总目录

心中的倩影

书前书后

一年谈话今宵多

辽海春深

龙墩上的悖论

我见文学多妩媚

求其友声

素心幽寄

诗性智慧

文在兹

秋窗漫笔

域外文缘

春宽梦窄

艺文说荟

充闾文集：古文今赏(2册)

成功的失败者：少帅写真集

蘧庐吟草

面对历史的苍茫

诗话人生

逍遥游：庄子传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中的倩影 / 王充闾著.—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16.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4144-4

Ⅰ.　①心…　Ⅱ.　①王…　Ⅲ.　①抒情散文—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260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17.75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装帧设计：张　莹

责任校对：彭力胜

ISBN 978-7-5470-4144-4

定　　价：38.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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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回头几度风花

一

二

三

四

心中的倩影

两个爱情神话

收拾雄心归淡泊

一

二

三

三过门间老病死——疗疴琐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母亲的心思

一

二

三

鸬鹚的苦境

一

二

三

四

薏苡的悲喜剧

一

二

三

四

夜　话

寻　觅

一

二

三

感　念

包　袱

昙花，昙花

有信自远方来

人过中年

一

二

三

节假光阴诗卷里

我的四代书橱

我也会老吗？

买豆腐

岁短心长

一

二

三

一“网”情深

一

二

三

温馨雅致过新年

一

二

三

四

化烦恼为菩提

续　篇

细雨梦回

追　求

酒令丛谈

太白误我

戏鉴人生

安步当车

益者三友

饮茶，圆桌旁

银幕情深

始信文缘是苦缘

饮酒的四种境界

病床也是大学校

散步的历程

生命还乡的欣慰

十载相交如水淡

华发回头认本根

因蜜寻花

遗爱长存

人天永绝　长歌当哭——沈延毅先生十年祭

营川双璧

一

二

三

四

吴门隽雅

留下一片绿荫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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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几度风花

一

这是一个落红成阵的傍晚。

一丛丛金英翠萼的迎春花，正开得满眼鹅黄，装点出枝枝新巧，小桃红也忙不迭地吐出了相思豆一般的颗颗苞蕾；而堤畔的杏林花事已经过了芳时，绯桃也片片花飞，在淡淡的轻风中，划出美丽的弧线，飘飞在行人的眼前，漫洒在绿幽幽的草坪上，坠落到清波荡漾的河渠里。

面对着这种残红万点的景色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到姨母家去，时光不比现在晚多少，我却已经换了单衫了，是月白色的土布做的。路过一处桃园时，空中没有一丝风，缤纷的花瓣飘落在布衫上，一片叠着一片，乍一看，像是绣上去的细碎的花朵。妈妈在前面几次三番催我快走。我说，走不得，往外一走，我的绣花衫就又变成白布了。最后，索性站在桃林深处，一动不动，享受着大自然的美的赐予。

可是，等我们几天后回家，再度经过这里，已经是繁英落尽，绿叶蒙茸了。果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当时，暗诵着王安石的“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荫”的诗句，觉得大野芳菲如此幻化无穷，确是满新鲜的，一时竟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当时实在不能理解，那些文人骚客对着绿暗红稀，居然愁绪茫茫，究竟所为何来。

还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已经开始体悟到中年情味了，其时被抽调到偏远的山区去参加“改造落后队”的实践，当然，落脚点还是要改造我们这些“臭老九”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时间是一年，种地之前农闲时期进村，到次年的大忙季节返回。

任是再困难、再“落后”的荒村僻野，春风也照样吹开了冻土，我们便挥起镐头，刨那些秸秆割掉后留下的茬子，或者一担担地往地里挑粪，晚上还要顶着星星月亮，开那滚滚滔滔、无休无尽的会。一天过后，累得连炕都爬不上去。尽管这里水媚山娇，风情万种，人们却没有半点儿赏花玩景的心思，每天连脑袋都懒得抬一下。

可是，突然有那么一天，早晨出工时，我不经意地发现路旁的杏花残瓣正在随风飘落，不禁心神为之一振。这倒不是由于清景撩人，逗发了什么诗兴；只是想到杏花落了，表明春天已经来过多时，眼看就要开犁种地了，我们也即将脱离改造身心的环境，告别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了。

二

有人说，花朵是沟通大自然与人的心灵的一种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借助花朵的昭示，人们能够体察到天地造化中的灵性，感知自己灵海的波澜、心旌的摇荡。也许果真是这样，但我自己的体会不深。只觉得年华老大之后，面对着残红委地、落英缤纷的衰凉景色，总有些“春归如过翼”、“流年暗中偷换”的丝丝怅惋。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感受力的敏锐与表现力的高超。她在一首调寄《清平乐》的词里，通过她在梅花面前的表现，刻画出自己青少年、中年、晚年心态的变化：

“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此时她在汴京，正处于待字闺中的花季，每当雪飘飞絮、梅吐清芬之时，她总要满含着盈盈笑意，如醉如痴地把那独占春先的梅朵插在青丝秀发上。一个“醉”字，就把小儿女春闺嬉戏的情景刻画得活灵活现。

待到哀乐杂陈的中年时节，她这个情感极为丰富的才女，更由于被丈夫疏远而无亲生子嗣，变得郁郁寡欢，了无意绪了，“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一边揉搓着寒梅的花朵，一边想着心事，不觉清泪沾裳。

下片写她在汴京沦陷、丈夫病逝之后的晚年心境：“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在这里，人与花的命运是相互照应的，花犹如此，人何以堪！“看取晚来风势”，也正是词人审视自己晚年颠沛流离的处境和国亡家破的形势。

无独有偶，异曲同工。大约过了七十年，南宋另一位著名词人蒋捷写了一首《虞美人》词。说不清楚是妙手偶得，不谋而合，还是吸收、借鉴，探骊得珠，达到同鸣共振，反正除了他是以听雨为线索，与李清照以梅花为线索略有差异外，在整个谋篇布局、意蕴提摄方面如出一辙，甚至句式、段落也完全一致，都是上片写青壮年，下片写晚年，各为四句。他们都是以高度简洁、概括的手法，通过一种眼前的意象，刻画出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随着时空变换而呈现出的三个阶段、三种心态：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绣帏低掩，烛影摇红，绮罗芗泽，写尽了少年时代恣情游冶，逐笑追欢，无忧无虑的放浪生活。迨至壮年，就在客舟中听雨了，“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笔端极度渲染了西风雁唳之中，风雨兼程、漂游江海的悲凉心境。与少年时代昏卧温柔乡中、红罗帐里，恰成鲜明的对比。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老去情怀本多孤寂，又兼息影僧庐，羁人偏逢夜雨，自然是备感凄清、愁苦。“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人生悲喜无常，离合难定，哪里有心绪去听那淅淅沥沥，通宵不止，仿佛点点滴滴都敲在心上的雨声，索性由它去罢。

道是无情还有情。说是不听，实际上心思并没有真正放下，甚至是牵肠挂肚，彻夜不眠。若不然，怎么会知道雨声“点滴到天明”呢？象征性地描绘出了国事蜩螗，生涯愁苦，萦萦难以去怀的故园心眼。语似解脱，实际上却是沉痛至极。

三

同是落英缤纷的春晚，同是漫步在“桃花乱落如红雨”的芳林里，一样的飞花片片，此刻，我的心境却与少年时节迥然不同。仿佛行进在霏霏细雨之中，耳畔听得见那似近似远，疑幻疑真的时间的淅沥，像是丝丝缕缕、点点滴滴都飘落在寂寥的心版上，切实地体验到一种流光似水、逝者如斯的感觉。我相信了，细雨真的是一种撩拨思绪的弦索，雨丝织出来的“情绣”常常是对于往昔的追思。何况，而今人过中年，正处在对于“韶华不再”最为敏感的年纪。

一般地说，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人们心目中的宇宙似乎在不断地向外扩张开去，而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人生的风景却在这种扩张中相对地缩微、收敛。从前曾经喧啸灵海的汐潮，在时序的迁流中，已如浅水浮花，波澜不兴了；许多生活的图像，或则了无踪影，或则漫漶模糊，在心灵的长期浸染下，它的釉彩也会变得斑驳不清，成为一种前尘梦影，旧时月色。

岁月无情，它每时每刻都在销蚀着生命；自然，它也必不可免地要接受记忆力的对抗，——往事总要竭力挣脱流光的裹挟，让自己沉淀下来，留存些许痕迹，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重现婆娑的光影。而所谓解读生命真实，描绘人生风景，也就是要捕捉这些光影，设法将淹没于岁月烟尘中的般般情事勾勒下来。

回忆是缠绵在中老年人身上的一种痼疾，说得好听一点，它是这个人群特有的专利。它常常是重新感受年轻，追忆逝水年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灵履约，是对于昔日芳华的斜阳系缆，对于遥远的童心的痴情呼唤，当然，也是对于眼前的衰颓老病所造成的心灵创伤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调适与抚慰。

普通的人们毕竟还都天机太浅，既不具备佛禅的顿悟，也没有道家坐忘的功夫，总是像《世说新语》中说的“未免有情”。因此，在回首前尘，也就是重新展现飞逝的生命的过程中，在感受几丝甜美，几许温馨的同时，难免会带上一些淡淡的留连，悠悠的怅惋；而且，由于想象中的完美和过于热切的期待终竟代替不了实际上的近乎无情的变换，所以，回忆常常带有感伤的味道，“于我心有戚戚焉”。

当然，回忆终竟是有价值，有必要的。心灵慰藉之外，回忆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们可以通过平静而真切地回忆，去解读那多彩多姿的生命流程，揭示已不复存在的事物本相，汲取宝贵的人生经验。如果再进一步，能够把它写在纸上，形诸文字，那就无异于重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真实，描绘出种种生灭流转的人生风景，这对他人、对来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四

不过，事情常常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早在一千一百多年前，玉谿生就在《锦瑟》诗中慨乎言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就已惘然，何谈事后追忆！况且，追忆终竟属于想象的领域，它是在时空变换条件下的一种新的综合，新的加工。许多飘逝了的过眼云烟，通过回忆，获得一种以新的形态再次亮相的机缘，包括有些当时并不具备，而是由追忆者赋予它的新的意蕴，新的感受。

不要说凡是追忆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夹杂着本人对于过往情事的重新诠释；即使是当时，由于各个当事人诸多方面的差别，也往往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记其所见，而略其所未见。即如朱自清与俞平伯两位文学大师，原是同时同地，同在桨声灯影里畅游秦淮河，可是，他们所感知、所记述的，却是或抒诗怀，或重“主心主物的哲思”，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无论回忆也好，捕捉光影、勾勒情怀也好，充其量只是粗略的素描，或者带有主观色彩的感悟，而绝非摄影机下原原本本的照相，更不可能是那种记录三维空间整体信息的全息影片。

当然，就算是原原本本的摄像或者全息影片，又怎么样？年光已经飞鸟般地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由后人去指认，评说。有人说得更为形象：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经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

（2000年）

心中的倩影

到了南京，第一个念头便是去寻访秦淮河。

《桃花扇》、《板桥杂记》、《儒林外史》等许多古籍对秦淮河的描写，确实给我留下了特深的印象。

桃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

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

这是明清之际的秦淮春景；“秦淮灯火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旁，雕栏画槛，绮窗绣幛，十里珠帘”，“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这是十里秦淮的繁华胜概。

如果说，清代文人孔尚任、余澹心、吴敬梓笔下的秦淮是靓娘的浓抹；那么，朱自清先生眼中的“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河水碧阴阴的，如茵陈酒，厚而不腻，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蓝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便是西子的淡妆，更是别具一番风情。

由于古文化的熏陶、积淀，秦淮河早已活在一代代人的心里，每个人的脑海中都闪现着它的玫瑰色的丽影。而在我的心目中，它是一首璀璨的诗，一幅绮丽的画，一片如烟如梦的旧时月色。

可是没料到，当听说我要去寻访秦淮河时，市文联的同志却苦笑着摇头。他们告诉我，早在清末民初，秦淮一带便已萧条破败了，河道淤塞，河床狭窄，河水混浊。实际上，朱自清先生看到的秦淮河已非旧貌，只不过在朦胧的月色、眩晕的灯光下看不分明而已；或许诗人已经分明看出它的陋貌衰颜，但不肯去揭那玄色的面纱，做大煞风景的文字，也未可知。总之，今日的秦淮河再也找不出多少诗情画意，那个白舫青帘、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已经像梦一样地消逝了。

看到我充满失望的神色，朋友们半是劝慰半是憧憬地述说：南京市政府已经把彻底整治秦淮河列为市政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将采取一系列人工措施，清除污泥，运走垃圾，沿河恢复一些有特色的古建筑，建成富有特色的秦淮河风景带，涤除它的斑斑锈迹，恢复其天然姿色。

我终于打了退堂鼓，决定在秦淮河恢复秀丽的姿容之前暂不去探访，尽管为它魂牵梦绕了几十年，尽管重来南京不知何日。我不想让那如诗如画如烟如梦的旧时月色倏忽消失，我愿在记忆中永存它的倩影。

回来后，我把这些想法讲给几位朋友听，多数人都不以为然。有的说我“痴情可哂”，有的笑我“书生气十足”，“理想主义”，我却至今不悔。特别是读到文洁若的散文《梦之谷中的奇遇》，对作家萧乾的举措，更是赞其通脱，引为同调。

1928年，十八岁的萧乾在汕头角石中学任教时，结识一位名叫萧曙雯的女学生。二人心心相印，灵犀互通，诚挚地爱恋着。不料，校长从中插足，声言如果曙雯拒婚，就要对萧乾狠下毒手。姑娘断然斥绝了这个恶棍，同时劝说萧乾赶紧离开，以免遭到暗算。本来，她是准备同萧乾一道乘船逃离的；可是，当发现码头上有歹徒持枪环伺，她只好改变主意，悄悄地溜回。她知道，若是萧乾只身出逃，他们会高兴地放他走开；如果二人同行，萧乾就会死在这伙恶棍手中。

尘海翻腾日月长，一别音容两渺茫。这对情人南北分飞，无缘重见，各自在布满荆棘的坎坷路上建立了家庭。八年后，作家萧乾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他是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够再见一面当年恋人——书中的女主人公盈姑娘啊！

六十年过去了，他终于有机会旧地重游，回到了汕头的“梦之谷”，并且，得知萧曙雯仍然健在。这对于千里离人来说，尽管不无苦涩，却也毕竟是一种抚慰。可是，经过一番斟酌，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这个此生难再的机缘。他不愿让记忆中的清亮如水的双眸，堆云耸黛的青丝，轻盈如燕、玉立亭亭的少女风姿，在一瞬间，被了无神采的干枯老眼、霜雪般的鬓华和伛偻着的龙钟身影抹掉，他要把那已经活在心目中六十年的美好影像永远保存下来。萧乾说：“这不光是考虑自己，也是为了让曙雯记忆中的我永远是个天真活泼的小伙子，所以，还是不见为好。”

留恋少时的风华，珍视美好的印象，是无分境遇，人同此心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感情会日益浓重。世间许多宝贵的事物，拥有它的时候常常并不知道珍惜，甚至忽视它的存在；而一旦失去了它，到了“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时候，才会真正认识它的价值，懂得它的可贵。韶华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人生是不可逆的，“长江一去无回浪”，古今中外永远不会有时间的收藏家。我们仿佛看到雪莱的诗剧《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的时间的精灵——神色仓皇的御者，正赶着一匹匹胁生彩翼的飞马，拖着一辆辆雕花镂彩的神车，踏着香风彩云向前飞奔。自从远古以来，无数智者就从哲学、科学的角度，努力探求无限的时空，最后，总是在奔流不息的时间长河面前惊愕不已；诗人则力图通过无穷的想象力和有限的艺术形象，去追求和把握浩渺的时空，在想象中让时间冻结、压延、超越和倒流，但是，结果只是一连串的浩叹：

恨无壮士挽斗柄，坐令东指催年华。

今朝零落已可惜，明日重寻更无迹。

那年春天，一位著名表演艺术家应邀来营口市讲学。闲谈中，已经离休的市文化局局长，提到六十年代初期这位艺术家首次来营口访问演出时的情景。“您那时真是风华正茂，光彩照人，我手里还保存着当时我们的合影呢！”老局长说着，把一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递过去。这位表演艺术家眼睛刷地一亮，说：“太宝贵了，赠给我吧。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所有留影，全都在这场浩劫中损失了。”她坐在镜子前面，静默良久，看着三十多年前流溢着青春气息的秀影，充满了对昔日风华和峥嵘岁月的忆念。

我即兴题赠一首七绝：

卅年回首感千重，妙艺人人赞化工。

且莫伤怀悲老大，青春犹在画图中。

她看了苦笑着，说：“您这诗看似慰语，实际上正是憾词。”

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也还有红颜长驻的情况。记得台湾作家林清玄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同登喜马拉雅山，不幸遇上了雪崩。男青年被雪堆埋得不见踪影，女的却活着逃了出来。她无限地怀念着情人，年年此日，都要去当日的出事地点，寻找恋人的踪迹，终于在第二十个年头，在雪堆的一角，找到了情人的尸体，仍是当年那样年轻、俊俏，朱颜秀发；而自己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韵，垂垂老矣。这虽然也是一种驻颜之术，无奈说来实在是太惨苦了。

人们也许会问：那位女士苦苦奔波二十年，她究竟要寻觅什么？只是为了要见上一面情人的年轻、俊秀的倩影吗？——这在她的记忆之窗上，本是永远抹不掉的，而且，会久而弥新。那么，除此之外，又是要追求什么呢？或许是要重温昔日的恋情，寻觅那一经失去便再也不会重现的、无比珍贵的纯真诚挚的情愫。

由此可以联想到，留给亲人、朋友一个美好的形象固然重要，但是，它所附丽的却是珍贵百倍的真情诚意。如果有朝一日，那位女士发现日夜思念的意中人竟是一个骗子，那么，再美好的形象也会随之而化为丑…陋了。

（1988年）

两个爱情神话

夏历七月初七又到了。

小时候，每到这一天，老祖母都要拄着拐杖到外面仰望云空，察看喜鹊、燕子的踪迹。当上上下下确实见不到它们的影子时，便喃喃地自言自语：“去了，都去了！”如果谁若是问上一句：“去哪里啦？”她会惊讶地看上你半晌，意思是：连给牛郎织女银河会架桥的事都不知道，也太不懂事了。

这一天，最好是阴雨天，因为这证明了牛女双星已经在鹊桥上洒泪相见。于是，老祖母和母亲也都出现黯然神伤的样子。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牛郎织女的传说，大概是最牵动人心，最具有群众性的了。据我所知，汉族祖先构思的星象神话流传下来的很少，这是其中之一，所以，弥足珍贵。

正是由于老祖母的启蒙，后来，入私塾读到《诗经·大东》篇中“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的时候，感到分外亲切，对这位独处天庭的女郎因终日相思而无心织布的情怀，似乎也理解了许多；特别是当吟诵《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时，还曾洒下过一掬同情之泪：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后来，读书渐多，发现有的诗人力辟牛女传说之妄。比如，杜甫就曾写过：

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

万古久相望，七夕谁见同？

神光意难候，此事终朦胧。

飒然精灵合，何必秋遂逢！

诗意是说，从古以来，人们只见到牛女双星各据银河一畔，有谁见到他们曾经聚合到一起？就算是架桥相会的说法能够存在，作为天上的星宿，神通无限广大，精灵飒然即合，又何必偏偏等到七夕才能相见！诘问得可说是凿凿有据，蛮有道理。只是，由于美丽的传说已经先入为主，就人们的意愿来讲，还是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这样一来，倒觉得这位杜陵叟有些“刻舟求剑”，大煞风景了。

事实上，中国历代诗人、词客总是出自美好的愿望，驰骋其丰富的想象力，为牛女双星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诗章。有祝愿他们长相聚、不分离的：“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柳永《二郎神》词）“唯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高则诚《琵琶记》句）也有为他们鸣不平的，欧阳修在《渔家傲》词中说：“一别终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认为牛女终年长别，只有七夕才能会面，而且良宵苦短，应该让他们尽兴欢娱，而不要银箭频催，过早地惊破他们的甜梦。

当一切美好的祝愿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归于破灭，“乍见还别”的处境无法改变的时候，诗人们又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抒写情怀，歌颂他们的爱情忠贞不渝，万古长新，不像人世间爱海波澜，翻云覆雨。苏轼在《菩萨蛮》一词中这样写道：“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这真是绝妙的立意，而且，未曾经人道语。诗人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富有哲理性的课题：怎样看待爱情与幸福？什么样的爱情才算幸福？

在这方面，写得最出色的，要算“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的那首《鹊桥仙》词了：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词人从七夕仰望星空的角度，次第地写出了所见、所感。全词可分四层理解。第一层，写词人眼中的七夕银河畔的美丽：纤薄、绵邈的秋云在不断地变换着繁巧的花样；牛女双星不停地闪烁，似乎四目含情，蕴蓄着无限的离愁别恨。看，他们渐渐地踏上鹊桥，渡过银河，开始一年一度的会合了。

第二层，即景抒情，歌颂他们爱情的坚贞不渝。“金风玉露”点出相会的季节；“便胜却人间无数”，寄寓了关于爱情与幸福的深刻哲理，体现了少与多、暂与久的辩证关系。“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卓文君《白头吟》）；“玉颜盛有时，秀色随年衰，常恐新间旧，变故兴细微”（傅玄《明月篇》）。这类诗歌在古诗中屡见不鲜，反映出人世间无数薄情郎爱情不专，反复多变，色衰爱弛，见异思迁的实际情况。对比之下，牛女双星虽然一别经年，离多会少，但爱情专一，坚贞不渝，万古长新，永恒不变，确实是令人艳羡不已的。早在唐代，就曾有人吟咏：

乌鹊桥头双扇开，年年一度过河来。

莫嫌天上稀相见，犹胜人间去不回。

第三层，词人想象双星鹊桥相会的情态。他们满怀深情，无限依恋，情切切，意绵绵，倾诉着长别的衷曲，相互间都不忍心看那只身归去的离别之路。一幅“儿女恋情图”跃然纸上。

最后一层，补足第二层的哲理思考，并以此相互劝慰，也表达了作者对爱情与幸福的结论性意见：理想的伴侣应是两情久长，坚如金石，而不在乎朝夕厮守的枕席之爱。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与冈察罗娃，法国著名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与亚尔玛特，都曾是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的爱侣，充满了甜情蜜意，有时竟达到狂热的程度。然而，曾几何时，由于相互间在志趣、追求、道德修养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导致忌恨、猜疑，同床异梦，造成终生的痛苦，甚至葬送掉宝贵的生命。可见，“朝朝暮暮”厮守不离，并不即等于爱情的幸福。

当然，爱情幸福中应该包含长相聚、不分离的内容。古往今来，人们也一向把这作为爱情追求的良好愿望。《长恨歌》中就做过这样的倾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过，这在实际生活中是难以实现的。“多情自古伤离别”，这在任何时代都难以避免。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千秋隽句，恰好给人世间饱谙离别之苦的夫妻、情侣，带来了无边的慰藉和有力的支持。

除了牛郎织女“天河配”，在我国古代汉族的爱情神话中，还有巫山神女的故事也久为人们传诵。它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宋玉的《高唐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对于出自古代文人笔下的这个“巫山云雨”的故事，唐代以来，许多诗人都曾提出过质疑。像刘禹锡在《巫山神女庙》诗中就直接地进行诘问：

巫峰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号女郎。

……

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襄王？

也有对楚襄王加以讥讽的，李商隐在《过楚王宫》一诗中写道：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

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

诗中说，地位卑微的下民都懂得留恋人间的男欢女爱，只有愚不可及的楚襄王，才迷恋梦境里的虚无缥缈的神女。王安石更喜欢作翻案文字，他在《巫峡》诗中指出：

神女音容讵可求？青山回抱楚宫楼。

朝朝暮暮空云雨，不尽襄王万古愁。

“空云雨”、“万古愁”，这里讲得更直截了当了。

如果说，牛郎织女的神话揭示了爱情与幸福的“久与暂”的辩证关系；那么，巫山神女的传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爱情的“虚与实”问题。

在男女恋情问题上，西方有所谓“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了美的本质以后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理念之爱。这种爱情排斥一切肉体上的欲望，恋人只停留在纯粹的精神世界之中，在纯精神享受的云空中畅游，嘴唇永久不能接触，双臂只能拥抱理想的空间云雾。这种“精神恋爱说”虽然有别于通俗禁欲主义，而且，具有反对庸俗爱情的意义，但因是一种有节制的带有绅士气味的苦行主义，所以，本质上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体系的一部分。

与这种超脱尘世的幻想相区别，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学者所持的则是现实主义的恋爱观。十九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说得十分直白：男人不可能娶米洛的维纳斯雕像为妻，女人也不会嫁给普拉克希特利的赫尔麦斯雕像。人应该从幻想回到现实中来，把注意力转向现实世界。中国南宋女诗人朱淑真和晚清学者黄遵宪也都在爱情方面发出过现实主义的呼喊：“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人人要结后生缘，侬只今生结目前”。当代年轻女诗人舒婷对流传了几千年的神女峰的虚无缥缈的爱情神话，写下了与传统决裂的热情、勇敢的诗章：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另一位诗人则借此题目，提出了幸福、实在的爱情要靠自己去争取的见解：

情也绵绵，恨也绵绵，

爱化作了一块冰冷的石头，

我们读了百年、千年。

幸福怎能靠默默地坐等？

不如去学精卫吧，

用行动表达你的信念！

这里鲜明地体现了两种爱的追求。

我们说，爱情不是来去无踪的神秘天使，也不是随手可拾的寻常草棍，而是发生于两性之间的符合人伦道德的爱慕之情。它是感情与理性、自发与自觉、本能冲动与道德文明、直观与愿望、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

爱情永远是动人的回忆和美好的期待。

（1988年）

收拾雄心归淡泊

一

莎士比亚在喜剧《皆大欢喜》中，借杰奎斯之口说，世界是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一个人在一生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可以分为七个时期：最初是在保姆怀中啼哭、呕吐的婴儿，然后是满脸红光、背着书包、很不情愿地走进课堂的学童，然后是“像炉灶一样叹着气”、咏着恋歌的情人，然后是爱惜名誉、好勇斗狠的军人，第五个时期变为满嘴都是格言和老生常谈的法官，第六个时期成了鼻子上架着眼镜、腰边悬着钱袋、形体精瘦的龙钟老叟，最后一场是孩提时代的再现，全然的遗忘，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一切。把整个人生描绘得形象、深刻，惟妙惟肖，十分耐人寻味。

但我觉得，如果从中国的文化传统背景出发，按照习惯说法，把人生的童年、青年、中年、老年四个阶段分别比喻为一年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倒是很贴切的。

阳春烟景，万物昭苏，充满了生机，饱绽着活力，颇像一个人的少年时代。但初春发育的幼芽，毕竟未曾饱经风雨，没有受过磨折，还不免有些娇嫩、稚拙。待到炎阳播火的夏日，滚滚鸣雷赶着一阵阵的疾雨，“绿遍郊原白满川”，正是谷物茁壮成长的时节，有如人生处于青壮之年。大时代的弓弦呼唤着年轻的臂力，风帆鼓满，豪气冲天。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人到中年正是如此。经验丰富，阅历深广，情怀由浪漫、激烈而至于深沉、阔大，处世由粗犷、焦灼变为成熟、稳健，像封存日久的佳酿、品味甘醇的水果一般。如果说，青年生活于未来，老年生活于过去，那么，中年则生活于现在，更加注重实际了。

在人的一生中，老年虽为收敛时期，是生命的黄昏，却也意义充盈，丰富多彩，像一年四季中的冬天一样。冬天是透明的，蓝天澄明高爽，白云浅淡悠闲，“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线月分明”。冬天可以使人透视宇宙万般，冬天使人清醒。由于它接受了春的绚烂、夏的蓬勃、秋的成熟，因此，冬天也是充实的。

与此相似，作为命运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老年包容了生命之旅中的欢欣和烦恼、期待与失望、颂赞与非议、慰藉和苍凉，领悟着哲学意义上的宁静与超然，称得上是人生的冠冕。在七色斑斓的黄昏丽色中，继续演奏着生命真实的凯歌。最后，生命火花闪灭，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一切都返回大地母亲的怀抱，消融于苍茫无尽之中。

在一年四季中，我最喜爱的是明艳的秋天。我爱它的丰盛、充实、成熟、圆满。林园漫步，处处光华耀眼，硕果盈枝，或丹红，或金黄，或绛紫，沐浴着艳美的秋阳，清香四溢，供人们恣意赏玩，尽情撷采。我爱秋天的清凉明澈，深沉淡泊，这远远胜过春天的喧嚣、浮躁，夏日的热烈、张狂。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寓有深刻哲理的《秋词》：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他说，面对苍凉萧瑟的秋光，人们会觉得思想沉静，心境澄明，清爽入骨，精神振奋，而那千娇百媚、浓艳繁华的春色，却会挑动人沉酣迷乱，浮躁轻狂。秋天由炎炎夏日的繁华、激越转入宁静、安详，使人思想深邃，头脑清醒，有助于沉静地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每当我面对白云、黄叶、雁阵、澄潭的无边秋色时，都联想到，人过中年也应该像秋天那样，“收拾雄心归淡泊”，“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二

淡泊，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审美文化。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大体上涵盖了平淡、冲淡、素淡和散淡等多方面的意蕴，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襟怀与外在的风貌，但集中地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精神涵养。

“少年心事当拏云”。人在年轻时节，雄心勃勃，豪情四溢，充满了奇思、狂想，敢于藐视权威，勇于冲锋冒险，不主故常，不怕失败；在青年心目中，无事不可为，无事不能为。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当然，有时也会闯出一点“乱子”，撞下几处伤疤；由于虚荣心作怪，或者经验不足，有的也难免逞强、使气，显示、卖弄。

“春行秋令”，要求青年人都像老年人那样宁静与淡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应该的。及至他们饱经世事的磨炼，“阅尽人间春色”，历遍世路艰辛，“淡装平步入中年”，那时，便会显得成熟与历练，不再担心失去或者错过什么，也不肯茫然地赶冲某种喧腾的热浪，便会觉得天高地阔，极目悠然。

这种宁静与淡泊，会使人们显示智慧的灵光、超拔的感悟，以“过来人”的清醒与冷静，对客观事物作静观默察，持超拔心态。平淡不是消沉，乃是修养已深，思想和见解均已成熟，返于纯粹自然，而无丝毫做作。因为是自然的表现，不能包装，也无法模拟。

如果拿文学来比拟，这种人生境界，有如陶渊明的诗文，看起来平淡质朴，却是无从学起；李太白、苏东坡的作品也是这样，纯粹自然，近于天籁，后人也有刻意模仿的，但总是学不到家。平淡是诗文中的一种很高的境界，苏东坡就有“寄至味于淡泊”的说法。

平淡不是气象萧索，不是淡而无味。苏东坡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看来，平淡正是臻于成熟的表现。诗文如此，人生何独不然。

正是由于淡泊是一种人生境界，在人的心理素质上，首先要求能够看得开和放得下。看得开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于名利、权势等身外之物不可看得过重。庄子讲过，外物偶然到来，只是寄存于此，寄存的东西，来时不能阻挡，去时不能挽留。有些人在对身外之物的追逐中常常迷失了自我，这实在是一种缺憾。

而且，“万物都有待尽之日，岂有吾人可得长生不死之理。”（朱熹语）只要看开了“生命无常”这个自然法则，懂得一身是随着“大化”而存灭的，能在精神上超越死生的拘牵，那样，自然也就会放得下对于世间利害、得失和人事升沉、荣辱的执着，养成悠然的心境、达观的意识了。

曹聚仁先生在《浮过了生命海》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他的臣下编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书编成了，是一部六千卷的煌煌巨著，可是国王已到了中年，由于国事忙碌，抽不出时间来看。于是，他要臣下把书缩短一些；及至缩编成功，国王已经年老了，连那缩本的世界史也没精力看了，他便要臣下把它再缩短一些。直到他垂死时，终于没有读成那部世界史，深以为憾。这时，一位年老的史学家赶到病床前，把这部长达六千卷的世界史缩减成一句很短的话，说给国王听：“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

人类的历史画卷卷帙浩繁，纷纭万端，然而要以最简洁的话来概括，确也不过如此。

淡泊萧然的暮年心性是精神层面上的。本来，溪水无心地流淌着，不涉人情，无关世事，可是，原本积极入世的孔老夫子溪旁闲步，看在眼里，却蓦然兴起岁月迁流、“逝者如斯”的慨叹。秋风潇飒，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草木无情，有时飘零，而“方夜读书”的欧阳子，却为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凄然愀然。

在寒暑迭更、四季分明的北方住久了的人，乍到终年皆夏的南方往往不太习惯。我曾到过南亚一些国家，尽管那里不乏绿草红花、明楼翠阁的人间佳景，尤其是净洁如洗的澄空、葱茏蓊郁的雨林、通体透明的碧海，令人叹为观止；但是，由于一年四季都是溽暑炎蒸，节候的概念十分模糊，觉察不到一年四季的变化，置身其间，总有一种景物单调、时间凝滞、生活混沌的感觉。

人生犹如登山。年轻时节体力充盈，心高气盛，又满怀着好奇心，不知艰难险阻为何物，谈笑风生，奔突跳跃，攀上了一个又一个制高点。最后立足顶巅，凭栏四望，但见江天寥廓，大野苍茫，不禁快然自足，心神为之一爽。但是，“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特别是望中并没有想象中的奇观胜景，也解释不清楚攀登中那样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心理基因，于是兴奋中又夹杂着几丝迷惘。

这种心态颇似中年过后情景。下山时的步履总是平缓、悠闲的，时时以一种“过来人”的淡泊情怀，扫视着那些也是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登山热客，对他们的磅礴气概和热切心情，似乎领略了一些却又并不真正…理解。

三

“暮年心事一枝筇”。在古人眼里，一根朝夕相伴的竹杖能够最鲜明地参透与映衬那老去的情怀。因此，又可以说，淡泊无求的心性也植根于生理的实际。此无他，存在决定意识也。

“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在这里，疲惫的双腿向稼轩先生提示着老之已至。而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则使随园老人深谙衰年的苦楚：“老去神昏夜不眠，更筹数尽五更天。”由少壮而老迈，由劲健而衰颓，“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陈代谢，生老病死，这原是铁一般的自然规律。

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朋友葛莱西安诺曾经发问：“谁在席终人散以后，还能保持初入座时那么强烈的食欲？哪一匹马在漫长的归途上能像起程时那么长驱疾驰？”这是不答而自明的。

而他的喟然叹惋，也是极富哲理性与真实感的：

一艘新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多么像一个矫健的少年，给那轻狂的风儿爱抚拥抱。可是等到它回来的时候，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船帆也变成了百结的破衲，它又多么像一个落魄的龙钟浪叟，被那轻狂的风儿肆意欺凌！

当然，对于这类一般性的自然规律，人们的认识、想法也并不一致。一首老年的述志诗，是这样写的：

路遥，正是测马力的时候。

自命老骥就不该伏枥。

问我的马力几何？

且附过耳来，

听我胸中的烈火，

听雪峰之下内燃着火山，

听低啸的内燃机运转不息！

看了着实令人五内升温，感发奋起。

是的，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人生，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让生命呈现出不同的相对长度。如何设法使生命永远成为一团烈火，一股清泉，燃烧着理想，流注着憧憬，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向着各种新的可能性敞开，永不封闭，永不凝滞，这确是一个富有意义而且引人深思的话题。

但是，生无所息，奋力拼搏，毕竟不能止于励志，而首先是一种实践，这就不能不受到体力与智力的制约。

古代的桓温看到他当年亲手种下的柳树，“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薛平贵“一马离了西凉界”，兴冲冲地回到阔别一十八载的武家坡，想不到发妻王三姐竟觌面不识，诧异地说：“儿夫那有五绺髯”？薛平贵及时地提醒她：你也是同样，“不是当年彩楼前”了。寒窑里找不到菱花镜，且到水缸上照容颜。不照还好，一照，王三姐哭了起来：“呀，老了！”

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寿登耄耋，也属常事。所以，对于身体状况，许多人常常自我感觉良好，我就总是不愿意承认老之已至。年少时觉得四五十岁就很老了，及至自己到了这个年龄，又觉得六七十岁才算老迈；而到了六十岁，又觉得自己头脑依旧清楚，腰腿还算灵快，离衰老尚有一段路程。

这种不断地把老年起点向后推移的心理现象，表明了老当益壮的勃然之气，有积极的一面；但终竟不那么切合实际。专从顺生养性角度来看，也值得深长思之。人的年龄大了，不要说经受不起持续、紧张的劳累，连剧烈的心理矛盾也担承不了。卸去沉重的工作担子，保持平和、恬淡的心境，实现一种良好生命状态的恒常化，无疑有利于强身祛病，益寿延年。

这和所谓“老有所为”，并不相悖。应该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老树十围，亭亭如车盖，浓荫匝地，是柔枝幼干所代替不了的，但是，开花吐蕊，却非千年古木的事。

人到晚年，远离了工作岗位，并不等于无所事事，只能隔着窗子闲看飘飞的雪花，或者拄着拐杖漫踏阶前的黄叶，需要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古人早就有“老马识途”、“乡有三老，万般皆好”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说法，表明了老年人无可代替的特殊作用。

而老有所为也应坚持量力行事。孔老夫子有一段关于“君子有三戒”的论述，末了说：“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意思是，人到年老了，气血已经衰弱，便要警戒自己，不要脱离实际，贪求无厌，莫知止足。

这里有一个分寸、尺度的问题，假如掌握失当，也会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因此，古人要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宿将还山不论兵”。非不负责，有所避忌也。

闲翻今人文集，见到这样一首七绝：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总是夕阳无限好，管它近不近黄昏！

作者翻用了唐人杜甫和李商隐的两首名诗，既表述了中年过后的淡泊心性，又不现丝毫衰飒之气，可谓善作文章者。

（1998年）

三过门间老病死——疗疴琐忆

一

年轻时得过结核病，当时本已治愈，想不到四十年后在原发病灶上又出了大的变故，可怕的病魔竟然“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结果，肺部挨了一刀。这样一来，我便由“五花教主”变成“四叶亭侯”了。——这句轻飘飘的话，是现在想出来的，六年前的当时，绝没有这种心绪。看来，时间确乎是有效的销蚀剂，它不仅可以弥合伤痕，平复痛楚，而且，能够淡化感觉。

过去，喜欢征引钱锺书先生那句“雕疏亲故添情重”的名诗，实际上，不过是掩饰心性萧疏淡泊，不愿主动与亲朋往来的遁词。患病之后，才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情重”二字的实际分量。纯真、浓重的亲情、友情潮水一般从四方八面涌来，“忽剌剌”，一下子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那种紧张、焦灼的心情和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至今还让我感激无尽。

病痛，也显示了生命的真实。平时，身强体壮，除了近视，觉察不到四肢五官存在什么毛病，更不知病苦缠身为何物，可以说，几乎失去了生命存在的感觉。现在，倏忽之间，“返老还童”，变成了一个躺在襁褓之中处处要人呵护的婴儿。鱼刺要人一根一根地摘出，米饭要人一口一口地喂下，转侧要人帮，下地要人扶。护士每隔两个小时要量一次体温，测一次血压，摸一次脉搏，还要详细记载饮食、起居状况，以及便溺的时间、次数、颜色。令人想起古代宫廷的“起居注”，于是，一眨眼的工夫，又变成了皇帝。

几天过去，渐渐能下地走路了，护士又严厉警告：动作不能像从前那样速度很快、幅度过大。过去吃饭如风卷残云，蚕食桑叶，“刷刷刷”，五分钟不到，整碗饭就进肚儿了。现在，受到了严格限制，必须缓进嚼烂。但是，只要医护人员不在场，依然是我行我素。此无他，积习使然也。

然而，最大的约束还是不准读书。理由是看书损耗精力，不利静养。因此，只要发现我在翻书，轻则警告，重则收检，直至把我床头所有的书籍全部缴械，令我叫苦不迭。从识字起，就书伴人生，虽然没像古人说的那样，“饥以为食，寒以为衣，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一日废离，却是千真万确的。数十年来，我习惯于到书籍中去寻找自己生活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借书了解世道，由书走向人间，它既是镜子，又是窗子。它伴我行过悠悠岁月，给我带来乐趣，带来智慧。书之于我，堪称交游感遇中的心灵的守护神，不啻怡红公子的通灵宝玉，成了名副其实的命根子。

手头没书，颓然静卧，又睡不着，急得我抓耳挠腮，心神郁闷。实在挨不过去，就悄悄地把要看的书目写在一个小纸条上，塞进饭盒里去，趁护士不在，交给前来探望的亲友。这样，很快我就又有了新的给养。苏东坡、黄景仁的诗，鲁迅、梁遇春的散文，又都悄悄地跑来给我做伴了。趁医护人员不在，抓空拼命地读下去，如逛宝山，如饮甘泉，直累得两臂酸麻，全身疲累。

这里顺便说几句。现在人们喜欢谈论人生感悟、亲情、人性的话题，我以为，专就这点来说，黄景仁的《两当轩集》也是很值得一读的。它伴我度过了寂寞的疗疴岁月，我很喜欢那些真情灼灼的诗句：“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街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他的《别老母》诗：“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读了令人凄然涕下。

所以，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景仁莫属了。

按说，用脑过度、积劳成疾这个惨痛的教训，我早就该牢牢地记取了。可是，痴情眷恋，爱书成癖，已经到了执迷不悟、之死靡他的程度。元代诗人聂碧窗有两句诗：“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这是哀叹被掳少妇的。此刻，如果聂氏在侧，估计他也定会写出悲悯或者嘲讽书痴的诗句。

实际上，稍早一些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已经这样做了，只不过他写的是一首自嘲诗。题目比较长，把本事交代得很清楚：《淋疾复作，医云忌文字劳心，晓起自警》，原诗是：“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说是自警，实际上看不出来，倒像是自辩，结果只能是故我依然。

二

卧病中最大的痛苦，不是刀口疼，不是胃口不佳，也不是无聊、闷寂，而是失眠。有的人脑袋一贴上枕头就坠入黑甜乡中，心身都获得宁息，诸念全消，六根俱净。可惜，我没有这个福分。想望黑天，又怕到黑天。独卧床头，辗转反侧，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滔滔汩汩地涌来，正似清诗中写到的：“往事无根尽到心。”几多年的意海波澜蓦然泛起，眼前的忧虑，过去的纠葛，未来的筹谋，也都聚上心头。

我也曾遵照医生的指令，下狠心排除一切杂念，可就是办不到。在这万籁俱寂的秋宵，偏偏听觉又出奇地灵敏。隔壁的鼾鸣，阶前的叶落，墙外的轮蹄交响，甚至腕上石英表的轻轻的滑动，都来耳边、枕上，成了空谷足音。

此刻，我想到了宋代的陈抟老祖。这位华山道士，睡着了百日不醒，所谓“以一睡收天地之混沌，以一觉破今古之往来”。一天客人过访，正赶上他在睡觉，旁面有个异人，听其鼾息之声，以笔记之。客怪而问，其人曰：“此先生华胥调、混沌谱也。”看来，陈老先生不仅能睡，而且会睡，睡出了高度，睡出了水平。因此，宋人有诗云：“华山道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

有人说，一夜沉酣，那是前生修来的福。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美美地睡上四五个小时，就谢天谢地了。可是，就这一点点需求，也常常沦为奢望，万般无奈，只好请出安眠药来帮忙。而负责护理的小护士，一到夜静更深，就困得上下眼皮不住地打架，却又不敢伏几而卧，一怕失于监控，发生事故；二怕被值班的发现记过、罚款。这种反差，被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说个正着：“年少鸡鸣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鸡鸣。”一壁厢是有觉不准睡，一壁厢是想睡睡不着，世情之不公，有如此之甚乎？

小护士喜欢诗，要我讲些和诗有关的故事，以驱除睡魔，消解烦闷。我就说，二十年前，我在营口市工作，一个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医院。我把刚刚收到的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给他送了过去，并附了一首小诗：“日晒风吹历苦辛，清新浓缩见甘醇。区区薄礼无多重，入口常怀粒粒心。”然后，我就下乡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办公室，发现案头放着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寄来的，里面装着一个小纸包和一张信纸。说到这里，我卖了个“关子”，住口了，顾自在一旁悠闲地喝着开水。

小护士忙问：“纸里包着什么？”我说，你猜猜看。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其时正处于70年代初“文革”期间，于是，她就猜测肯定是粮票、饭票、布票之类的东西。全都错了。我告诉她，那里包的是七个蚊子和八个臭虫。信纸上写了一段话：小病幸已痊愈。佳诗美味，受用已足，无以为报，献上近日在病房中俘获的战利品，并戏题俚诗一首，借博一笑：

深宵斗室大鏖兵，坦克飞机夹馅攻。

苦战苦熬一整夜，虽然流血未牺牲。

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护士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睡意全无。

一天，护士长带队前来查房，量完血压、脉搏之后，她们央求我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就说，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安石，生性古怪，喜欢抬杠。这天，大文豪苏东坡拿过一方砚台请他过目，说是花了很多银子买到手的，言下流露出炫耀之意。王安石问这个砚台有什么特异之处，苏东坡说，呵上一口气就可以磨墨。王说：“这有什么出奇的？你就是呵出一担水来，又能值几文钱！怕是你一连呵上五十年，也挣不回本钱来。”苏东坡被噎得只有苦笑的份儿，心说：这个“拗相公”，真是拿他没办法。

王安石虽然执拗，但才气纵横，而且，观察事物非常细致。说到这里，我先问她们：“你们说，菊花枯萎了，花瓣是依然留在上面，还是纷纷飘落下来？”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花瓣不落”，并举出前面花畦中的实物为证。我说，王安石的诗句是：

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苏东坡的看法和各位是一样的，马上续诗加以批驳：

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

一般地说，菊花确实是这样，但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存在着特殊与例外。古代的诗人屈原早就吟过：“夕餐秋菊之落英。”后来，苏东坡在黄州，也亲眼看到了落瓣的残菊，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

接着我又讲，就是这个苏东坡，每到一处总喜欢作诗，像我喜欢看书一样，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可是，他竟忘记了身旁经常有人往上打“小报告”。结果，遭来了种种麻烦，惹下了无穷的后患，弄得颠沛流离，四处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与可苦苦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但他还是吟了。结果，七年后被人抓了辫子，说他那首咏桧柏的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诅咒皇帝的。幸亏皇帝宽宥他，方得免去一死，最后贬到了黄州。后来几经辗转，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很舒适，人也胖了，脸也泛出红光，便情不自禁地写诗抒怀，其中有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谁知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这里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为荒远的海南岛。

听到这里，小护士们齐声说，那些打“小报告”的人真可恨。我说，是呀！古往今来，这种人名声都不好，咱们可要以此为戒呀，以后我再看书，你们可不要向护士长“告密”了。大家哗地一声笑了起来，说：“我们上当了，原来，你绕着弯子来表示抗议。”

三

“一卧沧江惊岁晚”。转眼间，已经卧病两个多月，进入深秋了。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种环境，结束这种痛苦的羁留呢？我越是这么想，心情便越是变得烦躁不安。

手术后伊始，不间断地插管、换药、打针、拆线，体温升高盼着降下，胸部阵痛渴望平复，每天都处在紧张的企盼与热切的期待之中，腾不出心思来想其他事情。可是，待到病情日见好转，体质逐渐复原，却还未能返回工作岗位，整天僵卧床头，无所事事，就有些急不可耐了，正是：“心之忧矣，不可断绝。”

苏东坡说过，“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无奈闲则闲矣，心却安不下来。躺在病床上，心潮涌荡，百感中来，半个世纪的前尘往事，灵魂的拷打与拯救，个人的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望、欢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骄矜与愧悔、得意与失落，带着一种辽远的时空感，忽剌剌攒聚心头。

过往几十年间，朝朝暮暮，绷紧生命之弦，“拼命三郎”似的，奋斗、拼搏、磨炼、积累，对于自己，总觉得不满足，总认为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今，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致命的挫折、灭顶的风涛，面对着时时高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蓦然产生一种幻灭感，觉得一切希望与抱负都失去了可靠的依托，顿时由原来的壮怀激烈变成了意冷心灰。一时间，困惑、忧郁、浮躁、压抑、焦虑、恐惧、失望、悲伤，铺天盖地般涌来。

病后，最典型的一种情绪，是表现为怀疑某些规律、常识、公理的虚无主义。比如说，抽烟、喝酒容易致病，这被认为是常理。可是，我从来没有吸过烟，酒也是绝少沾唇的，怎么却得病了呢？相反地，许多终日嗜烟如命者，逢酒必喝、鲸吸豪饮者，却健壮如常。那么，上述说法是不是真的具有规律性呢？

再比如说，几十年来，我对于生命在于运动、步行有益健康的理论，信守不渝，日日坚持，从不间断，可是，结果又如何呢？还有，医学认为，锱铢必较，患得患失，情怀抑郁，于健康不利，而我是属于那种赋性淡泊、旷怀达观的人群，那为什么也会罹患致病呢？为什么？为什么？问号一个接着一个，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生活中偶然的东西一多，人们就容易陷入精神的误区，难免在科学与迷妄、必然与偶然、存在与虚无之间茫然却顾了。

当年，苏东坡离开杭州的时候，曾经发出过“别后西湖付与谁”的慨叹。我倒是没有这类牵挂，卧病期间，想得比较多的是，若是真的到了那个“没有明天的一天”，我那些盈箱累架的图书该如何处置呢？

半个世纪以来，节衣缩食，积铢累寸，穷搜尽索，远近营求，居然聚集了一两万册图书，使我坐拥书城，俨然一方寨主。朝夕晤对，时时都能忆起每册图书背后的无尽沧桑，想到购书当时发生的令人动心动容的故事，想到书本上渗透着的点点心血。事实上，书籍已经成了我的第二生命。一朝主人的生命消逝了，这些书岂不就成了可怜的流浪儿？

孔老夫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我倒觉得，人而无“执”，太也空虚了。爱书成癖，这就是一种“执”。本来，佛禅教给我们的是“无执”，那么，已经“有执”了，又怎么办呢？就要“破执”——只要想到旧梦如烟，人生无常，就应该“执”而能“舍”。然而，谈何容易。

从前，像良田美屋能够传承子孙一样，也有“诗书传家”的说法。可是，学问与癖好是不会遗传的。何况，在商品大潮和“关系学”行时的冲击下，还有哪个子弟痴憨如我辈者流，肯于孜孜苦读，埋首于黄卷青灯之下呢？水、火、蛀虫和刀兵，一向是书籍的四大厄运。

当时想，与其日后这些书籍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随风飘荡，或者被论斤出售，一批批地化作纸浆，或者散落街头，包装菜籽，真莫如遭遇一种厄运，索性让它一了百了。

伤哉，这作家的情怀，这学人的最后牵挂啊！

四

长夜无眠，我想得很多很多。本来，人的生命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而疾病又是伴随着生命而来的。正如白居易所言：“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获得生命之后，不能只知消费它，支配它，享用它，还须考虑怎样滋育它，调适它。应该想到，弄得不好就会得而复失，总有那么一天，会像江淹的五彩笔那样，被“造化小儿”索回。

特别是人到中年，生命活力逐渐衰减，人生旅程进入了事故多发期。古人有“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的说法，反映了新陈代谢、老病相关的客观规律。

可是，由于长期以来很少患病，甚至基本上不患感冒，就误以为自身体质绝佳，从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放弃了对疾病的应有的警觉。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

老舍先生说过一番哲理性很强的话：

楚霸王不害病则没得可说，一病便了不得。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微微暗些，然后再明起来，则暗得有趣；而明乃更明，且至明过了度，忽然烧断，如百度电灯泡然。这个，照直了说，便是小病的作用。

得过一场大病，懂得一些生活的辩证法，也增强了承受能力。就这个意义来说，病床也是大学校。记得一位作家说过，池水不惊、波澜不兴的小时代，人心觉悟的机会，似乎只在病床上。

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得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健康比什么都要紧。什么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权势，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很可能一转眼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苦抓苦曳，拼死拼活，究竟所为何来？

“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英国历史学家饶列如是说。

是呀，平时颐指气使，势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临死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一死，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除了嘴里含颗珠子，任何财富对于他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到了这个时节，人会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一些，会发现平日诸多可悲、可笑、可悯之处。

当然，这种“红尘觉悟”不见得多么牢靠，有时消失得很迅捷、很干净。人是一种善忘的动物，常常是一下了病床，恢复了健康，就把这些感悟忘得无影无踪了。

我素性喜静，不惯应酬，卧病之初，请求领导批准，以“病情危重，谢绝一切探视”为由，在楼下设置一个接待岗，负责收受慰问的函件和留言，四个月过去，居然积累了半尺多厚。财物一概拒收，——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堵塞了当时盛行的“以病敛财”的门径，因为各种馈遗往还都是私相授受的。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我的前任老部长，钓了一条大鲤鱼，亲自送了过来，委托食堂烹煎为我佐餐；另一次是收下了沈阳市同志送来的甲鱼汤。有时，远道赶来的一些作家、学者被准予入室探访，我们便海阔天空地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课题。

五

记得曾经谈到：从前，人们常用“贫病交攻”来概述一个人的穷愁潦倒，习惯于把贫和病联系在一起，这原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但有趣的是，见诸文字的，却只有汉代扬雄的《逐贫赋》、唐代韩愈的《送穷文》，而未见到有谁发出讨伐疾病的檄文。清代举人胡大川的《幻想诗》中倒是提到了：“但愿百年无病苦，不教一息有愁魔。”

有人说了，还是生活在古代好，那时疾病相对地少。疾病少，这无疑是先民的幸事；然而，许许多多在今天看来算不上什么的症候，在古代，却眼睁睁地看着它置人于死地而束手无策。《左传》记载，晋景公“病入膏肓”，疾不可为，意思是成了绝症。今天看来，所谓“膏”，系指心尖脂肪；而“肓”，按中医说法，在心脏与隔膜之间。病入此间，总不会是不治之症吧？现在，不仅许多病都能治愈，而且，有些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流行疫病，如鼠疫、脑膜炎、天花、霍乱等，已经被一一征服，而逐渐绝迹。

至于说古代疾病少，原因也许是那时大气、水文、土壤、食物污染少，生态环境平衡，各种噪音也不像今天这样严重，加上人们思想单纯，心无挂虑，所以发病率相对地低，人们对于疾病的威胁感受得不深。

不过，也有人问难：同在古代，为什么印度的和尚对病苦的反应那么强烈？这话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据说，释迦牟尼为太子时，曾经游城四门，一门见生苦，一门见老苦，一门见病苦，一门见死苦。佛家说的四苦或者八苦，都包括疾病这个内容。问难者的结论是，其间的差异要从儒、释两家的不同宗旨上找原因。围绕着这个问题，文友们各抒己见，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大有苏东坡说的“宾主谈锋敌两都”的气势。

实际上，不要说禅门衲子，就以常人而论，也不会有人否定生活中的“苦谛”。这表现在多方面。比如，占有欲就是一个“苦”源。世间能够到手的东西毕竟有限，而占有的欲望却会无限膨胀，以有限逐无限，必然经常陷入失望与苦恼之中。

有人举例说，沙特的小王子只有十四岁，每星期有六百万美元的零花钱，银行存款十六亿美元，拥有三架喷气式飞机，七辆豪华型轿车，号称世界上儿童中的首富。他完全不知辛苦、困穷为何物，但是，却经常陷于极度苦恼之中。他有着把一切攫为己有的强烈的占有欲。一次，随父王出访伦敦，在白金汉宫拜见了伊丽莎白女王。事后，居然提出要把白金汉宫买到手，当他知道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时，感到非常失望，痛苦万分。

看得出来，人生的苦楚，确实常常来源于贪心过重，索要的太多，来源于整天地攀比。而且，随着地位的改变、视界的扩展，人们的要求、欲望往往也会随之而扩展。希望越高，失望会越大，烦恼就越多。一次，“三八节”聚会，两位年轻女作家说起各自的凄苦来，竟然涕泗滂沱。若论她们的物质条件，村姑、农妇是无法比拟的；而她们所感受到的痛苦与烦恼，也是村姑、农妇所想象不到的。她们的苦楚主要在精神方面。“人生识字忧患始”，实在是见道之言。

当然，有人说了，我所想望的并不过分，但该有的却往往得不到，如健康、爱情、安宁、顺遂等，而不想有的却偏偏纷至沓来，如疾病、失恋、离别、挫折等。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包括圣人、皇帝在内都免除不了的。

就说疾病吧。作为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形式，现在简直到了无时无地都必须同它打交道的地步。疾病之于人类，这大概是永远也消除不了的挑战，只能听任它肆意吞蚀无量数的旷世奇才，制造数不清的人间悲剧。单说一个肺结核，单说被它扼杀的中外著名作家，就能列出黄景仁、契诃夫、济慈、高尔基、鲁迅、萧红等一大串名字。每当人们提到这些作品比岁月还多的哲人，都深深为之痛惋不已。萧红十年时间留下了百万字的作品；黄景仁作诗达两千首，而他们都才刚刚活过而立之年。设想，如果他们寿登耄耋，其成就为何如哉！而李贺、梁遇春比他们还小，在二十七岁的锦样年华就被病魔抓走了。

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正是疾病与伤残，诱逼一批天才人物同缪斯女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以对宇宙人生的超常感知与体悟，以一颗经过灾难磨砺的敏感的心灵，去感受命运的残酷、人生的无常、世路的艰辛、生命的飘忽、生活的沉重，认知与体验情绪变化的微妙、心灵世界的奇异。意蕴深邃的文学作品，总离不开对于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的关怀与叩问，而伤残病苦这些人间的不幸，往往能够给五味人生增添无限色彩与波澜。而这一切，往往是构成文艺作品的意蕴内核，也有助于作家艺术家体味精神劳动的甜美、奋斗的艰辛，迸发创造的活力。

我常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自己患有精神病，他对人类的深层的精神痛苦，就不会体会得那样准确、那样深刻，也就无法在《白痴》和《罪与罚》中描绘得那样淋漓尽致。正是癫痫病，使他以正常人的感觉难以达到的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去洞察隐秘的感觉世界和一般人体会不到的心灵境域。同样，安徒生的著名童话《牙痛大婶》，也得益于他晚年的一次剧烈的牙痛。美国评论家哈·阿顿说过，关于牙痛的描写，恐怕谁也比不上安徒生，他把主人公的牙痛比作一首交响乐，说“每一个痛苦的音符，都由智齿内的铜鼓、铜号、短笛和伸缩喇叭分别演奏出来”。

六

前面谈到的那些情节与思绪，已经是六年前的往事了。今天，许多朋友看到我健旺如常，精神振作，都问我是如何破除迷惘，战胜疾病的。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身体上的病痛可以交给医生，而心灵上的病痛却只能留给自己。但要我说说“自胜”的经验，却又讲不清楚，正是所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那种境界。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医治病讲究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讲究阴阳平衡；解除我的心理失衡状态，应用的是同一原理。就我切身体验，至爱亲朋的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一张笑靥，一束鲜花，一封亲切温馨的慰问信，一罐清香的甲鱼汤，灯前月下，情切切、意绵绵的耐心解劝，鞭辟入里、深中肯綮的开导，包括文友间的开怀畅叙，探赜发微，都对那些迷妄与失落的瘀结起到了消融作用。

我也颇得益于郊原闲步。我体会，在大自然里以自由姿态来往，很快就会融为它的一部分。每一个黄昏都是一场亲切的告别，每一个黎明都是一次愉快的邀请。当沐浴着晨风，踏上一片新绿，你会惊异于生命自身的伟大。野草，看去是那么卑微，柔弱，可是却异常顽强。任凭野火焚烧，牛羊践踏，只要春风拂过，照样绿意葱茏。

面对茫茫翠野，这雄浑壮美、涵容万汇的大自然，即使幽忧抑郁填胸塞臆，也会涣然冰释，还你一副潇洒、坦荡的情怀。难怪明代的袁中郎要说：“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欹枕岩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参苓丸子矣。”

就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书籍的疗效更是功莫大焉。西汉学者刘向有一句著名的话：“书犹药也。”南宋的大诗人陆放翁也说，“病须书卷作良医”，他还把读书健身除病之术写成了诗：

儿扶一老候溪边，来告头风久未痊。

不用更求芎芷药，吾诗读罢自醒然。

当今，在意大利等国用诗歌来疗疴治病已经成为时尚。在那里，无论是去书店或者药店，都可以看到和普通药品一样的药盒，上面清楚地标明主治、禁忌、日用量等字样，只不过里面装的不是丸散膏丹，而是一部部装帧精美的书籍，由著名诗人与医生合作研制“诗药”配方。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诗药有限公司”，专门承揽这方面的业务。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海外奇谈，书籍之所以能够治疗疾病，就在于它可以调节病人的情感，引导患者正确的思路，净化心灵，提供战胜病魔的动力。

病中我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鲁迅的《野草》。二十四篇散文，是高品位的文学作品，但也可以作为一部生命哲学来读，这是诗化的哲学。看我朝夕翻阅，小护士好奇地拿起来读了两段，认为是“诗”，说诗有助于改变心境，读读也好。她是外行，看不出《野草》的朦胧、空灵、诗化的底蕴。其实，这是很难啃的一部著作，它所涉及的是人的灵魂世界、终极意义，因而需要从存在本体论的思路上去解读。野草是生命的象征，是向命运抗争的产物。也许这种抗争终归无效，但它却明白无误地证实着自己的存在。读者从中可以悟解如何面对苦难、面对危险、面对死亡、面对命运——实际就是面对人生——的真谛。

鲁迅赞颂牛蒡花，说“野蓟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他还说过：“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得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要体现“自己生命的力”，就应以一己的存在为人生确立一种意义。这样，在命运面前，就会生发出足够的勇敢与从容，就会“永远沉浸于生命的大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些，都赋予我以战胜病魔，恢复健康巨大的动力。

不仅此也，一编在手，还可以沉酣今古，浪迹宇寰，不受时空限制，任情与异代、异地的知己倾心交谈，而且，通过读书能够把心理境界、生活情趣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作为三个同心圆联叠在一起，置身其间，可以达到物我两忘、得失消融的境界，什么失落呀，幻灭呀，就都一股脑儿地逃到了爪哇国啦。

（1999年）

母亲的心思

一

矗立在我的眼前的，是坐落于渤海之滨熊岳城的望儿山。

在巨钟般的峻峙如削的山体的顶端，有一座高四五米的砖塔，远远望去，活脱脱地是一位披襟当风、翘首远望的老妈妈。远航归来的游子，只要抬眼望去，就会被这动人的形象牢牢地吸引住，油然生发出一种感慰之情，顿觉海上的风波、旅途的劳累消减了大半。他们晓得，老妈妈站在那里，是在远望着久出未归的儿子。“朝朝鹄立彩云间，石化千秋望…子还”。

清代诗人魏燮均路过此地时，曾写诗咏叹：

山下行人去不返，

山上顽石心不转。

天涯客须早还乡，

莫使倚闾肠空断。

寥寥数语，令人恸心伤情，感怀无限。立刻，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在我的心目中，母亲就是家，家就是母亲。母亲、故乡、童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一位大作家讲的，人即使到了七十岁、八十岁，只要老母亲还在，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儿孩子气。一个人，若是失去了母亲，便像鲜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已经失去了根柢。

在母亲永远离开我的时节，当时的感觉，就是花儿离开了泥土，鸟儿无家可归，一天到晚，忽忽悠悠，心神不宁，像辞柯的黄叶，飘飘摇摇，像懒散的白云，浮漫无根。

那天我正在北京出差，突然接到家里传来的母亲病故的电报，立刻，脑袋就轰地一下，感到一阵晕眩。尽管老母亲已过髦耋之年，平常身体也不怎么好，但这个噩耗毕竟还是来得过于突然，一时我竟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两腿像瘫痪了一样，好一阵子站立不起来。我的眼前，模模糊糊地映现出老母亲伛偻的身影，可是，瞬息间便消失了。我马上意识到，从此，便和母亲人天永隔，再见面只能在魂梦中了。

乘坐火车赶回去奔丧，心里乱成了一团，分辨不出快慢来，忘记了昏晓，也失去了饥渴的感觉，觉得整个身心特别地疲倦，却又片刻也睡不着，整个意念都沉浸在无边的悲戚和痛苦的回忆里。

二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情怀抑郁，备感孤寂，我护送她到三姨家里暂住一个时期。那是一个紧靠着辽河边的小村落，离县城大约有十华里。我们母子下了火车，来到县城。当时正处在“文革”初期，县里和农村都没有人管正事，群众临时在大堤上开辟一条道路，凸凹不平，还没有通公共汽车。我只好从朋友家里借了一台自行车，让母亲坐在鞍座上，我在前面…推着。

可是，她从来没有这样坐过，生怕跌下来，便紧紧地搂抱住我的腰。我一面要推车前进，一面还要回头照看母亲，非常费力，汗水湿透了棉衣，呼呼地喘着大气。母亲怜惜我，多次让我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我说，天气太冷，还是快一点赶路吧，不然，容易把老人家冻感冒了。这一段原本不算太长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两个半小时。

吃过了晚饭，三姨就把我安顿在滚热的炕头上早早躺下。这一天我确实很累，但是，心里却最踏实，最舒坦——我终于帮助母亲做了一点事。可惜，对我来说，这类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从我出生到母亲辞世，前后四十八年，可是，我在母亲身边不足二十年；剩下来的时间，就是母亲终朝每日的挂念、想念、忆念，为了我，母亲可说是耗尽了心血。到了晚年，老人家对我还没有照看完，又开始把她衰迈的精力投放到下一代身上。婚后，我们有了女孩儿，母亲爱怜备至。晚上搂在身旁，早晨起来，耐心地给她梳着小辫儿，扎着蝴蝶结、鸳鸯结、葫芦结，每天都变换一个花样。白天，像当年拉扯着我那样，领着小孙女从后园子转到前院，又从前院爬坡到沙岗上，到处转游着，讲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只是再也抱不动了。

看着老母亲苍苍的白发和伛偻的身躯，我想，她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儿孙。真个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亲为我、为孩子们操劳了一辈子，而我长年在外，没有为老人尽过更多的孝心。即使我再苦再累，直到碎骨粉身，也难以酬报深恩大德于万一。

跟随我们进城之后，母亲没有地方同人唠嗑儿，加倍地感到孤独，时时想念着故里的乡亲。她经常催着小孙女给老家的亲朋故旧写信，每次都要在信尾捎上她的几句话。逢着有人自故乡来，她总是不知疲倦、不厌其烦地问长问短，从东邻的二婶、西院的三叔到屋后的枣树、门前的沙岗，都一一问遍。她说，最割舍不得的，是喝了几十年的门前那口井的甜水，从今以后，再也喝不到了。

老家来人的那几天，是她最快活、最精神的日子，白天也唠，晚上也唠，有时半夜醒来，还要接着唠个不停。几天过去，乡亲要回去了，她总要三番五次地挽留，舍不得放他们走开。

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机，为了破除母亲的寂闷，我在工余之暇，常常到文化艺术馆去借一些母亲早年喜欢听的鼓词唱本，带回家去讲给她听。听着听着，她就抿着嘴乐了，脸上露出一种少见的笑容。

一次，听了我讲述《白蛇传》的故事之后，她高兴地插上了几句“子弟书”的唱词：“千错万错都是卑人的错，望娘子海量且容宽，从今再不信和尚的话，白头相守永无嫌。”——这些都是从前听我父亲吟唱时记下来的。

有时，看我太忙腾不出工夫来，她就让我的上了小学的女儿给她念，但小孙女毕竟识字有限，每当遇到一些陌生、难认的名字，像秦琼、哪吒、貂蝉、窦娥等就蒙住了，还要由老祖母在一旁提词儿。老人家却乐得这样，总是兴致勃勃地听过一遍，再听一遍；同时，不住声地夸赞小孙女能够“识文断字”了。

三

母亲去世前一年，我奉调到省城工作，这是和家人团聚几年之后，又一次远离家门。老人家当时身体已经很衰弱了，打心眼儿里不情愿我走，但是，她知道我是“公家人”，一身不能由己，最后还是忍痛放行了。告别时，久久地拉着我的手不放，一再地嘱咐：“往后是见一次少一次了。只要能抽出身，就回来看我一眼。”听了，我的心都有些发颤，刷地眼泪就流了下来。后来听妻子说，我走后还不到一星期，母亲就问小孙女儿：“你爸爸已经走一两个月了，怎么还不回来看看？”

每当听到人们唱《烛光里的妈妈》，我总是想，母亲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红烛精神。为了子女，她不惜把自己的一切都化作烛光，直到燃尽最后一滴蜡泪。她慷慨无私，心甘情愿地承受着百般劳苦，不为名不为利，也不需要任何报偿。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年迈之后，儿子、媳妇，孙儿、孙女，不要把她遗忘了。

她对个人生活的要求，十分简单，非常有限，什么锦衣玉食、华堂广厦，对她来说，并没有实际价值；她只是渴望，有机会多和儿孙们在一起谈谈心，唠唠家常，以排遣晚年难耐的无边寂寞。特别是喜欢回忆晚辈的一些儿时旧事，因为老年人整天都生活在忆念与盼望之中。

无分贵贱贫富，应该说，这是十分廉价、极易达到的要求。可是，十有八九，我们做儿女的却没能给予满足。我就是这样。那时节，整天都在奔波忙碌之中，没有足够地理解母亲的心思、重视母亲的真正需要，对于母亲晚年的孤寂情怀体察得不深，缺乏感同身受的体验，没能抽出时间多回家看看，忽略了要和老母亲聊聊天，更谈不到给予终生茹苦含辛的母亲以生命的补偿了。

结果，老人常常深深陷于一种莫名的寂闷之中。这种寂闷，在痛苦的思念中发酵，在热切的期待中膨胀，在无边的失望中弥漫，致使老人家逐渐逐渐地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木然，丧失了生命的活力。

三十年过去了，有时看到桌上的电话，心里还一阵阵地觉着难过。现在，即使远在千里万里之外，只要拨个电话，就可以随便和家人欢谈。可是，那时家里却没有这种条件。记得到省城工作后，赶上过端午节，我想到应该给老母亲捎个话，问候问候，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不要挂念。于是，就往我原来所在的机关拨个电话，请为转告。听说，老母亲欣慰之余，又不无遗憾地对那位传话的同志说，她实在走动不了啦，不然，一定跟他到机关去，在电话里听听我的声音，亲自同我交谈几句。

在漫长的岁月里，老人家为儿女们的成长、升腾，一步步地搭设台阶，架桥铺路。可是，她可曾料到：路就桥成之日，恰是儿女高飞远翥之时，最后，只剩她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光明日报》曾开辟“永久的悔”专栏，如果说，我也有永久的悔，那就是在母亲的有生之日，特别是晚年，我同她交流得太少了，我在她的身边为时过于短暂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只能抱憾于无穷，椎心刺骨也好，呼天抢地也好，一切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1996年）

鸬鹚的苦境

一

说起来已经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那时我在一家地方小报当责任编辑。按照当时的解释：“责任编辑”者，即虽为一般编辑却要担负很大责任也。那么，难道上面再没有负责人吗？有的，我的上面有编辑室主任，编辑室主任上面还有总编辑。

我是从中学教师岗位调来编报的。到任那天，总编辑——一个矮胖的肤色黝黑的中年干部——找我谈话。

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执意让我坐在靠近他的凳子上，显得蔼然可亲，平易近人。谈话十分直爽，又非常客气。他说，你知道，我是个大老粗，说说、干干还行，动笔头子就玩不转了。咳，硬把一个渔场的场长调来办报，实在是“赶鸭子上架”。

他慢慢地点上一支烟，猛劲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下去：“你呢，念过大书，满腹经文（他不说“满腹经纶”），是个笔杆子。——我点名要的你，当然了解你的情况。咱们把话挑开来说，因为你还不是党员，在党的机关报社当不了主任，更不用说副总编了。但是，还要重用你，——我是爱才如命啊，叫你当‘责任编辑’，报纸的文字、版面由你全权…处理。”

一席话，说得我情怀似火，热血奔腾，对如此知遇之恩，真的要感激涕零了。

我原以为，“全权处理”云云，不过是总编辑的客套话，没想到，他竟真的大甩手了。主任审过的稿子，他也要我进行文字加工，然后再送给他。他呢，总是坐不安站不稳的，不是一味地晃荡着座椅，就是躺在床上，两脚搭着床头，根本不看稿子，只问一句：“你不是认真看过了吗？”看我点头默认，便马上坐起来签字，然后，由我送往印刷厂发排。晚上，也由我先看版样，再径送宣传部长审查。熟悉了以后，部长便一边看着报样，一边与我唠嗑儿，有时还故意提出一些问题，听我讲述个人的看法。

就这样，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编辑室——印刷厂——宣传部，奔驰在这个“等边三角形”上，转眼一个季度过去了。我试探着询问总编辑，对我有什么意见、要求，他一迭连声地说：“好，好，你表现得很好嘛！”心想，既然我表现得很好，你怎么不提我入党的事呢？但我马上就反驳了自己：听说，入党都得自己主动申请，这标志着个人的觉悟与决心，组织上怎好动员呢？于是，我花上一整个的星期天，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郑重其事地上呈报社的党支部书记，也就是总编辑。

我的心上，开始织起了入党、提拔、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绮梦。

二

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杳无信息，也没有人找我谈话。有时看见党员开会，心想，大概是讨论我的组织问题了；可是，等了两天还不见动静，才知道猜错了。

一天，路上碰见了母校的中学校长，他先是夸奖我聪明能干，又讲了两件闲事，最后，诚恳地告诫我，要学会“夹紧尾巴做人”，不要逞才触忌。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没什么，没什么”，就分手了。

我心里放不下，就去找师母透底。原来，是在宣传文教系统的领导联席会上，宣传部长问起了我的入党的事，说“这是一个人才，加入组织之后，可以进一步发挥作用”。当场总编辑就说，这个人小资产阶级意识很浓重，锋芒外露，修养不足。现在，支部主要是帮助他改造思想，入党问题还谈不上。听了师母转述的这番话，犹如兜头浇了一瓢凉水，心里很不是滋味，但除了自省自责，也没有往别处想。

恰好，那些天读了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觉得知识分子确是应该像书里说的在血水里泡三次，碱水里洗三次，再在清水里涮三次。

转眼到了中秋节，我去朝鲜族与汉族聚居的中央村采访，正赶上他们举办歌舞盛会。优美的舞姿，悠扬的旋律，衬托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谐的时代气氛，令人心旷神怡。特别是荡秋千，两个靓妆女郎，真像宋代诗僧惠洪诗中写的，“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人上天”，上下往还，翩然若仙。回来后，写成一篇反映民族团结、进步的文艺通讯，见报后又被省报转载了。不少人看后都称赞它有思想、有文采。

两天后，总编辑找我谈话，一反那次蔼然可亲的神态，冷冷地说，下去写东西可以，但注意不要署个人名字。劳动人民创造了世界，也没见哪个到处署名。写篇小稿算得了什么？落上个“本报记者”就蛮好了。荣誉应该归于集体，不要突出个人。

按说，记者下去就该写东西，为什么只是“可以”呢？文艺通讯为什么不能署个人名字？我想不通，却不敢问。

不久，省报决定各地记者站充实一批年轻记者，点名调我。我们报社却以“不是党员”为由挡了驾。几天过去，省报又来人商谈，说虽未入党但具备近期发展条件的也可以。这次由总编辑直接出面，告诉来人：“该同志三年内入党没有希望。”同时，推荐我们的编辑室主任为省报驻县记者，几天后，调令就到了。

这位主任是忠厚长者，人品很好，而且，具有实践经验，熟悉农村情况，但平时很少动笔，对新闻工作缺乏兴趣。其时，工作调动是不好讲价钱的，自然唯有从命。转到记者站之后，每逢遇有重大采访任务，他总要拉上我，由我执笔，然后，两级报纸分别采用。因为总编辑有话，我们自己报纸刊发时，便署名“本报记者”，而登在省报上则由他单独署名。

一次，我们去高家湾采访，见到渔人驾着舢板在河中撒网，同时带上两只鸬鹚捕鱼。它们不时地在水中钻进钻出，每次必叼出一条大鱼放进舱里。我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便好奇地问这问那。老主任告诉我，不能放任鸬鹚随意吞食，否则，吃饱了就不再干活了，所以必须带上脖套。但隔一会儿，也要喂它一点小鱼，以示奖赏。又要它叼鱼，又不让它吃饱，这就是驾驭鸬鹚的学问。

接着，他说，我们的总编辑从小就玩这个鸟儿，处事也深得此中奥秘，但他只做不说，只有一次喝得醺醺大醉，才志得意满地泄露了天机。听到这里，我当即打了个寒噤，原来，我正处于鸬鹚的苦境啊。看来，只要他老兄当政，我大概是没有希望脱颖而出了。

三

我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学写散文。发表欲虽然很强，却不敢公开往外投稿，只是悄悄地寄给《中国青年报》、《大公报》和《光明日报》，全部使用笔名，而且，再三叮嘱编辑部：“毋须退稿，如不刊用，置之纸簏可也。有事确需联系，请寄信某街某号。”——这是本城内我姨娘家的住址。

但“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稿件确不曾直接退还到本单位，但是，报纸发表作品总需要了解作者情况，那时，“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绷得很紧的。结果，一星期之内，单位连续接到两封中央报刊询问作者情况的信件。因为我毕竟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所以，单位也只好盖章“同意”，这样，两篇散文先后都见报了。

但是，从此便惹下了麻烦，再无宁日。总编辑几次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有的人提出了入党申请，却不注意改造思想，整天“不务正业”，“名利思想冒尖”，“个人主义十分严重”。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在业余时间打扑克、下象棋，可以理直气壮；而我在业余时间搞创作，就叫不务正业？但没有勇气“较真儿”，只是蒙着大被痛哭一场。

那时，我单身在外工作，父母住在五十华里之外的乡下，两个多月骑自行车回家一次，路面凸凹不平，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这天，幸而遇上了顺风，只花一半时间就进了家门。高兴得又唱又跳，剩余的精力用不完，我就坐下来写文章。想起这两年一直都是背时憋气，劲没少使，汗没少出，到头来撞了满脑袋大包，真是“文章误我，我误青春”。唯有这次算是遇到了好风，只是太稀少了。于是，以清人潘耒的诗句“好风肯与王郎便”为题，顺手写了一篇随笔。

回到机关以后，重看一遍，觉得有的地方失当，便删除一些牢骚语句，换成正面表述。只是由于实在偏爱这首清诗，把“好风肯与王郎便，世上惟君不妒才”保留了。结果，见报后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本来，文中已经说明了诗中讲的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故实。那年他去交趾省亲，船过马当，幸得一夜好风相送，使他赶上了南昌的盛会，写下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但是，我们这位总编辑，虽然心思并不放在报纸上，文才也不高，嗅觉却异常灵敏。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是借古讽今，发泄不满情绪。他说，必须抓住这个典型，深入进行剖析。文章的核心在于“指控妒才”，要害却在“惟”字上。试想，如果唯有风不妒才，那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岂不漆黑一片！

真不愧是总编辑，端的厉害！好在其时正处于三年困难阶段，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又兼宣传部长亲自出面，说了“通篇还是正面文章，只是引诗不当，终究未脱知识分子习气”等解围的话，才算不了了之。

四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报社房子漏雨，临时搬到印刷厂办公，编辑们除了携带一些必需的材料，其余资料都集中放在会计室里。会计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女青年，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背诵古诗。那天，她闲翻大家寄存的文稿、剪报，从我的资料袋里看到一首七言绝句，便抄录在笔记本上：

技痒心烦结祸胎，几番封笔又重开。

临文底事逃名姓？“秀士”当门莫展才！

这是我在投稿遭到批判后顺手写的，过后忘记销毁了。若是其他人碰上了，因为了解诗中的含蕴，估计不致公开议论；而女会计新来乍到，不知避忌，且又天真烂漫，渴求知识，便当面问我：“秀士”是不是指《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直吓得我恨不能用手堵住她的嘴，但一切都晚了，总编辑恰好在场，而且听得一清二楚，脸子刷拉一下撂下来，比哭丧还难看。我知道，这一关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躲过了，只有硬着头皮等着挨整吧。

幸好“绝处逢生”，县里连着开了几天会，总编辑没有破出工夫来追查此事；等他开会回来，宣传部又转来了中央关于整顿全国地方报刊的通知。我们这张小报定在撤销之列，“老总”面临的首要课题是他的未来去向，少不得要观察风色，奔走权门，已经没有精力过问这场“文字官…司”了。

当时已是市带县的体制，在这“兵荒马乱”之时，市报“趁火打劫”，调我去办文艺副刊，总编辑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许多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实在是便宜了他！”

其时，正当1962年春节后的雪消冰泮时节。因为相隔一条大河，报社准予解冻通航后再去报到，但我硬是等不得，恨不一步就跨出这个门槛儿。于是，简单地把工作交接一下，便带上行李，搭乘火车，绕经省城去履新了。

进入新的单位，我感触最深的是那里有一种鼓励青年成才、上进的氛围。总编辑在大会上公开地号召，要立志当名家，要勤于动笔，敢于冒尖。他说，有人讲，不想当元帅的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想当名记者、名编辑的，也肯定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报人。这番话，在我听来，不啻是空谷足音，晴天炸雷，旱地甘霖。

在编辑副刊的四年间，我写了许多散文，是青年时期心境豁朗，收获甚丰的一段。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总编辑以“邓拓的徒子徒孙”的罪名受到无情的批判，作为他的“黑干将”，自然我也在劫难逃，随之也就结束了新闻生涯。每当忆起这段经历，我就想到清人赵翼的诗：

舟行连日上滩迟，稍喜扬帆疾若驰。

才得顺风河又转，世间那得称心时。

（1998年）

薏苡的悲喜剧

辞典上说，薏苡俗称药玉米、回回米，是一种草本植物，颖果卵形，淡褐色，有营养，可供食用与入药。但我从前未曾见过，最先接触这两个字，是读了杜甫的诗句。他在感叹李白的际遇颠折、屡遭谤毁时，曾哀吟过：“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

这又涉及到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一桩有名的冤案。东汉时，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中了瘴疠。听当地的人说，服用薏苡仁可以疗治。马援吃了，果真见效。班师北还时，就买了很多个大粒饱满的薏实装车载回。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但在位时，都不作声；等他死了，就有人向皇帝告发，说他载了明珠、文犀等稀世珍宝回来，结果，害得他爵位被革，名誉受损，连灵柩都不能很好地安葬。后人把这称作“薏苡之谤”。许多诗人，像唐代的陈子昂，宋代的苏轼、陆游，清代的郑板桥、朱彝尊等，都曾写诗，为之愤愤不平。

这都是过往的事情了，只是作为一种谈资，顺便提起来，至于本文所说的“悲喜剧”，则与此毫无关联。

一

记得是1994年的春节前，我收到了一个寄自辽西某农村的一个邮件。是用硬纸盒包装的，大约有三四斤重。解开塑料绳，撕破密封的纸口，赫然露出分装在六个纸袋里的薏苡粒。纸袋旁边还夹着一封信，开头是这样写的：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你离开我们村子已经三十六个年头了。当年的一个个毛丫头、愣小子，于今都已坐五望六了。人的年岁一大，就免不了要怀旧。我们六个人碰到一块，常常念叨起你。（另外几个，有的过世了，有的远嫁他乡，有的搬迁到外地。）

尽管分手以后，咱们再没见过面，但是，大家对于你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对你的成长、进步，我们共同感到高兴，首先，在这里表示祝贺！

春节快到了，我们商量着给你送点“礼”——就是纸袋里的东西。城里人，一般的怕是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可是，你，我们相信，不仅对它十分熟悉，而且，会感到异常亲切，看到它，你会联想起来许许多多的往事。

这些年，我们村的药玉米已经大面积铺开，并连续获得丰收。除了大部分按照合同交付医药公司以外，家家都贮藏不少，熬粥炖饭，健体强身。念记着当年你为引进这个“劳什子”费过一番苦心，念记着咱们的友谊，秋收后，我们这几个当年的共青团员，一致提议给你寄去一点点，表达我们各家的心意。

……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忙着翻看信尾的落款。“赵书琴、佟心宇……”恰好是六个名字，都是我所熟悉的。

简短的一番话，把我带回到往昔的岁月里。

二

那是1958年年初。县委决定，对一些没有经过实践考验的年轻的“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又入机关门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锻炼，通过参加体力劳动，“脱胎换骨，改造思想”。我就是这样来到辽河岸边一个叫作“秃尾沟”的小村落的。

我和另外一位同志被安排住在生产队长家的一间空房里，吃饭是到老贫农刘大伯家入伙，干活参加青年突击队，当时主要是往耕地里挑黑土，改良土壤。晚间，在夜校里教男女青年识字。村里原有十名团员，加上我，组成一个团支部，选我为支部书记。

这天，农业社的管委会主任到队里来，听说我教过中学，当过报社记者，来到队里很快就和群众打成了一片，当众鼓励了一番；然后，又领着我在村里村外转转，帮助我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我知道，这是在向我进行热爱乡土、献身农村的实际教育。

望着大堤外黑黝黝、油汪汪的河滩地，我被深深地迷住了，当下情不自禁地甩了两句学生腔：

“多么肥沃的宝地啊！真是插进一根锄杠也能长出庄稼来的！”

管委会主任却说：“地是没比的，只是年年受涝，除了一茬麦子，再没有其他收成了。”

“下茬种豆子不行吗？”我问。

“这里，年年夏天涨大水，二三十天下不去，什么样的豆子也挺不住哇！”他面带忧郁地说。

此后，我和队里那些年轻人依旧是天天到堤外挑黑土，心里却总是记挂着管委会主任所忧虑的事。

一天晚上，在队部看到《人民日报》第二版上登载一则消息，介绍河南省商水县农村种植一种富有营养，又能治多种疾病的药玉米。它的最大特点是抗涝，水中浸泡三四十天，仍有较好收成。回到住处，我连夜给商水县长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五元钱，请他帮助购置一些药玉米种子。这事是悄悄干的，没有告诉年轻的伙伴。因为我知道“一县之长”工作很忙，未必能去过问一个外地青年的微不足道的请托。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接到一个邮件通知单，我以为是家里寄来什么物品，便委托去镇上赶集的刘大伯代我取出来。带回来的是两个枕头般大小的包裹。打开一看，正是我日夜盼望的药玉米种子。捧在手里，粒粒珍珠一般，椭圆形，淡褐色，有光泽，共有十斤左右。包裹里还夹了个便笺，简单地介绍了播种日期和它的喜肥、喜水的习性。

我在连夜召开的团支部紧急会议上，当众宣布了这一秘密。然后，大家一起研究、拟定了为期两年要使全社滩田受益的“宏伟规划”。一张张极度兴奋的青春面孔，在煤油灯的照映下，看去像涂上了一层油彩。

三

清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去找管委会主任，请他批准划拨一块肥腴的腹地作为栽培药玉米的青年试验田。老主任听了我和回乡高中生赵书琴描述的神话般的远景，乐得合不拢嘴。马上就答应下来。

第二件事，便是挨户到团员、积极分子家里收集上好的农家肥。大家皆记着商水县长复信中讲的“喜肥”二字，决心把这个“大地的骄子”喂养得壮壮的。

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动员，试验田的旁边矗立起一座小山似的肥堆。

转眼到了播种时期。我们起早睡晚经营着这块腹地，地整得炕面一样平，土细碎得像用竹箩筛过一般。然后，套上一副牛犁杖，开了沟，起了垄，把上万斤的鸡、鸭、猪粪一股脑儿倾撒进去。

我们觉察到了，帮助干活的两个老庄稼把式——我的“饭庄”的刘大伯和书琴的父亲赵大叔有不同看法，但他们憋着不说，只是一个劲儿抽着老旱烟。也许是为这些孩子们的冲天热劲所感动，尽管有不同意见，也不忍心泼冷水。但是，回到家里以后，赵大叔按捺不住了，申斥女儿说：“我看你们是瞎胡闹！什么事情都要有个限度。巴掌大一块地方，下了那么多的肥，将来还不得长疯了！”女儿——这个坚定的“跃进派”，嘴上不说，心里想的却是：老脑筋，老保守，到秋天放个“高产卫星”给…你看！

下种的第三天正赶上一场透雨，真是天遂人愿。此后，几乎每天早上，我们都要跑到地头，伏下身子，察看萌芽的踪迹。药玉米终于齐刷刷地钻出了地面，它们摇摆着两片娇嫩的小耳朵，向主人微笑着。一个星期过后，我们又浇了一遍蒙头水。同伴们互相揶揄着，说是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也未必能像这样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几十个难忘的日日夜夜过去了，药玉米已经蔚然成林，手指般粗细的茎秆上，枝分叶布，绿影婆娑，最后，竟繁密得连鸡鸭都钻不进去。为了按时灌水，佟心宇从家里扛来一根竹桅，一破两半，刳去节档，将一头顺进垄沟里，另一头支起来，连清水带粪汤一齐倾泻进去。

趁着雨季尚未到来，我们又一次踏勘河滩地，计算着明年大体需要多少玉米种子。当时，想到了尽量节省用量，以便拨出一些来支援兄弟社。此刻，这伙年轻人确是有些“提刀却立，四顾踌躇”的志得意满之态。

但没过多久，这种乐观的情绪便为沉重的焦虑所取代了。大家注意到，那么葱茏蓊郁的药玉米秸棵上，竟没有几串花序，更很少见到颖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连那几个最活泼、最乐观的女青年也把头耷拉下来。有的分析认为，是异地种植水土不服所致，还引证了“橘逾淮而北为枳”的古训。多数人不同意，理由是：河南的小麦、湖北的棉花到这里落户，不都生长得很好吗？最后，我跑了三十里路，请来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他的诊断是：“营养过剩，造成贪青徒长。”啊，真的“长疯了”！赵大叔的预言竟不幸而成为现实。结局自然是“一幕悲剧”——割倒后装满两大车，拉到村东头五保户家做了烧柴。

四

回想起来，当时我们都在二十岁上下，本来就缺乏辩证观点，易走极端。又兼当时处在“大跃进”、“放卫星”的气氛中，头脑更是发热膨胀。所以，尽管过后也曾懊悔几天，有的甚至痛心地流下了热泪；但是，很快就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喧嚣声浪中淡忘了。亏得秋后我被调回县委机关，不然，在尔后的普遍深翻、高产密植以及“大办”、“大上”中，还会闹出更多的违反科学规律的笑话。

回来后，参加过几次比较尊重实际的农村调查，头脑变得清醒一些。我曾想以“薏苡的悲喜剧”为题写一篇文章，总结自己因违反辩证法而干了蠢事的沉痛教训，后因患急性肝炎进了医院而搁置下来。病愈后，反“右倾”开始了，我怕有人把这类自省文字同否定“大跃进”联系起来，便没有动笔。当然，即使写出来，肯定也是很肤浅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能力，我还不可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俯瞰过去那段岁月的真貌。

当时由于走得匆忙，我未曾与同伴们交谈过这方面的意见。因此，一种歉疚之情时常在头脑中涌起：我应该坦诚地承认，在这件事上我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想到这些，我重新展开同伴的来信，接着看下去：

如你所知，对咱们的蛮干，一些老年人是持反对态度的。书琴的父亲担心这一锤子会敲得“片种无存，全军覆没”，便在播种那天偷偷留下一些种子，打算第二年种在园子里。不料，转过年来他老人家竟一病不起。后来，书琴整理旧物发现了它，细心地种在地头上，没想到秋天居然收了三四斤。于是，她又分散给同伴们做种子，慢慢地便在全村扩展开了。现在，整个河滩都成了薏苡生产基地。

……

岁月如流。而今，孩子们都已超过了咱们那时的年龄。闲谈中，我们也曾将那些忽明忽暗的记忆碎片连缀起来，讲给他们听，因为这毕竟是一面镜子，既回振着自己的心声，也折射着往日的光谱。但他们听后，往往只是漫不经心地付之一笑。其实也难怪，时代前进了，认识发展了，他们毕竟比我们那时要聪明一些。

知道你重任在肩，异常忙碌。对这类“陈谷子、烂芝麻”，怕是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我们觉得，闲暇时节，偶尔想上一想这些往事，也许还有一些益处，特别是对于你们这样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

也难怪伏波将军身旁那些人，怀疑他从南方带回了珍珠财宝；我望着眼前这些光润、圆莹的薏苡粒，也竟觉得它们很像珍珠。古代传说中有一种记事珠，“或有阙忘之事，以手持弄此珠，便觉心神开悟，焕然明晓”。我想，若是把这些薏苡粒串缀起来，悬置座前，不也同样是一种“记事珠”嘛！

（1995年）

夜　话

这是一件平凡的小事，牵涉到三个同样平凡的小人物。只是由于它连接了四十个春秋，又像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翻动着情感的波澜，闪耀出人性的光彩，才使它无论从当事人或者读者的角度来看，都还具有传述的价值。

事情要从几位散文作家到边防某部采风说起。

我们来到这里，半个月过去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生活在大城市，经常苦于纷繁的俗务和杂沓的应酬，剥啄的叩门声，清脆的电话响，镇日间不绝于耳；回到家里，又会淹没在饭馆的卡拉ＯＫ、小贩的沿街叫卖、广告车的往复喧腾的噪音狂潮里。现在，它们总算被一股脑儿地抛掷在千里之外，称得上是“轮蹄不到红尘远，一枕烟波梦也清”了。

绵延无尽的一带连山，像凌空壁立的屏风一般，遮蔽了长风，也遮蔽了人们的视野，使这一原本就甚为偏僻的小镇，更显得与世隔绝了。山的阳面，是一处莽莽苍苍的林茂粮丰、水草肥美的原野，一道清澈的山溪，傍着一条新近筑成的沙石路，笔直地伸向远方，把这片绿锦缎般的茫茫碧野齐崭崭地切割成两半。左面，丛林掩映中的营房大院被一列长长的红砖墙包围起来；右边，翠苇森森，簇拥着一潭清澈的湖水，朝朝暮暮，镜子般地面对着万里晴空，没有波澜，没有污染，给人一种亲切、自然、澄净、安详的感觉。而晨兴、入夜响彻营房内外的嘹亮的号角却在明确地提示人们，这里生活着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这里的自然同样是人化的自然。

此刻，我们刚刚从湖畔游泳归来，一起聚在院里的凉亭下聊天。忽然一辆军用卡车开进院里，“嘎”地一声停了下来，一位五十岁上下的中年妇女从驾驶楼里钻出，向司机道过谢后，便径直走了过来。她那修长的身姿，文静的气质，一副透着几丝忧郁的眼神，引起了文友们的注目，大家同时都起身让座。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位客人是专程前来与我会…面的。

三天前，我曾接到一封寄自山西朔州的快信，署名姜敬妤。信写得很简单，开板就说：“我总算找到了您，哎，天涯苦觅，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她要马上起程前来，叮嘱我一定要等见上一面再离开这里。

文友们就着信的内容做了种种猜测。有的认为，她是我的一个失散了多年的亲属；而素有“关东才女”之誉的白凌则歪着小脑壳，煞有介事地说：看来，她是老兄的早年女友，旧影依依，前情未忘，所以才不惮山长水远，要来这天之涯地之角，重温宿梦，畅叙离情。不管大家怎么说，我自己却心中有数，觉得这不过是一场误会。

此时，大家已经悄然散去，凉亭里只留下我们两个人。听说我已经收读了信件，她眼睛刷地一亮，笑着解释：“都怪我太匆忙，急着把信发出，就是怕拖延了日期您收不到。结果，话也没说明白，让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心里嘀咕，莫说当时，就是现在，我也还是处于蒙昧状态。便说：“从信址得知，您是晋北人，我呢，世居辽河之滨，我们过去既无一面之识，又从来没有过任何联系。恐怕是搞错了。这种误会，十五年前我经历过一次，那时我在省委机关工作。当时收到一封由天津《散文》月刊编辑部转来的信，寄信人是南方某城市的一位女教师。1937年她的胞兄与一家人失散，四十余年杳无踪影。一天，她看到《散文》上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竟与其胞兄的完全相同，欣喜之余，就给编辑部写信，请求帮助与作者联系。作者是我，编辑部就把信转过来了。结果，竟是一场由同名同姓造成的误会。”

停了一下，我接上说，生活中这类巧合致误的事原是很多的，不足为怪，只是千里迢迢，历尽艰辛赶来，却扑个空，未免太亏了您。看着她那瘦削的身躯和由于连日奔波而略显疲倦的神色，我竟有些过意不去了。尽管我也知道，过错并非由我造成。

敬妤一改开始时的激动，现在却异常平静，不动声色地听着，看得出她是在仔细地端详着我。这时才莞尔一笑，还是那么娴静：“没有错。怎么会错呢？”像是向对方申明，又似在自言自语。说着，从提包里珍重地取出一张四寸大的黑白照片，双手递了过来。接过一看，竟是四十年前我和一位名叫颜亦尊的上司的合影，不由得“啊！”了一声：“快告诉我，老颜现在哪里？”

不料，这一追问竟惹得她伤心地啜泣起来。“在哪里？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以问作答，她继续呜咽着，直到白凌跑过来招呼我们吃晚饭。

小白像发现了外星人的秘密一般，惊奇诡异地观察着眼前这一男一女，心里在证实着她预先织就的那张“罗曼蒂克之网”。而我，一边走着一边也在琢磨：她是老颜的什么人呢？当然不是妻子——老颜的妻子我熟悉，姓何，矮个儿，年纪也比她大。可是，那种深情，那张照片……

席间，客人总算恢复了常态，几个青年文友围拢过来，开着善意、亲切、谑而不虐的玩笑，她都大方、得体地应酬着。白凌知道我晚饭后还要接受附近一家报社的记者采访，便说，“晚上，大姐住在我那里。你们都暂告休息。”背朝着客人，向我扮了一副鬼脸。

由于闷葫芦还没有揭开，我显得心事重重，晚上的“记者问”也没有答好。记者以为是疲倦所致，提议明天再谈。我正巴不得颁下这道赦令，便匆匆离开，径直跑到白凌的房间。显然，她们已经谈了许多，而且，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我已经从“罗曼蒂克之网”中被解脱出来。小白也不再耍怪态了，惊世骇俗的悲喜剧告吹，“大导演”英雄没了用武之地，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斜倚着墙，歪在床上。这边，我和敬妤开始了竟夜之谈。

敬妤说：“1957年‘反右’，老颜可能有些言论。”

“情况是这样，”我插嘴说，“他大学毕业后，先是在中学教书，后来调进机关来办县报。我的经历与他相似。那时，机关里工农干部占绝对多数，大学生是凤毛麟角，我们都酷爱文学，气味相投，共同语言比较多。喜欢在一起谈论晏几道、李清照的词，欣赏中外的名曲，读些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而颇不满于报社主编的不学无术却妒贤嫉能、妄自…尊大。

“老颜当时是副主编，笔头子硬，小有名气，主编怕他取而代之，便到处制造舆论，说他的坏话。其实，老颜一身清正，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的，无非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十足’，‘目无组织，骄傲自负’等。可是，说归说，工作却又离不开他。不久‘反右’就开始了，这位主编总算找到了发难的机会，于是，首先起来揭发老颜的‘反党言论’。”

现已回到原来的话头，我请敬妤接着讲。敬妤说：

“还是您讲，您是当事人，最有发言权。”

于是，我便接着讲下去：

我记得，有天晚上，主编特意把我找到家里，先是夸我年少有才，具备发展前途，接着，把话锋一转，色厉辞严地告诫说：“你眼前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不同颜亦尊撕开面皮，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的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片“山雨欲来”的紧张气势。

果然，第二天就召开了批斗大会。几个“右派分子”面对着群众，站在长条板凳上。会议由主编主持，他扫视了一下会场，看我躲在后面，便轻轻地摆了摆手，示意我到前排就坐。我只好硬着头皮在前面找个空隙坐下。会议开始后，主持人首先领着大家喊了一通口号，叫作“杀威风”、“打态度”，然后，就喝令颜亦尊交代反党罪行。老颜昂头说道：“我十六岁就投身革命，拎着脑袋找共产党，怎么现在变成反党了？笑话！”

主编弄得很尴尬，便以凌厉的目光盯住我，点名叫我起来揭发：大右派颜亦尊是怎样腐蚀青年的，他都放过什么毒。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慌忙站起，嗫嚅地说，老颜只是爱好文学，我们常在一起讨论李清照、欧阳修……主编厉声喝道：“谁让你讲这些？要揭发反党言论，反党的言行！”我摇了摇头，说“我没听到什么”。会议卡了壳，泄了气，便不了了之地散了。

“后来呢？”敬妤紧着问了一句。

我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给老颜拼凑了一些“反党”言行，并以态度恶劣，抗拒运动，给他定性为“极右”，以后就不知下落了。当年冬天，我也被下放农村改造锻炼，两年后做了异地安排。

小白看敬妤有些倦怠，便下地将毛巾用冷水浸过，递给她擦了脸，又给我续了杯茶水。敬妤建议到外面散散步，走着谈。白凌立刻拍手响应。我看了看表，这时刚好是十二点一刻。

营房大门上了锁，三人便在宽阔的教练场上，踏着清凉的月光闲步着。月色浸润着整个大地，远山近树，旷野平畴，千般万象都涂上一层银灰色。天空没有一片云，清泠泠的，透明而洁净，令人感到无限的高远。近处的虫吟，远地的蛙鼓，一迭连声地喧嚣着，军营的夏夜却益发显得宁静。

敬妤接上前面的话题，低沉地说：

“老颜被投入内地一所监狱里关押起来，妻子老何怕连累了孩子，加上组织出面反复动员，不得不与丈夫办了离婚手续，然后就带领孩子，隐姓埋名，投奔山东老家去了。

“出狱之后，老颜觉得往事不堪回首，不愿意返回原籍，便被就地安置在我所在的县文化馆。我们经常一块下乡，很谈得来，对他的满腹经纶，我更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我还没有处对象，馆内同志便加以撮合，于是，就走到了一起。

“婚后，我经常听到老颜念叨您。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的境况已经相当艰难了，还曾和我说过：‘人世沧桑，如今也不知道这位老弟落到了哪一步。当年，他不肯昧着良心说话，结果受了很重的牵累，我一直铭感于心，却无法表达。今生今世，怕是无缘相见了。’”

老颜的话，实在令人感动。现在反思，当时我的表现是很软弱的，无非是说了一句真话。可是，没有想到，他竟如此珍视，终生不忘。

此时此刻，我对他就更加怀念了。当下忙着追问：“老颜也在朔州吗？现在景况如何？”

由于背着月光，看不清敬妤的面容，只听她轻轻叹息一声，凄然地说：

“唐山大地震时，他正在那里参加一个会，被活活地压死在楼板底下。转眼间，又过去了二十年。当时，我拉扯着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无依无靠，只好转到山西的哥哥那里，在矿上教小学。现在，孩子大学毕了业，也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新近我办了退休手续，过上了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按说，可以告慰于地下亡灵了。

“可是，从他去世以后，心中就老是记挂着这件事。作为未亡人，我应该实践他的遗愿，想办法与您见上一面，说上几句感念的话。为此，我苦苦地寻觅着。心想，幽冥、人世，阴阳永隔，永生永世再没有见面机会，倒也死了那股肠子；可是，两个大活人，都在一个太阳底下，山不转水转，早不见晚见，怎么就无缘相会呢？亲友们都劝我丢掉这个念头，可我就是不死心。往各地发出过许多封信，有的如石沉大海，有的回函说‘查无此人’。总之，失望连着失望，后来真的有些绝望了。”

走着走着，敬妤突然问道：

“听过没有，老颜唱法国的名歌《天鹅》？”

我说：“听过不知多少遍，现在曲调还有印象，只是歌词全都忘记了。”

她说：“我把《天鹅》当作我们的幻影，一想念他，我就唱上一遍。”

现在，她又月下怀人，情不自禁地轻轻地哼了起来，当唱到“伴侣啊永眠在梦乡／只听得水波轻轻歌唱／天鹅她垂头眼泪汪汪／她在月亮下独自彷徨”时，竟泣不成声了。

这种浓情挚意，令我和小白都深深为之感动。我们都苦于找不出什么话语来安慰她，便陪着她回房间去。

灯下，三个人又默坐了一会儿，敬妤如梦初醒，从提包里翻出一张边防某部接待客人的名单，上面赫然印有我的名字。

原来，我们到边防某部后，部队首长曾经设宴招待，当时提供过一个名单。记得有位接待科长曾与我热情交谈，问询过一些情况。

敬妤说：“那是我的亲侄，入伍之前多次听我讲过您和老颜的事。这次，多亏他牵线搭桥，传递了信息。”

我说，其实我的散文集上就印着我的简历。

她淡然一笑，说，山野之人看不到呵。

外面，天色大明了。小白回到屋里，不知什么时候在床上悄然睡去。我简单地向敬妤介绍了个人和家庭的情况。

她很欣慰，揉了揉眼睛，长舒了一口气，说：

“人也见了，话也说了，心也安了。有一年我上五台山，遇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沿着台阶，从山下一步一步往上爬，一直爬到山顶上，礼了佛，进了香，双膝都磨破了，心却特别安然。她告诉大家，这个愿总算还了，回到家里就能安心睡觉了——我现在也是这种心境。”

吃过早饭后，她的侄子、前面说过的那位接待科长，带车前来接她。大家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依次同她紧握过双手。我请司机开车走在前面，然后，同小白一起，陪着敬妤沿着那条沙石路，又步行了很长一段路程。分手时，我的眼睛已经湿润了，模糊了，以致根本没有看清楚敬妤是怎样登车上路的，直到汽车腾起的滚滚烟尘在视野中消失了，才憬然醒悟到人已经走远了。

（2000年）

寻　觅

一

在我高中即将结业的前夕，一次体检中突然发现患上了浸润型肺结核。这在今天看来，原本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疾患，可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却几乎等同于现在的癌症了。

前此，教导主任曾向班里透露，以我的优秀学品，可以不经过入学考试，直接保送到北师大或者东北师大；可是，我自己却并不以此为满足，暗自向往着、也觉得完全有把握考进学子们心目中的圣殿——北京大学中文系。甚至，梦境中已经戴上了北大的校徽，徜徉于柳丝垂映的未名湖畔，欢歌笑语在花丛间、草坪上。现在却被告知，升学的事只能以后再说，眼下必须休息、治疗。心情的怅惘、失望以至绝望，自不待说了。

这天，注射过链霉素之后，我回到家里卧床静息。突然，素心表姐推门进来了。她与我同年级，但不在一个班，这是参加过高考之后，从学校回来度暑假的。可能是怕我脆弱的心灵经受不住刺激吧，她没有谈有关高考、升学的事，只是告诉我，哪几位老师、哪些同学嘱托她向我转达劝慰、问候之情，听了自是感念不置，仿佛干涸的畦田流进了汩汩清泉，秧苗立刻展现出勃勃的生机。其中，尤其使我感动的是——

素心姐说：“那天晚自习之后，我们宿舍的四个同学先后都回来了，记不得什么话题引出来，大家忽然提起了你，——你是学生会副主席嘛，同学们自然都熟悉——共同感到非常惋惜。D（姑隐其名，作者注），你有印象吧？个头不高，挺清秀，挺朴实的。”

我点了点头。

“D平时话语很多，天真活泼，这天晚上却显得神情萧索，只是凝神地听着，突然，她插了一句，不，只说出了半句‘出师未捷……’，便呜咽着，泣不成声了。”

我猜说：“也许她的亲人中，有谁因为这种病……”

“没有。——几年相处，她的情况我了解。”表姐说。

我低声喃喃着：“其实，我们之间没有过太多的接触。”

“这我清楚。”表姐说。

又谈论了一些别的，素心姐就回家了。我却静静地躺在床上，像过电影似的，把和D相识的过程，在脑子里复映了一遍。

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规定，录取初中生，除了笔试——测评一大张包罗万象的卷子，还须进行口试，以实际了解考生的智力水准和应对能力。这次口试我得了满分。D当时也在场，可能留下了一些印象。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部分优秀学生到兴城海滨参加夏令营活动，我和D都去了。那时的中学生眼界不宽，思辨能力较弱，对问题的认识也显得肤浅，但是，思想单纯，真情灼灼，充满着向上的激情，美妙的憧憬。我们曾在一起谈论过未来的理想，还曾共同背诵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散文诗《灯光》。大意是，一个秋天的夜晚，我乘着小船漂流在一条阴暗的河上，前面有灯光在闪烁，实际却离得很远。现在，我还经常回想起这飘忽的灯光。可是，生活仍在河岸之间漂流，而灯光还很遥远，还得使劲划桨。不过，在前面毕竟有着灯光。

那天，我们背着西斜的阳光，浴着晚风，漫步在海滩上。她捡了许多五彩贝壳，说是要粘在画布上，挂在宿舍的床头。

记忆中，我们打交道也只有这么两次。实在没有想到，对于我的患病，她竟如此感到惋惜，直至痛哭失声。这令我深受感动，历久难忘。

病愈之后，我也考取了大学，毕了业就到外地中学教书，后来，又先后走上新闻岗位，进入机关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强烈地感到青少年时代友情的纯真可贵，越发怀念起D这个瘦弱的姑娘。我多么想，能和她重见一面，亲口对她诉说：我衷心地感激您，是您，使我认识到自身的存在价值，从而增强了我同疾病做斗争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我做过多方面的努力，可是，一次次地总是失望。

最先，当然是通过素心姐和她的班上同学探寻线索。她们说，只知道D考取了兰州的一所大学，学的是理科，毕业后可能在陇东工作过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之后，就不知下落了。

听说在她的原籍沙岭乡有一个叔叔，我便趁新闻采访之便，跑了这个乡的几个村子，逐个地打听D姓人家，最后终于有了着落，原来，她的叔叔一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逃荒到了“北大荒”。结果又是断了线。

天高地迥，人海茫茫。我对于寻觅D，已经不再抱有希望了。

去年，母校中学庆祝建校五十周年，我应邀参加了。当时，颇寄希望于这次聚会。设想，纵令见不到D本人，至少也可以从其他同学那里了解到有关她的线索。及至到了学校，才发觉“纪念会”已经有些“变味”了，校方以“联络感情，扩大发展”为宗旨，请的都是一些有名有位，有权有势，特别是能够提供赞助的学生，他们多数毕业于七八十年代。至于默默无闻的普通知识分子，包括50年代毕业、已到退休年龄的老校友，根本就没有接到邀请函。

失望之余，暗自想道：也应该尊重实际，略迹原情，——逝者如斯，时移势异，一切都在变化，四五十年过去了，怎么可能还保持往昔的清纯，还到哪里去找回旧日的温馨呢！

但是，这次聚会终竟还是有收获的。会后，我去拜望一位已退休多年、现在卧病在家的老师，从他那里访察到了D的下落。原来，她和这位老师的女婿都毕业于兰州大学，后来又都在天水一所中等专科学校任教。现在，他们也都退休了。

“估计我这女婿能够知道D的近况。”老先生说着，就拨通了女婿家的电话。得知D现在太原，住在女儿家里，女儿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我当即记下了她们的姓名和具体单位。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这飘摇在万里云天中的风筝啊，我总算扯住了这条线！

三

借一个出差机会，我来到了太原，并找到了这家电子原件有限公司。通过她的女儿，我和D约好了在迎泽大街西段一家东北风味的楼上餐厅会面。

我知道，站在我对面的不会是别人，但是，确确实实，她已经变得我无法认识了。头发花白了，脸上爬满了细细的皱纹，个头没有变化，身材却过于发胖，爬了几步楼就大口地喘着气。衣服倒十分考究，全是进口的料子，剪裁得也很合身。一副闲适、富有的姿态。她有礼貌地轻轻地握了下我的手，平静地说：

“你还是当年的模样，说话声音也没有改。”

按照逻辑，我应该接上说，这些年我基本上没动地方，不像你一直在外面闯荡；可是说出来的，却是：“你可让我找得好苦！”

“哦？”她略微有些诧异，但马上就沉静下来，“是呀，我们都期待着能够别后重逢。”

我请她点了几样菜，又特意订了高粱米粥和血肠、冻豆腐的汆锅。

“我永远不能忘记，你在精神上给过我巨大的支持。”我察觉到这句话有些贸然，也过于笼统，便又补充了一句，“听袁素心讲，高中毕业前夕，你得知我患了病，竟然……竟然哭了一场。”

“是吗？”她却显得很平淡，“我可记不得了。”

本来我还想告诉她，寻寻觅觅几十年，费了多少周折，通过几种途径，才打听到她的所在，但又觉得语境已被隔绝，这些话似乎是多余的了。

我们一边进餐，一边又随便唠些别后的琐事。

我了解到，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了。女儿、女婿在西安交通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属于高科技领域，原想继续深造下去，当时，恰好太原这家外资企业招聘外语翻译，待遇甚为丰厚；在母亲的极力撺掇下，他们便前来就职。收入自然大大增加了，居住条件也得到显著改善，但是，却付出了专业完全废弃的沉重代价。

对此，我流露出惋惜的心情，她却不以为然地笑着说：

“你呀，依旧是文人气质。——都什么时代了，看问题，还不现实一些？”

这次会见，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四十余年的渴望终于得偿，按说我应该感到轻松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却反而有些闷寂，有一丝惘然若失的感觉。

出乎意料，第二天晚饭后，D又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儿到房间里来看我。一面热情地握着手，一面解释说，她昨天有些头晕——因为血压高，今天要和老同学好好地唠一唠。还说：“小刚，快来向爷爷问好！”

“这是小外孙吧？”

“不，是孙子。”她抚摩着小男孩儿的脑袋，说，“我还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爸爸，属于‘下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的那一代人。整个都耽误了，费了很大力气才弄了个大专文凭。现在还留在天水，想往太原调转，联系了几次，都因为学历低，找不到接收单位，只好孤零零地飘在那里。这简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稍稍停顿一下，她又继续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一向都是凤毛麟角，也是老同学们的光荣啊。听说，我们省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过，那当然很熟啦。倘若他能说一句话，我想，哪个单位也不敢说个‘不’字。”

尽管未必如她所言，省长也未必肯说这个话，但我还是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办成。

D很高兴，同我热情地握手，说了几次“再见”。路灯下，目送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努力追寻着旧日的影像、旧日的情怀。

（2000年）

感　念

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金秋十月应时召开，2008年刚好是第六十届。由于我的散文集《北方乡梦》被译成英文与阿拉伯文，这次，有关部门也安排我到场。

书展全程是五天，头三天集中开展洽谈和各项专业活动。我国由于两个月前刚刚举办过北京奥运会，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影响，洽谈中，外国客商往往把这作为首要的话题。一位美国书商对我说：“你的书里说到中国北方有‘三多’，皇帝多，军阀多，土匪多，我很想实际了解一下。如果早些时候读过你的书，参加过奥运会之后，我会直接前去踏访的。”我说，那些都是六十年前的往事了，你即便去，也看不到什么。莫如坐在屋里读《乡梦》这本书。他听了，高高地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真会给书做广告。”

借助后两天“公众开放日”，我抓紧浏览了整个展区的各个分馆。最后又回到坐落在六号分馆的中国展区，一则是太累了，歇歇脚；二则重点翻翻台湾、香港两个展台的图书。大出意外的是，在这里竟然邂逅了一位久别的乡亲。

我正低着头看台版图书，突然听人喊了一声：“王先生，王叔叔！”抬头一看，是位中年女士，觉得面熟，细一端详才认得出来：“你是雅…萍啊！”

我们已经近二十年没有见面了。她的父亲是我在沈阳的大学同学，供职于财税部门。旧事依稀，如烟似梦，唯一印象深的，是这位老同学特别喜欢喝酒。我奉调到了省城之后，他把我拉到家里，说是要用酒把我灌饱，他不说“灌醉”，而是说“灌饱”。结果，一瓶酒开封后，我只喝上三小盅，其余的都进了他的肚子。那时，雅萍还在大学读书，我曾在她就读的中文系讲过课，在她家里也见过面，标致，漂亮，我夸她像清水芙蓉。她爸爸顺杆儿爬上，当即托我在文学界给物色个对象。雅萍耍娇地双手蒙上爸爸的眼睛，说：“你又喝多了！”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听说出国了，同一个留学德国的青年结婚。妈妈去世早，爸爸后来也不在了，她便很少回国，我们便再也没有联系过。

……

听我介绍了来意，她说，王叔，咱们出去吃饭，慢慢地向您汇报。

对于法兰克福，雅萍也不算太熟，她住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这次是专门来看书展的。好在德语精通，找中餐馆，特别顺利。坐定之后，我们点了水饺，几样菜，还有啤酒。她说，德国的啤酒饮誉世界，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州，有一千多家啤酒厂，啤酒是家家必备的饮料。我笑说，“良弓之子，必能善射”，凭你爸爸的酒量，你肯定也不是“善茬子”（辽宁土语，意为别人对付不了）。她笑着摇头，转身又点了一大盘绿色蘸汁和煮熟的马铃薯，说这是法兰克福的特色美食，大文豪歌德所青…睐的。

我们就这样，边吃边谈，开始了名副其实的漫话——

雅萍跟随丈夫到了德国，先是做过一段华人家庭教师，后来到一家出版社供职。丈夫一直做律师，女儿、儿子都在念中学。

她连续喝了两杯啤酒，显得有点儿兴奋，突然问了一句：“王叔，你当客座教授时，认识不认识哲学系的赵老师？”

“知名教授，谁不认识！不过，我接触的主要是中文系教授，同他联系不多。”

“人生的悲剧性，在于年轻时期盲目性大，常常感情用事，像没头苍蝇似的乱闯；待到阅历日深，情感稳定下来，却又像浅水浮花，波澜不兴，再也没有当年闯关夺隘、异想天开的锐气了。”她的这番话，听起来，显然蕴涵着过来人的领悟。

这时的雅萍，仿佛又回到二十年前的青春岁月，下意识地用右手梳理了一下头发，细眯着一双漂亮的眼睛，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赵老师，复旦的高才生，后来又在南京大学读了博士。学问棒，文笔好，谈吐风雅，表达能力强，修长的身材，架着一副宽边眼镜，风度翩翩，很招同学们喜欢。我虽然就读中文系，但十分爱好哲学。您知道，中学生喜欢哪门课程，往往和老师讲得出色有关联，大学生也不例外。我课外读了一些西方哲学著作，最喜欢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的智慧》。”

这时，我本想插上一句：“其实，也不单是你，连爱因斯坦都曾赞扬过罗素，说：‘阅读这个人的作品，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但是，为了不扰乱她的思绪，我缄口不言。

“我常常就一些哲学问题向赵老师请教。记得我曾问过：为什么叔本华和尼采都讨厌女人？尼采强烈地反对男女平等，鼓吹要把妇女当作奴隶对待。是封建意识使然，还是出自一种自觉的价值判断？对我每次的问询，赵老师都耐心地予以解答。当时，我记了厚厚的一大本。后来，我又大着胆子给他写信，除了探讨学问，还曾请他谈谈个人、家庭情况。赵老师说，他有个幸福、和谐的家庭，女儿很聪明，中学快毕业了；妻子聪慧、大方，是典型的东方式的贤妻良母，在一所中学当教导主任。说到他自己，记得有这样一番话：‘我原本是学习中国古代哲学的，西方哲学是后来补的课。也许是由于整天同孔孟、老庄打交道的缘故吧，写起文章来，也是老古板，年届不惑，老气横秋。我在同龄人中，属于保守、持重的那种类型。’”

我看她嗓子有些嘶哑，便递给她一杯茶水。她点头称谢，轻轻地呷了一口，又继续说下去：

“我那时还是年轻，缺乏理智，没有深思熟虑，任凭一时感情冲动，相信一条心丝足以把所有的门拨开，竟然一厢情愿地暗恋着他。整天盼着同他见面，可是，待到课堂上相见了，却又心在狂跳，眼在期待，经常走神儿，根本听不清楚他都讲些什么，往往是听着听着，便进入一种迷茫状态，坠入虚幻的童话王国里，连续多少夜晚失眠。可是，又没个人可以诉说，我不敢告诉爸爸；心里实在憋得难受，放学后，我便搭乘大巴到郊区的姑妈家去。姑妈在我小时候，就特别怜爱我，见我去了，喜出望外。上下打量了一通儿，说：‘宝贝儿累瘦了。功课太紧吧？’马上挽起袖子，炖鸡、烙饼，做了各种好吃的款待我。可是，我却一点也没有胃口，眼睛盯着喷香的肉菜，泪珠儿不听话，竟滴滴滚落下来。姑妈惊呆了，硬是用话来套拢。我吞吞吐吐、模模糊糊，告诉她几句。一听说是有妇之夫，姑妈断然表示反对。我说，你可以不支持我，但绝不能向我爸爸告密，当‘甫志高’！

“赵老师已经有所警觉，我几次写信，他也不做答复。但是，一直挂念着我。担心我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受到影响，便在一个星期日找我谈话。我原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当面挑明了，打开窗子说亮话；但当看到他的端庄肃穆的神态，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我便连一个‘爱’字也说不出口了。只是说，老师是我终生崇拜的人，我愿在老师的直接引导下，走上人生的幸福之路。老师说，偶像崇拜，是靠不住的，何况你还年轻，远没有成熟，处于一种盲目状态！你还不晓得幸福之星挂在哪一棵树梢上，也不懂得怎样走上自己幸福的征途。现在，你的唯一使命就是狠下心来读书上进，走出虚幻，走出迷茫，走出自己绘制的海市蜃楼。须知，这里没有停车的位置；要揣着梦想上路，踏出满地风光。听得出来，他的每句话，都是做正面引导，又句句有针对性。

“过了一会儿，我嗫嚅地说，我正在苦恋着一位长者。老师问：长者？他没有家室吗？我说：有了。他说：这可是胡来！凡属这类情况，十个有十个——要记住，我说的是十个有十个，而不是十个有九个——必然落个悲剧下场。接着，老师给我讲了他的表妹的遭遇：哈工大毕业后，她分配到一个科研单位，半年过去，爱上了她的所长。所长大她二十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这些她都知道，但由于涉世未深，天真烂漫，盲目崇拜名人，不懂得世间的复杂事态，更不知如何驾驭情感这匹烈马，结果，一经陷入，便难以拔出腿来。而所长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党外专家，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单位的学术带头人。他清正自持，爱惜羽毛，洁身自好，更不肯仳离原配，结果空自苦了我那个纯真的表妹。现在，已经三十七八岁了，仍然处于独身。许多亲属都给她介绍男朋友，她却觉得哪个也不是意中人，或者严词峻拒，或者婉言谢绝，最后一无所成。‘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挂在她嘴边的两句诗。这个教训是无比深刻的。在这场大错铸成中，板子应该打谁呢？小妹她有爱的权利，要说错，是在对象选择上；所长当然负有一定责任，姑念其属于被动受过——‘楚人无罪，怀璧其罪’，最终尚能善于自处，可加原谅。只是，我那可怜的小表妹，却因一念之差，酿成了终生的悔憾。

“说到这里，老师问我一句：‘那个长者，他持什么态度？’我说，冰冰的，冷冷的，不愿意理睬我，拒人于千里之外。老师问：‘那你理解他的苦心吗？’我说：我理解不了，心头只是恨怨。老师一听，笑了。我心说，人家是‘黄连炖苦胆——苦上加苦’，你可倒好，还在一旁轻松地笑！我立刻把嘴噘了起来。老师接下来给我讲了农民运动杰出领导者彭湃的一则轶事：1929年8月，他和杨殷在上海龙华刑场就义，激昂慷慨，气贯长虹。他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献给了工农劳苦大众。可是，在被押解游街示众时，一路上观者如堵，当时不少群众受反动宣传蒙蔽，不知他是一位革命者，更不知他为谁而死。看热闹的人群中不时爆发出讪笑声，他们既不同情，更不理解。彭湃同志感慨之下，口占了一首诗：‘急雨渡江东，狂风入大海。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粤语读“解”为“改”）！’当然，这只是暂时的，过后，人们便完全理解了。同样，对于你所说的那位长者，日后你也肯定会理解的，知道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你着想。当你从迷梦中醒来，进入清醒状态，特别是选择到真正理想的感情客体，过上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之后，回思既往，你会无限感念这位‘不通情理’的长者，你会给他下一个正确的结论：‘这是一个正派的人，是一个以德报德、对人负责、令人终生感佩的人。’

“老师还说，其实，是否理解，倒不重要；关键在于你必须迅速走出他的阴影，从迷恋状态中解脱出来。盲目地死抱住一个虚幻而永远无法把握的目标，空耗精力还在其次，最大的负面影响，是会形成一种既定的观念。因为人是有记忆的，人是在过去的经验中继续积累新的经验的，过去的痴情爱恋，可能为未来的情感生活罩上一层阴霾与暗影。‘唯一’的爱，这种最真挚、最投入，纯然以感情作基础的爱的破解，很有可能使一个人一生中再次、多次的爱，都相应地贬值，甚至变得不屑一顾。我的表妹就正是这样。这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你必须毅然决然尽快地挣脱出来。我愿意赠送你四句话：宜急莫缓，快快收敛，迟之一日，悔之…已晚。

“分手时，老师说：‘我一百个相信，像你这样纯真、聪慧、正直的青年才女，肯定能够获得美满的爱情、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的。’”

雅萍正要接着说下去，突然，手机铃声大作。她看了看，说：“是我的先生。”一阵欢快的对话，虽然里面不时地夹杂几句德语，但我大致听得出来，先生是问：什么时候‘打驾回府’，他好到火车站去接她。

放下手机，雅萍带着微笑，说：“被他给打断了，对不起。王叔，我再接着向您汇报：

“这次师生谈话之后，我备感痛苦，一个人悄悄地躲在公园的僻静地方，号啕大哭一场。好多天，茶饭无心，颓靡不振，但是，逐渐地头脑觉得清醒了一些。恰巧，这时又收到了姑妈的一封信。里面是一首字迹工整的诗。姑妈退休前，是高中语文教师，旧体诗词写得很好，这一首却是白话的新诗，读来明白晓畅，朗朗上口，至今我还能够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

聪明的萍儿，你好糊涂

绿了，黄了，红了——果实日渐成熟

明确代替了模糊

加减变作了乘除

姑姑我看得出

姑姑是神，你瞒不住

你刚刚经历一场

冲破岩层的感情喷突

不，你正陷入痛苦的魔窟

萍儿，你不要嗔怪姑姑

原谅我搞一次破坏性的短路

那是萤光、虹影、水月、露珠

看着还在，扑去却无

诚然，其间确有情感的大厦

真诚的船坞

但绝非理想的归宿

因为，一个是安琪儿——自由天使

一个却是戴着礼法荆冠

锁着家庭镣铐的刑徒

一个是健翮凌空的小鸟

一个是积年困锁的碌碡

也许还不如刑徒

刑徒没有礼法的重负

也许还不如碌碡

碌碡没有观念的束缚

聪明的萍儿，你好糊涂

世间唯有情难诉

只怕你为情所累，误入迷途

贪恋短暂欢娱，酿成终生痛苦

姑姑期望着你幸福

日夜馨香默祝

“我真是净遇见‘贵人’了。姑姑对我也是这么关心！我这个老公便是经她引荐搭桥，我们相识、相知、相爱的。”

“后来，你和赵教授通过信吗？”我问。

“通信很少。但我奉他为人生的导师，终生谨记他的教诲，不忘他的恩泽。出国之后，几乎断了联系，只是‘中心藏之’。前年他六十大寿，我寄去一张亲手制作的贺卡，上面只写了两个字：感念。”

雅萍结过了账，一看时间还早，便又陪我回到了六号展馆。我们在台湾展台，一边翻看着图书，一边随便谈些共同关心的国内国外的事。她说，已经和丈夫商定了，待到女儿考取大学，他们便领着儿子回国；困难在于儿子的汉语基础太差，现在，父母每天都帮他突击补课。

正说着，她拿起一本台湾立绪文化公司出版的《21世纪的儒道》，翻了翻，顺手买下。她说，王邦雄的这本哲学著作，赵老师也许能感兴趣。随后，她又下楼在香港展台买下了李泽厚的《浮生论学》，委托我一并带给她的老师，笑着说：“秀才人情纸半张啊！”

（2013年）

包　袱

这是一件很蹊跷的事。

六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份《读者》杂志，是今年的第4期。我先是一愣，第4期，应是2月份出版的，怎么才到？过去我曾连续多年订阅过这份杂志；今年因事外出，错过了期限，没有订上。真是“欲渡河而船来”，看来，他们竟没有忘记我这个老主顾呀！

翻了翻，竟然意外地发现，里面还转载了我的一篇文章：《让自己做重要的事》。紧接着，又收到了一笔稿费，也是读者杂志社寄来的。

摊开文章，我从头细读，道理讲得十分清楚，“生活是复杂的，对于一个想干事业的人来说，必须分清事情的主次，哪些是必须要做的，哪些是不需要做的，哪些事关照一下就行，哪些事应该干脆放弃。”

话说得多好啊！《读者》上的文章，都是摘录。可是，经过我反复追忆，却怎么也记不起这篇文章是摘自我的哪篇文章或讲演稿中。最后，明确认定，肯定是安错了名头。我看了文章后面的出处，写的是：“摘自贵州人民出版社《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看来，错植的源头在此！

于是，我在午后专门跑到北方图书城，遍翻各种散文选本；可惜，偏偏缺少这一本。问了图书售货员，她说：“出版社既然选了你的文章，那他们应该寄送样书啊，还应该发稿费。”我摇了摇头，立即告退。

两天过去，仍然放不下这件事情。我就通过一位文友，查到了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电话号码。电话挂通了，但那头说，你得弄清楚：这是哪个编辑组编的，才能把电话转过去。我想了想，该是文学编辑组吧？转到了文学编辑组，一位女士答说，她们没有编过这本书。接着问我：“你是要买书吗？可以在网上订购。”我说明了意图——我的一篇文章，被选了进去，想和编辑了解一个情况。

这时，她才说，这部书是本社出的，但编者不在这里，可能是在外地编出来的。听到这里，我可就有些急了——人海茫茫，这要到哪里去寻觅呀？便随口问了一句：“再说，你们编选了作者的文章，也应该给寄送样书啊！”答复是：这都是由编者负责做的。然后问我：“书的后面，专门写着：如果没有收到样书、稿费，可以和出版单位联系。那你没有看…到吗？”

我说：我如果能够见到这本书，就不会挂电话来问了。既然，你说由编者负责，那我就直接和编者联系。请你把编者的电话告诉我。

答复是：没经过人家的允许，我怎能把电话告诉你呢？

我说，那就麻烦你，同他联系一下，看看可否把电话告诉我。

五分钟不到，这位女编辑就给我回了电话。态度变得异常热情，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还说了某某老总也熟悉我。原来，编者是我的一位文友，也是一位知名散文作家。这样，很快便同这位文友通了电话。

我问他，这篇文章选自我的哪个文集、哪个讲话稿里。他却也记不清楚了。只是说，我的文章，他非常喜欢，所以，就优先入选了。

看来，一条理想的线索，到这里，突然间又中断了。

又过了几天，由于问题未得解决，依旧处于胶着状态，我的情绪陷入了焦躁之中。万般无奈，只好拜托沈阳图书馆和省委党史办两位电脑搜索高手，请她们利用先进的技术条件，帮助搜索《让自己做重要的事》一文的来龙去脉。当天，就获得了可观的成果，找到了在网上曾经推荐过这篇文章的人，提供了推荐者的单位，以及具体的推荐意见。

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我的电话终于挂通了，这是河北省邢台市一个文化单位，我请他们给找一下胡某某。对方说，他正在陪侍病人，不好意思打扰他。我只好同他套近乎，说“我的祖籍在大名，咱们都是河北老乡”。可能是有所感召吧，这样，他又告诉我挂文联办公室。按照告知的号码，办公室挂通了，但仍然不肯给我找。一再问“你们是什么关系”，我平生不惯说谎，此刻出于无奈，只好说是亲戚，听说他的亲属病了，我想询问一下。这样，总算告诉了胡某某的手机号码。

我说明了原意，问询他：一、这篇《让自己做重要的事》，选自我的哪篇文章？二、向什么地方推荐的？他很坦率，说不是单独推荐这一篇。下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似乎有个班子专门从事此项工作。至于文章的出处，他说，时间长了，文章很多，已经记不清楚了。最后，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我，要通过一定方式，由你亲自声明：文章的作者弄错了，“作者”本人要求予以更正。

事情发展到这里，似乎也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两个电脑高手，却埋怨我过于宽容、厚道，没能就势追查下去。她们分析认为，人家硬给你安上个名字，文章得到多处转载，表面上你是受益者，实际上正是受害者，无缘无故、无辜地被推上了尴尬的境地；弄得不好，还会被人家误认为这是抄袭行为，实在是无妄之灾、飞来横祸。

她们分析，这种局面的造成，很显然，正是源于这篇推荐文章。选编者从网上发现了这类推荐文章，又是名气比较大的，于是，就选了进去。

那么，作者名字是怎么搞错的呢？我还是有些不解。

她们认为，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为之。借助名人效应，以利于报刊转载，目的是赚取稿费；这种情况的发生，肯定不是只此一篇，往往有大量的文章被推介；二是，推荐者操作马虎，无意出错。由于推介的文章较多，偶尔出现作者名字误植现象，也有可能出现。

我说，会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呢？——觉得文章不错，出于广泛传播的善意，于是，向外做了推荐，不慎弄错了名字。

她们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过去我们也见到过；但是，这篇文章不像。一是，文章很短，并非特别精彩；二是，刚才听你转述当事人的说法：“时间长了，文章很多，已经记不清楚了。”可见，并非属于这种情况。

又过了两天，她们分别告诉我，找到了《让自己做重要的事》这篇文章的真正作者。

原来，这篇文章出自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2年版《内心强大的秘密》，作者为任宪宝先生。全书共六章，本文为第一章第七节。

这样，我想，有必要主动与任先生取得联系，说明有关情况。于是，便直接把电话挂到了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这里出版过我的散文集。我想通过熟识的编辑，了解任宪宝先生的情况。结果没有找到。后来，另一位编辑告知，任先生是青年学者，出书甚多，现在北京，主要从事传媒、出版事业。至于通信地址、联系方式，他也说不清楚。最后，仍是一头…雾水。

早晨散步过程中，我突然从“传媒、出版”四个字里，得到了一点启示。回到家里，我便给北京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总编辑臧永清先生挂了电话，向我的这位忘年交求救。因为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出版界有很宽广的人脉，请他帮忙寻找一下这位任先生。很快，就得到了回音，原来，他的一位下属，不知是通过什么方式，同任先生取得了联系，掌握了他的电话号码。“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甭提我是多么欣慰了。

通话是顺利而愉快的。原来，任先生并未发现这个问题。他说，每年他都出很多部书，根本不关注哪篇文章被人抄去。当听我说过这篇文章的始末之后，他笑了，说：“您真是太认真了。其实，文章里不过是讲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瑞图的‘八二定律’，讲了西点军校教练与罗宾的故事，基本上是引证实例。我可以用，您也可以用。”

我说：“那可不一样，您是首创，别人引用只是因袭。必须尊重创造精神，保护精神劳动成果。”

剩下的事情，就是应该通知《读者》杂志。这样，我又给杂志的编辑室主任写了一封信，说明这篇文章的真实作者是任宪宝，而不是我，应予更正。同时，把收到的稿费也如数退回。我不能不劳而获啊！

前后足足花费了十天时间，终于卸掉了一个虽不沉重、却也并不轻松的包袱。这一天，我感到特别畅快。仰首天外，但见白云成阵，舒卷自如，美妙极了。

（2014年）

昙花，昙花

因为我写过《因蜜寻花》、《天涯芳信》之类的散文，有些朋友便以为我精于花道，向我请教何为传统名花、现代名花者有之，特邀我出席一些赏花盛会的亦有之。殊不知我的写花，多是避实就虚，借题寓意，别有寄托的。而且，大凡赏花的里手，都兼具丰富的情趣和必要的逸豫。于此二者，我很难称为富足。当然，爱好还是有一些的。

大约是中秋节前两天吧，我从外地出差归来。因为在火车上已经用过了晚餐，便径直到办公室去翻阅积压的报刊，同时，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听一曲悠扬悦耳的广东音乐。顿时，觉得旅途的劳顿渐渐融释，全副身心都沉浸在诗一般的优美、和谐的意境里。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是妻子打来的，说是家里的昙花已经绽蕾，马上就将开放，催我急速赶回去观赏。

这是一个月白风清、沁凉如水的秋夜。空气像新鲜的牛奶一样清净，吸上几口，凉爽而恬适。但是，因为“昙花一现”这句成语萦结在心头，我不敢作片刻留连，只好三步并作两步，匆匆忙忙地追踪芳踪。

推开了屋门，只见雪亮的灯光下，妻子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那盆平素很不引人注意的昙花。在扁平的叶状新枝的边缘，翠玉般的花蕾，无风自荡，颤颤摇摇，似乎不胜负载；过了一会儿，竟和电影特写镜头里的一模一样，逐渐地，逐渐地张开了，中心涌射出一簇黄澄澄、金灿灿的花蕊，每一茎都像纤细的金丝，又像粉蝶的触须，在微微地颤动。四围的层层花瓣上的每根筋络，还在拼力地向外舒展，仿佛要把积聚了多年的气力和心血，尽情地倾泻无遗，要把全部的美和爱，一股脑儿奉献给培育它的…主人。

花冠大似碗口，晶莹如玉，洁白胜雪，透出浓郁的幽香，沁人心脾。那空灵俊逸的神韵，轻轻摇曳的身姿，使人联想到葱葱郁郁的树冠上的一朵飘忽的白云。我连大气也不敢嘘出，唯恐一不小心将它吹荡开去。

按照我们中华民族以雅致为核心的审美观，这艳而不亵、冶而不娇的昙花，堪称花中圣品。无论是“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的牡丹仙子，“开处自堪夸绝世，落时谁不羡倾城”的西府海棠，还是“水中轻盈步微月”的水仙，“烂红如火雪中开”的山茶，都无可比拟。

有人嫌它花时太短，惊鸿一瞥，稍纵即逝。其实，这是过苛的挑剔。长短总是相对而言的；而且，决定事物价值的，往往是质而不是量。生命无论短长，关键是看它有无亮色；没有亮色的生命，再长也不过是一片虚空。何况，人生七十古来稀，即使寿登期颐，放在无始无终、万古如斯的时间长河里，也只是短暂的“一现”。只要能在这“一现”之中，像一颗陨星冲入大气层之后，能在剧烈的摩擦中发出耀目的光华，自尔神采高骞，同样称得上星云灿烂。

为着追求唐诗中“昨夜月明浑似水，入门唯觉一庭香”的意境，我顺手关掉了电灯，使昙花在皓月清辉中显现其空灵淡雅的芳姿。妻子认为，这样美好的景色，只是两个人欣赏，未免辜负了它的一片芳心。她提议招呼一些亲邻好友来共同赏花。古人说，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在一般情况下，这无疑是真理。但此刻我却认为，还是保持一种静穆的气氛为好。

在这一片光雾迷离之中，只容意念回旋，不宜有过多的人物点缀。那种“歌鼓喧阗，笙簧齐奏”的聒噪，与夫“千门如昼，嬉笑冶游”的粗俗，对于昙花来说，都是很不适宜的。史载，南宋画家、词人张镃当牡丹开放时，招邀友好举行赏花盛会，宾客齐集后，吩咐开帘通气，立刻满座皆香，然后伴以歌姬舞女，檀板清樽，喧腾彻夜。这种“厚爱”施之于昙花，大概是难以忍受的。

据说，昙花原属热带植物，为了避开日间的燥热，便躲在深夜里开花。它并不计较条件的优劣、土壤的肥瘠，淡泊自甘，多予少取；勘破了名利关头，不愿取悦于人，招蜂引蝶。它同“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笑傲秋霜、幽香独抱的菊花，实可并列而为“花国三清”。

此时，和平恬静的空间完全为奔走不停的秒摆所占据。“当、当、当”，时钟敲了十二下。妻子回到寝室去睡了。我默坐一旁，仔细地端详着掩映在清冷的月华下的隽秀幽姿。超逸，雅静，妙相庄严，通体明亮。这哪里是花？分明是一颗怦怦跳动着的心！此刻，我的胸臆里既满怀着兴奋，也夹杂着一种带有苦涩味的酸楚与歉疚。真个是：舌兼五味，百感交集，不觉慢慢地沉浸在如烟往事的回忆里。

三年前，暮春时节。一位朋友赠给我一段昙花的叶状嫩枝。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顺手将它插在一个幼苗尚小的菊花盆里。十几天后，它竟扎下根须，渐渐长大起来。我于养花一道，纯属外行，如何给水施肥，全然不懂。有时看盆里发干，就随手将一大杯凉茶倒进去。赠花的朋友发现后，嗔怪我硬拉着李逵去跟张顺泅水。原来菊花耐湿，而昙花喜干，我这么一锅煮，岂不苦了它也！此后，我就把它移进另一个小花盆里。转眼间，一千个昼夜过去了，它由一段扁平的叶片，繁衍成几茎柱状青枝，于今已绿叶婆娑，高达数尺了。

劳人草草。每天我都怀着一颗忙碌的心，匆匆来去，早出晚归。回到家里，只觉得身心两乏，倒头便睡，几乎把培育昙花一事完全忘诸脑后，既没有按照植株大小换土更盆，也从未根据生长需要为它追施任何肥料，偶尔心血来潮，“咕嘟嘟——”灌上半盆清水，谈不上及时，更未必合理。可是，它，这株昙花却全不在乎待遇的菲薄和条件的艰苦，凭着高度的使命感和顽强的生命力，经过长时间的蕴蓄元气，硬是“拼命三郎”似的，在寂静的秋夜里悄然开放。唯一的追求就是把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和盘托出，给人们以爱的温馨和美的享受。

冰心老人写过这样的诗句：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想到这些，我益发觉察到心中留下的缺憾。我筹划着，明春一定买个大花盆，满装上肥沃、松软的腐殖土，早早地把它移植过来，殷勤、合理地加以培护。

月亮下去了，屋里一片黯淡。我开亮了灯。呀！昙花巨大的花冠已经垂了下来，花瓣全部闭合了。再看那青葱的枝叶，似乎也渐形枯萎。这该是长期疏于管理，养分匮乏所致。昙花，昙花！为着绽放一朵奇葩，竟然使尽浑身解数，最后力尽而竭！做人果能如此，也就很够标准了。

记得《随园诗话》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陈浦的老寒士，带着自己的诗稿，请求当时的诗坛巨擘袁枚评点。袁枚日夕游宴于权贵、诗翁、才女之中，对这个寒士的诗稿并未引起重视，随手放在一边。几年之后，想起这件事来，取出诗稿细细品玩一遍，发现作者原是一个才分很高、颇有造诣的诗人，诗稿中不乏一些传世之作。他便忙着打听其人下落。不料，这位老寒士早已在贫病交攻之下黯然故去。袁枚满怀深情地录下已故诗人的七绝《醉后题壁》：

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

放眼古今多少恨，可怜身后识方干！

然后，凄然地在《诗话》里写道：“呜呼！余亦识方干于死后，能无有愧其言哉！”

这里说的方干，是唐代的诗人，很有才识，科场失意后，息形山林，郁郁以终。后来，朝廷发现并承认了他的才干，追认他进士及第。但逝者已矣，已经于事无补了。历史上许多奇才俊逸之士，没身草泽，不为朝廷与社会重视，直到显露了才华，做出了贡献之后，人们才赏鉴其才识，但因贫病摧残，心身交瘁，往往为时已晚。这种情况，今天也时有出现。报纸上不是时常介绍一些生前未被重视，死后才予以赞美、宣扬的人才吗！

自然界的花卉自有其生长的规律，本与人事无关。但事有可鉴，理有可通，有时一些物象也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人过中年，久经世事，已经淡化了昔日豪情似火的衷怀。但在名花零落、深情悼惜之余，总觉得有一股激情在胸中喷涌。遂步寒士陈浦的七绝原韵，题诗一首，作为本文的结尾：

一枝素艳惜凋残，旋现旋消补过难。

顾理失时成大错，花中我亦负方干！

（1986年）

有信自远方来

每当看到那些繁霜侵鬓，蔼然可亲，献毕生精力于教育事业的辛勤园丁时，我总会忆起一位缘悭一面但印象很深的可钦可敬的老大姐。

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记得是春节刚过，我收到一封由《散文》月刊编辑部转来的信件。寄信人为南方某城市师范学校的一位教师。信，原是写给编辑同志的：

……我有一件私事，烦请你们帮忙。1937年秋我的胞兄同家人失散，四十多年杳无踪影。昨日阅读贵刊，发现一篇散文的作者署名，竟然与我哥哥的姓名完全相同（这个名字曾被人们认为是极少见的），真是令人喜出望外。不知你们可否将这位名叫“王充闾”的作者的通信地址见告？

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把这封信直接转递给他，顺便问一下：他是不是昆明籍贯？可还记得有个名叫“冠华”的妹妹？……

热切的企望，真挚的感情，使我深深为之感动。我仿佛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教师，在掠着花白头发，满怀期望地伫立窗前，急切地等待着“绿衣使者”送来亲人的信息。但她哪里知道，这却是一场误会。

我出生在辽河岸边，1937年尚在襁褓之中。我并没有胞妹，却曾有过一个姐姐，在我幼年时期，即因屡遭丧乱，贫病交攻，过早地弃世。姐夫哀恸欲绝，在一个风雨凄凄的夜晚，鸿飞冥冥，一去便无下落。我是深谙乱离之苦和失去亲人的哀痛的。尽管和这位大姐相隔万里，但悠悠此情，彼此相通。我觉得应该立即作复，以释远念。可是，拿起笔来却又有些踌躇——信到之日，即彼失望之时，我不忍心过早地唤醒她的甜梦。

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到了第三天，便按照信址寄了回信。信中，除了说明有关情况，还劝慰她要放开襟怀，切莫悲观失望。我写道：“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这在祸深寇急的邦国颠危之时，又何止是你我两家的遭遇！所幸今天阴霾荡尽，四海承平，这类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我劝她不要灰心丧气，“虽然没有找到失散多年的哥哥，但是，在异地他乡总还结识一个深为同情和关怀你的弟弟。愿我们今后常通音讯，互勉互励”。

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复信，略谓：从信中深切体味到了同志间的温暖，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祖国到处有亲人。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复，紧接着，又收到了王冠华写给我的第二封信。原来，她的丈夫有个胞弟，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沈阳工作，兄弟间书信频传，互通情愫，这对于万里暌隔的亲人来说，确实是很大的慰藉。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彼此的处境都十分艰难，自顾不暇，音信便完全隔绝。来信委托我代为探询他们弟弟的消息。

我按照信中提供的名字和线索，多方查访，了无结果。后来在一次闲谈中，偶然提及此事，凑巧一位朋友熟悉此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一道被遣送到辽西山区“下放改造”，其人现已调入某单位任秘书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原来，他前些年改了姓名，以致费了许多周折方才找到。我满怀着喜悦的心情，马上与他取得联系，并请他看了来信。刚刚读过数行，他便激动地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说：“感谢你的帮忙，真是‘家书抵万金’哪！”

回信，自然无须我代劳了。过后老大姐专函致谢，她以欢快的笔调告诉我：“这些天，我们全家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虽然我没有找到哥哥，但我们老两口儿却相继找到了各自的弟弟。”也许是因为做了一件有益于人的事情吧，我也深深感到快慰。

驹光如驶，转眼间我离开省城已经一年多了。一次，去沈阳开会，与那位秘书长重逢，顺便问及令嫂的近况。他那原本开朗的笑靥，顿时沉黯下来，凄然地说：“她已经在去年10月份故去，太可惜了！”从谈话中得知，这位老大姐“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严重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彻底平反，并重新回到了教学岗位，连续几年被评为市优秀教师和“三八红旗手”。她对工作认真负责，尽心竭力。近年虽然肝区时时作痛，但从未声张，更不肯扔开教学去医院就诊，后来竟至不起，经诊断为晚期肝癌。

对于她的猝然谢世，我是深为痛惜的。同时，也为有这样一位具备“红烛精神”和“春蚕品格”的好大姐而感到自豪。

后来，收到逝者的女儿（她也是教师）寄来的母亲遗照。这是一幅鬓发花白、蔼然可亲的典型的“园丁”形象。从大姐生前那带着微笑的面容，看得出她对教育的春天的到来和自己晚年的执教生涯是眷恋而惬意的。

（1985年）

人过中年

一

何为“人过中年”？进入老境之谓也。

域外的诗翁耆宿心态如何，知之甚少；反正中国旧时的文人上了一定年纪之后，是常常把“老”作为热门话题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南宋的陆游，一是清代的袁枚。当然，他们的格调不同。

陆游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他自己的话说，属于“老不能闲真自苦”的类型，因而不时地咏叹“壮士凄凉闲处老”，“骨朽成尘志未休”。梁启超赞之以“亘古男儿一放翁”，非虚誉也。

而袁枚谈老，却是常常以诙谐出之。比如他写老态：“作字灯前点画粗，登楼渐渐要人扶。残牙好似聊城将，独守空城队已无。”还有一首《夜坐》：“斗鼠窥梁蝙蝠惊，衰年犹是读书声。可怜忘却双眸暗，只说年来烛不明。”都是充满情趣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性灵派的旗手了。

他们或庄或谐，作为寿登耄耋之翁，确都充分具备谈老的资格，不像杜甫、苏轼，张口“野老”，闭口“老夫”，其实，彼时他们都不过四十上下，拿今日的眼光来看，还都处于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青年阶段。韩愈也曾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当然，他这里说的属于实情。

大抵旧时文人骚客失意者居多，却又耽于幻想，不切实际，劳生有限而想望无穷，一旦与现实发生冲突，便不免感慨兴怀，嗟卑叹老。又兼呕心作赋，面壁穷经，“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自然心神劳损，未老先衰。这一切，都是不难理解的。

人们一般谈老，主要是依据年岁而言。古籍《文献通考》上说，晋朝以六十六岁为老，隋朝以六十岁为老，唐朝以五十五岁为老，到后来甚至以年过四十为老。似此每况愈下，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有的论者认为，上古之人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环境清洁，生活简素，许多人的寿命是长过今人的。并引据古籍为证，神农在位一百二十年，黄帝、少昊都在位一百年，帝喾、帝尧、帝舜分别享年一百零五岁、一百一十八岁、一百一十岁。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杜甫所言“人生七十古来稀”是不确的。这里说的当然都是生理年龄。

其实，即便专就年岁而论，由于每个人健康情况的不同，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差异，也是非常之大的。古人有云：“松柏之姿，隆冬转茂；蒲柳之姿，望秋而落。”如果按照所谓“心理年龄”来讲，那就更有云泥之别了。身老，常常源于心老。一个人精神状态好，可以延缓衰老；而精神颓废，意志消沉，则必然导致未老先衰。

孔夫子虽然也曾对于生命易逝，流光不再，发出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深沉浩叹，但他毕竟是达观、进取的。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我大约就属于那种“不知老之将至”的类型。过目诗书犹忆诵，上楼腰脚未衰疲，这也助长了几分“元龙豪气”、壮烈情怀，难免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面上日见深密的皱纹和鬓边潜滋暗长的华发。

有一句俗语：人过中年万事休。孔老夫子自己奉行“不知老之将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哲学，反过来却也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这番话是对照“后生可畏”来讲的。

其实，大器晚成，也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神童毕竟是少见的。中年过后仍然大有可为，甚至可以说，有些事业恰是刚刚开始。这里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这无限宝贵却又十分有限的时间。

二

无限的期求与有限的生涯，这是摆在人类面前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悲剧性命运。中国古代的哲人庄子曾经企望达到一种“大知”境界。但他分明知道，这种“大知”目标的实现，绝非个体生命所能完成，只能寄托在薪尽火传的生命发展历程之中。他有一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人生是一次单程之旅，对生命的有限性和不可重复性的领悟，原是人生的一大苦楚。它包括在佛禅提出的“人生八苦”之中，属于“求不得”的范围。

由于时间是与人的生命过程紧密联结的，一切作为都要在这个串系事件的链条中进行，所以，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时间问题总是特别敏感，倍加关注。古人说：“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还幻想有一位鲁阳公挥戈驻日，使将落的夕阳回升九十里。凡是智者、哲人，无不对于时间倍加珍惜。自然，也可以反过来说，珍视生命，惜时如金，正是一切成功者的不二法门。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珍惜时间的情结会越来越加重。特别是文人，对于流年似水、韶光易逝更是加倍的敏感。可是，时间又是一匹生性怪诞的奔马，在那些对它视有若无、弃之如敝屣的人面前，它偏偏悠闲款段，缓步轻移，令人感觉着走得很慢很慢；而你越是珍惜它，缰绳扯得紧紧的，唯恐它溜走了，它却越是在你面前飞驰而过，一眨眼就逃逸得无影无踪。

尤其是过了中年，“岁月疾如下坂轮”。弹指一挥间，繁霜染鬓，“廉颇老矣”。米兰·昆德拉说得很形象：一个人的一生有如人类的历史，最初是静止般的缓慢状态，然后渐渐加快速度。五十岁是岁月开始加速的时日。

在与时间老人的博弈中，从来都没有赢家。人们唯一的选择是抓紧当下这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清代诗人孙啸壑有一首七绝：“有灯相对好吟诗，准拟今宵睡更迟。不道兴长油已没，从今打点未干时！”“从今打点未干时”，这是过来人的沉痛的顿悟之言。过去已化云烟，再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尚未来到，也无法供人驱使；唯有现在，真正属于自己。

当然也可以说，手中握得的现在，其实也是空空如也，因为时间并没有停留过片刻，转瞬间现在已成过去。但这样，未免迹近虚无，所以还是要讲，与其哀叹青春早逝，流光不驻，不如从现在做起，珍惜这正在不断遗失的分分秒秒。“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失晨之鸡，思补更鸣”。

有些年轻人见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仍然分秒必争，寸阴是兢，觉得不能理解。这也不奇怪，如同百万富翁体味不到穷光蛋“阮囊羞涩”的困境一样。世间许多宝贵的东西，拥有它的时候，人们往往并不知道珍惜，甚至忽视它的存在；只有失去了，才会感到它的可贵，懂得它的价值。

也有好心的朋友，见我朝乾夕惕，孜孜以求，便引用清人项莲生的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加以规劝。我的答复是，如果这里指的是辛勤劳作之余的必要调节与消遣，那是完全必要的，不能称之为“无益”。可是，项氏讲的“无益之事”，指的是填词，这原是一句反语。前人评他的《忆云词》：“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殆欲前无古人”。哪里真是无益！而且，他在短暂的三十八年生命历程中，一直惜时如金，未曾有一刻闲抛虚掷过。“华年浑似流水，还怕啼鹃催老”，这凄苦的词章道出了他奋发不已的心声。

三

人们的理想、追求差异很大，同样，兴趣、快活之类的体验，也往往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人难为轩轾，更无法整齐划一。所谓“趣味无争辩”，就正是这个意思。有些老年人把含饴弄孙、庭前笑聚视为暮年极乐；也有许多人，或投身“方城之战”，或加盟胜地之游，或垂竿湖畔，或蹁跹舞场，或终日与“方脸大明星”——电视机照面。

我则异于是，总想找个清静地方，排除各种干扰，澄心凝虑地做学问、搞创作，把这看作余生最大的乐趣。总觉得，过去，肩承重任，夙夜在公，无暇旁骛；现在，由于年龄关系，工作担子相对减轻了，正可“华发回头认本根”，作“遂初之赋”，实现多年的夙愿。因此，每天除去把“三餐一梦”和一两个钟头的散步作为必保项目外，其余时间就都用于读书、创作，有时参加一些必要的公务活动和友朋交往，或者去高校讲课、外出考察。

我习惯于把读书、创作、治学、游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创作、治学为经，以脚下游踪与心头感悟为纬，围绕着所要考察、研究、撰述的课题，有系统、有计划地阅读一些文史哲书籍。

1996至1998年，结合访问河北、河南、安徽、云南、黑龙江、山西等地的一些名城胜迹，研读了有关先秦、魏晋、唐宋、辽金、明初的历史，以及庄周、严光、李白、苏轼、陆游和赵匡胤兄弟、朱元璋祖孙、文成公主夫妇的传记，生发出许多人生感悟。

于是，便在现实风景线的“画布”上，饱蘸历史的浓墨，纵情挥洒，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时光，使活跃的情思获得一个当下时空的定位，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透过“人文化”了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生、鲜活的情事，同时也从中寻找、发现着自己。

这样，为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副刊写了三十几篇随笔。还应一家出版社约稿，历时百天，编写了一部古代哲理诗选释。从唐至清代浩如烟海的诗歌总集、别集、选本中，选辑三百余首富有哲思、理趣的五、七言绝句，一一加以注释，并作内容讲解和艺术赏析，同样体现了读书、治学、创作的结合。

创作切忌雷同，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如果千头一面，那么天地间又何贵乎有我这个人；如果千篇一律，那么，文坛上又何贵乎有我这些文字！因此，在散文创作中，我苦苦追求自己的特有风格。我重视吸收、借鉴他人的长处，但耻于依傍，也忌讳模仿。如果听到有人说我的什么文章与某某人的相像，我便设法另起炉灶，改弦更张。“和尚在此，我却何往？”这总是很难堪的。

当然，形成自己的风格，固属不易，但是，更为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如何不断地超越自己，取得新的突破。一个作家最大的前进障碍，正是他自己营造的樊篱。他必须时时努力，跳出自己现成的窠臼。

我不懂得“百无聊赖”是一种什么滋味，每天都过得异常充实，“忙”是生活的主调。书籍越积越多，苦于没有时间细读；走了许多国家，足迹遍布九州，随手记下许多随感，苦于没有时间加工整理成文章；各地报刊约稿信雪片飞来，欠下了无数笔文债；许多优秀影视作品，朋友们再三推荐，却抽不出时间去看；长函、短简箧满桌盈，未能作复的为数不少。

前人说：“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四项中我能对上三项，唯有“贪客过”没有做到，因为舍不得这点时间。朋友们也都理解，有要紧事必须找我，总是说，知道你忙，只打搅五分钟。我散步时总是踽踽独行，并非由于生性孤独，只是为了便于一边走路，一边进行创作思考。甚至睡前洗脚，双足插进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家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这样一来，生活是否过于清苦、单调，缺乏应有的乐趣呢？每当听到朋友们的这类询问，我总是会心一笑，戏用庄子的语式以问作答：子非我，安知我不以此为乐耶？明代的归终居士有句十分警辟的话：“要得闲适，还当在一‘劳’字上下功夫。盖能劳者，方体味得闲适。”

从前对这句话缺乏理解，现在体会到，劳作与闲适是相反相成的。闲适是一种心境，这种心境的产生有赖于充实与满足。无所事事的结果是身闲而心不适。情有所寄，才能顺心适意。读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寄托，实际上也是一种转化，化尘劳俗务为兴味盎然的创造性劳动，化喧嚣为宁静，化空虚为充实，化烦恼为菩提。

前些年曾经大病一场，几乎和死神接了吻。那时想的是，一切一切，都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做了，死逼无奈，只好同缪斯女神斩断情缘。——也好，撒手尘寰，一了百了。不料，重新拥有了健康之后，竟全然忘记了当日的决绝，依旧痴情眷恋，难解难分！看来是不可救药了。

（1998年）

节假光阴诗卷里

宋代诗人陈与义有两句诗：“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千古脍炙人口。据说，当时就曾受到南渡后偏安一隅的宋高宗的激赏，以至作者被拔擢为参知政事。

此事深为清代文人张佩纶所诟病，他在《涧于日记》里写道：即此，足“以见其用人之轻。此何时，而以诗拔人耶！”批评得十分剀切。

不过，平心而论，这两句诗，景而带情，洵为上品。因为喜爱它，我把“客子”二字易为“节假”，用来描述我的读书生活。

这里的“节假”属于泛指，既包括节假日、星期天，也包括课余、工余时间。每逢节假，一些青年朋友挈妇（夫）将雏，到两父母家欢聚，以尽人子之情，叙天伦之乐；如果风日晴和，有些朋友则与亲友一道，赶赴名园胜地，共尽游观之兴；或者趁雨天雪夜，聚三五朋侪，垒方城，跳伴舞，畅一日之欢。

我以为，节假期间无论省亲、访友、游玩、聚餐，都是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纯属个人自由，无须他人置喙。

当然，这里有一个摆放在何等位置，支配出几许时间去安排它的问题。业余时间如何利用，绝非细事。爱因斯坦甚至说，人的差异就在于业余时间。业余时间可以造就人，也能够毁灭人。

古人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风雨者时之余）之时读书。毛泽东生前经常告诫身旁的青年：要让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而且，他是身体力行的。可见，“节假光阴诗卷里”，以此作为人生一大乐趣的也大有人在。

十年动乱中，“读书无用论”颇为盛行，一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近年来，“厌学”之风又有滋长，社会上讲究实惠的人增多了。用俄国19世纪民粹派的说法，“一双皮靴顶一个莎士比亚”。走笔至此，我记起了清代诗人朱彝尊针对重饮食轻读书的时尚而写的一首诗：

槛边花外尽重湖，到处杯觞兴不孤。

安得家家寻画手，溪堂遍写读书图！

马克思说：“我最喜欢做蛀书虫！”这道出了我的心声。我从六岁开始接触书籍，先是“三、百、千”启蒙，而后读四书五经、诗古文辞，到了“志于学”的年龄，在中学第一次走进了图书馆，一整天伏在里面不出来，从此，与书卷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老师里没有叶圣陶、朱自清那样的名家，但是，他们自有其高明之处，就是从来不肯用繁杂的作业把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全部占满，而是有意无意地纵容、放任我们阅读课外书籍。我的父母也从不因为我在节假日埋头读书、不理家务而横加申斥。这大大地培植了我读书的兴趣，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像王羲之爱字、刘伶好酒、谢灵运酷嗜山水那样，与生命相始终，从来没有厌倦的时候。

但兴趣与自觉性还不是一码事。我的切身体会是，读书自觉性的形成，首先来自迫切的需要。我并不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之类的“神”话，但我相信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相信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我曾下过很大功夫埋头钻研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著作，每读一次，都被其中强大的思想魅力所吸引，都有新的收获。

我也曾相信苏东坡所说的：“学如富贵在博收，仰取俯拾无遗筹。”因此，举凡左史庄骚、汉魏文章、唐宋诗词、明清杂俎，以及西方近现代的一些代表性学术著作，都综罗博览。后来懂得，书犹三江五湖，汇而成海，浩无际涯，而个体生命却是很短暂的，“任凭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所以，必须有所选择。

古诗中说：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只有不多时，还有一半睡着了。

特别是人过中年，时间仿佛过得更快，“岁月疾如下坂轮”，光阴自当以分秒计，正所谓：“时间常恨少，苦战连昏晓。”无论节假日、早午晚，一切工余之暇，我都攫取过来用于学习。即使每天凌晨几十分钟的散步，也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凝想；甚至晚间睡前洗脚，双足插在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友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1988年8月，东北三省宣传部长雅集长春市，东道主举办舞会，盛情邀请客人出场。我因疏于舞艺，再三推辞，大家终不放过，最后只好即兴口占七律一首，才算“蒙混过关”，但诗中所述都属实情：

晚雨迎凉送暑天，未谙歌舞愧华筵。

非关左旧轻时尚，为恋诗书断雅缘。

盛会岂堪人寂寞，良朋空羡影翩跹。

吟诗且作他年约，重聚春城再比肩。

确确实实，是“为恋诗书”断了一切“雅缘”。

1990年9月，我还写过六首七绝：《读书纪感》。

其一曰：绮章妙语费寻思，天海诗情任骋驰。

绿浪红尘浑不觉，书丛埋首日斜时。

其三曰：伏尽炎消夜气清，百虫声里梦难成。

书城弗下心如沸，鏖战频年未解兵。

其四曰：学海深探为得珠，清宵苦读一灯孤。

书中果有颜如玉，戏问山妻妒也无？

其五曰：如饮醇醪信不诬，朝朝埋首勉如初。

情怀老大无稍减，沧海扬尘或忘书。

都是心路历程和苦读生涯的真实写照。

也许有人要问：这样埋头苦读，摒绝了各种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感到枯寂呢？

道理简单得很，凡事着迷、成癖以后，就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没有厌倦情绪，有时甚至甘愿为此做出牺牲。柳永词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

看过《聊斋·娇娜》的，当会记得这样一个情节：娇娜给孔生割除胸间痈疽，“紫血流溢，沾染床席。而贪近娇姿，不惟不觉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

读书固然是苦差使，但苦中有乐，乐在其中。林语堂有个很幽默的说法：读书要能产生浓厚兴趣，必须在书境中找到情人，“一旦找到文学上的情人，必胸中感情万分痛快，而灵魂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

说得很神秘，我至今尚无这样的体验，说明还不到火候。但书卷的吸引力是极大的，确是事实。

据笔记小说记载，明人屠本畯平生好读书，至老尚手不释卷。有人问他：“老矣，何必自讨苦吃？”他的答复是：“我于书，饥以为食，渴以为饮，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苦也。”虽然没有说“生活中当情人”，但迷恋之情并无稍异。

孔夫子当年读《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也是一种痴情迷恋吗？所不同的是，生活中的恋人贵在用情专一，具有排他性，而书境中的恋人则多多益善，而且，这种恋情可以与众分享，绝不会招致麻烦，产生忌妒。

我以为，林语堂说的在书境中寻找“情人”，也可以作为读书当求会心，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来理解。陶渊明就曾说过：“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在读过一些古籍之后，曾写了这样一首诗：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他觉得读了《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仿佛神游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和广袤无垠的宇宙空间，俯仰之间即可穷究宇宙的奥秘，真是欢快…之极。

叩其所以然，或许是由于这两部书中所记述的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我们种族的原始意象，积淀了我们祖先无数次的欢乐与愁苦，饱含着人类命运和远古生涯的残迹与奥秘。其中的黄帝、夸父、精卫、西王母、三青鸟、三危山等，都作为一座座路标，引导人们返回辽远的精神家园和熟悉却又陌生的人类童年，因而，令人产生一种快感。

古人有“书卷多情似故人”、“亡书久似失良朋”的说法，都是以书喻友，说明读书犹如会友。朋友中有畏友、诤友，也有昵友、腻友。书籍何尝不是如此。

陆游赞赏王深甫的作品，说：“此书朝夕观之，使人若居严师畏友之间，不敢萌一毫不善意。”同样，书中也有直面人生、直言规过、不留情面的诤友和“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亲热狎玩的昵友、腻友。

每当面对高大的书橱，我总觉得：那些已经熟读过多次的书籍，颇似积年稔熟的老朋友，属于深交、挚友。古人诗句：“旧书读似客中归”，说的正是那种老友重逢、联床话旧的亲切之感。有些书只是略加翻检，粗粗浏览一过，比之于朋友，好似初交乍见，不过点头之识。还有很多书罗列案边却未尝展读，这就像闻名未曾见面的友人，素昧平生，觌面不识。对它们冷落地挤在书架中，未得“周郎一顾”，我往往感到由衷的歉疚。

还可以说，读书是交友的延伸。交友受共时性限制，必须是同时代人才有交往的可能，而从书卷中则可以广交异代与异地的朋友，能够神游域外，上下千年，不受时空限制。也是陶渊明说的：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

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

这位老先生慨叹他出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虽然向往黄帝与虞舜的德政，却因“萧条异代不同时”，无缘得见；只有借助披览古代典籍，才能知晓千载以上的往事。

就是说，经由书卷这个门径，可以进入更深更广的领域，获得无穷无尽的知识宝藏。确如盲姑娘海伦·凯勒所言：“一本书就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广阔的生活海洋。”高尔基也说过：“似乎每一本书都在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

列宁早在我出世十多年前就去世了。进一步说，即使我提早出生三十年，与列宁生活在同一时代，大概也无缘见到他。但是，书籍却给了我熟悉、接触这位伟大人物的机会。我读过许多描写列宁的书籍，其中尤以高尔基的回忆录《列宁》留给我的印象为最深刻。高尔基与列宁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倾注了全部的爱，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表现力，为我们再现了这位伟大的人物。列宁夫人看过回忆录后，赞许说：“整个列宁是栩栩如生的”，“写得好极了”。我们在高尔基的笔下，不仅看到了列宁的特异的丰姿，而且了解了他的精神世界，仿佛活生生的列宁就站在我们…面前。

最令人难忘的是列宁的一段话。高尔基回忆说：一次，列宁用一种特别轻巧、温柔的手势抚摸着孩子，说：“这些孩子将来一定会比我们生活得好些；我们生活中遭遇过的很多东西，他们是不会经历了。”沉思一会儿，他接着说：“可是，我毕竟不羡慕他们，我们这一代已经完成了一桩在历史上有惊人意义的事业。”前一时期，我曾回味过列宁这些感人肺腑的话。列宁当年抚摸过的孩子，如今也都进入了耄耋之年，他们可还记得这些掷地有声的时代强音吗？

数千年来，我国无数文人、骚客、旅行家，凭着他们对山水自然的特殊的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歌、散文，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一篇在手，可以心游象外，悠然神往，把心理境界、生活情趣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作为三个同心圆联叠一起，不啻身临其境，而又能免却鞍马劳顿，解除风尘之苦。

我曾在一年秋天游览了杭州西湖，有幸看到了“三秋桂子”，却无缘观赏“十里荷花”；而且，由于来去匆匆，许多名胜都失之交臂，深感怅惘。回来后，翻出明人袁宏道、史鉴、张岱等人的西湖游记，未出斗室，而极四时之娱，揽八方之胜，算是补上了这种缺憾。

当然，我这样说，绝没有以读书代替实践的意思。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我们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读无字之书。单就旅游来说，卧游、神游、梦游、醉游，无论怎样空灵浪漫，富有诗意，也都代替不了实地考察，亲身经历。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身临其境，也需要从容玩味，细心涵咏。如果像《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那样漫游西湖，只是吃熟牛肉，喝大碗茶，瞧贵妇人进香，看阔人家请客，于湖光山色全无会心，所得也就微乎其…微了。

（1990年）

我的四代书橱

古有惠施“腹载五车”，边韶“腹便便，五经笥”的佳话。《明史·文苑传》记载：周玄“尝挟书千卷，止高棅家，读十年，辞去，尽弃其书，曰：‘在吾腹笥矣。’”腹笥繁富，自是令人艳羡，但其人终属奇才异秉，而平凡如吾辈者流，大概是无法企及的。因此，自幼便渴望有个专门藏书的书橱。

这个愿望，在60年代之初终于实现了。书橱样式，即在当时也谈不上新颖，但十分宽大、坚固。抬将过来，居然有二三同道称羡不已。他们帮我把二十年来积聚起来的书籍一一细心地存放进去。其中，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新书居多，也有我在童蒙时期读过的“四书五经”、《纲鉴易知录》、《古唐诗合解》、《昭明文选》等旧书数十种。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它们原来挤压在几个木箱里，随我出故里、入县城、进都市，历尽流离转徙之苦。于今，看到这些“故人”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心中颇觉畅然，甚至有一种“向平愿了”之感。

当时书价低廉，但薪俸也少，去掉必要的开支，已经所余无几。每当走进书店，总是贪馋地望着琳琅满架的新书，不想移步，无奈阮囊羞涩，只能咽下唾涎，空饱一番眼福，无异于“过屠门而大嚼”。尽管如此，几年过去，书橱里竟也座无虚席。工余归来，即使再累再乏，只要启开橱门，浏览一番书卷，顿觉神怡目爽，倦意全消。

不料胜景不常，“文革”浩劫到了，“破四旧”的狂飙席卷全城。自忖橱中书籍十之八九当在横扫之列。为了安全度过劫波，只好将它们再度塞回木箱，放置楼顶天花板上。尽管有些过意不去，但形势所逼，也只好屈尊了。转眼间三年过去，我从劳动锻炼的工厂归来，进门第一件事，便是从楼顶上搬下木箱，拂去蛛网尘灰，将书籍重新摆上书橱。“故友”重逢，恍如梦寐，相对唏嘘久之。

70年代后期，大批新书上市，许多旧版书也陆续重印。冷落已久的书店，又是熙熙攘攘，门庭若市了。我呢，由于十年间物资匮乏，开销不大，手头略有些许积蓄。这样，几乎每次从书店出来，都要带回几本新书。加之，在“海、北、天、南”等大都市工作的朋友，知我嗜书如命，也都纷纷为我代购。一时间，床头、桌下，卷帙山积，竟然“书满为患”。于是，我又添置了两个新的书橱，是为第二代。

80年代中期，散文集《柳荫絮语》出版后，我开始了随笔集《人才诗话》的创作。当时，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购置与借阅上百种历代诗词别、总群集，从中选出三百余首与人才问题有关的诗词；二是搜集、研读各种人才学论著，以及古今中外关于人才问题的故实、轶闻、佳话。在此基础上，兼顾“人才诗”（这是我杜撰的一个名词）的内容与人才现象、人才思想、选才制度、成才规律等各方面课题，拟定近百个题目，边准备，边构思，边创作，以文学的形式、史论的笔法，把情与理、诗与史熔于一炉，每月可得五六篇。其中有些篇章，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随笔”专栏中刊载过。通过这部书的写作，使我有机会研究了大量诗文典籍，也积聚了相当数量的书籍。为此，我又新置了两个书橱，是为第三代。

进入90年代之后，新书出得更多，但书价之高昂，令人瞠目咋舌。这个期间，虽然我又出版了三本散文集、一本旧体诗词，但稿费无多。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因工作之便，可以定期收到省内各出版社的样书。日积月累，数量也颇为可观。我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美学与清前史的研究，相应地置备一些有关学术著作。适应这些方面的需要，我添置两个高与梁齐、装上有机玻璃拉门与铝材滑道的现代化书橱。后来居上，这第四代可称是“佼佼者”了。

多年来，书籍随进随放，见缝插针，有些杂乱无章。最近，我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它们进行一次综合治理，实行分级管理，分类陈放。藏书中，以散文与诗词为多，我让它们进驻第四代书橱；史书与理论、学术著作，由第三代书橱安置；第二代书橱中，一个用于存放诗词、散文以外的文学著作，一个用于存放各类社会科学杂著，三教九流，百家诸子。

与上述三代书橱相比，制作于60年代的第一代书橱，未免有些寒酸、陈旧，有的朋友劝我改作它用，另置新橱，我却敝帚自珍，割舍不得。算来，它已经与我同甘共苦三十年了，伴我由青春年少到绿鬓消磨，渐入老境，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贫贱之交不可忘”．我为它派下了特殊用场，专门陈放各地文友签名、惠赠的书籍，现已达到几百种了。

四代书橱，比肩而立，占去了我的卧室与客厅的半壁江山，使原本就不宽敞的居室显得更为褊窄。但环堵琳琅，确也蔚为壮观。纵然谈不上桂馥兰馨，书香盈室，但，“四壁图书中有我”，毕竟不失雅人深致。尽可以志得意满，顾盼自雄，说上一句：“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清夜无眠，念及众多古圣先贤、硕学鸿儒、骚人墨客，各以其佳篇名著，竞技闲庭，顿觉蓬荜生辉，萧斋增色。陶彭泽当年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今却伫立橱中，静候主人光顾；而开创了中国大写意派，“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的徐文长，也居然俯首降心，屈己以待。

惭愧的是，橱中只有部分书籍我曾匆匆过眼，余则连点头之识也谈不到。我当在有生之年，焚膏继晷，夕惕朝乾，加倍地黾勉向学，以不负诸贤的青睐。

（1994年）

我也会老吗？

人生怕忆少年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刚进城读初中时，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男孩子都不怎么用功，脑子里常常结记着在故乡抓螃蟹，养蝈蝈，偷摘邻居瓜枣一类的乐事；身在书桌旁，心却像孟老夫子说的那样，“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当老师点名提问时，往往是蓦地站起，答非所问。

几个月后，班主任教师领着我们排了一个小话剧，名叫《老头三年生》。剧情梗概是：一个小学生终日嬉游耍闹，不肯用功读书，结果课业荒疏，屡屡降级。这天，他忽然做了一个梦，恍惚间自己已经头秃齿豁，垂垂老矣，却仍和十来岁的儿童一起读小学三年级。建校六十周年庆典到了，同学们的祖父母——他当年的同学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回母校。这里有工程师、农艺师、大学教授，也有工厂经理、劳动模范。他们听说还有一个当年的老同学在校，便都与他相约叙旧。这个“老头三年生”听了非常愧怍，登时汗流浃背，悚然惊觉。从此，他刻苦自励，加倍用功，矢志成才。这出小戏情节简单，主题也没有脱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俗套。但在当时，对我们这些思想单纯、可塑性强的少年儿童，却起着有力的激励作用。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大脑内部机能发展迅速，精力、体力、记忆力、创造力都处在最旺盛的时期。有人做过统计，在一千二百四十三位著名科学家、发明家中，65%以上的人是在二十到四十岁这段时间里做出第一项发明、创造的。所以，有“英雄出少年”的时谚。如果说，自然界是“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那么，人生的春天无疑就更宝贵、更美丽了。青春时期拥有巨大的发展优势。古人说的“后生可畏”、“丈夫未可轻年少”，道理正在于此。

当然，在看到这种特殊优势的同时，青年人也应该意识到自身所肩负的责任。青年时期正值学龄阶段的后半期，是奠定知识鸿基的关键时刻，又处在工作阶段的开端，因而亟须掌握实际本领，取得独立工作能力。外国有一句谚语：“一个人成年时收获着青少年阶段播下的种子。”含义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大体接近。就这个意义来说，青年时代既是播种时期，也是收获时期。记得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一些青年人说过：“假使你们珍惜自己的优势，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你们会超过我们。但是，如果你们把自己的优势浪费了，不管时代怎么前进，历史怎么发展，你们和退出历史舞台的老一辈相比，可能还是望尘莫及。”

其实，世间任何优势都是相对的。作为一种生命现象，青春的优势也是一样。青年人固然比中老年人拥有更多的生命时间，但并不等于同时拥有经验、知识、修养、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要在这些方面同样具有优势，就须抓紧学习，刻苦磨炼，认真打好基础。而且，“流光容易把人抛”，生物性的优势时刻都在转化。当青少年步入中老年之后，年龄优势就将随之而递减与消失，这是自然规律所决定的。

但可惜的是，许多人在青春年少时并不知惜取韶光，直到年华老大，百事无成时，才痛悔前尘，但为时已晚。清代诗人孙啸壑写过一首哲理性很强的七言绝句：

有灯相对好吟诗，准拟今宵睡更迟。

不道兴长油已没，从今打点未干时！

诗中告诫人们不要等到“油尽灯残”之时才思有所进取，凡事应该早做安排，“莫到无时想有时”。诗人以哲学的眼光、生动的形象，揭示了人生的真谛，内涵丰富，寄慨遥深。

“从今打点未干时”，寄寓着过来人的沉痛反思与顿悟。世间许多宝贵的东西，拥有它的人常常并不知道珍惜，甚至忽视它的存在；只有失去了它的时候，才真正认识到它的可贵，懂得它的价值。如同百万富翁体味不到“阮囊羞涩”的困境一样，青少年中很多人不能充分理解中老年人惜时如金、奋力拼搏的急切情怀。

人总会老的，对此绝无异议。但正如古人说的：“老似名山到始知。”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老”是极其遥远并且难以想象的事，因此，“我也会老吗？”竟是个疑问，至少是没有考虑过它。有鉴于此，美国盲姑娘海伦·凯勒在她的著名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提议，

我们最好把每天都看成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持这种态度对待生活，才能深刻体会生命的价值。

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让每个人在他成年后的某个阶段，失明几天，失聪几天，也许是很有益的。黑暗将使他们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教会他们领略喧哗的欢乐。

设想一下，如果你只剩下三天的时间利用视力，那么，该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呢？随着那即将降临的第三天夜晚的到来，当你已经意识到了太阳不再为你升起时，你该怎么办呢？

也许我们觉得这位盲姑娘过于吝啬——为什么只设想三天而不是更多时间呢？但这对于她来说，已经是奢望了。她曾感慨无限地说：“啊，如果我有哪怕只是三天的机缘，让我的眼前大放光明，该有多好！那时，我将能看多少东西啊！”我相信，一切耳聪目明且神智健全的人，当听到这些晨钟暮鼓般的“醒世恒言”时，总不会冥顽不灵，无动于衷吧。

有人写过一篇名为《减去十岁》的小说，说某单位开一个喜讯：上边要发一个文件，把大家的年龄都减去十岁。于是，人们奔走相告，各打各的美妙算盘，结果当然是一场荒诞的梦幻。其实，与其当绿鬓消磨、老之将至时，寄希望于减去十年——争取年轻十年，何不提前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刻苦拼搏、自强不息呢！

受这些奇思妙想的启发，我倒觉得，每个人不妨假定自己倏忽间长了十岁，像那个梦境中的“老头三年生”那样，在意念中增设一种内驱力，从而“浃背汗流，悚然惊觉”，而今而后，再不轻抛虚掷大好韶光了。

（2005年）

买豆腐

黎明即起，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到街头去买豆腐。

湿润、清冷的晨风飘送着豆制品厂散发出的浓郁的豆香味，吸进鼻腔，感到分外惬意。不大工夫，一辆辆满放着豆腐盘的推车便在大街小巷中出现了。应着售货员的曼声吆唤，人们端着盆、碗，从各个角落杂沓地攒来。

我一般都是在靠近十字街口的一处摊床上买豆腐的。由于我是常购不辍的顾客，两位卖豆腐的姑娘已能准确地判断出我哪些天没在市内，并能根据我购买的块数，测定我家是否来了客人。

一次，卖豆腐的姑娘问我：“你们天天吃豆腐，不感到腻味吗？”我笑着回答：“豆腐是美味佳肴。过去说，什么客什么样待，庄稼院客豆腐菜。现在，可发生了大的变化，豆腐已经跨进了富贵之家。‘青菜、豆腐保平安’啊！”一番话，引逗得人们发出一阵会心的微笑。

我的这番话，可是言之有据的。科学分析表明，大豆中含有40%的蛋白质和20%的脂肪，大大超过了瘦肉、鸡蛋、牛奶中这两种养分的含量；此外，还有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等为人体所必需，也容易吸收的营养素，对人们的肌肉、脏腑、神经、血液、内分泌等都大有裨益。这一点早为古人所认识。成书于宋代的《延年秘录》中说，久服大豆食品，可以“长肌肤，益颜色，填骨髓，加气力，补虚能”。

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许多人家从营养学角度考虑，与豆腐结了缘分；更多的人对豆腐垂青，则是从经济、实惠、方便着眼，特别是城市中的一些双职工。数九隆冬，寒风凛冽，喝上一碗热气蒸腾的豆腐汤，立刻觉得暖意盈怀。若是时间迫促，来不及动烟火，舀上一勺儿碎葱、炸酱，将豆腐搅拌来吃，也照样可以大快朵颐。

豆腐最易吸收其他滋味，同肉、蛋炖在一起便有肉、蛋味，同鱼一块烹调便里外溢满了鱼香。如果煎豆腐汤放些嫩绿的菠菜，那就色、香、味俱全，邀得了“清香白玉板，红嘴绿鹦哥”的芳名。

我们莫要小瞧这道“庄稼菜”，据说，光是传统的烹制方法就在千种以上。相传豆腐的祖师爷——西汉淮南王刘安所在的八公山的豆腐，以用料讲究、研磨匀细、味美鲜嫩闻名于世。也有人认为，桐城豆腐最称上乘，有词为证：“桐城好，豆腐十分娇。把足酱油姜汁拌，煎些虾米火锅熬，人喝两三瓢。”

清代宫廷中专门设有豆腐房。康熙大帝南巡时，特赐巡抚宋荦“豆腐宴”以示宠，足见豆腐在清宫廷中之地位。道光年间，山东按察使梁章钜曾在济南大明湖畔的荔枝馆吃过一味豆腐，尔后终生称道，以至“每每触思此味，则馋涎辄不可耐”。

据清代著名诗人袁枚记载：

蒋戟门观察招饮，珍馐罗列。忽问余：“曾吃我手制豆腐乎？”曰：“未也。”公即着犊鼻裤亲赴厨下，良久擎出，果一切盘飧尽废。

因而，这位名闻遐迩的美食家断言：“豆腐得味，远胜燕窝。”

也是这位袁公，为了向别人求教一种“雪霞羹”豆腐的做法，主人故意逗他：“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汝肯为豆腐三折腰，我即授汝。”这位大诗人真地行了三鞠躬礼，遂得其秘。毛俟园曾吟诗记载其事：

珍味群推郇令庖，黎祁尤似易牙调。

谁知解组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

当然也有例外，宋代的理学家朱熹就终生不吃豆腐。但那并非由于滋味不鲜，而是老夫子迂腐所致——他发现豆腐做出后，重量超过大豆、水分、配料重量的总和，“格致”再三，不得其解。

豆腐，早已活在古代文人的笔下。古语称豆腐为“黎祁”，陆游就有“洗釜煮黎祁”的诗句。古籍《坚瓠集》载，豆腐有“十德”，如无处无之，为“广德”；一钱可买，为“俭德”；食乳有补，为“厚德”；水土不服，食之而愈，为“和德”……近代小说家兼戏剧家徐卓呆，曾为一位好友题写纪念册，其词云：“为人之道，须如豆腐，方正洁白，可荤可素。”还有一位贫士拟过这样一副诗联：“大烹豆腐茄瓜菜，高会山妻儿女孙”，以表现其清苦生活和天伦乐趣。

特别是那首流传很广的《咏豆腐》七律：

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褪尽见精华。

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

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剖处玉无瑕。

个中滋味谁知得？多在僧家与道家。

描形拟态，惟妙惟肖，说它是一副道地的“春灯谜”，亦无不可。

至于豆腐同广大群众的关系，那就更是十分密切了，可说是达到了生根发芽、水乳交融的程度。它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各个领域，以致许多俚言俗语都用它来作为对照物。形容某人嘴硬心软，叫“刀子嘴，豆腐心”；说明哪个人个头小，叫“三块豆腐高”；比况两方面实力不等，相差悬殊，叫作“雷公打豆腐”。其他像“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武大郎卖豆腐——人熊货软”，等等，举不胜举。连地方戏曲里还有《双推磨》这样一桩“豆腐姻缘”哩。

豆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在鱼、肉、蛋之下。市民主要副食，夏、秋两季是青菜，冬、春便是豆腐。看来，这道家常便菜确是不可或缺的。也正是为此，我便成了豆腐摊旁的常客。

当然，在我来说，买豆腐还有更大的收获。每天同市民一道排队，使相互间的感情贴近了，共同语言增多了，从而，可以获得许多在其他场合难以获得的舆情和信息，及时听到各个阶层群众的不同反映。其中，既有对领导机关善政的揄扬，也不乏对某些工作失误的批评，包括对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个别干部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以及对于治安秩序不良的忧虑，都是很好的月旦评、群言录。在买豆腐的行列中，常有机关、学校、工厂的一些熟人过来唠嗑儿，趁便谈了心、办了事。

有时，唠着唠着，竟忘记了家里等着豆腐下锅，直到远远地看见扎着围裙的妻子正在楼头焦急地张望，才紧忙道声“再见”，端着豆腐盆抬腿走开。

（1988年）

岁短心长

一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对于老年情味，摸得最熟、体悟得最深的，大概要算南宋诗人陆游了。这当然和他活到八十六岁高龄有直接关系。清人陈古渔有“老似名山到始知”之句。有了长寿的经历，又能悉心体察，准确地诉诸文字，自然效果就可观了。

比如，陆游在一首七律中，讲到“老觉人间岁月遒”，我就击节称赏，觉得一个“遒”字说尽了老来岁月的独具特色，多彩多姿。“遒”字多义，用在这里主要是说明岁月匆遽、急速、迫促；同时，也含有晚境深沉、苍劲、豪迈的意蕴，“遒深”、“遒迈”之类词语亦常见于古代诗文；词典中还有“遒丽”、“遒逸”的词目，以之形容老来心境的劲健、超逸，自然也十分恰当。我以为，“岁月遒”的含蕴，大体上与《千字文》中的“年矢每催，曦晖朗曜”相当。

正如唐人杜牧所云：“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不知不觉的，我也到了花甲之年。回头一看，两万多个日夜已被抛在身后，这还了得！难道生命的基础不过是面对前尘影事，召唤遥远的感觉世界，只剩下淡淡的追怀了吗？昔日戏言衰迈事，今朝忽到眼前来。应该承认，思想准备是不足的。突然间，强烈地觉察到岁短心长，光阴迫促，时不我待。我曾题诗慨叹：

青春余梦感蹉跎，老去狂奔逐逝波。

一卷未终天又晚，人间难觅鲁阳戈！

“鲁阳戈”是个典故，出自古籍《淮南子》。说的是战国时有个鲁阳公，挥戈奋战，眼看日头栽西，他便举起长戈去支拄，结果，太阳为之返回三舍。这当然只是神话传说。明代诗人何景明早就慨叹过：“世无鲁阳子，坐惜朱颜衰。”

但是，唯其如此，也就令人更加深切地感悟到，与其把衰老所带来的一切，看成人生最沉重的东西，莫如从容品味生活的分量，真正受用好这无比珍贵的分分秒秒。即使是回忆，也要在苍茫情味中，实现一种新的置换，新的综合。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宇宙，天性中都蕴涵着自然母亲赋予的感受力和创造力，都应拥有气吞八荒、胸藏万汇的气概和权力。然而，匆忙、迫促的日子，一个个最现实的目标、最具体的杂务，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争、矛盾，往往肢解了、冲淡了人生的总体性感觉，使其沦为碎片，变得琐屑，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东西被淹没、被忽略了。

要想修复这被切割、被蚀损了的总体感觉，首先，要求一份内心的宁静与空灵。“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一旦得以卸掉杂务的纠缠，挣脱尘网的羁绊，走进这种生命的鲜活境界，便有了深刻体验人生，归返自我，走向无穷的可能。

这时，只有到这时，生命的有限和无限，历史的存在与虚无，心灵的栖居与超越，内宇宙与外宇宙的沟通，人与自然的亲和与疏离……这许许多多根本性的问题，才会跳入你的胸中，搅动你的思绪，使你为之焦虑，为之欣喜，为之沉醉。这真是一种令人难以遏制的诱惑！

过去重任在肩，无暇旁骛；现在，工作担子减轻了，公务活动变少了，人际关系简化了，世情纷扰也渐渐淡去，正可恢复书生本色、云水襟怀，实现多年的夙愿，——把读书、创作看作是一种诗意存在的生存形式；把屐痕处处，游目骋怀，“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视为人生的至乐。

每天清晨，我都要到公园里去散步。人生感悟、创作构思也就在这里丝丝缕缕、片片层层地展开。任身旁人声嘈杂，墙外车流涌荡，也并不为其所扰。身在红尘嚣嚷之中，心驰四野八荒之遥。此刻，对前人说的“静，在心不在境”、“心远地自偏”的意蕴，有了切实的理解。

也正是在这种新的岁月里，我开始用心品啜着一种新的人生况味，体验着一份纷乱中的澄静、挣扎后的从容，体味着对生命的诗意感受和老来岁月遒迈的悲壮之美。

二

我喜欢游历，喜欢访古，习惯于胜地寻踪、荒园踏梦，洗去岁月的尘滓，再现历史的光泽；通过理性思考和感性认知，连缀文明的断简，把散文创作的艺术背景放在广阔的历史空间，让笔底流露出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世事沧桑之感。但过去游观，大多是在参加各种会议的缝隙，虽然也走了不少地方，获得诸多感受，可是，毕竟行色匆匆，来不及仔细咀嚼，从容玩味。匆遽的心境所感受的东西，往往止于触景生情，谈不到“乘物以游心”，发掘深层的奥蕴。

近两年总算有了纵情登览的条件。我曾专程寻访了号称历史博物馆、文化回音壁的古都开封、洛阳、临淄；徜徉于群雄逐鹿的中原和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三晋”古战场；驻足战国时期辩才云集的齐都稷下；临流淮上，体验着庄、惠观鱼的“濠濮间想”；踏着晚秋的黄叶，漫步在采石矶头、桃花潭畔、敬亭山下、天柱峰前，冲破时空的限界，亲炙诗仙李白的幽情逸韵。

当我漫步在这些曾经产生过辉煌的古代文明、布满斑驳史迹的大地上，仿佛置身于一个瑰奇、丰厚的艺术世界，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中，敞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去体味焦灼里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中的欢愉，从而产生深刻的人文批判，对文化生命作一番富有兴味的慧命相接。

出游前、归来后，我都怀着浓烈的兴趣，沉浸在深邃、浩瀚的“诗渊史海”之中，使游观、治学、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一部《宋史》告诉我们，为了赵家王朝的万世一系，开国皇帝赵匡胤可说是虑远谋深，机关算尽。但是，从他陈桥举事，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中经“杯酒释兵权”，以文官取代武将节制方镇，以书生为宰辅削弱相权，实现集权柄于皇帝一身；直到末帝赵昺在蒙元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瞬息间事。当初，得天下于周家的孤儿寡母，后日又失天下于赵氏的寡母孤儿，一往一复，历史简直像旧片重映。

人事如此，大自然又如何呢？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映水，仿佛今古都未曾发生变化。“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让后人生发出许多联想。前代诗人何希齐只用了十四个字：“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就完整地把它概括出来，真可谓气吞沧海，举重若轻。从书卷中我读出了古人“通天尽人”的怆然感怀，体味到无数哲人智者的神思遐想，从而打开一个新的视界，提供了足够的思考空间。

通过散文创作，我把飞扬的思绪、开启的心智，连同思索与领悟、迷茫与困惑，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艰苦的劳作中寻求着思想的重量，同时将身心里的情境展开，以探求与读者交流、沟通的心灵渠道。

正是这种知识的储备和智能活动，使心胸豁然开朗，一如浩荡的江河，融汇了自己，也包容了客观世界。我喜欢这种心灵的维度，这种丰满的人生。

而丰满的人生是要靠思想来滋养的。思索使我在世俗生活之外感受到了至高至重的幸福与欢愉。在尘嚣十丈、物欲横流之中，保留一块思索的净土，这是多么不容易，又多么值得庆幸啊！

在大学讲课时，中文系一个学生问我，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著书立说，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其中充满了哲学智慧。请问：这种传统，在历代诗歌中是否有所继承？如果说，诗歌中同样反映了哲学智慧，那它又是如何体现的？受到这个问题的启发，我利用春节前后一段时间，编写了一部古代哲理诗选释。这些诗即事寓理，意蕴深沉，“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言近旨远，别有寄托，同样称得上是哲学智慧的渊薮。

不妨举例说明，还从“老”字谈起。老，在古代哲理诗中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围绕着如何看待老的问题，仿佛那些异代诗人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聚会一堂，各抒己见。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率先表述了积极、进取的“老境”观。

命途多舛的李商隐却怆然叹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清代的任锦心和龚定庵都是坚定的“刘派”，分别借助霜叶、落花的意象，谈了自己的观点：“莫嫌秋老山容淡，山到秋深红更多。”“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到了现代，朱自清则与玉溪生针锋相对，直接反驳：“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这些诗不仅充满了智慧，而且情趣浓烈，兴味盎然，有一股迷人的美学冲击力。研究起来，令人陶然心醉，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享受。那段时间，我整天沉浸在这种美学意蕴和智慧海洋之中。

人过中年，极目悠然。同少年一样，老人也是“不识愁滋味”的。俗谚就有“小小孩、老小孩”的说法，意思是人老了常有孩子气，贪玩也许就是一例。只是急年晚景，要玩没得工夫。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在一方面充分获得的时候，就要准备在其他方面有所放弃。

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使我失掉了许多人生享乐的机会，但我坦然无悔。

正是在这种沉酣、迷恋中，扩大了生命的内涵，使人生内在的丰富性充分体现出来，这何尝不是对缺失的一种补偿？其实，这样的生活本身也是很有滋味的。一边倾听历史回音壁上的足音，一边思考当下的生活底蕴，生命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自由状态，它悠远而阔大，有形接连着无涯，有尽融入无尽，由此走向审美人生，走向一种近乎永恒状态的创化。这种境界，难道还不迷人吗？

三

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没有不断地创新与突破，就谈不到成功与飞跃。我耻于因袭他人，也不愿意重复自己。新时期开始，我的散文格调比较清新，时代感比较强，但有时失之直白，流于清浅。我便下功夫钻研马克思的哲学著作，西方哲学史，以及黑格尔的《美学》，注意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世界，感悟人生。逐渐地，自己感到作品的思想内涵，特别是美学意蕴较前厚实一些了。这大约在80年代中期。

进入90年代，我体会到，散文应予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以深度关怀，融进作家深切的人生感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实现诗、思、史的有机结合。散文随笔集《春宽梦窄》、《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都是这种追求下的产物。

创新与突破，还体现在我对工作方式现代化的追求上。沉浸于历史是为了走出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今天、憧憬明天。当世界已经走进信息时代，信息的处理速度已经超出了以往的理解力，“换笔”便成为一种新的诱惑，新的挑战。1994年年底，我下决心学习用电脑写作。这既可节约大量劳动时间，也能进一步理解现代工作方式给人们生活方式以至思维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

当时，周围的人“换笔”的还很少，尤其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更是望而却步。当我打开电脑书，也觉得“键入”、“回车”、“主菜单”、“任意键”等一大堆术语令人眼晕，更感到五笔字型输入法难以掌握。“王旁青头戋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不仅要背下这一百三十种基本字根，而且要把每个汉字拆分得开，再一个个敲击出来。大前提是必须准确地掌握每个字的写法，否则就休想打上去。

我在冲闯这个关卡过程中，敲出第一篇千字小文，竟用了三整天的时间，但这也带给我足够的慰藉。面对打印出来的第一张由漂亮的宋体字组成的文稿，我反复地端详着这个“宁馨儿”，心中的得意和快活真是难以言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五六年间我用电脑写出了上百万字的文稿。每当打开计算机，在自己设定的绿色屏幕上打字、编辑、修改、复制，总有一种涉身现代化的自豪，体验到手指运作的一分快感，尝到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甜头。

工作效率的提高是惊人的，既免除了抄写之劳，又能将大量资料存储在硬盘里，以备随时调用。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电子计算机每一程序所能展示的深广世界，对我来说，许多仍是未知数。在它面前，我永远承认：“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

文字编辑软件我也换了几回。先是用WPS，经过一年操作，达到熟练程度。后来听说UCDOS更好一些，于是又学会用这种软件操作，确实尝到了甜头。去年初，友人又向我推荐WINDOWS和WORD软件，说它的编辑功能远远超过WPS。但是，对于已经适应了前一种软件的我，学起来还是遇到了许多麻烦。

界面不同了，一个个的窗口，一个个的下拉菜单，由过去的“熟头巴脑”一变而为面目全非。术语改换了，功能键的作用不同了，操作方式也变化了，“块删除”命令变成了一把形象的小剪刀，靠控制符编辑的文件变成了“所见即所得”……一切都变得陌生，不习惯。但是，在朋友演示下，它的神奇、强大的排版、编辑功能所产生的诱惑力，使我再也无法排拒。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磨炼，我终于又和这种新的软件结了情缘，可以熟练掌握，运用自如了。

电脑写作，苦乐相循，在诸多的快感中，也夹杂着一些烦恼。有时，一个误操作便使整个屏幕变成一片空白；临时性的断电曾导致几个小时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我也曾产生过返回旧路，重新把笔的念头，但是，终因电脑太多的优越性而不忍“移情”。相交日久，我才发现，原来电脑这个“劳什子”也懂得“欺生”，当你和它磨合好了，摸准它的脾气，“调皮蛋”自会变得百依百顺，成为亲昵的“方脸大情人”。

进行大容量多媒体信息处理，实现信息资源的数字化转换，已经为期不远了。那时，卷帙浩繁的图书馆藏势将“缩龙成寸”，进入电子网络，我的居室里顶天立地的十几个书架也将完成它们最后的使命。如果说，在电视时代，文学在影视传媒冲击下，有呈现边缘化的趋向；那么，在后电视时代，随着个人化媒介——电脑的出现，文学的个人化特征则将更加凸显出来，从而获得新的生机，恢复其应有的尊严。

我期待着这一天。

我想，一个人只要有志于成为“电脑发烧友”，时时向往遨游在因特网上，徜徉于地球村中，渴望进入“人机交流”的全新境界，起码就心理来讲，距离真正的老境总还有一段路程吧。

（1998年）

一“网”情深

一

“一年容易又中秋。”银盘似的月亮从东天边上升起，窗外，绵邈、青葱的草坪上洒满了月华的清辉，像是铺上了一层晶莹的露珠。草虫欢快地奏鸣着小夜曲；晚风掠过，几树白杨轻轻摇着叶片，发出了萧萧的声响。

对着盈盈素月，我深情地怀想起了远方的友人。

国外是怎样一种情况，我不清楚；反正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里，月下怀人，已经成了一个终古长新的课题。古人没有条件通过电波同远在天边的亲人直接对话，折柬投书又谈何容易，便发挥奇妙的想象力，设想在同一的桂魄下，即使彼此远隔天涯，仿佛也能在这一特定情景之下聚首言欢。

于是，南朝·宋的文学家谢庄便写出了一篇《月赋》，发出“隔千里兮共明月”的清吟；到了唐代，诗人张九龄引吭高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抒发其望月怀远的情愫；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更是深情无限地在《水调歌头》中祝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着同一的事物，同一的主题，三个朝代的文人，或者作赋，或者吟诗，或者填词，异曲同工，各臻其妙。

楼上，隐隐传出一片节日的欢声；“哗、哗、哗”——不知谁家，在“方城”对垒，激战方酣；隔壁的电视机也正在播放着文艺节目。往日，这时节我已经悠然入睡了；此刻，却未现丝毫倦意。拉拢了窗帘，我把电脑打开，点开了Outlook Express的图标，随着“小猫”的一声欢叫，联上了网络。我把“新邮件”打开，填好了对方的网址，撰写了“主题”、“内容”，通过网络，把“望月怀人”的思绪传递给了远方的朋友。

这时，我忽然联想到：友人会不会恰在此刻也发过来一个“伊妹儿”呢？于是，又轻轻点了一下“接收”按钮，随之便展现了一个界面：“您有一封邮件，正在接收……”打开收件箱，果然跳出一个鲜活耀眼的“伊妹儿”。据说，在互联网上，每一分钟，全世界要有几百万、上千万个电子邮件同时发送与传递。而我们的邮件居然在如此浩瀚的精神牧场上互相“撞击”了，真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怎不令人激动，令人狂喜，令人欣慰呢！

友人的“伊妹儿”，原是一封长达两页的节日问候信，也是一篇使人忍俊不禁的漂亮散文。我立刻把它全部下载，打印出来，然后，坐在沙发上轻声地读着：

……我们已经习惯在网络上交流、在网络上会面了。我猜想，此刻，你定是同我一样，坐在酒吧间（Windows98）里，在善解人意的“爱伊”（Internet Explorer）的引领下，畅游这个名为INTERNET的虚拟的现实世界，领略那数字化生存的无限风光。

友人学富五车，才思敏捷，生性幽默、风趣，特别喜欢开玩笑。你猜他下面是怎么写的？可真把我逗乐了：

效法元代散曲大家马致远《秋思》的笔调，即兴胡诌几句歪词：“今朝花落谁家，知心人在天涯。伊妹传书递柬，无端受杖，深恩——怎样酬答？”

仿佛友人就坐在对面，娓娓地絮谈着，说来动情，读着亲切。

二

在网络世界中，“距离”已经失去了固有的含义。想想烽火关河、他乡行役的杜陵叟“寄书长不达”、“家书抵万金”的悲慨，体味一番前人为与远行的亲友互通情愫而绞尽脑汁，最终不免嗒然失望的衷怀，怎能不为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得以尽情享受科技进步的成果，而感到庆幸和自豪呢！

闲翻产生于公元8世纪的日本文学名著《万叶集》，发现茅上娘子的一首抒情诗：“愿君长行路，折叠垒作堆。付诸昊天火，一炬化成灰。”原来，她的丈夫中臣宅守被流放到边远地区，相逢无日，信息也无从沟通，她便幻想求助于神祇，将横亘于夫妻间的迢迢长路折叠到一起，然后付诸昊天大火，一烧了之。这样，夫妻就可以消除距离，对面倾谈了。

在我国古代先民中，也曾幻想过缩地术、赶山鞭的神奇法术，流传过一些鸿雁捎书、红叶传情的凄婉动人的故事。前些年，我在云南曾听到一个关于“绿叶信”的传说：

从前，一个傣族青年离开心爱的姑娘去外地谋生，相约每个月通一次信。开始，青年把信写在芭蕉叶上，由一只鹦鹉传递。空间的代价是时间，经过一个月，信才传到姑娘手中，可惜，蕉叶已经枯萎破碎，认不清一个字了。后来，青年越走越远，便用刀把字刻写在贝叶上，然后交鹦鹉衔回。足足经过一年，姑娘才收到信，幸好上面的字迹还清晰可辨，只是，其时青年早已返回到家里。贝叶刻经，据说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

试想，那时如果像今天这样，他们两人都成为“网虫”，各自拥有一只“鸡”（计算机）、一只“猫”（调制解调器）、一只“鼠”（鼠标），尽可在夜深人静之时，让那个柔情似水的“伊妹儿”充当递柬的红娘，结一番“网上情缘”。那样，也就不会经历那种“信寄经年”的想望之殷、熬煎之苦了。

在尽情享受着网络交流的快捷的同时，我和每个“网虫”一样，还拥有网络时代的海量信息。网上，确实是一个精彩、神奇的世界。只要点开“搜索”的引擎，我们的眼前便仿佛展开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我观察过昙花的开放过程，在扁平的叶状新枝的边缘，翠玉般的花蕾竟和电影特写镜头里的一模一样，次第地展开了，层层花瓣上的每根筋络都在拼力地舒张，似乎要把积聚多年的心血倾泄无遗，把全部的美感和爱心奉献出来。网上信息的展现同花蕾的绽放有些相似，也像是要在美妙的时刻，毫无保留地向“网虫”们展示出全部的珍藏。

心房急速地搏动着，手指在键盘上轻快地起落着，一个个窗口被敲开，以复杂的感情、诧异的双眼，扫描这里，窥视那个，充满了冒险、绝奇的快感。此刻，颇像童年时期悄悄地从家里的后门溜出，跑进一个未曾寓目的崭新天地，尽情地浏览着。在现实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情况下，人们竟能在这里开启一扇精神之门，剥离物质世界五光十色的表象，回归人文精神的家园，释放一下现代人过重的精神压力，放飞那不无沉重的浪漫，展示着不倦的追忆，去践履那没有预定的心灵之约，多一份对人生的感悟，多一份创造的激情。

有时我也感到惊讶，曾几何时，还在向旁人询问DOS的基本命令，练习WPS的排版技巧，仿佛一夜之间就闯入了网络时代。呼呼啦啦地筹划着调制解调器的安装，浏览器的使用，新邮件的收发……应该承认，我们确实是在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迎接了计算机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到来。面对着这一系列新的技术、新的知识、新的挑战，真有如刘姥姥懵里懵懂地闯进了大观园。

三

网络世界，作为一种无法逃避的生存状态，一种加速度的内驱力，正在营造着一个与现实不同又紧密结合的虚拟天地，使人们跨越了时间与地域的界隔，迈向无限的自由空间，自然也改变着思想和行为方式。就这个意义来说，同网络的结缘，与其说是工具手段的变换，毋宁说是观念形态的更新。它使人记起了丘吉尔的话：“人们改变世界的速度，总是快过改变自己。”

当然，事物通常总是利弊互见的。网络并非无影灯，在璀璨光亮的背后，也潜藏着阴幽的暗影。它在带给人们巨大方便的同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有人把因特网比作潘多拉的魔盒，人们在充分享用这一技术创新所提供的种种便利的同时，也难免要承受“被拿捏”、被制约的尴尬。一般地说，在浩瀚的虚拟空间里，人们的心灵既变得容易沟通，也完全可能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由于网络的程式化、通用性，容易使人失去特点，泯漠个性。上了网，人就幻化成一个以“比特”为单位的符号，一种虚化了的角色，有时，甚至会忘怀那个真实存在的自己，也便远离了现实世界。

运作快捷、量化分割的结果，是过程的简化、情感的弱化，那种温馨、甜蜜的韵味，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亲切气息，也会因之而削减，甚至出现某些变味。假如我们不时时加以警惕，自觉地进行抵御，就会把鲜活的感情变得生硬呆板，面临着异化的难堪。那种情景，犹如在机制面条布满餐桌的情况下，更多的人仍然钟情于手擀面条；戴上亲人织出的手套，其感觉总和市场上买回的大不一样，尽管它的保温效果未必有什么差别。同样，面对邮件的快速传递、伊妹儿的悄然跳出，仍然不时地忆起昔时手书文字、笔走龙蛇的美感与温馨，当然，更无法代替那种“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的促膝谈欢的陶然情味了。

月亮已经升上了中天，大地一片寂然。我想象着友人此刻也一定还在周游着网络的虚拟世界。既然，人生最苦伤离别，而“千里离人思便见”又不过是《胡大川幻想诗》中的一种虚空的想望；那么，这种万语千言瞬息可通，地远天遥须臾便至的快捷传递，就不失为优化的抉择，堪称现代人的科学的杰作。至于它的负面效应，我绝对相信人类的智慧与理性，相信在“文化自觉”之光的烛照下，通过不断地探索、创新、选择、扬弃，总会展现出日臻完善的前景。

因之，对于网络世界，我还是一往情深。

（1999年）

温馨雅致过新年

一

“淡装平步入中年”，说的是一种情境。套用这个句式，我所追求的是：温馨雅致过新年。这同过年应该欢乐、和谐是相辅相成的，其间没有什么矛盾。

说来也怪，近些年每逢春节，我总有一种惧怕的心理。是不是悚岁月之飞逝，惊年华之迟暮呢？这似乎也有根据——所谓“天增岁月人增寿”，实质上是“无情岁月增中减”，过一年少一年，因而难免引发心理上的恐惧；但我并不作如是想。其实，只要懂得生老病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你欢迎它是那样，排拒它也是那样，就会顺时应命，处之泰然。也有人分析，是年龄大了，过惯了安静生活，不愿因为过年打破日常规律；或者是嫌现在的年味儿不足，内涵单调，觉得不过瘾……这些因素固然足以影响过年的心绪；但要说到“惧怕”，总还不至于吧？

存在决定意识。身临老境，情怀、心态总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少陵野老”性耽佳句，追求出语惊人；可是，投老为诗——客观实际如何置而勿论，单就个人心境而言——就有所变化了，故有“老去诗篇浑漫与”的说法。放翁老先生的诗句：“老觉人间岁月遒”，“老不能闲真自苦”，讲的是年届高龄关于“岁月聿遑”的感觉。清人诗中还有“老经故地都嫌小”、“老眼渐花同辈少”、“老去尘缘已尽删”之类的句子，谈的都是切身的感受。

同样，关于过年的感受，也和年龄有直接关系。小时候家在农村，听惯了“小孩小孩你别哭，一过大年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闹，过了大年放花炮”之类的儿歌，因而从旧历冬月初一“关场院门”（结束粮谷脱粒），就开始掐着手指算计，离大年还有多少天。待到进了腊月门儿，饭就不好好吃了，奶奶说我是“盼年盼得心火太盛，肚子里长出了馋虫”。盼哪，盼到“灶王爷爷”带着夫人走下灶台，返回天宫述职去了，离春节只剩下六七天了，这时候，便夜夜梦魂萦绕着花炮、糖果、新衣裳，锣鼓、高跷、野台戏。

当然，这是童稚无心，苦中求乐。对于穷人家来说，平素缺衣少米，生计维艰，已经费尽了周折；年根临近，孩子们哭哭闹闹，要东要西，加上债主登门，追魂逼债，无异于雪上加霜。那年月，我的父亲、母亲每逢春节，就总是紧锁着愁眉，很少见过他们有过笑模样儿。

旧时代穷人怕过年，是生活所迫；那么，现在丰衣足食，国泰民安，过年了，究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二

在我来说，过年有“三怕”，都属细微末节，而且全同传统的风俗习惯有关：

一怕滥放鞭炮。我平素喜欢安静，每天到时候就想休息。可是，春节期间，几乎就没有安静时候，万炮轰鸣，烟花满眼，日以继夜，响声震天。尤其是三十晚上，整个楼群简直像坐在火药桶上，又宛如置身于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咕咚——咔！”霹雳一声，震天动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有如鼙鼓频敲，爆豆不停，没有片刻的消歇；“通！通！通！”这是高程排炮一百发、三百发、五百发的连射。楼前楼后，楼上楼下，轮番地轰炸，彻夜地翻腾，搅得人心意不宁，神魂错乱，通宵无法安眠。

走到外面去看看吧，你会惊骇地发现，天地为之改容，风云为之变色，烟雾升腾，纸屑翻飞，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还不如紧闭房门，床头枯坐，犯不上让鼻孔、肺子、眼睛，跟着耳朵一同去遭灾受罪。

二怕大吃大喝。过年就要放开肚皮，猛吃猛喝，这种陈规陋习，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本来应该细水长流匀着吃，有计划地安排开，不！偏偏都要集中在过年时节，调动嘴巴向肠胃发起猛攻。白天已经是“大水漫灌”、“沟满壕平”了，在那“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除夕之夜，到了亥正时刻，还必须合家老少团团围坐，放开肚量大吃一顿饺子。有道是：“打一千，骂一万，不能舍掉三十晚上这顿饭。”不弄到肚皮鼓胀，肠胃炎发作，上吐下泻，直至住进医院挂上几天吊瓶，是绝不肯罢休的。

三怕串户拜年。如果说，大吃大喝，属于自作自受，咎由自取；那么，大年初一、初二的串户拜年，就带有“强加于人”的性质了。整个除夕，已经是撑得难受，睡得不好，弄得脑涨头昏、四肢酸痛了；可是，“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人得少休”，大年初一又脚跟脚地来到了。一家人都要早早起来，穿戴整齐，然后兵分两路：年轻人、晚辈的要鱼贯而出，走门串户，出去拜年；而户主和长辈人则须稳坐家中静候，接待串门的客人。抬眼望去，但见街头巷尾，人头攒动，进进出出，连绵往复，不绝如缕。有的单兵教练，有的三五成群，有的是一家人联翩而至，有的是全单位整个班子列队出行。前呼后拥，摩肩接踵。这一伙客人话音未落，席不暇暖，另一拨人马已经“毕毕剥剥”地在外叩门，于是，“前客让后客”，匆匆忙忙，交换场地。好在来者都是熟人，头一天多数都曾见过面，并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沟通，只不过走走过场，打个照面。在客人那边，算是尽了礼数，在主人这里，也从熙熙攘攘、送往迎来中，获得些许心灵慰藉、心理平衡。

拜年习俗的形成，大约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家家饮宴，笑语喧哗。”这是民间，朝廷上还有圣驾坐大庆殿，百官联辔入宫城，随班入贺的“大朝会”。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重整河山，收复失地，抵抗入侵者，却在西子湖边的“销金锅子”里，搞什么“大朝会”，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宴安鸩毒，醉生梦死。说来，也是堪叹亦堪悲的。

过年时节，还有一种“人情债”，又要花钱，又要耗神费力，也令人不堪重负。长辈要孝敬，亲戚那里要应酬，孩子们小的要“压岁”，大些的要买衣物——七十二路神仙，哪一个答对不妥也不行。有钱没钱，都免不了破费，却又“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好在这种事情，我早就把它免除了。因而，没有算在“害怕”之列。

三

不过，静下神来，细加玩味，又觉得人情世事总是错综复杂的，是多元多向的。单就过年来讲，大概也并非人人都畏之如虎。谓予不信，且举出三类人群来看一看：

一类是青少年（当然并非全部）。他们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过剩的精力，也有着过分发达的胃口，尤其拥有难于排遣的空闲时间；他们过不惯孤单、枯寂的日子，习惯聚堆儿，喜欢热闹，觉得逢年过节比平时有情趣、有意思，因此，不唯不觉其苦，而且还嫌时间过得太快——七天长假，一眨眼间就过去了。另一方面，过年期间，在年轻人来说，也确是个会亲访友的机会，通过聚会欢谈，交游酬酢，可以扩大接触面，联络感情，开阔视野，增长阅历。

第二类，是各类商家、厂家、店家的经营者。过年，就意味着花钱、购物，能够促进高消费，扩大卖钱额，有利于营销各类商品，大发其财，塞满腰包，何乐而不为？

还有一类人盼望过年，他们是那些急着往上爬、专靠拉关系的官员。这是走门子、送礼物、打通门径、跑官要官的绝好机会。平时请客送礼，上门私谒，还要找个引子、借个由头；过年了，这一切行径，均属因风就俗，顺理成章，用不着遮遮掩掩。夤缘求进，可以开门见山；馈遗往还，无须半推半就。年节到了，原是交往双方久经企盼、求之不得的大好时机，“害怕”云乎哉！“叫苦不迭”云乎哉！

这三类人群渴望过年的心情大致相同，而出发点与操作规程因人而异，世人对他们的观感也迥然不同。应该说，前两种情况，或为习性使然，或为利益驱动，总还都是顺乎人情、合于事理，属于正常范围。如果不嫌多管闲事的话，我愿向青少年进一忠言。西方有一条谚语：“成年期收获着少年时种下的成果。”意义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相似。所以，应该作息有时，嬉游有度，留出足够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提高自己，造就本领。“莫倚儿童轻岁月”，这是古人的悟道之言。至于第三种情况，只能令人作呕，鄙夷不屑，嗤之以鼻了。

四

最后，回到节假活动本身。呜呼，繁文缛礼，积渐成习，那种毫无节制地滥放鞭炮、大吃大喝和“呼呼拉拉”串门子拜年等传统陋习，不知道还将延续多久，为害到什么时候！想起来，这本身就是很可怕的。估计同我有类似看法的人，大约不在少数。但任谁恐怕也没办法去革新它，整饬它，规范它，只要看看有些城市禁止鸣放鞭炮，后来又相继恢复，就可知此事非同小可，正所谓：“思通天上星河易，力挽人间风气难”，是也。

记得十多年前出访马来西亚，我们在华人聚居的马六甲城赶上了过旧历年。腊月三十那天，我们一行在庙街漫步，那种异常浓烈的“年味儿”，大家都叹为观止，甚至发出了“礼失而求诸野”的感叹。家家门外挂起了大红灯笼，高悬着朱红的贺年喜幛，门上张贴着“招财进宝”、“接福迎祥”等类字句的联语，以寄托主人对于新的一年的美好祝愿。整条街市打扮得鲜红火爆，金碧辉煌，置身其间，简直忘却了是在他乡异国。但是，却并没发现有人在街头、院落里燃放鞭炮。商店在除夕之夜灯火通明，照常营业，也没有见到哪一家在那里摆酒设宴，“胡吃海喝”。

他们说，过年了，人们难得休闲几天，更应该好好养生，讲究科学饮食。大年初一，我们应邀到一户华侨家里做客，看到祖孙三代人团聚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娓娓话桑麻”，其乐也融融。我问东道主：“怎么没见有人串户拜年？”答复是，谁也不愿意破坏这种难得的合家团聚、促膝谈欢的气氛。这番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2005年）

化烦恼为菩提

顷接外地朋友来函，备述其工作之烦恼，谓昔日悉心全力于专业，虽紧张忙累不堪，而亦自得其乐；今则纱帽当头，事权增长，人际关系也因之而渐形复杂，稍有不慎即会跌入是非坑中，颇感穷于应付。

作为“过来人”，我对于这一点是有深刻体验的：工作好做，关系难缠。久矣夫，非一日了。

论其原因，“也许是由于文明的早熟，社会又长期封闭，逼得人们在相对狭小的生存空间中互相摩擦；也许还因为我们从来就太关心社会现实，视野太狭隘，老是盯住现实的人情世态不放。总之，我们对大千世界的丰富感受，最后几乎都要归结到对人情世态的洞察上面。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简直成了世界上最老于世故的民族。”著名学者王晓明的这番剖析，我以为是切中肯綮的。

作为一种历史积淀，文化传统总是在整体上时隐时显地发挥其影响力。“关系学”之盛行，种因于我国悠久的封建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学传统的深重濡染。儒家过分看重人际关系、等级地位与协调适应，习惯以共性为前提，却忽视个体存在，不承认个性乃人生之依据。此类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遗传因子，已潜存于国人头脑之中，时刻发挥着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西哲有言，个人是历史的人质。

如从人性层面剖析，可知其与忌妒心理不无干系。“才高于人，众必非之。”忌妒之最深层面为利益冲突。有现实功利在，则忌妒者孳生。欧阳永叔有言：“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纱帽当头，事权增长”，自会成为众矢之的。

上述诸端，关乎国民素质、社会痼疾，以至文明传统，非一时一术所能治理者。就个人而言，应付之道，古人多从心态的调适入手。且看苏东坡的《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北宋元丰五年三月，东坡先生有黄冈沙湖之行，途中遇雨，因未备雨具，同行者惶遽万状，唯先生步履从容，泰然自若。此词即抒写其雨中独特体验，大而论之，更是概括了素常的处世规则，其事固小而哲理颇深。就在三年之前，先生愠于群小，以所作诗文“语涉谤讪”而遭逮捕下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后被流放到了黄州。虽历经磨难，而其心境仍如此宁静、超拔，且吟且啸，缓步徐行，显现出内外宇宙之和谐统一：人事既“一蓑烟雨任平生”，大自然便“也无风雨也无晴”了。

四百二十五年过去，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以仗义执言，忤犯权阉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南下途中，刘瑾派爪牙尾随其后，蓄意暗中谋害。阳明先生察知后，遗衫履于钱塘江岸，并附绝命诗一首，迅即搭乘商船疾驶舟山。不料，海上遭遇风暴，生命危在旦夕。先生镇静自若，处变不惊，从容写就《泛海》七绝：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孤舟一叶，闯荡汪洋，险则险矣；他却视同浮云掠过太空，安危、祸福早已置之度外。想象自己如同一位天外游僧，月明之夜，手执锡杖，足踏罡风，乘着万里洪涛，飘摇自在，任意遨游。思通万里，胸开三界，充满了禅机理趣。

一诗一词，都可化烦恼为菩提，洵为祛病良方。每当心境窒塞、愁闷难堪之时，吟诵一过，细加涵咏，未始不能获得精神上的解脱。

人立身天地间，总须坚守一种“自性”。“自性”原为佛禅词语，见宋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序：“切以诸佛说法，不离自性，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意为诸法各自具有不变不灭之本性。听来似觉神秘，实即个性，或曰本性。

鲁迅先生曾说：“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坟·文化偏至论》）守住自性，具备一种自信自足、气静神闲、我行我素的定力，方能超乎现实功利，而使精神有所引领，有所归依，不受外界环境侵扰，摆脱“观念世界之执持”，在纷繁万变中保持相对独立之内在品格，在世俗包围中保有一片心灵净土。

烦恼源于心态失衡。纠结种种事端无法摆脱，自难心安理得。想得开方能放得下。解脱与否，不独关乎修养，尤其体现一种人生境界。有些智者，素常却予人以“痴愚”错觉，这倒不是故意装憨，而是人生智慧的映现，一般人是学不来的。

古人有“愚不可及”之说，源出《论语·公冶长》篇：孔子十分欣赏宁武子，赞曰：“其知（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清人郑板桥亦云：“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当下心安”亦即内心平衡，此为“放得下”之心理基础。

续　篇

上文刊发于《羊城晚报》后，连续接到几封读者来信，纷纷谈论他们的读后感，或者提出一些现实中的问题，希望听听我的看法，就中有一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说到自己工作非常肯干，绩效突出，所苦恼的是，人际关系紧张，周围环境不宽松，整天有“芒刺在背”的感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她说，从孔门圣训“反求诸己”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角度，独自反思：主要是过于敏感，以至反应过度而造成的。如同诗人德·贝朗热所说的：你的心/是敏感的弦琴/，轻轻一触/便发出幽鸣/。看来她是一位文学基础很好的诗歌作者，分析得很到位，也很深刻。

我在回信中说：“看来，你是非常清醒、非常明智的。实际上，你已经准确地找到了症结所在。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如果不嫌辞费的话，我愿提出两点建议，稍作点拨。”

其一，要有足够的自信力。我说，你还非常年轻，正处于“多思季节”；加之，养成了良好的分析习惯，善于动脑子，喜欢思考问题，探求究竟，而且很有深度。这原本是突出的优点。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在与人相处时，如果过于敏感，思虑过多，担忧过多，防范意识过强，就难免带来一些无谓的烦恼。应该说，情绪的不安宁、不稳定，往往来源于一定程度上的不自信，就是说，反映出自己对此也有所疑惑，否则，你是不会在意的。心理学家杰克·埃菲尔德有个很好的比喻：当有人说你长了绿头发了，你肯定无动于衷，因为你自信这绝对不可能。可见，关键在于自己怎么看，而并非别人怎么看的问题。

日常生活中过于敏感的结果，一是自己活得太累，精神的弦儿绷得过紧，有时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二是人际关系容易出现紧张，反转过来，又会加剧自己的烦恼。我向她推荐两首宋诗：

夜雨涨波高一尺，失却捣衣平正石。

天明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忆。

——葛天民

报道梅边雪未休，披衣晨起上帘钩。

孤根清健元如许，空为花寒一夜愁。

——严粲

我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笑；反之，你若是对它哭，那它也就哭。从这个意义上说，确是咎由自取。其实，生活完全可以过得从容、镇定、恬静一些，用不着那么敏感，那么焦虑。东坡先生不是说了吗：“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其二，眼界、思路要更开阔一些，视角要更超拔、豁达一些。我很喜欢冯至先生《十四行集》中的一首短诗：

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

随时占有

随时又放弃

仿佛鸟飞翔在空中

它随时都管领太空

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

有人说，生命是一场圣宴；有人说，是一场虚无的旅行。悲观地看，白驹过隙，千年一瞬，转眼皆空；乐观地看，天荒地老，无古无今，生命永恒。怎么说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如何支配它、享用它。海伦·凯勒有言：幸福，是对一个有价值的目标的执着追求，而不是在自我满足中得到的。即便是由于遭逢不偶，或者偶然的灾患临头，生命注定是一场悲剧了，那么，我们也不妨以抗争的形式，让它放出一番粲然可观的亮色。

（2003年）

细雨梦回

想是夜间读书过于疲劳，一卷未终，便伏几而寐。醒转来，壁上的时钟已经敲过了十二下。

不知从何时开始，楼外下起了雨，衬着路灯的辉映，雨丝闪着一道道耀眼的毫光，透出一种朦胧、含蓄的美蕴。推开窗户，细雨扑上脸颊，痒丝丝的，了无寒意。夜风轻吻着头发，流荡着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

这初春的第一场喜雨，不待鸣雷的呼唤和闪电的指引，蕴蓄着满腔的爱意，悄悄地降临人间。确实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啊！

连日来，听到许多关于农村苦旱的讯息，到处都在翘盼着时雨。却不知，辽南果园中此刻是否同样普降了甘霖。我仿佛看到，春雨洒处，姹紫嫣红开遍，片片果林堆着满头香雪，有的如玉屑冰花，白里泛绿；有的如彩云漫拢，一抹轻红。

春雨，唤醒了万物的生机，催动着人们丰收的热望。古往今来，咏赞春雨的诗章连篇累牍。“杏花雨——仓里米。”人们总是把三春灵雨同花繁果富紧密地连结起来——

许多无名诗人早在两千年前就吟咏着：“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既沾既足，生我百谷”。至于后来的诗篇，诸如“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山边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获”、“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晌开”，等等，可说是俯拾即是。

雨催花发，昨天还是蓓蕾，今天便绽放出鲜花，几天以后就将结出小小的果实。久旱逢甘霖，是人间的乐事之一。“五风十雨升平世”，更是古代人民的理想境界。苏东坡在《喜雨亭记》中讴歌春雨，兴会淋漓：“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

出外旅游，逢着落雨，总有些大煞风景吧？也不见得。古人早已说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雨里登山且莫嫌，却缘山色雨中添”。极目青郊，烟雨中的杨柳、禾稼，显得分外朗润清新。有一次，我在苏州逢着下雨，那黑瓦白墙的楼舍，典雅工丽的园林，五颜六色的雨伞下疾徐不一的行人，都因为霏微的春雨更饶有韵致。不然，恐怕是无法领略“雨中春树万人家”这句诗的妙处的。

落雨，是挑人思绪、引人遐思的时刻。雨能使人从躁动归于沉静，从感情进到理智。面对着垂天雨幕，耳听着潇潇暮雨，人们会萌动着种种饶有兴味的思绪——

诗圣杜甫在长夜苦湿、风雨凄其中，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浩叹，体恤民艰之情，跃然纸上。

宋代的诗人曾几，午夜梦回，听得雨声淅沥，认为是最佳音响，从甘霖普降想到稻香千里，大有丰年：

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

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

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

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

而他的门生，那个被誉为“亘古男儿”的陆放翁，则是“忽闻雨掠篷窗过，犹作当时铁马看”。因为听到雨声，他那饱满的爱国激情，竟然冲出白天清醒生活的境界，泛溢到梦境中去：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当然，落雨引发的思绪，也并不都是奋发向上的，也有人从点点滴滴，淅淅沥沥，飒飒潇潇的雨声中，领悟到一种前尘如梦、人生易老的悲凉意绪。最典型的要算宋末词人蒋捷了。他在一首《听雨》词中，通过追怀生涯中的三段里程，着力滃染凄苦冷寂的意境，以暗托其深沉的故国之思：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雨，本来是没有灵性和知觉的。无情抑或有情，都在于人的感受。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说的：

峡猿亦无意，陇水复何情，

为到愁人耳，皆为断肠声。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对雨向来抱有好感。童年时代，每逢落雨，我都跣着双脚，跑到街头玩耍、嬉戏。有一次，因为在雨中贪玩、摸鱼，竟然忘记吃饭，误了上课，塾师带着愠色，让我背诵《千家诗》中咏雨的诗篇。当我吟过“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等令人赏心悦目的清丽诗章之后，老师轻轻点了一句：“朱淑真的诗，你可记得？”我猜想是指那首“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摧。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的，因为觉得有些败兴，便摇了摇头。老师也不勉强，只是轻叹一声：“还是一片童真啊，待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懂得人生了。”

当晚，听父亲说，十年前的一个雨夜，在警察署长家里充任家庭教师的先生的爱侣被东家奸污了，第二天，便含愤跳进了辽河。

先生以戊子年五月生，授徒当时不过五十几岁。如今，我已超过了这个年龄。但是，时移世易，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他那样的遭遇再不会重演了。所以，我对雨终无恶感。

……

思绪，像一个扯不尽的线团萦绕着，楼外，淅淅沥沥，雨还在下。

（1985年）

追　求

悬念与追求会产生一种美的境界。有的美学家认为，哲学、艺术的真谛，都在于不断地追求真善美，而不是占有它们。实际上，美是不能被占有的。由此，我联想到《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实：

王子猷任性放达，弃官东归后，在山阴闲居。一天夜里，大雪纷飞，弥天盖地。他一觉醒来，开门叫僮仆备酒。饮酌中，临窗四望，但见处处银装素裹，净洁无尘，蓦然忆起了住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便连夜乘船前往寻访。足足走了一宿，方始到达友人门前，可是，却悄然返回了。人们问他；这么远冒雪赶来，为什么不进去与友人见上一面？他的答复是：“我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也许王子猷只是追求一种美的境界，走近，却并不占有，留下一块永恒的绿地，供日后悬想与追思。在他看来，这种美的境界就在事物的过程之中，所以，“山阴泛访戴之舟，到门不入”。这里，也显示了晋人追求心灵超越的唯美主义品格。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莱辛说过：“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胜于重视真理本身。”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这句话，曾把它作为座右铭，意在从中汲取美感，寻求慰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钓鱼兴趣很浓，但目的往往并不在于吃鱼，只是为了从持续的等待、期望、追求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充实和满足，寻求健康、悠闲的情趣。几年前，读过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一篇小说，内容梗概是：

靠近小镇有一条铁路，每天下午两点多钟总有一列区间特别快车驶过。二十多年来，每当这列火车开过来，司机总要拉响汽笛，这时，就有一个女人站在小屋后面向他挥手。开始时，她身旁依偎着一个小女孩儿，后来，女孩儿渐渐地长成了大姑娘，司机也繁霜染鬓，一天天地步入了老境。

他忠于职守，勇敢机智，多次在危急中紧急制动，使一些儿童、老人、流浪汉幸免于难。他感到，无论多么艰苦、劳累，只要一看见这座小屋和天天向他挥手的母女，就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与温馨。他曾在上千种光线、上百种异样天气中见过她们，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她们，尽管未曾交过一言，但彼此似乎已经心心相印，融为一体了。

他想，将来退休以后，一定要去寻访她们，坐在一起畅谈一番。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老司机卸了任。他第一次从这里踏上月台，怀着无限期待、无比幸福的心情，来到了母女俩居住的小镇。他走着走着，逐渐产生一种陌生感，涌现出困惑、茫然的心情。幸好，过去见过上万次的母女俩，此刻正站在路边，上下打量着他这个陌生人。母亲面容消瘦，神情冷漠，目光中反映出猜疑、惊恐和不信任的情绪。

这一切，把他从她们的招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亲热劲儿、乡园感，驱逐得无影无踪。他试图解释几句，但当看到两个女人呆滞、拘谨的神情，便默然离开了。他后悔此行勘破了那一场充满着希望与追求的美梦。

这篇哲理性很强的小说，恰恰应和了陈独秀先生1909年《本事诗》中所写的：

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

应该说，它是这两句名诗的最佳的诠释。

从中，我们也悟解出，追求比占有更使人感到快慰，感到幸福；充满希望的追求，总是比实际到达目的地更有吸引力。有些人占有欲很强，但未必就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世间能够到手的东西毕竟有限，而占有欲却会无限地膨胀。以有限逐无限，必然经常处于失望、苦恼之中。正如宋代文学家苏轼所言：“物之所以累人者，以我有之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丑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

苏轼还说过：“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人们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与物之间不会产生占有关系的欲念，人的精神摆脱了物与人之间的实际利害关系的束缚，处于自在自如状态；而“留意”，则是出于自身利害关系所产生的对客观事物的占有欲望。

西方美学也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他们把这种审美心理与个人功利观念之间的距离，称为“审美的心理距离”。

企求人格完美的精神超越，是人类特有的崇高的审美追求。美感，不是功名利禄、饮食男女的物欲满足，而是个中精神上的充实与愉悦。尽管人的生命延续和美的追求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但是，如果仅仅以世俗的功利欲望的占有为满足，那就无从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甚至使人沦为物的奴隶。

人生代代无穷已。社会发展，人类进步，都有赖于不断的追求。人类的精神世界，正是伴随着不断追求与探索而一步步地丰富、拓展开来的。当代著名学者王向峰有诗云：

人生等次在追求，志向鸿猷竞不休。

放眼游心天地外，登高更上一层楼。

其实，幸福的实质就在于不断地追求。“哀莫大于心死。”人只要活着，就一天也不能没有追求和希望。难怪有人说，人生的道路是由一个个目标铺成的。目标，理想，追求，向往，这是催人上进的强大的内驱力，犹如大海的洪潮，万古如斯，一刻也不停息它那澎湃的律动。

我从小就很喜欢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散文诗《灯光》，至今还能够背诵出来：

很久以前，一个秋天的昏暗的傍晚，我乘着小船在西伯利亚一条阴沉的河上漂流。忽然，在河的拐弯处，我看见前面昏黑的山影之下，有灯光在闪烁。很强，很亮，而且看上去非常近，似乎只消再划两三桨，路程就可以结束……我在墨水似的河上又漂流了很长时间，而灯光还是在前面……我现在经常回想起为两岸山峦的阴影覆盖着的这条昏黑的河，回想起这飘忽的灯光。在这以前和以后，有许多灯光以其距离之近迷惑过不止我一个人。可是，生活还是在这阴沉的河岸之间漂流，而灯光还很遥远，还得使劲划桨……不过，在前面毕竟有着——灯光！

这首散文诗，以其优美的意境、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种永无穷尽的追求的美。它象征性地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看了令人深受鼓舞，同时也得到启迪：理想之光是迷人的，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一段似近实远的途程。要想到达目的地，就须驾上奋斗之舟，不懈地划桨。

（1986年）

酒令丛谈

酒令的内涵，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为在场人所共同认可的监督行酒的规则；二是指宴会中助酒兴的一种游戏方式。如果追溯它的历史，可谓悠哉久矣。汉代学者刘向在《说苑》中记载：“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人名——引者按）属觞政，曰：饮不嚼者，浮以大白。”《韩诗外传》中也有关于“齐侯置酒令”的记载。可见，早在战国之前就已经盛行酒令了。

既行酒令，那就必然要设执行操作与负责监督的酒史与酒监，而这，就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了。《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有句云：“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行酒令中，要公推一人为令官，称作酒监、酒史或酒吏。在那种特定场合，他们是颇有权威的。《汉书》中记载，朱虚侯刘章尝入侍燕饮，吕后令他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吕后表示同意。酒酣，诸吕中有人违犯了酒令，刘章拔剑斩之。太后与左右大惊，但既已许其执行军法，也没办法怪罪他，只是罢宴而已。

《史记·楚世家》讲过一个与酒令有关的“画蛇添足”的故事：

楚国的宰相昭阳率兵攻打齐国，齐王非常忧虑，刚好陈轸自秦入齐，听说此事，便到楚军中去见昭阳，说：“请问，按照楚国的法令，打败了敌军的有什么赏赐？”昭阳说，可以当宰相，受封上等爵位。陈轸说：“我想打一个比方。有人送给他的舍人们一杯酒。酒只一杯，人有几个，怎么喝呢？于是定个规则，都在地上画蛇，先画好的，单独喝这杯酒。其中一个舍人，声称蛇已画好，于是拿起酒杯站了起来，说：‘我还能给蛇画脚呢！’等到他画出了蛇足，酒杯已被后画好的人抢走喝掉，说：‘蛇本无足，你却偏要为它画脚，那就已经不是蛇了。’”现在，你已经做了楚国的宰相，就算能打败齐国，官爵也不能加封了；如果打了败仗，自己身亡，爵位也将被人夺去，这就好像画蛇添足一样。昭阳深以为是，遂退兵回国。

唐代以后，酒令在文士中十分盛行，或以经史内容为令，或以呼卢、博采为令。白乐天诗中都讲到了，前者如“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新吟胜管弦”；后者如“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盆呼大采”。《坚瓠集》中记载了这样一条趣闻：明代崇祯年间，苏州有陈、倪、牛三位都侯同坐公馆，有一曾姓庠生和一鲁姓监生前来说事，两人走了以后，陈公说：“吾因二生之姓，戏拈一个酒令：‘曾与鲁，好似知县和知府。头上脚下一般样，只是腰间略差些。’”盖谓二人一腰金、一腰银也。牛公应声答道：“衰与哀，好似监生与秀才。头上脚下一般样，只是肚里略差些。”另一人笑说：“我昨天偶断一僧尼奸事，今以其配合成令：‘斋与齐（均指繁体），好似和尚与女尼。头上脚下一般样，只是两股之内略差些。’”三人捧腹大笑。

《红楼梦》第四十回，详尽地叙述了贾母设宴大观园，陪同者遍行酒令的场面。这次的令官是贾母的贴身丫鬟鸳鸯，一上台，她就宣布：“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唯我是主，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她说：“如今我说骨牌副儿，从老太太起，顺领下去，到刘姥姥止。比如我说一副儿，将这三张牌拆开，先说头一张，再说第二张，说完了，合成这一副儿的名字，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语，比上一句，都要合韵。错了的罚一杯。”于是，她就和贾母对答：“左边是张天，”“头上有青天。”“当中是个五合六，”“六桥梅花香彻骨。”“剩了一张六合么，”“一轮红日出云霄。”“凑成却是个蓬头鬼，”“这鬼抱住钟馗腿。”说完，大家笑着喝彩，贾母饮了一杯。最文雅的当然是宝钗、黛玉了；就中以刘姥姥的最为逗趣。且看鸳鸯和她的对答：“左边大四是个人，”、“是个庄稼人。”“中间三四绿配红，”“大火烧了毛毛虫。”“右边幺四真好看，”、“一个萝卜一头蒜。”“凑成便是‘一枝花’，”“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

新中国成立前，在民间也曾盛行酒令。我的父亲虽然并不善于饮酒，但他对于酒事却颇有研究。中年以后，由于心境不佳，常常借酒浇愁，当然，酒量并不算大。酒菜简单得很，一小碟黄豆或者花生米，两块咸茄子，或者半块豆腐，就可以下酒了。往往是一边品着烧酒，一边低吟着“子弟书”段。我的绰号“魔怔”的族叔是个饱学之士，见了此景，调侃地说：“古人有‘汉书下酒’的说法，你这是‘子弟书’下酒。”父亲听了，“呵呵呵”地笑了起来。在我入私塾读书期间，每次父亲请塾师刘璧亭先生吃饭，总要邀请“魔怔”叔作陪。记得那是1948年——私塾开办的最后一年的中秋节，他们老哥仨又坐在一起了。因为是带有一点饯别的性质，每人都很激动，说了许多，也喝了许多。喝着喝着，便划起拳来，行着酒令，什么“一更月在东，两颗亮星星，三人齐饮酒，四杯、五杯空，六颊一齐红……”，每人从一说到十，说错了就要罚一杯酒。后来，又改成“拆合字谜”。一直闹腾到深夜。

这次聚会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少年以后，父亲还谈起过。他的记性特别好，仍然清楚地记得每人即兴说出的内容。当时，按年齿顺序，刘老先生第一个说：

轰字三个车（指繁体字），两丁两口合成哥。

车、车、车，今宵醉倒老哥哥。

接着，是我父亲说：

矗字三个直，日到寺边便成时（指繁体字）。

直、直、直，人生快意碰杯时。

最后，“魔怔”叔张口就来：

品字三个口，水放酉旁就成酒。

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

父亲还记得，这天晚上，他唱了“子弟书”段《醉打山门》。

（2002年）

太白误我

因为不会喝酒，不知遭遇过多少次尴尬的局面：有时不得不弯下身子当众“逊谢”，抱拳作揖，鞠躬致歉；有时要瞪着眼睛说假话，编理由——以“患某某病，医嘱禁酒”为托词；有时只好中道逃席，从“尿道里”溜走；有时甚至会因为言语过激，开罪于热心劝酒的友人。

记得二十年前，一次应邀到兄弟省参加会议，东道主盛情款待，珍馐美味罗列桌前，还摆上了几种佳酿。我以“素不善饮”为词，结果遭到一位同行朋友的揶揄、嘲讽，说：“你还号称诗人呢！太白斗酒诗百篇，哪有诗人不会喝酒的！”于是，硬逼着我吞下两杯。俗话说：“将酒待人，没有恶意。”可是我那天，大概是因为不胜酒量，头脑一发热，情绪一激动，便口不择言了，很莽撞地回敬了两句：“你们这样做，很不文明。对于请来的客人，起码应该懂得尊重，讲点礼貌。”后果自然是不怎么好了。过后，我深以为悔；但在当时，确是吐露了心声，真真地觉得他们既不够朋友，又不讲文明。

像俗谚中说的“肚子疼埋怨灶王爷”，我在悔憾之余，竟暗暗地埋怨起千载之上的李太白了。心想，都是你老先生惹下的祸患！没来由偏偏要贪杯嗜酒，“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耐不住嘴馋、肚馋，你就顾自开怀畅饮吧，手还不闲着，又要写诗。结果留下了“斗酒诗百篇”的佳话，这可就叫后世的文人跟着遭罪了。特别是太白诗翁关于醉饮的诗文，更给那些好酒贪杯者以强有力的支撑。其中一首是这样说的：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

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诗仙加酒仙，这么一鼓吹，影响就大大的了。

其实，我在一篇文章中已经分析过，古人往往在酒杯之中掺和着政治。《战国策》记载：“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而有意思的是周公，据《尚书·酒诰》，周公发布禁酒令，对周人要求很严，说是如有违犯者严惩不贷；而对异己的殷人则不禁酒。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从嗜饮者角度看，也是情况各异。像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其实，本意未必真在于酒。托于酣醉，以粗远世故，全身避祸者，所在多有。即以“酒圣”李太白而言，他的醉饮也存在着多种客观因素，不可一概而论。晚清诗人丘逢甲在《题太白醉酒图》中曾作如下解释：

天宝年间万事非，禄山在外内杨妃。

先生沉醉宁无意？愁看胡尘入帝畿。

至于现当代就更不必说了，有些人把酒场当作战场，“酒平”看作水平，视能喝酒为拥有公关能力，不是有“白酒也出生产力”的说法吗？到了项目审批、贷款发放、合同签订等关键时刻，免不了要托人、求情，套近乎、拉关系、挖门子，打通关隘，扫除障碍，“情城易破酒为兵”嘛！

由于经常酗酒，贪杯过甚，动辄“一口闷”、三杯连饮、五杯见底；逢年过节，友朋欢聚，更是要在醉醺醺中度过。有的自己喝还不解渴，筵席上还要频频劝酒，制造出种种由头，举凡同乡、同龄、同姓、同学、同一性别、同一级别、同一职务的，都成了共同畅饮干杯的理由。为了推动饮酒作乐，有人还颇为荒唐地造作一些有害“舆论”，什么“宁伤身体，不伤友情”啦，甚至毫无根据地说：“白酒能治糖尿病、心脏病”，等等，实在是误人，欺世。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东坡居士《艾子杂说》中的一则笑话：

艾子性好饮酒，整天昏昏沉沉，很少有清醒的时候。众门生深以为虑，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有的说：光凭劝谏、说服，怕是无济于事，咱们得用最严重的后果吓唬他，或许能够帮助老先生戒酒。一天，艾老先生大饮过后，有些干哕、要呕吐的样子。门人秘密备置一段猪的小肠放在呕出的秽物中，然后，面带愁容地端过去给他看，说：凡是人都必须五脏兼备方能存活，先生现在因为酗酒而呕出了一脏，腹中只剩下四脏了，这可怎么生存呢？艾老先生熟视一番，笑着告诉门生：唐玄奘只有“三藏”还能存活，我还有四脏，又怕啥呀？

其实，对于酗酒的危害，古人早已讲得明明白白。西晋时期，葛洪在一篇《酒诫》中说道：“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鲜不及祸。”这可说是一篇系统的讨酒檄文。饮酒过量，必然造成人的思维、知觉、情感、行为失去控制，忘乎所以，产生种种失常现象。如同古籍《清异录》中所说的：

性昏志乱，胆胀身狂。平日不敢为者为之，平日不容为者为之。言腾烟焰，事堕阱机，是岂圣人贤人乎？

至于酗酒伤身，危害健康，在历代典籍中更是连篇累牍。战国时的名医扁鹊有言：“久饮酒者，溃髓蒸筋，伤神损寿。”东晋大诗人陶潜到了晚年，结合自身的教训，沉痛地说：“后代呆笨，盖缘于杯中物贻害。”

清代著名笔记《坚瓠集》中记有这样一首讽刺“耍酒疯”的诗：

娘舅常常撒酒风，今朝撒得忒恁凶。

踢翻两个糖攒盒，踏扁一双银酒盅。

面孔红来干急迸，髭须白得窍蓬松。

旁人问道像何物，好似跳神马阿公。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酒疯丑态，更是屡见不鲜。我就亲眼见到过，有的喝醉了，使酒装疯，破口骂街；有的眼赤筋暴，狂吼乱叫，甚至翻桌砸碗；还有的人多喝一点，就滔滔不绝地讲演，所谓“兔是狗撵的，话是酒撵的”；有的翻肠倒胃，呕吐不已，狼藉满地，最后，被旁边的狗舔食，结果狗也醉倒了。

好在，现在对于酗酒的弊害，多数人已经逐渐有了清醒认识。有人把喝酒、劝酒、赌酒者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门祸害别人，而不祸害自己的；一类是只祸害自己，不祸害别人的；一类是既祸害别人，又祸害自己的。从中也可看出，人们还是逐渐承认了酗酒的危害。日前，我到一个县去参加活动，他们告诉我，酗酒败坏党风、民风，腐蚀干部，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几年工夫，许多乡镇干部（大都年纪很轻），由于喝酒太多，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各种疾病。所以，过去那种“傻乎乎”地“感情深，一口闷”的现象，已经少见了，劝酒之风也已大为收敛。

善哉，善哉！

（2009年）

戏鉴人生

人生如戏。进入社会就如同一场大幕拉开，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活着在舞台上奔波，死了等于从舞台上退下。只是，人生这场大戏是没有彩排的，每时每刻进行的都是现场直播；而且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不像戏剧那样，可以反复修改、反复排练，不断地重复上演。但也正是为此，不可重复的生命便有了向戏剧借鉴的需要与可能，亦即通过戏剧来解悟人生、历练人生、体验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舞台、剧场都应该是灵魂拷问、人性张扬、生命跃动的人生实验场。

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觉得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作是最有益于“戏鉴人生”的。莎士比亚的剧作是一座永世开掘不完的人生富矿，里面涵蕴了渊博的学识和源源不竭的深邃思想，充满了人生智慧、生命的甘醇。记得王元化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过，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他被隔离审查时期，头脑里充满了各种矛盾的思虑，孰是孰非，何去何从，深感困惑与惶恐。这时，他读到了《奥赛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内心激动不已。当奥赛罗被重重苦恼击倒之后，曾发出一番叹息：“要是上天的意思，让我受尽种种的折磨；要是他用诸般的痛苦和耻辱降在我的毫无防卫的头上，把我浸没在贫困的泥沼里，剥夺我的一切自由和希望，我也可以在我灵魂的一隅之中，找到一滴忍耐的甘露。可是，唉！在这尖酸刻薄的世上，做一个被人戳指笑骂的目标，我还可以容忍，可是我的心灵失去了归宿，我的生命失去了寄托，我的活力的源泉变成了蛤蟆繁育生息的污地！……”由于理想的破灭，奥赛罗的绝望竟是那样激荡灵魂，撕裂人心。王元化先生正是从这部不朽的剧作中，感受到了强大的生命震撼力与感召力。

而我在读莎氏的这部名著时，却在另外一种情境下获得同样深刻的悟解：忌妒作为一种欲望，它的杀伤力是非同小可的。《奥赛罗》中有个叫伊阿古的小人物，不过是个旗官，却有一套翻云覆雨、兴风鼓浪的惊人本领。作为恶的现实的物质承担者，他靠的就是忌妒这一杀人不见血的法宝，而他造作事端的根由，也是出于忌妒心理。他这种人属于心理极端阴暗、精神上有缺陷的那种类型，忍受不了他人的纯洁、幸福的爱情，根本不可能成人之美。当他看到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这对真诚相爱的情侣终成眷属，陶醉在燕尔新婚的甜蜜生活之中时，感到受了极大的刺激，发誓定要把它毁掉。有了靶心，还须有箭镞啊，结果选中了他的顶头上司凯西奥。在他看来，这真是一件“一箭双雕”的精美设计：一方面，可以破坏奥赛罗的美满婚姻，一方面又能剪除他的直接的对手。于是，他就巧施诡计，诬陷栽赃，使奥赛罗相信凯西奥与苔丝狄蒙娜通奸，从而引发出狂热的仇恨，以致丧失了理智，亲手杀害了爱妻，最后自己也同归于尽，酿成了一场凄绝千古的人间惨剧。

按照黑格尔老人的说法，罪恶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两面派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是在高度自觉、极端清醒的状态下策划种种罪恶活动的。明明用的就是点燃妒火的撒手锏，可是，伊阿古却偏偏煞有介事地提醒奥赛罗：“您要当心忌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它的牺牲，就要受它的玩弄。”完全是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一副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难怪奥赛罗会引为知己，深信不疑，上当受骗。看到这里，真有毛骨悚然的感觉，这类极端诡诈、口蜜腹剑的角色实在是太凶险了。禁不住想：善良的人群如果都能够从中汲取教训，提高警觉，增强识别能力，不使那些“人样的东西”得逞，那该能免除多少悲剧性的结局呀！

歌德有言，精神有一种特性，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作用。正是根据这一规律，他得出莎士比亚研究是没有穷尽的结论，并且撰写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同样的道理，对于欧洲另一位杰出的戏剧大师易卜生及其剧作的探讨，也是没有止境的。

七年前去了一趟挪威，感到最大的收获是接触到亨利克·易卜生的生命原版，掌握了这位伟大剧作家比较全面、真实的面貌。中学时代，读了鲁迅先生的《娜拉走后怎样》、《文化偏至论》，才知道了他的名字（当时译为伊孛生），后来又阅读了《玩偶之家》、《群鬼》等几部剧作，对于他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有了初步了解，认为这是一位十分关注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他善于通过所谓“时政戏剧”，充分暴露社会上隐蔽着的矛盾，揭橥资本主义美丽面纱后面的种种丑恶与虚伪。及至这次在奥斯陆参观了他的纪念馆，系统地探究了他的行藏、身世，进而通读了他的全部剧作，才晓得过去所认识的不过是一个侧面，他的文学成就中最为闪光之点，则是揭示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性纠葛、心理冲突。他说：“我的主要目的，一向是描写人，人们在一定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支配下的情绪，他们的命运。”他认为，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关于“能力与期望之间以及意愿和可能之间的矛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思想冲突，也不是现实生活的环境，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冲突”。这无疑揭示了他的戏剧艺术所具有的一些本质性东西，即人性剖析、哲学意蕴和社会意义。

我很喜欢他晚年写的《当我们死而复苏时》，剧作家自己称它为“戏剧收场白”，标志着他的一系列剧作的结束。剧中男主角雕塑家鲁贝克教授崇拜唯美主义艺术。他年轻时，创作了一座象征着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最理想的女人觉醒的大理石雕像，题为“复活日”。模特儿由美丽的少女爱吕尼担任。三年多的时间里，爱吕尼把可贵的灵感和真挚的爱情奉献给他，帮助他出色地完成了艺术杰作。可是，他为了全身心投入艺术事业，“不亵渎自己的灵魂”，拒绝接受爱吕尼的爱情，致使她愤然出走，逐渐变得放荡不羁，处境十分凄凉。而雕塑家鲁贝克成名之后，娶了一个爱好打扮、精神空虚的女人做妻子。婚后，夫妻之间共同感到厌倦，过得很不自在，雕塑家再也创造不出来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后来，他从国外归来，在海滨浴场上与爱吕尼不期而遇，她那仿佛从坟墓中出来的苍白面色，迟滞、迷茫而充满怨恨的神情，使鲁贝克深深为之震撼。爱吕尼向他倾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并批评了他过去奉行的“第一是艺术作品，其次才是人生”，实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准则；并在这生命途程中的关键时刻告诉他一个真理：只有当我们死而复苏时，我们才明白什么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并会发现：我们其实从未真正生活过。也正是在此刻，鲁贝克真正觉悟到：爱是生命的养料、艺术的灵魂，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有了爱还要懂得珍惜它。他们都为过去轻易放弃了幸福生活而惋惜，期望能重温旧梦，最后，二人手挽手向高山走去，穿过雪地、迷雾，一直走上“朝阳照耀的塔尖”，决心让“两个死去的人复苏，把生活的滋味彻底尝个痛快”。遗憾的是一切都太晚了，结局竟是一场悲剧——他们双双被埋葬在一场突发的雪崩里。

在这部悲剧里，艺术的冷酷和生活中的温暖形成鲜明的对照，艺术最后竟成为艺术家的牢笼。鲁贝克能够创造出自己想象中的完美的艺术杰作，却无视，也无力回归与艺术攸关的人性。他不得不承认，他是通过损害别人的生活来从事艺术的。为了艺术他抛弃了一切，抛弃了青春、爱情和早年的理想主义。实际上，他在牺牲了所有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的同时，也就背叛了艺术。

通过这部戏剧，我们看出成功者的悲憾，以及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尽管这并非作者的一部自传，但似乎也能从中领悟到剧作家为自己呕心呖血劳作一生，全力投身于戏剧创作而无暇领略与享受种种人生幸福流露出的深深的遗憾。总之，对于我们体悟人生、历练人生还是有深切的借鉴意义的。

（2008年）

安步当车

有人问我：工余之暇有些什么爱好：打麻将？下象棋？莳花？养鸟？看电视？聊闲天？我一一摇头。细想一下，要谈业余爱好，除了读书，便是散步了。

住在一个人口多达六百万的大城市里，车辆鱼贯、穿梭，多得如“过江之鲫”，没有事愿意遛大街的人，恐怕不是很多的。我呢，倒不是喜欢上街，商店三五个月不去光顾一回；我的出行，意在散步。只要时间允许，无论是办事情，参加会，看节目，我都喜欢徒步而行，不想坐车。

至于晚饭后，信步徜徉于林荫路上，湖畔河边，花木扶疏的庭园曲径，风俗画面一样的僻巷街头，默默地走，平静地走，轻松地走，尽兴地走，无意其他，无顾其他，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更是早已成为习惯了。有时，夜间读书、写作，感到头昏目眩，就寝之前，也要到院子里走上几圈。回来后，带着几分凉意钻进被窝，很快便悠然入睡。

适量喝酒，到底好不好？吃红烧肉，是否健脑强身？可说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生命在于运动，散步有益身心，却是古今中外从无异议。我国流传已久的《十叟长寿歌》中就有“饭后百步走”、“安步当车久”的经验。古希腊哲人也曾讲过：你要健壮吗？走路吧！俄国大文豪果戈理说，走路永远是祛病疗疾的良药。也许是这个缘故吧？据说，欧洲有的城市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习俗：不论贫富、老幼，入城都必须步行；外地客人驾车来访，也要停车郊外，而后徒步进城。

我的切身体会是：散步不仅能消耗掉多余的热量，增强身体的素质，而且，可以使心胸获得扩展，神志得到超脱，精神上进入一种新的境界。无论是精力高度集中造成的疲劳，案牍劳形沉积下的闷倦，还是“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以及错综复杂的矛盾、无法摆脱的干扰所带来的重重烦恼，都可以借助缓步徐行，抛诸脑后，排遣无遗。苏东坡就有过这种体验，他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古今中外，许多作家、学者都有散步的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散步是他们特有的精神活动方式。古代的大思想家庄子，好像整天都在散步，濠间、濮上，郊野、田园，到处都有他的身影。诗人陆放翁更是随时随地策杖闲游，翻开《剑南诗稿》，触目皆是：“信步闲行遍四邻，拥篱老稚看纶巾”，“端闲何以永今朝，拈得筇枝度野桥”，“不识如何唤作愁，东阡南陌且闲游”，“旅饭风埃小市傍，却呼拄杖踏斜阳”。当代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散步，每当写不下去或者需要深入思索的时候，他都要出去走走，实际上，散步已成了他创作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外国，也有类似情况。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就唤作“散步学派”。列夫·托尔斯泰经常穿一件肥大的外衫，在查谢卡林区，顺着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幽径、溪谷，走到他从未到过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回思着过去，审视着现在，憧憬着未来，品味着人生三昧，为自己的创作探寻种种新的路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流放、苦役生涯中，只要健康允许，就坚持户外散步，从未间断过。他觉得，走路时的回忆是最温馨可人的。卢梭认为，散步促进了他对问题的思考。歌德老人甚至说，他的最宝贵的思维及其最好的表达方式，都是在散步时出现的。

这种认识和感觉，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因为散步时心肌收缩加强，血液流动变快，供给大脑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增多，使处于紧张状态的大脑皮层逐渐松弛，思维自然随之而重新活跃起来。人在散步中会产生一种美妙的情思。近代女诗人林蕴林暮春时节在济宁郊外闲步，得句云：“老树深深俯碧泉，隔林依约起炊烟。再添一个黄鹂语，便是江南二月天。”诗人因心造境，化虚为实，构建一个诗意盎然的鲜活的新境界。

据我亲身感受，散步也确能益智怡情，提高思维能力。多年来，我习惯在业余时间，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散文、随笔之类的作品，总共也有几百篇了。回顾它们诞生的历程，大部分都是在散步中完成构思的。现在，竟至出现这种情况：真要我静坐桌旁，凝神结想，或者在品茗衔杯之际梳理文思，倒没门儿了。即使是夜静更深，绝无半点儿扰攘，有时也会出现文思迟滞的情况，不肯像平日那样泉流、潮水般地涌来，这时，我便立即起身，出外散步，伴着风声林籁，月色星光，展开点点、丝丝、片片、层层的遐想。此刻的散步，看似悠闲自在，散漫无羁，实则脑子里进行着紧张的活动。思维空前活跃，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兴奋点上，上下古今，云山万里，联翩浮想，绵邈无穷。

当然，也不能认为，“踏遍青山人未老”，只是革命家的豪情，“步随流水赴前溪”，仅是诗人的雅兴。今天，无论走在哪里，无论是普通公务员，还是各级负责干部，安步当车，随处可见。可以说，散步现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一种十分普遍的活动形式。但是，在旧时代的官场，出外办事，却必须乘车、坐轿，步行走路是不可想象的。唐代的李贺弱冠能诗，才名卓著，都官员外郎韩愈和侍御皇甫听说后，想亲自考察、了解一番，便坐着车子到家去看他，李贺当场作诗，题目就叫“高轩过”。所谓“高轩”，就是高车，“轩”是古代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专供大夫以上官职的人乘坐。后来，诗人刘迎吟咏这件盛事，有句云：“正以高轩肯相过，免教书客感飘蓬。”

在封建时代，为着“谨出入之防，严尊卑之分”，读书士子一经入仕，便与徒步绝缘。《聊斋·夜叉国》中有个形象的描述：“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真是威风了得！据古籍诠释，官者，管也，牧也，为民父母也。旧时代把长官治理下民看成牧人看管牛羊一样，典型地反映出封建制度下处于对立状态的官民关系。清末一首《京都竹枝词》就是这样描写的：

一双蔗棍轿前催，曲巷回过喊若雷，

更有双鞭前叱咤，威风扬起满城灰。

对于这种腐朽的官场习气，在旧社会是不易摆脱的，包括杜甫那样“恫瘝在抱”、体恤民瘼的伟大诗人在内。他曾在朝做过一任微官，入了仕自然就与普通士子不同了。在一首名为《逼侧行赠毕四曜》的诗中，他是这样写的：

逼侧何逼侧，我居巷南子巷北，

可恨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

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

我贫无乘非无足，昔者相过今不得。

不是爱微躯，非关足无力。

徒步翻愁官长怒，此心炯炯君应识。

过去还可以街头徒步，常相过从，但做了微官之后就不能了，尽管住得非常的近。“不是爱微躯，非关足无力”，只是因为徒步上街有碍官家体面，那要惹官长生气的。

其实，这种当了官就不能步行的规矩，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据《论语》记载，孔子的高足颜渊死了，其父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为颜渊置办外椁。孔子说：“我儿子孔鲤死时，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我不能卖掉车子来替他买外椁，因为我也曾做过大夫，是不可以步…行的。”

记得老作家曹靖华过去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嗟呼，艰难岂止穿着事，行路当年未等闲！

（1989年）

益者三友

孔老夫子有“益者三友”的说法，认为“直”者、“谅”者、“多闻”者三类朋友都是有益的。我很赞同这一论断，并且有切身的体会。

我加入中国作协之后，有机会参加多项文学活动，从而结识了许多益友，从中获得多方面的教益。记得是1994年秋天，中国作协组织召开了我的散文集《清风白水》研讨会。到会的有许多海内名家，过去只是读到他们的著作，但无缘识荆，未能亲聆謦欬，这次算是大开了眼界。那时参加研讨会，人们都还是特别认真的，从发言中得知，他们大都仔细读过书中文字，而且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指摘缺失，直言不讳。会议进行了多半天，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老一少。

陈荒煤先生接到书和邀请函之后就因病住院了，没能亲自到会，却认真写了份发言稿，由作家出版社负责人蒋翠林女士代为宣读。开头说：“我很同意郭风在序言中的评价：这本散文集确是独具一格，文笔洒脱，放得开，撒得远，收得拢，自由自在，颇见功力。作者如能保持和发展这种‘出格’继续前进，相信会在散文天地里闯出一条新路来的。”重点是在后面，他说：“散文之散，关键在于作者自由地就所见所闻随意抒发自己的感受，虽然也不能不联想到古今中外名文名篇、诗词歌赋，旁征博引，但不宜太多，否则就会近似炫耀。还是以少而精为好，应该着重地表现自己特有的感受。”话语不多，直击要害。听了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击一猛掌。那时我的散文最大的缺陷，正像荒煤先生所指出的：引述过多，“近似炫耀”，缺乏“自己特有的感受”，看不到作者自我。此后，我便注意有针对性地读一些主体意识较强的作品，重点钻研鲁迅的文章，反复玩味个中的奥妙。如果说，后来的创作有所进步，获得某些突破，不能不归功于荒煤先生的指点。

那时的莫言先生还很年轻，不过四十岁上下，但《红高粱家族》已经使他名满天下了。他在会上的发言，简短、深刻，又风趣，一语破的，分量很重。他跷着二郎腿，瞇缝着眼睛，不像其他人那样具体剖析作品、文章，而是着眼于作者的生命体验与文学道路。他说：可惜了王充闾的学识、才气，走顺境太多了，要是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年八年的，可就成气候了。接着又解释几句：看了王充闾的作品，知道他的人生道路很平稳，心态很平和，运笔也很从容；平稳、平和、平面化——欠缺的是深刻的生命体验。以他的文学功底，如果能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经历，那就成气候了，作品就深刻了。

莫言在这里谈到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生命体验对于一个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情感共鸣引起艺术发现的欲望，激发作家寻求形象的表达。这是一种穿透性、原创性很强的极具生命力的思维形态，它的本质特征是直观性与超越性。生存苦难和精神困惑，往往是超越性的前提。中外文学作品依此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实例不胜…枚举。

当然，也可借助他人的体验，通过灵悟，达到感同身受。（徐复观先生把它称作“追体验的工夫”。）在这方面，我有些实际体会。《简·爱》和《呼啸山庄》过去读过多次，但由于时空的限隔，对于作品的意蕴和作家的心路历程总是缺乏深入的理解。那年我到了勃朗特三姊妹的故乡哈沃斯，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作实地考察，访作家足迹，经过切身体悟，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三姊妹是把至深至博的爱意贯注于她们至柔的心灵、至弱的躯体之中，然后一一熔铸到作品中去。这种情感、意念乃至血液与灵魂的移植，是春蚕般的全身心的献祭，蜡炬似的彻底的燃烧。作品完成了，作家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

前面说到了“炫富矜博”的毛病，过去我确是常以博学自居。可是，后来恰恰在这上面“马失前蹄”了。我有一篇散文《碗花糕》，里面提到了沈复与《浮生六记》。刊出之后，接到了著名学者林非先生的电话，告诉我，沈复为清朝人，而我误作了明人。前人说，一物不知，学者之耻。我们常人固然不敢以此自矜，但像《浮生六记》作者这样并非僻典的事物，竟然出现“硬伤”，实在说不过去。因此，在深感愧赧并向林先生恳致谢忱的同时，举一反三，切实反思了自己治学粗疏的缺陷。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写作凡是遇到史实、成语、掌故，都要一一核实，决不率尔落墨，案头一部《汉语大词典》几乎被我翻烂了。

从失误中学习，自然最为直捷、有效；而朋友们的关怀、勉励，也同样能起到鞭策作用。1996年12月，中国作协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再由全委会选出主席团成员，时至午夜，会议还在进行。忽然，中宣部值班室转过来一个电话，说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张毓茂教授找我。那时，手机还未盛行，几经周折，张先生才找到了我，为的是祝贺我顺利当选。他说：“你当了宣传部长，我不祝贺你，宣传部长多着呢，祝贺不过来；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我也没有电话祝贺，因为那只说明作家身份得到了组织承认；这次你当选了全委会、主席团委员，说明你获得了作家朋友们的普遍认同，这是我特别看重的。”当时正值寒冬深夜，由于等待计票，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进餐了，真是又饥又渴又冷又累，可是，这个电话却使我感发兴起，倦意全消。

多少年来，每当忆起上述的般般情境，我都深深感念那些予我以强大的推动力的正直诚笃、博学多闻的朋友。为了不辜负他们的期待与厚望，唯有奋力前行，不敢稍有懈怠。

（2009年）

饮茶，圆桌旁

一位朋友，说他见到方桌就记起搓麻将，而坐在圆桌旁便会想到喝茶。这是个人的体验。就其他人来说，坐在圆桌旁，也可能是想到喝酒，喝咖啡，喝酸牛奶，喝可口可乐，喝……但，一个“喝”字大体上是不…错的。

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弗朗西斯·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里，写了一个巨人刚一出世就嚷着：“喝呀！喝呀！喝呀！”他大口大口地吸吮葡萄酒，以代替乳汁；一口气喝掉了一万多头奶牛的奶。他的儿子颇有乃父之风，也是一个“喝茬子”，为了寻觅更好的饮料，费尽了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个神瓶，据说喝了它盛装的佳酿，就能使人的灵魂充满知识、学问和真理。——这当然是设喻。

我们属于凡人，既没有“巨人”那样的海量，更没有本事寻觅到什么神瓶、佳酿，要说有一点相同之点，就是凡人也好，“巨人”也好，都离不开一个“喝”字。谁在口渴了的时候，不想弄点什么喝一喝呢？

至于喝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以喝茶为好。饮茶、品茗原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茶就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说明它作为人生的必需品，盖有年矣。17世纪之初，中国人的这种嗜好，又由葡萄牙人传到了欧洲，现已遍布世界。起码可以说，凡有华裔的地方，就有饮茶的习尚。如果说，喝咖啡足以代表现代西方人的生活情趣，那么，表现东方人独具“中古气味”情趣的，则非饮茶、品茗莫属了。

国外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听说，英国人邀约朋友赶赴茶会，时间一般都安排在午后，请柬上往往这样写：“某某先生暨夫人备下午茶，将于某日下午某时在家恭候。”英国小说家吉辛说到饮茶，把安排在下午的家庭红茶小聚，看成是一天里最大的乐事。而以英国为精神故乡的美国小说家亨利·杰姆士，则更向前推进一步，在其名著《仕女画像》中写道：“人生最舒畅的时刻，莫过于饮下午茶。”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久别重逢的友朋相聚，最想望的是坐围圆桌，开怀畅叙。在这种情况下，喝酒不如饮茶。因为酒宴往往为热闹的社交而置备，茶会则是为恬静的朋侣而张设的。且不说，倾樽轰饮，醉拍栏杆，难以欢然道故，款叙衷肠；即使安然对坐，只要频频举杯，轮番顾劝，也难以畅抒怀抱，更不要说昵昵儿女语，娓娓话桑麻了。

何况，在酒席筵间，经常会遇上那种“打通关”的猛将，不甘英雄的寂寞，摆台设擂，叫吼不停，善饮者连番应战，固然腾不出空儿来谈心，而怯饮者避之唯恐不远，就更没有悠闲的心绪来叙话了。所以，茶会就成了首选的形式。古人有诗：“寒夜客来茶当酒”，我想，这并非全是由于夜半萧斋灶头乏酒，主要还是茶比酒更宜于对坐倾谈的缘故。

茶有润喉、解渴的功能，这属实情。但是，如果反过来说，饮茶只是为了解渴，却不尽然。有人饮茶是为了赏鉴其色、香、味，认为饮茶是一种享受，一种情趣，一种闲适。那位说“人生最舒畅的时刻，莫过于饮下午茶”的小说家，显然不只是为了润喉、解渴。

林语堂先生说过：“茶有一种本性，能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默想的境界中去。”这种体验，许多人都有。

时逢炎炎夏日，午梦初回，趁节假之暇，邀三五知己，或凉亭憩息，或雅座消闲，一壶沸水，数盏新茗，在紧张、喧嚣、变动、浮躁的现代生活的间隙，寻得一方恬静的憩园和几丝温馨的抚慰，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此刻，澄心静虑，意兴悠然，伴着袅袅茶烟，畅叙着万般情事，在粗犷里品尝细致，在浮荡中享受宁静，在刹那间体会恒久。确实是，暂得半日消闲，可抵十年尘梦。

（2001年）

银幕情深

北师大关于电视收视率的权威调查资料显示，在北京地区央视几个频道中，一套的收视率为67.8%，电影频道以50%位居第二，第三位是体育频道。从电影频道收视率之高、吸引力之大，看得出广大观众对电影的喜爱。而电影频道中播放的多是老片子，有的老电影甚至三番五次地重播，却偏偏获得了观众的特殊青睐。原因何在？很值得相关部门、相关人士认真研索。

我也是一个“电影迷”，几十年来，对它一直怀有特殊的偏爱。我总觉得，电影有演绎人生之妙，每观赏一过，皆有重历一番人生的感悟。2002年，省电影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我曾应邀题写一首七言绝句，说的就是这种感悟：

银幕情深结厚缘，赏心娱目几经年。

人生千度从头过，一样悲欢逐逝川。

人生如戏。进入社会无异于银幕拉开，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活着就好似在银幕上奔波，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死了等于从银幕上退下，尔后便悄无声息了。所不同的是，人生这场大戏是没有彩排的，每时每刻进行的都是现场直播，而且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不像电影（当然还有戏剧）那样，可以反复修改、反复排练，不断地重复上演。但也正是为此，不可重复的生命便有了向电影、戏剧借鉴的需要与可能，亦即通过电影、戏剧来解悟人生、历练人生、体验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银幕、舞台都应该是灵魂拷问、人性张扬、生命跃动的人生实验场。

在我的观赏经历中，觉得以莎士比亚剧作为蓝本拍摄的电影，是最有益于感悟人生的。这是一座永世开掘不完的人生富矿，里面涵蕴了渊博的学识和源源不竭的深邃思想，充满了人生智慧、生命的甘醇。爱情悲剧《奥赛罗》——沙翁笔下的黑人英雄奥赛罗与其美丽多情的白人妻子苔丝狄蒙娜之间的悲剧故事，曾于1952、1955、1965、1986、1992、1995、2007年，分别在美、苏、英、意、德等国家被搬上银幕。这本身就有力地证明，电影特别是具有经典意义的老电影深受观众的喜爱。

英雄奥赛罗与美丽善良的苔丝狄蒙娜，由相亲相慕，彼此倾心，结为爱侣，却遭到阴险狡诈的旗官伊阿古的忌恨。他暗暗垂涎苔丝狄蒙娜的美色，又恨怨奥赛罗未任命他为副将，便肆意诬陷苔丝狄蒙娜与奥赛罗的副将凯西奥有染，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假象，使奥赛罗相信了妻子的不贞。在极度悲愤、无比绝望、妒火高燃下，他忍痛亲手将无辜的苔丝狄蒙娜杀死。尔后，经伊阿古的妻子当场揭发真相，使冤情大白。奥赛罗悔恨万分，悲痛欲绝，最后挥剑自杀身亡。悲剧就此落下了帷幕，而至为深刻的教训却是万古不磨的。

——保鲜爱情的真谛，莫过于相互信任。两人深相爱慕，彼此坚信不渝，任何阴谋毒箭也难以中伤。反之，猜嫌、疑忌，将会像镪水一般戕蚀着恋人们的爱情，最终将抱憾终天，铸成大错。憨直、勇敢的奥赛罗，在爱情面前，心胸狭窄，欠缺理智，轻信他人，正如他忏悔时所说，他并不是不懂得爱，而是他爱得太不理智。对爱情的猜疑，对爱人的不信任，这是悲剧根源所在。

——理想信念，对于一个人像生命一样重要。当奥赛罗被重重苦恼击倒之后，曾发出一番叹息：“要是上天的意思，让我受尽种种的折磨；要是他用诸般的痛苦和耻辱降在我的毫无防卫的头上，把我浸没在贫困的泥沼里，剥夺我的一切自由和希望，我也可以在我灵魂的一隅之中，找到一滴忍耐的甘露。可是，唉！在这尖酸刻薄的世上，做一个被人戳指笑骂的目标，我还可以容忍，可是我的心灵失去了归宿，我的生命失去了寄托，我的活力的源泉变成了蛤蟆繁育生息的污地！……”由于理想的破灭，奥赛罗的绝望竟是那样激荡灵魂，撕裂人心。

——忌妒作为一种欲望，它的杀伤力是非同小可的。伊阿古这个小人物，不过是个旗官，却有一套翻云覆雨、兴风鼓浪的惊人本领。作为恶的现实的物质承担者，他靠的就是忌妒这一杀人不见血的法宝，而他造作事端的根由，也是出于忌妒心理。当他看到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这对真诚相爱的情侣终成眷属，陶醉在燕尔新婚的甜蜜生活之中时，感到受了极大的刺激，发誓定要把它毁掉。于是，他巧施诡计，诬陷栽赃，使奥赛罗相信凯西奥与苔丝狄蒙娜通奸，从而引发出狂热的仇恨，以致丧失了理智，亲手杀害了爱妻，最后自己也同归于尽，酿成了一场凄绝千古的人间惨剧。

我们生活其间的现实世界，迁变流转，百象纷呈，若要透过种种现象（有一些还是假象）看清其本质，由隐蔽进入澄明，进而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总离不开文史哲等人类智性活动的导引。“艺术教人们如何观看”（达·芬奇语），它在认知方面的启示作用，尤其不可低估。而在各种艺术门类中，电影以其最逼近于生活形态、强大的艺术再现功能，可以为广大观众提供一条考察世事、认知人生的直观而便捷的门径。诚如马克思所说，艺术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自电影行世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观众，在丰富审美经验，提高视听文化水平的同时，深深受益于电影作品的熏陶与滋养。我想，这当是它赢得广大观众经久不衰钟爱的一个根本原因。

（2009年）

始信文缘是苦缘

我对缪斯的钟情，可以追溯到幼年就读私塾和进入初中之后。就是说，从读过了《诗经》、《史记》、《古文观止》和鲁迅、冰心、朱自清的散文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当然，读书还不等于创作，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但毕竟是两码事。

我没有新中国许多同辈作家和一些文学新秀那样幸运，有机会上文学讲习所、北大的作家班，或者创作伊始就能得到知名作家、文学编辑的指教与培植。我走上创作之路，纯粹是靠着独自的摸索、磨炼，所以，常有悟道太迟、事倍功半之叹。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是耽误得太多、荒废得太久了！

50年代末，我在县里工作，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一家报社的一位驻县记者，有时间我们就在一起谈论有关文学创作的事。他见我文学功底比较深厚，又有较好的生活积累、澎湃的创作激情，便鼓励我从事小说、散文创作，并答应带回去送给副刊发表。这对于一个僻处县城、孤陋寡闻、“两眼一抹黑”的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确是难得的机遇。

于是，我就尝试着以散文、小说的形式，描绘农村的新生活，抒写自身的独特感受，先后写了《绿了沙原》、《插在货郎担上的一束鲜花》、《红粱赋》、《春夜》等四五篇作品，居然都连续见报了，而且，据说反映不错，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当时，虽然嘴里没有冒出“文豪赋客宁有种乎！”那类狂言壮语，但悠悠乎、飘飘然的心态还是有的。

天遂人愿。不久，这家报社发来了调令，要调我去做农村部的记者。其时，正值1962年春节后的雪消冰泮时节。因为隔着一条大河，当时又没有修桥，报社批准我，河川解冻、通航之后再去上班，但我等不得，硬是带上行李，搭乘火车，绕经省城前去报到。一路上，我认真盘算着怎样采访新闻，如何深入农村，怎样同基层干部交朋友，想到要买一辆轻便的自行车和一件雨衣。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进了市委大院，到宣传部报到时，部长竟亲笔在我的调令上批了“我的意见，让他去编文艺副刊”的话。我暗自思忖，这可能同那几篇文章的见报有直接联系。来到了报社，同样获得了上下的青睐。总编辑自然尊重宣传部长的意见，这样，我便开始了四年多副刊编辑的生涯。

这段经历，对我日后登上文学创作之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感触最深的是，这里有一种鼓励人成才、上进的氛围。总编辑在大会上公开地号召，要立志当名家，要敢于出头、冒尖。他说，有人讲，不想当元帅的不是一个好士兵；同样，不想当名记者、名编辑的，也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报人。这番话，对我来说，不啻空谷足音，晴天炸雷。

因为过去在我所供职的单位，漫说公开讲这种话，即便私下议论，也是绝对不可以的。在那个年月，哪个敢冒“走白专道路”的大不韪呢！那里是“武大郎开店”，我不行你比我更不行才好。一次，我给《中国青年报》写一篇散文，编辑部准备采用，发信给所在单位了解作者情况。这一下可翻了天。主管文秘的是个女同志，不敢做主，便把公函送给了“头头”，“头头”不但把信压下，还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有的人名利思想严重，只专不红，不务正业，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一连串甩出三顶大帽子，实实地扣在我的小脑袋上。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我。反正也就这样了，此后，我倒大大方方地往外投稿，但心头却像坠着一块沉铅，总有一种压抑感，又像干下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错事，觉得抬不起头来。调到这个报社之后，总算把它消释了。

副刊编辑这个岗位，使我有条件接触到当地数得上的一些文艺界、学术界的名流，结识了许多文友，无论是孔子说的“以文会友”，还是庄子谈的“乘物以游心”，都有了着落。由于整天生活在文学的圈子里，显著地增强了创作意识，“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大家相竞而生，互争雄长，想偷懒也不成，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颇有益于人才的成长。

不久，由总编辑创议，以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为榜样，在副刊版上开设了一个专栏，每天发一篇杂文、随笔，基本上由编辑人员包揽。这样，写出作品来不愁没有地方发表，只怕你江郎才滞拿不出东西，可说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加之，每期版面上都有一些补白和随感式的言论，要靠编者待稿子凑齐之后即兴撰写，这种短平快的“点睛之笔”，时间紧，要求高，最能锻炼笔头子。本事往往是逼出来的，逼的次数一多，“鸭子”慢慢也就学会上架了。

编辑部里人才济济，素有“四大金刚”、“八元”、“八恺”之誉；单是副刊编辑，除我之外还有一老一新，各有“应手家伙”，“三人同行，我师在焉”。再就是向书本学习。编副刊有机会披览各种报纸，阅读各类文学作品，观摩内部放映的影片；而且，编别人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与借鉴。

这里，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当时的评报活动。编辑部向例：本报重要稿件发排后，先打出小样交各组讨论，大家尽情修改，作者为谁，不遑计也。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便是评议当天出版的本报，往往一张报纸画得朱墨琳琅，而且，常有不同意见交锋，气氛十分热烈。读报、评报，就是很好的学习过程。当时我曾写过两首小诗，以纪其盛：

史笔千秋重是非，无须曲意定依违，

摘疵辨误挥朱墨，不管文章属阿谁。

编采由来问舆情，每从议报见分明。

阿侬不是初笄女，头脚人前任品评。

我还写过一首《听课》的诗：

昼采新闻夜拜师，青灯课读似儿时。

苏洵发愤年同我，学海扬帆未觉迟。

为了帮助编采人员开阔文学视野，提高写作能力，报社特意从高校聘请专家学者前来讲授古文，开办外国文学讲座，当时听课者颇多，甚至包括市委机关的一些干部。予年二十七，故有“苏洵发愤”之喻。

正是这种环境培植了我的勤于动笔、敏于思考的习惯。在尽力参与办好自家报纸的前提下，我几乎攫取了一切业余时间，为各地文学报刊撰稿。也就这样，纵身跃上了文学创作之舟，至今还在上面晃荡着。

当时写了一首七绝，以抒怀纪感：

于斯初上缪思船，史海文渊结厚缘。

短棹一挥人去也，灯遥岸阔任浮潜。

谁知，盛筵易散，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把这一切都冲毁得七零八落。首先是总编辑被作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斗，紧接着，我们这几个所谓“四梁八柱”的黑爪牙，也进了牛棚。在批判《燕山夜话》的大会上，报社造反派扎了个纸人，身上用墨笔写上“邓拓”的名字，并打了个大“×”，我们几个人由总编辑领头，披着纸糊的孝衫，站在两旁，被勒令交代与北京黑主子的关系，开办反党专栏的罪恶意图。讲不清楚，就拳棒交加，一站就是一天，晚上腿肿得连床都爬不上去。

主持批斗会的，乃是当年因为胸无点墨、不学无术而又妄自尊大、不肯学习，曾遭到总编辑严厉批评的一个编辑组长。戏曲里有个“张五可”，他的外号叫“张三渴”，来源于老师讲授《曹刿论战》，由他领读，他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竭”读成了“渴”。弄得满场哄堂大笑，从此，他就获得了这个外号。总编辑嫌他给报社丢脸面，立逼他坐下来三天，学字典，读古文；还在全体编采人员大会上点名批评，引为鉴戒。这口恶气一直出不来，“文化大革命”给了他报复的机会。他用加厚的铁板特意做了一个大牌子，穿上两根细铁丝，挂在总编辑的脖子上，头一天就勒出了血口子。

我写过一篇《镜子上面有文章》的杂文，里面引了唐人刘禹锡的五言诗《昏镜词》。诗的前面有个小引，说磨镜工人摆出十面镜子出售，其中只有一枚明澈，其余全是昏暗的。镜工解释说，不是我的制镜手艺低劣，乃是为了适应世人的心理需要而有意这样做的：凡是来买镜子的都要照一照，面目姣好的自然喜欢明镜，但这样的人极少，仅占十分之一吧？而陋貌衰颜者都喜欢模糊的镜子。诗的主旨是讽刺那些护短自欺、文过饰非…的人。

按说，这类人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无可取，刺他一下也是应该的。可是，却被造反派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现实，给新时代抹黑”。无论怎么检讨，横竖过不了关。

后来，斗争对象重点转移到“走资派”了，我们这些“黑笔杆子”、“反动文人”，才被当作“死狗”搁置在一旁。群众造反组织自然没有资格加入，最后被分别送到工厂劳动改造。于是，我在一家纺织厂，天天去跟着女工学习接线头。也倒好，下班后我又可以看书了。灯下，偷偷地写下了一首七绝：

始信文缘是苦缘，青灯孤影鲜清欢。

为伊消得人憔悴，无悔无尤对逝川。

（1994年）

饮酒的四种境界

我不能饮酒，但自认尚能知酒，特别是对于嗜饮者，我不仅能够描绘出他们自己未必留意的般般情态；而且，经过酌古量今，反复考究，概括出来他们开怀畅饮之后展现的四种不同的境界：

第一种是神仙境界，寄怀深远，诗兴淋漓。典型代表是李太白。他在《春日独酌》中写道：

我有紫霞想，缅怀沧洲间。

思对一壶酒，澹然万事闲。

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

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

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颜。

道家有“神仙乘紫霞而行”之说，因此，古人用“乘紫霞”来形容成仙飞升。“沧洲”是息影林泉、高隐不仕者的居所。太白先生说，喝了酒就有乘紫霞、隐沧洲，脱落人间万事的感觉。把酒望青山，倚松赋古琴，坐看鸟飞鸟没，云往云还，那确是进入一种超然物外的仙家境界。

第二种状态，是高人逸士境界。他们并没有脱离凡尘，而是置身于现实之中，却能优游暇豫，保持心态平衡，求得逍遥自在。宋代诗人朱希真有一首《西江月》词：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一杯在手，散漫逍遥，自斟自饮，无拘无碍，充分放开自我，尽情地享受现在。

第三种状态，是一种半醉半醒的潦倒模糊情境。

问狂夫意兴如何？日日模糊，醉舞婆娑。一榻凉风，半窗好月，何肯奔波。　世情多一时看破，谢苍天落魄而过，誉也凭他，毁也凭他。贵客王公，我睹么麽！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的这首《折桂令》词，说的是：“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人生如梦，一醉方休，什么都不过尔尔。

第四种状态是“耍酒疯”。清代著名笔记《坚瓠集》中记有这样一首讽刺诗：

娘舅常常撒酒风，今朝撒得忒恁凶。

踢翻两个糖攒盒，踏扁一双银酒盅。

面孔红来干急迸，髭须白得窍蓬松。

旁人问道像何物，好似跳神马阿公。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酒疯形态，更是屡见不鲜。我就亲眼见到过，有的喝醉了，使酒装疯，破口骂街；有的眼赤筋暴，狂吼乱叫，甚至翻桌砸碗；还有的人多喝一点，就滔滔不绝地讲演，所谓“兔是狗撵的，话是酒撵的”；有的翻肠倒胃，呕吐不已，狼藉满地。

如果要问我，这四种状态更倾向哪一种？我的回答是，哪一种我也不欣赏。站在地上想上天，做个凡人想成仙。在商品大潮波涛汹涌，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现实条件下，这倒是蛮有诗意、颇为浪漫的，只是，现实中哪有可能存在啊？无非是一枕黄粱，甜蜜蜜的空想罢了。至于第二种状态，实际上是个假命题——自在逍遥，无拘无碍，充分享受现在，这只能是清醒时的心态，一当醉眼蒙眬，甚至烂醉如泥，脑袋早就乱得像一堆糨糊，哪还能有这份闲情逸致呢？第三种情态，“日日模糊，醉舞婆娑”，闲待着可以，假如还要舞文弄墨，写点东西，恐怕就会一塌糊涂，那倒应了《出师表》中末了的话：“不知所云”了。至于大煞风景的“耍酒疯”，就更惹人笑、遭人烦了。

古人说，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及半开时。这是颇有道理的。如果若从醉酒形态中做出选择，比较理想的状态应是微醺，带着二三分醉意，但还有七八分清醒，像陶渊明所说的，“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种状态下，最容易产生灵感，也最容易唤起固有的潜意识，最容易展开丝丝片片、缕缕层层的联翩浮想。灵感、潜意识、联想，这三种功能对于诗文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会把你平日积累的所有的经验、感悟和智慧充分发掘出来，调动起来，从而把你带入一个新的境界。台湾诗人郑愁予说，一个喝酒的人，活一生过两辈子。我想，那里面就包括了这诸多功能的充分发挥吧？

至于那位李太白，他的醉饮固然是一种排遣，一种宣泄，一种对于心灵的外在羁绊的解脱；但是，在这位伟大的诗人看来，饮酒就是重视生命本身，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个体意识的彻底解放与真正觉醒。饮酒，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也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这是一种特例。一般文人经历不着，即使经历了恐怕也做不到。

（2010年）

病床也是大学校

人的生命历程宛如单向行驶的列车，又似大江东去，是一次性的，一去不返，不可重复。而疾病又总是伴随着生命而来，接转着生命而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得好：“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因此，战胜疾病的侵扰，保持身体的健康，就成了终生的乃至永恒的课题。

这里的重要启示，是人在获得了生命之后，不能只是消费它，支配它，享用它，还必须时刻考虑到如何滋润它，培育它，调适它。因为一切事物都是有生有灭的，弄得不好就会得而复失，健康也不例外。特别是人过中年，生命旅程进入了事故多发期，肌体的各种零部件不断地出现破损，活力在逐渐衰减，或早或晚，总有那么一天，会像江淹的五彩笔那样，被“造化小儿”强制索回。

这原本是一个至为浅显的道理，可是，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长时期很少患病的人，却往往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存在一种错觉，以为自身体质绝佳，简直到了与病苦绝缘的仙家境界。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有些人以自己的体魄健壮相标榜，拍着胸脯，吼着喉咙，津津乐道，简直是忘乎所以，结果放弃了对疾病应有的警觉。

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老舍先生讲过这样一番哲理性很强的道理：“楚霸王不害病则没得可说，一病便了不得。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微微暗些，然后再明起来，则暗得有趣；而明乃更明，且至明过了度，忽然烧断，如百度电灯泡然。这个，照直了说，便是小病的作用。”

相反，倒是那些体弱多病的人往往寿命很长。这已经为日常闻见和专家考证所证实，比如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就做过这样的调查。之所以如此，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主要在于体弱多病者自觉维护健康、珍惜生命、加意保养的意识比较强。他们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存在着弱项，于是，主动调理，时刻不忘自我保健；这样，在饮食、医疗、心理调适、生活规律诸方面，要比那些表面健壮、实则外强中干的所谓“硬汉子”科学、合理得多。其次，他们自知体质较弱，常常甘拜后尘，不去逞强、硬拼、“打肿脸充胖子”，不做那类超越极限、力不从心的冒险试验。这也就减少了许多风险，避免出现意外。再者，患病本身，有时也能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抗病能力。

患病，无疑是一件倒霉的事。但是，得过一场病，可以为自己挣得一份认识上、生理上的财富。只要能够正确对待，它就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那就是可以使人懂得一些生活的辩证法，增强对于灾难的预防能力、应对能力和承受能力。所以说，病床也是一座大学校。

当然，这种“红尘觉悟”不见得多么牢靠，常常是认识得迟，却消失得很迅捷、很干净。人是一种善忘的动物，往往是一下了病床，恢复了健康，就把这些以惨重代价换得的感悟忘得无影无踪了。我在北京有一位朋友，前些年由于用脑过度、积劳成疾，患过一场大病，这个惨痛的教训，按说早就应该牢牢记取了；可是，痴情眷恋，爱书成癖，已经到了执迷不悟、之死靡他的程度，病势一经好转，便又故态复萌，有时甚至是变本加厉，结果，很快又旧病复发了。元代诗人聂碧窗有两句诗：“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这是哀叹被掳少妇的。意思是，她在被掳途中看到有卖脂粉的，仍然要买，以便打扮得更漂亮一些，完全忘记了正是因为年轻美貌而惨遭劫掳的教训。寥寥两句，寄怀深远，语重心长。此刻，如果聂氏在侧，料应也会为我那位“书痴”文友，题上几句哀悯或者婉喻的诗句。

实际上，稍早一些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已经这样做了，只不过他写的是一首自嘲诗。题目比较长，把本事交代得很清楚——《淋疾复作，医云忌文字劳心，晓起自警》：

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

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

说是自警，实际上看不出来，倒像是自解自辩，结果只能是故我依然。人啊，人！就是这样麻痹，这样执拗，这样善忘。

今年，距离我那次做大手术整整十五年了。不久前，题写两首七绝以为纪念。题目是“晨起见手术刀痕有感”：

刀兵未见见刀痕，平地风涛险更频。

度尽劫波成妙悟：一重冰雪一重春。

留得刀痕似弹痕，病魔凶恶梦重温。

休矜老去顽躯健，岂有金刚不毁身！

（2008年）

散步的历程

散步是一件至为平常的生活小事，可它又是一个大题目，大到可以写一部专著，有许许多多话题可供研究、探索。比如，说到它的发展历程，就可以从古代的大思想家庄子写起。这位博学多才的老先生，好像一天到晚，总是自由自在，散步逍遥，一会儿与哲学家惠施悠然闲步于濠梁之上，一会儿又“游于雕陵之樊”，一会儿又“行于山中”，几乎随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而且，还不只是走走而已，还要把它提到“逍遥游”、“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哲学高度来认识。

若是觉得单是中国还不够开阔，需要把话题泛溢到世界范围内，那么，自然会想到古希腊那个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理论学家亚里士多德创建起来的“散步学派”。在由他创办的吕克昂学园里，有着广阔的运动场和苍苍莽莽的园林。每次课业，亚里士多德都不是傲踞于课堂之上，翻开他的“高头讲章”条分缕析地讲起；而是倒背着手，在学园里散步，边走边教，学生就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听讲。当讲完一个问题时，就会问学生们“是否听明白了”，如果学生支支吾吾，答得不很爽快，没关系，那就再接着走，接着讲，直到彻底弄通为止。后来，欧洲的许多学者都效仿这种做法，于是，形成了著名的“散步学派”，也称为“逍遥学派”。

话题有点儿扯远了。看来，在这篇千字短文中，我只能收束笔墨，从个人角度说说散步的历程。我的散步，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年富力强，又正赶上大乱初治，心境比较闲适，工作压力不大，也不像后来对时间抓得那么紧，整天有大量的剩余精力，而我又不喜欢篮球、赛跑之类的激烈运动，更与象棋、麻将无缘，于是，便经常到户外闲步，倒背着手，边走边思考一些问题。遇到办事情，参加会，或者看节目，我也都喜欢徒步而行，没有车可坐，也不想坐车。至于晚饭之后，信步徜徉于林荫路上、湖畔河边，花木扶疏的庭园曲径，风俗画面一样的僻巷街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更是形成了习惯。有时，夜间读书、写作，感到头昏目眩，就寝之前，也要到院子里走上十几圈儿。回来后，带着几分凉意钻进被窝儿，很快便悠然入睡。

到了1983年，我从省城调到一个省辖市担任领导工作。身份改变了，散步方式也有了变化。因为经常熬夜，早晨不能起得太早，便由过去的每天凌晨散步改为步行上下班，同样是风雨不停，寒暑无间。如果时间充裕，我还会沿着街衢走下去，并不直接到单位或者径入家门。这种散步的特点，是紧密结合着工作。一是实地检验工作的成效，及时发现死角和薄弱环节。比如，你要查看街道卫生状况，或者了解市场供应情形，用不着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只要走街串巷，到各个角落里转一转，一切都了若指掌；当时市里提出治理大气污染，而一些单位的大烟囱却照旧排放出浓浓的黑色烟尘，不符合排放标准，若是看汇报表，全都“达标”了，可是，实地一看就露了馅儿。二是主动接触社会各个阶层，在散步闲谈中贴近群众。城区范围不大，上下班打个照面，事情就随便布置了，情况及时得以交流，不致上下壅塞，直到人家上访才着手解决。三是带便干些家务活，当时我经常做的，是买豆腐、油条、青菜，扔垃圾，取牛奶，等等。事项多种多样，目的都是附带办事。五年期间，除却下乡和外地开会，基本上没有间断过。

及至再度返回省城工作，吃住在机关，散步便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近年退出领导岗位之后，虽也同样是风雨不误地坚持散步，但从根本上说，是着眼于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随着年龄的增长，面临着健康的挑战，为了防止高血压、糖尿病、体重超标，每天都有意识地到公园里散步。同样是坚持不渝，但已失去了早年那种无拘无束的悠然、适意；也没有了每天都同大量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只是单一的目的——保证健康。当然，边走边想，考虑写作提纲，思索研究课题，这和从前没有…变化。

三个阶段，三种走法。开始时可说是充满了情趣，多的是闲情逸致，随意地走，轻松地走，尽兴地走，无意其他，无顾其他，悠哉游哉，富有诗性；后来，徒步上班，也充满了乐趣，虽然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但完全是发之于内心，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负担；现在，倒也满怀着兴趣，完全本诸自觉，但是，健康、健康、健康，成了内驱力、原动力。凡事一当高度自觉，怀着一种需求，一种功利性，往往就会丧失了诗性。因此，每当忆起当日那种优游闲步，就像追怀青春年少一样，不免滋生出一丝惆怅与惘然。

（2001年）

生命还乡的欣慰

每当我徜徉于大自然赐予的这一片敞开的大地上，总有一种生命还乡的欣慰与生命谢恩的热望。我把这种感觉写下来，于是，便留下了笔底心音。它是我在这自然的怀抱中居停的宣言书和身份证，是我探寻真源的心灵印迹和设法走出有限的深深的感悟。

“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荷尔德林这句诗因海德格尔的阐发而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悠悠万物，生息繁衍，无始无终，作为个体的人却不过是匆匆的过客。而要使这短暂的居停超越瞬间走向永恒，就理应把存在审美化，使之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用海德格尔的话讲，就是“通过原一，大地与天空、神圣者与短暂者，四者统一于一”。由此，便产生了原根意义上的诗性。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与中华民族对于自然美的虔敬和敏锐的审美感受力相比。从庄子、屈原到谢、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诗人们一直行进在寻求存在的诗化和诗的存在化的漫漫长路上。这些诗哲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幅幅风景画，它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情绪，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它是人“诗意地居住”的情怀，是对自然的审美观照。

当我面对山川胜景时，前人对于自然的盛赞之情便从心中沛然涌出。这些美的诗文往往导引我走向那些人与自然互相融合的审美境地，从古老的文明中寻求必然，探索内在的超越之路。于是，我“因蜜寻花”，或如庄子所言，乘物以游心，脚踏在自在的敞开的大地上，一任尘封在记忆中的诗文涌动起来，同那些曾经驻足其间的诗人对话。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在冥蒙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感受着一束束性灵之光。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水间，大自然与那一个个易感的心灵，共同构成了洞穿历史长河的审美生命、艺术生命，“天地精神”与现实人生结合，超越与“此在”沟通。大自然，成为人们的生命之根、艺术之源。

当我沿着历史的长河漫溯，极目望去，也常常会感受到生命之重，前思古人，后望来者，天地悠悠，心潮喷涌。作为地球上的暂住者，我习惯于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的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色彩，尽力反映出历史、时代所固有的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

站在大自然的一座座时空立交桥上，任心中波涛滚滚翻腾，那种凿穿了生命隧道的欢愉，那种超拔的渴望，飞腾的觉悟，走向自由、自在的轻松，又使我渐渐地有了对于儒、释、道以不同方式界说的“天人合一”的深悟。

当我仰望星空，俯瞰大地，目既往还，心亦吐纳，许多人生感慨就会从胸中涌荡出来。宣泄心灵深处的欢乐与悲哀、沉重与轻松，物我双会，见物见心，还一个真实的完整的生命，这实在是一个召唤，一个诱惑。

正是从这里出发，我读懂了许多作家，也读进了自己。青天云霞，让我看尽了女作家萧红的风景线，也隐约展现了自己内心的风景。绍兴沈园，梦雨潇潇，写下陆游一生“爱别离”、“求不得”的苦痛，半个多世纪的爱之梦和沈园那雅淡、萧疏的韵致，一起走到我的心灵深处，触发着我的情思。七夕牛女鹊桥会凄绝千古的动人传说和“巫山云雨”恍兮惚兮的爱情神话，同样是在自然中倾注心声，也使我情动于中，思与境偕。

当我行进在连天朔漠、茫茫瀚海之中，这些时间上悠远、空间上浩瀚的景物，往往成为可以与之直接对话的生命之灵，使你切实感悟到生命有涯而大地无涯。苍茫的大地托着浩渺的天穹，显得格外开阔，至此，才真正有了百年一瞬，万古如斯的感慨，才在灵魂深处与千百年前的那个声音和鸣：哀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

我也喜欢那些未经开发的、原始粗犷的自然景观，那里往往蕴藏着一种野性力量，一种蓬勃的生机，一种旺盛的生命活力。而当面对九寨沟的造化神工，又会忘情于清风白水般的自然天籁、荒情野趣。那淙淙飞瀑，飒飒松风，关关鸟语，唧唧虫鸣，那宛如娇羞不语、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笑靥的杜鹃花萼，那隐现在水雾氤氲的瀑面上，酷似七彩神龙夭矫天半的虹彩，那悬挂在枝头的一丝丝、一缕缕，随风飘荡，如新娘头上轻柔的婚纱的长松萝，那五角枫、高山栎、黄栌木、青榨槭的如霞似火、燃遍天际的醉叶，那充盈着质朴的美、粗犷的美、宁静的美的梦之谷、画之廊，都在人类感情的琴弦上奏起美妙的和声，不期然而然地淹入了你的性灵。置身其间，真如裸体婴孩扑入母亲的怀抱，生发出一种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宠，返回精神家园，与壮美清新的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保护、珍惜大自然的这些恩赐，是我们“诗意地居住”的前提，是我们以性灵之光驱逐黑暗，让大地不再被遮蔽的路径。然而，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却往往忽视和忘却了大地母亲的恩泽，疯狂地掠夺它，野蛮地践踏它。有朝一日，当大自然失去了青春、活力和平衡时，它会痛苦而愤怒地实行报复，从而使人类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我曾经对破坏大自然的行为表示愤怒，为那些戕害大地母亲也贬低自己的人感到耻辱。有时，我甚至想，假如工业文明的物欲满足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那么，宁愿让自然美景再沉睡百年、千年，直到人类的“居住”真正成为“诗意的居住”。

无论如何，山川万物总是与我们同在。诗人何为？诗人使人达到诗意的存在。此刻，似乎读懂了庄子，又似乎与荷尔德林长谈，吟着他的诗句：“我们每人走向和到达／我们所能到达的地方。”

（1996年）

十载相交如水淡

在东方出版中心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忆起了与之十载交接的过程。

也许是偏爱吧，在我的几代书橱里，“上海版”的图书竟然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尤其是东方出版中心，买书、读书之外，1998年以来，我还有幸成为它的作者。记得我们的交往始于一份约稿函。当时他们正在策划编印一套文化散文丛书，我是其中的作者之一。关于这部书稿，我有这样一个设想：通过诗、思、史的结合，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生机、美感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使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心灵撞击力，把对往事的钩沉变成哲思、理蕴的意义追寻。散文中要融进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独特理解，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人生、人性的认知，寻求一种面向社会、关注人生的意蕴深度。这样，就有望把读者带进悠悠无尽的历史时空里，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从单调的丛残史迹中获得诸多意蕴与情趣。

当我在电话中把上述想法向尚无一面之识的青年编辑张爱民陈述之后，立即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并提出一些恰中肯綮的建议。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也从中感受到编者的创新意识和较高的业务水平。尔后，《沧桑无语》的书稿写出来了，也仍然是邮件传递，时在1999年年初。出版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很快就印了三次；后来又再版、三版；而且，同台湾尔雅出版社作了版权贸易。这个期间，我又接到了责编的第二封约稿函，希望能提供一部以人生感悟、人性关怀为主旨的书稿。这样，《何处是归程》一书，又有幸在这里出版了。当时，一次签了两万册的合同。印出后似乎销售得并不像预期的那么理想，但出版中心仍然严守信诺，及时而顺利地寄付了稿酬。尽管事情不大，但也标志着一种诚信，一种风范。相对于国内有的出版社，合同上分明写着“出书半年后寄付稿酬”，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了四个半年，仍然还是一毛不拔。也不说不付（因为没有理由），只是，不声不响，一拖了之。

在我的印象中，东方出版中心的工作效率和出书质量是很高的，编校工作十分认真。尤其是责任编辑，工作不厌其烦，非常负责任。两部书稿中许许多多地方，都曾被一一研索、叩问，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又能做到充分尊重作者意见，叫不准的地方绝不师心自用、擅加改动。此其一。

其二，风清气正，一切按原则办事。由于我身在北方，远离上海，除了与这位年轻的责任编辑通过多次信函、电话之外，再没有同出版中心发生过任何联系，至今我也不知道编辑部大楼是面南还是向北。他们着眼于书稿水准，至于作者生疏还是熟悉，到场还是不到场，全然不加考虑。说到这里，忆及一件往事。两部书出版后，有一次，主管编务的副主编和编辑室主任来到沈阳，闻讯后我赶往宾馆会见。因为两部书稿都是经过他们审定的，自然心存感激，倍觉亲切；然而也只是欢然道故，既未想到送点什么礼品，甚至也没有请他们品茶、吃饭。尽管是天性使然，但过后，我仍是觉得有些歉疚。当我在电话中表达这层意思之后，他们听了哈哈大笑，认为一切都纯属正常。这使人记起一句老话：“始信今时有古风。”两部书的出版，出于同一位责编之手，直到前年我出席华东师大举办的文学活动，我们才在上海锦江饭店见上一面，此外，也再没有其他往还。堪称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样就有了第三条，编辑、作者之间，相知相重，守信重义，结下了深厚情谊。每当忆起这十年岁月，都觉温馨、清淳，余韵悠然。其实，若说是“没有其他往还”也不尽然，三十年来，他们出版了大量文史类优秀图书，我不时地去信索取，总能如愿以偿。记得，一次我从南美访问归来，应南开大学文学院之邀，准备给研究生做一场《关于拉美作家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的讲演，急需一本美国作家莫内加尔撰写的《博尔赫斯传》，知道1990年代东方出版中心印行过，但已过去十多年了，恐怕早已无从查找。谁知求助的电话打过去第三天，我的责任编辑便把书寄过来了。一时大喜过望，真是说不出的感佩。

列宁有一句名言，开展纪念活动，“最好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作为国家级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前路正长，任重道远。鉴往以知来，我们有理由确信，她一定能够依靠其强盛的人才资源，发挥特有的优势，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在新的三十年中创建更加辉煌的业绩。

（2008年）

华发回头认本根

友人S君送来散文集《山野菜》的书稿，让我在前面写点东西。翻看一过，我随手题写了一首七绝：

岁月迢遥浣旧痕，山蔬野簌寄情温。

生涯亦有鸿泥感，华发回头认本根。

三十六年过去，也称得上“岁月迢遥”了。那时，我在一家报社担任副刊编辑，经常接触到一些文学青年，S君就是其中的一个。

记得是秋初的一个傍晚，我刚从抗洪前线采访归来，还没来得及换下溅满泥浆的衣裳，便被几个文学爱好者拉进一间小饭馆里。一盘煎鸡蛋，一盘炒黄豆，一碟猪头肉，一碟萝卜丝，就着一壶烧酒，大家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唯有这位S君，虽然年龄和我们相仿，不过二十几岁，却显得有些落寞寡欢。不知是出于情怀内敛，还是因为初次见面眼生，他既不作兴喝酒吃菜，也很少插言，只是枯坐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吸烟。

分手时，S君交给我新近写成的两篇千字散文。回去看了看，都是真情灼灼，清新雅致的。几天过后，就相继地刊载在副刊上。尔后，他还到我的办公室访谈过几次，除了诗文创作，也涉及一些人生感悟。十年浩劫中，我们虽然也曾多次见面，但是，再没有唠起过文学的话题，创作更是无从谈起了。

近些年，我和S君时散时聚，有分有合，工作的接触很多，谈论文学的事儿却极少。日前，突然收到他的散文书稿，附信说还有一部诗集也将付梓，这倒使我有些“惊诧莫名”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他的创作才能持怀疑态度，相反，以其当日的文学造诣、感悟能力、表现功力来说，出散文集、出诗歌集都是意料中事。我之所以惊异，是他长期供职党政机关，多年从事秘书、行政工作，以为他早已同缪斯女神判袂分襟了；谁料，几十年来，竟然旧怀难忘，情有独钟，独抱幽香，“珠胎”暗结，直至产下一个又一个“宁馨儿”！

其实，细想一番，倒也顺乎自然，符合逻辑。“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恩格斯语）。文学这种东西极富魅力，一经染指，往往终身难于废弃，有时魂梦相随，纠缠如藤萝绕树，狐媚附身。苏州姑娘林黛玉就有过“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倚石自沉吟”的咏叹。而不事张扬，闷头去做，见真本领，练硬功夫，又恰是文友S君长期铸就的性格特征。所谓“艺痴者技必工”，难怪他能爆出这个“冷门”。

“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记忆是昨天与今天的对接，对每个人来说，追忆童年都是充满情趣的。《山野菜》中很大一部分篇幅，抒写了童心、童趣，亲情、乡情，宛如一幅幅清丽的山乡风情画。读着读着，我就被带回到悠远的故乡、久逝的童年。我和S君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是生于忧患之中。30年代末期的东北农村，兵荒马乱，蒿目时艰，使我们都变得性格内向，趋于早熟。

当然，再凄苦的童年，也总能从亲情、乡情中获得一丝丝的慰藉。纵然外面是荆天棘地，只要一头扎进母亲的怀抱，就立刻有了安全感、温馨感。而故乡是放大了的母亲的胸怀。不管它怎样穷寒僻陋，总是“人情恋故乡”的。这样，童年、母亲、故乡，便三位凝成一体，织就了一片难剪难理的亲情网，让人久久地罩在里面，做着凄婉而温情的梦。纵然鲜活的岁月板结成时间长河中陈旧的化石，它们也没有因之而淡化、消解，反而在一定的触媒催化下，历久弥新，经过重新整合，往昔沉淀在记忆中的欢欣与适意，遗憾和惋惜，都一一浮现出来。

本来，随着阅历的增加，世事的濡染，环境的变迁，昔日的童心、逸趣难免涣然冰释，情怀会逐渐地变得粗糙，心中会长出一层层的厚茧。而在S君的笔下，却至今仍能流泻出一些充满情趣的文字，“不失其赤子之心”。作为一个走上领导岗位多年的文学爱好者，这是难能可贵的。不难想见，为此，他要超越几多心理障碍，克服多少实际困难啊！

我以为，为文与从政的矛盾，固然首先反映在时间、精力方面的冲突上。但这还不是根本的障碍，最主要的在于两者在个性、情志、心态、思维方式的要求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对于散文创作来说，知识的积累如何，材料的丰富与否，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作为创作的命脉所系，是看作者有无一颗感受美、发现美的敏感的心灵，有无一种生命力的冲动和活泼清新的感觉，有无一双执着地探究生活底蕴的眼睛。

每当谈起这类话题，我们往往都生发出一种悟道太迟、为时已晚的感慨。这里，固然包含着对未能及早踏上“专业”途程的怅憾；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对韶华虚掷、老大无成的愧悔。比起生长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年轻一代，应该承认，我们那一代人的时间，确实是浪费得太多太多了。无休止的批判，不间断的“运动”，延续十年之久的大“革”文化的“命”，朝朝暮暮，月月年年，我们做了多少于国于民并没有实际价值、自己也毫无兴趣、却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去勉强应付的事啊！

宛如白驹过隙，生命是匆促的，每个人都在一天天地接近“没有明天的一天”。我们曾经拥有过，却没有办法留往它。在充满偶然性的选择之中，我们丧失了宝贵的无涯岁月。于今，就像流行歌曲中所唱的：再回首，泪眼蒙眬；再回首，恍然如梦。当有朝一日我们终于谒见马克思的时候，该如何向他递交那份人生的答卷呢？有没有勇气重复中学时代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我们既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呢？

古人说，人生过后方知悔。人在小时候谈不上有什么悔，因为阅历简单，参照物不多，没有什么可以追忆和反省的内容；而且，即使发现某些缺憾，总会觉得来日方长，尽多追补的余地。悔，是从对比、追忆、反省中派生出来的，悔是成年人的专利。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失晨之鸡，思补更鸣”。人到老年，与其伤逝感旧，在痛苦的追忆中重拾青春的流韵，莫如珍惜有限的光阴，实施有效的补偿，做一些符合平生志趣、过去却因种种条件限制而未能畅怀适意地去做的事情。

当年，诗圣杜甫在五十三岁时发出“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苦吟，似乎为时尚早。而我们，都已过了花甲之年，已经或者即将离开工作岗位，进入退休行列，正好由此进入一个自在自如的境界，获得回归自我，回归本位，或者说“华发回头认本根”的机会。

对于早年曾经做过“文学绮梦”的我们来说，“本位”或者“本根”是什么呢？说得简捷一些，就是静下心来多读点书，多写点东西。这样，我们就将面临着一个新的开始。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如此说来，确实又并不存在一个“晚”的问题。

（1998年）

因蜜寻花

高尔基有一句名言：“艺术家创造艺术的真实，像蜜蜂酿蜜一样；蜜峰是从各种花里一点一滴地采集最必要的成分的。”

典型化的东西，无疑比生活原型更集中、更完美、更动人，但是，“美物者贵依其本”——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往往对其据以产生的生活原型也特别感兴趣，正如人们不仅食蜜还要赏花一样。看过《红楼梦》之后，读者都还愿意了解一下曹雪芹的身世及其有关传说；山东阳谷县的狮子楼、景阳冈等遗迹，并没有因为有了《水浒传》而无人问津，相反地，地以文传，它们倒是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正是这个道理，使我怀着浓烈的兴趣，在绍兴寻访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风物人情。因为先生一生中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是在绍兴度过的，许多小说、散文都以这里为背景。

过了轩亭口，走进东昌坊口的都亭桥、覆盆桥一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颇具地方特色的河网、拱桥、黑漆门、石板道，遍布街头巷尾的酒家、茶肆、寺庙庵堂，穿梭般往来的乌篷船、白篷船，以及圆顶、卷边，别具一格的黑毡帽和生动有趣的方言、“炼话”，耳目所及，都觉得十分熟悉，十分亲切，尽管我到这里来还是第一次。

穿过两扇黑漆石库门，走进了一座江南特有的那种深宅大院，眼前现出一幢中式的二层楼房，石板台阶，白色花格门窗，前后都有石板铺就的天井。1881年9月25日，鲁迅先生就诞生在这里。岁月奄忽，时移事异，于今，从深邃的庭院中已经难以看出这位旷代哲人成长的足迹，但是，我还是久久地驻足其间，情怀依依，流连忘返。

庭院后面，有一个约为两三亩的菜园，便是先生称之为“儿时乐园”的百草园。现在，“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还在，那堵先生小时候常去捕捉蟋蟀的泥土短墙也大致保持着当年的旧貌。我凝神摹想着——

夏日，那个机灵、好动，被称为“胡羊尾巴”的少年鲁迅，怎样攀上爬下，摘取紫红的桑葚和覆盆子，哪一处的土墙因为拔取何首乌而坍毁…下来；

大雪天，他如何同闰土一起，扫开一块雪地，支起大竹筛子捕鸟，怎样从筛子下面把白脸颊的张飞鸟抓出来，装进麻布口袋里；

长得又矮又胖的长妈妈，坐在哪个地方给他讲述太平军的故事，那条很大的赤练蛇，还有美女蛇，是从哪个方向“沙沙沙”地爬过来的，那蓬乱的草丛还会不会藏有老和尚的飞蜈蚣……

一切都默然了。带着无从索解的遗憾，我在百草园中往复徘徊。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先生以中年怀抱追忆了童年的般般往事，再现了当年生动逼真的生活图景，使我们看清了在接受传统文化的陶冶的同时，儿童生命固有的活力，任情适性的纯真，以及人的生命的本性，如何在成文的教本和不成文的风俗的包围之下，遭到肆意的摧残。

离开百草园，向东走出三百多步，穿过一道南北跨河的石桥，从一扇朝北的黑漆竹丝门，进入了“三味书屋”。这个“三味”，有人引述宋人李淑的《邯郸书目》：“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是为书三味”，加以解释，并以书屋里挂着的对联为证：“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也有人认为，“味”即吟咏玩味，“三味”就是反复寻绎的意思。我也没有去细加研索，只是细心地看那幅代替中堂的《松鹿图》，还有先生用过的刻着“早”字的书桌，和后来在文章中提到过的已有百余年寿命的蜡梅树。

出东昌坊口北行不远，便是坐西朝东的长庆寺。这里的当家和尚龙祖，曾给少年鲁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先生还写了一篇《我的第一个师父》的散文，热情地赞扬了这个“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不守清规的龙师父，生动地描绘了他的叛逆性格和生活情状，有力地揭穿了那些“佛门弟子”、“道学先生”的虚伪…本质。

土谷祠在长庆寺的斜对面。这里，过去除了农历四月十四土地神生日领受一些香火外，平时总是冷冷清清的，于是，便成了一些无家可归的游民、乞丐的栖身之地。据导游员介绍，当时有个叫“谢阿桂”的，原本住在戴家的一间房子里，由于名声不好，被房主赶了出去，只好住进了土谷祠。他经常在外面打短工，帮人家推磨、舂米。却又不好好干活，沾染了一些流氓习气，后来变成了半工半偷、游手好闲的人。谢阿桂也做些旧货生意，有时还替一些破落户子弟代卖几件古董。一天晚上，他悄悄地来到鲁迅家里偷东西，被人发现了，由于在这里做过短工，门径熟悉，翻墙跑掉了。

谢阿桂有个邻居，名叫戴阿贞，住在土谷祠隔壁的穆神庙里。原以打更为业，后因吸食鸦片成瘾，穷困潦倒，也干些偷窃勾当。两人可说是“难兄难弟”。解放前夕，许广平先生来土谷祠参观，听了人们的介绍，无限感慨地说，似乎在这里“更亲切地找到了阿Q的所在，仿佛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我现时的感觉，也正是这样。

中午，我们特意安排在鲁迅小说《孔乙己》中描写过的颇具古风的咸亨酒店用饭。酒店坐落在东昌坊口西首路北，至今还保持着一百多年前的旧格局：两间门面，屋檐下悬挂着一块写有店号的牌匾，柜台的青龙牌上直书“太白遗风”四个大字，店堂内挂一幅醉后狂吟的李太白的画像，曲尺形的大柜台，朴拙的陶制酒坛，铁皮制作的温酒爨筒……这一切，使我忆起了孔乙己及其所处的时代。

据说，这类小酒店的主顾，当时多是锡箔工人、搬运工人、船工、车夫一类“短衣帮”，穿长衫的读书人是很少光顾的，只有“三味书屋”的塾师寿镜吾先生例外。但是，他也总要避着学生，一进店门，伙计们便主动招呼：“二老爷，里面坐。”马上给他温好半斤老酒，放在桌上，他便随手摸出八个铜板偿付，再买一个铜板的茴香豆。

听着导游的讲解，我急着问道：“那么，孔乙己的生活原型究竟有没有呢？”

“有的。鲁迅有个邻居，人称‘孟夫子’，很喜欢喝酒。早年在周氏私塾中帮助抄写文牍，后来穷途末路，衣食无着。一次，溜到书房里去偷书，被人抓获打残了腿，只能用蒲包垫着，坐在地上，靠两手支撑着身子向前挪动。他常对人说：‘窃书不能算偷。’鲁迅就是以他为模特儿，并杂取多种人的特征，塑造了孔乙己这个艺术形象。”

我们也学着绍兴人的习惯，在曲尺形的柜台旁，买了一爨筒绍兴老酒，外加一盘茴香豆、一盘豆腐干，坐下来慢慢地吃着，谈着。绍兴老酒为全国八大名酒之一，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从唐代起，就被列为贡品。当地朋友介绍，这种酒色、香、味俱佳，而且，有特殊的滋补功能。它不怕放，越陈越红，越陈越香，越陈越醇。陆游诗中“莫笑农家腊酒浑”、“一杯放手已醺然”，说的都是这种绍兴老酒。

这就更增添了我的兴致，尽管平时滴酒不沾唇，此刻，我也喝了小半碗。带着微醺，乜着双眼，注意观察店内的其他顾客。许多人都戴着黑毡帽，和鲁迅笔下的“紫红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的农民外形相似，但闰土、阿Q那种打短工的，恐怕难以见到了。

这时，邻桌一个中年汉子，见我们四下张望，以为要买东西，便主动过来搭话。原来，他是到市外贸公司联系“绍兴腐乳”出口生意的。说着，便送过来几块红色和淡黄色的“绍兴腐乳”，请我们品尝。我尝了一块，说：“早就听说过这种绍兴特产，果真是醇香可口。”他听了更加得意，眼里闪着亮光，口若悬河地滔滔地讲了起来：“这种腐乳是用清澄甘洌、含有矿物质的鉴湖水，以绍兴老酒作辅料做成的。当年曾经在巴拿马赛会上夺得奖章。现在，除了畅销国内市场，还销往港澳、东南亚、日本和美国。”俨然以大老板的身份出现。

我想象不出来，如果鲁迅生活在今天，那么，活在他笔下的又将是一些什么角色呢？

（1985年）

遗爱长存

四十余年倏忽而过，中学的执教生涯在记忆中早已淡如春云，唯有一件小事却终生难以忘怀。

我讲授的第一课是老舍先生的《我热爱新北京》。教导主任是我的老校友，事先郑重其事地嘱咐说：上好第一课至关重要，要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好准备。直到上课前，他还叮嘱我：稳住架，不要慌；切记按时结束，绝对不要“压堂”。说着，从腕上摘下了手表，放到我的粉笔盒里。

走进教室，我扫视了一下全场，几十名学生坐得整整齐齐，静穆无声，最后一排坐着语文教研室的几位同事。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我便很快地进入正文。除了按照教案认真讲解课文之外，我还对作者的生平、北京的历史作了重点阐释。尽管其时我还没有到过首都北京，对老舍先生更是素昧平生，但我讲得还是绘声绘色，自认生动感人。

特别是讲到龙须沟，因为我事先看了老舍先生的剧本，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我还把剧中人程疯子的快板大段大段地背了出来：

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

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儿先给咱们穷人修。

请诸位，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

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

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管龙须沟？

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

人民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

我说，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他对北京的感情极为深挚。他在1936年写过一篇《想北平》的散文，说：“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十五年后，他又写了这篇《我热爱新北京》，将解放前后的北京加以对比，一个“新”字道尽了北京的沧桑巨变，也写出了作家对新中国的首都的炽烈深情。

我就这样，漫散着讲述了我的观感、体会，完全模糊了时间观念，更忘记了看上一眼粉笔盒里的手表，以致外面响起了下一节课的上课铃声，我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啊讲。结果，回去后被教导主任“训”了二十分钟。多亏几位同事在一旁大力为我解围，肯定我的课文讲解内容充实，生动感人。

过后，家住北京的朱老师告诉我，老舍先生的住所在灯市西口，属东城区；并不在南城。原来，我从课文中“南城有条龙须沟”，“我亲自去看过”，想当然地认为作者必定住在它的附近，结果犯了常识性错误。从此，我就产生了一定要去灯市西口看看老舍住所的愿望。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到了北京，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一直未能如愿，但它在我的心目中却是活灵活现地矗立在那里。我想象这所宅院一定很大。因为老舍写于三十年代末的一篇散文中，曾经谈到，他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间小平房：有客厅，里面摆放小桌和几张很舒服宽松的椅子，有一间书房，两间卧室，放上极大极软的床，有一间客房、一间厨房、一个厕所；还要在院里摆上金鱼缸，挂起蝈蝈笼，还要有足够打太极拳的场所。

我猜想，先生的宅院里，一定种植很多花草果木。因为先生实在是太喜欢花了，几乎每篇文章里都要谈到。他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他说：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它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有益身心，胜于吃药。

斯人已殁，风范长存，瞻谒先生故居成了我的一个情结。今年适值老舍先生百年诞辰，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早在1997年7月，老舍夫人率子女已将故居捐献给国家，并由北京市投资进行了修缮，在今年二月初正式对外开放。一个风日晴和的午后，我顺着王府井大街南行，找到了灯市口西街，前行不远，再向右手一拐，就进入了丰富胡同。两侧的山墙都是水泥罩面，地面也都有柏油铺垫，干净确是干净，只是怕已泯没了当年的…旧观。

据《燕都游览志》记载，灯市口一带“衢中列市棋置，数行相对，俱高楼，夜则燃灯于上，望如星衢”，市廛中“凡珠宝玉器以逮日用微物，无不悉具”。此间，明清时期由于是著名的灯市，夜里观灯，日里卖灯，因此最为繁华、热闹。现在这一带，高楼栉比，繁华依旧，只是灯市不见了，已为滚滚的车流和潮涌的人流所代替。好在丰富胡同这条小巷还十分僻静，来往的人不多。

老舍故居在小巷西侧，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像它当年的主人一样，朴素得很。进得门来，右侧有一面不大的照壁，整个院落整洁、雅致，但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先生在日，院中种满了花草。虽然名贵的不多，但东风吹过，照样开得云霞灿烂。天井中，先生手植的两棵柿树，如今依旧绿叶纷披，只是树下再也见不到主人那慈详的身影了。

故居共有十九间房屋，展室中陈列出万余件藏品，包括十九卷《老舍文集》、书画、生活器具、衣物和先生各个时期的图书资料。主房照原样保留了先生的卧室、书房和客厅，床上还散放着先生当日摆弄过的扑克牌。各种陈设都是极为简朴的，没有任何豪华、奢侈的用具。书房里摆着一个大理石面的书桌，上面存放着文房四宝。客厅不大，却也非常朴素、典雅，展厅中陈列了先生在此接待包括周总理在内的许多知名人士的照片。这使我想起了刘禹锡《陋室铭》中的警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也正是在这个小院里，先生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珍贵无比的文学遗产。共和国成立后两个多月，先生就从香港回到了首都北京。从1950年搬到这里，直到1966年8月23日含冤谢世，再没有迁出过。十六年间，他在这里写出了《龙须沟》、《方珍珠》、《茶馆》、《西望长安》、《神拳》、《正红旗下》等二十多部剧本、小说以及曲艺、散文、诗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作为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艺术深深植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他的作品融平民意识、现代意识、地方色彩和执着的文人气质于一体，那种具有悲剧性的幽默风格，尤其为中外读者所深爱。

十多年前，为了寻访先生的“终焉之地”，我曾专门跑到德胜门的西边，去找太平湖的那个偏僻的小公园，可是，已经满目皆非了。先生当日沉身的后湖填平了，成为地铁的机务段，外面套上了一列围墙。

我忽然想到，先生于1938年曾经说过：“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先生是真正“尽责”了，可说是“鞠躬尽瘁，死尔后已”；可是，我们却未能为他立下一块短碑，因为不知他的骨灰撒落何处。

归途上，满怀抑郁的心情，不禁对着高高的德胜门慨然浩叹：“彼苍者天，曷其有极！”当然，就逝者本人来说，这也许无关宏旨，——千秋自有丰碑在，他早已活在世代人民的心中。但对于活着的人们，是每当想起来都要锥心刺骨的。……

不知不觉，三个小时过去了，马上就要闭馆。在即将离开小院时，我站在两棵柿树中间，请人为我留了影。尔后，还依依不舍地在树下盘桓，一面亲切地手抚着光滑的树干，一面默默地记诵着《诗经·甘棠》篇的名句：“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同样，我们所有前来瞻谒老舍故居的观众，也会永怀先生的遗爱的。

（1999年）

人天永绝　长歌当哭——沈延毅先生十年祭

公卓老人离开我们已经十个年头了。一直想写点纪念文字，可是，十年生死茫茫，提起笔来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只要提起沈老，人们首先想到的，他是名重当时、泽流后世的书坛一代宗师，这是确切无疑的了。其实，要论诗才，在现当代的旧体诗家中，堪可比肩的大概也不会太多。套用袁简斋咏叹王右军的诗句，似乎也可以说，“书名太重诗文掩”了。

大约是1980年的春天吧，一次参观“地方、军队老同志书展”，在留言簿上我即兴题写了两首七绝：

翰墨辉光映绮霞，宗王范柳各名家。

毫端饱蕴腾波势，临镜何须感岁华！

山惊海立字如人，虎顾鹰瞵力万钧。

戎马平生存浩气，纵横墨沈写尧春。

沈老看到了，当即约我到堂上一叙，地点似乎是在友谊宾馆。他的名气，在我早已如雷贯耳，只是未得识荆，缘悭一面，这次有机会接谈，藉聆清诲，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但也夙闻先生俯视侪辈，多否少可，口无遮拦，不留情面，心里又有些打怵，后悔不该信笔涂鸦，以致招惹祸端，真是“烦恼皆因强出头”啊！

落座之后，首先说了一些闲话。当得知我新从营口市调来，老人便亲切地开着玩笑：“原来你也是一个‘盖篓子’！”——这是先生对盖州同乡的一个习惯称呼。（其时盖州已划归营口市管辖。）这么一来，便把我的拘束、紧张的心情缓和了下来。他的个头很高，面容略显清癯，嘴里叼着个大烟斗，两只臂肘架在座椅的把手上，腰杆挺得直直的，矍铄中透着一种傲岸之气。

这一天，老人的兴致很高，同我谈了盖州历史上的许多诗人。正是从他那里，我才知道金代著名文学家王庭筠原来是熊岳城人。近代以降，他重点谈到两位，一为蒋荫棠，即流传广远的名歌《苏武牧羊》的词作者，是公卓老人的业师；另一位是乡先辈于天墀，我从沈老的记诵中录下了他的一首七绝：

爬沙响处费工程，隔岸遥闻下簖声。

毕竟世间无辣手，江湖多少尚横行！

我喜欢它的借题抒愤，别有寄托，后来引进我的一篇散文《捕蟹者说》里。

过了一段时间，承一位文友告知，沈老写了一首《祝贺女排获冠军》的七古，堪称旧瓶盛酒、熔铸新辞的范本。我想一睹为快，便再次登门过访。不料，老人却一个劲儿地摇头，连声说“不怎的，不怎的”。看来，这天他的情绪不怎么好。一见面，他就对着我（仿佛我就是他所批判的对象），愤然抨击时下的书风，说书法艺术本是圣洁无瑕的，可是，在有些人手里，却成了捞取名利的资本，甚至造作事端，吹生嘘枯，招摇过市；还有的受外面浮靡之风的影响，书体追求怪异，脱离汉字规范，弄得非今非古，非书非画。这时，我才发现外面客厅里还坐着两个不相识的人，据说是远道前来求字的，旁边还放了两个礼品盒。这次没有多谈，我就回…去了。

三年后，我奉调回营口市任职，前去辞行时，给老人带去了两条家乡产的“营口”牌香烟。他说：“今后你再来看我，不要破费很多钱买东买西，非得要带的话，弄上几斤盖州产的小米或者玉米小子，就满好了。”我见他已经磨好了墨，正准备写字，不便多所打扰，就起身告辞。他拉着我重新坐下来，顺手从桌子上扯出一张纸片，略加思索，用大狼毫记下了几行小字，然后又圈改了两处，认为满意了，就在一张四尺长的宣纸上，笔走龙蛇，一挥而就。

先生作字，悬腕竖掌，中锋行笔，指、腕、肘并力于毫端。据说，老人年轻时，曾有幸拜识旅居大连的康有为先生。南海书艺格调超拔，兼容汉魏，在清末书家中独树一帜。他从南海挥毫作字中体悟真诠，经过简练揣摩，谙熟于心，遂使茅塞顿开，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书体风格。他勇于创新，不袭窠臼，以行书来写魏碑，同时杂糅汉隶，熔碑帖于一炉，雄健中显现蕴藉、温雅，峻劲挺拔，拙媚相生，非常耐人寻味。欣赏先生的法书，实是一番难得的高品位的审美艺术享受。

这天写的是一首五言绝句：

虎跃龙腾志，天空海阔心。

身经无量劫，一笑过来人。

下面一行小字，是“充闾小棣有行赋此志感”。

我真是喜出望外，回去后便把它细加装裱，多年来一直挂在床头。旁边还有一张著名作家、诗人汪曾祺先生赐赠的条幅，题的也是一首诗：

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

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

我觉得，作为“过来人”，两位老先生的诗作似有翕然相通之处，所谓“君子安时，达人知命”是也。朝夕晤对，不独是绝美的艺术欣赏，在处世做人方面也是受惠良多的。

在我的印象中，公卓老人平日十分关注艺术人才的培养和古代文物的保护。我回营口工作五年间，先生曾五次驰函，都是用毛笔郑重书写在十六开、八行的红栏信笺上。除了一件是告知应盖州之邀，拟择晴暖之日回乡一游，借以开拓胸襟，兼作养生计之外，其余的四件，有两件是为盖州籍的八十高龄的专工画虾的民间艺术家刘林泉“说项”，嘱托我多多予以关注和支持；有一件是请托为营口市内一擅长木版雕刻画的纪姓待业青年开设美术社解决租房舍、办执照等实际问题；还有一件长达五页的专函，要求市政府立即制止拆动重修国家级文物盖州玄帝庙，言辞激烈，义愤填膺。信中说：

他们居然违反文物法规，无视乡土耆老和地方负责首长的意见，可谓大胆已极。现在，我已怒不可遏。我从学术权威的角度，以一省政协常委的身份，尚有提意见之权。吾弟为我文学忘年小友，希望破除旧习，放胆直呼，为家乡做一件大功德事也。

1988年5月，我到省委宣传部任职，担起了更重的担子。这天，我专程前去看望公卓老人，他显得很兴奋，在谈论了有关文艺系统特别是书法界的情况之后，老人拂纸挥毫，书赠两条前人咏竹的对联：

未出土时先有节，

及凌云处尚虚心。

有期许，有勖勉，寄怀深远，极得风人之旨。

先生是性情中人，火暴脾气，诗人气质，从不掩饰个人观点，也不太考虑谈话方式，有时意气不合，即训詈交加，尤以晚年为甚。这是凡接触过沈老的人都晓得的，今日也无须“为贤者讳”。对我，应该说是十分客气的了，但由于有些事情受种种原因限制没能达到他的要求，也曾遭到老人的训责，但我一般都不予辩解。一则考虑到老人已过耄耋之年，不忍心惹他气恼；二则他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耆宿，而且远离世务，不了解形势的变化，我们应该多加体谅；特别是念及老人对我的一贯垂青，实在是铭感五中，即使再怎么不快，也就淡然冰释了。

这类情绪反映，大多还属于外在表现，在我看来，作为诗人与艺术家的卓翁，肯定会有更为丰富、繁复的内心世界。这在先生早年的诗作中，已经有过充分的揭橥。1936年，妻子孔韵书女士病故后，先生吟七绝十六首，痛赋悼亡。其二、其三云：

泪透青袍泪亦枯，思量往事转模糊。

挑灯记唱招魂句，日夜魂归识也无？

误我文章我误卿，小坡［注］空负旧才名。

无端梦冷香云散，肠断春风是此生。

［注］小坡，指苏东坡之子苏迈，人呼之曰小坡。此乃作者自况。

三年后，又有《临归京前一日赴松坞展拜先慈墓怆赋志哀》五律二首，其一云：

买纸东门市，独行近午辰。

登车难遏泪，近墓倍伤神。

运会遭时厄，遗忧在境贫。

儿心今已碎，诘旦仍风尘。

境真情切，语语悲怆，令人感同身受。

1956年，沈阳市文史馆迁入张汉卿将军旧宅，俗称为小姐楼。抚今追昔，不胜沧桑之感，先生吟咏三首七绝以纪之。其一、二云：

香艳人传赵媞楼，当年雅韵亦千秋。

而今文史开新馆，海上将军已白头。

公孙两世据辽东，海表雄图往事空。

剩有嵯峨辕邸在，小楼一角日初红。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老人后半生的情感世界又如何呢？这在先生后期的诗文中绝少流露。我曾试图通过日常的接触，悉心探求老人的感情波澜和心理脉络，由于他不太喜欢深谈，心扉固闭，同样所得无多。

有一点是明确的，老人的心性一直是蓬勃向上，迄无衰飒之气。进入八十高龄之后，还曾以“天行健斋”四字额其居所，寄托其老有所为，自强不息的衷怀。并题诗云：“素缣安得三千丈，再卷云烟数十年。”可谓豪气冲霄，老当益壮。不料过了望九之年，体质便明显衰落，终至一病不起。尽管以九十晋一的遐龄溘然仙逝，得享上寿；可是，我却总还贪餍不足，觉得以先生之诗文造诣和炉火纯青的书艺，应该再假以十年二十年，以尽展其卓智长才。

际兹十年忌日，谨吟四首七绝，长歌以当哭耳。

程门犹记受知时，遗爱长存去后思。

十载人天悲永隔，一篇薤露悔成迟。

孤坟岭下雪丝丝，落木寒烟夕照时。

如此高才埋地土，从知绝物总难持。

［注］沈老墓在盖州青石岭侧。

书当快意常收尾，人到相知易别离。

解得庄生参悟语，浮槎终有落帆时。

想见先生旷世姿，弦歌绛帐最堪思。

临风不待山阳笛，独对沧桑唱旧词。

（此首系集公卓老人诗句）

（2002年）

营川双璧

一

近日，连续梦见陈怀和吕公眉先生。——这两位老诗人，十年间先后作古了。

我同文友们谈起做梦一事，说，有的书上讲，少年情事入梦，说明心态还很年轻；那么，反过来讲，常常梦见老人，是否就意味着心境已经衰颓了呢？他们说，那倒未必，你做这类的梦，也许和你近日想的做的事情有关。我觉得，这话有一定根据。前些天，《诗刊》一位编辑来信约稿，说：“我们刊物上还没发表过你的诗章，如果没有新作，前些年写的也可以。”于是，我就从80年代以来写的一些旧体诗词中拣选出十几首寄了过去。自然，也就忆及写作当时的情景，忆及十多年前供职营口的时光。

营口是我的旧游之地，在这里我度过了大部分的青壮年时代。兴于斯，困于斯，歌吟游钓于斯，这里有许多知心文友，分手之后，时时忆念着他们。一千七百多年前，曹丕给友人吴质写过一封真情灼灼的信，开头就说：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我觉得，这番话也正是我现在想要说的。只不过“别来行复四年”，远远地不止了。

营口地处辽南腹部，正当辽河的入海口，经济、文化发达，人文荟萃，我很喜欢它的环境。中间出去过几年，1983年春又重回旧地，有机会同这里的许多诗人、学者常相过从，谈诗论道，同时参与筹建了“金牛山诗社”。诗社开展了多项有意义的活动，其成员写下了为数可观的华章，成为当时全省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诗社之一。我有幸躬逢其盛。忆及当日游处，与曹子桓所写到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略相仿佛。后来，虽然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那里，但是，联系始终未断，当日那种诗酒谈欢的繁兴景象，至今还彰彰在目，时萦梦寐。

我以为，大凡一个地区要在艺术或学术方面形成一种气候，一种氛围，一般需要具备下述一些条件：文化土层丰厚，人文积淀较深，而且有几位声名卓著的作家、艺术家或名流、学者；周围聚集着一大批钟情文化的积极分子；同时，又有一两位有影响、有实力的内行的当政者予以热心倡导，鼎力支持。当时的营口地区，大体上具备了这些方面的优势。

这里，除了有一支学养深厚且又热心诗艺的老中青三代的文学队伍，还有两位文名夙著、颇孚众望的诗人、学者：一位是陈怀先生，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另一位是豹隐城隅的吕公眉先生。两人年岁仿佛，都是在学校任教，50年代都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性格、情趣却各具特色，被当地报刊誉为“营川双璧”。

二

记得是1984年的三月上旬，一个天宇晴朗，东风劲吹的星期日，市里在体育场举行城乡风筝大比赛。场上，几百只各式各样的风筝，漫天里飘浮着，吸引了成千上万观众的视线。一些热心捧场的中小学生索性跟在放风筝人的后面，欢呼着，鼓噪着，雀跃着。我忽然发现，已经年届古稀的陈怀先生，也杂在人群中间，随着风筝的上下飘浮，在场上往复走动，时而开颜逐笑，时而指指点点。我怕他过于劳累，便吩咐工作人员请他到看台上来就座，喝杯茶水，休息休息。

先生个头不高，精神矍铄，黑红的脸膛，头发略显花白，两眼闪着熠熠的光。一身合体的西装更使他现出干练、潇洒的姿采，只是，头上那顶绒线编织的便帽，稍稍给人一种不甚谐调的感觉。他向在座的各位颔首致意之后，便找个位置坐下，然后，很有礼貌地把帽子脱下来，放在手里。

我把一杯茶水送到他的手里，笑着说：“不有佳作，何申雅怀？”他随口接上：“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周围的两位文友听我们俩在那里背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轰然笑了起来。

这天，应《营口日报》记者的邀约，我以风筝比赛为题，写了两首七律。其一云：

的是今春乐事浓，花灯赏罢又牵龙。

千般妙品争雄处，万丈晴空指顾中。

兴逐云帆穷碧落，心随彩翼驾长风。

只缘寄得腾飞志，翘首欢呼众意同。

先生看了，稍稍思索一番，立即把笔作和：

遥天引上众情浓，谁辨真龙与叶龙？

彩蝶似疑离梦境，霓裳宛欲下云中。

红楼妙手传新谱，白雪新词送好风。

忽忆金猴留幻影，异邦赤子此心同。

这一天，他显得特别兴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自己也说，真的已经“返老还童”了。

先生喜欢外出游览，友朋遍于各地，尤其笃于夫妇、手足之情，家中子息、姻亲团聚，其乐也融融。诗集中每多亲友寄赠、唱和之作。他有一个四弟，羁身台北，80年代中期忽然接到隔海飞鸿，内附七绝一首：

卅年台海泪痕干，锦绣中华纸上看。

何日干戈成玉帛，放怀一览旧河山。

先生喜极而泣，中夜起而赋答。成《水调歌头·遥寄台北四弟》一首：

天上一轮满，两岸万家看。四年音讯断续，汇作鹡鸰篇。昨岁东瀛暂聚，相与携妻挈子，大被又同眠。上野送君去，老泪涌如泉。　卅年梦，今宵月，兆团。寄我缠绵诗句，无限旧情牵：叮嘱冶山扫墓，祝愿干戈玉帛，放眼看河山。故里春常在，只待鹤飞还。

一天，我在办公室临时召集一个小会。门开处，陈怀先生一阵风似的涌了进来。满脸带着怒气，手也有些抖颤了，任是怎么让他坐也不坐，水也不喝。开口就是：“岂有此理！”原来，先生鉴于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字写得太差，主持开办了一所青少年业余书法艺术研习班，不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尽义务，主要是占用星期假日，讲授书法知识，夙兴夜寐，风雪不辞，非常热心、投入。可是，有的家长却在一旁说风凉话：“老陈头吃饱了撑的，‘没有茄子找个灯泡提溜着’（当地俗语，意为没事找事，多此一举）。字写得再好，又有啥用！也填不了肚子。”先生听到后，感到很伤心。

我听到后，也有些气恼，但不能火上加油，只好劝解说，他们可能是担心孩子贻误学校的课业，未必是针对书法本身的。我说，如果您真的就此解散了研习班，相信绝大多数家长都会哭着叫着挽留您的。这时，老先生才在椅子上落座，并且端起茶杯来，猛劲地喝了一大口。我随手翻出新近买的一本《王右军书法精华》，请他过目。他一边翻看，一边随口吟出前人的名句：“《黄庭》一卷无多字，换尽山阴道士鹅。”

我说，是呀，既然王羲之的字能够换鹅，又怎么能说填不了肚子呢！先生“扑哧”地笑了，一腔怒气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便闪过身子，甩手走开，嘴里还喃喃地叨咕着：“我还有事，不能久留。对不起，对不起！”

1988年春，我奉调到省上工作，还同先生保持着通信联系，有时，彼此寄上几首诗，借抒怀抱。记得先生寄的诗中有这样一首：

辽滨凉露浥蒹葭，遥忆伊人沈水涯。

蔽芾甘棠碑在口，人才谠论笔生花。

云泥分隔时萦梦，文教遐敷远济槎。

何日重聆吟好句，壮游诗赋动京华。

诗中记叙了我们之间的深挚情谊和先生的垂注之殷。

后来，听说先生患了膀胱癌，在医院作了切除手术。趁新年回市探亲机会，前往问疾。床头执手，畅叙移时，临别依依，不料竟成永诀。后来听人告诉我，先生临终前，曾写过一个条幅，是李商隐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用来概括他的一生，真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没能赶赴灵前向先生的遗体告别，怀着深深的遗憾，写下了两首七绝，遥寄哀思。其一曰：

梦断音容尚宛然，床前揖别隔人天。

诗翁去后情怀淡，独对青灯作素笺。

…

其二是一首集句，都是清代诗人的：

千年过客太匆匆（张问陶），

聚散浑如一醉中（黄仲则）。

最是春来无限憾（刘友宪），

云霄何处托冥鸿（丘逢甲）！

三

公眉先生同样是我最敬重的一位长者。他出生于1911年，长陈怀先生四岁。

先生门衰祚薄，早年丧偶，未曾留下子息，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小平房里，高高的身材往屋里一站，几乎要碰上了檩条。面部表情平静，嗓门儿清亮亮的，赋性淡泊，喜欢独处，很少外出交游，更不愿意出席与诗文不相干的集会，从不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在他的身旁，却聚集了一大批学者、诗人。他曾自豪地吟哦：“老去幸余堪乐事，一时贤士尽从游。”

我们翻检古今中外的文学发展史，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某个地方，某一时期，只要那里有一两位文名卓著的诗人、作家，在他们高张大纛之下，往往会带动起周围一大批文学人才，一时云蒸霞映，蔚为壮观，直至形成一个群落，一种流派。公眉先生所在的盖州以至整个营口诗坛，就呈现出类似的情况。

先生对我是格外垂青的，包括品评我的诗文集，前后赠诗达二十余首。诗中情真意切，感人肺腑。1987年元宵节，我曾去盖州先生寓所拜望；五月初，先生到营口专程枉顾，值我公出未遇，留下了四首七绝，以诗代柬。其一、四两首：

风雪元宵一别离，清明又见柳依依。

小桃欲落春犹浅，着意余寒莫减衣。

何曾咫尺是天涯，争奈缘悭莫自嗟。

别后流光君记否？上元灯火到槐花。

脉脉情深，令人永生难忘。

两年后的深秋，金牛山诗社有重九登高之会，其时我已调往省上年余，先生又咏诗寄怀：

登高寒色扑衣襟，满目蒹葭感客心。

我欲辽天北向望，雁声嘹呖海云深。

先生平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行有余力，敏为诗文。素以散文见长，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远播文名，诗文登载在许多报刊上；五十年代初写的《念珠桃》、《山城拾旧》等篇，刊出之后，人们争相传诵。先生工旧体诗，尤擅七绝，以神韵见长，清新隽永，空灵俊逸，感情真挚丰富。著名老诗人张秀材先生有言：“吕公眉诗极冲淡雅致。绝句本难工，而先生则好为绝句，颇得唐人神韵，所谓‘诗人之诗’是也。”这是很到位的评价。

正如随园老人所言：“文以情生，未有无情而有文者。”公眉之诗，情文兼茂。他早年写过一首《南归，车过白旗小站》的诗：

客路风花过眼频，几曾回首触前尘。

乡音渐熟家山近，小驿孤灯亦可人。

旧日乡关，尽管萧条零落，但眷恋之情依然溢于纸上。“十里塔西山下路，杏花如雪雨如烟。”“桃花冰拥银鱼上，二月春寒忆得无？”这些《致沈延毅老人（注：全国著名书法家、诗人，与吕先生同乡而略长）》中的诗句，都满怀着深情，看了令人心移神往。

不仅感旧怀人之作，即使是书评之类的论说诗，他也同样写得形象鲜明，情景交融。他在读拙著《柳荫絮语》散文集时，曾感赋五首七绝，其中两首是：

山光水色冷诗筒，蜡屐深探造化工。

最是文行寒艳处，碧潭轻点落花红。

拂地长条态自酣，风流笔底更毵毵。

春风春雨无端梦，直使营川作汉南。

去年初夏，承文友告知，通过辑佚、钩沉，公眉先生的诗文集编辑工作已经完成，正好赶上他的八十八岁“米寿”，希望我能写篇序言。谬承青盼，却之不恭，我便把含有上述内容的文字寄过去，末尾题了两首七绝。其一：

被褐怀珠历雪霜，天留一老作灵光。

骚坛饶有三千士，诗酒风流尽瓣香。

其二，集了清人舒铁云的诗句：

往日春风结客场，生平知己此难忘。

未妨余事耽佳句，也列门人弟子行。

不料，三天后即接到吕老病逝的噩耗。呜呼，天忌才人，文章憎命，竟至“灵光”一老也不予存留，痛可言耶！回思当日聚首之时，虽然没有像曹子桓那样乐观，期望诗社同人能与几位骚坛耆宿“百年己分，长共相保”，但也绝对没有料到，“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观其姓名，已为鬼录”。确是“言之伤心，言之伤心”！

堪资自慰的是我幸能亲往致祭。这是盛夏最热的一天，灵前罗拜着十几位先生的男女弟子，一个个都已年届花甲，却都身着临时用白布缝制的孝服，长裾曳地，汗水夹着泪水，涔涔流在脸上，看了令人感动不置。他们说，先生生前孑然一身，死后，我们都来陪陪他，不愿让他有孤寂之感。

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是郭绍光先生。他是与吕老同在一校任教的历史教师。出于对吕先生的敬爱，从七十年代开始，他和妻子就主动承担起侍奉吕老的全部家务劳动，孩子们也都像对待亲爷爷一样，端茶送水，殷勤扶持。老少三辈，雍雍乐乐，完全同一家人一样。每次见面，吕老都说，他之所以能够安度晚年，尽享天伦之乐，这都是绍光一家辛勤赐与的。

这天一见面，绍光就将珍藏着的吕老的“遗言”拿给我看。这是一张普通的稿纸，上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字：

一、死后留存骨灰，树墓于沈延毅老人之侧；

二、墓碑上刻字：“诗人吕公眉之墓”，请王充闾先生题写。

我说，先生有言，敢不从命！一切照办就是了。

四

吕、陈二老，一冷对世情，一热衷时务，性格不同；作为诗人，他们的诗风也有明显的差异。但他们之间友情甚笃，相知相重，诗酒唱酬，成为营口骚坛的佳话。

公眉老人赠陈怀先生的诗中，有这样一首七绝：

墨迹丹青造诣深，辰州风物说如今。

文思不是闲辞赋，忧乐常关天下心。

陈怀先生以诗奉答：

故人相见未嫌迟，甘苦频看鬓上丝。

犹忆辽滨佳句在，清新开府畅吟时。

诗中有人，呼之欲出。——他们各自为对方画了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不愧是一对知心的诗友。

（2003年）

吴门隽雅

友人编成《中国古代诗书画三绝》，属余为序。余固乐其有成并获先睹之快也，欣然应之。交稿时，建议他能尽早收集现当代有关资料，以纂辑续编。友人笑说：“那就‘请君入瓮’，先为我贡献十家。”这样，我就首先“献俘”，把范敬宜抛出去了。

范氏为新闻界巨擘，耳其名者众矣，但其诗才、书法特别是高超的画艺却鲜为人知。所以，还须作一番如实的绍介。他是苏州人氏，自幼生长在一个文化氛围极浓的环境里。其母为近代词曲大师吴梅、龙榆生高足，雅擅填词度曲，因而他能早结诗书之缘；稍长，即拜师著名画家樊伯炎，悉心学画；尔后，又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师从多位国学大师，从而奠定下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

就学期间，他曾带上临摹晚清名家陆廉夫的山水画册，拜求有“画坛祭酒”之誉的吴湖帆指教。先生看过画页，指出：“此为廉夫青年时画作。”并挥笔题签“廉夫画册”四字。敬宜赶忙说明这是他的临摹作品。先生始而惊，继而喜，遂补写一行：“敬宜范世兄临本”。

1947年，无锡国专举行书画竞赛，著名书画家王个簃主持评判，范敬宜以一幅仿陆廉夫山水长卷荣登榜首，评语是：“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地。”这一年他才十六岁。三十五年后，他又画了一本仿石涛山水册页，送请王先生指点。先生高兴之余，题满册页：“层峦高耸翠，妙笔自生风。醉心大涤子，展纸乐融融。敬宜同志酷爱石涛山水，兹册笔墨精妙，一再展读，十分钦佩。回想当年曾在许多作品中谬加评语，忽忽已数十年矣。海门王个簃时年八十有六岁。”

范氏国学功底深厚，写得一手精彩古文。我见过半个世纪前他的一份字迹隽秀的作文卷子，名为《小园赏雪赋》：

蜗居之侧，有小园焉。虽无嘉木翠峦，而饶有松风竹韵。范子课余之暇，辄与客憩息其间，绝尘襟，遣幽情，致足乐也。畴昔之夜，彤云凝闭，六出纷飞，虚庭添寂，锦衾生寒，及夫东方既白，则已鸳瓦被素，庭院如银矣。……三千世界，一片冰清；十二亭台，万竿琳璐。长松益增虬结之势，老木似缀鹤羽之素。而梅萼盈枝，香添孟春，蟾光耀霁，祥征岁暮，犹其余事也。

国文老师许之以“遣辞流利”。

五十多年前，任教无锡国专的现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王佩诤，留下一册《流碧精舍师友渊源录长编》，记载当时结识师友的姓名、特长、著述。其中章太炎、吴梅和钱锺书、杨绛、钱仲联等著名学者分列第二页、第五页，范敬宜与知名国画家吴湖帆、陶冷月同列第三页，内容为：“范敬宜著有小给园诗文存，善山水。”其时他不过十六七岁，已见重于…先辈。

人们或许会问：“如此清才妙艺，为何过去竟不为世所知？”范氏赋性冲淡，谦卑自抑，不喜招摇、炫耀，这也是一切有大作为者的共同特点。加之，前后各二十余年传奇般的沉浮际遇，忽而颠踬泥涂，忽而高居显位，无论是“鹰击长空”还是“鱼翔浅底”，都迫使他坚守“深藏若虚”的人生取向。试想，作为一名“右派”，如不韬光养晦，那场“史无前例”他将如果度过？尔后来的高干身份、显赫位置，也未必适合以一诗、书、画家名世。

十年前，我们同在南京参加会议，因有秦淮河之游。桨声灯影里，任他人沉酣于花灯彩舞、鱼龙曼衍之中，我们却尽享文化滋养之乐，时而背诵诗文，时而遣词联句，完全沉浸在浓郁的艺术氛围里。范氏诗文修养之深、闻记之博，原为我所素稔；这次展读其两部著述：《范敬宜诗书画》和《敬宜笔记》，方知其绘事与书法尤为超拔。

范氏画作以山水最擅胜场。明人薛同有言：

画中惟山水义理深远，而意趣无穷。故文人之笔，山水常多。若人物禽虫花草，多出画工，虽至精妙，一览易尽。

之所以如此，盖因中国山水画善于以简驭繁，以有限笔墨拓展无限意境；而山水画境，并非自然风物之单纯模写，乃主体（画家）精神风貌所营造的客体意味世界，属于精神的契合、心志的贯通。

范氏品格真淳，学养深厚，这在其艺术创作中自会莹然映照。学养之功，为艺术心灵的展现提供了创造、开掘的深度背景。人文素养愈深，艺术心灵之映现也随之而愈厚。当然，就艺术家而言，其学养并非以知识形态表现于作品之中，而是借助于智慧的濡染、人格的升华，通过艺术灵悟展现出来。

与古人相较，我以为范敬宜与苏东坡有相近之处。他们都是诗书画“三绝”的承载者（尽管艺术成就与历史地位不能相提并论）；都有一段政誉颇佳的仕途经历，从而获得一种为杰出艺术家所必需的立足点高、胸襟博大、视野开阔的优势；二人都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有经国济民之志，同时又超逸、旷达，淡泊名利，显现着老庄的影响；他们一生的遭际都曲折多故，但大苏尽管多次遭贬，总有官职在身，因而自由度较大，可以随时为书作画，不废吟哦；而范君一经划入“另类”，即成为改造对象，不独没有足够时间与精力投入艺术实践，更主要的是失去了艺术创作的自由和兴致，所谓“戴盆难以望天”者也。

不难想象，以范君之高才绝慧、坚实基础，如果在旺盛的创造期没有遭遇困踬、颠折，始终沿着艺术之路顺畅地走下去，将会取得何等辉煌的硕果。每思及此，辄抚几长吁，为之痛惜。

写下上述感想，意犹未尽，复题六首七绝以足成之：

墨采光鲜耀大都，新知旧雨漫惊呼。

范家自有连城璧，只恐王郎识碔砆。［注］

犹记秦淮夜泛时，狂谈班马醉哦诗。

从来绝艺知音少，愧我无才作子期。

籍甚吴门大雅才，廿年苦滞塞垣隈。

江河不废流千古，华采毫端烂漫开。

尺素能参造化工，少年才艺冠江东。

销磨未便情怀减，辉映疏林淡墨中。

不忍高华没草莱，晚教艺苑展鸿才。

素衣未受缁尘染，云影无心出岫来。

宦海经年亦淡如，书生意气总难除。

纵横一管生花笔，潇洒从容似大苏。

［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十有“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句，意谓元微之评杜甫没有得其真髓，评语似是而非。“碔砆”，石之似玉者。

（2002年）

留下一片绿荫

一

卧云山的民众，自发地为退休林业工程师朱序弼老人立了一尊铜像。

这则消息，我是在西安飞往榆林的客机上，翻看当天的报纸发现的。当即决定，暂先不去参加在市内举行的诗词创作研讨会，直接赶往现场去拜会朱序弼老人。

给伟人、名人塑像，随处可见，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已经作古的；而为身旁一位健在的普通人树立一尊铜像，这倒是新鲜事。当然，农民是最讲求实际的，他们肯定不会是刻意“作秀”。

铜像立在卧云山植物园的一处开阔场地上。和善、憨厚的老工程师，戴着一顶陈旧的布帽；映着午后的阳光，古铜色脸上的皱纹更是沟壑纵横，眼睛瞇缝着，一副久经烈日风沙磨蚀的典型的普通农民形象。他左手握着一段结果枝条，右手拄着一根木杖，似乎刚刚察看过心爱的林木，略微地歇歇脚，又像是打点好行装，正要出门远行。底座前面铸有“绿圣朱序弼”五个大字。

从前有“文圣”、“武圣”、“诗圣”、“书圣”的尊称，还有“茶圣”、“棋圣”、“药圣”之说。“大约百工技艺，俱有至极，造其极者谓之圣。”这是古人的说法。那么，“绿圣”的含义呢？承旁边一位正在干活的青年农工点拨：“栽树种草嘛！留下绿荫嘛！手杖上刻着呢——”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手杖上还刻有四个字：“移步生绿”。

听说我来自东三省，青年人夸张地说：“啊，你们那里，一搂粗的大树，海海的，遥山遍野。”身在林木稀缺的黄土高原，语气中透露出对于浓荫密林的向往。说着，他主动提出要带我去见“朱工”。

除了年数大一些，实在看不出“朱工”——这位名扬中外的林业专家，和普通农民有什么区别。一样的衣着，一样的做派，一样的肤色，一样的话语，平凡到一眨眼工夫就会消失在劳动人群里。

老人话语不多，更没有任何客套，听说我远道而来要看他的植物园，立刻增长了精神，平时总像是睁不开的眼睛唰地亮了起来，手杖也由拄着略微地举了起来，径直引我先去看那生气蓬勃的苗圃。呀！方方片片，沟畦分明，好大的气派。十多年来，从这里移进移出的苗木，已经绿化了三千多亩荒沙。绿色的生命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与绿遍山原的青葱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眼前一片娇红，令人心神振奋。一棵棵绿叶纷披的细茎顶端，挑出来朵朵六瓣红英，像迎风摆动的小旗。原来这就是名闻遐迩的山丹丹。“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那首高亢的陕北民歌，此刻仿佛在耳边响起。朱工说，这种多年生草花，极盛期在六七月，现在稍稍有些过时，不过还能看出她的生长特性：每过一年就增开一朵，从每株开几朵花便可推知其生长年份。我细看了一下，就中两三朵的居多，少量的开出四朵、五朵。

山丹丹花原本开遍了陕北的川原丘壑；后来，由于干旱少雨和过度采摘，人们已经很难见到她的踪影了。为了寻找她们，朱工无数次登山越谷，最后在佳县和神木发现了少量野生品种，他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将她们移植过来。经过八年来的抢救、驯化，栽培试验成功。老人日夜盘算着，如何让她们结出更多种子，再经过大面积人工繁育，最后广泛投入城市绿化。

两天来，我跟随着老人穿行于森然密布的花木丛中，尽兴地观赏着他的那些鲜活、灵动的创造物，同时，也很自然地把目光扫向他那极度寻常却又带有某种“神性与魔力”的双手——这是他的所有作品的生命源头。手，哪个人没有呢？不同的是，有的用于创造，有的用于享乐；有的造福社会、他人，有的却专事搜刮、掠夺。这本身就是一部言说不尽的大书。朱工的手，看上去青筋暴突，粗糙不堪，膨大的关节，破损的指甲，干裂得满是豁口。他的手似乎从来就未曾洗净过，泥浆、汗水、粪尿，粗活、脏活、累活。粗粝中却又透着精巧，一粒种子、一株幼苗、一段枝条，经过他出神入化地拨弄，顿时拥有了灵性，迸发出生机；棵棵树木、片片浓荫连接起来，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倒应了日本电视剧《阿信的故事》中那两句歌词：“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靠一双手。”

我从朱工那双手，又联想到法国伟大雕塑家罗丹的手。这位“近代雕塑艺术之父”，在冥顽不灵的粘土、石膏、青铜、大理石上，通过卓越的双手，把梦想与激情化作可以触摸到的实体，以创新精神与生命活力演绎人类的苦乐、悲欢，实现灵魂与肉体的艺术对接。罗丹已经习惯了“在干活中获得自在”，“获得内心平静、灵肉升华”。他说：“不干活，我只是一个可怜虫。”

同罗丹一样，朱序弼也是以生命创造生命，以生命酬答生命，以生命补偿生命。如果说，罗丹每时每刻，都是在一张张面孔上荡漾着他的创造之舟；那么，朱序弼则是在一片片枝叶上闪烁着自己的生命灵光。在他所倾心的绿色王国里，一株株树木沐浴着雨露、阳光，吸吮着浓情蜜意，光鲜、恣肆地膨胀着，日复一日地长粗长壮，把缥缈的云空托举得更高更远。老人把这看作是最宝贵的酬劳，从中获取了美妙无比的成功喜悦。而对自己正一年年地蜷缩着，日渐软弱无力，以致需要扶杖而行；仿佛大部分“生命之水”都已化作草浆木液，自身已极近干涸了，却全不在乎，甚至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

二

在创办卧云山植物园之前，朱工曾先后创办过青云寺植物园和黑龙潭山地林木园。于今，黑龙潭四围一改童山濯濯的旧貌，十个山头全部绿化，满眼都是雾蒙蒙、莽苍苍的青松翠柏。多年不见的猫头鹰露面了，喜鹊、山雉也接踵而至，紧跟着又传来百灵、画眉、金翅鸟、叫天子的清音鸣啭。新华社1992年一则电讯称，这个山地林木园是我国一百一十四个植物园中唯一的一所民办园林，已成为国内注册的一个保存绿色树木资源的基因库。人们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饱含着朱工的心血，渗透着他的辛勤汗水。

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从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育苗、嫁接技术，亲手收集、引进、培育、推广了两千多个植物品种，取得二十八项科研成果，发表论文和科普文章二百多篇，荣膺全国绿化奖章，被科技界誉为“复苏植物生命的人”。他的动人事迹吸引了中外无数专家学者。国内各地前来考察、取经的团队络绎不绝；丛林、花木中还留下了美、英、法、德、瑞典、比利时、西班牙、厄瓜多尔等十多个国家几十位专家的身影。日本亚洲学会的桥本濑毅夫妇参观后题词：“地球的再生，从这里开始。”东京大学安富步先生撰写的《东大授业》教科书中，以近万字篇幅和大量图片介绍了朱序弼的成功之路。

面对那些宏伟的工程，再扫视一番朱工的年迈多病的孱弱身躯，我真想发出一声浮士德的呼唤：“这太美好了！请你停一停。”然而，他是绝不会停歇的。他并非像浮士德那样特别着意于“尘世生涯的痕迹”，也不想“享受现在这个神圣的瞬间”，他只是要奔向下一站，不断地踏上新的行程。就在人们沉浸在黑龙潭林木园硕果累累的欢乐时刻，朱工却在一个星花寥落的清晨，背起行囊悄然上路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人们记得，当时他留下这样一句话：“我的目标是创建十个、八个民办植物园。”

榆林地区坐落在陕西最北端，四围与甘、宁、蒙、晋接壤，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由于流沙的强势进逼，解放前榆林城曾三度南迁。那天同朱老聊天，我说，陕北的风沙肆虐，早就写到唐诗里了：“北风卷尘沙，左右不相识。飒飒吹万里，昏昏同一色。”还有一首：“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他听了说：你是摇笔杆的，说话能搬出本本作证；我是全凭实际感受，一从娘肚里钻出头来，就和风沙撞了个满怀。爬在窑洞里，倒是安稳；跨出房门一步，就全身裹在黄风里，沙飞石走，辨不清上下左右、南北东西。

他没满十岁就外出佣工，当小羊倌，整天与林草相依相伴，结下了终生不解的深厚情缘。他熟悉各种草木的习性，童年伊始，就立下志向：长大了，要种无边的树，栽海海的草，改变那周边的环境。他说，什么事都有学问，庄稼院的学问是实打实凿的，一切都要动真格的，说了就干，一干到底。证之以老朱自身，正是这样，他始终只念一本经——草木经，只做一个梦——绿染黄沙，一辈子未曾改变过主意，未曾打过退堂鼓。

号称“荒沙克星”的沙地柏，耐寒、耐旱，再生能力极强，是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的理想树种。可是，现存的丛棵大多是天然生长的，而且，日渐萎缩，濒临灭绝。朱序弼从1955年就盯上了它，当时他刚好进了榆林防沙造林局。为了使沙地柏按照他的设想生长，先后进行了主枝扦插、侧枝扦插、种子繁育、培植直立树型四个阶段的实验，历经上百次失败，终于在1995年全面获得成功。四十载的甘苦辛劳，真是一言难尽；如果作家柳青还在，足够他写出另一部《创业史》了。

创业就要不断地闯关夺隘。1984年春天，就在人们欢呼沙地柏扦插育苗实验成功之际，老朱却在琢磨着怎样通过种子繁育进行大面积的推广。最大的障碍，是种子难采啊！沙地柏十籽九空，要经过三年才能成熟。恰在这时，他应邀到内蒙古一个林场指导育苗。一天，偶然发现沙地柏枝头有一群小鸟在啄食树籽，他顿时眼前一亮：应该到鸟粪里寻找残存的籽实。于是，拨开繁枝密叶，小心翼翼地寻捡出一粒鸟粪，放在手里一搓，果然露出一颗饱满的沙地柏种子。此后，他连续多日寻找、收集，居然“从鸟屁股里抠出”一市斤优质种子。第二年试种成功，开创了种子繁育沙地柏的先河。这使人想起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那句名言：“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由于朱序弼日夜思谋着种子繁育这一课题，因而获得了灵感的光顾，正所谓“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

年年月月，他就是这样，整天在空旷的沙荒上，作那篇种树种草的大文章。他很少与人交往，也没见过他主动向谁诉说衷曲。许多人认为，这种生活实在是寂寞，枯燥。他却有其独到的见解：枯燥、寂寞，属于闲散人的专利，他这个大忙人可没有那种“福分”。无论是历年手种的，抑或是边远的“移民”，无论是插条的还是嫁接，每一株苗木，老人都说得出她们的来历与特征。他说，树通人性，像人一样，也都懂得情感，知道好歹，重情重义。你头天晚上给她浇上水、施足了肥，第二天清早一看，格外地精神、水灵；你若是不好好对待它，她见你也就蔫头搭脑，爱答不理的。整天和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精灵们头碰头、脸对脸，你说还会感到枯…寂吗？

三

写到这里，我想从陕北作家陈江鹏为朱老作的传记中摘取两段：

“创办植物园中，朱序弼生活环境的艰苦令人难以置信，他所需求的简单得实在不能再简单，可说是一个当代的苦行僧。他穿着一套烟头烧开许多小洞的褪了色的中山装，随身携带一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色人造革包，上面打着不同颜色的小块补丁。里面装有他心爱的林业技术书籍，装着他平生最爱吃的‘镇川干炉’麦面烧饼，还有方便面，加上几个梨。每天晚上，他总是不住地咳嗽，不啃几口梨就无法入睡。”

“老朱四十八岁那年，参军的大儿子不幸夭折，第二年，长期相依为命的老伴又病故了。接连不断的沉重打击，折磨得他患了重病，多少天昏昏入睡。稍微清醒之后，就觉得妻儿的音容笑貌不停地在眼前晃动着。他感到一阵阵揪心般地痛楚，一阵阵刻骨铭心的内疚：他整天总是忙他的林草，忙他的课题研究，顾不上照看妻子，甚至陪她上医院诊病的工夫也没有；而爱子忙于训练，来信常说想念爸爸，他却从未到部队去看望过。他觉得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老婆、孩子。他勉强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来，走路东倒西歪地，连脚跟也站不稳。他两眼直直的，呆若木鸡，精神有些崩溃了。他跌跌撞撞地摸到了苗圃，慢慢地转游，或是蹲在地上，嘴里咕哝着，念念有词，人们说他在和苗木对话。是呀，他就是在和苗木谈心，他觉得自己亲手培育、亲手嫁接的苗木，就像亲生的儿女一般，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和寄托。只有面对他们，他才感到平添了一线生机，增长了生命的情趣。他仿佛觉得苗木这个巨大的磁场，向他发出信息、发出召唤——坚强起来，不能倒下去！”

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续弦老伴李增兰，说得更是形象、风趣：

“我们老朱一满不顾自己，不顾家，回家跟住店一样，炕头还没坐热，尻子一拍就走。他满脑袋装的就是他的林，他的草，他的植物园。你看看我们这个家，小得像个猪窝、羊圈，屁股大的一块脚地，来了人站没个站处，坐没个坐处。单位盖新楼分新房，我们老朱就是不要。我说，你要下来给娃娃们住。他说，咱不占公家那份便宜。老朱现在出名了，可他一辈子受的痛苦、遭的磨难，比普通人多得多。‘不受磨，不成佛’，兴许有这个理儿。”

老伴这番话，乍一听，像是在抱怨、批评，可骨子里“一满”是赞誉，是自豪。

还有一件事，老伴没有说到：作为知名专家，朱老退休之后，接到过多处高薪延聘，都被他一一谢绝了。他专门看中了这类不给任何报酬的活干，一干就是十几年。除了这几处植物园、灌木园，他还在毛乌素大沙漠中创办了第一个珍稀濒危花木园，建成了高质量的保存绿色树木资源和珍稀花木的基因库，全都是尽义务。过春节时，当地一位老先生送给朱老一副对联：“视草木如金银，视金银如草木。”可说是对这位超凡脱俗的林业工程师最好的生命诠释。

我们再听听朱老自己怎么说：

“生活没等格，钱还有个够？你得了五六万，还想五六十万，得了五六十万，还想得五六百万。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要那么多钱做什么！过去人们说：‘六十不种树，七十不盖房。’为人不能只顾自己呀！人的名望，树的阴凉。我就是要给后人留下一片绿荫！”

他不会说大话，也不习惯那些豪言壮语，朝朝暮暮，从容自得，只是默默地做着奉献，一点一滴地实践着“留下一片绿荫”的生命承诺。但是，他又绝不是那种仅仅盯着自己脚面的目光短浅之人。他的立足点很高，从不为浮言、虚誉所左右，即使是怀疑、非议，他也是一笑置之，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山丹丹不是照常开花，樟子松不是照样生长吗？他已经脱开谋生空间，远离现实功利的层面，而进入澄明之境，徜徉在宏阔的精神境界里。用他老伴的话说，就是“成佛”了。

他无意成名，对于自己所做的事，始终看得很平常，像日出日落、草木发芽、庄稼拔节一样自然，不过是尽了一份力量，或者说出于天性；却在时代的宏大背景上，把自己的身影刻进树木的年轮，为陕北大地树起一座葱茏蓊郁、逶迤绵延的绿色丰碑。

朱序弼出生于1932年，今年正值八十大寿，谨以这篇文字作为一份贺礼，遥遥献上。

（2012年）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前书后 / 王充闾著.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2016. 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4146-8

Ⅰ. ①书…　Ⅱ. ①王…　Ⅲ. ①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257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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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280千字

印　　张：20.25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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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编

哦诗如对素心人——《听江楼诗抄》序

古调洵堪爱 今人妙手弹——《大连赋》序

诗魂情语——《董文诗集》序

精思博览 会古通今——《走近孔子》序言

一

二

三

独托诗文展素心——一序《向峰文集》

《荒堂全调词笺》序

以圆览之力收会通之功——序《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阐释》

云锦天机妙手裁——《缘斋诗稿》序

一

二

三

四

《纸上的年轮》序言

以泣血深情诠释母爱内涵——序散文集《爱的诉说》

学林一帜阵图开

刘声雨的艺术成功之路

《人间话本》再版序言

《卷施》序

一

二

三

镜里存真——《任天舒摄影图册》序

一

二

三

璀璨其文 磊落其人——《青山夕照轩随笔》序

《风景旧曾谙》序言

《中国诗书画三绝》序言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一

二

三

四

豪华刊落现真淳——《心灵流泉》序

《寻梦之旅》序言

一

二

三

《苏方桂文集》序言

“有为者亦若是”——序《直挂云帆济沧海》

诗文千古贵情真——《志远集》序

《秋水集》序

犹有豪情似壮时——《沧桑拾贝》序言

序《沈水微澜》

序《白云书院纪念文集》

序散文集《山野菜》

以文学形式传英雄不朽——《抗战铁血关东魂》丛书总序

诗思氤氲走游中——诗集《游走抒怀》序

一

二

三

《和风细雨集》序

《五月槐》序

《绿染辽宁》序

一

二

三

四

《枫叶集》序

《烹饪大师》再版序言

凌云健笔意纵横——《郑奇志文集》

《时代的楷模》序

《崔克俭集》序言

《王宝纯书法集》序

《无悔人生》序言

《南北耕耘录》序

序《鲜花照亮了我的房间》

笔耕墨耘　从我所好——《张庆荣书法集》序

序《明代宦官与三案》

下　编

《皇帝原来是苦工》前言

《史海遥灯》序

一

二

三

“这里就是罗陀斯”——《王充闾散文选集》序

《说帝王》序

《话女性》序

《读文人》序

《文在兹》序

《辽海春深》序

英文版《乡梦》序

《秋灯史影》序

《王充闾散文精品集》序

《皇王百趣图》序

《散文创作谈》序

《童年的风景》序

《过眼滔滔》序

我为什么要写张学良——《张学良人格图谱》跋

《清风白水》后记

《人才诗话》后记

《柳荫絮语》后记

《致亲爱的读者》后记

《域外集》题记

《张学良人格图谱》题记

《春宽梦窄》题记

《沧浪之水》题记

《一生爱好是天然》题记

《龙墩上的悖论》题记

《淡写流年》题记

《长城外古道边》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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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诗如对素心人——《听江楼诗抄》序

古人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的说法。何则？知与不知也。我与熊治祁先生相知多年，虽然由于地域暌隔，接触不多，但彼此尊重，置腹推心，尝以知己相许。先生有《听江楼诗抄》一束，付梓前，嘱我作序。灯前展读，爱赏不置，吟哦者至再。仿佛跟随这位心地纯真、赋性淡泊的“三湘才子”，之江永，走湘阴，过都庞岭，上橘子洲头，遍游湖湘大地，又置身苏鄂闽桂，远涉东瀛；仿佛同他一道追怀师友，感慨生哀；共同沉酣于两晋诗文之中，饱享那份潇洒出尘之美，如陶彭泽所言：“诗书塞座外”，“乐与数晨夕”了。

治祁先生雅擅旧体诗词，诗章洒脱、清丽，寄至味于淡泊，而为词则造语沉着，格调俊爽，要皆自抒怀抱，出色当行。惟靳墨如金，轻易不肯示人。这次结集时拣选颇严，精益求精，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中，仅仅选录六十余首。“吹尽狂沙始到金”，摆在我们面前的自然都是精金美玉，堪称上乘之作。关于量和质的辩证关系，作者在《后记》中有警拔、剀切的剖断，看过实足发人深省。在举世喧哗、浮躁的今天，能够葆有这样一份清醒的认识，自甘沉寂，不肯俯仰随俗，委实难能可贵。

他的诗词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一是情真意挚，一缕真气自胸臆中汩汩流出；二是萧疏雅淡，于抑扬抗坠之间渗透出高情远韵，在平淡的描述中含蕴着自得自娱的澹荡情怀；三是根柢深厚，功夫缜密，格律精严；四是浏亮畅达，朗朗上口，不现斧凿痕迹。这里举出两篇代表性作品，一首是成于四十年前的七绝《初至江永中峒村》：

一曲清溪绕屋流，溪头水碓转悠悠。

篱边遥望深林杳，无数鸣蝉唱晚秋。

娴熟、婉丽，俊逸、清新。人们大概想不到它竟出于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之手。另一首是词作—《水调歌头·登重庆枇杷公园红星亭》：

欲赋登高意，秋日上名亭。玉簪螺髻凝碧，雨霁蜀天青。入夜人间仙景，灯海光摇影曳，一睹快生平。万峰环胜地，二水绕山城。 雄风拂，神思远，喜披襟。望中爽气东下，终古送芳馨。雪浪银涛奔涌，翻动满天星月，千里斗雷霆。胸臆豪情激，倚柱听江声。

境界高远，豪爽酣畅，具见功力，堪称词中上品。

治祁先生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是海内卓有建树的出版家，又是一位治学谨严的学者。多年前，我曾拜读过他的力作《陶渊明集注译》。这部《听江楼诗抄》中又收录了他对两晋时期十位著名诗人的诗作今译。其中都深深地涵蕴着他在古诗文方面的修养与功力。

他在诗词写作与古诗今译方面的成功实践，为当今诗坛提供了许多堪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我想，起码在下述几个问题上，值得诗词界的同好认真进行探索、研究。

当代诗坛，新体与旧体双轨并行，无论从作者队伍、读者层面还是作品数量上看，大有相互颉颃之势，可以说各有短长。总观全局，新体诗颇富创造性，争奇斗胜，佳作迭出，令人耳目一新；但也确有一些作品斑驳陆离，失之拗、奥，有的可以借用《前出师表》结尾那句话—“不知所云”。旧体诗作者队伍、作品质量不甚整齐，高下之分十分明显。足以传世的好诗，时时可以看到；但大量作品失之直白，不少诗词缺乏美的意境、诗性品格。这里有诸多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有些人以为，只要把五、七言凑到一块，大体上合辙押韵，就算是律、绝了；实则大谬不然。诗词是以格律化的语言熔铸情感、营造意象，表现作者对社会、人生、自我的独特感悟和心灵体验，因而，被称为最精美的文学形式和语言艺术。特别是近体的律、绝，在有限的字句、精严的格律中施展身手，无异于“带着镣铐跳舞”，实在是“戛戛乎其难也”。

美籍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有言：“写新诗，完全凭才气、凭灵感来创作，就可以在一代诗坛崭露头角了。……而写旧诗就没有这福分了，它在灵感和才气之外，还需要有相当的汉学根基以及锤炼和推敲的长期练习，才可略窥堂奥。”中国古代的文论也反复强调：“诗者，吟咏情性也”，不能“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看来，关键还在于读书要能够读得“破”—书为诗用，不为诗累；理为诗眼，不为理缚。这里存在着一种才与学、情与理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既要有足够的才情、悟性，又须“有相当的汉学根基以及锤炼和推敲的长期练习”，这是治祁先生的优势所在，也是成功所在。

诗词的各种体裁，特别是近体的格律，千百年来，有其形成的规律与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是约定俗成，相当稳定。即使在长期推演过程中有所发展、变化，不断地出新、创化，但其基本规律与格局并未曾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能假“创新”之名，以“任情适意”为借口，而置固有格律于不顾，率尔操觚，随意填写，以致降低作为高层次文化结晶的诗词形式所固有的文化素质。窃以为，要写作旧体诗词，特别是已经标示出为“律”为“绝”，注明了“调寄”某某词牌，那就应该谨遵型范，合格入律；假如嫌旧体形式拘缚太严，不愿循规蹈矩，或者根本没有掌握这种固有的形式，那就莫如径直去写自由体的新诗好了。

从原发意义上讲，诗歌是一种口头文学，是人类赖以互通情愫的一种传达方式。《诗经·国风》，古诗十九首，李太白、白乐天、李后主、苏东坡等大家的诗词作品，大都富有音乐感，流畅、明朗，易懂、易记，因而得以流播众口，传诵千秋。而后来一些所谓“文人诗”，用语日益书面化，特别是受清代乾嘉朴学“考经榷史、训诂形声”的影响，许多诗词以艰深文浅陋，里面填塞大量经义、典故，佶屈聱牙，满含“学究气”，以致被人讥为“误把抄书当作诗”，最后导致诗词走向末路。

在当代诗词创作中，有这样一个现象：有些学者、文人腹笥丰厚，而且精通诗词格律，可是，他们写出来的诗词却味同嚼蜡，晦涩板滞，缺乏诗词应有的优美、酣畅的韵味。其成因，我想，固然和长期沉酣于学术研究，习惯理性思考，以致阻隔了形象思维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但更大的可能是在创作路径上有不尽顺适之处。从前，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这是说，练习写诗，首先应该多读多记前人的典范诗篇，做到烂熟于心，随口都能吟诵。如果走的不是这条路子，而是先去刻意钻研、死记诗词格律，然后再像小学生填方格字块那样，按照格律去填写、推敲，这样，恐怕很难达到畅达的要求。

十多年前，上海大学吴欢章教授曾经指出：“如今写作旧体诗词，难不在合格入律，而难在运用旧有的形式完美地表现当代的社会生活和今人的思想感情。”旨哉斯言！应该说，对于许多诗词作者来说，实现这个要求，并非可以一蹴而就。当今诗词写作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偏向：有的作品，格律确也谨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诗性，只是内容陈旧，词句锈腐，缺乏新的意境、新的气息，根本不像出自现代人之手，引用清代性灵派主帅袁枚的说法，是“满纸死气，自矜淹博”。

最后，想谈一谈治祁先生的古诗今译。我认为，以新体形式翻译旧体诗词，起码要突破两个关口：首先，要对所译诗词文本作深入、透彻的揣摩与剖析。这有赖于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底，娴熟地掌握古典诗词创作规律，并具备一副独到的眼光。作诗固难，解诗其实也匪易。“好诗正似佳风月，解赏能知已不凡。”（吕居仁诗）但是，要译古诗，就必须闯过这重难关，因为它是基础，是前提条件。另一个关口就是语译，亦即运用现代人的思维、语言、句法对旧体诗词加以重构，实际上就是寻找新体与旧体诗词的契合点。著名学者余冠英先生早年曾选译过《诗经》，他是深谙个中甘苦的：“有时只是一个字，得费上几天、甚至成年累月地琢磨。读者看上去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字，但实际上那是你长期研究的结果。至于准确地、原汁原味地传达出原诗的意韵，真是比创作一首诗还难。”也许，正是通过解诗、译诗这一番艰苦的磨炼，才使治祁先生不仅养成了熟练运用现代语言从事古诗译作的本领，而且，进一步提高了诗词创作的水准。

治祁先生在写诗与译诗的艰苦历程中，践履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主张。他对于陶渊明的诗素有深湛研究，而且在创作中颇受其益。陶诗以人生态度与生命意识为根柢，不违心，不矫情，不虚饰，不强求，“寄心清尚，悠然自娱”，在平淡的述怀中显现出身居乱世而洁身自好、一尘不染、自得自适的高尚品格，营造一种超功利的清淳淡远、天机洋溢的艺术境界。我们从治祁先生的《听江楼诗抄》中，不难发现陶诗的影子。正如陶渊明亦有金刚怒目式的咏史诗，慷慨奋激的咏怀诗那样，在治祁先生的诗词作品中，于淡烟疏影之外，也不时地闪现着雄豪俊爽的风姿。当然，总的都统一于高情远韵的“素心人”的品格。

意犹未尽，以七绝一首足成之：

豪华刊落现清淳，万卷罗胸笔有神。

探得陶家真髓在，哦诗如对素心人。

王充闾

2006年岁首

古调洵堪爱 今人妙手弹——《大连赋》序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是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刘长卿的一首五言绝句。诗人借吟咏弹琴来抒写曲高和寡、知音者稀的凄清、孤寂之感。

汉魏六朝时期，“清乐”盛行于南方各地，听起来，琴声是那么悠扬、隽雅！泠泠泉水，未足比其高洁；飒飒松风，讵能方其韵致？可是，到了唐代，伴随着音乐的变革，“燕乐”已极一时之选，乐器也作了置换，所谓“琵琶起舞弄新声”是也。而七弦琴上的清如流水、穆似松风的幽清古调，就没有多少人肯于或者能够知音妙赏了。

我想，在文学样式中，大体上能与音乐领域里的琴声相媲美的，可能就是汉赋了。赋体文学从战国后期诞生，到西汉武、宣、元、成之世，进入了全盛期；迨至魏晋南北朝，更加讲究音韵和谐、辞藻对仗，追求形式技巧的新奇完美，获得了长足发展；唐宋两朝，先是律赋复兴，继之文赋颇见盛行，形式较为自由，使之呈现新的特色；洎乎后世，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体文学结合于新的文学样式，改妆亮相，尽管偶有佳作闪现，但式微之势既成，已无从逆挽了。当然，作为一种文体，赋是不会消亡的；而那些光耀文学殿堂的名篇佳构，尤将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辞赋文体的发生、发展，盖源于社会生活之实际需要，文学自觉思潮之推动，亦颇得益于民族文化心理之诱导，更由于汉字本身的特质提供了特定的条件。除了与其他文体具有共同的思想价值、应用价值之外，赋体之美学价值尤其不容忽视。它的修辞技巧、表现方法，为中国文学艺术拓展了一方新的天地。可以说，赋体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体之一。骊白妃黄，摛文铺采，使事用典，配韵调声，表现出对艺术形式美的多方面追求。对偶带来视觉美，叶韵带来听觉美，用典带来含蓄之美，藻饰带来和谐之美。而众美齐具，难亦随之。一般的文学功力不足以驾驭之，遂使知音渐稀，和者盖寡。正所谓：“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也。

所可喜者，当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学者张本义先生，泚笔为文，成《大连赋》一篇，恢宏华美，洵可观也。本义先生不仅精于书艺，以书法名世，而且，博通经史，学问渊精，于诗古文辞有高深的修养，对音韵之学亦有精湛研究。其诗作沉雄顿挫，格律精严，文辞丽则，尤工赋体。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就形式说，铺排辞藻，创制文辞；而其内容，一曰体察物象，一曰抒写情志。一般地说，诗美在情，文美在理，而赋美则在铺陈，于铺张扬厉中彰显其独特的艺术效应。《大连赋》灵珠在握，深得汉赋之精髓。一开头，就以“天风浩浩，沧海茫茫，峰回路转，云起龙骧”这一龙门得意之笔，洋洋洒洒、酣畅淋漓地铺叙开来。大笔如椽，翕张有致。在一千七百言的纵横笔阵中，以“体物”为经、“写志”为纬，融现实、历史、传说于一炉；“美物”、“赞事”，皆出言有据，力戒“虚而无征”；且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出之，极尽刻画之能事。

作品追求弘廓的结构、精巧的构思，内容十分丰赡，上下数千年，尽收笔底。其中十之三四篇幅，状写历史沿革、山海奇观、风物人情；而展现“改革开放，景运大昌，海都风神，鹏抟鹰扬。谋猷以殚精竭虑，躬行以奋发图强。气吞三江，志在鳌头独占；声震五岳，势必勇破天荒”之动人心弦的现实图景，则占总量的十之六七。通过一些典型事例，铺叙了这一繁华、兴盛、美丽、富饶的海滨都市近三十年的蓬勃发展历程，描绘出万方聚会、百业繁兴、聚焦华夏东亚、领先世界潮流的崭新风貌。堪称一幅体现爱国主义情怀之气势磅礴的画卷，成为书写这座著名国际都市的标准文本。

赋体文学具有“两栖”性质。赋，一则近于诗，或者说就是诗，当然，它是“不歌而诵的”；一则属于有韵之文、诗化之文。本义先生之赋，韵散间出，用词考究，音韵和谐，诗情洋溢。“北方明珠兮，堪埒圭璋。经磨历劫兮，愈发辉光。海宝献藏兮，的皪琳琅。山毓灵秀兮，俊彩芬芗。”铺张扬厉的手法，绮丽纷繁的辞藻，骈偶对称的句式，或排比，或比喻，或拟人，或烘托，既摆脱了汉赋那种晦涩板滞、夸饰堆砌的通病，又发挥了赋体变化多端、起伏有致的优势；既具规模宏阔之长，又有参差错落之妙，可谓秀出班行，匠心独运。

《大连赋》的创作特色十分突出。它借鉴了多种文学体式的长处，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力。在描写地域景观时，运用时空交错、情景相生、引类比附的写法：“云帆济海，瞰沧溟波澜壮阔；银燕巡天，喜沃野锦绣盈眸。”“步云巑岏，际会九天仙洞；连湾浩淼，趸泊四海楼船。”“龙岛归帆，曾见证无数骚人泪水；黄金秋月，长照耀亘古动地诗篇。”不断变换视角，或仰视，或平视，或俯视，作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式描写。还运用电影手法，由远及近地将景物拉到读者视野之内。借鉴诗歌的特点，情景交融，托物寓意，夸张、联想，灵活舒展。王渔洋认为，诗之道有根柢与兴会二途，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本义先生于斯二者兼之。

《大连赋》成，嘱我作序，谊不容辞，勉缀数言，实难尽其编连宛委，好在卷中超拔的文字亦能自己说话，会心在迩，芳韶自见也。

王充闾

丁亥之夏于沈水之阳

诗魂情语——《董文诗集》序

董文先生为著名书法家，素以潇散流转、清逸淡远、率真自然、超拔流俗的书法艺术驰名当世。而作为学殖渊深、著述丰厚、才情洋溢的学者型诗人，就在一定程度上为书名所掩了。日前，先生诗集编成，嘱题数言，弁诸卷首。尽管心存顾虑，深恐引喻失当，唐突上品，所谓“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但以知己之诚，却之不恭，还是兢兢为之，勉强应命了。

董文先生之诗，雄深雅健，造语沉着，格调俊爽，要皆自抒怀抱，出色当行。举凡游踪所至、居常所见、灵府所思，个人情志、出处经历、友朋交往，直至砚边心得，无不一一发而为诗。或纪游，或抒怀，或咏物，或酬答，意无不达，事无不切，使事用典，澜翻不穷；兴会、形象、韵味、气脉具足。关于诗章的品鉴，窃以为，卷中作品自能一一彰显，原无须写序人多作饶舌；而更重要的是，应能觅得诗人成功的路径，探索具有普适性的经验，亦即“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如果说，创作成果更多地映现作者个性；那么，这成功的路径、普适性的经验，则可以成为泽被诗界、引渡后学的共有津梁。

其一，胸襟、眼界与识见。

清人薛雪在《一瓢诗话》中指出：“作诗必先有诗之基，基即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随遇发生，随生即盛。”也就是说，有一等襟抱，一等人品，一等眼界，才可能有一等真诗。胸襟、眼界决定着一个诗人的识见；而识见对于诗词创作是至关重要的。今人论诗，多及于哲思、理趣，此尤须依赖于眼光、见识。因为每个人的审美追求和襟抱情怀都会渗透在他的社会观念、人生态度和人格选择之中，诗人、作家的情怀、意趣，则形象地、集中地反映在文学作品里。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或隐或显，必然袒露出作者灵魂深处的奥秘。而诗词则比其他文学形式，更加注重主体意识的张扬、心理图式的透视和感情色彩的叠印。这在《董文诗集》中表现得至为鲜明。

陶渊明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董文教授就是这种心地纯洁，世情淡泊，正气凛然，唯学是务的“素心人”。正像他在《诗魂情语》中所昭示的：

三推簪笏谢封侯，麻苎宽身胜锦裘。

翰墨丹青诗共酒，花开花落自悠游。

他不属于那类“登车揽辔，澄清天下”的叱咤风云人物，生来就是诗人气质，即所谓“性情中人”。与之接谈，矜平躁释，顷刻间有如沐春风之感。在风雷激越、浩荡曲折的数十年间，其豪情逸兴并没有像狂涛中的一捧雪浪杳无声息地蚀没，而是借其灵根夙慧，随宜点染，一一都在诗文书画和广泛的友谊交流中展现出来。其为诗也，或缘情言志，或托物寄兴，或因事纪感，均属有感而发，因而情真意切，与涂丹敷粉、无病呻吟、填书塞典者迥异。

诗如其人，格调雅正，境界高远，而又能以意象出之。董文先生践履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主张，以人生态度与生命意识为根柢，不违心，不矫情，不虚饰，不强求，寄心清正，洁身自好，营造一种超功利的清淳雅正、天机洋溢的艺术境界。诗集中随处可见意境高远、蕴远思深的佳作，如《砚边杂咏》之五、之六：

返璞归真两鬓残，韦编三绝未心寒。

宁将铁砚磨穿底，不让尘霾上笔端。

乱草蓬心四十年，无论甘苦自陶然。

指摧袖皂劳心力，只为痴情一线牵。

用文学语言表明他对艺术创作、实际上也是树人立品的严肃态度。还有《画竹咏题》：

成竹胸中有亦无，纵情挥洒不为奴。

铺天盖地苍烟起，四壁清风满画图。

人生追求与胸襟抱负这类严肃话题，能够在纵谈画艺中“横逸斜出”，深得诗家三昧。

这里关键一环，是“妙在象外”。古人讲究诗的意象与意境，高明的诗人总是在摄取物象之后，紧接着就将一个个物象升华为意象，即把自己的意蕴、感情、理趣渗透到物象中去。实际上诗人在选取物象的过程中，已经用自己的审美标准淘洗了物象，产生了自己的意趣。所谓意境，也就是说诗人在兴发感应的基础上，移情入景，化景为情，然后创造出一个令人悠然神往的境界。我十分喜欢《龟贝竹异想》一绝：

龟贝翩然挂竹枝，蓬门顿觉古风滋。

梦中一夜殷墟客，害我空寻甲骨辞。

通过一种迷离惝恍、耐人寻味、逸韵悠然的意象，达成司空图所说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顿觉漫天诗思飘然而至，令人思入微茫。

其二，至情至性，以情感人。

以情感人，是一切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者也。古人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缺乏真情实感，一味罗列典坟，堆砌辞藻，必然味同嚼蜡。“诗言志”，为我国诗论之开山纲领。洎乎西晋，陆机又提出“诗缘情”的主张。过去有些人把二者对立起来；其实，在“本乎性情”这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后代诗人的许多诗句，像“自把新诗写性情”，“提笔先须问性情”，“天性多情句自工”，不一而足。清人方东树更是一语破的：“诗之为学，性情而已。”

诗人内心须有真情实感，才有创作构思的可能性，这也就规定了被赋予一定艺术形式而表现出来的真情，是诗词作品的核心内容。诗中当然离不开景观、物象，但是，归根结蒂，还是为了体现作者的衷怀。王国维就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古罗马的贺拉斯有言：“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照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这就不能不唯情是依。情文双至，元气淋漓，恰是董文诗作的突出特点。

诗集中有一组怀念母亲的七律，极为真切感人。《清明祭母》与《深秋祭母》二律云：

噙泪山花雨后繁，不堪离合对悲欢。

茶烟一炷香风远，诗句千行意味宽。

叩秉儿孙能自立，嘘询日夜可孤单。

坟头不忍除青草，留与严冬遮雪寒。

相见时难别亦难，朝阳不觉落西山。

忽来疏雨云垂野，渐起秋风夜转寒。

步履忧心遗冷寞，天公遣月护平安。

抚碑再吻坟头草，十里回望泪已干。

二诗韵同、意近，却各有特色，可视为姊妹篇。抑扬抗坠之间，浸透着浓情厚意。寸草春晖，思之凄哽。

今人写旧体诗的真功夫，在于能够把古典形式与现代情感统一起来。一百多年前，谭嗣同即有“独辟新界而含渊古声”之说。前几年，上海大学吴欢章教授也曾指出：“如今写作旧体诗词，难不在合格入律，而难在运用旧有的形式完美地表现当代的社会生活和今人的思想感情。”旨哉斯言！

应该说，对于许多诗词作者来说，实现这个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的。当前，有的作品格律尚属谨严，也并非完全没有诗性，看得出作者所下的功夫，只是内容陈旧，词句锈腐，缺乏新的意境、新的气息，根本不像出自现代人之手。有些诗词以艰深文浅陋，里面填塞大量经义、典故，獭祭，佶屈聱牙，用清代性灵派主帅袁枚的话说，是“误把抄书当作诗”，“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当然，另外一种倾向就更不可取了：许多所谓“诗词”，纯是新闻语言或日常话语的堆积，词汇未必不新，却从中找不到半点诗性。

而董文之诗，在实现上述要求方面，堪称模楷。他善于以格律化的语言熔铸情感，营造意象，表现作者对社会、人生、自我的独特感悟和心灵体验。“诗有灵襟，斯无俗趣。”试看，他是如何写拉斯韦加斯赌城的：

闹过三更到五更，电光歌舞始潮平。

奢华世界金如土，缭乱人生浊抑清。

巨厦玄机鸣日夜，万人红眼赌输赢。

囊空我作旁观客，听罢笑声听哭声。

“奢华世界”、“缭乱人生”是全诗主旨。赌场中祸福无端，凶险叵测，充满了玄机、悖论，一家饱暖千家怨，笑歌声里杂哭声。能够在寥寥五十六字中间，像玩弄魔方似的，把一些现代情事、现代思维、现代意蕴、现代话语，一一纳入诗家窠臼，而且属对工稳，音韵铿锵，着实需要一定的功力。

纪事、咏物之诗，贵在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在描形拟态的同时，能够把深邃的意蕴与厚重的情感渗透到里面去。《董文诗集》中有许多这类佳作。七绝：

半亩枯篁藏草庐，昏灯眊眼诵诗书。

蹒跚也作寒江客，只钓清风不钓鱼。

文情并茂，蕴藉风流，为老教授“文革”中插队剪影，称得上“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再如《咏竹》之四：

昨夜竹林风雨鸣，也如箫笛也如笙。

宛然听得湘妃哭，泪洒斑斑恨未平。

《咏荷》：

玉立亭亭出浴身，凌波仙子下凡尘。

远观不敢移轻棹，独倚篷窗看洛神。

一往神韵，行乎其间。眼前景致，口头言语，便是诗家体料，可谓雅人深致。

诗开头难，结尾尤难，这是诗人苦心孤诣之所在。宋人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需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董文诗中即有这类“以景结情”之作，像《江上泛舟赏菊》：

菊花江畔泛清流，香漫晨风好个秋。

佳句拈来谁共赏，两三鸥鸟落船头。

还有题画诗：

群鸦暮霭落残阳，漠漠云山草木荒。

有酒无鱼难惬意，一舟风雪钓寒江。

其三，才学、才气、才力。

诗才是很重要的。并非有了真性情、真感悟就一定能够写出好诗，还须具有才学、才气、才力。意大利浪漫主义作家福斯科，把诗才概括为强烈地感受、敏锐地观察、新颖地构思和准确地组合的能力。也有人认为，主要是指诗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看来，诗才是一种综合能力。

董文先生诗才横溢，恣肆汪洋，从诗集中《诗魂情语》、《梅雪吟》、《咏竹》、《砚边杂咏》等一题之下动辄八首、十首、十几首、二十首，即可看出。而且，腹笥丰厚，格律精严，长于使事、用典。近体律、绝，在有限的字句、精严的格律中施展身手，无异于“带着镣铐跳舞”，而他却能优为之，做到了“工而能化”，“中律而不为律缚”。他的诗善于熔化故实、成典，十分娴熟自然，更主要的是做到了以情为经、以文为纬，文质彬彬，情见乎辞。

他的《雨中过汨罗江》之二：

雷雨投诗赠汨罗，靡披兰蕙泪滂沱。

冤魂祭罢悲风起，痛咏离骚万古歌。

化用了老杜怀李白的名句，又熔入兰蕙、离骚等故实，文采斑斓，流畅自然，而且情感极为丰富，确是一首难得的好诗。看得出他胸中的诗绪是何等浓烈，以致稍微被外物触动，便同决堤的江水一般一汇而出，滔滔滚滚。另一首七绝《酒后狂草偶得》：

怀古常惊赤壁魂，大江歌罢酒盈樽。

崩云蝉翼颠狂草，四壁云烟万马奔。

大笔淋漓，情怀激越。“赤壁惊魂”，“大江歌罢”，渊源有自；“崩云蝉翼”也都有出处，唐代孙过庭《书谱》形容草书笔法轻重变化，有“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之说。诗章谈的是书艺，却以激情的彩线贯串起来，益显苍茫、壮美。要之，实事贵用之使活，典故贵用之使新，曹子建善用史，谢康乐善用经，杜少陵经史并用，只要语如己出，无斧凿痕，而且情感贯注，就能摆脱古人束缚，进而臻于化境。

由于董文先生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和文艺评论家，因而诗集中有大量品鉴书法、题咏画艺的篇章，不啻一篇篇书论、画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诗，大都理、事、情兼备，既能予读者以理性的启迪，又能给人们以审美的享受，可称戛戛独造。其中有这样一首：

醉眼摩娑觅圣踪，昏迷漫漶看朦胧。

今人谁有金睛眼，每把石花当笔锋。

聚锋芒于谈艺之中，令人想起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一段时间以来，评论界流行一种说法：理论归理论，文艺归文艺，二者泾渭分明，互不搭界；甚至形同冰炭，势不相容。其实，成功的诗作表明，问题并非如此绝对，它们应该、也是可以共辔、联姻的。

清代著名诗人王渔洋认为，为诗之道，有根柢与兴会二途，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性情与学力往往不可兼致，甚至会相互遮蔽，相互影响。一般情况下，逞天趣者情辞酣畅，妙运从心；而肆学力者则往往规矩谨严，持之有故。而董文先生既有足够的才情、悟性，又“有相当的汉学根基以及锤炼和推敲的长期练习”，于斯二者兼之。这是他的优势所在，也是成功所在。

王充闾

2008年5月9日

精思博览 会古通今——《走近孔子》序言

一

积学以储宝，厚积而薄发。十多年前，王恩来同志推出学术专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颇得学界好评；现在，作者的学术随笔《走进孔子》又完稿付梓。同样是阐扬孔子思想的，同样是对于儒学宝典《论语》等的探赜发微，却是以一种新的思路、新的架构、新的形式、新的笔法出之，可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中国也好，西方也好，自古以来，学人展示学术、理论的研究成果，或者说，表达思想，著书立说，形式多种多样，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类型：一种是随感式、语录体。著名哲学家朱光潜先生探索这种文体的渊源，中国的追溯到孔子的《论语》，西方的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的随感录。《论语》，还有老子的《道德经》，确是如此，大家都很熟悉，不必说了；而像赫拉克利特的随感式的名言：“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有道德，就不可能真正有智慧。”等等，也都应归入这一类；再一种，就是较长的或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像中国的《庄子》，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都是这方面的典型；第三类便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学术随笔。应该说，这是一种近现代出现的文体，如果要在古时找出它的同类，也许东汉王充的《论衡》，庶几近之。它既有格言、隽语、随感类的透辟、简捷、概括性强的特征，又具有系统理论著作的逻辑性、论辩性、科学性、深刻性；却又不那么板着面孔、庄严肃穆、论证谨严、思致缜密，而是活泼松散，纵横如意，旁征博引，横逸斜出，不拘泥于成式，不作理论性过强的考证和解析，显现出轻松的格调、悠闲的步态。恩来同志的《走进孔子》，就具备了这样一种文体特征。

这样说，也许有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学术随笔要求不那么高，内容不一定深邃，文笔也不必怎么讲究，似乎任谁都能够措手。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兼具理论与文学（散文）双重品格，学术随笔的写作，就整体要求来说，一方面，应须具备相当的逻辑思维、理论功底与思辨能力，且又善于将艰深的、生僻的理论、学术问题化解为通俗易懂的知识与智慧；另一方面，还要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开阔的学术视野，渊博的知识储备，能够写得一手表现力较强的清通畅达的散文。而从内容方面讲，应该体现一种深度追求。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导致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纷乱喧哗。随之而来，学人、作家、读者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为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扬弃那种平面的、线型的、说明性的意义传达，致力于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从而实现了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了今日思想随笔繁荣兴盛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深度追求，指的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哲理意蕴，是一种靠着理论素养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人生智慧、理性情感和思辨精神，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写作者面对一种生存境遇或情感体验，有所领悟，深受启发，产生了对理论、对学问、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这是一种意蕴的开掘、提炼与升华，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或“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

二

学术随笔，首先还是学术，就是说，它的质素、内核仍然是学术，学术所要求的基本品格，还是不可或缺的。就此，我想说说恩来同志的治学精神与写作态度。古人立身、治学，崇尚敬言、慎行。《周易大传·文言》中有一句话：“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著书立说，心存敬畏，一本至诚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这是营修功业的根基。恩来同志的学术作风与治学态度，一如他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同样是十分严谨、一丝不苟的。他不因采用随笔形式，而对作品的科学性、准确性有所忽略，写作过程中，完全依据做学问的路数，出经入史，言必有中，持之有故，论不虚出。不像现在有些随笔，虽以学术为标志，却持论轻率，偏重趣味，而缺乏理性；以立异为高，放言无忌；说是诠释经典，读解古籍，实乃以古人标签装点自家门面，还美其名曰“六经注我”。此其一。

其二，当前，学术环境大门洞开，随着大量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横断学科的出现，过去学术的封闭局面被打破了，话语空间、文化情境、阅读视野大大地拓宽了，读者、受众随之走进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必然对于专家、学者寄予更高的期望—摒弃传统的、单一的思维定式，以一种开放的、多维的、全新的学术视野与思维方式，从事著书立说。其实，早在明代末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之一、著名思想家徐光启就已经预见到这种形势，他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恩来同志深深地悟解到这一点。他在治学、撰述过程中，能够较早地以开放的思维方式、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传统文化积累，在文化坐标、理论定位上，向着中西会通、古今同契、文理兼攻的方向迈进，并且有了令人惊喜的斩获。

早在2004年，当代知名学者张立文先生在《人性的寻找》的序言中，即曾敏锐地指出：作者“善于学习和把握东西方当代思想文化的新成果和新动向，撰写并发表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具有踏实的理论和学识基础”。于今，恩来同志在这部随笔新作中，更是发扬光大了这一优势，学术视野显得更为闳阔，思想、文化、知识的涉猎面也进一步拓宽了，文章理蕴、思路、笔势较前都有明显的拓展。多篇文章具有经史同参、中西会通、今古杂糅的特点，举凡人文、物理、世事、舆情，典章故实，遗闻轶事，总能信手拈来，恰合榫铆。

会通之基，端在圆览；易言之，以圆览之功，收会通之效。“圆览”一词，始见于南朝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按照古人的解释，就是广泛的征采、细致的观察，以达致博学多识。统观中外古今，一切有重大成就的学人，无一不具备这一本领和素质。由于儒学经典植根于古代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历代学人对其本质、意义的研究、探索，层层累积，步步深入，留下了汗牛充栋的珍贵学术遗产；这样，今天的学者就须切实做好“历史还原”和“现代转轨”工作，在深入发掘前代与域外的学术资源，全面细致地占有并梳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正确处理真与伪、源与流、因与创、取与舍的关系，融入个人的领悟、体味、理解，认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识别、鉴判工作，进而做出创造性的解读，赋予崭新的价值观照。

对于学者来说，会通、圆览之功，是毕生的课业，用一句时髦的说法，就是“永远在路上”。期望恩来同志以现有的学术积累为起跳板，通过广泛、深入的经典研习，加上充分掌握、运用现代电子网络的承载、传输、检索功能，不断获取更多的新的中西知识资源，以期溯洄于各种人文学科之间，纵横自如，所向披靡。

其三，选择视角，提出问题，把握新思想、新认识，使之从一般道理进入智慧层面。这是本书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学术随笔应该把握的叙述策略。新思想、新认识，是学术随笔的灵魂。著书立说，必须力求做到对学术有新的探索，对学理有新的阐释，对问题有新的见解。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视角的选择与把握。《庄子·秋水》篇率先提出这个问题，列出了“以道观之”、“以物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六种选择的视角。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又是同眼光和立足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欣赏的苏东坡“八面受敌”读书法，每番展读，都有视角的调整；否则，就无法层层推进，步步深入。恩来同志在随笔写作中，以其广博的学识、精准的把握、独特的视角，立足于阐发经典的需要，提出几十个相互关联、各有侧重的课题加以研讨。问题都是以往叙述过的，但老问题有了新角度，有些是颇为前沿的；而且，能够从一般道理进入到哲学高度、智慧层面，给人以精湛、新颖的阅读快感。

理论始于问题，问题是思维的起点，因此，我们提倡要有“问题意识”。如果写作者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堆积一些名词、概念，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必然空泛、呆板，索然无味。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综观此书，在论述方法上，基本上都是从问题出发，而且，经常能够给出个人的独到见解—常常是通过有力的考索、实证，勇于坦陈己见，同先哲、时贤商榷见解，切磋学问。

三

这里顺便说一下，由于随笔属于散文范畴，写作中应该注重文学表达。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整个看来，全书文风朴实，坚持用事实说话，遇有驳诘，总能列举大量实例，反复论证，充分说理，力戒武断、偏激。行文回环曲折，张弛有致。语言生动、简捷、明确。随便择取一例：《君子成人之美》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前者是善举，后者是义行。积德、行善、累义，在孔子和儒家那里，是仁人君子的风范，是人性的卓然展现。后世的一些宗教家，也多秉持类似的主张，如佛家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比孔子小五百多岁的耶稣亦曾说过：‘我来，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成全。’（《马太福音》第五章）两相比较，可谓圣人所见略同。”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向来讲究“知人论世”，主张为人与为文是统一的。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最后，简单地谈论几句作者。我与恩来同志为忘年交，相识、相知、相重已达三十余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赋性正直、资质聪颖、国学功底深厚、治学严谨、高度认真的学者型领导干部。他身居重要岗位，领导工作是异常繁重的，却能多年如一日，在业余时间，投入巨大精力于治学、写作，并且取得骄人的业绩，其心神之劳瘁、经营之艰苦，可想而知。当然，单就治学与写作而言，领导工作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确实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另一方面，由于登高望远，视野闳阔，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强，也就是识见高超，其得力之多也非常明显。

值此市场效应无远弗届，浮躁心理、逐利趋向、工具理性的浓雾弥漫之际，恩来同志能够以足够的定力，保持一份清醒，拒绝多种诱惑，潜心投入研究、写作，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何况，自古文缘是苦缘，“耍笔杆儿”属于世所公认的苦差事，而且，别无实利可图。难怪钱锺书先生不无愤激地说，“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之人”。也正所谓“惺惺相惜”吧，对于这些同志，我向来总是投以崇敬的目光，引为同道的。

王充闾

2015年盛暑于沈阳寓所

独托诗文展素心——一序《向峰文集》

我与饮冰室主人有相似的癖好：“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说到原因，任公本人以“丰于昵者”作解，而在我则往往是慕其人兼及于诗文。

向峰先生是我素所钦仰的学者，多年前在一份报刊上读到他的一组旧体诗，其中几首七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吟咏再三，至今尚能复诵。

《江城秋意》：

金风十月动江城，满树流丹满树情。

水阔天长秋塞里，鹃花一梦枕流声。

《凭栏感怀》：

客馆凭窗望远樯，云天一片水茫茫。

天涯此夜同秋梦，红叶情深向早霜。

《秋水缘长》：

玉砌雕栏云外天，游心到此欲飞仙。

未能抛得凡尘去，流水高山不了缘。

还有一首《种兰十年》：

犹记当时二月天，春来踏雪路飞烟。

一识即作同心侣，流水十年梦绕牵。

也许有人以为，对于一位博古通今的学问家来说，写得一手漂亮的古典诗词，原属“题中应有之义”，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特殊称道的。问题绝非如此简单。诗者，吟咏性情也，与为学有别。有些腹笥丰厚的学人，胸罗万卷，著作等身，但是，写起诗来，如严沧浪所言，多务使事，全然不问兴致。而向峰先生的这些诗，深情雅韵，具见兴象丰神，平淡中有思致，有性灵，全无斧凿痕迹而自合唐音。这在一个学者来说，是殊为难得的。

因为性情与学力往往不可兼致，甚至会相互遮蔽，相互影响。一般情况下，逞天趣者情辞酣畅，妙运从心；而肆学力者则往往规矩谨严，持之有故。荀子有言：“艺之精者不两能。”而向峰先生能于二者兼擅，既是世所公认的学人，同时又是出色的才人。专精一个方面，已经是戛戛乎其难了，何况两个方面都能达到很高的水准，自然令人称颂不置了。

这里，表面上看是说诗，其实，它关乎一个学问家的人文素质与品格修养，也可以说，体现了向峰先生早就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它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理论评论家所独具的审美创作才能，摆脱了专事理论研究或专事诗文创作的单向发展的局限性，而把文艺审美规律的探究成果成功地应用于文学创作的实践，灵襟慧性与躬行践作，相得而益彰，为文艺美学理论家实现其发言的权威性提供了先决的条件。

作为著名的文艺美学家，向峰先生潜心学术研究用力极勤，不断地突破与超越自我，在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其学术视野的开阔，学问的工力，学理的深度，自不待言；尤其使我惊服的是他的杰出的表达才能。清人叶燮说过：“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为文辞，而至理存焉，万事准焉，深情托焉，是之谓有才。”胸罗万汇，笔下千言，能够把所思所感鲜明准确、清晰流利地表述出来，谈何容易！许多人包括有些作家、学者，坠绪茫茫，填胸塞臆，却苦于无法倾吐，纵使勉强吐出，也是乱绪如麻，难解难理，错杂无序，不知所云。不善于表达，实在是很多人感到苦恼的事。

向峰先生清丽、洒脱的文字，一向为读者称赏；而其讲堂上的授课尤为精彩。几个小时的大型讲座也好，十分钟八分钟的即兴发挥也好，滔滔汩汩，妙语连珠，博洽宏通，极富感染力和雄辩性，听起来实实在在是一种艺术享受。我相信，先生本人肯定也是深感快活的。苏东坡就曾讲过：“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

这种才能的获得，固然与其数十年的教学经历，长期艰苦的职业训练有直接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有赖于神思、心志与文辞的功力。刘勰有言：“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成功表达的症结所在，一方面是“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另一方面，必须“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

这里有心志与文思的关系，有文思与表达的关系。从心志到文思，关键在于打通思路，思路阻塞，想象、构思便无从谈起；从文思到表达，需要善于驱遣文辞，发挥演说的技巧，这离不开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和文字、语言的功底。由此可见，向峰先生的成功，既是才情、天赋使然，更有常人难以比驾的厚积薄发的艰苦磨炼功夫。

除了上述学人兼是才人，腹笥丰厚与善于表达两个特点之外，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向峰先生最令人崇敬的是其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人们常常把道德、文章联系起来讲，实际上，这是一个殊难臻并的人生境界。学殖深厚的或许易得，才情横溢者也不难见到，难得的是于才、学之外还有一种光华四射、腾誉士林的人格力量。道理很简单，才情与个性往往为一对孪生兄弟，有些个性过强的人恃才傲物，常常无意或不屑于关注个人的德行锻炼；而一些专注于品德修养与人际关系者又往往缺乏足够的才情，甚或把才情与德性对立起来，而不肯刻意求之。向峰先生异乎是，可以说，他是德足以副其学、德足以副其才的一个典范。

陶渊明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向峰先生就是这种心地纯洁，世情淡泊，凛然一身正气，唯学是务的“素心人”。与之接谈，矜平躁释，顷刻间有如沐春风之感。先生执教高等学府四十余年，汲汲于提携后进，传道解惑，于今及门桃李，已经灼灼其华，彬蔚称盛。诸多学人都称颂他是一位多产的作手。其实，如果他不是以大部分精力投入教学、授业，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发扬红烛高风，点燃自己去照亮他人，而是倾全力于治学和创作，那么，《向峰文集》就绝不是现在的规模，恐怕三倍、五倍于兹也不止了。

先生于我谊兼师友，慰诲勤勤，其相望之殷，相扶之切，令人感怀难忘。《向峰文集》裒成，嘱我附缀数言，弁诸卷首。在先生固见其谦冲博挹之素怀，而在我则未免有所顾忌：对景挂画，弄斧班门，徒贻附骥之讥，尚在其次；而如引喻失当，所谓“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以致唐突上品，误导来人，那就难以辞其咎了。所幸有徐中玉先生题序珠玉在前，烛隐抉微，高扬远引；而卷中超拔的文字亦能自己说话，会心在迩，芳韶自见，原无虑他人尘涴也。

王充闾

2001年立冬后一日

《荒堂全调词笺》序

词，作为古典诗苑中的一株奇葩，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已经姹紫嫣红地开放了一千余年了。其间，不仅涌现出无数杰出、优秀的词人，产生了熠熠生辉、声情并茂的海量词章；而且，关于词论、词史、风格、流派的探讨，词谱、词律、词韵特别是词的创作规律、艺术技巧的研究，绵延赓续，佳作迭出，构成了一部完备而丰赡的词学。套用一句古文，可谓“前人之述备矣”。

至为可贵的是，荒堂主人政佳先生，面对古今学人如山如阜、璀璨夺目的学术成果与创作佳绩，并未缩手跂足，空劳企羡，而是有志于继踵前贤，发扬而光大之，积卅载之功，竭一己之力，于《钦定词谱》八百二十六调，精搜勤检，凝神定气，“简练以为揣摩”；在娴熟掌握词律基础上，苦拼成千日夜，每调一词，逐一填写，以为规范，遂成今日之煌煌巨著。不仅在巍峨的词学大厦中填补了一项空白，创辟出新的研究路径；而且，以其八九百首新词的创作，为千年词苑提供一笔粲然可观的精神财富。

日昨，政佳先生过访，以《荒堂全调词笺》见示，嘱题数言，弁诸卷首。灯前展读，爱赏不置，吟哦者至再，确如陶彭泽所言：“诗书塞座外”，“乐与数晨夕”了。至于说到作序，我一向认为，作品摆在那里，尽可由读者自己去赏鉴、去发现。真正的艺术品，总是具有无限的可阐释性，展现出无比丰富的自在空间；而序言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原无须像撰写作品评论那样，细针密缕，辛苦饶舌。就是说，与其在字数有限的序言中，下大工夫解读个别作品，倒莫如按照古人所说的：“序者，绪也，谓端绪也”，设法帮助读者摸索一种路径、理出一丝头绪来。

词学，原本是一门大学问。作为文学与音乐结合的产物，词又称“曲子词”。“曲子”指音乐部分，“词”指文辞部分，二者不能分开。作者写词，先须创制或选用一个乐谱，然后按照它对声韵的要求去配词，故称填词，或叫倚声。后来，乐谱逐渐亡佚，由按谱填词改为按唐宋人的词作来填写，进而形成固定的词律。关于《荒堂全调词笺》中所列八百多种词调的由来，叩其本源，当有多种情况：一是词名本于诗文，如《丁香结》取自古诗“丁香结恨新”；《蝶恋花》摘自梁元帝诗句“翻階蛱蝶恋花情”；《点绛唇》源于江淹“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解语花》系出天宝遗事；《解连环》则来自《庄子》“连环可解也”；等等。二是词名关照所赋对象，如咏水媛江妃称为《临江仙》；述道情称为《女冠子》；《天仙子》咏天台仙子；《河渎神》赋祠庙；《巫山一段云》写的是巫峡；《醉公子》则咏公子醉也。不过，入宋以后，与此有异，多数词作都去词名甚远。三是因人、因地、因事、因时而定，如《菩萨蛮》，据说是由于唐宣宗时，进贡的蛮女高髻金冠，满身璎珞，宛如菩萨，教坊遂谱成《菩萨蛮曲》；《雨霖铃》源于唐玄宗入蜀时，兼旬淋雨，栈道中闻铃声，因悼念贵妃，遂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荔枝香》原本无名，小部奏新曲，适值荔枝送至，遂以名之；《多丽》，乃张均之妓，善弹琵琶；《念奴娇》应本于唐明皇宫人念奴；咏舞蹈称《踏歌词》，歌泛舟为《欸乃曲》；《更漏子》咏的是夜静更深。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四是原本为乐曲名称，《渔歌子》为渔歌的题目；《竹枝词》来源于巴楚民歌《竹枝曲》；而《风入松》、《蝶恋花》等，都是来自民间的曲调。

至于词调之长短，《荒堂全调词笺》中首先列出的《竹枝》、《纥那曲》、《杨柳枝》、《采莲子》、《八拍蛮》等大量小调，多为唐开元间教坊俚曲。这从唐·崔令钦《教坊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据称，当时已有三百二十个之多，并且已经出现了长调。迨至南宋时期，词调正式区分为小令、中调、长调；清·毛先舒具体确定为：五十八字以内为小调，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而今人王力先生则主张“二分法”，六十二字以下为小令，六十三字以上为慢词。另外，《荒堂全调词笺》所填词调中，还有“令”、“引”、“近”、“慢”、“犯”之分，这里也有很多学问。“令”一般称字数不多的小调、短曲，如《如梦令》、《十六字令》，在唐代词牌中，这类小调很多。词大量兴起后，有些调“引而长之”，遂称为“引”。例如，《千秋岁》，双调为七十一字；而《千秋岁引》则引长到双调八十二字。“近”，与此类似，如《诉衷情》单调三十三字、双调四十五字，而《诉衷情近》为双调七十五字。“慢”与“曼”通（拉长声音叫“曼声”）。《谢池春慢》较《谢池春》增加二十四字（均为双调）。《采桑子》为双调八句四十四字，《采桑子慢》则为双调十九句九十字；《木兰花》为双调八句五十六字，《木兰花慢》则为双调二十句一百零一字。因此，有人把长调称为“慢词”。至于“犯”字，则属于音律问题，与长短无关。

只是词调的源流、长短，就有这些说道；而有关词的韵律、章法、炼字琢句等问题，其中的学问就更多、更大了。即此，也足见政佳先生之深湛学养与娴熟的艺术功力。

依我亲身体会，写诗甚难，而填词尤其不易。表面看去，一些小令与诗差异不大，《生查子》上下两阕，似与两首五绝相同；《杨柳枝》、《清平调》、《八拍蛮》，也看不出和七言绝句有什么差别。可是，如果细细品味、推敲，就会发现，诗有诗的腔调，词有词的腔调，曲有曲的腔调，诗近雅，曲近俗，词的腔调介乎雅俗之间，词与诗互应互和，辅车相依。词不同于诗，却又离不开诗，全无作诗功力，其词亦无足观。说到作词之难，此其一也。其二，宋人沈义父有言：词之“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说唱艺术的一种曲调）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思此，则知其所以难”。其三，填词需要选择题旨，有些内容并不适合词作，比如过于繁杂的事体，词难以表达；而关于学问、功德以及过于庄重的题材，也难以入词。其四，词贵有书卷气，胸无文墨，为词难以高妙、古雅；但词又要清空、俊逸，堆砌知识以炫耀渊博，则绝难成为佳作。其五，词讲究音、调、声、律，有四声、五音、均拍、阴阳、轻重、清浊之别，比诗律要更复杂一些，一句不协，一阕皆失光彩。其六，用好虚字，亦填词一大要领。虚字有领起、提携、呼唤、粘合的作用。政佳先生词中，就用了“又”、“须”、“趁”、“对”、“恰”、“奈”、“谁知”、“哪堪”、“只合”、“却总被”、“算只有”、“更须知”等大量虚词。用得恰当，词句便显得劲健、鲜活。其七，古人认为，填词须讲究章法、句法、字法。精于章法，则浑然天成，且能富有变化；句法讲究精练、洒脱；字法超妙者，则新颖、自然。其八，词人离不开“日积之功”，学填词者，无不先是大量读词、记词，或印证于师友，或默识于古人，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时日既久，相浃而俱化，心领而神会，自然胸次渐开，为词亦丰神谐畅矣。看得出来，政佳先生之所以能完成如此浩繁的巨帙，且奇章杰作迭出，说明作者在这些方面是下过惊人苦功的。

概言之，《荒堂全调词笺》取得了两方面的突出成果。在词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词谱、词律、词韵等方面，荒堂主人确是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创辟、综合、规范、演示之功，颇具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充分重视。而其文学创作方面的佳绩，堪称宏阔丰盈，琳琅满目，同样可喜可贺；当然，也毋庸讳言，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达致篇篇尽善尽美。这并不奇怪，世间凡是特别规范化的作品，受形式的束缚较多，一般都很难在艺术方面臻于至境；而且，古今卓绝之作，往往产生于“妙手偶得”，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有如趁韵、唱和之作，或一题之下动辄一二百首，其功力固然令人叹服，但“此树婆娑，生意已尽”。就中虽有若干精萃超绝之作，但整体通观，其艺术水准则参差错落，难免伤于凑泊；何况，就体裁、词调而言，任何词家总有其所长，必有所短，所有词调皆能“优为之”，百不一见。苏东坡、辛弃疾也好，周邦彦、李清照也好，最精彩的词作，大都集中在部分词牌上。吴文英的《莺啼序》，二百四十字，为长调之最。张炎贬之为“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而陈廷焯却说“全章精粹，空绝千古”。贬也好，褒也好，反正苏、辛、周、李都不作，并非作不出来，而是觉得不如填各自的《水调歌头》、《贺新郎》、《满庭芳》、《武陵春》更为得心应手。此无他，娴熟与否是也。事实上，对于这类示范性的“全调词笺”，任何方家也不会像对词人专集、选集那样来要求。即使询之政佳先生本人，当也另有追求而毋须挹彼注此也。

承命作序，谊不容辞；意芜言浮，多无足取，识者谅之。

王充闾

2012年1月

以圆览之力收会通之功——序《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阐释》

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立足于新时代的要求，从现代视角、以宏观视野，按照严谨的学术规范，做好传统美学的价值转化工作，亦即对于古代美学文本进行新的理解、新的思考、新的审视，揭示其基本精神、个性特征、独特蕴涵以及现实意义，这确是学术界当前面临的一项迫切而光荣的使命。向峰先生《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阐释》这部美学新著的面世，可谓“得其时哉”。

去年以来，撰写《逍遥游—庄子传》，接触到了这个课题，深深地体会到，对于古典美学进行现代阐释，这是一项很吃力的事情。当时我所面对的，不过是庄、老以及后世的几位道家学派人物；而向峰先生所作的，却是一部中国美学古代通史，纵跨三千年，旁及上百位思想家，从《周易》一直讲到《红楼梦》。

那么，有些什么工作要做呢？至少是—-

由于古典美学植根于古代文化的丰厚而独特的土壤之中，通过历代前贤往哲对于美的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探索，留下了难以胜数的珍贵的美学遗产；所以，首先必须进行“历史还原”工作，亦即《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沿流讨源，虽幽必显”。这就需要深入发掘古典美学资源，全面细致地占有与梳理原始资料，绝不能像清人戴震所批评的：“空凭胸臆，凿空而得”。此其一；

其二，以此为依托，通过正确处理真与伪、源与流、因与创、取与舍的关系，融入个人的领悟、体味、理解，认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识别、鉴判工作；

其三，进行微观考辨，包括个案分析、专题研究、背景研索、体系考察，等等；

其四，在此基础上，“运用脑髓，放出眼光”（鲁迅语），拓开一个浩大的审美天地，做出创造性的阐释，赋予古代美学以崭新的价值观照。

还有一项，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正由于置身全球化的学术背景、文化语境，理所当然地必然面对一个如何处理好继承本国美学遗产与借鉴西方美学传统的关系问题。就此，向峰先生在书中做了十分剀切的概括，当然，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他说：为了实现美学的双向架构，“既要吸收西方美学的异质因素，加以消化，同时又必须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与民族特点。这样的中西比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抱残守缺”；“中西美学比较，要求研究者对中西文化要有基本的了解、体验，对自己所比较的范围要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作出独到的建树。在这一方面，已故的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归根结底，就是要求当代学人必须拥有“圆览”、“会通”的功力。

何谓“圆览”？按照古人的解释，就是广泛的征采、细致的观察，近乎我们通常所说的博学多识。“会通”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会通的涵盖面很广，不仅指古今会通、中西会通，也包括文理会通、思诗会通；其义既可以理解为融会贯通、四通八达，也含有灵活运用、不拘常规的意蕴。就是说，不仅体现于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力，同时还须具备开放、多维的思维方式。

统观中外古今，一切有重大成就、超绝建树的科学家、艺术家、大学者、政治家，无一不具备这一本领和素质。所以，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明代末年著名思想家徐光启有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他本人就是一个复合型人才，除了国学，对于西学，举凡数学、天文、机械、水利、农学、军事学，都有深湛的研究。

作为全国知名的文学家、美学家、教育家，向峰先生也正是一位通才、通儒。你只要展读他的八百万字的文集，或者直接聆听他教授的课程，甚至日常的普通接触，一个强烈的感觉，便是其“圆览”之力与“会通”之功。远的不说，去冬，刚刚读过他以五绝形式创作的二百四十首《四季咏怀》组诗，春初，又看到他对《全唐诗》的解读—他是一位既精通诗学又擅长创作的出色诗家；他还是以精深、博雅见长，且多有创见的散文随笔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于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尤有精湛的研究，独步当今，别具只眼，这有所获的“鲁迅文学奖”堪资作证；而于美学，更是他的看家本领、特出长项，他的《西方美学论稿》、《中国美学论稿》、《中国现代美学论稿》都是我的案头书，再加上这部《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阐释》，这种多学科、多领域的创造成果，特别是整个美学研究的系统工程，充分反映出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超拔的学术水平。换句话说，正是以博观圆览之力，收灵明会通之功。

这使我记起了八十年前，鲁迅先生对一位写作者所做的一段评语：“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原，明其族类，解纷挈领，灿然可观，盖犹识玄冰于瓶水，悟新秋于坠梧。而后治诗学者，庶几由此省探索之劳已。”借此以题向峰先生之力作，我认为还是很确切的。

意犹未尽，以四句小诗足成之：“学殖渊深美在中，会通今古羡王公。诗思涌荡天涯远，大吕黄钟气若虹。”

王充闾

2013年12月14日

云锦天机妙手裁——《缘斋诗稿》序

一

李仲元先生以《缘斋诗稿》见示，余固乐其丰盈大有而先睹为快也，欣然受之。可是，先生马上补充一句，看过之后要写一点东西，弁诸卷首。听了，我不禁摇首咋舌，心想：这可是个力不从心的苦差使。

按照先秦文献的说法，“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而理其端绪也。其意在于为读者从茫茫书海中梳理出一些头绪，为理解与接受指引出一条路径，起到津梁与导航作用。应该说，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尤其是仲元先生腹笥丰厚，学富五车，面对他的诗集来说三道四，确有“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有“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之句，碔砆，石之似玉者，意谓元稹品评诗圣杜甫之诗未能得其真髓，下语似是而非。其实，这类指引路径的文字，最好还是由作者本人去作。“甘辛谁解味？机杼自家知”。作品是作者的孩子，不是说“知子莫如父”吗？尽管如此，但既承错爱，却之不恭，便只好唯唯从命了。

《缘斋诗稿》收诗近五百首，均为近体，七言、五言绝句约占十之八九。按题材分类，厘为三集。一曰《辽海行吟》，地域涵盖整个东三省及部分内蒙古地区，时间跨度过亿年，从形成辽西古生物化石之晚侏罗纪，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前，或古迹，或人物，或史乘，或风光胜览，或稽古钩沉，或轶闻逸事，具见乡邦文物之盛，搜罗撰述之勤。一百八十首七言绝句，一题一事，后面附以言简意赅的“本事”，概要地写出一部堪作标准教本的生面别开的东北地理历史，洵为开创性的胜业。二曰《题咏赠答》，三曰《胜迹游踪》，前者映现人文交往，后者藻绘江山胜概，各擅胜场，相互生发。作为知名的诗赋大家与书画艺术家、文物鉴赏与考古专家，仲元先生题咏赠答，范围极广，举凡海内文朋诗侣、艺苑名家，以及诗书画艺、学术交流，亲情忆昔，庆吊往还，都有诗作酬应。与此相联系，先生不仅万卷罗胸，而且游踪不知其几万里也，屐痕处处，遍布神州。临风纵目，兴会淋漓，一一发而为诗。如果说，“行吟”组诗重在咏史，着意于缅怀古迹；那么，“游踪”与“赠答”则以情怀、理蕴取胜。三卷相生互补，汇成一部泱泱乎、沨沨乎的五声和乐。

二

仲元先生为著名学者，多年从事考古文物工作，沉酣典籍，出经入史。其为诗也，用典深稳，使事精切，具有学人之诗、才人之诗的鲜明特点。他的许多具备历史属性的诗章，能够以有限的文字反映深广的历史内涵，以诗的艺术手法再现社会历史、现实的某些侧面，渗透着作者的学识见解和价值取向，既具诗情，更饶史性。此类诗后面大多加注，或为题解，或为纪事，实际上起到“本事”作用。所谓“本事”，亦即以事诠诗，通过标举故实以求诠释诗之本意。这种因诗以考史、援史以证诗，诗史融合、诗史互证的手法，不仅有助于彰显作者的题诗本旨，而且，同史籍一样，可以发挥“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鉴戒作用。

用事、使事问题，作诗、读诗中可以经常碰到。宋代学者吴沆在《环溪诗话》中指出：“诗人岂可以不用事？然善用之，即是使事；不善用之，则反为事所使。”作为学人之诗，缘斋喜欢并且长于使事、用典。七绝《燕丹》：

乌头马角客秦难，一匕功亏咫尺间。

饮恨长河魂不去，风涛夜夜涌狂澜。

寥寥二十八字中，隐含了三个典故：燕太子丹在秦为人质，求归，秦王说乌鸦头白，马首生角，方可放还；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咫尺之间竟未刺中；后据辽东抗秦，秦兵追逼，匿身于衍水。这三个事典，为后世人所熟知，但若将它们编到一首七绝短章中，用来表述太子丹的奇崛生涯，而且，还要敲金戛玉，意兴悠然，却迥非易事。本来，诗写性情，并不专恃数典，但因古事已经凝结成饱含意蕴的典故，早已约定俗成，作诗者不妨借彼之意，写我之情。他人数十百言未能尽意者，而一典置之，三数字即可了却；且能使其内蕴深厚，耐人寻味，所谓“胸中有书，腕底有力”。

诗家不忌“脱胎”，有时还可以参用成句。缘斋为诗，由于古代诗文烂熟于心，上下古今，充塞胸臆，名章、词汇，信手拈来，暗用、化用诗古文辞，浑然天成，一似自然流洒，毫无窒碍。七绝《博斯腾湖》“瀚海晴波无限酒，莼鲈同醉五湖秋”；《山海关》“一时行尽天涯路，风雪弥空过大关”；《古堡影视城》“分明一个荒城堡，演绎悲欢入镜来”之句，都像曾在唐诗、清诗中觌过面的，可是，真个蹑履追踪，却又捕捉不到，只能说是“神情仿佛”。

这里，还印证了另外一层理念。我一向主张，学诗必须提倡背诵，会背了，闲暇时间在心里暗诵，余韵悠悠，它有助于掌握音韵格律，学习遣词造句的技巧，特别是体会和玩味古诗的韵味和妙处。古人诗读得烂熟，深得其音节、章句、气味之妙，于不论平仄中，却有一种自然之平仄。从前，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这是说，练习写诗，首先应该多读多记前人的典范诗篇，做到烂熟于心，随口都能吟诵。如果走的不是这条路子，而是先去刻意钻研、死记诗词格律，然后再像小学生填方格字块那样，按照格律去填写、推敲，这样，恐怕很难达到畅达适意的要求。所以，清代学者方南堂断然地说：“未有熟读唐人诗数千首而不能吟诗者，未有不读唐人诗数千首而能吟诗者。读之既久，章法、句法，用意、用笔，音韵、神致，脱口便是。”

缘斋诗才气纵横，吟稿中有大量组诗，同一形式，动辄十数首、二十几首，篇篇相连，意蕴错综，分之自为一题，合之章法联贯，构成一幅完整浩大的艺术画卷，反映着某一时代、某一地域、某一社会文化现象的风貌、特征。如《新疆游吟》二十四首，前有小序：“甲申初秋，远游新疆，领吐鲁番之民情，探阿勒泰之奇秘，越天山，穿戈壁，下伊犁，走喀什，览西域之风光，望昆仑之高耸。心胸朗阔，不亦快哉！沿途有作，以志行程。”而《名僧赞》二十首，则自东汉迦叶摩腾、竺法兰到东晋高僧慧远，一直写到清末画僧虚谷和民初的弘一，历时一千八九百年，俨然一部概要的中国佛教史。而《题古书画》（十一首）、《临池放歌》（十首）等组诗，则突出地彰显了作者深厚的艺术造诣与学术水平。

三

诗本性情，诗贵清新。《缘斋诗稿》中最为难得的一点，是许多诗篇能够“不为理拘执”、“无理而妙”（清·贺黄公语），显现出兴会淋漓、诗情横溢的特质，使读者于“正声雅奏”之外，领略其风华蕴藉、天然逸趣。

这类的篇什主要分布在《胜迹游踪》和《题咏赠答》中。诗人旷达的心胸、丰富的艺术涵养，氤氲于山川秀美的灵气和真情灼灼的衷怀，洒脱、隽逸之清词丽句立刻油然而生，奔赴笔下。有一些是充满谐趣的，如《题冯大中双虎图》：

兴风惊落木兰花，一啸霜林冷月斜。

昨夜缘斋门未键，何来双虎到吾家。

《山溪落水》：

蓦然翻作落汤鸡，幸濯清流冷水溪。

剥去缠身名利索，解衣盘礴是男儿。

《阳关》：

曾扼西行天外路，残烽衰草远秋山。

今朝也作他乡客，手把文书过古关。

有一些诗在深情雅致的描绘中，常常流贯着一些实践性的智慧和生活哲理，如《鱼头宴》：

三尺金盘馔，肥鲢荐巨头。

莫怀生死恨，嗟尔自吞钩。

《飞龙潭瀑布》：

幽涧淙淙戛玉声，龙飞千尺碧云惊。

在山泉水从来净，一到人间便不清。

《鳌头峰》：

轻步悬阶向玉京，澄心云影共峥嵘。

鳌头一笑高千尺，莫叹人间路不平。

诗的意蕴与理趣，或指事物的规律，或指人生的况味、人生的境界，总之，是要穿透现象揭示社会、人生百态的本相。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方式来说，就是对于“遮蔽”的敞开。这是诗的很高的境界。

诗缘情，最根本的要素，或曰构思的基石，是诗人的真情实感。王士禛认为，诗之道有根柢与兴会二途，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一首诗要有魅力，要能吸引人，左右读者的心灵，靠的是灼灼真情，也就是唯情是依，情文双至。缘斋之诗冷静中往往放射着一种柔肠慧致的情感冲击波。有一些诗抒怀寄慨、意存针砭，如写井冈山《茨坪》的七绝：

到处楼台起玉墀，升平歌舞信由之。

百年弹指风情异，只有青山似旧时。

《麦积山石窟》：

妙相庄严万品经，慈悲看似救生灵。

人间恁有千般苦，佛面悠然笑未停。

看后令人想起元好问的名句：“天公醉着百不问，汝偶而偶奇而奇。”语似庸常，而实奇警。仲元先生早岁从戎，身经战阵，古稀所作尚有陆游“骏马宝刀俱未老”的豪迈之概。三首《咏马》诗中，有“金鞭一指黄尘起，卷地风惊万壑雷”；“如今老卧斜阳里，犹自神驰万仞山”之句，一派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势，不妨把它看成是诗人的自况。当然，话是这样说，实际上，仲元先生并不属于“登车揽辔，澄清天下”那类叱咤风云的人物，生来就是诗人气质，所谓“性情中人”，道地的学者。

四

诗学讲究才气，更看重积蓄，一如刀刃贵薄，而刀背贵厚。凡有重大成就的诗人，都须重视培植根柢、增长识力、积理养气。古人特别重视养气。韩愈有言：“气盛，则声之高下与言之长短皆宜。”苏轼说得更生动、形象一些：“气之盛也，蓬蓬勃勃，油然浩然，若水之流于平地，无难一泻千里；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一日数变，而不自知也。盖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耳。”仲元先生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学术积累，又素喜游历，周览四海名山大川，钟灵毓秀之气浃骨沦肌、交契会悟，宜其诗赋“气盛言宜”，沛然可观也。

诗词的各种体裁，特别是近体的格律，千百年来，有其形成与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已为世所公认，相当稳定。即使在长期推演过程中有所发展、变化，不断地出新、创化，但其基本规律与格局，并未曾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能假“创新”之名，以“任情适意”为借口，而置固有格律于不顾，随意书写，以致降低作为高层次文化结晶的诗词形式所固有的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缘斋诗稿》的面世也有其重要价值。仲元先生幼承家学，受过严格的国学基础训练，作为久历骚坛的“斫轮老手”，其近体诗格律精严，晚节为诗，诗律尤细，堪称无懈可击。细细玩味，我们可以从格律、音韵、语言、表现方式等方面，悟出许多章法、许多理路。

这里只说一点。作诗开头难，结尾尤难，这是诗人苦心孤诣之所在。古人说，五七律最争起处，贵用料峭之笔，洒然而来，突然涌出。缘斋《自编书法作品集问世》起句：“偶弄临川笔，星驰四十年。”《嵩山》：“少室嵯峨太室雄，四方岳镇尽朝宗。”《天游峰》：“峥嵘万仞莫生愁，一径通天此壮游。”都有这样的特点。宋人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需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仲元先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曾从沈从文先生游，后访其故居，有诗云：

一别京华三十载，我来故宅拜先生。

百年世事存公论，水远山高霁月明。

一声响遏，余韵悠然。再如《曹娥江》五绝：

孝女今何在？江帆远影微。

停车空伫望，细雨鹜孤飞。

以景结情，有余不尽。

仲元先生同时又是国内著名的书法家，而且精于绘事。诗、书、画三者原本就是互通的。中华文化强调整体观照，追求宇宙间、人世间、艺术天地间的圆通和融。“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学观，追求一种物我交融、情景交融、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自然景象交融互渗的艺术境界，使中国艺术中书画同源、诗书一律，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而作诗、写字、绘画，用的乃是同一种性能的毛笔，所以，又有了以一颗心灵、凭一管毛锥，自由地徜徉于诗、书、画之间的物质基因。就诗与书的关系而言，特定的诗情与书法形象结合在一起，共同引导着人们对意象、性灵的体验。中国历代书法名家，自东汉的蔡邕，两晋的陆机、王羲之，到唐代的张旭、颜真卿、柳公权，再到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和徽宗赵佶，南宋的岳飞、陆游，无一不兼擅诗文而工书法，并且，所留下的法书名作，也多是自书其诗文。后世若欲解其书法，不可不熟读他们的诗文；而要深谙其诗文奥蕴，也往往要观赏一番他们的书迹。这些，对于仲元先生来说，都是一体遥同，恰中肯綮的。

承命作序，谊不容辞，今兹涂抹，实愧荒芜，聊充唣引已耳。

王充闾

庚寅冬月于沈水之阳

《纸上的年轮》序言

向峰先生散文集《纸上的年轮》付梓，嘱我题写数言，弁诸卷首。却之不恭，只好唯唯从命。

我想，作品是作者的“孩子”，里面连带着血肉，映射着灵魂，展现着作者的心灵轨迹，一应内在蕴涵，均可从作品中一览无余。至于它的创作风格、语言文字、篇章结构、形象意象，种种艺术特色，更应该充分相信读者的鉴赏能力，而无须作序者饶舌。我这里首先要说的是关于作者本身。中国古时素有“知人论世”、“文如其人”之说。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讲得更为明确：“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对于这些先哲的明训，我是深以为然的。

向峰先生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又是国内著名的美学家。教师的职业着实令人艳羡。前面说过的那位“亚圣”有“君子有三乐”的说法：“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即良好的亲情环境），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即自身的品格修养、胸襟抱负），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社会责任与承担意识），三乐也”。这第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自然就非教师莫属了。

近日，我曾题赠给他一副条幅：“中岁追陪每恨迟，书丛文苑两心知；缘悭未得程门立，也傍群贤学拜师。”附言是：“私淑向峰先生垂二十年，春花秋月幸结深知，适值先生从教五十周年，以诗为贺。”“私淑”二字源出《孟子》：“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意思是说，我没有能够做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学习的。我之于向峰先生，也即属于这种情况。

向峰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学者、教授，而且是出色的作家、诗人，他是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如所周知，在一个人身上，学人和才人是不容易统一的，因为二者的要求不一样.。单以写诗而论，并非每个大学教授，包括那些一流的大学者，都能写得出一手好诗的。旧时代的县令，进士出身，当然都要懂得格律，也都能够作诗，但是不等于那个诗就好看。难得的是，向峰既有深湛的学术修养，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潇洒的、富有才情的旧体诗（新诗、散文，他亦能优为之）。且看那首吟咏丹东的七绝：“金风十月动江城，满树流丹满树情，水阔天长秋塞里，鹃花一梦枕流声。”丹东紧临鸭绿江，这里的虎山为明长城的终点，又以杜鹃花闻名于世，故诗中有“江城”、“秋塞”、“鹃花”等词语。他的诗章中还有这样一些清词丽句：“天涯此夜同秋梦，红叶情深向早霜。”“未能抛得凡尘去，流水高山不了缘。”“一识即作同心侣，流水十年梦绕牵。”不熟悉情况的人，乍看这些诗性葱茏、抒情味浓郁的诗句，会以为作者肯定是一位激情洋溢、倜傥风流的青年才子，而想不到竟然出自上了年纪的知名学者、大学教授之手。此其一。

其二，在立德方面，行足以践其言，德足以副其才。学人和才子，或者说学者与作家、诗人，同时还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品德修养，着实难能可贵。有些人富有才情，但流于夸夸其谈，徒逞舌辩，而“行不顾言”，言行相悖；还有一些才气纵横之士，往往放诞不羁，肆行无忌，还以“君子不矜细行”相标榜，自然更谈不到为世楷模、为人表率了。向峰先生在德才相孚、言行如一方面，是很标准、很到位的。

他在自己进德修业的同时，能够发扬一种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奉献精神，即所谓“红烛高风”。一方面，他通过课堂教学，传道、授业、解惑，指导学生前进、攀升；另一方面，他对同辈或者后进的学者、文人，同侪、朋友，能够无私地倾全力以提携、支持、鼓励，充分体现了人民教师的高尚品格。他立身行事，不是着眼于世俗的金钱、权势、社会地位，而是以一己的学术资源为社会作奉献，甘当“人梯”，并把它奉为终生天职。

说到“德足以副其才”，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自用其才。苏东坡的《贾谊论》里有一句话：“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千古而还，很多有才华的人，由于不善于“自用”，最后无所作为，抱憾终天。所谓善于“自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有一个十分清醒的、恰如其分的认识，能够准确地把握自己，设计自己。这样，才有可能坚定一个既定方向，使一己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

其三，向峰先生有一种可贵的定力。定力是人生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根基，可惜许多人缺乏这种修养。鲁迅先生把它叫作自性，就是一个人有自己的一种独立不倚的品格。他总能坚守着一种信仰，坚持着一些宗旨，坚定着一种取向。这又表现在多个方面。

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文化的制成品。从这个意义来说，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这一代人可说是忧患余生。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且不说它浪费了多少宝贵时间，单讲充溢于其中的风险、挫折和坎坷，也使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不能不制约着人生鹄的的实现。正是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向峰先生能够建德修业，治学成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想像，他所付出的努力，该是何等艰辛，何等巨大。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面对着权力的迷信和金钱、物质的诱惑，他能坚守一己的追求，坐得住冷板凳，潜心向学，毫不旁骛，靠的是什么？是一种心灵深处的定力。我们亲历、亲闻的，许多学者、才人，在名缰利索的羁绊中，心浮气躁，不甘寂寞，一味地在那里张扬、炒作自己。而他，“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种定力，表现为一种自信，一种痴情，一种向往。

他是一位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绝不只是会写文章、会做学问、会教学生，还颇有筹谋、策划、组织能力，有很高的政治智慧。但是，他善于限制自己，着意于发挥“聚焦效应”，而不是东张西望，多所旁骛。人在成长过程中，懂得限制自己，是一种大智慧。可是，遗憾的是，许多有才华的人，不断地转移兴趣，见异思迁，今天弄弄这个，明天弄弄那个，似乎哪方面都能施展他的才华，但是，最后什么也没成气候，“样样通，样样松”。所以，歌德老人提出，要善于“断念”，学会割舍。其实，所谓“才情”，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爱好，一种兴趣，并不一定表明你在多个方面都能出色当行，都能获得成功。反过来，如果能够让才情“聚焦”，集中燃烧在一点上，通过一个突破口闯出来，最后很有可能在某个方面到达制高点。

定力，表现为一种人生智慧。一个思想者、大学者，他的智慧是别人代替不了的。黑格尔老人说过：“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读解向峰散文，更着眼于他的过人智慧。

向峰散文为“学者型散文”，它的鲜明特色是其深刻的哲思理趣和丰富的文化蕴涵。文学评论家许宁在分析他的独特的美学风格和文化特色时指出，就内容来说，“表现为他对知识驾轻就熟的运用上，对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知识的信手拈来上”；“表现为他把典故资料完全融于行文中，或做文章观点的论据，或借题发挥，得出新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生发，达到启人心智的审美效果”；表现为“深邃的历史感”，以“现代意识、现代观念去反思历史和考察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由穿梭，智慧表达，令读者体会到文化的沉厚与丰富”，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度的挖掘，让读者从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审视中，领略他的新奇发现与睿智判断”。就表现手法来说，“在知性的内容里注入审美情趣，在叙述中灌以机智、幽默、博识，传达出深刻而耐人寻味的哲理感悟，表现出一种情畅辞达的高妙理趣之风”，“他融趣入理，化理为趣，在平和简洁的叙述中，理之趣隐隐现出，使人们不知不觉地品到理，尝到趣”。

而这一切，都端赖于作者渊博的学识与高超的识见，端赖于文学创作中养之有素的深度意识的追求。其实，深度意识原是人类心理层面的一种自在意识，并不是凭空外加的。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生存状态，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现代人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而人类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人生以及自身命运，必然产生普遍性意蕴的哲理追求。应该说，任何时候，深度，深刻，都是判断文学艺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对哲理意蕴的开掘，已经成了高层次的写作者的自觉追求。

当前，历史文化散文很多，但有相当一部分，作者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只是一味地向读者灌输历史知识，却又缺乏新的发现、新的认知、新的视角，不能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有一些作者只是向书本中讨生活，主体意识不强，或者说灵魂不在场。这两种都导致了许多作品停留在复述历史的层面，缺乏应有的文学性。《纸上的年轮》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文中有“我”，随处可见作者灵魂的介入、主观的参与。文中的哲思理趣，作为一种思想元素，一种人生智慧、理性情感和思辨精神，自然而然地溶解在作品之中；都是作者面对一种生存境遇或情感体验，有所领悟，深受启发，产生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而后进行艺术的开掘、提炼与升华，再通过感性的文学语言，加以形象、生动的展现；都是立足于现实土壤之上、关乎人生价值与生活哲理的探索；都是作者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并非机械地外在贴补或“注水式”的内部填充，并且避免了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所以，读来活泼有趣，情理交融。

在新的历史时期，诚然，整个社会都处在“喧哗与骚动”之中，人们心情浮躁不堪，读者自不必说，即使从作家角度看，肯于求深求异的怕也不是很多，“回到平面，取消深度”的说法，确实也颇有市场。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仍然有大量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上已经得到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可是，理性的缺席，诗意的失落，哲学含蕴的稀薄，缺乏动人心魄的思想震撼，已成为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创作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缺陷。在这种情势下，《纸上的年轮》这类思想随笔、文化散文的面世，应该说是一个喜人的成果、重要的创获。

王充闾

2007年末于沈水之阳

以泣血深情诠释母爱内涵——序散文集《爱的诉说》

时光风驰电掣般逝去，数十年间读过的无量数的书籍、文章，许许多多都已如轻烟薄雾悠然淡忘了。可是，唯独有一篇散文作品却像刀镌斧削一样深深地刻印在脑海里，那就是冰心老人的早年作品《南归》。

《南归—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是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叙事散文。作者以浓烈的抒情语言、至情至性的文字，抒写失去母亲的深悲剧痛，追忆了母亲病故前前后后的点滴细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颗无比纯真、满怀悲恻的女儿的心，母爱情深跃然纸上。文中许多感人至深的语句，令人终生难忘：

“有谁经过这样的痛苦？你的最爱的人，抱着最苦恼的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从你的腕上臂中消逝；同时你要佯欢诡笑的在旁边伴着，守着，听着，看着，一分一秒的爱惜恐惧着这同在的光阴！这样的生活，能使青年人老，老年人死，在天堂的人下了地狱！世间有这样痛苦的人呵！”

“完了，过去这一生中这一段慈爱，一段恩情，从此告了结束。从此宇宙中有补不尽的缺憾，心灵上有填不满的空虚。只有自家料理着回肠，思想又思想，解慰又解慰。我受尽了爱怜，如今正是自己爱怜他人的时候。我当永远勉励着以母亲之心为心。”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把这些滴滴含泪、字字凝血的文字奉为人间绝响；没有想到，最近竟又发现一部文字功力也许未足比拟、但其真情实感确是可以继踵前尘的椎心泣血之作，这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刘文艳女士的散文作品《爱的诉说》。

全文二十余万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卷为《侍疾日记》，作者通过床头陪侍与思念、牵挂身患绝症的母亲，抒写对母亲的深沉的挚爱，以及无时或释、长期梗塞心头的失母之痛；下卷是叙事散文《我的妈妈》，运用大量生动感人的实际事例，从方方面面描写母亲平凡而高尚的一生，实际是一篇以深情为笔、挚爱为墨，讴歌母亲完美人格、高尚品德的赞歌。后面附有分别叙述母亲最后生日庆典和葬礼的纪实文字，还有祭悼辞以及《妈妈是一本书》等诗文。

这部作品，朴质无华，剔除雕饰，可是，通读一过，却能令人震摄心魄，不忍释手。原因在于它并非一般的抒情、叙事文字，而是一个女儿和着血泪、发乎至情，以深沉的爱与痛连同真切的生命体验书写出来的母亲的哀歌与颂歌，因而真情灌注，元气淋漓，感人至深。

文章、日记里，通过大量翔实而生动的细节、场面、故事的描写，通过女儿的情文双至的娓娓叙述，一位品格高尚、宽厚善良、豁达质朴，尝尽生活的艰辛，也铸就坚强的性格的母亲的鲜活形象，赫然屹立在读者面前。在《我的妈妈》中，有一段专门记述了母亲的那双手：小时候，我发现：“夏天，她的手总是油黑油黑的，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还要莳弄家里的园子，施肥灌水打农药，还要烧火做饭，喂猪喂鸡，片刻不得消闲。冬天，她的手粗粗糙糙，长满了肉刺，手指也裂开了许多口子，手掌上长出厚厚的老茧。长年累月的勤苦劳作和艰辛的生活，使得那双润滑细腻、柔软丰满的手，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和美丽，变得越来越粗糙了。她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用那柔弱的双肩和永不消闲的双手，支撑起一个温馨和谐、充满亲情与爱意的大家庭。我每当看到和想起这种景象，心里都非常难过，简直像针扎般地疼痛。我曾经握住妈妈的手，深情地问：‘不疼吗？’妈妈总是笑着摇摇头，说：‘不疼，一切都习惯了。’”

文中记述：

“妈妈是村里贤淑孝顺的楷模”。“妈妈常说，不用远道求佛，佛就在自己家中。”她对婆母极为孝顺，把婆母的一切针线活全都包下。“家里细粮少，奶奶不愿吃玉米面饼子，妈妈就把小米稀粥里的米饭捞给奶奶吃，然后带领我们姊妹喝点米汤就玉米饼子。奶奶是腊月初四的生日，从我记事起，每年这一天，妈妈都张罗给奶奶祝寿，亲戚、朋友、邻居、晚辈全都到场。亲友带来的细粮、糕点悉数都归奶奶所有，不许任何人动。”

“妈妈去世后，嫂子说经常梦见婆母，她曾流着眼泪对我说，特别想念妈妈，心里老是放不下。她们婆媳之间之所以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其间有妈妈的示范作用，老人家为晚辈做出了榜样；同时，也因为妈妈生前对儿媳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关心，而且总是高看一眼，多关照一分。妈妈患病后，要到上海诊断，还想着嫂子没有坐过飞机，专门让她同去。每次我给妈妈买衣服，妈妈都说：我老了，穿什么都行，你嫂子年轻，多给她买几件。”

“妈妈温柔敦厚，与人为善，从不挑剔别人，从不说他人的‘不是’。她常说，有句老话说得好：‘自恨枝无叶，莫怨太阳偏。’这样，她成了亲人的依靠，好友的知音，乡亲们的贴心人。由于她公正、厚道，邻里间发生什么纠纷，都愿意听从她的劝解。”

“妈妈无论做了多少好事，既不想让人知道，更不肯大肆张扬。她的一条做人准则，是不让别人承担感情债。更不要说对待儿女了—母爱本来就是无私的，发自内心的。妈妈到我家来，手总是不闲着，不知道帮我做了多少事。可是，当我流露出感激心情时，妈妈却满含歉意地说：‘我年龄大了，帮不了你什么忙。不像人家那些有能耐的父母，能在工作上帮你一把，照应一下，这一辈子也没让你们借上什么光。’”

在交付文稿时，文艳女士告诉我：“冰心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这位把自己纯洁无私的母爱，‘慈怜温柔’地施予她儿女们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这句话我也可以借用过来，说：我的母亲也是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这样，也就不难想象，当接受过如此最好母亲的恩泽的儿女，一旦失去了她的怜爱，她的庇荫，其痛苦、忧伤、寂寞，该是何等惨重啊！

从发现挚爱的母亲身患绝症到离开人世将近一年的时光中，作为女儿，她眼睁睁地看着柔弱的母亲如何被病魔一点一点地吞噬着生命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最后又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在极度的病痛中撒手人寰，这又该是多么无奈、何等伤恸、怎样悲哀的事情啊！

这种“无奈”是多重的：不仅是面对疾病与死亡束手无策，任由病魔疯狂肆虐；而且还有医疗方案的无奈抉择—究竟要不要、能不能做手术？特别是心灵上的挂牵，更使她心悬两地，痛苦不堪：身为国家公务员，又是一名领导干部，她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不可能日夜守候在病床前，而心里又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慈母的病情。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述：

“我离开妈妈回沈阳，妈妈把我送出了大门外。在我上车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她在流泪，我感到了她很悲伤，也很留恋，我的泪水立刻刷刷地流出，模糊了我的眼睛，无奈地与妈妈摆了摆手，说：‘妈妈，你回去吧！’车转过胡同，离开了她远送的目光，我再也忍不住，在车上失声痛哭。记得陈寅恪先生写过“暮年相见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的诗句。我同母亲的告别，竟然也有这种味道。唉！人生多故，别母之痛、失母之痛真是何其痛哉！”

说到伤情，日记中记载：

她陪妈妈去了兴城海滨旅游景区，“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兴高采烈的人群，可是，我心情却非同往昔，此刻十分沉重，身患绝症的妈妈，还能来几次呢？明年此际，妈妈，你还能到这里来看看大海吗？起风了，海风吹起了她的花白的头发，那一刻，我觉得妈妈确是有些憔悴了。怕妈妈太累，过了一会儿，我们便和她一起离开了海边。妈妈又回头望了望蔚蓝的大海，然后把目光收敛回来。大海洪潮涌动，万古依然，可是，人事却是瞬息生变。这将是妈妈与大海的最后诀别。”

“外面下雨了，点点滴滴，如泣如诉，似乎也在伴着我们，在诉说着家里的不幸。看着躺在床上的妈妈，听着那淅淅沥沥的雨声，真的是感到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愁字了得！”“晚上，我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听着外面的雨声，我的心在颤抖。妈妈没有声响，静静的，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愿妈妈不要为这雨声而倍加伤感。”

母亲终于走上了不归之路，此刻儿女的悲哀，已经弥天漫地。人生世上，谁能抛开母爱？谁不愿庭前有慈颜常在，菽水承欢？可是，丧母之恸还是降临在头上。日记里写道：“母亲活着时，总怕给我们添麻烦，卧病中更是如此。可是，妈妈呀！我们多么希望你能再多活上一些时日呀！哪怕就是这样让我们整天牵挂着、企盼着也好啊。世上，如果连牵挂、连企盼也没有了的话，那还有什么指望、什么依靠，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啊？”

就这样，无奈，忧伤，哀愁，痛苦，纷纷聚集才女衷怀，使她椎心把笔，泣血成篇，完成了对于母爱深沉内涵的诠释。这种真实的情感世界，给出了无须笔墨雕琢的本然，真正是用生命之火烛照着，点燃着。听作者说，她的这本日记上，前前后后，洒满了泪痕。放在桌前，却实在不敢重读—重读就是追忆，那就立刻重新返回那种伤情无限的氛围里，只有心悸，只有流泪，只有悲怆，甚至卧病一场。

文艳女士是富有文学才情的，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以《尹湛纳希传》引起文学界的注目；后来供职香港《大公报》，以高级记者身份出任辽宁记者站站长。在从事新闻通讯写作的同时，创作了大量叙事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结集为《春风秋雨》。尔后，通过考试进入省政府文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读书、运笔不辍，时有佳作面世。而这部作品的诞生，说来纯属偶然，原初只是带有纪念性质的逐日感怀、记事，并没有想到要拿出去发表。是一些亲友、同志翻看后，觉得有传播价值，因而提出公开出版的建议。由于她具有很好的文学素养，叙述中注重形象、细节，使用的又基本上属于文学语言，这样，一个个感性的画面透出的信息与情感，总比抽象的概念更有感人的力度，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成就了这部颇富审美价值的散文作品。

当然，最根本的还在于深沉、厚重的母爱内涵，在于真切的生命体验。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创作总根于爱。”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才是血。这也是鲁迅先生说的。这些敲金戛玉的警策论断，揭示了文学生成、创作心理的普遍规律，它们都在《爱的诉说》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作者以爱为文学母题和价值尺度，用爱心来激活文心、点化良知、升华生命，诠释出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要义。她把写作过程同时看作“做人、立心”的过程，时时反躬自勉：如何践行“以母亲之心为心”，“成为一个母亲那样平凡而高尚的人”？

我们常说，要多一份爱心，要让世界充满爱，期望能像阳光普照那样，爱洒人间。而母爱正是一切爱的根基，一切爱的始发点、立足点。冰心老人说得好：“‘母亲的爱’打千百转身，在世上幻出人和人，人和万物种种一切的互助和同情。这如火如荼的爱力，使这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的移向光明！”无须置疑，一个不知孝亲、反哺为何物，连父亲母亲都不爱的人，不可能设想，他会爱人民，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

当然，要孝亲，要反哺，还须趁早。古人曾经慨叹：“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为父母尽早地奉献自己的一份孝心。人当少壮之时，胸怀远大，志在四方，专注于建功立业、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这无疑是对的），总觉得孝亲、反哺来日方长；可是，想没想过：年迈的双亲能不能够等候到那一天的到来呢？单就这一点来说，这部作品对我们也有启发意义。

作为序言，最后想建议众多读者，特别是父母还都健在的儿女辈，不妨抽出一点时间，翻翻这部以泣血深情诠释母爱的日记、文章，相信肯定能够从中受到一些震撼，激发出一片爱心的。

王充闾

2010年9月于沈阳

学林一帜阵图开

江苏南通大学多位教师的散文随笔集《学林广记》辑成付梓，文友王志清教授驰函索序。余以弄斧班门，初未之敢应也。然力辞未果，遂勉为从命。

按照古籍上说的，序即端绪，亦即事物的头绪。就是说，为诗文集写作序言，应该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这又谈何容易！我眼下所能做的，只能写点读后的感想。纵令搔痒隔靴，未获真谛，毕竟属于一己之见，原在可听可不听之列。

洋洋洒洒数十篇，风生水起，蔚为大观，构成一道光华四溢的靓丽风景。无以名之，想来想去，还是用《牡丹亭》中那句脍炙人口的曲文来状写：“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题材十分广阔，举凡教学、读书、游观、唱和、思亲、怀友、吟咏、品茗、艺兰、驾车，浅及普通门扇，深到彼岸灵魂，近叙本埠风情，远涉海外桃源，无不巧思具见，有眉有眼。形式五花八门，风格迥然各异。既有严格意义上的抒情、叙事、写景散文，也有生面别开的种种创格尝试；既有《世说新语》体的传神写照、妙绪清谈，也有《浮生六记》式的淡淡幽怀、娓娓絮语；既有标准文言文的典雅、峭拔，也有日记体的常情实录。或豪纵，或灵秀，或隽永，或清新，各擅胜场，并臻其妙。

就意蕴而言，有的深得梁·萧统在《昭明文选》中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真髓，追求诗、思、史的融合，在富有真切感受、深刻内涵的基础上，营造出一定的意境、意蕴、意味，并以美的形式和诗的语言出之；有的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置身于社会人生的激流，抒写性灵，反映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厨川白村式的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有一些文字呈情感化趋向，散发着生命的热力，回荡着尘世的歌哭笑闹，侧重表现都市生活的感受，关心自身的瞬间体验，着意于将飘忽、零碎、细微的情感凸现于笔端，体现散文的自由、随意的个性，通过情调的渲染，给予红尘扰攘中的“缀网劳蛛”一丝心灵的抚慰；也有的将创作视点向自身转移，通过个人的切身体验表现对世路人生的看法，选择“爱的话语”，细腻地表现母爱、情爱、亲情、友情……于是，浮世绘，学苑风，家务事，儿女情，个人的悲欢离合，曲巷通衢的凡人细事，都被以闲适的笔墨、悠然的心境，有滋有味地反映在作品之中。其间林林总总的美的蕴涵，像西方美学家桑塔耶纳说的，“表现为一种价值，也就是说，它不是对一件事实或一种关系的知觉；它是一种感情，是我们的意志力和欣赏力的一种感动”。

当今国内文学界，创作与批评的生态、结构，可说是“四分天下”：一是专业队伍—各级作家协会、各类文学学会以及某些地方文联组织的成员；二是学院派队伍，包括大学中文系、文艺研究机构与社科文研部门的专家学者；三是自由撰稿人与自发评论者；四是各类媒体中的作者与评论员，其中尤以网络、博客写手为最活跃。《学林广记》一书，出自学院派笔下，大体上可纳入学者散文范畴。尽管编者《后记》中谦称是“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者们的‘研余副产品’”，但可以看出，无论其为何种选材，取哪种表现形式，就中都凝结着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按照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说法，生命或精神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就是精神世界，而构成精神世界的基本细胞乃是体验。要进入生命世界或精神世界，体验乃不二法门。体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是一种精神的投入，是“我”与对象之间同感共鸣的活动。就是说，都是以创作主体的深切体验为叙述轴心，让生命的灵性灌注于思维客体，使情思汇聚于所感悟、所剖断的审美对象，努力形成情感与智性的涡旋，这是实现创作深度追求的有效途径。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虽为学院派，但文体风格却十分活泼，可读性比较强。有些文章饶有风趣，令人须眉舞动，忍俊不禁。这在学者散文中，是难能可贵的。

窃以为，单从“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者”群体从事散文写作的这一盛举来看，也是特别值得称颂的。“五四”之后，大学教授中出现了许多散文大家，许之以“占据文坛半壁江山”，恐怕也不为过。然而，这一优秀传统后来并未得到应有的赓续。近数十年来，执教鞭者撰写散文的越来越少。有人开玩笑说，此乃深得孔老夫子“述而不作”之奥秘。早在清代乾隆时期，著名诗人袁枚在《读孔子世家》一诗中，就曾以调笑口吻写道：“尼山道冠千秋处，妙在平生不著书。”

其实，学术研究与文学写作原是相辅相成，可以并行不悖的。中文系教授在撰写学术论文之余，从事诗文写作，起码可以收到两方面的效果：其一，从自身提高角度讲，创作可以成为有效的学习动力。把写作（包括读书、思考）与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经常开展认知、思辨、表达的训练，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实际水平。借用比利时普利高津教授关于“耗散结构”的概念，可以说，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一个开放系统，只有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精神能量，才能使自己日益壮健，不断提高。写作的过程是输出，是耗散，必然要促使你不断地接纳新知，甄陶旧我。尤其对于中青年教师来说，确是主动加压、挑战自我的机会。其二，就教学实践来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作然后知甘苦。通过躬亲挥毫写作的实践，既可以从中获得真切的心灵体验、经受实际锻炼，更能对学生做出有效的示范，戒除那种“天桥把式—只说不练”，“海客谈瀛—空对空”的弊端。

这是从具体实践的层面上谈论教授写作的意义；如果放开视界，从更深远、更广阔的层面上说，文学创作则关乎人生价值与生命的存在意义。法国哲学家萨特在评论美国小说家福克纳时，法国作家莫洛亚在评论本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时，都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类毕生都在与时间相抗争。这句话的蕴涵异常丰富。简言之，就是努力寻求一种有效的生命存在方式，争取在世上留下痕迹，以免埋没于时间的尘沙，“没世而名不称”。那么，如何才能将短暂的一生附丽于永恒流动的时间呢？对作家、学者而言，就是要通过作品来承载生命价值，超越浮生大限。如司马迁所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任谁都得承认，事功再大，即使它震撼了人间，也都是暂时的。王朝更迭，血战征伐，无论是得益者还是受害者，只能在岁序迁流中暂存一瞬；而文化创造的成果则生命长青，留存广远，以至于永恒。莎士比亚的诗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几百年过去了，至今还名震寰宇，即便过了千年万载，人们也肯定还会说起它；可是，当时的英国皇帝是哪位老兄，又有几人能够记得呢？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一个叫曹丕的人（此人也当过皇帝）就说过：“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教授著书，未必算得上“名山事业”，但以之垂范当今、名传后世，该是没有疑问的吧。

篇终接乎混茫，其意犹未尽也，口占七绝五首以足成之：

南州学府树文旌，炫目琳琅别有情。

老去风花多眼福，浮生万象看分明。

饱览琼瑛喜不支，奇章隽语启新知。

莫轻一纸拳拳意，常惹沧桑百样思。

妙笔雍容畅雅怀，学林一帜阵图开。

诗痕史影春宵梦，人爱风光我爱才。

科甲昔曾干气象［注］，文华今日耀通州。

世间谁是经纶手？才俊千秋据上游！

［注］南通名士张謇曾巍科高中晚清状元。

岂有宏才作解人，豪华刊落剩情真。

戋戋一序倾心力，不负良朋不负身。

王充闾

2010年3月于沈水之阳

刘声雨的艺术成功之路

研索、品鉴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实际上，是在与艺术进行较量，较量你的造诣，你的识见，你的审美水平，这是一项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此刻，我所面临的正是这种情态，这种局面。

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刘声雨教授的画集，近日将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付梓，六千里外驰函，嘱我为序。就艺术家来说，具见其谦挹、恳挚之素怀；而于我，则自知不胜评介之任，诚恐对景挂画，弄斧班门，徒贻附骥之讥，不仅唐突上品，而且误导来人。但经过再三思忖，还是勉为从命了。

这里有两方面的考虑：艺术上的因缘—彼精绘事，我习文辞，画意、文心有其相通相近之处；主要还是因为存在着深厚的友情，谊不容辞。上世纪80年代，我们同在营口市工作，彼此相知相重，往来密迩无间，偕游畅叙，相得甚欢。后来我奉调到了沈阳，他也先后进了北京、闯了深圳，南北暌隔，这样，联系就比较少了。不过，由于“知其必有成也”，所以，对于他在艺术方面的发展进程一直都在关注着，为他的精进不已，直臻化境，感到由衷的欣慰。近年，我有幸参观过他的画展，特别是此刻面对这部风生水起，蔚为大观，构成一道光华四溢的靓丽风景的画集，《牡丹亭》中那句脍炙人口的曲文，油然现于脑际：“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作为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实力派画家，声雨先生出道甚早，年及而立，即在全国画展、艺术大赛中多次夺魁折桂，崭露头角，蜚声全国美术界；尔后，他的大量作品被欧美及日、韩诸国收藏；尤其是荣获有着二百五十年悠久历史、世界四大美院之一的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授予的“荣誉教授”称号和俄罗斯艺术科学院“荣誉证书”，这标志着画家及其作品已经走向了世界。

声雨的超迈之处，在于他是一位画坛的多面手，举凡中国画、油画，人物、山水、花鸟，工笔、写意、现代水墨，均能得心应手，各擅胜场，在每个领域都具见功力。他的水墨世界，赓承传统，观照现代，细腻、恬静、浪漫、抒情的气氛渗透到整个画面，在黑与白、虚与实、意与象的结构中，倾情注入了自己的情感信息，画中的境界已经超越了色彩与图形，而袒呈襟抱，直抵心源。论者认为，相对于水墨画的悠然意远，酣畅淋漓，“他的油画凸显出强烈的空间感、色彩感，质朴醇厚，真实自然，追求生命的粗粝质感和苍凉素朴的原生态，散发着一种毛茸茸、火辣辣的生命力”。声雨画作，视角独特，冲击力强，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予人以强烈的心灵撞击和精神震撼；而且，意境深远，以其终极的追问，把观赏者带入较大的思索空间，于冥思遐想中获得启迪和妙悟。绘事之外，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艺术教育工作者，主教艺术院系多年，及门桃李，彬蔚称盛。

据我多年的研索、观察，声雨先生之艺术功成，是有清晰的路径可循的，起码展现出下述四个方面带有规律性的特点。

其一，画家具有特色鲜明的艺术气质。

前人说过，为艺之道，其根有二：“一为天趣；一为学力。天趣者会于寸心，学力者通乎一切。”这个“根”字，可作为基本条件、成功要素理解，实际上说的正是艺术气质。

关东盖州自古书画人才辈出，积淀了极为深厚的人文沃壤和艺术氛围。声雨自幼就濡染、熏沐在此间浓郁的艺术环境之中。这对于他的艺术气质、人文情怀的养成，起到一定作用。当然，外因只是条件，如果后天努力跟不上去，仍然难成伟材。幸运的是，青年阶段的声雨，适时地进入了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现实主义中国画大师王盛烈先生，受到正规、完整的绘事训练，打造了坚实的艺术功底。其时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无论是校风、学风、画风，都处于颇佳状态，而本人又秉持夙慧，不懈进击。堪称是得其时、得其地、得其人，一时风云际会，才运相偕。

声雨具有醉心艺术事业，刻苦、专注、执着、真诚的心理素质，且有良好的悟性和思维能力，能够随时进入“心手两忘，物我俱化”状态。法国伟大雕塑家罗丹有言：“艺术之源，在于内在的真。”有的评论家说，声雨先生不论作何种画，表现何种题材，都忘不了要在笔墨语言中融入自己心灵的真实感受，寻求精神的底蕴和内涵，追求自然与情感、笔墨与精神的终始合一。使人在笔墨气韵中感受到艺术的激动，从明快的水墨天地里获得精神的愉悦和灵魂的感知。“艺术家需要童真一般的诚实，需要一种始终不渝的执着，从而在精神灵地里，独享着一份宁谧，保持着独有的自我。刘声雨的坦诚，在当今商业文化与后工业文明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主导意识趋向覆盖一切行为模式的现代生活中，几乎像是最后仅存的几枚恐龙蛋一样珍贵和稀少。”

他的艺术气质，表现为或者说促使他能够享受孤独，甘于寂寞，喜欢简单，处事低调。他觉得，“寂寞有助于潜心创作，有助于产生灵感。人要把文化和知识归纳为简约，这才是生活的哲学”。在他看来，“成功的艺术家要靠自己一心一意、一生一世的全部倾注和刻苦努力。时下那些热衷于随行就市的策划与炒作，也许可以闹腾一时，但绝对是短暂的。贴近生活的、严肃地按照艺术规律创作的作品，终究会得到认同”。当《晶报》记者谈到他的油画在文博会上开出五十万元的高价时，他淡然一笑，说他更看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画的艺术价值和拍卖价值不是一回事。艺术家应该通过市场的检验，这是一个渠道，但不是唯一的。艺术有自身的规律，艺术家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价值观。好多画卖的是名气。所谓名气，不过是舆论的一种依托；其实，画的本身不一定就好。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正比关系。”

其二，他极富创新、探索精神，不为传统的成规所拘囿，也不靠娴熟的功力啃老本，而是不断地创新求变。

变是常规，变是常态。“中国文人画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程式，但不应该是凝固不变的。”声雨先生这一艺术主张，在其水墨画《残梦》系列中得以实际践行，并获致了美术界一致的嘉许。评论家指出，这一系列，在重视笔墨情趣的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发挥画家所擅长的油画写实的造型功力和细腻的表现手法，以加强色彩的表现力，追求意蕴的抒发。让人在水墨中读解到人性的本真，感受到人体美在艺术空间的张力，不论是人体造型，神态描绘，画面的构思、构图、设色、勾线，都明显借鉴了西方现代艺术中抽象的造型方法，使作品中的人体和景物趋向符号化、情绪化，呈现出超越常规的非逻辑性、不确定性。看似杂乱无章的意象组合，画面也显得散淡而随意，其实，正是对现实空间秩序的突破与消解。作品既保持了传统中国画的格调，又飘溢着现代西画的色彩，具有雅俗共赏的品格。

声雨先生不守故常，画风迭变，既得当代学院写实的真传，复以中国画气格冲和淡化外来因子，独辟创新之路。论者认为，他在承袭传统的同时，对笔墨语言和形式结构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黑白笔墨的世界里注入了一种更加奔放、热烈的力量和情感，使传统水墨山水更加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渗透力。他跳开了传统文人画的框框，跳出了自己多年来驾轻就熟的创作手法，不囿于一点一划、一山一水，而是着眼于大“景象”，从而创作出一首首无声的瑰丽山水诗，一曲曲有形的激越大风歌，具有浓厚的精神底蕴，令人回味无穷。

其三，走现实主义艺术之路，倾向本质，崇尚自然。

声雨认为，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一幅绘画作品，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但审美倾向、精神内涵是一致的。他的作品一个共通之处，就是更倾向于本质，赞美大自然，描写现实普通人的生活；他所选取的绘画题材，都是简单、质朴、源于生活的。他致力于表现生活真实的艺术，用忠实于对象的手法描写自己眼界所及的事物，透过现象反映事物的本质。

历数来路，论者谓其“以现实主义、人生哲学这条主线，贯通中西画理，以个体独悟、生命境界和情感直觉，统一不同画种的风格面貌和人性内涵”。他深得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名家米勒和当代美国著名画家怀斯两位大师朴厚深沉、细腻凝练的现实主义之精髓。他也十分赞赏俄罗斯艺术家们严肃的创作态度和真诚的精神追求。他认为，品鉴一位艺术家，应该看其在创作的道路上，是否求真求实。“像我们这代艺术家，很多人从小受到俄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影响，其审美精神和表现手法贯穿于我们的创作过程。作为中国艺术家，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理应担当起人类现实主义艺术的先锋角色，表现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创作出更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他说：“艺术如何反映生活，反映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反映社会变迁，是我经常引导学生思考的问题。”他告诫学生们：艺术家首先要确立自身的价值观，独立的艺术观，要有独立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才能搞出真正区别于其他人的作品；要亲近自然，崇尚自然，心灵才不会枯竭。他说：“我很崇尚原始的不加修饰的生命力。越是自然的，越具有强烈的震撼波。”

其四，他是一位有思想、有抱负、深切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具有高尚的人文情怀的艺术家。

他有较高的艺术自觉与人文自觉。他清醒地注意到，当前有些艺术家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不够关注，历史感和人文情怀不够充实，有些人对经济的追求超过了对艺术的追求。他说：“我所强调的还是一种主流艺术。一个艺术家首先应该有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对时代的责任；如果一味强调自己那么点小天地，对社会发展、时代进步无动于衷，他就不足以承担艺术家应有的责任。不描写时代，不描写人，不解释人，艺术缺少生活，就会昙花一现。”他经常说：善与美，思想与艺术，殊途而同归。“无大善者，难见大美。”

人们常常把艺品与人品联系起来讲，自古以来，就有“德艺双馨”的追求。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高的人生境界。声雨先生的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实现了艺品与人品的统一，德足以副其才，德有以助其才。

最后，再回到承命作序这一话题。按说，声雨之卓绝艺绩与坚实功力，原已昭然毕现于煌煌画集，无劳我徒增辞费，喋喋饶舌。倒是觉得，如能通过序文，帮助读者理出一点头绪，揭橥二三成功的路径，这样，或可有助于艺界朋友以及广大莘莘学子思索问题，资取镜鉴，创辟新途。

勉缀片言，意犹未尽，复吟五律以足成之：

漫漫成功路，悠悠远客情。

高山钦仰止，华夏赏丹青；

对雨浮尘净，拈花妙悟生。

会心三数语，说与解人听。

王充闾

2011岁杪于沈阳

《人间话本》再版序言

我的青年时代，恰恰赶上转喉触讳、摇笔罹灾的“史无前例”时期。虽然特别喜欢杂文，却很难从报刊上读到，只能找出鲁迅的作品，或者从图书馆里翻检二三十年代一些文学大家的小品文、随笔和杂感，总是百读不厌，乐而忘倦。这种浓郁兴趣的产生，从主观来说，由于年轻气盛，看到社会上种种弊端，在腹诽心谤之余，总愿意有个发泄的渠道，自己不敢写，写出来也没处发表，便通过品味他人的言说，从中产生些许快意。这种“隔山取火”式的迂回，“过屠门而大嚼”的虚妄，尽管终究无补于实际，但在心理上总是一种慰藉，其中也带有呼唤、企盼的意味。从客观来说，当时经眼的那些杂文，水准确实很高，有意义，有味道，有辞采。不像现在有些杂文那样枯燥乏味，面目可憎，姑且概括为“四病”吧：其一，“俗套”加上“熟套”，常见的是“四段式”：掌故来开头，接着说事由，分析一大段，结论把尾收；其二，“新闻腔”，“八股调”，白开水一杯，淡而寡味；其三，远离现实，不着边际，空泛议论；其四，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看了半天，却是“《出师表》的末一句—不知所云”。

这里说的是“有些杂文”，绝非全部。当前，优秀的杂文作品还是很多的，比如，我手头的这本《人间话本》，就是其中之一。

书的名字很妙。寥寥四个字，便把全书内容活脱脱地凸显出来了，而且，也从题材角度准确地点明了杂文的宗旨。翻开《人间话本》，顿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在我看来，比较各类文体，杂文恐怕是最“人间化”的，也就是最为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的。它不是天上的仙笛，也并非尘外的谈屑。它着眼于客观现实，针对着社会时弊。鲁迅先生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它“与时弊俱灭”。就是说，时弊是杂文存在的社会土壤。只要时弊存在，那么，作为人间的斗争武器，杂文就不可能消灭，必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为青年杂文作家，丕志先生有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社会担当意识和充沛的政治热情。他把目光扫向社会各个角落，从企业到农村，从机关到家庭，从舞台到球场，从税务所到麻将桌，举凡体制、观念，党风、政风，人权、人性，世相、舆情，以及社会公正、人文关怀、城乡差别、环境安全、弱势群体、民工疾苦……可说是笔之所至，万象包罗。诚如他自己所说：“写作的最直接的动力是我想说话。”正是由于他对国脉民命、社会进步深切关注，富有“民袍物与”、“己饥己溺”的人道精神，“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坚定意志，才能紧紧扣住社会现实的脉搏，写出这些热血喷薄，令人感发兴起的文字。

任何情况下，“难得糊涂”，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面对人间一切是非曲直，都闭目合十，置之度外的超然心理，对一位杂文作家来说，都是致命的痼疾。当然，说真话是很难的，不要说“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必然脱不开“窃火者”的苦难命运，即使在政治清明、思想解放的今天，有时也会惹事生非，带来种种麻烦。所以，杂文作家必须既有饱满的热情，又具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足够勇气。

杂文不仅是时代的镜子，社会的影像；而且，鲜明地映现出作者思想、情感、精神风貌，它是一种有别于他人的个性化的话语表达，也是作者学养、识见、认知路径的集中外化。所谓“文如其人”，在杂文这种文体中，体现得尤其充分。而识见与学养，总是直接关系到理性之美，思想力度的—这是杂文的生命所在。无论是反思历史，省视自身存在，还是针砭现实，力矫时弊，都需要有思想的锋芒、智慧的灵光。丕志先生在这方面有独到的体悟：“我觉得，写作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敏感，第二层次是激情，第三个层次是悟性。”敏感与激情，具如上述，都是社会担当意识与历史责任感的产物。但是，光有这两方面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悟性，这样才能产生思想的锋芒、智慧的灵光。在《人间话本》中，理性之美与思想力度是丰厚而鲜明的。

没有艺术感觉，自然写不出好东西来；但是，若只是停留在感觉上，而缺乏深刻的哲学感悟，也会流于肤浅。我们应该做到的，是要能够超越情感与激情，抵达一种智性与深邃，体现逻辑思维与情感表述的统一，用感受表达思想，用理论提升感觉。它应该体现一种现代观念、现代思维，体现认识事物的多维方式。应是探索式的、研讨式的交流，理解性的、对话式的批评，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训，冷嘲热讽的讥刺。应该理寓事中、理寓情中，在似乎抽象的分析和演绎中，激活读者为习惯所钝化了的认知与感受，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艺术的语言、独特的感悟咀嚼社会人生，思考生命超越的可能。这种哲思、感悟，是溶解在作品当中的思想元素，是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思想力度的支撑的一种人生智慧，是植根于现实土壤而展现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是一种人生觉悟，一种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

《人间话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注重杂文的文体意识。许多篇章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和现实贴切，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能够移情”，做到了杂而有文，讲究杂文特有的美感与艺术性。运笔比较自如，自然，不现声嘶力竭之态；注意从纷然杂陈的万象中摘取典型事例，在细微中见义理，于褒贬中明是非。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好的杂文应该为思想插上艺术的翅膀。这句话说来容易，其实，它的背后需要有多方面的积累和储备。无庸讳言，包括丕志先生在内的当代许多杂文作家，比起“五四”时期那些斫轮老手，在学养灌注、知识充盈、艺术技巧把握方面，在作品的思辨性、表现力、感染力上，确实存在不小的差距，就是说，这方面的进取空间还是十分广阔的。以丕志先生的思想、文学素养和已经获取的成果，我确信，他是完全能够不断超越自我，达到更高水准的。对此，我寄寓着深深的厚望。

《人间话本》即将再版，应作者之嘱，写了前面这些文字。

王充闾

2005年12月

《卷施》序

一

读文，其实是在读人。

我和曹辉女士，虽然只有一面之雅，但通过解读她的大量很有特色的诗文，还是获得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读她的散文，仿佛是在那里听她饶有兴味地叙说着多彩的人生，展现着心灵的奥秘，其中饱绽着欢欣，也浸渍着愁苦，洋溢着快慰之情，也播撒着忧伤的种子。她还很年轻，可是，文章中却充满了对世事沧桑的感怀，人生体验的解悟；当然，也像其他年轻女作家的作品那样，洋溢着浪漫情怀和细腻笔触的亲情、友情与爱情。她以一种从容的心态，顾自在那里娓娓动人地诉说着，听来宛如一曲奏鸣着心灵之美的生命赞歌。

作为女作家，曹辉的散文创作，既具有女性反应锐敏、思致精密、揭橥心灵婉转细腻的优长，又冲破了视界狭窄、局面不够宏阔的局限，文章有涵蕴，有灵气，有情趣，特别是创新意识很强，于散文写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作为青年写作者，她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跟着感觉走”，凭借“生活意志”、“生命冲动”等“非理性”意向，进行无节制的言说，她的文章放射出一种理性的光彩，文辞洁简，惜墨如金。我想，这和她长期从事诗词写作当有直接关系。

说到诗词写作，曹辉作为一个掌握了娴熟技巧的诗人，散文创作也相当出色，这是难能而可贵的。许多诗词写作者，由于思维定式、格律束缚、文言词语的限制，已经弱化乃至丧失了写作现代散文的能力。

而作为业余写作者，她能够从繁忙的机关业务和冗杂的家庭琐事中挣脱出来，坚守高尚的志趣，保持清新的心态，超越世俗取向、物质追求，钟情文学写作，更是让人刮目相看。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文学“邻近着饥寒，附带着疾病”，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的人”。“自古文缘是苦缘”，迷恋上文学这个“魔鬼”的人，要比其他人多耗无数心血，少睡不少甜觉，饱尝多重苦楚。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潮泛涌，物欲横流的情势下，公余之暇，还能不惮辛劳，咬定这枚“苦瓜”不放，甚至像她在《后记》中所说的：愿做一株卷施—拔心不死的草，“生而一世，在个人爱好方面，哪怕把心拔掉了，也不肯妥协，不肯死去”。“卷施心独苦，抽却死还生。”（李白诗）对文学的虔诚竟达到此种境地，怎能不让人投以崇敬的目光！

二

散文是作家生命、人格、信念的组成部分，是作者心灵的外化。优秀的散文，从思想主旨到字里行间，应该让人感受到作者是在以全部的灵性和感受力去烛照人生，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进而产生耐人寻味、新颖独到的洞见。应该从作者的自身体验出发，去见证美和丑的生成，揭示出令人感发兴起、令人唏嘘扼腕的人生况味。这方面在曹辉的文章里都有充分的展现。现在有些散文，存在着灵性的消减、人性的物化、缺乏“精气神”的弱点，这反映了作者心灵的空虚、理想的弱化，甚至人文精神的沦丧。

艺术是人的精神的外射，是作家艺术家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产物。散文创作的过程，是客观世界不断人化与人的精神不断外化这样一个能量互相交换的过程。美国的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因此，作品必然处处体现着作者灵魂、心性的特征，必然表现为对自身生命的关注，并集中表现为人对自身命运与生命价值的思考，对自身赖以存在的时空环境的探索，以及精神家园的追寻。概言之，散文应该表现关于人性和人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生命意识，表达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历史意识，表现人类存在的自然环境的宇宙意识。我多次谈到散文深度关怀、深度追求的问题，我认为，上述几方面就是散文深层意蕴之所在。曹辉的散文对此做出了可喜的探索。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公文的统一用语和传播媒介的千篇一律，加之由于日常生活的实用机制，由于从小学到大学的知识传授方式，造成了人们对于一切事物往往形成预设的思维定式，雷同的表述方式，语言已经失去了个性的光彩，即使靠摆弄语言文字过活的作家，也往往陷入这个泥潭而不能自拔。我们经常苦于找不到细微感觉和与思维状态对应的词汇，失去了感觉的动态过程。难怪法国诗人弗兰西斯·蓬热痛切地建议：“创立一种修辞学，准确地说，教每一个人创立自己的修辞学，是一项拯救公众的事业。”就是说，散文作家一定要有独特的文学语言，新鲜、锋利、刚健、短捷，陌生化，要有一股奇气。像卡尔维诺一样，找到自己“维护健康”的路子，在自身的语言机体内，分泌出医治这种语言痼疾的抗体。

曹辉除了有良好的语感，还有一种所谓“状态的文字”，通过个体生存状态来展现文化，亦即个体生存状态的文化。从她的散文里，可以看到个体的实际上也包括了大量同辈的青年女性的生命体验、生存状态、心路历程；可以从中发现作者生命、生活的投影，个体的主体性投射，里面饱含着生动的、感性的诗性智慧和深切的心灵体悟。即便是那类虚构的或者想象成分占一定分量的文字，也同样具备这一特征。

三

在我的心目中，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深深植根于文化传统，同时又具有深刻的当代性；既坚持精神价值，存在不为时尚所摇动的定力，又能与时俱进，具备精神观念与艺术理念的现代性乃至前卫性。常常是所用素材是传统的，而其言说语境、言说方式是现代的，经过作者现代思维的过滤，学理分析的提升，就具备了特殊的魅力。

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面对着三种传统：一是古代散文的大传统，二是“五四”之后的新传统，三是域外文学的异质传统。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一说创新，就必须与传统决裂，错误地把生物进化中那种后者不断淘汰前者的发展过程，应用于文学创新的实践。我们不能认同这种“进化论”的美学观念；我们反对直线性的层层淘汰的所谓发展，而是提倡多维度的变化，即在不同维度上进行各自不同的创新。

为此，需要找准切入点与结合点，使三个传统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既须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传统作纵横交错的宏观了解，又要与这三个传统中的某些文学大家建立“点”的师承关系—这种师承关系必须建立在自己独特创作个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脱离自我生命体验，一味追求时尚的花样翻新。鲁迅先生等文学大师，做出了光辉的示范；当今，台湾作家余光中、王鼎钧、董桥等，也继踵前贤，为整合三种散文传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很欣赏曹辉关于董桥作品的分析、剖断。看来，她对此还是颇感兴趣的。以她较好的文学功力及其探索、创新精神，我相信，今后在融合三种散文传统方面，她有望取得一定的实绩。

曹辉女士是从写作传统诗词转入散文创作的。由于脑子里积淀的诗词名句太多了，它们会逐渐发酵、升腾、膨胀开来，不时地闯入笔下。如果是专事诗词写作，这是求之不得的；但是，作为散文创作，则须加以控制。所谓“控制”，并非绝对不可以引用，而是要掌握分寸，适所、适量、适度。运用诗词名句，如果恰如其分，会使文章增光添色；假如过当、失度，则会适得其反。我也是从写作诗古文辞入手而走上散文创作之路的，开初也是写着写着，文章中就冒出来几句诗词，有时还会变散句为韵文。承好心的文友提示，我便注意了这种“掉书袋”的偏向。发现曹辉某些访问记、抒情文也有类似现象；不过，《因为爱》、《浅读董桥》、《幸亏有你》、《撕不破的情网》等许多篇什中，倒没有这种偏向，说明问题并不明显，不过是一种潜在的趋向。俗谚云：“欲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出于关心，作为“过来人”，我愿提出这个问题，以期共勉。

王充闾

2012年8月于沈阳

镜里存真——《任天舒摄影图册》序

一

任天舒女士属于那种人们所歆羡与敬慕的成功人士。这里，除了应有的天赋与才能，她所付出的持久而艰辛的努力，是不难想象的。

大学毕业之后，她曾长期从事书籍编辑、出版工作，无论就其结交重点作者、罗致图书选题、广泛收集中外图书信息、出版重点图书哪方面说，都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因而多次受到省出版部门的嘉奖。而由于她出身于高校中文专业，对于文化艺术素有浓厚兴趣，且具独到的艺术眼光、鉴赏能力，因此，在繁忙的编辑事务之余，养成了摄影的癖好。及至退休之后，副业竟跃升为主业，并且，获得了灿然可观的成果。十数年间，她在摄影方面，已经由业余爱好，而熟悉门径，而渐入佳境，而登堂入室，为业内人士和观众所认可，直至参加能够代表当代摄影水平的展览，近日还将专门编印高标准的摄影画册。

作为责任编辑，她在出版社期间，为策划、编辑我的《诗有灵犀》一书付出过许多艰苦的劳动；而我，也曾为她的摄影作品作过评论，出过主意，送过掌声；而且，出于鼓励与支持，还曾略带调侃地说过，什么时候你能够出画册了，我一定认真写一篇序言。时光没过去多久，一切都已成为现实，君子不能食言。—这就是作序的缘起。

二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知人论世”的传统。孟老夫子认为，“颂其诗，读其书”，必须“知其人”。同样，赏鉴艺术作品也应该首先了解作者，尤其是要研讨其创作道路，探索其成功门径。这既有益于作者本身再辟新途，进入新的境界；对于广大读者更是指引路径，从而直接受到启迪。这叫作：“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

任天舒最为可贵之处，是她对于艺术的执着。在物欲横流、一切讲求实用、讲究功利的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她的这种执着精神，绝非出自名利的诱惑，而是导源于对艺术的挚爱，对艺术的痴情，也出于她的专注、谨严、“一以贯之”的天性。恐怕这也是所有成功人士共通的特点。其实，人生总是要有一些自性的、超乎现实生活之上的东西需要守住，这样，人的精神世界才有引领，才能在纷繁万变的环境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内在品格，在世俗的包围中葆有一片心灵的净土。

任天舒正是这样，对于摄影真是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我们一起出国时，她为了把平生罕见的异域风光摄入镜头，常常独自一人出去，起早爬夜，有时眠食俱废。一次，在柏林街头，为了摄取“柏林墙”这一景观，她竟然从轿车天窗上挺身而出，钻出脑袋去摄像。直吓得司机瞪圆了眼睛，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实在太危险了。而她却完全不予理会，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若无其事地一会儿钻进，一会儿钻出。

她所摄制的照片，以自然风光为主。如所周知，风光景色多在荒寒险阻、穷边绝塞之地，有的要登上层崖绝，身历骇浪惊涛之苦，包括忍受各种不良反应。作为一位上了年纪的知识女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她做起来却丝毫未见迟疑踌躇，反而视为难得的享受。登高历险，长途跋涉，本身就需要坚强的胆魄和巨大的体力支出，何况还要带上沉重的照相器材、设备，什么变焦头、定焦头、旁轴机、单反机、闪光灯、三角架、电池、滤镜、遮光罩……数不胜数，实在是重负累累。试想，如果没有高尚的目标支撑、坚强的意志驱动，又怎么可能坚持不懈地干下去！

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凡事追求完美，强调高标准、高质量、高境界。编辑书籍是这样，小至一幅插图、一个尾花，大到封面、字体、整个版式，她都精心策划。对于摄影，也同样如此。学习摄影，她本属于“半路出家”。尽管有比较高的悟性，但毕竟已经人过中年。古人说，四十不改行，五十不学艺。朱自清也有“中岁为诗难孟晋”的名句。说的都是人过中年，精力、体力、耐力都已大不如前，习学新的技艺，很难有所成就。可是，她却像一个青年学子那样，虔诚地跟上一位著名的老摄影家，拜师学艺。从理论到技艺，从书本到现场，学而不厌，孜孜以求。无论是精确到数百、上千分之一秒的曝光时间，还是显影、成像过程中的光影数据控制，都需要从头学起，认真掌握。有时，为了摄取一幅满意的照片，不知要观察多长时间，反复研究多少次。许多自然景观，对光线、角度、气候、环境都有极为严格的要求，往往要等上几天，往返多次，务期拍摄到理想的作品。当然，最后未必都能尽如所愿。同所有艺术一样，摄影向来也是缺憾的艺术嘛！

三

成功，无疑为人人所向往，但对成功之后所面临的挑战，却未必都能有清醒的认识。人常说，成功是一个陷阱，它的背后隐伏着潜在的危机。“人怕出名猪怕壮”。成功之后容易满足现状，失去继续拼搏进取的锐气。因为固守原本是一种保险而又省力的做法。但是，对于一个从事艺术生产的人来说，如果画地为牢，沉浸在已经定格的艺术世界里原地踏步，创作也就必然要滑向平庸，走向衰老，步入艺术的僵死之域。这在各界人士中是屡见不鲜的。而创新则是一次次的精神冒险，是已有平衡的破坏，是对自己精神来路上的种种缺憾和不足的正视与反思，实质上是心灵境界的不断跃升，是对创作乃至人生的局限的艰难超越。因此，摆在天舒女士面前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勇于挑战自我、否定自我，以夺取更大进步，勇攀新的高峰。

在继续保持澎湃的激情和刻苦实践的基础上，我以为，有三个问题应该注意：

一是应拓宽创作领域，向更广阔范围发展。人们一般依据题材、功用和表达方式、旨趣、目的等标准，将摄影作品划分为多种门类。无论是按照艺术摄影、记录摄影、商业摄影三大类二十几种小类划分，还是按照人像、风光、动物、建筑、活动、艺术表现等门类划分，任天舒所熟练掌握的都是有限的一部分。前面的路正长，可说是茫无际涯。要登上一个个新的峰峦，还须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

二是要在摄影理论方面进行必要的研索，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如果说，对于一个入门者，摄影这个职业，技术大于思想，机遇高于智慧，实践胜过理论；那么，对于一个专门人才，从现象的观察到本质的揭示，最终达到更高的艺术巅峰，思想、智慧、理论，以至于眼界、胸襟、气质、见识，亦即关于指挥揿动快门之手的大脑理性思维的武装，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专业与业余的区别，即在于此。摄影作为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技术），自然也不例外。就一个摄影师来说，是否掌握了“作为艺术的摄影”和“作为摄影的艺术”的各种蕴涵，其间何啻天壤之别！

三是要学习、借鉴包括文学与绘画艺术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思维方式和智慧、知识、经验。一切艺术门类都有其共通之处。艺术要防止偏枯。摄影，尤其是艺术摄影，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作为人的情感与思想的寄托物，不可能脱离一般艺术规律的制约，也必然有共同的成功道路可循，因此，向其他各种门类的艺术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热情地期待着她的更大的成功。

是为序。

王充闾

2008年2月于沈阳

璀璨其文 磊落其人——《青山夕照轩随笔》序

古时素有“知人论世”、“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之说；出自多文善辩的孟老夫子之口，话就更明确了：“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对于这些明训，我是深以为然的。因此，每逢读到诗文作品，总要同它的作者联系起来思考。关于这部《青山夕照轩随笔》，自然也不例外。

作者祁子青先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彼此交谊近四十年。相识之初，我们都还年轻，同在一家报社工作，彼此声应气求，时相唱和，颇有“黄连树下抚琴”之乐。尔后海桑更易，同葆岁寒，虽音问常通，但已千里暌隔了。记忆中的子青兄，属于“性情中人”，诗人气质，慨当以慷，情见乎辞。刚肠嫉恶，胸中常有一种郁勃不可磨灭之气，雅不与时调相合。这在他的那部《雪泥鸿爪》诗集中，有至为充分的展现。而其接人处世，径情直遂，光明磊落，不作半点伪饰，不肯随俗俯仰。在那“左”焰盛炽、人际关系极不正常的年月，作为一个有见解、有才华、有个性，却不善于藏锋敛势的知识分子，其处境之艰难、遭际之坎坷就可想而知了。

《青山夕照轩随笔》是子青兄的一部散文作品。书名何所取义？据我悬揣，从表象上说，是标示出作者的书斋名号，如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类稿》等，均属此类情况；然而，细加玩味，似乎还不止此，其间尚有深层次的意义在。—是想说明作品完成于新的历史时期，它是晚景晴明、心态宽舒的产物。“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这就和当日书斋的命意直接联系起来了。

论及文章风格，尽管作者盛年时期那副激扬的意气、犀利的文风依然可见，就中也不乏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之作，但是，作为一部学人的随笔，确已显得仪态雍容、措语醇和了。就内容而言，取材多方，不拘一格，借用梁任公评谭浏阳《莽苍苍斋诗》的话：“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人们可以从中领略到作者淹博的学识、深湛的功力，以及沉潜、谨严的治学态度。

披览一过，发现随笔集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里面凝结着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按照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说法，生命或精神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就是精神世界，而构成精神世界的基本细胞乃是体验。要进入生命世界或精神世界，体验乃不二法门。体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是一种精神的投入，是“我”与对象之间同感共鸣的活动。水管里淌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这是常识。所以，依我看来，若要自己的创作有深邃的蕴涵，而且充满生命活力，作家就应该具备深切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就是说，要以创作主体的深切体验为叙述轴心，让生命的灵性灌注于思维客体，使情思汇聚于所感悟、所剖断的审美对象，努力形成情感与智性的涡旋，这是实现创作深度追求的有效途径。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子青兄久经世变，阅历丰富，遭际复杂，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这都有助于扩展胸襟，洞悉世事，增益其生命体验，反映到作品中，自能鞭辟入里，撄攫人心。那些血泪交迸的回忆文字，那些具见肺肝的杂文、小品，自不必说，即使是学术性较强的史乘、“闲文”，也都是“笔端常带感情”，概览一番那些《有泪如涛未敢倾》、《家亡国破此登楼》等题目，即知此言之不虚也。

萨特在评福克纳时，莫洛亚在评普鲁斯特时，都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类毕生都在与时间相抗争。”其言蕴涵丰富，如果作最简单的阐释，所谓“与时间抗争”，就是努力寻求一种有效的生命存在方式，争取在世上留下痕迹，以免在时间的洪流中湮没无闻，也就是要将短暂的一生附丽于永恒流动的时间。对作家、学者而言，就是要通过作品来承载生命价值，超越浮生大限，如司马迁所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任谁都得承认，事功再大，即使它震撼了人间，也都是暂时的。王朝更迭，血战征伐，无论是得益者还是受害者，只能在岁序迁流中占居一瞬；而文化创造的成果则生命长青，留存广远，以至于永恒。莎士比亚的诗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几百年过去了，至今还名闻遐迩，恐怕千年万载之后人们也还会说起它；可是，当时的英国皇帝是谁，又有几人能够记得呢？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一个叫曹丕的人（此人也当过皇帝）就说过：“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子青兄毕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谈不上有什么“名山事业”，堪资自慰的是，有这样两本诗文结集，亦足以垂名于后世矣。

王充闾

2002年9月1日

《风景旧曾谙》序言

文友诸荣会先生与我为忘年交，尽管彼此至今尚无一面之雅，但缪斯女神已经把两人牵到了一起，相知相重，还是很投缘的。他的散文新作《风景旧曾谙》近将付梓，嘱余作序；虽然自认并非理想的人选，但“却之不恭”，还是勉强从命了。

序言，作为批评的一种形式，向来是难于撰写的。前人讲，应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换言之，就是既能体会，又能超脱。能“入内”、能体会，方能身在局中，备知甘苦；能“出外”，能超脱，始可思路开阔，公允客观。作序的理想境界是能够慧眼识珠，善于发现与挖掘作品中的蕴涵，富有创造性与想象力。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它不应该是穿红袍的君主”，而是能够“迸发出想象的火花”，“给一部作品、一本书带来生命”。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也许只有他那样当代思想界的巨擘才能做到。我们还是“卑之无甚高论”，立足实际，从书稿中理出一点头绪，先于读者陈述一些个人见解，力求能起到一点引导作用；如果再进一步，能够跳出文本，从文化的维度上就一两个话题谈一谈，就大致可以交差了。

白傅为诗，泪花满颊，为其心系民生疾苦者多；而《忆江南》一词，无论是“花红似火”、“水碧于蓝”，还是“月中寻桂”、“枕上观潮”，则主要着眼于眼前风景。当然，按照泰特罗教授的说法，“自然行迹”、“自然景观”，也是一种阅读对象，同样也是一种“人文话语”。而荣会先生“旧曾谙”的“风景”，却并非、或者说主要不是自然景色，而是人文风景线，纵令有花有月，也是“人化”了的自然。其间蕴涵着诗性，史眼，哲思。“诗性”也者，指其行文空灵、飘洒，有些像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雨中春树万人家”；而文笔委宛缠绵，旁行斜出，别有一番情致。“史眼”寓于故实、人物的辨析与品鉴之中，写到历史人物时并不滞留于流行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的评判，而是把他们还原成一个现实、复杂的、多侧面存在的人，将视点聚焦在他们现实生存背景下心理发展的逻辑上。读者可以从中体验人生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获取一种新的感悟。“哲思”在这里体现为一种深度追求。历史是通过发现而存在的。通过展现这些人物不同的生命意识、生存方式以及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获得的生存状态、生命体验，达到对人性、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度思考。

当然，这是就创作特色而言；而诗、思、史结合的完美实现，绝非易事。我们一般的写作者，只能作为一个心仪的目标，奋力地加以实践。有一点，我认为至关重要，就是列夫·舍斯托夫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提出的，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掌握“第二视力”，凭借“第二视力”的思想之光，照亮“对象—题材”，闪现出审美的绚烂。他说，与“第一视力”（天然眼睛）不同，“第二视力”是有别于他人的作家自己独具的眼光—视力。这“第二视力”可称为“文化的眼睛”—“文化视力”。在中国，有个传统的说法，叫作“独具只眼，别有会心”。

通读这部散文集，包括作家另外那本《风生白下》，我觉得荣会先生具有比较明显的“文体意识”和“工程意识”。论者以为，他的这些散文“在解读历史的同时，着意揭示作者对于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其意旨不是简单地从一堆史料中再现过去，而是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它对现实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作者不仅以一种独特的审美眼光和审美情趣，对江南的一些地域暗符式的物象、人事进行了新的文化意义的开掘，而且还以此为出发点，仰观俯察，将古往今来这些虽属于江南的物象、人事，放置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坐标中，进行一番新的文化定位和现实观照”。其“笔墨纵横而又不失细致，诗意滂沛而又不失犀利”。这些，都表述了他的比较鲜明的文体风格。

所谓“工程意识”，是指作家在取材上、结构上表现出一定的计划性，裒为一体，自成格局，而不是临时凑泊，零打碎敲。这在荣会的散文集中表现得也较为明显。它和“文体意识”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应该说，这是一个作家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统观中外古今，一切卓然有成的大家，无不具有鲜明的“工程意识”。鲁迅的《朝花夕拾》写自己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十篇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在《莽原》刊发时总题叫作《旧事重提》，出书时名为《朝花夕拾》。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金蔷薇》，都是关于作家艺术家精神劳动的札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组记述重要历史事件、历史时刻的传记作品，同样体现了这种“工程意识”。他在序言中说：“一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系于唯一的一个日期，唯一的一个小时，常常还只系于一分钟，这样的一些戏剧性的时刻，命运攸关的时刻。”他在这部书中，就是记述了“若干这类星光璀璨的时辰”。

这种工程性写作的完成，决定于多种因素。首先，作家的特殊经历，他的文化视野、生活经验、命运抉择等，为其构建工程性作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次，作家成型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叙事方略、结构艺术，为其集中而系统的创作构想奠定了基础；其三，成熟作家的作品，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特别是驾驭语言方面，都是独具特色的。

同荣会先生一样，对于江南风景，我也是“旧曾谙”的。虽然生活在“铁马秋风塞北”，但对于“杏花春雨江南”并不陌生，并不感到隔膜，甚至情有独钟。对于江南的感受，首先来自诗古文辞，从小就会背诵“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名句，还有连篇累牍的诗词。所获取的印象，是唯美的、诗化的。读过史书之后，又有了“吴王金戈越王剑”、六朝金粉、酒色亡国、“江南妩媚雌了男儿”等政治概念，“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的经济概念，南朝人物通脱放达、诗酒风流的思想文化概念。而在看过一些文人的笔记，像《梦粱录》、《癸辛杂识》、《武林旧事》等，又从江南的都市文化中，懂得了生活方式与隶属于它的思想观念有着微妙、紧密的联系，认知了风俗习惯、生活细节、心理特征、个性类型对于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而这一切一切，恰恰是未曾见诸所谓“正史”的。我还特意找出马可·波罗的记述，加以比较对照，互相认证。这样，就深入到了生活底层，对于江南的认识算是又进了一步。最后，就是从黄裳先生的《花步集》、《金陵杂记》、《晚春的行旅》，还有荣会先生的几部散文集中，读到了历史记载背后的诸多细节、轶闻趣事，感知了作家的灵心慧悟、审美情操，从而大大开阔了视野，为江南文化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文化散文确是有其文化史意义的。

在散文创作中，荣会先生围绕着江南文化这一母题，选取丰富的素材和个人独特的视角，整合、提炼、升华了历史故实，用以表述飞扬的意绪、审美的情思。人文精神是这部作品的灵魂，是随处可触可感的内在生命。应该说，用这种文笔来描绘源远流长、意蕴深厚、独具特色的江南文化图谱，是十分恰当的。显而易见，它带给广大读者的是一种厚重感、鲜活感、愉悦感。

是为序。

王充闾

2009年2月

《中国诗书画三绝》序言

在艺术世界里，每一个艺术品类都是自成格局的，不仅各有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与疆域，而且，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运行的轨迹、积累的经验，也是独特而完整的。作为具体的从艺者，以个人之短暂生涯、有限精力，要想独精一门，成名成家，已属不易；而要兼涉数种艺术领域，并且都能取得粲然可观的成就，应该说是难乎其难了。为此，在人类艺术史上，对于那些通才、巨擘，所谓“球型人才”，后人总是以仰视的态度，予以深切的关注，投射出由衷的钦慕与敬佩的眼光。

这种艺术全才，在世界范围内确曾出现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兼擅绘画、雕塑与诗歌的艺术巨匠米开朗琪罗即其佼佼者；迨至近代，人们首先会想到印度的大文豪、大诗人、同时又精通绘画艺术的泰戈尔；现代则有日本的文学与绘画兼长、双向发展、共创佳绩的东山魁夷。不过，就形成艺术群体，而且薪传火继、绵延无穷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同我们中国相比。

在我国，大约从唐代开始，特别是宋代以后，形成了“诗书画三绝”的特殊的艺术现象，也就是一批既长于绘画，又工诗、擅书的艺术全才，同时出现在艺坛上。盛唐时期有个郑虔，他是著名文学家、诗人、书画家，又是一位精通天文、地理、博物、兵法、医药，近乎百科全书式的一代通儒。他在向宫廷敬献诗、书、画作品时，曾获得唐明皇“郑虔三绝”的高度赞誉；而他的好朋友杜甫又曾题诗赞誉：“三绝自御题，四方尤所仰”。这样一来，当后人说起“诗书画三绝”来，总要提到这位郑虔。不过，最有代表资格的，应该是较郑虔晚生七年，同样诗、书、画兼擅，而且水平更高的王维。

唐代，是中国诗、书、画艺术蓬勃发展并日益成熟的关键时期。苏东坡指出：“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就是说，艺术各个门类，到了唐代，已经发展到了高峰。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后人已经无所作为，只能仰望群星而束手屏息。作为艺术全才，苏东坡本人就在艺术道路上开辟了新的天地。且不说他本人在诗、书、画方面的惊人成就，单从推动艺术事业的发展来看，就鲜有人堪可比肩。他明确地提出了“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重要的艺术命题，以诗与画在美学境界中的一致性追求，奠定了二者彼此融合的理论基础。他还首次提出了“士人（文人）画”的概念，正式树立了“文人画”的旗帜，此后，文人涉足画坛者日见其多，开创了中华艺术史的新生面。

诗为画魂，书为画骨，绘画与诗词、书法的关系愈加密切，可说是同源同根，若合一契。宋代苏东坡、米友仁、赵佶，金代的王庭筠，元代的赵子昂，以及号称“绘画四大家”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还有元明之际的王冕，都是典型的诗、书、画兼擅的文人画家，他们或自画自题，或相互题跋，体现了中国的诗、书、画一体的独特面貌。迨至明清两代，“文人画”已渐成覆盖整个画坛的趋势。明代的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清代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高僧”（八大、石涛、髡残、弘仁）、“扬州八怪”等“文人画”群体，同时也是诗、书、画兼擅的群体，在中国的“三绝”艺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种优秀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像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林散之等，无一不是“三绝”群体中的佼佼者。

这一艺坛“多面手”同时出现的优秀传统，前后绵延一千余年，大批集诗人、书家、画家于一身的艺术全才，即所谓“三绝”型艺术家，联翩、接踵而出，如群星灿烂，光耀神州，丰富和凸显了中国文化的圆通和融的传统艺术精神，共同书写出一部异彩纷呈的煌煌艺术史册。

我们中国之所以出现“诗书画三绝”这种艺术奇观，原因或者说条件是多方面的。

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自古以来，就十分看重事物间的联系，强调整体观照，综合把握，追求宇宙间、人世间、艺术天地间的圆通融会的自然美学精神，体现的是天地人为一体的思想，是人的生命价值与天地自然生生不息价值的统一，是人的真善美情怀与天地、自然厚德载物的统一。钱穆先生有言：“中国文化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这为中国艺术的发展进境奠定了宝贵的精神土壤与思想基础，从而形成了悠久的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学观，并且渗透到诗词、书法、绘画各个方面。

唐代“诗圣”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北宋画家郭熙画论中所说的写山如写人，“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晚明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藏书家丰道生书论中提出的用笔妙诀：“如屋漏雨，如壁坼圬，如印印泥，如锥画沙，如折钗股”，等等，都是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学观的精彩映现。它们引导着诗人、书家、画手对于物我交融、情景交融的共同追求，构成了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自然景象交融互渗的艺术境界的鲜明特色。此其一也。

其二，这种以画为主体，诗、书同为辅翼，三者相互结合、融为一体的综合的艺术形式，乃是中国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就是一改过去由艺术工匠为专职画家的局面，而文人画家登上艺术舞台之后才出现的特定现象。

其三，书画同源、诗画一体，诗书画相映生辉，是和中国艺术本身的优势与特点分不开的。由于诗与画在意蕴上相连，境界上同构；书与画在位置上相应，形态上协调；加之，艺术家们题诗、写字、作画使用着同一种性能的毛笔，这就为他们启运一颗灵心、凭借一管毛锥，自在自如地徜徉于诗、书、画之间，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长期以来，诗、书、画在文人现实生活中的结合，已成为艺术圈里屡见不鲜的现象。它们与现实人生联系紧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猎，不独抒怀寄兴，写意达情，广泛渗入友朋交往、节庆礼仪之中，滋润与调节着人际关系，丰富日常文化生活；而且，关乎文化盛衰、精神滋育、传统弘扬，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就诗而言，中国古代文人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六经”之首的“诗”为必修课，从艺者最大的“竞技场”也在于诗。于是，整个士子阶层，无一人不能诗，无一日不说诗，无一物不入诗，形成了人人写诗、处处留题的特有现象。可以说，中国的所有艺术领域，几乎全部为诗词所笼罩。不仅戏曲、小说、散文等各种文体中渗透了诗词的流脉，而且，就连文体之外、属于艺术门类的书法、绘画、音乐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为诗词所影响和辐射。汉字的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除了它自身构造的规律和书写工具毛笔的特点之外，以诗文为书写内容，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诗与书的关系而言，特定的诗情与书法形象结合在一起，共同引导着人们对书法意象的体验。中国的书法名家，自东汉的蔡邕、西晋的陆机、东晋的王羲之，到盛唐的草圣张旭，“颜体”的创立者颜真卿，“柳体”的创立者柳公权，再到北宋“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徽宗赵佶，南宋的岳飞、陆游，都是兼擅诗文而工书法，并且，所留下的法书名作也多是自书其诗文。从这种意义上说，若了解他们的书法，不可不了解他们的诗文；而要了解其诗文，也必须观赏一番他们的书迹。

作为我国所独有的文化风景线，“诗书画三绝”现象，是不能不令我们倍加珍视的一份艺术瑰宝。充分挖掘这份艺术宝藏，大力弘扬蕴涵其间的民族文化精华，当是中年学者张晨先生主持编撰《中华诗书画三绝》这部著作的基本动因。

《中国诗书画三绝》一书，将六十五位古今“三绝”艺术家按照历史顺序排列成恢宏壮观的阵容，每位“三绝”艺术家又自成一个小的单元，有肖像，有评传，有诗、书、画代表作，有历代名家的评述辑录。整体看来，可见中华“三绝”艺术史之概貌；悉心阅览，犹如欣赏一部部诗情、画意、书韵交融互渗之生命交响曲。作为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评传虽篇幅不大，却凝结了大量的钻研、掘进之功，不乏独得之精见。编著者力求在总结、评述每位名家的“三绝”成就的同时，探索其间的文化堂奥。且不说这种探索所获得的宝贵价值，单就其拓荒的勇气、求索的精神而言，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我们国家的古籍整理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成效颇著。于今，《中国诗书画三绝》又填充了一项空白。在欣然祝颂之余，唯愿老中青各界学人共勉互励，以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构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服务。

王充闾

1996年10月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一

同全国整个文坛的形势相呼应，新世纪的辽海文坛也有一道靓丽的风景，那就是散文创作空前繁荣，用《牡丹亭》中那句脍炙人口的曲文“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来状写，大概也不为过。著名文学评论家古耜先生倾半载之劳，遐搜博采，从新世纪以来全省数以百计的散文作家的作品中，精选出六十篇佳作，裒为一集，洋洋洒洒，洵可观也。全书体貌品类，大体完备，而通体整齐、协调，显示出选家谨严的风范和高超的识力。

同其他文学品类一样，散文创作在其内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总是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总要表现出一定时代的精神面貌，并集中体现在对于“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于“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辽海散文的显著特色，是它紧贴时代精神，深入揭示社会、人生精神风貌所表现出的内涵的丰富性和风格的多样性。就整体而言，这支散文创作队伍比较整齐，许多作家视野开阔，具备较好的人文修养和较强的创新意识，立足点和起点比较高，他们习惯于把目光扫向全国，扫向当代最新文学成果，—正所谓“取法乎上”，因而呈现出一种喜人的气象—竞呈新技、斗艳争奇的势头，大大超过一般常见的模仿、追踪、聚堆儿的倾向。于是，一批新硎初试的作手很快就崭露头角于文学界，博得各方面的关注。

许多作家重视对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人的精神状态的写照与思考，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全民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适应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审美需要为鹄的，以对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深切体验，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有的体现着浓重的人文精神、审美意识与历史感，深入人的心灵境域，抵达人性深处；有的勇敢地追诘历史，叩问沧桑，挑战史家成见和世俗眼光；有的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流露着一种浓酽的文化乡愁；有的钟情于乡土与本原的回归，或以抒情的手法、高华优美的文字，为民族风情浓郁和充满神秘色彩的草原上的乡亲留下丰姿俊彩，或自觉地充当生活底层的普通人的“书记官”，春晖寸草，骨肉情亲，“娓娓话桑麻”，溢满了人生情趣；有的以情感的投入、生命的体验和游观中的独特感悟，写出地域文化的多彩多姿；有的礼赞自然，烟云满纸，心裁物象，笔走龙蛇；有的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诗性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生命意识；有的以心灵体验咀嚼人生问题，思考生命的超越如何可能，表现出对审美人生的孜孜追求，对人生困境的认真思考；有的以辛辣的笔触批判现实中的不良倾向，激浊扬清，针砭末俗，剖析世态，抒忧寄慨，更多地体现出对社会人生的现实关怀。

风格是迥然不同的，或豪纵，或灵秀，或隽永，或清新，各擅胜场，共臻其妙。或追求诗、思、史的融合，腕底风雷郁结，渊渊作金石声；或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抒写性灵，反映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厨川白村式的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还有一些散文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侧重表现都市生活的感受，关心自身的瞬间体验，善于将那些飘忽、零碎、细微的情感凸现于笔端，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极致—在节奏加快、重功利、轻人情的现代生活中，他们设想通过情调的渲染，给予红尘扰攘中的“缀网劳蛛”一丝心灵的抚慰；也有些作家将创作视点向自身转移，通过个人的切身体验表现对生活的看法，他们选择了“爱的话语”，细腻地表现母爱、情爱、亲情、友情。于是，众生相，家务事，儿女情，个人的悲欢离合，山陬曲巷的凡人细事，都被以闲适的笔墨、悠然的心境，有滋有味地反映在作品之中。

二

散文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社会的根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对现成理念的图解和对客观景象的模仿逐渐消解，实现了散文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相对地自由喧哗，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放弃了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功利目标，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自由的心态、优雅的格调、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创作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张扬人文精神，抵达人性深处，重视生命体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审美期待，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中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表现内在人性，并将它不断引向深化和多样化的过程。所谓回归文学本体，自然是说，文学从政治理性的旋涡中、从僵硬的标签化、概念化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坚守它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在今天，则意味着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人性的扭曲，保持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固守自身的精神追求。于今，商海风涛卷天括地，人们置身于越来越实利化和技术化的社会环境里，面临着市场、物质、权力对于个性、主体性、独创性的吞噬，呈现出向个性迷失的群体化、符号化日趋下滑的危险。特别是伴随着各种传媒竞相推行趣味化，伴随着加速进行的写作方式、表达方式和阅读方式的剧变，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个性化、独特性、深刻性。

而文学性是以独特性显现其自身优势的。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和内向特征的创造性劳动，是一个作家表现与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形式，是作家人格精神的外露。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是同个性化的写作紧密联系着的。缺乏个性化的支撑，势必导致思想的平庸化和话语的共性化。在创作中，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把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为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来充分予以肯定。这在今天来说，仍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三

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理性的缺席、诗意的失落是一个突出问题。哲学含蕴的稀薄，缺乏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已成为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对创新充满渴望的时代。人类理性的高贵品格就在于它的永不止息的创造性与开发性。艺术的深度存活于创造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广大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上已经得到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这也正是思想随笔、文化散文备受青睐的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读者这一正当需求，应该充分注重作品思想蕴涵的深度，沉潜到文化与生命的深处，透过生活表象去勘查社会人生的真实状态，采掘人的内在心理活动的富矿。

这种深度意识，原是人类心理层面的一种自在意识，不是凭空外加的。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生存状态，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尤其是现代人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是力图从本原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应该说，任何时候，深度，深刻，都是判断文学艺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对哲理意蕴的开掘，已经成了作家、艺术家的自觉追求。当然，这里所说的哲理意蕴，指的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是一种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人生智慧、理性情感和思辨精神，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作家面对一种生存境遇或情感体验，有所领悟，产生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这是一种艺术的开掘、提炼与升华，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或“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

这种深度意蕴，不可能产生于刻意回避或虚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把日常生活的琐碎、断裂、残缺、间离，以及荒谬感、偶然性通通编织起来的个人话语造势，也不同于那种站在云端施放故作高深的迷雾，发布“梦游者的呓语”或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化界说。它是渗透于形象、情感之中的生命智慧，着眼点在于运用艺术手段点燃、引导与满足人们探索未知的欲求。读者可以凭借自身审美的内驱力，进入一种超越的悟境，获得思考的愉悦。

过去长时间里，对于人性进行着标签化、简单化的处理，实际上，它具有无限丰富的形态。应该承认，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意识的世界，都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独特的自我存在。所以，文学要想实现超越，必须在充分展示其社会性的同时，注重对于人性这个富矿进行深入的开掘，细腻表现人的情感世界，注重人的心灵体验，力求从心理层次上更深地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尽可能地揭示出人生形态的丰富性和深层心理结构的复杂性，从而使文学更加具备“人学”的特征。这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文学本体的回归；而且，立足于人性、人生的层面上，作品必然具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进入新世纪以来，辽海散文作家群体的成功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四

对于散文创作来说，除了艺术感觉和生命体验以外，拥有一副超拔而自在的心态大概是至为重要的了。这是回归文学本体，抵达人性深处的一个前提条件。作家自由丰富的心性的发育程度、心灵自由的幅度直接关系到散文的生命。因为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一种文体，是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而朴素的存在方式，是创作心灵自由的产物。散文作家尤其需要心态的自由、自在、自如、自然，需要具备审美的独立意识，在随机的发挥中有意无意地超越世俗的固定眼光，进入艺术创造的境界。在进入创作状态时，心性超脱而独立，不依附于外在的社会功利，不为外部事变所干扰，心灵自由，运笔自然，这样就能凭借有限的笔墨倾诉同无限相关的话语。

现代人终日营营役役，处于浮躁、困惑、焦虑之中，烦心是其基本的存在状态（海德格尔语）。还有许多人，像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边走边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悠闲的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要保持一个超拔、自在的心态，前提是能够从世俗功利、名位欲望中超拔出来，保持心灵自由，不为形役，不为物役，进而能为心灵找到一个安顿的处所，使心灵有所寄托，实现人生的艺术化。这对一个当代作家来说，着实不易。当然，并不是说不可能达到。

其实，作为一个已然成名的作家，写作数量未必那么重要，关键在于如何突破自我，实现新的超越。一般水平的不说了，即使有的所谓“大家”，由于未能做到不断创新，不断超越，结果只好一再地重复自己，实际上是每况愈下。这也是很可悲的。因此，如何超越自我，不断创新，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成功的作家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举成名，后来便守成不变，呈静态式往复；还有一种是螺旋式攀升，生生不息，始终处于动态之中，有一种飞扬之势。比较起来，后一种作家更为难能可贵，因为他们总是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总是呈现新的面貌。而不是像南宋词人刘克庄所批评的，“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其实，即使是新帽子，年年拿出来，陈陈相因，也没有什么看头。

说到创新，必然联系到如何对待已有的成果。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创新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这需要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成功是一个陷阱。小说家苏童讲：一个作家在成功的同时，也就潜藏着危险。成功往往是依靠作家的艺术个性与风格；但是，所谓个性与风格，很容易成为美丽的泥沼，使作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喜新厌旧的读者日久必然生厌。而作家并不甘心轻易甩掉自己的风格、模式，事实上也不容易甩掉已有的模式。于是，他们就停留在原地筑巢，就像鸟儿不肯飞离老巢一样。这段话，说得很深刻，也很形象，作家抱住自己的风格不放，就像鸟儿偎在自己的老巢上，不肯动弹。这种自我胶滞状态常常导致写作障碍，造成止步不前。避免和消除障碍的唯一办法，就是无所顾恋地把固有的自我打碎，大胆地重新塑造，一切从头做起。可是，这谈何容易啊？

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必须依靠一己的胆识和勇气。超越是一种追寻，不是单纯的知识层面。就是说，必须实际去做。首要一点是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恰如其分的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说，生命展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自我逼视、自我挑战的过程。而逃避对自身的拷问，似乎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因为直面自我，毕竟是一种痛苦。可是，古今中外哪一位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不是在艺术创造过程中，既能鞭辟入里地拷问着人类的灵魂，同时还将解剖刀无情地指向自我呢？通过这种痛苦的思索而获得对人生的悟解，这就进入到一种新的人生境界。我们应该培养这种珍贵的艺术素质。

是为序。

王充闾

2005年7月31日于沈阳

豪华刊落现真淳——《心灵流泉》序

文畅，文畅，其为文也，畅怀适意，畅所欲言。唐人诗云：“悠然畅心目，万虑一时消。”这不仅表现为文学层面，还映射出一种人生境界。正由于我一向欣赏文畅的“畅怀适意”的文笔，所以，当他为其新作《心灵流泉》索序时，遂欣然允诺。

作为诗文集的冠冕，序言是置于弁首的。按照古籍“序者，谓端绪也”之说，为诗文集写作序言，应该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起码应该指出其所具备的独特品格。那么，文畅的这部散文集的独特品格是什么呢？我以为，首要的是，真情灼灼。游动于字里行间的炽烈情怀，拌和着即时的心灵轨迹，构成纯然的生命写意。正像作者在《后记》中所表述的：“我的散文是从内心发出的，表达的是我的真情，我既反对假情，也不喜欢矫情。……这本集子取名为《心灵流泉》，也是在说集子中的这些文章都是从我内心流出的，并且都是非写不可才写出的，所以我非常珍惜她们。”真情实感，是文学的生命线，是衡量作品品格高下的首要标准。翻开《心灵流泉》，一个最鲜明的感觉，就是真情四溢，“笔端常带感情”。往往读着读着，就觉得有一股令人感发兴起的热流贯注全身。

散文是作家人格的投影，心灵的展示。当然，这是就文体特征而言，至于实际写作，就未必都能充分地体现。出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在有些作品中，矫情，涂饰，“人格面具”，“欲说还休”，亦时时可见。因而，能够做到本真、本色，托出一个活脱脱的自我来，既是起码的要求，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境界。文畅的散文，向来都是心有所感、情有所钟，便一一发而为文。特别是近年作品，豪华刊落现真淳，酣畅淋漓，直抒胸臆，或为热情的讴歌，或为痛彻的鞭挞，其间不夹杂些微的虚情敷衍、矫揉造作，当然，更不可能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他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纯粹出于一种内在力量的冲击，发自真情实感，发自内心的激动。这类作品自然真切动人。

这部散文集另外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个性化、内向化，由过去倾向于“外宇宙”，更多地转向于“内宇宙”。文学性向来都是以独特性来显现的。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和内向特征的创造性劳动，是一个作家表现与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形式，是作家人格精神的外露。在创作中，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较深的层面。

当前，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形成的全球化语境，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实现了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纷乱与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化了表现自我和创作个性化的自觉性。在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的同时，着力于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从过去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抛弃那种平面的现行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心灵流泉》中许多文字都是情怀的展露、心灵的揭示、心路历程的实录。宛如一部录像机，展现了作者在新世纪的情感起伏、胸襟翕张；带着血肉，附着灵魂，映射着作者的心灵轨迹；大至人生底蕴，小到一己的情趣，均可一览无余。就是说，表面上看，散文是语言、素材、情感、思绪的组合，但绝非仅止于此，更主要的还是充满个性的最深入、最实在的情怀展露，里面充溢着作者整个的襟抱、气质和精神。

那种难剪难理的情的牵系、梦的追怀，情感的升华，成功的喜悦，可说是贯穿本书的红线。皓首忆当年，在追寻那值得永生忆恋的时分，得以同早经作古的亲人久别重逢。这样，就在柔情惬意之余，留下一份朦胧的启示与无尽的温馨。无论其为悲剧、喜剧，顺境、逆境，亮色、暗色，七彩人生一经诗性的氤氲与哲思的点拨，就会凸显其无常而有常、单调而驳杂、平淡而深邃，增添了无尽的趣味性、可叙述性、可认知性。在“技术进步，人性退步”的情势下，葆有一片绿色的精神空间，诉说着现代人的情感与良知。从这些浸透着鲜活的生命跃动的追忆文字中，读者不难发现作家自身的人格雕塑。

这部散文集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深度追求。追求深度是文学走向更大精神空间的有效途径。作为发现与开掘的艺术，散文不一定要求作家创造什么东西来表现思想、感情和精神，而在于通过观察与感悟，把那些深藏于内外两界的思想、情感和精神挖掘出来。这正是文学发轫的起点。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现代人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而人类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人生及自身命运，必然产生普遍性意蕴的哲理追求。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生存状态，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

在这方面，文畅有其特有的优势。他不仅是一位成熟的散文作家，而且还是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学，它所观照的是社会、人生。领导干部阅历丰富，思路开阔，视野宽广，立足点高，无疑都有助于意蕴深度的开掘、创作质量的提升。不是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吗？而这一切，恰恰都是领导干部特有的长项。

文畅的散文以认识深刻、见解独到见长，而这恰恰得力于长时期的、比较高的层次上的领导工作，得力于他的开阔的视野、旷远的胸襟、深邃的理论素养、丰富的人生阅历。

说到官员写作，原本是顺理成章的事，自古以来，从政与从文总是统一的，科举制度决定了每个官员无不饱读诗书，无不擅长诗文—当然，高下之别还是有的；直到近代，这个传统也还赓续不绝，我们翻开各地的方志，历览一些碑文，便经常能够见到地方长官很像样的诗文作品；只是到了近几十年，这个传统才日渐式微，直至中断。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些人竟以为诗文写作只是少数作家、学者之专利，其他人不能问津，只能呆坐在一旁，以无限仰慕的目光，望洋兴叹。这真是一种误解。古代的征夫思妇、引车卖浆者流尚有诗文传世，何况今天的领导干部许多都有高等院校的学历，已经知识化、专业化了！既然更加具备了写作条件，为什么反而不能摆弄文字呢？至于有些人以“附庸风雅”见讥，更是毫无道理。风雅，绝非某家、某行的专利品，也不是哪部分人的私有财产。由于它有吸引力，要说附庸，谁都有这份资格。至于是否官员写作就是附庸，而文人写作就是正宗嫡传，那要加以具体分析，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品的水平。反正大家都是要通过文学形式来抒怀寄兴，何必非要严格地划分畛域呢？其实，凡是不惧劳苦、不惮艰深，肯于把精力倾注在、耗费在这上面的，大都志趣比较高尚，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声色犬马，不是物欲享受，这有什么不好？

当然，我也绝对不同意十三亿人民都去写诗作文，像“大跃进”时期那样，“击壁此间皆作手，倾城今日尽诗人”。事实证明，从事业余诗文创作的官员毕竟还是少数，怕是千分之一也达不到，这比旧时代的比例小得多了。因此，我总是以一种满含着崇敬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同志的。面对文畅的优美散文，我更坚定了这一秉持。

是为序。

王充闾

2007年1月于沈阳

《寻梦之旅》序言

一

在商潮汹涌，工具理性俯拾即是，人性逐渐格式化，而诚信与真情已渐行渐远的时日，感动和激情便成了一种稀有的情感。尤其是人上了年纪之后，早已风霜历尽、世事洞明，一切都是“曾经沧海”了，情怀纵使尚未完全麻木，而心灵强半已磨出了一层老茧，更是难以感发兴起了。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面对这本由宿陲婴撰文、刘安兴摄影的《寻梦之旅》图文合集，我就着实地受到了感动，为他们热心宣传奥运的爱国情怀，为他们的诗意人生与雅致情趣，也为奥运的巨大感召力，以及中澳人民之间的友善与真诚。

何谓“寻梦”？作者在《前言》中作了交代：“奥运梦在中国人心中缠绕百年，是中国奇迹般的崛起给了中华民族放飞梦想的契机”。借助这一契机，“让中华之魂附在奥运的五环旗上，在澳洲西部每一个角落挥舞自豪，让澳洲西部人特别是那里的原住民人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北京奥运，同时让他们的古老文化和善良天性为奥运精神增添更多的风采，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追求，两位年过半百的“寻梦者”，以高尚的情怀、超拔的意志，驾车环游澳洲西部，乘危远迈，瀚海孤征，历时七十多天，长驱两万公里，宣传北京奥运，鼓荡起放飞梦想、净化灵魂的理想风帆，在与澳洲淳朴生命的心灵互动中，发现与感悟自然之美，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生命的超越。这一行动本身，就极具诗性，富有激情，何况所从事的又是一项追求和平、友谊与进步的神圣的事业，因此，就倍加令人感动、令人振奋、令人鼓舞。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人生，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让生命呈现出不同的相对长度、相对质量。如何设法使生命永远成为一团烈火，一股清泉，燃烧着理想，流注着憧憬，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向着各种新的可能性敞开，永不封闭，永不凝滞，这确是一个富有意义而且引人深思的话题。

二

人到中年，在岁月的川流中，自是千帆过尽；但它所显现的不应是颓唐与世故，而是一种成熟与历练。如果说，青年生活于未来，老年生活于过去，那么，中年则生活于现在，亦即更加注重实际、注重行动了。情怀由浪漫、激烈而至于深沉、阔大，处事由粗犷、焦灼而变为恬淡、平和，像封存日久的佳酿、甘醇一般。“淡装平步入中年”。这种淡泊、平静，不是消沉，乃是回归纯粹自然，而无丝毫做作，用不着包装，也无须模拟。天空海阔，极目悠然，显示出智慧的灵光、超拔的感悟、“过来人”的清醒。

这样，便有了这对中年夫妇的富有诗性的“寻梦之旅”。

这种旅游出于至性，如同作者所说：“是永远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最自然地生活，不再无限索取，就解开了心灵之枷，不再拷问结果，就走出了烦恼之门”；是“扯着个性飞扬的丝线，放飞民族情感的风筝，与其说是道义的催促，不如说最童心的回归。”

这种旅游是随意的、随缘的，宛若著名诗人冯至的诗中所言：“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随时占有，随时又放弃。/仿佛鸟飞翔在空中，/它随时管领天空，/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

这种旅游，往往是“无所为而来，无所为而去”；或曰“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每天都迎接新的天地，承受着意想不到的结果。较之自始至终都按部就班，一切置于预期之内，即所谓“没有意外”的旅游，可能它更富于诱惑力和挑战性。

大凡人生情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书本者浅。天然风景，取不伤廉。通过畅怀适意、回归自然的“寻梦之旅”，他们找到了内在精神与外在世界的沟通轨道，感受到自己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感受到那里的山川风物是那样的朴素、清淳，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雕琢，从而天启般地悟得“回归本我”的真诠。其实，人最远的目标不是他乡，而是心灵；不是他人，而是自己。如果最终迷失了本我，不能成为自己，又有何成功之可言！

三

本书的编排也颇具特色。图文搭配，珠联璧合。由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此，“寻梦之旅”是以叙述的方式存在的。陲婴女士不愧为十年“名记”，确有很好的文学素养，语言清丽晓畅，情致摇曳多姿，意之所至，笔亦随之；在谋篇布局方面，能够以简驭繁，尤见功力。具有专业摄影水平的安兴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一瞬存真，凝固了美的场景，使夫妻的“寻梦”痴情成为可视可感的画面。如果说，文字是主体心灵的记录，影象则是客观环境的留真，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摄影师的意向与情感。二者之为灵魂灌注的结晶、生命体验的产物，是原无二致的。

说得很多了，序言应该到此打住，因为读者肯定早已急着想看《寻梦之旅》正文了。

王充闾

2008年5月

《苏方桂文集》序言

苏方桂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一位文友。他的故乡为辽南古镇熊岳城，我曾在这座古镇所在的营口市工作过。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就相识了；虽然暌隔两地，南北分襟，但共同从事的文学事业，又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彼此相知相重，结下了深厚友情。先生文集近日即将付梓，索序于余，却之不恭，随便写些认识与感想。

先扯一段闲篇—

几年前，我省作协编辑了一本《辽宁作家词典》。编者把成稿送过来要我审阅。当我翻到“苏”姓作家词条时，发现只有两位“60后”的年轻作家，便问：

“你知道苏方桂吗？”

编者答曰，看过他的《罗浮侠女》、《羊城丐王》，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小说作家。

我问：“知不知道他是辽宁人？”

“知道。”

“那为什么不把他列进来？”

回答是：“他现在广东，不是辽宁作协会员。”

“本书名字是《辽宁作家词典》，并非《辽宁作协会员词典》。只要是著籍辽宁的现当代作家都应该收进来。”我说，“你看旧日的《盖平县志》，它就收入了金代的大诗人王庭筠，他也是熊岳人，是苏方桂的异代同乡。其实，王庭筠很小就离开了家乡；而苏先生二十岁之后才南下广东；他的处女作《神鱼》发表在《辽东文艺》上；早期作品多以辽南为题材；‘文革’中下放回乡劳动三年；我省春风文艺出版社曾约他创作十部系列传奇小说；1990年广东召开‘通俗文学暨苏方桂作品讨论会’，辽宁省委宣传部还专门致电祝贺过。”

他说：“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中国作协也是按照这个体例来编《作家词典》的。”

上行下效，这就没有可说的了。下面还是“书归正传”，回到写序的正题上来。

作序之要，在于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这个“头绪”，既可以指作品本身，又可以向前延伸到作者的行藏身世、胸襟怀抱、创作流变、成功路径及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我一向认为，作品摆在那里，尽可由读者自己去欣赏、去发现。真正的艺术品，总是具有无限的可阐释性，展现出无比丰富的自在空间。随着读者的视角、趣味不同，必然是“言人人殊”，结论各异。而序言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原无须像撰写作品评论那样，细针密缕，辛苦哓舌。就是说，与其在字数有限的序言中，下大功夫解读个别作品，倒莫如着力于对隐藏在作品后面的作者及其创作路径，进行切实而中肯的剖析。正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孟老夫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文如其人”，“知人论世”，这在中国，原是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背景的。

苏先生在几十载的文学征程中，取得了卓然可观的成就，他的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想就我个人感受最深的谈几点看法。

作为一位以通俗小说创作为主导的作家，他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群众观念、读者意识。这种观念与意识来源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在他看来，作家的真正价值取决于他对人民群体的尊重程度与服务程度，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适应了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审美需要，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全民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一个关涉到创作方向、创作道路的根本性问题。他从自己的长期创作实践中切实地体悟到：“作家的幸福只有一种—把心血凝成的果实捧给读者。”为了给人民大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他孜孜不倦地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作品更能贴近自己的民族与民众，也更易于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他经常注意通过信息反馈掌握读者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审美需要，尽一切努力满足受众的要求。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种高度的创作自觉与创新追求。如所周知，他所从事的通俗小说的创作，在中国是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深厚的群众接受基础的。既然悠久，就很容易陷入固有的窠臼，难以摆脱因袭的重担；而群众基础的深厚，一般地说，又会自觉不自觉地满足于可观的买方市场。特别是作为一位对于这种体裁已经驾轻就熟的知名作家，很容易见好就收，知足知止。而方桂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的不断探索、刻苦追求新的境界的创新意识。他说：“我们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改造传统，逐步注入新的‘流质’，引导群众的审美趣味向健康的深层次、多层次发展。”

通俗小说以情节取胜，但长期以来，有些作品存在着片面追求热闹，而忽视人物性格，或者虽有性格刻画却与情节脱节的偏向。他在写作中尽力创造血肉丰满的典型性格，特别注重“情节—性格的历史”这一创作规律，使情节服从性格、服务于典型塑造。再如，中国古典通俗小说，一般都不作环境与心理的描写，他在创作中借鉴西方小说的成功经验，加以适当的吸收。这里所谓“适当”，是指避免像某些西方文学作品那样，大段大段的静态描写，因为它不合乎中国一般读者的审美习惯。有取有舍，避短扬长，不断创辟新的路径。他在向新派武侠、传奇小说借鉴的同时，注意戒除其神化人物、虚无缥缈的缺陷，把要写的题材放在独特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去展现，努力挖掘历史事件本身所蕴涵的传奇因素，使人物活动与情节发展根植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之中。

阅读他的大量作品，不能不钦服他的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虚构能力。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既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视听中的生活表象，新闻式地、被动式地还原生活，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种小说纪实化、电视复制现实生活场景、新闻语言互相模仿、科幻作品缺乏的现象，都标志着当代作家想象力的匮乏。而方桂先生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对于人物的情节铺排、性格塑造，都煞费苦心，调动自己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渊博的历史知识，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不断撩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并且能够结合情节设置的需要，穿插一些人们感兴趣的知识性、趣味性内容，显得五彩缤纷、花团锦簇。想象力的丰富，应该说是以编织情节为能事的绝大多数通俗小说作家的特长；方桂先生不同凡俗之处，在于虚构、想象的同时，特别注重不脱离历史真实，符合人物自身性格内在变化规律。这是他的小说的优势所在。

好了，序言到此打住。因为记起了著名学者赵元任先生的话：“会看书的喜欢看序；但是，会作序的要做到叫看书的不喜欢看序，叫他愈看愈急着要看正文，叫他看序没有看到家，就跳过了看底下。这才算作序文作得到家。”我猜想，这篇序言大概也“做得到家”，就是说，读者肯定早已急着想看作家的情节奇特、人物生动、富有想象力的小说了。

王充闾

2009年立春之日于沈阳

“有为者亦若是”——序《直挂云帆济沧海》

读过这八篇洋洋洒洒、文采斑斓的“大块文章”，深深为那些创造了恢宏业绩、积累了成功经验、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成功人士所感动，头脑里立刻跳出来一句早年记下的古话：“有为者亦若是”。

这句话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孟子》，是亚圣孟轲引述先贤颜渊的一句话。它的含义，可以作两方面解读：其一是实指：一切有作为、有成就的人都应该如此；其二是假设：只要你有作为，就也同样能够做到这样。不管实指还是假设，大前提都是首先竖有一个标杆。颜渊讲的标杆是古代圣贤虞舜；我这里指的是本书中八篇文章的传主—那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执着真情可换天”、“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领军人物。

他们的事迹确实生动感人。在大连这座有“东北明珠”之誉的国际化现代化的海滨城市，这些时代的弄潮儿，投身于激烈竞争的商品经济大潮之中，凭着富有远见的创业胆识和勇辟新路、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准确捕捉稍纵即逝、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在各自的领域创造出了骄人的业绩。相信所有的读者看过之后都会为之鼓舞奋发；掩卷之余，都会认同我这句深情灼灼的话语：“有为者亦若是！”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任何宏图伟业若要获得成功，一般都要在主体与时、空三个轴线的黄金交会点上遇合，即所谓“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逢有为之时”。首先是生要逢时。歌德老人在谈到莎士比亚时，说：他的伟大多半要归功于他那个伟大而雄强的时代。至于他自己，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大文豪，歌德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国家的未来发展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适时地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开启了一个农村改革发展的崭新时代，可说是“有为之时”；而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正承载着积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光荣使命，更为我们创“有为之业”、做“有为之人”提供了难得的“英雄用武之地”。本书中的这些生动的典型，以其坚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设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成功实践，谱写出改革发展的新篇章，树立了全新的榜样。

应该感谢本书的作者、编者和最初刊载这些报告文学作品的《鸭绿江》编辑部。他们是功不可没的：不仅以其高超的创意、优美的文笔和艰辛的劳作，对于推进全省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为繁荣发展当代文学事业，特别是为作家如何投身飞速发展的时代洪流，发现并及时反映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描绘创业宏伟蓝图，宣扬体现时代精神的英雄模范人物，探索了新的路径，迈出了新的步伐，开创了新的局面。

作为心香一炷，期望这篇短文能够实现上述愿想于百一、什一。

是为序。

王充闾

2008年10月于沈阳

诗文千古贵情真——《志远集》序

诗文千古贵情真。真情实感，是文学的生命线，是衡量诗文作品品格高下的首要标准。翻开裴志远同志的这部诗集，一个最鲜明的感觉，就是真情四溢，往往读着读着，就觉得有一股令人感发兴起的热流贯注全身。作品题材广泛，篇幅长短不一，形式也不拘一格，其中旧体和新诗平分秋色，各有千秋。不过，所有的篇章都体现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前代诗人所要求的，“笔端常带感情”。在一般人印象中，统计工作是枯燥而单调的，可是，到了作者笔下，却变得发光闪亮，生动活泼。作者以其长期养成的对党的事业、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化作融融爱意注入机房，把目光扫向那些在节假日仍然坚守岗位的普通工作人员，用诗行摄录下他们公而忘私、忠于职守，沉浸在工作的欢快中的场景：“当你描绘的蓝图变为实际，/看到你开心的一笑，/你笑得是那样的潇洒、甜蜜！”

文学界有一个说法：诗歌是拒绝阐释的。意思是，它应该是读者看了就能产生心中的共鸣，进而出现灵魂的提升和精神的震颤，而无须借助于他人越俎代庖，帮助解读、述说。对于文体的精英—诗歌来说，这应该是起码的要求，但也是一个颇高的标准，要达到篇篇如是，一般写作者是难臻此境的。《志远集》中有些诗句，读起来觉得在纸上跳动，使眼睛顿时为之一亮。你看他是这样来歌颂统计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的：“贝多芬用七个音符创作出一代名曲，/您靠着十个字码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在“轰轰烈烈的时代”，他们以“默默无闻的工作”为伟大事业献身，出色的“人生价值在平凡岗位上实现”。在这里，作者运用典型的类比，造成了鲜明、深刻的意象。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直接面对生活实际，对劳动，对工作，对事业，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心有所感，情有所钟，便一一发而为诗，予以热情的讴歌，倾注炽热的衷情。对许多新老同志，对几乎所有的至亲，他都专有赠诗，也都是亲切感人的。因为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对象，是毫无虚饰的情感交流，所以，不会有半点虚情敷衍、矫揉造作，也不可能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纯粹出于一种内在力量的冲击，发自真情实感，发自内心的激动。这类作品自然容易真切动人。有人说，诗歌在表面上，看是修辞、技巧、格律的推敲，看是语言、材料、构思的组合，但最终又不是这些，而是充满个性的最深入、最忠实的生活，里面注入了作者整个的情感、气质和精神。从实践中，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这部诗集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作为心灵的历史，这些诗作产生的跨度历时近四十年，可以说是作者从学生时代开始的几十年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它像一部录像机，留下了作者各个时期情感起伏、思想发展的心灵轨迹和工作变迁、征途辗转的处处屐痕。历览这本近三百首的诗集，可以准确地看到一个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热爱生活、恪尽职守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内心世界。这里有正气的张扬，温情的坦露，理想的探求，胸襟的展示。诗词读过，眼前马上就会有一个真实而鲜明的形象显现出来。这里有一首题为《笔耕》的七绝：“躲在高楼觅小诗，往来踱步陷深思。霞光满眼关不住，红杏出墙见几枝。”寥寥二十八个字，就把他正在绕室徘徊，冥思苦想，寻章觅句，却于不经意间抬眼看到一枝红杏像霞光一样照耀墙头，不禁怦然心动的心理转换过程，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

作者的内心世界是异常丰富的，人们一般认为，从事行政工作特别是技术性较强的工作，不容易激发诗情，这也是一种误解。其实，文学与职业并无绝对的关联。创作需要技巧，但它本身并非技艺，“诗主性情”，“性情之外本无诗”。只要有真性情、真感受，并且掌握了一定的创作技巧，就具备了作诗的条件。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群星璀璨的杰作中，有许多诗篇出自著名数学家、科学家的笔下，就是一个显证。

这部诗集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出自一位多年从事统计工作的领导干部，即所谓“官员”之手。领导干部从事业余创作，有其特殊的有利条件。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学；它所观照的是社会、人生。阅历丰富，思路开阔，视野宽广，立足点高，无疑都有助于诗文的创作，不是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吗？而这一切，恰恰都是领导干部特有的优势。当然，领导干部写作也有它的弱点。比如，有些同志心态比较拘束，笔势不能放开，想象力、创造性相对地要差一些，等等。进行创作准备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文化素养的过程。正如俗话说的，你要向外倾洒一桶水，就须储备下一担水。为了能够拿出真的“货色”，就得潜心向学，深入思考，力求展示独有的发现、特殊的感悟、独到的见解，有所创造，有所发现，这对事业、对本人无疑都是一桩好事。志远同志的创作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序者，绪也，谓端绪也。”说的是，为诗文集写作序言，应该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起码也应指出其中的特点，即这部诗文集之存在价值。窃以为，小序基本上达到了这一要求。那好，就此打住。

王充闾

2002年8月23日

《秋水集》序

刘殿珩先生是吉林省的一位诗人，他的旧体诗颇见功力；而散文也写得很好，这本情文兼至、辞采斑斓、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的《秋水集》堪资作证。付梓之前，他曾驰函索序，我慨然承诺，遵循“君子赠人以言”的古训，余固乐其有成也，遂不揣谫陋，而欣然命笔。

按照先秦文献的说法，作序，所以叙作者之意而理其端绪也。其意在于为读者从茫茫文海中梳理出一些头绪，为阅读接受指引一条路径，起到媒介与津梁的作用。应该说，这个要求是很高的。“甘辛谁解味？机杼自家知。”这种导读式的绪论，其实，最好是由作者本人去写。作品是作者的孩子，不是说“知子莫如父”吗？

细按全文，鲜明地感受到凝结其中的深刻的心灵体验和真情实感。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说过，生命或精神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就是精神世界，而构成精神世界的基本细胞乃是体验。要进入生命世界或精神世界，体验乃不二法门。体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是一种精神的投入，是“我”与对象之间同感共鸣的活动。水管里淌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这是常识。所以，依我看来，若要自己的创作有深邃的蕴涵，而且充满生命活力，作家就应该具备深切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就是说，要以创作主体的深切体验为叙述轴心，让生命的灵性灌注于思维客体，使情思汇聚于所感悟、所剖断的审美对象，努力形成情感与智性的涡旋，这是实现创作深度追求的有效途径。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

散文集中无论是真情灼灼的抒怀寄慨的文字，还是典雅、厚重的纪游、写景、述史、书事的篇什，字里行间都承载着作者的寄托，闪现着灵魂的跃动，凸显出惨淡经营的心痕意缕—作家在以独特的视角、切身的感悟，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以期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阅读时空，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从较深层面上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探究，对社会人生和自然风物的审美与鉴赏。

看来，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中，在现实的床笫上，文史是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破解理性、抵达生命本原的。通过文史联姻，文学的青春笑靥为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了生机与美感、想象力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使文学倩女获取了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沧桑感，体现出哲学意境、文化积累和巨大的心灵撞击力，引发人们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理解。

作者对于传统散文“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写作秘辛颇有领悟，结撰多方，不拘一格，谋篇布局，具见匠心。赋予知性的内容以审美情趣，叙述中注入耐人寻味的哲思感悟、故典轶闻，使文章触处成趣。语言文字尤有特点，凭借娴熟的古诗文功力，一些名诗丽句顺手拈来，且能自然而然地熔铸、镶嵌到行文之中。借用梁任公评谭浏阳《莽苍苍斋诗》的话：“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人们可以从中领略到作者淹博的学识，以及沉潜、谨严的治学态度。

我之着重指明这一点，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当前，散文创作空前繁荣，但是，大量作品丧失了文学属性，逐渐背离了纯文学、审美性的指向，散文中的商业性、实用性气息过度浓郁，已经失去了往昔的神圣光环。本来，文学作品应该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艺术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并非生活的原样照搬；本来，应该像季羡林先生所要求的：“写散文同写别的文章体裁一样，也要经过充分构思，精心安排，对全篇结构布局，要仔细考虑，要有逻辑性，有层次；对遣词造句，也要认真推敲，不能苟且下笔。”可是，伴随着小说纪实化、电视复制现实生活场景、新闻语言雷同，“散文无文”倾向亦日趋严重。许多作者率尔操觚，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文学的敬畏之心，不仅内容方面多是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展现，以流水账似的还原生活的方式作琐屑零碎的描写，缺乏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遗失了文学记录历史、拥抱时代的优秀传统；而且在表现形式上，结构紊乱，重复杂沓，文字功力、语言质地粗糙不堪，古汉语的凝炼、丰富、雅致的特色已经荡然无存，而常见的却是，学养不足就拼命煽情，或者拉洋旗作虎皮，满纸西崽口吻。这种标签式的“文学”与听命于市场的“快餐文化”，不可能参与文化积累，也不具备传承属性。为此，对于《秋水集》的面世深致意焉，寄望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郑而重之地说一说，作者并非专业作家，而是一位扎根基层的主要领导。以一位多年从事党政工作、公务繁忙、百事丛集的在职官员，在文学创作上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着实不易。我们除了为之兴奋、欣慰，鼓掌、欢呼，还能说什么呢？当然，也许有人（其中包括某些机关干部和文学界的朋友）对官员写作不以为然，讥之为“不务正业”，或者贬斥为“附庸风雅”。应该说，这都是不值一驳的偏见。须知，凡是业余时间肯于把精力倾注在、耗费在这上面的，大都是志趣高尚，有抱负、有追求、有理想的。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文学“邻近着饥寒，附带着疾病”，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的人”。人各有志，取向不同。对这些钟情缪斯、苦结文缘的艰辛跋涉者，即使不能投以崇敬的目光，起码也不该横加指责吧？在现今商潮泛涌，物欲横流的情势下，公余之暇，还能不惮辛劳，咬定这枚“苦瓜”不放的人，无患其多也！

王充闾

2009年10月于沈水之阳

犹有豪情似壮时——《沧桑拾贝》序言

林正义先生幼怀贞敏，长具才情，成为文化艺术方面的多面手，不仅从事小说、散文和影视创作，对《红学》也很有研究，于诗词、书法、绘画尤有很深的造诣。我这里专门谈论他的诗词创作。

这部诗词集《沧桑拾贝》告诉我们，他从事诗词创作，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而且基本上没有间断过。就是说，一万四千多天是在“无赖诗魔昏晓侵”的状态下过活的。这些诗词正是他艺术化的人生的结晶。对于作者来说，这该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而我尤其赏赞的是，诗人的豪情跌宕，不减当年。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诗：叫作“犹有豪情似壮时”。

从题材看，这些诗词，大别之可分为两类：一类，抒写诗人各个阶段的心路历程，展现其灼热的生命火花的辉耀。诗中记述了他的“十载春光人长大，廿年雨露树参天”，热情奔放、满怀理想、有时夹杂着些许惆怅的大学生活，也记述了他的“险路迂回羁烈骥，冰崖重叠锁寒梅”的阶段性的坎坷经历，而着力最多、篇幅也比较大的则是放歌新时代，拥抱新生活，表现诗人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热切关注，抒写其献身人民事业的壮志豪情，展示出现实主义辐射下的深层次的情绪集结。不能说这些诗章就是历史，但确如作者后记中所言，都是“各个时期思想感情、情绪的真实记录”，而且刻印着鲜明的时代痕迹。另一类，记述诗人与文友的交往，以赠诗形式为新知、旧雨写真，有些诗章确能达到传神摄髓，声情并茂的艺术水准。

正义先生兴趣广泛，工作也是很繁忙的。料想他的作诗，不过是缘情遣兴，抒写性灵，或者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不吐不快的强烈的使命感，而不会是为了当个地地道道的诗人。我想，如果他伊始就要成为诗人，大概不会选择这种早在本世纪初就已为白话新体所取代的旧体来写作。他之所以作诗，纯属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然。他像许多“过来人”那样，凭借生命活力任情适性的释放，从个人的经验起步，在观照富有诗意的日常生活的审美过程中，依照课堂上接受的和早已烂熟于心的大量中国古典诗词所提供的艺术创作规律，尝试着以这种特殊形式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感悟。开始是兴之所至，偶一为之，进而便兴会淋漓，得心应手，一发而不可收。世间万事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当他如痴如醉地耽于诗艺，成了缪斯女神的俘虏，就必然把诗词写作当作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努力让生命的流逝化作文学的意象，使自己从世俗纷扰中超越出来，争得永恒的精神存在。这样，尽管起初未曾想望当个诗人，但诗人的桂冠到底还是戴在了头上。

每个人的审美追求和襟抱情怀都会渗透在他的社会观念、人生态度和人格选择上，诗人、作家的情怀、意趣，则形象地、集中地反映在文学作品里。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或隐或显，必然袒露出作者灵魂深处的秘密。而诗词要比其他文学形式更注重主体意识的张扬、心理图式的透视和感情色彩的叠印。这在正义先生的诗作中表现得至为鲜明。诸如理想愿望、襟期怀抱、情感追求、个性癖好，无一不通过物象的选择、形象的塑造、意境的熔铸，投射、渗透在章句诗行里。

正义先生不属于“登车揽辔，澄清天下”那类叱咤风云的人物，生来就是诗人气质，所谓“性情中人”。在风雷激越、浩荡曲折的数十年间，在崎岖岁月、五味杂陈的生涯中，其豪情逸兴并没有像狂涛中的一捧雪浪杳无声息地蚀没，而是藉其灵根夙慧，随宜点染，都在诗文书画和广泛的友谊交流中展现出来。其为诗也，或缘情言志，或托物寄兴，或因事纪感，均属有感而发，写真纪实，与涂丹敷粉、无病呻吟、填书塞典者迥异。诗集中绝少惨淡经营的刻意之作，多是信手拈来的神会之笔。情真意切，纯任自然，是这部诗作的突出特点。

《沧桑拾贝》诗笔轻灵秀曼，其上乘者有情思绵邈、意境新开之胜。但诸多事物中优点常与缺点相并存在，有如一枚金币的正反两面。本色天然，不事雕琢，无斧凿痕迹，固属优长；但有些诗作却显得意象淡薄，用语遣词也不够精致，予人以粗疏之感。如果能够在空灵中求密致，于豪放中见深沉，自可提高品位，加人一等。今古酬应、唱和之作，一般仅取传情达意，难求渊雅、奇警，其弊多在平滑、空泛。因为是在特定的场合为特定的对象写作，有些是命题作文，不容易挥洒自如，又兼多是即席为之，率尔成篇，很难达到工稳。正义先生此类诗作，固然不少颇见功力者，但有些篇什不免失之直白，流于浮泛。

旧体诗词是以高度凝炼的艺术语言为载体，以严谨、规范的音韵、格律为基本框架的一种极富表现力的文学形式。现代人运用这种文体来写作，由于受到格律、音韵、语言、表现方式方面的诸多限制，要想淋漓尽致地展现“当下”的社会生活，纵横如意地抒写今人的思想感情，诚非易事。而且好诗的产生，有赖于才情、学养、性灵、胸襟四者的机缘凑泊，完美结合。在这些方面，正义先生有着十分深厚的根柢和比较娴熟的技艺，存在着明显的优势，只要肯下苦功，兢兢以求，自能更上层楼，臻于化境。我和所有的诗友一样，正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王充闾

1997年11月15日

序《沈水微澜》

处于基础地位的民族凝聚力，主要来源于民族文化，来源于民族文化的认同。而这种文化的认同，又有赖于对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探求与审视，梳理出一部深刻的历史、文化图卷，做出准确的历史判断与文化定位。特别是在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度扩张和后现代化思潮的涌入，人们回归传统、回归本原、回归自然、回归精神家园的情感需求日趋强烈。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加倍重视对于本土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历史、宗教、地域文化、民族风情资源的开发和研究。

适应这一形势，沈阳市图书馆研究馆员李东红女士呈献给读者的这一部新著：《沈水微澜》，可说是得其时也，得其地也。

本书特色比较鲜明：就内容看，它突出抓住了地方近现代史和民间传统文化这样两根主线，或者说当代学术界、文化界的两大热门话题。作为一部地方史籍作品，它基本上是以人物为经，以地域事件为纬，编结成一张近现代的史网，突出展现辽沈一带的地域特色；兼及民俗文化、民族风情、宗教信仰的研究。取材广泛，涉猎面比较宽。就形式看，运用民族形式，体现民间特色，用事实来说话，摒弃高蹈、空泛的议论；讲故事、述行状，有头有尾，脉络清晰。

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许多事情，彰彰犹在人耳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如何看待昨天，关系着如何看待今天和我们的明天。历史文化的认知价值，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沈水微澜》的作者，捕捉种种历史侧面，梳理大量资料，厘清历史真相，以纪实手法、文学笔调，向读者展现了辽沈一带以至整个东北地区近现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精神动力，获得智力支持，接受生动具体的理想、信念、人格的教化，进行深入的人生思考。

过去，人们提起“九一八”这个国耻日，心情总是无比沉重，感到万分悲愤、压抑，似乎直到七七事变才爰举义旗，挥戈逐日，一腔闷气才算合盘吐出。然而，许多人并不清楚地了解，实际上，从东北沦陷之日起，关东大地的英雄儿女们，就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投身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十四年间，先后有三十多万关东儿女，或激于义愤，自发地拿起武器；或在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奔赴抗日战场。他们不甘做亡国奴，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尊严，在极端困难的环境、条件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载的浴血奋战，未曾一日间断过，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一部近现代东北大地上英雄辈出、浩气冲霄的奋斗史，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关东大地不只有“屈辱”，还有值得骄傲的战斗荣光，更有无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豪气冲霄、英风不泯的民族英雄。除了人们所熟知的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赵尚志等杰出的领导人之外，还有许多当年一提其名便让敌人魂飞胆丧的一些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像首建义勇军的黄显声，威震辽西的郑桂林、高鹏振，血战白山黑水的苏炳文、邓文、王德林、李海青等等，书中都作了集中的展示，成为全书的一大亮点。

与此同时，作者还把目光投射到那些曾经长期居留沈阳地区，虽有可传可述之事，却不为世人所关注；或者虽为世人所知，但苦于载记阙如、无从查考，久已湮没沉埋的人物。像清初第一个被流放到关外的僧人函可，在刊刻《红楼梦》方面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儒商程伟元，沈阳图书馆创始人张鹤龄，中国体育界第一个洋教头步起，由日本战俘转变为新中国飞行教官的林弥一郎，等等。作者通过探发微，都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述。在这方面，只有她自己知道曾经下了多少搜寻、发掘、梳理的苦功。此外，书中还记述了盛京风情、旧都文化，以及渔樵寨、朝阳寺、四平灯火、帅府秘闻等大量生动有趣的事物，把大历史与小历史、政治史与社会风俗史、区域史与地方史，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记真记实的大前提下，颇具传奇性和吸引力。

同具有地方特色的近现代史紧相联结的，是民间传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派，它同样也是我们建设现代文明、发展先进文化的传统基因和必不可少的根基和精神血脉。这是本书的另一重要部分。

地域文化，属于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它的形成，既离不开自然环境条件，又与历史变迁、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引导等诸多社会结构因素有着直接关联。关于它的研究与书写，要求是很高的，换句话说，存在着许多难点。

首先，它涵盖了广义的文化领域，举凡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凝聚于自然景观中的人文积淀，区域内文化传播的路径、走向、活动形态，以及民俗传统、宗教信仰、社会组织、文学艺术等人类的行为系统的形成与演变，都须纳入研学术视野之中。其次，民间传统文化具有原生态性、一次性、民族性和地方性。它是一方水土的独特产物，它的某一独特文化形态，通常只存在于某一独特地域和人群当中。这些特色决定了民间传统文化是一种处于相对弱势的、稀缺的、不可再生的文化形态，由此，也就决定了对它加以彰显、传承、保护的必要性。其三，民间传统文化，流传于社会、家庭，积淀在世俗观念之中。如果说，“四书五经”所表述的是人生应该怎样，那么，那些鲜活的民俗文化，则是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怎样，带有社会文化赤裸裸的原生态性质。这就要求，书写者不仅要有专门知识，还须具备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比如，书中涉及到体育、游艺、民间美术、工艺、节日庆典、服饰、居室和婚嫁、丧葬、祭祀等极富人文价值的大量内容，就都对研究者、书写者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

应该说，作者在这些方面是具备一定优势的：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和较为广泛的知识结构；自幼生活在满族聚居区北镇、沈阳等地，家传户诵，耳濡目染，大量民风民俗民情烂熟于心；爱好广泛，好学深思，性格沉稳、宁静，文史功底较为扎实；图书馆资料充实，条件优越；周围又有一批对历史、民俗、地域文化素有研究的师友。当然，除去这些有利条件，重要的还在于肯下苦功，肯出力气。多年来，为了搜索、研究这些鲜活的历史人文资料，作者在注重民俗民情调查的同时，还从报刊、方志、旧时典籍等文字记载中，寻找线索，披沙拣金，尔后，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文化观，加以整合、分析，力求从地理环境、社会、民族、历史传统等方面进行剖析。

无庸讳言，本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存在着一些不能尽如人意之处。诸如，整部书稿的体例较为驳杂，篇章结构、叙述形式、话语方式不尽统一；由于成书比较匆促，加之，取材范围过于宽泛，有些方面，缺乏整体磨合和深入、细致的推敲；等等。好在作者还比较年轻，今后还有足够的时间、精力，进行补充、修整，以臻于完善。我和广大读者一样，热切地瞩望着，期待着。

是为序。

王充闾

2011年盛夏于沈阳

序《白云书院纪念文集》

说起大连，人们会立刻想到美丽的城市环境、繁华的商业市区、骄人的建设成就，这无疑都是足资称颂的；然而，我还想提醒一点，就是不要忽视了它在建设“学习型的城市”中所取得的煌煌硕果。这里我要突出彰表一番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

白云书院创建于2000年秋，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增进市民思想文化素养为宗旨，开展了多项学习、教育活动，其中尤以免费为市民举办传统文化系列讲座、开设国学国艺培训班、组建古典诗词吟唱团，影响为深远、巨大。

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书院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它萌芽于唐、五代时期，宋初开始受到重视，得以充分发展。许多学者、教育家和重视文化建设的地方官员，纷纷创办书院，使之兼具教学授业、学术研究、传播文化、实施教化等多种功能，不仅为读书士子提供了进学、受教的场所，同时也是研讨学术、自由讲学、问难论辩的活动中心，对于封建时代的文化传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白云书院创建以来，在借鉴传统经验的基础上，赋予书院活动以全新的内容，结合图书馆的特点，努力探索新的活动方式，三年间工作日臻完善，取得了众人瞩目、斐然可观的成绩。单就举办“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来说，先后延聘了三十几位学有专长的海内外专家学者莅临白云讲坛，就传统文化领域中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历史风云、人物品鉴、民俗服饰等诸多方面的课题进行讲述。每次讲座开办前，都先在媒体上发布消息，听众届时自愿参加，讲演结束后还安排一定时间，由听众提出问题，展开答辩、研讨，学术气氛十分活跃。

大连图书馆不仅依托白云书院这一有效的载体，出色地组织开展了各项活动，而且善于及时进行归纳、总结。继编纂《华夏正声》一书全面反映白云吟唱团古典诗词吟唱活动的成果之后，现在，《白云书院纪念文集》又将付梓，对书院的各项活动特别是文化讲座的开展作了简括而生动的回顾。编者以予之躬预其事也，飞笺索序，备极恳悫，“却之却之为不恭”，只好慨然应命。我想借此机会谈一些有关学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看法，愿就正于广大读者，也希望对于白云书院今后的工作有所裨益。

现代化社会应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现代化城市应是一个学习型的城市。学习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消费，它是在生理需求之外寻求精神的依托，是为了满足人们心理的需求。这种需求源于文化环境、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和客观现实的需要；而从根本上说，它又是人格自我完善的标志，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

现在是一个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每天的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不学习就无法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可以说，凡是存在着生命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这是借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名词。比利时普利高津教授1968年提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就可能由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稳定的有序结构。我在这里说的是，人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充实、提高自己，需要不断地补给营养、更新知识，否则，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的有序结构”，或者说动态的平衡，不仅个人的成长进步难以实现，整个事业也将遭致损失。而且，现在闲暇时间很多，如何利用与支配业余时间，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能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支配这些闲暇时间；也可以说，一个人能否成才，如何支配八小时之外的闲暇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对此，全党已经开始形成共识，日益加以重视。改革开放之初，经济落后的现状，使有些地方主要从“物”的方面或经济方面来理解生产力，认为生产力发展主要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使不少人一讲到发展生产力，首先想到的是资金、效益和经济增长率，而对如何提高人的素质和开发人力资源却考虑得很少。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党明确指出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人力资源建设”、“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的思想。党的十六大报告继承了这些思想成果，并进一步强调指出，必须把发展转移到注重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必须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发展既要见物更要见人，既要通过人的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人的全面发展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又要力图使社会物质财富更好地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要逐步实现由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发展战略向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转变。

面对21世纪，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也日益鲜明。所谓科学发展的整体化，不仅指自然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结合。它们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只有它们的相互结合，才能给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哈佛大学有个著名的“零点项目”研究计划，它并不是从科学技术教育方面来查找50年代苏美空间技术的差距，而是从艺术素质的落后来考察美国空间技术落后的原因。李政道从80年代开始，每年都回祖国大陆，一直倡导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钱学森的观点是，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中应该有艺术，因为科学里有美学。

但是，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往往遭到忽视，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看不到它的实际作用。如认为社会科学只是夸夸其谈，实际并不顶用；有的说，社会科学只适合于学校里讲授，只能为学位和毕业论文提供研究题目；有的认为社会科学只是文人之见，是“嘴上会气”的东西，可有可无；有的仅仅把它看作一种宣传舆论工具；也有人把政治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社会科学研究。

这些情况的产生，同对于社会科学的特点缺乏应有的认识有直接关系。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具有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因而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更为明显，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它的发展会遇到更多的阻力；而且，作用方式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经过由基础理论向应用研究的转化，它的成果可以物化，可以直接体现在技术当中，新技术一旦出现，就会给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展现出新的前景，这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非共用性、育人性、潜移默化性、社会关系调节性，它的作用往往是间接的、隐蔽的，而且是长效的。人文社会科学起着支撑、导引、保证的作用，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关系到民族精神的塑造，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对个人来说，人文社会科学可以提供精神食粮，使精神充实、视野开阔、情操净化，进入新的境界。

而就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对于传统文化的忽视又是一个明显的阙失。中科院院士、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教授在访美时，几位华裔教授直言不讳地批评大陆教育有缺陷，说我们的留学生“数典忘祖”，他们懂得ABC，懂得XYZ，懂得美元英镑法郎，就是不了解长城、黄河，说不清老、庄、《论》、《孟》，不知道文天祥、史可法。对中国文化历史如此无知，又怎么能对国家、民族有了解、有感情、有责任心，而义无反顾地去为她献身呢？这番话听了，真是振聋发聩。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在一次讲座中回答学生的问题：“读《红楼梦》究竟有什么用？”他说，不读《红楼梦》的人，不读唐诗宋词的人，文学素养特别差的人，他就脱不了俗。好书对于人的影响，是在灵魂层面上产生作用。1988年世界各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聚会巴黎，会议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高科技发展到需要人的理智去驾驭时，需要用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去治理与调适，人类要爱这个社会，要爱自己的民族，要爱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

我们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从这个意义上，看重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的存在价值，肯定它的作用，祝愿它健康成长，不断取得新的创获，在创建“学习型城市”的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是为序。

王充闾

2003年10月于沈阳

序散文集《山野菜》

读过戴鸿武同志这一迭散文稿，我立刻忆起了三十多年前我们初识的情景。60年代之初，两人虽然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又在同一城市的直属机关工作，但相互并不认识。还是诗歌作了媒介。作为报社的副刊编辑，我常常接触到他的短诗，清新，雅致，风格与梁上泉、严阵的有些相似。于是，便注意访察，终于在一次集会上见了面。后来，凑巧又调入同一部门，但因“文革”狂潮骤起，诗文自然写不成了，在一起也再没有谈起过文学的话题，彼此几乎都忘却了那一段文字因缘。

近二十年，我们时散时聚，有分有合，工作的接触很多，谈论文学的事儿极少。日前，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以序其散文集相邀，还说不久诗歌也要结集付梓。这倒令我有些“惊诧莫名”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不长于此道，相反，以其当日的文学修养、感受能力、表达功夫来说，出散文集、出诗歌集都是意料中事。我的惊异，是以为他早已同缪斯女神分襟了，谁料，几十年来，竟然情有独钟，“幽怀暗抱，珠胎巧结”，直到产下了一个又一个“宁馨儿”！

其实，细想一番，倒也顺乎自然，合乎逻辑。“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恩格斯语）文学这种东西很有魅力，一经染指，往往终身难于废弃，有时魂梦相随，纠缠如藤萝绕树。苏州姑娘林黛玉就有过“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倚石自沉吟”的咏叹。而不事张扬，闷头去做，见真本领，练硬功夫，又恰是鸿武同志几十年养成的性格特征。所以，有此惊人之笔。

这些散文，风格仍是清新、雅淡；语言仍是朴实无华，但在文字的驱遣、运用上颇见功力；意蕴醇厚，时见情思、理趣，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十分鲜明。这些，都一如作者其人。作者非常刻苦勤奋，有比较深厚的文学和理论功底，不断吸纳新的营养，注重观察客观事物，肯动脑筋思考问题，尽力以诗人的眼光来观照人生、审视自然，执着于生命本身的体悟和感受。这是这部散文创作获得成功的原因。当然，事物常常是得失相并的，这方面的优长有时恰恰造成另一方面的不足。清丽，是很突出的长处，但个别的失之清浅；意蕴厚重，这是许多散文家所刻意追求的，但有时却忽略了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群体意识和“客观性”增强了，有时也会导致散文的主体置换和自我淡化。

《山野菜》中很大一部分篇幅，抒写了童心、童趣，亲情、乡情，宛如一幅幅清丽的山乡风情画。读着读着，就被带回到悠远的童年。我和鸿武一样，都是生于忧患之中。30年代下半叶的东北农村，兵荒马乱，蒿目时艰。但是，再凄苦的童年，也总能从亲情、乡情中获得一丝慰藉。纵然外面是荆天棘地，只要一头扎进母亲的怀抱，就立刻有了安全感、温馨感。而故乡是放大了的母亲的怀抱。不管它怎样穷寒僻陋，总是“人情恋故乡”的。这样，童年、母亲、故乡，三位一体，织成了一片情网，让人久久地罩在里面，作着凄婉而温馨的梦。

我想探究的还有一点，就是作者怎么保持了他的一片童心。本来，随着阅历的增加，时光的流转，世事的濡染，环境的变异，会使童心、童趣荡然冰释，情怀逐渐变得粗糙。而鸿武同志的笔下至今仍能流泻出这些充满情趣的文字，“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很值得称许的。

与此相联系，再一点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鸿武同志写作散文（我这里指的是纯文学的散文），他要超越一些障碍，克服一些实际困难。为文与从政的矛盾，首先是时间与精力上的碰车；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个性、情志、心态、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对于散文创作来说，知识的渊博与否，材料的丰富与否，固然也重要，但更要紧的，作为创作的命脉所系，首先要看作者有无一颗感受美、发现美的敏感的心灵，有无一种生命力的冲动和活泼清新的感觉，有无一双执着地探究生活底蕴的眼睛。尽管鸿武同志年纪已不轻，饱经世事沧桑，但他仍有一颗易感的心灵，具有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情怀。这也是很难得的。当然，从政与为文又有相辅相成的一面。登高临远，眼界开阔，阅历丰富，洞悉世事，对于创作也是一种优势。关键在于他能够把两方面的长处（而不是短处）结合起来。

这是透过文本所得到的启示，我以为，其价值同样不可忽视。

最后，我想说说“山野菜”这个书名。作者寓意是很深的，除如作者所述外，我还想补充三点：一是，山野菜生命力强盛；二是，富于营养，没有污染；三是，根生大地，基础厚实。愿文学园地里有更多的植根深厚、生命力旺盛而且富有营养的山野菜一般的散文奇葩。

王充闾

1997年4月1日

以文学形式传英雄不朽——《抗战铁血关东魂》丛书总序

每年的9月18日夜晚，北迄黑龙江畔，南达海南三亚，西起喀什的红其拉甫口岸，东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海湾，全中国百多个城市的上空，都会响起长长的汽笛声。这是在警示、提醒国人不要忘记“九一八”这个国耻日。

许多人都知道，这个黑色的日子，是和“满洲国”、“亡国奴”这些不幸的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许多人却未必知道，实际上，从东北沦陷之日起，关东大地的英雄儿女们，便从未停止过不屈不挠的抗争。十四年间，先后有三十多万关东儿女，或自发拿起武器投入抗日斗争，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抗日的战场。他们不甘做亡国奴，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尊严，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载的浴血奋战，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一部近代以来东北大地上英雄辈出、浩气冲霄的历史—证明了关东大地不只有“屈辱”，还有值得骄傲的战斗荣光，更有无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英雄儿女。

这套丛书展示给广大读者的，就是那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可歌可泣的历史，是那些民族英雄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英勇献身的传奇故事和壮丽史诗。遥想当年，抗日将士们孤陷敌后，内乏粮布，外无援兵，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度过了多少摄氏零下四十度的冰雪严寒，度过了多少靠树皮和野草充饥果腹的艰难岁月！十四年间，东北的抗日将士，年年都有雪山要爬，年年都有草地要过，他们所遭遇的艰难险阻，他们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令人想起转战南北的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同样都是亘古未有、中外无双的。这种对祖国对民族忠贞不渝，为自由为解放宁死不屈的精神，是我们关东大地的灵魂，是传承给子孙后代万古长新的宝贵财富。

今天，我们的青少年，都知道哈利·波特，知道美国大片里的英雄兰博和“兄弟连”，知道日本动漫里的火影忍者，可是，对于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的名标青史、光耀千秋的抗日英雄，却少有闻知；有的即便知道点滴，也仅仅限于赵一曼、杨靖宇、李兆麟等几位曾见诸课本的杰出人物，而对广大抗日将士则黯然无闻；即使是当年一提其名便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些传奇英雄，如周保中、冯仲云、李红光、赵尚志、冷云、邓铁梅、马占山、黄显声等等，也所知寥寥。他们并不了解，当日有许多民谣、民歌，在口头与报纸上是到处传诵不绝的：“日本鬼子要挨枪，出门碰上李红光”；“小日本子要倒霉，上街遭遇邓铁梅”；“铁狮将军周保中，日寇伪军眼中钉”；“八女打鬼子，子弹打溜光，冷云她领头，投江不投降”；“清华秀才投笔从戎白山黑水，冯仲云教授身经百战成名将”……而更多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的关东儿女，“却在白山黑水间枕着青草沉寂了”，他们有的连座坟墓都没有留下。

一位外国思想家有句名言：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而一个有了英雄却不知爱惜与尊敬的民族，则不仅可怜更是可悲的。为了不使“满洲国”和亡国奴的悲剧重演，为了让更多的人在勿忘国耻的同时，都能记怀并予尊敬我们的抗日英雄，为了通过文学形式传播英雄不朽功勋，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组织东北三省作家和史学家联手创作出版一套《抗战铁血关东魂》丛书，第一批为十二本，以后还要陆续分批编辑出版，为东北大地上更多的抗日英杰立传。这一举措体现了出版者对家乡、对民族、对历史、特别是对青少年成长的责任担当，功被当今，泽流后世，其志可嘉，厥功甚伟。而参加这套丛书创作的十二位作家，怀着对英雄的景仰，着眼于对后辈的责任，忘怀得失、不计酬劳的奉献精神，体现了人类灵魂工程师应有的风范，同样是值得称道的。

文学史与传播学反复证明，传播形式往往直接关系到传播的效果。岳飞和“杨家将”之所以达到家喻户晓，是和传统戏剧和演义小说这类艺文载体分不开的。正是通过这些艺文载体，使得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以及生动感人的故事代代相传，深入人心。这套《抗战铁血关东魂》丛书，尝试用小说艺术手法直接描写关东大地真实的抗日英杰，塑造他们鲜活、传奇的艺术形象，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可以说是文学创作与出版工作顺应时代要求，联手进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的一次开创性举措。单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应予充分赞许与大力提倡的。

王充闾

2011年5月23日

诗思氤氲走游中——诗集《游走抒怀》序

一

与陈文清同志相识相知已经三十年了。他留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天资聪颖，博学多识，非常勤奋，喜欢动脑；思辨能力、文字功力都很强，经他手起草与审定的公文、报告、党史著述，都属高质量的上乘之作。可是，前些天，他却以一部题为“游走抒怀”的厚厚的诗稿见示，览诵一过，真的令我大感惊奇、高度兴奋、深为感动。

其一，他一直稳坐在机关，勤劳、奉献在办公桌前，工作安排得十分紧凑；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腾挪闪变、脱身有术，饱览了那么多的胜景奇观？举凡红都圣地、名城胜邑、佳山丽水、遗产古迹，无不览胜登临；而且，不限于神州大地，足迹还遍布于欧美与亚洲十多个国家。真是达到了古人企慕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境地。

其二，他不仅“游走”了，而且，还能“抒怀”，将足之所至、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感，一一通过诗的形式描绘于笔下。古代著名的《毛诗序》中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不仅此也，他在登山临水、览胜纪游之余，仍然不忘亲情、友情，以饱满的诗怀，抒友朋相聚之欢，叙骨肉天伦之乐。时而豪情似火，激扬澎湃；时而柔思脉脉，一往情深。使读者看到诗人的多样情怀，多副笔墨。

其三，对于一个长期从事逻辑分析，以思辨、综合见长的写作者来说，改弦更张，实现华丽的转身—运用形象思维，进行格律诗创作，端的不易。应该承认，确实取得了骄人的实绩。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竟爱诗成癖，终日不废吟咏。他把诗词作为一种表达思想、情感，发抒性灵，陈述见解的艺术手法和话语形式，甚至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每当遇到使自己兴奋、感慨的事，或者忆及一件往事、一位故人，他都不期然而然地想到要用诗的语句来直抒胸臆。不仅勤于创作，而且，潜心修改，三百多首诗，他全都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已经刊定的诗稿中，仍然留下大量的改动痕迹。

看来，一个人只要结缘缪斯女神，那就意味着结缘于劳苦，结缘于痴情，因为诗词从来就是痴情与劳苦的产物。可以想见，参加各项活动也好，外出游观山水也好，正当人家纵情适意、开怀谈笑之时，他却在一旁冥思遐想，结撰诗情，甚至收视反听，心游象外。大约每天他都沉浸在一种诗的意境里，像《红楼梦》里的林姑娘所说的：“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倚石自沉吟。”否则，那么多即兴抒怀之作，又是何时结撰、怎么问世的呢？无疑，这也使我对于文清同志增进了一番了解，更平添了几分敬重。

二

“游走”二字，用得很妙。古人有“山海诗情驴背得”的诗句，说的是：诗思氤氲走游中。坐飞机，乘火车，无疑有利于快捷赶路；但要酝酿诗情，启动幽思逸想，却必须依靠脚踏实地地“游走”，需要开动两脚机器。

通览《游走抒怀》全部诗章，我想，如果需要提炼出一条主线，那么，辛弃疾的一句词，庶几近之：“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文清同志正是凭借着对自然、对历史、对社会人生的特殊感受力和丰富的审美情怀，足迹所至，登临远目，抚今追昔，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限制，泯除种种界隔，化解由岁月迁流所引起的怆然寥落之情、世变无常之感，直接与中外古今的般般情事取得沟通，从而随时随地写下劲拔优美的诗篇，为神州大地以至寰宇间的山川胜迹、人文遗产描绘出鲜明而壮美的形象。

在这里，他既与悠久的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它，于是，历史就为他思考“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其间，既涵盖了他对古人的景仰、评骘、惋惜与悲歌，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汩汩血脉；又以一块情感的透镜去观察历史，体现对历史、对社会人生的一种深度关怀，通过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露体现个性色彩的价值判断，渗透出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这厚重的文本，是诗章，也是历史与哲学。就一定意义来说，浏览自然风光，赏鉴历史文物，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这样，即使是初来乍到，也都如游旧地，如晤故人，仿佛踏进了乡关故土，返回了精神家园。

此刻，那些早已谙熟于心的佳话故实、鲜活形象，以及奇章妙句，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一个个都鲜活涌动，呼之欲出。它们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通过它们的参与，或者说通过对它们的感知，使历史意识和人生感悟汩汩流出，从一个景点、一桩事件走入历史的沧桑。这样，也就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激发出诗人的情志与感怀，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从而产生深沉的人文感悟，启动着内心的激情与联想。南宋时期的大思想家朱熹在《诗集传序》中，对此有过生动的叙述：“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三

依据古人对作序的要求—为读者理出一个头绪，上面这两部分文字，任务可说已基本完成，按说也就可以停笔了。但是，出于至诚，我还想就创作问题对文友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写作旧体诗词，熟读与背诵历代诗人的名篇佳句最关重要。

诗歌，原本就是处于巅峰地位、极富表现力的文学体裁；而旧体诗词更是以高度凝炼的艺术语言为载体，以严谨、规范的音韵、格律为基本框架，有着独特的谋篇布局、经营制作规律的一种文学形式。现代人运用这种文体来写作，由于古典文学功力不足，再加上受到格律、音韵、语言、表现方式方面的诸多限制，要想淋漓尽致地展现“当下”的社会生活，纵横如意地抒写今人的思想感情，诚非易事。

为了冲破这一难关，现实中的写作者大体上有两种取径：一种是手里捧着一本“诗词格律”之类的入门向导书籍，边硬记那些平仄声韵，边结撰新词，对号入座；另一种做法，是通过熟读、背诵大量古代诗词，来把握音韵、格律以及句式、词汇、结构上的独殊规律，结合对照、研习“诗词格律”书籍。诗家一般倾向于后者。大量的名章丽句烂熟于心，可以充分体会古诗的韵味和妙处。有时即使没有记住某些格律，但由于有成竹在胸—现成的古典诗词可证，同样能够起到导航、校正作用。前人学诗走的都是这条路子。所以，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二是在写诗的同时，不妨写些文学性的随笔、散文。

诗文大家余光中说：“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体。佛洛斯特有言：‘双目合，视乃得。’”中国古代的文人，向来都强调诗文兼擅。《古文观止》原本是散文选本，可是，所选作家中有许多著名诗人，像陶潜、王勃、骆宾王、李白、刘禹锡、杜牧等皆是；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既是一流的大诗人，同时又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现当代有些老诗人，写着写着，往往弃诗从文。臧克家先生就说过：“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我经常劝说单纯写诗的朋友，要练习着写些散文、随笔，这样，无疑又多了一套本事，适合以哪种形式表达，就应用哪种形式。有些素材，比如那些抒情、感悟性强的，适合以诗句表达；而生活中还有大量素材，包括漫游所见，往往纷繁万状，理性、知性比较强，难以用几十个字尽现其端绪，这样，就有赖于以文章形式来叙写。这好比古时作战使用冷兵器，有时只要亮出三尺龙泉就足以稳操胜算，有时却必须舞动长枪大戟、丈八蛇矛，才能应付裕如。多一种本领不就多一份主动吗？

王充闾

2011年1月

《和风细雨集》序

本伟先生《和风细雨集》付梓，邀余作序，却之不恭，写下读后的一些感想。

诗意，诗性，诗情，深深地润泽着整个中华民族，形成了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无论往古还是当代，都拥有最广大的诗人群体。在这一群体中，大体上涵盖了三类状况：专以写诗为业的，即文体意义上的专业诗人；专家、学者、教授、文艺家等各类专业人才中，“行有余力”则以诗鸣者；从事实际工作，包括各级从政者，文化素养较深，且富有诗的激情者。而在古代，则以第三类为多，专业诗人也有，但终身未入仕者少之又少。就当代诗坛而论，三种范畴里都涌现出了大量卓尔不群的诗人。本伟先生，作为学者型官员，兼具二、三两类之所长。

古人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长期而又较高的官职，使本伟先生具有丰富的人生历练和开阔的胸襟、超拔的见识。这对于诗文的写作具有决定性作用。确确实实，我们在本书中深切地感受到诗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感悟生活也好，寄情山水也好，鉴古思今也好，都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诚如他在《自序》中所说的：“和风细雨是和谐生活的另一种解读，赋予和谐以美的旋律。是一种平和地对待世界的态度，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力量。”不仅此也，他更进而深入指出：“人类社会何尝不希望和风细雨式的建设，不再折腾，国泰民安，一派安宁祥和，从而安抚人日益浮躁的内心世界。”和就是美。诗集立意甚高，展读一过，我们就能发现，“和谐”、“安宁”原是这部诗集的主旋律；而美，则是诗作所服膺、所追求的一种至境。

本伟是学哲学的，中西哲学的底蕴为他的诗词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滋养。而且，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强调，发掘人的生存智慧，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纠正人在天地间被错置了的位置，主张在完善天人关系的同时也完善人类自身。他认为，重整破碎的自然和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二者是一致的，并把希望寄托在文艺上。本伟先生从中感悟到，荷尔德林那句因海德格尔的阐发而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诗：“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正是体现了这种哲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水间，大自然与那一个个易感的心灵，共同构成了洞穿历史长河的审美生命、艺术生命，“天地精神”与现实人生结合，超越与“此在”沟通。大自然，成为人们的生命之根、艺术之源。于是，他写下了一首《西湖夜色》：

寂寞清秋月夜朦，湖光山色荡微风。

断桥路上无残雪，保俶塔下起箫声。

诗中动静结合，为读者展现出一幅淡雅、清寂的素描，其中融入了诗人对自然、对人生、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感悟，是诗意、画境、哲思的主客观的混合体，寄寓着诗人广阔的心灵世界。

哲学的感悟和诗性的喷薄，使他获得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他的笔下，山水被灵性化，生活被诗化、艺术化了，难怪他要说：“不是我要寻诗，而是诗来寻我。”诗人的脚步遍布各地，空间的转换必然带来心情的感应，同时会调动时间的演化，于是，登高临远之际，便成为诗怀扩展之时。他有一首调寄“浣溪沙”的《雪中情》：

独立寒坡雪上滑，踏白背日小梅花，形单一影旅孤斜。

燕子自从飞走后，北回归路莫为家，天开雪后落檐牙。

雪，原是人们习然不察的景观，可是，一入诗人眼界，便有寒坡独立、孤旅形单、天开雪霁、燕落檐牙的图景显现，分明是一幅“寒雪燕归图”。应该说，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能够以一双孩子般的好奇的眼睛，去感受周围的大千世界，去发现如日之升的新的美。

如果说，和谐是《和风细雨集》的灵魂，哲思是其筋骨，那么，真情便是流贯全身的血脉。无论是寄情山水，讴歌祖国的壮丽河山，还是缅怀双亲、抒写对亲友的眷恋，诗人都充溢着一种灼灼的真情，于是，一首首发自肺腑的歌吟汩汩流出。这种歌吟，浸润着作者丰厚的人文素养、多姿多彩的文人情怀，迸溅出智者的思想火花，昭示着他的被遮蔽或遗忘的生命中的感动。

诗集中新体占的比例不大，但我发现，大多都饶有兴味，粲然可观，反映出作者的娴熟功力。且看这一首《可不可以》：

时间可以分解吗？/可以。/

所以我用每一秒钟想你。/

空间可以分割吗？/可以。/

所以我用每一处凝望想你。/

思想可以分散吗？/可以/

所以我用每一个闪念想你。/

身心可以分离吗？/不可以！/

所以我用全身心想你。/

你我可以分开吗？/不可以！/

但却总是你在那里，我在这里。

构思巧妙，意境幽渺，层层递进，到了最后一节，陡然翻出奇境，令人拍案叫绝，堪称是一首出色的情诗。

作序应能帮助读者理出一种端绪，指引一点路径。这些功能，我这篇短文恐未做到，无非是抒发一番观感，说说个人的看法而已。

王充闾

2009年4月于沈阳

《五月槐》序

树槐同志夙有诗性、文才，情怀超迈，思致深邃；而且有强烈的文学爱好。但是，长期以来，他的工作岗位、业务分工，主要在于识才、选才、用才、育才方面，于诗文一道相距颇远。尽管不能说二者绝对对立，不可以相互调和、相通相融；但矛盾与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起码反映在时间、精力、志趣、心态等方面。

相识三十多年来，据我观察，树槐同志还是妥善地处理了本职工作与业余爱好的关系。他在做好分管工作的前提下，着意提高诗文欣赏水平，培养审美情操，使工作与学习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及至年逾花甲，退出主要领导岗位，工作稍得消闲，便分出一定精力投入文学写作。诗集中所收五年间（个别作品写于二十年前）的诗词作品，是其成果的集中展现。

清代诗人、文学评论家叶燮在《原诗》一书中指出：“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此三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这里的理，是决定事物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事，是事物的客观存在；情，是表现事物特征的生动状貌及无穷情趣。理、事、情，构成一切事物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就是说，文学作品既不止于对事物的表面描写，又切忌演绎概念、纯粹说理，而是要对事物的理、事、情作统筹观照、整体表现。

树槐同志的诗词，题材范围十分广泛，有游踪纪感、即兴抒怀，有史海钩沉、托物寄志，有人生感悟、友朋赠答，但大体上说，亦不外乎抒情、纪事、阐发哲理。我很喜欢他的一些短诗，如开篇这首七绝《沈阳至成都机上》：

太白长歌蜀道难，攀躜鸟迹羡鹰猿。

而今三百东来客，呼啸一声到锦官。

有事有情，有趣味，有文采，于叹往歌今之中，透着自发的欢腾与快活，使读者也跟着欣然色喜。还有五言绝句《咏尼阳河》：

一路奔腾急，滔滔无尽期。

何来乾坤袖，携你到辽西。

作者曾在干旱少雨的辽西地区从事领导工作多年，对于滔滔碧浪、滚滚江河，有着浓郁而深厚的感情。甚至到了西藏参观访问，看到丰沛的尼阳河水，不禁想到：若是身怀绝技，能够像神仙那样，宽大的袍袖一裹，就把它带回辽西多好啊！奇思妙想，令人拍案叫绝。即景思事，由事抒情，因情见理，堪称绝唱。

文学创作是一种审美认识活动。而美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有待于作者去发现与表现。五绝《三亚市海滨露餐》，于此有充分的展示：

望断夕阳红，擎杯待月升。

涛鸣心曲动，一醉海南情。

有事由，有景物，有情怀，又有美好的诗句，主客一片相融相乐的场景，跃然纸上。

诗贵情真，这部诗集中许多文字都是情怀的展露，心灵的揭示，心路历程的实录。宛如一部录像机，展现了作者在新世纪的情感起伏、胸襟翕张；带着血肉，附着灵魂，映射着作者的心灵轨迹；大至人生底蕴、胸襟抱负，小到一己的情趣，均可一览无余。有两首《咏槐》诗，属于寄志抒怀之作。其中七绝：

年年五月绽鹅黄，绿树枝头玉闪光。

未成松柏成梁栋，偏向端阳送晚香。

诗中含蕴深邃，即兴中阐明哲理。还有一首《秋叶》：

叶老秋黄本自知，尘埃飘落任栖迟。

花前不恋风光日，化作春泥育幼枝。

名为吟咏秋叶，实则借物喻人。由于采用拟人化手法，形象感很强，抒情意味浓重，兼富哲思理趣，写的是“叶老秋黄”，但不现衰飒之气。这些抒情诗，无论是寄志感怀，感发兴起，还是友朋赠答，都在柔情惬意之余，留下了无尽的温馨。在“技术进步，人性退步”的情势下，葆有一片绿色的精神空间，诉说着现代人的情感与良知。从这些浸透着鲜活的生命跃动的文字中，读者不难发现作者自身的人格雕塑。

诗集出自一位领导干部即所谓“官员”之手。领导干部从事文学创作，有其特殊的优势。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学，它所观照的是社会、人生。阅历丰富，思路开阔，视野宽广，立足点高，无疑都有助于创作质量的提升。不是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吗？而这一切，恰恰都是领导干部特有的长项。

追求深度是文学走向更大精神空间的有效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现代人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而人类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人生及自身命运，必然产生普遍性意蕴的哲理追求。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生存状态，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为此，广大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上已经得到了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阅读诗文，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乐。在这方面，作为领导干部，自有其特殊的优势。

“有所感而发”，对任何人都无例外，所以官员写作是顺理成章的事，自古以来，从政与从文是统一的，可以说每个官员都会写诗作文。直到近代，这个传统也还绵延不绝。这在我们的革命前辈，表现得也十分突出。即使在戎马倥偬、战火纷飞之中，他们也不忘吟哦，许多名篇锦句，至今犹令人精神振奋、口齿生香。但到了近几十年，这个传统似乎中断了。官员写诗作文既然日见其少，于是，便“少所见者多所怪”，竟至被个别同志目为“不务正业”、“附庸风雅”。说来也是堪笑又堪悲的。当然，也还有不少同志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把笔抒怀，登临寄兴，时有佳作面世。这，无论是对于本人，还是对于读者、对于社会，总是一件有裨益、有意义而颇令人欣慰的事。

是为序。

王充闾

2007年9月

《绿染辽宁》序

一

这是一部从政者的文集。

自古以来，传留下来的从政者的文集，大体上有三种，一种是诗文作品结集，一种是家书、日记类作品，还是一类是文献、通典、告谕式的文字。这部《绿染辽宁》即属于后一种。它带有档案、史籍的性质，是一个地区、一个方面、一个阶段的公开性的工作载记，既有别于历史上的那些私人记述，也不同于大事记、年表式的综合性的概览。从这部文集中，我们可以全面了解到1995—2002年这一时段辽宁省林业发展的整个进程以及工作部署的脉络。它与前两类作品的显著差别，首先在于它形成于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体现了鲜明的史学品格；其次，它的成果并不反映在平面的纸张册页上，而是见诸大地，见诸环境，见诸实景，见诸自然。—实际上，这也是一切物质生产成果与精神生产成果的差异所在。

当然，从另一层意义上看，作为一部文献，它同时也是一部精神产品。通过会议讲话、工作总结、调查报告和署名文章，这部文集不仅记下了全省建设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的目标实现历程，记下了这一阶段以造林灭荒为重点、以改革为动力、以科技为先导，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记下了建设三北防护林、保护野生动植物、发展林业产业、深化林业改革、综合防治森林病虫害等种类繁多的各项专业的发展态势；而且，展示了“三讲”、目标责任制、干部培训等项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有效的保证作用，展示了大力加强班子、队伍建设，亦即在“树木”同时坚持“树人”的喜人成果，自然它也客观地展现了作者—全省林业系统带头人的精神风范。

二

纵览全书，我感到，这类文献性的作品及其所展现的工作，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有一些比较鲜明的特征，可供我们阅读时研究、论证：

一是它的实践性。一场报告过后，在整个区间掀起了造林的热潮；不数年间，“手中枝”便成了参天大树；几年前这里还是风沙扑面，满目萧条，于今已经芳菲照眼，水净天青……人们检验它的成效，不是坐在书斋里，而是要踏勘大地，千里驰驱。

二是它的群体性。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见《实践论》）而“绿染辽宁”的林业生产活动是最具典型性的集体实践行为。可以说，文稿中的每一篇都体现了统一组织、广泛参与的特点。全省上下、全厅机关、整个林业系统，是实践的主体。即使作者本人，作为这一系统的领头人，也是以集体一员的身份出现的。再进一步说，不仅造林灭荒这一生产活动是集体性的，即使这类文稿本身，也都体现着群体的智慧—起码作为会议的报告，是经过集体讨论才定稿的吧？

三是它的计划性、目的性。这也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特有的本质。除了蓄林面积中原始森林那一部分是自然生长的以外，大部分林地都是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些年计划栽植的成果。文稿真实地记录了这一令人感发兴起的过程，它向世人昭示了共产党人确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它向世人昭示了全省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组织领导下，通过艰辛劳动所完成的宏图伟业；它也向世人昭示了省、市林业部门从领导到普通工作人员、直至整个系统的奋斗勋劳。

四是它的赓续性。一般的精神产品，比如开头说过的前两类作品，它们一经问世，便宣告其与客体关系的结束。湮没或者流传，为毁为誉，为久为暂，剩下的事情都将付与读者去完成。而这一类作品，由于是与物质生产直接联系着，所以，它的命运是始终和事业相关联的，—若干年后，事业发展或者停滞、成功还是失误，还都要体现出当事人特别是领导者直接与间接的责任与功过是非，此其一；其二，林业，作为一项产业，它像人类自身一样永无终结之日，也正是为此，它将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前人事业后人赓续，一代一代地接力，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的链条之中。作者及其同事的八年战绩自然也不例外。即使哪一天退役了，他们也会把全省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接天绿浪无时或已地挂在心头。

三

我曾经悬想，当下或者多少年之后，当作者（可能也包括他的同事们）重新面对这部文集时，将怀有一种怎样的心情。首先就是回忆吧？忆起那已逝的充满温馨与激情的峥嵘岁月，忆起那志在绿染辽宁的难忘的日日夜夜。这里面，有艰辛，有苦累，不分节假日，不辨早午晚，冲寒风，战酷暑，足迹遍布沙原旷野、林海荒滩。这里面，有焦灼，有期待—当面对没有成活的一株株枯干秃枝的时候，当看到尚待绿化的一片片沙地的时候，当发现松毛虫在成片地蚀毁松林的时候，当旱魃肆虐、山洪暴发、沙尘障目，人们为环境的恶化而无限忧虑的时候，当期待一项项林业科研成果早日转化为现实的时候。当然，这里面也有胜利的欢欣、成功的喜悦。无论是南北驰车，无边的新绿、翠绿、浓绿闯入眼帘；还是一年过尽，走出省直机关的队列，领受“目标责任制”达标的褒奖，都是最好的对劳动、对汗水的补偿。可是，更多时候，想到的恐怕还是责任、担子，还是今后继续前进的设想。—确确实实，我们面前还有大量的应该完成而限于种种条件尚未完成的后续事业。这可以说是这部文集的一种现实的存在价值。

众所公认，我省林业工作的成果是显著的。省政府的总结、通报能够充分说明，历年的机关“目标责任制”达标表奖也是可资鉴证的，而最具说服力的是辽宁大地上随处可见的直观的绿化成果。通过这部《绿染辽宁》准确而系统的展示，读者可以概略地把握这一变化历程。我想，这也是文集的另一价值所在吧。

四

在这方面，我有切身的体验。1990年我曾赴辽东山区检查工作，看过白石砬子自然保护区之后，应林场负责人的要求，我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发表了现时的观感：“揽秀餐霞入画乡，接天林海碧苍苍。山行陡觉须眉绿，云谷风回草木香。”十二年后，我有朝阳之行，南北穿行辽西大地，到处葱茏满眼，绿意迎人，一时，意兴盎然，欣然命笔：“高下川原展翠屏，槐黄柏绿晓风轻。廿年重踏营州路，喜见晴峦似画青！”朝阳古称营州，三百年前，这里还是松林遍野，后来遭到人为的过量采伐，到上世纪中期已经是童山濯濯。新时期以来，实行封山育林、种草种树，成效显著。不出二十年，即发生了显著变化。后一首七绝即是白描式的现场写生。

四十多年前，朝阳市建平县几十名男女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结队上山去绿化青松岭。看到这个动人心弦的消息，我曾写了一篇散文，对他们的可贵精神予以热情的颂赞：“为了后代人生活得更美好，眼前，他们宁愿付出十倍艰辛的劳动。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想要建立八小时工作制，可是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了至少两倍的时间的工作。’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通过我们的双手，大地披胸献宝，长河摇尾欢歌，万古荒原涌起金黄的麦浪，百里秃山披上翠绿的新妆。而这些，正是这些时代英杰的永不倾圮的纪功碑。尽管建平山区青年建设者，也将在时间的洪流中老去，然而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业绩却是永世长新的。遥想几十年后，当未来的一代登上青松岭，面对着绿浪接天、浓荫蔽日的松林，吃着又香又甜的水果，饱游饫看之余，再想象着旧县志上记载的‘山上秃了头，山下鸡爪沟，刮风沙土起，雨后水狂流’的情景，他们该是怎样地感佩这班艰苦创业的先人啊！”现在，我愿把这段话移赠给本书作者陈天民同志和全省林业系统的建设者。

是为序。

王充闾

2002年8月末于沈水之阳

《枫叶集》序

郭金声同志是我的老朋友，早在60年代初，我们就已经相识了。当时，我们在同一地区工作，虽然岗位不同，分工有异，但由于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彼此相知相重，共同语言很多。早年他曾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和辽宁省政府先后当过两任领导的秘书，因此，在文秘方面尤为出色当行，被上下左右的人目为“作手”。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位善于学习、肯动脑筋，有思想，有见解，也有文才的同志。后来，尽管我们两地分襟，音问久隔，但这种印象却是长存脑际的。所以，当我听说他已经有两部诗词结集付梓，并不觉得意外与突然，心中只是为之兴奋，感到欣慰。

由于阅历、素养、品赋、襟怀不同，人们的理想、追求差异很大。与之相应，兴趣癖好、精力所注，自然也大相径庭；而快活、惬意之类的体验，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30年代出生的人，现在都已迈进老年的行列。这些老同志早年投身革命、建设事业，夙夜在公，无暇旁骛；加之，当时政治运动频繁，终日处于紧张状态，不可能有什么闲情逸致。现在，大环境很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形势稳定，堪称治平之世；从自身来看，工作担子早已卸下肩头，儿女各自撑持起家计，心头没有更多的挂虑。悠闲、余裕，宛如一张垂天大幕，“忽剌剌”地降临在眼前。这对那些饱经忧患、奋斗终身、生无所息的老同志来说，无疑面临着一种新的境况，一个新的转折点。

最重要的在于如何获得精神的充实，做到“老有所为”，“心有所寄”。这个路子是丰富多彩的，有多种可供选择的余地。有些老年人把含饴弄孙，庭前笑聚，颐养天年视为暮年极乐；也有许多人，或学书习画，或饲鱼养鸟，或垂竿湖畔，或翩跹舞场；还有一些人投身“方城之战”，或从事养心省力的球类活动，或终日面对“方脸大明星”—电视机……真是不胜枚举。无论何样选择，均出于个人兴趣爱好，都是从自己的实际条件出发，他人难为轩轾，更不应整齐、划一。所谓“趣味无争辩”，就是这个意思。

金声同志早年就喜欢文学，于诗文一途有浓厚的兴趣和良好的修养。可是，这一代人过去在工作方面很少有自我选择的余地，总是心甘情愿地服从组织的安排、调遣（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完全必需的，即使在今天，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也应该具备这个觉悟），无论放在哪个岗位上，都会主动自觉地加以适应，而把一己的爱好放在从属的位置，甚至深藏在心底，让它默默地沉酣、发酵。现在，工作重负卸却了，心境、心态宽松了，正可“华发回头认本根”，作“遂初之赋”，实现多年的夙愿。于是，他就有了浓烈的幽怀雅兴，呈现出诗思如潮、诗作迭出的动人景象。

从题材、内容与做法上看，古今的诗文，不论如何纷繁万状，如果统而言之，不外乎向内开掘与向外扩展两途。当然，两者又是互为表里的。向内开掘，也往往因物因事触发，亦即见景生情；而向外扩展，更要通过心灵感应，诚于中而形于外，古人说得明白：“任何景语都是情语。”所不同者在于，是抒发一己的小我之情，还是关注整个社会、人生，国家命运，政治前途。老同志的诗文一般都属于后者。金声同志的诗也不例外。

翻开一部《枫叶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就是一部政治编年式的诗史。90年代以来的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重大题材，诸如毛主席、少奇同志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百年诞辰，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四周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江泽民同志题词，香港、澳门回归，新中国五十华诞，建军六十八周年，长征六十周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抗洪抢险，“神舟”号飞船首航成功，以及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痛斥李登辉“两国论”……都曾拨动吟情，见诸毫楮。这里反映出，尽管金声同志已经年届古稀，但是，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意志，具有澎湃的政治激情和关注祖国前途、命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令人读后深深为之动心动容。这是极为可贵的，也是这部诗稿最鲜明的特色。

金声同志爱诗成癖，终日不废吟咏。他把诗词作为一种表达思想、情感，发抒性灵，陈述见解的艺术手法和话语形式，甚至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每当遇到使自己兴奋、感慨的事，或者忆及一件往事、一位故人，他都不期然而然地想到要用诗的语句来直抒胸臆。大约每天他都沉浸在一种诗的意境里，正像《红楼梦》里的林姑娘说的：“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倚石自沉吟。”

这也并不奇怪，一个人只要结缘缪斯女神，—同诗词打上了交道，那就意味着结缘于劳苦，结缘于痴情，因为诗词从来就是痴情与劳苦的产物。可以想见，参加各项活动也好，外出游观山水也好，正当他人纵情适意、开怀谈笑、游目骋怀之时，他却在一旁冥思遐想，结撰诗情，甚至收视反听，心游象外。否则，那么多即兴之作，又是何时结撰、怎么问世的呢？

金声同志是性情中人，极重亲情、友情。诗人嘛，哪个不是如此呢！你看他那些记述邂逅同窗、巧逢诗友、留别故乡的诗词，一首首都是多么深情灼灼，读了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甚至看到报上刊载描述病中的巴金的文章，他都感奋不已，发而为诗。当你读到那首写给妻子的七言诗，你会被他的脉脉深情所深深打动：诗中写到几十年倏忽而过，翩翩乳燕一般的子女们一个个全都放飞了，只留下力尽肢疲的母鸟还在固守着旧巢，确是形象生动，情深意挚。透过诗行，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诗人自我。

《枫叶集》中词作不多，但都清新可读。比如《诉衷情·戊寅中秋赏月》一阕：

金风寄语到辽边，佳节月如盘。嫦娥起舞何处？欢乐在人间。 斟美酒，赋诗篇，庆丰年。故人千里，思忆绵绵，共望婵娟。

就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窃以为，金声同志更长于长短句，只可惜写得太少了。也还可以写些散文、杂文、随笔之类的作品。因为有些题材适合以诗章表达，而有些内容以散文出之或可更为感人，更足以倾诉情愫。

“莫嫌秋老山容淡，山到秋深红更多。”金声同志诗集的名字起得很好，颇富象征意义。愿作者今后有更多的佳作问世，像满天“花雨”那样五彩缤纷，像千林“枫叶”那样红透天边，辉映云霞！

王充闾

2000年8月于沈阳

《烹饪大师》再版序言

最近，辽宁教育出版社决定将《烹饪大师》一书再版，作者徐光荣先生邀我作序。这本来是好事，无奈，我确确实实疏于此道，在烹调技艺面前，曾不敢措一词，于是，就一再推辞。光荣先生期在必成，情辞恳切。古人云：“却之却之为不恭。”也就只好从命了。

昆明的大观楼配上孙髯翁的一百八十字长联，素有“名楼名联千古独绝”之誉；古代诗文中还有“欲把佳茗比佳人”的说法。我也想来凑趣，在“名楼名联”、“佳人佳茗”之外，添上一个“美馔美文”。以一代名厨、在中国首届烹饪技术表演赛中艺冠群芳的刘敬贤为传主的长篇报告文学《烹饪大师》，可谓二美具焉。

我国的菜肴举世闻名，品类之繁多，口味之精美，堪称世界之最。烹饪技艺，精深博大，源远流长，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虽然古人早就有过“易牙知味之称，古今同嗜；然傅说调羹之妙，衣钵难传”的慨叹，但关于烹饪的学问的研究，古往今来并不算少；不足之处是见物不见人，什么食单、菜系、五味、八珍，不一而足，而记述历代那些名厨的行藏身世的资料，却统付阙如，更不要说专著了。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烹饪大师》一书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的价值。正是：

馔史肴经历万年，调和鼎鼐喻高贤。

名厨不再伤寥寂，幸倩徐君史笔传。

光荣先生是一位多产作家。他从1958年开始发表诗作，长期以来一直驰骋在诗坛上。80年代初，他变法更张，转注主要精力于报告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开创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局面。听说，迄今已有二百五十万字报告文学作品面世，并有多篇作品获得省级以上的奖励。《烹饪大师》乃其佼佼者。

崭新的时代，丰富的生活，呼唤着作家拿起生花妙笔，去书写与洪潮奔涌的伟大现实相匹配的壮丽诗章；而报告文学这种样式，最能迅速地反映与讴歌广大英雄人物及其所从事的壮丽事业。光荣先生顺应这种潮流，紧跟时代，贴近生活，以富于社会责任感、充满激情的笔触，得心应手地写人书事，反映激烈变革着的社会生活，奏响时代的主旋律。这是他的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烹饪大师》一书的鲜明特点。

在这部作品中，作家生动地描述了刘敬贤先生充满坎坷的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生际遇，展示其个人成长与创业的艰辛，揭示出任何成功者都必须踏上的拼搏之路。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很注意掌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注意刻画细节，摄取主人公生命历程中最具特色的环节，抓住一个个富有特色的镜头，来连缀其人生的轨迹。他在刻意捕捉生活中的诗情的同时，不放弃对现实生活进行理性的探索与思考，把传主放在社会历史、民族文化背景上，从历史文化哲学的高度，深刻剖析社会生活现象，从中挖掘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光荣先生告诉我，以表现人为主体，展示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位置与情感历程，挖掘人生的价值，把视角对准社会人生的闪光点，讴歌崇高的时代精神，这是他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追求；同时他也特别关注艺术建构的创新和语言、风格的诗化。因为没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是苍白无力的。他一直认为，报告文学必须有较高的文学品位与美学力度，要警惕作品中文学基因的消失。

实践表明，光荣先生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为了写好刘敬贤这位厨师，他在烟熏火燎的灶旁观察、体验了两个月，骑着自行车到几个饭店走访刘敬贤的授业师傅；他还仔细钻研了许多有关烹饪的书籍、杂志，实际学习、掌握烹调技术。他的作品揭示了著名厨师刘敬贤的成功之路，而在作品的背后却也闪现着作家本人奋力登攀的身影。

俄国著名文学家科罗连柯说过：一个作家谈起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只要说“这一篇写得不错”，就够了。其实，我也不该过多地饶舌，只从心底里掏出一句也就足够了：《烹饪大师》这部作品写得相当不错，我很喜爱它。

王充闾

1995年5月1日

凌云健笔意纵横——《郑奇志文集》

奇志是我素所尊重的一位老同志，文集付梓，嘱我作序，却之不恭，唯唯从命。

在我的印象中，奇志同志是出道很早的，大约二十几岁在省内就小有名气了。记得上世纪60年代之初，我刚刚踏进报社门槛儿，就经常在省报和一些刊物上读到他的文章。尔后，以杂文为主体的文章更是渐积渐多，以致“文革”伊始就被作为“辽宁的小邓拓”惨遭批斗，受到迫害。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回黄转绿，万象更新。他虽然已届知命之年，工作担子又十分繁重，但仍然乐此不疲，思路益宽而笔势益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成果遂粲然可观。

翻检一过，发现煌煌卷帙中，各体文章兼备，政论也，时评也，杂文也，随笔也，游记也，通讯也，斐然成章。但就中仍以杂文写作为出色当行。盖此一文体为奇志同志云程发轫之始，亦其坚守数十年而未尝废离者也。杂文，作为思想解放、社会进步的晴雨表，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和现实贴切，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能够移情”。奇志同志的杂文，从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中摘取典型，于微末中见大义，在褒贬中明是非，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思辨力、感染力，一向受到机关干部和广大读者的青睐。

杂文之外，颇具特色的是那些紧贴实际、拥抱时代、跟踪生活的政论与时评。它的特点，一曰鲜明的针对性，亦即现实意义；二曰紧密结合实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干什么，想什么，写什么”；三曰强烈的思辨性，文中富有“问题意识”—常问一个“为什么”；四曰严密的逻辑性，具备论说特色。文集中几十篇通讯、特写也颇有“看点”。内容多属鲜为人知的高层领导活动与轶闻遗事，具有足够的信息量和吸引力。

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素有“知人论世”、“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之说。而多文善辩的孟老夫子说得就更明确了：“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对于这些明训我是深以为然的。因此，每逢读到诗文作品，总要同它的作者联系起来思考，也就是习惯于同作者的品格、才情、襟怀联系起来。我以为，奇志同志的文章本身固然有其存世的价值，值得我们认真赏读；而他的成功之路，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概括地说，一是得力于天资颖悟，且又苦读不辍，腹笥丰厚；二是业精于勤，奇志同志在省直机关向以勤奋刻苦著称，坚持动脑动笔，数十年如一日；三是他的阅历丰富，年未二十就走进了革命队伍，尔后又长期任职于高级领导机关，特别是有幸为两位省级主要领导同志担任秘书，见多识广，立足点高。古人有言：“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此为千古不易之理。

说到为高级领导担任秘书，我记起了这样一桩轶事。1993年7月的一天下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三○一医院接受加拿大记者保罗·杰克逊采访时，有过一段精彩的谈话。他说：

跟领导干部当秘书，能经风雨见世面，锻炼领导才能。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司马迁曾任中书令，就是皇帝的秘书；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曾任中书舍人；《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做过翰林学士；三国时文学家祢衡做过江夏太守黄祖的秘书……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秘书是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我们中共最早的秘书是毛泽东，负责管理文件，1926年改为秘书处编制，他是我的前任。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都做过译电员，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称是“中央领导的秘书”；胡乔木在延安当过毛泽东的秘书，邓力群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宋平是周恩来秘书，姚依林当过陈云秘书。—从秘书中培养党政高级干部，也不失为我们拔擢人才的一条捷径。

他滔滔不绝地引古述今，显出惊人的记忆力，更揭示出一条过去很少有人总结、概括的成才路径。

我们是平常人、普通人，道德、功业、才情都无法同那些杰出人物相比，但这里却也反映出一种规律性的认识，就是一个人的成才，确实同他的阅历，他的眼界、视野、襟怀，特别是同他在年轻时世界观、人生观形成阶段所受到的影响、所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就是说，奇志同志的成才及其累累硕果的取得，无疑得力于他的长期供职于省级领导机关的独特经历，尤其是十多年在几位出类拔萃的高级领导干部身旁工作，楷模在前，风范目睹，得以意往神摹，亲承教诲，确是人生难得的幸遇。

当然，话又说回来，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奇志同志以优良之资质，勤奋学习，笔耕不辍，茹苦含辛，数十年坚持不懈，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还是起主导作用的。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虽百苦亦能忍、历千劫而不磨，自有其强大的力源在。这种力源，是经党的长期培养教育而形成的革命者的社会责任感，是高尚的人生追求，是对文学写作的一往痴情。有此三者，何患无成！

是为序。

王充闾

2010年3月

《时代的楷模》序

翻看着报告文学集《时代的楷模》，时时被书中记述的动人的事迹所感动，脑际立刻浮现出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可是，就在这英雄群像的后面，却又映现出一张朝气蓬勃、热情奔放的年轻面孔，同样，我也忘不了他。这就是本书作者冯施瑜。

记得那正是去秋洪波肆虐、险情不断、三江全线告急的紧张时刻，我的办公室的门被突然打开了。施瑜同志刚刚坐定，茶水也没来得及喝，便急不可待地提出要求，要去武汉三镇采访抗洪英雄人物，以素有“文学轻骑兵”之誉的报告文学形式迅速反映抗洪救灾斗争。因为我是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他以作家的身份，请求组织上帮助介绍一下。其情怀之热切，意气之昂扬，让我忆起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请缨”、求战情景。难得这份炽烈的真情，这种奋发的气概！我立刻被深深地打动了。

但是，他要去的是湖北省，而且那里又处于抗洪前线，辽宁省作协只能予以联系，而没有直接派遣的权限。为了使他顺利地实现这个愿望，我想到了请求中国作家协会予以介绍，于是，立刻给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呈上一份公函。在公事公办的同时，考虑到他毕竟是去外省，那里人生地不熟，又按照当前办理事情的惯例，来了个“私下求情”，利用我过去工作的“老关系”，给湘、鄂两省的宣传部长各写了一封便信。看着小冯惬意地走出办公室，我也像做成了一件轰天撼地的大事，快然自足了。

叙述一番作者，再来评说手头这部反映改革开放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文如其人。应该说，二者之间是紧相联结着的。就凭着这份激情，先就令人相信他会取得成功的。写报告文学没有激情，怎么可以呢？写英雄、模范人物没有激情，怎么可以呢？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历史选择、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人物。而这些被赋予历史使命的英雄人物，在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承受了种种风险磨难，奉献了宝贵的聪明才智，为祖国、为人民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时代留下了崇高的精神财富。历史，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施瑜同志正是凭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昂扬的时代激情和敏锐的观察力，紧贴生活，追踪时代，致力于对人生价值的深邃思考和对生活真谛的刻意寻觅，以一枝生花妙笔，为那些既伟大又平凡，功业可歌可泣、光彩照人而作风质朴无华的时代先锋，描绘出一幅幅逼真的肖像，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部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背景，以服务人民、献身社会主义事业为主旨的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卷。整个报告文学集题材广泛、内容翔实，有些作品构思新颖，人物大都形象鲜明，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读性比较强。

关于抗洪抢险方面的报告文学，施瑜同志一定能够写得更好。我和广大读者深深相信并热切地期待着。

王充闾

1999年1月28日

《崔克俭集》序言

克俭同志是我的老朋友。早就了解并赞赏他的写作才能，也读过一些他所撰写的文章，但当他前来索序，把沉甸甸的一大提袋的书籍、文稿摊在我的面前时，我真的有些惊讶了。既歆羡他的成就、他的才情，更为他的白首壮心、老有所为，感到振奋，受到鼓舞。

战火纷飞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弊绝风清、人心向上的社会风尚，和平建设时期动人心弦、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赋予这位勤奋好学的青年学子以昂扬的进取心、坚强的意志和不竭的动力，也为他提供了竭诚贡献聪明才智的理想舞台。尽管在长期的革命征程中也经历过挫折，甚至茹苦含辛、饱经磨难，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人民大众的深情，对美好前景的憧憬，对文学创作的钟情，却有增无减。这一切，都为他在工作岗位上肩负重任，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新的业绩，在文学创作中一展鸿才，奠定下坚实有力的基础。

说到为文集作序，我想到古籍中“序者，绪也，谓端绪也”的诠释。所谓“端绪”，亦即事物的头绪—写作序言，应该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我觉得，起码应该指出其中的特点，就是说，这部文集之存在价值在于它所独具的特点。统览克俭同志的各类作品，我得到了这样一些十分深刻的印象：

一是，作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他的作品紧紧地跟踪时代，力图切实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注重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泉，乐于也长于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壮丽图景。因而，他的作品是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能够坚持正确的导向。

二是，作者对人民大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有密切的联系，经常注意在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中，获取丰厚的土壤和不竭的源泉。利用其有利的工作条件（他曾较长时期主持党刊和《改革之声》杂志的笔政），同全省以至国内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者、实业家、经济界人士有密切的交往，因而能够随时捕捉新鲜、生动的题材，了解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新观念、新要求、新创造，不断地奉献受群众欢迎的作品。

三是，源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从而激发了蓬勃的创作热情。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面对生动感人的人物、事迹，常常是激情澎湃，欲罢不能，直到或者以散文、或者以杂文、或者以报告文学、或者以诗歌形式一一反映到报刊上。否则，这支笔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这颗心也静不下来。这种可贵的激情，一直持续到现在，到老年。就是说，他的作品是激情喷涌的产物，而不是被动挤压出来的。由此，我进一步悟解出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点，也弄清了他的丰硕的创作成果的由来。

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艺术家，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要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要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在这条正确的文学之路上，克俭同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愿在今后的文艺征程中，继续做出可喜的成绩。

作为序言，当然也应该指出，这部文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作者并非专业作家，而是出自一位领导干部之手。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学；它所观照的是社会、人生。阅历丰富，思路开阔，视野宽广，立足点高，无疑都有助于文学创作，不是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吗？而这一切，恰恰都是领导干部特有的优势。当然，领导干部写作也有它的弱点，比如，有些同志心态比较拘束，笔放不开；想象力、创造性相对地要差一些；公共语言多，缺乏个性化色彩；等等。进行创作准备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文化素养的过程。正如俗话说的，你要向外倾洒一桶水，就须储备下一担水。为了能够拿出真的“货色”，就得潜心向学，深入思考，力求有独到的见解，有所创造，有所发现，这对事业、对本人无疑都是一桩好事。克俭同志的创作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自古以来，从政与从文原本是统一的，每个官员不论你所司何职，董理何事，都须会写诗作文。洎乎近代，这个传统也还赓续不绝。我们翻开各地的方志，历览一些碑文，便经常能够见到地方长官很像样的诗文作品。只是到了近几十年，这个传统几乎中断了。官员写诗作文少得多了，于是，便“少所见者多所怪”，竟至被某些人目为“不务正业”、“附庸风雅”。说来也是一种堪笑又堪悲的事情！这里有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际等多方面的原因。

就客观来讲，今天的领导干部与过去的官员相比，行业门类千头万绪、千差万别，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多种多样，干部队伍、领导成员的构成，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仅所面临的形势、任务不同，工作方式、生活节奏也大不一样。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要求每一个官员都必须写得一手好字，都能背诵多少篇诗古文辞，准确地掌握诗词格律，不仅做不到，而且也确实没有必要。但这样说，也并不等于赞同，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竟然可以对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无所知，茫然不晓。因为无论从工作需要还是从个人素质提高来讲，这方面的素养都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于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于领导干部的知识文化修养，都极为重视，要求我们学习、掌握各种必要的文化知识，其中就包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学遗产。

从主观上说，人们的思想认识还存在着种种障蔽。受趋同心理的支配，许多同志不愿意别出心裁、标新立异，更不习惯于通过诗文形象地表情达意，发抒感慨，过去怕“运动”来了“抓辫子”，现在则顾虑逞才使气，遭致嫉妒；而且，舞文弄墨，遣兴吟诗，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也不合于一个成熟的领导者的形象要求。闲暇无事，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话，甩扑克、垒方城，即使是彻夜通宵，也没有说东道西的；反过来，如果有人躲在一旁，吟诗作赋，“毫端蕴秀临窗写，口角噙香对月吟”（林黛玉诗），那就成了“异类”，就会遭人指责、议论，最常见的说法是“不务正业”。其实，这是很没有道理的。就广义而言，只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事业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各种活动都应该称之为正业；若从狭义上讲，既然是业余时间，那也就不存在“正业”与否的问题了。如果说吟诗作文不是正业，那么，下象棋、搓麻将、侃大山、看电视，是不是正业呢？

另一种思想障蔽，是相当多的同志把诗文写作“神秘化”、职业化了，以为那是少数作家、学者的专利，其他人不能问津，这真是一种误解。古代的征夫思妇、引车卖浆者之流尚有诗文传世，何况今天的领导干部许多都有高等院校的学历，已经知识化、专业化了！既然更加具备写作条件，为什么反而不能摆弄文字呢？古人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作为心灵沟通、情感宣泄的一种凭借，作为抒怀、寄志、表情、达意的一种载体，写诗作文与日常会上发言，无论从目的、作用、手段、途径哪方面看，都有其相近之处，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而已。

之所以从事业余创作的是少数，我想，除了“耍笔杆儿”绝非易事这一因素外，还和它是苦差事，又无实利可图有直接关系。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文学“邻近着饥寒，附带着疾病”，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的人”。“自古文缘是苦缘”。他们要比其他人多耗无数心血，少睡不少甜觉。单说作诗吧，古人体会得比我们深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实在是苦得很哪！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潮泛涌、物欲横流的情势下，公余之暇，还能不废吟哦，咬定这枚“苦瓜”不放的人，我看，不惟不嫌其多，倒是觉得这类“至傻至笨的人”终归太少了。因此，我总是以一种满含着崇敬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同志的。

王充闾

2006年11月16日于沈阳

《王宝纯书法集》序

在我为《王宝纯书法集》执笔作序时，眼前立刻浮现出一幅动人的场景：

夜色沉沉，整个办公楼里寂无声响，唯有一个房间还亮着荧荧灯火。一位年纪已不很轻的领导同志在那里展纸濡墨，手不停挥，大字小字，行书楷书，一张接一张地写下去。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他还在那里不惮其烦地写下去。写着写着，一忽儿把字幅挂在墙上端详，一忽儿又站立一旁凝神结想。而且，朝朝暮暮如是，从不时作时辍、浅尝辄止。其钻研之细致、态度之认真、神情之专注、任谁看了都会深深为之感动。它体现了一个书法家（应该说一切艺术家）的执着追求和严肃、郑重的创作态度。

我这里讲的正是王宝纯同志。

古人有言：“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及献之；笔千管，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我想，一切技艺，哪怕是再复杂不过的，只要真正能够进行刻苦认真的功力磨炼，加之科学方法的引导，总会中其肯綮，获得成功。宝纯同志的书法艺术实践，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近二十年来，他遍临多种碑帖，并承蒙书法名家亲授，转益多师，上下求索，利用“三余”之暇，刻苦研习，走着一条循规蹈矩，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从入法、得法到出法、创新的踏踏实实的路子。他自甘寂寞，自得其乐。春温秋肃，孤影寒灯，一支毛笔在他的手中，在心腕交应之下，或刚或柔，或开或阖，或张或弛，点染出各尽其妙的线条韵律。通过视觉直接诉诸心灵，心手相应，物我两忘，由法及意，渐彻渐悟，每时每刻都能从中获得一种成功的欣慰和甘甜的艺术享受。

当然，作为书法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书法艺术，绝不仅仅表现为笔下的临池功力，它乃是书法家全部素质与才能的物化形式，是书法家个人品行、才智、胸襟、学养与内在功力的综合体现。清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有言：“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书法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创作主体的人生追求。

宝纯同志长期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为人刚直不阿，宽厚坦诚，胸襟豁达，淡泊名利，而且阅历丰富，经受过顺境与逆境的磨砺。这种人格的升华，以及不断增强的悟性，加上孜孜不倦的努力，自然带来了艺术上的飞跃。许多书法名家在谈到治书经验时，都强调“以功力为基，以心志为本，以书法为体”的要领。宝纯同志把写心、写意、写情放在书法艺术审美追求的重要位置上，说明他所遵行的也正是这个路子。

宝纯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共事期间，我们在公余之暇常以诗书自娱，留下了许多恬适、愉悦、令人历久难忘的美好记忆。熟则熟矣，但当认真地坐下来执笔为文，赏鉴、品评其书法艺术，分析、总结其成功经验，确也绝非易事。最大的障碍在于，我对书艺一事，既无实践，又缺乏深湛的研究，因此，只能说些外行话，此之谓“槛外人语”也。

王充闾

丙子岁杪

《无悔人生》序言

世间的财富，大别之有两类：一种是有形的，或者说是物质财富；一种是无形的，也就是精神财富。这两种财富都可以伴随人生，以至遗留给后人。《三字经》里说：“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唯一经。”金银满箱，是财富，属于前者；一经教子，这一部经书也是财富，就要归入后者范畴了。许多革命者、事业家，艰苦奋斗一生，手头没有积蓄下资财田产，但他们拥有光彩照人的理想追求和曲折复杂的七色人生，这本身就是无形的财富，不仅为自己的成长、发展提供一种有益的滋养，成为生命历程的加油站与陶冶情操的大熔炉；而且，若是加以讲述，或者把它们形诸文字，那么，对于他人，对于后辈，都将是有益的教材，一种无形的精神财富。

现在，很多老同志都在从事这种颇有意义的事情。因此，回忆录之类的书籍日见增多。冯定庵先生的这部《无悔人生》书稿，就是其中很好的一部。

定庵老人出生之际，正值辛亥革命的飙风刚刚过去不久，于时，社会激荡，风云变幻。此后，在老人九十载的生涯里，经历了现代中国夜与昼、苦与甜，从动乱到安宁，从黑暗到光明，从贫穷到富裕，从备受欺凌到岿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部历程，几乎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进程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先生在回忆录中，作了简括而翔实的记载。自然，也同时客观地勾勒出一位世纪老人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忠于人民，积极投身革命、建设事业，兢兢业业，至老无悔的鲜明形象。从社会角度来看，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信史；而就传主个人来讲，又确确实实是一部写真的心史。千秋自有风华在。作为一部有材料、有思想的史料性文字，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是富有价值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作史，反复强调必须真实可信，力戒夸饰，“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文字素朴、平实，娓娓道来，尽量让事实说话，是这部回忆录的显著特点，也是一个优点。不足之处，是叙述显得过于简约，多是概括地叙说过程，而较少细节的描述（包括必要的心理刻画）。假如能在这方面作些改进，它的感染力和可读性当会更强一些。

我与老人相识较早，20世纪60年代之初我在《营口日报》工作期间，即曾与时任市卫生局副局长的定庵先生有过交往；80年代初，我与先生分别在市委和政协班子中担任领导职务，由于我当时分管宣传、文教与统战工作，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多了；及至我兼任市政协主席之后，几乎每天都能够见面，逢年遇节更是常相过从。这样，从相识到相知、相敬，相互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同时，也从这位老人身上，学到了许多有益的品德修养和知识才干。

也许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吧，回忆录初稿告成后，冯老即亲自打过电话来邀我作序。我深知，无论就资望、就年龄哪个角度讲，我都不是理想的人选。但老人以耄耋之年殷殷相嘱，“却之却之为不恭”，只能勉强从命了。

好在序言也者，向来不过是食品中的“作料”之类的附属品，人们真正所要食用的是鱼肉菜蔬，未必十分看重那些花椒、大料的细末。序言到此打住，读者诸君还是认真去读回忆录的文本吧。

王充闾

2001年9月记于沈阳

《南北耕耘录》序

张旗同志继写作、出版了革命回忆录《五十年革命生涯》之后，又根据同志们的建议，从1950年至1991年间撰写的各类文稿中选辑了七十几篇付梓，并且约我作序。尽管我自知并非理想的人选，但是因为作者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同志，又是我的老领导，“却之却之为不恭”，我还是援笔以应。

拜读了全部文稿，我觉得这两本著作实际上可以看作姊妹篇，一是纪事，事件展述中涵蕴着逻辑分析；一为纪言，纵谈挥洒中隐现出历史足迹。两书合参互考，就可以从一些重要侧面，对新中国成立四十几年来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特别是我们党在各个时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所倡导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一个切实的了解。“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毛主席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问世，其教化作用、认识作用都是至为鲜明，不言而喻的。

由于本书涉及的事情，许多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因此读来倍感亲切。读着读着，往往不自觉地被带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个充满了胜利也不无曲折的令人永生难忘的年代。展读这些文稿，可以看到，当时各级党委十分重视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无论是张旗同志在湖北省大冶地委工作，还是在辽宁省盖县工作期间，他所在的地区都是上级党委抓的点。从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到农村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每项工作都在重点地区先行一步，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再由点到面展开。这有利于防止主观主义，实施正确的领导。此其一也。

其二，那时各级党委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从主要领导到工作人员，经常深入基层蹲点，做到身入心入，力除“蜻蜓点水”之弊。所以当时的调查材料非常充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其三，从中可以看出，那时的干群关系非常密切，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要求，干部下去虚心向群众请教，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把干部当成“自己人”，无事不讲，无话不谈，彼此非常融洽。

其四，那时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亲自动手向上级写报告。听张旗同志说，中共大冶地委根据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的指示，对所属各县（包括重点区）的县委书记提出了定期向地委作书面报告的要求。因此，他除了每个星期向地委口头汇报一次工作外，每个月还要向地委写一次书面报告。这样，不仅促使自己动脑子想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

其五，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些文稿中，鲜明地感到，文风至为朴实，开门见山，言之有物，没有套话空话。随手翻开1952年的一份材料，是反映各阶层群众对发土地证的认识的。开头就讲：贫农喜笑颜开，三五成群地交谈着这个千年不遇的大事。举了两个例子。接着又分说中农、富农、地主的态度。这一部分总共不过三百字，通通说明白了。没有作者的滔滔不绝的分析议论，只是用事实说话，把上级要了解的情况反映上去。至于如何认识这些情况，相信上级领导会通过综合分析各地的材料，做出正确的判断，得出一定的结论的。

上述这些特点，集中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告诫全党，要发扬这些优良的传统作风。1979年11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上，作了《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报告。1981年5月7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文件，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的指示。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要求“领导要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每年要拿出一定时间，蹲点调查，解剖‘麻雀’，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推动面上的工作”。江泽民同志近年来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多学习，少应酬；多做些调查研究，少些主观主义；多干实事，少说空话。贯彻这些指示精神，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对于落实好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胜利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说法。张旗同志十六岁便投身革命，五十年来，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享有很高的威信。立德、立功，自不待言。难能可贵的是，卸任离休后，他仍然勤耕不辍，立言传世。省委书记郭峰同志称许他“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可贵的奉献精神。其情可嘉，其事可鉴”，是非常确切的。钦仰之余，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张旗同志的新作；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同志拿起笔来，通过各种形式，撰写一些珍贵的历史教材，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王充闾

1996年1月22日

序《鲜花照亮了我的房间》

淮河岸边、洪泽湖畔的张佐香，是当今散文作家群中的后起之秀，而且，发展的势头很猛。论者认为，她的诗意馥郁、情致摇曳、雅趣盎然的散文，凭着女性的细腻和敏感，深入文化和情感的核心，坚守文学内在价值，以深沉蕴藉而又洒脱率真，博识精警而又清新隽永的笔调，展现出净洁清新的诗性美文境界。

我同这位青年女作家，虽然尚无一面之雅；但是，对于她的作品却并不生疏。早在2008年，即曾在通信中，就其作品中所展现的深厚的学养，浓洌的书卷气，特别是超拔的见识和犀利的笔触，注重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掘问题、反思自我、营造意象，予以热情的赞誉。同时为她鼓劲儿：“写下去，写下去！我想，五四以后大批女作家就是这样跃出文坛，驰名于世的。”

日昨，她又以散文书稿见示，并求索序言。披览一过，眼前刷地一亮：原来，在散文创作园地中，她又绽放出崭新的绚烂的花朵。在七十余篇作品中，约略有半数篇什，写的是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名人。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自应以人物为中心，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在注视人生、人性，关怀人的命运方面，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不仅此也，更主要的在于，她在状写古今中外文化名人的创作实践中，采取的竟是大写意手法，“意足不求颜色似”，遗其貌而取其神，空灵、飘渺，体现一种内在的超越性；甚至可以说是法国印象主义画派做法，不依据可靠的知识，把清新生动的感观放在首位，凭借瞬间的印象，抓住一个个具有特点的侧面去描摹，考虑得更多的是总体效果，而较少顾及枝节细部。面对这一确具独创性的尝试与跨越，着实感到快慰。

研究佐香女士的作品，引发我对当前散文创作中三个现实的课题加以思考：

—呼唤人文精神，关注人生命运，表现内在人性，求索人类生命的本体意义，展示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表现出作家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生命体验，是新时期散文作家关注的焦点，这里关涉到作品的深度追求问题。这种深度意蕴，应该是溶解在作品中的精神元素，是一种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理性情感和形象昭示，是立足于现实土壤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其中凝结着人生智慧和哲学理蕴。这种深度意蕴，来自作家对经典与生活的感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作家面对某种生存境遇或者情感体验，有所领悟，深受启发，产生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发而为哲思、理趣，形成一种艺术的开掘、提炼与升华。

—关于历史/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这是由上述艺术的独创性衍生出来的；换句话说，它是为散文创新提供理论支撑的。这个问题，对于那些纯然依凭艺术虚构与想象的文学形式，或许并不敏感；但在以真实为生命、以真实为基本特征的散文面前，则有研讨的必要。应须肯定，历史/生活的真实是基础，艺术的真实是手段，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牴牾。而我们预置的前提，是散文属于艺术范畴；惟其是艺术，就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生动细节、心理活动的律动，亦即作者构思时必然要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诚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言：一个是“画”，一个是“化”。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域外的大哲黑格尔老人也说过：“艺术作品既然是由心灵产生出来的，它就需要一种主体的创造活动，它就是这种创造活动的产品”。

——关于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2009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以此为题做过演讲。当时把它概括为八个字：“笔涉往昔，意在当今。”我说，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著文，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拷问。读者也好，作者也好，即令往昔再邈远，只要你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审视、反思，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然与轻松了。

这三个方面，在佐香人物散文中，都有所体现，而且处理得比较好。

最后顺便提一下，佐香女士对于文学创作的执著，可说是达到痴情的程度。尽管她也慨叹，商品大潮、工具理性、金钱万能，所造成的浮躁、功利，颇不利于读书、创作，但她仍然矢志不移，甘心投入，乐此不疲。对此，当年我曾以同道相许，并在回函中题写一首《述志》七绝：“定力坚心铁样牢，浮评俗议等烟飘。莫讶举世疏同调，自有斯文慰寂寥！”现在看，仍有现实价值，复录出来，以共勉、互励。

王充闾

2016年1月

笔耕墨耘　从我所好——《张庆荣书法集》序

每当看到文艺圈子之外的一些朋友—比如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从政者—的文学艺术作品，心海中都激起一层欣喜而兴奋的浪花。

文学艺术是公众的事业，不是少数人所独有的，操作者向来有专业与业余之分。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为某些人的专利。有的人习惯于把圈子以外的人厕足其间贬斥为“附庸风雅”，而且以嘲笑的口吻、不屑的神情，对其所取得的成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抹杀。这种做法不合乎时下所崇尚的大众化、多样化的品格，也有悖于海纳百川的宽容气派。

其实，爱好文艺本是人的一种自然天性。连不识之无的乡村老妪，心情舒畅了，找出小孙子描画过的纸张，挥起剪刀，这么一折，那么一剪，三下五除二地，一幅奇妙的窗花就粲然四放。难道她也是“附庸”什么“风雅”？我们随时可见，喜欢古典诗词的，闲中吟诵不辍，有时自己还写上几首；具备音乐天赋的，常常情不自禁地哼唱几曲清歌，或者抚弦弄管，尽享丝竹之乐；很多人出于对中国书法的热爱，兴之所至，濡墨挥毫，着手成春。这些作品虽然不是出自专业人士之手，但也都各臻其妙，各得其趣。他们初始也未必留意于能否发表，能否流布于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率意而为的自娱性质。唯其如此，才更容易显露真情，毫无造作、矫情之弊。文艺的生命线在于真情灼灼，由此益见其自然与可贵。应该郑而重之地说，这里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值得引以自豪的一种文化素质。我之所以为之欣喜与兴奋，这是第一层缘由。

下面说一说第二层缘由。现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形势稳定，人心顺畅，堪称治平之世。在这种有益身心的大好环境下，一些同志年龄还不算太大，身体条件又好，工作担子陡然卸下，悠闲、余裕宛如一张垂天大幕，“忽剌剌”地降临在眼前，无疑是面临着一种新的境况，一个新的转折点。由于阅历、素养、品赋、襟怀不同，人们的理想、追求差异很大；与之相应，兴趣癖好，精力所注，自然也大相径庭，而快活、惬意之类的体验，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这种爱好与追求，都是精神的寄托，都体现了一种生命的充实、情趣的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同志倾心于文学艺术，是很值得令人欣慰的。

我和庆荣同志相知已久，他是一个心地纯正、作风严谨、敬业精神很强、刻苦求进的人。他精于文秘工作，一贯喜爱文学艺术，并且有良好的素养。可是，后来走上领导岗位，党政、司法工作的担子长时期压在身上，加上强烈的事业心、使命感，使得他只能全副身心投入事业，夙夜在公，而无暇旁骛。我们这一代人过去在工作方面很少自我选择的余地，总是心甘情愿地服从组织的安排、调遣（这是一个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思想觉悟），无论放在哪个岗位上，都会主动自觉地加以适应，而把一己的爱好放在从属的位置，甚至深藏在心底，让它默默地沉酣、发酵。现在，工作重负卸却了，心境、心态宽松了，正可“华发回头认本根”，作“遂初之赋”，实现多年的夙愿。于是，他就有了浓烈的幽怀雅兴，心中燃起一种对于书艺的高尚的、神圣的情感，呈现出思如潮涌、笔飞墨舞的动人景况。我于书法艺术，向来缺少研究，只能停留在爱好的层次上。至于书艺方面的筋骨气象，刚柔开阖，精神姿质、心手法意，曾不能置一辞。但从公众的认可程度，特别是省内几位书法名家的品评中，可以得知：庆荣同志的书艺功力确实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这尤其令我异常欣慰。

如果再深入一层去看，就出现了第三方面欣喜与振奋的理由。我觉得，现在有机会集中精力去实践平生的夙愿，像孔老夫子所说的，“从我所好”，切实弥补一番过去因诸多社会原因所造成的时间损失与心理缺憾，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补偿。

比起生长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年轻一代，我们那一代人的时间，过去确实是浪费得太多了。无休止的批判，不间断的“运动”，延续十年之久的大“革”文化的“命”，朝朝暮暮，月月年年，我们该做了多少于国于民并没有实际价值、自己也毫无兴趣、却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去勉强应对的事啊！宛如白驹过隙，生命是匆促的。我们曾经拥有过，却没有办法留往它，以致眼睁睁地看着宝贵的岁月悠悠流逝。于今，就像流行歌曲中所唱的：再回首，泪眼蒙眬；再回首，恍然如梦。当有朝一日我们终于谒见马克思的时候，该如何向他老人家递交那份人生的答卷，底气十足地重复中学时代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既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呢？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失晨之鸡，思补更鸣”。人入老境，与其伤逝感旧，在痛苦的追忆中重拾青春的流韵，莫如珍惜有限的光阴，实施有效的补偿，做一些符合平生志趣、过去却因种种条件限制而未能畅怀适意地去做的事情。当年，诗圣杜甫在五十三岁时发出“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苦吟，似乎为时尚早。而今，即使当年比较年轻的同志，也已届花甲之年，跻身于退休行列。这样也好，恰可由此进入一个自在自如的境界，获得回归自我，回归本位，或者说“华发回头认本根”的机会。现在，正是一个新的起步，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奋进的开始。

王充闾

2002年11月于沈水之阳

序《明代宦官与三案》

有明一代，无疑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经济、科技的发展自不必说，单单说起人文荟萃、俊采风流来，我们的脑子里就会立刻浮现出无数令后人仰视、引以为骄傲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的名字，他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还在润泽着、滋养着我们。

然而，也无庸讳言，这个朝代确实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腐朽、没落、混乱的时代。翻开那二百七十六年的史页，特别是十六个皇帝的宫廷史，里面充满了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疯狂争夺、血腥搏斗。令人记起元代作家马东篱的散曲中所描绘的场景：“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真是乱糟糟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看得人昏头涨脑、眼花缭乱。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重庆出版社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两本书：《明朝的宦官和宫廷》、《三案始末》。作者温功义先生是知名的学者，对于明史一向有深湛研究。两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分析客观，堪称信史；而文笔又十分优美，从容展述，娓娓动听。在整个叙述中，他围绕着明代宫廷斗争这个总的题目，抓住了三条线索：一是皇位争夺；二是阁臣内哄；三是阉宦擅权。而无论是皇位争夺，还是阁臣内哄，都和阉宦的参与和擅权有着直接的关系。三者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最高统治集团几乎把全部精力、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而使朝政日趋荒废，日益腐败，国势逐渐衰颓，直至灭亡。

这种荒政，这种朽局，这种颓势，似乎与虑远谋深、励精图治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没有干系。表面地看，孤立地看，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如果寻根溯源，就其发生发展的整体过程来考究，又不能不说肇基于此—就是说，有明二百多年的祸患，在高皇帝那里已经早早地埋下了根子。这一论断，似乎有点耸人听闻，实际上却是凿凿有据的不刊之论。这在两部史学著作中有着至为明晰的剖解。

朱元璋本为淮西地区一介平民，在元末烽火连天、群雄并起的情势下，因时乘势，叱咤纵横，十数年间便实现了宇内一统，成就了煌煌帝业。万几之暇，他总是手不释卷，认真披阅史籍，并礼遇儒臣，共同研索长治久安之策，特别是对于帝王统治权术和保证权归帝座不使旁落的经验尤为关注。概括起来，一是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裁削相权；二是接受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的沉痛教训，严防宦官干预朝政；三是惩戒历代的女宠之祸和外戚之乱，禁止母后临朝，不加封皇后本家；四是警惕藩镇叛乱，不预授武将兵权；等等。就中尤其重视一、二两项。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中书省的丞相权力很大。朱元璋考虑到这很容易导致相府专恣、皇权旁落，因而于洪武十五年毅然撤销了中书省，罢除丞相，并使之制度化、绝对化。《明太祖实录》记载，他曾宣布一道铁的命令：“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丞相罢除后，设吏、户、礼、工、刑、兵六部，由皇帝统一管辖。这样，朱元璋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封建专制独裁者，擅权最甚、权力最大的帝王。

对于始于秦末赵高，盛于东汉之末和晚唐的宦官干政，这位朱皇帝有着更为深远的忧虑。他起自民间，不仅耳闻目睹宦官为害之烈，而且从切身实践中认识到，“此曹（这类人）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当然，防范“此曹”也有一定的难度。他说：“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所以，君主很容易对他们产生好感，对之依恋与信赖，最后为阉宦所迷惑，所包围，所愚弄，所左右。如同朱元璋所预言的：而阉宦之“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乱阶多矣”。

有鉴于此，朱元璋主张阉宦数量必须大大削减，越少越好。为防范其越位干政，他规定宦官只供洒扫侍奉，“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敕令百官不得与宦者有文书往来。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年，“有内侍以久事内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还乡，终身不齿”。到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更明确地宣布：“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还把它铸上铁牌，立于宫门前，使所有阉宦及文武百官一体周知，并垂戒于万世。

应该说，认识是够清楚的了，防范措施也不算不得力。可是，结果却大谬而不然。大概这也是“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说法的一个佐证吧。严酷的现实总是为设言者摆出一系列难于跨越的矛盾。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他说阉宦这种人不宜多，可是，骄奢淫佚、安富尊荣的宫廷享乐生活，繁杂琐屑的内廷事务，决定了对于“此曹”的实际需要，人员不多也得多，机构不设也得设。洪武初年，宦官不及百人，二十几年过去，他还在位的时候，内官机构就已逐渐增大了，设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宦官二十四衙门”，人员也随之增加了数倍；到了宪宗成化年间，“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及至明末崇祯时期，已经多达七万人。

就亲政、勤政来说，历史上的皇帝分几种类型：像宋徽宗、李后主、明神宗那样，或者淫逸享乐，或者心有别骛，长期不理政事；一般的是主动过问朝政，也要有所作为，但毕竟比较超脱，所以暇豫也比较多；还有少数皇帝，像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帝那样，不仅勤于政事，宵衣旰食，同时还悉心读书、研讨治乱兴衰之道，当然是极为忙碌的。尤其是朱元璋，他集各种大权于一身，即使有丞相帮助，也仍然难于应付；何况，中书省废除了，丞相没有了，事事要亲自过问—名副其实的“日理万机”，自然就叫苦不迭了。那么，靠谁来帮忙呢？最后，找到了身旁的宦者。先是帮助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而后，随着“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渐渐地又把一些属于政治活动的重要事项交付他们去办了。洪武之世，仅史书上记载的，就有派遣宦官赵成去河州以绫罗绮帛市马，让宦者吴诚到总兵官的行营里探观方略，甚至指令宦官随大臣出国访问等多起安排。只是由于当时管束甚严，尚未造成显著的危害罢了。

可是，一当他的儿子朱棣（明成祖）继承了帝统，情况便立刻发生了变化。他原本就信任宦官，后来起兵夺取帝位又颇得他们的助力，因而对于阉宦格外倚重，视为心腹，派其镇守边方，或者以监军身份监视各地的守将；至于派遣三宝太监统率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更是中外皆知的事。尔后，宣宗、英宗之世，宦官权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到明宪宗时，时间仅仅过去百年，就已经是“利源兵柄，尽以付之，犯法纵奸，一切容贷”；及至正德年间，太监刘瑾竟有“立皇帝”（明武宗是坐着的皇帝）的俗称，天启一朝的太监魏忠贤已经成了公认的“九千岁”（明熹宗是万岁爷），算是达到了权力的巅峰。明朝也因而成为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久、权势最盛的一个朝代。

此前，尽管宦官擅政还没有达到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地步，但已引起了朝野上下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宪宗时，庶吉士邹智在谏疏中讲：“高皇帝（明太祖）制阍寺（指宦官），惟给扫除，不及以政。近者旧章日坏，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其手。内倚之为相，外倚之为将，藩方倚之为镇抚，伶人贱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宫禁，此岂高皇帝所许哉！”真是义正辞严，句句抓住要害，但皇帝老倌根本不予理睬—高皇帝早成了冢中枯骨，他“不许”又能怎的？

事态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当日高皇帝无论怎么头脑清醒，虑远谋深，恐怕也没有料到。对他而言，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看来，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诚如民谚所说：“原本要跑向草原，结果却跌进了马厩。”事物的结局与初始的愿望恰相背反，这也是“文化悖论”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明朝的宦官和宫廷》有一篇长达一万二千字的《前言》，写得十分精彩，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古代从殷周时期一直到晚清数千年间的宦官简史。作者把明代的宦官擅政放到这个框架里来写，就既突出了重点，使读者看清楚这个号称“最大的太监帝国”的腐朽、没落的真相；又对于整个阉宦政治的特点、规律有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书中重点阐述了有明一代阉宦政治的演进、形成过程—他们怎样由立国伊始没有任何实权，发展到尔后的集军事、政治、人事、财经、外交权力于一体的。特别是以大量篇幅阐述了英宗时的王振、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等几个为害至钜的大阉的广结党羽、倾陷无辜、大兴冤狱、祸国殃民的恶行。魏忠贤的阉党里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其中包括专门为他出谋划策的文官，也有任职于东厂和锦衣卫镇抚司，为他充当打手、用刑逼供、设阱陷人、暗杀对头的武将，还包括一些外官和军队中丧心灭良的不逞之徒。他还从宫中选出三千名小太监，让他们在禁中操练、习武，以备后日应急之用。依靠这些人，一方面为自己树威，使宫廷内外都能感受到那种“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豪强气派；同时也为他自己和同伙剪除异己、报仇雪恨，对所有使他们衔恨的人施行残酷的报复；异己除掉之后，空出许多官位，可以用来安插他的党羽、亲信；这样，就能聚敛更多的财物，供其恣意挥霍，可说是一举数得。威势所及，一大批官员趋炎附势，甘当逆阉的儿子、孙子，百般献媚邀宠，从而更加助长了阉宦的气焰，也使明末官风士气败坏到了极点。

除了政治势力、社会环境的影响，宦官作恶，也同这个阶层的构成及其特定的人格、人性有着直接关系。他们长年封禁在深宫之中，生活孤寂单调，枯燥无味，身旁既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后嗣，眼前又看不到光明、生机与出路；而且这种人群在受过阉割之后，身心饱遭摧残，心理必然受到扭曲，产生异化，直接的表现是恨多爱少，心理阴暗，变得忮刻，猜忌，狠毒，残暴，以至丧失人性；他们从小就低三下四地伺候人，奴颜婢膝，而且贪婪无度，挥霍成性；又兼看惯了宫廷中的相互仇杀、残酷斗争，只能攀援附势，在夹缝里生存，因而普遍养成一种奴性，造成畸形变态的心理。由这样一个人群来当政，其后果如何就不问可知了。

宦官恃宠弄权，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为害国家，为害社会，为害人民，成为一大公害。它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是封建统治黑暗、腐朽的集中展现。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种弊害是无法根除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已经进入没落、腐朽的历史阶段，这种祸患的猖獗，并非偶然。如果把阉宦政治比作一个恶性膨胀的毒瘤，那么，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一具生长着各种病毒与毒瘤的腐尸。《明朝的宦官和宫廷》、《三案始末》，集中揭示了这种因果关系。由于封建帝制维护的是万世一系的“家天下”帝统，而不可能是“天下为公也，选贤任能”，这就决定了皇室内部的血肉拼搏，刀光剑影。继统也好，夺嫡也好，立长也好，里面都直接关联着某一皇族、某些后妃、某些外戚，以至某些阁臣、某些阉宦的切身利益，直至生杀予夺的命运。

发生于晚明时期的宫廷案件“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三案”如长藤系瓜，互相联结在一起，肇因于万历皇帝的立储之争。首先是皇太子定位后，发生了恶汉受人指使持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宫门内侍的事件，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当时朝臣中因立场的不同，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五年后，皇太子即位不到三十天，又发生了服用红丸后去世的案件，依旧是激烈纷争，莫衷一是；紧接着，因郑贵妃非分占居象征帝权的乾清宫而拒绝迁出，又出现了所谓“移宫”案件。“三案”都是围绕着争夺帝位展开的，并有后妃直接参与，不仅牵涉到诸王、内监、外戚，更关联到某些阁臣，甚至连一些言官、外吏以至乡居已久的名士，都厕身其间，影响面至为宽广。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又迭起风波，几经反复，案件被翻过来翻过去，有关当事人早已处理完毕，但阁臣之争、门户之见仍在继续。

谈到阁臣之争，又要回溯到明初太祖定制上来。过去的丞相只有左右二职，改作阁臣之后，相权大为削减，主要是代替皇上处理定制、拟旨、批示及其他具体事务，人数少则四五人，多则七八人以至十数人，位列最前面的习称“首辅”。人多嘴杂，意见不易统一，尤其是对负责拟旨、有更多机会接近皇帝的首辅的位置争夺得很厉害。而这种争夺，又是雄猜之主所求之不得的，因为阁臣之间互相攻讦、互相钳制、互相揭发，有利于帝位的安全和群臣的驾驭。由体制所造成、皇帝所促进的阁臣之争，开启于永乐年间，至嘉靖以后愈演愈烈，诸如黄淮与解缙之争、夏言与严嵩之争、张居正与高拱之争，此伏彼起。

长达二百多年的这些头绪纷繁的宦官擅权、帝室倾轧、阁臣纷争，特别是由诸多因素酿成、颇具典型性的明末“三案”，在独具史眼的温功义先生笔下，都有鞭辟入里、线条清楚、深入浅出的剖析与阐述，读来形象鲜明、生动逼真，宛若历历在目。因而此书问世之后，即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包括一些知名学者的充分肯定。近日，重庆出版社确定将两书合为一编，定名曰《明代宦官与三案》予以再版，并约我附赘数言，弁诸卷首。对于这种信任与关注，“却之却之为不恭”；而已故的温先生于我谊兼师友，我更有责任尽此绵薄之力，因而也就慨然允承，顾不得学识谫陋，力有未逮了。

是为序。

王充闾

2004年2月于沈水之阳

下　编

《皇帝原来是苦工》前言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二十年来，我写了一系列以皇帝命运与龙廷中的“悖论”为话题的历史文化散文。这次，东方出版中心编辑这一文本，可说是较为完整的结集。

在我看来，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作为特殊群体的封建帝王，都会一无例外地涉及；而且，往往会深入到哲学的层面，触及一系列不易把握的、没有逻辑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应该说，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与挑战性的话题。诚如英国逻辑学家斯蒂芬·里德所说的：“悖论既是哲学家的惑人之物，又是他们的迷恋之物。悖论吸引哲学家，就像光吸引蛾子一样。”

根据我的理解，所谓“悖论”，是指一种能够导致无解性矛盾的命题，或者命题自身即体现着不可破解的矛盾。悖论也可以表述为“逆论”、“反论”，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以及应然与实然、动机与效果的恰相背反，等等。单就悖论本身来说，冲突的双方都具有充分的价值和理由，一般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体现在矛盾选择之中。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而苦涩的哲学意味。

写作过程中，对于下列耐人寻味的课题，我从哲学的角度，作了形象的解读和诗性的阐发—

其一，皇帝，是历史的产物。现在，一提起这类角色，人们立刻会想到：“龙章凤姿”、“金口玉牙”；手操国柄，口含天宪；极权统治，富有四海，觉得这些所谓“真龙天子”神秘无比。其实，在最初年月，皇帝（或曰酋长）不过是一个风范大国民，甚至是标准的苦工。“当尧之时，尽大地是洪水，尽大地是兽蹄鸟迹；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輴，山乘樏，方得水土渐平，教民稼穑……何曾有受用处！茅茨不剪，朴角不斫，素题不枅，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铏簋之食，聊以充饥；鹿裘之衣，聊以御寒。不惟无享天下之乐，而且有丛天下之忧。尧黧舜黑，固其宜耳。”（明·陈眉公语）至于什么“三宫六院”，“酒池肉林”，荒淫无度，独夫暴君，那都是后来的事。当然，若是从其矛盾蝟集，悖论重重，刀光剑影，血火纷飞，“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的惨酷生涯上看，也可视为另一种意义的“苦工”。

其二，欲望的无限扩张。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看来，秦始皇就是这种“中国人”的一个突出代表。通过典型事例，我写了他的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逼近失望以至绝望的一生。他在“人生角斗场”上，看似不断地攫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幻灭的结局逼近。难为他，想象力竟然如此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其三，实现欲望的手段。这一群体的无尽欲望的最高实现，是争天下、坐龙墩、当皇帝。而说到夺天下，打江山，人们当会想到两千年前楚汉争锋的故实。在楚强汉弱，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势下，刘邦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也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现象，何以名之？就说成是“道德与功业的背反”吧！不过，这样一来，就跳出了一般史学的范畴，由伦理学而进入了哲学的层面。

其四，夺得天下之后，拼力维护“家天下”。中国历史上为此而用心最苦、用力最大的是宋、明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与朱元璋。由于不是正常接班，而是凭借武力实现的，皇权得来不易，因而，称帝之后，赵匡胤为了保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赵氏子孙万世一系，在位十七年间，可说是呕心沥血，机关算尽，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加强中央集权，防范武将造反，消除各种可能危害统一大业的潜在势力上。概括说来，叫作“收兵权，制将权，分相权，集君权”，始终围绕着一个“权”字不放。当然，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贻患无穷。

其五，封建继统和历史周期率。西周以来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子之间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是，历代王朝中血腥夺位，“祸起萧墙”，迄未间断，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更远的不说，隋唐以降，直至明清诸帝，多为安排接班人，解决王朝继统问题绞尽脑汁，也吃尽了苦头。比如康熙帝，为皇太子问题前后折腾了四十余年，一直到最后咽气也没有处理停当。可说是死不瞑目。

其六，皇权统治与文化传承问题。以清朝为例，最高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柢，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是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二是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为新主子效力。但是，这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难于处置的矛盾，或者说是哲学上的悖论：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见、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动摇。于是，他们就设法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贴耳的“奴才”。在牢笼士子，管控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是棋高一着，别具手眼的。

写作这些历史文化散文，我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停留在事件复述、场面渲染上；以唯物史观为准绳，引进逻辑学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现象—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揭露封建帝王与王朝帝制的荒诞、乖谬，否定其欲望蒸腾与贪得无厌，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在写法上，我运用文学的形式—透过大量的细节和无奇不有的色相，包括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们的记忆；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典型、诗性的开掘；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通过生命的体悟，同一些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深入到历史精神的深处，沉到思想的湖底，揭橥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王充闾

2015年初冬于沈阳

《史海遥灯》序

一

在创作这些历史文化散文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始终浮现着一个模模糊糊的画面：海天茫茫，几穗忽明忽灭的灯火，在漂泊的渔舟上，随波荡漾；而核心印象就是一个“遥”字。

遥，是历史的本质性特征。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历代失记和被遗忘的，总要大大超出已记部分。就已记部分来说，人类本身有外在与内在之别，历史所记载的或者说后人所面对的，多数属于外在之物；而内在之物已随当事者的消逝而永远不可能再现。后人只有凭借这些外在之物传递的信息，试图为历史“黑箱”中的一个个疑团解秘。早在九百年前，王安石在《读史》诗中就曾慨叹：“自古功名多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信然。

遥远、模糊，对于史家解读历史来说，无疑都是致命障碍；而在作家艺术家那里，“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不仅不是障碍，反而颇饶诗情画意。当然，文艺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而所谓历史感或历史意识，就是指对过去的回忆与将来的展望中体现出来的某种自觉意识和反思，其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领悟。就是说，文学家是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的。他们通过搜索历史与现实在心灵中碰撞的回声，来表现其对于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正由于作家观照历史，是既要用眼还须用心的，所以，“史海遥灯”，可能会更加富有诗性，启发其无穷的想象力。

而且，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作家与题材在时空上拉开一定距离，有利于审美欣赏。朱光潜先生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是呀，我们小时候，不也常常被老祖母的“从前有一个什么什么”迷得如痴如醉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人生的有限性，面对史海的苍茫，即便是再高产的作手，大概也只能像《佛经》上说的：“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就更是微不足道。这也反映在这次编选工作中—以历史为题材的拙作，总数在二百篇上下；而文集限于字数，必须加以遴选，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仅有二十五篇，为数是很少的。

选取的标准，主要是想尽量达到丰富多样，同时考虑一定的代表性。拙作中历史文化散文，按题材分，曾出版过帝王、政要、文人、女性、域外、诗话等方面的散文专集。这次都有所体现，比如，文人、女性大约各占三分之一，域外占六分之一（中间有交叉）。历史是在时间中展现的，这些散文题材，最远的追溯到洪荒未辟之世，中经先秦两汉晋隋唐宋辽金明清，直至上世纪末。基本内容，一“字”以蔽之，就是“人”—寓人性、人生、道路、命运等哲思、史眼于纷繁史实之中。

二

以我的切身体验，写作历史题材的散文，要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消化史实，弄清历史人物的行迹、历史进程的脉络，尽量达到对所写人物烂熟于心，动笔之前，历史人物先就活在作者心里，而不单是记住一些事件经过；二是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提出独到见解；三是适当借鉴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艺术门类的创作手法，进行细节描写、心理刻画、形象塑造，以及必要的联想与想象。前者是基础，后二者见功力。譬如射箭，前者是“至”，后二者是“中”：“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语出《孟子》）

分析历史人物，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其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研讨其成长、发展路径，成败、得失经验的基础上，我还注意借鉴西方史学研究中经常应用并已证明确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法国年鉴派的历史分析方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比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

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把观念交给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命运，将历史人物人性、人生方面的种种疑难、困惑作形象的展现，用过去鉴戒当下，探索精神出路，揭示规律性认识，这可以说是我写作历史文化散文的一个立足点。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对创新充满渴望的时代，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已经大大增强，可是，哲学含蕴的稀薄，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的缺乏，恰恰是当前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此，我在历史散文创作中，为自己提出一个深度追求的目标。由以往的注重历史事件、外部世界的描绘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转为对人的个性品格、自身情感、生存状态、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以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从而实现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这种深度追求，是同个性化的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缺乏个性化的支撑，势必导致思想的平庸化和话语的共性化。根据我的创作实践，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繁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

三

文学是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也就是说，作者要通过自身的灵性和感受力，通过哲学思维的过滤与反思，去烛照历史，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

我写历史人物，特别喜欢那些个性鲜明、境遇复杂、矛盾丛生、充满谜团、争议很大的历史人物，因为这类人物富有可言说性，所谓“大有文章可作”，作家可以大显身手。破解谜团的过程，就是检验作者识见水平、思想深度、历史眼光的过程，也是发挥作者分析能力、施展文学才力的过程。

写这类人物，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比如，我写封建帝王，他们同样是人—当然他们是特殊的人群，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

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存在一个如何以开放的视角、现代的语境，做到笔涉往昔，意在当今，亦即所谓现实关怀、现实期待问题。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人物的际遇、身世上，有的依托于浓烈的家国情怀，或显或隐地抒怀寄慨，宣泄作者的感慨与见解。金圣叹曾经说过：“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我写秦始皇（《欲望的神话》）、曾国藩（《用破一生心》）的欲望无穷，终致败毁，就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按照古籍中“序者，谓端绪也”的说法，附缀弁言，以明作意。

王充闾

2015年8月于沈阳

“这里就是罗陀斯”——《王充闾散文选集》序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很高明，把作品的遴选权下放给了作者，并且要求附上一篇序言。依照常理，作品是作者的孩子，“知子莫如父”嘛，何者该选，何者不能入列，作者心里是最有数的。不过，“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并不容易。受“敝帚自珍”的心理支配，忍痛割爱，也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好在选文章不过是“纸上会气”，高一眼，低一眼，无关宏旨，总不像“救儿子还是救女儿”那样“了断”选择—撕心裂肺。最后，只要顺利交差，也就完事大吉。

颇费踌躇的倒是撰写序言。按照先秦文献的说法，“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而理其端绪也。那么自序，就要讲清楚自己创作的理念与路径，实际上是一篇导读文字。而作家的文字与文学批评家的不同，它往往带有即兴的意味，一般都和自身的创作实践结合紧密。管你“海客谈瀛”，还是“东郭滥竽”，都能通过现场检验，立见分晓。《伊索寓言》里有个说大话的运动员，一味吹嘘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说凡是在场的人都能为他作证。于是，有人说了：“用不着找什么证人，这里就是罗陀斯，你就在这里跳吧！”是呀，自选集不就是散文试场吗？言念及此，真地要“心惴惴然”而“汗涔涔矣”。

这些都不去管了，索性怎么做就怎么写吧。

八年前，我在北大“散文论坛”上，围绕着挑战自我，不断创新，力求在散文创作上有所超越这个主题，做过一次演讲。我说，很赞成“创新就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的说法。人的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减弱，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多了，很容易自我陶醉，无视自身的薄弱环节。而突破、创新本身就是一道难关，谈何容易！这需要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实现超越，必须靠自身努力。如果序言也需要有个主线的话，那么，挑战自我，渴望超越，就是一条主线。可以说，这条主线贯穿于三十年来我的散文创作的整个历程。

我在全国正规的散文刊物上发表作品，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承《散文》杂志编辑青睐，一些两千字上下的随笔、小品，陆续发表在《海天片羽》专栏；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望海楼随笔》约稿，刊发在那里的更多一些。文章篇幅不长，说古道今，寓理于事，思辨性较强，密度较大。像选本中的《私谒》、《心中的倩影》等，即属于这种类型。

随着笔墨与思路的荡开，我便开始写作山水游记和文化随笔，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在冥蒙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感受着自然之美、性灵之光。由于那些山川胜境，都存留着千百年来无数的诗心墨迹，所以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跳出古人、他人的窠臼，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比如，我写《读三峡》，为了区别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便调换视角，另起炉灶，改变了由点到线、次第穿行的写法，尝试着从宏观着眼，进行总体把握—立足天半，俯视山川，把四百里长的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捧起来读。设想“三峡的每一叠岩页，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事珠和备忘录。里面镂刻着岁月的屐痕，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着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映照着尧时日、秦时月、汉时云，浸透了造化的情思与眼泪”。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写得多了，看得多了，逐渐认识到，创作还须进一步深入到观照对象的意义世界，应该融入作者的人生感悟，投射进穿透力很强的史家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通过历史和美学的对话，诗、思、史的融合，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这就进入了创作历史文化散文阶段，主要作品有《陈桥崖海须臾事》、《土囊吟》、《文明的征服》等。我的实际体会是，“当你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艺术世界。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契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而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从而获得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采的效果”（《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新的千年揭开了帷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语境，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我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使散文以轻松的格调、悠闲的步态，以更为深刻的人生思考、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就此，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座中，提出了《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这一课题。

这一时期，写出近二十篇以亲情、童年、故乡为题材的自传性的叙事、抒情散文，视角由外转内，推向内心，推向生命深处，着眼于人性、人生层面的发掘。如《碗花糕》、《望》、《青灯有味忆儿时》、《回头几度风花》、《神圣的泥土》等。将红尘的琐屑和形而上的寄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溶解在作品中的，就是一种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人生感悟，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探求，是一种艺术的开掘与提炼。

针对当下有些历史文化散文脱离现实、堆砌史料，把本应作为背景的东西当作文章的主体，抹杀散文表达个性、展示心灵的特长等弊端，我还有意识地剖析、描写了一批历史人物，以彰显现实期待、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前年3月，我在北大中文系“中国作家北大行”的散文讲座中，专门就此作了阐述。我说，被誉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说得好：“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将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疑难、困惑表现出来，用过去鉴戒当下，寻找精神出路。—这是我写作这类散文的一个出发点。《用破一生心》、《两个李白》、《灵魂的拷问》、《断念》等作品，都在这方面用了心力。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是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广大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上已经得到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遗憾的是，哲学含蕴的稀薄，缺乏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已成为当前文学创作的一种通病。为此，我以思考历代帝王命运为题材，写了一部散文随笔集《龙墩上的悖论》。自序中说，我想用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历史：透过大量细节，透过无奇不有的色相，透过历史的非理性因素和不确定性，侧重于人的命运的思考，人生与生命的咏叹，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类的记忆；我要通过这种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从人性的深度和人生的广度，探求存在的意义。

“作家功在表现，不在传达。”余光中先生此言，我极表赞同。鉴于近年来散文泛化、散文无文现象较为普遍，许多作品丧失了文学属性，背离了审美指向，我曾多次在大学讲坛和一些报刊上，呼唤想象力、个性化与独创性。在《散文创作八议》中，我还提议，作为文学形式，散文不妨借鉴其他文学艺术门类，注重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在语言锤炼、谋篇布局方面，应该向古典散文学习；人物散文要致力于心灵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并且，在创作实践中加以尝试。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张学良：人格图谱》和选本中的《人生几度秋凉》、《情在不能醒》、《香冢》、《守护着灵魂上路》、《当人伦遭遇政治》等，都属于这一产物。

我也经常对照成功的范本，反思、审视自己的散文创作，从中发现不足。一个时期以来，从自身的写作现状出发，我意识到：应该强化心灵的自觉和精神的敏感度，提高对叙述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反诘能力，力求将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的感知贯注到作品中去；感情应该更浓烈一些，要带着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要从密集的史实丛林中抽身而出，善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让知识变成生命的一部分；进一步增强可读性，突破散文的“华严世界”，努力使自己的思考融入大众的接受心理，使读者易于产生情感的共鸣。

我的散文写作，一直在不断地变化、摸索之中，谈不上有成型的散文观。我只是坚持这样一点：既不肯重复他人，也决不重复自己。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一旦发觉自己闯不出固有的藩篱，亦即再端不出新鲜的货色，丧失了创造能力，那就赶紧煞车，再不要枉抛心力。创新离不开探索，探索总难免遭遇失败，难免会弄出一些不伦不类、不足为法的东西。无论是对人对己，我都抱着宽容的心态。比如，经常听到有人说，这是什么文体啊？小说不是小说，散文不是散文！我的意见是，“孩子”已经生了下来，不妨让他自然成长，既无须怀疑身份，也不要忙着归类、起名。人们的认可多是在成功之后。因此，志在创新者必须具备从他人的目光中走出来的勇气。

三十年，将近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超过上万个日子，应该说是很长时段了。可是，对照自己关于超越的渴望和所取得的成果，又觉得相差确实过大。这说明“情感预期”往往是靠不住的。聊堪自慰的是，我坚持了，我奋力了，确确实实挑战自我了；钟情于缪斯女神终始如一，未曾移情，也未曾懈怠。至于终究不能尽如人意，除了默认清人赵翼所说的：“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我还要痛切地说，文学创作委实是太难了。

王充闾

2011年11月

《说帝王》序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文艺界、影视界与学术界，正翻涌着一场空前规模的“说史”热浪，就中尤以封建帝王最为红火，风潮所及，滔滔滚滚，无远弗届。

其所以如此，固然和我国有着特别发达的史学传统有关；又兼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例如秦始皇、明太祖、清康熙帝），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头上往往罩着诡秘、神奇的光环；特别是作为历史活动中的特殊人群，封建帝王有着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以及可悲的下场，这就更能唤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更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从而获得一些作家、艺术家、学者的青睐。

而大量层次较高的读者，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人文科学的影响，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而是期待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另一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现代性的焦虑与深沉的失落感，他们也希望从历史的神秘中寻求可以称为永恒的东西。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寻，就是说，触及哲学层面的内涵，尤其受到关注。

本书的创意，也正是想要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再现封建王朝、宫廷内部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旧时月色”。较之一般的历史书籍，更多地彰显作者的主体意识、思辨意识—对中国封建帝王的个性、命运、人性弱点、艰难处境等进行深度剖析；并就封建帝制、皇位世袭、宗室血拼、君臣猜忌等诸多无可破解的死结，进行深入的发掘和逻辑性的探索。

书中涉及到数千年王朝兴废史中的诸多问题，像王朝继统、王位的禅让与攘夺、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汉化、人性（道德）与事功的悖反、个性与命运、道统与皇统，以及文字狱、宦祸、藩镇割据、后妃干政，等等；还有兴勃亡忽、鼠尾龙头、欲望杀身、“种了龙种，收获跳蚤”、“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等蕴涵奇诡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都力图在这区区一束文稿中有所展现。就这一点来看，内蕴还是相当丰厚的。

说到写作的特点，首先，我时刻记怀着歌德对曼佐尼的批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针对近年来影视剧中和讲坛上充斥着美化皇帝、狂热歌颂封建独裁者的倾向，我在这部文稿中，通过反讽、揶揄、质疑等解构手法，以渗透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的偶然性、非理性的吊诡、悖论，对那些所谓圣帝贤王进行艺术的消解。其中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对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命运抉择的关注。由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命运抉择是古今相通的，因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限隔，给当代人以警示和启迪。而这种对人性、人生问题的思索，固然是植根于作者审美的趣味与偏好，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类型、人生道路、个性气质的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再者，历史中的人与事，已经渐行渐远，踪迹杳然，原本立体的、多维的历史进程，当后人把它诉诸文字时，统统成为直线、平面、单维的书页，而且必然要经过太多的选择与过滤。这本身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作为一个散文作家，又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史实叙述，还期望它成为一部特色鲜明的文学作品，也就是通过灌注情感和意蕴的文学形象来建构整体性的人的生活世界。这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总结、归纳本书的特点，那么，这也可以算作一条吧。

王充闾

2012年于沈阳

《话女性》序

光阴易逝，新的一年的三八节又到了。趁着这本新书问世，我想向广大读者、首先是女性同胞发表一点感言。

我一向认为，女性是一个优秀的性别群体，起码是丝毫也不比男性逊色。尊重女性，善待女性，这是一个社会健全、进步、成熟的标志。

支撑着我这个观点的，有三块牢固的基石—

一曰母爱、母性，也涵盖了母教。这是从女性作为人母的角度来谈的。本书中的开宗明义第一篇《贤母颂》，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女性颂》。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也是终生的教师。母教、母爱，至高无上。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得最为深刻：“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

二曰爱情，这是从女性作为人妻、作为人生伴侣的角度来谈的。女性视爱情如生命，对爱情一生一世地忠诚不渝。爱情，如同看不见的强劲电流和巨大磁场，在爱侣之间以倾慕之情相互吸引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事业的起点，是夫妻百年好合、子女抚育与健康成长的“爱巢”。在维系家庭，百般地呵护“爱巢”方面，女性是擎天一柱，起着关键作用。

三曰奉献，这是从女性作为社会成员的角度来谈的。献身精神是女性生命中所固有的一种品格。无论是繁衍、抚育后代，还是操持家务、奉养双亲，女性的奉献精神，都是无与伦比的。女性从事本职工作耐心细致，脚踏实地，对事业一丝不苟、尽职尽责。不是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少不了一个忠诚支持、默默关注的优秀女人吗？优秀女人往往是成功男人的欣赏者与造就者。

三个基点之外，还有一系列的气质。且以本书中的古今人物来述说：李清照、萧红的才气，卓文君、朱淑真的勇气，香妃的正气，文成公主、秦良玉的豪气……哪一点不是顶儿尖儿？“谁说女子不如男？”

当然，正如社会的人群有男有女一样，女性中也有伟人、常人之分，名人、普通人之别。应该说，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场所，都是平常人、普通人占居绝大多数，伟人、奇人少而又少，名人的比例也并不很大。因此，书中也选取了一些反映普通人情感世界、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心理活动的篇章。不如此，不足以代表整个女性人群；不如此，不足以映现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

这里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本书并非一部完整的、经过精心策划、周密选择的女性人物传记；而是一个散文作家在严格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借助有关人物言行、修为，书写感悟、陈述观感、揭橥规律的文学札记。说的是史实，是事件，而彰显的却是思想，是人性、人生、性格、命运。写法上，往往是抓住一个侧面，或者截取一个断面，凸显特点，“画龙点睛”，而并不刻意求全、求备。正由于它带有鲜明的的主观成分，而不单纯是客观的，所以说，它是文学，而并非标准的历史。

以开头的三篇散文为例。它们分别描绘了中国古代女性的母亲形象、女政治家形象和闺中少女形象。《贤母颂》中，叙写四位母亲的感人事迹，作为表述观点、烘托形象的铺垫，工程只完成一半，重心在第四部分—弘扬“母德在教”的优良传统，呼吁现代女性在重视事业角色的同时，莫忘母亲角色；在关注子女智能发展的同时，应该崇德尚贤，培养其树立高尚的品格、良好的德性。有的读者可能会问：既然如此，那又何必铺展大量史实，索性直说不好吗？不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不是论文，要凭借形象、张扬文采，要“直话曲说”，不能徒托空言。《母后临朝第一人》，不是泛泛地叙述一个古代皇后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历程；而是学习太史公的手法，勾勒几个画面，描绘出一个生性毒狠、充满霸气的女政治家形象。《卓文君的勇气》，刻画一个有胆有识、有独立自我、敢于自由选择情侣的古代女性先驱。

也算是“卒章显其志”吧，最后，我想交换一下关于女性现状的看法。

说来遗憾，至今社会上还存在着歧视女性、存在着男尊女卑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

由于受生理特点、家庭负担和社会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女性比较容易产生自卑感。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传统社会已经为女性画了圈，定了位，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今天，经济上独立了，事业上并驾齐驱，而观念上许多女性仍然困于旧日因袭习惯的轭下，未能越出雷池。为此，广大女性必须提振精神，勇于实现对观念、积习、心理的超越，充分发挥优胜于男性的诸多优势，展示自己的气质、风采、魅力。

当今社会的价值判断，误导女性对于美的追求日益趋向表面化，从美容到整容，再到“人造”美女，把一个个灵光四射、气血丰盈的活人视同花瓶、玩具，造成了一种新的女性歧视与不平等。扫除这一积弊，女性的自信、自重、自强，至关重要；整个社会舆论亦应作正确的引导，抵制所谓“美女经济”的消极影响，把拥有丰富的内涵作为人格美、人性美的重要标志。特别是男性，更要远离庸俗、浅薄、轻浮，超越生物性的追求，应该像尊重与关怀自己的母亲、姐妹一样，尊重女性，关怀女性。

但愿本书于此能有所裨益。

王充闾

2012年于沈阳

《读文人》序

兴酣把笔，蓦地记起了一句古书上的话。

这句话叫作“文在兹”，语出儒家经典《论语》。它昭示着一种巨大的存在。用它来概括有关文士、文苑的内容，起码可以标示一种观点，一种态度，一种文化情怀。

如同现代世界上存在着“文学将会消亡”与“文学绝不会消亡”的辩论；古代中国亦有关于“文在兹”与“文不在兹”，“天之将丧斯文也”与“天之未丧斯文也”的言说。本书中所描述的属于“过去时”，未必有助于昭示现在，展望将来；但是，有一点可说是确切无疑，即作为文化、文明的承载者，知识阶层—古代称为士子，他们的地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古人有“文人无行”和“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说法。其实，这些话是应该加以分析的。首先，古人眼中的文人，同我们这里讲的不尽相同；其次，“行”的标准，“观”的内涵，原无定解，往往是言人人殊—立足点不同，看法必然产生歧异；更主要的，坐在这台车上的文人，经过了严格的选择。我敢说，那些真正“无足观”或“无行”的，根本入不了鄙人的法眼。我觉得，对于文人的公允的态度，应该是既不能无限度地肆意贬低，说什么“百无一用是书生”；也不能肆意夸大他们的作用，像雪莱所说的“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文人就是文人，就是靠“立言”，也就是靠诗文安身立命的人，但又并非登车揽辔的“话语英雄”。“立功”根本谈不到，“立德”，倒是许多人能够沾边。因为人的德行的高超不即等同于诗文的高超；但人的完美的生命形态、精神蕴涵，肯定有助于诗文的创作。

我之所以肯于在他们身上耗费笔墨，一、没有收过他们的红包；二、没有任何人打招呼、递条子；三、写他们不是为赚钱、评职称，全凭一己浓烈的兴致、深切的同情，甚至崇高的敬意。当然，对于一些有争议、有阙失的人，也不乏针砭之辞、讽喻之笔。他们中没有那类芦苇、竹笋式的“头重脚轻、嘴尖皮厚”的货色，每人都有一技之长，大部分都有真功夫、真本事、真学问，有的甚至是世界一流的顶尖级的诗圣文豪，以其光华夺目的创绩，江河万古。哪怕是生命短促得像流星划破夜空，却都在历史上留下坚实的脚印。他们成功的实例证明，人可以通过任何生活来创造自己，完成自己。这使人联想到尼采的那句话：“懂得为什么活着的人，无论什么样的生活他都能忍受。”当然，只有一点例外，就是不能忍受屈辱、忍受平庸。他们是属于那种既不愿窝窝囊囊地活，也不肯稀里糊涂地死的类型。

书中文人往往兼备三方面特点：一是有气节，有风骨，有社会责任感；二是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存在着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和难于索解的谜团与悖论，存在着较多的因变参数；三是个性突出，特点、长处鲜明，也有明显的人性弱点，从而具备更多的可言说性。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活法，但遭逢不偶，命途多舛，带有普遍性。这里，社会性的原因是主导的—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否则，就必然蹉跌蹭蹬，困顿终生。同时，也有一己性格上的因素。由于文人的个性，喜欢特立独行，不肯屈身俯就，随俗俯仰，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是孤独的，而不容于世。许多人的一生，都是在蛮荒、困境中度过。

他们中的许多人，既脚踏实地，又超越此在；他们既生活在这里，在现实之中，也生活在彼岸，在他处。他们因献身文明、文化、文学而苦难重重，他们也因为献身文明、文化、文学而流芳万古。

是为序。

王充闾

2012年

《文在兹》序

“文在兹”，昭示着一种巨大的存在，语出儒家经典《论语》。用它来做这部散文集的标题，直接作用是标明书中的内容关乎文坛、文人、文学、文事，类似“买珠宝，请上楼”之类的指示牌。当然，意蕴并不止此；我还想借助它申述一种观点，表明一种态度。

这个想法，孕育于一次对话。几年前，我在南开大学文学院同一些博士生座谈时，曾经谈到：20世纪已经遁入深邃的历史之中，当我们站在新千年的起点上，回过头来端详这个刚刚离我们而去的世纪时，我们自然为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经济社会、生产、生活多方面的突飞猛进而欢欣鼓舞。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这个世纪的辉煌成就，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如果得到允许，生物学家可以在很短时间就把人克隆出来；物理学家创造了相对论、量子力学、核弹、核电站；宇宙空间无限地扩展，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下一个目标是进军更遥远得多的其他星球；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面对电子计算机创造的匪夷所思的现代神话，即使最富想象力的人也会惊骇万状，目瞪口呆。但是，人们在无比兴奋的同时，也必不可免地会产生种种惶惑，种种疑虑。作为文学界的成员，自然也要想到未来文学的前途与命运。

于是，有的博士生提出：“请问王先生，您是如何看待希利斯·米勒关于在新的高科技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即将走向‘终结’这一论断的？”

米勒教授为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这番话是他在2000年秋于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的。他说，印刷技术使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以及民族国家的概念成为可能。而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来取代这一切。这些新的媒体—电视、电影、互联网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破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换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

其实，类似的论断，几十年来在西方学界已经多次出现，只是这一回具有爆炸性的轰动效应而已。如果说，过去那些言论，人们听来不过是“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的话；那么，现在，电子媒介时代已经赫然现身在人们眼前，不仅造成了“距离”变化和感受方式、情感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而且还带动了“图像时代”的到来，从而导致当下人类生存境况以及审美文化实践发生深刻的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文学艺术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带来文学的深刻危机。

诚然，旧的印刷技术也好，新的各种媒体也好，确实不只是工具而已，它们已经并将进一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面貌和思维方式，包括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红楼梦》改成电视剧之后，导演与演员所给定的林黛玉的形象，就和我们从文本中所感知的有所不同。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米勒教授关于新的媒体出现之后，或者说在新的电信王国中，文学、哲学等等都会消亡的说法，我们却不能苟同。道理在于文学存在的依据，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而并非取决于媒体的变化。情感是根据，媒体是条件。文学可以依媒体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绝不会由于新的媒体的出现而走向灭亡。

应该说，文学之所以不会衰亡，其基本理由在于文学自身。除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死文学也不会死这个理由之外，文学自身的特点和本性决定了它的必然存在—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文价值和审美场域，它是一种内视性艺术，它的形象具有独特的内视审美特性，即文学是用文字阅读唤起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建立起审美形象，这要比可视的、可听的形象更为丰富。这是其他任何形态的艺术所不能取代的。

一般地认为，人类文化的传播，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变化：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是靠口耳相传，即所谓口头文化；后来有了书写文化，特别是随着印刷术的产生与发展，使传播的方式、传输的效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出现了电子文化，它所带来的变化，人们确是远未及料的。但不管怎样变化，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情况下文学都不可能消亡。口头文学，应该说是最原始的了，可是，直到今天这种表达方式不是仍在应用吗？我们的许多知识来自于老师的口头传授，有一些甚至是从老祖母那里传承过来的。这种现象，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书写文学也是一样，在电子传媒蓬勃发展的时代，印刷品不会淘汰，用纸张印制的报刊、书籍还会存在，因为它有电子媒体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应该说，口头的、印刷的、电子的传播媒体与传播文化，既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它们必然呈现一种多元共存的局面。

随着电子媒体的介入，许多人确是倾向于通过画面和图像去接受知识，寻求娱悦，这使印刷文学的文本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不能不考虑如何改善自己的存在方式，参与生存的激烈竞争。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图像文本”必将代替“文学文本”。实际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们只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前景，而不是一个吃掉一个，可以相互代替的。如所周知，观看图像和阅读文本的效果差异颇大。电子图像是流动的，观众处于一种被动的受制状态，只能不由自主地跟着它走，几乎不存在想象与沉思的余地。天长日久，人们的想象力、理解力以及思考习惯，都会受到一定影响。而读书，就不那么简单了，它要充分调动读者的生活经验以至生命体验，借助于联想、思索和想象的能力，一次没有弄懂，就再看一次，一时没有想通，过后还可深入研磨，它所提供的是一个持久而广阔的自由天地。这是一般的影视作品、图像文本所难以企及的。

从《论语》一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古代中国即有关于“文在兹”与“文不在兹”，“天之将丧斯文也”与“天之未丧斯文也”的辩说。看得出来，这并非新事。现代世界上出现了“文学将会消亡”与“文学绝不会消亡”的激烈争论；将来，还会有新的交锋，还会遇到新的挑战，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这些原都是难以避免的，也可以说，并不出人意外。

为此，针对米勒教授关于新的电信时代、新的媒体的介入正在把文学引向终结的论断，我想说两句话：一句是，新的媒体的介入，肯定会给文学以巨大的冲击，应该顺时应变，以求发展。另一句是，我们可以乐观地说，电信时代也好，新的媒体的介入也好，它所改变的是传播的条件，而不是文学存在的根据，因而绝不会导致文学的消亡。

本书中的内容固然属于“过去时”、“现在时”，似乎无助于展望未来；但是，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即任何时候，作为“人学”的文学，总是根植于人类的精神活动；其存在的依据是人类情感表现、交流的需要。只要人类存在下去，必然要有精神活动，要有灵魂在场，必然存在着表现与交流情感的需要。《文在兹》中的所有篇章，都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坚实的佐证。

王充闾

2008年10月于沈阳

《辽海春深》序

在上海世博会上，丹麦人说，安徒生就是他们的名片，美人鱼就是他们的形象。这种说法是切合实际的。世界各地人士到过丹麦的未必很多，但是，通过安徒生的童话和美人鱼形象，却可以认知丹麦，解读丹麦，向往丹麦。这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道理，可是，过去我们在认识上往往陷入误区，觉得这些都是“空对空”，没用处；除去那些研究人文学科的，其他人用不着过问这些。于是，在涉及到省外、域外的交往活动中，每逢介绍情况时，往往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就经济谈经济，就项目谈项目，难免印象肤浅，枯燥无味；而于人文环境、社会风情、地域景观、历史沿革等等，则统付阙如。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不小的阙失。只要同江南地区相对照，同域外人士经常接触，我们就会觉察到这方面的巨大差距。

美国成功学大师戴尔·卡耐基说，人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建立在技术上，其余的依赖于人文工程。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绝非仅仅是人力资源、技术设备、交通货运和资金保证等物质条件，所在城市的民众素质、文化氛围、历史积淀、社会风习等人文环境，同样不可忽视。

也许是有鉴于此吧，辽宁人民出版社而有是书之编选。

书中五十六篇文章，写作时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直到最近两年，历时达三十载。但综观其内容，与上面所说的设想、要求，基本上是吻合的。所取题材，遍及辽宁十四个市。按照内容分为上下两部分，一为历史，一为现实；或者说，一为背景，一为前景。旨在通过社会风情、人文景观、山川方物，托举出一个形象的、立体的、多方位、多侧面的辽宁。在写作手法上，通过文学语言、形象刻画、场面描写，来写人、叙事、状物、抒情；但它又是史笔与实录，作为现实与历史的真实镜像，绝无任何虚构与悬揣。举凡当下与过往的有价值、有意蕴、有趣味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景象，多以典型、具象的情态展现在纸面上。一编在手，可以尽览辽海全境人文风貌与世路人情。论者认为，“它是一部社会风情录、文化大观园、山川方物志、时代发展史”，容或未臻其境，但庶几近之。

王充闾

2013年1月于沈阳

英文版《乡梦》序

作品是作者的孩子。她，带着血肉，附着灵魂，映射着作者的心灵轨迹。举凡作者的人生底蕴，以及襟怀、面孔，均可一览无余。

作品之外，似乎别无可说了。但以之付梓，犹如嫁女出门，作娘亲的总不免情怀依依，软语温存，叮咛几句。何况，这次印行的是英文版，无异于远嫁天涯，面对的都是陌生的面孔，全新的阅读视域、读者群体。彼此一切，知之甚少。有必要作出一点交代，从而使域外的读者朋友在阅读文本之前，首先有个概括的了解，获得一种津梁、一个门径。

现在是作家与读者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可以说，书籍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理解力与认知力。不然，英国作家王尔德怎么会说“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

从本书《青灯有味忆儿时》等篇章中，读者大略可知，作者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后来，接受现代学校教育，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新闻记者、副刊编辑，一段时间曾步入仕途，现为专业作家。主要从事散文创作，间或写作诗词和开展学术研究。秉承的宗旨，一为敞开心扉，抒真情，写实话；二为着力于凸显个性，不断地挑战自我，渴望创新、超越，力避蹈袭他人与重复自己。当然，创新意味着对于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这种西绪福斯推举巨石上山似的艰辛劳作，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毅力的。

我的散文创作，时间跨度比较长，题材、体例也十分广泛，大别之有三类：

一、历史文化散文。解读历史，是一种心灵的对接。它既是生者对于逝者的叩访、驳诘，同时也是逝者对于生者的灵魂拷问—今人古人共同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在这种重新演绎人生的心路历程中，只要切入人性的深处，进到灵魂的底层，任谁都不可能超然、坦然，无动于衷。

二、情感散文。世间只有情难诉。时光已像飞鸟一般飘逝，而浓酽似酒的亲情、爱情、友情、乡情，却如流水浮云，绵绵无尽。最后，只能怅对满地狼藉的生命碎壳，回首前尘往事。

三、智性散文。赤橙黄绿青蓝紫，人生百态千姿。而诗性与哲思，是缪斯女神的魔杖。无分悲剧、喜剧，噩梦、美梦，顺境、逆境，亮色、暗色，人生一经诗性与哲思点拨，就会凸显其无常而有常、单调而驳杂、平淡而深邃，增添趣味性，展示其无限的可叙述性、可认知性。

鉴于本书选译情感散文甚多，我想就这方面多说几句。

故乡，母亲，童年，那种难剪难理的情的牵系、梦的追怀，可说是贯穿本书的红线。作家—当年中国北方偏僻村落的一个读书种子—在追述其凄苦、酸涩的青少年时代的前尘往事时，岁月已经悠悠逝去了近半个世纪。宛如一觉醒来，重温宿梦，自然难免带上几分模糊，几丝怅惘。如果说，故里长别，天涯行脚，这种空间距离的拉开，值得无限追怀；那么，挥别童稚，由少而壮，由壮及老，这种生命的流逝—时间距离的拉开，就更加令人彻骨凄怆。

我总觉得，真正的欢愉只在童年。尽管当日也不无凄清、苦闷，但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已经滤除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因而一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的。特别是其间凝结了长时期的积想，在追寻那值得永生忆恋的时分，得以同早经作古的亲人—母亲、嫂嫂、父亲、长兄、塾师、族叔—久别重逢，这样，必然温馨而甘美，留下一份朦胧的启示与温柔的叹惋。至于成年之后，固然也不乏情感的升华、成功的欣悦，但终归难免夹杂着种种限制，而不能任情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丽的梦是只有开端，只有序曲的。

逝水流波，悠悠无尽。这些刻印着橙色乡梦的追忆文字，大都凸现出作者对于昔日童真和简单生活的精神向往；而由于其间浸透着鲜活生命的灵魂跃动，也必能从中看到自身的人格雕塑。堪资快慰的是，阅历与磨折带来的只是认知世界的深度，而性情与心态依然保持着少日的新鲜而未现狡狯与苍老。

作为自然、社会、历史、哲学综合产物的思想者，显然，这种昔梦追怀，也蕴涵着寻根、困惑、探讨精神归宿等普世话题，冀求拨开价值的附着物，而探究生命的本质。在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技术理性的缠夹中，在“工业进步，人性退步”的情势下，葆有一片绿色的精神空间，诉说着现代人的情感与良知。至于还乡的热恋、童心的秉持，究竟是源于对尘世嚣烦的厌倦，还是憧憬于精神家园的企盼，抑或是潜心于灵魂归宿的营求，就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解说清楚的了。

当然，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之投身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期望实现灵魂的诗意栖居。因为文学作品是情怀赖以赋形的存在物，可以历久不磨，代代传承。而文学本身又能予人以智慧与激情、温馨与活力，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以至升天入地的梦幻遐思，醇酒佳醪般的陶然醉意，使人逸出自我生存的狭小空间，超越已知的经验界限，从作家与读者生命契合、心路交接中汲取源源不竭的灵泉。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涌下，文化成果共享，多元多向的对话交流已成蓬勃大势。作为播火惠人的翻译家—罗伯特先生、江红女士，以其卓有成效的艰辛劳动，使这部散文作品有机会呈现于广大英文读者面前，为东西方的作家与读者心意相通，增进了解，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作者在此谨致深深的谢意。

王充闾

2006年9月于中国沈阳

《秋灯史影》序

说到历史文化散文，几年前我在黄裳先生散文研讨会上陈述过这样一种意见：作为一种文体正式提出来，确是为时不久；但其创辟并非始于今日，起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都是文化散文的典范作品。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历史学家翦伯赞写于1960年代的《内蒙访古》。而黄裳的分别结集于1940、1980年代的《锦帆集》、《锦帆集外》、《花步集》、《金陵杂记》、《晚春的行旅》等，也都是上乘的历史文化散文。就是说，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坛的盛行是其来有自的。

至于1990年代以来历史文化散文异军突起，顿呈勃兴之势，这可能和社会、时代有着密切关联。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人文科学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而是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另一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现代性的焦虑与深沉的失落感，他们也希望从历史的神秘中寻求可以称为永恒的东西。而文化散文较之轻灵、精致的抒情、写景的美文，有着更多的文化反省的意味，写得好可以提供较深的精神蕴涵。

当然也无庸讳言，随着恢宏阵势的拉开、写作队伍的泛化，这类作品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饱遭訾议的是，凑泊故实，堆砌史料，把本应作为背景的东西当作文章的主体来处置，见不到精神与情感的展示，缺乏主体性；往往是借助史料的铺陈来救治作者心灵的缺席，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袒露自我的特长。

我从1995年开始历史文化散文的集中写作，十五年来，结集为九本书：《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上的三种人》、《千秋叩问》、《文在兹》、《张学良：人格图谱》。开始写作时，同样存在着上述缺陷—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的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后来逐渐地加以改进，努力做到有真性情、有现实感。我很认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实际上，他所讲的也就是历史文学的现实关怀，一种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应，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为此，我在创作中，努力把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命运抉择、生存困惑表现出来，用以鉴戒当下，探索精神出路。

在这里，现实针对性应是要旨。我写过一组友情系列的散文。这里有宋美龄与张学良信守承诺，终始不渝的感人佳话；有周恩来弥留之际还记挂着老朋友的动人美谈。同样都是清代的政要，我写了纳兰性德为了营救患难中的吴兆骞，甘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李光地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竟然以怨报德，出卖挚友陈梦雷。在《不能忘记老朋友》一文中，我写了周总理由于长年累月超负荷地工作，特别是“四人帮”的明枪暗箭、百般刁难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使其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终于患上了恶性肿瘤，并已严重扩散。临终前，他曾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特别提到了张学良，说他是千古功臣。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长期以来，每当想到我们国家筚路蓝缕、艰辛创业过程中，有那么多老朋友向风慕义、毁家纾难、赤诚相与、万里来归，我都为之无比振奋，向往于无穷，同时也为某些“忘掉老朋友”的作为感到痛心。写张学良与宋美龄的重情守信，也是有感而发的。在我们号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华夏，自古就流传下来“挂剑空垅”、“一诺千金”的诚信美谈。及至现代，世道浇漓，人情薄如纸，一切以功利、实用为转移。“红口白牙”当面承诺的事，甚至“剖符作誓，立字为据”，到头来都统统不算数，说翻就翻，说变就变。正因为如此，今天记下两位百岁老人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根于良知的信守不渝，还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者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审视、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与轻松了。

我在写作中时刻记怀着歌德对曼佐尼的批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针对近年来影视剧中和讲坛上充斥着美化皇帝、狂热歌颂封建独裁者的倾向，我用反讽、揶揄等解构手法，写了一部《龙墩上的悖论》，以渗透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的偶然性、非理性的吊诡、悖论，对那些所谓圣帝贤王进行艺术的消解。我写秦始皇，说历史老人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了一个大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并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这是历史的无情。我写杀人不眨眼的成吉思汗，说“天骄无奈死神何”。成吉思汗西征胜利归来，在六盘山下踌躇满志地说：现在没有征服的就只剩下死神了。他不想死，也没有“人皆必死”的心理准备，他忘记了“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黑格尔语）。他同许多权势者一样，是“死不起”的。生前拥有的越多，死时丧失的就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死不起也得死，就在他说过这番话半年之后，阎罗王就把他召唤去了。我写宋、明两朝开国皇帝，说开基创业的老皇帝，忧危积心，机关算尽，对足以挑战皇权的所有因素，确是般般想到，无一疏漏。可是，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对此，人们习惯于简单地归咎于“天意”，说“种的是龙种，收的是跳蚤”。其实未必尽然。且不说皇权专制制度存在着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单就老皇帝自身来说，缺乏政治远见，“火烧眉毛顾眼前”，只求现实功利，不计后患重重，乃其招灾致败之由。许多祸患的发生，似出“天意”，实系人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种下的本来就是“跳蚤”，而并非“龙种”。

在这些系列作品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对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的关注。由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是古今相通的，因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限隔，给当代人以警示和启迪。而这种对人性、人生问题的思索，固然是植根于作者审美的趣味与偏好，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类型、人生道路、个性气质的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现实工作、生活中，我发现有的知名作家当了相当一级的领导，劳形苦心，筋疲力尽，最后陷入矛盾重重的水深火热之中，创作根本无法进行，最后竟至一蹶不振。履新伊始，原也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很有一番修齐治平的宏伟抱负，周围也是一片“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过高的期许，实则大谬而不然。看来，搞好角色定位是至关重要的。这使我想到了一位古人，他就是李白。他是伟大的诗人，却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他自视甚高，认为只要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和制作诗文没有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他是地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习惯于按照理想来构建现实；对于政治斗争的波诡云谲也缺乏透彻的认识。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

我有一篇题为《用破一生心》的散文，是写曾国藩的，同样也有现实的针对性。我在市里工作时，身旁有一位领导干部，我们关系很好。可惜的是，五十岁刚过就去世了。原来，他已经发现胃部长了肿瘤，可是，由于人大只有一年就换届了，为了能够进市级领导班子，他就把病情隐瞒下来。最后，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当上了，但因延误了治疗，致使肿瘤扩散，搭上了一条命。还有一个市的人大常委会主任，肝癌已经到了晚期，行动困难，但为了不致落选，在代表入场前，先让人抬着他在主席台上坐好。这样，继续当选了，但一个月后就进了火葬场。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觉得“欲望杀人”真个不假。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换了个说法：“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我脱开惯常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上的评判，不让自己的文字成为流行观念的逻辑演绎，而是把他还原成一个现实中的人，将视点聚焦在人性弱点、人生困境上，具体说来就是一个“苦”字。我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慨叹他由于欲望太高太大太强烈了，因而活得太苦太累太可怜了。曾国藩追求“内圣外王”，既要建立非凡的功业，又要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都细加检点。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这种苦难经验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

每个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摆浮搁”式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思想意蕴的步步延伸、层层递进、逐步深化。比如，我写古代士人的人生际遇、命运颠折，没有停止在对本人个性、气质的探求上，而是通过不同的篇章，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社会、体制方面的种因。我想到，中国封建士子的悲剧，不能只归咎于自身的人性弱点，还有更深远的社会根源。我在散文《驯心》中说，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知识分子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悖论。

总之，在这部作为表达主观倾向的载体—《秋灯史影》中，我把观念交给了人物的个性与命运。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王充闾

2009年8月于沈阳

《王充闾散文精品集》序

文章结集出版，有如嫁女出门，精心料理自不必说，还必然有一番沾沾自得的话语要讲。—孩子总是自己的好嘛！不同之点在于，面对会众变成了面向读者，婚礼上的致辞改作卷首的序言。

“可怜天下父母心”！围绕着“之子于归”，我要说些什么呢？无非是交代些情况，宣示点心迹，也就是所谓“文心”吧。

这部自选集收录了二十多年来的三十几篇散文，大体上揭橥了作品的全貌，也能从中看出散文写作的发展脉络：初始阶段多为纪游、抒怀文字；尔后写了一些反映乡情、亲情、师友情的忆旧怀人、人生感悟之作；进入新世纪之后，以文化历史散文为主，内容更为厚重、深邃一些。这种状态的形成，当与散文观的嬗变与深化有关。

实际上，各类题材的抒写往往是交错间杂的，比如，《土囊吟》、《青山魂》等反响颇大的文化历史散文，都产生于1990年代中期，而抒情、纪游类散文，现在也还在写；而且，各阶段的作品固然有稚拙与成熟之分，但并不意味着题材与表现形式有高下之别。还是那句话：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如何写。

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应该是个体生命对主客观世界的真切感悟。具体化到这个散文选本上，自然处处显现着作者灵魂、心性的特征—对人生、人性的关注，对命运与价值的思考，对精神家园、心灵净土的追寻。烛照历史，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无分古人、他者，无分外在环境与客观事件，一经形成文字，便都是作者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

在创作实践中，我力求在浓郁的传统文化基因与古典风韵中，展现着一己的现代意识。即便素材是传统的，而在认知方式、语境意境方面，都要经过现代思维的过滤与升华。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一说创新，就必须与传统决裂，错误地把生物进化中那种后者不断淘汰前者的发展过程，应用于文学创新的实践。帕斯有言：“诗歌没有发展，只有变化。”散文何独不然！散文创作面对的是中国古代、“五四”以来三四十年代以及域外异质文学的三种传统。如何找出结合点，实现融会贯通、“六经注我”，在展现思想、畅写情怀方面勇辟新途？在下有志于此久矣，惜乎成效尚不昭著。

我的散文写作，一直在不断地变化、摸索之中，谈不上有成型的文学见解，只是固守一条：不能重复他人，更不重复自己。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一旦发觉自己闯不出固有的藩篱，亦即再端不出新鲜的货色，丧失了创造能力，那就赶紧搁笔，再不要枉抛心力，误人兼误己也。

王充闾

2011年10月于沈阳

《皇王百趣图》序

说起这本书的前世今生，真可以写成一篇文章。三年前也是这个时节，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家出版社的老总臧永清先生三次造访，约我以哲学思维、文学手法写一部关于中国皇帝的历史散文。其诚可感，却之不恭，当下应承下来。由于索稿较急，事后只赶写出十三篇，这就是《龙墩上的悖论》。

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面世之后，反响不错。但我清醒地认知，并非皆因作者的写法高明，很大程度上沾了历史题材的光。因为较之现实题材，历史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尤其是历史人物的“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有着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后人的踵事增华，头上往往罩着诡秘、神奇的光圈。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比现实题材更有利于审美观照。朱光潜先生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

至于我手下的作品，毕竟属于急就章，就像李义山诗中说的，“书被催成墨未浓”，存在着诸多未能尽如人意之处。最主要也是最明显的，是这部书没有写完，客气地说是“惜非全璧”，若是挖苦一点，则视为“断尾蜻蜓”。这样，永清先生便又出面了，怂恿我加紧动手，续写下去。这就没有任何可以犹疑的了。如果说，头一次应承是“谊不容辞”，属于“友谊出场”，因为那个“彩球”原是可接可不接的；那么，现在，则是“义不容辞”了，此举纯然关乎作者自己—总不能演了多半场就置“观众”于不顾，掉头而去吧？

在牢牢地被套紧、束手就范之后，我只好乖乖地坐下来进行补写。内容大体上增加四成；出于通盘考虑，在段落、文字、题目方面也作了某些调整。这样，就有了诸君手头这部“劳什子”。

关于本书的内容，仍是《龙墩上的悖论》序言中所陈述的：“人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研究历史活动，再现历史生活，自然应该着眼于‘春灯走马’般穿行其间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存焦虑、生命意义的探寻。而封建帝王，作为历史活动中的特殊人群，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借用佛经上的话）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会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若说是有所调整，那就是更加注重了可读性、趣味性；较前更为驳杂、丰富一些。这在书名上也有所反映：“真龙天子”，沿袭了民间对皇帝的俗称；“百趣图”，意在状写其鱼龙曼衍，百态纷陈，令人目不暇接。

在二十几篇作品中，作者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复活那些最耐人寻味的“旧时月色”，以唤醒人们的幽渺记忆。较之一般的历史著作，其间彰显了主体性，注重运用哲学思维和辩证方法，对人物的个性、命运、生存价值、情感世界以及人性弱点等进行深度剖析；也更加关注个体心灵世界，力求从更深层面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访问、灵魂的对接，因此，要从人性的角度深入发掘，付诸深刻的心灵体验与生命体验，而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史实陈述。也就是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往史丛林，又能随时抽身而出，自觉地张扬主体意识，深入到历史精神的深处，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揭示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古代文论谈到艺术创造时，强调“画”、“化”二字。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则要求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同样，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散文作品，也应该尽其可能地进行心理刻画和形象、细节的描绘。太史公的《史记》是这方面的典范。明代史学家谈迁在其《史论序》一文中，引述了东坡居士一段话：“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鼻口，或在耳目。传神者得其意思所在，则无不肖矣。”然后，他接上说：“余于史亦然。模优孟之衣冠，不如加颊上三毛也。”

比照前一部书，这回称作“全璧”，或曰“足本”，这只是相对而言。单就数量来说，中国历史上四五百个皇帝，这里写到的不足十分之一，充其量是“尝鼎一脔”。再从深度上看，书中涉及到数千年王朝兴废史中的诸多问题，像王朝继统、王位的禅让与攘夺、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汉化、封建士子的历史命运、人性（道德）与事功的悖反、个性与命运、道统与皇统，以及和亲、文字狱、宦祸、藩镇割据、外戚与后妃干政，等等；还有兴勃亡忽、鼠尾龙头、欲望杀身、“种了龙种，收获跳蚤”、“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等蕴涵奇诡的政治、文化现象，哪一个课题，不足以使专家学者穷数载之功，写成一部或几部专著呢？区区一束文稿，不过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无足道也。

王充闾

2009岁杪识于沈水之阳

《散文创作谈》序

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约稿函，我就围绕着“散文创作谈”这个题旨，着手梳理过去二十年来的各类讲稿。当时的感觉，或者说是心态、心境，比较复杂。蓦然回首前尘，顿现迷茫之感，像诗仙李白所说的：“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待到实际动手归纳、遴选，又稍稍有一点“绿暗红稀”的失落感：和同期的散文作品相比较，恰如宋人曾巩说的：“一时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经过半个多月的去芜存菁，挑挑拣拣，约得二十万字，通览一过，却又感到些许宽松—即便谈不上粲然可观，总还算是差堪自慰了。

综观这部散文创作谈，觉得它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容较为丰赡。散文创作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以及当前散文园地里各种常见的品类，基本上都有所涉猎；二是讲述得比较实在。针对实际问题，立足于自身创作实践，言出有据，力避浮谈；三是体例上五色斑驳，变化多样，讲座、座谈、答问、对话、自述、即席发言、课文讲解、学术报告，应有尽有，却都突出一个“谈”字。若说本色自然、活泼通透，容或有之，而系统性、条理性、计划性，恐怕就难以体现了。

至于功效如何，作者是无从臆断的，当由读者验证。从前听到过这样一个趣谈：街头一个小贩，叫卖治臭虫的“神药奇方”。声称：“百试百验，十包一元；若是无效，如数退钱。”当时，人群如堵，抢售一空。买者回到家里，打开一看，所谓“神药奇方”，竟是“勤抓”二字。不禁大呼“上当”。气恼之下，转身去找卖药人退款；但行至半途，又自觉有些理亏—能说“勤抓”无效吗？

联系到写作之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人说长道短、说东道西，终竟代替不了个人的刻苦努力，最终都要落实到“勤学、勤思、勤练”这六字真言上。

鲁迅先生向来就不相信《小说作法》一类的书籍。他说，那些东西“好像没有效，从‘小说作法’中学出来的作家，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当然，先生这么说，并非否认文学创作存在必要的法则；更不是一概否定研究、交流写作方法。他所反对的是那种脱离实践，夸夸其谈，穿凿造作，卖弄技巧。他曾告诫我们：写作之道，除了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下一番功夫，并无其他捷径。还说：“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说明着‘应该怎样写’。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说到具体写作，先生强调反复修改，“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文学是作家表达自己思想观念的方式，它的作用是“用艺术家体验的感情感染人”（列夫·托尔斯泰语）。这样，就需要依赖感性认识和直接经验。因此，研索一番写作者的自白，体味其甘辛，亲践其门径，总会比听那虚无缥缈的“海客谈瀛”和观看光说不练的“天桥把式”，效果要好得多。

王充闾

2012年2月

《童年的风景》序

承蒙编者垂青，我的散文作品得以入选“春华秋实经典书系”，深感荣幸与欣慰。

我知道，这部书系是向广大青少年提供精神滋养的。而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所在。自己的作品即便达不到“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高标；借用物理学名词，起码也应该能够提供一种“正能量”—积极健康、奋发向上的动力与情感。

近日，我正在重温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于青少年，先生是无比地钟爱与重视的。他说，“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还说：“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为此，他曾谈到，书稿印数“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终生都把这些话奉为座右铭。

前两天，书系编者将所选散文的目录发给我，征求意见。我回复了四个字：“实获我心。”

就内容看，这二十几篇散文，大抵是：

回首童年—任情适性，了无拘束，无边地驰想，尽兴地游玩；

忆念故乡—沙山、云树，伴着师恩、母爱、亲情；

读书上进—青灯有味，书卷多情；

七彩人生—心中倩影，眼底波澜，芳邻一宵邂逅，人生几度秋凉；

感受自然—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会心处不必在远。

童年、故乡、母爱，三位一体，既是生命途程的起点，也是人生事业的基点。这些方面，对于青少年心灵的开发、根基的培植以及日后的成长都是影响深远的。而命笔成文，我也确是推诚相与，投入了真情实感，切戒油滑、敷衍，着力发出“真的声音”。也是鲁迅先生说的，“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王充闾

2013年

《过眼滔滔》序

听编辑介绍，这本小书的阅读对象是在校的中学生，我感到很兴奋—有机会能为青少年朋友写点东西，实在是很荣幸的。当然，同时我也有些紧张，唯恐文章的质量不高，有负于编者和读者的厚望。

当前，许多散文作家都在致力于提高散文的文化品位。从我自身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散文中如能结合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往往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

一如《过眼滔滔》这个书名所提示的，这本散文集里写的都是往事。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亿万斯年”，一般地也都在千载以上；当然，也有几篇文字写的是晚近的事，但也过去半个世纪了。叩其缘由，一则，这些儿时光景本身已成为历史，原在记述体例之列；二则，我也想借此揭橥一种认识—小时候的读书生活对于后来的创作实践有着很深的影响。青少年朋友看了，或许能够从中获取一些启示。

创作这类散文，形象地说，作家是一只脚站在过眼滔滔的历史烟尘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这种与历史的交谈，其宗旨不应是简单地再现过去，而是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它对现在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应该体现作家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对历史的创造性思考与沟通，从而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同样，在阅读这类散文过程中，读者也是从现在的语境去理解过去，从读者自身文化的参照系或“前理解”出发去把握过去，而且，把自己所处时代的期待视野或“前理解”带入文本的阅读之中，渗透进新的历史意识。

这种散文同一般的史学研究著作的区别，除了文体上的自然属性的差异，至少还应有以下三点：

一是它体现了作家强烈的主观感受。如果说，史学是史家心灵的历史，史家应有自主的人格，坚持个性化的独立的批判精神；那么，散文作家就更应高扬主体意识，让自我充分渗入对象领域。实际上，在阐释历史过程中，作家本人也在被阐释，—读者通过作品中的独特感悟解读了、发现了阐释者。因为文本中对象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自我期待和价值判断，折射着作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这里最关紧要的，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要在历史的观察中，凝注创作主体敏锐的目光，看到他人所未曾看到的东西。

二是它洋溢着作家灵魂跃动的真情。既是散文，总离不开抒情。真情是文学的灵根。它不仅仅满足于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还具有诗一般的激情和深沉的美感。它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使文章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力求在情感和理智两方面感染读者、征服读者。

三是它闪现着理性的光辉。文学、历史都是人生，人生必有思索，必有感悟。缺乏深沉的历史感，就无所谓深刻，也无法撄攫人心。因此，在散文作家的笔下，向来都是思想大于史料的。

这类散文中的思想与情感，一如历史老人本身，是深沉、恒久的积蓄的自然流溢。它既不同于诗歌中的激情迸射，论说中的踔厉风发；也不是少男少女般的情怀的直露与挥洒。情与理，相生相克，有个如何统一的问题。我想，它们应是弥散式、复合式的交融，而不能是各张旗鼓，互分畛域。

说到以文学手法去写历史上的人和事，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历史的科学性。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文胜质则史”（文采多于朴实，则未免虚浮）。从今天来看，这种担忧也不是无谓的，有些作品确实存在着这个偏向。不过，从事实上观察，历史科学性的丧失，并非由于强调了文采。本来，“文史不分家”是我们固有的优秀传统，只是，后来逐渐地丢失了。司马迁的《项羽本纪》、翦伯赞的《内蒙访古》、茨威格的《滑铁卢的一分钟》，都是“文质彬彬”，达到了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并没有因其富有文采，而丧失了科学性。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历史的客观性，而不在于表现手法。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而且已经溢出了本题之外，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王充闾

2000年6月于沈水之阳

我为什么要写张学良——《张学良人格图谱》跋

写作《张学良：人格图谱》，这是积蓄心中已久的一桩夙愿了。

我的家在辽河边上。那里，矿藏丰富，并盛产大豆、高粱，可是，人文资源却比较贫乏，知名人士很少。单就现代而言，具有传奇色彩和轰动效应的，当数老帅、少帅张氏父子了。

他们的名气很大，但其“连台本戏”为时甚短，从1916年老帅被“袁大头”任命为盛武将军，管理奉天事务，到1936年少帅“临潼捉蒋”，满打满算也只有二十年光景。当然，他们镌刻在历史上的足迹还是十分深远的。尤其是少帅张学良，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引一句古文来表述：“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欧阳修语）斯人已逝，他留给我们的“百年悲笑”，不仅仅是几桩勋绩、一段历史，更多的还是精神资源—一个难以穷尽的历史话题。

我的故园离少帅的出生地桑林子乡詹家窝棚只有十几公里，连阡度陌，一马平川，小时候去过很多次。从当地乡亲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轶闻趣事。家叔及其为我们延聘的塾师，都同东北军有过交往，而且都见过少帅本人。乡关故旧，对少帅的人格与德政赞佩有加，每当说起他来，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里面夹杂着几分惋惜，几分悲愤。

我生也晚，待我记事的时候，少帅就已被拘禁于南方的蛮荒瘴野之间，流离颠沛十数省区，后来又被押解到孤悬海上的台湾岛，前尘隔海，恍如别世。迨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虽然他终于获得了自由，但又远托异国，人在天涯，更是觌面无缘了。

不，应该说，机缘倒是碰到过一次。那是1993年4月，在沈阳参加少帅当年创办的东北大学恢复校名的纪念活动，见到了当年东大的代校长、现已定居美国的宁恩承老先生。接谈数语，他就辨知我的故乡所在。他说：“听口音，你和少帅是同乡。”我颔首称是，说，小时候，每年桑林子办秧歌会，我都到那里去看热闹。宁老听了很动情，不禁感慨丛生，随口吟出两句诗来：“河原大野高歌调，自别乡关久不闻。”“高歌调”指的是家乡那种调门高爽的“地秧歌”曲调。原来，老人著籍辽中，同我和少帅均属同乡。他们两位同庚，少帅兼任东大校长时，他被委任为秘书长，彼此交谊甚深，汉公到美国后，更是常相过从。

宁老当时很兴奋，讲了一些有关少帅办学的往事。老先生虽已九十三高龄，思维却依然敏捷。他从名片上看到我的名字里有个“闾”字，便联想到这和我的故乡著名风景区医巫闾山有关。我笑着连连点头。他说，可惜这次时间太紧了，不然，真应该再游游闾山，重温旧梦，回去也好向汉公作个交代，—汉卿先生对医巫闾山的感情，可说是至深至厚啊！他和于凤至生了三个儿子，都以闾山美玉为名，典故出自《淮南子》。闾山东麓有张氏家庙，他父母的墓园在闾山南麓。

这一天，我们谈得十分投机，分手时宁老还叮嘱我，日后如果到了旧金山，一定要和他打个招呼，届时可以促膝话旧，樽酒论文。事有凑巧，翌年七月我即有访美之行，第一站就是旧金山。电话刚刚过去，宁老就亲自驾车相迎，还安排了接风午宴。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夏威夷，知道汉公正在那里度假，出于对世纪老人的衷心景仰和无限思念，出于浓冽的乡情，席间，我曾询及是否有可能见他一面。宁老说：“思乡怀土，是他终生难以解开的情意结。他曾多次对我说，最想见的是家乡那些老少爷们儿。同乡亲叙叙旧，应该说是他的暮年一乐；但是，毕竟已经风烛残年，一点点的感情冲击也承受不了，每逢从电视上看到家乡的场景，他都会激动得通宵不能入睡，更不要说直接叙谈了。因此，赵四拼力阻止他同乡亲见面，甚至连有关资料都封存起来，不使他见到。”

看到我们失望的神情，老人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在夏威夷能住几天？”我答说计划是三天。“时间也许还够用。”说着，宁老引我注目窗外，“汉公的寓所前面，也有这样的草坪，那里紧邻金色海滩。他每天傍晚，都要坐着轮椅在海滨闲步。你只要细心一点就能发现。看到他以后，你们几个人就大声嚷嚷，随便说些什么都行，你的乡音很重，就由你来唱主角。估计不用多长时间，汉公就会发问：‘你们从哪疙瘩来？’你就可以回答：‘我们是中国辽宁的，从沈阳来。’他立刻就会问：‘听你口音很熟，你是哪疙瘩的人？’你就如实地说出故里。他马上会说：‘噢，我们是乡亲哩！’紧接着就会请你们上楼，唠唠家乡的嗑儿。”

我们顿时活跃起来，齐声称赞宁老定计高明。老人叮嘱我们：“见上一面就很不容易了，时间可不能长啊，以免汉公过分劳累；还有，谁也不能泄露天机，不许提我宁某人一个字，否则，你们走后，赵四就会打来电话，兴师问罪。”我们唯唯承诺，带上宁老提供的张家住址，继续上路，先后到了纽约、华盛顿、洛杉矶。一路上，我反复思考着会面时同汉公谈些什么。十天后，我们取道旧金山，准备转乘飞机飞往夏威夷。行前，同宁老先生握别。老人说，前天同汉公通过电话，近日他稍感不适，晚间时有微热，看来三五天内不能出去，也不可能会见客人。

就这样，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与汉公失之交臂了。缘悭一面，自然是抱憾终天，但以汉公的健康为重，又只好作罢，不便奢求。

回来以后，我给宁老写了一封信，深情感谢他的热诚接待，并附寄一张标有汉公出生地的辽宁省地图，还题写了一首调寄《鹧鸪天》的词，请他在方便时候一并转致汉公。词曰：“风雨鸡鸣际世艰，西京义烈震瀛寰。胸藏海岳居无地，卧似江河立是山。今古恨，几千般，功臣囚犯竟同兼！英雄晚岁伤情事，锦绣家乡纸上看。”

人，终于没有见到，但敬仰与思念之情却日久弥深。2006年初，应大连白云书院之邀，作了一次题为“话说张学良”的学术报告。按照听众要求，我讲了何所据而言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蒋介石终身监禁他的缘由，“九一八”不抵抗的真相，张学良的人格魅力与个性光彩，他的情感世界，他为什么终未还乡等六个问题。《海燕·都市美文》主编古耜先生听过报告后，将讲稿全文刊载在2006年第三期杂志上，长达一万八千多字。这个刊物同国内最大的期刊网站—国际龙源期刊网合作，向海内外发行网络版，是该网站“海外传播的百强刊物”。国际龙源期刊网作了一个统计，从2005年11月1日到2006年10月31日，“海外读者浏览最多的一百篇文章”中，《话说张学良》排名第一。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带来一种动力。这样，就有了这部书稿的写作构想。

作为一个铁杆儿的“张迷”，对于那些同汉公有过广泛而深入的直接接触的人士，我是充满了妒羡之情的，既羡慕又“嫉妒”他们的运气与机缘。而每当翻检那些记述汉公行藏身世、生平事迹的书籍，则对它们的作者不胜感激—正是“拜”他们之“赐”，才有机会读到那么多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图片、谈话记录，从而获得进行深入研究、探索的方便条件。世间多少英雄豪杰、名流耆宿，由于载记不足而形象模糊、事功奄忽，每每让人临风痛惜，抱憾无穷。但在感激的同时，又常常出现不满足、不解渴的心绪。几乎所有的著作都着眼于弄清事件的原委，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在蕴涵，有的虽也状写了人物，却“取其貌而略其神”，忽略了鲜活的生命状态，漏掉了大量作为文学不可或缺的花絮与细节；尤其缺乏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与挖掘。

显然，我这样说是一种苛求，属于“不情之请”。因为就传记类的文体来说，只能如此，也必须如此，否则，还有什么信史之可言！只是由于“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不能停留在事实的层面上，它要向心灵深处进逼，要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它不仅要有形象，还要写出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一句说，它要探求内在精神的奥秘。

应该说，张学良并非完人，更不是一个圣者，以他的本性，即使想“圣”也“圣”不起来；但他在华人世界中，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公认的英雄。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但是，这个失败者是成功的。一生中，他做的事不算多，可是，每一件事都干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刻下了历久弥新的印记。他是千古功臣，也曾干过错事，平生可议之处颇多。曾经颂声载道，又背过无数骂名。他抱着“行藏在我，毁誉由人”的超然态度。他是那种有快乐、有忧伤、有情趣、有血气、个性鲜明、赢得起也输得起的人。对于他的举措，人们未必全然赞同；但说起他的为人，他的丰标，他的器度，无不竖起拇指，由衷地赞佩。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多故，信仰是驳杂的，所谓“背着基督进孔庙”，但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能够终始如一，表里一致，之死靡他。

张学良的百岁光阴，充满了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确是一部哀乐相循、歌哭并作、悲欣交集的情感标本与人生型范。既有青少年时代“不知今夕何夕”的忘我狂欢，像汉代杨恽所说的，“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有“哀乐中年”的志得意满、纵情欢笑，乐极生悲、忧愤填膺，以及苦中求乐、强颜欢笑；更有晚年的忘怀得失，超脱于苦乐、哀荣之外的红尘了悟，自得通达。作为性灵的展现、情思的外化，这一切，都是意趣盎然、堪资玩味的。

许多“政治强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鼓荡起阵阵旋风、滔滔骇浪，可是，不旋踵间，便蓦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却成了一个言说不尽、历久弥新的热门话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充满张力的不可复制的自我，他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人生道路与诡异悖谬的命运抉择，他的迥别寻常的特殊的吸引力、感染力。其间有谜一般的代码与能指，可予破译，可供探讨，可加辨析。而这些，也正是本书的重心所在。

全书凡十五篇，大体上能够概括汉公的生命轨迹与人格图谱。开头与结尾两篇为“综述”，一是通过三个傍晚的心理活动，从功业、爱情和人格魅力诸方面，描绘其百岁人生的奇光丽影；一是写“个性决定命运”及个性的文化生成，剥茧抽丝，层层递进。中间有十一篇写汉公的情感世界、人际交往、生平嗜好与社会文化生活，展现他的性情、秉赋、命运、品格。其间不乏人生吊诡、历史悖论的探求，着眼点却是从中透视“传主”的心灵世界，通过与一个个飞逝的灵魂跨越时空的对话，复活耐人寻味的思想、意象，透视历史更深刻的真实。还有两篇，揭橥两大谜团，也就是拖在他脑后的“两条辫子”—“九一八”何以不抵抗，晚年何以不还乡。应该说，笔锋所至，都涉及到读者最为关注的一些话题。

笔者一贯把融合诗、思、史奉为文学至境，此书之作亦不例外。力有未逮，在所难免；但“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作为追求则未尝废止也。

王充闾

2009年于沈阳

《清风白水》后记

在文学创作队伍中，我不属于正规军，充其量只能算一名亦劳亦武的民兵。出版了三本散文集，都是业余时间的产物。我的工作担子很重，每天除了繁杂的公务，再去掉“三餐一梦”，几乎抽不出多少时间读书，遑论创作！按说早就该和缪斯女神斩断尘缘了，我也曾下过狠心和文学创作挥手告别。无奈“凡心”难退，一遇到催人奋进、引人遐思、令人感慨的风物人情，心潮便会不期然地荡起感情的波澜，重新燃起创作的欲望，于是，已经落地的杨花又复飞飏起来。正如我在一首《自嘲》诗中所写的：“情知宦后诗怀减，俗吏偏思作雅人。”在作手如林的文坛上，硬要去争“一杯羹”，似乎是自计苦吃。

我一向认为，写作散文绝非易事。即使终生以之，全力去做，也难臻化境。在文学道路上，我经常有“推石头上山”的感觉，从来不知自在逍遥为何物。当然，苦中有乐，创作本身也是一种诱惑，一种欢愉，一种享受，更是一种责任。

公余之暇，特别是节假日，我喜欢独自负手闲步。此时，心境悠然，万虑澄净，平日的诸多见闻、联想，便如一脉清泉汩汩流出。心游目会，意绪纵横，思接古今，想落天外，完全突破了时空的限界。胸中有得，兴会淋漓，笔之所至，自然成篇，谈不上有什么法度与定式。这样，有些篇什就难免枝蔓芜杂。但因激情已经消逝，好似干却的胶泥，再也难于揉搓捏抹了。好在感情是真实的，“开口见喉咙”，直抒胸臆。无论是状时代之洪波，写人情之欣戚，究世事之得失，发物理之精微，都是意之所适、情之所钟，从心泉中自然涌流出来的。炉锤在我，全无矫饰。我以为，人生不能没有理想、追求和精神支柱，创作亦然。纵使有些篇章缺乏应有的深度与力度，未能把丰盈的生命之波鼓荡出一片潮声，起码也要做到对读者有所启迪，努力给人以鼓舞、希望和力量。

这些散文绝大多数写于80年代。现在按发表的时间顺序自后往前编排，意在使读者尽先看到就近写的一些篇章。这里有赤诚的热爱、执着的追求，也有温馨的忆念、严肃的思考。它们宛如树木的年轮，一一地再现了作者情思的轨迹和梦影、屐痕。十年文事，约略书中；回首鸿泥，徒增惭怍。感谢作家出版社将它们结集付梓，特别是著名散文家郭风先生在紧张的创作之余为它作序，对后学深情奖掖，在此一并致谢。

王充闾

1990年2月底于沈阳寓所

《人才诗话》后记

近三四年，结合工作实际，我常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随笔》专栏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一些关于人才问题的杂文、随笔，并在里面引述了一些含蕴丰富、见解新颖、寄怀深远的古典诗词。这类文字发表得多了，有些同志便怂恿我沿着这个路子写一部“人才诗话”之类的专著。他们认为，这是运用文学的形式、史论的笔法，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人与事、情与理、诗与史熔于一炉的创新与尝试，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与美学价值。我尚有自知之明，当然未敢率然自任。但觉得，这个想法确实很好，不妨把它作为努力的目标，“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当我把这个打算讲给文史界和出版界的几位名家时，竟也得到他们的赞同与鼓励。

这样，我便坚定了撰写这本小册子的决心，并从两个方面做些必要的准备：一是翻检《诗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宋诗纪事》、五朝诗别裁集等几十部历代诗歌总集和选本，从中选录出近三百首论述人才问题的诗歌；二是认真研读了各种人才学论著，收集古今中外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史实、轶闻、佳话。在此基础上，兼顾人才诗的内容和人才现象、人才思想、成才规律、人才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拟定近百个写作题目，边准备，边构思，边写作，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一些古代诗文和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力求从中引出一些科学的结论。

说是一种“创新与尝试”，也许有些道理。因为过去不但以这种形式论述人才问题的杂文、随笔专集尚属罕见，而且，人才诗的编选工作前人还没有做过。就连“人才诗”这个名词也是由笔者杜撰的。我国是诗歌的大国，数千年来，诗人如云，华章似海；人才问题，自然也是古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宝藏，而且在学术方面，也为我们开展人才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养料，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这些诗歌，有的托物寄兴，言近旨远，面对现实，有感而发，往往以曲折、委婉的方式，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通过充实的意蕴、含蓄的旨趣、生动的形象、优美的旋律，给予读者以深刻的启示；有的述史叙事，杂以议论或抒情，“搅碎古今巨细，入于兴会”（清·王夫之语），所谓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作为哲理的激情或历史的反思，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有的以议论为诗，刻意翻新，直抒胸臆，大多以牺牲形象性为代价来强化哲理性，突出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有助于我们开拓思想，探讨问题。当然，这些诗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问题。一是，限于篇幅，拘于声律，不能像文章那样，曲折尽意，析理入微；二是，限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古代诗人未能对人才学各个方面问题作全面论述，涉及到人才对象，也只有政治、文学、军事方面的，而于科技、经济、法律方面的人才则绝少论及；三是，一些诗篇偏重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言行，忽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揭示历史规律、认识客观事物方面，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反映了时代与阶级的历史局限；四是，有些诗篇干涩、枯燥，忽略形象性，缺乏艺术感染力。这些缺陷，对本书的写作产生一定的制约与影响作用。比如，有些重要的人才思想、成才规律，本应加以论列，但因找不到相对应的古代诗歌，只好忍痛弃置。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揣谫陋，按照原定篇目，一篇一篇地信手写来。虽然难免挂一漏万、牵强附会、捃摭吞剥之讥，而熔诗入文，为我所用，引古论今，自抒怀抱，在人才学研究与古代诗歌鉴赏方面，总算进行一番“筚路蓝缕”般的探试。为败为成，是瑕是瑜，听凭广大读者去鉴别与评定吧。如果尚能引起一些古典诗歌爱好者、人才学研究者、领导干部、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特别是立志成才的广大青年朋友的兴趣，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了《中国人才史稿》、《宏观人才学》、《人才述古》、《人才学概论》、《人才知识手册》和《唐诗鉴赏辞典》、《历代论史绝句选》、《历代题画诗选》等许多名家的著述，以及报刊上的有关文章。现在，谨向它们的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著名作家余心言同志于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使我受到巨大的鼓舞与鞭策，在此一并致谢。

王充闾

1987年于营口

《柳荫絮语》后记

我练习散文写作，始于50年代后期。那时在新闻单位工作。编采之余，常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散文、随笔，披诸报端。这样坚持了几年。十年浩劫中，由于不想陷入惯于罗织人罪的林彪、“四人帮”的文网，更不屑于去写那类献媚邀宠的帮闲文字，所以，整段是个空白。前人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说法。其实，在那万马齐喑、斯文扫地的年月里，到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句”尚不存，“工”何谈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着潮平岸阔、虎跃龙骧的蓬勃景象，创作情怀又从长久的冬蛰中苏醒过来。心灵上的锁链脱掉了，一种火热的激情和昂扬的活力喷涌而出。真实的感受，伴着联翩的浮想，通过理性的过滤，揭示出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美感。这样，就再次与缪斯女神打上了交道。

但是，光阴荏苒，其时已届“不惑之年”。朱自清先生有言：“中岁为诗难孟晋，只宜工拙自家知。”就我个人的气质和素养看，大概也确乎难以在艺术方面获取大的突破。又兼身处省、市领导机关，会海沉浮，劳形案牍，深入生活与研习创作的机会很少。所以，尽管抓紧了可能支配的一切业余时间，兢兢为之，而作品质量终觉平平，往往流于直白，失之清浅，实在有负于这瑰奇、绚丽的伟大时代。

当然，这些文字，无论是礼赞自然、剖析世态的婉喻微讽，还是感物吟志、涉古论今的遐思玄想，毕竟是过去一段时间笔耕墨耘的留痕，意蕊心香的印记。敝帚自珍，不甘弃置。因此，当春风文艺出版社决定结集、刊行时，我还是将它们略加剔抉，归为一束，以献曝之诚飨诸读者。所辑七十篇散文，大部分是近作；其中也有几篇二十几年前的作品，意在存留些许往昔的足迹。按其内容与形式的不同，分为五辑：曰乡情，曰萍踪，曰说荟，曰心迹，曰材论。时间互有参差。

将文章送去付梓，有如嫁女出门，自然希望她能够焕发光彩。但世间万物贵在本色、天然，原不必巧加雕饰。明人有诗云：“但写真情和实境，任它埋没与流传。”是媸是妍，为毁为誉，都付与时间天平去检斤拨两，听凭读者作品评鉴定。倘世有同好，尚能博得几许共鸣，我将献上掬诸肺腑的谢忱，感到由衷的欣慰。

多年来，养成了晨兴、傍晚负手闲步的习惯，清风徐来，柳丝拂面，平日的诸多感想、见闻，汩汩地涌上心头。书中多数篇章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构思、结想的。劳者自歌，随兴而就。内容比较芜杂，而且多是些詹言细事。因而就借了里面一篇文章的题目，名之为《柳荫絮语》。感谢著名作家单复先生在创作紧张、繁忙的情况下，为本书写了序言。作为散文界的前辈，对于后进多所称许和鼓励。自知力有未逮，我将奉为心仪的目标去奋力实践。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春风文艺出版社马兆政先生曾给予热情的指点、教正，倾洒了宝贵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王充闾

1986年春记于营口

《致亲爱的读者》后记

在整理这部《域外书简》过程中，我蓦然记起了少年时一位敬爱的师长。

那年我十五岁，在初中二年级就读。一天午后自习，班主任富老师走进来，手拿一本冰心的《寄小读者》，是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竖排本。她说，这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艺术经典”，也是“爱的经典”，希望同学们传着看看。当时，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现场向同学们提议，首先是大家传看，每人不要超过两天；然后选出二十九人—因为全书共二十九封书简，每人抄写一篇。这样，三个月之后，这本手抄的《寄小读者》，便装订成册了。

随之，我暗自下了决心，将来也要用书简形式来讲述自己的见闻与心得。上世纪60年代，供职于新闻单位，我曾以“金风书简”为总题，写过一组游记散文；待到80年代以后有了出国机会，记怀当年的“夙愿”，便逐日写下日记，一直到现在，每次出国，都坚持书写，从未间断。期间，有的篇章曾以散文形式，在报刊上发表过。

这次，承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关注，听说我有一部域外游的日记，建议我循着文缘·理蕴·奇观这个脉络加以选编，整理出一本二十万字以内的《寄亲爱的读者》。我觉得这个设想很别致、很新颖，如果弄得好，肯定会有一种现场感，令读者分外感到亲切。于是，欣然从命。

这样，我便按照编者提示，迅速投入了实际操作。就中，体现了设置、设身、设问三点要求—

所谓“设置”，指的是《书简》的具体编排、设计与心目中的读者定位。我的出国访问，始于1985年，迄止2011年。二十七年间，足迹所至四十多个国家，记有书简式的日记近四十册；这次按照编者要求，从中选取了寄自十八个国家的四十五封书简，以出访时间为序，分列胪列在三十八个标题之下。说到读者定位，我预想，大体上是那些好学上进、求知欲强、视野比较开阔、敏于接受外界新鲜事物的青年、中年读者；当然，肯定也会有一些老年和少年的读者朋友。

所谓“设身”，含有二义：一是身临其境，每封书简所涉内容，皆为作者在场的亲见亲闻，并且都是即日书写；二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设想身处读者的境地，揣摩、体察读者的心境。

所谓“设问”，就是觉得每时每刻，面对的都是亲爱的读者，他们一面阅读，也会一面询问。由于信中所述，全在异域他乡，涉及到的人文环境、社会自然条件比较生疏，他们会不断地质疑、提问，这样，我在写作时，必须“心中有读者”，有些地方需要做些必要的情况说明、背景交代。

我想，要向读者交代的也就是这些。

最后再说一句：敬爱的富老师，真是由衷地感谢您！

王充闾

2013年7月

《域外集》题记

作品，对于作者来说，无异于儿女；出版了，可以看作是儿婚女嫁。引用一句成语，叫作“向平愿了”—儿女成家了，当父亲的，像东汉时期的向平那样，了结了一桩心愿。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出版的作品集都属国内题材；而这次结集的却来自域外。颇似一队黑头发、黄皮肤的姑娘丛中，俏立着一个碧眼金发的女郎。在这个喜庆日子里，身为父母，照例要讲几句话。

可是，此刻的作者，却无论如何也兴奋不起来，说是“向平愿了”，却是“了犹未了”。

书中四十八篇文章，始记于1985年，迄止2011年，前后二十七年时间，年均竟然不到两篇。且不论质，即以量计，也是少得可怜，不能不深感愧怍。特别是还有十几个国家，像法国、埃及、意大利、丹麦、捷克、匈牙利、芬兰、瑞典等等，虽已涉足其间，却都未曾着墨，尤其觉得无法交代。

按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能有机会走访三十几个国家，已经是善缘不浅了。只是由于生性驽钝，当时未能捕捉到慧悟灵思，过后又因循怠惰，没有按迹追踪，穷追不舍，终致错过了出版机会，憾何如也！

但愿此书有再版机会，我将重吮秃毫，再作“冯妇”，补苴罅漏，也算最后了此“向平之愿”。

王充闾

2014年3月

《张学良人格图谱》题记

或问：现今，关于张学良的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已经叠床架屋，不一而足，你还要推出这个《人格图谱》，不怕内容重复吗？

答曰：上面列举的都属于“史”的范畴。唐·刘知几有言：“史书者，记事之言也。”而本书为文学作品，“文学是人学”，它要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特别是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本书以“人格图谱”概之）。既然是文学作品，自不能以单纯的纪实为满足，还须通过文学的手法（运用文学的语言，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史家的眼光、哲学的思维对事实加以解析，穷原究委，探赜烛微。历史强调叙事的客观性，而文学主观色彩鲜明，所谓“须教自我胸中出”、“诗文无我不如删”。有此三者，当可自张旗帜，不以重复为虑也。

王充闾

2009年4月

《春宽梦窄》题记

“春宽梦窄”，原是一句宋词。现在把它摘取来作为书名，意在说明大千世界和人生旅程是丰富多彩的，是无限的；而作为现实与有限的存在物，人的想象能力、认知能力、表现能力，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则是有限的。因为人的思维都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不能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春宽梦窄”。—当然这是一种借喻。

面对这种现象，我及我的散文自然也不能例外。好在奉行一个“真”字，明心见性，本色天然。这里有欣戚心迹，有风雨萍踪；有纯情的忆念，有热切的憧憬；有新旧异质的递嬗，有出世入世的融合；有“今古乾坤秋一幅”，有“万里灯前故国情”。借助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厚爱，愿以野人献曝之诚，把这本散文集双手托给敬爱的读者。

王充闾

1995年1月

《沧浪之水》题记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这本散文随笔集，尽管只是一些詹言细语，但自信还是于世有补的。至于作用多大，就很难说了。《楚辞》中有一首渔父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愿读者诸君也能如此对待这本小书—作者竭诚掬献的一泓“沧浪之水”。

王充闾

1994岁杪

《一生爱好是天然》题记

《牡丹亭》里的女主人公、南安太守的千金小姐杜丽娘，那一天，在婢女的怂恿下，摆脱了长年的身心束缚，悄悄推开绣阁的门，偷偷地走进了姹紫嫣红开遍的后花园，蓦然接触到真正的春天。一路上走着，看着，大自然的美渐渐地在她的内心里唤起了共鸣，进而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生命之花，原来竟和春天一般美好，一般绚烂，于是脱口而出：“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本集散文作品借用这一绝妙好辞作为书名，从内容上看，固然也蕴涵着对自然美的欣赏、赞叹的情怀；但更主要的是想表明一种审美取向，体现文学创作（甚至包括人生）的一种向往与追求。

就创作论而言，按照东方的审美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自古以来，就被看成是一种美的极致。其实，它更是一种情志，一种风格，一种境界。为文也好，为人也好，能否做到本色、天然，往往是衡量其是否臻于化境的一个标准，这是起码的要求，却又是甚高的。他人如何，不敢臆断，反正就我自己来说，那是很难跨越的一个标杆。

先哲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所以，我也只能说，一生“爱好”是天然。

王充闾

2001年秋

《龙墩上的悖论》题记

人，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研究历史活动，再现历史生活，自然应该着眼于“春灯走马”般穿行其间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存焦虑、生命意义的探寻。

而封建帝王，作为历史活动中的特殊人群，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借用佛经上的话）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会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

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都必然会触及哲学的层面，碰到一系列不易把握的、没有逻辑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

应该说，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与挑战性的话题。诚如英国逻辑学家斯蒂芬里德所说的：“悖论既是哲学家的惑人之物，又是他们的迷恋之物。悖论吸引哲学家，就像光吸引蛾子一样。”我的理解，所谓“悖论”，是指一种能够导致无解性矛盾的命题，或者命题自身即体现着不可破解的矛盾。悖论也可以表述为“逆论”、“反论”，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应然与实然、动机与效果的恰相背反，等等。

悖论，冲突的双方都具有充分的价值和理由，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经常体现在矛盾选择之中。选择往往是令人困惑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信息过量，前路多歧，会使人莫知所从。腕上戴一块手表，可以毫不迟疑地确认当下的时间；而进了钟表陈列室，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便无法判定几时几分几秒了。更何况，这里所说的选择，常常是“反贴门神—左右难”，许多都带有无解性。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而苦涩的哲学意味。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立体的、多维的历史进程，经过太多的整合与过滤，难免会祛除许多鲜活的富有生机的东西。作为一个散文作家，我不想让作品呈直线、平面、单维状态，而更执着于“运用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个人感受”（萨特语）。

我想用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历史：透过大量的细节，透过无奇不有的色相，透过它的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类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而不是靠着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联结；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深入到历史精神的深处，沉到思想的湖底，透视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这一切，对于我，已经成为一种召唤，一种宿命。

当然，“情感预期”未必都能靠得住，愿望与实际时常出现悖反。我会不会也是“本来要奔向草原，结果却闯入了马厩”呢？

王充闾

2007年夏日

《淡写流年》题记

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人们心目中的宇宙会不断地向外扩张开去，而就个体生命来说，人生的风景却在这种扩张中相对地敛缩，曾经喧嚣灵海的汐潮，在时序的迁流中，已如浅水浮花，波澜不兴了。淡写流年，就是要恬淡而冲和地解读生命，通过文字来重现一个鲜活的生命真实，描绘一种生灭流转的人生风景。

时间在销蚀生命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记忆力的对抗—往事总要竭力挣脱流光的裹挟，让自己沉淀下来，留存些许痕迹，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重现婆娑的光影。而所谓解读生命真实，描绘人生风景，也就是要捕捉这些光影，设法将湮没于岁月烟尘中的般般情事勾勒下来。

回忆是中老年人的一种特有的专利。它是对于遥远的童心的痴情呼唤，是重新感受年轻，追忆逝水年华的一种心灵履约，是对于昔日芳华的斜阳系缆。普通的人们毕竟还都天机太浅，既不具备佛家的顿悟，也没有道家“坐忘”的功夫，总是像《世说新语》中说的“未免有情”，因此，在展现飞逝的生命的过程中，在感受几丝甜美、几许温馨的同时，难免会带上一些淡淡的留连，悠悠的怅惋；而且，由于想象中的完美和过于热切的期待终竟代替不了实际上的近乎无情的变迁，所以，回忆常常带有感伤的味道。早在一千一百多年前，玉溪生就在《锦瑟》诗中慨乎言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即已惘然，更不要说事后追忆了。

许多生活的图像，在心灵的长期浸染下，已经成为一种前尘梦影，旧时月色，一似飘逝的过眼云烟，或则了无踪影，或则漫漶模糊。由于追忆属于想象的领域，它是在时空变换条件下的一种新的综合，新的加工，因此，凡是追忆都会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夹杂着本人对于过往情事的重新诠释，包括赋予它以当时未必具备的新的意蕴、新的感受。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无论回忆也好，捕捉光影、勾勒情怀也好，充其量只能是粗具形体的原始素描，而绝非摄影机下原原本本的照相，更不可能是那种记录三维空间整体信息的全息影片。

当然，就算是原原本本的摄像或者全息影片又怎么样，年光已如飞鸟般地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由后人去指认，评说。有人说得更为形象：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经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

王充闾

2000年6月于沈阳

《长城外古道边》题记

地处“长城外，古道边”的东北三省，民族风情的个性特征是至为鲜明的。酷寒悭吝的自然环境，流动性极大的牧猎、田野、战地生活，强化了力量与勇气的拼搏，塑造出古朴剽悍的民风、粗犷质实的性格、旺盛的生命活力和较强的文化吸收、整合能力。

这片辽阔、富饶而原始的大地上，自古就蕴涵着一种野性，一种豪气，一种蓬勃的生机。青苍的旷野托举着浩渺的天穹，“喜茫茫空阔无边”，“眼底鹏飞风举”，该是何等的开心，何等的壮丽啊！无疑会触发壮怀激烈的风云儿女，燃起内心深处的神秘诱惑，高扬生命之舟的理想风帆。就在文人们惊呼“江南妩媚，雌了男儿”的时刻，辽朝女诗人萧瑟瑟正激情四溢地在北地放歌：“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

面对那些时间上悠远、空间上浩瀚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相信一些思想者会生发出一种与之直接对话的灵性冲动；或者像当年的屈子那样，向着这片神奇的天地，独自发问无数个“为什么”。

也很可能，那充盈着质朴的美、粗犷的美、宁静的美的梦之谷、画之廊，在诗人的情感的琴弦上奏出美妙的和声，不期然而然地淹入了自己的性灵，潜滋暗长一种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宠，返回精神家园，与隽美清新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悟。

而我—这个庸常的大地之子，则在茶余饭后，写出了如下一组文字。

王充闾

2009年于沈阳寓所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年谈话今宵多 / 王充闾著.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2016. 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4148-2

Ⅰ.　①一…　Ⅱ. ①王…　Ⅲ.　①社会科学—演讲—中国—文集　Ⅳ.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253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330千字

印　　张：25.5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装帧设计：张　莹

责任校对：刘　浏

ISBN 978-7-5470-4148-2

定　　价：4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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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题　记

渴望超越——在北京大学散文论坛上的讲演

一、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

二、深切的生命体验与超越性的感悟

三、自在的心态与不懈的追求

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一

二

三

散文激活历史——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创新思维与想象力的呼唤——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一

二

三

四

五

开阔视野 涵养底蕴——在辽宁中青年作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训班上的讲话

增强领导干部的人文修养——在解放军某部领导干部学习会上的讲话

一、文化发展、人文修养的极端重要性

二、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

三、学习、掌握哲学思维，了解传统文化与国学的问题

四、关于领导干部的品德修养

关于读书和创作——在辽宁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一、自报家门

二、说说我与文学创作

三、关于散文的意蕴

四、关于散文的视角选择

同中学生谈散文的写作和欣赏——在吉林大学附属中学的讲演

一、读书明理

二、学会思考，养成思考与分析的习惯

三、学会说理

四、散文要有真情实感，要鲜明地表现作者的人生态度、爱憎情怀

五、散文呼唤创新，要强调独创性，要独出心裁，不能嚼人家的剩饭

六、散文写作，不能只是叙述，还要善于描写，注重形象化

七、要感染人，必须注重细节描写

八、要用文学化的语言

九、要找出一个特殊的视角，一个体现本质的形象特征

十、要讲究开头和结尾，拟个好题目，题目最好小一点

十一、创作要有准备

十二、平时要记读书笔记

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一

二

三

四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在辽海讲坛上的讲演

一

二

三

四

曾李异同论——在东北大学读书班上的演讲

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在第四届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与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

一

二

三

四

五

漫话读书治学——在辽宁文学院高级读书班上的演讲

一

二

三

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的几个话题——在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一

二

三

关于《龙墩上的悖论》——与东北财经大学文科博士生座谈时的讲话

一、欲望的无限扩张

二、实现欲望的手段

三、夺得天下之后，拼力维护“家天下”

四、封建继统和历史周期率

五、封建王朝递嬗与文化传承问题

话说张学良——在大连白云书院的讲演

一、他是个谜团，存有太多的因变参数，甚至蕴涵某种神奇的精神密码

二、张学良具有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有血有肉、有光有热、敢作敢当

三、他的个性与命运的成因，同所处社会环境、文化影响有直接关系

四、张学良的情感世界

五、张学良的“两条辫子”

六、结语

庄子其人——在大连白云书院的演讲

一、庄子的故里与身世

二、庄子所处时代及其社会危机意识

三、庄子的心灵世界与平民情结

四、庄子的哲学思想

五、庄子的人生智慧

六、庄子的思维方式与“三言”叙事策略

七、庄子的幸运与悲哀

吾与庄子——在白云书院的讲演

一

二

三

庄子善用减法——在辽宁省图书馆的演讲

一

二

三

附：五篇即席发言纪念辽宁文学院创建三十周年的即席讲话

两千三百年后庄子的再现——在《逍遥游—庄子传》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中国好文章》首发式上的即席发言

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表奖会上的发言

在省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即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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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记

熟悉唐诗的文友一眼就能看出，《一年谈话今宵多》这个书名，脱胎于韩愈的名句“一年明月今宵多”。

一是说中秋月，一是特指讲演。较之“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这种“喋喋烦言”真是半点诗意也没有；而其价值几何，也颇堪斟酌。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庄就主张“行不言之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但是，孔老夫子却持不同见解。在《论语》中，“言”字凡一百二十六见。他并不一概地反对讲话，只是主张慎言，摈斥巧言，突出强调“言之必可行也”，君子应该“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先把要说的话实行了，再说出来）”。

书中收集了我的几十篇讲座记录，自认还是遵循上述古训的，亦即坚持言行统一、言必笃行的准则。至于所谓“言为千秋则，行为万世师”，那是圣人的事；作为凡夫俗子，只要神经正常，无人敢夸这个海口。

2015年岁杪

渴望超越

——在北京大学散文论坛上的讲演

（2002年4月17日）

有机会在北大讲坛上，就散文创作问题交流一些个人的想法和体会，我感到十分荣幸。这里说的《渴望超越》，首先是渴望在散文创作上获得超越性的感悟和体验，也就是要有所突破；这样，就我自身来说，就要不断地挑战自我，不懈追求。具体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话题。

一、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

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有一道靓丽的风景，就是散文创作空前繁荣，有人甚至把90年代称为“散文时代”。最活跃的散文形式呈两极化发展：一方面是思辨化、大型化，即所谓“大散文”、文化散文、思想随笔，注重体现人文精神、审美意蕴、历史意识，深入人的心灵境域；一方面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即所谓“小散文”、“小女人散文”，在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地消解了文学的深度追求，呈现出一种所谓的“散文消费性格”。它们由于各自的特色而拥有不同的读者群，共同拓展了散文天地。

我的散文创作，应当归属到文化散文这个范畴里。至于究竟有怎样的特点，个人也说不清楚。认识自己，从来都是最难的事。这里节录一段上海评论家吴俊先生的话：“王充闾将他的文化意识特别是他的生命意识，充分完全地投注在散文创作之中，他是在写他的精神体验和心灵体验，是在进行自己的人生和人格写作—其实，他也是这样来理解他所看到的和写下的人物和历史的。他对人物的关注，着重在精神心理层面，他所揭示的是人物的个体心理和文化心理。”我的总体考虑，是立足于个人的古代文化素养较为深厚（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家庭条件，自幼深受传统文化濡染，读过八年私塾，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阅世颇深、游踪甚广、视野开阔（有十四年省级领导岗位上的仕途经历）的特殊条件，充分展示创作个性，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在历史与美学的对话中，注重人的命运、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与表现，向人性深处开掘，体现一种内在的超越性。

我的散文创作，和新时期基本上是同步的。二十多年来，出版过十几部散文随笔、一本旧体诗词、一本学术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早期有《清风白水》、《春宽梦窄》，中期有《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近两年有《何处是归程》、《一生爱好是天然》。从这几部散文集的题目就大体可以看出创作发展的脉络。先是山水自然、风光名胜，以游记为主；而后是着眼于人文、历史，写文化历史散文；近期主要是关注人性、人生和人类精神家园问题，用我的话说，就是以有限的笔墨说些同无限相关的事。我自认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深入，体现着一种深度的追求。

写那些游记散文，我往往是顺着诗文的指引，“因蜜寻花”，或如庄子所言，乘物以游心。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在冥蒙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感受着自然之美，性灵之光。由于那些山川胜境，都是留着千百年来无数诗心墨迹的所在，所以主要考虑是如何跳出古人、他人的窠臼，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比如，我写过一篇《读三峡》，为了区别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我掉换了视角，改变了由点到线、移步换形的写法，着眼于宏观，进行总体把握，立足天半，俯视山川，把四百里长的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来读。在结构、语言、知识含量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想努力写出美文的特色。

后来，读得多了，看得多了，认识到创作还须进一步深入到观照对象的意义世界，应该融入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穿透力很强的史家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这就进入了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的第二阶段，大体上在1994年至1999年。在这里，我与传统相遭遇，又观照以现实的眼光，自觉地疏离古典的历史感，淡化借鉴意识，而着力于探索社会人生，关注人的命运、世事沧桑，揭示历史规律与人生的悲剧性、无常感，或者说，是在有常中探索无常，又在无常中体现有常。我曾围绕着宋、金的兴衰嬗变，以它们的都城为背景，写了一组以揭示文化悖论为主旨的散文随笔。漫步陈桥驿的古镇街头，吟咏着前人“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的诗句，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最后末帝赵昺在蒙元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今未曾发生过什么变化。这里有历史的规律，也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北宋王朝由于统治者的骄奢淫佚，已经随风而逝，但它却给故都开封留下了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文化的回音壁，使后人可以从中打捞出超越生命长度的感慨，以及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寻索。

我还在另一篇散文里，写了原本落后的女真族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旺盛的生命活力，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大大超过自己的强大军事对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俘获到五国城下。与此同时，他们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元朝、清朝一样，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从而加速了发展进程。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演进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愿望背反。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逐渐丧失了本民族固有的优势，新的文明最后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反转过来诱使它走上腐朽的末路，成为被征服者。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尽管这类散文从意蕴上看，较比那些山水游记显得深刻了，但我还想继续向新的领域探索。这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当时的创作心态，从我在《何处是归程》的题记中可以洞察一二。那是一首小诗：“生涯旅寄等飘蓬，浮世嚣烦百感增。为雨为晴浑不觉，小窗心语觅归程。”就是想在物质化、市场化、功利化的现实中，寻找人的精神的着陆点。

从回归文学本体的角度看，文学在充分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应该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发掘，本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我们可以从曾国藩这个典型的实例上作一番考察。如所周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一向存在着巨大的歧异，说明他是一个极度复杂的人物。可是，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只是从政治立场和社会伦理方面进行剖析，似乎也没有多少新话可说了。反过来，若是从人性方面，从人生哲学方面，进行解读、进行批判，就会开辟出崭新的局面。

最近我写了一篇关于曾国藩的散文，题目叫《用破一生心》。说他一辈子活得太苦、太累，是个十足的可怜虫，除去一具猥猥琐琐、畏畏缩缩的躯壳，不见一丝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那么，苦从何来呢？来自于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欲望按其实质来说，就是痛苦。结果是心为形役，劳神苦心，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他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不世之功，又想做今古完人，“内圣外王”，全面突破。这样，痛苦也就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来自朝廷上下的威胁，尽管他对皇室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但因其作为一个汉员大臣，竟有那么高的战功，那么重的兵权，那么大的地盘，不能不被朝廷视为心腹之患。“兔死狗烹”的刀光血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闪在眼前，使他终日陷于忧危之中，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他都要维持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临深履薄般的惕惧。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儿，他都要痛悔自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这样，就形成了他的分裂性格，言论和行动产生巨大的反差。加倍苦累自不待言，而且，必然矫情、伪饰，正所谓：“名心盛者必作伪。”以致不时地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

他的这种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刳肚搜肠，苦心孤诣，人家那里含蕴着无穷的乐趣。他的苦和那些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有一种虔诚的信仰，由于确信幸福之光照临着来生的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真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只是为了实现一种现实的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这种痛苦经验倒是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通过解读这个悲剧人物，我们可以思考人生中的许多问题，也可以联想到诸多人、事。应该说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在写作历史文化散文中，我致力于对历史人物进行人性化的解读，展开多视角、多侧面的剖析，注重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结构，力求达到历史文化认知应有的深度和较强的审美效果。我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视为一种精神库存，努力从中发掘出种种历史文化精神。在同古人展开对话，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的过程中，着眼于以优秀民族传统这把精神之火烛照今人的灵魂；在对古人进行灵魂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对于今人的灵魂拷问，包括作家自己的灵魂，一起在历史文化精神中接受撞击。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这样，就使散文作品具备了一定的思想穿透力和自省、反思意味，产生人文批判的效果，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二、深切的生命体验与超越性的感悟

我深刻地体会到，散文作家像小说家、戏剧家一样，同样应该具备深切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这是实现散文创作深度追求的迫切需要；大而言之，它还直接关系到文学回归本体，以人为本，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所谓生命体验与心灵体验，依我看，是指人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特定情况下，处于某种典型的、不可解脱和改变的境遇之中，以至达到极致状态，使自身为其所化、所创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情感经历。它的内蕴极为丰富，而且有巨大的涵盖性。无疑主要是指写作者自身而言，正所谓“水管里淌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但是，显然也应包括作家对于观照对象在精神层面上的深切体验，甚至包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实际体验。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

这里，我想到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史铁生。他们的艺术感悟来源于各自的生命体验。作品中提出的所有哲学问题，完全属于他们个人，是从各自的生命历程中生长出来的，任何哲学教科书里都不可能找到。死刑、流放的苦难和丧失行走能力的痛苦，使他们获得了超常的思维能力，增长了彻悟人生、咀嚼命运的智能。这种宝贵的生命体验，包括活在心里的外在遭遇、内在情感，以及无边的想象与梦幻，都成了他们创作中所独有的宝贵精神财富。

八年前，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作家莫言说，生命体验是创作成功的阶梯。假如把王充闾发配到当年的西伯利亚去，流放他五年、十年，那他就成“气候”了。这里面当然也揭示出他个人的成功之路。其实，就在莫言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刚刚熬过了一场生命的炼狱，尽管并非流放，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但精神、肉体方面的痛苦程度也是很够一说的。那是1993年，我突然被告知患了恶性肿瘤—肺癌。虽说处于早期，听来也还是五雷轰顶一般，令人毛骨悚然，一下子就跌进痛苦的深渊。开始是否定、质疑，不肯相信；而后便是埋怨命运的不公平，造物主的残酷；接着自然想到了“一瞑之后”的安排、处理。我没有曹孟德那样的倜傥风流，临死还挂念着娇姬美妾，让她们“分香卖履”；也不想贪婪如唐太宗，死了还要把《兰亭序》墨宝带到棺材里去。我最伤情的是那些陪伴我半生、不啻第二生命的大量书籍如何处置。随着时日的推移，渐渐地这些实在的东西都悄然隐去了，只剩下生命与死亡这类形而上的思考盘踞在脑子里。

死亡是精神活动的最终场所，它把虚无带给了人生，从而引起了深沉的恐惧与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和恐惧，使生命主体悟解到生命的可贵、生存的意义。人生就是这样，只有失去之后，才懂得加倍地珍惜。恐惧、悲伤的实质，正是以存在与虚无作比较，从而实现对于生命的觉醒，一种重新看待生命的“惊蛰”。在这里，虚无为存在提供了价值参照系和价值创造的外驱力。—盲姑娘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设想，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病苦与死亡，还能促使当事人从迷误中觉醒，省悟到平素很少考虑、也难以认知的诸多重大课题。因此又可以说，病床是个大学校。其实，不必死生契阔，火烫油煎，一个人只要得过一场大病，在病床上急救几次，就会领悟到，什么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权势，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转眼间就会化作虚无，如轻烟散去。

我看到过一块辽西产的鸟化石，是一亿四千万年前形成的，对着它我沉思了好久。与这化石相比，一个人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就算是上寿百年吧，也只占了一百四十万分之一。真是：“叹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当年以浪漫主义著称的李贺，也只是想到，“王母桃花千遍开，彭祖巫咸几回死”。王母娘娘的仙桃三千年开一次，开过一千遍也不过三百万年，不及鸟化石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有八百年寿命的彭祖也不知死过多少回了，更何况普通人呢！这么一比较，就觉得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连“泰山一毫芒”也谈不上了，争个什么劲头？真该抓住宝贵的瞬间干些有意义的事！西哲有句名言：“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是呀，平时颐指气使，势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临死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一死，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除了嘴里含颗珠子，任何财富对于他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人只有在生死关头，才能真正把自己同一切身外之物全然分割开来。这时，也只有这时，人才会变得比较清醒一些、聪明一些。看来，病痛与死亡，与其说使人体验到生命存在的长度，毋宁说是使人体验到解悟生命的深度。十年过去，病患消除了；但痛定思痛，我还是把这些感悟写进散文《疗疴琐忆》里。

直接的生命体验，应该说是最可贵、最理想的，但一个作家即使他经历再特殊，阅历再丰富，也不可能一切方面都有切身体验，恐怕更多的还是通过感同身受的人生领悟，获得间接的体验。台湾学者徐复观称之为“追体验的工夫”；德国美学家谷鲁斯的“内模仿”说，也庶几近之。下面说一点我在这方面的体会。

《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蕾》这些名著，过去都曾读过，可惜历史的流沙已经淹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时空的限隔也遮蔽了把握作品意蕴和作家心迹的路径，难免产生隔膜的感觉。去年九月，我有机会来到勃朗特三姐妹的故乡—英国小镇哈沃斯，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经过一番切身的体悟，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三姊妹的故居和她们埋骨其间的教堂，相隔不过五六十米，我投宿的小客栈就在教堂的对面，抬起头来便能望见故居里一百多年来彻夜长明的灯光。住在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岁月纷纷敛缩，转眼已成古人，自己被夹在史册的某一页而成了书中角色。睡眼迷离中，仿佛觉得来到一座庄园，一问竟是桑菲尔德府……忽然又往前走，进了一个什么山庄，伴着一阵马蹄声，视线被引向一处峭崖，像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翻过两遍身，幡然从梦境中淡出，再也睡不着了，这时是后半夜三点。我便起身步出户外，在连接故居与教堂的石径上往复踱步，觉得好像置身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渐渐地走进三姐妹的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感受着灵海的翻澜，生命的律动，似乎还产生了心灵的感应。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故居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似乎三姊妹正握着纤细的羽毛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咳嗽从楼上断续传来。联想到自己病痛的经历，霎时心头漾起一脉怜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三姊妹患着同样的结核病，分别活了三十九岁、三十岁和二十九岁。

在心灵体验的基础上，又结合天才女作家的书信、传记，看了她们的生平展览，体验其典型环境、独特心境、情感经历、个性特征，追踪她们的心路历程，探索这些文学天才的成功路径；并对作品中的事件、景观、风物做了实地考察，从心理和环境两方面研究作家心灵的外化，把握作品审美意义生成的深度背景。看来，三姊妹都属于用情感和想象来代替生活素材的作家。她们经常逸出现实空间，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游在梦幻的天地里。她们的创作激情显然并非全部源于人们的可视境域，许多都出自最深层、最隐蔽、含蕴最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们一无例外地抱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渴望得到爱神的光顾，切盼着有一个理想伴侣。却又绝对不肯俯就，要求“爱自己的丈夫能够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致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身不嫁”。这样，现实中的“夏娃”也就难于找到孪生兄妹般的“亚当”，而盛开在她们笔下的、经过她们浓重渲染的爱情之花，只能绽放在虚幻的想象之中。这是一种灵魂的再现，生命的转换。作品完成了，作者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

从这里我认识到，生命体验和情感是相通的。这次亲身体验，使我对勃朗特三姐妹、对哈沃斯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半年过去了，想起来还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原来，我已经把对于天才女作家的崇敬、爱怜和悼惜之情，留在那孤寂的山村，也永生永世栽植在心里。正是带着这种浓烈的感情，我写出了散文：《一夜芳邻》。对于一个作家，如果说生命体验、人生感悟是根基，是泥土；那么，形而上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便是它所绽放的两枝绚丽之花。情感对于文学作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学存在的依据就是表现人类情感的需要。罗丹说得很干脆：“艺术就是感情。”尤其是散文作品，如果缺乏情感的灌注，缺乏良好的艺术感觉，极易流于幽渺、艰深、晦涩的玄谈，以致丧失应有的诗性魅力和艺术感染力。

就本质来说，生命体验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直观性，艺术在进行形而上的探索时，不可能借助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直觉的感悟；一个是超越性，生存苦难、精神困惑等体验活动要转化为艺术感觉，还须超出客观实在的局限，虚构出一个灵性的艺术世界。唐人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讲过一个故事：春秋时期，伯牙学古琴于成连先生。他掌握了各种演奏技巧，但是，老师感到他演奏时，理解得不深，单纯地把音符演奏出来，少了点神韵，未能引起欣赏者的共鸣。这天，成连先生对伯牙说：“我的老师方子春，居住在东海，他能传授培养人情趣的方法。我带你前去，让他给你讲讲，可以大大提高你的艺术水平。”于是，师徒二人备了干粮，驾船出发。到了东海蓬莱山后，成连先生告诉伯牙：“你留在这里练琴，我去寻觅师傅。”说罢，就摇船渐渐远离。十天过去，成连先生还没回来。伯牙在岛上等得心焦，每天调琴之余，举目四眺，面对浩瀚的大海，倾听澎湃的涛声；远望山林，郁郁葱葱，幽深莫测，近旁不时传来群鸟啁啾、振翅飞扑的声响。这些各有妙趣、奇特不一的景象，使他心旷神怡，浮想联翩，感到自己完全融汇进去，情趣高尚了许多。这时，伯牙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激情，要把自己的感受谱成音乐，于是他架起琴来，把满腔情感倾注到琴弦上，一气呵成，谱写了一曲《高山流水》。就在他沉潜在音乐的氛围之中，成连先生摇船返回，听到他情感真切而丰沛的演奏，高兴地说：“现在你已经是天下最出色的琴师了，你回去吧！”伯牙恍然大悟，原来这涛声鸟语就是最好的老师。此后，伯牙不断积累生活和艺术体验，终于成了天下操琴的高手。相传《水仙操》等传世名曲，也都是伯牙在这种妙悟中创作出来的。正是这种直观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激起了音乐家探索精神最深层的冲动和敏锐感受，使艺术达到形而上的层次。

美国的一位现代诗人曾经咏叹：林中的道路叉开了两股，人却只能走上其中的一条，而把另一条暂时抛开，留给下一次。可是，对于人生来说，下次在哪里呢？人生是一次性的，人生的列车走的是一条单向的不归之路。我想过，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一定要研究哲学（当然是指突破学院化、概念化、简单化状态的那种真正的哲学）。从一定意义说，哲学不是学术性的，而是人生的，哲学联结着人生体验，是一种渴望超越的生存方式，一种闪放着个性光彩、关乎人生根本、体现着人性深度探求的精神生活。因此，说到超越，说到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我必然会想到哲学。我们当会注意到，在那些伟大的艺术杰作中，在那些丰富多彩的感性世界深层，总是蕴涵着某种深刻的东西，凝聚着艺术家的哲学思考，体现着他们对人类、对世界的终极关切。当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提出“斯芬克斯之谜”的时候，当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助主人公之口发问：“活下去还是死”的时候，当屈原在《远游》中长叹：“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的时候，当陈子昂登幽州台感慨悲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候，我们都会从这些人生的苍凉叩问中，感受到一种深刻的超越性。可以说，伟大的艺术家与平庸的艺匠的根本分野，就在于是否具备这种超越性的感悟。

诚然，艺术是对人生的表现，而哲学是对人生的思考，它们存在着实际差别；文学创作归根结蒂要依赖于形象、情感和体验。但无论是形象还是情感、体验，都须经过形而上的思考，实现内在的超越。古往今来，凡是称得上艺术杰作的，必然在有限的形象中包含着无限的意蕴。艺术大师梵高有一幅著名油画，叫《农鞋》，画面简单得很，就是一双粘满泥土、黑乎乎的沉重的农鞋，连起码的背景都略去了。但是，显然这不是一般的静物写生，经过艺术的炼化，它已成为农民悲惨命运的一种象征。海德格尔称这幅画为杰作，说：“鞋具磨损的内部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寒风陡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与滞缓。……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这些都是艺术感觉，但显然已经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通过这慧眼独运的诗性解释，揭示出画作的审美意蕴和艺术价值。

借鉴这种手法，我写过一篇《终古凝眉》的散文，视点集中在浙江金华八咏楼的李清照的一尊塑像上，我想从她那双似颦似蹙、轻颦不展的凝眉，揭示出她的悲凄愁苦的内心世界。易安居士的词溢满了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相思之痛、悼亡之哀和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但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抛开家庭、社会、政治环境，单从人性本身来探究，也即是透视用生命创造的心灵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种悲凉愁苦很早就植根于她的本性之中。这种与生命同构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关键所在。就是说，她的多愁善感的心理气质，凄清孤寂的情怀，以及孤独、痛苦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因素。她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狭窄、内容单调，没有向外部世界扩展的更大余地，只能专一地关注自身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世界。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聪明绝顶、识见超群、内心世界十分丰富的才女，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经过发酵、沸腾、爆裂、喷涌，产生独特的灵性超越。反过来，对于本性中所固有的深度的苦闷、根本的怅惘，这无疑又是一种诱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如何解脱这种精神上的苦痛，满足其高层次的需求？在她来说，唯有仰赖真情灼灼的人间至爱。而现实中的爱是极度苍白、脆弱的，经受不住一点点的风雨摧残。这样，她就必然陷入饱尝凄苦，心境透底苍凉的绝境之中。而这一切，恰恰为她的艺术创造提供了不竭的灵泉。

三、自在的心态与不懈的追求

对于散文作家，超拔而自在的心态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是回归文学本体，抵达人性深处的一个前提条件。作家自由丰富的心性的发育程度、心灵自由的幅度，直接关系到散文作品的艺术魅力。因为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一种文体，是人类精神与心灵秘密最为自由的显现方式。只有具备自由、自在的心态，具备不依附于社会功利的独立的审美意识和超越世俗的固定眼光，才能真正进入艺术创造的境界。可是，这对于一个现时代的写作者来说，谈何容易！现代人终日处于困惑、焦虑、惊惧之中，举止匆忙，心情浮躁，像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边走边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悠闲的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我也同样生活在滚滚红尘里，经受着各种各样的心灵羁绊，思想观念上的束缚，市场、金钱方面的物质诱惑，都曾摆在眼前，而且，仕途经历又使我比一般作家多上一层心灵的障壁。好在我一向把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也不过分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有一种自信自足、气定神闲、我行我素的定力。我觉得，人生总有一些自性的、超乎现实生活之上的东西需要守住，这样，人的精神才有引领，才能在纷繁万变的环境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内在品格，在世俗的包围中葆有一片心灵的净土。我特别欣赏苏东坡的《定风波》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的几篇言志的散文：《从容品味》、《安步当车》、《收拾雄心归淡泊》、《华发回头认本根》，都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来的。本来我是教书的，是报纸副刊编辑，中途跌进了宦海，像陶渊明说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样，时间（也就是生命）再也不是完整的了，分割得很零碎；尤其是个性、情怀、思维方式都要受到影响，有时还得戴上人格面具，时日一长，必然要失掉本我。上面说到的摆脱俗务包围，保持一片心灵净土，着眼点就在于返回自我，从“久在樊笼里”，到“复得返自然”。

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习惯，每天晚上八点钟睡下，早上很早就起来散步，许多文章的构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有时夜半醒来，获得了灵感，立刻开灯记录下来。看云、做梦，也是我实现妙悟的方式。比如，我曾从天空云朵的奇幻变化，想到了萧红的整个生命历程。当我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时，就联想到这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孤寂地坐在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凭空遐想；而当一抹流云急速地逸向远方时，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流离颠沛的生涯；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联想到这有如“二萧”的两颗叛逆的灵魂的契合，结伴跋涉，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入青空悄然泯灭，我便抑制不住悲怀，为天涯沦落的才女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而深情悼惜。

对我而言，读书、创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爱好，而是压倒一切的“本根”，是我的内在追求、精神归宿，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是我的存在方式。此外，一切都看得很轻。我写过一首《写怀寄友》的七律：“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可说是真实写照。人事的纷争、世俗的诱惑消解之后，剩下来的只是创作中的焦思、困惑。但这种创化中的苦恼和世俗的忧烦不同，焦灼过后常常是成功的欢愉。自在、自如的心境，不仅带来美的享受，而且为灵魂找到一个安顿的处所。

应该承认，这种心态的培植，大大得力于庄子。庄子把身心自由看得高于一切，追求一种“无待”的也就是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不凭借任何外在的依托，超越世俗的一切。他从人本学出发，要求恢复自由的人的生命存在，即通过超越伦理规范和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感性认识相对性和理性思辨有限性的困扰，使个体生命得以解脱，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心理体验。这对我有重大而直接的影响。我很小就读了他的书，当时虽然并不完全懂得它的奇文胜义，可是，庄子的形象却一直活在心里：瘦骨伶仃的身材，穿着打了补钉的“大布之衣”，住在穷闾陋巷之中，靠编织草鞋来维持生计，精神上却又是无比富有的。庄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井底蛙、土拨鼠、多脚虫、尥蹶子马，蝴蝶、蜗牛、鸣蝉、野雉，还有龟呀、蛇呀、鱼呀、鸟呀，都是我们日常接触过的，眼熟得很；至于那栖身于邈姑射山上的“肌肤若冰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仙人，对于小孩子就更具吸引力了；在我的心目中，这些神仙要比乡下的屯长、保长熟悉得多，因为早在杨柳青年画里就都露过面，一直伴随着整个童年。而且，那些仙人也好，动物也好，一个个通情达理，和蔼可亲；故事里面还都寄寓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有人说，全部中国思想与智能结晶于《庄子》的哲思；起码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渗透力是巨大的。正是这种生命体验和艺术精神，滋育了后来的魏晋风度，成就一种超拔的人生境界和心灵状态，开启了渊源不竭的艺术资源。难怪美国著名学者H.米勒要说，不懂得道家学说，就无法理解中国文学。

我在散文创作中，得益于庄子者实在很多。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指出，我的整个散文创作鲜明地渗透着庄子的艺术精神。庄子的“乘物以游心”的诗性人生，为我培植超拔、自在的心态提供了有益的滋养；而道家文化，特别是庄子的艺术精神，包括经过现代化转换的艺术视野，更成为我治学与创作的一种深度背景和可贵的富矿，成为展现艺术人生的生命底线。

这里我想谈一下《两个李白》这篇散文。当时的出发点是，解读李白具有典型意义，因为他的宏伟抱负、从政情结、傲岸品格、诗人气质及其个人际遇所带来的悲欣苦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心态，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性。龚自珍说，李白是“并庄、屈以为心”的。他渴望登龙入仕、经国济民，有一番大的作为，却又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论他的本性更接近庄子，张扬个性，强调自我，这和仕进追求可说是南辕北辙。结果就处处遭受挫折，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之中，产生强烈的心理矛盾。还是庄子的超越意识和艺术精神解救了他，痛饮狂歌、登高长啸，使内心的熬煎得以暂时缓解，情感能量获得成功的转移。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李白，一个是现实存在，一个是诗意存在，两者相互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展现了人生的无奈和深刻的悲剧性。结果“蚌病成珠”，这悲剧性的命运倒成为产生天才诗作的深厚基础和内在动力。看来，历史老仙翁很会捉弄人，通过揭示人生价值、意义上的背反，和李白开了个大玩笑：本来他志不在于诗文，最后竟以诗仙身份攀上荣誉的巅峰；一心渴望建功立业，偏偏又政坛失意，屡试屡败，直至落拓穷途，跌入人生的谷底。亏得李白远离魏阙，未得登龙入仕，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的丰姿，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因失去这颗耀眼的明星变得无边的暗淡。这该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前面说到了我努力保持一副自在、自如的心态，希望不致被误解为安于平庸，无所作为。实际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抛开世俗功利，正是为了把全副身心投入于不懈的艺术追求。这种艺术追求，不关乎数量的积累，主要是渴求一种质的飞跃。对于已经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家来说，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能够不断地突破自我，实现新的超越。这是一个关隘。我们可能都注意到了，作家获取成功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飞冲天，暴得高名，以后再很少突破，呈静态式发展；另一种是螺旋式攀升，精进不已，始终处于动态之中，呈现一种飞扬之势。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后一种。因为他们总是给人一种全新感觉，总在展现新的创化，而不是像南宋词人刘克庄慨叹的：“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其实，即使是新帽子，年年端出来，“外甥打灯笼—照旧”，也没有什么看头。

由此我想到了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叶芝。他在七十四年的生命历程中，生生不息，不断地超越自我。19世纪90年代他倾向浪漫主义，后来接触现实多了，诗风转向劲健坚实，晚期更趋成熟，哲理性强了，想象力激增，大大发展了象征主义。三个阶段中，每一段都留下了大量好诗，风格却显著不同。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学前辈，肯于俯下身去向年轻一代学习，他接受意象主义的新诗，直接受到小他二十岁的庞德的影响，就是一例。这使他葆有源源不竭的创造力，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他有许多重要诗作完成于七十岁之后。人们说他老而益狂，狂得漂亮。早于叶芝三十几年的易卜生，情况与此非常相似：他活了七十八岁，早期剧作取材于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也是浪漫主义的，中期剧作以反映社会问题为主，属于现实主义，晚期剧作以心理分析为特征，同叶芝一样，进行象征主义的探索。叶芝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易卜生也取得了世界性声誉。他们当然都是文学天才，是无可企及的；但其成功之路却给我们以启发和鼓舞。起码对这条根本性的经验，即永远保持开放的心态，尽一切努力培植旺盛的创造活力，我是牢牢记取并付诸实践的。文学评论家李晓虹博士在《未完成的王充闾》这篇文章中说：“王充闾在散文创作的途程中，以一颗永不宁静的心体现着创造的痛苦与欢欣。……他选定了‘创化’这个永恒的状态。他始终觉得自己未完成。未完成是一种勇气，否定自己，走出自己，向新的目标行进。未完成是一种状态，在未完成中生命还在年轻。因为认定自己永远未完成，王充闾把不重复自己作为艺术创造的标尺。……他的艺术视界始终是敞开的。没有固守已经形成的，没有排拒将要出现的。他一直遵循着一个内心命令向前奋飞：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说到创新，就联系到如何对待已有的成果。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创新就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这需要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人的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锐减，更容易师心自用，拒绝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听多了，难免处于自我陶醉状态，再看不到缺陷；名声大了，到处都来约稿，文章随地都能发表，很容易出现粗制滥造现象。人一成名，便不再属于自己，会逐渐地融入到“喧哗与骚动”的社会浪潮之中，从此，将告别宁静，告别超然，告别本我。所以说，成功是一个陷阱。当代小说家苏童讲：一个作家在成功的同时，也就潜藏着危险。成功往往是依靠作家的艺术个性与风格；但是，所谓个性与风格，很容易成为美丽的泥沼，使作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喜新厌旧的读者日久必然生厌。而作家并不甘心轻易甩掉自己的风格、模式，事实上也不容易甩掉已有的模式。于是，他们就停留在原地筑巢，就像鸟不肯飞离老巢一样。这段话，我感觉很深刻。他说得也很形象，作家抱住自己的风格不放，就像鸟老是卧在自己的老巢上。这种自我胶滞状态常常导致写作障碍，造成止步不前。避免和消除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无所顾恋地把自己打碎，重新塑造，一切从头做起。可是，这谈何容易啊？

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必须依靠一己的胆识和勇气。据我个人体会，首要一点，是对自己要有一个十分清醒的、恰如其分的认识。不能在恭维声中忘乎所以，不能“醉中忘却来时路”，尽量避开浮华与喧嚣，做低调处理；再就是，时时看到自己的不足。比如，在知识构成上，我就承认自己有明显的缺陷—不会外语，域外的东西接触得不多，根柢很浅。因此，就拼命地读马克思，读黑格尔，读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读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学习借鉴新的学术思想，获取新的知识，以救治那种“偏枯”状态；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努力保持上进的劲头，生命的活力。我经常关注并乐于接受各种新的事物，比如，早在1994年，就学会用电脑写作，经常同那些“鸡”呀（计算机）、“猫”呀（调制解调器）、“鼠”啊（鼠标）打交道，享受网络世界的无穷乐趣。同时，结交一些年轻的文友，互相用“伊妹儿”传递文稿，切磋学问，从他们那里求索新知，汲取活力，激活思想，尤其重视卓有见地、具有思想锋芒、肯于给我挑毛病的诤友。这样，不管生理年龄如何，就可以永葆年轻的生命状态。

实际上，所谓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而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活动，情感中的一股勃勃朝气。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只要心灵深处的无线电台不停地接收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就会永远保持年轻。而一旦这座无线电台坍塌了，你的心便会被悲观绝望的寒冰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了—即使你只有二十岁。这段话的意思很好，可以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不过我得声明，这是美国作家塞缪尔·乌尔曼七十多年前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摘要，我只是“文抄公”而已。

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2009年3月19日）

一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想说说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如何以一种开放的视角、现代的语境，做到笔涉往昔，意在当今，亦即所谓现实关怀问题。现实关怀的含义很广泛，我在这里指涉的是关于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体现在对于现实人生与人性的关注，诸如人生的困境、生存的焦虑、命运的思考、人性的拷问等各类问题。

几十年来，对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一直是情有独钟的，这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我的祖籍是河北大名府（曾是北宋时期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传承下来说书讲古的传统，陆游诗中描写的故乡山阴的情景：“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从前在大名也可以看到。祖辈上，据说是由于河水泛滥，村屯成为泽国，一支王姓家族迁徙到山海关外的医巫闾山脚下，连带着也就把这种说书讲古的风习带了过来。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在场院，手里挥着大蒲扇，“脏唐臭汉”、“南朝北国”，讲起来没个完，听起来没有够。

我们那里自然环境很特殊，村落紧靠着大苇塘，秋风起处，蒹葭苍苍，芦花飞雪。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土匪可以任意出没，成帮结伙，“乱马盈花”，转瞬间又踪迹全无。那里有句俏皮嗑儿：“三人行，必有一匪焉”，用来形容土匪的繁多。土匪在当地，有个雅号，人称“胡三太爷”；日本鬼子则叫他们“红胡子”，从来不敢沾他们的边，一提起他们，就说：“红胡子，大大地可怕呀！”结果，这里就成了一片“化外”荒原。官办学堂也有，但要走出十几里路，太远了，我的叔父就创办了一所家塾。他在老东北军里谋过差事，既满腹经纶，又颇有积蓄，朋友中正好有一位老学究，他便请过来给自己的儿子和我开设了专馆。我们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入手，接下来读“四书五经”，尔后是左史庄骚、袁王《纲鉴》、《昭明文选》、《古唐诗合解》，等等。整整读了八年，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史根基，也培养了对于历史的浓厚兴趣；直到共和国成立，我才正式进了学校，就读中学、大学。

我国有特别发达的史学传统，从前传下来这样两句话：一是“文史不分家”，二是“六经皆史”—此论首倡于元代的郝经，后经清代的章学诚系统地提出，意思是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种经书都是夏、商、周三代典章政教的历史，龚自珍、章太炎都认同此说。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历史，进了中学以后，“正史”之外，还接触了一些演义类小说和咏史诗以及中外的历史剧。司马迁的《史记》在私塾里早就读过，始终爱赏不置；我还喜欢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鲁迅的《故事新编》。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照黄裳的话说，“是学者散文的典范作品”。而到了黄裳笔下，就成批地出现了，《花步集》、《锦帆集》、《金陵杂记》，不下六七本，1960年代还有翦伯赞的《内蒙访古》，都可以说是今天所谓的历史文化散文。看来，这种文体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产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由某某人始创。只不过当时没这么命名。当然，现在的这种叫法，“历史文化散文”也并不十分确切。

喜欢历史文学，似乎也并非我个人的偏好。当前，尽管有些历史散文作品不能尽如人意，有的借助史料的堆砌来救治作家心灵与精神的缺席，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袒露自我的特长，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料当作文章的主体，见不到心灵的展示，但读者群仍然是很大的。这有点像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和一些历史小说，那么饱遭非议，观众、读者还是非常多。这又是为什么呢？对此，我做了一些思考，也曾向文友们求教。这次率领大陆作家到台湾访问，我同当地一些作家、学者、出版商（因为我在尔雅出版社和知本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过散文集，结识了他们的老板），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他们都讲，大陆在台湾出版的，历史小说和以历史为题材的散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读者群不小。

综合多方面的认识，读者之所以欢迎历史题材作品，我想，可能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比如秦始皇、苏东坡、李后主、康熙帝、曾国藩等等），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长期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特别是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布莱希特说过：“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对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作家与题材在时间上拉开一定的距离，有利于审美欣赏。

就作者而言，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诗人、艺术家“特别喜爱从过去时代取材”，因为这可以“跳开现时的直接性”、“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材料的概括化”。莱辛在《汉堡剧评》中也说：“诗人需要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和这样发生的事相比较，使人很难虚构出更适合自己当前的目的的事情。偶尔在一件真实的史实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心意的东西，那他对这个史实当然很欢迎。”其实，在中国早就有以历史写现实的传统，郭沫若写《棠棣之花》、《三个叛逆的女性》、《湘累》等历史剧，都是借历史人物表现自己的见解，或者借以传播某种思想的。

至于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文化散文呈现繁荣发展趋势，这可能和社会、时代有着密切关联。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人文科学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而是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另一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现代性的焦虑与深沉的失落感，他们也希望从历史的神秘中寻求可以称为永恒的东西。而文化散文较之轻灵、精致的抒情散文、写景美文，有着更多的文化反省的意味，写得好可以提供较深的精神蕴涵。

二

我从1995年开始历史文化散文的集中写作，十五年来，结集为九本书：《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上的三种人》、《千秋叩问》、《文在兹》、《张学良：人格图谱》。开始写作时，同样存在前面说过的缺陷—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的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后来逐渐地加以改进，努力做到有真性情，有现实感。我很认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实际上，他所讲的也就是现实关怀，一种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映，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将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疑难、困惑表现出来，用过去鉴戒当下，寻找精神出路，这可以说是我写作历史散文的出发点。在创作实践上，我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点，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个人的行藏、际遇、身世上，有的依托于浓烈的家国情怀，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抒怀寄慨，宣泄一己的感喟与见解。太史公作《史记》，应该说是十分客观的，但里面同样也有“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成分。《古文观止》的编者即指出，观《报任安书》中“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敢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三句，“则知史迁作《货殖》、《游侠》二传，非无为也”。此前，金圣叹也曾说过：“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史记》作为信史，以客观叙事为依归，尚且如此；而个性更为鲜明的纯文学作品，自然更应该充分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与思想倾向了。这里有个突出事例，就是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从前读这篇散文，只是沉浸在优美的词章里，至多领略一点小杜的“发思古之幽情”。可是，后来读《樊川文集》，看到《上知己文章启》，方知他是借古讽今，旨在劝诫唐敬宗不该大兴土木。《启》中写道：“宝历（敬宗年号）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这篇赋文就写在宝历二年。当然，文中并未直涉时事，而是批评一千年前的“秦人”，属于“隔代监督”性质。

我写过一个友情系列。这里有宋美龄与张学良信守承诺，终始不渝的感人佳话；有周恩来弥留之际还记挂着老朋友的动人美谈。同样都是清代的政要，我写了纳兰性德为了营救患难中的吴兆骞，甘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李光地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竟然恩将仇报，出卖朋友陈梦雷。在《不能忘记老朋友》一文中，我写了周恩来总理由于长年累月超负荷地工作，特别是“四人帮”的明枪暗箭、百般刁难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使他的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结果患上了恶性肿瘤，并已严重扩散，一米七三的个头，最后只剩下了三十公斤半的体重。住院二十个月，经过大小手术十三次，输血八十九次，浑身上下插满了各种管子，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可是，他在临终前却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特别提到了张学良，说他是千古功臣。周总理的朋友很多，结交了大量党外朋友。他秉承着传统的“我有恩于人不可不忘也，人有恩于我不可或忘也”的古训，哪怕是别人的一点点好处，所谓“滴水之恩”，他都永不忘怀。长征途中，他患病高烧，兵站部部长杨立三参与用担架把他抬出草地。多少年过去，他一直记怀着这件事。1954年杨立三因病去世，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不顾工作繁忙，亲自参加追悼会主祭，最后还坚持要抬棺送葬，体现了一种平等而深挚的同志之情。我在文章中写道：“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这篇散文发表后，反响极为热烈，许多知名人士，有的是老专家、老干部，写信或打电话给我，说是“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原因在于它触摸到人们的“情意结”。我们在过去“政治运动”中，有时确是翻脸不认人，把老朋友忘得一干二净，甚至一脚踢开。像张伯驹所慨叹的：“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说到张伯驹，令人感慨万端。出于爱国至诚，他将一生中倾家荡产买下的视同生命、价值连城的书画等国宝，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可是，却因坚持上演封禁的《马思远》一剧竟被划成右派。至于在革命、建设时期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而在“反右”、“文革”中被错划为右派、打成反革命，甚至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的，更是所在多有。长期以来，每当想到我们国家处在创业维艰的草创阶段时，有那么多老朋友向风慕义、毁家纾难、赤诚相与、万里来归，我都为之无比振奋，向往于无穷，同时也为这类“忘掉老朋友”的作为感到痛心。

写张学良与宋美龄的重情守信，也是有感而发的。文中说：在我们号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华夏，自古就流传下来“挂剑空垅”、“一诺千金”的诚信美谈。及至现代，世道浇漓，人情薄如纸，一切以功利、实用为转移。“红口白牙”当面承诺的事，甚至“剖符作誓，立字为据”，到头来都统统不算数，说翻就翻，说变就变。正因为如此，今天记下两位百岁老人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根于良知的信守不渝，还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在一次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我倡导领导干部要主动地交朋友，尤其是党外的朋友。我说，实际上，大量的领导干部是没有朋友的，你看着身前身后围拢着很多人，那并不是你的真正朋友，许多人是趋炎附势，交相利用，一当你退出领导岗位，昔日的所谓“朋友”纷纷作鸟兽散，最后门可罗雀，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人家自然就弃之如敝屣了，正所谓“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要真正结交朋友，必须待人以诚，推心置腹，志同道合，声应气求。这样，你即使倒霉了，下台了，他们仍然与你相知相重。

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拷问。每个读者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审视、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与轻松了。

第二点，这些历史文化散文，大多形成系列的组合。像爱情系列，我写了勃朗特三姊妹的“求不得”，陆游与唐婉、纳兰与卢氏的“爱别离”，乾隆与香妃的“厌憎会”，写了朱淑真的大胆泼辣、无所顾忌，于凤至的痴情苦恋，歌德的割情断念。还有人生困境、人性纠葛的系列，写了李清照的愁，曾国藩的苦，李鸿章的无奈，严子陵的逍遥，纳兰性德的难言之隐，瞿秋白的内心矛盾，张学良的复杂个性，李白、李煜、赵构人生定位所造成的困惑。此外，我还写了友情系列、文士系列、帝王系列等等。有评论家说是体现了清醒的文体意识；有的概括为“工程意识”。实际上，写作当时并没有像完成一部学术专著那样，先有一个总体构想，然后写出各个篇章。这所谓系列是后来归纳出来的。这些文章的形成，都是在现实中对于人性弱点、人生困境、命运抉择中的种种困惑有了一种深刻的感悟，然后从烂熟于心的史海中找到种种对应人物来“借尸还魂”。

我在写作中时刻记怀着歌德对曼佐尼的批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针对近年来影视剧中和讲坛上充斥着美化皇帝、狂热歌颂封建独裁者的倾向，我用反讽、揶揄等解构手法，写了一部《龙墩上的悖论》，以渗透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的偶然性、非理性的吊诡、悖论，对那些所谓圣帝贤王进行艺术的消解。

我写秦始皇，说历史老人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了一个大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并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这是历史的无情。

我写杀人不眨眼的成吉思汗，说“天骄无奈死神何”。成吉思汗西征胜利归来，在六盘山下踌躇满志地说：现在没有征服的就只剩下死神了。他不想死，也没有“人皆必死”的心理准备，他忘记了“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黑格尔语）。他同许多权势者一样，是“死不起”的。生前拥有的越多，死时丧失的就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死不起也得死，就在他说过这番话半年之后，阎罗王就把他召唤去了。

我写宋、明两朝开国皇帝，说开基创业的老皇帝，忧危积心，机关算尽，对足以挑战皇权的所有因素，确是般般想到，无一疏漏。可是，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对此，人们习惯于简单地归咎于“天意”，说“种的是龙种，收的是跳蚤”。其实未必尽然。且不说皇权专制制度存在着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单就老皇帝自身来说，缺乏政治远见，“火烧眉毛顾眼前”，只求现实功利，不计后患重重，乃其招灾致败之由。许多祸患的发生，似出“天意”，实系人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种下的本来就是“跳蚤”，而并非“龙种”。

第三点，在这些系列作品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对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的关注。由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是古今相通的，因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限隔，给当代人以警示和启迪。而这种对人性、人生问题的思索，固然是植根于作者审美的趣味与偏好，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类型、人生道路、个性气质的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现实工作、生活中，我发现有的知名作家当了省市作家协会的领导，劳形苦心，精疲力竭，最后陷入矛盾重重的水深火热之中，创作根本无法进行，最后竟至一蹶不振。还有的大学，选了顶尖级的专家当校长，也遭遇了同样处境。履新伊始，他们原都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很有一番修齐治平的宏伟抱负，周围也是一片“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过高的期许，实则大谬而不然。看来，搞好角色定位是至关重要的。这使我想到了李白。他是伟大的诗人，却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他情绪冲动，耽于幻想，习惯于按照理想来构建现实；而对于政治斗争的波诡云谲却缺乏透彻的认识，这就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

古人的精神血脉有一些还流淌在今人身上。章太炎是一位学术大师，他也说过“学术与事功不两至”的话；但他的弟子周作人却说他：“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他的另一位弟子王仲荦也说：“老师本是学者，而谈起学术来昏昏欲睡。老师本不擅政治，但一谈到政治则眉飞色舞。”幸好太炎先生最终还是“身衣学术的华袞，粹然成为儒宗”，而没有“登庙堂之高”，否则后果也可想而知。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认为文人、学者不能参与政事，而是主张选择适合发挥自己特长的方式和路径。西方知识分子一般不是直接介入，而是致力于社会、文化、学术批判，担当社会与民众的导引者，并不直接“挂套拉车”。

第四点，每个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摆浮搁”式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思想意蕴的步步延伸、层层递进、逐步深化。比如，我写古代士人的人生际遇、命运颠折，没有停止在对本人个性、气质的探求上，而是通过不同的篇章，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社会、体制方面的种因。我想到，中国封建士子的悲剧，不能只归咎于自身的人性弱点，还有更深远的社会根源。我在散文《驯心》中说，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知识分子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悖论。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依附于权势，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委屈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样摆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个狂放的诗仙那样，丢了差事，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总之，这些文章作为表达倾向的载体，把观念交给了人物的个性与命运。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三

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是我在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散文的本质性特征，一向被我们奉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艺术，唯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张开想象的翅膀；必然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做必要的艺术加工。两者似乎存在着矛盾。尤其是，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当历史成其为历史，它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因此，海德格尔说，历史的真意应是对“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化，其间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看来，苏东坡当年读《汉书》，采用“八面受敌法”，层层递进，“每次作一意求之”，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很难设想文学作品没有细节描写，因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与个性。《史记》中写汉初名相“万石君”石奋一门恭谨，就采用了大量细节。石奋的长子石建谨小慎微，有一次书写奏章，皇帝已经批回来了，可是，他还要反复检视，终于发现“马”字有误：这个字四点为四足，加上下曲的一笔马尾，应当是五笔，现在少写了一笔。他惊慌失措，唯恐皇帝发现了怪罪下来。石奋的少子石庆，一次驾车出行，皇帝在车上问有几匹马拉车，他原本很清楚，但还是用马鞭子一一数过，然后举起手说：“六匹。”小心翼翼，跃然纸上。太史公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当时官场中那种终日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人人自危、恭谨自保的政治风气。

明代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说一个是“画”，另一个是“化”。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这就触及到散文写作中想象与虚构这一颇富争议的话题。近年来，随着新生代作者的闯入，小说家、学者的加盟，以及跨文体写作的大量涌现，散文创作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特别是作家的主体意识在不断增强，已不满足于传统散文单一的叙述方式，而是大胆引进西方的多种表现手法，吸收其他文学门类的写作特点，辅之以象征、隐喻、虚拟、通感、意象组合等艺术手法，意识流动，虚实相间，时空切换，场景重叠，使散文向现代性、开放性拓展。

这次大陆作家访问台湾，到日月潭观光，接待我们的是南投县文化局长，他是一位文学博士。在同我们交谈时，他直率地说，总觉得作家们想象力不足，束手束脚，过于拘谨，并举出一些实例。他还谈到，有一次访问日本，见到了杨贵妃的墓，便问有关人士“根据何在”。答复是：“你们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写得很清楚嘛！”博士反诘：“杨贵妃不是死在马嵬坡吗？《长恨歌》里分明讲：‘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眉马前死。’”答复是：“《长恨歌》里还讲：‘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海上仙山在哪里？就是日本嘛！”博士说：“这种颠倒迷离的仙境，原都出自当事人与诗人的想象。”答复是：“什么不是想象？‘君王掩面’，死的是丫鬟还是贵妃，谁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才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就这样，生生造出一个“贵妃墓”来，结果还振振有词！

历史散文创作讲求真实，关于史事的来龙去脉、真实场景，包括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行为，都应该据实描绘，不可臆造；可是，实际上却难以做到。国外“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与历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脱离不了文本性，历史文本乃是文学仿制品”、“历史还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种虚拟”的论点，我们且不去说；这里只就史书之撰作实践而言。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原来，“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其实，早在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当学生问他“《左传》可信否”时，他就回答：“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我们再来看被奉为信史和古代散文典范的《史记》。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详细记录了鸿门宴的座次，说是项羽和他的叔叔项伯坐在西面，刘邦坐在南面，张良坐在东面，范增坐在北面。何所据、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交代？所据不过两点：一是汉代客主相会的礼仪；二是故事情节的需要—因为有范增向项羽递眼色、举玉玦，示意要杀掉刘邦的情节，他们应该靠得很近；还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项伯用自己的身体掩蔽刘邦，如果他们离得很远，就无法办到了。

司马迁写作《项羽本纪》大约在公元前94、95年前后，而鸿门宴发生在公元前206年，相距一百一十多年，当时既没有录像设备，而战争年代也不大可能有关于会谈纪要之类的实录，即使有，也不会详尽到记载座次。显然，这里存在着想象。

中国文学史上还有一个典型事例。《古文观止》中有一篇《象祠记》，作者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当时，贵州灵博山有一座年代久远的象祠，是祀奉古代圣贤舜帝的弟弟象侯的。当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诚地祀奉着。这次应民众的请求，宣慰使重修了象祠，并请放逐、谪居此间的王阳明写一篇祠记。对于这位文学大家来说，写一篇祠记，确是立马可就；可是，他却大大地踌躇了。原来，据《史记》记载，象为人狂傲骄纵，有恶行种种。他老想谋害哥哥舜，舜却始终以善意相待。现在，要为象来写祠记，实在难以落笔：歌颂他吧，等于扬恶抑善，会产生负面效应；若是一口回绝，或者据史直书，又不利于民族团结。反复思考之后，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判断象的一生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段是个恶人，而后段由于哥哥舜的教诲、感化，使其在封地成为泽被生民的贤者，因此死后，当地民众缅怀遗泽，建祠供奉。《象祠记》就是这样写成的。其中显然有想象成分，但又不是凭空虚构。因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爱弟弥谨”、“封帝象为诸侯”的记载。据此，作者加以想象、推理，既生面别开，又入情入理。用心可谓良苦。

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占有四分之一篇幅。修氏自己承认：“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接近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说：“我以为一种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这话不假。我们都看过《罗生门》这部影片，对于事件的真相，在场亲历者言人人殊。所以，有人说，“史，就是人们口上的一撇一捺”。看来，坚持历史事件包括细节的绝对真实，“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当然，这种“虚构”必须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要在尊重客观真实和散文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或基本事件进行经验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艺术想象；同时，又必须避免小说化的“无限虚构”或“自由虚构”。这是所谓“限制”的一个方面，是就程度与范围而言；还有散文种类的限制，有些门类的散文是不能虚构的，比如，关于现实中的亲人、友人、名人以及回忆性、纪念性文章，就绝对不应含有虚构成分。因为这类散文美学效果的实现，是借助于其内容或主体的丰富而特殊的客观意蕴，真实与否，影响是至大的。

交代过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再说一下我在处理细节描写、心理刻画上的一些实际体会。那年我到浙江金华去，在八咏楼看到了一尊李清照的塑像。我站在她的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前，对着她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着。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苍凉身世和饱蕴着凄清之美的喷珠漱玉的词章的神髓。回去后写了一篇名为《终古凝眉》的散文。像写曾国藩集中在“苦”字上，我写晚年的李清照集中在“愁”字上。不是有人说“太白有诗皆咏酒，易安无语不含愁”吗？愁，是《漱玉词》中一个关键词。“薄雾浓云愁永昼”，“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我发现，悲凉愁苦根植于易安居士的本性之中，弥漫于她的整个生命历程。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由于她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狭窄，生活内容单调，没有更多的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内心世界的才女，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相生相长，必然生发出一种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

创作中，我注重运用联想的手段，展开心理描写。我有一篇名为《人生几度秋凉》的散文，写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他在那里住了八年，几乎每天傍晚都要到海边闲步（多数是坐轮椅）。我从三千个傍晚中选出三个晚上，突出刻画他的微妙的心理活动。一个晚上，写他刚到这里的思乡怀土之情：“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他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紫陌、流寓孤岛的鲁滨孙。”太平洋上晚风骤起，波涛汹涌而来，“他当是从滚滚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风呼林啸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的岁月难过得多，它是一剂沁人心脾的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合着三分自惩”。

散文中记下了一个真实的细节：“不经意间，夕阳—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天宇的标靶上抹去了滚烫的红心，余霞散绮，幻化成一条琥珀色的桥梁。老人深情凝视着这一场景，过了许久，忽然含混地说了一句：‘我们到那边去。’护理人员以为他要去对面的草坪，便推着轮椅前往，却被一荻夫人摇手制止了。她理解‘那边’的特定含义—在日轮隐没的方向有家乡和祖国呀！老人颔首致意，微笑着向夫人招了招手。故国，已经远哉遥遥了。别来容易，可再要见她，除去梦幻，大约只能到京戏的悠扬韵调和‘米家山水’、唐人诗句中去品味了。世路茫茫，前尘隔海，一切都暗转到苍黄的背景之中。人生几度秋凉，一眨眼间，五陵年少的光亮额头，就已水成岩般刻上了道道辙痕、条条沟壑。”

另一个晚上，写他的旷达、超脱，忘怀得失，拿得起放得下，“英雄回首即神仙”；讲他幽默、乐观，富有情趣，充满了人格魅力。

第三个晚上，写这位百岁老人的孤寂情怀。夫人赵一荻去世了，他孤苦无依，觉得长寿是一种苦恼。他不仅送走了关押他五十四年的蒋家父子，送走了两个妻子、多数子女，几位常相过从的老朋友也相继谢世，只剩下他形影相吊，孤鹤独栖了。不过，长寿也是一种机缘，如果他早夭，只活过二十岁，那他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若是三十五岁以前死掉，“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就得背到棺材里；后来他有幸发动了西安事变，成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当然，长寿更是一种挑战，有些人早一点死可能更好。马克思就曾说过：“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种幸福，因为拜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最典型的还是汪精卫。晚死，就有一个“晚节”问题。如果张学良在获得自由后接见记者，对他过去的英勇行为全盘予以否定，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也就毫无价值了。

这类文章在写法上，我借鉴了外国电影《戈雅在波尔多》和美国小说家伍尔夫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它们都是想象的范本。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晚年住在波尔多。整部电影就是通过他的回忆展现其壮阔的一生的。伍尔夫在小说中，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只蜗牛。如同《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我写的人物、事件都有事实依据，但在有些细节上，加进了合理的想象。由于合乎人物的身份特征和性格特点，看不出什么破绽。反正是我不能证实，别人也无法证伪。

最后说说如何通过形象描写，把压扁在书册中的史料化作生动的可感可悟的场景、形象，以尽可能开阔的现代视野对史料加以现代性的转化。我在散文中赋予近代官场的标本—李鸿章以六种形象，以此串起他的一生功业和百般无奈：首先，他是一个“不倒翁”。一生中，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尤其是作为签订卖国条约的“专业户”，他一直遭到国人轮番的痛骂。可是，“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端赖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于是，又有了第二种形象：出色的“太极拳师”。他周旋于皇帝与太后之间，各国洋鬼子之间，满汉大员、朝臣与督抚之间，纵横捭阖，从容应对。第三种形象是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他把晚清王朝比作“一间百孔千疮的破纸屋”，他整天地到处补窟窿，哪里出了事，慈禧太后都要“着李鸿章承办”。他所扮演的就正是“裱糊匠”的角色。第四种形象是“撞钟的和尚”，他曾说：“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他人所无法代替的。这样，又有了第五种形象—晚清朝廷和慈禧太后的避雷针。他把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第六种形象是“仓中老鼠”。这要多说两句。《史记·李斯列传》讲，李斯为郡中小吏时，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吃污秽的东西，一见到人或狗走近，就惊慌逃遁；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积存的粮谷，安闲自在，无忧无虑，原因是它有强大的靠山。于是发出感慨：人的贤不肖，有没有作为，全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李鸿章深得此中奥秘。他要像仓鼠那样找个有力的靠山，具体地说，就是“挟洋以自重”。由于经他手签订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洋人心目中，他是有身份、有地位、说了算的，是朝廷离不开的大人物；而慈禧太后已经被列强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如同五雷轰顶一般。有那些外国主子在后面给他撑腰、壮胆，李二先生自然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整个讲演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我想说一句：搞文学创作是个苦差事，可说是惨淡经营，殚精竭虑，有时甚至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可是，在人心浮躁的图像符码、图像信息大密度地涌现在文化生活中的情况下，未必有多少人肯下功夫精心地去体味它、咀嚼它。尤其是散文创作，往往被认为缺乏文学性，缺乏深刻的精神蕴涵，似乎谁都能够动手去写，因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好像除了小说，其他文类都无足轻重。这个偏向，在文学评论界恐怕也不是个别的。敬请各位对散文多予关注。

散文激活历史

——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2004年4月26日）

一

在我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史融合的现象是最为鲜明的。上乘史学著作都是最佳的文学作品；同样，凡是传世的诗文必都具有深湛的史学意识和历史感。从发生学角度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都有文史合一不分家的传统。作家的最初文化角色常常就是史家。比如，先秦百家诸子都是出色当行的作家，但同时又都是著名的史家。所谓“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三国时刘劭语）。文与史的自觉分家，大约是在两汉以后，主要体现在文重辞而史重事上。西方的情况大致也如此。在荷马的史诗中，史和诗的成分都是很重的。文史的判然有别，则是以后的事。

南朝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设了《史传》一篇来讲历史散文，从文章的角度对历史著作提出了要求。就此也可以看出，从前的学人对文史融合的重视。其中有这样的话：“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物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左传》记事，附在《春秋》经后面，跟经文交错，文辞简约，可是，人物的姓氏、宗族不清楚。到了司马迁写列传，人物开始分别叙述，这样就很容易阅读了，后来继承的人便都效法他的做法了。

本来，实现历史与文学的媾和应该不成问题，可实际上并不简单、容易。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和史学研究的处境似乎日见迫蹙，近些年竟然处于尴尬地步。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首先是民族虚无主义所带来的深重影响。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打倒孔家店”，对于传统文化的简单否定，而后延续几十年，直至“文革”中变本加厉，“与传统彻底决裂”，使我们长期饱受数典忘祖的文化断裂之苦；其次，近年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和全盘西化的思想影响，唯工具、唯自然科学、唯技术主义，使许多人陷入了鄙薄民族传统文化和“见物不见人”的误区，失去了主体的自主性，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的现代价值或永恒价值的内涵；第三，社会转型时期人心浮躁，实用主义盛行，一些人目光短浅，从现实功利出发对待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加之，学术界本身体制化的细密琐碎的分工，存在着忽视必要的整合、超越，忽视交叉科学多维研究的倾向，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科学的普及与发展。

其严重后果已经逐渐地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可是，由于作家队伍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哲学、史学根底薄弱，以及市场观念的冲击无远弗届等主客观因素促成，许多文学作品（我这里着重谈散文随笔）思想穿透力差，文化含量低，精神资源匮乏，深度背景（包括心理积淀）日益淡化，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文学品位的提高，窒碍着文学作品的生命力。

同样，史学著作的情况，恐怕也不容乐观。抛开学术内容，只从历史叙述角度来谈，我认为，有些著作虽然写得严肃认真，可是，却存在着辞采寡淡，忽视审美价值的缺陷，显得枯燥乏味，以致调动不起来读者的阅读欲望与审美期待。在人类符号的历史中，艺术、历史和科学是彼此相关的三个独立的领域。历史处于科学与艺术之间，这一地位促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叙述方式：一种是侧重于理性的、科学的；另一种是侧重于直觉的、审美的。我以为，二者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应该统一起来。《文心雕龙·情采》中正确地指出：“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兹华乃赡。”意思是，语言靠文采才能流传久远，这话是确实而应验的。思想感情既经显露出来，文采才显得丰富。毋庸讳言，比起我们的史学前辈来，文学功力不足，恐怕是当代某些史学工作者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

对于历史叙述，晚近的西方史学界十分重视这个课题，许多人在致力研究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的关系。如所周知，“历史”这个词儿，在希腊语中原初的意义就是叙述。对往事的叙述构成了历史话语。就这个意义来说，在叙述的技巧、方式和手段方面，从文学那里，史学是可以有所借鉴的。作家与史家一样，都是往事的见证人和记录者，正是通过记录与见证，一去不复返的过去被保存在符号之中并流传下来，从而使得后人有可能去追忆和重新阐释。作为最富于历史意识的思想者，史学家在叙述与解释往事时，其最终关注点是如何揭示过去的意义，如何增加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增强创造未来历史的自觉性。从本质上讲，这是对于过去传统的一种文化反思。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当我研究历史的时候，我总是企图渗入人类现象的背后，去研究隐藏在它的深处的东西。”就所承担的这一使命来看，作家与史学家确实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其实，文学是最富有历史感的艺术类型，甚至可以说，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而所谓历史感或历史意识，就是指对过去的回忆与将来的展望中体现出来的某种自觉意识和反思，其中蕴涵着一种深刻的领悟。文学家与史学家都是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的，都是通过搜索历史与现实在心灵中碰撞的回声，表现他们对于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因此，它们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上，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就是说，实现史学与文学在现实床笫上的拥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我觉得，无论是史学还是文学，都应该具有深邃的哲思和精美的诗性。如果说，文史著作从诗性那里寻找到了激情的源流，在哲学那里获得了升华的阶梯；那么，通过文史联姻，可以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欢快、生机与美感，带来想象力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能使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巨大的心灵撞击力，引发人们把对往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若是杜陵无史笔，姓名恐亦少人知。”诗人吴静在这里说的是，史笔在诗词创作中断不可少，对于散文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应该说，历史感对于所有写作者来说，都是进行创造性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思维训练。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历史感不仅要求写作者把具体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去分析，还通过提供长远、宏观的视角，对此一时段事态的发展进行全面、系统、整体的考察，从而探赜发微，洞悉底里。

作为一个散文作家，我十分艳羡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他们凭借创造性的艰辛劳动，使自己能够突破时空的限界，腾身于人类无限广阔的区间，跨越肉身有限性的知识背景和时空意识，洞察人生，俯仰今古，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了寿算，扩展了阅历，开拓了视野，强化了思维；加之，他们由于熟悉其他的文明环境，善于运用比较的武器，因而能够突破前人的窠臼和固有的种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形成一种可贵的批判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像朱自清笔下的闻一多那样，不仅能“在历史里吟咏诗”，而且更“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搏动着一颗不老的诗心。他们无疑是我在散文创作中学习、借鉴的榜样。

二

我从创作实践中体会到，散文中如能恰当地融进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寻求一种面向社会、人生的意蕴深度，往往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也会使单调的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

几年前，我曾有中州之行，先后访问了开封、洛阳和邯郸三座历史名都，漫步其间，脑子里弥漫着无数诗文经史，翻腾着春秋战国以来几乎整部的中华文明史的烟云。这些曾经繁华绮丽的历史名都，历经百代沧桑，许多当年的胜景已经荡然无存，但在故都遗址上，却有沉甸甸的文化内涵积存在那里。回来后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组《面对历史的苍茫》的散文。这些散文，没有停留于记叙曾经发生过的史事（尽管这也是颇有教益的），而是在解读历史的同时，着意揭示了作者对于社会发展和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

“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漫步陈桥驿的古镇街头，玩味着前人何希齐这两句诗的深刻意蕴，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末帝赵昺在元朝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今未曾发生过什么变化。“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也是深刻的哲学命题。北宋王朝已经随风而逝，但它却给故都开封留下了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文化的回音壁，使后人可以从中打捞出超越生命长度的感慨，以及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寻索。

邯郸古道上，既有炽烈地燃烧着旺盛的生命之火，借以实现自身存在的特殊价值，体现着积极用世的燕赵悲歌，也有鄙薄功业，粪土王侯，崇尚虚静无为、消极遁世的黄粱客梦，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意旨，竟能在同一地方，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和谐地融会在一起，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悠远的中国文化深入探究的兴趣。

在凭吊洛阳魏晋故城遗址后写成的《叩问沧桑》中，我没有重复《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而是通过写废墟—悲剧的文化，展现出搏斗后的虚无，成功后的泯灭，着眼点在于阐释文学的代价。清人赵翼有两句著名的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说的就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魏晋时期可供后人咀嚼、玩味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语）。这个时期，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个性大为张扬，注重自我表现，畅抒真情实感。大批思想家、文学家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充分高涨，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他们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适，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于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他们以独特方式迸射的生命光辉，以艺术风度挥洒的诗性人生，给后世的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抛出一个千古说不尽的话题，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个堪资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以及生命自由的时代。

人们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开于中土，古代蛮荒塞外的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并非如此。从公元前几世纪的西周开始，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就拨开洪荒的流云，燃起文明的爝火，相继跨上奔腾的骏马，闯入了历史的疆场。他们的铁骑越过万古荒原，越过长城、黄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与滴血的泣诉，共同叙述着那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艰难历程，叙述着历史的无奈与无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气、锐不可当的攻势，给予每个从励精图治到骄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冲击。而每一回合的搏斗，都昭示着中华民族从分裂、对抗走向统一与融合的历史时空，装订着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苦难与辉煌。

带着探求社会文明继承、发展规律的渴望，我访问了女真族的策源地三江平原和金代的早期都城阿城，撰写了历史文化散文《土囊吟》与《文明的征服》。女真族原是十分落后的，立国当时，尚无文字。但是，他们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铁蹄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强大军事对手，先后灭辽蚀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俘获到五国城下。与此同时，他们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元朝、清朝一样，当从塞北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从而大大加速了发展的进程。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演进、发展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动机、愿望相背反。

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一些本民族固有的优势。从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骑”到繁华都市的“灯火春风十万家”，对于一个世世代代生长在艰苦环境中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场十分严峻的生命与生存的挑战。战争的胜利者在征服敌国的过程中接受了新的异质的文明，这种新的文明最后又作为一种异已力量反转过来诱使它走上衰亡、腐朽的末路，成为被征服者。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三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我们从辛弃疾的词里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大凡人们普遍向往的名城胜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骚客留下较多屐痕、墨痕的所在。他们凭着对大自然的特殊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文，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数不尽的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他们登临远目，抚今追昔，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限制，泯除种种界隔，化解由岁月迁流所引起的怆然寥落之情、无常幻灭之感，直接与古今情事取得沟通。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当然，作为一个思想者，诗人、作家，在欣赏自然风物、人文景观的同时，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寓着自己。

而那些遍布于名城胜迹，见诸方志、传于史简的诗文和轶闻、佳话，既为你展开垂天的羽翼去联想与发挥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又使你不期然而然地负上一笔情思的宿债，急切地渴望着对其中实境的探访，情怀的热切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这样，即使是新来乍到，也都如游旧地，如晤故人，仿佛踏进了重重梦境，返回了精神家园。此刻，那些名章妙句、鲜活形象，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尘封已久的记忆被拂去了时间的尘埃，一个个都涌动起来。它们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通过它们的参与，使历史意识和人生感悟汩汩流出，从一个景点、一桩事件介入无尽的沧桑。你会觉得人文、历史、自然浑然聚合在一起，情不自禁地启动着内在的遐思与联想。

也正因为这样，一些作家总习惯于凭借自己的游踪，对一些名城胜迹做历史的考察与观照，对社会、人生作哲学性的反思和叩问。他们不肯停留于一般的纪游、写景、述感、抒怀，只写耳目所及的事物，只写一个横断面，而是追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他们喜欢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努力反映出历史、时代所固有的那种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他们喜欢结合现实风物的描述，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去观照、思考和发掘已知的史料，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生活以新的认识、新的诠释，体现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感悟，从而使作品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同时，也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的杠杆，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展开深沉的人文批判，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因此，当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世界。如同诵读着古人的诗书，倾听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回音，通过一块情感的透镜去观察历史，从而获得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彩的效果。那民族兴衰、人事嬗变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留痕，人生悲喜剧在时间长河中显示的超越个体生命的意义，以及在终极关怀中所获得的怆然之情和宇宙永恒感，都在新的境遇中展开，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无尽感慨。

这是诗章，也是历史，更是哲学，是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远者如近，古者如今，活转来的经史诗文给了我们“当下”一个时空的定位，更给我们一个打开的不再遮蔽的视界。

在这里，我们与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它，于是，历史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是为我们思考“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此刻，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会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这种情志，包括了对古人的景仰、评骘、惋惜与悲歌，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汩汩血脉。

在这里，人们既从历史老人手中接受一种永恒悲剧的感怀，今古同抱千秋之憾，与山川景物同其罔极；同时，又在自然空间那里，获取一种无限的背景和适意发展的可能性。感悟到，人不仅由自然造成，也由自己造成；不仅要服从自然规律，也能利用自然规律；人死后复归于自然，又时刻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

数千年来，人类执拗地寻求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本体，不过是为了摆脱自我的局限，走出自己立足的那个有限的时空交叉点。历史与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又是现实人生具有超越意义的幻想的起点。只有在那里，人类才有了漫长的存活经历，逝去的事件才能在回忆中获得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成为我们当代人起锚的港湾。

四

历史的脚步永不停歇，每日每时都迎来无量数的新事物，又把种种旧的事端沉埋下去。翻开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会看到，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曾付出难以计数的惨重的代价。不要说汲取它的全部教益，即使是百一、千一、万一，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也将是受惠无穷的。因此，聪明的人总要努力战胜对于历史的多忘症，使前事不忘，成为后事之师。

但是，面对历史的苍茫，发微探赜，鉴往知来，谈何容易！就历史本身来说，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历代失记和被遗忘的，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看，都要大大超出已记的部分。就已记的部分来说，人类本身有外在与内在之别，历史所记载的或者说后人所面对的，多数属于外在之物；而内在之物已随当事者的消逝而永远不可能再现。后人只有凭借这些外在之物传递的信号，试图为历史“黑箱”中的一个个疑团解密。难怪早在九百年前，王安石在《读史》诗中就曾慨叹：

自古功名多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词中，也曾慨乎其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

如果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来谈，问题可能就更加复杂了。历史与史学，在西文中是同一个词，可是，在汉语中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过去发生的史实，后者指对这些史实的记述与阐释。就是说，历史过程本身和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属于两个层面：其一，历史本体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方有的史学家说，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忆”它，给它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这显然是片面的。因为他在历史学的认识论上夸大了历史学家主观思维的作用，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恢复客观历史的可能性。客观历史作为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事实上存在过，与史学家或什么人的回忆与否无关，即使无人回忆它，它仍然存在过。其二，作为史学，或者说历史的叙述、历史的研究，则又是一个层面，人们无法拒绝对于历史的当代阐释，其间必然跃动着史学家灵思的轨迹。

史学家也好，作家也好，他们不能像撰写考古报告那样满足于对过去的简单再现，而应该通过叙述揭示出过去对现在的影响。由于他们对往事的材料选择、结构加工以及对其中奥义的开掘，是站在现在来重建过去的，因此，不能不受到当下认识的制约。就是说，在叙述历史过程中总是站在某个角度、某个视界来透视过去，解释过去，必然会带上叙述主体剪裁、选择、判断的痕迹。巴尔扎克说他是社会生活的书记官，但他所记录的只能是巴尔扎克所理解并加以解释的社会生活，做不到也不可能与同时代的司汤达或雨果等其他法国作家笔下的社会生活完全一致。

当前，关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文学界议论比较多的，是有些作者缺乏主体意识，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坦露自我的特长，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料当作文章的主体，见不到心灵的展示，呈现材料壅塞、史实罗列现象。应该说，散文是作者人格的投影，心灵的展示，人格魅力的直呈和创造性生命的自然流泻；散文写作是作家对外界信息进行整合、同化于内心的一个审美意识过程，是面对自身经验、自我灵魂的一种语言方式。它应该最能体现人的心性的真实存在，反映作者的人格境界、个性情怀与文学修养。散文的审美特性表现为对于美的意蕴的自觉追寻，它是作家审美倾向的坦露和倾吐。这种审美情感比小说显得浓缩，又比诗歌挥洒自如，在当代社会中，这不能不说是它赢得读者的重要因素。由于作家人格与情感的映现，散文往往充溢着一种浓重的情韵和气氛，并由此构成诗性的意象与意境，唤起读者心灵中的美感。散文是作者面对读者无中介交流、直抒胸臆的质朴而真挚的艺术，它直接展现着作者的思想情绪和人格精神。散文所面对的不是小说的虚拟空间，亦非诗歌的情绪世界，而是日常生活语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彼此饱尝着精神上相互点燃、相互激发的愉悦。

为了疗救散文主体意识缺乏、自我迷失的弊病，有必要强调现实的针对性。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积极参与和介入，属于一种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作家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实际是一种同已逝的古人和当下的读者，作时空暌隔的灵魂撞击与心灵对话，是要引领读者在重温历史事件、把握一些背景化真实的同时，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共同地思考当下，认识自我，提升精神境界。我很认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当年，歌德也是这样批评曼佐尼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确实是这样。

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凡是伟大的作家，都具备很强的历史选择能力、判断能力、结构能力和想象能力。既写历史的崇高、壮烈，又写历史的沉重与苍凉；既写创造的伟力与成功，也写世事的沧桑与人生的悲剧意识。诚然，历史留存着人类以往一切活动与成就的纪录，使它们不致因时空条件的限制而趋于消逝；但是，时空的限界毕竟又造成所有个体生命的割断、隔绝与消逝，迫使人们的情志需求有很大一部分归于落空，也使人类在宇宙中自觉的地位与作用受到局限与压缩，因此，时空条件本身，就足以给人一份难喻的怆怀。

当然，对此，伟大的作家并不是无为与无奈的。他们总是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扬与重铸，或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对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去体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后的欢愉；或关注历史上递嬗兴亡、人事变迁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意义，强调人情物事的文化价值，而使某些特殊人格与精神的象征挺立于时间长河之中，显示出一种宇宙的乐感与恒定感；或是夸张时间的消逝力，以致一切人事作为都隐现了终极毁灭的倾向，如此而引发一种宇宙的悲剧性与无常感。

创作这类散文，形象地说，作家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埃尘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而与历史交谈。在这种对话中，过去不再是一去不复返的僵死材料，而是活生生的现在，它通过作家的叙述，重新恢复了生机。其旨归在于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出它对现在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这里应该体现出作家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对历史的创造性思考与沟通，从而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应该能够反映出作家深沉的历史感，进而引发读者的诸多联想。

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文学的价值与功能只有经过读者的解读才能实现。因而，在阅读这类文化散文过程中，读者也必须经历一个对过去重建的过程，亦即在阅读中回到过去和把过去转化为现在。所谓把过去转化为现在，指的是从现在的语境去理解过去，从读者自身文化的参照系或“前理解”出发去把握过去，而且，把自己所处时代的期待视野或“前理解”带入文本的阅读之中，渗透进新的历史意识。

五

我觉得，好的文化散文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带着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这就是说，应该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在当今一切都物质化、市场化、功利化的进程中，寻找人的精神的着陆点。好的文化散文应该将自己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的感知贯注到作品中去，也就是说，将语言文字用心灵的感悟、用思想装备起来。散文是需要思想的。福斯特说过：“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

文化散文的表述应该防止落入公共话语的俗套之中。文化散文应该充满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要有个人特殊的心灵感悟。现代人在欣赏习惯上，与过去有很大的变化，他们着眼的往往不是你一般地告知什么，而是究竟有些什么新的创见、新的发现。人们读书，习惯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而不喜欢堆砌知识，不是要证明人家的东西，而应是发掘自己的新的感悟，不是要述，而是要创。

在写法上，我觉得应该避免两种常见的偏向：一种是无视社会的存在，人与人的关联，过分看重个人的主观感觉和想象力，结果“云山雾罩”，空泛地发挥。材料不足，思想贫乏，就大量地往里注水，还标榜什么“先锋主义”，等等。一种是固守传统的老套套，把生活、历史看作纯粹的客体，缺乏主体、个性的情感介入，缺乏思想、性灵的滋养与润泽，生活的人文内容完全被物质化了。

谈到文化散文的文体特征，我觉得起码有如下几点。

一是它体现了作家强烈的主观感受，这一点与咏史诗有些相似。尽管歌德老人曾经满怀敬意地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在这个作坊里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并不见得如何神奇诡秘。“司空见惯浑闲事”，这就难怪那些史家总是那般冷静而超然了。“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杜牧咏赤壁之战的名句；还有白居易和元稹的诗句：“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没有太大的价值。可是，在诗人的笔下，却常常做各种出人意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主观猜想，以收“八面受敌”、纵横剖断之效。

如果说，史学是史家心灵的历史，史家应有自主的人格，坚持个性化的独立的批判精神；那么，历史文化散文作家就更应高扬主体意识，让自我充分渗入对象领域。实际上，在阐释历史的过程中，作家本人也在被阐释—读者通过作品中的独特感悟解读了、发现了阐释者。在这里，最关紧要的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要在对历史的观察中，凝注创作主体敏锐的目光，看到他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历史文化散文中对象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自我期待和价值判断，折射着作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因此说，创作历史文化散文，首要的忌讳是只见古人而丧失自我。

二是它洋溢着作家灵魂跃动的真情。既是文学，总离不开抒情。真情是文学艺术、也是史笔的灵根。它不仅仅满足于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还应具有诗一般的激情和深沉的美感。它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使文章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力求在情感和理智两方面感染读者、征服读者。

三是它闪现着理性的光辉。历史就是人生，人生必有思索，必有感悟。在那些纷然杂陈的感性世界的深层，总是蕴藏着一些超越日常经验、超越现实存在的某种深刻之物，有一些甚至可以说是千秋万世的终极关切和永恒话题。如果我们的作品缺乏深沉的历史感，缺乏艺术家的哲学思考，就无所谓深刻，也无法撄攫人心。因此，在作家的笔下，向来都应该是思想大于史料的。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除了他们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之外，还在于他们的有力的批判意识，体现在他们所固有的对于陈腐偏见的不妥协精神上。

这类散文中的思想与情感，一如历史老人本身，是深沉、恒久的积蓄的自然流溢。它既不同于诗歌中的激情迸射，论说中的踔厉风发；也不是少男少女般的情怀的直露与挥洒。情与理，相生相克，有个如何统一的问题。我想，它们应是弥散式、复合式的交融，而不能是各张旗鼓，互分畛域。

说到文史联姻，学术界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影响作品的科学性。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文胜质则史”（文采多于朴实，则未免虚浮）。从今天来看，这种担忧也不是无谓的，有些作品确实存在着这个偏向。其实，科学性的丧失，并非由于强调了文采。司马迁的《项羽本纪》、翦伯赞的《内蒙访古》、茨威格的《滑铁卢的一分钟》，都是“文质彬彬”、“焕乎其为文章”，达到了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并没有因其文采斑斓，而丧失了科学性。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历史的客观性，而不在于表现手法。

当然，写作历史题材的游记散文，既要把历史收在笔下，把读自然、读诗、读史融为一体，又不能为历史所累。史学与文学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个是“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壮士干戈”；一个是“醉失桃源，梦回蓬岛，满身风露”。一个是把激情隐在冷峻的后面，要述往事思来者，探因果求规律；一个是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探索艺术的弹性“空筐”。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风光胜迹，同时又寻索古人的名篇佳什的时候，对书卷与历史的多情，往往会加重情怀的负累。这时，设法走出古人，摆脱局限，找出一片“阶前盈尺之地”来创铸自己的辉煌，就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课题了。

六

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真正地着手探查，里面的文章可就多了。首先，历史是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几大要素构成的，那么，何者为主导？马克思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看来，人的活动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举凡时间、地点以及所发生的事件，都是以人为基准的。人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要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一个是人，一个是事。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史官为他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史书编成了，多达六千卷。年纪已经不轻的皇帝，日夜操劳国事，一直抽不出时间看，没办法，只好让史官加以缩写。经过几年刻苦劳作，缩编的史书完成了，而皇帝已经老迈不堪，连阅读缩写本的精力也没有了，便要史官作进一步的压缩。可是，没等编成，他就已经生命垂危了。史官赶到御榻前，对波斯王说，过去我们把世界史看得太复杂了，其实，说来十分简单，不过是一句话：“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这九个字，“他们”是人，“生了，受了苦，死了”是事。事是风云人是月，可看作是对历史的概括。这里“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开月上”、“月到风来”，“月”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历史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可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相联结着。

既然历史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那么，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必然就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反复多次强调，“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怎会有事？”“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又说：“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刺激。”其实，也不单是历史学，在关注人生、人性，关怀人的命运方面，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所以，在我写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无一不涉及到历史人物。通过评价历史人物，既能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能使我们从中总结和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而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这也是钱穆先生的话。读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界隔与时空障碍，进入历史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通心，就要求作家能够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理解，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察核。所谓“设身处地”，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如同古人所说：“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二是强调理解前人，“略其迹而原其心”。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从社会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苛求古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原则。拿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当时的古人，甚至不负责任地指责古人的错误与不足，对古今人物做牵强附会的对比，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后者却是一切治史以及读史者所必不可少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说过：“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我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评判—治史、读史、写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按照什么尺度、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有个说法，叫做“了解之同情”，首先是了解，然后才是同情。这种同情也贯穿于大师的著作《柳如是别传》一书的始终。我有一篇文化散文：《他那一辈子》，是写李鸿章的。李鸿章号称“签订卖国条约专业户”，一生中堪资批判、指责之处颇多，我在文章中从思想、修为、立身、行事方面，做了深入的发掘。不过应该承认，他在兴办洋务、建设海军方面，确实是功不可没的。签订了那么多卖国条约，理应遭到唾骂，但他确实有其难言之隐。在弱肉强食、国运衰颓之际，任谁在这个位置上也难以摆脱。他的问题在于，像梁启超所批评的：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当然，你若说他一点骨气没有也有点冤屈—由于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肯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在波涛汹涌、呼呼悠悠的海面上，慢慢腾腾地挪过去。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个字。国贫民辱，“弱国无外交”，说来令人痛心啊！

学术研究，特别是写作散文，总须选取一个特定的角度。作家与史家不同，文学是人学，作家选取的角度，常会跳过道德、历史的层面，专从性格、命运、人生际遇方面分析，追求的是认识深刻、见解独到，对历史人物未必能够作全面分析、综合评价。这和《百家讲坛》那样全面地讲述史实、介绍人物不同。与此相关，我在读史、写人过程中，总是尝试着变换不同的视角，寻找不同的切入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有时是正读，有时是反读；有时是深读，有时是浅读；有时找出多种史籍，就着不同流派、不同观点比较、对照着读，有时带着悬疑、预设一些问题有目的地读。或者重视必然，或者关注偶然；或自其变者而观之，或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或者“述远者考之于近”，强调今人的本位，或者侧重理性的审视与客观的评判；或者以宏观视野勾勒出历史之经纬，研讨广阔的社会转型，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微观历史景象上。

依我个人体验，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确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通过读史，使头脑开窍，在实现知识积累的同时，获取了无限丰富的政治智慧、人生智慧。我在阅览史书的过程中，总是随读随记，一切有关人物品鉴、人才理论、人生遭际、命运抉择、人性发掘、生命价值、功过得失、事物规律等诸多心得体会，即便是吉光片羽，点滴感悟，无不认真记下；然后，进行分析、排比、归纳、综合，包括对于史实的重新把握；在此基础上，通过古今联想，中外比较，历史哲学的思考，人生智慧的升华，以及对于人物、事件及其演进变迁的认识与感悟，加以联结与组合，最后按照一个个专题，用文字整理出来，形成一篇篇作品。

这里关键的环节，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设置疑问。“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法国史学家费弗尔语）问题从哪里来？来自于“春灯走马”般的人物和万花筒样的史境。整个读解、叙述的过程，有如涉足平生未曾寓目的奇途异境，是充满着趣味与快感的。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历史进程中充满了种种悖论与偶然性。有时候，你看它向东逸去，结果却现影于西方；有时候，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时候，过程奇诡，而证果却比较寻常。应然而实未然，既在意中又出乎意外，原是历史变迁的常态。

我在《龙墩上的悖论》一书的自序中曾经谈到，我常常透过大量的细节、无奇不有的色相，以及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耐人寻味的东西，以期唤醒读者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就是说，我的读史与写史，有别于一般史家的或为搜集或为著录或为考订或为诠释的治学方式，致力于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联结；而是以文学形式载记个人的有史有论、史论参契的读书心得。而所论也不限于理性的结论，更多的是会心的体悟、情怀的期待。

创新思维与想象力的呼唤

——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2007年10月24日）

一

关于文学的想象与创新，先说两个例子：

美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堪称是想象的范本。她从一个斑点，瞬息间阅览了整个大千世界，像《文心雕龙》中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叙述者“我”第一次看到墙上的斑点，是在冬天，炉子里正燃烧着火红的炭块，于是，“我”由红红的火焰产生城头飘扬着红旗的幻觉，产生红色骑士跃马黑色山岩的联想。想到斑点是一个钉子留下的痕迹，由此想到前任房客挂肖像画的情景，他艺术趣味保守，认为艺术品背后必然包含有某种思想，由此推及生命的神秘、人类的无知和人生的偶然性。斑点可能是夏天残留下的一片玫瑰花瓣，联想到一座老房子地基上开的一朵花，那多半是查理一世在位时种的，于是，又勾出关于查理一世的历史，是奥地利的？匈牙利的？还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想到希腊人和莎士比亚，想到维多利亚时代。这斑点是阳光下的圆形的突出物，于是联系到一座古冢，想到了考古学。学者莫非是巫婆或隐士的后代？斑点是不是一块木板的裂纹？于是想到树木的生命，它虽然被雷电击倒，却化为生命分散到世界各处。有的在卧室里，有的在船上，有的在人行道上，有的变成房间里的护墙板。最后，认定是只蜗牛。叙述者意识还原到现实，与蜗牛的意象合而为一。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全文只有七行字：

招聘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提前一星期预付给女打字员的薪水……（支出金额）

购买送给女打字员的花束（支出金额）

同她共进的一次一顿晚餐（支出金额）

给夫人买衣服（一大笔开支）

给岳母买大衣（一大笔开支）

招聘中年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账单只是冰山一样露出水面的一部分，故事的详情有待读者借助想象加以填补，组成完整的丈夫、妻子、年轻女打字员、岳母、即将招聘的中年女打字员等人物构成的意义世界。一种构想：丈夫招聘到了年轻的女打字员，并向她献媚，提前预支薪水，送花，同她共进晚餐……结果让妻子发现了，于是妻子打闹……丈夫迫不得已，给夫人买衣服以缓和关系，进而给岳母买大衣，以讨得妻子欢心。最后，招聘一个中年女打字员，可以推想，年轻女打字员已经被辞退了，一场风波归于平息。以广告费始，以广告费终。一笔、一大笔有区别，是付出的代价。

借助这两个创作实例，我想引出下面的话题—

应该说，创新思维与想象力的呼唤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当前文学创作的现状。众所周知，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不能创新就意味着思维的枯竭，文学生命力的衰亡。

全国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刚刚结束，还有三年前的第三届，我都担任了散文评奖委员会主任，有机会集中读了一百多部散文集。感到主要的缺陷是：

缺乏艺术想象力，缺乏艺术独创与深刻思想的支撑。敞开文体的边界，对于创造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由并不意味着轻松，形式在文学与生活之间设置了必要的距离，可是，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表象、肤浅、照搬生活，缺乏深度意识，缺乏撄攫人心的艺术震撼力。有些作品是向书本中讨生活的，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灵魂不在场，基本上停留在复述历史的状态。而一些个性化写作，视野比较狭窄，基本上是写一己的吃喝拉撒睡、男女婚恋，小情调，小趣味，小感悟。胸襟、怀抱、情怀、视野过于狭窄。我把它归纳为两个缺乏，缺乏深度，缺乏想象力。总的是创新精神不足。

新生代散文作家具自觉的散文文体变革意识，他们通过想象与虚构对传统散文话语有关“真”的狭隘理解予以颠覆。“新生代散文”作家大多具有写现代诗的背景，诗人所拥有的跳脱的思维，大胆的想象，敏锐的感觉能力，将“诗质”镶嵌在散文语言的血液和肌理里。有的使用陌生化、模糊化，使所表现的事物或者心境更加突出。他们在对历史的多维思考中，也能够突破既定思维方式、评析标准，彰显独立思维。当然，他们也有所欠缺。这有如时装“模特”。从实用意义讲，没有人会穿那种怪相百出的服装；但从实验意义上讲，它的作用又绝对不可忽视，它有助于启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

可是，大多数作品想象力贫乏，思想平庸，缺乏创新精神，这已经成为当今我国文学创作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二

我们还可以扩展一下，跳出文学的圈子来谈谈创造力、想象力的问题。

创造能力的产生与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想象力是灵魂的创造，是人生无穷无尽的财富。它不是一般的思维能力，而是一种心灵感应、精神领悟，属于人类最神秘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马克思说：“想象力是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它的强弱往往标志着一个人精神生命力与内在生机的强弱，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想象力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一块重要基石。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拿破仑有“想象力统治世界”的说法。纵观人类历史，所有作出卓绝贡献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无一不具有超强的想象力和轶群拔俗的创造才能。试想，如果没有自古以来人类“上天入地”的想象，怎么会有今天的“火箭升空”和“地铁穿行”？由于想象力是探索真理宝库的钥匙，产生新事物的杠杆，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诗人说，想象力是一位怀着奇迹的孕妇，她给予世间一切奇迹以鲜活的生命。

看来，人类社会中一切创新成果，都在证明着想象力的特殊功用。爱因斯坦在十六岁时曾经有过“怪诞的想象”：假如我骑在一条光束上去追赶另一条光束，将会产生什么现象呢？这是他后来发明相对论的初因。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以他的老师、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物理学家泰勒为例，说泰勒的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很多古怪的念头，无论碰到什么人，他都跟人家谈，希望能展开讨论。正是这种“胡思乱想”，使他对20世纪的物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军总政治部围绕着“影响军队自主创新能力的原因分析”，对我军两院院士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有关智商因素，院士们列出了九项：想象力、观察力、逻辑分析力、记忆力、实际操作能力、判断力、灵活性、领导能力和谋划能力。他们把想象力列为诸要素之首。原因在于想象力是创新思维重要的实现形式，想象力越丰富，就越能把有限的知识和经验充分调动起来并加以利用，就越能获得别人得不到的东西，闯入难以进入的领域。

爱因斯坦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意思是想象力比知识的涵盖面更广、辐射力更强、作用更凸显，有更多的回报。爱因斯坦还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中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他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在头脑里做思想实验发现的，尔后才为科学实验所证实。“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话，已经开始取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由此，人类文明工程正在揭开崭新的一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知识不重要，而是认为我们学习的是智慧，而不是知识本身。关于爱因斯坦，有这样一个趣闻，一群大学生问询他：“光速是多少？”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你们可以去查书。我的脑子不是用来装这些东西的。”那么，他的脑子装的是什么？人类的知识结构像个倒金字塔，浮于表面的是成果性知识，中间层是原理性知识，最深层的是方法性知识，它是人类用于创造知识的工具，即人们常说的智慧，而智慧的背后是思维，是精神世界的思想。思维是精神世界中最瑰丽的花朵。

听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两个青年人一起开山。一个年轻人，把石头砸成碎石子，运到路边，修房子的，铺路的，都需要碎石子，可以卖钱；另一个年轻人并不把石头敲碎，而是直接运到码头，卖给那些花鸟店的商人，因为这儿的石头奇形怪状，光怪陆离，结果石头卖了好价钱。后来，不许开山了，保护植被，只许种树，这儿就成了果园了。他们把堆积如山的鸭梨成筐成筐地运到北京，运到上海，发到韩国、日本，因为这儿的果品汁浓、肉脆。那个卖石块给花鸟商人的青年人，承包了这个果园之后，他竟然把一些果树卖掉，腾出来地方种满了杞柳。原来，他看村里梨果生产发展迅速，大量需要柳条筐。五年之后，他又第一个搬进城里面搞经营。一个具有商业头脑的人有一笔钱，想给他投资，便来找他商量。一看这个人开了个服装店卖西装，正在同街对面另一个西装店的老板吵架，说：“你太损了，我的西装标价一千元，你就把同样的西装标价五百元，我标价四百五十元，你就标价四百元，我卖出了两件、两套，你卖出去二百套，你真是太欺负人了。”围观的人很多，准备前来投资的人一看，也感到很失望。两天过后他才知道，原来都是假象，实际上，两个店都是这个小伙子开的。

作为一个山里人，能够突破常规，敲碎框框，不断地出新点子、想新花样，也算难能可贵了。

三

开头说了，当前文学界最匮乏的恰恰是创造性思维与想象力。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他形象地说明了小说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艺术创造应该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视听中的生活表象，新闻式地、“照葫芦画瓢”式地还原生活，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

再者，就是科幻作品严重匮乏。幻想往往成为未来科技发展的源泉，“火箭之父”戈达德说，昨天的幻想就是今天的希望，明天的现实。凡尔纳作为“科学预言家”，在作品《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中设想的远程火炮、登月、飞机、火箭、电话、电视、传真等，现今都已成为现实。研究文化理论的杰姆逊教授认为，21世纪最主要的文学形式是科幻类作品。可是，中国至今却极度缺乏这类作品。科幻类、童话类作品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出奇制胜、令人耳目一新、堪称上乘者很少。银幕上充斥着古装娱乐片、通俗历史片、世相民俗片、社会问题片。我们多的是市场筹划者、广告制作商、图书策划者、影视筹划人，这里面当然也需要想象力，但它们更多的表现为揣摩受众、顾客心理的机心，谈不上是正宗的文学幻想，而是商品、市场的附庸。

从古至今，天外星球是人类为之神往但也为之迷茫的地方。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威尔斯创作了《月球上最早的人类》，不仅描绘了宇宙航行遇到的问题和月球景色，还描写了古怪离奇的月球人都长着适合自己职业的形体，数学家脑袋巨大，警察肌肉强壮，邮差两腿细长，等等，由此组成的社会好像一幅讽刺性的漫画。当人类对地球的许多地方感到陌生时，法国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就创作《海底两万里》，幻想巨型潜艇潜入深海，探测海底奥秘。苏联科幻小说作家别里亚耶夫就创作了《北极》，展现苏联人对北极的开发情景。总之，科幻小说所要表现的情景，无论是涉及地面、地心、两极、宇宙、星球等科学没有进入的空间，还是面向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中一些未解之谜，所针对的都是未知领域，进而提出自己的创新见解，体现人类无时无刻不想拓展已有的知识，去发现知识的新大陆，去建设一种更尊重自然、更符合群体和个人理想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当今世界许多事物在上世纪或者更早的时候，都存在人们的想象之中，通过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才逐一被实现。比如，电话、电视、飞机、火箭等被称为“逻辑脑”（左脑）的产物即将被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唯一竞争高地就是被称为“想象脑”（右脑），想象力成为资源的资源、能源的能源，成为一切力量的源泉。

作家郑渊洁有一段话很精彩：“这是禁忌相继崩溃的时代，没人拦着你，只有你自己拦着自己，你的禁忌越多，你的成就就越少，人只应有一种禁忌—法律，除此之外，越肆无忌惮越好。”

创新思维与想象力，应该从儿童时抓起。有人说，“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天真和慧眼，只属于孩子”，“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生活和世间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而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

想象是与童心相伴的，很多人长大后就失去了想象力。是谁剥夺了这份与生俱来的财富？不恰当的教育和缺乏想象力的父母与教师，不能辞其咎也。在成人的一个又一个“标准”答案下，孩子的想象力就不知不觉地被一根无形的铁链拴住了。可以说，我们不缺乏富有想象力的苗子，而缺少培养苗子的想象力的空灵观念与现实土壤。

留美教育管理学博士黄全愈讲，美国孩子学画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定模式，让孩子从现实生活到内心想象的过程中自由构图。孩子虽然画得“一塌糊涂”，但十分高兴。画完之后，只问老师“好不好”，而从来不问“像不像”。黄博士说：“回答‘像不像’，是指‘复印’得如何；回答‘好不好’，是指创造得如何。”确实是这样。模仿、复印是一个简单的由眼睛到双手的过程，由于没有心的参与，长此以往，虽然技艺提高了，可是想象力却越来越差。有创造性的孩子，往往是用“心”画画，正是在“心画”的过程中，培养了创造力。

法国生物学家克劳德·贝尔纳曾说过：“构成我们学习的最大障碍是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报载，某少儿艺术中心创办想象力绘画班，在一次习作展上，当家长们看到马被画成五颜六色、甚至长上翅膀时，他们纷纷指责绘画班误人子弟。主办方解释这是为了让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可大多数家长还是选择带着孩子离开。在生活中，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人们常常因为已有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束缚，难以接受新的思维观念，因此也难以依靠想象力唤醒生命深处的巨大潜力。据说，著名作家歌德在幼年时，母亲每次给他讲故事讲到中途都会停下，然后让歌德自己想象故事的结局，并靠自己的想象力继续说下去。正是依靠这种想象力的激发，歌德才获得了天才创作的基础。

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负有相应的责任。由于受传统教育思想观念的影响，一直以来，我们重知识轻想象，重传统轻创新，重聚合思维轻辐射思维，重继承轻发展，重共性轻个性。在这样的思维方式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生，随大流的就多，人云亦云。他们可能已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了，头脑里塞满了知识，不过是过往的记忆，也装满了思想，但大多是别人的思想，唯独缺少自己的创见，缺少自己的想象力。

在美国，盛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伊迪丝的三岁小女孩告诉妈妈，她认识礼品盒上的字母“O”。妈妈听后非常吃惊，问她怎么认识的。伊迪丝说：“幼儿园里薇拉小姐教的。”这位母亲表扬了女儿之后，却把薇拉小姐所在的劳拉三世幼儿园告上了法庭，理由是该幼儿园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因为她的女儿在认识“O”之前能把“O”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圆形东西，然而自她识读了26个字母之后，伊迪丝便失去了这种能力，只能整天去背诵那些字母。她要求该幼儿园赔偿伊迪丝精神伤残费1000万美元。后来，法庭经过审理，判决劳拉三世幼儿园赔偿伊迪丝精神伤残费100万美元。审判中，陪审团的23名成员被这位母亲作为辩护词的一个故事感动了。她说：我曾到东方某个国家旅行，在一家公园里见过两只天鹅，一只被剪去了左边的翅膀，一只完好无损。剪去翅膀的被放养在较大的一片水塘里，完好的一只被放养在一片较小的水塘里。当时我非常不解，就请教那里的管理人员。他们说，这样能防止它们逃跑。我问为什么？他们解释，剪去一边翅膀的无法保持身体平衡，飞起后就会掉下来；在小水塘里，虽然没被剪去翅膀，但起飞时会因没有必要的滑翔路程，而老实地待在水里。当时我非常震惊，震惊于东方人的聪明。可是，我也感到非常悲哀，为两只天鹅感到悲哀。今天，我为我女儿的事来打这场官司，是因为我感到伊迪丝变成了劳拉三世幼儿园的一只天鹅。他们剪掉了伊迪丝的一只翅膀，一只幻想的翅膀。

这段辩护词，后来成了内华达州修改《公民教育保护法》的依据。现在美国《公民权法》规定，幼儿在学校拥有两项权利：玩的权利、问“为什么”的权利。

四

看来，创新思维与想象力的生成，不仅依赖于个人的天赋、才情，而且有赖于家庭、学校以至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这个背景。这位美国母亲为女儿失去想象力而痛心，为了维护女儿的想象力，不惜将教给女儿知识的幼儿园告上了法庭。而且，官司居然打赢了，这折射出美国人的教育观念。延伸一想，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诺贝尔奖特别垂青美国的科学家，频频光顾这个国度了。反观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我想，那位母亲的做法一定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甚至会有不少人反对，认为这么做是不通情理；或者即使打赢了官司，也会输掉了名声。

杨振宁、丁肇中教授谈到：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弱点是胆小，美国学生大胆的创新精神比中国学生要占优势。中国留学生一去西方国家，大多是属于回答论证课题的水平，而提出课题的恰恰是考试成绩比他们差的西方青年学生。我们的家庭、学校教育常常束缚着孩子们的思维与手脚，不利于想象力的发展、发挥。西方国家的孩子不看家长眼色，不顾老师脸色，不管考试分数，他们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感情，提出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异想天开，创新发现。而我们则一个“统”字垄断一切：统一的体制，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命题，统一的考试，统一的答案，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制造标准件。我们崇尚与老师保持高度一致，标准答案只有一个，行为模式只有一个，就像窑场里制造砖头一样，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哪里还会有发挥想象力和创造精神的余地呢？

一次，一位教育专家旁听一堂地理课。老师把中国地图拿出来问学生，你们看中国地图像什么？有的同学说像公鸡，有的说像山羊。这是专家第一次听说中国地图像山羊，一琢磨还真有点像，便有意地看了看那个说像山羊的同学。这时，地理老师再次问说是像山羊的同学：“你再看看像什么？”回答依然说像山羊。想必那位老师认为在他的公开课上竟然出现这种荒谬的答案是丢他的脸，便恶狠狠地再问：“你们再看看，真的像山羊吗？”他把“再”字说得很响。那个同学胆怯地回答：“像公鸡。”于是，老师提高嗓门再问全班一次：“中国地图像什么？”全部齐声回答：“像公鸡。”老师满意地笑了。

现在，孩子们的作文，内容空洞无味，模式化现象十分严重。现在的孩子课业负担太重，已经压迫得他们没有任何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丰富的课余生活对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至关重要。难怪有人说：“现在的孩子都不像孩子，他们的童年没有快乐，一个个都是背着大书包，作业做到半夜，这样的孩子能有创新能力吗？连读课外书的时间都没有，让他们创新，是不可能的。”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儿童的想象力状况，令科学界陷入忧虑。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虽然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世界第一，但创造力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五。“雪化了，变成了春天”，竟然被语文老师判定为病句。课堂上思维活跃的孩子，往往会被扣上“不守纪律”的帽子。在被调查的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不到5%。想象力的缺乏，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青少年的创造力。中国学子每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约2000人，为非美裔学生之冠，但美国专家评论说，虽然中国学子的成绩了得，但想象力、创造力却大大缺乏。

本来，我们中华民族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想象力原是很丰富的，像古代的《山海经》、楚辞，后来的唐诗、《西游记》、《红楼梦》、临川“四梦”、《聊斋》等，都是伟大天才想象的产物。但相对而言，我们的想象力还是不够发达的。长期以来，我们濡染于儒学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务实，强调面对现实，因而，充满着想象力的传说、神话历来比较贫乏；强调借鉴往昔，以古鉴今，往往表现为背对未来而面向历史，对幻想不感兴趣。幻想离不开神奇怪异，可是，孔子却是“不语怪力乱神”。

加之，现代、后现代又是一个没有想象力需要的时代。艺术与想象力同源，它需要匮乏，需要闭塞，需要宁静，需要等待，需要痛苦与焦灼。想象力同梦境有些相似，是一种愿望的达成、缺憾的补偿。可是，我们的现实是，一切物质的需要都可以在实际中满足。一当各种东西得来容易，应有尽有，想象就成为多余的了。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想象力很丰富，她想了很多很多的物质享受，就因为她想要却得不到。经济学中有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理论。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饿了，吃一个、两个包子，感到香甜可口；可是，吃到了四个、五个，味道就逐渐减弱，最后再吃就什么滋味也没有了。

现在，交通发达，距离感模糊了，也不利于想象力的形成。神话传说都是交通闭塞、与世隔绝的产物。我写过一篇《神话的失踪》，引证马克思的论述：“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从前，行路难，难于上青天。地区之间咫尺天涯，相见不易。又没电视、电话，能够见影闻声，一切都处于神秘状态，人们为之产生了许多渴望、许多幻想。日本文学名著《万叶集》中讲到，中臣宅守婚后不久，便被判处流放罪，发配到边远的地方，而妻子茅上却滞留于京城奈良。山川阻隔，道路崎岖。茅上娘子写出一首结想奇特的诗：“愿君长行路，折叠垒作堆。付诸昊天火，一炬化成灰。”她幻想求助于冥冥中的神灵，将丈夫与她拉开的漫长的苦痛之路，像一个纸条那样折叠在一起，然后笼起一场弥天大火，一烧了之。这样，夫妇就可以长相聚首，永不分离了。

要想吸引人，许多景观保持一定的神秘感是必要的。沈阳市有一处名叫“怪坡”的旅游观光景点。眼看着是走下坡路，可是，骑上自行车，却十分费力；反之，换个方向，看似上坡，骑上自行车，却不用蹬就悠悠地滑下了。为了弄清其中的奥秘，湖北省一所高校的科研人员前来考察。他们想进行多种试验，判断究竟是视觉差还是地磁效应，抑或是其他原因。市里请求他们不要揭开这个秘密，以保留更多的谜团供游人猜测。从这个角度说，什么事都要进行科学实证，这对于幻想、想象的形成与发展是不利的。

现在是一个充满浮躁、心性粗疏、缺乏个性、忽略细节的时代。鲁迅说，没有悲哀与思索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文学生命的存续有赖于思维的张力和艺术想象力。当前，人们普遍感到身心疲惫，却很少有人要从文学艺术中汲取生命灵泉和旺盛的活力，而是走粗俗、简陋的路子，忙于编造、传播粗俗的笑话、说黄段子、发短信，以展现疯狂的欲望，而遗失了细腻、丰富的感情，解构了心灵震撼的感觉。现代人成熟得太快、太早，一切都是饱经沧桑的样子，对什么也唤不起新奇的感觉，也无暇欣赏周围的风景，心灵感觉在逐渐迟钝化、粗糙化。人们的眼睛只能适应快速转动的画面，想象力根本无法展开。现在的作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生活洪流的兴趣，习惯的是“煲电话粥”、“海客谈瀛”，东拉西扯“侃大山”，而不是寻幽探胜，到现实中去发掘新鲜事物。真正的想象力来源于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以及艺术的审美观察。

五

所谓想象力，往往和形象思维相联系，经常表现为头脑中涌现一个念头或创造一幅画面。为了开拓想象力，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常常借助于加强文学艺术的修养。爱因斯坦就酷爱艺术，他还是一个演奏小提琴的高手。他曾坦言：“物理给我知识，艺术给我想象力，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所开拓的想象力是无限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诗歌使人机智。”机智在很大程度上乞灵于丰富的想象力。德国诗人歌德说得好：“只有通过艺术，尤其是通过诗，想象力才能得到激活”。像唐代诗人李贺《梦天》中的诗句：“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李白《望庐山瀑布》中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都极富想象力。

即使是成年人，有意识地多读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作品，而少看那些平淡无奇、清汤寡水的电视剧，也是有助于拓展创新思维的。我就特别喜欢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椅子》、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表现荒诞或困惑、等待的戏剧。

就激活想象力来说，博尔赫斯是最值得借鉴的。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情节本身就是一个迷宫，里面充满了玄思冥想和哲理、悖论。在那里，时间能够循环交叉，空间可以重叠并存，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偶然性。他的文学描写对象，不单是人与社会、自然，也可以是时间与空间。正如拉美另一位著名作家富恩特斯所说：“博尔赫斯把时间和空间变成了故事中的主角。”他的小说里记载了许多梦境，有一篇写一个人睡着做梦，梦见自己正在做着梦，在那个梦里，他又做着梦。像俄罗斯的套娃似的，一个梦套着一个梦。后来他想从最里面那个梦中退出，退向清醒的现实。可是，退呀退呀，竟忘记了前一个梦在哪里，弄乱了次序，结果，没有办法醒来，只好永远留在梦境之中。博氏写过一本“沙之书”，他说，这本书无穷如沙，人们找不到第一页，也找不到最后一页，页数无限，但形式与一般的书又无不同。主人既为这本书兴奋，又感到苦恼。在受尽精神折磨之后，决定把它藏在一个拥有九十万册的图书馆里，因为“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地方是森林”。他以此表现人们渴望无限又无法接受无限的矛盾心理。他有自己的一套观察方式、思维方式，一套理念、词汇、框架结构，全都是独创性的。他为世人留下了玄机，留下了奥秘，留下了符咒，留下了暗码，留下了无穷的魅力。

还有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对于习惯思维来说，这部作品可说是一个挑战。它是小说中套小说：一位男性读者买来一个叫卡尔维诺的人新出的一本名为《寒冬夜行人》的小说后，急不可待地读起来，读到第三十二页，发现装订有误，无法再读，便到书店去更换，书店老板说，已经接到出版社通知，该书在装订时与《在马尔堡市郊外》一书弄混了，可以更换。此时另有一位叫柳德米拉的女读者也来换书，二人因此相识。故事由此展开，卡尔维诺设置的是一个双线并行的复式叙述结构，一条线是男女主人公每换一本书回来，都发现读到一定程度就读不下去了，这样，他们一连读了十部小说的开头；另一条线是男女主人公在读书、换书、探索书的过程中产生了爱情。按照传统的写法，这十部书的开头应该只是故事的引子，其内容不会真正切入文本，但卡尔维诺不是这样处理的，这十部书的开头连同对它的阅读过程作为必不可少的内容，被认真地镶嵌进了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成为《寒冬夜行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为这十个开头连缀起来正是一个有意味的故事，每一篇故事的开局与上一篇故事的结尾是相关的，这样就使该书始终保持着一种悬念。这一独特的构思，使作品充满了活力与张力。

在读书的同时，还应养成强烈的问题意识，注重智慧的发掘。读书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一切能够使心灵发生震撼的、产生重大影响的，都应是一种心理的共鸣和内在的思考。读书必须同思考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思考，只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必然是食而不知其味。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善于思索都至关重要。向来，思想是大于存在的。读书应该善于提问题，找话题，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有一种鲜明的研究心态。

其次，注意捕捉灵感。有人说，创新犹如化学反应，知识是载体，直觉、想象和灵感是催化剂。灵感或者说顿悟，是一种近乎无意识或潜意识的非逻辑式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是对某一问题长期思考以后突然产生的思想火花。灵感有时产生于全神贯注思考问题之际，有时却是在不经意间或意识朦胧之中。例如，为了探寻化学元素的内在规律，门捷列夫常常手拿自己做的元素卡片像玩纸牌那样摆弄。有一天，他在摆弄元素卡片过程中，突然像触了电似的跳了起来，在他面前出现了很奇特的意外现象：每一行元素的性质，居然都是按照原子量的增大而逐渐变化着。根据这一突然的发现，他于1869年2月编成了第一张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说他的创新思维活动“产生于有一种能用文字或其他符号来与他人交流的逻辑结构之前”，这就是一种灵感。

灵感来源于对问题的潜心研究和知识的积累。相传有人向希腊国王告发工匠在制作金王冠时用银子偷换了金子，国王叫阿基米德想办法鉴定金王冠是否掺假。于是，阿基米德便冥思苦想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有一天，当他躺进澡盆洗澡时，发现自己身体越往下沉，盆里溢出的水就越多，而他则感到身体越轻。他突然领悟到可以用测定固体在水中排水量的办法，来确定金冠的比重。他兴奋地跳出澡盆，大声喊着“找到了”。阿基米德找到的不仅是鉴定金王冠是否掺假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科学原理—浮力定律。法国数学家勒雷（吴文俊先生留学法国时的导师）经常去巴黎塞纳河边观察河水流过桥桩时形成的各种旋涡，后来产生了灵感，于1934年写出了他那篇著名的流体动力学论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开发右脑，积极进行思维训练。刚才说，人的潜力特大，更主要的是指心理潜能特别大，当然，生理潜能也不小。据美国神经生理学家斯佩里实验发现，人的大脑分左右两半球，功能显著不同。左称知识脑，偏重语言、概念、逻辑、分辨、数字等等；右称创造脑，偏重形象、艺术、音乐、绘画、想象等。为此，他获得了1981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使用比较多的是左半球，上课听讲、写算、记忆、分析、判断，就是说属于理性思维的多。而右半球的创造脑，属于心理潜能范畴，特别容易被忽视。由于心理潜能不像生理潜能那样强烈，比如，你饿了，累了，疼痛了，很容易察觉，立刻会强烈反应；而心理上的潜能则很隐蔽，信号比较弱，甚至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这种潜力。长此以往，这种功能势必逐渐退化。

上面讲了创新与想象力的关系，创新与想象力的特征，创新与想象力的形成。实际上，由于年龄、经历、思维方式的局限，我的想象力与创新能力是很弱的。但是，我深深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所以，就注意收集、积累，形成这次讲座的基础性材料。应该说明，讲座中引用的许多观点、资料都是借鉴他人的，讲演形式所限，未能一一标明出处，尚请鉴原。不当之处，亦望指正。

开阔视野 涵养底蕴

——在辽宁中青年作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训班上的讲话

（2014年8月11日）

大家知道，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分为三个层面的，前面八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属于国家层面，中间八个字：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后面八个字，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属于公民个人层面。作为公民个人，我们作家在这方面应该率先垂范，走在前面，践行得更好一些。从一般的角度讲，教育人者自己首先应该做出样子；推进一步说，作家只有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写出的东西才能有感召力、震撼力，才能传之久远。作为一名作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多出优秀的作品。显然，这要比其他社会成员要求更高一些，难度也更大一些。有些人在那里讲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得头头是道，至于做得如何，难以检验；而作家就不同了，光讲不行，功夫要下在参悟上，融会进心灵中。明代思想家李贽讲，艺术家要有“化”和“画”的功夫。先是运化，融会到头脑里；然后成画，变成艺术形象，以全新的形式再现。

在座的都是中青年作家，我以无比艳羡的心情来看待各位。你们年富力强，正处在生命最美好的时段，处在飞速发展、不断创新的战略机遇期，以有为之时，据有为之地，做有为之人，取得了骄人业绩、累累硕果。当然，也毋庸讳言，前进中的你们，在创作方面，也会面临着一些瓶颈，遇到各种困惑与挑战。就我所接触到的，有的苦于阅历平常、简单，视野蔽塞，局面狭窄，想象力不足，缺乏庄子那样的“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气派；有的感到底蕴不足，根底较浅，缺乏后劲；还有的以演艺界为例，说自己只能做“本色演员”，只能扮演与本人外形、气质、个性相近的角色，塑造单一的银幕形象，而不能像石挥、赵丹那样的“性格演员”，戏路宽，可塑性强，擅长通过独特的表演进行不同形象的再创造，扮演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上述这些问题我也存在，提不出理想的解决办法。从对症下药出发，我觉得，有效的路径是开阔视野、涵养底蕴。

开阔视野也好，涵养底蕴也好，都有赖于学习。学什么？今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同志在北大考察时，提出了“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的要求。下面，我就展开说说学习问题，重点放在哲学与历史方面。

据说，爱因斯坦庆贺五十岁生日时，弗洛伊德发个贺信，说“你是一个幸运的老头”。爱因斯坦不解地问：我搞科学研究，费尽心血，刻苦勤奋，怎么能说是靠幸运得来呢？弗洛伊德说，你这学科谁也不懂，你说啥是啥，怎么说怎么是，多幸运啊！我就不行了，研究精神分析学、人类心理学，谁都能说上几句，老挨批评。学习问题也是如此，谁都有实际体验，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所以很难讨好。

一听说学习哲学、历史，在座的有些人肯定会想：我一不是领导干部，二不是党校教员，三不是文艺评论家，四不搞学术研究，只是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搞影视创作。你让我搬出哲学、历史大部头来，整天摆弄思维、实践，唯物、唯心，对立、统一，必然、偶然，还不得弄个昏头涨脑！甚至全把本来就不多的想象力、灵气弄没了。

那么，我先问一句：作家何为？你们可能会回答：认知世界，解悟人生，观照历史，探索心灵。当前，各种思潮竞逐，各种观点纷呈，可以说，很少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主流与支流如此纠结，现象和本质如此复杂，特殊与普遍如此微妙，形势和趋势变化如此迅猛。你怎么解悟，怎么认知，怎么观照？这都离不开哲学。哲学不仅能够回答人生的问题，也在不断地发现历史与社会的症结所在，既有本体论的思考，也有认识论的探讨，更有方法论的总结。西方有句谚语，“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一个问题怎么看、一件事如何处理，用哲学的眼光去分析，就能全面把握、准确判断、抓住本质，避免片面性和盲目性。

在谈到哲学的用途时，冯友兰先生讲，掌握了哲学，就掌握了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大聪明，是超越一般人的素质、教养和境界，诸如真诚、通达、友善、宽容、睿智等，这样对生活的“觉解”就大不一样了，对己对人的心态就大不一样了。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哲学等同于一般知识、技术，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永远是一种“无用之用”，它是作用于人的精神的，一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当一个人对于人生产生根本性的疑问时，他就会走向哲学。那些不关心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也就不需要哲学。

哲学不是知识学。有些人抱着一种实用的、功利的态度，习惯于从“形下”的工具理性去看待哲学；习惯于以“灌”的方式去学，以“套”的方式去用；习惯于背结论，记公式，以为记住“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些原理、规律，就算掌握了万应灵丹，可以包治百病了。

这么说，大家也可能觉得过于空洞、枯燥，下面我想结合自身体会，说说我是怎么学、怎么用的。不过，需要申明：我的着眼点，不在于提供办法，因为我的人生阅历、学术生涯带有独特性，缺乏普适性，不易复制，不易仿效；我只是想据事论理，说明我从学习哲学、史学中获得的终身教益。

我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早，由于读了八年私塾，十一二岁就能够用古文写作；可是后来荒废了，大学毕业后，当教师、下放劳动、参加“四清”，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调到报社做副刊编辑，才算同文学重新接轨。而真正系列地写些东西，是在80年代初，那时又在市里做领导工作，只能用业余时间写作。当时，主要是写两种文章：一是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的邀约，参与开办《望海楼随笔》专栏，我是六个撰稿人之一，三年时间写了六十几篇随笔，后来结集为《人才诗话》；二是写游记散文，发在天津《散文》和其他文学杂志上，后来结集为《春宽梦窄》、《清风白水》。由于文学基础好，文字比较讲究，运笔娴熟，斐然成章，所以，散文作品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很多篇还被选入大中小学语文课本。

1994年，由中国作协主持召开了我的作品讨论会。与会的专家、学者、知名作家予以充分肯定，表彰的话说了不少；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的发言。陈荒煤先生正在住院，没有到会，会上宣读了他的很长的发言稿，充分体现了文学前辈关怀后进的高尚风范。在总结、分析成功经验之后，他特别指出两点：一是大量引证诗词、古典，有“掉书袋”的倾向；二是，在雕章琢句、谋篇布局之外，还须开阔视野，在思想深度掘进上狠下功夫。莫言的发言，简短、深刻，又有风趣。他跷着二郎腿，瞇缝着眼睛，静静地说，可惜了王充闾的学识、才气，走顺境太多了，要是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年八年的，可就成气候了。我听出来了，他是在批评作品思想深度和穿透力、震撼力不够。

就我自身看，明显的缺陷是，知识结构不够合理，学术视野比较狭窄。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腿比较粗，而现代的学问、西方的文史哲经，涉猎的比较少，许多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思想知之不多。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思想境界拓展不开，不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当务之急，是促进知识结构健全、合理，使胸襟、视野变得开阔，思想意蕴、作品内涵有所深化、不断创新。

这里说的接上“短腿”，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西方的哲学和史学上下功夫。90年代以来，二十多年，我耗神费力，主要致力于此。1991年进中央党校学习，在学员中，我敢说是读书最多的一个，读的书也主要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其一，深研精读经典（“八面受敌法”），辅之以适当的泛览（认门户、开眼界）；其二，弄清原典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着眼于指导与丰富文学创作；其三，紧密联系人生的价值，命运的参悟，道路的抉择，人性的发掘，个性与命运、个性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因为文学是人学。这些东西，在我日后的创作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依我个人的体验，学习、研究哲学有两个要领：一个叫选择视角，一个叫提出问题。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视角之外，还有个立足点问题—所处位置不同，观点和取向就将随之而变化。运用“八面受敌法”，每番展读，都有视角的调整；否则，无法步步深入。古书上记载：有个楚国人娶了两房妻子。邻人调戏他的长妻，被狠狠地骂了一顿；这个邻人又去调戏那个少妻，结果，那个少妻接受了他。过后不久，那个丈夫死了。这时，有个客人对那个调戏者说：“现在她们死去了丈夫，你可以任意娶上一个。那你是娶那个长者呢，还是娶那个少者？”邻人说：“我要娶长者。”客人不解地问：“那个长者骂过你，而少者顺从了你，你为何要娶长者？”答复是：“站在当时的立场，我自然喜欢顺从我的人；可是，今天我给自己选妻子，就要挑选那个正派的也就是骂过我的人了。”可见，视角和立足点对于观察事物、判断问题该是何等重要！

哲学追求的是智慧，知识是别人的，智慧必须靠自己领悟。知识可以背诵，可以诉说，而智慧需要内化为自己的血肉与灵魂，变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变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见识与能力。哲学的掌握，不能靠玩弄概念。哲学思维当然需要概念，但不能止于概念，不能实行抽象说教和概念式的演绎，必须善于通过感悟，将概念化为智慧，应该“得鱼而忘筌”。

哲学离不开问题，应该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如果你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记住一些名词、概念，那么，哲学对于你可就真的没有用了。但是，哲学却又并不提供具体答案，它只是推动你去思考，反思、体悟、品味、涵养，这是搞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的不二法门。因此，要有“问题意识”。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关于历史，它的重大价值和关键课题，可说的话很多，这里只谈四点体会：

其一，作为一门科学，历史承担着两个角色：一个是最好的老师；一个是高倍数的望远镜。我们长期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史书也叫《资治通鉴》，讲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西方，鉴古之外，更强调知今。他们说，一个人能够看到多远的过去，他就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过去我们对于历史的开阔视野的作用，关注得不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其二，许多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就是通常说的史实，比较注意；但是，如何进行分析，亦即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功力就欠缺了。分析历史人物，除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我还注意运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我就发现，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再如，过去我们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可是，应用于历史实际，有时解释不通。后来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深受启发。他提出的“合力说”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我对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就是这么分析的。还有，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说某个历史人物几分好、几分坏，三七开、二八开。实际上，还应顾及人物的一生大节，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不同阶段，结合其所处的历史大趋势逐段评价他的功过是非。（列宁评论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作的。）

其三，学习西方史学，比如对于法国年鉴派和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使我获得许多新的启示，扩展出巨大的研究空间。新历史主义强调解释者的主体性，认为历史是叙述的结果，文本的解释者同时也是创造者，是今天“活着的人说着过去的事”，让过去的事情活在今天。从中我认识到，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历史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化，其间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这对于我创作历史文化散文帮助很大，我从历史中获取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而且，解决了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这一重大课题。2009年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我专门谈了这方面的体会。

其四，关于历史的偶然性。过去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强调必然性（主要是经济决定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不应忽视社会的政治、心理、文化等因素。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杰出人物、自然灾变、外敌入侵等偶然因素往往起着直接作用。马克思说：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里所说的神秘性质，也就是历史宿命论。为此，我们应当以历史偶然性为先导，通过大量的、丰富的历史偶然现象，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文学方面，我的读书范围很广，更多地着眼于增强创造性与想象力。创造能力的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他还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中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艺术创造应该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的生活表象，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的致命缺陷。

相对于思辨力，我的想象力比较匮乏。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有意识地阅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有悬念的作品。我写散文，但读当代散文作品很少。我愿意看短篇小说，特别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椅子》、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表现荒诞或困惑、等待的戏剧。我很欣赏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整个全是想象。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只蜗牛。确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我很欣赏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通过多和青年人对话，吸收现代养分，激活创新思维，从“逆反”中获取新的认识。

经过较长一段的补偏救弊，我自认文学创作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表现为大量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1998年，出了《面对历史的苍茫》，1999年出了《沧桑无语》，2000年出了《何处是归程》。前两部著作，面向历史，着重从个性、命运、人生方面，对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历代文人的生命轨迹，探索规律性的认识；后一部是回归心灵家园，探索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内心奥秘。

又过了几年，上了第二个台阶，2007年出版《龙墩上的悖论》，写的是封建帝王这个历史活动中的特殊人群。一是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二是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三是针对一个时期文化界（主要是影视作品）吹捧封建帝王、颂扬封建统治的偏向，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都必然会触及哲学的层面，碰到一系列不易把握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可以说，这是过去没有人做过的。2009年出版《张学良：人格图谱》。其间不乏人生吊诡、历史悖论的探求，着眼点却是从中透视“传主”的心灵世界，通过与少帅及其他一个个飞逝的灵魂跨越时空的对话，复活耐人寻味的思想、意象，透视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关于我笔下的历史人物，大别之是三种人：帝王、政要、文人。我对那些历史上有争议、现实中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性格鲜明、个性突出、阅历丰富、思想复杂、命运曲折的人物；形象多面、功过兼备、可以做多种解读的，亦即所谓“说不尽的历史人物”，尤其有兴趣，我喜欢啃这类硬骨头。因为在这些人身上有驰骋思辨、大做文章的空间。比如秦始皇、曾国藩、李鸿章、瞿秋白、张学良，我都做过重点分析、描写，取得了良好效果。

随着视角的开阔，学术视野、创作空间也大大地拓展了。比如，掌握新历史主义之后，在历史叙述中觉得天地更加广阔了，自由度更大了。就说悖论吧，用在社会历史上，它体现为种种无解性矛盾，包含着多重意蕴，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应然与实然或愿望与结局的恰相背离，等等。悖论，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常常体现于矛盾选择之中。选择是困难而苦恼的，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戴一块手表的人，很容易确认指定的时间；而戴两块、三块手表的人，便难以确定了。更何况，我们这里所说的选择，常常带有一种无解性。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的哲学意味。我不是哲学家，但我喜欢用它来读解历史。同时，也有助于我在创作实践中广泛借鉴。我在散文创作中，经常向电影、小说、绘画借鉴写作手法。也注意向中国古典散文学习。我写《张学良：人格图谱》，如何做到十五篇互不雷同，包括开头如何处理，就有意识地向苏东坡学习。苏东坡写了大量“人物论”，互不重复，各具特色。

2012年，接受全国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古代文化名人传》编委会邀请，撰写《庄子传》，经过十六个月的奋力拼搏，现已作为首批的第一部出版，颇得学术界、文学界的好评。特别是获得了《中国古代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审委员会学术组和创作组专家的认可。西北大学黄留珠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庄子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作品，却不多见。人们转来转去，似乎很难跳出司马迁所撰《史记》中关于庄周列传的框架，搞出一点新东西来。王充闾先生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一书，可说是彻底打破了这样的局面。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老夫子。”“应该说，这是一部相当出色、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有的知名学者评价：这是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你过去三十几年的成果全都可以略过，只要有这一部就可以垂之久远了。这里有过誉之词，但在我自己的创作历程中，确实算是一个新的高峰。在我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形容像“老母鸡抱窝”，不敢挪动。因为那几个月，我把整部《庄子》，还有近二百部古今研究庄子的著作，全部融入脑子里，同时像元帅调兵那样，把我长时期的学术积累一齐调动起来，运用综合、分析、联想、想象等各种手段，千针万线，最后织成这部完整的织品。

增强领导干部的人文修养

——在解放军某部领导干部学习会上的讲话

（2013年12月25日）

一、文化发展、人文修养的极端重要性

近期以来，我一直在思索：党中央为什么把文化发展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依我理解，大概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现在就从外到内、由远及近地剖析一下。

一是，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要求我们能够引领世界文化潮流，这就必须把文化软实力搞上去。大家知道，18、19世纪，引领世界文化潮流的是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欧；20世纪，世界文化潮流的重心转向了美国，以美国为中心，以日、英、法、德为基本支撑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显得底子薄弱，经济总量仅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在世界排名第三十九位，这就引发了中国人奋起学习西方，中国知识分子全面接受西方模式的热潮，甚至把关注点投向了东欧。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全世界都开始调头向中国学习，研究中国模式。而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却还在膜拜西方，文化发展模式还停留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的不少知识分子仍然沉溺于学习西方的混沌状态。这种状态是必须改变的。应该说，我们的硬实力已经很不错了，仅次于美国，但文化软实力却还是一条短腿。我们的核心价值、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还比较弱。单就文化产业来说，美国的广播和有线电视的收入，占世界文化生产总收入的56%，其中有线电视收入占世界文化市场的85%，电影票房收入占世界电影业收入大约50%。美国整个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达到25%，已经超过了它的军火收入。

二是，在中国经济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的背景下，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影响，真正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流世界强国，就不能单单依靠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还必须要有被世界所接受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文化和价值观来影响人、说服人。正如中央《决定》中所说的：“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是，从国家文化软实力、综合竞争力来看。人们说，20世纪是“财富源于物质资源”，那么，21世纪将完全进入“财富源于人力资源”的崭新时代。国际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的竞争，国民文明素质的竞争。撒切尔夫人说，“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话说得刻薄、刺耳，却引发我们深思。日本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们为了改变“经济大国、文化小国”的形象，早在1985年就正式提出“文化输出”这一概念，认识到文化传播意义远远超过文化产品本身。只有通过文化输出，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竞争力、影响力，才能真正提升文化软实力。

四是，从我们国内自身发展现状看，文化发展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民族精神的塑造，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可是，当前却存在着三个“不适应”的问题：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因此，中央决定把解决这几个“不适应”作为下一阶段改革发展的核心内容。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出发，指出这是“三个事关”—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大事。要求我们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判断各种事物所依据的是非标准、行为准则，实现对社会的整合，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而大力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包括我们军队干部的人文修养，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重要核心。

五是，就军队工作来说，除了这些共性问题，军队还有其特殊性。如何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落实习近平同志指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这是各位都在思考、实践的课题。我想结合面临的新形势，讲两点不成熟的认识：一是面对网络时代，加强官兵思想引导问题。现在舆情网络空前发达，军营普及了互联网，就再也不是封闭的，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是接收员，特别是一些文化层次高而又年轻的军官思想十分活跃，这是一个优势，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思想舆论引导工作，显然是大大加重了。不是说心理战、法律战和舆论战三个战场吗？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网络与微博作为意识形态新的阵地。当前有三股思潮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政治上的宪政主义。按照政治学常识，所谓宪政，是以“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三个要素为支撑，要害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让中国政治与西方接轨。与我们党和政府所讲的“落实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些所谓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把“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利用微博阵地，网上网下互动，国际国内联手，试探新一届中央意识形态底线，负面影响极大。二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目前最鲜明的主张是私有化。鼓吹“市场万能论”者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的人则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著名学者也在微博上常年鼓吹“金融自由化、国企民营化、土地私有化”，认为这样可以保证中国再享改革红利至少20年。他们的粉丝非常多，影响也很大。三是历史虚无主义。一些所谓意见领袖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用一些所谓“历史细节”和敌对势力杜撰的“解密材料”，否定革命，否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丑化、贬损党的领袖，他们的目的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二是面对大数据时代，从提高战斗力出发，要求我们拓宽思路，优化军队管理职能、创新军队管理方法。这都是崭新的课题。时间关系，而且我是个外行，不多说了。

上面谈了文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那么，如何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党员的人文修养呢？要做的工作很多，今天只从学习角度说一说。

今年七一，《求是》杂志命题作文，约我写一篇文章：《领导干部要有一点书卷气》。我在文章中谈到，“书卷气”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反映人的属性，人的精神状态，包括气质、气度、仪态、格调、风貌、气概等内涵。现实生活中，与书卷气相对应的，有江湖气、市侩气、痞子气、粗俗气、酒肉气，还有书生气，等等。顾名思义，前面几种气，看来都要不得；那么，书生气呢？也不太好。“书生气十足”，是政治上幼稚、处世上呆笨的表现。我们说，要有一点书卷气，绝非提倡“本本主义”。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最后必须落实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增长才干上来；落实到增强思辨能力、廓清思想迷雾、提高政治觉悟上来。

现在有一个说法：凡是活着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这是借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名词。比利时的普利高津教授1968年提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就可能由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稳定的有序结构。而人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充实、提高自己。现在是一个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每天的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不同外界持续地“交换能量”，就无法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面对日新月异、瞬息万变、范围广、要求高的知识经济时代，迫切需要注入新的能量，不断地补给营养、更新知识，以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个人犯错误、跌跟头，固不待言；更严重的是贻误工作、损害事业，可就咎莫大焉。

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加深入地领会、自觉主动地响应习近平同志关于读书学习的号召。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这是领导干部胜任领导工作的内在要求和必经之路；否则，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就难以做好领导工作，就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他还明确指出，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因此，每个领导干部都应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积极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

我们说，领导干部读书，除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迫切需要，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前几年，《人民论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干部每周的读书时间比较少：34%的受访者，每周的读书时间为零到三个小时，27.6%为三到六个小时。就是说，六成以上的干部每周阅读时间在六小时以下。中央提出，当前领导干部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大量的表现，是思想平庸、作风浮躁、不爱读书。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些同志从现实功利出发，认为读书无用，“远水不解近渴”。有的甚至认为，要想得到提拔重用，首要的是在领导那里“挂上号”，这就要下力气搞好关系，拉小圈子，上面有人推荐，下面有人投票；不然，读书再多，“票决”不过关，也是白搭。这样，就经常置身于各方酒筵、同学同乡聚会、迎来送往之间，把本应用于读书的时间，投入到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称兄道弟，攀高结贵上。还有些同志单凭一己经验部署工作、处理问题；觉得书本上的脱离实际，不切实用；还美其名曰“不做书呆子”，“不搞本本主义”。

加之，现实社会中，诱惑多，应酬多，娱乐多。一些同志缺乏定力，摆脱不开这些方面的牵扯，置身其间，不能自拔；反过来，却又抱怨工作忙、事务多、矛盾错综复杂，没有片刻清闲，腾不出时间来读书学习。

不少同志没有养成读书习惯，心浮气躁，日常以上网、看电视、QQ聊天、网络游戏来代替读书。结果是，精神生活趋向符号化，阅读流于感官化、快餐化、传媒化，欲望的满足取代了意义的追求，思索代之以官能享受；即便读书，也往往停留在浅层次上，浅尝辄止，“看书看皮，看报看题”；不读原著，满足于从报刊上摘抄几句警语，或者寻找一些小感悟、小道理、小情趣的东西；缺乏计划性、目的性、连续性，零敲碎打，杂乱无章。

前人慨叹人生的无奈，说过这样两句话：“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意思是，年轻时头脑好使、适合读书，却优游岁月，不去认真读书；迨至中老年，知道读书重要，想要去认真读书，却因头脑迟钝，记忆力差，不容易读进去了。正所谓牙口好时吃不着肉，待到珍馐满桌了，却又牙口不好，嚼不动了。

当前，影视、录像、电脑、网络等各种大众传播方式普及应用，确实为文化知识的快速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新的渠道，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社会文化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一般地说，电子传播文化是以快捷性、直观性、休闲性、趣味性为其特征的，它的巨大的吸引力和“图像化”、“浅阅读”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书氛围的形成，造成了人们阅读能力的下降和读书人群比例的降低；文字的地盘日益被音像所挤占；接受效果也受到一定影响，天长日久，人们的想象力、理解力以及思考习惯，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国电影导演赫尔佐格说：“读书让人拥有世界，看电视让人失去世界。”

再深入一步探索，在社会重大变革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秩序的重建，工具理性及相伴而生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会加速膨胀，而价值理性则处于失落、衰萎状态。对于正当与否的考虑会被能否现得利、能否行得通的现实计较所代替。当人的欲望被市场化力量全面煽起而失去制约时，人们的精神追求会逐渐弱化；而金钱、享乐、感官刺激，则会相应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读书学习，弘扬人文精神、审美情操，树立高尚理想，就成为必不可少、刻不容缓的了。

那么，要加强人文修养，增强读书学习自觉性，从何着手呢？

二、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要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

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着巨大变化，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大生产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与之对应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文明的诞生、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由于人的本质变化远比环境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因此，尽管环境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还是作相似的思考、相似的反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了解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如何处理这些事件，对启迪今人的智慧仍然十分有效。世上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当代人对于历史的认识。因此，从历史事件中，提炼并领悟其中的哲理，是读史的关键所在。

我国有特别发达的史学传统，从前传下来这样两句话：一是“文史不分家”；二是“六经皆史”。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著作，有一些本身就是历史名著，如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国农民战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他们的许多科学论断，就是从上述历史著作中提炼和升华出来的。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无一不高度重视对历史问题、历史经验的研究。

我们知道，毛主席嗜书如命，史书为最。早在1920年，他在致好友蔡和森等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因之“劝大家读历史”。走上革命道路后，毛主席更是以史书为伴，马背上读书，行军中读书，吃饭前后读书，夜深人静时读书，病魔缠身时读书，罹患眼疾时还“听”书。他一生到底读了多少史书已无从统计，一部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三百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十七遍之多。他不仅自己重史、读史，还号召和带领全党学习历史。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延安时期，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号召全党“都要读历史”，并多次强调，“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周总理早在童蒙时代，就史书不离左右。他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笔下，周总理浑身散发着中国古典文化气息，“他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人上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

历史意识或者历史本身，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与精神价值。知晓历史，敬畏历史，这是造就现代公民素养的必要前提。历史资源有资治、垂范、借鉴、参考等社会功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对整个民族与国家来说，历史教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环节；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学史可以陶冶人格情操，增强现代人的历史责任感，判别何为善、恶、美、丑，明辨何为公正、进步、正义，从中汲取力量，有所追求，有所扬弃，有所进取。我把它用“凝聚人心，益人心智，传承文明，资政资治，判断决疑”五句话二十个字来加以概括。

前三句话是从社会、国家、民族整体上讲的：

所谓“凝聚人心”，是指历史的学习、研究，普及历史教育，有利于凝聚民族意识，加强文化认同，有利于广大民众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的形成与强化。清代学者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梁启超也曾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所谓“益人心智”，是指增强历史意识、传播历史知识，有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和社会整体智慧，也就是“读史使人明智”。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对历史事件、历史经验的反思，可以更好地塑造民族的文化品格，提高人文素质。现代教育学家陶行知曾两次请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给他创办的育才学校的学生讲中国史，为的是“给他们以做一个合格公民的知识”。不言而喻，在现代人的总体素质中，历史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构件，它可以提高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综合能力，在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时更趋全面、理性、周密、慎重。

所谓“传承文明”，是说历史典籍、历史知识是后人认识历史、传承文明、继承发扬优良民族传统的重要途径和基本载体。

后两句话同样具有普适性，但更多的还是着眼于领导工作这个角度。

所谓“资政资治”，说的是通过总结，把握历代治乱兴衰、是非功过、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以史资政，能够为当下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就是前人所说的：“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前些年，江泽民同志曾经邀请八位史学家就有关历史专题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课。其中一课专讲民族边疆史以及宗教问题，并且以清朝为例。应该承认，清王朝的民族、宗教政策，较之以往各朝代都是成功的。基本策略是恩威并施，宽柔相济。主要内容是：一、加强中央的权威，采取灵活的措施。对边疆少数民族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理机制：对新疆采取伯克制，对蒙古采取盟旗制，对西藏采取达赖喇嘛和班禅合治的宗教体制，对西南边陲采取土司制度。有个说法叫“因俗以治”，是乾隆朝提出来的。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就吸收了其中的积极成分；二、笼络和利用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进行统治；三、利用喇嘛教作为精神统治工具；四、移民开发边疆。清王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统治，是和它注意吸收蒙古族、汉族等其他民族的长处，善于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由于当时蒙古族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满族统治者十分注重同蒙古族的关系，始终采取争取、笼络的政策。满蒙联姻是清代的基本国策，其目的在于以联姻促进联盟，用姻亲关系巩固盟好，使蒙古王公成为直接效忠清朝的可靠力量。清朝统治者对于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减轻赋税，实行屯垦，发展贸易，加强经济文化联系的政策，并尽量扩大宗教的影响，推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对各族政教首领也从怀柔和利用出发，予以足够的优待。都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清王朝的民族宗教政策，立足点是笼络、控制、压迫，应该摒弃。但那种结合实际，区分对待、“因俗以治”、灵活运用的思维方式，是可以借鉴的。

所谓“判断决疑”，说的是读史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认知与判断。这也是领导工作中经常遇到而且无法回避、需要认真对待的。历史问题的探索过程是一种精神生命的行程，它既存在着思想演进的逻辑，也存在着思想者的生命感觉。历史是常学常新的，我们并非简单地复原历史，而是不断做出新的解释，并使之一定程度上引导我们的生活。这里有三个关系需要解决：

一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历史的选择性里有历史偶然性的因素；而说到历史的必然性，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不可避免性。重视历史的选择性，其最大意义在于，有利于强调每个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避免把历史的必然性曲解为历史宿命论与不作为主义。

二是历史的进步与倒退之间的关系。以往历史理论一味强调历史是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种历史观容易导致人们对历史进程抱着盲目乐观的单向思维，既不符合逆向思维的思想方法，也会对可能出现的历史逆流放松警觉性。在我国，1966年之后十年，就是历史的倒退。

三是历史合力与个人作用之间的关系。历史发展的合力系统，是恩格斯对历史动力的经典阐述。这种合力中，既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基本动力，也有与其相联系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作用，例如意识形态的强大反作用力，等等。历史合力模式，既把历史上大人物对历史发展的正负作用包含其中，也把每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对历史的选择性囊括其内，凸显了每个历史参与者在历史选择性上的主体作用，肯定了每个人独有的主体价值。

我在给沈阳市几套班子讲述历史时，一位负责同志提出“如何看待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的问题，我根据当前我国史学界的主流意见，从四个方面做了解答：

首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立国中原的历代王朝长期处在周边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因此，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便成了历代王朝统治者必须时刻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联系到现实，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正确认识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同周边有关国家的关系，处理好国内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二是，时代不同了，我们应该将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同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确地加以区分。历史上中原王朝周边的一些民族后来演变为独立的国家，我们今天周边一些国家与历史上中原王朝周边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的、历史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今天周边的一些国家曾经是历史上中国周边民族，并且是由中原王朝设置郡县管理的。我们叙述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历史，真相要说清楚，不需要回避；但也不能说，因为他们历史上曾经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便认为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属国，这是根本错误的。

三是，分析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完全站在各自少数民族的立场上。历代中原王朝不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全部，今天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今天我们分析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应当站在中华民族历史形成与发展的高度。历史上无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还是各少数民族政权，都曾为民族融合、民族进步、中华一统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样，无论是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也都曾有过狭隘的民族心理，采取过一些错误的政策、措施。

四是，在分析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原则。比如，对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分析就应该是这样。民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说，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如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等。狭义上说，是指各个具体的民族共同体，亦称族群，如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等。民族英雄应该是抵抗其他民族侵略，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杰出人物。我们既然承认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那么，就应该承认不论汉族或者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珍贵历史遗产的组成部分。落实到具体人物上，一个人可以是本族群的英雄，但未必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比如说，岳飞可以称为“抗金英雄”，意思是汉民族的民族英雄。当然，一个人可以既是本族群的英雄，同时还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比如说，郑成功、林则徐。人们对于近现代史上反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比较容易理解，没有不同的看法；而对于古代的民族英雄却有一种模糊观念，甚至带有虚无主义倾向。历史上不同族群之间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战争，战争中涌现的杰出人物，是各个族群的英雄，那个时代没有共同的民族英雄，岳飞是大宋的英雄，完颜阿骨打是大金的英雄。这里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是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即使处于长期对立、分裂状态，同样都有一些中华民族所共同奉行的价值观、道德观，比如忠、孝、民族气节、公平正义，等等。因此，我们绝不应该把秦桧等各个民族皆唾而弃之的民族败类说成是民族英雄。

三、学习、掌握哲学思维，了解传统文化与国学的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一个从经验型、自发型进入理论形态、系统形态、超前形态，提升理论自觉和思维层次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重要的，它既能为我们树立科学世界观奠定基础，又能统领与整合各种知识、学问。喧嚣浮躁的世界需要深刻的思想；高品位的、健全的人生，不能没有哲思的陪伴、智慧的导引。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集人生智慧之大成，我们应该通过读书学习，发掘并弘扬这些文化瑰宝，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掌握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文化精髓和具有普世性、前瞻性的中华智慧，从而增强理论自觉、道路自信，充满活力，奋发向上。通过读书学习，学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又有所作为；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定位取舍，实现人际和谐，相互信任，最终达到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共同要求；关注人与自我的关系，正确地认识自我、对待自我、提升自我，消除不良心态，达致精神平衡的理想境界。

古人有言：“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是把读书同个人修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同样，我们也应该做到，徜徉于浩瀚无际的书的海洋，从先秦诸子的哲学、左班司马的史学、《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韵文、庄韩欧苏的散文，到明清小说、鲁迅杂文，通过读解、消化、涵咏，以增长智慧、健全人格、提高素质；借用一个天文学名词，就是要培植“正能量”—激发一切引导人积极进取、给予人以希望和信念的动力与感情。

人们通常说，学习是为了获取知识。这话当然不错。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决定高度，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是权力的基础和财富的源泉。不过，若是细致地分，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搜罗信息，二是获取知识，三是掌握规律、增长智慧。市场经济，商业社会，人们自然都重视信息的获得，每天接触媒体，捕捉信息，据以分析和参考，它强调的是新鲜，但这只是“初级阶段”，如果把信息看作是矿砂；那么，知识便是大量的事实与认识的矿粉投入熔炉之后，提炼、组合而成的可供使用的材料，这是第二步；也还没有最后完成，还须进入更高级的阶段—探索规律，增长智慧。用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三个层次：中国古代史书《战国策》上有这样一段话：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国者。”仪狄造出酒来，这是信息。造酒技术很高超，味道十分甘美。这就有了知识含量。大禹喝了，慨叹说：后世君王肯定会有因嗜酒贪杯而致亡国者。这就是智慧了，带有高度的预见性。

1935年，毕业于医学院的奥地利的洛伦兹，在继承祖业行医的同时，从事动物学研究。一天，他偶然发现，一只刚出世的小鹅总是跟随自己转，他立刻推测到，这是因为小鹅出世后把第一眼看见的人当作了它的母亲。这种现象，只要生活在农村，都会见到，新下生的鸡雏，会跟定你不放。可是，又有多少人思考过其中的奥秘呢？而那位奥地利的医生洛伦兹，却根据这种现象做出推论：大多数动物在其生命的初始阶段，都会无须强化而本能地形成一种行为模式，而且一经形成便很难改变。从而创造出一门新的学问—现代动物行为学，获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

大部分知识都是专门的，是关于某一领域、某一科目、某一程序、某种思想方法、价值准则等方面的认识；知识再进展一步，就成了思想观念、价值准则、规律性的认识。各种具体知识之间很难会通，但当它上升为思想意识层面，从中获得理念和感悟，就可以豁然贯通。所谓规律、智慧，正是这种知识与思想观念的升华，是由死变活、经过转化的知识与思想，是起统率作用的。知识关乎事物，充其量只是学问；规律反映问题的实质，触及深层的底蕴；而智慧则关乎人生，属于哲学的层次。马克思把哲学比喻为“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意思是哲学是武装头脑的，是在前面指导人生的。黑格尔说，哲学是反思的科学，是事后的思索，因此，他把哲学喻为“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两位大师讲的都是关乎智慧、关乎人生的。智慧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因此可以说，智慧是应用于实际的哲学，往往表现为一种判断、决策与战略抉择。它并不是小聪明，也不是一般的谋略，而是一种大智慧。

我们党集中了一大批富有大智慧的思想家、战略家。像毛泽东的军事智慧，周恩来的外交智慧，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等许多方面，还有“苏东剧变”时，提出的六句话：“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后来又加了一句：“有所作为”。都表现出高屋建瓴的惊人智慧，对全党全国富有重大的直接指导意义。看得出来，智慧反映的是一种预见性、全局性、战略性、超越性与实践性。

有人说，三到五年，世界上的知识就增长一倍，但决不可能，人类的智慧三到五年就提高一倍。现在，信息和知识已经多到了爆炸的程度，但并不能说，思想和智慧已经多得到了爆炸的程度。知识的演变是进化论，而哲学智慧的历史演变，不是进化论的。有人把古代哲学说成是萌芽状态的，朴素、低级的，这是把科学知识的概念移入到哲学智慧的评价。其实，孔老之学，周易之学，直至两三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无法超越。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哲学究竟有什么用途呢？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掌握了哲学，就掌握了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大聪明，是超越一般人的素质、教养和境界，诸如真诚、通达、友善、宽容、睿智等，这样对生活的“觉解”就大不一样了，对己对人的心态就大不一样了。同样是或种田、或做工、或习武、或经商、或当官、或教书，生活都显现了它的意义，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哲学等同于一般知识、技术，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永远是一种“无用之用”，它是作用于人的精神的，一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当一个人的灵魂对于人生产生根本性的疑问时，他就会走向哲学。那些不关心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当然不需要哲学。

正是由于人们误认为哲学是知识学，抱着一种实用的、功利的态度，因而习惯于从“形下”的工具理性去看待哲学；习惯于以“灌”的方式去学，以“套”的方式去用；习惯于背结论、记公式，以为记住“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些原理、规律，就算掌握了万应灵丹，可以包治百病了。

依我个人的体验，学习、研究哲学有两个要领，可供我们把握：一个叫作选择视角，一个叫作提出问题：

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古代哲学家庄子，提出观察事物有多种视角—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在道的视界里，纷纷万物、芸芸众生，都是一体平等、没有差别的。人也好，物也好，“以道观之”，一切等级、畛域都泯除了。

“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从一人一物看来，都把自身看得高贵，不可或缺；而把他人他物看成猥琐、卑贱，可有可无。由于取径甚低，不能不受到种种私见、偏见、成见的遮蔽，所以，观察事物、认识问题，必然缺乏应有的客观态度。

“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世俗的立场，是缺乏定见，随人俯仰。往往是通过周围人们的反映来认知自己，以致凡事都须看别人的眼色，毫无自己的主见。

“以差（别）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万物的大小、差异都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当相互进行比较时，选取什么角度。

“以功（用）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这里说的是，有用与无用属于价值判断。凡是价值判断，都取决于主观视角，就是说，最后的结论都是相对的。

“以趣（取向）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取向、取舍，属于价值判断范畴，因而也是相对的，都依主观视角的改变而改变。

视角之外，还有个立足点问题—所处位置不同，观点和取向就将随之而变化。

白族著名诗人晓雪写过一首短诗《发现》，他以独特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描绘出云南的石林在不同地区的游客眼里所呈现出的不同形象：新疆人看这里的石人，每个人都戴着维吾尔族小花帽；内蒙古人看这里的石峰，说是活像蒙古人锋利的马刀；西藏人看这里的石山，认为颇像喇嘛、活佛在念经；宁夏人看这里的石林，像穆斯林在做礼拜。其实，这种“发现”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那些高耸而尖峭的石林，在渔民眼里，很像丛林般的桅杆；林业工人看去，却像无边的森林；钻探工人看去，像是成群的井架……这里一个重要因素，眼界、视角不仅取决于立足点，而且，和生活基础紧密地联结着。

哲学，第一位的是问题。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如果你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记住一些机械的条条，那么，哲学对于你可就真的没有用了。但是，哲学却又并不提供答案，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都不可能有所谓标准答案，它只是推动你去思考，反思、体悟、品味、涵养，这些是搞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的不二法门。

所谓提出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有“问题意识”。无论是对于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问题意识都是最要紧的。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中国哲学是与传统文化、与国学有着紧密联系的。在这里，我想结合起来说一说：

作为民族之根、文化之源，传统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是区分此一民族与彼一民族的核心标志。许嘉璐先生说，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灭种。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民族素质，滋养我们内在精神、气质的源泉；关涉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国际地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我国传统文化从学理上讲，有儒、道、释三大支柱。儒、道属于本土文化，在中国最先产生；东汉以后，中经两晋南北朝与隋唐，佛教文化传入，形成三足鼎立、相辅相成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连续性、渗透性、吸纳性、稳定性。就其根底来说，作为人生智慧的集大成，它主要是研究探索下列三种关系：一是探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价值取向，从前称作“天人之学”。人既认识自然，遵循自然法则，又要能动地协调自然，自强不息，有所作为，以达到天人和谐的最高境界；二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定位取舍，最终实现人际和谐，解决人文危机，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共同要求；三是，关注人与自我的关系，认识自我，磨炼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消除不良的心态，达致精神平衡的理想境界。对这三个方面的探索、研究，在现时有其特殊的意义。当下，人类面临一项共同的挑战，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精神危机。现在，世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具有普世性、前瞻性的中国人生智慧。希望通过发掘和弘扬这些文化瑰宝，获取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来救治这三大危机。

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融儒、道、释为一体，优势互补，相反相成，各有千秋。儒家讲求入世进取，强调刚健有为，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究精神超脱，道法自然，安时处顺，无为而治，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二者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看似对立，实则互补。佛家讲究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干扰，化烦恼为菩提，淡泊名利，“放下为上”。这在充满了名利拼争、精神式微的当下，也不无劝诫意义。三者互为作用，形成相反相成的机制。“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是南宋孝宗皇帝的话，大体上说到了点子上。汤因比是英国的一位哲人，号称史学大师，他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自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旧有框架，明确地断言：“中华文明将统一世界。”其依据是：“在未来，中国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能够推动人类和谐发展。”

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而国学，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国学是与西学相对应而提出来的。按照唐翼明先生的说法：“狭义的国学可以以人作个比喻，脑袋就是经学，到清朝基本定位为‘十三经’；‘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以及子书和集部，这大概相当于近代的历史、哲学、文学，它们就相当于人的躯干；而腿部和脚部等根基就是小学，小学包括声韵、训诂、文字，比如《说文解字》就是小学。它们加到一起就构成国学，是真正作为学问的国学。”

经书古奥，不易读解，怎么办？于是，就有“四书”作导入的门径。相对地看，“四书”结合主观与客观的实际更紧密一些，更容易理解一些；而且，“五经”的基本义理，都体现在“四书”里面。《论语》一书记载着孔子及其若干弟子的言语行事。书中，孔子着重说明一套人们所共同认可的社会行为准则，从社会整体性上来把握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属于人文规范，而不是技能、工具性的知识。《论语》中孔子所论述的做人之道、治学之道、治国之道，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千百年来，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国人日常文化、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吮吸到鲜活、丰富的人生营养。孔子的学生曾子，从修养自己的心身入手，指出正心诚意的路径，于是而有《大学》之作。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子思，在他爷爷首创“中庸”、“中和”的伦理道德观的基础上，又通过《中庸》一书详细论述了有关生活方式与处世规范的问题。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着眼于解决行为方式的问题。就是说，《孟子》七篇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类行为方式的儒家经典著作。

最近，习近平同志到曲阜孔府考察。参观孔子研究院时，看到院长杨朝明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时，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他还说：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在“国学热”中，一些学者走出书斋，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对经典做通俗化的解读，唤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启发人们重新认识它的价值，应该加以肯定。但是，同时也产生一些偏颇，主要是有些解读，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强加到古人头上，结果造成了误读。应该看到，对国学经典的任何阐解，都必须还原到其所据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去，并以符合其自身特质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来进行，否则就无法准确地传达其深邃内涵。所以我们主张，研究国学还是应该提倡阅读原典，准确吃透原著的精神。

四、关于领导干部的品德修养

说到领导干部的人文修养，必然涉及品德与人格问题。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我们注意到，当评判一位卓绝超群的政治家时，除了考量其功在当时、名垂后世的政治实践，总要兼顾他的德行与思想。尽管限于历史条件，在有些人身上，事功与人格未必完全统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真正伟大并被世人所衷心景仰的杰出人物，无不具备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这是他们的政治魅力与感召力的所在。较之政治活动的多变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其政治品质、人格魅力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集中地体现着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的主导特征。作为普通人，我们也不例外。评价身旁的某些领导同志，当他们退休离职之后，政绩如何往往逐渐淡化，而德行、品质却越来越凸显出来，总是更多地受到关注。因为要干一番事业，总须具备多种客观条件，而品格如何，却是自力可为，无须仰赖他人的。

我常想，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时间很短，权势、地位、财富转眼间就不属于自己，应该无比珍惜身后的名誉。从另一个角度说，人在世上几十年，包括退休以后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真是不算短啊！如果没个好的声名，被人指着脊梁骨骂，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或者整天忧心忡忡，总怕哪个地方“冒顶、喷浆”，纵令你有再大的产业、再长的寿命，又有什么乐趣呢！

结合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切身实践，谈几点实际体会：

第一点，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很重要。我的成长得力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良好的时代风尚、工作环境；那时，“老革命”还都健在，由于在省级机关工作，有机会接触那些公道、正派的老革命家，也得力于他们的直接栽培与教诲。当时，我担任省委主要领导秘书，经常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亲眼目睹了许多重要场面；直接感受到中央和地方革命前辈的人格风范。这里说件小事：1981年，中央来人组织推荐省委领导成员。有位老同志叫于宁，同中央同志讲，要从个人意气出发，我是不同意孙维本上来的，因为他对我不够意思；但要是从党的整体事业出发，我还是极力推荐他，因为他有能力、有水平。后来，省委书记在全省干部大会上表彰他的思想境界。

有时一两句话，会使你终生受益。“文革”前我在营口市委工作，听一位老书记讲：“有些事提起千斤，放下四两。”意思是要辩证地、客观地看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讲，对于防止极“左”很有好处。他还说过：“许多事情的处理，你如果稍微冷静一些，过上一天两天、甚至一两个小时再处理，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他多次提出，对下属、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学会宽容。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有针对性的。我认识到宽容大度，设身处地，留有余地，是争取主动、立于不败之地的有效保证。

我当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时，经常被老书记找去交谈。一次议论到，“文革”中、“六四”期间犯政治错误的，多数都有个人品格、素质上的根源，素质里面又包含着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他们或者权力欲特强，或者抱政治投机心理，或者极端偏激，而极端偏激又往往和个人的直接利害相关联。他们平时情绪还比较稳定，一到关键时刻，情绪就呈爆发之势。人们常说“情商”，但往往偏重于情感，而忽视了情绪。这个“情绪”可了不得，往往决定人的行为指向和操作强度。当人处于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就会倾向于事物美好的一面，而当处于抵触、沮丧、对立的情绪状态，就会偏重事物消极、阴暗的一面，易于动怒、偏激，行为出轨，直至出政治偏差。所以，现代科学有“情绪管理”一项，讲究抑制感情冲动，克服急切欲望，延缓欲望满足，做好情绪疏导。

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的一位将军对我说，成功有两条要领：一是“初战必胜，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二是“要防止本末倒置—小事用力不小，大事用力不大”。也使我深受教益，终生不忘。

第二点，我先后在市里、省里做了领导，有一点体会很深刻，就是相对超脱一点很必要，留出一定时间思考重大事项，切忌陷入具体事务圈子中去，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毛主席说，出主意、用干部，是非常有道理的；主要领导要管主要的事，什么最主要？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我在市里、省里都提出，要劳于用人、逸于用事。人用得好，自然不愁工作落实。一把手相对超脱一些，还有助于发挥副手作用，有助于人才成长，做到人尽其才。当时，也有人警告说，你不多抓、多管，就会丧失领导权，就得不到应有的威信。其实，领导权也好，个人威信也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靠真理力量，比如见解高明，决策正确，有预见性、前瞻性，等等；二靠人格魅力，包括品德修养，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能够起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不在于呼呼拉拉、吆喝巴喊。

一个人在面对金钱、权势、地位、美色的诱惑时，能否有定力，能否抵御住这些诱惑？外在的法制、准则，客观环境条件的制约固然重要，但真正能够长久起作用的还是内心的道德防线。这个内在的道德防线，实质上就是思想品质、人格风范。现实中充满着多种多样的诱惑性。我觉得，人生总有一些自性的、超越现实生活之上的东西需要守住，需要有一种自信自足、气定神闲的定力。这样，人的精神才有引领，才能在纷繁万变的环境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内在品格，在世俗的包围中葆有一片心灵的净土。

真理力量、人格魅力、自信力、定力—这四个“力”，确实都很关键。

第三点，在现代社会中，要不要交朋友，如何交朋友，这是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这里大有学问，大有说道。有些富有人生经验的老同志，告诫年轻人，叫作“慎交朋友”，我想这是饱含着血泪教训的痛切之谈。应该讲两句话：一是要交朋友；二是要结交益友、诤友，远离酒肉朋友、谄媚之人。朋友还是要交的，不能因噎废食。这方面，我们要向周总理学习。周总理朋友最多，他在弥留之际还特意嘱咐：“不要忘记老朋友。”与此相关，还有一句老话：“常想平生未报恩”，要有一种感恩思想。这些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更富有现实针对性。

这里有三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有了权力就必然有威信、有威望。实际上，威信、威望靠耍威风、耍手段是树立不起来的，只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要待人以诚，以身作则。二是把无原则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搞小圈子看成是交朋友，古人说：“同道为朋，同志为友。”三是认为，当了领导，身旁朋友多着呢！实际上，许多领导干部是没有朋友的，你看着身前身后围拢着很多人，那并不是真正朋友，许多人是趋炎附势，相互利用，一当你退出领导岗位，昔日的所谓“朋友”纷纷作鸟兽散，最后门可罗雀，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人家自然就弃之如敝屣了。真正的朋友是道义之交，推心置腹，志同道合，肝胆相照。这样，你即使倒霉了、下台了，他们仍然与你相知相重。

第四点，学会做减法。中国历史上有三种人：一种是一辈子都做加法，比如秦始皇、成吉思汗；一类人先做加法，后做减法，这又分多种情况：比如曾国藩、陶渊明、郑板桥，就属于不同情况；还有一种，一辈子总在做减法，像庄子。共产党人要为人民服务，要干革命，总做减法，无所作为，这不可能。但可以提出来：事业上做加法，生活上做减法。那么，如何落实、如何践行呢？

这就要去贪、戒得、制欲。贪，触犯法纪，必须彻底去除；得，要付出代价，须注意警戒；欲，容易蚀损本性，损害性灵，堕志伤身，需要控制。人生要经常处于知止知足心态，树立正确的苦乐观、人生观、价值观。关键是要看得开、放得下。同志们可能看过朝阳古生物化石馆。那些鱼化石、鸟化石，至少都在一亿二千万年以上。在整个人生之旅中，与古生物化石相比，真是觉得人生所能把握的时间实在是过于短暂了。普通人能活上一百岁，就被称为“人瑞”。这又怎样？也只不过是这片狼鳍鱼化石的一百二十万分之一。真个是：“叹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争名夺利，究竟有多大价值？其实，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得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什么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权势，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很可能一转眼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就会冷静地思考：从前那么苦抓不放，究竟所为何来？是呀，平时颐指气使，势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临死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一死，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除了嘴里含颗珠子，任何财富对于他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到了这个时节，人会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一些，会发现平日诸多可悲、可笑、可悯之处。当然，这种“红尘觉悟”不见得多么牢靠，有时消失得很迅捷、很干净。人是一种善忘的动物，常常是一下了病床，恢复了健康，就把这些感悟忘得无影无踪了。

过去有“老马识途”的成语。随着岁月的积淀，经验教训就成了人生财富。我愿把自己的“一得之愚”贡献出来。其中难免存在着局限性，大家“择其善者而从之”吧。

关于读书和创作

——在辽宁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1990年6月8日）

辽宁大学，作为我们省的最高学府之一，是人文荟萃、作手如林之地。应邀到这里来讲读书、谈创作，我确实有班门弄斧的顾虑。当然，也可以自解：就是在品味一席盛大的川菜，盛赞那干烧鱼翅、红烧熊掌、清蒸江团、鸡蒙葵菜之后，也不妨尝一尝那些街头的“小吃”，什么赖汤圆、龙抄手、钟水饺、珍珠元子、夫妻肺片、师友面、小笼牛肉，这些也毕竟是别具一格的。听惯了黄钟大吕之后，偶尔欣赏一些里巷歌讴，也可以换换口味。

下面，从四个方面展开我的话题。

一、自报家门

孟子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为了增进了解，先作一番自我介绍，给自己画个像。结合着，谈谈我的读书历程。

1935年，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故乡在医巫闾山东面一个芦苇丛生、荒凉偏僻的村落里。当时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日本“皇军”和伪保安队不敢露面，那里便成了一处“化外”荒原。我有一位族叔，很有学问，也有一些资产，膝下一子，生性顽皮、整天惹事生非，当地没有公立学校，叔叔便延聘一位老学究来加以调教；由于对我有好感，便把我连同他的孩子一起送进了私塾。六岁到十三周岁，读了八年私塾，在这里受到了比较系统的传统教育。读书进程大体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三百千千”之后，先读“四书五经”，再读《左传》、《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再读先秦诸子，主要是《老子》、《庄子》、《韩非子》。老师这个安排很特别，也有他的理由，就是趁孩子记忆力最强的时机，把需要背诵的经书背下来，懂不懂没关系。他有两个理论：一个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再就是，在好读书时抓紧读，不要好读书不读，不好读时却枉劳心力去记诵。他打个比喻，说是像小偷进屋偷东西，金银细软，收拾起来，背上就走；待到安全地方，再作分类、归拢。从实际效果看，这样读下来，一是确实记得很牢；二是先难后易，从佶屈聱牙的经书（比如《书经》、《礼记》），到史书、诸子，有一种春水融冰、江河下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的快感。

回顾那八年的私塾生涯，有失有得。最大的失，是思想受到禁锢，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也承受一些负面影响；收获有三方面：一、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国学基础，主要是在文史方面；二、培养了对于历史的浓烈兴趣，因为旧学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而且是“文史不分家”的；三、训练了很强的记忆能力，现在五十几岁了，不敢说“过目成诵”，但超强的记忆力，肯定超过普通人，原因在于小时候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我没有进过小学，所以，至今也不会拼音，查字典全凭笔画。我是1949年夏天直接考入中学的，数学只得了十九分，当时带个算盘，“四则”题不会列方程式，算盘一扒拉，“一退六二五”，“三下五除二”，结果出来了。但是，语文得的是满分，字也写得好。口试时，历史、地理都很优异。大学毕业后下乡锻炼，当过村官（乡团委副书记），还当过中学教师、新闻记者、报纸副刊编辑，后来就在市直、省直机关工作。

“文革”十年，是我读书比较集中的阶段。由于一开始，就以报社黑笔杆子罪名遭到批判，机关群众组织忌讳，不愿吸收入内，这倒给了我安心读书的机会，主要是读鲁迅的作品。后来进入批斗“走资派”阶段，我们这些“死狗”便没有人理了，加入到群众组织里面，也没有多大兴趣，还是照样读书。迨到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我的读书机会就更多了。“破四旧”时，红卫兵抄家，弄来不少古书，统统放在仓库里，这回“批孔”要找靶子，因为我读过私塾，革委会宣传组便指令我去清理旧书，弄了两整天，挑出有价值的三百多种，我把它们用卡车运到机关办公楼上锁了起来，钥匙由我带着。这样，我便打着“评法批儒”的旗帜，名正言顺地进进出出，看书、摘记。其实，那时军代表关注的是联系现实，他们不愿也不懂翻动那些古旧东西；可是，我却又和这些久违了的“线装书”旧情重续，整天爱不释手。当时主要是读“诸子”，徜徉于《老子》、《孙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鸿烈》、《论衡》之间，仿佛进入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源世界。我记了十多本笔记，中间也没有人催我写批判文章，倒乐得个清闲自在。

光阴荏苒，岁月其徂，于今已三十年矣。人过中年，时间仿佛过得更快，“岁月疾如下坂轮”，光阴自当以分秒计，正所谓：“时间常恨少，苦战连昏晓。”无论节假日、早午晚，一切工余之暇，我都攫取过来用于学习。即使每天凌晨几十分钟的散步，也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凝想；甚至晚间睡前洗脚，双足插在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友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关于读书，我曾写过六首七绝：《读书纪感》。其三：“伏尽炎消夜气清，百虫声里梦难成。书城弗下心如沸，鏖战频年未解兵。”其四：“学海深探为得珠，清宵苦读一灯孤。书中果有颜如玉，戏问山妻妒也无？”这些都是心路历程和苦读生涯的真实写照。从一定意义上说，读书成瘾与烟瘾、酒瘾无异，已经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没有厌倦情绪，有时甚至甘愿为此做出牺牲。看过《聊斋·娇娜》的，当会记得这样一个情节：娇娜给孔生割除胸间痈疽，“紫血流溢，沾染床席，生贪近娇姿，不惟不觉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

二、说说我与文学创作

我写作旧体诗时间很早，早在读私塾时期就写了一些。水平高低不说，但绝对都是合格入律的。那时也试着用文言形式写作论说、记事文字。刚上初中时，向老师交的作文，还是“之乎者也”的，后来，被老师狠狠“撸”了一顿，说“你如果不改，我就当面给你撕掉”。这样，便学会了现代表达方式。但真正称得上文章，还是在60年代初开始的，那时编报纸副刊，同时也便开始了散文创作。出过几本散文集，一本旧体诗集。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三四年前，1986年、1987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办了一个《望海楼随笔》专栏，当时，作者遍布于全国各地，主要是六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多达六七十篇。受到了知名作家、北京市委副书记（后来做了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同志的热情关注和赞誉，在我把这些文章结集为《人才诗话》时，他还给写了序言（笔名余心言）。

我的创作全部是业余的，每天八小时之外，作为自己的活动天地，一般地不容许侵犯。关于我的散文，省里开过两次讨论会，最近这次，学者们分析了风格特征、文体意识、语言特色、独特视角等，里面不无溢美之辞，但对我还是大有启发的，使我知道应该在哪些方面用力。

赞誉也好，批评也好，大家都一致称许我的坚忍不拔的毅力，称赞我在当前的商品大潮中，默默地据守在文学岗位上。我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质生活更重要；永远站在起跑线上，向自己预定的一个个新的目标冲刺。至于能否夺魁，我并不看得特重。我觉得，跑的过程本身对我更重要，更具有吸引力。

许多同志不理解，你的地位已经不低了，待遇也足够了，年过半百的人，还犯得上花这么大力气拼搏文章吗？一般情况下，我都一笑置之。说是“夏虫不可以语冰”，有点不太尊重。实际上，“道不同，不相为谋”，要解释也没法解释清楚。事实上，在任何时代，追求“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人总是占全社会人口的极少数，我甘愿加入这个极少数人的“精神贵族”的行列，对这一选择我将至死而不悔。我有我的快乐，甚至是幸福。这是大境界、大潇洒。这是内心世界的东西，它不是给别人看的，仅仅是一种主观的自我感觉。我的自我感觉，一贯是好的。

那么，苦不苦呢？相当地苦，非常地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苦情是很深的。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说过：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也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地生活下去了。莫泊桑决定当作家，他的老师福楼拜对他说，你选择了这个职业，以后就不能像一般人那样舒服地生活，就不能享受一般人可能享受到的那些娱乐了。

清夜无眠，我曾凑了四句小诗：

推举石头攀陡山，茫茫学海未知还。

痴顽如我诚堪笑，事业文章欲两兼。

说来也是邪门，明明知道文学之路千难万险，可是，许多人仍然趋之若鹜。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在日记里写道：“当一个作家或者不当，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它是和我这个个体中的一切伴随而来的，是发自其中的最深沉的鞭策。就是说，写作是与自己的整个生命存在紧紧联系着的，写作是自己命定的生命境界。就是说，对于一个好作家来说，对于一个以精神探索为命定的生命境界的人来说，当一个作家或者不当，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

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有人说，患上别的病，都容易救治；唯独和文艺结缘，万劫不覆，无可救药。英国作家毛姆的中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取材于法国画家高更。高更原来是股票公司的一个职员，在四十岁左右突然迷上了艺术，变得神经不正常，也不回家了。他太太怀疑他有了外遇，委托一个朋友调查。结果报告给高更太太，说高更没有和任何女人有来往，现在迷恋的是艺术。太太一听，哭了，说这可完了，如果迷上另一个女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厌烦的，我有信心把他夺回来；唯有迷上艺术，我这一辈子，算是彻底完了。

不仅迷上艺术无可救药，之死靡他；而且，心甘情愿吃苦受累。著名文艺评论家傅雷先生说过：“艺术是一个暴君，因为做他奴隶的都心甘情愿，所以，这个暴君尤其可怕。你既然认了艺术做主子，一切的辛酸苦楚，便是你向他的纳贡。你信了他的宗教，怎能不把少牢、太牢去做牺牲呢？”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文学创作那么艰苦、劳累，那为什么竟会让人如痴如醉、乐此不疲呢？

按照我的体会是，创作固然是艰辛的，可是，苦中有乐，就其本质来说，创作如同读书一样，是一种精神享受。创作的艰辛，体现为一种长期熔铸性情、积贮感受、一朝绽放的甜美。试看母亲产育婴儿，用一句时髦的话来形容：“痛并快乐着。”作家面对作品，宛如母亲面对婴儿，那种可爱的“宁馨儿”，总会带来一种成就感、自豪感。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条件下，我们才说：“越是艰苦，越是快乐。”

创作过程是艰苦的，但创作心态却并非像负重登山那样，筋肉紧绷，气喘吁吁；而是表现得轻松自如，左右逢源，绝非胶着、执拗。创作过程中，作家总是努力减轻心灵的外部负载，从容不迫、张弛有度地发挥好自己的创作活力。宛如舟行江上，纵目山川，仰眺俯瞰，刹那间感受到宇宙生命的律动，感受到这一律动与内在情怀的契合，目与心会，情与景融。这时节，作者的内心，应该像宗白华《美学散步》中说的：“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李白说：“当其得意时，心与天壤俱。闲云随舒卷，安识身有无。”达到了“物我神会”、双向交流的境界，将形而下的景与情，上升为形而上的审美超越。此时心境，正像宋代词人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词中所描绘的：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鬓萧疏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完全是一种放任不羁、自由自在、散淡逍遥的心境。所以，黑格尔老人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

三、关于散文的意蕴

上面谈了创作的艰辛、创作的心态；接下来，我想说说作品的意蕴。它们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刚才说到，“创作的艰辛，体现为一种长期熔铸性情、积贮感受、一朝绽放的甜美”；那么，这种经过长期熔铸与积贮的“性情”与“感受”，又是什么呢？也就是作品的精神内核，或者说是一种意蕴。下面分三个层次讲。

其一，意蕴之不可或缺。

中国传统绘画，非常重视布局、章法和笔墨之趣，但一切高水平的画家都无一例外地把立意放在全部创作过程的首位。清人沈宗骞说：“意思既定，然后洒然落墨，气运笔随。若意思未得，但逐处填凑，纵极工稳，不是作家。”说的是作画，于散文创作亦然。清人王夫之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

文学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写照与思考，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写照与思考。写照，就是提供一面镜子，人生存得怎样，让我们从文学这面镜子里看一看自己的尊容；思考，则须进一步评价如此生存值得还是不值得，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应该怎样生存，以怎样的精神状态生存，才是有意义的，才是理想的。这些，通通地表现为意蕴。

我的散文里，可以说，篇篇都有比较深刻的意蕴。在《昙花，昙花》中，我想烘托一种人生的精神境界：自甘淡泊，多予少取，在贫瘠土地上蕴蓄元气，为着绽放一朵奇葩，使出浑身解数，最后力尽而竭。纵观宇宙万物，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在宇宙长河中都是短暂的一现。只要能在这一现之中，像一颗陨星冲入大气层之后能在剧烈的摩擦中发出耀目的光华，同样称得上星云灿烂。

《清风白水》一文，通过大量的景观、意象，使人们热爱九寨沟的自然生态：“川西北岷山丛林中的九寨沟的特色，是朦胧、神秘、奇丽、自然，充满荒情野趣，全无雕琢痕迹。如果说，泰山具有老年人那种饱经风雨、阅尽繁华的成熟与镇定，那么，九寨沟就是少男少女般的活泼、烂漫，清风白水，一片童真。以言艺术美、人文美，或许不及其他许多风景名胜；以言自然美，则是各地难以比驾的。天涯何处无清水？难得的是，这里的原始生态保持得很好，因而水质绝少污染，清澈异常，透明度达到二三十米。空气清新甜美，天空蔚蓝如拭，没有一丝浮尘雾霭。大自然的神功，将泉湖溪瀑聚炼为一体，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

《神话的失踪》，说是寻找诗踪，寻找神话，实质是歌颂改革—由于生产力发展而神话失踪了，好事一桩，何憾之有？早在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就说了：“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其二，意蕴如何体现。

这种意蕴，在作品中并不单独、直接地显露在外，可是，又能在作品整体以及每一部分中闪现着它的踪影。这种意蕴的存在，不能理解为“把社会意图强加给艺术”。一部作品如果缺乏精神内核，必将流于浅薄、轻飘、平庸、乏味；可是，如果简单地“把社会意图强加给艺术”，那就势必流于枯燥无味、生硬直白，不仅缺乏观赏性，甚至根本谈不上是艺术作品。文学的本质是审美，审美价值有一种溶解力，可以把政治价值、思想价值、宗教价值、历史价值等溶解其中。

有人要贝多芬阐释他的一支曲子的意蕴，贝多芬默然无语，只是重新把这个曲子演奏了一遍。这个人没有理会，再问贝多芬意蕴何在，贝多芬泪流满面。是的，一切都在曲子里边，应该说，并没有什么外在的、需要用语言补充和阐释的意蕴。这是贝多芬用悲怆的眼泪告诉我们的。

过去，我们曾经饱受“图解主题”的庸俗创作论的侵害，致使有些人谈“旨”色变。其实，如果主题是指经过艺术家体察的精神力量，是作家用以点燃、烛照万千心灵的理性火焰，就没有理由排斥它。

作家观察生活、理解生活，把握生活的特殊性，决定了不能动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性论说，而是要用审美的艺术眼光，理性分析要沉淀在审美眼光之中。默默地、不见形影地起着制约、导向作用。不能露形于外，颐指气使。

高尔基说，好的散文，不是说教，而是“让思想饱和在生活之中”。这话很准确。所谓饱和，是说思想不是外贴的，不是糖衣片，而应该像人们吃面包与水果一样，维生素、营养饱和里面。思想和生活，犹如托尔斯泰说的，从山坡上疾驰下来的马车，说不清是马拉着车，还是车推着马。清代古文大家刘大櫆说：“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出也，故即事以寓情。”

我写过一篇《心中的倩影》，说秦淮河的胜迹，久萦于心，常以未曾一到为憾。这次有机会了，离那里只剩下咫尺之遥，但是当我听说那里已经污染得不成样子，为了不使那如诗如画如烟如梦的旧时月色消失，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以便在记忆中永存她的美好的倩影。文中还讲了萧乾的故事。十八岁时，结识一位名叫萧曙雯的女学生。二人心心相印，灵犀互通，诚挚地爱恋着。不料，校长从中插足，声言如果曙雯拒婚，就要对萧乾狠下毒手。姑娘断然斥绝了这个恶棍，同时劝说萧乾赶紧离开，以免遭到暗算。这样，一对情人南北分飞，无缘重见，各自在布满荆棘的坎坷路上建立了家庭。六十年过去了，他旧地重游，得知萧曙雯仍然健在。这对于千里离人来说，尽管不无苦涩，却也毕竟是一种抚慰。可是，经过一番斟酌，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这个此生难再的机缘。他不愿让记忆中的清亮如水的双眸，堆云耸黛的青丝，轻盈如燕、玉立亭亭的少女丰姿，在一瞬间，被了无神采的干枯老眼、霜雪般的鬓华和伛偻着的龙钟身影抹掉，他要把那已经活在心目中六十年的美好影像永远保存下来。萧乾说：“这不光是考虑自己，也是为了让曙雯记忆中的我永远是个天真活泼的小伙子，所以，还是不见为好。”留恋昔日的风华，珍视美好的印象，永存心中的倩影，这样一个美学命题，不是直白地说出来，而是凭借一系列鲜活的形象、生动的故事展现出来。

还有一篇《追求》，我想说的是：美在于不断追求，不在于占有；走进却不踏上去，留下一块永恒的绿地，供日后悬想与追思；美的境界在事物过程本身；充满希望的追求比到达目的地更有吸引力，追求比占有更使人感到幸福。同样也是通过一系列故事、细节，一层层地展现。我写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乘船足足走了一宿，方始到达友人门前，可是，却悄然返回了。人们问他；这么远冒雪赶来，为什么不进去与友人见上一面？他的答复是：“我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文中还引述了美国作家沃尔夫的一篇小说：每天下午两点多钟总有一列火车从小镇旁驶过。当司机拉响汽笛时，这时就有一个女人站在小屋后面向他挥手。开始时，她身旁依偎着一个小女孩，后来，女孩渐渐地长成了大姑娘，司机也繁霜染鬓，步入老境。他感到，无论多么艰苦、劳累，只要一看见这座小屋和天天向他挥手的母女，就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与温馨。他想，将来退休以后，一定要去寻访她们，坐在一起畅谈一番。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老司机卸了任。他第一次从这里踏上月台，怀着无限期待、无比幸福的心情，来到了母女俩居住的小镇。恰好，过去见过上万次的母女俩，此刻正站在路边，上下打量着他这个陌生人。母亲面容消瘦，神情冷漠，目光中反映出猜疑、惊恐和不信任的情绪。这一切，把他从她们的招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亲热劲儿、乡园感，驱逐得无影无踪。他试图解释几句，但当看到两个女人呆滞、拘谨的神情，便默然离开了。他后悔此行勘破了那一场充满着希望与追求的美梦。恰恰应和了陈独秀的两句诗：“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

其三，意蕴的获得。

意蕴放射着理性的光辉，是一种理性美。要获得意蕴，必须经过多层次的超越，超越浅层真实，超越简单目的。康德认为，美之为美，须无实际利害感，须在不显露客观目的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合乎目的，须在超逸概念的前提下追求普通性与必然性。日本画家东山魁夷这样描写过一片树叶：你的绿意，不知不觉地黯然失色了，终于变成一片黄叶。夜来秋雨敲窗，第二天早晨起来，树枝上已消失了你的踪迹。只看到你所在的那个枝上又冒出了一片嫩芽。等到这个幼芽绽放绿意时，你早已零落地下，埋在泥土之中了。

艺术的哲理是关于人和人生的哲理。历史上，一切高水平的艺术总包含着较多的哲理，而现代，对哲理的追求就成了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的一种自觉行动。这是与现代人力图重新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总趋势分不开的。因为，艺术哲理的本质，就在于对世界、对人生的内在意蕴的整体性开发。

遗憾的是，生活中我们总是过于匆忙，似乎急匆匆地总是要赶到哪里去，甚至连休假、游玩的时候也是这样。要匆匆忙忙地跑完地图上标着的所有风景点，每到一处，总是咔嚓、咔嚓，根本不做涵咏性的赏玩，不习惯于探索个究竟，只是满足于带回去一堆可以炫示于人的照片。我们很少停下来听听那风，听听那雨，看看那流云霞彩，认知一下草木虫鱼，凝视一下大地的热气与呼吸。

作为一个散文家，自然要有丰富的感情，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比别人承受更多的苦难，享受更多的欢乐，爱得更火热，恨得更强烈。总之，富有更深刻的感受”。

散文大概没有别的表现对象，它表现的就是作家自己。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构成了作者的心理境界。所以，散文的特点主要是写心。作为一种流动着没有固定形态的审美形式，散文的自由完全来源于作者内心的自由。散文与诗一样，是作者直接拥抱世界的产物。它可以像鲁迅俯视着过往的全部社会人生，剖析着整个民族长期所积淀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典型心理现象，也可以像蒙田、培根那样，深沉而渊博地思索社会人生与宇宙万物的哲理，也可以像屠格涅夫、泰戈尔那样，亲切地倾诉自己内心的喜悦与追求。

作家表现真实时常常自问：对此，我能比前人新发现一些什么？我能比旁人多发现一些什么？我写过一篇《天上黄昏》。黄昏，这是个前人写滥了的话题。要再写，就需要有新的发现。我写飞机上看到的黄昏，这种眼光有一种独特的穿透力，把握住未曾被前人和旁人发现的视觉真实。我发挥现代人能在万米高空之上观察日出日落的优势，清晰地展现日落时的奇观：然后与刘白羽看到的晨曦相对照。说明夕阳西下与旭日东升原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景观，只是观察角度不同而已。所以，古代人那种感伤日暮悲凉之意是因为缺乏科学知识。“夕阳芳草本无恨，才子佳人空自悲。”不是我高明，是我具备了比前人优越的条件。相信，将来登上月球后，一定会发现夕照黄昏新的景观。

四、关于散文的视角选择

说到这里，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我要说的第四个话题：散文的视角选择。

托尔斯泰认为，优秀的艺术构想，“应当有这样一个点，所有光会集中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我觉得，这可以借鉴到视角的选取上来。我写散文，不论是写景、抒情、叙事，面对着感觉的客体，总习惯于找一个独特的视角去认识它、把握它、表现它。我欣赏法国当代作家夏布洛尔的话：“对我来说，现在最主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要写出来，首先就有一个艺术构想的问题。种种意蕴、情态，都要以直觉形式表现出来。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呈现，就是把视点归结到直觉形式上的。直觉形式看似很简单，但它背后所包罗的几乎是作家的整体生命。为了说得清楚些，这里举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为例：

朱先生写自己北上读书，父亲在繁忙中渡江相送到车站，在车站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本可以回去了，却突然想到要穿过铁道去买几个橘子，给朱自清路上吃。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中不禁又簌簌地流下泪来。

我们别的可以忘记，独独这个蹒跚、肥胖、吃力的背影，太深刻了，永生不会忘记。这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感的直觉造型，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选择。许多诗人并不缺乏真实的激情，而缺少这种视觉造型。结果，情感、文脉就流散不定，构不成交汇点，也失去了发射力。据我的体验，在艺术中，哲理追求也往往体现在直觉形式上。或者说，艺术凭借着直觉形式来进行哲理追求。

我写过一篇《青天一缕霞》。萧红是我喜欢的一个女作家。幼时读她的作品，印象最深刻的，留下一个亮点就是“火烧云”，就是七八月的巧云。后来读到聂绀弩的诗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意识。待到访问故居，又看了天上的云。我本来就喜欢看云，又有上述直感，一下子就把天上的云与地上的人联结起来，获得一个独特的视角。

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凝望着碧空。

而当一抹流云掉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

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

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惜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

正是这种深深的忆念，和出于对作品的热爱而希望了解其生活原型，即所谓“因蜜寻花”的心理，催动着我在观赏巧云的最佳时节—八月中旬，来到这神驰已久的呼兰，追寻女作家六十年前的岁月。

再比如《祁连雪》。千里河西走廊，该给人们留下多少玄思遐想呀！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这大漠戈壁，相信都会射出无数支向往的神矢，鼓振着玄想的羽翼，设法去观察与描绘它的历史、现实、未来的诸般色相。这里，奔驰过出使西域的张骞的车骑和勇探虎穴的班超的鞍马，飞扬过和亲乌孙的细君、解忧两公主的车尘，闪现过西天取经的唐僧的身影，也展现过隋炀帝会见27个国家君主的盛大场面。这里也有“大漠孤烟”、瀚海行旅、悲笳互动、驼铃叮咚的图景。但我都不想直接去写它们，目的是避免重复。这方面的诗文实在是太多了。我想找一个特殊的视角，把我对河西走廊的深沉的历史感、亲近感描绘出来。于是想到了“祁连雪”—它是一路陪伴我们的景观。

有人形容它像一位仪表堂堂、银发飘萧的将军，俯视着苍茫的大地，守护着千里沃野；有人说，祁连雪岭像一尊圣洁的神祇，壁立千寻，高悬天半，与羁旅劳人总是保持着一种难以逾越的距离，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隔膜感。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恋人、挚友般的亲切。千里长行，依依相伴，神之所游，意之所注，无往而不是灵山圣雪，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一种相通相化、相亲相契的温情，使造化与心源合一，客观的自然景物与主观的生命情调交融互渗，一切形象都化作了象征世界。

也许正是这种类似的情感使然，一百五十年前的秋日，爱国政治家林则徐充军西北，路过河西走廊时，曾与祁连雪岭风趣地调侃：“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我的一位祁姓学友，西出阳关，竟和祁连山攀了同宗：“西行莫道无朋侣，亘古名山也姓祁。”甘、青路上，我也即兴写了四首七绝，寄情于祁连雪：

断续长城断续情，蜃楼堪赏不堪凭。

依依只有祁连雪，千里相随照眼明。

邂逅河西似水萍，青衿白首共峥嵘，

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

皎皎天南烛客程，阳关分手尚萦情。

何期别去三千里，青海湖边又远迎！

轻车斜日下西宁，日断遥山一脉青。

我欲因之梦寥廓，寒云古雪不分明。

事实表明，这种视角选正了。正如毕加索说的：“观念与情感终于在他的画幅之间成了俘虏。无论怎样，它们不再能逃出画幅了。”如果把画幅作广义的理解，即作为视角的直觉造型来理解，真是确切不移的。

我把这说成是表现形式、艺术构思上的一种高能效应。因为它会帮助作家倾吐出大量的普遍意蕴，使广大欣赏者不得不从一般欣赏转化为震颤性体验，由具象走向抽象，实现一种明显的普遍性的承载。

但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寻找这个特殊的视角，我曾长久地谛视着自己的心灵世界，追踪着自己的心理律动，苦苦思索，有时绕室彷徨，不能自已。一当寻找了线索，立即感兴勃发，马上借取客观世界的一些物象（像云、雪、黄昏），作为自己的感情符号，看作是自己心灵吐露的渠道。这时创作就成了艰辛中的一种甘美的艺术享受。

同中学生谈散文的写作和欣赏

——在吉林大学附属中学的讲演

（2010年11月17日）

按照传统的四分法，文学体裁分为小说、戏剧、散文、诗歌。中国是散文的国度，也是诗的国度。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散文与诗歌都是最古老、最正统的门类，它们在古代的代表性典籍—《尚书》、《诗经》，都有三千年历史了。西方大体上也是这两种文体资格最老。

这两种文体，系出同源。诗、文都是在老百姓的劳动、生活中产生的。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就是说，“饿了的人在喊着，我要吃东西；干活累了的人在叫唤，我好累”。直接贴近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毛诗序》中有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在古代，有些诗文相互通融，比如，某些赋体文学，像《阿房宫赋》、前后《赤壁赋》，还有《归去来辞》，本身也都是散文，可是，归类又纳入“诗词歌赋”之中。骈体的赋，在中国文学中，处于诗、文之间的“两栖”地带。《古文观止》把《阿房宫赋》收了进去，但我们读来更像是诗：“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而有的名家诗句：如杜甫的《丹青引》：“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李白的《蜀道难》中“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都和散文句式相类似。散文可以向诗学一点生动的意象，活泼的节奏，虚实相济的技巧。

在各种文体中，散文被称作基础文体，它的应用性最广泛，普及性最突出。即使在文化层次较低、甚至没有读过书的人，对于这两种文体也并不生疏。你看，陈胜、吴广率领农民军起义后，相约“苟富贵，毋相忘”。刘邦、项羽当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威严气势后，分别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之。”这些都是很好的散文。可是，这四个人基本上都是“大老粗”。

作品意义的丰富性和解读过程的个人性，使解读产生的意义必然是多元的。文学解读，讲究解释学。传统解释学认为，解释的目标是恢复作者原意。由于读者与所要理解的对象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这就要求读者克服时空距离，摆脱历史的成见，以求保持解释的客观性。现代解释学认为，解释的目标是出于现代的需要，解读的时空距离无须克服，而是要利用它，因为意义是在时空距离中展开的，既可看清自己，又能看清前一代人；成见更无须摆脱，正是它使理解的历史性成为可能，开拓出新的意义领域，意义的创造是读者参与的结果。

而且，解读中要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寻找不同性质的意义：形象意义、情感意义与哲理意义。以形象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本，需要理解文本的形象意义，这类文本主要有小说、记人的散文；以情感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文本，需要理解文本的情感意义，这类文本主要有抒情性的散文和诗歌；以哲理为主要表达方向的文本，需要理解文本的哲理意义，这类文本主要是哲理性的散文和诗歌。但是，这三种意义并不一定分散地存在于各种文体之中，而是可以并存于同一种文体、同一个文本，读者要根据文本自身的特点，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文本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引出两个结论：

第一，散文也好，诗歌也好，都产生于现实的生产、生活，并非无比神秘；也不见得只有专业作家才能书写。那种把文学创作神秘化，看作是少部分人的独家专利、只能少数人操作的观点，是欠妥的。

第二，文学本身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它是生活的艺术展现，是新的创造加工。高尔基说，生活是毛坯，加了工的是文学。既然是文学，就要讲究文学性，就是说，要与普通的说话、表达方式有所区别。现在出现了散文泛化、散文无文的倾向。诚然，散文文体是很宽泛的，凡是不用韵、不分行的，无论是叙事、说理、抒情、写景，无论是随笔、书信甚至日记，都可以成为散文。但是这样一来，也导致散文的概念过于宽泛，以致有的人认为，散文不是文学作品，可以随便书写，用不着讲究文学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至于诗，被称为最高形式的语言艺术，就更具文学色彩了。如果只是满足于日常表达，那就丧失了文学的价值，也肯定会削弱文学的感染力，以至无法实现。

同学们语文课中接触最多的就是散文了。对于初学写作者来说，散文是培养锻炼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增强文字表现能力的基本功。对于专事写作的作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常用的表情达意、抒怀述志的最适当的体裁。那么，散文有哪几种类型呢？记事写景—静的空间描写；叙事表意—动的时间描写；还有抒情述志与说理辨析，主要是这么四种类型。由于散文的生命力在于真实，是非虚构的，因而人们公认，散文是“掏心窝的艺术”，可以看作是作者的心路历程史。但是，散文是文学，与一般的新闻报道不同，要求具有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这样，它应该在语言文字、表现手法、谋篇布局、艺术构思方面，俱见功力，在叙事、说理之外，还要讲究情感、形象、声调、文采，而且，要求富有丰富的蕴涵，深刻、新鲜的见解。

我在文学创作中，是以散文这种体裁为主的，我已经写了四十年了，出版了四五十部散文集；但是，要是叫我系统地谈谈散文写作问题，也还觉得难度不小。下面就结合创作实践谈一些纯属个人的心得体会。

一、读书明理

初学写作，往往总觉得“穷词”，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没有新意，没有深意。特别是不善于剖析，讲不出深刻、新颖的道理来。也就是说，肚子里没货。那么，要能讲出哲理、意蕴来，就得先要胸中富有哲理意蕴。这要靠读书明理，勤奋学习。主要是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方面下功夫。我在理论方面是下过苦功的。一本《反杜林论》，我读得滚瓜烂熟，不知读过多少遍。

人们都说，读书是为了获取知识，这样讲没有错，但还须做些必要的补充。实际上，它是分为多个层次的：搜罗信息是一层，增加学识是一层，把握规律又进了一层，最高层次是增长智慧。投身于市场经济、商业社会，人们自然都重视信息的获得。打开电脑、电视，或者翻开报纸，一般都是先浏览一下新闻，看看有哪些新的信息。这原本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若只停留在这一步，仅仅满足于求新逐异，而不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索，久而久之，思维就会表层化、平面化，导致思辨能力的弱化和原创力的萎缩。

信息是事物、事实的表层展示，是认识的起点，还须进入研究学问、增长本领的层面，进一步，掌握规律，增长智慧。举个简单的实例，古籍《战国策》中记载这样一段话：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国者。”仪狄造出酒来，这是信息。造酒技术很高超，味道十分甘美，这里蕴涵着学问与技艺，就有了知识含量。而大禹喝了，慨叹说：后世君王肯定会有因嗜酒而亡国的。这就上升到规律与智慧的层面了，带有高度的预见性。

二、学会思考，养成思考与分析的习惯

在今天的世界上，狭义的知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上网一查全出来了，难的是分析与判断，也就是思辨。所谓思，就是思索、考虑、琢磨；辨，就是分析、辨别、判断、阐明道理，简单地说，就是想问题，找问题，分析问题，解答问题。为此，读书、学习必须有“问题意识”。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在主客观实践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对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有解决的思路；二是读书过程中脑子里经常挂着问号，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要问一个为什么”。所谓“问题意识”，实际上就是说学习要同思考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思考就是要找问题，找话题，找课题。事物是复杂的，我们要跳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遇事要养成分析的习惯。有准备的头脑，对于培养思辨能力至关重要。就是说，头脑的开关总要处在开启状态，灵感只光顾勤奋思索的人。面对客观事物（包括社会、自然、人生）和主观世界，应该有独到的、深刻的看法。像学习分为三个层次—信息、知识、智慧一样，分析、思辨也可以分作三个层次：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应然。

三、学会说理

散文如何说理？大体有五种方式。

其一，是即事论理。我写过一篇《五岳还留一岳思》，中心是讲凡事要留有余地。我讲：那次游览黄山，在海拔均达一千八百米以上的三大主峰中，只登了天都峰、光明顶，留下莲花峰作为“余生梦想”。这样，至今我对黄山还抱有一种朦胧的追求，总想找个机会重游一次。同旅游一样，为文作画也应该讲究留有余地，不可太满太露。白石老人画虾，并没有像一些平庸的画匠那样，纤细无遗地将大虾腹下的节足一一描出。从外表上看，似乎形体不全，朦胧不显，可是，虾的动态、虾的神韵却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画面上的生物景象，而且还感受到一种亲切、开朗的，使人感发奋起的愉悦情绪，一种春天般的、对生活充满肯定与热爱的心态。这使我想到中国艺术传统那么讲究、那么强调“象外之旨”、“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其中奥秘就在于以不全求全，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其要旨，仍然是要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余地。所谓“大成若缺”、“过犹不及”。

再比如，讲辩证观点。有用、无用是相对的。战国时期，庄子和惠子辩论。惠子说庄子的理论大而无当，庄子说：“晓得无用了，才能和你来谈有用。大地，该是多么广阔博大呀；然而，人所用的只是立足之地，也不过是一尺见方吧？其他，似乎都与你无关。可是，你却不能把你立足以外的其他地方，都挖除掉，一直掘至黄泉。如果那样，你所站的那一小块地方还能用吗？”主要、次要也是相对的。对口相声，一个“捧哏”，一个“逗哏”，二人一唱一和，交相为用。逗哏的笑料占主导地位，所以称为主角；但须有配角捧哏的衬托、铺垫，才能组成包袱，产生笑料。这天，两人说《武松打虎》，逗哏的以主角自居，说配角可有可无。但见逗哏的挥拳开打，按说应该打几下，老虎就得死了，这才能显出武松的威风；可是，捧哏的老虎却怎么打也不死，最后，还噌地蹦起来了。逗哏的责问他，他说：“你不说我可有可无吗？”庄子也好，相声也好，都不是空泛议论，而是即事说理。

其二，是寓理于情，情理交融。司马氏灭蜀，李密沦为亡国之臣。晋武帝司马炎采取怀柔政策，极力笼络蜀汉旧臣，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不想出山，但总得找个理由啊，于是用晋朝“以孝治天下”为口实，以祖母供养无主为由，上《陈情表》以明志，要求暂缓赴任，上表恳辞。你听他是怎么说的：“但以刘（他的祖母）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寓理于情，合情合理，最后，晋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他达到了预期目的。

其三，是透彻剖析，直抒胸臆。我写《废物—放错了位置的有用之材》，就是采取直接叙述的手法。我说，客观事物各具所长，也各有所短。人才也是一样。世界上全才极少，甚至是没有的。绝大多数人具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长处，同时又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缺陷。这个所谓“缺陷”，往往会被一些人看作废物；事实上，他同时还是具有某些长处的。这就告诉我们：扬长避短，合理使用，则天下尽多可用之才。关键在于要有惜才之心、识才之眼，既能容人之短，又肯于耐心细致地去发掘其固有的特长。

即便是直接议论，也应是探索式的、研讨式的交流，理解性的、对话式的讨论，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训，冷嘲热讽的讥刺。应该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艺术的语言、独特的感悟咀嚼社会人生。叙述中有时还可以插入一些“闲笔”，不仅着手成春，触笔生妙，而且能使文气从容舒缓，平添几分情趣。胡乔木同志说过，写作议论性的文章，里面可以夹带几个小风扇，在感到沉闷的地方出来扇几下。

四、散文要有真情实感，要鲜明地表现作者的人生态度、爱憎情怀

要能感动读者，首先必须作者自己感动。应该写得很实在，特别要凸显真情，再现生活场景，写得越朴实、越自然、越真切越好，这里不需要特意的抒情、说理，应该靠事情本身打动人。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是祭奠他的侄子的，情感极为真实，读了催人泪下。

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文学是人们情感的喷发口，它在承担着教化功能、认知功能、消遣娱乐功能之外，还有宣泄内心的苦闷与焦躁的功能，同时也是人们精神的寄托。散文是交谈与倾听的艺术，是倾诉自己内心和倾听自己内心的话语。因此，决定散文生命力的。是写作者身上两样最弄不得假的东西，一是文字功力，一是人生境界。越过表面的写实，而进一步关注与表现普通人的追求和期待，使自己的人生能够有意义，进入终极关怀的层面。

作家、艺术家的思想，不能仅仅是一个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也就是仅仅停留在政治态度、做人标准上，还应该进入一个认识论的范畴，站在民族、社会、时代的最前沿。说一句通俗的话，就是：你肚子里有真实货色，才能使出真功夫，给人启迪，给人教益。眼高可能手低，但眼低肯定手低。

五、散文呼唤创新，要强调独创性，要独出心裁，不能嚼人家的剩饭

散文的本质，内容、题材、表现形式、话语方式，都是开放的，没有成规，没有限界。现今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甚至是光怪陆离，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作家、读者的文化背景、审美期待、审美趣味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这就决定了散文创作的多样化、多元化。要强调独创性，要独出心裁，不能嚼人家的剩饭。我写《读三峡》，为了区别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我掉换了视角，改变了由点到线、移步换形的写法，着眼于宏观，进行总体把握，立足天半，俯视山川，把四百里长的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来读。我给自己制订一条规矩，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如果哪一天只能原地踏步，那就说明已经失去了创造力，那就立刻停笔。

六、散文写作，不能只是叙述，还要善于描写，注重形象化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说一个是“画”，另一个是“化”。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我写过一篇关于李鸿章的历史文化散文。这个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怎么写呢？我已经琢磨多少年了。起始，还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形象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后来，逐渐逐渐地变得鲜亮、清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挺立在我的眼前；最后，竟然依次显现出不倒翁、太极拳师、裱糊匠、撞钟的和尚、晚清朝廷和慈禧太后的避雷针、仓中老鼠等六种形象。

七、要感染人，必须注重细节描写

我有一篇写母亲的散文，题目叫“望”。从望儿山写起。上中学。参加工作后，经常外出开会下乡。母亲几乎天天都站立在楼上的窗前，遥遥地望着，望着。渐渐地，老人家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了，可是耳朵却异常灵敏，隔着很远，就能够辨识我的脚步声。只要告诉她，我在哪天返回来，母亲便会在这一天，拄着拐杖，从早到晚站在门里面，等着听到我的动静好顺手开门，直到把我迎进屋里。这时，老人家便再也支撑不住了，全身像瘫痪了一样，卧伏在床铺上。母亲去世二十多年过去了，有时看到桌上的电话，心里还一阵阵地觉着难过。现在，即使远在千里万里之外，只要拨个电话，就可以随便和家人欢谈。可是，那时家里却没有这种条件。记得到省城工作后，赶上过端午节，我想到应该给老母亲捎个话，问候问候，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不要挂念。于是，就往我原来所在的机关拨个电话，请为转告。听说，老母亲欣慰之余，又不无遗憾地对那位传话的同志说，她实在走动不了啦，不然，一定跟他到机关去，在电话里听听我的声音，亲自同我交谈几句。

八、要用文学化的语言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尤其是散文，有人说它是裸体的东西。语言是散文作家的入门证，像意境、意象都是靠语言来表达的。语言不过关，散文就立不住。散文的语言要有文学性，这就要不断提炼、升华，和平常交流性的语言是有区别的。应该避免用公文语言、习惯语言和新闻用语，力避重复他人。散文创作中的语言，是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变形、凝聚、强化、形象化、陌生化，使之更新我们的习惯反应，唤起新鲜的感知。余光中说：“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我写张学良到夏威夷定居：

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丽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先生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他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戴着紧箍咒、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紫陌、流寓孤岛的鲁滨孙。

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飘零，原本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九、要找出一个特殊的视角，一个体现本质的形象特征

我写李清照的散文《终古凝眉》，怎么引起的呢？那次到浙江金华去，看到李清照一个塑像：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刀镌斧削一般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站在她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前，我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着。李清照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境凄凉，用她自己的话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翻开一部《漱玉词》，那布满字里行间的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历史之愁、时代之愁，相思之痛、悼亡之哀，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怎是一个“愁”字所能了得！看来，悲凉愁苦弥漫于她的整个人生领域和全部生命历程，她一生强烈地感受到悲愁与痛苦，经受着感情的折磨。所以，有两句诗：太白有诗皆咏酒，易安无语不言愁。

十、要讲究开头和结尾，拟个好题目，题目最好小一点

从前作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白居易说：“落句欲似高山放石，一去不回。”也有人强调，结尾要余韵悠然，让人有不尽的联想，达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悠然意远。

散文的标题也有讲究。应该富有文学性，富有诗意，要个性化、形象化。既不能漫无边际，又不宜一览无余。要动脑筋想一想。我就特别注意给文章拟题目，如《一夜芳邻》、《用破一生心》、《他那一辈子》、《回头几度风花》、《人生几度秋凉》、《望》。

题目应该小一点。大家熟悉的散文名篇，像冰心的《小桔灯》、朱自清的《背影》、鲁迅的《风筝》，都是很具体、很小的。有的作者不屑于关注一些小题目、边角料，认为这些没有价值，也显示不出才力，表现在评论上，往往夸夸其谈，不着边际，以为只要能够引证一大篇时兴的理论，写出高头讲章，不管是否切合文本，都会得到读者的青睐。致使有些评论显得隔，不贴近文本，自说自话，不着边际，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的评论显得硬，气势磅礴，立论武断，口气很大，缺乏对评论对象应有的理解与体贴。其成因，固然是长期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整个文风养成空泛议论、脱离实际的弊端的直接后果；但追根溯源，和对于乾嘉学派“出言有据，板上钉钉”的严谨考据的全盘否定，助长了粗疏大意的学风也不无关系。

我们从事散文写作，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题目过大，延伸过远。散文与新闻不同。新闻可以有无限的涵盖力。毛主席起草的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的新闻：“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里面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量：让你知道，解放军兵力强盛，战线长，气势猛，战绩辉煌；渡江作战获得了巨大成功。可是，如果采用散文形式，这样写就不行了。恐怕得抓个典型场面，突出一条船，或者一户人家、一个老艄公。文学与艺术是相通的，可以借鉴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手法。散文的入口要小，应该像陶渊明写的桃花源那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十一、创作要有准备

这是茅盾先生提出来的，他特别强调这一点。我每到一个地方去，对于要写的事物，事先都找些背景资料，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可能有人会说，何必着急，等动手写的时候再查阅有关资料也不晚哪。那是不行的！事先有了准备，到时才能留意有关场景、有关细节；否则，“冷手抓热馒头”，毫无思想准备，会把一些有价值的见闻忽略过去。“凉锅贴饼子—溜了”，热锅贴饼子怎么不溜呢？主客观要很好地结合起来。

十二、平时要记读书笔记

建议同学们每人都要准备一个笔记本，把读书、思考、观察所得，随时记录下来。这样的笔记，我有七八十册，现在都成了宝贵的财富。多至几千字，成套理论，小至二三十字，小感悟、小体会。昨天早晨看一些资料，录下了这样几句话：

苹果最光辉的一刻，就是砸在牛顿头上。

老鼠嘲笑猫的时候，身旁必有一个洞。

上了年纪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时得不到的东西，现在你不想要了。

谎言和誓言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别的人当真了，一个是说的人当真了。

找不到我喜欢的伞，我宁愿淋雨。

善良就是当别人挨饿的时候，我吃肉不吧嗒嘴。

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

——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2005年9月16日）

一

我到过的国家不算少了，然而，对于这次拉美之旅却特别看重，行前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这不仅因为我要踏上的是一片向往已久的神奇、神秘的土地，有机会接触到拉美这一范围巨大而影响深远的文化圈，更主要的是，在这个文化圈里，崛起了一个璀璨夺目的文学群落，到处耸立着文学的参天大树，闪动着文学巨匠的身影。这对于一个东方的作家是很有吸引力和诱惑力的。

在这种心理驱动下，我收集了许多有关拉美文化的资料，还专门听了北京大学赵德明教授讲授拉美文学的课，抓紧阅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博尔赫斯、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巴尔加斯·略萨等大批拉美作家的作品，于是，《百年孤独》、《小径分岔的花园》、《沙之书》、《玉米人》、《绿房子》这些长短篇著作便堆满了我的案头，有的书找不到，就从网上下载。我觉得，拉美作家群表现美洲独有的现实与历史的广度、深度及其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具有世界性意义。他们善于把民族传统同西方现代派手法结合起来，使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相融合，通过神奇的幻景，混合的体裁，无拘无束的表现形式，赋予文学以无限的生命力。难怪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说：“当今世界最好的小说家在南美。”大家知道，拉美作家中，智利的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墨西哥的帕斯，都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拉丁美洲和拉美文学毕竟是一个庞大的整体，要把握它的全貌比较困难。我只能就一两个突出方面进行研究，抚一斑以窥全豹；但这样一来，会不会陷入片面性和以偏概全的泥潭呢？也很难说。

本来，魔幻和现实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一个是神奇缥缈的幻想，一个是清晰真实的存在。可是，在拉美这块奇妙的土地上，这两种相互排斥的现象却融合在一起，相反相成，共同孕育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这朵奇葩。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德国文艺评论家弗朗茨·罗在1925年发表的关于绘画的专著；后来，委内瑞拉一位作家把它借用过来引入拉美文学。其特点是，情节离奇，内容怪诞，手法奇异，给人一种真假难辨、虚实不分、似是而非、扑朔迷离的感觉。它往往把历史事实置于神话史诗般的氛围之中，通过奇妙的构思，打破主客观世界的界限，创造一种魔幻境界，把拉丁美洲严酷的现实生活反映出来。

这在《百年孤独》中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它所展现的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以及马贡多小镇的百年兴衰历程，乃是哥伦比亚和整个拉丁美洲的一个缩影，是拉丁美洲的奇特现实、驳杂文化同人类远古神话原型的统一体，其中蕴涵着对现实的无比丰厚的象征意义，因此也可以说是一则具有世界性的寓言。它古老苍凉的叙述打破了时空界限，使得人类的蒙昧、荒谬和孤独具备了穿透历史的永恒性和伸向未来的无限性，它引导读者形象地反思了人类自古及今的愚昧、闭塞和无法摆脱的宿命。这种深刻的民族文化反省，犀利的批判眼光，凝重的历史内涵，尤其是作家对于死亡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思考，生命的悲剧意识，现实与内心的孤独感，都给予读者极大的震撼。记得尼采说过，孤独者有三种状态：神灵、野兽、哲学家，可以说，它们在这部魔幻现实主义杰作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是拉丁美洲几代有作为的作家艰辛探索的结晶。这里首先要提到它的先驱者阿斯图里亚斯。在原住民印第安人心目中，外在的客观世界与内在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人的幻象与现实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切事物之间都有一种直接的特殊的联系。阿斯图里亚斯透彻地了解印第安人的文化精髓，在长篇小说《玉米人》里，以印第安人的原始思维方式认识世界、观察万物，为读者展现一个现实与神话传说混杂的独特世界。

博尔赫斯的小说似乎追求一种镜子与镜子互相映照的视觉效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像镜子一样迅速繁殖”；有意在情节间制造荒谬，造成若有若无、似是而非的错觉。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情节本身就是一个迷宫，里面充满了玄思冥想和哲理、悖论。在那里，时间能够循环交叉，空间可以重叠并存，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小径分岔的花园》写一战期间英国准备以强大兵力向德军进攻，炮兵阵地在阿伯特。这一重要情报被德国间谍发现了，可是他无法传递，因为此时他已被英国特工马登上尉跟踪。他灵机一动，想出一个绝妙办法：设法找到一个叫“阿伯特”的人，然后把他杀死，这个消息披露出去，德军就会从这个名字上想到英军炮兵阵地的设置。一切都按他的设想完成了，当然，他也遭到马登抓捕。德国人果然猜到这个情报内容，实施了有力的打击。小说设置这一情节，是要通过它表述一种哲学思想。本来，阿伯特与事件全无瓜葛，却偶然间硬被拉扯进来，做了稀里糊涂的牺牲，他自己一无所知，正像西方谚语说的：“门槛之外，命运哭泣。”作家在小说中多次重复一句话：“未来提前存在。”可以说，当这名间谍从电话簿上查到了他的住址那一刻，这个阿伯特就已经注定死了。博尔赫斯在这里揭示了个人命运的荒诞性、不可知性。小说中一个重要构想，是通过他与间谍对话，展现一种哲学观念。交谈中，阿伯特有这样一段话：

这张各种时间的相互接近、分岔、相交或长期不相干的网，它包含着全部的可能性。这些时间的大部分，我们是不存在的；有些时间，您存在，我不存在；有些时间，我存在而您不存在。这段时间里，给我提供了一个偶然机会，您来到我的家；在另一段时间里，您穿过花园后发现我已经死了；在另一段时间里，我说着同样的这些话，可我是个失误，是个幽灵。

这些话语本身也是一座难以进入的迷宫。在博尔赫斯那里，文学描写的对象不单是人与社会、自然，也可以是时间与空间。正如拉美另一位著名作家富恩特斯所说：“博尔赫斯把时间和空间变成了故事中的主角。”

我发现，阅读过程同时也是读者生命介入的过程，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对象化，同作家和作品进行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心灵的契合。读书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我一边阅读一边思考，梳理出这样几个线条：

—这片神奇、梦幻而又充满灾难的土地，有着怎样的一番经历，有着怎样的文化积淀？

—这里的文学创作同这种神奇、梦幻的社会、自然环境有着怎样的联系？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拉美的文化圈特别是文学群落，带有鲜明的欧洲现代派的痕迹，可否说明它是多种民族、多种文化杂交、融合的产物？

—就主观因素讲，拉美作家具备哪些优异的素质、特殊的条件？

我以为，弄清这样几个问题，对于研究拉美作家群的文化生成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准备在下述报告里，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对这些问题做出相应的回答。

二

有人说，整个拉美大地就是一个谜团。确确实实，这里是神奇而又神秘的，至于神圣倒不见得，它不像耶路撒冷，或者我们的西藏—那里也有一种神秘感，但由于宗教的因素，同时使人觉得有些神圣。这里更多的是神奇、神秘。就说那条亚马孙河吧，长达六千五百公里，居世界第二位，有七千多条支流，无论就河网密度、流域面积和水量积蓄哪方面讲，都占居世界首位，它每年注入大洋中的淡水占全世界淡水总量的10%。河道很宽，河口处宽达八十公里，里面布满了岛屿，有的比瑞士还大，所以有“河海”之称。特别是两岸的热带雨林，葱茏茂密，遮天蔽日，终年阴气森森；由于雨量丰沛，林木砍伐后很快又长起来，人们进去根本找不到路，更是无法出来，所以被称作“绿色地狱”。坐飞机往下看，整个都是茫茫绿海，河流穿插其间像蛇一样蜿蜒爬行。密林深处有人居住，那是原住民印第安人部落，完全与世隔绝，谁也说不清楚他们已经住了多少代，里面究竟演绎过何等人生，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还有横亘南北、号称“南美大地脊梁”的安第斯山，从火地岛一直延伸到大陆北部，全长九千多公里，也是世界之最。

就在这片山山水水之间，孕育了古印第安文明。当日这里分成许多部落、部族，操着一千多种语言，在拉美大地上留下了无数奇迹，尤其在农业方面对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培植的玉米、马铃薯、番茄、花生、甘薯、南瓜、烟草、向日葵等农作物，后来传遍了世界。下面，我想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三处著名古迹谈点亲身的感受。

玛雅文化肇始于公元初年，北起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南到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直达安第斯山脉，面积约三十二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统一后的德国，等于中国的皖、苏、浙三省的总和。玛雅文明包括天文、历法、工程学、数学、农业和文化艺术，它是印第安先民在与亚、非、欧古代文明相互隔绝的情况下独自创造出来的。在玛雅神庙里，有一具一千多年前用水晶雕成的头颅，内部结构与人的颅骨构造完全相符，隐藏在基底的棱镜和眼窝里用手工磨制的透镜片组合在一起，发出炫目的光芒。近代光学产生于17世纪，公元1664年医学名著《脑的解剖》在英国出版，而玛雅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脑部骨骼构造和光学原理。另外，水晶硬度非常高，仅次于金刚石和刚玉，这个水晶头颅是用什么加工的呢？难解的谜团，一个连一个。

玛雅人有很高的天文知识水平。他们的天象台是一组建筑群，观测站的正东、东北、东南方向都有庙宇，分别标示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的日出方向。历法是太阳历，一年分十八个月，每月二十天，另有五天忌日，合起来恰好三百六十五天。我国的彝族民间也有这种历法，也是十八个月。玛雅人当时测算出地球年是365.2420天，现在的准确计算是365.2422天，一年的误差不过0.0002天，就是说五千年的误差只有一天。他们还计算出金星年为五百八十四天，与现代的测量比，五十年误差只有七秒。

玛雅人有自己的象形文字，由八百个符号和图形组成，词汇量达三万个。笔用毛发做成，以无花果的树皮为纸，记载着有关宗教、神话、天文、历史方面的内容。可惜的是，16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来到这里，玛雅人委派一个通译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文明，不料殖民者以典籍中记载的“都是魔鬼干的活”为由，下令全部烧毁。现今还剩下三部，经与刻写文字的石柱对照，得知上面是历史大事记。

然而，就在创造这些高度发达的文明之时，玛雅人还是巢居穴处，刀耕火种，以采集、狩猎维持生活。那些无比高深的天文历法，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那原始生活的实际需求。

1952年6月5日，人们在墨西哥高原一处玛雅文化废墟中发掘出一块刻有人物和多种花纹、图案的石板，当时仅仅是当作古代神话的雕刻。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宇宙飞船进入太空之后，那些参与过宇航研究的美国科学家才恍然大悟，那块石板上雕刻的，原来竟是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行器的图画，上面的进气口、排气管、操纵杆、脚踏板、方向舵、天线、软管及多种仪表，可以一一辨认。于是，有人猜测，在遥远的古代，一批具有高度文明的外星智能群体可能乘坐飞船来过这里，教给当地人许多先进科学知识，然后又飘然离去。

不知是什么原因，到了公元9世纪玛雅文明突然灭绝了，至今这个谜底也没有揭开。

另一处世界奇迹是纳斯卡线条。它是美洲以至整个世界的科学谜团之一。承当地文友告知，由于线条所组成的各类图形形体特大，在平地上无法观察，所以，只好在三四百米的高空中鸟瞰。那天，我们从秘鲁首都利马乘汽车到伊卡，四个小时之后，赶到纳斯卡一处规模很小的机场。乘坐的直升飞机，前后两排座位，加上驾驶员总共六人，噪音很大，而且颠簸厉害，心里够紧张的。飞行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现场。这里地处利马以南四百公里的干旱少雨的荒漠上。纵横交错的线条，是靠移开坚硬的碎石块，让下层黄褐色的泥土露出地面而形成的，分布面积大约四百五十平方公里。线条组成鸟兽虫类、树木、人形等各种形状，形体非常巨大，最长的线条达三百米，一只大蜘蛛长五十米，秃鹰双翼展开长一百二十米，蜥蜴有一百八十米那么长，而一只卷尾毛猴也有几十米高。飞机往复盘旋，忽左忽右，观看地画四十分钟左右。我的整个精神都投入在这上面，完全忘掉了危险，只是瞪大眼睛盯住下面的各种画面。越看越觉得迷雾重重，疑窦丛生。

为了破解这神秘的文化，秘鲁和外国的六十多位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在这一带反复进行考察。其中有一位德国女学者玛利亚·莱克，从1934年来到秘鲁工作，直到1998年以九十五高龄去世。她在这里待了六十年，终身未嫁。人们说：她到了这里就决心和纳斯卡线条结婚了。随着年龄一年年增大，她的身体也渐渐衰弱了，但还坚持实地测察，有时累得寸步难行，就躺在线条旁边；后来完全走不动了，就叫助手背着去察看。可以说，她把全部身心、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纳斯卡地画。最后完成一部著作：《沙漠的神秘》。她用所得稿费雇了四个警卫人员日夜看守着这片荒漠。她死的时候，纳斯卡小镇万人空巷为她送行，遗体就安葬在附近沙丘上。现在她的故居已经对外开放，这是一间当地民众为她提供的小土坯房，桌上摆着一个烧水壶，两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挂在墙上，单人床前放着一双满是灰尘的拖鞋，一架旧打字机，两台漆皮剥落的照相机，一大团用以测量长度的白色纸条，还有重重叠叠的图纸。从一幅珍贵的照片上看出，她已经很老了，皮肤粗糙，皱纹纵横，系着一方印第安人的头巾，在荒原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紧抿着嘴角。我还注意到，她的一只手只剩了四个指头，原来，那个手指是实地考察中因被有毒剌的仙人掌扎伤而失掉了。

纳斯卡线条是1926年发现的，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定它大约形成于公元前一千年；但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至今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早提出的答案是，这些线条是古人类灌溉用的水渠；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张神秘的地图，里面标示了进入重要场所的通道；有的猜测可能是远古时代举行祭祀仪式的场地和路线；有的说，线条是连接圣地的宗教朝拜路径，而动物图形则是神灵的画像；还有的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书；玛利亚女士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她认为这些直线与螺旋线代表着星座的运动轨迹，这些图形预示了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恒星将要出现的位置，这样，纳斯卡人就可以据此确定种植、灌溉、收获的时间；还有一种意见，画上这些线条，是为了让天上诸神能够了解到下界人群的祈求，以帮助他们搞好耕种、捕鱼及其他活计，比如猴子代表大熊星座，代表雨水，当地上干旱雨水迟迟不来时，人们就刻上猴子图案，使诸神了解实情；还有人认为这是外星人着陆时的飞行跑道……结论越积越多，谁也说服不了谁。

拉丁美洲另外一处奇迹，是太平洋深处的复活节岛。这里归属智利。1722年复活节那天被人发现，由此得名。由于它充满了谜团，那里经常聚集一些探险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海洋学家。那天，我坐了五个小时飞机，航行三千七百公里才到达那里。一踏上这个孤悬在大洋上的岛屿，四顾茫茫，水天一色，那种“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的苍凉之感，立刻涌上了心头。

复活节岛最大的谜团是那数百尊巨石雕像。石雕为半身人像，一个个都是长脸、高鼻、浓重的双眉、长长的耳朵，宛如一母同胞，个头一般三四米高，最大的高过十米。每个雕像头上都有一顶用红色岩石雕成的大帽子。石像立在高大的石台上，全都面向陆地，背朝大海。据说，刚被发现时，大部分石像已扑倒在地，现今看到的一些立像，是近年以现代吊装技术重新竖起的。谁也弄不清楚，这些神秘的石像究竟代表着什么—是神灵？是天外来客？是神秘的外来者？是活着的酋长？还是死去的部族首领？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又是怎么雕成的？雕成了以后，是怎么把它们一个个运到海边的？又是怎么放置到三米高的平台上？为什么要给石像戴上一顶硕大无朋的红色岩石的帽子？这帽子是发式？是头饰？还是象征帝王的冠冕？为了什么要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竖立起来的石像推倒？是什么时候、靠着什么力量推倒的？如果是人力推倒的，是什么人—起义的山民？造反的奴隶？暴动的野蛮人？还是外来的入侵者？如果是大自然的伟力，那它是地震？是火山爆发？是席卷一切的飓风？是排山倒海的海啸？还是由于地壳下沉？问题连成了串儿，简直就是一部外文版的屈原《天问》。

岛的东南部有座石山，山下为采石场。坚硬的岩石像被切蛋糕似的随意割开。一百多尊石像，或立或卧，有的已经完成放在远处等着运走，有的加工了一多半，最大的一尊高22米，仰卧在山坡上。还有一尊石像全身和脸部已雕凿完成，只有后脑勺一点和山体连接，再有几刀就可以分开，然而它的制作者却突然放手了。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突然停止的。石斧、石镐、石钎、石凿散乱地弃置一旁。好像人们突然接到一个无法抗拒的命令，顷刻间丢弃了一切，匆匆离去。这又是怎么回事？小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颇为费解。据考察，复活节岛为火山岛，由三座海底火山喷发而成，整个岛上至今还覆盖着火山岩和火山灰。从前，有的探险家记载，他们曾在这一带看到过新的地面，可是，再次经过时却不见了。有人据此推测，这里曾经发生过惊人的变故。

还有人推算，雕塑这么多的石像，加上运输、安装，总工程量极为浩大，至少需要五千个精壮劳动力干上几年，可是岛上哪有这么多的劳动力？这个不到120平方公里的贫瘠的小岛，不能种粮食，也没有其他物产，就算是有五千名劳动力，吃什么？据小岛发现者罗格文海军上将记载，当时岛上住着各种肤色的原住民，黝黑、微红、褐色、白色的都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小小的孤岛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个人种？他们来自何方？考古学家在岛上曾发现一些古代居民留下的所谓“会说话的木板”，有的长达两米，两面用石器或鲨鱼齿刻满了象形符号。这些古代文字至今尚未破译。大多数遭到了破坏，现在只剩下二十六块，分别收藏在一些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

关于复活节岛本身，也是一个谜团。当地原住民一向把这里称作“地球的中心”。他们究竟出于什么心态、根据什么，要把这个孤悬大洋之上的小岛说成是世界的中心？有的学者说，它是已经沉入海底的文明古国—太平洲的残存遗迹；有的认为它是太平洲上的海上圣地麦加或者海上墓地，居民每逢过节或者举行宗教仪式时就乘船来到此地；有的更进一步考证，它是太平洲的贵族墓地，根据是：岛上的那些石雕像，一个个都是高傲地紧闭嘴巴、双眼下视，现出不可一世的样子，这正是那个文明古国统治者的尊容。有人根据柏拉图在两千年前曾提到，大西洋中有一块沉没了的陆地，即一度繁荣昌盛的文明古国大西国，猜测这里是另一个文明古国。还有人断定，远在一万多年前，南太平洋上有块面积很大的陆地，上千万居民过着文明的生活，后来，突然发生了海陆变迁，大片陆地沉没海底，仅东部的边缘部分—复活节岛得以幸存。现在岛上所遗留的石像和其他文物，就是这一时代的遗物。但史书上并没有这种大陆沉陷的记载。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拉丁美洲的一段话。他说，大多数人把这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神秘的丛林，一个多山的荒原，或者一个落后的乡村世界，懒洋洋地沉浸在永恒的午睡里。实际上那要复杂得多。当我们写出“暴风雨”一词，欧洲人就会想到电闪与雷鸣；但很难想象出这里实际的景象：有的暴风雨可以持续五个月，没有亲眼见过的绝对想象不出它是如何的猛烈：整整几个钟头，急促的闪电接连不断，犹如血色的飞瀑，大气在连续雷鸣的震荡中颤抖，闷雷的炸裂声在山谷间久久地激荡。马尔克斯在一篇文章中还引述过一位荷兰探险家的所见：亚马孙河上有一条溪水在沸腾，五分钟就煮熟了鸡蛋。有一个地方不能大声说话，声音一大，阵雨就倾盆而下。他还看到一个人站在一头母牛前祈祷，原来那头母牛耳朵里生了许多虫子，祈祷过后，虫子就一个个掉了出来。通过祈祷，也可以进行远程治疗，只要告诉牲畜在哪里，交代一下患病情况，就可以很快治好。

我们不难想象，这些神奇无比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和悠久而神秘的、充满了诱惑力的人文积淀，对于拉美作家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创作构思、艺术风格，肯定会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三

除了自然景观、历史积淀，这里现实的文化氛围也是神奇而独特的。拉美地区的歌舞种类繁多，就我所见到的，觉得里约热内卢的“桑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探戈”，复活节岛的“羽裙舞”最有特点。那种步伐、节奏的快捷变化，韵律的急促，动作的剧烈，那种生命活力的迸发，人性的张扬，原始的野性、初民状态的凸显，情感的肆无忌惮的宣泄，只能用“疯狂”二字来形容，真是见所未见、耳目一新。

东道主说，不到里约热内卢等于没有到过巴西，而不看桑巴又等于没到里约热内卢，桑巴被国民誉为“巴西的灵魂”。于是，我们首先就看了桑巴。剧场不大，舞台正面还延伸出两个桥形的过道直通到观众席，一对对相拥着的舞蹈演员随时可以蹿到观众中间。那色彩鲜明而又大胆夸张的服饰，激昂亢奋的鼓乐，充满诱惑的肢体语言，使台上台下共同沉浸在一种奇异的狂欢气氛之中，观众很快就被卷进这种带有传染性的浪潮里。桑巴动作快捷，风格独特，把不规则的步伐同胯骨、臀部的摆动结合起来，体现一种原始的野性和很强的发泄性。在打击乐的敲击下，跳桑巴舞会使人联想到树叶在狂风中的剧烈摇动。它充分展现了民族大融合下的巴西人民酷爱生活、热烈奔放的民族个性。有人说，桑巴是融化在巴西人血液中的民族艺术。也有人不无嘲讽地说：“什么叫桑巴？它是印度人的笨，黑人的愣，葡萄牙人的疯，添加一点咖啡因，烹制而成的一锅大杂烩。”我们回来之后，听说巴西文化部已经将桑巴舞蹈和音乐向联合国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探戈是阿根廷的国粹，像我国的京剧那样；它可以说是舞蹈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阿根廷是个移民的国度，也是世界上时尚艺术和高雅艺术汇集的中心。这里的人们充满活力，充满激情，也充满着矛盾与困惑。有人认为，探戈舞和博尔赫斯的小说，都是阿根廷国民性的集中体现。我们那天看到的是男女对舞、男女独唱和器乐伴奏。它融会了多国风格，集音乐、舞蹈于一体，音乐时而昂扬激越，时而如泣如诉；舞步狂热、奔放，交叉、踢腿、跳跃、旋转，变幻多姿，男子昂首阔步的雄风，女子的窈窕妩媚、风情万种，被认为是南美最具性感、最具感官刺激的艺术。阿根廷人通过探戈舞来恋爱、决斗，也用它与世界交流。他们的舞剧《探戈女郎》在北京演出过，它把激情的探戈舞和好莱坞式的叙事手法结合起来，用探戈的肢体语言讲述了一个法国女子在战乱时期的悲惨命运。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探戈是一种高尚文雅的舞蹈文化，其实，它起源于一个世纪之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当时，那里汇聚着各地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他们为了表现思念女人的苦闷和男女相依相恋的情感，混合各地的歌舞，创造出这种舞蹈来，一个男子扮演卖弄风情的女子，另一个男子则扮成求爱者，舞步快捷，臀部摆动，肢体缠绕，动作幅度很大，看上去像旋风似的。起初上流社会不予接受，传到欧洲后，德国威廉皇帝曾下令禁止，但在法国却得到了认可，这样就逐渐传开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大街尽头，有一间咖啡厅，据主人介绍，上个世纪20年代，博尔赫斯等一批著名作家经常在这里喝下午茶，一边品味着可卡因的感觉，一边欣赏着探戈舞。咖啡间里的红色皮椅、镜子和枝形吊灯，都是当年的旧物。

应该说，在拉丁美洲，最能体现生命活力，也最具野性、最肆无忌惮的，还是复活节岛的羽裙舞。不经意间，一队无比健壮的男女演员，就突然跳到观众圈子里。一个个裸身赤脚，胯部围着一圈羽状的短裙，油黑的肤色发着亮光。后边有三四个人伴奏，乐器也都是很特别的。男演员手里拿着刻有奇形怪状文字的木板，蹦得很高很高，落地时，咚—咚，简直就像擂鼓一般，水泥地面都被震动了，表现的主要是力度，是豪放，是蛮勇；女的则往复扭动着柔软的腰肢，前倾后仰，袅娜多姿，反映着内在的力与形体的美。两相配合，穿插进退，持续十几分钟后，再变换新的姿势。他们同时欢快地吼着一种富有节奏感的“呜嗬，呜嗬”，听起来更像是远古初民的呼唤与呐喊。一个个气喘吁吁，热汗淋漓，真是“及其得意，忽忘形骸”，一时间竟忘掉了疲倦，忘掉了自我，也忘掉了纷纭万端的外部世界，全副身心都投入到舞蹈里。他们像一群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没有东方人的斯文，没有那么多的礼教束缚、纲常禁忌。

看了之后，使我想起南宋诗人陆游的一首《读易》诗：“揖让干戈两不知，巢居穴处各熙熙。无端凿破乾坤秘，祸始羲皇一画时。”诗人说，原始初民巢居穴处，整天欢蹦乱跳，熙熙攘攘，既不懂得干戈扰攘，也不知道什么礼让雍容。偏偏是伏羲皇爷多事，他要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制作出那神奇的“八卦”—在浑圆、混沌中划出了“阴阳鱼”，从而凿破了乾坤的秘密，设置下“男女之大防”。这样一来，确是开启了千秋万代的“文明之窗”，不过，自此也惹出了无穷的“麻烦”，失去了自然与本真。

在拉美，音乐与舞蹈是文化的混血儿，由印第安、欧洲和非洲文化多种因素经过长期的同化、杂交、融合演变而成，里面既保存着本土固有的文化成分，又广泛吸收外来的艺术营养；既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又有南美大陆相通性的特点。节目更多地体现着非洲与当地原住民的特色，音响激扬、浓烈，舞蹈动作洒脱、快捷，舞步粗犷、豪放，坚定有力，造型机动、自由。这是一种乐观的艺术，从中看不出任何病态的、颓废的情绪。因而被看作是降压阀、缓冲器，是对紧张、烦闷生活的消解，对严酷的现实压力的缓冲，对处于压抑状态的情感的释放，也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美的诉求。看着舞伴们变换着节奏，一会儿高视阔步，一会儿又相拥在一起，你会产生一种加入其中的愿望和陶然怡悦的感觉。

如果说，从歌舞中接触到的是激情、狂热，是生命力的张扬，属于艺术的熏陶、精神的愉悦；那么，我在这片新大陆还曾看到一种与之完全相悖的场景，像我在某些拉美文学作品中所感受到的，它反映了拉美大地国民心态的另一面。那种情感的闭合，心灵的麻木，愿望的寂灭，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那天，我们搭乘亚马孙河的游船，从巴西城市玛瑙斯出发，沿着宽阔的河道向热带原始森林行驶。河面像天空一样渺远，渺远得简直让你忽视了它的存在。经过近两小时的航行，游船驶入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说是支流，其实也宽得很。这时河水正在上涨，大片大片的森林都浸泡在河边的沼泽地里，前面隐现着两艘飘摇、动荡的小渔船。又走了一段，游船在“魔鬼沼泽地”停泊了。岸边开阔的沼泽地上，零星地搭设着几个极为简陋的小窝棚—由木架托起的不能遮蔽风雨的茅草帐篷，这是以捕鱼为生的原住民的“浮家泛宅”。他们生活所需极少，仅足维持其生命的延续。在终年炎热的气候下，渔民身上除了一块窄布遮羞，再没有任何装饰。脸上普遍反映出一种冷漠、木然与呆滞，看不到丝毫的活气。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镜头：一只不足一米宽的小舢板向游船靠拢过来，驶船的是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儿，几乎全裸的身躯皮包着骨头，瘦弱不堪，臂弯处蹲着一只猕猴，和小男孩一样的瘦削，一样的黝黑，它是专供游人照相取景的。游人纷纷拍摄，然后递过去一两枚硬币。而我所关注的却是小男孩的眼神。这种眼神我从来没有见过，里面看不到哀伤、愤慨，凄苦、悲凉，也见不到欣喜、慰藉、乞求与期望，而是毫无感觉，麻木、呆滞中透出一种无奈，一种冷漠，一种绝望。我觉得，这是可悲、可悯、可叹而又可怕的。这样一个刚刚闯入世界的幼童，原本应该活泼、顽皮、欢蹦乱跳，可是，却像他的父辈那样，失去了发芽、开花，发酵、蒸腾，喷射、爆裂的热力，只剩下了淡漠与麻木。是什么东西摧残了他那幼稚的心灵？是哪些因素使他的心长起了厚厚的硬壳？它使人联想到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写到的可怜的芳汀姑娘：“她在变成污泥的同时，变成了木石”，“她已经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放弃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痛哭过一切。她忍让，她那种忍让之类似冷漠，正如死亡之类似睡眠”。

导游员正在讲“魔鬼沼泽地”的来历。他说，这里原来都是热带雨林，世世代代生活着印第安原住民。葡萄牙殖民者强制他们砍伐和运送这里的贵重木材，受到当地民众的反抗，殖民者便大肆进行屠杀。为了报复他们，原住民把木棍插进死者的身躯，加进去箭毒木的汁液，让它充分腐烂化毒，然后刺向入侵者，使其遭致严重的伤亡。于是，殖民者就对印第安人施行整个村落的血洗，河面上漂满了尸身，鲜血染红了滔滔的流水。从此，“魔鬼沼泽地”的名字就传出去了。

印第安原住民是非常善良的。公元1492年，当哥伦布第一次踏上新大陆时，曾这样描述过：印第安人“游向我们坐着的小艇，并且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鹦鹉、棉纱、标枪和许多其他物品……他们很乐意地赠送所有的物品。他们全都赤裸裸行走，光着身体……没有携带、也不懂得武器。当我们把剑拿给他们看时，他们抓住了利刃，因无知割伤了手指，他们没有任何铁器”。“你向他们要东西，只要他们有，就从不会拒绝；不仅如此，他们还自动邀请任何人来分享，表现出他们的确是衷心爱你的。”韦里尔在所著《美洲印第安人》一书中也说：“哥伦布踏上巴哈马时，和平的土人用礼物和殷勤的款待来欢迎这些西班牙人，把他们当成神或者超人。”可是，这些殖民者又是怎样对待印第安人呢？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在1509年的“圣谕”中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不归顺的话，“我们便向你们开战，用我们所能用的一切方式方法，使你们服从教会和王公们的约束；我们将抓住你们，你们的妻子、儿女，并将使他们成为奴隶”。他们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一手挥舞着刀剑，一手拿着十字架，最后终于把拉丁美洲征服了，伴随着的是历史上空前的种族大屠杀，至少有一千万原住民丧生。他们掠走的是无尽的财富；而留下来的，是落后、疾疫与贫穷。

如果说，那些关于种族屠杀的陈年记忆已化作久远的伤痕；那么，现存的一代代印第安人的孑遗，对于新的种族压迫、经济掠夺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生存困境，则彰彰在目，刻骨铭心。反抗未见成效，忍受又不甘心，剩下来的唯有宿命、无奈，唯有冷漠与麻木了。

四

应该承认，从拉丁美洲作家群的文化生成来说，上述谈到的只能成为背景材料；在这一部分我想着重谈谈他们所受到的直接影响。

当今提倡一种“合金文化”。美国学者马克斯·拉纳认为，美国拥有复数人种及各自带来的文化，它所具有的是一种“合金文化”。日本虽然是单一的民族，但它善于从外国积极引进文化和各种制度，也形成了一个具有“合金文化”的国家。一般认为，日本经济迅速起飞的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文化，不是看作异端，没有排斥与偏见，而是善于以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为师，认真进行移植和引进。我以为，拉丁美洲的文化也是一种典型的合金文化。当年，殖民者踏上拉美大地，是要寻找黄金，掠夺财富，要把他们的基督文明强加于原住民，这样便发生了两大文明的撞击与融合，实现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出现东西两半球的不同文化圈的大汇合。这一结果，哥伦布们当时是想不到的，但历史常常在这种“无意识”和偶然性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百年来，印第安原住文化，西班牙、葡萄牙宗主国文化，黑非洲文化，欧洲移民文化，经过拉美这座大熔炉的冶炼、整合，吸收了各种区域文化、种族文化的优长，摒除了狭隘的偏见，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多成分的异质文化。拉美文学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杂交的产物，它为拉美作家群体创作出既能充分体现个性又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使我想到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多年前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而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联系，由于语言、宗教和政治经济结构的相近与一致，使拉美文学的整体性大于它的多样性，从而便于从整体上探索和解决文学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形成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学品格、创作风格。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突出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容看，拉美文学普遍存在着强烈关注民族命运和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特点，这同本地区动乱频仍、政治专制腐败有直接的联系。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列举了一系列战乱、政变之后，曾经气愤地指出：在拉丁美洲“一夜之间强盗变成了国王，逃犯变成了将军，妓女变成了总督”。1982年，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讲：“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这也正是清代诗人赵翼所咏叹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拉美地区是民族、种族构成最为复杂的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拉美的历史就是一部种族、民族融合的历史。他们能够以较少偏见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影响所及，拉美作家群也长于学习和接受外来事物。早在19世纪初，拉美文学就曾跟踪法国古典主义，到了30年代又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学习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到19世纪末，一批作家认识到，独立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有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必须找到拉美自己的声音。于是，他们在学习欧洲先锋派的同时，创造有别于法国的拉美自己的艺术。他们学习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更多的是着意于作品的结构和语言、潜意识、梦幻等方面的革新与开拓，而不是逃避现实，恰恰相反，拉美作家总是强调作品应该直面社会现实，直面人生。他们认识到拉美和欧洲毕竟差异太大，生搬硬套行不通，必须在借鉴的同时把根基扎在拉美大地上，从而放弃了对时髦的追逐，而转入扎扎实实的本土创作，把艺术视线对准故土所蕴涵的文化意识，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几代拉美作家的经验证明，找到自我，立足于本土，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是至关重要的，但观照的意识又必须是全球的、现代的。就是说，要在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紧密联结本土现实生活的前提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滋养与刺激，以增强自身的活力。要使现代意识和技巧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花。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新时期以来二十多年间，中国文坛几乎把西方近百年的种种文艺思潮、主义和流派统统炒过一遍。80年代初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热，接下来又是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的意识流，还滚动着其他新的方法的热浪，“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人形容为“被新潮这只狗追赶得连停下来解手的时间都没有了”。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封闭了多年，一下子国门洞开，眼界焕然一新，难免饥不择食。从汲取有益营养角度看，这种补课是必需的；但应该以我为主，进行理智地择取、吸收，不能丧失了本我，一味盲目地跟着潮流跑。

略萨在评论博尔赫斯时指出：他“不像一般的欧洲作家那样被束缚在一种民族传统上，他那无拘无束的性格为他在文化天地的自由活动提供了方便；由于他流利地掌握了多种外语，使得这种活动成为可能。他那世界主义的思想，那渴望掌握广博文化天地的热情，那借助他山之石营造自己历史宫殿的愿望，都属于典型的阿根廷性格，也可以说是拉丁美洲性格。但是，就博尔赫斯而言，他与欧洲文学的频繁交往也是形成个人心理、性格的一种方式”。略萨还谈到，博尔赫斯的学识非常渊博，但写进小说的学问，不是要向读者传授知识，只是作为创作艺术的一种手段，类似他作品中的“异国情调”，目的是给故事注入一些色调，赋予故事一种特有的气氛。博尔赫斯自己也说：“我浑身浸透了文学。”由此看出，除了借鉴、学习应该具备清醒的认识，还有个努力提高作家自身素养的问题。

有人作过这样的调查：从当代拉美和中国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中各抽出二十人，比较他们的学历和外语水平、文学修养，发现拉美绝大多数作家都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准，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比较普遍，一般的都精通两三门以上外语，而且阅历十分丰富，许多人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眼界、胸襟十分开阔。而我们的作家本科以上学历很少，普遍不懂外语；谙熟人情世故，但经历简单、视野狭窄。这种潜在的局限与制约，正日益凸显出来。前些年有些新生代小说作家，一夜成名，但迅速由“速成”走向了“速朽”。为什么在自由自在、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里，他们竟然突然“失语”了？他们文学生命的长度为什么这么短暂？无疑与其自身的学养欠缺、后劲不足有直接关系。而散文创作的情况要好一些，由于有一大批学者和中老作家的支撑，即使遭受到一些冲击，也不至于滑得太远。这一切都说明，只是靠着一点天赋，一点灵气，暂时还能招徕一定的读者群，但长此下去就难以为继了。

有些人也承认这方面的缺陷，设法加以弥补，可是，路子不怎么对头：学养不足就拼命煽情，文采匮乏索性就一路“土”下去；有些人先天亏损，就盲目“进补”，对域外的东西不分“虚实寒热”，生吞活剥，效果反而不佳。实际上，拉丁美洲文学，包括它的魔幻现实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表现形式，而是作为一种精神境界、生命形态、思维方式反映出来的，里面已经融入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心灵感悟。我们有些小说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只是在那里机械地、简单地模仿人家的结构、框架或者语言、句法，最后必然陷入“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199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访问时曾经提出：“请转告中国作家，千万不要模仿我！只有超越我，才不会走进死胡同。”这种语重心长的告诫，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在辽海讲坛上的讲演

（2011年10月14日）

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泛称士子，或儒生、儒士；做了官就叫作士大夫。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就广泛得多了，一般指中专以上学历的读书人；它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古代知识分子则专指掌握“四书五经”的人，医生、术士、工程设计者并不包括在内。

古代知识分子，有些什么重要品格、基本特点呢？

其一，强调不仅要有知识，同时必须有社会责任感，所谓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眼睛。单就这一点看，倒有些和西方的知识分子概念相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担当意识，有绵延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也正是为此，他们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地位，文化传统上有其特殊价值。中国古代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后三类分担着社会人生的实际工作，唯独士承担着治国理政、传播道统的特殊使命。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据钱穆先生考证，夏商周三代就已经有了士的存在；像春秋时期的列国卿大夫中的柳下惠、管仲、晏婴、子产等人，都已经成为后来士的代表人物。他们是贵族，有地位，有特权。而被称为“素王”的孔子，则是平民学者的典型。但其思想塑造着尔后两千余年的文化人格，因而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看得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即使到了封建的末世，我们依然可以从鲁迅先生的小说（如《长明灯》）中看到普通民众对于知识分子近乎痴狂的信服甚至崇拜。

其二，古代知识分子具有“游士”性质，即流动型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地位特殊、价值崇高，这就衍生出“欲得天下，必先得士”的社会现象。当时列国诸君，尊贤养士之风十分炽盛，以至于平民学者取代了贵族阶级在学术文化上的权威地位。为了行道，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率领弟子们冒着仆仆风尘周游列国。他先是在鲁国参政，三年后，对朝政感到失望，率领部分弟子前往卫国。这年他是五十四岁。中间三起三落，待了四年，又去了陈国。人家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后来又遇到战事，只好从陈国逃离，奔往楚国，路上忍饥挨饿，所谓“在陈绝粮”。尽管这样，他也并不灰心丧气，还是信念十足地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但是，终究还是受到楚狂人的讥讽。不久，便又离楚回卫。发现并无重用之意，最后返回鲁国。这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在外面足足转游了十四年。亚圣孟子的处境，要比孔子好一些。仕途上虽然并不得意，但他在周游列国时，仍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梁惠王、齐宣王等当时最有权势的君主，都想笼络他。如果孟子稍稍迁就一些，即可以“立谈便至卿相”。

其三，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那时的士具有一种超越品格。这首先表现在超越个人的经济利益上。孔子并不反对常人希求鲜衣美食，但他提出，倘使作为一个“士”，就应该“不耻恶衣恶食”。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而且，也不计较眼下或将来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士显现出一种宗教精神。特别是，当读书士子介入了政治生活，领取了国家的俸禄，就更应该夙夜在公，不能谋求个人私利。这就是说，士的凭借是在道上，在人文理想方面，士的行为志向不以个人经济利益为转移，人生实践超越经济的制约。因此，有点类似于宗教。—和尚、道士都是超越个人经济利益和人生处境的。不同的是，庙里修行的是“单料和尚”，他们虽然没有家室之累，没有经济方面考虑，却并不参与政治；而中国的士是“双料和尚”，一方面，他们拥有家庭，只是不谋私利，“不别治生”，专事讲道、治学；一方面，还要参与政治，承担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钱穆先生这种“双料和尚、单料和尚”的说法，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士人的超越性格和宗教精神。

其四，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它现身之日起，就和政治纠结在一起。他们总是密切地关注社会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知识文化的最主要特点。这与西方古代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时期，知识精英强调理论的理性、思辨的理性，叫作“静观的人生”，与后来的“行动的人生”是相互对立的。到了中古时代，基督教行世，宗教信仰压倒了古希腊的理性，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知识分子在中古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存在的空间。即使有理想，也是在天上，而不在人间。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发生了变化，他们关心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从来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变它。”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大思想家，真正只想做“哲学家”，像古希腊时那样，只想做一个世界“静观者”，而不想去改造世界的很少很少。中国也从来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有组织的统一的教会，说是儒、释、道三教并立，但儒家始终处在主体地位。儒家追求“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强调人生“三不朽”，主张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北宋大儒张载那里，目标就更高大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种原则指引下，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个宏誓大愿，就是按照圣人规定的理想目标去改变世界。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和政治不可能分割开来。

为了参与政治活动，实现政治主张，孔子、墨子都毕生奔走于列国之间，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至于专意讲学著书，那是晚年的事。即使如道家始创者老子、庄子，他们无意做官，但仍然通过著书讲学，表示对政治、理想的关注。他们在那里抨击政治、批判现实，同样证明了他们并没有抛掉政治意念。特别是老子，堪称“中国的政治艺术之父”。老子主张“无为”，他是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与权谋。可以说，以国家、社稷为重、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和忧患意识，是后世历代知识分子的主题词。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如同余英时所言，越是遭逢“天下无道”、“世道浇漓”的乱世，孔子的“圣教”便越发显现出它的力量，参政、救世也就成了立身之本。从汉代知识分子在党锢之祸中，誓“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到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既然与政治联系得这么紧密，那么，就出现一个现实问题：政治理想如何实现？也就是说，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需要具备怎样的前提条件？首要一点，是必须凭借权势，正如汉代学者刘向说的，“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他说，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为什么？就因为一者有权位，一者没有权位。对于封建时代的士子来说，如何才能取得权位呢？唯一的途径就是沿着立朝入仕的阶梯一步步地往上爬。面对现实，古代知识分子的第一选择，就是“入仕”，只有“入仕”，才能取得使用国家权力的合格证，才能将自己的思想主张推向社会，实现其政治抱负。结果，就像台湾学者徐复观所说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涵盖万有的一切权力，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权力需要依靠臣子—亦即士大夫来运作与施行。就是说，封建帝王要借助士大夫的思想智慧与管理才能，将自己的权威意志贯彻到各个场所、各个环节。这样，他们之间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处于主导地位的则是封建帝王，越是英明、雄鸷、强悍的帝王，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古代一切知识分子都无法摆脱这样的生存环境。

这是就总体而言。随着各个朝代的情况不同，知识分子的地位、处境又有很大的差异。

在商周时代，读书士子地位低下，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高高在上的是帝王，然后是诸侯，然后是卿大夫，压在最底层的是士人。士人就是奴隶，没有人身的自由。

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社会分崩离析、动荡不宁，诸侯、卿大夫各自为政，都要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政治资本。他们必然要求助于读书士子。这样，那些知识分子就成了香饽饽，到处争抢，到处拉拢，活动空间大了，为他们施展才智提供了很好的舞台。这是他们最自由、最行时的年代，他们可以到处流动，楚国不行，就到秦国，秦国不行，就去晋国。反正是“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著名的改革家商鞅，本是卫国人，后来去了魏国，还觉得施展不开，最后又来到秦国。那时候，“朝秦暮楚”、“朝三暮四”都是肯定的、正面的词语。再比如，战国时的辩士、纵横家苏秦。什么叫纵横呢？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都在函谷关以东，地面拖得很长，所以叫“纵”；秦国独居函谷关以西，地面横宽，所以叫“横”。六国联合起来，以六攻一，叫“合纵”；以一离六，各个击破，叫“连横”。苏秦本来要游说秦惠王，让他实施“连横”战略，但十次上书，也没有说得动。由于时间拖得很长，结果裘弊金尽，资用断绝，只好返回洛阳老家。看上去，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那个狼狈相就不必说了。可下到家了，结果，“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这大大激发了他的志气，“悬梁刺股”，发愤读书。然后，再次出行，这回是发动六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收取了理想效果：他得以佩戴六国相印，“一人用而天下从”，“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六国相亲，贤于兄弟”。你看，辩士的作用多么大呀！

那时候，从事何种职业，知识分子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从政不如意，就去教书授徒，还不行，行商坐贾，当个陶朱公也蛮好的。而且，还有足够的“思想自由”，可以任意质疑，任意思考，甚至可以批评君主，也不致杀头、抓辫子。《孟子》一书记录了不少对君主的批评：“今夫天下之人牧（意指国君），未有不嗜杀人者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甚至直接骂出：“望之不似人君”，“不仁哉，梁惠王也！”

《战国策》里记载这样一个故事，燕昭王为了增强实力，与强齐抗衡，便同谋臣郭隗商量如何罗致贤才。郭隗首先给他讲个故事，说古代有个国君，想以千金重价购买一匹千里马，可是三年过去了，还没有买到手。在急切的等待中，他的一个近侍却花了五百金买回一副千里马的骨头。国王看了，气急败坏地说：“真是不中用！我要你买日行千里的活马，怎么花那么多钱买了一堆马骨头呢？”侍臣说：“大王不要着急，听小臣解释：我这样做，四方人士就会想：君王买一副马骨头还肯花费五百金，更何况是活的千里马呢！估计很快就会把更多的千里马送上门来。”果然，不到一年工夫，报送千里马的就接连来了三次。郭隗讲完故事之后，奉劝燕昭王说：“大王要想招纳贤士，不妨先把我当作一副马骨，优礼相待，那样，四方贤达之士一看连我这样的庸愚之才都得到了重视，他们就会闻风而至。”昭王赞同并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拜郭隗为师，还在易水边上建筑高台，置黄金其上，称为“黄金台”，用以招揽贤士。于是，燕照王尊贤爱士的名声很快传遍四方，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大批贤才纷纷来归，为燕所用。从此，国力大增，很快地富强起来，黄金台招士的事也被传为千古美谈。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优越条件是历史的产物。到了后世就不再具备了。诗仙李白处身于大一统的盛唐之世，而不是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结果，进京陛见后，只被安排一人闲差，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接之以师礼，委之以重任。当此之时，天下承平，宇内一统，政治上层建筑高度完备，特别是开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唐太宗语），大多数士子的人格与个性，愈来愈为晋身仕阶和臣服于皇权的大势所雌化，“帝王师”反过来成了“天子门生”，“游士”阶层已彻底丧失其存在条件。

这种情势的变化，始于秦汉的大一统。封建贵族逐步削灭，入仕的途径只剩一条，而且有法定的顺序，谁也不得逾越违犯。学者身价无形中降低了。此种形势，到汉武帝时代最为明显。东方朔曾经慨叹说：“彼一时，此一时。”时代变了，我们的身份和机会，哪能与战国人相比？扬雄也在《解嘲》中说：“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一副酸溜溜的味道。

到了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动荡时代。攘夺、变乱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统治集团内部篡弑频仍，政权更迭繁复，战乱连年不断，社会急剧动荡，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苦痛，士人群体也未能远祸。因此，《晋书》中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世家权贵操纵着遴选人才大权，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悖理现象。先赋角色深受世人景慕，而成就角色却极少出头机会，在整个社会造成了价值观念的误导，鄙薄事业、轻视功利的思想泛滥。这两种趋向，看似矛盾、交叉，实则殊途而同归，都有助于以崇尚老庄，任放不羁，遗落世事为特征的“魏晋风度”的形成。

由于思想通脱，废除固执，“遂能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入”（鲁迅语）。社会秩序解体，儒家礼法崩溃，经学独尊地位已经动摇，玄名佛道，各派蜂起，嘘枯吹生，逞辞诘辩，呈现出“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思想多元化的局面。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语）。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蔑视礼法，荡检逾闲，秕糠功名利禄，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滋生了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的萌芽。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其代表人物。

按照常礼，母丧期间必须茹素，但阮籍偏偏大啖酒肉。《礼记》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经常与嫂子聊天，其“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耶？’”邻居家的妻子有美色，在酒店里卖酒。阮籍喝醉以后，就睡在这个女人身边，完全无视儒家“男女之大防”。女人的丈夫起初有些怀疑，暗中观察阮籍的行为，但始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良企图。他就是这样毫无顾忌地与纲常、礼教对着干，明确地说，君子之礼法乃天下摧残本性、乱危社会、致人窒息之术。阮籍和嵇康率先举起张扬自我、反对名教的大旗。阮籍辛辣地讽刺说，礼法之士如裤中之虱，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嵇康则响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

三

隋唐以后，推行科举制度，这就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

有两句诗：“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一个“赚”字，把封建统治者通过推行科举制，牢笼士子，网罗人才，诱使其终世沉迷，难于自拔，刻画得淋漓尽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科举制度就是以爵禄为诱饵，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

蜗居社会底层的读书士子，要想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就必须走上这条应举入仕的道路。只是，科举选士制度，无异于层层递减的多级宝塔，无数人攀登，最终能够爬到顶尖的却寥寥无几。许多人青灯黄卷，蹭蹬终生，熬得头白齿豁，老眼昏花，也未能博得一第。临到僵卧床头，一息奄奄，还放不下那颗眷眷的心。而那些有幸得中的读书种子，一当登上庙堂之高，便会以全副身心效忠王室，之死靡它。这真是一笔大有赚头的买卖。因此，当太宗皇帝李世民看到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乖乖地涌进监舍应试的时候，不禁喜形于色，毫不掩饰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彀”者，圈套也。封建统治者可以从中收“一石三鸟”之效，因此说它是“长策”：一是网罗了人才，能够凭借这些读书士子治国安邦；二是有望获得“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的好名声；三是把那些在外面有可能犯上作乱的不稳定分子吸引到朝廷周围，化蒺藜为手杖。

对于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征服者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尖锐。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雄师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蒂，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心悦诚服地为新主子效力。

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后来居上，更是棋高一着。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做大清帝国的忠顺奴才。清初的重要谋士、汉员大臣范文程曾向主子奉献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从“驯心”的角度看，他正是一个理想的制成品，这番话可视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回过头来，这个“理想的制成品”，又按照主子的意图，在针对其他“秀民”的“驯心”工程中，为虎作伥。

较之盛唐时期，清代的专制要严酷得多，惨烈得多。这样的专制社会越持久，专制体制越完备，专制君主越“圣明”，那些降志辱身的封建士子的人格，就越是萎缩，越是龉龊。难怪有人说，专制制度是孕育奴才的最佳土壤。明乎此，就可以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为什么许许多多智能之士，一经跻身仕宦，便都“磨损胸中万古刀”，泯灭个性，模糊是非，甚至奴性十足了。史载，康熙皇帝素以骑术专精自詡，一次出郊巡狩，坐骑突然尥起了蹶子，奔突腾跃不止，到底将他掀了下来，使他在众人面前丢了丑，心里觉得特别窝囊。随从大臣高士奇见此情状，立刻偷偷跑到污水坑旁，滚上一身臭泥，然后，踉踉跄跄，走到康熙面前，皇帝被这副狼狈相逗笑了。高士奇随即跪奏道：“臣拙于骑技，刚一跨上马鞍就掉了下来，正巧落在臭泥坑里。适才听说皇上的马受惊了，臣未及更衣，便赶忙过来请安。”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跃然纸上。康熙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些南人啊，竟然懦怯到这种地步。你看我这匹烈马该有多么厉害呀，尥了半天蹶子，也没能把我怎么样。”从此，康熙便对他宠爱有加，竟至形影不离。

与高士奇这种奴才相相照应，还有曾国藩那样的畏缩、忧劳，亦足以看出封建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的艰难困顿。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杀身之祸。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原本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于破解的悖论。

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只能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李鸿章有句名言：“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扭曲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样，摆一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个狂放的诗仙那样，丢了差使，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四

谈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必然会涉及出世入世这样一个根本出路问题。

在古代，所谓出世，其实就是入仕。大体上有两个途径：一是绝大多数通过科举入仕。自隋唐以后，科举占据了中国士人生活的大部分，如当今的高考一样，孩子们在幼年时候便开始接受适合这种模式的塑造型教育，士人们在乡间三年一考，成为举人，举人取得去京城考试的资格，然后成为进士，进而参加有皇帝当主考官的殿试，到达顶点。最后只有个别人成为幸运儿，有的人一辈子也考不上，结果把一生精力全都耗在接二连三的应试中了。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愤慨激昂地指出：封建制度下的士子，“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待到捞得“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时，已是“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了。宋朝时，就有七十多岁的老者赶考，进了考场写不出来，只能写“吾老矣，不能为字也，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有个乾隆时代的老书生谢启祚，屡试不第，直到九十九岁才考中了举人。他也写了一首自嘲诗，以老处女自喻，抒写他中举之后苦竦酸甜、百感交集的心情：“行年九十九，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女，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当官的另一种途径是入幕。据资料介绍，幕宾，或称幕友，被主官延聘入官衙或者营辕，以其知识与经验佐助主官，称为入幕。幕宾与其主官虽是雇用关系，然而既非属官，亦非奴仆。主官对幕宾要待以客礼，遇事相咨相商，有如宾友。幕宾由主官私人付酬，年终或节庆主官另有馈赠。经主官保举，还有可能获得朝廷奖述，进身官场。这种寄人篱下被供养的方式在中国古代十分普遍。这也是在中国古代往往会出现以某些人为中心的政治圈子、学术圈子的缘由。

那么，出世呢？最常见的形式，就是隐居不仕。这里分种种不同情况：

最高超的是像东汉初期，富春江上终身渔钓的严子陵那样，即使皇帝亲自来请求，也不入仕。战国时的伟大思想家庄子，也是这样。一次，他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忽然，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老先生，有劳您的大驾了。我们国王想要把国家大事烦劳您来执掌，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庄子听了，依旧是手把钓竿，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我听说，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它已经死去三千年了。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用丝巾包裹着，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供养于庙堂之上。现在，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架子珍藏起来，供奉于庙堂之上呢？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乌龟那样，在泥塘里快快活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庄子说：“说得好，那你们二位也请回吧。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

他们为了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的价值观，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门圣教；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安宁感、轻松感。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隐身容易隐心难，必须战胜富贵的诱惑，父祖辈望子成龙的期待目光，妻儿、戚友们殷殷劝进的无止无休的聒噪，朝廷、郡县的使者之车的不时光顾，同学少年飞黄腾达、志得意满的显耀，都必然带来强烈的诱惑与浮躁。隐逸之士只有坚守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着这种精神支柱的支撑，才能从身心两方面来战胜强烈的诱惑。

有一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便折向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逐步收心敛性，战胜自我。有些人开始是登龙入仕，干了一些年，幡然省悟，抽身而退。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去来兮；还有郑板桥，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退了以后干什么？大多数隐居不仕的人，并不是像庄子、严光那样，渔钓终生，而是从事各种社会事业，只是不肯当官。有些人著书修志，教书授徒，或当家庭教师，或执教于某些教育机构，比如书院，作为谋生手段。历史上，大量隐士其实又是政治人物，他们奉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孔门圣教，在他们看来，出世与入世是统一的。隐居并非忘世，乃是养志守道，为将来的闻达做思想与智能的准备，隐居山林的过程也是充实、完善自己的过程。所以，虽然身在山林，却并不完全脱离朝政，而且，往往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时的吕尚、三国时的诸葛亮、元末明初的刘基等。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即常常会友交游，纵谈时政，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后经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建业，终于夙志得偿。有的身在山林却萦心魏阙、心系朝廷，甚至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的隐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称的南北朝时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岁之前，曾被朝廷辟为诸王侍读，后来，因求宰县未遂，而挂朝服于神武门，辞官归隐。梁武帝即位后，屡次召他入仕，均被拒绝。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找他咨询，月中常有数信往来，时时参与朝廷政务，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员。

当然，也还有一些坚贞之士是不肯俯首就范的。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学者把人格独立看得至高无上，重于功名利禄，甚至重于生命，立志终身不仕，潜心著述，粹然成为一代宗师。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猛烈鞭挞封建君主专制，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确指出，专制王朝的法律是帝王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法乃天下之公器，应该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法意》中论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大约提前一个世纪左右。康熙年间，陕西有个李二曲，抱定坚决不与新朝合作的态度，称病在家，不去应试博学鸿词，官吏一再催逼，他便以拔刀自裁相威胁，只好作罢。后来，干脆把自己反锁屋中，“凿壁以通饮食”，不与任何人见面，朝廷也拿他没办法。清初遗民中有一位天文学家，名叫王锡阐，隐居故里苏州吴江，夜夜爬上房顶，静观天象，发誓永不仕清，平常写字用篆书，不想使人认识，出门穿古装衣服，不使用清朝钱币，死时遗嘱，把棺材放在树上，不入葬异族土地。按说，本来已经隐居乡下、退出政治舞台，但还情系前朝，心怀故国。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斩不断，理还乱”，千丝万缕的联系。

曾李异同论

——在东北大学读书班上的演讲

（2011年11月15日）

今天的讲座题目是：“曾李异同论”，说的是晚清名臣曾国藩、李鸿章这对师徒的心灵苦楚。

进入正题之前，先做两点解释：

第一点：我这个讲座属于学术研究性质，重在知人论世，揆情度理，从人性这个侧面，分析曾、李的个性特点、人生道路抉择及其相同、相异之处，目的在于给予听众以心智上的启迪；而不是罗列事实，重复那些史书上记得清清楚楚的故事；即使联系到必要的史实，那不过是为了说明我的论点。那么，我的论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位晚清重臣，虽然都是身居高位，执掌铨衡，却各有其难以言说的处境上的艰难和心灵上的痛苦。曾国藩的苦，主要来自于内在，来自于过多、过高、过大、过强的欲望。他要建盖世的功勋，又要当浊世的圣人，结果不仅横遭猜忌，内心也充满矛盾，“功德两个字，用破一生心”，活得又苦又累。李鸿章的苦楚主要来自于外部环境。他所秉承的哲学，是“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似乎活得潇洒从容一些；可是，他同样备尝苦楚—身处阴险的西太后和强权的洋主子之间，“两大之间难为小”。无法逃脱“签订卖国条约的专业户”这一千般耻辱、百倍难堪的角色，这样，就得时时记得、刻刻面对国人的唾骂，内心自然也痛苦不堪。

第二点，学术研究总是选取一个特定的角度。前面说了，我选取的角度主要是从人性方面分析，追求的是认识深刻、见解独到，而不是着眼于对历史人物做全面分析、综合评价。应该承认，这两位大人物都是了不起的晚清重臣，他们的功业建树是不可磨灭的。我之所以选取一个特定角度，而不是像《百家讲坛》那样讲述史实，就在于对象是大学生。中学历史课本中，必要的史实已经交代清楚了；到了大学就应该着眼于思辨、分析，有的还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果说，知识分为信息、学问、智慧三个层次，那么，启迪思路、增长智慧，应该是大学生的本分。

下面，书归正传。先说曾国藩。

曾国藩大名鼎鼎，是大家熟知的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青年毛泽东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后来又说：“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的评价是：“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他也是近代中国地位最显赫而争议最大的一个人物。

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可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他的人生道路并不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的机器人。

关于苦，佛禅讲得最多，有所谓“人生八苦”的说法：生、老、病、死，生与俱来，可说是任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厌憎聚、爱别离、五蕴盛，则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异了。古人说，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古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这也是曾国藩的终极追求。一方面，他要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

这种人生目标，无疑是至高、至上的。许多人拼搏终生，青灯皓发，碧血黄沙，直至赔上了那把老骨头，也终归不能望其项背。而曾国藩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他二者全都得到了。他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应该说是超越了平凡—这是立功；在立德、立言方面，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他在思想、学术上造诣精深，当世及后人称之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可说是，志得意满，功成名就。

可是，人们是否晓得，为了实现这个“三不朽”，他曾耗费了多少心血，历经何等艰辛啊？只要翻开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过，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人物。“功德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自从背上从儒家那里承袭下来的立功扬名的沉重包袱之后，便坠入了一张密密实实的罗网，进入了无形的炼狱。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杀身之祸。

他一生的主要功业在镇压太平军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庐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灭顶的惨败，眼看着积年的心血、升腾的指望毁于一旦，一时百忧交集，痛不欲生，他两番纵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后，又备受官绅、同僚奚落与攻击，愤懑之下，他声称要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还让人购置了棺材。心中惨苦万状，却又“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说，只好“打掉门牙肚里吞”。

那么，获取胜利之后又怎样呢？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同是一种苦痛，却有不同层次：过去为求胜而不得，自是困心恒虑，但那种焦苦之情常常消融于不断追求之中，里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现在的苦痛，是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而并非预期的福祉、升迁，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到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尽管他竭忠尽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用兵过久，兵权太重，地盘忒大，朝廷从长远利益考虑，不能不视之为致命威胁。过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东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对付太平军非他莫属。而今，席卷江南、飙飞电举的太平军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随时都能问鼎京师的，是以湘军为核心的精强剽悍的汉族地主政治、军事力量。在历史老人的拨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个烧饼，湘军和太平军调换了位置，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去了一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这是他最怕听的两句话。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能不苦吗？

有句成语，叫“孤树加双斧”。曾国藩正处于这种状态，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苦楚。他既要建非凡的功业，又要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小心谨慎。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他对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说函札之类本来就是写给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记，他也绝不马虎。他知道，日记既为内心的独白，就有揭示灵魂、敞开自我的作用，生前死后，必然为亲友、僚属所知闻，甚至会广泛流布于世间，因此，下笔至为审慎，举凡对朝廷的看法，对他人的评判，他都绝少涉及，为的是不致遭惹麻烦，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里面倒是记载了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儿，他都要痛苦自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在外面苦，到家里还苦，在人前苦，在私下里也苦。

世间的苦是多种多样的。曾国藩的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刳肚搜肠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贺，他的母亲就曾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但这种苦吟中，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曾国藩的苦，和那些终日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诚发自一种真正的信仰，由于确信来生幸福的光芒照临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中堂大人”则不然，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现实人生中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从一定意义来说，他的这种苦难经验，倒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节烈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

我们发现，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就是所谓“分裂性格”。比如，他在家书中、文章里说得是极为动听，可是，做起来却难免形成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其结果，自是加倍地苦累，而且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对此，清廷已早有察觉，曾降谕于他，直白地加以指斥。至于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观火了。邵懿辰曾当面责之以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左宗棠更是逢人便说：“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作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家，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接受程朱理学巧伪、矫饰的同时，却能不为其迂腐与空疏所拘缚，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与圆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实际上，他心里清清楚楚，正如日记中写的：“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但他已经被捆绑在自制的战车上，是无法逃脱的。他非常注重养生，节欲，戒烟，制怒，限制饮食，起居有常，保真养气，日食青菜若干、行数千步，夜晚不出房门，防止精神耗损，可说是最为重视养生的。但是，他却疾病缠身，体质日见衰弱，终致心力交瘁，中风不语，勉强活到了六十二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而他，竟然是一命呜呼了。死，对于他来说，其实倒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什么“超越”，什么“不朽”，统统地由他去吧！

接着再说李鸿章。

与曾国藩相类似，李鸿章同样也是声名显赫，而且又最具争议。生前，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他为太傅，赐白银五千两为他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份建立祠堂十处。他是清代汉族官员中唯一在京师建立祠堂的人。他奉曾国藩为老师，早年曾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的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后来，又通过曾国藩的举荐，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对于这位晚清名臣，我已经琢磨多少年了。起始，还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形象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后来，逐渐地变得鲜亮，清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挺立在我的眼前，最后，竟然依次显现出六种形象：

首先，他是一个“不倒翁”。一生中，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尤其是作为签订卖国条约的“专业户”，他一直遭到国人轮番的痛骂。可是，他就是不倒，最后，以七十八岁高龄，死在任上。这端赖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

于是，又有了第二种形象：出色的“太极拳师”。他周旋于皇帝与太后之间，各国洋鬼子之间，满汉大员、朝臣与督抚之间，纵横捭阖，从容应对。

第三种形象是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他把晚清王朝比作“一间百孔千疮的破纸屋”，他整天地到处补窟窿，哪里出了事，慈禧太后都要“着李鸿章承办”。他所扮演的就正是“裱糊匠”的角色。

第四种形象是“撞钟的和尚”，他曾说：“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他人所无法代替的。

这样，又有了第五种形象—晚清朝廷和慈禧太后的避雷针。他把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

第六种形象是“仓中老鼠”。这要多说两句。《史记·李斯列传》讲，李斯为郡中小吏时，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吃污秽的东西，一见到人或狗走近，就惊慌逃遁；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积存的粮谷，安闲自在，无忧无虑，诀窍在于它有强大的靠山。于是发出感慨：人的贤不肖，有没有作为，全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李鸿章深得此中奥秘。他要像仓鼠那样找个有力的靠山，具体地说，就是“挟洋以自重”。由于经他手签订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洋人心目中，他是有身份、有地位、说了算的，是朝廷离不开的大人物；而慈禧太后已经被列强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不啻五雷轰顶。有那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李二先生自然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他这一辈子，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蠭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当然，这并非他的初衷。由于深受儒学的熏陶，他从小就立下了宏誓大愿，坦然以力挽狂澜、只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骄人气概。李鸿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途程中，以1862年经曾国藩举荐正式出任地方都抚为分界线，前后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是晚清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任事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核心人物。

热心仕进，渴望功名，原是旧时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但像李鸿章那样执着，那样迷恋，却是古今少见的。一般人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李鸿章则是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总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他把功名利禄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官场，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迷”。曾国藩说过：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著书，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仕进，这是李鸿章的典型性格。

李鸿章一生功业甚多，但他的蜚声中外，以至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务、外交方面。在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鸿章与清廷的外交事务是融为一体的。每当大清国外事方面遇到了麻烦、面临着危机，老太后总是“着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于是，这个年迈的衰翁便会披挂上阵，出来收拾残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间，竟连续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密约》、《辛丑和约》等四个屈辱条约。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见，李鸿章在西太后身边，日子是不会好过的。相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李鸿章交谈时，曾暗喻他只会打内战，没干成别的事。他听了喟然长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当然无法与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对理想的搭档。书载，威廉皇帝回到后宫，经常愤怒地摔砸器皿。皇后知道这是因为受了老俾的气，便问：“你为什么这么宠着他？”皇帝说：“他是首相，下面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受了气往哪儿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儿出呢？就只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气绝不会比老俾的少，但他敢找“老佛爷”出气吗？

他在甲午战争中，声名尤为狼藉，民怨沸腾之下，清廷不得不给他“禠去黄马褂”的处分。一天，江苏昆曲名丑杨三演出《白蛇传》，在演到“水斗”一场时，故意把台词作些改动，说：“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剥去。”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李鸿章的鹰犬也都在场，恨得牙痒痒的却又不便当众发作，但事后到底把杨三弄得求生无路，惨痛而死。悲愤中，有人撰联嘲骂：“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的长兄不忍心看着弟弟遭罪受辱，劝他早日离开官场，一起告老退休，他却坚决不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杀李以谢天下”的呼声遍于朝野。而李鸿章则毫无退避之念。他故作镇定，撰联悬于书斋：“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这也是跟他的老师学的—曾国藩当年也曾写过类似的联语：“挺起两根穷骨头，养就一段春意思。”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一种“挺经”。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明显。两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二人的气质、取向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着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着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是连说也不说。反过来，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是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是又做又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过，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要显得坦白一些。由此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当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时，他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是很欣赏的。临终前，他还曾荐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是如临深渊，惕惧不已。咸丰末年，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及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这一高官显位，不知使多少人艳羡、垂涎，但曾国藩却并不开心，他说：“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在《家书》中，他告诫子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为此，必须持有三种心态：一是不参与，好像事情与己无涉；二是不善终，高位都是险地，居高履危能够善终的很少；三是不胜任，好像在朽烂的跳板上驾驭着六马奔车，随时都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他的韬晦之计，后来发展成为功成身退、避祸全躯的行动。他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直接批评为“无益之请”。他说：“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一冷一热，一退一进，这和他们所处的境遇不同有直接关系。曾氏当政时，清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起义；有洪秀全在，他还有用，现在洪秀全被他干掉了，清王朝就可以“卸磨杀驴”了。其实，即使在他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时，阴险毒辣的西太后，也早就在算计他了。她承袭祖上康熙皇帝的惯伎，专门利用汉员大臣间的矛盾以制衡其权力，她一面重用曾国藩，一面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桢，发展李鸿章的淮军势力。就是说，不怕你曾国藩兴妖、起屁、尥蹶子，没有你这个“鸡蛋”，我照样能做“槽子糕”。

而在李鸿章当政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虽在，正远征西北；恭亲王已被免除了议政王，宠信大不如前；至于翁同龢等帝党头目和“清流派”的张之洞、李鸿藻等，或老朽顽庸，或徒逞空谈，难抵实用。尤其是面临着列强鲸吞之势，要与之斡旋、谈判，折冲樽俎，更非李鸿章莫属。此之谓“形势比人强”也。而且，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么古板，也不像左宗棠那么刚愎自用，张之洞那么浮华、惜名，他纵横捭阖，巧于趋避，有一套讨好、应付“老佛爷”的招法，因而能够一路胜出。

一次，朝廷要他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贪墨索贿的案件。他敷衍了几个月，最后上了一道奏折，说吴棠一贯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而且，在籍士绅都赞颂他善政利民。结果是，吴棠安然过关，而原参者却受到申斥。实际上，所参各项都完全属实，只是由于吴棠曾有恩于慈禧，李鸿章便做了这种违心灭良的处置。原来，吴棠任清河县令时，一个老朋友的灵柩路过那里，吴知县派人送去三百两银子作为赆礼。不料，当时河里并排停着两艘大船，仆役把银子错送给邻船了。吴棠盛怒之下处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还，一个幕僚从旁解劝说：邻船上的是入京参选秀女的满洲闺秀，说不定日后成了贵人，还能够借利呢！吴棠听了甚以为是，便换成一副笑脸，登船问候母女三人。那位母亲慨然地说，如今世态炎凉，我们孤儿寡母一路上受尽了冷落，唯独吴老爷古道热肠，真是难得，我们母女誓不能忘。那两个女儿，你知道是谁吗？一个就是后来的慈禧，另一个做了醇亲王的福晋。“只因一回错，便为人上人。”从此，吴棠平步青云，一路飙升。

大清的国运如何，“老佛爷”可以不在乎；唯独“垂帘听政”的大权必须把在手里，拼死也不能丢。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不管签订什么和约，总要坚持一条底线：割地赔款的条件再苛刻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维护“老佛爷”的干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北京，“老佛爷”仓皇逃窜，压在她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就是怕议和中追究祸首追到她的头上。她事先就交代给李鸿章：和议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对此，李鸿章是心领神会的。果真，联军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祸首，他立刻封了门，表示：什么都好说，唯独这个事由不能谈。结果，议和条件苛刻无比。慈禧见里面并未涉及到她本人，便也放下心来；至于花些银子吗，她一辈子已经大手大脚惯了，谁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着李鸿章去张罗就是了。

李鸿章生来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历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更增长了阅历，练达了人生。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难怪他敢夸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亲王奕是不好对付的，他仗着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这一特殊身份，一贯作威作福，眼里放不下人。现在又取代了恭亲王，接手总理北洋事务，成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他一上来，马上就找办洋务的李鸿章，要他拿出一笔经费，支持修建颐和园。理由是堂皇正大的，他撇着京腔儿说：整修昆明湖，兴办海军学堂，这可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呀！李鸿章不慌不忙、笑容可掬地应对道：亲王大人，您的高尚情怀，宏伟抱负，赤诚为国，苦心孤诣，实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尽全力照办。接着，立刻他就把难题推还给了对方：王爷，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秉报哩：增加海军军饷，现在找借无门；四艘军舰即将从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须雇请外国员弁管理；还要出钱备置燃料，日常费用也须一体安排—这些款项，恳请亲王鼎力支持！醇亲王一听，脑袋立刻就大了。这个只知酒色征逐的“阔大爷”，哪里懂得什么筹措资金！可嘴里又不便说出，只好唯唯否否，掉头而去。你看，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斗法”把戏，玩得该是多么精彩呀！

李鸿章对内应付裕如，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少了招法。长期以来，慑于列强的强大威势，使他觉得处处无法赶上人家，从而滋生一种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当时，在晚清朝廷中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极端：不了解西方实际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无视列强环伺的险情；而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对照本国腐朽、庸懦的现状，又常常把敌我力量对比绝对化，觉得事事皆无可为，从而一味主张避战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软骨症。李鸿章属于后者的代表。加之，他还有挟洋以自重的个人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后怕的是洋人，靠的也是洋人。有这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也就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李鸿章的思想轨迹确实是比较驳杂的。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那种刚性，又混杂着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现代成分；娴熟“水鸟哲学”（表面平静，暗里动作），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

李鸿章的为官诀窍，前面已经引述过，即“士人以身许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何谓“得君”？说穿了就是能讨得君王的喜欢，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讨得喜欢，获取信任，首先必须摸准主子的脾气，透彻地掌握其用人的标准。在这方面，李鸿章的功夫是很到家的。他知道，清王朝择臣的准则是，只要你肯于死心塌地当奴才，忠心耿耿地为朝廷卖命，就照用不误，为贤为愚、或贪或廉，都无关大体。对于所谓“名儒”与“名臣”，清朝皇帝向来是不感兴趣的。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名臣，往往与昏君、庸君相对应，圣明天子之下还能有什么“名臣”吗？所以，李鸿章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明乎此，也就晓得了对于曾国藩那一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灵的朝圣”，他之所以不以为然，真谛就在这里。

18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对外策略，为后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鸿章却把它搬用过来，作为处置内部事务的一条准则。在这种准则支配下，必然是不问宗旨，不管对错，只要你得势了，或预计将能得势，他便会采取审慎的合作态度，明里暗里表示支持；而一当发现你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便会毫不犹豫地弃置不顾。

在对待戊戌政变和维新派的态度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政变伊始，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形势不明，李鸿章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置身事外，不去直接参与。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申明这一立场。但是，当维新派遭到慈禧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定为“乱臣贼子之尤”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暗地里输诚相与，采取保护的对策。因为他了解到日美英诸国对维新派是支持的，推测康梁日后定会大有作为。如果完全跟着老太后跑，一旦维新派在外国支持下掌了大权，自己将难予处置。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对他们的关心。朝廷指令他铲平康梁祖坟以儆奸邪，他则以“香港近有新党欲袭广东，恐过激生变”为由，建议稍缓进行；而在慈禧面前，则极力贬斥、丑诋维新派，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就是这样“脚踩两只船”，运用两面手法，来保全自己，预留后路。待到后来，当他观察到变法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清廷又紧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将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故常，断然采取严厉打击的行动，不仅迅速铲平了康家的祖坟，还把清政府缉拿康梁的赏银，由十万两提高到十四万两。可见他一切都以保全自己为前提，以对己是否有利为转移。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签订各项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精神，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仗义执言，拼死相争，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宠为转移，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应该承认，李鸿章在兴办洋务、建设海军方面，确实是功不可没的。签订了那么多卖国条约，理应遭到唾骂，但他确实也有难言之隐。在弱肉强食、国运衰颓之际，任谁在这个位置上也难以摆脱。他的问题在于，像梁启超所批评的：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当然，你若说他一点骨气没有也冤屈：由于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在忽忽悠悠地海面上，慢慢腾腾地挪过去。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个字。国贫民辱，“弱国无外交”，说来令人痛心啊！

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

——在第四届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与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1年11月26日）

一

我在多个场合、多次讲座中，一直强调散文创作应该有深度意识、深度追求。值此商品大潮无远弗届，到处都是激烈的竞争，人们整天处于心身疲惫状态的今天，此论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有人疑虑，广大读者在极度紧张之余，不会去接受思索的艰辛。理由是，人们忙碌了一天，渴望通过阅读暂得消闲，获取片刻宁帖与清静，在这种心态下，要追求什么深度，只能招致反感。也有人认为，在散文泛化的时代，关于散文写作，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如何体现现代意识、大众意识，如何写得轻松、自然，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而强调思想意蕴、深度追求，将会坠入所谓“深度模式”的陷阱，导致对现实生活重新组合，从而歪曲了生活质素的弊端。还有人担心，从前文学领域极度单一，现在开始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如果提倡进入哲理性的艺术层面，会不会以一种新的单一来取代旧的单一？会不会把读者早已厌弃了的说教式的逻辑形态引入散文创作之中，造成性灵萎缩、情感弱化？还有人认为，现在整个社会处在“喧哗与骚动”之中，人们心情浮躁不堪，读者自不必说，即使从作家角度看，肯于求深求异的怕也不是很多，“回到平面，取消深度”的说法，不是颇有市场吗？

这里涉及到散文创作中的一系列课题，诸如文学的审美特征、审美诉求和创作感悟的超越性、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心灵体验的对接、作家的心态与创新意识等等，换句话说，要说清楚“深度意识”这个问题，需要从上述诸多方面加以认真地研究、探讨。

先从当前文学创作、主要是散文创作的发展趋势来分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由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对现成理念的图解和对客观景象的模仿，转换为注重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与表现，关注人性与人生、人的命运与生存价值，体现一种内在的超越性。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创作主体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恢复其自身特征，作家将各自的情绪、体验和社会内容化为自己的个体化世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审美期待。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实现了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纷乱地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就散文创作来说，由以往的对于现实功利目标的直白展露，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为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扬弃那种平面的线型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轻松的格调、优闲的步态、更为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新时期的文学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中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关注社会人生、表现内在人性，并使之不断深化的过程。当前，由于现代人群已被经济势力抛掷到商业化的运作之中，置身于越来越实利化和技术化的社会环境里，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权力对于人的个性、主体性、独创性的排拒，呈现出向个性迷失的群体化、符号化日趋下滑的危险。特别是伴随着各种传媒竞相推行趣味的大众化，伴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智能化过程加速所导致的文学的写作方式、表达方式和阅读方式的剧变，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个性化、独特性、深刻性。而文学性是以独特性显现的。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和内向特征的创造性劳动，是一个作家表现与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形式，是作家人格精神的外露。

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是同个性化的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缺乏个性化的支撑，势必导致思想的平庸化和话语的共性化。米兰·昆德拉把模仿认同和从众求同称为媚俗。他说，“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是“讨好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做法”。他们往往还“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

在创作中，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把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为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来充分予以肯定。这在今天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二

文学确实是命途多舛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现实功利性阉割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在摆脱掉政治的粗暴干预之后，今天又遭遇到物质利益的羁绊和商品大潮的挤压。在一系列理由充足的符号秩序之下，经济利益实际上制约着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命运。因此，要实现文学本体的回归，张扬艺术审美的个性特征，不仅要挣脱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功利化的躯壳，而且，还必须克服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导向对人性的扭曲，固守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保持自身的精神追求，确认文学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生命体验。

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写作中，要警惕粗俗、平庸的倾向。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理性的缺席、诗意的失落是一个突出问题。哲学含蕴的稀薄，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的缺乏，已成为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对创新充满渴望的时代。人类理性的高贵品格就在于它的永不止息的创造性与开发性。艺术的深度存活于创造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广大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中已经得到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这也正是当下思想随笔、文化散文备受青睐的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读者这一正当需求，应该充分注重作品思想蕴涵的深度，沉潜到文化与生命的深处，透过生活表象去勘察社会人生的真实状态，采掘人的内在心理活动的富矿。

这种深度意识，原是人类心理层面的一种自在意识，不是凭空外加的。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生存状态，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现代人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而人类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人生以及自身命运，必然产生普遍性意蕴的哲理追求。应该说，任何时候，深度，深刻，都是判断文学艺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对哲理意蕴的开掘，已经成了作家、艺术家的自觉追求。

这里所说的哲理意蕴，当然指的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是一种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思辨精神和理性情感，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其中凝结着人生智慧。在这里，散文中的说理，常常表现为一种恰如其分的点醒与提升；而对于铺展开来的叙事、抒情，则可以成为一种丰满肌肉的筋骨奇突，或者必要的激活与调剂。这种理蕴来自作家对生活的感悟、体验，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作家面对某种生存境遇或者情感体验，有所领悟，深受启发，产生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发而为哲思、理趣，成为一种艺术的开掘、提炼与升华。它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更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

这种深度意蕴，不可能产生于刻意回避或虚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把日常生活的琐碎、断裂、残缺、间离，以及荒谬感、偶然性通通编织起来的个人话语造势，也不同于那种站在云端施放故作高深的迷雾，发布“梦游者的呓语”或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化界说。它是渗透于形象、情感之中的生命智慧，着眼点在于运用艺术手段点燃、引导与满足人们探索未知的欲求。读者可以凭借自身审美的内驱力，进入一种超越的悟境，获得思考的愉悦。

三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要把这种理性的认知落脚到创作实践中去，还有一段相当艰巨的历程。大前提是必须培植深邃的思想，努力提高认知水平与思辨能力；有了深刻的、科学的见解，尔后再设法将它组织到文章中去。依我三十余年的创作体会，对于散文、随笔来说，这方面的难度要远远超过论说文的写作。就是说，如何在叙述、描写、抒怀的过程中，以盐溶水、如汤沃雪那样，渗透进去、融会进去理念的、思辨的、感悟的意蕴，是需要大动一番脑筋、颇费一些周章的。

常听到有的作家讲，哎呀，我是什么都不管的，就凭着感觉写作。没有艺术感觉，自然写不出好东西来；但是，若只是停留在感觉上，而缺乏深刻的哲学感悟，我想也会流于肤浅。好的文化散文应该是既防止自我的失落，又防止审美的偏离、思想的贫困。如果缺乏精神的超越性，光有一般的感觉、体验，或者是困苦，或者是忧患，充其量只是一种“伤痕式”的文学，只能告诉读者有这么个事情。而我们应该做到的，是要能够超越情感与激情，抵达一种智性与深邃，在似乎抽象的分析和演绎中，激活读者为习惯所钝化了的认知与感受，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诗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意识；或以独特的感悟、生命的体验咀嚼人生问题，思考生命超越的可能。

哲学有理性与悟性之分，或者说哲学家哲学和艺术家哲学之分。前者重逻辑、重分析、重实证，是抽象的、思辨的，像老子的《道德经》；后者重直观、重联想、重形象，是感性的、具体的，与艺术实践、审美实践紧密联系着，像庄子的《南华经》，禅宗也是，还有《红楼梦》。凡是传世的文学经典，都有特异的审美形式和深广的精神内涵、思想意蕴。当然，有思想不一定就有哲学视角。正如一位知名学者所指出的，《儒林外史》很有思想内涵，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十分深刻，对于知识分子和人生困境的思索有一定的深度。但它与《红楼梦》不同，并不具备哲学视角。

科学技术以及一般学问的演进，是遵循进化论的法则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而哲学智慧则未必。长时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古代哲学说成是朴素的、低级的，似乎没有发展到应有的高度，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其实，这种说法大可商榷。试问：历经两三千年了，《周易》之学，老庄、孔孟之学，古希腊哲人的智慧，又有谁人能够超越它们？

在学习、思考和研究中，为了获得智慧，悟性是至关重要的。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博学不能使人智慧。”可见，有了学问不一定就能具备悟性。关键在于能否使知识、学问由死变活，实现升华与超越。智性过剩，悟性不足，缺乏创见，是一些搞学问的人的通病。记得北大教授汤一介先生说过，现在更多的是哲学工作者，而不是哲学家。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他们面对客观事物（包括社会、自然、人生）和主观世界，总有自己独到的、比他人深刻的看法。这就需要智慧。

有的评论家指出，西方的现代社会出现了精神危机，主要是表现为两种人大大增多：一种叫“空心人”，就是失去了生命的价值感和方向感，成了无根的浮萍；再一种叫“碎片人”，不仅失去了外在的完整性，和自然的关系处于割裂、对立状态，而且失去了内在的统一，被各种矛盾冲突弄得支离破碎。所以，现代人需要智慧的指引、生命的开悟，需要对自己生命采取一种审视的态度。老年的列夫·托尔斯泰非常羡慕农民，他说，他们即使没有太多的知识，但是并不缺乏智慧。

说到哲学思维在散文创作中的作用，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智性话语的艺术转换问题。对于散文作家来说，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当然也是一种过硬的功夫，并不是每一个都能把纯粹抽象的论说转换成艺术话语的。在古人那里，这种矛盾也许并不突出，因为古代的论说文就包含在散文范畴里。一部《古文观止》，一多半是论述性质的东西；每篇论文同时也是优美的散文。现在不行，现在的散文和论文，属于两种文体，已经分道扬镳了。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课题。散文作家余秋雨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轰动效应，就是因为他比较好地解决了将文化认同的智性思考同诗性的激情、想象融会在一起，也就是把这些智性的哲学理解通过一种诗性的、艺术性的语言表达出来。而相对地看，有些人的作品就差一些，他们的东西往往是智胜于情，理胜于趣，缺乏应有的审美性、可读性。

文学是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也就是说，作者要通过自身的灵性和感受力，通过哲学思维的过滤与反思，去烛照历史，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

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自省检讨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我的做法是，在严格自省的基础上，刻苦钻研西方文史哲典籍，以研习新知，弥补阙陋，扩展视野。通过对人生的经验、自己的学术背景进行全面检索、省察，把过去、现在、未来连贯起来，使知识储备得到升华，实现更新换代。我还颇得益于文友间的“对话”。我有许多年轻的文友，他们思想活跃，反应锐敏，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既有精深的专业，又有广博的知识。苏联时期的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对话既是目的又是方式。同一层次的参与者，围绕同一话题，通过不同视角、不同方式的对话，彼此开启思想的闸门，相互“交换能量”，相互启发，相互碰撞，许多新的观点、新的思想火花就会迸发出来。

四

为了践行深度追求，问题意识是非常必要、断不可少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原理、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所有的学问，都离不开提出问题、设置疑问。法国史学家费弗尔说过：“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光是这样抽象地论说，大家印象不深刻，我想以大家都熟悉的张学良将军作为实例。在张学良身上有两大谜团：“九一八”为什么不抵抗？已经获得自由了，他为什么还不回大陆？这里以后者为例加以分析：1993年，两岸正在举行“汪辜会谈”。老将军对此异常关注，寄予了深切期望；表示“晚年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中国和平统一，自己也可以回家乡看看”。但是，台湾当局根本没有统一诚意，因此，回乡愿望也就落空了。那么，为什么他非要等到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才肯回来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其间有着很深的考虑，说穿了也就是虑及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他的深层意图，是滤除政治色彩，淡出两岸纷争，以中间状态出现，使自己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但是，这种中立状态的出发点，却又不是纯然为着个人，其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在。原来，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想在晚年再完成一项千秋伟业—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再次发挥其独特作用，起码可以在沟通两岸关系方面充当一名使者，促进两岸和解，进而推动祖国统一。

提出问题不是目的，在于分析、说理。比如，人们经常会谈到“嫉妒”，这是人性中具有负面作用的心理活动。我在《成功者的劫难》一文中是这样剖析的：所谓“嫉妒”，实质上是一种鲜明的趋利性，一切嫉妒者瞄准的都是现实的功利，正像囊空如洗、衣衫褴褛的人不必担心遭劫被抢一样，那些穷途末路、潦倒终生的人向来也不忧虑遭人嫉妒。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说过：“不结果的树是没人去摇的。唯有那些果实累累的才有人用石子去打。”嫉妒产生于相互比较，这就决定了当事者双方必然彼此熟悉，且又限于看得见、接触得到的范围之内。所以，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嫉妒心理的强弱，与引其发作的对象的距离成正比。这和磁性引力有些相似，距离越近，力量越强。嫉妒的产生，有赖于相互比较的可能性，即“同辈的嫉妒”。诗人不会嫉妒科学家的发明，老年人也不可能去嫉妒“少壮派”，初试镜头的学员对于明星角色只能产生崇拜心理，三军统帅的地位在普通士兵眼中带有命定的性质。嫉妒的对象，一般的多属同僚、对手或者邻人、朋友。

我到一个地方参观、游览，总是习惯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那年到智利的复活岛去，见到岛上有许许多多石雕人像，可是，谁也弄不清楚，这些神秘的石像究竟代表着什么：是神灵？是魔怪？是天外来客？是神秘的外来者？是当地活着的酋长？还是死去的部族首领？看着看着，我的脑袋里立刻闪现出一系列的问号：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何种需要，雕塑出这么多的石像？雕成这些石像，总共花费多长时间？其间曾经遇到过怎样的波折？石像雕成之后，是采用什么办法把它们一个个运到海边的？然后又通过怎样的技术操作把它们安置在三米高台之上？石像一律面陆背海，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要给石像戴上一顶又重又大的赭红色的石帽子？这帽子是装饰式的附属物？还是类似帝王冠冕那样的身份、地位的象征？为了什么要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竖立起来的石像全部推倒？是什么时候、靠着什么力量推倒的？如果是人力推倒的，那他们是些什么人—起义的山民？造反的奴隶？暴动的野蛮人？还是外来的入侵者？如果是来自大自然的伟力，那它是地震？是火山爆发？是席卷一切的飓风？是排山倒海的海啸？还是由于地壳下沉？……问题连成了串儿，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外文版的楚辞《天问》。这些问题，既是科学、考古工作者研究、探索的课题；也是作家叩问、悬疑、驰骋想象的所在。

同样，读书、观史，我也习惯于通过提出问题、解答问题来探求规律、增长智慧。比如我通过多次研读《庄子》，感到这个客观对象境界之超邈、思想之复杂、身世之隐秘，远远超过其他先秦诸子。简直是疑团处处、迷雾重重，于是，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出来了：

为什么同是置身乱世，庄子会迥异于其他先秦诸子—对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会有那样清醒的认识？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会做出那种独到的剖析？对个体生命在乱世中的生存处境，会有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对身心自由、个性解放会有那么强烈的呼唤？

为什么庄子对于人生悲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有那么深切的敏感与痛感？

为什么在整个社会的激烈阵痛中，庄子在广大士人热情奔赴政治活动、猎取功名利禄的洪流中，能够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

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中，庄子能够以其独特的识见，穿透黑暗现实的重重雾障，守护内心深处的精神尊严，予后世知识分子以精神的支撑与慰安？

……

总共二十二个。

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所由产生的来源要到社会存在中去寻找”的原理，研索庄子的思想脉络、价值取向、人生态度，同样需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生阅历、生命体验，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全面分析，从而解读他何以会有那样的认识，他究竟想要说什么，为什么要那么说。这样，面对庄子所产生的重重疑问，就可望一一索解了。

五

就我创作实践中接触到的，有关深度思考，既有人性探索、人生奥蕴、生存困境、命运抉择等深层次的问题，也有日常频繁出现、举目可见的身边细事。

如同“需要”包括很多层次一样，人生面临的难题、困惑也是多层次的。就较高层次来说，诸如，遭遇生存、思考、创造、精神超越等种种难题，是必不可免的。种种追问以不同的方式发出，于是拨动心灵的弦索，让人心在世俗的日子里有了一种神性的向往。对生命固有的种种疑难发出各自的精神询问，对生存的种种困境做出艰难的精神跋涉，这正是文学发轫的起点。而由不同的作家从各自真诚的心灵中生长出来的东西，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散文的丰富图景。

就中等层次来讲，比如说选择，就要多复杂有多复杂。有人甚至说：“相对于命定，选择是一种痛苦。”因为选择是一场丰富而具体的心灵较量历程；大而至于人生道路，小而至于服饰择取，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番自我的确认与摒弃，都会发出关于存在、有无、意义、价值的追寻和思索。

就十分普通的层次来讲，比如说看足球。号称“人类第一运动”的足球，自从英国人在工业文明崛起后发明了它，就以其巨大的魅力风靡全球。为什么呢？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同几位专家探讨，使我茅塞顿开。原来，从表面层次上看，它最大限度地契合了人类潜意识中的原始冲动—进攻、赌胜、争强、战胜对手，等等；再深一步探究，是它将这种原始冲动、竞争意识融入工业化大生产所倡导的团队精神、协调性、创造性、精确性。再进一步，可以看出，它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公众仪式，从远古的祭祀到现代的阅兵式，体现出公众参与、表演性、程式化的特点，它既是张扬民族情感的烈火，又是化解狭隘民族主义的清风。球场上的对抗，其实也是文化的碰撞与沟通，既体现了生命的原始冲动，又充分反映出现代文化的品格。它的巨大魅力的产生，关键在于它的最本质的属性，是为观众（主要是球迷）的直接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物理空间，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为球迷们提供了情绪聚合与情感释放的机会与权利，形成了一种类似物理学中的“场效应”。在这里，地缘心理、民族情结、爱国情怀这些人类共有的情感，获得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与宣泄。场上，球员与广大球迷之间，球迷与球迷之间，情感融会贯通，相互刺激，直到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这些因素汇聚到一起，必然形成一种情感的潮流，一种巨大的魅力。我们的文学作品，面对一场足球大赛，如果只是停留在新闻报道式的场面描写、比赛激烈、胜负研判上，而缺乏上述理蕴的发掘，不是太显得苍白无力了吗！

深度追求，特别看重开发性、可研究性、可阐释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思考大于欣赏。现代艺术的特点在于它的开发性，或者叫可研究性。文学与科学不同，科学的结论是划一的，任何时代、任何科学家都承认，水的冰点是零度，圆周率是3.14159……而文学作品的结论往往难以划一，可以有多种解释，因为最具文学性的往往是个性最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真正的艺术有着无限的内涵，存在多种可阐释性。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仅不同的读者、观赏者有不同的体验与感觉；即使是同一个作家，面对同一素材，在不同时刻、不同情况下，动笔来写，也会存在着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说，每一次鉴赏、每一次反映，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因为在鉴赏或创作中，一方面是对象所展示的自在空间，一方面是赏鉴者、创作者以当下的心境、自身经验与想象力构成的主体空间，这就为鉴赏或写作的结论多样性，亦即主体对客体的解释，提供无限多样的可能。

人们早已厌烦在艺术欣赏中解答人所共知的常识课题。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其实，艺术家自己也未必就能完全把握艺术形象的最终答案。布莱希特在论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与传统戏剧观念的区别时，说过这样的话：传统的戏剧观念把剧中人处理成不变的，让他们落在特定的性格框架里，以便观众去识别和熟悉他们，而他的“叙述性戏剧”则主张人是变化的，并且正在不断变化着，因此不热衷于为他们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

一言以蔽之，所谓深度意识，其实质乃是创新能力与创造精神。

漫话读书治学

——在辽宁文学院高级读书班上的演讲

（2010年4月29日）

一

读书治学这个话题，是高海涛院长提出来的。我认为非常好，道理有二：一是击中了时人的一条软肋。对于我们来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青年那种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的场景，已成遥远的绝响。现在的人，恐怕也包括一些作家，以上网、玩手机、看电视、翻报刊、侃大山代替读书。网络上的新闻信息极具吸引力，但并非所有的信息都能产生知识和智慧，有些信息是无用的。创作不能像经商、炒股那样，靠着资讯过活，需要有新思想、新感悟。二是抓住了当前提高创作质量的一个要害。现在许多写作者，也看书，但停留在很低的层次：一曰浅，浅尝辄止，或者不读原著，满足于摘抄一些警句，或者寻找一些小感悟、小道理、小情趣的东西；二是乱，“顺手牵羊”，缺乏计划性、目的性、连续性，零敲碎打，杂乱无章；三是兴之所至，凭兴趣浏览，不能坚持，缺乏恒定性。

有一种说法，作家靠生活积累，靠感悟，书读多了，会壅塞灵感，就没有灵气了。这话似是而非。写作者在初始阶段，也许还能借助一些灵性和生活积累；若要再上新台阶，超越自我，不断创新，就会显出底气不足，功力欠缺了。王蒙先生提倡“作家学者化”，颇有道理，实为悟道之言。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作家要成为思想者。学者也好，思想者也好，都要依靠读书。借用普利高津1968年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每个人都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需要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作家整天地向外输出，如果不能及时补给营养、更新知识，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的有序结构”，内耗过甚，必然难以为继。

从知识分子的定义看。不仅有知，还要有识，否则就不完全。西方定义知识分子，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社会批判精神—我们可以说是责任感、使命感，总之都是一种自我觉醒、自我意识。作为知识分子，作家被称为民族的灵魂，他要创造理论，编造幻想，影响人心，提供美感。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依附皇权，又常常跟皇帝闹些小矛盾。皇帝由于实际接触社会矛盾，往往关心当下的事，而优秀的士大夫则相对清醒一些，考虑到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这就是一种自觉意识。

读书、求知、治学，涉及到人的基本需要。马斯洛讲五个层次。我把它简化为三个：生存的需要（吃饭、睡觉），享受的需要（精神、物质两方面），实现自我（创造）的需要。听音乐是享受，自己去演奏是实现自我。读书、治学，既是享受，又是创造。

那么，应该如何读书呢？这可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据说，爱因斯坦庆贺五十岁生日时，弗洛伊德发个贺信，说“你是一个幸运的老头”。爱氏不解地问：我搞科学研究，劳形苦心，刻苦勤奋，怎么能说是靠幸运得来呢？弗氏说，你这学科谁也不懂，你说啥是啥，怎么说怎么是，多幸运啊！我就不行了，研究精神分析学、人类心理学，谁都能说上几句，说东道西，指手画脚，老挨批评。读书问题也是如此，谁都有实际体验，谁都能说个“一二三”，这还能讨好吗？况且，各个人的情况差异很大，很难提供一种普适的经验。所以，在赞赏之余，我又要埋怨高先生了。

一个较为聪明的做法，姑名之曰“话语策略”吧，就是从宏观上讲，大而化之。这样，我首先要说，读书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人生追求、生活态度，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学海浩瀚无涯，能够“取一瓢饮”是种福分；能够往里浇注一瓢，是我的愿心。

我从前读书也是从兴趣出发，比如我喜欢诗词，就看了许多这类书籍。到了上世纪80年代，视野开阔了，才觉察到自己知识结构的偏颇—对于所谓“国学”有较好的基础，我曾系统地学习过；但对于西方文化，一直涉猎甚少。为了接上这条“短腿”，80年代后期以来，二十多年，我耗神费力，读了大量西方文史哲书籍，算是补偏救弊。1986年、1991年先后进省委、中央党校，在学员中，我敢说是读书最多的一个。

当然，转型也好，补偏救弊也好，困难是很大的。我不懂外语，而且年过半百，长时间读不进去。有这样两句老话，慨叹人生的无奈：“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老舍也说过类似的话：“年轻的时候牙很多，但没花生豆；老了的时候花生豆很多，可是没牙了。”有时想起清人毛俟园的那句诗：“书到今生读已迟。”也往往颇有同感。南怀瑾先生也说，很多奇才颖异的人，能够把上一辈子读过的书都能记诵出来。这简直是近乎神话了。不管何等艰难，我硬是坚持下来了，总算有所收获。

我觉得，关键在于实际应用。比如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就是通常说的史实，特别是中国的，我比较熟悉；但如何进行分析，亦即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就大有文章了。分析历史人物，除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我还注意运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比如，我发现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再如，过去我们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可是，应用于历史实际，有时解释不通。后来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深受启发。他提出的“合力说”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还有，过去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说某个历史人物几分好、几分坏。实际上，应该顾及人物的一生大节，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不同阶段，结合其所处的历史大势逐段评价其功过是非。列宁评论普列汉诺夫，就是这么做的。

对于法国年鉴派和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使我获得许多新的启示。新历史主义强调解释者的主体性，认为历史是叙述的结果，文本的解释者同时也是创造者，是今天“活着的人说着过去的事”，让过去的事情活在今天。从中我认识到，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历史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化，其间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这对于我创作历史文化散文帮助很大，我从历史中获取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而且，解决了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这一重大课题。2009年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我专门谈了这方面的体会。

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我是紧密联系着人生、人性的，因为“文学是人学”。这个天地非常广阔。这里有人生的价值，命运的参悟，道路的抉择，人性的发掘，个性与命运、个性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它们在我的创作实践中都有所体现。

在文学方面，我读书范围很广，更多地着眼于增强创造性与想象力。创造能力的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这一人生无穷无尽的财富。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他还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中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艺术创造应该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的生活表象，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的致命缺陷。

我的想象力也是匮乏的，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有意识地阅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有悬念的作品，很少看电视节目。我写散文，但读当代散文作品很少。我愿意看短篇小说，特别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椅子》、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表现荒诞或困惑、等待的戏剧。我很欣赏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整个全是想象。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只蜗牛。确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除了从西方的文史哲中汲取营养，对于头脑中固有的国学资源，我也进行了必要的梳理，使之同现代知识、智慧接轨。我尝试着做了“三个划分”：一是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说，把道家同儒家分开，儒家过于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关系，看重等级地位与调适合作，而不重视个体存在；以共性为前提，而不习惯以个性为人生依据。道家与此相异。道家是充满了形而上思维的，而儒家却绝少涉及哲学问题，黑格尔就否认孔子是哲学家。古人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上下左右前后叫“六合”。有些民族，鬼神、宗教、灵魂等观念非常发达，想象力十分丰富；而中国儒家把这些看成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屑一顾。孔夫子说了：“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只注重解决人际关系，关心眼前、当下利益，缺乏一种理性主义态度和西方实验科学精神，因而妨碍了现代化的进展。二是就道家自身来说，把老庄加以区分。庄子力主发现自我，强调独立人格，无求于世，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旷达恣肆，彻悟人生；而老子更多的是人生智慧、政治艺术，有时还会给人“功利主义”的感觉，有人尊他为中国的政治艺术之父。老、庄都主张无为，老子的无为是以退为进，无为而无不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庄子的无为是人生的归宿，直接通向艺术精神。三是就庄子自身来说，把他的消极避世的一面同他的艺术精神区分开，我们崇尚他的张扬个性与自由精神，崇尚他的人生艺术化和艺术化人生。

二

与读书紧相联结的，是要敏于思考，善于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看得出来，古代学人一向都是把学与思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为着思考，我在读书过程中总是主动参与，体现主体意志。对于已知结果的，我思考的是所以如此的道理；而于未知结果，则通过想象与联想，做出种种设想。我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其中谈到对于许多政治人物来说，长寿未必都是幸事。我就联想到汪精卫。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不会有后来成为“大汉奸”那段可耻的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热血青年吗！我还为张学良设想：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死去，那他不过是一个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张作霖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得手了成为一个新的军阀；弄砸了，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在等着他。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的阵前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逞，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异彩和生命张力。如果百岁之前，他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而他却坚定地回答记者：“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壮丽一生画上个圆满句号。

我在读书思考中，习惯于找问题，找话题，找课题，也就是具有“问题意识”。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在主客观实践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有解决的思路；二是读书过程中脑子里经常挂着问号，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要问一个为什么”。每番思考，我都注意寻找一个视角。其实，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爱因斯坦看人看世界，用的是宇宙的眼光，因而能够跳出“人为中心”这个成见，得出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尘，没有骄傲的理由的结论。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所展现的空间并不是单一的，既有文本所展示的自在空间，还有由读者自身经验与想象力构成的主体空间。主、客体空间的差异，导致了视角的不同，认识的悬殊，结论的多样性。

随着视角的开阔，学术视野、创作空间也大大地拓展了。比如，掌握新历史主义之后，在历史叙述中觉得天地更加广阔了，自由度更大了。就说悖论吧，用在社会历史上，它体现为种种无解性矛盾，包含着多重意蕴。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应然与实然或愿望与结局的恰相背离，等等。悖论，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常常体现于矛盾选择之中。选择是困难而苦恼的，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戴一块手表的人，很容易确认指定的时间；而戴两块、三块手表的人，便难以确定了。更何况，我们这里所说的选择，常常带有一种无解性。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的哲学意味。我不是哲学家，但我喜欢用它来读解历史。同时，也有助于我在创作实践中广泛借鉴。我在散文创作中，经常向电影、小说、绘画借鉴写作手法。也注意向中国古典散文学习。我写《张学良：人格图谱》，为做到十五篇互不雷同，包括开头如何处理，就有意识地向苏东坡学习。苏东坡写了大量“人物论”，互不重复，各具特色。

古希腊有个散步学派，我也是常常在散步中进行构思的。我有三种集中思考的时段：最有效的是后半夜醒来时，再就是清晨散步时，还有平时独处静坐时。宋代大儒程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罗曼·罗兰针对苏联艺术家过分强调客观世界的观察，而忽视内心情感的开掘，致使艺术创造的力量只能浮现于客观事物的表面，劝告说：“在行动和感情的激流里，你们应该为自己保留一间单房，以便集中思想，深入思考。”这个“单房独室”，既包括物理空间，而更多地是心理空间。这样，才会进入“物我神合”的境界，使认识和感受实现形而上的超越。

我还有一个习惯，几十年恪守不渝，就是读书、思考中坚持记笔记。至今已有七十多本。有位知名学者在文章中讲：进入谷歌时代之后，有了搜索引擎和硬盘，人的记忆与记录无关紧要了。这一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其一，搜索引擎和硬盘固然可以查阅许多资料，但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事先掌握线索，如果你对所要搜索的内容一片茫然，就无法进行；其二，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需要贯通、联想，所掌握的知识面越宽广，可供联想与贯通的就越多。如果脑子里空空如也，一切全靠引擎搜索来提供，那还能够进行创作与研究吗？其三，知识有“伙聚性”，掌握的东西越多，像老托尔斯泰说的外延越大，你的才能就越能显现；反之，知识面很窄，只是靠电脑来操作，那你究竟是机器还是活人？

在消费文化、市场效应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当今在世界范围内，缺乏思考已经成为通病。由于现代人群已被经济势力抛掷到商业化的运作之中，置身于越来越实利化、技术化、实用化的社会环境里，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权力对于人的个性、主体性、独创性的消解与排拒，日益呈现出向个性迷失的群体化、符号化下滑的危险。特别是伴随着各种传媒竞相推行趣味的大众化，伴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智能化过程加速所导致的书写方式、表达方式和阅读方式的剧变，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创作与学术的个性化、独特性、深刻性。就是说，人类在迅速伸延生命的长度与宽度时，却丢失了深度—生命的第三维度。即便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也很难避免出现类似的倾向。有鉴于此，北大教授汤一介先生慨乎其言：“现在更多的是哲学工作者，而不是哲学家。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的。”

《纽约时报》曾刊载一篇美国南加州大学高级研究员尼尔·加布勒的文章，里面谈道：“从前，思想可点燃辩论的火焰，激发不同的思考，引发革命和根本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当今，我们的思想似乎变小变少了，并非因为我们比前人愚钝，而是由于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在乎思想。真正原因可能在信息本身。我们现在知道的信息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思考的就少了。借助互联网，我们想知道什么似乎马上就能得到信息，这就是问题所在。过去我们收集信息，不只是为了了解情况，而是要将其加工升华、融会贯通变成思想。我们过去不仅试图了解世界，而且力求真正理解世界，这是思想的主要功能。马克思指出了生产资料与我们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弗洛伊德教我们探究自己的心理，作为理解我们感情和行为的一条途径。爱因斯坦改写了物理学。这些思想使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存在并试图回答生活中令人畏缩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淹没在浩瀚的信息中，即使有心也没有时间去加工提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想去做。这个思想式微的世界与社交网络世界同时出现绝非偶然。信息交流网站旨在满足贪得无厌的信息欲望，它们基本上不能产生思想，这种信息基本上毫无价值。所有的思想者都是信息过剩的牺牲品。我们已经成为信息陶醉者。即使是马克思或尼采突然现身，高声宣讲自己的思想，人们也丝毫不会关心。未来预示着信息会越来越多，但没有人会去思考。”

毫无疑问，一个对思想、思考不感兴趣的人，可能是一个能干的人才，但必定不是一个有深度、有远见的战略家；以此类推，一个对思想不感兴趣的民族，可能是一个发展迅速甚至具有极大潜能的民族，但必定不是一个能长久持续稳定发展，而且能稳健地把握自己发展方向的民族，因为在这个民族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浮躁和茫然。鲁迅在批判国民性的时候，说中国人常常一轰而起，一哄而散，这就是灵魂没有根柢。心灵底子薄弱的人，既禁不起失败，也承受不了成功，挫折和掌声都会使他倒下去。我们应该以深厚的人文修养来抵御这种浮躁与茫然，有底气，有正气，使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思想水准、精神境界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三

回首几十年，读书所带给我的益处，难以计数。概言之，有三点。

一是表现在做人、立身方面。

前面我说过，读书关系到人生追求、生活目的。开始它是以知识形态出现的，后来贯通了，增长了见识，提高了预见性与辨识能力，转化成人生智慧，转化为辩证思维。从小我所受到的传统教育，包括儒、道等百家诸子，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有其他西哲的经典论述，对我的做人处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我身上，儒、道是互补的，交相为用。既有积极进取精神，又能够知止知足，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无论是进退、得失、成败，都能以一颗平常心去对待。老庄讲“破执”，海德格尔叫“去蔽”。为官与为文，出世与入世，都可以从中悟出妙谛。莎士比亚说，世界只是一个舞台。那么，入世就好比演戏，出世则无异于看戏，演者活灵活现，死去活来，完全进入角色；而观者冷眼旁观，即使悲从中来或喜上眉梢，瞬间也就清醒了，知道不过是在看戏。再深一层探讨，演戏的是行者、活动家，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观众是言者，是思想家、文学家，任务是评说是非，格物致知，是“阿波罗式的观照人生”。胡适主张西化，但他对孔夫子的进取精神还是肯定的。他有一首诗：“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识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弃。”而五千言的《道德经》，则自始至终是一个沧海惯经的智者通过静观人生所得出的直觉妙谛。前者重执着，后者重解脱。用西方的表述方式，前者为酒神达奥尼尔斯，趁生命繁盛之期高歌狂舞，实现生命的跳动；后者是日神阿波罗，高踞于奥林匹斯峰顶，凭高静睇，照临一切。

读书使我在为人、为文方面有了标高。这里只讲一点。近年我考虑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超越自我、不断创新。我说过，力争一本超过一本。如果哪天发现不能超越了，那就搁笔。我读过英国现代诗人叶芝传略，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活了七十四岁，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精进不已，不断地超越自我。他的许多重要诗作都完成于七十岁之后。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学前辈，肯于俯下身去向年轻一代学习，他接受意象主义的新诗，直接受到小他二十岁的庞德的影响，就是一例。这使他葆有源源不竭的创造力，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还有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同样令人感奋。人的年龄大了，锐气随之减弱，也容易师心自用，拒绝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出名以后，赞扬的话听多了，更容易自我陶醉，而看不见薄弱环节；加上，创新本身就是一道难关，着实不易。创新就是挑战自我，主动给自己设置障碍。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必须靠自身的勇气和毅力。

二是养成了分析习惯，提高了思辨能力。

前段读了一本清初文人程羽文写的《鸳鸯牒》，真是异想天开。书中开列古来著名女子婚姻有“彰彰缺陷者”三十六人，为其另行择配，实行男女强强联合。他以王昭君配牧羊的苏武，蔡文姬配击鼓骂曹的祢衡，朱淑真配苏东坡，关盼盼配白居易，李清照配陆游，代表了后世人的良好愿望。过去说，历史不容假设。实际上，世事如棋，已然的历史如同由棋谱记录下来的事实棋步；而现实可以说是实际棋局，完全可以按照现实要求来作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又不妨假设。在我们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成败是非进行探讨时，已经隐含着关于不同可能性的设想。我曾经设想，行有余力，可以写一本名为《如果……》的书，设想张学良如果不去送蒋介石，或者蒋介石当即把他放回，那他的命运如何？如果当年曾国藩拥兵自立，独霸称王，又将怎样？如果李后主不做君王，只做一个词人，又会怎样？如果李将军（广）遇高皇帝，真的能当万户侯吗？充分进行想象，做出种种假设，一定很有意思。

朝阳的古生物化石，我在看过之后，情思无限，浮想联翩—

第一个念头就是，与古生物化石相比，人生太短暂了。浪漫主义诗人李贺想象：“王母桃花千遍开，彭祖巫咸几回死。”王母娘娘的仙桃三千年开一次，开过一千遍也不过三百万年，只是狼鳍鱼化石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有八百年寿命的彭祖，也不知已经死过多少万回了，更何况普通人呢！尘世上每一个人生命非常有限，怎样去支配它？看来，那些俗世纷争实在没有意思，真该抓住宝贵的瞬间干些有意义的事！

第二层想法是，历史从来不拒绝偶然。自然的演进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它的存在方式是自然现象之间的盲目的相互作用。联系到狼鳍鱼化石的生成，你看：这种鱼类生长在辽西一带的湖泊，是偶然的；而辽西一带火山突然喷发，从而导致这种鱼类在这一地区整体灭绝，也是偶然的；它们灭绝之后，经过亿万年间的地质变化，部分形成为化石，又是偶然的；现在，它们有幸在阳光下重新面世，更属偶然。偶然性丛生的地方，就会带来一种神秘感，让人产生无边的困惑。

第三层想法是：人类没有理由自封为“龙头老大”。我们的地球母亲，已经有四十六亿年高寿了，在她诞生十多亿年之后，开始有生命形成，而人类的出现，大约只是二三百万年前的事。人和一切生物都是大自然的创造物，大自然则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场所。人类依靠周围世界提供必要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生存繁衍，有什么理由自我膨胀，对生态环境肆意进行破坏，制造出重重叠叠的灾难？

第四层想法是，关于永恒的思考。一个人要活得真实而有意义，就必须使自己汇入永恒之中，所以都渴望永恒。而鱼化石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永恒。永恒固然可贵，但当着一个事物进入永恒状态时，它也就失去生命活力了。真正的永恒属于时间。在生命流程中，时间涵盖了一切，任何事物都无法逃逸于时间。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网络可以缩短空间距离，却无法把时间拉近。

其他，还有种种想法，诸如运动是生命的原动力，运动停止了生命也便停止了；化石是一扇认识过往世界的窗户，它使人们透过一种虚无进而认识到现实的存在，它是一部线性的史书，从中可以读出进化论来；重压是凝聚、扭曲、摧毁生命力的一种方式，是检验生命硬度与韧性的一种标尺；化石展现了生命的悲哀，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突如其来的毁灭，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亿万斯年之后，作为生物演化、地壳变迁这场亘古奇观的直接见证者，它以一种再生精灵的姿态，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可以无限地想下去。沈从文说他能够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他把自己的文章叫作“情绪的体操”，说：“一个习惯于情绪体操的作者，服侍文字必觉得比服侍女人还容易。”

三是帮助我增长才干，学会待人处世。

比如，我担任过较高的领导职务，从读书中我参悟出许多道理，并把这些认识化为智慧，体现在工作中。我认为，为政不在多言，我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夸夸其谈。领导者威信的建立，要靠人格魅力，靠真理力量。所谓“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是看你是否清正廉洁，是否公道正派；所谓“真理力量”，主要是指远见卓识，决策正确。有人喜欢通过演讲树立威信，其实，往往是说得越多，效果越差。林语堂说，演讲，尤其是对群众的演讲，必须像女孩子穿的“迷你裙”一样，愈短愈好；千万不要像老太婆的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我认为，领导讲话也是如此。

再者，为政不能带有随意性。严格地说，政治家是不允许犯错误的。搞政治和从事科学试验不同。科学家试验失败一百次，一次成功，可以得诺贝尔奖；政治家成功一百次，一次致命的失败，也许就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因为政治家失败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领导工作，老话叫“当官”，是一门严谨的、多维的科学。李鸿章说，一个人要是连官都不会当，那就太低能了。这话他说可以，因为他太熟谙政治了。一般人这么说，我会斥之为“瞪着眼睛瞎吹”。“事非经过不知难”，不信你就试上一试！诗仙李白的智商不低吧？结果在朝廷上下弄得一塌糊涂，不到三年就被皇帝老倌儿“炒了鱿鱼”。

当一把手应该高屋建瓴，看得更远一些，立足点更高一些。这就要尽量超脱，绝不能整天陷在具体事务中去。我当了八年省委宣传部长，从来不管具体事。每个星期都要留出一两天，不处理任何工作，专门用于思考全局性问题。我主要抓两条，一是配备好所属各厅局及本部门处室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二是把握方向，随时注意发现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问题，及时加以处理。实践证明，下面的班子配好了，他们自会抓好工作，用不着上面操心，当部长的可以“垂拱而治”；这比你三天两头去检查督促，耳提面命，像生产队长那样，整天吆喝着催耕催种，效果要好得多。我上任之后，建议省委大力加强宣传思想战线，于是，从各市调来八名市委副书记，相继担任各厅局一把手。他们都有实践经验，协调能力很强，善于把握方向、处理复杂问题，长时期以来，宣传口非常稳定。

总之，一把手应该干一把手的活儿，不能干副职的事，更不能代替下属。如果一个时期你感到太累了，或者心中无数了，那就要省察一下，是不是代替了其他人的工作，干了自己所不该干的。有人评论我，工作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如果确是这样，那就是得力于此。

一把手要超脱，必须有个理想的二把手。记得斯大林说过，有经验的领导应该一到任就考虑好接班人。（但他自己并没有做到。）在任期间，我的两任常务副部长都是很优秀的。一个不久就派到重要岗位上去锻炼；我便从市里选一个副书记接替他，一上来我就予以足够的信任，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尽量创造条件让他出头露面，使上下了解他、承认他，而我则退避在后，以便让他从我的影子里走出来。我说：“你要政绩，我要时间。”我要思考一些全局性的问题，还要从事创作和学术研究，都需要时间。对其他副部长，我也放手让他们去干，从不说东道西、指手画脚、埋怨指责，使他们有足够的自主权，觉得有用武之地，而无后顾之虞，不像小孩子在大人面前，走出一步就回头看看，顾虑重重，看眼色行事。我确定一条原则，每个副部长都可以直接向主管书记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不必经过我这个部长。凡书记部署的材料，出来后我负责把关，但都由有关副部长直接上交，书记表扬了由他直接受领；如果不满意、受指责，我要承担责任，因为经我把关了。这几位副部长都是德才兼优的（其中有两人，先后进入省级领导班子）。这样，整个班子就非常和谐，充满了活力。作为一把手，要做到这样，我觉得必须具备高尚的品质和大将风度，要有容人之量，要有足够的自信，不怕别人邀宠居功，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代替自己。

应该说，在同辈中我的经历是比较特殊的，这就决定了这些心得体会颇具个性化的特征，因而未必存在普泛价值，整理出来仅供参考吧。

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的几个话题

——在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2002年3月25日）

面对这类课题，最理想的应采取一种对话形式，遵循“共同话题，不同声音”的原则，这样就可以引起对话兴趣，引导讨论的深入。共同话题，强调的是同等智慧水平，共同关注所要谈论的内容。而不同声音，则是对话应该立足于不同文化资源、知识背景和审美经验，做到众声喧哗，发挥各自的独创性。应该说，我们是具备这种条件的，在座的都层次很高，视野开阔，有比较深厚的学养。但是，按照校方的安排是我来讲演，所以，也只能由我来充当“一言堂主”的角色了。今天围绕着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学，主要有四个话题：文学的存在方式；回归文学本体；个人化写作和作家的生命体验；借鉴与吸收域外的文化成果。

一

20世纪已经遁入深邃的历史之中。当我们站在新千年的起点上，回过头来端详这个刚刚离我们而去的世纪时，我们自然为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多方面的明显进步而欢欣鼓舞。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这个世纪的辉煌成就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如果得到允许，生物学家可以在很短时间就把人克隆出来；物理学家创造了相对论、量子力学、核弹、核电站；宇宙空间无限地扩展，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下一个目标是更遥远得多的星球；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联在一起；面对电子计算机创造的不可思议的现代神话，即使最富想象力的人也会瞠目结舌。但是，在兴奋的同时，也必不可免地会产生种种惶惑。文学界的朋友自然要想到未来文学的前途与命运。

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断言：在新的高科技的电信王国中，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都将会消失。他说，印刷技术使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以及民族国家的概念成为可能。而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来取代这一切。这些新的媒体—电视、电影、互联网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意识形态或者真实内容的被动的本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破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换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

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是有道理的，旧的印刷技术也好，新的各种媒体也好，确实不只是工具而已，它们已经并将进一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面貌和思维方式，包括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红楼梦》改成电视剧之后，导演与演员所给定的林黛玉的形象，就和我们从文本中所感知的不同。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米勒先生关于新的媒体出现之后，或者说在新的电信王国中，文学、哲学等等都会消亡的说法，我却不能苟同。道理在于文学存在的依据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而并非媒体的变化。情感是根据，媒体是条件。文学可以依媒体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绝不会由于新的媒体的出现而走向灭亡。一般地认为，人类文化的传播，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变化：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是靠口耳相传，即所谓口头文化；后来有了书写文化，特别是随着印刷术的产生与发展，使传播的方式、传输的效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出现了电子文化，它所带来的变化，人们怕是远远料不到的。但不管怎样变化，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情况下文学都不可能消亡。

这是从文学的性质与作用来看。从实践中观察也可以得知，口头文学应该说是最原始的了，可是，直到今天这种表达方式不是仍在应用吗？我们的许多知识来自于老师的口头传授，有一些甚至是从老祖母那里传承过来的。这种现象，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书写文学也是一样，在电子传媒蓬勃发展的时代，印刷品不会淘汰，用纸张印制的报刊、书籍还会存在，因为它有电子媒体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应该说，口头的、印刷的、电子的传播媒体与传播文化，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它们必然呈现一种多元共存的局面。当然，随着现代电子媒体的介入，许多人倾向于通过画面和图像去接受知识、寻求娱悦，这使印刷文学的文本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不能不考虑如何改善自己的存在方式，参与生存的激烈竞争。

实际上，电子媒体与文学文本，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们只有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前景，而不是一个吃掉一个，也是不可能相互代替的。文学文本为电影、电视的发展提供了无尽的资源；反过来，电子媒体的出现，又有力地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一部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之后，销量立刻激增，就是明证。对于接受者、欣赏者而言，印刷文学产品与电子文学产品，各有各的功能，也各有各的优势。文学作品有两个渠道进行传播，总比一个渠道更好一些。现在流行的电子传播文化，以图像为其主要特征，更具直观性、快捷性、休闲性、趣味性，通过电视、电影和互联网观赏文艺节目，已经成为广大人群的嗜好，特别是老年人和孩子。语言、文字艺术的地盘日益被音像艺术所挤占，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学类型的边缘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观看图像和阅读文本的效果是有很大差异的。图像是流动的，观众处于一种被动的受制状态，你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它走，几乎不存在想象与沉思的余地。天长日久，人们的想象力、理解力以及思考习惯，都要受到一定的影响。而读书，就不那么简单了，它要调动你的生活经验以至生命体验，借助于联想、思索和想象的能力，一次没有弄懂，就再看一次，一时没有想通，过后再深入琢磨，它为你提供持久的、广阔的自由天地。这是一般的影视作品所难以企及的。

总之，我觉得应该说两句话：一句是，我们可以乐观地说，新的媒体的介入，不会导致文学的消失。当年黑格尔老人曾经预言，文学会被哲学、宗教所取代。现在看来，这已经落空了。同样，米勒先生的担心也是没有根据的。另一句话，在全球化时代，文学将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并扩充现有的疆界。媒体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人的延伸。新的媒体的面世，它肯定会给文学以难以估量的影响，它会更新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使人们的思想更具开放性，也会直接参与对文学的改造，使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的面貌出现预想不到的变化。随着电子符号作品、多媒体作品和网络文学作品的出现，在某些作家群里，产生了作家身份的网民化、创作方式的交互化、文本载体的数字化、流通方式的网络辐射化，必然会牵涉到文学基本理论中的诸多理论课题，如文学的存在方式问题、文学本体论问题、文学特征论问题、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分野问题、文学的语言艺术本性问题等等，都会相应地凸显出来。

从文学研究方法上看，发展变化也是不可想象的。现代科技手段吸收了一系列的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它主要是依赖于信息通信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智能化技术。比如，就汉语文学所使用的“中文全文文本检索系统”而言，它经历了字符串检索、词语检索之后，现在已经发展到智能检索阶段。目下，《红楼梦》数据检索系统不仅能检索单字、双音字、成语、助词、副词，而且可以完成修辞手法、心理描写、爱情展现，以及戏曲、音乐、绘画和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医药保健等古代文化方面的检索要求。再比如《全唐诗》数据和速检系统，两分钟内就能把总数在五万首以上的全部诗篇中的任何一个字、一句诗和相应的标题、译文，以及它在《全唐诗》中的册数、页码、行数，一一检索出来。新技术带来了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得理论思维从假设、猜想、推断和模糊认定逐步走向实证、准确、精密和科学化。比如，研究某位作家的文学风格，可以运用数据库系统统计出他的全部作品中语词的使用频度，从而把握其遣词造句的习惯与规律。这是定量分析。还可以由知识库、推理机和数据库组合成为专家系统，把定性、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做出研究对象的定性化结论。借助这些科学手段，帮助研究人员鉴别作品的真伪，考订作品产生的环境，推断作品创作的准确年代，把握作家的创作特征。从作家自身的角度，通过信息的广泛采集，高效利用一切资料，补充知识缺口，完善认知结构，更新创作思路，实现不断的创新，使自己的创作适合新的要求。

二

下面谈谈新形势下散文与小说的创作问题。

上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有一道靓丽的风景，就是散文创作空前繁荣，有人甚至把90年代称为“散文时代”。最火爆的散文形式呈两极化发展：一方面是思辨化、大型化，出现了大文化散文、文化历史散文，许多学者加盟其中；一方面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即所谓“小女人散文”，特点是侧重表现都市生活的感受，关心人在世俗红尘中的瞬间体验，善于将女性那些飘忽、零碎、细微的情感凸显于笔端，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了极致。与此相关联，一些明星角色执笔为文，获得了显著的市场效应，这源于作者本身的广告效应和读者的好奇心理，以及对于成功成名的期待与想象。不过，就整个发展趋势看，这两类作品的热潮维持的时间不会太久。相反的，那些体现着浓重的人文精神，以文学形式传达人类从遥远的时代便开始了的上下求索，对人或人的群体的富有穷究意义的质询，钻进人的最深层面的心灵境域，抵达人性的深处的思想随笔和文化散文，倒是使得许多读者反复展读，经久不辍。它们或表现为个人对传统文化经常性的回瞻，留连于逝去的过往情事，流露着一种浓酽的文化乡愁（如余秋雨）；或者采用一种平实亲切、自由随便的语体风格，放逐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外在的抒情性或诗化的语体，抒写自己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厨川白村式的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如金克木、季羡林、张中行）；或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如韩少功、张承志）；或以终日冥思苦想、仰问苍天而最终依然被疑难笼罩着的智者身份，经由艺术的炼化和宗教式的参悟，将智性与神性交融互渗，为精神荒芜、意义贫乏的文坛树起了一个个思想者的雕像（如史铁生）。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面对全球化新的形势，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实现了散文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相对地自由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极大变化，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放弃了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更为轻松的格调、优闲的步态、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能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由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对现成理念的图解和对客观景象的模仿，转换为注重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与表现，关注人性、人的生存意义、人的命运，体现一种超越的内在性。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作家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张扬人文精神，抵达人性深处，重视生命体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审美期待。

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中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表现内在人性，并将它不断引向深化和多样化的过程。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阉割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所谓回归文学本体，自然是说，文学从政治理性的旋涡中，从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坚守它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文学，确实是命途多舛的。在摆脱掉政治羁绊之后，今天又遭遇到金钱的重压。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随着现实社会节奏感加快，以及机械化、规格化所造成的人的巨大精神压力，加上反道德、反理性、反信仰、反秩序、崇尚竞争、追求享受的情绪的滋长，使许多政治与文化实践逐渐异化为经济活动，经济实际利益在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符号秩序之下发挥着制约作用。因此，回归文学本体，就应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人性的扭曲，保持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固守自身的精神追求。

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要警惕媚俗的时尚。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诗意的失落是个突出问题。思想含量的稀薄，缺乏新鲜动人的思想刺激，是今天文学创作存在的一个普遍的弱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这也正是思想随笔、文化散文备受青睐的原因。我们应该注重蕴涵的深度，沉入文化与生命的深处，更多地潜入生活表象的下面，去探寻人的生活的真实状态，探寻人的自我心理活动，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焦虑、浮躁、困惑等）的深切关注，实现对生活表层背后的严峻现实的深刻剖析。这里所说的思想含量，当然指的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而不是什么外加的“作料”。这里说的回归文学本体，有别于那种只关注个人经验，迷信个人言说的权利，有意回避或虚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把日常生活的琐碎、断裂、残缺、间离、错位，以及荒谬感、偶然性通通编织起来。对这类文字，有人斥之为“梦游者的呓语”，我看倒像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化注释。

说到人性，这是指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然属性的综合，是人在现实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全部规定性。它的全部内涵，既包括人的各种本能欲望所表现的生理需要，即所谓自然属性；也包括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之下的种种心理活动和行为，以及心理、情感的需要，即所谓社会属性。前者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后者—现实、具体的人性则随着环境、背景的不同，表现出差异性、可变性和开放性，从而构成人性的无限丰富的形态。这种无限丰富的形态，凭借作家的观察、体验，主观审美情感的投射，个人价值观念的渗透，经过重新打造和艺术加工，具有感性化、形象化、个性化的特征，在文学作品中成为艺术魅力的重要构成。

这种人性描写的趋势，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大体上分作四个阶段：70年代末，新时期一开始，伴随着思想解放，小说创作就将艺术的笔触聚焦到人性揭示上，以觉醒了的人性意识去观照刚刚过去的非人性的政治意识统摄下的人性的扭曲、人性的畸形，这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代表；进而以解禁后的自主心态去状写富有个性真实的人性情感，剥离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躯壳，刻画泛政治意识解除后人性意识的觉醒，叩开一扇扇透视真实人性的窗口，从展示真情、大胆地描述爱情的角度，描绘出一幅幅清新的人性画卷，这以一批初涉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为主体。这是第一段。就我阅读范围所及，像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张贤亮的《吉卜赛人》、王蒙的《布礼》、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儿女们》、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

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人性描写有了较大的拓展，作家们在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以一种迥异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为参照，对于那些影响与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人性因素加以自觉省察，一是从反思历史到反思文化，通过对人性负面的审视以达到对健全人性的张扬；二是通过表现有现代意识的人物，肯定那些有助于实现现代转化的人性品格。像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

80年代末、90年代上半期为第三阶段。其特征是传统理性框范的解体和人性形态的多元展现。通过表现远离崇高和神圣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存状态，展现人的生存本相中所蕴涵的人性内容和人生态度。如池莉的《烦恼人生》、《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王朔的《顽主》、《过把瘾就死》等；再就是，借助新的文体形式和叙事方式，展现带有后现代特征的人物情感，展现特殊社会环境中人性的特异形态；有的则以强烈、鲜明的个性化体验，表现富有个性特征的情感和心灵体验，大大拓宽了人性描写的视域。像苏童、余华、洪峰、孙甘露等人的作品。

第四阶段，90年代后半期。尽管商业社会的价值导向使消费性的大众文学占据中心地位，人性描写因失去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而流于感官与肉欲的描绘，但仍有不少作家固守着自身的精神追求，从多元选择、崇尚个性的社会氛围中形成自己的个性品质与艺术风格。

这里说明两点：一是这种划分，只能说是近似，未必完全准确；二是这里涉及的只是人性阅读、人性批评这一特定角度，并未观照小说创作的全局。

三

关于全球化浪潮中文学创作发扬本土优良传统与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实现与时俱进、出新创化的问题。

在第六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他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自我、博采众长，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明确提出，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统一的，没有坚强崇高的民族精神，没有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就不会有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传统的力量不容忽视，它的深层积淀的渗透性和承传性要远远逸出政治的或经济的道德的层面。特别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它具有超出一般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的巨大活力。就理性思维而言，我们也许赶不上西方，但就审美思维和艺术思维来看，我们有巨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们的审美习惯和艺术传统是更接近艺术本质的。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故步自封。要继承与超越传统，就必须向世界开放，向时代开放，向现实社会生活开放。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拉美文学的经验。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有位叫蒙田的哲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世界刚寻找到另一世界，一个未必不更辽阔、更广博、更充满生灵的世界。当我们走出光明之际，那一个世界刚进入了光明。”今天，蒙田的话有一半成为事实：“那一个世界”正在进入光明。在现当代世界文学的生态版图上，拉丁美洲是一个巨大而鲜疾的文学群落。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现实主义、神奇幻景、体裁的混合、流派的驳杂，无拘无束的自由形式，赋予拉美文学以无限的生命力。不论是从南美诸国到中美洲，还是从墨西哥到古巴，到处都有文学的参天大树在耸立着，到处都有文学的巨人的身影在闪现。这情形有如南美足球之于世界足坛，从而同欧美文化传统形成鲜明的对峙。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指出，当今世界最好的小说在南美。也许说得有些武断，但拉美文学的不可小视，确是实际。

从19世纪初开始，拉美文学就是坚定地跟着法国古典主义走，30年代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学习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到19世纪末，一批作家认识到，独立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有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必须找到拉美自己的声音。1888年，他们提出现代主义，主旨就是要搞有别于西班牙和法国的拉美自己的艺术。到20世纪初，又觉得现代主义离拉丁美洲现实太远，提出“要扭断天鹅的脖子”，—质疑现代主义象征物。1910年墨西哥革命震动整个拉美，农民发动起来了，作家艺术家看到蹲在象牙之塔里没有出路，提出了乡土文学、大地文学、原住文学等口号。就在这个时候，欧洲大陆上又出现了超现实主义，这些拉美作家自己又觉得没底了，于是纷纷跑去欧洲学习，博尔赫斯、帕斯、阿斯杜里瓦等人都投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但学到最后，所有这些大师级人物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背叛情绪。本来，他们搞梦幻结构，搞意识流都很地道，之所以还要背叛，是他们认清了拉美和欧洲毕竟距离太大，生搬硬套行不通，在借鉴的同时，必须把根基扎在拉美大地上，从而放弃了对时髦的追逐，而转入扎扎实实的本土创作，把艺术视线对准故土所蕴涵的文化意识，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到本世纪末，一大批出色的作品产生了，如聂鲁达的诗、博尔赫斯的诗歌、散文、小说，卡彭铁尔的长篇，有的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到了60年代，出现了所谓“文学爆炸”，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一大批作家震动世界文坛。

为什么一回到本土，形势就发生大变？说明一种观念的产生，必须植根于自己的生命体验才有生命力。几代拉美作家的经验证明，一定要找到自我，立足于本土，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但观照的意识又必须是全球的、现代的，使现代意识和技巧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花。就总的趋势看，未来全球化的倾向必将比本土化的倾向更强大，但本土文化仍然是基础，异质文化只能在被筛选、被改写的情况下融入。所以，我们要在认真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结本土现实生活的血脉的前提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刺激，以增强自身的活力。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文学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它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渗透与推进，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时间，马尔科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风靡中国，到处都在谈论《百年孤独》。莫言甚至说，我恨不得跪在马尔科斯和福克纳这两个小老头面前叫一声老祖宗。他的作品中意象夸张，感觉爆炸，叙述调度和时空意识，等等，都明显受到马尔科斯的影响。其他像张炜的《古船》中追寻家庭历史主题的构架，札西达娃表现于雪域小说中的魔幻精神，马原等人借鉴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式的叙事迷宫，从而进行一番叙事的革命，也都是明显的证明。直到现在，似乎中国作家对于拉美文学的兴趣仍然不亚于西方现代文学。这里除了它的奇诡、神秘和新鲜感之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拉美国家的国情与我们相近，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可资借鉴的较西方发达国家为多；而且，他们的文学成就已经获得世界承认，乃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我们也是一个有力的吸引与鼓舞。

但是，问题也就恰恰出现在这方面。学习中，有些人出现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和渴望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有的过于急于求成，恨不得一口吞进一只大象；有的心急火燎，不能平心静气地沉下来仔细加以研究，缺乏对一位作家的认真探索，更不要说对于拉美文学的整体把握与整合了。何况，其间还存在着文化准备和学养上的巨大差异。有人从当代拉美和中国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中各抽出二十人，比较他们的学历和外语水平，发现人家绝大多数都具有一个至几个硕士或博士学位，普遍精通两门以上外语；而我们的作家许多人只有中学文凭，普遍不懂外语。这种潜在局限的制约一时还不明显，有的因个人的灵性和生活积累与外域技巧的契合，暂时还会造成一种迷惑和假象。但从长远来看，种种先天缺陷与后劲不足和盲目生吞活剥的做法，必然要带来一定的后遗症。

其实，这种对于拉美文学的简单模仿与盲目照搬，正是二十多年来整个当代创作界借鉴域外文学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我们在二十年间把西方近百年的种种文艺思潮、主义和流派统统炒过一遍。80年代初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接下来又是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的意识流，还滚动着其他新的方法的热浪，什么“场”呀、“熵”呀的自然科学术语也充斥于文学论文中；后来，又有卡西尔、索绪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巴赫金，一直到90年代的德里达、福科、杰姆逊、萨义德，“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有人形容为“被新潮这只狗追赶得连停下来解手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封闭了多年，一下子国门洞开，眼界焕然一新，难免饥不择食。作为一种补课是必需的；而且，从汲取有益营养角度看，这个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不能丧失了本我，一味盲目地跟着潮流跑。这样，才能进行理智的择取、冷静的鉴别和深入地消化与吸收。

关于《龙墩上的悖论》

——与东北财经大学文科博士生座谈时的讲话

（2007年11月19日）

去年年底全国作代会期间，中信出版社的老总来到驻地，约我写一部关于中国皇帝命运的书稿，并且提出最好能从哲学的角度解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我答应了下来，春节后就动手撰写，成书后，名之曰《龙墩上的悖论》。书中突出了三点：

一是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封建帝王也是人，当然他们是特殊的人群，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

二是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三是坚持历史地辩证地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小说、电影，特别是热播的电视剧，呈现一种很不正常的倾向：刻意美化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把一些残暴、血腥的皇帝，塑造成英明睿智、勤政爱民的君主，着意寻觅一种所谓“人性之美”。某电视剧的主题曲说：“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让自己成为灰烬”，通过肉麻的吹捧，以博得观众的感动。《康熙王朝》的主题歌中，甚至替老皇帝喊出：“我还想再活五百年！”这还得了？如果他老人家真的再活上五百年，那就要横跨七个世纪，在金銮殿上一直坐到公元2222年，那样，我们中华民族就还得在封建专制的铁轭下弯腰俯首二百几十年，你说可怕不可怕呀？我觉得，如果像港台片的“戏说”，那倒还情有可原；可是，他们所标榜的却是“严肃的历史正剧”。大家都看过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一个卑微的女子居然成为主人公，而皇帝却作了她的陪衬；在钩心斗角的宫廷中，长今以她的人性的温暖与光明照亮了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从而启示我们，即使在封建重轭下，人其实也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而不必像蛆虫那样，蠕动在粪坑中，相互残杀，相互嘶咬。

这部书的写作，就是针对这种倾向，通过深度思考，以哲学的思维、历史的眼光，从“悖论”这一全新的视角，围绕着王朝与皇帝命运这条主线，对诸多热门话题展开剖析、评判，既不是历史事件、人物得失的重复叙述，也并非就事论事的简单批驳。

全书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挑出十几个帝王，按照顺序写成十三篇。下面，分五个专题加以解说。

一、欲望的无限扩张

西哲有言，人在根本上看，不过是活脱脱的一团欲望和需要的凝聚体。还说，人类现有的文明，是建立在人类自身进取的本性和欲望的扩张之上的。就是说，生而有欲，原是人之本性；这种本性的升华—欲望的扩张，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看来，不加分析地、一概地否定欲望与需求，既不符合人性自身的实际，更有悖于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限度。度，规定了事物的本质，也决定着发展的方向。欲求，自然也不例外。人的生命有涯而欲求无涯，以有涯追逐无涯，岂不危乎殆哉？这个道理世人皆知，并且无不认同；然而，举世却少有自觉抑制欲求而知止足者。关于人的有限性，关于知止不殆、知足不辱的道理，两千多年前的伟大哲学家老子和庄子，讲得最充分，分析得最透彻，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我以为，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就是这种“中国人”的一个典型代表。秦始皇的欲望真是多极了，大极了：既要征服天下，富有四海，又要千秋万世把嬴秦氏的“家天下”传承下去；既要一辈子安富尊荣，尽享人间的快乐，又要长生不老，永远不同死神打交道；即便是死，也要尸身不朽、威灵永在，在阴曹地府继续施行着他的统治。难为他，想象力竟然如此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应该说，秦始皇的一生，是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也是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是充满希望的一生，壮丽、饱满的一生；也是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逼近失望以至绝望的一生。他的“人生角斗场”，犹如一片光怪陆离的海洋，金光四溅，浪花朵朵，到处都是奇观，都是诱惑，却又暗礁密布，怒涛翻滚；看似不断地网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末路逼近。“活无常”在身后不时地吐着舌头，准备伺机把他领走。

按说，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原本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以雄才大略，奋扫六合，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百代都行秦政制”，其非凡的创举、盖世的功勋，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是数得着的。可是，无尽的欲望、狂妄的野心，竟弄得他云山雾罩，颠倒迷离，欲望的神话把他折磨得昏头涨脑，结果干下了许许多多堪笑又堪怜的蠢事，成为饱受后世讥评的可悲角色。

历史老人很会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大谬而不然。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在整个生命途程中，每一步，他都试图着挑战无限，冲破无限，超越无限，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有限回归，向着有限缴械投降，最后恨恨地辞别人世。“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诗句）这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人生的无奈。

不仅此也。人常说：“一死无大难”，“死者已矣”。他却是，死犹有难，死而未已。盖棺之后两千多年，他从来也没有安静过，消停过。“非秦”与“颂秦”竟然成了一对“欢喜冤家”，时不时地露头一次；而他，只不过是用来说事的由头，经常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当然，完全坐实到他身上的，也所在多有—他的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行为，都没有逃过史家的讥评和文人的骂笔。

就欲望的无穷无尽和雄心勃勃而言，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能与秦始皇媲美的，要算成吉思汗了。

马基雅维利在他那部闻名世界的《君主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人是被命运女神和上帝所控制的，自由远不是绝对的，因为命运女神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命运之神是一个女人，她会受到男性品质的诱惑，她尤其为真正有男子气概的人的德行所感动，并受其左右。”过去说，“神鬼怕恶人”，原来，命运之神也是钟情于强者。中国古代诗人也曾咏叹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都逃脱不了由旺健到衰老、直到死亡的自然规律，成吉思汗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中国历史上，孔夫子属于意志上的强者—“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则不仅是意志，就行为而言，也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那么，成吉思汗呢？便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与秦始皇隔着“时间之河”遥遥相望，分头生活在同一向度的空间里。在成吉思汗的字典上，根本就没有“不可”与“衰老”这类字眼，至于“死亡”，似乎更与他绝缘。所以，尽管他相信天命，却并不相信命运女神能够控制他、左右他。

但是，岁月终竟不饶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精力，在一天天地敲打着他的意志，一再地发出挑战性的警告信号。也许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成吉思汗渐渐地懂得了什么叫作“无奈”。黑格尔老人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刑”。对这一“性命之理”，成吉思汗从前是不承认的；但自西征以来，特别是丘真人为他揭开世上本无“长生之术”这个迷局之后，他已经逐渐地觉察到死神的套杆正在身后晃动。只是不肯乖乖地束手就擒，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征服一切的欲望作为助燃剂，去继续点燃生存欲望的火焰，用以取代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

有些人是“死不起”的。生前拥有的越多，死时就丧失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对于那类一意攫取、不知止足者而言，这生而必死的规律，实在是太残酷了。

二、实现欲望的手段

这一群体欲望的最高实现，是争天下、坐龙墩、当皇帝。而说到夺天下、打江山，人们当会想到楚汉争锋的故实。在楚强汉弱，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势下，刘邦居然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现象，何以名之？就说成是“道德与功业的背反”吧！不过，这样一来，就跳出了一般史学的范畴，而进入了哲学的层面。

正是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痞子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无赖刘三”在实力悬殊的战场上、在楚汉纷争的政局中，走出困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法家学说盛行，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政治家刘邦看来，他的一切卑劣伎俩，都是正常的、必要的、符合天经地义的，换句话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当时的险恶环境使然。政治斗争，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比如说对待功臣，刘邦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在他看来，韩信出身微贱，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我刘某人识微末于草莽之中，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承恩戴德，首先功臣要感激皇帝，而不应该由皇帝去俯谢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正代表了这类枭雄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仁爱忠信之道，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的悲剧；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这使他把握住战场上的先机，一次次转败为胜。现在分析，当时以至后世，论者之所以对项羽这位失败的英雄无尽地追思、赞叹，其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亦并不鲜见。《左传》记载：公元前638年，宋与楚战。当时，宋军已排成阵列，而楚军正在渡河。就在敌方楚军半渡之时，宋大司马公孙固提议：“我军人数少，楚军兵力强，应该乘他们还没有渡过泓水之时，向他们发起攻击。”宋襄公回绝说：“应以仁义为上，不能乘人之危！”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襄公还是说：“不，我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这才下达攻击令。结果，由于失去了战机，宋军溃败，襄公也被射伤了腿骨，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事后，国人埋怨襄公奉行仁义而遭致败绩。襄公分辩说：“仁者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也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人作战，并不依靠关塞险阻取胜。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但寡人仍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实际上，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视奸诈为智慧、以欺骗为才能的时代。而他却在残酷的两军对阵中，固守所谓“仁义道德”的底线，那还能取胜吗？

与此相关的，还有事功与人性经常会出现背反的问题。有一些事物，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应予肯定；可是，放在道德层面上来考量，却又会遭致否定，比如恶与暴力。恩格斯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政治学、历史学方面加以分析的。事实上，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一个主要当权者，如果不具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没有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权力竞技场”上生存，当然，也就没有目标的实现、功业的达成。

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认为奸雄有理，都应该照样去做，就是说，不是做价值判断；这里只是揭示历史上统治阶层相互斗争的一种常见现象，甚至带有某种规律性。

三、夺得天下之后，拼力维护“家天下”

龙墩坐上，下一步就是苦心孤诣维护这种“家天下”的局面。中国历史上为此而用心最苦、用力最大的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大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一个是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由于皇权得来不易；加之，皇权的取得不是凭借正常接班，而是靠武力实现的；因而，称帝之后，赵匡胤为了保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赵氏子孙万世一系，在位十七年间，可说是呕心沥血、机关算尽。除了迫于严峻的形势，不得不抓紧铲除南方一些割据政权，剩下来的全部精力，就都放在对内加强中央集权，防范武将造反，消除各种可能危害统一大业的潜在势力上。概括说来，叫作收兵权、制将权、分相权、集君权，始终围绕着一个“权”字不放。当然，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可说是事与愿违。

这些做法，倒都符合权力分割、相互制约的策略，有效地防范了军人夺取政权的风险。实践证明，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再也没有发生过内部的兵变。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一举措却是失算的，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应敌作战的能力。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宋朝的军队何以在对抗外部强敌时动辄不战而退、溃不成军了。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事与愿违，动机和效果发生严重的背谬，另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作为开基创业的老皇帝，他可说是忧危积心，废寝忘食，对足以挑战皇权的所有因素，确是般般想到，无一疏漏。可是，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这和皇权专制制度存在着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有直接关系。单就老皇帝自身来说，缺乏政治远见，“火烧眉毛顾眼前”，只求现实功利，不计后患重重，乃其招灾致败之由。许多祸患的发生，似出“天意”，实系人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种下的本是“跳蚤”，而并非“龙种”。

同那些䞍吃等穿、坐享其成的纨绔子弟不一样，他经常夜不成眠，外出仰观天象，同时派人侦察舆情，以便随时捕捉朝野的形势变化。他生怕臣子怀有异心，觊觎他的煌煌帝业，因而对任何人都不予信任、不敢倚托。怀疑、猜忌、防范，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全国政务，事无大小，他都要亲自处理，因为对别人不放心，怕别人不像他那样尽心竭力；当然，更深的一层，还是怕大权旁落。比如，他为了把国家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肆意摧毁了长期形成的相权与君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而使天下安危系于皇帝一身。这在明朝初年两代君王精明强悍、勤政有为的情况下，弊端尚能遮掩；而到了中晚期，昏庸、怠政之君层现迭出，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了。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却有三十年荒废朝政，不召集臣僚议事，不补六卿及府州县的官职缺员，有所谓“六不做”—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失去了制衡与辅助的机制，遂使奸人乘隙，为所欲为，造成边患丛生，政局鱼烂，长期处于混乱状态。

至于在宦官问题上的失策，影响所及，就更为惨重了。应该承认，对于宦官干政，朱元璋原是深存戒虑、早有所备的。他从东汉、晚唐历史和切身实践中认识到这种人的严重危害性。可是，封建社会属于人治而非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随意性。他的继承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律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开国皇帝最怕宦官专权，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但是，恰恰是这个他所开创的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乱政最为猖獗的时代。

四、封建继统和历史周期率

西周以来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族内部（主要是皇子之间）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这里只说一点，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中，从西汉八岁的昭帝到清末三岁的宣统帝，娃娃皇帝至少有三十个。他们之所以大体上还能“稳坐江山”，确实和这种“百王不易之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历代王朝中血腥夺位，“祸起萧墙”，一直没有中断，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我在文章中，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写到隋文帝、写到唐高祖、写到明太祖，最后写到清朝康熙皇帝，他们都为安排接班人，解决王朝继统问题，绞尽了脑汁，也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康熙皇帝，为皇太子问题，前后折腾了四十余年，一直到最后咽气，也没有处理停当。可说是死不瞑目。

可以说，自从皇权世袭这一体制确立以来，就始终潜伏着一种无法克服，甚至是无法预测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本跳不出去的怪圈，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能破解的悖论：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种种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如累卵，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立嫡立长不以贤”，公开放弃了德才考究，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继统方式。其矛盾实质，在于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完全脱节。不仅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相背离，尤其同现实的需要不对称。如所周知，面对着极端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限复杂的宫廷纷争，即使经过严格选择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付，更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登上皇位的难免会出现幼儿、白痴乃至性格变态者滥竽充数。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圣帝贤王和“伟人政治”，确是南其辕而北其辙。而且，这种制度还预伏着或者说命定地存在着种种危机。立嫡立长，出于诸皇子各守本分从而弭除祸乱的考量，其实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即便是能够避免分裂于一时，而所立的嫡长子如果不孚众望，不堪造就，根本不具备统御天下的才具，日后又将如何？立嫡立长之后，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生下的众多皇子中，难免不会出现才能、功业、威望远远超过皇太子的二三佼佼者，夺位的危险就将随时存在，那么，东宫太子将何以自处，如何安其预设的权位？老皇帝在撒手红尘之际，如何能够放心、瞑目？

纵观历代王朝，其实，真正由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并不是很多的。这里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存在着种种变数和不确定性。比如，许多皇后没有生儿子，或者虽然生了儿子却过早地殇亡；有的即使得以顺利地成长，或因君王的好恶，会直接干扰嫡长制的施行；或因对于皇后的感情变化，“爱屋及乌”或者“殃及池鱼”，也会影响到嫡长子的继统；再就是，权奸、藩镇、阉宦、后妃、外戚干政，也是影响嫡长子继承制贯彻实施的重要因素。

祸患的本源，在于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巨量的财富，世间一切荣华富贵、物质享受集于一身，而且又能传宗接代。由于王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切“窥视神器”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这种情况，在上古时期不会发生。韩非子说，古代的帝王，住的朴陋，吃的很糟，穿的更差，就其享用来说，都赶不上看大门的；而且，还要带领民众，苦干在前，弄得大腿、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简直比奴隶还苦。因而，避王位，让天下，原本是为了脱离苦差使，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可是，后世的君王就不一样了，作威作福，坐享其成，那谁还不争呢？这样，争夺储位或者直接抢班夺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这就说到了宫廷内部的血腥争斗。西晋“八王之乱”，由王室、贵戚与后党之争扩大为诸王之间的厮杀；尔后，又由诸王间的厮杀扩展成各部族间的混战。司马氏集团的残忍性、腐朽性全部表现在这场泯灭人性的恶斗中，集中地展现了人性丑恶的一面。这场狂杀乱斗，延续了十六年，西晋王权像走马灯一般更迭了七次。先后夺得权柄的汝南王、赵王、齐王、成都王、东海王，以及先为贾后所利用、随后又被贾后杀掉的楚王等，无一不是凶残暴戾的野心家、刽子手。在这场战乱中，当权者晋惠帝及其八个兄弟，这个“血腥家族”，除一人外，有八人死于非命。在他们来说，原是玩火自焚，咎由自取；可是，却殃及了几十万军民，京都洛阳和中原大地的广大劳动人民被推进了苦难的深渊，“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最后导致了十六国各族之间的大混战和持续三百年的大分裂，造成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曲折、大倒退，其祸患与罪恶真是无比深重！

令人堪资玩味的，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死后，统统地都在北邙山碰头了。诚如《列子》中所言：“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元人散曲中也讲，“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社会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应该说，谁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为了揭示历史周期律问题，我抓住抚顺这个地方，写作一篇《东上朝阳西下月》。真是“三百年风水轮流转”，同样是在抚顺，开始是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艰难缔造，创业开基，军威赫赫，战胜攻取；随之，他的继承者挥麾出关，中原跃马，实现中华一统；尔后，几代皇帝巡幸龙兴故地，祭祀先祖，耀武扬威；最终，末代皇帝溥仪傀儡登场，卖国求荣，导致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以囚徒身份回到祖上肇基之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审判和改造。正好应了《左传》中那句十分警策的话：“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这里，同时又展现了两种判然有别的人生道路：努尔哈赤从被奴役、被压迫中挣脱出来，成为能够自己掌握人生命运的顶天立地的强者；而溥仪则是始终处于被人支配、被人操纵、被人塑造、被人利用的地位，沦为一种行为乖戾、心理畸形、完全失去自我的有声道具和傀儡角色。“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无情，令人齿冷。

还有南北朝最末一个朝代陈朝。我写了“两口井”，一口井在浙江的长兴，井旁就是陈朝开基创业皇帝陈霸先出生之地；另一口井，在金陵，是陈朝末代皇帝陈叔宝兵败受辱之地—最后跳进胭脂井，了却他的残生。荣辱兴亡两口井，龙头鼠尾一局棋。想那开基创业的陈霸先，南北驰驱，出生入死，费煞移山气力，夺得万里江山；可是，坐上龙墩不足三年，便撒手尘寰。而到了末代皇帝后主手中，什么祖传基业，国脉民心，统统视之为轻烟，弃之如敝屣；整天拥着娇姬美女，伴着文人狎客，沉溺于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骄纵奢侈，荒淫无度，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他每时每刻，都以风流才子、浪漫诗人自命，根本就没把君王、国主当回事。在他看来，哦诗度曲才是正业，至于“国家事”，纵不是“管他娘”，至多只能作为“副业”，偶一为之罢了。陈霸先如果地下有知，当会痛悔当初：所为何来？

说到这里，还应该带上一句：封建帝王同一切读书士子一样，确实也有一个适才适所、才尽其用的问题。前面有个陈后主，后面还有个李后主，再后面还有一个宋徽宗，他们本来都不是当皇帝的材料，却偏偏被拥上“九五之尊”，结果，受到无情的命运的作弄，从荣耀的巅峰跌进灾难的谷底，在惨酷无比的炼狱里，饱遭心灵的磨折，深谙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既逃脱不了亡国罪责，又人未尽其才、才未尽其用，留下了千秋愧憾，成为道地的可怜虫。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也曾偶发奇想：如果这三个人能够从其所好，专心致志于所擅长的专业，那又会怎样呢？比如，陈后主不是说“哦诗度曲才是正业”吗？那就让他当诗人、去度曲好了，何必“牛不喝水硬按头”，偏要让他当那蹩脚的皇帝！那么，李煜和赵佶呢？前者应该出任金陵诗词学会会长，后者去当宣和书画院院长；或者把权力再扩大一些，让他们分别担任南唐和北宋的文联主席或者文化部长，适才适所，充分用其所长。那样，就不仅确保其个人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为泱泱华夏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三个国家也会因为少了一个无道昏君，生灵免遭一些涂炭。有鉴于此，所以，古代诗人就写了：“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五、封建王朝递嬗与文化传承问题

金人入主中原之前，文化十分落后，可是，却葆有顽强拼搏的蛮勇之气和进取精神，而接受了宋、辽文化的熏陶之后，加速了女真封建化的进程，大大增强了国力，推进了金源文化的发展。不过几十年时间，就从建国之初尚无文字，发展到大定（世宗年号）、明昌（章宗年号）之际文化上的巨大跃迁，以至“自立于唐、宋之林”，以文治见称于史册。但是，他们在充分享用宋、辽文化硕果的同时，也吸纳了这两个封建王朝的消极、腐朽的东西，而把本民族所固有的健康质素渐渐地丢失掉，这种新的文明最后又反过来使它变成了被征服者。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看来，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文化的制成品。这种文化里面，常常包含着一种悖论—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不断地作反向运动与转化，从而使创造的结果、最后的效应，恰同原初的愿望背反。这里，我想到19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一则轶事。在沙皇亚历山大的亲自率领下，帝俄军队与奥、普等反法联军一起追击拿破仑的部队，驰骋在欧洲大地上，并以胜利者的身份进驻了巴黎，算是彻底打败了法国。可是，当俄军撤离法国凯旋时，人们却惊奇地发现，这支军队已为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新的思潮所浸染。战士们回到俄国，见到城乡中依然盛行着农奴买卖制度和惨酷的肉刑，不禁为之义愤填膺，纷纷起来抗议。这又是沙皇亚历山大始料未及的。

女真人建立的清王朝，比他们的先代要高明一些，但在吸收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方面，大体上走的是相似道路。到后来，八旗子弟不也是重蹈覆辙吗？

满清征服者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蒂，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是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二是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心悦诚服地为新主子效力。“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科举制就是以爵禄为诱饵，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

但是，这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难于处置的矛盾，或者说是哲学上的悖论：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动摇。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帖耳的“奴才”。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是后来居上，棋高一着的。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地做效忠于大清帝国的有声玩偶。

其实，清朝的主子向来就不承认“天王圣明”之外还会有什么“英才”。他们一向厌恶那些以“贤良方正”自居的臣子，尤其是看不上那些动辄忧心忡忡、感时伤世的腐儒、骚客。因为设若臣下可以为圣为贤，或者人人都那么“忧患”起来，那岂不映衬出君王都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宋徽宗那样荒淫无道，说明其时正遭逢乱世吗？乾隆皇帝就否定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他的意思显然是，如果责任都放在村野匹夫身上，那他这个皇帝岂不形同虚设！所以，“圣朝设考”，物色奴才，当无疑义。

上面这些话，可以看作是《龙墩上的悖论》的内容摘要；或者换个说法，称之为《君王论》，亦无不可。

话说张学良

——在大连白云书院的讲演

（2005年12月16日）

张学良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经过评选，他被列入“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个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和富有戏剧性的人物。他有着言说不尽的话题，因而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

一、他是个谜团，存有太多的因变参数，甚至蕴涵某种神奇的精神密码

张学良去世后，海外报纸上刊载过一篇文字：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那疙瘩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总是不如意，‘瘸子屁股—两拧着’。”一席话逗得上帝扑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得到的够多了：爱情、功业、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可是，”张学良大声吼叫起来，“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是呀，什么都有，就是缺少自由。

我们说，张学良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活了一百零一岁，政治生涯满打满算只有十七八年，却度过了五十四年的铁窗岁月。政治抱负，百不偿一。为此，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同历史上一些悲剧人物一样，张学良也是令人大悲慨、大感伤、大同情、大震撼。在人生舞台上，他做了一次风险投资，扮演了一个不该由他扮演的角色，挑起了一份他无力承担却又只有他才能承担的历史重担。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少“政治强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鼓荡起阵阵旋风、滔滔骇浪，可是，转瞬间便悄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作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中华民族将千秋铭记他的英名、他的伟绩。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功吗？

他的命运十分奇特，一生中尊荣与耻辱交织，得意和失意相伴。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一会儿“鹰击长空”，一会儿又“鱼翔浅底”。1930年9月18日，他一纸和平通电，平息了中原大战，迎来了人生第一次辉煌，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然而，时过整整一年，同是在“九一八”这一天，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战争，他束手退让，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红筹股一路狂跌，变成了蓝筹股。辉煌之时，拥重权，据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举国鹰扬；落魄时节，蒙羞辱，遭痛骂，背负着民族罪人的十字架，为世人所不齿。

他的一生从始至终都与“矛盾”二字交织在一起，可说充满了悖论：

他自认是和平主义者，有志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他厌恶打仗；可是，竟当上了副总司令，挥师临阵，战场杀人；有时还滥杀无辜，以达成其政治需要。

他与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唯蒋之命是从，为蒋立了汗马功劳，可是，因为政见不同，却把蒋介石抓了起来，造了他的反，最后化友为敌；共产党、八路军是他的“剿匪”对象，由于志同道合，最后却化敌为友，携起手来，共同对付蒋介石，在最危急之时，解救了共产党。

他是一个“爱国狂”，对国家的统一梦寐以求；可是同时，又追求东三省的利益最大化，为保住东北军这个命根子，不惜牺牲整体利益。

他访问过日本，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与法西斯分子本庄繁私交不错；游历过欧洲，对墨索里尼、希特勒推崇备至；可是，回国后一直怒斥军国主义，坚决拒绝受日本人操纵，直到兵谏逼蒋，要与日本法西斯誓死奋战。

他热爱祖国，眷恋乡土，想望着落叶归根，却始终未能还乡一望，晚年竟然定居海外，埋骨他乡。

他年轻时生活放荡，吃喝嫖赌吸，可谓五毒俱全，却神奇地活过了一百岁。

二、张学良具有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有血有肉、有光有热、敢作敢当

他从小就顽皮、捣蛋，无拘无管，天不怕地不怕，有一种叛逆性格。因为惹事生非，遭到了母亲的责难，他一时性起，操起一把菜刀，向母亲头上砍去，幸亏母亲反应快，躲闪过去，才没有造成流血惨剧。还有一回，父亲以玩笑口吻对他说：“不喜欢你了！”他立刻扑上前去，把老帅的长袍大襟一把扯了下来。看到村里人跳神、求仙，祈祷、算命，他就当面向人家问难，表示强烈反对。有一回，家里请来了一个巫婆跳大神，他趁大人没注意，故意把西瓜皮投掷在大仙附体的巫婆脚下，使这位大仙摔了个仰面朝天，他却在一旁拍掌大笑，说“你看大仙灵不灵”。帅府设宴请客，筵席上，酒、菜已经摆满，宾主正在举杯称觞，他发现没有自己座位，便钻到桌子底下，猛然用头一顶，登时杯盘满地、酒肉翻飞。

读家塾时，因为背书时偷翻了书本，受到老师批评，他便顶撞说：“书是我的，为什么我不能看？”塾师思想守旧，坚持要留辫子，少年张学良十分反感，趁老先生还乡过年，自己动手剪去了辫子。塾师一见，大发雷霆，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他便质问老师：“你不留全发，剃去一半，岂不也是毁伤？”塾师语塞，喃喃地说：“这是皇上的旨意。”他反问：“皇上是老几？是你爹还是你妈？你那么听他的！”气得塾师跑到大帅那里，愤然提出辞职。

长大以后，更是胆大、冒险，无所顾忌。他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在担任东北航空处总办时，他请来教官教他驾驶飞机。这天早晨，他趁教官没有在场，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独自将飞机发动起来，飞向远方。吓得身旁的人惊骇万状，不知所措。他有一种将生命置之度外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了得偿夙愿，不顾惜一切，包括财产、地位、权力、荣誉直至宝贵生命。他有一句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他崇拜英烈，看重名节，有着坚定的信念。正是这种我行我素、不计后果的冒险精神，从性格上为日后处理“杨常事件”、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他的性格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寇实施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那些日子，张学良以“刑徒”身份被押解着，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常常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使命感、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好歹挨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支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破头流血，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转眼间，六十年过去了。照一般规律，历经五十四载的长期监禁，任是金刚铸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流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着活力与朝气。在夏威夷，亲友们为他举办祝寿会。老人的兴致特别高。早年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他开玩笑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看到书籍记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枪毙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够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张学森怕他过于劳累，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有家吗？”

记者采访，常常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当记者请他“赐半身照一张”时，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说清楚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面对有意回避的政治问题，他决不冷若冰霜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词令断然回绝，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姑娘。”然后，笑着说明：“我老家那儿称呼自己女儿为姑娘。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于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有如一服解构“庄严”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追问了。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把“张学良”的“学”读作“肖”，“枪毙”说成“枪瘪”；“哪儿”还是习惯地叫做“哪疙瘩”，“疙瘩”读成“嘎瘩”。

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著差别，率真、粗犷，人情味浓，重言诺，讲信义。那种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下面是他九十九岁生辰时，答纽约《世界日报》记者问：

问：即将满百岁啦，您的感受怎么样？

答：做个小老百姓，最舒服。

问：您的长寿有什么秘诀？

答：我这个人就是没什么思想，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问：您在饮食上，现在特别喜欢吃什么？

答：我有什么就吃什么。

问：听说您很久不打麻将了？

答：我没有钱。（笑着，再追加一句）我一个钱都没有。

问：该是夫人帮您保管着？

答：我什么也不在乎，我就是睡大觉。

问：您的气色及精神比前阵子好多了。

答：我就是过简单的生活。

问：张先生，您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

答：我最喜欢小孩子，我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小孩子很天真。

问：外面传言，您因为年龄大了又生了病，脑子有些不大清楚。

答：管他呢！我根本不到外边去。

这是他生命途程中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可以看作是向这个世界的告别词。里面有四个相互贯穿的关键词：“做个小老百姓”、“过简单的生活”、“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管他呢！”十年前，张群在张学良九十华诞祝寿词中，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英雄回首即神仙！”这种情态，无疑就是一种“神仙境界”。

三、他的个性与命运的成因，同所处社会环境、文化影响有直接关系

关于张学良个性的形成，可以从他的家庭环境、社会交往、人生阅历、文化背景四个方面加以剖析。四个方面形成一种合力，交融互汇，激荡冲突，揉搓塑抹，最后造就了张学良的多姿多彩、光怪陆离的杂色人生。

他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军阀家庭。父亲张作霖由一个落草剪径的“土匪头”，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直至就任北洋军阀最高统帅，实际等于国家元首。张学良从青少年开始，就把父亲作为心中的偶像，在接过权势、财富、名誉、地位的同时，也承袭了乃父的自尊自信、独断专行、争强赌胜、勇于冒险的气质与性格。关于社会交往，无论是在奉天，还是在北京、天津，活跃在他的周围、与他耳鬓厮磨的，大体上是四种人：一是军阀将领；二是贵族子弟（所谓“民国四公子”），有的是花花公子；三是文人墨客、知名演员、画家；四是千金小姐，像宋美龄等知心女友以及他的若干情人，里面大多是他的“粉丝”。在前三种人中，不少是说干就干、目无王法、指天誓日、浑身充满匪气的“草莽英雄”，或者挥金如土、仗义疏财、脱略世事、游戏人生的豪侠之士。这对于他的影响是很深的。

人生阅历对于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他年未弱冠，即出掌军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将、中将、上将，最后成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路上，春风得意，高步入云。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炼与颠折，而多了些张狂与傲悍；加上深受西方习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较简单，经常表现出欧美式的英雄主义和热情豪放、浪漫轻狂的骑士风度。他父亲的江湖习气、雄豪气概，倒是承继了下来，而其狡黠奸诈，老谋深算，厚颜无耻，反复无常，却抛在了一边。从做人方面讲，当然可取；但要应对当时复杂多变、云谲波诡的政治环境，就力难胜任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再看文化背景，也就是一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话：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张学良经受过中西文化、新旧思潮的激烈冲击、碰撞，使其思想观念十分驳杂，既有忠君孝亲、维护正统、看重名节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旷怀达观、脱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庄、佛禅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于民间和传统戏曲中的绿林豪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宁可人负我，决不我负人”，侠肝义胆，“哥们义气”；又有个人本位、崇力尚争、个性解放、蔑视权威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征。赵四小姐概括得最为形象：说他是“背着基督进孔庙”。这种中西交汇、今古杂糅、亦新亦旧、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结构，带来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让矛盾与悖论伴随着其整个一生。

当然，再复杂的事物也必有其本质特征，也就是所谓“事物的规定性”。同样，张学良的思想观念无论怎样驳杂，如何变幻不定，其本质特征还是鲜明而坚定的，那就是深沉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思想上的主旋律，他终其一生，坚守不渝，并且不断有所升华。从东北易帜到西安兵谏，无一不源于民族大义，系乎国运安危。尤其是捉蒋、放蒋一举，体现得至为充分。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是这样评论的：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撒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

四、张学良的情感世界

张学良的情感世界丰富多彩，这是他与其他许多大人物的不同之点，也是他在充满苦难的人生中，得以优游度过，并获得健康长寿的一条重要原因。这里重点说说他的两个妻子和两个女朋友。

他八岁丧母，二十八岁丧父，三十一岁离开家园，三十六岁进了牢笼，家园不能回，国仇不能报，有兄弟姐妹不能团聚，有子女不能抚养。抱憾终天，痛苦难堪。一个人当着情感神经滴血的时候，爱情的温馨是最好的疗伤止痛的灵丹妙药。张学良在这方面，该是最为圆满的了。八十多年间，大姐于凤至、小妹赵一荻，两位风尘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纾解他的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一个成功的男人需要一个温柔的女性在身后予以强力的支持。厮杀累了，可以帮助舒缓疲惫的心灵；受到刺伤，能够抚平疼痛的创口。成功的男人需要女人，是为了活得更好；失败的男人需要女人，则是为了活下去。这已经成为生活中的铁律。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历史虽然由壮士写成，其代价，却由无数母亲和妻子承担。”

张学良与于凤至是一起包办的婚事。于凤至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与张作霖有很深的交情。于凤至自幼聪颖好学，天生丽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张作霖十分欣赏她，因而，由吴俊升做媒，两家很快就议定了这门亲事。张学良不敢违抗，只能听命。大帅让他到家住郑家屯的于家去探亲，由吴俊升陪伴着，可是，走在半路上，张学良突然变卦，没有去成，这使于家感到很没有脸面。于凤至认为是对她的侮辱，非常气愤，提出要解除婚约。吴俊升没法向大帅交代，便刻意导演了一场“画店相亲”的喜剧。原来，于凤至对古画十分痴迷，听说沈阳画店新进一批珍贵的古画，就在吴俊升陪同下，前来观赏。到了画店，看到老板很年轻，仪态不凡。于凤至对画看得很仔细，指定其中一张，问要多少钱，小老板要三千块银元。于凤至嫣然一笑，说：“这是赝品。”小老板笑问：怎见得？于凤至便凿凿有据地一一指点出来，使在场的人非常佩服。吴俊升悄悄地问：“老板，怎样？”老板连连点头。这时才揭开谜底，原来老板竟是张学良扮演的。当场他们正式见了面。为了报前日的“一箭之仇”，于坚持要张到郑家屯去完婚。

婚后，两人相敬如宾，张学良很尊重她，一直称为“大姐”。开始，于在英国陪孩子读书，当听到少帅被监禁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匆匆赶回上海，最后在溪口见到了张学良。这对张是莫大的安慰。后来，她一直陪到安徽、湖南、贵州，前后三年多时间。她原本过惯了都市生活，一路上，流离颠沛，饱受煎熬，造成严重失眠，结果乳腺癌发作，只好赴美就医。于凤至在海外，天天祈祷上苍，保佑张学良早日跳出苦海；经常远隔重洋，捎书寄物。到了1964年，她遭遇到一次致命的打击。当时，张学良已经信奉了基督教，要到教堂接受洗礼。宋美龄告诉他，还不具备条件，因为他有结发妻现在美国，而这里又与赵一荻长期同居，作为基督教徒，只能有一个妻子，所以必须在于、赵之间做出选择。选择向来都是痛苦的。张学良艰难把笔，向远隔重洋的“大姐”倾诉苦衷。于接到信后，泪如雨下。她一向刚强、洒脱，通情达理，包括当年婚后不久，突然面对赵一荻的闯入。这次，确实有些承受不住了。但她还是清醒地考虑到，赵一荻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忍辱负重几十年，她做了一般女人绝难做到的事，有她来陪伴张将军，自己也就放心了。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她甘愿付出一切。她对女儿闾瑛说：“只要能使你父亲得到安慰与欣悦，我任何事情都可以答应。”她还说：“汉卿是他们笼子里的一只鸟，他们随时都会把他掐死的。几十年来，我为了汉卿死都不怕，还怕在离婚书上签个字吗？”这样，就违心地同意解除婚约。此后，她在孤寂中又度过了二十几年，直到1990年1月30日在洛杉矶去世。而张学良一年后才获准赴美探亲，他们终于失去重见机缘。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是自由恋爱。1928年秋，赵一荻十六岁离家私奔，只身来到沈阳。其父是北洋政府交通次长，认为她有辱家门，在报上公开声明与她断绝关系。为了跨进张家大门，她一生再也不能返回赵家，牺牲了父女之情、母女之爱。过去三十六年间，她一直是以私人秘书和小妹的暧昧身份侍奉少帅，直到1964年7月4日，才算熬出了头，六十四岁的张学良和五十一岁的赵一荻白首成婚，书写成一部旷古绝今的人间艳史。他们厮守终生，相依为命。可以说，她整个一生都奉献给了心爱的人，为他而生，为他而死。用她那柔弱的身躯为他遮风蔽雨，用她那稚嫩的双肩为他分担心灵的重负。张学良是挺过来了，赵一荻的生命却日渐枯萎，熬干了生命之火，最后，经受不住癌细胞的侵袭，于2000年去世。

下面，说说张学良的女朋友。对此，他从不讳言，但究竟是谁，没有说明。1991年3月，他与赵四小姐离台赴美探亲。在旧金山、洛杉矶只住了几天，就由孙子、孙媳陪同去了纽约。记者问他“有何贵干？”他爽快地回答：去会女朋友。记者以为他又在开玩笑。到了纽约之后，下榻在贝祖贻的夫人蒋士云的豪华公寓里，达三个月之久。记者们这才知道，原来他说的“会女朋友”是真话。他们相识于1927年的北平。当时，蒋士云随父亲从法国归来，她容貌出众，精通外语。后来他们又在上海重逢，频频出入舞场，共同赴宴，总是用英语互相交流。蒋对张十分景慕，张回沈后，不断接到蒋的来信，还有轻易不肯示人的玉照。1931年2月，他们在北京会面，张学良身边不仅有结发妻子于凤至，而且又新添了女秘书—这位同样被称为四小姐的赵一荻，尽管没有名分，但也算是名花有主了。蒋士云自知许身张学良已无可能，于是挥泪而别，乘意大利邮轮远赴欧洲，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这年9月，失恋的蒋士云在罗马旅行时，意外与一位熟人邂逅，他就是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贝是因发妻庄夫人新丧，前来欧洲散心消愁的。当时，他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他们早在上海和南京就见过面，此次相逢国外，又是同病相怜，所以蒋、贝交谈数日，沉寂的心灵竟然碰撞出爱之火花，第二年他们就结婚了。张学良还专程送去了贺礼。

西安事变发生，蒋士云正在上海。听说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起来，便与于凤至一道，参与营救工作。后来，张被押解到台湾，她又曾秘密地从美国赶去探望，时间在1979年。这次，张学良到了纽约，一切活动，包括会见记者，参加当地华人举行的各种活动，还有同吕正操将军会面，以及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接触，都是经她一手安排的。每天，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他们有时间就倾心长谈。张学良说，这是从1937年失去自由之后最感自由的九十多天。身边既没有国民党的便衣特务跟踪，也没有“监督大员”赵一荻在场，他终于实现了那种向往已久的无忧无虑、无拘无管、无忌无碍的“逍遥游”，可以和一生中最喜欢的女人相处一段时日了。

张学良的到来，使丈夫去世后多年处于孤寂之中的贝夫人，像枯树逢春一般，重拾起早年的欢乐。她和张学良虽然都是华发盈颠的髦耋老人，但能够在一起度过一段“柏拉图式”的幸福时光，也不失为人生暮年一乐。可是，赵四并不放心眼前这位极具竞争力的另一位“四小姐”。蒋四饱经欧风美雨的熏沐，谙熟多国语言，思想开放，广见博识，学养深厚，且又活力四射，富有魅力；而她自己，尽管早年为了爱其所爱，也曾千里奔驰，勇决封建罗网，但就家庭影响、个人所处环境而言，终究属于传统型女人。此刻，以一己的衰病之躯，与这位老而弥健、风韵犹存的美妪相对，未免有“自愧弗如”之感，防范当然就成为至关紧要的了。

终于紧急发令，让张学良立刻返回他们的住地。

这样，一场凄婉动人的悲喜剧，随着男主角的黯然退场而落下了帷幕。落寞的女主角，除了无可奈何的追忆，便只握有苦诉与陈情的专利。她说，令我最感困惑的是，自从汉公被赵一荻接回去，直到一年后他们长期定居夏威夷，本来是离得很近的，却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而且断了联系，连通个电话都成为不可能。蒋士云在美国定居数十年，一直没有任何信仰，但自张学良到来之后，受其影响，她也开始笃信基督教了。张学良在纽约的时候，蒋士云每周必亲自陪同张去华人教堂做礼拜和听《圣经》。张学良走后，蒋士云仍然把张学良的信仰当成她暮年的追求，一直坚持每周末前往华人教堂听《圣经》。在蒋士云看来，这也许就是她对毕生挚友的一种怀念与追思吧。她曾对记者说：“我认为，张将军是可以终身引为朋友的人，我很佩服他这个人。”

在张学良生命历程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他的红颜知己宋美龄。他们相识于1925年6月中旬。为调停因五卅惨案而激起的中外冲突和稳定上海局势，张学良以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陆军中将兼东路军总司令身份，来到上海。期间，在一次鸡尾酒会上，结识了名震上海滩的待字闺中的美女宋美龄。一个俏男，一个靓女，出身、地位、年龄大体上相似，两人又都通晓英文，都有接受西方教育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一见倾心，都为彼此的高雅气质、出色才华所吸引。事过半个多世纪，追念前尘往事，张学良还说：“当时我和还是小姑独处的宋美龄见面，惊为天人，极为倾倒……如果当时没有太太，说不定还要猛追她呢！”两年后，宋美龄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当夫妻二人在北京见到张学良时，蒋氏发现夫人与张十分亲热地打招呼，诧异地问道：“怎么，你们俩认识啊？”宋美龄笑着说：“我认识他，比认识你还早呢。”尔后，宋美龄也一直关注着少帅的行迹，当看到他稳治父丧，临危受命，毅然除掉杨、常两个亲日派元老，坚决维护统一，实施东北易帜，以及窥测战机而挥师入关、结束中原战事等种种作为，感到这位意气风发的青年将领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从而平添了深深敬意。

西安事变，宋美龄参与调停，并动员张学良送蒋回宁。当时与蒋约定，对张不加难为，蒋答应了，后来却变了卦。因此，宋抱愧地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她曾多次向蒋介石痛切陈辞，要他珍视“领袖人格”，履行自己在西安的承诺。她说：张学良“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为一己私利发动政变的人都不同，他是个不为官也不为钱的硬汉子。好在他重感情，你才能化险为夷。”蒋介石只当作没有听见，始终默不做声。张学良之所以没有像杨虎城那样，被心毒手狠的蒋介石干掉，他说：“由于有了夫人这个保护神。”“宋美龄活着一天，我也能活一天。”“蒋先生原本是要枪毙我的，这个情形，我原先也不知道，但我后来看到一份文件，是美国的驻华公使写的，他写道：宋（美龄）对蒋先生说，‘如果你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离开台湾，还要把你的事情全公布出去’。这句话很厉害。”

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忘记你。”事实证明，她并没有食言。宋美龄在羁身异域或者局处孤岛，面临着种种困境，身体又不太好，但对于张学良一直念念不忘，经常致函寄物，亲切地问候，表述关注之殷、感念之诚。这在张学良的日记中都作了翔实记载。张学良身后留存四大箱信件，约有五百多封，多为数十年间同政界要人与亲朋至友的往来函札，其中以和宋美龄的私人通信为最多，计约百封以上，它们真实而明晰地记录了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从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宋美龄对于软禁中的张学良十分关切，尤其体现在生活上，可说是无微不至。她不仅经常送些珍贵礼物和日用品给张学良，还负责代为转递张学良在美亲人特别是原配夫人于凤至托带的物品、信件。一向习惯于以英文写信的宋美龄，当得知张学良目力不佳后，便改用中文书写，甚是体贴周到。

这里有一件事：张学良坚持要到2002年以后再向外公布“口述历史”及西安事变有关资料；还曾对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说：“不要采访西安事变，我不想谈，说了会伤害某个人。”我们可以猜测：张学良唯恐伤害的“某个人”究竟是谁？既然与西安事变有关，那我们不妨用“排除法”一一进行过滤：西安事变主要当事人中，不过五六位。其中，蒋介石、宋子文早已死去，周恩来、杨虎城也作古了，仍然在世的只剩下他和宋美龄两人。显然，这个人非宋美龄莫属。据张学良预测，自己活不过2002年；宋美龄大他三岁，估计到2002年，恐怕也就不在了。

张学良曾经说过，在他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对他恩重如山，一个是无怨无悔陪伴他走过大半生的赵四小姐，另一个就是力保他不死的蒋夫人宋美龄。

五、张学良的“两条辫子”

一条是“九一八”不抵抗。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成功地调停了中原战事，使蒋介石转危为安，他也得到蒋应有的报答，迅即接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到达南京时，受到了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最高规格的接待，礼遇之隆重，报章上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政治生涯可谓登峰造极，也是他人生最为得意的时刻。但这辉煌的荣耀，至上的威权，也埋伏下危机的种子，他有些忘乎所以，飘飘然了，当他奉命统率十余万精锐之师入关之际，东北兵力严重空虚，密切关注、伺机待动的日本关东军，早已磨刀霍霍，杀气逼人。于是，一场陷他于灭顶之灾、使他遭受奇耻大辱的另一个“九一八”就出现了。

应该说，不抵抗的命令确实是张学良亲自下的，但也确是奉行了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事变发生前几天，蒋曾当面向他交代：要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事要交给中央。那么，有人就要问了：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日本鬼子切齿痛恨；此刻，面对强敌入侵，国土沦亡，东北三省父老乡亲惨遭涂毒，他怎能坐视不顾呢？况且，以他那样一个敢作敢为、我行我素的犟牛猛虎，蒋介石只凭着几句嘱托，一纸饬令，就能把这个“东北硬汉子”的手脚捆绑住吗？退一步讲，事变当时猝不及防，缺乏准备，为什么战局拉开之后，日本军队一日之内下我二十城，略地千余里，作为军事统帅，你还是没有抵抗呢？

其间的症结所在，是他事变前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判断日本不敢这么扩张；而在战局拉开之后，面对日本军队势如破竹的凌厉攻势，他又从这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由原先的满不在乎，一变而为“竦然惊惧”，认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接下来，又产生了三个“错误期待”：一是期待当时的国联出面干涉，企盼英美等西方国家制止日寇的侵略行为。当李顿爵士率领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时，张学良曾乐观地认为，一俟调查清楚后，当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二是期待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改变不抵抗的政策，在全国掀起全面抗战。事变当时，张学良曾对东北高级将领说：“现在我既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能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三是期待日本政府制止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野蛮侵略。由于这三个“期待”均没有现实依据，因而，最终全部沦为甜蜜蜜的幻想。

另外，还有一个深层考虑，就是拥兵自重，保存实力。张学良毕竟出身于地方军阀，手下的军队无异于他的“命根子”、“护身符”。前此不久的“中东路事件”的教训，他记忆犹新。本来是蒋介石下令出兵，并答应一旦开战，中央将派出十万援兵全力支持。可是，当与苏军交战后，竟致一败涂地，东北军损失惨重，而蒋介石却未派一兵一卒，坐视不救。到头来，只有大呼上当，自认霉头。中央发令的事，结局尚且如此；如果擅自行动，后患将更加不堪设想。无疑，这是他拥兵自保、不予抵抗的深层原因。

另一条辫子，不回老家、不回大陆，定居海外。问题的提出，始于1990年张学良获得相对自由之后。在1991年3月，他首次离开台湾，前往美国探亲时，台湾《联合报》记者曾问他：“是否有可能回东北老家看看？”他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记者又进一步追问：“有没有考虑回东北定居？”他说：“考虑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回去。”后来，在回答《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时，他说：“当然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但时机尚未成熟。”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您会回去？”答：“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实际上，当时他就已经定下了基调，只是，人们未予足够注意。

对于张学良答《联合报》记者问，中共中央确是格外地重视。邓小平当即打电话给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说：“你们应该开个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中央当即做出四项安排：一是当年六月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九十一岁寿庆活动；二是郑重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三是修葺大帅府和元帅陵，为张学良归来迁葬其父张作霖的遗柩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派出一位党内高级干部，赴美转达中共中央对于张学良还乡的欢迎之意，并具体负责安排有关事宜。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最后选定了吕正操将军。他和张学良是同乡，属于东北军旧部，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参加者，他们有着至为深厚的私人感情。

为什么已经有了回乡之便，张学良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海内外媒体对此议论纷纭。是由于身体原因？那个阶段，他们的身体尚好。还有人猜测，赵四阻拦少帅回归故乡。考虑到张学良一遇到故乡亲友便激动万分，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出于关心身体健康，赵四确是不愿意张学良回来探亲，但这并非老将军未能回归的根本原因。看来，政治阴影始终笼罩在张学良身上。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前后，他就与中国共产党结下深厚友谊。即便他羁身铁窗之中，与世隔绝，周恩来仍然通过秘密渠道与他书信往来。而这一切，都触犯了台湾当局的忌讳。据张学良的老朋友张捷迁透露：1990年秋天，张学良曾打算去香港参加一位早年朋友的孩子的婚礼。但是，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拦，竟未能如愿。他们认为，香港情况复杂，而且紧邻大陆，怕他趁机溜回去。可见，台湾当局给予沉重的精神打压，这是未能回归的外因。李登辉表面上以张学良的基督教友自居，实际上对于他的自由出入设置了重重障碍。张返回台湾后，等了两年半时间，不见松口，最后带着满腔幽怨，愤然走出国门，再也不想返回台湾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自身的考虑也占很大成分。人们分析认为，充当了一辈子“政治角色”的他，由于所受到的伤害太严重，因此，再也不想卷入两岸纷争的政治旋涡了。这样，在是否返回大陆这个问题上，他始终处于游移状态。联想到他说的要等到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才肯回去，就一目了然了。其间有着很深的考虑，说穿了，也就是虑及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他说对过往的一切，已经视如过眼烟云；但实际上，作为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过浓重一笔的风云人物，尤其是一个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老派政治家，他还是十分爱惜羽毛的。他的想法，一是全身而退，洒脱地退出历史舞台，为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维持自己的“失败英雄”的完整形象；其二，滤除政治色彩，淡出两岸纷争，以中间状态出现，使自己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当然，这种中立状态的出发点，并非纯然为着个人，其中有着更为崇高而深远的意义存在。原来，他想要在“桑榆晚景”中再完成一项有功于国、泽被千秋的伟业。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衷心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再一次发挥其独特作用，起码可以在沟通两岸关系方面充当一名使者，促进两岸和解，进而推动祖国统一。

六、结语

人生道路的选择是一次性的，只有现场直播，而没有彩排、预演。同样，作为既成事实，历史不存在推倒重来的可能。不过，若是调整一下角度，比如从研究历史、探索规律出发，倒也不妨做出假设，设计一个应然而未必然的版本。

鉴于张学良的一生命运、成败休咎，都与蒋介石密切相关，我们假设：若是张学良走另一条路子，当他父亲所希望的“东北王”，拥兵自重，割据一方，那么，也就不会有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的调停，东北军主力也就不会参与南下平叛了。那么，日本关东军还敢不敢对东三省贸然动手呢？（动手是必然的，无非是拖延一些时日而已。）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自然就等同于其他一些军阀，既不会被任命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也不会唯蒋之命是听；即使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也不会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当然，由于失去了蒋介石的倚重，也就不再具备发动西安兵谏的客观条件，自然也就不会带来后日五十四载的铁窗生涯。这样的张学良，人生价值，生命意义，又将如何？

实际上，《美国之音》记者已经作了一番假设，曾经问过张学良本人：“如果这半个世纪您没有被软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发挥，统率您的军队，您觉得会对整个中国产生什么贡献呢？”他的答复是：“那很难说。如果上战场打日本鬼子，也许我早就战死了。”美国记者又问：“西安事变带给你半生忧患，你现在怎么看这一举动？”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就此，我们不妨作更广泛的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他活过来了，后来获得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为日本人所收买，稳当“东北王”那样的傀儡，或者像他父亲所期待的成为现代“李世民”，那在红极一时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卸磨杀驴”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起义”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异彩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口述历史或者各类谈话中，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场闹剧。可是，他却坚定地说：“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庄子其人

——在大连白云书院的演讲

（2012年7月14日）

一、庄子的故里与身世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庄子附在《老子申韩列传》里面，共写了二百三十多个字，就中提道：“庄子者，蒙人也，名周。”既未说明庄子是哪国人，又未标出“蒙”属何地，从而使后人对庄子的国属及里籍，出现众说纷纭的混乱现象。庄子本来就是平民，没有当过达官显宦，史籍失于记载；又兼时间已经过去两千三百多年，沧桑迭变，陵谷更移，致使地面遗存极少，这样，见于后世文献资料者，便歧异百出，莫衷一是。

从汉代的刘向、班固、张衡到尔后的郦道元、陆德明、成玄英、王安石、苏轼、朱熹、罗泌、马端临、归有光、王夫之、孙星衍，直到近现代的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郭沫若、宗白华、侯外庐、冯友兰、钱穆、吕思勉，直到当代的陈鼓应、方勇、杨义、常征、崔大华、颜世安、姚曼波等，不下百名学者，对庄子出生地各有异词，难以取得共识。大致可分为“宋蒙说”与“楚蒙说”两种。持“宋蒙说”者，又有“民权说”（河南）、“商丘说”（河南）、“东明说”（山东）、“曹县说”（山东）之争；持“楚蒙说”者则集中于安徽蒙城。诸说各有所据，但反驳者也都有足够理由，因而最终难以定于一尊。在我看来，庄子应是宋人，出生在河南商丘东北部。这样说，不是浮言无根，而是有大量证据足以认定的。

关于庄子的家世，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庄子是宋国土生土长的贵族后裔。当代学者张松辉推断，“庄子出身于宋国的没落贵族，应该是宋庄公的后裔”。庄公的孙子公孙固，在成公时担任大司马。《史记》记载，公孙固杀了成公，尔后，他又为成公之弟所杀，时在公元前620年；到了前609年，宋文公时，庄氏家族又参与了一场叛乱，为首者遭到诛戮。“庄氏一族在宋国先后受到过两次政治打击，再加上庄族后裔与公室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那么到了庄子时代，庄族人员只保留贵族名义，而不再担任国家重要职务，也是情理中事。”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庄子先世是楚国人，后来迁徙到了宋国。当代学者杨义、崔大华等均主此说，并做了详尽的考索。《通志·氏族略》载：庄氏出于楚庄王，以谥为氏。在“庄氏”这一条目下有注：“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漆园吏。”庄子的年代距离楚庄王已经二百余年，大约在他出生前二十几年，楚悼王任用吴起实施变法，为节省开支，重点“抚养战斗之士”，“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汰洗一些散官、闲官，贬为庶民，遣送到北境边陲。庄子父祖辈有可能在这次被迫迁徙中离开了楚国。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吴起变法，激起了部分宗室大臣的忌恨和反抗，悼王一死，便被射杀，“并中悼王尸”，这就犯下了“夷宗”重罪。肃王继位后，追查、论罪，死者七十余家。庄子家族在这场内乱中受到了牵连，为了避祸，北迁宋国。崔大华认为：“庄子家世的面目，已被世代久远的历史风尘剥蚀、覆盖得无法辨识了。但是，庄子超脱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中所内蕴着的那种袭人心扉的没落感，想象神奇、变幻无端的汪洋文字，特殊的楚方言，等等，却又清晰地显示出他与衰落了的楚国公族及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楚国文化，有完全可以肯定的、很近的亲缘关系。”

关于庄子的生平，大体上可以粗线条地划分为三个时段。

青少年时代—

《史记》本传中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以这两位战国时期著名的国君作为参照系数，应该说是有据可查、确凿无误的；至于具体年限，大致可以认定，约在公元前369年，庄子出生于宋国都城商丘东北的蒙地。大约在二十四五岁之前，主要是在故乡读书访学。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幼，庄子必然接受过系统的教育，起码是阅读过大量的传世藏书。当时，伴随着乡校的出现，教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普及，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与思想话语的承载者，由过去的高度统一转向了相对分离的状态。这样，思想文化便逐渐出现了独立的发展空间，知识阶层也就是“士”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壮大。作为贵族的后裔，或者没落的贵族子弟，庄子应该置身于“士”的队伍之中。有的学者甚至推测，他曾亲历过一小段贵族生活，有着类似曹雪芹的经历，由贵族世胄屈居漆园小吏，进而沦为下层平民。他把“天上人间”游了个遍，才看透了一切，大彻大悟，从而“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借用《红楼梦》里的话，他很可能是一个“翻过跟斗”的过来人。因此，他有一种沧桑感，能够体会到那些荣显终身、不知患难困穷为何物的天潢贵胄或者与富贵从不搭边的普通民众所无法体察的东西。

从《庄子》一书的记载中看得出，他比较熟悉金工、玉工、漆工、织工、陶工、木工、洗染工、屠宰工等的操作技术，特别是一些高级手工艺人“惊犹鬼神”、“不失毫芒”的精确、奇巧的技艺，而对于农业以及农民田间劳作的情况，相对而言，涉猎较少。就此可以推知，他应是自幼就生活在市郊或者小城镇里面。

中年时段—

大约从二十五岁到六十岁，这三十余年间，庄子的生计日见艰难，直至出现冻馁之虞，织屦、渔钓不足以自给，向监河侯借粮又耻遭白眼。多数时间，闲居索处，读书、思考；同时也进行一些社会交往，或辩对访谈，或深入市井民间，接触手工艺人、畸人隐者。

性喜闲适、幽静，平生结交友朋甚少，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同乡辩友、名家代表人物惠施。约在公元前344年、庄子二十五岁左右，与惠子初次见面。三年后，惠子相梁不久，庄子又前往见之，惠子恐其夺己相位，搜寻三日夜，庄子主动出面，以“猜意鹓”讥之。公元前340年，宋·剔成自立为君，大约在此前后，庄子为漆园吏，时年二十八九岁。次年，楚威王遣使聘庄子为相，庄子却之。三十一二岁时，又主动辞去漆园吏职。他曾遍游宋国各地，以增广社会见闻；大约在三十五六岁时（公元前334年），前往大梁，见魏惠王，后又南游楚地，东游于鲁，北游于赵。四十四岁左右，在家乡见到了邑人曹商，曹商归自秦国，自我炫耀，庄子讥其“舐痔得车”。三年后，公元前322年，庄子曾有皖北之行，与惠子濠梁观鱼，以良好的心态，欣赏“鱼之乐也”。庄子五十七八岁左右，妻死，鼓盆而歌，惠子前往吊丧；大约又过了两年，公元前310年，惠子因病殁于故乡，庄子痛失知己，深情悼惜。

老年时段—

六十岁之后，庄子晚境苍凉，独身栖息故园，课徒著书以自遣。弟子数人，书中留下名姓的，只有蔺且一人。一次，为人送葬，过惠子之墓，慨然悲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期间，与弟子蔺且等，先后游于山中和雕陵之樊。

一说，庄子晚年尝隐居于曹州的南华山。

“其学无所不窥”、“著书十余万言”，共五十二篇。一般认为，“内七篇”为自撰，时间靠前；“外篇”、“杂篇”中一些篇章，可能出自弟子之手。

约在公元前286年，庄子以衰病辞世，享年八十三周岁。关于其生卒年，由于史籍失于记载，学界意见并不统一。至于月日，就更无从谈起了。不过，据鲁西南地区庄氏家族聚居地的民众世代流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九和八月二十四为庄子的生辰与忌日。在这两个日子里，鲁、冀、豫等省的庄氏后裔，前往庄氏宗祠祭拜，时日已久，赓继不绝，据说已经延续了七十多代。

二、庄子所处时代及其社会危机意识

按照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所由产生的来源要到社会存在中寻找的原理，研究庄子的思想、理论离不开对其所处时代的分析。庄子为什么会形成避世态度？为什么那么厌恶政治，远离官场，远离权力阶层，尽一切努力摆脱功名利禄的羁縻？庄子笔下几乎没有一个理想的政治人物，充满暴君昏上的形象，诸如卫君、宋王、楚王、卫灵公、鲁侯，以及夏朝亡国之君桀等。这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可以找出答案。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后期，堪称是中国社会典型的乱世，既有政治的动乱、社会的混乱，又有人心的紊乱、思想的淆乱；既诱发出人的欲望无限放纵、喷薄膨胀，又表现为活力四射、激情洋溢。由于它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全面的转型与裂变，因而呈现出社会整体的动荡不安、险象环生。说是“天崩地坼”，不为过也。

—战乱飙风口。“战国”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二百四十八年中，竟发生二百二十二次不同规模的战争，长则几年，短则数月。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之间，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争城夺地，杀人盈野，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散之四方，“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痛情景，时有发生。庄子所在的宋国，是个夹在几个大国之间的小国，所谓“四战之地”。由于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拥有当时初现繁荣的商业都市商丘、定陶，结果长期为周围的列强所垂涎，不断遭受到赵、魏、齐、楚等国的进攻；而宋君偃又是个道地的“战争狂人”，穷兵黩武，四出挑衅，东伐齐，南侵楚，西败魏，灭滕、攻薛，最终为齐所灭。在庄子的有生之年，一直是战祸连绵，无时或止。

—暴君昏上图。宋君偃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开声言：“寡人所说（悦）者勇有力也，不说（悦）为仁义者。”他骄纵无道，以皮袋盛血，悬挂起来，然后对它放箭，叫作“射天”，还鞭打土地，砍烧谷神、土神的牌位；辱骂劝谏的老臣，掊击驼背人的背脊，砍断清早过河人的腿骨，“所杀戮者众矣”，“又多取妇人为淫乐，一夜御数十女”。为此，众诸侯都称他为“桀宋”，并说他又重蹈其先祖商纣王的覆辙，“不可不诛”；最后，终于导致“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庄子生活在这个暴君肆虐的政治环境中将近半个世纪，耳濡目染，所获得的都是最为真切的实际感受。

—生民水火境。庄子所在的宋国，“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以致“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被处死的人骸骨堆积，戴镣铐的人相推相拥，连绵不断，遭刑戮的人随处可见。个体生命处于无常状态，危机四伏，命运惨酷，人心惶惶，简直就是“游于羿之彀中（弓弩射程之中、必中之地）”；到处都是“机辟”（陷阱）、“网罟”，人生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一系列残杀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再加上，水、火、虫、风、疾疫等自然灾害频仍，内忧外患绵延不绝，生民处于“倒悬”状态，陷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痛苦深渊。相对于整个社会都已陷入苦难的深渊，个人的困穷、灾难以至于惨遭刑戮，已经无足轻重，失去了它的震撼力量，更何从昭示公理、伸张正义呢！

—精神“失乐园”。比起社会动乱，环境险恶，蒿目时艰来说，更使庄子精神极度痛苦的，是人心险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追逐财富与权力的精神沉沦。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对此有所描述：“财富、享受、欲望在不断积累和增加，赤裸裸的剥削、掠夺、压迫日益剧烈。‘无耻者富，多信者显’，贪婪无耻，狡黠自私，阴险毒辣……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罪恶和苦难，怵目惊心，从未曾有。”人们在充分享得文明恩赐的同时，也日益感受到它的负面效应—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异己力量。就是说，伴随着社会分化、职业分工、货财积累、贫富悬殊，造成了人的等级分化，机心、机巧愈演愈烈，世风、人性每况愈下，生态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种“异化”现象，庄子慨然兴叹：“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种种精神创伤与文明异化，使庄子倍感情怀抑郁，沮丧悲观，所谓“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一位出色的思想家，没有比碰上一个恶象环生、复杂多变的时代更为幸运的了。时世愈艰危、愈动乱，真正的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就愈接近于根本，亦即表现为一种终极关怀。从其为精神世界提供思维动力与心理张力来说，正是时代塑造了旷世哲人庄子。

三、庄子的心灵世界与平民情结

庄子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思想绝对超前，而且学问精深，博闻广见，大到宇宙、时空，远至南冥、北冥，小至蝼蚁、稊稗、浮尘、芥子，近及牛羊、鸡犬、彩蝶、游鱼，他无不涉猎。在哲学史上，是他最早提出了时空概念，为时空下了准确的定义。他能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事例，来表达天道与人道的微言妙义；他许多看似日常生活化的议论，都蕴涵着深邃的哲理。

按照一般人的揣度，凡是那些须仰视才可得见的大师级人物，特别是凭着思想和头脑营构世界的大哲学家，必然都是神情冷漠、凛然不可侵犯，令人产生一种高不可攀的惶悚感与疏离感。可是，这种心理用到庄子身上，并不符合实际。庄子是平民，庄子就在人间，就在我们身旁。在我的读书印象中，觉得如果给他画像，不应忽略这样三个特征：首先是那种宠辱不惊，心平气静，悠然自得，潇洒从容的神情和气度；其次，要把他那饶有风趣、好开玩笑、滑稽幽默、富于感染力的智者形象表现出来；最后，形貌上看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属于那类钻到人群里很难辨识出来的普通人物；引人注目之处，是身形瘦削，“槁项黄馘”—干瘪、细长的脖子，托着一个面色枯黄、前额笨重的脑袋。

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生鹄的所支配的儒家学派的读书人，明确提出要“上致君，下泽民”，“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庄子则异于是。他完全脱离统治阶级的利益，明确提出，“不为有国者所羁”，和那些“治人者”严格划分界限；他的思想倾向、所持立场，许多都是站在平民百姓一边。可能是由于他身居草野，远离上流社会，长期同底层民众在一起，因而始终存有浓重的平民情结。他不仅同那些贫贱的农民、勤劳的手工业者有着相同的身份、境遇，而且，常常出入市廛，置身于百工居肆，有时本人还从事一些手工业方面的体力劳动。这样，作为其中的一员，他就有机会、并能注入深厚的感情，同那些耕夫、渔民、屠户、木匠、驭手和编织匠、洗染工、采漆工等被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底层民众，以及拒不出仕的畸人、隐者，拉近了距离，进而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游踪不定，一会儿进到屠户棚中，唠起宰牛的闲嗑儿；一会儿，又蹲在河边上，擎起鱼竿，屏息注视钓丝的摆动；一会儿，同那些畸人隐者道出一段尖刻无比的寓言，充当一个世路人生的解剖师；一会儿，又漫步在黄沙古道上，负手低吟：“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成为一个道地的诗人。他还乐于同那些残疾人打交道，神情凝重地听他们诉说惨淡的人生、曲折的经历。他很善于讲故事，是一个想象力超群、表情丰富、善于模拟的故事大王。举凡飞禽、走兽、游鱼、草蛇、蝴蝶、鸣蝉、蚊虫、蚂蚁，到了他的口中、笔下，都活灵活现，生动传神，而且被人格化、情感化、形象化了。

《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可是我们展读开来，就会发现，里面随处可见大量形象逼真、性格特异、各有所长、活灵活现的人物，大别之，有六种类型：

第一类是各种残疾人。散见于《庄子》内七篇的，有生下来就只有一只脚的右师，有遭受刖足之刑的王骀、申徒嘉，有被砍断脚趾、只能用脚后跟走路的叔山无趾，有肢体变型、形态扭曲的哀骀它，有曲足、伛背、无唇的闉跂支离无脤，有颈间瘤大如盆的瓮㼜大瘿；还有形态极为怪异的丑陋者，像脸部隐藏在肚脐下、肩膀高过头顶、颈后的发髻朝天、五脏的血管向上、两条大腿和胸旁肋骨相并的支离疏，有腰弯背驼、面颊隐于脐间的子舆等。这些人大都具备优良的品德、高尚的操守。这些人，一个共同特点，是身体残疾、形貌丑陋，却都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就是说，他们都具备上好的品格、素质，有出色的道德修养；因而博得庄子的情有独钟，在提到他们时，总是神凝气聚，笔端常带感情。这些残疾人大多数都是庄子哲学思想的形象鲜活的践行者。

第二类是各类体力劳动者。木瓦匠、粉刷匠、乐器匠，斫轮工、铸工、锻工，宰牛的、屠羊的、灌园的、种田的、捕鱼的、捉蝉的、驾车的、制陶的、卖浆的、养斗鸡的、喂猴子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宫廷到民间，从闾巷到村落，从户内到野外，从农业到百工。行业之全，工种之多，几乎涵盖了社会、民生的各个方面。

第三类是“神乎技矣”，“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专家型”人才，以及具有高超技艺的形形色色的工匠师傅，诸如庖丁、轮扁、梓庆、伯乐、纪渻子、真画者、任公子、佝偻老人、吕梁丈夫等；还有大量的各有所长的百工技人。

第四类是摒弃有为而归于无为，从而成为一介布衣的隐者。像善卷、伯成子高、汉阴灌园叟、徐无鬼、老莱子、子州支父、石户之农、北人无择等等。他们多是知识者，在庄子笔下，往往是作为“道”的一种存在形态出现的。

第五类是狂者、社会越轨者，如楚狂接舆、盗跖等。

第六类，行为独特、乖异人伦、不同流俗的所谓“畸人”。

庄子表面上是冷对世情，清净无为，但在内心深处却充满着对现实世态的悲愤和热望，他是一个对现实有着强烈爱恨的人。宋代的朱熹和清代的胡文英都说，庄子心肠最热而眼睛最冷。心热，故感慨万端；眼冷，故能脱略世情。明知无用，他还是要讲要说，终竟不能忘情；但他只在一般观看，并不实际着手。

庄子的心灵世界极度复杂。他是相当孤独的，但凡先知和有大智慧者都是孤独的。因为他们的神理过于高妙，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庄子的内心里，确是丘壑密布，块垒重重；可是，他善于化解。三十三篇都是他及其弟子对自身命运有了一番透彻的解悟之后的产物。

四、庄子的哲学思想

庄子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哲学有哪些基本特征呢？概括地说有三点。

第一，庄子的哲学是间世的哲学，或者说游世的哲学。身处乱世的庄子清醒地认识到，战国时期一些有志之士，为了力矫时弊，实现其自身价值，纷纷著书立说，游说诸侯，但这些学说绝大多数是人与人争斗基础上的产物，是为诸侯所用的政治工具。就是说，这些以政治理想的实现为目的的学说，非但不能救世，使之契合于清静无为的天道，反倒会使人世愈加纷乱不堪。因此，庄子“立于天而间于世”。这种“间世之道”更多地带有批判性。他既非入世，也不完全出世，即脱离现实、隔绝世界，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超脱的境界。

第二，庄子哲学是心灵哲学，是一种性情哲学。这种哲学基本上不是社会政治哲学，不同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闻一多说，“他（庄子）的著书，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我们在用哲学的眼光考量庄子的时候，庄子同时展示着另一种精神气质—诗性的风采。逍遥游的尘垢之外的世界不是上天，不是天国，不是西方净土，而是自己的心灵世界，所以逍遥游也叫作“游心”。这种精神追求有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高峰经验”，是个人自我感受的最高境界。

第三，庄子的哲学是主体美学和心灵美学。这么说的根据：一是，庄子所开辟的是自如放达的精神境界、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这就是他赢得后世知识分子追慕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他超越于先秦诸子的地方。二是，庄子的思维方式具有非概念、非逻辑性的审美的特征。《庄子》作为哲学，很少运用逻辑论证、推理的形式来阐发固定的结论；而是采取形象的类比、寓意的直观思维方式，使你在特殊的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真理。三是，庄子的审美精神主要借助于诗意思维、神话意识和寓言方法等要素得以体现，也由于这些结构，使之完成文本的创造活动。

庄子哲学，或者说庄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闻一多说：“庄子穷困了一生，也寂寞了一生，他不肯仕进，并挖苦权贵，他的言行里映射着他的潇洒与放达；然而，最终取代他毕生沉寂的，是永久的辉煌。”历朝历代，大凡文人无不熟悉老庄、言说老庄。老庄的隐逸型的人格与儒家的君子理想，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心理。特别是庄子的独立的人格，崇尚自由的精神，超然物外、潇洒出尘的丰标，都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为后世文人所追逐与景仰。庄子深刻地意识到个体在现实生存中的有限性、受制性，从而将思考的重心移到了人的精神领域，将人的精神生命的自由与飞跃当作人生价值追求的至上目标。这填补了先秦思想的空白，并为后世文人营造了一块排除社会干扰、心灵自由放任的精神土壤，提供了一种抵抗人生逆境和苦闷的精神力量。它可以陶冶、培育、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教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考量，超越现实种种庸俗的计较，特别是为心灵创伤、命运挫折、生活苦难提供某种抚慰。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在遭遇惨重失败或人生不幸之后，一般并不走向宗教或者主动毁灭自己，而是保全生命、坚持操守、遁迹山林，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为此，知识分子大都喜欢庄子。欣赏他、仰慕他的人，自是喜欢谈论他；就连恨怨他的人（比如宗儒者）也都愿意接近他、研讨他。儒家的“内阁总理大臣”朱熹（冯友兰语）明明知道庄子专门掘他的“祖坟”，却偏偏对他爱赏不置。

根据我自身学习《庄子》的体会，要领会其精神旨趣，除了直接解读经典文本，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还必须辅之以情感的投入，借助生命体验，做到情感相通，体验契合。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说，“也许一个人的生活体验愈多，愈欣赏庄子思想视野的宽广、精神空间的开阔及其对人生的审美意境；一个人社会阅历愈深，愈能领会庄子的‘逍遥游’实乃‘寄觉痛于悠闲’，而其思想生命的底层，则未始不潜藏着浓厚的愤激之情”，“他那开阔的心胸和审美的心境，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所欠缺的，他所具有的宇宙视野最能和全球化视域相对应，而他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和齐物思想，则最具现代性的意义”。

当代学者林春红指出，庄子哲学是庄子对自身命运作了一番透彻体悟之后的产物，后世之人多能羡慕并向往庄子所拟构的逍遥游之境，但真正能够理解庄子的只能是同样经历过命运的自我感悟与自我超越的人。只有感受了人间苦痛，产生了人生困惑的人，才能明白庄子在讥笑功名利禄、乐道逍遥之后，何以总在文章结尾散发出一丝不易感知的惆怅与哀伤之味。而这才是庄子深层心理的真正呈现，是一个活脱脱的庄子式的人生感叹。

庄子最先扮演起我国文化史上的反叛角色，成为与正统儒家文化双峰对峙、相得益彰的另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之所以形成并受到后世的认同，是因为在超越了“物欲”、“智能”之后，一种新的生命状态即自由自适的境界，得以展现在人类面前，追求个体生命自由也就成为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如果说孔子具有十分执着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一种无穷的理性力量感染着后人的话；那么，庄子则是凭着他超脱的人生智慧以及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诗意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五、庄子的人生智慧

庄子具有人生的大智慧。三十三篇中，随处都闪现着智者的光芒。

庄子在《齐物论》中谈到最高的智慧：“古之人，其知（智）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疆界）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当代学者傅佩荣认为，庄子达到了智慧的顶点。这里有三个层次：一是超越谁是谁非的争论，因为人世间的是非总是有相对的成分，而每个人也难免有其主观的想法。二是超越万物之间的区分，“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三是超越对万物存在的肯定，如能觉悟“未始有物”，也就根本不曾有万物存在。—“本来无一物，何得染尘埃”。这第三步，应该是最高智慧。

具体说到庄子的人生智慧，集中地体现于以生命为贵，以名位为轻，“完身养生”上。他在《让王》篇中，用“隋珠弹雀”（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的比喻，讥讽“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论证“重生轻物”的道理。《列子·杨朱》篇载录一段杨朱与孟氏的对话：问：人为什么要功名？答：以名者为富。问：既富之后，为什么不停止？答：为贵。问：既贵之后，为什么还不停止？答：为死。问：人死之后，又为什么？答：为子孙。集中描绘了人们贪得无厌，“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财）”，以功名利禄为幸福追求的心态。这种“重生轻物”，在先秦诸子中，体现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转换，体现了人类自身生命价值的认知和主体意识的觉醒。

庄子的人生智慧，最有名的是他的“散木情结”。他在《人间世》篇讲过一个故事：木匠师傅走到一座山脚下，见到了一株大树，枝繁叶茂，干粗百尺，高指云霄，树冠宽如巨伞，能遮蔽十几亩地。观赏的人很多，可是木匠师傅却不屑一顾。他的徒弟忍不住发问，木匠师傅说：“此树大而无用，用来做舟船，则沉于水；用来做棺材，则很快腐烂；用来做器具，则容易毁坏；用来做门窗，则脂液不干；用来做柱子，则易受虫蚀，此乃不成材之木。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有如此之寿。”

庄子还曾借南伯子綦之口，说：“此树因不材而得以终其天年，岂不是无用之用。树无用，不求有为而免遭斤斧；白额之牛，亢曼之猪，痔疮之人，巫师认为是不祥之物，故祭河神才不会把它们投进河里；残废之人，征兵不会征到他，故能终其天年。”庄子总结性地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

一次，庄子与弟子游山，晚宿于故友之家。主人很高兴，命儿子杀雁款待。儿子问：“一雁能鸣，一雁不能鸣，请问杀哪只？”主人道：“当然杀不能鸣的。”第二天，出了朋友之家，弟子便忍不住问道：“老师，昨日山中之木，因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因不材被杀。弟子真糊涂了，请问先生，将何以处？”庄子笑道：“处于材与不材之间。”

这里也涉及到了有用与无用的问题。一天，庄子的老朋友惠子和他说，魏王给我一个大葫芦种子，我种下之后收获一个大葫芦，大到什么程度呢？容积可达六百多斤（五石），用它来盛水，“其坚不能自举”，用它做瓢吧，“瓠落无所容”，太大了，“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一下就听明白了，是转弯抹角骂他的理论无用呢！于是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宋国有一户人家，世世代代给人家漂洗丝絮以维持生计，由于手总泡在水里容易皲裂，所以这家人就研究一种药，往手上一涂，管保顶用，这就是专利。这事后来被一个精明人听说了，就找到这家，想给一百金买下这个配方。这家人想：我们一家人干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才攒了几金，这一百金得够咱们干多少辈子！结果就卖了。那个精明人买完这秘方之后，就跑到吴国国君那里去了，他和国君说，咱们现在不是和越国总有摩擦吗，我有一个绝招儿，咱们要打就在冬天打，因为冬天手一冻，就容易皲裂，他们越国人肯定没有办法，但是我有一个秘方，只要涂上它，士兵的手就不再皲裂，肯定能够取得胜利。吴王一听，就接受了。后来到了冬天，吴越两国果然发生了战乱，吴国用上了这个配方，结果真就取得了胜利。吴王高兴，对他列地而封。那咱们下面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一个是把这个秘方用于世世代代干粗活，另外一个却能够列地受封，这不就是一个会用大、一个不会吗。你呢，就是不会用大—你有这么大的葫芦，为啥不考虑做个腰舟而浮于江湖呢？”

论者认为，庄子提出的“介于有用无用之间”，可以理解为类似儒家的“中庸”思想。因为太“有用”的，可能会遭致嫉恨，所谓“巧者劳而智者忧”，为才所累陷入困境；而过分“无用”的，又将遭人鄙视乃至欺凌。唯有不温不火，既不凌人，也不为人所凌，才是相对平和的状态。不过，这种“中庸”其实并不容易把持。因为要去判断怎样算过分，也是很麻烦的事情。稍有不慎就会弄巧成拙。所以庄子提出了第二种态度，那就是，完全抛却所谓的荣辱观，既不去刻意地追求有用，也不去刻意地显示无用。一切无大欲，无大求，本着自己心中的自由道德，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态度待人。

鉴于人间种种纷争，寻根究底，全在于求名用智，庄子反复强调韬光养晦、藏锋不露的生存智慧。主张退隐、藏锋、遁迹、避世：“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则阳》）与此相对应，庄子在《徐无鬼》篇讲个“骄猴中箭”的故事：吴王泛舟于长江，登上猕猴山。群猴看到他，惊慌地逃走，逃到荆棘深丛中。有一只猴子，来回跳跃，向吴王显示它的技巧，吴王射它，它敏捷地接住箭。吴王就召集左右射手一齐来射它，最后猕猴遂被射死。吴王对他的朋友颜不疑说，这只猴子自夸它的灵巧，自恃它的敏捷来挑战我，最后命丧箭下，可要引以为戒呀！颜不疑平素骄纵自恃，从此改变了骄狂之态。其所以骄狂自恃，就在于“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大意是，德的失真是由于求名声，智的外露是在于争辩是非。名是人们相互倾轧的原因，智是人们相互斗争的工具。这两者都是凶器，不可以将它们推行于世。所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

庄子提倡即便才德出众，也要形同无知，大智若愚，像是无知的婴儿一样，“行贤而去自贤之行”，“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不居”，做到“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光矣而耀，信矣而不期”（《刻意》）。这样就符合“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了。天地覆载万物，生养群伦，从来不自大，故能成其大；不居功，故能成其功。要像大海那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要像圣人那样，“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生无爵，死无谥，实不聚，名不立”，“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徐无鬼》）。

庄子强调知足知止。“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齐物论》）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紧抓不放。一旦让名利迷住了心窍，那么就会弄巧成拙，让本来美好的追求化为泡影。名利都是缰锁，必须适可而止。

论者认为，庄子的生存智慧，是生于乱世的弱者在无可奈何形势下一种无奈的选择，它包括无用论、虚己论、随化论以及逍遥论，而这些又都是为了心灵的超越而论的。这种生存方式，既可消解现世的伤害，又能在精神世界提升认知的层次。

六、庄子的思维方式与“三言”叙事策略

在古代的思想家中，庄子的思维方式是至为独特的。论者一般都把它概括为“直觉思维”，即不经过逻辑分析而直接体察事物的内在本质；也有的考虑到它的突破常规、冲决框范、不受时空限制，以想象、联想和逆向、侧向为基本特征，而以“非逻辑思维”目之；有的索性称之为“意象思维”—用某种具体的形象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实现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飞跃；还有的概括为“混沌思维、方外思维、梦幻思维”；等等。看来，都符合庄子的思维实际，有其足够的理由。也许，这些从不同视角、不同方位总结出来的思维方式，合到一起，便是庄子思维方式的整体特征。

庄子是艺术家的气质，不注重外在客观性的知识，而看重主体内在的感受；不重视概念的分析、剖断，而看重实际生活的感受；不重视语言文字的表述，而看重直觉的把悟。应该说，这类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中是独树一帜、独一无二的。它不同于《周易》的整体思维，它并未形成二仪、四象、八卦、六十四爻等整体结构模式；也不同于老子的逻辑思维方式。老子认为，为学与为道走的是不同的路径，为学靠知识的积累，因而收“日益”之功，这是做加法；而为道则要求做减法，体道之人需要心怀淡泊，要不断地减损俗世欲望，最后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那么，他是如何表述这一思想的呢？只用了四句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而庄子则有其独特的表述方式。他要讲物类互相累害、互相制约、互相召引，都是由贪得谋利所致。但他并不直说，而是付诸一系列的形象：“庄子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隐蔽）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山木》）庄子家里青黄不接之时，来向监河侯借粮暂渡困难。可是监河侯却说，等我收了地方税，再借给你。庄子心中恼怒，但他并不直说，而是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昨天我从这里路过，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四下一看，原来车辙里有一条小鲫鱼，在那儿跳呢。我就问鲫鱼，在那里干什么呢？小鲫鱼说：“我是东海的水官，现在处于困境，你只要给我一斗一升的水，就能救我的命。”我说：“好啊，我这就要去吴越那个地方，引来西江的水救你。”这个小鲫鱼说：“你说这话，还不如干脆去卖鱼干的铺子里找我吧！”庄子用寓言形式，无情地揭露了那些见死不救，反而用貌似慷慨大方的话掩饰其一毛不拔的卑劣行径的权贵人物。

闻一多先生说，庄子是“最真实的诗人”。就其直觉的、意象的、梦幻的、非逻辑性的思维方式，倒真的和诗人的思维方式有些相似，它使人想起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串诗人来。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模糊性、超邈性，就其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来说，有些类似情感体验，这也类似诗人的思维方式。但是，它又并非出于情感因素和心灵呼应，因此有着显著的差别。何况，即使是屈原、李白这些最伟大的诗人，又有哪一位具有庄子那样深邃的洞察力、穿透力，宏阔的视野和卓绝的识见呢！

《庄子》一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寓言”、“重言”、“卮言”形式与叙事策略。司马迁在庄子传中说：“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有人统计，《庄子》一书中共有二百多个大小寓言。对这里说的寓言，不能理解为都是架空虚构、全凭幻想的言词。“寓言”一词，最先由于庄子提出。后来我们翻译国外的《伊索寓言》，借用了庄子的说法。其实，它们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庄子寓言的“寓”字是寄托的意思，也就是把一个事实或道理不直接说出，而是间接地寄寓在另一个类似的故事里，要人们透过这个故事的背景来解读其语意。《庄子》已摆脱语录问答的形式，能围绕中心论题展开阐说论证；语言华丽，词藻丰富，时或韵散相间，错落有致，声韵和谐，优美动人。

庄子自叙其著述特点时，曾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关于“三言”，晋人郭象在《庄子注》中作如下解释：“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徂’。日徂，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可见，所谓寓言就是借形象思维寓理于事，表达己意；所谓重言，就是借重古人之言以申明作者自己的观点；（清·郭庆藩在《庄子集释》中认为，重，复也，重言乃重复之意。可备一说。）所谓卮言，就是依文随势而出现的一些零星之言。

庄子之所以大量应用“三言”，首先是考虑到，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执一端，诸子表达言意，辩论、著书，都十分注重修辞方式，竞相采用稽古、引经形式作为立论的根据，以增强文章或话语的说服力与感染力；庄子自然也不想板起面孔来进行空洞的说教，于是，以“三言”的方式，借人、借物、借事来说“道”，并把自己的感情倾注进去。再就是，鉴于群雄并起，“礼崩乐坏”，社会秩序紊乱，致使是非混淆，大道不显，所谓“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也就是“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浊，不可以诚实之言喻之。庄语，端庄而语诚实之事也”（宋·林希逸语）。因此，庄子便采取这种“三言”的形式。有论者认为，庄子的认识论为怀疑主义和直觉主义相结合，由此决定了他的文章经常借用寓言、象征来克服语言的局限性，并留给人以极广阔的想象空间。也有的认为，庄子之所以要说一些“荒唐之言”，盖由于他要说的“道”是既不能用“正的方法”来说“是”，也不能用“负的方法”来说“非”的东西。唐·陆德明说，《庄子》“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

可见，“三言”的应用原本是一种叙述策略。这里有多方面考虑：其一，为了追求精神自由和表达超脱的思想，需要采取“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表达方式，把深刻的哲学思想形象地寄寓于扑朔迷离、真伪莫辨的虚拟情节中，呈现一种超现实的艺术氛围。其二，不标示一己成见，或寄托在一种虚设的情境之中，或借他人之口，说出一种道理、一种看法，略去结论，个中究竟留待读者去自由体悟。其三，跳出是非判断的圈子，避开争辩、驳议的干扰。其四，借助一些名人、古人、“乌有先生”之口，既平添一种亦庄亦谐的艺术氛围，又可以破除无谓的猜疑，从而增加可信度与说服力。其五，为了体悟回环运行的“道”，就要诱导人们进入回旋式思路；而进入回旋式思路的最有效途径，莫过于运用轮转无端、回环往返式的语言表达方式。其六，这种“诗性语言”，自足而又开放，显豁而又朦胧，正好是对“工具性语言”、干瘪僵死的话语方式的超越。其七，庄子为了超越“言不尽意”的语言局限，不是以先秦哲理散文惯用的言说方式—论述性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推理去阐释哲理；而是以不受逻辑与常识的约束、富于想象力又不太精确、模糊混沌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来演绎，所谓“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词）。其八，庄子认为，道是无形无限的，以有限的言辞难以状述，所以用“无端崖之辞”来表述，但也只能步步趋近，而不可能真正穷尽。

当代学者张洪兴在其《〈庄子〉“三言”研究》一书中指出，《庄子》三十三篇中，除《骈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天下》六篇没有辩对外，其他二十七篇都离不开辩对。在说话、辩对过程中，为了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庄子非常讲究方式方法。如直陈法—直接就问题展开陈述。一般是由地位较低、年龄较小的人向位高年长的人请教问题，并就此展开论述；或者是持不同观点的人就有关问题进行辩论。这种方法在辩对最常用。迂回法—不是直接陈述道理，而是先否定再肯定或者讲故事等间接、迂回地进行论述。譬喻法—用各式各样的比喻进行论证。铺陈法—在辩对过程中，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同一问题反复加以论证。

七、庄子的幸运与悲哀

在浩瀚的史海中，有些人是生前热浪蒸腾，死后却阒然沉寂；而庄子则恰恰相反，在他殁后两千多年，远比他在世时风光得多，喧闹得多。后世的学人对于庄子其人其书，贬之者固然所在多有，但誉之者更是为数极多，注《庄》、解《庄》、论《庄》者，代不乏人。他们不仅从哲学的层面上解读《庄子》，而且在人生道路抉择、客观事物解析、价值取向探究方面，渗透着异代同心的深情理解，回响着一声声沉重的悲慨与叹息；特别是在文学与美学方面，更是热衷于分析、判断，赏识庄子的才情，接受《庄子》的影响。正所谓：“名理孕异梦，秀句绣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郭沫若先生有言，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庄子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他还说：“庄子固然是中国有数的哲学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

从方勇先生的《庄子学史》中可以看出，两千年来，对于庄子其人其书的批评、研究，迄未中断。由于立足点、出发点不同—有的站在崇儒卫圣的立场上；有的着眼于教民励俗、世道人心方面；有的从社会发展进步或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批判的着眼点和侧重面也各有差异，大别之，可分为哲学角度（学术观点，如相对主义、虚无思想），政治角度（社会发展、科学文明、秩序建立），人生观角度（价值取向、人生道路、处世态度）等多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是五花八门，各极其致：有的以儒解庄，有的以释解庄，有的以道解庄，有的以程朱之理通庄子之意；有的采用传统的考证方法，有的以时文（科举时代应试之文）方法，有的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研究方法，有的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一切，都决定了庄子批评、研究的“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独特现象。这种情况，不要说在先秦诸子中为仅见；即便是在整个中外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恐怕也是十分特殊的。

同那些着眼于学术、心性、思想观念、处世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解放后有些人站在极“左”的立场上，对庄子予以全盘否定，包括《庄子》的精华部分，也一律粗暴地加以“横扫”。最典型的是上世纪60年代之初，关锋从政治需要、阶级斗争的角度，对于庄子所进行的政治批判。他首先下了定论：庄子“是一个反动的思想家”；然后，从哲学体系、哲学思想、哲学观点上判断：其一，“是一个彻头彻尾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其特征是“虚无主义、阿Q精神、滑头主义、悲观主义”；其二，“是没落的、悲观绝望的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反映”；其三，“他的哲学观点、所达到的结论，则都是错误的、荒谬的，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其四，“庄子的唯心主义，是最坏的唯心主义”；最后指出：“庄子哲学毒性最烈的，就在于使人醉生梦死、精神堕落，特别是它被裹上了一层糖衣”，“庄子哲学思想，是人类的精神堕落。每一个历史转折的时期，反动的没落的阶级，总是这样来毒化人类的”。通过这样全盘否定、无情批判，庄子其人其书的一切价值，就都被这个“笔杆子”一笔勾销了。

当然，我们反对对庄子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并不意味着庄子的一切都是正确无误的，一概都应加以肯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客观、全面地进行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看他为思想文化传统提供了哪些前辈们所没有提供的有益的东西，又有哪些他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而他却没有做的事情。同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思想学说一样，生活在两千三百年前的庄子及其哲学思想，充满着内在的矛盾，也存在着鲜明的历史局限性。

说到庄子的悲哀，并不在于遭受到后世多方面的批评。批评首先是一种关注；批评只要准确，而且具有足够的深度，那它对于学说的传播与发展是绝对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有的批评，失之于期望过高、要求过苛，甚至不着边际，毫无道理，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眼明的读者自会慎思、明辨，决定弃取。庄子的悲哀，在于他的著作“解味”者不多，未能得到世人充分的、足够的理解，以至于长时期地遭到冷落，无人问津；后来的情况是，出于不同需要、不同考虑，被扭曲，被肢解，被利用，被改造。

其中最明显的是道教的改造与利用。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是在原始宗教巫术和秦汉以来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本来，老庄的“道”属于境界形态，并非实有，因而不可能成为超自然的力量，更不可能成为崇拜的对象；道家也不讲苦业、原罪，解脱、救赎，仅仅限于生命修养，消解心智的执着与人为造作的困扰；可是，道教却将“道”神秘化，把它改造成具有人格属性的至上神，在把老子奉为“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的同时，还利用庄子“真人”、“神人”、“圣人”的说法，发展其神仙意识，将他说成是宗教神，将庄子学说演化为神仙术，炼丹、补气、辟谷、气功，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与庄子思想相去日远。庄子超凡的想象力，设想能够“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能够“登天游雾，挠挑无极”，超越时空限制，实现寰宇遨游。这在两千多年前，真是了不起的创见，它为后来的伟大的航天实践，无疑地起到了启迪与激发作用。可是，这科学的遐想、伟大的探索精神，后来却被曲解、蜕变为升天求仙、肉身超升的宗教修炼。对于庄子来说，这可说是始料所不及的悲剧。

最后，顺便说说民众眼中的庄子。两千多年来，庄子思想精神已经融入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性、民间信仰、文化爱好之中，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成为民俗民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杨义先生在《庄子还原》一书中谈到，先秦诸子在创造其学说的时候，除了面对有限的文字文献系统之外，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异常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传统和原始的民风民俗。同样，今天我们在还原庄子思想、形象时，也不应忽视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积淀。实际上，豫东、鲁西南、皖北的商丘、民权、曹县、东明、蒙城等地，确实都流传着大量的有关庄子的民间传说，体现了对自然的思索、对社会的审视、对人生自由的追求等丰富的内涵，形式主要有史志记载、口头传承、说唱艺术等。山东东明县已经整理出四十篇有代表性的传说，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得到批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五个县都分别成立了民间庄子研究会，许多中学教师、方志编者、政协委员、退休干部参与进来，有的成了庄学专家，出版多种学术著作。

庄子是一部大书，三天两天都说不完。这里只就几个重要方面，略加阐述。不当之处，尚请各位不吝赐教。

吾与庄子

——在白云书院的讲演

（2014年7月19日）

一

说来，结缘庄子已经六十多年了。记得在我就读私塾的第七个年头，“四书”、《诗经》、《左传》、《史记》都读过了，塾师确定：从是日起，诵读《庄子》。

那是一部扫叶山房民国十一年印行的四卷本，是父亲回祖居地河北大名探亲时，在邯郸书局买到的。关于我的父亲，这里多说几句，因为他老人家的习性、志趣，以至对庄子的爱好，对于青少年时代的我，都曾产生过直接的影响。父亲少年时也读过私塾，他特别喜欢八旗子弟书。听母亲讲，父亲年轻时，热心、好胜，爱打抱不平、管闲事；勇于为人排难解纷。后来，年华老大，几个亲人相继弃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变而为心境苍凉，情怀颓靡，颇有看破红尘之感。他到医巫闾山去进香，总愿意同那里的和尚、道士倾谈，平素也喜欢看一些佛禅、庄老的书。由关注外间世务变为注重内省，由热心人事转向寄情书卷，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但所读诗书多是苍凉、失意之作。大约在我五六岁时，就听他唱过《扇坟》的子弟书段，里面讲庄子闲行，遇见一个女子，为了早日改嫁，为死去的丈夫扇坟，“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限来时各去投”。原来是“观音变相来指点”，“教训庄子认根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庄子的名字。

我家祖籍河北省大名府。父亲每次回老家，路过邯郸，都要到黄粱梦村的吕翁祠去转一转。相传唐朝时期，科举中落第的卢生，情怀抑郁地来到吕翁祠，正在煮黄米饭的道士，劝说几句，不见效果，便递给他一个枕头，让他躺下休息。结果，四十年荣华富贵，享用无穷。到头来不过是黄粱一梦，待到醒来，道士煮的黄米饭还没熟呢！康熙年间，有个书生名叫陈潢，有才无运，半生潦倒，这天也来到吕翁祠，带着满腔牢骚，半开玩笑地写了一首七绝：

四十年来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

我今落拓邯郸道，要向仙人借枕头。

我父亲针对陈潢的这首诗，作了唱和：

不羡王公不羡侯，耕田凿井自风流。

昂头信步邯郸道，耻向仙人借枕头。

应该说，这完全是庄子的思想。

下面接着说我父亲买回的这部《庄子》。上面有晋代玄学家郭象的注和唐人陆德明的音义解说。不过，老师并没有参照着讲。即便是《庄子》正文，讲解得也并不细致，只是逐日地按照篇章领读一遍，提示僻字、难字读音，然后就要我们反复诵读，直到熟读成诵了，再进入下一章节。“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是他所一贯强调的。

要说真正把玩《庄子》的奇文胜义，体验到一些灵识妙悟，那是二三十岁以后的事。有一次，在南开大学做过一场演讲之后，接受学报记者采访，曾被问到：“童年时，你由读‘四书’到读《庄子》，从脑袋里塞满仁义、忠恕的儒家信条，一变而为大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不是有一种豪情四溢、生命清新的感觉？”我如实地回答：“应该是这样。但当时并没有如此对比鲜明的感觉，因为‘食而不知其味’，还没有达到解悟的程度。”

当然，要是说一点儿也不受影响，也并不现实。何况，还有我父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记得我在中学读书，那年十六周岁，我已经当上了全校学生会副主席，却还不是共青团员，绰号“小郭沫若”（郭是1958年才重新入党的）。学校团委书记王碧老师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我如实地说：“我父亲嘱咐我，就是好好念书，什么组织也不要加入。”这样，就直到高中毕业前夕，才加入了共青团。不过，最明显的影响还是在“文革”十年。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先是批判“三家村”，新闻单位首当其冲。本来，我已被调入营口市委机关，但运动开始后，原单位营口日报社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要求所有调出的编辑、记者，一律回去参加揭发、批判“三家村营口分店”的反党罪行。这天，报社造反派联合高中学生把总编辑作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斗，紧接着，我们这几个所谓黑笔杆子（俗称“四大金刚”），作为黑爪牙，也被点名批判。后来，斗争重点转移到“走资派”了，我们这些“反动文人”，才被当作“死狗”搁置在一旁。但因为受到过批判，有“污点”，机关哪个群众组织也不肯吸收为成员，便只好站在一边，过着逍遥派的生活。原本我就对于两派争斗没有兴趣，现在倒乐得这个相对自由自在的状态。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市革委会政工组长找我谈话，说是全市只剩营口日报社没有建立革委会了，国庆节前必须实现全市“一片红”。经过军队、地方领导反复酝酿，最后确定由我做报社革委会主任。由于丝毫没有准备，我一听，脑袋就大了。紧跟着问：“你是不是开玩笑？我怎么能担这个重任？”政工组长严肃地说：“怎么能开玩笑！”接着神秘地说：“这是由韩政委亲自点将啊！政委说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北京两派谈判时，我也在场，政委就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一位军队的首长，当时任营口市革委会主任。

原来如此！这年年初，中央号召各派大联合，分批召集各地群众组织头头进京谈判。记得是1968年1月26日，突然接到通知，说是韩政委要我到北京去。我感到特别突然，也十分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一介书生，区区一个小科长，找我干什么？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早晨被接到京西宾馆。韩政委对我说：

周总理亲自部署和主持这项工作，要求全国各地群众组织，务必在1月28日前实现大联合。可是，市里两派头头各执一词，争持不下，联合协议签订不了。现在，急需起草一份既符合中央要求，两派组织又都能接受的联合协议。明天是最后期限，凌晨五点前必须达成协议。中央的口径是：一、两派都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二、两派都犯有错误，不能“唯我独左”；三、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团结一致向前看。

最后，他说：“你没有介入两派的纷争，立场中立，没有成见，比军队同志还要超脱一些；而且，文学修养、表达能力都是拔尖的。这样，由你起草协议，他们很容易接受。”

接下任务后，我就被圈进一个房间，房门倒锁，整整突击了四个小时，最后送交首长审定。认为措词严谨，没有偏颇，一碗水端平了；特别是强调顾全大局，情辞恳切，很有感召力、说服力。这样，在两派头头会谈中，韩政委主持，由我宣读协议书，都没有提出异议，算是正式通过。

因为记着这件事情，这次准备对我予以重用。可是，我却“不识抬举”，一迭连声地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可担负不了这个重担。”我对报社深知深解，那里是人才荟萃的地方，也是龙潭虎穴。这两天，我正在看《庄子·列御寇》篇：在骊龙颔下取珠，“使骊龙而寤”、“子为齏粉夫”！“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由于我死活不肯就任，最后没办法，军里派了一位秘书科长，担任了报社革委会主任。他一到任，就赶上“清理阶级队伍”，导致一人自杀、两人批斗致残。粉碎“四人帮”后，这位科长调回部队；剩下两个地方副主任，都不怎么管事，但也受了处分。我如果当了一把手，即便是消极应付，因为有责任在身，也得被划为“三种人”，开除党籍、公职。报社一位同仁，后来见面，他对我说：“许多人和你一样，也读过《庄子》，可是到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古人说：‘公所读书人亦读，不如公处只聪明。’你的聪明劲，令人佩服。”我说：“未必如此。关键在于我一向淡泊名利，这样，庄子的话才一拍即合。”

我的文学写作始于1958年，这一年曾在《辽宁日报》副刊上发过短篇小说，进入60年代之后，在《营口日报》编副刊，写了一系列散文、杂文、随笔，可说是已经进入创作的“热潮”。但是，“文革”十年，我竟然没发表过一篇作品。一是接受了消极教训，害怕触犯“文网”；二是对那种“帮派文章”不感兴趣，不想往里掺和；三是个性使然，不想趋时，淡泊名利。庄子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月亮早已沉下去，花开叶落说不清多少次了，敬爱的塾师已然骨朽形销；而“口诵心惟”的绿鬓少年，也已垂垂老矣；沧桑阅尽，但见白发三千；只有那部《庄子》，依然高踞案头，静静地像一件古玩，意态悠闲地朝夕同我对视。它是我的枕边书之一，像明人屠本畯所说的：“我于书，饥以为食，渴以为饮，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至于庄子本人，更是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不时地走进我的魂梦之中；他的思想、修为，对我的人生道路抉择、价值取向，确曾产生过深远影响。

在我的身上，就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说，儒、道两种思想，相反相成，相资为用，演绎着一种力的纠结、力的平衡。我从小接受系统的国学教育，读的大都是儒家典籍，树立了人生“三不朽”的抱负，也写过“未能被国干城选，有愧人间一丈夫”的诗；可是，待到走入社会，面对的是复杂多故的现实，先是“反右”，接下来是整风、“拔白旗”、庐山会议、批“小说反党”、批《海瑞罢官》，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又使我望而生畏；加之，童年时受父亲的影响，开始向庄子的思想靠拢。《庄子》号称“乱世之文”，历代一些读书士子在失意受挫时，都是结缘庄子的。

如同整个传统文化和国学是精华杂着糟粕、瑕瑜互现的，《庄子》一书也不例外。毕竟是两千三百年前的产物，必然有其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我在接受它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它的消极方面的浸染，这在几十年的生命历程、工作实践中都有所反映。有时候，凡事看得太透，就不再热衷，不免走向消极。幸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指导，增强了原则性、是非观与积极进取精神，最大限度地克服、消解那种消极避世、崇尚无为、不谴是非的负面作用。只是在遭逢乱世、苦难（包括病苦）之际，发挥它的自我保护、活结化瘀、保持心态平衡的积极效应。

二

庄子在思想上，崇尚自由，摆脱各种羁绊，浮云富贵，秕糠功名，表现为高度自觉、充满理性的逍遥。有这个思想垫底，他才能主动地选择运用减法。所谓做减法，也就是佛禅所说的“舍得”和“放下”，舍弃多余之物，舍才能得；凡事看得开，不计较。“放下”不是放弃、任何东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选择，卸掉背上沉重的负担。“放下”，既是一种解脱的心态，豁达的修为，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庄子的哲学思想，为“舍得”和“放下”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

庄子强调人生的有限性。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庄子说：“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多做减法，少做加法，除掉嫉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的理论依据。

在庄子看来，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失去，从另一面来看却是获得；一件东西的生成，对另一件东西来说是毁损。“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在“道”的世界里，事物是齐一的，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而且，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与流转之中；人生的种种际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视角不同，衡量标准有异，情况、状态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看开了这个道理，自然会化解许许多多胸中积闷、眼底波澜，使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这样，也就能以超越的眼光、豁达的心胸、高远的境界来观察和处理客观事物；也就能从平衡心态上做文章，防止和避免认识上的绝对化。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明代诗人祝允明有“医经士典都余策，一卷《南华》万物平”之句。

这样，也就能做到知足知止。知足，是就得之于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知止，是从内在上讲，主动节制、拒绝。知足，使人不致走向极端，不会事事、处处与人攀比。一个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为了生存；大部分来源于攀比。知止，可以抑制贪求，抑制过高过强的物质欲望。世上常情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紧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

也只有这样，才能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庄子特别强调本分、本色，强调“顺人而不失己”；要人们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看清世事，厌弃浮华，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少往身上套挂枷锁。

在新的历史时期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我能够时时保持低调，保持本色。我在营口做主要领导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凡事做出表率。我家三世同堂，提拔之后，也还是住在普通民宅两个房间里；孩子上学，家长登记都是她的母亲。我同孩子讲，这样对你有好处，你成绩优秀了，也不会有人说你靠爸爸，不致背包袱。1985年5月12日，省里调我去文化厅任厅长，我表示担不起这个重任，推拖到最后，另选了别人。1988年，又调我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我从三月拖到五月，迟不赴任。有位熟悉的省领导，批评我“自视清高”、“羞与同辈为伍”。我说：“我在营口待惯了，大家都接受了我。再者说，已经年过半百，也就是十年八年就退岗了，在哪儿干还不一样！”最后中央下令了，只好到任。女儿高兴地拍手说：“这回我们家可是出人头地了。”我说：“这话讲不得。万一出了问题，想保持过去的现状，也没有可能了，还谈什么‘出人头地’！”

在我看来，职位高低、权势大小，无足轻重，我没有那么多的欲望；并且，对一些人权欲熏心，不理解，更看不惯。我曾借助贪得无厌的秦始皇和为着立德立功弄得心力交瘁的曾国藩这两个典型，写了《欲望的神话》和《用破一生心》。1991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中央考核组组长钮茂生同志找我谈话，说，“按你的德才、能力、水平，也该提为副书记了，可是省里没有位置；正好吉林还有个副书记名额，组织上考虑调你过去。”我笑说：“组织上看到我了，十分感激；不过，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到吉林去，也不过干上四五年，常委也好，副书记也好，都得过渡到政协、人大，最后一样当退休老头—将军和士兵，在澡堂子里，没有什么差别！”后来，这句话传到外面，一时成了口头语。又过了三年，1994年盛夏，中宣部长丁关根同志找我到北戴河，说是要调我到中国作协任党组书记，我也婉言谢绝了。有人埋怨说：“你真傻，那是正部级呀！”

我主张，当一把手应该高屋建瓴，看得更远一些，立足点更高一些。这就要尽量超脱，绝不能整天陷在具体事务中去。我是不管具体事的。每个星期都要留出两天，不处理工作，专门用于思考全局性问题。为政不在多言。我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夸夸其谈。领导者威信的建立，一是靠人格魅力，一是靠真理力量。所谓“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是看你是否清正廉洁，是否公道正派；所谓“真理力量”，主要是指远见卓识，决策正确。有人喜欢通过演讲，慑服听众，树立权威，其实，往往是说得越多，效果越差。林语堂说，演讲，尤其是对群众的演讲，必须像女孩子穿的“迷你裙”一样，愈短愈好；千万不要像老太婆的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我认为，领导讲话也是如此。从一定意义来说，我是认同“无为而治”、“为而不有”的。

在宣传部，我主要抓两条，一是配备好所属各厅、局、办、室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二是把握方向，随时注意发现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苗头，及时加以处理。总之，一把手应该干一把手的活儿，不能干副职的事，更不能代替下属。如果一个时期你感到太累了，或者心中无数了，那就要省察一下，是不是代替了其他人的工作，干了自己不该干的。有人评论我，工作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如果确是这样，那就是得力于此。在任期间，我的两个常务副部长都是很优秀的。一个不久就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锻炼；我便从市里选一个副书记，一上来我就予以足够的信任，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尽量创造条件让他出头露面，使上下了解他、承认他，而我则退避在后，以便让他从我的影子后面走出来。对其他副部长，我也放手让他们去干，从不说东道西、指手画脚、埋怨指责，使他们有足够的自主权，觉得有用武之地，而无后顾之虞，不像小孩子在大人面前，走出一步就回头看看，顾虑重重，看眼色行事。我确定一条原则，每个副部长都可以直接对着主管书记，直接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不必经过我这个部长。凡书记部署的材料，出来后我负责把关，但都由有关副部长直接上交，书记表扬了由他直接受领；如果不满意、受指责，我要承担责任，因为经我把关了。这几个副部长都是才华毕具的，这样，整个班子就非常和谐，充满了活力。作为一把手，要做到这样，我觉得必须具备高尚的品质和大将风度，要有容人之量，不怕别人上来，不怕别人邀宠居功，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代替自己。

召开全省宣传部长会议，都由常务副部长主持，结束时，我都有一个即席讲话，拣最要紧的事讲上几点，这样，人们印象深刻，经久不忘。1992年3月，我有个即席讲话，中心是说：

宣传工作项目多，任务重，应该分清主次，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新闻和文艺工作性质不同，功能也不一样。新闻是政治工具，是喉舌，它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直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特别是我们的传媒，和国外的不一样，长期以来，一向被各级干部和老百姓看作是“红头文件”，绝不能产生误导，因此，必须下力量抓好，把好关，不许出任何纰漏。而文学艺术，尽管也具备教化的功能，担负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任务，但它不像新闻那样敏感，那样权威，那样直接发挥指导作用，因而也不可能直接左右人们的思想行为。比如，电影《红高粱》里面有往酒里撒尿的场面，表现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境，今天，恐怕不会有谁去效法它。所以，我们不必像管理新闻那样去管理文艺。总的大政方针，中央已经明确了，我们主管部门要做的，一是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二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必要的条件，做好服务工作。作家、艺术家是从事个体劳动的，他们要求有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详和、安静的氛围，文人是“宜散不宜聚”的。我们要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不能一天到晚老去“捅咕”他。像过去那样，一天到晚学习、表态，催耕催种，耳提面命，肯定是出不了伟大作品的。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我觉得对作家、艺术家也是适用的。

讲话后，反响很好。但有一位知名老艺术家在省政协会上说，我们的宣传部长公开宣扬“无为而治”，主张文艺放任自流；宣扬文艺功能特殊，作家艺术家特殊，反对文艺配合政治任务、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给我戴上两顶“政治大帽子”。省政协主席听到后，出于对我的关心，劝我直接找他谈一谈，当面解释、说明一下。我没有找他谈心，一是因为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二是，庄子认为，“辩无胜”，双方各执己见，是辩不清楚的。

1993年7月底，我在身体检查时发现，患了早期肺癌，在金秋医院院做了切除手术。当时轰动很大，省直机关和各个市的领导，都打招呼要来看望。我感到太麻烦，也不利于休息，经请示书记，确定一律谢绝。设了两道岗，司机“唱黑脸”，在一楼挡驾；秘书在五楼住院部，阻拦个别上来的领导。两处各设一桌一椅，放上留言的纸笔。最后，留言信函达半尺多厚。没有收一分钱的礼物，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老部长刘异云同志，他钓了一条三斤重的鲤鱼，送过来为我加强营养；一个是沈阳市委食堂送过来一罐甲鱼汤，破例收下，其余一概谢绝。有人说，如果放开的话，光是名正言顺的慰问金，就相当可观了。我说：“如果那样，我可就丑相毕露，不可观了。”

由于接受了庄子的生死观，能够以豁达的胸襟、乐观的态度，看待生老病死，取得了理想的治疗效果。长夜无眠，小护士喜欢诗，要我讲些和诗有关的故事，以驱除睡魔，消解烦闷。

我就说，二十年前，我在营口市工作，外地一个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医院。我把刚刚收到的吐鲁番产的葡萄干给他送了过去，并附了一首小诗：“日晒风吹历苦辛，清新浓缩见甘醇。区区薄礼无多重，入口常怀粒粒心。”然后，我就下乡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办公室，发现案头放着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寄来的，里面装着一个小纸包和一张信纸。说到这里，我卖了个“关子”，住口了，自顾自在一旁悠闲地喝着开水。

小护士忙问：“纸里包着什么？”我说，你猜猜看。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其时正处于70年代初“文革”期间，于是，她就猜测肯定是粮票、饭票、布票之类的东西。全都错了。我告诉她，那里包的是七个蚊子和八个臭虫。信纸上写了一段话：

小病幸已痊愈。佳诗美味，受用已足，无以为报，献上近日在病房中俘获的战利品，并戏题俚诗一首，借博一笑：

深宵斗室大鏖兵，坦克飞机夹馅攻。

苦战苦熬一整夜，虽然流血未牺牲。

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护士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睡意全无。

一天，护士长带队前来查房，量完血压、脉搏之后，她们央求我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就说，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安石，生性古怪，喜欢抬杠。这天，大文豪苏东坡拿过一方砚台请他过目，说是花了很多银子买到手的，言下流露出炫耀之意。王安石问这个砚台有什么特异之处，苏东坡说，呵上一口气就可以磨墨。王安石说：“这有什么出奇的？你就是呵出一担水来，又能值几文钱！怕是你一连呵上五十年，也挣不回来本钱。”苏东坡被噎得只有苦笑的份儿，心说：这个“拗相公”，真是拿他没办法。

接着我又讲，就是这个苏东坡，每到一处总喜欢作诗，像我喜欢看书一样，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可是，他竟忘记了身旁经常有人往上打“小报告”。结果，遭来了种种麻烦，惹下了无穷的后患，弄得颠沛流离，四处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与可苦苦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他还是吟了。结果，七年后被人抓了辫子，说他那首咏桧柏的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诅咒皇帝的。幸亏皇帝宽宥他，方得免去一死，最后贬到了黄州。后来几经辗转，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很舒适，人也胖了，脸也泛出红光，便情不自禁地写诗抒怀，其中有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谁知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这里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为荒远的海南岛。

听到这里，小护士们齐声说，那些打“小报告”的人真可恨。我说，是呀！古往今来，这种人名声都不好，咱们可要以此为戒呀，以后我再看书，你们可不要向护士长“告密”了。大家哗的一声笑了起来，说：“我们上当了，原来，你是绕着弯子来表示抗议。”

一晃儿，二十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到金秋医院去检查身体。他们说，当年你留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看得开、放得下，积极、乐观。这是你战胜病魔、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说，在这方面，颇得益于《庄子》。

上面，结合几十年的实际，谈了庄子对我的影响。这里想附带解释两句：庄子也好，道家也好，其价值取向、思想追求是与佛禅有着差异的。佛禅是干脆避开，“跳出三界外”，隐入白云中；庄子则是“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身在人间世，任我逍遥游。佛禅不立文字，庄子留下了一部书。这种处世立身态度，对我也有一定影响。从小我就立志，要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贡献，不能避世、消极，所以，事也做，官也当，书也写；但不热衷躁进，贪恋权势，更不同流合污，立德修身，保持名节，坚守人格。老子有句名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实际是有所不为。还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一般人只看到“不争”二字，殊不知“不争”前面还有个“为”字。不与别人争一日之短长，集中精力于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这种“为”的结果，是取得他人难以企及的实质性的胜利。这就应了老子的另一句话：“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为而不争”，反映在生活上，就是老庄的“多做减法”，常知足，不攀比，求简单，戒奢靡。

台湾著名女作家罗兰有一段话，说得很到位：“道家思想，虽然常被自命积极有为的人所轻蔑，甚至有意把它打入冷宫，但实际上，真正能度过大风浪，熬过大压力，躲过大危机，而能长存于世，胜过了那一味盲进的人们，不致失去机会，不致中道崩殂，而终于成为成功者的，没有不悄悄采纳了道家‘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道理的。”

三

按照孟老夫子“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的训示，我曾设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走进庄子的故里，踏着他的足迹，亲炙他的遗泽。可是成行之日，却又有些踌躇，因为弄不清楚他究竟“乡关何处”，像宋人诗中所说的：“翁也家何在？悠然天地间。”

关于庄子的籍贯，司马迁只交代了三个字：“蒙人也”，既没有国属，更没有省份、故里，结果，两千多年来，歧异百出，莫衷一是。大致可以分为“宋蒙说”与“楚蒙说”两种。持“宋蒙说”者，又有“民权说”（河南）、“商丘说”（河南）、“东明说”（山东）、“曹县说”（山东）之争；持“楚蒙说”者则集中于安徽蒙城。诸说各有所据，但反驳者也都有足够理由，因而最终难以定于一尊。在我看来，庄子应是宋人，出生在河南商丘东北部。这样说，不是浮言无根，而是有大量证据足以认定的。

我于1997年、2005年、2012年，曾前后三次，耗时近一个月，往返于南北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公里的狭长地带，踏访了上述这些地区。三次访察的重点有所不同，方法各异：第一次，属于漫游性质。按照传闻中的庄子遗迹，去了商丘、开封、曹州、凤阳（濠梁）等地，获取了一些直观印象；第二次，是实地验证。按照《庄子》一书中提供的线索和现当代学者考证资料及制订的庄子活动年表，北起曲阜、淄博、菏泽，中经商丘、开封，南下淮北蚌埠，旁及邯郸、大名、徐州等地，亦即战国时的宋、魏、楚、赵、鲁、齐等国的部分辖区，察其川泽丘阜，遍览府州县志，凡是庄子可能到过的区域，尽量实地踏察一番；最后一次是定点考察、研讨，目标更集中了。在菏泽、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属六个县区，先后十几次邀请有关人士，包括当地一些学者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交换看法，搜集资料，获得许多有益启发，掌握一些新的线索。

交谈过程中，大家形成了一点共识，就是要弄清庄子出生地，核心问题在于“蒙”在何处。因为庄子为蒙人这个结论迄无争议，可见，蒙之所在即是庄子之故里所在。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范文澜先生都认定：庄子“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当代庄学史专家方勇先生认为，庄子故里应在今商丘市东北，古称蒙县。这个结论我是认可的。当然，这样说，也只是大体上知其所在，至于具体地点，还有待于史料与文物的进一步发掘。

实地考察中，由商丘本地学者陪同，我观看了现存的传说中的庄子遗迹。蒙墙寺西向偏北约五公里，今民权县老颜集乡唐庄村有庄子墓，为圆形土冢，清乾隆五十四年重修时立石碑一通，上有阴刻“庄周之墓”四个擘窠大字。石碑背面，镌刻着州县官员以及黎民百姓共三百二十六名立碑人的姓名。蒙墙寺向北偏西约七公里，今民权县顺河乡青莲寺村有庄子故里遗址。村落范围不大，两条主街呈“十”字形。村民介绍，现在的北街原为古巷，称为“庄子胡同”，系庄子故居所在。故居南端为庄子讲学堂，后毁于兵火、水患。在“庄子胡同”的东南隅，有一口古井，名为“庄子井”。井深数丈，井壁坚如文石，光泽似黑玉，泉清而味甘，传说为庄子汲水处。

2012年3月，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开始启动，受丛书编委会之邀，我承担了撰写《庄子传》的任务。前面谈到的第三次走访庄子遗迹，就是接下这个任务之后所做的一项工作。

原本也知道这是一个苦差事，待到实际动手操作，益发觉得撰写庄子传记，它的难度超乎想象。有人说：“庄子活在时间之中，而不是生活在空间里。”那么，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总该有大量文献资料留存下来吧？！恰恰是少而又少。关于庄子，最具权威性的应该是司马迁的记述，可是，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仅仅写了二百三十四个字，身世出处，语焉不详。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潜心解读《庄子》这部书了。

同样也是困难重重。在这部近七万字的学术著作中，记述本人活动的二十几处。但是“寓言十九”，“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像是有意弄得云山雾罩，任凭后人去猜哑谜、打“三岔口”。清代学者刘熙载说得很形象：“《庄子》之文，如空中捉鸟，捉不住则飞去。”

多亏闻一多先生指点迷津：“归真的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一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明哪是寓言，哪是实录？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都算得画家所谓‘得其神似’。”这使我领悟到，读解《庄子》一书，关键在于“得其神似”，亦即应该着眼于领会他的性情与思想。

于是，我从2012年6月到8月，用了三个月时间，聚精会神，心无旁骛，从多角度、多层次读解这部经典。自从束发受书，开篇初读，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于今，重新把卷研习，心唯手记，对于章节字句、义理辞采，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究。日夕寝馈其中，未敢稍有懈怠。读《庄》、解《庄》中，我采用的是前人倡导的“八面受敌法”—“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读前选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内容，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依次推进。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不仅初步连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传主的身世、行迹、修为，而且从中读出了他的心声、意态、情怀、风貌，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寻索到一些解纽开栓的钥匙与登堂入室的门径。

读《庄》中，我获得一条切实的体会，就是读者必须能够与作者灵犀互见，心性相通。读《庄》、解《庄》，有不同的层次，取舍万殊，门径各异，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但归根结蒂，还应和人生观、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就是说，应该着眼于人生境界、生命智慧，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认知层面上。无疑，这里面有灵思，有慧悟，更有深情。于谦有“书卷多情似故人”的诗句；林语堂也把书籍同读者的趣味相同比作找到了情人。他说：“在古代与现代作家中，一个人必须要找到一个其神意与自己的神意相会合的作家”，“这样发现作家的情形事实上很多，往往有的学者们彼此所生的时代不同，相隔有万年，但他们的思绪及感觉却十分相似，以致他们从书页间彼此神会，犹如一个人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一样”。我对《庄子》的喜爱与解悟，正是与自己的赋性淡泊、不慕荣利有关。

读只是前提，核心还在于写作。那么，怎样结撰构思、谋篇布局呢？

古代的不说了，近现代的民国四大著名传记：吴晗的《朱元璋传》、朱东润的《张居正传》、萧一山的《曾国藩传》、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还有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在写法上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基本上按照传主生平经历，由少而壮、由壮而老地次第展开。这既本于人物的成长规律，也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庄子传记自然也应该这样进行铺叙。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笔者需要掌握传主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周边环境、人物经历。可是，庄子却是例外，即便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吧，在云烟缥缈中，总还可见头角峥嵘，夭矫天半；而庄子，我们却全然不清楚他的先世、远祖的来历，甚至连祖辈、父辈、子孙辈的情况，世人也一无所知。至于本人的生涯、行迹，年寿几何，归宿怎样，治学根脉、后世传承状况，则统付阙如。一切都是“恍兮忽兮”、“芒乎昧乎”，可以说整个就是一个谜团。那么，在这种情况中，又该怎么撰写呢？

办法是逼出来的。经过对素材的几度梳理、整合，我想象着，眼前是一把展开的折扇，传主的性情与思想—我把它概括为“逍遥游”—可以看作是折扇的轴心，而二十个专题，则是向外辐射式地伸出的一支支扇股。它们既统一于传主的思想、性情、行迹、修为，相互紧相联结着；又各自独立，各有侧重，互不重复，互不撞车。而且，这二十个专题的排序，也并非随意安置，还是大体上体现了传主生命流程的顺序，比如，第一章为总纲，然后以空间、时间为序，第二章、第三章分别叙述传主的所在和所为；接下来，讲述传主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胸襟视野、身份与个性特征，讲述传主的交游、出访、授徒、著书的出处与行迹，以及哲学、文学方面特点与成就，发掘其吊诡、矛盾，追溯其思想文化渊源；最后从庄子之死写到身后哀荣，薪尽火传，泽流百世。

这种写法也得到了丛书编审委员会学术组、创作组专家的认可。李炳银先生认为，“有关庄子人生经历的史料非常有限，而且不少还只能够从他的言论中去寻觅。所以，以惯常的紧密围绕传主人生经历的写作要求和方式写《庄子传》，几乎不可能实现”；“作者采用‘八面受敌法’，从各个角度辐辏中心的艺术结构形式，对于像庄子这样资料缺乏的传主对象，不失为一个巧妙的靠近方法，渐渐地靠近，不断地显影，最后现其全像。很好。”黄留珠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庄子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作品，却不多见。人们转来转去，似乎很难跳出司马迁所撰《史记》中关于庄周列传的框架搞出一点新东西来。王充闾先生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一书，可说是彻底打破了这样的局面。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老夫子”，“应该说，这是一部相当出色、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

所谓《吾与庄子》，也就是我的读《庄》、用《庄》、写《庄》的经过，最近在构思这次讲演稿的时候，想了两段话。一个是四句打油诗：“昔当逍遥派，今作《逍遥游》。世界真奇妙，蝴蝶梦庄周。”再就是四句话：“下一辈子苦功，读二百部作品，走三千里路程，写四十万字书。”

最后，说一下这部书稿完成之后的打算。有人说：“一本书写完了，作为写书的人算是完成了任务；但书的生命却是刚刚开始。”这部《逍遥游—庄子传》无疑正是这样。现在，许多读者也包括评论家已经开始在议论它，解读它，品评它，光是评论已经超过二十篇，这不能说与作者无关。作品如同孩子，对于自己孩子的评判，父母自然关心。所以，准确地说，书写出来作者并没有到此止步。半年来，围绕着庄子其人其书，开讲座、写文章，不止十次吧？而且，我也还在继续深入精读《庄子》，凡有新的感悟，一一记下；然后，静下来，久久地沉思。

记得抚顺高尔山上从前有副对联：“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学无止境，思无止境。长篇小说《简·爱》中，罗切斯特对女主人公简·爱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尘世间，事情就是这样：刚在一个可爱的休息处安定下来，就有一个声音把你叫起来，要你再往前走，因为休息的时间已经过了。”想想我们这些做学问的、耍笔杆的，不正是如此吗！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东坡先生的诗句：“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人生有限，事业无穷；顺其自然，知足知止。这恐怕更符合庄子的本衷。

庄子善用减法

——在辽宁省图书馆的演讲

（2014年2月23日）

一

如果以初级算术来设喻，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大致可以找到三种类型的人物：一类人专门做加法；一类人善用减法；还有一类人，加法、减法混合用，有的前半生做的是加法，后来跌了跟头、吃了苦头，红尘觉悟，改用减法。当然，这只是比喻，而“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也就是都有缺陷，这是列宁经常引用的一句德国谚语。这种加减法的比喻，同样也有缺陷，不过是表达一种看法吧。

现在先说使用加法的，一般认为，崇儒者居多，信奉墨家的也不少，并且举出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和墨家创始人墨子为证—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整日奔波，“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墨子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也是“摩顶放踵”、“突不得黔”。这些都是事实。可是，若贴上儒、墨的标签，那么，上古时代治水的大禹，十三年如一日，奔波于山川、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又是什么家？还有后世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般的说他是法家。

其实，与其用什么“家”来分，我觉得，倒不如从人性上，从理想信念、精神追求上判断，可能更切合实际一些。大别之有两类，一种人欲望无穷，贪得无厌，总要夺取一切，征服一切，占有一切，那就一辈子做加法，个人欲望特强，从来不会知止知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肯把双手松开、贪心放下。最典型的是两个封建帝王：“千古一帝”秦始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如果觉得单调，还可以再配上一个洋皇帝，那个放言要征服全世界的法国的拿破仑。他们都是雄心勃勃，也是野心无限膨胀的。—雄心、野心，汉语中这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在英语中却是同一个词。还有一种人，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宏伟的目标，怀抱着人生使命、社会责任，同样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体现出可贵的进取意志与牺牲精神。前面说的孔夫子、大禹王，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足资彪炳千秋，垂范万世。用唯物史观来看，欲望也好，进取也好，确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可一概否定；关键是看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一己的需要，还是为了社会进步、历史发展。

至于先用加法，后来改用减法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少年得志，红紫纷呈，中年以后主动退隐的，像清代的袁枚，后来以《随园诗话》名世；有的是踌躇满志、欲望蒸腾之际，突遭剧变，被迫下马的，像明代的状元杨升庵；有的是心存“烹狗藏弓”之惧，功成身退的，像春秋时的范蠡、汉代的张良、明代的刘伯温等，晚清的曾国藩也可勉强算作一个。当然，也有人痴迷终生，至死不悔。比如，东汉的大将马援。苏东坡诗，有“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两句。说的就是马援兄弟。伏波将军马援出征交趾归来，被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在庆功会上，他对下属说：“吾的从弟少游说过：‘人活一世，只要衣食丰足，乘短毂车，骑缓步马，为郡掾吏，乡里称善人，也就可以了。何必贪求无度，徒招自苦！’我在出征交趾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鸟纷纷坠落水中，想起少游所说的，又怎能做得到呢！”说明他对功名之累有所认识，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但时隔不久，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又主动请缨前往讨伐，结果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最后却遭到诬陷，妻儿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至于此！坡公说，等到“飞鸢堕”才想到从弟的劝告，为时已晚；而马援却是“飞鸢堕”后，再次自投“网罗”，确实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那么，有没有终身都在应用减法，且又出于高度自觉的人呢？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隐士就是如此，但最典型的还是庄子。庄子用减法是全方位的，始终如一、毫不犹疑。

在政治上，他的著名主张是“不做牺牛”。在那个“诸侯争养士”，特别重视智慧、才能的群雄竞斗、列国纷争的时代，庄子如果有意飞黄腾达，高踞统治上层，原是不难如愿以偿的。可是，他却避之唯恐不远。他摒弃世间种种浮华虚誉，尤其拒绝参与政治活动，不同达官显宦交往，即便偶涉官场，也要尽早抽身，辞官却聘。《庄子》书中记载：他正在濮水岸边钓鱼，楚威王派遣两位大夫见他，说：“我们国王希望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先生。”庄子手持钓竿，头也没有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特地用竹箱装着，手巾盖着，把它供奉在庙堂之上。你们说，这只龟，是甘心死了，留下骸骨，受到尊贵待遇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呢？”两位大夫答说：“它当然愿意活下去，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庄子说：“那么，你们就请回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

庄子本传记为：楚威王闻知庄子的贤名，专门派出特使，带着厚重的礼金前往迎聘，许诺要请他出任卿相。庄子说：千金，这是重利；而卿相，就更是尊贵的高位。可是，你看没看见过祭祀用的牺牛啊？精心饲养了几年之后，就被主人披上五彩绣衣，牵到了太庙里，宰杀献祭。到那时候，莫说是做牛，它即使想要做一头孤弱的猪崽，能够做得到吗？我将终身不仕，以快心适志。

做如是选择，自然是取决于庄子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屈身做吏，颜事人，是他所鄙弃不屑的；他也完全没有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立功立德的打算。应该说，这种生存方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其较低层次来说，确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明哲保身，全生免害；而它的至高层次，则是追求生命的自由、逍遥，保持人生的个性本色。作为生于乱世的弱者的一种生存智慧，与一般意义上的利己主义、悲观厌世迥然不同；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绝处逢生的新的路径，使你在遭遇挫折、濒临困境时，能够从中悟解出超越现实、解困身心、振作精神的道理。这就不难理解，历代那些失意、失败、失路之人，何以会那么倾心庄子、选择庄子，且多有相识恨晚之憾了。

庄子做减法表现在生活上，是自甘清苦，甚至忍饥挨饿。他与那些“先加后减”，即早年跻身社会，后来急流勇退者不同，那些人或有祖上的庇荫，或有余禄、余威足以自恃，即便退隐田园，仍然衣食丰足，可以优游度日；而庄子最直接的困厄，便是衣食无着，饥寒交迫，面临着生命难以存续的严重威胁。他住在偏僻、狭窄的里巷中，靠着编织麻鞋、钓鱼、捕鸟谋生度日。这里有个如何认识苦乐、对待苦乐的问题。庄子的苦乐观，有其超越的视角和独特的标准，他着眼于精神世界，把精神解放、心灵自由看作是人生之至乐。

表现在心态上，庄子善于化苦为乐，客观地对待无可奈何的现实，从一己的小天地中超拔出来，也就是自觉地解除困苦与焦虑，从而达到心境旷达，心态宁静，心情愉悦。

在思想上，他崇尚自由，摆脱各种羁绊，浮云富贵，秕糠功名，表现为高度自觉、充满理性的逍遥。就是说，他的做减法纯粹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在世界历史上，像庄子这样终生奉行减法的哲人也数不在少。比庄子出生整整早了一百年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长年光脚赤足，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长袍，在雅典街头演说。经过市场时，看到商品琳琅满目，布满街头，他感慨地说：“这里竟有那么多的东西，是我根本用不着的！”他长得很丑陋，像个胼手胝足的脚夫，却被雅典美少年崇拜为神祇。他说：“是的，一无所需最像神。”

还有一位识机在先的东方智者，当建立了横跨欧非亚的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进行浩荡东征，经中亚进入印度的恒河流域时，他在路边不停地在原地跺脚。亚历山大不解其意，便派人前去问个究竟。这位智者的答复，竟是冷冷的一句话：“即使你征服了整个世界，最后得到的也不过是脚下这一点点。”

《庄子》中也讲过：“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广厦千间，夜眠七尺。”这句俗语恰好是“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注脚；而那位东方智者告诫亚历山大大帝的格言，与此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当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年薪为一万六千美元，他主动要求减至三千美元，人们大惑不解。他解释说：“每件多余的财产，都是人生的绊脚石；唯有简单的生活，才能给我以创造的原动力！”“简单的生活，无论对身体还是精神，都大有裨益。”他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不发讣告，不搞葬礼，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这样，什么墓地呀，故居呀，纪念碑、纪念馆呀，统统都与他无缘。可是，又有谁不承认他的盖世勋劳、伟大精神、永恒价值呢！？

听说，伦敦的著名医院汤普森急救中心的接待大厅里，镌刻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说这句话的是美国好莱坞影星利奥·罗斯顿。1936年，他在英国演出时，因过于肥胖导致心力衰竭，被送进了这所医院。尽管医生竭尽全力，但这位影星的生命还是没能挽救过来。临终前，他留下了这句遗言。

后来，这座医院又为美国石油大亨默尔治疗心力衰竭，取得了成功。出院后，默尔将价值几十亿的公司卖掉，所得全部捐献给社会慈善、卫生事业，自己则到苏格兰一处乡间别墅，颐养天年。在答记者问“这是出于何种考虑”时，他说：“是利奥·罗斯顿那句话提醒了我。”原来，他从中领悟到，巨额财富跟肥胖的躯体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获得一种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对多余财富的追逐，只会增加生命的负担。人要想活得健康，活得自在，就必须舍弃多余之物。

看得出来，所谓做减法，也就是佛禅所说的“放下”。舍弃多余之物；凡事放得开，不计较。“放下”不是放弃、任何东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选择，放弃多余之物，卸掉背上沉重的负担。“放下”，既是一种解脱的心态、豁达的修为，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其实，即便不是多余之物，而纯属需要的东西，如果处置不当，也同样会产生庄子所说的“累人之害”。苏东坡在《宝绘堂记》中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产生审美愉悦；再珍奇之物，也不致带来得失的痛苦。而“留意”，亦即出于自身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占有欲，则有别于审美欣赏的“寓意”，无论其为尤物还是微物，都足以为病。—“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

这使我想到法国女作家加尼哀的一篇小说。一个生活穷困、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那天，他和妻子散步，发现林中有一栋小房子，充满了唯美、浪漫情调；可是，房价太贵：一万法郎！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价。本来，应该是“事到无成意转平”，可是，他们却真正“留意”了，醒里梦里放置不下：想象着买下之后，该如何装修它、美化它，甚至连小屋的名字都起出来了，在不着边际的期盼中，贪享着占有的乐趣。夏去秋来，收获的季节到了，画家的画作也有了买主，这样，一万法郎便到了囊中。欢快之余，他们便筹划着这笔钱如何使用。妻子说，我们买那栋房子。于是，他们便再次前往林中探看。可是，不看则已，看了竟大失所望，入眼的景色完全变了样，干枯的黄叶散布在周围，夏日明亮的阳光不见了，代之以阴暗、潮湿与沉闷。原来，当初小夫妻是以审美的心情来观赏房屋，此刻，则是以买主（占有者）的身份来看的，幻梦、憧憬统统被蒸发掉了。他们默默地踏上了归路。料想不到的是，两人爱情的热度竟也随之而骤减，似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二

作为对社会、人生的智慧反思与选择，作为现实社会与精神结构的反映，庄子的做减法，出于怎样的考虑，有些什么理性的依据？下面从十个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极端恶劣，庄子不想往火炕里跳。战国中后期，堪称中国社会典型的乱世，既有政治的动乱、社会的混乱，又有人心的紊乱、思想的淆乱；既诱发出人的欲望无限放纵、喷礴膨胀，又表现为活力四射、激情洋溢。由于它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全面的转型与裂变，因而呈现出社会整体的动荡不安、险象环生，说是“天崩地坼”，不为过也。“战国”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二百四十八年中，竟发生二百二十二次不同规模的战争。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之间，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争城夺地，杀人盈野，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散之四方，“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痛情景，时有发生。庄子所在的宋国，“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以致被处死的人骸骨堆积，戴镣铐的人相推相拥，遭刑戮的人随处可见。个体生命处于无常状态，危机四伏，命运惨酷，人心惶惶；到处都是陷阱与罗网；再加上，水、火、虫、风、疾疫等自然灾害频仍，内忧外患绵延不绝，生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

《庄子》书中记载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那天，他路过一个坟场，在草丛中发现一个死人的头骨，遂顺手操起短棍在头骨上敲了敲，然后发问：“哎，你是怎么致死的呢？是因为贪生悖理，遭到刑戮，而落到这种地步的吗？还是由于国家败亡，受到刀兵斧钺的砍杀，而死于战乱的呢？抑或是做了见不得人的错事、丑事、坏事，给父母妻子丢了脸，而愧怍自尽的呢？还是遭遇饥寒冻馁，而置自身于死地呢？或是衰颓老迈，疾病缠身，年寿已尽，导致自然死亡的呢？”

头骨回答说：“你所说的那些，都是活在世上的人的拖累和负担；人死了以后，哪还有这些说道呢？……人死了，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一切都处于平等状态了。也没有四季的冷热寒暑，更卸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劳苦。可以自在从容地与天地共长久。即便是南面称王的皇帝，也没有这样快乐呀！”

庄子说：“我想请掌管生命的神灵，给你恢复形体，补还给你骨肉、肌肤，再把你送回到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里，你愿意这样吗？”髑髅听了，显露忧愁之状，说：“我怎能抛弃国王般的快乐，而回到人间再去遭苦受罪呢？”

在这则寓言里，庄子借助死人之口，揭露了人间的种种牵累与祸患，映衬出封建专制下，普通民众遭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境遇。

（二）君王残暴，伴君如伴虎，庄子不想当那个“牺牛”，更不愿为虎作伥。宋君偃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开声言：“寡人所悦者勇有力也，不悦为仁义者。”他骄纵无道，肆意辱骂劝谏的老臣，掊击驼背人的背脊，砍断清早过河人的腿骨，“所杀戮者众矣”，“又多取妇人为淫乐，一夜御数十女”。为此，众诸侯都称他为“桀宋”，最后终于导致“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庄子生活在这个暴君肆虐的政治环境中将近半个世纪，耳濡目染，所获得的都是最为真切的实际感受。

（三）人性异化，精神痛苦，对于这个时代，庄子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比起社会动乱、环境险恶，更使庄子精神极度痛苦的，是人心险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追逐财富与权力的精神沉沦。就是说，伴随着社会分化、职业分工、货财积累、贫富悬殊，造成了人的等级分化，机心、机巧愈演愈烈，世风、人性每况愈下，生态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种“异化”现象，庄子慨然兴叹：“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倍感情怀抑郁，沮丧悲观，焕发不出丝毫的积极进取精神。

（四）从保护自身考虑，韬光养晦，藏锋不露，凡事保持低调。庄子讲过一个“骄猴中箭”的故事：

吴王渡过长江，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见人来，都惊慌地跑开，逃到荆棘丛林中。只有一个猴子，从容地攀着树枝跳跃，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的身手。吴王用箭射它，它能够敏捷地一一接住。吴王便命令身旁的射手一齐放箭。结果，骄猴中箭身亡。吴王说：“这只猴子自以为灵巧，仗着身躯敏捷来傲视我，才落得这样的下场。要引以为戒呀！”

其实，许多野生动物是非常明智的，在人类的疯狂捕猎面前，它们会机敏地保护自身。《左传》记载，“雄鸡自断其尾”，预先做出防备，免得因为美丽的尾羽而遭人捕杀；西域产牦牛，尾长而劲，当有人射猎时，它便忍痛自断其尾；蚺蛇被人取过胆后，幸而未死者，见人便显示它的创处，以示无胆可采。生而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就更应该警醒了。

（五）认识人生的有限性，这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庄子有言：“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懂得了这一点，可以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多做减法，少做加法，除掉嫉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

所谓知足，是就得之于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知止，是从内在上讲，主动结止、不要。知足，使人不致走向极端，不会事事、处处与人攀比。一个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为了生存；大部分来源于攀比。知止，可以抑制贪求，抑制过高过强的物质欲望。世上常情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紧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那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

（六）与主动的自觉性的知足、知止相对应，是被动的带有强制性的戒贪、戒得、戒奢、戒欲，欲望不可放纵，否则必遭制裁。道理在于，贪，逆天悖理，定会触犯刑法；得就是失，总须付出代价；欲，将蚀损本性，纵不身败名裂，也会堕志损真—现实的声色货利，正在吞噬着人的本性与良知。所以，老子有“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警告。庄子在《盗跖》篇，也曾借助知和之口，告诫世人：“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

庄子提出，要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为了身外之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身为形役，所谓“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庄子那些警世恒言，有助于人们看清世事，厌弃浮华，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做些减法，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

（七）核心问题在于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庄子特别强调本分、本色，强调“顺人而不失己”。他通过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来寄寓他的价值取向、人生准则。

楚国有个名字叫“说”（悦）的隐士，以屠羊为业。当时，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一败涂地，昭王弃国奔逃，到了随国。屠羊说便也跟随着楚昭王出走，并在逃亡途中，帮助昭王解决了好多实际困难。待到楚国复国，昭王论功行赏时，想到了这个屠羊说。于是，派大臣去问他希望做个什么官。可是，屠羊说却说：“皇上丧失了国土，我失去了屠羊的活计；皇上回国复位了，我也跟着回来，继续干着屠羊的活。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

昭王还是坚持要给他以报答。屠羊说坚持不接受。说：“皇上失去国家，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必承受惩罚；皇上回国复位，也并非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奖赏。”

昭王听了汇报，便要亲自接见他。屠羊说仍是予以拒绝，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是受过重赏、立过大功的人，才能受到皇上接见。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当时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皇上、护卫皇上的。现在，皇上却要废法毁约来接见我，这可不是我所愿意传闻天下的事。”

闻听此言，昭王认为，屠羊说不贪功、不邀赏，而且，虽然身处卑贱却能陈述高明的道理，越发觉得人才难得，便让大臣司马子綦亲自出面奉劝，一定要他接受三公之位。屠羊说坚决推辞，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铺子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的收入豪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背上滥行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自己屠羊的铺子。”最后，还是没有接受。

（八）庄子主张无待、无恃的绝对自由；认为人应该过绝对逍遥的生活，达到“虚静恬淡，寂漠无为”的人生境界。人之所以不自由，是因为“有己”；要达到自由，就要不受世俗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所拖累，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个人只有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不顾别人对自己的毁誉，精神上才能感到是自由的。

在庄子看来，社会的昏暗，使人丧失了“真宰”，迷失了自我，导致了人性的普遍异化。天下人“莫不以物易其性”，失却了“至正”的“性命之情”，“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世俗之人盲目地被外物所牵引，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达到逐物的目的：“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这些人，尽管“殉”的目的各不相同，价值追求也不—样，但其重物轻生的取向都是一样的。

（九）从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角度，认识做减法的必要性。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顺应自然。这个“自然”是广义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盖自然境界，并具有本性、本然的内蕴。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大量属于人化的自然。庄子反复论证人化、人为的危害，指出：人的干预活动，诸如络马首，削其蹄，剪其毛，绊其足，把它拴绑起来，圈进槽枥，整个破坏了自然形态，因而主张“无以人灭天”。

为了使环境更适合于生存、发展，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自始就极尽其重塑自然、改造自然之能事。而人类的行为绝不是无影灯，光亮的背后总伴有一片黑暗。这样，在获致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过度的开发、攫取，也带来了无穷的祸患。结果，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也“物化”了自己。面对“以人害天”、放纵无度地干预自然的严酷现实，庄子大声疾呼：“无以人灭天，无以故（智巧）灭命！”呼吁要摆脱狭小的视界，突破以人的标准为中心的框限，站在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的高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就此，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予以高度评价：“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学家。”

（十）从道家学说的本源来讲，就是要善用减法。老、庄都崇尚无为。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庄子也说：“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为政者应该尽量减少施行命令；不要实行使下属负担过重的政策；对下属的各种活动尽量避免介入或干预。“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老庄都讲：“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悟道，要不断减去心灵的重负，才可以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过，老、庄虽然都讲“无为”，但其侧重点有异。老子说：“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名，弗为而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后来形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在本质上是致用的，亦即用以治世。而庄子的“无为”，着眼于“安时而处顺”，主张逍遥处世。庄子的无为，作为自然的本体、人生的归宿，是面对浊世的一种隐退和自守，“无为”往往是出于“无奈”。

不仅此也，徐复观先生还做过进一步引申：“老子的人生态度，实在由其祸福计较而来的计议之心太多，故尔后的流弊，演变成为阴柔权变之术；而庄子则正是要超越这种计较、谋算之心，以归于‘游’的艺术性的生活。所以，后世山林隐逸之士，必多少含有庄学的血液。”

三

作为“乱世之文”，《庄子》是艰难时世的产物，其中饱蕴着一代哲人对其所遭遇的种种痛苦的独特体验。它所探究的中心课题：一是，面对人性异化、众生颠倒，如何从精神上施以援手；二是，面对艰难时世，如何养性全生，摆脱困境。

西方哲学家尼采有一句至为警策的话：“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这个“病”，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上—“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得无厌，欲壑难填。

林语堂先生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人要从幽冥降生到人间去，他对阎王爷说：“如果要我回到人间，你须答应我的条件。”“什么条件？”阎王爷问。那人说：“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的住室四周要有一万亩地，有鱼池，有各种花果；我要有一个美丽的太太和一些娇艳的婢妾，她们都要待我很好；我要满屋珠宝，满仓五谷，满箱金银；而我自己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阎王爷说：“如果人间有这样的人可做，我自己也要去投生，就不让你去了！”

清代一部《解人颐》的读物，里面有这样一首俚诗，把人的贪得无厌描绘得惟妙惟肖：

“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拴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做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看到世人贪得无厌，至死不悟，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曾写过一篇警世寓言《蝂传》：蝂是一种善于背负东西的小虫子。爬行时一遇到东西就取过来，抬起头把东西背上去。背上东西越来越重，虽然弄得非常疲劳，还是不肯罢休。它的背很粗涩，因此，积聚的东西不易散落。这样背下去，终于跌倒地上无法起来。有的人可怜它，替它拿掉背负的东西；但它只要能爬行了，又依然攫取如故。它还喜欢爬高，哪怕用尽了力气也不肯停下，一直到摔在地上跌死为止。现在社会上贪取的人，虽然他的形体比蝂高大，名称也叫作“人”，但他的智慧却跟小虫一样。这也够可悲的了。

就是说，即便不是处于人祸连绵、战乱频仍的年代，而是在太平时日，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的心灵已经被物欲横流折磨得千疮百孔，饱受创伤；更何况身逢乱世，处于水火熬煎的痛苦深渊之中呢！

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庄子》中那些超拔的思想、警策的教示，总能给予苦难中的人群以灵魂的慰安，提供心理平衡、解脱困境的途径。特别是那些处于“倒悬”之境的士子，穷途失意的文人，或者虽曾春风得意、后来却屡经挫折磨难而豁然醒悟的“过来人”，几度沧桑历遍，世事从头数来，他们都会想起庄子，并且从他那里找到以另一种方式活下去的路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庄子》是失意者的《圣经》。长期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有言：“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在失意的时候是道家。道家这种‘以退为退’、‘顺应自然’的态度，曾经减轻了中国人在失意的时候的苦恼，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苦中的乐趣。”

已故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更是满有风趣地把儒家文化比作“日常生活中的粮食店”，认为人要活下去，每天都离不开五谷杂粮；而“道家文化则很像药店”，“身体健康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在意药店在哪里，生了病马上想到的，就是药店或者医院”。

说到就医求药，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的《庄子浅说》中有一段话，讲了他五十年间，几次以《南华经》（即《庄子》）为“善药”，治愈咯血、失眠与肢体麻木的经历。文中引述了《齐物论》中“丽姬入晋”的故事：艾地封疆守者的女儿丽姬，为晋王所迎娶，开始时哭得衣襟都湿透了；待到入宫之后，与国王同睡一床，共享美味，才后悔当初不该哭泣。庄子以此为喻，说：“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我怎能知道死去的人不后悔自己当初努力求生呢）！”；而林氏以丽姬为喻，同样也是说，参透了生死，无所忧伤，无所顾念，因而得以酣然入睡，结果病痛竟不治而愈。就此，我们也悟解了宋代诗人李洪说的“《南华》一卷是医王”的道理。

诚然，说庄子能够疗疾治病，不要说他人会视为天外奇谈；恐怕连他本人也绝对没有想到。他一不是救苦救难的南海大士观音菩萨，他没有祛除人间千灾百病的神奇法术；二不是神医国手，不具备扁鹊、仓公那样手到病除的本领，甚至对把脉之法、岐黄之术也毫无研究。就是说，他不能“戡天役物”、救死扶伤，没有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本事。他的思想，他的学问，他的功力，主要是作用于心灵层面与精神境界，也就是通过释放精神能量，使身处困境的人群在逍遥畅游中卸却种种负累，解脱重重羁绊—如果用医学术语来表述，可说是起到一种“消结化瘀”、“疏肝理气”的作用。

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层。《黄帝内经》有“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已经病倒了，当然需要治，能够治好也十分可贵，但这终究属于被动应对；而“治未病”，亦即在患病之前早自为计，事先掌握预防的主动权，方为上策。《庄子》一书正是这样，其作用乃在于醒世、觉迷，释疑、解套，能够启发人增长智慧，识机在先，获得一种战胜外在枷锁与心中魔鬼的困扰，疗治精神创伤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视角。

首先，以超越的眼光、豁达的心胸、高远的境界来观察和处理客观事物。人们常说，“既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困境中所急需的就是要“放得下”。庄子的哲学思想，可以为“放得下”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

英国历史学家饶列说：“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确实如此。就常人来说，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罹患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过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许多过去经常被忽略的道理。这里说的是正常公民；而如果是贪官污吏，这类体验则更多地来自锒铛入狱，镣铐加身。平时颐指气使，气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濒临死境或者失去自由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也好，高官显宦也好，同穷光蛋并没有多少差别。什么赫赫威名、巍巍权势，什么豪宅别墅、名表名车，什么金条银锭、粉黛佳姝，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到头来，转眼之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疯狂聚敛，贪婪无厌，恣意搜求，究竟所为何来？

问题在于，人若是都得等到行将就木或者身陷囹圄之际方才觉醒，岂不是为时太晚了吗？因此，最佳选择还是这种“红尘解悟”，能够早些，早些，再早些。那么，从读《庄》、解《庄》中，是否有望提前获得一些启悟和警示呢？

比如，领会“削迹捐势，不为功名”，“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的深刻蕴涵，能不能有助于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呢？

比如，记取庄子说的“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郤（阳光掠过空隙），忽然而已”，“此身非吾有也”的警世恒言，是否有助于认清人生本色，厌弃财货奢华，从而自觉地戒贪渎、“不伸手”，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呢？

其次，从平衡心态上做文章，防止和避免认识上的绝对化。在庄子看来，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失去，从另一面来看却是获得；一件东西的生成，对另一件东西来说是毁损。“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在“道”的世界里，事物是齐一的，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而且，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与流转之中；人生的种种际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视角不同，衡量标准有异，情况、状态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看开了这个道理，自然会化解许许多多胸中积闷、眼底波澜，使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明代诗人祝允明有“医经士典都余策，一卷《南华》万物平”之句。

第三，以理化情，顺应自然。庄子强调，“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这并非说，要完全杜绝七情六欲；而是主张种种情感应该因应自然、顺化自然。他说：“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冯友兰先生说，在庄子看来，情对于人，是一种束缚，而理（理性与理解），则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化解，进而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结果，就是得到了自由。

这些都是超拔于智能、认知层面的，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心性修养。以此来观照客观事物，处置人生课题，就会摆脱种种烦恼，除掉无谓纠缠，免去般般计较。

清人吴世尚评论：“吾观庄子之文，最为入情入理，高处着眼，大处起议，空处落笔，淡处措想。”（《庄子解·序》）应该说，这是十分精到的概括。

最后我想说的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人的认识和行动，都不能不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都会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庄子也不例外。他毕竟是生活在两千三百年前的古人，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一样，庄子及其学说存在着鲜明的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比如，庄子做减法在当前就有其现实的意义、普遍的价值。

当前，针对世界范围内的时代危机、社会弊端、人类困境，引发了人们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深切反思；针对人类生存中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权力、金钱、享乐、感官刺激的膨胀，引发了人们对于人生价值实现与最佳生活方式的反思；进而提出了向自然、向传统、向相对朴素生活的三个适度回归的设想。借鉴庄子的思想，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特别是在文明异化、物欲横流、一些人欲壑难填、竟至贪赃枉法的情况下，提倡在物质追求方面多做减法，知足知止，戒贪戒奢，提倡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坚守朴素、自然的生命本色，反对“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确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附：五篇即席发言

纪念辽宁文学院创建三十周年的即席讲话

（2014年8月25日）

辽宁文学院诞生三十周年了。我们辽宁许多作家都是它的成长、发展的见证者。今天，面对它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我们感到欣慰，感到自豪。

革命领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的前夕，曾经说过：这个日子离开我们愈远，它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整个实际的工作经验也就了解得愈深刻”。事实正是这样。如果说，1984年文学院建院当时，对于它的作用、它的价值、它的意义，认识得还不那么充分的话；那么，三十年的实践表明，这项选择、这笔投入，实在是太值得了。辽宁文学院不仅是青年作家、文学人才的培训中心，同时还是文学创作的基地、文学交流的平台，近年还被国家外文局列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指定培训机构。

值此建院三十周年，我们在回顾既往、饱享胜利喜悦的同时，应该把着眼点放在今后如何发展、提高上。也是列宁说的—这句话更精辟：纪念一个节日，“最好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那么，辽宁文学院未解决的任务是什么呢？概言之，就是使培训、创作、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记得建院十周年时，我曾提出：省文学院要坚持高标准、高水平，一般性的培训可由市县的作协完成，我们要负责高端创作人才的发现与培养。我曾以鲁迅先生《故事新编》中四篇小说题目为喻：先要《理水》—解决矛盾，调整好上下、内外关系，这是对作协的要求；再就是《铸剑》—打基础，上水平，磨砺锋芒，提高本领，这是从作家角度说的；然后是《出关》—冲出山海关，走向全国，得鲁奖，得茅奖；最终是《奔月》，向世界级的文学峰峦—诺奖冲刺。这四项任务，第一项已经解决了，现在作协上下，风清气正，和谐团结；但后几项，有的还须继续努力，有的离目标还很遥远。关键在于出文学精品，出高端人才。在这方面，文学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两千三百年后庄子的再现

——在《逍遥游—庄子传》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4年4月9日）

感谢会议主持者向峰先生，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期许。

作为评论家，各位首先是以读者身份出现的。王尔德有一句名言：“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现代是作者与读者也包括评论家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正是通过阅读、研判活动，评论家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当下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激荡与融合，从而为彼此真正的理解、有效的沟通提供了条件。这其间，作为作者，我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开启了我的新的认知领域，摸索出一些原本模糊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的规律性认识。如果有机会再版，我会根据大家的教示，对《逍遥游—庄子传》进行补充、修改，使之有所升华，更趋完善。

庄子其人其文，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处在中国社会第一个剧烈的转型期，“大道不行”，世风日下。他是在痛苦的呼唤、热切的期待中走进人们的视野的。但他只是陈说利害、指点迷津，可以让人清醒，却很少开出拯时救世的药方。这和孔孟不同，甚至和老子也有差异。鲁迅先生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庄子就正是让人痛苦的。

历史上，庄子不断地现身，这次是在他没世两千三百年后。《逍遥游—庄子传》也可以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也赶上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说得不见得准确，我觉得现在恰逢四个大的气候：一是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工具理性盛行，文明出现异化，“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语）的现象较为普遍；二是如同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传统文化遭遇过最大的困厄之后，现出复苏的势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学热”；三是十八大以来，反贪腐一直处于高压态势，“官场大地震”，“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引起了各色人等的反思、清醒和警觉，进而引起对庄子的关注与青睐，想到庄子的一些警示：认识人生的有限性，不攀比，“做减法”，知止知足，戒贪戒得；开始感到后悔：如果早一点听他老人家一句话，“断念”也好，收帆、煞车也好，也许不致覆亡，不致翻车。四是面对严重而普遍的生态危机，想到庄子的尊重自然、爱护自然、顺应自然、复归自然的主张，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与环保意识。

不过，解读庄子也并非易事。它类似佛禅，不是学术性的、理性或者知性的，靠灌输不行，必须依靠心性解悟，有赖于生命体验，和人生阅历有关。同他打交道的，一般都是过来人，像《红楼梦》中说的“翻过筋斗来的”。我呢，从小受父亲、叔父的影响；后来又遭遇过挫折，得过大病；个性淡泊，所谓“鸥鹭不争车马道”。应该说，解读《庄子》有些便利。这有过去写的关于庄子、严子陵、李白、杨升庵、曾国藩等人的散文为证。向峰先生是知之最深的，他在听过我的《庄子善做减法》的讲座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讲座只有充闾能做。”

我们在看到庄子的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不可忽略他的负面影响。他是一把“双刃剑”。凡事看得太透，就不再热衷，往往持相对主义态度，会走向散淡、消极。当然，庄子的价值取向、思想追求又有异于佛禅。佛禅是干脆避开，“跳出三界外”，隐入白云中；庄子则是“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身在人间世，任我逍遥游。佛禅不立文字，庄子留下了一部书。这种处世立身态度，对我也有一定影响。从小我就立志，要当作家，通过作品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贡献，决不能避世、消极。这样，事也做，官也当，书也写；但不热衷躁进，更不同流合污，特别看重立德修身，保持名节，坚守人格。

老子有句名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实际上说的是有所不为。他还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一般人只看到“不争”二字，殊不知“不争”前面还有个“为”字。不与别人争一日之短长，集中精力于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这种“为”的结果，是取得他人难以企及的实质性的胜利。这就应了老子的另一句名言：“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为而不争”，反映在生活上，就是老庄的“多做减法”，常知足，不攀比，求简单，戒奢靡。汲取这些前贤往哲的智慧，我在退休之后，追求一种诗性情态，借用两句宋诗：“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而已。

最后汇报两句下步的打算。2005年，我在省作代会上谈了“超越自我”、不重复自己的决心。我说，如果哪一天，觉得实在写不出来了，只好“将破帽年年拈出”，那就索性搁笔。其实，这话是抄自钱锺书先生的。《围城》重印之后，杨绛先生问他：还想不想再写小说？钱先生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后悔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番话的核心所在，我体会是必须不断超越自己；否则宁可不写。到现在，我大体上是做到了。至于以后，可不敢说了，尽力而为吧。

在《中国好文章》首发式上的即席发言

（2014年4月27日）

这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事了。那天，现代出版社的社长打来电话，说是想搞一部新的古文选本。我极表赞成，并提到当年鲁迅先生对于选本的肯定和推崇。他说，那好，立刻动手。我说，关键在于选家，应该找一位权威人士，“借助钟馗”，压住阵脚，当即提议最好请冯其庸、吴小如、刘梦溪、陈平原哪位先生出山。他说，我已经有了理想对象；接着，讲了一通我从小读过“四书五经”和多种古文选本：“既看过肥猪走，又吃过肥猪肉”；下文就是“请君入瓮”。我心知肚明，这是个苦差事，力难胜任；但无论如何婉辞、峻拒，最后也没有推脱掉。

“事到难图意转平”。那就动手干吧。

核心问题，当然也是难点所在，是厘定选篇。两千多年来，古文名篇佳构，可说是汗牛马而充梁栋，选哪篇不选哪篇，颇费斟酌。今天看，《古文观止》对后世影响极大，是成功的；但在清代当时，并非如此。它过多地考虑适应举业的需要，议论文较多，短章较多，着意于音韵流畅便于诵读的，结果漏掉了许多名文，而且只选到明代为止。它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当时学者并不怎么认可，连《四库全书》都不收它。我们今天选编古文，限于选者水平和社会环境以及读者条件，期望值不宜太高，即便是和《古文观止》，恐怕也无法相比。当然，《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古文释义》等前代选本的成功之处，我们还是应该认真研究、充分借鉴的。

一是，分量应该适中，兼顾历代文章，尝鼎一脔，不宜太多，否则不利于普及。

二是，首选那些经过长期淘洗、广为后世传诵的古文名篇。就是说，宁有“遗珠”之憾，也要免遭“鱼目混珠”之讥。我们这本书选了一百八十一篇。有人认为，应该凑个整数，比如二百篇、三百篇。我说，从历代综合平衡来看，这样安排比较匀称，若是再增加许多，也能够选得出来，但会呈现畸轻畸重现象；如果力求平衡，有的就不免滥竽充数。《古文观止》二百二十二篇，它也没有凑整啊。

三是，在解读上多下功夫，也就是要回答：这篇既然入列《中国好文章》，那它究竟好在哪儿？当然，解读也好，作者介绍也好，都应要言不烦，点到为止，不能刺刺不休，喧宾夺主。主是正文，应该留给读者驰骋思考的余地。

四是简单注释，主要是扫除阅读障碍，力避烦琐，更多地留待读者研思。读者自己多动脑子，才能感兴趣，才能记得住。这是我从小读经、读诗、读古文的切身体会。焦裕禄说得好：“别人嚼过的馍不香。”

最后，我想对四篇文章做点说明：

《出师表》—《古文观止》中作《前出师表》，因为还有个《后出师表》。但，晋·陈寿所作《三国志·诸葛亮传》、成书于六朝时的《昭明文选》，以及《诸葛亮集》中，都是只有一篇《出师表》；杜甫诗中也是：“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所以，冯其庸先生的《历代文选》等都标《出师表》。本书也循此成例。

《陋室铭》—历来都认为是唐人刘禹锡所作；但卞孝萱教授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不是刘的作品；可是，吴汝煜教授举出多种证据证明作者确是刘禹锡。我觉得，对于推翻已有定论的意见应持慎重态度，所以还是维持原议。

《与宋元思书》—这篇文章有的作《与朱元思书》。《历代文选》编者冯其庸先生认为，“朱”乃误传。但是，有的选本还是作“朱元思”，甚至有的教科书里也是如此。我所依凭的是中华书局1962年印行的清代学者黎经诰《六朝文絜笺注》中的考证意见。现在知道，宋元思字玉山，因为他的同时代人刘峻有《与宋玉山元思书》。这是见诸唐人所编《艺文类聚》卷三十七的。刘峻是南朝齐梁间学者、文学家，曾为《世说新语》作注，收集材料颇为丰富。可见，应该作“宋元思”。

关于李陵《答苏武书》—这是《古文观止》里一个名篇，许多老辈人都能琅琅成诵。有的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次没选？主要因为它是后人拟作，从风格、体例看，并非汉代作品。苏东坡说是六朝齐梁小儿所为。《古文观止》中选入，一直遭到讥议，认为编者缺乏眼力。再者，即便是出自李陵之手，由于他投降匈奴，成为降将，有辱令名，所以不选也好。

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表奖会上的发言

（1998年6月15日）

衷心感谢省委以及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对我的关怀与支持。感谢各位专家、学者、作家、评论家、编辑、记者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要说介绍创作经验，正如荣获鲁迅文学奖，我觉得其他许多知名的、成就卓著的作家可能更有资格。却之不恭，我想着重谈一下如何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即保持自我、形成自我，又不断努力超越自我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哲人庄子曾经企望达到一种“大知”境界。但他分明知道，这种“大知”目标的实现，绝非个体生命所能完成，只能寄托在薪尽火传的生命发展历程之中。他有一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生是一次单程之旅，无限的期求与有限的生涯，这是摆在人类面前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悲剧性命运。

由于时间是与人的生命过程紧相联结的，一切作为都要在这个串系事件的链条中进行，所以，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时间问题总是特别敏感，备加关注。古人说：“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还幻想有一位鲁阳公挥戈驻日，使将落的夕阳回升九十里。凡是智者、哲人，无不对于时间倍加珍惜。换句话说，珍视生命，惜时如金，正是一切成功者的不二法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珍惜时间的情结会越来越加重。特别是文人，对于流年似水、韶光易逝更是加倍的敏感。可是，时间又是一匹生性怪诞的奔马，在那些对它视有若无、弃之如敝屣的人面前，它偏偏悠闲款段，缓步轻移，令人感觉着走得很慢很慢；而你越是珍惜它，缰绳扯得紧紧的，唯恐它溜走了，它越是在你面前飞驰而过，一眨眼就逃逸得无影无踪。尤其是过了中年，“岁月疾于下坂轮”。弹指一挥间，繁霜染鬓，“廉颇老矣”。米兰·昆德拉说得很形象：一个人的一生有如人类的历史，最初是静止般的缓慢状态，然后渐渐加快速度。五十岁是岁月开始加速的时日。

在与时间老人的博弈中，从来都没有赢家。人们唯一的选择是抓紧当下这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清代诗人孙啸壑有一首七绝：“有灯相对好吟诗，准拟今宵睡更迟。不道兴长油已没，从今打点未干时！”“从今打点未干时”，这是过来人的沉痛的顿悟之言。过去已化云烟，再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尚未来到，也无法供人驱使；唯有现在，真正属于自己。与其哀叹青春早逝，流光不驻，不如从现在做起，珍惜这正在不断遗失的分分秒秒。“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失晨之鸡，思补更鸣”。

唐人杜牧说：“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不知不觉的，我也过了花甲之年。回头一看，两万多个日夜已被抛在身后，这还了得！难道生命的基础不过是面对前尘影事，召唤遥远的感觉世界，只剩下淡淡的追怀了吗？昔日戏言衰迈事，今朝忽到眼前来。应该承认，思想准备是不足的。突然间，强烈地觉察到岁短心长，光阴迫促，时不我待。我曾题诗慨叹：“青春余梦感蹉跎，老去狂奔逐逝波。一卷未终天又晚，人间难觅鲁阳戈！”有些年轻人见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仍然分秒必争、寸阴是竞，觉得不能理解。这也不奇怪，如同百万富翁体味不到穷光蛋“阮囊羞涩”的困境一样。世间许多宝贵的东西，拥有它的时候，人们往往并不知道珍惜，甚至忽视它的存在；只有失去了，才会感到它的可贵，懂得它的价值。

我不懂得“百无聊赖”是一种什么滋味，每天都过得异常充实，“忙”是生活的主调。书籍越积越多，苦于没有时间细读；走了许多国家，足迹遍布九州，随手记下许多随感，苦于没有时间加工整理成文章；各地报刊约稿信雪片飞来，欠下了无数笔文债；许多优秀影视作品，朋友们再三推荐，却抽不出时间去看；长函、短简箧满桌盈，未能作复的为数不少。前人说：“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四项中我能对上三项，唯有“贪客过”没有做到，因为舍不得这点时间。朋友们也都理解，有要紧事必须找我，总是说，知道你忙，只打搅五分钟。我散步总是踽踽独行，并非生性孤独，只是为了便于创作思考。甚至睡前洗脚，双足插进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家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创作切忌雷同，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如果千头一面，那么天地间又何贵乎有我这个人；如果千篇一律，那么文坛上又何贵乎有我这些文字！所以，散文创作中我苦苦追求自己的特有风格。我重视吸收、借鉴他人的长处，但耻于依傍，也忌讳模仿。如果听到有人说我的什么文章与某某人的相像，我便设法另起炉灶，改弦更张。“和尚在此，我却何往？”这总是很难堪的。当然，形成自己的风格，固属不易，但更难的还在于如何不断地超越自己，取得新的突破。一个作家最大的前进障碍，正是他自己营造的樊篱。他必须时时努力，走出自己现成的窠臼。

新时期开始，我的散文格调比较清新，时代感比较强，但有时失之直白，流于清浅。我便下功夫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西方哲学史，以及黑格尔的《美学》，注意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世界、感悟人生。逐渐地，自己感到作品的思想内涵，特别是美学意蕴较前厚实一些了。这大约在80年代中期。进入90年代，我体会到，散文应予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以深度关怀，融进作家深切的人生感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实现诗、思、史的有机结合。散文随笔集《春宽梦窄》和《面对历史的苍茫》，都是这种追求下的产物。

创新与突破，还体现在我对工作方式现代化的追求上。当世界已经走进信息时代，信息的处理速度已经超出了以往的理解力，“换笔”便成为一种新的诱惑、新的挑战。1994年年底，我下决心学习用电脑写作。当时周围的人“换笔”的很少，尤其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更是望而却步。当我打开电脑书，也觉着“键入”、“回车”、“主菜单”、“任意键”等一大堆术语眼晕，更感到五笔字型输入法难以掌握。最后，各种艰难险阻还是被我征服了。文字编辑软件我也换了几回。先是用WPS，经过一年操作，达到熟练程度。后来听说UCDOS更好一些，于是又学用这种软件操作，确实尝到了甜头。今年初，友人又向我推荐WINDOWS和WORD软件，说它的编辑功能远远超过WPS，。自然，学起来又遇到许多麻烦。界面不同了，一个个的窗口，一个个的下拉菜单，由过去的“熟头巴脑”一变而为面目全非。术语改换了，功能键的作用不同了，操作方式也变化了，“删除”命令变成了一把形象的小剪刀，靠控制符编辑的文件变成了“所见即所得”……一切都变得陌生，不习惯。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磨炼，我终于能够熟练掌握，运用自如了。

最近，北京一位学者著文：《未完成的王充闾》，说“王充闾永远不给自己寻找停下来的理由：多次获奖，没有使他陶然于种种赞誉，眷恋自己的留痕；年逾花甲，没有使他觉得老之将至，无力前行；省级领导的角色，忙碌而喧嚣的生活，没有对他产生太多的内心限定；……他选定了‘创化’这个永恒的状态，他始终觉得自己未完成。未完成是一种勇气，否定自己，走出自己，向新的目标前进。未完成是一种态度，在未完成中，生命还正年青。因为认定自己永远未完成，所以，王充闾把不重复自己作为艺术创造的标尺。打开他的几部有代表性的散文集，从《清风白水》到《春宽梦窄》，再到《面对历史的苍茫》，他的艺术视界始终是敞开的。没有固守已经形成的，没有排拒将要出现的，他一直遵循着一个内心命令奋飞：不断创造，不断发展”。

是的，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人生，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让生命呈现出不同的相对长度。如何设法使生命永远成为一团烈火，一股清泉，燃烧着理想，流注着憧憬，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向着各种新的可能性敞开，永不封闭，永不凝滞，这确是一个富有意义而且引人深思的话题。

在省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即席讲话

（2010年11月2日）

紧张、忙碌的三天过去了，省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各项议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对于前届的超过提名年龄的主席、副主席，分别聘任为名誉主席与顾问。作为名誉主席，我应邀在闭幕大会上讲话。略云：

安排名誉主席、顾问这类名头，纯粹属于富有尊老敬贤传统的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制度，这在其他国家、民族中很少见到。那么，它具有什么性质、什么特色呢？我看有四方面：

一、它是一种荣誉职务。刚才，作协主席宣读的聘任书上写着，授予德高望重的、过去曾为作协建设作出过突出贡献，现在仍然具有旗帜性的前任作协的领导。显然，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尽管德未必高、望未必重，贡献、旗帜都谈不上，但这份心意，我还是诚恳地领了。

二、它不过是一种名义，带有照顾面子、平复心态的“安慰赛”性质，很富有人情味。作协主席团考虑到，一些老作家刚刚退下来，恐怕在心态上还会有某些失落的感觉，短时间也可能不太适应，授予一个荣誉职务，予以安抚、宽慰，总不能人走马上就茶凉啊。其实，人走茶凉，这是符合自然规律而又合情合理的；否则就不正常了。像暖水杯似的，抱在怀里，热乎个十个八个小时也就很好了。不可能像中央空调那样，整个冬天热个没完。应该说，在退下来以后，主席团还考虑到如何安慰、如何发挥一些余热，实在是很够意思了。依我看，这种聘任名誉职务的做法，也不大可能长期延续下去。不妨设想，若是十几名七八十岁的老作协领导，都齐刷刷地坐在主席团会议上，那年轻人还怎么开展工作啊？人们说，现在独生子女，一个人伺候四个老人；那么，这类作家艺术家组织换届一次，增加个名誉主席，五届八届过去，一个现任主席，八九个名誉主席，又怎么个聘法！

三、身为名誉主席，一定要自觉地珍惜名誉。说是“一面旗帜”，固然属于过誉；但顾名思义，既然叫“名誉主席”，珍惜名誉，原是题中应有之义，绝非过高、过苛的要求。领导不当了，作家头衔没变，工作担子卸了下来，可以潜心从事创作，出更多的成果。当然这要视身体条件而定，可多可少。但品德修养却丝毫不能放松。应该严于律己，做出榜样。决不能辜负作协主席团和全省广大作家的期待。

四、“名誉主席”，既然属于“名义”或者“名誉”，那它就不涉及到权力范围。你看，各地只有“名誉市民”的说法，不可能有“名誉市长”。古人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因此，我给自己订了一条戒律：能帮忙就帮忙，但决不干预；纵使帮不了忙，起码也不能添乱。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海春深/王充闾著.—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4154-3

Ⅰ.①辽…　Ⅱ.①王…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240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16.25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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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彭和群

ISBN 978-7-5470-4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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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家　山

一

二

三

八卦城前有所思

一

二

三

辽阳赋

石上精灵

一

二

三

神圣的泥土

鱼·鸟·人

空山鸟语

一

二

三

赏花吟——熊岳书简

还　乡

洞府云迷

前程向海

挽住芳菲

捕蟹者说

醉叶吟

一

二

三

乡　音

山城的静中消息

绿净不可唾

登　高

一

二

三

四

五

神话的失踪

乾坤清气得来难

家住陵西

故园心眼

送穷迎富

国　宝

从浔阳到辽阳

土尔扈特部东归本事

天华山诗话

在这桃花盛开的时节

喧腾的辽河口

似曾相识的白云

柳荫絮语

害怕过年

民　心

龙首寻秋

二·一九公园记

山不在高

眼前道路多经纬

情长在　水西流

一

二

泛泛水中凫

东风染绿三千顷

红叶晚萧萧

书院钩沉

老窑工的喜悦

联　想

城市的灵魂

书　缘

地名更改纵横谈

鬼打墙

认识辽宁　欣赏辽宁　热爱辽宁——2013年4月27日在辽宁省博物馆的演讲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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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山

踏遍中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

——龚自珍

一

盛夏的一天，我同三位文友聚坐在北京地坛的一间小亭子里。一番豪雨过去，松林里的空气格外凉爽、清鲜。大家谈论的话题，是退休后到哪里觅个舒适的住所。诗人G女士说，烟台最为理想，碧树隐红楼，一枕清幽，春季繁花簇簇，夏天浓荫翳日，冬日又比较暖和。D兄是写电视剧的，来自云贵高原，他的首选是春城昆明。散文作家V先生则主张在地坛附近赁屋小住，风晨月夕，伴着虫吟鸟噪，到这里来信步闲游。但马上遭到了质疑，都说他是受了史铁生的影响。地坛确已成为史氏生命的组成部分，可说是注入了全部情感和意蕴；但其他人则未必受得住那份苍凉与落寞。

大家谈笑风生，颇有一种孔门四子“各言尔志”的意趣。见三人的目光转向了我，便说，我要返回东北，卜居医巫闾山之下。

我出生在闾山近旁，可是，故乡影像在我少年橙色的梦里，却并不是很清晰、很确切的，一切因缘证果毕落于苍茫之中，只觉得家就是山，山就是家。记得小时候，只要推开屋舍的后门，闾山的清泠泠、水洇洇的翠影，伴着天涯云树，便赫然闪现在眼前，当然，最好是在久雨新晴的夏日，或者气爽天高的初秋。天穹蔚蓝而高远，雪白的云朵，像羊群、棉絮一般，舒卷着，游荡着，转盼间就变换一个新样。山峦、陵谷间饱绽着新鲜，充满了泼辣的生意。

我第一次亲近闾山，正逢梨花开得正闹的时节。山坡上，原野里，到处泛滥着浩荡的春潮，浮荡起连天的雪浪。我们乘坐的马车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土路穿行于花树丛中，像是闯进了茫无际涯的香雪海，又好似粉白翠绿的万顷花云浮荡在头顶上。马车跑着跑着，顺着一道斜坡疾速驶下，那花海花潮涌起的冲天雪浪，仿佛立刻要把整驾马车吞没了；而当马车再次爬回到坡岗上，那梨花的潮涌，拥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雪浪花，又像是顷刻间齐刷刷地退落到地平线以下。

几十年间，这个景象始终定格在我的记忆之窗上，只要一闭上眼睛，便立刻浮现在眼前，特别是当我听到那首名歌《喀秋莎》的时候。年轻时，我喜欢独自哼唱这首苏联名歌。只要“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溜出了唇边，一种轻纱薄雾般的温馨感，便仿佛导引我返回医巫闾山脚下的故乡。

早在先秦典籍《周礼》中，即有关于全国名山“五岳五镇”，东北为幽州，其山镇为医巫闾的记载。“医巫闾”系东胡语音译，意为“大山”，在东北三大名山中尤负盛誉，风景绝佳，历代文人骚客登临寄兴，述志抒怀，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

本来，较之于水，山更切近禅关，远于人境，望之辄有潇洒出尘之想。而此间瘦劲的奇松，幽峭的危岩，以及恍惚迷离、颠倒众生的神话传说，更饶有一种清寒入骨的丰神和超然远引的意蕴。

山在人类生活中，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还是铁器时代，先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感到山是和人一道存活着的。特别是在那类开天神话中，山，更被赋予了新的精魂，具有一种人格化的、超自然的蕴涵。说到不周山，人们会联想起那个天崩地坼中的英雄共工；而庄周笔下的藐姑射山，则是超然世外、无己无功的哲学的物化。

由于大山高插云霄，上接穹宇，常被认为是上达天庭的最佳阶梯；而从它的巨大体量和坚劲的线条中，则能读出对于人的藐小与软弱的嘲弄。因此，自古即有“大山崇拜”的习俗。最典型的当数泰山，其次，恐怕就是医巫闾了。隋唐以降，历代帝王对它都有封爵，唐代封为广宁公，金代、元代晋封王位，明、清两代诏封神号。自北魏文成帝开始，历朝凡遇大典，都要由皇帝亲临或委派官员登山致祭。单是清代，包括康熙、乾隆在内，竟有五位皇帝多次朝觐过闾山。

二

当我们翻检史册时，一定会注意到，历朝历代中，同医巫闾山关系最密切的应该算是辽王朝了。对于这座名山，契丹人似乎葆有一种先验的特殊的情感。十世纪之初，医巫闾山即已显现其鲜明的区位优势，它是经略东北、联结漠边、沟通海外、雄视中原的战略要地。加之物产丰富，文化发达，辽王朝视之为挥师南进、与北宋王朝争衡的可靠后方和理想跳板。至今，在闾山上下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仍然遍布着许多辽王朝的历史文化遗存。就中以埋葬耶律倍的显陵最为重要。

耶律倍是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长子。916年，阿保机立国称帝，是为辽太祖。册封耶律倍为太子，确立了阿保机一族世袭皇权的统治。925年，辽太祖率兵亲征渤海国，皇后、太子随驾东征。次年攻占王城上京，国王投降，渤海国改为东丹国。耶律倍被封为东丹王，主其国事。所有制度，悉用汉法。

耶律倍自幼聪颖好学，向往汉族封建文明，对于汉文化有很高的修养。他曾将万卷图书，藏于医巫闾绝顶的望海楼，朝夕诵读。一次，辽太祖征求臣下意见：事天敬神，应以何为先？侍臣“皆以佛对”。耶律倍力排众议，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诏建孔庙。他还在闾山脚下，纳汉族医师高洁行之女云云为王妃（俗称高美人）。由于平生十分景慕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每通名刺，辄拟名“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以自比于白居易字乐天。

926年，辽太祖死于东征渤海国的回军途中，述律皇后宣布由她亲自当国，总摄军国大事。《新五代史》记载：“述律为人多智而忍。阿保机死，悉召从行大将等妻，曰：‘我今为寡妇矣，汝等岂宜有夫！’乃杀其大将百余人，曰：‘可往从先帝。’”其实，是要以此为借口，铲除朝中的异己势力，以便为所欲为。紧接着，她就置先帝遗命于不顾，硬性干预，由手握重兵的次子耶律德光继承皇位，是为辽太宗。

德光即位后，担心其兄耶律倍联合渤海遗民起来反抗他，便对其严加控制，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最后把他安置在东平郡（今辽阳市）。耶律倍为了全身远祸，将王妃萧氏和长子耶律阮留在东平，只带爱妃高美人，回到闾山过起了隐居生活。他选择桃花洞这块地方修建了一所宅院，并在闾山绝顶构筑读书堂，日夕攻书作画，吟诗抚琴，游览山水，还翻译了《阴符经》。他所画的《骑射图》、《猎雪骑》、《千鹿图》等画卷，都为宋朝秘府所收藏。在我国绘画史上，耶律倍对于契丹、汉文化艺术的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骑射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一幅契丹贵族射猎者的肖像。在一匹装饰得很华丽的骏马前面，站立着一位“鬓发左衽”的中年契丹贵族。他腰挎虎皮箭筒，手持雕弓，陷入沉思之中。画风细腻、典雅，与契丹墓室壁画粗犷的风格迥然不同，表明画家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颇深。作为有代表性的北方草原民族画家，耶律倍师法唐时的韩幹，特别擅长画马。画中之马为蒙古种，身躯低矮，长胴短脚，十分硕健。宋人黄休复评论其作品：“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耶律德光对他的监视日益严紧。为了避祸，也为了更好地接受汉文化的熏陶，耶律倍应后唐明宗之召，于930年，偕同高美人于辽东半岛南端渡海逃遁，径至汴梁。在离开故国时，曾立木刻诗，抒写其孤危境遇和凄苦的怀抱：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

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东丹王的弃国流亡、中原避祸，再恰切不过地揭示了在武化面前文化的无奈与无为，这在历史上大概也不是特例吧。

后唐明宗很器重他，用天子仪卫迎接，委任他为节度使，赐姓李，名慕华，后改赞华。六年后，为末帝李从珂所杀害，时年三十八岁。947年，其长子耶律阮继辽太宗即皇帝位，将其灵柩运回辽朝，以天子礼葬于闾山脚下，谥为“让国皇帝”。

说到耶律倍的惨痛遭遇，使人想起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古代十车王的太子罗摩。十车王听了一位王妃的挑拨，改立次子婆罗多为太子，反把罗摩流放到大森林里去。但婆罗多却不像耶律德光那样狠毒，非常仁爱，想方设法要追回哥哥，把王位交还；实在找不到了，就拿哥哥的一双靴子放在宝座之上，自己算是临时摄政。后来，罗摩终于回来了，弟弟便把王位交回。

辽代帝王的陵墓群，位于闾山脚下、距城十公里的龙岗村。以显陵和乾陵为主陵，另有十三座附陵。显陵为耶律倍终古长眠之地；袝于显陵的有耶律倍的长子、辽朝第三代皇帝辽世宗，及其三弟平王耶律隆先、四弟晋王耶律道隐。乾陵葬有耶律倍的孙子景宗皇帝及其妻子萧绰——即摄政二十七年，卓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杰出的女政治家承天皇太后。袝于乾陵的有景宗的子孙耶律隆庆、耶律宗政、耶律宗允等多人。辽代著名政治家、宰相耶律隆运（汉名韩德让）和后来做了金人俘虏的辽朝末代皇帝耶律延禧，也都葬身于此。

就这样，自创国之初以迄呼唤改革的中叶，直至晚岁播迁，契丹皇族特别是耶律倍一支，与医巫闾山胶葛重重，历时长达二百年之久。

闾山自东北逶迤西南，绵延百里。其地为塞外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游牧民族文化同汉族封建文化交融互汇的结合带，也是儒学与佛、道、萨满各教激荡、糅合的角斗场。如果说，“整个内蒙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呼伦贝尔草原“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语）那么，医巫闾山一线则是他们研习中原文化、接受华风洗礼的大课堂。

闾山原为我的旧游之地，可是，从来没有把它同辽文化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这次借会议之便，勘踏了龙岗村辽代帝王墓地。面对着荒坟断碣，不禁感慨系之，即兴成七绝三首：

荒冢残碑迹未销，自将勘踏认前朝。

强爷无奈儿孙弱，狗尾赓貂葬晚辽。

操戈同室叹阋墙，胜败同归一土囊。

陵谷翻移成幻梦，苍山无语瞰兴亡。

依旧灵山似画图，当年胜迹尽萧疏。

完颜耶律风吹浪，“世上升沉一辘轳”（陆放翁句）。

三

辽朝以来，此间文风夙盛，耶律倍和他的八世孙、元朝宰相耶律楚材先后在闾山佳胜处建立了读书堂，殿宇岿然，书香袅绕，千载以还，旧貌一直保持完好。也可能是忆及先祖的煌煌胜业吧，耶律楚材对于医巫闾山有着深厚的感情，《湛然居士文集》收录的七百多首诗作中，忆及闾山的竟有二十来首。原来，他虽然出生于北京，祖籍却是在闾山西麓。十几岁时，他曾回到闾山读过几年书。后来辅佐元太祖万里西征，而闾山旧隐仍然时萦梦寐，有诗可证：“十载残躯游瀚海，积年归梦绕闾山。”“闾山旧隐天涯远，梦里思归梦亦难。”回到大都之后，久居宸翰，日理万机，但闾山依然刻刻在念。他想望着回归退隐：“北阙欲辞新凤阁，东州元有旧闾山。”“何时致政闾山去，三径依然松菊寒。”

只是，他的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直到五十四岁生命终结的时候，他还在宵衣旰食，勤劳王室。这有些类似当年的卧龙先生。离开隆中时，诸葛亮还嘱托弟弟：“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谁知，命运之神搬了个道岔儿，出师未捷身先死，星殒秋风五丈原。时间在他身上停止时，正好也是五十四岁。两个人的相业、德行堪可比并，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史册上的伟大政治家。

从耶律倍开始，中经许多将相名臣、特别是耶律楚材踵事增华，发扬光大，文化种子流布开来。闾山内外，碑碣如林，题刻触目可见，仅北镇庙即有五十六座诗文碑，其中，元代的达十二座。过去这一带私塾多，读书人多，藏书家多。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仍很发达，民众十分重视人才的教养，学书作画蔚成风气。八十年代中期，他们在闾山举行过一次国画节，我有幸躬逢其盛，曾口占七绝二首：

千载文华一脉延，春工彩笔两争妍。

画图省识神州骨，百幅云绡半写山。

健美鲜灵入目新，画坛接力有来人。

山城二月愁寒雪，笔底千花占早春。

山里民风淳朴，似乎较少世故与机心，只是由于过分质直、认真，有时不免透出几分呆气。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趣话：

有个过路人向一位老者问询：“到大观音阁还得走多长时间？”老者瞠目不答。问路人以为遇见个聋子，便顾自向前走去。不料，刚刚迈出几步，便听老者在后面招呼：“回来，我告诉你！”只见他向山那边指了指，说：“再有一袋烟工夫就到了。”那人怪他开始时何以漫不作答，他说：“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你的步子多么大。”逗得问路人“噗哧”地笑了。

不到闾山，已经十几年了。这次参加《耶律楚材传》研讨会，旧游重到，风物依然。在商品大潮滚滚滔滔、无远弗届的今天，山上山下仍是清幽雅静，整洁一新，没有看到其他名山胜境常见的香烟缭绕、市声鼎沸的景象，置身其间，确有一种回归自然、陶然忘机的感觉。东道主嫌游人稀少，希望我能帮助向外宣扬一下。我说，天生丽质少人识，未必就是坏事。假如它也像有些景点那样，仕女如云，摩肩接踵，恐怕这块心灵的憩园也就化为乌有了。

这次回到家山，也留下一点遗憾，就是耶律倍的读书堂我没能蹑履亲登，因为它高踞于闾山绝顶，实在太险峻了。比不得皇太子东丹王，当日他是有肩舆代步的，而且，年龄也小我很多，不过二三十岁。事后反思，觉得堪资解嘲的是，像这类需要仰头方可逼视的事物，毕竟离平常心太远，因此，不去攀援也好。

（1999年）

八卦城前有所思

一

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那天午后，我们从辽东桓仁城北的五女山高句丽古城上缓步下来。大家沐着夕晖斜照和徐徐的晚风，兴高采烈地热议着这座历经两千余载风雨沧桑的名城胜迹。突然，我们发现了一个自然奇观——在山城南面的川原上，两条河流依山势蜿蜒盘桓，在汇合处形成一个天然的由阴阳鱼组成的太极图形，而桓仁县城恰好坐落在阴阳鱼的阳极上。

陪同我们考察的建设局赵工程师说：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八卦城。最近，北京大学两位考古学教授前来考察，进一步认定并考证了这处中华近代建筑文明的奇迹。两位学者称，桓仁古城遗址蚀损得很厉害，许多地段已经建成了马路或者民宅，但是，总的格局还依然保持着太极八卦的形状，航空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完整的八卦图形，县城内几条斜巷也都是八卦城的原有产物，体现了当日的独特格局。

前此，只是看到过有关“八卦村”、“八卦田”的报道，可是，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八卦城”的存在。中华大地上的城池数以千计，有正方形的、长方形的，也有的呈不规则的圆形的，而这里的城池居然呈八卦形，真是天下奇闻。

于是，我们就沿着浑江大道，一路走着，一路察看。原来，桓仁有浑江和哈达河两条水系，县城正处在它们的交汇之处，除了东面青山如壁，其他三面都被碧水环绕着。这该是当初建城时选取八卦图形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吧。放眼望去，哈达河由北向南，在汇入浑江之前，摇头拐向东南；浑江逡巡而西，在汇合哈达河后折向西南，尔后又顺东南方向流出。登高俯瞰，二水回环曲折所组成的画面，与太极图的“阴阳鱼”造型极为相似。

史料记载，此间原是满族先世建州女真的重要发祥地，他们从这里迈开脚步，逐渐走向了辽宁其他地区。清初定鼎北京之后，这里便成了延续二三百年的封禁地。直到光绪初年，随着山东、河北等省逃荒移民的渗入，垦殖事业迅速拓展，人口才逐渐扩张。光绪三年（1877年），清廷批复盛京将军崇厚的呈文，决定就地建置怀仁县（后改为桓仁县）。同时调遣刚及“而立”之年的河南开封人士章樾出任首任知县，并划拨足够款项，作为建筑城池专用经费。到任之后，章樾便亲自踏勘、测度，规划、制图，“日夕督作，不敢稍宽”，抓紧修筑城垣，建设衙署，设置营房，疏通道路。

关于城池的设计、建造，据《初建怀仁县碑记》记载，当时“旧无址基，地遗边外”，“相度形势，览择斯土”；按照“两江环带兮，气聚风藏；五岫屏列兮，原蔽形固。城象八卦，以宜八风；门开三光，以立三才”的易学思维和设计构想，确定把县城建在浑江水冲积而成的山环水绕的小平原上。这里正处在哈达河与浑江交汇处，两条河水形成了一个“S”走向的天然太极图形，县城恰好建在天然太极图的阳极中（阴阳鱼的阳鱼眼睛上）。城墙外形呈八角八面，象形八卦，墙高一丈三尺，基深五尺、宽一丈。城北有山遥相屏蔽，东、西、南三面分别开辟“宾阳门”、“朝京门”和“迎薰门”。经过栉风沐雨、寒暑不辍的四年苦战，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这座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体现易学理念的太极八卦城，在平地上森然鹊起，为桓仁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看到，如今的城池已非旧观，经过一百二十多年的风雨剥蚀、战争毁损，当日八角八面的八卦城，只剩下了西南端一段二十多米长的城墙；随着城区的改造、扩展，城内八条向外辐射的路径，已经被马路或民宅切割得零零落落，但其基本格局还保持着八卦的形状。

在知县任上，章樾除了督建县城，还抽空深入农村工地，对劳苦百姓体恤、慰问。他在《修大岭记》中写道：“今则迫不容缓者，庶几一劳永逸，故不敢息吾民也，然又未始不心悯其劳也。”他还写过一首七言古风《苦边行》，有句云：“有妇晨炊吞声哭，情未及问声愈咽，自叹良人昨夜归，冻馁欲死足趾折，客闻更觉心中悲。”作为封建制度下的县太爷，对普通劳动人民的疾苦能够“恫瘝在抱”，感同身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俗话说，“铁打衙门流水官”，八卦城竣工的当年，章樾就调走了。先是出任辽阳州牧，其间，以重视教育与学务著称，他捐资首倡重修襄平书院，延师课士，培养人才。后来又做了营口海防厅同知。大雨连绵，辽河漫溢，营口城乡尽成泽国，他亲率衙役，徒步涉水，到各乡察看水势、了解民情；并带头捐出自己的官俸，倡办义赈，商绅纷纷响应，使“万民感颂”。老百姓自发凑钱捐款，为他竖立一块“泽被甘棠”碑，悬挂了功德匾，赠送了“万民伞”。由于他治绩出色，而“德政尤佳”，两年后又升任昌图知府。

修好了八卦城，他由于夙夜在公，勤劳王事，再也没有回来看过；但桓仁的士民却念念不忘他的德政，近年修建了占地十一公顷，融易学文化、体育运动、民众悠闲娱乐于一体的章樾公园，雕塑了他的等身塑像。桓仁也好，辽阳也好，营口、昌图也好，百多年来，担任过知县、州牧、同知、知府、道尹、观察使等各类官职的何止一二百人，其中绝大多数官员已如过眼烟云，在历史的长河里销声匿迹；而章樾却以三十岁上下的一介书生，一直活在民众心里，众口流传，称颂不绝。

二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辽宁桓仁县的八卦城，在中国以至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近年，从一些传播媒介中了解到，位于天山北麓，乌孙山南麓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特克斯县，同样也有一座八卦城，而且，规划、设计更为科学，城池的范围也更大一些。这座城池始建于1938年，就是说，要比桓仁的晚了半个多世纪。由于建设时间较晚，又兼僻处西域边陲，整个城池保存得比较完好。

特克斯八卦城呈放射性圆形，面积为八平方公里。整个县城以取象太极的阴阳两仪、占地二十六亩的八卦公园为轴心，按照八卦方位，以相等距离、相同角度，像车轮辐条一般，向外辐射出八条主街干线，每条街长达一千二百米，各街口都放置有原生态石碑，分别刻有乾、坤、震、坎、艮、巽、离、兑字样，代表各自方向。每隔三百六十米，设一条连接八条主街的环路，由中心向外依次开辟四条环路。其中，一环八条街，二环十六条街，三环三十二条街，四环六十四条街。这些街道，按照八卦方位，形成了六十四卦，完整地体现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的易经数理。街道布局宛如神奇迷宫一般，路路相通，街街相连，全城没有一个红绿灯，交通畅行无阻。2001年，这一八卦城以其“建筑正规，卦爻完整，规模最大”入选了世界吉尼斯纪录；2007年，又以设计奇特、寓意深邃，有着丰富的易经文化和乌孙文化的底蕴和浓郁的民俗风情，而且城池街道保存完好，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易经文化与城市建设完美结合的经典杰作，具有十分珍贵的文化传承、建筑理念、历史考证、旅游观光等多项价值。

说到八卦城的设计者、筹建者邱宗浚，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这里先要说到杀人魔王盛世才。1930年，他经人引荐，进入新疆；三年后，通过发动政变，夺取了新疆督办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域王”。邱宗浚，正是凭借着盛世才这个乘龙快婿的气焰熏蒸的权势，也登上了伊犁屯垦使兼警备司令的宝座。这样，他在伊犁就可以毫无顾忌，恣意横行，曾以镇压暴动为借口，大肆捕杀无辜百姓、公职人员和富商士绅，大肆侵吞被害者的财产，贪污省票两千万两。由于民愤累积，一当女婿盛世才调离新疆，他便赶紧逃往甘肃避难。但最后还是遭到了血洗——1949年5月16日晚，邱宗浚一家，包括他本人，还有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司机、保镖等十一人，在兰州遭到仇人杀害。

此人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在任期间督建了这座八卦城。1936年，他以伊犁屯垦使身份，到所属的特克斯视察时，发现这里背靠连绵起伏、巍峨峻拔的乌孙山，前临波涛奔涌、碧水萦回的特克斯河，地势开阔，四通八达，认定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当即设想，应该在这里建设一座县城。他是辽宁沈阳人，曾经当过东北军的卫队团长，行军布阵中，对诸葛亮的八阵图有所了解，特别是对于桓仁县的八卦城颇感兴趣。于是，便亲自设计了八卦城图。当时，还请来苏联专家帮助测量，制作图纸，打桩放线，然后利用八头牛拉犁，犁出了八卦城街道的雏形。

由于八卦城的辟建，同这样一个人物挂上了钩，人们自然感到沮丧。后来，有人便又考证出，当年道教“全真七子”之一、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的邀请，前往西域，向这位“一代天骄”传授治国理政方略和长生不老之道。其间，他曾游历过天山北麓，钟情于集山之刚气、水之柔情、川原之盛脉于一体的特克斯河谷，认为如果在这里建设一个体现阴阳八卦理念的风水中心，是十分理想的。当即确定了坎北、离南、震东、兑西四个方位，这样，就确立了特克斯八卦城的原始雏形，从而开启了七百年后八卦城创建的先河。

我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当地人士突出强调了对丘处机的构想的承袭和对桓仁八卦城的借鉴，从而淡化了、削弱了邱宗浚本人的作用。

三

作为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分别坐落在关东和西域的两座八卦城，无论从周易学、建筑学、美学、史学哪个角度看，都有其不朽的价值；而且，通过对它们的考察、研究，也使我们在立身行事、知人论世方面，获得许多深刻的启示。

我首先想到的是做官之道，或者文雅一点，称做为政通则。一般来说，对为政者的评说，大体上分三个层次：一是名位，包括职级、地位、名分，亦即古人所说的“功名”，属于表象的浅层次；二是勋业，泛指勋劳、功业、建树、奉献，这就又深入一层了；三是德政，这里不仅包括功业、作为，还要看其人的思想、品格、德行、风范，这就进入了道德伦理、价值判断的深层次。

联系到八卦城的建设，无疑应该划入勋劳、功业的范畴。无分古今中外，评价一个为政者，像作家看作品、农民种地看收成一样，一例都是非常看重的。走笔至此，我忽然联想到四川成都的武侯祠。它原本是蜀汉先主刘备的祠庙，里面有刘备的坟墓——惠陵，门楼之上高悬着“汉昭烈庙”四个金字匾额。按照中国封建传统的纲常伦理，按照“君为臣纲”的政治逻辑，自当以君王为正统、为依归；可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却一贯以“武侯祠”称之。个中奥秘所在，国民党元老邹鲁的一首诗，阐释得至为清楚：“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勋业，丞相功高百代思。”就是说，由于诸葛武侯功高盖世，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大大超过了皇帝刘备，以致人们根本不顾及君尊臣卑的封建礼仪和这座祠庙本来的属性了。与此相似，在桓仁县，其他官员，人们淡忘如遗，唯独对首任知县章樾情有独钟，永志不忘，就是因为他给百姓、为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同样是筹划、督建八卦城，为什么当地民众对邱宗浚却讳言其勋劳呢？显然，这和他的德行有亏、政声不佳、口碑恶劣有直接关联。这在历史上绝非仅见的个例。对于所谓“建功立业”，不要说封建帝王的穷兵黩武、战胜攻取，老百姓嗤之以鼻；即便是做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比如修建八卦城之类的善举，只要你品格龌龊，大节有亏，爱憎分明的老百姓也一概不买你的账；更不要说那些汉奸、卖国贼，魔王、恶棍了。现在，争名人故里成风，甚至连夜郎县都有人抢着要；唯独秦桧的故里——南京附近的桦墅，却安然稳坐，从来没有人争。乾隆年间，与秦桧同姓的翰林院修撰秦涧泉，参拜岳飞墓时，题写了一副对联：“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反映了广大士民的心声。原外交部长李肇星1965年第一次去德国，他问当地人怎么看希特勒，德国人说：他不是我们德国人，是奥地利人。后来李肇星去奥地利访问，同奥地利人交谈，他们又说希特勒是德国人。李肇星听了感慨重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最好是当好人，当好人的好处是老乡多、朋友多。

在这方面，我也有切身体会。那年，我到辽北地区的开原市调研。闲谈中，他们自豪地向我介绍本地的历代名人，从辽代的耶律留哥到后金名将佟养性，清代创建银冈书院的郝浴，现代著名民主人士高崇民，最后数到红遍全国的“笑星”赵本山，不下二三十人。我问：“怎么没说盛世才啊？他不是你们靠山镇盛家屯的吗？”他们连说：“我们不要他，我们不要他。”看得出来，在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中，评价那些为政者，名位也好，勋业也好，人们最终看重的还是做人，还是德行、品格与思想。这是铁面无私的历史的抉择。

当然，从唯物史观来看，作为客观存在的劳动者的创造物，无论其为德政下，还是虐政下产生的八卦城，总是以其不朽的文化价值或者实用价值昭然展现在世人面前，不会因为它们的筹建者的是非功过、“德”与“非德”，以及当日血泪交迸的创造过程，而招致损毁，消光蚀彩。古史《魏书》有冯熙传，记载他为洛州刺史时，为政并不仁厚，却虔信佛法，自出家财，在各个州、镇修建佛塔，多达七十二处；而这些塔寺大多建筑在高山秀阜之上，运输材料艰难，施工条件恶劣，造成民工与耕牛大量伤亡。有的僧人加以劝止，而冯大人却说：“别看现在怎样艰难，等到工程告竣之后，人们所见到的只是佛塔，又有谁知道民工、耕牛大量死亡呢？”就此，清代诗人赵翼有诗云：“运石飞砖造塔忙，冯熙计虑亦深长。塔成但见高千尺，谁见人牛死道旁！”

当代学者陈先达从历史与现实的差异和异化劳动的两面性的角度，对此类社会现象做过精辟的分析：“历史与现实不完全相同。人们游览金字塔，赞叹古埃及人的创造力，但并不介意有多少万奴隶以生命的代价创造了这个奇迹。同样，人们参观长城、十三陵以及北海、颐和园，决不会想到这是多少劳动者的血和泪。历史留给后人的是成果而不是创造过程，是创造性的辉煌，而不是辉煌背后的血泪。因为历史已经逝去了，而永存的是人的创造力。尽管异化劳动是非人的，但异化劳动的成果却可以是动人的。这是审美价值和历史史实的重大区别。”

（2013年）

辽阳赋

营州故地，襄平古郡，壮美辽阳！锦绣八百里，天开图画，民康物阜；沧桑三千年，地辟文明，源远流长。武纬文经，近千名历代菁英，人文荟萃；通今溯古，数百处文化遗址，史影苍茫。壁列青屏，地据千华山首；泽流膏壤，城开太子河旁。生态物产丰饶地；民族和谐富裕乡。此东北大地之第一古城也。

远溯殷商，八荒未辟；洎乎战国，百业初兴。箕子经行斯土，始播中原教化；秦开却胡设郡，首现城市雏形。燕丹避难，捐躯衍水；秦皇一统，郡属辽东。汉晋以降，耀武鏖兵。争一方热土，豪雄喋血；谋千秋霸业，铁骑纵横。公孙跃马，称王割据；司马挥师，底定襄平。“海北剪长鲸”，隋帝兴亡指顾；山城望秋月，唐宗驻跸龙旌。薛仁贵白袍晾甲；阿保机铁凤镇城。耶律倍失势，东丹立国；完颜雍称帝，大定中兴。罕王爷迁都卓识筹策，康熙帝巡幸椽笔抒情。此帝王将相龙骧虎跃、驰骋辽东之胜概也。

若夫丁公华表，管氏遗村：一鹤翔天，千秋仙话；三贤授业，百代传薪。汉魏壁画，堪称国宝；辽金陶瓷，工艺呈新；礼佛古刹，尽现诸天法相；凌霄白塔，深涵证果缘因。“十年征戍忆”，沈佺期诗悯征妇；“托梦辽东城”，李太白情注骚人。“万世不可移也”，曹雪芹之祖籍；百图寿屏粲兮，王尔烈之遗珍。辽东帽、冰雪操、破阵乐，丰神碎影；襄平布、白岩城、东京陵，遗迹纷陈。此文华艺彩、流风逸韵之极致也。

猗欤盛哉！今日辽天。欣逢斯世，幸何如焉。小康路、兴国梦，鸿图大展；城镇化、市场化，气象万千。追踪先烈足迹，发扬光荣传统；践行雷锋精神，拼搏奋勇争先。循科学发展道路，百年可续；乘改革开放东风，万态争妍。四通八达，虹桥联袂；一河两岸，广厦比肩。沈辽一体，双赢互动；古城新貌，火凤涅槃。喜今朝，宏猷堪羡，生机无限，辉煌展现；看百年，盛况空前，活力涌泉，更谱新篇。

（2013年）

石上精灵

岁月啮群生，片石存灵迹。对此慨晨夕，沧桑现眼底。

——题记

一

这是一块形成于一亿二千万年前的古生物化石。定格在画面上的，不是普通标本似的呆板的形骸，而是一幅生意盎然、鲜活灵动的《鱼趣图》：十来条狼鳍鱼悠闲自在地洄游着，摇晃着尾巴，扇动着臀鳍，有的鱼贯而行，有的正在嘴对嘴地唼喋……

想象中的当时的地理环境，大约是这样的：

医巫闾山西侧，山势起伏，由南向北渐渐地绵延着，形成了开阔的辽西丘陵地带。这里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到处覆盖着茂密的森林，银杏、苍松、翠柏高耸云天，苏铁和蕨类植物随处可见。湖泊星罗棋布，“河水清且涟漪”，从低等的古鳕鱼、北票鲟、白鲟到比较高等的狼鳍鱼、弓鳍鱼，悬浮上下，畅游其间。葱茏蓊郁的陆地上，怪模怪样的鹦鹉嘴龙和拖着一条尾巴的蝾螈在草丛间悠闲自在地爬行着；池沼边上，青蛙在苇荡中跳进跳出，有时蹲在草窠里发出有节奏的“阁阁”声。熏风轻轻地吹着，晴和温暖的碧云天，不时地掠过各种飞鸟的身影，那里有原始的孔子鸟、辽西鸟、三塔鸟，还有已经趋向进步的辽宁鸟、朝阳鸟；而蜻蜓、蜜蜂和三尾类蜉蝣则在散发着草香的原野上嗡嗡营营、闹闹哄哄地上下翩飞。坐落在中国北方的这个生机活泼、安定详和的生物世界，分明是继“侏罗纪公园”之后出现的一个活脱脱的“白垩纪公园”。

但是，厄运突然降临了。伴随着一阵撼天震地的隆隆巨响，石破天惊，岩浆喷溢，烈焰腾空，铺天盖地的灼烫的尘灰，弥漫了浩浩茫茫的苍空大野。——一场由火山爆发造成的毁灭性灾难，不期而至。白昼变得浑浑沌沌，如同昏暗的夜晚，惊恐的鸟群本能地飞向湖泊上空，但是，很快就为火山喷发所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和一些有毒气体所窒息，扑腾了几下，就败叶般地纷纷落下，同水中的鱼类一道，统统被埋葬在熔岩和火山灰里。

一场远古的浩劫，一场天崩地坼的灭顶之灾，就这样，以其雷霆万钧、无可抗拒的威力，把那些鲜活灵动的生命牢牢地封存于地下。它们是不幸的牺牲品，它们的灭绝展示了生存的无奈、生命的悲哀。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突如其来的毁灭，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就说这些狼鳍鱼吧，在它们的同类中，有多少死于“弱肉强食”的生物间的实力拼争，死于酷寒暴暑、气温骤变的自然灾祸，或者在狂风怒浪的袭击下触礁殒命，或者因老病衰残而奄奄待毙，最后双眼暴突，肚皮翻白，浮上水面，转瞬间归于朽腐，化为泥沙。而这些狼鳍鱼却有幸在亿万斯年之后，作为这场亘古奇观的直接见证者，以一种再生精灵的姿态，撩开岁月的纱帷，带着远古的气息，展现在世人面前。

它们以一种永恒形态保存下来，恰如海德格尔所说，是“向死的存在”。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永生，这种永生是以死亡的形式展现的，死是它的生的一种存在方式。在这里，死亡被纳入生命之中，成为生命最辉煌的完成。一如诗人冯至所赞颂的：

在历史上，

有多少圣贤在临死时

就这样完成他们生命里

最完美的时刻！

它们用一种雕塑般的造型，把生命的短暂与恒久、脆弱与顽强、有常与无常、存在与虚无，展现得格外分明。

石上精灵会诉说。这种诉说，无言却又雄辩，邃密倒也直观。面对这些鱼化石，绞尽脑汁地穷思苦索，以求揭橥地质构成、气候变迁、生物演变的奥秘，那是研究生命进化史的科学家们的事情；而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普通人，则乐得凭着兴趣，出于好奇心理，追踪这些石上精灵的脚步，穿越时空的隧道，来翻检远古劫余的影集，左猜右猜、里猜外猜生命史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谜团。

沧海桑田，水枯陆现，从前，据说只有麻姑那样的仙人才能亲见，现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居然可以透过一方古生物化石，借助于联翩的浮想，饱谙眼底的沧桑。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幸会，一种机缘。

二

古生物化石是一扇回望远哉遥遥的太古世界的窗户，它帮助人们透过“存在”的现象，去把握已经逝去的本质——虚无，又从这种虚无进一步认识到现实的存在。它也是一部历时性的线型史书，是对地球历史生灭流转过程的忠实载录。面对这一片灵石，无异于展读一部再现我们这个地球的波惊浪诡的史诗，叩问亿万年前奇突、神秘的岁月。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地壳的变迁史，读出生物的进化论。它使人记起了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名诗：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野花里现出一个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手掌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不过，历史从来不拒绝偶然。自然的演进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同社会进程不一样，它的存在方式是自然现象之间的盲目的相互作用。表面看去，有些像偶然性的推积，常常从一种无序转向另一种无序，由一种混乱过渡到另一种混乱。联系到狼鳍鱼化石的生成，我是这样想的：这种鱼类生长在辽西一带的湖泊，是偶然的；而辽西一带火山突然喷发，从而导致这种鱼类在这一地区的整体灭绝，也是偶然的；它们灭绝之后，经过亿万年间的地质变化，部分形成为化石，又是偶然的；现在，是它们，而不是它们的同类，有幸在阳光下重新面世，纯属偶然；至于凑巧展现在我的眼前，尤其偶然。偶然性丛生的地方，就会带来一种神秘感，产生无边的困惑，难免在科学与迷妄、存在与虚无、规律与宿命之间茫然却顾了。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即便是文化繁荣、科技昌明、智能高扬的现代，人们的思维能力也还是很有限的，以致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仍然到处都存在着广大的盲区和空白。大自然中的每一部分，虫鱼草木，飞潜动植，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有思想有精神，都能引领我们到深邃、生动的神奇境域中去，也都蕴藏着独特的魅力和奥秘，使我们不断地发出《天问》式的无穷无尽的设问：

自远古代以来的五六亿年间，在世界范围内，曾发生过六次大规模的生物灭绝，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六千五百万年前。

为什么每隔一个时期就要发生这种生命的骤变？难道真的如古罗马哲人西塞罗所言“一切事物自然都给予一个界限”吗？

那么，这种“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机制，究竟操纵在谁的手里？能不能说，这种生物灭绝，总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人类身上？

为什么在每一次生命骤变、生物灭绝的同时，又常常存在着部分生物的孑遗，并伴随着新的生命的大爆发，最后形成更加繁盛的生物群落呢？银杏、水杉、桫椤和熊猫等有“活化石”之称的动植物，凭借什么能够历尽劫波而存活至今？它们的特殊的适应力表现在哪些方面？

为什么每一次灭绝的，往往都是盛极一时的、在生物链中最强大的物种，像恐龙、猛犸象、剑齿虎，等等？而那些柔弱无比的蚯蚓、蝗虫或者更低等的动物，为什么反而能够存活下来？

还有一个颇为有趣，而且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从中间开始，而后再向两极延伸。比如，我们知道这片狼鳍鱼化石形成于中生代，在它的前面还有数不完的世世代代，在它的后面，永远不能穷尽，至少是到现在的一亿二千万年。还比如，人出生后，最先认识的是眼前的事物，逐渐地晓得外面还有山川、草木，海洋、地球，直至银河系、太阳系，不断地向无限大扩展；同时还向超微处延伸，细胞、分子、电子、质子、介子、粒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为什么认识事物总是从中间开始，向无限延伸？其中的奥秘在哪里？

从古至今，人类关于客观世界的探究，一刻也没有止息过。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提出的：“认识你自己。”在一系列的设问中，恐怕首要的还是应该问一句：大自然所加于人类的灾难，为什么日益频繁、日趋厉害？换句话说，我们要不要反思一番：人类过分迷信自身的威力，以致无情地掠夺自然、糟蹋环境，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我们的地球母亲，已经有四十六亿年的高寿了，她诞生了十多亿年之后，开始有生命形成，而人类的出现，大约只是二三百万年前的事。人和一切生物都是自然的创造物，自然则是人类诗意的居所。在直立之前，人类和所有的动物共同匍匐在漫长的进化之路上，依靠周围世界提供必要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生存繁衍，原本没有资格以霸主自居，摆什么“龙头老大”。可惜，后来逐渐地把这个最基础的事实、最浅显的道理淡忘了，结果无限制地自我膨胀，声威所及，生态环境遭受到惨重的破坏，制造出重重叠叠的灾难。“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种种苦头，人类自身算是吃尽了。

三

在整个人生之旅中，时间与生命同义。与古生物化石一亿多年的生命史相比较，真是觉得人生所能把握的时间实在是过于短暂了。古人曾经慨叹：“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又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朝生暮死的蜉蝣也好，活过了初一到不了十五的朝菌也好，比起历经过无数次的晦朔轮回、春秋代谢的人类来说，生命的久暂不成比例。可是，难道人类的生命就真的那么长吗？恐怕也不见得。《圣经》上说，亚当一百三十岁时生了儿子塞特，以后又活了八百岁；塞特在八百零七岁时还生儿育女，前后活了九百一十二岁；塞特的儿子以挪士活了九百零五岁。这些都是神话。须知，上帝、神人是长生不死的。普通人能活上一百岁，就被称为“人瑞”。这又怎样？也只不过是这片狼鳍鱼化石的一百二十万分之一。真个是：“叹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

以浪漫主义诗人著称于世的唐代的李贺，发挥无边的想象力，也只是吟出：“王母桃花千遍开，彭祖巫咸几回死。”王母娘娘的仙桃三千年开一次，开过一千遍也不过三百万年，只是狼鳍鱼化石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有八百年寿命的彭祖，也不知已经死过多少万回了，更何况普通人呢！仙家的岁月不去说它了，尘世上每一个人所能享用的时间，都是非常有限的，不过是“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这么珍贵的有生之年，究竟应该如何地度过？如何去支配那似水韶华？实在是一个“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问题。

遗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人只有到了生命的尽头，才开始悟解到生命的可贵、生存的价值，出现重新看待生命的“惊蛰”──对于生命的觉醒。人生就是这样，只有失去之后，才懂得加倍地珍惜。在这里，虚无为存在提供了参照物。盲姑娘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设想，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而且，只有到这个时候，人才能看淡一切身外之物，从而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省悟到世俗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连“泰山一毫芒”都谈不上，实在没什么可拼争的。

死亡，与其说使人体验到生命存在的长度，毋宁说是使人体验到解悟生命的深度。西哲有句名言：“只有死亡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是呀，有些人平时贪求无厌，私欲贲张，自以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一切，到了生命再不能延续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任何人都逃不过死亡的关口。征服死亡，或者说长生不老，这是人类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世上许多苦难，都可以想法躲避，实在躲避不开就咬牙忍受，一挺也就过去了，唯独死亡是个例外。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西征奏凯归来，踌躇满志地说：“直到如今，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不能击败的敌手。我现在只希望征服死亡。”但是，这番话出口不多日子，他就在清水县行营里“呜呼哀哉”了。

真正的永恒属于时间。在生命流程中，时间涵盖了一切，任何事物都无法逃逸于时间。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信网络可以缩短以至抹杀空间的距离，却无法把时间拉近，就在键盘上敲着这几个字的时候，时间不知又走出多远。一切生命，包括“万物之灵”的人群，都是作为具象的时间，作为时间的物质对应物而存在的。他们始终都在苍茫的时空里游荡。只有当他们偶然重叠在同一座标上，才会感到对方是真实的存在。

对于时间的思考，是人类生命体验、灵魂跃升的一束投影。

（2006年）

神圣的泥土

昔日的顽憨少年，一回头，已经华发盈颠，千般都成了过去，一股脑儿地进入了苍茫的历史。而我儿时的亲热伙伴——双台子河，这漂流着我的童心、野趣的河，带领我回归“家”的审美之途的河，却还是那么姿容韶秀，静静地载浮着疲惫了的时间，滚滚西流。那清清的涟漪，汩汩的波声，亲昵依旧，温馨依旧，日日夜夜、不倦不休地喁喁絮语。只是不晓得，她是向远方的客人述说着祖辈传留的古老童话，抑或是已经认出了我这当年的昵友，尽情倾诉着蓄积了半个世纪的别绪离情。

游子归来，原都是为着寻觅，有所追怀的，更何况在这冷露清秋时节，在这忽而霏霏、忽而潇潇、忽而滂沱的秋雨里。此情此境，无疑是触发忆念与遐思的一种酵母剂。带着深沉的凉意，荒疏的逸趣，它使望中的一切都变得有情有意了。

“我们回家吧！”每当读到科普斯这句再简单不过的话，我都觉得它圣洁，亲切，警策，灼人。此刻，我正在还乡的路上。“人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我忆起了“弃我去者不可留”的悠悠岁月，忆起了童年，忆起了母亲，默诵着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是呀，自从我离开了故园，也就割断了同滚烫的泥土相依相偎的脐带，成了虽有固定居所却安顿不了心灵的形而上意义上的漂泊者。整天生活在高楼狭巷之中，目光为霓虹灯之类的奇光异彩所炫惑，身心被十丈埃尘和无所不在的噪声污染着，生命在远离自然的自我异化中逐渐地萎缩。真是从心底里渴望着接近原生状态，从大自然身上获取一种性灵的滋养，使眼睛和心灵得到一番净化。由此，我懂得了，所谓乡情、乡思，正是反映了这种对生命之树的根基的眷恋。

当然，我也清楚地知道，故乡的一切并非我所独有。就说这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双台子河吧，不知有多少人从小就吸吮过她的乳汁；然而，对于她的每个游子来说，它又是百分之百的心灵独占，而绝非多少万分之一。

《庄子·在宥》篇我是读过的，记得里面有这样一句富于哲理的话：“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意思是，而今万物都生长于泥土而又复归于泥土。但是，应该说明，我的恋土情结的形成，却并非来自书本，而是自小由母亲灌输的。母亲没有进过学堂，无从知道先贤笔下的高言傥论，更没有读过源于西方文明的《圣经·创世纪》，可是，她却郑而重之地告诉我，人是天帝用泥土制造出来的，看着一个个动来动去却呆头呆脑，天帝便往他们鼻孔里吹气，这才有了灵性。这个胎里带来的根基，使得人一辈子都要和泥土打交道，土里刨食，土里找水，土里扎根。最后到了脚尖朝上那一天，又复归于泥土之中。

母亲还说，不亲近泥土，孩子是长不大的。许是为了让我快快长大吧，从落生那天起，母亲就叫我亲近泥土——不是用布块裁成的褯子包裹，而是把我直接摊放在烧得滚热、铺满细沙的土炕上，身上随便搭一块干净的布片。沙土随时更换，既免去了洗洗涮涮的麻烦，又可以增进身体健康。据说，这样侍候出来的孩子，长大之后不容易患关节炎。到了能够在地上跑了跳了，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泥孩儿，夜晚光着脚板在河边上举火照蟹，白天跳进池塘里捕鱼捉虾，或者踏着黑泥在苇丛中钻进钻出，觅雀蛋、摘苇叶，再就是成天和村里的顽童们打泥球仗。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加管束的，只是看到我的身子太脏，便不容分说，将我按在一个过年时用来宰猪煺毛的大木盆里，里面灌满了水，再用丝瓜瓤蘸着肥皂沫，在全身上下搓洗一通。

泥土伴着童年，连着童心，滋润着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可以说，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泥土中摔打过来的。其实，泥土也许是人类最后据守的一个魂萦梦绕的故乡了。纵使没有条件长期厮守在她的身边，也应在有生之年，经常跟这个记忆中的“故乡”作倾心、惬意的情感交流，把这一方胜境什袭珍藏在心灵深处，从多重意义、多个视角上对她作深入的品味与体察。通过回忆，发挥审美创造的潜能，达到一种情感的体认，一种审美意义的追寻，把被遮蔽的东西豁然敞开，把那本已模糊、漫漶的旧日情怀，以生动鲜活的“图式化外观”展现出来，烙印在心灵的屏幕之上。

可是，人们有个坏习惯，就是长大了之后常常忘记本源，我也同样。一经走进青涩的年岁，我们便开始告别泥土，进城读书、谋事，尔后竟然掉头不顾，一眨眼就是几十年。离乡伊始，游子们还常常通过泥土的梦境向故乡亲近、靠拢，随着时日的迁移，“忘却的救主”降临，便渐行渐远渐模糊了。久而久之，个人时空全部为公共时空所分割和占领，连那种模糊的影像也不复在梦中出现了。偶尔机缘凑巧，故乡重到，也是坐在车里，“唰、唰、唰”，从柏油马路上疾驰而过，然后，就一头钻进直耸云霄的大厦高楼里，根本想不到还有亲近泥土这码事。

亏得这次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盘锦采风团，也亏得连宵的风雨使陆路车行不便，改为泛舟河上，使我有机会尽览故乡湿地的无限风光。环境、氛围十分理想，这是那种撩拨诗怀、氤氲情感的天气，它没有晴空一碧那样的澄明或者迅雷疾风的激烈，而是略带一丝感伤意绪的缠绵悱恻。飘飘洒洒的雨丝风片，缝合了长空和大地，沟通着情感与自然。

轻舟在微荡涟漪的双台子河上静静地漂游着。望着水天无际的浩浩茫茫，蓦地，我涌起了缕缕乡思。我对作家同行们复述了母亲那句“不亲近泥土，孩子长不大”的话。或许由于对泥土的情怀过于热切了吧，船刚刚靠岸，我就第一个冲向雨幕，跳上堤边，急匆匆地踏上这阔别数十载的泥涂。可是，两脚没有站稳，一个大滑溜，便闹了个仰面朝天，彻头彻尾地与泥土亲近了。

见我突然滑倒，几个小伙子赶忙跑过来把我拉起，发现除了满身挂了“泥花”，并没有丝毫伤损，大家才放下心来。一个调皮的文友忽然来了一句：“没有亲近过泥土的孩子是长不大的。”逗得同行们哈哈大笑。于是，一路上，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便乘着一波又一波的笑浪，浮荡在所有人的耳鼓里。

这里地当双台子河入海口，没有沉甸甸的历史记忆，积淀了久远而深厚的冷落与荒凉，自然也饱藏着开拓和创造的无穷潜力。这里蕴蓄着强大的生命力，本能地存在着一种热切的生命期待。这里的泥土肥沃得踩上一脚就会“滋滋”地往外流油，她是一切生命翠色的本源。任何富有生机的物质都想在她肥腴的胴体上开出绚丽之花，而这绚丽的花朵则是这黝黑泥土的生命表现。

这是一次心灵的回归，像一位俄国诗人所咏赞的：“心灵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循环，看，我又回到童年的梦幻。”这里没有理性、概念的遮蔽，没有菩提树，也没有野玫瑰，有的只是清淳的、本真的感觉和原生的状态。人们在这里有幸接触到生命的原版，看到了未被物欲贪求所修改过的生命初稿，体验到不曾被剪裁、被遮蔽的，宛如童年时代那未经世俗灰尘所污染的心灵状态。有了这番经历，便有了对大自然的尊崇，对生命的敬畏，对环境保护的担当，对人间一切美好事物的眷恋。

（2002年）

鱼·鸟·人

菊花岛不大，方圆不足十四平方公里。可是，在地方史志中诗文载记颇多，足见其不同凡响。

辽金时代，这里是佛门胜境；到了明清之际，由于它临近兵家必争之地辽西走廊，又成为一处军事战略要地。然而，我最初注意到它的名字，却缘于一则新闻报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菊花岛的海滩上，搁浅了一条巨大无比的鲸鱼。具体有多么重、多么长、多么高，报道中没有交代，只是说，当地渔民把它宰杀之后，纷纷去割肉，这边站满了人，那边什么也看不到。人们还找出一根长长的扁担，用来支撑鲸鱼的大嘴，以便钻进肚子里去刮油。好奇心驱使着我，恨不能立刻就跑到那里看个究竟；可是，实际走近它，却已是四十多年之后了。

菊花岛古称觉华岛、觉花岛，距离兴城海岸九公里。旧籍上说它“望之咫尺，而杭无一苇，淼若蓬瀛”。意思是说，看着不算太远，可是，由于缺少舟楫之便，欲登无路，只好对着“山在虚无缥缈间”，望洋兴叹。现代条件就不同了，乘上汽艇，“突——突——突”，几分钟工夫就上了岸。不过，快捷倒是快捷，却也失去了那种惝恍迷离的神秘感，也解构了几十年酿就的期待心理，这也是很遗憾的。

菊花岛所在的葫芦岛市，有一处天然良港，是上了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的。那天，我们乘船转了一圈儿，都说：“怪不得名叫葫芦岛，还真的像个大葫芦哩！”主人告诉我们，要说像葫芦，最惟妙惟肖的还是菊花岛——两头粗，中间细，斜卧在海面上。实地一看，果然如此。大葫芦旁边摆放着一个小葫芦，很有意思。

自古以来，菊花岛就以景色佳丽著称。金代著名诗人王寂誉之为“人间佳绝处”，“凡道经海上，未尝不驻鞍极望，久不能去”。在其即兴抒怀的七言古诗中，有“平生检点江山好，只有龙宫觉花岛”之句，可知当时岛上风光之壮美。他在《辽东行部志》中还曾记载，辽代的“司空大师”郎思孝，早年举进士，后因厌弃尘俗，到觉花岛为僧，“行业超绝，名动天下。辽兴宗时，尊崇佛教，自国主以下，亲王贵主皆师事之”。原来，九百年前，这里寺院兴隆，僧人云集。辽代名僧圆融大师醵资修建大龙宫寺，斗拱飞檐，雕梁画栋，规模十分宏大。佛寺后来毁于元代兵燹。现在，岛上仍然残存许多处遗迹。

明代晚期，抗击后金军队的进击，把这里作为存粮积草之地。现在，岛西北隅尚有囤粮城遗址。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十三万围攻宁远城，守将袁崇焕召集军民，刺血为书，激励将士“与城共存亡”，发射“红夷大炮”轰击，后金军队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也身负重伤，在决计退兵之际，发现菊花岛乃明军屯粮之所，遂派武格纳率八旗蒙古兵强攻，岛上居民全被捕杀，粮草和船只悉成灰烬。

尔后，在宁远、锦州一线，袁崇焕又多次击败皇太极率领的后金军队，取得了历史上有名的“宁锦大捷”。天启七年秋，袁崇焕在战斗的间隙，曾率员视察了菊花岛，并凭栏赋诗，抒怀寄志：

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

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

边衅久开终是患，室戈方操几时休？

片云孤月应肠断，椿树凋零又一秋！

诗句格调凄苦、低沉，从中丝毫看不到胜利后的慰藉与欣喜之情，相反地倒是溢满了临深履薄、忧谗畏讥的悲愤情怀。

作为一员前线的主将，他缺乏足够的指挥若定的自主权。战固不易，守亦艰难，处于一种国弱主疑、进退维谷的颠危境地。这样，当身临佳胜之地，自然会触景伤怀，倍加感到情怀悒郁，愁肠百结。就主观上讲，自己早已看破了世情，像庄周梦蝶那样，知道功名富贵无非是镜花水月；所不能去怀的，唯有无尽的忠诚、无穷的忧愤。可是，朝野上下又有谁真正能够理解这一苦衷呢？一些醉生梦死之徒，反而笑我“杞人忧天”——“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从客观上看，外有“边衅久开”，强敌深入；而在朝廷内部，魏阉擅权，党争激烈，互相倾轧，内讧不断，更是大大斫伤了国家的元气。“片云孤月”，“椿树凋零”，极写晚明王朝的风雨飘摇之势。

历史证明，袁崇焕的种种殷忧都不是无谓而发，不到十七个年头，大明江山已尽归敌手；而他本人，未出三年，便在皇太极的反间计下，成了崇祯皇帝的刀下之鬼。

今天，菊花岛已经被开辟为旅游胜地，游船队队，往来于市区、海岛之间。岛上林木葱茏，空气清新，淡水资源丰富，气候宜人，春天雨量丰沛，夏季凉爽，秋暖霜迟，冬无酷寒。沿环岛公路驰行，处处有青林、碧海相伴，波光帆影，娱我情怀。

滩涂开阔，坡势和缓，有的怪石嶙峋，黝黑似墨，有的平沙如砥，细浪堆银。碧水一湾，晴波万顷，“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黄叶两悠悠”。很适合建筑高级别墅和旅游度假村。岛上十分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的企业看中了这个地点，想在这里建厂；但是，经过村民讨论，认为生产过程会带来环境的污染，就给予否决了。

这里的村民质朴好客，古道热肠。见我们的游船不易靠岸，便主动划来小艇摆渡。民风淳厚，各家饲养的牲畜夜间都散放在岛上，住户门不加栓。居民间很少发生吵架斗殴，唯嗜酒如命。看到外间社会秩序不好，一些老年人担心发展旅游业，扩大与陆地上的交往，会失去往昔的安宁和淳朴的民风。

市、县领导人说，这种担心提醒我们，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应该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当然也应该看到，岛上目前这种文明状态，是在封闭条件下、低层次的物质生活水平上维持的，迟早会受到外界的冲击；而长期停留在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田园生活状态，是无法进入小康境域，赶上现代化的时代步伐的。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物质文明的发展，对于新的道德观念、社会风气的形成，会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生活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午饭后，大家又乘船登上旁边另一个小岛——羊山子。这里处于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草深没腰，往年的枯草还未芟除，今年的新草又蓬茸而起，里面根本没有路。由于腐植土层极厚，地面软似毛毡，有很大的弹性。野花自开自落，白云闲去闲来，耳边到处鸣啭着啁啁啾啾的鸟声。步履所及，不时惊起一只只苍凫白鹭。

此时正值野鸭产卵季节，主人告诉我们，只要细心一点，随时都能碰上一窝窝的鸟蛋。这可真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景象呀！回想童年时代，常常是整天在芦苇棵里钻进钻出，却很难找到几窝雀蛋，不免怅怅而回。眼前，倒是碰上了补偿的机遇，但我却再也不想往前拔步了。我不愿意面对那一窝窝光洁诱人的鸟蛋，更绝对不能因为一己之欲而给鸟类带来覆巢灭门之灾。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也是各种生物包括可爱的鸟类的家园。鸟是人类的近邻和亲密的朋友。在我们的耳边，如果没有百鸟啁啾，莺声呖呖，那该是何等的单调与寂寥！劝君莫拾三春卵，待看凫雏掠地飞。此刻我欣喜地发现，同行的每位朋友，包括菊花岛上的三位村民，全都是“妙手空空”，一无所获。他们都把目光扫向万里云空，苍茫的大海。

时代毕竟是进步了。我进而联想到那条硕大无比的鲸鱼的命运——如果它不是在四十几年前，而是在今天搁浅在菊花岛海域的浅滩上，村民们当会想方设法送它游回大海，而不致惨遭无情宰杀了。

（1993年）

空山鸟语

一

“空山鸟语”这四个字，是旧时说法的沿用。其实，它是很不确切的——既然存在着“关关鸟语”，那么，其间必然是生气充盈，怎么能说是“空山”呢？即使抛开“鸟语”不问，单就“山”的本身来讲，它也不是“空”的，丛林蓊郁，绿浪接天，枝头的野果笑对草上的鲜花，显现迷人的风色，蕴蓄着无尽的宝藏。显然，这里反映了一种由来已久、积渐成习的偏见。

本来，人和周围的环境，包括各种虫、鱼、花、鸟，飞、潜、动、植，是相生相长、相互依存的，少了哪一样都不成其为完整的自然界大家庭。在这方面，我们的老祖先，好像比较明智一些。他们虽然也奉行“人为万物之灵”的信条，但同时懂得人并不是唯一的，他们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标准的说法是：万物与我共生，天地与我为一。泛泛而谈说不清楚，不妨以鸟为例。

古人把这种小小的生灵看作是心爱的朋友，对它怀有深厚的感情，经常用它来讴歌美好的情感，寄寓向往自由的理想。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篇就讲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三百零五篇中，提到了七十七种鸟。“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以“老妪能解”的通俗语言，表达了爱鸟护生的殷切之情。

可是，到了后来，特别是“西风东渐”之后，“人定胜天”的思想使人过分迷信自己的力量，认为人可以征服一切，改变一切，应该、也能够成为众生的主宰。这样，就一天天地狂妄自大起来，俨然以霸主的姿态出现，觉得天地间除了人以外，其他任何生物都不在话下，任凭你横行霸道，予取予夺。

其实，要论来到地球上的时间，人类满打满算，还不到一百万年；而昆虫的出现大约是四亿年前的事；鸟类的历史要短一点，也已达到了一亿三四千万年。说这番话的用意，在于要证明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在大地母亲怀抱中，人并不是唯一的存在。二是人类生存依赖于自然界，而不是自然界离开了人类就会天崩地陷，“一命呜呼”。三是早在人类出现之前，自然界就已存在了亿万斯年，而且，既无斧斤砍伐之虞，又不必担心各种药害污染；冬有风声林籁，夏有鸟语花香，料应感不到枯燥与寂寞。

特别是我在沛源山庄住下之后，更从实践中深化了对这类问题的理解。说是山庄，不过是一座三层小楼，里面住了我们三四个人，而且是暂时的。它经年累月，阒寂无人，像一个孤悬在大树丫杈上的鸟巢，遗落于辽东山区绿涛翻涌的林峦深处，淹没在喧嚣如潮的鸟噪虫吟里。我想，人在这种情境下生活过一些时日，那种唯我独尊的心性，那种以“万物主宰”自居的霸气，大概总会有所收敛吧？

用过了简便的晚餐，我搬了一把椅子到平台上，与青山对坐，虫鸟为邻，屏神敛气，收视反听，努力把整个身心融汇到神奇的大自然之中。四围林涛涌动，浓绿间杂着青葱，枝分叶布，翠影婆娑，晚风吹过，像波澜起伏的海浪，前波刚刚漫过，后波便又推涌过来。几株高大的槐、楸，闪着略带金光的叶片，撑起遮天的巨伞，从万绿丛中昂然挺出，在明净的碧空里映出整齐的轮廓，展开多节的丫杈。

在这里，乔木、灌木混杂、错落地生长着，随高就低，无争无竞，随心所欲地展现着自己，一切都纯任自然，没有一丝一毫人工的介入。也合乎规律地向外发展、扩张，保持着自然生态的平衡，不存在旱魔、山洪、虫灾、风暴的威胁。鹰隼一类的猛禽，以凶悍的蛇族和柔弱的山鸟为食，蛇类又靠着鸟类及其雏、卵补给营养，而成群结阵的鸟类则以捕捉取之不尽的昆虫来维系生命。它们共同组成一条生物链，消长盈虚，生灭流转，自然地维持着生态平衡，无须虑及林原的枯竭、鸟类的灭绝或虫灾的泛滥，自然，什么护鸟员、杀虫剂、人工投食措施也都成了多余之举。

对于社会关系的价值标准建立在直接利益之上，目光变得越来越浅近、狭窄的现代人群来说，自然的星月风云，林原的野花啼鸟，也许是洗濯污浊已久的尘襟俗虑，进而扩张眼界、给出幻想、挣脱心灵拘束的理想课堂。如果有条件，当然最理想的去处，是九寨沟、张家界、西双版纳雨林、呼伦贝尔草原等等人间胜境。但是，晋简文帝说得很有道理：“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我们不妨拨出一点空闲，走出城市的石屎丛林，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沐浴在“不用一钱买”的清风明月之中，“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使自己的想象力得以逸出有限的范围，驰骋于梦一般空灵、谜一样神秘的大千世界。那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享受。

苏东坡的散文名篇《超然台记》中，有一段关于“游于物外”的富含哲理的妙语：“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义同“遮蔽”）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反复展读，可以使我们受益匪浅。

二

前面我写到，走出城市的石屎森林，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本来后面还有一句“静下心来赏鉴一番鸟鸣嘤嘤的笙簧齐奏”，后来想了想，把它划掉了。因为就当前的生态情况看，这原本最普通不过的希求，却已经成了一种很难很难达到的奢望。——不要说城里的孩子，除了鸽子，只能偶尔见到几只乌鸦、喜鹊，即使是生长在农村，又有多少人能够听得到山鸟的啼鸣呢？

早些年，看过一本题为《无鸟的春天》的书，当时觉得那是写西欧的，与我们无关。可是，没过上多少年，在我们神州大地上，也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也不只我国，去年晚秋访问越南北部，从海防到鸿基，一路上，风光秀美，草木葱茏，鲜花照眼，徜徉其间，有身在祖国江南的亲切之感；只是丛林中竟没有一声鸟叫，草丛里也听不见秋虫的喧响。无疑这都是普遍喷洒农药的后果。当时，百感中来，我即兴口占了一首七绝：“青山如黛水拖蓝，花未凋疏叶未残。等是枝间无鸟语，寂寥光景似江南。”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偏远的辽东山区，倒是“鲁殿灵光”，硕果仅存。站在小楼的平台上，你静下心来细听，一片“唰啦唰啦”，“沙沙沙沙”的虫鸣的繁响，宛如急雨、飞沙，声喧耳鼓。似乎近在身旁，可实际上至少也在几十米开外。待到突然有几只飞鸟骤然拍着翅子掠过，喧阗的虫噪便像听从着统一指挥，立刻一齐哑了下来。至于遥远的丛林深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拉着长笛似的野雉的叫声，则不会对于虫鸣产生任何影响。

此间鸟类也特别繁盛，纵目林峦，随时可以见到多姿多彩的各种山鸟，有的戴着花冠，有的拖着长长的尾巴，有的额头上长着三道眉，有的浑身靛蓝，有的颈部围着一圈血红的羽毛，像是戴上了脖串儿。不过，却没有见到歌声悦耳的画眉和云雀，也听不到自在娇莺的呖呖鸣啭；至于有“蜀魄”、“蜀鸟”之称、终夜泣血苦啼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杜鹃，就更是杳无踪迹了。

但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灵，在这边陲之地也有着其他地方所未曾闻见的鸟类，它们终朝每日、不知疲倦地发出千奇百怪的叫声，虽然未登大雅之堂，却也自得其乐。有一种俗称“老太太唤猪”（也有人称为“瞎簸箕”）的山鸟，不断地重复着“叭、叭、叭、叭”，叫声听来单调，倒也兴味十足。还有一种鸟，叫起来似乎在自问自答：“你妈是谁？”“高黎，高黎。”

大自然的天籁是一部含蕴无穷、备极艰深的交响乐。不要说揭橥它的全部奥秘，即便要读解其某一章节，恐怕也须投入毕生的精力与时间，需要运用整个灵智，包括深邃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生命体验。

就说这“鸟语”吧。最近看到一份资料，里面谈到，我国先民很早就注意到某些鸟的叫声听上去像是汉语中某个词或短语这一现象。《山海经》记载，有一种鸟，形状长得像“夜猫子”，而爪如人手，它的名字叫“”，它整天号叫的也就是这个字音。还有《小演雅》一书，里面收录了古今各种禽言鸟语，最称完备。

至于歌咏鸟鸣的诗文，更是不胜枚举。最早的是《诗经》：“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般的解释是，所谓“求友”，其实就是求偶。它们整日动情地叫呀，唱呀，原是体现一种情感的需要、生命的追求。其中尤以雄鸟为甚，从生物学上说，它们为了取悦于雌鸟，不仅亮出美丽的羽毛，使之艳丽夺目，而且要借助悦耳的歌吟，以抒发情感，款叙衷肠。这究竟属于通例，还只是一种特例，有待进一步考证。

无论如何设论，也都是人们的臆测和悬揣。如果世上真有懂得鸟语、禽音的奇人，我想，那过去已有的成论，无论是鸟类学家、自然哲学家、动物心理学家的许许多多判断，都会遇到无情的挑战，而古今中外有关这个领域的大量学术著作都需要重新改写。好在，这一天离我们还十分遥远。——尽管俗话说：“近水知鱼性，在山识鸟音。”实际上，却没有谁真的晓得啁啾的山鸟究竟在说些什么。

古书上倒是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孔子弟子公冶长通晓鸟语，结果给他带来了一场牢狱之灾。

那天，公冶长一觉醒来，突然听到窗外有鸟在叫唤：“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头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赶赴现场一看，果然那里有一只刚刚死去的肥羊。他高高兴兴地弄回家去，一股脑儿全吃掉了，却忘记了给鸟留下肚肠。这种失信、违约的行为，激起了鸟的深深愤慨，便想方设法实施报复。过了几天，这只鸟又叫喊他了，还是原来的那番话。公冶长便又兴冲冲地跑去了南山。却没有发现羊的踪影，只有被人谋杀的一具死尸躺在那里。不早不晚，刚好捉拿凶手的人赶到，结果把他作为重大的嫌疑犯抓走了。公冶长有口难辩，只好乖乖地服刑坐牢。孔老夫子对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由于爱才心切，最后还把女儿许配给他了。

无独有偶，古代的域外也有一个公冶长式的善解鸟语的奇人。这是一个土耳其的故事：

有个国王因为连年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国内人丁萧条，田野荒芜。一天，国王外出狩猎归来，见废墟间的树上有一双鸱枭聒噪不休。身旁恰好有一位巫师，平素以通晓各类鸟语著称。国王便向他问道：“它们在树上吱吱喳喳，叫个不停，究竟说些什么？”

巫师立刻潜伏树下，仔细聆听了一会儿，回来告诉国王说，内容已经了解清楚，只是不敢如实汇报。国王说，你尽管客观叙述，我不会怪罪你。巫师说，这两个鸟分别是两个雌雄雏鸟的父亲，它们在为子女联姻商议条件。雄鸟之父担心孩子们成亲以后生计困难，要求亲家翁陪送五十亩荒村作为妆奁，雌鸟的父亲慨然应允，说，五十亩荒村算得了什么？五百亩我也拿得起，反正咱们国家到处都是荒村！唯望国王长命百岁，我们鸟类就永远不愁吃住问题了。

国王听了深受刺激，当即下令，停止战争，腾出劳动力耕田种地，使过去的所有荒村变成富庶之区。

这显然是一个寓言故事，这位域外的巫师类似中国古代的优孟、淳于髡，都是委婉其词、箴规进谏的智者。其实，他也未必真的懂得什么鸟语。

三

夜已经很深了，凉风阵阵袭来，喧嚣的虫声鸟语也渐渐地沉寂下去。我把椅子搬回了房间，刚要睡下，突然听到很远的林峦深处，响起了一声声的幽幽鸟鸣，细细听去，是真真切切的“王——刚——哥”三个音节，前两个语音，悠悠上扬，最后那个“哥”字短促而低沉，分明是一种哀哀的呼唤，似乎比子规泣血还要悲伤、愁苦几分，简直让人不忍心再听下去。但是，出于好奇心理，我还是把门窗全部打开，躺在床铺上潜心地捕捉那悲情无限的哀鸣。不知是什么时候，沉入了梦乡。

第二天起来，经过向当地朋友请教，才知道这种鸟原是由一位不幸的女郎转化而生的。历代口耳相传：

很早以前，有一对年轻男女从山东半岛跨海来到辽东山区采掘人参，他们白天常常分头出动，穿林跨涧，越岭攀岩，夜幕降临之后，便互相依偎着宿在山洞子里。这天正是情哥的生日，姑娘早早地便返转回来，准备好了食物，盼着同心上人见面，却是直到夜静更深，也不见踪影。她急得坐立不安，便爬上峰头，一迭连声地呼唤着他的名字。这样，足足喊叫了七天七夜，眼中络满红丝，嘴里含着鲜血，最后耗尽了全身的气力，一头栽在清冷的月光之下。后来，这片山岭间便增添了一种山鸟的啼鸣：“王——刚——哥”。

关于采参青年王刚的死因，流传着几种说法。有的说是坠崖，有的说是迷路，有的猜测葬身野兽之口，众说纷纭，出现了多种版本。待到那座血字碑铭发现之后，就更增加了扑朔迷离的成分。早年间，有人在夹皮沟的深山里，看到一块平滑的石头上写有六行血书韵语：

家住莱阳本姓孙，翻山过海来挖参。

三天吃个蝲蝲蛄，你说伤心不伤心？

若是有人来找我，沿着股河往上寻。

为了不使字迹漶漫磨蚀，一位好心的石匠花了两天时间，照着原样把它镌刻下来。这样，这座天然石碑就成了当地的一宗文物。

有人考证，王刚与这个孙姓农民本是一人，之所以被说成“王刚”，是为了与鸟的鸣声附会；也有人持反对态度，认为王、孙之死各有因由，彼此全不相干；当然，也还有人认定，包括“王刚哥”的故事都纯粹是从鸟声中演绎出来的，并举出“婆饼焦”、“行不得也哥哥”和“光棍夺处”、“还我小姑”等多种鸟语的实例，说明这种拟于鸟的鸣声而产生的故事所在多有。考据者的科学求实精神，是值得尊敬的，而且，这最后一种意见可能具有相当的真理性；但是，当地民众却宁可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不肯接受这种“大杀风景”的结论。谁说普通民众与美学欣赏无缘？他们在不自觉地追求着诗性人生，钟情于“生活艺术化”的无穷魅力。

是呀，若是都那么一一考据开来，非得把一切神话传说的面纱揭破不可，那还能有多少能够站得住脚的？一个没有神话传说的世界，我们不难想象，肯定会是单调而寡趣。这使我想到著名学者赵鑫珊讲的一段趣闻：

就“露珠”的话题，诗人同科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诗人说，挂在树叶上的露珠，是星星在黎明的时候挥手告别地球落下的眼泪。科学家说，什么“星星的眼泪”？简直是一派胡说！露珠本是靠近地面的水蒸气在夜间遇冷凝结而成的小水珠。尽管分明晓得科学家说得准确无误，但我还是要投诗人的赞成票。

其实，生活在村野间的普通民众，不仅仅是美的赏鉴者，同时也担当着民间文学作家的角色。自古以来，由于他们经年累月生活在各种鸟类婉转啼鸣的情境中，遂从中逐渐地获得了一种感兴，从而构思出、幻想出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用以消解烦闷，寄寓情思。这样一来，那种拟于鸟的鸣声而产生的民间传说，便遍布于山村海曲、内地边陲。

我曾听人讲过一个“苦煞鸟”的故事：

这家母亲带着两个儿子过日子，小的为自己亲生，大的是丈夫前妻抛下的。母亲疼爱小儿子，而把大的看作眼刺肉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天，她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说你们不能坐吃山空，得想法种地，这里有两袋种子，你们二人到南山去种，谁的种子先出了芽，谁就回家吃饭，不然就该活活饿死。

两个孩子接过母亲交给的口袋，便向南山走去。走累了，中途坐下来歇息，弟弟无意中动了动哥哥的袋子，觉得比自己的轻，便要与哥哥调换，哥哥点头答应。到了南山，两人选好地块，把各自口袋里的种子种下，相并地坐着，等候种子发芽。渐渐地，哥哥的地里露出了尖尖的绿耳朵，而弟弟的却没有一棵出芽。弟弟请求哥哥先回家吃饭，哥哥执意要陪伴弟弟等下去。

他们哪里知道，较轻的口袋中的种子，经过母亲在锅里爆炒过。这样，可怜的两个孩子，便脸对脸地坐在一起，活活地饿死了。母亲痛悔无及，昼夜号啕，最后变成了疯子。这时候，忽有一对小鸟飞到门前的大树上，向着疯子不停地叫唤：“苦煞，苦煞！”“苦煞，苦煞！”村里人就叫它“苦煞鸟”。直到现在，这种鸟还这么鸣叫着。

看来，人们也实在是多事，总爱把世间的各种苦乐悲欢，附加给全无知性的鸟类，让它们去和人类一样承担着情感的重负，终日得不到安宁；而反过来，那些令人肝肠寸断的禽言、鸟语，又日日夜夜响在耳边，炙灼着、裂解着一颗颗善良的心。难怪古人要说：“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2002年）

赏花吟

——熊岳书简

在你们松花江北，中秋一过，就该是风摇黄叶、露结清霜了吧？可是，辽南的熊岳，却还到处有鲜花照眼，望儿山下的花畦终日攒聚着游人，温泉小径也是赏花的好去处。至于生产队的棉花，说声开，一片洁白，如飞絮，如流云，肥葩大朵，叠叠层层，更是独得天然妙趣。不过，我在信中想要描绘给你的，却是熊岳印染厂图案设计师笔下的常年开不败的人工花卉。

出熊岳车站南行二里许，路侧有个规模颇大的果园，万绿丛中隐映着一座红砖房，那就是印染厂的图案设计室。房舍呈“工”字形，门额上大书“百花齐放”四个字。往里一进，立刻觉得春光满室，秀色撩人。墙上挂着水彩画，桌上摆着瓶花，一个个案头陈放的都是各色各式的花样标本。设计人员正忙着绘制新的图案。有一些经过群众鉴定、最受市场欢迎的图样，如“花开富贵”、“四季飘香”、“荷花鸳鸯”、“蝶恋花”、“凤朝阳”、“鹊登枝”等，已经绘制在花布上，投入了批量生产。

图案设计，一般人可能以为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是一项相当复杂、煞费心血的精神劳动。为了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要求，既须实用、经济，又要美观、秀雅，既要寄寓着人们的理想、愿望，又须顾及现实中的使用价值。设计人员像采花酿蜜的蜜蜂一般，四出采集花样，广泛听取用户意见。举凡公园里的名花异卉，古典建筑上的彩绘花纹，城市姑娘入时的新装，农家少妇精心的刺绣，一张剪纸，几朵流云，锦鳞翔泳，彩蝶纷飞，在我们也许全不在意，可是，进入设计师的眼底，就都成了勾画的蓝本。

李技师还给我讲了一个新近发生的趣事。一次，他在大连的集市上，看到一个装扮入时的女郎戴着一个绣花的头巾，图饰非常亮眼，可是，有一半掖在领子里，他斟酌再三，还是红着脸、嗫嚅地请求人家把头巾展露开。起初还引起了误会，后来他说明身份，并送过去画夹子，展示一番绘制的各种图饰，女郎才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此后，还曾多次收到她寄赠的花样。

中学时代，我们同读清诗，记得你特别喜爱黄遵宪的“瘦菊清莲艳桃李，一瓶同供四时花”，还有龚自珍的“三百六十日，长是看花时”。我在图案室所经见的，就正是这种场景、这种境况。一日之内，欣赏了四时佳卉，迎春喧闹，月季娟秀，海棠妩媚，牡丹富丽，黄菊劲拔，寒梅清奇，不论是秾艳、俊逸，写真、写意，象征吉祥还是寄情和美，无不描形拟态，楚楚生姿。在这里，我也观赏了许多远销国外的花布的图案，有的小巧精细，有的粗犷泼辣，有的靓丽明快，有的雄浑烂漫，格调与内销的迥然不同。看到那些饰有斑马、骆驼，椰林、棕榈，古陶瓷、泥玩具，东洋水阁、欧陆长桥，南海风帆、非洲大象的图案，恍如置身于万里之遥，眼界豁然洞开，心胸为之一畅。

赏花不忘育花人。当听到我热情赞颂他们的佳绩时，设计师们纷纷表示：如果说，这些花卉是设计人员培育出来的，那么，又是谁培育了我们呢？是伟大的劳动人民，是绮丽的大自然啊！他们告诉我，熊岳印染厂设计室始建于1952年秋天，至今整整十个年头了。开始时，只有四个人，没有办公室，他们就挤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当时仅能描绘一些简单的花样。后来，他们到美术学院进修，又在工厂、农村实习，上级部门还派来名师传授技艺，分配一批毕业于美术学校的学生，每年都有人到上海、苏州、杭州等名城胜地观光和进行野外写生。经过十年的培养、磨炼，一支专业队伍茁壮地成长起来；图案设计也由过去的简单模仿，发展到多门类、多样式的工艺独创。

古人说，独乐乐不如与人乐。心中有感，痛快淋漓，我也想让远方的朋友分享，这就有了发送这篇书简的动议。其实，《赏花吟》古已有之，至于描述花海、花潮、花街、花市的现代诗文，更是屡屡见诸报端。为了描绘自然界的千葩万卉，前人与时人可说是荡尽了才思；而这些长年盛开不绝的人工花卉，却很少活跃在作家、诗人的笔下。应该说，图案设计师心中的图版、笔下的繁花，是更值得吟咏的。只可惜我是美术方面的门外汉，空饱了一番眼福，却说不出个中的奥蕴。好在熊岳城风光佳丽，印染厂“善门”长开，正不妨登车南下，亲往游观也。

（1962年）

还　乡

乡心、乡情、乡愁，颇像一曲古老而又充满温馨的歌谣，每当灯火阑珊、夜深人静之时，它就会似隐似显、忽远忽近地悄然在耳边响起，牵动着游子的情怀。这时，真恨不得两胁倏忽长出一双翅膀，翩然飞向云端，尽快投身到故园的怀抱里。可是，想望终归是想望，当你真的要束装归里了，却又常常颇费踌躇。

人本身就是复杂而矛盾的动物，这类反常情况不时地出现，而且，原因有多种多样。五代时有个诗人名叫韦庄，故乡在陕西长安杜陵，在他的诗词中，不时可以看到心“留秦地”、晓“望秦云”，“雁带斜阳入渭城”之类怀恋故土的句子。可是，待到真的有机会回去了，他却要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其意若曰，比起故园来，江南的生活更加值得留恋：这里不仅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水乡佳景，而且，最令人迷恋的，还是那花容月貌、皓腕凝霜的垆边丽人。因此，当青春年少之时，应该在这风月繁华之地纵情游冶，诗酒风流，充分享受每日的生活；只有到了步履蹒跚、情怀索寞、游兴顿消的迟暮之年，才不得不打点行囊，再谋归计。

这种心理矛盾、行为反常的情况，我也曾实际体验过——当然情况迥然有别。中学时代，我住在县城的学校宿舍里，大约隔上半年左右才能回乡一次。由于渴盼着回家，提前多少天心旌就已经摇荡了，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合上眼睛就觉着是走进了家门。可是，及至真的走进了村子，却又“足将进而趑趄”。原来，我那时刚刚戴上了一副近视眼镜。上个世纪，直到五六十年代，在偏僻、闭塞的农村，还几乎看不到戴眼镜的人，电影里、舞台上倒是常见，但不是洋鬼子、狗特务，便是老财主、大掌柜，总之都不是正面形象。偶尔有个戴着眼镜的人当街走过，定会遭到乡邻老少的冷眼，甚至会指着脊梁骨，骂一声“臭美”、“唬洋气”。因此，每次放假还乡，离村很远，我就把眼镜摘下，揣进怀里。

可是，这样一来，新的尴尬又出现了。由于眼睛近视，辨不清楚迎面过来的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是张家二叔、李家大伯，还是完全不相干的过路人。有心主动打个招呼，又怕认错了人，闹出笑话；不打招呼吧，更怕果真是个熟人，被人家指责为“眼眶子高，架子大”。最后，只好一路低着头，目不旁瞬。“近乡情更怯，不敢‘看’来人”。

在时下的青年人看来，这种做法着实可笑，完全是自讨苦吃，多此一举。索性你就戴上眼镜，大大方方地走进村子，谁还能把你怎么样？无非是开始看不惯，三回两回过去，人们了解了实情，也就见惯不怪了。可是，在当时我却缺少这样的勇气。

“少小离家老大回”，这又是一种情况。在一般人看来，这应该是不会大费周章的。但是，实际上，却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恐怕是不同人有不同的难处，不同的苦衷。依现今乡下的惯例，凡是久别归来的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免不了要经受一番街坊邻里、亲戚故旧的直接或间接的、令人十分厌烦的盘查——多年在外，混出了一个怎样的名堂？是不是发了大财，或者谋得了一官半职？结婚、生子没有？他们都干什么？遇有年轻一些的，还会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带回一个俊俏的媳妇或者如意郎君？……完全都是无须他人过问的个人私事，诌一句文词儿，叫作“干卿底事？”可是，有些人偏是分外关心，爱管闲事。

闲谈中，一位少时同学说起了他回乡时遭遇的尴尬场面。他是在离别故乡三十三年之后重返家园的。这天，当他背着沉重的包裹出现在邻居、亲人面前时，还没说上几句话，就觉得满院子的人所有的眼光，同时射向他那已经爬满了皱纹的脸上，射向鼓鼓囊囊的大包裹。进屋之后，自然是寒暄，是问候，是热泪盈眶，是沏茶倒水……但是，最终总要问起：当了一个多大的官儿？每月能赚多少票子？住的是楼房、瓦房？老婆、孩子都干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同来？而在一一作了答复之后，就要一样一样亮出行囊里的家底，当着三叔、二伯、七姑、八姨的面儿，逐个地把礼品分送到眼前。花费了很多钱自不必说了，最难处理的是如何答对得周到、圆满，摆布得四平八稳。这是一件十分麻烦、颇费脑筋的事，必须在还乡之前，就通过信件事先询问清楚，做出妥善的安排；否则，万一有个遗漏，出现了闪失，便会招来不快，直到你离开了许多日子，亲友、乡邻们还会嘀咕个没完。

在外面没有混出一点名堂来，自然没有脸面还乡，所谓“无颜见江东父老”。战国时的苏秦，游说秦王没有成功，裘敝金尽，形容枯槁，“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其窘促之状，恰如唐人诗中所写的：“归来无所利，骨肉亦不喜。黄犬却有情，当门卧摇尾。”这种情况，可说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那么，发迹了、出息了的，就肯定有勇气面对回乡这个现实吗？也不见得。俗话说：“好狗护三邻，好人护三屯。”你曾否为故乡的发展作出过什么贡献？还有，三叔的儿子的工作，你帮助没帮助安排？小舅子的女儿上大学了，你是否有过资助？还有大姑奶的外孙子、二伯父内弟的小女儿托你办的事，你都办得怎么样？一切一切，返乡之前，都必须想得周全，有个着落；发现有什么未尽事宜，能够弥补的要及早加以弥补。在这些碰头磕脸的事获得妥善处理之前，最好先别忙着回去。不然，酸言冷语，闲言碎语，七七八八，都够你“喝一壶”的。

其实，上述问题尽管十分琐碎，却还可以料理，真正令还乡游子伤情无限的，还是故乡的一切已经面目全非，旧时的踪影竟然随着童年的飞逝消失净尽。想象中的甜美与热切的期望，无法代替瞬息万变的残酷现实。于是，还乡同时就意味着失落，往往就是一番感伤之旅，凄别之旅。

故乡，令我永生眷恋的是门前的大沙岗子。那里是我儿时的乐园。沙岗上长满了大可合抱、小则瓦罐粗细的各种林木，远远望去，蓊蓊郁郁，势若云屯。不管多么热的暑天，只要往那里看上一眼，立刻会感到浑身凉爽。树上缀满了鸟巢，傍晚时节，乌鸦、喜鹊，各种叫不出名称的鸟儿，纷纷归巢，黑压压的，遮天盖地。冬天傍晚，朔风骤起，林木震撼，发出一种呜呜的声响，杂和着屋后怒潮、奔马一般的没有遮拦的北风烟雪，坐在屋子里竟有置身舟中的感觉。春天来了，杨花、柳絮、榆钱，纷纷扬扬，漫空飘撒，织成一片烟雾迷离的空濛世界。清晨起来一看，院里院外，恍如雪花铺地。我父亲每天都扫个不停，沙沙沙，唰唰唰，至今还仿佛活在我的梦里，响在我的耳边。然而，这一切都早已化为乌有了，经过“公社化”、“大办食堂”的滥砍乱伐，于今，不仅长林古木杳无踪影，而且，连大沙岗子本身也已经夷为平地了。

还有那“芦花千顷水微茫”的迷人景观。小时候，南大洼的片片芦花，年年都为秋风引路。中秋月圆前后，雁声嘹唳在长空里，碧水、黄芦之上，苇花热烈而繁华地盛开着，迎着遍野金风，它们一排排地起伏荡漾，像白浪滔滔，洪潮滚滚，却听不见拍岸的声响。整个村落，罩上一层霜雪般的茫茫花雾，宛如浮荡在虚无缥缈的童话世界里。现在，这一切已经全然不见了，弥望的是横不见地边、纵不见地头的清一色的稻田。面对着这般般变化，心头总觉得好像是缺少了一点什么。

回到故乡，你最想见上一面的也许是年轻时钟情无限的女友，平时不知有多少次，只要记起她的名字，脑际便立刻重现出那盈盈的笑靥，俊俏的丰姿。可是，当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站在你面前的却是一个齿豁发疏、皱纹满脸的老妪形象，你会惊诧得叫出声来，下意识地低下了脑袋，不忍心再多看上一眼。紧接着涌上来的一个念头，便是：我在她的眼里，不也是如此吗？此情此境，便使一切都意兴索然了。

这里反映出一种心理上的变化，许多事物在孩子和成年人眼中，是迥然不同的；同样一种事物，在阅历不同、心境各异的人看来，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印象。本来，对于故乡的认识，游子们无一例外地都会夹杂着浓重的感情色彩和想象、向往的成分。原本十分鄙陋的乡园，经过记忆中的漫长岁月的刷新，在离人的遥遥想望中，已经变作温馨的留念与甜美的追怀，化为一种风味独具的亮点，放射出诗意的光芒。在回忆的网筛过滤之下，有一些东西被放大了，又有一些东西被汰除了，留下的是一切美好的追怀，而把种种辛酸、苦难和斑剥的泪痕统统漏出。

当然，这一切都须以淡淡的追怀、遥遥的思念为前提，当你一朝踏上了归途，真的把故乡收进眼底，那种失望与迷茫的心情便会蓦然涌起，一种追求与幻灭交织着的情怀，会令你深悔此行，觉得真不该生生地吹破了这个美丽的肥皂泡儿。借用大文豪普鲁斯特颇带感伤意味的说法：我们徒然回到我们曾经昼思夜想的埋葬过温馨童年的地方。

清人有“老经故地都嫌小”的诗句。其实，何止小呢！说是“故地”，早已无“故”可言了。我们已经没有可能重睹过往的一切，因为它们不是寄形于空间，而是存储在时间里。

时间，恰恰是时间发生了变化，重游旧地的人已不再处于曾以自己的热情装点过那个地方的童年。

（2010年）

洞府云迷

古人有诗云：“洞中有洞洞中泉，欲览奇观驾小船。”这天，我们真的来到了一处洞中之洞，而且乘船游览，往返两个多小时，行程六千余米。久居闹市，音尘扰攘，蓦地置身于清幽静谧的洞天水府之中，实在是一种惬意的休息和享受。

水洞地处辽东山区，在本溪的谢家崴山腹部。远远望去，酷似一条鳞毛耸动、蜿蜒卧伏的苍龙猛张着穹窿形的巨口，在等待着吞噬过往游人。洞身下陷，泉流漫涌。入口处，有游船待渡。

从前听一位朋友讲，游江南的某处水洞，游客仰卧在靠绳索牵引、仅能容纳二人的小船上，自后脑勺、肩背以至臀部、脚跟都紧贴着船底，不得稍动。倘若偶一不慎，比如在行船中突然打个喷嚏，抬了抬头，上面的岩石就会把鼻尖划破。我原以为，这里也同样褊窄，不料，上得船来，十来个人竟可同时端坐船上，而且，船工还是站着作业。

一声欸乃，鼓棹开航。泉流闪着暗绿色的波光，森冷湿滑、层层叠叠的石壁仿佛从上下左右一齐排压过来，随之种种景象便在眼前联翩地展现。洞身高低、阔狭不一，有的地方高不盈丈，但走着走着，却像武陵渔人进桃花源洞一样，突然“豁然开朗”。

洞中无昼夜，不辨暑温寒，气温终年都在摄氏10度左右。我们游水洞那天，正值溽暑炎蒸之际，外面炎阳似火，热汗淋漓；可是，泛舟水府，竟如置身冰幕之中，顿觉清泠洒然。

洞顶遍布着乳白色、黄褐色的钟乳石，一个个有如利刃、尖锥倒悬头上，令人心旌震怖。任你曾经百战疆场、久经锋镝，面对如此密集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会感到目眩神摇，心惊魄动。

与顶间的钟乳石相对应，洞底挺立着难以计数的皎洁、濡滑的石笋。上下相向而生，有的刚好对接到一起，形如玉柱擎天，银峰拔地。洞顶、洞壁以至洞底，还伸出一些扇形板状物，地质学上称为石盾。这些化学沉积物，在幽暗的灯光照射下，或如冰雕玉砌，隽秀空灵；或如斧斩刀劈，峭拔凌厉。

两旁罗列着种种造型奇特、形象逼真的石景，令人目不暇接，兴起联类无穷的想象。诸如群猴嬉戏、大象饮河、玉女焚香、诸佛打坐、雄鸡唱晓、老母望儿，以及绽放的莲花、耸天的白塔、粉妆的楼阁、玉砌的佛龛，纷然万象，惟妙惟肖。至于灯光不到之处，还有些什么景观，就只能留给想象了。

轻舟泛碧，洞府云迷，引发我产生许多联想。五年前，我曾在广东肇庆的七星岩流连竟日。那里的石室、双源两个水洞，也都可以泛舟其间。尽管长度不及本溪水洞的十分之一，但是，由于里面钟乳石瑰奇隽秀，异彩纷呈，仍然博得自唐代以来无数名流骚客称颂不已，仅摩崖石刻就有二百七十余处。其中最饶情趣的当推朱德同志的五言律诗：“七星降人间，仙姿实可攀。久居高要地，仍是发冲冠。开心才见胆，破腹任人钻。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

相形之下，本溪水洞就显得过于冷落、清寒了。白居易咏叹晚桃花，尝有“寒地生材遗较易”之叹。显然是咏物寄兴，借题发挥，实际上，是为困处卑微之地的贤才鸣不平。应该承认，这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社会现象，于自然景观亦然。如果本溪水洞不是置身荒山绝壑之中，而是处于风景名胜的繁华之地，那它也就会名闻遐迩，流誉千秋了。

前人咏岩洞诗：“缅怀洪荒初，蕴蓄含万象”，“谁令疏凿手，出此奇险状”。说岩洞的生成乃是肇自洪荒，确实不假；但哪里有什么“疏凿手”？无非是大自然的功力使然。

据地质学家考证，在大约四亿年前的奥陶纪，本溪一带还处在汪洋大海之中。海水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产生碳酸，然后，再与其他矿物质化合成碳酸盐，逐渐地大量沉积于海底，形成沉积石灰岩。有的地方竟厚达一千余米。而后，经过地下水、地面水长期的浸蚀、溶解，石灰岩山体渐渐出现了岩洞。在温度恒定、湿度极高、气流微弱的特殊条件下，含有溶解物质的岩液，长期、稳定、缓慢地渗漏与沉积，遂造成了这千姿百态的迷人景致。

在惝恍迷离的情境中，不知不觉，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谈笑间，突然眼前现出一角“蓝天”，人们都以为游船驶抵洞口。近前一看，原来是光线折射下的荧荧水影。又拐了一个大弯，才真正看到洞口外的白云、青山。走出洞外，但见翠野茫茫，阳光炫目。望天，天更蓝了；看树，树更绿了，一切都是那么清新、隽美，不禁心神为之一快。

回首洞天，仿佛刚刚从梦境中醒来。虽然瑰奇、绚丽的景象已经从视网膜上逸失，但那迷人的意境和隽永的情思却将长存在记忆里。

应东道主的请求，即兴题写了三首七绝：

洞府清游赞化工，人间绝景壮关东。

神龙生怕飞腾去，固闭深藏古洞中。

流水声中对画屏，一舟容与往来轻。

天生怪诞嵚奇状，我作平和坦荡行。

拊掌倾谈一笑生，沧桑不尽古今情。

石林钟乳八千岁，洞口桃花一霎红。

（1983年）

前程向海

历史离不开记忆与叙述。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像历史人物一样，有其独特的个性、鲜活的情貌，而且，刻录着时代的屐痕。就承载历史记忆的功能来说，瞬时存真的图像，明显地优于声音，也胜过文字。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两帧颇富对照意味的珍贵照片：

一张，很陈旧，很古老。发黄的纸面上，一艘满载着鸦片（当时称为“洋药”）的英国商船，正乘着满潮沿辽河口驶入太古码头。

事情应该追溯到一个半世纪之前。根据屈辱的中英《天津条约》，牛庄成为对外通商口岸。1861年5月，营口代替牛庄被迫开埠——这在东北地区是唯一的。此后，西方列强蜂拥而入，纷纷在此间设领事馆、办洋行、建教堂、修码头。他们强行攫取了海关权、领事裁判权，使营口沦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东北倾销商品、掠夺资源的海上门户。经过这里转输，白山黑水间的大豆、棉花、药材、煤炭源源运出；而棉布、燃油、火柴、玻璃等工业制品则潮水般涌入。进口商品中七成以上是毒品鸦片。从营口开埠到1911年，五十年间，输入鸦片总量竟达2260吨。不仅大量白银外流，挤垮了民族工商业，而且，严重摧残了东北人民的健康。

屈指算来，营口开埠已经整整一百五十年了。一百五十年，在绵延无尽的时间长河中不过是瞬息、刹那，而对于这座因开埠而现身、依港口以发展的海滨城市来说，却几乎涵盖了全部历史。

另一张是彩色照片，拍摄于2009年10月23日。它记录了辽宁船舶工业园为英国埃格利地亚航运公司制造的“阿纳帕”号巨型货轮在辽河口顺利下水的场景。船身长190米，载重量为57万吨，出口创汇额3365万美元。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万象更新；而辽河口，白浪滔天，涛声依旧。耐人寻味的是，这两艘分别出现于19世纪和21世纪的英国商船，竟然在同一港湾里，负载着不同使命，相背而行——那艘鸦片商船从远洋驶来，还将溯辽河而上深入东北内地；而这艘巨型货轮则将驶向远洋，最后抵达英伦三岛。作为这座港口城市盛衰荣辱的直接见证和新闻载体，两帧照片以其深邃的政治内涵和文化价值，分别留存了旧日血泪斑斑的惨痛记忆，展现出一座城市以至整个国家和平崛起的动人景象。

这种强烈的对比，同样反映在市区里。沿着辽河南岸，蜿蜒着一条被誉为中国北方“百年商埠露天博物馆”的老街，两旁各式各样的近现代建筑，鳞次栉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法国、瑞典、挪威、荷兰、美国、俄国、日本、丹麦、德国这10个国家先后建立的领事馆，建筑风格各具特色，素有“万国式”之谐称。时至今日，这些历尽沧桑的老建筑仍然有30余座保存下来。往昔的市井风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拉上了帷幕；今天若要实际感受一番它的前尘梦影，这些旧街衢、老建筑当能提供一种视角、一个窗口。

上世纪60年代初，作为新闻记者，我曾多次在这条街道上采访，听到过一些老年人讲：从前一到年节，街头就到处飘扬着五颜六色、不同图案的各国国旗，眼前“乱马盈花”，心里很不是滋味。时隔半个世纪，春节期间，我重游旧地，映入眼帘的却是落户此间的大批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一无例外地都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我想，遗憾的是，那些老者不在了，不然，面对此情此景，他们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感触。

对于曾在这座海滨城市度过青壮年时代的我来说，最引为自豪、无比兴奋的还是跨越式发展的鲅鱼圈新区。这里，依托横空出世的营口新港，连续10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以一座现代化、生态化新城和改革开放的窗口、龙头，成为全市一张靓丽的名片。

此间位于辽东半岛中部，负山面海，扼南北交通要冲，可是，千百年间，却一直处于孤寂荒凉状态。可贵的是，民风刚健、质朴，想象力发达，开放意识很强。当地流传着八仙在此渡海的神话传说，仙人岛因而得名。他们赋予一座孤山上的砖塔以鲜活的生命，结想为慈母登高望儿的感人形象；还把一个圆顶山丘称作馒头山，说是“天为笼盖地为锅，柴在深山水在河。万里烟云皆紫气，谁家蒸此大馍馍？”气魄可谓大矣。当然，若是同新时代建设者相比，那还要逊色得多。

时代的强弓等待着年轻的臂力；彩绘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需要的正是元气淋漓的大手笔。营口港人硬是在海陬荒滩上，一空倚傍地建造出一个跻身全国十大港口之列、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个港口通航的北方大港。现在，年吞吐量已经达到两亿多吨，按照开放之初老港20万吨吞吐量来计算，整整翻了1000番。30年哪，360番的月圆月缺，21900次的潮起潮落，辛勤的建设者未尝有过片刻的消闲。面对着国内外货源市场的激烈争夺，每跨出一步，都要倾洒难以计量的汗水，付出想象不到的艰辛。

营口港人很清楚：吞吐量并非存折上的数字，每年的基数都是从零开始。这里只有记忆而没有积累。如果要说有，那累积的只是轮番加剧的挑战。何况，港口的实际品位并非仅是一个年度吞吐量的显示，它应该蕴涵着整个港口建设、管理、经营的水平；而且，这种竞争也不单是港口之间的拼搏，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港口所依托的城市之间的较量。

港口，是营口市命运攸关、兴衰所系的最大资产。像东部发达地区许多沿海城市一样，营口也是同港口、同水运联系得至为紧密的。如果说，内河航运是营口对外开放“史前时期”的摇篮；那么，深水海港则是这座现代化城市“羽化登仙”的宝葫芦。诚如船王包玉刚所言：“深水港好比一家大银行。”建设现代化大型港口，构筑国际化物流平台，直接带动了临港经济的飞跃发展和“以港兴市”战略目标的实现。六年前，随着20万吨矿石码头建成启用，投资300亿的鞍钢新厂率先入驻；至今，在港口五公里半径内，已经集聚了430多家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冶金、热电、化工、船舶等大型企业。

在起跑过程中，营口建设者适时把握住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期，抓住沿海开放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两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凭借深水海港的特殊优势和近百公里海岸线、210平方公里连片低产盐田荒滩的巨大发展空间，以全球的视野、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心态，主动吸纳一切先进理念，采用高新、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壮大冶金、石化、纺织服装、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快速融入国际发展的洪流。

“前程向海”，这是他们践行变沿河发展为沿海发展战略的象征性话语。现在，北起老城区、南到仙人岛，中间包括营口高新区、沿海产业基地、北海新经济区、鲅鱼圈国家级开发区，1600平方公里的沿海经济带已经形成。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吴志强教授，站在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制高点，立足本地地理、资源优势，为营口市带状新城区设计出建设规划，目标定位是：东北地区的开放前沿，渤海东岸的产业引擎和创智源头，生态文化的创新典范。

回眸30年开发、开放的进程，可以用“点、线、面”来概括市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脉络：改革开放伊始，建设临港的国家级开发区，取得点上突破；尔后，向海发展，抓住“五点一线”的发展机遇，快速建设沿海经济带；现在，借助沈阳经济区以及港口、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的辐射优势，面向整个东北腹地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其实，这个发展趋势，早在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考察团就已经预见到了，他们根据营口开发区在腹地工业基础、自然资源、技术人才、地理位置、港口条件等多方面的优势，认为营口势将成为国内外青睐的投资热土，10至15年内，可望“成为东北地区一个人才荟萃、经济繁荣的科技都会”。不出所料，现在，营口市继沈阳、大连、鞍山之后，经济总量已位列全省第四，工业增速稳居第一，进入了历史上发展势头最强、速度最快的“快车道”。

但是，当人们津津乐道这些骄人业绩时，清醒的营口市决策者目光却投向更远。面对传统产业仍占八成的严峻现实，他们想的是，如何在产业升级转型、整合科技资源、发展高新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实现更大的突破。他们寄厚望于今年这个“项目落实年”，要在1200亿到位资金，1000个千万元、300个五亿元以上项目上做文章。就见闻所及，近日我实际了解到这样几个颇具形象性的亮点——异常火爆的以熊岳温泉为主导的休闲旅游项目，恢复、建设中的集餐饮服务、休闲娱乐、商贾文化、旅游观光于一体的辽河老街，特别是国家级的营口高新区和沿海产业基地。

凭借地处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唯一叠合点的独特优势，他们在高新区创建了渤海科技城，以期打造沿海连接内地的智能核心、培训高级技师、展示高新科技成果，形成新型材料、节能环保、文化创意、现代服务的产业集群。高新区负责人说，要在这科研的末端、产业化的前端，请进高端人才、高新项目在此“下蛋”，与产业对接，或者“孵化”新兴产业。

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是沿海产业基地，宛如海堤外面滚滚滔滔的洪潮激浪。当然，也可以掉过来说，滚滚滔滔的洪潮激浪，正簇拥着一个紧张而有序的沸腾世界。连篇累牍的海滨“现代神话”，在这里生动地演绎着。花开遍地，到处显现出看得见的沧桑。

在度过开埠150周年纪念日的今天，营口，正以全新的姿态现身在世人面前。

（2011年）

挽住芳菲

乡间命名，常常体现一种悖论：小女孩名叫“丑妞”，实际上俊美无俦；说是“浑江”，江流倒是清冽可鉴。还比如，我们攀登的这座“老秃顶子山”，从名字看，似乎无美可言，可是，登高一览，却是芳菲照眼。只不过因为在整个桓仁，涵天塞地，绿树葱茏，只有这座山头天开一席空地，这才“荣膺”了这个佳名。

一台越野车把我们拉进了林海。片片槐杨，遮坡塞谷，负势竞上，繁枝密叶在空际摇荡着波涛。宿露犹凝，在晨曦映照下，叶片闪亮着辉光，不时地滴落下几颗珠粒。重重涧壑，大刀阔斧地裁剪着山骨。

汽车沿着蜿蜒的林间小道吃力地向上爬行着。随着地势渐高，丛林由阔叶变为针叶，气候也由炎炎盛夏转入了凉爽的暮春。二十华里长的盘山道上，上下左右，尽是鲜活、鼓胀的浓荫、翠影。

绿，是夏日郊原的底色，此刻，那盈盈翠色更逼近到游人的面庞上、心窝里。当即口占一首七绝：

饮秀餐霞入画乡，接天林海碧苍苍。

山行陡觉须眉绿，云谷风回草木香。

近来，常常记起石涛和尚的两句诗：“不识年来梦，如何只近山。”是不是山峦的淡远、宁静的体性在感染着我呢？

其实，真正动人心魄的倒未必是那类声威赫赫的名山。同人一样，出了名的山屡经品题，最后往往是声华过实，为名所累；若再有众生焚香膜拜，镇日烟云缭绕，就更会加重它的俗浅。我最喜欢的是空山寂寂，微风习习，林峦似动不动，松涛若有若无，听到的只是自己脚步的回响，通体浸透着一番彻骨的宁静与灵澈。

看山，是一种真真切切的美的享受。宋人郭熙说得好，山，近看是一个样，远看又是一个样，“山形步步移”；正面看、侧面看、背面看，“每看每异”；春夏看、秋冬看，早晨看、晚上看，“四时之景”、“朝暮之变”不同，“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态”。

也许是相距过近的缘故，这次出游，对于山的印象反而有些模糊；当然，这和林木阻隔也有直接关系，“岭树遥遮千里目”，自然见不到了峰峦的真面目。

八月的时令，犹如人当壮年，原是早已告别花季的时光。可是，登上顶峰之后，却见花团锦簇，灿若云霞，到处嫣红姹紫，蝶舞蜂忙。石竹花一般盛开在六月，可是，现在这里却开得温温火火。让人想起白居易咏大林寺桃花的诗：时当孟夏，已是众芳零落、绿暗红稀的时节。诗人正在为芳菲过尽而懊恼和憾恨，不期上得山来，却见寺里桃花初始盛开。原来，春光并没有飘逝得杳无踪影，而是转移到了这里。——一种惊愕、喜悦之情溢满纸上。

像散了花的爆竹纸屑，人们哗地撒放在浓密的鲜花碧草之中，伴着野鸟歌晴，群虫噪夏，跑着跳着，笑着叫着，放浪形骸，完全泯灭了年龄的界限，霎时回复到了少年时代。

庄子有言：“嗜欲深者天机浅。”怡然自乐，忘怀得失，正是环境直接作用于心境的结果。在物欲喧杂的噪音中，是无法听得见智慧老人的叩门声的。

生活在诗之谷、画之廊里的人群，朝朝暮暮晤对着诗意的存在，固有的心灵美、艺术美被激活了。他们没有停留在对自然景观单纯欣赏的层面上，也不满足于山青一度、草绿三春，而是，设法实现自然美与生活的同化，——通过种种艺术实践，达到美的生命的延续。这在桓仁，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县志记载，早在清末，多种美术创作活动即在民间开展，“谷泥人”的捏技，“辛画匠”的彩绘，“高师傅”的剪纸，遐迩闻名。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群众发扬光大了优良的艺术传统，在积极发展摄影、绘画、剪纸、木刻艺术的同时，从事各种艺术造型，一些“艺术之家”、“版画之乡”陆续涌现，形成一个工艺美术的新兴产业。

下山之后，我们先后走访了八里甸和普乐堡镇，考察了龙江草编工艺品厂和东林木雕工艺品厂。这两户民营企业的产品，全都行销国外。他们利用松针草茎、碎木枯枝，做成各种鲜活灵动、神态可掬的工艺品，诸如圣诞老人、白雪公主，大棕熊、小白兔，卓别林式的怪客，碧眼红发的精灵，都成批结伙地漂洋过海，涌入了西欧、北美、非洲，成为孩子们心爱的伴侣。

这里的技术人员都是普通农民，并未接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可是，他们的创造力和对新生活、新知识的感受力却是惊人的。他们把东西方迥然各异的艺术风格、欣赏习惯大胆地加以融合，把现实主义与抽象画派的造型技巧统一起来。一些课题，有的专业人员也不易谈得十分清楚，可是，他们说起来却显得简单易懂。他们说，现实主义画家画的人、物、山、水，都是能够具体命名、实际把握的，都有特定的形象；而抽象派画的则是他们自己的感觉，反映的是一种思想情感、一种心理追求。

应他们的要求，我题写了一首五绝，作为观后感：

万木寻机理，神工出匠心。

花开荣四季，不必怯春深。

他们说，若讲“神工”，能够当得起的恐怕还得是那些“谷泥人”“辛画匠”等老一辈艺人。我们之所以成了一点气候，皆因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

（1999年）

捕蟹者说

“一年容易又秋风”。望着阶前悦目的黄花，我想起那句“对菊持螯”的古话，蓦然触动了乡思。

西晋文学家张翰，因见秋风起而兴“莼鲈之思”，想起了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遂命驾东归。鲈鱼脍，常见于古代诗文，名气很大，该是上好的佳肴，但菰菜却没有什么味道，莼羹也未见得怎样的鲜美。我想，无论如何它们也比不上我的故乡那肉嫩膏肥、风味绝佳的蟹鲜。

河蟹咸水里生，淡水里长，一生两度洄游于河海之间。我的家乡地近海口，处于九河下梢，向来是河蟹生长的理想地带。那里流传着许多关于蟹的传说，有个红罗女的故事，凄楚动人。

据说很早很早以前，河口有一个蟹王。背壳赛过大笸箩，螯上夹钳像农户用的木杈，目光灼灼如炬。每当星月不明的暗夜，便耀武扬威地出来伤人，成了乡间一害。这年秋天，村头来了一个身披红箩、手持双剑的卖艺女郎。说是能降魔伏怪。于是，便和蟹王斗起法来，鏖战了三天三夜，女郎终因体力不支，被蟹王吞掉。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此后，连续数日，大雾弥天。天晴后，人们发现蟹王死在岸边，从此，妖怪就平息了。

这当然是神话传说，但据群众讲，至今螃蟹还很怕大雾，却是事实。老辈人口耳相传，道光年间中秋节过后，一个浓雾弥漫的晚上，突然，河里“唰唰唰”响成一片，螃蟹成群结队急急下海，顿时，河面上黑压压一片铺开，有的小渔船都被撞翻了。

螃蟹雅号“无肠公子”，又称“铁甲将军”，千百年来，一直活跃在诗人词客的笔下。有对它进行嘲骂的（当然是借物讽人）：“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也有加以赞美的：“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有些诗感喟身世，寄慨遥深：“怒目横行与虎争，寒沙奔火祸胎成。虽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间五鼎烹。”“勃窣媻跚任涉波，黄泥出没尚横戈。也知觳觫元无罪，奈此樽前风味何！”有人把黄庭坚这两首诗比作《史记·项羽本纪》，实属过誉；但指出诗人意在咏叹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也似有些道理。

还有些诗借题发挥，咏怀抒愤。吾乡近代诗人于天墀，出于对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高俅式的恶棍的痛恨，乘着酒兴，写下了一首《捕蟹》七绝：“爬沙响处费工程，隔岸遥闻下簖声。毕竟世间无辣手，江湖多少尚横行！”人们从不同角度咏蟹寄怀，见仁见智，独具只眼。

但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对于蟹味的鲜美，古往今来，认识却是一致的。在现代国内外市场上，河蟹与海参、鲍鱼平起平坐，被誉为“水产三珍”。其实，早在一千年前，人们就很抬高它的位置。东晋时期的毕茂世，经常左手持螯，右手把酒，说是“真堪乐此一生”。

后世还有个叫冯梦桢的，敬事紫柏大师，潜心奉佛。一天，两人同赴筵席。冯因贪食蟹鲜，痛遭师尊的棒喝，但终竟不改其馋。据他在日记中记载：“午后复病，盖疟也。不知而啖鱼蟹，益为病魔之助矣。”即此，亦足证蟹味之鲜美。大诗人李白是很喜欢吃蟹的。他写过“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的诗句。在曹雪芹笔下，连那个温文尔雅的苏州姑娘林黛玉，也还啧啧称赞“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哩！

不过，就我体察，蟹味美则美矣，但随着情况的不同，人们的感觉也时有差异——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曾实践过多种多样的捕蟹办法：比较轻巧，并且凭借某种智力支持，或者带有一点诗性特征的，是编插苇帘，设“迷魂阵”，诱蟹就范；拦河挂索，迫蟹上岸；在秋粮黄熟的田埂，提灯照捕；驾一叶扁舟，设饵垂钓。

而方式比较原始，操作起来却需冒一点风险的，是在临河大堤边上掏洞捉蟹。原以为洞中捉蟹，手到擒来，谁知这绝非易事。我刚把手探进去，就被双钳夹住，越躁动夹得越紧，疼得我叫了起来。父亲告诫我：悄悄地挺着，别动。果然，慢慢地蟹钳松开了，但食指已被夹破。父亲过来从洞中把螃蟹捉出，并作了示范：用拇指和中指紧紧掐住蟹壳后部，这样，双螯就无所施其伎了。吃法也有些特殊，父亲把捉来的大蟹一个个用黄泥糊住，架在干柴枝上猛烧，然后，摔掉泥壳，就露出一只只青里透红的肥蟹。吃起来鲜美极了。

我想，未必河堤边的螃蟹就风味独佳，恐怕还是主观上的感觉在起作用：得之易者其味淡，得之难者其味鲜。王安石说过：“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把这番道理推演一下，是不是也可以说：甘食美味，往往出现在艰辛劳动之后啊。

（1982年）

醉叶吟

一

凉秋十月，水瘦山寒，霜清露冷，一般是没有多少绮思艳意了。可是，当面对丹枫满坞，绛雪千林，影醉夕阳，光炫远目的奇观丽景，又会觉得秋色撩人，不禁兴薄云霄，飘然神爽。你会带着哲人般的明悟，领略那烦嚣后的萧闲，清寂中的逸趣。

作为秋的时令神，红叶包容了春的妖娆，夏的热烈，也承受了风刀霜剑的峻厉，好似糅合着绚烂与平淡、顺畅和蹉跌的七色人生，体现了一种成熟、厚重与超越，是生命的第二个青春。

也许正是为此，古往今来，才有那么多的诗文咏赞它，流传下来许多凄清、隽美的“红叶题诗”的佳话。“莫嫌秋老山容淡，山到秋深红更多。”幽怀独抱，寄慨遥深。“乌桕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作猩红。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以瑰奇的想象，咏天然的谐趣。同是写醉叶、溪流，“清溪曲逐枫林转，红叶无风落满船”，诗中有画，看了觉得意静神闲；而“劳歌一曲送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美则美矣，却令人有别绪苍凉之感。

健全的人生，需要不断地发掘美、滋润美。而竞争激烈、变化急遽的现代社会生活，尤其不能离开审美的慰藉。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应该把技术的物质奇迹同生命的精神补偿统一起来，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因此，每到九秋佳日，无论是北京的香山，南京的栖霞，还是杭州的西泠，长沙的岳麓，举凡观赏霜林醉叶的佳胜地，总是车似洪流，人如潮涌。

这原本是趣味高洁的雅事，可惜，由于人满为患，有时一番盛会过去，便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失衡，造成自然景观的人为践踏。目睹美的告别，参与对于美的酸楚的祭奠，这该是最令人痛心与伤情了。

其实，美是到处都有的，关键在善于发现。人情贵远而贱近，踏不上的泥土总认为是最甜美的，遥远的地方都存在着一种诱惑。至于说，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则显然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对此，诗人刘大白意甚不平，感喟无限，有诗云：“故乡多少佳山水，不似西湖浪得名！”这使人想起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话剧《青鸟》的故事：两个孩子走遍了天涯海角，也没有找到象征着幸福的青鸟，最后失望地回到故乡，却意外地发现，青鸟原来就在自己家里。

二

回过头来还说红叶。

辽东山区有个宽甸，宽甸北部的天桥沟是个观赏红叶的好去处。就人文景观来说，较之前面列举的几处名山胜境，当然甘拜下尘；但是，若单以观赏红叶而论，天桥沟则毫无逊色。

一曰壮美。整个景区面积达六万亩，真个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霜飞一夜，红透千林，赤叶灼灼，喷焰缀锦，确是最壮观最浓艳的秋色。无以名之，也许称为“醉美”，略能得其仿佛。

二曰清幽。跨进山门，就闯入了红枫世界，顿觉高邈的天穹和弥望的林峦全被烈焰烘着了，只把一带寒光留给了喧腾的溪涧。红枫潭里，倒影摇红，上面是赤叶烧天，下面有红潮涌动，煞是迷人。偶尔有一两片醉叶翩翩落下，顺着回环蜿曲的山溪款款漂游，我们的神思似乎也随之悠然远引。

山坳里稀稀落落地点缀了几户人家，襟山带水，掩映在红云绛雾之间，在静如太古的苍茫中，织结出一幅如烟如梦的桃源仙境。小村的名字，方志中没有记载，地图上也找不到，可是，那种超渺的意境，在宋人、元人的画卷里却似乎领略过。

过去观赏红叶，常常是驰车路上，望中确也是霜红满眼；可是，当停车静睇时，却又往往不见了那种绚烂与辉煌，未免嗒然失望。原来，因为车速很快，入望的景色还没在视界中消失，前面的景色又重叠过来，我把这种反复重合的现象，杜撰为“虚幻的聚焦效应”。天桥沟不存在这个问题。漫山遍坞，塞谷堆崖，红叶触目皆是。无论是走着看，还是坐下瞧，效果都不会发生变化。

当然，最理想的还是拾级登临四百米高的莲花峰。凭高四望，千林红树宛如火伞齐张，把暗壑晴峦都妆点成了锦绣世界。在红雾弥漫中，独独凸现出俗称“四面佛”的四个石景：一个酷肖弥勒，一个状似菩萨，一个像孙悟空，一个像拱嘴、扛耙的猪八戒。这还不算蹊跷，出奇的是，悟空面向西方，表明西天取经矢志不渝；而八戒脸朝东北，一心想回老家长安。神工鬼斧，石相天成，看后，令人拍掌叫绝。

还有值得缀上一笔的，是“天桥沟”这个名字的来历。承一位同志告知：这里雨过天晴之后，常常出现一条天桥般的彩虹，“桥身”架在南北两座山上，“桥背”顶着浩渺的青天，构成一种独特的景观。

三

说来也是一件憾事，这般“绝代佳人”，却幽藏深谷，无声无臭地度过了无涯岁月。同行的一位政协委员说，怨只怨历代的诗人赋客足迹不到，所以，这里就没有留下《枫桥夜泊》、《西林题壁》之类的千古名篇，也不见有《望岳》、《登楼》的佳作。县委书记笑着接上了话茬儿：“咱们这里虽然没有文豪光顾，却有过万古流芳的抗日名将。”他指的是著名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

1934年到1938年间，杨靖宇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和抗联一军转战东南满北部山区，曾以天桥沟为中心根据地，利用山深林密的有利地形条件，与日寇、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在山下的方家隈子，建立了东北早期的乡级红色政权——四平乡人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安东市政府在天桥沟竖立了抗联遗址纪念碑。至今，深山里还保存着杨靖宇将军住过的岩洞（群众亲切地称之为“杨洞”），以及战士的密营和简易医院的遗迹。

如果红树青山是一排排回音壁和录像机，当会录下六十年前抗联战士伏击日军守备队的震耳枪声和少年营血战崔家大院的悲壮场面。这里，现已成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古人有“景物因人成胜概”之说，于此，进一步得到了印证。

在天桥沟，听到一个引人深思的小插曲：前两年，林业局普查山林，两个青年职工历尽艰辛攀上一座峰峦，兴奋之余，自豪地说：“我们是历史上第一个登上这座高峰的人。”话刚落音，转身瞥见一根已经锈蚀的步枪通条挂在一棵老树杈上。面对当年抗联战士的遗物，他们为自己对历史的无知而脸红了。

时间老人毕竟是峻厉无情的。人间万事，一经飘逝，便旧影无存，不问金戈铁马，还是碧血黄沙，转瞬间都成了背景式的记忆。结果，在许多后人看来，这里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从来就是一片乐土。殊不知，中原血沃，劲草方肥；没有先烈们“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又怎么会出现今朝的红葩硕果！

晓来谁染霜林醉？此刻，再看满山的红叶，我觉得对于四百多年前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诗句“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加深了一层理解。

（1996年）

乡　音

乡音，是人人都有的，而且，它很难改变。不管人生的旅途怎么走，飞黄腾达，还是穷困潦倒，也任凭你漂流到异域他乡什么地方，纵然昔日的惨绿少年变成了白头翁媪，可总有一样东西依然不改，那就是由声调、方言、语词习惯等成分构成的乡音。离散多年的儿时旧侣偶然遇合，一口独具地方特色的乡音，会在顷刻间打开你的记忆之门，引领你到灵魂的根部，返回早经飞逝的岁月。即使彼此并不相识，只要一缕浓重的乡音飘过耳际，也会迅速拉近心灵的距离，带来一阵惊喜，一种温馨，一丝感动。不是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吗？

可是，从前对此我却未尝留心。离别家乡之后，南北东西，五方杂处，自己的乡音究竟有什么特色，似乎完全忽略了。忽然有一次，它突兀地显现出来，竟然使我惊异莫名。那是1993年4月，在沈阳参加东北大学恢复校名的纪念活动，见到了当年东大的代校长、现已定居美国加州的宁恩承老先生。接谈数语，他就已辨知我的故乡所在。他说：“听口音，你和少帅是同乡。”我说，我们是同乡，张将军的出生地，离我家不过十几公里，有一年桑林子乡办秧歌会，我还到那里去转过。宁老听了很动情，不禁感慨丛生，随口吟出两句诗来：“河原大野高歌调，自别乡关久不闻。”“高歌调”指的是家乡那种调门高爽的“地秧歌”曲调。原来，老人著籍辽中，离盘锦很近，所以也属同乡。他与少帅同庚，少帅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时，他被委任为秘书长，彼此交谊甚深，汉公到美国后更是常相过从。

老人当时很兴奋，讲了许多有关少帅办学的往事。除了为东北大学捐款二百万元，以重金从全国十几个省延聘来章士钊、梁漱溟、刘仙洲、梁思成、黄侃等著名专家、学者外，汉公主政东北期间，还以私资创办了同泽中学、同泽女中、职业学校、成人学校和三十六所新民小学。东北教育一时称盛，仅辽宁就有各级各类公私学校一万零四百多所。

宁老虽已九十三高龄，思维却依然敏捷。他从名片上看到我的名字里有个“闾”字，便联想到这和我的故乡著名景区医巫闾山有关。我连连点头称是。他说，可惜这次时间太紧了，不然，真应该再游游闾山，重温旧梦，回去也好向汉公作个交代——他对医巫闾山有深厚的感情啊！他和于凤至生了三个儿子，都以闾山美玉为名，典故出自《淮南子》。闾山东麓有张氏家庙，他父亲——“大帅”的墓园在闾山南麓。

这一天，我们谈得十分投机，分手时宁老还叮嘱我，日后如果到了旧金山，一定要和他打个招呼，届时可以联床夜话，樽酒论文。事有凑巧，第二年7月我即有访美之行，第一站就是旧金山。电话刚刚过去，宁老就派车来接。记得那天的话题是从“三国”说起的。宁老说，一个朝代给予人们的印象是否深刻，未必和这个朝代的历时长短成正比例，往往同当时事件的密集程度、有没有震撼人心的角色有直接关系。比如，三国纷争不过五十几年，可是，人们却觉得无尽无休，热闹非凡，就因为当时斗争激烈，矛盾复杂，英雄、奸雄辈出，各色人等应有尽有。同样，张氏父子的“连台好戏”，从1916年老帅被“袁大头”任命为盛武将军，管理奉天事务，到1936年少帅“临潼捉蒋”，也只有二十年，可是，在人们心目中却成了一个说不尽的历史话题。我接上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西安事变”，就足够中华民族说上千年、记怀万代的。

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夏威夷，知道张将军正在那里度假，出于对世纪老人的衷心景仰和无限思念，出于浓烈的乡情，席间，我们询及有没有可能见他一面。宁老说，思乡怀土，是他终生难以解开的情结。他曾多次对我说，最想见的是家乡那些老少爷们儿。同乡亲叙叙旧，应该说是他的暮年一乐。但是，毕竟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一点点的感情冲击也承受不起了，每当从电视上看到家乡的场景，他都会激动得通夜不眠，更不要说直接叙谈了。因此，“赵四”拼力阻止他同乡亲见面，甚至连有关资料都收藏起来，不使他见到。

看到我们失望的神情，老人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在夏威夷能住几天？”我答说计划是三天。“时间也许还够用。”说着，宁老引我注目窗外，“汉公的寓所前面，也有这样的草坪，那里紧靠金色海滩。他每天傍晚，都要在海滩闲步，或者坐着轮椅出来。你只要细心一点就能发现。发现他以后，你们几个人就大声嚷嚷，随便说些什么都行。你的乡音很重，就由你来唱主角。估计不用多长时间，汉公就会发问：‘你们从哪儿来？’你就可以回答：‘我们是中国辽宁的，从沈阳来。’他立刻就会问：‘听你口音很熟，你是哪疙瘩的人？’你就如实说是盘山高平街（高升镇旧称，“街”读音为g`i）的。他马上会说：‘噢，我们是乡亲哩！’紧接着就会请你们上楼，唠唠家乡的嗑儿。”

我们顿时活跃起来，齐声称赞宁老定计高明。老人叮嘱我们：“见上一面就很不容易了，时间可不能长啊，以免汉公过分劳累；还有，谁也不能泄露天机，不许提我宁某人一个字，否则，你们走后，‘赵四’就会打来电话，向我兴师问罪。”我们唯唯承诺，带上宁老提供的张家住址，继续上路，先后到了纽约、华盛顿、洛杉矶。一路上，我反复思考着会面时同将军谈些什么——

自然要说说家乡盘锦的巨大变化；还要告诉他，医巫闾山翠秀依然，先人的庐墓已修葺一新；他的旧居门前那棵老柳树，虽已老态龙钟，风姿却不减当年，旁边的水井完好如初，屋后那棵百多年的老枣树，至今还是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我要告诉张将军，家乡父老盼哪，盼哪，天天都盼望着他能回去看看。

十天后，我们取道旧金山，准备转乘飞机飞往夏威夷。行前，同宁老先生握别。老人说，前天同汉公通过电话，近日他稍感不适，晚间偶有微热，看来三五天内不能出去，也不可能会见客人。失之交臂，自然是抱憾终天，但以将军的健康为重，又只能作罢。

回来以后，我给宁老写了一封信，深情感谢他的热诚接待，并附寄一张标有汉公出生地的辽宁省图，连同这篇《乡音》，还题写了一首调寄《鹧鸪天》的词，请他在方便时候一并转致张将军。词曰：

风雨鸡鸣际世艰，西京义烈震瀛寰。胸藏海岳居无地，卧是江河立是山。　今古恨，几千般，功臣囚犯竟同兼！英雄晚岁伤情事，锦绣家乡纸上看。

于今，将军已经驾鹤西去，归乡的夙愿终未得偿。呜呼，尚飨！

（2002年）

山城的静中消息

出桓仁县城北行五公里许，便是最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五女山高句丽王城。

这里地处长白山山林地带的小块盆地上，四围有群山环绕，巍峨的天女峰、玉女峰、参女峰、春女峰、秀女峰，有如五扇屏风耸峙于身后；而迎面则有澄澈的浑江蜿蜒地流淌着，银练般地闪射着清光。两千多年前，我国东北部的高句丽族在高约百米、易守难攻的五女山上首建都城，宣告高句丽王国诞生，从此开创了长达七百零五年的宏基伟业。

王城险峻异常，南面与西面借助陡峭的悬崖绝壁，依山列势；东、北两面以条石砌作城墙。这种筑城形制，反映了高句丽人依山而居的民风和尚武知兵、能征惯战的民族特性，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局势的严峻、处境的险恶。

今天望去，尽管昔日的云旗委蛇、戈戟交辉之势早已隐没在苍茫的历史帷幕的后面，但在斜阳的映照下，陡峭的山崖和残存的雉堞依然透露着几许悲壮与苍凉，丝毫未减当年巍峨、奇崛的气象。

一个晓露犹凝的清晨，我们穿过利用山崖罅隙辟出的西门，顺着斜坡石路登上了山城。上面十分开阔，城垣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一千米，东西宽三百米左右。在考古工作者指引下，我们穿行于丛林、榛莽之中，一一指认着宫殿、库房、兵营、水井的旧址，测定各种废墟的方位、范围，想象着当日王城壮丽的景象，透过静中消息，叩问着终古的沧桑。

早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即在东北松辽平原和朝鲜半岛设立四郡，由中央直接管辖，其中的玄菟郡首县高句丽县，为高句丽人聚居之地。到了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扶余国的王子朱蒙为了逃避宫廷内部的血腥斗争，全身远害，逃离扶余国南下，历经艰难险阻，终于选定了这座五女山，作为山寨，始建城郭（初名纥升骨城）。

立国伊始，尚称卒本扶余，经过十余年的杀伐征战，并吞了沸流等小国，逐渐确立了盟主地位，使国家不断地强盛；到了他的儿子类利嗣位，于公元14年占领了高句丽故地之后，才易名为高句丽国。为颂扬父王建国的丰功伟烈，晋封朱蒙为始祖东明圣王。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四十年后，高句丽将都城迁往吉林辑安。

古代历史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创始人，往往都被罩上神明圣武的光环，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赋予其一种非同凡响的出处。如同神话传说中的黄帝之母“感大电绕北斗枢星”而生黄帝，姜嫄履巨人迹而生周祖弃，仙女吞朱果而生满族始祖布库里雍顺一样，高句丽族的始祖朱蒙的诞育传说，也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公元414年雕镌的好太王碑，对朱蒙的出生、发迹的神话作了生动的记载：“惟昔始祖邹牟（朱蒙）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而有圣德。”此前三百多年，汉代著名思想家王充在《论衡·吉验》篇中，也曾记有类似的传说。

两千年倏忽飞逝，二十八代高句丽政权早已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但是，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的文化遗迹，至今仍闪烁着璀璨的光芒。那高耸于荒烟蔓草中的碑碣石刻，深埋于地下的古墓和千年毫不褪色的壁画，尤其是星罗棋布般散落于各地的古代山城，都集中体现了高句丽人民的智慧、勇气与体能、技艺，成了关东大地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仅辽宁、吉林境内就有高句丽山城一百三十余座。险恶、严峻的生存环境，使这一民族具有很强的防御意识和作战能力。他们极为重视对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选择，绝大多数山城都建筑在山势峭拔，有水源保证，并能控制交通要冲的地势上；座座山城之间各抱地势，相互照应，形成集团性的整体功能。这一特点已经引起军事学家的浓厚兴趣，认为这种卫城设置应该正式纳入古代军事史中。

一些考古学家对于五女山城尤其重视，他们在对照了世界几座著名的卫城之后，认为中国的这座古代山城，堪与建于公元前的希腊迈锡尼卫城和雅典卫城媲美，因而誉之为“东方第一卫城”。这些建筑在陡峭的山崖或高台之上的卫城，共同之点是都以防守为主要功能，城内都有王宫、兵营、仓廪、水源；差别在于五女山城没有神庙，专家认为，这可能和我国政权发展过程中较早与神权脱离有直接关系。

作为史册的残页，五女山城已在岁月的风霜中滤除了当日的建造过程，它的实际功能也像飞鸟离巢一样脱开了残躯败体。但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却并未随之而消失，二十个世纪过去了，它的伟岸、恢宏，仍然令人赞叹不置。

至于这些故垒荒城中所昭示的偈语、禅画般的无尽机锋，更能触发作家、诗人心灵的机括，使忙碌、浮躁的现代人群借此获得片刻消闲，从有限想到无限，从存在认知虚无，从瞬时悟出永恒。

一个“思想者”，其躯体会随着岁月的迁流而衰颓、腐朽，可是，他在精神方面的建树和转化为物质成果的实绩，却将凭借着一定的载体而永世长存。同样，一座山城也好，一条古道也好，一处几千年前的建筑废墟也好，在它残存的构架后面，也都深藏着无尽的因缘证果，遗存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雷峰塔倒掉之后，它后面的白蛇、许仙故事仍然鲜活地留存在千百代人的心里。

同埃及、巴比伦等古国不同，我们中国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五千年的灿烂文明煌煌地记载在上面。比较起来，我们更看重文字记载的历史，而对于废墟文化则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格外地重视。其实，历史的生命力是潜在的，暗伏的。废墟以其丰厚的文化积存，载记着成功后的泯灭，颓败里的辉煌，以及没有载诸史册的千般兴废、百代沧桑。就这个意义来说，同样是历史的读本。

我以为，一些废墟之所以令人辗转留连，盖由于通过它可以检视岁月的车轮留下的征尘辙迹，从它身上我们似乎听到了穿越时空的回响，感受到历史的鲜活存在；由于它历经过无尽沧桑，能够以其特有的魅力唤起后人的深沉的鸿泥之感，吸引人们循着荒台野径、断壁残垣，去体悟建筑艺术中抽象的情感，赏鉴朦胧的艺术意境，追踪昔日的辉煌。

人情贱近而贵远，越是可望不可即的事物，越是奇绝险阻之地，人们出于好奇心，越是要亲往登临，探其堂奥。正如普希金在《叶甫根尼·奥涅金》中所写的：

呵，世俗的人！你们就像原始的妈妈——夏娃，凡是到手的，你们就不喜欢；

只有蛇的遥远的呼唤和神秘的树，使你们向往。

应该承认，同希腊迈锡尼卫城和雅典卫城相比，五女山高句丽王城无论就其时代的悠久、内涵的丰厚来说，都是毫无逊色的。而在祖国东北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它更是“奥林斯山上的宙斯”。法国作家辛涅科尔说过：“对于宇宙，我微不足道；可是，对于我自己，我就是一切。”如同现实中的每个人一样，任何一处古迹也都有它的自我。这个自我，具有唯一性，是不能复制、不可重复的，因为历史与自然这伟大的母亲在塑造了它之后，随手就把模子敲碎了。何况，远处地中海沿岸的卫城即使再伟大，毕竟远哉遥遥，乡间民众无缘涉足其间，甚至连它们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自然无从认知其实际价值。

（2004年）

绿净不可唾

唐代文学家韩愈，“以文为诗”，奇崛险怪，饱受后人讥评。其实，韩诗中并不乏清新平易、流丽天然之作。有些诗境界独开，色彩瑰异，表现了鲜明的艺术特色。像《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一诗中的“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长绠汲沧浪，幽蹊下坎坷”，就把清潭远涨，绿波凝净的景色写得清丽动人，而且刻画出一种自觉形成的审美心态，看了令人拍案叫绝。

这次游览浑江水库，我就实际体验了一次这种心态。

水库在浑江中游牤牛哨峡谷中，是国家于六十年代兴建的大型蓄水工程。此间，清代以来曾被列为封禁地区，四围天然林木茂密，植被良好，而且，地处辽东山区腹部，基本没有工厂、矿山，因此，水质绝少污染。船行其间，澄波泛碧，微动涟漪，仿佛置身于潇洒、澄明的清凉世界，产生一种与大自然交融互渗、浑然合一的感觉。

当年，朱自清先生写到梅雨潭的绿，说：

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面，居然觉得有些远呢！

这段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文，印在我的脑子里已经半个世纪了，直到今天才算得到了印证。（当然，不是在江南温州的梅雨潭，而是在辽东山区的浑江水库。）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欢欣与慰藉。只是，面对一条瀑布形成的梅雨潭，朱先生尚且愁着没法张开两臂来拥抱，那么，水面达六万亩的浑浩无涯的大水库，望眼连天，别说拥抱，连看我都看不到边哩！

由于雨量充沛，水质清洁，这里成为辽宁最大的淡水养鱼场。波光潋滟中，到处翻跳着游鱼的身影。游船停泊在岸边浅滩处，俯身环视，仿佛置身于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再现了鱼“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的情景。尤其喜人的是，从春末到秋初，各种野生禽鸟齐集库区，生息繁衍，我们这次就见到了成群的野鹤栖聚林间、上下翩飞的景象。

这种鸢飞鱼跃的活泼生机，令人记起了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的诗篇：

上面是鸟的歌声，

下面是水的歌声，

从上到下

打开了我的心灵。

水摇曳着花朵，

鸟摇曳着星星，

从下到上

拨动着我的心灵。

处于这种绿波凝净的佳境，心中自然而然地升腾起一种爱美保洁的环境意识。真像昌黎先生说的，决不忍心往水中吐上一口唾沫，更不要说乱抛垃圾、脏物了。

当时我想，如果有谁也像在大观园里那样题联设匾，我倒为浑江水库想出了一副对联：

波心泛碧诗无字

林影摇青画有声

匾额可以题为“三清化境”。

清新、清丽、清静，是浑江水库的神韵。

赏心悦目的优美环境，不仅可以引发人们精神上的愉悦，产生一种美感，而且如同黑格尔老人所说，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唤起种种反应和回响。

我们应该重视这种客观环境对于主观心理的影响作用。行为主义心理学之所以把环境归并到行为之列，就是着眼于审美情感的发生、发展及其内容、强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客观对象对于主体的影响。这种影响，此刻集中表现为“绿净不可唾”的心理制约作用。它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无须仰赖纪律的督察，法制的约束。它有助于人们养成良好的习惯，维持爱美保洁的环境秩序。

当然，环境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说环境对于人的心理有着影响作用，并不意味着人们只能消极地坐待环境的优化。萧伯纳说得好：

人们通常将自己的一切归咎于环境，而我却不迷信环境的作用。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的人总是有力寻求他们所需要的环境；如果他们未能找到这种环境，他们也会自己创造出来。

要净化环境，首先，必须净化人的心灵。爱美保洁，应该成为每个现代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而且，要从小做起。可以说，培养良好的习惯是人们在其神经系统中存放的道德资本，这种资本日后会不断地增值，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享用着它的利息。

船上，东道主告诉我，浑江水库的水量和水质都位列全省第一，省里准备实施“东水西调”工程，解决中部城市群居民饮用水不足的问题。话语中，流露出了强烈的自豪感。而自豪总是与责任同在的，因此，我也觉察到，他们深感担子的沉重。他们说，要像防止心灵的污染一样，每时每刻都要关注着这个生命的源流。

（1999年）

登　高

一

前人登高远望并留下诗文名篇的，不外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诗人骚客，选胜登临，抒怀寄慨。“诗圣”杜甫有一首著名的《登高》七律，其中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之句。诗人已经五十六岁了，生活困窘，疾病缠身。诗人眼见茫茫无际、萧萧飘洒的木叶和奔流不息、滚滚滔滔的江水，一时感慨重重，从“百年多病”的时间，扩展到“万里悲秋”的空间，在写景的同时，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这是以意境深沉、蕴涵宏富见长。

一种是名臣贤相，心怀社稷，志存黎庶。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同样是“登斯楼也”，但他既有异于迁客骚人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感极而悲”，也不同于迁客骚人的“把酒临风，心旷神怡”的“其喜洋洋”；他则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他是以胸怀博大、寄情高远著称。

还有一种情况，失意、失位的皇帝，惆怅伤怀。唐代文宗皇帝李昂有一首《宫中题》五绝：“辇路生秋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他是唐朝第十四位皇帝。本来，想要有一番作为，但因牛李党争激烈，阉宦执掌权柄，不要说施展抱负，即使皇帝自己的命运也全部“受制于家奴”（李昂语），最后被宦官毒死在大明宫中，只活了三十二岁。这首诗正是他心灵痛苦的写照。

看得出，登高确是古人展示胸襟、抒写怀抱的一种便捷的凭借。当然，它的意义还不止此。《荀子·劝学》篇说过：“吾尝跂（翘足）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就是说，登高，除了展示胸襟怀抱，还有助于开阔视野、转换视角、全面认知外部客观世界。关于这种作用，我在这次章古台之行中有了切身体会。

二

那是夏初时节。那天，我迎着初升的太阳，登上了高达四层的章古台防火瞭望塔。凭栏四望，所见尽是葱葱郁郁、莽莽苍苍的松涛林海。那种感觉，同那年我在伊春五营登上三十七米高的瞭望塔时所看到的红松林景区的气象有些相似。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人家那里是莽莽松原、滔滔林海的小兴安岭，而章古台，几十年前，这里还是清一色的瀚海黄沙啊！

“章古台”系由蒙古语音转换而来，意为“苍耳甸子”。说来也有千余年的历史了，辽代时，曾经是贵族的狩猎之地；清初在此地设置养息牧牧场，为关外三大牧场之一。据清《文献通考》记载，“长林丰草，游牧成群，凡马驼牛羊之孳息者，岁以千万计”。可是，到了近代，随着生态被严重破坏，沙漠南移，章古台不仅绿意完全消失，而且遍地尽是漫漫的沙丘。此间地处号称“八百里瀚海”的科尔沁沙地的南缘。一年中风速每秒三十米的狂风，要刮二百四十多次。经年累月，风沙就像一条黄色的孽龙，横空飞舞，吞噬农田、牧场，埋没房屋、道路。有的人家一夜工夫，大门和窗户全部被堵塞了；狂风起处，天昏地暗，外出的人无法认出回家的路径。风沙肆虐，席卷着辽、吉、内蒙古几十个县旗的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从沙丘到林海，这部变迁史前后不过六十年，可是，其生动感人之处，却抵得上一部儿女英雄传。”那天，陪同我攀登高塔的一位退休林业技师这样对我说。

三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派出科技人员在章古台进行固沙造林试验，从此，打响了治沙的第一个战役。站在沙地森林公园，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它的缔造者——固沙造林的英雄们！

遥想当年，这些文弱的知识分子，行进在这片无垠的荒漠上，春天，名副其实的“风刀”，裹挟着沙石颗粒，片刻不停地抽打在脸上；夏天，那些沙窝窝，在56℃高温的炙烤下，成了一口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大蒸锅；寒冬地冻，要提取样土必须刨到一两米的深度。毫不夸张地说，今日的翻空绿浪，全是靠着那些老林工、老技师抛洒青春血汗换取来的。

1952年，章古台固沙研究所宣告成立，首任所长，是从义县调来的一位县长，他叫刘斌，是一位抗日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他在开创基业过程中，有三大突出贡献：一是招揽贤才，慧眼识珠，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科技英才；二是自己甘心做这些英才的坚强后盾。面对那些试验中的失败者，他丝毫未加责备，而且，热情地鼓励他们“再试再干”。“试验站，试试看嘛，不怕挫折，失败再来，这才是常理。”从而使科技人员受挫愈勇。三是当好合格的“后勤部长”。困难时期，他带领大家开荒种地，拾粪改土，亲自把收获的辣椒、茄子、黄瓜、豆角，一挑挑送给各家和食堂。对职工生病的家属，他多年如一日，殷勤探望，关怀备至。他以鬓边的华发染绿了沙丘，最后，像吐尽了丝的春蚕、流干了泪的红烛，倒下了。职工们按照他的遗嘱，将他埋葬在沙丘上。1978年，他曾光荣地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受到国家奖励；1988年，省林业厅授予他“大漠苍松”的金匾。他的事迹写入了《彰武史话》；电视连续剧《大漠风流》中的主人公就是以他为原型拍摄的。

另一位出色的开拓创业者，是老工程师韩树棠。他是到这里来工作的第一位技术人员。那年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连续多年，探索种草植树治理沙丘的成功经验。经过多次失败，多次试验，终于创造了“迎风栽锦鸡儿，落沙栽黄柳，丘顶种胡枝，丘腹差巴嘎，丘脚紫穗槐”的灌木固沙系列成果；尔后，又开始了向绿化造林进军。退休后，他虽已到遥远的子女处居住，但心里还结记着章古台。他一次次地回来探望。直到八十五岁高龄，还撰写了《绿化沙荒与生产》的论文，寄到章古台研究所。

四

章古台以大量种植樟子松，获得了闻名于世的防沙治沙的惊人成效，为“三北”地区创造了极其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第一代樟子松示范林出现了明显的生长衰退现象，并逐渐遍及全省。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成了章古台林业科技人员的头等大事。研究发现，其成因主要不在树种本身，更多的是人们过度开采地下水造成了地下水位下降，病虫害防治疏漏以及成林树种过于单一和密度过大等因素造成的。

1990年，负责收购樟子松种球的固沙所工程师张树杰，发现一位农民所卖的种子颗粒大于普通樟子松，就特别找到他，询问种子的来源。那位农民告诉他种子是从四合城林场的一棵松树上采到的。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张树杰对此加倍注意，他立刻专程赶到四合城林场，并找到了那棵松树。所里针对这一发现，展开了相关繁育研究，然而种子繁育出来的二代松树却不够稳定，于是将攻关方向转向嫁接。攻关试验由高级工程师黎承湘主持，经过多次的失败、试验，再失败、再试验，一个新的抗病、抗旱、抗虫、抗风水平都远优于樟子松的新树种诞生了，他们命名为“彰武松”，紧接着，就在固沙所成功繁育了300多亩成林。

这个新的树种，是由赤松和油松天然杂交形成的，油松是章古台当地的固有树种，而赤松则是科研人员从黑龙江地区引进的抗沙树种。如果没有科研人员为之“联姻结缔”，二者几乎没有相遇的可能；即便是两类树种直接接触了，杂交成功的概率也仅有万分之一。2007年彰武松通过了省级林木品种审定。与樟子松相比，彰武松更具有速生性、抗旱性、抗寒性和耐盐碱性，特别是无明显病虫害，不感染对樟子松造成严重危害的松枯梢病。其综合生产指标比樟子松高20%。彰武松亲本鉴定及繁育技术获得了辽宁林业科学技术一等奖、辽宁省科学技术三等奖、中国第二届沙产业博览会十大优质产品和实用技术奖。

五

离开章古台之前，我再次登上了四层防火瞭望塔。这次陪同我观看的，是所里一位年轻的技术负责人。当听到我盛赞他们所取得的骄人业绩时，他说，面对着前人所留下的煌煌盛绩，我们一方面增添了无穷力量，这是催发我们上进、引领我们前行的明灯；但是，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到身上担子的沉重。说着，他指引我举目北望，依稀地看到科尔沁沙地黄沙漫天，像一头伺机入侵的黄色巨兽，时刻在向我们张牙舞爪。而章古台仿佛是一颗绿色的宝石镶嵌在通体金黄的茫茫沙海之中。他说：

“每当我们觉得成绩可观了，心安理得了，所里便带领员工们登高眺望。应该说，只要你面对科尔沁沙地，哪怕只是一望，就再也骄矜不起来了。立刻会感到担子沉重，任重道远。”

真的，登高，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开阔、更加宏远的视角。

（2011年）

神话的失踪

我酷爱古典诗词，也喜欢凭借着古典诗词的描述，对我未曾涉足、寓目的风物、景观，做浪漫式的神游、畅想。我以为，这对于素有烟霞痼疾、山水游癖而又难酬夙愿者，未始不是一种补偿与抚慰。

比如，我并未游览过武夷山九曲溪，但觉得对于它却很熟悉，原来是朱夫子的《九曲棹歌》帮了忙：

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

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

曲终人杳，余韵悠然，令人怀想无穷。而且，幔亭、虹桥均有实物或史迹可供按察，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同样，我对于分布在黄海海域中的长山群岛的最初印象，也是从两首诗中获得的。一首是郭沫若1948年初冬写的七绝：

貔子窝前舟暂停，阳光璀璨海波平。

汪洋万顷青于靛，小屿珊瑚列画屏。

寥寥二十八字，把新中国成立后的海岛的晴明秀色写得清丽有致。另一首是胡鉴美的《獐子岛阻雨》：

飘然来海上，风雨共徘徊。

雪浪千堆起，云涛万顷开。

空濛人宛在，寥廓梦难回。

幸有奇山水，诗成好寄怀。

一幅气势磅礴的天风海雨图，令人神驰无限，心向往之。

诗词语言高度凝炼，而意境悠远、深邃，往往以有限的文字留给读者以无限的想象余地。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吧，长山群岛在我的脑海中，被赋予了一派飞动轻灵、苍凉空寂的情境。

按照我的经验，这里既然是“小屿珊瑚”，画屏环列，“云涛万顷”，烟雾迷蒙，那它一定是个景色绝佳而又荒寂、褊狭，与世隔绝的所在。而且，如同一切交通阻隔，开发较晚，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那样，那里定然弥漫着一种朦胧、神秘的氛围，广泛流传着各种神话传说，它们作为远古的梦痕、文化的根蒂，以原始思维和幻想形式，由一代代渔民口头传承下来。我企盼着能有机缘亲临列岛，去采撷和欣赏这民间艺术的丰富宝藏。

游历长山群岛，我的运气不及郭老，没有赶上“阳光璀璨海波平”的上好天气，却也胜似胡先生，未因风雨停舟。我们在霏微的细雨中登上了海军快艇，迎着五级海风和滔滔白浪，向海天深处驶去，转瞬间，就融入了黄海海面的烟雨溟濛之中。

我不顾剧烈的颠簸，屹立在甲板上，尽目力之所及，按图索骥般地辨识着四周的列岛。像刘玄德三顾茅庐途中误把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诸葛均、黄承彦认作孔明一样，我也曾把迎来又送走的几个岛屿猜想成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大长山岛。眼看着又一个面积很大的海岛擦船而过了，却见快艇绕过山头急转身来向北驶去，在一个呈钳形对峙的码头停泊了。

这里是包括一百二十个岛屿的长海县的县府所在地，是长山群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像是蓦然面对神交已久却缘悭一面的老朋友，我亲切而又陌生地细细地打量着它。那一排排矗立着的现代感很强的整齐的楼群，那整洁、开阔、平坦，覆盖着绿树浓荫的柏油马路，那环绕着碧绿的海湾，满布着不同肤色、不同服饰的游人的环海公园，仿佛一齐在向我诘问：这就是你想象中的海岛吗？不必深入访查，单凭上岸后的直观感受，我也要重新构写我的“长岛诗踪”了。

在这里，优美的自然景观、深厚的历史积存与现代文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承主人告知，早在六千年前，远古先民就在这里劳动、生息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时期的贝丘遗址，汉代的屯兵营，辽代的烽火台，清代的石城，近代的北洋水师军港遗迹，至今还般般俱在，可以一一指认。但是，渔民的英雄后代并没有满足于他们先辈的功业，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们筑起了中国第一座县级民用飞机场；架设了贯穿全县各个乡镇，与国家电网接通，总长达二百多公里的海底电缆，使长山群岛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明珠；修建了设备比较先进的科教文卫设施。

长海人惯开顶风船，生就一副副搏击风浪、勇争上游的铁臂膀。过去，他们的船队落后，通过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硬是建起了抗风、续航、应变能力都很强的大型船队，雄踞神州海域。就连只有三十几个人的县文工团，也敢于去争全国的头排座。他们自编自演的《海蓬花》，竟在全国歌剧观摩演出中夺得了剧目奖和优秀导演奖、优秀演员奖，弄得那些声名煊赫的大型剧院瞠目结舌。

此行破除了我的孤陋寡闻，修正了对于这个驰誉全国的海岛县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想象，收获是巨大的。唯一感到缺憾的是，两日的勾留，竟然没有搜集到一则神话传说，这也是出乎意料的。有人把神话传说称作史前艺术的折射镜和显像版，因为透过它可以窥见远古先民的精神世界，捕捉到史前的民俗民风和社会影像。

当然，社会历史毕竟是突飞猛进的。争上游，向前看，又是长海人的特质。新中国成立四十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十余年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创造了一切。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什么“超人的神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由于生产力发展而神话失踪了，好事一桩，何憾之有？

（1991年）

乾坤清气得来难

城市用不着说了，即使是僻处山坳岭隅的溪谷、林峦，也都被无远弗届的现代文明登录，注册，烙上了开发的印记。于是，它们在面貌一新的同时，也便告别了固有的宁静，失去了昔日的清新，撕下去震古如兹的神秘面纱。坐落在辽东山区腹地的抚顺县三块石森林公园，算是一个例外。

这里地处边远的塞外，亘古以来，山深林密，渺无人烟。十六世纪末叶，女真族的英雄努尔哈赤在新宾老城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与戍守辽东边塞的明军坚持长期对抗，曾以此间为大后方，屯聚兵丁，储备粮草。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抗联战士在这里打过游击，同日本侵略者周旋于深山林海之间，留下了地窨子、碾盘、烟囱等遗迹。三十几年前，有十六户移民从山东迁来此地定居，这里才正式建起了屯落。这个小小的鸽子洞屯，算是三块石森林公园唯一的人烟所在。

整个园区百余平方公里，分布着一百一十二座山峰，五条溪流，森林覆盖率高达98%以上。伴随着征鸿南去的嘹亮嘶鸣，公园处处次第换上了冬装，披挂上层层银甲。除了虫吟鸟唱，溪水潺湲，平素也并不嚣烦的沟沟岔岔，此际就更是静默无声了。

一条蜿蜒起伏的山路，牵引着我们的车轮，迅疾地向幽谷林峦的深处驰去。雪的影像，勾摄了整个视界，竟是那样的洁白、干净，用“纤尘不染”四个字来形容，丝毫也没有夸张。我还误认是刚刚落下的呢，待到汽车停泊了，双脚踏在雪地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才确认它是已经落地好久了，至少在十天以上吧。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看远山近树，四野天光，原来六合之间没有一处不是银封素裹，很难寻觅到一方黄土，一缕烟尘，当然不会有什么污染了。

映着雪影、灯光，稀稀落落的房舍，宛如圣诞老人深夜造访的小雪屋，又好似摆放在白色呢绒上面的几堆积木。在“农家客房”里，用过了全部是当地土产的“绿色晚餐”，我就睡在烧得热气腾腾的暖炕上。那种感觉，仿佛是回归到半个世纪前的乡下老家，心头溢满了亲切、温馨，又夹杂着些许的生疏。在梦境的展拓中，一路上的寒凉，倦怠，全都化作了黑甜乡的背景，悠然远逝。一觉醒来，窗子已经泛白，鸡鸣喈喈，此伏彼起。

东方天边上现出一道鱼肚白，镰月渐渐地淡出了。群峰迷迷茫茫，恰如我们这些睡眼惺忪的游客，梦魂都还没有完全醒转过来。微明的空际映出参差的树影，淡淡地描绘出山峦起伏的轮廓。崖下的溪流已经冻结成一片片翠绿、玲珑的碧玉，想是由于冷胀热缩的原理吧，冰层从下面向上凸起，闪射出幽冷的清光。坐落于溪流中段的白龙潭瀑布，已经改换了夏日素练飘悬的袅娜身姿，幻化成一条通体僵硬的白龙，俯首冲下冰溪，蛰伏于高山峻岭之间。

茂密的丛林每一束枝条都挂满了成堆连串的霜花雪饰，呈现出不是雾凇、胜似雾凇的奇异景观，冷眼一看，犹如一列俏丽的佳人，摇着满头翠玉，侍立在大路两旁，迎送着往来的过客。灌木丛中有鸟声啁啾，传送着黎明的捷报。毛色鲜亮的山雀毫不设防地在人前钻来窜去，一会儿飞落在枝头，弹下丝丝缕缕的雪片，一会儿窜到游人的脚窝窝，一边啄食雪粒，一边仄着小脑袋瞅你。这些可爱的小生命，似乎在遗传基因里，根本不存在遭遇过生命威胁的记忆。

我敢说，这里的雪域清景可以和过去到过的任何地方媲美。俄罗斯的贝加尔湖畔，一到冬天，便成了冰雪的世界。清新、净洁，自不待说，只是那里的积雪层实在太厚，人们难以走近，而且，四周过于空旷，有些像空中的云海，可望而不可即，未免有隔膜之感。我也很欣赏日本扎幌市藻岩山的雪景，但终竟嫌它游人太多，地方不够宏敞，只可纵目游观，而没有意念回旋的余地。三块石公园兼备二者之长，又避免了它们的短处。

通常人们喜欢说：“黄山天下奇，青城天下幽，峨眉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说明任何一处景观都有它的个性、特色。那么，这座森林公园的个性、特色是什么呢？大家一致认同，“清”是它的灵魂。一路上，人们饱吸着清醇如酿的空气，交口称赞它的环境清洁，景物清幽，氛围清静；也有人称赞它“林谷双清”、“雪月双清”，并且概括为“双清世界”。我很赞同这个“双清世界”的概括，只是觉得需要作点补充：它的内涵应该包括“外宇宙”和“内宇宙”双重意念。“外宇宙”涵盖了园区的大环境和整体氛围，而“内宇宙”就深入一层了，需要从精神层面上，从内心世界上，去感应，去悟解。

我们生活在城市的石屎森林里，且不说空气的污浊，噪声的骚扰，已经到了无处藏身的地步；单是世事的纷纭，竞争的奔逐，更是使人心身俱疲，穷于应付。像尼采所形容的，现代人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闲暇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

走进三块石森林公园，哪怕只有一天，一个晚上，仅作短暂的勾留，也会通过耳目口鼻心意，直接感触到一种清新的境界。置身林峦溪谷之间，把全副身心统统交付给大自然，放开胸臆，忘怀得失，就可以在这座“世外桃源”中找到精神的归宿，接受灵魂的净化，获得身心的宁贴。单从这一点来看，某些名山胜境、著名景区，由于人满为患，过分开发，也是难以比肩的。

说到这儿，人们也可能有些担心：别处的今天会不会成为这里的明天？

本来，审美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现象，没有人的欣赏，任何自然美都无从谈起；可是，过去的无数事例证明，发现了自然美，往往就意味着同它挥手告别；开发的同时总是带来人为的践踏。这是旅游事业发展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颇难化解的悖论。在这方面，三块石森林公园摸索出了很好的经验——

近年来，由于受到外间“旅游热”的激发，当地政府也开始策划利用本地现有资源开辟旅游路线，接待游人，增加收入。说起这件事来，他们不无感叹，过去见事迟，反应慢，致使此间开发得过晚，让宝贵的资源空耗了无涯的岁月。其实，晚也有晚的好处，由于充分借鉴了外地无计划的开发、掠夺式地开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惨痛教训，因此，他们一上手便十分重视环境、资源的保护和生态建设，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出一条发展“生态旅游”的路子。

所谓“生态旅游”，就是要保护自然生态，维持天然形态，顺应自然，珍视自然，尽量减少景观的人工雕饰、人为设置。因为自然创造是一次性的，既没有副本，也不能复制，而且，自然美是易碎品，一旦毁坏了就难以补偿、重构。

还要倡导对于自然美的欣赏。在他们看来，那种原生状态、荒情野趣，未经人工雕饰的自然天籁，同样是美的极致，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宁馨儿”（朱光潜语）。

整个旅游的导向，应是认识自然，回归自然，热爱自然。为保留下这天造地设的一方净土——人世间最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决不发掠夺财，造子孙孽。

这里的居民不是以开山种地、狩猎砍林为谋生手段，而是在远山封山育林，近山植树造林，充分利用土特产丰富资源，种植、培育和采集中草药材、山货野果，大力发展养殖业，选优育良，繁殖六畜，羊群全部圈养，为的是保护林木。

我们徜徉在清景如画的山路上。这里离公园的入口处已经不远了，主人指着右侧一片壁立的石崖，说：“我们想在这里搞一块（整个公园只此一块）摩崖石刻，起到一点昭示作用，只是没有想出合适的词儿来。你们作家肚子里墨水多，请你帮助想一个。”我想了想，说，不妨用一个现成的诗句：“乾坤清气得来难。”大家觉得不错，既概括了公园的特色，把握住了它的灵魂；也能提醒游人，告诫开发、建设者，应该珍惜这美妙的景观。

我说，但有一点应该注意，一定要请字写得好的书法家来题写，因为它是艺术，具有永久性的观赏价值。实在找不到，宁可用印刷体来翻刻，也别由谁随便划拉。

（2003年）

家住陵西

有趣得很，去年无意中我也当了一回候鸟。还没到盛夏呢，便自南而北作了一次搬迁。不过这个“南”，并非南雁北飞的起点——湖南衡阳的回雁峰，“北”，也不是“牧羊北海边”的北海，而是从南湖迁到北陵，行程不过一万多米。

我的新居，后墙外面就是名闻遐迩的新乐遗址。七千万年前，处在新石器时代的远古先民就选中了这块高地筑室以居，生息繁衍，于今，这里仍是松林掩映，气象萧森。而它的东邻旧日是一片苍苍莽莽、郁郁葱葱的皇家园林，方城“宝顶”下面埋葬着后金第二代帝王皇太极，通称“北陵”。可见，这是一方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

但由此也可得知，当日这里原是一处幽僻的荒郊，因为从古以来，没有哪一个皇帝会选择繁华的市区作为他的终古长眠之地。时间过去了三百五十多年，情况自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比较起来，北陵一带仍然还算空气清新、幽雅僻静的地段。

有人问：你抛开寸土寸金、灯红酒绿的繁华市区，偏要到这里来住，究竟图个啥？我说：图的就是这个幽静的环境。

过去住在闹市区，整日里市声喧杂，噪音盈耳，车轮“轧轧”声，摩托“嘟嘟”声，小贩叫卖声，加上并不“OK”的卡拉音响，弄得人精神紧张，头昏脑涨。在软尘十丈中，浩荡车流混杂着汹涌人流，首尾相衔地鱼贯穿行于斑马线上、红绿灯下。有人翻用鲁迅先生的话，调侃说：街上本来有路，走的车多了、人多了，也便没了路。

现在，家住陵西，同这些嘈杂混乱现象“拜拜”了，告别了熙熙攘攘的市廛繁华，远离了浓烟四散的车尘、尾气，不见了星级酒店、溢彩霓虹。回归萧散，结缘自然，尽情地享受着盈盈绿意，剪剪清风，一番天籁，几许诗情。

南楼，昨夜，东风。月影悄悄地爬上了前窗，几树长杨欢愉地翻摆着肥硕的叶片，茸茸的嫩草丛中送过来疾徐有致的阵阵虫鸣，听来宛似潇潇的春雨，清极，静极。十年前吟咏白洋淀的诗句中的情境：“轮蹄不到红尘远，一枕酣眠梦也清”，想不到竟在这个北方特大都市中展现了。

楼前，隔着一片宽大的草坪，新开河清波一脉，汩汩西流。晨兴不寐，沿着堤边小径闲步，顿觉神清气爽。几只五彩的风筝在晨风中摇曳，高渺无尽的云空荡漾起了美丽的蝴蝶、苍鹰、金鱼、蜈蚣，绘出一幅构图疏朗、设色斑斓的画面；而仰首苍穹，沉酣忘我地赏玩着飞鸢清景的人们，此刻便也化作点缀其间的“画中人”，共同构成一道靓丽的“春郊风景线”。

一场新雨过后，青青无尽的草坪越发显得鲜活靓艳，一眨眼工夫，急性子的报春花便把簇簇新黄挂上了枝条，而野杏、京桃更是忙不迭地在光秃的树冠上扯起绚烂的霞幡，紧接着，小桃红、紫丁香、刺玫瑰、野蔷薇也相继地开花绽蕊，千朵万朵缀满了枝头。就这样，居民们还没来得及静下心来着意地欣赏，春光夏景便已在暗中偷换了，让人蓦然记起宋人的“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的诗句。

当然，这里的“化工”一词只是借用，若是表述得完备一些，应该说，其间更多地凝结着人工的智慧、勤劳的汗水。岸边草坪上陈列着一张河渠改造前的老照片：一条臭水沟，几间棚户房，旁边丛生着齐腰高的杂草，堆放着一些陈年积淀的垃圾。如果不看说明，外来人无论如何都不会置信，它原是眼前的清波、石岸、碧草、新楼的前尘旧影。

劳动，无论其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同样都可以创造不朽。一幅《蒙娜丽莎》，一支《义勇军进行曲》，可以通过图像、音符传承下去，达到千秋长在；同样，人们对于客观环的改造，诸如疏浚河渠，栽植林木，筑路修桥，通过物化劳动，也可使子孙后代享用无穷，实现其不朽的价值。

整治后的带状公园，交由“劳模物业”管理。跨越半个世纪的各个时期的新老先进生产者，共同为美化环境、绿化家园倾洒着心血。今年五一劳动节，他们用三天时间，在这里义务栽植了千株青槐，命名为“劳模林”，现在已经生根、吐叶了。前几天，管理人员又在径路两旁的草坪上，每隔几米，栽上一簇簇的串儿红，种植了许多花草。万绿丛中红数点，微风拂过亦多姿。从坚持晨练者的“月旦评”中了解到，市民们对近年来沈阳的市政建设与环境整治工作，是满意的。

我也是晨练队伍中的一员，每天都要循着河干小径散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从黄河大街旁边的新乐园出发，十分钟后就进入了长江园，再经过较长一段的缓步或疾行，怒江北街便已踏在脚下，抬望眼，隐映在绿树丛中的太平村和塔湾也遥遥在望了。全程往返总有五六千米吧？

细想想，这也是颇有象征意义的。从新乐遗址所在的“辽河”流域出发，一路奔向西南，而“黄河”，而“长江”，最后向祖国的边陲延伸，进入“怒江”流域，几十分钟就心旷神怡地畅游了神州大地。借用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的话来抒怀，真是：“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穿过怒江北街，循新开河北岸西行，即置身于一片丛生的榛莽之中，蜻蜓翩舞，鸟雀啁啾，透过蒿丛、柳线，依稀可见碧绿的稻畦和菜圃。此时，仿佛回到久违了的童年时代，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故乡。

为了追求那种“城市山林”的逸趣，《红楼梦》里的贾府要在大观园中特意修建一个“稻香村”，依照外面村庄的式样，筑出一道黄泥墙，编就两溜青篱，盖上数楹茅屋，分畦列亩，种蔬栽花，还要在树梢头用竹竿挑出一个酒幌。

我们自有天然野景，无须刻意去摆那份阔气，只要迈开双脚，通过随缘随机的游目骋怀，同样能够赏玩这番清趣，充分领略大自然无尽的恩波。

原来，“趣”字是由“走”与“取”合并组成，说明情趣是靠着行走来获取的。醉拍栏干，也许能够称之为豪情，却与逸趣迥然不同；北窗高卧，东篱啸歌，这些中古时期的文人雅兴也同现代人不相搭界。

记得有个英国人写过一本题为《道旁的智慧》的书。是的，只要这颗易感的心灵时时踱步于人生路旁的小径上，就可以不断掇拾蕴蓄丰富的人生智慧。

家住南湖，我也是经常闲步的。八年过去，人地两熟。穿行于车水马龙的通衢，不出十步，总能碰上三两个熟人。来到这里，觌面相逢的个个都是新面孔。碰头次数多了，招手、注目之余，免不了要唠上几句。

有人问我“在哪里上班”，我常常以问作答：“你看呢？”经过一番打量，他笑说：很可能是在大学里教书；也有人猜测我是研究人员。根据之一，是我总好静默地沉思，像个“文化人”的样子；之二，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学院、省社会科学院都在附近。听后，我笑而不答，或者颔首以应。这倒不是有意撒谎，或者附庸风雅，我原本是这三家货真价实的兼职教授和特约研究员。

早春的一个星期天，漫步中突然遇到我在南湖时的一个邻居。多年前，他是这里的住户，后来随着工作单位迁往南湖。这次回来探望一位老同志，重游旧地，面对着万象一新的般般变化，竟有隔世之感。昨天，他又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我们楼前的那片低矮房屋扒掉后，准备矗起高楼，开辟绿地；马路旁的违章建筑已陆续拆除，人行道较前大大拓宽，美化、绿化有了新的进展。听了，欣慰之余，不免生发出丝丝缕缕的怀恋——

毕竟那里完整地保留着我的一段永生难忘的韶光，不知不觉中我已将生命的一部分封存在那里。

毕竟那里攒聚着、闪烁着人间最珍贵的友情，一些知心朋友通过促膝论道、聚首言欢，彼此的心灵在某一段时空发生过交汇与融合，躯体迁徙了，而这些生命密码并没有随之而流移。

毕竟那里出门办事、购买东西实在是太方便了。

然而，对于迁居，我终竟不悔。人间万事，总是有得有失。舍弃当中自有获取，拥有的同时便是失去，失落是拥有的一种继续与延伸。世上没有不须付出就可以无端得到的东西。选择本身看似获得，实际上也是一种放弃。我选择了清静，就放弃了方便，失去了正常交往。

一千九百多年前，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把物质享受与心灵自由分置于心理天平的两端，最后，毅然弃去种种优越的物质享受，以孤贫、潦倒为代价换取了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从而实现了对固有的生存范式的超越。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只能选择一种生存方式，而只要选中了某一种，其他种种生存方式就将自告放弃，当然，同时也就独具了其他生存方式所不具备的东西。

选择本身体现着价值取向、生活态度和理想追求。选择总是多种多样的。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作“趣味无争辩”，意思是人是各从其好、情有独钟的，兴趣不必强求一致，也不可能整齐划一。但自得自适的生命体验，确须经由自我来营造。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诗人从跃动、喧嚣不已的现实中召唤出幻境和梦。这里说的“召唤”也就含有“营造”的意蕴。

我想，滚滚红尘中许多叫嚷“活得太累”的人，并非都是甘心沉湎的，可是，却往往缺乏从强大的世俗压力、物欲诱惑中挣脱出来的勇气和毅力。可见，回归自然，确立自我，又谈何容易！

（1999年）

故园心眼

母亲——故乡，故乡——母亲，童年时期，二者原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可是，那时节，母亲的印象弥漫一切，醒里梦里，随处都是母亲的身影、母亲的声音；而故乡，连同乡思、乡情、乡愁、乡梦一类的概念，却压根儿就没有。直到进了学堂，读书、识字了，也仍是没有觉察到“背井离乡”是怎么样一种滋味。

那时，虽然口头上也诵读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类的诗句，但终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即便是读了冰心女士出国留学途中写的凄怆动人的诗句：

她是翩翩的乳燕，

横海飘游，

月明风紧，

不敢停留——

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

总带着乡愁！

——《往事》

也只是感到隽美、浏丽，而无从体味、也理解不了那种浓得化不开的去国怀乡之情。

存在决定认识。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和童年时节整天接触的是母亲，是茅屋，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乡园有直接关系。世间万般事物，只要它出现在眼前，你就会感知到它的存在；而故园则是唯一的例外，只有离开了它之后，它才现出身影，你才开始感知它，拥有它，眷恋它；在当时，我之所以没有“故园”的概念，是由于我并没有离开过它。

到了青壮年时期，束装南下，故乡已经远哉遥遥了，从这时开始，潜滋暗长了怀乡的观念。有一首歌叫作《好大一棵树》，故乡就是这样的好大一棵树。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只要一想起它来，它便用铺天盖地的荫凉遮住了你。特别是在黄昏人静时候，常常觉得故乡像一条清流潺潺的小溪，不时地在心田里流淌着；故乡又好似高悬在天边的月亮，抬起头来就可以望着，却没有办法抵达它的身边。

不过，那个时候，这种情怀往往淡似春云，轻如薄雾，稍微遇到一点什么干扰，就会消逝得杳无踪迹。事实上，当终朝每日置身于无止无休的“运动”之中，响彻耳边的都是那些“放眼全球”、“解放人类”的至高至大的课题，谁还好意思、谁还能有心绪去系念那一己的小我私情，想望着故乡之类的细事呢！即使偶尔遇到能够探望一下故乡的机会，也都因为意绪索然而交臂失之。

那时节，人们犹如一个旋转不停的陀螺，把个人的一切完全付与客观环境去支配，完全丧失了自己真正的内心生活，浑浑噩噩，风风火火，经年累月，旋转不止；又像是一列奔腾呼啸、全速驰行的列车，为着奔向一个渺远无定的目标，放弃了周边的一切风景。奔波、劳碌之余，有时也会蓦然抬起头来，撩起襟袖，抹一把头上的汗水，顺势瞄上一眼天边的冷月——这心目中的故乡，恰似旧时相识，却也没有更多的感觉。

故乡是一个人灵魂的最后的栖息地。游子像飘零的叶片一样，哪管你甩手天涯，飘零万里，最后总要像落叶归根一样，回归到生命的本源。正如清代诗人崔岱齐所抒写的：“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一个人越是老之将至，怀乡恋旧之情便越发浓烈。报刊上一则关于故乡的短讯，电视里一个似曾相识的镜头，一缕乡音，一种家乡特产，都会引起连绵不绝的长时间的回忆。每逢有人自故乡来，也总有尽多的遗闻逸事，足够连宵彻夜问个不停。

有人说，衰老是推动怀旧的一种动力。通过对于过往事物的淡淡追怀，常常反映出一种对于往昔、对于旧情的回归与认同的心理。虽然这也属于一种向往，一种渴望，但它和青少年时期那种激情洋溢、满怀憧憬的热望是迥然不同的。说起来这也许是令人感到沮丧的事。

老年人对于故乡的那种追怀与想望，往往异常浓烈而又执着，不像青壮年时期那样薄似轻云淡似烟。而且，这种追怀是朦胧的，模糊的。若是有谁较真地盘问一句：“您整天把故乡放在心头，挂在嘴上，那您究竟留恋着、惦记着故乡的什么呀？”答案，十之八九是茫茫然的。就以我自己来说，故里处于霜风凄紧的北方，既无“着花未”的寒梅可问，也没有莼羹、鲈脍堪思，那么，究竟是记挂着什么呢？我实在也说不清楚。

有一回，一位近支的族弟进城来办事，饭桌上，我们无意中谈起了当年的旧屋茅草房。我说，傍晚时分，漫空刮起了北风烟雪，雪的颗粒敲打在刷过油的窗纸上铮铮作响，茅屋里火炕烧热了，暖融融的，热气往脸上扑，这时候把小书桌摆上，燃起一盏清油灯，轻吟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真是永生难忘。

他苦笑着说：“都什么年头了，你还想着那些陈年旧事？火炕再暖和，也赶不上城里的暖气呀！这雪亮的电灯还不比清油灯强？”族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再说，那茅草屋又低矮又狭窄，站起来撞脑袋，回转身碰屁股，夏天返潮，冬天透风，人们早都住不下去了。也正是为了这个，说声“改造”，呼啦一下，全部扒倒重来。现在，你站在村头看吧，清亮亮，齐刷刷，一色的‘北京平房’。”

追忆是昨天与今天的对接。对人与事来说，一番追忆可以说就是一番再现，一次重逢。人们追怀既往，或者踏寻旧迹，无非是为了寻觅过去生命的屐痕，设法与已逝的过往重逢。对故乡的迷恋，说得直截、具体一点，也许就是要重新遭遇一次已经深藏在故乡烟尘里的童年。既然是再现，是重逢，自然希望它最大限度地接近当时的旧貌，保持固有的本色。这样，才会感受到一种仿佛置身于当时的环境，再现昔日生活情景的温馨。特别是，由于孩提时代往往具有明显的美化外部环境的倾向，因而人们在搜寻少年时期的印象时，难免会带上一种抒情特色。

不过，世上又有哪一样东西能够永远维持旧观，绝不改变形色！乡关旧迹也同生命本身一样，随着岁月的迁流，必然要由风华靓丽变成陋貌衰颜，甚至踪迹全无，成为前尘梦影。更何况，故乡的那些茅屋，即以当时而论，也算不得光华灿烂呢！

作为观光者，也包括虽然曾在其间生活过，而今却已远远离开的人，无论他们出于何种考虑，是从研究古董、吊古凭今的鉴赏角度，还是抱着追思曩昔、重温宿梦的恋旧情怀，尽可以放情恣意地欣赏它的鄙陋，赞叹它的古朴，说上一通“唯一保持着东北民居百年旧貌”之类的褒奖的话，如果会写文章，还可以加进种种想象与回忆，使之充满诗意化的浪漫情调。但是，如果坐下来，耐心地听一听茅屋主人的想法，就会惊讶于它们的天壤之别了。

前者由于只是片刻的辗转留连，管它阴冷还是潮湿，低矮还是褊窄，都可以包涵、容忍，略而不计；可是，若是从后者——那些朝于斯夕于斯、久住其间的人群来讲，则要无时无刻都去忍受着般般不便，克服种种局外人想象不到的实际困难。为了同外间人一样享受着现代舒适的生活，他们巴不得立刻改变旧貌，改变得越彻底越好。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诗意化的浪漫情调”是苍白无力的。

这种差异，前不久，我就曾实际体验过一次。那天，我们一行人去南宁市郊区扬美村参观明清故居，踏着错落不平的石板路，穿行在狭窄、鄙陋的小巷之中，观赏着一户户的已经有些倾斜的明清时期的建筑，共同感到这些历尽沧桑的古建孑遗，非常富有价值，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们毁掉。可是，当我们同当地居民攀谈起来，却发现他们的感觉竟与此大相径庭，甚至在内心深处对过往参观的游人有些反感。有的村民毫不客气地说：“这有什么好看的？无非是夏天漏雨，冬天冒风，住着憋屈，出入不方便。”

从这里也悟出一番道理：若要切实体察个中的真实感受，就必须设身处地，置身其间，局外人毕竟难以得其真髓。而要从事审美活动，则需拉开一定的距离，如果胶着其中，由于直接关系到切身的功利，既难以衡定是非，更无美之可言。

（2001年）

送穷迎富

人望幸福树望春。富裕，作为美好生活的一种标志，是几千年来人们所共同向往和追求的。

小时候，每逢过旧历年，父亲总要提前几天从集市上买回一张财神爷像，那是一个黑面浓须、头戴铁冠、手执钢鞭、身跨黑虎的赳赳武夫，名唤“黑虎玄坛赵公元帅”的。到了大年初一，开门第一件事，便是接福招财，人们见面要互相拜年，说些“恭喜发财”之类的吉庆话。再就是贴春联了，尽管大多数人家过的是“粥不继、悬鹑百结”的饥寒岁月，却都要写上“春常在”、“庆有余”一类联语。连给小孩起名，也爱选些“金、财、富、有”等字眼。

到了正月末了（晦日）那一天，依旧俗：家家都扫净院落，把稀饭和破衣陈列门外，洒上一些酒滴，有的还念叨几句话语，叫作“送穷”。这是我国古代民间一种很有特色的岁时风俗。“送穷”也者，即体面地祭送穷神上路，使之离得越远越好。有的地方称作“送五穷”、“赶五穷”、“送穷土”、“送穷衣”，说法不同，用意都是一样。

这种习俗早在唐代以前就形成了。据唐代古籍《四时宝鉴》记载，远古时高阳氏（即传说中的帝王颛顼）有个儿子，喜欢穿很破的衣服、喝很稀的粥，宫中号为“穷子”，正月晦日死于街头。后来便流传下来“晦日送穷”的风俗。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也有“正月晦日送穷鬼，后世则称穷神”的记载。那位和大诗人白居易、刘禹锡常相过从的姚合，写过这样一首诗：

年年到此日，沥酒拜街中，

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

至于“送穷”风俗的仪式，从文学大家韩愈《送穷文》（当然，他的用意是借助送穷风俗来诉说自己命途多舛、困顿不达的）中可以看到，不仅要为“穷神”准备下象征性的车船，还要给“穷神”带上干粮。而在宋代，有个太学士人做芭蕉船以送穷，并附上一首《临江仙》词：

莫怪钱神容易致，钱神尽是愚夫。为何此鬼却相于。只因频展义，长是泣穷途。　韩氏有文曾饯汝，临行慎莫踌躇。青灯双点照平湖。蕉船从此逝，相共送陶朱。

宋·吕原明在《岁时杂记》中记载：“人日（正月初七）前一日，扫聚粪帚，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

旧籍称，天津一带，正月初五或初六为“送穷日”。这里，每至春节都有诸多禁忌，以不倒垃圾为最突出。民俗认为，元旦至初五不倒垃圾，能够聚财，否则就倒掉了“福气”。然而，垃圾积聚多了，毕竟影响卫生，于是，到了初五这天，清早起来，就燃放鞭炮，把垃圾倒出门外，叫作“送穷”。人们通过倒垃圾来送穷，如此则一年与穷脱掉了干系，当然也就富贵有余了。

另据唐代文献记载，在流行“送穷”风俗的同时，还有于二月初二“迎富”的习俗。相传人有生子者，被邻家于二月初二求其子归养之，邻家因此而大富。后来，人们遂在这一天到野外去采集蓬蒿，挂在门前以祭之，用以迎富。到了宋代，迎富之风仍然盛行。宋初文人赵湘在《迎富文》中说：“淳化四年，送穷之明日，众人复迎富。”靖康年间的董逌，在其所著《广川画跋》中，也有“送穷必兼迎富”的说法。南宋诗人魏了翁曾有《二月二日遂宁北郭迎富》七律：

才过结柳送穷日，又见簪花迎富时。

谁为贫驱竟难逐，素为富逼岂容辞。

贫如易去人所欲，富若可求我亦为。

俚俗相传今已久，漫随人意看儿嬉。

直到清代，这种风俗仍在延续。诗人彭兆荪在《楼烦（今山西省西北部保德、岢岚、宁武一带）风土词》中记载：

剪纨劈纸仿婵娟，略比奴星送路边；

富媳娶归穷媳去，大家如愿过新年。

说到逐贫迎富，我顺手翻出全国地图来，发现各省以“富”命名的县原是如此之多，诸如富民、富宁、富源、富平、富川、富顺、富锦、富裕、富阳、富蕴，大概也都反映了人们求富的愿望。

单就我的家乡来说，那里过去本是最贫瘠、最荒凉的，素有辽宁“南大荒”之称。可是，说来奇怪，附近许多地名偏偏都和“富裕”挂上了钩：故乡的西面有黄金坨、万金滩、兴隆村，东面有富家庄、钱坨子、高升镇，南面有黄金带、财神堡、兴隆台，北面有黄金堡、大仓屯、百万庄。当然，在旧社会，对于劳苦农民来说，无论是送穷、祈福，还是预祝兴隆，都不过是一种甜蜜蜜的梦幻般的空想。

无情岁月去年年。“黄金带”捧献给乡亲的只有稀落落的碱蓬棵和密麻麻的黄芨菜；“富家庄”灶冷仓空，人们世代逃荒在外；“大仓”是名副其实的大荒；“兴隆台”，野行十里无人烟，阒寂、萧凉得很。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消灭了剥削、压迫，铲除了穷根，开辟了富源，走上了共同致富之路。

但是，人们刚刚起跑，双脚就被“左”的绳索绊住了。在“大革文化命”中，批治穷致富的政策，整勤劳致富的人，造“越穷越革命、富了要变修”的舆论，到处开刀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时间，“富裕”、“繁荣”竟成了最脏最贱的字眼，结果是许多生产队有地无粮、有树无果、有分无值，人们连打酱油、买火柴的钱都拿不出。乡亲们说：“送走了多年的穷神爷，又爬到炕头上来了。”那时，戏剧、电影里凡是名姓中带有“钱”、“富”字样的，无疑都是反面人物。

其实，钱财、富有，只有作为剥削他人的资本和手段时，才是要不得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们通过辛勤的脑力、体力劳动，为国家多做贡献，为社会多创造财富，增加了收入，实现了富裕，这原是最体面、最光彩的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放宽了农村政策，推行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号召农民理直气壮地勤劳致富。除掉了头上的“紧箍咒”，乐坏了农村的“孙悟空”。人心思富、勤劳致富的滚滚洪流，浩荡奔腾，一泻千里。“东风一夜花千树”。农村中那些花仙、果王、鱼郎中、蚕把式、西红柿状元、棉花大王，应运而生，大批身怀技艺、善于经营的人才有了用武之地，社会财富开始成倍、成十倍地增长。

面对这种动人的情景，我忽然想起清末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魏源的一首诗：

峡锁群山十万魂，山花四月未缤纷。

前林晓忽花全放，多为溪雷一夜奔。

诗中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浓郁的韵味：在那群山环抱的峡谷之中，浩荡的东风一时还没有吹进来，尽管已是春深四月，花魂却仍是沉眠未醒。突然间，一天早晨，前边树林中的花儿全开放了。啊！那多半是因为春雨过后，溪水奔腾，花魂被温煦的东风唤醒了。当前，农村形势和农民积极性的发展变化，与此有其相似之处。

十二大期间，我接到一位县委书记的来信，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昨天，农村普降‘喜雨’。”原来，他们从广播中收听到党中央郑重宣布：党的农村政策决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轻率变动，更不能走回头路。一个个眉飞色舞，奔走相告。那情景，真有点像苏东坡《喜雨亭记》中记述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

欣快之余，我步魏源诗的原韵，也写下一首七绝：

致富洪潮振魄魂，千门红紫竞缤纷。

一从清政传乡曲，虎跃龙骧万马奔。

（1982年初稿，1993年增订）

国　宝

二十年前，我还在营口市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去苏州参观访问，学习那里发展建设的经验。一下火车，就受到了东道主的热情接待。在前往宾馆途中，接待处长问询我们：“可曾到过苏州？”听我说是第一次来，处长便热情地介绍了市情。

他说，苏州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古代，可以说是“状元、进士之乡”，中国历史上共出了五百九十一名状元，苏州占了五十个；十万零六千八百名进士中，苏州有一千五百多人；现当代，又可称为“院士之乡”，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中，苏州籍的近百位，像贝聿铭、王淦昌、吴健雄、张光斗、王大珩、钱伟长、李政道等，都是苏州人氏。

我的天哪！听了实在令人震惊，令人心折，令人兴奋。当时，我心里想，怪不得这里经济社会发展得那么快，应该说，“其来有自”呀！

在惊赞、钦佩的同时，我还有一点强烈的感受与启发：一个地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究竟什么是最可宝贵的？素有“地上天堂”美誉的苏州，要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科学、教育，旅游资源，风景名胜，在在都足以“跷起拇指”，丰富人们的谈资。可是，在当地领导成员、机关干部心目中，最足以夸耀于世的，却是人才。一般地说，出于职业的习惯，接待部门往往注重于游览、观光的去处，以及文物古迹、知名特产，这在苏州是最具优势的，即使放到全国的大背景下，也可以说，数一数二；而且，这位处长也了解我们的身份，此行并非专一考察人才工作，而是着眼于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可是，他向远道客人推介的，却首先是当地的人才资源。这种不经意的闲谈，恰恰反映出他们“以人为本”、“所宝唯贤”的价值取向和眼光、素质，着实启人心智，发人深思。

古籍《国语·楚语》中有一篇文章谈到：楚国大夫王孙圉到晋国访问，晋定公设宴招待，由赵简子出面作陪。为了彰显其地位与身份，赵简子故意弄得身上的佩玉叮咚作响，以引起客人的注目，同时也炫耀本国的富有。席间，他问王孙圉：“楚国的佩玉白珩还在吗？它作为宝物有多长时间了？”显然，在这位讲究奢华、看重享受的重臣眼里，只有宝玉才是至高无尚的。

王孙圉的答复却是：“我们未尝以此为宝啊。”就是说，在楚国人心目中，白珩是算不上什么宝物的。这种劈头作势、截断众流的回复，确是有些出人意外。既然白珩未足为宝，那么，楚国究竟还有没有宝物呀？有的。接上，他就举出两位长于外交与内政的贤才：一位是观射父，他精于撰著训导，娴熟外交事务，善于同各国诸侯打交道，辅佐国君不辱使命；另一位是左史倚相，通晓先王的训典，能够陈述各种事物，朝夕把成败利钝的经验献予国君，使他无忘先王之霸业，并能取悦神明，顺应规律，使国家不致遭致怨愆。谈话到了结尾，他又照应开头，说：至于白珩之类的佩玉，只是先王的玩物，哪里称得上是什么宝贝呀！

无独有偶。同楚、晋两位大夫论国宝相对应，史书上还有齐国和魏国两位君王相聚而论国宝的故事。《资治通鉴·周纪》记载：齐威王和魏惠王在郊外会猎。魏惠王问：“齐国也有宝贝吗？”齐威王说：“无有。”魏惠王说：“我的国家虽小，尚且有直径一寸的珍珠十枚，能够照车前后各十二辆。像齐国这样的大国，怎么会没有宝贝呢？”齐威王说：“我之所以为宝者，和您的不一样。我的臣子中有个檀子，派他把守南城，楚人就不敢寇边进犯，泗水上的十二诸侯都纷纷前来朝觐；还有个臣子名叫盼子，委任他镇守高唐，赵国人就不敢东下黄河捕鱼；我的官吏中有个叫黔夫的，派他守护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面对西门祭祀求福，迁徙过来要求居住于齐国的有七千多家；我的臣子钟首，差遣他防备盗贼，就会做到道不拾遗。这四个臣子的声威，能够照耀千里，岂止十二辆马车呢！”魏惠王听了，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

本来，作为一国之君，在外交场合会谈，应该胸有全局，“务其大者”；而魏惠王竟然像个乡下的土财主，同人家比起珠宝来了，真是井底之蛙不足以言天宇之大。齐威王的这一课，上得实在是好。两相比较，胸襟与眼界之差，不啻霄壤。

同样，苏州的接待处长也给我们一行上了一课。当时我就联想到：如果做个“换位思考”，由我们出面接待苏州的客人，那该会是怎样情境呢？热情周到，这是毫无二致的；而且，也会同样诚恳地问候客人是否来过此地。只是在介绍情况时，一定会主要着眼于物产，什么“我们这里是煤都、钢都啊”，“盘锦大米、辽南苹果、绥中白梨、黄海刺参，可是我们的特产呀”。只是说大概没有谁会想到我们这里出过什么人才。这里不是说这些物产不值得宝贵，不值得向外介绍，只是想说，我们首先应该着眼于人才。其实，推介物产也并非不必要，前面说到的王孙圉，他就是在讲过了两位贤才之后，接上来列举了楚国丰富的物产资源，一连说了十二种，说明楚国确是物华天宝。但是，大前提是必须拥有贤才，“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以人为本，所宝唯贤，此乃千秋不易之理。

说到这些，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本身就是人才匮乏，你不应该“哪壶不开提哪壶”。人才是否真的匮乏，这要加以分析。同地处江南的苏州相比，我们当然应该承认这一点。但是，古人有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出色的人物可说到处都有。何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才总是相对而言，没有这一类，还有那一类，无非是等级有差。关键在于我们是见物不见人，或者说是观念上的差异。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1995年）

从浔阳到辽阳

最近，我以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作者身份，应邀参加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江西九江市举行的语文教材座谈会。

九江古称浔阳，是一座已有两千二百余年历史的著名古城，这里人文积淀和自然景观都极为丰厚，自古以来，就吸引了无数骚人文士，写出了难以计数的诗文。从这次座谈会上得知，只此一地，竟有二十几篇诗文作品入选全国与各地编辑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在全国各省市区独占鳌头。大家所熟知的陶潜的散文《桃花源记》、《归去来辞》，诗歌《归田园居》、《饮酒》，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白居易的古诗《琵琶行》、七绝《大林寺桃花》，苏轼的散文《石钟山记》、七绝《题西林壁》，周敦颐的《爱莲说》，毛泽东的七律《登庐山》，都在其中。听说，全国每年在校中学生超过一亿，还有数量更大的小学生呢。试想，这样一来，它的知名度必然是满高满高的。

参加会议期间，我从江西的古浔阳想到了辽宁的辽阳。它们确也有一些可以相互比并之处。

——辽阳也是一座古城，从战国时的大将秦开在这里始建城池算起，已经过去两千三百年了。

——它同浔阳一样，历史人文积淀十分丰厚。这里的辽河主要支流——衍水，因“荆轲刺秦”失利，燕太子丹逃难藏身于此，遂得名“太子河”。再如，始见于古籍《后搜神记》的“丁令威化鹤归来”的神话故事，还有那首古诗：“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那个“城郭”就是辽阳。据说，丁令威曾任汉代的辽阳刺史，因痛惜民众遭受洪水灾害之苦，私自动用了国库存粮赈济灾民，结果，被朝廷问罪。临刑时，天空飞来一只仙鹤，将他救走，驮着他飞到了太平府灵虚山去学道。得道成仙之后，跨鹤归来，遂有此作。

迨至后来，先后有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辽东丹王耶律倍、金世宗完颜雍、清太祖努尔哈赤五个帝王在此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初，李世民为恢复对辽东地区的统治，御驾亲征高句丽，分水陆两路进军。四月在幽州城南誓师，六月兵下辽东，驻跸辽阳城下。《新唐书》记载，唐军攻打辽阳城，昼夜不息，直到第十二天，太宗亲自率领精兵与之会合，围其城数百重，鼓噪声震天地。但高句丽守军骁勇异常，城池仍然没有攻下。最后，唐王派遣精锐的士卒，登上城墙，借助强劲的南风，焚烧了西南角的城楼，火势迅速蔓延至城内。这样，才把辽阳城夺下来。但是，伤亡极大。太宗班师回朝前，曾专门举行祭奠仪式，沉痛哀悼阵亡将士。据说，死者父母听到消息后，都为之深深感动。

其间，太宗写下了《辽城望月》、《辽东山夜临秋》等多首吟咏辽阳的诗章。其中《伤辽东战亡》有句云：“未展六奇术，先亏一篑功。防身岂乏智，殉命有余忠。”先检讨自己在指挥中的不力；然后说：将士们大量牺牲，并非由于缺乏防身之智，而是因为他们忠心耿耿，甘愿为国捐躯。

——辽阳同样有大量诗人留下了诗词文赋。据不完全统计，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直到晚清、民国年间，吟咏辽阳的诗词多达三百余首，诗人达一百八十人。

——辽阳同样也有名山胜境，居于关外三山之首的千山就在辽阳之南。只可惜没有靖节先生之椽笔，不然，同样会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佳句流传了。

话题到了此处，大概就要接触实质性问题了：辽阳在世间的声名之所以远逊于浔阳，原因何在？应该说，其中因素很多，但自古以来，未曾有著名的诗人、文豪驻足，这当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此间，地处穷边塞外，关山阻隔，交通不便；尽管建立都市已久，但人烟稀少，中原人士前来此地的，更是为数不多。大量的是披坚执锐的征战戍卒，还有一些是流人、迁客。他们没有骚人逸士的弦歌雅兴，同样的景观，在他们眼中，尽是哀伤、凄惨、悲凉的气氛。唐代诗人沈佺期的《独不见》，就中有“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之句。这是咏辽诗中的代表作。何谓“独不见”？《乐府题解》说：“伤思而不得见也。”而诗人本身并未亲到辽阳。如果要择选就地咏赞诗篇，大概清代本土诗人王尔烈的七律，有一定的代表性：

雉堞屺荒已半凋，背城衍水涨春潮。

青山驻跸垂千古，白塔冲霄镇数朝。

烈女旌贞遗巨冢，良工傅巧建双桥。

高瞻华表怀丁令，驾鹤何时再返辽。

诗中列举了辽阳的众多景观与人文积淀，作为“八景”、“十景”咏赞尚可，而诗味、蕴涵就很难说了。看来，大多数诗篇基本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一个地区或者一处景观，如果没有家弦户诵、传颂不绝的名人名篇咏赞，自然也就难以名闻遐迩了。

清代大诗人袁枚诗云：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这说的是一件事物也好，一处风景也好，在传世过程中，伟人、名人的超强作用。

现代著名诗人郁达夫，似乎觉得抛却了诗人文士，只说伟人的作用，既不符合实际，而且也有失公允，于是，趁着袁氏的韵脚，又写了一首七绝，同样以西湖为题：

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

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

是呀，西湖若是缺少了苏东坡的诗，又谁会记起把它和西子相媲美呢！《滕王阁序》、《岳阳楼记》，作为传世的雄文，自不待说；而它们对于南昌与岳阳，发挥了同样的传扬效果。

何处没有山？有山就必然有山上山下，有了山上山下，必然会有一定的温差。可是，只有庐山的大林寺，被白居易关注了，于是，诗人提笔写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随着诗篇成为人间绝响，大林寺也成了千百万游人驻足观赏的对象。

（2012年）

土尔扈特部东归本事

辽宁歌剧院演出的歌剧《苍原》，荣获国家文化部的“文华”大奖，一时名震剧坛，饮誉中外。看过之后，觉得果然是“名下无虚”，同时，使我忆起了十多年前访问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的往事。

巴州东临博斯腾湖，盛产芦苇、棉花，与当时我所在的营口市，在经济上有很多联系。访问中，承东道主相告，二百多年前，著名民族英雄渥巴锡率领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历尽千辛万苦，从伏尔加河地区东归祖国，他们的后代，就住在这一带。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当即到他们聚居的焉耆北部草原与和硕、和静等地转了一圈，“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又找到了乾隆帝亲撰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回来后，以《南疆写意》为题，写了一篇颂扬土尔扈特部爱国主义精神的散文。

除了歌剧《苍原》，前些年还看过一部表现同一题材的电影《东归英雄传》，基本上都是优秀之作。但我以为，作为艺术作品，它们只能抓住其中最亮的几个闪光点来做文章；而要全面了解这一页历史，想对渥巴锡这位蒙古族的伟大的民族英雄有比较系统的认识，还须借助史学，做深入一步的研究。历史，是我们观照现实、认识人生的一种重要凭借。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特别是，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和拥有五十六个民族成员的民族大家庭，更应该充分重视中华民族的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使之在教化、认知、审美诸方面，为我们尤其是青少年，提供最为厚重、最为丰富的精神食粮。

广义地说，文学艺术也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但文学和史学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假如用“水”来比况，一者为“玉树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一者为“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一个要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探求艺术的弹性“空筐”；一个是把激情隐在冷峻的后面，要述往事思来者，找出因果、规律。二者应该而且可能相互拥吻，却无法彼此代替。因之，我觉得，无论是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还是从研究历史题材创作哪个角度来说，钩沉、追索一点以历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的“本事”，都是必不可少的。

土尔扈特部是清代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元代重臣翁罕的后裔。17世纪30年代，该部首领因与准噶尔部首领意见不合，遂率其所部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自己组成独立游牧部落。但是，他们仍然同祖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经常参加厄鲁特各部的共同行动，并多次向清朝政府上表进贡。从顺治三年（1646年）起，历经康、雍、乾几代，互相往来不绝。1712年康熙帝派出使团前去探望他们，途经西伯利亚，两年之后到达了土尔扈特部。1756年该部遣使进京，历时三载，向乾隆帝呈献了贡品、方物，表现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片至诚。这个期间，沙俄却不断加紧对其控制，力图隔断他们与故国的联系。沙皇先后发动对瑞典、土耳其的战争，都强迫娴于骑术的土尔扈特人为其前锋，结果，死伤惨重，“归来者十之一二”。可怕的灭族之灾，使部落内的有识之士忧心如焚，亟思救亡图存之计。尤其难以容忍的，是沙俄实施宗教压迫，强制他们由信喇嘛教改信东正教。在充满灾难的时日，他们对故国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

有关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国的史实记载及评论，除乾隆帝的两篇碑文外，以当代学者马大正先生的《渥巴锡论》较为详细。原来，渥巴锡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青年英雄。1761年，父王敦罗布喇什病逝，渥巴锡继承了汗位，是年十九岁。十年后率部东归，开创了震惊中外的伟业。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三岁。

据史料记载，至迟在1767年年初，渥巴锡就已经开始酝酿东归的大胆计划。在1771年1月5日举事之前，他不仅战胜了内奸的多次告密，还运用巧妙的手法，麻痹住沙俄当局，顺利地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在组织东归故国的整个进程中，他表现了杰出的智慧、魄力和领导才能。起义之初，实行乘敌不备，先发制人的策略，速战速决地袭击俄驻军兵营和全歼增援的部队，然后把近十七万人的庞大队伍组成三路大军，声威赫赫地向东方进发；又安排舍楞等两名勇将率领精锐部队为开路先锋，经过十几天的急行军，摧毁了沿途的敌军要塞，掩护整个东归队伍以最快速度穿越冰封雪压的乌拉尔河，迅速地挺进哈萨克草原，把尾追的俄军远远地抛在后面。

但沙俄当局并不就此罢休，急令奥伦堡总督和军团指挥出兵截击，并派出骑兵团穷追不舍，加上恶劣的自然条件，致使东归部队损失惨重，人口锐减。特别是奥琴峡谷之战，更为严峻与惊险。这个东进路上必经的险要山口，其时已被悍猛无比的哥萨克人控制。机智勇敢的渥巴锡临机制变，毅然决定派遣一支精锐的部队，绕道迂回到山谷的后面，与正面进袭的大部队相配合，前后夹击哥萨克守敌，获得了全歼的战果。

当东归队伍进入姆莫塔湖地带，又陷入了哈萨克小帐与中帐的五万联军的重围，切断了前往准噶尔的通路。渥巴锡采取灵活机动的方针，派出使者进行谈判，同意送还一千名俘虏，从而争得了三天的缓冲时间，迅速调整、部署兵力，在第三天深夜，渥巴锡亲率主力部队，奇袭哈萨克联军，成功地突出重围，向巴尔喀什湖继续挺进。1771年7月8日，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迎接的清军相遇，接着，清军总督伊昌阿会见了刚刚抵达的渥巴锡与舍楞，以及土尔扈特部的主力军和大队家属。至此，土尔扈特胜利完成了重返祖国的东归壮举。

在歌剧《苍原》的四个主要人物中，渥巴锡而外，舍楞也实有其人。其先世未随部落西迁，世袭准噶尔属台吉。其间，舍楞参与过一次地方起事，失败后又施计诱杀了清军的一个副都统，为逃避罪刑，西奔到土尔扈特部。东归途中，舍楞始终是渥巴锡的得力助手，二人之间并未产生过龃龉。歌剧中侧重描写了东归途中内部意见分歧、少数坏人阻挠造成的重重矛盾，和“情感与理智的搏杀，生命、爱情与自由、尊严的血泪交织”（见歌剧《苍原》的解说词）。实际上，当时最严重的威胁，不在内患而在外侮，因为民族的生死存亡已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课题。至于随着形势的变化，潜在的矛盾开始逐渐显现，那已经是东归之后的事情了。

根据清廷安排，伊犁会见二十天之后，渥巴锡一行即起程前往承德。九月初，在木兰围场觐见了乾隆皇帝，几天后又陪驾到了避暑山庄。全部王公贵胄都受到了优厚的赏赐，部众也都得到了应有的赈济与抚恤，体现了清政府的收抚政策。尔后，即颁发官印，安排六个核心成员分任各地的盟长，彻底改变了统一立汗的体制。这是清政府为防止其独立，所采取的“众建以分其势”，“指地安置，间隔而住”的重大策略。这样处理的结果，也使个别成员酝酿中的争权夺位的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

我以为，《苍原》的情节设置，自是构建错位结构，推动剧情发展，展示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需要；但是，由于过分地突出了内部矛盾，特别是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与敌我斗争面前，在整部存亡处于千钧一发的非常时刻，把渥巴锡描绘成迟疑退避，一筹莫展，进而轻率地采取易汗让位的举措，势必产生削弱其完整形象的负面效应。应该说，这是十分成功的整部剧作中的一个败笔。

这里探讨的，不是历史题材能不能加工处理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是如何加工处理得更合理、更真实。如所周知，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写历史须实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重组，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前提下，只要能表现真实历史的内涵，不必每一件都尽合卯榫。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更深入地探寻历史的规律，也不妨变换视角和调整视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但也并非凭空架构，而是对历史题材有选择地加以取舍，通过艺术构思进行了成功的再创造。就此，鲁迅先生指出：“据正史则难于抒写，杂虚词复易滋混淆”。应该承认，《三国演义》的作者正是面临着这种两难的境地。但是，罗贯中毕竟是出手不凡的大手笔，他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同样，《苍原》的编导者在这方面也是颇见功力，获得了很大成功的。显然，较之罗贯中，《苍原》的编导者艺术活动天地更大一些。三国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知，这就使创作构思受到某种预定的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人物、主线和重要情节。而土尔扈特部东归的经过，史料记载有限，世人知之甚少，这样，剧作家便有了更多的创造余地，尽可自如纵笔，而无须更多地顾忌。这原是有利条件，但也是一个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弄得不好，就可能离开史实过远。这也是应该加以警惕的。

（1994年）

天华山诗话

地处辽宁东部的天华山景区，集清幽、雄险、润秀于一体，风光独特，秀色宜人。此间，不仅峰奇、涧峭、林深、峡险；而且，瀑布从悬岩上飞泻，溪流在巨石间跳绕，为雄浑峭峻的天华山注入了灵性与活力；特别是峥嵘的石景呈现千般幻相，有的似狰狞的野兽，有的像蹲伏的青蛙，有的如伞状的蘑菇，有的酷肖巨型的元宝，林林总总，怪怪奇奇，足令天惊地叹。

按照常理，凡是风光胜迹，历来都是诗人骚客驻足流连之地，这样，便会有无尽的诗文流传下来，吟咏不辍；偏偏这里像遗世的高人、尘封的珠玉一般，不要说洪荒出世以来从未见诸诗文，甚至连它的名字也少有人知。遇与不遇，真是霄壤悬别，说来也是堪资惋叹的。

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走近了它。这年中秋节后，在旅游局长陪同下，用了一整天工夫，穿行于林峦山景之间。一时，意兴盎然，目之所注，神之所驰，一一发而为诗。灯下，检索诗囊，收获颇丰，居然超过了其他无数景点。

那天，进了山门，就见有一条溪流滚滚奔出，水势磅礴，冲击河床中巨石，轰然作响，激起雪白浪花凌空四溅。“白龙涧”的名字，大约由此而起。前行约里许，林峦掩映间，出现一条清冽、澄鲜的流泉，当是白龙涧的源头，水势却十分悠缓。旅游局长告诉我，由于它慢条斯理，像是步步回头，欲行又止，因而村民们叫它“回头溪”。听了，我似有所悟，遂即兴吟成两首七绝：

一川石磊大如牛，涛吼溪鸣伴白头。

也似人间生死恋，年年水咽大边沟。

——白龙涧

清泉汩汩出岩间，跳荡奔腾去不还。

待得投身浊浪里，始知回首恋青山。

——回头溪

其时秋色斑斓，远处有五花山；近前，葱茏茂密的绿林中，不时有丹枫、榶槭闪现，煞是显眼。不过，走到近前，才发现有黄叶飘零，飒飒落于地面。我说，树木也通人性，同样懂得惋惜凋零、不甘寂寞。旅游局长是一位成果颇丰的画家，想象力就更丰富了，随口捎上一句：“总是让人‘难忘临去时秋波那一转’”。我即兴吟哦：

转眼长林万叶空，流年似水水流东。

从知岁晚芳华尽，落寞丹枫着意红。

说着，我们来到了一对“连理松”前。两棵树叠干交柯，看上去，爱意浓郁，难分难舍。因题七绝一首：

岂似人间离恨重，匆匆聚散走西东。

终生不解天涯别，连理枝头爱意浓。

当然，天华山更饶诗意、最是引人入胜的，还是布满山间的石景，堪称名副其实的“万景园”。远远望去，百象纷呈，十分壮美。有一尊伟人像，端庄凝重，惟妙惟肖；有一处石景，宛如聚会的八仙，参差错落，或立或卧，逸兴悠然；一处高悬天半，神秘莫测的石崖，上面坦平如砥，当地人称之为“天台”；还有一个巨石，酷似昂首咆哮的振鬣雄狮。我分别题写了七绝：

文旌长驻彩云间，秋叶春葩自往还。

眼底别开诗境界，天华依约似韶山。

——伟人像

层峦绝嶂展楼台，聚会群仙望眼开。

毕竟关东饶胜概，秦皇何苦觅蓬莱！

——群仙聚会

石壁崔巍黛色浓，禅关终日水云封。

溟濛纵有天书在，知在瑶台第几重？

——天台

昂首云端气象雄，一声咆哮夕阳中。

长林寂寞风萧瑟，暮霭苍茫谁与同？

——昂首雄狮

距离产生美，这是一条重要的美学原理。就是说，审美，不仅要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心理距离，还必须把握适当的空间距离，即审美主体要获得最佳的审美效果，必须使主体和客体之间保持合适的空间距离。这次观赏天华山石景，我就切身体验到这一点。前面谈到的那些奇观异景，都是地面上所见；待到我们履危岩，循窄径，费尽力气攀登到山顶上，近距离地寻看那些景物时，闯入眼帘的竟然杂乱无章，完全失去神奇的“故态”，不禁大失所望。因而题诗纪之：

怪态奇形未可攀，遥看幻相景千般。

一当蹑履循阶上，乱石纷陈忒等闲。

不过，“通天洞”倒是另一种情态。这是一个天然形成的穹窿型的圆形洞口。地面上看去，只是一个类似“箭眼”形的窟窿，未见得有什么妙处；但是，攀岩上去一望，竟有置身桃源、别有洞天之感。有诗为证：

奇险神工出峻岩，仙人指路想从前。

腾身一跃超凡界，绿树繁花隐洞天。

（2002年）

在这桃花盛开的时节

记忆中的辽南春光，是光华绚烂、多彩多姿的，而驰名中外的苹果之乡熊岳城一带又是景中之景，锦上之花。

一位著名诗人曾满怀激情地写道：春天的时候，辽南大地是威武、粗犷的塞外将军的一抹温馨的笑靥，而笑得最绚烂、最豪放的是果乡的灿若云霞的花海。

是的，每当东风吹遍海陬，山莺叫醒了四野林峦的时节，那茫茫无际的花海，便挟着热闹非凡的蜂围蝶阵，从陵谷漫向山坡，从海隅涌到川原，波澜壮阔、浩浩汤汤地起伏着、涌动着。一簇簇笼罩在骄杨媚柳里的村落，依稀浮荡在如纱似雾的香雪海上，犹如海市蜃楼里的绮阁仙庄。

遗憾的是，我这次来得稍稍早了一点。初春四月，漫山遍野的果林仙子，刚刚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还没来得及梳妆打扮，傅粉施朱，挽起修长的臂膀，扯开那如潮似海的花旗；只有生性爽急、独占春先的碧桃红杏，俏立于园角村头、山坳水曲，迫不及待地摇荡起烂漫的春幡。她们宛如一队队花枝招展的娇儿绣女，装点着拔地而起的绛紫色的沉钟一般的望儿山，像环绕着一位饱历风霜，慈祥、凝重的老祖母，膝前笑语，歌舞承欢。

可不要小瞧了这座小小的熊岳城和只有一百米高的望儿山，它们的名气大着呢！早在金代，这里就出过一位名叫王庭筠的翰林学士，诗文书画名冠当时，流誉后世，有《熊岳图》传世。与他同时的赵秉文和稍后的元好问这两位著名诗人，都曾有诗咏赞过熊岳。

原来，这里的望儿山，顶上矗立着一尊建于辽金时期的高约十五米的砖塔，远远望去酷似一位老人伫立山巅，引领遥望。于是，民间就此演绎出一个凄婉动人的古老传说。相传古时候山下住着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终年过着凄清、贫苦的生活。母亲昼耕夜织，望子成龙。孩儿熬过十载寒窗，适逢大比之年，乘船渡海赴京赶考，不幸途中遭遇大风，船没身亡，母亲却茫然不晓。几年过去，仍不见爱子归来，便天天登山眺望，久而久之，化作了一尊石像，“朝朝鹄立彩云间，石化千秋望子还”。

清代诗人魏燮均路过此地时，曾写诗咏叹：“山下行人去不返，山上顽石心不转。天涯客须早还乡，莫使倚闾肠空断。”由此，这座小山被人们称为望儿山，成为驰名中外的“熊岳八景”之一。每个乘坐中长铁路列车或沈大高速公路客车的过往行人，都会含情无限地临窗东望，遥瞻这位慈母的身影，被这个流传广远的凄婉传说深深地感动着。

熊岳城所在的营口市，很会做“文化旅游”文章，近年每到九月，都趁秋光照眼、硕果盈枝之时，在这里举办以近在咫尺的鲅鱼圈国家级开发区为依托、以洽谈经济合作项目为内容的“母亲节”，吸引世界各地的豪商客户，特别是那些滞身海外的华裔游子联袂前来。顿时，山上山下，人流潮涌，笑语喧腾，成为当地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

与望儿山相对应，附近还有一处著名景观馒首山。由于山形酷似穹庐，又像馒头，故获此名。这是一座矗立在茂密的苹果林中的圆形山峦，从底部到顶端，皆为光滑的青色岩石，上有三百六十级石磴，象征着一年的周期天数。前代诗人咏赞说：

天为笼盖地为锅，柴在深山水在河，

万里烟云皆紫气，谁家蒸此大馍馍？

这也算得上神州大地上的一幅绝景吧。

与这些亿万斯年造山运动的产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它们的对面、沈大高速公路的西侧，一座大型的现代化港口，正被改革开放的洪潮突兀地从海岸边托起。在高耸入云的吊车铁臂下，舳舻云集，升火待发。目今，它已同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个港口红线相牵，成为仅次于大连的东北第二大港。

正是借助着改革开放的“天时”和海陆交通枢纽的“地利”，在这个名不见任何图册的小小渔村鲅鱼圈，一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拔地而起。几年时间，靠着白手起家，在这块沐着天风海雨的亘古荒滩上，建起了几千户内联厂家和数百家外资企业。一位著名学者、民进中央副主席来这里视察，曾形象地将广州、上海和鲅鱼圈所在的营口比喻为一张强弓，广州、营口为弧之两端，上海为弧顶。他断言，三家联袂，前途无量。

旧游重到，满目皆新。我真的惊呆了，为熊岳城一带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令人吃惊的事还不止此。这天，我们在馒首山下一座崭新的建筑里刚刚落座，东道主就端上来满满一大盘带着绿叶的鲜桃，大大的，红红的。从鲜嫩的叶、蒂上，可以看得出是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面对着窗外几树春桃的“灼灼其华”，屋里的人们却手里擎着、嘴里吃着拳头大的桃实，实在觉得不可思议，真的要怀疑眼睛的明澈，甚至不相信头脑的清醒了。

从前读《聊斋志异·偷桃》，看到在蒲松龄老先生的笔下，春节时术人“演春”，官长命取鲜桃，术人颇有难色，说：坚冰未解，安所得桃？但又不敢违拗，便说：人间自然难觅，只好窃之天上。于是，掷长绳于万丈云空中，令其子缘绳而上，潜入四时常不凋谢的王母园中去偷取仙桃，久之，果有碗大鲜桃坠下，术人兴冲冲地持献公堂。但尚未等到当众品尝，一别真伪，即以术人子被天庭肢解，“坐官骇诧，各有赐金”，而宣告终结。

这种所谓“颠倒生物”的绝技，实际不过是奇魔幻术，并非真正能够在春节时培育出鲜桃。较之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在馒首山下，在这桃花盛开的时节，实际生产大量鲜桃，并且亲口品尝，自不可同日而语。

原来，这一带有几处产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反季”水果生产基地。民营企业家和农业专家合作，进行多侧面的高效农业产业化开发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并毅然投下巨资，在上千亩的土地上，建起了几百栋现代化日光温室，凿井修渠，栽植“反季”葡萄和春桃。在不改变所有权和使用性质的条件下，集中连片租用农民土地，然后再将温室设施反包给当地农民，使双方收入大幅度地增加。

品尝了初春的鲜桃之后，东道主又引领我们看了日光温室。塑料大棚里，分别密植着绿叶扶疏的葡萄和矮棵的桃树，绿里泛红的桃子沉甸甸地垂挂枝头，珠莹玉润的“巨丰”葡萄也接近成熟，即将采摘应市，满足附近各大都市接待外宾、举办宴会和部分消费者的需求。

走出日光温室，我们拾级而上，登临了馒首山，眼前立刻呈现出一片由塑料大棚铺成的“雪浪”翻腾的白色海洋。除了在山东寿光看到过望眼无边的蔬菜大棚基地之外，平生我还第一次见到如此规模、如此壮观的连片开发的日光温室。农场主人憨厚质朴、热情奔放，是典型的东北农民形象。看表面，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竟有这么开阔的胸襟和博大的气魄。

过去，全国到处都有“八景”、“十景”之类的集锦，熊岳也不例外。这里有“望儿山高”、“馒首石磴”、“果老仙桥”、“兔岛怒潮”等景观，主要的都是反映自然景象。现在，当地人士正在征集新的“熊岳八景”，我向策划者建议，要能反映“人化的自然”，就是说，里面要饱蕴着文化内涵。

文化不是自然存在的事物，乃是人类所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比如，鲅鱼圈开发区，海港，还有这些从事“反季生产”的桃园—在这桃花盛开的时节结满了累累果实的桃园，就都蕴蓄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都应该列到新的“八景”里去。

（1998年）

喧腾的辽河口

由浑河、太子河汇流而成的大辽河，是见过世面的。她所流经的区域，富饶、绚丽，多彩多姿。她的身旁飞溅着钢花，奔流着铁水，闪现着采油机、掘进器，金谷、红粱的隽影；而那一连串的大都会、古战场，“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则是流变中永驻心版的风景。流变是她的本性，一从别却深山，掉头而去，就未曾停歇过掀波舞浪，跳跃喧腾，只是临近了终点站辽东湾，方始恬静下来，平铺开双臂，舒展着腰肢，以扇形姿势宁静地投身于大海。宛如七彩人生，不论是“少年心事当拏云”，还是“壮岁旌旗拥万夫”，临近晚景凋年，总会放缓脚步，以平和的心性、开阔的襟怀，回归大地母亲的怀抱。

在盘锦市的福德汇大酒店，看到一组清代末年的老照片，其中辽河口的旧影，令我怆怀良久：晚霞散射着一片凌乱的光辉，几艘木帆船穿行在浩渺烟波之上，四围像太古一样荒凉与寥寂。诚然，这里也曾有过汽笛轰鸣的喧嚣，有过百舸争流的的热场，那是在上世纪前半叶，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掠夺东北三省地上地下的丰富资源，一时，舳舻相接，多如过江之鲫，令人凄然忆起元好问的诗句：“掳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尔后，辽河三角洲便进入了沉寂期，这和同是冲积平原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恰成鲜明的对照；即使与隔岸遥遥相对的营口沿海经济区相比，近二十年来，也暂时落后了一截，以致辽宁实施“五点一线”沿海发展战略之初，盘锦竟未能纳入其中。作为故乡人，我也感到有些难堪——明明是六市沿海，可是，重点发展区域只有五点。这自然有以致其然的道理，因为这一侧的大辽河口当时还只是一片荒滩嘛！

本事都是逼出来的。人，正是由于不能像飞鸟那样凌空展翼，才有了飞机的发明。“五点一线”的缺席，使一向赌胜争强、不肯甘居人后的盘锦人，遽然警醒，奋起直追，迅速转换压力为动力，坚定了开发建设辽滨经济区的决心。他们以当年垦殖南大荒，勒令荒原铺锦、大地献油的豪迈气魄和创业精神，硬是要在东起辽滨乡、西抵二界沟、长达20几公里的空旷的滩涂上，建设起一座包括船舶生产配套区、临港工业区与综合服务区、商贸居住区的辽滨新城。总面积为110平方公里，其中退海荒滩57平方公里，另一半土地，要通过填海，从潮水中索取。

我们沿着纵贯南北的宽阔、平坦的柏油路，直抵拦海长堤。在这里，河与海可以混为一谈，河就是海，水天一色，苍茫无际。顶着强劲的海风和炎炎的烈日，大洼县委书记高科把目光投向西部烟水茫茫的海域，指点着10公里以外的二界沟——未来的深水海港和临港工业区的所在；而综合服务区，将依次建在它的东面，同样也是要赶退潮水，围海造地。“为什么不把它建在大堤之内？”听了我的提问，这位出生于辽南山区、登惯了高坡峻岭的“大山之子”，笑着回答：“既然叫滨海新城，就要真正跻身大海；再说，堤内的荒滩，还要留给产业基地招商引资哩！”盘锦是个“万宝囊”，几乎要啥有啥，地上有渔盐稻苇之利，地下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唯一短缺的是石头、砂砾等建筑材料。移山填海办不到，那就只有拦潮筑坝，从海水里挖出泥土，这面填海造地，那面加深水域。

产业发展的重点，是海洋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中下游产品，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物流业为主的临港产业。市委、市政府提出，用10到15年时间，建成一座以产业为支撑、以生态宜居城区为辅助的滨海新城；要为产业基地打造理想的软环境，使产业依托城区，城区支撑产业。首要一条是环境保护，污水“零排放”是项目审批的先决条件。随着事业的突飞猛进，外来资金、项目的大量进入，建设规划也在不断地调整。起步伊始，新区仅为20多平方公里，从沙盘上看出，现在的规模已扩展到五倍。

盘锦人素以胆子大、有闯劲、耽于企盼、擅长想象著称，即使在家徒四壁、啼饥号寒之际，他们的头脑里也没断过求富求荣的奇思妙想。这里根本没有山，可是，偏偏称作“盘山”；本来最为贫瘠、荒凉，号称“辽宁南大荒”，可是，许多地名却都和“富裕”、“繁荣”挂上了钩。围绕着我的故乡，西面有黄金坨、兴隆村，东面有富家庄、钱坨子、高升镇，南面有黄金带、兴隆台，北面有大仓屯、得胜碑。至于给孩子起名，诸如“张有财”、“赵福贵”、“李满仓”等随处可见。当然，在旧时代，这一切祈望不过是甜蜜蜜的空想，“黄金带”捧给乡亲的只有稀稀落落的碱蓬窠和密密麻麻的黄芨菜；“富家庄”灶冷仓空，人们世代逃荒在外；“兴隆村”野行十里无人烟，阒寂、萧条极了。

改革开放中的神州大地，确有太多太多的宏图胜业，远远超出世人的经验与想象之外。我的乡亲即便再富于想象，也绝对想不到黑土地上能喷出石油，大海滩涂上会像“神仙点化”那样突然崛起一座新城。这里的小渔村，亘古以来就是“生涯一钓舟”，人们耳闻目睹的，充其量也仅仅是农村豆腐坊、集镇铁匠炉而已。设想几年之后，他乡游子归来，说不定还会把茫茫烟水中的高楼、巨港，当作海市蜃楼哩！

于今，宏伟的蓝图正逐步地成为现实。两年半时间里，纵横交错的公路网已经形成，入驻项目81个，招商引资达300亿元。其中，宏冠船业有限公司、辽河石油勘探局海洋装备制造总厂等的13个投资项目，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整个经济区已正式纳入“五点一线”沿海重点发展区域。

“烟雨轻舟”，原是昔日的辽河一景：蒙蒙细雨中，透过苍苍蒹葭，经常能够看到一些钓鱼捕蟹的蚱蜢舟随波上下，使人顿起“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潇洒出尘之想。现在，映入眼帘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三艘几层楼高、长达数十米的红色庞然大物，屹立波涛之上。是往来营口港的运输船队吗？非也，它们是上述两家船业公司为挪威和新加坡制造的超万吨成品油轮。船厂的老总自豪地告诉我们，订货单已经排到了2010年，总量达32艘，油轮之外，还与德国、伊朗分别签订了化学品巨轮和海上钻井平台。他们的发展方略，是研制装备五万吨以下船舶，与“五点一线”其他造船基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驱车而东，我们又来到了吊车耸立、构件山积、烟尘迷漫、喧声四起的桥梁工地。建设中的跨辽河口大桥，高45米，长44公里，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双塔双索面斜拉桥。2010年建成后，辽滨新区与营口沿海产业基地连成一线，对于推进环渤海经济带发展，带动、协调沿海与内陆经济联动，促进港口产业带的形成，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样的鸥白苇绿，一样的岸阔潮平，辽河口风物犹然，涛声依旧；而人世间已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面对种种恢宏壮丽、婀娜多姿的现实景观，歌之咏之，无疑是必要的。不过，我想，如果有机缘目睹其当年旧貌，特别是能在创造奇迹的“进行时”，亲炙建设者的感人情怀与万苦千辛，则会在赞美之余，永存心灵的震撼，获得一种灵魂的滋养与抚慰，进而悟出一番形上的哲理：所谓创造，也就是无中生有；而人的创造力是永无穷尽的。这种遗貌而取神的心理，正应了《庄子》中的那句话：“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

（2009年）

似曾相识的白云

看云做梦、临水高吟的青涩岁月，在我已经是远哉遥遥的了。可是，面对这蓝天、碧水、绿树、白云，却还是那么动情，那么狂喜，无边的兴奋中每每夹杂着几分亲切，几分慰藉。——许是因为在这座北方的特大都市里，这一切，确实都暌违已久了。

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创业，沈阳，这座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城市，数十年间，一直被誉为“共和国的装备部”、“祖国工业化的摇篮”，曾经以先后创造出上百项的“全国工业第一”而称雄华夏。作为关外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她已有两千三百年的历史，一朝龙兴地，两代帝王都，三项世界文化遗产，更使她声闻遐迩。但我也不时地听到关于她的大气污染、环境脏乱，以及“傻大黑粗”等议论。特别是铁西工业区，烟囱林立，乌龙滚滚，空中的云，地上的人，连同稀疏的树木、错落的楼群，到处都是一色灰蒙蒙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传统体制的弊端在这座国有企业高度集中的工业城市暴露得尤为充分。铁西老工业区承受着巨大阵痛，95%企业亏损，绝大多数工厂停产半停产，三十万产业工人中有十三万下岗，因而得名“全国最大的工人度假村”；北二马路成为“亏损一条街”、“下岗一条街”、“破产一条街”；企业负债沉重，职工脸上布满生存的焦虑。沈阳，这个“共和国的长子”，呈现出典型的所谓“东北现象”。

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作为政治哲学智慧的体现，总会迸发出难以意料的神奇效能。党中央、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部署，为这座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工业城市注入了强劲的生机与活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沈阳市委、市政府连续闯过了改革产权制度、筹措巨额资金和改善投资环境三道关口。国有企业密集的铁西老工业区，被认为是斩关夺隘中难以逾越、难以化解的“泰山石”。市里不失时机地将它与毗邻的张士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进行企业搬迁，淘汰重组，“腾笼换鸟”，土地置换。新区作为先进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如虎添翼，加速腾飞；而老区则以现代商贸生活区的新姿，靠着改善软硬环境，获取土地级差收益，争得竞争优势，赢来发展速度，从而破解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的难题。

还是那条因着“破产”、“亏损”出了名的北二马路，汽车贸易产业带建成后，每平方米地价腾身翻了四番，税收由不足七百万元猛增到亿元以上。铁西区由世界重度污染的城区，一变而为模范生态区、最佳宜居区和繁华商贸区。作为老工业基地脱胎换骨的一个现代神话，一个饱含时代意义的实体性符号，被载入了新世纪的史册。

现在，沈西工业走廊正与东部汽车及旅游产业区比翼齐飞，而沈北新区和浑南高新技术产业区则双峰并峙，各放异彩。振兴的深刻内涵，在于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体现在民生上。他们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环境建设，把关注民生、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振兴发展的根本目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居民逐步告别了久居棚户、平房的历史。伴随着市区普遍实行集中供热，推行清洁能源，成功利用地源热泵技术，原先随处可见的五千多根直矗云霄的烟囱，百分之八十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轰然倒地。久违了的蓝天白云，重现于城市上空。

云的灵动，水的滋润，树的蓬勃，向来都是相依相傍的。现在，浑河城市段已经实现通航，盛京八景之一——“浑河晚渡”重现世人面前。往日蚊蝇成阵的臭水沟卫工明渠，改造成清波荡漾的人工河，成为人们工余闲步的滨水长廊。沈城人民重新燃起临河而居的“亲水情结”。浑河两岸四十二公里长的大型绿化带已经形成，庭院绿化区与街头绿地星罗棋布，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高到44.4%，从而跻身于全国“绿化城市”、“环保模范城市”之列。

和谐乃众美之源。空气清新，环境整洁，居住条件改观，增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街衢间、广场上、公园里，晨兴、傍晚，人流如织，过去愁眉深锁、心事重重的情态为之一扫。人们注重讲究情趣、追求乐趣了，在获得视觉冲击的同时，逐渐沉浸于某种文化情调或高雅的审美心态之中。在铁西区，“人物馆”、“铸造博物馆”、“工人村生活馆”、“劳模大道”等文化景观，成为最吸引人的去处。人们抚今追昔，体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变化，珍藏一份难忘的记忆；而通过展现当代沈阳人的振兴实绩，又可以感受历史的进行时，领略物质生产与社会变革的紧张、粗犷、新奇与博大。

似曾相识的白云——这翻天覆地的宏大叙事的实证细节，还是旧时模样，而城市已经换了新颜。兴感之余，率成绝句：

水碧天青展画图，荫荫万木影扶疏。

白云缥缈当头见，为问今朝识我无？

（2006年）

柳荫絮语

在市政协举行的茶话会上，一位去春从台湾归来的老先生告诉我，离开营口已经半个世纪了，踏上二十里长街一看，样样都感到熟悉、亲切，又样样觉得生疏、新鲜，触目兴怀，真有隔世之感。

我问他：“故乡风物，哪一样最使您动情呢？”

老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街道两旁的绿柳。”

听了这话我先是一怔，继而有所领悟：先生当日含泪辞别乡关的时候，这座日伪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城市，兵连祸结，疮痍满目，漫空卷着黄尘，遍地泛着白碱，萧索破败得很。而今头白归来，登车入市，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饱绽着春意的青青垂柳。它们像亲人般笑立在东风里，轻摇着翠发，漫闪着青睐，频频招手致意。又好似无数绿色甲兵，排成长长的仪仗队，等候着远道归来的主人的检阅。五代诗人孙光宪就写过这样的咏柳佳句：“恰似有人长检点，着行排立向春风。”它们隽美的风姿，给游子以归乡的慰藉，给劳人以亲切的慰安，给远方来客以清新的美感和多方面的联想。这一切，自然要使老人心旌摇荡，欣然色喜了。

其实，不要说一别五十寒暑的天涯倦客，即使一直生活在市区内的人，当看到那满城新绿时，又何尝不为之动情呢？

提起城市的路树，人们自然会想起福州的如云似盖、根须垂挂的古榕，伊宁的直耸云天、葱葱郁郁的白杨，羊城的红花似锦的英雄树，上海的枝叶扶疏的法国梧桐……这些无疑都是颇饶韵致，多彩多姿的。但是，正如一首民歌中讲的：“天是故乡的蓝，水是故乡的甜，山是故乡的青，月是故乡的圆。”我总觉得，美化、绿化了辽滨之城的行行路柳，是更值得大书而特书的。

一排排的垂柳，清荫翳日，翠带牵风，着实给熙熙攘攘的闹市创造了一种清新秀雅的气氛。特别是营口街头，由于靠海低洼，盐碱度高，莫说参天的林木，就是铺地的绿草，也一向很少。近年随着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市区主要街道两旁全部栽植了翠柳，背后映衬着整齐的楼房，也称得上是“风景如画”。“杨柳非花树，依楼自觉春。”南朝梁元帝萧绎的这两句诗，用在这里倒也贴切。

柳是报春的使者。当寒威退却、冰雪消融的时节，痴情浓重的春风朝朝暮暮奏着催绿的曲子，鼓动得万里郊原生意葱茏。花丛草簇从酣睡中醒来，急忙抽芽吐叶，点染春光，顿时大地现出了层层新绿。然而，这一切与高楼栉比、车辆穿梭的城内是不相干的。那么，是谁最先把“春之消息”报告给十丈红尘中奔走道途之人的？正是街头的翠柳。

溽暑炎蒸，骄阳喷火，行行路柳为过往行人撑起遮天绿伞，清凉凉的略带咸味的海风扑到脸上，你会感到燥气潜消，无异入清凉国。清晨起来，你尽可以沿着柳林穿行，过了这棵迎来那棵，满路清荫，伴着几声清脆的鸟鸣，偶尔会有一两滴露珠滚落下来，凉生颈际，于恬适、惬意中不觉走出了很远很远。

秋宵漫步，清爽宜人。在城市住房尚较紧张，许多人家还是三世同堂的情况下，这长长的林荫路便成了翩翩情侣的“爱的长廊”。许多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挽手并肩，徜徉其间，悄声地交流着浓情蜜意，一任多事的柳丝在鬓发间撩来荡去。有人调侃地把它比作欧洲的谈情胜地——“维也纳森林”，这当然是过分的夸张。

即使是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严冬，家家紧闭着门窗，地面上满铺着积雪，这行行垂柳也不显衰颓、沮丧之态，依旧温存地摆荡着枝条，似向行人问候，使人们记起往日撩人的春色，憧憬着充满希望的未来。

柳在森林王国中平凡得很，登不上名贵树种的殿堂。但以其特有的风姿和功用，一向受人青睐。柳树是个大家族，世界各地约有五百多种，仅我国就拥有一百九十多个品种。举凡垂柳、龙爪柳、观音柳、馒头柳、长叶柳、小叶柳、白柳、紫柳、旱柳、水柳、沙柳、杞柳等等，都是比较好的绿化品种。它们适应性强，生命力旺盛，容易栽植，生长快，寿命长。其优胜之处，白乐天在《东涧种柳》一诗中描述得清清楚楚：“长短既不一，高下随所宜。倚岸埋大干，临流插小枝。松柏不可待，楩楠固难移。不如种此树，此树易荣滋，无根亦可活，成荫况非迟，三年未离郡，可以见依依。”

柳是生机的象征。相传黄巢起义时，曾规定戴柳为号，就是取其生机旺盛、易得成功的寓意。古时清明节民间有头上簪柳的习俗。“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头上插柳意味着严冬遁去，春天来临。柳与苍松、古槐不同，给人的印象是清丽、活泼的。本来，营口就是个比较年轻的城市，街市的形成不过百余年历史。市区绝大多数楼房又都是在1975年强烈地震后新建的，年轻的城市衬上这活泼、清丽的夹道垂柳，就更显得生气勃勃、欣欣向荣了。

在一般人心目中，夭桃艳李自是佳丽无比的春色。可是，那位写过《陋室铭》的很有些辩证思想的刘禹锡，却说：“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尽时！”在诗人的笔下，柳色是十分秀美的。陆放翁说：“杨柳春风绿万条，凭鞍一望已魂销。”孙鲂说：“春来绿树遍天涯，未见垂杨未可夸。”足见其推崇之至。

也许是这些原因吧，自古以来，从皇家到民户，从军营到田庄，灞桥，梁苑、隋堤、沈园，到处都喜欢栽植柳树。文成公主远嫁西藏，临行时还珍重地带上一株长安的翠柳，栽在大昭寺内，繁衍至今，许多去拉萨观光的人，都愿意一瞻“唐柳”的风采。清末爱国将领左宗棠率部西征，“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后人记着他的“遗爱”，亲昵地称之为“左公柳”。

当然，就营口人来说，酷爱街头绿柳，不仅仅是珍惜春光，珍惜绿荫，也是珍视自己的茧花汗水，劳动果实。如果说，在其他地方，是“此树易荣滋，无根亦可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话，那么，在这盐碱低洼的辽滨之城，栽活养大一株翠柳却绝非易事。这满城路柳的荣滋，不知要费去几载光阴，消耗多少人、财、物力。单是每年从外地运进城里来的植树用土，即当以数万吨计。换土、栽培之后，还要细心培护——缠裹草绳，围上木障，或护以石栏，定期灌水、喷药，认真照管。

去年秋天，我曾亲眼看到这样一个场景：黄昏时分，一个六七岁的男孩举着浸过煤油的火把，烧烤窗前路柳的枝干。年轻的爸爸在楼上看到了，慌忙地跑下来，将火把夺过去踩灭，并厉声斥责着：“再不许你糟蹋树！”小男孩一面委屈地辩解着，一面用脚踩杀熏烤下来的毛虫。爸爸低头一看，知道错怪了孩子，不好意思地重新点燃起火把，和儿子一道继续捕烧其他树干上的害虫。

我还听人们讲述过两个青年教师结婚植树的故事：

在新婚蜜月里，小两口商定在院里栽几棵柳树作为纪念。丈夫喜爱陶诗，仰慕“五柳先生”，提议栽五株垂柳；妻子是现代史教员，主张栽植六棵，理由是：当年贺龙同志趁战争空隙，在晋西北蔡家崖建立过“六柳亭”。正当这对小夫妻含笑争执时，老祖母出来打了“圆场”，说：“也别吆五，也别喝六，我说栽它九棵。九柳——‘久留’，取个吉利。”就这样，九株新柳绿化了整个庭院，一时传为美谈。

面对着鹅黄嫩绿、老紫娇红的千般花木，人们总喜欢把它们人格化，赋予一定的主观意念。其实，花木本身何尝有什么自觉的抱负、理想，无非是物竞天择的生存规律使然。但是，由于它们独具的形象、素质，确确实实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和寄托。苍松使人想起坚贞不屈的志士，古榕使人想起胸前飘着长髯的智慧老人，芭蕉使人想起浓妆艳抹的姝丽，而辽滨之城的翠柳，则使人想起具有高尚情怀和献身精神，“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孺子牛”。

辽滨翠柳，植根于贫瘠的盐渍土壤，自从绽出第一片嫩叶，便开始吸吮着苦咸的乳汁，应该说，生计是艰难的。但它们自甘清苦，乐观向上，带着强烈的自豪感，尽心竭力装点着大地母亲，把满路清荫托献给过往行人。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同一些教师、医生、作家、记者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生活，也熟悉他们的属性。不知为什么，每当我看到一片片一行行从异地移来，在辽滨之城成活长大的绿柳，都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身旁这些可敬可爱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许多人来自“海、北、天、南”，告别了繁华、绮丽的家乡，扎根在这座生活、工作条件都比较差，暂时还有许多困难的中小城市，为“四化”建设倾洒着汗水，所取者少，所予者多。这种风格，不正像那些辽滨翠柳吗！

（1985年）

害怕过年

近年来发现，自己越来越害怕过春节了。原因何在？——老了？脾气变得古怪了？不见得。

小时候家在农村，听惯了“小孩小孩你别哭，一过大年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闹，过了大年放花炮”之类的儿歌，因而从旧历冬月初一“关场院门”（结束粱谷脱粒），就开始掐着手指算计，离大年还有多少天；待到进了腊月门儿，饭就不好好吃了，奶奶说我是“盼年盼的心火太盛，肚子里长出了馋虫”；盼哪，盼到“灶王爷爷”偕夫人走下灶台，返回天宫述职去了，离春节只剩下六七天了，这时候，便夜夜梦魂萦绕着花炮、糖果、新衣裳，锣鼓、高跷、野台戏。

当然，这是童稚无心，苦中求乐。其实，对于穷人家来说，平素缺柴少米，生计维艰，已经费尽了周折；年根临近，债主登门，更是雪上加霜。那年月，我的父亲、母亲每逢春节，就总是紧锁着愁眉，很少见过他们有笑模样。

穷人怕过年，是生活所迫；人老了怕过年，怕的是什么呢？或许是悚岁月之飞逝，惊年华之迟暮。拣好听的说，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实质上是“无情岁月增中减”，过一年少一年，因而引发了心理上的恐惧。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并非尽人皆然。只要懂得生老病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你欢迎它是那样，拒绝它也是那样，就会顺时应命，处之泰然。

我的害怕过年，理由有三，都与传统的风俗习惯有关：

一怕滥放鞭炮。我平素喜欢安静，每天到时候就想休息。可是，春节前后，几乎是炮火连天，夜以继日，尤其是三十晚上，整个楼群简直像坐落在火药桶上，又宛如置身于万炮轰鸣、硝烟密布的战场：“咕咚——咔！”霹雳一声，震天动地；“噼里啪啦”，有如鼙鼓频敲，爆豆不停，没有片刻的消歇；“通！通！通！……”这是高程排炮五十发、一百发、三百发的连射。整宿彻夜地闹腾，前后左右轮番地轰炸，搅得人心意不宁，神魂错乱，彻夜无法成眠。

走到外面去看看吧，天地为之改容，风云为之变色，硝烟弥漫，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还不如紧闭房门，床头枯坐，犯不上让鼻孔、肺子、眼睛和耳朵一同遭罪。

二怕大吃大喝。陈规陋习，自古及今，过年就要放开肚皮，猛吃猛喝。本来可以细水长流匀着吃，有计划地安排开，不！偏偏都要集中在过年时节，调动嘴巴向肠胃发起猛攻。白天已经是“大水漫灌”，“沟满壕平”了，除夕之夜还非得吃顿饺子不可，有道是：“打一千，骂一万，不能舍掉三十晚上这顿饭。”一直弄到肚皮鼓胀，肠胃炎发作，上吐下泻，到医院挂上几天吊瓶，方始罢休。

三怕串门拜年。整个除夕，撑得难受，睡得不好，弄得脑涨头昏，四肢酸痛。可是，“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人得少休”，大年初一又脚跟脚地来到了。一家人还得早早起来，穿戴整齐，准备出去拜年，或者在家里等候接待串门的客人。但见街头巷尾，人头攒动，进进出出，往复不断。

有的单兵教练，有的三五成群，有的是一家人联翩而至，有的是全单位整个班子列队出行。前呼后拥，摩肩接踵。这一伙客人话音未落，席不暇暖，那一拨人马已经“毕毕剥剥”地在外叩门，于是，“前客让后客”，匆匆地交换场地。好在来者都是熟人，头一天多数都曾见过面，并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沟通，只不过走走过场，打个照面。在客人那边，算是尽了礼数，在主人这里，也从熙熙攘攘、送往迎来中获得些许的心灵慰藉、心理平衡。

繁文缛礼，积渐成习，不知道还能延续多久！这本身就是很可怕的。

同我有类似想法的人，大约不在少数。不过，静下神来，细加玩味，又觉得事情总是复杂的、多元的，并非人人都怕过年，至少有三类人群大异其趣：

一类是青少年（当然并非全部）。他们生命力旺盛，有着过剩的精力，习惯聚堆，喜欢热闹，觉得过年比平时有兴趣，因此不唯不怕，而且是趋之若鹜；另方面，逢年过节，聚会交谈，还有助于广交朋友，沟通思想，增长才智，扩大接触面。

第二类就是商家、厂家、店家，过年能够扩大消费额，有利于促销各类商品，赚钱，发财。

还有一类人盼望过年，他们是急着往上爬的官员，因为这是走门子、送礼物、拉关系，打通门径、扩大交往的绝好机会。平时请客送礼，上门私谒，总须找个引子，借个由头；过年了，这一切行径，均属因风就俗，顺理成章。夤缘求进，可以开门见山；馈遗往还，无须半推半就。原是交往双方久经企盼、求之不得的有利时机，“害怕”云乎哉！

这三类人群渴望过年相同，而情况各异。如果说，前两种是顺乎人情、合于事理的，那么，后者则实在令人作呕。联系到节假活动本身，更觉得那种毫无节制地滥放鞭炮、大吃大喝和“呼呼拉拉”串门子拜年等传统陋习，都应在改革之列。

记得十多年前出访马来西亚，在华人聚居的马六甲城赶上过旧历年。三十那天，我们在庙街漫步，那种异常浓烈的“年味”，使大家叹为观止。家家门外挂起了大红灯笼，高悬着朱红的贺年喜幛，门上张贴着“招财进宝”、“接福迎祥”等类字句的联语，以寄托主人对于新的一年的美好祝愿。整条街市打扮得鲜红火爆，金碧辉煌，置身其间，简直忘却了是在他乡异国。但是，却没发现有人在街头燃放鞭炮。商店在除夕之夜照常营业，也没有见到哪一家在那里“胡吃海喝”。

他们说，过年了，人们难得休闲几天，更应该好好养生，讲究科学饮食。大年初一，我们应邀到一户华侨家里做客，看到祖孙三代人团聚在一起，“娓娓话桑麻”，其乐也融融。我问东道主：“怎么没见有人串户拜年？”答复是，谁也不愿意破坏这种难得的合家团聚、促膝谈欢的气氛。这番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2007年）

民　心

丹东素有“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之盛誉，邻江沿海，气候宜人，风物澄鲜，风光绮丽。站在元宝山的半山腰，瞭望整个市区，只见万绿丛中，楼群错落，街衢起伏，雪白的云朵与斑驳的树影上下辉映，你会情不自禁地吟出青莲居士“江城如画里”这一诗句。

偌大一个市区，过去只有一座锦江山公园，坐落在市中心，而鳞次栉比的民居绵延十余公里，两头都够不上。近两年随着城市的飞速扩展，市里斥资两个多亿，作为“民心工程”，在东西两面的元宝山和帽盔山各开辟一处公园，并且改扩建了一些街心广场。这样，广大民众早晚都有个健身的去处，星期天、节假日，一家人也有了休闲、游乐的场所。

这天，天刚亮，我便跟随着缕缕行行、挤挤撞撞、涵盖各种年龄段的人群，涌进了锦江山公园。说来也怪，滚滚人流跨过园门之后，竟然倏忽间便消失在曲折山径、茂密丛林之中，只听得见这里那里不时地传出一阵阵笑语歌声。我见池塘旁有一位老者在独自一人踢着毽子，便凑上前去，与他一边踢着，一边搭话。我说，游人可真多啊！他说，还没到时候呢，半个时辰以后，你再看，山门内外，整个黑鸦鸦一片，这边是太极拳、迪斯科、健身操，那边吹拉弹唱。晚上的人更多，称得上“江城一景”。

我随口赞叹：“丹东市民有体育锻炼的好习惯。”老者说，不光是“习惯”，也有那份畅快、闲适的心情。如果不是安居乐业，市场供应、社会保障跟不上，公共秩序乱糟糟，就学、就业没保证，随处都有后顾之忧，人们的心还能这么盛吗？心盛，也还因为心顺。群众一看这些“民心工程”都是给自己谋福利、找方便的，便都热心支持，自觉参与。建设元宝山公园，涉及到民宅动迁，三位大娘主动出面，共同做一位大娘的工作，结果顺利达成了动迁协议。再者，这些工程建设，事先都广泛听取民众意见。元宝山公园有一个标志性建筑——牌楼，就是按照公众的想法设计的。咱们这个公园，儿童乐园旁边的一面墙有倒塌危险，市民建议城建部门及时加以处置，结果，第二天上山一看，墙已经拆除了。

“政声人去后，民意漫谈时。”普通民众的闲谈，可以为采风者提供准确信息，有助于把握一个地方政声、民意、舆情的脉搏。

现在，经常可以听到“举全市之力”的说法。那么，“全市之力”怎么“举”呢？其诀窍就在于要把全体民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前提是必须获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去年以来，市里开展了“献策丹东”的活动，发动当地各界人士、广大民众出主意、想办法，也邀请在外工作的丹东籍人士和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的外乡人，为丹东的跨越式发展出谋划策。有一位王先生，在外地谋生，一直挂念着家乡的发展，总想贡献一份力量，这次，他主动联系在广东银星雨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的朋友，动员他到这里投资；市里有关部门获知这一信息后，立即派人前去洽谈。现在这个企业已经入驻丹东，投资两亿元发展LED产业。省知识产权局一位副局长，离开家乡多年了，接到“献策”邀请函之后，便发过来一份“万言”方策，就丹东经济发展思路与定位、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产业和竞争力等诸多方面提出建议，使市领导很受启发，市委书记专门回信致谢。

至于市民，参与这项活动就更是积极主动了。有个叫王嘉阅的八岁女孩，运用自己所学不多的汉字加上拼音写了一封献策信，希望丹东也能像她探亲时到过的南方城市那样，“建设一座大型的多功能书店，让更多的人走进书店看书阅览”。一位从港务局退休多年的程大爷，闻讯后，立即把自己的“发展丹东水上客轮运输业”的建议书，递交给有关负责同志。他说：“我早就想提这个建议了，可我既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找不到沟通的渠道；到信访局吧，我又不是自己有困难上访的，所以就一直搁置着。现在终于有地方愿意听听我们老百姓的想法了。”这次献策活动，无疑为民众与领导机关交流互动、疏通思想、增进了解，搭建起一座便捷的纽带与桥梁，起到了了解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心的作用。

而最令有关工作人员感动的是，这些献策者没有一个是为个人的事找上门来，大家的共同目标，是“让丹东快点发展起来”。在这种精神感召下，机关干部白天接待献策群众，晚上整理有关信息，双休日也要来加班、值班。尽管辛苦忙碌一些，可是每个人都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用他们的话说，“那些献策信息撵着我们加油干”。此之谓：民众出智慧，干部受教育，政府得实惠。

当然，要得民心，政府必须主动给群众解决问题，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乎”。一位住在青年湖旁边的朋友告诉我，买房子当时是奔着“清波荡漾”来的，可谁知，楼房起来了，这里却成了死水一洼，户主纷纷大呼上当。政府知民情、解民意，经过治理，死水变成了活水，这样，老百姓就高兴了。为了倾听市民意见，帮助老百姓排忧解难，市、局两级领导走进电台直播间，直接与市民对话，听取民众的批评意见，回答各种疑难问题。从而增进了民众对政府的了解，看到那些“吃公粮”的干部每天都在想着给大家办事情，市民情绪顺畅了，信心增强了，街头巷尾，埋怨、愤激的声音减少了。

看来，稳定是工作的结果，前提是顺民意，得民心。

（2009年）

龙首寻秋

如同各地都有特产一样，各地也都有独具特色的风物。铁岭龙首山悦心亭上有这样一副对联：“本地风光原秀美，出山泉水总澄清。”看了使人想起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的童话剧《青鸟》的故事：两个孩子走遍了天涯海角，也没有寻访到象征着幸福的青鸟，最后失望地回到故乡，却意外地发现，青鸟原来就在自己家里。“每叹湖山溢誉多，银州风物果如何？”经过一番实地探访，我觉得它还是当得起“秀美”二字的评语的。

这是九月末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天刚放亮，我便随着坚持晨练的人群涌进龙首山来。一路上，打拳的，舞剑的，沿着山路慢跑的，坐在长凳上聊天的，在林峦掩映之间，随处可见，给人一种生气勃勃、舒适安定的感觉。

龙首山，左俯城郭，左傍柴河，林木葱茏，蔚然深秀，如长龙蜿蜒，绵亘十数里，为古银州之天然屏障。当地民间传说，它原是天上的一条神龙，后来谪落人间，定居在这块物阜年丰、山清水秀的地方。山上古迹颇多。顶巅，俗称“龙头”处，有古刹慈清寺，据碑文记载，始建于唐代，清崇德八年重修，“壮其殿宇，整其廊垣，金碧辉煌，照耀岩谷”。寺院前方，有明代弘治年间修的九级古塔。顺山势迤逦南行，旧有驻跸亭一座，为康熙帝征俄时驻马处。但无论是神龙或皇帝，人们都觉得隔膜得很，因而淡忘如遗，很少有谁去理会它。可是，对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胜迹，当地群众却感到异常亲切，引为无尚的光荣。辛亥革命前一年，十二岁的周恩来负笈北上，就读于龙首山下的银冈书院。这一带是他当年的畅游之地。半个世纪以后，敬爱的周总理于国务繁忙之中，“千里来寻故地”，重临银冈书院，再度登上龙首山，视察了附近农村，在龙首山留下了珍贵的足迹。至今，当地的一些父老，还经常娓娓动听地追述总理回来时走的是哪条路径，怎么样同他们亲切交谈，绘景传神，恍如昨日。

登上慈清寺左侧的宿云亭，凭栏四望，清澈、明净的辽河与柴河，像两条交结的银带，将翠玉一般的龙首山轻轻地缠束起来。中长线的公路、铁路，并排从城里穿出，客货车流，往来如织，一派繁忙景象。极目秋原，黄云罩野，稻海铺金，熟透了的红粱，紫蕊婆娑，随风荡曳，欢快地等候着收割。粮海中，间杂着几片菜畦，宛如绿宝石镶嵌在锦缎上面，益发显示出“辽北粮仓”的丰腴、富丽，看了使人心醉。怪不得寺内一座雄伟的建筑名为“醉翁楼”，它的含义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看我出神地赏鉴着四野秋光，旁边一位老大姐说：“铁岭是个好地方，可惜你来的不是时候，若是春天时节来，那才真有看头哩！”这话自有道理。春天到了，万物昭苏，百花争艳，景色无疑是绚美的。但也不能就此得出一个结论：秋光一定比春光逊色。作家峻青在《秋色赋》里说，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欣欣向荣的景象。毛泽东同志“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名句，更是早已脍炙人口了。

流连光景，品鉴风物，往往要受到思想境界和观察事物角度的制约，同当事人的心境有直接关系。所谓“物逐情移，境随心异”，“情衰则景衰，情乐则景乐”。宋玉一生不得志，在《九辩》中一开头就慨叹：“悲哉，秋之为气也！”到了欧阳修的笔下，秋，也被描绘得惨惨戚戚：“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可是，旷达、乐观的李白、刘禹锡却大异其趣，他们昂首高吟：“我觉秋兴逸，谁言秋兴悲！”“自古逢秋多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叶梦得索性以诗作声明：“何人解识秋堪美，莫为悲秋浪赋诗！”其实，四时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花开花落，春生秋实，无非是节序的自然更迭而已。对于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人来说，没有一个节候不是生气勃勃的。

步出山门，面对着无边的秋色，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本来秋光触目皆是，为什么铁岭八景中却列出一条“龙首寻秋”呢？我向身旁的一位老人请教。他笑了笑，说：“这个‘秋’有特定含义，是专门讲红叶的。”我恍然大悟了。原来，县志上记载的明朝进士陈循的《龙山杂咏》：“霜叶变丹红，秋高天气迥，幽人植杖来，踏遍碧峰顶。”讲的正是“龙首寻秋”这一景啊！老人告诉我：龙山红叶，自古有名，霜降以后正在势头上，现在还早一点，不过，说不定也能有，不妨找找看。于是，我便跟随着老人，“踏遍碧峰顶”，寻找起来。果然在一处断崖前，有几树新红赫然展现，像一束束烛天烈炬燃烧在青翠的林峦里，把整个山容都点化活了。从这些灼灼醉叶，可以想见那“红云万叠，绛雪千林，十数里山峦艳如霞锦”的绮丽景观。借用一句哲学语言来表述：“无限在有限之中映射出来。”

通过交谈知道，老人是一位离休干部。至于详细身世，他不肯多讲。但他那满头的白发和深刻着皱纹的前额，炯炯有神，沉着坚定的目光，以及旺盛的精神，盎然的兴致，已经揭示出这是一位久经革命风霜的战斗者。油然起敬之余，我不禁想起清代诗人任绣怀咏赞红叶的名句：“莫嫌秋老山容淡，山到秋深红更多。”

（1983年）

二·一九公园记

每到一座城市，我并不怎么关心商店、餐厅、保龄球场、卡拉OK等服务、娱乐性设施的情况，却总要四出转游一下，看看那里的公园、广场。这首先是因为我喜欢早晚散步，而大街上烟尘十丈，噪声聒耳，避之唯恐不远，当然最好是上公园、遛广场了。

我一向认为，对一座现代化的都市来说，公园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建筑设施所难以代替的，除了流连风景、美化环境，供人赏心悦目之外，往往还具备着休憩所、排气筒、缓冲器之类的特殊功能。

从宏观的审美文化角度看，人们之所以喜欢就地就近公园闲步，同热心于外出旅游，历览名山大川一样，都可说是追求一种生命体验，都能发挥使人的生命获得充实与强化的效用，体现了人类生活不断求新求异和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发展趋向，都出自于对生命、对生活、对艺术、对大自然的强烈而真挚的爱心。

整日陷于繁忙、紧张、遑遽、浮躁的现代人群，有谁不想在公余之暇，寻觅一个宁心息虑的处所，解脱片刻，暂得消闲呢！古人说：“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久懑者思嚏。”人们在床上僵卧了一个晚上，有的是劳累了一整天，晨兴、傍晚，总愿意找个地方散散步，遛遛弯儿，舒展舒展筋骨，吸入一些新鲜空气，改变一下单调的生活。

居家过日子，遇有某些不顺心的事情，或者遭遇挫折，受了委屈，发生变故，人们也总是像想望投入母亲的怀抱那样，愿意投身于大自然，换换环境，调适一下心境，放眼湖光山色、花鸟虫鱼，移情悦性，遣闷消愁；老人们在家里感到孤独闷寂，想到园林里、广场上找个熟人聊聊天，拉拉呱，或者到大树下面的石桌旁杀一盘象棋，甩几圈扑克。情侣们则要找个僻静场所坐下来，情谈款叙，亲热亲热。一些玩童、淘小子，“也无烦恼也无愁”，跑到园林中，只是想经历一种梦幻式的自由和惊险的刺激，寻求所谓“甜蜜蜜的无所事事”。至于晴雨无阻，朝朝暮暮，成群结队，坚持锻炼的各个年龄段的广大人群，一向视公园、绿地为至宝，就更是“不可须臾离也”。

论环境条件，钢都鞍山不算太好，但这里的“二·一九公园”却是独具风采，令人流连忘返。可以用八个字加以概括：城市山林，天然逸趣。就在这个到处高楼棋布，车辆梭穿，人流潮涌，马达轰鸣的大都市里，居然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公园楔进了市区，市民们走下楼梯，前行不远，就能够纵身投入到绿树葱茏之中。里面自然不乏一般公园都有的秀丽的亭台桥榭，悦目的花木泉石，逗趣的动物，电动的飞机，但最具特色的还是清波荡漾、首尾相衔的群湖，蜿蜒如带、绿到天边的青山，白杨萧萧、松荫匝地的大片人工林，以及鸟鸣上下、绿染须眉、窈远幽深的林间小径。一切都呈现着那种浩浩洋洋、苍苍莽莽的大气和不事雕琢、不加修饰而整洁自见的本色天然。

由于它的面积十分阔大，气势雄浑、壮伟，就为人们游观玩赏提供了足够的“艺术空筐”，进一境又有一境，走一程还有一程，绝无单调、重复、厌倦的感觉。可以游目骋怀，孤心远寄，扇动起遨游天外的想象翅膀；也可以凝心寂虑，谛听着大自然的至美与和谐，或者从容思考全部感官接受到的万千信息。一种宁静、温馨的快感融进了整个生命和记忆，成为日后长期受用不尽，永远不会贬值的精神财富。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不同层次的游人，都会从中获得自己所喜欢、所期望的情趣。

在公园迎门处，我无意间扫视了一下“简况介绍”，得知本园创建于1950年2月，这倒引发了我的一番感慨。其时，共和国成立只有四个多月，鞍山解放也不过两个年头，这个“二·一九”正是城市解放的纪念日。当时，城区满目疮痍，道路坑洼不平，高炉四周杂草丛生，狐兔奔走，一片荒凉、破败景象。而鞍钢的恢复、重建，直接关系到人民江山的巩固和全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市政府面临着艰巨而繁重的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务。可是，就在这百废俱兴、千端待举的情况下，他们竟不失时机地想到要划定范围，留出绿地，在城区辟建一个大型公园，真是颇具战略眼光、富有远见卓识的举措。

不妨作个简单的对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了，就是到了七八十年代，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工厂、商厦、宾馆、饭店都是应有尽有，而且确属必要；只是有的城市却忽略了应该事先留出足够的隙地，为居民营建一些包括公园、广场在内的活动场所。待到有关领导者逐渐懂得了市民在饱食暖衣之后，还想望着找个地方散散心，聊聊天，消遣、休憩一下，从而认识到了公园、广场的必要性，已经为时太晚，——石屎森林、火柴盒式建筑鳞次栉比，把整个市区填塞得满满登登，早已找不出一方隙地，只能徒唤奈何，后悔无及。

更有甚者，个别地区当政者目光如豆，见识短浅，在“房地产”热潮中，无视广大市民的需要，竟以高额价款卖掉一些本已狭小不堪、蚕蚀殆尽的园林腴地，去换取暂时的经济利益。

这种种作为，较之解放之初鞍山市领导人的眼光、魄力，何啻云泥、霄壤之别。

（1999年）

山不在高

如果说，遍布着红果、白棉、黄粱、绿树的辽南大地像一幅硕大无朋的五彩斑驳的地毯，那么，这座以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闻名遐迩的金牛山，就恰似孑然峭立在大地毯上的一盘古色古香的天然盆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里曾发掘出距今二十八万年以上的一具比较完整的远古人类遗骸化石。从此，这座地处大石桥市永安镇的僻陋的小小孤山，便引起了举世的瞩目。

这年中秋节刚过，我们便由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导引，循着盘山小径来到了金牛山东南角一处“洞穴堆积”旁边。专家介绍说，这座山由石灰岩、大理岩和菱镁矿组成。由于雨水中的二氧化碳渗入山体，顺着岩层的缝隙流动，对石灰岩产生溶蚀作用，慢慢地形成一些大小不等的岩洞。经过地壳运动，地下形成的洞穴，便随着山峦的隆起，被抬升到地表上面。

跟在考古专家的后面，我们走近了一个穹窿型的岩洞。它颇似一只卧伏着的猛虎，此刻正张着门洞似的巨口，威严地等待着我们。

“就在这个岩洞里，”专家指给我们说，“发掘之前，那具成年男性的遗骸化石，处在岩洞正中的位置。”

“它的下面会不会还有堆积物呢？”针对有人提出的问题，专家回答：“现已测出，洞穴堆积物厚达十五六米，越往下年代越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百万年以上。它的发现，填补了祖国东北地区远古文化史的空白，也彻底否定了‘东北没有古人类’的错误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中华民族多源多种的一个最生动的佐证。”

凝视着这座非同凡响的洞穴，想到自己的脚下，几十万年前竟是我们的先民繁衍生息、劳动奋斗的地方，心头蓦然涌起一种超迈时空、遥接万代的感情。一时神驰远古，幻相丛生，仿佛置身于人类历史黎明时期的洪荒世界——

眼前，原始丛林茂密，河渠、湖泊纵横，许多平生未曾寓目、而今多已灭绝的动物：披毛犀、三门马、变种狼、剑齿虎等，蹿跃其间。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大自然焕发出勃勃生机。透过一处处灌木丛，看到榛莽纷披的荒原上，野牛、鬃马、羚羊、狡兔在往复驰逐，或者安静地低头嚼食青草。

大群毛发浓密、前额低平、眉骨粗大、目光迷惘、口吻突出、腿部弯屈的“金牛山人”，在晴和的阳光下，正利用自己打制的石器或者挥舞着木棒，咿唔呼啸着追逐野兽；有的在集体采集野果，挖掘植物块根。山洞附近，一堆篝火毕毕剥剥地燃烧着……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我们的考古专家忽然高声朗诵起毛泽东的《咏史》词。莫非他此刻也像我一样，鼓振玄想的羽翼，穿透历史的帷幕，看到了远古的图像，因而思潮涌荡，触景生情？

我却憬然惊寤了。心头的意念一收，时间的潮水，哗——哗——哗，一下子流过了几十万年，回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但是，熊熊燃烧着的篝火分明还在视网膜上存留，以至看到脚下发掘出的黝黑的远古烬余，竟然情不自禁地弯下身子，伸出手去，想要探试一下是否还存蓄着往昔的余温。

我们上下巡视了整个山峦。原来，它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周长不过一千二百四十米，海拔七十米左右。而且，就年岁而言，专家说，也算是年轻的。如果把地球上已经形成了两千万年的山峦比作老寿星的话，那幺，金牛山只能算是总角儿童。但是，它毕竟是几十万年前人类刚刚脱离动物境界的黎明时期的直接见证者。单凭着这一点，也就足可以举世骄矜了。

古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仙”也者，超越凡品之人与事也。作为一座经历过几十万年风雨沧桑的历史课堂，金牛山使我们超越时空的界限，听到人类远古的足音，披阅那洪荒初辟的煌煌简册，难道还算不上一座名副其实的“仙山”吗！

毋庸讳言，把原始人的创造成果放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背景上来考察，不啻是沧海中的一粟。比起那些遨游太空的数百吨的飞行器，每秒钟运算多少亿次的计算机，以及把人类观测宇宙的范围拓展到百亿光年的射电望远镜和天文卫星，这些原始时代的石刀石斧，简直窳陋得不值一提。但是，它们却是人类进行真正劳动的标志。这极度简陋、极为原始的工具，如同万里长江源头的纤纤一脉，正是后来的铁器、蒸汽、电气时代以至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时代的整个机械洪流的滥觞。

我们伟大的先民凭借着粗笨的双手和简陋的石器，为人类文明的大厦奠定下最初的基石，宣告了一个划时代的开始。透过它们，我们看到，彩陶、铜鼎在闪光，指南针、地动仪在运转，金字塔、万里长城高耸云天，敦煌艺术、唐诗、《红楼梦》，以及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等等文化瑰宝，争奇斗艳。

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也创造了人类自身。正如诗人郭小川所咏叹的：

尽管

人们的灵智高出猿人很远，

但若没有猿人坚韧的奋斗，

人们至今还是遍体长毛，

跟野兽做伴。

想到远古先民“坚韧的奋斗”，我的眼前顿时闪现出两个伟岸的英雄形象：一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因为从天上盗取火种给人间，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每日惨遭神鹰啄食肝脏，受尽了万般苦楚，但他坚毅不屈，为了造福人类，完全把个人的安危苦乐置之度外。另一位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农氏，为了拯救生民，疗疾祛病，冒着生命危险，遍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

虽然这些神化了的传说“古史无征”，但它作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远古的梦和文化的根，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环境；特别是两位英雄人物的献身精神和高尚志趣，更是万古长新、永垂懿范的。

为着生存和发展，我们的祖先在极度艰难险恶的情况下，勇往直前地开辟着人类的生活之路。在那“宇宙洪荒”的创世纪，绝对的愚昧伴随着生产力的绝对低下，科学文化知识无从谈起，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且不论质，即以量计，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尽管我们以万分崇敬的心情缅怀人类远祖的丰功伟绩，面对着原始巨人的文化遗迹充满了自豪感，但是，却绝不想退回到蛮荒时代，重新经历那凄苦、愚昧的生活。

实际上，亿万斯年，先民们几曾止息过对富裕、文明生活的渴望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当地一位小学教师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金牛山的民间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这一带还处在蛮荒时代，周围环境异常萧条沉寂。许多人从这里走过，都不想停顿脚步，定居下来。这一天，有一位老汉挑着担子疲惫地经过这里，实在迈不动步了，就坐在路边上打了个盹儿。一睁眼，突然发现山中毫光四射，一头翘着尾巴、金光闪闪的神牛钻进山洞里去。他想，这里肯定是一块“红花宝地”，于是，便带领家人就地搭起窝棚住了下来。他们天天到山洞去探视，想望着金牛能够钻出洞穴，降福人间。可是，父而子，子而孙，年复一年，望穿了枯眼，痴想——追求——幻灭，金牛却始终杳无踪影。

“呜——”山下汽笛长鸣，中长路上一列火车风驰电掣般呼啸而过，飞逝的车窗像一幕幕历史的荧光屏倏然闪过，山头回荡着隆隆的声响。我的思绪也随之逸向远方。

（1984年）

眼前道路多经纬

京沈高速公路从我故乡的身后穿过。每当路过这里，我都要临窗瞩目，有时还要停下来，扫视周遭的一切。当年那一条条凸凹不平的泥泞路已经为平整的柏油路所取代，从房舍到环境，村庄面貌一新。曾岁月之几何，而乡园不可复识矣！

百感丛集间，我想起了三年前过世的那位族兄。1956年，他在邻乡一所小学担任教导主任。这天早饭后，外面大雨如注，学童们一个个“泥孩”似的踅进了院子。我那位族兄一向口无遮拦，面对这种场景，就和教研室的几位老师议论：“省报上刊登一幅《多情的雨衣》漫画：一对身着雨衣的青年男女，雨中亲密交谈，不料两件雨衣粘在一起，竟至无法扯开。漫画家应该有个续篇，名为‘多情的泥土’，画一外来串亲的男子，雨天在泥路上穿行，举步维艰，整洁的鞋袜还有裤腿儿，深陷泥淖之中难于自拔，最后只好统统甩掉，穿着裤衩逃出。”为着这个“有趣的”设想，一年后，族兄被抓了辫子，划为右派，罪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丑化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农村。

其实，他所说的尽管有点夸张，但道路泥泞不堪的情景，在地处辽河下游淤积平原的盘锦，当时确是随处可见。东北人都知道，牛皮制作的靰鞡，本是数九寒冬农民或者猎人踏雪出行的鞋具，一以防寒，一以穿行雪路时不致脱落，因有皮条牢牢地绑在双脚上。可是，在我们那里，赶上淫雨连绵的夏秋季节，有的却用它权充雨鞋。再者，地名往往反映当地的自然特征，你看，这里叫“鸭子场”、“莲花泡”、“沟坎子”、“魏家塘”、“小洼”、“四河”之类的村落，比比皆是。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建设，特别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故乡的道路逐渐改观。有的把路基抬高，两旁修了渗水渠，栽上了成排的路树；有的填充了砂石、矿渣；后来又普遍铺设了柏油路面。路上的运载工具，扁担挑换成了手推车、畜力车，换上了“小手扶”、三轮卡，换上了拖拉机、农用汽车。从前，乡村僻塞，“道阻且长”，有的年岁大的人不懂得柑橘要剥皮吃；现在，通过空运，台湾岛、海南岛、东南亚的多种时新水果下树两三天，这里就可以尝鲜。

看到这些喜人的变化，我的那位“老学究”族兄，激情洋溢地给定居省城的我写了一封信，慨乎其言：“老夫做梦也未曾料到，一生命运竟同‘路’结下不解之缘：年及弱冠，由逃荒求生走上翻身解放之路；后又因‘路’而以言获罪；中年之路困惑重重，弄不清‘拉车’还是‘看路’；及老，适逢改革开放，步入安康富庶之通途。古书上说，‘路’字左边是‘足’、右边是‘各’（每个人），表明人生道路或通或塞，皆出于己；其实未必尽然，人为环境之产物，个人努力之外，还须际会风云，凭借时代之制动。即如吾乡之父老兄弟，处此卑湿之地，如不躬逢盛世，不知摸爬滚打于泥涂中何许年也！”

驾着改革开放的风帆，故乡盘锦奔驰在飞跃发展的大道上。机械化、良种化、水网化，使“南大荒”变成了“南大仓”，盘锦大米、盘锦河蟹作为名牌产品，畅销国内外。世世代代丰衣足食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全国第三大油田的开发，更为此间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丰收之路从地上延伸到地下。万古沉寂的荒原上，钻塔如林，机声喧响，一批特大型现代新兴工业企业平地崛起，使盘锦这头“新生的小老虎”，在经济发展、财税收入方面跻身先进之林，成为全国十三个率先进入小康地区之一。

近年来，看到一些资源型城市纷纷濒临困境，盘锦人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及早推进经济转型，改变一元主导的产业格局，因油而腾飞，也会因油而竭蹶。看来，路在脚下，也在心上，思路决定着出路。眼界拓宽、思路开阔之后，观念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由单纯地享用资源、固守资源转换为“吃一看二眼观三”，抓紧开发接续产业，凭借现有资源优势努力使生产要素向高端跨越。经过几年努力，目前新兴产业支撑能力已明显增强，以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新型材料、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为代表的产业体系初步形成，非油气采掘业的经济比重已占一半左右。二是由单独盯住生产企业转换为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实现全方位的开放，公用设施向广大农村延伸；农业园区与工业园区齐头并进，培育绿色基地，发展设施农业；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湿地资源，建设“湿地休闲之都”。三是由招商引资扩展为招才引智，使拔尖人才、留学回国人员向新兴产业靠拢。辽滨小镇原本一个渔村，居然成为省重点船舶制造基地之一，构建产业集群化、区域协调化、资源集约化的新型产业体系，靠的是什么？就是人才集聚效应。这里的人才崇尚流动、富有激情、强调机遇，具备大海一般恢宏、灵变、豁达的特性。我问过一位来自湖湘的科技、管理型人才：“您离开那里的工业重镇，来到偏僻的辽河边上，看中了什么？”他回答得很干脆：“这里有理想的创业平台。”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谁接近了海洋，谁就接近了财富。一个民族只关注脚下，是不会拥有未来的。盘锦人的气魄很大，他们说，不能拒绝海洋的召唤，要由开拓陆路勇敢地走向开拓海路，打通出海通道，融入海洋经济，以无限的手段竞争有限的发展空间。现在，一座以船舶舾装、油品、散杂货和集装箱运输为主，计划年吞吐量近亿吨的盘锦新港正在兴建之中。与此同时，他们又在河海交汇处着手建设一座功能完善、生态宜居、富有时代感的新型水城，总面积为一百一十平方公里，设计由德国一家城市设计院和国内一所大学完成。现已纳入全省“五点一线”沿海重点发展区域。是的，中国并不缺少普通的城市，缺少的是个性化、诗意化，“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新的天地、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这天，沐浴着湿润、清爽的海风，我和建设总指挥漫步在刚刚铺就的滨海大道上。放眼四望，到处都是一片紧张、繁忙的施工景象。左手边，造船工地上巍峨的船体、高高的吊车，伴着电焊迸发出来的耀眼闪光，掩映着正在施工中的连接盘锦与营口两市的辽滨大桥一座座厚重的桥墩；再远处，掘土机、推土机在往复进退地平整工地。向右边望去，茫茫的海域蜿蜒着一道填海长堤，运输石料的自卸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往来穿梭，宛如一条巨大的自动传送带，石砌长堤随之而不断地向前延伸。堤堰外有两类船舶作业——运输巨轮满载着石料隆隆驶来；而笨重的大型挖泥船，正通过长长的管道向外喷吐滚滚的泥沙，成片的土地渐渐地露出了水面。

总指挥面对金光闪烁的海面，如数家珍地指给我看：水城主体部分由三个岛屿组成。那里是金融商贸区，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总部的设置，过去我们只注重引进项目、建设厂房，其实，大本营更为重要，那是最后财税结算的所在，现在已有广东与温州的一百多家总部预签了合同，未来将有四百余家入驻；那里是教育科研基地，包括综合性大学和一系列设施齐全的高新产业孵化基地、现代化职业培训基地；那里是原生态体验区；那里是文化娱乐区；那里是水乡住宅区……

我说，这真是人间仙境、“诗意的栖居”。清代诗人陈秉元写过一首竹枝词：“蜃雨腥风骇浪前，高低曲折一城圆。人家住在潮烟里，万里涛声到枕边。”写的正是这种情境。

“要说人间仙境，那边还有一处哩！”他又遥指着正东方向的“鸭舌岛”，说：那里要建设占地四十公顷的体育公园，容纳五万人的体育场和高标准游泳馆；建设别开生面的湿地高尔夫球场；仿建同等大小的苏州拙政园、沧浪亭和留园；还有占地二十公顷的国际会展中心，以及综合办公楼、高级公寓、商务酒店等相关配套设施。

我随口插了一句：“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还有总部，都需要有优越的交通条件。”

总指挥连声说，是的，当然。河对面就是营口市区，辽河大桥明年建成后，营口、大连乃至沈阳的城市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这里距离即将开工的营口机场不到十公里，有三条高速公路擦身而过，哈大高速客运铁路经过营口市，交通极为便利。

眼前道路多经纬。——六十载沧桑巨变，由泥路、土路到砂石路、柏油路、混凝土路，由公路到铁路，由陆路到海路，由地上的路到天上的路，立体交叉，错杂纵横，承载着万种悲欢、千年梦想，引领僻野的乡园跨上现代化的文明、富裕的征程。

（2009年）

情长在　水西流

一

那个有才无运的倒霉蛋儿李后主，长期住在金陵，后来国破被俘，沦落到了汴梁，出门所见，尽都是黄水西来，大江东去。因此，在他的心目中，江河都是滚滚东流的。这种观念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写成诗词，自然就会反复咏叹：“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其实，世间万事万物，情况都是异常复杂的，河流也是这样。比如，我要写的这条双台子河，它就不是流向东方，而是悠悠西下。倒是东坡先生有些辩证法，他偏要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事物的复杂性表现在各个方面。还说江河，人们的总体观念是，它们的形成已经盖有年矣，用一句老话来形容，真是“粤自盘古，肇始洪荒”。对于绝大多数江河来说，应该说，这种看法反映了规律性的认识。但是，也不能绝对化，有的河流就很年轻。还以这条双台子河为例，它的出现，就只有一百年，今年刚好“寿登期颐”。而它的源头，或者说是上游——辽河，倒是实实在在已经阅世亿万斯年了。

看到这里，读者马上就会诘问：难道一条河流竟可以和它的源头分开来表述吗？一般的当然不能，但是，双台子河却可以，而且必须如此。这就是它的迥异寻常之处。

原来，早在汉、唐以前，辽河在现今的海城市营城子一带入海，后来，年复一年，淤沙越积越多，河流被迫改道，入海处转到了现在的营口市区。明清以来，下游流量过大，水患频仍，田禾漫没，庐舍为墟。为了减轻盘山、台安、海城一带的洪涝灾害，当地名流、清末举人刘春烺集中民众意愿，上书清廷，进言献策，提出了“开浚双台子河，分流导水”的建议。获得批准以后，经过附近四县两万余民工的一年苦战，于1897年7月工程告竣。从此，神州大地上便出现了一条滔滔西下的新的河流。

原来的辽河于盘山、台安两县交界的六间房村实现了分流：一股照旧南流，途中纳浑河、太子河水，走营口故道；一股入双台子河，途中接收绕阳河水，西流入海。为了进一步开发盘锦垦区，扩大这里的水稻种植面积，1958年4月，辽宁省政府决策，在六间房处将辽河拦腰截断，使下游的浑河、太子河成为独立水系（俗称“大辽河”）；而辽河本身的水全部纳入了双台子河。这样，双台子河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辽河。

百年来，随着双台子河的面世，盘锦大地水害渐轻，荒原广辟，辽河三角洲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一方沃土。但是，在最初的二三十年间，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围绕着双台子河开凿与封闭的斗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1864年营口开港后，英、俄、日、美等十个国家在那里相继设立了领事馆，开设了许多洋商行。当时，辽河沿线通航数百里，两岸地区以至整个东北的粮、林、煤、铁等大量资源、财富，经营口港被源源运出国外。

辽河分流与双台子河的开浚，显然于其航运不利，资源掠夺受到一定的影响。于是，帝国主义势力勾结营口商会，呼吁尽早堵塞双台子河，以振兴营口航运，这一举措激起了盘山民众的强烈反抗。清政府派“南路观察使”前来调解，以“地势低洼，不便设制”为借口，想要撤消县制，解散地方团体，以瓦解和减除民众对堵河的阻力。面对这重重压力、种种威胁，全县人民拼死抗争，终于遏止了这种图谋。

但是，帝国主义势力野心未死，一计未成，又施二计，筹集粮款，佣工两万，历时二年，在双台子河流经的二道桥子与辽河流经的夹信子之间，新开了一条长四十余华里的运河，以减杀双台子河的水势，增大辽河流量，提高运载能力；尔后，又由英国商人出资，在二道桥子新开河口西侧，修筑一道切断双台子河的混凝土大闸——群众称之为“马克顿闸”。

二

如果说，黄河、长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双台子河则是盘锦大地的“生命水”，同时也是盘山百岁沧桑的直接见证人。无论是本世纪上半叶风雨如晦，长夜难明，特别是十四载国土沦亡，人民当牛做马的血泪生涯，还是雄鸡唱白天下，红旗飘展南荒，直至近二十年思想解放、体制改革带来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的如歌岁月，双台子河都是和生于斯、长于斯的盘山人民朝夕相伴、苦乐同享、荣辱与共的。

它的个性是鲜明的。有时，还不脱其来自内蒙古草原和吉林山区的固有的雄豪粗犷的习性，暴怒颠狂，豕突狼奔，每到七八月间，总要施威肆虐一番，滔天的浊浪裹挟着树木、禾稼，颇有苍空欲破、大坝难容之势。但是，斯文恬静，进退雍容，乃其常态。

夏日黄昏，悠徐曼缓的清流，水波不兴，像慈祥的母亲那样，一任人们在它的怀抱中浮沉戏耍。笑闹间，突然一阵机声轧轧，抬眼望去，一列长龙般的拖船正满载着货物穿波剪水而来。当然，最令人赏心惬意的，还是细雨中一蓑一笠，擎竿垂钓；月夜里，手持火把，沿着长堤去寻访那些无肠公子。

河水清且涟漪，它映照过我童年时代逃荒、避难的凄苦愁颜，也浮现出我迎接解放、欢呼共和国诞生的纯情笑靥。在它的身边，我度过了永生难忘的充满诗的激情的中学时代。

三五月明之夜，行将分手的前夕，毕业班的同学们围坐在河边的沙滩上，畅谈着瑰伟的抱负和闪光的理想。清清的河水在皎洁的月华辉映下，波光潋滟，好似有万条金蛇凌波腾舞。月色是清新的，晚风是清新的，年轻人的心灵也是清新的。那时的中学生，眼界不宽，头脑简单，思辨能力较弱，对问题的认识未免单纯、肤浅；但是，那种充满激情，健康向上，富于理想追求的精神状态，还是很值得忆念的。

我生也晚，没有机缘参与“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人间壮举，可是，作为一员民工，却有幸跻身于八千壮士的行列，投入“导辽入双”的截流激战。时届清明，水寒风劲，人们奋战在激流中，连续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四十年过去了，那春夜斩辽河，战天斗地的场景，还时常在眼前浮现。

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洪潮中，伴随着位居全国第三的辽河油田的采掘、开发，一座新兴的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城市正在双台子河边巍然崛起，市区内外密布着一大批石油化工企业，四围井架如林，钻塔耸天。秋风起处，芦荡飞雪，稻海铺金。我漫步在金色的大地上，一时诗兴勃发，随手写下了三首七绝：

新城一霎起南荒，钻塔如林插碧苍。

千顷芦花九月雪，秋光胜处是家乡。

淡霭轻风不碍晴，长河如带伴车行。

黄云盖野蛙吹歇，稻浪无声诗有声。

长杨夹岸矗天高，巨舸凌波不待潮。

百厂机声喧晓夜，轰鸣如听广陵涛。

双台子河畔有着独特的自然景观。河口地处辽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带，这里有位居世界第二的大苇田。夏季，一望无垠的绿野中点缀着大大小小的亮色水洼，恰似万千明镜陈列在绿到天边的碧毯上。秋天，遍野金黄，把整个辽河口装点得金碧辉煌。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栖息着二百多种野生动物。碧苇丛中，黑嘴鸥与丹顶鹤嘹唳和鸣，回旋上下。水鸟格磔，鱼虾嬉戏，汇成一派天然野趣。秋风起处，在宽达千米、绵延百里的海滩上，铺展开望眼无边的由野生植物构成的“红地毯”，其间点染着临风摇曳的丛丛翠苇。——万红丛中几点绿，也称得上是天下奇观。

屈指算来，从六十年代之初我离开双台子河边，到这次重游旧地，已经近四十年了。就是说，这期间，双台子河又经历了两万八千次的潮起潮落，而河上的盈盈素月也将要圆过五百回了。在我来说，五百度的月圆月缺也好，两万八千次的潮起潮落也好，双台子河无时无刻不荡漾在眼前，萦回于脑际，枕边清梦婆娑，耳畔涛声依旧。

像许多游子归来一样，我也是怀着一种“近乡情怯”的心态，漫步河干，凝视那悠悠的河水，深情地察看着两岸郊原的千般变化。尽管自己已经由少而壮，由壮而老，但面对着那一处处“背影巷”、“回声谷”，好像又唤回了滔滔远逝的双台河水，重新回到了青少年时代，于是，已经化作温馨记忆的当日同学少年秋宵欢聚的景象，像放映旧时影片那样，蓦然在脑际浮现。眼前的一切，竟是那么亲切，那么熟悉，却又平添几分陌生之感。正是：

百年世事留鸿迹，待挽西流问短长。

（1997年）

泛泛水中凫

从前，读到《楚辞》、《庄子》中的“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和“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虽然也领略了其中或反说或正说的丰富内涵，但是，对于那种随波逐流、逍遥游世的心态，毕竟缺乏切身的体验。这次的大雅河漂流，算是补上了一堂生活的实验课。

如果说，面对废垒残墟这凝固的历史，是探求静中消息，那么，漂流则是在动态中悟解生之真诠。

漂流，古称“泛泊”、“泛游”。就是像野凫、闲鸥一样，顺着江河的流向，在水中自在自如地浮游着，多见于文人雅士遣兴、消闲之际，普通民众是很少参与的。如今，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人们暇豫的增多，这种集游观、遣兴、健身于一体的活动，逐渐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一个“热门”项目。

大雅河是桓仁的一条内河，除了具备一般的漂流条件，如水清、流急、河道较为平浅外，还拥有一种特殊的优势，就是普乐堡一段的十里清溪，曲折有致，而且，峭石壁立，奇松虬蟠，层峦耸翠，宛如一道异彩纷呈的迷人画廊。漂流其间，赏心快意，如行山阴道上，令人目不暇接。

我们乘坐的是双人舱的普通橡皮船，也可以说是一种“蚱蜢舟”吧。随波上下，自在漂流，无须复杂的驶船技术，也没有覆舟没顶的风险，当然，溅湿衣袜是难免的。有时遇到洄流急湍，只须稍一荡桨，便又导入中流，回复常态。

旅游，顾名思义，重在一个“游”字，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许多人却是只求游目而未游心，仅仅停留在怡神悦目的层面上，没能在寻幽览胜之中渗入自己独特的感受，做到有所启悟、有所发现，忽略了庄子“乘物以游心”的奥蕴。

其实，这种一舟容与，清溪浅泛的漂流，由于它的弛张莫拘，任情适性，悠哉游哉，恰恰提供了寄怀遣兴的条件。尽可解开“思想飞舟”的系缆，放纵奔流，以一条心丝穿越时空的界隔，深化对于人生的体悟。

漂流，可说是人生历程的缩微版，既是消磨生命也是享受生命的现场演习。真个是逝水流年！看是漂游在滔滔汩汩的大雅河上，实际又何尝不是穿行在岁月的洪波、生命的溪流里！在这种闲情泛泊中，人们往往只注意到河水的流动，而忽略了正是我们的实实在在的生命，连带着筋骨与气血，在分分秒秒中悄然逝去。

漂流一似人生，逝者如斯，瞬息不止，都是一次性的。江河一去无回浪，前头永远是陌生的水域。所不同的是，橡皮舟到了指定地点之后，还可以由汽车运回；而人生却是一条不归之路，没有哪一辆汽车能够把“过去”的人再载运回来。

时时刻刻，命运长与生命同在。回首前尘，是活得充实、潇洒，抑或无聊、窝囊，都没有更新的余地。这实在是很遗憾的。米兰·昆德拉在作品中曾引述过一句德国的谚语：“只活一次，等于未尝活过。”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反映了事业无穷，人生有限的悲慨；二是抒发出对于生命不可重复的憾恨——“毫发无遗憾”的人生是不存在的，人们无不渴望着再次获得生命予以补偿，怎奈这是不能兑现的空想。

前几年，有人曾就“假如重新选择”的命题，分别向知名学者、文艺家金克木、季羡林、罗大冈、吴祖光、吴冠中征询意见，五位老人不约而同地一律笑而不答。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来生”并不存在，所以，也就无从谈起“重新选择”的问题。

由是，我倒想起李大钊的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生命的密度远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更值得追求。我们应该使现实的人生富有价值，充满亮色。

传说，古罗马的门神长着两副面孔，为的是一面省察过去，一面展望未来。可是，它却偏偏忘记了最有意义的现在。忽略了“当下”的惨痛后果，是城池没有守住，罗马被敌人攻陷了。其实，过去是现在的已往，未来是现在的继续，如果无视于“当下”，纵使对过去、未来把握得再好，又有多少实际的价值呢？

一个小时过去了，漂流即将到达终点。这时，我才觉察到，沿途只顾思考人生的妙谛，而忽视了周围景物的观赏，有负于水态云容，林峦佳致。现在，后悔已无及了。东道主欢迎我下次重来。我说，如果有机会再来，希望能够坐在竹筏子上。竹排不挡水，更稳更平，自在漂游的意味当会更浓一些。

（1999年）

东风染绿三千顷

稻乡初夏，翠色迷人。火红的朝阳刚刚从地平线上露出笑脸，那齐整整、平展展、灌满了“瓜皮水”的高产稻田里，便到处响起马达的轰鸣。我跟在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老赵的后面，沿着田塍，蹚着露珠，穿过一个又一个地段，看插秧机在一帧帧巨幅“素笺”上飞花点翠，彩绘新图。这时，幼年读过的一首宋诗蓦然浮现在脑际：

一把青秧趁手青，轻烟漠漠雨冥冥。

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

多么清丽的一幅烟雨栽秧图！难怪早年我曾为之神往。

但是，我的故乡当时并不栽培水稻，放眼平畴，遍是青葱、蓊郁的高粱、玉米。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作为一名报社记者，我才亲眼看到农民插秧的实景，恰巧也是在这个村里。沐着霏微的细雨，男女社员雁字排开，头不抬、手不歇地奋战在方方稻畦里。劳作十分紧张，全不像诗中描绘的那般轻松、逸致。倒是另一首宋诗《插秧歌》，绘影传神，庶几近之：“……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尽管时隔上千年，封建制度下匍匐在泥土之上的古代劳苦农民，已经换成了开始掌握自己命运的大地的主人，但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之前，农民始终还未能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记得那天中午，我在田间访问了一位插秧能手。她叫秀英嫂，非常爽快利落，插秧赛得过金鸡啄米。周围的人都夸赞说：“真是铁打的金刚啊！这样又累又重的水田活，难得她能坚持下来。”

秀英嫂却说：“铁打的也不行啊，谁累谁知道。我只是要强罢了。”她打开背兜给我看，“这一包正痛片，都是我在低头插秧时吃的—一天到晚，头痛得受不了。”说着，她抬头往远处望了望，嫣然一笑，深情地说，“什么时候插秧能像翻地那样，人往机器上一坐，唰唰唰，秧苗就栽齐了，那该多好哇！哎，我真是做梦上飞机——想得高啊！”

二十年过去了，秀英嫂的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四害”横行期间，她的愿望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机械化压革命化”的大帽子，和“宁要社会主义的弯把犁，不要资本主义道路上的拖拉机”等奇谈怪论，压得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喘不过气来。没想到，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改革开放没过几年，秀英嫂的机器插秧的理想就在本村成了现实。

欣慰中，我问赵技术员：“你常驻这里，知道村里有个秀英嫂吧？啊，她叫罗秀英。”

“知道，知道。你这个大记者，记性还不错哩。现在，她是村民委员会副主任。”老赵讲，这一带稻草和芦苇资源丰富，副业门路广，各家各户都有些剩余劳动力，在她的带动下，发展起来家庭编织生产，产品销路一直很好。

说着，他抬头向四周瞭望一下，便拉着我跑前几步，在一台迎面驶来的插秧机前停了下来。只见女机手稳坐在驾驶台上，头上罩着一帕花巾，看年纪不超过二十岁，操作却十分从容、熟练。那豪迈的神情仿佛在向人们宣告：几千年落后的农业手工操作，将在我们这一代结束！我们要给农业装上现代化的金翅膀，让它在社会主义航线上振翼飞翔！

老赵告诉我，她就是罗秀英的女儿。用这台机器，她完成了自家插秧之后，又出来帮助病残户干活。这时，插秧机已经开到了地头。女机手扭动着方向盘，机身便灵活地转了个身开走了，身后描画出齐齐整整的几行新绿。那种爽快劲儿，颇有阿母之风。我不禁啧啧称赞。

老赵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事，忙着从衣袋里摸出来一张纸，递给我说：“这姑娘还会作诗呢。你看看，能不能在报纸上给登出来？”原来是一首新民歌：

姥姥逃荒走东西，芦根野菜苦充饥；

妈妈栽秧没比的，弯腰屈背面朝泥；

小丫我赶上新时期，

“突、突、突”，开起了插秧机。

一件普通的事物发生在特殊的环境里，有时会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在现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应该说，机器插秧已是一件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情，然而，当我们想到自从远古的先民发明水稻栽培技术以来，人们一直弓身俯首地艰辛劳作着，而今一步跨越了几千年，解放了双手，直起了腰杆，昂首阔步地向现代化迈进了，感情的潮水又怎能不激荡翻腾呢！

（1984年）

红叶晚萧萧

秋深时节，我又一次来到了辽东著名风景区天桥沟。一进山门，就感到弥望的金色秋光醉人心魄，仿佛置身于金碧交辉的缅甸的佛刹之中，整个身心笼罩在一种圣洁、肃穆的氛围里。此刻，夕阳的猩唇刚好吻合在天际的峰峦上，一炉晚霞的赤焰喷射着万缕金光，为远处的丛林勾画出参差错落的剪影。山岭上，沟壑边，径路旁，枫之夭夭，其叶灼灼。穿行其间，觉得头上浮荡着红云，全身披上了霞彩，一时竟分不清是醉叶的烽燧点燃了高耸的云天，还是黄昏夕照映红了千林万树。

我禁不住激情的飞越，热烈地赞美着这秋山红叶的人间佳景。而陪同我闲步的风景区总管老王，倒是见惯不惊（或许因为心事重重），表现得十分平静。他眯缝着细眼睛，随意附和着：“是哩，是哩。”当然，那种得意的心境还是可以感受到的。由颇堪入画的现实美景，我又想到了长期在这里定居、朝夕寝馈其间的摄影家韩忠老人。前面就是他的住所，几间石头砌就的小平房，坐落在向阳山坡上。窗前那株老人手植的丹枫，红叶翩翩，临风摇曳；房门两侧，大丽花娇娆地绽出硕大的花朵；一畦白菜、萝卜展开青翠的嫩叶，等待着主人采摘。我看天色还没黑下来，便提议进屋去看看老人。还没等我的话落音，老王就陡然震动一下，声调里有些呜咽：

“别去啦，老人过世了。”

过世了？这简直像一声晴天霹雳，震得我半晌说不出话来。虽然他已80多岁高龄，但身体一向健朗，没听说患过什么病啊。老王告诉我，那天上午，老人还曾登上莲花峰，拍摄了四山的红叶。夜间，心脏病突然发作，没有抢救过来。这几天，他就像丢了魂儿似的，茶饭无心，闭上眼睛就做噩梦。

“可惜呀，可惜呀，太可惜了！”老王心情沉重地说，“天桥沟风景区能有今天，韩老是功不可没的。”

“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我晚来了一步，没能和老人见上一面，也是很遗憾的。”我接上说。霎时，脑际便浮现出他那矍铄的身影——高大的身材，背部微驼，肩头总是挎着一架带有长镜头的照相机，手里还拿着一副三角架；一头蓬松、粗糙的灰白乱发，一圈布满唇髭和下颏的花白胡须，配上红润的脸膛和几块褐色的老人斑，苍老中充溢着一种粗犷、豪壮之气。山间简单而平静的生活，再加上艺术家所特有的专注，使他养成一副安详、平和的心态，丝毫不现峻急的神色和衰飒的情态。

老人原在辽宁电影制片厂工作，离休之后，1983年偶尔到此间旅游，便被这四时迭变的旖旎风光迷恋住了，此后，每年几次都从沈阳赶到这里来拍片。到了1995年，他索性在天桥沟安了家，揽明月入怀，与山灵为伴，在“红叶晚萧萧”中登临啸傲，欢度晚年。为着记录天桥沟壮美的丰姿，也为了向外地游人介绍此间的秀美风光，老人把生命的最后20年奉献给了这片山山水水。一年四季，阴雨晦明，天天都在山林里转游，在各种光线下，从各个角度，拍摄风景照片数千幅。

十年前，正是他拍摄的一组风光照片把我吸引到天桥沟来的。接触的时间多了，我们渐渐地成了知心朋友，坐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交流对开发、建设天桥沟的看法，共同语言很多。我每次来天桥沟，他都陪伴着四处游观，带着浓郁的感情为我讲说各个景点的特点，描形拟态，如数家珍。使我每来一次，都会有新的感悟，新的发现。

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的照相机是我的眼睛，是爱的显像仪，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在多半个世纪里，她陪伴着我走南闯北，无数次登临祖国的名山大川，记录下数不清的美景。然而，在这些倾注全部爱心的作品中，我更垂青于辽宁天桥沟的景色。那层峦叠嶂，怪石嶙峋，古木纵横，曲水潺潺，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种种奇观，不啻鬼斧神工，使我的心灵的窗子倏然敞开了。

老人以摄影艺术为生命存在方式，此外，不知其他，不问其他。风景区领导曾经建议他到外地举办摄影作品展览，然后，通过市场运作，使其广为流传，并增加一些收入。因为是宣传天桥沟，办展览，老人答应了；但拿照片卖钱，他不表赞同，说：“艺术是我心目中的圣女，并非谋生的手段。”

韩忠老人对艺术的“之死靡它”的执着追求和献身天桥沟的忘我精神，使我想到了国外的一位令人敬仰的老人。为了破解秘鲁的“纳斯卡线条”这一神秘的文化疑团，德国女学者玛利亚·雷彻，放弃了繁华都市生活和优裕的教学职业，只身来到南美洲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漠里，以全副身心投入到解读“纳斯卡线条”、保护“纳斯卡线条”的神圣事业之中。她终身未嫁，在这里一住就是六十年，直到1998年以九十五岁高龄去世。人们说：她是为“纳斯卡线条”而存活的。

她的生活简单而充实，素食粗衣，住在一间当地民众提供的土坯房里，每天早早起来，戴上一顶草帽，背上那台老式的照相机，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纳斯卡地区往复默默地勘察，拍摄地图，清理地面，探明、修复了上万条线条和各种动植物、人形、几何形图像。为了不致因为修路、旅游造成人为的破坏，她走遍了秘鲁全境，奔波、游说，耗尽了心血。随着年龄一年年增大，她的身体也渐渐衰弱了，但还坚持实地测察，有时累得寸步难行，就躺在线条旁边歇歇脚。后来完全走不动了，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了，还请助手背着她到处转游。就这样，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纳斯卡线条”。最后完成一部学术著作：《沙漠的神秘》。她用所得稿费雇了四个警卫人员，日夜守望着这片浩渺的荒漠。当地的民众和政府特别尊重和敬佩她，称她为纳斯卡的保护神，在她生前，就为她塑造了一尊雕像。她死的时候，纳斯卡小镇万人空巷为她送行，把她安葬在附近的沙丘上。

岁月蚀损了他们的肉身，但留下了美丽的灵魂和不朽的精神。他们都是普通至极的人，却都活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放射出生命的七彩火花。

天桥沟风景区已经决定把韩忠老人的住宅辟为永久性的纪念馆，展出他的摄影作品；并在旁边的山坡上修建他的墓地。把这作为一处景点供游人缅怀、凭吊。生前，韩忠老人用照相机为天桥沟留下了珍贵的艺术精品；死后，他的高贵品格和感人的劳绩，还将如丹枫红叶，为他的第二故乡点燃一炬光辉的火把，朗照着万千游人的心扉。

（2008年）

书院钩沉

人日中午，陪在沈经营文化产业的温先生吃饭。他大概是有意在“书院”方面有所建树吧，希望了解一下历史上本地书院的情况。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凭着一知半解略加陈述，算是应付了差使。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兴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机构。它始于唐末五代，盛于宋、元、明，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有一千余年历史。全国历代创建的大小书院七千余所，为发展古代教育事业和繁荣学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古代书院由社会名流或当地开明士绅共同捐资营建，一般有学田养护，有些则靠官府资助。其教学形式、办学规模、课业层次不尽相同，但都以教育为基本职能，以培养学员参加科举为基本目标。较高层次的书院多由知名学者授课讲学，也是当地文人学士研讨学术的场所。

早年的毛泽东很重视书院的形式，把它作为自己创设的新型学习组织的典范提出来。《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指出，从研究的形式来讲，“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一来师生的感情盛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是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书院和学校各有利弊，自修大学乃取其利，去其弊”，“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的组织”。

学者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可见，“以人为本”、“培养通才”是书院的重要目标。

史志记载，辽宁建立书院始于辽代，当时因地僻人稀，很不景气；直到明代中期才有所发展。明正统二年（1437年）蒲河开始设千户所，隶属沈阳中卫，成为驻扎军队、屯积军粮和武器的重要军事营垒。嘉靖十三年（1534年），御史常时平在此建蒲阳书院，为蒲河两岸学子读书和名师讲学提供了条件。此前四十年——明弘治七年（1494年），巡按御史樊祉就在辽阳建立了辽左习武书院。到了清代，辽沈地区出现了名噪一时的“盛京三大书院”，即铁岭的银冈书院、沈阳的萃升书院、辽阳的襄平书院。

其中在辽沈地区建立最早、影响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是铁岭的银冈书院。它始建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主其事者为进士出身的流放官员郝浴。这是东北地区现今唯一保存下来的古代书院。康熙年间，奉天府尹屠沂曾遍游全国各大著名书院，对银冈书院十分推重。他在《重修银冈书院碑记》中写道：“维天下之书院多矣，惟嵩阳、白鹿、岳麓、石鼓以大称。岂高阁周建、长廊四起云尔哉！盖大其人，故大其书院也。”他认为，建立银冈书院的郝浴，“学探理窟，才蔚国华，岳岳怀方，不移不屈，政绩昭然”。正是为此，兹铁岭书院，“即与嵩阳、白鹿、岳麓、石鼓四大书院而五焉”。到了近代，它又有新的闪光点——少年时代的周恩来，曾在此间就读。

而萃升书院则层次为最高。它始建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当时称沈阳书院，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改为萃升书院，位于方城小南门里。据北塔石碑记载，清代著名才子王尔烈、对《红楼梦》的刊刻与流传作出重大贡献的程伟元等，均曾受聘在萃升书院讲学。资料记载，张震（承德人，道光乙未举人）、缪德禧（承德人，嘉庆庚辰进士）、刘文麟（辽阳人，道光戊戍进士）、刘梦瑚（金州人，道光己酉优贡）、周僖（海城人，咸丰己未恩科举人）、曾培祺（辽阳人，同治辛未进士，国史馆纂修）、陆鸿遵（广宁人，咸丰辛亥举人）、尹果（承德人，同治戊辰进士，内阁中书）、李维世（锦县人，光绪甲午恩科进士），曾先后任过萃升书院的山长。

光绪年间，书院被沙俄侵略军据为马棚和军营，遭到严重毁坏。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拨专款在萃升书院原址重修校舍，置办了新的教学设备、图书，并亲自担任书院院长。为了重振萃升书院声名，聘请了一批国内著名学者、大师任教，委任知名人士于省吾为院监主持院务，一时轰动海内，使沉寂多年的萃升书院再度传出朗朗书声。

襄平书院创建于清道光年间，由辽阳州创设，光绪十年（1884年）扩建新的校舍，二十六年停办，次年更名为襄平学堂。

辽南地区也有两所著名的书院：一是南金书院，始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设在金州的孔庙里，授课以儒学为主，八股文是考试的主要内容。从这里走出了很多名流，王永江就是其中之一。光绪十四年，十七岁的王永江在南金书院的县试中名列榜首，民国时期曾任奉天省省长。二是复州的横山书院。原是复州防守尉将军的府邸，1844年改为书院。聘请知名学者担任主讲，这里先后出了一名翰林、两名进士、十名举人。此外，海城有他山书院，凤城有启凤书院，新宾有启运书院，锦州有凌川书院，兴城有柳城书院。

全省书院共有二十多所，对于辽宁文化教育的发展，分别起到了很大作用。其直接效应是培养了大批各种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在文化教育事业相对来说不够发达的地区，这些书院的作用更加突出。书院制度介于官学和民办私塾之间，在当时代表着一种相对进步的比较开放的办学形式。加之，它超越了私塾的限制，可以较多地吸收社会资金，相对集中地吸引社会名流，并以自由讲学为主导，因而，这种办学形式、授课方式，对于探索教育机制的改革途径，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06年）

老窑工的喜悦

经过十多年的波折，东窑村的花盆窑又开炉升火了。

老窑工李大伯坐在盆场窗前的老槐树下，深情地注视着窑上腾起的烟云，心头翻滚着层层浪花，忆起了几十年混杂着苦辣酸甜的往事：

给盆窑主蹬轮子的苦难童年；

整天弓腰驼背，掬坐抡盆的凄苦生涯；

赶上毛驴，哼着小调，送新婚的妻子回门的翻身日月；

在全省能工巧匠授奖大会上和省长亲切握手的动人情景；

哎，还有刚刚合作化那几年，日子可真过得像火炭一样红啊！“罗锅李”远近驰名，东窑村的花盆远销各地。一车车瓦盆拉出去，一袋袋化肥、一件件农机具运回来。村民们都高兴得称它为“聚宝盆”哪！

可是，风云突变，“史无前例”的狂潮，猛烈地冲击到这个紧靠铁路线的村庄。“罗锅李”再次挣扎在厄运之中，他被挂上“心不向农，手不务农，专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大牌子，走村串镇，巡回接受批判。连用花盆换回来的脱谷机、磨米机也被拴上黑布条，说成是“来路不正的资本主义私生子”。为着彻底决裂，铲掉“修”根，在一个郁闷的夏夜，村里的“造反派”用一包炸药把花盆窑送上了半空。

窑在地面上毁掉了，可还在李大伯的心头屹立着。那通红的炉火，翻滚的烟云，时时闯入他的梦境。那双劳作惯了的大手，早已无盆可抡了，可他还是常常把两手架在胸前，搓擦着，抖动着。混浊的双眼里隐藏着一种凄楚的哀情。

十月的阳光照临了大地，村中震响起欢庆除“四害”胜利的鼓声。大伯拖着两条粗细不匀的腿（这是童年蹬轮子的印记），兴冲冲地登上庄前蜿蜒如带的黄土梁，巡视一番，又慢慢地走下来，在当年窑场的废墟上久久地伫立着，很晚很晚才回到家里。从此，这冷落了多年的黄土梁，便时时印上这位老窑工的足迹。

三年过去，转眼间，又到了桃红柳绿、春色怡人的时节。大田种罢，大伯被在城里做工的女儿接去。看，柜橱里摆满了长寿面、老白干，床头堆放着关东烟；女儿早就作好准备，要给老父亲美美地办一次寿筵了。

这一带聚居着几百户职工。每天清晨，大伯都早早起来清扫街巷，然后伛偻着身躯到各户去看摆在窗前、院内、阳台上的盆花。人们不了解大伯的经历，以为他特别爱花，就怂恿老人家去逛逛公园。这在大伯来说，活了六七十年还是第一次呢。园中花事正盛，游人摩肩接踵。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沁人的芳香，眼前出现了紫舞红翻的鲜花世界。他穿过芍药花丛，观赏了一阵海棠、月季，又看过了许多叫不出名了的花儿朵儿。他正徜徉于人潮花海之中，忽见一老一少谈笑着走来。

“养花还是用黏土素烧的瓦盆好，它比瓷盆通透性强，更适于花卉生长。可惜现在有些瓦盆质量太差。我们园林处准备去关内定货。”年轻人的话刚落音，那位须发皓白的长者便摇头笑道：“何必跑那么远？若论花盆，东窑村的就是上品。那里的黄土，黏度适宜，光润细致；‘罗锅李’手上的功夫也最好。不过，那些年他被折腾得好苦，即使活下来，怕也未必肯干了。”

大伯听了心里热乎乎的，真想主动上前通报姓名，但他又踌躇了——哪能空着两手去回答人民的期望呢！他悄悄地闪进了花丛。这时，有几位远洋归来的捕鱼工人来买盆花。长期的海上生活，使他们养成了对花卉的特殊感情。他们习惯于把夺取海上丰收的美好愿望和对陆上亲人的思恋之情寄托在赏心悦目的盆花上。其实，何止出海的渔工，对所有的劳动者，盆花不都是可以寄托工余情趣，体味生活的温馨吗！

看到这一切，李大伯感情潮水被猛烈地掀动起来，胸中像是塞进了团团烈火。他再也无心赏玩花卉，匆匆地赶回女儿家里。第二天清早，不顾亲人们百般劝阻，径自乘车返回了村里，当即向队委会提出修窑、传艺、烧花盆的建议。队长高兴地扶着大伯坐下，说：“这事我们也议过了，感到确是一条很好的致富之路。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本地的优势，把这项传统生产恢复起来，增加集体的收入，满足社会上的需要。只是……”

“怎么，怕我年迈上不了阵？”老人霍地站起来，把粗大的双手往桌子上一拍，“佘太君百岁还挂帅呢！”……

绚丽的夕晖给黄土梁上的草丛、树冠抹上层层金色，晚风轻拂，盆窑上空烟雾缭绕。大伯仿佛看到一套套精美的花盆，飞出窑场，载满鲜花美卉，摆放到家家窗下、户户楼头，点染着无限的春光。

他欣慰地笑了。

（1979年）

联　想

此刻，他的心已经飞向了那个偏远的山村。

辽西部分农民还没有脱贫解困，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他在不久前召开的领导干部会上讲到，我们要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传统农业尽快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特别是面对着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这项工作就显得尤为迫切，尤其重要。讲着讲着，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他的扶贫点的影像。

山路弯弯，尽管还没有铺上柏油，但坦平如砥，通行还是很顺畅的。“沙沙沙”，车轮飞速地转动着，爬过了一个山坡，村庄就遥遥在望了。前些日子，这一带下过一场轻雪，大地上已经化净，山峦的背坡还披着一层银甲。路树的叶子几乎全部落光了，庄田里游走着一些散放的黄牛。太阳光扑到脸上暖融融的，一切都显得静穆，和谐。带着一种类似归乡的感觉，他的心头浮现出一丝甜意。

这已经是第六次“进点”了。对村里的一切发展，种种困难，他都牢牢地挂记着，可以说，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子。他透过车窗向远处瞭望着，心里却在盘算，全乡三千多户，困难户竟占了将近四分之一。去年人均收入六百一十元，今年能够翻番，有可能还多一些。

他反复咀嚼着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文件中那句话：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是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什么叫血肉联系？首先要感情联在一起。是呀，不了解下情，不知群众之所盼、之所求，不了解群众疾苦，何谈血肉联系！

这次蹲点调研的中心课题，是深入开展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具体落实在农村整体脱贫和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当地实用技术人才上。他在听取了乡、村干部的汇报之后，照例地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记得老托尔斯泰在一部名著里说过，幸福的家庭都差不多少，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看来，贫困的村屯与此类似，困难很多，而且各各不同，上回解决了一大笸箩，下次说不定哪里又会出现新的难点。种种情况，他都耐心、细致地搜索着，但着眼点却并不止于这个小小村落，也不完全在一个乡、一个县上，而是立足一点，放眼全省十个贫困县的全局。因为规划已经制定，“十五”期间它们要全部脱贫。

他情况掌握得非常多，而且富于联想，常常是一面观察着某地某事，一面联类而及其他，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说不定，此刻他已经从辽西山村联想到辽东林区或者辽北平原了——这里如此，其他地方又是怎样？这里出现的问题、取得的经验，究竟属于特例，还是带有普遍性呢？

他喜欢和困难乡村的干部群众一起探讨问题：

为什么不像别处那样，想法开发、引进一些项目？答说：没有门路。

为什么找不着门路呢？答说：思路太窄。

为什么新品种、新技术推广不开呢？答说：脑袋不开窍。

为什么脑袋不开窍呢？答说：文化水太少。

……

他深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滞后，这些问题都是“硬头货”，需要实打实凿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这个“实打实凿”，就包括着治标与治本，“输血”和“造血”两个层面。根本问题在于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譬如一个人患病，其表象或为红肿、高烧，或为贫血、虚弱，病根却要到五腑六脏里去查找。及时消肿退烧，固属当务之急；但同时还须考虑如何固本强根，增强自身生命活力。

为此，对于发展教育事业，他怀有特殊的紧迫感。越来越清楚了，把科教兴省列为全省三大战略的首位，把抓人才、抓教育看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治本之策，确为明智的选择。原来，“穷”和“白”是一对连体婴儿，经济上不去与人才匮乏、文化教育落后是互相制约、互为表里的。治贫首先治愚，帮困先帮教育，这个思路，他已经筹之熟而虑之审矣。

吃过了午饭，他继续在村里开展调研活动，突然，一个小女孩从斜对面跑了过来，双膝跪下，大声哭叫着：

“爷爷，我要上学！”说着，泪水已经扑簌簌地流到了脸上。

这种出其不意的遭遇，使他们愣了一下，但立刻就弯下身躯，亲切地把小女孩扶了起来，爱抚地说：“好孩子，有话慢慢讲。”

原来她已经十四岁了，父母都已过世，现与年过八十的老奶奶相依为命，由于家计艰难，没有上学条件。听到这里，他果断地告诉她，这个要求是正当的，能够满足，回去做好上学准备吧。

这件事对他的震动很大，使本来已很沉重的心又添上了一块石头，但也进一步扩展了工作思路——

他联想到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问题。全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两年前就已经验收合格了，它的准确程度还须进一步考察、验证。

他联想到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发展教育这个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问题。

他联想到，开展“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的目的，是要使干部受教育，就是要提高自身素质，转变作风，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农民得实惠，就是要着力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走上富裕之路，切实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没有教育事业的发展，何谈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自然也就谈不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看一个领导干部是不是具有长远发展的目光，是否真正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看他是否真正重视教育。

返回机关后，他立即召集省直有关部门和市、县负责同志研究、布置：首先，要在各个县乡，挨门逐户摸清失学与辍学人数，初中、小学各占多大比例，还要弄清楚他们没有上学的实际原因。第二，对因家庭困难而失学、辍学的，各对口帮扶单位要负责解决他们小学、初中这段所需的学杂费和生活费。第三，省、市要支持贫困县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水平，对现有教师逐步进行培训，并扩大职业教育中心规模。上述所需资金，由省、市分头负担，确保一一落实。

应该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但他一点也没有感到轻松。他觉得，没落实到位的，恐怕不止教育一项，其他方面“翘脚”的事也不会少。

他在继续地联想着。

（2001年）

城市的灵魂

现在，城市精神问题已在世界各发达国家中引起广泛的注意。它的定位各式各样，或高雅或通俗，或突出个性或强调共性，或始终如一或应时而变，可说是丰富多彩。我国的一些先进城市，同样普遍关注这个问题。比如“深圳人的精神”，开始是：开拓，创新，团结，奉献；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又增加八个字的内容：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在这些发达地区，人们早已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改善，不停留于经济指数的增长，而在更高的层次上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追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绝不像外面讽刺的，“穷得只剩下钱了”。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各个城市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普遍重视，其成就高居于全国前列。

日前，《沈阳日报》记者征求我对城市精神的看法。说，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精神的坐标，应该具备下述要求：一是体现当地的特色，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反映出这一城市的个性、特点来。二是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使城市精神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能够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是具有广泛性，全面反映市民的价值取向，具有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向心力。培根说过，科学的力量取决于大众对它的了解。其实，文化的力量也同样取决于大众对它的了解。四是具有科学性，体现科学的发展观。城市精神应能促进市民的理性意识，并以此为基础，促进法治社会的发展。

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及其居民的抱负。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这里说的其实是城市的灵魂。既然称作灵魂，那它就不是物化的一切，而是物化背后的文化生命。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的建设。文化塑造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涵盖了生活态度、生命意义的追寻、生命目标的设计，等等。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对人的教化与培养，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永恒主题。

文化关系到人的精神需要。人类生活从脱离动物界的第一天起，就是二元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二者相互平衡，才能引导社会健康、心理健全地发展。随着高科技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类心理内涵更为丰富、复杂，对于精神生活的需要越来越迫切。按照马斯洛的学说，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而精神需求属于高等层次。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越来越提高到新的层面上。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是文化的平台。城市如果缺乏人文特色，就会失去魅力，失去光彩。明代学者文震亨提出：好的居住环境，应该让人进入“三忘”境界：居（常住）之者忘老，寓（暂住）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城市是市民的家园，应该让人们可游、可望、可撷（如采撷风光，摄影留念）、可忆。

为此，城市的雕塑显得极其重要。现代城市雕塑，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三维造型艺术品，是与城市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相统一的。城市雕塑不同于其他雕塑的根本点，在于它是一种环境艺术，讲究的是雕塑主体与环境背景的有机结合，环境整体的审美效应。在这方面一个最大的误区，是把城市雕塑当作城市建筑的附属物，结果被视为无关紧要、可有可无。有的甚至认为，在未解决城市住宅、交通等实际问题之前，搞雕塑属于浪费。

关于城市雕塑的功能，一般认为，包括历史纪录、缅怀先辈、反映传统、文明象征、思想教育、陶冶情操、审美享受等方面，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认识还有待于深化，还应从更深层次上加以理解。

一是它具有心理调适的功能。人类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得以创造和享受城市的物质文明，使生活的物质质量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现代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又使人的精神生活出现了新的困扰，特别是城市在现代化之初所造成的交通、住宅、通信联系、人际关系等压力，又会导致精神上的焦虑、烦躁，心理冲突层出不穷。这就有赖于公共政策、公共艺术的调适，其中包括城市雕塑、环境美化，都会起到良好的缓解作用。

二是城市雕塑的经济效能。它可以构成一种高雅的美化环境，使生活其间的人有一种审美体验，随之而来必然带来良好的投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城市雕塑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表征，苏联的“祖国——母亲”的雕塑，主雕高于美国的自由女神，主要目的在于显示其综合国力。城市雕塑作为旅游景观，更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像巴黎、雅典、华沙、奥斯陆、罗马、佛罗伦萨等城市，都是以城市雕塑驰名于世，成为世界性的旅游胜地。

三是文化积累功能。在欧洲一些城市，雕塑往往凝聚着民族发展的历史，凝聚着民族发展的每一阶段的精神面貌，反映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信仰与追求，标志着价值观念及相应审美趣味的变化。文化，从最本质意义上说就是人化，是人的创造能力和创造物的总和。雕塑作为人的创造本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在人类现代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任何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城市雕塑一旦形成，便作为民族文化的永久性物化形态，具有永恒的意义。而且，由于城市雕塑代表着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探索，体现着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是对生活方式最佳标准的艺术表达，因此，具有文化开拓的战略意义。

如果说，过去由于城市绿化与美化欠账太多，城市雕塑尚属不急之务，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城市雕塑建设不能过远地落后于城市建设的总体步伐。

（2003年）

书　缘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关注那里是否有图书馆——我把它看作充实头脑、净化灵魂、安顿文心的处所。从前我一直认为，这不过是个人的兴趣，恐怕没有普遍意义；想不到，“海外存知己”，竟然也有与我同好的。十多年前，我到旧金山访问，拜访了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老先生。当时，他已经九十出头了，却依旧精神矍铄。叩其健康长寿的窍诀，答复是四句话：勤用脑，腿不闲，图书馆，游乐园。老先生听说我当时执一方思想文化之政，分手时，郑重地嘱咐：咱们那里（先生籍贯为辽中县）图书馆、博物馆太少，应该设法尽快改变这种现状；你不妨打听一下，整个旧金山市这两项设施有多少。接着，就讲了图书馆在教化、育人、启智方面的特殊作用。

是的，书籍是知识的源泉，高尔基誉之为“人类进步的阶梯”；而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则是读者赖以增长知识、开发智力的物质基础，造福人类多多，堪称无尽的宝藏与圣地。不独我们常人，即使那些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科学家，又有哪一位不是赖以成长的？马克思就说过，自己平生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啃书本”。伦敦大英博物馆，中央四层楼高的大厅是图书馆的阅览室，马克思经常到那里去读书、写作。他每天早上九点钟就到阅览室里借阅书籍，作摘录，写笔记，一直到晚上七点钟才回家。十多年如一日。直到把座位下的水泥地板磨出了脚印。俄国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年仅二十岁，就以优异的数学才能名闻于世，有人问他：“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的答复是：“莫斯科最大的一所学校——图书馆。”又问：“那你的老师是谁？”答曰：“书籍就是我的老师！”

在这方面，我也有同样的体会。数十年来，我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远的不说，我只想谈谈近二十多年到省城工作后，同省图书馆、沈阳市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以及省委党校图书馆和辽大、沈师大两校中文系图书馆的密切关系。

我以一种攻城拔寨、克坚破难的精神，到图书馆去获取文化知识，增长人生智慧。这从1991年5月间我为沈阳市图书馆新馆落成所题写的一首七绝中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

四壁琳琅照眼明，高文典册满楼楹。

攻坚何惧书城固，驱遣胸中百万兵。

我还写过这样一首七绝：

缒幽探险苦千般，夜半神劳入睡艰。

设问存疑挥战帜，堂堂书阵百重关。

二十余年，我一直是省图与市图的常客。由于它们地处市中心，我经常趁开会或参加活动的剩余时间，到那里去转游一下，翻翻杂志，看看进了哪些新书；而更多情况下，是事先拟定一个借阅书单，有计划地、有目的地索求。其间也曾多次出差大连，尽管市里都把我安排到棒槌岛下榻，但我却往往要住在大连图书馆西邻——市纪委招待所，为的是看书方便。

公共性图书馆，作为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在强化全民读书气氛、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提高广大读者的知识水准和文化素养方面，发挥着市民第二课堂的作用。省市几家图书馆正是这样。他们注重提高工作人员人文素质，重视开发智力、培养人才，及时解决文献资料丰富性（数量剧增、内容广泛、分散交叉）与读者需求的特定性所造成的矛盾，使读者在了解有关借阅程序、规章制度、藏书结构和布局、文献分类排架、目录种类的同时，还能逐步掌握使用文献资源的能力，扩大读书视野，提高学习兴趣，增强阅读效果。

初始时期，我到图书馆借书主要是三个方面内容：关乎个人以至宣传工作者人文修养的书籍，多为哲学、史学著作；有关思想文化方面的中外学术著作；围绕个人创作，所需参考书籍。这些书，涉及范围广，而且选择性强，需要图书管理人员有相当广阔的知识面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记得二十年前，有一天我接到了辽宁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的聘书，当即就去了市图书馆，准备找些有关文学创作方面的文献资料。接待我的是馆员李东红，她根据我所研究的课题的需要，不大工夫就从书库里搬出十多种国内外有关的权威性著作。还有一次，我省史学界承办国际清史研讨会，我应邀在会上发表了《努尔哈赤迁都探赜》的学术论文。在准备过程中，也得到了小李的帮助。

从这里我体会到，图书馆汇集的人类文明成果是进行知识再扩大、再生产的重要资源。这些文献信息资料，看似以静止状态陈列在书架上；实际上却是一种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资源，面临着一个如何开发、利用的现实课题。为了开展好馆内外信息咨询和读者服务，引导并帮助用户最大限度地利用好书刊文献，充分实现其认识价值与实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对于图书馆每个从业人员确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近些年来，我常以作家身份，应邀到国内外采风、观光、讲学和参加会议。每次出发之前，我都要在文献资料方面进行充分准备。一般地，都要到省、市图书馆翻阅报刊杂志、选借图书文献，常常是开列一个很大的单子。每次都得到管理人员的热情支持，最后满载而归。有一次应澳门基金会邀请，前往考察、访问。事前，除了阅读澳门历史书籍，了解葡萄牙占领的有关史实，还要对那里的地理环境、建筑艺术、文物古迹、风土人情和历代旅澳名人，作全面的把握。本来觉得已经够充分了，但某一天，展读汤显祖《牡丹亭》时，突然从第六出《怅眺》、第二十一出《谒遇》中，发现了汤显祖的澳门之旅这一新的线索，便又立刻作进一步的补充搜寻。试想，如果身后没有一座大型图书馆作支撑，怎么能做得到！

我的文学创作以历史文化散文为主，所需文献资料十分广泛、分量很大，而且专业化、学术性都很强。比如，我写《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历史上的三种人》、《龙墩上的悖论》，牵涉到的历史人物多达数十位，有些人又须做重点研究，如李白、苏轼、陆游、纳兰性德、曾国藩、李鸿章、刘邦、成吉思汗、朱元璋、溥仪等人，我读过他们的多种传记和大量的评介文章；而少帅张学良，我专门列出了十五个专题，组成一部五光十色的“人格图谱”。显然，只靠个人藏书是难以完成的，这样，就必然要依赖图书馆。而给予我帮助最大、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以高效、优质服务于读者的省、市图书馆管理人员。因而，我对他们从心底里生发出一种深厚的感激之情。

五年前的秋天，我在大连图书馆苦读经日，馆长张本义、副馆长辛欣提供了大批文献，包括新进馆藏的《四库全书续编》。当时曾即兴题诗纪感：

一览琼华眼倍明，霜鸿高翥海天青。

羡他万管玲珑笔，血写哲思泪写情。

嗜书不讳一生贪，得味庄骚史汉间。

目涩始惊天向晚，悠然回首见南山。

应该说，为一个作家提供阅读服务，是一项难度颇大的差使——如果他是从事史学研究，所需图书只限于通史、断代史以及人物传记等各类史书，还不算难办，只要书库里存有充足的文献资源，而且经过科学分类，具备检索功能，就可以胜任愉快；而我写作历史文化散文，是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是人学”，这就要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特别是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个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并且鲜明地亮出作家的史识与见解，进而承担起人性烛照、灵魂滋养的责任。这是因为，作家写历史人物，不在于带着读者重温历史事件，说出一些更背景化的真实，而在于站在一个较高的视界上，引领读者思考当下，认识自我，提升精神境界。我要以崭新的史眼、史观、视角，从中探索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独创的而不是因袭的新的认知。为此，对于所写的题材，必须进行新的组合，通过对那些历史人物性格、命运、人生困境、道路抉择的剖析，揭示出一个个哲学、史学的命题，如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封建制度下皇位继承问题，少数民族与宗教问题，全面接受汉化之得失，古代士人的仕与隐，封建藤蔓上的毒瘤——宦官，人性弱点——嫉妒、奴性、贪婪等，以及历史中的悖论与二律背反等几十个专题。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书籍可供查询，只能在一些散见的报刊上探索到只鳞片爪，需要穷搜苦觅，披沙拣金。即使作家本人能够提出来明确的线索，要一一检索、搜寻，也需要很高的文史功力和相当的学术水准。在这些方面，得图书馆员之助者实多。

看来，一座图书馆高效、优质的服务，端赖于高素质的管理人才。这种高素质，应是文化的历史积淀及个体自己长期内化的结果，并通过行为外显，且能不断地进益与升华。而要养成良好的素质，就必须坚持先进的社会价值观念导向和个人自觉地持久塑造自己。作为高素质的管理人员，怀抱“读者是上帝”的虔诚，具有恳挚认真的服务态度，无疑是万分必要的；但与此同时，还须具备能够胜任各种实务的素质与本领，应有高度的知识水准和专业修养。图书馆读者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有不同专业、不同学历、不同的职业特点、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阅读需求、不同的心理特征。为此，能否切实把握各种层次的读者借阅心理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实施阅读指导、文献钩稽、课题研究，就成为高层次图书馆服务领域的现实课题，也是高素质图书管理人员的应有条件。

省、市图书馆在积极开辟各项服务业务的同时，对于本地文化资源也十分重视。仅我个人实际经历的，就有多次。1998年4月，沈阳市图书馆成功地举行了“知音知友书话会”，我曾应邀就文学创作问题与读者对话。十年后，又欣逢市图书馆百年馆庆，他们隆重地举办了一次“本地知名作家作品展”，我也有幸参与其中。欣感之余，当时即兴题了一首七律，并书写成条幅，作为百年馆庆献礼：

琳琅书阁影参差，我欲鹪鹩借一枝。

千古名贤传妙慧，万方典籍启新知。

沧桑入眼增禅悟，悲喜经心惹梦思。

展卷临风饶意兴，百年馆庆漫题诗。

（2008年）

地名更改纵横谈

甲：最近，应香港凤凰卫视的文友的邀约，我陪同他们看了清代的关外三陵，作了一些解说。朋友们朝夕相聚，欢洽逾常，有人便问起了我的名字的由来。我说了两点，其中一个方面与医巫闾山有直接关联。我因而建议他们的摄制组能够到那里走一走、看一看。

乙：我对闾山的印象，很深，也很好，拍摄一些东西真是很有必要。

甲：他们说，已经去过了，果然名不虚传，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都属上乘，即使放入江南地区，和一些名山胜境相比较，也绝不逊色。不过，此行有两点感到遗憾，看了像吞食苍蝇一样，令人倒了胃口。我赶忙叩问，原来都发生在组织领导工作上。

乙：接待中出了纰漏？

甲：不是。一是北镇县改名的事。

乙：听说改成北宁市了。

甲：北镇是因医巫闾山为北方镇山而得名。三千年前的古籍《周礼》中即有记载：医巫闾山为中华五座镇山之一，其所在地北镇以此得名。史籍中还有记载：“舜封十二山，以医巫闾山为幽州之镇，故名北镇”。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天下名镇，怎能率意而为，说改就改呢？

乙：另一点遗憾呢？

甲：他们应锦州市旅游局之邀，又从北镇赶到市里。旅游部门首先向他们推介：市内古塔公园有一个木化石林，占地四千平方米，由二百多株木化石（学名硅化木）组成，可贵的一是古，在距今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由于地壳运动或火山爆发，古代森林瞬间被泥沙碎石或火山熔岩所掩埋，树木中的有机质逐渐为二氧化硅所取代，形成了与石头一样的硅化木。二是近，这些木化石全都产于锦州市义县及辽宁西部其他地区，距离市区很近。三是科学价值高，这些远古的树木枝干虽然变成了化石，但其外部形态与内部结构仍然保留了树木的特征，为研究植物演化、环境变迁和气候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据说，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座迁地保存的木化石林。

乙：把它集中起来进行展览，这是良规善举，有什么遗憾可言？

甲：香港记者到了现场发现，每株硅化木都刷上了蓝色、绿色的油漆。这岂不是大煞风景？后来问了一下，是城建部门出于保护文物的“好意”弄出来的。这也反映了具体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

乙：不过，擅改地名，以致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可不是一般工作人员作得了主的。应该说，这是属于领导工作的失误。

甲：听到香港同胞反映的这两个问题，我曾经同锦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反馈过有关事项。当时，我说：地名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一个地区的文化符号，也是一种区域历史记忆，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标志，其中凝聚着当地民众的归属感；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地名，是民族往昔文化的活化石；也可以说，地名就是区域形象的品牌，这个品牌用好了，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记得国家民政部的一位老领导讲过，区划讲科学、地名讲文化，保护老地名是弘扬中华文化和城市文化的重要一环。保持一定的文化个性，不仅有益于传承历史文化，也有益于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后人发愤图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崛起而努力。因此，是不能随意改换的。

乙：这种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过去十分罕见，似乎主要是集中出现在近些年。

甲：是的。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经济开发规模的扩大，行政区划的调整，还有旅游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地名更改的热潮。有人统计，1980年到2003年，十四年间，北京市伴随着旧城区的改造，仅原有胡同的名字就消失了40%；而南方的广州，1991年至2000年，老地名消失了一千多个。

乙：像对名胜古迹随意改建、随意拆除一样，乱改地名也是一种“文化强拆”的行为。那么，这么集中、大量的出现，那总得有些由头，或者说原因吧？

甲：北镇改为北宁的理由，简单得很，据说当地负责人认为，北镇由县改市了，“镇”显得太小，一个市怎么能和“镇”联系在一起呢？于是，几千年的名城说改就改了。

乙：其实，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河北的石家庄，还是省会城市呢，人家也没把“庄”字改掉啊。

甲：有的说是为了“吉祥”，为了赢得好运气。你说到河北了，那里有个完县，那里是尧帝的故乡，金代在这里设置完州，一年我到那里参加“桃花节”，当地还介绍说“此地山川完美，形势坚固”；可是，1993年却改称顺平县了，据说原因是投资商嫌名字不吉利，硬是更改过来。

乙：这样的改来改去，以破坏地名文化内涵、无端损耗纳税人的资金为代价，教训是巨大的。我那年去荆州，听当地人讲，1994年改成荆沙市了，两年刚过，由于民众和各方面反映强烈，不得不又改成了荆州。可是，所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据说，湖北省襄樊市改为襄阳市，仅市民的第二代身份证一项，就要支出两千万元。这是有形的，可以计算的，其他方面所造成的影响，简直是无法统计的。

甲：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追问：一是，当初，党政主要领导做出此项决定时，是否充分地征求过各方面意见？是否经过充分论证——这样改究竟有没有道理？二是，造成的巨大损失由谁负责？当政者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三是，上级主管部门为什么轻率地批复？要不要承担什么责任？那年，我对锦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说：话说在前面，待以后验证：一、或早或晚，“北镇”这个名字肯定会改回来的。二、当初的地方决策者最终要为这种鲁莽行为承担历史责任。

乙：看来，你说的头一句话已经得到证实了，几年之后，北镇便又改了回来；可是，后一句嘛，就很难说了，“三失街亭，找不着马谡”的现象，随处可见，由谁“负历史责任”！网民问：乱改襄樊的结果，损失几千万，谁来买单？谁也不买，一切都得由政府兜着，北宁自然也不例外。说到教训，实在是重大而惨痛的。无知而有权，无知而无畏，不充分听取多方意见，靠拍脑门定盘子，难免在决策中不出大的纰漏，因此，至为可怕。

甲：大概这方面的问题反映太强烈了，国家民政部从去年六月起，相继出台了多项通知，提出加强地名文化建设，开展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

乙：再不抓，确实也不行了。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确定，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也编制了《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放在法律、制度框架之下，有望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2005年）

鬼打墙

小时候听伯父说，有一次他趁黑天外出躲债，慌急中闯进一处坟场，恍惚觉得往哪边走前面都有东西挡着，好像陆逊陷入诸葛亮的“八阵图”中一般，怎么也摆脱不了，直到天麻麻亮看清了路，才走了出去。当时人们都说他碰上了“鬼打墙”。这当然是一种迷信说法。随着科学的普及，人们逐渐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懂得了所谓“鬼打墙”不过是神思瞀乱中的一种幻觉。

但在现实生活中，“鬼打墙”似的思想束缚却还存在着，常常“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有些同志囿于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被社会上保守的偏见、错误的舆论或自身的所谓“消极的教训”束缚得紧紧的，放不开手，迈不动步，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本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亟需大批锐意进取、勇闯新路、敢于拔尖的人才。可是，旧的传统观念却是“不为祸始，不为福先”，“出头椽子先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张韬光敛迹，随俗俯仰。影响所及，有的干部坐啸画诺，应付差事，宁可让别人说自己无能，也决不肯出头、冒尖，以免横遭物议，被加上锋芒毕露、狂妄自大的恶名。明辨是非，坚持原则，正身黜恶，不怕捅“马蜂窝”，这是党和人民对于各级干部的要求。可是，有些人的“经验”却是“多栽花少摘刺”，和光同尘，明哲保身。有这样一首打油诗：“广知世事休开口，饱谙人情只点头。莫若连头都不点，也无烦恼也无愁。”他们的诀窍，就是薛宝钗的那句话：“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古人说，夏虫不可以语冰。以这样的精神状态去干前人没有干过的宏图伟业，何异南辕北辙！

如果说，那种所谓“鬼打墙”，纯属迷信人群头脑中的幻觉；那么，现实生活中这些思想障碍，却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想，而是有其长远的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的。在我国，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了几千年，旧官场中的保守僵化、抱残守缺、因循畏葸、得过且过的习气，流毒很深。南北朝时期李萧远在《运命论》中讲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是旧社会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腐朽不堪的精神垃圾，随着新的思想观念的广泛传播，市场已越来越小。但是，由于十年动乱，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有创见者罹祸，干实事的受黜，先进分子遭到排斥、打击，这就助长了保守偏见的猖獗。它使人想起当年鲁迅指斥的弊端：“不肯变化的猴子，爱用四只脚走路，谁要站起来，试用两脚走，便被目为大逆不道。‘我们的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这种歪风邪气，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广泛发掘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是根本不相容的。

汉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中作过透辟的分析：“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则“目虚见，疑鬼出”。俗话说，越怕越有鬼，正是这个道理。要冲破“鬼打墙”，首先必须自己不怕鬼。我们要破除迷信，去掉精神束缚，让思想冲破牢笼，从保守的偏见中解脱出来。

古人曾说：“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汹汹而易其行。”当后汉班超出征西域时，嫉贤妒能的卫侯李邑上书汉章帝，诽谤班超“安乐国外，无心内顾”。班超认为，“内省不疚，何恤人言！”根本不屑理会，终于立功异域，用事实击破了谗毁。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头上是自由的天空和真理的阳光，面对错误的舆论和保守的偏见，更不应该跋前疐后，畏首畏尾。马克思说得好：“任何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1981年）

认识辽宁　欣赏辽宁　热爱辽宁

——2013年4月27日在辽宁省博物馆的演讲

任何人，任何物事，任何地域，无一例外，都有自己的故事。辽宁作为神州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生养我们这些儿女的一方热土，自然也有她的故事。我们有义务、有责任、也有能力讲好她的故事。

这是一篇大文章，或者说是一部大书。大书总有它的开篇，像《三国演义》那样：“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辽宁这部大书的开篇，是我在游览朝阳槐树洞时所写的七绝：“本地风光原秀美，家山泉水也澄清。神槐宝洞饶姿媚，绝胜他乡万里行。”

下面就讲辽宁的故事，可以包括四部分：一是，辽宁的前世今生，辽宁在中华文明史的历史地位；二是，历史上，辽宁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辽宁历史上文化底蕴丰厚，文化名人众多；四是，辽宁的风景名胜独具特色。

我之所以要讲这么四个故事，主要是针对有人说的：“辽宁有历史，没文化；有景区，没风景。”那么，我们就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证，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

一

中华文明号称有五千年的历史。可是，要讲原始人类的出现就远不止此了。从大量的史前文化遗址看，中国西南部早在一百七十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元谋人”出现了；中原地区有大约七十万年到二十万年前的“北京人”；那么，辽宁呢？有距今二十八万年的营口“金牛山人”，距今约十万年的本溪“庙后山人”、朝阳喀左的“鸽子洞人”。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就古文化遗址来说，在黄河流域有距今六千年的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长江流域有距今六千至七千年的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而在辽河流域，辽宁阜新则有八千年前的查海遗址，七千年前的沈阳新乐遗址，五千五百年前的朝阳牛河梁祭祀遗址。这有力地说明了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不仅此也，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在相距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的牛河梁，相继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发现了一个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头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及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雕龙。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

即便是按照目前学术界共同认可的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始于商代的观点，就文字记载来说，至少在商末周初，它的统治势力已经到达了辽宁地区。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印证。

一是箕子东迁问题。据史书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君纣王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纣灭商后，率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行。到了朝鲜半岛北部的平壤之后，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学者考证，以航海术未甚发达之日，横穿风涛汹涌的渤海不大可能，自以“遵陆而往为可靠”。就是说，必然是经过幽燕，取道辽西、辽东，渡鸭绿江过去的。这一推断现已得到考古发掘证明。那么，辽宁地区作为“文化中转站”，在这场跨区域的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周武王践位的第十三个年头，箕子主动率众朝周，接受封号，然后返回朝鲜，此后子孙世代袭封，史称“箕子朝鲜”。它的主要居民属于秽貊系，其封疆最初包括今辽宁东部。说明从西周以来辽宁地区已经在中原王朝地方行政区划之内了。

二是，孤竹国的所在。它是商的同姓诸侯国，多部古籍认定，其地在今辽西喀左一带。著名学者唐兰、李学勤先生以古文献和喀左北洞村出土文物为佐证，都坚定地主张：辽西是孤竹国之所在，“喀左属孤竹无疑”，是“伯夷、叔齐的故乡”。现今考证，孤竹国历时千余年，其都城多次变动，基本上是在滦河、青河、大凌河范围内，由南往北游动，到了商朝中后期，经济文化中心转至喀左孤竹城。

三是，与此相关联，在辽西地区大凌河两岸，大量出土商周时期的带有主权象征的青铜礼器，以及许多青铜刀剑和器皿。仅喀左一地，即有六批六十九件，有些器皿上，刻有“孤竹”铭文。说明了商周时代此间文化的发达，以及人员往来的频繁，它是商周时期中原文化以不同形式和渠道向辽海地区和朝鲜半岛传播的物证；当然，也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燕国王室东奔辽东时所携带的贵重礼器。

战国中期前后，随着燕国成为“七雄”之一，经济、军事迅速扩展，今天的辽宁全境已尽入燕国版图，仅辽西的凌源、建平、喀左、建昌一带，现已发现燕城遗址达二十座；到了战国晚期，更向辽东地区扩展。这为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编者指出：就在燕文化于燕山以南地区几经曲折不断发展之际，雄踞燕北的以诸戎狄、东胡和貊族的多种文化也逐渐强大起来，“与燕文化进行着多种形式的接触、交流与碰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辽宁地区即成为最活跃的一个文化熔炉”。燕文化在长城线上与线外，以及广大辽西地区，出现了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渗透的情景。大量出土的铁器、铜器、货币以及众多城池遗址，看得出燕国先进技术的流入和贸易的发展；同时也集中地反映了在燕文化影响下这一地区多民族文化交融互渗之深，已经深入到日常生产生活之中，而且影响到了人们的政治思想观念，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原住文化的发展。

特别是在燕将秦开击破东胡，在东北地区修筑长城，设置右北平、辽东、辽西三郡后，辽宁地区成为燕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标志着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也正是为此，荆轲刺秦失败之后，燕太子丹才逃亡至此。秦汉承袭燕制，继续设郡置县，奠定了郡县制在辽宁地区的主导地位。尔后，无论是各族纷争，还是中原一统，在悠悠千载的整个秦汉魏晋隋唐史中，以汉文化为主导，以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交流与融合为特征的基本文化格局，从来未曾动摇过。那种认为，辽宁地区历史短、开化晚、没文化，只是到了明清之后，特别是伴随着大量山东、河北移民的出现，才震响了文化的钟声，感受华夏文化的熏陶，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二

中华文明，由于并非单一起源，而是多源共生的，因而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多元混合型文明。这种多种不同的文明体系，在其发展蔓延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碰撞、汇合与交融，并在交流、变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优化、成熟。辽宁地区，堪称是这种多元共生文明的代表。自古以来，这里就生息、繁衍着汉、肃慎、秽貊、东胡等族系的居民，他们在生存空间伸缩、政权更替、民族融合以及与中原政权密切交往中，共同开发了关东大地，创造了富有特色的辽海文化。其中，鲜卑、契丹、女真三个部族的活动及北魏、辽、金三个王朝的建立，使以汉族为主体的黄河流域和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松辽平原乃至蒙古高原比较牢固地联结在一起。而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尤其是满族建立的清朝，都是中国古代统一的强大王朝，更把今东北地区、蒙古高原和新疆地区的统治权继承并巩固下来，与中原牢固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对中国古代边疆的开拓、奠定，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对中原文化和辽海文化经过激荡、磨洗而互补、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先秦时期，一些少数民族就开始活跃在辽宁地区，在匈奴之前，已有东胡崛起，活动区域在燕北辽西一带，对燕、赵等诸侯国构成很大的威胁。秦汉、魏晋时期，匈奴、鲜卑等游牧部族，称雄辽海，有的还曾在此建立国家。

高句丽。早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即在东北松辽平原和朝鲜半岛设立四郡，由中央直接管辖，其中的玄菟郡首县高句丽县，为高句丽族聚居之地。到了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扶余国的王子朱蒙为了逃避宫廷内部的血腥斗争，全身远害，逃离扶余国南下，历经艰难险阻，终于选定了桓仁的五女山，作为山寨，始建城郭。立国伊始，尚称卒本扶余，经过十余年的杀伐征战，并吞了沸流等小国，逐渐确立了盟主地位，使国家不断地强盛；到了他的儿子类利嗣位，于公元14年占领了高句丽故地之后，才易名为高句丽国。为颂扬父王建国的丰功伟烈，晋封朱蒙为始祖东明圣王。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四十年后，高句丽将都城迁往吉林辑安（今集安）。

十六国北朝之际，慕容鲜卑以龙城（今朝阳）为都建立了“三燕”。其中的后燕，有一位被称作“兰妃”的女子，颇富传奇色彩。

慕容垂建立后燕国，南北奔逐，长年在外，后兵败身死，太子慕容宝逃回龙城，为其儿女亲家、鲜卑贵族兰汗所杀。宝子慕容盛急回龙城奔丧，却被岳父兰汗拒之门外。女儿兰氏，对丈夫一往情深，便不停地在父亲面前哭诉、讲情，终于使父亲心软，丈夫得以顺利进城，并被兰汗封为侍中。

但慕容盛始终怀恨在心，暗中策划讨伐兰汗。他的图谋为兰汗之子兰穆察知，遂劝父亲尽早除之。兰氏对丈夫一向痴心相爱，得知这一信息后，心地善良的她，不相信丈夫会有危害父亲的图谋，反认为是哥哥蓄意诬陷；于是，劝慕容盛装病，以此稳住兰氏父子；然后又向母亲乙氏乞求援救。乙氏心疼女儿、女婿，便反复向丈夫哭诉，从而使慕容盛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谁知，痴心女子遇见了负心汉——慕容盛对兰氏竟然毫无感情，只不过虚与委蛇，在关键时刻利用一下；不久后，即趁兰汗父子喝得酩酊大醉，将其全部杀戮。慕容盛称帝后，又想杀掉妻子兰氏，多亏其嫂丁氏慷慨陈词，仗义解劝，兰氏才免除一死，但终因岳父兰汗之故，不肯立她为皇后，所以，通常只称之为兰妃。未出三年，慕容盛即被杀，不久后燕也灭亡了。由于史书失载，后人不知这个重情重义的女子归宿如何。

隋唐两代，都曾在辽东发生过同高句丽的战争，至今，盖州、海城、凤城一带留下了大量战争遗迹。隋炀帝曾挥师辽阳，有《纪辽东》诗二首；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亲征辽东，攻下辽阳后，写了《辽城望月》、《伤辽东战亡》等诗文。

辽代，辽宁以辽阳为中心；但由于耶律倍的关系，北镇（闾山）受到特殊关注。对于这座名山，契丹人似乎葆有一种先验的特殊的情感。公元十世纪之初，医巫闾山即已显现其鲜明的区位优势，它是经略东北、联结漠边、沟通海外、雄视中原的战略要地。加之物产丰富，文化发达，辽王朝视之为挥师南进、与北宋王朝争衡的可靠后方和理想跳板。至今，在闾山上下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仍然遍布着许多辽王朝的历史文化遗存。就中以埋葬耶律倍的显陵最为重要。辽代帝王的陵墓群，位于闾山脚下、距城十公里的龙岗村。以显陵和乾陵为主陵，另有十三座袝陵。显陵为耶律倍终古长眠之地；袝于显陵的有耶律倍的长子、辽朝第三代皇帝辽世宗，及其三弟平王耶律隆先、四弟晋王耶律道隐。乾陵葬有耶律倍的孙子景宗皇帝及其妻子萧绰——即摄政二十七年，卓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杰出的女政治家承天皇太后。袝于乾陵的有景宗的子孙耶律隆庆、耶律宗政、耶律宗允等多人。辽代著名政治家、宰相耶律隆运（汉名韩德让）和后来做了金人俘虏的辽朝末代皇帝耶律延禧，也都葬于此。就这样，自创国之初以迄呼唤改革的中叶，直至晚岁播迁，契丹皇族特别是耶律倍一支，与医巫闾山胶葛重重，历时长达二百年之久。

闾山自东北逶迤西南，绵延百里。其地为塞外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游牧民族文化同汉族封建文化交融互汇的结合带，也是儒学与佛、道、萨满各教激荡、糅合的角斗场。如果说，“整个内蒙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呼伦贝尔草原“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语）那么，医巫闾山一线则是他们研习中原文化、接受华风洗礼的大课堂。

辽海地区也是金代女真族的统治区域，海陵王被杀后，金世宗登极就在辽阳。

蒙古族。元朝统治者为了管辖东北地区的各民族，在东北地区建立了行省制度，以统治整个东北地区。开始时在辽宁设立东京行省，省治最初设在辽阳，后迁往咸平府（今开原老城），后来又以懿州（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作为省治。东京行省后改为辽阳行省，其下辖七路一府，并且始设沈阳路。

后金崛起于辽东，尔后的明清战事，整个集中在这里，这里成了清朝的龙兴之地。从费阿拉、赫图阿拉到界凡城、萨尔浒，再到辽阳、沈阳，然后进关，统一中国。要研究清代和满族历史特别是清前史，辽宁是绝对绕不开的。

辽宁有三个城市建过都，朝阳、辽阳、沈阳。两句诗：“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

三

那年我到德国，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贝塔斯曼图书出版公司老总看到我的英译本《北方乡梦》，希望我详细地介绍一下辽宁古今的情况。我说，在旧时代，人们一般地都说，东北地区有“三种人”：土匪军阀多、开国帝王多、流放文人多。这是事实，但并不止此。单讲辽宁一个省内，同这里有关系的（或在这里出生，或祖籍在此，或曾长期居留，或参与了重大事件的）古代名人，我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大名单。当时我没按顺序，未加分类，随想随说，就曾提到曹雪芹、纳兰性德、曹寅、程伟元、高鹗、尹湛纳希、耶律倍、努尔哈赤、皇太极、庄妃、王尔烈、函可、伯夷、叔齐、丁令威、管宁、公孙度、公孙渊、朱蒙、慕容家族、薛仁贵、安禄山、史思明、萧太后、萧观音、王庭筠、范文程、李成梁、李满柱、尚可喜、于成龙、毛文龙、张作霖与张学良父子、关向应、盛世才、燕太子丹、秦开、完颜雍、耶律楚材、左良玉、袁崇焕、吴三桂、陈梦雷、萧军、端木蕻良等五六十人，沈阳学者初国卿主编的《辽海名人词典》收入两千五百二十三人。

那么，为什么给人感觉好像没有几个呢？

一是由于没有进入通俗文艺和现代媒体，像小说、戏剧、影视、评书、鼓词、绘画、传说等，所以流传不广，未能家弦户诵，深入人心。实际上，他们许多人的历史地位、社会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二是受正统史观影响，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向来不受重视。现在，说起赵匡胤、武则天，几乎无人不晓；而努尔哈赤、契丹萧太后的功业，绝不比他们差，在南方知道的却不多。

三是由于开发较晚，交通阻塞，古代的中原文人没有涉足，留下的诗文很少。有的倒是：“马后桃花马前雪，叫人争得不回头。”而武将很多，却不写诗文。但是，隋炀帝、唐太宗可都留下了诗篇，写得深刻感人。

四是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满文，虽有记载，但识别不易，传播受到限制。

五是现当代，东北三省本应联合起来搞一些系统的文史研究，但就是没有张罗。

这里要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承认我们的文化积淀、文化底蕴、文化土层，确实没有京津沪、江南地区那样深厚；第二句话，深浅是比较而言，绝对不能认为我们没有，或者说很差，甚至一片空白。既然不是空白，那我们就应该深入发掘，仔细地研究。

事实上，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是比较深厚的，截至2012年，全国共有世界文化遗产三十项。我们辽宁现有六项（这些世界文化遗产，都是在原来遗产的基础上延伸开捆绑项目。包括清沈阳福陵、昭陵和故宫，抚顺新宾永陵、葫芦岛九门口长城和本溪桓仁五女山）。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六批共两千三百五十一处，辽宁有五十二处。按数量说，全国可以分为三等：一类的像山西，二百七十一处，河南、河北、陕西、江苏、浙江，都在一百处以上；二类像北京、山东、福建、内蒙、广东、湖南、安徽、辽宁、江西，五十处以上；三类的不足五十处，像广西、贵州、西藏、吉林，都是三十五处，黑龙江二十九处，重庆、上海各十九处，青海、宁夏、海南、天津，各有十四处。辽宁属于中等，不能算是很少的。

古文化遗址——国家级的有金牛山、新乐、查海、红山（牛河梁）、东山嘴、姜女石秦汉遗址、石棚等七八处。

三大古民族都城——高句丽开国都城五女山山城、三燕古都龙城、后金第一都城赫图阿拉城。此外，还有凤凰山山城、中前所城、高丽城等古城堡。

古建筑——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兴城古城、广宁城、北镇庙、广济寺古建筑群、营口近代建筑、龙冈书院、辽阳博物馆等。

古墓葬——辽阳壁画墓群、法库叶茂台辽墓、医巫闾山辽墓。

古塔——朝阳北塔、云接寺塔、北镇崇兴寺塔、辽阳白塔。

独特历史遗迹——清代盛京柳条边、抚顺战犯管理所、本溪平顶山惨案遗址、旅顺监狱遗址、大连俄国建筑、沈阳锡伯族家庙。柳条边，在中外历史中，也是独特的历史遗迹。顺治迁都北京后，开始动手，直到顺治十八年，陆续修筑而成一条由柳条构建的篱笆。其作用，一是“封禁”标志——保护清王朝龙兴故地；二是划出盛京与吉林、宁古塔、蒙旗的分界线。康熙年间著名文人杨宾《出威远边门》诗：“黄沙漠漠暗乾坤，威远城头欲断魂。芦管一声催过客，柳条三尺认边门。”正是记载这种景象。

民俗文化——满族风俗、体育、节庆、服饰、饮食等。这里要突出说一下满族的骑射之风。擅长骑射、崇武尚勇，是满族的传统。有清一代，生活在盛京一带的满族人，尽管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骑射文化仍然得以延续、存留，婚丧嫁娶、竞技、游戏以及日常生活中，无不渗透着骑射之遗风。其主要项目，像“跑马城”、“跑马射柳”、“踢行头”、“打马球”等活动，至今仍然有其生命力，为群众所喜好。

四

辽宁果真是有景区没风景吗？

我们有三大名山——医巫闾山、千山、凤凰山，素以文物丰盛、风光秀丽驰名遐迩。医巫闾山之名，始见于商周之际成书的《周礼》：“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作为王权威严与国势强盛的象征，其镇山主神地位最迟在周初，便已由中原王朝的君主确定了，汉以后，医巫闾的北方镇山地位，一直延续两千余年。从北魏文成帝东巡辽西望祭医巫闾开始，历代朝廷每年都要奉典告祭，仅明清两朝皇帝就分别有十二位上山祭拜，达二十四次之多。从战国、秦、汉开始，它就是辽东、辽西人文历史和行政建置的分界线。就是说，辽东、辽西真正的分界，自古就是闾山而不是辽河。山下龙岗地区有辽代帝王墓。闾山清幽峻削，石秀松奇，风景绝佳。

千山山脉接于长白山正脉，自东北直走西南，为辽河、鸭绿江之分水岭，以千峰奇秀、嵯峨翠嶂而名传东北，素有“无峰不奇，无石不峭，无庙不古”的美誉，中有祖越寺、龙泉寺、中会寺、大安寺、香岩寺五大禅林。

辽东名山凤凰山，层峦叠嶂，景色旑旎，早在千年以前，即已名闻遐迩。有石棚避暑、斗母圣境、叠嶂留云等十六景；高句丽凤凰山古城（乌骨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大河流——辽宁河流众多，著名者有辽宁母亲河辽河、横贯辽西的大凌河、中朝界河鸭绿江。早在战国时期，秦相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即有“九州六川”之说，辽河与长江、黄河、淮河等并列。大凌河古称“白狼水”，唐诗中多有吟咏；其流域乃“三燕”崛起龙城的福德之地。鸭绿江源出长白山天池，为长白山三大水系（另有松花江、图们江）之一，全长近八百公里。汉、唐古籍中记载甚多，是渤海国向唐朝朝贡的使者穿梭往来的黄金水道。

海洋文化的发展，起步较晚，现今方兴未艾。它紧密地联结着大连、丹东、营口、锦州、葫芦岛这些著名的海滨宜居城市，其地形势重要，经济发达，与世界接轨，发展前景广阔，属于经济新的增长点。

辽海地区的独特历史遗迹之外，还有大量的独特人文与自然景观，为其他地区所没有或罕见的，有绥中九门口长城，朝阳古生物化石，本溪水洞、红叶，盘锦红海滩、芦塘苇海、蛤蜊岗、沙山等。

之所以会产生“辽宁有历史无文化、有景区无风景”之类的想法与说法，我以为，源于人们过去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一是传统观念作怪，盲目追求神秘感、新鲜感。

本城无先知。人们往往崇拜自己不熟悉的人和远离自己的人，因为这会有一种神秘感。而神秘感一旦消失，崇拜的情绪就可能淡化。据说，耶稣在外游历了很长时间后，返回家乡布道。起初，人们为他的学问和智慧所叹服。当大家仔细一瞧，发现眼前这个口若悬河的人，原来不过是本地一个木匠的儿子，诚服钦敬之心顿减，立即变得不恭不敬起来。耶稣还是刚才的耶稣，乡邻却已不是刚才的乡邻了。

本地无风景。每天都在眼里，失去了新鲜感。挪威象征派戏剧的代表作家梅特林克，有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青鸟》。剧中的情节是，樵夫的两个小孩在圣诞节前夕梦见仙女委托他们为病重的女儿寻找象征着幸福的青鸟。于是，这对小兄妹就用一块富有魔法的钻石，召来了面包、糖果、水、火、猫、狗等各种物事的灵魂，在光的灵波的引导之下，穿过丛林，跨越坟场，开始了长途跋涉。可是，他们走遍了记忆之乡、暗夜之宫、幸福之园、未来之国，历经千辛万苦，那幸福的象征——青鸟却仍然没能到手，最后只好怅然而返。失望伴着焦急，他们也就从梦中醒来了。就在这个当儿，一位貌似梦中仙女的邻家阿姨走进了屋里，是为她的正在患病的女孩来讨圣诞节礼物的，小哥哥决定把自己心爱的鸽子赠送给她。出人意料的是，这只白鸽顷刻间忽然变作青色，竟成了一只地地道道的青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跋山涉水、历险犯难所要寻找的青鸟，那上天入地寻之遍、四处茫茫皆不见的青鸟，原来就在自己家里！

二是妄自菲薄，总认为辽宁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名胜古迹。实际上，绝非这样。

三是从领导工作上看，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重眼前轻长远，重功利轻文化。

四是从旅游宣传以及媒体报道上看：存在着空对空，不结合本地实际；表面化，跟风，不能深入挖掘；图热闹，迁就民众心理；针对性不强，突出本地特点、着眼本地发展不够等缺陷。

我们当下急须开展一场“认识辽宁、欣赏辽宁、热爱辽宁”的活动，充分发掘本地的文化优势，并能讲够讲足。各级领导应该带头做、带头讲，力争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2013年）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墩上的悖论/王充闾著.—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16. 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3943-4

Ⅰ.①龙…　Ⅱ.①王…　Ⅲ.①皇帝—人物研究—中国—古代　Ⅳ.①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7575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290千字

印　　张：20.75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张　莹

装帧设计：张　莹

责任校对：吕志贵

ISBN 978-7-5470-3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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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初祖

上　篇

下　篇

皇帝乎？苦工乎？

人来燕赵易悲歌

欲望的神话

落魄刘郎作帝归

叩问沧桑

圣井与辱井

老皇帝的难题

陈桥崖海须臾事

无字碑

作个才人真绝代

土囊吟

文明的征服

政治狂想曲

强梁无奈死神何

强梁出世

快意恩仇

天骄无奈

死者已矣

宦　祸

狮山梵影

始觉源头意味长

驯　心

山庄里的两对祖孙

东上朝阳西下月

玩偶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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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初祖

中华民族素有尊宗法祖的传统。黄帝作为远古史上“英雄时代”深受群众爱戴，而且尚未脱离生产实际的英雄祖先，作为首次统一中华民族、开创中华文明，功昭日月的“人文初祖”，后世子孙对其景仰、热爱之情自可想见。

上　篇

幼读《诗经·甘棠》三章，深为人们怀念召伯的真情所感动。召伯虎为申伯筑城盖房，划分方田，规定租税，劳绩颇著，申伯的子孙和当地一些群众很感激他。为了寄托对召伯虎的深情怀念，他们加意保护召伯虎宅前的一棵甘棠树，并吟唱道：“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居住）。”然而，如果以之比于陕西黄陵人民热爱“人文初祖”黄帝而及于黄帝陵的柏树，那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出铜川市北行数百里，弥望尽是赤裸裸的荒山秃岭，唯独黄陵县的桥山长满了葱葱郁郁的翠柏，宛如黄褐色的地毯上镶嵌了一块绿宝石。名闻中外的黄帝陵就坐落在这里。1937年，谢觉哉代表边区人民政府谒陵时写了一首词，上阕是：“远望郁苍连，抱岭环川。成林古柏势参天。万里荒原青一点，愈见森然。”可说是确切的写照。

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数千年来一直受到人民的敬仰。人们在四平方公里的陵区栽植了近十万株翠柏。而且，世代相传，互相诫谕：不得砍伐黄陵林木，甚至连枝条也不能随意剪伐。这种情感的形成，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同葱葱郁郁、气壮河山、实实在在的黄陵古柏相对应，有关黄帝的历史却像天上过往的烟云那样，显得过于飘忽而玄渺，甚至只能到上古神话传说中去求证。

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当中华民族还处在向蒙昧状态告别的时节，轩辕黄帝便率领他的部落在陕西北部高原一带开基创业。而后，又沿洛水南下，东渡黄河，定居于涿鹿之野。

古代传说中我国境内从西到东，自南而北，散居着许多不同的氏族与部落。他们各自平静地生活在所处的空间地域，互不干扰，也很少往来。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氏族、部落间在财产方面出现了差别，部族间的共同利益与矛盾冲突也逐渐形成。《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表明华夏族的部落联盟，原是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伴随着黄河流域的历史进入崇尚武力的时代，各部落之间相互侵陵攻伐，暴虐百姓，而炎帝对此无能为力。于是，“草昧英雄起”，黄帝教民习用干戈，以征伐那些肆行暴虐而残害百姓的人。这样，各个部落便转而前来朝拜并归服于黄帝。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在涿鹿之野，率领许多过去曾以熊、罴、狼、豹、豺、虎为图腾而现在仍以它们做名号的氏族部落，挥舞着用雕、鸢、鹰、鹖的羽毛制作的旗帜，历经几番苦战，打败了炎帝部落。从此，华夏集团强大起来，为后来赢得对东夷、苗蛮的战争积蓄了实力。

《逸周书》、《太平御览》、《山海经》等中国古代典籍还记载了另外一种传说：先是炎帝部族同东夷蚩尤部族发生了激烈冲突，但战争失利，丢失了固有的疆土，便向黄帝部族求救。于是，炎、黄两部族联合起来同蚩尤作战。当双方鏖战方酣、胜负未分之际，具有神性的蚩尤，突然张开巨口，喷出滚滚烟雾，使黄帝部族的队伍迷失了方向。为此，黄帝制作了一台机械，车上有铁制仙人，伸臂指路，无论车子如何转动，它都指向南方，人们呼之为“指南车”。靠着它的帮助，黄帝军队冲出了重围。蚩尤又在风神雨伯的帮助下，瞬时刮起卷地狂风，暴雨从天而降，地面顿成泽国。黄帝也施展神威，唤来女神旱魃助阵。旱魃体内贮满超量的炎热，她一来到战场，风神雨伯连同狂风暴雨便消逝得杳无踪影。黄帝乘胜反攻，蚩尤战死，余部向南逃窜。通过这场激战，充分展示了黄帝部落所向无敌的实力，从而奠定了他在各个部族中的领袖地位。

古书中，黄帝也写作“皇帝”，其含义为“皇天上帝”。传说在神话王国中，其他诸神分管东西南北各方和春夏秋冬四季，而他则雄踞中央，成为地位最高的天帝。各部落间遇有争执事端，一律向他提出诉讼，由他以领袖身份裁断是非，协商解决。古籍记载，黄帝在位一百年，期间，群黎安居乐业，敦睦礼让，风调雨顺，岁时丰稔，开创了一个人世间的…乐园。

战胜攻取之后，他与臣民一起，主要致力于创造各种凝结着聪明才智的大量物质和精神财富：首创井田制度，划分地块为“井”字，四围八家为私田，中间一块为公家财产；建立雏形的政治体制，划野分疆，析全国为九州；设官司职，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的主张。从前部落间作战，只是投掷石块，通过发明弓箭，提高了战斗能力；并演习阵法，布成队列，指挥兵员有序进退。教人以泥土木石建造耐用的房屋，剥下兽皮，用以制作衣裳；制造舟车，将粗大的树木从中刳空，放入水中载渡过往行人；同时，把直木插进两个圆轮中间，使之运转并带动平板前行，逐渐发展成后来的车辆；烧制陶器，捕鱼狩猎，播种五谷，饲养六畜，创医学，造文字，制乐器，调音律，全面开创了中华文明。孙中山先生有诗赞曰：“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实际上，产生于文化史源头的神话所记录的历史，并非超人或英雄的个人行迹，而是诗化了的整个民族生活的折光映现。作为一个时代的文明交汇点，它总是把大范围的时空信息压缩到一个时段或一个人物身上。上述那些发明创造，无疑是历经很长时间并由多人共同完成的；但在没有“上帝观念”的族群，黄帝作为远古史上“英雄时代”深受群众爱戴，而且尚未脱离生产实际的英雄祖先，这些旷世殊勋便自然地统统归结到他这个综合体上。

下　篇

中华民族素有尊宗法祖的传统。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说过：“商周都尊重祖先，当作神看待。儒家思想信仰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体制中，祖先崇拜是核心。”对于首次统一中华民族、开创中华文明，功昭日月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后世子孙对其景仰、热爱之情自可想见。

有一个历史传说，颇具典型性——

黄帝到了118岁高龄，仍然乘车到各地巡视。这一年他来到了现今的河南省，提议采用附近的铜在山下铸一个高一丈三尺的巨鼎，其实，也就是一口硕大的铜锅。目的在于举办一次盛大的庆功宴会，来招待各个部落的酋长。就在巨鼎铸成之时，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一条巨大的黄龙垂挂着长须，自天降下。原来是玉皇大帝垂念黄帝的丰功伟业，特意派出黄龙来接他返驾升天。黄帝深情留恋着他所开创的事业和长期同甘共苦的子民，但天命难违，只好唯唯从命，跨上龙背，冉冉归去。

当黄龙飞越陕西桥山时，黎民百姓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个个频频挥手，痛哭流涕。黄帝深受感动，遂驾龙徐徐下降，殷情告别。人们哪里肯放他去升天，都执意挽留，牵衣顿足，围拢不放。巨龙见势不妙，乘人们低首垂泪之机，驮着黄帝腾空而起。民众赶忙拉拽，结果扯下了黄帝的一块衣襟、一只靴子和随身佩带的宝剑，而黄帝本人则跨龙飞走了。当地民众便把这些衣物封葬于桥山之巅，起冢为陵，封土植树，这就成了今天的黄帝衣冠冢；而其所在地也被命名为黄陵县。

《史记·封禅书》中也有类似记载。究竟是太史公采用了神话传说，还是民间传说演绎了《封禅书》中的记述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黄帝陵就接受祭奠，这从孔子、孟子的谈话中，可以得到证实。秦汉以降，已经形成了制度。汉初于桥山西麓建起了轩辕庙。唐代宗大历五年，正式把这种活动列入国家祀典。北宋开宝二年，因沮河水泛滥侵蚀，桥山西麓发生崖塌土崩，威胁庙院安全，地方官员上奏朝廷，由太祖赵匡胤亲降御旨，将轩辕庙迁至东麓，就是现今的所在。据文献记载，历朝帝王亲自祭扫黄帝陵共达七十六次，其中明朝十次，清朝二十六次。

千秋万代，黄帝活在人们心中，已经形成凝聚中华民族的一种力量，一种象征。每个中国人都自认是黄帝的子孙，视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并以此自豪。与此相联系，甚至黄的颜色以及相关事物都跟着沾上了荣光。我们被称为典型的黄种人；我们的文化发源于地质史上的黄土期，我们的老祖宗生活繁衍于黄河沿岸、黄海之滨、黄土高原；地位最尊者黄袍加身，黄鹄比喻贤才高士，黄钟大吕用来形容庄严正大的音乐或者辞章；皇帝的公告叫黄榜，太守衙中正堂叫黄堂，好日子称为黄道吉日，死后的去处则称作黄泉；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时代叫黄金时代，美好完善的境域叫黄金世界，广播电视一天中收听、收视率最高的时间称为黄金…时段。

这里有一个黄帝的神格与人格的定位问题。显然，黄帝不是西方的宙斯神那样由自然神发展来的、无任何历史依据的纯然神话人物。长期以来，他以一个实实在在的部落酋长，而且是华夏民族的先祖的身份，作为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存在。无论他同蚩尤的战争还是与炎帝的战争，都是先民部落之间，或为争夺空间、或为争夺财物而进行的正常的生存手段。当然，他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他已经成为一种综合体，一个文化符号，因此，在他身上也必然存在着基于祖先崇拜与民间信仰而高度神化的因素。

在我国，祖先崇拜与神祇信仰，也就是敬祖与祭神的传统，是并肩存在，相辅相成，却又迥然各异的。这两种崇拜形式源于不同文化系统的碰撞与融合。祖灵是父祖的远古延伸，尊宗法祖，更具有源远流长的中华一统的民族特色。一般地说，奉祀神灵，须借助于中间媒介；而生人与先祖之间，则可以自然亲合，无须仰仗其他媒介的参与。轩辕黄帝，尽管他在中华民族心目中至高无上，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头号人物，顶尖级的文化英雄，甚或具有古籍中记载的“黄帝四面”的神怪形象，但后世子孙却宁愿让他成为具有“亲缘”关系的可亲可敬的共同祖先，而不想把他推上巍峨高耸的神坛，送进玄之又玄的神仙王国中去，像密尔顿所咏叹的：“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无边无际，苍苍茫茫，在这里，长度、宽度、高度和时间、空间，都消逝不见。”

1935年，正当祸深寇急，国脉艰危，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绝续的严重时刻，全国各地各界爱国人士发起祭扫黄帝陵的活动，以号召民众，戮力同心，共赴国难，团结御侮，并规定每年清明节为中华民族扫墓节日。新中国成立后，对黄帝陵、庙整修一新，并把它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一号”。

今天我们看到的黄帝陵，高三米六，周长四十八米，墓碑上刻有明嘉靖年间唐锜书写的“桥山龙驭”四个大字，祭亭中央碑上的“黄帝陵”三字为郭沫若手书。在古轩辕庙的“人文初祖”大殿，塑有威仪万方、器宇轩昂的黄帝像。院内，古柏参天，浓阴翳日，十五株树龄超过两千年的古柏分列两侧，像甲胄森严的卫士一样肃然挺立，迎候着前来瞻拜先祖的炎黄子孙和远涉重洋的国际友人。其中一株古柏已有五千年历史，传说是“黄帝手植柏”。树高二十米，树干周长达十一米，七人尚不能合抱，故有“七搂八拃半，疙里疙瘩还不算”之说，被国际林业专家誉为“世界柏树之父”。乾隆年间一位署名“长白世臣”的诗人赞美道：

古柏森森不记春，陵宫犹自享明禋。

轩辕制起功常在，永使余波惠子民。

数千年风刀霜剑，没有能摧折这些黄陵古柏，它们年复一年，长得益发苍劲挺拔，表现了极强的生命力。它们象征着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勃勃生机，也显示出炎黄子孙超强的凝聚力、向心力。近代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最能表达这种爱国怀乡、敬宗法祖的情怀：

天下万山祖，其名曰昆仑，昆仑有南支，万里趋越门。

人生亦有祖，谁非炎黄孙？归鸟思故林，落叶恋本根。

我在拜谒黄帝陵后，也曾即兴口占一绝：

尊宗法祖寄深情，不剪枝柯万柏青。

华夏重光千载业，开来继往拜黄陵。

（2009年）

皇帝乎？苦工乎？

大禹王以其卓绝的献身精神、人格魅力与事业修为，无疑算得上一位“风范大国民”，一位德配天地、功标青史的真命天子；当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仅此一见的吃苦耐劳、身先士卒的名副其实的“苦工皇帝”。

一

四川省汶川大地震这场惊天浩劫所带来的深悲剧痛，令我几天时间里惶悚不安。从文友的一次谈话中，偶然听说大禹的故里在现今的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一处重要的文化遗迹。于是，在伤恸之余又增添了一层牵挂——北川属于灾区的重中之重，“禹王故里”肯定也深埋于废墟之下了。

大禹，在后世人民心目中，其崇高地位可以媲美于他的高祖父、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那首《生查子》词，道出了人们的共同心声：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 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

“我自思量禹”，旨哉斯言！我觉得，在这位民族英雄身上，足资后世缅怀、景仰的献身精神、人格魅力与事业修为，实难一一缕述；不无遗憾的是，作为历史话题，当代学人关于大禹的言说，较之古代却相对很少。也许是认为，茫茫禹迹在当时就已如轻烟淡霭，玄渺无凭；而随着世代睽隔，更是前尘淹忽，难寻鳞爪。可是，作为全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精神财富，其典范性和普世意义重在人文价值。即以禹王视解倒悬、抒民困为己任，身先士卒，栉风沐雨，十三年如一日，奔波于山川、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足资彪炳千秋，垂范万世，在当今尤其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大禹的身世与功业，距今已四千余年，可谓悠哉藐矣。但他自始就不是以神话传说中的虚幻形象现身，更不像后来某些疑古学家所说的只是一条虫，而是作为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生活在现实之中。经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确定，禹在位十年，葬于会稽时，为公元前2062年。先秦文献中，最早记叙大禹行迹的是《尚书》；继而有《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不仅述其言行，而且于其盖世勋劳尽皆交口称赞。许多文献中在“禹”字前冠以“大”字，译成现代文字，便是“伟大的禹”。

古代有“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说。儒家向来以出言有据、执事严谨自持，孔夫子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可是，关于大禹的德业，却是反复多次地引述，并且予以高度赞扬：“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长年累月地为百姓勤劳，一点也不为自己。这真是崇高得很啊！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轲有言：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在《孟子》一书中，像这样谈论大禹，多达三十处。

《庄子·天下篇》引述墨子的话：从前，禹堵塞洪水、疏导江河而沟通四夷九州，大山三百，支流三千，小溪无数。禹亲自拿着盛土器和锄头，骤雨淋身，强风梳发。禹是大圣人，而为了天下，竟这般地劳苦。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前一句歌颂大禹劈山浚河，治平水土，教民稼穑，划分九州，使百姓安居乐业的丰功伟绩；后一句状写他的奉献精神。二者合在一起，完整地概括了大禹一生的德业。

二

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在古代神话系列中，带有极大的普遍性。除了非洲、北欧与东亚外，几乎遍布于整个世界。这当是由于洪水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留给世人历久不磨的伤痛记忆。这种记忆又是群体性的，经过一代代的流传、丰富、夸大、加工，遂逐渐积淀而进入群体创造的神话。在这里，宗教信仰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以致把它归因于神对于人间充满罪恶十分不满，要用大洪水消灭掉他的全部创造物——而这些创造物，正是上帝用泥土造出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了原罪，被逐出伊甸园而一路发展来的。

但是，在中国，华夏民族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却没有洪水毁灭人类和惩罚原罪、人类再造的主题。大禹的后面没有宗教和神的存在。在对于洪水成因的阐释上，也与世界其他地方迥然不同。从中国古文献记载看，主要是当时中原地区比现在要温和得多，加之，森林草原茂密，雨量充沛，导致雨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成为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一大祸患。因而，治水的大禹便更多地具有现实中英雄人物的形象，其艰苦奋斗精神也就更具现实意义与人文价值。这一类论断，已为近代气象学、地质学所证明：中国从五千年前的仰韶时代到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得多，河水的径流量和洼地的蓄水面积剧烈增加。亚热带的雨水偏多，造成了这一地区洪涝灾害的频发，加之海侵的影响，便有了尧舜禹时期“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滔天”的记载。

从中华体系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华夏民族的神化英雄，既不像古希腊超人赫拉克勒斯那样，从天神那里派生出来，最后又回归到天神那里去，也不像由上帝派遣，像耶稣那样，始终遵循和体现上帝的意志；而是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道德表率力量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以牺牲与奉献精神造福世人。他们主观能动地应合于“天命”，竭尽一己之力，而不做一切听命于天神的消极被动角色。大禹属于这一类英雄人物的典型。

古籍中记述的大禹，是一个智者的形象。他不仅身体力行，勤于劳作，而且充满了人生智慧。他并非光凭一腔热情，只知挽起裤腿带头苦干，而是首先通过调查研究，制订符合实际的治水方案。接受乃父鲧阻障洪水导致失败的教训，根据水流就下的特性，确定了“以疏为主、疏堵结合”的治水方略。《淮南子》说：“禹之决渎也，因以水为师。”以水为师，就是按照水流运动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疏河导川。他把很大精力用于实地查勘，为的是准确掌握河道流经地域的地形地貌情况。《禹贡》中记载，禹在查勘水情时，“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就是使用类似今天的垂线、角尺、圆规之类的测量工具，随地以堆石或刻记树木的方式作为测量的记号。看来，当时已经掌握了原始的数学与勘测知识。

说到大禹的智慧，古籍《战国策》中记载了这样一桩轶事：臣工仪狄酿造出了美酒，把它进献给夏禹。禹王饮后，认为十分甘甜，但从此就疏远了仪狄，也不再饮酒了。他说，我们应该记住，后世一定会有因为嗜酒而遭致亡国的君主。讵料，此言竟然一语成谶。大禹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启继位，晚年的夏启，“淫溢康乐”，饮酒无度，导致了国运衰颓；他的儿子太康尤其荒淫，饮酒、打猎，最后失位；待到末代皇帝夏桀，竟然构筑酒池、糟丘，宴饮时，最多达到三千人，像牛群饮水一样，在鼓声中一齐从岸上向酒池伸下脖子，狂吸痛饮。针对他的淫靡无度，民众们诅咒说，太阳啊，你快点亡吧！我们情愿跟你一起亡呀！夏代饮酒之风颇盛，这从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中各种酒器占有相当的比重，可以得到证实。

殷商得国之后，便流传下来一句铿锵作响的话：“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可是，酒色财气，这些关系到基本人性的东西，世上是谁都无法禁绝的。结果，说归说，落到实际上，嗜酒、群饮之风照样炽烈，到了最后，殷纣王把它推向极点，以致其庶兄微子悲叹：“沉酗于酒”，“殷其沦丧”！周初，接受夏、商纵酒败亡的严重教训，立国伊始，便发布《酒诰》，把戒酒同成败兴亡联系起来，下令严厉禁酒，彻底制止“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

夏商周三代以及秦汉以降，历朝历代层出不穷的“以酒而亡其国”的惨痛教训，都共同验证了大禹的见微知著的惊人的洞察力与预见性。

三

如果说，关于大禹存在的真实性及其巍巍之德、赫赫之功，在历代典籍中迄无异议的话；那么，对于他是如何得天下的，亦即继位的途径与方式，则各异其辞。大别之，有三类：

禅让说。相信舜之于禹同尧之于舜一样，都是通过禅让，亦即由各部落首领推举并经过考核，认为可以胜任才正式就位的。

攘夺说。认为在实现所谓“禅让”之前，曾经历过剧烈的权力争斗。禹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臣逼君”的结果。“禅”、“擅”同音，“让”、“攘”通借。“禅让”其名，而“擅攘”其实。

虚构说。认为史无其事，只是一种虚言、传说。全然否定禅让的存在。

细检古代文献，发现其中关于禅让的记载，从《尚书》到《史记》至少在十五种以上。而且，近年出土的文献《郭店楚墓竹简》也进一步予以证实。可见，禅让之事，为晚周人的共识。因此，虚构一说当可排除。问题在于，先秦诸子对于禅让一事何以如此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设问与深思。

以公元前2062年大禹辞世，而东周始于公元前770年来计算，对于先秦诸子来说，舜禹禅让故事当是一千三百年以前的往事了。当历史成其为历史，它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在选择、整理史料亦即文本化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深度的主观性介入。我们发现，关于禅让一事的叙述，先秦诸子的主观性因素，同样十分明显，表现为自行取舍，各执一词。

其实，今天看来，当时禅让的“庐山真面”，不过是以和平方式完成权力的交接而已。舜禹禅让，反映的原是部落联盟之民主选举制度。其中的“禅”字，最初也许是有关礼仪的术语，或者本指任期届满后的一种权力交接仪式。这种禅让，既不同于世袭制的“家天下”，也不同于“汤武革命”的“打天下”，是一种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权力和平过渡的理想化制度。然而，在儒、墨、道、法、杂家、纵横家那里，却弄得云笼雾罩，烟雨迷蒙，各自以其思想本体为依据去推演其内容。儒家主张仁政，所以，他们解读禅让的本质在于实施仁政，将尧舜禹禅让描述成儒家仁政的典范。墨家以尚贤为宗旨，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其思想集中体现平民的要求，奉行节俭，提倡生产，特别强调大禹的亲身参加水利、农事劳动、为天下先这些方面。概言之，孔孟侧重于尚德，墨子侧重于传贤。

而最有趣的是法家韩非的看法。他一面从崇尚暴力、着眼权谋出发，认为禅让实乃篡夺，是“逼上弑君”，为“反君臣之义”，指斥倡言禅让为“非愚即诬”的行为；一面却又说，当时皇帝这个宝座，除了受苦、挨累，找不到什么油水。

尧称王天下的时候，茅屋顶盖不加修剪，栎木屋椽不加砍斲；吃粗米饭食和野菜豆叶的菜羹；冬日穿兽皮，夏天着麻衣，即使是看门人的衣服和给养，也不会比这还差。禹称王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耒、臿等农具，做干活的带头人，以致大腿上没有完好的肌肤，小腿上磨光了汗毛，即使是奴隶的劳作，也不会比这更苦了。由此说来，古时辞让皇帝之位的人，他是抛弃了看门人的境遇而脱离了奴隶的劳苦了。现在的县令，一旦本人死了，子孙世代还能乘他的车子，因此被人们看重。人们之所以轻易地辞去古时的帝位，而贪恋现在的县令，道理在于实际利益厚薄不同也。

剖析得实在是透彻无比，只是，同他前面的“攘夺说”却大相径庭，互相矛盾——既然帝位无利可图，那还为什么要攘夺呢？

与此说相近，明代文学家陈眉公也曾发表一通高论。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天下后世皆以为高，赞颂有加。陈眉公却说：“当尧之时，尽大地是洪水，尽大地是兽蹄鸟迹；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陆乘车，泥乘，山乘樏，方得水土渐平，教民稼穑，此时百姓甚苦，换鲜食、艰食、粒食三番境界，略有生理。盖洪荒天地，只好尽力生出几个圣人，不及铺张装点，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处！茅茨不剪，朴角不斫，素题不枅，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铏簋之食，聊以充饥；鹿裘之衣，聊以御寒。不惟无享天下之乐，而且有丛天下之忧。尧黧舜黑，固其宜耳。许由亦何所艳羡而受之哉！”不能“享天下之乐”，却丛集“天下之忧”，谁去干这般蠢事！话至此处，真是说到家了。

不管怎么说吧，大禹无疑算得上一位“风范大国民”，一位德配天地、功标青史的真命天子；当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仅此一见的名副其实的苦工皇帝。就此，我忽然联想到那年在绍兴禹庙所看见的大禹塑像。像高六米，法相庄严，身着华衮、手捧玉圭，头戴冕旒，一副标准的龙凤之姿。尽管听说是根据著名学者章太炎的考证而设计的，我还是不免心生疑窦。想来，也许像孔老夫子在论述大禹时所说的，“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就是说，禹王平常劳动穿粗糙的衣服，上朝、祭祀则着华美的衣冠，因为他毕竟是君临天下的帝王。太炎先生设计的塑像，当是取其朝会时的装束。

但我觉得，雕塑人物的衣冠形貌，总应反映其本质特征。如果能以劳工者的形象示人，肯定会更加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平添一种亲切感。而且，既然是“卑宫室”，大禹生前的住所就会像帝尧一样，“茅茨土阶”，绝不可能像后代的秦始皇那样，征集万千民伕为其兴修宫殿、营造陵寝。至于现在的禹庙、禹陵如此之巍峨、华赡，无非是后世人民用以寄托崇仰之情思而已。

（2009年）

人来燕赵易悲歌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邯郸道上，不时闪动着任侠豪勇、立功名世的历史人物的身影。而那位气雄万夫、勇于改革创新、无愧于英雄称号的赵武灵王，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他由于在“交班”问题上没有处置好，棋错一着，最后却落得一个悲剧的下场。说来也是堪叹又堪怜的。

一

列车，联翩的铁马一般，奔腾呼啸在漫漫的京广线上，涿州、保定、石家庄、邢台……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相继地闪现在眼前，又迅疾地飞向身后。华北大平原摊开了它全部的浩瀚，风驰电掣般的涌过来。宛如特大的电影屏幕，忽而喧阗的集镇，忽而恬静的村野，忽而烟囱林立的工厂区，不断地更换着画面。顿时，一种雄浑、热烈的情怀涌上了心头。可是，当我驻足邯郸，徜徉古城里巷，获得的印象却是天高地迥，旷远苍凉。特别是登上著名的古迹丛台，临风吊古，不禁感慨兴怀，悠然…意远。

丛台始建于两千三百多年前，原是赵武灵王阅兵观阵，习武宣威，以及歌舞寻欢之地。因为它是由许多座层台复阁连接垒列而成，故称丛台。战国时期，各国竞相修筑此类高台建筑。魏襄王建中天台于大梁，期望达到天高之半；楚国建三休台，含义是至少要休息三次才能攀上台顶。赵武灵王修筑的丛台，自然也是高耸天际的。

当时的丛台上面，设有天桥、雪洞、花苑、妆阁诸景，结构奇特，装饰华美，连聚非一，各极其妙。古人用“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的诗句，来状写丛台的巍峨、壮观。历史上许多文人骚客，像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代的贺铸、范成大等，都曾多次登台赋诗。当然，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早已不是旧观，直到清朝末年，丛台还曾重新修葺过。

登上丛台极目远眺，但见云天深处，巍巍太行西走蜿蜒，层峦起伏；四公里外，坐落在市区西南部的赵王城，残垣断垒隐约可见；北有武灵馆、回澜亭；西北便是古赵国的梳妆楼、铸箭炉、插箭岭遗址。

俯视丛台四周，绿杨深处，车辆梭穿，楼群棋布，街上人流熙来攘往；湖面上碧水澄鲜，微现涟漪，一派雍雍穆穆的祥和景象。当年的戈戟交辉，云旗委蛇之势，已付与苍茫的历史。高台上下显得寂寥空旷，碑碣暗淡，廊榭萧然，只剩下青苍的雉堞、淡绿的苔痕，一任徐缓的清风和悠悠的淡日拂煦着。但历史恰是怪异得很，愈是清虚恬淡，往往愈是意兴撩人，令人悠然神往。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过了五十年，周天子正式册封他们为诸侯，分头就国。开始，赵国建都晋阳，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其后历经八代君主，计一百五十八年。赵国的极盛时期为武灵王当政时代。这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东周列国志》上描绘赵武灵王的形象：“面黑有光，胸开三尺，气雄万夫，志吞四海”；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甚至说他“无愧于英雄的称号”。他曾亲自率师攻城略地，北至中山、燕、代，西出云中、九原，拓地千里，使赵国成为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争雄角胜的国家。

后来，赵武灵王让他的儿子主持国事，自己率领官员们到西北勘察地形，想从云中、九原直接向南出兵，偷袭秦国。于是，他乔装成使者，潜入秦都咸阳，进行实地测察，并顺便了解、考察了秦昭王的为人。昭王开始没有发觉，过了一阵，觉得这个人状貌奇伟，不像是普通臣下，便派人追赶，可是，“使者”已经大摇大摆地出关了。秦人弄清底细后，颇为惊怖。

赵国在西破林胡、楼烦之后，由武灵王主持，傍阴山修筑了一条长城，以防备北部的强敌入侵。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这段长城东起今河北宣化附近，向西北方向延伸，经张家口进入内蒙古，然后沿阴山西去，直抵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高阙。《水经注》描写它：“长城之际，连山刺天”，“两岸双阙，峨然云举”。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以一个小小的赵国，竟能完成这样规模巨大的国防工程，而且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受到世人的责骂，不能不令人惊叹。

不仅此也，武灵王还敢于同最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做斗争，锐意改革，运筹强兵富国之策。他考虑到，赵国的处境十分险恶，中山紧靠腹心，胡、燕分踞东、北，强秦与楼烦陈兵于西，虎视眈眈，旦夕都有遭致倾覆的危险。为了提高战斗力，他带头穿上紧身窄袖的衣服，腰束革带，足登皮靴，废车乘马，日逐射猎。他斩钉截铁地批驳了一些贵族反对更改先王旧制的责难，说，衣服是为了穿用方便，礼法是为了行事方便。情事不同，服饰、礼法都要随之变化。夏、商、周三代都是随时制定法规，依事确定礼俗的，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所以，治世不必采用一种方式，利国不必完全效法古代。况且，先王的礼俗并不一样，那要我们效法哪一个“古”呢？

通过赵武灵王的率先倡导，变车战为骑战，全面推行“胡服骑射”，带动了整个赵国军队作战能力的增强，促进了华夏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合。这对赵文化的多元构成，对北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濡染、升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样一位勇于改革创新的历史人物，由于“交班”问题没有解决好，最后，却落得一个悲剧下场。武灵王在位二十七年，当初曾立长子章为太子，后来娶了宠姬吴娃，生下了少子何，便把太子章废掉，进而又把王位让给了少子何，是为赵惠文王，自己做了太上皇，住在沙丘的…行宫。

少子何即位之后，心怀怨怼的长子章不甘心北面称臣，便起兵发动叛乱，兵败之后，逃到沙丘宫他的父亲这里来避难。太上皇很同情他的处境，不忍心看着他惨遭屠戮，便开门加以接纳，把他保护了起来。不料，追兵闯进宫室，穷搜不舍，到底还是把他抓住、杀掉了。他们害怕日后受到追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太上皇也就地囚禁起来，不供给任何食物。太上皇饿到极处，只好在园林中探寻鸟巢，取卵、捉雏充饥，终致饿死宫中。

二

士慕原陵犹侠气，

人来燕赵易悲歌。

漫步古都邯郸街头，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这两句诗，蓦地在脑际浮现出来。

“原、陵”，分别指赵武灵王的公子平原君赵胜和魏国的信陵君无忌。他们本人的本事并不大，但都仁厚待人，礼贤下士，一时，门客如云，最多时达到三千人。用太史公的话说，乃战国时代“翩翩浊世之佳公子”。说到“原、陵侠气”，人们会想到李白笔下的侠客形象：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见诸史书的，则有“窃符救赵”的故实：

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邯郸，赵国危在旦夕。赵相平原君因为夫人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姐姐，借助这种姻亲关系，派遣使者求救于魏。但魏王害怕开罪于秦，不肯下令出兵。夷门守吏侯嬴向信陵君献计：魏王的宠妃如姬曾受过信陵君的大恩，可以通过她把调遣大将晋鄙军队的兵符拿到手。这样，就可以传令军中，发兵救赵；如果晋鄙不肯受命，就由随行的勇士矫命将他击杀。信陵君一一按计行事，夺得了晋鄙兵权，率部击退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为了行侠仗义，扶弱抑强，魏公子一切后果都在所不计，承担了巨大的风险。致使有家难奔，有国难回，滞留邯郸达十年之久，以逃避魏王的究治。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好理解，可是在战国时期，却是世风所尚，体现了古道热肠和义行本色。

但依我看来，战国群英中，最令人敬慕的还是赵国的蔺相如。邯郸城内有一处著名古迹，名叫“回车巷”，是后人为了纪念他顾全大局，主动谦退，终于实现了“将相和”而保存了遗迹的。

事情是由和氏璧引发的。秦昭王听说赵国得到了这件稀世珍宝，提出要以十五座城来交换。赵惠文王慑于秦国的声威，既不敢断然拒绝，又害怕答应下来上当受骗。正当无计可施之时，蔺相如过来了，赵惠文王便征求了他的意见。蔺相如说，鉴于秦强赵弱的这种态势，我们拒不答应是不够明智的。但是，这里面也带有一定的风险。我愿意出使秦国，奉璧取城。万一他们背信弃义，不肯割十五城给我们，我也会设法“完璧归赵”的。于是，蔺相如便带着和氏璧来到了秦都咸阳。

秦昭王得到和氏璧之后，自是万分快意，但看得出他并没有交城、割地的意思。蔺相如便走上前去，说，这块璧上有一处瑕疵，请让我指给大王看。他接过璧来便一步步后退，怒发冲冠，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没有割地的诚意，休想得到和氏璧。倘若逼急了，我就把脑袋和璧玉同时撞碎在柱子上。秦昭王怕他真的撞碎了璧，便连声道歉，并答应割十五城给赵国。

蔺相如识破了这又是诡诈，便以“必须斋戒五日方敢献璧”为辞，抓紧派亲信秘密抄小道，将和氏璧送回赵国，自己留下来用智谋对付秦昭王。秦昭王当然十分恼火，但又想到，即使把他杀掉，也得不到和氏璧了，徒然破坏了两国关系，莫如放他回去，从长计议。这样，蔺相如便胜利地返回了邯郸。

四年后，秦昭王邀请赵惠文王在渑池举行友好的会见。宴饮中，秦昭王突然提出要求，让赵惠文王弹瑟，赵王不敢拒绝，只好弹奏一曲。秦国的御史马上记上一笔：“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这显然带有污辱性质。当时，蔺相如在侧，便针锋相对地说，赵王听说秦王善为秦声，请秦王敲击瓦器，以相助乐。秦昭王不悦，断然加以拒绝。蔺相如怒不可遏地高声叫道：五步之内，我要以颈血溅大王！秦宫的侍从见蔺相如怒目圆睁，现出一副决战姿态，都不敢动手。秦昭王不得已，只好随手敲了一下瓦缶。蔺相如立即召呼随行的赵国御史执笔为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就这样，直到会见结束，秦方始终没有占得上风。蔺相如以一大夫，凭着他的侠肝义胆，为国家争得了地位，维护了尊严。

渑池之会结束，赵惠文王回到邯郸，以为此行蔺相如功劳最大，便拜他为上卿，位居大将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愤然地说，我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以一个低贱之人，却位居我上，令我感到耻辱。扬言如果碰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一下。蔺相如听说了，就有意地加以回避。周围一些人不理解，蔺相如解释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我们二人如果失和，就会像两虎相斗，其中必有一伤。从大局出发，我也应该退让。从此，每逢朝会，他都称病不出，避免和廉颇争列次。一次上街，远远地望见廉颇过来，蔺相如便调转车头避开。这些所作所为终于感动了廉颇，他主动登门，负荆请罪。这就是“回车巷”的来历。

三

漫步邯郸街头，遥想两千多年前那些慕仁向义、慷慨悲歌的往事，一个个凛然可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形象，宛然如在目前。这里的民风素以勇悍、尚武著称，既不同于中原、关陇，也有别于齐鲁、江浙。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认为，此间地近匈奴，经常受到侵扰，师旅频兴，所以其人矜持、慷慨，气盛、任侠。加之胡汉杂居，耳濡目染，通过血缘的传承和文化的渗透，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在春秋时代，当政者就已患其桀骜难制，中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任侠之风更加浓烈。

《庄子·说剑》中记载，赵惠文王喜好剑术，养了三千多名剑客，剑士站在大门口两侧，昼夜为国王表演击剑，一年要死伤一百多人，而赵王好之不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整个赵国男子都擅长骑射，惯见刀兵，“相聚游戏，悲歌慷慨”；有些女子也是“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在一篇传记文学中记载，宋太宗时，常山郡北七里的唐河店，一位无名老妇，凭着机智与胆略，赤手空拳赚杀了一名契丹骑兵。“一妪尚尔，其人人可知也。”他说。此地民众习于战斗而不怯懦，听说敌虏来到，父母帮助拉出战马，妻子忙着取来弓箭，甚至有不等披戴好盔甲，就跨马出征的。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但是到了唐代以后，大文学家韩愈却认为，“风俗与化移易”，现时情形将有异于古昔，因而对于古时的“感慨悲歌之士”如果活到今天还能否受到礼遇表示怀疑。清代著名诗人吴梅村更是慨乎言之，有诗云：“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这里引用了《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典故：

信陵公子到夷门迎请侯嬴，侯嬴身着破旧衣冠，径直坐上车中的尊位，毫不谦让，而公子却愈加恭谨。到了家中，首先请侯嬴坐在上座，并向宾客一一介绍，客人都很惊异。后来，侯嬴果然不负厚望，向魏公子献了“窃符救赵”之计；自己因年迈不能陪伴信陵君奔赴疆场，于送行时刎颈自杀，以死相报。

当然，吴梅村引经据典，吊古伤今，慨叹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得宠者实多而酬恩者甚寡，像侯嬴那样死报信陵君的人，再也不易见到了，也不是无谓而发的，大抵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战国、秦、汉时期，邯郸不仅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和交通中心，也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全国性的文化名城。在先秦诸国中，古赵文化以平原文化与高原文化，内地文化与边陲文化，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的多元构成，而独树一帜。

正因为它是驳杂的、复合的，所以，这里不只是尚武任侠，激扬耿烈，还有博戏驰逐，歌舞侈靡的一面。勇武任侠与冶游佚荡，作为古赵文化中两个突出的特点，分别在战时与平时凸显出来。古时邯郸的女子以美艳著称，日与游侠豪俊征逐，颇善修饰，弹筝鼓瑟，目挑心招。赵歌、赵舞、赵鼓、赵曲等，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艺苑中，都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占据着重要的一席。

学术思想的活跃，也是赵都邯郸的一个显著特点。当时，这里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学者，荀况、慎到、公孙龙、虞卿、毛公都曾驻足邯郸，著书讲学。灿烂的文化积存，良好的人文环境，吸引了众多的俊士名流，留下了传诵千古的轶闻佳话。

邯郸素有“成语之乡”的盛誉，诸如“围魏救赵”、“义不帝秦”、“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毛遂自荐”、“因人成事”、“邯郸学步”、“纸上谈兵”、“南辕北辙”、“奇货可居”和“二度梅”、“渑池会”、“将相和”、“黄粱梦”等成语典故和故事传说，产地都在…这里。

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燕赵悲歌”的人文气质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作用。如果说，历史是过程的集合体，那么，作为联接社会交往的中介的文化，则是这些历史过程的符号，是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总和。无论它以哪种方式传承，是垂直式的文化继承——积淀，还是水平式的文化交流——融合，都会通过“获得性遗传”，对于人们的性格、气质、心理、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这个意义来说，文化就是人化，人既是社会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的制成品。

（1996年）

欲望的神话

在整个生命途程中，他被欲望的神话折磨得昏头涨脑，颠倒迷离。每一步，都试图挑战无限，冲破无限，超越无限，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有限回归，向着有限缴械投降。

一

西哲有言，人在根本上看，不过是活脱脱的一团欲望和需要的凝聚体。还说，人类现有的文明，是建立在人类自身进取的本性和欲望的扩张之上的。就是说，生而有欲，原是人之本性；这种本性的升华——欲望的扩张，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看来，不加分析地、一概地否定欲望与需求，既不符合人性自身的实际，更有悖于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限度。度，规定了事物的本质，也决定着发展的方向。欲求，自然也不例外。

人的生命有涯而欲求无涯，以有涯追逐无涯，岂不危乎殆哉？遗憾的是，这个道理世人皆知，并且无不认同；然而，举世却少有自觉抑制欲求而知止足者。这就叫矛盾，就叫悖论。

鲁迅先生说过：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

我以为，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就是这种“中国人”的一个典型代表。

秦始皇的欲望真是多极了，大极了：既要征服天下，富有四海，又要千秋万世把嬴秦氏的“家天下”传承下去；既要一辈子安富尊荣，尽享人间的快乐，又要长生不老，永远不同死神打交道；即便是死，也要尸身不朽，威灵永在，在阴曹地府继续施行着他的统治。难为他，想象力竟然如此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宋代诗人陆游有一句非常形象而又意味深长的诗：“利欲驱人万火牛。”说是在欲望的驱使下，人就像有万条“火牛”在屁股后面顶撞着，疯狂地奔逐，拼命地追赶，什么饥寒劳累，崎岖险阻，哪怕是破头流血，甚至于拼上一条命，也全不在乎。

“火牛”是古代的一种军事进攻方法。战国时期，齐将田单曾用“火牛阵”大破燕军。当时，他集中了一千多头牛，每个牛角上缚以利刃，又把灌上膏油的麻、苇等易燃物紧束于牛尾。日落黄昏之时，田单聚集五千壮卒，以五色涂面，各执利器跟随牛后。然后，将牛群驱向燕军营中，点燃起牛尾上浸油的扫把。尾部被火烧痛，牛群激烈奔逐，角刃所触，非死即伤，燕军自相践踏，惨遭败绩。

用陆老诗翁说的这种情境来状写秦王狂妄无度、无极无止的欲望，可说是恰中肯綮。

秦王嬴政首要的欲望是征服四海，统一天下。这盘棋下得很漂亮。从公元前230年扑灭韩国，到公元前221年吞并强齐，十年时间，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把割据称雄的六国群雄一个个吃掉，最后，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他自认已经德侔“三皇”、功迈“五帝”，遂设想将这两种称号兼备于一身，而称为“皇帝”，并在前面冠上一个“始”字。“始”者，开山鼻祖之谓也。一则，说他是中国皇帝之首创；二则，意味着嬴秦氏的“家天下”，万世鸿猷肇基于此。于是，颁布命令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要实现这一至高无上的终极目标，就必须彻底消灭一切可能危及其专制统治的政治势力。为此，对外连年频繁用兵，调遣数十万大军，三次征伐岭南，占领包括现今两广地区及越南北部的“百越之地”，无限度地扩张疆土。如同西汉文章大家贾谊在《过秦论》中所形容的：“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他听信了装神弄鬼的方士关于“亡秦者，胡也”的进言，以为防备匈奴的侵扰是当务之急，遂派遣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军队，北出朔漠，追击匈奴七百余里，收复被占领的一切失地；并把昔日秦、赵、燕各国所筑长城加以修缮，连接成西起甘肃临洮、东至辽东边陲的万里长城。建立起一个疆域空前广阔的东到东海以及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到日南郡北户，北方据守黄河以为关塞，依傍着阴山，一直到辽东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帝国。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秦始皇否定了丞相王绾提出的恢复分封制的主张，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郡守，县置县令，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协助皇帝处理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务。这一政治体制，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有效控制，开创了帝权独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先河。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敌对势力的滋生，他还下令堕毁各地的城池，屠戮天下豪杰之士，收缴全国各地的兵器，把它们聚集在咸阳，统一销毁，熔铸成乐器和十二座铜人，借以消除各种潜在的反抗力量。为了便于朝廷控制，还把关东六国的贵族、豪富十二万户，统一迁徙到秦都咸阳附近，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并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两条驰道：一条东通海边，一条南入吴楚，以便哪个地方一旦发现叛乱动向与苗头，即能迅速调动军队前去弹压。

他采纳了丞相李斯的主张，下令除医药、卜筮、种植之书和秦国史书外，其他书籍一律烧毁。对于相聚讨论诗书者，在市上处死；推崇古代、诽谤当世的，诛杀全族；知情而不检举者，以同罪论。一年过后，由于发生了议论皇帝“天性刚戾、以刑杀为威”的方士相率叛逃的事件，始皇帝遂迁怒于儒生，以“或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人，制造了历史上首例“焚书坑儒”事件。

这样，就更加激起了人们的反抗。谤议丛生，谶言风起。有人在流星陨石上写下了“始皇帝死而地分”的话。他遂派遣御史逐户审问、搜查，弄不清楚来由，便把住在陨石附近的所有居民，统统抓起来杀掉。紧接着，又有使者报称，有人散布“今年祖龙死”的言论，这进一步加剧了他求生畏死、希冀长生的欲望。

二

其实，期望也好，欲求也好，终归只是一厢情愿，能否付诸实现，并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主宰的。况且，从根本上说，欲望即是痛苦。纵使某种欲望有幸得以达成，也会迅即进入一种饱和状态，随之惬意的快感也就失去。因为占有的结果，即意味着它的刺激能量的消逝。于是，欲望、需求之火，便会以新的形态重新燃起，否则，寂寞、空虚、无聊，就会迎面袭来。燃烧，熄灭，失落，再燃烧，一辈子陷在这种循环圈里不能自拔。像德国人生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举凡人生，皆消耗殆尽于欲望和达到欲望这两者之间”。

秦始皇就正是这样。

他既平六国，“凡平生志欲无不遂，唯不可必得志者，寿耳”（清人丘琼山《纲鉴合编》）。于是，“生在地上想上天，做了皇帝想成仙”，便成了秦始皇的终极追求。他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决意冲破人生百岁的寿命大限，实现长生不老，纵令做不到“王母桃花千遍开”（三千年开一次），起码也要像传说中的彭祖那样，活上个千八百岁。

一些方士遂投其所好，编织神仙下凡的神话，声称海上有仙人仙药，结缘仙人、服食仙药，便可永远健康，长生不死。为此，始皇帝便四出巡行，访药求仙。

他先是仿效黄帝，出巡陇西、北地，登上了鸡头山。向往着周穆王，要像他那样，驾八骏之车，访求神仙，会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尔后，又率领大队人马前往东方的渤海巡游。他站在芝罘岛上，纵目观览，但见云海迷茫中，隐现着山川人物、殿阁楼台，不禁心驰神往。方士们为了迎合其渴望长生的心理，将这种海市蜃楼景象说成是人间仙境。齐地的方士徐福更是趁便上书，侈谈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上面住着神仙，有长生不老之术，请求皇帝准许他斋戒沐浴之后，带领童男童女入海求仙。秦始皇全部信以为真，迅速组织大批童男、童女，跟随徐福乘船出海，觅求长生不老之术。

不久，徐福回来诉说，海神已经见到，但嫌礼数不周，品物单薄，拒绝赐予仙药。对于这种明眼人一听就能识破的谎言，欲令智昏的始皇帝却深信不疑，赶忙增派童男童女三千人，以及大量工匠、技师，还带上了各种谷物的种子，统统交给徐福，让他再度率船出海。为着尽早听到“福音”，始皇帝便在东海之滨静候了三个月，最后也不见徐福的踪影，才怅然返驾回銮。

紧接着，又开始了第三次出巡，首途辽西，沿渤海湾前行，抵达碣石山。他指派燕地的方士卢生，去寻访羡门、高誓这两个据说成仙得道、长生不老的仙人，还派遣韩终、侯公、石生等人，继续蹈海穿波，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自然最终都一无所获。后来，卢生终于传递来信息：寻找灵芝奇药和神仙、法术，之所以总是不能奏效，是由于途中有“异类”作祟，妄图伤害皇帝和求仙者。

为此，他们建议，需要改变以往的做法。皇帝应该秘密进出，行踪与驻地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以躲避恶鬼的袭击。这样，那些沉水不会濡湿、入火不会烫伤，驾着云气在天空里游行，寿命和天地一样长久的“真人”，才会悄然降临。于是，始皇帝下令在咸阳广建宫观楼阁，并以天桥、复道相连，以便皇帝秘密巡行其中，住所、行踪绝对保密，有不慎泄漏者立即处死。

第五次出巡，再次来到山东琅邪。始皇帝一直惦记着徐福入海求仙的事情，刚一到达，便传唤他前来复命。徐福担心会因为一无所获而遭致重谴，遂“死马当作活马医”，大胆地编造出更为离奇的事由：“蓬莱仙岛的神药是可以拿到的，只是航行中常常受到大鲨鱼的袭击，因此，普通船只无法到达。希望皇帝能够派些技术高强的弓箭手，和求仙者一同前往，发现了大鲨鱼，就用强弓劲弩把它射死。”

始皇帝求仙心切，当即吩咐有关人员带上捕杀鲨鱼的武器，他自己也准备了强弓劲弩，一路上监视着鲨鱼的动静。海船由琅邪北面起程，一直航行到荣成山，也没有见到鲨鱼的踪影，后来船到芝罘，大鲨鱼终于露面了，在万弩齐发之下，流血气绝。始皇帝很高兴，认为此后尽可以安心求仙采药了，无须再费周折，便又命令徐福率船出行。只是，他自己已经等不及了，不久就命断沙丘（在今河北平乡县境内）。徐福则乐得自在逍遥，连同载着数千名童男童女的楼船，向着烟水茫茫飘然而去，不知所终了。

面对冀求长生、逃避死亡这一永远无法解决的课题，人类耗尽了精神、气力，历经无数艰难曲折，甚至付出了不知几许的生命代价，最后，所有的努力全部告吹。秦始皇死后一百余年，汉武帝紧步他的后尘，为实现长生不老，同样做了大量的“无效功”；唐代自太宗起，宪宗、穆宗、武宗、宣宗，五代君王接力赛一般，竞相寻求长生之术，均以失败告终；而最可悲的却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西征归来，曾踌躇满志地说：“直到如今，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不能击败的敌手。我现在，只希望征服死亡。”但是，这话出口不久，他便在清水县行营“一命呜呼”了。

始皇死后，丞相李斯为防止出现变故，遂秘不发丧，将棺材放入辒涼车中，派亲信的宦者驾车，每到一处照常送饭，接受朝臣奏章。当时恰值炎热天气，车上发出了尸臭，只好将鲍鱼装上去，以乱人嗅觉。唐代诗人李贺讽刺妄冀长生的诗句：“刘彻（汉武帝）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三

始皇帝笃信“君权神授”和“万物有灵”的观念，认为天地神灵的喜怒哀乐，能够决定人世间的兴衰成败、祸福休咎，因此，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率领浩浩荡荡的巡行队伍，举行封禅泰山、祭告天神等活动。客观上的效应，是借此勒碑刻铭，歌功颂德，传之久远；又可以振武宣威，慑服天下。

史书上说，当日始皇帝御驾出巡，正在咸阳从事徭役的泗水亭长刘邦，目睹了皇家盛大的车马仪仗队，精锐的步骑警卫军，遥遥地仰望着始皇帝渐去渐远的身影，仿佛瞻仰着金光灿烂的太阳，含光受彩之余，身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当即色迷迷地说：“呜呼！大丈夫当如是也。”艳羡之情溢于言表。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强项羽，竟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反正在强权、威势面前，他们谁也不是无动于衷。这从侧面验证了始皇帝耀武宣威、显扬功业的成效。

同炫耀、显示、骄狂一样，穷极奢侈、尽情享乐也是一种人生欲望。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为了获取越地的犀牛角、象牙和翡翠、珠玑，始皇帝派遣将军尉屠睢调发五十万士卒，分成五路大军，分别扼守镡城山岭、九嶷要塞、番禺城中、南野境内、余干水边。各路人马，三年之中没有解甲弛弓。斑白羸弱的百姓都得在大道上拉车服役，运送给养；官吏们则拿上畚箕在路口搜刮民财。致使各地男子不能在田里耕种，妇女不能在家中纺线织麻，病人得不到医治，死人得不到掩埋。

始皇帝以为咸阳人多，而先王的宫廷狭小，便在渭河南岸的上林苑中营造朝宫，经营壮丽的宫殿。其中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中可以容纳万人，殿下能够竖立五丈之旗。从雍门向东一直到泾水、渭水交汇之处，八百里范围内，离宫别馆林立。又架木为桥，搭成立交桥式的“复道”，四围楼阁宫观彼此相连，把从各诸侯国掳来的美女、钟鼓填置其间。

现如今，宫殿早已化为尘土，但是，唐人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还在，千载之后读来，还觉宛然如见：

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

虽然出于文人丰富的想象力，就中难免有虚饰夸张之处，但是，作为一个纵欲主义者，秦始皇的穷奢极欲，恣意享乐的情形，却表现得淋漓尽致。

刘向在《说苑·反质》中记载，（秦始皇）“又兴骊山之役，锢三泉之底，关中离宫三百所，关外四百所，皆有钟盘帷帐，妇女倡优”，共达“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未兼并天下前，始皇帝的周围已经有不少郑、卫的声色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赵女；灭六国后，更是大量罗致各国诸侯的美人。他死后，后宫许多美女“非有子者”，“皆令从死，死者甚众”。

这种骄奢淫佚、纵欲无度的直接后果，是加速了他的“向死”的进程，与冀求长生恰成相反的对照；当然，同时也撒播了众多的种子，经学者考证，始皇帝的子女达三十三人，二世胡亥为第十八子。

始皇帝的欲望在无限度地扩张，又在一重重地幻灭。

先是期待着煌煌帝业千秋万世绵延不绝，因而，下力打造一个固若金汤的千年王国。后来觉得，既然自己是德配“三皇”、功侔“五帝”的不世出的伟人，那就应该像神仙那样，摆脱“生命有期”的限制，于是，求仙拜神，乞求长生不老之药。待到觉察这一欲望轻易难以实现时，便大做死后的文章，奉行中国自古以来“侍死如侍生”的礼制，坚信死后还会有一个幽冥的世界，可以把生前的一切统统带到地下，这样，在阴世间的生活，就会同活着时一样。于是，动用了七十多万民夫，为自己精心营造陵墓——一个规模庞大、形制复杂的地下王国。

始皇陵占地五十多平方公里，周长六千多米，高达一百二十米。经过两千多年的人为破坏与风雨剥蚀，至今仍有六十五米高。墓内构思奇特，极具匠心，设计完全仿照都城咸阳模式。内外两重城垣，呈南北狭长的“回”字形。咸阳皇宫所在的小城，位于大城之西；供他死后灵魂起居的寝宫，也建在小城内，同样处于陵墓西部。墓中修建了各种宫殿，厘定百官的位次，并贮藏无数珍稀贵重的宝物。里面砌筑“纹石”，堵塞了地下泉水，四周厚涂丹漆，以防止潮湿。还用水银做成百川四渎，环绕其间，以机械转动，川流不息。

民间广泛流传，秦陵地宫内有水银所制的五湖四海，始皇帝躺在纯金打就的棺材里，游荡在水银液汇成的江河之上，如同生前四出巡幸一般。穹顶上，有日月星辰，状如天体，下面做成山川地理形状，取人鱼脂肪做成蜡烛，经久燃烧不熄。为了防止日后被人盗发，陵寝中遍置能够自动发射的弩机暗箭。

近年，还在地宫中发现了百戏俑坑，无疑为冥间的娱乐场所；而内城、外城之间的珍禽异兽坑，就好比上林苑囿，为“死皇帝”射猎、奔逐的所在。真是应有尽有，匪夷所思。

在墓葬配房中，配置了成组的车马，其中一驾铜马车，由驷马安车和驷马高车两乘銮舆组成。驭手和驾车的骏马，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在另一处陪葬坑中，还摆满了数以万计的石质盔甲，这是地下军团的后勤装备库。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皇陵三公里外，东门大道北侧的三个陶制兵马俑坑，上万名步、骑、车兵武士，环卫其中，再现了秦帝国当年威武强大的军容。

这支始皇帝的警卫部队、阴间皇城的守护者，代表了人间欲望的巅峰，也标志着两千年前世界塑造史上的极致。兵员全部面向东方，作随时准备出击状。在始皇帝的想象中，如果六国贵族在阴间发动叛乱，连横反抗秦国，这些军队将全部调动起来，进行殊死决战。可见，即便到了阴曹地府，他也要一统冥界，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下霸主。

四

说到秦始皇的欲望重重，有人认为，这和他出生于赵国的都城邯郸有关——不是有一句“邯郸道上，欲望无穷”的谚语吗？不过，“邯郸梦”导源于唐人的《枕中记》，却是始皇帝身后千年的作品，可见，其间并没有什么瓜葛。

倒可能是遗传因子起了作用。始皇帝的生身父亲、阳翟大贾吕不韦，不满足于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却要苦心孤诣，在政治上干起“奇货可居”的投机生意，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谋嫡夺国的如意算盘。《战国策》载：

（吕不韦）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

（父）曰：“十倍。”

（吕问：）“珠玉之赢几倍？”

（父）曰：“百倍。”

（吕问：）“立国家之主赢利几倍？”

（父）曰：“无数。”

（吕）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而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一种欲望实现后，竟然无法计利，甚至“泽可以遗世”，岂不“猗欤盛哉”！

贾谊用“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十个字，概括秦始皇的人生轨迹。这种人一朝得志，便会忘乎所以，无限扩张。而这，也正是体现了所有那些雄心勃勃的封建君王所共有的贪得无厌的社会性。像后世的汉武帝刘彻、元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都属于这种类型。

当然，始皇帝的残暴与贪婪，又并非一般的“统治阶级本性”足以囊括的，这就关涉到他的个性、品格问题。欲望，是人生的一种真实而自然的存在，又是人的本质的实际展现。由于人的个性的差别，每一个人欲望的指向与欲望的强弱都判然有别。秦始皇这个“千古一帝”，个性是非常鲜明的，一曰贪婪无度，二曰冷酷无情。他是典型的唯我主义者，具有物质追求与权力攫取的强烈意志。他习惯于把自我摆在同社会对立的位置上，在他的视野中，没有“他人”，没有“社会”，只有自我。

方士侯生和卢生认为，始皇帝的为人，天生脾气刚强暴戾，自以为是，从诸侯出身到兼并天下，凡事称心如意，任意而为，因此，自以为从古到今没有人能超过自己。与嬴政有过广泛接触的谋士尉缭，曾私下里议论说，始皇帝鼻如黄蜂，胸同鸷鸟，声似豺狼，这种人刻薄寡恩，以虎狼为心，困难的时候可以对人谦卑，得志的时候便会轻易地吞噬他人。如果真的让他得志于天下，天下人便都会成了他的俘虏。

在遗传基因、阶级本性、个人品格这些重要因素之外，始皇帝还有其特殊的一层，就是他所由成长的环境——秦人的文化基因、价值取向，也大大助长了他的贪婪、残暴，好大喜功。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很多层次，物质的、制度的、风俗习惯的，等等，而根植于最深层的则是价值观念。已故历史学家林剑鸣教授指出，在秦人的价值评断中，并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而完全是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人们关心的是生产、作战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利害。正因为如此，追求“大”和“多”就成为秦人的时尚，审美观的重要标准，也成为秦文化的重要特征。

就目前已发现的秦人遗迹、遗物看，抛开其内容不论，单从形式上就很容易看出，它具有“大”而“多”的普遍特征。这种唯“大”尚“多”的价值观，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统治者对权力和国土的不断增长的追求欲望。

秦统一之前，整个战国时代四百余年，中国社会出现了法家化的过程，其中又以秦为最甚。权力中心主义、军事至上、强者政治、经济垄断、信赏必罚，这些为法家所崇尚的内容，在秦国都有相当深广的影响。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向外扩展领土，一直到公元前221年最后统一中国。秦的统一，实际是法家的成功。统一之后的秦王朝统治者，并没有停止对外开拓，继续北伐匈奴，南戍五岭，又派人至海外去寻觅“仙山”，这都反映了秦人权力至上、欲望无穷的价值观。在这些方面，始皇帝既是影响的接受者，更是直接的参与者、推进者。

五

应该说，秦始皇的一生，是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也是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是充满希望的一生，壮丽、饱满的一生，也是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逼近失望以至绝望的一生。他的“人生角斗场”，犹如一片光怪陆离的海洋，金光四溅，浪花朵朵，到处都是奇观，都是诱惑，却又暗礁密布，怒涛翻滚；看似不断地网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结局逼近。“活无常”在身后不时地吐着舌头，准备伺机把他领走。

按说，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原本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以雄才大略，奋扫六合，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百代都行秦政制”，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是数得着的。可是，无尽的欲望、狂妄的野心，竟弄得他云山雾罩，颠倒迷离，欲望的神话把他折磨得昏头涨脑，结果干下了许许多多堪笑又堪怜的蠢事，成为饱受后世讥评的可悲角色。

历史老人很会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防备强胡入侵，结果是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大谬而不然。

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在整个生命途程中，每一步，他都试图着挑战无限，冲破无限，超越无限，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有限回归，向着有限缴械投降，最后恨恨地辞别人世。“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诗句）这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人生的无奈。

不仅此也。人常说：“一死无大难”，“死者已矣”。他却是，死犹有难，死而未已。盖棺之后两千多年，他从来也没有安静过，消停过。“非秦”与“颂秦”竟然成了一对“欢喜冤家”，时不时地就露头一次；而他，只不过是用来说事的由头，经常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当然，完全坐实到他身上的，也所在多有——他的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行为，都没有逃过史家的讥评和文人的骂笔。

——讥刺他不恤民力，修筑长城者，占了很大篇幅。

唐代诗人陈陶就其导致田园荒芜、民不堪命的恶果，进行直接的控诉：

秦家无庙略，遮虏续长城。

万姓陇头死，中原荆棘生。

还有人从心劳日拙、枉费心机方面加以讥刺。唐人胡曾指出：

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

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

宋人张孝祥在诗中说，北筑长城也好，南修象郡坚城也好，都丝毫不起作用，这些精心设防的地方，偏偏烟尘未起，平静得很；而完全没有料到、始未及防的中原大泽乡里，却有两个耕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堑山堙谷北防胡，南筑坚城更远图。

桂海冰天尘不动，那知垅上两耕夫！

——“焚书坑儒”遭到了历代诗人的无情鞭挞。

晚唐的章碣路过骊山附近的焚书坑时，写诗指出，秦始皇以为烧掉了诗书就可以消灾去祸，从此天下太平，结果适得其反，很快秦王朝就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地步。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清人陆士云的诗：

儒冠儒服委丘墟，文采风流化土苴。

尚有陆生坑不尽，留他马上说诗书。

清人王文濡评论这首诗说，秦始皇焚书，却还有黄石公传授张良的兵书；销毁兵器，却留下博浪沙袭击秦皇之铁椎；坑儒生，则尚有“马上说诗书”的陆贾——针对刘邦轻视文化的偏见，陆贾曾提出“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高超见解。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结果事与愿违，文化与学者均未绝种。其愚蠢之处，一经拈出，真觉可笑。

——在各类讽刺诗中，最多的是嘲笑始皇帝求仙不成，终归难免一死。

唐人罗隐诗云：

长策东鞭及海隅，鼋鼍奔走鬼神趋。

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

先说他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然后，笔锋陡然一转，冷冷地设问：“在你病死沙丘之前，大概不会相信人总有一死吧？”

晚清诗人黄道让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讥刺。指出，从始皇帝开始，就已经不是嬴秦氏的天下了，更不必说万世。可悲的是，费尽心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到头来什么也没有留下，还赶不上那伙在桃花源中“避秦时乱”的村民了。（事见陶潜《桃花源记》）

世上原无二世秦，况复万世在其身！

可怜觅尽蓬莱药，输与桃源逃难人。

而再早一些的清人朱瑄的诗，更是别开生面：

徐市楼船竟不还，祖龙旋已葬骊山。

琼田倘致长生草，眼见诸侯尽入关。

说徐福不回来也好，否则，求得仙方，始皇帝真的长生了，眼见刘、项大军纷纷入关，心里该是多么难受呀！

——对秦始皇煞费苦心，经营死后的天地，诗人也同样没有放过。

唐人许浑《途经秦始皇墓》：

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

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

“钟阜龙盘，石城虎踞”，原本是状写帝王之都金陵的。现在，诗人把它拿过来形容一个墓地，不说其大，而宏伟自见。层层绿树环绕着，而且，“势入浮云”，高耸天际，实在是峻极无比，气象峥嵘。然而，结果如何呢？“崩”了。大也好，小也好；高也好，低也好，到头来，同样都是“崩盘”。“崩”字，历来都用于书写皇帝之死。“也是崩”三个字安在这里，既嘲笑了始皇帝冀求长生之虚妄，又恰好表明，他生前的威权尽管势可熏天，但最终也免不了撒手人间，一了百了。讽刺意味极为浓烈。

更妙的还在后面。不管你多么巍峨高峻，“势入浮云”，路人却根本不买那个账，反倒是并不怎么显眼的汉文帝的陵墓，却受到路人的虔诚礼拜。原因是汉文帝清静无为，俭朴自律，与民休息，深得人心。对这样一位皇帝，人们衷心仰慕，是自然不过的。一冷一热，一褒一贬，对专横腐败、欲壑难填的鞭挞，对谦卑自抑、不求显赫的颂扬，都在“唯”字中透出。汉文陵在今陕西蓝田县，距始皇陵不过二十几公里，说“一种青山秋草里”，也甚为贴切。

明代诗人齐之鸾也写了一首题为《始皇墓》的七绝：

金泉已涸鲍鱼枯，四海骊山夜送徒。

牧火燎原机械尽，祖龙空作万年图。

传之万世的打算告吹了，长生不死的欲望落空了，包括想象中的“地下王国”也已化为尘土。那么，还剩下了什么？无非是留下“秦始皇帝”这样一个文字符号，作为千秋万世言说不尽的话题，永远弥漫在历史时…空里。

（2006年）

落魄刘郎作帝归

功业把“流氓皇帝”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

奸雄欺人，上下其手。一面残酷无情地残杀功臣、诛戮英杰；一面却“泣数行下”，呼唤“猛士”。仓皇反覆，莫此为甚。

一

公元前195年，刘邦南面称王的第十二个年头。

这年十月，他率兵讨伐淮南王英布，安抚了南越王赵佗，平定了淮南、荆、楚地区。

还朝途中，经过故乡沛县，留驻了下来。他在沛宫置酒高会，宴请家乡父老与旧时朋友。大家无拘无束地聚集在一起，一块儿喝酒、谈天；还挑选出一百二十名少年，教歌、习舞，尽情欢乐。

酒酣耳热、激情喷涌之际，刘邦回首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为已经取得的恢弘业绩踌躇满志；同时，也想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而太子又过分仁弱，朝野人心未定，还存在着诸多不安定的因素。且不说，一些诸侯王不能安分守己，各怀异志；就是边疆上也烟尘未息，需要有足够数量的勇猛、雄强的将士防守。汉兴以来，原本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无奈，刘邦对于战功卓著的元戎、统帅，心存戒虑，猜忌重重，担心他们拥兵自重，割据称雄，自谋发展。因此，一一剪除殆尽。这样，在他看来，真正赤胆忠心扶保汉室，且又具有超常军事才能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了。于是，喜极而痛，不禁感伤起来，情不自禁地操起筑（一种类似琴的乐器）来，一边弹着，一边唱起自己随口编成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那“风起云扬”的意象，着实令人鼓舞，用它来状写秦汉之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也是形象而又贴切的。接着，诗思一转，导出这位“马上皇帝”稳操胜券、衣锦还乡的得意心态，也抒发了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卒章显志”，表露出全诗的主旨所在，把他为一手开创的汉家基业而深谋远虑、呕心沥血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

那天，高祖令所有的少年都跟着合唱，自己则随歌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他对父老乡亲们说：

游子悲故乡，朕虽以关中为都，长住都中，但万年之后，魂魄仍然乐于思念沛县。且朕由沛公身份出兵征讨暴逆，今日方能据有天下。因此，我要以沛县作朕的汤沐邑，免除全县民众的赋税，世世代代都不用交税了。

父老兄弟及旧日朋友听了，自是感激不尽，此后每天都陪着皇帝饮酒、叙话，彼此欢乐逾常。送行时，全县倾城出动。尔后，又在邑西设帐三天，饮酒作乐。

从刘邦的诗句与话语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他的“恋乡情结”和其中所隐含的悲凉意绪。“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人，何尝不是如此。过往的一切行走，原都是一步步地向着他的来路逼近，即使是那些叱咤风云的盖世豪杰，富有四海的一朝霸主，也不可能例外。特别是人到暮年，更有落叶归根、狐死首丘的强烈愿望。

这一年，刘邦已经六十二岁了。而且，在讨伐英布时为流矢所中，箭镞穿过厚厚的铠甲，进到肉里一寸左右，这使他的锐气为之大挫，心性有些灰颓。尽管眼下的荣华富贵、地位威权已经登峰造极，并世无人可比。但是，毕竟岁月无情，老之将至，正所谓“英雄得志犹情累，富贵还乡奈老何”（清人孙原湘诗）。事实的发展也恰像他所挂虑的那样，回去后仅仅四个月，就在长乐宫中“龙驭宾天”了。

正由于恋乡、怀土意识乃人情之常，因而，往古来今，它已经成为一个言说不尽的热门话题。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常人，可能说一说也就算了，最后无关大局；若是轮到一些临大事、膺重命、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身上，情况可就复杂得多了，最典型的莫过于西楚霸王项羽。

说到项羽，恐怕没有谁会否认他是英雄、好汉、大丈夫。但是，论者又普遍认为，他终究算不得成就宏图伟业、富有政治远见的杰出的政治家。在最关键的时刻，他缺乏“志在四方”的深谋远略，以致功败垂成。当他率军杀进关中，坐上皇帝的龙墩只是举步之劳的时候，他却踌躇不前，望而却步了。倒不是出于恐惧——西楚霸王心目中没有不可战胜的敌手，而是做了情感的俘虏。当他望见咸阳的宫殿已经化为灰烬，到处都是废瓦颓垣，士兵们又都想念着东方的故土，而他自己也觉得秦人对他或者他对秦人共同没有好感，留在“八百里秦川”很没有意思。当即决定，放弃关中，挥师东向，以紧邻故乡的彭城作为西楚的都城。

当下，谋士韩生加以劝阻，说：“关中高山险要，河流围绕，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乌关，北有黄河，山河四塞，土地膏腴，作为都城真是太理想了。”项王却说：“富贵不归故乡，有如夜行衣锦，谁知之者？”韩生大失所望，骂他是“沐猴而冠”，结果，被扔进油锅里成了“油炸鬼”。

无赖与英豪过招儿，想的不是如何出奇制胜，而是，眼睛紧紧盯住对手的失误。而粗心大意的乌鸦一唱高调，叼着的肉块便会落入狡猾的狐狸口中。刘邦正是适时捕捉到项羽留置的可乘之机，因势乘便，不出三个月，汉军就大举入关，迅速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占据了关中的有利地盘。

宋代文学家苏洵评论项羽：“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清代诗人王昙也写诗加以批评：“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针对项羽死前说的“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劈头断喝，说天意并没有袒护刘邦；项王的失策在于他留恋江东，决计返回故乡，以致坐失良机。如果能够早日攻破函谷关，进军长安，登上帝座；又何必等到后来刘邦成了“气候”，才不得不设下“鸿门宴”去设法谋杀他呢！

应该说，在这方面，刘邦是很会处理的。尽管他也非常留恋故乡，但并不感情用事，能够从大局出发，做出正确的决策。《资治通鉴》记载，刘邦开始定都洛阳，齐人娄敬劝他迁都长安。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群臣中当地人占多数，“争言洛阳优势”，唯独张良力排众议，大讲关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指出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刘邦甚以为是，即日决定迁都长安。宋代学者胡致堂盛赞此举：“高帝起兵八年，岁无宁居，至是天下平定，当亦少思安逸之时也。而敏于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业，宜哉！”

二

对高祖还乡这一颇具轰动效应的著名历史事件，《史记》、《汉书》上都煌煌在录，历代的诗文典籍，也都以不同观点、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的评述。

唐代诗人胡曾题诗予以赞颂：

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

犹恨四方无猛士，还乡悲唱大风歌。

清代诗人袁枚就此写了两首七律，对高皇帝荣归故里、慷慨悲歌这一豪情壮举，特别是对于那首前无古人的千秋绝唱，极尽颂扬之能事。其一云：

高台击筑忆英雄，马上归来句亦工。

一代君王酣饮后，千年魂魄故乡中。

青天弓剑无留影，落日河山有大风。

百二十人飘散尽，满村牧笛是歌童。

第二首诗中的后四句是：

父老尚知皇帝贵，水流如听筑声孤。

千秋万岁风云在，似此还乡信丈夫。

此老一向会作趋奉文章，这些诗句也同样弥漫着这种陈腐的味道。

而最具特色的是元代散曲作家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作者选取独特的视角，以全新的手法和十分巧妙的叙述方式，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对一千多年前的史迹进行生面别开的解读。

作品一开头，就通过一位担当“叙述人”角色的村民，以第一人称描述村社头面人物准备接驾的场景——那些原本土头土脑、懵懵懂懂的村官，今天却显得威风八面、盛气凌人，摊派差使、布置场面，比过去加倍地蛮横无理。一方面描绘了这一盛典的肃穆、庄严；一方面也衬托出这位“草根皇帝”还乡可鄙可笑的行径。

在叙述人看来，你皇上也好，大员也好，回乡就回乡呗，有什么必要招摇造势，小题大做呢！而那班筹划接驾的人，整饰衣裳、执盘备酒、吹笛擂鼓，原本是一帮“乔男女”在那里弄景、“装幺”、“胡踢蹬”。

紧接着，作者以［耍孩儿］、［五煞］、［四煞］三支曲子，描画了皇家仪仗、舆服的赫赫声势，通过村民眼中所见，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封建帝王出巡时的盛大排场。但并非正面铺陈，而是以戏谑、调侃的话语出之，从而涂抹掉笼罩在“龙章凤质”之上的神秘灵光。那无比庄严、神圣的月旗、日旗、蟠龙旗、凤凰旗、飞虎旗，在这位村民眼中，却成了：

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

而金瓜、钺斧、朝天镫、红叉、雉扇，以及那些执仗者，则是：

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

通过对迎驾队伍与皇家仪仗、扈从场面的杂乱、喧嚣的渲染，使人感到所谓御驾还乡的盛典，不过是一场莫明其妙、笑料百出的滑稽闹剧。

仪仗队过去之后，皇帝的车驾迎面而来。皇帝下车了！那君临天下、威仪万方的帝王，在这位村民眼中，只就是“那大汉”。接下来的四支曲子，集中地表现了叙事人对“那大汉”的蔑视态度。

［三煞］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二煞］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称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这样，就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皇帝本人，大胆泼辣地进行挖苦、嘲弄与鞭挞。“泄底最怕老乡亲”。由那位本来就熟识刘邦的村民出面来戳穿老底，历数他当年如何不务正业、好酒贪杯、抢麻偷豆，什么坏事都曾干过，彻底地暴露了这个“无赖刘三”的本来面目，让人们看清楚了声威赫赫的帝王原本是个什么东西。

前情后景，事件经过，都是通过这个了解底细的村民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并巧借他的嘴巴说出来，反映了这位当事人的生活经验、心理反应、认识能力和观察事物的特点。

本来，“汉高祖”是刘邦死后的庙号，他活着的时候不可能有这种称呼。可是，出自一个村民之口，当面指斥他：大丈夫做事要敢做敢当，不该为了逃脱债务，便改姓更名，叫什么“汉高祖”，这就令人忍俊不禁，掩口胡卢而笑了。

作品把一向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家盛典，处理成怪相迭出、滑稽无比、颇为村民侧目的一场闹剧，意在剥下皇帝的伪装，还他流氓无赖的本真面目，以倾泄世人深藏于心底的不满情绪。

散曲问世后，数百年间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赞誉。与作者同时代的钟嗣成称赞说：“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余者皆出其下。”现代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它“确是一篇奇作”，通篇“借了村庄农人们的眼光，看出这位‘流氓皇帝’装模作样的衣锦还乡的可笑的情形来。真把刘邦挖苦透了”。

三

其实，说起这位“流氓皇帝”的般般行径，史书上原本就有案可查，是无须文人笔下渲染的。刘邦的痞子个性与无赖习气，在历代帝王中是出了名的，而且，为当时公众所有目共睹，以致本朝修撰的所谓“正史”，也无法巧加涂饰，“为尊者讳”。

他出身农家，却又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而且好色、轻薄。当亭长时，对公所中的吏人无不加以轻侮，并经常向酒馆赊酒，无钱付账，醉卧不起。父亲刘太公嫌他没有出息，直接指斥他为“无赖”。直到当上了皇帝，也还是流里流气，对他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诸如，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骑在大臣的脖子上问话，对于诸侯王动辄“箕踞骂詈”、加以谩侮，等等，都充分地反映出他的市井流氓习气。借用孟老夫子评价梁襄王的话：“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倒是恰合榫卯的。

刘邦从小就厌烦读书，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是中国第一个“匹夫崛起而有天下者”。他最初当泗水亭长，大约是负责接待往来公干的食宿、行旅。比起他在沛上的那些朋友，就算是有头有脸的了。经常与他交游的那些人，大多是引车卖浆、贩夫走卒者流，有的甚至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萧何、曹参，史书上说他们，“皆起秦刀笔吏，当时碌碌，未有奇节”。周勃“为布衣时，鄙朴庸人”，生活无着，靠帮助人家办丧事混点零花钱。

单父县有个吕公，为着躲避仇人，迁来沛县落户，沛中豪杰、吏人都前往祝贺。当时，萧何担任接待、受礼的差使，一看来的人太多了，便宣布贺礼不足一千钱的一律坐于堂下。这天刘邦也到场了，他哪里拿得出一千钱，但觉得坐在堂下不够体面，便高喊：“贺钱一万！”然后，就毫不客气地端坐于首席之上，谈笑自若，频频饮酒。萧何也拿他没有办法。

夏侯婴是他的同乡，两人一向很亲近。有一次，他开玩笑，不小心把夏侯婴弄伤了，被他人告发。按当时的条律，他身为亭长，有官职而伤害人，应该科以重罪。于是，他就申诉说，并无伤害别人之事，还让夏侯婴本人出来作证。后来案子翻了过来，进行复审，结果，夏侯婴为他坐牢一年多，并被鞭笞数百。

这是对待朋友。那么，对待自己的亲人又如何呢？同样是忮刻寡恩，不讲情面。他在寒微时，常常带朋友们到家里吃饭，长嫂讨厌他只吃饭不干活，便在他到来时，故意用杓子敲锅，表明羹汤已经喝光了，示意他们到别处去另找饭辙。可是，过后他弄清了真相，便记恨在心。当了皇帝之后，分封宗室，独独漏掉了这位长嫂的儿子。刘邦的老父亲觉得不公平，便出来为孙子讲情。刘邦说，只因为他的母亲不够资格做一个长辈。最后，经过讨价还价，封侄儿为“羹颉侯”。羹颉者，羹竭也，以此对长嫂进行报复。

刘邦就是这样，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后，气度仍然十分狭小，早年的丝恩发怨他都不肯放过，用群众的口语说，叫作“好翻小肠”。汉高祖九年，未央宫建成之日，他大宴群臣，席间，趁着向身为太上皇的父亲敬酒祝寿的机会，问道：“当年，你常常骂我为奸诈狡猾的无赖，说我不知道治理家业，不如我二哥勤俭。今天你看到了吧，我置下的产业与二哥相比，到底是谁多呀？”快意之情，溢于言表。在场的群臣高呼万岁，“大笑为乐”。只是，刘太公可难堪了，弄得面红耳赤，尴尬无言。

宋代诗人张方平，对此颇不以为然，写诗加以讥讽：

中酒疏狂不治生，中阳有土不归耕。

偶因世乱成功业，更向翁前与仲争！

中阳，是刘邦的故里。诗人指斥刘邦：酗酒疏狂，有地不种，不事生产；只是趁着乱世，浑水摸鱼，才夺得了天下，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到头来终究是个无赖。

刘邦的“产业观”，典型地反映了封建君主的天下私有论。他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语）。

晚唐诗人唐彦谦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驳斥：

千载遗踪寄薜萝，沛中乡里汉山河。

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

诗中冷冷地说，岁月无情，时间淡化一切。风光无限的帝里，于今已沉埋于荒烟蔓草之中；而长陵（汉高祖墓）上的土，当时谁若是动了一点点，就算犯下杀头之罪，现在也都成了闲丘废陇了。究竟是谁高谁下，谁少谁多，怎么去说呢？

刘邦极端自私、残忍，存在着人性缺陷。楚汉战争全面展开后，彭城之役，汉军的主力被楚军围困，尽归覆没，刘邦率数十骑乘风奔逃。他带着一双儿女——后来的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乘坐在驾术高超的夏侯婴的车上。当时，挽马已经疲惫不堪，后面的敌人又穷追不舍，他嫌车上人多，车跑得不够快，便屡次用脚去踢两个孩子，想把他们丢下车去。夏侯婴不忍心甩下无辜的孩子，每次都抱起相救。这样，自然就影响到马车奔跑的速度，刘邦气急败坏，几次要把夏侯婴杀掉。其为人之鸷狠，于兹可见。

广武之战中，项羽与他相持不下。这时，汉将彭越由梁地出兵，断绝楚军粮食，项羽深以为患。于是，便把作为人质的刘太公拉过来，放在阵前一个高处，然后给刘邦喊话：“你现在若是不赶快投降，我就烹杀太公。”刘邦部下见此情景，都焦急万分；你道他是怎样答复项羽的：我们二人“都曾北面受命于怀王，同时‘约为兄弟’。所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一定要烹杀你的父亲，那就请你也分给我一杯羹！”话说得竟是这么轻松、洒脱，似乎与己毫不相干。真是无赖已极！

四

当然，刘邦最遭人诟病、最受世人谴责的还是他的惨酷寡恩，诛戮功臣。到他还乡前后，开基创业的元勋已经被他诛杀殆尽。可是，唱起《大风歌》来，却又“泣数行下”，呼唤猛士。奸雄欺人，大抵如此。

应该说，刘邦对于英才在国脉兴衰、事业成败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是认识深刻的。他不仅善于从敌人营垒中争夺人才，像谋臣陈平、猛将韩信等都是从敌手项羽那里挖来的，对他们都给予了足够的信任，充分发挥其卓越的才能。而且，对于出身卑微，但才能超众的人也都加以破格使用。比如，对于当过吹鼓手的周勃，做过屠夫的樊哙，布贩出身的灌婴，穷书生郦食其，车老板娄敬，草寇彭越、英布等，他都网罗到身旁，并按照各人的特长委以重任，从而形成一个由智囊、猛将、战略家组成的庞大的人才集团。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作为封建帝王，刘邦还有另外的一面。他在消灭了强大的敌手项羽之后，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自以为天下既定，四海归一，便充分暴露其残忍、狠毒的本性，多疑善忌，诛戮功臣。

萧何，是刘邦的老乡，功高汉室，位冠群臣。在楚汉相争中，一身系着天下的安危，深得刘邦的倚重，但是，却不能消除对他的猜忌。诛杀淮阴侯韩信之后，萧何被拜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派五百士兵负责保卫他的安全。周围的人都向他致贺，唯独邵平哀吊他。邵平说，灾祸从现在开始了。皇上带着军队，在外辛苦作战，而你安守城中，没有矢石之险，却增加封地，还派遣众兵守卫——实际是看守、监视着你。看得出皇帝已经心生疑忌了。这番话正好说到萧何的心坎上。

他记得，早在与项羽对峙时，刘邦就曾多次派人侦察他的动向。后来，他主动让子孙兄弟凡是能够作战的全都到汉军里服役，实际是充当了人质，这才解除了汉王的怀疑。这次，他听了邵平的劝告，把全部家财捐助给军队，以讨好皇上。但这还不够，因为他自到关中以来，一直得到百姓的拥戴，刘邦听说后，曾屡次派人监视他的作为，怕的是人民归向于他而背离皇上。为此，他便多买一些田地，利用手中的权势，鱼肉百姓，以激起民愤，污秽自己。这样，刘邦的心才算踏实了，免除了对他的戒虑，他才得以善终。

就此，宋代诗人张耒有诗云：

萧公俯仰系安危，功业君王心独知。

犹道邵平能缓颊（婉言劝解），君臣从古固多疑。

对一个刀笔吏出身的相国，刘邦尚且如此疑神疑鬼；至于手握重兵的人，当然就更是深猜重忌，必欲除之而后已了。

大将韩信的奇功伟业不消说了。即如彭越、英布，也是大有功于汉室的。当日刘邦大败于荥阳、成皋之间，项羽之所以不能挥师西进，捉此“瓮中之鳖”，也就是因为彭越在梁地流动作战，与汉军紧相配合，死死地拖住了楚军。当时，他的作用是，投于楚则汉破，投于汉则楚危。而号称“功冠诸侯”的英布，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由于他的背楚向汉，使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垓下决战中，英布也曾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刘邦得位之后，又是怎样报答他们的呢？

本来，他在封赐韩信等功臣王位之后，曾经信誓旦旦地做出承诺，给予他们以免罪特权，“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言，藏之宗庙”。可是，墨迹未干，言犹在耳，他就出尔反尔，上下其手，设计逮捕了韩信，降王为侯，囚禁起来。韩信最后被吕后杀掉，并诛灭了三族。同一年，梁王彭越也被剁成了肉酱。尔后，淮南王英布因惧祸及身，被逼谋反，也惨遭屠戮。真是“功似韩彭犹俎醢，英雄末路太凄凉”啊！

铲除异姓诸侯王，确保刘氏“家天下”，这是汉高帝既定的国策，而前者又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这从《史记·淮阴侯列传》高祖“见（韩）信死，且喜且怜之”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异姓功臣封王，原本是汉初一项“事出无奈”的权宜之计，或者说是一种羁縻策略。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笼络不住那些手握重兵、喑哑叱咤的“强梁”。但它毕竟是和刘邦“家天下”的基本国策大相悖反的。史载：高帝在日，即曾杀白马而为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因而，“谋反”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那些异姓诸侯王即使不以“谋反”见诛，也会因其他罪名、以其他形式，遭致杀身之祸。后世的宋太祖说得再露骨不过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耶！”

作为一个雄猜、鸷狠的封建帝王，从他防止分裂割据、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而言，或者巩固其刘氏一家一姓的专制统治来考量，诛杀异姓诸侯王，自有其足够的理由；但是，若从人性的角度、道义的角度、做人的角度，来评说刘邦的立身处世、功过是非，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诗人看问题，有其敏锐的视角。纵观历代诗坛，大多数人对于刘邦都持鄙薄、批评的态度。最有名的是北宋两位诗人的绝句。张方平有一首《歌风台》诗：

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

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

在叙说过落魄失意的刘郎当上皇帝，衣锦还乡，乘兴作歌之后，接着反问道，连那些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宿将，像韩信、英布、彭越等，都被你一个个地绑缚杀戮，夷灭三族了，现在，还呼唤更多的猛士干什么呢？

王安石在《读汉功臣表》一诗中，诘问得也十分峻厉：

汉家封土建忠良，铁券丹书信誓长。

本待山河如带砺，缘何俎醢赠侯王？

尖锐地揭示了刘邦杀功臣和求猛士的矛盾与对立。

清代诗人黄任也借着这个题目，向刘邦发出了质问：

天子依然归故乡，大风歌罢转苍凉。

当时何不怜功狗，留取韩彭守四方？

意思是说，与其现在高呼猛士，何不当时爱怜韩信、彭越那一些“功狗”（指为汉家天下建功立业的人），让他们镇守四方，靖难天下呢？出语冷隽，即使刘邦于地下闻之，亦当声噎语塞。驳诘力是很强的。

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这样一首诗：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

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苍黄钟室叹良弓”之句，专说韩信。其中包括两层意思：一是，韩信被杀之前，曾被囚禁于长乐宫的钟室。二是，汉高祖六年，有人密告韩信谋反，刘邦将他绑缚起来。韩信慨然长叹，说：“果然像人们所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然应该遭到杀头的命运。”后面两句，下笔如刀，道尽了封建制度下登坛拜将的功臣良将的共同的悲惨下场。

五

在楚强汉弱，实力悬殊的情势下，刘邦居然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于利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

正是他的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他走出困境，化险为夷，转败为胜。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里有一个典型事例。楚汉相争之际，刘邦受困于荥阳，粮饷断绝，命运岌岌可危。为了帮助他脱离险境，由将军纪信假扮作汉王刘邦，穿上王者之服，乘上黄盖车，用在东门外“假投降”的办法，来哄骗项羽。还把许多美貌女子安排在前边，后面跟随着两千多名军民，大家鱼贯而出，造成一种集体逃亡的假象。而刘邦则趁着这个时机，带上了数十骑，悄没声地由西门溜出，逃往成皋去了。项王弄清真相之后，气得暴跳如雷，当即把纪信连同车辆一齐烧毁。刘邦就是这样，为了一己活命，置将军纪信的生命于不顾，而且，使数千士兵、百姓跟着蒙难。说来也并不奇怪，只要联系到他无情地剪除那些与他一道出生入死、创立了伟绩奇功的开国元勋，就一切都洞若观火了。

在刘邦看来，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必要的，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使然，是当时的险恶环境所决定的。政治斗争，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的殊死拼搏。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说到对待功臣，刘邦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韩信本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皇帝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感激，首先应该是功臣感激皇帝，而不是皇帝感激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这正代表了这类封建帝王的个性特征。

汉兴之初，以现实功利为依归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雍齿封侯”。汉高祖遍封功臣之后，听到沙滩上有数人偶语，原来是在议论：皇上所封的都是故人及所亲爱者，而诛杀的都是平生仇怨之人。许多人担心因受疑忌而遭到屠杀，于是，聚到一处，准备反叛。刘邦适时地采纳了张良的建议，把他的最大仇人、曾经多次污辱过他的雍齿封为什方侯。这样，那些聚议反叛的人都安定了下来，说：“雍齿尚且能够封侯，我们这些人还怕什么呢？”

听到这些，有人会接上问一句：那么，那个当年为他献身的纪信，死后可曾获得了什么封赏？对不起，皇帝老倌早就忘记了。对此，清代诗人吴昌荣为诗以刺之：

沙中偶语坐斜曛，雍齿封侯解众纷。

忘却焚身功第一，黄金未铸纪将军。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倡导的仁爱忠信，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刘邦手下的将领高起和王陵，曾对刘邦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听了，刘邦也未予反驳，可见，他是认同这一结论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项羽的悲剧，其实是道德的悲剧。当时以至后世，之所以对这位失败的英雄追思、赞叹，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

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亦即功业与道德的悖反。正是：

我是流氓我怕谁？汉家天子有施为。

项王仁义输天下，千古堪怜更可悲。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左传》记载：公元前638年，宋与楚战。当时，宋军已排成阵列，而楚军正在渡河。当楚军半渡之时，宋大司马公孙固提议：“我军人数少，楚军兵力强，应该乘他们还没有渡过泓水之时，向他们发起攻击。”宋襄公回绝说：“不能乘人之危！”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襄公还是说：“不，我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这才下达攻击令。结果，由于失去了战机，宋军溃败，襄公也被射伤了大腿，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事后，国人埋怨襄公奉行仁义而遭致败绩。襄公分辨说：“仁者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也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人作战，并不依靠关塞险阻取胜。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但寡人仍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实际上，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视奸诈为智慧、视欺骗为才能的时代。而他却在残酷的两军对阵中，固守所谓“仁义道德”的底线，那还能取胜吗？

最后，为本文做个小结。

在刘邦身上，充分体现着历史的吊诡：一面残酷无情地诛戮功臣、杀害英才；一面却涕泗交流地高声呼唤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逢场作戏，装模作样？是仓皇反覆，两面三刀？还是奸雄欺人，上下其手？楚汉相争的结局，揭示了道德与功业的悖反。项王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的悲剧；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这使他把握住战场上的先机，多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为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会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

（2000年）

叩问沧桑

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死后，统统地都在北邙山碰头了。正如元人散曲中所讲的“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

一

洛阳为“天下之中”，这句话出自古代的大政治家周公之口。我们华夏之邦号称“中国”，据说就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今天，站在这块厚实、沉重的土地上，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傲睨自大，谈不到；无动于衷，也不是。大概于眉间睫下，总流露着几分惊叹，几许苍凉吧！

从距今近四千年的夏王朝开始，到五代时的后梁、后唐、后晋为止，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在中国七大古都中，洛阳是最先形成城市并贵为国都的，而且建都历时最久，至少在一千一百年以上。华夏的先民在以邙山和洛河为依托的东西近四十公里的范围内，为中国以至整个世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其历史遗迹、人文景观之盛，实为世所罕见。

历史上有“五都贯洛”之说，“五都”指的是夏都、商都、周代王城、汉魏洛阳故城和隋唐东都城，它们东西相连，错落有致，在形制、布局及宫殿的配置上，体现出较强的连续性。从这里不仅能够看到洛阳城市发展的一条鲜明的脉络，而且，透过历代都城的沧桑变化，也可以从中略览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缩影。所以，北宋大政治家、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有诗云：“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由于岁月湮沉，兵燹摧毁，而今已经不见了巍峨的宫阙、高耸的城墙，不见了金碧交辉的画楼绣阁、古刹梵宫，不见了旧日的千般绮丽、万种繁华。当然，这并不影响人们到这里来临风怀古，叩问沧桑。历史的生命力总是潜在的或暗伏的。作为一种废墟文化，只要它有足够的历史积淀，无论其遗迹留存多少，同样可以显现其独特的迷人魅力，唤起人们深沉的兴废之感，吸引人们循着荒台野径、败瓦颓垣，去凭吊昔日的辉煌。对于诗人来说，尤其是如此。诗人往往比史家更关注现实与古昔撞击之后所产生的人生体悟，更加强调创作主体自我情绪的介入，也更看重历史选择、历史创造后面所闪现的人民生命活动的一次又一次的升华。

现在，我正站在汉魏故城遗址之上。城址在今洛阳市东北十五公里处，北依邙山，南临洛河，东至寺里碑，西抵白马寺，地势高亢平旷，规模宏阔壮观。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朝先后以此为皇城，长达三百三十年之久。

今日登高俯瞰，但见残垣逶迤，旧迹密布，除南面已被洛河冲毁外，其余三面轮廓均依稀可辨。城址四周矗立着一排排直干耸天的白杨林，里面围起来一方广袤的田野，翻腾着滚滚滔滔的麦浪。“白杨多悲风”，更加重了废墟的苍凉意蕴，使游人看了频兴世事沧桑之感。

当年，殷商的遗民箕子朝周，路过安阳殷墟，见旧日的宫殿倾圮无遗，遍生禾黍，哀伤不已，因作《麦秀》之歌。西周灭亡之后，周大夫行役至于镐京的宗周旧邑，满眼所见也都是茂密的庄稼，不禁触景伤怀，遂吟《黍离》之诗。这两首歌诗便成为后世有名的抚今追昔、凭吊兴亡、抒发爱国情怀的佳什。

同《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相对应，在洛都还流传着一个关于“铜驼荆棘”的预言的警语。晋惠帝时，以草书闻名于世的索靖，具有逸群之才和先识远见，他觉察到天下就要大乱，于是，指着宫门外两个相向而立的铜铸的骆驼，喟然叹道：人们将会看到你们卧在荆棘中啊！不久，洛阳宫苑即毁于“八王之乱”。“不信铜驼荆棘里，百年前是五侯家”，元人宋无这两句诗，说的正是这种变化。

看来，世事沧桑毕竟是人间正道。所以，东坡先生慨叹：物之盛衰成毁，相寻于无穷，昔者荒草野田，狐兔窜伏之所，一变而为台囿，而数世之后，台囿又可能变成禾黍、荆棘，废瓦颓垣。“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

二

魏晋时期有一种特别显眼而且层见迭出的政治现象，就是异姓禅代，美其名曰“上袭尧舜”，实际是曲线谋国。

219年（汉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被曹操打败，上表称臣，并奉劝曹操称帝。篡汉自立，位登九五，这是曹操梦寐以求的事。孙权的劝进，在他来说，自是求之不得的。事实上，汉朝早已名存实亡，曹操手握一切权力，献帝不过是任其随意摆布的玩偶。只是慑于舆论的压力，曹操始终未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把皇袍当作内衣穿了二十多年。

当下，他就找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试探一番，说，孙权这小子劝我称帝，这简直是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受烤啊！司马懿心里是透彻明白的，立即迎合说，这是天命所归，天遂人愿。但是，没有等到称帝，曹操就一命呜呼了，大业要靠他的儿子完成。曹丕继位之后，经过一番“假戏真做”的三推四让，便于220年登上了受禅台。

而精于政事、专弄权术的司马懿及其两个儿子，更是处心积虑，惨淡经营，心里想的、眼睛看的、天天盼的，仍然还是皇位。终于在266年，到了第三代，司马炎完全按照“汉魏故事”进行禅代，从魏元帝曹奂手中夺得了皇权，是为晋武帝。一百五十五年以后，宋主刘裕依样画葫芦，接受了东晋恭帝的“禅让”，即皇帝位。一切处置“皆仿晋初故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第二年就被刘裕杀掉了。

从220年曹魏代汉到420年刘宋代晋，二百年“风水轮流转”，历史老人在原地画了一个魔圈。三次朝代递嬗，名曰“禅让”，实际上，每一次都是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而且伴随着残酷、激烈的流血斗争。

晋承魏统，实现了九十年分裂混战之后的重新统一。但是，由于西晋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腐朽残暴，导致这个王朝仅仅维持了五十二年。特别是标志着统治集团矛盾全面爆发，骨肉相残成为历史之最的“八王之乱”，持续时间之长，杀人之多，手段之残忍，对生产力破坏之严重，在中外都是罕见的。

武帝司马炎在位二十五年，死后由“白痴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惠帝。他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白痴皇帝。

白痴为什么能够继位？这就要联系到封建帝统的嫡长子继承制。他是皇后所生的嫡次子，他前面还有个哥哥，但早死了，这样他就成了嫡长子，于是，在他九岁的时候，就登上了太子宝座。这么个痴苶呆傻货色，显然是不称其位，朝臣们都以社稷命运为忧，但谁都不敢直言。只有侍中和峤委婉地向皇帝进谏：“皇太子有古代淳厚朴实的气质（他不敢说呆傻），可是现时处处奸诈虚伪，恐怕处理不好陛下的家事。”武帝沉默不语。太子少傅卫瓘实在忍不住了，一次借宫廷宴会，假装酒醉，跪在武帝床前，用手抚摸着御床说：“此座可惜！”意思是皇帝宝座传给这样的太子，太可惜了。武帝当然懂得他的意思，但还是随便应了一句：“你真是大醉了。”过了一段，武帝又对几位大臣说：“太子近来入朝见面，看样子多少有点进步，你们再考察考察。”回来后，多数都称赞太子见解高明，气度优雅；只有和峤仍然坚持，说“跟从前一样”。武帝不悦，起身而去。

待到老皇帝驾崩，司马衷当上了皇帝，呆傻真相大白于朝野，各种笑话都传了出来。有一次，他在御苑华林园听到青蛙叫声，便傻乎乎地问侍从：“为官乎？为私乎？”意思是，这些青蛙这么叫，是为官而鸣还是为私而鸣呢？侍从听了哭笑不得，觉得无法作答，便随口说：“在官地即为官，在私地即为私。”待到天下饥荒，百姓饿死无数，这个白痴皇帝听过大臣汇报后，感到很奇怪，竟然问道：“老百姓既然没有饭吃，那他们怎么不喝肉粥呢？”他以为，他能够喝到的，老百姓也能喝到。

统一后的规模庞大而矛盾复杂的西晋帝国，由这么一个头号大傻瓜来掌舵（当然，他也只能当个牌位），其结局如何，就不难想见了。

其实，作为亲生父亲，当年晋武帝也并非全然心中无数，但他顾虑的是，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打破了，容易生出祸乱；特别是由于他非常宠信皇后、信任后党，因此，也不愿意改变主意。他还有一个“小算盘”：太子虽然愚钝，但生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儿子，下一步可以由皇太孙来接替他。可是，他没料到，这个白痴儿子在位长达十七年，如果不是最后被毒死，他还得做下去。

白痴皇帝登基第二年，“八王之乱”就开始了。就是说，祸乱起于武帝身后；但是，如果追究祸乱的根源，却又必然追究到武帝身上。首先，由于他宠信杨皇后，并且“爱屋及乌”，使白痴太子得以继位；其次，是他同意为皇太子娶贾充的女儿贾南风为妃，最后，杨氏后党与贾氏后党之间，司马氏诸王与杨氏后党、贾氏后党之间，特别是诸王之间，为篡位夺权而疯狂血拼，愈演愈烈，终无宁日。

三

白痴皇帝继位后，不过是“聋子的耳朵——配搭”，实权掌握在骄横跋扈的外祖父杨骏手中。而皇帝的身旁，还有一个野心勃勃、阴险凶悍的皇后贾南风，也要争夺最高权力。这一男一女，一老一少，呼风唤雨，内外夹攻，从此，拉开了西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的大幕。

杨家父女的专擅，早在武帝时就大行其道了。当时，除了“老泰山”杨骏，说一不二，势倾天下，皇后姊妹二人、兄弟三人，也都深得皇帝的宠爱，杨氏后党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司马衷一当上皇帝，贾皇后认为时机已到，便运用手中的权力，联络了几个忌恨杨骏的藩王和大臣，通过制造杨骏谋反篡位的舆论，逼令惠帝颁下讨伐诏书，一举捕杀了杨骏及其亲属、死党，诛灭三族达几千人。

尔后，召令汝南王司马亮入京，与开国元老卫瓘共同辅政，借以掩饰后党掌权的真相。不料，司马亮专横跋扈，不给贾皇后一班人留下权力空隙，于是，皇后再次逼迫惠帝颁诏，命令楚王司马玮杀掉司马亮，同时，趁机除掉了重臣卫瓘。为了防止重新出现藩王专权的局面，贾皇后又以“专杀”的罪名处死了剽悍嗜杀的司马玮。就这样，卸磨杀驴，获兔烹狗，贾皇后一个个地铲除了元老、强藩，达到了独揽朝纲的目的。

当时面临的最大课题，是由谁来继位接班。贾后骄横妒悍，却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才气与胆识，她不敢设想自身临朝问政，但又绝不甘心由已定的东宫太子继承皇位。原来，太子司马遹并非贾后所生，他的生母名叫谢玖，原本是武帝的妃子。《晋书·谢玖传》载：“惠帝在东宫，将纳妃。武帝虑太子尚幼，未知男女之事，乃遣往东宫侍寝，由是得幸有身。”就是说，老皇帝担心弱智儿子不通男女之事，就让妃子谢玖前去亲身传授，由此有了司马遹。既然是这种情况，那在这个阴狠毒辣的女人手里，他还能有生路吗？经过一番周密策划，贾后终于把太子椎杀了。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怎么办？只好声称是太子自裁。于是，扮演了一场“猫哭老鼠”的闹剧，哀恸逾常，并以王礼下葬。

但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贾后谋杀太子的阴谋败露后，赵王司马伦联合宗室的齐王、梁王，大动干戈，入京问罪，当即捉住贾后，逼着她喝下一杯金屑酒。临死前，贾后恨恨地叹着气，说，拴狗要拴狗脖子，我却只拴了狗尾巴；杀狗要杀老恶狗，我却只杀了几只狗崽子。老娘今天死了，算是活该！

司马伦野心勃勃，凶残毒狠，一面大开杀戒，乘机把所有的冤家对头一一送上刑场，一面将他的几个儿子全部封为王侯，自己出任相国，接着，就从惠帝手中夺取了御玺，称帝自立。尔后，又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官雨”，不仅遍封了徒党，而且，连拥戴他的奴隶、士卒也都赏赐爵号，一时受封者达数千人。这又引发了齐王、成都王、河间王联合起兵讨伐，战火燃遍了黄河南北。司马伦兵败被杀，惠帝重登皇位，后来又被“八王”之中的最后一个王——司马越毒死。

这次祸乱，持续了六十多天，死亡达十万人之众；而诸王之间又相互混战，结果有的被砍头，有的被放在烈火上烤焦，有的被绳子勒得断了气，有的被活活掐死，诸王竟无一善终。

“八王之乱”始于宫廷内部，由王室与后党之争扩大为诸王之间的厮杀；尔后，又由诸王间的厮杀扩展成各部族间的混战。这场狂杀乱斗，足足延续了二十多年，西晋政权像走马灯一般更迭了七次。先后夺得权柄的汝南王、赵王、齐王、成都王、东海王，以及先为贾后所利用、随后又被贾后杀掉的楚王等，无一不是凶残暴戾的野心家、刽子手。在他们制造的祸乱中，“苍生殄灭，百不遗一”，京都洛阳和中原大地的劳动人民被推进了茫茫的苦海深渊，最后导致了十六国各族间的混战和持续三百年的大分裂，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一次大的曲折和倒退，其罪孽是异常深重的。

四

司马氏以禅代手段建立的西晋王朝，是极度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有的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荒淫、颓废等龌龊行为，都集中地表现在这个统治集团身上。晋武帝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登极后，即选征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里的大批处女入宫；次年，又从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中选征了五千名处女；灭吴后，又从吴宫宫女中选取了五千人。皇帝淫乱在上，士族和官吏自然也是竞相效尤，淫靡成风。

由于朝廷的狂杀与滥赏，使得周围的官员感到得失急骤，祸福无常，心情经常处于紧张、虚无状态，助长了纵情声色，颓废、放荡。晋武帝率先倡导奢侈享受，夸靡斗富，他的亲信和大臣很多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奢侈无度的人。开国元老何曾，一天花在三顿饭上的钱要在一万以上，还说没有可以下箸的东西。他的儿子何劭日食两万钱，比老子翻上一番，可是，这还不够尚书任恺两顿饭的花费。而王济、王恺比任恺更为穷奢极侈。但他们又谁都比不过石崇。

大官僚石崇，“资产累巨万金，宅室舆马，僭拟王者。庖膳必穷水陆之珍，后房（妻妾）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而丝竹之艺，尽一世之选。筑榭开沼，殚极人巧”。他和武帝的舅父王恺斗富，王恺用紫丝布做成布障，衬上绿绫里子，长达四十里；他则用锦缎做成长达五十里的布障来比阔。武帝看王恺斗不过他，便常常出面相助。这也是旷代奇观。翻遍了史书，哪曾见过皇帝帮助臣下夸侈斗富的？即此，也足以想见当日奢风之盛行，朝政之腐败。

一次，王恺拿出皇帝给他的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借以夸富。这棵珊瑚树枝叶繁茂，他以为，世上很少能够与之相比的。不料，石崇看后，操起铁如意来就把它敲个粉碎，随后，便招呼手下的人把他收藏的珊瑚树全都搬出来，任他随意挑选。就中有六七棵三尺、四尺高的，枝条层层重叠，美艳无双，光彩夺目。王恺看了，顿时眼花缭乱，两颊飞红，惘然自失。

退休后，石崇在洛城的金谷涧，顺着山谷的高低起伏，修筑了一座占地十顷的豪华别墅，取名梓泽，又称金谷园。飞阁凌空，歌楼连苑，清清的流水傍着茂密的丛林，单是各种果树就有上万株，风景绝佳，华丽无比。“楼台悬万状，珠翠列千行；华宴春长满，娇歌夜未央。”（张美谷《金谷名园》诗）人们用“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话来夸赞其高超的建园艺术。

其时，炙手可热的赵王司马伦当政，石崇由于把持爱妾绿珠不放，得罪了权臣孙秀，被诬为唆使人谋杀赵王伦，受到了拘捕，绿珠坠楼而死；石崇及其兄长和妻子、儿女等十五人一齐在东市就戮；钱财、珠宝、田宅、奴仆无数，悉被籍没。就刑前，石崇慨然叹道：想当年我老母去世时，洛阳仕宦倾城前来送葬，摩肩接踵，荣耀无比。今天却落到这个满门遭斩的下场！其实，我没有什么罪。这些奴辈要我死，无非是为了侵吞我的全部资财！他的话一落音，看押他的兵士就问道：既然你知道万贯家财是祸根，为什么不早日散尽呢？石崇哑然无语。

金谷园千古传扬，在洛阳可说是妇孺皆知，可是，要考察它的遗址所在，却是众说纷纭。这天，我在一位饱学之士陪同下，沿着邙山南麓，信步走到凤凰台村，顺着金谷涧东南行，据信，当年的金谷园就坐落在这个范围里。而今，除了细水潺潺，悠悠远去，一切一切，都已荡然无存。真个是：“豪华人去远，寂寞水东流。”早在初唐时期，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已经慨叹“兰亭已矣，梓泽丘墟”，何况今天，毕竟已经过去一千七百多年了。

五

站在北邙山上，纵目四望，但见上下左右，陵冢累累，星罗棋布，怪不得人说“邙山无卧牛之地”。唐代诗人王建有诗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

原来，这里眼界开阔，地望极佳，身后有奔腾不息的黄河滋润，迎面有恢宏壮观的帝京映照，地势高爽，土层深厚。俗谚云：“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因此，自东周起，中经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直至五代，历代帝王陵墓比邻而依。就连“乐不思蜀”的刘禅，被称为“全无心肝”的陈叔宝，“终朝以眼泪洗面”的李煜，这三个沦为亡国贱俘的后主，也都混到这里来凑热闹。其他名人，像伊尹、吕不韦、贾谊、班超……简直数不胜数，都把此间作为夜台长眠之地。踏着黄沙蔓草，置身于累累荒丘之间，确实有一种阴气森森，与鬼为邻的感觉。

听说西晋王朝的五个帝王，也都葬在这里，这天，我专程转到了这一带，想要看个究竟，结果竟一无所获。原来，足智多谋的司马懿担心墓葬会被人盗掘，临终前嘱咐子孙，不起坟堆，不植树木，不立墓碑。这比曹操死后遍设七十二疑冢还要来得神秘，真是至死不脱奸雄本色。

这种形制影响到整个西晋王朝，所以，司马懿父子三人，连同四代帝王，以及统统死于非命的“八王”的陵寝所在，直到今天还是一个疑团。为了一顶王冠，生前决眦裂目，拼死相争，直杀得风云惨淡，草木腥膻，死后却连一个黄土堆也没有挣到自己名下，说来也是够可怜的了。当然，那些臭皮囊早已与草木同腐，有一些人甚至“骨朽人间骂未销”，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知不知其埋骨地，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正是由于这里“地脉”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娇妻美妾都齐刷刷、密麻麻地挤了进来，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无论生前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最后统统地都在这里碰头了。像元人散曲中讲的，“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

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也讲了，他在剧作《哈姆雷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说，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谁知道亚历山大帝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雷特接着唱道：“恺撒死了，你尊贵的尸体／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

莎翁在另一部剧作里，还拉出理查王二世去谈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我以为，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劝诫人们不妨把功名利禄看得淡泊一些。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耐人寻味。

而在中国古代作家的笔下，就显得特别直白、冷峻、痛切。旧籍里有一则韵语，讥讽那些贪得无厌，妄想独享人间富贵、占尽天下风流的暴君奸相：“大抵四五千年，着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

马东篱在套曲《秋思》中沉痛地点染了一幅名缰利锁下拼死挣扎的浮世绘：“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他分明在说，历史，存在伴随着虚无；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看来，谁也不是，而是历史本身。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在无尽感慨中，我口占了四首七绝：

圮尽楼台落尽花，谁知曾此擅繁华？

临流欲问当年事，古涧无言带浅沙。

残墟信步久嗟讶，帝业何殊镜里花！

叩问沧桑天不语，斜阳几树噪昏鸦。

茫茫终古几赢家？万冢星罗野径斜，

血影啼痕留笑柄，邙山高处读南华。

民意分明未少差，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时快欲千秋骂，徒供诗人说梦华！

（1996年）

圣井与辱井

荣辱兴亡两口井，龙头鼠尾一局棋。想那开基创业的陈武帝，何等豪强，何等抱负；可是，到了末代皇帝后主手中，什么祖传基业，国脉民心，统统弃之如敝屣，过着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武帝如果地下有知，当会痛悔当初：所为何来？

一

六朝上承两汉，下开隋唐，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代。一千多年来，谈论它的话题，数不胜数，就中以诗人骚客的寄志抒怀，最具主观色彩，浓缩着多重意蕴，多种感慨。

唐代诗人杜牧风流倜傥，酿就了诗性人生，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来状写他所倾心的千里江南的无边秀色。而亲历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改朝换代的诗人钱谦益、龚鼎孳，或借金陵观棋以寄寓兴亡之感，叹息着：“白头灯影凉宵里，一局残棋见六朝”；或兴铜驼荆棘、世事沧桑之悲，苦吟着：“兴怀无限兰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都是寄慨遥深，语调沉痛而凝重的。

在这名篇络绎、万喙齐鸣的六朝诗册里，域外的文人、学者也不甘沉寂，最为脍炙人口的应属日本诗人大沼枕山的七绝，有句云：“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代表了相当多数人的一种艺术追求与审美情趣。

本文的话题，也是紧扣着六朝，讲述的是这一历史时期最末尾的陈朝的两位皇帝。他们虽说也都是“六朝人物”，却大抵属于“另类”，谈不上什么超逸洒脱，俊采风流。这两个人，一为创业奠基的开国皇帝，金戈铁马，叱咤风云，多的是王气、霸气、英雄气，而少了那种空灵俊逸的“六朝烟水气”；一为末代亡国之君，一个地地道道的纨绔子弟、花花公子，通身满脑袋都是“六代绮罗”、“秦淮金粉”，整天沉迷于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同传统的“魏晋风度”，更是毫不沾边。倒是同他们有着直接关联的两口古井，还有两种美食，脱除了那种朽腐、发霉的气味，也许还“任是无情也动人”吧！

二

先从古井说起。

一口井叫作“圣井”，坐落在紧靠着太湖的浙江省长兴县。它的声名鹊起，与陈朝的奠基人陈霸先有着直接关系。

霸先庙号高祖，史称陈武帝，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出生于长城县（今长兴县）下箬里。据宋嘉泰年间《吴兴志》记载：

陈氏故宅原有井五口，其一为永嘉中陈氏远祖所穿，武帝初生之日，井水涌出，家人即就井旁汲水以浴之，后遂得名为“圣井”。

到了明代隆庆年间，长兴县来了两位文豪出身的县官，一个是散文大家归有光出任知县，一个是著有《西游记》的小说家吴承恩当了县丞。前者撰文，后者手书，共同完成了《圣井铭并序》碑，然后立于井侧。碑文三百零一字，备述“圣井”的由来及其兴衰际遇。碑文四周饰以莲瓣，花纹古朴有致。20世纪60年代，《圣井铭并序》碑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移立于县文化馆，并在“圣井”上面修建亭楼。这口井至今仍保存完好。井壁系由石块砌成，水面接近地面，深约十五米，直径一米五，水质清澈、甘甜，终年不竭。

陈武帝故居遗址，呈小岛式地形，四周有箬溪环绕，占地面积三十六亩。一千五百年过去了，于今，那种皇族巨室的威严气势，仍然依稀可见。历代许多帝王都曾为它颁布过“天赐圣旨”，诗文碑刻林立，白居易、杜牧、苏东坡、朱熹等都曾驻足其间，留下了珍贵的墨迹。院内原有武帝手植银杏树一株，粗可数人合抱，20世纪60年代遭受雷击后，被村人锯掉。县城西北三十里，有巨石壁立如屏，高约五十丈，相传为武帝少时游钓之处，顶上开阔、平夷，有池一方，号“武帝磨剑池”。

陈霸先的祖上世居河南颍川，其十世祖陈达，于西晋永嘉年间随皇室渡江南迁，后来出任吴兴郡长城县令。因为喜欢此地的山川风物，遂在城东下箬里定居下来。《陈书》中记载，陈达当时预言：“此地山川秀丽，当有王者兴。二百年后，我子孙必钟斯运。”后来，果真应在了陈霸先…身上。

我国古代，素有“地灵人杰”之说，实际上体现了环境对于人才生成的因果关系。陈霸先的崛起，颇得益于吴兴一带尚武争雄的社会风气。这里崇尚武功，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世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概之风”。自春秋战国以迄六朝，吴兴一带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战将和武力强族。吴越之君皆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而易发”。齐梁之际，武力强宗开始向文化士族转型，但长城县崇军尚武之风，依然未减。这里有一座斫射山，山下建有全国极为少见的射神后羿庙，由于山民皆习武善射，所以，就以建祠设祭来纪念这位古代的英雄。

区域性的风土人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个性与癖好。史载：陈霸先“少倜傥有大志，不治生产”，打鱼练武，兴趣广泛；“及长，涉猎史籍，好读兵书，明纬候、孤虚、遁甲之术，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世推服”。

三

陈霸先是一位地道的“草根皇帝”。他门第寒微，乃“火耕水耨之夫，荜门圭窦之子”。少时，当过下箬里的里司，后在建康做了油库吏。梁朝末年，武夫称雄、龙争虎斗的时势，为他宏才大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造就了他这个乱世英豪。他以高超的武艺和出众的才识，深得梁武帝侄子、新喻侯萧映的赏识与器重，被拔擢为中直兵参军，后又升任西江督护、高要太守。广州爆发兵乱，萧映被困，霸先率三千精兵，一战解围，从此，崭露了头角，一步步走向辉煌。后以始兴郡太守，出兵讨伐侯景的叛乱，因为战功卓著，被拔擢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守京口。当北齐入侵金陵时，霸先率部出击，使东南半壁免遭鲜卑贵族的蹂躏，被官兵、百姓视为“民族英雄”。后来，在文武官员的拥戴下，这位一代枭雄，终于代梁自立，是为陈武帝。在位不足三年，选贤任能，以恭行节俭、政治清明见称，于559年病逝。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若论功业，陈武帝霸先实际是超过宋武帝刘裕的。当时，国门之外，虽然铲除了强敌，但是，梁朝的残余势力，还在蠢蠢思动。又兼面临着武夫专横，土豪割据的复杂局面，陈朝的开创之艰，实十倍于宋、齐、梁三朝而不止。宋武帝自私之意多，陈武帝则公忠体国。宋武帝于同时的侪辈大肆加以诛戮，而陈武帝则尽最大努力来收用降将，其度量之宽广，大有过人之处。

武将程灵洗，当陈霸先袭击石头城时，曾率兵进行激烈地抵抗，后来途穷力竭，被迫出降。霸先并未因此而心生芥蒂，反而倚之为心腹、授之以高位，看得出他的远见卓识，宽宏大量。程氏父子后来矢志尽忠，成了陈王朝的高层骨干和重要依靠力量。

还有著名文学家徐陵，当日由北齐回到建康，深受陈霸先的政敌王僧辩的礼遇，徐陵也一直感念着这种知遇之恩。归陈后，奉命制作《九锡文》，为陈霸先代梁自立预作舆论准备。文中历数霸先起兵以来所有功勋，救广州，定交州，直到平侯景，抗北齐，多达二十二起，唯独略去了翦除王僧辩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当然不是由于疏忽，而是在有意回避。陈霸先也就听之任之，表现了一位大政治家的豁达胸襟。

陈霸先的德行，还表现在恭以待人，俭以接物上。史称，武帝不贪钱财，不事挥霍，登上帝座之后，膳食简单几样，盛以瓦器蚌盘，绝不虚耗浪费。他的后宫妃子，衣服素朴，不施重彩，亦无金翠首饰，一应歌钟、女乐，不许陈列于前。这种高度平民化的生活作风，影响了当时的整个官僚阶层。

四

现在，再来说陈朝的另一口井。

589年，陈朝都城建康陷落，末代皇帝陈叔宝仓皇无计，与宠妃张丽华、孔贵嫔，相抱投入景阳宫井中。旧籍《金陵览古》记载：隋兵攻入台城，不见陈后主下落，后发现此井，“军士窥井呼，不应，将欲下石，乃闻嚣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才发现是三个人抱在一起。由于井栏石脉有胭脂痕，故名“胭脂井”；而诗文典籍中，通称为“辱井”，表明末代皇帝在这里丢失了江山，丧尽了人格、国格。

真是“无巧不成书”。一个“圣井”，一个“辱井”，八十六年间，风水轮流转，它们一始一终，遥相呼应，连结着陈朝两个皇帝的传奇性…命运。

陈叔宝史称陈后主，是陈武帝侄子（陈文帝）的侄子。他和武帝属于祖孙辈，论血缘是一脉相承的，然而，两人竟是那样的不同，说是“悬同霄壤”也不为过。

与武帝饱经忧患、戎马终生形成鲜明的对照，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唐人魏徵语）。自小就浸淫于“六朝金粉”、“秦淮风月”的粉腻脂香、绮罗芗泽之中。这里还是江南的文薮，遍是“乌衣子弟”、文化家族，使他完全挣脱了“金陵王气”，而沾染了满身的文气。后主颇具文学天赋，有诗文集三十卷传世。最著名的应是那首流传广远的《玉树后庭花》了：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诗中以艳美的辞藻描画他的嫔妃们娇娆媚丽，堪与鲜花竞美争妍。但在“玉树流光”之余，也透露出盛衰无常的悲凉意味。

在后主现存的九十首诗中，内容艳冶轻薄、格调不高者居多，但就艺术性来说，语言流畅清丽，描写生动传神，还是颇具特色的。他间或也写些山水风光的诗句，清新可喜，体物入微，像“天迥浮云细，山空明月深”，“思君如落日，无有暂还时”，“烟里看鸿小，风来望叶回”，“苔色随水溜，树影带风沉”等诗句，颇有唐人小令风致。

他的《独酌谣》四章，流传较为广远，唐代诗人卢仝曾袭用这一表述方式，写出著名的《七碗茶诗》。

独酌谣，独酌且独谣。

一酌岂陶暑，二酌断风飙。三酌意不畅，四酌情无聊。

五酌盂易覆，六酌欢欲调。七酌累心去，八酌高志超。

九酌忘物我，十酌忽凌霄。凌霄异羽翼，任致得飘飘。

宁学世人醉，扬波去我遥。尔非浮丘伯，安见王子乔！

撰写歌诗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曾谱写《黄鹂留》、《临春乐》、《金钗两鬓垂》等曲调，与幸臣共制歌词，“被以新声，选宫中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

五

荣辱兴亡两口井，龙头鼠尾一局棋。

想那开基创业的陈武帝，闯枪林，冲箭雨，南北驰驱，出生入死，费煞移山气力，夺得万里江山。可是，真正坐上龙墩，满打满算不足三年，最后便撒手尘寰。而到了末代皇帝后主手中，什么祖传基业，国脉民心，统统视之为轻烟，弃之如敝屣。整天拥着娇姬美女，伴着文人狎客，沉湎于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骄纵奢侈，荒淫无度，过着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

武帝雄才大略，朝乾夕惕，日不暇给；而后主却是终日流连酒色，不恤政事，荒淫误国。他的宠妃张丽华，进退娴雅，容色端丽，每当举目流盼，光彩照映左右。常于阁中靓妆，临轩倚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而且，才辩无双，记忆力极强，善于观察人主颜色，因而得到后主的极度宠爱。临朝之际，常将丽华抱置膝上，共同决定国家大事。于是，大臣们就通过宦官，同她勾结，从事卖官鬻爵与制造冤狱等祸国殃民的勾当。

与武帝恭行节俭、爱民恤物相悖反，后主奢侈无度，认为现有的居处简素，未足为藏娇之所，遂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穷土木之奇，极人工之巧。凡窗牖、墙壁、栏槛之类，皆以沉檀木为之，饰以金玉，间以珠翠。服玩珍奇，器物瑰丽，皆近古所未有。阁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名花。每当微风拂动，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月明之夜，恍如仙界。

后主最大的癖好，一是美色，二是诗酒，整天拥着娇宠的张贵妃、孔贵嫔等八名美女，连同江总、孔范等十几名文人、“狎客”，在宫廷里举办诗歌酒会，自夕达旦，习以为常，无视民间疾苦，不理朝政。中书舍人傅进谏说：

陛下近来，酒色过度……小人在侧，宦侍弄权，忌恨忠良好像仇敌，俯视百姓直如草芥。后宫绮绣充盈，马厩到处都是菽粟，而百姓却啼饥号寒，流离蔽野，神怒民怨，众叛亲离。如果再不改弦易辙，臣恐东南王气，自此而尽。

后主见报，勃然大怒，将他赐死狱中。从此，直臣皆缄口噤声，后主则更加骄奢淫逸，百姓生计日益迫蹙。

六

见到陈王朝如此腐败不堪，雄心勃勃的隋文帝杨坚遂颁下诏令，历数陈后主二十大罪，挥师东进，大举伐陈。五路大军一齐向京城建康进发，陈朝的守将纷纷告急。而安卧台城的后主和宠妃、文士们，却每天照旧醉得七颠八倒，收到警报也不拆封，往床下一丢了事。后主说：“东南一带是个福地，从前北齐攻过三次，北周也进军两次，都失败了。这次隋兵，还不是照样来送死！”

兵临城下之日，尽管城里尚有十几万兵马，但那些宠臣、嬖幸哪个懂得指挥；将士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隋军如入无人之境，当即把后主连同几个嫔妃一同俘获，然后押解到京城长安，去朝见隋文帝。文帝赦免了后主的罪愆，赏赐甚厚，后来还曾多次接见，为了使他免于触景伤情，每次宴会上都不奏吴音、南乐。

其实，后主原本就不在乎这些。他几乎忘记了亡国贱俘身份，毫无愧怍之色。在随从文帝登上洛阳邙山侍饮时，觍颜赋诗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还有一次，后主请求文帝赐予他一个官职，说：“每次出席陛下举办的宴会，我都因为没有具体的官职而局促不安。陛下可否赏赐给我一个职位，哪怕是个封号也好啊！”文帝听了，一脸不屑地说：“陈叔宝真是全无心肝！”后来，文帝还曾这样评论过陈后主：“如果他以作诗之功，来考虑如何治理国家，何至于此？我听说，当大军进逼京口时，下属频频告急，他却照常饮酒，了不省悟。待到搜索皇宫，发现那些奏启全都压在枕下，没有拆封。说来也真是可…笑啊！”

文帝此言，当然在理。但在后主看来，却有点“南辕北辙”、“夏虫语冰”的味道。因为两个人的着眼点不同，衡量事物的标准也有很大差异：文帝是把他作为一个皇帝来要求的；而后主自己，每时每刻，都是以浪漫诗人、风流才子自命，根本就没把君王、国主当回事。因而，哦诗度曲才是正业，至于“国家事”，纵不是“管他娘”，至多只能当作“副业”，偶一为之罢了。

后主病死于604年，得寿五十二岁。台湾著名学者柏杨有言：“陈帝国是南北朝唯一没有出过暴君的政权，但它最后一任皇帝陈叔宝，却是名声最响亮的昏君之一。”在政权走马灯般更迭，顶顶皇冠落地、处处杀人如麻的两晋南北朝时期，陈家五个皇帝，包括这个“名声最响亮的昏君”，居然人人皆得善终，说来也真是幸运。这同西晋王朝的司马氏“血腥家族”，九人有八人横死，西燕七个帝王、南朝·梁八个帝王、隋朝三个帝王，全部惨遭杀害，恰成鲜明的对比。

七

“圣井”也好，“辱井”也好，早都成了历史的陈迹。即使像陈霸先那样的一代开国帝王，属于他的那个年代，也已经像轻烟淡霭一般，消逝得无影无踪，更不要说亡国之君陈后主了。当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个历史话题，还是时常被后人提起的。这样，也就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文。

陈亡，大约过去了二百八十年，唐末诗人李山甫凭吊石头城，写了一首七律：

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岂自由。

试问繁华何处有？丽莎烟草石城秋。

南朝的江山都是战场上打下来的，可是，最后都沦陷于“风流天子”之手；多年流血拼争所打下的天下，却因酒色征逐、酣歌醉舞而转手他人。想当日是何等风光！而今繁华安在？映入眼帘的，只有这“丽莎烟草”，摇曳在秋风里。

与李山甫差不多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韦庄，也有一首七律：

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自此中。

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

残花旧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吊谢公。

毕竟霸图何物在，石麒麟没卧秋风。

他感叹南朝各国的几十个雄主，龙争虎斗，角逐兴亡，到头来都不过是一场幻梦而已。

属于这类感慨兴亡的诗，还有唐人包佶的《再过金陵》：

玉树歌残王气收，雁行高送石城秋。

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

还有一类诗词，由一般的叩问沧桑、吊古伤怀，演进为总结沉痛的经验教训，寄寓警戒之思、兴亡之感。杜牧《泊秦淮》是这类诗章中的杰作，诗句貌似悠然，实则感情强烈，语语沉痛：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还有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台城》：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著名诗人王安石，有《桂枝香》词，同样借助金陵怀古，揭露南朝统治者醉心情色，葬送江山的往事。最后借杜牧诗句，感叹至今仍然有人不记前朝教训，重蹈覆亡故辙。词的下阕是：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八

在咏叹陈朝史迹的诗词中，借着“辱井”的话题，对于陈后主进行鞭挞、讥刺者，占了相当数量。最为尖锐、直截，一针见血的，是王安石的七绝：

结绮临春草一丘，尚残宫井戒千秋。

奢淫自是前王耻，不到龙沉亦可羞。

宋代诗人陈孚和明末遗民余淡心，他们异代同怀，都以“胭脂井”为题，发抒了个人的感慨：

泪痕滴透绿苔香，回首宫中已夕阳。

万里河山天不管，只留一井属君王。

可怜后主最风流，张孔承恩在下头。

玉树后庭俱寂寞，胭脂井上草三秋。

“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诗，含讥带诮，令人忍俊不禁：

擒虎（隋将）戈矛满六宫，春花无树不秋风；

仓皇益见多情处，同穴甘心赴井中。

类似的还有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景阳井》：

华林秋老草茫茫，谁指遗宫认景阳！

当日君王纵消渴，井中何处泛鸳鸯？

清人宗元鼎的《吴音曲》：

璧月庭花夜夜重，隋兵已断曲阿冲。

丽华膝上能多记，偏忘床前告急封。

唐代诗人许浑的《陈宫怨》：

地雄山险水悠悠，不信隋兵到石头。

《玉树后庭花》一曲，与君同上景阳楼。

或讥评，或嘲弄，或揭露，各有侧重，异曲而同工，极尽讽刺之能事。

九

还有一些诗人，进一步荡开主题，拓展视野，把陈后主作为衬托、作为引线、作为叙事的背景，用以批判本朝或者前代的荒淫、腐朽的君王。唐代诗人郑畋有一首七绝，矛头指向了唐玄宗：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

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诗中说，玄宗当机立断，为国割爱，终属“圣明”之举；若不如此，难保不像陈后主和张丽华那样，求死不得，反受侮辱。看似褒扬，实则隐含讥刺——“圣明”到仅仅强过饱遭千秋唾骂的陈后主，“圣明”到宗庙没有灰堕，没有沦为亡国贱俘，标准实在是太低了。“皮里阳秋”，意味深长。

再就是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隋宫》七律，是针对炀帝杨广的。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这是诗的首尾两联。大意是说，隋炀帝闭锁长安的宫殿不用，却想以扬州（芜城）为帝都，在那里另建豪华的宫阙，威福自恣，空耗民力，简直比陈后主还荒淫奢侈。如果他在地下遇见陈后主的话，恐怕也不好意思再请张丽华舞一曲《后庭花》了。诗人在这里暗用了一个典故：《隋遗录》载，隋太子杨广率军灭陈，俘获了后主陈叔宝，二人后来常相过从。即位后，炀帝驾幸江都，梦中与已经死去的陈叔宝及其宠妃张丽华等相遇，并请张丽华舞了一曲《玉树后庭花》。诗中援引这一故实，巧妙地揭示出对于荒淫亡国进行鞭挞的深刻主题。

其实，说到陈叔宝与杨广，两个人也确有其可比之处。陈后主死后，谥为炀帝。谥法：好内怠政，远礼、远众，逆天虐民为炀。孰料，不到十年，杨广死后，同样获得这一谥号。这又是一个巧合。

十

“往事越千年”，旧梦如烟。除了两口井，连同一些或香艳或麻辣的诗文，短命的陈王朝还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呢？想了想，还有两样美食，同陈朝的开国皇帝和末代君主有着直接联系。

现在，南方湘、粤等省，特别是岭南一带，流行一种夏令美味食品，叫作“荷叶包饭”。荷叶清香，饭团松软，中医说有生发元气、调理脾胃、清热解暑的功效。清代《羊城竹枝词》有诗云：

泮塘十里尽荷塘，姊妹朝来采摘忙。

不摘荷花摘荷叶，饭包荷叶比花香。

陈霸先曾任梁始兴郡（在今广东韶关一带）太守，后以讨伐侯景之功，升任司空，镇守京口。在抵御北齐进犯之敌中，由于口粮接续不上，当地百姓便用新嫩的荷叶，包裹着米饭，中间还夹上鸭肉，送到前线劳军，大大鼓舞了士气，保证了最后的胜利。从此，霸先所到之处，就将“荷叶包饭”这种美食传播开来。

无独有偶。在现今的南京，也有一种美味食品，叫“一条龙”包子。

相传，陈后主少年时节，十分贪玩，经常溜出宫门，跑到秦淮河畔转游。走着玩着，来到一家包子铺前，恰好包子出笼，香味儿扑鼻，他伸手拿起就咬，吃了一个又一个。吃完，也不懂得付账，嘴一抹就走。店主人要他付钱，他说“没有”。那就留个名字记账吧，于是，随手签下“一条龙”三个字。后来，主人知道，这个自称“一条龙”的小孩儿，原是当朝太子陈叔宝。经过他有意地招摇、作势，京城的达官贵人都像潮水一般涌来，生意顿时兴旺起来。这条街被称为“龙门街”，“一条龙”三个字也被装裱上了中堂。从此，“一条龙”的包子就名闻遐迩，一直流传到…今天。

（2007年）

老皇帝的难题

这是一个无法跳出的封建怪圈：要么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面对着致命的危机。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封建王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一

以撰写大观楼一百八十字长联闻名于世的清代诗人孙髯翁，登临滇南武定县狮子山时，听说明初“靖难之役”中流亡出走的建文帝曾经长期遁迹于此，一时感慨兴怀，为雄才大略、虑远谋深的朱元璋创业有方却交班无术而深致惋惜，当即赋诗一首，其中有这样两句：

滁阳一旅兴王易，

建业千宫继统难。

其实，当日朱元璋接替郭子兴成为“滁阳一旅”的领军人物，击楫渡江，建立应天据点，孤军独守，兴王创业，又何尝容易！无非是，比起后来在帝都金陵（古称建业）反反复复地选择继统对象，最后仍然出了纰漏，相对来说，较为顺利罢了。

不管怎么说，这寥寥十四个字，确是概括了封建王朝在开基与继统方面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

在“家天下”、世袭制的体制下，一切封建帝王，尤其是开国皇帝，对于继统问题无不极端重视，都把它看作是立国之基、社稷之本。当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所昼夜焦虑、念兹在兹的，是自身的统治权如何巩固；而随着皇权的日趋巩固和高度集中，王位继承问题便一跃成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核心问题。

对于继统问题，朱元璋当日绸缪甚早，还在做吴王时，就确定嫡长子朱标为世子，即皇帝位后，遂封为太子。不过，他逐渐地发现，朝中掌控要津者多是一些元勋大老，而生性仁和、温文雅驯的朱标，势难驾驭这个国事繁剧、边防多事、矛盾纷繁的全局。不久，朱标病逝。依照老皇帝的意向，四子朱棣沉雄、果断，颇有父风，应该册立他为皇储。但朝臣们都以朱棣本系庶出（生母为高丽国进贡给太祖的一个妃子），前面又有两个兄长，弃兄立弟，“违反古制”为由，极力加以反对。最终确定朱标之子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也料到了诸叔王未必服气，便特意编写一部《永鉴录》，教育诸王安分守己，顾全大局；又颁布了《皇明祖训》，提出皇亲中如果发现谋逆之事，格杀勿论。但是，这一切终究是纸上文章，一旦他撒手红尘，约束力便化为乌有了。诸叔王凭借手中的雄厚实力，言多不敬，行辄越法，根本不把这个年轻、文弱的建文帝放在眼里。特别是燕王朱棣，从青年时代起，即跟随父亲驰驱疆场，战功卓著，成为诸王中的佼佼者，对于建文帝构成了严重威胁。后来，终于借口奸臣跋扈，朝廷孤立，社稷危亡，援引《皇明祖训》，以“清君侧”为由，入京“靖难”。从而爆发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争夺皇位的内战，史称“靖难之役”。

说到“古制”，需要远溯到上古时代。在母系氏族社会，民主选举产生部落首领，财产统归以母系计算的氏族共有。后来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但共同财产部分仍然属于全体成员所共有。因而，氏族成员仍然拥有选定与撤换首领的权利。到了公元前21世纪，出现了第一个世袭君主制王朝，“夏传子，家天下”代替了“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禅让制”。接下来是商朝。王国维先生认为，商之继统法，以“兄死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而后传子。执行的结果，是导致王位纷争，国都几次迁徙，史称“九世之乱”。迨至西周前期，周公旦曾以武王之弟身份继位称王，但由于兄弟不服，引起了一场叛乱。这样，便产生了“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在后妃所生诸子中，皇后之子优先继位；而在皇后所生诸子中，长子又具有优先继承权。明初朝臣所谓“古制”，就是指此。

这种体制的建立，源于宗法制度，更同皇帝多妻制紧相联结着。封建帝王为确保其家族香火绵延，并满足其无度的淫欲，遂广置后妃，以充后宫。《礼记》上说：“古者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命妇、八十一御妻。”后世有了更大的发展，到了唐代，皇后之外，还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统称夫人；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叫作九嫔；另有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开天之际，长安三宫和东都两宫，共有宫女四万人。以当时全国四千多万人口计，唐玄宗的妻妾占了千分之一。这样，皇子自然瓜瓞连绵，动辄上百。只能根据母亲身份贵贱，将皇子区分为嫡子、庶子；最后，依照先嫡先长、后庶后幼顺序，锁定一个王位继承人，以保证皇权在家族内部平稳过渡。

这种“嫡长子继承制”，起于周初，止于清代前期，施行两千七百多年。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族内部因为争夺储位而同室操戈，确是起到一定作用。且看，从西汉至晚清，二十九个娃娃皇帝，大体上都还顺利地爬上龙墩，显然借力于这种“百王不易之制”。

当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来，高度集中、不受制约的专制皇权，对于君王的个人德才素质与治国理政能力，提出了至高、至严的要求。可是，“立嫡立长不以贤”，断然放弃了德才考量，成为一种典型的排除贤才、摒弃智能的继统方式。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它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完全脱节。最严峻、最尖锐的矛盾，还在于它同现实的需要根本对不上号。如所周知，在纷繁万端的政治事务和错综复杂的宫廷纷争面前，即使经过严格挑选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对，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幼儿、白痴、草包、恶棍登上皇位，在所难免。而由于君主的终身制，其后果就更为严重。明朝十七帝共二百七十六年，有八人庸劣不堪，占去一百七十三年，而昏瞆的嘉靖和以懒惰著称的万历，分别在位四十五年和四十八年。难怪这个庞大帝国，中后期竟然弄得那么混乱糟糕！

制定嫡长子继统制的出发点，是太子定位之后，诸皇子各守本分，从而弭除祸乱；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其间命定地潜伏着种种危机。太子预定之后，在后妃生下的众多皇子中，难免会出现才能、功业、威望超常的二三佼佼者，那么，东宫太子将何以安其位？纵使因为老皇帝在位，暂时使祸乱隐蔽下来；可是，如果太子本人根本缺乏统御天下的才具，未来总是难以坐稳龙墩。这样，老皇帝在撒手红尘之际，又怎么能够放心、瞑目？

嫡长子继承制的施行，存在着太多的变数与不确定性，制约、干扰的因素很多。比如，许多皇后并没有生下儿子，或者虽然生了儿子却又早殇；有一些即使得以顺利地成长，或因君王的好恶妨害了嫡长制的施行，或因对于皇后的感情变化，“爱屋及乌”或者“殃及池鱼”，也会影响到嫡长子的继统；再就是，权奸、藩镇、阉宦、后妃、外戚干政，也是影响嫡长子继承制贯彻实施的重要因素。

史书记载，秦汉两朝二十八位皇帝、宋代十八位皇帝中，嫡出的却只有三人；东汉诸帝中竟无一人为皇后所生；唐代，二十二位继统的皇帝中（开基创业的高祖李渊和大周皇帝武则天除外），只有六人为嫡长子，不到三分之一。说到制约、干扰的因素，唐代颇有代表性：前期，太宗至肃宗七朝皇帝，全部是通过宫廷斗争登上王位的；后期，穆宗至昭宗八朝皇帝中，七人为宦官所立，只有敬宗一人凭借储位侥幸继统，最后还是被宦官弄死了。

鉴于嫡长子继承制存在着诸多弊端，施行过程中又会遭遇种种变故，历代封建统治者不断采取补救措施，对建储、继统制度加以完善。他们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的纲常名教，倡导君尊臣卑、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执行这一制度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特别是高度重视对于皇太子以及诸皇子的人格塑造和品德教育。与此同时，他们也曾实行一些极端的防范措施。比如，北魏为防止母后专擅，规定册立太子之前，必须先将其亲生母亲杀掉。姑无论这种做法惨酷残忍，泯灭人性，单就效果而言，也所见甚微。因为危及皇权的因素实在太多，岂是杀掉一个母后所能了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改革措施是，皇位继承人先在本部宗亲中选择，使多名候选人同时备选；最后在有各个部族及政治集团参加的“世选”中，实行终选。结果是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害——每个候选者都有一定的政治势力作为后盾，从而引发了候选人（及其后台班底）之间的激烈争夺，直接导致王朝动荡、社会混乱，终辽之世，未曾平息过。

清代雍正帝即位之后，鉴于康熙帝为建储一事殚精竭虑，最后还是祸乱丛生的深刻教训，着手对建储制度进行改革。具体做法是，由皇帝将准备继统的皇子的名字，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皇帝晏驾后，再启封揭晓。这样，建储就由公开转向秘密，皇帝一人独掌权衡，不受任何干扰。同时，也使皇位继承问题暂时显得不那么尖锐、敏感，延缓了皇室内部的火并、争夺。当然，根本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乾隆帝继位之后，曾经试图对这种“秘密建储制”加以改进，就是在储位秘定后明确宣布：待预定的皇子年龄稍长、识见扩充、志气坚定，骄矜之气不再生、诱惑之举不为动之时，他将布告天下，以明正储位。然而，在实际践行中，却遭遇了严重挫折，两次预立的嫡子相继早殇，使他原来的由秘密到公开立嗣的想法未能得以实现。他把个人的失算归结为天意，说：“先朝（指其父祖辈）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也。”最后，回过头来，又把乃父的秘密建储制度重新捡起，并作为本朝基本制度坚持下去。乾、嘉、道、咸四代，没有一个是嫡长子。百余年间，皇位继承大体上顺利。

二

纵观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史，“嫡长子继承制”也好，“秘密建储制”也好，都未能从根本上消除皇位争夺的祸端。可以说，自从皇权世袭这一体制确立下来，就始终潜伏着无法克服，甚至是无法预测的矛盾，成为一切封建王朝永远跳不出的怪圈：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这一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家灭亡。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祸乱的根源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至高无上的权力，世间一切荣华富贵集于一身，而且又能传宗接代。面对皇权的强大诱惑力，一切觊觎王位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这样，交班就成为老皇帝最为棘手的难题。

且看历史上几位大有作为的英主——

隋朝的开创者杨坚，平定江南，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以来长达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本人也躬行节俭，励精图治，堪称是一代英主。但是，由于他猜忌多疑，最后导致建储失当，所传非人，不出十四年，就使繁荣富强的隋王朝归于覆灭。

杨坚登上帝位之后，确立嫡长子杨勇为太子。杨勇赋性仁厚，率直任性，不懂得曲意逢迎；加上有些事没有处置好，造成父母疑忌，使他的太子地位发生了动摇。这就为聪慧狡黠、善于伪装，从而博得父母欢心的皇次子杨广趁势夺取储位提供了机会。杨广成为太子以后，原形毕露，日益骄纵无忌，竟至调戏他父亲的宠妃。杨坚这时才认清其狡诈嘴脸，顿生废黜之心。杨广见势不妙，便抢先下手，投毒害死父亲，抢登帝座。结果引发了内乱，双方出动了数十万兵马，浴血凶杀，朝野上下为之震荡。

先前，文帝杨坚曾自豪地说：“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妾，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谁知，曾岁月之几何，这五个“真兄弟”，便为疯狂的权欲、野心所驱使，明争暗斗，势同水火，最后，五人竟无一善终。

唐朝的开国帝王李渊，带领建成、世民、元吉同胞三兄弟，起兵反隋，很快就攻下长安，建立了唐朝。遵照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李渊登极一个月，即册立嫡长子建成为太子，同时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为了帮助太子树立威信，李渊经常委之以重任，每次临朝，都让他随侍左右，使之洞悉国事，增长才干。而把领兵出征、削平四方割据势力、镇压农民起义、广泛扩展地盘等重要军务，都交给了世民。本来，在灭隋立国过程中，主要是依靠世民的智谋和勇敢，现在，由于他战胜攻取，屡建奇功，勋劳卓著，就益发获取了崇高威望。在世民手下，有一大批著名战将，还有号称“十八学士”的智囊团队；而建成与元吉串通一气，外结朝臣，内连嬖幸、宠妃，在父王面前诋毁世民。从而在王朝内部形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政治集团，斗争之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在这一始料未及的严重态势面前，李渊陷入极度苦恼之中：明明知道，世民劳苦功高，应该得位；可是，建成待位已久，又无法让他退出。真是事出两难，一筹莫展。最后，他想出一个点子，让世民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建天子旌旗，规格拟于皇上。李渊的意图，是想借鉴汉文帝的经验，通过施行“平衡术”来缓和兄弟间的冲突，并保全诸子。但他并未深加考虑，雄心勃勃的世民，如果独据陕东，不啻如虎添翼，最后必然导致一朝二主，国家分裂。后来经过建成提醒，老皇帝也就幡然省悟，收回成命了。

恰在这时，突厥发数万骑兵大举进犯，太子提议由齐王元吉代替世民率兵出征，以夺取世民的兵权；齐王又提出条件，要秦王府的尉迟恭、程知节、秦叔宝等大批将领随军出征，采取“釜底抽薪”策略架空秦王，以便乘机将他除掉。李渊并没有想到这一层，也就点头同意了。但秦王府的智囊却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立刻商议对策，最后决定抢先下手，伏兵玄武门，截杀建成、元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结局是，三天过后，李渊便宣布世民为太子，全权处理国家政务，两个月后太子即皇帝位，李渊当了太上皇。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说，初得天下，李渊完全可以创制垂法，立贤能、有功者为皇储，而不必拘守“立嫡立长”的成例。可是他没有这么做，结果就步步被动，“故高祖之处此，难矣。非直难也，诚无以处之，智者不能为之辩，勇者不能为之决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号称千古明君的唐太宗本人，最后也不免重蹈他父亲的覆辙，在立嗣方面屡走败棋。先是立八岁的长子李承乾为太子，悉心培养，无奈他太不成器，胡作非为，后来竟然在权臣的煽动下谋反，事败被废为庶人。皇四子魏王李泰聪明好学，端肃多才，太宗比较看好，曾面许立为太子；但朝中重臣多数反对，指出：“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他们主张立皇九子晋王李治。就在太宗举棋不定情况下，李泰恃宠骄横，干了许多蠢事，最后遭到罢黜。这样，李治便获得了储位，进而又继承大统。由于他庸懦昏弱，“溺爱袵席”，执意立武则天为皇后，险些断送了大唐王朝。

面对诸皇子争夺储位的火拼纷争，太宗苦恼万分，自叹“我心诚无聊赖”，竟然“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新唐书·本纪》中批评他：“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

与唐太宗类似，清代的康熙帝也因为建储问题而耗尽精神，心力交瘁。说起他的功业，确实是彪炳千古，有口皆碑；对于传位、继统的重要性，他也非常清楚，因而很早就做出了安排。早在康熙十四年，他仅仅二十一岁，就立了皇后生下的二子胤礽为太子。为什么没有立长子胤禔呢？因为他是庶出。在立长立嫡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康熙帝做了这样选择。他为了培养太子胤礽，可说是煞费苦心，从小就延请名儒施教，自己还亲自讲授四书五经；稍长，无论是南巡北狩，都令其随行，朝夕传授治国之道。太子进步很快，学识渊博，而且精于骑射，深得康熙帝的信任和喜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的皇子相继长大成人，他们各自在权臣的辅佐下，施展权术，培植势力，作谋取储位的准备。而胤礽作为法定继承人，背上的包袱最重，既害怕诸兄弟夺位，又担心老皇帝移爱。于是，在朝中扩充自己的实力，并和权臣索额图结成了帮派，以专宠固位。而索额图与另一位权臣明珠水火不容，拼搏激烈。明珠等就力推皇长子胤禔争储，双方拉开了决斗的阵势。康熙帝自然不会容忍这种事态发生，便先后向两个权臣开刀。索额图被处死后，激起了太子对皇帝的怨恨，蓄意为之报仇。致使康熙帝昼夜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决心易储。

这样，又引起了更多皇子的觊觎，尤其是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禩，都做了充分表演，被康熙帝一一看穿。在很短时间里，拘囚了六个皇子。但他毕竟已经年近六旬，这样下去，将如何收场呢？后来，除皇长子外，其余五人全部放出，并让群臣公议立储之事。结果，包括皇九子、皇十子、皇十四子在内的诸皇子及王公重臣，一致保举皇八子胤禩为太子。康熙帝发现胤禩竟如此深孚众望，为了防止其直接危及皇权，便摆出一着出人意料的绝棋，复立胤礽为太子。这一举措，引起了新的混乱，众多保举胤禩者都危不自安。为了稳定人心，康熙帝便对其他皇子加爵晋封。同样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增加了诸皇子新的拼争砝码；而胤礽也并没有因为得以复立而心存感激，反倒变本加厉地为夺取皇位疯狂运作。结果，迫使康熙帝痛下决心，再度废掉太子。为了给自己选人失当找出借口，康熙帝强调，胤礽的变坏乃是上了坏人的当：“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

这两度废立，反复折腾，使康熙帝受到极大的刺激，对于预立太子的弊端也深有所悟，于是，明令告诫：“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这当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帝位至尊、皇权无限的诱惑下，诸皇子哪个也不甘示弱，仍然“纷置党羽，联络臣工，刺探朝政及其父王之起居，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就在这日甚一日的激烈竞争中，老皇帝带着深重的苦恼和无边的憾恨，撒手尘寰了。

三

前面论及中国封建王朝史上颇有作为、堪称英主的五位帝王，其中的隋文帝、唐高祖、明太祖还是开国皇帝。这些创业垂统、叱咤风云、建树了伟绩丰功的大人物，都曾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强者。照常理推测，他们筹措任何事情都应该是得心应手，心想事成，一帆风顺，没有闯不过的关口。可是，唯独在建储、交班这件事上，屡屡受挫，捉襟见肘，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而且，越是那些开基创业、大有作为的英明君主，在处理继统问题上，越是容易出现麻烦。这真是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其间究竟有些什么规律性认识可供研索呢？

可以从史学角度分析。这种“龙头鼠尾”，或“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现象，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鲁迅先生说过：“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者’；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呜呼‘还债的’也！”一声浩叹，感喟无尽。那些费尽了移山气力，开创了宏基伟业的英明君主，不都是标准的“还债者”吗？封建王朝的盛衰、兴替，正是这些“还债者”与“讨债者”（败家子，不成器的接班人）相伴而生、统一构成的必然结果。

也可以从哲学角度探索。“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种愿望与实际、动机与效果恰相背离的“悖论”，是一种无解性的命题，也可以说命题自身即体现着不可破解的矛盾。之所以如此，盖因其间封建帝统制度、僵死的惰性的接班人机制起着决定作用。

还有什么角度呢？似可引述《道德经》中“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说明“天道忌全”，不使“一家独大”。老百姓也常说：“上辈精明下辈苶，太阳老爷轮流转。”也可借助自然现象来证明：高山之下，必有峻谷；长松之下，寸草不生。上一代把风光占尽了，不曾为下一代预留余地，结果是“君子之泽，一世而斩”。这是一种带有某些神秘性、先验性的解释。其然，岂其然乎？

规律说，悖论说，天意说——各逞异辞，言人人殊。

其实，症结所在，是封建专制下的皇位世袭制与终身制。所谓“无解性命题”，根源盖出于此。明确一点说，再英明的君主，也难以摆脱“立嫡立长不以贤”的死框框，最终同昏庸君主一样，陷入那个永远跳不出的魔圈。这里有如下三个侧面。

一、太子。贤也罢，愚也罢，太子这个角色实在难以把持，或者说，很难站住脚。而且，待位时间越长，风险越大，危机越深。作为君权的法定继承人、权力继承的最大受益者，他当然盼望君权能够平稳过渡。可是，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太子公开册立之日，便是他与皇帝、与其他皇子启衅之时。太子与皇帝，说是骨肉情深，实际上，关系最难处理。对于太子，老皇帝总是戒心、疑心胜过爱意、亲情。皇帝的特权具有唯一性，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太子也不例外）侵犯一丝一毫；而皇帝本身又负有培养太子继承君权的义务，需要帮助太子树立权威，否则，日后接班，他将难以服众，难以遏制女后、外戚、宗室、功臣等多种势力对最高权力的觊觎。在皇帝面前，太子如果太得人心，肯定遭到疑忌；而若真的庸懦无能，又难入英明君父的法眼。这是难解的二元悖论，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叫作“反贴门神——左右难”。

由于处在权力争夺的风口浪尖，太子必然要设法自保，以防备他人取代。除了费尽心机邀宠于君父，还须利用储君身份，扩展私人势力，千方百计压倒潜在的竞争对手。从另一面看，权力是一种强烈的腐蚀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使他虽未践位，但手中握着权力的“潜力股”，升值空间无限；一当其羽翼长成，很容易骄纵自恃，萌生祸心，所谓“储位既正，人性易骄”，权欲熏蒸、野心狂炽。特别是身边还有大批想要扯着太子衣襟往上蹿的权臣、太监，更会极力撺掇他以种种非常手段抢班夺权。历代王朝更迭中，一幅幅父子、兄弟、叔侄互相残杀的血腥画面，彰彰在人耳目。

二、英明的君主。他们属于顶级封建统治者中较有政治远见的人物。特别是那些开国帝王，因为经历了前朝的兵连祸结、社会动乱，熟谙为政得失的要害，所以，总是比较注重轻徭薄赋，勤政亲民，不使社会矛盾激化为国家灾难，危及帝国的长治久安。但是，由于受到时代、阶级的限制，他们的根本出发点不可能是天下或人民，只能是个人及家族的利益。这样，立储之时，首先必然考虑到，如何在众多因素制约下，选出符合皇族利益和皇帝本人意愿的人，以保障皇权的顺利交接、“家天下”的世袭不替。

可是，实际上，古今中外，对于任何君主来说，包括那些英明睿智、明察秋毫的圣帝贤王，选择接班人都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不如意者常八九”，处置得当、达到理想要求的，为数甚少。由于封建继统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或“秘密建储制”，缺乏一种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皇帝总是根据自己的判断、依凭个人的喜好来选择继统者。再英明的君主，也会看人“走眼”；即使当时并没有看错，而处在动态过程中的太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的改变、周围环境的影响，也难保日后不会发生异化。

为了后继有人，能够发皇历经千难万险开创的帝业，那些英主明君在择储、建储过程中，无不百般慎重，小心翼翼，仔细掂量，唯恐出现闪失。结果导致信息错乱，干扰因素重叠，脱离正常状态，受到某种特殊的意念支配，反而加大了难度与风险。最恰当的例证，是给至爱亲朋做手术，医生越是加倍小心，往往越会出现纰漏。

按照创业与守成的规律，面对开创者所建立的惊天伟业、留下的巨大摊子，以及亟待处置的各种遗留问题，要求继统者即使不能“强爷胜祖”，超越前辈，起码也应该能够相为伯仲。因此，英主选择接班人，难免条件苛刻，期望值过高，总觉得择非所求，未能如愿，以致犹疑不定，出尔反尔。这样，反倒容易挑花了眼；更是导致储君地位不稳，从而横生枝节、平添变故的直接原因。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有些强势的君主比较看好弱势的接班人。如果存在下述考虑，这种说法或可成立：一是“一山不容二虎”；二是老皇帝害怕继任者擅革旧制，希望有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孝子。不过，更多情况下，恐怕是皇子震慑于无比雄强、杰骜的父辈，在辉煌耀眼的功业面前，常会产生一种自愧弗如的敬畏心理；特别是在强势君父的过苛吹求、严格管束之下，日久天长，遂逐渐养成盲目崇拜、无条件服从、唯唯诺诺的性格。还有一种可能，并非继统者真的弱势，而是父辈过于强势，事业过于宏伟，继统者无法望其项背，相对地看就显得弱势了。

历史经验表明，确立储君还有个最佳时机的选择问题。选立储君，为时过早，并不一定就是好事。乾隆帝最初立储时，正当春秋鼎盛之际，太子才两岁，上面一个长兄，也不过四岁，而且是庶出，不具备竞争条件。因此，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可是，由于他在位的时间过长，几十年间，又生下了三十三个皇子。这样，当两任太子相继早殇之后，再怎么选择就大费周章了。当然，立储过晚，同样也成问题。到了“英雄迟暮”之秋，濒临行将谢幕的窘迫处境，时不我与，被动应付，选择余地很小，而变数却很大，种种棘手问题横置其间，必然难于措置。何况，即便是英主明君，到了晚年，也会在性格、心理方面发生一些变异，这就更增加了选拔、培育接班人的难度。

三、客观环境、条件。这一点至关重要。人是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成熟条件、人生阅历、生命体验，就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奇才颖异的创业者是不可复制的。他们胜利地削除群雄、横扫六合，经过历史长期的层层汰洗、苛刻选择，终于被推上了政治历史舞台，登上了龙廷宝座。当时，因缘际会，风虎云龙，主动权在握，有尽多的驰骋天地，具备了大展奇才的条件。而那些后来人，包括刻意遴选出来的储君，并不具备君父成长的环境、人生的经历，因而很难造就出杰出的才能。这是无可奈何的悲哀。尤其是，绝大多数储君处于承平之世，外无敌国外患，内部一切可以坐享其成，本人又“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自幼锦衣玉食，不知稼穑之艰难，只能成为纨绔子弟。再加上，有些创业开基的君主，鉴于自己一生历险犯难，吃尽了世间苦楚，不忍心再让孩子重走老路，便一味放纵、溺爱。这样培育出来的接班人，必然庸劣不堪，不是昏瞆无能，便是贪残暴虐，绝无杰出、优秀之可言。

通过前面的“三论”和后面从三个侧面所做的剖析，我觉得问题大致说清楚了。

（2006年）

陈桥崖海须臾事

世事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它系无数细节构成，而细节尽多玄机、隐秘，经常呈现非理性状态，并无逻辑可循。所以，更多时候倒是：纵使机关算尽，到头来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完全悖反。

一

我喜欢旅游，更喜欢在足迹所至的山川灵境中寻觅文学的根、诗性的美，体味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的至深的理，追摹一种光明鲜洁、超然玄远的意象。而脑子里由于积淀着丰富的“内存”，每接触到一处名城胜迹，都会有相应的诗古文辞、清词丽句闪现出来，任我去联想、品味。也可以说，这些诗古文辞使我背上了一笔相当沉重的情思的宿债，每时每刻都急切地渴望着对于诗文中的实境的探访。

这次我踏上中州大地，同样是被一些古代诗文典籍牵引着。记忆中，前人何希齐有这样两句诗：

陈桥崖海须臾事，

天淡云闲今古同。

正是它，把我引到了开封东北四十五华里的陈桥驿。

这是一个普通至极的北方小镇。低平的房舍，窄狭的街道，到处都有人群往来，却也谈不上熙熙攘攘。只是由于一千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兵变”，导致了王朝递嬗，便被载入了千秋史册，而成为中华名镇之一。

唐朝末年，群雄混战，藩镇割据，形成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后来成为宋朝开国皇帝的赵匡胤，当时不过是一个中层将领。由于跟随后周世宗柴荣作战有功，被提升为殿前都点检，统领精锐的禁军，担负着防守京师汴梁的重任。这样，他就开始确立了在禁军中的统帅权威，有意识地培植了自己的势力，暗地里同其他禁军将领石守信等结拜为“十兄弟”。

959年，后周世宗死去，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是为恭帝，由他的母亲符太后掌握政权。翌年元旦，河北镇州、定州谎报辽朝和北汉联兵南下，向后周进攻。慌急中，符太后和宰相范质等未辨真假，便派遣赵匡胤率领禁军出城迎战。赵匡胤的军队刚刚出动，汴京城内便传播起“点检做天子”的舆论。

正月初三晚上，大军行至陈桥驿宿营，军帐设在东岳庙。深夜，军中部将在赵匡胤的胞弟赵光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的策动下，集结于军帐之外，声言要拥立赵匡胤为皇帝。赵匡胤装作酒醉未醒，慢腾腾地起床坐帐，将士立即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的身上，然后一齐跪拜，高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现在，陈桥驿还保留着关于这次事件的许多文物，主要有当年设过军帐的东岳庙，赵匡胤拴过战马的系马槐，众将领饮过水的古井和几处大小碑刻等。东岳庙创建于五代时期，为中州大地上的著名古迹。千余年来，几经修缮，现在，大殿已辟作展览室，介绍陈桥兵变的经过。几块石碑上分别刻着清人顾贞观、张德纯和金梦麟等人即兴咏怀的诗词。

漫步古镇街头，玩味何希齐诗中的意蕴，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末帝赵昺在蒙元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今都未曾发生什么变化。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让人们生发出许多感慨。不仅接触到古人“通天尽人”的怆然感怀，体味到哲人智者的神思遐想，而且，为研究史事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提供了足够的思考空间。有人评说，何希齐诗中的寥寥十四个字抵得上一部《南华经》，自是夸张之言。但诗人“纳须弥于芥子”，以少胜多、举重若轻的涵盖力，实在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二

那位“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纵横捭阖，睥睨一世的旷代枭雄赵匡胤，在自立为帝以后，十七年间，主要开创了两个方面的事业：对外削平南方一些割据政权，对内加强中央集权，铲除藩镇势力。两者的目的却是一个：保证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万世一系。为此，可说是虑远谋深，机关算尽。

赵匡胤受禅即位，南唐国主李煜是唯一前来朝贺的君主。尔后，南唐一直以附属国的身份称臣纳贡，从无异志，后来甚至主动撤去国号，自称“江南国主”，进一步表示臣服。李煜本人由于酷信浮屠，留意声色，属文工画，无心振兴国家、强兵修武，可以说，对大宋江山构不成任何…威胁。

但是，即使这样，赵匡胤也不想放过他。为了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便指令李煜亲自到京城朝拜。南唐一些大臣认为，李煜此去定被扣留，因此力加劝阻。这样，正好堕入太祖预设的彀中。于是，以南唐有意“抗旨”为由，堂堂正正地派出十万大军进击。李煜急忙派遣能言善辩的徐铉，前往汴京面圣，请求退兵。诉说南唐对大宋天朝一向百依百顺，没有任何得罪之处，现在，大兵压境，似乎师出无名。赵匡胤赫然震怒，不加任何掩饰地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耶！”是的，“匹夫无罪，获璧其罪”。狼要吃羊，难道还要说出什么理由吗？

一天，他向谋臣赵普提出了两个问题：唐末以来，数十年间，为什么走马灯似的换了八姓十三个君主，争战无休无止？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此息天下之兵、建长久之业？这里充分反映出赵匡胤积怀已久的心迹。应该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虑如何避免宋王朝继五代之后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如何永保赵氏家族万世一系的问题。

赵普的答复是：问题的核心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赵匡胤又问，那么，有何根治的办法？答曰，只有夺他们的权，收他们的兵，控制他们的钱谷。这样，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了。赵匡胤连声说，我懂了，我全明白了。原来，君臣二人的想法完全一致。

赵匡胤从自己据有天下的事实，看到手握重兵的人的极端可怕。就是说，异己的军事力量，可以对政治起支配作用，是对既得政权的最大威胁。因此，对于身边一些共同举事的军界首脑，产生了强烈的疑忌心理，不能不时刻加以防范。于是，趁慕容延钊与韩令坤二人出外巡边、回京朝见的机会，首先解除了他们禁军主帅的兵权，安排到外地当节度使。并且，此后不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

而禁军将领石守信等有拥立之功，不好下令罢免，便实行了第二步棋：四个月后，利用晚朝机会，请这些禁军宿将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屏退左右侍从，赵匡胤显得十分亲热地说，如果没有众卿的拥戴，我是不会有今天的。然而，众卿又怎能知道，做皇帝也实在是太艰难了，远远赶不上做个节度使那样舒服，一天到晚都不能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听了，赶忙叩问缘由。他便接上说，我是担心天下坐不安稳啊。皇帝的位置，人们都争着坐。虽然你们没有异心，然而部下总是希图富贵，一旦有人也以黄袍加身，你们想要不干，能办得到吗？

一席绵里藏针的话语，使这些将领觉察到自己已经深受疑忌，弄得不好将要遭致杀身之祸。于是，纷纷泣谢叩头，要求皇帝指出一条“可生之途”。赵匡胤就势开导说，人生一世，犹如白驹过隙，所以那些期望富贵的人，都想广积货财，多享快乐，使子孙免受困乏，常保康宁。你们这一辈子也够辛苦的了，不如交出兵权，前去地方任职，多买些良田美宅、歌姬舞女，日夕欢宴，以乐天年。我还要同众卿结为姻亲，君臣之间永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美好吗？

大家见皇上说得如此直白，便连连谢恩。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上表称病，请求免去掌管禁军的职务，到地方当节度使，赵匡胤欣然同意。事后，为了兑现酒席上的承诺，安抚这些失去兵权的禁军统帅，他也真的将一妹二女同他们结了姻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三

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赵匡胤又起用一批文臣担任知州职务，并在各州设置通判，使其权力与知州相等，以分散地方长官权限，避免出现个人专权的弊端。地方上的军事、民政、财赋、司法权限，全部收归中央管辖。在中央，对宰相实行分化事权，相互制约的办法，把军事行政权分出，划给枢密院；国家财政和地方贡赋划给三司。这样，宰相便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执政的群体，包括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三司使等十来个人。任何一个相职都不能独断军政大事，最后全都听命于皇帝。

对军队更是严加控制。军权一分为三，“三衙”负责日常管理、训练，枢密院负责调动、发兵，最高指挥权归于皇帝。禁军之外，还有厢军，其中精锐部分，全部收入禁军，厢军不再参加训练，就根本不具备战斗力了。针对这一举措，司马光评论说，这样一来，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虚弱，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自然谁也不敢再有异心，只能服服帖帖，惟命是从。

为了防止将领出外作战不受君命约束的情况发生，宋太宗赵光义更进一步实行“将从中御”的对策，每次出征，皇帝都要亲授事先拟好的“阵图”，大自战略布局，小至部伍行止，都不得擅自改变；同时，派遣宦官监军。结果，就像叶适所言：“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宋初立国伊始，即大力提倡封建道德，崇尚礼义，声称“以孝治天下”，把孝经列为群经之首，作为宗室子弟和民众的必读书，目的在于杜绝犯上作乱。注重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宋朝统治者之所以猛烈抨击唐太宗“杀兄篡位”，骂他“为子不孝，为弟不悌，悖天理，灭人伦”，也无非是为了防止“玄武门之变”重演。有人也许会问：那么，赵匡胤为什么不提倡“忠君报国”呢？道理很简单，他自己得天下的路子就不正，若是强调“忠君”，他总觉得有些嘴短。

为了赵氏王朝的万世一系，赵匡胤、赵光义，这对开基创业的难兄难弟，真可谓呕心沥血，费尽心思。可是，历史的发展常常是动机与效果大相径庭，许多事情都不是始料所及的。秦始皇唯恐诗书乱政，儒生造反，实行焚书坑儒、毁灭文化的绝招，可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晚年，太史占卜，谓“女主当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于是，太宗对疑似的人严加查治。默想武卫将军李君羡，小字五娘，且他著籍武安，又封为武连县公，处处带着“武”字，莫非应在此人身上？遂调他出外，任为华州剌史，后有御史弹劾他谋为不轨，干脆下诏活活处死。可是，太宗竟没有想到，娇滴滴的武媚娘就在身旁，最后还是“祸起萧墙”。

赵匡胤同样也没有料到，像当年后周的符太后领着刚刚七岁的周恭帝仓皇辞位一样，三百多年以后，赵氏王朝的寡妇孤儿——谢太后和恰好也是七岁的宋恭宗，不得不逊位于元世祖忽必烈，亦步亦趋地重复了前朝亡国败降的命运。元代诗人有这样两首七绝：

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

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刘因：《书事》

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

——北客：《宋太祖》

诗出两人之手，内容却不谋而合，都是讥刺宋太祖赵匡胤的。元将伯颜也曾对南宋的降臣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历史上的惊人的相似之处，确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四

走进原为北宋都城汴梁的开封市区，空间没有跨出多远，时间却仿佛越过了千年，真有那种“一步走进历史，转眼似成古人”的感觉。历史风烟在胸中掠过，那沉埋于地下的万种喧嚣与百代繁华，已经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而生者自生，死者自死，人生舞台上还在上演着各色的悲喜剧，生命也就同时间一样，在文字传承和现实记忆中彼此衔接着，而成为一页页的历史。

整个古城，简直就是一座充满历史回声的博物馆，古色古香，典雅凝重，这在中国七大古都中是独一无二的。闲步街头，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天波杨府、包公南衙、大相国寺……可以说，每一条街巷都深藏着一段生动的史实，每一处古建遗址都埋伏下许多迷人的故事。

我以为，一个朝代给予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抑或是淡漠的，未必和这个朝代的历时久暂成正比例，往往同当时事件的密集度、人物的知名度以及后世民众的关切度紧相联系。比如，三国时期不过几十年，可是人们却觉得绵绵无尽，为时久远，就因为斗争风起云涌，矛盾层见错出，豪杰、奸雄、智者、高人应有尽有，好戏连台，沸沸扬扬，异常热闹。宋代属于又一种情况。由于《杨家将》、《包公案》、《说岳全传》等大众文学流传广远，深入人心，在人们印象中，宋代尽多忠臣良将、义士英杰，一派河清海晏、四境承平的景象。其实并非如此。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巅峰，但已开始走下坡路。就帝王的才略来说，除了宋太祖之外，也并没有哪个是真正大有作为的。走笔至此，我倒想起一则轶事：宋初，华山道士陈抟乘白骡入汴州，途中听说赵匡胤登基做了皇帝，高兴至极，竟忘乎所以，以致从骡背上滚了下来。他说：“天下从此定矣！”还有一位自号“安乐先生”的道学家邵尧夫，写过一首《插花吟》，有句云：“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都属过甚其词。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远不像他们想象得那样乐观。北宋刚取得政权时，其统治区域只限于黄、淮流域，主要是中原一带。当时，北有契丹、北汉，虎视眈眈；西有西夏，日夕图谋东进；西南有后蜀，坐险自大；南有吴越、南汉、南唐，占据着重要经济地区，割据称雄。太祖、太宗两朝，整整用了二十年时间，才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尔后，太宗七年间两度征辽，都惨遭失败，不得不完全采取守势。到了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辽军大举南下，直抵汴州以北的澶州，宋廷惊恐万状，甚至拟议迁都，最后与辽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后期又面临着金人的大举入侵。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这不必说了；终北宋之世，尽管没有发生过大的内乱，但外患频仍，兵连祸结，却是公认的事实。

五

宋朝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兼为古代中国修文之高峰与武备之谷底。这和立国以来一直奉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统治政策有直接关系。说到“轻武”，有人也许不以为然。因为在太祖、太宗眼中，“武”已经重到不能再重的程度，以致言“兵”色变，带有一种恐惧心理。这是事实。但这种重武、惧武的心态发展到极端，必然走向抑武、贬武一途。这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于是，文人就成了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文人知州，文人入相，文人管辖军队，文人能够较为随便地议论时政，在宋代，文人得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优越地位。

当然，这种“重文”恰也说明，在宋初皇帝心目中，文人是无足轻重的，是最容易驾驭和控制的。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赵匡胤曾经说过：我用百余名儒臣分治百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其为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将。这最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实质。当然，历史上常常出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不管原初的用意何在，随着一系列政策、制度的确立与实施，重文轻武逐渐成为有宋一代全社会的普遍意识，客观上也推动了整个文化的发展。

所谓“守内虚外”，可从宋太宗的论述中了解个大概。他曾对近臣说过：“国家者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特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史·宋绶传》）这里反映出他对“外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终北宋之世，一直把主要兵力，尤其是为数一半以上的禁军的主力部队，放在京师与内地要冲，以防备和对付“内患”。至于北部数千里的边界线上，则只有少量兵力，又分散在多个孤立的据点上；而且，战斗力极差。

苏轼等有识之士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地指出，部队中多是一些资望甚浅的人担任将帅；而在第一线领兵的，“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至于兵员，素质就更没法说了，“河朔沿边之师，骑兵有不能披甲上马者，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步兵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追述前朝情景时，也曾说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决非勇武的斗士……皇帝本人满脑子里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自序中也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武备如此，自然无力抵御辽、金、西夏的不断侵扰。一部北宋对外作战史，充满了令人心丧气沮的溃逃、败降的记录。单是北宋与契丹的战事中，先后进行过八十一次战斗，获胜的仅有一次。每一次败绩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1005年，与契丹贵族订立的“澶渊之盟”，开了有宋一代以金银布帛换取屈辱和平的先河。此后，每年向辽、金、西夏输纳岁币，都在百万左右。

宋朝中、晚期，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六

开封处于南北要冲，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却又地势坦平，无险可守，作为都城，从军事角度看，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明显缺陷。但是，物产丰饶，四通八达，就经济、文化的发展来说，又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典型代表，是一座十分适合平民百姓居住，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都城。

这里，虽然不具备汉、唐国都那样宏阔的气派和规整的布局，但它也没有那种封闭式的里坊之隔，墙垣之限，因而便于沿街设市，商贸流通。而且，店铺不避官衙，所有的通衢小巷都可作为市场，就连最庄严肃穆的御街，也变得熙熙攘攘，热闹喧杂，完全从冷漠、隔绝状态中走了出来。

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奢靡、享乐之风盛行，官僚经商趋于普遍化。

立国伊始，朝廷就实行了以经济收买换取君臣相安的策略，给予一些功臣宿将兼并土地的特权，使他们可以收取巨额地租，作为官商本钱；而一般官僚仕宦也都有丰厚的俸禄，加上高利盘剥，贪污索贿，同样具备经商的条件。他们竞相动用官府车船偷税逃税，经营包括域外与禁榷的各种物资，获取高额利润。真宗朝，两浙转运使和镇州知州，在倒卖金银布帛的同时，还从事贩卖人口生意。这种雄厚资本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不仅使国家财政遭受极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严重腐败。

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初，太祖、太宗十分厌恶奢靡，恭行节俭。964年，北宋扫平了后蜀，亡国之君孟昶来到开封，献上一个装饰着七彩珠宝的尿壶，太祖见了，怒形于色，当即掷之于地，令侍从把它敲个粉碎，并气愤地对孟昶说：“一个便器就这么讲究，那么，你该用什么器具来贮藏食物？如此骄奢淫逸，怎么能不亡国！”

但是，由于建国后皇家鼓励开国功臣及时退休，蓄养歌僮舞女聊以自娱，尔后，这种风气逐渐在社会上弥漫，每逢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承欢的就是主人的家伎。仁宗朝，晏殊以宰辅之尊，日日以饮酒赋诗为乐，每会宾客，必有宴饮。从北宋的许多文人常为歌女演唱而写作，且多沿袭五代《花间集》的传统，可知一代文风是和当时的世风时尚紧相关联的。

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危急存亡之秋，朝野上下，生活方式仍然极度奢侈淫靡。汴梁城内到处布满酒楼、食店、妓院、戏场。宋代诗人刘子翚，青少年时代曾久住开封，“靖康之祸”发生后，他回故乡福建做官与讲学，忆起当年在东京的酣歌醉舞的往事，写了《汴京纪事》诗二十首，其…一曰：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当时的樊楼三层高耸，五楼相向，彼此飞桥横架，明暗相通，为东京城内酒楼之最。当时，像这样的星级大酒店有七十二座，每家饮客常在千人以上。工商店铺多达六千四百家。这从《东京梦华录》和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也看得很清楚。最令人记怀的是州桥夜市，它是东京著名的景观之一。刘昌诗在《上元词》中做了生动的记述：

忆得当年全盛时，人情物态自熙熙。

家家帘幕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

花市里，使人迷，州东无暇看州西。

都人只到收灯夜，已向樽前约上池。

备述故都太平景象，其中已隐伏着后日的危败之由。

宋徽宗赵佶更是把这种骄奢淫侈之风推向极致，其生活之腐朽糜烂，在历代的皇帝当中，是少有其比的。他用了十多年时间，在京城东北部修起一座“万岁山”，范围超过北宋皇城的三倍。里面峰峦起伏，曲池环绕，山林蓊郁，楼阁参差，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大皇家园林。为了让这座“万岁山”有一种云雾缭绕的氛围，亲信们叫人做了许多油绢口袋，弄湿后挂在山岩上，充分吸收水蒸气，然后把口扎上。待皇帝到来再打开口袋，水汽外溢，宛如云雾蒸腾，名为“贡云”。

为了满足以赵佶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享乐要求，特意在苏州、杭州设立了应奉局、造作局，只要发现士庶之家有奇石异木，便即用封条作记，收为皇家禁物。在淮河、汴河之中，专门运送“花石纲”的船只，舳舻相接，数月不绝。这座园林后来毁于金人的战火。人们在一座建筑的盘龙柱上刮下金屑达四百多两，其豪华富丽于此可见一斑。

元代诗人李溥光咏叹道：

一沼曾教役万民，一峰会使九州贫。

江山假说方成就，真个江山已属人。

诗句是说，万岁山建成之日，即江山易手之时。这一假一真，讽刺深刻而感慨深沉。

当时，还有一首咏《万岁山图》的七绝：

万岁纲船出太湖，九朝膏血一时枯。

阿谁种下中原祸，犹自昂藏入画图！

诗人的一腔怒气未敢直接发向皇帝，结果对着假山放了一通火炮，但其抨击的效果却是一样的。

七

综观有宋一代的兴衰史，益发相信鲁迅先生的警辟的睿断。他说，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在隋代，“讨债的”炀帝杨广紧跟在“还债的”文帝杨坚脚后出现，结果二世而亡。赵匡胤创业一百四十年后，才出现赵佶这班“讨债者”，此亦北宋不幸中之幸也。

汴梁城毁于金人战火，加上后来几次黄河泛滥，致使往日的千般绮丽，万种繁华，一股脑地被深埋地下。前面说过的那座“州桥”，当时汴河流经其下，天街贯穿南北，备极繁华之盛，不然，青面兽杨志也不会跑到那里去卖刀。可是，这次在开封，当我要寻觅它的踪迹时，东道主却说，遗憾得很，它已经隐匿在五米土层之下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是“往事越千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城面貌，说是宋城旧迹，其实，乃是清代的孑遗。

英国文学名著《简爱》的女主人公重回故地桑菲尔德府，目睹物是人非之惨景，曾喟然叹道，一切没有生命的依然存在，而一切有生命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尽管这话十分警辟，但却并不准确，没有生命的同样也在变化。一千多年前，李白写过一首《梁园吟》，有句云：

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

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

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

说的是山河犹是，人事已非。于今，不要说梁园、万岁山，连那滔滔滚滚的汴水也已荡然无存，早就淤成了平地，只剩下“汴水秋声”四个字，作为“汴京八景”之一，留存在方志里。

（1996年）

无字碑

在皇权专制国家的“权力竞技场”上，一个主要当权者，张扬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以及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在爆发强势的生命力的同时，也裸露出人性最丑恶的一面。

一

此行的目的地，是寻访太原的古城村，一是看看晋阳故城遗址，二是参观名闻中外的晋祠，三是听说晋祠里有一座无字碑，我也想考察一番。

说到“晋祠”这个名称，也许有人以为它是晋国或者晋家的祠庙，那可就错了。它也不是晋水的神祠。只是由于这里地处悬瓮山下晋水的源头，又与春秋时代的晋国有些因由，因而得名。晋祠创建的年代，现已难于考定，最早的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由此可知，至少也有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了。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现在的太原，当时称为晋阳，曾经一度作为赵国的都城。后来，东魏的高欢，隋代的杨广，五代时期后唐的李存勖、后晋的石敬瑭、北汉的刘知远，都是依靠着雄据晋阳而坐上了龙椅。对于唐王朝来说，晋阳更有其重要意义，李渊灭隋，就是从这里起兵的，凭借着“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和有利的战略地位，不到半年时间，就沿着汾河、渭河西进，攻入长安，奠定了唐王朝的四百年的基业。所以，唐太宗称晋阳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

经过唐王朝的历次修建，晋阳城由跨越汾河两岸的三座城池组成，周围达四十余里，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十分坚固，成为唐朝北方的重要屏障，在安史之乱中，发挥了抵御敌军的重要作用。当时，叛军攻破了洛阳、长安东西二京，唐玄宗逃往四川；十万叛军合攻太原，而太原守将李光弼凭借着坚固的城池，以不足万人的地方武装，坚守五十余天，终于击退了敌军，并以此为基地，收复了大批失地。

从北宋讨伐北汉的战争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太原的战略地位。为了扑灭雄踞太原的北汉政权，宋太祖八年间两次出兵，都由于城池坚固，无功而返。又过了三年，宋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将太原城围困了五个月。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北汉主弃甲投降，这才夺取了这座易守难攻的古城。

当时，有人向宋太宗进言，太原一带有一条“龙脉”不可不防。北面的系舟山是龙角，西面的龙山、天龙山是龙身、龙尾，太原城正当这条蟠龙的腹心。宋太宗是非常迷信的，他想，怪不得历史上这里出了那么多的开国皇帝，原来它有“龙城”之兆啊。为了铲除这条“龙脉”，摧毁一切可能出现的割据势力的温床，宋太宗于979年，下诏削平系舟山，名为‘拔龙角’；同时，撤销藩镇建制，改太原城为平晋县，将并州这一太原的古称硬栽给了榆茨县；并彻底摧毁城池，纵火焚烧了城中的宫殿建筑及居民庐舍，老幼来不及逃出的，许多人被烧死在城中；还引汾水、晋水灌城，将古城的废墟冲没，使这座自古以来即为防御北方侵略势力的屏藩重镇毁于一旦。尔后，在东北方向五十里外的唐明村修了一个小型的土城，用以安置流民，这就是今天的太原市。新城里一律不修“十”字街，只铺“丁”字路，为的是钉住这里的“龙脉”。

面对晋阳故城的废墟，想到它旧日的赫赫声威，真是不胜铜驼荆棘之感。那样一座坚如磐石的城池，于今，除了一个破烂不堪的不知建于什么朝代的旧城门，其他任何遗迹也见不到了，破坏得十分彻底。那天，和两位农民打扮的老者接谈，听到的都是一些对宋太宗赵光义的愤怼之言。陪同游览晋祠的张女士向我解释说，宋太宗毁城祸众，伤透了当地民众的心，这个疙瘩已经结下一千年了。

张女士还告诉我，宋太宗在捣毁晋阳城的同时，却在晋祠大兴土木。因为他特别迷信，以为这样可以积功树德，祓除不祥，同时又能获得敷扬文教的美好声名。他效仿唐太宗建立“贞观碑”的做法，在晋祠也立起了一座“太平兴国碑”，记述他修祠立碑的始末。但是，两个碑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贞观碑被精心保护在宝翰亭中，劲秀挺拔的字体与洒脱洗炼的刻工交辉互映；而对这块宋碑，老百姓却偏偏不买账，碑文早已被刮剥净尽，结果，只好作为一个变形的无字碑，被冷冷落落地放置在胜瀛楼北面的台基上。

这使我想起了“皇威争一瞬，民意重千秋”这两句古话。对于宋太宗捣毁晋阳城的恶行，不只普通民众恨之入骨，千载以还，犹有余愤未平；而且，后世许多主持正义的作家、诗人，也都予以严厉的谴责。比如，毁城二百余年之后，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凭吊晋阳故城遗址时，想到这座“天下名藩巨镇，无有出其右者”的北方屏障的惨遭毁坏，曾经激愤地悲吟：

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

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

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复没，

……

汾河决入大夏门，府治移着唐明村。

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尘昏！

……

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

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

南人鬼巫好禨祥，万夫畚锸开连冈，

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

诗的前四句，是说这座形势雄胜的“北门锁钥”，于今已不复存在，废墟上麦浪摇风，而昔日的城阙只能想见于云烟之中了。中间十句，是诗的腹心部分，讲述毁城过程及其严重后果。诗人临风吊古，痛斥宋太宗毁掉晋阳城给国计民生带来了无穷灾难——由于石敬瑭割让了燕云十六州，赵光义又摧毁了这一北方的名藩巨镇，黄河以北成为敞开了大门的庭院，终于导致金人侵入，汴京失陷，北宋覆亡；而在毁城的当时，父老们纵然有幸逃出火海，也是哭告无门，流离失所。最后四句，指斥赵宋统治者迷信天命，挖龙角，断龙脉，结果钉破了并州，也毁灭了自己。

二

听着太原人对宋太宗的议论，我虽然没有插言，但内心是赞同的。也许是先入为主吧，我对这位雄猜狠鸷的君主一直没有好的印象。小时候，看过一出《贺后骂殿》的京戏，剧情是宋太祖赵匡胤猝死之后，其胞弟赵光义继承皇位，赵匡胤的皇后贺氏因丈夫死因不明，令长子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赫然震怒，想要把他斩掉，德昭又惊又恨，一头撞死。贺后于是带领次子德芳上朝骂殿。唱词是：

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骂一声无道君细听根芽。

老王爷为江山何曾卸甲，老王爷为山河奔走天涯。

遭不幸老王爷晏了御驾，贼昏王篡了位谋乱邦家。

把一个皇太子逼死殿下，反倒说为嫂我拦阻有差。

贼好比王莽贼称孤道寡，贼好比曹阿瞒一些不差。

贼好比秦赵高指鹿为马，贼好比司马氏搅乱中华。

只骂得贼昏王装聋作哑，

只骂得贼昏王扭转身躯，闭目合睛，羞羞惭惭，一语不发。

只骂得贼昏王无言对答，两旁的文武臣珠泪如麻。

结局是，赵光义殿前谢罪，赐贺后尚方宝剑，封入养老宫，加封赵德芳为八贤王。看戏当时，除了为低回沉郁、悲凉慷慨、优美动听的二黄唱腔所陶醉之外，也觉得贺后骂得实在痛快，算是呼出了一口闷气。

这出程派的名剧，是根据北宋神宗时僧人文莹《续湘山野录》“烛影斧声”之说演义而来的。关于宋太祖之死，《宋史》上的记载极为简单，只有“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九个字。南宋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综合了《续湘山野录》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等书，记载得比较详细。说太祖夜召晋王光义入内，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后来又看到太祖以柱斧戳地，大声对光义说：“好为之。”次晨太祖就死了。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太监王继恩召唤德芳，而王继恩却直接跑到晋王赵光义那里。晋王犹豫，不肯前行，继恩催促说：“拖延久了，就会落到别人手里。”于是，晋王跟随他一起来到寝殿。宋后问道：“德芳来了吗？”继恩说：“晋王到了。”宋后愕然，慌遽地对晋王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托靠给官家了。”晋王哭着回答：“我们会共保富贵的，无须忧虑。”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如宋末遗民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记载，太宗多次在太祖面前，盛称蜀国花蕊夫人费氏的才干，没过上一个月，蜀主就暴卒了。太祖感到诧异，当即找来花蕊夫人了解蜀主猝死的情况。发现这位费氏确实才情敏慧，便把她留在掖庭中陪侍，宠幸无比。这天，赶上太祖患病，光义于夜间入宫问候，适值太祖熟睡，呼之不应，遂乘机对费氏动手动脚，加以调戏。不料，太祖此时突然醒来，正巧目睹了这一场面，当即愤怒地以柱斧砍地，斥责光义说：你做的好事！第二天晚上，太祖就…死了。

“从现存史料中得知，太祖死前两个月，每月都有御驾出行的记载，甚至远到洛阳，可见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死得实在是非常突然。最大的可能是死于他的胞弟赵光义的谋害。”当代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如是说。

也正是由于赵光义是以篡弑手段夺取了皇位，唯恐后世非议，于是，便又伙同赵普编造出了一个“金匮之盟”，即杜太后临终前曾有太祖传位于光义的遗嘱。其真实性同样令人怀疑。尽管其时光义已做了开封府尹，实际上居于接班人的地位，但要继承大统，既无太祖的临终顾命，也没有正式储君的名分，而且，以弟继兄，毕竟有乖常例。为了寻求合法继位的依据，只好抬出一个太后临终遗命来加以缘饰。

这又是一个“千古之谜”。对此，官修的《宋史》同样是多所讳避，所记仍是九个字：“太祖崩，帝（太宗）遂即皇帝位。”封建王朝的史书向来是为尊者讳的。但在宋太宗统治权力干预不到的辽国，史官却记为“宋主匡胤殂，其弟炅（太宗名）自立。”一个“自”字道出了问题的实质。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有些敏感的史学家到底还是提出了问题：《宋史》中“特书曰‘遂’，所以别于受遗诏而继统之君也。”有的直斥太宗“褊急奸贪而攘天位”。可见，在后世的史学界，多数都是否定“金匮之盟”的真实性的。

《贺后骂殿》这出戏，正是针对赵光义这样一些龌龊的行径来编排的。作为一种舆情的真实而曲折的反映，它像《击鼓骂曹》、《审潘洪》、《斩黄袍》等剧目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心声和愿望，但它与史实确有明显的出入。赵光义即位于976年，而贺后早在958年就已下世。人已云亡，何来骂殿？赵德昭也并非死于赵光义窃位当时，而是在四年之后。尽管其事属于子虚乌有，但是，由于那激越慨慷、低回悲壮的唱词已经深深地印在脑底，再加上赵光义篡位后确实又“多行不义”，所以，即使知道戏文失真，感情上也还是过不来，所谓“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也。

当然，剧情也并非一无依傍，凭空虚构，或多或少还是存在一些影像的。德昭之死，确与宋太宗有直接关系。据《涑水纪闻》和《续资治通鉴》记载，太平兴国四年六月，武功郡王赵德昭随从宋太宗出征幽州。幽州当时是辽朝的南京，防守甚严，宋军连续攻打了十一天也没能破城。嗣后，辽军的援兵赶到，大败宋军于幽州城西的高梁河。太宗连夜挥师后撤，辽兵紧追不舍，宋军陷入了一片混乱，丢盔弃甲而逃，太宗急忙搭上一辆驴车，乘夜逃遁，才免于被俘。军中找不到皇上，以为他已经被辽兵俘获或死在乱军之中，有人便提议拥立德昭，但很快就知道了太宗的下落，也就把这个事压下了。可是，太宗听到了一点风声，心中非常忌恨，只是嘴上不讲。

班师回朝之后，上上下下都议论，这次北征失利，同未能及时赏赐扫平北汉之功有直接关系。于是，德昭就提醒太宗，应该对平定北汉的将士论功行赏。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建言，没想到却引发了太宗的宿火，当即怒气冲冲地说：“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行赏也不晚！”德昭听了，惶恐万分，觉察到太宗怀疑他想要篡夺皇位，话中已经露出了杀机。回宫以后，就寻觅刀剪，侍从们不知他用意所在，便说，宫中哪敢带这类东西呢？德昭又跑到茶酒阁去，用切果刀自刎了。此时离太祖驾崩不过三年时间。

又过了一年半，太祖的另一个儿子德芳（即戏曲中的“八贤王”）也不明不白地死去，年仅二十三岁。人们怀疑他的暴死也与赵光义有关，只是史书失载，无从悬揣。史书上讲，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又相继夭绝，太祖的胞弟廷美感到了形势的严重，觉得太宗的屠刀很快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果然，在赵普的策划下，他屡受诬告，连遭贬逐，三年之后死于房州。

当得知廷美的死讯后，太宗淡淡地对朝臣说，廷美之母并不是杜太后，而是太宗的乳母耿氏。这就彻底否认了廷美与他是同胞兄弟。后来的修史者，就把太宗的说法记入了《宋史·赵廷美传》；可是，却忘记了同时修改杜太后的传记，在那里分明记载着：太祖母昭宪杜太后“生邕王光济、太祖、太宗、秦王廷美”，结果，终于露出了马脚。

赵光义之所以处心积虑地必欲置廷美于死地，乃至不惜造作谣言，否认与廷美的同胞关系，是因为“金匮之盟”中有兄终弟及和“能立长君，社稷之福”的话。当初，这句话为他篡权夺位提供了根据；现在，却又觉得不利于他安排后事：论年龄，廷美长于太宗之子，要立“长君”，他该是首选。因此，只有除掉这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才能达到日后“传子”的目的，才能实现终北宋之世继承皇统的全归太宗一系。

但是，一除了之，又太容易暴露出他的罪恶用心，于是，便又打出“廷美本为庶出”这张王牌。言外之意是，即使他健在，也没有继统的资格。那么，也许有人会提出问题：既然太宗握着这把廷美不是他的胞弟的撒手锏，尽管亮出来就是了，何必非得煞费苦心把他害死呢？答曰：害死廷美原是前提条件，只要廷美一息尚存，就会搬出铁证来为自己辩护；这样，太宗造作谣言就很容易露馅儿。而今，杜太后已死，当事人又不在了，自然就可以随意编排了。

有宋一代，对于太宗蓄意传子，不惜骨肉相残的卑鄙行径，一直是啧有烦言；而对太祖一支的惨遭杀戮，普遍深表同情。只是慑于太宗的威势，不敢公开、正面地议论，于是，便通过各种笔记、杂说等道里传闻的形式，寄感、抒怀、泄愤。这一思想倾向，到了南宋初年渐趋激化。当时，许多人士把北宋灭亡，太宗子孙被掳劫殆尽，归因于赵光义虐待太祖子孙而招致的报应。南宋之后问世的《古事比》和《七修类稿》等记载，统兵灭掉北宋、大肆屠戮太宗子孙的金朝大将斡离不，相貌极似宋太祖，人们认为，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因果报应。上述诸说均属迷信，荒诞不经，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是，显然都反映了当时的舆情民意。

三

闲览有宋一代史籍，发现有关宋太宗遗事的记载，有个显著的反差，就是官修史书许多方面或者失载，或者语焉不详，而所谓野史或民间传闻所记的却异常繁富，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少见的；而在一些私家著述或所谓野史、传闻中，披露的宋太宗的许多并不光彩的甚至损名败德的事，特别是涉及到政治问题的，在正史中不仅全部隐去，而且还要反话正说，曲尽美化之能事，这从《宋史·太宗本纪》和北宋末年进士江少虞编纂的《宋朝事实类苑》中，看得最明显。

本来，中国的史官中存在着对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回护的优良传统，像先秦时代的董狐、南史，汉代的司马迁，都是这方面的典范。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或隐或显地留下一些“直笔”的余脉，比如，苻坚的寡母曾汲引将军李威为男宠，这样的家丑竟记载在起居注里，苻坚看到后当然要“既惭且怒”了；北魏最高统治者拓跋氏的先世翁媳婚配之类的旧俗，史官撰国史时也曾据实直书；等等。但到宋代之后，这种优良的直笔传统已经完全斩断了。

应该承认，宋太宗的功业还是很显著的。继位之后，他大体沿袭了太祖时期的政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同时，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不管出于何种考虑，牢笼读书士子也好，炫耀文治之功也好，通过组织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大类书，对于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有利的影响。对于这些方面，官修史书作了客观的较为详尽的记述，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在军事方面，则举措失当，八年之中打了五次大的败仗，丧失了军事优势，引发了财政危机，开始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也不应加以隐讳与缘饰。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反映在对宋太宗的记述上，也是如此。比如，焚毁晋阳城这样一件大事，在《宋史》本纪中只是用“堕其城”几个字一笔带过。宋太宗在征辽中指挥失当，全盘尽输，丧师不下三十万，这在《本纪》中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那次几乎全军覆没，太宗险些被俘的高梁河之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

之所以出现野史、杂记多所记载，而正史却避而不谈的现象，除了一般情况下史官“为尊者讳”以外，还和宋太宗的“做贼心虚”，直接出面干预有关系。他说过，为君为臣，做一恶事，载之简册，流传万载。正因为他很怕把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记上去，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对宋初史料的编纂极为关注。他一改前朝的惯例，专门做出规定：本朝的时政记和起居注，必须按月首先送他本人审阅，然后再交付史馆。这样，作为修史时的主要依据的《太宗实录》，其可靠性就很难说了。

史载，太宗朝，有人向朝廷进言，请求放出宫女三百人。太宗对宰官说：“宫中无此数。”而且，本人亦颇自诩：“即位以来，朕持俭素，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从这些情况看，太宗似乎并不留意女色，宫中也是清净简约的。但是，实际并非如此。太宗刚刚去世，继位的真宗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告诉后宫，把那些进来年头很多的统统放出去。时隔三年多，儿子就给老子一个反手巴掌，戳穿了赵光义的谎话。

《烬余录》载，太宗既平北汉，圣心狂悦，率军征辽时，尽载北汉妃嫔随御，诸将亦掠北汉妇女以充军妓，致令士气不扬，全军尽覆于高梁河。南宋初年的王铚在《默记》一书中，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光义在做开封府尹时，一个青州人携带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儿，到南衙办理产业事，光义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女孩，硬是通过手下的安习给强买下来。后来，这件事被太祖知道了，十分气愤，不便直接追究光义的罪责，便下令追捕安习归案，光义只好把他藏匿在府中。连个十多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内却声色之娱”，又从何谈起？当然，这是他登基之前的事。

太宗殚精竭虑十几年，才得遂其位登九五之愿。因为得来不易，所以防范心理极强，处处表现出心怀戒虑，猜忌多疑。这种个性品质也决定了他的领导方式：大权独揽，任人唯亲。为了钳制将帅，出征时实行“将从中御”，剥夺了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权。出发之前，皇帝预授锦囊妙计，大至战略方针，行军布阵，小至进退行止，全部事先做出安排，不得改动，并派出亲信赴阵监军。

由于他素性猜忌多疑，使战功卓著、有“宋代第一良将”之誉的曹彬，只因秉政日久，深得民心，便被罢免了枢密使的职务。名臣寇准在罢朝归第途中，因为有人迎着马首欢呼“万岁”，也被免除了职务。参知政事赵昌言已经出任川峡招安行营都部署，可是，当太宗听说他前额上的皱纹特殊，呈现反叛之相，立即收回成命，改派宦官卫绍钦前往四川，同领招安捉贼事。最可笑的是，册立元侃为太子后，京师之人欢喜雀跃，说：“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听说以后，异常恼火，立即找来参预策立太子的寇准问道：“五洲四海都归心于太子，那将置朕于何地？”连亲生儿子也要怀疑、忌妒，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吴越王钱俶和南唐后主李煜等降王都未得善终。关于他们的死，《宋史》的记载都极为简略，前者记为“是夕暴卒，年六十”；后者记为“（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但在褚人获的《坚瓠广集》中，却揭露了事实真相：他们都是宋太宗通过暗下毒药害死的。钱俶出生于后唐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死于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巧还巧在他的父亲也死在这个日子。李后主七月七出生，也死在七月七这一天。在他们庆生辰时，宋太宗都曾派人送去了祝寿的酒。

史书上说，钱俶作为一个属国之君，每逢朝廷使至，他都接礼勤厚；一贯谦和、俭素，自奉尤薄。宋兴以来，贡奉不绝，而在太祖、太宗对南唐用兵之际，所贡资财增至数十倍。特别是，据《续资治通鉴·考异》引述《默记》，在高梁河之战中，宋师惨败，太宗乘驴车夜遁，其时掌管后军的钱俶发现后，为怕走漏消息，连续斩了六个前来报告御驾行踪的人，并下令后军缓行，以便同太宗的车驾拉开较大距离，免得目标过大，引起辽军注意，否则，就没有逃脱的可能。从这点看，钱俶之于太宗，就不仅是恭谨有礼，简直称得上救命恩人了。但是，由于“衔忌未消”（褚人获语），最后竟也未能逃出毒手。至于南唐后主李煜的下场，当然就可想而知了。

四

我知道的李后主，是由于他的虚灵在骨、神秀绝伦的词作。早在中学时代，就喜欢背诵他那含思凄惋的名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时，也为他在不惑之年即命归泉壤而感到惋惜。尔后读书渐多，知道正是这首被后人目为神品的《虞美人》词，使他罪遭不赦。治罪的不是别人，当然是宋太宗赵光义，而且，手段之残忍毒辣，令人发指。

原来，李煜沦为亡国贱俘之后，痛感往事如烟、人生若梦，造物者残酷无情，使他承受了忒深、忒重的苦痛与愁恨，于是，写下了许多伤怀感旧、思念故国的词。不意这些作品很快就不胫而走，传遍了京师汴梁，也早被朝廷的耳目报告给了宋太宗，特别是“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这些词句，使宋太宗启动了杀机。

正好这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这天，太宗指派南唐归顺的旧臣徐铉到后主那里打探消息。君臣久不见面，自然感到有许多话要说，他们便略去了昔日的礼节，促膝深谈。后主这天很动感情，也就忘却了应有的戒备。只见他长叹一声，黯然说道：“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潘、李分别是南唐的内史舍人和户部侍郎，曾上书言事，指陈…奸恶。

徐铉回宫覆命，太宗问他，后主都说了些什么，他不敢隐讳，便据实以告。太宗敏感地意识到，李煜活在世上，就是南唐旧梦死灰复燃的希望，因此，万万留他不得。当即传旨医官，配制烈性毒药，并要设法使李煜的尸体做俯首屈身之状，以示永世臣服。这样一来，那场令人不忍目睹的惨剧就发生了。七月七这一天，宋太宗派人前来给他祝贺生辰，亲赐御酒，李煜奉旨饮下，登时五脏巨痛，全身痉孪，头足相就，状如牵机，于次日凌晨气绝身亡。钱俶、李煜死后，太宗都极尽奸雄之能事，虚情假意地封王厚葬，分别辍朝七天和三天，以示哀悼，上演了一出“猫哭耗子”的闹剧。

看来，在酒中暗下毒药，乃是太宗的惯用手法。《续湘山野录》记载：太祖与光义“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将五鼓，帝已崩矣”。据此，史学界有人推测，太祖死因，是光义在酒中暗下了毒药。而毒药则可能是由医官程德玄提供的。史有明载，德玄颇得太宗信任，众多趋其门；性贪，然太宗亦优容之。

从李后主的直言贾祸来看，他的机灵劲儿，远远比不上那个叫作阿斗的刘后主。据《汉晋春秋》，晋司马昭灭蜀后，蜀后主刘禅被掳至京师洛阳。一日，宫中宴集，一些原来蜀国的艺伎舞乐于前，陪同后主观看的故蜀官吏尽皆落泪，唯独后主嬉笑自若。异日，司马昭又问他：“颇思蜀否？”答复是：“此间乐，不思蜀也。”左右听了这一番“全无心肝”的话，都忍不住暗笑。但它却蒙骗过了机灵诡诈的司马昭。《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说：刘禅对司马昭的应答，未为失策。思蜀之心，司马昭所不欲闻也。左右虽笑，不知禅之免死，正以是矣。清人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也说，“此间乐，不思蜀”之言，乃刘禅之巧于自全也。若日夜流涕，感愤思归，奸雄如司马昭，其能容之乎？

可是，这一全身远祸的韬晦之术，“性情中人”的李后主却压根儿就不会。一则他不是枭雄之子，没有掌握刘备那套“青梅煮酒，闻雷失箸”的家传；二则，“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及其悲慨，忽忘形骸，全不理会徐铉能否把他卖掉。当然，由于宋太宗必欲置之于死地，即使李后主安分守拙，隐忍苟全，也不会放过他的。从钱俶的悲惨下场，完全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就这一点来说，李后主的结局较之刘后主的更惨，也同所遭逢的对手较之司马昭更阴鸷、更明察有关。

其实，对于李煜来说，死，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亡国被俘以后，他饱谙屈辱之苦。最为难堪的是，与他朝夕相伴、相濡以沫的小周后，经常被宋太宗召去陪宴侍寝，使后主痛苦万端，彻夜难眠。一个是“向君歌舞背君啼”，一个是“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都是苦不堪言的。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宋人画《熙陵（即太宗）幸小周后图》中，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小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做蹙额不胜之状。元代诗人冯海粟学士题诗曰：

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

怪底金风吹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

小周后每次被召入宫，一留就是几天，回来后便大哭不止，骂李煜无力庇护她，从中可以想见其所受污辱之沉重。《烬余录》甲编谈到，对小周后被胁入侍，后主多有怨言，遂致暴卒，小周后被正式纳入宫中。这又是太宗毒害李煜的一个因由。

宋太宗一生凶残猜忌，恶行甚伙。他当然不会料到，一个半世纪之后，他的嫡亲子孙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落到金太宗的手里，他们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比后主李煜还要惨重许多倍。

（1997年）

作个才人真绝代

不是当皇帝的材料，却偏偏被拥上“九五之尊”，结果，受到命运的无情捉弄，饱遭心灵的磨折，深谙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既逃脱不了亡国罪责，又人未尽其才、才未尽其用，留下了千秋憾恨，成为道地的可怜虫。

一

西方有一句格言，说“人生最奢侈的事，就是做你想做的事”。难道“做你想做的事”，竟是那么难得可贵，那么不易实现吗？是的。

宋徽宗赵佶本来是个非常出色的书法家、绘画大师和诗词作手，又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宫廷画院院长，可是，命运老人在关键时刻搬了个道岔儿，结果，阴错阳差地当上了北宋的第八任皇帝。

你道这皇帝可是好干的？当日在宋哲宗赵煦龙驭宾天之后，皇太后就有意让赵佶接班，可是，执掌铨衡、善于识人的宰相却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当然，“胳膊总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老太后一锤定音。这样，赵佶就被拥上了龙椅，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出名的无道昏君的浪荡生涯，而他自己也就走上了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道路。

赵佶继位之后，他的心思仍然是专注于书画的创作与欣赏，便将治国理政的一应大事，全都交付给了权奸蔡京和宦官童贯等一干人。而这，正是这班野心勃勃、权欲熏心的人所求之不得的。且听听蔡京父子是怎样劝说徽宗的：“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既然要以“太平为娱”，那就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做支撑啊，于是，他们就告诉徽宗了：“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进而倡导“丰、亨、豫、大”之说，蛊惑徽宗纵情挥霍民脂民膏，尽情尽兴于声色狗马，大兴土木，恣意享乐。这对徽宗来说，可说是“仰体圣衷，正中宸怀”，乐得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整天吃喝玩乐，尽享荣华富贵。

徽宗末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说起来也很蹊跷，你说徽宗皇帝不问政、不作为吧，偏偏又贸然决定，联金灭辽，以图收复燕云十六州。原来，这个主意是大阉童贯帮他出的。燕云十六州经后晋的“儿皇帝”石敬瑭之手奉献给契丹人，已经过去了一百八十年，现在要把它收回来，应该说，是一件名垂竹帛的千秋伟业。可惜，这在当时只是一场虚幻的梦想，根本不具备实现的条件。对此，许多朝臣都是一清二楚的。当听到朝廷将“兴燕云之役”，引金人夹攻契丹时，中书舍人宇文虚中立即上疏进谏：

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策虚实，知彼知己，当图万全。今边圉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月之储，安危存亡，系兹一举，岂可轻议？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縻封殖，为我蕃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女真借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持卞庄“两斗”之计，引兵逾境，以百年骄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以寡谋安逸之将，角逐于血肉之林。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

在这篇奏章中，通过精辟的论辨，揭示徽宗决策致命的弱点——犯了用兵的大忌：既不知己更不知彼。以当时的国力、兵力，北宋根本不具备出兵条件，实际上，已经到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尴尬地步。而徽宗却头脑发热，竟要轻启边衅，引狼入室。说明他不会分析形势，更不懂得如何因应时变，判断敌友。当此之际，辽朝已是强弩之末，而金人正处于“百胜”的强势，早有吞辽蚀宋之志，与它订盟，不啻与虎谋皮；而设想像古代勇士卞庄那样，让两虎相斗，然后坐收渔利，尤其是不现实的。到头来，必然是开门揖盗，祸在不测。

后来的实践完全验证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出人意料的是，奉献高明、警策见解的宇文虚中，不但未能得到表彰与重用，反而遭到奸臣的倾陷，受到了降职处分。说到家，就是徽宗根本不具备政治运作的资质和条件，依靠他来运筹帷幄、决策千里，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后果不问可知。何况，身旁还有那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阉宦大佬，就更是必然跌入覆亡深渊的。

这么说来，宋徽宗赵佶简直是一无是处了。你看他，在位二十六年，政治上信任奸臣，昏庸无道，边防废弛，民变于内，兵败于外；生活上，穷奢极侈，纵情挥霍，花天酒地，荒淫无度。要说经邦济世，治国泽民，他真正是个低能儿，在“靖康之变”的历史耻辱柱上，刻下了千秋万世永难湔雪的破国亡家之痛。不过，换个角度去看，他又是一位少有的艺术天才。作为多才多艺的书画家和诗人，他曾以其独具特殊审美意义的艺术才华，占据了中国以至世界文化艺术史上的一页辉煌。

赵佶原本就以“天纵才智”见称，有着超群的艺术天分和感悟能力，又兼自幼便与许多知名的大家交往，获得高人指点，更使他的艺术才能得以充分地施展。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记载，未当皇帝之前，他就与驸马王晋卿、宗室赵大年往来。这两个人都“善文辞，妙图画”，又富于收藏。他还同内知客吴元瑜一起学画，这个吴元瑜本是著名花鸟画家崔白的弟子。赵佶年轻时经常与这些书画名家往来，耳濡目染，从中获取许多教益，锤炼了坚实的艺术功力，尔后，勤奋耕耘，数十年不辍，更加精益求精。

北宋艺学十分昌盛，内府收藏名人书画浩如烟海。《宣和画谱》记载，仅徽宗一朝收藏的花鸟画，即有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四。这使他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具有得天独厚的机会。面对如此珍贵的艺术遗产，通过朝夕展玩，并一一亲手临摹，转益多师，从而使他的创作水平日渐提高。加之，他在汴京的宫苑中，罗致了一切能够到手的各种珍禽异兽、名花美卉，为他提供了绝好的描形写生的现实…条件。

绘画史名著、南宋邓椿的《画继》一书，对于宋徽宗的画作评价极高，说他“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艺极于神”。其艺术成就以花鸟画为最高。赵佶艺术的独创性和对后代的影响力，也主要体现在花鸟画中。他的花鸟画构图，匠心独运。如《鹆图》轴，画幅下面靠左边以水墨写鹆两只，奋翅相争，纠缠错结，一反一正，羽毛狼藉。上者处于优势，以利爪抓住对方的胸腹，张嘴怒视；而下者也不示弱，奋力挣扎，予以反击，回头猛啄对手的右足。描形拟态，维妙维肖，鹆的心理感情，也刻画得细致入微。他画的《雪江归棹图》，形体谨严，风度凝重，气韵苍古，满幅充溢着一股荒寒之气，被誉为“直闯王右丞（王维）堂奥”。他画禽鸟，创造了“点睛多用黑漆，隐然豆许，高出缣素，几欲活动”的全新技法。

在历代擅长书法的帝王中，赵佶是最具创造性的。他初习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糅各家，既取众家所长，又能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书”体。宋代书法以韵趣见长，赵佶的“瘦金书”即体现出这种时代审美趣味，所谓“天骨遒美，逸趣霭然”；又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即“如屈铁断金”。其书结体严谨，骨格纤瘦，笔画细挺，顿挫有节，外露锋芒，风流飘洒，在刚劲中透出秀丽的丰姿，堪称书苑奇葩。这种书体，在前人的书法作品中，还未曾出现过。他的草书，信笔挥洒，一气呵成，狂放酣畅，可以看出张旭和怀素（特别是怀素）的门径。对于前辈和当代书家，他总是师其神髓而变其法度，达到自出新意，自成一家。

他即位以后，经常召见著名书画家、鉴赏家米芾，相与探讨书法艺术。《钱氏私志》云：

徽皇闻米芾有字学，一日于瑶林殿张绢图方广二丈许，设玛瑙砚、李廷珪墨、牙管笔、金砚匣、玉镇纸、水滴，召米书之。上映帘观赏，令梁守道相伴，赐酒果。米反系袍袖，跳跃便捷，落笔如云，龙蛇飞动，闻上在帘下，回顾抗声曰：‘奇绝陛下！’上大喜，即以御筵笔砚之属赐之，寻除书学博士。

由于北宋时期文学艺术昌盛的优良环境的熏陶，前代留存下来的丰富艺术遗产的借鉴，加之赵佶本人对艺术的倾心揣摩、勇于探索，使他终于成为一位诗词书画并精，山水、人物、花鸟、杂画兼善，具有全面艺术修养的“皇帝艺术家”。

赵佶诗词现存几十首，总体上看，质量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后期作品，产生于变乱、屈辱的环境中，凄绝哀婉，感情深沉而真挚，颇有特色。他有一首《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艺术性很高，一向被推为千古杰作：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赵佶在被金兵掳往东北苦寒之地的途中，忽然见到了盛开的杏花，一时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刻画困顿生涯与凄苦心灵的泣血之作。开头描写凌寒怒放的杏花，运笔非常细腻，好似一幅淡淡的工笔画。接着，陡作变徵之音，从杏花的极盛写到“易得凋零”，难禁风雨，急转直下，仿佛一落千丈的凄惨人生。所有的文字都是痛感、悲情的释放。情绪低沉，音调哀伤，体现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特点。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赵佶则曰：连梦也不做了，其情岂不更惨！

二

赵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贡献，不仅表现于自己具有卓绝的艺术天才，创作出大量传世的诗书画杰作；而且，由于他非常重视文艺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凭借其特殊地位和卓越才能，成功地改善、强化了画院制度，积极培养艺术人才，为繁荣北宋末年以至后世的艺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历代都有一些帝王喜爱鉴藏书画，有的还参与创作，但像宋徽宗那样，以全副身心投入到书画事业中去，并能把个人的爱好广泛而深入地推广到全社会的文化生活中去，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却是独一无二的。

这方面的建树，突出表现在他对宫廷画院的改革与建设上。有宋一代，继承前代西蜀和南唐的传统，在宫廷中建立了翰林书画院，组织画家进行艺术创作，并培养大批书画方面的人才，直接为宫廷服务。作为画院的直接的组织领导者，宋徽宗按照自己的艺术旨趣和鉴赏标准，实施了一系列颇具创造性的革新措施，为它订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在画学、考试、课程设置和教学过程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改革。

宋徽宗改画院征召体制为考试录取，正式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像遴选高级官员一样，开科取士。这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改革。前朝帝王仅仅是将画院看作一种服役机构，而徽宗则从长远建设出发，从人才培养、艺术发展的高度去建设画院。他采取了“旧人旧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区别对待方针，除前代留下的已在院内供职的知名画家外，其余全部通过考试录取。由于徽宗本人深谙绘画艺术，他所招纳的人才自然也是高标准的。在国子监增设画学，共设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又设“博士”衔，作为监考官。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评画标准。据说，当时四方考生源源而来，盛况不下于今天的美术院校联考，有幸中选者为百里挑一。

考试时，摘取古人诗句为题，令考生作画，用以测试学生对于诗画结合、诗情画意的理解能力。要求作画者能够先读懂直至深悟诗句的境界，然后再把它化为可视的画面。考题如“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等。在试绘“踏花归去马蹄香”诗意时，许多人只是着意于描写归马、落花，就题作题。有一位聪明的画家，却只画几只蝴蝶，在马蹄后面飞逐，便巧妙地暗示出抽象的花香。对于“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的考题，许多人都是画一个空船，或者船头立着一只水鸟，以表示船上无人。但取得第一名的，却画了一个舟子在船尾酣然睡去，身边放置一根笛子，说明并非无人，只是“无人渡”而已。这样，就更加切题，而且意境深远。再如，画“深山藏古寺”一题，立意原在“藏”字上，不须颇费气力地去写丛林、古刹，只要画一个小和尚在溪边担水，就足以凸显画题了。要做好这种富有意境和情趣的试题，应试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富于独创精神，否则难以夺魁、入选。正如《萤窗丛谈》所说的：“夫以画学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为上。”所谓“超拔”，就是创意新颖，不蹈袭前人；观察能力、思想感情、技巧修养都须有过人之处。赵佶把它作为取舍的标准，颇具识见。

因为赵佶本人诗书画兼擅，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所以，在教学中也并非单纯地传授艺术技法，而是全面讲授文化基础知识，课程中包括《说文》、《尔雅》、《释名》等学术研究。赵佶特别重视对于青年画家的培养。他看到画院学生王希孟很有天才，便亲自教授他笔法，使之迅速成长，终于创作出了《千里江山图》这样优秀的鸿篇巨制。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亲自检查、指导。要求师法自然，把握对象的“情态形色”，符合物理，不倚傍前人。

龙德宫建成后，赵佶亲自前往验收壁画，看到有一枝月季花，画出了春天中午的形态，他表示满意，立即赐予作画的青年画家“服绯”。他告诉大家，月季开花“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对于“动植之物”，必须细致观察，以求“曲尽其性”。还有一次，他要一位画家画孔雀升屏，画了几次他都不满意，原因是，孔雀开屏升高时一定先要举左脚，而画家却都画成抬右脚了。赵佶不仅重视写生，还讲究物理法度。他曾画过鹤的二十种不同姿态。在这些方面，影响了当时画院以至整个时代的院画风格。

书画院中的学生身份各有等差，一般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级。对学品兼优者依次晋升。画家被录取之后，根据其文化修养和出身的不同，分为“士流”（士大夫出身的）与“杂流”（从民间工匠选入的），“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可以转作其他的行政官员，而“杂流”不行。同时，按照成绩的高下，对每个学员分别授以不同的职称，其名目有画学生、供奉、祗侯、待诏、艺学、画学正等。经过每月的“私试”和每年的“公试”，随时进行遴选、拔升。

从前，宫廷画家的地位、待遇都是非常低的，即使是后来办了画院，情况有所改善，较之其他文化部门仍然差很大一截。这和前代帝王把那些画家只看成服务工具，“俳优蓄之”，有直接关系。到了宋徽宗手下，他们被作为艺术人才、创作力量来看待，这就有天壤之别了。政和、宣和年间，赵佶取消旧制，特意恩准书画两院的人员和其他文官一样，不但可以服绯紫，而且能够佩带鱼袋（一种代表身份、等级的金质或银质的鱼形装饰）；有的画家还授予官衔。在朝廷序班上，画院为首，书院次之，而后才是琴院、棋院、百工等。领取薪俸，画、书两院称为“俸直”，其他诸院叫作“食钱”。画院诸生习学，凡系籍者，每有过犯，止许罚值；其罪重者，亦听奏裁。由于待遇优厚，一般画家都把能够进入画院引为荣幸。

在皇帝的亲切关怀和不懈努力下，当时画院与画学在培养人才方面，已经具备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体制，对于以后的艺术人才培养和艺术教学、画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说是画院，其实，与后世常见的那种单一的、松散的画家组合不同，而是一所由皇帝亲自领导、亲自执教，完全按照其旨意办学的名副其实的高等艺术学校。其办学成就是巨大的。

首先，培养了大批优秀画家，如：张希颜、费道宁、戴琬、王道亨、韩若拙、赵宣、富燮、刘益、黄宗道、田逸民、赵廉、和成忠、马贲、孟应之、宣亨、卢章、张戬、刘坚、李希成等人，都是宣和画院的名家。即如南渡后的代表性画家李唐、刘宗古、李端、李迪、苏汉臣、朱锐等，也都是宣和年间的画院待诏。

其次，由于画院采用了考试制度，不少来自民间的优秀画家，被录入画院，故而很多具有民间风格的作品，也在画院中出现，使民间风格在画院中占有相当地位。

其三，由于画院教学中重视学生的诗、书方面修养，从而开拓了绘画的新境地，使文人画日益繁荣，画院体制更加完备。

其四，在推进书画鉴藏和金石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优异成绩。赵佶对于艺术珍品酷爱到极点，即位不久，即派心腹宦官去全国各地搜罗古器物和书画名迹。《画继》记载：

宣和殿御阁有展子虔《四载图》，最为高品，上每爱玩，或终日不舍，但恨止有三图，其水行一图，待补遗耳。一日中使至洛，忽闻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留守求观，既见，则愕曰：“御阁正欠此一图。”登时进入。

在徽宗皇帝的刻意搜求下，秘府收藏之富百倍于先朝。同时，他还组织画院画家临摹了许多内府收藏的名迹，为保存与赓续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做出了颇多贡献。流传至今的传统绘画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宋代的摹作才为后世所知闻的。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的编著。这些具有画史与画学理论研究丰富内涵的著作，对于后世美术事业的发展，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北宋末年亲王、宗室、贵族、官宦学画之风蔚然兴起，并出现了赵伯驹、赵伯骕那样的皇族名家。加之，徽宗朝经常举办观赏御府所藏图画及临摹古画活动，使朝臣、贵胄眼界大开，逐渐提高了艺术修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宋之交文化艺术的繁荣。

三

说到宋徽宗赵佶的文采风流，人们会联想到南唐后主李煜。他们许多方面是相像的：

他们都是文学艺术领域的佼佼者，是创造诗书画“三绝”的多面手。像徽宗一样，李后主艺术天分也非常高，从小就废寝忘食地浸淫于诗词、书法、绘画、音乐的广阔天地。书法初学柳公权，后来博采众长，匠心独运，创制出具有独特风格的“金错刀”体；他也善画，举凡人物山水、花木翎毛，无不涉猎，尤精墨竹；同时精于鉴赏，酷爱收藏。至于诗词，更是独步千古。因为有了李煜，词体完成了从应歌侑酒的“歌辞”向抒写个人情志的新型抒情诗词的转变，特别是在描写人生缺憾和表现哀婉之情方面，达到了文学史上新的巅峰。

他们同样都是悲剧的角色，人不能尽其才，才不能尽其用，硬是“赶鸭子上架”，不情愿地被按在龙墩之上，以致消极怠工，荒废政事，纵情声色，误国误民。

他们同样整天沉溺于宗教的虚幻世界而不能自拔：徽宗执着地崇信道教，后主则一意佞佛，取号“莲峰居士”，头戴僧伽帽，身穿袈裟，礼佛诵经，跪拜稽首。最后，都同样导致了亡国。

他们同样信任奸佞，陷害忠良。对于李后主的荒政、乱政，当时许多朝臣都曾冒死进谏，言词最激烈的是内史舍人潘佑，连上八道奏章，并当面批评说：

陛下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愔愔，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纵容奸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

后主冥顽不灵，根本听不进去，潘佑反而因此被逼致死。

他们都是亡国之君，结局同样悲惨。巧还巧在，他们败降之后，又分别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两个同样凶狠、毒辣、残忍的对手。当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煜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料到，一百五十七年之后，他的五世嫡孙赵佶竟瘐毙在金太宗设置的穷边绝塞的囚牢之中。

也许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相似之处太多了，于是，有人就传说宋徽宗是南唐李后主托生的。据说，徽宗出世前，他的父亲宋哲宗赵煦曾经去秘书省观看李煜的画像，对这位风流才子的儒雅风标颇为心仪。随后，赵佶就降生了。有人写诗为赞：

闻说重光有后身，道君耽艺岂无根？

谁知百五余年后，也作降王拜女真。

李煜字重光；赵佶笃信道教，称“教主道君皇帝”。李煜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赵佶父子也做了金人的俘虏。有人说，这是宋太宗赵光义残酷虐杀李后主的因果报应。

这当然属于无稽之谈，但宋徽宗与李后主由于才非所用，最后导致灭国亡身的悲惨命运，却是千真万确的。关于这位南唐国主，宋太祖赵匡胤有个十分恰当的评价：“李煜好个翰林学士，可惜无才作人主耳！”又说：“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能为我虏乎？”清代诗人郭频伽也咏叹他：“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本来不是君王的材料，却偏偏被拥上“九五之尊”，结果，既逃脱不了亡国罪责，留下千秋的愧憾，又要终日以泪水洗面，断送残生，而且祸殃妻孥，真是所为何来？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也曾偶发痴想，假如宋徽宗、李后主，当初没有当上皇帝，而是从其所欲，专心致志于所擅长的专业，那又会怎样呢？

清代文人程羽文听到朋友聊天说，古今多少才子佳人，由于父母一手包办，或者从中作梗，不能和意中人畅怀适意地缔结鸳盟，以致郁郁终生，每番想起这些前人的憾事，都意气难平，看来，卓文君与司马相如那样私奔、偷情，真是上上策了。为这番话所打动，程羽文回去后，便作了一篇《鸳鸯牒》，充分发挥想象力，打通古今，漫游时空，让那些先辈的古人自择婚配，如愿以偿。

总共为三十六位才子佳人（包括文学人物）另择佳偶。比如朱淑真，旷世一怨女也，虽才气纵横却难免嫁作商人妇，“困此驽庸”，程羽文拉出宋代的苏子瞻、秦少游、晁无咎、陈季常、黄山谷、王晋卿、晏同叔、苏子美、柳耆卿等多位风流才俊，让她从中任选其一。再如，他把“灵心慧齿，辱迹穹庐”的蔡文姬配给祢正平，二人琴瑟相和，“以胡笳十八拍，佐渔阳三挝鼓，宫商迭奏，悲壮互陈”。他还想让“英华鲜颢，诏可催花”的武则天，“借配魏武帝，锁之铜雀台上”；或者“正配海陵王，两雄旗鼓，颇足相当”。让继承其兄余业、补作《汉书》的才女班昭，去匹配注《十三经》的郑玄。用程羽文的话说：这一家子是“六经为庖厨，百家为异馔”，堪称人间佳偶。

我想，如果我们顺着这种“如愿以偿”的思路做下去，分配赵佶去当宣和书画院的院长，李煜出任金陵的诗词学会会长；或者把权力再扩大一些，让他们分别担任北宋和南唐的文联主席或者文化部长，充分用其所长，那么，就不仅能够确保其个人才智充分发挥，为泱泱华夏以至整个人类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而且，可以在更大的时空中扩展他们的积极影响，润育当时，泽流后世。而这两个国家，也会因为少了一个无道昏君，生灵免遭一些涂炭。

历史上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南怀瑾老先生曾引述过他的塾师所作的一首七绝：

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

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

意思是说，隋炀帝运气不好，当了皇帝；而王安石很可怜，做了宰相。如果这两个人终生不得志，一贫到老死，那么，王安石将成为雄视古今的文豪，要比他现有的声誉高得多、重得多；而隋炀帝，若是作为一个名士、一个才子，也就不致留下千古骂名了。

还有唐朝的几个皇帝，比如那个具有卓绝的音乐、戏剧天才，创办过“梨园”戏校的唐玄宗，那个酷嗜象棋、而且棋艺甚高的唐肃宗，那个马球技艺娴熟、自称如果“应考球进士，一定能考得头名状元”的唐僖宗，如果都能让他们从其所愿，能够在艺术、体育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那该多么理想啊？

至于另外一类同样富有文誉、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帝王，比如金代的海陵王完颜亮，则不应归入此列。因为他怀有强烈的权势欲、占有欲和磅礴的政治野心，其本色与初衷，原非献身于艺术，更不甘心只做一个诗人或者学者，而是要开创一番惊天伟业，成为秦始皇那样名垂青史的有作为的君主。这样的人，还是该做什么就让他去做什么，远离文艺圣殿为好。而李、赵等人则异于此。你看，赵佶对于画院竟然那么全身心地投入；李煜更是诗人第一，帝位第二，直到最后，也还表示无意于皇权的占有，他曾上表给宋太祖，说微臣乃先君的一个普通皇子，为人庸碌无能，自幼虽热心向学，但视功名利禄如浮云。原想恬淡逍遥，像巢父、许由、伯夷、叔齐那样归隐山林，只是形格势禁，身不由己，真是万般无奈的事。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应该说，悲剧的意味也正在于此。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说过：“人生是在痛苦与无聊之中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而且“一个人的智力愈高，认识愈明确，就愈痛苦，具有天才的人则最痛苦”。单就赵佶与李煜说来，整个一生都处在想要做的与己无缘，而不想做的却又无力摆脱的“囚徒状态”，就必然会感受到加倍的痛苦与悲哀，这就使他们真正成为“可怜虫”了。

当然，也不妨作如是想：如果他们能够从心所欲，不是沦为阶下囚，不是“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跌进任人宰割的苦难深渊；而是在安富尊荣中尽享文园艺海之乐，那么，他们还能成为“以血书者”，写出令人心碎、传诵千古的《燕山亭》、《虞美人》词吗？苦难造就了诗人。“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韩愈语），“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诗），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写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而李煜最有名的作品，当数他的绝命词《虞美人》，即使是千年后的我们读起来，仍为作者心中无边的愁云和悔恨所笼罩：忧愁是那样的深，那样的广，那样的无穷无尽。除了赞赏他的旷世奇才，我们又不能不充满憾恨地说上一句：“南唐才子真无福，不作词臣作帝王！”

（1997年）

土囊吟

世事如棋，风云变幻，偌大的一个称雄一百六七十年的威威赫赫的北宋王朝，竟被洪荒初辟的女真人的数千铁骑践踏在脚下，最后统通被拢进破烂的“土囊”，“收拾乾坤一袋装”了。

一

幼年就从史书上知道，在东北的苦寒之地有个五国城。可是，只因为它太偏远、太闭塞，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有机会踏上黑龙江省依兰县的这块土地。

10世纪，分布在依兰以东、松花江和黑龙江沿岸的“生女真人”，形成了著名的五大部族，通称五国部。这里是五国部之一的越里吉部的驻地，位置在最西面，当时是五国部的会盟所在，故又称五国头城。古城遗址在县城北门外，呈长方形，周长两千六百米。现存几段残垣，为高四米、宽八米左右的土墙，上上下下长着茂密的林丛。里面有的地方已经辟为粮田、菜畦，其余依然笼罩在寒烟衰草之中。传说中的屋宇、堂廨以及斩将台、练兵场等建筑和设施，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声名远播，原因在于北宋末年徽、钦二帝曾被长期囚禁于此。

这里地形十分险要，整个宏观环境也比较特殊。牡丹江、松花江、倭肯河从西、北、东三面把它围拢起来，左右还有东山、西山为其屏障，南面却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遮拦。远远望去，人们说像个倒在地上的硕大无朋的“门”字，我仔细地端详一番，倒觉得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土囊，一个没有扎嘴儿的口袋。

一个秋天的傍晚，江面上吹过来习习的轻风，天边雾霭朦胧，半钩新月初上，除了一阵叽叽喳喳的细碎的鸟鸣，再没有其他声响。静静地，我独自站在颓残破败的城头，扫视着周遭的一切，念及八百年前的陈年旧事，心想，真是世事如棋，风云变幻，偌大的一个称雄一百六七十年的威威赫赫的北宋王朝，竟被洪荒初辟的女真人的数千铁骑践踏在脚下，最后统通被拢进这个破破烂烂的土囊里，“收拾乾坤一袋装”了。一时百感中来，遂口占七绝一首：

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

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

生女真人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及长白山地区，开始只有十多万人，分成不相统属的七十二个部落，都在辽朝的统驭之下。到11世纪末，完颜部强大起来，统一了生女真各部。这时的辽朝上层贵族日趋腐败，对生女真人的压榨也更加残酷，激起了女真人民的强烈愤恨。遂于1114年，在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的率领下，誓师起兵，展开了抗辽斗争。第二年，阿骨打立国称帝，建立了奴隶制的金朝。看到在金兵进攻下辽朝已岌岌可危，北宋最高统治者以为可以通过联金灭辽，“火中取栗”，收回久被辽朝占领的燕云十六州。

本来，在女真人的心目中，堂堂的大宋天朝尽管已经武备虚弱，但是，“瘦弱的骆驼大于牛”，总还是一只余威尚在的庞然大物。可是，在联合出兵过程中，他们发现，北宋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们没有料到，那些高踞庙堂的“白蚁”，已经把这样一座摩天大厦蛀成了空壳，只消一阵卷地狂风，便可以摧枯拉朽，柱断梁颓。

于是，这头贪欲越来越强、胃口越来越大的塞外凶狮，在1125年吞噬了辽朝之后，还没来得及过细地咀嚼、消化它，便掉转矛头，兵分两路，以双钳合拢之势，朝着这个天朝“盟友”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东路由斡离不率领，从平州（今河北卢龙）直扑燕京；西路以粘罕为首，经云中（今山西大同）进袭太原，最后共同的目标是夺取北宋的都城——东京汴梁。

可是，当时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对金朝的进军企图却茫然不晓，原以为无非是掠几座城池，要两块地方，勒索一些金银财宝，到手之后就会志得意满，乖乖地撤兵。直到金兵一路上杀将过来，眼看到了黄河北岸，徽宗赵佶才慌了手脚。他想到的对策只有避战，逃逸。于是，仓皇退位，交班给他的儿子赵桓，是为钦宗；自己则做了太上皇，称为道君皇帝。名义上说是要去安徽的亳州太清宫进香，实际上是要避地江南，逃之夭夭。他嫌汴河里行船太慢，改乘轿子，坐上轿子还是嫌慢，又换乘骡马。直到进了镇江城门，才惊魂甫定，暂时放下心来。

这面，金兵正长驱直入，逼近黄河大桥。宋军守桥部队远远望见金兵的旗帜，就急忙烧桥溃逃。而守卫在黄河南岸的两万宋军，更是连金兵的影子都未见到，就已望风遁去。当金兵用小船一批一批地从容过河之后，竟没有遇到一兵一卒进行抵抗。金军统帅斡离不慨叹道：“南朝可真称得上没有人了。假若有一两千人拦击，我们还能这样顺利地渡过天堑黄河吗？”

在兵临城下之后，北宋赖以守卫京都的大将，竟是术士郭京，是一个自称能够施行六甲神术，可以生擒金兵统帅，并且有把握击退金兵，一直赶到阴山为止的大骗子。士兵则是由郭京亲自选择的年命合于“六甲”的一些市井游民，总共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另外还有一些自称“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和“天阙大将”的人应募参加。除此之外，就是皇帝的卫士和城中的弓箭手了。钦宗天天眼巴巴地盼着这些“神兵”创造出一鸣惊人的奇迹，可是，谁晓得，这些“神兵神将”刚一出城，就被金兵打得个落花流水。郭京在城楼上眼见骗局已被戳穿，推说要亲自下去“作法”，便匆匆地带上一些残存的流氓无赖，溜之大吉。

直到这时，宋钦宗还没有从“和议”的迷梦中醒转过来，仍然委派宰相频繁往来金营，商议割地、纳币、贡献珍宝等事宜，以求得苟延残喘。在北宋朝廷接受了极为苛刻的议和条件下，金兵暂时从城内撤兵，进驻南郊的青城。而汴京城里的昏君奸相，仍然行使着他们的行政权力，一面按照金人的意旨，将城中所有的作战物资尽数集中起来，然后统统献给金人，并下令阻止各路勤王兵马开赴京师，对自动组织起来制造兵器、准备抵抗的民众进行无情的镇压；一面在最高统治层又开展了紧张的内部斗争。接受亲信的提醒和建议，钦宗赶忙派人将道君皇帝从镇江接回，以防止他在那里趁机制造分裂活动，名义上却是“奉养尽孝”。这天，钦宗到龙德宫去拜见道君皇帝，献上一杯御酒，道君一饮而尽；随手也给钦宗斟了一杯。钦宗刚要接饮，却被身后一位大臣轻轻踢了一脚。钦宗悟到这是要他防备下毒，于是，伏地恳辞，坚决不受。道君伤心得痛哭了一场。

二

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开封陷落；接着，赵桓向金主上表投降。金人通过北宋文武大臣中的民族败类，将开封城内的金银、绢帛、书籍、图画、古器等物，收缴上来，劫掠一空。翌年四月初一，金人掳走徽、钦二帝和在东京的所有嫡亲皇室、宗戚，及技艺工匠、皇宫侍女、娼妓、演员等三千余人，皇室中得以脱网幸免的只有宋哲宗的废后孟氏和身任大元帅的康王赵构。金兵同时还将北宋王朝所用礼器、法物、教坊乐器和八宝、九鼎、浑天仪、铜人、天下府州县图全部携载而去。这就是旧时史书上的所谓“靖康之祸”。

说来也十分可笑，本来明明白白是两个皇帝做了俘虏，可是，朝臣奏章、史籍记载却偏要说成“二帝北狩”。其实，即便用“巡狩”字样来加以表述，也不是他们麾旄出狩，而是作为会说话的两脚动物，乖乖地成了金人的猎物了。当然，这些都是现在的话。在古时，人们已经见惯不怪，因为《春秋·公羊传》上就煌煌大书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嘛。讳什么？尊者要讳耻，亲者要讳疾，贤者要讳过。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照着这个则律记载的。

赵佶一生中最后九年的穷愁羁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站是燕山府，时在早春，有《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作。他以杏花的凋零比喻国破家亡，自己被掳北去，横遭摧残的命运，婉转而绝望地倾诉出内心无限的哀愁。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情绪低沉，音调哀伤，体现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特点。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赵佶则曰：连梦也不做了，其情岂不更惨！

十月中旬，赵佶、赵桓等人，又从燕京的悯忠寺出发，被押送到旧日辽国所建中京大名城（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批被俘的北宋官员则被押往显州（今辽宁北镇市）。1128年秋，他们被押解到金国的都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子）。金人隆重地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徽、钦二帝及其皇后都要罩头帕，着民服，外袭羊裘，其余诸王、驸马、王妃、公主、宗室妇女等一千余人，皆袒露上身，披羊裘，到金朝的祖庙行“牵羊礼”。然后，又把这两个当日的堂堂君主拉赴乾元殿，身着素服，以降虏身份跪拜胜国天子金太宗。这当然都是最为难堪的。

年末，金太宗又把赵佶、赵桓父子及皇室九百余人迁徙到韩州（今辽宁昌图县八面城），赐地十五顷，让他们种植庄稼、蔬菜，在金人武力的严密监视之下，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此前，已将当地居民全部迁出。他们原以为可以终老于此，没有料到，一年半之后，又被发配到千里之外更加荒凉的穷边绝塞——松花江畔的五国城。

这里，流传着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遗闻。经人考证做实，这个所谓的“井”，就在慈云寺西北百余米处。我在城垣内前后察看一番，确实发现了一口古井。如果属于当年旧物，我以为，也是供这些亡国贱俘饮用的水井，而根本不可能在里面住人。据分析，他们极有可能是住在北方今天还偶而可见的“地窨子”里。莫说是八百年前气温要大大低于现在，即使今天，在寒风凛冽的冬日，把两个身体孱弱的人囚禁在松花江畔的井里，恐怕过不了两天就得冻成僵尸。相反，那种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地窨子”，倒是冬暖夏凉，只是潮湿、气闷罢了。之所以称为“井”，无非是形容其局促、塞陷的景况。

从流传下来的赵佶的一首诗，也可以验证这种推测：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一般的井，只有盖而无门；“西风撼破扉”云云，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可见，当时绝非住在井里。

在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末代皇帝丢了江山之后，含愤自杀的寥寥可数。因为“知耻近乎勇”，若是一无廉耻，二乏勇气，就不会像明朝的朱由检那样煤山自缢，选择“殉国”一途。退而求其次，就是变装出逃。可是，出逃又谈何容易！到了穷途末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变成“率土之滨，莫非敌臣”了，往往是没有跑出多远，就被人家递解回来。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选择，索性白旗高举，肉袒出降。这在大多数亡国之君，被认为是较为理想的。他们的逻辑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新的王朝宽大为怀，只要脸皮厚一点，还有望混上个“安乐公”、“归命侯”当当，可以继续过那种安闲逸豫的日子。

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甜蜜蜜的幻想，历史上多数“降王”的日子都不好过。当了亡国贱俘以后，如果像前秦苻坚、南燕末主慕容超、大夏王朝的废主赫连昌、后主赫连定那样，很快就都死在胜利者的刀剑之下，所谓“一死无大难矣”，倒还罢了；假如类似南唐李后主和北宋徽宗、钦宗父子这样，投降之后沦为俘虏，一时半刻又能喘上几口活气，那就免不了要受到终身縻押，心灵上备受屈辱不算，身体上还得吃苦受罪，结果是“终朝以眼泪洗面”，那又有什么“生趣”之可言呢！

三

历史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像宋太祖不问任何情由，只因“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便蛮横地灭掉南唐一样，金太宗攻占汴京，扑灭北宋，也是不讲任何情由的。而且，南唐的李后主和北宋的道君皇帝，都是诗文兼擅，艺术造诣超群，“好一个翰林学士”；却都不是当皇帝的“胚子”，他们缺乏那种雄才大略和开疆定国的本领。最后，只能令人慨叹不置：“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巧还巧在，他们败降之后，又分别遇到了宋太宗和金太宗两个同样凶狠、毒辣、残忍的对手。当宋太宗用牵机药毒死李后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料到，一百五十七年之后，他的五世嫡孙赵佶竟瘐毙在金太宗设置的穷边绝塞的囚笼之中。

说来，历史老仙翁也真会捉弄人。它首先让那类才情毕具的风流种子，不得其宜地登上帝王的宝座，使他们阅尽人间春色，也出尽奇乖大丑，然后手掌一翻，啪地一下，再把他们从荣耀的巅峰打翻到灾难的谷底，让他们在无情的炼狱里，饱遭心灵的磨折，充分体验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

但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赵佶之流的败亡，自身没有责任。恰恰相反，他们完全都是咎由自取。可以说，赵佶的可悲下场，他的大起大落，由三十三天堕入十八层地狱，受尽了屈辱，吃透了苦头，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记得小时候读过一本《帝鉴图说》，据说是明、清两朝皇帝幼年时的史鉴启蒙课本。其中选载了五十多个帝王的善政与恶行。在三十六件恶行里，宋徽宗自己占了三件。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信用奸人，穷奢极欲。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无道昏君，在位二十五年间，整天耽于声色狗马，吃喝玩乐，荒淫无度。凡是在这些方面能够投其所好的人，不管是朝中大臣，宫廷阉宦，还是市井无赖，他都予以信任和重用。蔡京奸贪残暴，无恶不作，却能四次入相，祖孙十一人同时担任朝廷命官。王黼多智善佞，五年为相，所蓄金帛珍宝和娇姬美妾之多，几乎能与皇帝比美。宦官童贯和梁师成，一个掌握兵权达二十年之久，成为北宋末年的最高军事统帅；一个掌管御书号令，权势熏天，连宰相都得把他当作父亲看待，因而有“隐相”之称。他们互相勾结，排斥异己，操纵了朝中的大权。而徽宗则乐得悠游岁月，过着花天酒地的放荡生活。

蔡京还挖空心思，从《易经》中找寻根据，以“丰亨豫大”相标榜。说当前朝廷的宫室规模，同国家的富强、君德之隆盛不相配称，极力怂恿徽宗要“享天下之奉”，勿“徒自劳苦”。他们知道徽宗特别嗜好奇花美石、珍禽异兽，便勒令各地搜括、进献，一时间，贡奉珍品的船只在淮河、汴水中首尾相接，称为“花石纲”。当这些花石运到都城之后，蔡京又鼓动皇上兴建豪华的延福宫，分门别类放置。并用六年时间，在平地修起一座万岁山（亦名艮岳），周长十余里，高峰达九十步。山间布满了亭台楼阁，开掘了湖沼，架设了桥梁。他们确定了一条营造的标准：“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就是说，其富丽堂皇不仅达到空前，还要能够绝后。

童贯从市井中物色到一个善于饲养禽鸟的薛翁。他入园之后，便仿效皇帝出游的架势，每日集中大量车舆卫队，清街喝道，在万岁山中巡游。车上张设黄罗伞盖，并安放巨大的盘子，满盛着粱米，任凭过往的禽鸟随意啄食。飞禽饱食后便翔集于山林之中，自由来去，绝对不许捕杀。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飞禽习惯了与游人狎玩，立于伞盖之上也不再畏惧。一天，徽宗临幸万岁山，霎时，有数万只禽鸟听到清道的声音，迅速飞集过来，铺天盖地。薛翁于御前奏报：“万岁山禽鸟迎驾。”徽宗喜上眉梢，当即委之以官职，并给予厚重的赏赐。

20世纪50年代初，我看过一出《皇帝与妓女》的新京剧。剧作家宋之的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宋人轶事汇编》和《李师师外传》，把“靖康之祸”中徽、钦二帝伙同朝中的投降派，残酷镇压主张抗金的将领和民众，甘心为侵略者效劳的种种恶行搬到了舞台上。妓女李师师和宋徽宗以及朝中几个奸臣、抗金将领吴革、代表民众的李宝等都有交往，剧情便以她为线索一步步地展开，再现了当时错综复杂、内外交织的矛盾、斗争。当然，由于戏剧本身是文学创作，有些情节出于合理想象，未必与史实尽合榫卯，但它往往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五十年过去了，剧中有些情节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脑子里：

金兵攻下开封之后，钦宗签下了降表，吴革率兵勤王自陕北前线归来。就在他节节胜利，杀得金兵马仰人翻，即将活捉敌军渠帅的关键时刻，朝廷却以“破坏和议”的罪名，要捉拿他归案。吴革“情愿做不忠之鬼，不愿做亡国之臣”，抗命杀敌，结果，却被伪装助阵、实为内奸的投降派范琼从背后施放冷箭射倒。当时，台下观众悲愤填膺，传出一片唏嘘之声。

另一件事发生在金军的囚营里。羁押中的道君皇帝，像个丑角演员似的，强装出笑脸，陪同金军将领们踢球打弹，斗鸡走狗，或者吟咏歌功颂德的诗篇，背地里却心态悲凉，愁苦万状。这一切，被天真善良的妓女——其时也遭捕入狱，陪伴歌舞的李师师偶然见到了。出于同情和信任，她便把刚刚获得的一个信息透露给他。原来，吴革在结义弟兄李宝等的悉心护理下，箭伤得到了康复，他们策划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时，趁着金人歌舞狂欢之际，带领一些勇士潜入金营，同三千在押囚犯里应外合，刺杀金军统帅，大张义旗，重整旗鼓。届时，李师师通过献歌侑酒，加以配合。

可是，李师师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无道又无良的亡国之君，竟然把她出卖了。结果，一场精心筹划的义举，最后以吴革等被捕杀、李师师当场自刎而告终。赵佶及其左右侍臣的“逻辑”是：万一举事失败，他们必然会受到牵累，到那时，想要屈辱苟活亦不可得；即使侥幸成功，最后起义军把金人赶出去，得利的也不是他这个太上皇，而是南朝的现任天子。综上分析，于是得出结论：“宁赠友邦，不予家奴。”

够了，无须再罗列其他了。看来，让这样一个无道昏君，在荒寒苦旅中亲身体验一番饥寒、痛苦、屈辱的非人境遇，也算得是天公地道了。

四

其实，对一般人来说，苦难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锻造人性的熔炉。一个人当缺乏悲剧体验时，其意识往往处于一种混沌、蒙昧状态，换句话说，他们与客观世界处于一种原始的统一状态，既不可能了解客观世界，也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而对于赵佶之流来说，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

一则故事说，徽宗当了太上皇之后，逃避金兵，跑到镇江。这天，游览金山寺，见长江中舟船如织，因向一位禅师问讯：江上有多少只船？禅师答说，只有两只，一只是寻名的，一只是逐利的，人生无他物，名利两只船。显然其中寓有讽喻的深意。但在当时的赵佶，是无法理解的。史载，李煜在囚絷中，曾对当年错杀了两个直臣感到追悔。且不知赵佶经过苦难的磨折之后，对于自己信用奸佞、荒淫误国的行为，有没有过深刻的反思。

据传，他在五国城写过这样一首感怀抒愤之作：

杳杳神州路八千，宗祧隔绝几经年。

衰残病渴那能久，茹苦穷荒敢怨天！

古代圣人有一句很警策的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看来，岂“敢怨天”云云，倒还算得上一句老实话。

有资料记载，钦宗赵桓在流放中也填写过一首《西江月》词：

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　权奸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 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

词句直白、浅露，水准不高，达意而已。但是，如果真的出自赵桓之手，倒是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历经劫难之后的些微觉醒。

1135年4月，赵佶卒于五国城，年五十四岁。二十六年后，赵桓也在这里结束了他屈辱的一生。生前，他们都曾梦想能够生还故国。《纲鉴易知录》载，在燕山时，徽宗曾私下嘱托侍臣曹勋，要他偷逃回去转告康王赵构（即宋高宗）：便可即位，救出父母。羁押中的康王夫人邢氏也曾脱下金环，使内侍交给曹勋，说：请为我向大王转达“愿如此环，得早相见”的愿望。曹勋回去以后，即向高宗奏报，应迅速招募勇士绕行海上，潜入金国的东部边境，偷偷接奉上皇从海道逃归。结果，不但意见未被采纳，曹勋本人还被放往外地，九年不得升迁。原来，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微妙、隐秘的内情。

高宗赵构乃徽宗第九子、钦宗的弟弟。1127年4月，徽、钦二帝被俘北去，5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后来迁都临安，建立了被称为南宋的小朝廷。他同乃父乃兄一样，也是最怕同金兵交战的。他所信用的汪伯彦、黄潜善和充当金人内奸的秦桧，都是些主张逃跑和屈膝投降的人。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块心病，就是如果抗金成功，父亲、哥哥就会返回，那实在是难以接受的事实。明人陈鉴有诗云：

日短中原雁影分，空将环子寄曹勋。

黄龙塞上悲笳月，只隔临安一片云。

诗意是说，捎话也好，“寄环”也好，都是无济于事的，阻隔就在“临安一片云”上，当然指的是宋高宗了。

与这种委婉的批评相对照，明代文学家文徵明在《满江红》词中，则一针见血地对赵构等人的卑劣用心进行了尖锐、直白的揭露：“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清人郑板桥也写道：

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

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不过，诗中的“金人欲送”的说法并不确实。不要说活人他们不想放回，就是死者的灵柩，金人也无意遣返。徽宗已知生还无望，临终时曾遗命归葬内地，但金廷并未同意。六年后，宋、金达成和议，才答应把赵佶夫妇的梓宫送回去。至于赵桓的陵寝，由于南宋朝廷无人关心，不加闻问，所以，究竟埋在哪里已经无人知晓了。

徽宗有皇子三十一人，公主三十四人，除了赵构和早殇的以外，其他统统被俘获到穷边绝塞。在徽宗的近千名随从、钦宗的上百名随从中，有些年老体弱者抛尸于流徙途中，还有很多人惨死在金兵的剑锋之下，有一百多名“王嗣”（徽宗的后代）成为海陵王的刀下之鬼——这是在金世宗即位诏书中罗列海陵王罪行时揭露出来的。被俘的宗亲、后妃中唯一得以生还的是徽宗的韦后、高宗的生母，在高宗千方百计的营求下，得随徽宗的灵柩返回中土。

现今五国城的东门和南门外，有许多荒丘，传说乃赵氏宗室的墓葬。另外，本世纪30年代、70年代，在城内先后掘得许多用铁柜盛装的北宋通宝。考古学家认为，可能是金人的掳获品。在依兰一带，还流行有所谓“徽宗语”者，类似切音叶韵，传说系当时徽宗与侍从所用之隐语。

有关徽、钦二帝羁身北国的情况，宋史、金史上只是寥寥数语，《松漠纪闻》、《北狩行记》等几部个人著述，由于掌握资料有限，也都是语焉不详。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过去的历史向来都是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如果不遭到痛骂，也要淹没无闻。就我所见的史料钩沉，要推日人园田一龟的《徽宗被俘流配记》较为详尽，但其中有些说法，还须做进一步的考证。

本来，赵佶的诗文书画都称上乘，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评说，“徽宗天才甚高，诗文而外，尤工长短句”。在书法艺术上，赵佶以其深湛的学养、悟性和独特的审美意识，跳出唐人森严的法度，选择和创造了能表现其艺术个性的“瘦金书”体。赵佶的画，同样居于北宋绘画艺术的峰巅。他从当皇帝的第二年起，便日日写生作画，长年不辍；还从宫中所存的几万件绘画作品中精选出一千五百件，反复展玩赏鉴，再从里面选出上百件，日日临习，直到每一件足以达到乱真的程度才肯罢休。他作为一个绘画大家，举凡人物、山水、花鸟、虫鱼，以及其他杂画、风俗画，各色俱备，技艺卓绝。

据说，在九年的穷愁羁旅中，他也未曾辍笔，仅诗词就写过上千首，但流传下来的极少，书画则已全部散失。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金朝初期统治者对“汉化”存有戒心，因而对流人的创作钳制极严，即使社会上偶有流传，也必然遭到禁绝；二是作者本人出于全身远祸的考虑，不得不忍痛自行销毁。赵佶谢世之前，曾遭到一子一婿以谋反罪诬告，后来事实虽然得到澄清，但釜底游鱼早已吓得惊魂四散，片纸只字再也不敢留存了。就艺术方面看，李煜要比赵佶的命运稍好一些。

五

告别了五国城，我又沿着松花江、黑龙江，一路寻访了九百年前女真部族生息繁兴、攻城略地的丛残史迹，最后来到金代前期的都城——阿城的上京会宁府，考察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龙兴故地。这座曾经煊赫百余年的王朝都会，几经兵燹劫火，风雨剥蚀，于今已片瓦无存，只余下一片残垣土阜，在斜阳下诉说着成败兴亡。

值得记述的是，据《大金国志》和《金史》记载，当时上自朝廷的宫阙、服饰，下至民风土俗，一切都是很朴陋的，充满着一种野性的勃勃生机和顽强的进取精神。可是，后来这些值得珍视的遗产，在他们的子孙身上就逐渐销蚀了。代之而起的是豪华、奢靡，玩物丧志。他们在燕京，特别是迁都汴梁之后，海陵王完颜亮之辈，骄奢淫逸，横征暴敛，简直比宋徽宗还要“宋徽宗”了。其下场之可悲，当然也和前朝一样。

汴梁城的南郊有个名叫“青城”的小镇，是当年金军受降之处，徽、钦二帝以及赵宋的后妃、皇族都曾被拘禁于此。过了一百零七年，元人灭金，亦于青城受降，并把金朝的后妃、皇族五百多人劫掳至此，并全部杀死。诗人元好问目击其事，曾写过一首七律，末后两句是：“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到了明末清初，著名文人钱谦益在论及金源覆亡时，也曾慨乎其言：“呜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灭辽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则亦化为弱主谀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宋之亡也以青城，金之亡也亦以青城，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终，可不鉴哉！”可谓苍凉凄苦，寄慨遥深。

元好问还有一首描写元人灭金，蒙古军肆虐、掠夺的七绝：

随宫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

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它使人忆起一百多年前金兵掠宋的情景。

本来，前朝骄奢致败的教训，应该成为后世的殷鉴，起码也是一种当头棒喝。但历史实践表明，像海陵王以及金朝的末代皇帝那样重蹈覆辙，甚至变本加厉的，可说是比比皆是。时间还可以往前追溯一下。六朝时，南齐的末代昏君萧宝卷，给他所宠爱的潘妃修筑永寿殿，凿金以为莲花贴地，让潘妃走在上面，说这是“步步莲花”。不久，即为梁武帝所灭。可是，新朝并未接受前朝的教训，豪华的齐殿变作享乐的“梁台”，依旧是歌管连宵，舞彻天明。唐代诗人李商隐对此感喟无限，写下了一首有名的《齐宫词》：

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

梁台歌管三更后，犹自风摇九子铃。

看过金代的兴亡故迹，我也有无限的感喟。为此，发扬李商隐的诗意，步《土囊吟》一诗原韵，续写七绝二首：

艮岳阿房久作尘，上京宫阙属何人？

东风不醒兴亡梦，大块无言草自春。

哀悯秦人待后人，松江悲咽土囊吟。

荒淫不鉴前王耻，转眼蒙元又灭金！

唐人杜牧名篇《阿房宫赋》中，有“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警句，诗中阐发了其中的奥蕴。

（1996年）

文明的征服

作为胜利者，女真贵族集团在征服宋、辽帝国的过程中接受了新的异质文明；而这种新的文明最后又反转过来使它变成了被征服者。它在充分享用宋、辽文明硕果的同时，也吸收了这两个封建王朝的消极、腐朽的东西，最后导致本民族固有的健康质素的消失。

一

考究历史上每一个封建王朝，都会把握一个处于核心地位的话题。说到北宋，总也绕不开“重文轻武”、“守内虚外”这个属于战略性的决策；而论及大明王朝，人们立刻会想到“宦官政治”，“权阉肆，祸如林”。那么，金源王朝的历史，什么是核心话题呢？恐怕非“汉化”莫属了。

这个话题说来就长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创建大金国之前，女真族还处于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对辽朝用兵之始，本民族尚未形成文字，由于言语不通，又没有文字可以表达意向，遇事辄以射箭为号。民众不明岁时节序，没有纪年知识，见一次草青便算过去一年。即使是上层贵族，也没有种种岁时活动，不知生日时辰。后来，受汉族风习影响，从皇帝、大臣开始，各自选择吉日作为生辰，比如，金熙宗选定为七夕，粘罕选定的是元旦。

当时的上京，实际上只是一个较大村寨聚落。“皇帝寨”之外，还有“太子庄”、“国相寨”等，都是植木为栅，十分简陋。都城外无城郭，内无宫室，四顾茫然，清一色都是茅草覆盖的土房。居民随意往来，车马杂沓而过，自“前朝门”至“后朝门”尽为出入之路，并没有什么禁制。北宋使臣马政等来到这里，太祖首先安排他们随驾出猎，归来后，指令几个儿郎各具酒肴，款待使者。待朝廷正式宴请时，太祖与大夫人于炕上设两个金装交椅，并肩而坐。他对使者解释说：“我家自上祖留传，即是如此风俗，不会奢侈；只住此类房屋，冬暖夏凉，不另修宫殿，免得劳费百姓。请勿见笑。”

根源于原始的自然产生的民主制文化，金朝立国之初，仍然实行军事民主制。史载：当时，“有事集议，君臣杂坐，议毕同歌合舞，携手握臂，略无猜忌”。讨论问题时，大家围坐在一起，就着沙地随画随议，讨论完毕即全部涂掉。为了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臣下发表看法时，由地位低、年纪轻者先讲，各陈其策，君主最后择善而从。

其时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太祖、太宗和普通的女真臣民一样，“浴于河，牧于野”，乐则同享，财可共用。至于车马、屋舍、服饰、饮食之类，与一般臣僚均无明显差异。皇帝唯一特殊的，是有一座供开会使用的乾元殿，也并非坐落于戒备森严的宫禁之中，仅栽植一道柳墙加以围拢。大殿中环绕四壁搭置土炕，每逢开会，臣僚杂坐于四面炕上，由太祖后妃恭侍饮食。在皇宫内廷里，如遇下雨积水，后妃们即脱去鞋袜，赤脚走在“御道”上。这些，都体现了当时完颜家族与普通臣下的平等关系，反映出当时的淳朴风尚。

在女真军队中，当时上自大元帅，下至百户长，上下级之间，军官与士兵之间，饮酒会食，有如父子兄弟，比较随便，彼此情通意洽，很少产生隔阂和疑忌。行军打仗之前，军事首长召集部下官兵聚餐、会饮，一边吃喝，一边议事，主帅很注意听取各类不同意见。战役结束，长官主持全体大会，兵丁场上环坐，由参战有功人员据实自述劳绩，其他人员参与考核。偶而出现赏罚失当，有欠公允，可以随时更改、调整，准许当事人进行申诉，发表不同意见。

北方少数民族没有太多的文化积淀，自然也不存在着浓重的旧习的因袭和历史的负累。除了野蛮、落后的一面，在文化心理、社群关系上，还保持许多原始的健康成份的底蕴。苦寒的气候，辽阔的原野，艰难的生计，赋予女真族以豪勇性格、强壮筋骨、质朴民风，和冲决一切的蛮劲，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刻苦耐劳，勇于进取，擅长骑射，能征惯战。因而，在完颜阿骨打这个女真族的卓越的统帅指挥下，铁骑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的战胜了军事力量超过自己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强大对手。十一年间，即扑灭了立国二百零九年的辽朝。然后由太宗完颜晟接手，又吞噬了北宋王朝这个庞然大物，也只用了两三个年头。

二

当然，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女真上层统治集团，也和前朝的契丹、身后的元朝一样，当他们从漠北的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自觉不自觉地经受着新的文明的洗礼，面临着一场勃兴与衰颓、生存与毁灭的严峻考验。

本来，女真人主要是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从事渔猎和粗放型的农耕以及作为经济补充的定居型的畜牧生产，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很大的区别；而与汉族人生活方式则比较接近。这是他们接受“汉化”的重要背景条件。又兼随着金人铁骑的军事扩张，以及作为金朝基本国策的大批汉人北迁和女真人的徙居中土，使他们有更多的机缘与汉文化接触。这样，他们便面临着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课题，就是作为文明程度相对低下的女真与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汉族自然融合与同化的问题。民族融合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各族人民在一起生活。而金代统治者挺进中原的军事行为和“内迁外徙”的重要国策恰恰提供了这一条件。

北宋时期，高度发展的中原文化，对女真这个北方游猎民族的吸引力和融摄力是巨大的。儒家思想是汉文化的核心。金太祖时，一批望风归顺或被迫羁留的辽、宋两朝汉官，首先把儒家思想带了进来，并为金王朝初步制定一套君臣朝仪制度，受到了举朝欢迎。熙宗朝，正式确认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思想。鉴于熙宗和海陵王先后惨遭杀害，篡弑行为屡屡发生，金世宗践位后，更把中原地区儒家的忠君、孝亲的纲常伦理，视为维护统治、调协君臣关系的法宝。

从铁一般事实中，金朝君主逐渐领悟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要巩固已经取得的统治地位，进而统一全国、君临天下，还须在创建“剑与火”的赫赫武功的同时，有效地饱吸汉民族的文化乳汁，全面借鉴历代中原王朝治国驭民的统治经验。

金朝统治者出于对文化载负者的敬重和对汉文化的认同，早在立国之初，就采取了“借才异代”的特殊政策。他们多方延揽中原文士，曾经委派专人赴山西访寻北宋名臣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的子孙；还发出诏令，要求河北各州县四出寻索进士、举人。对于由宋入金的使者，特别是硕儒名士，他们都设法加以挽留。为了罗致人才，金太宗于天会元年实施开科取士。灭辽、侵宋过程中，女真统治者曾反复强调，必须尽力保护图书典籍，并指名索要国子监博士和太学生。汴京城破，金廷明令戒杀儒士，说“秀才懑悫，忠孝为国，不要杀他”。

随着北宋王朝倾覆，徽、钦二帝被掳，大量中原文物尽入女真铁骑的囊橐。从显型文化范畴的礼乐、仪仗、典籍，到隐型文化范畴的封建等级制度、儒家正统观念以及讲排场、图阔气的贵族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女真统治者的倾慕。他们并没有把中原文明付之一炬，而是毫不迟疑地主动地接受了汉文化的浸染与熏陶。

其时，举凡文字创立，教育、科举、官制、典章、礼仪的实施，都大量吸收了汉文化的质素。在最高统治者的带头倡导下，通过与汉文化的融合，金源文化的形态与结构得以迅速改观，政治、经济和整个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这个建立在马背上的帝国的巩固与走向成熟，起到了催化作用。当然，其间也包含着颇大的负面效应。

三

据《大金国志》记载，太祖之孙、第三代君主熙宗完颜亶，自幼即十分聪悟，后来跟随长辈南征中原，接受燕人韩昉和中原儒士的教诲，遂醉心于汉文化，平日儒服打扮，喜欢诗词、书法和弈棋、象戏，所交游的都是一些文墨之士，这种生活环境决定了他的文化选择，从而完全丢掉了女真固有的文化传统。他对女真的开国旧臣竟斥之为“无知夷狄”；而他在这些耆宿旧臣眼中，则“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

熙宗非常明朗地表示：“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他可以算是金朝第一代的汉化女真人。登极之后，出巡燕京，长达八九个月，流连忘返，乐不思归。古老而丰富的幽燕文明，包括中原皇帝威仪万方的无上尊荣，汉族士子诗礼蔚然的儒雅风流，以及楼阁的巍峨，弦歌的优美，街市的繁华，生活的潇洒，都使他如饮醇醪，既娱悦了身心，又大开了眼界。

历史上，从陈胜到刘邦，这类草莽英雄初践皇位时，都曾遇到过如何制定礼仪以建威严的现实问题。陈胜刚刚称王，原来一起佣工的伙伴跑来要见他，门卫不给通报，他们便在街头拦住陈王的乘车，并大声呼叫着他的名字。没奈何，陈胜只好载上他们一起回来。进了王宫，看到宫室之美、陈设之精，这些人又指手画脚，议论短长，闹闹嚷嚷，不成体统；不仅随便进进出出，而且讲些陈王的不尽光彩的旧事。为了维护王者的尊严，陈胜接受侍臣们的建议，索性把他们杀掉了事。结果呢，很糟很糟，一些老朋友都相继走开，躲得远远的，再也没有人亲近他了。

刘邦即皇帝位，虽然也曾遇到过类似麻烦，但是，由于身旁有几个懂得“周公之礼”的儒生帮忙，情况便大不一样。当时群臣喝醉了酒，个个争功邀赏，有的狂吼乱叫，有的拔剑击柱，弄得高祖十分烦苦。儒生叔孙通便为刘邦出主意：依照先王旧制，明尊卑之序，定君臣之礼。礼仪一定，有章可循，人们的行为受到了规范，朝廷内外立刻井然有序。那些共同起事的将领，无拘无束惯了，这回都变得服服帖帖，一个个规行矩步，跪拜如仪。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金熙宗同样尝到了这个甜头。在燕京期间，身旁的一大批儒臣，每天都投其所好，大唱赞歌，讲些谄谀媚上的话，教之以宫室之丽，府库之盈，服御之美，燕乐之侈，妃嫔之盛，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仪之尊。这样，熙宗便接受了群臣所上封号，初御衮冕，始备法驾，美得“不亦乐乎”，光是仪仗队就动用士卒一万四千多人。

返驾回銮之后，熙宗也在会宁府设立仪卫将军，禁止亲王以下佩刀入宫，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大臣勋戚要到规定时间方得朝见，而且也效仿汉家制度，臣下面君必须拜伏阶墀。早在几百年前，唐代诗人骆宾王就曾咏叹过：“山河千里国，宫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熙宗此刻也正是这样，安坐在金銮殿上，饱享天子的安富尊荣。自此，君臣上下迥分霄壤，确立了皇帝的专制威仪，摈弃了建国之初君臣、尊卑、贵贱混同的礼俗。在尔后的八九年间，熙宗对朝廷的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礼制、仪制、服制，以及历法、宗庙制度，都进行了全盘改革，呈现出“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的局面。

四

海陵王完颜亮也是太祖之孙，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汉文化教育，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其父完颜宗干为熙宗朝推动女真人学习汉制、改革女真旧俗最为得力的权臣政要。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完颜亮，杀掉熙宗，登上皇帝宝座之后，自然会在女真“汉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子。迁都燕京是其决定性的一步。这一举措，表明了他以最大的决心加速推进改革，强化中央集权；并主动介入汉人居住地区，与汉人地主、官僚进一步结合，消除民族间的对立，铲削氏族贵族的特权，彻底同女真旧势力决裂，走中原封建制的道路。

尔后，海陵王为部下所杀，由同是太祖之孙的完颜雍践位，是为金世宗。初始阶段，他对完颜亮迁都燕京和女真急剧“汉化”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是深感不安的，他担心长此下去，女真的子孙后代会“数典忘祖”。接受前朝教训，为了笼络宗室贵族，他一上台即声讨海陵王捣毁上京的罪行，恢复上京名号，重建宫室、宗庙，并亲临上京巡幸，同据守在这里的本族元老派势力一道，进行抵制全盘“汉化”的斗争。世宗强调宗室子弟必须说女真话，学习本民族文字。当时，女真人改汉姓、着汉服、习汉俗的现象极为普遍。世宗痛斥说：“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倡导恢复女真古风，并于大定十三年、十七年先后两次颁布禁令，不许女真人改用汉姓和着南人衣装，犯者抵罪。

世宗对于恢复女真习武、骑射，尤为重视。他多次号召，要通过整军经武，重振故国雄风。一次，南宋贺生辰使到达燕京，按惯例，双方要举行宴射活动。宋使射中五十，而金廷卫士只射中其七。世宗当场批评他们“饱食安卧，专务游惰”，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良苦用心。

但是，当时“汉化”倾向已成不可遏止之势，不管如何下令制止，都无法阻止这种社会风尚的蔓延。而世宗本人，认识与实践也并不一致。虽然他严苛指责海陵王忘本弃祖，而他自己却也同样醉心于中原文化。他和前面的完颜亮以及后来继承大统的金章宗完颜璟，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君主带头吟诗填词，无疑会产生强大的号召力，成为风行全国的“诗教”，从而逐渐形成强劲的尚文崇儒风气。

其实，这种浸染汉习、修文偃武的风尚，主要还是由金朝几代皇帝带动起来的。原来，在“汉化”方面，金朝与辽朝有所不同。辽朝吸收汉人士子，主要着眼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不在于借鉴文化；辽朝的帝王对于汉文化也并没有颇大的兴趣；而金朝则不然，汉人士子对于吏治并没有太多的建树，只是在文学方面大显身手，而这方面，恰恰得到了中、后期的金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对于君王们一意崇文尚儒，一些女真军事贵族早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一天，金世宗正在与诸王、大臣赋诗唱和，著名军事家完颜兀术的儿子、武将完颜伟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不满，闯进去叩首直言，说：

我国起自漠北，君臣将帅凭借着强大的武力与雄才伟略，得以灭辽吞宋，诸番惧服。近年来，辽、宋亡国遗臣，以华文丽采败坏我们的淳厚土俗，不能不引起应有的警惕。当前，南宋志在恢复，蒙古更不受调役，西夏亦复屡次犯边，而本朝的军威与武备，已经大不如往时。可是，皇帝却从来不谈论兵事，把战将们抛在一边，认为同这些人无话可说；只是让文士们朝夕守在身旁，难道要靠那些整天玩弄诗词的人去上阵杀敌吗？

这一席酸中带苦的悻悻之言，充分暴露了一些军事贵族久积胸臆的愤懑情怀和忧患心理。

金世宗号称中兴令主，在旧代史书中有“小尧舜”之誉。尽管其中不无溢美的成分，但此后的二十余年，确曾出现过治平景象。当然，里面也隐伏着深重的危机，晏安鸩毒，军无斗志，正在逐渐成为金朝中、晚期的不治之症。世宗之后，整个国运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就是：颓势一经形成，便如病入膏肓，不但无法逆挽，而且总是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彻底垮台。

五

回过头来看，当日女真贵族从本集团的切身利益出发，种种忧虑和不安都不是无谓的。尽管以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和认知能力，不可能解读深藏其中的文化价值哲学的底蕴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但直观的感觉在提醒他们注意：作为胜利者，女真贵族集团在充分获取、享用汉、辽文化硕果的同时，也在吸收这两个封建王朝的消极、腐朽的东西，而把本民族所固有的健康质素渐渐地丢掉。此之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者也。

是的，从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骑”，到繁华都会的“灯火春风十万家”，对于一个世代生长在艰苦环境中的质朴的民族来说，无疑是十分严峻的生存考验。作为统治集团利益的代表，他们当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至关重大而又无法回避的课题：在政治制度、民族素质、文化情境、社会心理方面，如何割除腐败、奢靡的肿瘤，振作民族精神，克服晏安积习，保持本民族所固有的优势？

女真人的全盘“汉化”，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养成他们骄惰奢靡、晏安逸乐的生活作风，从而使这个一度生气勃勃的民族最终走向衰落。正如金世宗对臣僚所说的，山东、大名一带的一些军事贵族，骄纵成性，本人不亲稼穑，也不让家人从事农作，而是全部交给汉人去耕作，坐取租金而已。富家之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而生活尚不富裕的也争相效仿。有的则“种而不耘，听其荒芜”，甚至靠出卖奴婢和土地来维持其寄生生活。即使是生活在金源内地的女真人也同样染上了懒惰奢靡之风，“宗室子往往不事生业”，而女真官僚“随仕之子，父没不还本土，以此多好游荡”。

女真人的全盘“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当日以两千五百人起兵的完颜阿骨打，仅用了十一年的时间，就将辽、宋两大帝国彻底征服。那时的女真人何以如此强大？《金史·兵志》上说：“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然而，仅仅三四十年之后，随着南迁内地，女真人就渐渐浸染了中原浮靡骄惰的积习，而尽失其昔日的勇锐。女真人的“汉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昔日的好战精神和勇敢无畏的性格。宋人对此做过比较：

金人之初甚微……当时止知杀敌，不知畏死，战胜则财物、子女、玉帛尽均分之，其所以每战辄胜也。今则久居南地，识上下之分，知有妻孥、亲戚之爱，视去就、死生甚重，无复有昔时轻锐果敢之气。

更有甚者，是到了金朝晚期，宣宗完颜珣经受不住蒙古铁骑的袭击，从燕京仓皇逃窜到汴京。像当年的宋徽宗一样，整日间醉生梦死，纵情声色，倚红偎翠，笙歌不绝，似乎强敌的威胁根本就不存在。主荒于上，臣嬉于下，把一个好端端的江山弄得一塌糊涂，不但武备虚弱不堪，而且，文治也无从谈起。

女真人从尚武到不武的转变，给大金王朝的国运兴衰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借用一句元人的话来说，就是“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

六

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文化的制成品。一方面，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时地接受一定文化的传播，又必然不时地摈弃着某种文化；另一方面，人类创造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做反向的运动与转化。这种文化上的悖论，似乎有意地开人类的玩笑——创造的结果、最后的效应，恰好同原初的愿望悖反。

这里，我想到19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一则轶事。在沙皇亚历山大的亲自率领下，帝俄军队与奥、普等反法联军一起追击拿破仑的部队，驰骋在欧洲大地上，并以胜利者的身份进驻巴黎，算是彻底打败了法国。可是，当俄军撤离法国凯旋归来时，人们却惊奇地发现，这支军队已为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新的思潮所濡染。战士们回到俄国，见到城乡中依然盛行着农奴买卖制度和惨酷的肉刑，不禁为之义愤填膺，纷纷起来抗议。这又是沙皇亚历山大始未及料的。

类似问题也出现在元朝帝国。开国的成吉思汗大帝，武功赫赫，横扫亚欧大陆，那该是何等强盛啊！可是，几代传承之后，就一步步走向式微。蒙古军一旦住进繁华的农耕区，很快便在歌舞狂欢、酒肉征逐中败下阵来。不出百年，就腐败得将军拉不开弓，战士跑不动马，面对着汉人的起义军一触即溃，最后，末代皇帝只好从繁华的大都狼狈地逃回草原，逐渐地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光华夺目的军威，在人类古代战争史上，终于像彗星般一掠而过的事实表明，文化落后者是不可能长久保持武力征服成果的，到头来终将在思想上、文化上溃败于被征服者。

上述情况也说明了，弥漫于当日金廷上下的种种殷忧是无济于事的。某种文化世界一经被创造出来，便不以某些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作为一种超越自我的异己力量客观地存在着，它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这里反映了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金章宗完颜璟是他的祖父金世宗在世时亲自指定和培养的继承人。完颜璟由金源郡王晋封为原王，操女真语入朝谢封。其时，世宗正在大力倡导保持女真旧俗，见状大喜，对群臣说：“朕曾诏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习之最力，朕甚嘉之。”可是，正是这个原王，即位后，大倡文治，崇尚儒雅，整天谈经论道，寄兴吟哦，每当发现群臣中工于诗文者，必定记下姓名，拔擢到要害部位；正是这个原王，推行汉化最坚定，也最见成效；正是在他当政时期，最后完成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也正是这个原王，像宋徽宗一样醉心文艺，偏好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专学徽宗，笔迹酷似，以致后人难分彼此。因而宋人传说：金章宗的母亲，原是徽宗一位公主的女儿。所以，章宗“凡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章宗年号）为盛”。

女真汉化，亦即封建化的进程，直接推进了金源文化的发展。不过几十年时间，就从建国之初尚无文字，发展到大定、明昌之际文化上的巨大跃迁，以至自立于唐、宋之林，以文治见称于史册。有金一代，不仅诗词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且，院本、杂剧与诸宫调也在后来的文学史上放出了异彩，为北曲和元人杂剧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通过异质文化的融合渗透、优势互补，更使多元一体、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明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契机与活力，形成了兼收并蓄，集多种民族文化之长的完整体系。

金人侵宋是野蛮的，非正义的，它给中原大地带来了一场灾难。而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却主要是在战争过程中实现的，战争的胜利者在征服敌国的过程中接受了新的异质的文明；这种新的文明最后又反过来使它变成了被征服者。从这一点来说，却又是文明的征服。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1996年）

政治狂想曲

怪杰完颜亮，活脱脱的一个膨胀到极限的“气球”。他以并吞天下、横扫六合为职志，最后却以自身的毁灭告终。而其一首首飞腾的“政治狂想曲”和深重的汉文化影响，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迹。

一

提到上京会宁府这座“金源故都”，实在有太多的话题与无尽的沧桑感。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由于地面遗存太少，又兼文字资料统付阙如，“金源故都”究竟坐落何方，曾经横绝一世的女真开国时的都城会宁府确切位置在哪里，数百年来竟然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

明清以来，从宋濂的《元史》、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这些重要史书，都一无例外地误将渤海上京故城定为金上京会宁府。由于金初一段时间，曾同时存在过两个“上京”名号，后人还常将金之会宁府与辽之上京临潢府混同起来。直到20世纪初，一些学者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证、遗存发掘，才纠正了这些谬误，确认金上京会宁府即今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白城。

这个定论的出现，就使它与黑龙江宁安县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代上京临潢府、辽宁新宾的后金第一都城赫图阿拉，并列成为我国东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均未发展为现代化大城市的“四大古都”。

像历代王朝的大多数都城一样，从宏观地理环境看，此间的山川形胜具有很多优越条件。白城地势高爽，山河四塞，南面有张广才岭为其屏障，东面是大青山，阿什河流经其下。阿什河，金代称按出虎水，意为金水，“金国”之名盖出于此。松花江与拉林河在西面构成两道天然险阻，北有松花江干流，长河为堑。京郊土地平旷肥美，适于游牧畋猎，耕垦树艺。不仅山林与矿产资源丰富，而且“鱼鳖生焉，货殖兴焉”，富有灌溉与舟楫航运之利。

考古发掘与有限的史料记载，上京会宁府并不是一次建成的。它是由一座堡寨型城池逐渐发展而成的规模宏大的都城，前后延续近半个世纪，历经了初建、扩建、毁坏、重建四个阶段——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正月称帝建国时，正处在紧张的对辽作战之中，戎马倥偬，强敌在侧，无暇顾及京师的营建，因此，当时这里并没有什么宫观建筑。皇帝和普通的女真人一样居于村寨之中；只是，“皇帝寨”用木栅稍稍拦隔一下，以示区别。上京城池、宫殿的初建，始于金太宗吴乞买即位之后。

到了第三代皇帝金熙宗完颜亶执政时，进行过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的大规模扩建，六年后，再次扩建，拓展了皇宫与市区范围，将皇帝、贵族与平民百姓的住所彻底分开。

又过了十一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此间宫殿、城池被彻底毁弃。

尔后，完颜亮被杀，金世宗完颜雍袭位后，对金上京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复、重建。

但是，岁月悠悠，毕竟过去了八百余载，即使是修复后的上京城，于今也已形影无存。鸟瞰废墟遗址，除了四座大土墩中间，依稀显现出皇城南门的三条门道而外，其余已全部夷为平地。

像金上京这样历经沧桑变化，修了又毁，毁了又修，在我国历代古都中，原也不是特例。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上做过大小王朝和割据政权都城的不下数百处。由于年深日久，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变为残墟废垒，甚至踪迹无存。就中，因为风雨剥蚀、河流淹没、沙漠吞噬等自然因素致毁的不算，纯粹毁于人祸的，要占很大的比重。

最著名的像秦都咸阳、东汉都城洛阳、金代中都燕京，都毁于敌对势力的纵火。公元前206年，西楚霸王火烧秦宫，烈焰升腾，三月不息。唐代诗人杜牧感慨生哀，低回无限，以如椽的大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阿房宫赋》。东汉末年，权奸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临行前纵火焚烧了洛阳宫殿，二百里内荡然无存。十九年后，诗人曹植路过洛阳，也曾咏诗哀叹那惨烈、凄凉的景象。至于在战争中因遭受兵燹炮火而沦为废墟的，更是难以计数。

但是，不管出于怎样的考虑，不论处在何种情况下，像金王朝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那样，亲自下令彻底捣毁自己的都城，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二

1149年，完颜亮联合各种反叛势力，谋杀了金熙宗，登上皇位。三年后，确定迁都南下，修建燕京都城，营建宫室。这是他酝酿已久的一项重要决策。我国古代，一些悄然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始时都曾把都城建于当日肇兴之地。如鲜卑拓跋氏早期建都于漠北的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后金最初建都于辽东的赫图阿拉（在今辽宁新宾境内），这是当时的基础条件决定的，原非长久之计。后来都选择适当时机，分别迁都到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和辽阳、沈阳等城市，以适应形势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一点带有规律性，金朝自不例外。

随着军事、政治活动的重心逐渐南移，以及疆域的不断扩展，上京会宁府越来越显得偏僻和闭塞。而燕京地处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及松辽平原的交会点，人文荟萃，物产丰饶，经济发达，水陆交通方便，而且三面环山，有险可守，形势雄胜，地位重要。以燕京为首都，背靠女真的兴王故地，把山海关外作为巩固的大后方，可谓退可以守；而面向华北平原，非常有利于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则是进可以攻，——这一点，尤其与完颜亮南下灭宋、统一全国的勃勃雄心合拍。为此，他于1153年3月，亲率满朝文武大臣及中央全套机构，在响入云天的“銮舆顺动，嘉气满中京，辇路宿尘清”的乐曲、歌声中，浩浩荡荡地进入了燕京城。随即定为中都，府号大兴。

历朝历代，迁都、建都都是一件牵涉全局、震动全国的大事，这次完颜亮毅然播迁，所遇到的争议、经受的震动，尤为剧烈。但是，这个刚愎自用的独裁君主，说一不二，志在必成，全然不顾一些宗室贵族或明或暗的抵制与反对，根本不听那种嗡嗡营营的“放弃祖宗兴王之地”的非难、指责之声。为了确保迁都后的局势稳定，狠狠地打击并摧毁上京地区守旧的宗室贵族和豪强势力，他亮出一副政治铁腕，任命亲信完颜昂为上京留守，授予他金牌一块、银牌两块，让他全权处置弹压事宜。迁都之前，完颜亮即已对离心势力中的太宗子孙大开杀戒，此次，又强令久居上京路的太祖子孙以及元老重臣完颜宗幹、完颜宗翰的后代放弃世袭封地，连同几个宗室大族全部迁离故地，移居燕京。

考虑到祖茔、皇陵都在上京地区，尔后必然为女真人所追怀与向往，完颜亮又及时把太祖、太宗的陵寝迁出，在京郊大房山云峰寺营造新的墓园。为了消除女真人对上京的留恋情绪，打击守旧的宗室势力，紧接着又撤销了上京的名号，使金源故都几十年的熠熠荣光黯然失色。并采取断然措施，彻底捣毁了具有象征和纪念意义的皇城宫殿、宗庙，连同宗室诸王、国公、元勋旧臣、世戚贵胄的第宅和皇家佛庙储庆寺，一并夷平旧址，改为耕地。

这样，由其祖父、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奠基，经过几代人四十余年惨淡经营的龙兴故地，掺和着皇族宗室的伤心泪水，豪门贵胄的腹诽心谤，不到一个月时间，便沦为一片废墟。据说，“白城”之名源于“败城”。“败城”者，遭致败毁之城也。

当然，如果把这一重大变迁仅仅解释为一代枭雄的个性使然，那就未免失之于简单化与表层化。其间固有深厚的基因在。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金王朝前期历史的一个缩影。可以说，上京的兴废，同女真族接受中原文化（通称“汉化”）的程度，同女真族改变故俗、决裂旧制的深度，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三

完颜亮掌权之后，在女真“汉化”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子。一是迁都燕京；二是加速推进改革，强化中央集权；三是与汉族地主、官僚进一步结合，消除民族间的对立，铲削氏族贵族的特权，走中原封建制的道路。

在改革旧俗、推行“汉化”方面，海陵王与熙宗是一致的，当然，他们之间也有某些差异。熙宗与南宋两次议和，眼光由对外转向对内，致力于社会改革，特别是礼俗、官制的改革。而海陵王在中原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下，加上女真奴隶主贵族固有的猛悍、凶残的性格特征，自幼便把统一全国、“天下一家”，当秦始皇式的中华正统皇帝，作为最高的奋斗目标。

其为人也，雄猜果断，野心勃勃，自命不凡，傲睨一切。他曾经对大臣高怀贞说：“吾有三志，国家大事，皆我所出，一也；率师伐远，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据《金史》记载，他疯狂地猎取女色，不避姻亲，不分对象，举凡兄嫂弟媳、叔伯姊妹、叔母甥女以及有夫之妇，无不肆意纳娶。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狂妄的“自恋”，视自己为至高无上，完美无缺，可以予取予夺，霸占一切。当他得知宫中嫔妃莎里古真和人有不正当关系时，当即无比愤怒地责问：“你爱贵官，有贵过我这样的天子者乎？你爱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你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于我者乎？”

海陵王所作诗词，雄鸷、峻厉，豪放不羁，铲尽浮华，尽出本色。有《鹊桥仙·待月》一词：

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 虬髯拈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

逼真地再现了焦灼待月的情态和由此引发的内心活动，一种剽急强悍、不可一世的蛮野之气，跃然纸上。

为藩王时，他曾为人书写扇面，诗中有“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之句。还有一首咏竹诗：

孤驿萧萧竹一丛，不同凡卉媚东风。

我心正与君心似，只待云梢拂碧空。

《书壁述怀》的七绝，也是托物言志：

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和。

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

另有一首咏桂花的诗，所含意蕴是：尽管现在人们还不了解他的政治抱负，可是，一俟条件成熟，他就要南面而坐，黄袍加身，君临天下。这也是一首七绝：

绿叶枝头金缕装，深秋自有别般香。

一朝扬汝名天下，也学君王着赭黄。

在向南宋大举进攻之前，他曾派遣画师随同使臣前往临安，嘱其秘密绘出湖山、城郭图。回来后，做成画屏，他在上面题诗一首：

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

所有这些诗词，都是这一代枭雄急于位登九五、横扫六合的心态的展现，露骨地揭示了他的无穷欲望与政治野心。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原封建文化在他身上的深重影响，以及他对汉文化掌握的熟练程度。

但是，一代怪杰完颜亮的政治狂想并没有实现，最后，“气球”膨胀到极限以自身的破裂而告终。1161年9月，他亲率三十二总管，挥师南下，抵达长江北岸的扬州瓜洲渡时，被部将射杀于帐中。完颜雍在辽阳即皇帝位，取而代之，是为金世宗。

（2010年）

强梁无奈死神何

有些人是“死不起”的。生前占有得越多，死时就丧失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对于那类一意攫取者而言，这生而必死的规律，实在是太残酷了。

强梁出世

我想以拙作《咏叹成吉思汗》七律，作为本文的领起：

灭国开疆枉自多，天骄无奈死神何。

衢街枕藉横尸骨，妇孺悽惶说战魔。

踏破山河驰铁马，凿穿欧亚挺琱戈。

强梁空有长生梦，一样金棺伴挽歌。

“强梁”一词，意为强盛勇武，强悍果决，强横凶暴。看来，用这个词儿来状写既令人震撼也让人恐惧，既遭人诅咒还令人自豪的“一代天骄”，还是形象而又贴切的。

当代史学家周良霄先生在《元史》一书中，引述世界史名著《史集》中的记载：

有一次，成吉思汗询问他的近臣，男子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臣属们都回答说：

“男子之乐，莫过于乘健马，架名鹰，射猎禽兽。”

成吉思汗听了，说：

“你们说得不好。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美貌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

此则轶事，也见于《蒙古秘史》。面对这番真实无隐地映现着成吉思汗强横凶暴的性格的谈话，我始而震惊，震惊于它的直白、露骨——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还曾有哪个封建帝王，会像成吉思汗那样，勇于坦露自己的心迹呀！继而思索如下两个问题：成吉思汗的这种慓悍凶残的性格和冒险、进取的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即便成吉思汗对于坦露一己之私衷毫无顾忌，那么，他身旁的人们，包括那些史臣，还有蒙古族的史学家，何以会把这类也许有损于伟大光辉形象的话语记载下来，并使之流传开去呢？就此，我想了很多。

——幼年的生活对人的一生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铁木真（成吉思汗本名）一生下来，就饱经丧乱、流离之苦，遭受过无数次灾难性的打击。出生之前，其先祖就被金国皇帝钉死在木驴上；九岁时，他的父亲又被仇家暗下毒物害死；尔后，他便被同族人抛弃。从此，孤儿寡母一家人，便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整天四出游荡，靠拾野果、挖草根、捕鱼、捉鼠度命。在冷酷无情的环境中，在极度苦难与愤懑的煎熬下，铁木真为了争夺一条鱼，竟然亲手将他的庶母弟弟射死。在孩童时代，他根本没有欢乐和幸福，更不知友爱、和谐、怜悯为何物；多的是物质欲望，是征服、占有、抢掠的欲望；除了通过袭击、打斗、争夺、拼杀获得快活与满足，此外再没有其他内容可以充实、装点儿时的生活。

对于铁木真来说，灾难和困苦是一把双刃剑，既锻造了他的刚毅果决的个性、顽强拼搏的精神，磨砺了他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超强的体力，增长了他的智慧与才干；同时，也扭曲了他的性格，硬化了他的心灵，使之变得无比残忍而凶悍。

——残酷的不断的迫害，激活并强化了铁木真的复仇意志。他的仇家泰赤乌的首领，提防铁木真长大后为报杀父之仇施行反扑，于是，在他们一家走投无路的窘境中，又突然发动一次追捕袭击。铁木真捉住了一匹马，仓皇逃命，但躲藏到第九天，最后还是被抓住了。他的脖子上戴着沉重的木枷，从一个蒙古包转到另一个蒙古包，被巡游示众，肆加羞辱。每到一处营地，铁木真都用那双愤怒的眼睛目注着凶恶的敌人，他想看清楚他们的洋洋自得和成功的欢悦。心中暗自思忖着：只有那一张张以胜利骄人的面孔，可以告诉我失败是多么可耻，多么可怕。在这个只有十三岁的少年的心中，鼓荡着熊熊燃烧的复仇火焰。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趁看守人员喝得烂醉如泥之机，偷偷地跑掉了。重新获得了自由与生命之后，他把一切空闲时间，都用来苦练草原上的武艺。马刀被晨风吹得铮铮作响，闪着锋利而阴冷的毫光；那张用百年劲松制作的强弓，已被他那粗糙的手掌磨砺得光滑、崭亮。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以更加残酷的暴力来反击命运的残酷；要以更加疯狂的复仇来摧残敌人，获得胜利。这种心理反应，一天天地在铁木真身上生根、发芽，在焦急中发酵，在愤怒里成长，最后，演化为汹涌澎湃的征服欲望和理由。

——人是环境的产物。成吉思汗长期生长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之中。在资源匮乏、产品单一的草原上，生齿日繁，需求不断增长，“粥少僧多”，从而构成了尖锐的供求矛盾。生存竞争空前残酷而激烈，唯有强者才能有望存活下去。正是这种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促使成吉思汗生发出这样一个愿景：“要让所有青草覆盖的地方，成为我的牧马之地。”

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深刻地指出：

他们，伟大的野蛮人，出现于完全文明化了的时代，而在几年之间突然地把罗马世界、伊朗世界或中国世界变成为一堆废墟。他们的来临，他们的动作和他们的失踪，似乎是难以解释的，以至于实际的历史，将这些人看作上帝降下来的灾难，对古老的各种文明的一种惩罚。

但是，人类从来不曾是大地的儿子以外的东西，大地说明了他们，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要认识到他们的生存方式，则他们的动作及他们的行为便会即刻一目了然的。

——成吉思汗的强悍性格的生成，是万古洪荒的草原上特殊的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产物。蒙古族在12、13世纪的崛起和统一，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在出生入死的战争环境、拼搏状态下进行的。缺乏尚武精神，没有决战决胜的斗志，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而，刚毅不屈，尚勇崇武，成为蒙古族共同的民族意识。史称，蒙古人“耻病死而尚阵亡，畏伤残而不惧死”。而作为部落联盟时代的最高首领，或者大蒙古国的天汗，其神圣职责即在于能够率领所部战胜攻取，对内保证部族的安全、富庶，对外能够击败一切敌人，并且夺取足够的财物，以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否则，还有谁会追随你、服从你、拥戴你、崇拜你呢？

——这种特异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本人传奇的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坚忍、残暴的个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就是说，他之所以把“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视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其源盖出于此。

儒家的“亚圣”孟轲，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即良好的亲情环境），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即自身的品格修养、胸襟抱负），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社会责任与承担意识），三乐也。”这大体上代表了封建社会中一般读书士子的愿望。还有一本名为《延寿药言》的古籍，列举了读书人的四十件人生乐事，什么高卧、静坐、尝酒、试茶、阅书、临帖、对画、咏歌……应有尽有，唯独没有“杀敌”、“复仇”之类行为。这是两种悬同霄壤的生命存在方式。它们既体现着生命个体的规定性，更是社会文明环境的产物。

——由于成吉思汗“天神”般的领袖地位，及其所产生的巨大的感召力与影响力，他的这种个性与行为，已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基因，在整个社会中得以普遍传承，并为所有的追随者，也包括一些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所一体认同。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完全正当，甚至是值得崇尚、堪资颂扬的。所以，他们在口耳相传中、在记述先人的历史时，就会无所顾忌地、如实客观地记载下来。

记得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过，大部分的官方历史是官僚写给官僚看的，远没有铁木真的这些故事的率真坦诚。之所以如此，道理恐怕就在这里。

快意恩仇

蒙古族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生活在西起克鲁伦河、鄂嫩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肯特山，东至呼伦贝尔湖这片广阔的大草原上。据成吉思汗家族史记载，很古的时候，一只苍狼和一只白鹿，因受天命启示而相爱，尔后便在肯特山下、斡难河边定居下来，生下一个健壮、勇敢的男孩儿，名叫巴塔赤罕，后来成了蒙古族的远祖，也即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而肯特山顶上的光秃秃的花岗岩石，便是蒙古人至高无上的神祇——“长生天”的住所。这是一处圣洁无比的所在。成吉思汗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朝拜过这里，每当命运出现转折关头，他都要登山祈祷，拜求“长生天”保佑他遇难呈祥，战无不胜。

铁木真的青年时代，处于蒙古高原上战火纷飞、灾患频仍、四分五裂的12世纪。此前，广袤无边的草原地带，部落星罗棋布，经过长时期的兼并、争夺，最后形成几个大的部落联盟：东部有塔塔儿部，北部有蔑儿乞惕部，中部有克列亦惕部，西部有乃蛮部，还有号称纵横家的扎木合为首的札答阑部，而少有大志的铁木真所在的蒙古部，只是其中比较弱小的…一个。

他深知，在当时宗教盛行的社会环境里，尽管他有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勇气，但要在各个部落的激烈角逐中获取胜利，还必须凭借宗教的信仰，使自己变作一个受人崇拜的精神偶像，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独特优势。于是，他就积极借用“替天行道”、“汗由天授”的宗教观念，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成是“执行天意”，他在战争中获取的一切胜利，都是奉行“长生天”意志的结果。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天在人间的代表者、天意的执行者。

即使后来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他也仍然大力宣扬他的成功是“天命攸归”。他说：“我做大汗，不是因为我有强健的身体，而是我顺从天命；我成为皇帝，不是因为我有超人的智慧，而是我仰赖天恩祖德；我扫荡群雄，全靠苍天的帮助。”从而使人认定：为成吉思汗效忠，就是为“长生天”效忠。他把“天命观”与忠君信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统摄一切的最高指导原则。这样，“天命观”既是一种为蒙古民族所共有的宗教信念，又成为一种世俗的价值观念与伦理准则。正是靠着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战争之神，获得了渊源不竭的号召力和无远弗届的影响力。

为了终止战乱兵燹所造成的严重破坏，适应广大牧民渴望统一、安定的迫切要求，铁木真率领他的伙伴和部属，以“天命攸归”为号召，靠着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智慧，从1183年起，经过二十四年的苦战，终于完成了整个蒙古草原的统一，结束了诸部林立、群雄角逐的局面，建立了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至阿尔泰山的辽阔地域内，操着不同语言和具有不同文化水平的大汗帝国，逐步形成了勤劳勇敢的统一的蒙古民族。铁木真被加尊号为“成吉思汗”。这一年是1206年，他四十五岁。

伴随着大蒙古国的创建，专制主义的汗权相应确立，在军事、行政、法律、文化等各方面都创立了一套崭新的制度，从而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成吉思汗及其亲属、功臣和贵族，渐渐地变成了封建主，原来的奴隶和自由民就成为封建牧民。这样，整个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泰加森林中的猎户，都只承认一个主人，即成吉思汗；只高举一面共同的旗帜，即九足白毛纛。作为军队的守护神的象征，大旗的边上缀有九角狼牙，牙端悬有九条牦牛尾。从此，成吉思汗便高举这面象征着守护神的旗帜，率领统一组成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南下了。

成吉思汗接受大将木合黎的建议，全面夺取中原，是按照先攻西夏、次图金源、再取南宋的步骤进行的。可是，就在第四次出征西夏、围攻它的都城这一年，突然发生了意外的变故：由四百五十人组成的庞大的蒙古商贸使团，和满载着黄金、白银、精美丝绸、珍贵毛皮的五百头骆驼的运输商队，当抵达西亚花剌子模国的讹答剌城时，被“见财眼红”的驻城守将，妄加以“间谍”的罪名，把商贸使团扣押起来，最后国王摩诃末下令，财货一律没收，人员全部处死。

成吉思汗得知这一消息后，复仇的火焰在胸中强烈地燃烧起来。他怀着满腔的愤怒，独自登上了蒙古的圣山，脱下帽子，把腰带搭在脖子上，将脸贴到地面，跪在地上向长生天祈祷，号啕、奋呼，经久不止。祷天既毕，下令大军即刻出征，向花剌子模实施报复性的打击。由于他适时抓住了“报仇雪恨”的由头，把握住这一战胜攻取的至宝，就使这场“西征”成为“出师有名”的正义行动，从而激发了全军的斗志，将士个个奋勇争先，为他这个伟大的统帅提供了强大的战斗力。

花剌子模位于咸海之南、阿姆河的下游，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古国。疆域辽阔，领土包括前苏联中亚细亚南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成为雄踞四方的强国。但这些地区，许多都是刚刚征服下来的，人心未定，危机四伏，内部统治很不稳定。加之，上层统治者横征暴敛，军行所至大肆屠杀，民众基础十分薄弱。而以“世界征服者”自居的摩诃末国王，却极端狂妄自大，野心勃勃，在经过多年战争征服了伊斯兰世界大片土地之后，很想紧步斡罗思的后尘，征服东方诸国。

1219年秋，成吉思汗率领的二十万蒙古大军，“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被野，兵甲赫天，烟火相望，连营万里”，很快就杀到了花剌子模的边境城市讹答剌城下，这里距今土耳其斯坦市仅有八十公里。守城的将领名叫亦难赤，正是双手沾满蒙古使团商人鲜血的刽子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被愤怒的火焰燃烧着的蒙古大军，气焰高涨，群情激奋。他们“视战争为宴席的佳肴，战斗之日为新婚之夜，把一口吞食刀剑看成是满饮一盅美酒，枪刺看作是美女的亲吻”。讹答剌的守城部队登上城头望去，“郊外已变成一片无数雄师劲旅的汹涌海洋，而战马的嘶叫，披铠雄狮的怒吼，鼎沸骚嚷，充塞空间”（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他们为这种先声夺人的气势所慑服，将领们竟吃惊得直咬手指。

进攻的部队在大汗的两个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下，满怀着报仇雪恨的强烈愤慨，一个个龙腾虎跳，似乎通身注入了一种疯狂的魔力。而守城将士，面对四周铁桶似的包围，找不到一线逃脱之路；且又深知，即使他们放下武器，举起降旗，也绝对不可能得到宽恕，因而拼死固守，绝不丝毫懈怠。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才把城池攻下。蒙古军像驱赶牲口那样，把城里的百姓全部逐出城外，然后进行疯狂的洗劫、掳掠。亦难赤则趁此机会，率领万余名将士，退守到预先准备好的城市内部的中心堡垒中去，继续顽抗了一个月，使城内的蒙古军遭到了很大伤亡。亦难赤在四面合围的情况下，带领两名贴身护卫登上屋顶格斗，待到两个护卫也倒下了，他就孤身拼杀，最后终被擒获。蒙古兵给他戴上了沉重的铁索。成吉思汗下令，将熔化了的银汁灌注到他的耳朵、眼睛里，为被害的商人报仇。

成吉思汗率大军继续南下，穿越大山屏障，进入一座名叫范延（亦译巴米安）的城市。这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历史文化遗迹极为丰富，峭壁上布满了六个多世纪以来开凿的佛教石窟，一尊尊高达数十米的塑像，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对面的河谷、庄园。攻城伊始，成吉思汗爱如掌上明珠的孙子蔑忒干，光着头，骑在马上，勇敢地冲在最前面，结果被一支飞箭射死。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偿还这笔血债，成吉思汗发令：即日必须攻下城池，对所有喘气的，无分人和动物，包括还在母体中的婴儿，一律屠杀净尽；不许接受任何俘虏；不许掠取任何财物。为了使它变成一座“死亡的城市”，今后不会再有人居住，城中一切设施，都在摧毁之列。蒙古军严格地执行了这一命令，以致时至今日，这里仍然荒无人烟，了无生气。

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在《成吉思汗》一书中，引用了多洛特的记述：

自从发生那起悲剧性的事件以后至今，在这个荒凉的死气沉沉的山上，一切仍是原样，破败的景象没有任何改观。我顺着一条小道艰难地攀登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山顶。举目四望，所见无非废墟。在这一片废墟中，城堡主塔还立在那里，算是这个城堡的最高遗迹。这个地区气候十分恶劣，但七个世纪以来，恶劣的气候变化，剥蚀一切的凄风苦雨，都没有损坏这几堵普通的泥墙。狼藉的破砖碎瓦，简陋的陶器碎片，当年建筑用的卵石和彩釉陶瓷碎片，彼此混杂在一起。在这片阴森可怖的混乱中，只有那彩釉陶瓷碎片还在闪烁着光彩，显示着当年波斯陶瓷的装饰图案和颜色。

成吉思汗在西征过程中，只要遇到哪个城市稍有抵抗，便会施行最残酷的报复。花剌城在被围时，军民抵抗得比较激烈，结果，城池被攻陷之后，居民中的男子被斩尽杀绝，妇人和孩子都当了奴隶。蒙古军闯入清真寺中，将装《古兰经》的书柜弄过来代替马槽，那些经书则被乱弃于地，任由马匹践踏。最后，纵火焚烧了整座城市。

当成吉思汗攻下咸海岸边肥沃的绿洲、花剌子模首府玉龙杰赤后，愤恨于城内军民长达七个月的顽强抵抗，便将居民全部驱赶到野外，从中挑选出几万名工匠押送到东方去，青年妇女和孩子们都被纳入了俘虏队，剩下的一百二十万人则分配给军队屠杀，五万多蒙古兵每个人分到二十四人。最后，又决开阿姆河堤，引水灌城，整个市区顿成泽国。这样，有些市民即便是幸免于刀兵的劫难，也都全被淹死。至于发达的纺织业，繁荣的商贸中心，随着城市的彻底毁灭，也都转瞬间化为乌有了。

这支来自草原的、在凶狠残暴的军事统帅指挥下的征服者大军，每攻下一座城市，最终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就是杀人屠城、掠夺财物。在那些“恃力而为”的军事贵族看来，屠戮与掳掠不仅不是罪恶行径，反而是胜利的象征，是值得永生炫耀与骄矜的英雄壮举。他们既体会不到农耕稼穑的艰难，更不知城市百业千行的惨淡经营为何物，因而对于凝结着多少代人心血的农业工程设施和城市建设成果，也缺乏应有的感情，不知道珍视和顾惜；只是靠着沸腾的感情冲动，带着当时仍很盛行的“血亲复仇”的狂热，动辄掘河、纵火，捣毁城池。狂飙所至，使西亚诸国遭受到空前的浩劫。

作为横绝一世的战神，成吉思汗怀有一种异常鲜明的英雄主义情结。在他的心目中，所最不能忍受与宽恕的，是下属对于主子的背叛；他极度鄙视奴颜婢膝的软骨头和俯仰由人的奴才性格；而最敬重的则是百折不挠、宁死不屈、意志坚强的勇士，即使置身于敌对营垒，甚至是专门与他作对的人，他也会格外高看一眼。据勒内·格鲁塞《成吉思汗》一书中记载：花剌子模帝国王位继承人扎兰丁，带领一支骁勇的骑兵，踞守在哥疾宁城。蒙古西征军的一支部队在围攻附近的一座要塞时，被扎兰丁所部击溃，损失了上千人。这使成吉思汗十分惊诧，当即指派他的“义弟”失乞忽秃忽亲自率领三四万人前去攻城。扎兰丁手下的将领，看到蒙古军其势汹汹，提议暂先撤退，以避锋芒。可是，扎兰丁却坚持寸步不让，决意拼杀到底。他命令骑兵全部下马，每个人都将马缰绳系在腰带上，手持强弓劲弩，列队站定，沉着地迎战进攻的敌人。当蒙古骑兵潮水般的涌来时，扎兰丁的军队一齐张弓攒射，矢如雨集，逼得蒙古军被迫后退。稍顷，失乞忽秃忽再次挥师冲杀过来，眼看就要闯入对方的阵地，这时，扎兰丁突然吹响号角，手下的骑兵忽喇喇地反扑过去，杀声震天。蒙古军遂大溃，各自策马奔逃，前路沟壑纵横，兵马纷纷颠扑，而扎兰丁的骑兵则挥刀猛进，大肆劈杀，使蒙古军遭致惨痛的失败。

成吉思汗闻讯后，亲自率军前往。两天急行军，马不停蹄，赶至哥疾宁城，扎兰丁却已神秘地消失。后来得知逃到了印度边境，成吉思汗下令部队全速前进，跟踪追击。这时，发现扎兰丁军队正在准备强渡申河（今印度河）。成吉思汗当即下令，部队布成长蛇阵势，做半月形包围圈，向敌军步步逼近。可是，当接近了扎兰丁时，成吉思汗却下令“不得放箭”，他想要活捉这个勇士。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扎兰丁换乘了一匹健马，做最后一次猛冲，蒙古军便稍稍后退一些，这时，他又突然掉转马头，改向河的对岸冲去。他背负盾牌，手持军旗，纵马一跃，很快地便抵达对岸。成吉思汗立马岸边，深深为扎兰丁的骁勇、机智所折服。将士们要继续追捕，他摆手加以阻止。

在整个西征进程中，扎兰丁是唯一坚持同成吉思汗抗衡到底的人。而成吉思汗不以为忤，反倒采取宽容大度的态度，放他一条生路。他还指示几个儿子，要学习扎兰丁的英勇顽强精神。但是，对于扎兰丁的部下，则像往常一样凶狠、严厉。他命令部队，向跳入河中的敌军将士放箭，将他们全部射杀；对留在此岸的部分残敌，包括落入蒙古军手中的扎兰丁的子女，都无情地处决了。

天命观、复仇意志与英雄主义情结——成吉思汗凭借着他的“三宝”，战胜攻取，所向无敌，一往直前。帛书甲本《老子》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祸莫大于无敌。”清代学者魏源解释为：“盖兵至无敌于天下，则杀人必多，乃祸莫大焉者也。”综观成吉思汗西征始末，益发感到先哲此言的睿智与深刻。

在人类历史的推进过程中，伴随着文明进步的脚印，邪恶总是如影随形地紧跟在身后。蒙古军的西征，不论其初始的动机如何，肆行无忌地杀戮与掠夺，以破坏一切文明成果为职司，甚至为乐趣，总是一种蒙昧，一种邪恶，一种无法令人宽宥的罪行。

德国历史学家李斯特说过：“一个拥有权势的人，除了拥有更多的权势，还有什么能够吸引他？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以后，成吉思汗想要做的，就是去寻找更多的敌人。”但是，前路上已经没有敌人与之争锋了。强悍的蒙古西征军，只好逐步地向东北方向撤回。一路上，成吉思汗既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快意平生，志得意满；又不无孤峰峭立、四顾苍凉、英雄寂寞之感。他踌躇满志地说：“直到如今，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不能击败的敌手。我现在只希望征服死亡。”

天骄无奈

史载，成吉思汗是在一场铺天盖地的白色乳雨过后诞生的。呱呱坠地之时，他的小脸儿上映现着血色的光华，眼睛里闪射出火花来，右手中攥着一个像红宝石似的血块。随着雨过天晴，一道拱形的奇异的白虹，出现在茫茫大草原的上空，经久不散。

早年的铁木真，曾经三次遇险，据说，都是由于得到天助，最后转危为安。第一次险情，前面已经叙过。抛弃了铁木真一家的泰赤乌部首领，为了斩草除根，把他捉拿到手，计划在巡游示众之后，就把他处死。结果，他趁着看押人烂醉如泥的当儿，机智地逃脱了。怎么就那么凑巧，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一天，看守就醉了酒呢？在他看来，是冥冥之中有天意安排。

不特此也，他逃出之后，被一位名叫锁儿罕失剌的好心人，掩藏在装满羊毛的大车里。追赶的人逐户搜查，最后来到他家，翻箱倒柜搜了个遍，也不见踪迹；回头看到一辆装满羊毛的大车，便动手去扒车上的羊毛。眼看就要暴露了，主人若无其事地对来人说：“你们这种搜法实在荒唐，这大热天里，就是有人藏在里面，还不早就闷死了！”搜查者觉得有道理，他们原本也不想在那闷热而又脏臭的羊毛上做文章，听他这么一说，就返身走开了。在这危如累卵的千钧一发之际，居然得以解脱。人们都说，如果不是暗含着天助，哪里会有这神话般的幸运！

铁木真第二次遇险，是在穷追泰赤乌残部时，赶到斡难河边，被敌人射伤了脖颈，血流不止，昏迷过去。一位叫者勒篾的战士，按照蒙古族的疗伤经验，小心地用嘴吸吮出他伤口里的淤血，然后擦洗干净。他一清醒过来，就说：“我的血快干了，口很渴。”者勒篾乘敌人熟睡之时，潜入敌营，带回了酸奶。铁木真喝过后，元气有所恢复，发现身边汪着一摊血水，这才知道是者勒篾一口口吐出来的，心中感动万分。

还有一次获救，就更是奇突、惊险。铁木真与王汗决裂之后，处境极度艰难。敌对的克列亦惕部，决定在他有效组织防御之前，第二天拂晓进行突袭，将他擒获。其中一个小头目当晚回家，无意中同妻子谈论起了这件事，碰巧被前来送马奶的牧人巴歹听到了。巴歹回去后，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同伴乞里失黑。两人出于对铁木真的仰慕，立刻借助夜色的掩护，飞马前去通报消息。这样，铁木真又得以侥幸脱险了。

史书中还记述了这样一个传说：

有一次，成吉思汗带着一帮人出去打猎。他们一大早便出发，可是到了中午仍没有收获，只好意兴阑珊地返回帐篷。成吉思汗心有不甘，便又带着皮袋、弓箭以及心爱的飞鹰，独自一人走回山上。烈日当空，他沿着羊肠小道向山上走去，一直走了好长时间，口渴的感觉越来越重，但他找不到任何水源。良久，他来到了一个山谷，见有细水从上面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成吉思汗非常高兴，就从皮袋里取出一只金属杯子，耐着性子用杯去接滴下来的水。当水接到七八分满时，他高兴地把杯子拿到嘴边，想把水喝下去。就在这时，一股疾风猛然把杯子从他手里打翻，到口边的水被弄洒了，他不禁又急又气。忽然抬头，看见自己的爱鹰在头顶上盘旋，才知道原来是它捣的鬼。尽管非常生气，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拿起杯子重新接水。当水再次接到七八分满时，又有一股疾风把水杯弄翻了。又是他的爱鹰干的好事！成吉思汗顿生报复心：“好！你这只老鹰既然不知好歹，专给我找麻烦，那我就好好整治一下你这家伙！”

于是，成吉思汗一声不响地拿起水杯，再从头接那一滴滴的水。当水接到七八分满时，他悄悄取出尖刀，拿在手中，然后把杯子慢慢地移近嘴边。老鹰再次向他飞来，成吉思汗迅速地掣出尖刀，把鹰杀死。不过，由于他的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老鹰上，却忽略了手中的杯子，不慎掉进山谷里。成吉思汗无法再接水喝了，不过他想到：既然水从山上滴下来，那么上面也许有蓄水的地方，很可能是湖泊或山泉。于是他拼尽气力向上爬，终于攀上了山顶，发现那里果然有一个蓄水的池塘。成吉思汗兴奋极了，立即弯下身子想要喝个饱。忽然，他看见池边有一条大毒蛇的尸体，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飞鹰救了我一命，正因为它刚才屡屡打翻我杯子里的水，才使我没有喝下被毒蛇污染了的水。”

马基雅维里在他那部闻名世界的《君主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

人是被命运女神和上帝所控制的，自由远不是绝对的，因为命运女神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命运之神是一个女人，她会受到男性品质的诱惑，她尤其为真正有男子气概的人的德行所感动，并受其左右。

过去说，“神鬼怕恶人”。原来，命运之神也是钟情于强者。中国古代诗人也曾咏叹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都逃脱不了由旺健到衰老直到死亡的自然规律，成吉思汗又如何呢？

在中国历史上，孔夫子属于意志上的强者——“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则不仅是意志，就行为而言，也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成吉思汗则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与秦始皇隔着“时间之河”遥遥相望，分头生活在同一向度的空间里。在成吉思汗的字典上，根本就没有“不可”与“衰老”这类字眼，至于“死亡”，似乎更与他绝缘。所以，尽管他相信天命，却并不相信命运女神能够控制他、左右他。

但是，岁月终竟不饶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精力，在一天天地敲打着他的意志，一再地发出挑战性的警告信号。也许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成吉思汗渐渐地懂得了什么叫作“无奈”。

率军出征中亚，普通人不要说了，即使是戎马一生的成吉思汗，也是破天荒的一次。作为一位历尽艰辛、饱经忧患、百对战疆的年近花甲的老人，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蒙古大草原的陌生环境，特别是即将面对的是素以野蛮、强悍著称的花剌子模帝国，总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在出发前的那些日子里，尽管成吉思汗嘴巴硬朗，绝不吐露一个“难”字、“险”字，但宫中上下还是弥漫着一种无法掩饰的忧心与悬念，只是没有谁敢于开口罢了。后来，大汗的宠妃也遂终于忍不住了，冒着触犯天威的风险，对大汗说出了人们共同的心里话：

我汗将翻越巍峨险峻之山岭，渡过宽阔汹涌的江河，出征远行，平定诸国。然而，凡是有生之物都不可能长生，人寄身于天地间，同样也难以久留。倘若陛下在进军中，伟岸的身躯突然像参天大树一样骤然倒下，届时，那万里江山、普天下的百姓，将要托付给谁？在我汗所生的英杰四子中，陛下想要由谁来接班？这绝非我个人的一己之见，而是陛下诸子、诸弟以及广大臣民所共同关心的大事。愿陛下早做圣裁。

出乎人们的意料，听过也遂的这番话，成吉思汗不仅没有震怒，反而点头称是，可见，他的心里也正在筹思着这个问题。他说：“由于我未尝继承先祖之遗业，所以也就忽略了预立储君的问题；未尝遭遇过疾病和死亡，也就没有想到会有树倒梁颓之结局。多亏爱妃加以提醒。”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和议论，成吉思汗当下确定：由他最为钟爱的稳重沉着、头脑清醒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来做未来的接班人。并且，从长远考虑，宣布：诸子以后要各治一方，各守封疆，以防患于未然。

从此，生死问题开始在成吉思汗的头脑中占据了位置。即使在尔后的西征途中，在战火纷飞的疆场上，他也没有放下这份心思。他记起当日在中原战场上，曾听说有一种“长生不老之药”，秘方掌握在道教魔术师手里。后来，有人告诉他，一位类似高级萨满的人物，名叫丘处机，道号“长春真人”，已经三百岁了，有长生延命的秘法，且又博古通今，才能超群。他决心把这位神秘的人物罗致到身边来。他想借助这位“真人”的神力，掌握古老的秘方，实现长生久视，征服那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头上的死神。于是，派遣侍臣刘仲禄备下轻骑素车，携带他的手诏，前去敦请丘处机出山。

说起这位丘真人来，可算是大有来头，大名鼎鼎的。不仅成吉思汗想要见他，内地的金宣宗和宋宁宗两位皇帝也都曾发出征召，但都被他借故回绝了。这次，震慑于成吉思汗的声威，为了保全自身及其教派，即使出于勉强，也只好前往应召。他挑选了十八名弟子，于1220年初，开始了前路漫漫的长途跋涉。他们先是到了燕京，这时才知道，成吉思汗已经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亚地区。尽管略有悔意，但他迫于大汗的压力，也不得不以七十二岁高龄，勉力前行。当然，他也有所期待，希望通过此行，能够做一些度世济人的善事。经过两年多的奔波，他们师徒一行，终于赶到了昆都斯（今阿富汗北部），见到了事先等候在那里的成吉思汗。

在丘真人想象中，这位叱咤风云、骄横一世的蒙古大汗，一定是浑身透着杀气、两眼射出凶光、威风凛凛、步履生风的。可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位眉舒目展、满脸堆笑的老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把他同嗜杀成性的凶神恶煞联系起来——然而，那一切一切，却是天天都在发生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的个子很高，前额宽阔，横着几道平行的皱纹，红脸膛衬着灰白色的胡髭，还有鼻翼两旁那“八”字深沟，也算是一道晚年的风景。身材有些发胖，看上去还算健壮，但已经谈不上神完气足了。从道家养生的角度看，这是虚耗过度、真元亏损的反映。

见面礼之后，成吉思汗便单刀直入地向他求索长生之术，丘处机也像是相识已久的故交，答复得简单而斩截：“世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就是说，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健康养生，可以获得长寿。成吉思汗并未因此而感到失望，反倒赞赏丘处机的诚实无隐。在尔后的三次讲道中，总是以“丘神仙”呼之。

他们之间建立了友好、亲密的关系。丘处机讲道，侧重三个方面：长寿之道，清心寡欲；一统天下，不嗜杀人；为治之方，敬天爱民。丘处机说，道家主张：敬天爱民以治国，心境安闲以养身，清心寡欲以抗衰老，这是百试不爽的秘方。

他针对成吉思汗妻妾成群和现实神色的状况，特意告诫说：养生之道，无非是清心养气，固守精神。“气全则生，气亡则死，气盛则壮，气衰则老。”“庶人一妻，尚且损身；况乎天子多畜嫔妃，宁不深损！贪欲好色，则丧精耗气，乃成衰惫。陛下宜加珍啬。一宵一为，已为深损，而况恣欲乎！”当然，他也知道，成吉思汗根本不可能做到禁欲，便降格以求：“虽不能全戒，但能节欲，则几于道矣。”

一次，成吉思汗在塔什干的一座山里狩猎，穷追一只受伤的大熊，不慎从马背上跌了下来。狰狞狂肆的大熊就在他的对面，竟然没有猛扑过来，使他侥幸得脱。丘处机劝说他：“此次坠马，乃天戒也，以后再不要经常行猎了。”成吉思汗说：“神仙说得极是，朕亦深省。只是射猎自小所习，一时难以戒除。”他还向丘真人询问了地震与雷电的原因，真人则以“上天示警”答之。

在论道过程中，丘处机还乘机提出一些有关治国安民的建议：“只有统一中原地区并能善加治理，方能称为大国；而要治理好中原，则必须施行仁政，爱惜民力，让人民休养生息。”成吉思汗当即召集诸子和其他王公贵族，要他们很好领会丘真人的教谕，并能照着去做。看到丘处机年事已高，成吉思汗允准他返回故国，并带领文武百官，在城外数十里夹道送行。临别时，与丘真人相约，希望日后在国内再次会面。这时正值1223年的春天。

他绝没有料到，此次竟成永别，四年后，两人在同年同月里辞世。

死者已矣

成吉思汗于1226年秋天，率军征讨西夏国。冬季，在一次出猎中，他胯下的红鬃烈马受到惊吓，昂首腾足，将他掀倒摔伤。当夜，他就发起了高烧。随行将领都奏请大汗立即回去养伤，待伤愈后再来攻打也不迟。无奈大汗一生逞强、赌胜，心想：如果这样回去，定会遭到西夏君臣的耻笑。恰好，这时一个去西夏探听情况的人回报，那里的一个大臣竟然当众讥笑大汗，说他根本没有本事对付西夏。成吉思汗听了，恼羞成怒，拍案而起，当即表示，宁可死在这里，也决不退兵，遂扶病上马，继续指挥部队向贺兰山挺进。

进军西夏，所向披靡，各路兵马很快就到达了中兴府，把这个西夏的首都围得水泄不通，旦夕之间，即可拿下。只是，成吉思汗的伤病已经一天天地加重，身体更加虚弱，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威风。炎热的气候，加上水土不服，又染上了斑疹伤寒，这就更是雪上加霜。到了1227年农历七月十二，终于命归黄泉。其地在六盘山下的清水县，得年六十六岁。

去世的几天前，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于是，赶紧把几个儿子召集到身边，心情沉重地说：

我的病势很重，看来是无法医治了。幸赖长生天之庇佑，我已为汝等创建此庞大帝国。现在，汝等中需有一人继承汗位，以支撑这一坚实的宝座。如果汝等人人都想争汗位，互不相让，则必将遭遇我所讲过的那条多头蛇的下场。

兄弟数人清楚地记得，大汗曾多次讲述过：在一个大雪纷飞、北风卷地的夜晚，一条多头蛇为了御寒，想要钻进洞里去。可是，由于惧怕寒冷，身上的每一个头都想尽先钻进去，结果互不相让，足足争斗了一夜。最后，这条多头蛇竟冻死在洞口。

当下，窝阔台等一齐跪在地下，说：“我们俯首听从父王的吩咐。”

成吉思汗说：“很好。那就让窝阔台继承我的汗位。因为他足智多谋，富有雄才大略，在你们中间尤为出色。”大家异口同声说：“遵命。”于是，共同立下了拥戴窝阔台继承汗位的文书。接着，成吉思汗又部署了经他深思熟虑的灭金方略：

金朝的精兵在潼关。潼关南据华山，北靠大河，难以一举攻破。如能借道南宋——宋金为世仇，必能同意，则可出兵直捣开封。潼关数十万金兵必将千里赴援，纵能赶到开封，也必然兵疲马乏，不能作战，开封城指日可破。

窝阔台遵循这一方略，七年后终于灭掉了金国。

成吉思汗嘱咐左右，他死后，要严密封锁消息，待西夏国王前来朝拜时当即把他干掉，再把城内军民全部杀光。他要以屠杀整个民族来作为自己的葬礼。尽管这一切一切，都会按照他的愿望圆满地实现，应该说是快意恩仇、死而无憾了；但是，弥留之际，他仍然带着无限的依恋，而且不无伤感地说：“朕之子孙后代，将衣金衣，就美食，跨宝马雕鞍，拥绝色美妇。然而，彼等将不记忆，此等荣华富贵所赖何人而有之也。”这倒应了“生非容易死非甘”那句古话。看来，即使像成吉思汗那样叱咤风云的强者，也同样贪生畏死，难割难舍。因为生是权力与富有的象征，意味着拥有一切，支配一切；而死是了断，是枯竭，是丧失，转瞬间一切化为乌有。“死而后已”，实际是“死而即已”。

黑格尔老人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刑”。对这一“性命之理”，成吉思汗从前是不承认的；但自西征以来，特别是会见丘真人之后，他已经逐渐地觉察到死神的套杆在身后晃动。只是他不肯乖乖地束手就擒，而是把征服一切的欲望作为助燃剂，去继续点燃生存欲望的火焰，用以取代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

“功成身退”，原本是自然界的极为普遍、极为正常的现象。日出月没，暑往寒来。千花万木，都是在时序交接中悄然退去，毫无恋栈、迟回之态。唯有人贪心无厌，欲海茫茫，活着要成为“长明的灯盏”，咽气了也要做“不坏的金身”。即使从理性上承认死亡的必至性，但当死亡真的临头时，仍会感到无边的失落。用老百姓的话说，叫作“死不起”。而且，生前拥有得越多，死的时候就丧失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对于那类一意攫取、不知止足者而言，生而必死的规律，实在是太残酷了。

记得《射雕英雄传》中，成吉思汗与郭靖有过一番对话，很有味道。虽属小说家言，但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话说，其“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郭靖沉吟片刻，说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

成吉思汗双眉竖起，举起马鞭就要往郭靖头顶劈将下去，但见他凛然不惧地望着自己，马鞭扬在半空却不落下，喝道：“你说甚么？”

郭靖心想：“自今而后，与大汗未必有再见之日，纵然惹他恼怒，心中言语终须说个明白。”当下昂然说道：“大汗，你养我教我，逼死我母，这些私人恩怨，此刻也不必说了。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

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儿，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

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

成吉思汗默然不语。

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道：“难道我一生就没做过甚么好事？”

郭靖道：“好事自然是有，而且也很大，只是你南征西伐，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他生性憨直，心中想到甚么就说甚么。

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际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回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

成吉思汗的葬礼，由幼子托雷主持。人们“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做成了成吉思汗的金棺。他们杀死了最好的马，供大汗在阴间享用；同时，又从那些容色可爱、顾盼多姿的处女中，选出四十名殉葬。墓地是由大汗生前自己选定的，位于肯特山的萨里川，距离他的出生地大约有六天的行程。

下葬后没有留下冢堆，而是驱赶马群将地踏平，来年春草绿遍，一望平川，没有任何踪迹可寻。只是由于安葬时曾就地宰杀过一只小骆驼，当再次致祭时，将它的母亲牵来，从母驼嗅血悲鸣中，可以验知其地为大汗之葬所。但是，随着岁月的迁流，沧桑迭变，后辈人已经茫然不晓。于是，成吉思汗之灵骸所在，遂成为千古之谜。

其实，“人死如灯灭”，一瞑之后，万虑皆空。中国古代的名家提出过“白马非马”的命题。顺着这个思路，也可以问一句：“死人还是不是人？”答案应该是十分简单的：死亡之前是人，人死之后，作为尸体，只是一个社会的符号。就社会属性来说，对死人是无法进行具体分析的，人们只能把它们放在一个过去的统一的范畴中加以认识。头角峥嵘、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汉武帝，也包括“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当他们成为尸骸之后，就同普通的贩夫走卒的尸骸，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区别。

当然，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在历史上所留下的足迹——他们的丰功伟业以及给后世所带来的正面、负面的影响，并不会湮没于岁月的尘灰，随时间而褪色。

著名蒙元史专家杰克·威泽弗德有这样一番论述：

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能被整齐地卷塞在书皮之间，也不能像受压的植物标本被熨平。……当事件本身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后，它们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就像一口钟的振荡声一样，在停止敲击之后，我们仍可以感觉到它。成吉思汗离开历史舞台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的影响将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成吉思汗的名字，在欧亚许多国家中又是恐怖的象征，是一个沉重得令人两股颤栗的话题。他的西征大军，一路上焚烧劫掳，屠杀大量无辜平民，丧生者多达数千万，而当时全世界的人口总数也只有四个亿。冷兵器刀箭的杀伤量，竟然超过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说起来怵目惊心，真堪发指！

当然，也应该承认，伴随着蒙古大军的西征，客观上打通了亚欧之间的壁垒，扫除了东西方陆路交通的人为障碍，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由于东西方交往的频繁，距离的缩短，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得以输出到西方；而西方的药品、织造品、天文历法等现代科技也随之传入了中国。诚如勒内·格鲁塞所言：“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

（2006年）

宦　祸

皇权专制制度本身就存在着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而缺乏政治远见，只求现实功利，不计后患重重的老皇帝，更为尔后的招灾致祸种下根由。许多祸患的发生，似出“天意”，实系人为。

一

北京的东厂胡同，今天已是一个人烟辐辏而又恬静安详的去处。披着温煦的阳光，人们很早就沿着一条条狭街曲巷，进进出出，这里有欢跳着奔赴学校的儿童，有推着四轮车吆喝着卖菜的小伙子，有跨出房门，疾徐有致地遛弯儿的老伯伯，也有坐在台阶上，安闲地晒太阳、抽旱烟的老奶奶……“您早！”“走好！”大家互相亲切地打着招呼，人人都面带着笑容，充满了温馨。

可是，说来也许难以置信，这里，正是这里，几百年前，却是一个满布着腥风血雨、特务横行、缇骑塞路的暗无天日的所在。

明朝永乐皇帝登极的第四年，下令筹建北京宫殿，并重新改造北京城。永乐十八年（1420年）工程全部告竣，北京正式成为大明帝国的首都。同一年，在这里建立了“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的东厂——这是在锦衣卫镇抚司之外，专门设置的一个特务机关，厂、卫均由太监直接控制。就是说，太监成了名副其实的特务头子。

尔后，三百多年间，东厂、锦衣卫、阉宦三位一体，祸国殃民，史家称之为“明朝三大害”。不知有多少人丧命其间，有多少人在这里惨遭酷刑，被剥皮、剜眼、油炸、寸磔。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院落都留存着种种惨绝人寰的记忆，每一堵墙上都淋漓着斑驳的血迹，回荡着哀鸣惨叫的声波。主其事者，都是那些“不能人事”的擅权太监，在当时，下属称之为“厂公”。

《明史·刑法志三》记载，一天，四个朋友聚集在一个十分隐秘的去处吃酒闲谈，一人喝得有些过量，破口大骂权倾朝野的大宦官魏忠贤，其他三人吓得吐着舌头，不敢出声。这边的人喷着酒气还没骂完，那面已经闯进来几个特务，立刻把四个人抓走。带到东厂后，那个痛骂魏阉的人被活活剐死，而另外三人由于没有跟着骂街，受到了奖励。可是，他们早已吓得魂飞魄丧，呆若木鸡。

还有一部《幸存录》的明人笔记，亦有类似的记载：

忠贤凶恶异常，国史当备载之。余见一术士徐姓者，言游都下，五人共饮于逆旅，忽一人倡言忠贤之恶，不久当败。余四人或默或骇，讽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贤虽横，必不能将我剥皮，我何畏？”至夜半熟睡，忽有人排门入，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拘四人，并入内地，见所擒之人，手足咸钉门板上。忠贤语四人曰：“此人谓不能剥其皮，今姑试之。”即命取沥青浇其遍体，用椎敲之，未几，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四人骇欲死，忠贤每人赏五金压惊，纵之出。

中国的宦官始于何时，已不易查考，大概殷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周礼》一书中即有阉、寺、竖等称谓。当时，他们主要的职责是守门，做一些服侍皇帝和皇族的杂务，并没有实际权力，而且数量不多。宦官擅政，秦末赵高是始作俑者，人们所熟知的“指鹿为马”的故实，就发生在赵高身上。但是，宦官作为一个群体，真正成了“大气候”，还是在以后，东汉与晚唐始臻其盛，至明王朝而集其大成。

明代宦官擅政，特别是到了魏忠贤当权，可谓登峰造极，故而有“最大的太监帝国”之称。前代的宦官专权祸国，只限在宫廷之内，到了明代，宦官的威权已经无远弗届，由帝座宫门延伸到整个社会。他们威福自恣，无恶不作，笞辱朝臣，草菅民命，生灵涂炭，至于万劫不复之境。正如有的史料所指出的：用宦官以监边则敌寇入，以之监矿则矿盗起，以之监税则民变作，以之监场、监珠则国库空，以之监军则军力弱，以之监民则民怨腾，以之御清则通敌，以之典镇则降贼。总之，明朝的宦官是“无所不监”，“无所不乱”！

当然，在明朝，这种阉宦政治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立国伊始太监并没有什么实权，发展到后来集军事、政治、人事、财经、外交权力于一体，大体上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这期间，出了几个大阉，英宗时的王振，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他们权势最大，威焰最烈，为害最深。

魏忠贤出身民家，目不识丁，却颇有胆略，又残忍无情，喜欢奉承，自以为是。年轻时与人赌博，输钱跑掉了，后来被人捉拿住，当时大受窘迫，一气之下，自行阉割。随后就投奔到掌管东厂的太监手下，通过阿谀取容、小心服侍，讨得了熹宗皇帝的欢心。又跟皇帝的奶妈客氏勾搭在一起，从而青云直上，气焰熏天，有人甚至称他“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和“万岁爷”只差一岁。他的权力之大，不仅能够随意迫害无辜臣民，而且竟然矫传圣旨，害死选侍赵氏、张裕妃、冯贵人等几位皇帝的嫔妃，甚至对皇后暗下毒手。

魏忠贤的阉党里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其中包括专门为他出谋划策的谋士，任职于厂、司，充当“鹰犬”的打手，还有一些外官和军队中丧心灭良的无耻之徒。此外，又从宫中选出三千名小太监，在禁中统一操练，习武，以备后日应急之用。他们凭借魏阉的权势，狼狈为奸，用刑逼供，设阱陷人，暗杀对头，残酷镇压所有反对过魏阉的官员。并在东厂和锦衣卫，设立多种名目，实行种种酷刑。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一种所谓“全刑”——对被关押者施行笞杖、枷锁、脚镣、手钮、夹棍、拶指（把手指挤掉）、压膝以及断脊、刺心、剥皮等各种酷刑。东厂内外，惨叫哀号之声，日夜不绝。一个个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令人毛骨悚然。

魏阉依靠这些人，对所有得罪过他的人施行残酷的报复，既能使宫廷内外都感受到那种“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豪强气派，为自己大树淫威；又为自己和同伙剪除了异已，报仇雪恨；而且，铲除异己之后，可以空余出许多官位，用来安插党羽、亲信，进而聚敛更多的财物，供其恣意挥霍，真是一举数得。

朝廷中各个衙门都要受到东厂和锦衣卫的监视。三法司会审大案要案时，必须有东厂人监审，叫作“听记”。每天各衙门发生了什么事，某官员干了些什么事，都有人向东厂报告。然后再把情报送进东华门，即使是深更半夜，提督太监也有办法送进内宫，到达皇帝手中。东厂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对反对魏忠贤的官员一律施行残酷的镇压。当时有两个“直声素著”的大臣——杨涟和左光斗，上疏皇帝，弹劾魏忠贤，魏阉立即指使他的党羽，诬陷杨、左等人接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其时，熊廷弼正身陷狱中），必欲置之于死地。一时闹得沸反盈天，群情震恐。凡是过去与杨、左有过关系的，都在跟踪、盯梢之列。因为害怕受到牵连，有人终日闭户不出，有的竟被迫自杀。杨涟和左光斗在狱中受尽了折磨，最后迫害致死。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酷之状，令人不堪…目睹。

魏忠贤的侦缉、诬陷，都是事先经过周密策划，一步步实施的。他会同党羽拟出了许多黑名单，然后照单缉捕，逐个捉拿归案。在这种特务政治的威慑下，朝廷中一大批没有骨气的官员，趋炎附势，百般献媚邀宠，以求得晋升。

内阁宰辅顾秉谦，《明史》本传中说他“庸尘无耻”，“曲奉忠贤，若奴役然”。一次，他带领小儿子到魏府去，给大阉叩头请安，说：“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魏阉含笑点头。当时，这还是个小孩子，就被授以尚宝丞的官职。内阁中另一宰辅魏广微，与魏阉同乡同姓，开头自称“宗弟”，后又觉得不妥，便自认是魏忠贤的侄儿，一切有关魏阉事由，无不曲意逢迎。

时人称这些宰相为“魏家阁老”。阁老都属于魏家，其他六部九卿就更不在话下了。他们毫无廉耻地自称干儿，拜大阉为父，甚至自称义孙。有人曾写出《百子图演义》一书，以记其丑恶的“盛况”。从中可以看出明末官风士气败坏到何等程度。

二

明代，无疑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经济、科技的发展自不必说，单单说起人文荟萃、俊采风流来，我们的脑子里就会立刻浮现出许多令后人仰视、引以为骄傲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的名字，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至今还在润泽着、滋养着我们。然而，也无庸讳言，这个朝代确实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腐朽、没落、混乱的时代。翻开那二百七十六年的史页，特别是十六个皇帝的宫廷史，里面充满了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疯狂争夺、血腥搏斗。令人记起元代作家马东篱的散曲中所描绘的场景：“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真是乱糟糟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看得人脑涨头昏，眼花缭乱。

当然，也还有三条线索可供把握：即皇位争夺、阁臣内哄、阉宦擅权。而无论是皇位争夺，还是阁臣内哄，都和阉宦的擅权和参与有着直接联系。三者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最高统治集团几乎把全部精力、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而使朝政日趋荒废，日益腐败，国势逐渐衰颓，直至灭亡。

这种荒政，这种朽局，这种颓势，似乎与虑远谋深、励精图治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没有干系。表面地孤立地看，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如果寻根溯源，就其发生发展的整体过程来考究，又不能不说肇基于此——就是说，有明二百多年的祸患，在高皇帝朱元璋那里，已经早早地埋下了根子。这一论断，似乎有点耸人听闻，实际上，却是凿凿有据的不刊…之论。

朱元璋本为淮西地区一介平民，在元末烽烟遍地、群雄并起的情势下，因时乘势，叱咤纵横，十数年间，便实现了宇内一统，成就了煌煌帝业。万机之暇，他总是手不释卷，认真披阅史籍，并礼遇儒臣，共同研索长治久安之策，特别是对于帝王统治权术和保证权归帝座不使旁落的经验尤为关注。概括起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裁削相权；二是接受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的沉痛教训，严防宦官干预朝政；三是惩戒历代的女宠之祸和外戚之乱，禁止母后临朝，不加封皇后本家；四是警惕藩镇叛乱，不预授武将兵权。就中尤以一、二两项最为重要。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体制，中书省的丞相权力很大。朱元璋考虑到这很容易导致相府专恣、帝权旁落，因而于洪武十五年毅然撤销了中书省，罢除丞相，并使之制度化、绝对化。《明太祖实录》记载，他曾宣布一道铁的命令：“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丞相罢除后，设吏、户、礼、工、刑、兵六部，由皇帝统一管辖。这样，朱元璋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封建专制独裁者，擅权最甚、权力最大的帝王。

对于宦官干政，这位朱皇帝有着更为深远的忧虑。他起自民间，不仅耳闻目睹宦官为害之烈，而且从切身实践中认识到，“此曹（这类人）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但是，防范“此曹”也有一定的难度。他说：“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所以，君主很容易对他们产生好感，对之依恋与信赖，最后为阉宦所迷惑，所包围，所愚弄，所左右。而阉宦之“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预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乱阶多矣”。

有鉴于此，朱元璋主张阉宦数量必须大大削减，越少越好。为防范其越位干政，他规定宦官只供洒扫侍奉，“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敕令百官不得与宦者有文书往来。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年，“有内侍以久事内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还乡，终身不齿”。到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更明确地宣布：“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还把它铸上铁牌，立于宫门前，使所有阉宦及文武百官一体周知，并垂戒于万世。应该说，认识是够深刻的了，防范措施也不为不力。可是，结果却大谬而不然。大概这也是“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一个佐证吧。严酷的现实总是为设言者摆出一系列难于跨越的矛盾。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

他说阉宦这种人不宜多，可是，骄奢淫逸、安富尊荣的宫廷享乐生活，繁杂琐屑的内廷事务，决定了对于“此曹”的实际需要，人员不多也得多，机构不设也得设。洪武初年，宦官不及百人，二十几年过去，他还在位的时候，内官机构就已大大增加了，设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宦官二十四衙门”，人员也随之增长了数倍；到了宪宗成化年间，“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及至明末崇祯时期，已经多达七万人。

就亲政、勤政情况而论，历史上的皇帝可分为几种类型：像李后主、宋徽宗、明神宗那样，或者淫逸享乐，或者心有别骛，长期不理政事，算作一类；再一种是，主动过问朝政，也要有所作为，但毕竟比较超脱，所以暇豫也比较多；还有少数皇帝，像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帝那样，不仅勤于政事，宵衣旰食，同时还悉心读书，研讨治乱兴衰之道，当然是极为忙碌的。尤其是朱元璋，他集各种大权于一身，即使有丞相帮助，也仍然难于应付；何况，中书省废除了，丞相没有了，事事要亲自过问，成为名副其实的“日理万机”，自然就叫苦不迭了。那么，靠谁来帮忙呢？对于才智双全的文官武将，总有些放心不下。最后，还是找到了身旁的“不识之无”的宦者。

开始时，他只是让他们帮助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而后，随着“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渐渐地又把一些属于政治活动的重要事项交付他们去办了。洪武之世，仅史书上记载的，就有派遣宦官赵成去河州以绫罗绮帛换马，让宦者吴诚到总兵官的行营里探观方略，甚至指令宦官随大臣出国访问等多起安排。只是由于当时管束甚严，尚未造成显著的危害罢了。

可是，一当他的儿子朱棣（明成祖）继承了帝统，情况便立刻发生了变化。在“靖难之役”中，当时还称燕王的朱棣，就是通过勾结宫中太监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在围攻南京时，又靠着与宫内的太监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因此，朱棣夺位后，一方面抱着感恩心理，一方面又害怕得罪了宦官，会像建文帝那样被宦官出卖，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曲意拉拢宦官。

《明史·刑法志》云：“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就是说，明成祖在建立特务机构的同时，专授宦官以权柄。这是一笔地地道道的政治交易。此后，他对于阉宦一直格外倚重，视为心腹，派其镇守边防，或者以监军身份监视各地的守将；至于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统率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更是中外皆知的事。迨至宣宗、英宗之世，宦官权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到明宪宗时，距离开国时间仅仅百年，就已经是“利源兵柄，尽以付之，犯法纵奸，一切容贷”；及至正德年间，太监刘瑾竟有“立皇帝”（明武宗是坐着的皇帝）的俗称；天启一朝的太监魏忠贤已经成了公认的“九千岁”（明熹宗是万岁爷），算是达到了权力的巅峰。明朝也因而成为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久、权势最盛的一个朝代。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同宵衣旰食、朝乾夕惕的开国帝王形成鲜明的对照，越到后来，其继承者便越是趋于因循怠惰、荒淫腐化，这是中国每一个朝代都反复上演的一部回环曲。继位者得来容易，坐享其成，当然体会不到其先祖创业的艰辛，遂享乐深宫，不问政事，权柄往往委之于最亲信的宦官。于是，宦官的权力便得到了不断的扩张。

宣德年间，明代的第五任皇帝宣宗设立“内书堂”，以提高宦官文化水准，意在培养他们能秉承旨意，做个帮手，所谓秉笔太监。由于他还注意对太监的批文进行审查，当时的秉笔太监尚未敢夹杂私货；但是到了后来，他的子孙们就没了这份细致，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淫逸享乐，干脆就撒手不管，宦官“遂得以逞其志矣”。

武宗时的宦官刘谨，遇一军人向其贿赂，他便批示：授某某官，转发兵部。兵部在批示上盖上大印，就成了正式任命文书，武宗则完全蒙在鼓里。至于熹宗，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顽童皇帝”，走马、戏水、做木匠，无所不能，就是不理朝政，因此，魏忠贤才能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阉宦的专权干政，引起了朝野上下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宪宗时，庶吉士邹智在谏疏中讲：“高皇帝（明太祖）制阍寺（指宦官），惟给扫除，不及以政。近者旧章日坏，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其手。内倚之为相，外倚之为将，藩方倚之为镇抚，伶人贱工倚之以做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宫禁，此岂高皇帝所许哉！”真是义正辞严，句句切中要害。无奈皇帝老倌儿根本不予理睬——高皇帝早已成了冢中枯骨，他“不许”又能怎的？

事态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当日高皇帝无论怎么头脑清醒，虑远谋深，恐怕也没有料到。对他而言，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看来，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诚如民谚所说：“原本要跑向草原，结果却跌进了马厩。”事物的结局与初始的愿望恰相背反，这也是“文化悖论”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法制做保证，法律、规章的制定完全取决于人主的个人意志，这是明代，也是历代宦官权力失控、擅政步步升级的根本原因。由于封建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随意性，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律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这个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三

台湾的作家兼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宦官的时代”：第一次是在2世纪的东汉时期，特别是从汉和帝到汉灵帝那一阶段。由于宦官帮助皇帝扑灭了外戚的擅权，遂逐渐参与朝政，并掌管禁军，从而握有独揽朝纲的实力。从159年十三个宦官先后封侯，正式以高级政府官员身份出现，到189年士大夫与外戚联合，除掉朝中全部宦官，前后达三十一年。第二次宦官时代，发生于9世纪的晚唐。宦官的权势大大超过东汉时期，他们依靠手中的军权，不但操纵了皇帝的废立，甚至皇帝的生死也都由他们来决定。第三次宦官时代发生在明朝，始于15世纪30年代宦官王振当权，终于17世纪中叶明王朝覆亡。明代宦官之盛，历时最久，为害至巨，前后达二百多年，可说是空前绝后了。

清代入关之后，一切政制基本都因袭明朝，但惩于前朝的教训，对于宦官的管理，更加自觉更为严厉了。当时专门设立了内务府，确定太监归内务府管辖。这样，清代的太监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虽然晚清期间也出了崔德贵、李莲英、小德张之流的弄权太监，但他们终竟没有刘瑾、魏忠贤那样的权势，和东汉、晚唐时期的宦官也有所不同。而内务府，由于它是流职，随时都在升迁流转，任职时间不长，所以它也不可能广树党羽，作恶多端。

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一些宫廷政变、皇室阴谋活动，往往都和宦官有关。这是衰微的社会和没落的统治集团的一大共同的弊害。由于封建帝制维护的是万世一系的“家天下”帝统，而不可能是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这就决定了皇室内部的血肉拼搏，刀光剑影，必然层出不穷。继统也好，夺嫡也好，立长也好，里面都直接关联着某一皇族、某些后妃、某些外戚，以至某些阁臣、某些阉宦的切身利益，直至荣枯兴废、生杀予夺的命运。发生于晚明时期的三大宫廷案件——“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阉宦政治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是封建统治黑暗、腐朽的集中展现。如果把它比作一个恶性膨胀的毒瘤，那么，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一具生长着各种病毒与细菌的腐尸。封建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必然要找一些他认为较之文武百官更为可靠的忠实奴才，放在自己的周围，并委之以重任。阉宦之流当然是他的首选。

而封建皇帝的荒淫无度的多妻制，则是阉宦制度得以出现的直接原因。汉代有的皇帝姬妾多达四万余人，以平均一个宦者服侍十人来计算，宫廷中至少需要四千多名宦官。到了明代，更是急剧增长，内监总数达到一万人，另外还有九千名宫女。为了侍候一个皇帝，居然要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换句话说，一个男人当皇帝了，就要剥夺一万个男人做男人的资格，剥夺九千名青春女子个人的幸福。所以，归根结底，这笔总账应该记在封建制度和封建帝王身上。不彻底铲除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不可能消除这种弊害的。

除了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的影响，宦官作恶，也同这个阶层的构成及其特定的人格、人性有着直接关系。宦官长年封禁在深宫之中，生活孤寂单调，枯燥无味，过着穷极无聊的日子。《明史》中说他们“饱食逸居，无所事事，多寝寐不安。又三五成群，饮酒掷骰，看纸牌，耍骨牌，下棋，打双陆，至二三更始散，方睡得着也。又有独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约聚，轮流办东，帮凑饮啖，所谈笑者皆鄙俚不堪之事。多有醉后纷争，小则骂僮仆以迁怒，大则变脸挥拳，将祖宗父母互相换骂”。

他们手中的资财来得容易，也用不着节省下来留给子孙后代，因而轻抛虚掷，挥霍成性。加之，身旁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后嗣，眼前又看不到光明的前途，看不到生机与出路，自然就会形成性格的乖戾，心理的变态。这种人群，形体和心灵饱遭摧残之后，心理产生扭曲，直接的表现是恨多爱少，许多人都心怀仇恨与报复心理，变得阴暗、忮刻、狠毒、残暴，以至完全丧失人性，经常干一些有悖常情常理的事情。比如，他们一般对父母都刻薄寡恩，有的根本不认，甚至鞭笞毒打。

他们从小就低三下四地伺候人，或者干一些丧失人格的低贱之事，养成了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没有节操的品行；又兼看惯了宫廷中的相互仇杀、残酷斗争，只能攀援附势，在夹缝里生存，因而普遍形成一种奴性和畸形变态的人格。宦官没有什么文化，大都迷信固执，自卑多疑。有人就是因为无意中讲到“茶壶没把”、“秃驴没尾巴”、“猫狗尾巴短”等闲话，引起了阉宦的多心，而遭致杀身之祸。

那些得势的阉宦，享尽了人间富贵，常把不能御女引为终身憾恨，于是，就渴望恢复性能力。魏忠贤就曾杀过多名囚犯，吃了他们的脑髓。宦官高策为了恢复性能力，竟听信了术士所谓“童男的脑髓有效”的妄说，杀害了无数小孩，并食其脑髓。恶性劣行，不一而足。试想，由这样一个人群来当权执政，其后果如何还用问吗？

当然，这是就阉宦阶层的整体而言。在解剖阉宦政治这一毒瘤过程中，我们还须把少数当权的大太监和宫廷中广大的宦者加以区分。民间对于宦官，历来是没有好感的，说起他们来总是带有一种鄙视、轻蔑、憎恶的情绪。这主要来自于传统曲艺和现代影视作品，不能说没有根据。但客观地说，像刘瑾、魏忠贤那样聚敛资财、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祸国殃民的大憝元凶，终究是少数人。而大多数的普通宦者，还是受骗或者被迫进入宫中的，他们既没有弄权、贾祸的条件和地位，更非个个都具有罪恶的本性。他们从小时候，形体上就遭受惨酷的戕残，一辈子都过着非男非女、亦人亦鬼的凄苦日子，同样是充满兽性与罪恶的阉宦制度的受害者。

唐代诗人顾况有一首《囝》的四言古体诗，愤怒控诉对于年幼无知的儿童施行阉割手术的恶行：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

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

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

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

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

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福建一带，习惯呼子为“囝”，父为“郎罢”。据柏杨译成的白话，全诗的大意是：“孩子啊，你生在穷乡／官员捉住你，把你损伤／为了进贡给皇帝，为了获得满屋金银／下狠心，把孩子带上刑具，当作猪羊／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员享福受赏／爸爸送别孩子：‘儿啊，我后悔生下你／当你初生时／人们都劝我不要抚养／我不忍心／果然你遭此悲惨下场——’／孩子告别爸爸，心已粉碎，流下血泪两行／‘爸爸啊，从此远隔天壤／直到死于黄泉／再见不到爹娘——’”

单从摧残人性这一点来说，阉宦政治这一毒瘤，也必须彻底地摘除。

（2004年）

狮山梵影

乃祖僧为帝，阿孙帝做僧。这倒不是朱家与佛门有特殊的夙缘，更非一场简单的历史游戏，其间存在着制度方面的深层的种因。

一

说起彩云之南的风景名胜来，人们会滔滔不绝地讲滇池，讲大观楼，讲石林，讲西山，讲苍山洱海，讲西双版纳。可是，十有九人忽略了滇中北部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的狮子山，令人不免有遗珠之憾。

其实，狮子山不仅自然风景绝佳，而且颇富人文价值。我在这里住了两天，仅仅看了三大景区中的一个角落，但已觉得充盈丰满，美不胜收。应该承认，这对一个景区来说，并不是很容易达到的。

若论幽邃、僻静，风景宜人，生态环境良好，绝少污染，同时又地处少数民族地区，这里很像川西北的黄龙山、九寨沟，也很像湘西的张家界。不同之处，是这里拥有十分丰富的历史积淀、人文景观，而且主要是围绕着一个传说遁入了空门的帝王的行止、出处展开的。这倒又一次为“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说法提供了佐证。

狮子山在武定县城西南四公里，号称“西南第一山”，素有“雄奇古秀”之誉。在一百六十六平方公里的风景名胜区内，有四分之三面积覆盖着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中间盘踞着一座硕大无朋的雄狮般的山峦，更显得气象非凡。

循着石级登上耸入云天的凭虚阁，但见翠海接天，不知何处是岸，一片白墙赭瓦的庞大建筑群，掩映其间。穿行在林海里，两侧有寒流啸壑，溪水潺潺，古树栖云，浓荫盖地。纵使外面溽暑炎蒸，燎肌炙肤，此地依然清爽异常，确是理想的避暑胜地。林间草地上，山花野卉，姹紫嫣红开遍，引逗得蝶舞蜂喧，把一个寂静的山陬，装点得霞拥锦簇，生意…盎然。

山中的正续禅寺，始建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其后于元延祐、明永乐、明宣德年间又经过多次扩建、续建，遂使殿宇层层，依山错落，气势雄伟，颇具规模。但在明代中叶以前，对外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文献中也很少记载。后来，由于明初流亡出走的建文帝朱允炆曾在此间避难多年的说法传播开来，遂使狮子山名闻遐迩，以致闹腾得沸沸扬扬，数百年持久不衰。

漫步山中，几乎随处可见据说在这里避难为僧的建文帝的踪迹。一进山门，就看到迎面照壁上绘有“建文逊国”故实的大型壁画。我以为，这不过是近些年随着旅游事业的开发，风景区管理部门特意找人绘制，用以吸引游人的，所以并没有怎么在意。可是，当走到大雄宝殿前，见到那株树龄五百余年、粗可五人合抱、标牌上注明“建文帝手植”的孔雀杉，就觉得非同凡响了。

在天王殿的南侧，还有一处名为“帝王居”的宅院，顾名思义，乃建文帝当年栖迟之地，院内也有他的手植柏。转到后山，在山半腰的林木葱茏处，隐约可见一处朴陋的建筑物，名曰“龙隐庵”，据说这里是明廷搜索期间这位流亡皇帝的临时避难所。

走着走着，陪同人员又引领我看了建文帝亲手栽培的白牡丹、虎头兰和木芍药。对于这些，我可就不肯轻易置信了。现在，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为了招揽游客，人们惯常在一些以古迹著称于世的旅游景点上弄虚作假，牵强附会，以致许多景物弄得不伦不类、非今非古、真假难分。说句心里话，对于这类做法，我是很反感的。

东道主可能察觉到了我的怀疑情绪，他随手打开背包，从里面抽出一本陈旧不堪、已被虫蚀多处的线装古籍，名为《纪我所知录》，作者为罗养儒。里面记载：“建文住正续寺亦积有年，乃于寺之佛殿前植木芍药二本”，“此花在云南颇少，唯见鹤庆之朝霞寺内有此佳种，建文当日或由迤西移其种而来也”。尽管这也属于故老传闻，但起码是流播久远，而且说得凿凿有据，总还称得上“一家之言”吧，我不能再作无谓的怀…疑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藏经楼下的帝王宫。有丹墀、品级阶、九龙口，完全按帝宫形制设置。宫内有塑像三尊，大小与真人相等。中间为建文帝，身披袈裟，双手合十；左右各塑一太监和老臣。藏经楼两侧有配殿，里面供奉着相传随建文帝出亡的护驾臣僚的牌位。

从一本《建文从亡十一先生记》的旧籍中得知，这座建筑物落成于清康熙七年，建文帝的塑像为同时作品。宫门抱柱上雕着两条夭矫的蟠龙，一条向上升腾，一条俯身下降，各臻其妙，栩栩如生。关于它们的寓意，当场我听到了两种解释：一种说法，两条龙分别隐喻抢班夺权、位登九五的朱棣与逊位出走、遁迹空门的朱允炆；另一种说法，象征着建文帝由天子沦为庶人的起伏经历。

二

帝王宫外的廊柱上嵌有三副长联，都是充满诗情、理趣、禅机的史家上乘之作。

其一曰：

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

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

寥寥四十二字，概括了明初朱元璋、朱棣、朱允炆祖孙、叔侄三代君王的行藏、史迹与传说。

上联说的是祖父和孙儿。所谓“僧为帝”，是指朱元璋。他家世贫苦，十七岁，在故乡投皇觉寺为僧，手持木鱼、瓦钵游方化缘，过了三年“乞丐”生涯，又回到寺里。此时，皇觉寺已遭火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濠州郭子兴起义军，以骁勇机智为子兴所器重。朱元璋善于用兵，战功卓著。经过十几年的征伐，一步步扩充实力，剪除群雄，略地南北，扑灭元朝，于1368年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明。

为了巩固皇权，保持朱家天下的万世一系，朱元璋可说是“机关算尽”，煞费苦心。他既担心故元王朝的地主官员对他不服，更害怕一同起事的文臣武将怀有二心。于是，从洪武五年开始，连续颁布申戒群臣的《铁榜文》、《资世通训》、《臣戒录》、《志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数百余事，遍赐群臣，使知所鉴戒。

这充分说明，他对臣下一直是心存戒虑，防范甚严的。他不光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先后兴起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起大狱，株连文武臣僚被诛杀者近四万人。大案而外，一些开国功臣也被相继剪除，或被明令处置，或遭暗中毒害，绝大多数都不得善终。

与此相对应，是建立了皇室分封制度，分封诸皇子在各地称王。目的在于依靠朱氏子孙辅翼王室，以确保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而这一手，恰恰为日后的皇室争权，埋伏下了隐患。

明初，封建诸王分内外两线，有的分封在内线，如太原的晋王、西安的秦王、青州的齐王、开封的周王等；还有九个藩王分封到边塞前沿，主要是防止境外的事变，其中以燕王朱棣势力为最强大。允许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交给他们一支护卫军和指挥当地驻军的权力，以监视和控制各地的异姓臣僚。兵力多者达万余人，有的甚至“带甲八万，战车六千”。燕王、秦王、晋王都曾屡次带兵出征，节制沿边诸将，威权日重。

洪武九年，训导叶居升曾直言进谏，说，当前，朝廷赋予诸侯王的权力过大，要警惕出现下强上弱，尾大不掉的局面。现在就应早做措置，否则，等出现离心倾向时再去减地削权，便会引起诸王的怨恨与反抗，像汉朝的七国、西晋的八王那样，或据险自守与朝廷抗衡，或率兵入京制造叛乱，到那时就无法控制了。不要认为，这些人都是皇子，不会干出这种事来。七国诸侯王于汉景帝皆为至亲，不是照样兴兵作乱吗？由此可见，分封制弊端甚多，希望皇上及早采取救治的措施。

应该说，这一建议是非常富有远见的，而且提得正是时候。可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朱元璋，听了之后却愤怒异常，认为叶居升心怀叵测，有意挑拨关系、制造混乱。大嚷大叫，一定要把他杀死。最后，叶居升终于被击死狱中，此后，就再也无人敢于进谏分封诸王之事了。

三

明太祖有子二十六人。太子朱标温文尔雅，赋性仁厚。朱元璋觉得他有些柔弱，有意识地让他处理一些复杂事务。这样，就更明显地看出，父子两人为政之道，差异甚大。老皇帝主张以猛治国，通过严刑酷法来威慑官民；而太子却主张仁政爱民，认为杀人越少越好。

一次，他向太祖进谏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没有作声，第二天，父子俩在东阁外闲步，朱元璋故意把一条带刺的手杖扔在道上，叫朱标把它捡起来。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害怕手杖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先给你削光了，再交给你，岂不更好。”

眼看着“手杖”上的刺削得差不多了，不料，太子朱标竟一病不起。这时，太祖已经六十四岁了。究竟传位给谁，一时竟没有了主意。他认为四子朱棣沉雄、果断，颇有父风，有心立为太子，但群臣中多持异议。理由是，朱棣前面还有两个兄长，弃兄立弟，于礼不通。其实，更大的障碍还是朱棣本系庶出，其生母是高丽国进贡给太祖的一个妃子。按照正统观念，入继皇位的必须是皇后所生的嫡子。

既然皇子中没有办法安排，事出无奈，只好把太子朱标的儿子、十六岁的朱允炆册立为皇太孙。朱元璋也料到了诸叔王未必服气，便特意编写一部《永鉴录》，教育诸王安分守己，顾全大局；又颁布了《皇明祖训》，把皇帝与诸藩王、臣下所应恪守与不该做的事，规定得一清二楚，还提出，皇亲中如果发现谋逆之事，格杀勿论。

但是，这一切终究是纸上文章，一当他撒手红尘，任何约束力也就化为乌有了。诸叔王凭借手中的雄厚实力，言多不敬，行辄越法，根本不把这个年轻、文弱的小皇帝放在眼里。特别是燕王朱棣，从青年时代起，即跟随父亲驰驱疆场，战功卓著，成为诸王中的实力派、佼佼者，对于朱允炆的帝位造成了严重威胁。

早在太祖册立皇太孙那天，诸王都按时侍立两侧，唯独燕王朱棣姗姗来迟，到了之后，又重重地拍打着皇太孙说：“我这个侄儿真是幸运啊！”受到了太祖的严厉斥责。朱允炆即皇帝位，群臣入宫朝贺，朱棣竟无视礼法，从皇帝专用御道上殿，而且不叩不拜。

监察御史曾凤韶以“大不敬”罪弹劾燕王，建文帝却说，都是亲人，不必追究了。户部侍郎卓敬密奏建文帝说，燕王才智过人，酷似先帝。而北平向为强悍民族聚居之地，金、元两朝都从北平发迹。应速将燕王改封到南昌，以绝后患。建文帝还是不以为然，说，燕王与我乃亲生骨肉，何至于此！

但是，形势毕竟是异常严峻的。面对诸叔王特别是燕王声威日烈、步步进逼的局面，建文帝也日益感到问题的严重。燕王返回北平后，建文帝即派都督耿瓛掌管北平都司业务，又安排都御史景清为北平布政司参议，都是为了监视燕王府的动静。当事态进一步发展后，他便接受齐泰、黄子澄等谋士的意见，颁布了削夺诸藩的诏令。于是，燕王朱棣借口奸臣跋扈，朝廷孤立，社稷危亡，援引《皇明祖训》，以“清君侧”为由，入京“靖难”。从而爆发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争夺皇位的内战，史称“靖难…之役”。

朱棣攻占南京，登了帝位，建文帝下落不明。《明史》记载：“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而成书早于《明史》八十多年的《明史纪事本末》则记为：建文帝从地道出逃，一些随从人员从水关出城。鉴于多人聚集多有不便，只留三人在建文身边。他们乘船经吴江、京口，过六合，而后陆行，取道襄阳，最后到了滇南，又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经常往来于云贵之间。

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记载，燕兵攻破南京金川门后，建文帝束手无策，想蹈火而亡。这时，翰林院编修程济从奉先殿后取出一个铁条箍紧的匣子，说：“太祖生前嘱咐：太孙日后临大难时，可打开此匣，以找出解救办法。”建文帝忙叫人打开，只见匣子里装的全是和尚的用品，有剃度用的工具，还有两副袈裟、两副度牒。建文帝悲叹道，这是运数已尽啊！于是，抓紧剃去头发，穿上僧服，乘夜逃出聚宝门。整个亡命过程中，建文始终都是以僧人身份出现的。联语中说的“帝亦为僧”，本此。

乃祖僧为帝，阿孙帝做僧。这倒不是朱家与佛门有特殊的夙缘，更非一场简单的历史性游戏，其间存在着制度方面的深层的种因。那位以撰写大观楼一百八十字长联闻名于世的清代诗人孙髯翁，在《登狮子山吊建文帝》一诗中，有“滁阳一旅兴王易，建业千官继统难”之句，说的是朱元璋创业有方而交班无术，凭吊兴亡，寄慨遥深。

清代大诗人、史学家赵翼则从更深层次上进行剖析，在《金川门》一诗中有句云“乃留弱干制强枝，召乱本由洪武起”，“岂知衅即起萧墙，臂小何能使巨指”。明确地指出，肇祸的根源乃在朱元璋身上，正是分封诸王制度造成了干弱枝强、指大于臂，最后，祸起萧墙，无法收拾。

联语中“正觉依然皇觉旧”，分别讲了孙儿与祖父出家的场所。建文帝避难滇中，在正续寺为僧，“正觉”是对正续寺的隐括。联语作者拉出它来与明太祖早年出家的皇觉寺相提并论，一个庙貌“依然”，一个已经“破旧”，看来也不是闲笔，里面似乎隐寓着褒贬的意味，反映出一定的倾向性。

四

“寓褒贬，别善恶”，在下联就更加明显了。下联是扯出叔侄来加以评断。燕王朱棣从侄儿手中夺取了皇位，因此，联语中“叔负侄”云云，容易理解。那么，“侄不负叔”又当作何解释呢？我以为，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根据：

燕王朱棣起兵后，曾多次遭遇危险的处境。建文三年三月的一天，在保定的夹河，燕王的军队再次败在大将盛庸手下，黄昏时节，走投无路的朱棣率领十几名骑兵竟误入盛庸的营地，被朝廷的军队团团围住，如果此时断然加以解决，那么，所谓“靖难之役”也就灯吹火灭了。但是，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前去抓捕和伤害燕王，这是因为建文帝事先向部队做过交代，双方交战，不可伤害燕王，以免背上杀害叔父的恶名。结果，燕王得以安然脱险。此其一。

其二，当燕王的“靖难”军攻入京师时，建文帝尽管逃身在外，也还是有一定的抵抗实力的。其时，江南一带基本上还是他的天下，辽东仍控制在朝廷手中，孙岳、铁铉、梅殷等几个心腹重臣分别据守凤阳、山东、淮上，旦夕间即可开赴京师，举兵勤王。民间有个说法，建文帝为了解除内战中黎民之苦而甘愿逊位于叔父。这当然是臆测之说。但是，二百四十二年后，南明福王就曾称之为“让皇帝”，并正式追谥建文为惠宗，其后，清乾隆帝又追谥为惠帝，也似乎为此种说法提供了一个佐证。

“四十载衣钵相传”，讲的是祖孙递嬗，太祖在位三十一年，建文帝在位四年，“四十载”是取其概数，这是从时间上纵论；而“八千里芒鞋徒步”，则是从空间上展开。“八千里路云和月”，形容建文帝的亡命生涯，征程迢递，远哉遥遥。

从史书记载中得知，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最先是由明成祖朱棣一锤定音的。他在登基之后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上是这样写的：“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焚。”后来，官修明史便据此做了记载。在朱棣看来，若是建文帝真的死于宫中大火，这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不仅可以减轻他继承大统时制度上的约束和舆论上的压力，而且，也消除了前朝复辟的后顾之忧。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只要这个皇侄还活在世上，就无异于悄然树起一面神圣的旗帜，在他的皇帝宝座旁埋下一颗威力强大的定时炸弹，对他的皇权统治随时都会构成威胁。

为了遮人耳目，进一步坐实建文已死这件事，他又编演了一场“辍朝三日，遣官致祭”的把戏。但这显然又引起了更多的人疑窦丛生，因为要“致祭”，就总得有建文的陵寝，要有御制的碑铭。可是，这些全都没有。明末崇祯年间，曾有人上疏请将建文帝入祀，崇祯就说：“建文无陵，从何处祭？”

实际上，朱棣本人也并不相信建文帝已经死去。为了寻觅这个皇侄的踪迹，他处心积虑几十年，寝不安眠，食不甘味。他在永乐三年派遣郑和下西洋，目的之一就是在域外查探建文帝的下落。《明史》上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

从永乐五年开始，又派遣户科都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长）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和访察仙人张三丰为名，遍行天下州郡乡邑，暗察建文藏身之地，前后两段在外奔波了十五年。为了同样的目的，成祖曾多次命礼部榜示天下，申明僧侣、道人“俾守清规，违者必诛”；还以对照度牒的办法，对出家人严加巡查。

《明史·胡传》载，永乐二十一年，胡还朝，紧急谒见皇帝，当时成祖已经就寝，听说胡到了，赶忙穿上衣服，召他入内。胡就把访察建文帝的情况做了报告，直到漏下四鼓才出来。究竟是什么内容，君臣竟谈了这么长时间？史书上没有明说。只是交代了这个情节：此前，传言建文帝蹈海去，现在才解除了疑虑。

我们可以据此推想：是不是掌握了建文帝已经死去的信息？或者，虽然建文帝尚在人世，但已寄迹佛禅，无心俗务，或因健康状况不佳，总之，对朝廷已不再构成威胁了。否则，朱棣何以“至是疑始释”呢？一年后，朱棣即病死于北伐途中。

在二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中，朱棣无时无刻不被这个侄子的疑踪搅扰着，说来也是堪笑又堪悲的。

五

至于建文帝究竟逃亡到了哪里，至今史学界也没有定论，可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主张“在近不在远”。上海学者徐作生先生通过多年实地勘查，并研究大量文献资料，认定建文帝一直藏身于苏州吴县的穹窿山皇驾庵，其庇护人竟是曾辅佐朱棣得天下的和尚道衍（即姚广孝），有皇驾庵的碑刻资料为证；并考证，穹窿山拈花寺后半山坡上的当地人所称的“皇坟”，即建文帝的陵墓。有的则坚持“流落滇黔说”，认为武定狮子山即定居地之一。

我在武定访问期间，为了揭开这个历史上的疑团，或者说，要为“流落滇黔说”多找到一些史证，曾走访了当地的史志办、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可惜所获甚微。其中较有价值的，是清初《武定府志》的记载：“帝（建文）乃先入蜀，未几，入滇。虽往来广西、贵州诸寺，止于狮子山正续寺者数十年。”清乾隆时檀萃著《武定凤氏本末》一书，也有“让帝遁荒至滇，黔国公送之凤氏所”的记述。但即使这些资料，也都是事隔二三百年之后的往事钩沉了。

资料缺乏，载记寥寥，这原是容易理解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过去的历史向来都是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如果不遭到痛骂，也要淹没无闻。何况，有明一代，以至清初，很多时间它都被当作一个异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过，就我闻见所及，痛骂建文帝的还没有，这对这位倒霉的流亡皇帝来说，也算是够幸运的了。

我从史书及方志中抄录了一些传说是建文帝遁迹禅林后的诗篇。其中有这样一首七律：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云标。

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金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乌早晚朝。

当是初入空门时所作。尽管诗的文学价值不高，但确是一种真情的…流泻。

那天，我漫步在狮子山的林间小径上，目注隐现在“云标”中的寺庙，默诵着建文帝的述怀之作，觉得他虽然已经侧身缁流，但对于往日的凤辇龙袍、早朝陛见，仍然流露出丝丝缕缕的眷恋，未能完全释然于怀。

后来，这位流亡皇帝经过南北东西的流离颠沛，沧海惯经，风霜历尽，百般磨折过去，世事从头数来，虽然未能如太上之忘情，脑子里有时仍然浮现着朝元阁、长乐宫的影子，但一切一切毕竟已经是梦幻、泡影了。这种情怀，充分反映在他的晚期的诗作中：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忽忽几十年过去了，松风吹白了鬓发，山溪涤荡着尘襟。“绝顶楼台人倦后，满堂袍笏戏阑时”。旧梦如烟，岂堪回首；风光不再，漏尽灯残。漫步山野间，这位白头老衲不禁慨然低吟：

杖锡来游岁月深，山云水月傍闲吟。

尘心消尽无些子，不受人间物色侵。

这里与其说杂有某些颓唐之气，毋宁说是翻过筋斗、勘透机锋之后的一种智慧与超拔，是经过大起大落的一种高扬的澄静。

后人也许正是根据这番诗意，撰写了一副对联刻在“建文祠阁”的廊柱上：

沧桑变太奇，可怜一瓶一钵一袈裟，忽忽把君王老了，直到那华发盈头，面目全非，听夜静钟声，皇觉始归正觉；

黄粱梦已醒，回忆走东走西走南北，处处都荆棘丛生，何如这昙云满地，庄严自在，看潭澄月影，帝心默认禅心。

六

由于建文帝的下落是个极为尖锐、敏感的政治问题，永乐年间被视为一个禁区。当时，本来知情者大有人在，但是，正如后代诗人写到的，“国初杀气浑不除，越三十年还相屠”，刀光血影中，人人都不寒而栗，噤若霜蝉。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朝廷注意力由内向外的转移，诛杀较少，禁网渐疏，加上朱棣的后代已不再担心流亡皇帝会复辟，于是，士大夫中开始有人议论建文轶事。到了第十一代皇帝武宗临朝之后，甚至有人上疏请求为建文帝追加庙号、谥号。据《明实录》载，万历二年十月，神宗皇帝御临文华殿，曾与辅臣张居正谈论起建文帝的下落问题。说明此事已正式开禁。

正是在这个前后，记载建文帝行止的书也陆续出现。传闻明成化年间，浙江松阳县人王诏闲游吴中治平寺，听到寺内转轮藏上咔嗦有声，遂上去查看，原来是几只老鼠在啃一本旧书，翻开一看，里面载有随建文帝出亡的二十几位旧臣的轶事。王诏怜其孤忠，在每人事迹之前各加数句赞语，题名为《忠贤奇秘录》，刊行于世。

到了万历年间，又传出署名史仲彬的《致身录》，记载了建文帝南京出走后亡命西南的经过。其他还有《建文朝野汇编》、《罪惟录》等多种。其中，集大成者为刊行于顺治十五年的《明史纪事本末》，以专门一章系统记述了建文帝出亡过程和流落西南各地的行迹。因为作者谷应泰是清初官员，又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史学家，而且这部书又是以正史面目出现的，所以，传播甚广，影响颇大。

但是，到了康熙十二年冬反清事件“朱三太子案”出现后，人们又开始讳言其事。清初，流传明崇祯帝第三子尚在民间，一些人即以“朱三太子”为号召，举兵反清。京师有个叫杨起隆的人，诈称他就是“朱三太子”，组织旗下奴仆、佃户，密谋起事。因事机漏泄，为清廷镇压，杨起隆逃匿。

康熙十九年、四十年，先后又在陕西和江浙，发现诈称与拥立“朱三太子”者，闹得假假真真，使清廷大伤脑筋。这在当时是绝对忌讳的。因为如果有明室的嫡裔子孙在，就可以系故臣遗民之望，可以为反抗新朝者资为号召。所以清廷一经发现，便断为伪冒，而格杀勿论。议论建文之事，颇有借古喻今之嫌，因此，人们都避开这一话题；有的甚至进而直接指斥“建文出亡说”之谬妄，以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

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自然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王鸿绪在《明史稿》及《史例议》中，大放厥词以谄媚时君，明史馆修撰之臣也希旨迎合，认定建文帝焚死宫内，绝无逃匿之可能，都与此有直接关系。

到了乾隆末叶，明亡已逾百年，所谓“朱三太子”被获处死也过去了六十多年，朝廷已不再担心明室嫡裔复辟的事，于是在乾隆四十二年，诏改明史本纪，把“建文焚死”改为“棣（永乐帝）遣中使出后（马皇后）尸于火，诡言帝尸”。这样，文士们才又旧话重提。乾嘉之际的赵翼在《金门川怀古》诗中，有“一领袈裟宵出窦，九江纨绮夜翻城”，“从亡芒千山险，骈戮欧刀十族空”之句，坐定了建文出亡之事，并敢于议论明成祖惨酷杀戮建文遗臣的暴政，即是明证。

七

联语中“狮山更比燕山高”一语，寓意十分丰富而深刻。它涉及建文帝与永乐帝的历史评价问题。由于作者认定建文帝匿迹武定狮子山，所以，这里以“狮山”借代建文，而“燕山”则指的是永乐。

这种句法原是从唐宋诗人那里学来的。唐人罗隐评价光武帝与严子陵，有“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钓台高”的诗句。范仲淹则把东汉开国功臣拉出来和严子陵对比，结论是：“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这些诗句，都是通过对严子陵那种不慕名利、淡泊自甘的风范的颂扬，体现出浓重的士大夫自命清高、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思想感情。联语中揄扬退位隐居的建文，而贬抑攘权窃位的永乐，与此有一定…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隐逸的传统。几千年前的《易经》上就讲，“肥（飞）遁，无不利”；“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特别是庄子，系统地宣扬了隐逸思想。他最先阐发了对后世发生极大影响的“身外之物”论。他说，外物偶然到来，只是寄托，寄托的东西，来时不能阻挡，去时不能挽留。可是，人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寄去则不乐”。因此，他感喟地说：“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

庄子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热衷权势者的画像：权到手了战战兢兢，权势丢了痛哭流涕；睡了做恶梦，醒着不安宁。磨墨墨磨，弄权权弄。究竟是人在当官，还是官在磨人？这种隐逸思想文化的确立，正是泥涂轩冕、归钓江湖的严子陵被历代文人捧得那么高的社会思想背景，也是关于建文帝的这副联语的意蕴所在。

由于这副联语是悬置于正续禅寺的，因此，它对于是非、高下的判定，必然考虑到佛禅的“红尘觉悟”。佛家认为，功名富贵不过是因缘和合的一种偶遇，用终极关怀的眼光看，并不具备真正价值和实际意义。建文帝王冠落地，遁入空门，由大起大落而大彻大悟，在佛家看来，当然要比不择手段地追逐权位的永乐帝高超百倍。

如果不从庄、禅的角度，而是就史论史，专从事件本身来考究，联语中的结论也可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

据明史记载，朱允炆继位之后颇有一番作为，深得人心。他“天资仁厚”，“亲贤好学”，对祖父的诛戮功臣、雄猜忌刻，一直持有异议。亲政之后有意识地调整那种君主集权政治，注重发挥臣下作用，提高文臣地位。同时诏行宽刑薄赋，举遗贤，兴教化，重农桑，赈饥民。这一系列的兴革措置，为长期生活在高压、紧张的政治环境里的官民，提供了一种宽松、温煦的气氛，一时道化融洽，万民称治。不期这位颇得人心的青年皇帝，只维持了四年统治，就横遭惨败，饮恨终生，自然引起了当时和后世许多人的同情与怀念。

明乎此，就容易理解：当朱棣挥师进入南京后，为什么朝中诸臣拒不降燕，战死及自杀者那么多，仅弃官逃走的就有四百六十多人。许多人无视酷刑峻法，甘冒斧钺之诛，抗命不屈，死得极为惨烈。史称，“建文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尽田横之客”。所表现的气节，简直比改朝换代、异姓称王还要厉害。

对此，明代诗人朱鹭借凭吊死难遗臣方孝孺作了真实的描述：

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岂忍忘！

自分一腔忠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

而对于朱棣，在明清两代文人中则多有微词。人们当会记得，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曾借一位儒士之口，说：“本朝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帝，就弄坏了。”不仅朱棣本人，就连受他器重、辅佐他“靖难”夺位的僧道衍（姚广孝）也遭到了时人的非议与…厌弃。

据《明史》和《逃虚子集》记载，由于道衍助“桀”为虐，滥杀无辜，在他贵登高位之后，回到家乡吴县去拜望姐姐，姐姐却闭门不纳。访问老朋友王宾，王宾也不肯相见，只是站得远远地，连声说道：“和尚误矣，和尚误矣！”亲人、朋友的鄙视和冷漠，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此后便不再参政，潜心遁迹佛门。

传说，在他的晚年还曾保护过逃匿在外的建文帝。但明朝的后世君臣对他仍无好感。嘉靖年间，明世宗以“姚广孝系释氏之徒，恐不足尊敬祖宗”为由，将他的牌位从太庙中搬出。

说句公道话，无论如何，永乐帝在历史上还算得一位英主。他继承太祖的基业，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同时，坚持“怀柔远人”的方针，力求与周邻国家和睦相处，避免战祸，进而成功地建立了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他的名字将与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城、修纂《永乐大典》的丰功盛烈同其千古。而且，我们评议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既不应感情用事，也不能囿于封建伦理。无论叔侄哪个做了皇帝，应该说，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掌权，代表反动统治者利益的。

八

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永乐朝的弊政为后世提供了许多深刻的教训。成祖之失，一是晚年一意北征，劳师耗饷，招致边境不宁；一是信用宦官，为政苛猛。永乐帝为侦查臣民的行动，除加强原有的锦衣卫外，又设置东厂，交由宦官掌管，秘密侦查朝内外官员动静，阁臣一切活动，都由宦官秘密陈报；甚至派遣宦官赴外地监军，以防范驻防军将专权。

但是，最大的最不能令人原谅的过失，还是夺位之后，对建文遗臣和所有的逆命之士，大开杀戒，滥用酷刑，从开国元勋、硕儒、宿将，到诸司官吏、州县衙役，一直到平民百姓，凡有牵连，就要满门抄斩，甚至诛灭九族，转相攀染，村里为墟，直杀得朝野震怖，四海惊心，因而不免要受到后世的强烈谴责。

据史料记载，建文帝有两个儿子，长子文奎在靖难之役中失踪；次子文圭当时仅仅两岁，但朱棣也不放过，告诉太监将他幽闭起来，只许喂饭，不许教他说话，让他成为会喘气的废物。结果，监禁了五十五年，出狱时果真成了白痴。建文帝的三个弟弟，有两个死于凤阳的牢狱，另一个由朱棣授意他人纵火，被烧死在家中。

朱棣在夺取皇位之后，有案可查的共杀戮了一万四千多人，而且，手段也非常残忍。胡闰被剥皮；铁铉被油炸；景清不仅本人被敲牙、割舌、剥皮，九族也诛灭无遗，连同村的人都全遭屠戮，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瓜蔓抄”。以文章、理学名世，人称“正学先生”的方孝儒，由于不肯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并号啕大哭，掷笔痛骂，先被削掉下颏、割断舌头，后又千刀万剐，并被诛灭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共处死八百七十三人。

罪人的妻女则被发付到教坊去做妓女。一般的娼妓是静候嫖客，而她们按照永乐定法，需要不断“转营”，每个兵营里都要住上几天，以便为尽可能多的男性所糟蹋。生出孩子来，被称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更要遭受非人的待遇。对前朝逆命之臣及其遗属，竟施以如此惨酷、如此残暴的惩罚，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

持续十几年的血腥屠杀，不仅斫丧了国家元气，而且在民族心理上造成了剧烈的创伤，以至清初有人总结明亡教训时，把这作为一个缘由。他们认为，由于朱棣残杀无度，毁坏了正气刚风，造成后来许多臣子只知明哲保身，顺时听命，持禄固宠，再也无心顾念社稷了。

离开武定狮子山，已经三个月了。每当记起有关建文帝的种种传说和后人对明初这场惨烈的流血斗争的评判，我总觉得，西哲的那句名言：“历史，就是耐心等待被虐待者获救的福音。”确是有些道理。

（1996年）

始觉源头意味长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努尔哈赤在挥师猛进、战胜攻取的同时，因势利导，建都迁都，时刻不忘建立巩固的后方，像爱护眼珠一样，牢牢地守护着他的“源头”。这个战略思想，终清之世，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一

辽东山区的滚马岭，浓荫密布，万木葱茏，这里那里——其实不知是从哪里——渗出了涓滴的水线，穿出山体，越过峭岩，潜入丛莽，由开始的纤纤一脉最后化为滚滚滔滔、浩浩荡荡的浑河。浑河古称沈水，水北曰阳，沈阳以其在浑河之北而得名。

古籍《荀子》中说，江“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意思是，长江源头的水量甚小，仅仅能够浮起酒杯来。浑河源头也正是这样。站在竖有“浑河之源”碑石的旁边，我蹲下身子，双手捧起清湛得可以辨形鉴影的泉流，猛劲地喝了几口，觉得清爽、甘甜，还带着丝丝凉意。至于志书上所记载的“浑河以其水势湍激，泥土混流而得名”，乃是下游的情况。难怪古人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啊。当时，即兴吟了两首七绝：

意绪飘岚入莽苍，高山流水翠云廊。

涓涓不弃成江海，始觉源头意味长。

穿林破嶂不栖迟，矢志南奔似有知。

物理人情通一体，滔滔沈水是良师。

浑河上游，原是满族以及清王朝的肇基之地。翻开一部清前史，人们会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满族的民族英雄努尔哈赤创建后金的整个历程，不仅同浑河流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它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了重重险阻，一路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矢志不移，锐意扩展的进程，恰同浑河从源到流，步步向西、向南，最后奔流入海，一模一样。——这当然是巧合了。

二

满族从古代的肃慎、中世的女真发展而来。努尔哈赤一支起身于建州女真，14世纪中叶，这支人马从牡丹江流域迁到了辽东山区的浑河上游一带定居下来。他的祖父和父亲皆以女真部首领世袭明朝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他们一贯忠于职守，岁时朝贡，同朝廷保持着良好的依附关系。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在浑河主要支流苏子河畔的费阿拉（一说赫图阿拉），从小就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较深。他通过采集山货和参与马市贸易，结识当地许多汉人，学得多方面知识，熟悉辽东山川地理、风物人情。

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在一次战役中遭到明军误杀，虽然朝廷和地方长官一再表示歉意，但他始终耿耿于怀，到底还是以报仇为名率众起兵，当时矛头的公开指向，是声讨有关的当事者。四年后，开始在费阿拉筑城池，建宫室，定朝政，陆续统一女真建州五部，征服长白山三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率部由规模十分狭小的费阿拉迁往地势闳阔的赫图阿拉，筑城据守，图谋发展。在并吞异己的同时，对朝廷施行两手策略：明里称臣纳贡，互市通好，暗中积蓄实力，伺机而动。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公开称汗，登上九五之尊，宣布成立后金国，建元天命。尔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集中主要精力整顿内部，同时也不忘记扩充实力、拓展疆土的各项军事目标。天命三年四月，他感到明廷朝政腐败，军事废弛，辽东地区灾荒严重，这正是可以利用的有利时机，于是，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激发女真人的民族情绪，把群众的不满引向明朝。首战告捷，用计突袭了辽东重镇抚顺城，接着又拿下了清河。这时，腐朽、颟顸的明朝君臣，才上下震惊，莫知所措。经过十个月的酝酿和准备，组织西、南、北、东四路大军，一齐扑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全面进击。当时号称四十七万（实际是十万余人），以壮声威；而后金兵力仅有六万余人。明军的战略部署是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努尔哈赤则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原则，他有一句名言，叫作：“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结果，在萨尔浒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获全胜，歼灭明军四五万人，使双方攻守之势互换了位置，军事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此后，努尔哈赤为了进军辽沈，决定把大本营由赫图阿拉西迁一百二十里，建都界凡城，作为向明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哨阵地。天命五年（1620年）九月，又自界凡城迁往萨尔浒。次年二月，后金发动辽沈之战，连克沈阳、辽阳，攻下城堡七十余座。紧接着，就把都城迁往辽阳，很快就占领了广宁、义州、锦州，挺进辽西。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迁都沈阳，奠定了大清（1636年后金改名清）席卷东北，最后挥师入关的坚实基础。

三

在努尔哈赤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当军事进攻取得节节胜利、不断向前推进之时，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曾多次建都、迁都，一步步靠近军事斗争前线。有人也可能产生疑问：迁都、建都之事十分复杂，他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实施呢？这里有两个关节点：一个是打仗要求“指挥靠前”，司令部需要不断地前移，否则，在从前通讯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容易贻误军机；同时，还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临时都城应该既靠近前线，又易守难攻，而且交通便利；这是讲需要。二是频繁迁都，完全有可能。因为那时的少数民族政权，大本营也好，根据地也好，都城也好，都是至为简陋的，并没有多少建筑，不过是一些营帐，搬运起来比较容易。当然，即使这样，由于人们存在一种“安土重迁”的保守思想，由于下属一班人贪图眼前安逸，满足既得利益，留恋家园，胸无大志，因此，要实现及时搬迁，以适应形势需要，就要求统帅必须具有一往直前，锐意进取，不恤一时劳苦以成百世盛业的远见卓识。

事实上也是，努尔哈赤的每一次迁都，都遇到了这种由短视与惰性所形成的强大阻力。其中最激烈的有三次。

一次是从定居16年之久的赫图阿拉迁都界凡。诸贝勒、大臣缺乏战略眼光和远大抱负，以劳师久战，人疲马乏为由，共同向天命汗努尔哈赤请求班师整顿，“息马浓荫之下”，“且使士卒还家，缮治兵仗”。努尔哈赤力排众议，晓谕大家：

现今正值六月盛夏，行兵已经二十日矣。若是还都赫图阿拉，需要两到三天才能到达，军士由都城返回各路屯寨又得三到四天。炎热之时，这么折腾起来，兵马怎么能够壮健？如果按照我的安排，在界凡城安营扎寨，牧马于此，人员也得以休养生息，到八月间就又可以兴师矣。

在他的坚持下，到底还是没有返回旧都，而是就地筑城，安顿人马。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当年七月，就攻下了铁岭，八月收取了叶赫部，一切均如所愿。

另一次争议，是由仅居住半年的萨尔浒迁都辽阳。当初修建萨尔浒城，的确耗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本来也想多住一个时期。但是，形势发展之快为始料所未及。努尔哈赤感到，此间山路险阻，继续住下去很不利于向外扩展；而辽阳作为大明的辽东首府，人口众多，货财丰富，补给充足，交通便利，军事地位极为重要。无奈，那些贝勒、大臣已习惯于攻下一座城池，抢掠完毕，就弃城回归，因此，很不愿意移居新地。努尔哈赤严厉批驳了他们贪图暂时安逸、留恋眼前富贵、不思进取的想法。靠着他的无可动摇的绝对权威，半是说服劝解，半是强制执行，总算勉强统一了意志，统一了行动，最后，迁都辽阳，新建城隍，取名东京。

四年后再由辽阳迁往沈阳，同样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议。诸贝勒、大臣认为，东京城宫室新建，迁往新地必将再次大兴土木，只恐劳役过重，民不堪命，因而竭力加以劝阻。努尔哈赤考虑的却是后金的长远发展大计和长治久安之策。他感到辽阳离海口较近，深恐敌军从海上进袭；而沈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靠近抚顺、铁岭、开原等女真故地，既有利于巩固后方，突出满族共同体的核心地位，又可以在西征大明，北伐蒙古，东略朝鲜中发挥其地域、经济、资源方面的优势。

由于沈阳地处辽河平原的中心地带，沃野千里，资源丰足，而且水有浑河之利，陆扼关外要冲，交通极为便利，切实成为辽沈地区乃至整个东北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中枢。建都沈阳之后，后金王朝迅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接下来的进军关内、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今中外，一切民族和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往往都借助于地缘与地理优势，军事、政治更不必说。而军事、政治上的胜负成败，又突出地表现在定都、迁都的措置上。这一重大问题的妥善处理，需要最高决策人具备战略的眼光、卓绝的识见。努尔哈赤以父、祖十三副遗甲揭竿而起，最后发展到数十百万大军，战胜攻取，靠的就是这种政治上的远见和坚忍不拔、之死靡它的奋进精神。他像浑河那样，认准了一个方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崎岖险阻，都要一往无前地流向前方。这对于一个身临战阵，指挥百万雄师的领导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素质。

四

提到努尔哈赤的迁都、建都，使人联想起那位“一世之雄”的西楚霸王项羽。宋代文学家苏洵有过评论，说项羽“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当年如果他能引军趋秦，及锋而用，即可以据咸阳，制天下；可是，最后他却留恋故土，挥师而东，定都彭城。所持理由十分幼稚可笑：“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完全不像出自一位叱咤风云的盖世雄杰之口。

据《资治通鉴》记载，刘邦开始定都洛阳，齐人娄敬劝他迁都长安。他一时拿不定主意，组织群臣讨论。群臣中当地人占多数，大家争着言说洛阳优势，唯独张良大讲关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指出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刘邦甚以为是，即日决定迁都长安。宋代学者胡致堂盛赞此举：“高帝起兵八年，岁无宁居，至是天下平定，当亦少思安逸之时也。而敏于用言，不自遑暇如此。其成帝业，宜哉！”（在这方面，努尔哈赤何其相似乃尔！）

清代诗人王昙写过一首评说项羽的七律，可谓恰中肯萦：

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

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

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

徒纵咸阳三月火，让他娄敬说关中。

诗的开头，用了两个典故：“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楚人遗（丢失）弓，楚人得之。”这句诗的大意是，在群雄逐鹿中，西楚霸王项羽为了夺取天下，首当其冲。次句说，项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他在乌江自刎时，答应把头颅送给同乡吕马童）。下面六句，分析他的失败缘由。第三句，针对项羽死前说的“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劈头断喝，说天意并没有袒护刘邦。第四句紧接上，说项王的失策在于他留恋江东，决计要回故乡，以致坐失良机。第五、六句进一步展开说，如果能够早日攻破函谷关，进军长安，登上帝座，又何必等到后来刘邦成了气候，才想到设下鸿门宴去杀他呢！最后两句说，这一切都没有做到，项羽只是徒劳无功地纵火烧了咸阳的阿房宫，人家刘邦倒是听了谋士娄敬的进言，最后建都关中，终成大业。

唐代诗人李商隐也有一首咏史诗，是把刘项二人拉到一起来加以论…说的：

乘胜应须宅八荒，男儿安在恋池隍！

君王自起新丰日，项羽何曾在故乡。

诗中一正一反，对比鲜明。有以“八荒为宅”的鸿图远志的刘邦，在建立了统一全国大业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另建和家乡一样的新丰；而眷恋“池隍”的项羽，到头来兵败身亡，又何尝能在故里称王称霸，矜夸富贵呢！

对于努尔哈赤来说，这一千八百年前的往事，富有直接的教益。

同样，今天我们认真研究一番比努尔哈赤迁都稍后的闯王李自成的失败教训，也是很有意味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没有注意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始终是流动作战，随得随失，重蹈历史上“流寇主义”的覆辙，结果如一首民谣所说：“朱家面，李家磨，蒸了一锅大馍馍，双手送与赵大哥（指清朝）。”终于一败而不可收拾，被入关的清军摘取了胜利果实。

确立明确的军事战略目标，矢志不移，一往直前，在这方面，努尔哈赤与李自成十分相似。但是，他比李自成棋高一招的是在挥师猛进的同时，时刻不忘建立巩固的后方，像爱护眼珠一样，牢牢地守护着他的“源头”。浑河流域始终是他据以战胜攻取的大本营。这个战略思想，终清之世，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努尔哈赤的祖陵在其龙兴故地，今为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紧靠着故都赫图阿拉和浩浩荡荡的浑河。而他自己及其继承者皇太极，死后也都埋骨浑河岸边，俗称“东陵”、“北陵”，附近还有他们亲手擘画的殿宇巍峨的皇宫。它们都坐落在沈阳。

（1998年）

驯　心

皇帝与封建士子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那些读书人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而完全失去自我，“民族的灵魂与神经”更无从谈起。

一

清初，曾流传过这样一首“打油诗”：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雀领，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悔惭周粟，此日翻思吃国粮。

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蕨薇已精光。

诗中讽刺、挖苦的是，康熙皇帝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首次开设博学鸿词科，以吸引那些自负才高，标榜孤忠，或不屑参加科考，隐居山林，又确实有些声望的文人、逸士，前来参加面试，以谋取升斗之禄。当时，确有许多年高德劭的硕学鸿儒，包括有些称病在家、一旁观望的所谓“前朝遗老”，都曾报名应试，最后，康熙皇帝从一百五十多人中遴选出五十人，授予高官厚禄。有幸得中者自是感激涕零，那些落第的人也不再好意思继续以“孤忠”自命了。

读后，心有所感，我便仿效它的旨趣与格调，也随之诌了一首：

圣朝设考选奴才，衮衮诸公入彀来。

号舍真堪寒士进，侯门岂为广文开？

经纶满腹成何用？蹭蹬终生究可哀。

地下若逢吴敬梓，儒林外史出新裁。

所谓“圣朝”，当然指的是清朝。这是康、雍、乾祖孙三代所极力标榜的。

“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英灵或曰英才，原是无须要待设考才来“入彀”的。野无遗贤，方能显示出治平之世的强大感召力与吸引力。如果英才遍野，要靠设考加以选拔，那么，皇上的“盛德”、“圣明”还怎么体现呢？当然，奴才属于例外。

其实，清朝的主子向来是不承认“天王圣明”之外还会有什么“英才”的。在那些雄鸷、精明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眼里，作为适应型角色的汉族官员，原本都是一些奴才胚子、一些只供驱使的有声玩具，是无所谓“英”，无所谓“杰”的。他们一向厌恶那些以“贤良方正”自居的臣子，尤其是看不上那些动辄忧心忡忡、感时伤世的腐儒、骚客。因为设若臣下可以为圣为贤，或者人人都那么“忧患”起来，那岂不映衬出君王都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宋徽宗那样荒淫无道，说明其时正遭逢乱世吗？乾隆皇帝就否定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他的意思显然是，如果责任都放在村野匹夫身上，那他这个皇帝岂不形同虚设！所以，“圣朝设考”，物色奴才，当无疑义。

不过，说是“圣朝设考选奴才”，也有一个不易绕过去的障碍。在清朝，投考的举子绝大多数都是汉人。而汉人在清朝是不称为“奴才”的。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应该自称为“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为“臣”，若是稍一不慎，或者故意谦卑自抑，以“奴才”自称，就算是“冒称”，那是要问罪的。不是有个汉人官员马人龙，偏要自我贬损，在奏章中以“奴才”自称，结果遭到乾隆皇帝一通臭骂吗？套用鲁迅先生把历史上的时代分作“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对于汉人士子来说，清朝就是“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时代”。

当然，就广义上讲，满人也好，汉人也好，在清朝主子眼中，一例都是专供驱使的奴仆——明清时期，奴仆就常常被称作“奴才”。他们不要说人格，连起码的人身自由也谈不到。至于那个所谓的“臣”，本来也有奴隶、奴仆之义；而且，这个“臣”的地位也并非就高过“奴才”，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不妨听听鲁迅先生有关“臣”字的解释：

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

手头恰好就有个实例：清代名臣纪昀是乾隆帝的宠臣，曾经受命主编《四库全书》，可说是旷代殊荣。但他终究不脱文人习气，不善于收敛锋芒，有时还忘乎所以，结果有一次冲了乾隆爷的“肺管子”，乾隆登时勃然大怒，骂道：“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倡优，不过是奴才的代称。

至于那类名副其实的奴才，就更是等而下之了。有一本书上讲，一天，雍正帝在宫廷里看戏，看得高兴了就破例要对扮演主角的小太监赏赐一番，把他叫到身边来夸赞几句，并要赏赐御膳。也是这个小奴才受宠若惊，竟然得意忘形，不知深浅，忽然向皇帝问了一句：“现在的常州刺史是谁呀？”估计可能是他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什么“常州刺史”一类人物，所以才连类而及，顺便这么问了一句。这一下乱子可就出来了。登时，雍正帝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优伶贱辈，怎么竟敢动问国家的名器！”

这可把小太监吓傻了，心里纳闷儿：啊？我怎么动了国家的名器？什么是“名器”呀？名器，犹如人们常说的大器，泛指朝廷的命官、国家的栋梁。在皇帝的眼里，你们这些奴才胚子，只能干奴才的勾当，怎么可以“越俎代庖”，过问这类政治大事？如果哪个人竟然忘记了固有的身份，所言非当，遭来不测之灾，那是咎由自取，势所必然。果然，当下雍正帝便传旨：着即杖毙。结果，这个小太监当场就死在乱棒之下。

二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一个“赚”字，把封建统治者通过推行科举制，牢笼士子，网罗人才，诱使其终世沉迷，难于自拔，刻画得淋漓尽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科举制度就是以爵禄为诱饵，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

若说唐太宗当日的设想，确实也是想要选拔英才。因为他若想创不世之功，谋惊天伟业，如果不能罗致大批英才，则只能是一番空想。“济时端赖出群材”，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而且，作为一种拔擢人才的制度，科举制从唐代开始，把过去的拘于门第改变为自由竞争，不再需要长官察举、中央九品中正评定，大开仕进之门，无分寒门、阀阅，凡读书士子都有参加官府考试，从而被选拔做官的机会，这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只是，科举选士制度，无异于层层递减的多级宝塔，无数人攀登，最终能够爬到顶尖的却寥寥无几。许多人青灯黄卷，蹭蹬终生，熬得头白齿豁，老眼昏花，也未能博得一第。临到僵卧床头，奄奄一息，还放不下那份拳拳之念、眷眷之心。而那些有幸得中的读书种子，一当登上庙堂之高，便会以全副身心效忠王室，之死靡它。这真是一笔大有赚头的买卖。因此，当太宗皇帝李世民看到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乖乖地涌进号舍应试的时候，不禁喜形于色，毫不掩饰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彀”者，圈套也。封建统治者可以从中收“一石三鸟”之效，因此说它是“长策”：一是网罗了人才，能够凭借这些读书士子治国安邦；二是有望获得“圣代无隐者”的盛名；三是把那些在外面有可能犯上作乱的不稳定分子吸引到朝廷周围，化蒺藜为手杖。

对于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征服者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尖锐。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终究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底，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心悦诚服地为新主子效力。

但是，这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难于处置的矛盾，或者说是哲学上的悖论：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摇动。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贴耳的“奴才”。

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是后来居上，棋高一着的。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地做效忠于大清帝国的有声玩偶。有鉴于此，所以，著名学者钱穆先生下个定语：“若说（科举）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

清初的重要谋士、汉员大臣范文程曾向主子奉献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从“驯心”的角度看，他正是一个理想的制成品，这番话可视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回过头来，这个“理想的制成品”，又按照主子的意图，在针对其他“秀民”的“驯心”工程中，为虎作伥。

松山战役中，明朝大将洪承畴兵败被俘，起初，骂詈连声，惟求速死。皇太极派遣范文程前去劝降。洪本进士出身，虽久在兵戎，读书不废。范大学士便围绕着出处进退之类话题，同他出经入史，谈古论今。经过一番艰苦的心灵软化，洪承畴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谈话间，忽见梁上积尘飘落在袍袖上，便随手拂拭两下。机敏的范文程注意到这一细节，马上报告皇太极说：“皇上请放心，洪承畴不会死的。连身上的衣服都那样爱惜，何况身躯呢！”果然，很快他就降服了。

借助这类“理想的制成品”的筹谋策划，满族统治者从内外两界加强了思想文化方面的钳制。他们通过用八股文取士，把应试者的思想纳入符合封建统治规范的轨道，完全局限在四书五经和朱熹集注的范围之内；把知识、思想、信仰范畴的喧哗与骚动控制在固有的格式、现成的语义之中。应试者只能鹦鹉学舌般的编纂经书，不能联系社会实际，更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渐渐地成为不再有任何新知灼见和非分想望的“思想植物人”。所以有“秦坑儒不过四百，而八股坑人极于天下后世”之说。

与控制内心相配合，还要严酷整治外部社会环境。本来，晚明时期一度出现过相当自由的思想空间，书院制度盛极一时，聚社结党，授徒讲学，刊刻文集，十分活跃，思想信仰与日常生活交融互渗，世俗情欲同心灵本体彼此沟通。而清朝立国之后，便把这一切都视为潜在的威胁，全部加以封禁。

在这里，清初统治者扮演着君主兼教主的双重角色，把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兼并结合起来；同时强化文字狱之类的高压、恐怖手段，全面实现了对于异端思想的严密控制，从而彻底取缔了知识阶层所依托的逃避体制控制和思想压榨的相对独立的精神空间，导致了读书士子靠诠释学理以取得社会指导权力的彻底消解。应该说，这一着是非常高明，也是十分毒辣的。

三

说到清王朝对付士子的“驯心”手段，令人记起农村的“熬鹰”…场景。

村中有绰号“二混”者，平素不务正业，种地地荒，经商蚀本，唯一的拿手好戏是抓鹰、驯鹰，长年靠着这把身手混碗饭吃。深秋一到，地面铺上了厚重的霜华，树叶也全都脱落了，这时候，他便背起一张架子网，到坦平的山坳间，拣一块树木稀少的林间空地，把架子网支起来，围成四面带窟窿眼的绳墙，正中间插上一根矮木桩，上边拴上一只毛色鲜亮的大公鸡。当苍鹰在半空掠过时，远远地就能看见它的猎物，经过往复盘旋、侦察，最后下定狠心，扑腾着翅膀自空而下，向公鸡扑去，却又难以叼走。结果，翅膀挂到了网眼上，滑子一动，整个网就“刷拉”一声全部罩了下来，把苍鹰实实地扣住。

苍鹰的脾性非常暴躁，任你怎样拴缚，也要乱闯乱撞，弄得头破血出，还常常一两天绝食、拒饮。待到苍鹰饿得没有多少力气了，“二混混”便开始施展他的驯化功夫。先喂它香喷喷的“热食”，主要是活鸡活兔，任它吃饱喝足，满足其贪馋无度的欲望，使它觉得比在自由状态下吃得更好。这样一连喂上几天，鹰的体重显著增长，此后就开始折腾…它了。

第一步，像填鸭那样，掰开老鹰的嘴，往里面生塞硬填。但填鸭用的是玉米面、高粱面，而填鹰用的是线麻或苘麻做成的小手指头般大小的“麻花”，填进去不能消化，结果是越填越瘦。每次填三四个，两个钟头后再扯出来，上边沾满了带血痕的黄色油脂。一连填上几次，再喂它一点用水浸过的兔肉等解饿而不产生脂肪的食物。然后，再往里硬填“麻花”，再一个个扯出，直到见不到丝毫油脂为止。这时候的苍鹰已经瘦得皮包着骨头。

然后开始第二步——“熬神”。连续几个昼夜，不让老鹰闭眼睡觉，两个人换班守着，发现它闭眼了就立刻弄醒。就这样，饥不得食，困不能睡，再猛鸷的雄鹰最后也都“精神崩溃”了，变得驯顺无比，服服帖帖地听人摆布，而且，飞出去之后，能够听从主人调遣，及时返回。这是“驯心”取得成功的主要标志。

驯鹰第三步，叫“抓生”。找来一只活兔或者活鸡，把它的一条腿折断（勉强能跑，但跑不快），放在老鹰面前，让它去捕捉，抓住了就任它饱餐一顿，以示鼓励。然后，再把它拴在架上，狠狠地饿上几天，只给一些水浸过的兔肉，暂可充饥却得不到餍足。这样，它就会时刻想念着前日捕食鸡、兔后的美餐享受，盼望着早日出击，以博一饱。到这种程度，“熬鹰”的任务算是全部完成，只等着上市向玩鹰带犬的富绅或者猎户出售了。

看来，人也真是够残酷、可怕的。在一只苍鹰身上，竟然使出这么多狠毒的心计，而要驯服一条猛虎呢，还不知要施展何等毒辣手段，使出什么样的浑身解数，更不要说对付“万物之灵”的人，对付“人中之英”——知识分子了。其实，只要仔细地剖析一番清朝统治者对付封建士子（换句话说，就是炮制奴才）的不二法门，就会发现，其手段与驯虎、熬鹰极其相似。招法千变万化，但万法归一，都是在“驯心”二字上做文章，都是“大棒加胡萝卜”，屠杀、高压与利诱、笼络相结合。

清朝皇帝对于广大知识分子（主要是汉族士人），有一套高明的策略，最基本的手段就是设饵垂钩，通过开科取士，使广大读书士子堕入功名利禄的圈套。规定先要取得秀才资格，然后，再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又叫秋闱），考中了的成为举人。这是科举考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许多人就是卡在这个关口上，蹭蹬终生，不得出人头地。取得举人资格后，再进京赶考，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亦称春闱）。九天时间，共考三场，命中率达不到十分之一。通过会试，有望取得进士的称号。这样，才有做官资格。一个人从考中秀才到考取进士，没有几十年工夫是过不来的。因此，百岁老人、九十几岁才考中举人、进士的，并非特例。乾隆时代，有个老书生谢启祚，屡试不第，直到九十九岁才侥幸中举。他写了一首自嘲诗，以老处女自喻，抒写考中举人之后百感交集的心情：

行年九十九，出嫁弗胜羞。

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

自知真处女，人号老风流。

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由于官职得来艰难，这些封建官吏便视之如命，唯恐失去。结果，许多人只好“十分精神，三分办事，七分奉上”，唯恐稍有疏怠，前功尽弃。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尖锐指出的：虽有耆寿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为新进之楷模，但往往因阅历已深，顾虑重重，畏葸惧事，以致尸位素餐，玩忽职守，整天懒懒散散混日子，更不肯自动请求去官，直到老死为止。而那些埋没下层，无缘得进的英才奇士，却不能直接取而代之，照例要循官阶、按资格，一步一步地往上蹭。这就是当时有用之才奇缺的根本原因。

对于读书士子，清代统治者施行的另外还有几种策略：

——不时发出严厉制裁的信号，大兴文字狱，毫不留情地惩治、打击那些心存异念的桀骜不驯者；

——寓监视、牢笼于纂述，组织大批学者纂修《四库全书》，编撰《明史》，把他们集中到皇帝眼皮底下，免得一些人化外逍遥，聚徒结社，摇唇鼓舌，散布消极影响；

——整合思想，提倡程朱理学，推行八股制艺，扼杀读书人的个性，禁锢性灵，加重道德约束力。

有件小事，颇堪耐人寻味。一天，顺治帝向弘文院大学士陈名夏发问：中国历代帝王以谁为最好？陈名夏按照通常的评价标准，答说是唐太宗。顺治帝一个劲儿地摇头，说，不对，明太祖才是最好的。这使陈名夏大感意外，但稍加思索也就懂得了，朱元璋通过严刑峻法包括可怕的文字狱，建立了牢固的大明一统政治，实现了对于读书士子有效的思想钳制。这是清朝统治者所拳拳服膺的。

其实，朱元璋也是“药方长贩古时丹”，真正拥有这项专利权的，是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此人智算超群，以专门为帝王提供对付“游士”的权术见长。他有一句十分警策的话，为历代统治者所心仪：驯服那种凶鸷的乌鸦，要把它翅膀的下翎折断，这样，它就必须依恃人的饲养而得食，自然就驯顺了。他还率先提出严惩隐逸之士，认为古时的许由、务光、伯夷、叔齐之流，都是一些不听命令、不供驱使的“不令之民”，很难对付，赏之、誉之，不为所动，处罚、诋毁，也不感到畏惧。这四种通行手段在他们面前全都失效。怎么办？干脆杀掉！后世不少君主都曾接受过韩非的衣钵，明太祖与清初帝王乃其尤者。

清代开始于顺治一朝的文字狱，延续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步步升级，愈演愈烈。只要发现思想、言论上有越轨的，不管有意无意，或重或轻，立即处以重罪，立斩、绞杀、寸磔，甚至祸延九族，已死的还要开棺戮尸。乾隆帝在位期间，共兴文字狱七十余起。许多读书士子因为片言只字，遭致身死族灭。一时，阴风飒飒，杀气森森，朝野上下到处充满了血腥味。“避席畏闻文字狱”，确是最典型的概括。

了解这些事实，是十分紧要的。鲁迅先生就曾说过，倘有有心人将有关史料加以收集成书，则不但可以使我们看见统治者那策略的博大恶辣，手段的惊心动魄，还可以因此明白，我们曾经“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

四

为了看清那些儒生是如何跳进清朝主子设下的“坑陷天下聪明才力之士”的陷阱，并进而适应那种牢笼式的文化环境，一步步地失去自我，养成奴性，不妨接触一下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一些人物：

老童生周进已经六十多岁了，一辈子苦读诗书，最后考到胡子花白，却连个秀才也不曾做得。为了找个活路，只好充当私塾先生。这天，正逢举人王惠来到学堂避雨，那副威风凛凛、目空一切的派头，吓得周老头大气都不敢出，只是一个劲地打躬作揖，自称“晚生”，逢迎凑趣。待到举人老爷用过丰盛的晚餐，大快朵颐之后，他才默默地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了晚饭。次日起床，还得昏头昏脑地扫那满地的鸡骨头、鱼刺、瓜子壳。

这个日夜想望着爬上科举高梯而不得的可怜虫，终于有一天来到了省城，走进贡院门口，看到了做梦都想进去的考生答卷的号舍。一时百感交集，满怀凄楚，长叹一声，便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人灌醒了以后，又连续猛撞号板，满地打滚，直哭得口里吐出鲜血来。倒是几个商人动了恻隐之心，答应出钱替他捐一个监生资格，以便可以同秀才一起临场赴试。他一听，竟然不顾廉耻地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响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还有一个范进，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侥幸取得资格，又跑到省城去考举人，回转来，家里已是两三天没有揭锅了。正当他抱着一只母鸡在街上叫卖时，一个邻居飞奔而来，告诉他“已经高中了”。起初他还不敢相信，待至回到家中见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一时悲喜交加，空虚脆弱的神经再也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狂潮起落，竟至达到精神崩溃的地步：

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手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吴敬梓笔下的两个儒生佯狂失据、洋相百出的丑态，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清代顺德县有个名叫梁九图的秀才，乡试之后，觉得自己的卷子答得十分出色，心中有些洋洋自得。发榜的前一天，他把梯子架在贡院的墙上，准备到时候登高看榜。

旧例：乡试填榜习惯从第六名填起，填完后座主退下休息，最后再回过头来补填前五名。梁九图看到座主已经退下，以为是全部填写完了，便赶忙登梯去看，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再看一遍，还是没有，不禁意冷心灰，嗒然若丧。又加上长时间跨梯登高，有些头昏眼晕。这时，突然听到下面有人唱名：“第一名，梁九图！”心中转悲作喜，竟然手舞足蹈起来，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架在半空中，结果掉在了墙下。家人赶忙过去搀扶，已经摔成了残废。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中，写了类似情景。东昌名士王子安“困于场屋”，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痛饮大醉”，眼前浮现出考中举人、进士以及殿试翰林的种种幻象，遭到了妻子、儿女的嘲笑。聊斋先生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士子在名缰利索羁绊下，灵魂所遭受的腐蚀和扭曲，控诉了科举制度对于人性的摧残。最后还通过“异史氏曰”，更加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这种科场的悲剧：

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情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

吴、蒲两位文学大师笔下的这些可怜的举子，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可悲的处境，说来和圈中的驯虎、架上的笼鹰有些相似。司马迁说过：“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井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约”字为文中之眼。正由于它们的威严受到制约，日渐积累，才造成这种心态的变化。无论是志行高骞的封建士子，还是咆哮长林的山中大王、搏击苍空的鹰隼，在长时期的圈养过程中，自由被剥夺了，天性被戕残了，心态被扭曲了，一句话，经历艰苦的“驯心”磨炼，最后，都习惯于这种虽生犹死的屈辱生涯，服服帖帖地跟着主子的指挥棒转。

所不同的是，猛虎入槛、苍鹰上鞴，都是自身无奈，迫不得已，是由多舛的命运把它们抛入悲惨境地的；而周进、范进、王子安者流，则是为了显亲扬名、立德立功而自投罗网，心甘情愿地觅饵吞钩。因而，其可鄙、可怜、可悲，自是更进一层。当然，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来个刨根问底：这悲惨的结局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孰实为之？孰令致之？”

五

知识者理应是思想者。专业知识、技能之外，还应具备社会批判精神和心灵的自由度。而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士人，更多的却是奉行儒学传统的修齐治平、立功名世，因而，他们多是专制制度下炮制出来的精神侏儒。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作为民族的灵魂与神经，道义的承担者，文化的传承者，他们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推动社会进步的庄严使命。可是，封建社会却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必须以丧失思想独立性、消除心灵自由度为其惨重的代价。即是说，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而完全失去自我，“民族的灵魂与神经”更无从谈起。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于破解的悖论。

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只能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未免太扭曲了自己，丧失了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样，摆一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个狂放的诗仙那样，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唐代诗人柳宗元有句云：“欲采花不自由”。已故著名学者陈寅恪，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反其意而用之，改作“不采花即自由”，显示他的另一种人生选择，另一种生存状态。然而，谈何容易，即便自愿“不采花”，自由恐怕也是难于得到的。

较之其他任何朝代，清代的政治、思想专制，要严酷得多，惨烈得多。有清一代二百余年，盛世自不必说，即使朝政糜烂的晚期，也没有发生过一起满汉官员叛乱的事件，所谓“只有叛民，而无叛官”。即此，足以看出清朝统治者“治术”的高明。这样的专制社会越持久，专制体制越完备，专制君主越“圣明”，那些降志辱身的封建士子的人格，就越是萎缩，越是龉龊。难怪有人说，专制制度是孕育奴才的最佳土壤。明乎此，就可以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何以无数智能之士，一经跻身仕宦，便都“磨损胸中万古刀”，泯灭个性，模糊是非，甚至奴性十足了。

而且，奴才的代价很低，只要甘心付出不值多少钱的尊严，肯于交出自由思考的权利，便可以飞黄腾达，获得一切。奴才的门槛儿也不高，任何人都可以迈过去。没有头脑、没有才干不要紧，重要的是“听话”。要善于迎合，学会服从，能够揣摩主子意旨，“终日不违如愚”。对于任何独裁者、专制者，这都是最舒服、最惬意的。他们可以从百依百顺的下属身上，获得一种胜利感、安全感、荣誉感。

史载，康熙皇帝素以骑术专精自诩，一次出郊巡游，坐骑受到惊吓，突然尥起了蹶子，奔突腾跃不止，到底将他掀了下来，使他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心里觉得特别窝囊。随从大臣高士奇见此情状，立刻偷偷地跑到污水坑旁，滚上一身臭泥，然后，踉踉跄跄，走到康熙面前。皇帝被这副狼狈相逗笑了。高士奇随即跪奏道：“臣拙于骑技，刚一跨上马鞍就掉了下来，正巧跌落在臭泥坑里。适才听说皇上的马受惊了，臣未及更衣，便赶忙过来请安。”一副奴才丑态，令人作呕。可是，康熙皇帝听了，却龙颜大悦，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些南方人（高为浙江人）啊，竟然懦怯到这种地步，连匹烈马也摆布不了！你看，我这匹马该有多么厉害呀，尥了半天蹶子，也没能把我怎么样。”从此，便对高士奇宠信有加，经常同他一起研习书画，竟至形影不离。

原来，奴才如同主子肚里的蛔虫，主子心里有什么想法，即使是十分隐秘的，他们也都能琢磨得一清二楚；关键时刻，能够不失时机、恰到好处、天衣无缝地先意承旨，谄媚逢迎。史料上记载，高士奇为了讨好康熙皇帝，争得信任，特别注意笼络那些宫廷内侍，经常向他们详细询问：皇帝近日在读哪些书？都关注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回去预先做好准备，以备答问。对于这种“遥体圣衷”、媚上取宠的卑劣行径，他不以为耻，反而引为荣耀，洋洋自得，就是说，优越感已经压倒了耻辱感，表现出典型的“奴才心态”。

当然，也还有一些坚贞之士是不肯俯首就范的。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学者把人格独立看得至高无上，重于功名利禄，甚至重于生命，立志终身不仕，潜心著述，粹然成为一代宗师。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猛烈鞭挞封建君主专制，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确指出，专制王朝的法律是帝王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法乃天下之公器，应该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法意》中论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大约提前一个世纪。

康熙年间，陕西有个李二曲，抱定“宁愿孤立无助，不可苟同流俗；宁愿饥寒是甘，不可向人求怜”的志概，称病在家，不去应试博学鸿词，官吏一再催逼，他便以拔刀自裁相威胁，只好作罢。后来，干脆把自己反锁屋中，“凿壁以通饮食”，不与任何人见面，朝廷也拿他没有办法。山西的傅青主不肯赴京应试，官员们让役夫抬着他的卧床前往，到了京师，拒不进城，硬被塞进轿子抬着入朝，他仍是不肯出来叩见皇上，被人强行拉出，一跤跌倒，权作伏地谢恩，最后只好放回。接下来，还有蒲松龄、郑板桥、曹雪芹等文坛巨擘，有的根本就不买这个账，不咬这个钩；有的进到圈子里来，晃了一圈，打个照面，又“溜之乎也”。

但遗憾的是，在茫茫史影中，这种灿若星辰的坚贞之士，终属凤毛麟角。而更多的则是庸才、驽才，甚至是寡廉鲜耻的奴才。这是社会制度与艰难时势使然，不必苛责于前人的。

（2003年）

山庄里的两对祖孙

比起祖父康熙帝的雄才大略，乾隆帝已经差逊一筹，但这对祖孙毕竟还是有所作为的。而嘉庆、咸丰帝这一对祖孙，就只剩下丧权辱国、丧魂失魄、窝囊晦气了。除了称之为“龙头鼠尾”、一代不如一代，夫复何言！

一

说到承德避暑山庄，它的旖旎风光，人们无不交口称赞，叹为观止。而其灿烂、丰厚的文化蕴涵，尤其令世人倾倒。可以说，这里浓缩了一部多姿多彩的清代历史，而且，随处都能感受到当日创建者的深谋远虑，良苦用心。

徜徉其间，人们首先会想到康熙大帝。当时，处于内忧外患频仍之时，特别是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触角已经伸向了黑龙江地区，这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警觉和深重的忧虑。于是，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及时地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北方，着手策划反击沙俄的侵略和统一厄鲁特部蒙古。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整军经武，弘扬民族的尚武传统，保持八旗军固有的勇悍的战斗力。为此，他坚持了由顺治皇帝始创的北出口外，围场射猎的制度，并圈建了总面积约一万平方公里的木兰围场，以身作则，倡导娴习骑射，演练兵马。

与开辟木兰围场相结合，康熙四十二年，又在靠近围场的承德武烈河畔始建避暑山庄。这里“左通辽沈，右引回部，北压蒙古，南制天下”，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沟通中原与东北，直达黑龙江、尼布楚，接连内、外蒙古的必经通道。而且，此间离京师不过二百公里，驿差驰马传递文书，往返只需两天时间。如果用“五百里加急”方式传送皇帝诏谕，甚至可以朝发夕至，确实是个理想的所在。

纵观历代园林之营造，一般都着眼于创造理想的栖居环境。尤其是皇家园林，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为皇帝提供游幸、憩居、享乐、赏玩的生活空间。而康熙帝营造避暑山庄，则有意突破这一局限，除了夏日避暑，更多的还是出于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考虑，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结果，这里成了以弘扬民族尚武传统、安抚和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为旨归的清代第二个政治中心。在康熙皇帝心目中，此处之山水园林，实际上是表达与寄托着帝王政治思想与治国抱负的特殊场所。诚如他的孙子、后来的乾隆帝所言：“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西方哲人黑格尔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从避暑山庄这座园林诸多与众不同之处，特别是从“周围那些规格高贵的寺庙”，看出了“亚洲大皇帝的用心”。这种政治考量，当时的朝鲜使臣也分明注意到了，他们在山庄接受觐见后，就说：此乃“天子身自备边也”；具见“康熙皇帝之苦心。而其曰避暑者，特讳之也”。

这从康熙皇帝在山庄题写的两首“望月”七绝中，也可以充分地看出：

荒塞天低夜有霜，一轮明月照苍凉。

不贪玉宇琼楼看，独在遐陬理外疆。

桂树清光挂碧天，云开万里塞无烟。

远人向背由敷政，惟在筹边与任贤。

前一首，通过述志抒怀，表达了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的志趣：不贪恋九重丹陛、玉宇琼楼的荣华、尊贵，而是居安思危，励精图治，置身遐荒塞外，处理安边固本的大事。后一首，由绘景抒怀进入理性思考，得出规律性的认识——面对着蟾桂高悬、云开万里的碧空清景和边烽不举、紫塞无烟的升平气象，他想到了政策与策略关系着人心向背、国脉兴衰这一千古至理，要想“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一在筹边，即实施恰当的民族政策，同时，整军经武，建立牢固的国防；一在选贤任能，治理内政。

康熙大帝深深懂得，历代边关不宁，多在北方，祸患往往起于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为此，他把维护国家统一、笼络北方民族、实现民族团结作为营造避暑山庄的落脚点。为了接待蒙古王公，在山庄周围敕建了溥仁寺、溥善寺等豪华的寺庙，营造一种浓重的神秘的宗教气氛，用以象征边疆各民族心向朝廷，如众星之拱月。以后又应其他各族之需，修筑了十多座寺庙，笼括了藏传佛教、中土佛教、各地民俗多神信仰、伊斯兰教和尊孔崇儒等多方面供奉的内涵，以及各具特色的建筑格局，形制华美、壮观，格调威严、肃穆，成为北部、西北部和西南边疆各个民族礼佛、朝觐向往之所在。其用意是既深且远的。

当然，更实际，也是更深层的考虑，还是通过辟建围场，开展名为“木兰秋狝”的习武、射猎活动（实质上即是古代形式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保持与发扬本民族的尚武精神。满族原本是一个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成长起来，以骑射宰制天下的勇猛精进的民族。可是，自从八旗军进关之后，数十年间，承平日久，渐远干戈，昔日那种勇武剽悍的传统已日渐式微。表现在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斗中，许多当关的将帅已无攻城拔寨之志，而个别久战沙场的名将，一听说要提兵打仗，竟然托病请求免征，有的甚至丢开队伍，临阵脱逃。这一危险的兆头，使康熙帝深感忧虑。

于是，康熙帝下决心对八旗将士严加整饬，首先由皇子皇孙、宗室子弟带头，先行严格训练。规定从康熙二十年开始，每年都要定期北巡，组织骑兵、射手去木兰围场习武射猎。前后达四十八次之多，每次二十天左右。他把这里看做训练军队的战场，磨炼皇子皇孙意志和体力的熔炉。那个时期的围猎活动，要求与实地作战一样，非常严格，非常艰苦。康熙帝有言：木兰秋狝，“往来沙塞，风尘有所不避，饮食或致不时”，可以让那些公子哥儿，“博犀兕以作气，冒风雪以习劳”。用意是十分鲜明的。

二

显然，康熙帝创建避暑山庄的初衷，是弘扬祖上尚武传统和中华大一统精神，开展多种有利于巩固边疆的活动。而几十年过后，到了他的孙子乾隆帝手里，这里的主要功用，便逐渐转化为赏赐封爵，召见各民族首领，开展各种外事活动。一以迎宾宴集，歌舞承欢；一以笼络各方，强化统治；一以宣扬中华大国的天威。当时，正处在清代的鼎盛时期，又兼乾隆帝本人极爱也极善于表现自己，所以，整个山庄便成了他借以示富、示威、示盛、示恩的理想场所。即以木兰秋狝来说，名称没有改变，但内容实质已发生了变化，遵照蒙古习俗，在这里举行所谓“塞宴四事”：赛马、什榜（演奏活动）、相扑（摔跤）、教（驯马表演）。从山庄中满布着一些赏景、饮宴与观戏之设施，即可以充分地看到由实战性向娱乐性的转变。

继位的第六年，乾隆帝首次以君王身份驻跸山庄，曾即兴赋两首七绝：

香风摇荡绿波涵，花正芳时伏暑三，

词客《关山月》休怨，来看塞北有江南。

菱花菱实满池塘，谷口风来拂棹香。

何必江南罗绮月，请看塞北水云乡。

《关山月》，汉乐府横吹曲名，出自文人笔下，内容多写边塞士兵久戍不归伤离怨别的情景。唐人王昌龄《从军行》有“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之句。乾隆之诗翻用了这层诗意。两首七绝的主旨，都是说山庄就是“塞北江南”。正因为塞北也有江南，所以，告诫词人不要再谱写怨别伤离的《关山月》曲了。他写的也是塞外，而且也写到了月华，我们不妨拿它同康熙帝的两首“塞外望月”诗对照一下，研究研究他们祖孙在立意方面的差异。

乾隆的诗没有多少味道，但应该承认，他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漫步在芝径云堤上，与如意州、冷香阁隔水相望，确实有一种置身江南的感觉。想象中，一列文臣雅士在风流皇帝带领之下，衣冠雍容，神情潇洒，凭栏远目，赏景吟诗，实在很难把他们同那个轻骑射猎，骁勇顽强的民族联系起来。心中不由地涌出了一句话：“真个是：江南妩媚，雌了男儿！”

乾隆皇帝的寿辰为农历八月十三，当时称为“万寿节”，正处于山庄避暑季节。因此，除个别时候要返回京师庆贺，平时每年的祝寿活动都要在山庄内举行。在他的七十寿诞那天，所有部院大臣和全国各地的督府、大员都赶到避暑山庄来向皇帝送厚礼，结果在古北口外，当时运送礼品的大车就有三万多辆。同康熙时代“落日照大旗”“沙场秋点兵”的寒光闪烁、刀剑争辉的场景相对应，此际的笙歌彻夜、舞影蹁跹的承平气象，成了山庄的另一类风景线。

举行于山庄万树园等处的“草原盛宴”是另一类的典型。乾隆年间，先后经历了对厄鲁特蒙古两个部落的战争，对回部布拉尼敦、霍集占的战争，完成了天山南北的统一，从而最终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对这一煌煌胜绩，乾隆颇引以自豪。因此，每当回部、厄鲁特部、哈萨克部首领入朝进贡时，他都要在避暑山庄设宴款待，设置多处大黄幄宝殿，可容纳上千人，宗室王公、贝勒和各少数民族首领都要与会，俗称“大蒙古包宴”。银花火树，万盏齐明，亮同白昼。乾隆帝曾咏诗以记其盛：

西陲平定已多年，宴赍频施毕后先。

孰意新归额济勒，山庄重看设灯筵。

乾隆帝在山庄的生活，可说是穷奢极侈。这里只说一件事：他听说泉水分量越轻，水的质量便越好，于是便把全国各地的名泉统统收集起来进行比较，其中有无锡的惠山泉、杭州的虎跑泉、济南的趵突泉、北京的玉泉山水，经过用戥子分别称量，认定北京玉泉山的水最好。可是，这时又有专家说了，泉水不仅要“轻”，还必须“清”。那么，比玉泉山水更清的是什么呢？唯有荷花上面的露珠了。这样，他就要喝露水，要用露珠来烧水泡茶。结果，避暑山庄里每天都要出动很多人划着船去荷塘中收集露珠。他所享用的水果也必须是最新鲜的，要用驿站快马不分昼夜地从福建运送鲜荔枝过来，像当年的杨贵妃那样：“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到了晚年，乾隆皇帝对于这种奢侈无度的生活，也曾有所悔悟。在《避暑山庄后序》中，他写道：

若图己乐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为也。若夫崇山峻岭，水态林姿，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斋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较之汉、唐离宫别苑，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则予之所为膻芗山庄者，是设陷阱，而予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意蓄之久而不忍言。今老矣，终不可不言，故书之，既以自戒，仍警告我后人。

若后人忘予此言，则与国休戚相关之大臣，以及骨鲠忠直之言官，执予此言以谏之可也。设谏而不从，或且罪之者，则是天不佑我国家，朕亦无如之何也，已矣。

尽管这种悔悟为时已晚，但其恳挚的态度、沉痛的话语，仍然发人深省，令后世感怀无限。当然，即使他逐渐形成了忧患意识，但也没有觉察到，实际上，这个天朝帝国已经危机四伏，种种盛极而衰的气象已经显露出来。听听外方人士的说法，也许要较为清醒与客观一些。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下旬，由马戛尔尼率领的多达六百人的英国外交使团，经海道至天津大沽口岸，然后赴承德避暑山庄，以为皇帝祝寿名义，被恩准觐见乾隆皇帝。在接受了一大笔十分贵重、当时比较罕见的祝寿礼品之后，大清皇帝给予使团以很高的接待规格，招待费每天为银币五千两，但对使团所提出的通商、建交及一些具有殖民主义性质的无理要求一一加以回绝。最后，为了显示天朝的富庶与强大，安排他们纵穿中国本土，一路南下，取道海上回归。然而，这一切恰恰给予马戛尔尼广泛接触社会、客观了解中国的绝好机会，他没有为豪华的排场、纷繁的表象所迷惑，当乾隆皇帝大肆夸耀其“十全武功”，沉醉在盛世狂欢中的时候，他却敏锐地发现：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将永远不能修复”。马戛尔尼对清王朝的印象，遂成为英国制定以后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参考依据。

三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大清王朝这一艘“躯壳巨大”的航船，终于更换了掌舵者。继康熙、乾隆帝这对祖孙之后，紧接着，山庄又迎来了嘉庆、咸丰帝这一对祖孙。

嘉庆帝的才华不及他的父亲乾隆皇帝，但素质差强人意。他不像乃父那样爱炫耀，尚虚荣，喜奉承，游山玩水，征歌选色。登极以后，在修身、用人、节用、奖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封建社会的末日和清王朝的没落，两者重叠在一起，实实地压在他的身上，这注定了他难以有所作为，只能以悲剧收场。嘉庆一朝，可说是与变乱相终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确是没有一天宁静过。

乾隆朝后期，社会矛盾日益滋长，灾患频仍。嘉庆帝一登上龙墩，就赶上了湖北、四川的白莲教徒武装起义；接着，又遇到东南沿海所谓“海贼”的骚动和几乎酿成大乱子的接连三次发生在陕西宁陕、西乡和四川绥定的兵变；尔后，便是直隶、河南、山东的天理教徒起义；并且在十年间，先后发生了刺客闯劫御轿和农民起义军冲进紫禁城的险情，使他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当时官贪，兵疲，民乱，河决，财困，整个社会千疮百孔。在位二十五年，他曾跑到避暑山庄来十七八次，主要目的已经不同于先祖的尚武、筹边，甚至连乾隆时期那种歌舞升平、强化统治、宣扬国威的气象也不见了。虽然也曾举行过秋猎活动，但已经不具备往昔那种浩荡的气派和声势了。结果，就在这次“秋狝”中病倒了，回到避暑山庄后，即“觉痰气上壅，至夕益盛”，最后于烟波致爽殿“龙驭宾天”。其死因，可能是年逾花甲，身体肥胖，天气暑热，旅途劳顿，诱发心脑血管病而猝死。

四十年后，他的嫡孙咸丰皇帝遭遇到比他更为惨淡的结局。他在位十一年，虽然也有锐意图治之举，但其自身纵情声色，宴安怠惰之行愈益发展。同他的祖父一样，咸丰朝同样一直处于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如影随形。内忧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遍布几十个州的捻军，以“按三尺剑以开基，重见汉高事业；着一戎衣而戡乱，依然周武功勋”为号召的杜文秀率领的云南回民等反清势力。贪官污吏的勒索和水灾旱灾造成的饥馑，迫使农民大批离开土地，加入这些造反队伍；外患是，英国人占广州，英法联军占京城，俄国人占伊犁和黑龙江流域大片地区，举凡亚罗号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被焚、《北京条约》的签订，都给他以沉重的打击。

自从《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咸丰帝就整天忧思抑郁，更加寄情文酒，贪恋女色。鉴于宫中行止有节，诸多不便，因而“尤喜园居”。整天蜗居在圆明园里，又是制曲，又是排戏，有时还去如意洲看戏，恣意享乐。直到英法联军北犯通州，他就再也稳不住神了，当即打算逃遁到热河行宫躲起来，一时京城上下惶恐万分，纷纷迁徙。清军八里桥败退之后，他更是丧魂落魄，紧急任命奕为钦差大臣，督办和局，自己则于次日凌晨，带上皇后钮祜禄氏、宠妃叶赫那拉氏等十三名妃嫔及五岁的小皇子载淳逃往避暑山庄，变“避暑”为“避难”。由于没有足够的准备，一路上，又饥又渴，又惊又累。出发不久，就紧急发谕，让奕等留京官员设法牵制英法联军，防止他们再向热河进逼。

尽管奕等多次请求圣驾回銮，但咸丰帝由于害怕回京后遭到外国侵略者的挟制，硬是在山庄里躲避了十一个月，这是他以皇帝身份“北巡”山庄的第一次，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同时也是清朝最后一位走进山庄大门的最高统治者。这样，北京城则完全处于失去任何抵抗的状态。很快，英法侵略军就闯进了圆明园，先是抢劫园内珍宝，最后放火焚烧，使中国珍宝荟萃的皇家宫苑化为灰烬。而他则躲在烟波致爽殿里，整天贪恋女色、美酒、丝竹皮黄、过万寿庆典，赏“有功”群臣；再就是屈辱含愤地“御批”几个丧权失地的卖国条约，其他没有任何堪足载记的修为，最后也是在这里黯然辞世。

比起康熙帝的雄才大略，乾隆帝已经差逊一筹，但这对祖孙毕竟还是有所作为的。而嘉庆、咸丰帝这一对祖孙，就只剩下丧权辱国、丧魂失魄、窝囊晦气了。除了称之为“龙头鼠尾”、一代不如一代，夫复何言！

（2009年）

东上朝阳西下月

“三百年风水轮流转。”努尔哈赤在辽东抚顺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基创业，而末代皇帝溥仪最后以囚徒身份在这里接受审判和改造。正应了《左传》上那句话：“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一

这天清晨，我正在抚顺市区浑河岸边闲步。河水清且涟漪，照鉴着我的颀长的身影，吹面不寒的清风，温煦而湿润，轻轻地梳理着鬓发，令人感到神凝气爽。净洁的青空，像刚刚擦拭过的，又高又远，不现一丝…云迹。

我忽然发现，初起的朝阳和渐落的晓月，同时出现在左右的天边。而笔直的河流竟像是一条长长的扁担，挑着这一为鲜红、一为玉白的两个滚圆的球体，悠然向西流去。霎时，我被这奇异的景观惊呆了。

联想到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艰难缔造，创业开基，军威赫赫，战胜攻取；随之，他的继承者挥麾出关，中原跃马，实现中华一统；外御强敌，拓土开疆，奠定现当代中国版图的牢固基础。可是，到了晚清之世，包羞忍辱，受尽欺凌，最后竟至傀儡登场，卖国求荣，导致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不禁百感中来，兴怀无限，遂口占七绝四首：

浑河今古浪翻新，悲笑兴亡照影频。

东上朝阳西下月，一般光景有升沉。

十三遗甲困龙伸，星火燎原势若神。

六合乾坤如电扫，兴勃亡忽果何因？

八荒同轨谈何易，寸草为标虑亦深。

讨债跟踪还债者，拓疆卖国一家人。

兴王祖迹久成尘，谁记当年万苦辛？

鼠尾龙头堪浩叹，英雄自古少传人！

二

抚顺及浑河流域，不仅是满族与大清王朝的发祥地，龙兴所系，王气所锺，而且，也是他们的先祖，以及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代开国帝王的夜台长眠之地。终清之世，此间都是人们最为向往的神圣区域。顺治帝曾发布东巡祭祖的圣谕，说是“自登极以来，眷怀陵寝，辄思展谒”。由于他盛年早夭，未克所愿，遂由他的儿子康熙帝予以践履，先后进行三次东巡，通过谒陵祭祖，追远思源，炫耀成功，光大祖业。这个先例一开，东巡祭祖活动，在尔后的几代帝王中遂成定例，其中乾隆帝四次，嘉庆帝两次，道光帝一次。实际上，雍正帝也曾参加过谒陵祭祖活动，那是在康熙三十七年第三次东巡时随同前往的。

这些皇帝到达抚顺等地之后，览古兴怀，都曾留下诗篇，以记其盛。康熙第三次东巡，到达兴京（今抚顺新宾）时，曾题五言律诗一首：

霭霭兴王地，风云莫可攀。

潆洄千曲水，盘叠百重山。

瞻拜陵园肃，凝思大业艰。

茏葱松柏茂，瑞鸟满林间。

彩云缭绕的兴京，是大清王业肇基勃兴之地，地处浑河、苏子河上游，周围有烟筒山、启运山环绕，苍松翠柏，葱葱郁郁，蔚为壮观。这里埋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远祖孟特穆、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是为永陵。瞻仰、肃拜中，先祖披荆斩棘、历险克艰的精神，叱咤风云的气概，创业垂统的煌煌盛业，令人缅怀无尽。

作为随从的皇子，雍正帝当时也写了两首五律，题为“侍从兴京谒陵”，其二曰：

龙兴基景命，王气结瑶岑。

不睹艰难迹，安知启佑心。

山河陵寝壮，弓剑岁时深。

盛典叨陪从，威仪百尔钦。

诗句典雅、谨严，作为追步皇父的唱和之作，非常得体。首联从前诗的“兴王地”中衍生“龙兴”、“景命”，王气所锺的话题；颔联展扩前诗“大业艰”之意；颈联一写陵园依山面河，气势雄壮，一写“马上得天下”的岁时久远；结尾，颂扬这次东巡盛典。

康熙帝与乾隆帝祖孙二人，相隔半个世纪，都曾在东巡期间凭吊过萨尔浒古战场，并各题七绝一首：

城成龙跃竦重霄，黄鉞麾时早定辽。

铁背山前酣战罢，横行万里迅飞飙。

铁背山头歼杜松，手麾黄鉞振军锋。

于今四海无征战，留得艰难缔造踪。

两首诗都是歌颂努尔哈赤的。诗的侧重点不尽相同，爷爷的诗重在开辟，万里横行，所向无敌；孙儿的诗作于守成之际，强调勿忘创业维艰。“城成龙跃”，指铁背山城。“早定辽”，指萨尔浒一战扭转了辽东战场大明与后金发展的大势。乾隆的诗前有小序：“太祖高皇帝以五百人破明数十万众，实王业之基也。”萨尔浒之役，后金首战告捷，明总兵杜松…战死。

康、雍、乾三代帝王的诗，贯穿一条共同的思想红线，就是通过缅怀兴王故迹，颂扬先祖丰功盛烈，表达永志不忘创业艰辛的奋斗精神。

可是，到了后来，这种昂扬奋发的精神，这个为子孙后世所经常夸耀的传统，却渐渐地被丢弃得一干二净。

三

如果说，这种成于斯也败于斯的现象，纯属历史的巧合，或者称之为偶然性，那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兴废特征，则是带有规律性的。

这里面有个典故，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

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这是鲁国大夫臧文仲的话。大意是，宋国将要兴盛起来吧！因为当年的大禹王和商汤王都是以身作则，反求诸己，所以，他们的国家能够很快就强盛起来。而夏桀王和殷纣王总是归罪于别人，他们的国家就很快灭亡了。

后来，在抗战时期，黄炎培先生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主席交谈，在论及历史上政事兴衰时，引用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成语，把它作为一种历史的“周期率”提出来。

“兴勃亡忽”，或者说“龙头鼠尾”现象，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上，确是屡见不鲜。所有的封建王朝，无一例外地都在绕这个圈子，有的圈子大，有的圈子小，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最后，九九归一，都没有逃出这个铁律。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指出：

羽……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这是就楚霸王自身而言。那么，作为整个一个王朝，又如何呢？

就说有清一代吧。经过太祖、太宗父子两代六十年的苦心经营，费煞移山气力，南征北战，创业垂统，奠定下二百九十六年的鸿基伟业；而到了光、宣末世，就如同李鸿章所形容的，清王朝简直就是一个纸糊的破屋，表面看上去，还算完整。可是，风一鼓荡，到处都出窟窿，糊不胜糊，堵不胜堵，千疮百孔，破烂不堪。同样反映了这种“兴勃亡忽”、“龙头鼠尾”的规律性现象。

当然，这里的为“勃”为“忽”，大抵是以“势”而言。京剧《霸王别姬》中，虞姬有一句唱词：“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古代文人也常用“不旋踵间”来状写成败兴亡的疾速，这不过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实际上，国家的兴衰成败，犹如人的生老病死，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渐进的过程。清王朝从努尔哈赤崛起于抚顺地区的穷乡僻壤赫图阿拉，中经萨尔浒、辽阳、沈阳三次建都迁都，最后定鼎北京，中华一统，前后经过六十余年；而从鸦片战争前后呈现国运倾颓之势，到最后完全垮台，仍然维持了七十几度春秋。

再者，人的晚年疾病，尤其是内科慢性疾病，往往种因于中年时期。同样，研索一个国家、一个朝代——比如清朝——的衰亡肇因，也应求源溯本，关照全局，要追溯到尚处于盛世的中、前期。择其荦荦大端，这里只谈一点：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的蓬勃发展，乾隆皇帝却狂妄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锁国，拒绝开放，视西方先进科学为异端邪说，使中国失去了转轨并与西方对接的历史机遇；而政治、思想的极端专制，更扼杀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萌芽，使新的启蒙运动无法形成，从而直接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发展；洎乎末季，由于不能因应形势变化，迅速而决绝地推进社会变革，遂使这个老大帝国一败涂地。

这么说，绝不意味着那些阴险的太后、孱弱的君主、昏愦的权臣，不应该对于晚清的衰亡负有直接的责任。他们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饱遭千秋唾骂。这里只是想说，如果抛开那些致命的“传统基因”于不顾，只从个别人身上寻找病原，尽管显得实际，也不能说不中肯，但终归是“舍本逐末”，不得要领。否则，不妨设想，假如最后换上一个颇有作为的君王来收拾残局，难道就能从根本上挽救这个垂死挣扎中的末世王朝吗？充其量，只能起到几支“强心剂”作用，使“一命呜呼”勉强延缓几日罢了。

四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叙述过一个“寸草为标”的故实：

在那些陈列品之间有一样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寸草为标”。据说这是康熙皇帝留下来的一种家规的象征。这位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了一根都不行，这就叫“寸草为标”。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无限的愤慨。但是我并没想到，康熙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不曾短少，而康熙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上万平方公里计。

这里体现了康熙皇帝作为一代英主，坚持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的光辉思想。

整个清代前期，“三祖一宗”（清太祖努尔哈赤、清世祖顺治、清圣祖康熙和清太宗皇太极）一直坚定地奉行这一思想传统。他们以实现统一、巩固统一、发展统一为依归，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展开了长达百余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内平叛乱，外御强敌，经文纬武，拓土开疆，创立下中华一统的煌煌盛业，奠定下现当代中国版图的坚实基础。其中最堪称颂的就是这位康熙大帝。

在他统治的初期，南方有“三藩”割据，东南海上有郑氏政权占据台湾，西北边疆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制造民族分裂，东北部沙俄侵略势力卷土重来，入侵黑龙江流域。形势十分严峻。亲政之后，康熙帝首先除掉了鳌拜集团，实现了君主集权，这为铲除各种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创造了政治条件。

当时，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与中央对峙。特别是实力最为雄厚的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向朝廷展开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来势十分凶猛。康熙帝坚决果断，且又调处有方，对强藩吴三桂坚决打击，对随同叛乱的耿、尚等人，实施抚剿兼用、分化瓦解的方针，并封赏、重用一批汉族将领，经过八年苦战，终于取得了平叛全胜，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三藩之乱”平定以后，制止分裂、解决台湾郑氏政权长期割据的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明代末年被荷兰人侵占，后来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大有功于中华民族；但他的子孙及其统治集团，却坚持割据，实质上是坚持分裂。他们仿琉球、朝鲜例，只称臣纳贡，同清朝保持藩属朝贡关系。在招抚政策行不通、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康熙帝圣裁独断，任命施琅大将军为福建水师提督，统率大军跨海出征，终于使台湾回归祖国。

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的频繁蠢动，康熙帝明确表态：“环黑龙江流域一水一溪，皆我领土，决不能允许沙俄侵占。”康熙二十二年，调兵永驻黑龙江，紧接着，又先后发起两次雅克萨反击战，将沙俄侵略者逐出中国领土。后来又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收复了黑龙江流域被俄占领的失地，并从法律上明确肯定了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是中国的领土。随着条约的签订，战争也宣告终结，得以及早腾出手来解决噶尔丹叛乱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完成国家的统一。

“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清史稿·圣祖本纪》中对康熙大帝的评价，应该说是很确当的。

五

可是，到了晚清之世，包羞忍辱，受尽欺凌，最后竟到了“割地赔款年年有，卖国条约岁岁签”的地步。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在英国海军炮舰的威逼下，卑躬折节，屈辱投降，最后签订了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割地赔款，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开西方列强大肆侵略中国之先河。

接着，又签了中英《虎门条约》；并分别同美国和法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紧接着，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也于19世纪40年代后期，与中国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从此，天朝的大门被彻底打开，中国的领土主权、关税自主权、司法主权和领海主权遭到了严重的侵犯。

到了咸丰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俄、中美、中英、中法签订了《天津条约》，中英、中法签订了《北京条约》。而狡猾的沙俄，三十多年间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我国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抵得上十个辽宁省那么大。

光绪年间，中法战争之后，签订了《中法和约》。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丧失领土主权之重、损失权益之多、赔款数额之巨，打破了以往纪录，成为一次空前浩劫。紧接着，又与俄、德、法、英等签订了多种丧权辱国的条约。美国来晚了一步，不甘落后，便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由，谋取了在华实际的经济利益。最后，八国联军进北京，烧杀劫掠，而躲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主使李鸿章等与十一国列强签订了卖国、屈辱的《辛丑条约》。从此，中国便沦陷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惨剧中，蒙受了空前的民族灾难。

那种情景，正像辛亥革命前出色的宣传家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所…写的：

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

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

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痛只痛，甲午年，打下败阵：痛只痛，庚子年，惨遭杀伤。

痛只痛，割去地，万古不返；痛只痛，所赔款，永世难偿。

痛只痛，东三省，又将割献；痛只痛，法国兵，又到南方。

痛只痛，因通商，民穷财尽；痛只痛，失矿权，莫保糟糠。

痛只痛，办教案，人命如草；痛只痛，修铁路，人扼我吭。

痛只痛，在租界，时遭凌践；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深汤。

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面对着这种丧权失地的奇耻大辱，那些熟记康熙皇帝“寸草为标”的圣谕的帝胄皇孙们，又是如何作想呢？

史载，道光帝在批准了中英《南京条约》之后，他为自己打破了天朝帝国的领土的完整，久久愧怍于心，死前还下了“罪己诏”，遗命：死后不许配天、祔庙，不许立功德碑。可说是“羞恶之心”未泯，尚有天良发现。而到了他的儿子咸丰帝，虽也不愿与“夷使”同城居住，移居热河避暑山庄，终有避事、苟安之嫌。从他自号“且乐道人”，并终日酣嬉宴游、骄纵淫侈，就可见本质上是陈后主之辈的“全无心肝”者流。后继者更等而下之。到了慈禧太后，则对大清的国运如何全不在乎，只要能保住“垂帘听政”的大权，不管签订什么和约，割多少地，赔多少款，根本不作考虑。即此，对于“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汉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深义，也就可以洞悉底里了。至于末帝溥仪三度傀儡登场，最后竟沦为汉奸、卖国贼，就更是“马尾串豆腐——提不起来了”。

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龙头鼠尾”现象，使人想起了鲁迅先生关于“还债者”与“讨债者”聚于一家，先后出场的论述。他说，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

在清代，崛起、开基时期的太祖、太宗、顺治皇帝，鼎盛时期的康、雍、乾三帝，都属于创业者，亦即“还债的”；而从道光帝以降，咸、同、光、宣四帝，则都是“讨债的”。努尔哈赤开基创业，直到二百九十多年之后，才出现溥仪这样“讨债者”，此亦大清不幸中之幸也。

从道光帝开始，整个晚清之季，这类“讨债者”，不知为什么竟一代压过一代，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那位道光帝的曾孙、末代皇帝溥仪，堪称此其尤者。

（2007年）

玩偶生涯

“傀儡明星”溥仪，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中，唯一在龙墩上三上三下，并始终充当傀儡角色。三次傀儡登场，分别由太皇太后操弄、野心家权臣拥戴、外国侵略者扶植，全面经历了“玩偶生涯”的各种生存状态，可说是集中外古今傀儡角色之大成。

一

傀儡，原义为土木制成的偶像，古称“木偶人”。后来，作为幕后受人牵线的戏具，用于表演人生故事，称作“傀儡子”或“傀儡戏”。据任半塘《唐戏弄》：“傀儡戏中，专以人生为主题，以老人为主角，散场之后，致使观众兴‘此生’与‘一世’之感，其有故事、有情节，有相当效果，不仅作龙钟踊踏，以博浅笑而已。”由此而衍生出现代的涵义——借指那些用以充当道具和摆设的政治玩偶。玩偶生涯，也是一种生命存在形式，但它却是没有重量的。

古代咏叹这一内容的诗文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唐天宝年间梁锽的《傀儡吟》：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

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由于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赏识，遂得以广泛传播。

事情是这样的：安禄山发动叛乱，直逼京城长安，唐玄宗仓皇西遁，太子李亨即位于山西灵武，是为肃宗。玄宗回来被迫逊位，当了太上皇，居于兴庆宫。当时，他们父子间的关系很紧张，李隆基颇不满于儿子擅自登极称帝；而儿子李亨在身边亲信的挑拨下，担心老皇帝东山再起，重新夺取皇位，意欲采取果断措施，又怕承担“不孝”的恶名；最后，由他所宠信的宦官李辅国出面，逼使太上皇迁至西内，并罢黜其多年倚重的几个旧臣，彻底孤立起来。这样，太上皇便失去了一切权柄与人身自由，像“玩偶”一样被人操弄于股掌之上，尝反复吟诵傀儡诗以自况，可谓寄慨遥深。

权柄，在这里是一个关键词。封建社会中，由于皇帝的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手握王纲，口含天宪”，因而，强藩、政要，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尤其是那些野心家、阴谋家、权欲狂，都要围绕着夺取皇权施展伎俩，明争暗斗，直至血肉拼搏。结果，造成许多帝王不得不扮演傀儡角色。他们的幕后操纵者，形形色色，或为异民族的侵略者，或为临朝称制、垂帘听政的太后、贵戚，或为阉宦、权臣，不管是什么货色，他们所死死盯住的无非都是一个“权”字。而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的皇帝，则同玩偶一样，俯仰由人，一切听从摆布，手中权柄形同虚设。

翻开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册，著名的“傀儡明星”还真有那么一串串，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应数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他有三点独特之处：其一，他是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后的两千一百三十二年间，中华封建帝制的最后一个皇帝；其二，他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四百九十二个坐过龙墩的，唯一爬上过三次又摔下来三次，而且始终充当傀儡角色的皇帝；其三，他在三次傀儡登场中，分别由太皇太后操弄、野心家权臣拥戴、外国侵略者扶植，全面见识并经历了“傀儡人生”的各种生存状态、各种人生境遇，可说是集中外古今所有傀儡角色之大成。

二

溥仪承继光绪帝位而登上“九五之尊”。他也像光绪帝一样，是被慈禧太后选中的一个理想的玩偶；登极之日，他只有三岁，也是一个娃娃皇帝。有人统计，中国历史上两岁到十岁登极的娃娃皇帝，总共有二十八位。除去个别的后来成为一代英主，像清朝的顺治帝、康熙帝，其余多数都是末帝、殇帝、亡国之君，许多人还都扮演了傀儡角色。

晚清的光绪皇帝载湉，是颇具代表性的。同治帝载淳年仅十九岁就病死了，年少无嗣。作为生母，慈禧太后所最为关注的，是选择怎样的继统者她才能继续垂帘听政。按照常理，“载”字辈的皇帝过世，应该从下一代的“溥”字辈中挑选一人承继大统，但这样一来，慈禧就将被尊为太皇太后，相隔两辈，她便没有再度听政之理。于是，由她独自做主，在与载淳同辈里找出一人，而这个人又不能年岁很大，否则，垂帘听政也失去了足够的依据。这样，皇冠就落到了四岁的载湉的头上，是为光绪帝。

这个政治玩偶没有实权自不必说，而且，自从入宫以后，就连普通人的自由也享受不到了。为了驯服这个小皇帝，使他能服服帖帖地听从摆布，慈禧太后整天对他横眉怒目，疾声厉色，动辄喝斥骂詈，稍不如意，就长时间罚跪，有时还施以“杖责”。他每日要按照家规，定时向皇太后跪拜请安，不发令让他起来，他绝对不敢起立。慈禧外出时，他“必须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这样，载湉从小就被慈禧吓破了胆，一见到她，如同豺狼狮虎照面，立刻浑身颤抖，色为之变。

慈禧太后的训政模式是：“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政饬诫。”这无异于说，一切事件，要事先请示太后懿旨，然后才能在皇帝面前奏闻。待到光绪帝举行大婚典礼之后，慈禧碍于祖宗法制，为了掩人耳目，不得不住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实际上，她仍然通过种种手段，继续总揽朝纲，千方百计干预皇帝独立行使权力。光绪帝名曰“亲政”，但朝中一切大事，都必须向太后“禀白而后行”，稍有违抗，就会横遭制裁。因此，史家说：“光绪帝作为西太后的一个傀儡，才有他存在的意义。不愿当傀儡，就绝不能当皇帝。”

而同是傀儡皇帝的溥仪，相对于他的前任光绪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之处，是他入宫后三天，慈禧就结束了人生之旅，一命呜呼了。当时，慈禧并未料到她会这么快就拉上了人生大幕，直到宣布溥仪嗣位那天，她仍然不想放弃手中的权力。光绪死后不过两个小时，她就吩咐监国的摄政王载沣：“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就是说，即使当了太皇太后，不便亲自参预政事，她还要通过百依百顺的摄政王的牵线，间接地操控小皇帝。随着太皇太后“归天”，这副摆布傀儡皇帝的担子，便自然地转到了溥仪的父亲载沣的肩上。其实，摄政王也只是个名分，到头来也是一个玩偶，他的幕后牵线人，则是总揽军政大权的野心家袁世凯。就这样，这个无知无识、浑浑噩噩的小皇帝，糊里糊涂地当了三年政治玩偶，而后又糊里糊涂地被赶下台，退了位。

当事人还清晰地记得，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二举行登极大典那天，天气奇冷，年仅三岁的溥仪，被人抬上了太和殿，放在又高又大的皇帝宝座上。由于紧张、害怕，他在龙墩上号啕大哭，连声叫喊：“我不挨（待）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待）这儿！我要回家！”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扶着他，急出了满头大汗，一个劲地劝哄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这番话，曾引起在场的王公大臣窃窃私议，认为太不吉利，乃是“不祥之兆”。民间也流传着顺口溜：“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果真，很快他就下台、完蛋了。而后便真的回到了老家——他的出生地醇亲王北府。

当时，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仍然留在紫禁城里过着异化了的帝王生活。但“光复故物”、“还政于清”的复辟活动，却在暗地里酝酿着、筹划着，由王爷、师傅、内务府大臣们指导着溥仪去扮演这种角色。“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溥仪回忆说，“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起来滑稽，却是个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愤愤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其实，这种寄托也是大谬而不然的。袁世凯惦着复辟倒是不假，但他想的却是自己当皇帝。只是，好景不长，仅仅八十三天，还没等龙墩坐热乎就被气死了。继任民国大总统的是黎元洪，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于是，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又派人前去祝贺，寄希望于新的权贵。黎元洪也派了代表答谢，并将袁世凯要去的皇帝仪仗送回了紫禁城，“小朝廷”的内务府又开始活跃起来，拟旨赐谥法、赏花翎顶戴，又授什么“南书房行走”，又给太妃们选秀女，忙得个不亦乐乎。而在国民政府那面，两巨头之间的矛盾逐渐趋于激化，军阀割据、纷争，日甚一日。

在这种形势下，一向效忠清王朝的北洋系军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勋等人，认为皇清复辟的时机已到，遂于1917年（民国六年）6月14日，以调停为名，率领三千名“辫子兵”进驻北京。康有为也不甘寂寞，赶忙化装成乡下老头，揣上事先拟好的复辟诏书，潜入了紫禁城。于是，一场复辟清王朝的闹剧开演了。

伴随着“宣统”年号宣告恢复，溥仪便又重新登上了皇帝宝座，颁发了一系列封官授爵的诏书。当时北京城里，一片乌烟瘴气，警察们通知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一时找不到，就用纸糊的来应付；一些遗老遗少纷纷放下了头上已经盘起的辫子，找出压在箱底的蟒袍，或者到估衣店里租买，然后匆匆赶到皇宫，准备入朝受封承赏。结果，满街上奔走的都是一些仿佛“从画上走出来的人物”，到处是拖着辫子的袍袍褂褂、花翎顶戴。报纸出版了报道复辟消息的“号外”。只是，这场闹剧开场突然，收场也快，不到十二天，宣统皇帝便又被赶下了台。

三

尔后，溥仪又是昏天黑地、纸醉金迷地混了几年。直至1924年11月5日，民国政府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其中重要一款是“即日移出宫禁”。这样，溥仪连同他的“小朝廷”便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出紫禁城，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由国民军把守着的醇王北府。

据溥仪自己讲，当时，他面临着三种出路可供选择：一种是按照新的《条件》规定的，放弃帝王尊号，抛开固有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二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新订的条款，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的优待条件，或者“复号还宫”，重新返回紫禁城，仍然过着原来那样的生活；三是走最曲折的路线，“借助外力以谋恢复”。最后，在“亲日派”的怂恿和支持下，他做出了第三种选择，被野心勃勃的日本关东军物色为理想的傀儡角色。

这时的溥仪，已经步入青年时期。为了实现这“第三种选择”，他从走进北府大门那天起，一直到离开天津去东北之前，日夜筹划着“借助外力以谋恢复”，可说是殚精竭虑，费尽心机。而日本关东军以武力强占了我国辽东之后，也正在加紧策划建立傀儡政权。在日本人看来，要侵占中国，必须先物色一个政治傀儡以为“遮羞布”，这叫作“欲渡河而船来”。于是，二者珠胎暗结，一拍即合。

当时，溥仪的周围活跃着几派势力：有以旧臣陈宝琛为首的“还宫派”，有以罗振玉为首的寄希望于外国、主要是日本的“联日派”，也有的主张联络、收买军阀，即“用武人”一派。这里既有前清的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包括了各色人等，当然，中心人物还是溥仪自己。“联日派”中有两个人起了特殊作用：一个是做过清朝驻日本神户领事、深得溥仪信任的郑孝胥。起先他并不属于某一派，好像哪一种主张他都考虑过，也曾赞成，又曾反对，因而遭到各派人士的排斥，弄得“姥姥不喜欢舅舅不爱”。但当他拿定了投靠日本人这一主意之后，由于他的才能、魄力与老谋深算，一切反对派就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另一个人是罗振玉，他曾长期居留日本，与日本人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两个人原本是相互对立的，现在，共同的目标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经过他们从中斡旋，最后在日本关东军策划与操纵下，于1932年3月9日，溥仪傀儡登场，就任了伪满洲国“执政”，两年后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前后历经十三年，算是过足了一把“皇帝瘾”。

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做出帮助他恢复大清王朝的承诺，只是让他以“满洲国”的“康德皇帝”的身份充当关东军掌上的的玩偶。完全秉承主子的意旨，溥仪在“建国十年诏书”中宣称，“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奉天承运之祚，垂统无穷，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这“如亲”、“如子”，正画出了儿皇帝的嘴脸；而“亲邦”云云，则源于梅津美治郎的谕示。他曾责令下属训导溥仪：须知“日本是父亲，满洲国是儿子，所以当称日本为亲邦”。既然是父子关系，那么，整个伪满洲国政权，就应由日本关东军控制，各级伪职皆由关东军各级军官兼任；溥仪的所有对外讲话，事先都要由关东军拟稿，然后，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他的活动范围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连走出宫门的自由也没有。

溥仪佞佛，平日供奉一尊佛像，是从紫禁城带过来的。可是，关东军司令官却告诉他，不能信仰这类外国的宗教。日满精神为一体，信仰自然应该同一。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天照大神迎过来，立为国教。一次，溥仪要去奉天祭祀清朝的祖陵，日本人知道后，立即加以拦阻，理由是他是满洲国的皇帝，并非清朝皇帝。溥仪解释说，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祭的是爱新觉罗的祖先。不管他如何辩说，最后仍然未获批准。事情竟闹到这种地步，自己的祖宗祭不了，却要把别人的祖宗认作自己的祖宗，溥仪也觉得“此情难堪”。但为了维护一己的地位与人身安全，只能点头称“是”，不敢讲半个“不”字。

十多年间，他由开始时对日本人充满感激之情而变为心中暗藏着不满，再进一步发展为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唯恐大难临头。就这样，一直挨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他也成了苏军的俘虏，1950年移交中国政府，监押在祖上的龙兴故地——抚顺的战犯管理所，1959年获得特赦。

就溥仪为了重登帝座，竟卖身投靠，甘当异族侵略者的儿皇帝来看，他和五代时的石敬瑭十分相似。石敬瑭借助契丹国太宗皇帝耶律德光的力量，从唐明宗的儿子李从珂手中夺得了皇位，建立了后晋傀儡政权。表面上称作皇帝，但一切都须听命于异族主子。不仅丧失了国格，对契丹俯首称臣，割让“燕云十六州”，每年要向契丹主子进贡三十万匹锦帛，逢年过节要派使者敬送厚礼；而且，还丧失了人格，主动叩拜在耶律德光的膝下，尊之为父皇，而自称为儿皇帝。这一年他已经四十有五，却称只有三十四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真是无耻之尤。

四

玩偶生涯也是一种人生样式。既然叫作“人生”，必然要涉及命运问题，涉及对人生际遇、生存状态、生命价值的追问与反思。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溥仪的“傀儡人生”究竟是怎样造成的？

表面看来，似乎是历史老仙翁对他开了个恶意的玩笑，亦即带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如同古书上说的，人生譬如一棵树上的花朵，它们被风一刮，纷纷落下，有的通过窗帘，飘到花团锦簇的床褥上，有的经过篱笆，落在臭气熏蒸的粪坑旁边——所谓“飘茵、坠溷”，似乎纯属偶然。扩大而至宇宙万有，看上去，纷繁复杂，茫无头绪，像是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实际上，内在却有一条因果相续的有序链条，有迹可察，有章可循，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也就是说，都是事物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正如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所说的，人们遭受的任何际遇和承受的任何后果，都不是无端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其间必有业因。一个人究竟应该承受什么样的命运，完全是由他自造自得、自力自择的结果。应该说，溥仪的三岁登基，冲龄践祚，是身不由己的；但后来的先后两次的傀儡登场，则全部应该由他自己负责。

溥仪确实是有“皇帝瘾”的。当他被逐出紫禁城时，国民军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曾经问他：“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答复是：“我愿意从今天就当个平民。”“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把它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就得到自由了。”一番话博得了国民军士兵的掌声。谁知，这竟是一通言不由衷的堂而皇之的谎言。他的真实想法，是：“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去的宝座上。”

1926年，溥仪与张学良同在天津，他们混得很熟。张学良劝他把身上的皇袍脱掉，辞掉周围的皇室旧臣，说：“你身边那些老臣围着你，就是在揩你的油啊！”张还劝他“到大学去念书，如果嫌南开不方便，可以远走，到美国去念书”。他们每番见面，溥仪老爱打听军队的情况，问这问那，张学良就说：“你打听那玩意儿干什么？你呀，应该好好地做一个平民。你若是老想着当皇帝，早晚会把脑袋混掉。”由于溥仪自有其政治主见，这一切金玉良言，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他还顽强地固守着“过去那一套”。本来早已离开了帝座，可是，仍然以“万乘之尊”自居，每日接受随侍与遗老们的朝拜。他从小便习惯了别人给他跪地磕头，哪怕是年岁大他十几倍的清朝遗老和亲族中的长辈，他也都安之若素。他在天津张园自设了“行走”办事处，仍然以“宣统皇帝”的身份称孤道寡。往来文书中，凡是遇到他的名讳，还照样坚持“敬缺末笔”。这使人想到《晋书》中那个自称为“太平皇帝”的王始，已经到了临刑受戮的时刻，有人问他的父兄所在，他还不忘摆“冒牌皇帝”的谱儿，说：“太上皇帝蒙尘于外，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兄与弟）为乱兵所害。惟朕一身，独无聊赖。”实在是堪笑又堪悲的。

五

在溥仪的脑子里，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只有“祖宗”，而没有“祖国”。他的理论是：“我在，即大清在”，“我就是国家和大清的化身”，这样，临死时才有资格、有勇气喊上一声“太祖高皇帝万岁”。溥仪后来回忆，在他被驱逐出紫禁城之后，有一次，骑车来到故宫的筒子河边，突然想起了紫禁城里的龙墩宝座和明黄色的千重宫殿，顿时，复辟和复仇的欲望一齐涌上了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我眼里噙着泪水，心里发下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君王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为了实现复辟的愿望，他曾采用过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等多种手段。当这些全然不见功效之后，日本人便开始在他的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

据他自己讲，自从出宫进了北府，就不断地得到日本人的“主动关怀”，亲切照应，从而增长了对日本人的信赖。随着时日的增加，这种信赖在脑子里潜滋暗长着。到了天津之后，更是一天天地膨胀、发展、成熟，直至把日本人看作实现未来复辟的唯一可能依靠的力量。这是他投靠日本人、甘当汉奸与儿皇帝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根源。

他自己多年的阅历，特别是蒋介石的发家史，以及孙殿英东陵盗墓的诸多实例，使他坚定了一条信念，就是欲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因此，他决定派遣身边最信任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习军事。在他的弟弟溥杰东瀛投军之后，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久欲奋双翼，继游于东方；奈为俗营牵，日夜交彷徨。勾践志报吴，薪卧兴胆尝。”他把自己比作勾践，流露出强烈的复辟愿望；而把希望寄托在东方的日本人身上。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可是，在溥仪看来，却是他重圆皇帝梦、开启新纪元的良机。他认为，满洲是他祖上的龙兴之地，当年进军关内、跃马中原、完成统一华夏的伟业，正是从这里起步的。他也要据此而重兴祖业，再造家邦，因而急于要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取得联系，以便早日出关，赶赴东北。郑孝胥劝他不必着急，日本人肯定会主动找上门来的。果然，像卡夫卡所说的，“一只笼子正在寻找一只鸟”，关东军很快就派人来与之接洽，表明他们对他的浓厚兴趣。说他们进军东北“完全没有领土野心”，是诚心诚意要帮助他“在满洲建立新的友好政权”。而他则主动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写信，宣称：“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与汉族，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主动向日本侵略者输诚相与，卖身投靠。那些天里，他兴奋异常，夜不成寐，“心里盘算着复位的时间，想象着登极大典的场面，越想越高兴，浑身的血液都像沸腾了起来”。

十四年间，在东北人民的反抗、痛骂、怨恨和呻吟声中，他为了满足复辟的欲望，驯顺地为日本主子效劳，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签订了《日满密约》，内容包括：“将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权委托于日本；日本军在国防上认为必要时，得以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和空路等，并得增设；对于日本军所需的各种设备，满洲国须加以援助；推荐日本的贤达之士为满洲国参议。”这样，从经济到军事，从治安到国防，从设备到人事，从天上到地下，日本主子通过他的手拿走了一切想要攫取的东西。而他所得到的酬劳，就是在东洋爸爸的卵翼下当个屈辱的儿皇帝。

在那水深火热的政治旋涡里，他把自我、尊严、灵魂、气节丢失净尽，包括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与人生乐趣，通体罩上了凄怆、惨淡与悲凉。诚如元人姚燧在散曲《醉高歌·感怀》中所咏叹的：

荣枯枕上三更，傀儡场头四并。

人生幻化如泡影，哪个临危自省！

人类社会是一种强调重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重量与价值同构。因此，太史公有“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说。其实，生，更是如此。那类傀儡人生，虽说也同样阅历了春花秋月，经受过七情八苦，但其实质，却是一种没有重量的生存。从这点来说，这种“生”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轻于鸿毛”！

（2006年）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见文学多妩媚/王充闾著.——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4141-3

Ⅰ.①我…　Ⅱ.①王…　Ⅲ.①叙事散文—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262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380千字

印　　张：30.25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张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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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二十卷文集编订完工，责任编辑建议我写个总序。我说，要说的话尽在其中，再讲就重复了。编辑说，可以就新编文集谈点想法。我只好唯唯以应。

本文集系由十年前编辑的《王充闾作品系列》充实、增补而成，篇篇缀有年份，涵盖了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历程。几十年来，读书、写作、治学主宰着我的人生，可以说，我的生命存在方式与文学之梦同构。作为心灵的投影，这些鸿爪留痕纵不十分清晰，也还能略显端倪，所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吧。

重温这一篇篇文字，念及其“证果初因”，颇似高堂老母环顾膝下儿女，逐一忆起当年的诞育过程——劳苦自不待言，但其间也充溢着欣慰与昂奋，当然也留下一些怅憾。俗话说，“孩子是自己的好”；而我，面对这些纸上跳跃的儿郎，却更认同“艺术是遗憾的事业”这句话。只是，对于历史的定本，我已经无力也无权做任何修改了。好在这并非全集，尽管“廉颇老矣”，但心态尚觉年轻，冀望于有生之年，再贾余勇，奉献一点优质的东西。

各卷均按文体划分。除部分专题著作保留了原来架构，其余都做了分类重组。依顺序说，大体为：三卷文学传记（文学自传、庄子传、张学良传），三卷历史文化散文（《龙墩上的悖论》、《文在兹》、《面对历史的苍茫》），三卷游记散文（域外、全国、本省），三卷其他各体散文（抒情类、随笔类、思辨类），三卷古体诗文（《蘧庐吟草》、《诗性智慧》、《古文今赏》），五卷专集（评论、讲演、对话、序跋、书简）。

文集的编辑、出版，得到了辽宁省委宣传部的殷殷垂注与鼎力支持，许多文友也予以热情鼓励、帮助；而万卷出版公司更是列为重点项目，倾力实施，不惮繁复，其瞩望之深，编校之勤，尤其令人感动。在此，一并郑重称谢。

王充闾

2016年4月

目　录

总序

青灯有味忆儿时

题记

一、记得青山这一边

二、老三股

三、狐狸岗子

四、泥土世界

五、小蔓头儿

六、游戏

七、母亲

八、姥家门口唱大戏

九、沙山

十、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

十一、货郎担

十二、父亲

十三、老哥俩

十四、刘老先生

十五、童子功

十六、“魔怔”叔

十七、博物学家

十八、嘎子哥

十九、子弟书下酒

二十、草根诗人

二十一、嫂嫂

二十二、最后一块碗花糕

二十三、哭灵

二十四、西厢里的房客

二十五、猎鹰

二十六、土特产

二十七、“绺子”

二十八、押会

二十九、文化性格

三十、花云

三十一、小妤姐

三十二、绿窗人去远

三十三、淘书

三十四、应试

三十五、望

三十六、“年少春衫薄”

文学自传

题记

第一章　起步

文学胎息

童子功

新天地

“进错了门”

第二章　“我生不辰”

初　念

“鸬鹚的苦境”

憧　憬

十年搁笔

绝望中寻觅希望

第三章　劫后复苏

喷　涌

导　引

诗　缘

第四章　变革中的升华

自觉补课

美的观照

游者之悟

梦幻情结

采　风

情生文

诗话人生

亮点与盲点

第五章　挑战自我

深度追求

面对历史的苍茫

事是风云人是月

为女性唱赞歌

灵魂的拷问

悖论话君王

向内转

第六章　攀登，乐在苦中

爱啃“硬骨头”

为少帅写心

致意《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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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灯有味忆儿时

题记

作为老年人特有的专利，回忆是对于遥远的童心的痴情呼唤，是重新感受年轻，追忆逝水年华的一种心灵履约，是对于昔日芳华的斜阳系缆。普通的人们毕竟还都天机太浅，既不具备佛家的顿悟，也没有道家“坐忘”的功夫，总是像《世说新语》中所说的“未免有情”，这就会不时地挑战“忘却的救主”。但是，由于想象中的完美和过于热切的期待终竟代替不了现实的近乎无情的变迁，所以，这种记忆特别是日后的追忆，看似撷采，或曰“朝花夕拾”，实际上正是印证着失去。因为没有失去，也就无所谓撷拾。

飞逝的时光便是飞逝的生命。而“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一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的”。（朱自清语）这样，在展现飞逝的生命流程中，在感受几丝甜美，几许温馨的同时，难免会带上一些淡淡的留连，悠悠的怅惋，夹杂着几许感伤、苦涩、苍凉的况味。早在一千多年前，玉溪生就已慨乎言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即已惘然，更不要说事后追忆了。

历史本身，以“曾在”为前提。“曾在”含有二义：一为“曾”，曾经即是过往，逝水流光，当下不再，包括其时的特定环境与般般情事；一为“在”，历史真实属于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是否追忆、是否述说为转移。而对历史的述说，由于主观意识的介入，常常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就是说，当事人已如飞鸟般振翮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由人们去指认、评说。难以避免的是，在时空变换的条件下，包括一些细节和心理活动，需要进行新的整合，新的加工，以及对于过往情事的重新诠释。那么，可否去掉这个环节呢？恐怕不行。因为没有个人记忆的细节和心理活动，历史只剩下一些空洞的结论，实际上等于遗忘。

说到童年的追忆，我记起了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富有才华的个人发展，需要有一个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强求一致的压力的童年时代。”予生也鲁，谈不上“富有才华”，但幸运的是曾经拥有一个任情适性、有利于个性发展的童年时代；又兼特殊的环境、条件使然，使我在童稚时期有机会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与国学教育，成为一个道地的读书种子。《青灯有味忆儿时》中这些刻印着橙色童年乡梦的追忆文字，再现了昔日烂漫天真与刻苦向学的斑斑印迹，飞扬着少小年华鲜活生命的灵魂跃动。愿它能为广大青少年读者带来一点点情趣和启示。

2014年岁杪

一、记得青山这一边

人，悄没声地，来到了这个世上，尔后，不知不觉，就长大了，就老了。

老了，往往喜欢回忆小时候的事情。而童年心态、童年感受、童年视角，向来都是富有情趣的。

一份资料里记载，齐白石老人九十二岁时，画过一幅忆旧之作《牧牛图》。画面上，一个总角儿童身上系着一个铜铃，手里牵着一头牛；牛似乎不太听话，小儿便使劲拉它，神情跃然纸上。旁边题写一首七绝：

祖母闻铃心始欢，

也曾总角牧牛还，

儿孙照样耕春雨，

老对犁锄汗满颜。

并附一注：“予幼时牧牛，身佩一铃，祖母闻铃声，遂不复倚门矣。”

一画、一诗、一注，灼灼真情，宛然可见。

其实，小时候的事情，未必就都那么美好，那么值得回忆、值得留连眷恋，无非是那时候岁数小，少年情事，如梦如烟，罩上一层半是实在、半是虚幻的诗意形态；加之，人在髫龄，既不会有过来人的失路、迷途的悲哀与愧悔，又具有人生取向、道路抉择的广阔空间，一切都可以从头做起，因而总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又兼记忆是一种微妙而奇异的东西，许多人和事，“当时只道是寻常”，可是，经过岁月洪流的反复淘洗，在神思迷雾的氤氲中，它们会得到醇化，有所升华，好似深埋于地下的周鼎商彝，一经发掘出来，那些青铜器皿便会以土花斑驳的神奇色彩，令人刮目相看。——这大概缘于回思既往具有选择、过滤、补偿的心理功能，它能够把已经远哉遥遥的凄苦、愁烦的境况，转化为杂着丝丝怅惋的甜蜜蜜的追怀；能够把轻抛虚掷、挥霍掉了的青春，重新寻觅回来，予以抚慰与救赎。这样，人们就有了品尝存贮了几十年、上百年的陈年旧酿的感觉，在一种温馨、恬静的心境里，向着如雾亦如电、如梦亦如幻的过往的时空含情睇视。于是，人生的首尾两头，便借助回忆的链条接连起来了。

就此，剑南诗翁说得至为剀切，而且富有概括力：

白发无情侵老境，

青灯有味似儿时。

现在，虽然我还没有登上白石老人、剑南诗翁那样耄耋之年的寿域，但是，童年时节的般般景况，却已经不时地闯入梦中；日长人静，闲坐书斋，也常常会忆起儿时旧事。可能是和个人经历、少时环境有关吧，我的回忆，总是带有一种苍凉的况味和浩渺、迷茫的感觉。这种感觉，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悄然而至。

这时候，仿佛回到了辽河冲积平原上故家的茅屋里。推开后门，扑入眼帘的是笼罩在斜晖脉脉中的苍茫的旷野。梦寐中吟诵出这样一首七绝：

红蓼黄芦接远烟，

一灯幽渺伴髫年。

茫茫旷野家何处？

记得青山这一边。

这里的“青山”，特指医巫闾山，亦称广宁大山。就大致方向说，我们家恰好位于这座亘古名山的东南，属于内侧，因而称作“这一边”。

岁月匆匆，几十载倏忽飞逝，而望中的流云霞彩、绿野平畴，却似乎没有太多的变化。叹吾生之须臾，羡大化之无穷。我把视线扫向那几分熟悉、几分亲切而又充满陌生感的村落，想从中辨识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当年陈迹。不料，还没等我醒过神儿来，一转身工夫，血红的夕阳便已滚落到青山的背后，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晚归的群鸦从头顶上掠过，“呱、呱、呱”地叫个不停。“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映衬着茫无际涯的芦荡，白杨林发出萧萧的繁响，幽幽地矗立在沉沉的暮霭里。

荒草离离的仄径上，一大一小的两头黄牛，慢条斯理地走过来，后面尾随着一个憨态可掬的小牧童。趁着晚风的摇荡，一支跑了调的村歌，弥散在色彩斑驳的田野里。惝恍迷离中，忽然觉得，那个小牧童原来是我自己，此刻，正悠闲地骑在牛背上，晃晃悠悠地往前走啊，走啊。居然又像是躺在儿时的摇篮里，“摇啊摇，摇过了小板桥”。伴随着母亲哼唱的古老的催眠曲，悠然跌入了梦乡——这无异于博尔赫斯的小说，梦境中的梦境。

蓝天，远树，苍苍莽莽的绿苇丛中，蜿蜒着一条清澈的溪流，叫天子、百灵鸟、黄鹂鹠、红嘴鸥，盘旋往复，迷乱了故乡的秋天。少年时代。我骑在一匹四蹄雪白的大红马上，蹄声得得，飞驰在浩瀚的原野上。忽而又踏上了黄沙古道，上冈下坡，颠颠簸簸，有几次险些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不知是为了搔痒，还是蓄意要把我甩掉，大红马突然从一棵歪脖子柳树底下钻过去。亏得我眼疾手快，弯起双臂抱住了大树杈桠，才没有被刮落下去，马却已经逃逸得没有了踪影。“啊——”，随着一声刺耳的惊叫，我醒转了过来。

这时，似乎依然身在茅屋里。北风“呜呜”地嘶吼着，朔风寒潮席卷着大地。置身其间，有一种怒涛奔涌，舟浮海上的感觉。窗外银灰色的空间，飘舞着丝丝片片的雪花，院落里霎时便铺上了一层净洁无瑕的琼英玉屑。寒风吹打着路旁老树的枝条，发出“刷拉、刷拉”的声响。这种感觉十分真切，分明就在眼前，就在耳边，却又有些扑朔迷离，让人无从捉摸、玩索。

渐渐地，我明白了，也许这就是童年，或者说，是童年的风景，童年的某种感觉。它像一阵淡淡的轻风，掀开记忆的帘帷，吹起了沉积在岁月烟尘中的重重絮片。

旧时月色，如晤前生。窃幸“忘却的救主”还没有降临，纵使征程迢迢，百转千折，最后，也还能找回到自家的门口。

于是，我的意绪的游丝，便缠绕在那座风雪中的茅屋上了。

茅屋是我的家，我在这里度过了完整的童年。茅屋，坐落在医巫闾山脚下的一个荒僻的村落里。说是村落，其实也不过是一条街，三四十户人家，像“一”字长蛇阵那样排列在一起，前面是一带连山般的长满了茂密丛林的大沙岗子。

入冬之后的头一场雪刚刚停下来，满视野里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太阳爷把那淡黄色的光芒随处喷射，顷刻间，这列新旧不一的茅草房、土平房便涂上了一层炫目的金色。家家户户的屋顶上，袅动着缕缕升腾的乳白色的炊烟。圈了一夜的大公鸡，从笼子里放出，扑楞楞飞到土墙上，伸长着脖子，甩动着血红的冠子，一声高过一声地啼叫着。谁家的小毛驴也跟着凑热闹，像是应和着阵阵鸡鸣，重重地喷打了一个响鼻儿，然后，就“咕——嘎，咕——嘎”地叫唤起来没完。荒村的宁寂被打破了，一天的序幕也就此正式拉开。

对小孩子来说，新的游戏又从头开始了。

二、老三股

我家的祖居地，在直隶的大名府，处在现今的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带。这里紧邻邯郸，属于民风慓悍，任侠尚义，尽多“感慨悲歌之士”的古赵地。

大约在光绪初年，我的曾祖父因为替父报仇，刺杀了当地豪绅的独生子，结果被捉拿到官府问斩；为了全生远害，三个初涉世事的子侄，便趁着一个风雪夜黑天，偷偷地离乡别井，闯了关东。

可是，全家老少对这段复仇贾祸的故实，却讳莫如深，对外总是说，那里的漳河泛滥，后来又有瘟疫流行，曾祖父全家遭难，只剩下子侄辈在外佣工的兄弟三人，逃出家乡，结伴北行。

三兄弟一路上，风餐露宿，卖长工，打短工，有时还沿街乞讨，历尽艰辛，总算逃到了山海关外。其时，他们都还二十岁上下，觉得世路艰辛，孤单无靠，便想投奔一个“家族窝窝”，遇事好有个照应。于是，少不了“叔叔”、“伯伯”叫个不停，沿途问询哪里有王氏家族。后来听人说：广宁县东南方的大荒乡狐狸岗子，有个小王家街。这样，他们便跌跌撞撞，扑到此间来落了户。

其实，所谓“王家街”，当时也只有八九户，而且，他们这个“王”与本源为晋地大槐树的“大名王”并非一个支脉。这里的王姓，据说是燕太子丹之后，原本为姬姓。西汉末年，王莽称帝建立新朝，著籍辽阳而在朝为官的太子丹的玄孙姬嘉，“上献符命”，为王莽所宠信，遂赐姓王氏，与皇帝同宗。这支王氏，本来世居辽阳，后来为躲避战乱迁到这里，大概也有五六代了。

我从小就听说，在生活习惯上，这两个“王”有个明显的差异：“大名王”计算年龄时，“男算进（虚岁），女算满（周岁）”，而包括“辽阳王”在内的东北地区，却无分男女，一律以虚龄计算。

小街坐落在辽河冲积平原的一片沙碛上，前面有一座长满茂密丛林的沙山，沙山前面是成片的沼泽地和芦苇荡；村后，有一些零散的耕地，被一条条长满了各种树木的“地隔子”或小水沟分割开来。附近有一条沟通辽西与辽东的古驿道，路旁矗立着一通两米多高、跌断后又拼接起来的石碑，字迹已经漫漶不清。县志记载，上面镌刻着“唐王征东”的故实，俗称“得胜碑”。说明一千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有大唐的军旅穿行了，令人记起沈佺期的名句：“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考古工作队还曾在驿道旁，发掘出北宋徽宗年间的铜币：“大观通宝”、“政和通宝”，推测可能是金人押送徽钦二帝曾经路过这里。目光若是再投送得远一些，便是青峦森列、翠嶂蜿蜒的医巫闾山，中间隔着茫茫无际的马草场和大苇塘。

我的祖辈三兄弟落脚之后，便在原有住户的西侧，搭建了三幢连脊的用泥土和苇帐架起来的房屋，人称“老三股”。那时的人，寿命普遍比较短，能够活到五十几岁就算长寿了。我生也晚，因而所及见的，只有我的祖母和一位叔祖父，但他们不久也都相继辞世了。我的祖父留下了一子一女，叔祖父的后嗣是二子一女，伯祖父有两个儿子。以子息算，父辈分做了五家，并排居住在王家街的西边。后来，又从外地迁过来十几户，以孟姓、吕姓居多，他们的住宅一字排开，都坐落在屯子的西部。

在我幼年时节，有一道百看不厌的风景线，那就是推开茅屋后门就会扑入眼帘的绵亘于西北天际的一脉远山。尽管它的影像在我少年橙色的梦里，并不是很清晰、很确切的，一切梵因证果毕落于苍茫之中；但我总是觉得，这里满蕴着诗情，充盈着神秘。阴雨天，那一带连山漫漶在迷云淡雾之中，一点踪迹也不见了。晴开雨霁，碧空如洗，秀美的山峦便又清亮亮地现出了身影，绵绵邈邈，高高低低，轮廓变得异常分明，隐隐地能够看到山巅的古寺了，看到峰前那棵大松树了，好像下面还有人影在晃动哩。刹那间，一抹白云从层峦上面飘过，那山峰忽然幻化出玲珑的楼阁，细细看去，却是一座森严的寺庙。

祖母说，那就是远近闻名的青岩寺，里面有个观音老母，通天显圣。她说，这座观音，在普天之下是独一无二的，别的都是正襟危坐，唯独这座观音歪着脖子，所以，俗称“歪脖老母”。

“为什么她要歪脖儿呢？”我好奇地问。

祖母说：大概是二三百年前吧，这一带洪水泛滥，闾山脚下的村庄全都淹没在大水里，人们被迫爬到青岩寺下的山坡上避难。水势不断地上涨，这时候，远处一个白点随着大水漂了过来，渐渐地看清了，原来是个莲花宝座，上面端坐着观音老母的石像。人们注意到，就在说话间，洪水已经悄悄退下。这才想起，原来是南海大士来解救受难山民了。大伙就商量把观音石像请进山顶石洞中供奉起来。待到把石像抬至洞口，才发现石洞里面矮了几寸。有的提议：莲花座不要了，马上遭到山民的反对，说，我们在家还坐板凳、坐椅子呢，让观音老母整天站在地上，于心何忍？可是，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正在为难中，一个山民小声嘟囔一句：“老母若是把头歪一下，就妥了。”话还没有落音，就见石像脖子歪了过去。于是，山民立刻把她请上宝座，然后，大家就跪拜如仪。下面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排着队前来磕头、烧香，有的求子息，有的祈平安，有的请福，有的讨药，直到天黑才渐渐离去。

从远古虞舜时开始，医巫闾山就受封为幽州的镇山，成为中华大地上北方民族的发祥地与祖居地。在人们心目中，它是一处圣洁无比的神山圣域，充满了灵异感与神秘感。传说，当年秦始皇闻说医巫闾山景色绝佳，但远在塞外，游观不便，于是，命令八方神祇用赶山鞭驱赶，让它前往三秦。可是，浑身被抽打得血迹斑斑，医巫闾山依然纹丝不动。为此，金代诗人赋诗铭赞：

幽州北镇高且雄，

倚天万仞蟠天东。

祖龙力驱不肯去，

至今鞭血余殷红。

这样，闾山于灵圣之外，又博得英雄山的美誉。

北魏、隋、唐以降，历代有许多帝王前来祭祀、朝拜。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句丽时，曾在山下驻跸，诏令此后“要每年一祭”；过了一百年，他的玄孙唐明皇李隆基，又册封医巫闾山为广宁公。而辽、清两个朝代，竟有十二位帝王亲临拜祭，多达四十二次。这在北方名山中，是绝无仅有的。

闾山山势为南北走向，绵亘九十华里。山的这面，铺排着无边无际的草场和田野，一道蜿蜒的长堤像一把利剑似的把它们切开。长堤里面，散布着几个小小的村落，统一的名称叫“大荒乡”。它和《红楼梦》里的“大荒山”不同，并非大文豪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直到今天，还叫着这个名字，尽管它早已不再荒凉、阒寂了。这里处于几个县的交界，历朝历代都是“三不管”地区。几个小村落，包括我家所在的狐狸岗子，像是拂晓的星辰，空旷寂寥，没着没落地抛撒在望眼无边的荒野里。

三、狐狸岗子

我家所在的屯子，之所以叫“狐狸岗子”，顾名思义，缘于屯子前面的沙山上下，是一个狐鼠横行、狸兔出没的世界。

湿润的沙土地上，叠印着多种野生动物的脚印。人们在林丛里，走着走着，前面忽然闪过一个影子，一只野兔嗖地从茅草中蹿出来了。野狐的毛色是火红的，不足二尺的身子拖着个一尺多长的大尾巴，像是外国歌剧院里长裙曳地的女歌星，在人行道上，风度翩翩地、优雅地、款款地穿行着。

野狐、山狸、黄鼠狼，白天栖伏在沙山的洞穴里，实在闷寂了，偶尔钻出来找个僻静的地方，晒晒太阳、亮亮齿爪、捋捋胡须；夜晚便成群结队、大模大样地流窜到岗子后面的村庄里，去猎食鸡呀、鸭呀，大饱一番口福。它们似乎没有骨头，不管鸡笼、鸭架的缝隙多么狭窄，也能够仄着身子钻进钻出。

人们睡到半夜，经常被窗外吱吱咯咯的鸡叫声吵醒，可是，任谁也不肯出去看看。女人说：“又抓鸡了！”（至于谁抓，她并不点名。）揉了揉眼睛，给孩子弄一弄被，再也没有下文；男人侧着耳朵听了听，也说：“又抓鸡了。”翻了个身，又睡去了，不大工夫就响起了鼾声。

清晨起来，打开鸡栏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外面满地散落着凌乱的鸡毛，洒布着几摊淋漓的血迹，有的还有零散的骨架。处理起来也很简单，掘个坑把鸡毛、鸡骨掩埋了，再从灶膛里铲出一些草木灰盖上血迹，算是完成了“鸡之祭”。无论老幼、男女，任谁一句怨言也没有，实际上是不敢有，莫说公开抱怨，即便是腹诽心谤也不会。无非是再过些天，找个“抱窝”的母鸡，用鸡蛋孵出几只鸡雏，再找几根木棍板条，把鸡栏重新加固一下，就此了事。遇有天灾病孽，人们照旧去屋子里或房后的“八仙堂”去乞灵、叩拜。

说是“八仙堂”，毫无夸张的意味，里面确实供奉着太上老君、观音菩萨、子孙娘娘、土地爷、胡（狐）仙、黎（狸）仙、黄（黄鼠狼）仙、长（蛇）仙，等等。形式比较简便，既无塑像，也没有木主，只是一张纸上平列出一大串名字。这种信仰的形成，有多方面因素：从大的环境说，太平年月，此间是山海关内与东北三省商贾往来的交通要道，也是农林、畜牧与渔猎经济交流、对接的纽带，历史上还曾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互渗的接壤地带；现时则是萨满教、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杂糅互补的地区。这种“杂神供奉”的民间信仰形式，更是远古传承下来的“万物有灵”的观念的直接反映。民间信仰奉行实用主义，天灾人祸频仍，哪路神仙也得罪不得，到时候不知道用得到谁，反正是“礼多神不怪”。

东院“罗锅王”的大儿子，是个出名的犟种，“叫他往东他偏往西，叫他撵狗他偏撵鸡”。他看到东房山墙旁有个两三米宽的过道，青棵子里面猪屎夹杂着人粪尿，气味臊臭难闻，便要用土坯把它堵死。

“罗锅王”说：“祖辈传留，从来都是这样。使不得，绝对使不得！”

犟种却梗着脖子，沉着脸，完全不管这一套，硬是托坯和泥，把过道给砌死了。一切倒也安然。不料，半年过后，他的九十一岁的老奶奶，正扶着门框同家人说话，说着说着，涎水下来了，没等接来“药房郎中”，人已经断气了。于是，左邻右舍都说，这是堵空场造下的罪孽。你把胡仙的通道堵死了，还能善罢甘休吗？人们一面说，一面指点着房后供奉胡仙的“小堂子”，说胡仙平素住在门前的沙山上，“小堂子”是享受香火、施威显圣的场所，你把通道给堵死了，神仙还怎么过来过去？

犟种刚一说出：“既然是神仙，还找不着通道？”冷不防被“罗锅王”一巴掌扇了个大趔趄。

在旧日的庄稼院里，长辈的人勤劳一生，如果没能为儿孙盖上几间住房，那会是死了也难以瞑目的。

房子怎么盖呢？小时候我倒见过。先是燕子垒巢似的准备着物料。头一两年，就要在院子里托出很多土坯，晒干后摞起来，垒成一列列的土坯墙，上面苫着稗草；还要备下全套的檩材、房梁、柱脚、椽子，横七竖八地堆放在门前。砌墙、铺顶的材料，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用泥土、芦苇、茅草；只有实力雄厚的大户人家，才能从几十里外买回一车车石头，再备下足够的青砖、红瓦。

不分贫富，凡是择地盖房，都毫无例外地要看风水、定房向——这是大事中的大事。请来个风水先生，高高的，瘦瘦的，黄面皮，灰褂子，一副不大的细边圆眼镜，松松地架到鼻梁上，旁面总要跟着一个端罗盘的小厮。院里院外，左边右边，南一趟北一趟，不停地看，不停地量，一直捱到日头栽西。回到屋里，在饭桌前盘腿坐定，一壶酒、四盘菜，一边吃一边叨念着什么，然后就着豆油灯，用毛笔圈画出一个单子，才算了事。这里说的是小门小户；名门巨富当然就更是讲究了。

到了上梁这天，还要画符。先宰杀一只白公鸡，倒出小半碗鸡血，鸡身上却不能沾染半点血迹。那个神道道的老先生，第一个仪式是毕恭毕敬地净手，那净手的时间格外长，一双枯瘦的手惨白地鼓出几条青筋，越洗越没有血色。净过了手，先生便颤抖着将一张黄纸裁成四份，然后用一支崭新的羊毫笔蘸了鸡血，龙飞凤舞般地画了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那笔画屈曲、似字非字、似图非图的符号、图形，没有人能看得懂，大概从来也没有人问过。只待新房上梁时，郑重其事地压在四角上。反正是一切都做得极度认真，仿佛这才是一切，“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至于房子怎么盖、盖得怎么样，多大面积、如何布置，倒无关紧要了。

上梁吉日，几乎全村的青壮年男人都出动了。厨房里大锅饭菜准备着，人们大声地吆喝着，七手八脚地一忙活，一幢新房就拔地而起了。房屋位置颇有讲究，它不能比邻居的超前一寸，自然谁家也不肯落后一点点。于是，这条长蛇阵便笔直地伸出了一截，又一截。年复一年，“一”字的两端不断地延长着，谁也没有想过要在前面或者后面另起炉灶。结果，家家户户，就像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一式的茅屋，一式的窗门，一式的院墙，一条线上的位置，尽管村落不大，不过四五十户；可是，人们要是从东头走到西头，然后再转回家门，至少也得花上半个时辰。

和看风水相对应的，是跳大神：“男要照（罗盘），女要跳（大神）”。我四岁那年，邻院四嫂病了，整天精神恍惚，做噩梦，说胡话，早晨一睁开眼睛，就说看到胡仙“显圣”了。她指着厨房，说：“你看那里，正在大宴宾客，闹闹营营的，直到日头栽西，人们才散去。”四哥满脸愁容，一筹莫展，岳母和大姨姐执意要到前屯去请“萨玛”，认为灵验无比，能够手到病除。四哥原本不信这一套，无奈亲友坚持，只好屈从。

“萨玛”，俗称跳大神的，也就是女巫。据说能够起到使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进行交流的媒介作用。这种活动，要由两个人共同完成：除了女巫装扮大神，还要有二神，称做帮君，通常都是男性。

那天，萨玛骑着毛驴到了，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人；身后跟着一个提着单鼓的中年男子，即所谓帮君。萨玛头上戴着神帽，上插翎毛，两侧各有一根飘带，身穿红色袄裤，腰系挂有铜铃的围裙。在屋门前，她先躬身向门神施礼，唱着：“二位门神手高抬，放我仙人进门来。”坐定之后，萨玛简单地问询几句，便趁着主人燃香上供的间隙，满饮了一杯酒，并抽上一袋烟。顿时，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说明神灵已经附身了。

只见她身躯上下颠荡、左右摇摆，腰铃也随之振动起来，哗哗响成一片。身旁的帮君一面摇着单鼓，一面问讯：

“一阵阵鼓声震耳朵哦，哪位老仙呀，下山坡哦？”

萨玛应声答道：“高高的南山古树多哦，大树底下向阳坡啊，黄仙这里受香火哦，救苦救难把步挪啊！”这类答词，俗称“报仙号”。人们一听，知道是黄鼠狼驾到了，可是，谁也不敢说出来。

往下还是继续着，大神边摇身振铃，边用唱词同二神对话。待到说起病人了，大神便移步到患者身旁，先吹上三口仙气，又在头顶上画了几个圈儿，然后，从兜里取出三粒仙丹，让病人开水送下，随口唱道：“一阵仙风吹散了云啊，药到病除哦，换了个人啊！”这时，帮君示意，让家人扶着四嫂站起身来，在地上走动走动。帮君和颜悦色地问着：“是不是感到清凉了？”本来，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可以说完全是心理作用，四嫂也就顺着话头，说：“我的脑袋清凉了。”

四哥满脸堆笑，赶忙递烟、奉茶，献钱、致谢。

“大神登门，小鸡没魂。”中午照例是杀鸡、置酒，大吃大喝一顿。在主人置办酒席过程中，帮君谄媚地服侍着萨玛卸了妆，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到沙山的大树底下自在逍遥去了。

四、泥土世界

雪消冰泮之后，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各家的后门都纷纷地打开了。这时，入眼的首先是一方方黝黑的耕地。范围不大，却是油光崭亮，平展展的，放上去满边满沿的一盆水也不会洒出来。只是并不连片，它们像豆腐块一样，被一条条长满树木的地隔子和小壕沟分割开来，标示着各家各户土地的疆界。

布谷鸟叫的时候，一家家父子兄弟便赶着牛，拉上犁，背起谷种，拎着粪筐，下地了。前面撒粪的和后面覆土的，将就人，笨工、孬手都能凑合着干；扶犁的、点种的却必须有技术，必须是庄稼院的好把式，“二五眼”、“吃闲饭”的一律不行。有句俗话：“人糊弄地一时，地糊弄人一年。”

种地的活，起早贪晚，人和牲口整天地较劲、摔跤，向来都是很累很累的。若是家里养不起大牲畜，就只能靠人力去拉犁、坌地，弓起身子，一步一步往前撑，一春天下来，肩膀上要磨掉几层皮。晚上回家，累得摊成一堆泥，骨架子都散了，甚至爬上二尺高的炕都很勉强。

小苗钻出了地面，大地一片新绿，庄户人“见苗三分喜”，可是，很快就又陷入到不安与焦虑之中。“早看东南，晚看西北”，见不到丝毫的落雨迹象，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依然是万里无云，整个春天始终没落过一滴雨。地干得冒烟儿了，苗黄得秃尖儿了，庄户人最怕的“掐脖儿旱”，终于降临在大地上。于是，村后的那眼报废多年的老土井，又被装上了辘辘把，“嘎吱吱，嘎吱吱”，辘辘把整天整夜地摇个不停，最后，老土井也底朝天了，庄稼苗照样在那里打蔫儿。

第二天大清早，乡亲们吆喝着要求雨了，家家都给灶王爷、财神爷、胡仙、黄仙、狸仙烧了长香，叩了响头。然后，大人、孩子一起戴上了柳条圈，端着黑瓦盆，赤着双脚，涌向街头，“求雨啦，龙王爷开恩哪——”的哀哀叫喊，响成了一片。闹腾了半天，抬头看看云空，依旧没有半点儿雨意。人们盼雨，从三月三“苦麻菜钻天”，盼到四月十八“娘娘庙会”，盼到五月十三“关老爷单刀赴会”，又盼到七月七“牛郎会织女”，盼雨盼得心肝碎，盼雨盼得眼睛蓝。睡至夜半，干黄的树叶“刷、刷、刷”落到地上，飘到窗前，人们误以为雨点终于洒地了，不禁惊喜得欢叫起来，披上衣裳出外一看，方知是“猫叼猪尿泡——空喜欢一场”。

这一年关外大旱，赤地千里，有些人家逃荒下了江北。市上的粮价，十天里翻了三番。人们饿得没法子，就煮红薯秧、豌豆棵、玉米骨吃，直到采光了黄芨菜，扒光了榆树皮，又去挖观音土。大人、孩子全身浮肿，面色蜡黄，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两条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整个冬天，村里几乎每天都有送葬的，棺材白花花地散放在地里，成了旧时代一道惨厉的风景。

童年时节，村子留给我的鲜明印象，就是那里是个泥土世界。路是土路，墙是土墙，屋是土屋，风沙起处，灰土满天。形容长相叫做“土头土脑的”，人们穿的、盖的是土布，过的是“土里刨食”的日子；岁数大了叫“土埋半截子”，伸腿瞪眼咽气了，叫“入土为安”。那时候，住砖瓦房的全屯不过三四户，绝大多数人家都是住土房，垒土墙，土里生，土里长，风天吃土，雨天踏泥。

一年四季，街道总是灰土土的，显得十分冷清。冬天，上冻后的路面高低不平，那种木轱辘车一过来，就“格格楞楞”地响个不停。半夜里，这种响声伴和着赶车人哼哼的小曲，一同跌进土屋人的睡梦里。春天里倒是有点美的意味，道上经常铺着一层轻雪般的柳絮杨花，大车轧过去，现出两道细细的辙痕，可是，不到一袋烟工夫，一阵漫眼的黄沙又把新飘落的飞絮掩盖了。

雨季一到，整条街便成了一道过水的沟渠。常常是两个人一前一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噗的一声，前一个闹了个仰巴叉，爬起来，带着满身满脸的泥水；后一个人见到这副模样，刚咧开大嘴笑着，一不留神，自己也闹了个前扑儿，挣扎着站起来，比前一个还要狼狈。好在，这里是沙土地，身上的泥土并不那么“多情”，太阳出来一晒，用手扑打几下，就掉得一干二净了。

阴雨连绵的季节，免不了有些土屋土墙倒坍下来。倒坍了也没有什么要紧，重新垒起来就是了。地广人稀的荒村僻野，要别的没有，泥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新垒起来的院墙上，用不了多久，就会胡乱地生出一些细草棵来，稀稀拉拉，毛毛茸茸，像街西头李保长秃顶上的毛发。

土屋之外，一般人家还要套上个土的院墙，并就着临街的院墙盖上个土的猪圈，朝外留出个方方的或圆圆的洞口。春天种地之前，粪从那里扔出；平常不用它，便用柴草堵起来，周围还要画上个大白圈儿，用意在于防备野狼从这里钻进去。那时候，野地里的狼是很多的，白天躲着人，一到夜深人静时节，就悄悄地溜进村里来觅食。暗夜里，狼的眼睛犹如鬼火，闪着绿幽幽的光芒，嗥叫起来怪吓人的。但是，据说，野狼生性多疑，所以从来也不敢钻白圈儿。

东院“罗锅王”家的院墙外面，有一口古旧的水井。四面围着木板的护栏，伏下身去看，井壁是用方木砌起来的，上面挂满了青苔，一泓碧水清冷幽深，偶尔有一两个青蛙伸腿游动着，平静的水面便荡起了涟漪。水是甘甜适口的。暑天炎日，常见有的小伙子穿着短裤，提上一桶“井底凉”来，“咕嘟嘟”，喝下去一小半，再把剩下的多半桶水，从头上浇下去，任凭气温再高，炎阳播火，也会“得得得”地敲打起牙门骨来。

井旁原有一棵大柳树，人们嫌它春天往井里飞絮毛，秋天往井里飘黄叶，硬是锯掉了。听老辈人讲，井边还曾立过一块孝妇碑，记载着同治年间一个孝顺的媳妇，为了给年迈的公婆做饭，“三九”天来挑水，冰冻雪滑，一头栽进井里。此后，井边就安设了护栏。

我还看见过，邻院的四嫂子和四哥吵架，披头散发地跑出来，坐在井口旁，一手把着护栏，一面号啕大哭，声声地喊着：“再也不想活了”。我急出了一身汗，忙着去喊四哥：

“快、快、快去搭救！晚了，命就没啦！”

四哥却慢条斯理地磕着烟袋，说：

“没事，没事。她若真是狠心跳井，就不会大哭大叫了。”

事后，我把这番话讲给四嫂听，四嫂脸一红，“呸”地吐了一口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个丧天良的，看我晚上怎么收拾他！”

我的整个童年，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五、小蔓头儿

那一年，我三周岁。

初夏的一天早饭后，族叔三岁的女儿英子，她的哥哥、四岁的花毛头，还有和他同岁的西院“魔怔叔”的独生子——嘎子哥，我们四个孩子一起，蹲在光滑的打谷场上，玩着“弹流蛋儿（小玻璃球）”的游戏。花毛哥笨手笨脚，几乎是把把皆输，被逼着伸出手来，由我来打手板。

突然，妈妈站在大门口喊我：“蔓头儿，过来！”正玩在兴头上，我很不情愿地离开。回到屋里，妈妈立刻在我的纽扣上挂了个小红葫芦。妈妈说，别人的葫芦是红纸做的，我这个是特意用红布剪裁、缝制的。说着，还往我的脖颈、手腕、脚脖上系了五彩丝线；又用一个柔软的草茎扎成的小笤帚，在我的眉毛、眼睛、鼻子上扫了一遍；再把一个带有四个风轮的桃形小船，挂在我的脖子上，嘴里念叨着：“四个风轮一个桃，阎王小鬼抓不着。”一抬头我又看到，门上、窗上不仅挂了葫芦，还插上了一绺绺的青蒿。

好奇心极重的我，问了一句：“这是做啥？”

妈妈说：“今天过五月节了。”

“过五月节，为什么系彩线、插艾蒿？”

妈妈说：“你专会刨根问底，我也说不清楚，去问你爸！”

爸爸说：“端午节，五月初五，是‘五毒’日，所以要解毒。”

接下来，他讲了一大篇道理，但是，当时我根本不懂。后来从一本书上看到：一个“五”吉祥，两个“五”摞起来，就成毒了——二五相属，为火旺之相。凡事不可过盛，过盛则必为毒。所以，要采取救治、防范的办法。小葫芦是药葫芦；艾蒿性苦，是解毒的；系彩线，起着拦截病疫、绑缚瘟神的作用。

因为心里还惦记着外面的游戏，我便得意扬扬、蹦蹦跳跳地跑出去。听到后面连声喊着“小舅”，一回头，看到小外甥女何小，已经早就打扮好了，红葫芦拴在冲天发辫上；她要跟着我去打谷场。

英子看到何小的红葫芦，便缠着哥哥花毛头，说她也要戴。花毛头一向蛮横霸道，这时便喝令何小：“摘下来，给她！”何小哪里肯给，又兼初来乍到，吓得躲藏在我的身后。花毛头还是不依不饶，又索要我的葫芦，我当然不会给他。于是，他就有节奏地喊叫着：

“小蔓头，是瘦猴；蔓头蔓头，屁股流油。”

我觉得在外甥女面前被人戏弄，是大大地丢面子，便赌气地回报一句：

“萝卜缨，满地扔；没人要，进粪坑。”花毛头人高马大，我有点惧怕，便拣“软柿子”捏——回骂他的小妹；而英子脸皮特薄，立刻，就呜呜地抽泣起来。结果，大家闹得不欢而散。

回到屋里，我就缠着妈妈，要她给我说说：为什么要起“蔓头儿”这个乳名。

妈妈说，“是奶奶给起的。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二，奶奶从早晨就说：‘过年吃倭瓜（南瓜），全家乐哈哈。’就从西厢房里搬出一个像蟠桃一样很大的扁倭瓜，说这是秋天结在蔓头上的——上面已经接了三四个，这个最后收秋儿。

“那天，可能是吃力了，我刚刚把倭瓜切好，下到锅里，就觉得一阵肚子疼，结果你就出生了。奶奶从接生婆手里，接过来一看，高兴地说：还是个‘带把的’，就叫他小蔓头吧！”

父亲听到这里，接上一句：

“这是‘放屁崩坏了裤裆——碰巧啦’。真正原因倒是，在你前面，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你正好收秋儿，所以起名蔓头儿。”

古语里说：“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一奶同胞，确实是再亲近不过了。但是，相对地看，姐姐在我印象中，却是比较淡漠的。她大我二十二岁，聪慧异常，从小就跟父亲看书识字，几年过后，居然能够阅读各种唱本，以及《今古奇观》等多种小说；听说她特别喜欢《红楼梦》，常常是读着读着，就泪眼模糊，甚至泣不成声，三两顿不想吃饭。在我出生之前，她就已经出嫁了。姐夫是邮电学校毕业的，在县城电话局当差，不久，就调转到海滨城市营口，姐姐便也随迁过去，只有逢年过节，或者父母亲生日，她才能回家见上一面。每次来，都要带来大包小裹，里面装满各种吃的、穿的；临走时，总是伏下身子，对我亲了又亲。不料，在她生了女儿之后，却患了一场重病，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听父亲说，姐姐患的是肠伤寒，后来出现并发症，染上了轻微的肺结核。这原本是不碍事的，但这时，她怀了身孕。医生劝她堕胎，否则临产之后，会使病情加重，转为急性症候，即所谓“产后痨”。但她坚决不听，决意要把孩子留下来。结果，女儿出生不久，她的病情就一天天地转重。这样，孩子未满两岁，她就去世了。夫妻感情极深，姐夫当时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这天，他托起两岁的女儿，远道赶到我们家里，凄然地交给我的母亲，然后，长跪在地，连着叩了几个头，呜咽地说：

“妈妈，给你增加了拖累，实在是对不起。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男吧！”

就在这个风雨凄凄的当晚，鸿飞冥冥，一去便再无踪影。有的说他是出了家，有的说他是投了军，始终音信杳然。

我出生时节，长兄已经二十岁了，他在县城的建筑工程队里做瓦工；嫂子是西街孟家的闺女，十分贤惠。

次兄大我十六岁，身体软弱，常年卧病，平素寡言少语，目光散淡，咳嗽起来就没完；但写得一手上好的毛笔字，父亲说是标准的赵体。我们家屋里的墙上、梁柱、门板上，到处都是他的字迹。

我是老末儿，出生时，父母分别是四十四周岁和四十二周岁，难怪人说是蔓头儿。

但，最后我还是咕哝一句，“他们老说‘蔓头蔓头，屁股流油’。”

小外甥女毕竟是孩子，刚才还面带戚容，我这么一说，她也跟着笑了，然后向我做个鬼脸儿，我回报她：眨了眨眼睛，刮一下鼻子。

妈妈说，实在不愿意叫蔓头儿，那就叫老疙瘩吧，反正一个意思，都是最后收秋儿。

六、游戏

在每个人的生命途程中，都曾有过一个抛却任何掩饰、显现自我本真的阶段，那就是童年。在这段时间里，游戏是至尊至上的天职，通过天真无邪的游戏，孩子们充分地享受生命，凸显性灵。原本苦涩、枯燥、沉重、琐屑的日常生活，在游戏中，一变而为轻松、甜美，活泼、有趣。无论是“摆家家”、“娶媳妇”、“搭房子”、“建城堡”、“捉迷藏”，还是上房、爬树、荡秋千、打水仗，乃至种种恶作剧、讨人嫌的运作，孩子们都玩得意兴盎然，煞有介事，都以最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认真，全神贯注地投入进去。农民都讲求实际，那时，望子成龙的想望，不像现在那么强烈，所以，家长还能以宽容的态度，甚至欣赏的目光，对待孩子们的游戏。

游戏本身也是一种创造。孩子们面对的是无限可能性，一切都可以从头做起，推倒重来；可以异想天开地进行种种建设性或者破坏性的实验，而不必像成年人那样，承担现实活动中由于计划不周、行为失范所导致的后果，并且，可以保留随时随地放弃它的权利，而不必像成年人那样瞻前顾后，疑虑重重，从而创造一个绝无强制行为和矫饰色彩的完全自由、从心所欲的精神境域。

人们常说“童言无忌”；其实，“童行”又何尝有什么忌讳！孩子们的头脑中，不像成年人那样，存在着种种利害的计较、实用的打算，也没有形形色色的心理负担，想说就说，想闹就闹，不顾及哪些行为会惹起人们气恼，也不戒备什么举动有可能遭人忌恨、被人耻笑。

小孩子的天性中，似乎并没有欣赏自己“杰作”的习惯，不懂得什么孤芳自赏，顾盼自雄，眷恋已有的辉煌。一切全都听凭兴趣的支配，兴发而作，兴尽而息。五岁那年，我曾耗费了整个一个下午，晚饭都忘记吃了，用秫秸内穰和蒿子秆，扎制出一辆小马车，到末了只是觉得车轱辘没有弄好，就把它一脚踏烂了，没有丝毫的顾惜。睡了一个通宵的甜觉，第二天，兴趣重新点燃起来，便又从头扎起。有些在成年人看来极端琐屑、枯燥无味的事，却会引发孩子们的无穷兴味。小时候，我曾蹲在院里的大柳树旁边，整整一个时辰，目不转睛地观察着蚂蚁搬家、天牛爬树。好像根本没有想过：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究竟有什么价值？一切都是纯任自然，没有丝毫功利的计较。

小伙伴之间也经常发生纠葛，遇到什么不可心、不快活的事，也并不觉得怎样的忌恨与懊恼，只须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我不跟你好了”，就可以轻松、自在地结束各种关系，没有依恋，没有愧悔，没有遗憾，无须考虑什么影响和后果，更不会妨碍下次的聚合，下次的游玩，下次的重归于好。

儿时的游戏，多种多样，比较普遍的是盛行于满族聚居地的“跑马城”、“跳房子”、“踢毽子”、“掷猪趾”、“扔瓦块”、“打水漂”等。但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却是“丢手帕”。

那次，参加活动的小伙伴比较多，大家围成一圈坐了下来。开始时，花毛哥拿着手帕在圈外跑，边跑边唱：“丢手帕，丢手帕，丢你身后别害怕，别人不要告诉他。”随之，把手帕丢在四丫身后。四丫发觉后，顺手拾起，立刻起身追赶。结果，没等花毛哥跑到四丫腾出的位置上坐下，就被抓住了。花毛哥受罚，进到圈子里出节目。他的动作不灵快，嘴却很巧，随口说了个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子。”小朋友们齐声喊着：“花生！”

过了一会儿，轮到嘎子哥丢手帕了，他就悄悄地丢在我的身后。当时，我可能是溜号了，发现略迟一步，待我追上前去，嘎子哥已经坐在我的位置上。这样，我就被罚出个节目。出什么呢？记起花毛哥讲的是三个“子”，我就仿效着讲了四个“窝”：“树上有个老鸹窝，树下有个鸡窝，鸡窝旁边有个狗窝，炕上有个小胖孩赖床的被窝。”小朋友们听了，一阵哄笑。花毛哥说：什么“窝、窝、窝”的，一点没意思。我感到很沮丧。

回家，我把它讲给爸爸听。爸爸说，难怪人家哄笑，四个“窝”单摆浮搁，成了不抱团儿的豆腐渣；你得一个个编结起来，让它们相互串连。

我问：怎么串连？爸爸让我自己去想。

足足憋了大半天。爸爸提示：可以在小鸦雏上作文章。这样，我就编出：这天清晨，突然刮起了大风，老鸹窝摇荡了，结果，一个小鸦雏掉在树下的鸡窝里；鸡妈妈看它很可怜，就用嘴把小鸦雏叼到窗台上，喊着：“小胖孩！快起床，赶紧爬到树上，把小鸦雏送回去。”可是，小胖孩在被窝里赖着不起来。这时，狗窝里的狗大哥晃着尾巴跑过来了，用爪子把鸦雏扒拉到地下，一口就吃掉了。事后，小胖孩无比悔恨，从此，他再也不睡懒觉了。

与现时的以计算机为操作平台，通过人机互动形式实现的网络游戏相比，什么《宇宙战争》呀、《星际争霸》呀、《波斯王子》啦，这些村童游戏，实在是“土”得掉渣儿，谈不上有什么知识含量；甚至还赶不上现在最普通的“拱猪”、“斗地主”、“打拖拉机”等扑克牌游戏。但那时的活动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一般都在户外，充分体现“文体结合”的要求，十分有利于儿童的娱悦身心和健全体魄；而且，这些村童游戏，竞争性、吸引力也不那么强，犯不上拼战通宵、耗神费眼，总是累了就作罢，兴尽便回家，天天晚上都能睡个甜觉。所以，一个个农家孩子，小脸蛋儿都是红扑扑的，宛如刚拔出来的嫩萝卜；视力也不会受到损伤，不像现在这样，“小眼镜儿”举目皆是。

人，有记忆的功能，但也存在着善忘的癖性。本来，任何人都是从童年过来的，游戏本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贪玩，淘气，任性，顽皮，原属儿童的天性，也是日后成才立业的起脚点。记得德国一位哲学家说过：“孩子是通过游戏变成大人的，游戏让人成了人。”可是，现在的父母亲，一经步入成人行列，许多人便会把自己当年情事忘得一干二净，习惯于以功利的目光衡量一切，而再也不肯容忍那些看似无益、无聊的儿时游艺了。

在我们初做父兄之时，也曾不只一次地做过鲁迅先生在散文《风筝》中所自责的对于儿童“精神的虐杀”的蠢事。原本以为出于好意，所以心安理得；直到读过了先生的文章，才觉得“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其实，即使单就功利而言，成年人需要向孩子们借鉴的也是不少的。比如，无论大人小孩，原本生活在同一空间里，可是，感觉却大不一样。成年人由于顾忌重重，遮蔽太多，时时有一种“出门常有碍，谁云天地宽”的局促之感，而孩子们却无惧无虑，无私无我，又兼借助于无穷的想象力，他们的空间却是云海苍茫，绵邈无际的。

记得一个电视节目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让坐在下面的几类人群回答：它像什么？幼儿园的孩子答案最多，成绩最好，竟然说出了几十种；小学生次之，讲出了十几种；中学生就差一些了，但也讲出了八九样；大学生只举出了两三样，没有及格；而成年人竟连一种也回答不出来，最后吃了个大零蛋，原因在于他们思虑太多，有的即使想到了也不肯讲，怕在众人面前出乖露丑，有的甚至不屑一顾，觉得老师出这样的题目“完全没有意思”。这是颇为发人深省的。

童蒙读物《三字经》里，有“昔仲尼，师项橐”之句，说的是孔子与弟子们乘车出游，见到大道边上有几个戏耍的玩童，有一童子立于大路中间，说：“城池在此，车马岂能随便穿行？”接着，便向孔老夫子提出三个问题，说是答对了才能通过，否则就要绕城而行。结果，孔子没有答出，遂向童子拜师、行礼，最后绕城而过。这个童子就是项橐，时年七岁。《三字经》作者的原意，显然是颂扬孔圣人放下身段，虚心向七岁儿童求教的精神；而我更感兴趣的，倒是少年儿童无所顾忌，敢于挑战权威的魄力和勇气。

七、母亲

旧时代，男婚女嫁，讲究门当户对。可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却完全不是这样。父亲，扛大活出身，穷棒子一个；母亲却是大家闺秀，出身于一个满族世家。金家——爱新觉罗氏，过去称作皇族，有几代都是清朝的文武官员。在外祖父家的特大樟木箱子里，我曾经看到过祖辈传下来的黄马褂、顶戴、雕翎，还有几份八股文试帖，最显眼的是一部朱笔点批的《朱子大全》，据说是很有些来头的。

不过，到了外祖父这一辈，老金家的家道已经中落，再没有出人头地的了。当然，正像《红楼梦》中刘姥姥所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祖父本人虽然没有什么功名，却也绝非一般白丁，在五里八村中仍属于有地位、有清望的乡绅。青年时期，他和我的祖父在一起做过生意，结下了交情；我父亲少年时又在这个屯子读过私塾，也是在老人家眼皮底下长大的；才气和人品，赢得了他的属意。后来，尽管贫寒、落魄了，但外祖父不忘旧情，在女儿十八岁那年，仍然主动送过来成亲。

姥爷、姥姥有四个女儿，后来，又过继了一个儿子。我的母亲是长女，自幼生活在大户人家里，衣食充足，见多识广，有着良好的教养。过门以后，突然经历辛劳、困顿的生涯，不仅没有丝毫怨言，而且，很快就适应了艰难的环境，辅助我的父亲支撑起家计。她真的像古代圣贤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按其当下的地位行事，不谋求本职以外的事。处身富贵，就按富贵人的身份行事；居于贫贱，就按贫贱人的身份行事。）称得上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相夫教子，安贫乐道，全家上下、街坊邻里，无不交口称赞。

由于外祖父恪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尽管家境丰裕，却不许女儿们读书识字。四姊妹从小就熟练地掌握了针黹女工技术和盛行于满族家庭的剪纸艺术。姊妹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只是庞大院落里那片狭窄的天地。至于母亲后来认得许多字，能够看些通俗的话本、鼓词，也能绊绊磕磕地读几段子弟书，都是在我父亲的熏陶浸染之下，逐步习练而成的。

母亲个性刚强果断，自尊心强，端庄稳重，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任可身子受苦，绝不让脸上受热。”这是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她还常说：人贫不能志短；贫是外在的，志气却在内心。出嫁时，外祖父从箱子里找出十几匹细布，是姥姥在世时积攒下的，说要拿出一半，作为女儿嫁妆。可是，我母亲执意拒绝，说妹妹们也都大了，留给她们成亲时用。姥爷家里养了许多只母鸡、大鹅，还有几头肥猪，一年到头，鸡蛋、鹅蛋、猪肉、荤油不断，家里人吃用，富富有余。但我母亲每次回来，都是吃完就走，从来不带走一斤半两东西。总是说，留给父亲、弟弟，接济几个妹妹。私下里，对我姥爷说：

“亲爹没有啥说的，在外来的弟弟、弟媳面前，要有个身价，不能像捡破烂的，见啥收拾啥，让人看着不值钱，瞧不起。”

母亲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一不当蝗虫；二不当蛆虫。”她解释：庄稼地里的蝗虫，呼啦啦一大帮，转眼就吃净拿光；粪坑里的蛆虫，咕咕囔囔，没事挑事。有些大姑姐，专门在双亲和弟媳中间拨弄是非，极端讨厌。

母亲赋性严谨，心细如发，口不轻言，平素很少和人开玩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在我四岁那年，有一次，她发现放在炕柜里的几个特大的铜钱——“洪武通宝”，据说很值钱的，不知了去向，便怀疑是我偷偷地拿出去，在货郎担那里换了糖球儿吃。于是，从早到晚审问我，逼着我承认。她铁青着脸，目光炯炯似剑，神态峻厉得有些吓人。我大声地哭叫着，极力为自己辩诬，并且，用拒绝吃饭、睡觉来表示抗议。母亲没办法，只好再一次翻箱倒柜，最后到底找到了，原来是记错了存放的地方。她长时间地紧紧地搂抱着我，深表悔愧之情；在尔后的几十年间，还曾多次提到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

我知道，母亲是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的驱使下，情急而出此。她看重的并不是几个铜钱，而是儿子的人格品质、道德修养。这对我后来的为人处世、立身行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母亲对我进行一番生命的教育，把志气和品性传递给我，用的不是语言文字，而是行为。

母亲对子女，可说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律之而愈严。即便是我童年时的游玩、戏耍，她也未曾随意放过。记得有这样两件事：

过年时节，来到家里刚刚半年、与我同龄的姐姐的女儿何小，堂叔的女儿英子，还有我，三个孩子一起跪在炕上“抓嘎拉哈”。这是满族儿童特别是女孩儿最流行的一种炕头游戏。“嘎拉哈”是满语，即猪腿关节上的小骨头，一般叫猪趾儿，每个都有四个面，分别是坑儿、肚儿、轮儿、背儿。那时，农家炕上都铺着苇篾儿编织的蓆子。我们首先在蓆子上并排摆放三个嘎拉哈，再预备一个小小的布口袋，称作钱码子。游戏时，将钱码子抛向上方，趁此机会，赶快抓起一个嘎拉哈，或者将它翻动一下，按照规定进行排列组合，然后再把钱码子用手接住。要在瞬间完成这一连串的动作，必须手疾眼快，动作灵活；有一失误，就要算输。游戏的赌注是炒熟的花生角。——妈妈事先发给我们每个人的，大约有四五十个。

女孩儿天生灵巧，她们两个赢的时候多，但是，即便赢了花生角也不舍得吃；而我，则是每次赢了立刻吃掉。这样下来，待我输时，由于没有积存，就只好欠账了。气得外甥女向姥姥告状。母亲说：“你小舅做得不对，叫他给你们赔礼吧，或者你们弹他的脑瓜崩儿！”我便立即站起，分别给她俩鞠躬。

我以为事情已经一了百了；不料过后第二天，母亲把我叫到身旁，批评说：这叫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人，是没有朋友的。你以后还有脸和人家一起玩吗？人家以后，也再不肯和你玩了。

我红着脸，答说：我知道了，我错了。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起玩“过家家”。按照事先的约定，各自认认真真地扮演着丈夫、妻子、儿女、外婆的角色，学着大人的样子，盖房，娶亲，抱孩子，喂奶，拾柴火，做饭，担负起“家庭”的各种义务和责任。我刚刚四岁，由于个头比较高，便扮演着丈夫的角色，挑水，劈柴，磨刀，宰猪，模拟着成人的各种动作，十分尽职尽责。妈妈看了，说，这倒有点小大人儿的气派。

八、姥家门口唱大戏

三四岁时，我最爱唱的儿歌是：

扯大锯，拉大锯，

姥家门口唱大戏。

接闺女，唤女婿，

就是不让小外甥去。

只因嫌他太淘气。

不让去，也得去。

变个小鸟飞过去。

唱到这里，我便扬起两只小臂膀，呼扇着，作小鸟腾飞状。

这一天，果真盼到了，外祖父七十寿辰，请来个小戏班，母亲带着我赶过去了。

路程倒不算远，从我们家到外祖父家所在的三棵树村，相距不过几公里，两个村子同属大荒乡。外祖父家的院落很大，五间房子前面伸出个“大长脖儿”，距离大门足有十丈远。高高的门墙里面，隔成两段，前段养鸡、养鹅、养猪，还有畜圈；后段有几间厢房。东墙外面是一片梨园，春天时节，花开似雪，白茫茫的，坐在屋子里，就嗅得到花香。

乡亲们几天前就张罗着给金老爷子祝寿。为了接待小戏班，他们在大门外打谷场上搭起了戏台。正日子的前一天，戏班的角色都到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台子上咿咿呀呀地唱。戏文一句我也听不清，妈妈说是《郭子仪拜寿》，她原本也不懂，听我父亲讲解过。戏里的女角全都是由男演员装扮的，行话叫做“反串”。——这些我都不关心，只盼着给姥爷磕头，接受赏钱，吃“八个碟子、六大碗”。

外祖父卧室里，东墙和北墙上，贴满了鲜红的大幅剪纸，有长脖子仙鹤，有高高的松柏，有南极老仙翁，还有儿孙满堂的拜寿场面。下面是“福寿绵长”几个大红字，也是用剪子裁剪出来的。

三月初八，外祖父寿诞之日。清晨起来，“寿星老”就穿上了红袄、红裤、红袜子，扎上又宽又长的红腰带；然后，吃下了特制的长寿面，山参、银耳汤，外加两个完好无损的熟鸡蛋，吃之前在身前身后滚动一遍，说是要“滚运”（滚走了灾病，滚来了好运）。

祝寿开始了。“寿星老”端坐在太师椅上，窗外奏起欢乐的鼓乐，冲天炮百响齐鸣。舅舅代表子女先致贺词，然后，在妈妈带领下，姨娘们和舅母依次叩拜。姥爷从事先准备好的财宝箱里，随手拿出铮铮作响的“袁大头”，每人一律五块。待到第三代人祝寿时，我给姥爷磕了三个响头，并按照妈妈事先嘱咐的，高声说：“一祝姥爷寿高七十，二祝姥爷寿高一百，三祝姥爷寿高一百二。”姥爷高兴地捋着胡须，连声夸我“聪明”，当即赏赐了十块银元。

回家的路上，我问母亲：“为什么爸爸不到场？”

母亲说：“你三个姨夫，两个去世了，一个远在天津。一见大女婿到了，姥爷会怀念他们，你的两个姨妈更会伤心、痛苦。祝寿本来是欢乐的事，怎能影响一家亲人的心绪呢！等过两天，宾客散了，你爸爸再单独来串门儿。”

我又问她：“那些大红彩纸，不都是你带过去的吗？怎么，你跟人们说，是我舅母剪的？”母亲说：“里面有好几张是你舅母剪的。她岁数小，眼睛好，剪得细致。”

关于母亲的剪纸艺术，我想多说几句。

剪纸是满族聚居区特别是闾山一带上层妇女的一项重要的女红，也是当地女性唯一接受过名师（也都是女性）指点的独特的文化传承。像江浙的丝绣，京津的书画一样，都是闺阁中从小养成的富有文化品位的传统技艺。满族剪纸，在艺术上具有本民族特定的语言和风格，有“无字天书”之美誉。就其文化渊源来说，它属于氏族社会未形成文字之前，远古风情的形象记忆，折射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充满原始意味的图腾文化信息。

旧时在这一带，走乡串户，随处都能见到从白头老媪到少年女童的剪纸艺人，俗称“剪媳妇人儿”。剪纸艺术题材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举凡风花雪月，飞潜动植的自然风貌，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以及反映古老文化传统的生产习俗、节令习俗、婚丧习俗，还有遍布民间的神话传说，可说是应有尽有。

母亲有一个做工精细的藤箱，里面珍藏着大量的剪纸册页，大多是她的作品。父亲和姐姐全面观赏过，平时不许任何人开启。我上了中学之后，曾给我展示一次。记得里面以人物为最多，大别之有三类：一是各种神祇，有头戴尖盔、手持利斧、胸围阔大、勇武有力的天神与山神，旁边分布着熊、狼、虎、豹，衬托其威武，或者作为猎物。有的羊角、人面，头上点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装饰。二是千手观音，头上站着神鸦，十几只手同时举起，每只手上各托一只朱鸟，双脚踏着双头双尾的蛇轮。三是形形色色的祖神，也就是女神，或者叫母亲神。萨满文化中崇尚女神，其中有盗火女神、创生女神、百谷女神、争战女神，还有什么柳树妈妈、佛陀娘娘、泰山奶奶、媧皇老母；而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生殖女神。有的腰围肥大，乳峰高耸，双脚叉开，旁边是九个拉手的娃娃。母亲所剪的嬷嬷人儿，都是身着旗装，头梳高髻，或者顶戴耷拉翅的满族装束；人物正面站立，两手下垂，手和手相连，五官一律阴刻，鼻子为三角形。至于外祖父寿诞之日所剪的各种人物图像，是她专门和舅母一起研究创作的。

翻看着剪纸册，我随口说：“看来满族是特别重视生育的。”

母亲说，“也不止满族，哪个家庭不盼望着人丁兴旺、儿孙满堂呀？”

我想了想，也真是这样。《诗经》中，周人就以昆虫中繁殖力强的螽斯（俗称蝈蝈）为喻体，祝贺新人多子多福，家族繁衍昌盛，旧时称之为“螽斯衍庆”。

在旧时代，一般的母亲在幼小的儿女面前，都避谈生育之类的话题，可是，满族在这方面比较开放，他们早婚的较多；为了早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一些殷实富户还有娶大媳妇的习惯。

母亲那些剪纸作品，粗粗看去，都是左右对称的；构图严密、饱满，层次分明，古朴、苍劲，简洁、粗犷，人物动感很强，力求平面上表现深度，寸纸中拓展空间。

九、沙山

房舍前面的这座沙山，是我儿时的乐园。

只见它威威赫赫地横在那里，拄天拄地，遮云蔽日。上面长满了树木，杨柳榆槐，还有人们叫不出名字的珍稀树种，亲亲密密、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杈桠枝叶，都交结在一块了。

说来也令人纳闷，这里本是一片平原旷野，附近既没有沙漠，又没有丘阜，这沙山是怎么形成的呢？上面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长出这么多的大树呢？我问父亲，父亲摇头说不知道。这使我对他这个号称“天下知”的角色，减少了几分崇拜。

于是，我就自己钻到树林中去“格物”。你看那树，粗的要两人合抱，细的也赛过大碗口。整日里，没拘没管，任着性子长，眼看就要顶天了，可它还是不停地往上拔高。它们倒是活得自在，愿往高里长就往高里长，愿往斜里伸就往斜里伸，不想高长、斜伸的，就自己往粗里憋，最后憋成个胖墩子，也没有人嫌它丑。

听人说，沙山上的树，根须扎得特别深，为的是能够接上水分。也正因为这样，年年刮大风，大风掀开了茅屋顶，吹动了场院里的石磙子。常言说“树大招风”，可是，高高的沙山上，却从来没有一棵大树被刮倒过。经过多年的水冲风蚀，有的树根裸露在沙土外面，弯七扭八的，像老爷爷手上的青筋。裸露在外面也不影响生长，树干照样钻天插云，枝叶照样遮荫蔽日，生命力真是够旺盛的了。

春天来了，杨花、柳絮、榆钱，纷纷扬扬，随风飘洒，织成一片烟雾迷离的空濛世界。清晨起来一看，家家院里院外都是一片洁白，恍如霜花盖地，雪压前庭。父亲早早起来，手把着长长的竹扫帚，从院里扫到院外，“刷刷刷，沙沙沙”，现在回忆起来，还仿佛在耳边喧响。

再旺盛的树上也有枯枝。严冬季节，庄户人脚上绑着皮靰鞡，手里攥着一条拴着铁坠儿的长长的麻绳，踏着厚厚的积雪，攀上了沙岗子，见到枯枝，就把带着铁坠儿的绳索抛上去，轻轻地纽个结，然后猛劲一拉，只听“咔嚓”一声，枯枝就下来了。当地人叫做“扯干枝儿”，背回家去，便成了最好的烧柴。

只有一棵老树却是谁也不去动。老树长在沙山的西端，孤零零的，挺立在高冈之上。说是树，其实已经没有一个青枝嫩杈了，只剩了一棵几搂粗的树干，撑着几个枯朽的枝桠。树干上有个门洞似的大窟窿，残存着火烧过的痕迹。听老辈人讲，那是一棵三百年的老槐树，过去树洞里藏着一个狸子精。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炸雷劈死了黄狸，把大树也劈开了，树身着了火，当年就枯死了。

一天，我在沙山上，贪看蚂蚁倒洞搬家，竟忘记了回家吃午饭，母亲在沙岗下面连声地喊。还没等我走下来，黑压压的云头，就从西北方向铺天盖地地涌过来了。隆隆的雷声响过，突然间火光一闪，整个沙山似乎都燃烧起来。霎时，一阵狂风挟着瓢泼暴雨倾洒下来。我慌乱地滚下沙山，跑回院子里，然后爬上炕头，把鼻子顶在窗玻璃上，便见来路上已经被雨浇得冒了烟儿了。沙山上的林木黝黑黝黑的，分不出个数，模糊了轮廓，乍看像是一座铁山，偶尔闪亮一下，接着便是震天的雷响。院子里，雨水从屋檐、墙头、树顶上跌落下来，像开了锅似的冒着泡儿，然后，滔滔滚滚地向房门外涌流出去。

待到雨过天晴，出了太阳，树叶显得分外浓绿，分外光鲜，亮晶晶的，像是万万千千的小圆镜悬在空中。只是树下却乱糟糟的，这里那里，散落着一些细碎的干枝，许多鸦巢倾坠了下来。当时正赶上鸟类哺育期，一些光秃秃的鸦雏摔死在地上，令人惨不忍睹。

小时候，气温比现在低，冬天里雪很多，三天两头一场。人们早早地就封上了后门。外面还用成捆的秫秸夹上了迎风障子。夜间，北风烟雪怒潮奔马一般，从屋后狂卷到屋前，呜呜地吼叫着，睡在土屋里就像置身于汪洋大海的船上。一宿过去，家家都被烈雪封了门，只好一点一点地往外推着，一时半刻挤不出去。有个绰号“二愣子”的年轻人，找个窍门，把糊得严严实实的窗户打开，从窗户跳出去清除积雪。结果，半截身子陷进雪窝窝里，好长时间挣扎着、爬不出来，险些冻伤了手脚。

每逢大雪天气，起来最早的往往都有丰盛的收获。有人悄悄地溜出大门，一溜烟似的向沙岗下面的一排秫秸垛跑去。干什么去呢？《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可以发动观众猜上一猜。大概十有八九的人，会猜测他是去解手。错了。

原来，秫秸垛南面，向阳背风，暴风雪再大也刮不到这里，于是，便有许多山雉、鹌鹑、野兔跑来避风。由于气温过低，经过一宿的冻饿，它们一个个早都冻麻了腿爪，看着来人了，眼睛急得咕噜咕噜转，却趴在那里动弹不得，结果，就都成了早行人的猎物。

雪天里，沙山最为壮观。绵软的落叶上，铺上一层厚厚的积雪，上面矗立着烟褐色的长林乔木，晚归的群鸦驮着点点金色的夕晖，“呱、呱、呱”地噪醒了寒林，迷乱了天宇，真是如诗如画的境界。

沙山前面向阳的地方，是一片沼泽地。清明一过，芦苇、水草和香蒲都冒出了绿锥锥儿。蜻蜓在草上飞，青蛙往水里跳，鸬鹚悠然站在水边，剔着洁白的羽毛，或者像老翁那样，一步一步地闲踱着，冷不防把脑袋扎进水里，叼出来一只筷子长的白鱼。五六月间，蒲草棵子一人多高，水鸟在上面结巢、孵卵，“嘎嘎叽”、“嘎嘎叽”，里里外外，叫个不停。春、夏、秋三个季节，各种水禽野雀转换着栖迟，任是再博学的人也叫不全它们的名字。到了朔风吹过，芦花伴着霜花，像雪片一般飘飞着，于黄叶凋零之外，又装点出一片缥缈的银白世界。

再往前走，一个名叫“南泡子”的湖塘横在眼前，汪洋一片。对于我们这些顽童，这原本是极富诱惑力的；但是，谁也不敢下去洗澡。大人告诫：泡子里面有锅底形的深坑，一脚踏进去，“出溜”一下就没了脖儿。还有一种大蚂蟥，见着小孩儿的细皮嫩肉，就猛劲儿往里叮，扯也扯不出来，直到把血吸干为止。

当然，沙山最有趣的，还是它那白里透黄、细碎洁净的沙子。这是当地的土特产。用处可多着哩。舀上一撮子放进铁锅里，烧热了可以炒花生、崩苞米花。磨得锃亮的锅铲，不时地搅拌着，一会儿，香味就出来了，放在嘴里一嚼，不生不糊，酥脆可口，那味道儿，走遍了天涯也忘怀不了。

遇上连雨天，屋地泛潮了，墙壁呀，门框呀，都湿漉漉的了，潮虫也乱乱营营地满地爬了。只要把沙子烧得滚烫，倒在地上，笤帚慢慢地一扫，地很快就干爽了。各家盘炕时，总要往炕洞里填进许多细沙。热量积存在沙子里，徐徐地往外散发，炕面便整夜温乎着。

细沙还能治病。劳累了一辈子的老年人，身子骨常常酸痛，夏天找一处向阳的沙滩，只穿一个裤头，把整个身子埋进去，不出一个时辰，就会满身透汗，酸啊痛哪，一股脑儿，都溜到爪哇国了。

十、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

童年的记忆，宛如朦胧的月光，披着薄雾般的夜色，悄手蹑脚地透过轻纱的窗帘，向梦中的我，露出恬静而意味深长的笑靥。

不过，儿时的梦，宛如风雨中的花朵，往往是一碰就落的。这样，童年旧事，就好似这梦中情景，许许多多都变得模糊不清了。

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在每天的晚饭后，我尾随着爸爸、妈妈，到门前的打谷场上纳凉。场上的人渐渐地增多了，左邻右舍的诸姑伯叔们，有的搬出小板凳，有的拎着麻袋片，有的“吧哒、吧哒”地摇着扇子，有的一面走着，一面打着火镰取火——这是一种原始的取火方式，红褐色的隧石，经过火镰的敲击，溅出火花，再用蒲棒绒点燃。男男女女，凑在一块，展开那种并不着意于反映信息，也没有明确目的和特殊意义的“神聊海侃”。

时间一天天延续下去，人们闲话的主题和内容，总是那么漫无边际，随机性相当大。更多的是围绕着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人情世相，以及狐鬼仙魔、奇闻异事，天南海北地胡扯闲拉，不过是为了消磨时光，解除烦闷。

夜静更深，月光暗了下去，只能听得见声音，却看不清人们的面孔，时而从抽烟人的烟袋锅里，闪现出一丝微弱的红光。对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生活琐事，我们这些小孩子，是没有什么兴趣的，最爱听的还是神仙鬼怪故事。听了不免害怕，可是，越是害怕，越想听个究竟，有时，怕得紧紧偎在母亲怀里，不敢动弹，只露出两个小眼睛，察看着妖魔鬼怪的动静。最后，小眼睛也合上了，听着听着，就伴着荷花仙子、托塔天王遁入了梦乡，只好由父亲抱回家去。

说书讲古，在旧时农村文化生活完全空白的情况下，未始不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化消遣手段。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人们的兴味，似乎也并不浓烈。每个人的神情都有些木然，再逗趣的事儿，也很少听到有谁“咯咯咯”地笑出声来。一个个总是耷拉着脑袋，无聊中夹上几分无奈，持续着百年如一日的浑浑噩噩、自发自在的生计流程。

小时候，我感到天地特别广阔，身边有无限的空间，有享用不尽的活动余地。长大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倒反而觉得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了，活动起来窒碍也越来越多了。当听到人们谈论现实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时，便在惊悚之余，平添了几分压抑感。这里反映了儿童与成年人心性的差异。

我常常想，今天的儿童实在幸运，他们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读物和花样翻新的玩具，又有设备齐全的儿童乐园和少年活动中心。电视看腻味了，随手打开DVD；收音机听够了，又换上了“随身听”。但是，他们也有很大的缺憾，就是离大自然太远，也缺乏必要的社会交往。特别是城里的孩子，整天生活在远离阳光的楼群中、围墙里。高层公寓使邻居之间的物理距离紧缩到一两米之内，完全丧失了属于个人的保护性空间。可是，尽管彼此的咳嗽、私语都依稀可闻，见面却形同陌路，心灵世界得不到必要的沟通。有时，碰上了强梁破锁撬门，邻人也视若无睹；相反地，如果哪家遇到了小小的麻烦，或者因种种传闻出现了“不虞之毁”，便会有一群人竖起耳朵来“包打听”，直到把苍蝇渲染成大象。这种环境，对于正处在心理学称之为开始建立“自我意识”阶段的孩子，显然是不利的。

活泼贪玩，天真烂漫，原本是生命初期的一种个性的袒露。任何形式、任何动因的限制与禁锢，都会扭曲孩子的心灵，妨害他们健康地成长。如今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普遍过高，从登龙门、夺桂冠，直到具备音乐、舞蹈、美术、书法、外语、计算机等各方面的才能，期望“成龙化凤”，成长为全面的艺术天才。可是，由于路子不对头，方法不得当，到头来常常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如同庄稼地里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一样，人的成长也是区分层次、划出阶段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现今的人们，总是处心积虑地要把握一个明明白白、头头是道的透明世界；功利性、目的性、纯理性，占据着现代生活中几乎全部的空间。就人才智力的早期开发来说，这未始不是有利的条件；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青少年时代，如果过早、过分地成熟，般般事物都看穿、看透，整个处于透明、清晰状态，对于儿时所憧憬的迷人天地不屑一顾，那就必然会强力消解其童心、童真、童趣，从而导致童年魅力与好奇心、想象力的丧失。

现在，城里的儿童过早地懂得了许多，却又过早地失去了许多。他们几乎认得出每一个港台的著名歌星，唱得出许多首流行歌曲，张口闭口离不开金属怪兽、远古恐龙，可是，却往往认不出鸽子、麻雀之外的其他禽鸟，分不清月季和玫瑰、麦苗和韭菜，听不到雨后庄稼的拔节声，接触不到松风林籁，涛吼溪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缺憾。

人类是自然之子。婴儿脱离了母体，有如人类从树上走向平地，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与自然隔绝，相反，倒是时时刻刻都在保持着、强化着这种血肉的联系。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从来都是吸引童心、培植童趣、开启童智的强力磁场。在那里，孩子们的生命张力，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培育出乐观向上的内在基因，激发起探索未来世界的强烈愿望。

“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意思是，而今万物都生长于泥土而又复归于泥土。古代中国哲学家庄子的这句话，备极朴素，又蕴涵着深刻的哲理。西方一位思想家也讲过：“人之初”镶嵌在大自然里，没有亲近过泥土的孩子，永远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童年。所以，我们切实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带他们更多地接触自然，贴近田野，体验山林，以便长大成人之后，心胸能够像大地一样宽广，具有强壮的体魄、健全的心灵、鲜活的情趣。

我的母亲，不可能知道古圣先贤笔下的高言傥论，更没有读过源于西方文明的《圣经·创世纪》，可是，她却郑而重之地告诉过我：咱们世上的人，都是天皇爷用泥巴捏出来的。看着那一个个动来动去、呆头呆脑的小东西，天皇爷便往他们鼻孔里吹气，一天吹三次，吹了七七四十九天，这些小东西才有了灵性，动了心思。这个胎里带来的根基，使得人一辈子都要和泥土打交道，土里刨食，土里找水，土里求生，土里扎根；最后，到了脚尖朝上、辫子翘起那一天，又复归于泥土之中。

记得母亲还说过，不亲近泥土，孩子是长不大的。也许是为了让我快快长大吧，从落生那天起，母亲就叫我亲近泥土——不是用布块裁成的衸子包裹，而是把我直接摊放在烧得滚热、铺满细沙的土炕上，身上随便搭一块干净的布片。沙土随时更换，既免去了洗洗涮涮的麻烦，又可以增进身体健康，据说，这样侍候出来的孩子，长大之后，不容易患关节炎。所以，当地人有个习惯，姑娘嫁到外村去，生了小孩之后，当舅舅的总要套上一辆牛车，装上几草袋干净的细沙送过去，作为新生儿的贺礼。

到了疯淘疯炸的少儿阶段，我就养成了爱玩水、爱鼓捣泥巴的习惯。用现今的时髦话来说，叫做怀有一种“恋土情结”。特别是每到风天雨天，总愿意在大沙岗子上，无数次地爬上滚下。夜晚光着脚板，跟随父亲在河堤旁举火照蟹；白天和小伙伴们一道，跳进苇塘里捕鱼捉虾，或者踏着黑泥，在苇丛中钻进钻出，觅雀蛋、摘苇叶，常常是摘着摘着，就互相打起了泥球仗。由于整天在外面摸爬滚打，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泥孩儿。

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加管束的，只是看到我的身子太脏了，便不容分说，将我扒得精光，然后按在一个过年时用来宰猪煺毛的大木盆里，里面灌满了温水，再用丝瓜瓤儿蘸着“猪胰子”（农村土法制作的肥皂），把全身上下搓洗一通。

泥土伴着童年，连着童心，滋润着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可以说，我的整个少儿时代，都是在泥土中摔打过来的。尽管其时缺乏优裕的物质条件，一年到头难得穿上一套新装，也吃不着几次糖果，但是，有一点足以自豪，就是童稚时的心灵状态，是无拘无束的，由于没有背负着父母不切实际的过高过强过盛的企望，基本上，能做到自己扮演自己。如今的许多父母，让孩子长大了当这个“家”，做那个“师”，成为什么什么“长”，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这些梦做得再美满，再高级，无非都是家长的，与儿童无关。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做他们自己的梦。

十一、货郎担

对于我们这些小伙伴，游玩之外，最熟悉而且又有吸引力的，要算货郎担了。

小朋友平日经常见到的，是卖豆腐脑儿的，个头不高，担着两只木桶，桶底几乎擦着了路面；嗓门却很大，“豆腐脑儿，热乎啦——”，直震得窗户纸嘣嘣响。出来搭茬、应酬的，多是老太太，手里攥着一个鸡蛋，端着个小盆儿。

小伙伴们却另有专注，那就是叫卖烧饼、花生、糖球的食品小贩。一当小贩露头了，立刻就围拢过来一群小小子、小丫头。可是，只见他们眼里放着光，嘴里淌着涎水，两手却是空空的，拿不出一厘半角。这样，小贩们也就不想空磨鞋底、跑瞎道了，以后再也难见他们的踪影。

这样，常年活跃在乡下的，就只有货郎担了。

随着拨浪鼓的“拨浪浪、拨浪浪”的繁音急响，一副货郎担子已经摊在了大门的前边。装载货品的不过是两个方形的木箱，讲究一点的外面罩上一层带色的胶布。货箱周围有几个小铁环，用四股结实的麻绳拴着，两个箱子共有八股，所以，乡村的货郎又被称为“挑八股绳的”。扁担也是特制的，一弯三翘，压在肩上，随着木箱的摆动，一颤一颤的，能够借得上劲。

这时候，整条街上的姑娘、媳妇，还有小脚老太太，几乎都涌上前来，霎时便把货郎担围得个水泄不通。货郎经年在乡村里转悠，什么人喜欢买什么，他早已成竹在胸。一般的，老奶奶愿意买玉石烟袋嘴儿和老花镜，还有疙瘩针、发网；大姑娘关注发梳、围巾、扑面粉；小媳妇挑选丝绒线、刺绣针、鞋面布和童帽、童鞋；其他像花布彩绸、针头线脑、纽扣、毛巾、火柴、香皂等等，“万宝箱”里可说是应有尽有。老奶奶嬉开没牙的嘴，笑指着这个中年汉子，说：我比你得大四十岁，开个玩笑不碍事——你呀，简直成了人们肚子里的蛔虫。大家听了，哄的一声，全都笑了起来。

遗憾的是，小伙伴们虽然最感兴趣，却任谁也不敢靠前。原来，我们事先都被打过“预防针”。大人们多次告诫：那些货郎走南闯北，什么人都打交道，说不定里面就有“拍花的”——专门挑选小孩子，袄袖子一甩，就给你拍上迷魂药，你会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最后，三块现大洋卖给“人贩子”。

小伙伴们听了，怕还是怕，但总觉得货郎担好玩；不敢近前，怕袖子甩到脑袋上，就骑在墙头上看热闹，远远地望着新奇的货色发呆。待到货郎一边向这面眨眼睛，一边招手时，小朋友们便飞快地溜下墙头，一溜烟似的跑掉了。耳边却还响着“拨浪浪、拨浪浪”的小鼓声，心里总觉得痒丝丝的。

看来，大人们对付小孩儿的道眼实在是多；可是，许多时候，也未必都能收到实效。因为小孩子和成年人不一样，逆反心理和好奇心要强得多，——禁果总是分外甜的。其根源，从小处说，是求知欲望作祟；往大处说，人类本身具有积极探索未知世界的意向。当然，成年人也不例外。

普希金在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中曾经写道：呵，世俗的人！/你们就像/你们原始的妈妈——夏娃，/凡是到手的，/你们就不喜欢；/只有蛇的遥远的呼唤/和神秘的树，/使你们向往；/去吧，/去吃那一颗禁果——/不然的话，/天堂也不是天堂！

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是如此。如果你想要让某件事情为公众所周知，只须郑而重之地申明一句：“某某件事，千万不要去打听”，就足够了。这要比公开号召，还更有吸引力。

后来，我们渐渐地知道了，那“拍花的”说法，其实并没有多少根据，多半是家长们为着对付小孩子的“要这、买那”的纠缠编造出来的。待到货郎担下次再来时，我们便一窝蜂似的涌了过去，结果，也未发现哪个孩子被拍走。

伴随着孩子们的加入，货郎担里也增加了新的内涵，这可使我们大开眼界了。货郎带来了各种彩绘的泥玩具，木头做的、刷了漆、涂了色的刀枪剑戟，黄绸子缝制的布老虎，泥塑木雕的彩人、彩马、彩车，脑袋会动的大公鸡，能发出“咕、咕、咕”叫声的鹁鸽，还有一套十二只的猴娃，有坐有立，或哭或笑，能跳能跑，一个个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神情动态却各不相同。我们没有钱买，便紧紧地跟在货郎担后面，从东街转到西街，饭都不想吃了。

说起猴娃之类的玩具，使我忆起那回看猴戏的事。好像是从山东那面过来的，两口子搭成了一个小戏班。女的一手敲着堂锣，大声吆喝着，一手牵着戴有假面具、穿着红绿袍褂的猴子，后面还跟着一只小山羊；男人在后面挑着担子，随时出售一些江湖野药和新奇的玩具。

他们看到围拢的人多了，便撂下挑子，就地打场。男人双手抱拳，向人们说：“各位父老乡亲，我们今天在这里，借贵方一块宝地，表演几个小把戏，请各位赏光，有钱的帮个财场，没钱的帮个人场。”然后就开始表演。

猢狲出场了，穿着一套花衣裳，屁股露在外面，鲜红鲜红的。在男人的指挥下，一会钻圈儿，一会翻筋斗，一会转圈跑场，还不时地抠抠耳朵，搔搔皮肤，挤眉弄眼，抓耳挠腮，顽皮逗乐，出着各种洋相；有时还会从胳肢窝里抓出几个虱子，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地嚼起来，逗得满场的观众哄堂大笑。

然后，小猢狲又戴上脸幌子（面具），如果是黑漆漆的，女人就唱着：“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昼断阳来夜断阴。”这时，猢狲就围着圆场，腆着肚子，迈着四方台步。过了一会儿，那个男人又给猢狲换上了花脸的面具，于是，“猴哥儿”就伴随着“窦尔敦在绿林谁不尊仰——”的唱词，摇着帽翅，装腔作势、狐假虎威地走动起来。为了鼓励猢狲的乖巧听话，他这时就会从口袋里摸出几个花生角，放进它的嘴里。

闹哄过一阵之后，猢狲就会托出一个小竹盘，转着圈儿收取零钱。给与不给，都是自愿的。我们这些小观众，“一文不名”，从来都是白看的，有时还要跟着戏班，转上个五里三村，耍猴戏的也不作兴往回撵，乐得借助我们的声势，招人聚众。

但是，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缘由，男人忽然从扎着腰带的背后扯出了一把皮鞭，照着猢狲的脊梁，“啪啪啪”地抽打起来。只见“猴哥儿”痛得哀哀地嗥叫，还顺着眼角“滴滴答答”地流出了泪水。这给了我很深的刺激，从此，就再也不想看猴戏了。

十二、父亲

由于父母亲的勤劳、节俭，治家有方；加上我的长兄当上了高级瓦工，家里有了积蓄，开始置田地、盖新房，境况渐渐转好，到我出生前后，已经比较宽裕了，人丁也兴旺起来。这时，父亲心绪日渐醇和、开朗了。在我刚满一周岁时，父亲常常俯下高大的身子，把我拦腰抱起，举向空中；还有一回攥住我的两条小腿，倒着把我拎起。我便挥动两只小手乱抓乱闹，快活得咯咯直笑。妈妈瞧着父子俩的憨态，也笑得合不拢嘴，一家人陶醉在天伦之乐里。我经常骑在爸爸的脖颈上，低头俯看妈妈扬起来的笑脸和一副雪白的牙齿，同时撮弄着爸爸蓬乱、厚密的头发。

父亲性格外向，内心的“风云雷电”，全都写在脸上。母亲告诉我，像现在这样，有了闲心，心也盛了，这在他是很少见的；过去，总是愁眉不展，长吁短叹。之所以如此，自然和大环境与本人经历有关。

父亲幼年，正值国家多难、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五岁那年，赶上了中日甲午战争的辽河战役。这年三月，田庄台失守，被日军烧杀的有几千人。父亲的姨娘带着两个子女，从战火中逃出，暂住在我们家里多半年时间，直到年底前签订了《中日辽南条约》（《马关条约》的缩影，或者说是地方版），清政府支付了三千万两“赎辽费”，日军才把辽东半岛交还中国，姨娘们得以返回老家。通过兵燹亲历者的血泪叙述，这场惨酷的战祸和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在我父亲的幼小心灵里，镌刻下永生难忘的影像。

老辈人说，我家祖上，在大名府南郊，有个宽敞的大院，门楼高耸，房、地产比较多，虽然说不上富甲一方，但在五里八村中，也算有名的殷实富户。到了祖父那一代，由于家庭突遭变故，逃荒避难闯关东，颠沛流离，奔走于衣食，没有享过一天福，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建树，祖父把这引为终身憾事。为此，他下狠心，说是哪怕“砸锅卖铁”、“讨饭求情”，也要把自己的儿子好好培养、造就一番。这样，在父亲七岁那年，就被送进了邻村三棵树屯的私塾，在那里驻校读书。父亲天分很好，记忆力极强，而且刻苦用功，得到了塾师的嘉许。

本该继续深造下去，岂料人有旦夕祸福，他在那里刚刚读过三年，我的祖父便患上了严重的胃痛和便血，多方救治，也不见转机，不久便病故了，年仅三十七岁。家里的二十几亩薄田，在延医求药和处理丧事过程中，先后卖出了一多半。祖母带着孤儿，再也撑持不起这个家业了，哪管是办一点点小事，都要花钱找人，典当财物，直到最后把村里人称做“地眼”的两亩园田，也典当出去了，还是难以维持生计。生活无着，祖母被迫去了北镇城里的浆洗坊佣工，父亲流浪到河西，给大财主“何百万”家当小伙计，开始做杂役，后来又下庄稼地，干了几年长工。

听父亲讲，这个大户人家是旗人，祖居奉天，后来迁到河西。大少爷游手好闲，庄稼不会，买卖不成，但偏爱鼓曲，结交了一伙喜爱八旗子弟书和东北大鼓的朋友。一进腊月门，农村收仓猫冬，便让长工赶着马车去锦州接说书先生（这一带称艺人为先生），吹弹、说唱，往往彻夜连宵。遇有红白喜事，盖新房，小孩办满月，老人祝寿诞或者出大殡，都要请来说书先生唱上三天两宿。招待的饭菜一例是高粱米干饭，酸菜炖猪肉、血肠。到时候，镇上的烧锅（酒厂）都要赶着马车，送过来几坛白酒。所以，艺人们有一套俏皮喀儿：“有心要改行，舍不得白肉炖血肠；为啥不挪窝？烧酒随便喝。”

何家藏有大量的子弟书唱本和一些《三侠五义》、《今古奇观》之类的闲书，都是由奉天文盛堂和安东诚文信书局印行的。父亲爱书如命，嗜读成性，在扶持大少爷过程中，趁着端茶、送水、递烟枪的间隙，经常能够读到各种书籍，晚间总是偷偷看书到深夜。由于有机会接触到子弟书这种艺术形式，从而培植下终生的爱好。

文化，作为连接社会交往的中介，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总和，它经常通过“获得性遗传”，对于人们的性格、气质、心理、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这个意义来说，文化就是人化，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社会文化的制成品。

父亲年轻时，由于受到那些侠义类通俗读物的影响，加上血统里留存的“燕赵感慨悲歌”的基因，“社会的自我”占主导地位，时时追求他人的注意与重视，看重地位和荣誉；任侠尚义，爱打“抱不平”，喜欢管闲事，愿意出头露面，勇于为人排难解纷。由于他阅历丰富，知识面广，又能说会道，遇事总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因而村中遇有大事小情，红白喜事，或者邻里失和、分家析产，都要请他出面调停，帮助料理。这样，他就获得了一个“铁嘴子”的绰号。

迨至后来，年华老大，家道凌夷，生活负担加重，又兼几个亲人先后谢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变而为心境苍凉，情怀颓靡，“心理的自我”渐渐占居了优势，颇有看破红尘之感。他每年都要抽空儿到医巫闾山去进香，总愿意同那里的和尚、道士扺掌倾谈，平素也喜欢看一些佛禅、庄老的书，还研读过医卜星相、五行、八卦之类的书，如《卜筮正宗》、《渊海子平》、《麻衣相法》等等。由关注外间世务变为注重内在思考，由热心人事转向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特别喜欢那些关照命运、感悟人生之类的诗词，苏轼、陆游、赵翼的诗句，经常挂在嘴边。我听到最多的是：“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众中论事归多悔，醉后题诗醒已忘”，“绝顶楼台人散后，满堂袍笏戏阑时”。——他除了经常吟唱一些悲凉、凄婉、感伤的子弟书段子，像《黛玉悲秋》、《忆真妃》、《周西坡》之类；还喜欢诵读杨升庵的《临江仙》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再就是郑板桥的《道情十首》：

吊龙逢，哭比干，

羡庄周，拜老聃；

未央宫里王孙惨；

南来薏苡徒兴谤，

七尺珊瑚只自残；

孔明枉作那英雄汉——

早知道茅庐高卧，

省多少六出祁山！

十三、老哥俩

这里的“老哥俩”，指的是我父亲和“魔怔”叔。二人是亲叔伯兄弟，就是说，他们的父辈原本是一奶同胞。父亲名叫王德润，“魔怔”叔叫王德树。古书上说：“富润屋，德润身”；“润屋不如树德”，连名字都是连在一起的。

应该说，我入学之前，在敦品励学方面，给予我影响最大的，除了父亲、母亲，就算“魔怔”叔了。

我的这个长辈，在当地也算得上一位知名人士。早年在学堂里“读过大书”，后来又在东北军谋了一份差事。尽管他有满腹经纶，学识渊博，而且头脑清醒，但由于性格骨鲠，待人倨傲，不肯趋附流俗，结果不容于世，不行于时，得不到人们的赏识，无端遭受了许多白眼，心里自然感到孤独、痛苦。千般的苦恼全都窝在心里，没有发抒的渠道，致使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于是，养病回家，靠着比较丰厚的资产，刚到四十岁，就过上了隐居生活。即便是僵卧孤村，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与说话、处事有异于常人，同样，也不为乡邻所理解，人们便送给他一个“魔怔”的绰号。这正是：“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这样，在本村里，“魔怔”叔就经常处于孤独、寂寥状态。他和我父亲在身世、阅历、家境方面，差异很大；读的书也比我父亲多，但两人在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方面，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在穷乡僻壤，也属难得，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只是，父亲每天都要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奔走于衣食，闲暇时间不多。而我，由于天资颖悟，好学上进，求知欲特别强，很博得“魔怔”叔的喜爱。因而，对我这个毛孩子，就有了更多的殷殷垂顾。

旧时，十月初一场院关门之后，便进入了农闲季节，我父亲开始在家里“猫冬”了。

“魔怔”叔便趁着这个机会，经常到我家来唠嗑儿。父亲一边编筐或者织蓆，一边同他说说笑笑，两人有时争论起来，口沫横飞，面红过耳。我呢，倒是安静地坐在一旁，乐得听他们高谈阔论。但是，“魔怔”叔有一个习惯，就是从来不端别人家的饭碗，一看我母亲把饭桌摆上了，立刻抬身就走。以致有时为了不去冲击他，已经日影偏西了，一家人还都没有吃饭，而他，竟也不觉得饿。

这天早饭后，他又来了，给我父亲带来一本刚刚到手的《胡大川先生幻想诗》。书上标明：康德四年（民国二十六年）诚文信书局发行。胡大川是清代的举人，长于韵文，他以七律形式作幻想诗十五首；由近代著名书法家潘龄皋用行书写成字帖。父亲从头到尾，反复翻看，看着看着，竟然一首一首地吟诵起来。在念到“娶妻必似宋之子，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时候，停了下来。他说：这两句我想借用一下，说说自己：“娶妻得似宋之子，生子还同邵伯温”。

“魔怔”叔说：你这个集句很妙。前一句是说嫂夫人，嫂子出身满族世家，可以用《诗经》中的“岂其取妻，必宋之子（宋国贵族的女儿）”来比喻；后一句是清代诗人查慎行的诗，你借用来是想说老年得子。查慎行是四十二岁生子；北宋的邵雍四十六岁生下邵伯温；你生小蔓头儿是四十四岁。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说：你真是善作解人，注释得特别好。你知道吧？这个邵伯温，和咱们还有些关联呢，当年曾经在大名府任过官职。

父亲虽然出生在关外，但他对祖居地大名，一向怀有深厚的情感。他前后去过三次。有一次回祖居地，路过邯郸，他顺便到黄粱梦村的吕翁祠去转了转。听说，康熙年间有个书生名叫陈潢，有才无运，半生潦倒，这天来到了吕翁祠，带着一腔牢骚，戏写了一首七绝：

四十年来公与侯，

虽然是梦也风流。

我今落拓邯郸道，

要向仙人借枕头。

后来，这首诗被河督靳辅看到了，很欣赏他的才气，便请他出来参赞河务。陈生和卢生有类似的经历，只是命运比卢生更惨，最后因事入狱，病死监牢。

父亲对于陈潢，同情中也夹带着不屑，随手写了一首和诗：

不羡王公不羡侯，

耕田凿井自风流。

昂头信步邯郸道，

耻向仙人借枕头。

诗的后面，他又加了一个小注：“阮籍有言：‘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他还写过一些格调苍凉、韵味低沉的诗句。记得有一首《除夜感怀》七律，颔联是：“四屈三伸通变数，七情八苦伴劳生”，寄寓着对于人性、人生的感喟。在我的祖母和姐姐、哥哥相继病逝之后，他曾写过：“晚岁常嗟欢娱少，衰门忍见死丧多”的诗句。

童年时，我曾听父亲唱过一个名叫《扇坟》的子弟书段，里面讲古时的庄子，郊野闲行，遇见一个女子，为了早日改嫁，为死去的丈夫扇坟，“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限来时各去投”。原来是“观音变相来指点”，教训庄子认根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庄子的名字。后来，父亲去河北大名探亲，路过邯郸时，买回一部扫叶山房民国十一年印行的四卷本《庄子》。他参照里面的晋人郭象的注释，读得十分认真；仍然弄不清楚的地方，就和“魔怔”叔在一起探讨。“魔怔”叔说，子弟书里的庄子，是根据明人小说《警世通言》改编的，完全失去了本来的真面目。这样，父亲也就不再唱那个书段了。

十四、刘老先生

谈到我的读书经历，有些朋友不解：20世纪40年代初期，不管是乡村、城市，早都办起了学校，为什么却读了那么多年私塾？我的答复很简单：环境、条件使然。

我的故乡处在一个紧邻芦苇荡的荒村里。当时的环境，是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日本“皇军”和伪保安队，在别处可以横行无忌，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唯独在这一带不敢露面，结果这里便成了一处“化外”天地。加之，居住分散、户数较少，学校自然也难以兴办。说到条件，就要提到“魔怔”叔了。他有一个男孩，小名唤作嘎子，生性顽皮、好动，三天两头招惹是非。“魔怔”叔自己没有耐心、也没有精力加以管教，便想延聘一位老学究来进行培养、造就。于是，就请到了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璧亭先生。他是“魔怔”叔早年的朋友，国学功底深厚，做过县里的督学和方志总纂。只因不愿仰承日本人的鼻息，便提前告老还家了。

而我，由于得到“魔怔”叔的垂爱，他出面说服我的父亲，让我一同上学。——其实，在我父亲来说，是“欲渡河而船来”，正中下怀，求之不得。这样，我便“借光”进入了私塾。母亲说：这回好了，小马驹戴上了笼头。从此，我们这两个无拘无管、疯淘疯炸的顽童，便从“百草园”来到了“三味书屋”。其时为1941年春，当时我刚满六岁，嘎子哥大我一岁。

私塾设在“魔怔”叔家的东厢房。这天，我们早早就赶到了，嘎子哥穿了一条红长衫，我穿的是绿长衫，见面后他就要用墨笔给我画“关老爷”脸谱，理由是：画上的关公穿绿袍。拗他不过，只好听从摆布。幸好，“魔怔”叔陪着老先生进屋了。一照面，首先我就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个老先生怎么这么黑呀！黑脸庞，黑胡须，黑棉袍，戴着一顶黑礼帽。高高的个子往那里一站，简直就是一座黑塔。

“魔怔”叔引我到厨房洗净了脸盘，便开始举行“拜师仪式”。程序很简单，首先是，两个蒙童向东墙上的至圣先师像行三鞠躬礼；然后拜见先生，把“魔怔”叔事先为我们准备好的礼物（《红楼梦》里称之为“贽见礼”），双手奉上；最后，两个蒙童拱手互拜，便算了事。

接着，是先生给我们“开笔”。听说我们在家都曾练习过写字，他点了点头，随手在半张宣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文章得失不由天”七个大字，再让我们各自在一张纸上摹写一遍。这样做的用意，我体会，是为了掌握蒙童写字的基础情况，便于以后“按头制帽”，有的放矢。

先生见我们每人都认得许多字，而且，在家都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便从《千字文》开讲。他说：《三字经》中有两句：“宋齐继，梁陈承”，讲了南朝的四个朝代，《千字文》就是这个梁朝的周兴嗣作的。梁武帝找人从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字帖中，选出一千个不重样的字，交给文学侍从周兴嗣，让他把这些字组合起来，四字一句，合辙押韵，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这可是个硬头货，要拿出真本事的。“王命不可违”呀！周兴嗣苦战了一个通宵，《千字文》斐然成章。梁武帝诵读一遍，连声夸赞：“绝妙好词。”周兴嗣却熬得须发皆白。

先生说，可不要小瞧这一千个字，它从天文地理讲到人情世事，读懂了它，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的概念。

当时，外面的学校都要诵读伪满康德皇帝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民训》，刘老先生却不去理会这一套。反正“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管束他。两个月过后，接下来，就给我们讲授“四书”，从《论语》开始，依次地把《孟子》、《大学》、《中庸》讲授下去。

这里还要加进一个小的插曲。

先生进门的当天，就跟来一个“游学的”（专门负责供应文房四宝和各种常用书籍的）。我和嘎子哥买足了纸张、笔墨；待到要选购书籍时，自然要请示先生。先生逐册翻看书商带来的书本，发现全都是安东诚文信书局印行的，便对“游学的”说：“你请回。我这里有事要办。”“游学的”说：“先生忙，我明天再来拜访。”老先生说：“明天也不要来了，你请回！——送客！”

书商走后，老先生对“魔怔”叔说：安东（现为丹东）的这家诚文信书局，声誉不好。日本鬼子侵占东北之后，书局掌柜的为了向敌伪献媚取宠，以求得支持，承印了许多种“满洲国皇历”、教科书、教育挂图和“诏书”、“国民训”等，卖力宣传“王道乐土”、“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一类货色。最恶劣的是，出版《三字经》时，竟在“廿二史，全在兹”两句话的前面，加上了“九一八，满洲兴；康德帝，都新京”十二个字，后面改为“廿四史，全在兹”，受到各界人士的唾骂。不仅此也，他们还偷印上海、天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尚古山房等出版的流行小说和图片。由于它受到日本人的庇护，又兼坐落在“满洲国”内，那些出版单位恨得牙痒痒的，也莫可奈何。

老先生说，我们无拳无勇，没法和它对阵，唯一一条，就是不进它的货，抵制它。买书不愁，用不了几天，还会有别的书商上门送货。结果，第二天，老先生就从镇上把要用的书都带了回来。

书都是线装、木版的，文中没有标点符号。先生事前用蘸了朱砂的毛笔，在我们两人的书上圈点一过，每一断句都画个“圈”，其他则在下面加个“点”。先生告诉我们，这种在经书上断句的工作，古人称作“离经”，意思是离析经理，使章句断开，也就是《三字经》里说的“明句读（读音为“逗”）”。“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古人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符号的，他们认为，文章一经断句，文气就割裂了，文意就僵滞了。但在诵读过程中，又必须“详训诂，明句读”，不然无法理解文章的内容。有时，一个标点点错了，意思就完全反了。先生说，断句的基本准则，可用八个字来概括：“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了，算作“句”，用圈（句号）来标记；语气没有结束，但需要停顿一下，叫做“读”，用点（逗号）来标记。

先生面相严肃，令人望而生畏，人们就根据说书场上听来的，送给他一个“刘黑塔”（实际应为“刘黑闼”）的绰号。其实，他为人正直、豪爽，大气凛然，却又饶有风趣。他喜欢通过一些笑话、故事，向学生讲述道理。当我们读到《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两位教书先生“找得”的故事——一位先生把这段书读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发觉少了一个“得”字。一天，他去拜访另一位塾师，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纸块，上面写个“得”字。忙问：“此字何来？”那位塾师说，从《大学》书上剪下来的。原来，他把这段书读成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末了多了一个“得”字，就把它剪了下来，放在桌上。来访的塾师听了十分高兴，说，原来我遍寻不得的那个“得”字，跑到了这里。说着，就把字块带走，回去后，贴在《大学》的那段书上。两人各有所获，皆大欢喜。

十五、童子功

那些历经两三千年传诵不辍的珍贵古籍，奥义无穷无尽；可是，对于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来说，却是“猪八戒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即使经过先生讲解，也还是不懂的居多；求知若渴的我，就一句一句地请教。比如读到《论语》，我问：夫子说的“四十而不惑”，应该怎么理解？

老先生说，人到了四十岁，就会洞明世事，也能够认清自己了，何事做得，何事做不得，何事办得到，何事办不到，都能心中有数；再过一些年就是“五十而知天命”，便又进入一个新的境域。

但是，有时当我问得过于频繁了，他就会说，不妨先背下来，现在不懂的，随着世事渐明，阅历转深，会逐渐理解的。

西方哲人有“最崇高的乐趣，是理解带来的欢乐”的说法，可是那时，我却经常处于“囫囵吞枣”的朦胧状态，无法享受到这种欢乐。

读书生活十分紧张，不仅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自习，温习当天的课业，以增强理解，巩固记忆。那时，家里都点豆油灯，“魔怔”叔特意买来一盏汽灯挂在课室，十分明亮。没有时钟，便燃香作记。一般复习三排香的功课，大约等于两个小时。

早饭后上课，第一件事，便是背诵头一天布置的课业，然后由先生讲授新书。私塾的读书程序，与现今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它不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再作记忆，而是先由先生逐字逐句地串讲一遍，扫除了读音障碍之后，学生就一遍遍地反复诵读，直到能够背下来的程度，也就是：先背诵，再理解。“魔怔”叔说得很形象：“这种做法，和入室窃贼偷东西类似，先把偷到的财物一股脑儿抱回家去，待到消停下来，再打开包袱，一样样地细看。”这么做的道理在于，十二三岁之前，人的记忆能力是最发达的，尔后，随着理解能力的增强，记忆能力便逐渐减退。因而，必须趁着记忆的黄金阶段，把需要终生牢记的内容记下来。前人把这种强记的功力，称作“童子功”。

“魔怔”叔后来曾对我说过，传道、解惑和知识技能的传授，有不同的方法。比如，学数学，要一步步地来，不能跨越，初等的没学习，中等、高等的就接受不了；学珠算，也要先学加减，后学乘除，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而一些人情道理，经史诗文，许多情况下，是依靠感悟、凭借琢磨，可以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逐步地加深理解。宋代文学家苏辙有两句诗：“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大致意思是：早年读书没有深刻理解的地方，到了晚年，随着阅历的增加，对于客观事物的深入省察，却能发挥奇特的功效。有的学者把这说成是“记忆的沉潜”。

关于这种强制性、机械性的记忆，旧时有个说法，叫做“熟读成诵”。一句一句、一遍一遍地把诗文吞进口腔里，然后再拖着一种固定的腔调，大声地背诵出来。今天看来，这种方法实在是太拙笨了；不过，拙笨的功夫常常能够带来神奇的效果。在旧时的举业中，可以说，人人走的都是这条路子。

儿时的记忆力再强，背诵这一关也是不好过的。一年到头，朝朝如是。到时候，先生端坐在炕上，我要背对着他站在地下。按照事先布置的课业，听到一声“起诵”，便左右摇晃着身子，朗声地背诵起来。遇有错讹，先生就用手拍一下桌面，简要地提示两个字，意思是从这里开始重背。背过一遍之后，还要打乱书中的次序，随意挑出几段来背。若是没有做到烂熟于心，这种场面是难以应付的。

我很喜欢背诵《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整齐协韵，诗意盎然，重章叠句，琅琅上口，颇富节奏感和音乐感。诵读本身就是一种欣赏，一种享受。可是，这类诗章也最容易“串笼子”，要做到“倒背如流”，准确无误，就须下笨功夫反复诵读，拚力硬记。好在木版的《诗经》字大，每次背诵七页八页，倒也觉得负担不重，可以照玩不误；后来，逐渐增加到十页、十五页；特别是因为我淘气，先生为了用课业压住我，竟然用订书的细锥子来扎，一次带起多少页来就背诵多少。这可苦了我也，心中暗暗抱怨不置。

我原以为，只有这位“黑先生”（平常称他“刘先生”，赌气以后就改口叫他“黑先生”，但也止于背后去叫），才会这样整治生徒；后来，读了国学大师钱穆的《八十忆双亲》的文章，方知“天下塾师一般黑”。钱先生是这样记述的：“翌日上学，日读生字二十，忽增为三十。余幸能强记不忘，又增为四十。如是递增，日读生字至七八十，皆勉强记之。”塾师到底还有办法，增加课业压不住，就以钱穆离座小便为由，“重击手心十掌”，“自是，不敢离座小便，溺裤中尽湿”。

我的手心也挨过打，但老师不是用手掌，而是用板子，榆木制作，不甚厚，一尺多长。听人说，木板经尿液浸过，再用热炕猛烙，便会变得酥碎。我和嘎子哥就趁先生外出，如法炮制，可是，木板依旧十分结实。

先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他很重视书法教学，从第二年开始，隔上三五天，就安排一次。记得他曾经讲过，学书法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也有益于对艺术的欣赏。这两方面不能截然分开，比如，接到一封字体秀美、渊雅的书信，在了解信中内容的同时，也往往为它的优美的书艺所陶醉。

学写楷书，本来应该严格按照摹书与临书的次序进行。就是，先要把“仿影”铺在薄纸下面，一笔一笔地描红，熟练了之后，再进入临帖阶段。由于我们都具备了一定的书写基础，先生就从临帖教起。事先，他给我们写好了两张楷书的范字，记得是这样几句古文：“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性。”“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嘱咐我们，不要忙着动笔，先要用心琢磨，反复审视——他把这称作“读帖”，待到谙熟于心，再比照着范字，在旁边认真临写。他说，临帖与摹帖不同，摹帖是简单的模仿，临帖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创作，必须做到眼摹、心悟、手追。练习书法的诀窍在于心悟，读帖是实现心悟的必由之路。

我们在临帖上下过很大功夫。先是“对临”，就是对着字帖临写。对临以形为主，先生强调掌握运笔技巧，注意用笔的起止、转折、顿挫，以及章法、结构。然后实行“背临”，就是脱离字帖，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去临写。背临以意为主，届时尽力追忆读帖时留下的印象，加上自己的理解与领悟。尔后，他又从书局为我们选购了一些古人的碑帖范本，供我们临摹、欣赏。他说，先一后众，博观约取，学书、写诗、作文，都应该这样做。

十六、“魔怔”叔

塾斋的窗前有一棵三丈多高的大树，交柯叠杈，翠影扶疏，劲挺的枝条上缀满了纷披的叶片，平展展地对生着，到了傍晚，每对叶片都封合起来。六月中旬，满树绽出粉红色的花絮，毛茸茸的，像翩飞的蝶阵，飘动的云霞，映红了半边天宇，把清寂的塾斋装点得烂漫中不乏雅致。深秋以后，叶片便全部脱落，花蒂处结成了黄褐色的荚角。在我的想象中，那一只只荚角就是接引花仙回归梦境的金船，看着它们临风荡漾，心中总是涌动着几分追念，几分怅惘。

这株花树是“魔怔”叔早年亲手栽植的。他说，这种树的学名叫做“合欢”，由于开的花像马铃上的红缨，所以，人们又称它作马缨花。合欢的树冠开阔，入夏清荫覆地，自古以来，就适合庭院栽植。炎热天气，老先生、“魔怔”叔经常坐在下面纳凉。有时，我的父亲农活间歇，也会荷锄过来凑趣。

那天，面对清幽、飘逸的花影缤纷的美景，“魔怔”叔说，晚清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里特意提到它，说“花细如缉绒所成”，“茸艳幽绮，其叶朝敷夕敛，又名夜合花”。元代诗人虞集有这样一首诗：

钱塘江上是奴家，

郎若闲时来吃茶。

黄土筑墙茅盖屋，

门前一树马缨花。

老先生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一篇里也提到过“门前一树马缨花”。

父亲说是《王桂庵》。

老先生称赞说：“你的记性真好”。

父亲说：“因为这个风流才子王桂庵，也是河北大名人氏，很可能是敝同宗，所以就记住了。”一句话，逗得老先生和“魔怔”叔同声笑了起来。

马缨花树上没有挂着马铃，塾斋房檐下却摆动着一串风铃。在马缨花的掩映中，微风拂动，风铃便发出叮叮咚咚的清脆的声响，日日夜夜，伴和着琅琅书声，令人悠然意远。栖迟在落花片片、黄叶纷纷之上的春色、秋光，也就在这种叮叮咚咚声中，迭相变换，去去来来。“少年子弟江湖老”。六七十年过去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那繁英满树的马缨花，那屋檐下空灵、轻脆的风铃声，仿佛时时飘动在眼前，回响在耳际。马缨——风铃，风铃——马缨，永远守候着我的童心。

说起“魔怔”叔来，从我记事起，他就是这样一副面相：瘦削的脸庞，黄黄的；终日阴沉沉的，很难浮现出一丝笑容；眼睛里时时闪烁着迷茫、冷漠的光。年龄刚过四十，头发就已经花白，腰杆也有些弓了。动作中带着一种特有的矜持，显现出优雅的懒散和恓惶的凝重，有时，却又过度的敏感。几片树叶飘然坠落下来，归雁一声凄厉的长鸣，也会令他惊心怵目，四顾怆然。刚吐出了一句：“悲哉，此秋声也”，竟然莫名其妙地流下来几滴泪水，呜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他那种凄苦、苍凉的心境，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却又找不出恰当的话语来表述。后来，读了鲁迅的作品，看到先生说的，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去，倒下来，慢慢地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心中似有所感，觉得大体上很相似。当然，这里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涉及更为深入的价值判断。“魔怔”叔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普通知识分子，是不能同思想家与战士相提并论的。

他感到空虚、怅惘和无边的寂寞。老屋里挂着一幅已经被烟尘熏得黝黑的字画，长长的字句，用的又是草书，很少有人念得出来。在我认得许多字之后，他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给我听，原来是杜甫的一首七律。最后两句是：“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魔怔”叔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外之人，整天生活在精神世界里，对于物质生活从不讲究、计较。他把各种资财、物品都看得很轻，不加料理；甚至连心爱的书籍也随处放置，被人借走了也想不到索还。他常常对我说，人情之常是看重眼前的细微小事，而对于大局、要务，则往往态度模棱，无可无不可。这是人生的普遍失误。接着，就给我诵读一段韵语：

子弟遇我，亦云奇缘。

人间细事，略不留连。

还问老夫，亦复无言。

伥伥任运，已四十年。

当时，我曾问过：“伥伥任运”，该怎么理解？他说，也就是怀才不遇，与世为忤，又莫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吧。我心想，这恰恰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是他自己的一首述志诗。

后来，听刘老先生讲解《古文观止》，说到《贾谊论》时，他按照苏轼的说法，“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贾谊的悲剧所在，就是“不能自用其才”。“魔怔”叔也在场，但他对此说有不同的看法。他慷慨激昂地讲了一大段话：大苏才气过人，可是出言武断。“世不见用”和“不能自用其才”，没有必然联系。王勃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这个“屈”字很恰当。能不能“自用其才”，不完全是由主观决定的，还要看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苟全性命于乱世”，必然是“不求闻达于诸侯”；否则，就助纣为虐、同流合污了。所以，处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傅青主，才说他“伥伥任运，已四十年”。在那种情况下，你要他怎么“自用其才”！

这番话，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而且，也弄清了那篇小赋的真正作者。

“魔怔”叔不愿与人交往，他认为，与其同那些格格不入的人打交道，莫不如孑然独处，还可得个清静。有时，一个人木然地坐在院子里，像一个坐禅僧，甚至像一尊木雕泥塑。目光冷冷的，手里擎着一个大烟袋，“吧嗒吧嗒”，一个劲儿地吸着。任谁走进身旁，他都不会抬眼瞧瞧。

一天，本地一个颇有资财的表嫂去他家串门，见他那副孤高、傲慢的架子，便拍手打掌地说：“哎哟哟，我的老弟呀，就算是‘贵人语话迟’吧，也不能摆出那副酸样儿！难道是哪一个借你黄金还你废铁了？”

“魔怔”叔睃了她一眼，现出一脸不屑的神情，冷笑着说：“样儿不好，自家瞧。也没抬上八抬大轿请你来看。”

他平素不怎么喝酒，只有一次，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家，喝得酩酊大醉。摔了人家的茶壶，骂了半晌糊涂街，最后踉踉跄跄地走出来，居然在丧失清醒意识的情况下，不费力气地找回了自己的家门。我问他是怎么找回来的，他说，不知道。用现代心理学来解析，这恐怕是因为以前无数次的回家记忆，已经内化在他的思维里，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自在机制。

他有满脑子学问，有时碰面，会不经意地说起一个典故、一个成语。有一次，忘了是怎么引起的，“魔怔”叔谈到了《千字文》中的“易輶攸畏，属耳垣墙”。他说，这句话从小就会背，却弄不清什么意思。后来，读《诗经·小雅》，遇见了“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这句话，还是不懂得。直到出外做事，一位善良的长者，针对他说话随便，出言无忌，劝诫他要心存戒惧，多加小心，当时就征引了《千字文》中这句话。这时，他才明白了其中含义——说话轻率是可怕的，须知隔墙有耳呀！“輶”是古时的一种轻车，“易輶”就是轻易的意思。

除了这句话本身的教益；我还领悟到背诵的好处。只要深深地印进脑子里去，日后总会渐渐理解的；一当遇到待人接物、立身行事的具体问题，那些话语就会突然蹦出来，为你提供认识的参照系。

还有一次，他大概是刚刚抽过了鸦片烟泡，精神头显得十足，给我讲起了一件往事：那是民国十七年，他在东北军里当差，随部队进军河南，整天全是打内战，军心涣散，他已久萌去意，但找不着机会。那天，趁着攻下许昌官兵欢庆胜利的当儿，他向上司请假，说是父亲病危，急于前往奔丧。上司一高兴，就批准了“十天后回营”。而他已经打定了主意，“鞋底儿抹油——开溜。”

说着，他就蹲下来，在水泥地上用粉笔画了一条行经的路线，起点是漯河，当时的驻防地，他从这里起身。他指着“漯”字问我：“这个字怎么念？”我说：“念洛吧？”

“对了。”他接着说：“你读过《说文解字》了，知道许慎吧？他就是漯河人。”

他从这里到了周口、商丘，再经过菏泽，赶到济南，旁边有个章丘，在这里过了一条河。说着，他在地上写上“漯河大桥”四个字，问我：“怎么念？”我心说：刚才已经问过了，便说：“漯（读洛）河大桥。”

他说：“错了。过这座桥时，我也是这么念的。当地人告诉我，这个‘漯’要读‘塔’。别看地方不大，历史上出过许多名人，战国时阴阳家学派创始人邹衍，唐朝名相房玄龄，元代的散曲大家张养浩，都出在这里。”

同样一个字，读音却两样，我感到很新奇。“魔怔”叔说，这种情况多着哩！河南有个溱水，这是上了《诗经》的：“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这里读“真”。可是，到了苏北，有个溱潼，却要读“秦”。传说是乾隆皇帝到这里，读了错别字，后来便沿袭下来——“金口玉牙，说啥是啥”呀！类似例子还有，吐鲁番的“番”读“翻”，广东番禺的“番”则读“潘”；广东的泷水，读“双水”，浙江的七里泷，却读“七里龙”。

“魔怔”叔这次的点拨，给予我的启发是多方面的：一是，读音念字不可马虎，特别是一些地名、人名；二是，到一个地方，应该留心考察那里的人文蕴涵，比如名人、轶事等等；三是，培养了我对人文地理的浓烈兴趣。这最后一点，对我的影响，尤其至为深刻。

十七、博物学家

到了私塾，也就等于进入“魔怔”叔家里，所以，几乎每天，我都能和他见面。他和塾师是挚友，经常以学问相切磋；而且，由于闲散无事，塾师讲学时，他也常常和我们一道，坐在一旁听；这样，每逢先生外出办事，总要请他代理课业，协助管教我们。

看起来，这两位长者各有所长，各具特点。先生举业出身，精于义理、辞章、考据，国学功底深厚，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之学，以及时文制艺（八股文），都有深湛的研究，走的是正统的、标准的治学路子；而“魔怔”叔，阅历丰富，知识面广，除了读经治史，还凭着个人兴趣，博览群书，广泛涉猎野史、闲文、各类杂书，因而，堪称一位地地道道的博物学家。这样，他所讲授的便多是些活的学问，所以，我们特别感兴趣。

童年的我，求知欲旺盛，接受新鲜事物也快，像海绵似的，吸收能力特别强。正像法国大作家都德说的，“简直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随时进来。”我整天跟在“魔怔”叔身后，像个小尾巴似的，听他讲“山海经”、“鬼狐传”。有时说着说着，他就戛然而止，同时用手把我的嘴捂上，示意凝神细听草丛间的唧唧虫鸣，这时，脸上便现出几分陶然自得的神色。

我也曾跟着他去郊原闲步。旧历三月一过，向阳坡上就可以看到，各色的野花从杂草丛中悄悄地露出个小脑袋。他最喜欢那种个头很小的野生紫罗兰，尖圆的叶片衬着淡紫色的花冠，花瓣下面隐现着几条深紫色的纹丝，看去给人一种萧疏、清雅的感觉。

春天种地时，特别是雨后，村南村北的树上，此起彼伏地传出“布谷，布谷”的叫声。“魔怔”叔便告诉我，这种鸟又拙又懒，自己不愿意筑巢，专门把蛋产在别的鸟窝里。更加令人气恼的是，小布谷鸟孵出来后，身子比较强壮，心眼儿却特别坏，总是有意把原有的鸟雏挤出巢外，摔在地下。

“魔怔”叔说，燕子生来就是人类的朋友，它并不怎么怕人。随处垒巢，朱门绣户也好，茅茨土屋也好，它都照搭不误，看不出受什么世俗眼光的影响。燕子的记性也特别好，一年过后，重寻旧垒，绝对没有差错。回来以后，尽先要做的事，就是修补旧巢。只见它们整天不停地飞去飞来，含泥衔枝；然后，就是产卵孵雏，不久，几只小燕就会挤在窝边，齐簌簌地伸出小脑袋，等着妈妈喂食了。平日里，它们只是呢喃着，似乎在热烈地闲谈着有趣的事情，可惜我们谁也听不懂。

鸟雀中，我最不喜欢的是猫头鹰，认为它是一种“不祥之鸟”，因为听祖母说过，它是阎王爷的小舅子，一叫唤就会死人。叫声也很难听，有时像病人的呻吟，有时发出“咯咯咯”的怪笑，夜空里听起来很吓人。样子也很古怪，白天蹲在树上睡觉，晚间却拍着翅膀，瞪起大而圆的眼睛。

“魔怔”叔耐心地听我诉说着，哈哈地大笑起来。显然，这一天他特别畅快。他问我：“你知道古时候它的名字叫什么吗？”我摇了摇头。他在地上用树枝书写一个“枭”字。他说，从前称它“不孝之鸟”，据说，母鸟老了之后，它就一口口地啄食掉，剩下一个脑袋挂在树枝上。所以，至今还把杀了头挂起来称为“枭首示众”。

我曾向“魔怔”叔请教过：那些鸟类，夏至前后，满天都是，什么灰大眼、大黄狗、红蛋壳、蓝靛缸、三道眉、青头鬼、辣嘴子、柳树串儿、护脖拉、草溜子……，数得出上百种；可是，十天半月过后，它们却再也不露头了，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些是过路的候鸟。它们路过这里，飞往东北的大森林和蒙古草原去度夏，在这里不想久留，只是补充一下给养，还要继续它们的万里征程。

说着，“魔怔”叔便领我到大水塘边，去看鸬鹚捕鱼。只见它们一个个躬身缩颈，在浅水滩上缓慢地踱着步，走起路来一俯一仰的，颇像我这位“魔怔”叔，只是身后没有别着大烟袋。有时，它们却又歪着脑袋凝然不动，像是思考着问题，实际是等候着鱼儿游到脚下，再猛然间一口啄去。

意兴盎然的鸟趣生机，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

在这天午后的课堂上，他随手拿起一本《千家诗》，翻到“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落砚池”这两行，又用手指着窗外枝头的麻雀，说：因为麻雀常常栖止于檐瓦之上，所以，这里称做瓦雀。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李清照的《武陵春》词中有这样两句：“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蚱蜢”是一种形体很小的昆虫，把它作为喻体，说明这种船体是很小的。蚱蜢的名字，听起来生疏，其实，你们都见过。说着，他就到后园里，捉回一只翅膀和腹部都很长的飞虫，手指捏住它的双腿，它便不停地跳动着。我和嘎子哥认出来了，这是大蚂蚱，俗称“扁担勾”的，当即高兴地齐声念起儿歌：

扁担扁担勾，/你担水，/我熬粥。/熬粥熬的少，/送给刘姥姥。/姥姥她不要，/我就自己造（辽西方言，吃的意思）。

我从一部“诗话”中，看到“一样枕边闻络纬，今宵江北昨江南”这样两句诗，便问“魔怔”叔：“络纬是不是蟋蟀？”

他说，络纬俗名莎鸡，又称纺织娘，蟋蟀学名促织，二者相似，却不是一样东西。

说着，便引领我们走向草丛，耐心地讲授：如何根据鸣声来分辨这两种鸣虫。因为不能出声，他便举手为号：是促织叫，他举左手；络纬叫了，便举右手，直到我们能一一辨识为止。

夏天一个傍晚，气闷得很，院里成群成阵地飞着一些状似蜻蜓、形体却小得多的虫子。“魔怔”叔告诉我们：这就是《诗经·曹风》中说的浮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它们的生命期极短，只有几个小时；可是，为了传宗接代，把物种延续下去，却要经历两次蜕壳和练飞、恋爱、交尾、产卵的整个历程。当这一切程序都完成之后，它们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便静静地停下来，等着死掉。

《诗经》里的“岂其食鱼，必河之鲂”，鲂就是河里的鳊花，扁身缩颈，鳞细味美。——这也是从“魔怔”叔那里听来的。

但是，后来读书渐多，发现他所讲的有的也并不准确。比如，他说《诗经》中的“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蜾蠃俗称土蜂子——这大概是不错的；可是，他依据旧说：“蜂虫无子，负桑虫（即螟蛉）而为子”，把蜾蠃捕捉螟蛉等害虫作为幼虫的食物，说成是为了收养幼虫，这就是谬误了。

不管怎样说，长大以后，我之所以能够“多识于虫鱼草木之名”，同童年这段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经常说，“魔怔”叔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当然，若是广义地说，第一位老师应该算在母亲、父亲的名头上。母亲刚正，律己极严，在立德修身、敦品励行方面，为我做出了道德的表率；父亲广见闻，多风趣，富才情，在价值追求、人生道路抉择方面，受老庄影响很深，对我后来的恪守本分、洁身自好、淡泊名利、超迈时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八、嘎子哥

童年游伴中，与我关系至深、联系最密切的，要数嘎子哥了。

他五岁那年，慈母见背，是由一位老保姆拉扯大的。他长得很结实，阔腮广口，耳轮肥大，生性憨厚，却异常顽皮。天资颖慧，偏偏不肯用心读书，整天都在淘气。脑瓜灵，点子多，活泼好动，“十处打锣九处在”，三天两头惹是生非，左邻右舍不时地告他的状。开始时，“魔怔”叔对他实施“棍棒教育”，但迄无成效，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了。

嘎子哥对我一向友善，可说是有情有义；我也乐得做他的跟班与长随，唯他之马首是瞻。前面说过，上学当天，他就给我抹了花脸；实际上，在这之前，我就已经跟随他“野”好久了。比如，桃杏成熟季节，夜黑天里，他便和我脱掉裤子，把两条裤腿用绳扎紧，然后搭在脖子上，攀上高高的树杈去摘果子。

当高粱孕穗打苞时，他又拉着我，钻进青纱帐去采乌米。高粱乌米是块结的淀粉，籽粒的变质，属于废品。嫩时呈白色，吃着有些清香味；成熟后变黑，难以下咽，因此，必须在未吐苞时采撷。可是，何者为乌米，何者为正常的高粱苞，鉴别起来颇不容易，需要有经验，有眼力，弄得不好，就会对正常的庄稼造成损害。我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见着凸肚的嫩苞，就攀过来采集，以致十有八九弄错。看青、护秋的发现了，少不了一顿臭骂。

但是，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顽童是没有记忆的。没过多久，我们便又故态复萌了，而且，情节更为恶劣。我们在外面跑饿了，嘎子哥便拉着我，到他家菜园里啃茄子吃。我们不是站在地上，把茄子摘下来一个一个吃掉，而是平身仰卧在垄沟里，一点点地往前移动，用嘴从茄秧下面，去咬那最甜最嫩的小茄苞儿。面对着茄秧上那些半截的小茄子，“魔怔”叔和园工竟猜不出这是受了什么灾害。直到几天之后，我们在那里故伎重演，当场被园工抓住，才揭开了底牌。

“魔怔”叔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

“你们不是爱吃茄子吗？那好，就把那些半截茄子全部摘下来，然后一个个吃掉。”

我们不敢违抗，只能乖乖地照办，直弄得肠胃胀痛，下巴酸疼，暗中发誓：以后再也不干这类“蚀本生意”了。

说是不干，可是，一遇适当机会，便又故态复萌。我家西邻住着一位伯母，大个头，“旗装脚”，像男人一样锄地砍柴，十分能干。平时，待我和嘎子哥很好，桃子熟了，常常往我们小手里塞上一两个。我们对她唯一的不满，就是她一天不住嘴，老是“嘞嘞嘞”，一件事叨咕起来没完，光是叨咕还不算，经常张口骂人，成本大套，没完没了，怪烦人的。

这天，我发现她家的南瓜蔓，顺墙爬到了我们这边，上面结了一个小盆大的南瓜，便和嘎子哥一起，给它动了“手术”：先在上面切一个四四方方的开口，然后用匙子把里面的瓜瓤儿掏出来，填充进去一些大粪，再用那个四方块把窟窿堵上。经过我们观察，认为“刀口”已经长好了，便把它翻墙送过伯母那面去。隔上一些天，我们就要找个事由，过去望一望，发现它已经长到脸盆一般大了，颜色也由青翠转作深黑，知道过不了多久，伯母就会用它炖鱼吃了。

果真，这天中午，见到伯母拎了几条河鱼进了院子，随后，又把南瓜摘了下来，搬回屋里。估摸着将要动刀切了，我和嘎子哥立刻赶到现场，去看“好戏”。结果，一刀下去，粪汤“哗哗”地流满了菜板，淌到灶台上，还微微地散发着臭味。伯母一赌气，就把整个南瓜扔到了猪圈里。院里院外，骂个不停，从正午一直骂到日影偏西。我们却早已蹦着跳着，“得胜还朝”了。

伯母骂的话很难听，她知道是淘气孩子干的，便一口一个“小X塞子”、“臭屎克郎子”；再加上一些诅咒的话：“生孩子没屁股眼儿”，“娶媳妇找不着X”，“头上生疮，脚跟冒脓，肚脐眼长疖子”，最后再上连祖母、下及儿孙，——凶神恶煞一般，一反平日安详、和蔼的常态。骂的全是最恶毒、最肮脏的话语，直到她累得直不起腰来，躺在炕上为止。

还有一次，我的书包里装了一把炒熟的黄豆，放学后忘记带回家去，第二天发现书包被老鼠咬个大窟窿。这是妈妈花了两天工夫精心缝制的，我心疼得流出了眼泪。嘎子哥说，别哭别哭，看我怎样收拾它们。

他的本事也真大，不知道怎么弄来的，一只大老鼠已经被关进小箱子里。晚上自习结束，他引我到马棚里，就着风灯的亮光，用一块麻布罩住老鼠的脑袋，让我用手掐紧，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半把生黄豆，一粒粒塞进老鼠的肛门里，再用针线缝死，然后放出门外。当夜，院子里发生了一场群鼠大战。原来，那个老鼠因腹中黄豆膨胀而感到干渴，就拼命喝水，水喝得越多就越是膨胀，憋得实在忍受不住了，便发疯似的追咬它的同类，结果，当场就有三只老鼠送了命。

有时，在课堂上也淘气，最后闹得不可开交。这要从老先生吸食鸦片说起——

老先生烟瘾很大，每当瘾劲上来，茶饭无心，精神颓靡，甚至涕泪交流，只好躺下来点上烟灯，赶紧吸上几口，才能振作起精神来。后来，鸦片烟也觉得不够劲了，便换上由鸦片里提炼出来的吗啡；吸了两年，又觉得不过瘾了，只好注射吗啡的醋酸基衍生物——海洛因（俗称“白面”），每天一次。作为著名的书法家，先生写得一手漂亮的行草，只要扎上一针，立刻神采飞扬，连着写上十张八张也没有问题，而且，笔酣墨饱，力透纸背。为此，凡是前来求他写字的，少则带上几支“白面”，多者奉上十块二十块银元，作为赆礼。

平常时节，先生由于手头资金有限，每隔几天，总要走出八华里，到高升镇上买回几支。这样，隔上几天，就得出去一次。俗话说：“阎王不在，小鬼翻天”。他一出门，嘎子哥和我就可以放胆闹学了，这真是快活无比的日子。

这天，恰好“魔怔”叔也不在家，我们眼见老先生夹个包袱走出去了，嘎子哥便紧急吩咐我，把炕上的书桌摞在一起，表演皇上登基坐殿，大臣上朝参拜。我说，这回我得过过当皇上的瘾，你要给我叩头请安，山呼万岁。嘎子哥眨巴眼睛一笑，说：听你的。

我刚刚爬上桌子，他便跪拜如仪，喊着“谢主隆恩”；我也洋洋自得地一挥手，刚说出“爱卿平身”，就见老先生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这是我绝对没有料到的。原来，他忘记了带钱，走出二里地，才忽然想起。往屋一进，正赶上我们“大闹天宫”，当即说了一句：“嚯！小日子又起来了。”直吓得我头上渗出冷汗，几乎跌下桌子，尔后，足足病倒了三个多月。

病好了以后，略通医道的“魔怔”叔，说我脸色苍白，还没有恢复元气。嘎子哥听了，便悄悄地带我去“滋补”，要烧小鸡给我吃。他家后园子有块韭菜地，几只小鸡正低着头在里面找虫子吃。他从后面悄悄地走过去，冷不防腾起一脚，小鸡就糊里糊涂地命归了西天。弄到几只以后，拿到一个壕沟里，逐个糊上黄泥，再捡一些干树枝来烧烤。熟了之后摔掉泥巴，外焦里嫩的小烧鸡，就成了我们丰盛的美餐。

这类事干了几次，终于被看青的“大个子”叔叔（实际是个矬子）发觉了，告诉了“魔怔”叔。为此，嘎子哥遭到了一顿毒打。这样一来，我们便和“大个子”结下了怨仇，决心实行严厉的报复。

那天，我们趁老先生上街，两人跑到村外一个烂泥塘边，脱光了衣裳，滚进泥坑里，把脸上、身上连同带去的棍棒，通通涂满了黑泥，然后，一头钻进青纱帐，找准“大个子”必经的毛毛道，两个黑孩手持黝黑的棍棒，分左右两边站定。只见“大个子”漫不经心地低头走了过来，嘴里还哼着小曲：

有一个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儿，/只有一个女婵娟/……

我们突然大吼一声：“站住！拿出买路钱！”竟把他吓得打了个大趔趄。

为着我跟嘎子哥一再惹祸闹事，母亲和父亲商量，一起找我训话。照例是父亲开篇，说，“你的情况有两种：一类是一般性淘气，这不算大毛病，也用不着干预，不是说‘淘小子，出好的’吗？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损人利己的，祸害财物的，这些都属于犯错误，应该惩处的是这方面。”

母亲说，即便是普通的淘气，也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你爸爸不是讲过“孟母三迁”吗？先是住的地方靠近坟地，孟子便学着人们哭丧、跪拜；孟母觉得不好，又迁到市集旁边，结果，孟子又玩着杀猪宰牛的游戏；于是，又迁走了。哭丧叩拜也好，杀猪宰羊也好，这两样活动倒也不是破坏性的，但它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所以也要制止。有出息的孩子，应该从小就学着走正路，立大志。

十九、子弟书下酒

广宁县属于满族聚居区。这一带，无分老少，吟唱子弟书十分盛行。作为铁杆的痴迷者，我父亲可以说和子弟书结下了一世情缘，只要闲下来，不，有时一边清扫院子，或者锄草、浇菜、喂牛、担水，一边就唱起书段来。

童年时在家里，我除去听惯了关关鸟语、唧唧虫吟等大自然的天籁，经常萦回于耳际的，便是父亲咏唱《黛玉悲秋》、《忆真妃》、《白帝城》、《周西坡》等子弟书段的苍凉、激越的悲吟。

原来，清代雍、乾之际，边塞战事频仍，远戍边关的八旗子弟，不安于军旅的寂寞，遂将思家忆旧的悲怨情怀，一一形之于书曲，辗转传抄，咏唱不绝，当时，称之为边关小调或八旗子弟书。迨至嘉庆、道光年间，影响进一步扩大，在满族聚居的顺天、奉天一带，尤为盛行。众多的八旗子弟文人，以写作与吟唱子弟书段为时髦，有的还组成一些专门的诗社、曲社。

子弟书与一般的鼓词、俚曲不同，文辞典雅，风格沉郁，音调悠缓，唱腔有东城调和西城调之分。东城调悲歌慷慨，清越激扬，适合于表现沉雄、悲壮的情怀；西城调缠绵悱恻，哀婉低回，多用于叙说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总的听起来，都是苍凉、悲慨的。因此，常常是唱着唱着，父亲就声音呜咽了，之后便闷在那里抽烟，一袋接着一袋，半晌也不再说话了。这种情怀对于幼年时代的我，也有很深的感染。每逢这种场合，我便也跟着他沉默起来，或者推开家里的后门，望着萧凉的远山和苍茫的原野，久久地出神。

成家立业、自顶门户，特别是结束了在外佣工以后，父亲经常在紧张的劳动之余，找来一些子弟书唱本看。到街上办事，宁可少吃一顿饭，饿着肚子，也要省出一点钱来，买回几册薄薄的只有二三十页的唱本。冬天闲暇时间比较多，他总是捧着唱本，唱了一遍又一遍。长夜无眠，他有时半夜起来，就着昏暗的小油灯，压低了音调，吟唱个不停。有些书段听得次数多了，渐渐地，我的母亲、姐姐和我，也都能背诵如流了。这对我日后喜爱诗词、练习诗词写作，起到了熏陶、促进的作用；甚至，对我父亲以及我小时候情绪的感染，性格的塑造，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那个时候的乡下，本质上还是一个日常生活、日常观念的世界。人们有限的精力和体力，几乎全部投入到带有自然色彩的生活、生产之中；而那类不属于日常所必需的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和社会活动领域，还没有真正形成。就绝大多数读者、听众来说，这类通俗的曲艺作品，不过是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添加剂，发挥着解除体力疲劳、消磨枯燥无聊光阴的功能。这样，在它走向千家万户的同时，也就失落其固有的内在审美本质，变成了同纸牌、麻将、马戏等差不多的一种纯粹的日常消遣品。

我父亲，应该说，算得一个例外。他的吟唱子弟书，开始脱离了单纯消遣的层面，甚至已经进入自觉的非日常生活主体的创造性审美意境。

父亲年轻时是滴酒不沾的。中年以后，由于心境不佳，就常常借酒浇愁，但是，酒量很小，喝得不多就脸红、头晕。酒菜简单得很，一小碟黄豆，两块咸茄子，或者半块豆腐，就可以下酒了。与众不同的是，他总是一边品着烧酒，一边低吟着子弟书段。“魔怔”叔见了，笑说：

宋代文人苏舜钦用《汉书》下酒，当他看到张子房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抚案叹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杯。清初屈大均有“一叶《离骚》酒一杯”的诗句；而著名廉吏于成龙则是以唐诗下酒。你呢，诗、书之外，用曲艺来下酒，这可是一大发明。

父亲听了，“呵呵呵”地笑了起来，说：什么事情，到你那里，都可以引经据典，大做文章。

在我入读私塾的第八个年头，也就是最后一年的中秋节，我父亲和老先生、“魔怔”叔，老哥仨儿又坐在一起了。因为是带有一点饯别的性质，每人都很激动，说了不少话，也喝了许多酒。喝着喝着，便划起拳来，行着酒令，什么“一更月在东，两颗亮星星，三人齐饮酒，四杯、五杯空，六颊一齐红，……”，每人从一说到十，说错了就要罚一杯酒。后来，又改成“拆合字谜”。一直闹腾到深夜。

这次聚会，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少年以后，父亲还同我谈起过。他的记性特别好，仍然清楚地记得，每人即兴说出的字谜和酒令。当时，按年齿顺序，刘老先生打了头阵，他说：

“轰字三个车（指繁体字），两丁两口合成哥。车、车、车，今宵醉倒老哥哥。”

接着，是我父亲说：“矗字三个直，日到寺边便成时（指繁体字）。直、直、直，人生快意对杯时。”

最后，“魔怔”叔张口就来：“品字三个口，水放酉旁就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

父亲还记得，这天晚上，他唱的“子弟书”段，是《醉打山门》。说着，他就随口轻吟起来：

这一日独坐禅房豪情忽动，

不由得仰天搔首，说“闷死洒家”。

俺何不踱出山门凌空一望，

消俺这胸中浩气、眼底烟霞。

……

父亲喜爱子弟书，可说是终生不渝，甚至是老而弥笃。在我外出学习、工作之后，每当寒、暑假或节日回家之前，父亲都要写信告诉我，吃的用的，家里都不缺，什么也不要往回带。但在信尾，往往总要附加一句：如果见到新的子弟书唱本出版，无论如何也要买到手，带回来。

遗憾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书出得很少。为了使他不致空盼一场，我只好到市图书馆去借阅，那里有我一个老同学，为我专门办了一个借书证。1969年春节前夕，我回家探亲，父亲卧病在床许多天了，每天进食很少，闭着眼睛，不愿说话。但是，当听我说带回来一本《子弟书抄》时，立刻，强打起精神，靠着枕头坐了起来，戴上了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脸上不时地现出欣悦的神色。看着看着，父亲就以微弱的声音，唱起了《书目集锦》这个小段：

有一个《风流词客》离开了《高老庄》，

一心要到《游武庙》里去《降香》。

转过了《长坂坡》来至《蜈蚣岭》，

《翠屏山》一过就到了《望乡》。

前面是《淤泥河》的《桃花岸》，

老渔翁在《宁武关》前独钓《寒江》。

那《拿螃蟹》的人儿《渔家乐》，

《武陵源》里面《蓼花香》。

《新凤仪亭》紧对着《旧院池馆》，

《花木兰》、《两宴大观园》。

《红梅阁》、《巧使连环计》，

《颜如玉》、《品茶栊翠庵》。

《柳敬亭》说，人生痴梦耳，

《长随叹》道，那是《蝴蝶梦》、《黄粱》。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父亲连声地称赞着。但是，身体已经过于虚弱，实在是支撑不住了，慢慢地躺下，书本也放了下来。

二十、草根诗人

每年立秋之后，父亲都要赶着牛车，带上长杆的大钐刀，去西边的草场割柴。我是多么想跟着去看啊！可是，由于在私塾读书，一直找不到机会。这年，我因为患病，在家休养了三个月。父亲看我已经康复，但脸色煞白，没有多少血色，便要带我去草场，晒晒太阳，待上一天。

我们起得很早，趁着凉快就出发了。路程大约有十几华里，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便坐在车上，观赏一路的景色。空气清新极了，河清云淡，草野苍茫，望去有江天寥廓之感。到了草场，父亲把牛卸下来，放它随便去吃草；尔后，就挥起长把的大钐刀，蹚着大步割去。当地把这称作“打铺片”。

钐刀比普通的镰刀，刃子宽，木把长。双手握着刀杆，仗着身子的助力，奋力挥动，一米多高的“秋板子”柴草，便随着刷、刷、刷的响声，一溜溜地倒下，不大工夫就是一大片。

我呢，跟在后面，在柴草里面挑拣着漂亮的野花，很快就攒足了一大把。“秋老虎”名不虚传，一点风丝儿都没有，当空的太阳向下喷着火；四下里，却找不到一棵可以遮阴凉的树木。父亲怕我晒昏了中暑，便叫我躺在大车底下。虽然避开了骄阳，但是，下面也仍是十分闷热。

休息时，父亲领我到沙河岸边去掏螃蟹。原以为洞中捉蟹，手到擒来，谁知这绝非易事。我刚把手探进洞里，就被河蟹的双钳夹住，越躁动夹得越紧，疼得我叫了起来。父亲告诫我：悄悄地挺着，不要动。果然，慢慢地蟹钳就松开了，但食指已经被夹破了。

父亲过来从洞中把螃蟹捉出，并作了示范——用拇指和中指紧紧掐住蟹壳后部，这样，双螯就无所施其伎了。还教我把捉来的大蟹一个个用黄泥糊住，架在干柴枝上猛烧，然后，摔掉泥壳，就露出一只只青里透红的肥蟹。我们坐在坝顶上，就着瓦罐里的高粱米稀粥，吃起来鲜香可口。父亲还教我把螃蟹的紫膏收集在一起，连同带去的生菜叶和小葱，一起卷进小米面煎饼里，味道尤其甘美异常。

吃饱了，父亲面对着眼前的高秋胜境，一时触景生情，放声吟唱着元人白朴的散曲《沉醉东风》：

黄芦岸，

白蘋渡口。

绿杨堤，

红蓼滩头。

虽无刎颈交，

却有忘机友——

点秋江，

白鹭沙鸥。

傲杀人间万户侯。

不识字，

烟波钓叟。

论学问，父亲根本无法同老先生和“魔怔”叔相比。那两位“老饱学”，对于诗学、诗作的涉猎与研究，功夫很深，但他们都是“述而不作”，很少动手去写；而父亲并没有下力气钻研过诗学，也未见得真正精通诗词格律，可是，他写出来的诗，却基本上都合格入律，而且，往往还很有韵味。这和他自幼大量背诵子弟书段有直接关系。那些子弟书，通篇都是韵文，唱起来琅琅上口，易懂易记。比如《天台传》的开篇：

客居旅舍甚萧条，

采取奇书手自抄。

偶然得出书中趣，

便把那旧曲翻新不惮劳。

也无非借此消愁堪解闷，

却不敢多才自傲比人高。

渔村山左疏狂客，

子弟书编破寂寥。

还有《长亭饯别》这个书段的结尾：

揽辔持鞭款款的去，

霎时夫妻两别离。

这莺莺独立长亭上，

似醉如痴眼望着西。

一霎时夕阳古道无人语，

禾黍秋风尚马嘶。

老天不管人憔悴，

满腹幽情诉与谁？

……

想昨宵绣衾奇暖留春驻，

叹今宵翠被生寒有梦知。

不知他今晚眠何处，

纵然有梦也难随。

特别是，书曲前面，一般都有一首七律，起到总揽全篇、提纲挈领的作用。比如，描写烟花女子杜十娘悲惨命运的《青楼遗恨》，共有五回，每一回前面都有一首七律。第一回的诗是这样的：

千古伤心杜十娘，

青楼回首恨茫茫。

痴情错认三生路，

侠气羞沉百宝箱。

瓜步当年曾赏月，

李生何物不怜香！

我今笔作龙泉剑，

特斩人间薄幸郎。

接下来，就是开篇：“说一段明朝万历年间事，勾栏院家家灯火夜夜壶觞。……”

这些书段属于民间文学、通俗读物，很难说有多么高的水准；诗作充其量也只是三流品格。但是，在长期的吟唱、背诵过程中，父亲把这些全都记得滚瓜烂熟。这样，自己拿起笔来，或者随意吟哦，就会自然地形成一些诗句，而且，合格入律，琅琅上口，能够运用自如地表情达意。

有的时候，他还引证一些现成的诗词名句，来表达一己的观点和看法。比如，一般地劝解别人要有长远眼光，不要拘泥于眼前得失，都会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则换个说法，引证通俗读物《增广贤文》中的“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来表述，令人觉得耳目一新。

从一定意义上说，尽管他也读过李、杜、元、白，欧、苏、辛、陆等人的作品，但若是溯源探流，与其说他是师承这些诗坛巨擘，毋宁说，是从韩小窗、罗松窗等一大批子弟书作者，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通俗文人那里，获得了真传，悟出了个中三昧。

记得我上了大学之后，有一次暑假回家，带上了刚刚买到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父亲随手翻了一过，说：这里面讲，诗歌发达的最初阶段，和音乐、舞蹈密切地结合。子弟书里的诗，就是结合着吟唱才流传下来的。接下来，又自我调侃，说：

“武功讲究拳系，叫做‘内家武当，外家少林’，少林来自民间。学诗也有不同路径、不同流派，我属于那种无师自通的野路子，是不入流的庄院派。”

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草根诗人吧。

父亲平常写诗，随写随扔，基本上没有存稿。1969年，他病重、卧床，但头脑十分清醒，还经常翻看新出版的《子弟书选》。我提议，帮他把过去写的诗篇整理一下。他断然拒绝，说：没有必要。看我惶惑不解，便又问了一句：“你大哥瓦匠活优等，他盖的楼房，县长至今还住着。可是，你看哪一座楼房写上了王庆学（大哥）的名字？”

我反驳说：“古人也好，今人也好，诗集上哪个不落上个名头？”

父亲说：那要看他是做啥的——文人、学者，写诗文、做学问是本分；我是庄稼院的老农，本分就是种地。为人不能忘了本分。

父亲的这番话，使我记起了小时候读过的《庄子》，那里面有个屠羊说，因为曾经跟着君王一起逃难过，后来，皇上复国、回銮，遍赏群臣，也要给他封个爵位。他却百般拒绝，说自己的本分就是普通老百姓——宰羊的，最终也没有接受。

摆正位置，不忘本分，这使我从中受到终身的教益。

二十一、嫂嫂

小时候，一年到头，最快活的节日，要算是旧历年了。

这是亲人欢聚的日子。无论是外出做工，还是他乡行役，再远也要赶回来，达到阖家团圆。除夕之夜，灯官出巡，锣鼓喧腾，灯笼、火把亮如白昼，一家人都要观看的。回来后，便团团围坐，笑语欢谈；而且，不分穷家富户，到了这个晚上，都要尽其所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母亲常说：“打一千，骂一万，丢不下三十晚上这顿饭。”老老少少，任谁都必须熬过夜半，送走了旧年、吃过了年饭之后，再去睡觉。

我的大哥在县城当瓦工，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但是，旧历年、中秋节，却绝无例外地必然赶回来。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先给水缸满满地挑上几担水，然后再抡起斧头，劈上一小垛劈柴。到了三十晚上，先帮嫂嫂剁好饺馅，然后就盘腿上炕，陪着父亲和母亲玩纸牌。剩下的置办夜餐的活，就由嫂嫂全包了。

全家人一无例外地都换上了新装，父亲戴上了一顶古铜色的毡帽，是哥哥从县城里新买的；嫂嫂为妈妈赶制了一件新的棉袍。屋子里，笑语欢腾，充满了喜庆的气氛。《笑林广记》上的故事，本是寥寥数语，虽说是笑话，但“包袱”不多，笑料有限。可是，到了父亲嘴里，敷陈演绎，踵事增华，就说起来有味、听起来有趣了。原来，他自幼曾跟“说书的”练习过这一招儿。他逗引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自己却顾自在一旁，“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

我是个“自由民”，屋里屋外乱跑，片刻也停不下来。但在多数情况下，是听从嫂嫂的调遣。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戏台上头戴花翎、横刀立马的大元帅。此刻，她正忙着擀面皮、包饺子，两手沾满了面粉，便让我把摆放饺子的盖帘拿过来。一会儿又喊着：“小弟，递给我一碗水！”我也乐得跑前跑后，两手不闲。

到了亥时正点，也就是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标准时刻，哥哥领着我到外面去放鞭炮，这边饺子也包得差不多了。我们回屋一看，嫂嫂正在往锅里下饺子。估摸着已经煮熟了，母亲便在屋里大声地问上一句：“（煮）挣了没有？”嫂嫂一定回答：“挣了。”母亲听了，格外高兴，她要的就是这一句话。“挣了”，意味着赚钱，意味着发财，意味着富裕。如果说“煮破了”，那就不吉利了。

热腾腾的一大盘饺子端了上来，全家人一边吃一边说笑着。突然，我喊：“我的饺子里有一个钱。”嫂嫂的眼睛笑成了一道缝儿，甜甜地说：“恭喜，恭喜！我小弟的命就是好！”旧俗，谁能在大年夜里吃到铜钱，就会常年有福，一顺百顺。哥哥笑说，怎么偏偏小弟就能吃到铜钱？这里面一定有说道，咱们得检查一下。说着，就夹起了我的饺子，一看，上面有一溜花边儿，其他饺子都没有。原来，铜钱是嫂嫂悄悄放在里面的，花边也是她捏的，最后，又由她盛到了我的碗里。谜底揭开了，逗得满场哄然腾笑起来。

父母膝下原有一女三男，姐姐和二哥已相继去世；大哥、大嫂都长我二十岁，他们成婚时，我才一生日多。嫂嫂姓孟，是本屯的姑娘。哥哥常年在外，她就经常把我抱到她的屋里去睡。她特别喜欢我，再忙再累，也忘不了逗我玩，还给我缝制了许多衣裳。其时，母亲已经年过四十了，乐得清静，便听凭我整天泡在嫂嫂的屋里胡闹。后来，嫂嫂自己生了个小女孩，也还是照样地疼我爱我亲我抱我。有时我跑过去，正赶上她给小女儿哺乳，便把我也拉到她的胸前，我们就一左一右地吸吮起来。

嫂嫂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蒸的碗花糕。她有个舅爷，在京城某王府的膳房里，做过两年手艺，别的没学会，但做的一种蒸糕，却是出色当行。一次，嫂嫂说她要“露一手”，不过，得准备一个大号的瓷碗。乡下僻塞，买不着，最后，还是她回家把舅爷传下来的浅花瓷碗捧了过来。

面团儿是嫂嫂事先和好的，经过发酵，再加上一些黄豆面，搅拌两个鸡蛋和一点点白糖，上锅蒸好。吃起来又甜又香，外暄里嫩。家中每人分尝一块，其余的全都由我吃了。

蒸糕做法看上去很简单，可是，母亲说，剂量配比、水分、火候都有讲究。嫂嫂也不搭言，只在一旁甜甜地浅笑着。除了做蒸糕，平素这个浅花瓷碗，总是嫂嫂专用。她喜欢盛上多半碗饭，把菜夹到上面，然后，往地当央一站，一边端着碗吃饭，一边和家人谈笑着。

关于嫂嫂的的相貌、模样，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在孩子的心目中，似乎没有俊丑的区分，只有“笑面”或者“愁面”的感觉。小时候，我的祖母还在世，她给我的印象，是终朝每日，愁眉不展，似乎从来也没见到过笑容；而我的嫂嫂却生成了一张笑脸，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是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

不管我遇到怎样不快活的事，比如，心爱的小鸡雏被大狸猫捕吃了，赶庙会母亲拿不出钱来为我买彩塑的小泥人，只要看到嫂嫂那一双笑眼，便一天云彩全散了，即使正在哭闹着，只要嫂嫂把我抱起来，立刻就会破涕为笑。这时，嫂嫂便爱抚地轻轻地捏着我的鼻子，念叨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小鸡鸡，没人要，娶不上媳妇，瞎胡闹。”

待我长到四五岁时，嫂嫂就常常引逗我做些惹人发笑的事。记得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嫂嫂叫我到西院去，向堂嫂借枕头。堂嫂问：“谁让你来借的？”我说：“我嫂。”结果，在一片哄然笑闹中，被二嫂“骂”了出来。二嫂隔着小山墙，对我嫂嫂笑骂道：“你这个闲X，等我给你撕烂了。”我嫂嫂又回骂了一句什么，于是，两个院落里，便伴随着一阵阵爆竹的震响，腾起了“叽叽嘎嘎”的笑声。原来，旧俗：年三十晚上到谁家去借枕头，等于要和人家的媳妇睡觉。这都是嫂嫂出于喜爱，让我出洋相，有意地捉弄我，拿我开心。

还有一年除夕，她正在床头案板上切着菜，忽然一迭连声地喊叫着：“小弟，小弟！快把荤油罐给我搬过来。”我便趔趔趄趄地，从厨房把油罐搬到她的面前。只见嫂嫂拍手打掌地大笑起来，我却呆望着她，不知是怎么回事。过后，母亲告诉我，乡间习俗，谁要想早日“动婚”，就在年三十晚上，搬动一下荤油坛子。

嫂嫂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十分通晓事体，记忆力也非常好。父亲讲过的故事、唱过的子弟书，我小时在家里“发蒙”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她听过几遍后，便能牢牢地记下来。我特别贪玩，整天跑到大沙岗上去玩耍。早晨，父亲布置下两页书，我早就忘记背诵了，她便带上书，跑到沙岗上催我快看，发现我浑身上下满是泥沙，便让我就地把衣服脱下，光着身子，坐在树荫下攻读，她就到沙岗下面的水塘边，把脏衣服全部洗干净，然后晾在青草上。

我小时候，又顽皮，又淘气，一天到晚总是惹是生非。每当闯下祸端，父亲要惩治时，总是嫂嫂出面为我讲情。这年春节的前一天，我和两个小伙伴，跟随着父亲，到土地庙去给土地爷进香上供。父亲在给土地爷叩过头之后，开始往设在外面的供桌上，摆放着猪肉块和点了红点的馒头，还有两样水果。这时，他用手指着庙门上的对联，叫我念。我一看，总共十个字，便分别上下联，念出：“天地之大也”，“鬼神其盛乎”。父亲点了点头。

说着，他就先回去了，留下我在一旁看守着，防止供果被猪狗扒吃了，捱过一个半时辰之后，再将供品端回去，供家里人享用。所谓“心到佛知，上供人吃”。

可是，一个半时辰相当于三个小时，这是很难熬的。闲着没事，手发痒，我便想出了歪点子：从怀里摸出两个偷偷带去的“二踢脚”（一种爆竹），分别插在神龛前的香炉上，然后用香火点燃，只听“噼——吧”几声轰响，小庙里面便被炸得烟尘四散，一塌糊涂。我和小伙伴，却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晓得，早被邻人发现了，告到了我的父亲那里。我却一无所知，坦然地端着供品，溜回家去。看到嫂嫂等在门前，先是一愣，刚要向她炫耀我们的“战绩”，她却小声告诉我：一切都“露馅”了，势态很严重，你就等着屁股挨板子吧！见我有些紧张，不想进院子了，她便又出主意：见到父亲二话别说，立刻跪下，叩头认错。我依计而行，她则在一旁“爹长爹短”地叫个不停，陪着笑脸，又是装烟，又是递茶，父亲渐渐地消了气，叹说了一句：“长大了，你能赶上嫂嫂一半，也就行了。”算是结案。

我四岁那年，正赶上夏季青黄不接，家里把刚刚收下的大麦稞，剪下穗头，用干净的布鞋底，在笸箩里搓下籽粒，然后煮成一锅大麦粥。我在外面玩饿了，一进屋就嗅到浓浓的麦香味，便操起饭勺子，想要从锅里舀出一碗。由于个头太小，勺子又大，舀出来一些全洒在胳膊和手上。滚开的米汁、饭粒烫得娇嫩的皮肤红肿一片，伤处灼痛难忍，我呜呜地哭叫着。正在屋后菜地里干活的妈妈和嫂嫂闻讯，慌忙地跑进来。嫂嫂一面哄着我，说“不哭，不哭，小弟——男子汉，不哭”；一面用舌头舔着我的伤处，舔过了脏兮兮的小手，又舔满是泥痕的胳膊，连续不断地反复地舔。说这是治烫解痛的祖传秘方，比上药都有效。舌头舔过的地方，湿润、温暖，皮肤有些放松，感觉灼痛确实减轻了许多。半天过去，灼伤的皮肤除了颜色稍红，既未见水疱，更没有溃烂，第二天就完好如初了。

我家养了一头大黄牛，哥哥中秋节回家度假时，常常领着我逗它玩耍。他头上顶着一个花围巾，在大黄牛面前逗引着，大黄牛便跳起来用犄角去顶，尾巴翘得老高老高，吸引了许多人围着观看。这年秋后，我跟着母亲、嫂嫂到棉田去摘棉花，顺便也把大黄牛赶到地边去放牧。忽然发现它跑到地里来嚼棉桃，我便跑过去，扬起双臂轰赶。那时，我只有三周岁，胸前系着一个花兜肚，没有穿衣服。大黄牛看我跑过来，以为又是在逗引它，便挺起了双角来顶我，结果，牛角挂在兜肚上，我被挑起四五尺高，然后抛落在地上，肚皮上划出了两道血印子，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母亲和嫂嫂“呜呜”地哭了起来。

事后，村里人都说，我捡了一条小命。晚上，嫂嫂给我做了碗花糕，然后，叫我睡在她的身边，夜半悄悄地给我“叫魂”，说是白天吓得灵魂出窍了。

二十二、最后一块碗花糕

每当我惹事添乱，母亲就说：“人作（读如昨）有祸，天作有雨。”果然，乐极悲生，祸从天降了。

在我五岁这年，中秋节刚过，回家休假的哥哥突然染上了疟疾，几天下来也不见好转。父亲从镇上请来一位姓安的中医郎中，把过脉之后，说怕是已经转成了伤寒，于是，开出了一个药方，父亲随他去取了药，当天晚上，哥哥就服下了，夜半出了一身透汗。

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载其父病疟返里，寒索火，热索冰，竟转伤寒，病势日重，后来延请名医诊治，幸得康复。而我的哥哥遇到的却是一个“杀人不用刀”的庸医，由于错下了药，结果，第二天就死去了。人们都说，这种病即使不看医生，几天过后也会逐渐痊复的。父亲逢人就讲：“人间难觅后悔药，我真是悔青了肠子。”

他根本不相信，那么健壮的一个小伙子，眼看着生命就完结了。在床上停放了两整天，他和嫂嫂不合眼地枯守着，希望能看到哥哥长舒一口气，苏醒过来。最后，由于天气还热，实在放不住了，只好入殓，父亲却双手捶打着棺材，破死命地叫喊；我也呼着号着，不许扣上棺盖，不让钉上铆钉。尔后又连续几天，父亲都在深夜里，到坟头去转悠，幻想能听到哥哥在坟墓里的呼救声。

由于悲伤过度，母亲和嫂嫂双双地病倒了，东屋卧着一个，西屋卧着一个，屋子里死一般地静寂。原来雍雍乐乐、笑语欢腾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我像是一个团团乱转的卷地蓬蒿，突然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根基。

冬去春来，天气还没有完全变暖，嫂嫂便换了一身月白色的衣服，衬着一副瘦弱的身躯和没有血色的面孔，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其实，这时她不过二十五六岁。父亲正筹划着送我到私塾里读书。嫂嫂一连几天，起早睡晚，忙着给我缝制新衣，还做了两次碗花糕。可是吃起来，却总觉着味道不及过去了。母亲看她一天天瘦削下来，说是太劳累了，劝她停下来歇歇。她说，等小弟再大一点，娶了媳妇，我们家就好了。

一天晚上，坐在豆油灯下，父亲问她下步有什么打算。她明确地表示，守着两位老人、守着小弟弟、带着女儿，过一辈子，哪里也不去。

父亲说：“我知道你说的是真心话，没有掺半句假。可是，——”

嫂嫂不让父亲说下去，呜咽着说：“我不想听这个‘可是’。”

父亲说，你的一片心情我们都领了。无奈，你还年轻，总要有个归宿。如果有个儿子，你的意见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可是，只守着一个女儿，将来总是人家的人，孤苦伶仃的，这怎么能行呢？

嫂嫂说：“等小弟长大了，结了婚，生了儿子，我抱过来一个，不也是一样吗？”

父亲听了，长叹一声：“咳，真像‘杨家将’的下场，七狼八虎，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一个‘囊囊不揣’（当地土语，意为没有能耐）的杨六郎，谁知将来又能怎样呢？”

嫂嫂呜呜地哭个不停，翻来覆去，重复着一句话：“爹，妈！就把我当作你们的亲闺女吧。”嫂嫂又反复亲我，问“小弟放不放嫂子走”，我一面摇晃着脑袋，一面号啕大哭。父亲、母亲也伤心地落下了眼泪。这场没有结果的谈话，暂时就这样收场了。

但是，嫂嫂的归宿问题，终竟成了两位老人的一块心病。一天夜间，父亲又和母亲说起了这件事。他们说，论起她的贤惠，可说是百里挑一，亲闺女也做不到这样。可是，总不能看着二十几岁的人这样守着我们。当老人的怎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呢？我们于心难忍啊！

第二天，父亲去了嫂嫂的娘家，随后，又把嫂嫂叫过去了，同她母亲一道，软一阵硬一阵，再次做她的思想工作。终归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嫂嫂勉强地同意改嫁了。两个月后，嫁到二十里外的郭泡屯。

我们那一带的风俗，寡妇改嫁，叫“出水”，一般都悄没声的，不举行婚礼，也不坐娶亲轿，而是由娘家的姐妹或者嫂嫂陪伴着，送上事先等在村头的婆家的大车，往往都是由新郎亲自赶车来接。那一天，为了怕我伤心，嫂嫂是趁着我上学，悄悄地溜出大门的。

午间回家，发现嫂嫂不在了，我问母亲，母亲也不吱声，只是默默地揭开锅，说是嫂嫂留给我的，原来是一块碗花糕，盛在浅花瓷碗里。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吃这种蒸糕了，泪水刷刷地流下，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咽。

每年，嫂嫂都要回娘家一两次。一进门，就让她的侄子跑来送信，叫父亲、母亲带我过去。因为旧俗，妇女改嫁后，再不能登原来婆家的门，所谓“嫁出的媳妇泼出的水”。见面后，嫂嫂先是上下打量我，说“又长高了”，“比上次瘦了”，坐在炕沿上，把我夹在两腿中间，亲亲热热地同父母亲拉着家常话，像女儿见到爹妈一样，说起来就没完，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告诉。送走了父亲、母亲，还要留我住上两天，赶上私塾开学，早晨直接送我到校，晚上再接回家去。

后来，我进县城、省城读书，又长期在外工作，再也难以见上嫂嫂一面了。听说，过门后，她又添了四个孩子，男人大她十几岁，常年哮喘，干不了重活，全副担子落在她的肩上，缝衣，做饭，喂猪，拉扯孩子，莳弄园子，有时还要到大田里搭上一把，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子”。由于生计困难，过分操心、劳累，她身体一直不好，头发过早地熬白，腰也直不起来了。可是，在我的梦境中、记忆里，嫂嫂依旧还是那么年轻，俊俏的脸庞上，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

又过了两年，我回乡探亲，母亲黯然地说，嫂嫂去世了。我感到万分地难过，连续几天睡不好觉，心窝里堵得慌。觉得从她的身上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而我所回报的却是“空空如也”，真是对不起这位母亲一般地爱我、怜我的高尚女性。引用韩愈《祭十二郎文》中的话，正是“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殓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一次，我向母亲偶然问起嫂嫂留下的浅花瓷碗，母亲说：“你走后，我和你爸爸加倍地感到孤单，越发想念她了，想念过去那段一家团聚的日子。见物如见人，经常把碗端起来看看，可是，你爸爸手哆嗦了，碗又太重，……”

就这样，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嫂嫂，再也见不到那个浅花瓷碗了。

二十三、哭灵

那个年月，人们活着无聊，死了倒是出奇地热闹，——当然也是活人的热闹。最有意思的要算是祭灵、哭灵了。

我十一岁那年，西邻大伯母病故了，母亲让我请半天假，去给一向待我很好的老人家吊灵送终。

走进大门，见到长长的院落里搭起了灵棚，一口红漆棺材摆放在灵堂正中，两旁挂着许多蓝幡素幛，微风拂过，发出“刷拉刷拉”的声响；纸车纸马、纸糊的衣箱被褥，摆满了半个院子。为这种悲凉、肃穆的气氛所感染，我忍不住一腔悲痛，暗暗地滴下了两行清泪。可是，马上就被另一种异样的氛围给震撼了，其实，也是给冲淡了。

从我的身后，急匆匆地走过来几个吊丧的女客，还离灵堂远着呢，她们竟同时喧腾起一阵响亮的哭声，一直哭到灵前，然后，一个个半跪半伏在地下。伴着那一阵阵的拉着长声的嚎哭，一无例外地有节奏地舞动着胳膊，接连不断地向空扑打着；长嚎过去之后，转为哀哀地哭泣，开始有韵味、有腔调地数落着，咏唱着，肩头上下耸动不停，却不见有泪珠滴落。

细听起来，这种半是数落、半是咏唱的内容，倒是十分丰富的，不仅包括了对于死者的空泛的溢美之词，还表达了生者的思念之情，诉说着无边的哀痛、悲戚和无法舍身替死的遗憾。

“魔怔”叔博学多识，阅历丰富，对于民俗也颇有研究。事后，我对“魔怔”叔说起了这件事。他讲，这种咏唱属于挽歌性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经历了一个由俗入礼，后又依礼成俗的发展过程。《庄子》里有“绋讴”的记载。绋，是牵引灵车的绳子。绋讴，是牵引灵车的役夫所唱的劳动号子，后来演进为挽歌。《礼记》上也有“执绋不笑”的规定。

总之，当时唱挽歌的都是局外人，并不是丧家自身的事。所以，到了晋代，还曾发生过一场“挽歌该不该进入丧葬礼仪”的激烈争论。结果，主张进入的观点占了上风，后来也就相沿成习了。

“魔怔”叔还说，年轻时候他去过四川，那里讲排场、有派头的大户人家，举办丧事，不仅请吹鼓手，还要花钱雇嚎丧的，借以渲染气氛，壮大声势。嚎丧在那里，成了一种专门职业，从业的要学会多种嚎丧曲调，什么《送魂调》、《追魂调》、《安魂调》、《封棺调》啦，一嚎就是三两个小时，而且，调门特别高亢，抑扬顿挫，回环曲折，都能收纵自如。现在，哪家的女人或者孩子，遇到伤心、委屈的事了，哭起来没完没了，嗓门又高，人们就说，她们简直是“嚎丧”，就是从这里来的。

唱挽歌也好，嚎丧也好，既然都是他人的逢场作戏，也就难怪如此这般的装腔作势了。其实，那天吊丧的女客，多数我都认得。名义是孝子、孝妇的七姑八姨，实际上，与死者并没有什么切近的关系，大多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的街坊邻居。但她们一个个，却都装做“如丧考妣”似的深悲剧痛的样子，不过是走走过场，凑凑热闹，送个浮情。群众早就把参加这类活动叫做“随人情”了，实在是再贴切不过的。

当时，我注意到，一当这类表演式的举动进行得差不多了，主持丧祭的当事人，便及时过来加以劝解。只是，这些吊客非要做到“尽情尽意”不可，光是一般的嘴上劝说，还不肯起来，必须有人上前一个个搀扶，并一再地说，千万不要哭坏了身子，才看似不情愿地勉强站起。其实，这话也是拣好听的说，同样是一种“虚应故事”。哭也好，唱也好，不过是做戏给旁人看，哪里会导致哀恸伤身呢！只见这几个女人站起来以后，没有过上五分钟，就同周围的人，“叽叽嘎嘎”地说笑去了。

晚上掌灯时分，要给亡灵“送关门纸”，这也是“哭灵”表演最充分的时刻。伯母的三房子媳和女儿、女婿，以及娘家方面来的亲戚，十几个人，按照男左女右的规矩，分跪在灵堂两侧，算做“陪灵”。每当亲戚故旧来到灵前祭拜，他们都要跟着陪哭一场。男客女客，分别由丧家的男人、女人陪哭。

走马灯似的人群，川流不息，宾主操着同一种腔调，带着同一样的表情，哭诉着同一种内容，例行着同一类的公事，大家都在围着这个亡灵忙碌着，应付着，敷衍着，使得那本来应该是极度哀伤的祭奠，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摆设，一种毫无意义的过场。回回如此，年年照旧。

任何人都看得出，这种借死人凑热闹、为活人争面子的吊丧活动，无非是做戏弄景，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违俗，敢于进行一番讲求实际的革新。因为，当一种习俗或者礼仪，为某一人群所共同认可之后，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每一个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随人情”的“随”字，精确之处就在这里。在传统社会中，如果有谁不肯随俗，或者直接违背了它，就必然会遭到公众的非议，受到人们的耻笑。

这使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孤独者》。那个魏连殳是精通这些治丧礼仪的，为他祖母入殓时，般般礼仪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而赢得了别人发出“仿佛是个大殓的专家”的赞叹；可是，作为身戴重孝的长孙，魏连殳竟又“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只坐在草荐上”，这又太不合乎大殓的礼仪了，因此，“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

旧时代的丧葬、婚嫁习俗，成因于一切都以过去的成规为基准的文化领域。一些生活习俗、礼节仪式的传承，全是靠着模仿长辈的行为实现的。那些终生奔波于生计的劳动者，从来不会、也没有那份精力，去过问这些属于日常经验世界的事情。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的答复，总是“刻板”式的一句话：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那种年月里，对于这些乡亲，日常生活的长河，似乎已经失去了鲜活感，像一种无生命、无差别的静止的画面，被挤压在按固定程序与同一格式展开的模式之中。每个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前一天做过的事情，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从脱下胎衣、跨上摇篮到穿上寿衣、走进坟墓，几十年间，每个人都同别人一样，重复着那种平静、缓慢、庸常、单调的漫漫流程。

世世代代，人们在生、住、异、灭的过程中，整天穿着大体上一样的衣服，吃着相差无几的饭菜，住着相互雷同的房舍，种着同一品种的庄稼，一切都是那么按部就班，那么机械、被动。一个个人的脸上，都好像没有愤怒，没有欢喜，没有忧愁，没有哀伤，千人一面地刻板、呆滞，仿佛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不感兴趣，都逆来顺受，根本就没有更新、改变的想法。每天都在“演奏”着没有任何变调的慢板，经历着生老病死的种种近似于麻木的生命演绎。

有一件很小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罗锅王”门前的那棵半枯的老榆树起了火，烟雾迷漫，呛得围坐在一起纳凉的人们一个劲儿地咳嗽。任谁都叨咕：这烟实在呛人，却又谁也不肯换个地方，更不想拎桶水来把它浇灭，尽管不远处就有一眼水井。

连那个说故事的，也被呛得咳嗽起来，随口插上一句：“哎呀，这棵树烧完了。”旁边有谁也接上说：“烧完了，这棵树。”

听不出是惋惜，还是惬意，直到星斗满天，各自散去。

一年三百六十天，人们就是那么因循将就，得过且过。

二十四、西厢里的房客

我家院子里有座西厢房，靠南面那两间，一年四季总是空闲着。那年春节过后，我从外祖父家串亲回来，一进院，瞥见一个陌生的男人，挑着满满的两桶水，走进了这座空房子。妈妈告诉我，这是靳叔叔，刚从很远很远的山东老家搬迁过来。

靳叔叔四十多岁，个头不高，黑黑脸膛上长着半圈黄胡子，说起话来蛮声蛮气，平时眼睛总是眨个不停，看上去觉得有些滑稽。

渐渐地我发现了，原来他是个聋子，你若是有什么事想告诉他，必须大声叫喊。同他说话很费劲，可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我还总想接近他，和他唠上几句喀儿，——多么聋我也不怕，我能够喊叫，我的嗓门尖、喉咙响。怎奈他是一个大忙人，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撂下耙子就是扫帚，院里院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平素没有多少话语，闷怵怵的，人缘却很好。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看他“光杆子”一个，日子过得怪清苦的，便试探着给他提媒，要把邻村一个智力有点缺陷的女人介绍给他。

“我是一个残废人，”他说，“家里又穷得叮当响，耗子溜进门来，都要掉下几滴眼泪。只要人家不嫌弃，我没有任何挑拣。”这样，没过上半个月，这门婚事就做成了。于是，西厢房里便又添了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新娘比新郎年轻，手大、脚大、脸盘大，个头也比他高，外表上看，眉眼倒也顺顺当当；整天笑嘻嘻地，好像心里没有半点愁事。我们便称她为“笑婶”。

“笑婶”特别喜欢戴花，无论是真花假花，山花野花，红花紫花，见着了就往头上插，十朵二十朵，叠叠层层，满头花枝摇曳；然后，就对着镜子，前后左右地照。却不懂得坐下来唠唠家常嗑儿，和丈夫说句体己话。办喜事那天，深更半夜里，聋子新郎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新娘脱衣服，可是，新娘却只是“呵呵呵”地笑着，硬是不动弹。她越是在那里傻笑，新郎便越是恼火，最后，竟至蛮声蛮气地大吼起来：“你要脱裤啊！你怎么就不脱裤呢？”自此，“脱裤啊，脱裤啊”，成了屯里的一个笑料。

这个“笑婶”确是有些“缺心眼儿”。妈妈看她不会做针线活，便将一件年轻时穿过的带大襟的旧棉袄送给她。不料，她却将前后两面颠倒过来穿反了，结果，费了很大劲也系不上纽扣，逗得人们在一旁窃笑。有时，在大门外，还会围上一群孩子、大人，抓住“笑婶”的一些话柄来耍笑她。每逢见到这种情景，妈妈都要喊我回家，不但不让我跟着掺和，连看热闹都不许。

妈妈没有上过学，说不出来“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番书本上的大道理，却极富同情心，总是设身处地，将人心比己心；而且，能从实际出发，讲出一条颇有些辩证色彩的“理论”：太阳爷不会总在一家头顶上红，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上辈子聪明伶俐的，下辈人难免痴乜呆傻，现在你们笑人家，将来人家笑你们。

妈妈很看重这类问题，总是严辞厉色地告诫我。她说，这样地取笑别人，是丧失人格、很不道德的。痴乜呆傻，本身没有罪过；何况，残疾人有了种种生理缺陷，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自由的活动，已经很痛苦了，如果我们再取笑他们，他们的心理会受到更大的伤害，甚至还会产生生不如死的念头。所以说，取笑残疾人，等于用刀子扎人家的心，这是非常残忍的行为。妈妈还说，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也就是将心比心，假如有一天，自己也变成了残疾人，行动发生障碍；或者痴乜呆傻，不能自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也有人去取笑你，那你是不是也会很气恼、很伤心、很绝望啊！

与“笑婶”整天嬉嘻哈哈形成鲜明的对比，靳叔叔却总是显得心事重重，终日里愁肠百结，紧皱着眉头。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逐渐地村里人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本事的汉子。村里有不少打鱼摸虾的，却没听说过谁能捉鳖，靳叔叔却是一个捉鳖的能手。一到闷寂了，他就拎着一支棍子，带上一个网兜，光着脚板，在沙岗子下面的池沼边上来回转悠，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我好奇地跟着去看，他也并不往回撵我，只是做个手掌捂住嘴巴的姿势，我懂得，那是示意不要说话。

我便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照他那样定睛地盯着水面，也没有发现任何变化，他却从小小的水泡上，察觉到了老鳖的踪迹。尔后，弯身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轻轻地往水里一投，那个刚要露头的家伙，便赶忙缩紧脑袋，沉下水底，并且猛劲地往沙子里卧，再就一动不动了。——这些都是事后听靳叔叔说的。

这时，只见他不慌不忙，挽起裤脚，慢慢地走进水里，站在冒水泡的地方，一面用脚丫子往复地踩着，一面拿木棍试探，当察觉到下面有东西了，便弯下腰杆去摸，总是手到擒来，有时，竟能接连抓出两个老鳖，统统放进网兜里。然后，他又回到水边沙滩上来回转悠了。一天过去，总能带回家去十斤八斤，第二天，一起送到集镇上的中药铺去。

二十五、猎鹰

秋风刮起来了。靳叔叔凑足了钱，从市集上买回来几张网片，然后连缀起来，分别固定在一些细竹竿上。我猜想，他肯定又要有新的举动了，便定定地跟在他的身后，等着瞧热闹。他说，时间还早，需要再等些天。

很快，气温就降下来了，夜里下了很厚的清霜，早晨有些寒凉。我听见他在窗子外面喊了一句：“抓鹰去！”便赶忙穿好衣服，步出屋外，见他扛着缝在竹竿上的几片立网，手里还提着一只冠子血红、“扑楞扑楞”乍翅的大公鸡，出门一直向东，直奔村外的一片林莽走去。

我们来到一块林间的隙地，把竹竿立网架设起来，看去宛如四面围墙。在网墙的里边，插了一个木橛，把大公鸡拴在上面。然后，他就拉我走开，躲在远远的地方，悄悄地抽着老旱烟。大约两锅旱烟过去，就见一只老鹰从半空中盘旋而下，几次试探着要把公鸡叼走，却由于有绳子扯着，没有达到目的，它就左冲右突，飞上飞下，终于触到了立网上，滑子一动，立网齐刷刷地扑倒在地，老鹰被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

“这是一只黄鹰，你看它的个头多么大！”说着，靳叔叔便从网里把它取出，用绳子紧紧地勒住了双翅，叫我把它拴在远处的树丛里。他看了看大公鸡，说，受了伤，不碍事，咱们趁便再抓一个。于是，便又把立网架了起来。

回到拴鹰的场所，我发现它有两根毛羽折断了，（也许是猛劲勒断的，）心痛地大声说，毛羽一断，明天到集上就不容易出手了。不料，靳叔叔却龇着牙狞笑着，说：“明天！我还能让它活到明天？”话音刚落，他一抬腿，就把黄鹰踢个翻白，再也不动弹了。一时我竟惊呆了，见他没有好气，也没敢问个究竟。

沉闷了好一会儿，他才又说了一句：“看来老鹰也知道，落在我手里，没个好。”这话是一语双关的，因为后一次架网，战果不佳，足足守候了一个半时辰，也未见老鹰的踪影，我们只好怅然返回。

转眼间，又到了“猫冬”时节。一天傍晚，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炒熟的驴肉，还有一瓶烧酒，硬拉上我父亲到他的屋里小酌，——这里面自然带有酬谢房东的意思。母亲看他家没做晚饭，就让我给送过去一大盘菜饺子。靳叔叔便拉我也坐了下来。

这天晚上，显然他是喝过量了，平素寡言少语的他，此刻，却说起来没完，说着说着，竟落下了眼泪。我们这才了解到有关他的身世，听到了一桩发生在三年前的惨痛往事——

靳叔叔一家，祖居山东省临沂县，父一辈子一辈，薪火相传，已经不知道多少代了。到了他出生之后，赶上了从城里搬来的“土霸王”赫连福。从此，开启了他们父子的终生厄运。

赫连福心黑手狠，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无恶不作。靳叔叔形容他，是“三角眼，吊梢眉，眼睛一眨巴一个坏点子”。一只鹰，一条“狗”，加上这个赫连福，被称为“村中三害”。“狗”是两条腿的，指他的狗腿子，是个有名的打手；鹰，据说是从俄罗斯买进来的，勾勾着嘴，圆瞪着眼，翅膀一张三尺挂零，整天怒气冲冲的，凶神恶煞一般。

鹰，是赫连福的爱物，整天不离身旁，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以致老太太们早晨揭开鸡窝时，总要唠叨两句：“小鸡小鸡细留神，小心碰上赫家人。”这当然无济于事，年复一年，被这只老鹰叼走的鸡，毛血淋漓，无计其数。眼看着自己精心喂养的大母鸡被老鹰叼走，老太太们心疼得都要流出血来，却只能忍气吞声，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如果有谁敢于说出半个“不”字，狗腿子便会立刻闯进门来，敲锅砸灶，闹得倾家荡产。

靳叔叔的父亲，从年轻时就在赫家当长工，已经在这座黑漆大门里，熬过四十个春秋了。这年秋后，他起了一个大早，赶着牛车去给东家拉秫秸，路上坡坎很多，不慎翻了车，右腿被砸伤了。伙伴们把他背回家去，刚刚躺下，赫连福就打发人来，叫他过去。他拄着拐杖，一瘸一颠地进了门，赫连福便恶狠狠地吼着：“真是个窝囊废！你跌伤了，倒没有啥；这大忙季节，叫我到哪里去雇人？”

老人越听越觉得不是滋味，气得“回敬”了一句：“怎能说，跌坏了腿还没有啥呢？”赫连福冷笑一声，说：“有啥没啥，与我没关系。找你来，是让你收拾收拾，赶紧回家歇着去！”就这样，苦奔苦曳了半辈子的老长工，一句话就辞退了。

老人回到家里，没吃又没烧，三天两头揭不开锅。这天早晨，喝了一碗高粱面糊糊，就一瘸一拐地下地去拾柴火。也是“冤家路窄”，合该出事，刚走出大门口，就和“村中三害”碰上了头。——赫连福摇摇晃晃地从东面走了过来，一只胳膊上挎着文明棍，另一只手臂上架着那只外国的老鹰，身后紧跟着那个打手。见到场院里有几只鸡正在低头啄食，赫连福便止住脚步，把鹰撒开。只听“嗖”的一声，那老鹰便闯入了鸡群，对着那只肥大的母鸡，开始搏击。靳爷爷一见被捉的正是自家那只下蛋最多的母鸡，一时，“怒从心上起，恨自胆中生”，照着老鹰就是一耙子。

靳叔叔说，当时老人想的是：“撕了龙袍也是死，打了太子也是死”，反正是一码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揍死这个鬼东西，也算给村中除去一害。说来也巧，耙子一抡出去，不偏不倚，正好打穿了老鹰的天灵盖，翅膀一扑楞，就玩完了。

这可闯下了弥天大祸。老人被赫连福和打手劈头盖脑地揍了一顿，最后又被带回去关押起来。靳叔叔当时在外村扛活，听说家里出了事，连夜赶了回来，托人说情，争取和解。赫连福对来人说：若要放人回去，必须应下三个条件：第一件，这只鹰是神物，要为它举行隆重葬礼，出殡那天，他们父子二人，要给它披麻戴孝；第二件，要像对待他家的老太爷一样，葬在坟茔地里；第三件，犯案的本人干不动活了，要由他的儿子献工三年，赔偿损失。

靳叔叔一听，立刻就火冒三丈，觉得实在是欺人太甚；但一想到遭受苦刑的老父亲，也便忍着怒气答应下来。可是，当去接父亲回家时，老人却死活不肯挪动地方，说是干脆死在他赫家就算了，也省得受这份窝囊气。结果，伤势本来就重，已经奄奄一息，加上又气又恼，第三天就一命呜呼了。靳叔叔急火攻心，两耳嗡嗡作响，当时便什么也听不见了。草草地埋葬了父亲，趁着夜静更深，索性一跑了之，隐姓埋名，下了关东。

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原本姓葛，靳是母家的姓氏。

后来，临沂解放了，他便捆起了行李卷，只身回去了。过了几天，“笑婶”也不知去向。我家的西厢房重新空了下来，依旧寂然无声。

一天，母亲打扫房间，无意中从西厢房棚顶上，发现了一个小口袋，里面装有四块银元。料想是靳叔叔唯恐“笑婶”乱花，私自藏起来的，过后却忘记了，没有在离开时带走。当天晚上，母亲同全家人商量，想什么办法给靳叔叔捎回去。父亲说：“只听说他是山东临沂的，地方大着呢，人海茫茫，到哪儿去找啊？”

可是，母亲并不死心，为了打听靳叔叔的下落，几乎问遍了屯里的人。人人都说：找那干啥？到街上割二斤肉、打一瓶酒，吃掉算了！即便是老靳仍然在世，恐怕连他自己也忘光了。

母亲却不这么想。她说：“人家血汗挣下的钱，我们迷着黑心眼子给花了，于良心有愧。”

尔后，过去了几十年，对此，她仍然耿耿在念，不能自释。钱，始终放在大柜底下，任何人都没有动过。

二十六、土特产

古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地方有一种物产，有出金丝枣的，有产枸杞子的；有的地方出牦牛，有的地方产熊猫。人群也不例外，一方水土出一方人。过去人们常说，浙江的绍兴出师爷，直隶的河间出太监，天津卫的三河县出“老妈子”。那么，我的老家出什么土特产呢？也有很多，要说“两条腿的”，那就非土匪莫属了。

在我们那里，六七十年前，外面的世界，有日本关东军和伪满的宪兵队“守候”着，什么“日满亲善”啦，“王道乐土”啦，说得比唱得好听。可是，我们所在的那个角落，却好似另一个世界，“膏药旗”从来也没有飘扬过。当局说这是“兵荒马乱”、“土匪如毛”之地，犯不上到这里来“捅马蜂子窝”。

私塾里，老先生出的作文题，便有过《三人行必有一匪说》。每当青纱帐起，那些手持各种兵器、“不服天朝管”的“顽民”，便四出活动，闹得个云低日暗，沸反盈天。“皇军”的本事大大的，却偏偏对这些人没有招法。当然，主要的还是他们对这一带没有看上眼，觉得这是一块“瘦骨头”——人烟稀少，土地瘠薄，除了“藏龙卧虎”的苇塘，再没有什么宝贵资源。伪满统治十四年，从来不沾它的边。结果，这里竟成了一片“化外”荒原。

对于土匪，当地人调侃地称为“胡三太爷”，也有叫他们“红胡子”、“棒子手”、“马贼”的。这是一种以抢劫为职业的武装暴力集团，有别于砸门撬锁的流贼、小偷小摸的绺窃，突出的特点是武装化、集团化。成分十分复杂，成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家贫如洗，衣食无着，为着混口饭吃的；有的是抗租、逃税，或者躲避抓壮丁、下煤坑、当炮灰，溜到里边“暂栖身”的；有的由于命案、奸案、盗案或民事纠纷遭到缉捕、追杀，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也有的因为输钱、欠款，无力偿还，为逃债而出走的；还有一些市井无赖之徒和个人野心家，为了求个一官半职、称王立“棍”，结伙搭帮，铤而走险，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由于动机不同，才具各异，最后下场和结局也悬同霄壤。像当地的土匪头子张作霖，后来竟成了奉系军阀的首领，当上了安国军大元帅；还有的成了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也有的为地主武装所收买，为虎作伥，当了“红眼队”，犯下了杀害土改工作队的滔天罪行，最后被民主政府处以极刑；更多的人，是随大流，跟着混饭吃，虽无善行，也算不上恶迹昭彰，终于得以保命全生。

我的一个舅爷，还有一个表姑父，就都属于最后这种情况。

早年，他们都曾吃过这碗饭，究竟是何因由，其说不一。据我祖母说，这个舅爷原是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在一次嫖娼中，争风吃醋，失手打死了衙门里的什么人，就落草为寇了。到了晚年，好像他也没有攒下多少钱，却落下了残疾——瘸了一只腿，右手少了两个指头。小时候，我见过他，高高的个头，挺大的脑袋，坐在炕上腰板标直，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见着酒就馋得流涎水，左手端着酒碗，拇指和无名指翘成一朵兰花，不管碗里面酒多酒少，总是一饮而尽。

每逢来到我们家，特别是三杯老酒下肚之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当日匪帮内部的情况。原来，土匪里面多数都是本地人，绝大部分不识字，粗野、暴戾、凶狠，是他们的共同特性。内部虽然不如帮会那样组织严密，但是，也都具有松散的指挥系统和应该遵守的不成文的“帮规”，也称“绺规”。比如，有所谓“十不抢”：遇到送亲的喜车和送葬的丧车，一般的不劫不抢，主要是图个吉利；邮差不抢；摆渡的、行医的不抢，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金银细软，主要是土匪渡河离不开“船老大”，经常出现伤号，总要找医生治疗；挑八股绳的不抢；车店不抢，因为风雪严冬时，常在里面住宿；尼姑、道士、和尚不抢；再就是，耍钱、赌博的不抢，有歌谣在：

西北连天一片云，

耍钱劫道一家人：

清钱耍的赵匡胤，

浑钱耍的十七尊。

传说，赌钱的祖师爷是宋太祖赵匡胤；而胡匪的开宗初祖是“布袋和尚”——他是“十八罗汉”里的第十七尊。所以，许多土匪的胸前都挂一个小铜佛。另外，他们出于生存的考虑，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打扰本家和当地的父老乡亲（财力雄厚的大财主除外），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

土匪都特别迷信，他们嘴边不离八个字：“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匪帮头目往往都把烧杀劫掠等各种活动，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以便于笼络徒众的情绪，鼓励他们在绝望中挣扎。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件趣事：

有个老汉在大风雪天撞上了土匪。一个新入伙的“崽子”，见老汉胡子上冻了一层冰溜子，顺口说出：“嗬，这天头真冷，冰把胡子围住了。”其他人一听，愣神儿了。为了除掉晦气，他们想要拿老汉开刀。老汉反应很快，忙着用手一抹胡子上的冰，说：“没关系，围不住。冰是临时的，胡子是长久的。”匪徒听了，高兴地说：“这话中听。放他走吧！”

听说，土匪一般都有三样必备的东西：一件是后面带有长毛的狗皮帽子，因为他们常把短枪藏在脖颈后面；一件是“护屁子”——一块绑在屁股上的毛皮，便于随地而坐，防凉防潮；一件是腰带子，一般都是十二尺六寸长，遇有紧急情况，一头拴在楼房里的凳子上，一头攥在手中，然后纵身跳下，有时候上树、爬房，长长的腰带子也能够提供方便。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倒没有问过那个土匪舅爷，因为他早已死去了。

二十七、“绺子”

土匪活动的性质与环境，决定了他们行踪诡秘，行规复杂，隐语遮蔽，黑话连篇。对于他们内部的底细，“胡三太爷”圈外的人，很少知道。

前面提到的我那个表姑父，年轻时曾经在土匪窝里混过四个年头，后来改邪归正，逃到大兴安岭当了伐木工人。每到旧历年根，他都休假探家。有关“胡三太爷”的个中隐秘，我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他说，当土匪有两个门径：一种是自起炉灶，占山为王，内部黑话叫“起局”；另一种叫“挂柱”，就是搭帮入伙——他本人就属于这种情况。

那年秋天，县公署抓壮丁去给“皇军”修炮垒，轮到了我这个表姑父头上。走在路上，他听人说，为了怕走漏风声，炮垒修完了，鬼子要把民工统统活埋。表姑父心想，左右都是一个死，干脆跑它个“狗日的”，有幸逃出虎口，就算捡一条小命。于是，在一个夜黑天里，趁着“解手”，一溜烟似的钻进了高粱地里，蛇行卧伏，转悠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四海”绺子，入了伙。

他原来想得很简单，以为到里面随便躲躲风头、混碗饭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料到，这碗饭可并不好混。为了防止奸细进来，土匪对入伙的人，审查得非常严格。首先，要有相识的保人具保，签字画押，本人要在拜香仪式上对天盟誓。仪式十分隆重，在院子正中供桌上，插上十九根香，周围十八棵，代表十八罗汉，中间一棵代表本帮“大当家的”。誓言大略是“效忠老大，不计生死”等语。

这还不算，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过堂”审查。那天，签字具结之后，他以为没事了，抓起帽子来，抬腿要走；这时，头头吼了一声：“过堂！”说着，就把他拉到一个空场，让他脑袋上顶着一个瓦壶，挺直腰板，不许回头。大约走出了四五十步，后面“咣”地响了一枪，瓦壶碎成了一片片，他吓得立刻瘫在了地上。这时，来人让他脱掉裤子，一看已经尿湿了一大片。头头鄙夷地说：“这个扒子（意为胆小鬼、孬种）！”

他以为再也不能收留了。没想到，吃晚饭时，发给他一支枪、几十发子弹，还有一包银元。

刚才说到，他是在“四海”绺子入的伙。那么，什么叫绺子呢？这来源于“胡子”这个名称。胡须论绺，一绺也就是一伙。土匪把队伍拉出之后，都要报个“字号”。这种“字号”，一般的既是匪帮的名头，也是它的大头目的代称。除了这个“四海”，那个时期横行在我们那一带的，还有“青山”、“老二哥”、“四虎”、“大海”、“大老疙瘩”等十多伙绺子。

表姑父开始“入围”时，不懂得匪帮内部的专用语言（通称“黑话”），一张嘴就遭人嗤笑。以后听人说惯了，逐渐地也学会了：把推牌九叫“搬砖”，银子叫“老串”，信件叫“海叶子”；懂得了“眼线”就是通风报信，“插千的”是密探，“拉线”是给匪帮带路，“打闷棍”是劫道，正副神枪手叫“炮头”，警察叫“花脚跳子”。这类黑话，据说共有五百多种，四年工夫，他也说不完全。

土匪的活动天地，一般都是啸聚山林；而在我们那一带，主要是占据苇塘。每到苇叶齐腰时节，便进入了活动旺季。大帮的土匪主要是“砸窑”（即攻打大户人家的宅院），人数不太多的往往把重点放在“绑票”（掠劫活人为质，借以勒索钱财）上。

听父亲讲过，早年他给“何百万”家扛活。这是辽西一户有名的大财主。家里有枪支、炮手，防守严密，“砸窑”是很困难的。可他又是一块“肥肉”，不叼进嘴里，匪徒岂能甘心！于是，他们便通过智取，把大掌柜的抓走了。

本来，为了防备“绑票”，“何百万”一年到头蹲在家里，不走出大门一步。这天，他正躺在炕上，和小老婆面对面地抽鸦片烟，突然，有人进来报告：房后祖坟上有人祭祖，大队人马，穿袍结带，吹吹打打，闹得不亦乐乎。“何百万”说：“不管他！”过了一会儿，来人再次禀报：这伙人点名骂他‘是姑娘养的’，说他吃喝嫖赌，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把何家祖上的阴德全败坏了。“何百万”感到蹊跷，他也弄不清楚这是族中的哪一支人，究竟来自何方，到底有什么来头。盛怒之下，抛下了烟枪，走出大门，后面紧跟着四个“打手”。

那伙“祭祖”的人，像是没看见一样，根本不和他打招呼，照样地焚香磕头，照样地骂骂咧咧。他气得大吼一声：“还不给我打！”可是，没等“打手”上前，已经有两个被那边的“神枪手”揭开了脑壳。然后，三拳两脚，就把“何百万”撂倒，捆起来，带走了。

匪帮给他蒙上双眼，带到一处匪窑里，一张口，“票价”就是五千块大洋。“何百万”岂肯答应，又羞又怒，愤然绝食。第二天早晨，匪徒割下了他的一个耳朵，让“花舌子”（负责联络的说客）给送回家去。这下可吓蒙了他的一妻二妾和大少爷。他们满口应承，两天之内，就把这笔天大的款项如数凑齐交上，才算保住了一条老命。

地了场光、庄稼进院之后，土匪便转入了“猫冬”期，分红，结账，有家的回家，没有家的投亲靠友，或者带上银两和姘头远走他乡。这时，正是他们挥霍资财、寻欢作乐的时刻，有的吸大烟、听小戏，有的耍钱弄鬼、设局抽红，有的去找过去相好的女人鬼混。待到第二年春夏之交，青纱帐起，他们又都回到事先约定的固定地点集结，继续打家劫舍，掳掠一些殷实富户。

二十八、押会

押会，可以说成民间彩票，是我见到的颇有一点神秘色彩的赌博形式。

说不清楚原因：解放前夕，在盘山一带，何以兴起了这种活动？开始时，当地人并不认同它，也没有谁往里掺和；后来，村西头一户人家的亲戚把它传了过来，还赢了一大笔钱，这样，就带动起来了。

办会（开设赌局）的是邻村一个小商人。事先贴出告示，说明出会地点、时间，“中彩”回报指数，押会办法。参赌的人，可以在天龙、光明、青元、坤山、元贵、吉品、至高、元吉等三十六个会名中，任选一个，押上赌注，钱数多少不限。设赌者每天出会一次，押对了的，能够得到该赌注三十六倍的回报，因此，村民都趋之若鹜，迷恋得如痴如狂。不过，命中率很低，十次总有九次落空。由于纯粹受偶然因素支配，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所以，一些村民便把希望寄托在神示、梦寤、异兆等种种迷信上。

有的到庙宇里或卦摊上讨签，根据签上提示，确定押哪一门；有的把所有会名一一写在纸上，团成纸阄，让不懂事的小孩去抓，抓出哪个就押哪个；有的早早起来，出门上街，捡到什么东西，回来由家人去猜解；有的根据梦境来分析解释，以确定要押的会名。但是，不管你怎么运筹、谋划，到了晚上，跑会的人回来一通报，仍然是一个“输”字。东院的叔叔、婶娘，是最热心、最活跃的押主，因而也是输得最惨的一对儿。他们晚上饭也不吃，只顾按照这天出的会名，把昨晚那些梦兆之类的征象，不厌其烦地一一加以核实、验证，结果，常常是恍然大悟，悔恨当时错断了机缘。人们说，这叫做：“早晨闷死鳖，晚上鳖醒腔”。

由于总是输，结果就什么千奇百怪、骇人听闻的道眼都想出来了。于是，有的便露宿荒坟旁祈祷；有的将骷髅或神像放在枕边共眠，意在求得梦中鬼神昭示。人们还施行一些突破成规、漠视伦理的做法，如大伯子背兄弟媳妇，长辈给晚辈拜年，公爹早起用灰耙子掏儿媳住屋的灶炕（民俗：把与儿媳有不正当关系的公爹称作“掏灰的”）等，一当发现当事人有些什么异样反应，或说了什么反常的话语，便都作为选定会名的依据。

有的还通过“扶乩”，求得神仙降示。道具很简单，只有两件：一个乩架——小型的箩圈上，安设一个插有竹筷子的“十”字形木条；加上一个铺着细沙的沙盘。事前，由一个女巫书符、念咒、请神，然后由两个人双手托着乩架，任它在沙盘上随意走动，画出种种符号或文字来，以此作为神示。

实际上，这些都是愚弄人、欺骗人的。你看，由知书识字的人托乩，就能够写出字句；若是换上两个文盲，则绝对写不出来，要么停着不动，要么就乱画圈圈。可是，当时人们已经陷入一种痴迷状态，竟然坚信不疑，结果，自然是照输不误。难怪人说，赌博这个人类社会病态的畸形文化，从它产生伊始，就与迷信占卜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西街有个外号叫“赵大胆”的，听外村人讲，有人通过“打鬼”，勒令鬼魂提示线索，结果赢了两千块大洋，这使他动了心，也想要试上一试。但是人说。要想灵验，必须是非正常死亡（所谓“横死”）的；而且，是新近死去的。他正在愁着这两个条件没有着落，恰好邻居孟三儿来家串门。孟三儿外号叫“犟眼子”，平时不信鬼神，曾经往土地爷身上撒尿，还给地藏王菩萨画过黑脸，经常弄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恶作剧。这些，“赵大胆”都清楚；不过，由于两人都曾在河西当过长工，平素像亲兄弟一样，到在一起无话不谈，这次，他也就把准备“打鬼”的事说出来了。

一听说“赵大胆”要去打鬼，“犟眼子”眨了眨三角眼睛，龇着牙狞笑，便说：“这事儿倒很新鲜。不管我信不信，也得帮大哥一把。待我出去访察访察。”两天过后，孟三儿告诉他，前杜屯新近出了个死鬼，是个过门不久的新媳妇，因为婆婆骂她“不正经”，一气之下，上吊身亡，棺材就停在屯西大草甸子上，要待明春冻土开化才能落葬。“赵大胆”自是万分高兴，但他却说：“这事儿，只能由我一个人悄悄地干，不然，就不灵验了。”临分手时，他还郑重地嘱咐孟三儿：“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好不容易，捱到了半夜时分，“赵大胆”喝了三杯烈性酒，腰间掖上一条马鞭子，悄没声地溜出了家门，先是奔南，后又转西，直向大草甸子扑去。这是一个夜黑天，对面五米不见人，风吹草叶子“刷拉、刷拉”地响，偏偏两只老鸹也来凑趣，不知从哪儿飞了起来，“嘎嘎”地叫了几声，怪瘆人的。他停下脚步来，四下辨识一番，终于找到了那口白茬棺材。也顾不得害怕了，便面朝着棺材的头，纵身跨了上去，挺直了腰杆，抽出马鞭子，对着棺材前后左右地胡乱抽打起来，嘴里高声喊着：“快说！明天上会押什么？”

“九宫！”棺材里应声吼出一个会名。

尽管他殷切地期望着死鬼答话，而且早作了思想准备；可是，当里面真的出声应答时，在他来说，还是石破天惊的。登时，吓得三魂出窍，一头便从棺材上跌了下来。

这时，棺材里答话的人也钻了出来。你道是谁？正是孟三儿。他赶忙上前把“赵大胆”抱了起来，不住声地叫喊：“大胆，大胆！你怎么了？”“赵大胆”却寂无声息，摸了摸胸脯，脉搏已经停了，这回他才觉察到事态的严重。背起“赵大胆”来，疯了似的直奔赵家跑去。叫开了门，“噗通”一声，把死人放在炕上。然后，就低下头来，一把一把地抹着泪水。他向赵家的媳妇呜咽地诉说着：听说“大胆”要去打鬼，他就提前赶到坟场，把死尸扯出来，自己躺在棺材里，无非是想和他开个玩笑，没想到——

那妇女早已哭成个泪人儿，孟三儿说了些什么，根本没有听进去。只是不停地扑打着炕沿，口里喊叫着：“他没了，往后我可怎么活呀！”

停放了三天之后，由孟三儿披麻戴孝，擎幡引灵，棺材停放在房后的祖茔里。从此，他包下了赵家全部的农活，直到后来加入了农业合作社。经过这一次的折腾，这两家再也无心押会了。

出会的场景，我去看过。那是午后三四点钟，场地中间竖起一个木制支架，从上到下垂下许多条布带，上面满挂着赌客记名的红纸包，里面有会名和作为赌注的现金。

设局的老板，事先安排人在外面放一通鞭炮，待四周的人围得满满的了，老板便大摇大摆地出场，威威势势地站在方桌前面。身旁陪伴着助手，一个是军师，一个是账房先生，身后不远处还有两三个保镖的。

出会，每次都是三板定案。我看到的那天，第一板拍出“天龙”之后，老板和助手便面对大家察言观色，周围果然有所反应；这时，他们就判断这种反应意味着什么，经过一阵悄悄的嘀咕，于是，又拍了第二板，还是“天龙”，这一回简直是“群声鼎沸”了，主会的便又商量了一阵；第三板“啪”地一拍，爆了个冷门：“红春”。由账房先生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红纸上。

下一步，就是揭会了。从上到下，一包包地解开，当众宣布。押正了的当场付出三十六倍的红利；没有押对，就把钱随手放进一个大木匣里。

为了招揽生意，设赌的老板一般的还讲求信誉，否则，代价太大。但个别情况下，作弊的也有。听村西的聋子二叔讲，他在邻县串亲时，赶上过一次。那天，赌场上已经挂出会名，人们认出是“元吉”；但是，一开封就遇上一个特大赌注，回报超过千元，老板见势不妙，便抽身返回，示意两个镖棍在台前燃放鞭炮，并撒出许多铜钱。登时，会场上烟雾迷漫，会众纷纷伏下身去抢拾硬币，秩序大乱。账房先生趁机更换了会名。待到烟消雾散时，人们看到的，已经变成了“元贵”。所有押中“元吉”的都大呼上当，只是慑于老板的威势，大家敢怒而不敢言。

设赌者注意研究会众的心理，有时连续三天，出同一个会名；为了鼓动更多的人参与，常常雇用一些人故意押准，大把大把的票子往外付出，使人看着眼热心急，第二天便会有更多的人押会，老板就可以聚敛更多的资财。

一时间，城乡各个角落，都泛起了赌博的狂潮。黄发垂髫，各色人等，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幸念，行思坐想，希图一掷成功。许多人倾家荡产，连姑娘办嫁妆的钱、小孩压岁钱、老爷爷买棺材钱，都搜刮净尽，致使上吊、投河的经常出现，凶杀、盗案更是不断发生，闹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直到新政权建立，才把它彻底地取缔。

二十九、文化性格

由于处在一种比较封闭的圈子里，我家这一带，人们的文化性格带有保守性、迟滞性；而民风却是质朴憨厚，豪爽好客的。过往行人随便走进哪一家，只要赶上开饭时刻，都会被让到炕桌前，有干的吃干饭，没干的喝稀粥，吃完了任你抹干嘴巴走开，分文不取。人们进了西瓜园子，口渴了可以摘瓜吃，但是不能带走，而且，要把瓜籽留下。听说，医巫闾山的梨园也是这样，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可以伸手摘梨，放开肚皮吃，只要不揣走就行。

当地民风淳朴，较少世故与机心，但是，由于过分质直、认真，有时不免透出几分呆气。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趣话：

有个过路人向一位老者问询：“到大观音阁还得走多长时间？”老者瞠目不答。问路人以为遇见个聋子，便顾自向前走去。不料，刚刚迈出十几步，便听老者在后面招呼：“回来，我告诉你！”只见他向山那边指了指，说：“再有一袋烟工夫就到了。”那人怪他开始时何以漫不作答，他说：“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你的步子有多大。”逗得问路人“噗哧”地笑了。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这一带的人，说是愚憨可以，说是强悍、鲁莽也无不可；豪爽的另一面，便是粗疏、暴躁。人们说话声高，即使随便闲谈，也像吵架似的，动辄满嘴喷唾沫，脸红脖子粗。有人形容：一句话不投合就瞪眼睛，两句话不中听就伸拳头，三句话不顺心就动刀子。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但就那些“耍光棍儿”的刺头来讲，还是恰如其分的。赌钱输了，掏不出票子来，他就回身扯出一把杀猪刀，从自己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块肉来，抛到牌桌上作赌注，吓得赌徒们“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吭声。这样，就算立下了“光棍儿”，以后见面，就要以“爷”相称。

我们附近，有个姓张的大赌棍，没钱下赌注，把老婆押上了，最后眼睁睁地看着“结发妻”被人带走，回家被伯父、叔叔绑在电线杆子上，打得皮开肉绽。一赌气投了军，最后当上了旅长。为了显摆，他要回家祭祖，连续三年给家里汇来巨款，嘱咐重修父母的坟墓，可是全被老弟赌钱输光了。眼看着祭祖日期逼近，怎么交差呢？有人给老弟出主意，抓紧在父母坟茔上堆起个大土包，就说一切豪华工程都埋在了地下。老弟依计行事，从邻近村屯动员了二百民工，日夜突击上土，大馒头、菠菜汤供个饱，随便吃。我父亲当时还年轻，也跟着干了两天两夜。总算赶在祭祖之前完工了。

这一天，旅长大人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衣锦还乡了，老弟和众乡亲郊迎八里，当晚住在村公所里。第二天要巡视墓地，老弟的“军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言词秉报说，高坟起冢，本是王公贵族的形制，考虑到旅长大人也是公侯一级，这样做也不算越轨。接着，就顺口胡诌了阴宅的工程如何讲究、如何浩大。旅长本想亲眼看一下，后来听说阴宅一经封土再也动不得，否则就破了风水，也就作罢。三天的祭典结束，正待勒马回营，忽然有人给他打了小报告，说他受了骗，一切都是弄虚作假。于是，旅长学着日本人的做法，给老弟和“军师”往鼻子里灌了辣椒水，终于侦得了实情，一怒之下，打断了老弟的三根肋骨，长叹一声，催马扬鞭而去。

当地一些虽然地位不高、但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特别讲究排场、死要“面子”。有的明明吃的是平常饭菜，在人前也要装出一副吃过了鸡鸭鱼肉的样子，不停地打饱嗝，还要半天半天地剔牙缝儿。打架时一看要吃亏了，赶紧往回跑，还要高声叫着：“你等着，不要动，我先解个手，回来狠狠地收拾你！”

一些人还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屯子西头，住着个赵书阁，逢人就讲他的“优胜纪略”：

“有一次，我在西河沿儿推牌九，一个通宵赢了二十根金条，往哪里放呢？情急智生，就把一根根金条并排缝在一块厚布上，然后往腰上一缠——”，说到这里，他眉飞色舞、神气活现地问周围的听众：“你们知道什么叫‘腰缠满贯’吗？就是像我这样！”

“可是，没有料到，一出大门就被‘胡三太爷’盯上了。走出二里地外，‘啪、啪、啪’，甩过来一梭子子弹，冲着我的腰身打过来。”他又接着往下嗙，“你猜怎么样？安然无事，一个个弹头都被金条挡回去了，只是马褂上落下了几个小窟窿。我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枪来，瞄准他的后脑勺，‘叭’的一声就撂倒了。”

土改时搞清算，划成分，明知道他是一个穷光蛋，一双肩膀支着个嘴，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可是，有人仍然检举了这件事。工作队长带着记录员，郑重其事地找他谈话，交代了政策，指明了出路，要他打消顾虑，把金条如数交出。

赵书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架势，一时哭笑不得，只好彻底坦白：那些话，全是自己瞎编的。一边说，一边打自己的嘴巴，逗得小记录员笑痛了肚皮，笑出了眼泪。

同说大话有关联，人们喜欢给穷地方起富名字。黄金坨、万金滩、兴隆村，实际上，那里都是碱滩，遍地长着密麻麻的黄芨菜，秋风刮过，满地金黄。

有一次，我问父亲：“明明不是那么回事，甚至完全相反，可是起的名字比什么都美，这究竟是为什么？”

父亲说：“这可不是为了吹牛，是寄托着一种愿望。”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当然，也许有另一种意味，比如，你伯父只有五尺多高，人们却叫他‘王大个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带有反讽、调侃的意味。

在我们村子东面，影影绰绰，看得见一点轮廓的，是高升镇。这是周围几十里粮菜、柴草、畜禽的集散地和交易场。我五岁那年，第一次跟随父亲去赶集，觉得除了天大地大，就是高升街最大了。说是只有八里地，可是，我却觉得很远很远，那段路老半天也走不完。高升镇的东北方，三十里外有个詹家堡子。本来没有什么出奇的，只因为这里是少帅张学良的出生地，远近就闻了名。五里八村的人，提起这个“小六子”，个个眉飞色舞。有的说，这个人厉害得很，眉毛一耸，连小鬼子也惧怕三分。也有的说，他喜欢跳舞，身旁有两个能干的女人。还有的活灵活现地说，张学良是个武把式，挎双枪，骑大马，脚登高靿儿皮靴，身长八尺，一跳一丈高，俨然成了个大罗神仙。

三十、花云

在读私塾的年月里，最为畅怀惬意、赏心悦目的，莫过于春秋两季的郊游了。

印象最深的那次春游，是在结业那年，恰值梨花开得正闹时节。先生带领我们来到闾山东麓一处丘陵地带，整个向阳的一面坡，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叠叠层层，到处泛滥着、奔涌着浩荡的花潮，浮荡起连天的雪浪。我们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土路穿行于花树丛中，像是闯进了茫无际涯的香雪海，又好似粉白翠绿的万顷花云呼喇喇地浮荡在头顶上。仰望天穹，蔚蓝而高远，雪白的云朵，像羊群、棉絮一般，舒卷着，游荡着，转盼间就变换一个模样。远处的山峦罩着烟岚晴雾，仿佛蒸腾着热气，青松翠柏间欹侧着一些奇形怪状的岩石，充满了泼辣的生意。

归来后，先生让我和嘎子哥以这次郊游为素材，写一篇记叙文。要求既要纪实，把眼中的所见写出来，又要把心中所想也呈现在纸上。他说，高明的画师总要在图像之外给人留下一些可供思索的东西。

驱遣文字来描形拟态，状写事物的发展经过，我并不打怵；可是，一听到“思索”二字，就有些犯愁了。尽管老先生多次强调，读书中要设法疏通思路，多在思索上下功夫；但我自认这种能力是比较弱的。那时候主要精力是放在记诵上，拿起笔来，充其量也就是表情达意，而不善于分析、思辨。用绘画作比喻，只能够“写生”，求其形似，而做不到传神写意，更谈不上进入化境。

当时，很费了一番脑筋。后来琢磨出一个思路，用现在的话讲，运用了联想（其实，这里面也有思辨）。我把郊游中看到的梨花景观，同我外祖父家的梨园作了比较。我讲，外祖父家的梨园是在平地上，我进入里面，感觉像是穿越花海；而郊游中看到的梨园，却是在一个丘陵坡地上，站在下面往上一望，仿佛是一片花的云霞浮在头上。所以，我的题目叫做“花云”，写了大约有五六百字。卷子交上去后，我就注意观察先生的表情。他细细地看了一遍，摆手让我退下。第二天，父亲请先生和“魔怔”叔吃春饼。坐定后，先生便拿出我的作文让他们看，我也凑过去，看到文中画满了圈圈，父亲现出欣慰的神色。

原来，塾师批改作文，都用墨笔勾勒，一般句子每句一圈，较好的每句双圈，更好的全句连圈，特好的圈上套圈。对欠妥的句子，勾掉或者改写，凡文理不通、文不对题的都用墨笔抹去。所以，卷子发还，只要看圈圈多少和有无涂抹，就知道作文成绩如何了。

席间，父亲请先生为我另起个名字。早前，父亲按照辈分，并参照我的两位兄长“庆学”、“庆贤”的名字，为我定下了“庆良”二字；结果未出四年，他们先后谢世，迷信很深的父亲，一直觉得这个名字不祥。后来，因为嘎子哥叫“庆槐”，“魔怔”叔说，那就叫“庆沂”吧——古代王氏家族，有过“三槐堂”和“沂国公”的显赫名头。可是，用过之后，邻里、亲戚都说“沂”字不好认，有的念“斤”，有的念“芹”。所以，这次请老先生再起一个。

先生说：“《晋书》里有‘充闾之庆’的成语。按排序，你正好赶上‘庆’字。我看，可以把‘庆’字隐去，称为‘充闾’。”父亲和“魔怔”叔齐表赞同，他们都熟读过童蒙读物《幼学琼林》，那里有“子光前曰充闾，子过父曰跨灶”这句话，意思是光耀门庭，强爷胜祖。先生接着又补充一句：这里的西山，名为闾山。这样，‘充闾’一词就不独是荣宗耀祖，还有光耀乡邦的寓意。借用欧阳修的话说：“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多年来，私塾都不放寒假。老先生曾多次说过：“心似平原野马，易放难收。学而时习之，要取得成效，学童应该始终保持敬、静、净的心态，最忌讳的是时作时辍，心浮气躁。”但是，进了腊月门之后，课业安排相对地宽松一些。因为这段时间没有背诵，晚自习也取消了，我便常常晚上去逛灯会，看高跷。不过，有时先生还要拉我们命题作诗，或者临机对句，也是很难应付的。

古制：“嘉平封篆后即设灯官，至开篆日止。”意思是，官府衙门到了腊月（嘉平月）二十前后便要封存印信，停止办公；村里临时设置灯官，由民众中产生，俗称“灯笼太守”，暂时摄理民事。到了正月下旬，官府衙门印信启封，灯官即自行解职。辽西一带乡村，结合本地的实际，大都沿用了这种习俗。灯官的差事并不复杂，而且能够增加一些收入，但因旧时有种说法：“当了灯官的要倒霉三年”，因此，一般的都不愿意干。村上只好说服动员那种平时懒惰、生活无着的“二混子”来担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计中的困难。

到了旧历除夕，在秧歌队的簇拥下，灯官身着知府戏装，头戴乌纱亮翅，端坐于八抬大轿之中，前有健夫摇旗喝道，两旁有青红皂隶护卫，闹闹嚷嚷地到全村各地巡察。遇有哪家灯笼不明，道路不平，或者随地倒置垃圾，“大老爷”便走出官轿，当众予以训斥、罚款；街头实在找不着岔子，就要走进院子，故意在冰雪上滑溜一下，然后，就以“闪了老爷的腰”为名罚一笔款。这笔钱，一般用来支付春节期间各项活动开支，同时给予灯官这类特困户以适当的补助。被罚的对象都是村里事先圈定的，为了不惹麻烦，尽量避开那些高门显贵，而挑选一般的殷实富户，农村所谓“土财主”者，到时候找个名堂，走走过场。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既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又带有鲜明的娱乐性质，颇受民众欢迎。

每当灯官出巡，人们都前呼后拥，几乎是全村出动。这天晚上，刘老先生也兴致勃勃地出来了，随着队伍观看。第二天，就叫我们以此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和一首即事诗。

三十一、小妤姐

我想了一下，这篇回忆文字，需要从我整理旧书说起。

我念过八年私塾，读过的、收藏的旧书不少，“三、百、千”、“四书五经”，连同那些铜版、木版刻印的古代诗文选本、专集，以及部分史学名著，流失了的不算，手头存留的总还有一百多本吧。那淡淡的书香中，不仅埋藏了我的辛劳、凄苦的童年，浸透着近三千个日日夜夜的心血；而且，许多书册上都留存着塾师的“手泽”——封面上有他用正楷题写的书名和我的名字，书页上还有他用朱笔点出的断句。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刻意地珍藏着。它们跟着我，从僻远的荒村走进了县城，又从县城到了我曾工作过二十多年的地级市，近三十年，又随着我进了省城。其间，它们也像人事一样，经历过甘甜，也遇到过苦难，甚至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说来，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虽然那些书里没有什么珍本、善本，并不具备特殊的收藏价值，但是，“书卷多情似故人”，毕竟存在一种难剪难理的深厚感情。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刚刚涌起，“破四旧”就开始了。那时，我刚刚从一家报社调到市委机关工作，行李和物品零乱地堆放在楼上一间暂时没有住人的空屋子里。这些锁在木箱里的旧书，也随之原封不动地运到楼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开过了。我整天提心吊胆地关注着这些旧书的命运，唯恐那些难以理喻、思想单纯的红卫兵，会把它们作为“四旧”的典型付之一炬，可是，又苦于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掩藏处所。为此，常常中夜惊悚，忧心如捣。

一天，我在窗外闲步，突然发现这座楼房原是尖顶的，就是说，上面装有木质的桁架。那么，天花板上必然有着很大的空隙了。回屋看了看，墙后果然有个可以直达棚顶的绳索结成的缘梯。于是，便在一天深夜，悄悄地把书箱搬到棚顶上去，密藏起来，然后，再把缘梯撤除。化用朱熹老夫子《九曲棹歌》中的两句诗，从此，也就“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卷千篇锁翠烟”了。

尔后，“破四旧”的飓风虽然止息，其他名目繁多的批判、斗争，却还是一场接着一场。随着我连续几年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再就很少进入这座楼房来住宿了，更是难以提起展读旧书的兴致。直到机关给我分配了住房，家里从农村迁回城市，一切都安顿得差不多了，我才重新架起梯子，钻到顶棚上，沾着浑身满脸的灰尘，把旧书箱搬运下来。屈指一算，已经八个年头过去了。

这天，我敲开了木箱的锈锁，把那些线装书一本一本地放到太阳底下晾晒着。顿时，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像三十几年前那样，依旧坐在塾斋的炕上。其中的“四书”是用一条布带子打着“十”字花捆起来的，解开布带，见到每页的书角，全都用蜡液熨过，使得那些因为翻检频繁、边角有些打卷儿的书页，变得十分平整了。我想起来了，这都出自小妤姐当年的手泽。

记得，那是1948年的秋天，小妤姐看我早就读了《诗经》、《书经》等一大批新书，“四书”已经放在一边不用了，便把这一摞旧书收在一起，带回她的房间里。多少天以后，重新放置在我的书桌里的“四书”，已经熨得平平展展，简直像新的一样。我现在记不起来，这布条是她捆的还是我捆的，反正从那以后，这一套书我再也没有翻检过。因为过了旧历年，我就进入了镇上的补习班，半年后，又考取了县城的中学。此后，面对的是全新的视界，便再也没有机缘接触这些旧书了。

现在，翻看着这一册册的线装书，有如旧梦重温，说不出滋味是酸是甜，情怀是悲是喜，也许是几分欣慰又夹杂着丝丝的怅惘吧。翻着翻着，我突然发现《论语》上卷里夹着一张写在带格的彩纸上的字条。铅笔字，不怎么熟练，有些歪歪扭扭，却写得十分认真。三十几个字，都是竖着写的（标点是我加的，改了两个错别字）：

我要走了，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嘱咐一句话：你太淘气，闹了几次危险了。

尽管过去没有见过小妤姐的字迹，但我知道肯定是她写的，不会是别人。

小妤姐是谁？她是我的塾师刘璧亭先生的小女儿。

要看她待我的那种真诚，那份情意，简直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其实，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应该说，在我整个就读私塾期间，除了嘎子这个铁哥们儿，还有一个“课外指导”，就是小妤。

她小小年纪便遭遇到惨痛的不幸。十岁那年，在警察署长家充任家庭教师的母亲，因为遭到东家的奸污而含愤跳进了辽河。从此，她便开始了流离转徙的动荡生涯——先是嫁到邻县的姐姐把她接了过去；待到刘先生在我们村里安顿下来，她又从姐姐那里回到父亲身旁。父亲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影响，不让她念书识字。可是，由于她赋性聪敏，又兼较长时期在私塾这种文化环境里熏陶，也懂得许多文化知识。她认识许多字，而且，背得出来《弟子规》、《名贤集》、《神童诗》中的不少词句。

小妤姐的性格有些内向，比较孤僻，平素很少和邻居的孩子们交往，这可能和她从小就遭遇苦难、失去母爱有关系；但与我却很合得来，用现在的话讲，共同语言比较多。我虽然小她三岁，个子却比她还高，生就一副“孩子王”的英雄气概，又兼天资颖悟，课业拔尖，因此，很受她的青睐。

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闲谈，说起了她的名字。她说：

“小妤，是我的小名，母亲起的。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多岁了，因此，我的大名叫做晚芳；后来父亲又说，还是叫野芳好。待到我母亲去世以后，父亲日夜思念，为了纪念我的母亲，便放弃了我的大名，叫起了小名。”

“晚芳、野芳，名字都很典雅。”那时，我已经读过了许多书，便告诉她：“‘野芳’的来历，是宋代大诗人欧阳修的诗句：‘曾共洛阳花下住，野芳虽晚不须嗟’。这个大文豪，似乎特别喜欢‘野芳’这两个字，他在一篇文章里还写过：‘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荫’。”

她听了高兴得跳起来，称赞我说：“你知道的真多！”

三十二、绿窗人去远

这天，我到塾斋很早，老先生正在吃饭，小妤姐撂下碗筷，就过来和我闲谈，同时，带出来一些花生米和糖块给我吃。她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昨天晚上犯了烟瘾，早晨起来就没有好气，性情焦躁得很，让我背书时多加小心。

背书开始了，我站在地下，背对着老先生，面向着东墙上的孔夫子像。我从左侧的门帘缝隙，看到小妤姐隐在门外的身影。我知道，她是放不下惴惴的心，生怕我出现差错，遭致斥责，因而偷偷地隐在一旁查看。幸好，从始至终，我背诵得十分顺利，这一关算是过去了。

我那时特别贪玩，在复习功课时，经常从炕席上拆下一些苇篾儿，弯作弹弓，去弹射嘎子哥，以致时间一长，屁股底下便破出一个大窟窿。小妤姐便悄悄地把牛皮纸抹上浆糊加以粘补，有时，还趁我们放学回家，把苇席调换一个角度。这样，我也就可以继续干那种拆折苇篾、弹射别人的淘气勾当了。多少天以后，屁股底下又出现了漏洞，小妤姐便再次地耐心粘补，看不到有丝毫的厌烦情绪。遇到夜黑天，伸手不见五指，路上绝少行人，我念完三排香的“夜书”回家时，她总是拎起门后的一条木棒，往前护送一程，然后，自己再独自回去。

过大年前后，私塾临时停学几天，我便常常跟着小妤姐到前村去看戏。戏台距离地面有五尺高，用木板搭成，坐北朝南，台下挤满了看客，周边都是卖各种小吃的。到了那里，小妤姐总是先去给我买个大麻花或带窟窿的烧饼，然后，我就一边吃着一边观看。这天，我们看到了最精彩的节目。台上跑着一只金钱豹，神气活灵活现，虽然是由人装扮的，却和真的一样，一蹿，一闪，一跳，一滚，博得了满场的掌声。

还有一个武生，出场时，先是威风抖擞地亮个俊相，然后把一支钢叉，朝着戏台右上方飞掷过去，不偏不倚，端端正正，恰好扎在戏台的柱子上。亏得他功夫到家，扎得准，不然，稍稍出一点偏差，飞叉就会掷到台下，扎在看客的脑袋上。尽管没有出现事故，台下的人群早已慌作一团，吓得一个劲儿地“妈呀——妈呀”地乱叫，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拍巴掌喝彩。这时，武生却已经踅回台后去了。我还瞪着一双眼睛，定定地等着看他的新招法，小妤姐却不容分说，拉起我的胳膊就往外走，嘴里一迭连声地叨咕着：“白给咱八百吊（钱），也不看了，——太危险！”

在家里闲不住，我们便去村子东头看高跷秧歌。广场上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唢呐翻着样儿吹，铙钹、锣鼓敲得震天价响。钻到里面一看，扮武丑的“头跷”刚好转到我们的身边。只见他，头戴着一顶黑尖帽，勾了个三花脸，嘴角旁留着个倒“八”字胡，手里摇着一条马鞭，左翻右摆，闪腰垫步，跳着各种秧歌的舞步。后面紧跟着大队人马，认得出来的，有许仙、白蛇、孙悟空、猪八戒一流人物。那智勇双全的孙大圣，一会儿蹦到这边，一会儿又窜到那边，一手舞弄着金箍棒，一手又抓耳挠腮，异常活跃。而心存邪念、老惦着娶媳妇的猪八戒，腆着个大肚子，扇乎着两个大耳朵，扛着钉钯，晃晃悠悠，滑稽可笑。

最逗趣的是那个丑婆，身穿一套花衣红裤，耳朵上缀着两只红辣椒，手里攥着一把棒槌，嘴上还叼着一个烟管很长的大烟袋，搔首弄姿，忸怩作态，洋相百出。当她发现许仙和白娘娘正在眉目传情、亲亲热热地翩翩对舞时，便忙不迭地跳过去，抡起棒槌捣乱，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干涉。我已经看得入神，咧着大嘴呵呵地笑，小妤姐却把嘴巴凑到我的耳边，嘟囔了一句：“你看这个老东西，烦人不烦人？”

现在，回头说说小妤姐的字条上写的“淘气闹了几次危险”的事。

前面我曾写过，由于塾斋闹学，受到惊吓，病倒了三个多月。那期间，小妤姐曾多次到家里去看我，还给我做鸡蛋疙瘩汤吃；每次老先生去家里探视，她都要尾随前往。

还有一次，我站在秫秸垛上，与隔院的孩子打土圪垃仗，脚下一出溜，不慎滑进了两个秫秸垛的夹缝里。秫秸的茬子尖尖的，像锋利的枪刺一般，把我全身的皮肤划出了十几处伤口，这样，人们还说：“太幸运了，多亏没有扎着眼睛”。最尴尬的是，处在两个秫秸垛的夹缝中，左右动弹不得，全都有尖刺顶着，挣扎了好长时间也钻不出来。最后，还是由我父亲和东邻的二哥帮忙，把秫秸一捆一捆地捣动开，才算解救出来。

最危险的那一次，是被牛犄角挑起四五尺高，然后抛落在地上，肚皮划出了两道血印子，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事后，人们都说我捡了一条小命。

听到我讲述这些情节，小妤姐一会儿焦急，一会儿惊悸，一会儿摇头，喃喃地说：“简直把人吓死了，你可不能再这么闹下去！”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我父亲讲过，多难之人，必有厚福。——你是一个命大、有福的人。”

她就是这样对我一片真情，时时处处关心着，照应着我。只是，由于我当时年龄太小，不懂得感情上的事，对于她没有过任何的回报，甚至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表露过。

记得就在最后这年夏天，一个深夜，我从睡梦中醒转过来，听到母亲和父亲在说话。母亲说：“小妤这个孩子，真挺好。人不大，特别懂事。对咱们的孩子，也是一片真心。”父亲接上说：“老先生和他‘魔怔’叔，也有心成全这门亲事，将来小妤嫁过来，两家好上结好，友情加上亲情。可是，我始终没有点头。我不吐口的原因，是他们二人的属性犯克，命相不对。”

说着，父亲叨念了一套口诀：“自古白马怕青牛，羊鼠相逢一旦休，蛇见猛虎如刀斩，金鸡遇犬泪交流，龙逢玉兔云端去，猪与猿猴不到头。”

父亲说：“咱们的孩子生在乙亥年，属猪；小妤生在壬申年，属猴。‘猪猴不到头’，古有明训，这叫犯属相；再者，他们一个是火命，一个是金命，火克金，金若遇火，必见销熔，‘金火夫妻克六亲，祸及子孙守孤贫’，这也是相书上写着的。命相不对，一生遭罪。这门亲事做不得！姻缘系由天定，人事不可强求。”

母亲又说：“那若是按这里本地的算法，女孩子算“进”，小妤不是应该加一岁吗？”

父亲说：“命相学算的是属相，不论实岁、虚岁，她都是属猴——这没有变化。”

母亲也是最迷信命相的，听了父亲这番话，轻轻地叹息一声，两人便再也无话了。

看来，在那个年代，儿女们的婚事，在老一辈人的心目中，除了命相、属相，其他条件都是可有可无、无须过问的。每个当事人，不过是件金属、火焰、水滴、木块、土圪垃，至多只是一个大小动物，其他什么也不是。

上了中学以后，我问过历史老师，那套合婚、算命的玩意儿，有没有什么理论根据？

老师说，早在汉代，就形成了完整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白虎通义》中讲到了“五行相克相害”的道理。这是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从那以后，再见小妤姐的面，就越来越少了。

后来听说，小妤经她姐姐介绍，嫁给了邻县农村的一个小伙子。此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会过面，音信也杳然了。昔梦追怀，我曾写过一首小诗：

秋水映长天，

黄花似昔妍。

绿窗人去远，

相见待何年？

三十三、淘书

一说淘书，人们会立刻想到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文庙、南京的朝天宫旧书摊。可是，在我小时候，莫说这些大都会，就连本县的县城也没到过。这里我只是借用，不过是想说说去姑妈家挑选古书的一次经历。

俗话说：“姨娘亲，不是亲，死了姨娘断了筋；姑妈亲，才是亲，姑妈死了连着筋。”实际情况，倒也未必。我的姑妈家在冯坨子，离我们家不到十华里；可是，姑妈死后，两家就很少走动了；说是形同陌路，也不过分。

我问过母亲：“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咱们穷？”

母亲说：“不要那么讲。姑父是读书人，不习惯走动；孩子们都在外地；续弦的姑母毕竟生疏，自然就来往少了。其实，他们也谈不上豪富，早已经成了破落户。”

在我就读私塾的第七年冬天，姑父捎过话来：“听说小侄读书上进，请哥哥（指我父亲）带他过来挑些书去。”

父亲笑说，拿挑书做引子，肯定还有别的事。

我却是欢呼雀跃；母亲也在一旁促驾，并且稍稍给我打扮一下。这样，父子俩就上路了。父亲在前面挑着两个椭圆形的荆条筐，我背起一个书包，紧跟在身后。走了多半个时辰（用现在的话说：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

姑父已经等候在门前。个头不算太高，戴个养目镜，也许是眼睛不太好；胖乎乎的，却是一脸的愁容。

三间砖房，比较高爽。我们刚刚坐定，寒暄了几句，姑夫便挑明了话题：

“外面风声很紧，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变化，趁着现在还平静，你们把那些书挑一挑，凡是有用的，赶紧拿走。”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人间万事，分由天定，书的命运也是如此。喜欢的时候，舍命收藏；最终难免聚之尽锱铢，散之如泥沙。”说着，就带我到对面屋子里——也算是书房吧，让我自己挑选。

我早就听说，姑父家是书香门第，从前也阔过；到姑父这一辈，已经家道凌夷，但他嗜书如命，早年积存了很多书，后来尽管手头拮据，也没舍得出卖。

书架上，覆盖着一层灰尘，我用笤帚简单地打扫一下，看出来，多数都是经书、史籍。由于“十三经”和《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我都有了，并且多数已经读过；所以，重点是挑选一些手头没有的，包括未曾闻见的，如《渊鉴类涵》、《纲鉴易知录》、《贞观政要》、《韩文起》、《朱子语类》、《涵芬楼秘笈》、《秋水轩雪鸿轩句解尺牍合璧》、《词综》、《李太白诗文集》等四十左右种，装满了两个荆筐，最后，我把十二册铜版的《金玉缘》和一部《容斋随笔》，塞进书包里。

本来是数九寒冬，外面滴水成冰，我在阴冷的空屋里，却忙乎得满头冒汗，双手和脸上沾满尘灰，棉袄外面罩上的一件新大褂，也看不出了本来的模样。心里却是感到异常的充实，觉得回去后，也就可以坐拥书城、顾盼自雄了。

我在厨房里洗净了脸和双手。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妈——大概是女仆吧，正在擀面、烙饼，准备午间的饭菜。

姑父和父亲依旧围坐在火盆两旁，低声地交谈着。我蹲在地下，继续摩挲着那些心爱的书籍；待到饭桌上，凭着记忆，向姑父报了挑选的书目。姑父笑说：“我们都是土埋半截子的人，日后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了。”接着，又夸赞了我一通。

父亲谦抑地笑着，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本来，妈妈让我代她向续娶的姑母问好，可是，直到吃饭时，仍未见到踪影。姑父说，她患了重病，正在住院。

吃过了午饭，姑父又拉着我父亲，去了村北高坨子下面的墓地，我也跟过去了。

眼前，是一列像我家沙山那样的坨子岭，但这里不是沙子，而是黄土。上面也是长着高高低低的各种林木，在这水瘦山寒的季节，益发显得苍凉、萧瑟。唯有姑父家的墓园前面，两棵几丈高的大松树，翠色青苍，蓊郁中透着生气。父亲上前试着围抱一下树干，根本抱不过来。

姑父说：“古人讲志气，‘战死不丢臂上弓，穷死不砍坟上松’。我这也是事出无奈呀！”

父亲听了，没有答话，便拉着我，回去担起书筐，踏上了归路。

到家后，父亲告诉母亲：

“孩子他姑患了肺痨，抵押、借贷凑了一笔钱，买到一批进口药。因为急等着用钱，姑老爷想把坟前的两棵松树卖出去，叫我帮助找个买主。”

我可是有活干了，先是一函一函地擦净了书上的灰尘，然后，又把它们整齐地摆在靠墙的大柜上。父亲戏谑我，说：

“这叫做：‘穷汉子得了狗头金’，你可发大财了！”当即答应，过两天找木匠，给我打个书橱。

我在翻检过程中，发现《东坡居士诗集》的扉页上，有几行毛笔字，原来是坡公那首凄绝千古的《江城子》词，中有句云：“记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我拿给父亲看。他说：

“这是你姑父手题的，应该是写在你姑妈去世之后。”

三十四、应试

私塾是在1948年底停办的，当时叫做“封馆”。

那天，我早早地过去，向恩师辞行，施了最后一次鞠躬礼。忆起八年前：也是在这间屋子，也是清晨，行的也是鞠躬礼，般般景象都恍如昨日，可是，一聚一散，一合一分，真是人生多故，世事无常！

当年进村之时，不知道老先生曾以什么代步；这次结束教务，黯然返回故里，是由我的父亲赶着牛车，送他们父女，连同行李、用具，前往十多公里外的盘山、台安两县交界的莲花泡村。

少小轻离别，也不懂得说上几句惜别的话语。我只是站在村头，目送着他们远去，渐渐地，父女的背影模糊了；渐渐地，整个牛车也踪影全无了。此刻，我并没有想到，这是同老先生和小妤姐的最后一面；更没有意识到，随着这段旧的学业的结束，新的世界、新的学习生活，正在向我逐步地展开。

土改中，工作队和贫农协会考虑到，我父亲连丧二子，临时雇用过季节性长工，剥削量较轻，而且，本人年轻时曾经在外佣工十几年，因此，最后还是划为中农成分。而“魔怔”叔家划为地主，本人戴上了“地主分子”帽子；但是，由于找不到什么社会罪恶，基本上没有民愤，只是一个落魄文人，所以，也就在家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除了财产基本被剥夺了，本人未曾遭到批斗。嘎子哥十四岁，尚未成年，也照样正常考学。因为他的表姑家在县城，此后便住在那里，脱离了家庭。我呢，1949年上半年，进入了高升镇上的高级小学补习，准备迎接暑期的初中入学考试。

7月中旬的一天。刚刚下过了一场暴雨。建立不久的盘山中学，条件还十分简陋，校园里汪洋一片。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本来就没有穿袜子，此刻，索性脱掉了鞋，蹚着泥水，来到一座陈旧的木楼里应试。当时，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规定，录取初中学生，除了笔试——上交语文、数学、时事政治等方面的答卷，还须进行口试、面试，以实际了解考生的智力水准和应对能力。

口试中，主考老师照着报到的花名册，念出了我的名字。我应声走进屋里，显得十分拘束。老师挥手示意，让我坐在他的对面。我感到，他很和蔼，亲切。高高的个头，大约三十岁上下，胸前戴着一个白布制作的名签，从那上面我知道，他是王志甫老师。

王老师微笑地告诉我：要定下神、静下心来，做好答问的准备。

像唠家常一样，他首先让我介绍一下家庭状况和个人的学习经历，我如实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我说，我的算术成绩最差，不会“四则”题，许多试题通过心算、珠算能够得出答案，却列不出来方程式。

王老师说：“这就难怪了，你没有读过小学嘛！不过，你的文史基础相当不错。那么，你读高小这半年，最喜欢的是什么课程？”

我说，喜欢地理。

“为什么？”

我说，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过，孟子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我志在为文，长大了以后，也要“充乎天地之间”，足迹遍于全国。

“那好，我就考问你这方面的问题。”王老师略微思索一下，便说：

“你注意听着，试题是这样的：我想从这里（指盘山县城）到广州——你知道广州吧——去看望外祖母。你看，要怎么走才能经济、省时，而且方便？要求有三条：一要尽量减少经费，二要尽最大限度节约时间，三要汽车、火车、江轮、海轮都能坐着。”

我说，可以从盘山县城坐汽车到锦州，然后换乘京沈铁路的列车前往北京，再转乘京沪线的火车抵达南京，从南京登上长江客轮到达上海，再从上海乘海上轮船前往广州。

“你再考虑另外一种方案”，王老师说，“我的出行计划有些改变，因为发生了新的情况。我的妹妹在陕西的宝鸡读高中，放暑假了，她也要一同去看望外祖母。你看，这要怎么走？我怎样同她会合？”

我说，那就事先通知她，登上陇海铁路的东行列车，赶到江苏的徐州，彼此约定好车次和到达的时间。老师还是从这里坐汽车到锦州，再坐火车到天津，然后换乘津浦铁路的列车，在徐州车站接妹妹上车，依旧是到南京下车，然后换乘江轮到达上海，再转乘海轮前往广州。

“好！”王老师高兴地说，“给你打一百分。”

这样，尽管我笔试的成绩并不十分理想，数学只得了二十分，但由于口试满分，我还是以第十九名的靠前位置，被录取为初中一年级插班生。

这次口试，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可是，当时的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着。尤其是每次乘车经过这些地点时，都会想到这番应试。

1999年3月，我趁返回母校参加五十周年校庆的机会，专程拜望了已经八十高龄、正在病榻上休养的王老先生，席间又一次共同回忆了这段往事。

作为省内知名的老教育家，他痛切地说，建国之初，我们教育系统有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可惜没能继承下来，重视口试、面试，就是其中的一项。反思过去，我们的许多青年学生，之所以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或者说有知识、没能力的偏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依我看来，可能同这种入学考试只限于笔试的单一形式，也有一定关系。

握别时，陪同前去的范老师慨然地说：像王老师那样有器度、有眼力的，现在不多见了。他当时教数学，可是由于爱才，欣赏你的文学功底和对地理的挚爱，破例地网开一面；如果囿于自私、狭隘，以你的数学成绩，他完全有理由拒绝接收。

三十五、望

我考取了县城中学的喜讯，给年近花甲的父母亲，带来了巨大的欣慰；但是，同时也增加了二老的忧虑和挂念。可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父母年纪大了，家里没有什么进项。为了凑足我的几十元钱的学费和伙食费，父亲肩挑着粮食，到高升镇上出售。当时，突发大水，桥梁冲断了，临时搭设一个独木桥。父亲把粮食分装在三个小面袋里，先后往返三次，把面袋捆绑在脊背上，一点点地在独木桥上爬行。款项有了着落，又对我年幼外出，远离家门，感到不放心。行前整个晚上，父亲、母亲都没有合眼，面对面地坐着，不吭一声，默默地抽着烟、叹着气。

早餐是丰盛的，包了菜饺子，炖了老母鸡，还蒸了一大碗鸡蛋糕，可是，谁也没有吃进去多少。素常寡言少语的母亲，一面帮我穿上新做的外衣，一面说：

“往后，只能靠你自己照看自己了。”

我哽噎着，说不出一句话，只有一串串泪珠滚落下来，算是无言的应答。

父亲三番几次催促我，可是，我就是不想上路；他只好背着行李先往前走，我却一步几回头，望着站在门前的母亲。待到我的身影渐去渐远了，她又艰难地爬上沙岗，遥遥地瞩望着，目送了好远好远，直到踪影全无，才怅然而归。

那天走在路上，我神情恍惚地反复默诵着清代诗人黄景仁的《别老母》诗，心里很不是滋味：

搴帏拜母河梁去，

白发愁看泪眼枯。

惨惨柴门风雪夜，

此时有子不如无。

后来，听母亲告诉，我走了之后，她把平素我喜欢吃的东西，包括酱缸里的咸猪肉、坛子中的荤油，还有难以存放的树上结的李子，都精心留存下来。那年，园子里结了个特大的香瓜，母亲说要留给我，一天到晚看守着，不许任何人动，直到熟透了，落了蒂，最后烂得捧不起来。

我从六岁开始，入私塾读书，每天晚上都要去温习夜课，无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年届半百的母亲，夜夜都要站在大门外面候望着我。回来时，家家都已熄灭了灯火，繁星在天，万籁俱寂，偶尔从谁家院子里传出来几声犬吠，显得分外凄厉，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溜烟地往回疯跑着，直到看见了母亲的身影，才大叫一声“妈妈”，然后扑在她的温暖的怀抱里。此刻，攻书的倦怠，赶路的惊恐，腹中的饥饿，身上的寒冷，一切都化解了。

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已经睡下。不大工夫，母亲便把用猪油和葱花炒过的高粱米饭端到我的面前，然后装上一袋烟，坐在一边慢慢地抽着，直到我把米饭一粒不剩地吃完，她再安顿我睡下。但是，对于母亲，这一天的劳作并没有结束。寒冬腊月，夜间屋里一片冷清。母亲看着我钻进被窝，帮我把被子四下里掖紧，她又找出针线筐来，就着昏暗的豆油灯，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补着衣裳、鞋袜。有时半夜醒来，看到母亲还在小油灯下做活，微弱的灯光映着她那布满额上的皱纹和已见花白的头发，心里很不好受，往后穿着衣服、鞋袜也就比较仔细了。

姐姐弃世后，母亲便同时怀抱着我和外甥女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我们整天嚷着要奶吃，母亲眼含着泪水，敞开衣襟，把两个已经干瘪的乳头分给我们一人一个。可是，由于吸吮不到奶水，两人又同时“哇哇”地哭叫起来。外甥女出生在市井繁华的著名商埠营口，习惯了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乍一来到穷乡僻壤，油灯不明，道路不平，茅屋低矮，不见楼房、电车，不见熙熙攘攘的闹市，终日哭诉着要电灯，要上楼，要逛街，要妈妈。每一声哭闹，都牵动着母亲的思女之痛，仿佛尖利的钢针，一棵棵都扎在心窝上。

屋漏偏遭连夜雨。正在这令人肠断的日子里，我的二哥又病倒了。二哥大我十六岁。他还在读书时，就写得一手潇洒、俊逸的“赵体”字，三间屋里每面墙上，都有他的淋漓墨迹。不幸的是，在我三岁时，结核菌就夺去了他的年轻的生命。妈妈眼望着墙上鲜活的字迹，想起那突然消失了的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泪水随之刷刷地流下。为了免去触景伤怀，睹物思人，父亲伤情无限地花费一整天时间，用菜刀把墙上的字迹一个个铲掉，然后再用抹泥板抹平。

时间老人的手里也操着一把抹泥板。随着岁月的迁移，父母亲心上的伤痕慢慢地也有些平复了，脸上开始见了笑模样，话语也逐渐增多了。谁知，一波甫平一波又起，更惨痛的灾难又降临到了两位老人身上。二哥殁后三年，我的大哥患了疟疾，由于庸医误诊，下了反药，出过一身凉汗之后，猝然就断气了。面对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打击，母亲孱弱的身躯，再也难以承受了，足足病倒了三个月，形容枯槁，瘦骨支离，头发花白，终朝每日以眼泪洗面。但是从此以后，不管遇到怎样伤情的事，她也只是呜咽几声，再也哭不出眼泪来了，亲友们说她已经把泪水哭干了。

母亲从四十二岁时生下我来，到她老人家九十岁辞世，四十八年中，我们母子在一起，不足二十年时间。童年阶段过去，我便外出求学、就业，中间南北东西，离合聚散，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了。那时，通信条件很差，没有电话可以联系，寄信也不及时；母亲只有靠着推断，测定我的归期，总是早早地就站在外面眺望，当然，十有九回，收获的是失望。记得《战国策》中王孙贾的母亲对儿子说过这样的话：“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真是千古同怀！

望，成了人世间母亲对儿女的主题词。

三十六、“年少春衫薄”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学校园的文艺生活，十分活跃。每逢周末，学生会都要组织文艺晚会，节目全部是在老师指导下，学生自编自演。记得我们初二甲班曾经演出过一个三幕小话剧：《老头三年生》。

我们班以女生为主体，男生占少数，但一个比一个调皮、淘气。都是十四五岁，多数来自农村，脑子里常常结记着在故乡抓螃蟹、养蝈蝈、偷摘邻居瓜枣一类的乐事；身在书桌旁，心却像孟老夫子说的，“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当老师点名提问时，往往是蓦地站起，答非所问。针对这种情况，教授语文的富老师就提议：以此为题材，排一个小戏。由两个富于才情和想象力的女生，出思路，编故事，我负责台词加工、润色。

剧情梗概是：一个小学生终日嬉游耍闹，不肯用功读书，结果课业荒疏，屡屡降级。这天，他忽然做了一个梦，恍惚间，自己已经头秃齿豁，垂垂老矣，却仍和八九岁的儿童一起读小学三年级。建校六十周年庆典到了，同学们的祖父母——他当年的同学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回母校。这里有工程师、农艺师、大学教授，也有工厂经理、劳动模范、军队将领。他们听说还有一个当年的老同学仍然在校，便都捎过话来，与他相约叙旧。这个“老头三年生”听了，感到非常愧怍，登时汗流浃背，悚然惊觉。从此，他刻苦自励，加倍用功，矢志成才。

房筱兰同学身材较高，长得也比较丰满，富老师便让她扮演小学老师；“三年生”找谁呢？筱兰提议让又矮又瘦的金玫扮演，最后变成老爷爷时，由个头高大的李学颜替换。工程师、农艺师、教授、劳模等，也都是由男女同学化装扮演。还有一些小学生，班里实在找不出来，便由家在县城的同学调来弟弟、妹妹充数。

演出很成功，在全校产生了轰动效应，后来还参加过全省校园演出大赛，得了三等奖。其实，小戏情节简单，主题也没有脱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俗套。但在当时，对我们这些思想单纯、可塑性强的少年儿童，还是起到了有力的鞭策作用。

记得，我们班还在全校文艺演出会上，集体朗诵过石方禹的长诗《和平的最强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颇有影响的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诗人以奔放的热情、昂扬的声调，歌颂了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这一庄严的主题。有些诗句至今我还能背诵下来：

为了无数家庭骨肉团圆，

为了星期六的跳舞晚会，

为了我们的工厂，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农庄，

我们的戏院，

不许战争！

让无数的丹娘继续念中学第九班，

让刘胡兰活到今天成为劳动模范。

在周末晚会上，我还朗诵过一首《到远方去》的短诗：忘记是哪位诗人写的：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心爱的同志送我

去天安门广场。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轨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凉。

但是，

没有的都将会有，

永远不会落空

——美好的希望。

那时的中学生，可说是豪情激越，壮志盈怀，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在大家的心目中，事事无不可为，一切理想都必将实现。

不过，这类活动，庆槐兄，也就是嘎子哥，我没看见他参加过。他住在城内表姑家里，在初二乙班上课，整天沉默寡言，一改从前的活泼个性。他的表姐阚一芸与我同班，因为年龄大三四岁，我们都叫她“阚大姐”。大姐对我们俩小时候的顽皮“劣迹”了如指掌。当我问到“庆槐哥现在怎样”时，她说，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与成年人无异，规规矩矩，稳稳当当，绝不调皮。我笑说：“都是大姐调教得好。”——他们二人的关系我了解，三年后果然成了亲。那时，如果我读过歌德的作品，会逗趣说：“难怪说，男人是女人的产品。”当然我也想到，嘎子哥的变化，也可能和家庭陡遭变故有直接关系。

假期，他从不回家；我则坚持每年两次。初中二年开始，我戴上了近视眼镜，但“近乡情怯”，总是在村前二里之外便摘下来。当时，乡下戴眼镜的根本没有，人们说，“四眼狗”没好人，不是汉奸，就是恶棍。不过，眼镜戴惯了，突然摘下来也带来了许多麻烦，比方说，迎面来人了，不敢不打招呼，怕说是“目中无人”；可是，又不敢贸然搭话，唯恐把人认错，造成彼此尴尬。

我一直挂念着“魔怔”叔，想要过去看看。父亲说，他的身体日渐衰弱，现在，长住在外村的女儿家。那么，刘老先生呢？我也想到他家去，见上一面。父亲叹气道，他已经到了黄泉路上。原来，刚解放时，他被强制戒毒，效果很好；不料，半年过去，上肢肘部发生坏死，后来蔓延到全身，终于不治。

抱着一种怀旧的心情，我到当年私塾的所在转了转，屋子已经改做了初级社的会计室；而窗外的合欢树，却愈见高大，幽绿依然，风翻叶动，飒飒有声。忆及旧日般般情景，心境为之凄然。

回校后，照样地上课，照样地淘气，也照样地广泛涉猎各种文学作品。从新学年开始，我被安排和房筱兰同桌。她受母亲的影响，特别喜爱唐五代词，尤其是李后主的，遇到有所不解，随时向我问询。记得她曾问过：“笙歌未散尊罍在”，“尊罍”是什么？怎么念？我说，是盛酒的器皿，罍读雷。在这些方面，我接触的比较多，对她有些帮助。她家经营一个酱油酿制厂，广有积蓄，她又是独生女，父母视若掌上明珠，每天午间带饭，都很丰盛。她见我们食堂顿顿都是高粱米粥、白菜汤，便常把肉包子和蒸饺分给我吃。也算是一种酬答吧。

她的后座，就是那个扮演“三年生”B角老爷爷的李学颜，是出了名的“淘气包”。由于一起演过小戏，也就对房筱兰分外顽皮，一口一个“老师”（剧中角色），却不住地搞恶作剧。那时，我们的书桌很简陋，是从上面揭盖儿的，他便将一个大青蛙偷偷放在筱兰的桌子里；待到她入座取书时，突然，一个大青蛙蹦到脸上，吓得“噢”的一声尖叫起来。还有一次，我们正在闷头自习，他在后面，悄悄地把房筱兰的两根长辫子系在凳子上。然后捅咕我，示意让她起身。我便说：“房筱兰！门外有人喊你。”她立刻起身，结果，辫子拉得她头皮发痛，当即滴下了眼泪。她赌气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四个字：“没良心的！”

高中毕业后，同学们分飞南北，各奔天涯，彼此间音信隔绝。时隔四十三年，1997年秋初，某星期天我接到一个市内电话，是房筱兰的大姑姐打来的，说她的弟媳现在沈阳，想约老同学聚一聚。吃过晚饭，我赶往这个住宅小区，见到楼外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位很斯文的女性，头发已经花白。刚打一个照面，我们就相互认出来了。她猛然间拥抱住我，然后用指头点着我的前额，说：“没良心的！”接下来，一阵朗声大笑。

我说：“真是应了苏东坡那句词：‘四十三年如电抹’。”

旁边站着的显然是她的丈夫，他微笑着，同我握手。

少年时代的同学关系，有如兄弟姊妹，纯真、坦诚，永生难忘。此刻久别重逢，除了交流彼此的情况，更多的还是沟通母校老师、同学的一些信息；再就是无尽无休地对于少年读书生活的甜美追忆。已经夜静更深了，依然陶醉在往昔的情境里。

握别时，筱兰激动地吟出韦庄的两句词：“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

我也随口以老杜的诗句应之：“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当时”、“如今”、“明日”——就这样，鸡飞兔走，暑往寒来，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一个个全都垂垂老矣！

文学自传

题记

天堂邈远，暂息蘧庐；一觉俄然，缪斯缘结。此《文学自传》之所由作也。

随着阅历的增加，人们心目中的宇宙会不断地向外扩张开去；而就个体生命来说，人生的风景却在这种扩张中相对地敛缩，曾经喧啸灵海的潮汐，在时序的迁流中，已如浅水浮花，波澜不兴了。于是，记忆之波悄然鼓荡，像刻录的光盘那样，恬淡而冲和地播放着鲜活的生命真实，映现出生灭流转的整个人生画卷。

从十二三岁开始，我就做起了文学的梦。记得读过辛弃疾的《贺新郎》词：“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我怦然心动，似有所悟，当即将“青山”改作“文学”，成了“我见文学多妩媚，料文学见我应如是”，也不管是否合乎韵律。

大抵世间美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天际绚烂的彩霞，庭前盛开的花朵，包括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清新的环境，不旋踵间就消失了。唯有文学例外，她妩媚地伴我一生，与生命同构，与生命同在；而且，每一步都留下了鲜活的记忆。——文学在销蚀生命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记忆力的对抗，总要竭力挣脱流光的裹挟，让自己沉淀下来，留存些许痕迹，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重现妩媚的身影。而所谓解读生命真实，描绘人生风景，也就是要通过回忆设法将淹没于岁月烟尘中的文学情事勾勒下来。

自述属于追忆性质，亦即捕捉自己的前尘梦影、旧时月色。尽管许多生活图像，在心灵的长期浸染下，已似飘逝的过眼云烟，难免模糊、漫漶，但它总还透着呼吸、连着血肉，作为生命的组成部分，可以按迹寻踪；而且，自述者拥有一定的选择性与自由度——可以专拣自己印象清晰、情况熟悉、认知深刻的加以忆述。

这种追忆与自述，虽也艰辛，却有情趣，常常能够体验到三种情境：始则有些摸不着头脑，如《庄子·天下》篇所云，“芒乎昧乎”、“芴漠无形”；继而进入了角色，“往事分明尽到心”，悠悠无尽的客观遗存、朦胧启示，纷至沓来；最终则像诗仙李白所说：“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暮色苍苍中，青翠掩映，山林幽渺，正合乎老年人忆昔追怀的真实情境。

那么，我在文学领域的“所来径”、“翠微景”，又是怎样一种情态呢？

应该说，起步甚早，开局也还顺利；可是，走下去却遭遇了波折，政治与社会环境阻塞了前进的路径；待到玉宇澄明，重新把笔，已经人届中年。尔后，便开始了西绪福斯式“推石上山”的艰辛创作历程。有的文学评论家概括为：“起于歌颂时代，继于美感哲思，深于叩问沧桑，悟于寻找家园，超于人性探索。”因为是和从政生涯重合交叠着，治学、创作之艰苦、竭蹶，可以想见。

“对于一个真正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海明威的这句话，我记得很牢靠，因而时时不忘挑战自我，渴望超越。不过，“情感预期”往往是靠不住的，期然、应然与实然总有不小的距离。堪资自慰的是，我坚持了，我奋力了，钟情于缪斯女神终始如一，未曾移情，也未曾懈怠。至于终竟未能尽如人意，除了默认清人赵翼所说的：“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我还要痛切地说，文学创作委实是太难了。

2014年岁杪

第一章　起步

（1941——1957）

文学胎息

“胎息”一词用在这儿，意在状写孕育中的文学躁动，或曰儿时文学气息的熏染，说是启蒙还谈不上。

文学往往和乡思、乡愁、乡梦联结在一起。可是，在我童年橙色的梦里，故乡的影像却并不是很清晰、很确切的，“茫茫旷野家何处，记得青山这一边”。儿时的印象是，只要推开屋舍的后门，医巫闾山的清泠泠、水洇洇的翠影，伴着天涯云树，便赫然闪现在眼前。尤其是在久雨新晴的夏日，或者气爽天高的初秋。那峭峻的山峦，绵绵邈邈，高高低低，轮廓变得异常分明。隐隐地能够看到山巅的望海寺了，看到峰前那棵大松树了，好像下面还有人影在晃动。看！那朵白云正在峰峦上飘动，刹那间，那山峰便化作一个白胡子老爷爷。……

正是这童年的风景，或者说童年的感觉，像一阵淡淡的清风，掀开记忆的帘帷，吹起了沉积在岁月烟尘中的重重絮片。于是，我的意绪的游丝便缠绕在那座风雪中的茅屋上了。茅屋是我的家，我在这里度过了完整的童年。茅屋，坐落在闾山东面一个荒僻的村落里。说是村落，其实不过是一条街，三四十户人家，像“一”字长蛇阵那样排成一列。前面是一座长满了茂密丛林的大沙岗子，沙岗子前面是一片沼泽地。清明节一过，芦苇、水草和香蒲都冒出了绿锥锥儿。蜻蜓在草上飞，青蛙往水里跳，沙鸥站在浅滩上剔着洁白的羽毛。端午节前，芦苇长到一人多高，水鸟便在上面结巢、孵卵，“嘎嘎叽”、“嘎嘎叽”，上下翻飞，叫个不停。秋风吹过，芦花像雪片一般飘飞着，于黄叶凋零之外，又点缀出一片银妆世界。

小时候，整天疯淘疯炸，无拘无管，我感到天地特别广阔，身边有享用不尽的活动空间。记忆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之初”镶嵌在大自然里，没有亲近过泥土的孩子，永远不会长大，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童年”。忘记了是谁说的，但它反映了真理性的认识。

大约从三岁开始，天暖时节，吃过晚饭，我便尾随着父亲、母亲，到门前的打谷场上纳凉。左邻右舍的诸姑伯叔们，男男女女，凑在一块，听长辈人“说书讲古”；我父亲刚届中年，还不敢言“老”，但也常常被推举出来，“神聊海侃”一番。内容大都涉及南朝北国的帝王将相，深山老林里的狐鬼仙魔。听了不免害怕，可是，越是害怕，我倒越想听个究竟，有时，怕得紧紧偎在母亲怀里，不敢动弹，只露出两个小眼睛，察看着妖魔鬼怪的动静。最后，小眼睛也合上了，听着听着，就伴着荷花仙子、托塔天王遁入了梦乡，只好由父亲抱回家去。

听母亲讲，父亲小时读过三年半私塾，性格外向，有一种行侠仗义的冲劲儿，爱“打抱不平”、管闲事，勇于为人排难解纷。后来，年近不惑，老母亲和一女二子相继弃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变而为心境苍凉，情怀颓靡，颇有看破红尘之感；逐渐地由关注外间世务演变为注重内省，由热心人事转向了寄情书卷，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我们那一带，吟唱子弟书的风习很盛，我父亲就是一个痴迷者。从前他滴酒不沾，后来由于心境不佳，就常常借酒浇愁，往往是一边品着烧酒，一边低吟着子弟书段。这样，童年时我除去听惯了关关鸟语、唧唧虫吟等大自然的天籁，经常萦回于耳际的，就是父亲咏唱《黛玉悲秋》、《忆真妃》、《白帝城》、《周西坡》等子弟书段的苍凉、激越的悲吟。

客居旅舍甚萧条，采取奇书手自抄。

偶然得出书中趣，便把那旧曲翻新不惮劳。

也无非借此消愁堪解闷，却不敢恃才自傲比人高。

渔村山左疏狂客，子弟书编破寂寥。

这段《天台传》的开篇，至今我还能背诵出来。

我有一个近支的族叔，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生性孤高自傲，不为乡邻所理解，因而获得一个“魔怔”的绰号。我父亲读的书虽然没有他多，但在思想感情上，老哥俩倒有相通之处，所以，他们很合得来，常常凑在一起“侃大山”。只是，父亲每天都要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奔走于衣食，闲暇时间很少，“魔怔”叔便把我这个小毛孩子引为“忘年交”，所谓“慰情聊胜无”吧。当然，对我来说，是有幸结识了一位真正的师长。

童年的我，求知欲特别强，接受新鲜事物也快，正像法国大作家都德说的，“简直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随时进来”。我整天跟在“魔怔”叔身后，像个小尾巴似的，听他讲“山海经”、“鬼狐传”。有时说着说着，他就戛然而止，同时用手把我的嘴捂上，示意凝神细听草丛树冠间的虫吟鸟唱，这时，脸上便现出几分陶然自得的神色。

我们经常去郊外闲步。春天种地时，特别是雨后，村南村北的树上，此起彼伏地传出“布谷，布谷”的叫声。“魔怔”叔便告诉我，这种鸟又拙又懒，自己不愿意筑巢，专门把蛋产在别的鸟窝里。更加令人气恼的是，小布谷鸟孵出来后，身子比较强壮，心眼却特别坏，总是有意把原有的鸟雏挤出巢外，摔在地下。

他说，燕子生来就是人类的朋友，它并不怎么怕人。随处垒巢，朱门绣户也好，茅茨土屋也好，它都照搭不误，看不出受什么世俗眼光的影响。燕子的记性也特别好，一年过后，重寻旧垒，绝对没有差错。回来以后，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修补旧巢。只见它们整天不停地飞去飞来，含泥衔枝，然后就是产卵育雏，不久，一群小燕就会挤在窝边，齐簌簌地伸出小脑袋等着妈妈喂食了。平日里，它们总是呢喃着，似乎在热烈地议论着有趣的事情，可惜我听不懂，问“魔怔”叔，他也只是含笑摇头。

鸟雀中，我最不喜欢的是猫头鹰，认为它是一种“不祥之鸟”，因为祖母说过，它是阎王爷的小舅子，一叫唤就会死人。叫声也很难听，有时像病人的呻吟，有时发出“咯咯咯”的怪笑，夜空里听起来很吓人。样子也很古怪，白天蹲在树上睡觉，晚间却拍着翅膀，瞪起大而圆的眼睛。“魔怔”叔耐心地听我诉说着，哈哈地大笑起来。显然，这一天他特别畅快。他告诉我，从前都称它是“不孝之鸟”，据说，母鸟老了之后，它就一口口地啄食掉，剩下一个脑袋挂在树枝上。所以，至今还把杀了头挂起来称为“枭首示众”。

我还向“魔怔”叔问过：有些鸟类，立夏一过，满天都是，遮云盖日的，可是，几天过后，却再也不露头了，这是怎么回事？它们都飞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这些都是过路的候鸟。它们路过这里飞往东北的大森林和蒙古草原去度夏，在这里不想久留，只是补充一些粮食和淡水，还要继续它们的万里征程。不过，有些水鸟却是此间的常客，成年和我们搭伙伴。说着，“魔怔”叔便带我到沙岗前面的大水塘边，去看鸬鹚捕鱼。只见它们一个个躬身缩颈，在浅水中缓慢地踱步，走起路来一俯一仰的，颇像我这位“魔怔”叔，只是身后没有别着大烟袋。有时，它们却又歪着脑袋凝然不动，像是思考什么问题，实际是等候着鱼儿游到脚下，再猛然间一口啄去。

听村翁讲故事和父亲唱子弟书，特别是跟着“魔怔”叔亲近大自然，不仅带来无穷的乐趣，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为后日的学写诗文、研习历史，提前播下了早期的种子。

童子功

1935年，我出生于盘山县大荒乡后狐狸岗屯。当时东北已经沦陷四五年了，但是，由于这一带紧邻浩浩茫茫的芦苇荡，日本鬼子和伪军害怕遭到隐伏在青纱帐里的抗日武装的袭击，却始终不敢露面，结果，此间便成了一处“化外荒原”。

这里，居住分散、户数不多，现代学校难以兴办。“魔怔”叔便凭着家中资财，开办了一所家塾，用来教管他的小名唤做“嘎子”的独生子，延聘了素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璧亭先生前来执教。这样，我便也借光就读了。其时为1941年春，我刚满六岁，嘎子哥大我一岁。

先生见我们每人都认得许多字，而且，在家都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便从《千字文》开讲。他说：《三字经》中有两句：“宋齐继，梁陈承”，讲了南朝的四个朝代，《千字文》就是这个梁朝的周兴嗣作的。梁武帝找人从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字帖中，选出一千个不重样的字，交给文学侍从周兴嗣，让他把这些字组合起来，四字一句，合辙押韵，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这可是个硬头货，要拿出真本事的。“王命不可违”呀！周兴嗣苦战了一个通宵，《千字文》斐然成章。梁武帝诵读一遍，连声夸赞：“绝妙好词。”周兴嗣却熬得须发皆白。先生说，可不要小瞧这一千个字，它从天文地理讲到人情世事，读懂了它，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初步的概念。

当时，外面的学校都要诵读伪满康德皇帝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民训》，刘老先生却不理会这一套。反正“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管束他。两个月过后，接下来，就给我们讲授“四书”，从《论语》开始，依次地把《孟子》、《大学》、《中庸》讲授下去。书都是线装、木版的，文中没有标点符号。先生事前用蘸了朱砂的毛笔，在我们两人的书上圈点一过，每一断句都画个“圈”，其他则在下面加个“点”。先生告诉我们，这种在经书上断句的工作，古人称作“离经”，意思是离析经理，使章句断开，也就是《三字经》里说的“明句读（读音为“逗”）”。“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古人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符号的，但在诵读过程中，又必须“详训诂，明句读”，不然无法理解文章的内容。有时，一个标点点错，意思就完全反了。先生说，断句的基本准则，可用八个字来概括：“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了，算作“句”，用圈（句号）来标记；语气没有结束，但需要停顿一下，叫做“读”，用点（逗号）来标记。

先生面相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其实，他饶有风趣，特别喜欢讲述一些笑话、故事，用来说明道理。当我们读到《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两位教书先生“找得”的故事——

一位先生把这段书读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发觉少了一个“得”字。这天，他去拜访另一位塾师，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纸块，上面写个“得”字。忙问：“此字何来？”那位塾师说，从《大学》书上剪下来的。原来，他把这段书读成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末了多了一个“得”字，就把它剪了下来，放在桌上。来访的塾师听了十分高兴，说，原来我遍寻不得的那个“得”字跑到了这里。说着，就把字块带走，回去后，贴在《大学》的那段书上。两人各有所获，皆大欢喜。

读书生活十分紧张，不仅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自习，温习当天的课业，以增强理解，巩固记忆。次日上课，第一件事便是背诵头一天布置的课业。儿时的记忆力再强，背诵这一关也是不好过的。一年到头，朝朝如是。到时候，先生端坐在炕上，我要背对着他站在地下，听到一声“起诵”，便左右摇晃着身子，朗声地背诵起来。遇有错讹，先生就用手拍一下桌面，简要地提示两个字，意思是从这里开始重背。背过一遍之后，还要打乱书中的次序，随意挑出几段来背。若是没有做到烂熟于心，这种场面是难以应对的。

我很喜欢背诵《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整齐协韵，诗意盎然，重章叠句，琅琅上口，颇富节奏感和音乐感。诵读本身就是一种欣赏，一种享受。可是，这类诗章也最容易“串笼子”，要做到“倒背如流”，准确无误，就须下笨功夫反复诵读，拚力硬记。好在木版的《诗经》字体较大，每次背诵七页八页，倒也觉得负担不重，可以照玩不误；后来，逐渐增加到十页、十五页；特别是因为我淘气，先生为了用课业压住我，竟然用订书的细锥子来扎，一次带起多少页来就背诵多少。这可苦了我也，心中暗暗抱怨不置。

私塾的读书程序，与现今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它不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再作记忆，而是先由先生逐字逐句地串讲一遍，扫除了读音障碍之后，学生就一遍遍地反复诵读，直到能够背下来的程度，也就是：先背诵，再理解。这么做的道理在于，十二三岁之前，人的记忆能力是最发达的，趁着这个黄金时段，把需要终生牢记的内容记下来。前人把这种强记的功能称作“童子功”。

刘老先生认为：“只读不作，终身郁塞。”他不同意晚清王筠《教童子法》中的观点，认为王筠讲的“儿童不宜很早作文，才高者可从十六岁开始，鲁钝者二十岁也不晚”，是“冬烘之言”。他说，作文就是表达情意，发抒思想，这都有赖于思考。从一定意义上说，说话也是在作文，它是先于读书的。儿童如果一味地强记、硬背，而不注意训练表达、思考的能力，头脑里的古书，横堆竖放，越积越多，就会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像《孟子·尽心》篇所说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应该及时引导他们，通过作文进行表达情意、思索问题的训练。

“魔怔”叔对他的这种说法，极表赞同。最后，两位共同商定，在“四书”、《诗经》之后，接着，依次讲授《史记》、《左传》、《庄子》，以及《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尔后就练习作文和对句、写诗。

老先生很强调对句。他说，对句最能显示中国诗文的特点，有助于分别平仄声、虚实字，丰富语藏，扩展思路，这是诗文写作的基本功。作为辅助教材和工具书，他找出来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这样，书窗里就不时地传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的诵读声。

他讲，对句，要分清虚字、实字。一句诗里多用实字，显得凝重，但过多则会流于沉闷；多用虚字，显得飘逸，过多则流于浮滑。唐代诗人在这方面处理得最好。

窗外有一株高大的合欢树，此时花开得正旺，雄蕊花丝如缕，半白半红，形似马缨，因而合欢树又称作马缨花。老先生就从眼前景色入手，以“马缨花”为题，让我和嘎子哥找出一种植物来作对。我想了想，答说：“狗尾草”；嘎子哥说：“猪耳菜”。老先生满意地说：“对得很好，基本要求都达到了。”说着，他又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新买的牛蒡茶，随口问了一句：

“你们说说看：用‘牛蒡茶’三个字来对，行不行？‘蒡’，读音如棒。”

嘎子哥说：“可以。”

我说：“恐怕不行，因为上句的‘花’是平声，和它相对的应该是仄声，而‘茶’是平声字。”老先生点了点头。

逐渐熟练了，基本上掌握了对句的规律，老先生又从古诗中找出一些成句，让我们来对。一次，正值外面下雪，他便出了个“急雪舞回风”的下联，让我们以答卷形式，对出上联。

我面对着窗前场景，构想了一会儿，便在卷纸上写下了“衰桐存败叶”五个字。

先生看了：用毛笔作批：“如把‘存’改成‘摇’，变成‘衰桐摇败叶’，就堪称恰对了，但亦未尽善也。”然后，翻开《杜诗镜铨》，指着《对雪》这首五律让我看，与“急雪舞回风”相对的原句，是“乱云低薄暮”。先生说，古人作诗，讲究层次，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浮动，次写回旋的风中飞转的急雪，暗示诗人怀着一腔愁绪，已经独坐斗室，对雪多时了。

后来，又这样对过多次。觉得通过对比中的学习，更容易领略诗中三昧和看到自己的差距。

一次，我和嘎子哥跟随老先生到十几里外的马场远足。站在号称南北通衢的驿路上，看着车马行人匆匆来往，先生随口出了一副上联：

车马长驱，过桥便是天涯路；

叫我和嘎子哥对出下联。我们想了一会儿，各对出一副，老先生听过，一直在晃脑袋。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对出的那一句加以调整、改造，成为：

轮蹄远去，挥手都成域外人。

先生问道：“你们看，怎么样？”

我们都说“好”。

先生说，就平仄相协和词性对仗来要求，这个下联完全合乎规格；但是，不妥之处也很明显：这里的“轮蹄”与上联的“车马”相互对仗而词义相同；而且，整个上下联的含义也大体一致，上联说的是出门远行，下联仍是重复或者延伸这个意思，这叫“一顺边”，也就是古人说的“合掌对”——人的两只手，长短、大小、形状全都一样，合在一起，没有区别。作诗、拟联出现这种现象，是个大忌。至于《笠翁对韵》中的例句，那是着意于讲授对句的规矩、方法，而并非作咏诗、对句的示范。如果实际拟联时，就这么“天对地、雨对风”地弄下去，那岂不成了三家村的“冬烘先生”！要设法从另一面去作文章，比如，讲归来重见就比较好了。于是，他把下联改为：

襜帷暂驻，覩面浑疑梦里身。

解释说：两个分句，前者采自《滕王阁序》，后者暗用杜甫诗句“相对如梦寐”。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如果严格要求，这个下联也并不理想，因为“襜帷”二字，其实也还是说的“车马”，乘坐车马的，遮挡前面的叫“襜”，围罩旁边的叫“帷”，转了一圈也没有避开。

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记得那天正值元宵节。我坐在塾斋里温习功课，忽听得远处响起了锣鼓声，料想高跷队（俗称“高脚子”）快要进村了。见老先生已经回到卧室休息，我便悄悄地溜出门外。不料，到底还是把他惊动了。只听得一声喝令：“过来！”我只好转身走进卧室，见他正与“魔怔”叔横躺在炕上，面对面，共枕着一个三尺长的枕头，中间摆放着一套烟具，崭亮的铜烟盘里，放着一个小巧的烟灯，闪动着青幽幽的火苗。“魔怔”叔拿着一根银签子，从精致的银盒里，挑出一块鸦片烟膏，在烟灯上烧得嗞嗞作响，立刻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散发出来。他把烟泡用银签子递送到老先生的烟枪上；然后又给自己如法炮制一个。这样，两人便先后凑在烟灯底下，面对面地畅快地吸食着。由于博役（私塾佣工）不在，唤我来给他们沏茶。我因急于去看高跷，忙中出错，过门时把茶壶嘴撞破了，一时吓得呆若木鸡。先生并未加以斥责，只是说了一句：“放下吧。”

这时，外面锣鼓响得更欢，想是已经进了院里。我刚要抽身溜走，却听见先生喊我“对句”。我便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下。他随口说出上联：

歌鼓喧阗，窗外脚高高脚脚；

让我也用眼前情事对出下联。

寒风吹打着外面的窗纸，沙沙作响；我站在窗下，早已憋出满头热汗，正愁着找不出恰当的对句，忽见“魔怔”叔用银签子拨动一下烟灯，又把头部往枕头边上挪了挪。不知他是偶然动作，还是有意提示，反正促使我灵窍顿开，对出了下句：

云烟吐纳，灯前头枕枕头头。

“魔怔”叔与塾师齐声赞道：“对得好，对得好！”

且不说当时那种得意劲儿，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只讲这种临时应答的对句训练，使我日后从事诗词创作，获益颇深。

除了对句，老先生还结合日常生活实际，让我们对所见所闻以诗文形式记录下来，以培养、训练我们的写作能力。

这年除夕之夜，按照老先生的要求，我曾写过一篇纪实文和一首纪事诗。文章是《灯笼太守记》。

灯笼太守者，除夕灯官之谑称也。我村之太守不知其名姓为何，亦未审其身世。以平日未曾谋面，推知其原非本村人氏。

古制：“嘉平封篆后即设灯官，至开篆日止。”嘉平为腊月之别称；篆者官印也，封存官印为封篆，官印启封称为开篆。官府衙门于腊月二十前后封存印鉴，公事告辍；乡村设置灯官，由民众中推选一人充任，俗称灯笼太守，暂摄民事。一俟翌年元月下旬，官府之印鉴启封，乡镇署员各就其位，灯官即自行解职。

闻之父老，此俗积年已久，渐成定例。里巷习传：充一月之灯官，将三载沦于困厄。众皆目为不祥，愿承此差事者甚少。然亦非人人皆能胜任，故灯官之遴选，颇费周折，终以乡曲之游侠儿居多。其酬金、职司、权限，由当事人与村中三老议定，各村之间类同。

丁亥之岁，冬日奇寒，除夕阴暝尤甚。薄暮初临，百家灯火已齐明矣。少间，窗外锣鼓声喧，炮竹轰响，步出庭外，见秧歌列队款款而来。灯笼太守着知府戏装，戴乌纱亮翅，端坐于八抬大轿中。健夫二，摇旗喝道于前，旁有青红皂隶护卫，赫赫如也。

巡察中，遇有灯光不明、道路不平者，倾置粪土、乱泼污水者，太守辄厉声叫停，下轿喝问，当众施罚。如户外无缺隙可寻，即径入院中。鸡鸣犬吠、婴儿啼哭者，辄以“聒噪老爷耳鼓”受罚；而如冰雪致滑，则以“闪折太守腰肢”问罪。诚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受罚者均乡间富户，俗称“土财主”者。赤贫之家固无油可揩，而巨室高门亦未敢轻启衅罅。凡所承罚者，均由事先圈定，届时深文周纳，务求捉定口实而后已。所获无多，以足用为限，一以酬恤太守之劳，一以应年关不时之需。而乐民娱众，固所期也。

灯笼太守出巡之夜，师尊刘汝为先生亦携杖往观，于引人发噱处，辄掩口胡卢而笑，三数日内犹屡屡话及；并以“灯笼太守”为题，命我们作一文一诗，借督课业。遂泚笔为文，以纪其实。

纪事诗是一首七绝，用的是“七阳”韵：

声威赫赫势如狂，查夜巡更太守忙。

毕竟可怜官运短，到头富贵等黄粱！

先生看过文章，在题目旁边，写下了“描摹实事，清通可读”的评语；对这首七绝，好像也说了点什么，记不清楚了。

我从六岁到十三岁，像顽猿箍锁、野鸟关笼一般，在私塾里整整度过了八个春秋，情状难以一一缕述。但是，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当时的那种凄清与苦闷，于今已在记忆中消溶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

新天地

1948年冬，私塾停办，我即结束了这段学业。次岁上半年在高升镇高级小学就读；补习功课；7月考入盘山中学。考试只有语文、算术、时事政治三科。语文满分，政治及格，算术二十分——我带个算盘，加减乘除四则题，答案都对；但不会列方程式，因此，只得了五分之一的分数。幸亏口试、面试时成绩优秀，始被录取。这是第一次走出故里，来到县城。

那时是春季始业，为了补充生员，实行暑期扩招，我所在的初中一年甲班和另外的乙、丙、丁三个班，都加进去一些插班生。我们的班主任，就是口试时的王志甫老师，他教数学；还有几位科任老师，也都一起同新生见了面。为了帮我接上数学这条“短腿”，王志甫老师利用星期天和几个晚上，集中给我补课，使我较快地跟了上来；而且，培养了钻研数学的兴趣。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是，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看得出来，爱好、兴趣对于知识、技能的掌握，至关重要，所以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说法。

出乎意料的是，在语文方面，我竟遇到了一道难关。开学一个星期之后，教授语文的石老师发现我的作文用的竟是文言，便在作文簿上郑重地写了一条批语：“我们是新社会，要用新的文体写作。今后必须写语体文。”课后，又把我叫到教研室，说：“文言词语简练，你这个‘洎乎现世，四海承平’，确实比‘到了今天，国内社会环境合谐、安定’节省许多字，可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新时代的写作，要面向工农兵大众，对象不是少数精神贵族。你左一个‘洎乎’，右一个‘与夫’，又有几个能懂的！”

这番话，对我来说，确实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为此，我痛下决心，要改弦更张，从头做起。除了认真理解、背诵课本里的现代范文，我还有意识地阅读了许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

不久，石老师因为咯血，住进医院养病；语文课由富老师暂代。一次上语文课，富老师拿了一本冰心的《寄小读者》。她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代表作，也堪称是“爱的经典”，同学们可以传着看一看。说着，就递给了我（当时我是语文课代表），让我先看。我用午后自习和晚上时间，突击看了一遍，然后提议：大家传看，每人不要超过两天；鉴于全书共二十九篇书简，可以选出二十九名同学，或者自告奋勇，每人抄写一篇，随看随抄。富老师同意我这个建议，当即从前向后，依次指定二十九位同学，按照编号顺序，每人看后，分别抄写一篇。这样，三个月之后，这本手抄的《寄小读者》，便装订成册，成为全班的公共财产了。而对于我，这本散文集更起到了学习语体文的示范作用。

翌年春初，我们升入了二年级。石老师病情稳定，重新给我们上课。看了我的作文，他感到满意，还在班上当众读了一遍。

他的讲课水平，全校公认是一流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讲授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当谈到诗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为反抗封建礼教，分别“举身赴清池”与“自挂东南枝”，以死殉情时，他在黑板上板书：“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说是出自金代文学家元好问有关殉情的词。虽然他没有多加阐释，可是，却给我们这班初涉世事的中学生，留下了一道终生都在叩问、求索的课题。是呀，情是何物？竟有如此巨大的震撼力量！

那天，石老师还说，堪与这首被明人称之为“长诗之圣”的经典作品比美的，在西方还有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时的中学生与今天的不同，眼界十分闭塞，读书范围很窄，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的名字。先生便略为详细地讲述了剧情，讲了年轻、勇敢、纯洁、善良的一对恋人，终因两个家族的世仇而双双赴死的人间悲剧。最后，以嘶哑的声音朗诵着罗密欧自杀前的那段话：

你无情的泥土，

吞噬了世上最可爱的人儿，

我要掰开你的馋吻，

索性让你再吃一个饱！

先生教课当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仍然豪情似火，充满了诗人气质。平素感情容易激动，有时一件细微的物事，也会激起他奋袖低昂，情见乎辞，脸上经常浮现着红艳艳的华彩。据校医说，这和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有直接关系。这天，他又是带着两颊潮红，像是醉酒一般，讲了一大篇，然后，匆匆地离开了教室。

几天后，他便因再度咯血，又一次住进了医院。我受班上同学委托，到病房去慰问他。这天，他精神很好，在询问过课程的情况之后，又从《孔雀东南飞》谈起了“情死”这个话题。说，过去编辑文学杂志时，听一位南方籍的同事讲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一部类似《孔雀东南飞》的长诗，名字记不得了。据说，这个少数民族，历史上殉情的事十分盛行。

几年过后，“反右”开始了，石老师被错划为右派。批斗中，他连续咯血不止，终致惨死在会场上。除了“历史问题”，他被指控的主要罪状，是在课堂上恣意宣扬“封资修”的爱情观，包括殉情等“极不健康”的内容，严重地毒害了青少年的稚嫩心灵。可是，我们这些已经走进高等学府的当年受教者，听到这种指责后，却私下里议论：石老师以其汪洋恣肆的才情和富于魅力的解说，在教育系统，独迈群伦。他不是一般的授业、解惑，同时，还能交给学生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

我读初中时，“偏科”现象十分严重。语文、地理、历史、数学之外，对于俄语、物理，总是引不起兴趣，每逢上这两门课时，我就在下面偷偷地阅读小说。期末考试时，靠着“临阵磨枪”，耍小聪明，勉强维持到三分以上（当时是“五级分”制）。一次，教授物理课的王达老师突然走到我的桌前，说：“我已经发现多次了，你不认真听课。本想给你留点面子，等待你自觉纠正，无奈，……”当即指令我：下课后，要把书桌里的所有小说，给他送过去，由他代为保存。

走进新的学堂，有两件事令我大开眼界：

一件是参加富老师的文明婚礼。过去我在农村看到的结婚仪式，繁文缛节，笔难尽述，什么相门户、议彩礼、串小门、备嫁妆；下请帖、请鼓乐、搭喜棚、安炉灶；娶亲、送亲、谢媒；上轿、下轿、拜天地、揭盖头、喝交杯酒、吃子孙饽饽、闹洞房——总之，结婚简直就是遭罪。富老师的婚礼，我印象中主要有三项议程：一是，她和新郎——校内另一位老师，共同谈恋爱经过；二是，互赠礼物：新娘送给新郎一只派克笔，并亲自插在对方中山装的上兜里，由于紧张和激动，富老师的手竟然有些颤抖。新郎回赠的是一方漂亮的围巾，也是当众围在新娘脖子上；三是，二位新人为主婚人、介绍人和来宾送糖、敬烟。然后，就欢欢喜喜入了洞房。

再就是锦州之行，见了世面。因为我的文笔比较好，粉笔字又写得工整，入校第二学期，便被学生会聘为壁报、黑板报《盘中青少年》的主编。这个期间，赶上了1950年5月召开的辽西省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运动选手，除了来自省直及所属四市、二十一县的政府系统和企业、文化、卫生等部门，全省三十一所中学的师生是主力军，因而各派出一支代表队。盘山中学有二十八名选手，加上带队的教体育的由老师，还有教导干事黄老师，我被安排为随团报导员。

大会在省会锦州市举行。我们提前一天，起个大早，在由老师带领下，每人背上一件简单行囊，步行三十公里，到沟帮子乘火车。路上，由老师看到排球队选手刘珞芬同学行李较大，而我的很小，就让我和她换着背。到了火车站，等车一个多小时，师生坐下来休息。我呢，因为第一次看到列车来往，好奇地驻足观看。待到剪票铃声响起，大家便迅速集合，排队上车。一个半小时后，到了锦州。可是，这时我才发现，把行李拉在了沟帮子候车室。外号“小漏粉”（名字的谐音，意为爱哭鼻涕）的刘珞芬同学急得哭了。黄老师带着我立刻乘车返回沟帮子，还好，到了车站就顺利找回。这样，“小漏粉”又破涕为笑了。

当天晚上八点，赛会在大剧场举行预备会，全部与会人员到场。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豪华建筑，显得庄严、壮观、气派，心灵立刻就被震撼了。当时电力供应不足，场内灯光比较幽暗，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座位。这时，由老师过来了，低声问着：“环境好不好？舒服吗？”我说：“太好了。”略一迟疑，我又悄悄地问：“老师，椅子怎么硌屁股呢？”他俯身看了看，原来我是坐在木板楞上。他扑哧地笑了，告诉我，要把椅座放平。说着，他又四下看了看，像我这样坐的，竟有好几个。——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没有进过剧场和礼堂，不知道里面的木板座椅，平时为了进出方便总是立起来，落座前需要把它放平，结果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出了洋相。

赛程空隙，《辽西文艺》编辑高柏苍先生来到我校代表队住地，看望他的海城老乡由老师，还带来了几本刊物。由老师翻了翻，顺手交给了我，并向客人作了引荐。高先生随之介绍：刊物是面向工农大众的，作品以曲艺为主，也刊载一些连环画，当即给我留下通信地址，说欢迎多多投稿。高先生热情、诚恳，谈吐博雅，风度翩翩，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位专业作家。因为从小受到子弟书的熏陶，对这种文艺形式十分熟悉，回校后，我连续写了几篇，内容都是歌颂学校新生活的，居然被采用了。这在当时影响很大，于是，博得了“校园小作家”的赞誉。

“进错了门”

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沈阳师范学院。因为目标是做合格的教师，功利化的教学倾向十分明显；特别是受到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直接影响，强调党性原则，强调系统知识传授，人文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当时中文系刚刚独立分出，即便是讲授中文，也在很大程度上从毕业后教学需要出发，注重语法修辞、课文解析，而对于写作则视有若无。在校期间，有过几次教育实践活动和观摩教学，当时都做了笔记，回来也写了论文报告，尽管比较认真，但与文学创作无关。

《文艺学概论》是当时中文系的主要教材，我学得很上心，但除了记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等词语，并没有留下更多的深刻印象。上世纪50年代，教育以苏联模氏为主宰，文学理论方面也不例外，可能是受苏联文学理论界影响，系内关于文学体裁的讨论比较热烈。大致是“三分法”和“四分法”两类意见。所谓“三分法”，就是分为叙事的、抒情的、戏剧的；“四分法”则是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类。

持“三分法”的出发点，是文学作品塑造形象的不同方式。其中叙事文学中又包括神话、史诗、小说、叙事诗、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抒情文学包括抒情诗和抒情散文，它们以抒发作者的感情为主要特色；戏剧文学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它通过角色的对话和动作反映社会生活、塑造艺术形象。

而“四分法”是根据文学作品在形象塑造、体制结构、语言运用、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来划分的：其中诗歌类包括抒情诗和叙事诗；散文类除了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外，还有游记、小品、杂记、杂文、随笔、报告文学等。

“三分”说大约来自西方，据说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出现了，可谓悠哉久矣；“四分”说属于国产，据说诞生于清末，定型于20世纪30年代。支持前者的，强调“三分法”是以文学性质为标准做出分类，而“四分法”是针对文学作品形式的，属于外在层面。主张后者的则强调，从称谓模式本身而论，“三分法”的叙事与戏剧、抒情与戏剧在外延上不能并列，概念是混乱的。当时，我从常识上、习惯上加以考究，是倾向“四分法”的。但是，由于我们的老师在《文艺学概论》中力推“三分法”，我便也不敢坚持己见了。当然，就我当时的理论根底看，也并不具备参与争辩的能力。

这个期间，尽管我酷爱文学，但只是读些文学名著，以苏联的为多；至于作文，基本上“停摆”了。那个时候，经常萦回脑际的是如何登上三尺讲台，做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至于“作家梦”，不要说做，甚至想都没有想过。

其实，当时不仅是师范院校，即便是普通的大学中文系，恐怕也未必真正重视学生审美欣赏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训练。杨晦先生就曾明确地说：“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难怪有的志在为文的同学说：“进错了门。”

据我了解，他这么说，并非无谓的牢骚，而是有其一定的学术背景的。从整个发展趋势看，自从工业化降临大地，诗文创作便遭逢了厄运。工业化带来的是机械化和理性化，速度、效率为先，同一、简单、抽象为其本质特征。诗情画意、文思隽语，失去了悠闲、舒缓的心态和田园牧歌式的氛围的依托，葬身于匆促、慌忙、躁进之中。而1950年代的社会政治环境，更不适合于文学这朵奇葩的绽放。这里且不说政治倾向，只从文学观念上讲。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当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同学在北陵公园闲步。不知是谁提出“什么样的小说最伟大”的问题，有的说是《战争与和平》，有的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的说是《牛虻》，相互争持不下。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作家成功的路径、最佳的选择”上。对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都认为最好是写本身经历，并且举出苏联和国内许多作家的实例，除了耳熟能详的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曲波（《林海雪原》）、杨沫（《青春之歌》）、杨益言、罗广斌（《红岩》）、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等一大串名字。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辈青年学子经历简单，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纵有文学天才，纵然百倍努力，也难以获得成功。

尽管我也认同这些观点，但是，积习已成，心烦技痒，写作的念头仍然时时发作。这样，我还是写了几篇文章，不过，几乎全是纪实性的。即便是写作短篇小说，也基本上是写实，而不懂得、更不善于虚构与想象，谈不上塑造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小说名叫《葬鹰》，故事取材于童年时期我家的房客靳叔叔讲述的一段真实经历。唯恐读者看了说是蹈虚、凿空，一开头就作出交代：“二十多年前，在我的祖籍山东省临沂县，盛传着一个‘葬鹰’的故事。乍一听来，似乎觉得有点离奇，可它确确实实是件真事。”三个主要人物：老长工葛爷爷、他的儿子老三、恶霸赫连福，全都是真实人物，只不过换了姓氏；为了叙述方便，把我的祖籍由河北移至山东。除了一些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有些想象、虚构外，主要情节、基本事实都是写实。现在看，纯粹是一篇纪实作品。

毕业那年，到辽西建平县中学实习。期间，听说有几十名男女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结队上山建设青松岭，我们便前往参观。听了他们的介绍，当时真是热血沸腾，奋发鼓舞。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名为《青松之歌》，刊发在校报上。全文分两部分，前部分记叙青松岭青年建设者的事迹，同时描述了此间山川形貌以及过去自然生态恶劣的状况；下面是文章的后部分：

创业维艰，古今同理。但是，正如荀子所言：“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真正的革命者，绝不会因为艰难险阻而中断奋斗。呼唤暴风雨，迎着困难前进，正是时代英雄的本色。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写过这样的诗句：“火焰充满着我的整个心房，我怎能安闲地游荡！迎着风暴，投身斗争，我怎能在半醒半梦中闲逛！”“为了不致在空虚的苟且偷安中生活得碌碌无为，来吧，我们一起走向困难重重的遥远的途程。”幸福，是斗争的伙伴。一个人如果胸无大志，畏难苟安，整天像蝴蝶似的空虚地飞去飞来，企鹅般地把头伸到崖岸底下去逃避风雨，那还有什么幸福之可言呢！——可悲而已。

契诃夫有一篇题为《哀伤》的短篇小说，写老镟匠格里高利·彼德洛夫，跟老婆一块儿过了四十年，可是，那四十年如同在雾里一样过去了，尽是醺醉啦、打架啦、贫穷啦，处在半睡半醒之中，既不知道什么是哀伤，也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一句话：“根本没有觉得是在生活”。后来，老婆在绝望中病危，他赶着借来的马车，在风雪迷漫中，送她到城里就医。一路上，他回忆起了过去，认识到过去的生活实在是糟糕，深感后悔，从内心深处发出“再从头生活一回才好”的想望，盘算着添置新工具，承揽定货，要好好地干活；发誓再不打老婆，再不逼她去讨饭，要把钱全都交给她。可是，一切一切，都为时过晚，无法挽回了。老婆已经死在半路上，他自己也因在雪地里受凉，到医院后在哀伤中死去。这真是一场悲剧！如果说“哀莫大于心死”，那么，痛则莫大于无聊——无聊会使人处在麻木状态，造成生命活力的停滞与枯竭。

现在，我们唱着时代的凯歌走进了人类的新天地，用斗争和劳动开辟了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心中充满了幸福感与自豪感。每当想到未来的人们，便会立刻喷涌出无穷的热力。为了后代人生活得更美好，此刻，我们宁愿付出更艰巨的劳动。诚如列宁所说：“我们想要建立八小时工作制，可是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了至少两倍时间的工作。”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通过我们的双手，大地披胸献宝，长河摇尾欢歌，万古荒原涌起金黄的麦浪，千亩秃山开遍绚烂的花朵，——而这些，正是新时代的凌烟阁、纪功碑。

青松岭上的青年建设者，无疑也将在时间的洪流中老去，然而，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业绩，却是永世长新的。遥想几十年后，当未来的一代登上青松岭时，面对着绿浪接天、浓荫蔽日的松林，咀嚼着那又甜又脆的水果，饱游饫看之余，再联想起旧县志上记载的“山上秃子头，山下鸡爪沟，刮风狼烟起，雨后洪水流”的情景，他们该是怎样地感佩这班艰苦创业的先人啊！

“立此存照”，并非因为文章怎么出色（今天读来，一眼就会看出它的缺陷），无非是想展示一下当时创作的真实风貌、写作特点。那个时候，刊发出来也就放在那里，没有更多的人去关注，真可以说是“速朽”了。

第二章　“我生不辰”

（1958——1976）

初　念

走出大学校门，我跨上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盘山县第一中学初中班担任语文教师。

我讲授的第一课是老舍先生的《我热爱新北京》。中学教导主任是我的老校友，事先郑重其事地嘱咐说：上好第一课至关重要，要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好准备。我说我有些紧张。他说：没关系，放开讲，以你的文学水平，肯定能够叫座。直到上课前，他还叮嘱我：稳住架，不要慌；切记按时结束，绝对不要“压堂”。说着，从腕上摘下了手表，放到我的粉笔盒里。

走进教室，我扫视了一下全场，几十名学生坐得整整齐齐，静穆无声，最后一排坐着语文教研室的几位同事。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我便很快地进入正文。除了按照教案认真讲解课文之外，我还对作者的生平、北京的历史作了重点阐释。尽管其时我还没有到过首都北京，对老舍先生更是素昧平生，但我讲得还是绘声绘色，自认生动感人。

特别是讲到龙须沟，因为我事先看了老舍先生的剧本，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我还把剧中人程疯子的快板大段大段地背了出来：

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

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儿先给咱们穷人修。

请诸位，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

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

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管龙须沟？

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

人民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

……

我说，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他对北京的感情极为深挚。他在1936年写过一篇《想北平》的散文，说：“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十五年后，他又写了这篇《我热爱新北京》，将解放前后的北京加以对比，一个“新”字道尽了北京的沧桑巨变，也写出了作家对新中国的首都的炽烈的深情。

我就这样，漫散着讲述了我的观感、体会，完全模糊了时间观念，更忘记了看上一眼粉笔盒里的手表，以致外面响起了下一节课的上课铃声，我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啊，讲。结果，回去后被教导主任“训”了一顿。多亏教研室的几位同事在一旁大力为我解围，肯定我的课文讲解内容充实，生动感人。

不久，“大跃进”的洪潮便在全县蓬勃涌起，中学师生大部分时间是下乡投入生产实践活动，兵分两路，有的投入挖渠引水，有的大炼钢铁，我则以“缺乏实践”之名，被下放到棠树林子乡秃尾沟村劳动锻炼。

我背着一个简单的行李，衣物不多；真正占分量的是一些书——明知道没有时间看，也还是带着。其中有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的竖排繁体的波列伏依的特写集：《斯大林时代的人》。这位苏联著名作家，在1950年代之初，以极大的热情描写了一组在伏尔加——顿运河等建设工地上忘我劳动的平凡而高尚的先进人物；情节生动，事迹感人。其中有的篇章如《保价邮包》、《见习生》等，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这是我第一次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走到农民中去。列宁的话：“多接近生活”，从“生活本身发现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对我有直接的启迪；特别是受到亲身参与的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热潮所鼓动，加上波列伏依的特写提供了样板，一时激情迸射，创作欲望勃然升起。于是，利用两个晚上写出了短篇小说《搬家》，内容是：河湾村历年遭受辽河侵袭，为了保护农田修堤筑坝，社员赵老明需要搬家，这便产生了公私矛盾，经过一番家庭内部的纷争、激辩，最后是小局服从大局。后来参观县里的工厂，还写过一篇《沸腾的春夜》，通过工厂夜战中发生的矛盾冲突，刻画一个爱厂如家、刚直不阿的老工人形象。分别刊发在辽宁日报副刊和《营口文艺》上。小说生活气息浓厚，语言比较鲜活，但写实成分居多，缺乏形象刻画、细节描写，人物个性特征不突出，艺术水准不高。

那时的干群关系、上下级关系，还是界限严明的；但到了乡下，由于强调领导干部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上下级关系有所淡化。这样，我这个普通中学教师，便有机会同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睡在一铺炕上。我们每天挑土筑坝，或者钻高粱棵子“放秋垅”，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是，由于两人都喜欢文学，躺在炕上，也经常南朝北国地闲唠，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平等对话”。

一天早起时，他问我：“是不是就想这样趴在被窝里睡下去，再也不起来了？”我点头称是。

他说，这叫“初念”。“初念”反映意念的原生态，是最真实的。一经觉醒过来，就掺杂进了理智的判断、理性的辨识，这时，“初念”就隐蔽起来了。一般地说，在行为取向上，“初念”考虑的往往是自身，充其量再加上妻儿子女；而理智与清醒，就能够顾念到社会、国家。

我说，在沈阳师范学院读书期间，听冉欲达老师讲过这个问题。话题是从京剧《捉放曹》说起的：曹操错杀了吕伯奢及其全家，陈宫看清了他的奸雄本质，想在曹操熟睡时，一剑斩之；但后来经过仔细掂量，还是甩手走开。《三国演义》第五回有这样一段话：“却说陈宫临欲下手杀曹操，忽转念曰：‘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若弃而他往。’插剑上马，不等天明，自投东郡去了。”冉先生说，“转念”是一种理智取向，和它相对应的是“初念”。“初念”也就是第一个念头，属于情绪反映。因此，佛经上有“初念浅，转念深”的说法。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相处得比较融洽。话题很宽泛，除了避谈政治问题，有关诗文掌故、社会风情、日常伦理等议论得较多，有助于我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到了秋后，县委、县政府组织各乡镇一把手南下“取经”，实地学习经验，亲身感受“大跃进”的气氛与成果。我被抽调做随团秘书。因为在高校学习过摄影，这样，一路上，就担起了写稿和照相的双重任务。半个多月时间，先后到了河北、山东、安徽十几个地、县。在河北徐水，看到“万头猪场”，还参观了密植稻谷的超高产田图片展览，后来知道是县里领导弄虚作假，欺骗中央的，但是，当时我都深信不疑，还把这些绘声绘色地写在《南天取经集》里加以宣扬。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我们到过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山东的寿张、阳谷一带，都介绍了地瓜“粗粮细做”的经验，并赠送了一些样品。我背了满满的一提包。一天午后，我在安徽淮北濉溪县一家照相馆里冲洗相片，回来晚了，没有赶上饭时，空着肚子躺在床上。夜间，饿得胃肠咕咕地叫，我便从带回的地瓜饼干中，选一些加工细致、口感良好的饱吃一顿。竟然忽略了这是回去后要在全县推广的样品。返回县城后，县里召开三级干部大会，由王县长传达、介绍南下取经收获，重点推广了“粗粮细做”的经验，这就提到了地瓜饼干样品。他说：“本来，还有几样标准很高的地瓜饼干，可惜路上被随团的王充闾给吃个净光，大家就看不到了。”这样，我的大名就在全县传扬开来，很多人都知道有个“专吃最好饼干的王充闾”。

南下归来后，我就被调到盘山县报社。下乡采访总要背上一个带有方形皮套的照相机。这天，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一个偏僻的荒村，竟然被一个老太太当成了劁猪的，非得拉我到村委会去，不依不饶的。估计她是前几年从关内移民过来的，彼此说话都不太懂。这时，正好过来一个骑马的乡干部。我觉得来了“救兵”，便请他帮助疏通一下。原来，老人家的公猪前几天劁过之后，发病死掉了，她要索赔。那个“动刀的”也是个高个小伙子，也骑自行车、背着一个皮匣子。看来是认错人了。为了证明真实身份，我把记者证递给他看。他瞄了一眼，“噗哧”地笑了，说：“原来你是吃饼干的。”

笑话过后也就淡忘了，可是，当时我竟没有深入去想：既然亩产十万斤的稻、麦高产田那么多，粮食堆得如山如阜，多少年也吃不完、用不完，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地瓜上大作文章？看来，当时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盲区，在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规约下，竟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

“鸬鹚的苦境”

县报社四个编制，都在县委宣传部：两名编辑、记者，一名会计兼出纳，一名正科级干部负总责，我们都叫他“总编辑”。每周出三期，每期报纸大样都要经宣传部领导审查。审样的领导，恰好就是我们“同睡一铺炕”的副部长。这样，每隔一天，我就要在晚上十点钟左右赶到他的家里。门已上锁，我便从卧室一个小窗户里，把报纸大样递进去，然后站在窗前等候，即便是酷寒的冬夜也是如此。

平常见面，我们也只是点点头，再没有倾心交谈过。我的脑子里，也曾经形成一些想法，比如，领导干部参加劳动锻炼确有益处；人们的观念、意识取决于身份、地位，同环境也有直接关系；陈胜微时，穷哥们“苟富贵，毋相忘”的提示；……也曾经想要写点东西，但这只是“初念”，稍一“转念”就失去了动笔的勇气。后来庆幸，多亏当时手懒，否则，肯定会惹出“娄子”。

那时候，年轻力壮，热情高涨，不觉得苦累。白天下去采访，回来立刻动笔写稿，还要下工厂安排版样，很难找出时间来读书、创作。

1959年9月17日，这天是中秋节，我以县报记者身份来到荣兴农场的朝鲜族聚居地中央屯采访，写了一篇《秋千起舞月明中》散文，那时称作文艺通讯。

九月中旬，天气渐渐短了。好在太阳刚刚落下，月亮便立刻出来接班。今天是农历中秋节，晴空一碧，亮晶晶的皓魄高悬在东天边上，宛如一面明镜，一块银盘。

宽敞的打谷场上，已经聚满了人群。绝大多数都是朝鲜族的打扮——姑娘、媳妇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老爷爷有的是一袭宽袍大袖，有的身上披着一个褂子，嘴里一无例外地都叼着烟袋。欢快的小男孩，像一头头野马驹，满场上跑着跳着。最整齐的是中青年男女，以民兵形式，分队坐在光滑的场地上，此刻，在带队的指挥下，一阵阵地拉着歌子。

这里是朝鲜族聚居地荣兴农场中央屯。东面紧靠着辽河，西边傍着渤海，地势坦平，土质肥沃。村落比较整齐、集中，两条街上布满了一色一式的稻草苫顶的茅屋。

二十几年前，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侵略军统一策划下，大批朝鲜移民迁往中国东北；为了开垦“南大荒”、种植水稻以应军饷之需，其中一个群体被安置在辽河西岸这块土地上。这些离乡别井的移民，劳动艰辛，生活凄苦，身心备受摧折，但他们不忘固有的民族根脉，举凡传统的风俗、习惯，以及舞蹈、音乐、民间游戏，包括盛行于端午节、中秋节的“荡秋千”活动，全部带了过来。只是，啼饥号寒中，提不起精神来，所以，活动很少开展。

这些文艺项目，真正起到丰富精神生活的作用，是在广场上飘起了五星红旗之后。特别是今年的中秋佳节，恰值新中国建立十周年大庆前夕，自然要开展各种庆祝活动，“荡秋千”表演是必选项目。因此，下田的职工，居家的老小，在集体食堂里用过晚饭之后，便都早早地赶来聚会。

此刻，全场目光的焦点，都聚集在场地中央的秋千架上。架子很高，横梁、立柱都由农家盖房用的檩木装成，就地取材，省钱、实用，而且牢固；两条秋千绳索是农用的缆绳，底部装有一个木制的踏板。

伴随着一片杂沓的掌声、笑声、欢呼声，两名身着彩色长裙的青年女职工上场了。她们轻盈地踏上秋千板，凭着腰部、臂部的力量向前后摆荡，秋千越荡越高，直到绳索几乎要与大地平行，她们才反身向下，如紫燕凌空，逍遥自在；如仙女腾云，优美飘逸。一会腾空而起，一会俯冲而下，长长的裙子随风飘舞，显现飘飘欲仙之态。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前后四组表演过站在秋千踏板上悠荡之后，又改换成坐在踏板上荡悠，照样的精彩动人，照样的扣人心弦。记得幼年曾在童蒙读物《千家诗》上，读到过北宋诗僧惠洪的咏《秋千》诗：

画架双裁翠络偏，佳人春戏小楼前。

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人上天；

花板润沾红杏雨，采绳斜挂绿杨烟。

下来闲处从容立，疑是蟾宫谪降仙。

看来，这项艺术表演活动，早在八九百年前，在中国内地，就已经很盛行了；只不过那时还只限于贵族庭院之中。你看：彩绘的秋千架，翠绿色的丝络，雕花的踏板，织彩的扶绳，一般的民户又怎能置办得起？由于这项艺术表演活动，不仅需要健壮的体魄、勇敢的精神，还需具有高超的技巧，显然，在古代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由专业人员来承担的。

时代不同了，社会在进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荡秋千”活动，早已普及于东北各地所有的朝鲜族自治乡村，而且，邻近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众，也都广泛参与。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在欢乐之余，真的又平添几分自豪。

不过，中央屯朝鲜族青年妇女的“荡秋千”活动，具有高、飘、悠、巧的特点，可谓秀出群伦，独树一帜。有幸在中秋之夜，一饱眼福，亦一种偏得也。

文章见报后，许多人看了都称赞说，有文采，很感人。又经记者站推荐，被省报转载了，据说，新华社也发了通稿，但我并没有见到。第二天午后，总编辑找我谈话，我以为，这回总算为报纸增了光，便坦然地拉开架子等着听取表扬。没想到，竟然是一顿批评。进门后，他也没有叫我坐下，便冷冷地说，“下去写点东西是可以的，也应该写。但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有必要吗，署上个人名字？长城是谁修的？故宫是谁建的？咱们的双台河大桥是谁设计的？你晓得吗？劳动人民创造了世界，也没见哪个到处署名。写个屁股大的，不，巴掌大的一篇小稿，算得了什么！落上个“本报记者”就蛮好了。荣誉应该归于集体嘛！”

这番话，对我来说，无异于满头热汗兜头浇了一瓢凉水，这一顿闷棍打得可不轻啊！不过，文章的传播终究还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力量，也增强了信心。我暗暗地下了狠心，要利用一切节假日和早晚时间学写散文。

文章写出来了，发表欲也很强，却没有勇气公开往外投稿，只是悄悄地寄给《中国青年报》、《大公报》和《光明日报》，全部使用笔名，而且，再三叮嘱编辑部：“毋须退稿，如不刊用，置之纸簏可也。有事确需联系，请寄信某街某号。”——这是本城内我姨妈家的住址。但“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稿件确实没有直接退还到本单位，但是，全国性的报纸发表作品，总需了解作者情况，即便是笔名也得察个究竟。那时，“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绷得很紧的。结果，一星期之内，单位连续接到两封中央报刊询问作者情况的信件。因为我毕竟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所以，单位也只好盖章“同意”，这样，两篇散文先后都见报了：《插在货郎担上的一束鲜花》，歌颂青沙乡模范货郎何大爷的先进事迹和敬业精神；《慈母心肠》则是描写城郊八一大队一位园田技术员精心培育、莳弄种苗的感人故事。

但是，从此便惹下了麻烦，再无宁日。总编辑几次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有的人提出了入党申请，却不注意改造思想，整天“不务正业”，“名利思想冒尖”，“个人主义十分严重”。我们全班人马也只是四五个人，锋芒所指，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在业余时间打扑克、下象棋，可以理直气壮；而我在业余时间搞创作，就叫不务正业？但是，不敢较真，不敢辩解，只能暗气暗憋，最后蒙着大被痛哭一场。

不久，省报决定各地记者站充实一批年轻记者，点名调我。我们报社却以“不是党员”为由，直接挡了回去。几天过去，省报又来人商谈，说现在虽未入党但具备近期发展条件的也可以。这次由总编辑直接出面，告诉来人：“该同志三年内入党没有希望。”同时，和宣传部商量，推荐部里一名干部为省报驻县记者，几天后，调令就到了。

这位同志是忠厚长者，人品很好，而且，具有实践经验，熟悉农村情况，但平时很少动笔，对新闻工作缺乏兴趣。其时，工作调动是不好讲价钱的，自然唯有从命。转到记者站之后，每逢遇有重大采访任务，他总要拉上我，由我执笔，然后，两级报纸分别采用。因为总编辑有话，我们自己报纸刊发时，便署名“本报记者”，而刊登在省报上则由他单独署名。

一次，我跟随他去高家湾采访，见到渔人驾着舢板在河中撒网，同时带上两只鸬鹚捕鱼。它们不时地在水中钻进钻出，每次必叼出一条大鱼放进舱里。我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便好奇地问这问那。他告诉我，不能放任鸬鹚随意吞食，否则，吃饱了就不再干活了，所以必须戴上脖套。但隔一会儿，也要喂它一点小鱼，以示奖赏。又要它叼鱼，又不让它吃饱，这就是驾驭鸬鹚的学问。

接着，他说，我们的总编辑从小就玩这个鸟儿，处事也深得此中奥秘，但他只做不说，只有一次喝得醺醺大醉，才志得意满地泄露了天机。听到这里，我当即打了个寒噤，原来，我正处于“鸬鹚的苦境”啊。看来，只要他老兄当政，我大概是没有希望脱颖而出了。

那时，我单身在县城工作，父母住在五十华里之外的乡下。大约两个多月，我能骑自行车回家一次，路面凸凹不平，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这天，幸而遇上了顺风，只花一半时间就进了家门。高兴得又唱又跳，剩余的精力用不完，我就坐下来写文章。想起这两年一直都是背时憋气，劲没少使，汗没少出，到头来撞了满脑袋大包，真是“文章误我，我误青春”。唯有这次算是遇到了好风，只是机会太稀少了。于是，以清人潘耒的诗句“好风肯与王郎便”为题，顺手写了一篇随笔。回到机关以后，稍稍冷静下来，重看一遍，觉得有的地方失于尖刻，便删除一些牢骚语句，换成正面表述。只是由于实在偏爱这首清诗，把“好风肯与王郎便，世上唯君不妒才”保留了。结果，见报后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本来，文中已经说明了诗中讲的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故实。那年他由故乡山西龙门出发，在前往交趾省亲路上，中途乘船，驶离马当，幸得一夜好风相送，使他赶上了南昌的盛会，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但是，我们这位总编辑，生性嫉妒，心胸褊窄，虽然心思并不放在报纸上，文才也不高，政治嗅觉却异常灵敏。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不折不扣地借古讽今，发泄不满情绪。他说，必须抓住这个典型，深入进行剖析——文章的核心在于“指控妒才”，要害却在“唯”字上。试想，如果世上唯有风不妒才，那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岂不是漆黑一片！

真不愧是总编辑，端的厉害！好在其时正处于三年困难年月，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又兼宣传部长亲自出面，说了“通篇还是正面文章，只是引诗不当，终究未脱知识分子习气”等解围的话，才算不了了之。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报社房子漏雨，临时搬到印刷厂办公，编辑们除了携带一些必需的材料，其余文字资料都集中放在会计室里。会计是个刚从财专毕业的女青年，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背诵古诗。那天，她闲翻大家寄存的文稿和剪报，从我的资料袋里看到一首七言绝句，便抄录在笔记本上：

技痒心烦结祸胎，几番封笔又重开。

临文底事逃名姓？“秀士”当门莫展才！

这是我在投稿遭到批判后顺手写的，过后忘记销毁了。若是其他人碰上了，因为了解诗中的含蕴，估计不致公开议论；而女会计新来乍到，不知避忌，且又天真烂漫，渴求知识，便当面问我：“秀士”是不是指《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直吓得我恨不能用手堵住她的嘴，但一切都晚了，总编辑恰好在场，而且听得一清二楚，脸子刷拉一下撂下来，比哭丧还难看。我知道，这一关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躲过了，只有硬着头皮等着挨整吧。

幸好“绝处逢生”，县里连着开了几天会，总编辑没有破出工夫来追查此事；等他开会回来，宣传部又转来了中央关于整顿全国地方报刊的通知。我们这张小报定在撤销之列，“老总”面临的首要课题是他的未来去向，少不得要观察风色，奔走权门，已经没有精力过问这场“文字官司”了。

1960、1961年，我也曾在营口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散文、随笔：《菜地里的遐思》、《绿了沙原》、《英雄本色》。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杂文《把劲用在正地方》，抨击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拉关系、走后门、扯“老婆舌”，拨弄是非，倡导持之以正，做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增进团结的事情。这是第一次写批评类文字，用今天眼光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缺少尖利的锋芒，也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但在当时，也就算“异种”了。

憧　憬

1962年新年过后，我被调到营口日报社编辑副刊，这算是正式与文学写作接轨。本来调我是做驻盘山县记者，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进了市委大院，到宣传部报到时，董连璧部长竟亲笔在我的调令上批示：“老丁（报社总编辑丁立身）：我的意见，让王充闾去编文艺副刊。”我暗自思忖，这可能同那几篇文章的见报有直接联系。来到了报社，同样获得了上下的青睐。总编辑自然尊重宣传部长的意见，这样，我便开始了四年多副刊编辑的生涯。

这时已经二十七岁了。所以，当时有“苏洵发愤年同我，学海扬帆意悔迟”（引自《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之句。编辑部里，人才济济，大家相互切磋，学术方面时有思想交锋；特别是评报过程中，各抒己见，气氛民主，即便是总编辑的文章，也可以无所顾忌地加以指摘，使我扩展了视野，开阔了思路，曾以诗记之：

史笔千秋重是非，无须曲意定依违。

摘疵辨误挥朱笔，不管文章属阿谁。

副刊编辑这个岗位，给了我接触文艺界、学术界名流、专家的机会，同他们当面联系或者通信往来，获益匪浅。人们常常误以为当编辑只是付出，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实际上并非如此，采访、编稿过程正是学习、练笔，求知、益智的好机会。“五四”之后，有很多编辑后来成为文豪、作家、学问家，便是实证。依我个人体会，编辑工作颇有利于锻炼交际能力、处事能力、思辨能力和驾驭文字能力。

这个期间，适应报纸副刊要求，我写了《红粱赋》、《时代的凯歌》、《春潮滚滚》等二三十篇散文、随笔、杂文，篇幅一般都在两三千字上下。有一篇《赏花吟——熊岳书简》，写作于1962年秋：

在你们松花江北，中秋一过，就该是风摇黄叶、露结清霜了吧？可是，辽南的熊岳，却还到处有鲜花照眼，望儿山下的花畦终日攒聚着游人，温泉小径也是赏花的好去处。至于生产队的棉花，说声开，一片洁白，如飞絮，如流云，肥葩大朵，叠叠层层，更是独得天然妙趣。不过，我在信中想要描绘给你的，却是熊岳印染厂图案设计师笔下的常年开不败的人工花卉。

出熊岳车站南行二里许，路侧有个规模颇大的果园，万绿丛中隐映着一座红砖房，那就是印染厂的图案设计室。房舍呈“工”字形，门额上大书“百花齐放”四个字。往里一进，立刻觉得春光满室，秀色撩人。墙上挂着水彩画，桌上摆着瓶花，一个个案头陈放的都是各色各式的花样标本。设计人员正忙着绘制新的图案。有一些经过群众鉴定、最受市场欢迎的图样，如“花开富贵”、“四季飘香”、“荷花鸳鸯”、“蝶恋花”、“凤朝阳”、“雀登枝”等，已经绘制在花布上，投入了批量生产。

图案设计，一般的可能以为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是一项相当复杂、煞费心血的精神劳动。为了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要求，既须实用、经济，又要美观、秀雅，既要寄寓着人们的理想、愿望，又需顾及现实中的使用价值。设计人员像采花酿蜜的工蜂一般，四出采集花样，广泛听取用户意见。举凡公园里的名花异卉，古典建筑上的彩绘花纹，城市姑娘入时的新装，农家少妇精心的刺绣，一张剪纸，几朵流云，锦鳞翔泳，彩蝶纷飞，在我们也许全不在意，可是，进入设计师的眼底，就都成了勾花的蓝本。

李技师还给我讲了一个新近发生的趣事。一次，他在大连的集市上，看到一个装扮入时的女郎戴着一个绣花的头巾，图饰非常亮眼，可是，有一半掖在领子里，他斟酌再三，还是红着脸、嗫嚅地请求人家把头巾展露开。起初还引起了误会，后来他说明身份，并送过去画夹子，展示一番绘制的各种图饰，女郎才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此后，还曾多次收到她寄赠的花样。

中学时代，我们同读清诗，记得你特别喜爱黄遵宪的“瘦菊清莲艳桃李，一瓶同供四时花”，还有龚自珍的“三百六十日，长是看花时”。我在图案室所经见的，就正是这种场景、这种境况。一日之内，欣赏了四时佳卉，迎春喧闹，月季娟秀，海棠妩媚，牡丹富丽，黄菊劲拔，寒梅清奇，不论是秾艳、俊逸，写真、写意，象征吉祥还是寄情和美，无不描形拟态，楚楚生姿。在这里，我也观赏了许多远销国外的花布图案，有的小巧精细，有的粗犷泼辣，有的靓丽明快，有的雄浑烂漫，格调与内销的迥然不同。看到那些饰有斑马、骆驼，椰林、棕榈，古陶瓷、泥玩具，东洋水阁、欧陆长桥、南海风帆、非洲大象的图案，恍如置身于万里之遥，眼界豁然洞开，心胸为之一畅。

赏花不忘育花人。当听到我热情赞颂他们的佳绩时，设计师们纷纷表示：如果说，这些花卉是设计人员培育出来的，那么，又是谁培育了我们呢？是伟大的党，伟大的劳动人民。他们告诉我，熊岳印染厂设计室始建于1952年秋天，至今整整十个年头了。开始时，只有四个人，没有办公室，他们就挤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当时仅能描绘一些简单的花样。后来，在党和政府支持下，他们有机会到美术学院进修，又在工厂、农村实习，上级部门还派来名师传授技艺，分配一批毕业于美术学校的学生，每年都有人到上海、苏州、杭州等名城胜地观光和进行野外写生。经过十年的培养、磨炼，一支专业队伍茁壮地成长起来；图案设计也由过去的简单模仿，发展到多门类、多样式的工艺独创。

古人说，独乐乐不如与人乐。心中有感，痛快淋漓，我也想让远方的朋友分享，这就有了发送这篇书简的动议。其实，《赏花吟》古已有之，至于描述花海、花潮、花街、花市的现代诗文，更是屡屡见诸报端。为了描绘自然界的千葩万卉，前人与时人可说是荡尽了才思；而这些长年盛开不绝的人工花卉，却很少活跃在作家、诗人的笔下。应该说，图案设计师心中的图版、笔下的繁花，是更值得吟咏的。只可惜我是美术方面的门外汉，空饱了一番眼福，却说不出个中的奥蕴。好在熊岳城风光佳丽，印染厂“善门”长开，正不妨登车南下，亲往游观也。

当时，几乎读遍了报社图书馆的藏书，我最喜爱的是鲁迅、茅盾、冰心、曹禺的作品。至于所谓“当代散文三大家”刘白羽、杨朔、秦牧的作品，不仅读得仔细，而且有意地加以模仿。那个时期，文学种类的书籍很少，五四以后的文学名著在书店里很难买到，而那些大量印刷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红旗谱》、《红岩》、《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等歌颂英雄人物的小说，已经全部看过了。那个时期，我特别喜欢下述三位作家：孙犁的小说、散文，文笔优美，情感细腻，特别是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善良、清纯，十分可爱。杨朔散文，艺术地、诗意地讴歌劳动、创造、贡献，讴歌社会生活中具有美好品德、带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和崭新事物，十分感人，虽然属于当时政治的赞歌，但并非政策图解、标语口号，而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苏联作家波列伏依描写共产主义建设工程的特写集，50年代我就看过了。作家笔下那些活跃在工地上的厂长、技师、工人的先进思想与开阔视野、远大理想，令人感发兴起。

现在看，这一阶段我的散文写作，很明显受到了上述作家作品的影响。从主题到题材比较单一，无论是描写城市、农村，工业、服务业，山区发展、社会场景，都是以澎湃的激情、昂扬的笔调，反映生产建设的成就，记述先进思想、模范人物，歌颂党的领导、歌颂时代、歌颂人民，歌颂新生事物。文笔比较流畅，也讲究结构、章法，但多数失之直白，浮在生活表面，缺乏思想张力，意蕴深度不够；主要是叙述事情，人物有平面化、表象化倾向，看不到更深层面的内心活动和矛盾冲突。

儒家传统文化先忧后乐、昂扬奋进的精神积淀，同那个特殊年月的时代召唤相呼应，点燃了我的乐观向上的生命激情和青春火焰，整天都生活在乌托邦式的憧憬之中。在那激情四射的年月里，我所找到的是与时代、社会和群体完全融合的一己的人生坐标，而放弃了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文学写作者至关重要的思考和体验的权利，结果是自我的放逐、个性的迷失，心灵倾诉的缺席。文学途程伊始，走的便是“时代的抒情”的路子，而未能唱出自己的歌。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评论家石杰教授在《王充闾：文园归去来》一书中指出了这一点。我在一次创作的自我反思中也认识到，好的散文应该是具备个人的眼光，心灵的自觉，精神的敏感，提高对客体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反诘能力，力求将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智性，将自己的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和感知的因素，贯注到作品中去，努力写出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特殊的心灵感悟；要善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让知识变成生命的一部分，使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生命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

十年搁笔

我在报社四年间，参加过三次农村“四清”运动。最后一次是在营口县大石桥镇东窑村，从1965年秋到次年春，长达二百来天，中间跨越了春节。市委书记陈一光在这里蹲点。著名评书演员、市曲艺团副团长袁阔成也在我们这个工作驵。我们睡在一铺炕上，一同吃农家的“派饭”，一同参加社员大会，一同下地干活。稍有差异的，是我们顿顿喝高粱米粥，农家大嫂专门给他烙一块玉米面饼，为的是增加一点力气，饭后好给大家说一段评书。对我来说，这真是艺术的偏得。陈书记对袁阔成的评书艺术备极欣赏，鼓励他多说新书，为全市文艺队伍树立一个榜样。同时，交付我一项任务——帮助他收集、整理、创作一些农村素材的段子，充实、丰富其艺术资源。

开始时我还满怀着信心，拉开了架势，真想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后来发现自己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六个多月，朝夕相处，我几乎听遍了袁先生的一切“拿手好戏”，除了《三国演义》、《水泊梁山》、《施公案》、《薛家将》、《岳飞传》、《明英烈》等传统评书选段，还有新书《烈火金钢》、《林海雪原》、《暴风骤雨》、《转战南北》、《敌后武工队》等。按照专家的说法，说评书有三重境界，基础是编故事、说故事，能够吸引人听下去；再上一个台阶，是传授知识、益人心智，使人听了深受教益；再进一层是创造美的形象、弘扬美学精神。这三个方面，袁先生都有创获。

当时他不过三十六七岁，艺术造诣、精力、体力都处在最佳时期。他的表演，神形兼备，细腻感人，形象优美，气度恢宏。说到编故事，这正是他的长项，而我拙于此道；倒是自认文史功底不错，可以帮助出些主意，通过听评书段子，发现他读的书很多，对历史颇有研究。

一次，我和他唠嗑儿，谈到往传统小说里“加事添彩”，他举出许多例子。比如，曹操杀孔融，是由御史大夫郗虑（他和孔融有仇口）告密引起的，这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回里有记载，但很简单——郗虑所告发的秘事，无非是孔融背后发泄不满，说曹公坏话，并且和祢衡有交情。过去，袁先生也是这么照着说的，但总觉得没能击中要害；于是，就考虑往里加些内容。加什么呢？加了郗虑对曹操说：“您还记得您在破袁绍的时候，公子曹丕收了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夫人甄氏，孔融曾经给您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到了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妃妲己赐给了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吗？孔融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武王把妲己赐给了周公，其实是他自己看上妲己了。但是，是妲己毁掉了纣王的江山，这是一个不祥之物，如果武王自己纳了妲己，传出去影响不好，所以，武王在名义上把妲己赐给了周公，其实暗地里是自己把妲己给纳了。因为只要把妲己纳进自己家里来，那人家家里什么事，外人就不知道了。现在您破了袁绍，把甄氏赐给了公子曹丕，其实是您自己把甄氏纳了。”这一下，可就“冷訾辛阚”（《百家姓》里一句话，谐音冷刺心坎），扎到痛处了，坚定了曹操除掉孔融的决心。

我问：“你怎么想到了这个事？”

他说：“有根据呀！孔融写信的事，《后汉书》本传里专有记载，但那里并没说是郗虑讲的。我把它加到郗虑身上了。”

说到兄弟剧种以及小说互相借鉴的事，他谈到了京戏《打渔杀家》，说这是一出“水浒”戏，萧恩就是阮小五嘛！我说，不过，《水浒传》里可没有记载。他说，类似情况不少，比如《黄鹤楼》和《单刀赴会》，内容大体相同，都是“三国”戏。我插了一句：说的是东吴为了讨还荆州，邀请西蜀君主过江赴会，图谋绑架，结果未能得逞。他说，两出戏都取材于元人杂剧，但是，罗贯中只选用了后者，所以，《黄鹤楼》不见于《三国演义》。

我想，袁阔成成就的取得，当然和“袁氏三杰”的家学渊源、祖传技艺有直接关系，但根本之点还在于他的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精神。这对我触动很大，自叹弗如。本来，应该多向他学习一些东西，可是，十分遗憾，当时他实在太紧张、太忙累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全部用来说段子，——这年夏天他光荣入党，决心要倾尽一己之所长，为工农大众献艺，很难找到交谈的机会。这样，也就失之交臂了。

“四清”结束，工作总结时，我作了一番检讨，说限于自身能力、水平，市委领导交办的任务没能很好地完成，准备回去后加以弥补——认真写几篇报道，宣扬一下袁阔成的同群众打成一片、带头说新书和刻苦钻研精神。结果，我们回到单位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陈一光调任锦州市委书记；而批判“三家村”，新闻单位首当其冲。本来，我已被调入营口市委机关，但运动开始后，原单位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要求所有调出的编辑、记者，一律回去参加揭发、批判“三家村营口分店”的反党罪行。回去的当天，就赶上报社造反派联合高中学生把总编辑丁立身作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斗，紧接着，我们几个所谓黑笔杆子（俗称“四大金刚”），作为黑爪牙，也被点名批判。

直到斗争重点转移到“走资派”了，我们这些“反动文人”，才被当做“死狗”搁置在一旁。但因为受到过批判，有“污点”，机关哪个群众组织也不愿吸收为成员，便只好站在一边，过着逍遥派的生活。原本我就对于两派争斗没有兴趣，现在倒乐得这个相对自由自在的逍遥状态。说来也深自庆幸，“文革”十年，我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但是，袁先生的访问记，最后也“胎死腹中”，这却是个损失。只能惘然兴叹：“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失意、懊恼之余，不由地记起了少年时节读过的《诗经·桑柔》章的两句话：“我生不辰，逢天僤（厚的意思）怒。”其时不过三十岁上下，正值繁花绽放、生意盎然的文学青春期，却遭致了一场铺天盖地的风雨摧残，说是生不逢辰，未为不可；不过，肇因却并非遭到上天的厚怒重罚，而纯粹是源于人祸。

我之所以十年搁笔，叩其原因：一是，接受了消极教训，害怕再度触犯“文网”。曾几何时，自己还曾因为那些“宝贝文章”而洋洋自得，现在竟都成了背上沉重的包袱，担心哪一天会突然被再次揪出来，重新遭到批判。为此，甚至觉得县报老总出于忌恨，不许我署自己名字，到头来却是一种无意的“保全”。还想到：两千三百年前，庄子就发出“骄猴中箭”、“直木先伐”的警告，真有先见之明！在这种状态下，当女儿进入小学，特别喜欢诗文，老师夸她聪明时，我却一再给她讲，绝对不要弄这个。

二是，对“帮派文章”那种“拿不是当理说”、生拉强扯、诬罔不实、蓄意倾陷的内涵和居高临下、武断蛮横、矫揉造作的格调，从心里反感，无意更不屑于往里面掺和。

三是，文章的书写必须发自内心冲动，心有所感，情有所注，方能泚笔为文。创作对于心灵的遵从，是不容否认的。“文革”期间，是非颠倒，观念模糊，谈不上有什么激动，有什么感悟，就是说，没有了精神资源，那还写什么？怎么写？那个时节，多的是迷茫、困惑、怀疑，——这能写吗？不敢写，写了也无处发表。

“文革”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事出偶然，尤感突然。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市革委会政工组长找我谈话，说是全市只剩营口日报社没有建立革委会了，国庆节前必须实现全市“一片红”。经过军队、地方领导反复酝酿，最后确定由我做报社革委会主任。由于丝毫没有准备，我一听，脑袋就大了，紧跟着问：“你是不是开玩笑？我怎么能担这个重任？”政工组长严肃地说：“怎么能开玩笑！”接着神秘地说：“这是由韩政委亲自点将啊！政委说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北京两派谈判时，我也在场，政委就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政委”是一位军队的首长，当时任营口市革委会主任。

原来如此！

这年年初，中央号召各派大联合，分批召集各地群众组织头头进京谈判。记得是1968年1月26日，突然接到通知，说是韩政委要我到北京去。我感到特别突然，也十分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一介书生，区区一个小科长，找我干什么？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早晨被接到京西宾馆。韩政委对我说：

周总理亲自部署和主持这项工作，要求全国各地群众组织，务必在1月28日前实现大联合。可是，我们市里两派头头各执一词，争持不下，联合协议签订不了。现在，急需起草一份既符合中央要求，两派组织又都能接受的联合协议。明天是最后期限，凌晨五点前必须达成协议。中央的口径是：一、两派都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二、两派都犯有错误，不能“唯我独左”；三、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团结一致向前看。

最后，他说：“你没有介入两派的纷争，立场中立，没有成见，比军队同志还要超脱一些；而且，文学修养、表达能力都是拔尖的。这样，由你起草协议，他们很容易接受。”

接下任务后，我就被圈进一个房间，整整突击了四个小时，最后送交首长审定。认为措词严谨，没有偏颇，一碗水端平了；特别是强调顾全大局，情辞恳切，很有感召力、说服力。这样，在两派头头会谈中，韩政委主持，由我宣读协议书，都没有提出异议，算是正式通过。

因为记着这件事情，这次准备对我予以重用。可是，我却“不识抬举”，一迭连声地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可担负不了这个重担。”我对报社深知深解，那里是人才荟萃的地方，也是龙潭虎穴，水深莫测。这两天，我正在看《庄子·列御寇》篇：在骊龙颔下取珠，“使骊龙而寤”，“子为齏粉夫”！“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由于我死活不肯就任，最后没办法，军里派了一位秘书科长，担任了报社革委会主任。他一到任，就赶上“清理阶级队伍”，导致一人自杀、两人批斗致残。粉碎“四人帮”后，这位科长调回部队；剩下两个地方副主任，都不怎么管事，但也受了处分。我如果当了一把手，即便是消极应付，因为有责任在身，也得被划为“三种人”，开除党籍、公职。

报社一位同仁，后来见面时对我说：“你具备政治智慧，很有预见性，不然的话，一生就毁了。”

我说：“预见谈不到，更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主要是从小读《庄子》，加上父亲的影响——他很信仰道家的思想，对名利、功业一向看得比较淡，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当然，对于那些造反派头头拉拉扯扯，不学无术，权欲熏天，兴风作浪，确实也看不惯，心存戒备，不想和他们混在一起，这也是重要因素。”

他说：“一个是淡泊名利，一个是洁身自好。具备了这两条，即便是从政，经风历浪，同样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1975年底，营口市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调到省上工作，我由综合科长提拔起来，填补了这个空缺。当时的心路历程，《王充闾：文园归去来》一书中所描述的，颇近实际：

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让他经受了一场磨难后，又沿着它早已为他安排好的路子走下去。然而，此时的王充闾还没有完全从这场噩梦中解脱出来，当权者在运动中的遭遇更是让他心灰意冷，犹有余悸。本来，他的政治欲望就不很强，此刻，对他来说，从政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实际上，他的进取心是很强的，只是没有放在事功上，他所拼力追求的，是想望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然而遭逢不偶，未遇其时。如今已年届不惑，治学与创作两个方面均无所成，岂不愧对亲人、也愧对自己！这个期间写就的一首七言绝句，充分表露出他的心迹：

星月争辉映敝庐，深宵何事久踟蹰？

不成一事年空长，有愧人间大丈夫。

当时的局面也甚为动荡。“四人帮”活动猖獗，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作为一个副处级的官员，虽然位置不高，但也无法完全游离于运动之外。不过，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严格的戒律：不前不后，不左不右，处中游，随大溜儿，“既没有鲜明抵制的觉悟，也绝不想跟着运动去捞油水”。即便如此，繁杂的公务还是常常弄得他心烦意乱。有一次，他去东郭苇场的南井子，这里是大凌河入海口，最为偏僻、宁静。心里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心想：如果能够在这里住上十天半月，带上一部《汉书》，静下心来读一读，该有多好。

由此，亦可见其内心深处的矛盾心理和避世心态了。他渴望人生有成，却不喜欢政治斗争；治世中他入世，乱世中他宁愿躲到书斋里去。然而不管怎样，他已经踏上了仕途这条路，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处在入世与出世、为官与为文的矛盾漩涡里。——为官为文的矛盾已初露端倪。

绝望中寻觅希望

正是由于心中蕴蓄着做学问、搞研究的抱负，所以，辍笔绝不意味着对文学的放弃，只不过是找到了另一个出路，就是拼命读书，充实自己。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有过“从绝望中寻找失望”的说法。借用过来，可说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样一来，十年浩劫，倒使我在天崩地坼、浮尘十丈中悄然结下了书缘。

最初那段时日，我主要是读毛选，读鲁迅，这是造反派们所允许的。我很喜欢鲁迅的小说。那种冷眼看人生的峻厉、深藏的压抑，以及广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批判性，引起了我的共鸣。《鸭的喜剧》一开头就说：“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读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震。

控制不住读古书的欲望，我就常常偷偷地躲进宿舍去翻看，但外边总要包上一张报纸，以防意外。《庄子》和《红楼梦》这两部百科大全书，让我钻进去就不想出来，暂时竟忘却了身处逆境，今夕何夕。读《庄》，使我增长了人生智慧。世上人群，聪明者多，智慧者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这是绝高的生存智慧。而读《红》，则往往流于消沉：曹公倾其十年心血写就的乃是其人生理想的三部曲：追求、激荡与幻灭。——现在看，这种认识有失偏颇，显然与当时的处境直接相关。

在纺织工厂劳动，干的活是接线头、推布捆，前者琐碎，后者乏累。不管如何，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还是要看一会儿书，周围总是一片鼾声。每星期休息一天，是我集中读书的大好时节。读苏俄的小说《在人间》、《复活》、《罪与罚》，读郭沫若的《蔡文姬》，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也读《聊斋志异》、《桃花扇》。当我读到：“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似乎从中悟出了一些神秘的奥蕴，却又说不清楚。

1971年初，揭露、批判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毛主席号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学习马列六本书。在参加读书班之外，我还专门利用三个月时间，系统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复精读，整本书上有五种笔迹，上面写满了学习心得。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我的认知与领悟开启了一扇窗户，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文革”开始时，红卫兵“破四旧”，从一些人家搜出大量文物、藏品，也有许多古旧书籍，统统放在市财政局的仓库里。后来“落实政策”，物品陆续归还原主，而这些旧书却一直堆放在仓库里。“批林批孔”要找靶子，市革委会宣传组就让我到那里去清理，因为我是读过“四书五经”的，在全机关是出了名的“饱学之士”，又是机关的理论辅导员。弄了两整天，从中挑出有价值的（当时说成是可供批判的）古书三百三十多种，我把它们用卡车运到市委机关，在办公楼里的几个卷柜里锁了起来，钥匙由我掌管。这在我是求之不得的。

从此，我就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以准备材料为借口，找出各种各样的线装古籍，阅读、摘抄。其实，那时军代表关注的是联系现实，他们不愿意也不懂得翻动那些古旧东西。你不是要“评法批儒”吗？那我就读了《韩非子》，还有杂家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鸿烈》和王充的《论衡》。反正周围那些人，也分不清谁是儒家、法家、道家、杂家。我倒是乐得迷恋在这个“桃源世界”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记了几本笔记，中间也没有人催我写批判文章，顾自在那里饱享嗜书的乐趣。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也都是这个期间读的。或许是有了一些阅历的缘故，觉得书读得深了，理解得也比较透辟了，心中逐渐豁朗起来。

1974年夏天，一个早晨，家里柴油烧尽了，炉灶升不了火，我急着下楼去取柴油桶，由于过分慌张，竟将两个台阶当做一个，结果导致左脚踝骨断裂。医生警告说，必须卧床静养，否则容易致残。这样，在家整整待了四个月。日长似岁，痛苦难熬，我便天天躺着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二卷本《后汉书》。在私塾，读过《史记》，同时对照着也涉猎了《汉书》，后来进城读书，读过《三国演义》之后，又读了《三国志》。这样，“前四史”只剩了《后汉书》，这次算是史学补课。

读史书，需要原原本本，悉心研索；但我辈青年学子不同于史学专家，没有专门课题，缺乏周密计划，在通读过程中，如何读出兴趣、理出端绪，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开始时我也感到有些枯燥，好在逐渐摸索出一些窍门。

其一，“找熟人，抓线索”。书中人物已经死去一千八九百年了，哪里会有熟人？有。凭着知识积累，许多人早已耳熟能详。我喜欢看京剧，《上天台（又名打金砖）》中许多人物，像光武帝以及姚期、马武、邓禹、岑彭、陈俊、吴汉等一干将领，他们的形象、言行一直刻印在脑子里。尽管历史上并无“二十八宿上天台”之说，但这些功臣名将在《后汉书》里都有传，读起来甚感亲切。同样，《三字经》里有“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我在读《文苑列传》时，发现了黄香的传记，眼睛立刻一亮。记得童年背《三字经》时，父亲说过，这个黄香和他的儿子黄琼都在我们祖居地大名所在的魏郡当过太守。还有，于今尚能背诵的童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增订本）》中，至少有四十人的典故，像“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雷义之与陈重，胶漆相投”，“孟尝廉洁，克俾合浦还珠”，“蔡女（文姬）咏吟，曾传笳谱”等等，都出自《后汉书》。由于有了这么多“熟人”，史书入眼，就变得活灵活现了。

其二，作由此及彼的联想，实现多光聚焦。前面说到黄香，由他联系到其子黄琼；又由黄琼联系到李固——他在致黄琼书信中有“‘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警语，是毛泽东主席在“文大”之初推荐过的。而我之晓得李固，则源于《幼学故事琼林》中的这句话：“李固不夸父爵，可称子弟之良。”

其三，同前几次读史比较，这次在读书方法上有所改进。当年塾师曾经教诲：读书应该参阅多种典籍，博取诸说，撷采众长；借他山石以攻玉。但在过去读《汉书》时，限于条件，主要是参照《资治通鉴》；这次不同了，一是多年来购进了一些古籍；二是市图书馆也提供了方便；三是前面谈到的“破四旧”时搜索了几百种古书，可供翻检。在读《后汉书》的过程中，我参看了宋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近人陈登原的《国史旧闻》、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存稿》等多种书，其中尤以清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使我获益最多——不仅纠正了一些书中的史实错误，而且增长了许多见识。单说《后汉书》部分，赵氏善于就一些课题作综合性分析，比如“东汉尚名节”、“东汉宦官”、“东汉废太子皆保全”、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一个个问题分析得丝丝入扣。如在《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一文中指出：“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则不然”。“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位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讲得十分透彻。

不过，有的方面也似可商榷。《廿二史劄记》中有一篇《东汉功臣多近儒》，开篇就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这个论断极是。举例中，首先是光武帝，“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是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接着从邓禹开始，点了十四五位功臣名将，唯独没有伏波将军马援。那么，马援是不是“近儒”呢？诚然，史书上没有记述他如何研习儒家著作，但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儒家忠君孝亲观念的影响。本传称：兄卒，“援行服期年，不离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在他患病时，他的至友的儿子、朝中的驸马梁松前来拜望，他不答理。他的亲属问他：“人家是皇帝女婿，公卿以下人人畏惮，大人奈何独不为礼？”他的答复是：“我乃松父友也。（松）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梁松由是恨之。为了维护长幼之序，不惜遭到忌恨，这还不是儒家的风范吗？马援的从弟少游，对他“慷慨多大志”甚感哀怜，曾劝说他：人活一世，只要衣食丰足，乘短毂车，骑缓步马，为郡掾吏，乡里称善人，也就可以了。何必贪求无度，徒招自苦！可是，他听而不从。“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这是他的名言。出征交趾，立功绝域归来，恰值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再次主动请缨前往讨伐。光武帝看他年老，没有应许。他坚持申请，说：“臣尚能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结果，战场上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最后却遭到诬陷，妻儿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至于此！这里只是辨对是否“尚儒”这个问题，意在说明赵翼高明中也有疏漏，所谓“百密一疏”，并不涉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问题。

通过《后汉书》的研读，我自感在史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附带说个小插曲：由于四个月没有出门，缺乏运动，结果我的体重长了十多公斤。上班后，坐在凳子上，脖子后面的肉耷拉下来，单位的同事在后面用夹子给夹起来。从此，我开始了天天跑步锻炼，长久坚持不辍。病后得以专心读书，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此养成了锻炼习惯，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

第三章　劫后复苏

（1977——1984）

喷　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面对着潮平岸阔、虎跃龙骧的蓬勃景象，我的创作情怀又从长久的冬蛰中苏醒过来。心灵上的锁链脱掉了，一种火热的激情和昂扬的活力喷涌而出。真实的感受，伴着联翩的浮想，通过理性的过滤，揭示出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美感。这样，就再次与缪斯女神打上了交道。

1980年下半年，我在省委党校学习。利用图书馆的藏书，有条件读到许多五四时期和西方的文学名著，并能广泛阅读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眼界、胸襟得到有益的扩展。脑子里构思了许多文学素材，开始了散文的写作。

年底，我调入辽宁省委机关，不久，被指定给省委书记当秘书。经常跟随领导下乡和外出开会，接触面扩大了，思路也渐渐地开阔了。我便利用休息时间，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有一些还写成了散文、杂文、随笔。1983年初夏，奉调到营口市担任领导职务，写作也仍然没有中断。

到1984年底，七八年时间写出了六十余篇，近二十万字。大体上分为这样几种类型：

一、抒怀、感奋类散文。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写的多是这方面文字。像《高跷忆》、《小鸟归来》、《老窑工的喜悦》、《东风染绿三千顷》、《春天》、《神话与现实》等，从标题上即可看出，基本上还都属于“时代的颂歌”。包括语言，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海上抒怀》写的是一种瞬间感觉。

站在甲板上，我向海天深处眺望。只见万道金鳞在浩渺的沧波上熠熠闪耀，千朵万朵银光灿烂的笑涡向着蔚蓝的天空嬉笑。透明的、青苍的、细软的波纹，一道接着一道从对面滚来，多么像故乡那茫茫无际的草原啊！大概长时间观看同一事物容易发生疲倦的感觉，我渐渐觉得有重重睡意从四面袭来，于是返回舱里卧下。此刻才切实感到波浪的起伏——大海的呼吸。飘飘摇摇，很快就跌进了梦乡。

蓝天，远树。故乡的原野。少年时代，我骑着家里那匹四蹄雪白的大红马，蹄声得得，飞驰在青葱万顷的草原上。突然又跨上了黄沙古道，上冈下坡，左颠右簸，有几次险些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不知是为了搔痒，还是蓄意要将我掀掉，大红马偏偏向一棵歪脖子柳树钻去，幸亏我眼疾手快，弯臂抱住了树干，才没有被刮落下去。惊吓得猛吼一声，我醒转来了。睁眼四望，轮船依旧平稳地前行，微微地发出耕涛犁浪的“刷刷”声响。

……

古往今来，人们都习惯于把时间比作长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黑格尔也说，时间“犹如流逝的江河，一切都被置于其中，席卷而去”。尽管时间是客观存在，总是以其固有的节律运行着；但人到中老年之后，往往对时间的流逝变得特别敏感。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少听到有谁发出光阴荏苒，事业无成的慨叹；可是，当熬过十年浩劫以后，却是“相逢各问年，尽道流光速”了。许多至今仍以“小”字相称的同志，其实早已跨过“知命之年”，坐五望六了。称其“小”者，习惯而已。

由海涛颠簸中形成的梦境引发出对于十年虚度、光阴易逝、青春不再的慨叹，表达了一种珍惜生命、奋发向上的情怀。

《小楼一夜听春雨》，写初春的第一场喜雨，不待鸣雷的呼唤和闪电的指引，悄悄地降临人间。雨，蕴蓄着盈盈的爱意，唤醒了万物的生机，催动着人们丰收的热望；同时，它也挑人思绪，引人遐思。面对着垂天雨幕，耳听着潇潇夜雨，既有杜甫、曾几的关心民瘼，陆游的感发兴起，也有蒋捷从淅淅沥沥的雨声中，领悟到的前尘如梦、人生易老的悲凉意绪。其实，雨本身并没有什么知觉、什么情感，只不过是境由心造，物可移情，如同白居易所说的：“峡猿亦无意，陇水复何情，为到愁人耳，皆为断肠声。”

二、纪事写真类散文。

《壮歌行》以歌声为主线，描绘了“文大”前后二十年间的两次歌咏场面，书写了音乐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革命歌曲所独具的感染力、震撼力。其时，正沉浸在难以抑制的昂奋与激动之中，于是，借着听歌的兴致把改革开放之初内心滚滚滔滔的热浪和火热的激情倾泻出来。

《记事珠》叙述“大跃进”中，作为团支书，我带领村里男女青年不讲科学精神，种植药玉米遭致失败的故事。1983年，我回市里任职之后，当年的伙伴写来信件：

如你所知，对咱们的蛮干，一些老年人当时是持反对态度的。书琴的父亲担心这一锤子会敲得“片种无存，全军覆没”，便在播种那天偷偷留下一些种子，打算第二年种在园子里。不料，转过年来他老人家竟一病不起。后来，书琴整理旧物发现了它，细心地种在地头上，没想到秋天居然收了三四斤。于是，她又分散给同伴们作种子，慢慢地便在全村扩展开了。现在，整个河滩都成了薏苡生产基地。

岁月如流。而今，孩子们都已超过了咱们那时的年龄。闲谈中，我们也曾将那些忽明忽暗的记忆碎片联缀起来，讲给他们听，因为这毕竟是一面镜子，既回振着自己的心声，也折射着往日的光谱。但他们听后，往往只是漫不经心地付之一笑。其实也难怪，时代前进了，认识发展了，他们毕竟比我们那时要聪明一些。

知道你重任在肩，异常忙碌。对这类“陈谷子、烂芝麻”，怕是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我们觉得，闲暇时节，偶尔想上一想这些往事，也许还有一些益处，特别是对于你们这样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

《永存的微笑》，讲述1982年春节期间，我收到一封由《散文》月刊编辑部甘以雯女士转来的信件。寄信人是重庆一位女教师，说她的胞兄1937年秋同家人失散，四十多年杳无踪影。近日偶读《散文》，发现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竟然与她哥哥的姓名完全相同（这个名字曾被人们认为是极少见的），真是喜出望外。于是，写信给编辑部，打听这位名叫“王充闾”的作者的联系方式。

热切的企望，真挚的感情，使我深深为之感动。我仿佛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教师，在掠着花白头发，满怀期望地伫立窗前，急切地等待着“绿衣使者”送来亲人的信息。但她哪里知道，这却是一场误会。于是，按照信址寄了回信。信中劝慰她切莫失望，尽管没有找到哥哥，我很愿意做一个懂事的弟弟。紧接着，又收到了这位女教师的回信。原来，她的丈夫有个胞弟，解放后一直在沈阳工作，兄弟间书信频传，互通情愫，这对于万里暌隔的亲人来说，确实是很大的慰藉。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彼此的处境都十分艰难，自顾不暇，音信便完全隔绝。来信委托我代为探询他们弟弟的消息。经过多方查访，终于找到了。过后老大姐专函致谢，她以欢快的笔调告诉我：“这些天，我们全家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虽然我没有找到哥哥，但我们老两口却相继找到了各自的弟弟。”也许是因为做了一件有益于人的事情吧，我也深深感到快慰。

三、纪游散文。

这个时期，我外出机会较多，写了一批游记，但多限于省内。

一般地说，撰写本地游记有一定难度，由于大家所熟知，景观上的文章不好作；需要寻觅一个特殊视角，别出心裁。《柳荫絮语》是写我工作过二十多年的营口，这里濒临渤海，地势低洼，从前树木很少，现在是浓荫密布了，行行翠柳遍布长衢。文章以柳为聚焦点，抓住独特的文化质点，表现当下的思想感情，熔所见、所感以及诗话、史实于一炉，展开浪漫的情怀，观照多彩的现实，把叙事、抒情、描写、议论手法结合在一起，算得上别开生面。

应该说，动笔写这篇散文，我是饱溢着浓烈的感情的。由于我曾在这里生活过二十几年，看惯了漫空卷着黄尘，遍地泛着白碱的街景，而今处处竟是饱绽着春意的青青垂柳。它们像亲人般笑立在东风里，轻摇着翠发，漫闪着青睐，频频招手致意。又好似无数绿色甲兵，排成长长的仪仗队，给人们以清新的美感，怎不令人心旌摇荡，欣然色喜！

柳是报春的使者。当寒威退却、冰雪消融的时节，痴情浓重的春风朝朝暮暮奏着催绿的曲子，鼓动得万里郊原生意葱茏。花丛草簇从酣睡中醒来，急忙抽芽吐叶，点染春光，顿时大地现出了层层新绿。然而，这一切与高楼栉比、车辆穿梭的城内是不相干的。那么，是谁最先把“春之消息”报告给十丈红尘中奔走道途之人的？正是街头的翠柳。

溽暑炎蒸，骄阳喷火，行行路柳为过往行人撑起遮天绿伞，清凉凉的略带咸味的海风扑到脸上，你会感到燥气潜消，无异入清凉国。清晨起来，你尽可以沿着柳林穿行，过了这棵迎来那棵，满路清荫，伴着几声清脆的鸟鸣，偶尔会有一两滴露珠滚落下来，凉生颈际，于恬适、惬意中不觉走出了很远很远。

秋宵漫步，清爽宜人。在城市住房尚较紧张，许多人家还是三世同堂的情况下，这长长的林荫路便成了翩翩情侣的“爱的长廊”。许多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挽手并肩，徜徉其间，悄声地交流着浓情蜜意，一任多事的柳丝在鬓发间撩来荡去。有人调侃地把它比作欧洲的谈情胜地——“维也纳森林”，这当然是过分的夸张。

即使是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严冬，家家紧闭着门窗，地面上满铺着积雪，这行行垂柳也不显衰颓、沮丧之态，依旧温存地摆荡着枝条，似向行人问候，使人们记起往日撩人的春色，憧憬着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绿柳的四季歌，正是这种心声的写照。

《古洞泛舟》写的是游览本溪水洞。水洞堪称一处清幽静谧的洞天水府，天下奇观。洞顶到处都是乳白色、黄褐色的钟乳石，宛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条条垂下；洞底则挺立着许多皎洁、濡滑的石笋，与之相互对映。洞身阔狭、高低不一。泛舟其中，竟如置身冰幕之中，顿觉凄神寒骨。洞中的岩石，更可据形状物，惟妙惟肖，引发人无限的联想。走出洞天水府，仿佛刚刚从梦境中醒来。虽然瑰奇、绚丽的景象已经从视网膜上逸失，但那迷人的意境和隽永的情思却将长存在记忆里。当时，我即兴题写了三首七绝：

洞府清游赞化工，人间绝景壮关东。

神龙生怕飞腾去，固闭深藏古洞中。

流水声中对画屏，一舟容与往来轻。

天生怪诞嵚奇状，我作平和坦荡行。

拊掌倾谈一笑生，沧桑不尽古今情。

石林钟乳八千岁，洞口桃花一霎红。

《山不在高》叙写二十八万年前金牛山猿人遗址，作为一座历尽风雨沧桑的历史课堂，它使我们超越时空的界限，听到人类远古的足音，披阅那洪荒初辟的煌煌简册。

凝视着这座非同凡响的洞穴，想到自己的脚下，几十万年前竟是我们的先民繁衍生息、劳动奋斗的地方，心头蓦然涌起一种超迈时空、遥接万代的感情。一时神驰远古，幻象丛生，仿佛置身于人类历史黎明时期的洪荒世界。

……

我们上下巡视了整个山峦。原来，它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周长不过一千二百四十米，海拔七十米左右。而且，就年岁而言，专家说，也算是年轻的。如果把地球上已经形成了两千万年的山峦比作老寿星的话，那么，金牛山只能算是总角儿童。但是，它毕竟是几十万年前人类刚刚脱离动物境界的黎明时期的直接见证者。单凭着这一点，也就足可以举世骄矜了。古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仙”也者，超越凡品之人与事也。难道还算不上一座名副其实的“仙山”吗！……

毋庸讳言，把原始人的创造成果放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背景上来考察，不啻沧海中的一粟。比起那些遨游太空的数百吨的飞行器，每秒钟运算多少亿次的计算机，以及把人类观测宇宙的范围拓展到百亿光年的射电望远镜和天文卫星，这些原始时代的石刀石斧，简直窳陋得不值一提。但是，它们却是人类进行真正劳动的标志。这极度简陋、极为原始的工具，如同万里长江源头的纤纤一脉，正是后来的铁器、蒸汽、电气时代以至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时代的整个机械洪流的滥觞。

我们伟大的先民凭借着粗笨的双手和简陋的石器，为人类文明的大厦奠定下最初的基石，宣告了一个划时代的开始。透过它们，我们看到，彩陶、铜鼎在闪光，指南针、地动仪在运转，金字塔、万里长城高耸云天，敦煌艺术、唐诗、《红楼梦》，以及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等等文化瑰宝，争奇斗艳。

四、思辨性散文、随笔。

《灯下漫笔》一文中，从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字狱，讲到“四人帮”时期的罗织文网、陷人以罪，手段之毒辣，居心之卑劣，令人发指。

《闲话私谒》，是一篇比较典型的杂文：

祖国语言的精确，着实令人叹服。比如，公署、公廨、公堂、办公室，顾名思义，都是处理公务的场所。反之，如果因私事而有所干求、请托，就要悄悄地溜进达官显宦的私邸去“走门子”，现代语言叫“走后门”，古时则称为“私谒”。

战国时期，孟尝君奉齐湣王之命行聘于秦，开始时受到了秦昭王高规格的接待，还要任命他为丞相。这样一来，遭到了朝廷里权臣的妒忌，因而向昭王进了谗言，结果被囚禁起来，准备一杀了之。孟尝君见形势急转直下，赶忙托人到昭王的爱妾燕姬那里“走门子”，请她给调解、说情。燕姬听说孟尝君有一件天下无双的狐白裘，便提出以此为交换条件。无奈，这件宝物已经作为见面礼献给了秦王，只好由随行人员中一个“善为狗盗”者设法将它盗回，再转献给燕姬。

燕姬见了，喜上眉梢，当即进言于秦王曰：“我听说孟尝君乃天下之大贤，现在来此，本为秦国的幸事。置而不用，也就罢了，怎么还要杀掉呢？真是没有道理。君王如负此杀戮贤才之恶名，我恐天下之贤士皆将裹足而避秦矣！”昭王甚以为是，马上下令：给孟尝君备车马，发驿券，放他出关还齐。看来，“走门子”这种社会存在，由来已久了；而且，效力还是满大的。

私谒，核心是个“私”字，得趣在一个“便”字上。私谒者一般都避开旁人的耳目，悄没声地进行活动。明末，写过《燕子笺》、《春灯谜》等传奇的阮大铖，颇负才名；但他奸诈猾贼，嗜权罔利，时人称之为“小人中之小人”。他脚踏两只船，先是厕身于东林党人间，后又投靠大宦官魏忠贤，私拜为“干祖爹”，经常夜半私谒，外表却佯装与魏阉疏远。他每次离开魏府时，都要花大价钱把递送的名片从接待人手里买回来，以掩饰其奔走权门的痕迹。这是“私”字。

那么“便”字呢？夤缘求进，可以开门见山；馈遗往还。无须半推半就。有时，“灶王爷爷”不开面，遇上了窒碍，还可以通过私谒，请求“灶王奶奶”代为转圜，打通门径。秦昭王的爱妾燕姬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明代文学家宗臣在《报刘一丈书》这篇著名散文里，用漫画式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干谒求进者的丑态和权门的赫赫气焰：私谒者日夕策马候于权者之门，守门人不放入，则甘言媚语求情，并袖金以私之。而权者又不即出见，只好立于厩中仆马之间，忍受着恶臭的气味与饥渴、毒热的熬煎，耐心地静候着。到了晚上，里面才传出话语：“相公已倦，谢绝客人，明天再来。”明日又不敢不来，照旧立于厩中仆马之间。经过这样几度腾挪、辗转，始得一见。出门后，却招摇过市，虚言“相公厚我”，借以骄人。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

古往今来，一切私谒者走的都是热门。哪个人位高权重，那他的私邸便宾客盈门，肩摩踵接。本来素昧平生，也要通过曲折的关系附凤攀龙。而一当罢黜遭贬，就立刻“门庭冷落车马稀”了。唐代李适之为宰相时，每值退朝，宾客云集，道是“朱门长不闭，亲友恣相过”。可是，一当他被李林甫谗毁、罢相之后，立刻就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他在一首诗中感慨无限地写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走门子”这种社会弊端，原是私有制的产物。在贪贿风行的封建时代，有其深厚的孳生土壤，可谓天下滔滔，俯拾皆是。

现在，对于干谒求进的歪风，多数当政者不胜其烦，觉得讨嫌；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爱吃这口食儿，结果免不了贪饵吞钩。古语说：“受恩多则立朝难。”既承私惠，必谋酬报。结果，赤裸裸的交换活动代替了党性的尊严，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变成了谋求一己私利的工具。“虽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这确是值得深加惕戒的。

导　引

几位论者都谈到，我在散文的初创期，就能够全面地尝试了各体散文的创作，并且获取了比较明显的成效，这是很可喜的。著名散文家郭风先生指出：王充闾的作品，“给我较深的印象，是他不断地向散文的各个领域，或云向散文的诸多样式进行探索和表现出自己的追求与才智，从而取得了别人不能代替的艺术成就”。他把这概括为“自觉的文体意识”。接下来，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俊先生也谈到，我们能够从许多角度来界说：“王充闾是一个成熟的文体作家”，“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和议论散文的文体特征。比较起来，由于他的散文大多集中于叙写具体的个人遭际及其命运，因此，同样可以记人散文视之”；“在他的实际文体形态中，它们都是合而为一、融会贯通的，并且，事实上也很难说哪一种文体特征是最主要的，这就是将王充闾称之为文体作家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也是将他视作文化散文作家在文体方面的根源。王充闾的散文文体特征最足以使他的散文成为文化散文的典型代表”。

著名文学评论家陈辽先生指出：“充闾的散文吸收了我国古典散文的长处，但又和它们不同，在抒情散文中叙事、说理，在叙事散文中抒情、说理，在说理散文中叙事、抒情，并不把三者截然分开。他在说理时，也并不成篇累牍地讲道理，而是画龙点睛、水到渠成地只说不多的几句话。但就在这几句话里，生活的哲思和真理却都凝结其中。”

刘勰有言：“情者，文之经”；又说，“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就是说，情感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与感知、表象、感性客体联系着的。王向峰教授评论说，充闾在抒情散文的创作中，就情感的视角来说，努力做到寄意于象，把情感化为可以感知的形象符号，为情感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使情成体，便于观照玩味；而就感性客体的视角来说，则是使景观、风物向情思转化。其实，这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描绘自然也好，展现社会也好，都是诉诸心灵、抒写心灵，如同瑞士哲学家阿米尔所说的：“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表现为面对自然景物或者人间万象，能够将人文关怀贯注到无生命的客体表象之中，将自己的主体意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的愿望投射到符号和意象之上。

写作纪游、记事散文，我力求做到有情、有理、有趣。这里有三个层次，一是以诗意的、形象的笔墨描绘眼前的事物、景观，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即事即景，能够发现、引申出一己的独特感悟、独特情怀，这里强调的是“这一个”；三是不止有个人的独特感怀，还力求通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寻觅到具有普适性的情怀。

写作这类作品，我总是不满足于眼前的所见所闻，竭力追求更深入、更透彻的解读，常常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沉思，从中体会一种立体的、有诗意的感悟。这个流程是双向的：当抒写现实风物时，是从眼前所见走向历史与文化；而那些典章故实，又总是在我抒写旅途的感受时，同萍踪思绪缠绕在一起，起到诱发与引导作用。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当然，我在欣赏自然风物的同时，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着自己。

这一时期的写作，杂文、随笔、说理散文占较大的比重。我有一种想法，这类说理文章，既然归类于文学，那就应该是感抒性的，带有某种诗性的，必须避免过多的抽象、烦琐的议论；行文中可以借助一些古典诗词、轶闻逸事，甚至驱遣文学形象与生命体验，使之得以软化、细化、诗性化。既然是说理散文，无疑需要具有哲理意蕴，但它应该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或“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这里说的是表现形式、写作手法，当然，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两点，一曰勇气，二曰锐气。这是杂文写作的命脉，舍此，即便敷衍成篇，由于缺乏精神与风骨的支撑，亦无足观。在这方面，我自认还有较大的差距。

统览新时期开始后所写的散文作品，感到确实比过去有了较大的进步。取材范围有所扩大，不再限于身旁事、眼前人，而是上下古今，纵横南北；抒怀、纪游、叙事、思辨，诸体兼备；无论是散文或者随笔，跳出了新闻性、纪实性较强的报纸副刊文字的窠臼，文学性较强了，表现在语言运用、心理刻画、细节挖掘、形象描写以及联想、想象手法的运用上。过去主要是刊发在报纸副刊上，现在，则以文学杂志为主要场地，影响面显著地扩大了；许多文章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出现了更多的评论文章。

但是，创作中的缺陷与不足，仍然存在。看得出来，这一阶段的写作，实际上带有过渡期转型的性质——由过去十七年的思维方式、文学观念、写作路径向着新的境域转换，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蓝棣之教授在谈到我的初创期散文的缺陷时，指出：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在个体的生命体验方面。我认为，有时候他的个体生命体验被过重的文化负荷与历史理性压倒了，压缩了，有时候他看上去缺乏一份对人生的欣赏之情，尽管他也说自甘淡泊，但他很少用置身事外的、欣赏的心情来看待自己的苦乐。如果他稍稍把文化与理性的因素抑制一点，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就会从压抑中释放出来；如果他对人生（包括他所喜爱的文学创作）稍存一点欣赏玩味的态度，如果他真正放松一些，他就会发现个体生命的丰富性，他的散文创作所发掘到的社会人生的层面，就会更加丰富、深入了。总之，充闾的作品，思想高度是有了，但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度尚嫌不足。他对文艺作品的体会是敏感、细腻、深刻的，但这种对艺术的亮点正有可能造成对生活的盲点，使他一看见月亮就想起了李白那个月亮，他的那些对月的感受、自己的体验反而迟钝了，忽略了。

说得实在是太好了，可说是一针见血，恰中肯綮。

有的评论家在肯定文笔娴熟、文字简洁、凝练、学识渊博、旁征博引的同时，指出了行文拘谨，没有放开；又兼矜富炫博、诗文征引过多，有的篇章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过于密集，导致行文拥塞、文气不畅的毛病。同时指出：“王充闾的散文文本，确是作者呕心沥血、潜心创造的艺术品，似乎无瑕可指，无可挑剔；但是，同时也不能忽视那因之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即较明显的‘作’文痕迹”。并以《柳荫絮语》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在一般人心目中，秾李夭桃自是佳丽无比的春色。可是，那位写过《陋室铭》的很有些辩证思想的刘禹锡却说：“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尽时！”在诗人的笔下，柳色是十分秀美的。陆放翁说：“杨柳春风绿万条，凭鞍一望已魂消。”孙鲂说：“春来绿柳遍天涯，未见垂杨未可夸。”足见其推崇之至。也许是这些原因吧，自古以来，从皇家到民户，从军营到田庄，灞桥、梁苑、隋堤、沈园，到处都喜欢栽植柳树。文成公主远嫁西藏，临行时还珍重地带上一株长安的翠柳，栽在大昭寺内。至今，去拉萨观光的人还可以一瞻“唐柳”的风采。清末爱国将领左宗棠率部下西征，“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后人记着他的遗爱，亲昵地称之为“左公柳”。

论者认为，“短短三百余字，几乎都是由诗句、故实构成的。虽然博雅、恰切，但终归是借他人之口表自己之意。这样的语言，毕竟还是隔了一层”。

再就是，有些作品意蕴挖掘得不深，所见者小，失之直白，流于清浅；有些文章的思想蕴涵缺乏复调与多义性；特别是开头几年所写的文章，存在着文学的个人性、主体性、内倾性不强的缺陷。以写于1979年的随笔《灯下漫笔》为例，文章的叙写，突显了社会性、普遍性、倾向性的内涵，而欠缺个人的情感体验。这种心灵倾诉的缺席，同我的对于文学的本质、文学创作的旨归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以及过去的经历、现时的境况，特别是思想方面的束缚，都有着直接的关联。

当时，我在青年时结识的文友、著名学者、南开大学孙昌武教授还提出了一个自我超越的问题。他直率而恳切地对我说：写得还是过多，缺乏沉淀，缺乏深化，应该厚积薄发。为了再上个新的台阶，要像农民种庄稼那样，适当时候“蹲蹲苗”，防止贪青徒长。这番教示，针对性很强，关键时刻发出，有如“醍醐灌顶”，使我受益良多。

诗　缘

新时期伊始，我的文学创作——散文与诗词这对孪生兄弟，几乎是同时从蛰伏状态下复苏过来。把笔时的阳光心态、风发意气，作品里反映的时代气息、社会内容，二者都极其相似。与那时的散文《高跷忆》、《小鸟归来》、《老窑工的喜悦》、《东风染绿三千顷》、《春天》等相对应，诗词也有《村望》、《滴园》、《攻关颂》、《园丁赞》等，都属于时代的颂歌。

《故乡秋咏》是由七首绝句构成的组诗：其一、三、五、六云：

廿年暌违赋归来，古道新姿万树栽。

一色方田连碧落，波清风软稻花开。

篱豆花开引蔓长，谁家梨早一园香。

村娃嬉笑黄昏后，柳带牵风送晚凉。

新城一霎起南荒，钻塔如林插碧苍，

千顷芦花九月雪，秋光胜处是家乡。

淡霭轻风不碍晴，长河如带伴车行。

黄云盖野蛙吹歇，稻浪无声诗有声。

《攻关颂》调寄菩萨蛮：“东风笑绽花千树，骅骝竞骋长征路。勇探科学宫，关山越万重。　　时间长恨少，苦战连昏晓。报国耻空谈，丹心红欲燃。”正是我当时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我所在的营口市，地当大辽河出海口，有天然良港，海运发达；又扼哈大线铁路、公路之要冲，素以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文荟萃著称。特别是所属的盖州，自古人才辈出，久负盛誉。我很喜欢此间的人文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主持全市的宣传、文教工作达五年之久，有机会同这里的许多诗人、学者常相过从，谈诗论道，同时参与筹建了“金牛山诗社”。著名书法家、学者沈延毅和诗人、散文家吕公眉应聘为诗社顾问；书法家、诗人陈怀当选为首任会长。诗社开展了多项有意义的活动，文朋诗侣，“济济多士”，写下了为数可观的华章，成为当时全省成果斐然、声名卓著的诗社之一。

1980年春，当时我还在营口工作，这天在沈阳开会，顺便参观了“全省地方、军队老同志书展”，在留言簿上即兴题写了两首七绝：

翰墨辉光映绮霞，宗王范柳各名家。

毫端饱蕴腾波势，临镜何须感岁华！

山惊海立字如人，虎顾鹰瞵力万钧。

戎马平生存浩气，纵横墨沈写尧春。

沈延毅先生看到了，当即约我“到堂上一叙”，地点记不准了，好像是在友谊宾馆。他的个头很高，面容略显清癯，嘴里叼着个大烟斗，两只臂肘架在座椅的把手上，腰杆挺得直直的，矍铄中透着一种傲岸之气。这一天，老人的兴致很高，在点评了我的诗句之后，重点同我谈了他的故乡盖州历史上的一些诗人。正是从他那里，我才知道金代著名文学家王庭筠原来是熊岳城人。近代以降，他重点谈到两位，一为蒋荫棠，系传世名歌《苏武牧羊》的词作者，是沈老的业师；另一位是乡先辈于天墀，我从沈老的记诵中录下了他的《咏蟹》七绝：

爬沙响处费工程，隔岸遥闻下簖声。

毕竟世间无辣手，江湖多少尚横行！

我喜欢它的借题抒愤，别有寄托，后来引进散文《捕蟹者说》里。临走时，先生赠送我一个手书的条幅，题的是一首五言绝句：

虎跃龙腾志，天空海阔心。

身经无量劫，一笑过来人。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充闾小棣有行赋此志感”。我真是喜出望外，回去后便把它细加装裱，多年来一直挂在床头。旁边还有一张著名作家、诗人汪曾祺先生赐赠的条幅，题的也是一首诗：

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

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

我觉得，作为“过来人”，两位老先生的诗作似有翕然相通之处，所谓“君子安时，达人知命”是也。朝夕晤对，不独是绝美的艺术欣赏，在处世、做人方面也是受惠良多的。

吕公眉先生小沈老九岁，同样学殖深厚，博览群书，对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哲学、历史均有深厚修养。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及门桃李，彬蔚称盛。先生工旧体诗，尤擅七绝，以神韵见长，清新隽永。先生对我格外垂青，包括品评我的诗文集，前后赠诗达二十余首。诗中情真意切，感人肺腑。1987年元宵节，我曾去盖州先生寓所拜望；五月初，先生到营口专程枉顾，值我公出未遇，留下了四首七绝，以诗代柬。其一、四曰：

风雪元宵一别离，清明又见柳依依。

小桃欲落春犹浅，着意余寒莫减衣。

何曾咫尺是天涯，争奈缘悭莫自嗟。

别后流光君记否？上元灯火到槐花。

脉脉情深，令人永生难忘。两年后的深秋，金牛山诗社有重九登高之会，其时我已调往省上年余，先生又咏诗寄怀：

登高寒色扑衣襟，满目蒹葭感客心。

我欲辽天北向望，雁声嘹呖海云深。

与此同时，我也结识了陈怀先生。1986年3月上旬，营口市在体育场举行城乡风筝大比赛。应营口日报记者的邀约，当场我题写了两首七律：

的是今春乐事浓，花灯赏罢又牵龙。

千般妙品争雄处，万丈晴空指顾中。

兴逐云帆穷碧落，心随彩翼驾长风。

只缘寄得腾飞志，翘首欢呼众意同。

彩蝶金龙荡碧空，营川儿女竞豪雄。

巧裁形体夸新态，稳上云霄见硬功。

创业有怀凌健翮，拈毫无技捕春踪。

芳时莫抱蹉跎恨，万里鹏程正好风。

陈怀先生看了，稍稍思索一番，立即把笔作和：

遥天引上众情浓，谁辨真龙与叶龙？

彩蝶似疑离梦境，霓裳宛欲下云中。

红楼妙手传新谱，白雪新词送好风。

忽忆金猴留幻影，异邦赤子此心同。

儿时游钓早成空，蝶翅如轮鹰爪雄。

二月风前轻不举，夕阳山外竟无功。

徒留倔强惭迟暮，莫向飘零觅旧踪。

翘首青云千万朵，老怀欣与乐春风。

“彩蝶似疑离梦境，霓裳宛欲下云中”，绮思妙绪，允称佳构。先生诗才之敏捷，涵蕴之丰厚，遣词之工丽，境界之高远，令人由衷地叹服。

陈怀先生在营口师专任教，工诗词，擅书法，腹笥丰厚，热心教育事业，深受公众爱戴。90年代初，陈怀先生不幸患了膀胱癌。其时，我已调入省直机关工作，闻讯后，趁回市探亲机会前往问疾。床头执手，畅叙移时，临别依依，不料竟成永诀。后来听人告诉我，先生临终前，曾写过一个条幅，是李商隐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用来概括他的一生，真是再确切不过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没能赶赴灵前向先生的遗体告别，怀着深深的遗憾，写下了两首七绝，遥寄哀思。其一：

梦断音容尚宛然，床前揖别隔人天。

诗翁去后情怀淡，独对青灯作素笺。

其二是一首集句，都是清代诗人的：

千年过客太匆匆（张问陶），

聚散浑如一醉中（黄仲则）。

最是春来无限憾（刘友宪），

云霄何处托冥鸿（丘逢甲）！

1999年初夏，承文友告知，通过辑佚、钩沉，吕公眉先生的诗文集编辑工作告竣，正好赶上他的八十八岁“米寿”。我应邀撰写了序言，末尾题了两首七绝。其一：

被褐怀珠历雪霜，天留一老作灵光（此时，沈、陈二老均已作古）。

骚坛饶有三千士，诗酒风流尽瓣香。

其二，集清人舒铁云诗句：

往日春风结客场，生平知己此难忘。

未妨余事耽佳句，也列门人弟子行。

2002年，沈老辞世十年祭，我曾吟四首七绝，其一、二曰：

程门犹记受知时，遗爱长存去后思。

十载人天悲永隔，一篇薤露悔成迟。

孤坟岭下雪丝丝，落木寒烟夕照时。

如此高才埋地土，从知绝物总难持。

又过了十年，适值沈老、陈怀先生仙逝二十周年，公眉先生百年冥诞。忆及当日游处，与曹子桓所写到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略相仿佛。“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我曾以“辽南三老”为题，撰文奉祭于他们的在天之灵。

那个期间，还有一位远方诗友，名叫祁子青。60年代之初，我们同在营口日报社担任编辑，后来他调往杭州工作，我们常有诗文往还。1987年6月，接到他的来函，我曾以《写怀寄友》七律奉答：

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

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

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

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

也是在这一年，我有幸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听取了一些诗苑名家的学术报告，受益良深，感赋七律、七古各一。《七古》云：

诗人雅集逢端午，剚虎屠鲸迈前古。

大匠成风巧运斤，班门我亦挥刀斧。

骚坛逸韵壮神州，屈子高怀日月侔。

官清不碍吟哦兴，奋袂低回气尚遒。

进入90年代之后，在辽海诗坛上，有两位大家光华迸射，果硕花繁。一为著名学者、美学家王向峰教授，一为著名学者、书法家李仲元先生。作为良师益友，二位与我常相过从，多有唱和。

向峰先生著作等身，多文为富。学术研究、诗文创作都极具功力，有煌煌十卷本的《向峰文集》传世。他是文坛上的一个多面手。其理论著作曾获“鲁迅文学奖”；而诗才敏捷，善赋组诗，尤为世所推重。其咏史诗，含先秦十子十首，唐代、宋代诗人各五十首；《四季咏怀》竟达二百四十首，超迈前贤，继踵者恐亦难觅。我曾题七律赞曰：

畅咏韶华一大观，骚坛沃野簇峰峦。

未登兜率三千界，且托莲华皕四盘。

妙谛苍黄存意象，神思莽荡涌毫端。

谁云诗到唐时尽？放眼新程路正宽！

作为海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向峰先生对于我的散文与诗词创作，一向特别关注。他带领着一支博士、硕士研究生队伍，跟踪研究我的创作，可说是每出一本代表性作品，都要撰写评论，先后编辑、出版了《走向文学的辉煌——王充闾创作研究》、《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王充闾诗词创作论集》、《王充闾的庄子世界》等多部专著。

二十多年来，获先生赐赠与唱和之诗作达三四十首。如题拙著《蘧庐吟草》五首，其一、三、五云：

热肠古道日衰微，傲雪松梅与候违。

会意诗文同鉴赏，不求衣马共轻肥。

千古文章首创难，诗家何处见高端？

游心化物如天纵，尺水兴波涌巨澜。

得意庄生未忘言，南华内外广存篇；

鲲鹏屡振逍遥翼，不负蘧庐一宿缘。

十几年前，我曾想撰写一部反映清末一双才侣苦恋悲歌之小说，并为之预作互相赠答诗二十七首，题为“拟古离别”。向峰先生读后步原韵奉和。为窥豹一斑，现迻录其第一、二、二十七首：

我之原作：

谈瀛海客语从容，一点灵犀已暗通；

北往南归波浩渺，情丝千缕托宾鸿。

款款情深见素心，西楼一霎悟前因。

渔郎识得桃源路，二月春浓欲问津。

秋草凝烟忆别离，追仙蹑鬼各东西。

河阳此日楼千百，只恐重来路欲迷。

向峰先生和诗：

闲来更觉不从容，青鸟谁教与信通？

万里蓬山难逾远，高天空见有飞鸿。

相对无言感素心，三生缘定宿前因；

奈何人事偏乖误，缱绻分离隔五津。

四谛人生有爱离，分飞劳燕各东西。

从来事愿多相谬，何处寻津觉不迷？

李仲元先生腹笥丰厚，书艺精绝，兼擅诗赋。我在其《缘斋诗稿》序言中指出：“其为诗也，用典深稳，使事精切，具有学人之诗、才人之诗的鲜明特点。他的许多具备历史属性的诗章，能够以有限的文字反映深广的历史内涵，以诗的艺术手法再现社会历史、现实的某些侧面，渗透着作者的学识见解和价值取向，既具诗情，更饶史性。”

我的《逍遥游——庄子传》面世后，仲元先生有赠云：

少年早富五车书，晚岁弘文乐隐居。

清影徘徊人不识，斜阳柳径瘦蘧庐。

蘧庐又著好文章，思古情开智慧光。

且起庄生重化蝶，翩翩辽左觅书香。

王、李二位，于我谊兼师友，我忝列其间，声应气求，堪称同道。我们经常一起参加诗文研讨活动。2011年，应铁岭市邀请，共同策划“新城八景”。向峰先生与我，各写八首诗词；仲元先生在诗作之外，还撰写、手书了《铁岭新城赋》，赢得多方赞誉。

我自束发受教，学写诗词，六十多年过去了，总共写下五百左右首，数量不多。90年代初，曾结集为《鸿爪春泥》，收诗词一百八十首；2007年加以增订，名为《蘧庐吟草》，仍然没有收齐。王向峰教授在序言中指出：

在这部《蘧庐吟草》中有许多组诗，在一个标题下，有时一写就是五首、七首、十首、十四首、二十五首、二十七首，皆可谓“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拟。”（陆机《文赋》）他两次过巫峡写诗十首，融情于美妙的山光水色之中，诗意盎然，溢于辞外。《秋游白洋淀》诗十四首，把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与当年雁翎队的抗日军民的英雄壮举融为一体，写得流畅轻捷，草木皆兵，真是“俯仰苍茫天地迥，诗怀凭此孕空灵”，使人美不胜收。他的《拟古离别》，以角色效应为清末一对才子佳人拟作酬答，写得深情款款，体验入微，文辞丰美，缱绻动人。——诗中的意象情辞极像清末才人所能有；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分寸的掌握上，又恰到好处。

充闾的近体诗以七绝与七律体为主。他的七绝情沛辞达，布列如阵，而七律更见功力。他有一首在越南写的《吊王勃祠》的七律：“南郡寻亲归路遥，孤篷蹈海等萍飘。才高名振滕王阁，命蹇身沉蓝水潮。祠像由来非故国，神仙出处是文豪。相逢我亦他乡客，千载心香域外烧。”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到交趾探亲，归途溺毙于南海，遗体随潮漂回蓝江口，当地人民敬重他的诗才，在岸边为他修祠造墓，至今许多遗迹犹在。充闾到越南访问，特意从河内驱车几百里到义安的宜春乡去凭吊遗踪，并以诗文形式向国人发布了这个以前不被人知的信息。这首诗是充闾七律的代表作之一，诗的情辞并茂，文化内涵丰厚，古风与今意并出，引人乐读。他的另一首七律《拜谒列夫·托尔斯泰墓园》，也是以诗为文学巨人立传的佳作：“漫道萧萧墓垅寒，丰碑高矗地天间。百年风暴安然过，万仞门墙讵可攀。名重方知千纪短，才雄不觉五洲宽。尔来冷对邻家事，独拜文宗兴未阑。”这首诗的内涵十分丰富。本来托翁的墓园十分素朴简约，什么碑碣装饰也没有，只有几株早年由托翁自己栽植的树木，坟垅也仅仅是一个长方形的土丘。这诗的第一句是写实，但第二句“丰碑高矗地天间”，则是诗人的墓前心象，说的是真正伟人的德能就是一座顶天立地的丰碑。这样一位文学巨人，他的俄罗斯民族，百年中不论经过多少社会、国家的沧桑巨变，也能始终一样地尊重与敬爱他，对此，不能不使人有“名重方知千纪短，才雄不觉五洲宽”的哲理感悟发生，形成为诗中警句。

就我闻见所及，写作传统诗词大致有两条路子：一类是自小就濡染其间，大量记诵诗词名篇佳句，不期然而然就掌握了写作的技巧，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另一种情况是，从做学问入手，精心研索古典诗词的声韵、格律、章法、构局，日夕沉浸其间，不免“见猎心喜”，便也动手填词作诗。我走的是前一种路子。我自小就养成了背诵诗词的习惯。几十年来，日积月累，烂熟于胸中的总有上千首吧？这也强化了记忆的功能。我未曾尽心竭力地研索过诗词格律，由于记诵得多了，即席口占也好，伏案推敲也好，总能熟练地掌握，出韵、不协的情况基本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老去诗篇浑漫与”这句杜诗。在我看来，诗主性情，贵在本色、天然，原无须巧加雕饰。

记得顾随先生说过：诗难于举重若轻，以简单常见的字表现深刻的思想情绪。我是完全赞同这一主张的，因此，流连题咏中也有意追求一种蕴藉浑融、冲淡自然的格调。谢玄晖与沈休文论诗，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我一向认为，诗应该琅琅上口，如流水行云，有“杨柳春风百媚生”的意态，切忌佶屈聱牙，艰深晦涩。

结合个人的创作实践，关于写作传统诗词我有四点认识：

一是，要有真性情，表现出创作的个性。诗人内心具备真情实感，才有创作构思的依凭。诗歌中自然也要表现景物、形象，但归根结蒂还是要体现情怀。王国维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古罗马的贺拉斯认为：“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照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这就要有性情，有个性，有“我”。《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说过：作诗“有人无我，是傀儡也”。明代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非常欣赏其弟小修的诗，说他“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二是，应该富有才情、才气、才学。并非有了真性情和个性，就一定能写出好诗，还必须有诗才。所谓诗才，内涵十分丰富。意大利的浪漫主义作家福斯科概括为强烈地感受、敏锐地观察、新颖地构思和准确地组合的能力。也有人认为，主要是指诗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袁枚强调才分、天分，他说：古人之所以强调读万卷书，是欲助其神气，而不是以书卷代替灵性，所谓“役使万卷书，不汩方寸灵”。赵翼则标举为“才气”。他说，“气”需要养，孟子就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充分重视诗人的生活阅历、生活环境，后天的培养、提高，客观的磨炼。

三是，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胸襟、眼界决定着一个诗人的识见。而识见对于诗歌创作是至关重要的。谈到哲思、理趣，就不能回避眼光与见识。古诗中的范例俯拾皆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纵观天地，俯仰古今，远远超越了诗人个人的身世慨叹，也超出了诗歌本身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表达了古往今来无量数人在宇宙时空面前的生命共振，从而使它在人类生活中获得了永恒的美学价值。

四是，要有情趣，有意思，使人看了能发出会心的微笑，不能味同嚼蜡，枯燥、生涩，面目可憎。风趣是和健康、高远、平和的心态联系着的。一个人心如死灰，形同槁木，没有丝毫灵气，肯定写不出富有情趣的诗词。有些人整天处在浮躁之中，陷身于红尘十丈，利欲熏心，锱铢必较，心理素质不佳，纵然能诗，也不会充满情趣。

我于传统诗词可说是情有独钟，爱到深处。数十载研习不辍，不仅口诵、心惟、手创，而且在散文创作中亦博征繁引，以至被论者认为“内在地以诗词话语为思维素材和思维符号”。但是，在痴迷的同时，我又不无几分清醒、几分警觉。如所周知，旧体诗与新诗，文言文与白话文，在遣词造句、表述方式以至体例、程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千余年的文学实践表明，写作古体散文与写作旧体诗词是恰合榫卯，相得益彰的；而我的主业是经营现代散文，这与写作新诗当可相辅相成，反之，若是沉酣于“束缚人们的思想”的传统诗词而不能自拔，甚或不自觉地成为一种“话语方式”，那就必将有碍于思路的拓展、笔墨的荡开、文势的挥洒。

为此，我曾戏谑地改窜《庄子》中的一个警句：“诗词，作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此言一出，即遭到文友的驳诘：“君不见鲁迅、瞿秋白、郁达夫乎？其旧体诗均出色当行，何以现代散文亦绝妙无俦也！”我一时语塞，有顷，才回应一句：“彼者文章圣手、天纵英才，自非常人可比。”

当然，“清醒”也罢，“警觉”也罢，话是那么说，实际做起来往往还是从兴趣出发，凭感情用事。南宋诗人杨万里“自责”诗云：“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我于诗词也是如此。旧时月色，已经刻骨镂心；不经意间，又回到了故家门巷。这样，在散文创作之余，就有了一部《蘧庐吟草》的面世。不论信手拈来，抑或刻意为之，其为情感的宣泄、志趣的写真则一。展卷遐思，充盈着师友的深情、昔梦的追怀和感兴的喷薄。拂去岁月的尘沙，剩下来的多是美好的记忆。

最后说明一下：叙述诗词写作，未分时段，有乖全书成例。原因在于，即便抛开上述所谈的“警觉”，我在文学创作上，一向遵奉韩愈的“余事作诗人”之说。新时期伊始，我的诗词写作呈炽热之势，但就投入精力和产出成果看，它仍然是散文的附庸。“孪生兄弟”云云，不过形容其生成状态而已。职是之故，只在这里专设一编，后面不再展开叙写。

以此为例，关于读书学习与学术研究两个方面，也分别在下一章首尾部分予以展述，不另专门立项。

第四章　变革中的升华

（1985——1995）

自觉补课

1985年元旦过后，我在市里接待了两位知名作家。谈话中，他们为不久前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党中央提出的“文艺界要大团结、大鼓劲、大繁荣”，而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他们说，文学孕育在社会这个母体之中，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文艺生产力的大解放，呼唤着作家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和解放思想；看得出来，历史正慷慨地为作家提供一个新的活动空间和发展空间。

此刻，我所处的位置比较特殊。作为一名地区负责干部，由于同时从事文学写作，同全市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息息相关，贴近这个群体，亲自感受到这个文化热潮的汹涌澎湃；而作为一个写作者，因为有主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践，置身改革开放第一线，每天接触大量的新事物、新变化，具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精神境界。

当时我谈到，爱因斯坦说过，从事精神创造的人，要有两种自由：一种是外在的自由，应该在全体人民中提倡一种宽容的精神；另一种是内心的自由，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两种自由，于我都直接相关：对于前者我负有责任；而后者，也就是思想解放，正是我兢兢以求的。

其时，中国文坛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些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1985年视为“文革”后最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小说界呈现出“寻根文学”与“现代派”双峰对峙的局面。前者着眼于民族文化，力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挖掘和重构，奠定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根基；后者则与西方现代派紧密相连，采用与传统的写作截然相反的艺术方法，表现世界的不可思议和人生的荒诞、孤独，其中最为盛行的，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两种文学流派都引起了理论批评界的高度重视。一时间，西方的哲学、宗教、文化、文学等各个领域的著作被大量译介过来。这对于封闭已久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敞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此同时，诗歌和散文也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散文，摆脱了80年代缓步前行的状况，90年代初异军突起，出现了“美文”与“学者散文”并驾齐驱的态势，有如80年代的小说，形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散文热”。文学研究领域，学习外来理论的热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1985年甚至被人们称为“方法年”。

与此同时，“美学热”也在举国上下蓬勃兴起。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美学巨子围绕着“美的本质”即“美的根源”所展开的论争之后，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中期，他们又就“美的本体”等基本问题，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争辩。使美学独得风气之先，登上全国一些高校基础课或选修课的讲坛，西方美学著作纷纷被译介，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

这些思潮、流派、理论、方法上的争衡，大大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创作的风貌脱离了较为单一的模式，艺术方法的探索和革新以更大的步伐推进。作家的主体性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表现鲜明，文学在朝着本体回归。

如果说，上述这些因素，对于我是催生变革的大环境或曰外因的话；那么，我自身的认识与需求便形成了内在的动力。

孔子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说，1985年我正好是五十岁。何谓“知天命”？说不清楚；但我知道，首先应该知道自己。单就知识基础来说，我自认必须同时做好两件事情：已知的应该更新；未知的抓紧补课。小时候，我是从“读经”开始的，“四书五经”毕竟是封建时代和小农经济的产物，许多东西需要更新；知识结构不够完整，学术视野相当狭窄，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腿比较粗，而缺乏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科学精神的支撑。现代的学问、西方的文史哲经，相对来说，涉猎的比较少，许多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思想知之不多，积淀比较薄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思想境界拓展不开，不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另外，在创作观念上，我对于文学回归主体，对于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内倾性特征的认识，远不如传统散文中“文以载道”的思想那样深刻。

受当时文化热潮的影响，从个人实际出发，我从1985年开始，花费几年时间，深入研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的《美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丹纳的《艺术哲学》、卡西尔的《人论》等西方哲学与美学经典，同时，也读了国内几位美学家的著作，其中有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王朝闻的《美学概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美学四讲》等；还有法国年鉴派史学、美国新历史主义方面的史学著作。每当啃这些理论著作弄得脑涨头昏时，我便找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来读，换换口味，转移一下注意力，觉得既有趣，又解渴。这样，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之初，对于西方的文史哲美的学习、研索，迄未间断。如果说，70年代中期那阵子理论学习的目的性还不甚明确的话；那么，80年代下半叶开始的这番较长时间的补课，就带有鲜明的指向了。

期间，1986年春季和1991年下半年，先后进省委党校、中央党校学习，在学员中，我敢说是读书最多的一个，读的书主要是哲学、美学、史学等人文学科方面的经典著作。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那些年的读书、进修，觉得有些方法还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一，运用苏轼创造、并为毛泽东主席所欣赏的“八面受敌法”，精研深读经典著作，辅之以适当的泛览（认门户、开眼界）。“八面受敌读书法”源出《孙子兵法》“我专而敌分”的用兵方略——当八面受敌之时，则应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各个击破，切忌八面出击，分散兵力。苏东坡在读书和研究学问时，每次都选准一个角度，理解、消化一个问题，逐个解决，积少成多，从而达到事事精核的效果。

其二，在弄清原典上下功夫，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目的在于武装头脑，扩展思路，激活创造精神，指导并丰富相伴而行的文学创作。

其三，因为文学是人学，所以，为文学的读书、求索，应该紧密联系人生的价值，命运的参悟，道路的抉择，人性的发掘，个性与命运、个性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应该同生命体验、人生感悟结合起来。这一切，都为我的创作实践、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益的滋养。

诚然，哲学、美学和史学本身不是文学，但却以其对宇宙、人生和艺术的根本性探讨，具备了文学本身所不具备的功能。这样，在我的面前，就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人是什么？世界与人的关系怎样？艺术的本质何在？“人最重要的就是具有创造性”，“人的本质就是其无限的创造活动”；“艺术和自然有着先天的不可分离的关系”；“理想的完整中心是人，而人是生活着的。——属于生活的主要地是周围外在自然那个对立面，因而也就是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在自然中的活动”。——先哲们的论述使我体验到了思想的无穷魅力，提升了文学回归本体的自觉，主体性、个性化增强了；每天都沉浸在美感、哲思之中，展开美的探索、美的追寻、美的发现；这种主体性与个性化，经由哲学和美学的引领，表现为独特的诗性化的人生感悟，进而形成蕴涵着情致、哲思与美感的文字。

在哲学、美学、史学的研读过程中，我都认真做了心得笔记，记下了自己的领会与悟解。比如，在美学方面，当时记下了大量心得、体会，概言之，可分为下述五个方面：

一、美学何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使意蕴提升，实现深度追求，必然要凭仗哲学的导引，而美学是哲学母亲的骄子，自然要走到美学这里来。尤其是中国的美学精神、美学传统，是一种审美的哲学、诗性的哲学、悟性的哲学。因此，为了提升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水平，钻研美学是必需的。同时，面对着日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通过追求一种美的人生理想、人生境界，体味哲学意蕴、艺术灵性和美感、诗情，有助于保持人间的诗性和生命的憧憬，使心灵得到升华与净化。“审美之路作为超越之路，以审美活动作为自我拯救的方式，通过审美活动去创造生活的意义，以抵御物质世界对人的侵犯，以人的感性、生命、个体、生存重构审美活动”（生命美学倡导者潘知常语）。

这一切，都促使我对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大量新事物、新思想、新现象，包括日常生活中涉及到的披肩发、牛仔装、喇叭裤、蛤蟆镜、迪斯科等等，即便是从工作出发，也都需要有个明确态度、做出正确解释，也催促我对于美感问题的钻研。

二、关于美的本质，它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美是在物还是在心，还是主客观统一？我的看法是，作为以审美和艺术问题为中心、进行哲学性思考的美学，如果单从在物在心角度，也就是从哲学概念角度、认识活动角度来解读，恐怕也难以解释清楚。美，产生于美感。一种事物之所以成为美的，是因为欣赏它的人心里产生了美感。原则上讲，审美活动不属于科学范畴，它并非认识问题，而是一种体验，是人和世界的一种沟通、一种体验——中国古代先哲称之为感兴。在中国文化的固在品格中，一直把美学原理建构成一种美/美感/艺术三合一的体系。

三、随着美学研究的深入，逐渐地由叩问美的本质转移到美感体验上来，体验到审美距离以及人的情感对于美的体验的影响——不同的审美距离，不同的审美对象以及不同的审美心情都会对最终的美感造成影响，从而确立了距离说、移情说等美学原理。

瑞士美学家布洛指出，美感是主体与对象在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时产生的。一定的距离，使客观现象与现实的自我脱开实际利害关系，审美和艺术超出实践关系，以纯粹的审美眼光来观赏对象，使一切审美价值与实用的（功利的）、科学的或伦理的价值区别开来。

所谓“距离产生美”，说的是人们在欣赏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审美过程中，必须保持特定的、适当的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时间距离，指与审美主体的接触时间不能过于长久，否则会造成对审美主体的审美疲劳，从而使美的事物失去其应有的美感。空间距离，是指审美情感对审美主体的美化作用。由于消除了利害考虑，模糊了具体印象，往往会产生崭新的体验。

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观察审美对象时，往往会产生把我们的生命和情趣注入到对象中，使对象显示出情感色彩的现象，据此，德国费肖尔父子提出了“移情说”。杜甫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正是这种“移情”的结果。

四、美是一种发现，发现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朱光潜先生说：“任何审美活动都是一种创造活动”；李泽厚先生说：“美，只能是人类主观心灵的创造”；蒋孔阳先生说，“美是恒新恒异的创造”，“美是多层累的突创”。在这个问题上，几位美学大家的意见倒是一致的。

五、读过了西方、苏俄、印度的美学典籍，也加深了我对烂熟于心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美的论述的理解。《论语》一书本是讲述原则、道理的，许多篇章甚至是语录体，但它并不是板着面孔，枯燥地进行说教。《先进》篇载：孔子与子路、冉有、公西华坐在一起谈心，曾点在旁边悠闲地鼓瑟，孔子便问他：“点，尔何如？”曾点听了，便用弹瑟的手指在弦上一拢，铿然一声，把瑟放下，站了起来答道：“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我同意曾点的主张）”这里有场景，有形象，有细节，有哲思，有诗情画意，充满了优美的意味。再如，《庄子·逍遥游》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美学描述美感的典型范例。

美的观照

反映在散文创作上，这个期间，我写了一大批带有哲理性的散文，体现哲学与美学的双重意蕴，力求从哲学的智慧、美学的超拔，理性的张力与诗意的澄明中展现一己的思与悟，凭借散文文本传递自我对万象造化的审美意蕴和理性化的沉思。比较典型的要算《五岳还留一岳思》、《心中的倩影》和《追求》三篇了。

《五岳还留一岳思》从友人遍游闾山之后“产生一种意兴阑珊的味道”谈起，说到旅游，说到现实生活，说到艺术创造，核心表达了“充满希望的旅游比到达目的地好”的理念，以及对于“审美距离”和“不到顶点”的体验与领悟。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对于已经占有、已经实现的事物，不及对于正在追求、若明若暗、可然可否的事物那样关心。张恨水的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至如愿又平常”，反映了这种心态。古往今来，有谁未曾从不断的追求中获得快慰呢！

我在这里想要揭示的是美感体验中的“过程说”——过程重于目的，理想高于现实。这固然谈不上什么新的见解、新的发现，但在我个人来说，却是一种超越心态的反映。以往所关注的常常是目的的实现，比如两年前写的《黄山三人行》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的艺术表现。攀登黄山天都峰，我是以爬越崇阶，直上峰顶为鹄的的，那种架势，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意态。

越往上爬，石级越陡，每上升一步都要手足并用，动作稍不协调，前面人的脚就会碰到后面人的头顶。有时遇到垂直九十度的绝壁，免不了要膝盖贴腮，鼻头碰壁。仰首翘望攀登顶峰的路线，远哉遥遥，势如悬瀑，不禁心旌震怖，两腿发虚。特别是山树鹰在枝头一声声的鸣叫，听来很像“回——回去”，更平添了三分退意，确像古人说的有点“望峰息心”的味道。可是，当想到三百七十年前，徐霞客抓着树枝、野藤，将肚皮贴在山上，蜿蜒向上爬行，终于登上天都峰的情景，又觉得眼前的难度和险度，正在大大减小。——起码我们有石头凿出的台阶可登吧？

及至到了峰顶，心情确是无比的兴奋，以致豪气冲天地高声朗吟着：“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但再往前走，步步都是下坡路，很快也就四顾茫然、意兴索然、心境苍然了。

而到了本篇《五岳还留一岳思》，随着“过程说”的提出，则表明在哲学思想和美学观念上已经实现了转化——目的有限，过程才是无限的，只有在无限的过程中，人才能获得根本性的满足。

18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莱辛说过：“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胜于重视真理本身。”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这句话，曾把它作为座右铭，意在从中汲取美感，寻求慰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钓鱼兴趣很浓，但目的往往并不在于吃鱼，只是为了从持续的等待、期望、追求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充实和满足，寻求健康、悠闲的情趣。记得著名哲学家冯定先生曾在一次谈话中说过：“人生就像解方程，运算的每一步似乎都无关大局，但对最终求解却是必要的。结果往往令人神往，我却更喜欢过程本身，过程就是结果的奥秘所在。”

《心中的倩影》这篇散文，同样表达了一种出于切身体验的美的感受。80年代初，我曾有南京之行，当时最急切的想望，就是一睹向往已久的秦淮河的秀丽姿容；但是，令人沮丧的却是秦淮河已经受到严重的堵塞与污染。听到这个信息之后，我毅然打消了前往看望的念头，不想让它的陋貌衰颜呈现在眼前，而宁愿秦淮河的美永存于虚幻的记忆与意念之中。

……回来后，我把这些想法讲给几位朋友听，多数人都不以为然。有的说我“痴情可哂”，有的笑我“书生气十足”，“理想主义”，我却至今不悔。特别是读到文洁若的散文《梦之谷中的奇遇》，对作家萧乾的举措，更是赞其通脱，引为同调。

1928年，十八岁的萧乾在汕头角石中学任教时，结识一位名叫萧曙雯的女学生。二人心心相印，灵犀互通，诚挚地爱恋着。不料，校长插足其间，声言如果曙雯拒婚，就要对萧乾狠下毒手。姑娘断然斥绝了这个恶棍，同时劝说萧乾赶紧离开，以免遭到暗算。本来，她是准备同萧乾一道乘船逃离的；可是，当发现码头上有歹徒持枪环伺，她只好改变主意，悄悄地溜回。她知道，若是萧乾只身出逃，他们会高兴地放他走开；如果二人同行，萧乾就会死在这伙恶棍手中。

尘海翻腾日月长，一别音容两渺茫。这对情人南北分飞，无缘重见，各自在布满荆棘的坎坷路上建立了家庭。八年后，作家萧乾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他是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够再见一面当年的恋人——书中的女主人公盈姑娘啊！

六十年过去了，他终于有机会旧地重游，回到了汕头的“梦之谷”，并且得知萧曙雯仍然健在。这对于千里离人来说，尽管不无苦涩，却也毕竟是一种抚慰。可是，经过一番斟酌，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这个此生难再的机缘。他不愿让记忆中的清亮如水的双眸，堆云耸黛的青丝，轻盈如燕、玉立亭亭的少女风姿，在一瞬间，被了无神采的干枯老眼、霜雪般的鬓华和伛偻着的龙钟身影抹掉，他要把那已经活在心目中六十年的美好影像永远保存下来。萧乾说：“这不光是考虑自己，也是为了让曙雯记忆中的我永远是个天真活泼的小伙子，所以，还是不见为好。”

《读三峡》一文中也阐发了类似的道理：人说大宁河上的小三峡是三峡的聚珍版和缩印本，景色绝佳，而且，由于滩险岩奇，还可以补偿由于三峡惊险场面的消除所造成的失落。可惜，因为时间有限，交臂失之，说来也是一桩憾事。但是，我用另一面的道理宽慰自己：美学上讲究逸韵悠然，有余不尽，忌讳一览无余，因而有“不到顶点”的说法。怕的是到达顶点就到了止境，捆住了想象的翅膀。龚自珍有诗云：“未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处好。吟到夕阳山外山，世间难免余情绕。”踏不上的泥土，总被认为是最香甜的。何妨留下一片充满期待与想象的天地，付诸余生忆念，纵使他日无缘踏上，也尽可神驰万里，向往于无穷了。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那么，美，究竟是存于内心，还是一种现实存在？我的看法是，美，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主观的以意象存在，比如《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或者作家的所谓“白日梦”；而客观的美以具象形式存在，同样是随处可见的。所以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关键在于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当然，对于作家来说，更习惯于“将无作有”——驰骋心中的想象，留连于“白日梦”。至于黑格尔所说：“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由这较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真正是美的”；反过来，“自然美只是属于心灵的那种美的反映，它所反映的只是一种不完全、不完善的形态，而按照它的实体，这种形态原已包涵在心灵里”。这样，可就全然弄颠倒了——原本是客观的现实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却反过来说心灵是源泉，生活的真实来自心灵的真实。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适度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是形成崇高或美感的必要条件。朱光潜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距离含有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就消极的方面说，它抛开实际的目的和需要；就积极的方面说，它着重形相的观赏。它把物和我的关系由实用的变为欣赏的。就我说，距离是‘超脱’；就物说，距离是‘孤立’。从前，人们称赞诗人往往说他‘潇洒出尘’，说他‘超然物表’，说他‘脱尽人间烟火气’，这都是说他能把事物摆在某种‘距离’以外去看。反过来说，‘形为物役’，‘凝滞于物’，‘名缰利锁’，都是说把事物的利害看得太‘切身’，不能在我和物中间留出距离来。”

我的思辨性散文《追求》，可以看作是对于美学大师的精辟论述的感性解读。

悬念与追求会产生一种美的境界。有的美学家认为，哲学、艺术的真谛，都在于不断地追求真善美，而不是占有它们。实际上，美是不能被占有的。由此，我联想到《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实：

王子猷任性放达，弃官东归后，在山阴闲居。一天夜里，大雪纷飞，弥天盖地。他一觉醒来，开门叫僮仆备酒。饮酌中，临窗四望，但见处处银装素裹，净洁无尘，蓦然忆起了住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便连夜乘船前往寻访。足足走了一宿，方始到达友人门前，可是，却悄然返回了。人们问他：这么远冒雪赶来，为什么不进去与友人见上一面？他的答复是：“我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也许王子猷只是追求一种美的境界，走近，却并不占有，留下一块永恒的绿地，供日后悬想与追思。在他看来，这种美的境界就在事物的过程之中，所以，“山阴泛访戴之舟，到门不入”。这里，也显示了晋人追求心灵超越的唯美主义品格。

……

几年前，读过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一篇小说，内容梗概是：

靠近小镇有一条铁路，每天下午两点多钟总有一列区间特别快车驶过。二十多年来，每当这列火车开过来，司机总要拉响汽笛，这时，就有一个女人站在小屋后面向他挥手。开始时，她身旁依偎着一个小女孩，后来，女孩渐渐地长成了大姑娘，司机也繁霜染鬓，一天天地步入了老境。

他忠于职守，勇敢机智，多次在危急中紧急制动，使一些儿童、老人、流浪汉幸免于难。他感到，无论多么艰苦、劳累，只要一看见这座小屋和天天向他挥手的母女，就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与温馨。他曾在上千种光线、上百种异样天气中见过她们，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她们，尽管未曾交过一言，但彼此似乎已经心心相印，融为一体了。

他想，将来退休以后，一定要去寻访她们，坐在一起畅谈一番。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老司机卸了任。他第一次从这里踏上月台，怀着无限期待、无比幸福的心情，来到了母女俩居住的小镇。他走着走着，逐渐产生一种陌生感，涌现出困惑、茫然的心情。幸好，过去见过上万次的母女俩，此刻正站在路边，上下打量着他这个陌生人。母亲面容消瘦，神情冷漠，目光中反映出猜疑、惊恐和不信任的情绪。

这一切，把他从她们的招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亲热劲儿、乡园感，驱逐得无影无踪。他试图解释几句，但当看到两个女人呆滞、拘谨的神情，便默然离开了。他后悔此行勘破了那一场充满着希望与追求的美梦。

这篇哲理性很强的小说，恰恰应和了陈独秀先生1909年《本事诗》中所写的：“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应该说，它是这两句名诗的最佳的诠释。

从中，我们也悟解出，追求比占有更使人感到快慰，感到幸福；充满希望的追求，总是比实际到达目的地更有吸引力。有些人占有欲很强，但未必就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世间能够到手的东西毕竟有限，而占有欲却会无限地膨胀。以有限逐无限，必然经常处于失望、苦恼之中。正如宋代文学家苏轼所言：“物之所以累人者，以我有之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丑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

苏轼还说过：“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人们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与物之间不会产生占有关系的欲念，人的精神摆脱了物与人之间的实际利害关系的束缚，处于自在自如状态；而“留意”，则是出于自身利害关系所产生的对客观事物的占有欲望。

西方美学也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他们把这种审美心理与个人功利观念之间的距离，称为“审美的心理距离”。

企求人格完美的精神超越，是人类特有的崇高的审美追求。美感，不是功名利禄、饮食男女的物欲满足，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充实与愉悦。尽管人的生命延续和美的追求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但是，如果仅仅以世俗的功利欲望的占有为满足，那就无从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甚至使人沦为物的奴隶。

人生代代无穷已。社会发展，人类进步，都有赖于不断的追求。人类的精神世界，正是伴随着不断追求与探索而一步步地丰富、拓展开来的。应该说，幸福的实质就在于不断地追求。“哀莫大于心死。”人只要活着，就一天也不能没有追求和希望。难怪有人说，人生的道路是由一个个目标铺成的。目标，理想，追求，向往，这是催人上进的强大的内驱力，犹如大海的洪潮，万古如斯，一刻也不停息它那澎湃的律动。

游者之悟

可能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文人、传统诗文的影响过深，对于名城胜迹的深邃蕴涵、山川佳境的自然之美，我一向有着本能的直觉的迷恋，所以，只要有机会就前往游观。为此，曾以宋人朱敦儒的《鹧鸪天》词自嘲：“我是清都山水郎”；不过需要申明：一、我没有上过天帝的“清都”；二、我绝非“懒慢”，更不“疏狂”。

处在领导岗位上，对于创作与研究，确实带来所谓“知识与权力的两难”，经常出现时间、心态与思维方式上的矛盾；但也提供一些方便的条件。特别是到省里任职之后，我有更多机会参加全国性的会议，而由于同时又有作家、教授的头衔，可以经常到各地访问、考察，广泛接触各方人士，请益于文艺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随着立足点的提高，接触面宽了，胸襟扩展了，眼界开阔了，得以及时了解全国文化发展大势。

继1985年出访日本之后，1990到1994年，又曾先后到过东南亚、朝鲜半岛、俄罗斯和美国；国内足迹遍及东西南北，像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曾经赴新疆，上西藏，去海南，访香港，登天都峰，逛九寨沟，吊绍兴禹陵，蹑长岛诗踪……在那些留着千百年来许许多多诗心墨痕的所在，我往往是‘因蜜寻花’，或如庄子所言，‘乘物以游心’。我不想按照景点导游图的指点，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为记录‘到此一游’而拍照留影，而是宁愿在景深人静之处，长久伫立，沉静思索。脚踏在实实在在敞开的大地上，一任尘封在记忆中的此一景点的诗文涌动起来，与那些曾经在这里驻足留连的过往诗人对话。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在冥濛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感受着一束束性灵之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水间，大自然与那一个个易感的心灵，共同构成了洞穿历史长河的审美生命、艺术生命，‘天地精神’与现实人生结合，超越与‘此在’沟通。”

这样，写出来的游记，不再是自然景观与历史人文一般的交融互汇，而是渗透着一己切实的人生体悟；不再是泛泛地叙述他者（古人或今人）的思、感、言、行，而是融进强烈的主观介入。

在这里，对社会思想剖析的纵向掘进，和注重个体的精神特征、注重表现人的感情，将艺术地再现生活为主变为表现人的情感为主的横向开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主体精神的融入使自然景物蕴涵了浓重的生命的意趣，同时，自然景物也以其自身的特质作用于写作者，使写作者获得了丰富的生命情感、蓬勃的生命活力和崇高的人格精神。

我在云南大理曾经参加过一次白族的“三道茶会”。顾名思义，茶分三道：第一道茶是经过文火烹过的，苦涩无比；第二道茶是甜茶，里面加了红糖、核桃仁等，喝上一口，甜中带香；第三道茶里，添有蜂蜜、花椒、芥末等作料，使人记起苏辙“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的诗句。略一沾唇，便觉麻辣酸涩一齐涌来，竟然辨别不清是什么滋味。可是，饮过几口之后，细加品啜，却又颇像咀嚼橄榄，大有回甘之效，故称之为回味茶。喝过之后，我即兴吟咏一首七绝：“未经世路千重境，且饮人生三道茶。消受个中禅意味，蹉跌险阻漫诧讶！”

据说，这种茶会原是为欢送子弟外出求学、习艺、经商的一种礼俗，后来，演进成一种富有生活情趣、饱蕴人生哲理的待客方式。它熔娱乐、审美、教化作用于一炉，为人们在紧张、喧嚣、粗犷、变动的现代生活中提供一方宁静的憩园和几丝温馨的抚慰。

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这样几段话：

三道茶会，对于初出茅庐、乍涉世事的青少年，颇有教益。三杯酽茶入口，苦苦甜甜，回味无限，即使是粗心率意的钝根庸质，也总能从中得到启迪，有所感悟，减除几分稚气，增加些许成熟，不致把原本复杂曲折的社会生活简单地看作笔直、坦平的“涅瓦大街人行道”。

回味茶，尤其宜于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沧海惯经，风霜历尽，百般磨折过去，世事从头数来；绚烂归于平淡，浮躁化为沉静。丰富的阅历，多彩的生涯，翻过筋斗、勘透机锋的智慧与超拔，使他们如窖藏数十年的陈酿，味浓而香冽。经过几番回味，其间固然不乏颓唐、退馁者流，所谓“五欲已消诸念息，世间无境可勾牵”（白居易诗）；但更多的还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人说，幸福感是经过磨折之后一种高扬的澄静。果如是，则这些老人的心境笃定是甘甜的。

身处逆境者有必要啜饮三道茶。那种苦甜交汇、忧乐相乘的意蕴，有助于他们顿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妙谛，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的人生哲理，领略“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辩证关系，从而磨砺意志，振奋精神，立志作烈火中的纯钢，冻雪中的红梅，暴风雨中的雄鹰。

至于那些万事亨通，一无窒碍，志得意满的幸运儿，三道茶对他们也有所裨益。他们在横绝四海、睥睨万方的奋进中，喝上一杯苦茶，当可澄心静虑，少一些浮躁，多几分清醒，懂得危机感的不可或缺，忧患意识之可贵，增强经受挫折、战胜困境的应变能力。

健全的人生离不开真善美的发掘与弘扬。借鉴与吸收外间经验，无疑是极端必要的。但是，总不能脱离民族传统的土壤。而且，正如某些民俗学家所指出的，现在有些艺术实践活动，尽管比较科学、缜密，但总不如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活动那样清新活泼，意趣盎然，贴近生活，那样使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生活化浑然一体，因而不能形成足够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不易获得整体的社会性认同与契合。

散文《黄昏》，通过对黄昏的瞬间印象的捕捉，凭借主观的审美体验去传达黄昏所附丽的心理色调和人生感悟。

夕照、黄昏原是鲜活灵动、多彩多姿、富有生命力的。它具有美的形象。泰戈尔说：“黄昏时候的天空好像穿上了一件红袍，那沿河丛生的小树，看起来更像是镶在红袍上的黑色花边。”它又是富有音乐感的。高尔基说，当太阳走到大地里面之后许久，“天空中还轻轻地奏着晚霞的色彩绚烂的音乐”。而且，还有性格，有情感。在莫泊桑笔下，“那是一个温和而软化的黄昏，一个使人灵肉两方面都觉得舒服的黄昏”。凡尔纳写道：“太阳在向西边的地平线下沉之前，还利用云层忽然开朗的机会射出它最后的光芒”，“这仿佛是对人们行着一个匆匆的敬礼”。赫尔岑写得更是富有良知，“这美丽的黄昏，过一个钟头便会消失了。因此，更其值得留恋。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在别人还没有厌倦之前叫他们珍惜自己，便在恰当的时候转变成黑夜”。原来，黄昏竟是这样的充满情趣，难怪夏洛蒂·勃朗特称许它是“二十四小时中最可爱的一个小时”。

在我的心目中，草原的夕阳是过年时村头挂着的大红灯笼，似近实远，似静实动，衬着绿绒毯一样的芊芊茂草，成就了一幅天造地设的风景画。海上的夕阳像正在爆发的火山一样，喷射出万道光芒，把天际烧得通红。海涛则如万马奔腾，疾驰而去，闯进那红宝石和炉火般蒸腾滚动的霞辉里。最动人心弦的是万米高空之上黄昏景象：

在苍茫的天地交接处，映现出类似日光七色的横亘西天的宽阔彩带。紧贴黛青色天穹的是翠蓝和绀紫，下面是一层碧绿，再下面是一色的橘黄，再下面呈淡金、橙红色，靠近地平线是一抹丹红，彩带下面是暗黑的大地……二十分钟以后，天空开始变暗，七色不甚分明，尔后红色逐渐转暗，彩带全呈暗黄色，最后与大地融合在一起，看去像薄暮中大片成熟的谷物。

这是自然界的黄昏，分明也是我一己的生命的黄昏。一生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能力、阅历，便是那日光七色，那丰收的景象和成熟的果实。已化为烟云的昨天因收获而实存；而可供把握的今天更因探索而美丽。

在纪游文字中，融汇着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的散文，还有描写著名风景区九寨沟的《清风白水》。面对此间的自然天籁、荒情野趣，我的感觉是，犹如“裸体的婴孩扑入母亲的怀抱，生发出一种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笼，返回精神家园，与壮美清新的自然，整个地融为一体”。

在我看来，“隐在深山人未识”的九寨沟，与其他许多著名的风景区都迥然不同，亘古以来，它就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处女地。世世代代，这里只是散居着为数不多的藏族同胞；那些性耽山水、情系烟霞的文人墨客从未涉足，因此，过去“名不见经传”，人文景观相对缺乏。此间，多的是古艳动人的神话传说，它们以原始思维的想象和幻想、虚构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出藏族劳动人民在征服自然的劳动、斗争、爱情生活中的经验、理想、感情和愿望。这种特异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形成，当然和它长期处于封闭式的环境，脱离原始状态较晚有直接关系。作为民族远古的梦、文化的根、精神活动的智慧之果，口头传承的原始文化结晶和无意识的集体信仰，神话传说，在九寨沟可说是满坑满谷，俯拾即是，几乎所有的景观都和神话传说相联系。这一切，使得九寨沟原本就瑰丽迷人的景观更加富有魅力，筑成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座虹桥，沟通梦境、现实、希望的一条彩路。

我访九寨沟时，正当知命之年，已经是告别童话与神话的时期了，可是，置身其间，仿佛又回到了飞驰已久的童年，重温和白雪公主、美人鱼为伴的幻想世界，恢复了清风白水般的童真。同这种雾气氤氲缠绕在一起，幻者似真，真者疑幻，怕是几个清宵好梦也难以遣散的了。

也许是文人的积习吧，此刻，那易感的心灵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又悄然而至，迫使我的心情在轻松、愉悦的同时，又交织着剧烈的冲突与矛盾。在散文的结尾处，我郑而重之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面对那醉人的湖山秀色，我曾深深为之惋惜：长期僻处深山密林之中，鲜为人知，空度了无涯岁月，辜负了天生丽质。但是，当我看到坐落在海拔二千六百米的湖山胜境的日则招待所门前，一群吃罢山禽盛宴、喝得烂醉如泥的年轻人，乱掷罐头、酒瓶，随处便溺、呕吐，丑态百出的情景，又觉得开发得晚也未必不是它的幸运。在工业文明的物欲满足往往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为其代价的现代社会里，如果九寨沟早几十年面世，恐怕今天再也见不着这块净土了。……须知，自然界有其自身合法的权利和独立的价值。我们每个生活在地球母亲怀抱中的现代人，都应该对生态环境有一种深沉的眷恋感和自觉的责任感。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但在成为文明人之后，便一天天地远离自然掉头不顾了。

这种忧患意识持续得很久。直到五年后访问夏威夷时，仍然不能去怀。我在旅美游记《靓女新妆出镜心》中，是这样写的，也叫做有感而发吧：

夕阳淡淡地照着海上的澄波，沙滩上游人渐渐散去，把日间的万种繁华与绮丽，留给一片片彤云和一行行椰林。我们用过了晚餐，先是沿着海岸闲游了一会儿，然后，索性就坐在软绵绵的尚有余温的沙滩上，完全放松下来，与海波相知相悦，相对忘言，伴着一阵阵的涛声起伏——那振古如兹的永恒的鼾息，尽兴地去追怀与玩味，想得很远很远，大有一种“云物不殊乡国异”，“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意境。

此刻，我们不期然而然地将自我的生命融化到自然的生命之中，从大自然的形式之美生发出对于生命的推崇和生态环境的珍惜，展现出一种超越国度的人类共有的普适性的审美冲动：在这轻尘十丈的喧嚣世界里，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应该去掉那种极为近视、极为功利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多为人类、多为子孙后代着想，重视保护生态环境这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根基，珍惜这啾啾的鸟鸣、唧唧的虫吟，新鲜的空气、净洁的水源，明媚的阳光和翠绿的丛林。

还有一类纪游散文，通过对景物、事件的勘核，阐发了哲学意蕴。在《历史的抉择》中，以记叙帝王墓葬为载体，运用正反对照、互为背景的写法，以空间对时间，从感性见理性，做了道德、生命与功业的关系的思考，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审美判断和价值评判。

老子有言：“死而不亡者寿”。那古穴神奇迷茫、碑亭高耸的禹陵，那规模宏大、气象巍峨的禹庙，那金碧辉煌、重檐飞角的大殿，那身着华衮、手捧玉圭、头戴冕旒的大禹塑像，以及往来如织、络绎不绝前来参谒的四海游人，不正是苦工皇帝、治水英雄大禹的永生不朽的象征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距此并不很远的南宋六座皇陵的荒凉冷落，无人问津，被人们弃置若遗，则正反映出“无道昏君”的寿命的短暂。

一方面，是四千年前的大禹，以其震古烁今、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留下了不朽的生命，为万代子孙所敬仰；另一方面，时间仅仅过去六百多年，巍巍六陵于今却已荡然无存。——我之所以做这样的对比鲜明的思考、判断，倒不是单纯地强调某种政治思想主张，而是旨在同时揭示一种哲学蕴涵，亦即对生命长度的辩证思考。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如果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则有限就会变成无限。

与此相近，《公道站在时间老人的门口》，则是通过引证古今多个事例来阐明科学的政绩观与得失观。里面讲了当代两个有远见、有胆识的领导干部，在极左时期因为修公路、栽果树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后来实践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古代的也讲了两个官员，一个是因为率众抗洪有功受到民众拥戴的徐州知州苏轼，另一个是元代的治河能臣贾鲁，关于他，有人题写了一首富有哲学理蕴的五言诗：“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销磨”。时间老人是无比公正的。“李唐赵宋风吹浪”。什么凌烟阁、纪功碑，都将随着岁序的迁流而荡然无存，唯有刻在人民群众心头上的丰碑，将历久不磨，巍然永在！为功为过，为是为非，在历史的检验面前，显现得一清二楚。

还有一篇《长岛诗踪》的纪游散文。我原来想，长山列岛既然是个景色绝佳而又荒寂、褊狭，与世隔绝的所在，那里一定会弥漫着朦胧、神秘的氛围，广泛流传着各种神话传说——史前艺术的折射镜和显像版。可是，身临其境之后，弥望中却是一排排矗立着的现代感很强的整齐的楼群，那整洁、开阔、平坦，覆盖着绿树浓荫的柏油马路，那环绕着碧绿的海湾，满布着不同肤色、不同服饰的游人的环海公园，仿佛一齐在向我申明：这里并非我所想象的海岛。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海岛渔民在这里筑起了中国第一座县级民用飞机场；架设了贯穿全县各个乡镇，与国家电网接通，总长达二百多公里的海底电缆，使长山群岛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明珠；修建了设备比较先进的科教文卫设施。他们自编自演的《海蓬花》，竟在全国歌剧观摩演出中夺得了剧目奖和优秀导演奖、优秀演员奖，弄得那些声名煊赫的大型剧院瞠目结舌。此行唯一感到缺憾的是，两日的勾留，竟然没有搜集到一则神话传说。这使我想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91年人民日报举办“五彩城”散文大赛，本文被评为一等奖。评议中，有的评委心存戒虑，怕评上一位高级干部会被说成是“文以人重”，评委会主任秦牧先生指出：“我们对参评文章取舍、轩轾的唯一标准，是其质量与水准。质量第一，质量唯一。只要标准达到了，就可以放胆地评，不管他是领导干部，还是一介平民。”高言傥论，博得全体一致拥护。

梦幻情结

著名学者王向峰和颜翔林先生在评论我的散文作品时，都从美学视角分别提到了“梦幻情结”、“梦幻笔法”问题，认为创作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自由联想、意识流动、梦幻体验等心理功能和审美手段，最大限度地展现存在个体对现实世界、历史现象、人生境域、生命隐秘的感知、理解、领悟和认识，以空灵飘逸的艺术精神，拓展了当今散文的表现领域，丰富了修辞技巧”。

循此评断，我感到有下述一些篇章可供分析：

我在纪游散文《涅瓦大街》中，在浓涂重抹它的浓郁的艺术氛围之后，接着写道：

当我漫步涅瓦大街时，忽然产生一种幻觉：仿佛19世纪上半叶活跃在这里的俄国作家群，今天又陆续地复现在大街上——

看，那位体态发胖、步履蹒跚的老人，不正是大作家克雷洛夫吗？他是从华西里岛上走过来的。他喜欢花岗岩铺就的涅瓦河岸，喜欢笔直的涅瓦大街和开阔的皇宫广场。

在克雷洛夫的后面，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仿佛正在吟咏他那把感情和心绪加以人格化的诗章：“这里，有着忧郁的回忆；/这里，向尘埃低垂着深思的头颅。/回忆带着永不改变的幻想，/谈论着业已不复存在的往事。”

那个匆匆走过来的穿着军装的青年，该是优秀的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吧？是的，正是。他出身贵族，担任军职，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沙龙和舞场，但他同沙皇、贵族却始终格格不入。

1840年新年这天，他出席彼得堡的一个有沙皇的女儿、爵爷的贵妇和公主参加的假面跳舞会。在那红红绿绿的人群的包围、追逐下，诗人感到十分疲惫，极度厌恶。他找个借口离开了舞厅，急速地穿过涅瓦大街逃回家去，恚愤中写下了那首《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的著名诗篇，以犀利的笔触尖刻地嘲笑了那班昏庸的权贵，把他们讥讽为“没有灵魂的”，“晃来晃去的人样的东西”；对那些胁肩谄笑、假意虚情的女士，同样投以无比的蔑视。

他的灵魂离开了令人窒息的舞厅，翱翔于大自然的广阔天宇。他眷恋着池塘的浮萍，远村的炊烟，田野的黄叶和幻想中的美丽的女郎，感到无限的温馨和亲切。无奈，梦幻毕竟是虚空的，最后，要落脚于丑恶的现实，诗人无奈地叹着气。唯一的报复，是向那“可憎的人群”射出一颗“注满悲痛与憎恨的诗的铁弹”。

别林斯基也是涅瓦大街上的常客。他个头不高，背显微驼，略带羞涩的面孔上闪着一双浅蓝色的美丽的眼睛，瞳孔深处迸发出金色的光芒。他是君主、教会、农奴制的无情的轰击者，他激情澎湃地为反对社会不平等而奋争。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当在涅瓦大街上看到“玩趾骨游戏的赤脚孩子、衣衫褴褛的乞丐、醉酒的马车夫——悲哀，沉痛的悲哀就占有了我”。

当然，最了解“彼得堡角落”里下层民众疾苦的，能够用“阁楼和地下室居住者”的眼睛、用饥饿者的眼睛来观察涅瓦大街的，还要首推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他亲身经历过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在寒风凛冽的涅瓦大街上，他穿不上大衣，只在上衣外面围了一条旧围巾。为了不致饿死，他在街头干过各种小工、杂活。1847年，涅克拉索夫写了一首描写城市生活的著名诗篇——《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以一个丈夫沉痛回忆的方式，叙述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她在独生子死去、丈夫奄奄一息的困境中，为了给儿子买一口小棺材，给丈夫买药治病，不得不走向涅瓦大街，出卖自己的肉体。诗人满腔悲愤地控诉了农奴制度社会的黑暗，对被损害、被蹂躏的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诗具有震撼人心的强大的感染力。

在这些年龄各异、时代不同的作家群中，偶尔也插进一些穿着学生服装和华贵的制服的青年人，目的只是为了找个机会，向某一位心爱的诗人鞠上一躬，或者掏出记事本来，请作家们签名留念。

在涅瓦大街旁，矗立着一列庞大的建筑，背后却是一个个拥挤不堪的小院落、小客栈。清晨，小公务员、小手艺人、小商贩们鱼贯而出，向涅瓦大街走来。就中有一个二十岁开外的青年，脸刮得净光，头发剪得很齐，穿着一件短短的燕尾服，看去颇像一只翘着尾巴的小公鸡。这就是果戈理。1828年底，他满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从故乡乌克兰来到了彼得堡。但是，不久，他便发现原来的美妙的理想浪花已被现实的礁石撞得粉碎。故乡的森林、原野、河流，阳光耀眼的白昼和温煦晴和的黑夜，经常像图画一样闪现在眼前。而彼得堡却经常飘洒着令人烦闷的霏霏雨雪，泥泞的地面和潮湿的空气，特别是大都市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现象，常常使他心绪不宁，抑郁苦闷。

他浏览着涅瓦大街的繁华市面，仔细地观察着过往的行人，情绪在不断地变化着，时而消沉，时而忧伤，时而兴奋。而最令他欢愉的，莫过于在涅瓦大街上邂逅普希金了。他们谈得十分投机，有时，竟忽视了饥肠辘辘。果戈里比普希金整整小了十岁。自1831年相识之后，二人便结成了莫逆之交。他常说，“我的一切优良的东西，都应该归功于普希金。是他帮助我驱散了晦暗，迎来了光明。”

论者认为，这有些像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所说的“艺术为幻想的白日梦”。艺术文本里所包含的这种“幻想的白日梦”，作为虚拟的审美符号和感性意象，通过作者的意识流动、情感漫游和思理文心的律动，蕴涵着作者对于俄罗斯文学的亲近感，体现着对逝去的文学巨匠的真诚忆念与追忆，充溢丰富的精神内核、情感蕴涵和思想寄托。

而同样也是描写作家行藏身世的《青天一缕霞》，则属于意识流式的抒情散文，体现了创作主体的思维踪迹和自由联想的特征。文章以云构成审美意象，同女作家萧红及其生命历程形成一种隐喻结构；通过心理联想，把天上的云和地上的人这两个本来互不相干的存在对象捆绑在一起，建立一种审美化的逻辑对应，在写法上，接近于诗歌境界。

从小我就喜欢凝望碧空的云朵，像清代大诗人袁枚说的：“爱替青天管闲事，今朝几朵白云生？”尤其是七八月间的巧云，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能连续几个小时眺望云空而不觉厌倦。虽然眺者自眺，飞者自飞，霄壤悬隔互不搭界，但在久久的深情谛视中，通过艺术的、精神的感应，往往彼此间能够取得某种默契。

我习惯于把望中的流云霞彩同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作类比式联想。比如，当我读了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和作品，了解其行藏与身世后，便自然地把这个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云联系起来——

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凝望着碧空。

而当一抹流云掉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

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尔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

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惜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这时，会立即忆起她的挚友聂绀弩的诗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同这篇以流云为审美意象相近的，纪游散文《祁连雪》则是构建苍凉、皎洁的白雪的景象。通过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下的视野融合效果和创作主体的自由联想，将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分割有机地联结在文本之中，有效地拓展了散文的抒写空间。在具体写法上，摒弃了传统的写景与叙事割裂开来的做法，而是从祁连山上皑皑白雪的意象，切入到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展现整个河西走廊的雄奇壮美，蕴涵深邃；通过视觉中的雪影苍茫的空间流动，展开意念中的史影苍茫的时序推移，以及现实境域的发展变化；以时间和空间的想象性的意识跳跃，展现历史与现实的审美联系，从而增加了散文的厚重感和艺术的飘逸灵性。

我首先写祁连雪。“一过乌鞘岭，那静绝人世、夐列天南的一脉层峦叠嶂，就投影在我们游骋的深眸里。映着淡青色的天光，云峰雪岭的素洁的脊线蜿蜒起伏，一直延伸到天际，一块块咬缺了完整的晴空。面对着这雪擎穹宇、云幻古今的高山丽景，领略着空际琼瑶的素影清氛，顿觉情愫高洁，凉生襟腋。它使人的内心境界，趋向于宁静、明朗、净化。”关于祁连山，有人形容它像一位仪表堂堂、银发飘萧的将军，俯视着苍茫的大地，守护着千里沃野；有人说，祁连雪岭像一尊圣洁的神祇，壁立千寻，高悬天半，与羁旅劳人总是保持着一种难以逾越的距离，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隔膜感。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恋人、挚友般的亲切。千里长行，依依相伴，神之所游，意之所注，无往而不是灵山圣雪，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一种相通相化、相亲相契的温情，使造化与心源合一，客观的自然景物与主观的生命情调交融互渗，一切形象都化作了象征世界。

在我看来，大自然的魅力固然使人动情，但平心而论，祁连山的驰名，确也沾了神话和历史的光。这里的难以计数的神话传闻和层层叠叠的历史积淀，压低了祁连山，涂饰了祁连山，丰富了祁连山。在那看云做梦的少年时代，一部《穆天子传》曾使我如醉如痴，晓夜神驰于荒山瀚海，景慕周天子驾八骏马巡行西北三万五千里，也想望着要去西王母那里做客，醉饮酣歌。当时，我是把这一切都当成了信史的；而真正知道它“恍惚无征，夸言寡实”，则是后来的事。不过，“恍惚”也好，“夸言”也好，祁连山和大西北的吸引力，并未因之而稍减，反而益发强化了。四十余年的渴慕，一朝得偿，其欢忭之情是难以形容的。

旅途中，我习惯于把记忆中的典籍积存与眼前的自然景观加以复合、联想。车过山丹河（即古弱水）时，我想到了周穆王曾渡弱水会西王母于酒泉南山的神话故事；《淮南子》里也有后羿过弱水向西王母“请不死之药”的记载。人类史前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是在幻想和神话中度过的。作为丰富的人文遗产宝库，神话传说汇集着一个民族关于远古的一切记忆——它的历史性变迁，它的吉凶祸福、递嬗兴亡，它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认知和体验。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思维、情感、体验以及行动的载体，深入地窥察一个民族以至整个人类史前的发展轨迹。游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观山如读史。驰车河西走廊，眺望那笼罩南山的一派空濛，仿佛能够谛听到自然、社会、历史的无声的倾诉。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的激动和沉甸甸的时间感、沧桑感被呼唤出来，觉得有许多世事已经倏然远逝，又有无涯过客正向我们匆匆走来。这时，祁连山上一团云雾渐渐逸去，露出来一个深陷的豁口，我猜想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斗拔谷。两千一百年前，骠骑将军霍去病从这里穿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匈奴的单于城，在焉支山前展开了一场震天撼地的大拚杀，终于赶走了匈奴，巩固了西汉王朝在河西的统治。霍去病死后，汉武帝为了纪念他的赫赫战功，特意在自己的陵墓旁为他堆起了一座象形祁连山的坟墓。

时光流驶了七百三十年，隋炀帝率兵西征，再次穿过大斗拔谷。不过，他没有碰上霍去病那样的好运气，当时“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大半”（见《资治通鉴》）。但是，由于他在张掖会见了西域二十七国君主，实际是举行了一次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和平友好会议，也是一次首创的国际经贸洽谈、物资交流会，使此行毫无逊色地与骠骑将军的武功一同载入史册。

为了增加幻影迷离的神秘色彩，我还特意描写了河西走廊常见的“沙市蜃楼”奇观。“这里，本来就够惝恍迷离的了，偏偏沙市蜃楼又来凑趣、助兴。我们驰车戈壁滩上，突然，发现右前方有一片清波荡漾，烟水云岚中楼台掩映，绿树葱茏，渔村樵舍，倒影历历，不啻桃源仙境。但是，无论汽车怎样疾驰，却总也踏不上这片洞天福地。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戈壁蜃景。”

文末，以寄情于祁连雪的四首七绝作结，回抱主题：

断续长城断续情，蜃楼堪赏不堪凭。

依依只有祁连雪，千里相随照眼明。

邂逅河西似水萍，青衿白首共峥嵘，

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

皎皎天南烛客程，阳关分手尚萦情。

何期别去三千里，青海湖边又远迎！

轻车斜日下西宁，目断遥山一脉青。

我欲因之梦寥廓，寒云古雪不分明。

采　风

说到纪游散文的写作，我联想起参加过许多次的文学采风活动。

采风，原根意义是指对民情风俗的采集，历史上一般特指对地方民歌民谣的搜集。这里属于概念的借用，主要是指应各地邀请、由作协或其他文学团体组织的深入景区、深入基层、深入民众的采访、观光活动。我从1985年第一次外出采风到现在，参加由全国作协以及各地作协组织的文学采风活动，大概不下三十次，每次都能写出一两篇文章，或为游记，或为随笔，多数情况下，还会即兴、即景写些诗词。

对于作家来说，采风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直接获取创作素材、推动文学创作自不必说；更主要的还是作家本身能够从中受益——以文会友，相互切磋；放松心态，触发灵感；开阔视野，扩展胸襟；同时也是接受新事物、获取新知识的极好机会。

1998年，中国作协采风团来到凉山彝寨，受到了热情好客的主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早早地欢聚村头，置酒接风。一队靓装丽服、美目流盼的彝族姑娘，手里擎着酒杯，高歌侑酒。我以素无饮酒习惯为辞，姑娘们便齐声唱着：大表哥，你要喝。/你能喝也得喝，/不能喝也得喝，/谁让你是我的大表哥！/喝呀，喝！/我的大表哥！在这种情殷意切的态势下，别说是浓香四溢的美酒，即使是椒汁胆液，苦药酸汤，也不能不倾杯而尽。

在接风席上，彝族姑娘们表演了一个《喜背新娘》的歌舞节目。寨子里的姐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把阿呷姑娘围在木屋中央，和着歌声、笑声，为她将红白相间的童裙换成中段为黑蓝两色的少女长裙；将独辫分成双辫，盘在花头帕上。——阿呷姑娘就要出嫁了。女伴们的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惹打》嫁歌还没有落音，外面的迎亲队伍已经进来了。啊，原来，散文家吴泰昌竟“混”在迎亲客里面，而且是“喜背新娘”的角色。大家齐声道“好”，一致赞扬导演的眼力。只见姑娘们七手八脚，瞬时间就用锅烟灰把我们的“江南才子”打成了花脸，引得全场哄然大笑起来。吴才子灵巧机智，趁着慌乱、喧哗，背起新娘阿呷就走，把全场歌舞腾欢推上了高潮。

在凉山彝家婚礼的实际生活中，不管去往男家的路是远是近，新娘都得由人背着，有的地方也可骑马。因为新娘的双脚是不能沾地的，这祖辈传留的规矩，谁也不能违背。彝族谚语说：“不抢不背身不贵，背去的媳妇赛千金。”

背新娘颇有讲究，一般由新郎胞弟或堂弟担任。要求背上的新娘要侧身、曲膝，双手搁放胸前；背新娘者不得用绳带捆系，只能双手托住新娘弯曲的小腿。如果路程遥远，需要在途中过夜，新娘亦不能进入迎亲队伍借宿的人家，只能在户外由人们轮流守护着，静待天明。

接下来，就是听歌。有人说，到凉山来，忘了吃，忘了喝，忘不了彝家姑娘一曲歌。彝族民歌中数量最大的自然是情歌；其次，酒歌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人生酒歌”一般以敦勉、教诲为目的；还有一种“塘酒歌”，老人们坐在一起，通过歌唱，谈古论今，展示才智，这种酒歌多为鸿篇巨制，内容淹博，素有“歌母”之称。据熟谙声乐艺术的朋友讲，彝家唱歌发声的方法很科学，很考究。他们善于使口腔、喉腔、胸腔和鼻腔巧妙、自然地加以配合，达到音距大、吐气长，音域宽阔，即使数十拍的长乐句也能一气呵成。彝家女儿长成大姑娘了，一般都随身携带一种用竹片或钢片制成的口弦，演奏时，将口弦置于唇间，左手握住弦柄，右手轻轻地拨动篾尖，或吹或吸，发出柔和、婉转的清音，借以表达复杂、细腻的情感。这美妙的音乐所洋溢的万种柔情，会使热恋中的小伙子如登春台，如饮醇醪。

我们这次采风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参加农历六月二十四的凉山彝族火把节。大家乘车来到普格县五道箐乡拖木沟的一处非常开阔的草坪，四周天然隆起，形似看台，上上下下已经坐满了人群，据说达三万余人。

彝家常说：过年是嘴巴的节日，火把节是眼睛的节日。意思是，过年讲究吃好喝好，而火把节讲究的是穿戴打扮，好玩耐看。放眼望去，尽是姑娘们的七彩裙、花头帕、绣花坎肩和小伙子们的白披毡、蓝披毡、花腰带，好像一个硕大无朋的五彩花环笼罩在青苍的碧野上。

天色暗了下来，我们在街前广场上，点燃起干蒿扎成的火把，跟随着长长的队伍，走向田野，走向山冈。很快地，到处都响起了火把节《祝歌》的雄壮歌声：朵乐荷，朵乐荷，/烧死猪羊牛马瘟，/烧死吃庄稼的害虫，/烧那穿不暖的鬼，/烧那吃不饱的魔，/朵乐荷，朵乐荷！

由于火把节适值盛夏，田里秧苗正处于旺盛的生长期，也正是各种危害庄稼的昆虫繁殖的高峰期。当火把在四野燃起，那些害虫便迅速攒聚趋光，一齐葬身火海。所以确有除害保苗的实效。

时间已到深夜，登高四望，但见漫山遍野都有金龙飞舞，起伏游动，浩荡奔腾，人们仿佛置身于火的世界。城市里也同时施放礼花，把光明送到天上，让暗淡的长天也大放异彩。山在燃烧，水在燃烧，天空在燃烧。与此相应合，人们的情绪也在燃烧，激扬、纵放，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面对着星河火海，我也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高声朗诵起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诗句：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一切的一，/悠久。/一的一切，/悠久。/——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

火把节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反规范、非理性的狂欢精神。这显然带有原始的万民狂欢的基因，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从更广泛的集体心理来说，人们都愿意借助这个节日，营造一种规模盛大的、自己也参与其中的欢乐氛围，使身心放松、亢奋，一反平日那种循规蹈距、按部就班的生活秩序，而同时又不被他人认为是出格离谱，荡检逾闲。

正当我们交口称赞这次盛会的堂皇富丽时，彝族诗人马德清却指了指采风团中的年轻诗人吉狄马加，说：要讲火把节，正宗的并不在此，而是在马加的故乡吉拉布拖。只有到过布拖，才能叹为观止。一番话，使作家们对布拖充满了神奇的向往，后悔这次没能赶到那里去参加火把节。

我笑着接上他的话头，说，踏不上的泥土，总被认为是最香甜的，也不妨在意念中留下一方充满期待与怀想的天地，付诸余生梦想。也许，德清先生施展的是关云长的故智：当关王爷刀斩颜良，力解白马之围以后，曹操赞曰：“将军真神人也！”关公却说：“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曹操听了，自是惊羡万般，向往不置。这叫深一层表现法。其实，并不见得张飞就比关公更胜一筹。大家听了，又是一阵说笑。

采风活动结束后，每位作家都写了诗歌或者散文。我的那篇作品，就叫《朵乐荷，朵乐荷》。

还有一次，我们中国作家采风团来到了武夷山，一行六人，登上竹筏，开始了九曲溪的漫游。两位篙工一男一女，都很年轻、漂亮，而且知识面宽，富有情趣，口才也都很好。两人分立竹筏两头，见我们已经坐稳，便合力撑篙，划向中流，同时风趣地说：“欢迎各位作家上了我们的贼船。”大家一齐笑了起来。

陪同游观的东道主、作家陈先生说，正像人们到了西湖定会记起白居易、苏东坡，登上岳阳楼不能不提到范仲淹和杜甫一样，来到武夷山是必然要接触到朱熹的。这一带是朱夫子的“过化之乡”，他在此间前后寓居四十余年，足迹遍布川原村社，茶场书坊，最后选定一个叫做黄坑的村落，作为他的夜台长眠之地。八百年过去了，至今还随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深远影响。至于身后是非，为毁为誉，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我说，平心而论，朱熹的诗与其他道学家的不同，往往是寓理趣于叙事、抒情之中，还是比较活泼有趣的。比如，描写九曲溪的《棹歌》，就是清新自然，意蕴丰富。一直在沉思默想的散文作家张女士，这时插了一句：“朱熹诗句确也不错，九曲溪的景观更是妙境天成。可是我总觉得，如果要给它编排次序，总该是顺着流向，一、二、三、四地往下排列，现在却是“九曲”、“八曲”、“七曲”地一路倒数下去，实在有些别扭。”

“是呀，游程刚一开始就演奏《九曲棹歌》的尾声，我也觉得这么‘倒尾为头’的做法，非常滑稽。”诗人刘先生说，“当时，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真实的故事：‘文革’中某市一个造反派头头，抡大锤的出身，‘文化水’很浅，刚刚走上领导岗位。这天，他出面主持一个大会，秘书事先给他起草好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他也没有细看，就分别放在左右两个衣兜里。由于他事先并没有弄清楚会议的主题、开法和讲话稿里的意思，跨上了主席台，就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通，结果，开幕式上竟把闭幕词念了，闹出了大笑话。——朱老夫子可是硕学鸿儒啊，莫非他老先生也要幽我们一默？”诗人真是富于联想，你看他说着说着，就带出来一个“文革笑话”。

“显然，这和朱夫子当年逆游九曲溪有直接关系。”男篙工说，“各位刚才都经过了，‘七曲’之上一滩高似一滩，顶着激流漩涡，撑篙难度很大；不像我们这样顺水漂舟，省时省力。所以，当地有两句俗话，叫做：‘古人是笨蛋，今人是懒汉’。”

“其实，”我说，“顺行、逆行，各有各的道理。走顺水船，‘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以吹衣’，淋漓酣畅，充溢着一种快感；可是，过眼云烟，不像逆水行舟那样，可以深思熟想。打个比方，前者属于诗人气质，后者就有点像哲学家了。这位朱夫子整天在那里细推物理，格物致知，自然就喜欢船走得慢一点。听说，他终生不吃豆腐，这倒不是因为滋味不鲜，也不是觉得做起来费事，只是由于他发现豆腐做出之后，重量超过豆、水、配料的总和，反复‘格致’也不得其解。”大家笑说，这真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

舟行“五曲”，男篙工指了指对面的山峰，告诉大家说，朱熹在这座隐屏峰下建立了武夷精舍，经常到这里来传经讲道。这时，竹筏过处，恰好闪现出摩崖石刻上朱熹的《棹歌》诗句：“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我说：“看得出来，朱老夫子当时的心境是十分孤寂的。”

“自鸣清高，孤芳自赏。”保小姐陈述了她的看法。

“也可能是撇高腔儿。弄不好，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女篙工说，“诸位往左上方看，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山洞。民间传说，当年里面住着一个聪明、美丽的狐仙女郎，化名胡丽娘。每当黄昏人静之后，她都要到武夷精舍去，悄悄地和朱熹幽会。当时称为小妾，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做恋人。”

男篙工有意逗趣，偏要反话正说：“人家可不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书本上考证了，那个时候，朱老夫子的老婆已经病故了，所以，人家就是再娶一房，也是顺理成章的。”

“就算是老婆死了，再娶。朱熹可是信奉孔孟之道的，也应该遵照圣人的教导，‘非礼勿动’，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说一套，做一套，难怪人家说他言行不一。”女篙工口口不咬空，也是够厉害的。

朱老夫子究竟有没有这桩风流韵事，史无明文。也可能是当地民众颇不满于他那可憎的道学面孔，有意识地作践他，取笑他——越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越要给他抹上一鼻子白灰。

两个小时的游程就要结束了，“一曲”已经抛在我们身后。下筏前，大家卸下马甲式的救生衣。男篙工故意学着赵本山的腔调，逗乐说：“脱了马甲，我也会认出你们来的，——希望我们能够再见。有道是，十年缘分同船渡，百年缘分共枕眠。看来，咱们至少都有十年的缘分。”

“这么说，你们两位是有百年缘分了？”我对他们颇有好感，因而这么随便问了一句。

“不是。”女篙工笑着摇了摇头。

“白天同摆一条船，夜晚回家各自眠。朱老夫子英灵在上，山野小民是不敢胡来的。”男篙工的话刚一落音，立刻又引发出一阵哄堂笑声。

你看，这种文学采风，真是活泼、有趣。它的特点，是写作者直接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以群众中的一员身份参与其间，一起纵情谈笑，同经苦乐悲欢，不是隔岸观火，袖手一旁。这样，群众立刻就把你接纳过去，毫不生分，没有顾忌，讲真话，露真情。常常是，只要把采风场景、经过如实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可以成就一篇鲜活生动的文章。九曲溪泛舟之后，我以“撑篙者言”为题，写了一篇散文。

情生文

纪游、写怀、叙事散文，根生于情，而且，灌注着一己的生命感悟与体验。

《梦雨潇潇沈氏园》是游览绍兴沈园之后写出的，以陆游的情感世界——一段悲剧化的情史为核心，以撼人魂魄的记事诗为线索，串联起诗人对于亡妻唐琬的苦思苦想的心路历程。如同汤显祖所说的：“世总为情，情生诗歌”、“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着眼于沈园、诗人、爱情、悲剧、诗词、梦幻这一系列存在的相互交叉点，按照时间和情感的双重逻辑，追溯了悲剧发生、发展的过程，意在从人性的角度、哲学的高度对陆、唐的爱情悲剧予以热烈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

纯真的爱，作为人类一种自愿的发自内心的行为，作为自由意志的必然表现，是不能加以强制命令的。外力再大，无法强令人产生情爱；同样，已经产生的情爱，也不会因为外在压力的强大而被迫消失。陆游，这个生当理学昌盛时期的封建知识分子，没有也不可能以足够的觉悟和勇气，去奋力抗击以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但在他的内心世界，却始终不停地翻腾着感情的潮水，而且，一有机会就冲破封建礼法的约束，作直接、率真的宣泄。诚如他自己说的：“放翁老去未忘情”。他年复一年地从鉴湖的三山来到城南的沈园，在愁痕恨缕般的柳丝下，在一抹斜阳的返照中，愁肠百结，踽踽独行。旧事填膺，思之凄哽，触景伤情，发而为诗。这种情怀，愈到老年愈是强烈。

……

犹如春蚕作茧，千丈万丈游丝全都环绕着一个主体；犹如峡谷飞泉，千年万年永不停歇地向外喷流。爱情竟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历数十年不变，着实令人感动。就一定意义来说，爱情同人生一样，也是一次性的。人的真诚的爱恋行为一旦发生，就会在心灵深处永存痕迹。这种唯一性的爱的破坏，很可能使尔后多次的爱恋相应地贬值。在这里，一大于多。

随笔《两个爱情神话》，同样是对爱情观和情感世界作哲学的探讨；但写法不同，前者铺陈陆唐悲剧属于“解剖麻雀”，“窥豹一斑”，本篇则是围绕着两个神话故事，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的综合分析。

文中指出，古今诗人关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一年一度始相逢，乍见还别的“牛郎织女”的神话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爱情的“久与暂”问题：一种观点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属于理想主义范畴；而另一种意见，则从现实主义出发，认为长相聚，不分离，才是真实的幸福，因而“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

与此相对应，那个恍兮惚兮的神女会襄王的“巫山云雨”的神话，则提出了一个爱情的“虚与实”问题。宋玉的《高唐赋》演绎了这个神话之后，立刻成为千秋佳话，历代传颂不绝；但也有人讥讽楚襄王痴情可哂：“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实际上，关于这一爱情的虚与实的争论，在域外、在今天，同样都有积极的响应。西方有所谓“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说。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了美的本质以后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理念之爱。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则认为：男人不可能娶米洛的维纳斯雕像为妻，女人也不会嫁给普拉克希特利的赫尔麦斯雕像。中国宋代女诗人朱淑真和晚清学者黄遵宪也都在爱情方面发出过现实主义的呼喊：“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人人要结后生缘，侬只今生结目前”。当代女诗人舒婷站在神女峰前，断然喊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那么，作为随笔的作者，我又是怎么看呢？文中有一段话，可以视为对两个爱情神话的解读：“爱情不是来去无踪的神秘天使，也不是随手可拾的寻常草棍，而是发生于两性之间的符合人伦道德的爱慕之情。它是感情与理性、自发与自觉、本能冲动与道德文明、直观与愿望、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实际上，无意间，我也是将爱情理想化了。人世间有多少这般完美的爱情？为此，文末特意补了一句：“爱情永远是动人的回忆和美好的期待”，就是说，爱情永远处在精神追求之中。因为，回忆和期待都不是当下。

另一篇随笔：《我也会老吗》，是关于时间的思考。这在我的散文中，可说是一个常见的题材，原因就在于，对于时间，自己的感触实在是太深、太切了。

许多人在青春年少时并不知惜取韶光，直到年华老大，百事无成时，才痛悔前尘，但为时已晚。清代诗人孙啸壑写过一首哲理性很强的七言绝句：“有灯相对好吟诗，准拟今宵睡更迟。不道兴长油已没，从今打点未干时！”其间寄寓着过来人的沉痛反思与顿悟。世间许多宝贵的东西，拥有它的人常常并不知道珍惜，甚至忽视它的存在；只有失去了它的时候，才真正认识到它的可贵，懂得它的价值。如同亿万富翁体味不到穷光蛋“阮囊羞涩”的困境一样，青少年中很多人不能充分理解中老年人惜时如金、奋力拚搏的急切情怀。

人总会老的，对此绝无异议。但正如古人所说：“老似名山到始知”。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老”是极其遥远并且难以想象的事，因此，“我也会老吗？”竟是个疑问，至少是没有考虑过它。有鉴于此，美国盲姑娘海伦·凯勒在她的著名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提议，“我们最好把每天都看成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持这种态度对待生活，才能深刻体会生命的价值。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让每个人在他成年后的某个阶段，失明几天，失聪几天，也许是很有益的。黑暗将使他们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教会他们领略喧哗的欢乐。设想一下，如果你只剩下三天的时间利用视力，那么，该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呢？随着那即将降临的第三天夜晚的到来，当你已经意识到了太阳不再为你升起时，你该怎么办呢？”

也许我们觉得这位盲姑娘过于吝啬——为什么只设想三天而不是更多时间呢？但这对于她来说，已经是奢望了。她曾感慨无限地说：“啊，如果我有哪怕只是三天的机缘，让我的眼前大放光明，该有多好！那时，我将能看多少东西啊！”我相信，一切耳聪目明且神智健全的人，当听到这些晨钟暮鼓般的“醒世恒言”时，总不会冥顽不灵，无动于衷吧。

有人写过一篇题为《减去十岁》的小说，说某单位传开一个喜讯：上边要发一个文件，把大家的年龄都减去十岁。于是，人们奔走相告，各打各的美妙算盘，结果当然是一场荒诞的梦幻。其实，与其当绿鬓消磨、老之将至时，寄希望于减去十年——争取年轻十年，何不提前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刻苦拚搏、自强不息呢！

与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读书奋进。我在《节假光阴诗卷里》一文中，描述了自己朝乾夕惕、刻苦向学的情景。然后自作问答：“也许有人要问：这样埋头苦读，摒绝了各种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感到枯寂呢？”答曰：“凡事着迷、成癖以后，就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没有厌倦情绪，有时甚至甘愿为此作出牺牲。柳永词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看过《聊斋·娇娜》的，当会记得这样一个情节：娇娜给孔生割除胸间痈疽，‘紫血流溢，沾染床席，生贪近娇姿，不惟不觉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读书固然是苦差使，但苦中有乐，乐在其中。林语堂有个很幽默的说法：读书要能产生浓厚兴趣，必须在书境中找到情人，‘一旦找到文学上的情人，必胸中感情万分痛快，而灵魂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据笔记小说记载，明人屠本畯平生好读书，至老尚手不释卷。有人问他：‘老矣，何必自讨苦吃？’他的答复是：‘我于书，饥以为食，渴以为饮，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苦也。’虽然没有说‘生活中当情人’，但迷恋之情并无稍异。”

在抒怀散文《我的四代书橱》中写道：

四代书橱，比肩而立，占去了我的卧室与客厅的半壁江山，使原本就不宽敞的居室显得更为褊窄。但环堵琳琅，确也蔚为壮观。纵然谈不上桂馥兰馨，书香盈室，但，“四壁图书中有我”，毕竟不失雅人深致。尽可以志得意满，顾盼自雄，说上一句：“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清夜无眠，念及众多古圣先贤、硕学鸿儒、骚人墨客，各以其佳篇名著，竞技闲庭，顿觉蓬荜生辉，萧斋增色。陶彭泽当年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今却伫立橱中，静候主人光顾；而开创了中国大写意派，“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的徐文长，也居然俯首降心，屈己以待。

惭愧的是，橱中只有部分书籍我曾匆匆过眼，余则连点头之识也谈不到。我当在有生之年，焚膏继晷，夕惕朝乾，加倍地黾勉向学，以不负诸贤的青睐也。

诗话人生

1986、1987两年，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的邀约，作为六个撰稿人之一，参与撰写《望海楼随笔》专栏文章。编辑要求：文字简洁、洗练，篇幅在一千五百字上下，最多不超过两千字；叙述、议论与描写穿插组合；题材不限，但应兼具情致与哲理的蕴涵；每星期至少提供一篇。

按照要求来看，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品文吧？60年代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自都属于标准的样板——随着兴会所至，意之所之，顺手书写精细观察之后一己的见闻感触，表达动人之情思，透辟之见解，即便是讽刺、抨击，也不失其雍容的情态和隽永的风格，看了令人惬心快意，忍俊不禁。这次我就准备采用这种写法。

基本规范、体例确定了，接下来，就是根据平素的知识储备，拟定出大量题目，或曰话题，分别记在活页笔记本上；在大致地思索出一个路数的基础上，逐一往里充实素材，包括过去积累的、现今搜集的、随时想到的观点、材料、故事、趣闻以及名言、诗句；待到发现哪一篇准备就绪了，便细加梳理，确定题旨，厘清脉络，便动手写就。由于平时阅读量大、读的书多，腹笥比较丰厚，又兼儿时“童子功”的超强训练，记忆力强，而且，手勤、笔勤，随身带着笔记本，每有感悟，辄撮要记下，几年过去，竟篋盈箱满，粲然可观，颇有助于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加上，过去有编辑、采访的经历，现时笔耕不辍，脑子比较灵活，表达能力较强，往往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一篇。

两年间，围绕着人才问题、社会矛盾、生活事理和艺术规律等方面内容，总共完成了七十篇随笔、小品，报纸刊发之外，还结集为《人才诗话》，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印行。它们都是以诗话的形式、史论的笔法，把人与事、情与理、文与史熔于一炉。我把它们统一纳入智性散文（或曰思辨性散文）的范畴。

这里，举出《意足不求颜色似》作为实例：

宋代诗人陈与义的五首《水墨梅》七绝，颇负盛名。其四曰：“含章殿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据说，宋徽宗看到这首诗以后，击节称赏，当即会见了作者，有相识恨晚之憾。陈与义自此名播海内，并被拔擢晋用。诗，确实写得很好。前两句为一般的铺叙，大意是说：南朝宋武帝的含章殿下，有你（梅花）美丽的笑靥，大自然孕育名花的功绩，全靠一支兔毫画笔完成。精彩之处在于三、四两句，借咏墨梅提出了一个富有哲理的思想。

中国古代诗论中，有过“古诗之妙，专求意象”的说法。中国古典艺术最讲究摄取事物的神理，而遗其外貌，像九方皋相马那样，达到那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境界。“意足不求颜色似”，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原来这里面有个典故：据《列子·说符》记载，秦穆公问伯乐说：“你岁数很大了，你的后辈里有没有能够接你的班，善于相马的呀？”伯乐说：“我的后辈只能凭着形容骨相去相一般的良马；至于天下无双的千里马，看上去神奇恍惚，难以捉摸，跑起来飞蹄绝尘，不留迹印，这光凭骨相去识别就不行了。我有一个自幼一起担柴挑菜的伙伴叫九方皋的，此人相马本领不亚于我。”

这样，穆公就把九方皋请来了。按照穆公的要求，九方皋四出相马，奔波了三个月，终于在沙丘一带找到了一匹千里马。回来禀报时，穆公问他：马是什么样的？九方皋答说：“是黄色的母马。”但是，前去取马的人回来了，却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穆公很不高兴，责备伯乐说：“你推荐的那个相马之人，简直是胡闹。竟连黄、黑毛色和公、母性别都分辨不清，怎么能鉴别马的优劣呢？”伯乐答道：“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他对马的观察，深入到马的神理，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视其所视而遗其所未见。他重视的是马的风骨、气质，而把毛色、性别等次要因素都抛开了。”后来，经过实际检验，果然是一匹天下稀有的佳骏。

这种抓本质、看主流，摄取事物神理而遗其皮毛外貌的做法，不独对于赏花相马、论诗评画具有指导意义，以之论才取士，同样是适用的。世上并无完人。我们选拔人才也应“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不以一眚掩大德”。

我国古代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讲过：“志有所存，顾不见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当一个人专心致志于某一学问或事业时，他可能连泰山也视而不见，连身边的事情也无暇顾及。法国大画家罗丹关于艺术人才也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在著名的画家与雕塑家的传记里，满载某某前辈的天真可笑的趣闻。但是要知道，伟大的人物因不断思考自己的作品而忽略日常生活。更要知道，有许多艺术家，虽然他们颇有智慧，但表面上好像肤浅得很，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口才和应答不敏捷的缘故。可是，对于那些浅薄的观察家来说，善于辞令是聪明伶俐的唯一标志。”

“意足不求颜色似”，重视神理、本质，而不胶柱于牝牡骊黄，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无疑是必要、正确的。但是，人才毕竟要比“马才”复杂得多，人事工作者不应以此为借口而粗心大意，马虎从事。在这方面，我们应提倡更耐心些，更细心些，多问几个为什么，多多看上几眼。

走笔至此，想起《儒林外史》中《周学道校士拔真才》一段故事：五十四岁的童生范进，考了二十余次，迄未中举。这次，提学道周进主考，将范进的答卷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怎么喜欢，想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便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又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倒是有些意思。末了又看过第三遍，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上加了三圈，填上了第一名。

周老先生可贵之处，在于他爱贤惜才怀有一片赤诚之心。他想的是“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这样，才能一看再看，细致认真，终于摄取神理，得其真髓。这一点，也是我们汲取九方皋相马的经验时，所不可忽视的。

在写作这些思辨性散文的过程中，我凭借着下述几个方面作为支撑点：

一、张扬主体性。这是智性散文的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智性散文不在于抒情，而在于思辨与说理，这就要求突出知识与智慧的含量，实现审美与审智的的交融互汇。最忌讳的是只见知识、素材的堆砌，而创作主体的灵魂缺席。我力求每篇文章中，都能跃动着创作主体的身影，闪烁着作者的灵思妙悟，做到“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创作中，我把鲁迅先生的文章奉为圭臬，那“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时时引领着我的智性散文的写作。在这里，日光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人生百态千姿。而诗性与哲思，充当了缪斯女神的魔杖。无分悲剧、喜剧，噩梦、美梦，顺境、逆境，亮色、暗色，人生一经诗性与哲思点拨，就会凸显其无常而有常、单调而驳杂、平淡而深邃，增添趣味性，展示其无限的可叙述性、可认知性。

二、叙述方法，体现互文性。事实上也是如此。应该说，每个文本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都包含了其他文本的质素与因子，亦即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如文化典籍、古今轶闻、诗词掌故、名家论述等）的吸收与转化。这样，多个文本的质素集中在一篇文章中，可以互相贡献意义、相互指涉、相互参照、相互印证，释放出新的意义。像这篇《意足不求颜色似》，为了阐明抓住本质、遗貌取神的道理，就与《列子》、《论衡》、《儒林外史》和古诗、诗论形成了互文关系。有的则是用作者写作之前阅读过的作品阐释此一文本，从而形成文本间互相渗透、互相生发的关系。

三、思维方式上的相似性。这是从互文性衍生出来的。要实现互文，必须充分调动思维主体的联想与想象功能，将思维对象随时同其他事物联系起来思考。有的学者将这种机能称之为相似思维，亦即利用事物间的内容、结构、动态、功能相似的特点，在具有相似性的对象之间进行类比、连接、隐喻，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形成新的认识，拓展一个新的认知空间。这是我的一种习惯用法。比如《青天一缕霞》中，我就曾说到：“我习惯于把望中的流云霞彩同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作类比式联想。这样，当我读了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和作品，了解其行藏与身世后，便自然地把这个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云联系起来。”

四、选取一种与内容和表现形式相适应的认知视角。由于散文中涉及的多是用人之道、治国之理、处世之规，应用得比较多的是人本视角。视角的选择，决定于胸襟、眼界、识见，往往受到文化视野、人生阅历、生活经验的制约。

五、形式的创新。后来，文章结集时，以《人才诗话》名之，因而论者从文体角度看，认为这种形式对传统诗话体例有所创新。文学评论家叶易教授指出，传统的诗话体制，一种是本于钟嵘《诗品》——其实，它是诗评，持论严肃，条理清晰；另一种体制本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随感而发，轻松行文，如过于随便，易流于滥。此著属于后一类，既有惟意所欲，轻松行文的优点，又兼有前一类严肃持论，条理清晰，重于说理的特点，使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得到较好融合，开创了“诗话”的一种新风貌。

写作《人才诗话》期间，我正在营口市委担任领导工作，负责常务。每天参加、主持会议，检查部署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接待来信来访，八小时之内总是排得满满的；只有早晚和星期假日，还有一点时间可供自己支配。除了感到时间紧缺，还有思维方式、心态、心境方面的冲突、矛盾。写作，光有身静不行，必须保持心静。这样，每到星期天、节假日，我就到军分区去，躲进一间办公室里，割断与外界的联系。中午吃盒饭，直到晚上六七点钟才回家进餐。在那里，由于排除了干扰，可以边阅览，边构思，边写作，效率显著提高。

其实，这也是我几十年来写作的常态，或曰典型的缩影。可以说，退休之前，我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的。谢绝了吃请、陪餐、拜年、贺节以及一切娱乐活动，时间没有片刻浪费。一些在公余之暇找我办事、汇报工作的负责同志，总是说：“知道你忙，我尽量节省时间。”

这里说个小插曲。1988年5月，经中央批准，到省里出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我上任后不久，到吉林省长春市参加东北三省宣传部长会议。我因为珍惜时间，总想迅速吃完，然后回到房间看书；可是，每次进餐，东道主老是热情劝酒，我都以不会饮酒为辞，争争讲讲，哓哓不休，闹得十分尴尬。星期天晚上举办舞会，与会者纷纷下场，唯独我端坐不动，主人前来劝驾，说：“您不肯喝酒，我们谅解了；现在总该给个面子，出场跳舞吧！”我说：“真的不会”。但他不肯相信，疑惑地说：“哪有文化人、大作家不会跳舞的！是不是对我们接待工作有什么看法？”我一看，已经遭人误会了，万般无奈，只好讲点“交换条件”——吟一首诗来代替下场。题为“舞会口占”：

晚雨生凉送暑天，未谙歌舞愧华筵。

非关左旧轻时尚，为恋诗书断雅缘。

盛会岂堪人寂寞？良辰空羡影翩跹。

题诗且作三生约，重聚春城再比肩。

“为恋诗书断雅缘”。就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于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诉诸笔墨，写成文章。我喜欢一个人踽踽独行，许多文章的构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伴着风声林籁，月色星光，展开点点、丝丝、片片、层层的遐思、联想。此刻的散步，看似悠闲自在，散漫无羁，实则脑子里在进行紧张的劳动，思维和记忆的细胞空前活跃，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某个兴奋点上。上下古今，云山万里，联翩浮想，绵邈无穷。

我个人觉得，这种生活虽然紧张、忙碌，却是满含诗意、富有乐趣的。一次，文友请我题词，我就曾把笔写下了“乐在忙中”四个字。但也有论者认为，如果要给我画像，大概应是一副不断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的形象，像加缪所说的：“在西绪福斯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土的人的双手。”

这就是一个不断追求超越的写作者的真实人生。

亮点与盲点

1985到1995这十年，对我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其间经历了比较显著的变化，这里有转身，有反思，有奋进，有升华。期间，有几部作品集问世。1986、1987、1991、1993、1995，先后出版了《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清风白水》、《当代散文大系·王充闾散文随笔选集》、《春宽梦窄》五部散文随笔集，1993年出版了旧体诗词集《鸿爪春泥》。

1990年，经小说家金河、诗人晓凡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十年间，我的散文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不仅关注时代、关注社会，而且着眼于自我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和理解，自我对文化的发掘、沉醉，自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体验，以及生命与自然的合而为一。其中，人生、文化、自然成为这一阶段创作表现的三个层面，而核心则是生命的强烈的追求意识。作为学者散文，作品中还散发着强烈的文化气息，但那已不仅仅是诗文佳句的引用，而是在大量的史实、神话、传说的交融互汇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它们不再是生命之外的存在，不再是僵硬的建筑和落满了灰尘的纸张，而是作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内化于人的生命意识之中。仍然状写时代、社会，为它的发展进步而欢欣鼓舞；但是，更多地闪射着人文精神与文化关怀，体现出一种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

但是，即便如此，征引过多、“艺术的亮点正有可能造成对生活的盲点”的问题，仍然存在。1992年，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在评论散文集《清风白水》时指出：

王充闾叙事抒情，必以旁征博引、取譬博喻、成为复调、一唱三叹尔后快，发挥了他博学多识的优势，读来颇有意兴。章学诚说：“征实存乎学”，王充闾学识渊博，做到了。刘勰说：“综学在博，取事贵约”，王充闾无愧于前者，稍逊于后者，征引过多，文献足征，结果挤对了散文，主要是挤对了散文的形象美。固然，王氏为文造境，常常奇、正、反、合，收一波三折之显效，成功了多篇如《黄昏》、《美的探索》、《梦雨潇潇沈氏园》、《追求》、《心中的倩影》等美的文字，但写法上少变通，少通脱，在文质关系上取象不足。艾青说：“一首诗必须具有一种造型美”，“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这里是说，形象思维、表象运动、表象的联想和深化。王充闾不乏艺术敏感，写景状物绘声绘色，但一篇中的主要形象、主体雕塑、立体化的造型略嫌不足。作者的学者型和诗人型有失重之感。理喻大于感化，理解大于欣赏。

写到这里，我想顺便谈一下1994年那次关于散文集《清风白水》的研讨会。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召开的。与会的专家、学者、知名作家予以充分肯定，表彰的话说了不少；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的发言。

陈荒煤先生正在住院，没有到会，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发言稿，由作家出版社一位副主编代为宣读。开头说：“我很同意郭风在序言中的评价：这本散文集确是独具一格，文笔洒脱，放得开，撒得远，收得拢，自由自在，颇见功力。作者如能保持和发展这种‘出格’继续前进，相信会在散文天地里闯出一条新路来的。”接下来，他说：“散文之散，关键在于作者自由地就所见所闻随意抒发自己的感受，虽然也不能不联想到古今中外名文名篇、诗词歌赋，旁征博引，但不宜太多，否则就会近似炫耀。还是以少而精为好，应该着重地表现自己特有的感受。”话语不多，直击要害。听了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击一猛掌。那时我的散文最大的缺陷，正像荒煤先生所指出的：引述过多，“近似炫耀”，缺乏“自己特有的感受”，模糊了作者自我。

那时的莫言还很年轻，不过三十几岁，他的发言，简短、深刻，又有风趣。他跷着二郎腿，眯缝着眼睛，静静地说：可惜了王充闾的学识、才气，走顺境太多了，要是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年八年的，可就成气候了。这里有个生命体验问题。我听出来了，他是在批评作品思想深度和穿透力、震撼力不够。

也是在这一年，全国史学界纪念清军入关三百五十周年，在沈阳召开一次研讨清史的学术会议，我应邀到会做了《努尔哈赤迁都探赜》的学术发言。为了准备这一学术论文，我曾用了十来天时间，踏查了明清在关外的几处主要战场，沿着当年“老罕王”的足迹，遍访了他曾安营扎寨和兴建都城的各个遗址；还有选择地研读了入关前清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论文写出后，送请清史专家、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审定。

对于历史研究，我一向有着浓烈的兴趣。三十年前，1964年我还在营口日报社当编辑时，就曾参加过学术界关于《忠王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的大讨论。我在认真阅读、分析了有关文献之后，得出了“这份自述是真实的，并非出自曾国藩伪造的赝品，但有许多地方曾被篡改”的结论，并写出《〈忠王李秀成自述〉之我见》的文章，刊登在《新民晚报》上。

属于专项学术研讨的还有一次。2009年1月，接到厦门大学与中国德国文学研究会来函，说是经著名学者、歌德研究专家叶廷芳先生推荐，邀请我参加他们在厦门举办的歌德学术研讨会。我深受鼓舞、深受感动，但斟酌再三，还是给大会组织者写了辞谢的信：

谬承关注，感与愧并。我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对于学术研究虽有兴趣，但缺乏功力，花费的精力也不多。应该说，对于歌德我还是有特殊的爱好的，多年来，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和几部传记，还有学术界有关他的评论文章。2006年，因为一部英文版散文集在海外出版，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往日的“歌德情结”又复悄然鼓胀起来，遂于会后造访了他的故居，还在魏玛住了一个星期，算是较为系统地接触了歌德（也包括席勒）这位仰止已久的大师。回来后，写了两篇篇幅较长的散文，其中的《断念》刊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只此而已。

接到邀请函后，也曾动念前往，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但今春中国作协有一个出访台湾的计划（大陆作家采访团，指定由我带队），现正办理手续，大约在三四月份成行。因此，赴厦参加学术研讨一事，也就只好“断念”割舍了。后会有期，俟之来日。望今后常常联系。

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从2002年开始，我受聘为南开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为了准备演讲报告，做过三次较为系统的专题学术研究。

一是，2003年底，赴拉丁美洲访问期间，专门就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课题做了调查研究。行前，进行较为充分的准备，收集了许多有关拉美文化的资料，还专门听了北京大学赵德明教授讲授拉美文学的课，抓紧阅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博尔赫斯、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巴尔加斯·略萨等大批拉美作家的作品。我觉得，拉美作家群表现美洲独有的现实与历史的广度、深度及其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具有世界性意义。他们善于把民族传统同西方现代派手法结合起来，使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相融合，通过神奇的幻景，混合的体裁，无拘无束的表现形式，赋予文学以无限的生命力。

有人说，整个拉美大地就是一个谜团。比如亚马孙河两岸的热带雨林，全长九千多公里、横亘南北、号称“南美大地脊梁”的安第斯山，还有至今难以索解的复活节岛摩埃、纳斯卡地画，等等。正是在这片神奇而又神秘的广袤大地上，孕育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拉美文明。当年，殖民者是要到这里寻找黄金，掠夺财富，把他们的基督文明强加于原住民，这样便发生了两大文明的撞击与融合，实现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出现东西两半球的不同文化圈的大汇合。这一结果，哥伦布们当时是想不到的，但历史常常在“无意识”和偶然性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百年来，印第安原住民文化，西班牙、葡萄牙宗主国文化，黑非洲文化，欧洲移民文化，经过拉美这座大熔炉的冶炼、整合，吸收了各种区域文化、种族文化的优长，摒除了狭隘的偏见，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多成分的异质文化。

拉美文学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杂交的产物，它为拉美作家群体创作出既能充分体现个性又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拉美地区是民族、种族构成最为复杂的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拉美的历史就是一部种族、民族融合的历史。他们能够以较少偏见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影响所及，拉美作家群也长于学习和接受外来事物。早在19世纪初，拉美文学就曾跟踪法国古典主义，到了30年代又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学习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到19世纪末，一批作家认识到，独立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有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必须找到拉美自己的声音。于是，他们在学习欧洲先锋派的同时，创造有别于法国的拉美自己的艺术。他们学习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更多的是着意于作品的结构和语言、潜意识、梦幻等方面的革新与开拓，而不是逃避现实，恰恰相反，拉美作家总是强调作品应该直面社会现实，直面人生。他们认识到拉美和欧洲毕竟差异太大，生搬硬套行不通，必须在借鉴的同时，把根基扎在拉美大地上，从而放弃了对时髦的追逐，而转入扎扎实实的本土创作，把艺术视线对准故土所蕴涵的文化意识，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几代拉美作家的经验证明，找到自我，立足于本土，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是至关重要的，但观照的意识又必须是全球的、现代的。就是说，要在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紧密联结本土现实生活的前提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滋养与刺激，以增强自身的活力。要使现代意识和技巧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花。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新时期以来二十多年间，中国文坛几乎把西方近百年的种种文艺思潮、主义和流派统统炒过一遍。80年代初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热，接下来又是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的意识流，还滚动着其他新的方法的热浪。有人形容为“被新潮这只狗追赶得连停下来解手的时间都没有了”。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封闭了多年，一朝国门洞开，眼界焕然一新，难免饥不择食。从吸取有益营养角度看，这种补课是必需的；但应该以我为主，进行理智的择取、吸收，不能丧失了本我，一味盲目地跟着潮流跑。实际上，拉丁美洲文学，包括它的魔幻现实主义，决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表现形式，而是作为一种精神境界、生命形态、思维方式反映出来的，里面已经融入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心灵感悟。我们有些小说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只是在那里机械地、简单地模仿人家的结构、框架或者语言、句法，最后必然陷入“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199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访问时曾经提出：“请转告中国作家，千万不要模仿我！只有超越我，才不会走进死胡同。”这种语重心长的告诫，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归来后，我以“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为题，在南开课堂上作了演讲。

二是，2005年春，应邀去韩国光州参加艺术节活动，顺便访问了《春香传》所据原型南原市和《漂海录》作者崔溥的诞生地和墓地，同他的直系后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漂海录》是一部十分有价值的作品，讲述五百多年前，明朝弘治年间，朝鲜中层官员崔溥因事奉差出外，在海上乘船，不幸遭遇飓风，同船四十二人，从朝鲜济州岛漂至中国台州府临海县地，最初被怀疑为倭寇，后经层层审查，解除嫌疑，即受到中国官员和平民的友善接待，遂由浙东走陆路至杭州，然后沿运河经扬州、天津等地到达北京，受到明朝皇帝接见，再由北京出发，陆行至鸭绿江，返回故国。在中国停留达四个月，回国后，崔溥用汉文叙写这一历程，名曰《漂海录》。访韩归来后，我依实地考证，结合书中有关叙述，加上分析、评论，写成学术论文：《蹈海余生作壮游》，并在课堂上讲演。

两个讲座，反映颇好，认为内容新颖，特点突出，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三是，2007年，在南开课堂上演讲《创新与想象的呼唤》，之前，对于所讲内容包括大量事例与义理、见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索。

此外，还在省内高校以及《辽海讲坛》、作协文学院等处，多次作学术报告或者开展对话，许多篇章都曾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清文化与沈阳》、《曾（国藩）李（鸿章）异同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东北地域文化的传承、重塑与创新》、《中国传统诗词的创作与欣赏》、《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的几个问题》、《散文的现代化与诗性》、《探讨语言的文学性》、《楹联丛谈》、《姓名文化与称谓问题》等近二十篇。

再就是，结合文学专著的创作进行学术研究，如为了撰写《龙墩上的悖论》、《张学良：人格图谱》和《逍遥游——庄子传》，都曾阅览和研索了大量典籍、资料及评论文章，有的还进行了实地考察。

这些花费了我的大量心血与精力的精神劳作，无疑都是个人文学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五章　挑战自我

（1996——2006）

深度追求

人是一种特别容易满足的动物，一当有所进益，周围腾起一片赞誉的掌声，便会像古人所说的“顾影自媚”，自我欣赏。我自知同样也有这个毛病，因而，时时警觉和惕励着自己。

1995年，我在省作代会上当选为作协主席，有个表态发言，题目就是“挑战自我，不断创新”。后来，在北大散文论坛上，又以“渴望超越”为题，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从事创作的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精进不已的创新精神——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出新。“创”在《说文解字》中，从“刃”、从“刀”，“刃，伤也”；而“造，建也，始也”。这就是说，创的含义是破坏，造是建设，连在一起就是在破坏的基础上始建新的事物。所以，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先生说，创新，意味着对已有成果的积极破坏。

所谓创新，指的是人类在探索未知领域过程中能够打破常规，勇辟新路，不断提供新的成果。创新是文学的生命线。文学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时时刻刻拿出新的货色，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应蹈袭自己。同是艺术，有些门类允许自我重复，比如书法，一个字体，甚至一幅字，可以反复写，只要写得好，只要是名家，有无变化没有谁在意；有的歌唱家，靠一支歌子成名，能够唱一辈子，所谓“一招鲜，吃遍天”。唯独作家不行。哪怕少写一点，写慢一点，绝对不能重复。南宋词人刘克庄慨乎其言：“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对一个作家来说，这应该是最大的悲哀。

我在作代会上说，我已年届花甲，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锐减，更容易师心自用，拒绝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听多了，经常处于自我陶醉状态，而无视差距和薄弱环节；名声大了，到处都来约稿，不愁没有地方发表，难免出现率尔操觚，粗制滥造现象。所以说，成功是一个陷阱。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必须依靠自身的勇气和毅力，靠着一种鲜活的、开放的、奋进的心态。

为了实现自我超越，我提出了一个深度追求的目标。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实现了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众声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就散文创作来说，由以往的对于现实功利目标的直白展露，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为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扬弃那种平面的线型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的开拓与抒写方式的探索，终于使散文以轻松的格调、悠闲的步态、更为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

这种深度追求，应该是以对社会人生与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深切体验，来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在状写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清新雅致的美学追求和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到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之中。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世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

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是同个性化的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缺乏个性化的支撑，势必导致思想的平庸化和话语的共性化。米兰·昆德拉把模仿认同和从众求同称为媚俗。他说，“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是“讨好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做法”，他们往往“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在创作中，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把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为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来充分予以肯定。这在今天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理性的缺席、诗意的失落是一个时期以来的突出问题。哲学含蕴的稀薄，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的缺乏，已成为当前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对创新充满渴望的时代。人类理性的高贵品格就在于它的永不止息的创造性与开发性。艺术的深度存活于创造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现在，广大读者已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中已经得到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这也正是当下思想随笔、文化散文备受青睐的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读者这一正当需求，应该充分注重作品思想蕴涵的深度，沉潜到文化与生命的深处，透过生活表象去勘察社会人生的真实状态，采掘人的内在心理活动的富矿。

多年来，在将哲学思维运用于散文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我体察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智性话语的艺术转换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散文作家来说，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也是一种过硬的功夫，并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能把纯粹抽象的论说转换成艺术话语的。在古人那里，这种矛盾也许并不突出，因为古代的论说文就包含在散文范畴里。一部《古文观止》，一多半是论述性质的东西；每篇论文同时也是优美的散文。现在不行，现在的散文和论文，属于两种文体，已经分道扬镳了。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课题。散文作家余秋雨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轰动效应，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比较好地解决了将文化认同的智性思考同诗性的激情、想象融会在一起，也就是把这些智性的哲学理解通过一种诗性的、艺术性的语言表达出来。而相对地看，有些人的作品就差一些，他们的东西往往是智胜于情，理胜于趣，缺乏应有的审美性、可读性。

文学是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也就是说，作者要通过自身的灵性和感受力，通过哲学思维的过滤与反思，去烛照历史，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

如果说，“创”，靠的是境界，是识见，是勇气；那么，“造”，则必须凭借基础，凭借积累，凭借本事。一句话，必须“肚子里有干货”。这就要不断地学习，有计划、有目的地武装自己的头脑。有鉴于此，我在70年代中期集中研读马列、80年代中期系统学习哲学、美学、史学的基础上，到了90年代中期，继续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

依我个人的体验，学习、研究哲学有两个要领：一个叫选择视角，一个叫提出问题。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一样。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视角之外，还有个立足点问题——所处位置不同，观点和取向就将随之而变化。运用“八面受敌法”，每番展读，都有视角的调整；否则，无法步步深入。

哲学追求的是智慧，知识是别人的，智慧必须靠自己领悟。知识可以背诵，可以诉说，而智慧需要内化为自己的血肉与灵魂，变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变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见识与能力。哲学的掌握，不能靠死背概念。哲学思维当然需要概念，但不能止于概念，不能实行抽象说教和概念式的演绎，必须善于通过感悟，将概念化为智慧，应该“得鱼而忘筌”。

哲学离不开问题，应该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如果你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记住一些名词、概念，那么，哲学对于你可就真的没有用了。但是，哲学却又并不提供具体答案，它只是推动你去思考，反思、体悟、品味、涵泳，这是搞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的不二法门。因此，要有“问题意识”。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研习历史、应用史观，可以说贯穿了我的整个创作历程，在这方面可说的话很多，这里只谈五点体会：

其一，作为一门科学，历史承担着两个角色：一个是最好的老师；一个是高倍数的望远镜。我们长期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史书也叫《资治通鉴》，讲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西方，鉴古之外，更强调知今。他们说，一个人能够看到多远的过去，他就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过去我们对于历史的开阔视野的作用，关注得不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其二，关于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过去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强调必然性，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不应忽视社会的政治、心理、文化等因素。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杰出人物、自然灾变、外敌入侵等偶然因素往往起着直接作用。马克思说：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里所说的“神秘性质”，也就是历史宿命论。为此，我们应当以历史偶然性为先导，通过大量的、丰富的历史偶然现象，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三，研习历史，同时在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掌握史实，弄清历史人物的行迹、历史进程的脉络；二是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前者是基础，后者见功力。分析历史人物，除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研讨其成长、发展的路径，成败、得失的经验，我还注意运用西方史学研究中经常应用并已证明存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比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我发现，在历史事件中，领导者的个人性格、心理素质往往会起到关键性作用。再如，过去我们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可是，应用于历史实际，有时解释不通。后来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深受启发。他提出的“合力说”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我对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就是这么分析的。还有，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说某个历史人物几分好、几分坏，三七开，二八开。实际上，还应顾及人物的一生大节，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不同阶段，结合其所处的历史大趋势逐段评价他的功过是非。列宁评论普列汉诺夫，就是这么做的。

其四，借鉴西方史学，比如对于法国年鉴派和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使我获得许多新的启示，扩展出巨大的研究空间。西方史学强调解释者的主体性，认为历史是叙述的结果，文本的解释者同时也是创造者，是今天“活着的人说着过去的事”，让过去的事情活在今天。从中我认识到，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史实属于客观存在，这一点不容否认；而从叙述角度看，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这种存在其实是曾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过去了。史家选择、整理史料，使之文本化，其间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

其五，与此紧相联结，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存在一个如何以开放的视角、现代的语境，做到笔涉往昔，意在当今，亦即所谓现实关怀、现实期待问题。有的作家写作历史文化散文，恣意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的本性，产生了“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实际上，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映，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个人的行藏、际遇、身世上，有的依托于浓烈的家国情怀，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抒怀寄慨，宣泄一己的感喟与见解。几年前，北大中文系举办“中国作家北大行”活动，在中文系主任、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亲自主持下，我应邀做了讲演，重点阐述了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问题。现实关怀的含义很广泛，我所指涉的是关于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体现在对于现实人生与人性的关注，诸如人生的困境、生存的焦虑、命运的思考、人性的拷问等各类问题。

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把观念交给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命运，将历史人物人性、人生方面的种种疑难、困惑作形象的展现，用过去鉴戒当下，探索精神出路，揭示规律性认识，这可以说是我写作历史文化散文的一个立足点。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在文学方面，我的读书范围很广，更多地着眼于增强创造性与想象力。经验表明，创造能力的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他还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中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艺术创造应该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的生活表象，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的致命缺陷。

相对于思辨力，我的想象力比较匮乏。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有意识地阅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有悬念的作品。我是写散文的，却很少读当代的散文作品，而喜欢看域外的短篇小说、剧本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诸如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椅子》、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表现荒诞或困惑、等待的戏剧，都看过许多遍。我很欣赏美国女作家伍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整个全是想象。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个蜗牛。确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自省检讨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我在严格自查、自省、自讼的基础上，刻苦钻研西方文史哲典籍，以获取新知，扩展视野，弥补阙漏。通过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学术背景进行全面检索、省察，把过去、现在、未来连贯起来，使知识储备得到升华，实现了更新换代。

除了阅读典籍，我还颇得益于文友间的“对话”。我有许多年轻的文友，他们思想活跃，反应锐敏，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既有精深的专业，又有广博的知识。苏联时期的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对话既是目的又是方式。同一层次的参与者，围绕同一话题，通过不同视角、不同方式的对话，彼此开启思想的闸门，相互交换能量，相互启发，相互碰撞，许多新的观点、新的思想火花就会迸发出来。

这一切，都为开辟新的文学进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实现散文深度追求的目标，这一时期，我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开掘；一是仰望历史星空，追踪历代文人、政要、君王的生命轨迹，借用《易经》中的一句话，我戏称为“载鬼一车”；二是在生命意识、人生道路、个性探究、忆昔追怀方面，可说是回归精神家园。这样，就有了1998到2007年，先后出版的《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和《龙墩上的悖论》，2000到2003年出版的《何处是归程》、《淡写流年》、《碗花糕》、《成功者的劫难》两种类型的散文结集。

面对历史的苍茫

几十年来，对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一直是情有独钟的，这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我的祖籍是河北大名府（曾是北宋时期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传承下来说书讲古的传统，陆游诗中描写的故乡山阴的情景：“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从前在大名也可以看到；后来迁徙到山海关外的医巫闾山脚下，连带着也就把这种说书讲古的风习带了过来。每逢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在场院，手里挥着大蒲扇，“肥唐瘦汉”、“南朝北国”，讲起来没个完，听起来没有够。

待到进入私塾，我所读过的许多典籍也都是历史。《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自不必说，就连“四书五经”，也都和历史有关联，前人不是说“六经皆史”吗？进了中学以后，“正史”之外，还接触了一些演义类小说和咏史诗以及中外的历史剧；“文大”期间卧病，我还认真研究过《后汉书》；而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冯梦龙编的《东周列国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我都有浓厚的兴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更称得上是后来所谓历史文化散文的范本。

那么，广大读者对于历史题材作品为什么也至为欢迎呢？我想，可能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比如秦始皇、苏东坡、康熙帝、曾国藩，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长期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特别是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布莱希特说过：“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对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

我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始于90年代中期。继凭吊过北宋、魏晋和古赵故都开封、洛阳、邯郸之后；接下来，又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有目的地先后叩访了黑龙江的金源故都阿城和囚禁北宋徽钦二帝的五国城，还去了云南武定县的狮子山——传说中的明初建文帝的“龙隐”之地。在白云、黄叶飘飞之际，倾听着历史老人满带着忧思、悲愤与困惑的精神独白，逐渐地，头脑中积淀的印象与诗情、理蕴变得清晰起来。于是，从1996年开始，集中写了《叩问沧桑》、《陈桥崖海须臾事》、《细语邯郸》、《土囊吟》、《文明的征服》、《狮山史影》等系列散文。凭借着名城胜地这一载体，以诗意的运思和直觉领悟的方式，同似近实远、若明若暗的历史展开超越时空的对话，揭示了一些体现历史必然性的规律性认识，也传递了某种灵光闪烁的哲思、禅趣。

在凭吊洛阳魏晋故城遗址之后写成的《叩问沧桑》中，我没有重复《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而是通过观照废墟这悲剧的文化，展现出搏斗后的虚无，成功中的沦丧，阐释诗文存在所付出的代价。清人赵翼有两句著名的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说的就是诗人的命运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以及成就伟大作家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魏晋时期可供后人咀嚼、玩味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语）。这个时期，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个性大为张扬，注重自我表现，畅抒真情实感。大批思想家、文学家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充分高涨，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他们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安，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于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他们以独特方式迸射的生命光辉，以艺术风度挥洒的诗性人生，给后世的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抛出一个千古说不尽的话题，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个堪资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以及生命自由的时代。

魏晋文化跨越两汉，直逼老庄，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跃动起来，自觉地把对于自由的追寻当作心灵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飞扬。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魏晋时代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更感到审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灵的驰骋，是一个多么难以企及的诱惑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八王之乱”为中心的宫廷权力之争，对此，我在行文中投以蔑视与不屑，给予断然否定。当时，抓住北邙山上星罗棋布的陵寝墓冢这样一个透视点——

正是由于这里“地脉”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娇妻美妾都齐刷刷、密麻麻地挤了进来，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无论生前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最后统统地都在这里碰头了。像元人散曲中讲的，“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

关于这种现象，莎士比亚也讲了，他在剧作《哈姆莱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说，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谁知道亚历山大帝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莱特接着唱道：“恺撒死了，你尊贵的尸体/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莎翁在另一部剧作里，还拉出理查王二世去谈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我以为，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劝诫人们不妨把功名利禄看得淡泊一些。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因而更加耐人寻味。

而在中国古代作家的笔下，就显得特别直白、冷峻、痛切了。旧籍里有一则韵语，讥讽那些贪得无厌，妄想独享人间富贵、占尽天下风流的暴君奸相：“大抵四五千年，着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

马东篱在套曲《秋思》中沉痛地点染了一幅名缰利锁下拚死挣扎的浮世绘：“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他分明在说，历史，存在伴随着虚无；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看来，谁也不是，而是历史本身。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在无尽感慨中，我口占了四首七绝：

圮尽楼台落尽花，谁知曾此擅繁华？

临流欲问当年事，古涧无言带浅沙。

残墟信步久嗟讶，帝业何殊镜里花！

叩问沧桑天不语，斜阳几树噪昏鸦。

茫茫终古几赢家？万冢星罗野径斜，

血影啼痕留笑柄，邙山高处读南华。

民意分明未少差，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时快欲千秋骂，徒供诗人说梦华！

文章最后归结到：就在那些王公贵胄、豪强恶棍骸骨成尘的同时，竟有为数可观的诗文杰作流传广远，辉耀千古。这种存在与虚无的尖锐对比，反映了历史的一条铁的规律。

如果说，这篇散文蕴涵着存在与虚无的理蕴；那么，《陈桥崖海须臾事》一文，则体现了耐人寻味的长久与短暂的哲思。

我喜欢旅游，更喜欢在足迹所至的山川灵境中寻觅文学的根、诗性的美，体味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的至深的理，追摹一种光明鲜洁、超然玄远的意象。而脑子里由于积淀着丰富的内存，每接触到一处名城胜迹，都会有相应的诗古文辞、清词丽句闪现出来，任我去联想、品味。也可以说，这些诗古文辞使我背上了一笔相当沉重的情思的宿债，每时每刻都急切地渴望着对于诗文中的实境的探访。这次我踏上中州大地，同样是被一些古代诗文典籍牵引着。记忆中，前人何希齐有这样两句诗：“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正是它，把我引到了开封东北四十五华里的陈桥驿。

这是一个普通至极的北方小镇。低平的房舍，窄狭的街道，到处都有人群往来，却也谈不上熙熙攘攘。只是由于一千多年前，此间曾经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兵变，导致了王朝递嬗，便被载入了千秋史册，而成为中华名镇之一。漫步古镇街头，玩味何希齐诗中的意蕴，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末帝赵昺在元朝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往今来都未曾发生过什么变化。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让人们生发出许多感慨。不仅接触到古人通天尽人的怆然感怀，体味到哲人智者的神思遐想，而且，为研究史事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提供了足够的思考空间。有人评说，何希齐诗中的寥寥十四个字抵得上一部《南华经》，自是夸张之言。但诗人“纳须弥于芥子”，以少胜多、举重若轻的涵盖力，实在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同样也是漫游古代名城胜地，当我驻足古赵都城邯郸的时候，思考得最多的却是“出世与入世”这样一个人生的话题。

历史文化散文《邯郸道上》，从赵国都城邯郸的著名古迹丛台，写到一代英主赵武灵王的气雄万夫，志吞四海，攻城略地，拓地千里，使赵国成为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争雄角胜的国家；特别是锐意改革，变车战为骑战，全面推行“胡服骑射”，带动了整个赵国军队作战能力的增强，促进了华夏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合。这一切，对于古赵文化的多元构成，对于北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濡染、升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勇于改革创新的历史人物，由于“交班”问题没有解决好，最后落得一个悲剧下场——一场兄弟阋墙的宫廷动乱，使他这个“太上皇”遭到冷宫囚禁，断绝饮食来源，最后饿到极处，他只好在园林中探寻鸟巢，取卵、捉雏充饥，终致饿死宫中。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漫步邯郸街头，遥想两千多年前那些慕仁向义、慷慨悲歌的往事；一个个凛然可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形象，宛然如在目前。这里的民风素以勇悍、尚武著称，既不同于中原、齐鲁，也有别于关陇，更迥异于江浙。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认为，此间地近匈奴，经常受到侵扰，师旅频兴，所以其人矜持、慷慨，气盛、任侠；加之胡汉杂居，耳濡目染，通过血缘的传承和文化的渗透，多种因素共同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在春秋时代，当政者就已患其桀骜难制，中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任侠之风益发浓烈。“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李白笔下的侠客形象，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解。

但是，一个地域的文化构成，总是多元复合，而并非清一色的。这次，我在邯郸考察古赵文化过程中，就意外地发现，与悲歌慷慨，积极用世，借以体现自身价值的人文精神相对应，还存在一种鄙薄功业，粪土王侯，崇尚避世，倡导无为的思想追求；与赵武灵王的丛台相对应，市内还有一个以“黄粱梦”的传说闻名遐迩的吕翁祠。

“黄粱梦”的故事，源于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郁郁不得志的卢生进京赶考，在邯郸一家旅店里遇见了道士吕翁。寒暄之后，卢生谈起了自己的胸襟、抱负，说自己才华毕具，可以出将入相；但是，眼前却处境困窘，英雄没有用武之地。说着说着，他觉得目暗神昏，沉沉思睡。这时，店主人正在煮黄粱米饭，吕翁顺手从囊中取出一个方形瓷枕，递给卢生，让他睡下。梦中，卢生官运亨通，由进士及第，出任陕州牧，擢为京兆尹，不断升迁。先是凿河利民，乡人刻石纪德；后又出征讨寇，斩首七千级，拓地九百里，边民立碑于居延山以颂之。归朝册勋，恩遇极盛。结果，横遭构陷，被捕入狱。他慨然对妻子说，吾家有良田五顷，足以抵御饥寒，何苦汲汲求禄？现在若想像当年那样，骑着青驹，徜徉邯郸道上，已经不可得了。后来，幸得平反，再度起用，最后晋封为燕国公，五十多年安富尊荣。卢生梦醒之后，发现主人的黄粱米饭尚未煮熟。卢生问道：“难道这是一场梦吗？”吕翁说：“人生适意，也不过如此罢！”

吕公祠的一副对联，把这一主旨揭示得十分透彻：

睡至二三更时，凡功名皆成梦幻；

想到一百年后，无少长俱是古人。

看得出来，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儒家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宰地位，但是，文化因子从来都不是一色清纯的单维存在。道家文化在人生与艺术的天地中，始终与儒家文化争奇斗异，竞领风骚。在铸造民族气质、精神、性格和模塑人的思维方式、智力结构、文化心态方面，二者各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如果说，儒家“兼济天下”，积极入世的宏伟抱负，铸造了封建士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因而执着、热切地追逐“为王者师”、“献经纶策”的人生极致；那么，道家出世的隐逸取向，则使他们在“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时候，能够知足知止，见几知命，急流勇退，安顿下一颗无奈的雄心。

我想，在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上，出现一个邯郸道、黄粱梦的传说，这可能是偶然的。但这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和谐地融汇到一起，却颇为耐人寻味。因为鲁迅先生说过，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作为墨派的孑遗，游侠家为道义可以赴汤蹈火，死不还踵，他们和儒家同是主张进取的，着眼于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这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主张清静无为，崇尚自然，着眼于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家，各有旨归，各异其趣。但是，他们并不是互不相容，彻底决裂的，不仅经常出现相反相成的互补现象，而且会在不同阶段奇妙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避世与用世的对立统一，正是中国文人的典型心理结构。

而且，随着境遇、年龄的变化，人们的取向、心态也会产生明显的差异。鲁迅先生在《过客》中有一段非常警辟的描述：当过客问到“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时，老翁的答复是坟场；而女孩却说是鲜花，“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应该说，他们讲的都是真实的存在，却都只是一个方面。之所以各执一词，是因为女孩正值生命的春天，内心一片光明，充满蓬蓬勃勃的生机，因而注意的是鲜花簇簇；而老翁已届暮年，一切人生的追求都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和波惊浪诡的蹭蹬世路所消磨，正所谓“五欲已消诸念息，世间无物可拘牵”，所以注目的只不过是坟场一片。这是从不同的主观条件对相同的外界环境作出的截然对立的反映。

《土囊吟》、《文明的征服》两篇散文，所揭示的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互换位置这一富有哲学意味、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空间上，两个古迹所在都处于北国苦寒之地；时间上，讲述的都是宋金两朝的轶闻遗事。

《土囊吟》以五国城为叙事基点，讲述徽钦二帝“北狩”逸闻，用写意的技法，简练勾画了二帝由龙廷端坐、锦衣玉食到囚絷青城，最后被羁押到东北苦寒之地，饱遭凌辱以终的故事，并题诗以证：“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有趣的是，过了一百零七年，金人降元，元军亦于开封近郊的青城下寨，并把金宫室后妃皇族五百多人劫掳至此，尔后全部杀死。“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金人元好问诗）历史潜隐着循环与因果的种子，潜隐着神秘难测的悲剧魔影，历史的公正标尺被埋藏在人类的良知的大地里。走笔至此，我再次题诗纪感：“哀悯秦人待后人，松江悲咽土囊吟。荒淫不鉴前王耻，转眼蒙元又灭金！”引证唐人杜牧名篇《阿房宫赋》中“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警语，阐发历史奥蕴。

《文明的征服》以“金源故都”上京会宁府为故事焦点，讲述的是金代的兴衰史，文章寻求历史之谜的答案，题目中渗透的是对文明与文化的深度思考。穿透历史的刀光剑影、狼烟烽燧的表象，总揽人事与物理，得出自我的感悟：人类创造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作反向的运动与转化。女真人以原始生命的强悍征服并吸收了柔美精致的大宋文明，反过来，在大宋文明腐败因子的侵蚀下，重蹈覆辙，又被更为野蛮而强悍的蒙古文明所征服。历史的巨笔在他们之间画了一个诗意的圆，这是象征着宿命意味的循环怪圈，也是富有玄机禅意的精神怪圈。在这个神秘的怪圈里，该是演绎了多少令史学家与文学家感伤与怀旧的故事，隐喻着多少艺术与审美的意蕴啊！

北方少数民族没有太多的文化积淀，自然也不存在着浓重的旧习的因袭和历史的负累。除了野蛮、落后的一面，在文化心理、社群关系上，倒有某些健康成分的底蕴。苦寒的气候，辽阔的原野，艰难的生计，给女真族以豪勇的性格，强壮的筋骨，质朴的民风，和冲决一切的蛮劲，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刻苦耐劳，勇于进取，擅长骑射，能征惯战。因而在完颜阿骨打这个矫健的民族英雄的统驭下，铁骑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军事力量超过自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强大对手，十一年间，消灭了立国二百零九年的辽朝，而并吞已有一百六十七年历史的北宋只用了两个年头。但是，与此同时，也同前朝的契丹、身后的元朝一样，当他们从漠北的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自觉不自觉地经受着新的文明的洗礼。

金人侵宋是野蛮的，非正义的，它给中原大地带来了一场灾难。而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又主要是在战争过程中实现的，战争的胜利者在征服敌国的过程中接受了新的异质的文明。从这一点来说，却又是文明的征服。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文明征服的结果，是加速了女真封建化的进程，直接推进了金源文明的发展。

事是风云人是月

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离不开两种元素，一个是人，一个是事。我有个说法：“事是风云人是月。”那么，月与风云，谁为主从呢？当然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开月上”、“月到风来”，“月”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就是说，历史总是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可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相联结着。

历史中，人是主体，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所以，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读史也好，写史也好，有一条不成文的准则，就是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钱穆语）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

而要通心，首先就应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察核。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有言：“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再就是强调感同身受，理解前人。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换位思考，理解前人，却是一切治史、写史者所必不可缺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说过：“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我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评骘、研判、褒贬——治史、读史、写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亦即按照什么尺度、坚持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还有，在通心过程中，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人物身上，同时也应对于作史者进行体察，注意研索其作史的心迹，探其隐衷，察其原委。对此，清初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有十分剀切而深刻的体会。他说：“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读史过程中，我也经常着眼于隐蔽在书页后面的潜台词、画外音。研究《周易》有“变爻”、“变卦”之说，我于历史也往往注意其演进过程中的“变爻”、“变卦”，从而作出旁解、他说，所谓别有会心。

近二十年来，在我的以历史为题材的散文中，人物占了绝大多数，主要集中在文人、女性、政要、君王四类人身上，每一类多者二三十人，少的十几人，都各自组成一个系列。我在北大中文系讲演时，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每个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摆浮搁”式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思想意蕴的步步延伸、层层递进、逐步深化。比如，我写古代士人的人生际遇、命运颠折，没有停留在对本人个性、气质的探求上，而是通过不同的篇章，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社会、体制方面的种因。我想到，中国封建士子的悲剧，不能只归咎于自身的人性弱点，还有更深远的社会根源。

我在散文《驯心》中揭示：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知识分子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悖论。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依附于权势，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委屈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耸耸肩、摆摆谱儿：那就必然要像那个狂放的李太白那样，丢了差事，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也正是为此吧，对于古代文人，我总是以深沉的悲悯心、同情心，关注着他们的人生命运、身世浮沉、苦乐悲欢。我有一篇讲演，专门阐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问题。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它现身之日起，就和政治纠结在一起，表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家国情怀。他们总是密切地关注着社会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而在封建大一统的情况下，要实现一己的政治主张，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必须投靠君王，依附权势。这是一种命定的人生悲剧。即便是那些大思想家、大文豪、旷世诗哲也概莫能外。

我在《两个李白》一文中写道：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产生着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踬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不朽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解读李白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通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就是说，颇富典型性。

同绝大多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李白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据高位，掌权衡，以实现一己的宏伟抱负。他高自期许，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和制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这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他耽于幻想，天真幼稚，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脱离实际。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气壮山河、睥睨百代、雄视万夫的伟大诗人。

客观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的，稳登仕进者也数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其实，是完全能够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的。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己、不干人”的旗帜。由于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进表上书，锐身自荐，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丧失人格，不降志辱身、不出卖灵魂。如果用世、进取要以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为代价，那他就会毅然决绝，毫不顾惜。

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寄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旋涡里。这种灵魂的煎熬，伴之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的诗歌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与内在动因，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

我在文章结尾处写道：

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醒里梦里，时时想着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如果说，诗仙李白蹭蹬仕途的实例，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照亮了一面警策的镜子；那么，半生处于贬谪生涯中的文豪苏轼，则为遭遇风波颠折的封建士子提供了一条解脱的路径。《春梦留痕》一文，截取了东坡先生谪居海南儋州三年这一时段，状写他如何以超然的心态、振作的精神，战胜流离颠沛之苦，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

东坡来到儋州这一年已经六十二岁了，以其羸弱多病之身，不要说发配到这素有“鬼门关”之称的“风涛瘴疠”、“非人所居”的南荒徼外，即使是再在内地住上三年二载，恐怕也得“子孙舁骸骨以还”了。实际上，朝中执政诸人就是蓄意让他葬身海外，否则，怎么会作这样的安排呢？这一点，先生本人也是了然于心的。

到了儋州，面对的果然是极端困苦的生活：“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而且毒雾弥漫，瘴疠交攻。而他的内心，尤其苦闷至极。赴儋之前，与他相濡以沫的如夫人朝云故去，现在已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自然无限感伤，倍觉孤独。这对一个枯木朽株般的垂暮老人来说，无异于“孤树加双斧”，等待他的，难道还会有其他结局吗？

谁料，结果竟然大大出人意外。坡翁在这里不仅逐渐安居下来，长达三年之久，最后得以生还；而且，还对这蛮荒艰苦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直到遇赦北归之后，还在朗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回到内地，当友人问及海南贬居情况时，先生颇带感情地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之所以如此，著名学者徐中玉先生在《苏东坡在海南》一书的序言中深刻地指出，就是因为诗人自己觉得已有了个“今我”。这种历经艰苦、世变之后的憬悟，是他所觉察到的与“故我”不同的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新认识的表现。这也正是坡翁在逆境中安时处顺、取得精神解脱的症结所在。

除了这种“憬然自悟”，坡翁在儋州还曾得到过高人的指教，从中意外地获得一场活生生的人生顿悟。

一天，东坡负着大瓢，口中吟唱着《哨遍》词，漫游在中和镇的田间，遇到一位家住城东、正往田头送饭的七十多岁的老媪，两人就地闲唠起来。东坡问道：“老人家，你看于今世事怎么样啊？”老媪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世事不过像一场春梦罢了。”东坡又问：“怎见得是这样呢？”老媪直截了当地讲：“先生当年身在朝廷，官至翰林学士，也可以说是历尽了荣华富贵；今天回过头看，不就像一场春梦吗？”东坡听了，点头称“是”，若有所悟，于是，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春梦婆’呀！”这番晨钟暮鼓般的警世箴言，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一场当头棒喝。

在同普通民众融洽无间的接触中，东坡的悟世思想不仅未被消解，反而益发强化起来。据《儋县志》记述：一天，东坡过访当地友人黎子云，归来途中遇雨，便从路旁一农夫家借了一顶竹笠戴在头上，又按照农夫的指点，脱下了布鞋，换上一双当地的木屐。由于不太习惯，又兼泥泞路滑，走起来晃晃摇摇，跌跌撞撞。路旁的妇女、儿童看见老先生这种尴尬的窘相，纷纷围观嘻笑，篱笆里的群犬也跟着凑热闹，“汪汪”地吠叫不止。而东坡先生并不在意，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他常常戴上一顶黎家的藤织白帽，穿上带有花饰的民族服装，打着赤脚，信步闲游；路上，不时地同一些文朋诗友打招呼；或者径入田间、野甸，和锄地的农夫、拦羊的牧童嬉笑倾谈，在一棵枝分叶布的大树下，天南海北地唠起来没完。他平素好开玩笑，有时难免语重伤人，在朝时，家人、师友经常提醒他出言谨慎，多加检点；现在，和这些乡间的读书人、庄稼汉在一起，尽可自由谈吐，不再设防，完全以本色示人。有时谈着谈着，不觉日已西沉，朋友们知道他回去也没有备饭，便拉他到家里去共进晚餐，自然又要喝上几杯老酒，结果弄得醉意朦胧，连自家的桄榔庵也找不到了。这种同当地民众完全脱开功利目的的纯情交往，使他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变化，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心灵上的慰藉，以及战胜生活困苦、摆脱精神压力的生命源泉；挣脱了世俗的桎梏，实现了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如的超越境界。

如同一切伟大的诗人、作家一样，苏东坡的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复杂的。早在出仕之前，他就已经熔铸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于一身，初步构成了他那复杂而独特的思想体系。在尔后的起伏颠折中，有时候，儒家的弘扬内在精神，实现自我，积极用世，在思想中占居上风；有时候，道家的绝对自由、超越时空的淡泊无为，又在心灵中处于主宰地位。屡遭贬谪之后，他曾盛赞《庄子》“实获吾心”，把庄子思想当作自己的既存见解，从而进一步消解了仕途经济的理想抱负。“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在对腐败的官场、世俗的荣华以及尔虞我诈的人事纠葛表示厌恶、轻蔑与怀疑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的精神境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觉醒。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指出的，东坡在生存的诸多灾难中，找寻到被失落的个体生命的价值，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从而能够站在比同时代人更高的层次上俯瞰社会人生，获得一种自我完善感和灵魂归宿感。

坡翁在多年放谪生活中，逐步实现了价值观念的两个转换，或者说是疏通了两条心灵的渠道。一方面的转换，是心智由入世归向自然，归向诗性人生。作为乐天知命的达人，他欣赏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委任自然的人生态度，适时地疏通了情感的渠道，把心智转向自然，寄兴山水，放情吟咏，找到了一个与污浊、鄙俗、荒诞的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诗意世界，痛苦的灵魂得到了艺术的慰藉。

另一方面的转换，是他立足于贬谪的现实，把实现“淑世惠民”理想的舞台，由“庙堂之高”转移到“江湖之远”；在关心民瘼、敷扬文教、化育人才的实践中，拓开实现自我、积极用世的渠道。他劝说黎胞开垦荒地，多植稻谷；推广中原先进耕作方法，移植优良品种。针对当地以巫为医、杀牛祭鬼的陋习，大力向村民宣传卫生知识，介绍医方药物。同时，抱着对黎胞的深厚感情，劝学施教。当时，前来东坡书院负笈就学的，不仅有本地的贫寒士子，而且，吸引了远在千里、百里之外的友生，纷纷上门听讲，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一时“书声琅琅，弦歌四起”、“学者彬彬，不殊闽浙”。

儋州东坡书院有一副联语，对上述事迹做出了恰当的概括：

公来三载居儋，辟开海外文明，从此秋鸿留有爪；

我拜千年遗像，仿佛翰林富贵，何曾春梦了无痕？

这里隐括了东坡的两首诗。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提到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春梦”云云，源于东坡谪居黄州时写过的一首七律，内有“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句；又用上了“春梦婆”谈及的“昔日翰林富贵一场春梦耳”。这里用“秋鸿有爪”、“春梦留痕”来状写东坡先生居儋三年的名山事业、道德文章，极为贴切。

太白、坡公之外，我还在系列散文中写到了清代首屈一指的天才词人纳兰性德。他出身名门贵族，父亲是权倾朝野的宰相；本人也是一路春风得意，十八岁中举，二十二岁成了二甲进士，后来被授为皇帝的一等侍卫，出入扈从，显赫无比，直到三十一岁去世，一直得到康熙帝的青睐和倚重。而这一切人间富贵、奕世荣华的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自由、独立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他的悲剧生涯、心灵苦闷的根源。我在散文《纳兰心事几曾知》中，专门揭橥了他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灵魂创伤与人生苦境。

有人统计，在纳兰现存的三百多首词中，“愁”字用了近百次，“泪”字、“恨”字也都出现过几十次；此外像“断肠”、“无奈”、“伤心”、“怆怀”、“无意绪”、“可怜生”，“冰霜摧折”、“芳菲寂寥”等，几乎是开卷可见，字里行间渗透着深挚而哀怨的情思，宛若杜鹃啼血，声声凄切；即便是一些情辞慷慨、奋励激昂之作，也间杂着变徵之音，流露出沉痛的人生空幻之感。

纳兰公子自幼深受儒家学说的浸染，抱定了立德立功、显亲扬名的宏图远志。可是，实际上却事与愿违，“所欲施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意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纳兰挚友顾贞观语）。

原来，康熙皇帝出于对纳兰公子的赏识，以其出身于勋戚之家，又有超人的资质，一照面便对他倍垂青盼，把他留在自己身旁，视作心腹，擢为侍卫。而且，一任就是十年，直至公子病逝。对一般人来说，有幸成为天子宠臣，目睹龙颜之近，时亲天语之温，真是无比荣耀，无尚尊贵，求之不得；可是，纳兰却大大不以为然。他十分清楚这种职务的实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大汗的侍卫由其家丁或奴仆充任，担负保安、警卫事务；后来虽然改由宗室、勋戚子弟担任，但其性质仍是司隶般的听差，在皇帝左右随时听候调遣，直接供皇帝驱使，具体负责宫廷宿卫，随驾扈从。

在纳兰心目中，当侍卫，入禁廷，实无异于囚禁雕樊、陷身网罟的笼鸟。他在《咏笼莺》的五言律诗中，借咏物以抒怀，可谓凄怆怅惋，寄慨遥深。

何处金衣客，栖栖翠幕中。

有心惊晓梦，无计啭春风。

漫逐梁间燕，谁巢井上桐。

空将云路翼，缄恨在雕笼。

黄莺别号“金衣公子”。享用着锦衣玉食却戴着金枷银锁的纳兰公子，引“笼莺”以自况，真是最恰当不过了。你看这个莺儿，遍身绮羽，食以香谷，罩以雕笼，整天蹦蹦跳跳，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既无冻馁之虞，又不愁惨遭弹丸的袭击，表面上看去，真是富贵安逸，令人艳羡。它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身心自由，它不能像其他同类那样任意地飞翔，自在地鸣啭。因此，它的内心是十分苦闷的。

当然，这种牢骚、苦闷，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像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纳兰所面对的同样是无法扭转的命运，在皇帝的长拳利爪之下，他的人生道路以至日常行止的抉择、去取，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

为女性唱赞歌

文学评论界注意到，在我的历史文化散文中，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对于性别也即女性的关注。王春容教授曾有专文对此加以论述。她说：“科学的历史文化观告诉我们，无论正写的大历史，还是作为人类精神史的文学史，如果缺少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叙述，那必将是不完整的、不真实的历史。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视野，不可能置女性（性别）问题于不顾。相反，只要我们正视历史，就会发现正是一系列女性艺术形象构成了一部世界文学史，而创造名垂史册的女性形象的作家，也往往因此成为彪炳史册的经典作家。”

前几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把我的这一题材的散文收到一起，出了专集。我在序言中谈到，女性是一个优秀的性别群体，起码是丝毫也不比男性逊色。尊重女性，善待女性，这是一个社会健全、进步、成熟的标志。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得最为深刻：“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写法上，一般都是抓住一个侧面，或者截取一个断面，凸显特点，“画龙点睛”，而并不刻意求全、求备。说的是史实，是事件，而彰显的却是思想，是人性、人生、性格、命运。正由于它带有鲜明的主观成分，所以说，它是文学，而并非标准的历史。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固然也有“居庙堂之高”的上层贵妇和“处江湖之远”的平民女子，但更多的还是诗人、作家。谛视女性即是探求文学真谛。因此，在我所精心营造的文学世界中，主要是与已逝的女性文学精灵对话，以女性的文学生命为本体进行再创作，在凸显女作家惊人的艺术创造力的同时，探索她们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样，南宋天才词人李清照，就成为我首要关注的一位。散文《终古凝眉》从她的塑像写起。我站在浙江金华的八咏楼前，面对着她的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写下了如下两句话：“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刀镌斧削一般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中的易安居士，竟然是这样，其实，也应该是这样。”我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饱蕴着凄清之美的喷珠漱玉的词章的神髓。

易安居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学术、文艺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庭里，受到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环境的熏陶。她在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也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对人生抱着完美的理想。童年的寂寞未必没有，只是由于其时同客观世界尚处于朴素的统一状态，又有父母的悉心呵护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保证，整天倒也其乐融融，一干愁闷还都没有展现出来。及至年华渐长，开始接触社会人生，面对政治旋涡中的种种污浊、险恶，就逐渐地感到了迷惘、烦躁。与此同时，爱情这不速之客也开始叩启她的灵扉，撩拨着这颗多情易感的芳心，内心浮现出种种苦闷与骚动。那类“倚楼无语理瑶琴”、“梨花欲谢恐难禁”、“醒时空对烛花红”的词句，当是她春情萌动伊始的真实写照。

那种内心的烦闷与骚动，直到与志趣相投的太学生赵明诚结为伉俪，才算稍稍宁静下来。无奈好景不长，由于受到父亲被划入元祐“奸党”的牵连，她被迫离京，生生地与丈夫分开。后来，虽然夫妇屏居青州，相与猜书斗茶，赏花赋诗，搜求金石书画，过上一段鹣鲽相亲、雍容闲适的生活；但随着靖康难起，故土沦亡，宋室南渡，她再次遭受到一系列更为沉重的命运打击。

易安居士的感情生活是极具悲剧色彩的，中年不幸丧偶，再嫁后又遇人不淑，错配“驵侩之下才”；而与丈夫一生辛苦搜求、视同生命的金石文物，在战乱中已经损失迨尽；晚境更是凄凉，孑然一身，零丁孤苦，颠沛流离。这一切，使她受尽了痛苦的煎熬，终日愁肠百结，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李清照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境凄凉，用她自己的话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而且，它们具有极为繁杂而丰富的内涵，也像她本人所说的，不是一个“愁”字所能概括得了的。翻开一部渲染愁情尽其能事的《漱玉词》，人们不难感受到布满字里行间的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历史之愁，时代之愁，其中饱蕴着作者的相思之痛、婕妤之怨、悼亡之哀，充溢着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

但严格地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若是抛开家庭、婚姻关系与社会、政治环境，单从人性本身来探究，也即是透视用生命创造的心灵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悲凉愁苦弥漫于易安居士的整个人生领域和全部的生命历程，因为这种悲凉愁苦自始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一般动物、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

这就是说，易安居士的多愁善感的心理气质，凄清孤寂的情怀，以及孤独、痛苦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因素。即使她没有经历那些家庭、身世的变迁，以及个人情感上的挫折，恐怕也照例会仰天长叹，俯首低回，比常人更多更深更强烈地感受到悲愁与痛苦，经受着感情的折磨。

正是由于这位“端庄其品，清丽其词”的才女，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十分狭窄，生活内容比较单调，没有更多的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只能专一地关注自身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世界，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脆弱且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女子，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两方面的特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生相长，相得益彰，必然形成一种发酵、沸腾、喷涌、爆裂的热力，生发出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反过来，它对于人性中所固有的深度的苦闷、根本的怅惘，又无疑是一种诱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

而要同时满足上述这些高层次的需求，换句话说，要达到精神世界异常充实和真正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则需要从两个方面提供保证：一是真情灼灼、丝毫不带杂质地去爱与被爱；二是通过卓有成效的艺术创造，确立自己特殊的存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必须能够真正求得一种心灵上的归宿与寄托。

应该说，这个标杆是很高很高的了。好在易安居士都有幸地接触到了。就后者而言，她能自铸清词，骚坛独步，其创获在古代女性作家中是无与伦比的；而前一方面，通过与赵明诚的结合，也实现了情感的共鸣，灵魂的契合，生命的交流，尽管为时短暂，最后以悲剧告终。为了重新获得，她曾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拼出惊世骇俗的勇气，毅然进行重新选择，然而所适非人，铸成大错，使她陷入了更深的泥淖。至此，她的构筑爱巢的梦想宣告彻底破碎，一种透骨的悲凉与毁灭感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

这样，她就经常生活在想象之中。现实中的爱，游丝一般的苍白、脆弱，经受不住一点点的风雨摧残；只有在想象中，爱才能天长地久。前人有言：“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则愈工”。现实中爱的匮乏与破灭，悲凉之雾广被华林，恰好为她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灵泉。

也是同经典女作家对话，不过，地点选在了域外——我在英伦三岛邂逅了向慕已久的文学精灵勃朗特三姊妹。

《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蕾》这些名著，过去都曾读过，可惜历史的流沙已经淹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时空的限隔也遮蔽了把握作品意蕴和作家心迹的路径，难免产生隔膜的感觉。2001年，我有机会到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的故乡——英格兰约克郡哈沃斯访问，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归来后，凭着“追体验的工夫”，写出了历史文化散文《一夜芳邻》。

三姊妹的故居对面就是她们埋骨其间的教堂，我投宿的小客栈坐落在教堂的右侧，抬起头来便能望见故居里一百多年来彻夜长明的灯光。当时，蓦地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岁月纷纷敛缩，转眼已成古人，自己被夹在史册的某一页而成了书中角色。睡眼迷离中，仿佛觉得来到一座庄园，一问竟是桑菲尔德府，……忽然又往前走，进了一个什么山庄，伴着一阵马蹄声，视线被引向一处峭崖，像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翻过两遍身，幡然从梦境中淡出，再也睡不着了，这时是后半夜三点。我便起身步出户外，在连结故居与教堂的石径上往复踱步，想象并思索着。

故居与教堂墓地之间的石径不过五六十米，一如勃朗特三姊妹短暂的生命历程，而其内涵却是深邃而丰富的。其间不仅刻印着她们的淡淡屐痕，而且，也一定会浸渍着情思的泪血，留存下她们心灵的轨迹。

漫步中，仿佛觉得正在步入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渐渐地走进她们的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透过有限时空读解出它的无尽沧桑；仿佛和她们一道体验着至善至美而又饱蕴酸辛的艺术人生与审美人生，感受着灵海的翻澜，生命的律动。相互间产生了心灵的感应，一句话也没有说，却又像是什么都谈过了。

夜色无今古，大自然是超时间的。具体的空间一经锁定，时间的步伐似乎也随之静止，我完全忽略了定时响振的教堂钟声。脑子里不停地翻腾着三姊妹的般般往事，闪现出她们著作里的一些动人情节。在凄清的夜色里，如果凯瑟琳的幽灵确是返回了呼啸山庄，古代中国诗人哀吟的“魂来枫林青，魄返关塞黑”果真化为现实，那么，这寂寂山村也不至于独由这几支昏黄的灯盏来撑持暗夜的荒凉了。

噢，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或许三姊妹正握着纤细的羽毛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咳嗽从楼上断续传来。联想到自己曾经患过病痛的经历，霎时心头漾起一脉怜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

三姊妹患着同样的结核病，分别活了三十九岁、三十岁和二十九岁。

在心灵体验的基础上，又结合天才女作家的书信、传记，看了她们的生平展览，体验其典型环境、独特心境、情感经历、个性特征，追踪她们的心路历程，探索这些文学天才的成功路径；并对作品中的事件、景观、风物作了实地考察，从心理和环境两方面研究作家心灵的外化，把握作品审美意义生成的深度背景。看来，三姊妹都属于用情感和想象来代替生活素材的作家。她们经常逸出现实空间，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游在梦幻的天地里。她们的创作激情显然并非全部源于人们的可视境域，许多都出自最深层、最隐蔽、含蕴最丰富的内心世界。

她们一无例外地抱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渴望得到爱神的光顾，切盼着有一个理想伴侣。却又绝对不肯俯就，要求“爱自己的丈夫能够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致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身不嫁”。这样，现实中的“夏娃”也就难于找到孪生兄妹般的“亚当”，而盛开在她们笔下的、经过她们浓重渲染的爱情之花，只能绽放在虚幻的想象之中。这是一种灵魂的再现，生命的转换。作品完成了，作者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

从这里我认识到，生命体验和情感是相通的。这次亲身体验，使我对勃朗特三姐妹、对哈沃斯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很长时间过去了，每当想起，还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原来，我已经把对于天才女作家的崇敬、爱怜和悼惜之情，留在那孤寂的山村，也永生永世栽植在心里。

对于一个作家，如果说生命体验、人生感悟是根基，是泥土；那么，形而上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便是它所绽放的两枝绚丽之花。情感对于文学作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学存在的依据就是表现人类情感的需要。罗丹说得很干脆：“艺术就是感情。”尤其是散文作品，如果缺乏情感的灌注，缺乏良好的艺术感觉，极易流于幽渺、艰深、晦涩的玄谈，以致丧失应有的诗性魅力和艺术感染力。

如果说，上述关于几位女作家的叙述与描写，都还是意态从容、平和舒缓的话，那么，在《泉路何人说断肠》一文中，笔势则变得昂扬激越，以至情见乎词，声色俱厉了。

文章一开头，就发了一顿脾气，甚至是骂街了：“我国现存的古籍，据说至少有六七千万册；单是南宋以降的史书、笔记，即足以“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可是，翻检开来，怎么关于著名女诗人朱淑真的记载，竟然统付阙如！不妨追问一句：那些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记载的究竟都是些什么物事？怎么就偏偏悭吝于这样一位传世诗词达三四百首的旷代才人！操纵在男性手中的史笔，那些专门为帝王编撰家谱的御用文人们，他们的心全都偏在腋下了。”

关于朱淑真的身世，后人知之甚少，反正是生命结局备极凄惨。一种说法，是“残躯归火”、“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另有一说，是“投身入水”，毕命于波光潋滟的西子湖。入水之前，她曾向着情人远去的方向大喊三声。真乃“重不幸也。呜呼惨哉！”

经同为南宋人的魏仲恭辑佚并作序，有《断肠诗词》集传世，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两首：

秋雨沉沉滴夜长，梦难成处转凄凉。

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

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

断肠，断肠，断尽愁肠，道尽了人世间椎心泣血的透骨寒凉。这是始读其诗集的深刻感受。随着年华渐长，世事洞明，我的感知又出现了变化，再读其诗集，由对诗人的无尽哀怜，转而为由衷地钦佩，赞美她的胆气、勇气、豪气，服膺其凛然无畏的叛逆精神。

对于女性来说，爱情不啻生命，她们总是把全部精神生活都投入到爱情之中，因而显得特别凄美动人。古代女子尽管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重重压榨，脖子上套着封建礼教的枷锁，但从来也未止息过对于爱情的向往、追求，当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当命运搬了道岔儿，“所如非偶”，爱情的理想付诸东流的时节，大多数女性是把爱情的火种深深埋藏在心里，违心地曲从父母之命，委委屈屈、窝窝囊囊地打发流年，断送残生。再进一层的，不甘心做单纯供人享乐的工具，更不认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混账逻辑，便暗地里进行抗争，偷偷地、默默地爱其所爱，“红杏”悄悄地探出“墙外”。而更高的层次，是勇敢地冲出藩篱，私奔出走，比如西汉年间的卓文君。

应该承认，从越轨的角度说，朱淑真同卓文君居于同等的层次，可说是登上了爱情圣殿的九重天。这里说的不是际遇，不是命运；而是风致和勇气。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她不仅肆无忌惮地爱了，而且，还敢于把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张扬在飘展的旗帜上，写进诗词，形诸文字。

且看她下述几首诗词——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这是她少女时代如痴如醉地饱饮着恋情香醪的真实写照。

可是，由于“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这场自由恋爱的情缘被生生地斩断了，硬把她嫁给了一个根本没有感情、庸俗不堪的官吏。特别是丈夫有了新欢，更使她陷入极端的苦痛之中。于是，以牙还牙，重新投入旧日情人的怀抱。那般般情态与心境，都写进了七律《元宵》：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一年过去，元宵佳节重临。可是，风光依旧，而人事已非。对景伤怀，感而赋《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词中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让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伤情。可能是与她热恋过的那位青年，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家长的阻挠，终因意志薄弱而被迫退缩，不敢或不愿露面了。

对于昔梦的追怀，对于往日的恋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成了疗治眼前伤痛的药方。且看《江城子》词：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　　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从眼前的孤苦忆及当日两情相悦、恩爱绸缪的情景，再写到离别时的悲伤；最后因相思至极而梦中相会，醒来一片茫然，婉转缠绵，缱绻无尽，而结果是绝望，是怨恨，像她在诗中所写的：“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为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将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责问它：为什么要把不相般配的人强扭在一起？

她这样勇于揭橥内心隐秘，勇于同旧制度、旧意识抗争的结果，挑战对象就扩展了，不仅是身边的、并世的亲人、仇人或各种不相干的卫道者，而且要冲击森严的道统和礼教，面对千秋万世的口碑和历史。就这一点来说，朱淑真的勇气与叛逆精神，较之卓文君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她所处的时代条件的恶劣、社会环境的严酷，那要超出西汉不知多少倍。

爱情永远同人的本性融合在一起，它的源泉在于心灵，从来都不借助于外力，只从心灵深处获得滋养。这种崇高的感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爱情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具有永生的品格。叛逆者的声音，敢于向封建礼教宣战的激情，无论是获胜了或者招致失败，都同归于不朽。

灵魂的拷问

前面说过，我的历史人物散文，多成系列。在政要系列中，我专门选择一批个性复杂、阅历丰富，历来聚讼纷纭、褒贬不一，具有多种可言说性的人物。曾国藩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位。对于他，我没有简单地从善恶标准出发，或者单纯地从政治功利主义角度加以诠释，而是从人性角度进行剖析。当然，作为一代名臣、晚清社会举足轻重的政要，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曾国藩又不能不与政治相关联。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可以透过曾国藩这样的个案，看清中国传统政治的结构及其对个人的控制和改造。作为入仕者的标本，他是颇具代表性的。

我在散文《用破一生心》中谈到，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可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他的人生道路并不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的机器人。

我在文章中，集中讲了曾国藩的苦。认为他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一方面，他要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只要把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过，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人物。“功德两个字，用破一生心。”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杀身之祸。

除了“畏祸之心刻刻不忘”，曾国藩还有另一种心理压力。为了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他时时处处，一言一行，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小心谨慎。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我们发现，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就是所谓的“分裂性格”。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结果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他在家书中、文章里说得极为动听，可是，做起来却难免形成巨大的反差。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与曾国藩相类似，李鸿章同样也是声威赫赫，而且又最具争议的一代名臣。生前，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那么，他又是怎样一种类型的人物呢？

我在散文《他那一辈子》中，描绘了他的六种形象，既凸显了他的个性特征，也大致能够概括其一生功业与修为。首先，他是一个“不倒翁”。一生中，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尤其是作为签订卖国条约的“专业户”，他一直遭到国人轮番的痛骂。可是，他就是倒不了，最后，以七十八岁高龄，死在任上。这端赖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于是，又有了第二种形象：出色的“太极拳师”。他周旋于皇帝与太后之间，各国洋鬼子之间，满汉大员、朝臣与督抚之间，纵横捭阖，从容应对。第三种形象是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他把晚清王朝比作“一间百孔千疮的破纸屋”，他整天地到处补窟窿，哪里出了事，慈禧太后都要“着李鸿章承办”。他所扮演的就正是“裱糊匠”的角色。第四种形象是“撞钟的和尚”，他曾说：“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他人所无法代替的。这样，又有了第五种形象——晚清朝廷和慈禧太后的避雷针。他把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第六种形象是“仓中老鼠”。《史记·李斯列传》讲，李斯为郡中小吏时，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吃污秽的东西，一见到人或狗走近，就惊慌逃遁；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积存的粮谷，安闲自在，无忧无虑，诀窍在于它有强大的靠山。于是发出感慨：人的贤不肖，有没有作为，全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李鸿章深得此中奥秘。他要像仓鼠那样找个有力的靠山，具体地说，就是“挟洋以自重”。由于经他手签订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洋人心目中，他是有身份、有地位、说了算的，是朝廷离不开的大人物；而慈禧太后已经被列强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不啻五雷轰顶。有那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李鸿章自然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他这一辈子，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儿，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蠭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奉曾国藩为老师，早年曾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的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后来，又通过曾国藩的举荐，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师徒二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他们的气质、取向却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着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是连说也不说。反过来，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是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是又做又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过，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要显得坦白一些。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如临深履薄，惕惧不已。他曾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直接批评为“无益之请”。他说：“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李鸿章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他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他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签订各项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精神，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仗义执言，拼死相争，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宠为转移，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曾、李这一对师徒，不仅在晚清的官场，即便在中国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典型。

在《灵魂的拷问》中，我还写了一对官场中的“朋友”。

康熙朝进士、翰林院编修陈梦雷护送老母从京城回原籍福建，被据闽叛清的靖南王耿精忠扣留，强行授予伪职。此刻，他的同乡、同事、挚友李光地也陷入敌手。二人便秘密商议，筹谋应付叛军的对策。商议的结果是李光地设法脱身，向朝廷密报叛军实情；陈梦雷则继续留在叛军之中，做一些了解内情、瓦解士心的工作，待到讨耿清军一到，便做好内应。临别之际，他们相约：他日如能幸见天日，当互以节操鉴证。不料，李光地脱身之后，便把誓约抛到了九霄云外。后来，当陈梦雷遭到审查、置身危境时，已经受到皇帝宠信、重用的他，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不仅不澄清真相，加以鉴证，反而落井下石，深致构陷，致使他的这位“挚友”流放关外，给披甲的满洲主子为奴。

针对李光地的这一秽迹恶行，我在文章中进行了文化批判和人性批判。

李光地与陈梦雷同为康熙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他治程朱理学，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是当时名重一时的理学家。理学虽奉抽象的“理”为至高无上的永恒妙义，实则并不脱离日常伦理。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在评价其开山鼻祖周敦颐时，就曾说过：“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人伦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实不外乎‘六经’、‘四书’之所传也。”可见，理学家在人格修养上，是应该践行先秦儒家学说的仁、义、礼、智、信，奉行“五常”中的“朋友以信”的。然而，李光地却口是心非，表理不一，不仅不坚持“朋友以信”的圣训，反而为了保官保禄，卖友求荣。文中，就此进行了“灵魂的拷问”：

之一是：“那么，作为著名的理学名家，孔圣人的后学嫡传，二程、朱熹的忠实信徒，他总该记得孔夫子的箴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能什么也不怕吧？他总该记得曾子的训导：‘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在清夜无眠之时，总该扪心自问：为人处世是否于理有亏，能否对得起天地良心吧？难道他就不怕良心责备吗？”其实，“三畏”、“三省”的修养功夫，孔、孟、颜、曾提出的当日，也许是准备认真实行的；而当到了后世的理学家手里，便成了传道的教条，专门用以劝戒他人，自己却无须践行了。他们向来都是戴有多副人格面具，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至于所谓“良心责备”，那就只有天公地母知道了，于人事何干？

之二是：“那么，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你李光地就不怕社会舆论、身后公论吗？”作为李光地，既然做得出背信弃义的事，对于所谓“公论”，他是可以满不在乎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厚起脸皮来，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有道是：“身后是非谁管得，青史凭谁定是非？”

看得出来，所谓正义、诚信这类伦理道德范畴的东西，只对信仰它的人起到约束作用，而对全不把它当回事的人，则无异于“东风之吹马耳”。

对于陈梦雷来说，这场奇灾惨祸如果也还有什么裨益的话，那就是从中认识到仕途的险恶、人事的乖张，也擦亮了眼睛，看清了所谓“知心朋友”的真面目。他长时期沉浸在极度苦闷之中，有时甚至不想再活下去。平素他是最尊崇孔圣人的，懂得“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道理；他也十分欣赏庄子，对于《南华经》中所倡导的心斋、坐忘的超人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人生理念，从小就谙熟于心，而且经常说给别人听，讲得头头是道；可是，真正临到了自己头上，却无论如何也修炼不到那种火候。他曾经幻想过，哪一天喝上一杯“孟婆茶”，或者饱饮一顿“忘川水”，把过往的一切愤懑、忧烦，伤心、气恼，统统地丢到耳旁脖子后去；也曾想，学学那位华山道士陈摶老祖，连续睡上一百天，架构一场“梦里乾坤”，换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可是，一切都是徒劳，不要说沉沉地睡上一百天，就连一个晚上也未曾安眠过。那恶梦般的前尘往事，无日无夜不在纠缠着他，困扰着他，直弄得他“千辛百折，寝食不宁”。

经年的困顿已经习惯了，沉重的苦役也可以承担，包括他人的冷眼、漠视统统都不在话下，唯独“知心朋友”的恩将仇报，背信弃义，是万万难以忍受的。如果说，友谊是痛苦的舒缓剂，哀伤的消解散，沉重压力的疏泄口，灾难到来时的庇护所；那么，对友谊的背叛与出卖，则无异于灾难、重压、痛苦的集束弹、充气阀和加油泵。已经膨胀到极点了，憋闷使他片刻也难以忍受；如果不马上喷发出来，他觉得胸膛就会窒息，或者炸开。因而，在戴罪流放的次年秋天，他满怀着强烈的愤慨，抱病挥毫，写下了一纸饱含着血泪的《绝交书》。

与李光地形成鲜明的对照，并非理学家的陈梦雷，倒是一个敦厚笃实的仁人君子。侯官别后，他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福建收复后，他全然相信李光地的谎话，每日里可怜巴巴地想望着：朝廷如何重新起用他，给他以超格的褒奖，热切地期望圣上能体察孤臣孽子在极端困苦处境中的忠贞不渝的苦心；待到身陷牢狱，接受审查，也未见李光地澄清事实，出面营救，他还是“以仁人之心度奸人之腹”，觉得朋友是有难言之隐；直到最后大幕拉开，真相大白，发现是被“朋友”出卖了，这才痛心疾首，惨不欲生。但是，他在康熙皇帝面前，仍然要说：李光地“虽然愧负友人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真的是老实、忠厚得过了头。

两个“朋友”，一正一邪，通过灵魂的拷问，伸张了正义，鞭挞了邪恶。按说，这篇文章作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但我觉得，还有两个问题需作进一步的反思：

其一，古往今来，无论是背信弃义、卖友求荣的投机分子，还是“当面装人，背后弄鬼”的伪君子、两面派，专从客观上找原因，其生成的条件，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土壤与社会环境；那么，和陈梦雷之类的“老实人”——其实是萎缩型人格的包容、姑息，是否也有一定的关系呢？鲁迅先生说过，“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中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俗话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我有时想，先生之所以在逝世前一个月，要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确有其深意存焉。

其二，西哲“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切入。读史，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而并非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驳诘，清算，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在这种重新演绎人生的心路历程中，只要每个读者都能做到不仅用大脑，而且还能用心灵，切实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渗透进生命的体悟，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那么轻松，那么从容自在了。

悖论话君王

2006年岁杪，我完成了一部史学著作《龙墩上的悖论》。十几篇系列散文，写的都是历史活动中的特殊群体——封建帝王。

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借用佛经上的话）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会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

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封建帝王都会毫无例外地涉及到；而且，往往会深入到哲学的层面，触及一系列不易把握的、没有逻辑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应该说，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与挑战性的话题。诚如英国逻辑学家斯蒂芬·里德所说的：“悖论既是哲学家的惑人之物，又是他们的迷恋之物。悖论吸引哲学家，就像光吸引蛾子一样。”

我的理解，所谓“悖论”，是指一种能够导致无解性矛盾的命题，或者命题自身即体现着不可破解的矛盾。悖论也可以表述为“逆论”、“反论”，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应然与实然、动机与效果的恰相背反，等等。单就悖论本身来说，冲突的双方都具有充分的价值和理由，一般的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体现在矛盾选择之中。选择往往是令人困惑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信息过量，前路多歧，会使人莫知所从。腕上戴一块手表，可以毫不迟疑地确认当下的时间；而进了钟表陈列室，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便无法判定几时几分几秒了。更何况，这里所说的选择，常常是“反贴门神——左右难”，许多问题都带有无解性。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而苦涩的哲学意味。

写作过程中，对于下列耐人寻味的课题，我从哲学的高度，作了形象的解读和诗性的阐发：

其一，欲望的无限扩张。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我以为，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就是这种“中国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欲望的神话》一章中，我写了秦始皇的欲望无限膨胀，既要征服天下，富有四海，又要千秋万世把嬴秦氏的“家天下”传承下去；既要一辈子安富尊荣，尽享人间的快乐，又要长生不老，永远不同死神打交道；即便是死，也要尸身不朽，威灵永在，在阴朝地府继续施行着他的统治。难为他，想象力竟然如此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应该说，秦始皇的一生，是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也是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是充满希望的一生，壮丽、饱满的一生，也是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逼近失望以至绝望的一生。他的“人生角斗场”，犹如一片光怪陆离的海洋，金光四溅，浪花朵朵，到处都是奇观，都是诱惑，却又暗礁密布，怒涛翻滚；看似不断地网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末路逼近。“活无常”在身后不时地吐着舌头，准备伺机把他领走。

按说，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原本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以雄才大略，奋扫六合，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百代都行秦政制”，其非凡的创举、盖世的功勋，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是数得着的。可是，无尽的欲望、狂妄的野心，竟弄得他云山雾罩，颠倒迷离，昏头涨脑，结果干下了许许多多堪笑又堪怜的蠢事，成为饱受后世讥评的可悲角色。

历史老人很会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大谬而不然。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在整个生命途程中，每一步，他都试图着挑战无限，冲破无限，超越无限，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有限回归，向着有限缴械投降，最后恨恨地辞别人世。“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诗句）这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人生的无奈。

不仅此也。人常说：“一死无大难”、“死者已矣”。他却是，死犹有难，死而未已。盖棺之后两千多年，他从来也没有安静过，消停过。“非秦”与“颂秦”竟然成了一对“欢喜冤家”，时不时地露头一次；而他，只不过是用来说事的由头，经常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当然，完全坐实到他身上的，也所在多有——他的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行为，都没有逃过史家的讥评和文人的直笔。

就欲望的无穷无尽和雄心勃勃而言，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能与秦始皇媲美的，要算成吉思汗了。

马基雅维里在他那部闻名世界的《君主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人是被命运女神和上帝所控制的，自由远不是绝对的，因为命运女神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命运之神是一个女人，她会受到男性品质的诱惑，她尤其为真正有男子气概的人的德行所感动，并受其左右。”过去说，“神鬼怕恶人”，原来，命运之神也是钟情于强者。中国古代诗人也曾咏叹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都逃脱不了由旺健到衰老、直到死亡的自然规律，成吉思汗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中国历史上，孔夫子属于意志上的强者——“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则不仅是意志，就行为而言，也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那么，成吉思汗呢？便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与秦始皇隔着“时间之河”遥遥相望，分头生活在同一向度的空间里。

我在《强梁无奈死神何》一章中写道：

在成吉思汗的字典上，根本就没有“不可”与“衰老”这类字眼，至于“死亡”，似乎更与他绝缘。所以，尽管他相信天命，却并不相信命运女神能够控制他、左右他。但是，岁月终竟不饶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精力，在一天天地敲打着他的意志，一再地发出挑战性的警告信号。也许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成吉思汗渐渐地懂得了什么叫做无奈。

黑格尔老人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刑”。对这一“性命之理”，成吉思汗从前是不承认的；但自西征以来，特别是丘真人为他揭开世上本无“长生之术”这个迷局之后，他已经逐渐地觉察到死神的套杆正在身后晃动。只是不肯乖乖地束手就擒，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征服一切的欲望作为助燃剂，去继续点燃生存欲望的火焰，用以取代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

有些人是“死不起”的。生前拥有得越多，死时就丧失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对于那类一意攫取、不知止足者而言，这生而必死的规律，实在是太残酷了。

其二，实现欲望的手段。

这一群体的无尽欲望的最高实现，是争天下、坐龙墩、当皇帝。而说到夺天下，打江山，人们当会想到两千年前楚汉争锋的故实。我在《落魄刘郎作帝归》一章中谈到，在楚强汉弱，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势下，刘邦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现象，何以名之？就说成是“道德与功业的背反”吧！不过，这样一来，就跳出了一般史学的范畴，由伦理学而进入了哲学的层面。

正是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痞子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无赖刘三”在实力悬殊的战场上、在楚汉纷争的政局中，走出困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法家学说盛行，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政治家刘邦看来，他的一切卑劣伎俩，都是正常的，必要的，符合天经地义的，换句话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当时的险恶环境使然。政治斗争，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比如说对待功臣，刘邦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在他看来，韩信出身微贱，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我刘某人识微末于草莽之中，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承恩戴德，首先功臣要感激皇帝，而不应该由皇帝去俯谢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正代表了这类枭雄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仁爱忠信之道，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的悲剧；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这使他把握住战场上的先机，一次次转败为胜。现在分析，当时以至后世，论者之所以对项羽这位失败的英雄无尽地追思、赞叹，其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

与此相关的，还有事功与人性经常会出现背反的问题。有一些事物，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应予肯定；可是，放在道德层面上来考量，却又会遭致否定，比如恶与暴力。恩格斯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政治学、历史学方面加以分析的。事实上，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一个主要当权者，如果不具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没有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权力竞技场”上生存，当然，也就没有目标的实现，功业的达成。

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认为奸雄有理，都应该照样去做，就是说，不是做价值判断；这里只是揭示历史上统治阶层相互斗争的一种常见现象，甚至带有某种规律性。

其三，夺得天下之后，拼力维护“家天下”。

龙墩坐上，下一步就是苦心孤诣维护这种“家天下”的局面。中国历史上为此而用心最苦、用力最大的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大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一个是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机关算尽》和《宦祸》两章中，分别地叙说了他们。

由于皇权得来不易；加之，皇权的取得不是凭借正常接班，而是靠武力实现的；因而，称帝之后，赵匡胤为了保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赵氏子孙万世一系，在位十七年间，可说是呕心沥血，机关算尽。除了迫于严峻的形势，不得不抓紧铲除南方一些割据政权，剩下来的全部精力，就都放在对内加强中央集权，防范武将造反，消除各种可能危害统一大业的潜在势力上。概括说来，叫做“收兵权，制将权，分相权，集君权”，始终围绕着一个“权”字不放。当然，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可说是事与愿违。

这些做法，倒都符合权力分割、相互制约的策略，有效地防范了军人夺取政权的风险。实践证明，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再也没有发生过内部的兵变。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一举措却是失算的，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应敌作战的能力。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宋朝的军队何以在对抗外部强敌时动辄不战而退、溃不成军了。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事与愿违，动机和效果发生严重的背谬，另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作为开基创业的老皇帝，他可说是忧危积心，废寝忘食，对足以挑战皇权的所有因素，确是般般想到，无一疏漏。可是，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这和皇权专制制度存在着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有直接关系。单就老皇帝自身来说，缺乏政治远见，“火烧眉毛顾眼前”，只求现实功利，不计后患重重，乃其招灾致败之由。许多祸患的发生，似出“天意”，实系人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种下的本是“跳蚤”，而并非“龙种”。

同那些擎吃等穿、坐享其成的纨绔子弟不一样，朱皇帝经常夜不成眠，深谋苦虑；同时派人侦察舆情，以便随时捕捉朝野的形势变化。他生怕臣子怀有异心，觊觎他的煌煌帝业，因而对任何人都不予信任、不敢倚托。怀疑、猜忌、防范，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全国政务，事无大小，他都要亲自处理，因为对别人不放心，怕别人不像他那样尽心竭力；当然，更深的一层，还是怕大权旁落。比如，他为了把国家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肆意摧毁了长期形成的相权与君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而使天下安危系于皇帝一身。这在明朝初年两代君王精明强悍、勤政有为的情况下，弊端尚能遮掩；而到了中晚期，昏庸、怠政之君层现迭出，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了。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却有三十年荒废朝政，不召集臣僚议事，不补六卿及府州县的官职缺员，有所谓“六不做”——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失去了制衡与辅助的机制，遂使奸人乘隙，为所欲为，造成边患丛生，政局鱼烂，长期处于混乱状态。

至于在宦官问题上的失策，影响所及，就更为惨重了。应该承认，对于宦官干政，朱元璋原是深存戒虑、早有所备的。他从东汉、晚唐历史和切身实践中认识到这种人的严重危害性。可是，封建社会属于人治而非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随意性。他的继承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律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开国皇帝最怕宦官专权，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但是，恰恰是这个他所开创的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乱政最为猖獗的时代。

其四，封建继统和历史周期率。

西周以来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族内部（主要是皇子之间）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这里只说一点，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中，从西汉八岁的昭帝到清末三岁的宣统帝，娃娃皇帝至少有三十个。他们之所以大体上还能“稳坐江山”，确实和这种“百王不易之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历代王朝中血腥夺位，“祸起萧墙”，一直没有中断，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我在《老皇帝的难题》一章中，从春秋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写到隋文帝、写到唐高祖、写到明太祖，最后写到清朝康熙皇帝，他们都为安排接班人，解决王朝继统问题，绞尽了脑汁，也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康熙皇帝，为皇太子问题，前后折腾了四十余年，一直到最后咽气，也没有处理停当。可说是死不瞑目。

可以说，自从皇权世袭这一体制确立以来，就始终潜伏着一种无法克服，甚至是无法预测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本跳不出去的怪圈，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能破解的悖论：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种种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如累卵，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立嫡立长不以贤”，公开放弃了德才考究，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继统方式。其矛盾实质，在于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完全脱节。不仅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相背离，尤其同现实的需要不对称。如所周知，面对着极端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限复杂的宫廷纷争，即使经过严格选择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付，更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登上皇位的难免会出现幼儿、白痴乃至性格变态者滥竽充数。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圣帝贤王和“伟人政治”，确是南其辕而北其辙。而且，这种制度还预伏着或者说命定地存在着种种危机。立嫡立长，出于诸皇子各守本分从而弭除祸乱的考量，其实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即便是能够避免分裂于一时，而所立的嫡长子如果不孚众望，不堪造就，根本不具备统御天下的才具，日后又将如何？立嫡立长之后，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生下的众多皇子中，难免不会出现才能、功业、威望远远超过皇太子的二三佼佼者，夺位的危险就将随时存在，那么，东宫太子将何以自处，如何安其预设的权位？老皇帝在撒手红尘之际，如何能够放心、瞑目？

纵观历代王朝，其实，真正由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并不是很多的。这里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存在着种种变数和不确定性。比如，许多皇后没有生儿子，或者虽然生了儿子却过早地殇亡；有的即使得以顺利地成长，或因君王的好恶，会直接干扰嫡长制的施行；或因对于皇后的感情变化，“爱屋及乌”或者“殃及池鱼”，也会影响到嫡长子的继统；再就是，权奸、藩镇、阉宦、后妃、外戚干政，也是影响嫡长子继承制贯彻实施的重要因素。

祸患的本源，在于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巨量的财富，世间一切荣华富贵、物质享受集于一身，而且又能传宗接代。由于王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切“窥视神器”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这种情况，在上古时期不会发生。韩非子说，古代的帝王，住得朴陋，吃得很糟，穿得更差，就其享用来说，都赶不上看大门的；而且，还要带领民众，苦干在前，弄得大腿、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简直比奴隶还苦。因而，避王位，让天下，原本是为了脱离苦差事，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可是，后世的君王就不一样了，作威作福，坐享其成，那谁还不争呢？这样，争夺储位或者直接抢班夺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其五，封建王朝皇权统治与文化传承问题。

我在《驯心》一文中指出，清朝征服者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底，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是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二是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心悦诚服地为新主子效力。“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科举制就是以爵禄为诱饵，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

但是，这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难于处置的矛盾，或者说是哲学上的悖论：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见、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动摇。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帖耳的“奴才”。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是后来居上，棋高一着的。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地做效忠于大清帝国的有声玩偶。

其实，清朝的主子向来就不承认“天王圣明”之外还会有什么“英才”。他们一向厌恶那些以“贤良方正”自居的臣子，尤其是看不上那些动辄忧心忡忡、感时伤世的腐儒、骚客。因为设若臣下可以为圣为贤，或者人人都那么“忧患”起来，那岂不映衬出君王都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宋徽宗那样荒淫无道，说明其时正遭逢乱世吗？乾隆皇帝就否定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他的意思显然是，如果责任都放在村野匹夫身上，那他这个皇帝岂不形同虚设！所以，“圣朝设考”，物色奴才，当无疑义。

在上述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中，我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当然，这种写作，像文人、政要一样，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小说、电影，特别是热播的电视剧，呈现一种很不正常的倾向：刻意美化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把一些残暴、血腥的皇帝，塑造成英明睿智、勤政爱民的君主，着意寻觅一种所谓“人性之美”。我觉得，如果像港台片的“戏说”，那倒还情有可原；可是，他们所标榜的却是“严肃的历史正剧”。本书的写作，就是针对这种倾向，通过深度思考，以哲学的思维、历史的眼光，从“悖论”这一全新的视角，围绕着王朝与皇帝命运这条主线，对诸多热门话题展开剖析、评判，既不是历史事件、为政得失的重复叙述，也并非就事论事的简单批驳。

在写法上，我尝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透过大量的细节，透过无奇不有的色相，透过它的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类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而不是靠着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连接；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深入到历史精神的深处，沉到思想的湖底，透视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向内转

我于19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之初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向内转”的倾向——审美视角、叙述立场、心理定势由外部客观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自身体验和感受）位移，表现为心灵化、主体化、个性化的特征。这个期间，先后结集出版了《何处是归程》、《淡写流年》、《碗花糕》、《成功者的劫难》四部散文集。

事实上，我在90年代中期提出挑战自我、深度追求的要求时，就已确切地表明了这一指向。而在实际践行中，也受到了主观与客观，亦即自身情况与整个文学环境的双重因素的影响。我于1993年秋患过一场病，做了肺癌切除手术。因为发现早、部位好，应该说精神上的负担并不是很重的；但是，由于一段时间脱开了工作环境，心整个静了下来，集中思考了许多有关人生、生命、生死、人性等深层次的问题，也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心理、哲学著作，这为“内宇宙”的开拓打开了闸门，为增强生命意识、启发生命自觉提供了有利条件。

病后第三年，年满六十岁，我由省委转到省人大任职，同时兼任省作协主席，并被选入全国作协主席团，相继被南开大学等几所高校聘为客座教授，这样，主要精力便都放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上。所处位置变化，心态、视角、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也都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期间，散文集《春宽梦窄》又获得了中国作协创设的“鲁迅文学奖”；各方面的赞誉骤然袭来，我的警觉性也大大增强，决心要挑战自我，另辟蹊径，努力创新。这为创作回归文学本体，回归到对个体创作性应有的尊重与认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而这个时期，从全国的大环境来看，随着市场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认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创作呈现转型，强化了个性化写作。作为个体精神劳动的一种方式，文学创作更多地追求个体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和个人情感、自我价值、审美理想的寄托。这可说是文学创作的“向内转”的社会环境。

回顾当时的创作实践，所谓“向内转”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连续写了十几篇体现生命意识、生命感悟、生命自觉的散文；二是撰写了一部昔梦追怀、皈依童心、守望精神家园的系列文章。这两类文章大都收入散文集《何处是归程》中。题记为两首七绝：

世间无缆系流光，今古词人引憾长。

且敛飞花存碎影，勉从腕底感苍凉。

生涯旅寄等飘蓬，浮世嚣烦百感增。

为雨为晴浑不觉，小窗心路觅归程。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创作的内涵与指向。

这个期间，接到了文友颜翔林博士的来信，当即作了回复。略谓：

我常想，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固属难能可贵；但，又不能满足在这个层次上，还应勇于突破自己的窠臼，跳出固有的藩篱，争取层楼更上，别开生面。

拙作《沧桑无语》面世后，得到了很多赞誉，有人说它大气淋漓，铺张扬厉，有人肯定作者的史学功底和学养，有人认为它质量厚重、开掘得深。我想，如果再在这方面下些功夫，当然也会取得一些新的成果，但总会给人重复自己，原地踏步，“破帽年年拈出”的感觉，因而打算要开创一方新的天地。我想通过这本《何处是归程》，让人看到作者的一副另样的笔墨，亮给读者一个崭新的面孔。当然，这绝非易事，它不仅需要清醒的意识，需要勇气，也需要驾驭多样题材、娴熟多种手段的功力。

现在，摊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散文集，就内容看，可说有别于上一部，或者说有别于过去其他的集子，它偏重于反映童年生活，偏重于揭示作者的内在世界、心灵感受，有一部分专门写了文学艺术方面的闻人。从表现手法上看，比较柔细、活泼、从容、闲适一些，议论少了，白描多了；敞开自我，揭橥内心。当然，这种敞开是有节制的，注意到把持自己的情绪，不像有些少男少女那样披猖无忌，毕竟已经人过中年、渐进老境了。朱自清先生“淡装平步入中年”的诗句，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堪资自慰的是，通过这部散文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没有陶醉于固有的成绩，而是在不断地追求，力图有所创新（即使从上网、换笔等细微小事上也能看得出）。可以看出作者的心态、立足点，切实已从宦途中调整过来。如果说，《沧桑无语》反映的纯粹是文人的意绪；那么，这本集子则突出地显现了文人的形象，做到了回归自我，体认“本根”。反映出沧桑阅尽，人过中年的心境。这从淡泊自甘的心境可以看出，从落花情结、苍凉意绪可以看出，从文字的朴素自然也可以看出。

书中属于生命感悟之类的文章，占较大比重，比如《三过门间老病死——疗疴琐忆》，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卧病中最大的痛苦，不是刀口疼，不是胃口不佳，也不是无聊、闷寂，而是失眠。想望黑天，又怕到黑天。独卧床头，辗转反侧，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滔滔汩汩地涌来，正似清诗中所写的：“往事无根尽到心”。几多年的意海波澜蓦然泛起，眼前的忧虑，过去的纠葛，未来的筹谋，也都聚上心头。

在这万籁俱寂的秋宵，偏偏听觉又出奇地灵敏。隔壁的鼾鸣，阶前的叶落，墙外的轮蹄交响，甚至腕上石英表的轻轻的滑动，都来耳边、枕上，成了空谷足音。此刻，我想到了宋代的陈抟老祖，睡着了百日不醒，所谓“以一睡收天地之混沌，以一觉破今古之往来”。看来，这位华山道士不仅能睡，而且会睡，睡出了高度，睡出了水平。因此，宋人有诗云：“华山道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

有人说，一夜沉酣，那是前生修来的福。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美美地睡上四五个小时，就谢天谢地了。可是，就这一点点需求，也常常沦为奢望。而负责监护的小护士，一到夜静更深，就困得上下眼皮不住地打架，却又不敢伏几而卧，一怕失于监控，发生事故；二怕被值班的发现记过、罚款。这种反差，被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说个正着：“年少鸡鸣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鸡鸣。”一壁厢是有觉不准睡，一壁厢是想睡睡不着，世情之“不公”，有如此之甚乎？”

小护士喜欢诗，要我讲些和诗有关的故事，以驱除睡魔，消解烦闷。我就说，二十年前，我在营口市工作，一个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医院。我把刚刚收到的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给他送了过去，并附了一首小诗：“日晒风吹历苦辛，清新浓缩见甘醇。区区薄礼无多重，入口常怀粒粒心。”然后，我就下乡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办公室，发现案头放着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寄来的，里面装着一个小纸包和一张信纸。说到这里，我卖了个“关子”，住口了，顾自在一旁悠闲地喝着开水。

小护士忙问：“纸里包着什么？”我说，你猜猜看。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其时正处于70年代初“文革”期间，于是，她就猜测肯定是粮票、饭票、布票之类的东西。——全都错了。我告诉她，那里包的是七个蚊子和八个臭虫。信纸上写了一段话：“小病幸已痊愈。佳诗美味，受用已足，无以为报，献上近日在病房中俘获的战利品，并戏题俚诗一首，借博一笑：‘深宵斗室大鏖兵，坦克飞机夹馅攻。苦战苦熬一整夜，虽然流血未牺牲。’”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护士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睡意全无。

一天，护士长带队前来查房，量完血压、脉搏之后，她们央求我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就说，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安石，生性古怪，喜欢抬杠。这天，大文豪苏东坡拿过一方砚台请他过目，说是花了很多银子买到手的，言下流露出炫耀之意。王安石问这个砚台有什么特异之处，苏东坡说，呵上一口气就可以磨墨。王安石说：“这有什么出奇的？你就是呵出一担水来，又能值几文钱！怕是你一连呵上五十年，也挣不回本钱来。”苏东坡被噎得只有苦笑的份儿，心说：这个“拗相公”，真是拿他没办法。

王安石虽然执拗，但才气纵横，而且，观察事物非常细致。说到这里，我先问她们：“你们说，菊花枯萎了，花瓣是依然留在上面，还是纷纷飘落下来？”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花瓣不落”，并举出医院花畦中的实物为证。我说，王安石的诗句是：“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苏东坡的看法和各位是一样的，马上续诗加以批驳：“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一般地说，菊花确实是这样，但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存在着特殊与例外。古代的诗人屈原早就吟过：“夕餐秋菊之落英。”后来，苏东坡在黄州，也亲眼看到了落瓣的残菊，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

接着我又讲，就是这个苏东坡，每到一处总喜欢作诗，像我喜欢看书一样，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可是，他竟忘记了身旁经常有人往上打“小报告”。结果，遭来了种种麻烦，惹下了无穷的后患，弄得颠沛流离，四处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与可苦苦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他还是吟了。结果，七年后被人抓了辫子，遭贬黄州。后来几经辗转，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很舒适，人也胖了，脸也泛出红光，便情不自禁地写诗抒怀，其中有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谁知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这里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为荒远的海南岛。

听到这里，小护士们齐声说，那些打“小报告”的人真可恨。我说，是呀！古往今来，这种人名声都不好，咱们可要以此为戒呀，以后我再看书，你们可不要向护士长“告密”了。大家哗地一声笑了起来，说：“我们上当了，原来，你绕着弯子来表示抗议。”

《岁短心长》一文，记录了我在省人大的“半退休的生活”的实况：

过去重任在肩，无暇旁骛；现在，工作担子减轻了，公务活动变少了，人际关系简化了，世情纷扰也渐渐淡去，正可恢复书生本色、云水襟怀，实现多年的夙愿，——把读书、创作看作一种诗意存在的生存形式；把屐痕处处，游目骋怀，“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视为人生的至乐。

每天清晨，我都要到公园里去散步。人生感悟、创作构思也就在这里丝丝缕缕、片片层层地展开。任身旁人声嘈杂，墙外车流涌荡，也并不为其所扰。身在红尘嚣攘之中，心驰四野八荒之遥。此刻，对前人说的“静，在心不在境”，“心远地自偏”的意蕴，有了切实的理解。

也正是在这种新的岁月里，我开始用心品啜着一种新的人生况味，体验着一份纷乱中的澄静，挣扎后的从容，体味着对生命的诗意感受和老来岁月遒迈的悲壮之美。

我喜欢游历，喜欢访古，习惯于胜地寻踪、荒园踏梦，洗去岁月的尘滓，再现历史的光泽；通过理性思考和感性认知，连缀文明的断简，把散文创作的艺术背景放在广阔的历史空间，让笔底流露出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世事沧桑之感。但过去游观，大多是在参加各种会议的间隙，虽然也走了不少地方，获得诸多感受，可是，毕竟行色匆匆，来不及过细咀嚼，从容玩味。匆遽的心境所感受的东西，往往止于触景生情，谈不到“乘物以游心”，发掘深层的奥蕴。近两年总算有了纵情登览的条件。我曾专程寻访了号称历史博物馆、文化回音壁的古都开封、洛阳、临淄；徜徉于群雄逐鹿的中原和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三晋”古战场；驻足战国时期辩才云集的齐都稷下；临流淮上，体验着庄、惠观鱼的“濠濮间想”；踏着晚秋的黄叶，漫步在采石矶头、桃花潭畔、敬亭山下、天柱峰前，冲破时空的限界，亲炙诗仙李白的幽情逸韵。

当我漫步在这些曾经产生过辉煌的古代文明、布满斑驳史迹的大地上，仿佛置身于一个瑰奇、丰厚的艺术世界，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中，敞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去体味焦灼里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中的欢愉，从而产生深刻的人文批判，对文化生命作一番富有兴味的慧命相接。

通过散文创作，我把飞扬的思绪、开启的心智，连同思索与领悟、迷茫与困惑，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艰苦的劳作中寻求着思想的重量，同时将深心里的情境展开，以探求与读者交流、沟通的心灵渠道。正是这种知识的储备和智能活动，使心胸豁然开朗，一如浩荡的江河，融汇了自己，也包容了客观世界。我喜欢这种心灵的维度，这种丰满的人生。

而人生之丰满是要靠思想来滋养的。思索使我在世俗生活之外感受到了至高至重的幸福与欢愉。在尘嚣十丈、物欲横流之中，保留一块思索的净土，这是多么不容易，又多么值得庆幸啊！

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使我失掉了许多人生享乐的机会，但我坦然无悔。正是在这种沉酣、迷恋中，扩大了生命的内涵，使人生内在的丰富性充分体现出来，这何尝不是对缺失的一种补偿！其实，这样的生活本身也是很有滋味的。一边倾听历史回音壁上的足音，一边思考当下的生活底蕴，生命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自由状态，它悠远而阔大，有形接连着无涯，有尽融入无尽，由此走向审美人生，走向一种近乎永恒状态的创化。这种境界，难道还不迷人吗？

当世界已经走进信息时代，信息的处理速度已经超出了以往的理解力，“换笔”便成为一种新的诱惑，新的挑战。1994年底，我下决心学习用电脑写作。这既可节约大量劳动时间，也能进一步理解现代工作方式给人们生活方式以至思维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当时，周围的人“换笔”的还很少，尤其是像我这样年届花甲、又不懂得英文的人，更是望而却步。当我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以闯关的勇气，打开电脑书、手按打字盘的时候，也觉着“键入”、“回车”、“主菜单”、“任意键”等一大堆术语令人眼晕，更感到五笔字型输入法难以掌握：“王旁青头戋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不仅要背下这二十六句口诀、一百三十种基本字根，而且要把每个汉字拆分得开，再一个个敲击出来。大前提是必须准确地掌握每个汉字的写法，否则就休想打上去。

我在冲闯这个关卡过程中，敲出第一篇千字小文，竟用了三整天的时间，但这也带给我足够的慰藉。面对打印出来的第一张由漂亮的宋体字组成的文稿，我反复地端详着这个“宁馨儿”，心中的得意和快活真是难以言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二十年间我用电脑写出了八百万字的文稿。每当打开计算机，在自己设定的绿色屏幕上打字、编辑、修改、复制，总有一种涉身现代化、信息化的自豪，体验到手指运作的一份快感，尝到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甜头。

工作效率的提高是惊人的，既免除了抄写之劳，又能将大量资料存储在硬盘里，以备随时调用。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电子计算机每一程序所能展示的深广世界，对我来说，许多仍是未知数。在它面前，我永远承认：“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文字编辑软件我也换了几回。先是用WPS，经过一年操作，达到熟练程度。后来听说UCDOS更好一些，于是又学会用这种软件操作，确实尝到了甜头。接下来，友人又向我推荐WINDOWS和WORD软件，说它的编辑功能远远超过WPS。但是，对于已经适应了前一种软件的我，学起来还是遇到了许多麻烦。界面不同了，一个个的窗口，一个个的下拉菜单，由过去的“熟头巴脑”一变而为面目全非。术语改换了，功能键的作用不同了，操作方式也变化了，“块删除”命令变成了一把形象的小剪刀，靠控制符编辑的文件变成了“所见即所得”，……一切都变得陌生，不习惯。但是，在朋友演示下，它的神奇、强大的排版、编辑功能所产生的诱惑力，使我再也无法排拒。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磨炼，我终于又和这种新的软件结下了情缘，可以熟练掌握，运用自如了。

电脑写作，苦乐相循，在诸多的快感中，也夹杂着一些烦恼。有时，一个误操作使整个屏幕变成一片空白；临时性的断电曾导致几个小时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我也曾产生过返回旧路，重新把笔的念头，但是，终因电脑太多的优越性而不忍“移情”。相交日久，我才发现，原来电脑这个“劳什子”也懂得“欺生”，当你和它磨合好了，摸准它的脾气，“调皮蛋”自会变得百依百顺，成为亲昵的“方脸大情人”。1999年写下的《一网情深》，是这种“苦，并快乐着”的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散文《收拾雄心归淡泊》一文中，我写道：

淡泊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审美文化。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大体上涵盖了平淡、冲淡、素淡和散淡等多方面的意蕴，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襟怀与外在的风貌，但集中地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精神涵养。

“少年心事当拏云”。人在年轻时节，雄心勃勃，豪情四溢，充满了奇思、狂想，敢于藐视权威，勇于冲锋冒险，不主故常，不怕失败；在青年心目中，无事不可为，无事不能为。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当然，有时也会闯出一点“乱子”，撞下几处伤疤；由于虚荣心作怪，或者经验不足，有的也难免逞强、使气，显示、卖弄。如果“春行秋令”，要求青年人都像老年人那样宁静与淡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应该的。及至他们饱经世事的磨炼，“阅尽人间春色”，历遍世路艰辛，“淡装平步入中年”，那时，便会显得成熟与历练，不再担心失去或者错过什么，也不肯茫然地赶冲某种喧腾的热浪，便会觉得天高地阔，极目悠然。

这种宁静与淡泊，会使人们显示智慧的灵光、超拔的感悟，以“过来人”的清醒与冷静，对客观事物作静观默察，持超拔心态。平淡不是消沉，乃是修养已深，思想和见解均已成熟，返于纯粹自然，而无丝毫做作。因为是自然的表现，不能包装，也无法模拟。

文章对于“淡泊是一种人生境界”作了解析，指出：它首先涉及到人的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具备了，凡事就能够看得开、放得下，对于名利、权势等身外之物不再看得过重，对于庄子所说的：外物偶然到来，只是寄存于此，寄存的东西，来时不能阻挡，去时不能挽留，就会有透彻的理解。再深入一步讲，“万物都有待尽之日，岂有吾人可得长生不死之理！”（朱熹语）只要看开了“生命无常”这个自然法则，懂得一身是随着“大化”而存灭的，能在精神上超越死生的拘牵，那样，自然也就会放得下对于世间利害、得失和人事升沉、荣辱的执着，养成悠然的心境、达观的意识了。

怀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结，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也隐喻着这种人类文化心理的怀旧情绪。就每一个生命存在而言，年老之际更是怀旧倾向趋于浓烈的时段。老年，也许最渴望向童年和童心的皈依，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则是心灵向着自然母体、生命母体、文化母体的归真返朴，溯本求源。于是，就有了昔梦追怀。

斯蒂芬·欧文认为，中国文学离不开追忆，贯穿着追忆。正是这种追忆的情感冲动，形成一种心理的内驱力量，潜在地构成了一种审美感悟的机能和艺术创造的势能。如果说，在西方传统里，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的意义和真实上，那么，在带有诗性特征的中国传统里，与它们大致相等的，则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

完成于2000、2001年名为《碗花糕》的十二篇童年系列散文（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展到三十六篇，定名为《青灯有味忆儿时》），以乡愁为背景，以亲情为脉络，以心灵回归为灵魂，追忆是其艺术的感性外壳与表现形式，童心则为美学的精神内核，它们共同构成了乡情与亲情这两个互相联结的主题。作品中，渗透着一种澄明的思境和朦胧的诗性，再现了那些属于历史的过往存在，沟通了往昔与当今，连接了自我与他人，使个体的生命存在和深挚情感延伸到永恒和无限的时空。这里面既有对皈依童心的呼唤，也有对人过中年的舒缓流水的倾听。呼唤与倾听，交织着作者心灵的独白，寄寓着同往事、故人对话的渴望。

这里的“亲情”是广义的，不仅有父母、兄嫂，也有族叔、堂兄，还包括塾师父女的师友情；“乡情”讲的是故里风情、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概言之，都可以看作是文学道路上的回归自然母体、生命母体、文化母体之作。以往散文里所常见的史学眼光、哲学蕴涵、美学感悟、人文修养，似乎在这组文章里都悄然退居幕后，读者所感受到的无非是澄明的童心和灼灼的真情；我也正是凭借着它们来抒写自我心灵的体验与随想。

关于这部散文集，还有一件令我永生难忘的事。文中引述《浮生六记》，作者沈复本是清人，我却误记为明人。文章发表后，著名学者、散文家林非先生来信指误。我在感愧的同时，立即修函致谢——

承蒙指点，感愧何似。先生为学术界、文学界巨擘，对我一向关注、栽培，令我永生难忘。还望今后继续予以关怀，经常有以教我。

举一隅当以三隅反。从这次失误中，我切实反思了自己治学粗疏的缺陷。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写作一定做到：

（1）写文章或发言，凡是引用成语、典故、古代词语，或涉及年代、里籍、行迹，定要弄清原委，防止错讹，尤其注意不要望文生义。

（2）读书遇到生疏的词语，务必弄懂，不可轻易放过。

（3）挑毛病，指瑕疵，要反复斟酌，找出足够根据，决不信口雌黄。

（4）凡属引证，一定要查对原文，弄清上下关联，然后再用；不能轻引人家的东西，那样容易断章取义。

关于这次失误，我要学习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的做法，在改正的基础上，还要搞个附记或者写篇文章，公开承认纰误，把它公之于众。

程先生在《程千帆选集》中收有《从唐温如〈题龙阳县春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一文（写于1980年）。当时引起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对唐温如及其诗句的注意和喜爱。

文章开篇写道：“唐温如这篇诗（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充闾注），是我读唐诗时偶然注意到的。他是属于《全唐诗》所谓所考之列的作家，但这首诗本身却证明，这位今天我们对其生平一无所知的诗人具有很独特的艺术构思。”

正文后有一篇附记：“唐温如生活于元明之际，并非唐人，陈永正先生曾著文考辩，所考可信。”附记最后一段说：“因为不想掩饰自己读书不多，见闻鄙陋而造成的失误，没有对已发表过的文字再加修改，读者谅之。”

据查，中山大学陈永正著文指出千帆先生之失误时刚过四十岁，可说是青年学者，而程先生已是誉满天下的学术权威。但他遵循“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当众承认自己的失误，还修书寄陈永正道：“读大著辨唐温如年代文，极佩卓识。”这是对学术的尊重，也是对后辈的鼓励。

信发出后，我又在文艺报上写了一篇《益者三友》，专门谈了这件事，一以励己，一以警人。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前人有言：“一物不知，学者之耻。”吾辈常人固然不敢以此自矜，但像《浮生六记》作者这样并非僻典的事物，竟然出现“硬伤”，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必须郑重对待，引为终生教训。

第六章　攀登，乐在苦中

（2007——2014）

爱啃“硬骨头”

这个阶段，我的散文创作，一言以蔽之，就是写人物。除了两部文学传记，还撰写了多篇人物散文。期间，因为出访过德国的法兰克福和魏玛——歌德的故居与旧游地，写了散文《断念》，还有《未了情》和《爱别离·拟歌德日记》；我还曾前往俄罗斯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瞻仰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墓园，回来后写了散文《解脱》；并且，凭吊过福建长汀瞿秋白烈士的就义地，写了《守护着灵魂上路》。这三位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矛盾与复杂。

前面说过，我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历史上有争议、现实中众说纷纭，性格鲜明、个性突出，阅历丰富、思想复杂、命运曲折，形象多面、蕴涵丰富，可以做多种解读的，亦即所谓“说不尽的历史人物”。我喜欢“啃硬骨头”。因为在这些人物身上有驰骋思辨、大作文章的广阔空间。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的呼唤，都必然会触及哲学的层面，碰到一系列不易把握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

而在写法上，我欣赏那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的大写意手法。我平素喜欢看黑白照的人物摄影展。有些是捕捉瞬间形态，作特写式的略带夸张的剪影。记得在一次印度摄影家的个展上，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英迪拉·甘地和特蕾莎修女的几张类似肖像的照片。那凌厉的眼神、刚毅的嘴角，黄昏时节劲拔的身姿，都迸射着英迪拉·甘地这位存有争议的著名女政治家的性格的火花，难怪时人要说她是“一群妇人内阁中唯一的男子汉”；而作为苦难的亲历者与同情者，特蕾莎修女脸上的皱纹、深陷的眼窝和握在眼前的双手，则无言而雄辩地对于凄惶、苦楚作出了最直接、最精彩的宣示。瞬时就是历史，眼角写着沧桑。人生就是这样，小时候喜欢糖球，到老了爱吃苦瓜，因为过来人体验到了苦的真味有胜于甜者。

人们习惯于把托翁与歌德相比：这两位世界级的一流文学大师，都出生在8月28日，都活了八十三岁，而且，伟大的创造力都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同样是贵族，又同样致力于社会改革，同样对大自然有崇高、神秘的体会。歌德看清了英雄人物灵魂深处的幽暗，托翁则主动放弃了英雄式的伟大，而向往着成为一个普通农民。作为世界文坛泰斗，他们都具备超越时空的生命实质，亦即无穷的艺术创造的魅力与活力。这样，“人虽然死了，但他与世界的联系继续对人类发生着影响，其程度不限于他生前的，而且还要大得多，这影响随着他的理性与爱而增强，并且像一切生命一样成长着，既没有停顿，也没有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蒙田语）

歌德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面世之后，赢得了普遍的赞誉，特别是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予以激赏。凭借他的推毂，歌德得以出任枢密院顾问官以及军务大臣、筑路大臣。他分管的事情很多，从参加欧洲宫廷间的政治谈判，到重新开发伊尔梅瑙的矿藏，直到制订防火条例这些细事。在种种世俗的诱惑面前，他狠了狠心，“砰”的一声关上了诗坛文苑的大门，雄心勃勃、兴致冲冲、踌躇满志地投入到繁杂艰巨的政务中去。

但他逐渐地发现，事情绝非像他所想得那么顺遂，越来越感到工作艰难，力不从心；这样一来，对于公国的变革也就逐渐地丧失了热情以至信心。也就是这个时节，来自宫廷的恶意中伤如蜂蝗骤至，使他感觉到“像一只被乱线缠住了的小鸟”，插翅难飞；“箍在身上的铠甲变得越来越紧”。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过了三十一岁生日之后，他首次进入伊尔美瑙西南部林区，穿过茂密的枞树林，登上了峰顶基尔克汉，投宿在圆形山顶上的猎人小木楼里。此刻，星月皎洁，万籁无声，他随口吟诵出那首名诗：“群峰/一片沉寂/树梢/微风敛迹/林中/栖鸟缄默/稍待/你也安息”，并把它写在木板壁上。

作为一个狂飙时代的激情诗人，整天委身于极端琐屑的事务，已经是难为他了；何况，还受到宫廷保守势力的层层包围，怎能不陷入矛盾、痛苦的旋涡！“稍待，你也安息”，正是一种断念、一种割舍、一种新的意志的胎息。

他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人有许多皮要脱去，直到他能把握住自己和世界上的事物时为止。确实地告诉你说，我在不住的断念里生活着。这却是一个更高的力的意志。”这里道出了歌德生命哲学中一个核心思想。所谓断念，决非简单的自我限制，而是对高于自我的意志——“更高的力的意志”的服从，或者说，对不可探究的事物的敬畏。在歌德看来，人的能力固然是一天天地扩大，宇宙间却总还存留着大量人力所不能及的事物，人们应该敬畏这些神秘，承认这些无奈。

实践已经无数次证明，一个创造力过于旺盛、成就过于丰厚的人，所遇到的现实环境往往是啬吝的、贫瘠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英杰之士在这里陷于绝境。歌德却是以其苦涩的智慧和稀有的自制力，度过许多濒于毁灭的险境，完成他光华四射的一生。

“我们身体的以及社交的生活、风俗、习惯、智慧、哲学、宗教，甚至一些偶然的事体，一切都向我们呼唤，我们应该断念”。歌德认为，“人不可能成为上帝”，越是具备理想性格的人，就越要历练人生，克制欲望；情感有多丰富，欲望有多炽烈，自制力就需要有多强，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稳定发展的张力。“若是任性下去，恐怕要粉碎了一切。”

掌握了这些，我们对于浮士德在《书斋》一幕中的痛切呼喊，就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你应该割舍/应该割舍/这是永久的歌声/在人人的耳边作响/它在我们整整一生/时时都向我们嘶唱”。这种歌声是一种永恒的召唤，每到关键时刻，特别是当情感与理智发生碰撞的时节，它就会骤然响起，像警钟、号角一样，化解着种种矛盾。

在艺术方面也应如此。“限制着自己，使自己就局限在一两个方面，挚爱着它们，依恋着它们，从不同角度揣摩着它们，和它们融成一体——我们就是这样出脱成一个个诗人、艺术家的。”以理智驾驭情感，这种意向贯穿在歌德的一系列重要作品之中。且看他的三部小说：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夏绿蒂之所以能够顺利闯过情感的旋涡，正是理智作用的结果；而维特之所以自杀，则肇因于情感冲毁了理智的堤坝。《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主人公威廉，开始时一任情感的潮水放纵奔流，干了许多蠢事，结果遭到失败，待到他接受了以往的教训，懂得控制自己，最后便获得了成功；而陷入情感泥淖中不能自拔的迷娘，最后只能自食其果。《亲和力》中同样体现了作者明显的道路抉择与价值倾向：主理者得以存活；滥情者遭致覆灭。

说到断念，人们都会记起在歌德成长的关键时期，对他影响至深、有“精神教母”之称的施泰因夫人。歌德一到魏玛，很快就结识了这位不平凡的女性。当时她已三十三岁，并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作为宫廷命妇，正处于心智发达、阅历丰富的成熟季节。而歌德只有二十六岁，意气风发，激情澎湃，拥有冲天的抱负和用不完的劲儿。两人相互欣赏，相辅相成，歌德为施泰因夫人的过人才智、超群魅力、高雅而冷艳的气质所吸引；反过来，这位一直郁郁寡欢的女性的生命力，也被歌德的翩翩风度和炽烈的“情感炸弹”、“言词野火”激活了。从而，双双坠入了爱河。在爱情的滋润下，歌德这一阶段的抒情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他曾为施泰因夫人写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情诗。十二年间，歌德总共给她写了一千七百多封信。这再次证明了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

在歌德的情人中，施泰因夫人是唯一能够创造一种使那分裂为二的灵魂得到憩息的气氛的。这位“精神教母”能够以其过人的理智与定力，使得经常处于激情磅礴、躁动迷狂状态的天才诗人，通过她的温情抚慰与良言解劝而宁静下来。当然，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镇静剂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使天才诗人那颗烦躁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开始追求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风格，避开宫廷斗争的旋涡从而免遭伤害；同时，也会使得他的澎湃的狂涛屡经退潮之后，失去卷土重来的活力，从而直接影响到对于施泰因夫人自己也激情不再。

终生都在向往远方，永远不肯固守一个方面，也许是一切天才，甚至所有创造者的个性特征，歌德自然也不例外。施泰因夫人的悲剧，正在于她所扮演的角色，作用与能量是有限的，时间的长度也早有安排。当那个走上政坛的“狂飙诗人”需要一个姐姐兼情人、谋臣兼教母的特殊时期结束之后，她这个肉体的长随、灵魂的护士，在留下理性启悟、生命体验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情人的风姿与魅力。结果，歌德在他任职魏玛的第十二个年头，出人意外地偷偷潜往意大利，不辞而别，将施泰因夫人重新抛回到孤独与暗淡之中。显然，这一举措既是为了脱离恼人的官场、险恶的环境，又是出于对往日情人的厌倦与规避。作为一种合力，两种因素推动了这次的远行。

应该说，此番断念与割弃，既不是肇始，也并非终结。就他的人生轨迹来剖析，平面上的直线运行是绝少的，多数情况下都是呈回旋、轮转、波折、升华等形态。伴随着一次次的断念与割舍，歌德实现了一次次的新的开始、新的跃升。这种现象，同虫蛹化蛾、龙虾脱壳、蝮蛇蜕去旧皮之后，实现新的演变与成长极其相似。

在八十三载的漫漫人生历程中，歌德老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建立在内心不断地克制之上的。他从一个用热情支配一切的狂放的人，变成一个比热情更可宝贵的“责任”的人，克制的人。他每逢对自己克制一次，便会进入一种新的境界，得到一次新的发展。因而，即使到了暮年，人们仍然看不出他有丝毫的衰飒、颓唐之气。他带给人们一种重新回归本真自我的可能。他之所以被许多人奉为“最好的人的榜样”，就因为他是一个“人”——这是拿破仑对他的评价。唯其是一个“人”，他才被认同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也唯其是一个“人”，才使我们想到，他和其他生物一样，有生长，有变化、有波折，体现出精神的复杂性、丰富性。

完成于2007年的历史文化散文《断念》，形象地刻画了这位绝代天才（主要是后半期）的生命历程与精神世界。

与此可以视为姊妹篇的《解脱》，则是另一位绝代天才的生命书写。

高尔基说过，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所有伟大人物中最复杂的人”，他的内心深处升腾着错综而深刻的矛盾，甚至形成了无解的悖论。

托翁并非革命者，但他却是地主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曾直接点名痛斥历代沙皇，在他们头上分别冠以“残忍的”、“愚昧的”、“丑恶的”、“粗暴而昏昧的”的定语，这在那些把沙皇看作“亲爱的父亲”、“慈悲的天主”的臣仆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无法无天。可是，同时他又是革命斗争道路的死硬的反对派。他的性格中存在着分裂的“两重性”：一方面，同情农民，憎恨农奴制；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反对以革命方式消灭这一罪恶的制度。

他是沙俄帝国秩序的勇敢的揭露者，对“吃人”的农奴制度和整个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恨入骨髓；可是，却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主张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现实社会。在他看来，以恶抗恶只能互相伤害，使恶步步升级；“手段的卑劣不可能导致目的的崇高”；“在血泊之上，营建不起来一个纯洁的天国”。他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真正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因为这取决于人们世界观的转变，这是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在《告政治家书》中，他形象地叙说：“这将是完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霎间设法长成一个森林。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长成，生出绿叶，最后才由树干长成一棵树。”

这样，现实所应该做的，就是走“道德复活”之路，使私有者自愿放弃权利与特权。

他相信：“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必将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们尽其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为此，他让《复活》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即使在俄国这样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托翁所倡导的自我更新、自我拷问、自我鞭挞、自我完善的理想，也并不为大众所接受。

基督的博爱、孔子的仁义、老子的无为、叔本华对生命目的和意义的叩问——东西方的宗教和哲人的思考，最后都被托翁融汇在“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之中，有人迳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在托翁的观念里，社会改造问题成了一个纯粹的伦理道德课题。这样，囿于天真、梦幻的信念，只能怀着对“大规模的暴风雨”的恐惧，天天肩负着自制的十字架，对自己轮番展开无休止的剧烈斗争。在托翁的世界观中，真正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幼稚的乌托邦幻想合而为一。他在宗教信仰上反对暴力，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思想；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却支持农民行动起来反抗农奴主的压迫。当他看见村中穷苦农民为牛羊、锅釜被抢走而哀哀啼哭的时候，他愤然面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衙吏，呼喊起“复仇”的口号。特别是他的作品所蕴涵的旨在推翻专制、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爆炸性力量，更使这种叛逆精神、正义立场彰显无遗。

同样的矛盾也反映在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方面。罗曼·罗兰指出，在托尔斯泰身上，艺术家的真理与信仰者的真理未能完满的调和；二者的统一只存在于他的艺术与生命的悲剧之中。他强调艺术的宗教指向，认为“艺术应当铲除强暴，它的使命是要使天国，即爱，来统治一切”；他为自己的有些作品无补于“天国的统治”而感到愧憾。但在他的生命途程中，艺术之路与信仰之路是并行而分割的，前者顺畅发达，后者崎岖险阻。当看到他醉心于宗教信仰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投入，欧洲的艺术家包括重病在身的屠格涅夫都吁请他“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事实上，即使是晚年的托翁，也并没有真正地委弃艺术——自己赖以存在的理由。这样，就在他的心灵深处，宗教与艺术胶葛重重，燃烧着痛苦的火焰。

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语），托翁这种矛盾的人生，折射出俄国革命的复杂性；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人性与神性的纠缠，生活和理想的龃龉，使他陷入了出走、决裂、解脱与留恋家庭、关怀妻子中间依违两难的困境。他一直在家庭之爱与上帝之爱中间徘徊。他对妻子的既怜爱又反感的矛盾心情，笼罩着整个后半生。他们夫妇各自坚守着高过于自己生命的东西——托翁维护他的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守护着他的灵魂的圣洁；而作为家庭主妇，夫人索菲娅考虑的则是一家人的生计，孩子们的现时健康与日后前程。

这些错综复杂、难剪难理的矛盾，积聚在心头，如同利刃切割，烈焰炙烤，把托翁折磨得烦躁不堪，连片刻清净都难以得到。而庄园与家庭——这从前的避风港、安乐窝、温馨的爱巢，更成了他心灵的牢狱，恨不得立刻就远远离开。不堪痛苦的折磨，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托翁一直在探求着解脱之路。认识到，只有离家出走，才能摆脱上流社会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才能同这个“被疯狂包围”的“老爷们的王国”彻底决裂。他说：“这个家每时每刻都逼得我痛苦不堪，使我哪怕连一年合乎人性、合乎情理的生活都不能过。”他的理想去处，是偏僻的农村茅舍，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而这一切，都是家人、亲属所无法理解的。为此，他在家里，精神上处于极端孤立状态，而且愈演愈烈。

我自认，在《解脱》一文中，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深刻性、复杂性、多面性得到了充分的映现。

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瞿秋白烈士的散文，原因也在于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复杂性，特别是关于《多余的话》争议甚大。恰好，2007年有闽西之行，我特意在长汀住了几天。我想在满是伤痛的沉甸甸的历史记忆中，亲炙烈士的遗泽，体会其独特而凄美的人生况味，对这位内心澎湃着激情，用生命感受着大苦难，灵魂中承担着大悲悯的思想巨人，作一番近距离的探访，走进他的精神深处，体验那种灵海煎熬的心路历程。

如所周知，秋白同志走上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是在斗争环境错综复杂，而共产党正处于幼年的不成熟时期。就其气质、才具与经验而言，他确实不是最理想的领袖人选。但形格势禁，身不由己，最终还是负载着理想的浩茫，“犬代牛耕”，勉为其难。他没有为一己之私而消解庄严的历史使命感。结果演出了一场庄严壮伟的时代悲剧。

不幸被捕之后，他的心境是无比沉重的。想到为之献身的党的事业前路曲折、教训惨重，他忧心忡忡；对于血火交迸中的中华民族的重重灾难，他痛彻心肺，深切反思。他以拳拳之心，“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感到有许多话要说，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可是，处于铁窗中不宜公开暴露党内矛盾的特殊境况，又只能采取隐晦、曲折的叙述策略。在语言的迷雾遮蔽下，低调里滚沸着情感的热流，闪烁着充满个性色彩的坚贞。他因承荷重任未能恪尽职责而深感内疚；也为自己身处困境，如同一只羸弱的病马负重爬坡，退既不能，进又力不胜任而痛心疾首。这样，心中就蓄积下巨大而深沉的痛苦。

至于一己的成败得失，他从来就未曾看重，当此直面死亡、退守内心之际，更是薄似春云，无足顾惜了。即使是历来为世人所无比珍视的身后声名，他也同样看得很轻，很淡。真，是他的生命底色。他把生命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有时达到过于苛刻的程度。为着回归生命的本真，保持灵魂的净洁，不致怀着愧疚告别尘世，他“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想要“说一些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于是，以其独特的心灵体验和诉说方式，留下了这篇《多余的话》，向世人托出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自我，对历史作出一份庄严的交代。

他的信仰是坚定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否定革命斗争的话，但也不愿挺胸振臂作英烈状，有意地拔高自己。他要敞开严闭固锁的心扉，显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当生命途程濒临终点的时候，他以足够的勇气和真诚，根绝一切犹豫，把赤裸裸、血淋淋的自我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毫不留情地剖析和审判。在敌人与死神面前，他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而当直面自己的真实内心时，他同样是一个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勇士。

一端是当年的汀州狱所，一端是罗汉岭前的刑场——往返于这段不寻常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迂回婉转的《多余的话》与显现着劲节罡风的慷慨捐躯，不也同样构成了相映生辉的两端吗？它们所形成的色彩鲜明的反差，恰恰代表了秋白烈士的两种格调、两种风范的丰满而完整的形象，展现出这位“文人政治家”的复杂个性与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人之不同，其异如面。有的单纯，有的驳杂；有的渊深莫测，有的一汪清浅。而在复杂、内向的人群中，许多人由于深藏固闭，人格面具遮蔽过严，他人是无法洞悉底里的。作为赋性深沉的时代精英，秋白可说是一个例外。

在毕命前夕，他即使不愿作惊风雨、泣鬼神的正义嘶吼，也完全可以选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沉默。可是，他不，偏偏以稀世罕见的坦诚，毫不掩饰、一无顾忌地展露自我，和盘托出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多棱多面的个性特征——沉重的忧心与大割大舍大离大弃的超然，执着而坚定的信念与苦闷、困惑、无奈的情怀，高尚的品格与人性的弱点，夺目的光辉与潜伏的暗影，……

犹如悬流、激湍是由水石相激而产生的，这种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产物。秋白烈士以文人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种种尖锐的内在冲突，诸如非自觉的积习与自觉的理智，一己之所长与整体需要，自我精神定向与社会责任，结构决定性与个人主体性之间所形成的内在矛盾，等等。而他的出处、素养、个性、气质，更为这种矛盾冲突预伏下先决性因子。他是文人，却不单纯是传统的文人或现代知识分子，而是革命文化战士；他是政治家，却带有浓重的文人气质，迥异于登高一呼，叱咤风云的统帅式人物。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既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却又执着于批判精神、反思情结、忏悔意识、浪漫情怀等文人根性，烙印着现代知识精英的典型色彩。可以说，这是使他困扰终生的根本性矛盾。

长期以来，时代已经确认了那种义薄云天、气壮山河的豪情壮举，应该说，在这方面，他是做得足够完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同时作了一番洞见肺肝的真情倾诉，并以充满理性光辉甚至惊世骇俗的话语，进行深沉的叩问和冷静的思考。——这就突破了既成的思维定式，有些不同凡响了。特别是当他论及那些颇具风险性、挑战性的话题时，竟以十分浓重的艺术气质，注入了颇多的理想成分、感情色彩与个性特征，这样，就难免为“不知者”目为异端，最后遭到种种误读和批判。

其实，非此即彼、黑白绝对的思维逻辑，并不能真实认知事物的本质。“光明的究竟，我想决不是纯粹红光”（瞿秋白语）。《马赛曲》、《国际歌》，英风豪迈中不也洋溢着动人心弦的悲壮与低回婉转的深情吗？从美学角度看，这丰富而复杂的人性，比起简单、纯粹来，更容易产生一种人格魅力和强大的张力，吸引人们去思索，去探究。

身为中国大变革时期的探索者、先行者，秋白烈士张扬了真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具有常说常新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我相信，即使再过去七十年以至七百年，他还会成为含蕴深厚的话题，令人回味无穷，盛说不衰。同样，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莫说当时，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关于灵魂、关于人生、关于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等世纪命题，仍然有着广阔的阐释论域和颇多的待发之覆，从而为现代思想史留下鲜活的印迹，足以抗拒时间的流逝，恒久地矗立于历史深处。

……

历经了一场灵魂的煎熬，那郁塞于胸间的一腔积愫已全盘倾诉出来，现在，他才真正感到彻底地获得解脱，从而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超然。他早已超越于生死之外了。昨晚，当获知蒋介石的密令已到，刽子手即将行刑时，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然后就安然睡下，迅即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

晨曦悄悄地爬上了狱所的窗棂，屋里倏然明亮起来。他心中想着：这世界对于我们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当然，任何美好事物的争得，都须偿付足够的代价。为此，许多人踏上了不归之路。

这样，他，也就守护着灵魂上路了。

一袭中式黑色对襟衫、齐膝的白布短裤，长筒线袜、黑色布鞋，目光里映射着理想的幽深，香烟夹在指间，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尽管结核病已经很重了，几个月的心力交瘁更折磨得他十分虚弱，可是，看上去，仍然是那么伟岸，洒脱。

走出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院落，又向荷枪环伺的军人扫视了一下，嘴角微微地翘起，似乎想说：敌人的如意算盘——征服一个灵魂、砍倒一面旗帜、摧毁一种信仰，已经全然落空；得到的只是一具躯壳。可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途经中山公园，他见凉亭前已经摆好了四碟小菜和一瓮白酒，便独坐其间，自斟自饮，谈笑自若。他问行刑者：“我的这个身躯还能由我支配吗？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原来，就连这具躯壳，他也要奉献给人民。接着就是留影——定格了他最后的风采：背着双手，昂首直立，右腿斜出，安详、恬淡中，透露出豪爽而庄严的气概，一种悲壮、崇高的美。路上，他以低沉、凝重的声音，用俄语唱着《国际歌》，呼喊着“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了罗汉岭前，他环顾了一番山光林影，便盘膝坐在碧绿的草坪上，面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含笑饮弹，告别了这个世界。

此刻，“铁流两万五千里”的中国工农红军，正进行着一场震古烁今、名闻中外的伟大长征。而被迫离开革命集体的秋白同志，在这长仅千余米的人生最后之旅中，也同样经受着最严酷的生命与人格的考验。“咫尺应须论万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伟大长征。

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也是最为严峻的试金石。他以一死完美了人格，成全了信仰，实现了超越个人有限性的追求。烈士的碧血、精魂，连同那凄婉的“独白”，激越的歌声，潇洒从容的身姿，在他短暂而壮丽的人生中，闪现着熠熠光华。

对于他，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完成。

为少帅写心

我一向认为，一些有价值的具有永恒魅力的精神产品，解读中往往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有时连艺术家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最终答案。布莱希特在谈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时说，他不热衷于为戏剧人物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

张学良就是一位具有无限的可言说性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记、口述历史、回忆录，很多很多，可是，并没有穷尽其丰富内涵，仍然有着巨大的叙述空间。

首先，他是一个真正的谜团，其间有着谜一般的代码与能指，可予破译，可供探讨，可加辨析。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人生道路与奇诡瑰异的命运抉择，充满了难于索解的悖论，存在着太大的因变参数，甚至蕴涵着某种精神密码。

其次，他是成功的失败者。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他的政治生涯满打满算只有十七八年，光是铁窗岁月就超过半个世纪。政治抱负，百不偿一。为此，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少“政治强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鼓荡起阵阵旋风、滔滔骇浪，可是，不旋踵间便蓦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作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被列入“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华民族将千秋铭记他的英名，他的伟绩。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功吗？

其三，张学良并非完人，更不是一个圣者，以他的本性，即使想“圣”也“圣”不起来。一生中，他做的事不算多，可是，多数都干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刻下了历久弥新的印记。他的平生可议之处颇多。曾经颂声载道，又背过无数骂名。他抱着“行藏在我，毁誉由人”的超然态度。对于他的举措，人们未必全然赞同；但说起他的为人，他的丰标，他的器度，无不竖起拇指，由衷地赞佩。他的信仰是驳杂的，但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能够终始如一，表里一致，之死靡他。

其四，同历史上的大多悲剧人物一样，张学良也是令人大感伤、大同情、大震撼的。他的百岁光阴，充满了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确是一部哀乐相循、歌哭并作、悲欣交集的情感标本与人生型范。在人生舞台上，他作了一次风险投资，扮演了一个不该由他扮演的角色，挑起了一份他无力承担却又只有他才能承担的历史重担。

其五，张学良之成为一个言说不尽、历久弥新的热门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充满张力的不可复制的自我，他的迥别寻常的特殊的吸引力。他是那种有快乐、有忧伤、有情趣、有血气、个性鲜明、赢得起也输得起的人。而且有一颗平常心，天真得可爱，让人觉得精神互通。他既有青少年时代“不知今夕何夕”的忘我狂欢，像汉代杨恽所说的，“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有“哀乐中年”的志得意满、纵情欢笑，乐极生悲、忧愤填膺，以及苦中求乐、强颜欢笑；更有晚年的忘怀得失，超脱于苦乐、哀荣之外的红尘了悟，自得通达。作为性灵的展现、情思的外化，这一切，都是意趣盎然、堪资玩味的。

其六，我写他，还有一点特殊原因，就是我们是同乡，所谓“桑梓情缘”。我的故园大荒乡后狐狸岗屯，离张学良将军的出生地桑林子乡詹家窝棚只有十几公里，小时候到那里去过。当地乡亲讲过许多关于他的轶闻趣事；我的族叔和塾师，同东北军有过交往，而且都见过张将军本人。乡关故旧，对他的人格与德政赞佩有加，每当说起他来，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亲切地称之为“少帅”，里面夹杂着几分同情，几分惋惜，几分悲愤，几分赞佩。

1994年，我曾有美国之行，一到旧金山，就受到张将军的挚友、早年曾经共掌东北大学学政的宁恩承先生的热情接待。交谈中，得知将军正在夏威夷度假，而我们最后一站恰好在这里，因而提出请宁老斡旋设法见他一面的请求。宁老说：“思乡怀土，是汉公终生难以解开的情结。他曾多次对我说，最想见的是家乡那些老少爷们儿。同乡亲叙叙旧，应该说是他的暮年一乐。但是，毕竟已经是风烛残年，一点点的感情冲击也承受不起了，每当从电视上看到家乡的场景，他都会激动得通夜不眠，更不要说直接叙谈了。因此，赵四极力阻止他同乡亲见面，甚至连有关资料都收藏起来，不使他见到。”

看到我们失望的神情，老人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在夏威夷能住几天？”

我答说，计划是三天。

“时间也许还够用。”说着，宁老引我注目窗外，说：

“汉公的寓所前面，也有这样的草坪，那里紧靠金色海滩。他每天傍晚，都要在海滩闲步，或者坐着轮椅出来。你只要细心一点就能发现。发现他以后，你们几个人就大声嚷嚷，随便说些什么都行。你的乡音很重，就由你来唱主角。估计不用多长时间，汉公就会发问：‘你们从哪儿来？’你就可以回答：‘我们是中国辽宁的，从沈阳来。’他立刻就会问：‘听你的口音很熟，你是哪疙瘩的人？’你就如实说是盘山高平街（高升镇旧称，“街”读音为gai）的。他马上会说：‘噢，我们是乡亲哩！’紧接着就会请你们上楼，唠唠家乡的嗑儿。”

我们顿时活跃起来，齐声称赞宁老定计高明。老人叮嘱我们：“见上一面就很不容易了，时间可不能长啊，以免汉公过分劳累；还有，谁也不能泄露天机，不许提我宁某人一个字，否则，你们走后，赵四就会打来电话，向我兴师问罪。”我们唯唯承诺，带上宁老提供的张家住址，继续上路，先后到了纽约、华盛顿、洛杉矶。一路上，我反复思考着会面时同汉公谈些什么——自然要说说家乡的巨大变化；还要告诉他，医巫闾山翠秀依然，先人的庐墓已修葺一新；他的旧居门前那棵老柳树，虽已老态龙钟，风姿却不减当年，旁边的水井完好如初，屋后那棵百多年的老枣树，至今还是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我要告诉汉公，家乡父老盼哪，盼哪，天天都盼望着他能回去看看。

十天后，我们取道旧金山，准备转乘飞机前往夏威夷。行前，同宁老握别。老人说，前天同汉公通过电话，近日他稍感不适，晚间偶有微热，看来三五天内不能出去，也不可能会见客人，真是太不凑巧。我们自然是深感失望，但以汉公的健康为重，又只能作罢。就这样，缘悭一面，最后竟失之交臂。

2006年初，应大连白云书院之邀，我曾作过一次《话说张学良》的学术报告。按照听众要求，我讲了六个方面内容：何所据而言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蒋介石终身监禁他的缘由；九一八不抵抗的真相；张学良的人格魅力与个性光彩；他的情感世界；他为什么终未还乡。后来，《都市美文》杂志将它全文刊载。这个刊物同国内最大的期刊网站——国际龙源期刊网合作，向海内外发行了网络版。据统计，从2005年11月1日到2006年10月31日，海外读者浏览最多的一百篇文章中，《话说张学良》排名第一。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带来一种动力。这样，就有了以张学良为题材的写作构想。

这一写作，前后历经八年，共分四个阶段：首先是，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搜集素材、阅览资料、访察故地、梳理思路；第二段，是写作五篇文化散文：《张学良读明史》、《将军本色是诗人》、《不能忘记老朋友（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友谊）》、《良言美语（张学良与宋美龄）》、《尴尬的四重奏（张学良与郭松龄）》，分别发表在《十月》、《散文》等文学杂志上，获得散文界的好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列出提纲，着手策划《张学良人格图谱》的写作，总共完成十五篇，2009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是为第三段；尔后，又经过几年的沉淀，在听取评论家、出版界和读者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这部书稿做了较大规模的补充、增订，全书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于2014年，青岛出版社以《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付梓。

说过了张学良传的“前世今生”，我想回顾一番写作过程中的复杂心境。对于那些有机缘同汉公直接接触的写作者，我是既羡慕又“嫉妒”的；而当展读他们记述汉公行藏身世、生平事迹的著作，则心怀感激与敬意，——正是拜他们之赐，才有机会掌握那么多丰富而翔实的史料，从而获得进行深入研究、探索的方便条件。世间多少英雄豪杰、名流耆宿，由于载记不足而形象模糊、事功奄忽，每每让人临风痛惜，抱憾无穷。就这点来说，张学良是无比幸运的。不过，在感激与庆幸的同时，我也常常怀有不甚满足、颇感歉憾的心情，总觉得许多传记只是着眼于行迹、事件的揭示，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在蕴涵，“取貌遗神”，缺乏鲜活的生命状态，漏掉了大量作为文学不可或缺的花絮与细节；尤其缺乏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与挖掘。

当然，作为史著也只能如此。唐·刘知幾有言：“史书者，记事之言也”。而我是想以文学形式为汉公立传。“文学是人学”，自然不能停留在事实的层面上，它要拓展人的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它要透过事件、现象，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作为文学作品，还须采用文学手法，驱遣文学语言，借助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它不仅要有形象，还要写出象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历史强调叙事的客观性，而文学主观色彩鲜明，所谓“须教自我胸中出”，“诗文无我不如删”。就是说，在文史联姻中，客观与主观二者应该结合起来。

我有一个说法，叫做“为少帅写心”。所谓“写心”，也就是着眼于展现传主及有关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质素、精神风貌、心灵境界。这也就决定了，写法上不可能是须眉毕现，面面俱足，而应是努力追求清人张岱所说的“睛中一画、颊上三毫”的传神效果。如果读者叩问：《成功的失败者》何以区别于其他传记？这可视为主要一点吧。当然，这种文学境界，属于高标准的愿景，是很难达致的。在作者来说，起码是一个悬鹄：“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在《张学良：人格图谱》的题记中，我曾经说过，尽量不与其他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重复。此语，现在我还坚持，但须加以说明，因为重复与否，有个如何看待、怎么认定的问题。喜庆筵席上有一道常见的必备菜——“四喜丸子”，相传是由唐朝名相、著名诗人张九龄始创的。所用原料，当日张相爷的和我们今天的不会有本质不同；但是，由于烹饪技法、作料添加、火候掌握上存在着差异，味道肯定不一样。与此类似，为同一个人立传，叙述的史实、应用的素材互有雷同，在所难免，甚至是必然的；而视角、立论如何，史观怎样，作者是否有独特发现，所谓“独具只眼”，则决定着传记品位的高下。

我的目标是向读者托出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我要挖掘张学良的精神世界，写出一部心灵史。也就是在讲述他的人生轨迹、行藏出处的同时，写出他的个性特征，并且从人格层面上揭橥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命运、人生遭际的原因。书中，我泼洒大量笔墨书写他的个性、人格。比如，在《人生几度秋凉》一章中，写他在河南牧马集车站同老大娘的挥泪交谈，透露出他的侠骨柔肠，他的正义感和血性；在台监禁期间，当蒋家父子迫于舆情压力要他在阳明山选址建房时，他却提出住在墓地旁边，以发泄其怨愤情怀，显现玩世不恭态度；在夏威夷的祝寿会上，同五弟开玩笑，同记者们调侃，都反映出他的幽默、旷达，富有情趣。其他有关章节，在同周恩来、郭松龄、蒋介石、宋美龄、蒋四小姐、于凤至以及溥仪、土肥原等众多人物的交往中，也都显现出他的鲜明个性。至于写诗、读史、看戏、戒毒、庆生，也都是个性或人格的展露。

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是极其鲜明的，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一是活泼，好动，反应灵敏，喜欢与人交往，情绪易于冲动，兴趣、情感、注意力容易转移；二是正直、善良，果敢、豁达，率真、粗犷，人情味浓，重然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三是胸无城府、无遮拦、无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而另一面，则不免粗狂，孟浪，轻信，天真，思维简单，而且我行我素，不计后果。

这种性格和气质，有一定的先天因素，而更多的是受一定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它们制约着张学良的行为，影响着他的命运——休咎、穷通、祸福、成败。探索张学良的个性的形成，是读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我在《成功的失败者》一章中，从他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社会交往、人生阅历四个方面加以剖析，四者互为作用，形成一种合力，激荡冲突，揉搓塑抹，最后造就了张学良的多姿多彩、光怪陆离的杂色人生。

他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军阀家庭。父亲张作霖由一个落草剪径的土匪头子，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学良从青少年开始，就把父亲奉为心中的偶像，在接过权势、财富和名誉、地位的同时，也承袭了乃父的自尊自信、独断专行、争强赌胜、勇于冒险的气质与性格。关于社会交往，无论是在奉天，还是在北京、天津，活跃在他的周围、与他耳鬓厮磨的，大体上是四种人：军阀将领；贵族子弟（如“民国四公子”），有的是花花公子；文人墨客，多为知名演员、画家、记者；千金小姐，像宋美龄等知心女友以及他的若干情人，里面大多是他的“粉丝”。在这几种人中，不少是说干就干、目无王法、指天誓日、浑身充满匪气的“草莽英雄”，或者挥金如土、仗义疏财、脱略世情、游戏人生的豪侠之士，这对于他的影响是很深的。

再看文化背景，也就是一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十分精辟的话：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张学良经受过中西文化、新旧思潮的激烈冲击、碰撞，使其思想观念十分驳杂，既有忠君孝亲、维护正统、看重名节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旷怀达观、脱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庄、佛禅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于民间和传统戏曲中的绿林豪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宁可人负我，决不我负人”，侠肝义胆，“哥们儿义气”；又有个人本位、崇力尚争、个性解放，蔑视权威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征。赵四小姐说得很形象：“汉卿是三教九流，背着基督进孔庙。一说话就常说出儒家的思想；可是，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又类似于庄禅。”这种中西交汇、今古杂糅、亦新亦旧、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结构，带来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让矛盾与悖论伴随着他的整个一生。

人生阅历对于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他年未弱冠，即出掌军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将、中将、上将，最后成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路上，春风得意，高步入云，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炼与颠折，而多了些张狂与傲悍；加上深受西方习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较简单，经常表现出欧美式的个人主义、英雄情结和热情豪放、浪漫轻狂的骑士风度。他父亲的江湖习气、雄豪气概，倒是承继了下来，而其狡黠奸诈，老谋深算，厚颜无耻，反复无常，却抛在了一边。从做人方面讲，当然可取；但要应对当时复杂多变、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就力难胜任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写作张学良传记，在实际动笔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文体定位问题。我所要写的是散文，是文学，而不是历史，不是一般的传记。我不单是叙事，主要是写人，要进行心灵发掘，展示人物个性。这样，就必须借助于心理描写、形象刻画和广泛联想等文学手法。

我写张学良在夏威夷威基基海滩上漫游：

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地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云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坐着轮椅，从希尔顿公寓出来，穿过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行进着。

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丽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先生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他像一只挣脱网罟、栖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唐·吉诃德，后来化身为戴着紧箍咒、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紫陌、流寓孤岛的鲁滨孙。

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飘零，原本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涛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仿佛从岁月的彼端传来。原本有些重听的老将军，此刻，却别有会心地思忖着——这是海潮的叹息，人世间的一切宝藏、各种情感，海府龙宫中都是应有尽有啊！

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风呼林啸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桠，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的岁月难过得多，它是一剂沁人心脾的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合着三分自惩。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向着两极延伸，身体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怀与心境却时时紧扣着童年。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天边；晚岁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而苦涩的命运。

此刻，老将军的心灵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生命的起点。

其次，谋篇布局，精心结撰，力求文体出新。我的做法是，以散文形式，集中围绕一个人写出二十篇文章，这在过去还不多见。需要精心策划，使每篇既相互照应，贯通一气，又不致撞车、重复。看来，撰写名人传记，最好办的是线式结构，像串联的电路那样，将传主的一生行止次第展开；而本书属于另一种形式，采用的是扇形结构，类似并联的电路，着眼于内在逻辑，整体构思。这样，人物、事件的铺陈，就未必都能体现时序。

落实到具体篇章，也需要精心谋划。比如，《人生几度秋凉》写的是传主的百年岁月，漫说一万字，即使十万字，怕也难以容纳得下。怎么办？我运用诗歌的写法，设计了三个晚上，通过他的心理活动，回首从前，从功业、爱情、人格魅力三个侧面加以展现。这就比较集中，也容易描写细节了。再比如，汉公与郭松龄的纠葛，我采用了戏剧手法，一幕幕地设置场面，以他的四重尴尬，集中写了那场战事。还有，他与宋美龄的关系非同寻常，那么，如何表现他们的情分呢？这是两个重量级人物，又是一个众所关注的敏感话题，分寸需要把握。我的叙述策略是，让他们自己“出场表演”——我把他们之间的交谈与信件加以整合，以“良言美语”概括之。这样，既保证客观、真实，又生面别开，令人耳目一新。为了写出张学良一生的大起大落，由荣誉的巅峰跌落到声望的谷底，我叙述了1930年和1931年的两个“九一八”，生动形象，而且吻合历史实际。可以说，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分析：

这本书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传记这种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地结合为一体，提供了一种散文体传记的新的写作方式；——他将散文体的主观性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带到了传记体中，从而改变了传记叙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传记叙述的思维的逻辑关系是循着传主的生命轨迹而构建的话，那么，王充闾在这部传记中所表现出的逻辑关系则是在自己解读和体悟传主生平的思想脉络上构建起来的。

其三，适当运用联想与合理想象。比如，写张学良在夏威夷的三个晚上，主要是借助联想与适度想象。有的可能会说，你怎么知道他是那么想的？那我就要反问：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那么想的？这种心理活动，我无法证实，你也无法证伪。我必须也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推测他完全可能作那样的思考。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本质性特征；而散文是艺术，惟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张开想象的翅膀；必然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作必要的艺术加工。尤其是涉足历史题材，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其间必然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

下面这一段，运用假设、虚拟的手法，推演传主的心灵世界：

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峥嵘岁月，也苦捱过长达两万日夜的铁窗生涯，在神州大陆和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二十来处。他虽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却目送了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走进坟墓，就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也并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这一关。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早年的汪精卫，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不会有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那段可耻的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热血青年吗！

为此，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造物主偏向了他，使他拥有足够的时间，得以励志图新，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张作霖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大红大紫、风光旖旎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毅然决然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阵前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双方“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溢彩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解除监禁、能够向世人昭示心迹的当儿，通过“口述历史”或者“答记者问”，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当时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戏”，看他在新的时空中邂逅自己的过去时，会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作人生最后的交代。人们欣慰地看到，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两岸的现状，他会怎么想？作为“中国统一的象征”（索尔伯兹里语），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会怎么做？“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是他最喜欢也最伤情的两句古诗。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老将军曾经斩钉截铁地宣布：“两岸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其四，向中国古典散文学习。苏轼写了大量“人物论”，仅汉代就有论述刘邦、范增、张良、晁错、贾谊、扬雄、霍光、曹操、诸葛亮等论文，笔阵纵横，语言犀利，谋篇布局匠心独运。且看各篇文章的开头：《高帝论》从分析入手，说对奉行仁义的你要讲仁义，对注重功利的你就该晓以利害。叔孙通不懂得这个道理，当汉高祖要更换太子时，他以“废长立幼不合礼法”相谏，结果遭到了刘邦的嗤笑；张良深谙此中奥妙，通过向太子献计，使刘邦权衡利害，从而获得成功。《晁错论》先立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曰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范增论》首先交代事件经过，“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于是甩袖离开。《贾谊论》一开始就下定语，慨叹“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互不重复，各具特色。我的二十篇作品，力求互不重复，就从这里获得了启迪，学到了技巧。

致意《逍遥游》

记得在我就读私塾的第六个年头，“四书五经”、《左传》、《史记》、《汉书》都读过了，塾师确定要读“诸子”，首先是诵读《庄子》。这样，“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这些类似“绕口令”的语句，就以稚嫩的童声，飞出室外，伴着檐下的风铃在空中游荡。

于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月亮缺了又圆，圆了又缺，花开叶落，说不清多少次了，敬爱的塾师早已骨朽形销；而“口诵心惟”的绿鬓少年，也已垂垂老矣。沧桑阅尽，但见白发三千；只有那部《庄子》，依然高踞案头，静静地像一件古玩，意态悠闲地朝夕同我对视。至于庄子本人，更是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他的思想、修为对我的人生道路抉择、价值取向，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这样，就如同法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萨特所说的：“他不是一个死去的人，他只是一个缺席者。”

几十年前，我即曾设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走进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的故里，像参谒孔林、孔庙、孔府那样，踏着庄子的屐痕，亲炙他的遗泽。但是，真正付诸实践，却又颇费踌躇。哪里是他的出生地，究竟“乡关何处”，历来聚讼纷纭，争辩不休。概括起来，有河南商丘、民权、山东曹州、东明和安徽蒙城等多种说法。我于1997年、2005年，曾经寻访过两次；2012年春天，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统一安排下，受命撰写庄子文学传记，于是，又花费半个月时间，“三顾”意念中的“茅庐”。

十五年间，三次往返于鲁南、豫东、皖北南北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公里的狭长地带。每次重点有所不同，第一次是按照传闻中的庄子遗迹，定点、聚焦，实地寻访，去了商丘、开封、曹州、凤阳（濠梁）等地，获取了一些直观印象；第二次，沿着《庄子》一书中提供的线索和现当代学者制定的庄子活动年表，北起曲阜、临淄、菏泽，中经商丘、开封，南下皖北，旁及邯郸、徐州等地，亦即战国时的宋、魏、鲁、赵、齐、楚等国的部分辖区，凡是庄子可能到过的区域，尽量实地踏查一番；如果说，前两次重点是“觅地”，那么，最后这次，则是集中“访人”——深入菏泽、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属六个县区，在察其川泽丘阜，遍览府州县志的同时，先后十几次邀请有关人士，包括当地一些治庄学者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交换看法，搜集资料，获得许多有益启发，不仅增加了切身感受，而且掌握了许多新的线索。

在第二章《乡关何处》中，我记述了访察中的观感：

漫步在鲁西南、豫东、皖北大地上，但见稻麦蒙茸，河渠纵横，高速公路坦平如砥，两侧遍是良田、沃野，完全不是意念中的丘壑起伏、河泽密布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观已经同《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所记载的迥然有异。无情的时间之水，把一切都带向远方，埋入地下。似曾相识的黄沙，远树，夕照，炊烟，又有哪一样还残存着旧日的踪影？古籍中提到的勾渎之丘、中丘、乘丘、梁丘、青丘、左丘、犬丘、陶丘、襄丘、富丘、谷丘、黎丘、沈丘和汳水、濠水、濮水、雕水、泓水、蒙泽、孟诸泽等没有生命的自然景观，已经百分之百地变形，甚至从地面上消失了；更不要说有生命的百代人生——饮食男女，生育死亡，饥馑流离，刀兵战乱，伴随着悠然远逝的碧水清风，荣枯代谢的庭花岸柳，尽数淘洗得杳无踪迹。

道理很简单，由于今昔政治社会的变迁，加上长期生产实践对于地理环境的改造，特别是此间处于黄泛区，黄河几十次泛滥、改道，泥沙层层淤积，致使固有的地貌人烟，已经完全改变了形态。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感慨系之。当年欧阳修滁州访古，苏东坡赤壁夜游，所接触的景区的嬗变，长者不过几十年，短者仅三阅月，他们却分别发出“向之凭恃险阻，剗削消磨”；“曾岁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慨叹。而今，“岁月其徂”，两千三百年过去了，还能指望留存什么遗迹呢！

一千九百年前，东汉的张衡在这片中州大地上，“游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步马于畴阜，逍遥乎陵冈”，以科学家而兼文学家的超常想象力，悬拟与“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负玄霜”的庄子的髑髅，展开一场凿破时空、混同幽明的对话。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奢望了；而我，却有着更大的胃口，幻想着依托梦境——这人类永恒的美学资源、无穷无尽的心灵财富，能够同庄子本人做一次面对面的深入访谈。当斯时也，心中记怀着宋人张耒“白头青鬓隔存没，落日断霞无古今”的诗句，同一位绝古空今的前贤往哲，作一番祛除时间界隔的晤对，那该是何等惬意的满足啊！

我想，既然中唐时期的文学家沈亚之可以凭借梦境的幻化，穿越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隧道，从公元9世纪返回到公元前的7世纪，直接与春秋时代的秦穆公畅然交往，尔后写出一篇脍炙人口的《秦梦记》；那么，我怎就不能踵其后尘，在一场悠悠幻梦中，拜会那“蘧蘧然”的庄老夫子，“俄然觉”后，也完成一篇《庄梦记》呢？

但是，热血沸腾之后，稍一冷静下来，脑子里便画出了一个大问号：人家沈亚之醒转过来，得知所住旅舍原来紧靠着秦穆公的坟墓；可是，庄老夫子的墓地又在何处呢？河南、山东、安徽几个地方都各据传闻，竞相认定，争执不休，弄得我迷离莫辨，无所适从，即便想要“与鬼为邻”，又到哪里去寻梦、结梦、圆梦、述梦呢？

觌面肯定是无缘了，我便“中心藏之”，付诸遐想——

也许，就像我在今天奔走路途，苦心搜索着他的物质家园那样，庄子当日也正在昼夜躜行，寻觅着他的精神家园。西哲不是说过：“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吗？“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他这思念故乡的病态，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闻一多语）这个“家园”，非是物质，纯属精神；不在外界，而存乎内心。所谓回归家园，亦即归根返本，亲近本源，回归自己的本性。

庄老先生一生的足迹，绝大部分都是刻印在家乡的黄土地上；然而奇异的是，他却时时刻刻抱有一种穷愁羁旅、客中思家的孤独感与漂泊感。作为一个辛苦的旅人，他在那晚钟摇动的黄昏，此刻，料应正向着无尽的苍茫，搜寻着仅仅属于自己的一缕炊烟吧？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无语草芊芊。

不难想象，其时，他的情怀是落寞的，心境是凄苦的。他为那些浑浑噩噩的世人，处于“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的种种无家可归的“异化”状态，而感到沮丧，感到惆怅，嘴里喃喃地说：“苶然（困顿之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耶）！”

我仿佛看到，在那“还乡”之路上，庄老先生身穿一袭缀满补丁的粗布衣裳，脚穿系着绑带的草鞋，肩背一个破旧的行囊，晓行夜宿，攒行于蜿蜒起伏的山陵丘壑之间。困乏劳顿之态，令人心生哀悯；但他却乐此不疲。寻寻觅觅，走走停停，大自然予他以无尽的充实、无穷的逸趣：“山林与（欤）！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而复杂多变的社会自然环境与生生不已的物种演化，更使他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奥蕴深邃、繁富多彩，从而激发了活力、启迪着灵思，强化了超常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形成他的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文学风格。

依我个人的创作实践，写庄子与写君王、政要以及其他多数文人不同，也有别于张学良传记的创作。写其他人物，更多是处于认知的层面，清醒、平静、客观地剖析心理、个性，而写庄子，则有赖于灵魂的参与、生命的介入，有赖于心灵与生命的体验。庄子是哲学家，写庄，自然需要有独到的识见、超拔的智慧，但我觉得，只这样还不够，还必须有超越性的人生境界，否则无法理解传主的思想追求、生命底蕴。同样是隐士，他与汉代的严光在“不做牺牛”、“不为有国者所羁”方面是一致的；但严光彻底地远离俗尘，消极避世，有如禅门衲子，庄子却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身在其中，却能洁身自好，不与俗辈同流合污，因而称为“游世”，或曰“间世”。他和晋代的嵇康，世界观上大体一致，但不像嵇康那样狂狷，那样激烈，他善于保护自己。在潇洒、从容、人生艺术化方面，他与李太白、苏东坡相像，但他对社会、民生、世务以及生命价值的实现并不热衷，不像那两位还有儒家那一面。如果硬要在历史上为他找个同道，也许陶渊明、曹雪芹差堪比拟。

我在《庄子传》第一章《诗人哲学家》中对此有过概括：

庄子具有高远的精神境界和开阔的胸襟、视野。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庄子不是这样，什么先王的遗范、现世的礼制，在他的心目中，都缺乏应有的权威；而人身的偶像、神鬼的灵明，他更是不予理睬。至于那些“拘于虚（受空间限制，‘虚’同‘墟’）、笃于时（受时间限制）、束于教（束缚于仁义、礼教）”等外在的框限和内在的束缚，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缠夹不清，甚至无法摆脱的；而在他那里，尽数得到了化解——“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他人非议），无鬼责（鬼神责备），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燿（炫耀），信矣而不期（期求）。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纯粹，其魂不罢（疲乏）。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合乎自然禀性）。”他的襟怀旷远，气魄绝大，他要“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他要“登天游雾，挠挑无极（腾跃于无极之境）”。他的目标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者”。当代著名学者陈鼓应先生指出，庄子讲“至人无己”，这里的“己”，是指为功名、智巧、形骸、嗜欲所困缚的小我。“无己”，并非没有自我；乃是超越执于一偏的小我，扬弃世俗价值所拘系的小我，使自己从狭窄的局限中提升出来，而成为拥有大我的至人。这个大我，非生理我，非家庭我，亦非社会我，乃是达于天地境界的我，与万物相感通、相融和的我，亦即宇宙的大我。

庄子以其极度的清醒，本着超越世俗的价值标准，揭示了遭致遮蔽的生命真实，尖锐地指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何）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就是说，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举世的人沉溺于世俗奔逐，都为身外之物而改变本性，为某种目的而牺牲自己，无论其为伯夷式的“君子”，还是盗跖之类的“小人”，尽管所追索的目标不同，亮出的名堂各异，但就其损蚀本性、戕残生命来说，其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面对世界的荒谬、社会的黑暗、民生的疾苦，庄子并非高踞上游，迥隔尘凡，脱略世事，也不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同流合污；而是在与众生同游共处之中，坚持自我的价值取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实现精神对现实的超越。《大宗师》篇中有“游方之内”与“游方之外”的说法，实际上讲的也就是入世与出世。庄子所秉持的，既非真正的入世，也不是纯然的出世，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游世”，或曰“间世”。逍遥尘垢外，“乘物以游心”。

他并不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实用价值，对现实功利不屑一顾，更无意践行儒家那一套“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方略；也不认同老子的政治道德，奉行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他拒绝参与政治活动，同统治者保持严格的距离；却又不同于上古的隐士许由、巢父，栖身岩穴，洁身自好，不预世事；也不像后世的佛门衲子那样遁入空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对于那种通过身心逃遁、精神麻醉以求得浮世安闲的取向，他是嗤之以鼻的。

作为首倡人的自由解放的伟大思想家，庄子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自然天性、逍遥境界为人生的终极价值；主张与道冥一，物我两忘，忘身忘心，不立名分。庄子学说是批判世俗伦常的哲学，是悟化的生命哲学——追寻精神自由和维护人类自然天性的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庄子最早以个体生命精神的自由为出发点，鼓吹士人从“殉名”、“殉利”、“殉天下”的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他是追求精神自由并欲穷究其真谛的第一人，全面批判“文明”进程中人性“异化”的第一人，关注生死和精神营卫，力图揭示生命意义以及演化规律的第一人，深入考察精神现象，揭示美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第一人。

庄子最先扮演起我国文化史上的反叛角色，弘扬了与正统儒家文化双峰对峙、相得益彰的另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之所以形成并受到后世的认同，是因为在超越了“物欲”、“智能”之后，一种新的生命状态即自由自适的境界，得以展现在人类面前，追求个体生命自由也就成为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如果说孔子具有十分执着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一种无穷的理性力量感染着后人的话；那么，庄子则是凭着他超越的人生智慧以及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诗意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庄子哲学是庄子对自身命运作了一番透彻体悟之后的产物，后世之人多能羡慕并向往庄子所拟构的逍遥游之境，但真正能够理解庄子的只能是同样经历过命运的颠折，从而获得自我感悟与自我超越的人。

中国文学作品的特性，是以人为中心，强调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知人论世，要求作者自身的人格与文学合一。循此规律，我们读庄、解庄、写庄，有不同的层次，取舍万殊，门径各异，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但归根结底，还应和人生观、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就是说，应该着眼于人生境界、生命智慧，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认知层面上。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事例：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非凡的功业，又要做天地间的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超越，这样，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终日忧心忡忡，没有片刻宁贴；特别是他从切身体验出发，感慨祸福无常，升沉难料，因此，特别欣赏《庄子·让王》篇中的不邀功、不窃禄、恪守本分的楚人屠羊说，表示要“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他还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脉象把得很准，处方也开得正确，说明他的头脑非常清醒，确是绝顶聪明。无奈，生命是不能模仿的。他从庄子那里获取的只是认知，只是见识，而无关乎自己的个性，无关乎人生境界。个性与价值观决定了，他只能在那里徒唤奈何，最后依然找不到自我。当然，如果他真的按照庄子说的去做，真的能拜屠羊说为师，真的“在一‘淡’字上着意”，剔除太切的名心、太重的俗见，那他还是“用破一生心”的曾国藩吗？

鲁迅先生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电影表演艺术中有“本色演员”的说法，这类演员在性格特色、生活经验上与银幕形象接近，这样的表演靠近生活，真实、自然，符合电影特性的要求，容易为观众所接受。著名演员李雪健扮演《渴望》中的男主角宋大成，便是以他特有的淳朴、善良、宽厚、真诚且有些窝囊的性格特征走进观众的心灵深处，演活了这个平凡而可爱的小人物，可说是绝对本色。同样，作为诗人的文天祥、林则徐，唯有他们才能写出《正气歌》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写庄，就应该与其心性相通，价值取向一致。颇似参禅悟道，不是学术性的、理性或者知性的，靠灌输不行，而有赖于生命体验，和人生阅历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为庄子作传，多少占有一点优势。在长篇散文《青灯有味忆儿时》中，我曾具体描述过，通过读《庄》，特别是从父亲、族叔身上，从小接受了庄子思想的熏陶、影响，充分认识人生的有限性，争竞之心不强，对名利看得比较淡，欲望不多，能够知足知止，拿得起放得下。从诗句“鸥鹭不争车马道”、“未须奔走竞浮名”中，亦可窥见一二。而且，这些思想倾向、价值取向，在前些年所写的关于庄子、严光、李白、苏轼、杨升庵、曾国藩、秦始皇等人的历史文化散文中，也都有充分的反映。王向峰先生是知之最深的，他在听过我的《庄子善做减法》的讲座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讲座只有充闾能做。”

但这里所说的，只限于处世、做人、立身层面，或者说，只是为《庄子传》的写作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固然非常重要，但它并不等同、更代替不了实际操作。毫不夸张地说，为庄子作传，困难是极大的。姑无论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我们的哲学底蕴和认识高度望尘莫及，所谓“夫子门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单讲传主的生平、行迹——这是一切传记作品的脊梁与血肉，见诸载记的竟然寥寥无几。不是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

这就要“找米下锅”。经过反复酝酿，终于探索出三条渠道：首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潜心解读《庄子》这部书。“解铃还须系铃人”，归根结底，还要从庄子本人的著作中去找素材、找思想、找观点；其次，尽可能多地收集、披阅、研究古往今来有代表性的关于庄子的学术著作，充分吸收、借鉴前人与时人的研究成果；再次，到传主及有关人物足迹所至的地区实地访察，阅览方志，进行座谈，一以搜索第一手素材、资料、实证及乡里轶闻、民间传说，一以广泛听取草根阶层对于庄子及庄学研究的看法、意见，注重现场和民间的取向。

第三项工作，通过十五年间的多次走访，应该说做得比较充分了；这样，我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前两项上。

我整整用了三个月时间，聚精会神，心无旁骛，从多角度、多层次读解《庄子》这部经典。自从束发受教，开篇初读，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于今，重新把卷研习，心惟手记，对于章节字句、义理辞采，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他的思想主张、精神风貌，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究。日夕寝馈其中，未敢稍有懈怠。

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在这部近七万字的学术著作中，记述庄子本人活动的虽然有二十左右处。但是“寓言十九”，几乎全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像是有意地弄得云山雾罩，任凭后人去“猜哑谜”、打“三岔口”。清代学者刘熙载说得很形象：“《庄子》之文，如空中捉鸟，捉不住则飞去”。

多亏闻一多先生指点迷津，他说：“归真的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一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明那是寓言，那是实录？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满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都算得画家所谓‘得其神似’。”这使我领悟到，读解《庄子》一书，关键在于“得其神似”，亦即应该着眼于领会他的性情与思想。

庄子著书，“致意最在逍遥游”，以之冠为首篇，无非是要通过多种形象比喻，开宗明义地昭示一己的“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人生观与生命观。其间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弥漫于战国时期的文明异化、人性扭曲、心为物役、“世与道交相丧也”的生存环境中，如何从精神上、心灵上寻找出路，获取自由，追寻个体意识的觉醒，实现对自身局限性的超越，体现个人精神意志的自主选择，这是庄子的人生鹄的和终极追求。而以闲散不拘、优游自在、恬淡怡适、心无挂碍为基本标志的“逍遥游”，则被视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我觉得，“逍遥游”三字是总纲、是主旨，用它来题名传记，实在是再理想不过了。——舍此不足以映现传主的精神境界，难以概括其具有全息性质的不凭借外物、无任何拘缚的自由意志的内在蕴涵与本质特征。

读《庄》、解《庄》中，我尝试着应用了两种具体方法，觉得效果很好。一是运用前人倡导的“八面受敌法”——“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读前选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内容，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依次推进。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不仅初步连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传主的身世、行迹、修为，而且从中读出了他的心声、意态、情怀、风貌、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寻索到一些解纽开栓的钥匙与登堂入室的门径。再就是采用对照、比较的方法，在春秋战国这个大时段中，把庄子同前代的老子、孔子，同代的惠子、孟子、公孙龙子等进行分析比较，寻根脉，究同异，辨得失，分高下。

在读解原著的基础上，展开对前代与当代治庄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借鉴、学习。我备有一部庄学专家方勇教授的百余万字的《庄子学史》，通读一过之后，从中检索到古今有代表性的研究庄子的近百部（篇）著作，尽力搜罗齐全；同时，又从互联网上陆续收索到大批当代学者、研究生关于庄子的论文；研读过程中，还涉及到哲学、史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学术著作。我要做什么呢？概言之，就是了解古今治庄的全貌，以扩展视野，多方鉴别，集思广益。着重研索、探究三个方面的课题：在庄子本人透露的身世、行迹、思想、修为之外，前辈与时贤又发现了什么新的东西？他们与庄子、他们之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哪些认识是一致的，哪些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当代学者（包括海外的）对于庄子及其学说的历史意义、人文价值、功过得失、时代局限，又有哪些新的认识、新的评价？

把握住问题，提练出观点，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这只是第一步；更关键、更要紧的还在于，对这些问题如何分析、鉴别、判断，进而得出接近客观实际的结论，具备较高的历史真实性与可信性。比如，关于庄子的国属问题，前辈与时贤大致上存在着“宋蒙说”与“楚蒙说”两种争论，这从宋代就开始了，今人也有力主“鲁蒙说”、“齐蒙说”的。论者各有所据，各执一词。那么，写作传记时又该如何认定呢？总不能敞着口、诸说并存吧；经过多方勘核，反复考究，斟酌、对照前代和当代的各种主要论据，并且经过三次对豫东、皖北、鲁南的实地考察，最后认定庄子为战国时宋人。再比如，关于庄子的生卒年份，意见多达十几种，有的通史列举了五种说法。这种处理方式，述史、著论，未为不可；但写作传记就不行了，因为它牵涉到传主与同代人的整个交往、行迹，必须有个统一、固定的结论。那么，怎么确定呢？同样经过反复考证、过细斟酌，最后采用了马叙伦先生的推断：出生于公元前369年前后，卒于公元前286年左右。整部传记中，遇到类似的事例不知凡几，都是这样经过反复推敲、严格论证，最后才下笔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古耜指出：“根据传记写作的特点和需要，《庄子传》作者全面梳理和认真考订了传主的平生行迹，包括某些重要场景和细节，使其历史形象在整体上告别朦胧，走向清晰。既然是为庄子立传，当然需要对传主一生的主要行藏，包括其在世间广有影响的事件，留下一个系统准确的说法。为此，作家一头钻进汗牛充栋的庄学史料，进行慎重辨识与仔细斟酌，颇下了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沿波讨源，刨根问底的功夫。反映到作品行文中便是，事无巨细，不仅都是出言有据，落笔有证，几近无一字无来历；而且能够伴随着叙事的延伸，及时插入清新自然而又鞭辟入里的结论依据、谜团揭底、异说分析、舛错矫正等等，从而引领读者最大限度地走近真实的庄子。必须承认，这样一种包含了“清儒家法”（蔡元培语）意味的史料性极强的庄子传记，在迄今为止的庄学研究史上并不多见。”

如果说，数十年来，我的散文创作手法主要是叙事、描写间杂着抒情、议论，在谋篇布局、立象尽意、文采修辞，亦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本标识方面着力的话；那么，这部传记的写作，则同时下了义理、考据、辞章等哲学、史学方面的功夫，是真正地做学问。

当然，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文学方面的功力不重要。丛书编委会明确提出了以文学手法撰写名人传记的要求，而且有审核班底作为监督、保证：一为学术组，一为文学组，双向审查，哪方面达不到标准都无法通关。

说到撰写名人传记，劈头遇到的就是一个体例问题。古代的不说了，近现代的民国四大著名传记：吴晗的《朱元璋传》、朱东润的《张居正传》、萧一山的《曾国藩传》、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还有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所谓“名人三传”，其结构形态一般与传主的生命进程保持着一致性，即按照大体的自然时间（不排除使用必要的心理时间）展开线形叙事，以表现传主的人生轨迹，这既本于人物的成长规律，也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笔者需要掌握传主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周边环境、人物经历。可是，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寥寥无几，最具权威性的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下的一段话，也仅有二百三十四个字。即便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吧，在云烟缥缈中，总还可见头角峥嵘，夭矫天半；而庄子，我们却全然不清楚他的先世、远祖的来历，甚至连祖辈、父辈、子孙辈的情况，世人也一无所知。至于本人的生涯、行迹，年寿几何，归宿怎样，治学根脉、后世传承状况，都统付阙如。一切都是“恍兮忽兮”、“芒乎昧乎”，可以说整个就是一个谜团。难怪有的学者说：“庄子活在时间之中，而不是置身空间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传记又该怎么写呢？具体来说，下述三个难点又怎样解决呢？一、关于传主的不成系统、散漫无归的史料、素材，如何进行连缀、组合？二、面对“三玄之一”的深邃难解、歧义重重的哲学著作《庄子》，怎样使它与文学联姻，从而保证这部传记成为读者所喜爱的可读、可解的文学作品呢？三、如何使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远古哲人，能够从历史册页中血脉贲张、形象鲜活地站立起来，而且基本上符合其精神原貌？

办法是逼出来的。我思忖着，若要把这些零散、繁杂的素材整合起来，一种比较理想的结构形态，是采用折扇形的形式——以最能体现庄子精神个性的“逍遥游”境界作为元点、轴心，让笔墨向着传主不同的思想、行迹和人生侧面辐射，以展示其多姿多彩的生命图谱。这一支支扇股式的章节，既统一于传主的思想、个性、精神风貌，相互紧相连接着；又各自独立，各有侧重，互不重复，互不撞车。而且，这二十个专题的排序，也并非随意安置，还是大体上体现了传主生命流程的顺序，比如，第一章为总纲，然后以空间、时间为序次第展开，分别叙述传主的所在、所为、所思、所历，一如劳蛛缀网，连接成篇。相对于因果相连，环环相扣的线形结构，这种富有弹性和张力的扇形结构，显然更适合显现庄子那早已漫漶不清的历史身影。论者认为，这样的结构形态，也正好昭示了当前国内外传记写作的新变化，即传主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更多地由幕后走向前台；传记作家描写传主的艺术重心，亦逐渐由讲述经历而转变为揭示心史。这里既有现代心理学发展对传记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有20世纪以来，弗吉尼亚·伍尔芙等作家倡导“新传记”所形成的有力推动。

为了增强传记的可读性，写作过程中对于《庄子》本文，我在关照当时语境、尊重作者原意这两个大前提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吸纳前辈与时贤的研究成果，作了尽可能的通俗化解读。单是语译一项，就下了巨大功夫，经常是一句话、一个词，对照古今多家注释，反复推敲、比较，即令没有达到“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地步，起码是丝毫也不敢马虎。一面是对古代词语以及诸家论述力争有个准确的理解和通俗的表述；一面本着中外文化比较以及传统与时代对话的精神，对庄子的思想和著作，不作孤立的、静止的、封闭的审视，而是坚持将其置于中外历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之下，特别是置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加以立体多面的观照与阐释。

比如“道”，这是庄子从老子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带有总体性和本原性的哲学概念。为了使它走出“惟恍惟惚”、“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老子语）的模糊、混沌状态，呈现其自身的固有和应有之义，我在《庄子传》中专辟一章，集中加以诠释。这种诠释，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概念演绎，而是在对“道”实施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以生活化、自然化、社会化、心性化和审美化五种视角（我把它形容为“五张面孔”），搭起了通往“道”之本源的路径。这样，我们耳目所及的，就有许多精妙的对话和议论，大量有趣的场景和故事，既巧妙地对应和再现了庄子特有的发散性和非逻辑性思维，又形象地揭示了庄子心目中“道”在草根、“道”在自然，“道”无处不在的奥义，从而使“道”摆脱了一味虚玄缥缈的形而上气息，具有了可以直观和感触的人间性、生活性与社会性。

作为文学作品，这部传记采用散文形式、写实手法，钩沉传主出处行藏，展现人物精神风貌；凡有细节勾勒、形象刻画，尽量注意出言有据、想象合理；征引寓言故事，取譬设喻，坚持抽象与具象结合；立论采取开放、兼容态度，展列不同观点，择其善者从之。虽然运用的是知性和理性结合的手法，但力避政论式的沉滞与呆板，坚持从明确的思想认识和清晰的逻辑关系出发，尽量浸入作者的感觉，选用清通畅达的性情化、个性化的语言。论者认为，我们读《庄子传》中《困踬乡园一布衣》、《故事大王》、《拉圣人做“演员”》、《传道授徒》等章，就会觉得庄子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而且是以庄子的手法来描写庄子，因而平添了作品的表现力与可读性。

庄子是平民，庄子就在人间，就在我们身旁。在我的读书印象中，觉得如果给他画像，不应忽略这样三个特征：首先是那种宠辱不惊，心平气静，悠然自得，潇洒从容的神情和气度；其次，要把他那饶有风趣、好开玩笑、滑稽幽默、富于感染力的智者形象表现出来；最后，形貌上看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属于那类钻到人群里很难辨识出来的普通人物；引人注目之处，是身形瘦削，“槁项黄馘”——干瘪、细长的脖子，托着一个面色枯黄、前额笨重的脑袋。

……

庄子在读书治学的间隙，常常喜欢进城游观，顺便在店铺里歇歇脚，同这些工匠师傅唠唠家常；他们也都把庄子看作是自家人，愿意同他说一些心里话。特别是一些近乡同里的人，都知道这位先生是和自己身份相同的平头百姓，居住不过两间茅屋，出行全凭一双脚板，穿着打扮，饮食习惯，都和大家相差无几，甚至生活标准还要低上一等。而庄子，则对这些穷苦人的生产生活相当熟悉，有的技艺，比如编结草鞋、刻制竹简、制漆、捕钓等，他也能够熟练地操作。单就这一点来说，他倒是有些像创建墨家学派、自称“北方之鄙人”的墨翟——纯粹出身于农民，从小放牛、打柴，参加多种体力劳动，以吃苦为高尚。也正是因为庄子具备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才能在书中那么逼真传神地描绘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诸如善于粘蝉的驼背人、操舟若神的船夫、捶制钩带的工匠、神乎其技的庖丁，为齐王训练斗鸡的纪渻子，等等。

他游踪不定，一会儿进到屠户棚中，唠起宰牛的闲嗑儿；一会儿，又蹲在河边上，擎起鱼竿，屏息注视钓丝的摆动；一会儿，同那些畸人隐者道出一段尖刻无比的寓言，充当一个世路人生的解剖师；一会儿，又漫步在黄沙古道上，负手低吟：“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成为一个道地的诗人。他还乐于同那些残疾人打交道，神情凝重地听他们诉说惨淡的人生、曲折的经历。

他很善于讲故事，是一个想象力超群、表情丰富、善于模拟的故事大王。举凡飞禽、走兽、游鱼、草蛇、蝴蝶、鸣蝉、蚊虫、蚂蚁，到了他的口中、笔下，都活灵活现，生动传神，而且被人格化、情感化、形象化了。对于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有很真切的观察和表述。你看他写马：“喜则交颈相靡（摩），怒则分背相踶（踢）”；写鸟：“随行列而止，委虵而处（宽舒自得之态）”；写鸱鸺（猫头鹰）：“夜撮蚤（捉跳蚤），察毫末，昼出瞋目（瞪大眼睛），而不见丘山”。

庄子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对于物性，有着极其精细的体察。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喂养猛虎的实际体验，由于家境贫穷，大概连骡马之类的大牲畜也没有豢养过。可是，他对这些动物却观察得非常细致。你看，他在《人间世》篇讲到：饲养老虎的人，不敢拿活物给它吃，因为担心它在扑杀活物时，会怒气勃发，激起其凶残、暴戾的天性；也不敢用完整的动物去喂虎，必须切成碎块，否则，老虎在用牙齿撕裂动物的时候，会激发怒气，恢复其残酷的本能。他还说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喜欢马的人，用精致的竹筐去接马粪，提着珍贵的器皿给马接尿；当发现蚊虻叮在马身上，出于感同身受的由衷怜惜，“啪”地一拍，没想到马竟然受到惊吓，咬断口勒，毁掉笼头，挣碎胸络，狂奔起来。本意出于爱惜，结果却适得其反。庄子还注意到了生活中“螳臂当车”的悲剧现象：螳螂不知道自己力不胜任，凭着一股狂妄的心性，奋力举起臂膀去阻挡车轮，最后闹到粉身碎骨的下场，而车轮照常前进。

当然，我们的哲学大师，并非像一般动物学家那样停留在物情、物象的观察上，他在体察物性的背后，还有深刻的寄寓在。当代学者王博指出，庄子笔下的养虎人，是精通政治的，他对老虎一直采取顺的态度，以换得与老虎的和平共处；如果是逆，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生活在政治与权力的世界中，无异于生活在老虎旁边。君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老虎，你要小心着不能让他发怒，要顺从他，而不能和他“对着干”；即便你“对着干”完全是出于一片忠心，可是，君主是没有闲暇来关注你的用心的，爱马者的例子表达的正是这一点。“对庄子来说，如下的问题一直是挥之不去的：我爱某个人，可是这个人愿意接受我的爱吗？或者他会理解我的爱吗？”庄子还告诫世人，必须有自知之明，不要把自己的才能估计得过高，只有既了解自己，又了解这个世界，才会找到合适的角色和位置。

上述写法也得到了编审委员会创作组、学术组专家的认可。李炳银先生认为，“有关庄子人生经历的史料非常有限，而且不少还只能够从他的言论中去寻觅。所以，以惯常的紧密围绕传主人生经历的写作要求和方式写《庄子传》，几乎不可能实现”；“作者采用‘八面受敌法’，从各个角度辐辏中心的艺术结构形式，对于像庄子这样资料缺乏的传主对象，不失为一个巧妙的靠近方法，渐渐地靠近，不断地显影，最后现其全象。很好。”黄留珠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庄子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作品，却不多见。人们转来转去，似乎很难跳出司马迁所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框架，搞出一点新东西来。王充闾先生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一书，可说是彻底打破了这样的局面。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老夫子”。“应该说，这是一部相当出色、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

我自认这次所登上的台阶是比较高的。有的知名学者评价：这是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作者过去三十几年的成果全都可以略过，只要有这一部就可以垂之久远了。这里有过誉之词，但在我的创作历程中，确实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曾自嘲说，简直像“老母鸡抱窝”一样，不敢随意挪动。因为在那十六个月期间，我把整部《庄子》，还有一二百部古今研究庄子的著作，全部融入到脑子里，同时像元帅调兵那样，把长时期的学术积累一齐调动起来，运用综合、分析、联想、想象等各种手段，千丝万缕，千针万线，最后织成这部完整的织品。

走笔至此，我蓦地记起：2005年，在省作家代表大会上，我曾向全体代表表示，哪一天，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创新了，原地踏步，只能重复别人，重复自己，那就索性停笔，再不要“灾梨祸枣”，浪费纸张，遭人厌弃。

记得《围城》重印之后，杨绛先生曾问作者：还想不想再写小说？钱锺书先生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后悔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番话的核心所在，我体会是必须不断超越自己；否则宁可不写。

至于下一步的想法，此刻的心理状态，可以七字“真言”概之：“作家，永远在路上。”颇似长篇小说《简·爱》中，罗切斯特对女主人公简·爱所说的：“在尘世间，事情就是这样：刚在一个可爱的休息处安定下来，就有一个声音把你叫起来，要你再往前走，因为休息的时间已经过了。”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东坡先生的诗句：“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人生有限，事业无穷；顺其自然，知足知止。这恐怕更符合庄子的本衷。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其友声/王充闾著.—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4147-5

Ⅰ.①求…　Ⅱ.①王…　Ⅲ.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②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Ⅳ.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256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260千字

印　　张：18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装帧设计：张　莹

责任校对：高　辉

ISBN 978-7-5470-4147-5

定　　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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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散文创作纵横谈——同王向峰教授的对话

工程意识是作家创作比较成熟的标志

散文最重要的决定形式是语言，而不在于结构

文体意识——作家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模糊的心理把握

文学性是散文内在的本质性特征

作家必须有真情实感和生命体验

历史上的人和事——与青年作家、学者祝勇的对话

就《张学良：人格图谱》答央视记者问

关于创造性思维的对话

渐行渐远越嚼越香的历史记忆——与青年学者丁宗皓的对话

探讨语言的文学性——与王向峰教授的对话

文学性的支撑点在于语言

语言的功能一为指称二为表现

文学语言应该是个性化的

诗文创作都有非常凝固的意象

与意象相通的是诗性情怀

语言要有审美性，要有表现力

双栖的负累——同《深圳商报》记者侯军的对话

散文的文学性——答《辽宁日报》文艺部记者问

文学语言应是艺术性、象征性的

艺术是感受，而不是认识；不在于交流信息，而在于感动

在语言的锤炼上，鲁迅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诗性肇源于使作者动情的物事与神奇、微妙的心境

散文的现代性和诗性

与女作家张颖的文学对话

与作家欣力的文学对话

散文写作十题——答《中华散文》杂志记者问

与青年评论家林喦的文学对话

一位散文作家的历史情怀——答《辽宁日报》记者丁宗皓问

着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答《都市青年报》记者问

答《大连晚报》记者问

关于庄子的答问

与王丽文的文学对话

“文化赋值”主客谈

以文学之笔再现张学良——答《辽宁日报》记者问

纪念营口市诗词学会创建二十周年——答《旧体诗词》杂志记者问

答《辽西文学》记者问

“一蓑烟雨任平生”——答客问

关于“击缶而歌”的答问

就“城市文化符号”答记者问

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人性化书写——与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对话

文学艺术应该拥抱时代、与时俱进

关于阅读习惯与阅读方式——答《辽沈晚报》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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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创作纵横谈

——同王向峰教授的对话

王向峰：文艺理论家，辽宁大学教授，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获得者

工程意识是作家创作比较成熟的标志

王向峰（以下简称“向峰”）：我的话题，想先从工程意识谈起。一般来讲，散文的工程意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经历了一段创作过程之后形成的；一种是作家在创作伊始，这种意向就已经非常明确。就工程意识来讲，对从事任何文体创作都有意义。像小说家巴尔扎克，这一点就非常明确。他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讲：我就是要做法兰西社会的书记员，为它“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糅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巴尔扎克建造了一项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巨大工程。

王充闾（以下简称“充闾”）：巴尔扎克原本想写140多部，最后完成91部。其中有六个“场景”系列，两个“研究”系列。这可说是一项典型的文学工程。还有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组记述重要历史事件、历史时刻的传记作品，也有这种工程意识。他在序言中说：“一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系于唯一的一个日期，唯一的一个小时，常常还只系于一分钟，这样的一些戏剧性的时刻，命运攸关的时刻。”这部书中，他就是记述了“若干这类星光璀璨的时辰”。他是传记文学的圣手，他的一系列名人传记，像《三大师传》（巴尔扎克传、狄更斯传、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罗曼·罗兰传》、《同魔鬼作斗争》（荷尔德林传、克莱斯特传、尼采传）、《自画像的名手》（卡萨诺瓦传、司汤达传和托尔斯泰传），囊括了欧洲的许多文学大师，无疑也是一项伟大的艺术工程。

向峰：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拿你的散文集《碗花糕》来说，这组回忆童年的散文，就是一项工程。凡是散文作家，一般都对自己的生平做出文字的表述，自己的童年、青年等经历肯定要进入作品，但又不是自传。鲁迅、郭沫若、老舍等都是如此。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是你自己最熟悉的。

充闾：而且往往是在年龄很大以后，年轻时这方面写得很少。

向峰：这和文学的本性有关。海涅说：夏天的景色，只有在冬天才能认清；只有在火炉背后，才能吟出五月的诗篇。

充闾：这是“朝花夕拾”现象。

向峰：鲁迅的《朝花夕拾》写自己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十篇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在《莽原》刊发时总题名为《旧事重提》，出书时才名以文出，叫《朝花夕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往事是原料，回忆是增味的过程，这就如酿酒一样，经过发酵了。在那种情境中，作者既能回忆也能自赏。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序》中说：“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朝花本有香气，夕拾时又增情味，达到了“变本加厉”的地步。

充闾：年纪大时所写的东西与年轻时所写的东西是有明显不同的，它有一个再体验、再认识的过程。像酒一样，放的时间越长越醇香。到了晚年，它和童年头尾相衔，又回归到童年的心境、处境中去。

向峰：有些人不能把作品作为工程来创作，是因为真正形成系统工程很难。鲁迅的《朝花夕拾》就是工程性的创作，高尔基的作品也是。你的创作已形成了工程创造，其中写人物的非常突出，而且是侧重作家，即使是写政治家，也和他的文学作品有很大关联。你最近写的关于张学良的几篇散文，既写他的人生经历，也和他的文化修养联系得非常紧。

说到作家创作的工程意识，其实音乐、绘画、戏剧、小说等都存在这一现象。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如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他们的画作都有题材贯穿线——米开朗琪罗主要创作就是在西斯廷礼拜堂里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绘画创造，这是美术史上的一个无与伦比的巨大工程。

充闾：18、19世纪西欧的浪漫派风景画家的历史风景画，也是如此。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金蔷薇》，都是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美国作家欧·亨利的小说，写的是大都市里的小人物，整个作品都凸显着这一中心内容。所以，他们的作品给人一个高度密集、非常集中的感觉。契诃夫的作品也是如此，写的都是俄国的小人物。

向峰：18世纪法国自然史家布封写《自然史》，写天鹅、马等等；郦道元写《水经注》，写水不只写地理情况，而是把水流经地区的风俗、人情、民歌、传说等等都写进去，这样，就使原本不能作为文学题材的东西，最后也写成了文学。而且很多单篇的东西合成一体之后，作为散文来读的话，它就具有了工程性。如果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比较长的话，他就会把自己主体内在的东西和主体所掌握的外在的东西合成一体，不只是一篇、两篇地创作出来，而是多篇地展现出来。只是通过作家的一部作品往往看不到他的特点，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篇，多部作品一同展现，就会形成一个侧重面。比如，英国19世纪晚期作家哈代写英国南部名为“威塞克斯”的“环境与性格小说”，每一部是一个工程项目，全部则形成系列工程。

充闾：风格方面也可以形成工程创作，不仅仅是题材内容。许多成熟作家的作品，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特别是语言，都独具特色。比如张中行的作品，内容是很杂的，由于他的创作风格非常突出，打开书一看语言，就知道是张中行的作品。孙犁也是如此，他的作品题材、语言、风格都有突出的特色。

向峰：所以从题材和风格两者比较来说，一般的作者、正在成长的作者，比较容易在题材方面选择工程性创造，这是比较初级的。真正做到无论写什么都能打上风格的烙印是非常难的。工程不是设计成的，它是在实践创造中积累成的。作家工程性创作的形成，是在实践中积淀而成的。

充闾：这一点和精神产品的创造特性有关。“工程”一词容易让人想到先有设计，而后依图建造。精神产品不是这样，它是逐渐积累成的。

向峰：一个成熟的文体作家，他对自己的创作应该有一个总体设计，不能不知道自己明天写什么，而总是遇上什么写什么。纯业余作者可以这样，因为他的主业是别的，自己有多少“业余”都不能自料，何谈工程！应该说，工程意识对所有艺术创造都有意义，无论哪种艺术门类，对散文创作尤其重要。

散文是有体无式的文体，虽有体，可与诗歌、小说不同。诗歌、小说有体有式。那怎样才能创作出合体的散文？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怎样建造，建造什么，一定要有谋划。从这一点来说，具有工程意识是作家创作比较成熟的标志。

充闾：形成这种意识之后，对散文创作也是一个推动。反过来又推动你自觉地超越，自觉地创新，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散文最重要的决定形式是语言，而不在于结构

向峰：就散文文体来说，它不像小说那样写一个完整的情节，不像议论文那样单纯说理，不像诗歌那样单纯抒情。散文没法预设层次，究竟在哪儿结束，就看行文自身的需要。你写张学良的散文《人生几度秋凉》，最后按照行文自身的需要，提出“如果……”的几个阶段的假设，就写出了让人深思遐想的东西。

关于散文文体，巴金是从“散文不是什么”来加以把握的。他说：“总之，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完整的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做‘散文’”。这就是说，散文写作一定要指向一个具体的对象，还得有感触，没有感触，离文学就远了。要有自我，在对象面前要有自我。

散文的语言是它最重要的决定形式，而不在于散文的结构，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你内心的情思。

充闾：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一切事实和思想的外衣。尤其是散文，有人说它是裸体的东西。语言是散文的标志性“构件”，没有像样的语言就什么都没了，像意境、意象都是靠语言来表达的。

向峰：谈散文的语言，我感到应重视清代吴调侯、吴楚材二人编选的《古文观止》，从其中的散文来看，大体上有四类，可以广为借鉴。

一类是理性的激情，它所表达的事，在一般人来写就是表达一个道理，但在《古文观止》中所讲的道理情感特别充沛，如杜牧的《阿房宫赋》，贾谊的《过秦论》。道理后边都有一个非常强的情动力。培根的论说文、蒙田的作品也是如此。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雨果的巴尔扎克葬词，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和平示威集会上的讲演《我有一个梦想》，这些演说都成了绝世的散文，这些都是带着浓郁的感情来讲事情，传达一个道理，说它是情以理出或情与理以文合成都无不可。

另一类是为情而著文，出发点就是情，如《陈情表》、《滕王阁序》、《祭十二郎文》、《岳阳楼记》等。作者内心有一种情愫，这种情愫要找一个机会来表达，而遇到的机会又恰恰是引发他情绪的一种环境，一个机遇，或者是一个对象物，这时抒情散文的特点就特别突出了，纯是为情而造文。

还有一类是写人物，如选自史传的《郑伯克段于鄢》、《苏秦以连横说秦》等，作者把人物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写，所写的人物是真人真事。有些真人真事适合散文写，《古文观止》中所写的人物、事情都很特殊，可以说是奇人奇事奇遇奇迹。

最后一类是长短不一的论文，这种论文旨在说理，但也“言之有文”，又不乏激情的理性，主体态度溢于言表。还有一些是论事理，如韩愈的《原毁》、《师说》等，也是广用文学手法，把道理讲得特别透彻，使读者读文章时完全被文情所征服，而且对它特别服膺。

充闾：在《古文观止》中是如此，今天就不是这种情况了。作者没有唐宋八大家那种气质，学养，雄辩能力。论文写得理不充而气不足，更谈不上文采斑斓。也难怪现代论文要从散文中分离出去。

向峰：是的，现在能把说理的文章写得能作为散文来阅读的，已非常少了。

充闾：鲁迅的杂文可以作为散文来读，他的语言结构有许多独特的地方。《友邦惊诧论》的语言就非常有特点。毛泽东的议论文章也具备这种特点。

说到这里，我倒想到，能不能就文体意识下个定义？

向峰：你写了这么多的散文，你怎样认为？

文体意识——作家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模糊的心理把握

充闾：所谓“文体意识”，我体会，是指作家或读者在创作与欣赏过程中，对于不同文体模式的一种自觉的理解、熟练的把握，同时，又是一种独特的实践经验感受。记得陶东风说过，文体意识是指“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朦胧的心理把握”。意思大概都差不多。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首先必须是文体理论家；有志于突破与超越的散文作家，首先也应该是文体作家。古人对此是极为重视的，《文心雕龙》上半部专讲文体；下半部才论及创作与批评。全书三大部分，开始是总论；而后是文体论，二十篇，列出三十几种文体；最后是创作论。向峰：曹丕的《典论·论文》中讲了四种：奏议、书论、名诔、诗赋。陆机的《文赋》讲了十种：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

充闾：文体是长期积淀的产物，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文体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是稳定和不稳定的对立统一，它相对稳定，实际上是不断变化的。从我个人的创作实践来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创新的过程。

现代的四分法——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是从国外传入的概念。以前对散文的说法很多，四分法进入之后，对散文的说法才算确定下来。可是，时至今日，又遭遇一个散文泛化的问题。你提出散文的工程意识、文学意识、文体意识，其针对性是非常强的。一个是针对散文泛化，现在由于什么都叫散文，什么人都写散文，所以散文创作比较混乱。现在提出散文的文体意识、工程意识、文学意识，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再一点就是审美的失落，或者叫文学性的遗失，文学性的淡化，所以提出文学意识，针对性也是相当强的。今天文本的意识日渐稀薄，分量越来越轻，有的拍电影、电视甚至没有标准的文本，只是一些人坐在一起侃大山，七嘴八舌地凑。我看，这种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文学创作已经由个人独创转向规模生产、批量销售，向文化工业转化。诸如，雇用写手来写作，畅销书的炒作，网络文学的泛滥，文学对影视的献媚，大众化、图像化、直观性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趋向。这都使文本意识、文学意识日渐淡化。

上世纪80年代，那时散文创作还很强调审美作用、审美价值；90年代以后，随着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消费大众偏爱直接的感官快乐，日常生活、私人经验和花花绿绿的世俗场景充斥屏幕之上，文学性受到强烈的冲击，渐渐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样，对于文本的研究当然也就忽视了。

文学性是散文内在的本质性特征

向峰：写散文怎样使它进入文学层面？里边要有更多的审美包涵，这是非常关键的。

充闾：散文的文学性，实际上就是文学所体现的艺术审美特征。

向峰：散文和其他门类的艺术有些是相通的，有些是很不同的。如小说，人们今天觉得小说成为文学，或者说诗歌成为文学，好像并不难接受。但散文在泛化情况下，就那些泛化品来说，其成为真正的文学就很难了。

充闾：小说、戏剧都有所依凭，情节、悬念、艺术空筐，诗歌也有所依凭，即韵律。除了文学性，散文可说是没有任何依凭的，文学性是散文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一种标志、一种根据，属于内在的本质规定性。

向峰：从这一前提看，我认为首先是语言。散文的语言和平常交流性的语言是有区别的。日常语言进入散文创作中必须升华，必须提炼。日常语言和散文的语言不能互换。如鲁迅散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它既有诗的深情，也有诗的节奏。“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火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哪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以上的语句，不论其情、其韵，都比今天一些人写的“诗”更像诗。平常我们说话不讲究韵律，散文语言虽然不像诗歌那样押韵，但也应该有散文的句式。关键句中的平仄一定要有。这一点我看你的散文非常突出，我拿你的文章与唐人的律诗比较，我觉得你的散文句子不少是诗的前作，把原词句按平仄一组织即可成诗，这是你的散文的特有魅力和文化韵味。

充闾：老舍说：他写文章不但要考虑每一个字的意义，还要考虑每一个字的声音。这就是强调声韵美。鲁迅讲：“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音美，就是声韵美。汉字讲究平仄交错，疾徐杂糅，抑扬顿挫。好文章应该是让人愿意念，也愿意听。

向峰：孔子讲：“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充闾：散文创作中的语言，是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变形、凝聚、强化、文学化、形象化、陌生化，使之更新我们的习惯反应，唤起新鲜的感知。一当语言本身具有某种具体可感的质地，或者特别的审美效果，它就具备了文学性。

向峰：真正能创作出自己的语言体系，后边还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现在我们看到一些作家，书是不断地出，但艺术功力却没有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自己，创新不了，总是在原地迂回。

充闾：冰心的语言是很好的。我年轻时候受冰心的语言影响很大，冰心的古典文学修养非常好。语言除了刚才说的文采，还有一个情调。这个非常难，也不容易做到。

向峰：现在有一个现实问题，你的散文在南方、在港台要比在东北火得多，可以说在那里，既有广泛的读者群，又有专家的关注和评论。为什么在沈阳却没有这样的状态？其实，在学者的心目中是很看重你的作品的。也许是因为这里是大工业城市，一般读者的文学品位平淡，文化层次没有相应地丰富性，所以还不能在期待视野上完全接受这种高品位的对象。

作为文学性来说，文化蕴涵非常重要。无论戏剧、小说、诗歌、散文都是文学，而且，文学在文化里边占有非常核心的、带有巨大辐射性的地位。一般我们说文化，首先是指向文学，其他只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来认定，不像文学具有根基性和普遍性。要往前追溯，早些时候的文化就是文学性。在作家创作的文本中，作家能把传统文化输入多少，输出多少，又能创作多少。我们接触文学大家时，会有一种敬佩感，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他说的东西你说不上来，他知道的东西你不知道。《红楼梦》中包含很多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内容。《鲁迅全集》的文本注释占很大一部分内容，光看注释就能得到大量的知识积累。

对散文创作来讲，其文化要求较之小说、戏剧更高。在中国的散文创作中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它里边有大量的文化蕴涵，它会成为新创散文的一种语言材料。另外，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模式。有没有文化含量，直接影响到作品能否流传。历史上的一些通俗小说为什么很难登上大雅之堂，就是因为它多有事情，却没有文化含量。

充闾：娱乐文化也有个文化含量的问题。喜剧小品中的语言，有的就形成了新的典故，像“脱了马甲，我照样认识你”。侯宝林的相声中有许多语言包袱，也很有文化含量，能够流传并可变成经典。文化含量是多种多样的。它和语言有直接关系，有的是属于知识性的，有的是哲理性的，还有审美性的。这里涉及到散文深度的问题，当代的散文应该有哲理，古代散文中就有哲理，西方散文中的哲理是非常突出的。当代的散文中如果具有哲理性，散文的层次就会高一些。再一方面就是审美，重视文学性就是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形象思维是散文文学性的一个特点，散文创作中，情感是不可或缺的，文学的根本性质的侧重点是主体情感的流露与表现。

作家必须有真情实感和生命体验

向峰：你的散文创作中，关于中外作家的题材不少。把一些作家的生平、经历当作素材，这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深厚而宽广的文化基础，这样的散文写出之后，只要你的文字笔法能够适应你所表现的东西，写出来的作品肯定具有文化含量。假设作家自身没有文化素养，所写人物虽有名气，但对他仅知皮毛，这样写出来之后就不会有文化含量。你写王勃祠墓的散文《千载心香域外烧》和其中的七律，如果没有对唐诗的熟练掌握和对王勃的生命体验，就不会有这篇散文，我也不会感动地认为这是一篇最具文化散文特质的绝妙文章。

充闾：作家必须有真情实感和生命体验，这是非常重要的。

向峰：茨威格1928年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墓地去拜访，尔后写了一篇题为《世上最美的坟墓》的散文，散文很短，不到一千字。就是讲朴素，生命的朴素，思想的朴素，墓地的朴素。托尔斯泰的墓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没有墓园，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没有墓志铭，没有人守护，连坟墓是谁的说明文字也没有，荫庇墓冢的几株大树还是托尔斯泰在世时亲自栽种的。谁都可以走到这个地方，谁都可以伫立墓前，谁都可以摘得坟上的野花，但谁也没这个勇气。保护这座坟墓的只有人们的敬意，但这比任何保护都更可靠。这和托尔斯泰生前的朴素是完全一致的，这是纪念碑式的朴素。如果茨威格没有对托尔斯泰的了解和体验，他就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同一些帝王和名人的豪华陵墓相比，托尔斯泰墓更能扣人心弦。你到越南义安省去寻访王勃祠墓，我想也是抱着同样的“惺惺相惜”的心情，才写出了那篇只有你才能写出的文章。其中有对他才华的赞美，也有对其早逝的惋惜，这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扬雄说“言为心声”，对于诗文作家来说更是如此。

写好散文是非常难的。散文必须有“文”，戏剧必须有“戏”，诗歌必须有“诗”，小说必须有“说”（即叙事）。散文是因其有文采、文化才成其为散文，但诗性是所有艺术不可缺少的元素。散文的情思包蕴十分重要。散文中究竟要包蕴什么样的情思？文学中的思想都是“思以情出”，把思想情化以后，显现出审美情思，它不是抽象的概念判断，也不是逻辑推理。如果文字里能包含情思，哪怕没有更多的文化附着，没有典故，没有古诗，没有引用，只有情思，也会把这篇散文支撑起来，甚至可以创生文化，成为后人取源的本体。

最近看《文学报》，有一篇文章说，《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在取经路上实现的是快乐人生，与唐僧、孙悟空截然不同。他困了就想办法睡觉，哪怕妖精在旁边也得睡；目标是到西天取经，但是，我的高老庄无论如何也不能放下，即使回不去，也把它作为一个想头存在着，在不能实际实现自我的情况下，必将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充闾：猪八戒是享乐主义，属于过程论的那种。

向峰：过去读《西游记》就觉得猪八戒懒惰，一直尘心未了，一般都是从这方面进行解读。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也确实这样，而且，这些也并不妨碍他最后修成正果。

充闾：现代审美讲究“过程论”，认为充满意义的过程比目的的到达更为重要。

向峰：人生真正作为审美的还是过程，过程比对象化、比成果更重要。西方有一位哲学家说，人生的最大不幸就是追求实现了，因为这样一来，追求也就没有了。这话虽然有些片面，但也有一定道理，如果没有新追求，确实是如此的。动力存在于追求起点与过程之中，消止在结果之中。

充闾：往往人们都忘记了过程。奔走的列车为了前进的目标，把周围所有的风景都忽略了。待到有了一大把子年纪，回首前尘，才会感慨：过去怎么没有很好地享受过程。

向峰：这就是你在《回头几度风花》中所感慨的。你怎么想到写这篇散文？

充闾：《回头几度风花》是看了易卜生最后一部戏剧《当我们死而复生时》产生的联想；后来，我在奥斯陆又参观了易卜生故居，深有所感，回来便写了《回头几度风花》。我写：同是落英缤纷的春晚，同是漫步在“桃花乱落如红雨”的芳林里，一样的飞花片片，此刻，我的心境却与少年时节迥然不同。岁月无情，它每时每刻都在销蚀着生命；自然，它也必不可免地要接受记忆力的对抗——往事总要竭力挣脱流光的裹挟，让自己沉淀下来，留存些许痕迹，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重现婆娑的光影。而所谓解读生命真实，描绘人生风景，也就是要捕捉这些光影，设法将淹没于岁月烟尘中的般般情事勾勒下来。情调多少有些感伤。

向峰：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像朱自清的《背影》，里面写的是父子深情，它创生为情文，已经成为写父子之情的散文经典。这类散文中，文化含量和情思蕴涵几乎都没有，但却有人在读，因为它有特殊的读者对象。像汪国真的诗、琼瑶的小说都是针对特定的读者群，过了一定的年龄段，你再读它，就会觉得以前非常幼稚。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后者在当时就有很多读者，但前者却很少，但《浮士德》却为欧洲思想文化史提供了非常深刻的人生和宇宙的哲理。

充闾：杜甫诗在唐代并不流行，优秀经典的东西往往曲高和寡。阅读是心灵的对接，受众与文本要有互通的东西，要有阅历、体验和思想作为基础，否则就读不进去。

向峰：这和期待视野的变化也有关系。在唐代诗人的心目中，陶渊明的地位并不很高，到了宋代，苏轼却极度推崇他，尽管“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陶诗，确实是“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应该给以最高肯定，但这也和苏轼的经历、苏轼的道家思想有直接关系。

我们对散文已经海阔天空地谈了很多，好像还没有说透，我想就散文的文体意识、工程意识、文学意识，分别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加以分析研究。再扩大一点，立个工程项目，找我指导过的博士生、硕士生们与我共同撰写一部专著《散文创作的多面研究》，其中肯定少不了要研究你的“王充闾作品系列”，到时再向你请教好了。

（2006年许宁整理）

历史上的人和事

——与青年作家、学者祝勇的对话

祝勇（以下简称“祝”）：看过您的一些历史文化散文，包括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散文激活历史》的演讲，还有孟繁华、古耜、李晓虹等评论家写的有关评论文章，我产生了和您对话——谈谈历史上的人和事的念头，不知您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兴趣？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您的提议非常好。我很喜欢“对话”这种形式，特别是同一些思想活跃、具有真知灼见的青年文友展开对话，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进学修业方式。在西方历史上，“对话体”是最早出现的学术语体。他们通过对话去探讨重大的学术问题、社会问题，追问真理，求索未知。同一话题，不同声音；面向实际，互相问难。那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往往可以通过对话中的追问、驳诘，得到充实与升华。而历史更是理想的对话题材。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曾经说过：“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对话与交流。”

祝：在您的散文创作中，对历史的忧思常常成为挥之不去的情结。除了您在兴趣上对历史的偏好外，您是发现了逝去的时光对当下生活的意义。您在《面对历史的苍茫》一书的序言中阐述得非常好，您说：“历史与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又是现实人生具有超越意义的幻想的起点。只有在那里，人类才有了漫长的存活经历，逝去的事件才能在回忆中获得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成为我们当代人起锚的港湾。历史的脚步永不停歇，每日每时都迎来无量数的新事物，又把种种旧的事端沉埋下去。翻开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会看到，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曾付出难以计数的惨重代价。不要说汲取它的全部教益，即使是百一、千一、万一，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也将是受惠无穷的。”这段话算是对历史价值的精当概括。我注意到您关于“逝去的事件在回忆中获得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的这种说法，也就是说，历史的许多“意义”是今人站在当下的视角上附加上去的，在相隔那么久远的时间以后，谁能保证我们所谈的是“历史”本身呢？谁能够保证今人的解读与当时的人物、事件相比，不会发生偏差，甚至离题万里呢？进一步说，真的有一个“历史”存在吗？

王：过去总是认为，对历史的认识应当有一种最终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唯一正确的结论，其实，这是难以实现的。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认识主体的概念体系和参照系统会发生更大的作用。即使在同一时代，可以说，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对历史的理解。这就引出了两个概念，一是历史的本身，一是历史的认识（或者称作史学）。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没有可能亲身经历“历史的本身”，只能接触“历史的认识”。因此，有人说，有多少个“现在”，就有多少部历史，就有多少种史学。事实上，中国古代哲人已经洞察了这一点。殷商末年，周武王得知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商纣王慌忙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由于士气低落，加上奴隶阵前倒戈，商军大败。对此，《尚书·武成》篇有“血流漂杵”的记载。战国时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就是说，战场上的情况被过分夸张了，实际上并不像书中记载的严重。孟子的怀疑与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按说，《尚书》原本是最古老也是号称最规范、最标准的信史，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祝：在关注历史的同时，你把较多的目光投注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而且这些人大体上有些相近之处，像庄子、严光、阮籍、嵇康、张翰、骆宾王、李白、苏轼、陆游、李清照、纳兰性德等。您为何对他们情有独钟？在这些人身上有些什么寄托？有怎样深层的思考？

王：实际上，我在写作之前，包括动笔当时，并没有一个完备的计划，只是读书、思考有得，有感而发，形诸笔墨。可是，一篇篇地写出来之后，串起来看，确实觉得带有明显的取向。现在回过头来看，似乎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阐释。首先，这是我与这些历史人物在悲剧意识、忧患意识、批判精神方面交融互汇的结果。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而在长期的封建牢笼钳制下，他们又总是难以畅怀适志，实现其救世济民的宏伟抱负，最后难免成为悲剧的承担者，李白、苏轼等人是其典型。这固然是群体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历史的悲剧，但它也充分体现了富有个性真实的人性情感。我在这方面感同身受，进而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于是，便凭借个人的观察、体验，渗透一种新的价值观，进行艺术的塑造。二是源于我在洞察人生与创作实践中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与影响。从年轻时节，我就特别欣赏《庄子》那狂放不羁、天马行空、任情适志的自由精神，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创造性的思维，生动逼真的描绘，绚丽多姿的辞采。认为鲁迅先生说得非常好：“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尤其是庄子的人生艺术化和诗性人生也特别值得称道。庄子视人格独立、个性自由为生命，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他的作为人生归宿的“无为”、“无待”，直接通向诗性人生。这对于我的个性发展、人格塑造，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至于在散文创作中，得益于庄子者就更多了。作为一种生命体验和价值取向，庄子的人生艺术化与“乘物以游心”的诗性人生，为我培植超拔、虚静、自在、自适的心态，提供了有益的滋养；而道家文化，特别是庄子的艺术精神，更成为我治学与创作的一种深度背景和可贵的富矿、重要的领域，有助于我增强思辨功能，扩展经过现代化转换的艺术视野。既然我特别欣赏庄子那种超脱凡俗，不为名利所执的超拔境界，那么，对于历史上的这类人物，自然有一种心灵的沟通、情感的契合。看来，归根结底，最后还是回到了历史学本身的使命上——为什么会有历史学产生？就是因为人类想要认识自己，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关注自身的生存意义。

祝：我也发现了您在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中，接受庄子的思想资源和艺术精神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王：我们都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化的根柢在道家。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也说，不懂得道家学说，就无法理解中国文学。我觉得，特别是庄子，他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即使社会进展到今天，庄子思想中的自由精神、平等意识、个性张扬、不为物役等许许多多方面，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不仅符合现代文明观念，而且具有终极性价值。在庄子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精神的自由，他把身心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他追求一种“无待”的也就是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不凭借任何外在的依托，包括虚名、功业和各种欲望，超越世俗的一切，超越自我。尽管这种不依凭任何条件的“无待”的绝对自由，不过是停留在精神层面上的一种理念，但在天下滔滔、举世迷狂的时代，面对颠倒众生的心为物役、精神异化的残酷现实，仍不失为一副净化灵魂、涤濯人心的清凉剂。也正是这种绝对自由的精神追求与思想理念，使他获致了一种超拔境界与恢宏气象。宇宙千般，人间万象，在庄子的视线内，物我限界一体泯除，时空阻滞化为乌有，大小不拘，久暂无碍，通天入地，变幻无穷。作为首倡人的自由解放的伟大思想家，庄子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自然天性、逍遥境界为人生的终极价值。在人类思想史上，庄子最早以个体生命精神的自由为出发点，鼓吹士人从殉名、殉利、殉天下的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他是追求精神自由并欲穷究其真谛的第一人，全面批判文明进程中人性异化的第一人，关注生死和精神营卫，力图揭示生命意义以及演化规律的第一人，深入考察精神现象、揭示美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第一人。

祝：再往纵深方面探讨，当今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它在带来极大的方便、巨大的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对此，许多有识之士都予以深切的关注。有些学者正在研究道家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关系，设想能够借鉴老、庄的思想文化精神来克服现代文明的异化问题。

王：崇尚自然，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这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这个“自然”应该是广义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盖自然境界，并具有本性、本然的内蕴。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大量属于人化的自然。为了使环境更适合于生存、发展，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自始就极尽其重塑自然、改造自然之能事。这样，在获致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过度地开发、掠夺、攫取，也带来了无穷的祸患。英国现代派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略特在上世纪30年代就心情沉重地指出：“由于毫无节制地实行工业化，正在导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资源的匮乏；而我们大多数的物质进步，则是一种使若干代以后的人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进步。”时间仅仅过去七八十年，诗人的“若干代以后的人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预言，现在已经化为明晃晃、血淋淋的现实；其真理性、预见性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其实，遭到破坏的远不只是大自然，人类本身在追逐财富、“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也“物化”了自己。两千三百年前，庄子所着力阐扬的自然主义思想，返璞归真、见素抱朴，保持人的原有的自然本性，追求精神的宁静与自由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调谐现代化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人的心理平衡，克服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仍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实际的指导意义。也正是为此吧，所以，现在学术界对于庄子的生态智慧和环境意识，越来越加以重视。

祝：反过来，再来探讨儒家对于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由于长时期认同儒家“三不朽”的人生追求、理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偏向政治伦理，而忽视生命伦理。古代读书人大多以“修齐治平”为自身价值实现的目标，以“济苍生，安社稷”为己任，自己拿自己当干部，要死要活地等着“组织部”任命。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是直接参与政治运作，稳操权柄，执掌铨衡，充当普通的幕僚都嫌丢人。他们不像古希腊、古罗马的知识分子那样，超乎政治系统之上，关注人生、宇宙的价值、意义，也迥异于中国古代哲人庄子的价值取向。政治运作常以牺牲个性为前提，而文学则首先要求个性的张扬。您在《青山魂梦》中以李白为例，论证了二者的矛盾关系。文人常在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苦闷与激愤中，写出绝世之作，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政治的垄断地位和文学的从属地位。好像读书人的最高理想是位列三公九卿，而从来不是成为著名学者、诗人、作家。连大诗人李白都要说：“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当然，他在仕途失意之后，还是从诗酒生涯中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您在一篇散文中讲到，杨升庵的彻悟也是产生于政治理想幻灭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与西方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心路历程。他们对生命本体与大千世界的意义探寻，常常缘自政治理想的破灭。如果他们在仕途上顺风顺水，他们笔下的“文化”，很可能仅限于对圣训进行注释，对政治进行图解。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对文化产生的作用是消极的。

王：是的。杜甫不是说“文章憎命达”吗？还说李白，论其本性原是接近于庄子的，张扬个性，视人格的独立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这和宦海生涯可说是南辕北辙。可是，仕途经济造就的就是“禄蠹”，而他却又不是搞政治的材料，结果处处遭受挫折，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漩涡里，产生强烈的心理矛盾。这倒应了“蚌病成珠”这句老话，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源泉。

祝：仕途被堵死，反而成全了许多读书人专心的哲学思考和文化创造。正如您在评价杨升庵时所说的：“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失败正是他的成功。他在仕途上的失败造就了他在学术、创作上的成功，他在物质生活上的损耗增益了他在精神世界上的收获，他以摒弃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为代价换取了传之久远的学术地位。”从您文章中可以看出，您很喜欢杨升庵的《临江仙》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您说：杨升庵“数十年后，作为一个远戍蛮荒的平头百姓，徜徉于山坳水曲之间，以淡泊的心境回思往事，料他也会感到，当年拼死相争的所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皇上称父亲为皇考还是为皇叔的‘大礼’，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是非成败真的转眼成空了。”

王：这也是一种宝贵的红尘顿悟、生命体验。不过，这种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我年轻时读苏东坡的诗，看到“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两句，心头陡地一震。坡公这里用了《后汉书》中马援、马少游兄弟二人的典故。伏波将军马援出征交趾归来，被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在庆祝会上，他对下属说：“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很显然，马少游的思想是受到了老庄哲学的影响，认为人生要看到自己的有限性，不必追求过高、欲望过盛，应该随遇而安，知止知足。而马援却是一贯奉行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这回遇到了现实中的严峻处境，开始对昔日的功名之累有所认识，起码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但时隔不久，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又主动请缨前往讨伐，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这样一位忠于国家、勤劳王事的功臣，令人意想不到的竟然遭遇十分可悲的下场，由于受到诬陷，妻孥惊恐万状，连马援的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以至此！坡公说，等到“飞鸢堕”才想到从弟的劝告，为时已晚；而马援却是“飞鸢堕”后，再次自投“网罗”，确实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祝：那么，知识分子的这种弯路，是否一定要走？是否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天生就该经受身世的起落、心灵的刑罚，才能走向彻悟的澄明之境？您所说的这个等到“飞鸢堕”才想到从弟的劝告的伏波将军，不是“为时已晚”的问题，实际上属于至死未悟的典型；而经过数十年颠折之后终于彻悟的杨升庵，已经实现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他的思想已经由具体的政治技术层面转向抽象的哲学思考层面，不再致力于政争，而是在著述、讲学、学术研究中实现个人价值。他放弃了官方立场，而获得了民间立场。民间立场对于知识分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古代知识分子多数为“官方”所豢养，必然就走上“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条独木桥。由此可见，这个“民间空间”在封建时代是无比珍贵的。

王：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能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于破解的悖论。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士”，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知识者，缺乏那种社会批判精神和心灵的自由度，直至成为专制制度下炮制出来的精神侏儒，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悲剧性在于，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只能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扭曲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摆一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要像李太白那样，丢了差使，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祝：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所谓“士”也曾有过号称“四民之首”，占据中心位置的时代。

王：比如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士”属于一种特殊阶层，具有特殊作用、特殊地位。当时，各国诸侯争着养士，君主竞揽贤才，因为“士”对于兴衰治乱关系至大，可以说得之则兴，失之则亡。在这种形势下，“士”有着很大的选择余地，存在着广泛的自由空间，齐不能行其政则之楚，楚不能行其政则之晋，苏秦甚至还佩六国相印。反正是“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可是，到了汉、唐、明、清的大一统时期，这种局面就不复存在了。当此之时，宇内一统，政治上层建筑高度完备，特别是开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唐太宗语），大多数封建士子的人格与个性愈来愈为晋身仕阶和臣服于皇权的大势所雌化，古时曾经出现过的“游士”阶层已彻底丧失其存在条件。这也正是您所说的“民间空间”十分狭小的根源所在。如果说还有一点的话，那也就是隐居避世。在中国，历代隐逸之士基本上都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产物，而且，总体上说，隐居避世也是一种消极地反抗统治者的方式。正是由于他们所采取的是与统治者不合作、以致决裂的态度，所以，有些当权者对隐居不仕是极力反对的。朱元璋就曾咬牙切齿地骂他们是“当时之罪人”，“不仕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

祝：隐逸之路不易走，其实，在大多数人来说，也不甘心走这条路。那么，仕途又怎样呢？当然更是布满崎岖，危乎险矣。对于那些入仕的知识分子来说，曾国藩可说是一个“典型范例”。您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的《用破一生心》，写得很有新意，对这个特殊人物有着特殊的理解。

王：过去评价历史人物，常常简单地从善恶、忠奸标准出发，或者单纯地从政治功利主义角度加以诠释，这样做有很多缺陷。其实，每个人都是鲜活的个体；而且，又无不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可以透过曾国藩这样的“个案”，看清中国传统政治的结构及其对个人的控制和改造。我之所以选择曾国藩作为入仕者的标本，是因为他有极强的代表性。他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办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他在思想、学术上造诣精深，算得上古代一个标准的大知识分子，当世及后人称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

祝：可以说是个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没的挑了。

王：在他的身上，智谋、经验、知识、修养，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智性充盈而人性泯灭的有知觉的机器人。

祝：正如您在作品中谈到的那样，曾国藩身上有着极强的复杂性，像多棱镜一样，从不同角度观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作为知识分子，他儒雅谨慎，生活极度节俭，克制私欲，可说是“克己复礼”的典范；作为政治家，他又极端残忍，杀人如麻。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瘦老头子，一生读尽圣贤书，让他杀只鸡都未必下得了手；但是，他们一手握书卷，一手持屠刀，几十万条生命都在他弹指间消亡。政治家说，死一个人，我们为他哭泣；死十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可见，政治与人性构成了深刻的矛盾。曾国藩在人格上是分裂的，他具有左右时局的力量，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可是在历史面前，他却无能为力，他摆脱不了体制的控制，丝毫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王：西方有一句谚语：“门槛之外，命运哭泣。”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喜欢在小说中重复这样一句话：“未来提前存在。”说的都是历史已经为他的玩偶做好了精巧的设计，给出了一切人生答案，不可能再作别样的选择。

祝：古代知识分子将“修齐治平”列为一己的终身使命，树立起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终极追求。也就是说，书斋之路必将通向官场。纯粹的学术知识分子难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王：这就涉及中国与西方哲学的差异、知识分子的差异了。西方哲学是知识论，中国哲学是人生论。知识论重在真理的探求、重在求知、重在哲学思辨；而人生论必然崇尚务实，所以，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我如果光是寄托于承诺之类的空话，可能无人相信，不如付诸行动，行动越快越能说明承诺是真的。务实，就必然崇尚立德、立功，即“内圣、外王”，而不会把著书立说放在重要位置上。这样，知识就只能是工具，而不能把求知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你看，“立言”在“三不朽”中只居最后一席。孔夫子周游列国，不见用于诸侯，到了老迈不堪之际，才归而著书。可见著书立说、研究学术，对于古代知识分子不是最重要的目标。也正是为此吧，冯友兰先生才说：“中国古代有读书人，而没有知识分子。”

祝：您写的曾国藩最能证明这一思想观点了。

王：是的，曾国藩二十七岁中进士时，将原名“子城”改为“国藩”。“国藩”，乃“为国屏藩”之意，显然是以“国之干城”自命。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的人生追求是“内圣外王”，既建非凡之功业，又做天地间之完人，只不过他将此推向极致罢了。

祝：您在《用破一生心》中写透了、写尽了他的心灵痛苦。

王：他力图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惕惧。这种苦，和那些终日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诚发自一种真正的信仰，由于确信来生幸福的光芒照临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曾国藩们则不然，他们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们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现实人生中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从一定意义来说，这种痛深创巨的苦难经验，倒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牌坊，甘心压抑自己的生命活力，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们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放逐自我，甘做奴才而万苦不辞。

祝：如您所说，曾国藩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辉芒。但是，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只能通过压抑和泯灭自己的个性来服从于体制。

王：外在的曾国藩同内在的曾国藩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其结果，势必造成露骨的矫情和伪饰。连曾国藩身边的人，像幕僚王闿运、今文经学家邵懿辰，甚至左宗棠都批驳过他的虚伪。

祝：儒家文化要求人们以牺牲自我为代价，服从于体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文化制定了精密的秩序，个人永远不可能超越这个秩序。每个具体的个人都是整个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封建体制就依靠着一层层的服从来维持其正常运营。这种文化不可能孕育平等精神，不可能张扬人的个性。我们常说“大河有水小河满”，为什么从来不反过来想想，只有小河水满，大河才能水量丰沛。在我的常识里，水流应当是从支流流向干流，从干流涌向大海，而不是相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其中每一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地张扬，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才能有真正的进步。

王：曾国藩的内心世界是极度枯竭的，始终都在自讨苦吃。入仕之前，为进入官僚系统而绞尽脑汁，备受煎熬；做官以后，更是忧心如焚，永无宁日。更深刻的悖论在于，假若我们承认立功名世，为国尽忠是知识分子生存的前提和价值所在，那么，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它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就拿曾国藩来说，扑灭太平天国，是他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他可以充分享用其胜利成果了。可是，老于权谋的曾国藩并没有得意忘形，他感到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危险，“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连觉都睡不着了。果不出其所料，因为他用兵过久，兵权太重，地盘忒大，清政府早已把他及其所统率的湘军视为致命的威胁。这个时候，他和他的生死对手洪秀全恰好翻了一个烧饼，当日朝廷赖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重兵劲旅，于今成了最高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祝：看来，在封建时代，入仕之途，说到底还是一条死路，它直接通向刑场和墓地。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历来如此。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算是客气的了。精忠报国，哪里有“国”可报？不过是报皇帝罢了。

王：除此之外，清代的上层知识分子，像曾国藩这样的汉员大臣，除了依附皇权，服从体制，受到太后、皇帝的钳制，还须面对种族界隔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

祝：清朝统治者始终对汉族知识分子存有戒心。太平军兴起时期，汉族知识分子进入政府、领兵挂帅的比例大增，对清政府来说，也是国难当头的无奈之举，属于权宜之计。满人虽然统治了中国，但他毕竟是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而且文化心理也日趋汉化，所以，民族界限始终牵动着清朝统治者的敏锐神经。是否让汉族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军队，清政府始终左右摇摆。统治者的态度在临界点上，知识分子的脚就在刀尖上。

王：一切由剥削阶级当权的国家都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平等，清代更不例外。开基伊始，努尔哈赤奉行“以满治汉”的政策，实施民族压迫。后来，鉴于民族矛盾日趋紧张，皇太极接受汉员大臣范文程的劝告（范也是从实现大清一统天下、维护长治久安角度提出问题的），开始对满汉民族政策进行调整，主要是扩大“以汉治汉”的范围；但在重要方面，仍然未能跳出“以满治汉”的窠臼。入关前后，一度以吴三桂降清，合力追击农民军为标志，实行满汉统治阶级联合的策略。中期以后，标榜满汉民族平等，比如在官吏设置上，凡高级职事（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都是一满一汉，但高级官吏中满人的数量还是多一些。清朝设军机大臣前后共一百八十三年，其中有二十七人担任过领班（俗称首枢），四人为亲王、十五人为旗人，任职共一百四十六年，八人为汉人，任职共三十七年。即此，也足以看出在统治者中上层满族知识分子地位之高。

祝：其实，知识分子中有再多的人从政，也无非增加几个“曾国藩”。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层出不穷地制造曾国藩，却造不出一个富兰克林，更不可能出现《人权宣言》（法国）、《独立宣言》（美国）这样的精神文本，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是帝王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一种私有制，而且是最极端的私有制，整个国家、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帝王的财产。不论是世袭的皇子，还是造反的英雄，一旦他登上王位，他就成了世上最大的暴发户，拥有了人间的一切。对于这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来说，稳定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社会进步。他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财产的安全，而不是社会的发展。皇王的所谓“文治武功”，都是为维护他的家产服务的。这种一元化体制，要求的是一层一层地服从，而不是实现个人价值，它不可能容纳异端，不可能使个人的奇思妙想得到充分地彰显，不可能使社会处于活力无限的变动之中。

王：至于传统政治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本来他们应当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表，人间智慧的载体，创造进步的动力，但是，他们的个人空间逐渐消逝，最终全都纳入皇王爷的“彀中”，沦为只谙权谋而没有思想，只知服从而毫无个人意志的玩偶。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后来居上，更是棋高一着。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做大清帝国的忠顺奴才。

祝：我很悲哀地看到，中国古代的历史是沿着从相对自由到绝对专制这条线索发展的，知识分子的一己空间越走越窄，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知识分子面对的生存命题相对丰富一些，生存方式相对多样一些，各种生存状态都得到一定的彰显，即使入仕，也被君王另眼相看，像诸葛亮那样，可以端端架子。这也许与战乱有关。一方面，政治角逐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所谓乱世思良臣；另一方面，战争与动乱使政治机器的运转受到限制，行政系统失效，给知识分子带来了自由空间。自隋唐始，知识分子开始受到规范，科举制更将知识分子逐渐纳入主流意识形态。但在当时，至少还有人敢于“天子呼来不上船”。到了明清，简直不敢想象。特别是清代，即使在所谓康乾盛世，秘密政治已开始实行，文字狱大兴，其极端程度远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这说明满人统治者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知识分子进入最黑暗的专制时期，个人自由完全丧失。清政府在每一个府学、县学的明伦堂都设置一块石碑，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有趣的是，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追求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统称“三大自由”。中西政治文化竟然是沿着两条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带来的结果自然完全不同。1840年鸦片战争，就是这种差别带来的必然结果。

王：同西欧相比，中国传统社会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严密的等级身份制度，一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一个人的价值，首先决定于他的身份、地位、等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而中国传统政治的实质，不过是家庭管理的延伸与扩大。儒家强调领导者的德性，诱导人们把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贤相”身上，这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确实是有效的“良方”。近代的中国之所以四处挨打，备受欺凌，这种政治上的专制——人治统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祝：在历代王朝中，清王朝是一个更加独裁、专制的朝代。比如在人事制度方面，从前官吏任命，归吏部管理。五品以下，吏部有权直接任用；五品以上，由吏部提名，交宰相定夺。明代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在人事问题上的意见还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一套比较严谨的制度。到了清代，皇帝可以绕过吏部，直接任命重要官吏；即使芝麻小官，也必须由吏部引荐给皇上，由皇上确认。吏部已经难以起到实际作用，制度的意义被解构了。其他政府部门的情况大抵相同。皇帝可以直接向全国任何一个官吏发秘密谕旨，其他官吏都不知道。这就是秘密政治。所以比起明代来，清代在制度上走向更为完备的人治，是一个倒退。目前，电视里“皇帝戏”火爆，康熙、雍正、乾隆像伟人一样受到一些人的顶礼膜拜。在后工业社会、中国已经入世的今天，国人尚有这样的落后心态，实在是一种大悲哀。《康熙王朝》的主题歌唱：“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我真想问：“你活五百年，我们怎么办？！”若是真的那样，可能熬不到那时候，中国就已被开除“球籍”了。

（2002年）

就《张学良：人格图谱》答央视记者问

2010年7月9日至11日，应邀去北京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参与录制专题节目。

从今年开始，中央电视台与中国作家协会合作，在“子午书简”栏目推出当代作家重点作品。已经作了贾平凹、陈忠实、张炜等五位作家的访谈，我是第六个接受采访的对象，作品为《张学良人格图谱》。

先是接受了央视记者采访；然后，他们拟出专题，进行节目录制。策划制作十一集，内容包括张氏父子，张学良与蒋介石、与于凤至、与赵一荻、与宋美龄、与周恩来，以及他的戒毒经过与还乡波折等，有的分两集，有的为一集；方法是：主持人谈有关事实作引子，作者以作品为线索进行分析，发表认识。每集长10分钟。

下面是采访、答问的记录：

一、您以写作历史文化散文见重于文学界与学术界，评论文章也非常多。而这部《张学良人格图谱》，看得出来，是您近年来狠下功夫，而且也极见功力的一部作品。请问：在写作过程中，您都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考虑，换句话说，它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什么？

近十年来，我在散文中写了大量人物，其中以帝王、政要、文人（有些是才女）居多。我选择人物的标准，一是值得写，有可传可述之事，无论正面反面，能够发人深思、供人研索；二是有足够的可言说性，命运起伏迭宕，人性复杂、深刻，矛盾冲突激烈；三是可以作多样化解读，个性化空间比较大，对那些历史评价上有争议、具备结论的多样性的，我尤有兴趣。我一向认为，一些有价值的具有永恒魅力的精神产品，解读中往往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有时连艺术家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最终答案。布莱希特在谈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与传统戏剧观念的区别时说，传统的戏剧观念把剧中人处理成不变的，让他们落在特定的性格框架里，以便观众去识别和熟悉他们，而他的“叙述性戏剧”不热衷于为他们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我之所以要写曾国藩、李鸿章，还有瞿秋白，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当然，最典型的莫过于张学良，他可以为我驰骋笔墨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写张学良，首先是因为他具有无限的可言说性。传记、口述历史、回忆录，很多很多，可是并没有穷尽他的内涵，仍然有无限的叙述空间。他是一个着人注目、引人遐思、耐人寻味的谜团，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身上充满了难于索解的悖论，存在着太大的因变参数，甚至蕴涵着某种精神秘码。

其次，他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他的政治生涯满打满算只有十七八年，光是铁窗岁月就超过半个世纪。政治抱负，百不偿一。为此，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少“政治强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鼓荡起阵阵旋风、滔滔骇浪，可是，不旋踵间便蓦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作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这次还有幸被列入“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华民族将千秋铭记他的英名，他的伟绩。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功吗？

其三，同历史上一些悲剧人物一样，张学良也是令人大悲慨、大感伤、大同情、大震撼；而且有一颗平常心，天真得可爱，让人觉得精神互通。在人生舞台上，他作了一次风险投资，扮演了一个不该由他扮演的角色，挑起了一份他无力承担却又只有他才能承担的历史重担。

我写他，还有一点特殊原因，就是我们是同乡，所谓“桑梓情缘”，这里不展开说了。

很久以来，我就立下要为张学良写一部心灵史的宏愿，力求从精神层面、人性方面进行深入发掘，托出一个立体的、多面的形象。

二、在这部作品中，您花费大量的笔墨去写张学良的个性、性格、人格、命运，甚至书名就称作“人格图谱”。请您概略地谈谈这个问题。

文学是人学，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这是文学作品的天职。而要揭示张学良的心灵世界、人生轨迹、行止出处，就必须从个性、人格层面上，展现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命运、人生遭际的原因。所谓“人格图谱”，也正是这个含义。确实像您所说的，书中以大量笔墨书写了张学良的个性、人格。比如，首篇《人生几度秋凉》中写他押解途中在郴州苏仙观题壁、怒吼、开枪射击，还有河南牧马集车站同老大娘的挥泪交谈，都透露出他的侠骨柔肠，他的正义感和血性；在台监禁期间，他要住在墓地旁边，以发泄他的怨愤情怀和玩世不恭；在夏威夷，祝寿会上同五弟开玩笑，同记者的调侃，都反映出他的幽默、旷达，富有情趣。其他各篇，在同周恩来、郭松龄、蒋介石、宋美龄、赵四小姐、于凤至等众多人物的交往中，也都显现出他的鲜明个性。至于写诗、读史、看戏、戒毒、庆生，也都是个性或人格的展露。最后，在《成功的失败者》一文中集了大成，进行集中的剖析。

这里就涉及何为个性，个性的形成及其与命运的关系等诸多课题。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极其鲜明，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一是活泼，好动，反应灵敏，喜欢与人交往，情绪易于冲动，兴趣、情感、注意力容易转移；二是正直、善良，果敢、豁达，率真、粗犷，人情味浓，重言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三是胸无城府、无遮拦、无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而另一面，则不免粗狂，孟浪，轻信，天真，思维简单，而且，我行我素，不计后果。

我们知道，个性，包括个人的性格、情绪、气质、能力、兴趣等等，其中又以性格和气质为主导成分。气质代表着一个人的情感活动的趋向、态势等心理特征，属于先天因素；而性格则是受一定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在个人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二者形成合力，作为个性的主导成分，作为内在禀赋，作为区别于其他人的某种特征和属性的动态组合，制约着一个人的行为，影响着人生的外在遭遇——休咎、穷通、祸福、成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有“个性就是命运”的判断。

关于张学良个性的形成，我是从他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社会交往、人生阅历四个方面加以剖析的。四个方面形成一种合力，交融互汇，激荡冲突，揉搓塑抹，最后造就了张学良的多姿多彩、光怪陆离的杂色人生。

他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军阀家庭。父亲张作霖由一个落草剪径的“胡子头”，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学良从青少年开始，就把父亲作为心中的偶像，在接过权势、财富和名誉、地位的同时，也承袭了乃父的自尊自信、独断专行、争强赌胜、勇于冒险的气质与性格。关于社会交往，无论是在奉天，还是在北京、天津，活跃在他的周围、与他耳鬓厮磨的，大体上是四种人：一是军阀将领；二是贵族子弟（如“民国四公子”），有的是花花公子；三是文人墨客，如知名演员、画家；四是千金小姐，像宋美龄等知心女友以及他的若干情人，里面大多是他的“粉丝”。在前三种人中，不少是说干就干、目无王法、指天誓日、浑身充满匪气的“草莽英雄”，或者挥金如土、仗义疏财、脱略世情、游戏人生的豪侠之士。这对于他的影响是很深的。

再看文化背景，也就是一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话：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张学良经受过中西文化、新旧思潮的激烈冲击、碰撞，使其思想观念十分驳杂，既有忠君孝亲、维护正统、看重名节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旷怀达观、脱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庄、佛禅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于民间和传统戏曲中的绿林豪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宁可人负我，决不我负人”，侠肝义胆，“哥们儿义气”；又有个人本位、崇力尚争、个性解放，蔑视权威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征。赵四说得最为形象，“背着基督进孔庙”。这种中西交汇、今古杂糅、亦新亦旧、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结构，带来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让矛盾与悖论伴随着整个一生。

人生阅历对于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他年未弱冠，即出掌军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将、中将、上将，最后成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路上，春风得意，高步入云，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练与颠折，而多了些张狂与傲悍；加上深受西方习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较简单，经常表现出欧美式的英雄主义和热情豪放、浪漫轻狂的骑士风度。他父亲的江湖习气、雄豪气概，倒是承继了下来，而其狡黠奸诈，老谋深算，厚颜无耻，反复无常，却抛在了一边。从做人方面讲，当然可取；但要应对当时复杂多变、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就力难胜任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三、这部作品不同于一般传记，在立意与取材方面比较独特，亮点很多，请您说一说，写作当时的一些设想。

就立意和取材来说，我想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对于传主有个总体上的把握。我给他的定位是，他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前面讲到了，我是抓住“个性决定命运”这一主旨，用了大量笔墨书写张学良的个性、人格及其成因。

二是，关于张学良本人，我曾做过多方面的设想，这有助于人物分析上的纵横透视、深入开掘。我以为，无论从立功、立德、立言哪个角度看，长寿，无疑都提供了有利条件，它可以使你有机会开辟更远大的前程；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又未见得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俄国著名思想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中有一段话，大意是：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包括像拿破仑这样的伟人，如果他们早死就好了。因为他们的伟业都在他们的前半生完成，而他们后半生所犯的错误，抹黑了他们曾经光辉的生命，亦为旁人带来痛苦甚至灾难。确确实实，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长寿这一关。

为此，我曾经为张学良设想——如果二十岁之前，他就死掉，那他不过是一个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造物主偏向了他，使他拥有足够的时间，得以励志图新，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张作霖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大红大紫、风光旖旎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毅然决然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阵前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双方“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异采和生命张力；如果百岁之前，他在解除监禁、能够向世人昭示心迹的当儿，通过“口述历史”或者“答记者问”，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人们欣慰地看到，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第三，在一些读者十分关注、却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上，我抛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关于张学良未能返回祖国大陆的分析。在我看来，晚年的张学良，是不想再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其间有着很深的考虑，说穿了，也就是虑及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他的想法，一是全身而退，洒脱地转身退下，维持自己的“失败英雄”的完整形象；二是，滤除政治色彩，淡出两岸的纷争，以中间状态出现，使自己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衷心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再一次发挥其独特作用，促进两岸和解，进而推动祖国统一。因此，他不想因为急于返回大陆，而妨碍充当这一角色。

四、在我看来，可能不只上述三个方面有所突破，全书在写作技巧以及文体方面，也都有些新的探索。请您从这个角度谈谈心得体会。

应该说，在谋篇布局方面，是颇费苦心的。比如，第一篇写张学良的百年岁月，漫说一万字，即使十万字，怕也难以容纳。这就有个选材问题。作者设计了三个晚上，通过他的心理活动，回首从前，从功业、爱情、人格魅力三个侧面加以展现。这就比较集中，也容易描写细节。再比如，张学良与郭松龄的纠葛，我通过所谓“四重尴尬”的安排，集中写了那场战事，写了他们之间的重重纠葛。再者，张学良与宋美龄，两人关系非同寻常，怎么表现他们的情分？我把他们之间的交谈与往来信件加以整合，以“良言美语”概之。我写张学良一生的大起大落，由荣誉的巅峰跌落到声望的谷底，突出了两个“九一八”。可以说，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

再就是，文体定位。由于写的是散文，是文学，而不是历史，不是一般的传记，因此，要进行心灵发掘，展示人物个性。这就必须借助细节描写、心理刻画，还要有联想，有适度的想象。我在运用细节、形象和文学语言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在《人生几度秋凉》中，有这样一段话：“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垅，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他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戴着紧箍咒、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流寓孤岛的鲁滨孙。”

还有心理描写。当置身异国他乡的张学良面对浩瀚的太平洋时，我想：“他一定是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了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风呼林啸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桠，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的岁月难过得多，它是一剂沁人心脾的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和着三分自省。”这里有联想，有想象，有悬揣，有摹拟。

说到文体，著名文艺评论家贺绍俊谈过如下看法：“这本书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传记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地结合为一体，提供了一种散文体传记的新的写作方式”；“他将散文体的主观性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带到了传记体中，从而改变了传记叙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传记叙述的思维逻辑关系是循着传主的生命轨迹而构建的话，那么，本书的逻辑关系则是在自己解读和体悟传主生平的思想脉络上构建起来的”，“这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冒险的尝试”。

所谓“大胆的突破，冒险的尝试”，除了贺先生明确指出的，我体会，还包括：传记属于历史范畴，历史要求客观、严谨；而作者采用文学形式，则需要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文学描写和审美创造，充分展示人物个性。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就不能不像走钢丝一样，努力在上述两个方面找到平衡点。再者，十五篇系列散文，集中写一个人，需要精心策划，使每篇相互贯通，又不致撞车、重复。本来，撰写名人传记，最容易措手的是线式结构，像串联的电路那样，将传主的一生行止依次展开；而本书采用另一种形式，属于扇形结构，类似并联的电路。这就需要精心布局，妥善安排：开头、结尾两篇，各都带有综合性质；中间再分三大块——反映张学良的人际交往、情感世界；他的生平嗜好、文化生活；他的两大疑团或者说“两条辫子”。写作中兼用叙述、描写两种手法和全知与有限两种视角，这很类似旧日的“说书人”，凭着他的一张嘴，随时变换角色，不住地转移视角、调整线索，引领听众跟着他转。如果不下一番功夫，是很难奏效的。

（2010年）

关于创造性思维的对话

香港大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王先生，您在多个场合都讲过创新精神与创造性思维。请您稍稍展开一下谈谈这个问题。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在激烈竞争的现代，创新能力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命线。现在，国际间的软实力竞争，其实就是创新能力、创造性的竞争。就个人来说，是否具备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关系到发展的前途、命运。同样都是一生，有的事迹平平，有的硕果累累，有的名垂青史，有的默默无闻，除了社会环境条件的制约，是否具有创造性思维与创新能力，起着很大作用。

创新可以有不同的种类。最高水平的创新，是一种新思想和新理论的产生，它不是从已有的理论演绎而成；创新是指在一个已有法则范围内的新发现，而这种新发现在某个特殊领域内具有巨大的意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和莱布尼茨建立的微积分，美国气象学家罗伦兹的“混沌理论”等，都属最高水平的创新。绝大多数科研创新，属于在某个特殊领域内的重大发现。任何创新工作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即使是最高水平的创新也是要基于前人的成果。

记者：您说的创造性，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呢？

王：“创”在《说文解字》中，从“刃”、从“刀”，“刃，伤也”，如“创伤”、“重创敌军”、“创巨痛深”；而“造，建也，始也”。金文：“言舟或屋均人所始造”。这就是说，创的原始含义是破坏，或曰“破”；造是建设，或曰“立”。连在一起就是在破坏的基础上始建新的事物。青岛海尔集团的总裁张瑞敏颇得个中三昧，他说，创新意味着对已有成果的积极破坏。一般地说，创造性是指人们思维或实践活动具有创新的特性。创造性思维是人类在探索未知领域过程中能够打破常规，勇辟新路，寻求新的成果的思维活动。

记者：看来，并非任何人都能具备创造性思维；可不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有的天分或者异禀呢？

王：好像不能这么说。其实，创造的天地至为广阔。早在上世纪20年代，陶行知先生就在《创造宣言》中写道：人类社会“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运进吧”！据说，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发现创造力是智力正常的人所普遍具有的心理潜能。就是说，创造力不是极少数人的特殊天赋，而是人人所具有的。

记者：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认识。有人做过调查：你是否具有创造能力？回答“有”的，不到30%；回答“没有”的，占50%；说不清楚的，占20%。王：这是一种错觉。概括来说，就是“两大一小”：一是潜力特大，二是惰性、惯性太大，三是人和人的智力差异很小，起码是并不显著。极少数天才和弱智者除外，一般的人可说差异是比较小的。有的研究，杰出人物的平均智商大约是一百三十五，普通人是一百。差异不像想象的那么大。

记者：就是说，创造能力主要是后天努力的结果。

王：它同关注程度、努力程度、训练程度有直接关联。就以记忆力来说，它是可以训练的。日本有一个人能背下圆周率四万位的值；史丰收速算法，六位数乘六位数能够脱口而出——当然也有窍门。爱迪生说：“天才是99%的血汗加1%的灵感。”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四百位科学家中，自学成才者占45%。

记者：那么，创造性思维有些什么基本特征，或者说保证条件呢？

王：这是一篇大文章，概括地说，有四点：一是非常规性，二是发散型，三是超常的想象力，四是积极主动性。

非常规性的思维方式，表现为违反逻辑、违反惯例，比如逆向思维（也叫颠倒思维）和侧向思维（亦称联想思维）等等。逆向思维，常见的方式：是“反弹琵琶”，“推推不行拉拉看”。比如，孙膑与鬼谷子的故事：孙膑、庞涓共同师事鬼谷子。鬼谷子要测验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应变能力，一天，他对两个弟子说：“我坐在屋里，你们有什么办法把我请到外面去？”庞涓说：那有何难！可是，他说了几种情况，老师一一予以驳回。最后，庞涓看实在没有办法请出师傅来，竟然说出：“如果老师实在不出去，那我只好用火烧房子了。”鬼谷子批评他心术不正，气恼地说：“你干脆打死我，再把我的尸首抬出去吧！”轮到孙膑了，你猜他怎么办？他央求老师说：“弟子无能，我们实在请不出您了。您看这样好不好——您到外面去坐，我再想法把您请进来？”鬼谷子心想：这不是一样吗？我硬是不进去，你又有何办法！便点头应下。待到他安安稳稳地坐定在门外，等待孙膑来请时，孙膑却拍手笑道：“老师！我已经把您请出来了。”

记者：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么一个趣闻：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我国贵州的茅台酒也参加了展出，评委们都被装得琳琅满目的洋酒吸引过去了，外观粗糙的茅台酒无人问津。怎么办呢？参展的老板把装有茅台酒的酒瓶摔在地上，哗啦一声，瓶碎酒流。响声倒没有惊动多少评委，扑鼻的酒香却把众多评委们招引过来，经过品尝，确认是上等好酒，结果获得博览会金奖.。

王：类似的事例也反映在艺术创作上。日内瓦湖万国艺术宫国际活动中，征集最能反映世界和平主题的艺术品。常规的思维是用和平鸽代表和平—一个白衣少女手捧一只洁白的和平鸽，势欲展翅高飞，冲向蔚蓝的天空。有位艺术家别开生面，异想天开，他选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过的一台锈迹斑斑的大炮，把炮筒加热拉长，并打一个结，放在基座上。锈迹斑斑，代表过去的时间；人们看到这件武器，就联想到被伤害的无数生灵，从而愤怒诅咒那些不义的战争；而当看到打了结的炮筒，就会想到现在它再也不能使用了，让人类永远结束战争。

侧向思维之所以又称联想思维，是因为它往往通过把注意力引向外部其他领域和事物，从而受到启示，实质上是一种联想的结果。可以举一个文成公主捉拿奸贼的故事。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之后，在小昭寺开光典礼上，一名歹徒为了破坏唐朝与吐蕃的友好关系，企图刺杀文成公主。由于发现及时，未能得逞，但凶手却被杀掉，显然是为了灭口。吐蕃的赞普、文成公主的丈夫松赞干布，明知凶手的幕后必有在场的内奸指挥，但苦于无法查出。当下，文成公主向赞普进言：“我自大唐带来一口金钟，能够辨识忠奸邪正。方法十分简单，只要把它挂在一间暗室里，在场的每个人都去触摸一下，便知分晓：若是正直贤臣，抚摸之后，金钟寂无声响；如果有奸邪作乱者，手一碰到金钟，就会响震不停。在长安时，大唐皇帝曾多次试验过，灵验无比。我们也不妨一试。”松赞干布点头称善，当即叫公主取来金钟，布置暗室。不大工夫，一切就序。于是，全体王臣依次进入暗室摸钟。但是，自始至终，金钟也没有响过。难道，奸人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没有在场？还是确有奸邪，但因金钟失效，没有侦察出来？人们正在狐疑之中，公主突然下令“点灯照明”，并让每人都伸出双手给赞普查看。只见绝大多数人都是手染烟黑，唯有两人手上干干净净。公主厉声叫把他们拿下，经过审问，二人对谋划行刺的罪行，一一供认不讳。原来，公主事先布置，在钟上涂以厚厚的松烟，她料定奸人由于心中有鬼，必然不敢抚摸金钟，这样，就会把自己暴露出来。经过公主一番解释，赞普和满朝文武，人人都赞服她的超凡智慧。这种思维也是超乎常规的。

记者：我想起了一个乌鸦喝水的故事。一个玻璃瓶子里残存着半瓶水，口渴的乌鸦伸出长喙反复探视也够不着。只见它飞向一堆石子那里，往返不停地叼送进瓶子里。这样，石子就把水托到瓶口了，最后，喝了个够。

王：说到石子，还有一个故事。旧社会放高利贷，都是“驴打滚”的暴利。有一个人为了安葬妻子，借了放高利贷者的钱，却无法偿还，放高利贷者“趁火打劫”，想纳他的女儿做小老婆，用来抵债。结果想出一个鬼主意，假惺惺地对借债人说：“我知道你没有钱还债，我这里有一个布袋，里面放上一粒黑石子和一粒白石子，让你的女儿来摸，如果摸到白石子，那么借债就不要还了，如果摸到黑石子，就让你的女儿以身抵债。”借债人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答应。放高利贷者从地上捡到两粒黑石子，然后偷偷地放入布袋中，小女孩眼尖，一眼就发现了。她想，如果当场戳穿把戏，仍然是无钱还债，莫如将计就计，去应对他。她一眼就瞥到，地上既有白石子又有黑石子，于是灵机一动，对放高利贷者说：“你说话可得算数，我若摸出白石子，这笔账可得一笔勾销啊！”放高利贷者连声说“是”，心想，你摸吧，反正也摸不出白石子。结果是怎样的呢？小女孩往布袋一摸，显然摸出的是一粒黑石子，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这时小女孩脚下一滑，站立不稳，跌了一个跟头，手中摸的黑石子，也不知道甩到哪里去了，遍地石子，也区分不出哪一粒是刚才摸出来的了。小女孩对放高利贷者说：“刚才我摸出的石子，现在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你不是把一黑一白两粒石子放进布袋里了吗，如果现在袋里剩下的是一粒黑石子，那么，刚才我摸出来的就是一粒白石子了。”小女孩说得完全在理，放高利贷者无言反驳，只好把这笔高利贷一笔勾销了。这就是运用侧向思维的典型事例。

记者：您说的发散型思维，也与此类似吧？

王：发散型思维是相对于思维定式和功能固着而言的，它的特点是没有既定的模式，敢于突破常规，冲击条条框框，敢于标新立异、异想天开，有助于突破既定的局限，是思维的创造性的重要体现。

用美玉雕琢的连环，天生就彼此套在一起，显然是无法分开的。可是，《庄子·天下》篇引证惠子的说法：“连环可解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解释说：“连环是不可解的，但是当它毁坏的时候，自然就解了。”原来如此！冯先生此语，源出于《战国策·齐策》：秦始皇使使者送给齐襄王后一个玉连环。曰：“齐多智者，能否解开此环？”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王后拿个锤子把它锤破，对秦使说：“解开了。”以果敢和智慧，使秦王未能占得上风。那么，为什么群臣解不开这个玉连环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以常规的思维来对待它。本来“解”是无限的，绝对的，并无任何前提；而群臣却自定一个“要在保持连环完整的条件下解开它”的前提，这是个自设的框范，当然就解不开了。思想自由的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自由。如果是在一种既定的方式之中思想，思想也就谈不上真正自由。

记者：看来，创造性思维最关紧要的，是必须具备超常的想象力。

王：想象力是灵魂的创造，是人生无穷无尽的财富。它不是一般的思维能力，而是一种心灵感应、精神领悟，属于人类最神秘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想象力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一块重要基石。人类社会中一切创新成果，都在证明着想象力的特殊功用。爱因斯坦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创造性的实现，除了要有超常的想象力，还必须具备积极主动性，也就是时时刻刻，有意识、有目的、有准备，神经经常处于积极迎战、主动出击的状态。创造的过程，有赖于期待与渴求。如果没有期待与渴求，也就是没有需要，灵感很难产生；即使产生了，电光石火，稍纵即逝，你也捕捉不住。

在科研活动中，当人们聚精会神探索问题时，有时会因特定事物的启发而产生一种领悟。如能抓住不放，寻根究底，常常可以成为一项重要发现的依据，导致科学上的发现和技术上的发明。这种灵感，或曰机遇，是在实践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紧张的观察、思索的产物。公元前二百多年，欧洲叙拉古国王希罗，把一锭黄金交给珠宝工匠，让他打造皇冠。皇冠制成后，国王怀疑里面掺有白银，便委托宫廷科学家阿基米得进行测试。为了探索皇冠的奥秘，阿基米得废寝忘食，穷思苦想，简直着了迷。一天，他去洗澡，跨进浴缸后，发现水往外溢，身体浸入越多，水溢出得也越多。这下他获得了灵感，当时竟忘记是光着身子，跨出浴缸就往家跑，连声高喊：“我找到啦，我想出来啦！”回去后，他把等重的金块、银块和皇冠依次浸在盛满水的同一容器中，发现银块排出的水最多，皇冠次之，金块又次之，于是得出结论：这顶皇冠并非纯金打制，而是金银的掺和体。以此为依据，他进而发现了浮力定律：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其所减少的重量等于同体积的该液体的重量。

阿基米得的这一重大发现，似出偶然，然而却是他长期苦苦思索、孜孜不倦地探求的结果。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过：“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如果换上另外的人，没有阿基米得那样丰富的学识、敏锐的观察力和顽强的探索精神，纵使碰上更多次的启示，也会视而不见，交臂失之的。

记者：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也属于这种情况。这源于他长时期研究物体运动的规律，没有这个大前提，即便苹果落地了，他也不会加以特意的关注。

王：他不仅关注了，而且能够发问：既然是地心引力的作用，那么，月球为什么没有被吸引到地球上？他利用运动三定律，分析出月球绕地球做匀称圆周运动的条件，把日常所见的重力和天体运行引力统一起来。在开普勒运动定律的基础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2007年）

渐行渐远越嚼越香的历史记忆

——与青年学者丁宗皓的对话

丁宗皓（以下简称“丁”）：充闾先生，大约是1997年，作为《辽宁日报》记者，我曾对您做过一次采访，采访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写作和历史文化传统之间关系展开的。后来收录到您的散文集《沧桑无语》之中。我记得当时引用了克罗齐的话，即：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话题其实仍然是建立在现代化过程文化断裂这个语境之下。在已经过去的十二年里，您的散文写作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我看来，您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散文的作家，但我更看重您的另外一个身份，即：一个文化记忆修复者、一个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引渡者，甚至是一个国学教授。现代化的过程是不可逆的，传统渐行渐远，传统文化精神在话语层面上日渐模糊，距离上次谈话十二年过去了，您怎样看待这些年里的写作？这次谈话，让我们离文学远一点，离文化现象近一点。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确实如您所说的，我也自认十二年间散文创作获得了很大进步。由此，我产生一个感觉，就是每次和您谈话，都会带来一次新的悟解，新的飞跃。这些年来，文化被人颠来倒去地说，弄得恍兮惚兮，确实有点“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的味道。由于我只是一个作家，并非纯粹的文化学者，大概除了谈谈文学、谈谈创作，也不会说出关于文化的新见解。

十二年来，我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方面的进步，概括说来有三：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人的发现”。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有言：“史书者，记事之言也。”过去我的历史文化散文，许多是透视复杂丰富的历史现象，探索成败存毁、治乱兴亡的规律性认识。从下面几个典型的题目可以看出，写的都是史事：《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文明的征服》、《陈桥崖海须臾事》、《叩问沧桑》，等等。其所异于“史”者，是采用文学的手法、文学的语言，借助形象、情节、场面的刻画，进行审美判断。后来悟解到“文学是人学”，应该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特别是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蕴涵。这样，脑子里便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君王、政要、文学天才，各色人等，纷纷奔赴笔下。

其次，历史强调叙事的客观性，而文学本质上是灵魂与思想的审美外化，应该主观色彩鲜明，也就是体现个性化特征；应该对社会历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或者说困境有独立的思考和原创的能力，时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

第三，更加注重切入现实问题。看是写历史人物，实际上是着眼于现实。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的解析能力。我写一千三百年前的李白，说他是个伟大的诗人，却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原因列举很多。可是他自己，却不安于也不甘心“耍笔杆儿”，醒里梦里都想成为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廊庙之材”。结果是几次出仕，全都以失败告终。最后，还是他认为“万言不值一杯水”的“吟诗作赋”，使他成就了朗照千秋的文星。我想说的是，人要善于认识自己，搞好命运抉择、角色定位。古人的精神血脉，依然在今人身上流淌着。你看章太炎，是出色的学术大师。可是，他的学生周作人评价他：“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章大师另一位弟子王仲荦也说：“老师本是学者，而谈起学术来昏昏欲睡。老师本不擅政治，但一谈到政治则眉飞色舞。”这种情况绝非个别现象，我们身旁就有，没有“大师”还有“小师”嘛！我还写过曾国藩，题曰《用破一生心》，也都有现实的针对性。去年，我写了周总理同张学良的深厚情谊，写他在弥留之际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我说：“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篇散文发表后，反响极为热烈，原因在于它触摸到人们的“情意结”，我们确实常常翻脸不认人，把老朋友忘得一干二净。

丁：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回顾五四运动时，余英时先生说：“五四运动的意义甚多，人们从任何角度去观察它，都可以得到一种‘意义’，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全面性的文化运动。”在《五四——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运动》一文中，他说：“思想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特别欣赏‘不破不立’那句老话，但是如果按照庄子的思维方式，‘不破不立’之下还应该立刻加上一句‘不立不破’。只有在建立了新文化价值以后，不合时宜的旧文化价值才会真正让位。传统是无所不包的，其内容也是随时在改变的。文化只有推陈出新，既不能无中生有，也无法从外面移植过来。有志于文化建设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便要认真地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在传统中寻找有助于现代化的精神资源，这是西方的启蒙运动给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启示。”今天，我们似乎也都明白了这个道理，但如何实践？这是一个问题。一个以历史文化散文写作而闻名的作家，实际上是在文学中处理这个问题，如何面对文化传统资源？建立自己的精神向度？如何在写作中体现现代性？等等。

王：在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中，可以说，每天都实际接触并解决如何面对传统文化资源，建立自己的精神向度问题。对象是过去时的历史，而定位却是现在时的自我。我始终认为，新时期文学的现实性、当代性建设，应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扬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只有在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实在意义。传统对于人类来说，发生于过去，却永恒地生成于现在与未来；显现于日常生活，却深藏于人类本性之中。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赵慧平有一段评论，可以作为参考。他说：“从充闾先生开始散文创作直到今天，尽管在题材、主题、艺术表现方式等方面有了明显的发展，完成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但其基本的艺术精神还是没有变化——他依然属于中国正统知识分子，而且是保留儒家思想因素较多的知识分子，尽管他广泛地学习西方现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和文学理论，并由衷的赞叹，但他还是没有改变他的文化立场，还是只能从一个文化主体的视角以自己的经验理解和吸收，将其纳入既有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这并不是他对待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吸收缺乏真心，而是文化交流的规律所决定的。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只是传统文化与文学精神的传承者，他属于当代，属于具有世界性、现代性的现代知识分子。”

关于写作中体现现代性，已如上述。我写历史人物，并不滞留于流行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的评判，而是把他们还原成一个现实的人，一个复杂的多侧面存在的人，将视点聚焦在他们现实生存背景下心理发展的逻辑上。历史是通过发现而存在的。通过展现这些人物不同的生命意识、生存方式以及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获得的生存状态，达到对人性、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度思考。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种可触可感的精神存在。罗曼·罗兰说过：“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生命的浮面；为了探索它内在的生命——它的各种行动的源泉——我们必须通过它的文学、哲学和艺术而深入它的灵魂，因为这里反映了它的人民的种种思想、热情和理想。”处于基础地位的民族凝聚力主要来源于民族文化，来源于民族文化的认同。而这种文化的认同，又有赖于对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探求与审视，从科学、辩证的唯物史观出发，梳理出一部深刻的历史、文化图卷，并判断出准确的历史、文化定位。

其实，每个人的知识背景都是先于经验而存在的；而人类本身又独具一种顽强的寻根意识，驱使他们不懈地致力于文化传统的整理与发掘。我国知识界通过对五四运动的回顾和传统文化的审读，现已有了较为理性的思考，认识到由于传统的无所不在且根深蒂固，由于任何新事物总是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存在于它们之前的某些成分，离开固有的传统侈谈什么形式与实质是难以设想的，再现代的人也难以逃脱“过去的掌心”。即便是生活在“五四”时期——用闻一多的话说，这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也不例外。

关于立与破的问题，可说的话题不少。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些制度的改革，常常是不破而立，或者立而后破。比如考试制度，不能说尽如人意，它带有明显的偶然性，考生的临场状态、考题的准确程度，都难于把握；而且，考卷判分者的人为差异（据说高考中不同判卷人之间会相差十几分），也难以避免。可是，人们还是认可它在概率上的成功，并不想彻底破除它。再如普选权，是以每个成年人的人头为标准的，至于参政能力、教育程度、素质高低、信息掌握等则略而不计，只能以智力、能力意义上的公平为代价，换取人格意义上的平等。考试也好，普选权也好，就其实践标准与操作结果来看，并不完美、圆满，或者说付出了许多代价，但在目前还拿不出一个代价更小、更客观合理的办法之前，还必须坚持使用它，谁也不会愚蠢到一破了之。“文革”中说得最多的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可是，最后究竟立了什么呢？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强调不争论，这种大智慧是在汲取了过去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丁：2007年，我们曾经请俞晓群先生在文化观察专栏里，全面地回顾了中国“国学热”。他写了四篇文章，梳理了中国“国学热”的历史，这使我们看到，“国学热”是一个贯穿了现当代史的历史事件，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新世纪三次大的“国学热”，犹如一个潜水者，不停抬起头来，使我们注意到了，历史文化传统从来没有沉睡过，他只是被遮蔽着，偶尔由潜在变为显在而已。从文化层面来说，我认为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始终是一个潮流，其文化意义重于文学意义，是一次全民参与的历史文化课补课运动，是近代文化记忆断裂后的反弹，您如何认识历史文化散文的角色？

王：我同意您的看法。文学评论家古耜说：“历史文化散文在本质上就是回眸民族历史，重估传统文化的产物。”作为自觉的文化的传承者，“王充闾的历史文化言说，并不以历史的通俗化和生动化为最终目的，而是注重在历史的长河里高扬文学的主体精神，通过文学的观照来丰富历史的内涵”。

在我看来，写作历史文化散文，实际是保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和理性精神，以对民族生活与社会发展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站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角度，观照人们的精神存在状态，汲取当代先进的文化思想资源，以现代思想解读和反思传统文化，解析历史，把人的生存与生命意识提高到艺术表现的中心位置上来。如果把“存在”作为关涉人与世界的本质的范畴来理解，那也就是在做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存在的勘探者”。

而您对这个问题有更为超拔的认识。最近，您在给我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认为非常精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文化散文写作，不在于带着大众重新温习历史事件，不在于说出一些更背景化的真实，而在于让大众建立自身和文化传统的联系，认识自己，即了解自己的文化身世，回答‘我究竟是谁’，‘从哪里来的’问题，当然是要说出‘要到哪里去’的结论。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潮流，我们要到哪里去？作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就是参与了精神家园的建设，即余英时所说的‘文化重建’。作家所参与的‘文化重建’是通过构建文化记忆完成的，其中作家的真情实感、生命体验、生活体验是文化记忆碎片的粘合剂。”不光是“勘探存在”，还要“认识自己”，要参与“文化重建”。这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历史文化散文写作的人，富有启迪性，甚至可说是指导性。

丁：在过去这十三年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传统历史文化的文本，从唐浩明的诸多作品到《明朝的那些事儿》一类的读史笔记，同时在大众传媒上，现身了诸多的文化英雄。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等。我们所注意到，是否有一个潜在的危险？他们对于经典的解说，在大部分读者中已经成为新的经典。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是否是原来的模样？取舍之后的充满当代经验解读，是否就是文化经典的现代化？“热”，会不会是一种新的解构和破坏？历史文化散文队伍庞大，历史文化记忆越嚼越香，但同样也泥沙俱下。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传统文化的某些思想资源契合了当今人们的心理需求，人们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这是现时“传统文化热”的思想基础。对于站在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沿，立足现实，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展示传统文化魅力的一切努力，我们都应加以欢迎。在这种热潮中，一些学者走出书斋，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对传统文化做通俗化的解读，至少唤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启发人们重新认识它的价值，对此，不能一概加以否定。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传统文化所代表的观念系统，是在改造自身及自身生存环境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本身就是一种与现时流行的文化概念不同的人类文化结晶。因此，对它的任何阐解都必须还原到其所据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并以符合其自身特质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来进行，否则就无法准确地传达其深邃的内涵。现在有些解读，“郢书燕说”，随意穿凿附会，无疑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就这个层面上说，您的担心是有根据、有道理，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在我们这里，学术的命运常常有两种，或者冷在一旁，无人问津，或者被功利化地加以改造——其“道”视同敝屣，抛弃在一旁，而“术”被放大和假冒，成为实用手册之类的畅销品。其实，那种颇带随意性的“现代化叙事”倾向早就存在了，康有为曾经“现代化”地重构孔子的思想，章太炎把老子塑造成现代无政府主义的鼻祖，都是这方面的显例。最典型的还有庄子。晋人郭象，乃大有功于《庄子》者，他在文本的阐释与传播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劳绩；但他在解《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理解或者需要，加杂进大量个人的私货，以致有人调侃说：“郭象注《庄子》，乃《庄子》注郭象耳！”正是由于他所秉持的基本是传统儒家的观点，因而对于《庄子》的诠释，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看到儒家援庄以弘儒，释家便“照单请客”，也拉拽着庄子去证佛，或者以佛解《庄》，将庄子梳妆打扮成释迦牟尼的同道。那种情景，正如宋人黄郛所说的：“道家援之以入道，儒家挈之以合儒，释家引之以证释。千歧百出，淆乱是非，豪夺巧偷，莫知所可。”

而他们这些人，近代的康有为、章太炎也好，古代的郭象也好，都是学术大师，至于那些连古文基本功都不具备的“学人”，望文生义，隔靴搔痒，可说是“自郐以下无讥焉”。道理很简单，解读经典，如果除了胆量之外，并无精深渊博的学识作为支撑，那么，这种“文化热”必然沦为以乱解误解、牺牲经典为前提，不断制造出把道具当成主角的笑料。这种情况，令人联想到中国“古建”的命运。对于有价值的但已经破损的古代建筑，有些人出于愚昧无知，有的则是以“发展经济，带动旅游”为名，按照现代的标准、规格进行改造翻修，名曰重建，实是破坏，所谓“建设”中的破坏，为害尤甚。

关于影视剧，我没有更多的话语权，因为完全是外行。但作为一个观众，对于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并非没有看法。我以为，作为影视题材，封建帝王，特别是清代帝王的数量过大，而且颂扬失当，再就是过多地张扬了“权谋文化”，这里有个导向的问题；且不说许多影视剧，史实误置，知识混乱，编导者一味在那里随心所欲地狂吹乱侃。令人想起辛弃疾的两句词：“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有的辩解说，作为艺术作品，虚构是影视剧的本性，不能把它作为历史教科书来要求。道理上是这样，但要分析虚构的范围与艺术虚构的实质是什么。有的可以虚构，应该虚构，而有的则不属于虚构范畴，并非一切史实错误都能够用“虚构”这个大袍子加以掩饰的。

还有一种说法：“诌书咧戏”嘛，无妨戏说，看看热闹而已，谁会那么较真！这句话也大可斟酌。真的是“关公战秦琼”，人们都知道是笑话，倒也无妨；怕的是真假难辨，以假乱真。这里有个思想倾向的误导和历史知识的错误传播的严重后果问题。生活中我们都能体会到，信息来源与信息内容，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你在获得一种信息时，总是特别重视信息的来源，因为它决定了信息的可信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大脑的忘却机制在起作用，信息来源决定可信度的效应会逐渐消失，天长日久，信息内容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就是说最终起作用的是信息的内容。而影视剧由于其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加上接受时段的先入为主，尽管存在一些思想误导或知识误置，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会忽略了它的“戏说”性质，而把它作为正确的东西接受下来。现代科学对此已从理论上作了验证，西方传播学家称之为“休眠效果”。

丁：就传统文化来说，您觉得当前应该注重什么问题？历史文化散文新境界应该是怎样的？

王：关于头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应该注意：一是对外要树立积极的文化竞争策略。我们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传统，传统文化蕴涵极深，生力未竭，我们在把它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加以开掘和重塑，以助推社会进步的同时，应该扩大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成为迅速和平崛起的大国。但是，相对于物质产品来说，思想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中的开发与发展，特别是参与国际同类产品市场的竞争，还十分薄弱。目前，在世界各地开办一些通过合作形式以培训汉语为目的的“孔子学院”，有助于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但在国际文教市场上仍属初级低附加值产品，对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增加异质文明体系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认同，作用有限。还应在书籍、网络、学术研讨会、大学讲坛、学术刊物等凝聚着丰富的人文价值信息的高级精神消费场地，加大占领的比重。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进而更有力地影响世界。对此，中央已经高度重视，明确提出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构建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要求。北京奥运会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当我们以文化的姿态面对世界、参与世界的时候，世界对我们的接纳度也随之更高，我们获得的反响也更为强烈。

二是对内要倡导人文精神。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对于人文精神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推进作用。但到了今天，娱乐、享受型的消费主义已经使人文精神逐渐消解，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人类命运的关注等形而上的终极关怀日益淡化。精神生活符号化，学术研究项目化，阅读感官化、快餐化，文化传媒化、明星化，欲望的满足取代了意义的追求，思索代之以官能享受，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近年来，有一个文化现象颇堪注意：相对于人文精神的消减，“谋略文化”却十分盛行，许多人热心于研究谋略，图书市场“谋略热”经久不衰。只要你置身书摊、商场或官场中，立刻就能感受到这种氛围。谋略的智慧依据是“争”，是对立、争斗；谋略的手段在于“诡”；出发点是谋划与争取自身利益；在思维方式上，是一种以实用、功利主义为基础的价值判断。就其内在精神来说，是与我们所倡导的求真、向善、讲和谐的社会价值体系相悖谬的。

前些天，我在回答《都市青年报》记者提问时，曾经说过：“当今的急务，迫切需要着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构建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以有效地诠释固有的价值、理念，为‘中国模式’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撑。”还谈到，“现在研究国学，就是要立足于现实，与现实接轨，实现现代化的转换，以重建符合当代需要的，以现代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有力地提高国民素质和提升民族精神。实际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许多可以直接或间接对接的方面。比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精神、天人和谐、系统思维、辩证理性，以及反对极端、允执厥中的中庸理念，仍然富有现实意义，有的在战略与策略上具有重要价值。”

说到历史文化散文的新境界，我一向认为，应该是诗性、史眼与哲思的完美结合。几年前，我在沈阳师范大学演讲时，针对当前文学创作中哲学的贫困和审美的缺席的倾向，曾经提出作家要有深度的追求。我说，有人倡导“作家学者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思想者化”。任何时候，深度，深刻，都是判断文学艺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对哲理意蕴的开掘，已经成了广大作家、艺术家的自觉追求。哲思，作为智慧之学，播种人生智慧；作为形上之学，具有深切的终极关怀。而就广大读者来说，他们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上已经得到餍足——而是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获取超越性的感悟。

其实，所谓深度意识，原是人类心理层面的一种自在意识，不是凭空外加的。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生存状态，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尤其是现代人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是力图从本原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我同意萨特的说法：“作家的任务就是运用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个人感受。”以历史理性的观点去透视复杂丰富的历史现象，以诗意的历史观去洞见历史表象背后的精神隐秘和心灵轨迹。

出生于旧俄时代的列夫·托尔斯泰，由于具备人文精神与终极关怀，面对民族的苦难，能够将它上升到人类的痛苦、人类的命运层面上思考。罗曼·罗兰誉之为“俄罗斯的伟大的心魂”，“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精纯的光彩。在19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他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我们的鲁迅先生也是这样。

要实现终极关怀与深度追求，作家应该学会掌握“第二视力”，凭借“第二视力”的思想之光，照亮“对象——题材”，闪现出审美的绚烂。这是列夫·舍斯托夫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提出来的。他把作家的眼光分为两个视力，他说，“第一视力”是“天然眼睛”；而“第二视力”则是非同他人的作家自己独具的眼光——视力。这“第二视力”可称为“文化的眼睛”、“文化视力”。

（2009年）

探讨语言的文学性

——与王向峰教授的对话

文学性的支撑点在于语言

王向峰（以下简称“向峰”）：上次的散文创作纵横谈，侧重于文学性；而文学性很大的支撑点，实际上就是语言。上个世纪初，1910年以后一直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他们从列宁格勒、从莫斯科念大学时就开始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后来雅各布森到了捷克布拉格（“布拉格学派”就是他创造的），在二战中他又到了美国，在纽约又建立了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意识形式的一个学派。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义，核心是陌生化；雅各布森的形式主义核心是文学性。就形式主义来说，它有很多片面深刻的观点。把文学的本质设定在只是语言形式，很显然这是片面的，但它特别重视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确立研究文学的重点、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性。在这个观点之下，深入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对语言的特性进行了研究，如果对他们去除片面性以后，还是很有意义的。

王充闾（以下简称“充闾”）：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后期也意识到了这种局限性、片面性，从而转向对作家与文学作品的研究。说到“陌生化”的效果，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这是一种文学艺术的技巧。通过对象的陌生化，可以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本身就关乎审美的目的、审美的效果。他还以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为例，说是当素材变作小说情节时，就是经过了作家的创造性变形，从而显现出陌生的面貌。我觉得，这些对我们都是很有启发的。实践表明，通过语言的陌生化，可以凸显语言的形象性、情感性，并使之具有含混性—这既是语言本体与艺术表达辩证统一的结果，也是文学活动与现实生活辩证统一的结果。

向峰：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提出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对文学语言的功能进行分析，以至于联系到一般语言的功能。它确定了语言的指称性功能和语言的表现性功能，指称性和自动化联系在一起，表现性和陌生化联系在一起。什么是指称性？日常生活当中的语言，或者是人们学语言、学说话，通过语言形式来掌握现实对象，所谓“言以称物”，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对语言的观念。比如说这个剪刀，它两刃交错，可以剪纸，也可以剪布，对剪刀所具有的功能一下子就明白了。

充闾：向峰老师说到语言的表现功能，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文学语言的表现性，作为文学作品不可忽视的审美因素之一，是语言的诗意所在，它与语言符号性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性的文学语言所关注的是语言的形式自身，它的情感性、体验性，消解了再现性语言的客观性、真实性，从而调动了读者参与对语言符号想象与创造的积极性。

向峰：不过，我们从小学习说话，或平常自己说话，大部分还都是指称性的语言。咱们现在讲的公共话语是一个特殊领域内的指称性语言，比如说在政治领域，或者在一个科学技术领域，你是医生、律师、政府官员，这时你说的那些话基本都是自动化的语言，这些话都有定式。几乎谁都这么说，谁都这么使用，这种语言严格来说没有个性可言。我们上次谈到这个问题时，你说，这种语言的特征是非常标准，没有废话，也可以说非常正确，没有歧义，指称性语言就有这个特点，这个也是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的能指和所指功能。

充闾：这令人想到新闻语言。真实、客观、全面地呈现事物的面貌这一要求，决定了新闻语言必须是一种如实反映客观事实的语言。因此，它的主要功能是叙述性。准确、鲜明、生动、简练，是它的自身特色。

向峰：语言的能指是用一个词汇表现一个意思，这个意思仅仅围绕着这个事物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它本身就是它，太阳是红色的，风是凉的，等等这些。它就直接指称这个具体对象，不往别的地方申引，它和所指几乎是同一的。在诗歌中就不这样了，话是这么说，但话后另有意思。所以我们叫日常生活语言也好，或者是说限定在一定领域里的公共话语也好，它都不是审美性的表现，这种语言以至于不论是对这个事物对象，还是对说这话的主体的情思的一个表现，它都不存在这样的意思。那么，这样对文学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不论是对哪种文学形式的创作，写散文也好、诗歌也好，你说的话、用的语言既是从生活中出来的，或者是已有的文学表现当中经过改造、生发、变换过来的，总而言之，得具有审美的表现性。如果文学作品的语言达不到这个程度，从接受者来说，他会感觉到如我们常说的“味同嚼蜡”，就是那么一个感觉，越看越觉得没意思，吸引不住读者，这种情况在我们接触一般的文学作品当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又重新阅读了你的散文《人生几度秋凉》。这里写张学良在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时，他在河南的牧马集见到一个在地上乞讨的老婆婆，他送给她馒头，然后就问她家里情况和她儿子的情况，她说儿子被抓丁拉走了。这时引起了张学良的思考，散文里这么写的：“少帅听了，心如刀绞。心想，这不分明是一千多年前《石壕吏》、《新安吏》场景的再现吗！是谁作的孽啊？唉！都是我们当军人的干的。今天跟你打，明天跟我打，后天又合起来打他。打死的都是一些佼佼者，剩下那些无能之辈前来邀功受赏。若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可这种祸国殃民的南北混战，打起来有什么意思？这究竟是为了谁呀？当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呜呜呜’地号啕大哭起来。‘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在他，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想，假使说遇到这个情景，以这种语言、句式和直逼人物内心的那种话语来进行表现，或者说是心理描述，谁看了都会特别感动。我看到这段时是特别感动的。那么，这种语言很显然不是指称性语言，它是表述式语言、描写式的语言，也可以说是审美的语言。

这种情况在文学作品当中，如果已经养成了以语言去表述对象、表述内心，养成了这种功夫，甚至可以说不经深刻思索、不经加工就可以写出类似的语言。这一点我们在读大作家，尤其是19世纪的大作家时感受是一样的。比如列夫·托尔斯泰、海涅、雨果等等，这些人的语言，即使他写的是论文，他论述的是一些道理，但你读他们的文章，不觉得他是在说道理，而是在进行散文写作，这些大作家的语言普遍有这个特点。如鲁迅，读鲁迅的作品，小说也好、杂文也好、散文也好，甚至包括他的一些论文，都可以作为散文的作品编在里面，你都可以当文学作品读，什么原因呢？就是他用的语言不是干巴巴的抽象语言，而是表现性的语言，也可说都是审美语言，只不过他说的对象不同。关于这一点，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在确定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时，就特别划清了界限。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是不是文学作品不决定于写什么，而是决定于怎么写。确实是这样。同样一棵树，植物学家就说树的性能、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适合在什么情况下生存，写出来之后就是植物学；诗人、作家要写这棵树，如杜甫，写了很多松树、竹子，写了各种各样不同名称的树，但他写出来之后就是文学，“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个松树和竹子写出来之后，就成了诗人诗歌表述的对象。

向峰：有人说，文学语言是创作者进入文学殿堂的身份证。你能不能进入文学殿堂，就看你是不是使用了文学语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特别强调“传达”在艺术创造中的特殊作用。

没有好的文学语言就要被文学殿堂所驱逐。俄国形式主义说的这个还是很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和文学作品写什么也有关系。后来在20世纪美学当中，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很多探讨。讲艺术的本质究竟是在写的对象上，还是在对象的表现上。占压倒地位的一度曾经确定在写的对象上。这是对形式主义的矫枉过正。

充闾：这就把内容因素加进去了。文学作品是一个以各种语言手段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我们被作品用语词所编织出来的美妙艺术境界和艺术形象所感染，从中得到审美愉悦、审美享受。

向峰：从已成文学作品来看，或能把它写成文学作品来看，在一定对象面前怎么表现，特别在对象面前怎么表现出主体，用主体特殊方式表现出来，这恐怕是决定这个作品是不是文学非常重要的一点。

充闾：高尔基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从作者说，是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物质载体；从读者说，正确把握作品中所蕴涵的丰富语义，是欣赏作品的基础和前提。刚才王老师说的实际上是讲文学语言的特殊功能。把语言叫自然语言，至于一般语言（费尔迪南叫自然语言），我体会，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这个对象是什么，主要特征就是互相交流信息，交流思想。

向峰：指称性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都是自动化的语言。你掌握知识以后，你会说话以后，这些东西不经你思索，自然就能应机表现出来。这在形式主义那里就给封住了，他说文学绝不是交流信息，一般语言不能成为文学语言。

充闾：对，一般语言只能交流信息，文学语言要大大超过这个，主要是审美的需要。所以，它的语言要求应该是艺术性的，象征性的，不然的话，就谈不到审美。文学语言是美学功能占主要地位，这是从功能上讲。再一个，一般语言要求标准是准确、鲜明、生动。你说的语言起码要准确，鲜明生动就稍微提高一点。但文学语言只停留在准确、鲜明上就不行，还要求形象化、艺术化，要求有审美的特征。

向峰：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不准确，朦胧。

充闾：也就是语言的含混性。含混性与文学的审美特征是密不可分的。“布拉格学派”穆卡洛夫斯基认为，文学语言的特殊性，在于“突出”，也就是作者出于美学考虑，对于标准性语言有意地加以歪曲、偏离，夸张、重复，甚至违背语言的搭配原则和语法结构原则，以突出表达的效果。这在诗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鲁迅散文中写枣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的着眼点不在于简单地交流信息，而是出于审美需求，体现一种非实用性。但是，现在已被广告所借鉴、吸收。广告语言，“突出”的特征就很明显。

向峰：作者在心境迷茫的时候，或者在写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在心境迷茫状态之下，那不论是作者这时说的话，还是人物说的话、所想的，很显然他的语言肯定也是迷茫的。

充闾：这很像叶燮的《原诗》中说的：“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实际这就是文学语言。讲理的时候幽渺，想象里就有意象，加入了作者的感情，“惝恍以为情”就是空虚的心情。总体上就是心境迷茫。这种感觉，朦胧诗最典型了。再一点，一般语言是不具体的，是逻辑性很强的语言，要求符合语法，符合叙述的规则。文学语言由于是象征的语言，所以不能这样要求。因为文学作品的功能不是要证明什么东西，也不是直接叙述，并不强调直接、准确，而是要通过情感上的感染和给人审美的愉悦，要靠这个，造成一种意象，一种意境，使人从这里能感受到、体验到，从而获得美的享受。应该不是知识和理性的堆砌，是对情感的宣泄、意象的生发，是一种内心活动的再现。实际上，刚才说的这些恰恰是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可见，文学语言有多么重要！因此，高尔基才把它称为第一要素。

语言的功能一为指称二为表现

向峰：俄国形式主义把语言的功能非常明确地分为两种：指称功能、表现功能。他在确定指称功能时，指称功能重在说明。作者面对一个对象，他就是说明这个对象，对这个对象是个称述，是对这个对象的一种认定，一种判断，一种推究，就能把这个事情本身说明白、说透。

充闾：这就达到要求了，这就是指称性的特点。文学语言或者说艺术性的东西，则不满足于这个功能，还要具有审美性。向峰：就语言的词汇本质来说，它是抽象的概念。其用词实现的基本上是物与意抽象指称，这是语言运用中的一般信息交流，在语言自动化模式中运行。但是，当人们用指称性语言时，却不完全自觉限制在说明这个对象，而是有更多的情思要与事同显、与理相偕，远远超越了语言自动化的指称功能，有多大程度上的超越，就在多大程度上是文学。中国古代的文章，包括先秦诸子，一直到唐宋的文章，看着好像在写一篇说理的文章，但他们多有突破。他们在那里说明一个对象时，常常化物为人，乘物游心，把我装进去，而且，在这里抒发我的感慨。这样的文章即便是说明文，实际上却变成了艺术散文。这在读中国古代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汉唐的文章，都能看到这个方面的突出特点。比如宋人周敦颐的《爱莲说》，讲莲花在水中生存，水中有污泥，但花叶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花秆是直的，中间是空的，“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他就把莲花和人一下子联系在一起了，造成了既是在写莲花，也是赞扬人化了的莲花的品格，把莲花品格和君子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会作理论文章的高明者。

充闾：“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两句可以说是论述，有评价在其中。

向峰：如贾谊《过秦论》，还有很多《古文观止》里的文章都能看出这个特点。

充闾：贾谊《过秦论》里讲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看！该是多么形象！

向峰：这里既有形象又有道理。说始皇帝用高压政策控制这个国家，这是指称功能。但怎样控制却是形象的描写。高明的作者或者说是高明的写政论文的作者，他能突破文体，这个文体能够把我们自己的情思装进去，不完全限制在把这个道理表示出来就算完成目的。

充闾：不光是叙事说明，还要运用文学语言建构形象、意象、意境，要讲究音韵美，要有节奏感。

向峰：指称功能的表现和实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界限，就是如果我在以语言指称某一个对象的时候，主体能够进入到这个指称当中去，他就突破了语言的自动化的指称功能。一旦突破了这个，就变成具有审美意义了。如看中国古代大家的文章，那个文章他在写的时候就是作为文章来写，他不一定意识到是在写文学作品。

充闾：他是作为应用文来写的。

向峰：对。比如献给皇帝的奏章，甚至是写一个布告，就是想实现这个目的。因为主体具有这种素养，所以实现这个目的，他就必然要把情思、文采表现到作品中去。《古文观止》里收录的文章基本上都有这个特点，即使不是作为文学作品写的，写出来之后，如许多“论”等等，看了之后都有这种感觉。现在的许多应用文，作者本身还不具备大家的素养，写完之后就完了，都是一次性的功能的实现，时间上短暂，范围也有限。比如现在发布一个指示，说伏天到了，雨水频多，怎样注意防洪、抗涝。那就是今年管今年的事，明年再出现就不用这个了，还得重新发布一个，其意义就是实现一个明确目的。所以做机关文书的有的人就慨叹，写了多少篇文章、多少万字，时间一过，啥意义也没有，难以把它重新收录起来，原因就在这里。

充闾：外国的情况是不是也这样？

向峰：但有的也另开生面，如二战后在纽伦堡处决纳粹战犯时，美国一些记者所写的场面见闻，描写那个场面的文章，也是说明，但能抓住战犯的特点，今天读起来还是有艺术审美价值的。

充闾：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应用文，也是说理文字，可是，它的震撼力是罕与伦比的。

向峰：从表现功能来说，侧重的是主体对对象的感性形式的描绘功能，不仅显示对象是什么，还要揭示这个对象为什么是这个对象，一旦揭示出来，就变成了主体对它的揭示了。

充闾：功能就是要求把这个对象表现得准确、客观，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

向峰：过去解释“六经”也要求这样，不然的话就是“离经叛道”。魏晋的玄学在解释老庄的时候，不是按照老庄的本意去解释，而是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道家。这样解释完道家之后就不是道家了，就是玄学了，就实现了把道家的东西拿过来变成儒家的东西，还不是儒道并用，他实现了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他不是正宗，既不是儒家正宗，也不是道家正宗。

充闾：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理学与心学。程朱理学的要义是把世俗的情欲与纯然的天理分开，在对世俗欲望和感情的克制中，使人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显然，这既不是儒家始祖的思路与语词，也与儒家八派的主张相去甚远。而到了王阳明那里，他所提倡的心学则是对理学的修正。他把宋儒好不容易分开的两种境界，又在理念上合并到同一境界里。而且，心学与理学的目标尽管都是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但入手处却判然有别：心学的入手处是“致良知”；理学的入手处是“即物穷理”。王阳明认为，他比程朱更真切地摸到了孔孟以来真理的脉搏。因此反复宣传正是自己才继承了儒家的真传；实际上是另辟蹊径。从表面上看，他的话语与宋儒的差别似乎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宋代理学的延续；但实际上是一种颠覆。他的手段十分高明，钻到里面去，给你变了。我们如果细加勘核，就会发现，理学也好，心学也好，他们的语词都是十分个性化的。特别是王阳明，摆脱了程朱理学“以经解经”的羁绊，为了说明“天下无心外之物”，对学生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向峰：个性化其实就是陌生化的实现。

文学语言应该是个性化的

充闾：对。个性化是陌生化的一个手段，文学语言应该是个性化的，不光是有共同的审美意义和功能，每个作家还有他自身的特点。诗人就特别看重鲜明的个性；表现在艺术语言上，就是个性化、独创性。清代诗人张船山说：“诗中无我不如删。”袁枚说：“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明代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非常欣赏其弟小修的诗，说他“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个性化还要求写出来的对象，各具特点，各有心胸。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讲道：“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毕秋帆中丞家漪香夫人有《青门柳枝词》云：‘留得六宫眉黛好，高楼付与晓妆人。’是闺阁语。中丞和云：‘莫向离亭争折取，浓云留复往来人。’是大臣语。严冬友侍读和云：‘五里东风三里雪，一齐排立等离人。’是词客语。”同一题材的诗，不同的人写，反映出各自的身份、个性、胸襟。夫人的“闺阁语”，显示其妩媚爱俏的个性；中丞的“大臣语”，显示其仁厚大度的个性；学者的“词客语”显示其多愁善感、情感丰富的个性。个性化与独创性是相通的。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独创性是从对象的特征来的，而对象的特征又是由创造者的主体性来的。”主体性表现为诗人独自具有的思想、阅历、情感、生活的积累，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并有其独出心裁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法。袁枚有一句名言：“诗宜自出机杼，不可寄人篱下。譬作大官之家奴，不如作小邑之簿尉。”

向峰：就语言的表现功能来说，它是作家非常有个性的、独立进行的创造，是艺术家的独创，或者中国古典美学里说的“自作”，或者叫独照。独具只眼也好，独照也好，怎么能实现？因为从语言的性质来说是最独有的，常常是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一个人的语言，而是一个民族的语言，甚至是一个国家的语言，有无数人在使用这种语言。作家的语言，总体来说脱离不了这个母体，他的语言是在母体当中形成的。那么，你不能用平常生活语言仅仅实现对事物的指称功能，你还得去创造，提炼成自己要用来作为文学作品写作的语言。说到学习前人的语言形式，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宋人黄庭坚的“点铁成金”论。黄庭坚认为，作家“自作语最难”。完全“自作”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因为语言是公共的，已有的语言模式、手法、通行的语言等，很显然是不能完全舍弃的。“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读书多的人都能找到它和以前的联系。但不少东西是来源于对前人的点化，“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充闾：韩愈自己也讲“惟陈言之务去”嘛！

向峰：但“陈言务去”还有一个怎么样去法的问题。把别人的形式输入自己的意思，“用其意而不用其言”，用我的语言表述，受你的意思启发。惠洪的《冷斋夜话》记载黄庭坚的话说，“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这就是“夺胎换骨”说法的由来。他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实质上说的是作家在自己的语言表现当中和前代人的关系，也就是在艺术表现当中想要离开原有的那些非常重要的经验和成果，实际是不可能的。

充闾：这里说的是纵向的继承，还有个横向融合的问题。比如说拉美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就是这一地区多种民族文化融合、杂交的产物。拉丁美洲的文化是一种“合金文化”。当年，殖民者踏上拉美大地，是要寻找黄金，掠夺财富，要把他们的基督文明强加于原住民，这样便发生了两大文明的撞击与融合，实现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出现东西两半球的不同文化圈的大会合。这一结果，哥伦布们当时是想不到的，但历史常常在这种“无意识”和偶然性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百年来，印第安原住民文化，西班牙、葡萄牙宗主国文化，黑非洲文化，欧洲移民文化，经过拉美这座大熔炉的冶炼、整合，吸收了各种区域文化、种族文化的优长，摒除了狭隘的偏见，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多成分的文化质素。由于文化、语言、宗教和政治经济结构的相近与一致，使拉美文学的整体性大于它的多样性，从而形成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学品格、创作风格。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突出证明了这一点.。

向峰：19世纪、整个20世纪，这里出了很多顶尖的大家。它有一个特点，当地古老的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之后形成合金文化。没有原来古老的基础不行，没有后来的外来文化也不行。传统的积淀必须深厚，各民族广泛地交流，古今碰撞在里面不断闪光。所以关键就是“铁”搬过来以后，真得把它点成“金”；把那个“胎”变了，剩下的不是“胎”的原始基因，而是一个新的生命。如何达到这个程度？黄庭坚在说了“点铁成金”之后，又提出“真能陶冶万物”。但黄庭坚自己并没有完成，所以后人接触黄庭坚的诗时，都把他同老杜，还有唐代其他诗人作比较，说这个诗是把谁的诗换了几个字，而在意境上并没有真正把它变成金。

诗文创作都有非常凝固的意象

充闾：黄庭坚有不少经典性诗句，像“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九方皋”，“落叶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善于驱遣意象；不足之处，是他像老杜那样浑然成篇的很少。

向峰：正所谓“有名句而无名篇”。

还说“点铁成金”的问题。怎么能把别人的铁变成自己的金？这里就需要有一个意象性的形象。屈原《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写洞庭湖区秋天的景色，他已经创作成了一个非常凝固的意象。这个意象后来左右着中国古代诗人骚客对秋天景物的观赏，或者是秋天心境的描写，几乎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以这个作为形象的轴心来进行表述。无论在杜甫，还是唐代其他诗人的诗里面，体现得都非常突出。杜甫《登高》写秋天的景色，“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实际几乎都是在屈原的意象下生发着自己的心像。《全唐诗》里收了一首唐温如的诗，“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这也是屈原洞庭秋风的延伸。

当然，没有屈原，人们也不见得就写不出来这种诗。但是，一旦有了这个，它就成为非常有黏着性的一个东西，在滚动的过程中，要把经过地方的很多东西都粘到自己身上。从这些可以看出，无论是什么样的作家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无不吸收已经成为有固定格式的语言作品，或是已经形成为表现意象的语言，但必须去进行自己的新创造。我在读你的散文的时候，这个感觉非常突出。有时看到一个句子，常常想到这几个词可能是从这首诗里来的，那个词是从那首诗里来的。我就想在原因上寻个究竟，看你是怎么样“点铁成金”的。请你谈谈这个方面的问题。

充闾：在我来说，有些原本是不自觉的，它已经形成在头脑里，成为自己的一种语言积累，然后到用的时候就自然地、不经意地出来了。实际上，您谈的是文学语言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文学语言必须得有继承。高明的能“点铁成金”，不高明的起码还可以承袭一些现有的意象啊、意境啊这些东西。我从小时候就经常背诵一些古典诗文，背下来之后存在脑中，等到要写这一类东西的时候，它们自然就从“记忆之井”中冒出来了。“点铁成金”的本事，不易掌握。您谈的多是作诗；若是用在散文上，可能情况会更加复杂多样，有的是从驱遣意象、化用语境方面，有的是从遣词造句、文字结构方面。比如《人生几度秋凉》这篇散文，我说张学良：“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垅，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戴着紧箍咒、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流寓孤岛的鲁滨孙。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这原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我想用这二百多字缩写张学良的一生。应该说这是一种文学语言。如果不这么说，那该怎么说呢？就得说他离开了祖国，经过了许多挫折……用直白的语言加以概述。而文学语言就不同了，像“关河丘垅”，这是从古诗文中借过来的。《后汉书》中有“此实天下之要地，而将军之关河也”；还有许多诗词中都用“关河”状写大地河山。“丘垅”指乡园。唐甄《潜书》里有“豪杰失望，思归丘垅”之句；苏东坡的诗句：“六朝兴废余丘垅，空使奸雄笑宁馨。”再就是运用一些形象、意象，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你一说，读者马上就能联想起来。

在《青天一缕霞》中，我写萧红用了“云”的意象。通过这种意象，描绘她的一生：“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亲，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而当一抹流云掉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对封建家庭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当出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惜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用“云”这种意象来贯串全篇。

向峰：萧军有两句诗：“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云在他那里也是意象。

充闾：刚才是说，脑子里一定得有东西，前人、他人的东西，这是一个前提；再一个功夫就是“化”。写散文，或者是横向的借鉴——融合，或者是纵向的继承——积淀，如果脑子里空空如也，没有这些固有的艺术积淀，就难以做到融会贯通。比如到扬州，马上就想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一到南京，则会记起“六朝人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这些古典诗词，到了这里马上会跳出来。大前提就是脑中必须有这个东西，第二步是想办法把脑中的东西化为自己的，化蛹成蝶，振翅飞翔。中间的媒介，也许就是意象与形象。

向峰：杜牧讲“文以意为主”。意是将帅，以之将其余的一切组装成文学的整体，自己的、别人的都在仓库里堆着呢，怎么出来呢？借将帅，就是得有一个自主的为之者。

充闾：这个途径就是寻找意象。当然，必须恰合榫卯。就像运用成语一样，得知道成语的原意，否则容易弄错。用哪个意象应该知道这个意象原有的含义是什么，看两者能否匹配。

向峰：有人说过：文学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但这都是就两种意识形式的现象呈现说的。把简单的写得太复杂，可能成为琐屑的自然主义。所谓“弄复杂”，是用文学的词语来描述或形容一件事情，把它变成文学艺术的具象形象，而具象形象里最高的还是意象性形象。我前段时间看俄国19世纪的散文作家阿克萨科夫的一篇散文《暴风雪》，他写得非常有特色，非常形象：“暴风雪肆虐人间，宣泄自己的全部凶残。旷野上旋起了寒风，深深钻入雪原下面，掏出一捧捧天鹅绒般的雪团，抛向天空……周围的一切披上了难以穿透的白色昏暗，犹如那漆黑难辨的秋日夜晚！一切都混合在了一起，一切都聚成了一团：大地、空气、天空幻成了沸腾的雪灰漩涡，这雪灰使人目眩，叫人窒息；怒吼，呜叫，哀号，呻吟，喷涌，敲击，转动盘旋，上冲下掼，像蛇一般缠绕不已，扼杀它所遇到的一切生物。”这是人所感受到的雪。普希金当年读到这段描写之后，受这个启发，特意在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里加了一段风雪天里人坐在马车上对暴风雪的感受。

与意象相通的是诗性情怀

充闾：意象本身要具有诗性，这和作家的艺术气质有关。

向峰：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气质的包含非常广阔，也就是作者总体的情感、经历、文化语言等等，很复杂。

充闾：非常复杂，和他的人生阅历、生命体验、情感状态、知识积累等有直接关系。诗性，常常是带有一点哲理的。画家罗丹说：“美到处都有，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人生许多时候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现了曲径通幽。主客观的契合，生命的对接，灵魂的感悟，很重要。旧金山有一条九曲花街，四十度的坡，曲曲弯弯，呈多个“之”字形，车从上面下来，两旁繁花似锦，可是却无心赏玩，我是直到汽车开到下面平地上，才有了兴致回头饱看花海。汽车运行过程中，由于担心会因偶然事故造成人仰车翻，一点也不敢往旁边瞬一眼。就这样，错过了大好时机，最后十分后悔。人的生命途程中，类似情况很多。

向峰：重回首，人生几度风花。

充闾：这个也是带有诗性、哲理的东西。

向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讲到，你要适应世界的丰富性，必须丰富你自己。把它翻译成文艺描写或者作家文学素养的语言来说，作家的感情必须特别丰富，才能在广泛丰富的世界里体现你自身，也能描写出广泛对象的存在。

充闾：刚才谈的，第一是意象，第二要有诗性，第三就是情怀，就是您说的作者的情感必须特别丰富。如果心上长了老茧，麻木不仁，那就什么也触动不了他。

向峰：袁枚在《续诗品》里说：“鸟啼花落，皆与人通；人不能悟，付之飘风。”

充闾：就是说，得有情怀。我觉得，情怀或者襟怀，要比情感更博大，更深远。

向峰：情怀是从包含度上讲的。唐代杜甫、高适、岑参、薛据几个人登慈恩寺塔，各自写了一首诗，每个人在塔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杜甫写得很空灵，听到鸿雁的叫声，看到迷茫的景物，“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透露了时代危机的一种征兆。

充闾：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显然是受《楚辞·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的影响。但是，只有这一个方面还不行，还必须有主客观的契合，要有心灵的感应。如果没有陈子昂那样生不逢时、抑郁不平之气，缺乏那种失意的际遇和寂寞苦闷的情怀，即使同样登楼眺望，也不会感受到苍凉悲壮的气氛，更写不出这样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名篇。这首诗纵观天地，俯瞰古今，远远超越了诗人个人的身世慨叹，也超出了诗歌本身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表达了古往今来无量数人在宇宙时空面前的生命共振，从而使它在人类生活中获得了永恒的美学价值。清人黄周星评论说：“胸中自有千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

向峰：王夫之《姜斋诗话》说：“滕王阁连甍市廛，名不称实；徒以王勃一序，脍炙今古。求所谓飞阁流丹、飞云卷雨者，何有也。吴下管元心，令永新作一绝书版悬阁上，末句云：‘争传画栋珠帘句，江上蘋风笑杀人。’”看来，王夫之和管元心都没有认识到诗的想象与夸张的手法与纪实文学的特别不同之处。

充闾：文学语言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过程，是一种立体化、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刚才说的陌生化、个性化本身就是创新，不创新是不行的。“点铁成金”实际上就是创新的过程。这种创新，又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就是说应该有读者的参与。按照解释学的理论，现代是一个作品与读者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在阅读活动中，当读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现在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与融合，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大作家王尔德说：“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就是说，一旦作品面世，它的意义就变成公众的了，即它不再仅为作者所有，同时也为读者所有。作为读者，正确地把握作品中所蕴涵的丰富的语意，这是欣赏作品的基础和前提。为了实现作者和读者互动，确有一个怎么样不断吸纳新的成分、新的语言的问题。

语言要有审美性，要有表现力

向峰：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两个是直接相关的。言要实现“文”，就是要有审美性，要有表现力。语言首先是存在于生活本身当中，日常语言当中。而文学的审美描述语言，则存在于诗里、文学作品里，当然，作为原生态也存在于生活之中，作家应从上述种种存在中找到真正能够变成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尤其要从文学作品里找，文学作品本身就得提供这个资源。不能提供这个资源，那就是语言的失败。充闾：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存在的问题恰恰就是这样，谈不上有什么审美性和表现力。一个是粗俗化、粗鄙化，这在文学作品里经常可以见到。

向峰：粗俗化的天地非常狭窄，差不多粗俗都殊途同归，非常模式化。要变成审美的，就非常有个性，很丰富，粗俗几乎没有个性。

充闾：除了粗俗化，还有时尚化，趋时媚俗。时尚化、粗俗化掩饰了精神世界的贫乏，消解了文学的个性。这又是一个辩证统一，文学语言既要有规范性，又要跟上时代的潮流，不断创新，这两个是辩证统一的。完全规范，没有创新不行，可是，如果完全不要固有的艺术规范也不行。现在，有些电视剧缺乏艺术的提炼、概括，把生活原样照搬到屏幕上。

向峰：有一种理论称此为“生活流”，它适应一般的公众欣赏习惯，不用费劲。

充闾：从主观上来说，作者也包括编剧、导演，语言基础薄弱，对语言规范的漠视，加上写作者、媒体从业者责任心的淡化，从而降低了文学的标杆。他们不懂得语言需要审美的功能，认为只要能够表情达意、互相理解就行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文学队伍的泛化，谁都在那里写书、出书，这也会带来文学语言的平庸寡淡，缺乏文采。另外，文学语言需要锤炼、沉淀。现在是没有初稿的时代，不管它是不是成品，码出字来就往外拿。

向峰：像曹禺剧本里人物的对话，就不是一般说话，而是精心雕琢出来的。对话人为什么要那么说，其中都大有意蕴。

充闾：年轻时候，我特别喜欢读曹禺的剧本，有的段落都能背下来。像《北京人》里的老留学生、姑老爷江泰，台词非常精彩：“你想，让这么个女人，成天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朽掉，像老坟里的棺材慢慢地朽，慢慢地烂，成天就知道叹气，做梦，忍耐，苦恼，懒，懒，懒得动也不动；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这真是堕落，人类的堕落。”可以说，千锤百炼，掷地有声。

这是从作家自身这个角度看，再就社会客观环境来剖析。现在什么都是市场运作，人们的心态是紧张的、浮躁的、粗糙的，只讲究效率，追求快节奏，很不利于文学语言的锤炼、推敲和选择。从理论上看，现在，后现代主义，也包括先锋小说的写作，主张打破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的界限，甚至根本上否定文学语言。这就把文学创作降低到日常化、生活化层面上，使文学语言缺乏足够的根基。在这种形势下，您提倡注重文学语言，我觉得非常必要，颇具现实基础与普遍意义，针对性特别强。没有文学语言作基础，作保证，文学作品谈不上具有文学性，那就不能称其为文学作品了。

向峰：文学语言能够真正进入审美表现层次，是文学成功的关键点。我们虽然不能像形式主义那样，把语言表现就看成是文学的本质，但它确实关系到文学本质性的存在。语言失败就导致文学整个的失败，不管你写的是什么东西。

充闾：文学的成功有赖于语言的成功。虽然文学的成功，语言未必是第一要素，但语言要是失败了，文学肯定就是失败的。向峰：比如赵树理的小说，用的是群众化的语言，但提炼出来真正到了表现的意义上；老舍的语言也是这个特点，虽然是老北京市民的语言，但都经过他加工了。把日常生活语言的指称性功能变成艺术审美表现性的功能。

充闾：现在有些作品只是停留在传递信息、表情达意的层次上。只要我说的话他能懂，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至于文学不文学就不加考虑了。

向峰：当代小说家里，汪曾祺、孙犁的语言就非常好。特别是孙犁的语言，是追求诗性的，而且句式、平仄等都非常讲究。

充闾：汪曾祺的文学修养很深，他精通古典诗词。文学语言的运用和作家的文学修养密不可分。

向峰：有的作家写散文也好，写小说也好，就认为不过是传达一个意思，意思传达出来了，语言的使命就完成了，至于这个语言本身还有什么审美功能、意象功能啊，根本不加考虑。

充闾：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写的东西究竟是不是文学作品？如果是文学作品，在语言方面如何保证文学性的实现，不能不考虑；二是，什么是作家？是不是凡是能表情达意的就可以称为作家？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我认为“有深意存焉”。从前的作家，包括“五四”前后的作家，哪个不是腹笥丰厚，胸罗万卷！可是，现在还有几个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向峰：当然，能够把意义用文字表现出来也并不容易，词要达意，有人也做不到。“五四”之后，由原来文言文变成现代白话文，这并不等于文学可以不用文学语言。

充闾：鲁迅先生在这方面，贡献非常大，也做得最好。“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是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他的语言，感情浓烈、文采斑斓，真是典型的文学化。

向峰：前人没这么说过，说出来用的既是现代的语言，又是包含着诗意的语言。

我们关于语言文学性的探讨，到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2006年许宁整理）

双栖的负累

——同《深圳商报》记者侯军的对话

侯军（以下简称“侯”）：几年前，我们相识于天津，后来重逢于张家界，这次您来深圳，我们又见面了，我感到特别高兴。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我们是忘年交，好朋友。

侯：您对我来说，是亦师亦友。自从认识，您在我的头脑里就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学问好，官位高，双美齐圆，充满了敬佩之情，同时也产生了问号：为官为文能够结合吗？那么您又是怎么结合的？前一段，香港大公报曾以《文蹊政径两驰名的“双栖式人材”》为题，刊载过关于您的长篇报道，我认真地读了，进而打定主意，要专访您，请您集中谈谈这个问题。

王：不光是您，近几年，曾有几个文友，文学界的，学术界的，新闻单位的，也找我谈过。我的答复是，我处理得未必好，很可能是浪得虚名。不是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吗？唐人徐凝曾经作诗慨叹：“岁岁云山玉泉寺，年年车马洛阳尘。风清月冷水边宿，诗好官高能几人？”要当官，就免不了“车马洛阳尘”；而要做诗人，就得“风清月冷水边宿”，耐得住寂寞，成天坐冷板凳。

侯：您说得很有趣味。记得您的诗集《鸿爪春泥》里有一首七律《写怀寄友》，香港《大公报》记者也引用了：“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

王：诗，不过是抒怀、寄志，说说而已，当不得真。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中讲：“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观李杜二公，崎岖板荡之际，语语王霸，褒贬得失，忠孝之心，惊动千古”，最后是“徒列空言，呜呼哀哉”。

为文从政两不误，说来容易，做起来实难。二者之间的矛盾，首先是时间上的冲突，精力上难得兼顾，所谓“一人难跨二马”。您见过一个人骑两匹马吗？大概马戏团里也没人有这个本事。但是，这个矛盾还不占主导地位，最主要的是个性、心境、情怀和思维方式、人才类型上的大相径庭。单说个性上的差异——为诗为文，首先强调的是要有个性，要有我。清代诗人张船山说：“诗中无我不如删。”袁枚说：“凡作诗文者，宁可为野马，不可如疲驴。”可是，为官，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却当不得“野马”，野马无缰，横踢乱闯，个性太强，难以与人相处；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正是为官的大忌。所以，晋人嵇康拒绝当官，理由有“二不可、七不堪”，基本上说的都是个性问题。

侯：有些文人从政，吃霉头，尝苦头，跌跟头，常常和个性太强有关。那样下去，上级肯定不得意，下属也会烦得不得了。

王：是的。为诗为文，追求奇突险峻，出语惊人，语惊四座。古人为文，为了达到极致，竟要“呕出心肝”，达到“险觅天应闷，狂搜海欲枯”的程度。做官也好，待人处世也好，这么做就不行了。为官要宽宏大量，平易近人，海纳百川，和衷共济。庄子说过：“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意思是，待人处世如果太苛求、太过分、太刻薄了，就会招致不善之人的报复，下场肯定不好。

侯：官场、文场，二者大相径庭，走的是两条路，各自都有特殊的要求。为文是面向内心、面向自我，强调独创性、唯一性；为官是面向社会、面向公众，强调集体意识、团队观念。

王：这可以从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看得出来，儒家的思想更适合官场、仕途。现代著名学者曹聚仁有个分析、判断：“中国诗人很少是儒家的，一半带点老庄味，一半带有禅味。”

侯：换句话说，要走好仕途，就要熟谙儒家的路数；而坚守佛禅、老庄立场的，就只好做隐逸之士了。陶渊明、李太白、郑板桥未尝不想登龙入仕，可是，走着走着，就转弯到道家那里了。正像一首咏道教仙人吕洞宾的诗所说的：“十年橐笔走神京，一遇钟离盖便倾。未必无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误先生。”

王：一般地说，古代士人一迷恋上诗文，仕途就不妙了，下场稍好的是挂冠隐退，老子不干了，“归去来兮”；倒霉的轻则受挫折、遭贬黜，重则蹲监狱，甚至掉脑袋。反映这类现象的诗文很多。李商隐在他的诗作中，对东阿王曹植感慨系之：“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康熙年间，因为一部戏曲《长生殿》，作者洪升被太学除名，观演者赵执信遭到革职，名诗人查嗣琏参加这次宴集，被革去监生，从此改名为查慎行——慎行，就是要接受教训，倍加小心。有鉴于此，当时有人作诗咏叹：“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侯：分析得太透彻了，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不过，我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处理为官与为文的关系的，也就是怎么成为“双栖”的成功人士的。

王：时代毕竟不同了，社会在发展，在前进；另外，个人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异。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不管怎么说，也得承认，我的“双栖之累”是沉重的，纵令没有弄成两耽误，到头来也是自讨苦吃。我曾写过一首名为《自嘲》的七绝：“煮字生涯岂等闲？负沙搏浪苦浮潜。熊鱼窃笑贪心甚，功业文名未易兼。”说是自嘲，反映的却是一种规律性的认识。

在文学创作队伍中，我不属于正规军，说得好听一点，算是一名亦劳亦武的民兵。出版了十来本散文随笔和诗词集，都是业余时间的产物。我从小系统地接受过传统的国学教育，大学毕业后，又做过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师和报纸副刊编辑，5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一些散文、小说和旧体诗词。80年代初走上领导岗位，后来还兼任了大学中文系的客座教授。工作担子很重，每天政务倥偬，百端丛集，除去“三餐一梦”，几乎抽不出时间读书，遑论创作、讲学！按说早就该同缪斯女神挥手告别了，无奈，我却始终未能斩断尘缘，多年如一日，坚持业余创作不辍。

当官也好，从政也好，无论升到哪一级，从本质上说，我还是个文人。像奶牛天生就是产奶的，文人无论在何等境遇下，总废弃不了读书、创作。为此，我对时间作了严格的划分，八小时之内全身心地处理公务，绝不旁骛；业余时间便沉浸在那片心灵的绿洲里，保持着心境的洁净与宁静，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搞创作。我珍惜每分每刻，努力避开各种世俗应酬和摒绝声色之娱。即使凌晨几十分钟的散步，也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凝想；甚至坐车出行，我也要带上一本书，一路上不停地看，不停地思考。连睡觉之前洗脚，双脚插在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本浏览，文友们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我很愿意与文友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天南海北，学术界、作家群中有许许多多倾心相与的朋友，这对于保持一种云水襟怀、书生本色，大有益处。

侯：“云水襟怀，书生本色”这八个字，太好了，请您展开说一说。

王：简单地说，“云水襟怀”，就是看淡功名利禄，超脱、超越、越拔一些；“书生本色”，就是当了官也还是书生，能够坚守故常，不能忘乎所以，迷失本性。在新的历史时期，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我能够时时保持低调，保持本色。我在营口市做主要领导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凡事做出表率。我家三世同堂，提拔之后，也还是住在普通民宅两个房间里；孩子上学，家长登记都是她的母亲。我同孩子讲，这样对你有好处，你成绩优秀了，也不会有人说你靠爸爸，不致背包袱。1985年，省里调我去文化厅任厅长，我表示担不起这个重任，推托到最后，另选了别人。1988年，又调我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我从三月拖到五月，迟不赴任。有位熟悉的省领导，批评我“自视清高”，“羞与他们为伍”。我说：“我在营口待惯了，大家都接受了我。嗐！也就是十年八年，在哪儿干还不一样！”最后中央下令了，只好到任。女儿高兴地拍手说：“这回我们家可是出人头地了。”我说：“这话讲不得。从古就说：‘宦海浮沉。’万一出了问题，想保持过去的现状，也没有可能了，还谈什么‘出人头地’！”

我一向认为，孔子是智者，而老庄是超人，他们的智慧更高一筹。我受他们的影响很深，恪守本分，淡泊自甘；不屑于争强赌胜、争权夺势；待人处世知足知止。在我看来，职位高低、权势大小，无足轻重，我没有那么多的欲望；并且，对一些人权欲熏心，削尖脑袋往上爬，不理解，更看不惯。五年前，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中央考核组组长钮茂生同志找我谈话，说，“按你的德才表现、能力、水平，也该提为副书记了，可是省里没有位置；正好吉林省还有个副书记名额，组织上考虑调你过去。”我笑说：“组织上看到我了，衷心感激；不过，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到吉林去，也不过干上四五年，常委也好，副书记也好，都得过渡到政协、人大，最后一样当退休老头——将军和士兵，走在大街上，存在着差异；进了澡堂子，衣服一脱，肩牌不见了，还有什么差别！”后来，这句话传到外面，一时成了口头语。又过了三年，1994年，中宣部长丁关根同志在北戴河找我谈话，说是要调我到中国作协任党组书记，我也婉言谢绝了。有人埋怨说：“你真傻，那是正部级呀！”正部级又怎的？年龄一到都得退。

侯：您在领导岗位上，又是怎么安排部署工作和处理上下级关系的？

王：我主张，当一把手应该高屋建瓴，看得更远一些，立足点更高一些。这就要尽量超脱，决不能整天陷在具体事务中去。我是不管具体事的。每个星期都要留出两天，不处理工作，专门用于思考全局性问题。为政不在多言。我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夸夸其谈。领导者威信的建立，一是靠人格魅力，一是靠真理力量。所谓“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是看你是否清正廉洁，是否公道正派；所谓“真理力量”，主要是指远见卓识，决策正确。有人喜欢通过演讲，慑服听众，树立权威，其实，往往是说得越多，效果越差。林语堂说，演讲，尤其是对群众的演讲，应该像女孩子穿的“迷你裙”一样，愈短愈好；千万不要像老太婆的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我认为，领导讲话也是如此。从一定意义来说，我是认同“无为而治”、“为而不有”的。

在宣传部，我主要抓两条，一是配备好所属各厅、局、办、室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二是把握方向，随时注意发现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苗头，及时加以处理。总之，一把手应该干一把手的活儿，不能干副职的事，更不能代替下属。如果一个时期你感到太累了，或者心中无数了，那就要省察一下，是不是代替了其他人的工作，干了自己所不该干的事。有人评论我，工作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如果确是这样，那就是得力于此。在位期间，我的先后两任常务副部长都是很优秀的。一个不久就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锻炼；我便从市里选一位副书记，一上来我就予以足够的信任，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尽量创造条件让他出头露面，使上下了解他，承认他，而我则退避在后，以便让他从我的影子中走出来。对其他副部长，我也放手让他们去干，从不说东道西、指手画脚、埋怨指责，使他们有足够的自主权，觉得有用武之地，而无后顾之虞。不像小孩子在大人面前，走出一步就回头看看，顾虑重重，看眼色行事。我确定一条原则，每个副部长都可以直接对着主管书记，直接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不必经过我这个部长。凡书记部署的材料，出来后我负责把关，但都由有关副部长直接上交，书记表扬了由他直接受领；如果不满意、受指责，我要承担责任，因为经我把关了。这几个副部长都是才华毕具的，这样，整个班子就非常和谐，充满了活力。作为一把手，要做到这样，我觉得必须具备高尚的品质和大将风度，要有容人之量，不怕别人上来，不怕别人邀宠居功，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代替自己。

日常待人接物，我是属于那类善与人同、善于发现他人长处、善于学习、借鉴的类型。一贯奉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让人一步天地宽”、“顺人而不失己”（庄子语）的处世哲学，待人一向宽厚，周围的人在我眼里，我都觉得可亲可敬，总能发现他们可供学习的长处；生活要求不高，自奉俭约；客观环境再差，我也多能随遇而安，没有过高的要求；严格遵守做人“红线”，守本分，重人品，与他人出现了龃龉，我也总是更多地反思自己有什么不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样，家庭也好，个人也好，周围环境也好，充满了快乐与和谐。

侯：您既是文人，又是领导，那么，您是怎样抓文艺工作、同文人打交道的？

王：这里我讲两个实际事例：

召开全省宣传部长会议，都由常务副部长主持，结束时，我都有一个即席讲话，拣最要紧的事讲上几点，这样，人们印象深刻，经久不忘。1992年3月，我在即席讲话中，说宣传工作项目多，任务重，要分清主次，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新闻和文艺工作性质不同，功能也不一样。新闻是政治工具，是喉舌，它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直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特别是我们的传媒，和国外的不一样，长期以来，一向被各级干部和老百姓看作是“红头文件”，绝不能产生误导，因此，必须下力量抓好，把好关，不许出任何纰漏。而文学艺术，尽管也具备教化的功能，担负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任务，但它不像新闻那样敏感，那样权威，那样直接发挥指导作用，因而也不可能直接左右人们的思想行为。比如，电影《红高粱》里面有往酒里撒尿的场面，表现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境，今天，恐怕不会有谁去效法它。所以，我们不必像管理新闻那样去管理文艺。总的大政方针，中央已经明确了，我们主管部门要做的，一是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二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必要的条件，做好服务工作。作家、艺术家是从事个体劳动的，他们要求有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祥和、安静的氛围，文人是“宜散不宜聚”的。我们要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不能一天到晚老去“捅鼓”他。像过去那样，一天到晚学习、表态，催耕催种，耳提面命，肯定是出不了伟大作品的。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我觉得对作家、艺术家也是适用的。

讲话后，反响很好。但有一位知名老艺术家在省政协会上说，我们的宣传部长公开宣扬“无为而治”，主张文艺放任自流；宣扬文艺功能特殊，作家艺术家特殊，反对文艺配合政治任务、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给我戴上几顶“政治大帽子”。省政协主席听到后，出于对我的关心，劝我直接找他谈一谈，当面解释、说明一下。我没有找他谈心，一是因为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二是，庄子认为，“辩无胜”，双方各执己见，是辩不清楚的。

我在文人圈里，从来不摆大干部的架子。参加作协、文联会议，包括全国范围的，从来不住高级套房，不带秘书。我主动地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各个厅局领导干部找我谈事情、汇报工作，都须事先约定、打招呼；文友们来访，都是“不速之客”，推门就进。1989年“六四”前夕，学生上街，受全国形势影响，省作协、文联中许多人也坐不住了，消息传来，我给那些有可能上街的作家艺术家亲自挂电话，有的还找了他们的配偶，亲切而严厉地提出要求：“好好在家写东西，或者上班处理业务，绝不能出去上街。”一天加上半宿，总计挂了三十四个电话。有一位党员老作家电话里带有哭声：“国家到了危难之际，你还让我坐视不顾，人何以堪！”我专门到他家去，推心置腹地劝导说：“你并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洋鬼子，不是反动派。在复杂的情况下，要学会冷静观察。你总得相信：我比你了解得更多吧？”然后讲了复杂的形势，又追忆了过去的教训。最后，他说：“老弟，我听你的！”尽管这样，仍然有四个人，虽然接了电话，最后还是上了街，其中两个党员，受了处分。事后给我打电话，说：“辜负了你的厚爱。”我说：认识了错误就好，今后汲取教训。

侯：这样交下的朋友是牢靠的，也是有原则、讲道义的。为官，您讲得很充分了；下面咱们再回到为文上。散文是最具个性化的一种文体，作家的主观心态在散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每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会有一种内在的追求，那么，作为散文作家，您的内在追求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我以为，散文应以对社会人生亦即所谓内、外宇宙的深度关怀和深切体验为鹄的，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实现思、诗、史的结合。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而且，文学从来就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近年来我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和世界上十几个国家走一走。每到一地都愿意把自己的独特感悟形诸文字。我这里说的是“独特感悟”。因为凡是名城胜迹，总是文化积淀深厚，文人墨客留下大量屐痕、墨痕的所在。这就有一个如何摆脱前人的窠臼，走出自己的路子的问题。当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似自在自如地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厚实、凝重的艺术世界。在这里，我们与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它，于是，历史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为我们思考“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观书读史。我把一篇游记题为《读三峡》，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妙绪，透过“人文化”了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同时也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着自己。

侯：全国作代会刚刚闭幕，您当选为主席团委员，在省里还兼任作协主席。那么，请问：关于全省的文学工作有些什么考虑？

王：按照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提出的“民主、团结、鼓劲、繁荣”的方针，我们要集中力量抓繁荣创作，这是工作的中心。而决定性的因素，是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为此，我们开展了多项评奖活动，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办了文学院和创作中心，大力发现和培养文学新秀。此其一。其二，尊重文学创作规律，努力形成活泼、团结、鼓劲的氛围，使作家有个良好的心态，能够充分发挥其创造精神和艺术才能。作协要做的工作很多，我认为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

（1996年）

散文的文学性

——答《辽宁日报》文艺部记者问

《辽宁日报》编者提要：

作家在分析了当前散文创作文学性匮乏的三种表现的基础上，从运用文学语言、驱遣形象意象、把握诗性特征三个方面，阐明了散文的文学性及其实现途径。

文学语言应是艺术性、象征性的

记者：新世纪以来，您参与并主持了两届全国“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的评奖活动，有机会阅读全国各地推荐上来的大量作品。精品、上品一定不少，恐怕也会有大量不足之处，其他方面暂时略却，想请您专门就散文的文学性谈谈当前存在的问题。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我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语言比较粗疏，有些作品使用的是纯叙述性的新闻语言，就是说，并非审美的、艺术的语言；二是，从创作手法来说，不善于驱遣意象，捕捉细节，有的是直来直去，叙述性多，而描写性比较薄弱，缺乏文学色彩；三是，诗性淡薄，情怀、襟抱不够开阔。

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作品，是一个以审美语言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我们阅读散文作品，实际上是被作品用语词所编织出来的美妙艺术境界和艺术形象所感染，从中获取审美的愉悦。语言在散文作品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作者角度说，它是表达思想、情感的物质载体；就读者而言，正确把握作品中所蕴涵的丰富语义，是欣赏作品的基础和前提。由于文学语言要满足广大读者审美的需要，所以，应该是艺术性的，象征性的，不然的话，就谈不到审美的功能。

中国古人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说。高尔基讲过，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语言是创作者进入文学殿堂的身份证、入门卡。你能不能进入文学殿堂，首先就看你会不会、是不是使用了文学语言。有的作品，即使形象、情节上差一些，只要语言上乘，同样可以占有一席之地。文学的成功有赖于语言的成功。虽然文学的成功，未必都归功于语言；但是，如果语言不过关，那么，这部作品肯定也就是失败的。所以，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特别强调“传达”在艺术创造中的特殊作用。

而文学作品之外的一般语言（费尔迪南叫它自然语言），则不具备这一特点。这在于其主要目的或着眼点，是交流信息，沟通思想，而不在于审美。要求的标准是准确、鲜明、生动。你说的话起码要准确，再进一步就是鲜明、生动。这令人想到新闻语言。真实、客观、全面地呈现事实的面貌这一要求，决定了新闻语言必须是一种如实反映客观事实的语言。因此，它的主要功能是叙述性。准确、鲜明、生动、简练，是它的自身特色。但文学语言不能停留在准确、鲜明上，还要求艺术化、形象化，要求具有审美的特征。

文学语言的表现性，是文学作品不可忽视的审美因素之一，是语言的诗意所在，它与语言符号性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性的文学语言所关注的是语言的形式自身，它的情感性、体验性，消解了再现性语言的客观性、真实性，从而调动了读者参与对语言符号想象与创造的积极性。贾谊《过秦论》里，讲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振长策”，“执敲扑”，干什么？鞭笞天下。看！该是多么形象！不光是叙事说明，还要运用文学语言建构形象、意象、意境，要讲究音韵美，要有节奏感。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一篇应用文，也可以说是说理文字，可是，它的震撼力、感染力是十分强烈的。

文学语言不同于认知语言，不同于逻辑语言，不是知识、理性的堆砌，而是意境的生发，它要有比、兴，要形成文学境界和美感性质，往往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征实的。对此，古人说得非常直截：“文征实而难巧。”我们说，诗性也好，意象也好，情感也好，纳入到文学作品之中，最后都要落实到语言表现上。这些质素，要组成一篇作品，必须依凭一种物质媒介，成为可以由自己给别人、和别人交流的一个物质存在，作为文学来说，没有别的途径，就是语言文字。

艺术是感受，而不是认识；不在于交流信息，而在于感动

记者：看来，您对文学语言非常重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下功夫呢？

王：这是一篇大文章，涉及许多方面，这里只能就一两个侧面谈谈个人见解。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的特性就是奇异化、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复杂，他在《论散文理论》中指出：艺术就是要使人像幻觉那样去感觉事物，而不是像认识那样去感觉事物。艺术的手法就是事物“奇异化”的手法，即增加感知难度、长度使形式变得困难起来的手法。艺术是感受，而不是认识。因为感受本身就关乎审美的目的、审美的效果。他还以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为例，说是当素材变作小说情节时，就是经过了作家的创造性变形，从而显现出陌生的面貌。我觉得，这些对我们都是很有启发的。实践表明，通过语言的陌生化，可以凸显语言的形象性、情感性，并使之具有含混性——这既是语言本体与艺术表达辩证统一的结果，也是文学活动与现实生活辩证统一的结果。

对语言和感觉陌生化、奇异化效果的追求，使作家们充分调动每一根神经纤维，让感觉的灵动流淌在文本中。这在当前的“新生代”散文作品中不时可见，有的文字极富诗性和形容、譬喻的功能，像唐涓的“山里的日子像落叶一般，悄然滑向地面”；“如蔓的雨丝，仿佛也被刀锋砍断，七零八落地溅向脸庞”；“整座山林是一架故障的钢琴，雨滴像千万只指头纷然齐下，弹奏出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简媜的“壁上挂钟，针脚移动，像两个抽搐的瘦子偕伴从地狱走向天堂，正巧经过人间”。钟怡雯的“那混浊而庞大的气味，像一大群低飞的昏鸦，盘踞在大宅那个幽暗、瘟神一般的角落。斑驳的木板隔出阴暗的房间，在大宅的后方，宽敞厨房的西南隅，它偏离大家活动的中心，瑟缩于没有阳光眷顾的所在，仿佛在等待一种低调而哀伤的诠释”。作家通过这种奇异的描写，使自己的玄秘想象，悠游于深邃、诡谲的心理空间和感受世界；迟缓的节奏和阴暗的意象织染了环境的幽暗与阴森，和作品中老祖母的濒死状态恰相呼应。

与陌生化、奇异化相关联，语言学家还强调语言的“突出”效果。布拉格学派穆卡洛夫斯基认为，文学语言的特殊性，在于“突出”，也就是说，作者出于美学考虑，对于标准性语言，有意地加以“歪曲”、偏离，夸张、重复，甚至违背语言的搭配原则和语法结构原则，以“突出”表达的效果。鲁迅散文《秋夜》中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唐代散文大家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说他未老先衰，前面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后面又说，“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样说的着眼点，不在于简单地交流一下信息，而是要让人感动，要打动人，感染人，体现一种非实用性。

这类手法，现在为广告用语所普遍借鉴与吸收。在广告语言中，“陌生化”与“突出”特征非常明显。这使人联想到清代文学理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的：“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实际就是讲如何运用文学语言。讲理的时候幽渺，想象里有意象，加入了作者的感情，“惝恍以为情”就是空虚的心情。总体上，就是心境迷茫。这种感觉，朦胧诗是最典型的了。

一般语言并不都是很具象的，要求具有逻辑性，符合语法，符合叙述的规则。文学语言由于是象征的语言，所以不能这样要求。因为文学作品的功能不是要证明什么东西，也不是直接叙述，并不强调直接、准确，而是要通过情感上的感染，给人审美的愉悦，要靠这个造成一种意象，一种意境，使人从这里能感受到、体验到，从而获得美的享受。它不是知识和理性的堆砌，而是情感的氤氲、意象的生发。文学语言有时是违背逻辑原则、词语结构的，特别是诗。

规则性和创造性又是辩证的统一。因为要符合语言规则，又不能完全拘守于这个规则，陌生化就往往要突破规范。日本有个学者说中国人喜欢吹牛，鲁迅问他何以见得，他说，“白发三千丈”就是典型事例。本来，诗是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需要想象，需要夸张，本身的细节是当不得真的，那属于诗人话语方式和表现特征。否则，也就谈不上文学了。关键在于诗的整体内容所透露出的情感、态度是否真诚，是否深刻。

个性化是陌生化的一个手段，文学语言应该是个性化的，不光是有共同的审美意义和功能，每个作家还须有其自身的特点。诗人就特别看重鲜明的个性；表现在艺术语言上，就是个性化、独创性。清代诗人张船山说：“诗中无我不如删。”袁枚说：“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明代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非常欣赏其弟小修的诗，说他“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在语言的锤炼上，鲁迅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记者：是不是文学语言也有个创新的问题？

王：是的。文学语言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过程，是一种立体化、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刚才说的陌生化、个性化本身就是创新，不创新是不行的。另外，语言也在不断地产生新的词汇。有人统计，一年时间大概有上千个新的词汇出现，现在有许多外来语，上世纪初根本没有，现在全都出来了，比如“酷”、“做秀”、“粉丝”、“埋单”，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文学语言的规范性，可说是越来越难以把握了。一个当代搞创作的人，特别是小说、报告文学作家，如果不注意吸纳新的语言，总是陈陈相因，是不行的。文学语言既要有规范性，又要跟上时代的潮流，不断创新，这两个是辩证统一的。完全强调规范，没有创新不行，可是，如果完全不要固有的艺术规范也行不通。

按照解释学的理论，现代是一个作品与读者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在阅读活动中，当读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现在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与融合，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大作家王尔德说：“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就是说，一旦作品面世，它的意义就变成公众的了，即它不再仅为作者所有，同时也为读者所有。作为读者，正确地把握作品中所蕴涵的丰富的语意，这是欣赏作品的基础和前提。为了实现作者和读者的互动，确实有一个如何不断吸纳新的语言成分的问题。

记者：您以为当前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主要弊端在哪里？

王：一个是有些作品语言粗俗化，粗鄙不堪；再就是时尚化，趋时媚俗。时尚化、粗俗化掩饰了精神世界的贫乏，消解了文学的个性。现在，有些影视作品和小说，缺乏艺术的提炼、概括，把生活原样照搬到纸面上、屏幕上。从主观上来说，导因于作者本身也包括编剧、导演，艺术想象力贫乏，语言基础薄弱，对语言规范的漠视，加上写作者、媒体从业者责任心的淡化，从而降低了文学的标杆。他们不认为语言需要审美的功能，觉得只要能够表情达意、互相理解就行了，对文学语言的审美性、诗性缺乏应有的重视。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现在文学队伍呈泛化现象，谁都在那里出书、写作，这也会带来文学语言的平庸寡淡，缺乏文采。而且，粗制滥造，率尔操觚，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文学语言需要锤炼，需要沉淀。现在是没有初稿的时代，是不是成品一样往外拿。过去作家写文章是要改很多遍的，“良工不示人以朴”，不成型的东西绝不肯拿出来。所以，随园老人有诗云：“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侬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古人是“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现在还有那样痴情、执着的人吗？谁也不愿意那么傻帽儿！

在语言的锤炼上，鲁迅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做得最为出色。随便翻开他的文集，触目皆是这样的警语：“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是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他的语言，感情丰沛，文采斑斓，创造性很强。

现在，什么都是市场运作，人们的心态是紧张的、浮躁的、粗糙的，只讲究效率，追求快节奏，赶时髦，受经济利益驱动，这都不利于文学作品的锤炼、推敲与修改。本来几个小时就可以弄清楚，可是，有些电视剧硬要把它拉成几十集，为了赚钱，像抻面似的，无限度地抻长。从理论上看，现在，后现代主义也包括某些先锋小说的写作，主张打破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的界限，甚至从根本上否定文学语言审美功能，这就把文学创作降低到日常化、生活化当中，使文学语言缺乏足够的根基。在这种情势下，提倡注重语言的文学性，我觉得非常必要，颇具现实和普遍意义，有很强的针对性。

诗性肇源于使作者动情的物事与神奇、微妙的心境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散文的诗性的？

王：诗性是散文作品中最能牵魂摄魄的内容，它是氛围、情怀、韵味的结合体。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真正的散文饱含着诗意，犹如苹果饱含着汁液一样。我以为，诗性往往肇源于使作者动情的物事与神奇、微妙的心境——这是激发和酝酿诗性的触媒剂。这种诗性很奇妙，很空灵，有如薄雾轻纱，晶莹的水月，神秘的迷宫，能把作者和读者带入一种神思荡漾、意兴悠然的境地。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善于发现，善于构思，而且，对于所描写的对象应该十分熟悉。还是巴乌斯托夫斯基讲的：我们刚一踏上巴黎的土地，就会突然感受到巴黎的魅力。然而，这里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对巴黎事先有所了解，并且一心向往。不管你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必要的有关巴黎的知识，那你来到这座城市，会仿佛觉得一目了然，“仿佛城市上空罩着一片青铜的反光镜——它伟大的历史、名声和智慧的光辉、名人的魅力、凡尔赛宫的簌簌声、永远那么神秘的卢浮宫的昏暗、热情的巴黎人熙熙攘攘的人群”。反之，如果对巴黎毫无了解，那就只会感到人声嘈杂，令人疲倦，有许多东西不可理解，自然更谈不上什么诗性了。

我写过一篇只有八百字的回忆短文，名为《淡写流年》。就中发掘出四个方面带有诗性的蕴涵：一是，回忆是什么？回忆是中老年人的一种特有的专利。它是对于遥远的童心的痴情呼唤，是重新感受年轻，追忆逝水年华的一种心灵履约，是对于昔日芳华的斜阳系缆。二是，回忆总是“未免有情”。年光已如飞鸟般地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由后人去指认，评说。三是，回忆常常带有感伤的意味。在展现飞逝的生命过程中，在感受几丝甜美、几许温馨的同时，难免会带上一些淡淡的留连，悠悠的怅惋。四是，回忆不等于写真。纷纷的岁月已经过去，像是瓜子仁那样，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碎壳。许多生活的图像，好似飘逝的过眼云烟，或则了无踪影，或则漫漶模糊，已经失去了原貌。凡是追忆都会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夹杂着本人对于过往情事的重新诠释，包括赋予它以当时未必具备的新的意蕴，新的感受。充其量只能是粗具形体的原始素描，而绝非摄影机下原原本本的照相，更不可能是那种记录三维空间整体信息的全息影片。

这里说的是，脑子里一定得有东西，前人的、他人的东西都能攫为己有。比如到扬州，马上就想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一到南京，则会记起“六朝人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这些古典诗词，到了这里马上会自然而然地跳出来。有了这些东西之后，还要能“化”。不管是横向的借鉴——融合，还是纵向的继承——积淀，都要能把这些固有的艺术积淀，化作自己的灵思妙想，做到融会贯通。

应该承认，这是一件颇费功力的事情。诗性的发现与发掘，需要多方面的修养，它和作家的艺术气质、人生阅历、生命体验、情感状态、知识积累等诸多因素有关。诗性，有时是带有一点哲理的东西。画家罗丹说：“美到处都有，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人生许多时候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别开生面，曲径通幽。旧金山有一条九曲花街，四十度的斜坡，曲曲弯弯，呈多个“之”字形，车从上面下来，两旁繁花似锦，可是却无心赏玩，我是直到汽车开到下面平地上，才有了兴致回头饱看花海的。汽车运行过程中，由于担心会因偶然事故造成人仰车翻，一点也不敢往旁边瞬一眼。就这样，错过了大好时机，最后十分后悔。其实，人的生命途程中，类似情况很多，真正有意义的都呈现于过程之中，可是，往往都被我们忽略了。

我的抒情散文《回头几度风花》，抒写了一种时光不再、去日苦多的带有感伤意味的情怀：“同是落英缤纷的春晚，同是漫步在‘桃花乱落如红雨’的芳林里，一样的飞花片片，此刻，我的心境却与少年时节迥然不同。仿佛行进在霏霏细雨之中，耳畔听得见那似近似远，疑幻疑真的时间的淅沥，像是丝丝缕缕、点点滴滴都飘落在寂寥的心版上，切实地体验到一种流光似水、逝者如斯的感觉。我相信了，细雨真的是一种撩拨思绪的弦索，雨丝织出来的‘情绣’常常是对于往昔的追思。何况，而今人过中年，正处在对于‘韶华不再’最为敏感的年纪。一般地说，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人们心目中的宇宙似乎在不断地向外扩张开去，而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人生的风景却在这种扩张中相对地缩微、收敛。从前曾经喧嚣灵海的汐潮，在时序的迁流中，已如浅水浮花，波澜不兴了；许多生活的图像，或则了无踪影，或则漫漶模糊，在心灵的长期浸染下，它的釉彩也会变得斑驳不清，成为一种前尘梦影，旧时月色。”

诗性直接关乎情怀，关乎胸襟，就是说，作者的情感必须特别丰富。如果心上长了老茧，麻木不仁，那就什么也触动不了他。我觉得，情怀或者襟怀，要比情感更博大，更深远。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显然是受《楚辞·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的影响。但是，只有这一个方面还不行，还必须有主客观的契合，要有心灵的感应。如果没有陈子昂那样生不逢时、抑郁不平之气，缺乏那种失意的际遇和寂寞苦闷的情怀，即使同样登楼眺望，也不会感受到苍凉悲壮的气氛，更写不出这样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名篇。

这首诗纵观天地，俯瞰古今，远远超越了诗人个人的身世慨叹，也超出了诗歌本身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表达了古往今来无量数人在宇宙时空面前的生命共振，从而使它在人类生活中获得了永恒的美学价值。清人黄周星评论说：“胸中自有千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诗中把动态的先后延续的时间和静态的上下左右的空间连接在一起，使人想起了杜甫的诗句：“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诗人在艺术构思时，把苍茫、辽阔的身外时空和深邃、渺远的内心世界，在更高的艺术层面上协调起来，对宇宙、人生、自然、历史，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有常与无常、存在与虚无，进行探索与叩问，这样，诗人就把自己对现实时空的深切体验，转化为对心理时空的奇妙想象，从而创造出诗歌中的艺术时空来，在今古茫茫、天地悠悠的深沉慨叹中，从心灵深处迸发出高亢、悲壮而又余韵凄然的痛苦呐喊。

古人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说到底，文学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生命的对接，灵魂的感悟，情怀的展露。没有这一点作基石，其他什么艺术技巧、精心结构都失去了依凭，最终成为空中楼阁。

（2007年）

散文的现代性和诗性

《散文世界》编者按：

众多专家通过对比小说和散文的受欢迎程度，得出散文因缺钙、铁等元素，导致散文的软骨症、贫血症。散文像人体一样在衰败，而时代车轮的高速前行，又极大地刺激了个人想强烈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冲动，应该说散文与时代进步、个人觉醒息息相关。在此背景下，散文创作如何与现实人生结合，进行内部改造，以创新的面貌立于不败之地，发挥其独特的美学功能？本刊编者特邀著名散文家王充闾先生对话，集中谈散文的现代性与诗性问题。

一、当前的散文创作，你认为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当前，散文创作向文学本体回归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说，前些年的文学回归本体，主要是从政治理性的旋涡中，从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坚守它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那么，在今天，则意味着必须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对人性的扭曲，保持作家内在的文化蕴涵与理性支撑，固守自身的精神追求。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而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散文创作诗性的失落，思想含量的稀薄，缺乏新鲜动人的思想刺激，已经成为普遍的弱点。其源盖由于向商业化、消费性的靠拢。进入消费市场的散文，像影视作品一样，休闲、娱乐已经成为主要功能；而其自身也成为与现代信息业结合的日常信息流的一种。这种写作，不仅消解了文学的深度追求，消解了社会批判功能，而且消解了日常诗性，造成文学本质的流失，使散文写作离开文学的特性日趋明显。在消费主义倾向成为主流的情况下，那些“快餐文学”，像新闻纸一样，人们随看随扔，不可能产生文化积累，也不具备传承性，至于产生撼人心魄的传世之作就更无从谈起了。

散文写作原是一种极富个性特征的创造性劳动，而现在许多作品，由于缺乏个性化的支撑，难免陷入思想平庸化和话语共性化的泥潭。有些散文写作以追踪时尚为乐趣，以迎合大众心理为目的，以逼真展现原生态、琐碎描绘日常生活为特征，强调话语表达的即时性和现场性，使散文作品成为表象化、平面化的精神符号；多的是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展现和心灵的萎缩，少的是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

当前，散文写作队伍空前庞大，散文已经走出书斋，撕去其神秘的面纱，这本来是值得欢迎的；但一当散文泛化，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公共话语形式，就很难避免审美含量淡化、“散文无文”的偏向。突出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现今散文作者的语言功力、语言质地太差，缺乏文采、文化含量不足已成普遍现象。曹文轩先生指出，散文可能是一种最见语言功夫的文体，就整体而言，当代作家在语言方面的功夫与“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有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就在于现代作家的旧学根底和他们与中国古代汉语的那种血浓于水的关系，当代作家却没有这份根底与关系。语言文字的意义，小则可以映现一个人的学养，大则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气质。古代汉语的凝练、丰富、雅致，已经深入到鲁迅、郁达夫等前辈作家的血肉之中，古代文化滋育起来的气质在其文字中得到了充分地映现。而我们有些写作者走的是另一条路：学养不足就拼命煽情，腹笥空匮索性就一路“土”下去，再不就是满篇西崽口吻，生搬硬抄，拉洋旗作虎皮。

二、“散文热”促进了散文的多元化发展；同时，散文的多元化使得众多的写作者、读者对“什么是好散文”陷入了迷思。请你谈谈，一篇好散文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我心目中的好散文，应该具备审美的本质，情感的灌注，智慧的沉潜，意蕴的渗透，有识，有情，有文采，有意境，具备诗性的话语方式和深刻的心灵体验、生命体验，体现主体性、内倾性、个性化这些散文文体特征；既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又是一种文化的积累。

文学在充分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应该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发掘，本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

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访问、灵魂的对接，因此，要从人性的角度深入发掘，具备深刻的心灵体验与生命体验，而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生活经验。表现在具体写作中，或者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抒写自己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厨川白村式的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或以匠心独运的功力，展示已经隐入历史帷幕后面的世事沧桑，以崭新的视角予以解读；或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或经由冥思苦想，艺术的炼化和宗教式的参悟，将智性与神性交融互渗，使疲惫的灵魂遐想渺远的彼岸。

三、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回顾五四运动时，余英时先生说：

“五四运动的意义甚多，人们从任何角度去观察它，都可以得到一种‘意义’，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全面性的文化运动。”在《五四——一个未完成的文化运动》一文中，他说：“思想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特别欣赏‘不破不立’那句老话，但是如果按照庄子的思维方式，‘不破不立’之下还应该立刻加上一句‘不立不破’。只有在建立了新文化价值以后，不合时宜的旧文化价值才会真正让位。文化只有推陈出新，既不能无中生有，也无法从外面移植过来。”您如何面对文化传统资源，建立自己的精神向度？如何在写作中体现现代性？

在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中，可以说，每天都实际接触并解决如何面对传统文化资源，建立自己的精神向度问题。对象是过去时的历史，而定位却是现在时的自我。我始终认为，新时期文学的现实性、当代性建设，应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扬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只有在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实在意义。传统对于人类来说，发生于过去，却永恒地生成于现在与未来；显现于日常生活，却深藏于人类本性之中。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赵慧平有一段评论，可以作为参考。他说：“从充闾开始散文创作直到今天，尽管在题材、主题、艺术表现方式等方面有了明显的发展，完成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但其基本的艺术精神还是没有变化——他依然属于中国正统知识分子，而且是保留儒家思想因素较多的知识分子，尽管他广泛地学习西方现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和文学理论，并由衷的赞叹，但他还是没有改变他的文化立场，还是只能从一个文化主体的视角以自己的经验理解和吸收，将其纳入既有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这并不是他对待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吸收缺乏真心，而是文化交流的规律所决定的。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只是传统文化与文学精神的传承者，他属于当代，属于具有世界性、现代性的现代知识分子。”

关于写作中体现现代性，已如上述。我写历史人物，并不滞留于流行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的评判，而是把他们还原成一个现实的人，一个复杂的多侧面存在的人，将视点聚焦在他们现实生存背景下心理发展的逻辑上。历史是通过发现而存在的。通过展现这些人物不同的生命意识、生存方式以及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获得的生存状态，达到对人性、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度思考。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种可触可感的精神存在。罗曼·罗兰说过：“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生命的浮面；为了探索它内在的生命——它的各种行动的源泉——我们必须通过它的文学、哲学和艺术而深入它的灵魂，因为这里反映了它的人民的种种思想、热情和理想。”处于基础地位的民族凝聚力主要来源于民族文化，来源于民族文化的认同。而这种文化的认同，又有赖于对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探求与审视，从科学、辩证的唯物史观出发，梳理出一部深刻的历史、文化图卷，并判断出准确的历史、文化定位。

关于立与破的问题，可说的话题不少。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些制度的改革，常常是不破而立，或者立而后破。比如考试制度，不能说尽如人意，它带有明显的偶然性，考生的临场状态、考题的准确程度，都难于把握；而且，考卷判分者的人为差异（据说高考中不同判卷人之间会相差十几分），也难以避免。可是，人们还是认可它在概率上的成功，并不想彻底破除它。诚然，这种考试缺席，就其实践标准与操作结果来看，并不完美、圆满，或者说问题颇多，以致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在目前还拿不出一个代价更小、更客观合理的办法之前，还只能坚持使用它，谁也不会愚蠢到一破了之。“文革”中说得最多的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可是，最后究竟立了什么呢？

四、您是如何看待散文的诗性的？

关于散文的诗性，说来实在是话长了。往远处说，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其名著《新科学》中，把早期人类的审美创造性思维形式称为“诗性智慧”，我体会他是从强调旺盛的感受力、生动的想象力而相对滞后的推理能力这个角度来讲的。往古里说，我们的老祖宗，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文化，同样体现出独特的中国诗性特色。庄子通过离奇的形象、夸张的言辞、荒诞的情节，来编织五彩缤纷的言“道”画卷，里面散发着浓郁的诗性、诗情，闪烁着缜密的理性光彩，产生了常读常新的艺术感染力。通过哲与诗的联姻，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哲思老人插上飞翔的翅膀，带来欢愉、生机与美感，灌注想象力与激情；而穿透时空、阅尽沧桑的哲学慧眼，又能使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巨大的心灵撞击力，引发人们把对世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庄子以及后来的大文学家陶渊明、苏东坡、曹雪芹等等，都没有使用过“诗化”、“诗性”的字眼，但从他们的整体性的直观思维以及文字中充分灌注情感、智慧与想象来看，应该说是典型的诗性展示，并且开启并赓续了绵延两千载的中华诗性文化传统。

散文的诗性，是感情的结晶，应该具备一种诗的情思，诗的气质。著名文学评论家陈剑晖认为，散文的诗性既要有性灵的至真、悟性的至美，还要有寓于诗情的哲理沉思；此外，还须融进诗的艺术感知方式，比如意象的组合、意识的流动、音乐的旋律节奏，乃至通感、变形、时空交错等艺术感发方式。

诗性是散文作品中最能牵魂摄魄的内在蕴涵，它是氛围、情怀、韵味的结合体。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真正的散文饱含着诗意，犹如苹果饱含着汁液一样。我以为，诗性往往肇源于使作者动情的物事与神奇、微妙的心境——这是激发和酝酿诗性的触媒剂。这种诗性很奇妙，很空灵，有如薄雾轻纱，晶莹的水月，神秘的迷宫，能把作者和读者带入一种神思荡漾、意兴悠然的境地。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善于发现，善于构思，而且，对于所描写的对象应该十分熟悉。

在这方面，我有切身的深刻体会，正如我在一篇创作心得中所写的：当我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世界。如同诵读着古人的诗书，倾听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回音壁，通过一块情感的透镜去观察历史，从而获得了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采的效果。那民族兴衰、人事嬗变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留痕，人格的悲喜剧在时间长河中所显示的超出个体生命的意义，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不倦探寻，以及在终极毁灭中所获得的怆然之情和宇宙永恒感，都在新的境遇中展开，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

">五、对你影响最大的散文家是谁？（中外不限，人数l——3名）你最喜欢他的作品是什么？为什么喜欢它？

对我影响最大的散文家，一是现代的鲁迅，二是上古的庄子，三是中古的苏东坡。

在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中，鲁迅先生是我所最崇敬的。我读鲁迅，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整天我都抱着一部鲁迅著作，读不懂就硬啃。日久天长，他的人格精神，“自由自觉”的思想意识，灌注于他的作品中的内在激情的诗性和哲学智慧，那“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一直在引领着我。读的遍数最多的，一是《野草》，一是《朝花夕拾》。鲁迅说，“《野草》里面有我的哲学。”其实，哲学思维充盈着全部的鲁迅的作品。鲁迅的哲学既丰富又复杂，但它是积极向上的。鲁迅说他是为三种人而写作的：一种是那些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而艰苦奋斗的志士仁人们；一种是那些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他要为这些人呐喊助威鼓劲；再一种鲁迅先生说，“我是为我的敌人而写作的”，因而，内心的痛苦不能说得太多，不能在敌人面前显示痛苦，必须有所遮蔽。读这些方面的文章，在做人方面受益最多，感触也最深，收获也最大。单就散文创作来说，我以为，前面述及的“好散文”的标准，鲁迅先生的散文全都具备；换句话说，这些标准正是从先生的《朝花夕拾》以及《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等名篇中概括出来的。

早在童年时期，我就接触了《庄子》，但真正读出它的奇文胜义，则是在中年以后。摊开《庄子》这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元典，宛如置身一座光华四射的幽邈迷宫，玄妙的哲理，雄辩的逻辑，超凡的意境，奇姿壮采的语言，令人颠倒迷离，眼花缭乱，意荡神摇，流连忘返，不禁叹为观止。庄子的哲学思想，人们有可能不完全赞同，但永远也不会有人不喜欢他的文学，可以说，庄子的文学使他具有永恒的价值的。美籍学者刘若愚先生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庄子》一书于中国艺术影响之深，是任何一书所无法比拟的。”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也说：“在庄子以后的文学家，其思想、情调，能不沾溉于庄子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苏东坡，无论是才华还是气质，都使我为之倾倒。自幼我就非常喜欢他的散文。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又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真是大才槃槃，令人高山仰止。苏东坡的立身行事，亦可圈可点。他胸襟磊落，旷怀达观，超然游于物外，大有过人之处。

（2009年）

与女作家张颖的文学对话

张颖（《鸭绿江》杂志执行副主编）

王充闾（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

张颖（以下简称“张”）：前段，《北京文学》杂志在四川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中篇小说年会，去了四十来家刊物的主编、副主编，我也去参加了。大家在一起总结、交流了经验，总的感觉是办刊物不容易，但是还得坚持，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希望王主席能继续支持我们。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鸭绿江》杂志办得不错。谢谢你。你近日发在报纸副刊上的散文《情人草》，我看了，写得很好，前两天，特意推荐给为花城出版社编选年度散文的李晓虹博士，不知能够用否。

张：中午找到《十月》第二期，看了您的散文《他那一辈子》。我想，小说和散文的差别，在写作者来说，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一个写小说的人，他会想到写《李鸿章传》，写出李鸿章一生的传奇与故事；而散文作者如王主席，却用最简练的文字，写出了一个人的命运。对读者来说，也有一个思维习惯问题。小说的读者多，小说有故事、有情节，读起来顺畅，只要稍有一点文化的人，都可能读《李鸿章传》；而要读懂关于李鸿章的散文，没有一定的文化功底，恐怕不行。一般读者读点生活随笔还行，读这种带有很深的有见地的文字，思维要跟得上。所以一个是下里巴人，一个是阳春白雪了。

当然真正的知音不一定求多。那就要看作家的定力和追求了。有人要码洋、要票子，也无可厚非吧。

能够专心写一个门类的东西，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像我自己，觉着散文也能写写，小说也能写写，最后闹个两耽误，哪个也没专，没成气候。

李鸿章这人，我不喜欢，但历史上的中国，包括现实的中国，也许还缺少不了，这是没办法的事。

王：很喜欢听你谈谈文学，谈谈世事人生。你与一般女作家不同，不仅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作品——王向峰先生就非常欣赏你的文笔——而且肯动脑筋，富有见地，有很多精到的见解。这当然和你出身北大，有深湛的学养，又肯于独立思考有关。你还很年轻，有这么好的基础，今后真是未可限量。愿意看到你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性的成就。

曾国藩、李鸿章这一对师徒，以及这一类型的其他人物，都是我所厌见的，但又见得太多。既然绕不过去，于是，便索性去加以研究、剖析，至于所持态度，你一眼就能看出。由于《用破一生心》中，对曾氏多有不敬，以至一位向来关系很好的女主编竟然愤愤以对——她是曾氏的皈依者、追星族。但是，这篇文章在散文界影响很大，刊发的当年（2002年），全国有七个散文选本选了这篇文章，而这位文友却明确地告诉我：“我就是不选！”见仁见智，各有抱持，原是很自然的事。应该说，这位老总也是非常有思想、有个性的才女，文笔也非常好。

《天鹅之歌》谬承海纳，刊发在《鸭绿江》的显著位置，我十分感慰。你说，刊发时可否不明确地标出文体，任由读者去评议呢？那样，或能更有趣些。我认为，你的建议很好，很有见地，这就具备了文体张力，提供了读者思索的余地。

张：那篇《天鹅之歌》，我还是编在散文栏目里，这种记忆故事发到小说栏目好像也不妥。今年《鸭绿江》的栏目相对比较固定，临时再辟，显得随意了。

听说您应河南那面的邀请，到洛阳去参加了牡丹花会，收获一定很大吧？

王：我是前几天回来的，在河南前后住了十二三天。除了“曾作洛阳花下客”，还去了郑州、三门峡（含灵宝）、南阳（含桐柏山）、许昌、周口（含鹿邑）、商丘（含永城、民权）、鹤壁（含淇县），走了八个市地，十多个县，间关万里，早出晚归，既辛苦又有趣。重点放在老、庄、孔子、鬼谷子等先秦诸子，伏羲、女娲、汉画像，殷商、虢国、卫国、郑国，再就是牡丹花了。整天看古墓、访先民，置身三代，触摸先秦，无非是“与鬼为邻”罢了。访问过后，我想出了许多话题：

其一，思想家的历史命运问题——被利用、被异化、被弃置、被改造，有的弄得面目全非；

其二，先秦时期的中原一带是非常开放的，你知道《诗经》中所谓“郑声淫”，郑、卫“靡靡之音”，都是发生在那里的淇河、溱水、洧水一带。只是到了孔夫子那里，才有了种种说法；特别是到了宋代，“二程一周”（都是河南人）出来后，那真是“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了。而这个孔老夫子，在中原地带也经受了不少波折，道不行，还遭逢陈蔡之厄，适郑，独立郭东门，“累累若丧家之狗”。

其三，豫北有条淇水，它是淇县和浚县的界河，《诗经》中直接说到它的就有六首，“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籊籊竹竿，以钓于淇”；“淇水悠悠，桧楫松舟”；“淇水汤汤，渐车帷裳”，间接联系到的竟有三十九首，真是了不得，真真是一条历史的河、诗歌的河、文化的河。淇河鲤鱼，古今驰名。可是，今天，只剩下潺潺细流，而且受到了污染。深悔此行毁灭了几十年美妙的憧憬，心情十分沮丧。想得最多的，是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对不起老祖宗，更对不起那些滋养我们的河流。她养育了人类，繁衍了文明，创造了都市，发展了经济，可是，自己却遭到了无情的践踏，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承载脏秽的动脉。人类忘恩负义，莫此为甚。

其四，在灵宝看了慕名已久的函谷关，然而，完全不像想象中的模样，从关门到前后道路，整个经过了重修，气派有余而丧失了沧桑的意境和深邃的情调，无法使人的思想绵延得更深更远。我立刻想到了1997年的罗马之行。最使我心神震撼的是古代的罗马广场，断折的石柱，壁立的残墙，上面长着萋萋的芳草，真是满目疮痍。但行其间，辗转低回，顿起无限的沧桑之感。那次，我还看过德国的海德堡宫，二百年过去了，留下来的也只有残垣断壁。可是，他们只是精心地维护，并不重建。他们说：“建筑是残破的，但记录的历史却是完整的。残破是一种美，正如失败也是一种价值，是一种不朽的价值。我们应该正视这种价值。其实，我们也没有重建它的权力——从它残损的一刻起，这种权力就已经被造物主收回了。我们的责任只是采取一切措施维护好这座遗址的原貌。”“没有权力”这句话，值得吾人深思。面对着同样的古迹，同样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就有那么大的权力呢？真是“无知者无畏”呀！

其五，洛阳牡丹花会当然也应该写；但除了热闹，找不到更多感悟。

我想写那么一本《中州行脚》，如果顺利的话。“如果”二字，是尼赫鲁的故智——周总理和他谈判，他一一答应，总是“可以，可以”，直到最后，来了一句：“如果条件具备的话。”说了等于没说。

张：我在《文学自由谈》上看到韩石山的一篇文章，在谈文学的“晋军”、“陕军”的时候，说到了“辽军”，里面提了您的名字。好像没有什么恶意，看看也无妨。

王：这期《文学自由谈》，我也看到了，韩文一向是那么跳荡洒脱，庄谐杂作，触笔成趣，这也是一种本事。这一期里还有其他几篇文章，也都非常醒眼。有一位李美皆女士，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前两期她写余秋雨，写陈思和，这期写的是王小波。尤其是写余的那篇，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剖析得十分深刻，令人心折。据说她是哪个大学的一个副教授。

张：李美皆的文章，以前我没太注意，听您一说，有了印象。那篇写王小波和李银河的文章也有些意思。这个人的文字，在女士里面应该算是比较深的，有理有据，不是那种大批判文章。这种文字男人操作起来好像更得心应手，或者大多数女人天生性格绵软，写不了这样的东西吧。

王：还有一篇伍立扬的《空间距离产生悬念》，文章不长，倒还有些意思；他酷爱古文，文章过于追求简古，有时失之晦涩，此文倒好。其他的篇章都未及看，估计谢友鄞的小说能不错。李美皆的文章，实在不错。“这个女人不寻常”。她像是手操一把尖刀，把李银河剖析得体无完肤，直至剥皮见骨，煞是厉害。我很佩服她的严密的逻辑思维和高超的文字表达功力。具备这样才能的女性，莫说还很年轻，即使久更世事的，也属少有。但她毕竟还不够老练，有的话似乎说得过头一些，比如那句：“但是，如果李银河为王小波‘守节’的代价就是这个的话，作为局外人，我倒真希望她赶快结束自己的状况了。”似属多余笔墨，而且也有些不厚道，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辩论中有个策略，如果实在处于劣势，无话可驳，便抓住对方的枝枝节节大作文章，也能混出个虎皮色。

张：张学良确实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东北汉子。写张学良的文字我看过不少，《十月》上发表的您的《人生几度秋凉》我看了，我是非常喜欢的。我一直认为，文学除了抒发作家的胸中块垒之外，还要最大限度地考虑读者。当代的年轻读者、包括我这种四十左右岁的读者，说老实话，中国古典文化的底子大多不厚，对一些前辈作家作品的不亲近，除了关注热点不同以及“代沟”的因素，也与彼此的表达方式不同、文化积累不同有关，虽然一个作家写东西没必要“讨好”读者，但是“考虑”读者还是必要的。《人生几度秋凉》这样在结构上跳跃很大的人物散文，年轻一代读者完全能够接受，也许还会有偏爱。传统的那种结构和叙事，稳重、圆满，但同时也缺少灵性和逸动。各有长短吧。以《人生几度秋凉》这样的篇幅，写张学良这样一种极富人生厚度的人物，如果以传统的结构方式，恐怕要费更多的笔墨。最短的文字和最大的信息量，这是当代读者的普遍追求。这篇散文里面，其实加入了许多小说的写法，我想这是您有意为之吧。张学良这个人我比较偏爱，是个旷古少有的真男人，大丈夫。现在写他的文字还远远不够，就应该多写，而且应该用各种方式宣传。2003年我去台湾，接待我们的是学文学的研究生，他们不了解张学良，不知道我们正在游走的阳明山，跟一个叫张学良的人有关系，倒是老一点的张晓风女士一见我们，说：我今天见到你们非常亲切，因为听你们说话，我好像感觉又见到张学良将军，你们的东北话我听着太亲切了。她这么一说，我对她也觉得更感亲切了。

这几天，我将您的《一夜芳邻》也读完了。有一点感想。也可能跟我现在编刊物有关系，我总是在考虑读者。过去我们总是强调作家群，其实从读者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也挺有意思。不同作家的读者群是不一样的。做《一夜芳邻》的读者，需要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要不然读不懂。包括我过去读过您一些与中国古典文化、古代文人有关的文章，说实话，有一部分我有接受障碍。这不是您写的问题，问题在我，或者说与我有相似经历的一些读者。我们这代人，别看读了大学中文系，真正的古文底子其实非常薄。我从上世纪70年代进入读书年龄，但那些已经没有古书可读，家里藏的一套《红楼梦》和《唐诗一百首》，成为我童年时代仅存的宝贵财富，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有书读也可以读的时候，精力又都用在高考上，一切围着高考转，没有人去提倡读古书。即使现在有所谓的国学家提倡读经，也不过是提倡而已，没有家长肯拿自己的孩子去当实验品。现在的孩子，像我家小孩这一代，用在英文上的工夫，远远多于古汉语，因为英文更实用，对谋生有用。所以读《一夜芳邻》，我觉得其中相当一部分篇章，可以用来给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当教材，还得是那些读书的中文系的学生。文联的洪兆惠去辽宁大学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课，回头跟我说他非常失望，因为中文系学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读物，现在的学生都不去读，而且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作家应该考虑读者，但是反过来，我觉得也没必要去迎合。迎合其实是放低自己的姿态，去迁就。迁就的结果只能是读者的能力越来越低。就像有人说的，古文看不懂看白话翻译，白话翻译也嫌费事，干脆去看蔡志忠的漫画，蔡志忠的漫画也嫌费事，抄几句格言就算了。所谓的高山流水、阳春白雪，什么时候都有，受众肯定也永远是极少数，但它确实有价值，而且可能是远远高于那些读者面比较大的作品。给少数人读，也可以成为一种姿态。当然不能提倡所有的作家都去给少数人写。那就这样，你可以写给多数人读的，我也可以写给少数人读的。谁也别互相看不上，因为每个人的接受领域不同，都会找到自己的知音。

噢，我想起来了，那次去福建参加全国中篇小说年会，福建的一些文友向您问好，何少川、冰心文学馆的王炳根等，都让我转达对您的问候。

王：说起福建的文友，我熟悉很多人，关系都非常好。还有一位散文大家郭风先生，八十来岁了，给我的散文集写过序言，我非常敬重他、想念他，每次去福州，我都要去拜望。不少文友，已经两三年未见到了，思之怆然。

你在青年作家中，是最有才华的女性之一，所以，我非常看重你的意见，你认为可取，你喜欢读，我也就有些“洋洋自得”了。你是从接受美学角度讲的，我过去对此一直缺乏足够的注意，今后每逢下笔，都当细加掂量，多多地考虑读者。我总有个探讨散文的跨文体写作的意愿，想借鉴一些小说、电影的写法，注重细节描写、心理刻画，增加想象力，必要时可以有适度的虚构——这是文学的命脉和基本特征之一。现在有些小说，有人已经写成散文式，为什么散文不能写成小说式呢？我那篇《天鹅之歌》、《人生几度秋凉》，就是一点尝试。

记得有一次，你说要全面读我那个“作品系列”，我听了感到很不安。因为你的时间有限，要编刊物，要写东西，要参加一些必要的活动，而每逢假日，家务活动又兜头丛集。在那很少又异常珍贵的时间里，你应该花时间读些于你更急需、更有益的书籍。你说的“阅读障碍”问题，除了你列举的因素，还可能和过去所接受的教育有关系。我是从小读古代散文长大的，那种结构形式，那种严谨句法，给了我深刻的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问题就已经接触到了。但是，面对这个几乎可说是“命定”的痼疾，不是不想突破，只是，无如之何。我也曾想过“革心洗面”，境界新开，但顾虑的是，年龄老大，一旦“画虎不成”，最后反如“邯郸学步”——爬着回去，那可就惨了。

你读了一些我的东西，可能会发现：对有些“审美客体”我实在是太喜欢了，喜欢了就想动笔写，比如庄子、苏东坡、李白、萧红、勃朗特三姊妹、李清照、香妃、纳兰公子、泰戈尔、张学良，包括那个曾国藩。我接下来要写的，一个是瞿秋白，一个是朱淑真。为了写瞿秋白，我曾专门去了长汀——他的就义地，想亲自感受一番那个环境，体察心境，唤醒感觉，如同我曾专门跑到英伦三岛去看三姊妹的故居那样。张学良如果没有半个世纪的羁押，瞿秋白如果没有《多余的话》，绝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张力与魅力。朱淑真的勇气，我十分赞赏。须知，在理学昌盛的当日，一个年轻女子能够像她那样“虽千万人吾往矣”，肆无忌惮地去冲破藩篱，尤其是还敢公开写出来，太了不起了。只是，这两篇都不易着笔。前者太复杂，怕说不清楚，而且又是革命领袖，说不好会惹出麻烦的；后者，内容比较单一，似乎说不出更多的道理，实际上更适合写几首诗。如何写好，还想听听你的想法。

年纪大了，如何始终保持一种锐气，一种鲜活的认知能力，防止故步自封，思想停滞，是我经常在考虑的事情。为此，一是读些西方的哲学、文学作品，因为相对于传统文化，西方的东西我知道的有限；而这些东西恰恰对于创新、提高，极为必要。二是读些开阔视野、启发思路的陌生的书籍。我不太喜欢读国内时人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认为过于浅薄、浮华、张扬；我读得多的，是一些短篇小说。我认为，国内作家的短篇小说还很有特点。这几天，读了夏目漱石的《梦十夜》、《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还有茨威格、里尔克、卡尔维诺的作品，各有斩获。三是经常同一些有创见、有水平、肯动脑筋的年轻人交换看法。年轻人不光看问题尖锐，少保守思想，肯学习，有新知，而且不像有些老年人那么圆滑，敢讲真话。我从中受益颇多。

张：谢谢您看重我的想法。正像您说得那样，瞿秋白作为现代史上我党的一个“正面”人物，肯定不会像学校课本里写得那么简单，但如果写出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会讨人嫌？或者写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既能写出真实又能方方面面都接受，确实是个难题。这个问题我想不明白，说实话，我对瞿的了解，也仅限于大家都能见到的表面文章。朱淑真这个人物，我觉得是可以写的。虽然现在知道朱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但历史上这样的特例，写出来给现在的人看，我觉着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头几天，我重读《浮生六记》，男主人公和他妻子的那种生活状态在当时也是特殊的，但我们今天看来不但仍有意思，而且还会有些启示。历史上总会有一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和事，在当时看可能是另类，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可能就有意思了。我还是希望能看到这样的文章。

“作品系列”《文明的征服》里的文章我都喜欢。这种风格的文章我写不出来。人有时候是这样，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可能会格外敬重。

说一句闲话。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一直在做当代“野史”工作，头几天因为“传播”了一本邓姓“左派”人物在香港出版的一本写当代政治的书，被有关部门严厉训斥，自由被限制，家中所有的文字资料被没收。所以，写点历史可能还是可以的，只要不“利用小说”反对什么。写当代还是要小心。因此我也能够理解您为什么对历史这么感兴趣了。也可能我的理解是片面的。

我的家务事还不算多，一般的活请钟点工做了。读书的时间、写作的时间虽然不能算多，但每天都能坚持，这也是我的生活乐趣吧。

见到您很高兴，看你身体好、精神好、创作想法丰富，更高兴。

最近出了一本中篇小说集，是从近几年发表的小说中选出来的，都在刊物上发过。我已经放到你在作协的邮箱里，知道你很忙，不一定有时间读，算是个纪念吧。我从毕业就在作协大楼里，忙于事务，加上天资愚钝，视野窄小，又不够刻苦勤奋，写的都是婆婆妈妈的生活琐事，见笑了。明年可能还会编一部散文集，届时再请王主席指教。

王：得知你的中篇小说已经结集，明年还会有散文集面世，为你的文学成就感到欣慰，感到兴奋，也感谢你对我的深切关怀。再过几天，我计划到珠三角地区观光，而后应邀去澳门参加一个笔会，归途中再在湖南停一下，准备到湘西凤凰转一转，大约得半个月才能回到沈阳。希望今后能够多多交换意见、看法。

（2005年）

与作家欣力的文学对话

欣力：王老师，您好！感谢您为我的散文集写了厚重而深刻的评论。读了这篇《只缘胸次有江湖》，我真是由衷的感动。我跟仁发（宗仁发，刊载本文的《作家》杂志主编——王注）说，《骑鹤江湖》得此一评，实在幸运。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这些年，我也常给《作家》杂志写稿。您发表在那里的系列散文，最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那篇写仓央嘉措的文章。连着看了两遍，然后就向宗仁发主编询问：“这位作家是哪儿的？写得这么好！”宗先生在电话里，哈哈大笑，介绍过情况，接上说：“真是‘欲渡河而船来’，正计划着请您写评论呢！结果，没等我挂电话，您就自投罗网了。”那篇评论就是这么出炉的。唐人李商隐的诗说：“书被催成墨未浓”。我这不是写字，同样也是被催生出来的——急就之章，未必中式。

欣力：您的文章写得好，亲切、真挚，不摆架子，不说套话，层次清楚，评点到位，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您独特的感受；特别难得的是这个感受，可不是一般评论家所能有的，非要有学养、有才情和特别敏感、善良的心，才能感得到，而且说得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您站得比我高。

比如，您对我的文体的分析，我觉得真有意思，因为我写的时候并没想：一般散文是怎么写的，小说是怎么写的，就是信手写来，觉得文章要有起伏，有节奏，有悬念，有抓着读者看下去的那点趣味，特别是得有真心，但不可唠叨，不可自恋，淡定一点好，自然一点好。您有一本书叫《一生爱好是天然》，那是杜丽娘的价值观，也是我的。经您对我文章各方面这么一分析，我觉得实在有道理。就想起曾有朋友看了说：“你这不是一般散文写法啊。”但是，他没您的理论高度。还有，您说“吸引读者的不是讲述的具体事件，而是那种带有磁性的才情、语境和态势”。辛稼轩有“无人会，登临意”的悲凉，我这会儿却有了“登临意，有人会”的庆幸和感动！

王：谢谢您的夸赞。我的评论也像您的散文那样，不太合乎一般评论的路数。我总觉得，那么四平八稳、按部就班、中规中矩地铺张陈叙，太死板，太凝重了，与您的文章的风格不相吻合。

欣力：我刚拜读了您的两本近作：《龙墩上的悖论》和《张学良：人格图谱》，很喜欢，您说的“笔涉往昔，意在当今”，“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沟通幽渺的时空，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由感而悟，由情而理，……透视历史更深刻的真实。”这些话真让我兴奋，您说出了我心里的话！

能通过文字跟您认识，这个缘分实在神奇！我读过您的许多文章，我姥姥在世的时候，她喜欢纳兰性德，沈昌文先生来我家看我爸，他对我姥姥说：“我介绍王充闾跟您认识吧，他对纳兰性德很有研究。”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从那以后，再没见过沈先生。那会儿我姥姥八十多岁了，妈妈也在一起。现在姥姥和妈妈都不在了，咱们居然有缘相识，而且得到您如此一篇精彩的评说，我觉得，生活对我真是够惠顾了。

王：大概是十年前吧，我素所敬重的沈昌文先生，看过我写的《情在不能醒》、《青眼高歌》、《纳兰心事几曾知》关于纳兰公子的一组散文后，曾托文友李英健带信给我，说北京有一位文学素养甚高的老太太写了一部纳兰性德的书，想让我看看。同时说到，是中宣部郑必坚部长的岳母。那时，我正痴情地迷恋着纳兰公子，几乎踏查了他在京城的一切遗迹（上庄、紫竹院、渌水亭遗迹、明珠府址等），我还访察过他在词中写过的坐落于吉林市的有关古迹，并专门从北京出版社函购了李雷的《纳兰性德》。但此后，再无新的信息，书也没有寄过来，我也没有催问。看到您在散文中写到外祖母喜欢纳兰，因而忆及这桩往事，立即打电话给李英健予以核验，得到了他的证实。一时，感慨重重。从文章中得知老人家已驾鹤西归，书稿大概也未能最终完成，不禁兴“人琴俱亡”之叹。颇悔当日没有主动前往联系，错失了这一知音畅叙的机会。十年后，却读到了她的才华横溢的外孙女的传世妙文，而且，对纳兰诗词也有深湛研究，说来真是“文学是一种缘分”，事之奇巧，竟有如此者。

欣力：我父亲说，以前开全国宣传部长会时见过您，他也问您好。我姥姥写纳兰的小说完成了，但不是长篇，我当时给了《中国作家》的编辑，反馈说：语言古雅优美，就是细节不足，可否再丰富一下？我劝姥姥再拾掇拾掇。她说：“老了，写不动了。”我真后悔，当时应该追问沈先生您的联系方式，如果你们能见面，那会给她孤寂的心带来多大的安慰啊！我姥姥是我的星星，我从出生就到她怀里，从此一生在她的照耀中。咱们的相识，我觉得冥冥中或者也是她的意思。我和她一起去过上庄的纳兰故居，那会儿那个小四合院还没被破坏成现在这样。我去年进去，已经面目全非了，真是痛惜不已。我对纳兰生平并无深邃的研究，就是从小听姥姥读《饮水词》，喜欢极了。关于他在北京的故地，我其实还得请您做向导呢。您对我的赞美，我不敢当，可是，您喜欢我的文章我特别高兴；李雷的《纳兰性德》我也有。

欣力：沈先生近况您可知道？您有他家的电话吗？

王：沈先生为人非常好，极为真诚，给过我许多帮助，我永远感怀不忘。据我所知，好像他从来不用手机。他家的电话，我倒是记得，有这么两个号码。

欣力：谢谢您给我沈先生电话。我手里有他多年前的一张名片，噢，上面那个电话，居然跟您给的一样。名片上还有电子邮箱，我先给他发封短信，假如没回音，就说明变了，那我就打电话给他。我怕他不记得我了。不过，他若是知道咱们认识了，会有怎样感慨啊？

前个时期，我因为要写祖上的文章，涉及到清代的史事，所以，专门拜读了您写纳兰性德的三篇大作，很有收获。觉得您对纳兰性德心路历程的分析深刻、准确。现今的人多取他的“多情”，所谓“情圣”，我以为对他这样理解，不免太表面了。天生多情，性情中人是他的本性，但愁闷抑郁的最深刻根源，还是在于压抑的政治环境。关于这方面，您在《纳兰心事几曾知》中，分析得极为透彻。我这么想，假如他能在政治上施展一番，或者丧妻之痛会轻一些？“世人争唱饮水词”，可是，他本人并不那么以为然，他本无意以词章传世的，李白、苏轼不都是如此吗？这就是您说的人生的悖论，命运的吊诡。他们是“学而优则仕”的追随者，并不想当大文学家啊。上帝可不管这个，你生来是啥就是啥。

纳兰在政治上郁闷，生活上实际也很少温暖，贵族家庭人际关系重等级、多冷漠，倒真不如寻常百姓家呢。再说，又有随时可能像《桃花扇》中所写的“楼塌了”的恐惧。这么一算，那他能够倾注全身心的，就只有爱情了，老天厚爱他，赐给他一个心爱的人，却又溘然早逝，可叫他往哪里寄托这颗破碎的心呢？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分析纳兰性德的那一段话，我也是特别信服的。他说，“康乾盛世”强有力的独裁政治，对文化和思想的残酷扼杀，是纳兰悲情的最深根源。所以，最后就是您所说的，解脱的唯一途径，就是离开这个世界。

王：在纳兰公子的心目中，当侍卫，入禁庭，实无异于囚禁雕笼，陷身网罟。他在《咏笼莺》的五言律诗中，借笼子中的黄莺来比况自己——享用着锦衣玉食，却戴着金枷银锁，真是最恰当不过了。你看这个莺儿，遍身绮羽，食以香谷，罩以雕笼，整天蹦蹦跳跳，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既无冻馁之虞，又不愁惨遭弹丸的袭击，表面上看去，真是富贵安逸，令人艳羡。它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身心自由，——它不能像其他同类那样任意地飞翔，自在地鸣啭。因此，它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

欣力：我姥姥晚年的心境很不好，也许是读了这些诗词触发了她的伤感。从八十多岁，就整天跟我念叨：“我怎么还不死啊？”她不是煽情，她是真这么想。人说：“你衣食无忧，儿女孝敬，还要什么呀？”其实，世上已经没有什么让她留恋的东西了，没有能说话的人，老了，腿坏了，整天如在樊笼中。她曾经跟我商量，说干脆自杀吧。后来，她在九十岁上得了一回脑瘫，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了，结果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从此安详，再不说“死”，她说：老天爷让我死在所有人后头。她是真的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了。我想起我姥姥就心里疼，觉得我为她做得太少了。可是人生啊，真是没法说。我觉得，她，纳兰性德，仓央嘉措，有相通之处，是天使坠落人间，必定遭罪的。人生之美，其实好多都不过是幻景，认清了，又能积极地活着，就得了。我瞎说这么多，让您见笑了。

王：说到痛苦，我想，仓央嘉措和纳兰，您的外祖母，都是流水今日，明月前身，都是在优越的物质条件下感到痛苦的先觉者，这种先觉恰恰是由于他们过于清醒，过于敏感，而醒了之后，却无路可走，反而更加痛苦。“自恐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怕误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仓央嘉措的这首诗——估计是经人翻译了——也写得极为出色，沉浸其中的是痛苦，是无奈。孟德斯鸠说，人在苦难中才活得像人。这是指一般人，因为苦难能使人性复归；而先觉者却能在安富尊荣之际，悟到转瞬间艳冶会在风前零落，“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即您说的“楼塌了”的恐惧。所以，倒不如像八指头陀诗中说的“觉路未开归路尽”为好。是的，“人生之美其实好多都不过是幻景”，临末了，只能是“满船空载月明归”。

欣力：关于纳兰们的痛苦，您说得太精辟了：“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您用这个题目写篇大作，我们来读吧。把历史上类似的人，放在一块说说。读您的文章让人兴奋，我觉得，听您闲谈更是一种艺术享受！“满船空载月明归”，有月光，就是好的。

说到文学创作，其实我不是学中文出身，高中时在外语学校学日语，研究生时在日本留学，专业是日本社会与文化，后来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处工作，然后去美国十年，工作、学习、生活。在美国，我学的是平面设计，因为我特别喜欢画画。1999年底回国。我学养不深是真的，“临时抱佛脚”；我就是爱好广，但精力有限，我自己知道的。喜欢读书，但不成系统，兴之所至，想读啥就读啥，所以谈不上做学问。我喜欢诗，8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没好好读书，光读现代诗、写朦胧诗歌了，余光中、郑愁予是我曾经追随的诗人——“打开天窗，就像亲手揭开覆身的冰雪，我是北地忍不住的春天！”郑愁予《天窗》中的诗句。我最喜欢。我猜测，郑愁予的名字，大概来自“江晚正愁予”这一句词吧？他实在想得巧。

王：正是。辛弃疾的《菩萨蛮》：“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欣力：去年在江西铅山，找到了辛弃疾当年所开的瓢泉和他的墓地；在海南访问了东坡书院；等天暖些了，我想去找找李清照的遗迹，看看“蚱蜢舟”究竟能载多少愁。我读了您的《终古凝眉》，更想去了。我还想写一个剧本，叫《苏东坡和王朝云》，可是让谁来演呢？现在中国的男演员怕难有东坡风度。他是中国最可爱的男人啊。

您近期有去北京的安排吗？到时一定通知我，我应该行“拜师礼”的，就不送干肉了，我请您尝尝现代的美味吧。或者先去逛北海公园，然后品尝美味。北海公园是我最心爱的地方，我姥姥家在北海附近，那儿几乎等于我们家的花园，好像每一次重大的家庭聚会都在那儿。

王：北海公园，我也特别喜欢，那一带文气特别旺，前海、后海、什刹海，仿佛往那里一站，就接近了纳兰公子的芳泽。什刹后海之滨的明珠太傅府邸里，当年有一座渌水亭，是纳兰公子以文会友，诗酒风流之地。

纳兰的词，苏东坡的诗文，都达到了极致。好的文章应该像橄榄那样，有“回甘之益”。单就故事来说，看一遍也就够了；好文章却经得住一看再看，反复咀嚼，或者是体味丰富的意蕴，或者是赏鉴华章文采。鲁迅的文章是这样，《聊斋》也是这样。同样是写笑，在蒲松龄的笔下，或曰莞尔，或曰粲然，或曰喷饭、捧腹、哄堂、绝倒，或曰瓠犀微露，或曰忍俊不禁，或曰吃吃作鸬鹚笑，或曰掩口胡卢而笑。这个“胡卢而笑”，是拟态的，抿嘴或者掩口，微笑着，窃笑着。早在宋代，陆游就用过了：“成败只堪三太息，是非终付一胡卢”。欣力：还有这个“吃吃做鸬鹚笑”，更形象，更有趣。我查过字典，说鸬鹚喉下有囊，它捕了鱼就放囊里存着，那要是笑起来，囊肯定颤颤巍巍的，再加上它生个扁长嘴，上嘴尖部还有钩——我想象一下，就想到若干人，实在就是那样笑的，我就禁不住“扑哧”笑出来。但我这个笑，不属于您说的那几种，也许算是“忍俊不禁”吧？可是，没您说得那么生动。

王：听了你对鸬鹚的研究，我也禁不住“扑哧”笑出来。你真有趣，这正是艺术家的气质，又“不失其赤子之心”，一颗未经污染、天真烂漫的童心，宛然可见。难怪你的文章写得那么清丽，那么精彩。

欣力：我小时候在家，有个外号叫“滑稽人儿”，能逗大人笑。小时候我特别害羞，很孤独，我妈说这孩子“长得苦相”。可是我高兴起来，把她逗得笑岔气了，她就叫我“小滑稽人儿”。后来我妈说：真没想到，你现在挺泼辣，能独当一面。其实，她不了解人啊，你生来是啥就是啥，泼辣是没法子，我心里头一直就是那个害羞的“滑稽人儿”。呵呵，只有说笑话。

王：自从读过你的散文系列之后，我就一直在研究你的成功路径。据我观察、分析，起码有如下四点：

其一，年龄不大，却曾久居域外，历游东西两洋，拥有十分丰富的阅历。古人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而胸襟是由眼界、视野所决定的；

其二，自幼就有文艺天赋，而且，不浮躁，肯下功夫，刻苦努力；加之擅长绘画，喜欢音乐，从事平面设计、时装研究，促成观察细腻，形象思维、艺术细胞发达。我发现，画家中多数文章都好看，像黄永玉、陈丹青、叶浅予等等；

其三，有家学渊源，自幼就熏陶在浓郁的文学氛围里；

其四，书读得多，腹笥丰厚，“腹有诗书气自华”，摇起笔杆来，自然就游刃有余，稳操胜券了。

欣力：您分析得有条有理，非常善于综合、概括。当然，我也清醒地知道，您这里有鼓励的成分。

《骑鹤江湖》这一组，连续发了八篇，同一个主题，可以成书了，还没联系出版社，因为我一时想不好书名。哪天我能像郑愁予那样巧思一个书名就好了。仁发老是说：“等什么时候灵光乍现吧。”可是，灵光是不轻易来的。见到您，真高兴，那就趁机请您帮我参谋一下书名，行吗？刊物上的名，是《骑鹤江湖》。开始的这八章，都写的是西北，而且一共正好八章，所以我想叫《八声甘州——骑鹤江湖（第一辑）》，每一部分不叫“章”，而叫“声”。您看怎么样？

王：《八声甘州》这个书名很好。巧用词牌，具见匠心。它来源于唐时大曲《甘州》，原有四部分：曲破、八声、慢、令。以此调填词，大约始于北宋柳永，前未曾见。南宋的叶梦得也有一首，是写“淝水之战”古战场八公山的，同样久负盛名，其中有“转盼东流水，一顾功成”，“信劳生，空成今古，笑我来，何事怆遗情”之句。数了数，它也同样押了八次韵，即落在八个韵脚上。

我觉得，叫“声”确实比叫“章”好，而且，也无须虑及八个韵脚问题，因为这里不过是借用罢了。否则，以词害意，反倒是得不偿失。值得考究的是，那些副题还要不要？八篇中还有一篇没有副题，我倾向一律削掉，反正文章中都表现得清清楚楚，似乎不必再明显标出。既然是“声”，空谷传声，空灵一些可能更好。《故里王孙曾远走》，可否改为《忆王孙》，也是一个词牌？随想随说，没有充分斟酌，只供参考。

欣力：王老师，您真是博学。按照您的高见，我就这么改了。统盘看看，我觉得果然好得很。

另外，《江湖的发现》，是五月份《作家》杂志发的一组我的创作谈，或可以代跋，放在最后。我现在把它当作“尾声”，您觉得有画蛇添足之感吗？或者就老老实实叫作“代跋”？

这本书，我想拿给三联书店看看，假如他们感兴趣，愿意出版，那就是我今年最高兴的事啦！三联是我心仪的出版社。我最近买到中华书局90年代初出版的《东京梦华录笺注》一套两本，书设计得真美，朴素优雅，纸薄而软，印刷非常清晰，繁体字，抓着书脊拎起来抖抖，好像一件衣裳。我原先觉得，只有广陵书社的绫绢线装有那样的感觉，没想到不是宣纸也能做到。封面题字楷书，秀雅挺劲，真是喜欢极了。

王：我赞同你的设想。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品位高，声誉好，能在那里出书，当然最理想了。“尾声”，我看过，也很有韵味，交代了《骑鹤江湖》的创意。书名《八声甘州》，似也应在哪里照应一下。

妙还妙在：一是“甘州”，甘州狭义指河西走廊上的张掖，广义一般泛指整个河西地区，也就是你的足迹所至之地。这里恰是古“丝绸之路”南北两线和居延古道的交会点；二是“八声”，每篇为一声，八声齐奏，铿锵和鸣，组成一曲钧天广乐。二者合起来，又恰是一个词牌。

欣力：王老师，谢谢您的提醒，那个《江湖的发现》是针对《骑鹤江湖》写的，应该加入照应《八声甘州》的内容，重新结构一下。

您喜欢蒙古歌曲吗？我这里有降央卓玛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的光盘。元宵佳节里，听听这美妙的音乐，觉得前人写的“凤箫声动，玉壶光转”，真是说到家了。

王：音乐方面，我是外行，而且，也没有生长一双善于欣赏的耳朵。但降央卓玛的苍凉、激越、悠扬的歌声，还是令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说不清楚是感动，是向往，是沉醉，是凄楚。过去在云南丽江听纳西老人演奏洞经音乐时，有过这种感受。还有一次出访西亚地区，听到独具特色的叙利亚民歌——它是在继承阿拉伯音乐传统的基础上，汲取了土耳其音乐的某些因素，也曾感到心灵的震撼。您对音乐有深湛的研究，我在这里布鼓雷门，班门弄斧，恐怕惹你见笑了。

您从北京来，春节期间，北京的鞭炮放得多不多？沈阳真是迹近疯狂了。元宵节那天，根本体验不到“凤箫声动，玉壶光转”的“和乐且闲”的景象，整座楼有如坐在火药桶上，又好似置身于万炮轰鸣、硝烟密布的战场：突然间，“咕咚——咔！”掀天动地；紧接着，“噼里啪啦”，鼙鼓轰鸣，爆豆不断；而“通！通！通！”则是高程排炮五十发、一百发、三百发的连射。彻夜不停地闹腾，前后左右轮番轰炸，搅得人心意不宁，神魂错乱。走到外面去看看吧，天地为之改容，风云为之变色，硝烟弥漫，月影迷离，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还不如紧闭房门，床头枯坐，犯不上让鼻孔、肺子、眼睛，和耳朵一同遭罪。想起古人那些咏元夜的诗词，顿生隔世之感，真不知“今夕何夕”了。

欣力：我昨天闲翻今年第一期《作家》杂志，看见您的大作《爱别离——拟歌德日记》，我琢磨了半天，觉得很有趣，您是怎么得此灵感的？您最近在研究歌德吗？

王：歌德是一个值得大写特写的人物。三年前我去过法兰克福和魏玛，专程访问了有关歌德的遗迹。回来后，写了一篇散文，叫作《断念》，已经在《人民文学》上刊发了；还有这篇拟作，实际是小说。关于这篇作品灵感的获得，那要归功于一些遗迹的实地勘查，比如，魏玛有个大象宾馆，就是绿蒂（《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女主人公）晚年重访歌德入住的地方。旁边，还有歌德的另一个情人夏绿蒂的住宅。我在法兰克福也寻找过《爱别离》中主人公丽莉的有关遗迹。人亡物在，触景伤怀，遂动了写作的念头。说来也很凑巧，访德期间，我曾前往德国北部城市杜塞尔多夫，去看望一位执教于海因里希·海涅大学（因诗人海涅出生在这个城市而得名）的汉学家——在沈阳我曾接待过他，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那天早晨七点，我从法兰克福出发，驱车前往杜塞尔多夫，直奔海涅大学校区。赫格尔教授已经等在那里。这个城市日本侨民众多，正午，我们在莱茵河畔，找到一间“日本料理”的小餐馆进餐。两人坐在“榻榻米”上，一边喝着清酒，一边唠起了有关歌德的话题。这样，我便向他展示了脑子里的大问号——歌德和小情人丽莉那么情深意切，多次说过“她是我一生中唯一爱过并且永生不忘的女子，我从来没有像跟丽莉相爱时那样，接近真正的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从这个美丽的姑娘身边走开，最后导致这场令人伤情的人生悲剧？听说，丽莉病逝之前，还曾对一位友人说，自己是“歌德的创造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对歌德怀着宗教般的崇敬”。

教授莞然一笑，说：“事情的发生总有多方面原因，但必有一条是主导的。歌德因为丽莉的关系而混迹于上流社会，这是他所不情愿的——每天不是陪她赶舞会、上剧院、听音乐，就是陪她去逛集市，买小玩物，买小装饰品；还有那灯火辉煌的赌台，面目可憎的市侩，这一切都令歌德讨厌透了。作为一个有着强烈阶级意识的市民青年，一位在狂飙突进运动中扛举大旗的富有使命感的天才作家，他感到极端痛苦与焦灼：‘觉得自己像只吞了毒饵的老鼠，从一个洞里窜到另一个洞里。见水就舔……心里火烧火燎的，实在难受得要命’。因此，而想念自己的蜗楼斗室，追怀曾经的清幽美梦。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诗人特异的个性；您之所以感到不可思议，也和中西方爱情观的差异有关。”

欣力：魏玛和杜塞尔多夫我都没有去过，对歌德也缺乏研究。德国的东西相对生疏一些，经您这么一说，帮我开启了一扇新的文学的窗户。

（2010年）

散文写作十题

——答《中华散文》杂志记者问

编者提要：

作家就关于散文的基本认识、当前散文创作的形势及存在问题、未来散文的发展前景、散文的审美特性、优秀散文的判断标准、作家的跨文体写作、影响最大的散文作家和作品等十个问题，发表了颇具特色的看法。

一、近二十年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散文热”——“女性散文”、“大文化散文”、“先锋散文”、“后散文”、“报纸副刊散文”以及“网络散文”等——各式各样的散文纷争并起。对于这种散文热的现象，你如何看？

上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有一道靓丽的风景，就是散文创作空前繁荣，有人甚至把90年代称为“散文时代”。这种“热”不仅体现为各式各样的散文纷繁毕现，而且反映在媒体的青睐、读者群的飙升和研究者的特殊关注上。这当然有其社会与时代的根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使社会急剧变革，生活节奏加快，社会自由，思想多元，呈碎片化、生活化，乱花迷眼，光怪陆离。这一切都为散文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外在压力不断增加，主体意识增强，个性化突出，普遍存在着“倾诉的冲动”，“表达的需要”，渴望表现自己，渴望叙述、交流，渴望唤起温馨的心理趋势，又使以表情达意直接性见长的散文成为首选的形式。

“散文热”进程中，无论在题材、内容、形式方面，都展开了许多新的探索，比如思辨化、大型化的“大文化散文”的出现。随着思想文化素质的逐步提高，一些读者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在散文中得到一点消遣和心灵的慰藉，而希望在审美的同时也获取更多的思想文化资源，在更宽阔更久远的文化背景上，思考现实人生问题。于是，他们表现出对于这类有较多知识与思想含量的作品的浓厚兴趣。一些作家的写作视点开始向自身转移，以生动丰富的形象和审美的直观方式言说现实的问题，表达对人性的关切，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再比如女性散文，它具有鲜明的情感化，侧重于表现都市生活的感受，关心自身的瞬间体验，善于将女性那些飘忽、细微的情感凸现于笔端，从而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极致。

在生活节奏变快、心理压力增大、重功利而轻人情的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喜欢阅读一些轻松的东西，于是，关注市井生活，关注人心世相的闲适小品遍及于容量特大的各类报纸副刊。它们通过情调的渲染，给予一种廉价的抚慰，往往导致精深的生命探求和文学的审美性的消解，而呈现出一种“消费性格”；特别是那种源于作者本身的广告效应和读者的好奇心理，以及对于成功成名的期待的所谓“明星写作”，更是开拓了巨大的读者市场。

不过，就整个发展趋势看，那类反映“消费性格”的趋时散文以及“明星写作”，轰动的热潮都不会维持很久。因为这种一般性的消遣、娱乐，人们早已从影视媒体上得到了餍足。他们所热衷期待的，是通过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愉悦。从这个意义上说，倒是那些体现着浓重的人文精神，体现着审美意识与历史感，深入心灵境域，抵达人性深处的思想随笔和文化散文，可能有着长久的文学生命力。福斯特说过：“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所以，应该注重蕴涵的深度，沉入文化与生命的深处，探寻人的自我心理活动，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焦虑、浮躁、困惑等）的深切关注，实现对生活表层背后的严峻现实的深刻剖析。

过去长时间里，对于人性进行着标签化、简单化的处理，实际上，它具有无限丰富的形态。应该承认，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意识的世界，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独特的自我存在，把人仅仅视为政治人、社会人是不够的。所以，文学要想实现超越，必须注重对人性这个富矿进行深入地开掘，力求从心理层次上更深地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示出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使文学更加具备“人学”的特征。在这个极其辽阔的领域里，立足于人性、人生层面上的散文作品，必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当然，有人会说，这种功能主要应由小说、戏剧去担承啊，但我以为，有条件的散文作家也不该予以回避。

二、当前的散文创作，你认为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当前，散文向文学本身回归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说，前些年的文学回归本体，主要是从政治理性的旋涡中，从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坚守它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那么，在今天，则意味着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人性的扭曲，保持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固守自身的精神追求。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而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散文创作诗性的失落，思想含量的稀薄，缺乏新鲜动人的思想刺激，已经成为普遍的弱点。其源盖由于向商业化、消费性的靠拢。进入消费市场的散文，像影视作品一样，休闲、娱乐已经成为主要功能；而其自身也成为与现代信息业结合的日常信息流的一种。这种写作，不仅消解了文学的深度追求，消解了社会批判功能，而且消解了日常诗性，造成文学本质的流失，使散文写作离开文学的特性日趋明显。在消费主义倾向成为主流的情况下，那些“快餐文学”，人们随看随扔，不可能产生文化积累，也不具备传承性，至于产生撼人心魄的传世之作就更无从谈起了。

散文写作原是一种极富个性特征的创造性劳动，而现在许多作品，由于缺乏个性化的支撑，难免陷入思想平庸化和话语共性化的泥潭。有些散文写作以追踪时尚为乐趣，以迎合大众心理为目的，以逼真展现原生态、琐碎描绘日常生活为特征，强调话语表达的即时性和现场性，使散文作品成为表象化、平面化的精神符号；多的是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展现和心灵的萎缩，少的是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

当前，散文写作队伍空前庞大，散文已经走出书斋，撕去其神秘的面纱，这本来是值得欢迎的；但一当散文泛化，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公共话语形式，就很难避免审美含量淡化、“散文无文”的偏向。突出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现今散文作者的语言功力、语言质地太差，缺乏文采、文化含量不足已成普遍现象。曹文轩先生指出，散文可能是一种最见语言功夫的文体，就整体而言，当代作家在语言方面的功夫与“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有着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就在于现代作家的旧学根底和他们与中国古代汉语的那种血浓于水的关系，当代作家却没有这份根底与关系。语言文字的意义，小则可以映现一个人的学养，大则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气质。古代汉语的凝练、丰富、雅致，已经深入到鲁迅、郁达夫等前辈作家的血肉之中，古代文化滋育起来的气质在其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映现。而我们有些写作者走的是另一条路：学养不足就拼命煽情，腹笥空匮索性就一路“土”下去，再不就是满篇西崽口吻，生搬硬抄，拉洋旗作虎皮。

三、一条小鱼长大了，再也无法在鱼缸里生存，它被放进大海。但是从此后，这条鱼很烦恼，因为它再也没有撞过鱼缸壁。这个鱼缸壁，就是以往人们所定义的散文。以你的创作实践为标准，请重新定义“什么是散文”，谈一谈你对散文的基本认识。

中国是个散文大国，散文的历史源远流长，年深日久，形成了许多明确的规则、成功的经验。应该说，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直到“五四”之后，散文的优秀传统，始终绵延不绝，而且高峰迭起，前人为我们创造了无数成功的散文范例，已经确立了许多难以突破的框架。加之，由于它最典型地体现了汉语言文学的本质特征，近代以来，尽管也受到外来的影响，但力度有限，“舶来品”根本无法与固有的传统相颉颃。这样一来，好处是有所遵循，易于把握。创作也好，研究也好，有着共同的尺度，共同的依托，便于达成共识；但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一种框范、一种窠臼、一种壁垒一经形成，就再也难于摆脱，难于突破。相对地看，散文可供开辟的空间比较狭小，什么创新呀，革命呀，对于散文来说，都是难乎其难的。这和小说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小说就没有那么多的框范；特别是现当代，西方的各种流派、思潮、观念、技巧的强力影响，使得它简直到了难于应对、难以支撑的地步。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几年间，我们的小说界几乎把西方上百年的种种文艺思潮、主义和流派，什么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的意识流，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等，统统炒过一遍，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人形容小说创作“被新潮这只狗追赶得连停下来解手的时间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很难凝结成什么框范与戒律。当然，小说又有小说自身的问题，反正“哪家都有八出戏”，这里就不去说了。

我们说散文形成框框不利于它的发展、创新，并不等于承认散文不该遵循任何规范，否定其文体的规定性。对于散文的本质性特征，还是应该有个“大体则有，具体则无”的共识。否则，作为一种文体也就不会存在了。我以为，散文是最贴近人的心性，最具亲切感、人格化的一种文体。散文应是自由精神的产物，没有自由的思想、自在的氛围，就不会产生真正的散文。散文是作者人格的投影，心灵的展示，人格魅力的直呈和创造性生命的自然流泻，它应该最能体现人的心性的真实存在，反映作者的人格境界、个性情怀与文学修养。大而言之，它是一个民族的心声倾诉、精神写意与心灵升华，承担着社会批判和人性烛照、灵魂滋养的责任。

四、“散文热”促进了散文的多元化发展；同时，散文的多元化使得众多的写作者、读者对“什么是好散文”陷入了迷思。请你谈谈，一篇好散文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我心目中的好散文，应该具备审美的本质，情感的灌注，智慧的沉潜，意蕴的渗透，有识，有情，有文采，有意境，具备诗性的话语方式和深刻的心灵体验、生命体验，体现主体性、内倾性、个性化这些散文文体特征；既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又是一种文化的积累。

文学在充分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应该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发掘，本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访问、灵魂的对接，因此要从人性的角度深入发掘，具备深刻的心灵体验与生命体验，而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生活体验。表现在具体写作中，或者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抒写自己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厨川白村式的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或以匠心独运的功力，展示已经隐入历史帷幕后面的世事沧桑，以崭新的视角予以解读；或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或经由冥思苦想，艺术的炼化和宗教式的参悟，将智性与神性交融互渗，使疲惫的灵魂遐想渺远的彼岸。

五、当前的创作中，散文的审美特性在哪里？它通过什么独特的途径，去抓住和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复杂经验？它怎么能够变成一种真正面对我们自身经验、面对我们自身灵魂的这么一种语言方式？这种语言方式又和小说、诗歌有何不同？

散文写作是作家把外界信息进行整合、同化于内心的一个审美意识过程。散文的审美特性表现为对于美的意蕴的自觉追寻，它是作家审美倾向的坦露和倾吐。这种审美情感比小说显得浓缩，又比诗歌挥洒自如，在当代社会中，这不能不说是它赢得读者的重要因素。由于作家人格与情感的映现，散文往往充溢着一种浓重的情韵和气氛，并由此构成诗性的意象与意境，唤起读者心灵中的美感。

从本质上讲，散文即是一种对话。它所面对的不是小说的虚拟空间，亦非诗歌的情绪世界，而是日常生活语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彼此饱尝着精神上相互点燃、相互激发的愉悦。散文是作者面对读者无中介交流、直抒胸臆的质朴而真挚的艺术，它直接展现着作者的思想情绪和人格精神。它不像小说那样，“观点愈隐蔽愈好”，散文作家无须遮掩自己，无须躲在他所展示的社会生活、自然景物之后，因而，从阅读作品中，就能比小说更直接地感受到作家不同的自我。

六、对你影响最大的散文家是谁？（中外不限，人数1——3名）你最喜欢他的哪部作品？为什么喜欢他？

对我影响最大的散文家，一是现代的鲁迅，二是古代的苏东坡。

在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中，鲁迅先生是我所最崇敬的。他的人格精神，“自由自觉”的思想意识，灌注于他的作品中的内在激情的诗性和哲学智慧，那“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一直在引领着我。单就散文创作来说，我以为，前面述及的“好散文”的标准，鲁迅先生的散文全都具备；换句话说，这些标准正是从先生的《朝花夕拾》以及《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等名篇中概括出来的。

苏东坡的才华和气质都使我为之倾倒。自幼我就非常喜欢他的散文。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又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真是大才槃槃，令人高山仰止。苏东坡的立身行事，亦可圈可点。他胸襟磊落，旷怀达观，超然游于物外，大有过人之处。

七、在文学发展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作家，一人多面，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还兼及创作散文。你怎样看待这种跨文体写作的现象？

我觉得跨文体写作，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就作者队伍的构成而言，这又分两种情况，有的是多面手，同时经营多种园地；有的受年龄、经历、环境、癖好影响，改弦更张，像老诗人臧克家所言：“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二是从文体写作方面看，一种文体形式中隐含着另一种或几种文体的质素，比如散文创作中适当运用诗歌、小说的手法、技巧、结构、语言等；有的甚至不易辨别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像孙犁《白洋淀纪事》中有些篇章，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其实，许多传世的小说名篇，完全可以当作优秀的散文来读。总之，上述两层含义，无论就哪方面谈，都是一种好的现象，它反映了散文创作的兴旺发达，顺势发展下去，必能促进散文向多元化发展，增强它的活力；而且，有利于冲出樊篱，突破成规，不像有的“职业”散文家那样，过分依恋技巧而造成精神枯萎。从创作实践来考察，也确有一些从来没有从事散文创作和文体研究的作者，他们的某些散文作品十分出色。

八、如今的散文创作，已经突破了主题的单一性，向多主题、变奏和协奏曲发展。你认为这是21世纪散文创作的发展方向吗？前景如何？

散文的本质，无论就内容、题材、主题，还是表现形式、话语方式而言，都是开放的，没有限界的。散文的繁荣发展有赖于包括作家、读者群在内的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特别是现今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作家、读者的文化背景、审美期待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这就决定了散文创作的多样化与多元化。

当前，面对全球化的新形势，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由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对现成理念的图解和对客观景象的模仿，转换为注重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与表现，关注人性、人的生存意义、人的命运，体现一种超越的内在性。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作家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实现了散文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相对地自由喧哗；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使散文以更为轻松的格调、优闲的步态、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总的趋向必然是越走路子越宽，而且也不必担心哪一天它会冷下去。

九、这是一个关于读书的问题。有一座海上孤岛，风光秀美，请你去度假半年，在这座孤岛上，你衣食无忧，生活富足。但很遗憾，那里再也没有其他人与你交流。为保证享有自由的精神生活，你可以带一本（仅一本）自己喜欢的散文书，你会带哪一本？为什么带这本书？

经过严格遴选，我决定带上中国古代的散文代表作《庄子》。因为从年轻时节，我就特别欣赏它那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创造性的思维，生动逼真的描绘，绚丽多姿的辞采。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不仅此也，庄子的人生艺术化和诗性人生也特别值得称道。庄子视人格独立、个性自由为生命，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他的作为人生归宿的“无为”、“无待”，直接通向诗性人生。所以，我确信它能伴我度过半年孤寂的时光，保证享有自由自在的精神生活。

十、在你已完成的散文中，你最喜欢的是哪几篇？（仅1——3篇）为什么？

我比较喜欢《用破一生心》、《碗花糕》和《一夜芳邻》。三篇都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作品，虽然都是写人的，但题材不同，风格各异，在我的散文创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近年来，我从文学的立场出发，将审美的目光注入历史的深处，以鲜明的主体意识努力开掘被遮蔽的精神文化元素，通过个性化的表述，揭示其当下意义；在对历史的述说、对古人的灵魂叩问中，寻找人性的出口，抵达心灵深处，深入思考一些带有明确精神指向的问题。从人性层面上剖析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文化大散文《用破一生心》，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这一时期，我还以细腻、抒情的笔调和悲剧化情绪，写了一组有关亲情、乡情方面的文字。这篇记述自己心灵体验，追忆善良、美丽而迭遭不幸的嫂嫂的抒情散文《碗花糕》，是其中典型的篇章。《一夜芳邻》写了勃朗特三姊妹只可想象而不能经验地审美人生和她们内在的悲剧性格。我以实际走进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主观心境的逍遥游，里面既有情感灌注，心灵体验，也有意义追寻。在我的纪游类散文中，有一定特点。

（2001年）

与青年评论家林喦的文学对话

林（以下简称“林”）：先生是我一直尊敬的文学前辈，今天能在一起做一个交流，是一件对后学有益的幸事。近段时间，我一直阅读先生的诸多部作品，受益良多，从《春宽梦窄》、《鸿爪春泥》、《龙墩上的悖论》到《读文人》、《话女性》、《张学良：人格图谱》等，给我个人的感觉，先生的散文以情理并茂、哲理和诗情交融著称，不仅能给人以历史观照、人生思考的启迪，更让读者有一种对历史，对历史中的人物与事件有一种全新的认知。应该说，先生的作品在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读者中拥有众多的读者，之所以被读者喜欢，我个人觉得“翔实，深刻，入理、流畅、笔妙”是先生历史散文的特点，可谓博古通今，妙笔生花。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散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常见、地位最为显赫，界定也最为模糊、触及范畴最为广泛、也最为文人雅客喜欢和使用的文体，先生作为一位作家，也以书写散文而见长。请您谈谈为什么会这么如此钟情于散文？你喜爱写作的初衷是什么？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谢谢您的期许。说到钟情散文，这和我童年时期系统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有直接关系。和西方不同，散文在中国，诚如您所说，是“文学史上最常见、地位最为显赫”的文体，可以说是我们的国粹。我从六岁开始进入私塾，整整读了八年，天天接触的都是这种文体。除了“四书五经”，我还读了《左传》、《战国策》、《庄子》、《史记》、《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大量文史典籍。其实，《论语》、《孟子》也是散文，它们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天天读，并且要求熟读成诵；后期又写作文言文，纪游、纪感，并且常常像古代的童生考秀才那样，陈述见解，发表策论。那些烂熟于心的散文名篇，使我在文学之路上终生受益，自然也就培植了浓烈的兴趣。这也叫“先入为主”吧，而小说、戏剧之类，则是在就读中学、大学以后才接触的。人们都说要“扬长避短”，我察觉到，自己的想象力不足，也缺乏波澜壮阔、动魄惊心的生活基础，写小说没有底气；而在辞采、语言、章法方面，自认还有些优势，这对于散文创作，是不可或缺的。

林：在诸多散文门类中，您又多以“历史”作为散文创作的素材，堪称一绝，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王：我国有特别发达的史学传统，从前传下来这样两句话：一是“文史不分家”，二是“六经皆史”。前面说的是读散文，实际上内涵多是历史。另外，历史本身具有诸多特性，这些也是我以历史为题材的客观因素：一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经久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二是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作家与题材在时间上拉开一定的距离，有利于审美欣赏。朱光潜先生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是呀，我们小时候，不也常常被老祖母的“从前有一个什么什么”迷得如痴如醉吗？三是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更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四是就作者而言，诗人、艺术家“特别喜爱从过去时代取材”，因为这可以“跳开现时的直接性”，“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材料的概括化”（黑格尔语）。《易经》上有句话，叫“载鬼一车”。写作历史散文，起死人于地下，同鬼魂打交道，文雅一点说，叫作生者对于逝者的叩问。逝者也好，鬼魂也好，往往葆有一种独特的张力。比如，我写古代文士，原是一种呼唤，一种寄托。古代文士那种风范，那种气节，那种追求，现世中再也难以找到了。商业社会里盛行的是消费主义文化，生活领域中呈现的是美的泛化，艺术领域中表现为美的消解，最后导致了审美主体的人的异化，人们看重的是物品的外观，追求的是感官的享受，而缺乏一个精神超越的维度。既然现实中踪迹难寻了，那么，就只好乞灵于优秀的文化传统及其载体。现在缺乏的不是文人，缺乏的是文人应有的气质、志趣、情操、节概。写他们，也是一种精神的靠拢，审美艺术的回归，是一种大欣赏、大欢慰。

林：读您的作品，发现您有很强的历史情结，这个历史既包括国家民族的大历史，也包括个人和家族的小历史。回望是缘于现实的需要，还是心理的需要？或者说，是主观故意，还是情不自禁？您写这类散文有哪些侧重点？

王：这里有两个层次，为什么写和写什么。我把它们合在一起来讲。

首先，我写历史文化散文，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人物的际遇、身世上，有的依托于浓烈的家国情怀，或显或隐地抒怀寄慨，宣泻作者的情感与见解。司马迁作《史记》，应该说是十分客观的，但里面同样也有“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成分。《古文观止》的编者即指出，观《报任安书》中“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敢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三句，“则知史迁作《货殖》、《游侠》二传，非无为也”。《史记》作为信史，以客观叙事为依归，尚且如此；而个性更为鲜明的文学作品，自然更应该充分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与思想倾向。

我写过一个“友情系列”。这里有关于周总理弥留之际还记挂着老朋友的动人美谈；有宋美龄与张学良信守承诺，终始不渝的感人佳话；同样都是清代的政要，我写了纳兰性德为了营救患难中的吴兆骞，甘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李光地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竟然恩将仇报，出卖朋友陈梦雷。长期以来，每当想到我国革命事业处在创业维艰的草创阶段时，有那么多老朋友向风慕义、毁家纾难、赤诚相与、万里来归，我都为之无比振奋，向往于无穷，同时也为极“左”时期一些伤害无辜老朋友的作为感到痛心。再如，我发现有的知名作家当了省市区作协头头，由于欠缺领导才能，劳形苦心，最后陷入重重纠葛不能自拔，创作根本无法进行，最后竟至一蹶不振。履新伊始，他们原都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周围也是一片“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过高的期望，实则大谬而不然。看来，搞好角色定位是至关重要的。这使我想到了李白，他是伟大的诗人，却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他情绪冲动，耽于幻想，习惯于按照理想来构建现实；而对于政治斗争的波诡云谲却缺乏透彻的认识，这就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心态。于是，我写了散文《两个李白》。在《用破一生心》中，我写曾国藩一辈子活得太苦、太累，是个十足的可怜虫，除去一具猥猥琐琐、畏畏缩缩的躯壳，不见一丝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那么，苦从何来呢？来自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既要建不朽功业，又要当今古完人，最后导致了悲剧结局。同样也有现实的针对性。

第二点，我写历史人物，着眼于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比如说封建帝王，他们也是人——当然属于特殊的人群，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容易引起人们掩卷深思。

第三点，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第四点，我特别喜欢写个性鲜明、境遇复杂、矛盾丛生、充满谜团、争议很大的历史人物，因为这类人物富有可言说性，所谓“大有文章可作”，作家可以大显身手。破解谜团的过程，就是检验作者识见水平、思想高度、历史眼光的过程，也是发挥作者分析能力、施展文学才力的过程。

第五点，坚持历史地辩证地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小说、电影，特别是热播的电视剧，呈现一种很不正常的倾向：刻意美化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把一些残暴、血腥的皇帝，塑造成英明睿智、勤政爱民的君主，着意寻觅一种所谓“人性之美”。有的电视剧主题曲说：“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让自己成为灰烬”，通过肉麻地吹捧，以博得观众的感动。《康熙王朝》的主题歌中，甚至替老皇帝喊出：“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真是岂有此理！

林：您的历史散文中，不仅有宏大叙事，也蕴涵了个人的当代情思，经常是在常见的史料中开掘新的思路和新的观点，司空见惯又出奇制胜、触类旁通，具有极大的启发性，请您谈谈历史散文创作的难点在哪里？

王：难点之一，历史散文，首先是文学，所以，不能“有史无人”，不能停留在史实的复述上，不能用史料堆积、过程推演来代替人物的个性展示、命运观照，思想、理蕴的深入发掘。而这，恰恰是当前一些历史散文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难点之二，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是我在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散文的本质性特征，一向被我们奉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艺术，唯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张开想象的翅膀；必然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作必要的艺术加工。两者似乎存在着矛盾。尤其是，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当历史成其为历史，它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因此，海德格尔说，历史的真意应是对“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但是，这里必须有个“度”，弄得不好，就成了小说，就会变成有些节目里的“戏说”。

林：散文是一种倾吐作者感情、展现主体心灵的文学样式，您用散文的文体去书写《张学良人格图谱》应该说是在以叙事为主的传记文学创作方面的一种突破，对于这部专著而言，一方面关于张学良的传记比较多，写出新意很难；另一方面用散文化做“张学良的人格图谱”也是一种创新，是否也有一些文学体式上的风险？

王：说到创新，关于这部书，我注意做到两点：

就内容看，张学良具有无限的可言说性。传记、口述历史、回忆录，很多很多，可是并没有穷尽他的内涵，仍然有无限的叙述空间。他是一个招人注目、引人遐思、耐人寻味的谜团，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身上充满了难于索解的悖论，存在着太大的因变参数；他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在人生舞台上，他作了一次风险投资，扮演了一个不该由他扮演的角色，挑起了一份他无力承担却又只有他才能承担的历史重担。一般的传记，都是着重叙述家庭、身世、经历、作为；而我写的是个性特征、人格风范、精神世界、心灵隐秘。

就形式说，撰写名人传记，最容易措手的是线式结构，像串联的电路那样，将传主的一生行止依次展开，由少至老，步步推演；我则采用扇形结构——十五篇系列散文，张开好似扇骨；而中心是凸显传主的人格，犹如扇子的主轴；经过精心策划，使每篇相互贯通，又不致撞车、重复；开头、结尾两篇，各都带有综合性质；中间再分三大块——分别展现传主的人际交往、情感世界，他的生平嗜好、文化生活，他的两大疑团或者说“两条辫子”。写作中兼用叙述、描写两种手法和全知与限知两种视角，这很类似旧日的“说书人”，凭着他的一张嘴，随时变换角色，不住地转移视角、调整线索，引领听众跟着他转。

文艺评论家贺绍俊先生有言：“这本书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传记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地结合为一体，提供了一种散文体传记的新的写作方式”；“他将散文体的主观性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带到了传记体中，从而改变了传记叙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传记叙述的思维逻辑关系是循着传主的生命轨迹而构建的话，那么，本书的逻辑关系则是在自己解读和体悟传主生平的思想脉络上构建起来的”，“这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冒险的尝试”。

所谓“大胆的突破，冒险的尝试”，除了贺先生明确指出的，我体会，还包括：传记属于历史范畴，历史要求客观、严谨；而笔者采用文学形式，则需要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文学描写和审美创造，充分展示人物个性。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就不能不像走钢丝一样，努力在上述两个方面找到平衡点。

林：文学在当下既冷清又热闹，现实生活中关注文学的人很少，而网络上却拥有着众多文学或亚文学写作者，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散文创作？

王：当前，散文向文学本体回归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说，二十多年前的文学回归本体，主要是从政治理性的旋涡中，从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坚守它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那么，在今天，则意味着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人性的扭曲，保持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固守自身的精神追求。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而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散文创作诗性的失落，思想含量的稀薄，缺乏新鲜动人的思想刺激，已经成为普遍的弱点。其源盖由于向商业化、消费性的靠拢。进入消费市场的散文，像影视作品一样，休闲、娱乐已经成为主要功能；而其自身也成为与现代信息业结合的日常信息流的一种。这种写作，不仅消解了文学的深度追求，消解了社会批判功能，而且消解了日常诗性，造成文学本质的流失，使散文写作离开文学的特性日趋明显。在消费主义倾向成为主流的情况下，那些“快餐文学”，人们随看随扔，不可能产生文化积累，也不具备传承性，至于产生撼人心魄的传世之作就更无从谈起了。

林：读您的散文，发现您的散文具有极强的辨识度，结实饱满，凝重大气，既不像一般学者散文那样干瘪枯燥，也不像一般才子散文那般轻浮单薄，无论多么挑剔的读者都很难在您的文字中找到瑕疵，请您谈一谈您对散文的理解。

王：我心目中的好散文，应该具备审美的本质，情感的灌注，智慧的沉潜，意蕴的渗透，有识，有情，有文采，有意境，具备诗性的话语方式和深刻的心灵体验、生命体验，体现主体性、内倾性、个性化这些散文文体特征；既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又是一种文化的积累。

林：问您一个很俗气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和处理您作为作家、学者和领导干部这三个身份的？您认为作为一定级别的领导对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吗？

王：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文人，我也更喜欢和习惯于搞创作、做学问。在职时，我充分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治学，不肯稍有懈怠；退休后就全力以赴了。我没有过人的才情，不过是刻苦勤奋而已。治学与从政二者的纠结，与其说是时间上的冲突，莫如说是心态、情怀方面的差异。从政也有益处，视野开阔，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唐宋散文八大家，哪个不是官员！看来，关键还在个人。

林：我的一位文学朋友提到您，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在当下历史散文的创作中“南有余秋雨，北有王充闾”，这样的评价既是对您历史散文创作所取得的成绩的恳评，也是对当下历史散文创作格局的一种总结，有道理。您对这样的评价怎么看？

王：这里有两个限制词：一是单就地域讲，特指南方、北方；二是讲散文，主要还是讲历史文化散文。北方文化底蕴差一些，写这类历史散文的人不多，结果就把在下铆住了。其实，秋雨先生才华横溢，影响广远，是我没法比并的。

林：王先生，《渤海大学学报》近几年一直努力做“当代辽宁作家研究”这一栏目，目前，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讲，还需要继续努力。尤其是在总结和梳理当代辽宁作家的作品成就、创作风格、文学格局、文学生态、地域特色、文学语言、个案作家等诸多方面，都要做系统研究，包括当代辽宁文学在中国文学或者是世界华语文学谱系中的地位问题。目前，对辽宁文学的了解仅仅限于“圈里人”和“爱好者”或者是“偶然发现”这样的范畴，而不是通过课堂或者学术渠道。我想，我们自己，包括作家本身、文学评论家，以及相关部门，都应该重视起我们的文学，文学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城市的发展名片，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王：您的想法，实获我心。对于辽宁作家的关注，贵刊做得很好。林：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

（2013年）

一位散文作家的历史情怀

——答《辽宁日报》记者丁宗皓问

丁宗皓（以下简称“丁”）：首先，祝贺您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散文作品奖。这是您个人的光荣，也是文学界对您这些年的创作实绩的肯定。从您的散文集《清风白水》到《春宽梦窄》，到最近出版的文化随笔《面对历史的苍茫》，我都一一浏览过了。有些问题想和您探讨一下。应该说，散文是最具个性化的一种文体，作家的主观心态在散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每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会有一种内在的追求。那么，作为散文作家，您的内在追求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我以为，散文作家应以对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深切体验，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要能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全民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适应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审美需要。文学是国民前进的灯火，担负着塑造国民性的神圣使命。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写照与思考。

我在散文创作中，追求诗、思、史的交融互汇。我以为，散文本身应该体现一种诗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向往一种诗意人生境界，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具有一种诗性象征，是人的精神自由舒卷、翕张之地。对此，我有同感。同时，我写散文总是习惯于对当代生活和现实精神予以哲学的概括和历史的观照。我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描摹、客观叙述，而是设法通过主题的延展，超越题材自身的时空意义，显现深沉的艺术思辨力量和历史的延续性、变革性，揭橥大时代的本质精神，开拓读者的审美视野。

历史与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又是现实人生具有超越意义的幻想的起点。只有在那里，人类才有了漫长的存活经历，逝去的事件才能在回忆中获得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成为当代人心路历程起锚的港湾。文学也是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文学创作的实践表明，实现文学与史学在现实床笫上的拥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它们完全可以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中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我也考虑过，随着社会的日益商业化、物质化，随着传统的理性和诗情的消解，随着文化价值取向的世俗化，有些人往往满足于官能刺激和“众声嘈杂”现象，从而阻窒了深度的精神阐扬和艺术开掘。但是，作为一种内在追求，我仍是乐此不疲，在散文创作中，执着地追求诗性、理趣、历史感的结合。

丁：您过去的散文作品，很大一部分是纪游文字，具有典雅的风格，行文考究，蕴涵丰富，有浓郁的书卷气。我想了解一下您是怎样把读书、游览同创作有机结合起来的。

王：我从六岁开始接触书籍，先是“三、百、千”启蒙，而后读四书五经、诗古文辞，到了“志于学”的年龄，逐渐与书卷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举凡左史庄骚、汉魏文章、唐宋诗词、明清杂俎，以及西方一些代表性作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综搜博览，沉潜涵咏。

数千年来，我国无数文人、骚客，凭着他们对山水自然的特殊的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文，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一篇在手，可以心游象外，悠然神往，把心理境界、生活情趣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作为三个同心圆联叠在一起，不啻身临其境，同样能够极四时之娱，揽八方之胜。我把这种“面壁求索”作为徜徉山水、寄兴林泉之前的必要准备。在此基础上，再去实地考察，亲临感受，只要伫立片刻，就会觉得诗情、美蕴、哲思浑然聚在一起，犹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启动着内心的激情、联想，逼着你把它写出来，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

丁：有人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按我的理解，即是历史的影子总是打在现实上。另一个意义上说，人们思想中即使再遥远的历史都是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您创作的大部分篇章中，对历史似乎情有独钟，甚至可以说，对历史的熟练的平易而没有距离感的把握，成为您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请您谈一谈您对创作中的历史与现实情思的关系的理解。

王：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史学可说是最受青睐的一个学科，这当然同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有直接关系。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基石，是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封建时代，历史以其特殊的经验性、教化性，被视为统治者的百科全书，“每遇疑难，咨以决焉”。所以，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要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在科学不发达，特别是人治代替法治的时代，重经验、轻理性是典型的精神文化特征。在这种情势下，史学的“借鉴”作用是显著的。古典的历史感几乎全部表现为对历史的借鉴意识。

为了认识今天，当然，应该对人类过往的足迹加以考察和探测，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沉的历史感和开阔的历史情怀，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借鉴。诸如，立足于现实去探索和揭示历史规律，体悟与诠释人生的哲理与意趣，揭示历史的内在意义，以及从历史人物、事件、场面中参悟某些真谛，体验审美意境，增长知识见闻等等，都能体现研究历史的价值。

历史不能以“循环”二字来概括，但它确实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确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规律是史学家对于历史发展道路以及导致某些现象与过程多次出现的内在因素、外部联系的描述与归纳。人类不能忘记自己的过去，过去是人们借以判断未来的立足点和依据。重视历史，也就是重视人类自己，珍惜人类以往的奋斗成果。我们应该用现实的观点看待历史，用历史的观点看待现实。离开了中国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现在，也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

俄国文学家赫尔岑说过：“历史的思维是人的世世代代相传的活动，是生气勃勃的真正的科学，是一种具普遍意义的全世界的思维的活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站在历史的峰峦上登高远眺所获得的深沉的历史感，是一种超越今古时空、令人动心动容的多重感受，反映着作家创造力、选择力的主体意识，是情感的一次次升华，诗情的一次次跃动，哲思的一次次闪现，更不是单纯的“借鉴”一词所能概括的。

丁：最近读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论传统》，书中谈到了实质性传统的问题。实质性传统具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对人们的行为具有一种强大的道德规范作用。我认为，成功的作家无不借助于实质性传统的力量。在今天大众文化如此横行而文化价值多元化的时空里，最典型的特征莫过于主流话语权威的丧失，因而严肃的文学声音就被淹没在一片嘈杂之中。您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怎样面对这种局面？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的传统文化精神的作家，您的创作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子？真正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家，无不参与这一传统的建设，对此，您有怎样的信心？

王：这里，就涉及如何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

传统存在于历史之中，有历史就有传统。但传统并不仅仅是历史，传统同样存在于现实之中。因为传统是现实的构成因素，所以，每当社会变革时期，都会产生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

一种文化传统即是一种通过历史流程而不断延伸的文化精神，是人类赖以发展的基础和灵魂，也是现代化的前提和立足点。优秀的文化传统能形成一种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活力，培养高度的自信心、凝聚力，成为民族发展的动力、源泉。当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会存在着与现代化相抵牾的方面，但任谁也做不到先把自己的社会变成一张完全摒绝传统的白纸，再在上面重新绘制现代化的图景。马克思说得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无论中外作家，没有人能在业已确立了的文学传统之外从事创作，无论他是多么富有创新精神，多么激烈地否定传统。就现代派绘画而言，从后期印象派到抽象表现主义，他们的作品物象渐趋消失，平面性代替了光影透视造型，表面上看都是反传统的。但是，与其说是与传统的决裂，毋宁说是对传统的回归，——正是回到早期的平面造型的传统上去。在文学方面也有类似情况。

传统有两重性。它的积极因素是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的消极因素会对历史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应该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应该像鲁迅先生说得那样，有所承传，有所择取。就是说，既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像西方未来主义主张得那样，把固有的文化传统从现代文化的轮船上扔出去；又不能奉行文化保守主义，泥古不化，抱残守缺。

我们不是要恢复传统的生活，而是以发展为前提，探求含蕴发展理念的传统精神，把握传统内在的发展性，把作为文化精神的传统与过去历史中旧的文化观点区别开；把握传统的自我更新性，把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和已经丧失活力的东西区别开，以此确立走向未来的文化基础和文化取向。

丁：在这样一个文化断流的时代，您的对于历史的文学梳理是否经历着意义的拷问？您在对于古典文史的信手拈来的运用中充满了自信。可是，不知您是否注意到，那些古典文献中的许多生活经验，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只是可以含玩的，却未必能够启迪人生。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文化却不都是当代的文化。您在创作中如何面对这一课题？

王：我领会，您说的“意义的拷问”，是指我的创作定位会不会失去现实的依托，脱离读者的审美期待，亦即担心难以充分体现作品的现实性。新时期文学的现实性、当代性建设，应是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扬弃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只有在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实在的意义。传统对于人类来说，发生于过去，却永恒地生成于现在与未来；显现于日常生活，却深藏于人类本性之中。抽象的传统观点，往往把传统简单地归结为历史的“过去时”，否认传统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在思维方式上，往往把传统同发展、创新分置于两极，截然对立起来。

根据文学与现实的一般审美关系，作为主体范畴的文学的当代性，应当被阐述为对历史活动的现实要求的综合表现。也即是从认识论角度反映当代生活的大趋势，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体现文学观念与一般意识形态的心理默契，以及审美格调的与时俱进。雨果在评莎士比亚时有一句著名的论断：“时代是按照诗人的形象而产生的。”全面理解这句话，应该是说，对文学的当代性可以有不同的艺术阐发，当代性即在个性之中。

当代的立足点，应是事物的本质，并不完全要求回答现实中某个具体社会问题，也不都在于是否与形势的机械吻合。新闻价值毕竟不即等于文学价值，艺术观照也不同于照相留影。有些作品的题材似乎与生活同步，但是，由于缺乏艺术的个性化和足够的深度、广度，仍然避免不了转瞬即成为“明日黄花”。英国作家毛姆就讲，他的写作灵感直接来自刚刚遇到的事，但他并不马上动笔，总是有意识地延宕一段时间，搁在心里沉淀一下。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让刚刚发生的事情的本质在时间的流程中逐步明晰起来；另一方面，作家也需要有一番沉潜涵咏功夫，有助于摆脱当下直接经验和印象的束缚以及当时环境的影响，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予以审视和诠释。

丁：您的一部文化随笔，名为《面对历史的苍茫》，我觉得，您对历史的感受十分准确，“苍茫”这两个字恐怕是再精确不过了。这与陈子昂登古幽州台时的感受是相同的。请您就这个问题展开来谈一谈。

王：历史，包括客观过程和对过程的反映，后者属于史学范畴。史学，必然跃动着史家灵魂的轨迹，人们不能回避也无法拒绝对于历史的当代阐释。对于历史过程的记述与解释，总要带着记述主体、研究主体的剪裁、选择、判断、描绘的痕迹。而历史认识又是一种追溯性认识，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因此，历史过程本身和对历史过程的记述、对历史的解释是两个层面；历史活动者的意向和历史解释者的意向也属于两个层面。

但是，不能就此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因为历史是既成事实，对任何个人来说，它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客观的、不可变易的。人们评价的标准和尺度可以变化，但历史本体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后人固然可以通过考证和发掘，发现某些新的事实，对有些历史过程的结论加以补充、调整以至于纠谬，但这与从根本上否认历史本体的客观性是两码事。

对历史的认识论进行探讨是必要的，但不能由历史的客体完全转向历史的主体，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否定历史的客观性。有的史学家说，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忆”它，给它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这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历史作为过去发生过的事，事实上存在过，与史家或什么人的回忆与否无关，即使无人回忆它，它也是存在过。

当然，就历史本身来说，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历代失记和被遗忘的，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看，可能大大超出已记的部分。就已记的部分来说，人类本身有外在与内在之别，历史所记载的，或者说后人所面对的，多数属于外在的东西；而内在的东西已随当事者的消逝而永远不可能再现。后人只有凭借这些外在的东西传递的信号，试图为历史“黑箱”中的一个个疑团解秘。叩问沧桑，沧桑无语。可是，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散文作家，又必须直面这一课题，作出相应的答案。

丁：香港报纸上曾以《文蹊政径两驰名的两栖式人材》为题，刊载过关于您的长篇报道。记得唐人徐凝有这样两句诗：“风清月冷水边宿，诗好官高能几人？”请问：您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是如何实现文政双栖的？

王：我曾写过一首题为《自嘲》的七绝：“煮字生涯岂等闲？负沙搏浪苦浮潜。熊鱼窃笑贪心甚，功业文名未易兼。”看似自我调侃，反映的却是实情。在我来说，双栖之累是沉重的，即使没有弄成“熊、鱼”两失，到头来也是自讨苦吃。在文学创作队伍中，我不属于正规军，说得好听一点，算是一名“亦劳亦武”的民兵。出了十几本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都是业余时间的产物。本来，工作担子很重，按说早就该和缪斯女神挥手告别了，却始终未能斩断尘缘，以致一迷至此！

为文、从政两不误，说来容易，做起来颇难。这里不仅存在着时间、精力方面的矛盾，更主要的是个性、心境、情怀和思维方式、人才类型上的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存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几乎所有的采访、研究我的新闻记者、评论家、传记作家，都提出过“二者如何结合”的问题。首先要说，本质上我是一个文人。从小就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国学基础，后来，近半个世纪里迄未间断过创作实践和文史研究。像奶牛天生就是产奶的，文人无论在何种境遇下，总废弃不了读书、创作这个营生。

平常，我对时间作了严格划分，八小时之内全身心地处理公务，绝不旁骛；业余时间便沉浸在那片心灵的绿洲里，保持着心境的洁净与宁静，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搞创作。我珍惜每时每刻，努力避开各种世俗应酬，摒绝声色之娱。即使凌晨几十分钟的散步，也是一边走路一边凝思遐想；甚至晚间睡前洗脚，双足插在水盆中，手头也要捧着书本浏览，友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一句话说到家，文学——这是世间最苦的事业，个中情味，我真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领略了。

（1997年）

着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答《都市青年报》记者问

记者：在现今中国社会，人们十分忧虑文化断层、根基薄弱、道德缺失的问题。您认为原因在哪里？如何加以解决？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是“其来有自”，就是说它是长期形成的。我觉得，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根本抓起，也就是在提升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上下功夫。

记者：您认为，当前振兴国学、弘扬传统文化道德精神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王：中华民族有悠久的优秀的文化道德传统，这是文化的根，民族之魂，是涵养民族主体意识的依托，维系民族精神命脉的源泉。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民族精神的传承是依靠固有的精神文化来体现的。

人类文化发展史证明，每当历史转折关头，人们总习惯于回归自己的文化源头，去寻找新的途径。这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这里就牵涉到传统文化和国学的问题。传统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区分此一民族与彼一民族的核心标志。许嘉璐先生说，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灭种。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从内部说，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民族素质、滋养我们内在精神、气质的源泉；从外部说，关涉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国际地位；往长远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正是从这个意义说，传统文化是民族之根，文化之源。

记者：请您就传统文化和国学的分野，展开来说一说。

王：传统文化以至整个文化，分为三个层次：文化的物质层面是表层的；而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等，属于最深层次；介乎两者之间的是制度、体制。传统文化从学理上讲，有三大支柱——儒、释、道。儒、道是本土的，在中国最先产生；东汉以后，中经两晋南北朝与隋唐，佛教文化传入，形成三足鼎立、相辅相成的局面。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是南宋孝宗的话，大体上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一是连续性，二是渗透性；三是吸纳性；四是稳定性。

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而国学，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国学是与西学相对应而提出来的。梁启超1902年创办《国学报》是个标志。国学内容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小学”，具体说，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二是“经学”，有的叫“五经”，有的叫“六经”——诗经、尚书、易经、仪礼、乐经、春秋。国学的代表作，叫作“三玄”（易、老、庄）“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少了一个乐经）。国学的特性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根脉之学，凝聚之学（和谐），兼容之学（开放，不是封闭的），经世致用之学（修齐治平）。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四书”，它们有各自的侧重点。在《论语》中，孔子着重说明一套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社会行为准则，是从社会整体性上来把握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人文规范，而不是技能、工具性的知识。孔子的学生曾子，感到孔子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修养自己的心身，于是便写下了正心诚意的道路和规律的《大学》。曾子的学生子思认为他的爷爷——孔子没有详细说明生活方式的问题，于是便写下了生活方式的道路和规律——《中庸》。子思的学生孟子则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于是便留下了行为方式的道路和规律——《孟子》，这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类行为方式的专著。孔子所讲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多元互补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的处世待人规则；仁者爱人，宣扬德政的治国理政的规范等，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认可的精神文明。所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西方学术精英，在巴黎开会结束时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记者：您认为弘扬传统文化，振兴国学，应该从何入手？

王：必须重视中国文化的源头经典；这要从教育入手，在全民中普及。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子曰：“庶矣哉！”是孔子感叹人口稠密众多。冉有问，人口已经众多了，然后又该怎么办呢？子曰：富之。孔子的回答是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子曰，教之。这里的“教之”是指提高人民大众的道德素质。在“国学热”中，一些学者走出书斋，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对经典做通俗化的解读，唤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启发人们重新认识它的价值。但应注意，对国学经典的任何阐解，都必须还原到其所据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并以符合其自身特质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来进行，否则就无法准确地传达其深邃内涵。现在有些解读，随意穿凿附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强加到古人头上，结果造成了误读，把牛奶变成了代乳粉，严肃的经典变成了心灵鸡汤。

记者：您刚才提到传统文化的传承，请问：对我们个人来讲，应该怎样做？做些什么？

王：首要的是接受、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这要从娃娃抓起。就是说，塑造民族灵魂、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重振国学，都应该从孩子抓起。现在，有的地方开办旧式私塾，我觉得未必能行得通，也不见得合适，还是应该结合学校教育加以滋补。如在中小学课程中增加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也可开设一些活泼有趣、切合实际的学习讲座；还可以通过展览、旅游活动，让孩子们更多地接触一些祖国传统文化精华。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尤其负有重要的责任。有的家长觉得，这会使孩子不堪重负。是的，现在，外语、书法、绘画、钢琴、健美、武术等科目，已经占据了孩子们的全部节假日。那么，能否在这多种内容中，为国学留下一席之地呢？

记者：孩子的传统文化教育是这样，那么，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成年人来说，他们又该怎样加强自己的传统文化道德的修养呢？

王：古语说：“幼而学，壮而行。”当然，壮也应该学。我们许多成年人文化底子很差，过去失去了打基础的机会，现在就应该急起直追，补上传统文化这一课，所谓“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失晨之鸡，思补更鸣”。这首先就要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努力克服浮躁与功利心理。至于入门的途径，可以视本人的固有基础、现实需要、工作性质、具体条件而有所选择。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茫无涯际，怎样能够在如此浩大的典籍里学习和掌握国学的精髓？

王：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三五句话恐怕说不清楚。依我个人的体会，学习时首先要理出清晰、系统的脉络，否则，真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前代学人研究国学，必不可少的是先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我就系统地读过，然后按经史子集分门别类地往脑袋里吞食。概括地说，不外乎从知识学角度或从价值层面上进行研究、探索。为今之计，我觉得，可以先找几部中国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来概览，俗话叫“认门户”。然后，再顺着这些大路子往前蹚，精读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原著。比如，我在研究传统文化的哲学部类中，就曾做过这样的“三个划分”：

一是在“诸子百家”中，重点把儒家和道家划分清楚。儒家看重人和社会的关系，重视等级地位与调适协作，强调社会责任，习惯以共性（用现在的话说，叫团队意识或团队精神）为前提，它强调的是有为，是入世。道家重视人的内部自身协调，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宇宙万物的规律，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分析世情，看待事物。它不侧重于增长实际知识，而是着眼于提升心灵境界，就是说，不单是“知道它”，更强调“体验它”。道家主张出世，强调无为。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是读懂“四书五经”和老、庄的著作。当然，这绝不是说，仅仅停留在这个范围，其他墨、法、兵、名等各家有代表性的名著，都应有计划地，循序渐进，加以通览。

二是关于儒家自身的划分。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但大体上是两支：分别以孟子、荀子为代表。二者，总则一致；但学术主张又有区别，孟子属于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翼，荀子属于儒家现实主义的一翼。孟子强调性善（对此也有争议），荀子主张性恶。再一方面，儒学到了汉代，已经不再是原典意义上的儒学。特别是宋代以后，它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国学大师冯友兰将宋代以后的儒学，称为“新儒学”。宋代以后，儒学又分为两大学派，一是由程颐创辟、朱熹发扬光大的“程朱理学”，一是由程颢创立，由陆九渊、王阳明完成的“心学”。宋儒大讲心性微妙的义理，迥异于汉儒训诂、疏释的学问。特别是到了历代统治者手中，进一步政治意识形态化，作为纲常伦理，等级秩序，成为统治工具，从而丧失了原典中“道”的本性。

三是就道家自身来说，把两个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分开。老子被人尊为“中国的政治艺术之父”，里面充满了政治、军事、权谋；而庄子则更重视独立人格、个性自由，浮云富贵，粪土王侯。老、庄都主张“无为”，老子的“无为”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根本策略，是他的思想的支点，是由战略哲学引申出来的人生哲学；庄子的“无为”是人生的归宿，直接通向诗性人生。应该说，庄子本身是无意于今天的所谓艺术的，但是，顺着他的心路走下去，自然导向艺术精神，实现人生艺术化。当然，从总体上说，两人有其一致性。

这里我要说的是，国学固然是以儒学为核心，但不应就此轻忽以至否认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是儒道互补，“出世”与“入世”兼容的。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比如诸葛亮，高卧隆中时是“出世”的，但他若没有“入世”的情怀，又怎么能有“隆中对”呢？

记者：在学习传统文化道德精神方面，除了阅读典籍，还应该注重什么？

王：在中国，向来是把做人与做学问拢在一起的。那些国学大师，既是国学的承载者，又多是做人、治学的典范。我们应该学习他们严谨的治学精神、学以致用的理念，学习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社会担当意识，以及刚直不阿的风骨和洁身自好的品格。

记者：刚才我们谈到“出世”和“入世”的话题。我发现您就是一个将“出世”和“入世”很好结合的人。您从事的都是些“入世”的工作，但从您的作品里，却可以清楚地看出您拥有一颗“出世”的心。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王：我把世俗功利看得很淡，很轻，而以读书、治学、创作作为内在追求和精神归宿，看作是生命意义的所在。这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吧。我愿意保持一颗平常心，一是与世无争；二是总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心态，不断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二者同样是出世与入世的结合。

再就是我比较喜欢和年轻人接触，结交一些年轻的文友，从他们那里求索新知，汲取活力，激活思想，可以起到一种互补的作用。尤其重视那些卓有见地、具有思想锋芒、肯于给我挑毛病的诤友。这样，不管生理年龄如何，就可以永葆年轻的生命状态。

记者：许多评论指出您的历史文化散文中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并且善于运用这种意识去观照现实与生活。那么，您怎么看待国学的现代化转换？

王：其实，更确切一点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古代的典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与阐释的一门学问。这里体现了它的现代性。现代性，或者说与现实结合，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所在，传统文化包括国学在内，自然也不例外。

目下的当务之急，是着力推进传统文化包括国学在内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以国家实体的形式延续下来的文明。作为它的治国理念、人伦价值、道德规范的载体，国学自然也得到了传承与延续；而且，在中华大地上，在不断经受外族入侵的过程中，由于它比入侵者的文化更为先进，不仅没有被吞蚀、被同化，反而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融合了、同化了各入侵民族的文化质素，而其自身也得到了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入侵，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面对着现代化的强势的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失去其固有的优势，呈现出严重的滞后状态，不仅未能融合、同化西方文化，反而为其所侵蚀。

这里有个通常所说的文化软实力的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方面已经迅速发展为一个世界性的现代化大国，而文化，特别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却没有相应地跟进，未能形成强大的软实力，像经济那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应有的影响。所以，当今的急务，迫切需要着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构建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以便有效地诠释固有的价值、理念，为“中国模式”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撑。

现在研究国学，就是要立足于现实，与现实接轨，实现现代化的转换，以重建符合当代需要的，以现代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有力地提高国民素质和提升民族精神。实际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许多可以直接或间接对接的方面。比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精神、天人和谐、系统思维、辩证理性，以及反对极端、允执厥中的中庸理念，仍然富有现实意义，有的在战略与策略上具有重要价值。

在学习和研究国学的同时，还应注意吸收外来有益的东西。比如说史学，这方面中国很发达，但过去更多地注重史实的考证，而忽视历史思维与史论的研究，自从分析的历史哲学提出之后，史学开始注重主体对于历史的客体的认识。接着，社会史、文化史、民俗风情史与思想史也受到史学界的青睐。我国史学界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对于“法国年鉴派”和西方的“新历史主义”也有适当的借鉴，从而拓展了历史的视野。

总之，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当前振兴国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必须注重与现代思维、现实需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获得更理想的成果。我很欣赏“世界的眼光”这个提法。在全球化语境下，它有着与时俱进的重要意义。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扬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发展与创造都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借鉴。但同时，还应关注世界范围内的，也包括本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互汇，广泛地借鉴、吸收。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过去似乎注意得不够，强调得不够突出。在信息及其交流手段不断更新，国际交往日趋频繁、日渐深入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记者：可不可以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关涉到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

王：是的。先进文化就应既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又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我们应该通过学习研究，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重新认同文化传统。这是一种智慧的沉潜，像鲁迅先生那样，既保持现代知识者的批判意识，又力求对独特的民族文化精华产生深邃的感悟，进行有效的吸纳。同时，还应自觉地把中国文化的发展同世界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从世界格局的高度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度，亦即用“世界的眼光”来考虑问题。这样，就有望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瞄准最新思想、观念、知识成果，吸其精华，创造新“我”。在积极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科学成果的同时，能够坚决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本国的文化虚无主义。做到既立足本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发展，从而达到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记者：过去受“左”的思潮影响，人们长期讳言借鉴外面的先进经验这一话题。

王：其实，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初，吴玉章同志在总结辛亥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时就曾指出，一方面革命派对“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的宣传过于简单”；另一方面，他们在理论方面，缺乏创造性的活动，对西方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的著作和19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没有作系统介绍。当时对于西方文化限于“声光化电之学，船坚炮利之术”的传统眼光，只是吸收一些实用技术和应用知识。这是未能攻破封建主义思想堡垒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学者马克斯·拉纳认为，美国拥有复数人种及各自带来的文化，是一种“合金文化”。日本虽是单一的民族，但从外国积极引进文化和各种制度，也形成了一个具有“合金文化”的国家。一般认为，日本经济迅速起飞的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文化，不是视为异端、抱有偏见加以排斥，而是善于吸收、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认真进行移植和引进。以儒学为例，在我国，儒家学说后来变成了呆板的礼义教条、人伦法典，变成处理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形成使权势、等级制度合理化的秩序观。而在日本，则从儒学中总结出重视教育（从而造就一个“文凭社会”）、崇尚理性（使科学思想牢固扎根）、提倡节俭（居民踊跃储蓄，加速资本积累）的精华；提炼出“劳动道德”和“诚信为本”的经济思想，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发挥着整合与激励的作用。

记者：这里是不是涉及中西思维方式的异同问题？

王：是的。中国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模糊性、感悟性；而西方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分割性、孤立性和清晰性、思辨性。二者各有所长，也都还需要吸收新的滋养。英国东方艺术研究专家劳伦斯·比尼恩说，在西方，“人们把生活划分为各自孤立的领域，每一领域都用一门科学来管辖，致使生活的整体被人们视而不见，我们所失去的似乎就是生活的艺术”。他呼吁，“要用心地研究另一半球上那些创造力的成就”。而我们的思维方式，固然有利于认识事物、处理矛盾的整体考虑、综合把握，有利于从事艺术创造和审美生成；但是，由于只重整体而轻部分与层次，也会导致科学性、清晰性的缺乏。模糊性造就了中国人运用概念的灵活性，它使许多旧的观念可以不断地填充新的内容，但也出现了不确定性。儒家的“仁”在《论语》中出现了一百零九次，可是，人们很难说清楚它的确切定义。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既闪烁着忧患意识、爱国主义、重德爱智的光芒，但也潜存着力求平稳、安时处顺的影响；西方文化既有求索存疑、勇于进取的长处，又有颓废迷惘、不顾整体的缺陷，特别是后现代文化，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中国人的智慧是超群的，我们没有理由盲目自卑。伏尔泰说过，中国人在所有的人中是最有理性的。莱布尼茨也说，如果让哲学担任裁判的话，一定会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有些学术研究，往往着力于占有资料、占据事实，面向广度推衍，直到它的极限，而在有限的区域向纵深、向高度、向虚空开掘不够，也就是不善于依靠逻辑思辨的力量，由具体进入抽象，进入哲学思辨的境域。儒学传统，思辨性不足。梁漱溟有一句很深刻的话：“孔子的学说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对于事物的分析判断，我们往往喜欢绝对化，两极判断，习惯于划线——左右、正误、唯物唯心、进步反动，这样，往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容易排拒一些有益的东西。我们不习惯于提出疑问，缺乏怀疑精神。对于一个知识者来说，没有问题意识，不善于对社会、人生、自然现象、心理反应经常提出问题，容易导致思维的僵化与弱化。我们的思维大多是求同的，而西方的思维则往往是求异的。这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记者：您在前面谈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弘扬传统文化必须与现代思维结合，我从因特网上看到，几年前您在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做过一次《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创作的几个问题》的讲演。现在，想请您谈谈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弘扬本土优良传统与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实现与时俱进、出新创化的问题。

王：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统一的，没有坚强崇高的民族精神，没有坚忍不拔的民族品格，就不会有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应该看到，文化传统的深层积淀的渗透性和承传性，要远远超出政治的或经济的道德的层面。特别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它具有超出一般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的巨大活力。就理性思维而言，我们也许赶不上西方，但就审美思维和艺术思维来看，我们有巨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们的审美习惯和艺术传统是更接近艺术本质的。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故步自封。近七十年前，鲁迅先生就研究木刻问题，在一封信里谈道：“要技艺进步，看本国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很有缺点，必须看外国名家之作。”道理是共通的，今天对于我们处理文化方面问题，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要继承与超越传统，就必须向世界开放，向时代开放，向现实社会生活开放。我觉得，在处理传统与现实关系问题上，拉美文学发展的经验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有位叫蒙田的哲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世界刚寻找到另一世界，一个未必不更辽阔、更广博、更充满生灵的世界。当我们走出光明之际，那一个世界刚进入了光明。”今天，蒙田所说的“那一个世界”，确实正在进入光明。比如，在现当代世界文学的生态版图上，拉丁美洲就是一个巨大而鲜活的文学群落。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现实主义、神奇幻景、体裁的混合、流派的驳杂，无拘无束的自由形式，赋予拉美文学以无限的生命力。不论是从南美诸国到中美洲，还是从墨西哥到古巴，到处都有文学的参天大树在耸立着，到处都有文学的巨人的身影在闪现。这情形有如南美足球之于世界足坛，从而同欧美文化传统形成鲜明的对峙。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指出，当今世界最好的小说在南美。也许说得有些武断，但拉美文学的不可小视，当是确论。

从19世纪初开始，拉美文学曾坚定地跟着法国古典主义走，30年代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学习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到19世纪末，一批作家认识到，独立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有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必须找到拉美自己的声音。1888年，他们提出现代主义，主旨就是要搞有别于西班牙和法国的拉美自己的艺术。到20世纪初，又觉得现代主义离拉丁美洲现实太远，提出“要扭断天鹅的脖子”——质疑现代主义象征物。1910年，墨西哥革命震动整个拉美，农民发动起来了，作家艺术家看到蹲在象牙之塔没有出路，提出了乡土文学、大地文学、原住民文学等口号。就在这个时候，欧洲大陆上又出现了超现实主义，这些拉美作家自己又觉得没底了，于是纷纷跑去欧洲学习，博尔赫斯、帕斯、阿斯杜里瓦等人都投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但学到最后，所有这些大师级人物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背叛情绪。本来，他们搞梦幻结构，搞意识流都很地道，之所以还要背叛，是他们认清了拉美和欧洲毕竟距离太大，生搬硬套行不通，在借鉴的同时，必须把根基扎在拉美大地上，从而放弃了对时髦的追逐，而转入扎扎实实的本土创作，把艺术视线对准故土所蕴涵的文化意识，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到本世纪末，一大批出色的作品产生了，聂鲁达的诗、博尔赫斯的诗歌、散文、小说，卡彭铁尔的长篇，有的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到了60年代，出现了所谓“文学爆炸”，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一大批作家震动世界文坛。

为什么一回到本土，形势就发生大变？说明一种观念的产生，必须植根于自己的生命体验才有生命力。几代拉美作家的经验证明，一定要找到自我，立足于本土，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但观照的意识，又必须是全球的、现代的，使现代意识和技巧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花。就总的趋势看，未来全球化的倾向必将比本土化的倾向更强大，但本土文化仍然是基础，异质文化只能在被筛选、被改写的情况下融入。所以，我们要在认真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结本土现实生活的血脉的前提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刺激，以增强自身的活力。

（2009年）

答《大连晚报》记者问

记者：王老师，您在散文《青灯有味忆儿时》中详细谈了童年读私塾的情形。说起来，您虽然年逾古稀，但这个年龄段的读过私塾的并不多，这应该是非常宝贵的表本性记忆（原谅我生造新词）。几年前，任继愈等学者曾在谈到中国的教育问题时说，莫不如恢复科举。您认为，那段私塾时光对您有着怎样的影响？与当时、现在的中小学教育相比，那种私塾式教育方式有些什么得与失？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八年私塾教育，使我有机会接触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些最基本的典籍，掌握了旧时代一个读书人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如读写古文、作诗填词等），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国学功底，为我日后启迪思路、研究学问、创作诗文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由于这种教育方式严格要求背诵，因而经书、史书、诗文典籍中大量的重要论述以及名章隽句，至今仍牢记不忘。应该说，这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童子功”的特殊强化训练，也充分开启了智慧之门，增强了记忆能力，至今仍深受其益。当然，它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一是束缚头脑，限制了思维的扩展；二是学问单一，缺乏自然科学、西方哲学、艺术、外语等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掌握的知识；三是完全忽视体育锻炼，谈不上全面发展。

记者：我读书不多，匆匆浏览了一下，觉得您的文化散文写得颇具功力，而相比某些作家大腕，遭到的质疑或者责难也可以说很少。您认为，作为一名作家，一个文人，在向学者型作家进化的道路上，如何克服与学院中人相比的那种理论上的短板？我们仅靠阅读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王：作家也好，学者也好，首先应该是思想者。有一位著名作家提倡“作家学者化”。学问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当然重要；但我以为，要想站在时代的高度，真正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绝不是仅有知识或者掌握了写作技巧就能胜任的。最重要的是有深刻的认知能力，具有思想高度。遗憾的是，当今大量作家，也包括一些学院派的学者，恰恰存在着这种“理论短板”。何谓知识分子？不仅有知，还要有识，否则就不完全。人们通常说，学习是为了获取知识。其实，若是细致地分，这里有三个层次：一是搜罗信息，二是获取知识，三是掌握规律、增长智慧。市场经济，商业社会，人们自然都重视信息的获得，追逐新鲜事物，可是，如果仅仅满足于信息层面，不能做进一步的深入探求，久而久之，这个民族的思辨能力、思维层次就弱化了，原创性思考就萎缩了。解决这个问题，以我的实际体验，最根本的是打好哲学、史学的基础，做到哲思、史眼、文心（诗性）三统一。有志于此久矣，但我做得还很不够。

记者：写作时如何避免出现硬伤？对那些一知半解的问题，是不是尽量不要碰？而待都钻研透彻了再去写？

王：尽管我从小就接受过严格训练，文史方面许多知识记得还算扎实；但在写作中涉及到有关内容，我都要找出原文仔细对照；即使是一个典故、一句古诗，我也要一一核实。一部十二卷本的皇皇大著《汉语大词典》和一千万字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我整天都放置案头，每天都要翻上十次八次，有的封面已经翻烂了。不要说写文章，就连平时交往，比如我向文友赠书，这要签上人家的名字，有的名字里有个“筱”字，那我也要查一下字典，看看这个字在“立人”旁边是否还有“一竖”，唯恐写错了对人家不尊重。现在有些作家以文史为题材进行写作，本来知识储备就不足，再加上手懒，结果习惯于用二手、三手材料，必然就硬伤累累。说到一知半解，我以为这并不可怕，任何人也不可能全知全能，关键在于有个认真的态度，能够认准一个问题深入钻研下去。文化知识有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任何人都是由知之不多到比较精通的。

记者：从有关资料上看到，您曾经做过中学教师、编辑记者，后来在机关工作，曾经到过全国所有的省份，还访问过三四十个国家。这种不断成长的人生态势、这种丰富的阅历，对您的写作和治学有着怎样的影响？读书与游历，您认为哪一个更重要一些？

王：比起上一辈的许多学者、作家，我的经历不算丰富、复杂，如果说稍有进境，主要是得力于学习、思考。这个学习，也包括读“无字之书”——广泛接触社会人生，周游神州大地。我觉得，主要的还不是走了多少地方，而在于是不是真正深入进去了，确实有所得。我只要是足迹所至，都力争有所收获。要有创作的准备，这是茅盾先生提出来的，他特别强调这一点。我每到一个地方，事先都找些背景资料，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凉锅贴饼子——溜了”，那么，热锅贴饼子怎么不溜呢？看来，主客观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我身边经常备有笔记本，把读书、思考、观察所得，随时记录下来，而且要能分类。这样的笔记，我有七八十册，现在都成了宝贵的财富。读书如攻城，堂堂书阵百重关。攻城不怕坚，说的就是钻研、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考是最重要的。

记者：“刘项原来不读书”，记者其实也是不读书的。作为曾经的记者，您对后辈有怎样的期待和建议？

王：记者广见博闻，接触面宽，反应锐敏，思路开阔，优越之处甚多；不足之处，是不利于专业研索，容易浅尝辄止。特别要警惕满足于信息的把握，而忽略了思想的深入。最近，我读到一篇美国南加州大学高级研究员尼尔·加布勒的文章。他说：“当今我们的思想变弱了，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愚钝，而是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在乎思想。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日趋式微的世界，真正原因可能在信息本身。我们现在知道的信息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思考得少了。过去，我们收集信息不只是为了了解情况。那只是开始。我们收集信息也是为了将其加工升华，变成更有用的东西——将信息融会贯通变成思想。不仅试图了解世界，而且力求真正理解世界，这是思想的主要功能。伟大的思想为我们解读世界和相互解读。马克思指出了生产资料与我们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弗洛伊德教我们探究自己的心理，作为理解我们感情和行为的一条途径。爱因斯坦改写了物理学。这些思想使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存在并试图回答生活中令人畏缩的重大问题。而我们淹没在浩瀚的信息中，即使有心也没有时间去加工提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想去做。我们已经成为信息陶醉者。”

记者：您这次来大连，讲座的题目是《老皇帝的难题》，说的是皇帝在选择继承人时所面临的难题。据我的理解，是在立嫡出长子与选贤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家天下”与“天下为公”、选贤任能之间也有矛盾。作为老皇帝，恐怕最难的是，一方面为了维持稳定，要依循宗法制度，确立嫡长子为太子，以备将来继位；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选出一个能继承祖业的可靠人选，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找到最大公约数。否则，虽然确立嫡出长子了，结果却是一个白痴，像晋惠帝那样，最终是天下大乱。那么，若是从次子、庶出的儿子中间选拔一个英杰人物，又极易造成宫廷血案，比如唐太宗、雍正帝登基那样。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王：在这次讲座中，我想着重阐明两点：一是，自从皇权世袭这一体制确立下来，封建王朝就始终潜伏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成为一个永远跳不出的怪圈：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要面对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的现实。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二是，探索那些创业垂统、叱咤风云的封建帝王，何以在筹措其他方面都能得心应手，心想事成，而偏偏在建储、交班这件事上，屡屡受挫，捉襟见肘，焦头烂额，狼狈不堪。而且，越是那些开基创业、大有作为的英明君主，在处理继统问题上，越是容易出现麻烦。想就这一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发掘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记者：感觉明朝选出的多是混蛋皇帝，而清代颇有几代明君，两代在立嗣制度上有什么不同吗？

王：明代在历朝历代中，执行嫡长子继承制最为坚决、彻底，情况也最糟糕。明朝十七位皇帝中，有八位按柏杨的说法属于“草包恶棍型”。他们在位时间多数又很长，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统治，这八个人就统治了一百七十三年，占去63%的时间。清代前期大体上也是奉行嫡长子继统制，到了雍正帝之后，开始实行秘密建储制。这样，立嗣问题就由公开转向秘密，大权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其直接效果是淡化了皇位继承问题的敏感性，缓解了宗室内的火并、争夺，对于稳定局势、强化皇权，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根本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至于出了几代明君，与这个关系不大。历史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论断，是由多种合力促成的，而且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记者：这种不大可能解决的难题，是人类历史选择告别“家天下”的根本原因吗？即使是当今的君主制国家，皇权也已不大起作用了，毕竟还是需要一个真正的贤者、能者来治理国家嘛。

王：历史上，由于君权是一种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它使得王朝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个人素质。因此，“立贤”应该是最佳选择。可是，“立嫡立长不以贤”，却公开放弃了德才考量，成为一种极端典型的“非智、去贤”的继统方式，使得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完全脱节。且不说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相背离，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同现实的需要不对称。如所周知，面对极端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比复杂的宫廷纷争，即使经过严格选择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付，更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登上皇位的难免会出现幼儿、白痴乃至性格变态者滥竽充数。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圣帝贤王，确是南辕北辙；而由于君主的终身制，更使得后果益发严重。因此，最后必然是绝路一条。

记者：期待着您的讲座。恭祝顺利，成功！

王：谢谢。

（2011年）

关于庄子的答问

《大连晚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王先生，您好！据《文艺报》披露，中国作家协会启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文化工程，您应邀承担《庄子传》的撰写任务。请问：关于这个选题，您有些什么考虑？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庄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与文学家，他和老子齐名，同为我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庄子》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战国时期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造诣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端、深邃的水平。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庄子都给予了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幼年即读过《庄子》，培养了对庄子其人、庄子其书的浓厚兴趣，1997、2005年先后两次到豫、鲁、皖、冀诸省寻访过庄子的遗踪；回来后，曾以庄子为题材写过一些散文作品；今年三月中旬，承接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庄子传》的撰写任务后，我即认真研读《庄子》原著，并于五月份专程赴豫东、鲁南、皖北等庄子生前活动过的地方考察、采访，虽然许多遗迹已经杳然无存，但实地接触一下，特别是通过同当地一些治庄学者交换意见、研讨问题，还是获益良多的。

记者：听到您将在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演讲的消息，我们都很高兴，并且热切地期待着。您的讲座题目是《话说庄子》，请您概括地介绍一下这次讲座的有关内容。

王：中心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辨析庄子的里籍和身世；就庄子所处时代及其社会危机意识，加以深入地剖析；二是着重讲述庄子的心灵世界与平民情结，庄子的人生智慧，庄子的思维方式与“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叙述策略；三是就《庄子》一书面世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两千多年来，庄子所受到的推崇，以及其人、其书所遭遇的批评、曲解、变形，阐述其幸运与悲哀。

记者：刚才您说到庄子的心灵世界，请您简略地说说它的特点。

王：庄子表面上是冷对世情，清净无为，但在内心深处却充满着对现实世态的悲愤和热望，他是一个对现实有着强烈的爱与恨的人。宋代的朱熹和清代的胡文英都说，庄子心肠最热而眼睛最冷。心热，故感慨万端；眼冷，故能脱略世情。明知无用，他还是要讲要说，终竟不能忘情；但他只在一般观看，并不实际着手。

庄子的心灵世界极度复杂。他是相当孤独的，但凡先知先觉和有大智慧的人都是孤独的。因为他们的神理过于高妙，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庄子的内心里，确是丘壑密布，块垒重重；可是，他善于化解。《庄子》三十三篇都是他及其弟子对自身命运有了一番透彻的解悟之后的产物。

记者：您说庄子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那么，他的哲学有哪些基本特征？

王：概括地说，有三点：

一是，庄子的哲学是间世的哲学，或者说游世的哲学。身处乱世的庄子清醒地认识到，战国时期一些有志之士，为了力矫时弊，实现其自身价值，纷纷著书立说，游说诸侯，但这些学说绝大多数是人与人争斗基础上的产物，是为诸侯所用的政治工具。就是说，这些以政治理想的实现为目的的学说，非但不能救世，使之契合于清净无为的天道，反倒会使人世愈加纷乱不堪。因此，庄子主张以独立于人道之外的态度处世，他要“立于天而间于世”。这种“间世之道”更多的带有批判性。他既非入世，也不完全出世，即脱离现实，隔绝世界，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超脱的境界。

二是，庄子哲学是心灵哲学，是一种性情哲学。这种哲学基本上不是社会政治哲学，也不同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闻一多先生说，“他的著书，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我们在用哲学的眼光考量庄子的时候，庄子同时展示着另一种精神气质——诗性的风采。“逍遥游”的尘垢之外的世界，不是上天，不是天国，不是西方净土，而是自己的心灵世界，所以叫作“游心”。这种精神追求，有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高峰经验”，是个人自我感受的最高境界。

三是，庄子的哲学是主体美学。庄子所开辟的是自如放达的精神境界、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这是他赢得后世知识分子追慕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他超越于先秦诸子的地方。庄子的审美精神主要借助于诗意思维、神话意识和寓言方法等要素得以体现，也由于这些结构，使之完成文本的创造活动。

记者：庄子哲学，或者说庄子思想，对于后世有怎样的影响呢？

王：闻一多先生说：“庄子穷困了一生，也寂寞了一生，他不肯仕进，并挖苦权贵，他的言行里映射着他的潇洒与放达；然而，最终取代他毕生沉寂的，是永久的辉煌。”历朝历代，大凡文人无不熟悉老庄、言说老庄。老庄的隐逸型的人格与儒家的君子理想，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心理。特别是庄子的独立的人格，崇尚自由的精神，超然物外、潇洒出尘的丰标，都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为后世文人所追逐与景仰。庄子深刻地意识到个体在现实生存中的有限性、受制性，从而将思考的重心移到了人的精神领域，将人的精神生命的自由与飞跃当作人生价值追求的至上目标。这填补了先秦思想的空白，并为后世文人营造了一块排除社会干扰、心灵自由放任的精神土壤，提供了一种抵抗人生逆境和苦闷的精神力量。

它可以陶冶、培育、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可以教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考量，超越现实种种庸俗的计较，特别是为心灵创伤、命运挫折、生活苦难提供某种抚慰。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在遭遇惨重失败或人生不幸之后，一般并不走向宗教或者主动毁灭自己，而走保全生命、坚持操守、遁迹山林的路径，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为此，知识分子大都喜欢庄子。欣赏他、仰慕他的人，自是喜欢谈论他；就连恨怨他的人（比如宗儒者）也都愿意接近他、研讨他。儒家的“内阁总理大臣”朱熹（冯友兰语）明明知道庄子专门掘他的“祖坟”，却偏偏对他爱赏不置。

记者：您讲得十分深刻，看来确有深切的体会，希望您就此多谈一些。

王：根据我自身学习《庄子》的体会，要领会其精神旨趣，除了直接解读经典文本，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还必须辅之以情感的投入，借助人生阅历、生命体验，做到情感相通，体验契合。也许一个人的生活体验愈多，愈能欣赏庄子思想视野的宽广、精神空间的开阔及其对人生的审美意境；一个人社会阅历愈深，愈能领会庄子的“逍遥游”实乃“寄觉痛于悠闲”（陈鼓应语），而其思想生命的底层，则未始不潜藏着浓厚的愤激之情；他那开阔的心胸和审美的心境，是我们这个世界所欠缺的，他所具有的宇宙视野最能和全球化视域相对应，而他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和“齐物”思想，则颇具现代性的意义。

庄子最先扮演起我国文化史上的反叛角色，成为与正统儒家文化双峰对峙、相得益彰的另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之所以形成并受到后世的认同，是因为在超越了“物欲”、“智能”之后，一种新的生命状态即自由自适的境界，得以展现在人类面前，追求个体生命自由也就成为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如果说，孔子具有十分执着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一种无穷的理性力量感染着后人的话；那么，庄子则是凭着他超脱的人生智慧以及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诗意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庄子哲学是庄子对自身命运作了一番透彻体悟之后的产物，后世之人多能羡慕并向往庄子所拟构的“逍遥游”的境界，但真正能够理解庄子的只能是同样经历过命运的自我感悟与自我超越的人。只有感受了人间苦痛，产生了人生困惑的人，才能明白庄子在讥笑功名利禄、乐道逍遥之后，何以总在文章中散发出一丝不易感知的惆怅与哀伤之味。而这才是庄子深层心理的真正呈现，是一个活脱脱的庄子式的人生感叹。

记者：您刚才说到庄子“所具有的宇宙视野最能和全球化视域相对应，而他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和‘齐物’思想，则颇具现代性的意义”，是不是意味着庄子的哲学思想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呢？

王：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我先后到过美国、德国和英国，后来又到了墨西哥、阿根廷，综合几个地区的印象，域外的许多作家、艺术家对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大哲庄子，十分崇敬，也颇有研究，甚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实践。我可以列举一些典型的事例：

首先是美国作家梭罗。“梭罗与庄子在生活的坎坷、坚强和对个人主义的渴盼上都特别相似。”（林语堂语）他赞同《庄子》中的很多见解，尤其崇尚庄子的简朴生活，试图追寻、体验庄子所倡导的清新、空灵、诗意的生活方式：从蛙鼓声声、鸟鸣嘤嘤中得到欢愉，在晨曦暮霭、朗月清风里收获宁静。他不遗余力地鼓动人们，要简化生活，取消娱乐，腾出时间来用于体验生命、品味人生；同时，通过自己的实验，告诉世人不要被繁纷复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于是，孤身一人，跑到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自建了一个小木屋，在周围隙地种植玉米、豆类、萝卜和马铃薯，自食其力，过着原始、简朴的生活，总共住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近两个世纪过去了，他的小木屋以及瓦尔登湖，如今已经成为融入大自然、疏离社会群体和挑战物质文明、告别城市喧嚣的一种象征。

还有英国的著名作家王尔德。他读完《庄子》英译本后，感叹地说：“这部完成于两千年前的中国书，对欧洲人来说，依然早了两千年。”言下之意：作为一种永恒的存在，庄子不仅超越了空间，也超越了时间。看来，他对庄子确实是衷心崇拜的。

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认真吸收中国戏剧艺术经验，特别是从庄子那里汲取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他像当年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和研究《庄子》，不仅从中发掘出表现主义戏剧的理论支撑，而且激活了创造性思维，开阔了学术视野，使他的认知向哲学的深度和广度推进，从而“由一个欧洲人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人”。对于《庄子》，他是五体投地地折服，曾说：“这样的书，在我们这里再也写不出来了，因为缺乏这种智慧。人们只能在自家的作坊里炮制思想，结果这种思想总也摆脱不了迂腐气息。”他在多部剧作中，引进了《庄子》的思想蕴涵，成为西方文艺家中仅见的“曲翻古调填今事，义探新辞改旧观”的一个典范。

比布莱希特晚出生一年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对于庄子更是顶礼膜拜，推崇备至。早在青年时代，他就通过一个英译本，潜心研索《庄子》，并在作品中屡屡引用。他对《天下》篇中惠子讲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无限着迷；“庄周梦蝶”的寓言故事，更使他悠然神往，竟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向老师、阿根廷著名作家马塞多尼奥讲解，并把它写进作品《漆手杖》里：“我瞅着它，我想起了庄子。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后不知道究竟是人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人。”他还把《齐物论》中“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这一论述，作为小说《圆型废墟》的主题。作为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他曾谦虚地说：“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两千多年前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无愧。”

实际上，域外研究庄子、钟情庄子的知识分子，绝不限于文学家，庄子的思维方式与哲学思维，同样也吸引了大批自然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就曾多次说过：“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出在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德国物理学家兼思想家、诺贝尔奖得主海森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曾在多次演讲中，援引庄子关于“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会干扰、破坏灵魂的纯朴与宁静的论述。他说：“很清楚，这则古老故事包含了许多智慧，因为‘灵魂追寻’中的这种‘不确定性’，也许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我们现代危机中的人的状况。”

就世界范围来说，现在地球母亲已经到了疮痍满目、遍体鳞伤的地步。我们重温一番庄子的“顺物自然”、“人与天一”、“天与人不相胜”等一系列生态哲学主张，以及由此衍生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该是何等亲切，又是何等震撼啊！

（2012年）

与王丽文的文学对话

王丽文（以下简称“丽文”）：王老师，您好！您是我们的老领导，但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我还是愿意称您为老师。您的散文是我最喜欢阅读的文学作品；正是在您的作品感召下，激发了、强化了我学习散文创作的意念。所以说，您是我名副其实的文学启蒙老师。感谢您拨出宝贵的时间，同我作广泛的交谈，更为有机会向您请教文学创作的有关问题，感到荣幸，感到高兴。

王充闾（以下简称“充闾”）：感谢你的关注。作家的作品能够得到读者的青睐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儿。我也很愿意与读者就散文创作的有关问题做面对面的交流。

丽文：应该说，我也是摆弄文字的，但过去主要从事公文写作和史料编写，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创作，近几年才开始。那么，请问：从一般的写作到文学创作，主要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要在哪些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充闾：这个问题提得好，可以说抓住了要害。虽然你也是在省委机关从事写作、研究，但与一般的有所不同，应该说属于特例，因为你已经迈入了文学的殿堂。机关有些同志以为，文学有什么神秘的？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每天都在写作嘛！其实，写和写是不同的。不但公文写作不算文学，即便是新闻写作也算不上文学。当然，有些通讯作品文学性很强，那属例外。比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写于朝鲜战场，标为“战地通讯”；但那是标准的散文。准确、鲜明，这应该是公文与新闻最本质的要求，再提高一步，还要语言生动。它们的表达方式，主要是叙述；而文学作品需要描写，只有叙述，不成其为文学作品。文学不能只写事、没有人，这个“人”还要典型化、形象化，要有细节描写。

余秋雨有一篇散文，题目是《门孔》。写的是著名导演谢晋先生与儿子阿三的情与痛。作者写道：谢晋的儿子阿三还在世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对于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门孔，是一种永远地等待。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刻。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门孔”成为亲情的载体，成为表现人性美的途径，成为我们了解谢晋伟大人格及精神的窗口。公文与新闻都不会这么写的。接受美学强调，作家要有“成像能力”。如果不能把文字在自己的想象中变成形象，那么，表现能力就只能停留在叙述上。

丽文：这么一点拨，我就明白了。文学应该是形象化、典型化的。怪不得别林斯基说：“创作的新颖性——或者，毋宁说创造力本身——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即在于典型性。”上面说的人和事，都具有典型性。

充闾：你是很刻苦的。由于已经读了古今中外许多文学书籍，而且写出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散文、诗歌作品，就是说，已经从一般的写作进入文学创作，这样，你就会实际体会到二者的显著差异。文学作品有异于公文与新闻，除了典型选择、形象刻画、细节描写，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语言锤炼。语言的个性化极强，同样是大作家，鲁迅的语言不同于老舍的语言、巴金的语言，更不同于赵树理的语言。作家的语言文字能力对作品的出新有直接的影响。语言是散文存在的家。散文的语言，最忌讳的是新闻化。如果说，新闻是照相机，是技术，新闻用语惯于模仿；那么，散文就是绘画，是创作，散文用语贵在创新。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尤其是散文，有人说它是“裸体的艺术”。语言是散文的标志性“构件”，它和小说不同，小说还可以靠情节、故事来支撑门面，散文如果没有像样的语言，其他就无从谈起了，意境、意象、意蕴，无一不是靠语言来表达的。散文语言和日常交流性的语言是有区别的。日常语言进入散文创作，必须经过升华与提炼。散文创作中的语言，往往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变形、凝聚、强化、形象化、陌生化处理，使之更新我们的习惯反应，唤起新鲜的感知。

丽文：散文写作过程中，我也经常想到，要尽量形象、生动一些，但有时写着写着就散了，远离了中心，收束不起来。看来，写作之前还得有个整体的构想，也就是通盘打算。请问：这方面有些什么诀窍？

充闾：创作的重点在于构思。素材有了，就要考虑如何梳理它、驾驭它，从中发掘出你所独有的感悟和认识。我这里强调的是你所独有的，而不是跟着别人脚步跑，“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这就用得上哲学思维了，哲学可以提供你一种创新型的思维方式，一个独特的视角。从这个视角切入，再来确定主题，理清思路。待到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层次分明了，再动笔。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优秀的艺术构想，“应该有这样一个点，所有的光会集中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散文写作也应该是这样。你看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他写自己北上读书，父亲在繁忙中渡江相送到车站。一切都安排停当，本可以走了，却突然想到要穿过铁道去买几个橘子，供儿子路上吃。对于这件平凡的事，一般读者不会留下更多的印象，唯有父亲这个蹒跚、肥胖、行动有些吃力的背影，总也忘不掉。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感直觉造型，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选择。许多诗文并不缺乏真实的激情，而缺少这种视角选择和直觉造型，结果，情感、文脉就流散不定，没能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让所有的光集中到一个点上”，从而削弱了感染力与震撼力。

丽文：前几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您的散文《冰原上的盛事》。文章虽然只有两千字，却能形象生动地把冰原渔猎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展现了民族风情、民俗礼仪、宗教文化的幽远意境，字里行间充盈着您对尊重传统文化与接受现代文明完美统一的理想追求，对宏观的可持续发展的大政方针与微观的行业发展、区域发展的真知灼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传统并不仅仅是历史，同样存在于现实之中。因为传统是现实的构成因素，是通过历史流程而不断延伸的民族生存经验在精神层面的结晶，也是构成现代生活的精神命脉和未来发展的源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照起来，我在写作散文的时候，往往是就事论事，认识深度不够，达不到“小中见大”的要求。

充闾：这是一些写作者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主要原因是在写作中把大量的笔墨用在眼前场景的描述上，缺少对现象背后的文化蕴涵、历史背景、哲学感悟的深入发掘；再就是，孤立、静止地就事写事，缺乏创作主体的情感介入，缺乏审美意识的同化，缺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延展能力。这里所说的哲学感悟、哲理意蕴，当然指的是融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是一种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人生智慧、理性情感和思辨精神，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作家面对一种生存境遇或者情感体验，有所领悟，深受启发，产生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这是一种艺术的开掘、提炼与升华，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或“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

你提到《冰原上的盛事》这篇散文，我就结合它的构思与写作多说几句。当时，如果单纯地记述冬季捕鱼这件事，生动的场景也很有看头，但那不过是一篇新闻报道。我所想的却是，要通过叙写冬捕劳动中的歌舞场面和丰收喜悦，传递一种思想观念，展现查干湖畔蒙古族兄弟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和可持续发展的、比较科学的生产方式。他们在满腔热忱地接受现代化所赐予的科技成果的同时，还把对于已经融入生命的那种原生态的古老渔猎文化，视为灵性之根、民生之源、族群之魂，视为人类久远的生存智慧，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因此，我在追忆这种源于史前，盛于辽金的渔猎文化的时候，以少量的文字，记述了渔民们以长长的拖网，笔直的带网杆，用于摆动和矫正冰下拖网运行的扭矛，采用锋利而沉重的凿冰镩，还有那运载沉重网具的大马车，尤其是用马匹来转动绞盘以拖拉冰下大网的原生态的捕鱼方式，重点叙述了查干湖人凭借祖先传授下来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智慧，严格控制网孔，坚持每年集中冬捕一个月，保证鱼类充分繁殖，不搞竭泽而渔；绝对制止环境污染，全力打造绿色品牌，保持对自然、对生灵的虔敬。赞美了他们既开创新的前程，又珍视保护固有传统，包括文化形态、生存方式的素朴的价值观，避免了常见的“待到无时想有时”的遗憾。这样的作品，可以引发出读者对于大自然、原生态的基本价值的遥远而温馨的记忆与理解，比起单独地叙述冬捕的丰收情景要厚重得多。

丽文：听了您的讲解，我明白了怎样克服就事论事的路径了。是呀，开始读到人工下网、马拉拖网的时候，我还在想，这里可真够“原始”了，怎么不用机械呢？看到文章后面，才领悟到：这样做，一是防止污染；二是没有声响，不致惊扰鱼群。在散文作品中，思想蕴涵如何渗透到场景描述中去，真是大有文章。您并没有大段大段地讲理性、发议论；而是通过有选择地记事写景，似乎不经意地把思想蕴涵传递给了读者。联想到您的历史文化散文，也同样有这个特点。常见有些散文只在那里讲述史实，叙述故事，那就和史书没啥差别了；您的文章大异其趣，有自我，有个性，从中可以看得到作家的精神风貌、思想追求、人生理念。

充闾：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和内向特征的创造性劳动，是一个作家表现与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形式，是作家人格精神的外露。在散文创作中，交织着客观世界不断“人化”与人的精神不断“物化”的能量互换过程，这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交融互汇，是心智与自然的融合。缺少主观与客观会通融合的散文，顶多是半成品。对于以历史为题材的散文作家来说，史实只是背景材料，宛如登船的舷梯，捕鱼的筐篓，不是说要“得鱼忘筌”吗？真货是你的独特思想感悟。功夫在史外。最忌讳的就是搬弄古代典籍，重复叙述史实，主体性的缺失。

丽文：最近我有幸拜读了您的新作《逍遥游·庄子传》，感觉到其中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书中有我”，里面到处都闪现着作者的身影，说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思想家，可是，您的精神风貌却也映现其中，简直是呼之欲出。记得罗曼·罗兰说过：“从来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发现自己，检查自己，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你读《庄子》，正是这样。而您写庄子，从一定意义上，也是在写您自己，所谓“夫子自道”。记得那天，您在文学讲座中讲了庄子“善用减法”，王向峰老师也去听了，他有一句很恰当的评语：“这个讲座也只有你来做。”

充闾：庄子的思想是艰难时世的产物，《庄子》所探究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在乱世中养性全生，摆脱困境，其中饱蕴着一代哲人对其所遭遇的种种痛苦的独特体验。在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对庄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做立体多面地探索与阐释，容易使读者近距离地了解庄子的成长过程、思想轨迹和性格特点，了解他对于人类文化史、哲学史的重大贡献与巨大影响。

丽文：对庄子这位文化巨人，我一直怀有虔诚的敬意。三十年前，我曾经阅读过《庄子》。可惜的是，那时候的阅读是囫囵吞枣，我对庄子的感觉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那么不可理解。现在，经过您的叙述，庄子的形象从朦胧变得清晰了：宏观上看，他是一个泯除了物我限界、时空阻隔的气象万千的庄子；具象地看，他是诗人哲学家，他是身着布衣的平民思想家，他是寻觅精神家园之路的旅人，他是故事大王，他是旷世绝版的天才。您以优美典雅却又韵味无穷的语言，不仅使“翁也家何在”的历史难题得到了破解；而且揭开了庄子思想核心之“道”的五张面纱，澄清了庄子思想中那些难分难解的“十大谜团”，把庄子请出历史的书斋、古老的神坛，让他来到大众读者的中间。应该说，这是庄子研究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奉献。那么，请问：您在创作中，是基于怎样的理念，将庄子思想的普世价值，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来的？

充闾：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抓住《庄子》中的一个核心理念，那就是崇尚自然，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这也是当今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说到普世价值，自然应该放眼世界，看看那些世界名人如何认识庄子、评价庄子。我先后选择了三个重量级的人物，引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三个人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个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他说过：“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学家。”另一个是德国物理学家兼思想家海森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曾在多次演讲中，援引庄子关于“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会干扰、破坏灵魂的纯朴与宁静的论述。他在《当代物理学的自然图像》中说：“很清楚，这则古老故事包含了许多智慧，因为‘灵魂追寻’中的这种‘不确定性’，也许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我们现代危机中的人的状况。”还有一个人，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他也曾多次说过：“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出在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

在域外的文学艺术界，庄子思想的普世价值同样产生强烈的反响。我引述了美国作家梭罗、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墨西哥著名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斯的观点和事迹，说明庄子在国外的文学艺术界，同样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热烈的追随者。

丽文：这样极其自然的旁征博引，没有超强度的阅读积累和最广泛的知识把握是绝对做不到的。看得出来，博览群书为您的作品增添了灵性，升华了意境，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说到这里，我很想了解一下您读书所积累的经验和规律性的认识。

充闾：对我而言，读书也像创作那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爱好，而是压倒一切的本根，是我的内在追求、精神归宿，是生活的意义所在，甚至是一种存在方式。在我的意识中，“天堂应是图书馆的模样”，有好书看，就是幸福。

读书，严格地讲，是纯个人化活动。表面上看，从前的读书士子，高阁临风展卷，雪夜闭门读书，还有什么“红袖添香”，诗酒风流，充满了闲情雅兴；实际上，读书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劳形累心的苦差事。纵使今天再也用不着去“悬梁刺股”，也并不提倡废寝忘食，“三年目不窥园”；但是，起码也要煞下心来，坐稳板凳，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读书看似接受他人的影响，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如果说规律性认识，这里我只讲一点，那就是一切能够使心灵发生震撼的、产生重大影响的领悟，决不能靠灌输，而应该是一种心理的共鸣和内在的贯通。阅读过程中，读者在将自己的感受或思索不自觉地对象化，即化入文本中的情境框架，在审美的返照中完成对自身的观照或者顿悟；同时也是读者生命介入的过程，和创作一样，需要有主体的介入，需要有生命体验。

说到方法，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是一边读一边记的。前年我整理了读书笔记，留存下来的手写的读书笔记有六七十册。这些读书笔记在我创作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写作的命题一经确定下来，那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人物、思想、故实、语言就形成一行行队列，次第地出现在眼前：司马迁、苏东坡、托尔斯泰、歌德、鲁迅、冰心，等等，都会穿越时空界限，不远万里地奔赴笔下，在那里等候调遣。眼前，旌旗招展，鼓角相闻，“沙场秋点兵”，一齐在那里准备出征。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读书是积累，是写作的基础，积累越厚实，写作就越有基础，文章就能根深叶茂，奇葩绽放。没有积累，胸无点墨，理屈词穷，怎么写得出优秀的散文来！正如杜甫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阅读多了，才能博古通今，写起文章来，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得心应手，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这是说阅读是写作的先导，没有读的“耕耘”，就没有写的“收获”。

丽文：这正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得之在俄顷，积之在时日”。

充闾：是啊。我写庄子传记，从搜集资料到完成书稿，表面上看，用的是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其实传记内容的积累、创作思想的积累，应该有半个多世纪。从小时候喜欢听庄子的故事，私塾里背诵庄子的文章，到青年时代运用庄子的生活智慧、大病后的生命体验以及对世俗功名利欲的淡漠，还有三次往返于庄子故里考察的经历，这些都是为《庄子传》的创作做了先期的准备工作；而这几十年古今中外、文史哲经经典著作的阅读，则为最后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储备。

丽文：您的读书、创作，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充闾：一是专一、专精、专注，二是不懈地坚持。专注是空间的有限；坚持是时间的无限。而要专注、坚持，最根本的是必须有定力，必须能够摆脱种种世俗的干扰。我觉得，人生总有一些自性的、超乎现实生活之上的东西需要守住，需要有一种自信自足、气定神闲的定力。我很欣赏苏东坡的《定风波》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所以，尽管当今社会的利欲诱惑像万花筒一样，乱花迷眼，但总能保持相对独立的内在品格，在世俗的包围中葆有一片心灵的净土。我曾经写过一首七绝：“定力坚心铁样牢，浮名虚誉等烟飘。凭他俗议说三四，珍重斯文慰寂寥。”表达的就是处于俗世而不流于世俗的思想。

在工作岗位上，我的所有业余时间，始终专注于读书、创作。那些热热闹闹的应酬，那些多一个人不多，少一个人不少的活动，我都尽力婉言谢绝。什么唱歌跳舞、什么游泳搓麻，从来与我无缘。有人请我吃饭，我笑说：“光是供饭、供菜、供茶、供酒不行，还得给时间耗损补贴——一顿饭两千元。”原本喜爱的诗词以及书法，也因为时间有限，无暇旁骛，而忍痛割爱了。退休以后，大有改善，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读书、创作中去。

我舍不得浪费时间。我有一套简单的生活习惯。饮食、穿着等都本着简单、实用，不浪费时间的原则。在无谓的事情上，一分钟也不肯浪费。每天晚上看完中央新闻联播就睡下，早上很早就起来散步，许多文章的构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有时夜半醒来，获得了灵感，立刻开灯记录下来。我对时间极度珍惜。可以说，从少而壮，由壮而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光阴，未曾一日空度过。没有节假日，就连晚间收看新闻联播的同时，我也要安排做一点健身的活动，如叩齿、梳头、洗脚等。专注与坚持，使我赢得了读书、创作的时间，别人活四季，我等于活了八季。

丽文：王老师，听了您的叙述，我忽然想到了“断念”、“解脱”这两个词汇，这也是您的两篇著名散文的题目。我在您的作品中，常常能够看到您的身影。例如您在研究伟大的文学家、诗人歌德的每一次断念之后所带来的灵魂升华时，借助歌德的思想和语言，表达了自己断绝般般诱惑、向往回归文学、回归本真自我的心愿。歌德不仅积极进取，而且懂得随时舍弃，即所谓“断念”。这也是您写作这篇散文的宗旨所在吧？老托尔斯泰的“解脱”，分明有您退出官场、舍弃官职之后的心路。

还有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上的《留下一片绿荫》，在您的笔下，“绿圣”朱序弼老人，脱开了谋生空间，远离了现实功利的层面，而进入澄明之境的事迹，格外动人心弦。您从老人那双长满老茧的手，联想到法国伟大雕塑家罗丹的手。您说，“同罗丹一样，朱序弼也是以生命创造生命，以生命酬答生命，以生命补偿生命。如果说，罗丹每时每刻，都是在一张张面孔上荡漾着他的创造之舟；那么，朱序弼则是在一片片枝叶上闪烁着自己的生命灵光”；“在他所倾心的绿色王国里，一株株树木沐浴着雨露、阳光，吸吮着浓情蜜意，光鲜、恣肆地膨胀着，日复一日地长粗长壮，把缥缈的云空托举得更高更远。老人把这看作是最宝贵的酬劳，从中获取了美妙无比的成功喜悦”；“而他自己的大部分‘生命之水’，都已化作草浆木液，自身已迹近干涸了，却全不在乎，甚至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这正是您由衷赞赏的人生境界。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生发出了一个念头，朱序弼是在一片片枝叶上闪烁着自己的生命灵光，而您的生命灵光，则是在您的一篇篇散文作品中延展的。朱序弼所倾心的绿色树木王国，就像您已经出版的、正在出版的以及今后还要创作的一册册著作一样。虽然生命的状态不一样，但是以生命创造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

还有，我在阅读庄子的时候感觉到的一个画面，就是在晚钟摇动的黄昏，向着无尽的苍茫，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一缕炊烟的庄子，与您寻觅庄子踪迹的身影别无二致。

充闾：你记得这么清晰，而且提炼得很准确，说明阅读的刻苦用心、深入细致。

这个问题，实际反映了“文如其人”的创作规律。文学创作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散文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信念的一部分，生活经验、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它是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可贵的心灵史，让人从中感受到作者是在以全部的灵性和感受力去烛照人生，倾注情感，敞开肺腑，追寻美境，其中蕴涵的无论是令人感发兴起还是令人唏嘘、扼腕的人生况味，无不是作者心路历程的外化。

丽文：您曾经说过，如果被流放到一个荒岛上，只要有一本书可以选择，您一定要把《庄子》带上。那么，可不可以说，庄子是对您一生影响最大的先贤？

充闾：起码是“之一”吧。我的自在、自如的心境，大大得力于庄子。庄子从人本学出发，要求恢复自由的人的生命存在，即通过超越伦理规范和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感性认识相对性和理性思辨有限性的困扰，使个体生命得以解脱，从而获得的全新的心理体验，对我有重大而直接的影响。我很欣赏庄子那种超脱凡俗、不为名利所执的超拔境界，对于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我有内在的情感契合。有人说，全部中国思想与智能结晶于《庄子》的哲思；起码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渗透力是巨大的。

作为一种生命体验和价值取向，庄子的人生艺术化与“乘物以游心”的诗性人生，为我培植超拔、虚静、自在、自适的心态，提供了有益的滋养；庄子的艺术精神，更成为我治学与创作的一种深度背景和可贵的富矿、重要的领域。至于增强了思辨功能，扩展了经过现代化转换的艺术视野，就更不用说了。我一向认为，孔子是智者，而老庄是超人，他的智慧更高一筹。我学习庄子，生性恬静，淡泊自甘；不愿争执、争竞、争强、争势，不愿趋附时流、崭露头角。待人处世知足知止，讲究分寸，宽容大度，不为己甚，善退让，喜和谐，常予人以保守、谦抑的印象。

因此，身在领导岗位的时候，我的内心曾经为仕途与为文的思想感情与行为方式上，有过冲突与困惑，但最终采取了对于仕途的顺其自然的态度。在我的生命意识中，深刻地向往着精神自由，以诗性的方式生存在现实生活中。因此，在我的作品中，特别是在近年来发表的作品中，庄子在诗化人生的方式中所透露出的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追求，成为品评人物人生境界的重要坐标系。对庄子艺术人生境界的推崇，也为我的散文世界，带来了超越时空的扩展。在艺术表现方式与审美意象的创造上，对于庄子我也多有借鉴，期望读者能够在阅读我的作品时，得到诗意的栖息与升华，完成诗性化人生的体验。

丽文：您谦虚地说自己是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业余“民兵”，可我的感觉正相反，您是作家队伍里“超专业”的作家。如果说业余，倒是更像一个业余旅行家。只不过，您的旅行不是为了单纯的旅游休闲活动，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弘扬高尚的精神追求。所以，您走到哪里写到哪里，这是否和您小时候就树立了一种理想有关系？

充闾：确实有关系。读中学时，我特别喜欢听地理课，特别是阅读了富桂芬老师推荐的冰心的《寄小读者》，于是立下了走遍天涯，写一部像《寄小读者》那样的散文集的愿望。多年来，我曾出访过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四十个国家。不同国度、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文化基因的广泛而深入的游历、观察、探访、调研，身历心感了几十位文学大师的生活遗迹，激活了过去读书过程中留存的记忆，由此引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先后写出近五十篇域外散文。其中，“断念”的灵感来自于歌德的小木屋；“解脱”的理念来自于托尔斯泰安眠的墓地；《一夜芳邻》的意境来自于勃朗特三姊妹的旧居。在泰戈尔长期生活过的小山村桑地尼克坦，我写作了《万花如海一身藏》；在易卜生博物馆，我亲炙了剧作家的艺术芳泽与生命原版。契诃夫的樱桃园，以及聂鲁达、普希金、肖邦等人的故园，都是启发我创作灵感的所在。

小时候，我读过元代大儒吴澄的《送何太虚北游序》。他说：“是行也，交从日以广，历涉日以明，识日长而志日超。迹圣贤之迹而心其心，必知士之为士，殆不止于研经、缀文、工诗、善书也。”他集中讲述了旅行的益处，不是坐在屋里“研经、缀文、工诗、善书”所能代替的。这番话在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要周游四方、走遍天下的志愿。

单从创作方面来讲，旅行的意义也是至为重大的。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在其《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有言：“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古人极为重视文章的气势与风骨，而气势和风骨的养成，光靠读书解决不了问题，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还必须走出家门、国门，以增长阅历，开阔胸襟。所以，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

丽文：王老师，您说的这些文学作品，我大多数也都拜读过。那些人物形象、动人场景、名言警语，给予我的不是短暂的审美享受，而是长久的心灵导引。

充闾：散文着力表现的是人的精神世界，文学永远是国民前进的灯火，担负着塑造国民性的神圣使命。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写照与思考。

丽文：这样的思考，反映在您的创作中，还有一个创新问题。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叶芝，说他在七十四年的整个生命历程中，葆有源源不竭的创造力，使得他的诗作不断地创新，永远在变化，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他的创作历程经过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大量的好诗，可是内容、风格显著不同。19世纪90年代他倾向浪漫主义；后来接触现实多了，诗风转向遒劲坚实；晚期更趋成熟，哲理性强了，想象力激增，大大发展了象征主义。由于他的特殊成就，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那么，请问：这种创新意识、创新精神是怎样培养的呢？

充闾：就一个作家来说，要实现创新，就必须不断地超越自我。我觉得成功的作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举成名，后来便一成不变，呈静态发展趋势；还有一种是螺旋式攀升，生生不息，始终处于动态之中，有一种流动之感，飞扬之势。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后一种作家和作品，因为他们总是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总是呈现新的面貌。而不是像南宋词人批评的，“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其实，即使是新帽子，年年拿出来，一成不变，也没有什么看头。物质的东西可以复制，比如裁剪衣服，仿照别人的样式裁剪下来也能很好看；但精神的东西不可以复制。所谓创作就是不重复，不重复别人的，也不重复自己的，这就要不断地创新。

“叶芝现象”表明，要想不断创新，实现自我超越，必须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具有开放的心态。叶芝难能可贵的是，能够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学前辈，肯于俯下身去向年轻一代学习，他接受意象主义的新诗，直接受到小他二十岁的庞德的影响，就是一例。心灵是不能闭塞的，闭塞了就难以接纳新的东西，就断了“源头活水”。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自己已有成果的问题。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创新就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这要有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人的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锐减，更容易师心自用，拒绝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听多了，经常处于自我陶醉状态，而无视差距和薄弱环节；名声大了，到处都来约稿，不愁没有地方发表，难免出现粗制滥造现象。所以说，成功是一个陷阱。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必须靠自身的勇气和毅力，靠着一种鲜活的、开放的心态。为此，我特别关注并乐于接受各种新的事物，汲取新的营养；有意识地阅读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学习它们的长处；结交一些年轻的文友，从他们那里获得新知，汲取活力，激活思想，尤其重视卓有见地、具有思想锋芒、肯于给我挑毛病的诤友。这样，就可以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奋进的精神。

创新来源于创造性的思维。中国传统社会，在文化心态上，是以过去来定向的，每当重大社会转型期，人们对固有东西的留恋远远大于对新事物、新文化精神的渴望与追求。以经验对抗理性，以人情冲销法制，以从众心理代替个性特征，已经成为普遍性的障碍。鲁迅先生说过：“要技艺进步，看本国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很有缺点；必须看外国名家之作。”“以后如要创作，第一要观察，第二要多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我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接触西方文史哲作品，受益匪浅。哲学理论的学习，有助于思辨能力的提高，而且可以提供崭新的视角。日常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偶然与必然。偶然，是创造新的世界的机遇，而必然是规律，“想象中的事物，按本质说，是不存在的”（萨特语）。

丽文：您过去也曾强调过，散文要有哲思。记得我在写作散文《染教世界都香》的时候，就是运用了这一思想。不是简单地描写桂花的绽放与陨落，而是将哲思理趣渗透到作品中去。我从王溥的《咏牡丹》、陆游的《海棠》和李清照咏桂花的《鹧鸪天》中得到启发。“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易安居士以桂花的色淡香浓，来比喻人的内在之美更为可贵。里面还有一层寓意，比起朝中的名公显宦，李氏门第并不显赫，但其清高脱俗，如同桂花的宜人香气，却可以成为中秋之冠、花国一流。

充闾：由于散文中涵容了这样一层哲思理蕴，一下子就提升了它的内在精神，所以这篇散文一刊出，就博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并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入当年的散文选本。看得出来，你的创作前景是很好的。

丽文：谢谢您的鼓励。对于我来说，文学之路刚刚起步。几年来，不断摸索，不断实践，有甜头，也有苦头，有时是前路迷茫，有时是柳暗花明。

王老师，我看到，您在退休后写的作品，一部比一部有新意，出新裁，上品位。由此，我想请教一个有关退休的问题：经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在工作岗位上待习惯了，退休以后会感到无所事事，不知道怎样打发时间。我现在也即将面临着退休，那么，怎样才能把退休后的生活安排得既从容，又充实，更有意义呢？

充闾：有一个蝴蝶与蜜蜂的寓言故事。说的是没有目标的蝴蝶，像个散漫的游魂，整天轻飘飘的，不知为何而生存、为何而飞翔，自然就百无聊赖；而辛勤劳作的蜜蜂，为了酿造一公斤蜂蜜，需要飞上四十五万公里，几乎等于绕地球赤道飞行十一圈，要在一百万朵花上采集花粉，但是，由于它有明确的目标、高尚的追求，即使付出再大的艰辛，也感到心安理得，其乐融融。

一个人，退休与否，都必须有明确的努力方向。认准了方向，就会感到有奔头，有意义，有价值。从你的主客观条件看，退休后也不会感到失落，因为你志在上进、提高，读书、写作。这是永远忙不完的神圣事业，时间充沛了，只会干得更好，出更多的成果。

上面所强调的，是如何从主观上适应退休这个新的境况；其实，还应该从客观上看到退休所带来的便利与优势。时间充裕了，而且可以由自己支配，这样，便于做出系统、长远的安排。此其一；其二，心态宁静了，免除了外来事务的纷扰，可以静下心来，读书、思考、写作；其三，年龄大了，有精力、体力、记忆力下降的劣势，但另一面，也有阅历增加了、政治成熟了、辨识能力提高了的优势。李先念同志说过：“人生要到六十岁，才能懂事。”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极端重要、千金难买的。

现在人的寿命长了，如果按九十岁计算，还有三十年的时间。三十年是人生的三分之一，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阅读很多经典，可以写出很多作品。我是2005年退休的。如果说，这十年，创作上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取得了过去所无法企望的成就，那就和上面说的充分发挥退休后的优势，有直接关系。我在退休以后，丝毫没有懈怠，而是以活到老、学到老、创作到老的心态，依旧是把读书与创作当作生命的存在方式。日有所进的积累，不仅带来了丰厚的创作成果，也给我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丽文：难怪好多人不仅深深景仰您的才学、智慧，而且，由衷的敬重您的立身行事、处世为人。您退休以后积极进取、不断超越的心态与修为，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榜样。

充闾：刚刚完成《逍遥游·庄子传》的时候，一位文友问我：“这已经是你的创作制高点了，你是不是还要写下去？”我没有直接作答，而是讲了钱锺书先生关于“宁恨毋悔”的遗训。《围城》重印之后，杨绛先生问他，还想不想再写小说？钱先生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后悔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番话的核心所在，我体会是必须不断超越自己；否则宁可不写。有人说：“一本书写完了，作为写书的人算是完成了任务；但书的生命却是刚刚开始。”这部《逍遥游·庄子传》无疑正是这样。现在，许多读者已经开始在议论它，解读它，品评它，这不能说与作者无关。作品如同孩子，对于自己孩子的毁誉、褒贬，父母自然关心。所以，准确地说，书写出来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我继续围绕着庄子其人其书，开讲座、写文章，而且还在深入精读《庄子》。前几天，我购进了一部四百万言、八卷本的《庄子纂要》，还有《庄子鉴赏辞典》与《老子鉴赏辞典》，正在从头认真解读，凡有新的感悟，一一记下；然后再静下心来沉思。

丽文：这样的思考表明，您在酝酿新的创作计划。可不可以透露一点信息？

充闾：计划确实有，尚在思考中，“良工不示人以朴”嘛，相信您会理解的。

丽文：再次谢谢您。希望以后能够经常聆听您的教诲与指导。

（2014年）

“文化赋值”主客谈

主：现在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关于文化的影响力问题。往大里说，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文化优势，就不可能拥有未来。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复杂格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组成硬件，而文化影响力、民族凝聚力组成软件。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品和企业文化标识（文化品牌）的进出口，直接影响到竞争力。具有文化竞争力的国家，必然同时具有国际影响力。具体到日常经济活动中，文化既表现为动力、资源，又体现为一种推进器、触媒体、润滑剂。文化直接影响着企业、产品的生命力。有了文化赋值，物质产品就会在市场上增强竞争力。

客：“文化赋值”这个提法很有意思，希望您能展开谈一谈。

主：所谓“文化赋值”，就是赋予某一事物（包括物质产品）以文化价值，以提高它的知名度，提高它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影响力。从浅层次或者狭义来说，就是从产品的外包装上，从产品的品牌、标识上，附加文化的内涵。比如，同样是白酒，加上“孔府”二字，加上“道光廿五”这些带有文化质素的内涵，就提高了它的使用价值和竞争力。辽东山区桓仁县，发掘出七十年前“抗联煎饼”这个品牌，产品十分畅销。当年抗日联军活跃在白山黑水的密林间，远离村户，而且流动性大，抗联战士们便带上民众给他们烙出的小米和黄豆磨成的杂合面煎饼，奋战在风雪严寒中。这种食品保存时间长，而且，甜中带香，是长途跋涉中的理想食品。

客：你的意思是说，“抗联”二字赋予它以文化价值。如果不作这样标识，人们就会当作一般煎饼而不加注意。

主：是的。那年我到新疆参观访问，看到吐鲁番有一种叫作“馕”的面食（类似面包，但形体要大），开头并没有买的意愿，后来听当地朋友说，当年唐僧取经，携带的就是这种东西，因为它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这样一来，就大大提高了我的兴趣，一下子买了五个，想让没来过这里的人见识见识，要像鸠山那样，“带回去研究研究”。同样，一部《庐山恋》电影，一部《夜幕下的哈尔滨》小说，甚至一首《木鱼石的传说》歌曲，都为当地招徕了无数的游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再比如，节日消费，往往与“文化赋值”都有直接关系，春节买鞭炮，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正月十五买元宵，实例不一而足。

客：看来，领导者、企业家必须具有宽泛、广博的知识面，对于各地的民风习俗、历史掌故、消费心理、时代习尚，都应了如指掌。我们确实应该下功夫来做“文化赋值”的文章，应该有这个观念，具备这种文化自觉。

主：其实，商品本身就涵盖着文化，任何商品都有其文化内涵。消费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人们消费商品，本质上是在消费文化，是文化这只无形的手在拉动你去消费，固执地支配着你的消费观念。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些企业纷纷恢复过去曾经辉煌过的老字号、老品牌，目的都是打文化牌。因为老字号、老品牌传承了历史，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可以弥补现代企业文化品位上的缺陷。所以，在研究产品销售时，同时要考虑到如何把产品所蕴涵的文化销售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懂得文化的企业家不是合格的企业家。

客：精明的企业家应该懂得文化经营，通俗地说就是善于“卖”文化，它能够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

主：它的高下之分，打个比方，就好像“大厨”和“营养师”的区别：一种是技术型，一种是创造型。具有创造型思维的人，一般都注意在改变与适应人们的生存方式上下力气，以“营养师”为例，他们能在不断地改变人们的餐饮方式、顺应现代生活节奏上下功夫。最典型的当数“麦当劳”、“方便面”。这类食品的问世，向社会人群提供了适应人们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的产品。

客：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自己的产品，把产品创新提高到文化创新的高度去认识，以改变与适应人们的生存方式为己任，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主：这和企业家的人文素质、文化经营能力、创造性强弱有一定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的一些中小企业存在着弱项。

客：现在，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各地都在拼命地争夺名人。那么，“名人效应”是不是也属于“文化赋值”范畴呢？

主：当然，这是“文化赋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例，少年周恩来曾在东关模范学校读过小学，这使得这所学校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参观沈阳故宫，大概没有谁会特别注意后妃住过的清宁宫、麟趾宫，更不要说排在最后的僻处西南角的永福宫了，可是，当解说员告诉你，永福宫是庄妃的寝宫，顺治皇帝出生在这里，你就一定会意兴盎然地过去瞧瞧。这就是名人效应。

说到争名人，古代早就开始了。诸葛亮的故乡在山东，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于是，便在他的隐居地上做文章，襄阳人说隆中在襄阳，南阳人说卧龙冈在南阳，两家争执不下，还是各自设立了一处卧龙岗。前些年，还有争李白的去世之地、岳飞的出生之地、黄帝与蚩尤的大战之地、楚霸王自刎之地的。他们要么争中华民族的老祖宗，要么争名传千古的大诗人、大英雄，争到手里，自然地获取美名，脸上有光，博得人杰地灵的美誉，可以大大提高知名度，吸引众多游客来观光旅游，振兴当地的经济。

客：注重名人效应，在国外就更加突出了。美国的著名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海明威和斯坦贝克，在世纪之交先后赶上百年诞辰，整个国家特别是作家的故乡人民对此非常重视。除了开展一些学术性纪念活动，多数是借纪念名人来开发旅游资源，繁荣地方经济。1999年，为了纪念海明威百年诞辰，媒体、出版界、学术界和他的家人，包括一切跟他有点关联的地方和单位，一道进行了总动员。有影响的电视台、重要报纸和最先进的网络竞相开展宣传活动，出版界不仅重印了海明威的作品，还组织编写了《记述海明威》、《海明威研究指南》、《海明威基本资料揽要》，其中一本《海明威菜谱》，是根据海明威小说中提到的一系列食品，结合实地调查编撰而成的。几乎所有与海明威有关的地方都举办了热火朝天的纪念活动，他的家乡伊利诺州的橡树公园，那里的海明威基金会早在1993年就买下了他出生的那座房子，因为他们认为，这座房子在本州的文化遗产旅游项目中，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主：说来也很可笑，为了扩大知名度，各地不仅争美名，有的连不美的名，甚至臭名也争。“夜郎自大”，是个带有贬意的成语，安到谁的头上，人家会怒目以待的。可是，从《东方新报》上得知，湖南省的新晃县和贵州省的赫章县，为了争着改名为“夜郎县”，打得不可开交。赫章县甚至在《关于实施历史文化兴县的意见》中，把争取改名为“夜郎县”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专门成立了更名小组，向毕节地区行署申报，而且把材料报到了国家民政部。这件事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当地人当然有他们的考虑：名字虽然不那么好听，但由于知名度高，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就在所不计了。

客：前段时间，我到苏北去，宿迁古称下相，是楚霸王项羽出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他究竟死在哪里，则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安徽和县说是在乌江，“乌江自刎而死”，古书上有记载嘛；而安徽定远则坚持在东城，也提出了一定的根据；安徽灵璧则撰文说是在灵璧的垓下。也不怪各地都在争这个楚霸王，他也确实是一位英雄。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少有失败的英雄”，原因是受“成王败寇”的势利理念所左右，所以很少很少。应该承认，在“失败的英雄”中，项羽是很典型的一个。

主：从楚霸王项羽我又想到了汉高祖刘邦。他有个宠姬叫戚夫人，生下个儿子叫赵王如意。子以母贵，刘邦想要废掉太子刘盈，立如意为太子。刘盈的母亲吕后着急了，便去找张良出主意。张良说，这件事是不能靠口舌言语来争取的。要解决问题得靠“商山四皓”——隐居在商山的四个白胡子老头儿。皇帝曾经费尽心机想请出他们来辅政，可是，由于他总是轻蔑、侮辱那些读书人，这“四老”就都不理他。但是，刘邦对他们还是异常敬重的。张良告诉吕后，要让太子备上安车驷马，不惜重金财帛，恭恭敬敬地邀请四位老人出山，把他们奉为上宾，经常与他们交往、议事，并且让皇上能看到这种场景。太子遵命而行，“四老”果然来了，和太子结为忘年挚友。一个偶然机会，刘邦发现了，大感惊异。交谈中，四位老人争相叙说太子的贤能。于是，打消了更换太子的主意。

客：现在，到处都在讲文化强省、文化强市，其实，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并不见得比提高经济增长率容易多少。有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要做，包括投放大量资金，完备设施，搞好硬件建设；而最重要的还是罗致人才，没有足够的高质量人才，何谈文化建设！

主：在这方面，有一个最便宜、最易见效的措施，就是注意发挥名人的作用。一个省也好，一个地区也好，没有多少文化名人，没有多少知名的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学者、作家、诗人、画家、书法家、音乐家，而只有一应俱全的文化部门和许多文化官员，是绝对成不了文化强省、文化强市的。清华大学过去的校长梅贻琦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所大学的名气如何，主要看有没有著名教授、知名学者。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名人效应。

客：过去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事不但要由内行来主持，而且要由内行中的知名人士来牵头。像学政、主考官、大型丛书总纂，绝不用外行人。民国时期直到新中国的初期，也还坚持这个传统。文化、教育、新闻方面的长官，一般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像大学、科学院、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艺术馆，一无例外都是由社会名流来主持。没有大名人，也得找个小名人——起码是一个行家里手——来主政，否则难以服众。后来，渐渐地改变了，这些文化部门成为安排行政干部的场所。

主：这一方面反映了对文化、对专业的不够重视，不懂得发挥名人的作用；同时，也说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日见其少，即使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也有了很大退步。

客：记得开始谈到“文化赋值”时，您说“从浅层次或者狭义上”如何如何；那么，深层次或者广义上又当如何体现呢？

主：这里所谓的深浅、阔狭，都是相对而言的。我想，如果说，文化品牌、文化标识、名人效应等等属于“文化赋值”的浅层次；那么，深层次的“文化赋值”应该体现在，把人类的文化成果尽可能地渗透到、融合到各项事物的内质中去，或者说，把其中的文化蕴涵充分地挖掘出来，使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环境中，随时随地都能品味到文化的蕴涵，饱享文化的滋养。

客：比如说……

主：在城市建设中，“文化赋值”体现得最明显。城市的灵魂，是物化背后的文化生命。城市如果缺乏人文特色，就会失去魅力，失去光彩。明代学者文震亨提出：好的建筑环境，应该让人进入“三忘”境界：居（常住）之者忘老，寓（暂住）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这里要做的工作很多，单就城市雕塑来说：它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三维造型艺术品，其文化蕴涵体现在纪录历史、反映传统、陶冶情操、审美享受和象征城市文明、弘扬城市精神等诸多方面。雕塑往往凝聚着民族发展的历史，载记着民族发展的每一阶段的精神面貌，反映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信仰与追求，标志着国民价值观念及相应审美趣味的变化。雕塑作为人的创造本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在人类现代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任何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城市雕塑一旦形成，便作为民族文化的永久性物化形态存在下去。而且，由于城市雕塑代表着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探索，体现着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是对生活方式最佳标准的艺术表达，因此，具有文化开拓的战略意义。

客：城市雕塑的心理调适功能尤其不容忽视。人类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得以创造和享受城市的物质文明，使生活的物质质量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现代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又使人的精神生活出现了新的困扰，特别是城市在现代化之初所造成的交通、住宅、通信联系、人际关系等压力，又会导致精神上的焦虑、烦躁，心理冲突层出不穷。这就有赖于公共政策的调适，其中公共艺术，包括城市雕塑、形象工程、广告宣传、公共绿地等等，都会起到良好的缓解作用。

主：再以汽车发展、营销为例，“文化赋值”同样可以得到鲜明的体现。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入世以后，中国进入家庭轿车时代的步伐明显加快，因此，亟须针对可能出现的价值观的冲突，从文化角度研究汽车发展、营销的策略。随着轿车的大力发展，必将出现经济、环保、人文等多种价值观的 冲突与论争。从汽车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大大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无疑会主张加快发展；而站在“环保”立场上，站在崇尚人文价值观的角度，则会持不同态度。其实，三方面所坚持的都有道理，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因而不是谁是谁非，留此去彼的问题，而是如何兼顾、如何整合，使之更趋合理，也就是实现经济价值可持续化、生态价值现实化、人文价值理性化，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客：我觉得，在这方面，长春一汽比较自觉，他们奉行人、车、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其突出特征就是以关爱人和社会为导向，把员工、用户、产品、环境、社会等要素之间的互动结合起来，一是崇尚人本，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二是体现绿色追求，实现低消耗、零排放、无车祸，创造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三是对社会承诺的追求，承担关爱社会、造福人群的责任。三方面价值观的具体整合过程，有赖于发展模式跨越化、发展道路个性化。

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由专门机构去研讨；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是应该从“文化赋值”的角度，找出现时生产、营销的策略，以便在占领市场方面独具优势。

（2007年）

以文学之笔再现张学良

——答《辽宁日报》记者问

《辽宁日报》编者按：

著名作家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一书面世两个月来，颇获各界好评，高洪波、谢冕、苏叔阳、古耜等著名作家、学者、评论家，或给作者发函、或通话、或著文，予以称赞。《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等单位，亦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作家、评论家，定于近期对这部著作进行研讨。日前，本报记者许维萍就这本新著的有关问题访问了王充闾先生。

记者：现今，关于张学良的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已经很多了，您还要推出这部《张学良：人格图谱》，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作为一个“张迷”，每当翻检那些记述汉公行藏身世、生平事迹的书籍，都对它们的作者不胜感激，感谢他们提供了那么多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图片和谈话记录；但同时又觉得有所不足——几乎所有的著作都着眼于弄清事件的原委，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在蕴涵，有的虽也状写了人物，却“取貌遗神”，忽略了鲜活的生命状态，漏掉了大量作为文学不可或缺的花絮与细节；尤其缺乏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与挖掘。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它们属于“史”的范畴，“史书者，记事之言也”（唐·刘知几）。作为一个与汉公同乡的作家，我觉得有必要以文学形式进行刻画、描写，使其精神风貌、行迹修为，更加深入人心。而“文学是人学”，这就要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特别是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个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并且鲜明地亮出作家的史识与见解，进而担起人性烛照、灵魂滋养的责任。

记者：阅读本书的强烈感受，是您拨开社会历史事件的表层，以十五篇历史文化散文的篇幅深入到张学良这位予历史大转折以契机的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通过文学手法，于细微处为读者描画了其情感、性格特征，为少帅写心。您在《别样恩仇》一文中，剥茧抽丝般剖析了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一生恩怨，也从本质上读解了他们两人思想、个性、人格方面的差异；您以“不能忘记老朋友”为题，描写了张学良与周恩来相交短暂但终生互慕互念的动人情愫；还在多篇文章中，以别致的手法描述了张氏与几位女性的感情纠葛；通过他所接受的庞杂的文化影响，透视他的性格、命运，展现他那充满悖论的七彩人生。那么请您谈谈，您是如何将尘封的遥远的历史变换成读者可以接受并可感可悟的形象？

王：我在书的《前言》中讲了，作为文学作品，自不能以单纯的纪实为满足，还须通过文学的手法，运用文学语言，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此其一；其二，要以史家的眼光、哲学的思维对事实加以解析，穷原究委，探赜烛微，努力展现传主的精神面貌、个性情怀与人格魅力；其三，体现现实针对性。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应，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而是一种灵魂撞击、心灵对接、现实对话。书中有一篇，就是拟议中的我与汉公关于“凤至大姐”的对话。作家写历史人物，不在于带着读者重温历史事件，说出一些更背景化的真实，而在于站在一个较高的视界上，引领读者思考当下，认识自我，提升精神境界。今年三月，我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曾以《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为题，专门谈了这个问题。

记者：看来，从事这类散文创作，既要面对客观历史真实，又要对历史作创造性地思考，进行具有主观色彩的个人化叙述。请问您是如何处理这一关系的？

王：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是文化散文写作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散文的本质性特征，一向被我们奉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艺术，唯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张开想象的翅膀，必然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作必要的艺术加工。尤其是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描摹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必然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因此，海德格尔说，历史的真意应是对“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当然，这里的经验整合与艺术加工，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真实和散文文体特征的基础上，不允许小说化的“自由虚构”。特别是有些散文种类是不能虚构的，比如，关于现实中的亲人、友人、名人的传记以及回忆性、纪念性文章，属于写作者同时代亲历亲见亲闻之事，与事涉远古或万里暌隔迥然不同，必须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不能随意虚构。比如，您刚才引述的一些内容，就必须真实，不容造假，须知，这类散文美学效果的实现，是凭借其丰富而特殊的客观意蕴的，真实与否，关系至大。

记者：九一八事变78周年纪念日前夕，读过您在《九一八，九一八》这篇文章中，对张学良所做的客观描述和深入剖析，感到很解渴。应该说，这是张学良终生的伤疤与痛点，也是研究他、探索他所无法绕开的话题。那么，您在创作过程中对于有关的史料、史观、史识是如何把握的？

王：大前提是全面准确地梳理史实，这是立论的基础。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史学家包括他本人对这段历史已经做了充分的展示。关键在于写作中能够运用唯物史观作客观公正的分析。一是统筹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蒋介石不抵抗本质的判断（这是他的既定方针），又要尊重历史、不为尊者讳，指明当时的不抵抗命令确是张氏本人下的。这是一篇文章的主旨所在；二是“顺藤摸瓜”，就张学良当时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进行深入地剖析：其症结所在，是他事变前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而在战局拉开之后，面对日军的凌厉攻势，他又由原先的满不在乎一变而为“悚然惊惧”，进而产生了三个“错误期待”，一个“深层思考”；三是从思想根源、个性特征上探索张氏唯蒋之命是从的原因，指出各有各的账，无论张氏如何主动揽承责任，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是“板上钉钉”的。

记者：少帅一生具有不同反响的传奇性，他的“无限可言说性”不仅在其个人生命历程与历史大势的紧密联系，更在其独特的个性魅力。您在《成功的失败者》、《人生几度秋凉》、《将军本色是诗人》等篇章中对张学良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毁誉参半、命运多诡的人物做出了耐人寻味的展现。我想这也是他能激发您的创作激情之所在。您选择的创作对象都为历史上的充满矛盾的人物，是否有着特殊的考虑？

王：首先是这些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蕴涵着诸多魅力，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经久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我所选择的客体对象，一般都具备深刻的精神内涵、鲜明的个性特征、充满了矛盾与悖论的复杂的生命历程。其次，历史题材往往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再次，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作用”与“陌生化”效果。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能够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朱光潜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是呀，我们小时候，不也常常被老祖母的“从前有一个什么什么”迷得如痴如醉吗？

记者：最后，请您概略地谈谈对张学良先生总的看法。

王：张学良并非完人，更不是一个圣者，以他的本性，即使想“圣”也“圣”不起来；但他在华人世界中，无疑是一个公认的豪杰。他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也曾干过错事，平生可议之处颇多。曾经颂声载道，又背过无数骂名。他是那种有情趣、有血气、个性鲜明、赢得起也输得起的人。对于他的举措，人们未必全然赞同；但说起他的为人，他的器度，无不由衷的赞佩。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多故，信仰是驳杂的，所谓“背着基督进孔庙”，但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能够终始如一。他的百岁光阴，载浮载沉，大起大落，确是一部歌哭并作、悲欣交集的情感标本与人生范型。作为性灵的展现、情思的外化，这一切都是意趣盎然、堪资玩味的。许多“政治强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可是，不旋踵间便蓦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却成了一个言说不尽、历久弥新的热门话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其间存有谜一样的代码与能指，可予破译，可供探讨，可加辨析。

（2009年）

纪念营口市诗词学会创建二十周年

——答《旧体诗词》杂志记者问

记者：王老师，您是营口市诗词学会的创建者，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您又回来参加纪念活动，可有些什么感想？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说起营口市诗词学会（当时叫金牛山诗社），我们自然会缅怀两位已经作古的老诗人——首任社长陈怀先生和诗社顾问吕公眉先生。我在散文《营川双璧》中，曾经回忆建会当时诗人相聚情景，引用曹子桓的话，“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那种情景，令人永生难忘。时间对生命的剥夺是残酷的。世间一切良辰美景，都不可能永恒不变。毕竟已经过去一个世纪的五分之一了。

说到变化，我又记起了一首清人题为《老将》的诗：“杀气销磨暗铁衣，夜看太白剑无辉。旧时麾下谁相问？半是封侯半不归。”同样是忆旧之作。它说，旧日的队伍已经分化了，溃散了，一半封侯佩印，一半已不在人间。听起来怪感伤的。好在我们的诗词队伍，不仅没有萎缩，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称得上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整齐、威武得很。除了两位老将，还有几位老诗人不在了，其余绝大多数诗友，都是意气风发，诗情洋溢，逸兴盎然。大家诗心不泯，恪守初衷，在滚滚的市场洪潮中，始终钟情这份又苦又累的“冷摊子”，是很值得钦佩的。

记者：关于诗词学会今后的发展、建设，您都有些什么意见与建议？

王：历经二十年历程，营口市的诗词创作已经进入了大跃升、大发展阶段。其标志：一是许多诗词作者由开始的单纯爱好进入潜心创作，由写诗自娱，寄志抒怀，到现在已达到以诗词写作为职志、为追求，甚至为专业的程度；二是队伍迅速壮大，已经产出一大批创作骨干，不仅普遍有所提高，而且出现了一批名副其实的诗人，有几位拔尖人才甚至走出了辽宁，跃向全国；三是在诗词创作方面，营口市在全省名列前茅，而且有强大的发展后劲；四是市诗词学会工作出色，队伍整齐，班子团结，领导有力。

形势的发展，呼唤着以开阔的视野、高远的目标、科学的方法，总结经验，力辟新途，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列宁有一句名言：“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这可以应用于一切纪念活动。那么，我们纪念诗词学会二十华诞，就要研究：什么是急待解决的任务？我以为，前面说的“总结经验，力辟新途，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就是。也即是说，现在面临一个如何进一步提高诗词作者的创作质量与诗词学会的工作质量的课题。

先说诗词创作。当代优秀诗人一定要立足民族本土，贴近人民群众，在继承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新的思想主题，新的题材领域，以良好的文化素养、敏锐的艺术眼光，创作出更多的反映时代精神，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要把鲜明的时代性、浓郁的民族性和深厚的人民性三者统一起来，赋予文学价值的维度以新的内涵。这里，需要解决的课题很多，时间关系，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如何增强创新自觉性，提高创新能力的问题。

现在有许多作家、诗人，苦于不断地重复自己，原地踏步，无法别出心裁，突破俗套，像南宋词人刘克庄所批评的，“常恨世人新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其实，即使是新帽子，年年拿出来，一成不变，也没有什么看头。

由此我想到了陆游。赵瓯北说：“放翁诗凡三变。宗派本出于杜。中年以后，则益自出机杼，尽其才而后止。……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及乎晚年，则又造平淡，并从前求工见好之意亦尽汰除，所谓‘诗到无人爱处工’者，刘后村谓其‘皮毛落尽’矣。此又诗之一变也。”这种在创作历程中不断“脱壳”，直至衰年变法的现象，屡见于古今中外的诗苑、文坛。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叶芝，他是西方20世纪前半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在七十四年的创作生涯中，生生不息，不断地超越自我。他的许多重要诗作都完成于七十岁之后。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学前辈，肯于俯下身去向年轻一代学习，他接受意象主义的新诗，直接受到小他二十岁的庞德的影响，就是一例。这使他葆有渊渊不竭的创造力，使他的诗作不断地创新，永远在变化，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风格越益多变。人们说他老而益狂，狂得漂亮。他的创作历程经过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大量的好诗，可是内容、风格显著不同。19世纪90年代他倾向浪漫主义；后来接触现实多了，诗风转向遒劲坚实；晚期更趋成熟，哲理性强了，想象力激增，大大发展了象征主义。由于他的特殊成就，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陆游与叶芝现象使我们体会到，要想不断创新，实现自我超越，必须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具有开放的心态。心灵是不能闭塞的，闭塞了就难以接纳新的东西，就断了“源头活水”。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自己已有成果的问题。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创新就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这要有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

记者：您说的不断创新，实现自我超越，这不仅适用于营口市的诗人、写作者，可以说，一切从事精神生产、艺术创造、学术研究的人，都应该坚持这个准则，按照这个目标努力。请您就创新问题展开来说一说。

王：是的。创新能力，是一切成功者的必备条件和基础的基础。它的一块重要基石是想象力。马克思说：“想象力是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想象力是探索真理宝库的钥匙，产生新事物的杠杆，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纵观人类历史，所有作出卓绝贡献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无一不具有很强的想象力。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想象力就是生命力。黑格尔老人说得好：“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作家艺术家的成长与发展。想象力不是一般的思维能力，它是一种精神感悟能力，是一种十分神秘的精神方式。它的强弱往往标志着一个人精神生命力与内在生机的强弱。作为处在艺术前锋的诗人，尤其应该不断地激活想象的能力。

要创新，必须善于借鉴、学习，要悉心研讨名家，取法乎上。“古诗十九首”天然艳丽，不假修饰，如太羹醇酒，品位高逸，臻于至境，古人誉之为“风余”、“诗母”。《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盛唐诸家的七律，李、杜、韩的七言古诗，王龙标的七绝，都是夙有定评，横绝千古的，值得有志于创新、超越者认真研索。

有人说，诗到了唐人手里，已经作尽了。是不是这样，还值得探讨。但是，今天作诗，要想跳出古人范围，别寻天地，也着实不易。所以，借鉴古人还是必不可少的。唐代诗人最善于脱胎，花样翻新，变化无际，读者唯觉其妙，而莫测其源。金昌绪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岑参把它脱胎为“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李华的《吊古战场文》中有句云：“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悁悁心目，寝寐见之。”陈陶把它化作：“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古人说，解得脱胎之法，“则五经、二十一史皆我诗心也”。我们不妨扩展一下：解得脱胎之法，千古诗文名篇都向我们敞开了“诗心”的门径。

关于创新、超越的途径，古人有许多论述。记得王渔洋有过“三多”的说法：为诗须多读书，以养其气；多历名山大川，以扩其眼界；多亲名师益友，以充其识见。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识见，不断地扩展胸襟。古人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清人诗话中讲：“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

记者：谢谢您的开导。下面想听听您关于诗词学会工作的意见。

王：创新，这是一个终古常新的话题，其间有着广阔的阐释论域和颇多的待发之覆。建议诗词学会能够专门拿出时间来讨论一下，见仁见智，肯定会有很多新的见解、新的发现。

这就联系到诗词学会的工作如何上一个新的台阶的问题。可能学会各位负责人已经研究过了，我提不出确切的想法。可否首先拟订个跃升、奋进的规划，包括当前与长远、组织与个人、全面提升与推出拔尖人才诸多方面的内容。我想，主要应突出两点：一是如何冲出营口，走向全国——我觉得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一是要进一步面向社会、奉献社会，更好地为全市以及各个县区、各行各业的改革、发展、社会进步，发挥应有的舆论引导、智力支持作用。

（2006年）

答《辽西文学》记者问

李学英（以下简称“李”）：充闾先生！您的作品有很大的读者群，我想占用您一点时间，请您谈谈有关创作的情况。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我对文学的钟情，可以追溯到幼年读书时节。小时候我读过《诗经》、《庄子》、《史记》、《古文观止》，考入初中之后，又读了鲁迅、冰心、朱自清的散文，从这时起，就萌发了创作的欲望。但是，我没有新中国许多同辈作家和现在一些文学新秀那样幸运—有机会上文学讲习所、北大的作家班，进鲁迅文学院，或者创作伊始就能得到知名作家、文学编辑的指教与培植。我走上创作之路，纯粹是靠着独自的摸索、磨练，所以，常有悟道太迟、事倍功半之慨叹。

而且，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是耽误得太多、荒废得太久了！唐人杜牧说：“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不知不觉的，我竟也年过花甲。回头一看，两万多个日夜已被抛在身后，这还了得！突然间，强烈地觉察到岁短心长，光阴迫促，时不我待。我不懂得“百无聊赖”是一种什么滋味，每天都过得异常充实，“忙”是生活的主调。我散步总是踽踽独行，并非生性孤独，只是为了便于创作思考。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人生，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让生命呈现出不同的相对长度。如何设法使生命永远成为一团烈火，一股清泉，燃烧着理想，流注着憧憬，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向着各种新的可能性敞开，永不封闭，永不凝滞，这确是一个富有意义而且引人深思的话题。

初涉文坛，我出版过《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清风白水》等三本散文，格调比较清新，时代感比较强，但有时失之直白，流于清浅。我便下功夫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学习西方哲学史以及黑格尔的《美学》，注意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世界，感悟人生。逐渐地，自己感到作品的思想内涵，特别是美学意蕴较前厚实得多了。进入90年代，我体会到，散文应予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以深度关怀，融进作家深切的人生感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实现诗、思、史的有机结合。散文集《春宽梦窄》、《沧浪之水》和《面对历史的苍茫》，都是这种追求下的产物。

我认为，好的散文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带着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应该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应该将自己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的感知贯注到作品中去，也就是说，将语言文字用心灵的感悟、用思想装备起来。散文是需要思想的。福斯特说过：“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这样，也就产生了我的所谓“文化散文”的创作，近几年已经出版的《沧桑无语》、《何处是归程》、《淡写流年》和即将付梓的《一生爱好是天然》、《回头几度风花》等，大体上都可归入这一类。

李：文坛上有“南余北王”之说，您和余秋雨的散文在文化内涵上十分丰富，艺术品位高，不但拥有大批读者，而且在年轻作者中形成了一批追随者。作为“局”中人，您是如何写作文化散文的？

王：我每到一地总习惯于作历史的考察与观照，对社会、人生作哲学性的反思和叩问。我不满足于一般的纪游、写景、述感、抒怀，只写耳目所及的事物，只写一个横断面，而是追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我喜欢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的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记，努力反映出历史、时代所固有的那种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我也喜欢结合现实风物的描述，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去观照、思考，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生活以新的认识、新的诠释，体现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的感悟，从而使作品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的杠杆，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展开深沉的人文批判，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李：您觉得文化散文的创作应该体现一些什么要求，具备哪些特性？

王：这里讲的纯粹是出自个人的体会，而且也是从我自己的情况着眼的。我觉得，文化散文应该有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有个人特殊的心灵感悟。文化散文的表述应该防止落入公共话语的俗套之中。现代人在欣赏习惯上，与过去有很大的变化，他们着眼的往往不是你一般地告知什么，而是究竟有些什么新的创见，新的发现。人们读书，习惯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而不喜欢堆砌知识，不是要证明人家的东西，而应是发掘自己的新的感悟。

在写法上，我觉得应该避免两种常见的偏向：一是无视社会的存在，人与人的关联，过分看重个人的主观感觉和想象力，结果“云山雾罩”，空泛地发挥。材料不足，思想贫乏，就大量地往里注水，还标榜什么“先锋主义”，等等。再一种是固守传统的老套套，把生活、历史看作是纯粹的客体，缺乏主体、个性的情感介入，缺乏思想、性灵的滋养与润泽，生活中的人文内容完全被物质化了。

说到文化散文的文体特征，我觉得起码有如下几点：

一是它体现了作家强烈的主观感受，这一点与咏史诗有些相似。尽管歌德老人曾经满怀敬意地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在这个作坊里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并不见得如何神奇诡秘。“司空见惯浑闲事”，这就难怪那些史家总是那般冷静而超然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没有太大的价值。可是，在作家、诗人的笔下，却常常做出各种出人意外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主观猜想，以收“八面受敌”，纵横剖断之效。

写作文化散文，作家应高扬主体意识，让自我充分渗入对象领域。实际上，在阐释历史、解读文化的过程中，作家本人也在被阐释、解读—读者通过作品中的独特感悟认知了、发现了阐释者。在这里，最关紧要的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看到他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文化散文中对象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自我期待和价值判断，折射着作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因此，首要的忌讳是只见他人而丧失自我。

二是它洋溢着作家灵魂跃动的真情。既是文学，总离不开抒情。真情是文学艺术，也是史笔的灵根。它不仅仅满足于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还应具有诗一般的激情和深沉的美感。它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使文章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力求在情感和理智两方面感染读者，征服读者。

三是它闪现着理性的光辉。人生必有思索，必有感悟。在那些纷然杂陈的感性世界的深层，总是蕴藏着一些超越日常经验、超越现实存在的某种深刻之物，有一些甚至可以说是千秋万世的终极关切和永恒话题。如果我们的作品缺乏深沉的历史感，缺乏艺术家的哲学思考，就无所谓深刻，也无法撄攫人心。因此，在作家的笔下，向来都应该是思想大于史料的。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除了他们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之外，还在于他们的有力的批判意识，体现在他们所固有的对于陈腐偏见的不妥协精神上。

当然，这类散文中的思想与情感，应该是深沉、恒久的积蓄的自然流溢。它既不同于诗歌中的激情迸射，论说中的踔厉风发；也不是少男少女般的情怀的直露与挥洒。情与理，相生相克，有个如何统一的问题。我想，它们应是弥散式、复合式的交融，而不能是各张旗鼓，互分畛域。

（1999年）

“一蓑烟雨任平生”

——答客问

主：好久没有见面了，工作还很忙吧？

客：怎么说呢？忙，我倒不怕。过去搞专业，业务单调，精力集中，节假日也不休息，虽然忙累、紧张，整天倒是自得其乐；现在，走上了领导岗位，工作范围广了，接触面扩大了，人际关系随之也复杂起来，稍有不慎，就会惹出是是非非，实在是穷于应付。

主：作为一个“过来人”，对于你所说的“烦恼”，我也有过实际体验。就是嘛，工作好做，关系难缠，结果造成巨大的内部损耗，迫使人们不得不把许多精力耗费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这种情况，应该说是“久矣夫，非一日”了。

客：根源在哪儿呢？

主：著名学者王晓明认为：“也许是由于文明的早熟，社会又长期封闭，逼得人们在相对狭小的生存空间中互相摩擦；也许还因为我们从来就太关心社会现实，视野太狭隘，老是盯住现实的人情世态不放。总之，我们对大千世界的丰富感受，最后几乎都要归结到对人情世态的洞察上面。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简直成了世界上最老于世故的民族。”

客：确实分析得十分中肯，十分深刻。

主：当然，也还可以从文化传统方面查找根源。作为一种历史积淀，文化传统总是在整体上，当然也包括每个具体的人，时隐时显地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我以为，“关系学”的盛行，可能和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学传统的深重濡染有关。儒家过分看重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看重等级地位与调适合作，习惯以共性为前提，却忽视个体存在的自由与真实，不承认个性是人生的依据。这些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遗传因子，给我们带来了先天性的弱点，它已经潜伏在我们的大脑皮层和心肝血脉之中，时时刻刻都在发挥着腐蚀作用。由于在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层中埋藏着种种潜在的意识，一个人只要降生其中，便会相应地享有它所赐予的各种创造力，同时，在本质上也难以摆脱它的制约与束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一位学者说，个人是历史的人质。

客：是不是和嫉妒心理也有关系？

主：这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从人性层面上加以剖析，嫉妒心理来源于人类所固有的劣根性。嫉妒是功利计较、名位争夺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其最深层面是利益冲突。一切嫉妒者瞄准的都是现实的功利，即成功之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说过：“不结果的树是没人去摇的。唯有那些果实累累的才有人用石子去打。”我国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说得更简洁，深刻：“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

客：在这方面，我已经充分领略过了。简直是毫无办法。

主：这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要克服它有待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整个社会的进步。同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样，个人是难以解决的。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办法还是有的。古人主要是从自己的心态上加以调适。你可以看看苏东坡的这首调寄《定风波》的词。

客：（念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确实反映出一种超然、自在的心态。

主：北宋神宗元丰二年八月，东坡居士由于遭到小人的忌恨，其所作诗文被罗织以“语涉谤讪”的罪名，结果招致逮捕下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出狱之后，他被流放到黄州，这首词就是在受到政治迫害和仕途挫折的双重打击之下写出来的。元丰五年三月的一天，他到黄冈东南三十里的沙湖去，途中遇雨，由于没有雨具随身，同行的人都遑遽不已，十分狼狈；唯独东坡先生从容不迫，泰然自若。事后，他写下了这首词，通过生活小事来抒写自己的独特体验和处世态度，从中揭示出深邃的人生哲理。

客：是呀，面对着种种风波和磨难，他的心境却显得十分平静。泰然自若，听任自然，且吟且啸，缓步徐行。于是，内宇宙与外宇宙便取得了和谐与统一——人事是“一蓑烟雨任平生”，大自然便“也无风雨也无晴”了。

主：当然，诗人嘛，再超然、自在，胸中总还是澎湃着感情的潮汐。词中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却透露出强烈的感情色彩：“莫听”，“何妨”，“谁怕”，“任平生”，反映了作者傲岸的风骨、倔强的性格。下阕则写出风雨洗礼过后的自然景象和内心情境，这是作者胸襟、识见、心境、性灵在感情客体上的艺术投影。

客：我得把这首词记下来，往后遇到心境窒塞、愁闷难堪，就吟诵它，涵咏它，这可是一剂化“烦恼”为“菩提”的祛病良方。

主：我再向你推荐一首诗，题目叫《泛海》，是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写的：“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他因为仗义执言，忤犯了宦官刘瑾，被贬谪到贵州。放逐途中，刘瑾派爪牙尾随其后，企图伺机谋害。王阳明察知了这种险境，过钱塘江时，使用“金蝉脱壳”的策略，搭乘上一艘商船向大海驶去。不料，在海上遭遇了风暴，生命危在旦夕。他也像苏东坡一样，镇静自若，处变不惊，从容写下了这首七绝。前两句写他沉着、坚毅地同死神搏斗的大无畏精神，安危、祸福全不滞留于胸中；后两句展现其光风霁月般的内心世界：在月明之夜，就像一位道行超绝的游僧，手执锡杖，足踏天风，乘着万里洪涛，飘摇自在，任意遨游。思通万里，胸开三界，充满了禅机理趣。

客：看来，对付生活中的烦恼，首先要看得开，看得开，才能挺得住，放得下。

主：道理是这样，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人立身处世必须坚守一种“自性”。

客：什么？——“自信”？

主：是“自性”。它的含义要比“自信”深刻得多，丰富得多。这是借用佛禅的一个词语。宋人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作序，说“切以诸佛说法，不离自性，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意思是诸法各自具有不变不灭的本性。听起来有些神秘，实际上，说开了就是个性，或者本性。提到个性，首先应该说到庄子。庄子力主发现自我，强调独立的人格，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旷达恣肆，彻悟人生。庄子从人本学出发，要求恢复自由的人的生命存在，即通过超越伦理规范和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感性认识相对性和理性思辨有限性的困扰，使个体生命从各种困扰和束缚中解脱出来，与“道”融为一体，从而获得自由。在他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精神的自由，他把身心自由看得高于一切。

客：记得你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这一点。

主：鲁迅先生也特别强调“自性”。他说：“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坟·文化偏至论》）在致宫竹心信中又谈道：“寄《妇女杂志》的文章由我转去也可以，但我恐怕不能改窜，因为若一改窜，便失了原作者的自性，很不相宜。”（见全集第11卷书信集）人生在世，大概总要守住一些自性的、超乎现实功利之上的东西，需要有一种自信自足、气定神闲、我行我素的定力。这样，人的精神才有引领，才能有所归依，才能不受外界环境变化的侵扰，摆“脱观念世界之执持”，在纷繁万变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内在品格，在世俗的包围中葆有一片心灵的净土，为灵魂找到一个安顿的处所。

客：有时候心态不能平衡，老觉得想不开，可能和缺乏这种自性与定力有关系。

主：烦恼正是来自于心态不能平衡。一些问题总觉得想不开，自然就做不到心安理得。想得开才能放得下。这不单单表现为通常的所谓“修养”，而是体现一种人生境界。那些聪明绝顶的人，有时给人一种“痴愚”的感觉，这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而是反映出一种人生的智慧。在一般人来说，这种境界是难以达到的，所以，古人有“愚不可及”的说法。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公冶长》篇，孔子有一次提到卫国的大夫宁武子，赞扬说：“其知（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客：这样，我就理解了郑板桥的话：“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

主：紧接着他还补充了一句同样重要的话：“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求的是“当下心安”，也就是求得内心平衡，这是“放得下”的心理基础。

（2008年）

关于“击缶而歌”的答问

《沈阳晚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一场奥运开幕式，牵动着、振奋着几十亿观众的心。两三天过去了，人们还在滔滔不绝地议论着，确实成了一个言说不尽的话题。而我最感兴趣、最为惊叹的，还是那个“击缶而歌”的缶阵，它充分体现了“人文奥运”的主旨。您认为，这种创意出于怎样的考虑？在林林总总的乐器中，为什么单单选中了缶？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要说古代乐器，确确实实，多着哩！《三字经》上说：“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缶，属于八音中的“土”。您提的问题，我也曾考虑过：不是还有名气更大、影响更为深广的编钟吗？《楚辞·卜居》里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说法，如果真的来个“黄钟大吕”，岂不更为典雅、凝重！但是，转而一想，又觉得这个“缶阵”，可能更有道理：较之那些宫廷、贵族的乐器，缶来自民间底层，土里生土里长，更具有群众性、普世性，更容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奥运精神，强调的是重在人人参与嘛！当然，这也只是个人的猜测，因为不是张艺谋肚子里的蛔虫，没办法准确把握大导演的真实构想。只算“一家之言”吧。

记者：而且，它也更古老，更素朴，更能代表与体现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

王：是的，远在夏、商、周三代，这种演奏形式就已经出现了。最老的古籍之一《周易》中就有了记载：“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耄之嗟，凶。”意思是：太阳将要落山，垂垂悬附在西天，若不击缶而歌，将有暮景穷衰之嗟叹，必遭凶险。《诗经·陈风》中也有“坎其击缶，宛丘之道”的民歌，说的是：敲起瓦质的乐器，歌舞在宛丘大道上。有的学者考证，庄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这个“盆”也就是缶。可见，其来者久矣。

记者：从形制上看，奥运开幕式上的缶，又不是瓦制品。

王：似乎借鉴了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的铜鉴缶。作为盛酒浆的器具，缶，既有瓦制的，也有铜制的。四年前，无锡出土了越国贵族墓，里面也有这类乐器。

记者：不过，从《史记》中关于“窃闻秦王善为秦声”的说法，看得出可能属于秦地的土特产。

王：是这样。唐人颜师古在为《汉书·杨恽传》“家本秦也，能为秦声”作注时，也曾通过引述，申明了“缶，瓦器也；秦人击之以节歌”的看法。且不知，如今三秦大地上，这种古风是否传承了下来？

记者：感谢您的指点。我之所以提出“击缶”这个问题，是因为人们对它都十分关注，却又弄不明白它的来龙去脉。

王：不过，也可能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引经据典，没有必要——管它是“秦声”、“汉声”呢！敲起来就是了。

记者：既然要弘扬传统文化，就应该溯流探源，明白个究竟。

王：如今，什么都惯于“戏说”，弄得真假难辨，雾罩云遮，结果谬种流传，以讹传讹，致使人们根本不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实在是误人匪浅。只要看“青歌赛”中出现的种种笑话，“杯水车薪”是什么用一杯水作为出租车司机的报酬，“百步穿杨”是一百步之外射中了杨六郎，只是望文生义，根本不晓得这些成语典故的来历。数典忘祖，言之痛心！那些古代经典是文化传统、先民信息的结晶，历史的记忆，文化的积累与储存。它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底蕴、伦理道德、人民情感、民族信仰，直接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次奥运开幕式，之所以无分中外，好评如潮，大力弘扬了传统文化，使之与现代文明紧密结合，是一个重要原因。

（2008年）

就“城市文化符号”答记者问

《辽沈晚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觉得城市文化符号存在不？它是被人规定的还是自然形成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散文作家和诗人爱默生说了一句话：“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这个记忆我理解应该是“集体记忆”，就是提起它，就能唤起人们心底的意识。我想请您谈谈，“城市文化符号”在您的眼里具有怎样的个性？又有什么价值？如果从一个文化学者的立场出发，您觉得倡导“寻找城市符号”对于市民有必要吗？它的存在有意义吗？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现代城市正在从物质生产领域向消费符号领域转化，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往往体现为公众的文化觉醒、文化自觉。从而，“文化符号”构建被提到日程上，并成为重要的内容与目标。

所谓“文化符号”，我理解，它是在一种认知体系中，能够代表文化资源的一定意义的意象，可以是一处人文景观、一种建筑造型、一种文化品类、一个著名人物、一种文化思想，等等。我同意您的看法，它是对于地域文化特别是城市文化的多元记忆、集体记忆的提炼与归纳，是文化精神的凝结与概括。就此而言，当然它是一种人文设定，而并非自然形成。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文化符号”代表着城市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属于城市价值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得适当，有助于唤起市民的归属感与荣誉感，增强凝聚力与向心力；对于一座城市的文化的认知与把握，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记者：那么，沈阳有没有必要树立这样一个符号来作为代表性标志呢？如果赋予沈阳一个地域文化符号，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王：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个性，体现在文化方面至为显著。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沈阳自然也不例外。就说历史文化名城吧，沈阳是1986年进入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行列的。它之所以能够侧身其间，就是因为它富有历史文化的深邃内涵，拥有并保存下来足够的文化遗产。这种内涵不同于其他古都、其他城市。开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是因为它有宋文化；苏州是吴文化；邯郸是赵文化；而沈阳则是因为有清前文化，这里有故宫和福、昭二陵，这些都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无论是专家、学者，你要研究清代历史，就必须要到沈阳、抚顺来溯本求源。这是沈阳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是其他城市所无法取代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构建沈阳的“文化符号”系统，那么，首要的应属清前文化。

当然，“文化符号”应该是成系列的，兼顾方方面面，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我觉得，“文化符号”的构建，不仅沈阳市，全省其他城市也应抓紧进行，除了体现历史文化传统，还要注重挖掘、提炼具有现代品格的“文化符号”。可以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市民讨论、探索“文化符号”的过程，也就是唤起文化自觉、参与文化建设的过程。

（2010年）

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人性化书写

——与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对话

研究生：王先生，昨天您在讲座中谈到，虽然是写散文的，却很少阅读当代散文作品，而是看了许多国内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对于当代小说，我们这几位同学也都很有兴趣，经常在一起研究、讨论。如果不是过多打搅的话，很想同您交流一下这方面的看法。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我对小说，虽然阅读，却谈不上深入研究，一点直接的考虑，是想借以增强自己的想象、创新能力。我特别喜欢那类构思奇特、生面别开的作品。一个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影响，我国广大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创作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由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对现成理念的图解和对客观景象的模仿，转换为注重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与表现，关注人性、人的生存意义、人的命运，体现一种超越的内在性。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作家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张扬人文精神，抵达人性深处，重视生命体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审美期待。

研究生：可不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将人性的表现不断引向深入和多样化的过程，是在文学创作中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充分张扬内在人性的过程？

王：是这样。同作家相似，文学的命途也是曲折多舛的。近二十年来，在摆脱掉政治羁绊之后，现在又遭遇到物质的诱惑、金钱的重压。随着工具理性、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随着现实社会节奏感加快，以及机械化、规格化所造成的人的巨大精神压力，加上反道德、反崇高、反信仰、反秩序、崇尚竞争、追求享受的情绪的滋长，使许多政治与文化实践逐渐异化为经济活动，现实物质利益在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符号之下发挥着影响、制约作用。因此，回归文学本体，首要的是必须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人性的扭曲，保持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固守自身的精神追求；就应该沉入到文化与生命的深处，潜入生活底层，去探寻人的生活的真实状态，从文化和人性两个层面进行深入的探索。

研究生：所谓人性，应该是指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然属性的综合，是人在现实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全部规定性。它的全部内涵，既包括人的各种本能欲望所表现的生理需要，即所谓自然属性；也包括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之下的种种心理活动和行为，以及心理、情感的需要，即所谓社会属性。前者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后者—现实、具体的人性则随着环境、背景的不同，表现出差异性、可变性和开放性，从而构成人性的无限丰富的形态。这种无限丰富的形态，凭借作家的观察、体验，主观审美情感的投射，个人价值观念的渗透，经过重新打造和艺术加工，具有感性化、形象化、个性化的特征，在文学作品中成为艺术魅力的重要构成。

王：令人欣慰的是，这种人性描写的趋势，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取得了可观的实绩。

研究生：请您就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人性化的拓展问题，展开谈一谈。

王：刚才我说过了，对于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也包括人性化拓展问题，我研究得很少。从报刊资料上看到，论者大体上把它分作四个阶段：

上世纪70年代末，新时期一开始，伴随着思想解放，小说创作就将艺术的笔触聚焦到人性揭示上，以觉醒了的人性意识去观照刚刚过去的非人性的政治意识统摄下的人性的扭曲、人性的畸形、人性的异化，这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代表；进而以解禁后的自主心态去状写富有个性真实的人性情感，剥离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躯壳，刻画泛政治意识解除后人性意识的觉醒，叩开一扇扇透视真实人性的窗口，从展示真情、大胆地描述爱情的角度，描绘出一幅幅清新的人性画卷，这以一批初涉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为主体。这些人性画卷的共同特点，是打破十七年文学创作中人性描写的禁区，向文学的本体回归。尽管获得了较高的美学品质，但水平并不整齐，就整体上衡量，并未表现出足够的深度与广度。

研究生：像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张贤亮的《吉普赛人》、王蒙的《布礼》、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女儿们》、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的《未亡人》等，都可纳入这个范畴。

王：他们以敏锐的艺术触角接触到历史劫难在人们心灵上刻下的深深的印痕，表现了可贵的人性意识的觉醒；其共同指向主要是追问如此众多的非人性事件与情景之历史动因和人性动因和对于人的尊严的向往与呼唤。

研究生：这种人性意识的觉醒，不仅表现为对人性扭曲的状况拥有足够的敏感，而且对人性的自我扭曲投以关注的眼光。王蒙先生经历过二十余年的人生磨难，一当从政治理性的漩涡中挣脱出来，便以其对于人性的深入透视和揭示，在文坛上崭新头角。他在《布礼》中，揭露人们在泛政治意识的熏染下，连谈恋爱时写的情诗都必须同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钟亦成的人性，竟然扭曲到不但没有丝毫的痛苦，反而陶醉其间，表现出荒谬政治环境下，人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这实在是可悲可悯的。在爱情领域，一大批作家表现了种种突破传统道德框范的束缚，率先冲出某些禁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具有代表性，在小说中，两性之爱达到了某一既定人伦规范下的一种极致状态，呈现出爱情所具有的张力与魅力。

王：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小说家们在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开始了迥异于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的新的探索，使人性化的书写有了新的进展，表现为对于那些影响与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人性因素加以自觉省察，反思历史，反思文化。通过表现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物，张扬那些有助于实现现代转化的人性品格。像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等。

研究生：王安忆的《小鲍庄》，借助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人们生存状态的描述，揭示出传统文化规约下农业文明的保守、萎缩、麻木以及随遇而安的人性状态，反映出作家对于民族文化的清醒审视。韩少功的《爸爸爸》，属于文化反思，写了民族传统统摄下一种单一的、亘古不变的人性状态。

王：80年代末、90年代上半期为第三阶段。论者认为，这一阶段人性化的书写特征，一是，反映传统理性框范的解体和人性形态的多元展现，通过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存状态，展现人的生存本相中所蕴涵的人性内容和人生态度；二是，借助新的文体形式和叙事方式，展现带有后现代特征的人物情感，展现特殊社会环境中人性的特异形态；三是，也有部分作家以强烈、鲜明的个性化体验，表现富有个性特征的情感体验、心灵体验，拓宽了人性描写的视域。

研究生：这个阶段，比较典型的，是池莉的《烦恼人生》、《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王朔的《顽主》、《过把瘾就死》等；有些新锐作家，像苏童、余华、洪峰、孙甘露等人的作品，表面上看，他们格外热衷于在历史的语境中叙说个人的家庭、家族故事，实际上是借助这些“历史故事”来表现人性、传达生命的独特感悟。他们巧妙地将历史虚化为一种模糊的背景，在某种隐然可感的历史氛围中去显现人性的种种形态。

王：第四阶段，90年代后半期到现在。这个时期的情况比较复杂，整体上看，商业社会的价值导向造成消费性的大众文学占据中心地位，人性化书写由于失去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而嬗变为感官与欲望的描绘。当然，也还有不少作家固守着自身的精神追求，在多元选择、崇尚个性的社会氛围中，形成自己的个性品质与艺术风格。

研究生：这一阶段，值得注目的是所谓“青春小说”的崛起。20世纪末，涌起了“80后”作家的狂潮，一些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像韩寒《三重门》，许佳的《我爱阳光》。进入新世纪之后，新人更是大量涌现。尤其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数年举办，推出了一批学生作手，像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等。去年，《羊城晚报》推出了最新的“80后作家人气排行榜”，不知王先生注意到没有？

王：我没有看到。都有哪些作家入列了？

研究生：上榜的有十位作家，依次是：李傻傻、郭敬明、张悦然、韩寒、春树、孙睿、小饭、蒋峰、颜歌、易术。刊出之后，众声喧哗，争议很大。

王：他们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很想听听各位对这些新人创作的看法。

研究生：从人性化书写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作品，应该说为时尚早，就其基本倾向看，他们的写作，显然是更靠近市场、靠近人性的。他们的创作，基本上是个人经历（小学、中学、大学读书，谈恋爱，找工作，人事纠葛，生活困境等）的实性演绎，外加一些反叛个性和周星驰式的调侃。现在看，已经明显透露出创作的局限，他们不是囿于一己的生活圈子，咀嚼个人的小小悲欢，便是到历史和科幻世界中张扬超验的想象，有些作品局部精彩而整体薄弱。

王：你们分析得很准确，很精彩。说到这些“80后”作家创作的缺陷，应该说，和他们的文学修养、生活阅历、认识主客观世界的能力有直接关系，都属于现实成长中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明两点：一是这种阶段的划分，只能说是近似，未必完全准确；二是这里涉及的只是人性阅读、人性书写、人性批评这一特定角度，并未观照小说创作的全局，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在所难免。

（根据发言记录整理）

（2005年）

文学艺术应该拥抱时代、与时俱进

《辽宁日报》文艺部记者杨竞（以下简称“杨”）：充闾先生！首先祝贺您连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对于第六次全国作代会的成功召开和整个中国文学界的形势，您肯定会有很深的感受，希望能和本报读者谈一谈。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五次和四次全国作代会相隔十二年，这次作代会是按照会员章程如期召开的。这本身就说明了全国文学界团结和谐，形势大好。新世纪的中国喜事好事重重，一派生机勃勃，预示着中华民族无限繁荣、美好的前程。文学事业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繁花似锦，紫万红千。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深入生活、拥抱时代，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以自己的艰辛劳动推动着全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这次大会盛况空前，江泽民总书记引用《兰亭集序》中的名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来表述，可谓极为贴切。大会开得很成功，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江总书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请您谈谈学习的心得、体会。

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爱深望切，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总书记说，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这一指示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全体作家、艺术家，团结奋进，自强不息，促进全党和全社会形成崇尚文明、热爱艺术和尊重文艺家的风气，提升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而且，也为今后的文学艺术创作指明了方向，必将进一步增强广大作家艺术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既然是火炬，是号角，那我们的文艺作品就应该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我们时代的进步精神，努力反映人民最深刻的心灵呼唤与时代要求，热诚支持先进事物，无情鞭挞腐朽现象，给人们以美好的愉悦和理性的启示。

杨：听了总书记讲话，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王：就是弘扬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总书记在回顾过去一百年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时，说“走过了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不平凡历程”；在展望新世纪，谈到“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时，明确指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最后，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希望，再次强调：要“立足自我、博采众长”，“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统一的。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必然发展”。

弘扬民族精神至关重要，没有坚强崇高的民族精神，没有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就不会有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要与时俱进，就需要不断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生命所在。今后，我们一定要遵循总书记的指示精神，立足民族本土，贴近人民群众，不断开拓新的思想主题，新的题材领域，以良好的文化素养、敏锐的艺术眼光，创作出更多的反映时代精神，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杨：总书记在强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多次提出要反映时代精神，说：“这样伟大的时代，这样伟大的事业，需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去描绘，去反映，去引吭高歌，去加以诗情画意地表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造出“与伟大时代相称的精神产品”。我体会，与时俱进的深刻含义就包括了体现时代精神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想听听您的看法。

王：我同意您的认识。时代精神是构成文艺价值的基本因素和主要材料，是一切伟大艺术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取向。它与民族精神是相辅相成，相互统一，不可或缺的。我特别注意到，江泽民同志在这次重要讲话中，当谈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两方面的要求一并提出，这是值得我们深刻领会、认真思考的。其实，在此之前，他就指出，社会主义的优秀文艺应该“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民族，无愧于我们伟大的人民”。把鲜明的时代性、浓郁的民族性和深厚的人民性三者统一起来，赋予文艺价值的维度以新的理论内涵。我们的文艺创作，只有深深地植根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当代现实的沃壤之中，并能从时代精神中获取诗的激情、美的滋养，才能不断提升精神境界的层次，具有多姿多彩的活力和魅力。

（2001年）

关于阅读习惯与阅读方式

——答《辽沈晚报》记者问

记者：王先生，您好！据我了解，您在接受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方面，一直走在前头，听说您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就已经运用电脑写作，寄发邮件，传播信息了。那么，请问：您平时有网络阅读和手机阅读的习惯吗？您觉得这种阅读和传统阅读方式相比，有着怎样不同的感受？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当前，面对着移动互联时代数字媒介阅读大行其时的形势，许多年轻人都选择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等新的阅读方式；相对地说，选取传统纸质媒介阅读的人大有减少。我是属于比较传统的一类，网络阅读每天都有，但时间不长；电子阅读器阅读，偶一为之；手机阅读，从未尝试过，我还是习惯于传统的纸质阅读方式。这倒不是由于观念守旧，而是因为在我看来，纸质阅读方式质量更高，效果更好。

在互联网和商业文化盛兴之时，一些“流行文化产品”（包括大量书籍）已经成为以娱乐为主的创意与传播的手段，而无关乎艺术，无关乎深度，无关乎思想。现在许多人，往往用上网、看电视、玩手机、翻报刊、侃大山来代替读书；当然，准确地说，应该是其中大量的人也是在阅读，只不过由于时间被分割了、传播工具移动化了，这种网络在线阅读呈现碎片化、快餐式，具有快捷性、浅表性、实用性、消遣性（娱乐性），而不利于深度思考与理性分析。

网络上的新闻信息，确实颇具吸引力，有人会连续看上几个钟头。但是，信息与知识、知识与智慧毕竟不是一码事。一般读者总不能像经商、炒股那样，靠着资讯过活。用浏览资讯来代替读书，只能停留在很低的层次上，而且缺乏计划性、目的性、连续性，零敲碎打，杂乱无章。最后，只是了解一些信息，满足好奇心、新鲜感。即便是读书，也往往看热闹、找趣味，至多摘抄一些警句，或者寻找一些小感悟、小道理、小情趣的东西；再就是，喜欢看一些权谋、权术、权变之类的，研究什么“潜规则”，并非真正的历史经验与政治智慧。

网络、微博开启了一个新的媒体时代。我一贯认为，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信息，都曾经过采访、核实、编辑、审核，尽管时效性相对较差，但信息的可靠程度会更高些。微博、微信普及以后，“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有麦克风”，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同步性和全覆盖，但是，如果操作者社会责任感不强，不切实按照法律法规行事，就会显现出它的负面影响。

当然，我说喜欢通过传统的纸质媒体来获取信息、传递声音、掌握知识，只是就个人的阅读习惯而言，就是说，纯粹是讲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绝对不是一概反对公众应用新的媒体、关注新的媒体。特别是作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者，从工作需要出发，对于微博、微信这类新兴媒体，不仅不应忽视，而且还要习惯于主动接触和了解微博、微信；再就是一些理论工作者，也应对最新的社会舆论和思想理论动态多多关注，不能只是在书斋里进行逻辑推演，在报刊上发表论文，否则，不利于开展富有时代性和针对性的意识形态工作。

记者：为了准备这次采访，我查阅了有关统计资料：按全国统计，数字化阅读量，2010、2011年分别比2009年增长33.3%和36.3%；而如果单算网络在线阅读和手机阅读量，2011年又比2010年增长65.2%。阅读载体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是否会直接带来阅读内容、阅读实质的改变呢？

王：阅读历史已经延续几千年了，单就载体来说，先是龟甲骨、泥版、竹简，国外还曾有过羊皮、莎草纸，国内有过丝织品，最后共同进入植物产品纸张，一步步地向前演进，尽管载体不断变化，但相对地看，阅读内容并未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可是，由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空闲时间（一定程度上是阅读时间）被挤压、被切割，系统读书的条件减少了以至丧失了。这样，阅读行为、阅读活动便发生了剧烈的改变——阅读内容以数字化方式呈现，电子书、网络小说、博客、网页代替了纸质印刷品；阅读方式由观看平面的纸页，变为开电脑、看手机、读电子书、发微博、玩MP4，由过去的单纯的文字、图片，扩展到音像、视频等多媒体形式；与此相关联，阅读实效也直接受到了影响，向快餐式、碎片化、浅表化发展，成了必然的趋势。有些学者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观点，“不断加快的社会节奏导致人们认真阅读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可是，“伟大作品只适应于慢节奏阅读”，呼唤回归传统阅读，提倡深度阅读、系统阅读；也有的提出探索传统阅读与数字阅读有机结合的途径。面对着移动互联时代的整个趋势，短时期内恐怕也未必能有关键性的突破，还是因人而异、各行其是、各取所需吧。

记者：您说的因人而异，应该是一条重要原则。那么，作为作家、学者，您将如何应对这种改变？在您看来，在当今社会，普通读者有没有必要进行严肃阅读，读一些经典和费劲的书？为什么呢？

王：阅读环境发生了变化，确有这个问题；但它不应成为某些人（我指的是需要掌握系统知识的人）的一种借口。不管怎么说，阅读的必要、阅读的宗旨、阅读所要达到的要求，并没有改变。这里我想说三点：一、借用普利高津1968年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每个人都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需要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特别是教师、编辑、记者、作家、广大思想工作者，整天地向外输出，如果不能及时补给营养、更新知识，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的有序结构”，内耗过甚，必然难以为继。二、知识分子被称为民族的灵魂、社会的脊梁，旧时代叫“读书种子”。从它的定义看，不仅有知，还要有识，要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总之，都是一种自我觉醒、担当意识。如果只是靠浏览一些资讯，而没有真才实学，又怎么能胜任呢？三、读书、思考，涉及人的基本需要。马斯洛讲五个层次。我把它简化为三个：生存的需要（吃饭、睡觉），享受的需要（精神、物质两方面），实现自我（创造）的需要。实现自我，进行创造性劳动，不读书能行吗？听音乐是享受，自己去演奏是实现自我。读书、思考，既是精神享受，又是创造性劳动。

记者：那么，您是怎样坚持深度阅读的呢？

王：我从前读书是从兴趣出发，比如我喜欢诗词，就看了许多这类书籍。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视野开阔了，才觉察到自己知识结构的偏颇。我于“国学”有较好的基础，从前曾系统地学习过；但对于西方文化，一直涉猎甚少。为了接上这条“短腿”，二十多年来，我耗神费力，读了大量文、史、哲书籍，算是补偏救弊。1986年、1991年先后进省委、中央党校，我敢说是读书最多的一个，每一期读书都在百部以上。

我觉得，光读还不行，关键在于实际应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用就是把它写成文章，见诸文字，陈述见解。比如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人和事，我比较熟悉；但如何进行分析，亦即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就大有文章了。分析历史人物，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基础上，我还注意运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人物的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过去强调人民创造历史，总体上讲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应用于历史实际，有时解释不通。拿破仑、彼得大帝、秦始皇、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绝非普通群众可比。后来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深受启发。他提出“合力”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

除了从西方的文、史、哲中汲取营养，对于头脑中固有的国学资源，我也进行了必要的梳理，使之同现代知识、智慧接轨。

记者：请您说说，通过阅读获得了哪些教益？

王：概括地说，就是长知识、增智慧、养精神。从创作需要出发，我更多地着眼于增强创造性与想象力，如果说教益，这方面是很大的。创造能力的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这份人生无穷无尽的财富。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的生活表象，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我的想象力也是匮乏的，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有意识地阅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有悬念的作品，很少看电视节目。我写散文，但读当代散文作品极少。我愿意看短篇小说，特别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

记者：在您看来，哪些书籍属于经典书籍？哪些书籍属于快餐书籍，简单浏览即可？能否向读者推荐几本您读过的经典好书？

王：所谓经典书籍，应该是能够传世的，思想、文化含量高的，能够作为文化积累的，能够给人提供思想营养和审美享受的。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卡尔维诺说过：“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每一次重读经典，就像初次阅读一般，是一次发现的航行。经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容易将时下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噪音”。经典阅读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必须在观念上去掉功利的打算，像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一书中所讲的：“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我在读书中，特别看重经典作品，重要的书总是读多少遍。苏东坡读书采用“八面受敌法”，就是多次读，反复读，他以读《汉书》为例，说：“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他还做过这样的解释：内容丰富的书籍就像大海一样，百宝俱全，应有尽有。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东西都得到，只能得到自己所需求的部分。所以，凡是有志于读书的人，每次读书，只须集中注意一个问题。比如，你想研究历代兴亡治乱和明君贤臣的地位、作用，那你就可以只集中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再想别的什么问题了，概括地说，就是“每次作一意求之”。多年来，对一些经典作品我也是这么读的；读得遍数最多、从中受益最大的，有鲁迅全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司马迁的《史记》，还有《庄子》。

记者：前人说：“好书不厌百回读”，我体会就是强调要精读、熟读。请问：您是不是主张精读？您是怎样精读的？

王：《朱子语类》中，记载了南宋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关于读书方法的一些论述，其中第一条，就是“书贵熟读”；第二，泛观薄取，不若精于一；第三，耐烦仔细；第四，专心入在里面；第五，从缝罅处寻透彻；第六，须教有疑；第七，平易广大。

中心是强调精读、熟读。《朱子语类》关于精读问题，讲过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老苏（指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洵）只取《孟子》、《论语》、《韩子》（指韩非子的书）与诸圣人之书，安坐而读之者七八年，后来做出许多文字如此好！他资质固不可及，然亦需着如此读。只是他读时便只要模写它言语做文章。若移此心与这样资质去讲究义理，哪里及得来？是知书只贵熟读，别无方法。

精读，是读经典作品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人如果从来都没有精读的经验，很难说他真会读书。当然，这要因书而异，有的书需要精读，有一些书泛读、速读、跳读，只要大概掌握它的内容也就可以了。我所精读的书，在读的过程中，除了记上有关符号，或者在书眉上摘要标记以外，都要做读书笔记，绝无例外。就是说，读过一些章节，立即把它的基本精神、主要论点论据、精彩片断，都用自己的话或者用书里面的话再复述、抄写下来，包括书里面最经典的语言都复录下来。如此做笔记以后，对一本书的了解，就跟随便看一遍完全不一样。

记者：感谢王先生的指点。我代表本报广大读者先致谢意。

（2012年）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素心幽寄/王充闾著.—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4145-1

Ⅰ.①素…　Ⅱ.①王…　Ⅲ.①王充闾—书信集　Ⅳ.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259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400千字

印　　张：32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装帧设计：张　莹

责任校对：王　斌

ISBN 978-7-5470-4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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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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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骆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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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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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孙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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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张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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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黎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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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彭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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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周人

致叶廷芳

致叶廷芳

致王为松

致王为松

致孙昌武

附　录

我从《妩媚》见文学

前　记

《青灯有味忆儿时》读后随记

《文学自传》读后随记

《题　记》

《第一章　起步（1947—1958）》

《第二章　我生不辰（1958—1977）》

《第三章　劫后复苏（1978—1984）》

《第四章　变革中的升华（1985—1995）》

《第五章　挑战自我（1996—2006）》

《第六章　攀登，乐在苦中（2007—2014）》

余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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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书信，在我国古代称呼很多，据说不下二百种；现今仍然通用的，即有书简、信札、函件、尺牍等等。作为向特定对象直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应用文体，据史前文物考证，它的出现已有三千多年历史；而《左传》一书就收录了几十封书信，足见其应用范围之广。

我在少年时节，由于亲人就在身旁，未谙离别之苦，因而，对于俗话中的“见信如见人”，还有诗人咏叹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无从体认，更谈不上实际运用了；不过，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接触书信却还不算晚，大约在八九岁，就曾在私塾先生的指导下，背诵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尔后上了中学，又从课本上读到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和林觉民的《与妻书》，对于那种浓冽、恳挚、真诚的亲情、友情、爱情，确是感同身受，历久难忘。

书信的文体归类，属于散文范畴；但它又有别于散文的其他形式。最鲜明的特征，是带有个人性。它的对象是特定的，是撰述者在特定时空中向预设的某一对象发出的有关个人信息、隐秘情感的半公开或非公开的文字，对应性、针对性、意向性比较明显。

书信的这种半公开或非公开性决定了，在写法上，任情率真，直来直去，无须加以掩饰，可以毕露真实心迹。一般情况下，信札往返，随机应对，信手拈来，原非出自宿构，自然不会作过多的斟酌。对此，金代学者赵秉文有恰当的概括：“因事遣情，不尚虚饰，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而且，它“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现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周作人语）甚至比日记还要可靠——日记撰述者容许有事后修饰的可能，而书信一经发出，即留驻于他人之手，同样是“一言既出，驷巴难追”。这样，它的真实性、可信度就更高一些。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写信在叙事修辞中可能存在“自我辩解和自我美化”的现象，但终属个别，并不多见。也正是为此，书信的史料价值，一向为学界所高度重视。

与此紧相联结，由于书信的对象绝大多数为亲人、友人、熟人、知情人，又相当于面对面交谈，能够吐露真情，发自肺腑，所以具有亲切感、抒情性、感染力；而且更能彰显作者的癖好、心境、情怀、襟抱，尽现丰神气质、音容笑貌。“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敞开心肺与人看，无异于在为自己画像。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作者本来也掩不住自己，无论写的是什么，这个人总还是这个人”，“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书信属于应用文体，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关于书信有专章论述，指出：“书之为体，主言者也”，“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这是说书信的功用；“详总书体（详细地总结书信的体制），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消散心中的郁积），托风采，故宜条畅（条贯、通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无拘束地舒展情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把心里话表白给对方）也。”这是提示：作为应用文体，书信应该达到的要求。从日常实践中，我们也能体会到，书信的述怀达意，总是为某一实际需要而写，亦即“有所为而作”；立意措辞，总是力求朴实、自然、明确、具体，戒除虚夸失实、含糊笼统。

本着从一般到个别的原则，话题由泛论转到手头这本书信集上。我想向读者诸君说明两点：编书之缘起与书信集的命名。

这里辑录了二百封信件，实际数量当然远不止此。1996年前，均为手写，大部分寄出的信未留底稿，这样就只能付诸阙如；“换笔”之后，多数通信采用电子邮件，大大的方便了，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书写的随便，而且，几度更新换代，许多邮件都顺手删除，未能备份、存档，只有那些内容较为充实，特别是准备扩充为文章的除外。

这篇《一网情深》散文，就是在信件基础上扩充出来的，时在1998年。

“一年容易又中秋。”

外面隐隐传出一片节日的欢声；“哗、哗、哗”——楼上人家在“方城”对垒，麻将激战方酣；隔壁的电视机也正在播放着文艺节目。往日，这时节我已经悠然入睡了；此刻，却未现丝毫倦意。拉拢了窗帘，我把电脑打开，点开了Outlook Express的图标，随着“小猫”的一声欢叫，联上了网线。我把“新邮件”打开，填好了对方的网址，撰写了“主题”、“内容”，通过网络，把“望月怀人”的思绪传递给了远方的朋友。

这时，我忽然联想到：友人会不会恰在此刻也发过来一个“伊妹儿”呢？于是，又轻轻点了一下“接收”按钮，随之便展现了一个界面：“您有一封邮件，正在接收……”打开收件箱，果然跳出一个鲜活耀眼的“伊妹儿”。据说，在互联网上，每一分钟，全世界要有上千万个电子邮件同时发送与传递。而我们的邮件居然在如此浩瀚的精神牧场上擦肩“撞击”了，真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怎不令人激动，令人狂喜，令人欣慰呢！

友人的“伊妹儿”，是一封节日通问的信札，也可说是一篇优雅、别致的精短散文。我立刻把它下载、打印出来，留作存档，然后，坐在沙发上轻声地诵读着：

“我们已经习惯在网络上交流、在网络上会面了。我猜想，此刻，你定是同我一样，坐在酒吧间（Windows98）里，在善解人意的“爱伊”（Internet Explorer）的引领下，畅游这个名为INTERNET的虚拟的现实世界，领略那数字化生存的无限风光。……”

友人学富五车，才思敏捷，生性幽默、风趣，特别喜欢开玩笑。你猜他下面是怎么写的？可真把我逗乐了：

“效法元代散曲大家马致远《秋思》的笔调，即兴胡诌几句歪词：

今宵花落谁家，

知心人在天涯。

伊妹传书递柬，

无端受杖，

深恩——怎样酬答？”

仿佛友人就坐在对面，娓娓地絮谈着，随后，偶发灵悟，若有其事地，把现代虚拟的“伊妹儿”和古代文学经典中的人物——为莺莺、张生传书递柬，遭到老夫人拷打的红娘，巧妙地捆绑在一起，言之动情，读着亲切，极饶兴致，令人忍俊不禁。

（以下从略）

说来也很遗憾，这类文采斑斓、富有情趣的来信，全都未能进入本卷。因为依循惯例，除了《两地书》，一般的书信集都是只收“去雁”而不取“来鸿”，本书也是这样（个别的为了叙述方便起见，对来函内容作了简要交代）。唯一的例外，是录入了彭定安先生的《我从〈妩媚〉见文学》。事情的原委是，拙作《我见文学多妩媚》（内含《青灯有味忆儿时》和《文学自传》两部分）写成后，送请先生指正。时值盛暑，先生披汗阅览，随手记下观感、意见，并通过多封电子邮件，分别寄下。我在极度感佩之余，提议能够整理成系统文章公开发表，于是就有了这篇长达七万字的宏文。经征得先生同意，现作为附录，纳入本卷，以增份量而壮观瞻也。

关于本卷《素心幽寄》这一名称：“素心”者，本心也，亦即清纯、本真的心地。靖节先生诗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文朋诗友，晨夕对晤无由实现，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寄意“飞鸿”，委托“伊妹儿”传书递柬，总算“慰情聊胜无”吧。为此，不避效颦之嫌——诗仙太白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那么，我托飞鸿寄素心，也许还能沾点“仙气”，起码会有些诗的兴味吧？

是为序。

2015年岁杪

致祁子青

子青兄：

久疏音问，殊深怀想。

近日有龙江之行，前往牡丹江市和伊春市参加友好城市签字仪式，昨天刚刚回到营口。喜奉大札，知吾兄事业有成，身健笔健，阖家安乐，至感欣慰。

承询近况，有七律一首，聊堪摹拟：

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

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

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

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

关于如何进一步提高散文创作质量，这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无奈，这方面所得无多，实不足以谈经验、体会。自去年夏秋以后（这期间，我曾参加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党校培训），对美学发生了浓厚兴趣，悉心研读黑格尔《美学》和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蔡仪的美学著作，心中有感，笔下淋漓，写成了一组散文：《心中的倩影》、《两个爱情神话》、《追求》、《五岳还留一岳思》、《顿悟》。在过去比较重视形式美与结构、文辞的基础上，更多地着眼于内在的哲学意蕴，特别是从揭示生活中的哲理和人生感悟方面作些文章，自认较前有所突破。在《中外文学》杂志上刊发后，反映颇好。

近期，吾兄如有诗文撰著，尚望随时寄赠。

充闾

1987年6月16日

祁子青，浙江散文家、诗人，《江南游报》主编。60年代，我们曾在营口日报社共事；70年代末，又同在省城工作。

致张玉兴

玉兴先生：

您好！

承蒙惠赠大作《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至为感佩！

“东北流人”是中国历代特别是清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但过去学者论及的很少，阅读记忆中似乎只有谢国桢先生的《清初东北流人考》，记述了这方面的史实，里面也涉及到那些流人诗词创作的情况；但是，像您这样系统地、完整地编辑、梳理、遴选了清代东北流人诗，确属开山之举。其创辟之功、搜罗之富、梳理之勤，在过去还得未曾有。说它填补了学术史、文学史、诗歌史的空白，当非过誉。本书的诸多特点，戴逸先生在序言中讲得极为充分而剀切，我完全赞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我只想提出一点建议：正是由于这部著作的学术地位、研究价值，决定了不久的将来，肯定能够再版。本版只印一千册，实在是太少了。我想，在重印之前，先生急须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补苴罅漏，首先是把书中（主要是诗句中）的一些错字更正过来。我诵读一过，粗粗计算一下，错讹之字句不下百处。在一部六十万字的巨著中，虽属白璧微瑕，但终嫌碍眼，应该说是学术著作，特别是高品位的学术著作所亟应避免的。

具体可分为三类情况：

一是明显的误植。如15页“总入山鬼薄”，显系“山鬼簿”之误；“肯道寒边苦”，误为“寒边若”；43页“何人击楫度中流”，“楫”误为“揖”；59页“七十二湖齐泛棹”，“棹”误为“掉”。这类情况的出现，显然系检字过程中形近字的误植。如果校对人员认真负责，稍加注意，即可发现。

二是从平仄声和前后意蕴上发现，诗句有误。这里，我想着重说一下平仄声的问题。大陆解放之前，凡是读书人写作诗词，有一些尽管意蕴平平，水准庸下，但有一点是不含糊的，那就是全都合格入律，不会发生平仄倒置、声律失调现象。因为这是作诗的起码要求。循此规则，一当发现诗句中有不合格律者，即可认定：必有错误。比如145页，“荒野落日驱征马”，此句应是“平平仄仄平平仄”，而“野”为仄声字，显然是错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字呢？可能是“原”，或者“郊”，为准确起见，需要核对原稿，尽量找到作者陆庆曾的原作，或者遴选他的诗作的《国朝松江诗抄》。这是责任编辑所应该做的。但是，大前提是他要懂得诗律，否则就发现不了错误。现在，许多编辑根本缺乏这方面的修养，这就没有办法了。

上述两类情况，占错字中的绝大多数。

三是选注中失于鉴察，所造成的错注、误注。113页，季开生诗中的“平子愁多赋特留”。编者注为：“平子，即屈原。”实际上，应为东汉时的张衡。张衡，字平子，他是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一位大文学家，他曾花费十年时间写作了千古传颂的《二京赋》，另外，还有《思玄赋》、《温泉赋》、《归田赋》等。特别是在任河间相时创作的《四愁诗》，受到了现代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的高度评价，称之为“不易得见的杰作”。再有丁彭的七律《野眺》（183页），最后一句：“惟令许掾得幽栖”。您注为：“椽，居住的房间”，并引陆游诗句“幽居只数椽”。“椽”与“掾”并非一个字。前者为平声，后者为仄声。平平仄仄仄平平，此处应是仄声字。许掾为东晋时人，《世说新语》载：“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王羲之《答许掾》诗：“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林。”正是讲他的幽栖境况。

由于珍视本书的学术成果，我在认真诵读过程中，已将发现的有关讹误之处，一一标出。古人云：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区区小识，刍荛之见。先生如果需要，不揣鄙陋，愿敬谨奉上，留作参考。

王充闾

1989年9月20日

张玉兴，著名清史学家。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致蒋和森

和森先生：

您好！

先生为海内名家，久仰声华，缘悭一面，一直引为憾事。日昨，奉读大札，至感欢慰。深深感激您的关注与奖掖。我自知学有未逮，愿把您的鼓励与期许奉为心仪的目标，努力在今后的创作中去实践它。

我学写散文始于50年代后期，十年“文革”，放弃了笔墨生涯，三中全会之后，创作的激情又从长久的冬蛰中苏醒过来。心灵上的枷锁挣脱掉了，一种火热的激情和昂扬的活力喷涌而出。无奈，原本缺乏艺术的想象力与雄厚的才情，又兼荒弛日久，时有力不从心之感。朱自清先生“中岁为诗难孟晋”之语，信不虚也。

您是著名的红学家，在这方面建树多多。您的《红楼梦论稿》，我曾读过多遍，深获教益。诚如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所说，“在二百年来汗牛充栋的红学著作中，《红楼梦论稿》像高悬在艺术天空里的一轮明月，它将伴随着每一个热爱《红楼梦》的读者和研究者走过他们的一生。”我特别欣赏和首肯您对《红楼梦》的评价：“《红楼梦》是一个伟大的惊叹号，又是一个伟大的问号，还是一个伟大的删节号。”您曾激情澎湃地说，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心灵，一项巨大的精神工程，《红楼梦》不仅铭记着形形色色而又含义深长的历史社会风貌，而且还向千秋万代人们的心里，传送着诗情和智慧的火炬。特别是那句话——“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却不可以没有《红楼梦》”，尤其振聋发瞆，警启尘蒙。

那天，在您的《红楼梦论稿》的扉页上，我题写了您的那首七绝：

大荒山下悲啼日，红粉楼头笑语时。

欲解其中真意味，问谁有泪似情痴？

隽句名章，读来口角噙香。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也许因为曹雪芹以及高鹗都是著籍辽宁，属于乡先辈吧，我对于《红楼梦》一直怀有无比虔诚、至为浓烈的感情。此间的高校与沈阳、辽阳、铁岭等市，都有一批热心的“红学”爱好者。您如能够拨冗前来，做上一两场有关“红学”的学术报告，自是大家所至望的。

大著《风萧萧》，我曾读过，记得几年前是在上海书店买到的；现又获赠它的续集《黄梅雨》，甚感荣幸。待到认真读解后，一齐向您汇报心得体会，并请指教。

信中述及对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好感，我完全认同。这里的广大观众也是这样评价它的。待我到大连时，定把您的赞誉转达给导演、编剧及剧组人员。在此先致谢意。至于您所说的：“是省委宣传部善于指导的结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则，我们都属外行，对电视剧一向缺乏研究；二则，他们远在大连，即便想做些扶持的事，也力有未逮。应该承认，这完全是他们自己弄成的。

即颂

文安

后学王充闾

1991年6月11日

蒋和森（1928—199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著名红学家。先生赐信当时，我正在省委宣传部任职。

致《辽宁日报》文艺部

《辽宁日报》文艺部：

锦州市黑山县诗作者张福成同志，写了《学雷锋感怀》七律四首，寄给一家市报副刊，竟被退回。作者不服气，认为编辑缺乏文学修养，“瞪着眼睛不识货”，“误将真金当黄铜”，于是寄诗给我。我看了深为赞赏，认为此类诗本不易写，弄得不好，就会流于空泛，失之直白。而此四首诗，既能熔铸新词，涵融先进思想，又能做到文采斐然，协律严整，具见作者功力。

现送上。如果各位也与我有同样看法，请在副刊上择期发表。

诗作附后：

学雷锋感怀

堪幸雷锋马岁归，中原十亿展心扉。

湘江血泪重筹笔，煤海懿行再映辉。

尽扫邪风宜治本，弘扬正气早腾飞。

云开又见庐山面，应信人间愿不违。

唯君朗朗耀乾坤，不灭光辉壮国魂。

好事千桩皆忘己，山歌一曲总思恩。

常将有限投无限，更觉人尊益自尊。

二十年来重抖擞，英风浩气万年存。

日记由衷感至深，几番重读几番钦。

芳春本是群花放，滴水须将大海寻。

季节分清憎爱线，螺钉拧响最强音。

珠玑字字金光闪，肝胆无私照古今。

学在能行不在言，叶公落胆枉诚虔。

蝇头利重终成患，鼠目光微怎见天！

忧国忧民应奉献，谋亲谋己理笞鞭。

千军争踏雷锋路，万里征途莫息肩。

注：

湘江血泪：雷锋生于湖南望城。

煤海：指抚顺。

马岁：指1990年。

叶公胆落：指叶公好龙的表里不一。

张福成，其诗作发表后，在一次全国诗词大赛中，荣获二等奖。

王充闾

1991年10月7日

致秦牧

秦牧先生：

您好！

余自学写散文，即捧读您的散文著作，含英咀华，受益良多。每以无缘识荆，未得身沐芳泽、亲承謦欬为憾。近日，在您的亲自主持下，《人民日报》“五彩城”全国散文大赛评奖中，晚生以《长岛诗踪》一文忝列头筹，抱愧之余，无任铭感。

承一位亲预其事的文友投函相告：

评议过程中，针对有的委员心存戒虑，深恐评上哪位地位高、名头重的人，会被说成是“文以人重”，有攀附之嫌，作为评委会主任，先生仗义执言：我们对参评文章取舍、轩轾的唯一标准，是其质量与水准。质量第一，质量唯一。只要标准达到了，就可以放胆地评，不管他是领导干部，还是一介平民。高言傥论，博得全体一致拥护。

文友在信的最后，以十二字作结：“前辈之风范如此，万世可风也。”

恳达敬意，不胜仰望之情。即颂

秋祺

王充闾于沈阳

1991年10月10日

致吕公眉

公眉先生：

春节一别，瞬将成岁；云天遥望，时切遐思。偶因盖县友人过访，问讯先生近况，知健旺如初，不胜欣慰。

我于9月初入中央党校学习，已三阅月，即将结业。回沈后，稍事休整，还将率团访苏。终年总是这样——或则轮蹄迢递，或则案牍劳形，暇日甚少。所幸在党校学习期间，得以聚精会神研读大量重要典籍；还趁国庆节公休，去白洋淀一游，见闻颇丰。蒹葭白露，秋水长天，令人神旺。此地不独抗战期间，为“雁翎队”狙击天津至保定间日伪军水上战场，而且因处于燕南赵北，古代文史遗踪甚夥。附近有古易水，闻说即为荆轲别燕丹之地。原以为其地在今易县荆轲塔一带，前游清西陵，曾渡易水、访紫荆关，寻访旧迹未得，后承保定市文物局同志见告，真正的易水送别处，在今白洋淀一带的易水岸边。缘于此间为燕赵接壤之地，自应在此祖饯。归来，草成七绝十六首，均用八庚韵；拣其中六首寄给《光明日报》，近已刊出，谨随信附呈，聊博一粲。

先生诗文清新、俊逸，近期定有许多佳构，还望惠赐若干，以慰遥思。

金牛山诗社近期可有一些诗词唱和活动？铁辛老撒手尘寰，实为书坛文苑特别是营口市文坛的一大损失，思之令人怅憾。临清诗笔甚健，秉泉雏凤声清，均为我市和全省诗坛有希望的作手，嘱笔问候。

信到之日，我已归沈，如有信函，望寄省委宣传部。

恭祝身健笔健，敬颂

文祺

充　闾

1991年11月27日于北京

吕公眉（1912—1999），著名诗人、散文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铁辛，为著名书法家、诗人陈怀先生。

致温宗辛

宗辛：

来函收读，知你近将就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函授本科班，深感高兴；也从你的有志向、肯钻研、勇于克服困难、不断开拓新的进境的思想行为中，受到鼓舞，受到策励，分享了你“在实现自我的征程中”所感受到的快乐。

信中说到，云南大理并不像想象中的萃美，这可能同你的期望值过高或者凡事力求完美的个性有关系。世间万事，完美无缺的几乎没有；如果出发前又看了太多的景观介绍或者前人、时人的纪游诗文，而你又加以想象发挥，踵事增华，进而形成一种虚无缥缈的“先设图景”，那么，身临其境之后，肯定会大感失望，甚至深悔此行的。

文人多思善感，主体意识强，他们笔下的纪游诗文，总是带有颇大的主体意向、主观成分，即使同在一地，面对同一景观，或褒或贬，常有鲜明的差异；而且，会随着心境、情绪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前代诗人对此论述得十分充分，诸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唐·杜甫）；“夕阳芳草本无恨，才子佳人空自悲”（宋·晁补之）；“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皆为绝妙词”（清·袁枚）。说的都是主观作用于客观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我也曾到过大理，大约住了五六天，可是，什么三塔呀，南诏城啊，五朵金花啊，我都没有太深的印象，唯独对于泛舟洱海时所见到的“苍山雪”有了悟觉，有了感受，归来写了一首七绝：“碧天凉影点苍颜，古雪神云水上看。缩取银峦供画本，归来冰玉满胸间。”之所以会是这样，盖由于我特别欣赏那种清虚、超拔、通灵、神秘的境界与意象。若是换另一个人来游览，就不见得作如是观了。

除了上述因素，还有一点，审美学上有“审美心理距离说”。瑞士心理学家、美学家布洛，在《心理距离》一书中说，“距离要求，被视为‘审美知觉’的主要特征之一”；美感是主体与对象在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时产生的，没有距离的间隔，美和美感均不可能成立。作为一种审美原理，距离使得审美和艺术提高到超出实践关系、超出个人利害的狭隘范围之外，使一切审美价值与实用的、功利的、科学的或伦理的价值区别开来。

陈独秀先生有两句名诗：“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未登上的土地往往是最富魅力的。

承询哪些地方值得一去，从上面所述可知，这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依我曾经到过的而言，国外，我认为应该去俄罗斯看看。你们年轻人，我不晓得；我们这些中老年人，过去受苏、俄文学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到那里转转，会有前尘梦影、似曾相识之感。国内可去的地方就更多了，还说云南——因为从你们重庆到此间很方便，我在丽江听过“纳西古乐”，印象颇佳；西双版纳的边陲风光也极有特点，异国情调很浓；至于九寨沟，离你们就更近一些了，我曾写过一篇纪游散文，激赏那里的尚处于“童贞状态”、未经人工开发的原始景观。那里的山水，是那样素朴、洁白、净化，没有历史的负担和现实的雕琢，在在都显示出它的原始状态与本来面目，置身其间，可以获得一种天启般的解悟。不过，现在如何，不得而知，也许一切一切都非复旧观了。

我的散文集《清风白水》，近由作家出版社印行，现随信给你寄过去，暇时可以翻翻。里面除了收录九寨沟的游记，还有一篇关于同你的父母交往的忆念文字：题曰：《永存的微笑》。现在，他们都仙逝了，言之令人唏嘘。令尊学富五车、文采斑斓，写了几部分量很重的史学著作，我都认真读过，尝以缘悭一面为憾，而今而后就更没有相见的可能了，怎不令人抱终天之恨！

就此收笔。祝你

不断进步！

王充闾

1992年5月28日

致高炜

高炜：

你好！

在你的督促和指引下，近日我开始关注勃朗特三姊妹的作品，仔细、认真地读过了《简·爱》和《呼啸山庄》。这两部名著，青年时期，我也曾经读过，但没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是由于时空的限隔，境况的生疏，对于作品的意蕴和作家的心路历程，缺乏深入的理解。这次重读《简·爱》，觉得一个瘦骨嶙峋、身躯柔弱，却勇于抗争、不安现状、敢于争取自由和平等地位，而且富有激情、幻想的少女形象，鲜活地走出书本，而挺立在我的眼前。一百多年来，她以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美感力量，征服了千千万万的读者，成为无数青年女子效法的榜样。此其一。

其二，三姊妹把至深至博的爱意贯注于她们至柔的心灵、至弱的躯体之中，然后一一熔铸到作品中去。这种情感、意念乃至血液与灵魂的移植，是春蚕般的全身心的献祭，蜡炬似的彻底的燃烧。作品完成了，作家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在简·爱看来，前一点是尊严，后一点是真爱。二者合起来，便涵盖了人生的价值。

其三，创作光有文学功底不行，还须具备深刻的生命体验。夏洛蒂如果没有她幼时贫穷、困苦、孤独的切身经历，那么，她也就谱写不出孤女简·爱坎坷不平、奇崛傲岸的生命乐章。看得出来，生命体验对于一个作家该是何等重要！生存苦难和精神困惑，往往成为一个作家实现超越性的前提，它能通过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情感共鸣引起艺术发现的欲望，激发作家寻求形象的表达。这是一种穿透性、原创性很强的极具生命力的思维形态。

说是阅读心得也好，说是学习汇报也好，小老师看看，能不能给个及格分数？

王充闾

1993年5月6日

致高殿成

高政委：

您好！

在您的亲自安排下，这次陪同香港《大公报》记者，前往巴林右旗及附近草原采风，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十分感谢。由于走得匆忙，您正在外开会，未及当面汇报，现以书面纪实文字，作一报告：

这次采风活动，安排一天，全程由孟参谋长陪同。他已在这里多年，现在工作即将调动，妻子特意从山东老家赶来，他便带她一起出游。

我们一行六人，凌晨用过早餐后，即分乘两台越野车出发。路经西辽河，河道很宽，乱流四溢，朝阳下金光闪闪。时当6月初，野草尚未长高，大家不免有些失望。突然看到左面山峰酷似睡美人，胸部隆起，两脚屈起，平卧苍冥之下，人们心神为之一振。

行至半途，与一羊群相遇，不下四五百头，前面草原绿毯茸茸，丛林蓊郁。大家就要在这里驻足，孟参谋长却说，更漂亮的景观还在前面，那里有一座湿地水库，野鸟成群。他的妻子从前当过民兵连长，一听说有水鸟，高兴地说，咱们比比枪法吧。

车行至水库边，“嘎”地一声停下。视野所及，果然是茂草芊芊，牛羊遍野，一大队马群悠闲地徜徉在草地上。湿地上，水鸟上下翩飞，有大雁，有鹭鸶，有野凫，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天上的白云，犹如一座座汉白玉盆景，缓慢地变幻着。昔日的女民兵连长，一见到成群的水鸟，不禁心烦技痒，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端起小口径步枪，就认真地瞄准起来。可是，枪膛里却没有子弹。孟参谋长一看，噗哧地笑了，说：“闹了半天，忘带子弹了。”妻子才不信他的话呢！但她心里也矛盾起来，若是真能打上几只，确也过瘾；不过，环保意识告诉我们，人类有义务珍惜动物生命，应该与大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想到这里，她便轻轻地放下了枪只。

这时，突然卷起来一阵草原风暴。刚才还是晴天丽日，片刻便黑起了面孔，阴霾满天，原来的汉白玉盆景早已被大片黑色的云团所取代，一时惊沙四起，天昏地暗。群马惊慌地翘起尾巴，顺着风疾驰；老牛则一蹦一蹦地奔逃；而羊群却聚到一处避风的场所，围成一圈，静静地站着不动。风沙过后，随之，豆粒大的雨点便紧一阵慢一阵地落了下来。小鸟则惊慌地躲进草丛里潜伏着，一动也不动。我们并不忙着找地方避雨，而是呼啸着、欢跳着，在雨中乱跑。直到风停雨止，云散天开，一切归于新的宁静。

这时，才察觉到肚子饿了。参谋长从车里取出大量食品，分赠给大家一块块面包、一瓶瓶汽水。食品之外，他把几发小口径步枪子弹递到妻子手里，然后吐了吐舌头，妻子却温柔地笑着，向他亮起了拳头。然后，庄严地说：“报告参谋长！上级指示：不准开枪。原数奉还。”逗得在场人员哈哈大笑。

政委，您看，此行是多么富有情趣啊，可惜，您没有到场。

王充闾

1994年6月10日

高殿成，少将，时任赤峰守备区政治委员。三年前，我们曾在中央党校同班学习。

致李晓虹

晓虹博士雅鉴：

辽宁教育学院臧恩钰教授近日自京归来，谈及您正在撰写有关当代散文的论著，并嘱我给您寄上散文作品集及有关资料。谢谢您的关注。我们虽然未曾谋面，但从臧先生的介绍中，知您学术视野开阔、治学态度严谨、思想精密深邃，不胜钦仰。

我总共出版过四本散文随笔集：《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清风白水》、《当代散文大系·王充闾散文随笔选集》，还有一本《春宽梦窄》，正在印刷中。现寄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种，另有一册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的《王充闾创作研究论集》。

最近，中国作协偕同作家出版社在京组织讨论了《清风白水》，许多知名学者、作家出席会议并发了言。您的导师林非先生率先发言，奖掖有加。荒煤先生在医院，抱病写了一封长信，略谓：“我很同意郭风在序言中的评价：这本散文集确是独具一格，文笔洒脱，放得开，撒得远，收得拢，自由自在，颇见功力。作者如能保持和发展这种‘出格’继续前进，相信会在散文天地里闯出一条新路来的。”重点是在后面，他说：“散文之散，关键在于作者自由地就所见所闻随意抒发自己的感受，虽然也不能不联想到古今中外名文名篇、诗词歌赋，旁征博引，但不宜太多，否则就会近似炫耀。还是以少而精为好，应该着重地表现自己特有的感受。”言简意赅，直击要害。听了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击一猛掌。

按照发言顺序，还有玛拉沁夫、吴泰昌、张锲、石英、谢冕、周明、阎纲、崔道怡、徐怀中、莫言、雷达等多位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头一次见面。他们在充分肯定作品收获的同时，也指出了缺陷与今后努力方向。主持者总结说：这次研讨涉及到散文创作的诸多方面，不单是讨论王充闾的作品，实际上也是一次散文创作的专题研讨会。当然，受益最多的还是我，可说是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得到了最大的策励。那时我的散文最大的缺陷，正像荒煤先生所指出的：引述过多，“近似炫耀”，缺乏“自己特有的感受”，看不到作者自我。有鉴于此，下一步，我要注意有针对性地读一些主体意识强的作品，重点钻研鲁迅的文章，反复玩味个中的奥妙，争取尽快地有所进步，获得突破。

臧先生可能介绍过了，我并非专业作者，充其量算是一个“亦劳亦武”的民兵。也可能从业余创作的角度吧，论者抱着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说了不少鼓励的话。我清醒地自知，学有未成，力有未逮，好在前进方向明确了，今后会多加努力的。

紧张写作与课业研习之余，您如能拨冗北上，赴辽考察，至为欢迎。

林先生处，请代为问候。

王充闾

1994年10月11日

致王雅轩

雅轩表姐：

你好！

电话中，听得出你的挂念心切与关怀之殷，使我深受感动。记得四十年前，当你听说我患上了肺结核，立刻跑到学生宿舍去看我。你那时正在小学讲课，还没来得及放下教案，带着满头的粉笔屑末，就赶来耐心地开导我。看我过了饭时还未用餐，便拉着我去中学后身的包子铺，吃的是包子还是饺子忘记了；印象最深的是你身上没有带钱，后台跑堂的是你的学生，代你垫付了。其情其景，恍如昨日，时在念中。

这次手术是两年前做的，当时由于怕你牵挂，所以也没有通报；现在你知道了，其实风险已经过去。宛如一场疯狂肆虐的暴风雨，化而为云散天开，玉宇澄明。前段复查后，医生告诉我，放心吧，没有问题，可以有把握地做出这个结论。手术创伤也恢复得很好，眠食完全正常，信心增强了，我每天照样坚持锻炼。

应该如实地讲，手术当时，我的心绪很糟，说不清楚是紧张、是疑虑、是沮丧、是悲观，也许这些都兼而有之。过去几十年，我一直绷紧生命之弦，拼命驱驰，为的是学有所成，得遂夙志。像一列隆隆飞驶的火车，奔赴想望中的目标，放弃了身边的一切风景，不肯作片刻停留，可是，正前方突然桥断基倾，发生了险情、事故；又仿佛一个农夫终岁劳作，日夜渴望着丰收；一朝遇到无情的冰雹、意外的霜冻，自然会产生失去依托、失去动力的失落感、幻灭感，必然由原来的壮怀激烈、踌躇满志，一变而为心灰意冷、锐气潜销。当时有一种特定的心态，就是对什么也不那么相信、不那么执着了。看来，在偶然性显现的场合，是难以讲说什么规律的。

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与心理创伤，随着身体的康复、信心的倍增而日渐平复，加上文学创作上一些成果的获得——记得术后两个月，即接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通知，让我晋京领取“中国匹克杯”散文竞赛一等奖，这也增强了进取心与自信力。现在，情绪早已恢复正常，切望大姐免除挂念。

咱们上一辈的亲人，绝大多数已归泉壤；同辈的兄弟姐妹行中，包括我的姨娘、姑妈的子女，只有你是最年长的。令人欣慰的是，你的体魄幸称旺健。人说，知识女性往往长寿，事实也正是这样。

祝你

百事顺遂，康强高寿！

弟　充闾拜上

1995年10月6日

致张毓茂

毓茂同志：

我刚刚从北京开会回来，进了屋就想给您挂个电话，表达我的衷心感激之情。

前天晚上，已经到深夜了，全国第五次作代会主席团会议，还在京西宾馆举行。（主要是差额选举全委会委员，计票复杂，耽误了时间。）突然，中宣部值班室转过来一个电话，说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张毓茂教授找我。我看了表，当时是12点23分，您还没有睡下，一直挂念着我的事。电话还不好挂，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我，为的是祝贺我顺利当选。您当时说的几句话，我一字未漏记在了笔记本上：

你当上了宣传部长，我不祝贺你，宣传部长多着呢，祝贺不过来；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我也没有电话祝贺，因为那只说明作家身份得到了组织承认；这次你通过差额选举，当上了全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意义不同一般，说明你获得了作家朋友们的普遍认可，这是我特别看重的。

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外面滴水成冰，真是又饥又渴又冷又累。可是，您的这番话却使我感发兴起，倦意全消，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要再次郑重致谢，并且表示一下态度：我决不会辜负老朋友的期待的。

充闾

1996年12月21日

致刘文艳

文艳同志：

承询关于辽宁歌剧院演出的歌剧《苍原》的观感，总的觉得很好。这部具有鲜明中国风格与民族特色的史诗性正剧，采用西洋美声唱法和歌剧表演形式，堪称是一部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优秀艺术作品，可以说是西洋歌剧民族化的典范。

如果从高标准、严要求的角度，探讨它的不足，我以为主要是在剧情人物处理上，还存在着某种缺陷。现在看，《苍原》的情节设置，着眼于构建错位结构，以推动剧情发展，展示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过分地突出了内部矛盾，特别是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与敌我斗争面前，在整部存亡处于千钧一发的非常时刻，把主人公渥巴锡描绘成迟疑退避，一筹莫展，进而轻率地采取易汗让位的举措，势必产生削弱其完整形象的负面效应。应该说，这是十分成功的整部剧作中的一个败笔。

我还准备专门著文论说这一看法，这里只是点个眉目。纯属个人意见，未必得当，尚待识者指教。

王充闾

1997年2月12日

致诗词编者

《中华当代诗词风赋二百家》编者：

您们好！

闻说本编将遴选当代诗人222家，收入诗词作品1354首，搜罗之闳富，囊括之赅博，在当代众多诗词选本中，允称上乘。应该说，这是一件功在当今、泽被后世诗坛的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据说，书中准备收录拙作诗词达15首之多，抱愧之余，殊深感佩。

稍感不甚惬意者，是工作人员告知，选录的前提条件，必须认购15册书，否则“恕不收纳”。对此，在下颇不以为然。历朝历代，选诗为百世功，贵在坚持标准。应该是质量唯一，宁缺勿滥。如果不合标准，纵令认购再多，也绝不能降格以求。再者，考虑到诗词入选，与认购图书联结在一起，选一首诗，认购一册，也觉得有些意兴索然。不知道自己入选了这么多诗，究竟是诗艺超拔，还是出资购书使然。说句到家的话，15册书，也不是真的就负担不起；但若是以此为前提，就只好甘愿放弃入选机会了。

即颂

编安

王充闾

1997年8月8日

致柯灵

顷接著名作家、资深学者柯灵先生赐函，内有“拜读大著，深佩博雅。单复兄南来，情不自禁，为说项斯，乃承华章遥颁，并赐近作多种，欣幸之感，有如贫儿暴富。读《大公报》记者文，更开鄙陋，何快如之”等语，愧不敢当。（原信见《柯灵文集》第六卷）

当即敬复。

柯灵先生大鉴：

手奉瑶函，感与愧并。先生拔擢后进，奖掖有加，令我感发奋起，自当以所教奉为准绳，兢兢求之，以不负厚望也。

先生信中谦称“已到望九之年，老而无成”，其实，您早岁即已名满神州，文光耀世，垂六十载，举凡散文、随笔、杂文、小说、戏剧、电影、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等各个门类，无不硕果累累，成就斐然。而驽骀如我者，亦已年届花甲，清夜无眠，幡然自省，直觉愧憾多多，存在着诸多可以总结、堪资借鉴、应该汲取的教训。

自认赋性尚称聪颖，又在八年私塾中系统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而且数十年间，朝乾夕惕，无时或懈，投入的不可谓不多，但收获的实在又太少。其间，主客观的原因都存在：

一是，高中毕业时，患上肺结核病，失去了报考一流高校的机会，病愈后，在一所中学教书，并被保送到高等师范院校本科就读，中间又遭遇“啃青”——因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应工作急需，毕业前一年，就被选拔出来担任中学教师。工作环境，僻处县城，眼界狭窄，周围人群没有更高远的志向，自己也满足现状；没能及早考取研究生，获得进一步深造。

二是，环境所限，身旁没有遇到高层次的名师、大师级的人物，缺乏明人指点，缺乏明确的努力方向，缺乏标杆与激励机制，纯然靠自己摸索，以致悟道太迟。

三是，外语不过关，所学俄语遭到废弃；接触西方哲学、史学比较晚，而且研究不得法，亦不够系统、深入，对现代人文科学只能说是一知半解，缺乏坚实的基础。相对于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索与掌握，两者不相匹配，属于瘸腿，不能相得益彰。郁达夫先生在新加坡买了三千册英文书，一夜看一本。有人问：“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连一部《辞源》也不买？”郁先生说：“九岁我便会作诗，十八岁赴日留学，读的中文书数以万计，专攻过《辞源》，现在应该多读英文书。”闻之怃然。

四是，本来就耽误很多，中间又有一段时间，不适当地痴迷于古典诗词的写作，应该承认，这是走了一段弯路。窃以为，旧体诗与新诗，文言文与白话文，在遣词造句、表述方式、体例、程式，甚至思维方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以写作现代散文为主，如果耽于旧体诗词而不能自拔，势将有碍于思路的拓展、文势的挥洒。

五是，从政较长一段时间，在待人接物、处理复杂事务方面积累了经验，观察、分析问题比较全面，政治上较为成熟，视野也比较开阔，但是，在洞明世事的同时，未免磨损了至性，更影响了艺术想象力、观察力、表现力的发挥。

六是，从客观因素讲，受到社会、时代的影响颇大。前半生遭逢多次政治运动，而且，都是在人生成长最关键的青壮年时期；到了老年，总算可以自己支配时间，选择道路，却为时已晚。朱自清先生有言：“中岁为诗难孟晋”，旨哉斯言。

信笔写来，尘秽视听。虽曰掬诸肺腑，恐亦片面、芜杂，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王充闾拜上

1997年10月17日

致康启昌

启昌大姐

您好：

我自去年下半年，多次参加中国作协采风活动，在沈时间较少。又兼我即便回来，也因赶写文章，而蜗居斗室，绝息交游，以致误事多多。就中，最不可饶恕的，是鲁野兄逝世已半年矣，而我现在才得知这个噩耗，真是死罪死罪。

天道无情，哲人其萎！作为迟献的花圈，敬题七律一首，以寄哀思：

崎岖历尽惜明时，红烛长燃力不支。

珠玉未随清梦杳，文名久被世人知。

萍踪汗漫千程远，噩耗沉埋半载迟。

静夜无眠怀旧雨，一篇薤露寄哀思。

王充闾

1998年1月7日

致沈阳师范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于文明同志：

大函阅悉。知沈师大中文系经专家评定、国家教委审批，即日起将设置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点，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喜事。为祝为颂！

信中谈到，准备聘我为带硕士研究生的专职教授，讲授文学创作课程，每学期三十六个课时。感谢学校对我的信任与垂顾。但是，我现在仍在省人大常委会任职，同时兼任省作家协会主席，并且是中国作协的主席团成员，每个月都要参加一些会议。而且，创作任务也十分繁重，各地约稿甚多，文债山积，清偿无计，左支右绌，压力甚大。诚恐贻误教学与辅导工作，有负校方与学生的期待。是以谨此辞谢，敬希鉴谅。

王充闾

1998年3月4日

致刘文玉

文玉同志：

您好！

首先，热烈祝贺您从事诗文创作五十周年！作为市文联扛旗人和诗歌界的耆宿，长期以来，您对于省内外诗文作者，博施雨露，霑溉良多。而我，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多年来，从您这位良师益友身上，获得过大量有力的支持，至今铭感五内，萦萦不能去怀。

您这方面的感人事例颇多，这里只讲一件事情——

近年，台湾《世界论坛报》连续多次转载我的散文，仅今年4月份，就刊发了《忻州说艳》、《采石江边》、《两个爱情神话》、《他从这里走进了历史》等多篇。盈盈一水，两岸隔绝。我从来没有主动地投过文稿；那么，文章是怎么传到海峡彼岸的呢？开始以为，是承香港《大公报》编辑帮忙（因为我在《大公园》副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后来，经过辗转查询，才知道是由大陆沈阳市一位资深诗人推荐的。他把所见到的刊载我的作品的杂志逐期奉寄，不惮其烦，可是，却从来不向作者本人矜耀、炫功。

至于说“沈阳市一位资深诗人”，我想来想去，非您莫属。结果，电话一问，您就笑了，风轻云淡地说：“这是好事，是我应该做的。”

这使我联想到，80年代初，营口市的市委书记王宝纯同志。那天，一个偶然机会，我们在东北旅社碰面了。我说：“王书记，你知道，我的家在营口，现在我还两地分居，干脆把我要回去吧！”他却严肃地说：“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我怎能去要呢？”因为说得在理，我自然也没有任何想法。但几天过后，省委组织部一位领导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是否考虑过工作调动问题？我如实地讲了上述情况。那位领导笑了，说：“正是宝纯同志代表市委提出要的。但他原则性强，一切公事公办，不想个人买好。”宝纯同志口碑很好，我们在一个班子里共事五年，受益良多。斯人已于去年因病去世，但风范永存。

您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走进革命队伍的老同志，等身诗文，固足光耀神州，而懿行盛德，尤其堪称表率。

诗文创作五十周年大庆，为诗以赠：

管领吟坛盖有年，奇葩新秀两争妍。

群贤共仰诗思健，彩笔长描正气篇。

即颂

文安！

王充闾

1998年6月30日

致香港《大公报》

《大公园》副刊编辑先生：

您转来的读者宗元先生的信，已经收读。信中指出：拙作《鹭鸶的苦境》中的“鹭鸶”系“鸬鹚”之误，这是完全正确的。见信后，我就在文稿中把它改了过来；如果能在贵报上郑重刊出指误意见，尤所至盼。

本想直接寄信给宗元先生，但因不知通信地址，只好烦请先生代致感佩之忱。

王充闾

1998年10月13日

致沈靖浪

翻检年来形成的卷宗、文稿，偶然发现湖南省临湘市长城路4号沈靖浪先生3月14日的来信，内有一首七律《八十抒怀》，并以半副联语征对。这半副联语是：“缘结文字三生，雨露均沾濡老朽”。当时不慎压存卷底，未做答复，实乃大不敬之甚也。为了不致造成终生遗憾，现立即把笔作复。

沈老先生钧鉴：

晚生实在罪过，沈翁3月中旬的信，直到今天我才发现。那段时间，我曾有三晋之行，回来又因杂事丛集，未能及时开封，致稽作复。敬请多多鉴谅。

先生的律诗格调高古，用字考究，有蕴涵，有韵味，炉火纯青，具见功力。所征联语，谨复如下：

出句：

缘结文字三生，雨露均沾濡老朽；

对句：

心通灵犀一点，诗联共赏启新知。

仓促续貂，碍难应命，聊偿愧憾而已。

新年即至，遥颂

康祺

王充闾于沈阳寓所

1998年12月21日

致骆志云

收到浙江省义乌市读者骆志云寄来的购书款一百元，很过意不去，却又不便退还，只好将我所有的作品各拣出一本寄去，以慰远方书友。

骆志云先生：春节好！

感谢您的青睐。虽然我从50年代末就开始散文写作，但作品的结集却是新时期以后的事，至今已先后出版了《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清风白水》、《当代散文大系·王充闾散文随笔选集》、《鸿爪春泥（旧体诗词）》、《春宽梦窄》、《沧浪之水》（繁体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面对历史的苍茫》、《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王充闾、叶楠、李存葆合集）、《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王充闾散文》等十部作品。现在，我把手头现存的九部，一一选拣出来，给您寄上；还有一本《柳荫絮语》，因为出版较早，手中暂时失存，但我可以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去翻翻库底，估计能够找到；还有一部新写的历史文化散文《沧桑无语》，即将在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印出，一俟样书到手，我就连同《柳荫絮语》一道，给您挂号寄去。

敬请等待，即颂时安。

王充闾于沈阳

1999年2月2日

致聂鑫森

鑫森先生：

您好！

去年12月温州之旅中，我们曾相将游于谢灵运池上楼遗址，谈笑甚欢，备极融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记得归来后，就收到了您寄来的自作国画，并有一首题诗：“才辞雁荡几重秋，又觅风流谢氏楼。池水已无春草死，苍苍暮色拥孤丘。”我当即复函，深致谢意，料已达览。

日昨，又见到刊载于《湖南日报》副刊上您写的《王充闾印象记》，肩题是“不管他任过什么职务，从骨子里透出的仍是一种学者和作家的气度”。令我深深感动，许之以为知己，当即顺口呼出：知我者，聂子也。

您的散文和旧体诗，逸韵天成，都写得十分出色。我尤其喜欢您的短篇小说，往往是想落天外、意出尘表，令人拍案叫绝。

即颂

文祺！

王充闾

1999年4月10日

为《语文三昧》杂志题词

《语文三昧》编辑部：

大札奉悉。

谬承青盼，感愧何似。遵嘱，题词如下：

作为民族文化的基石，语文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是陶铸灵魂、增长才智、把握知识、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性学科。一朝谙熟，终生受用。

王充闾于沈阳

1999年4月11日

致《文艺报》

新世纪伊始，《文艺报》刊发中国作协全体主席团成员的新春寄语，并附照片。

我的寄语是：

春天是美丽的，百花争艳，万物昭苏。然而，自然界的春光又是不能久驻的，转眼间，繁花似锦、姹紫嫣红变成了落英缤纷、残红委地。古代有人幻想“三百六十日，长是看花时”，实际上很难实现。世间一切事物，有盛就有衰，耀眼芳华何尝不是如此！要想挽住芳菲，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它留在心里。

心里有了明媚的春光，就会心花怒放，充满勃勃生机；就会灵光四射，迸发创新精神，展现青春活力。因为春光、春色是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生活很像镜子，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正所谓“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快乐无须他求—心里有了长驻的春光，任它四时代谢，总会芳菲满眼，生机盎然。

王充闾

2000年1月29日

致徐中玉

敬爱的徐先生：

翻开日历，今天是2月15日，适逢您的八十五寿辰。吃过早饭，我立刻提起笔来，修书祝贺。恰好“绿衣人”又送到了您惠赐的大函：“近读到一些大作，高雅可风。前天，建法（《当代作家评论》执行主编）过泸，曾得一叙。刊出吴俊同志文（指该刊登载的《散文大家王充闾》），读者之论，可见一斑。贺之。”诵读之余，铭感五中，殊深愧怍。

记得1997年2月，您曾经赐信，告我以赴美讲学情况，同时谈到：“每见大作，总仔细看完，很有情致，洒脱，很钦佩。”充分体现了文学前辈对后学的关注与奖掖。翌年9月，您又专函祝贺拙作《面对历史的苍茫》的出版。这一切，都给予我无穷的鼓舞力量。我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刻苦向学，兢兢为之，努力做得更好一些，以不负文学前辈的期许。

近日与沪上东方出版中心谈妥，拟将书稿《何处是归程》送去付梓。计七十篇，约三十五万字，分为《风铃守候着童心》、《行过悠悠岁月》、《浮世清欢》、《裁剪诗情入客怀》、《坠绪茫茫》、《他们从这里走进历史》六部分，题记为两首七绝：“一、世间无缆系流光，今古词人引憾长。且敛飞花存碎影，勉从腕底感苍凉。二、生涯旅寄感飘蓬，浮世嚣烦万类争。为雨为晴浑不觉，迢迢心路觅归程。”一俟印制出来，即刻送呈，以求指教。

如先生所知，晚生近年散文写作，以历史题材为主。写作中思考较多的，一是关于历史题材散文的史事与情思的关系；二是历史题材散文的史实与今义的结合问题；三是历史材料在创作中审美意义的生成；四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相互制约与相辅相成；五是历史题材散文的现实期待；六是历史题材散文特有的审美价值；等等。

先生为文坛巨擘，著作等身，对于文艺理论尤有精湛而独到的研究。1994年年末赐赠的《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论文自选集》，至今我已读过多遍，从中获益极深。治学之余，尚望时时有以教我。

古人云：仁者寿。祝愿先生身健笔健，福寿绵长——何止于米，再庆期颐，相期以茶。

王充闾寄自沈水之阳

2000年2月15日

致蔡嘉

嘉女士：

您好！

奉读大札与散文集，十分欣慰，谢谢您的关注。从信的落款处，知一个月前即从香港寄出；可是，久经辗转，直到昨天我才收到，致稽作复，甚以为歉。

四年前，拙作《沧浪之水》在香港三联出版，作为责任编辑，您曾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帮助，我一直铭感于衷。记得还曾通过电话，但当时并不知道，刊载于香港《大公报》副刊上的“舒非”的文章，竟出自您的手笔。这次集中奉读，倍感亲切，印象也更加深刻了：清新俊逸，鲜活灵动，生活气息浓郁，令人爱不释手。

您推荐的文章，我已给《万象》的编辑陆灏先生寄去，待处理结果出来后，我再驰函报告。

我已经转岗到省人大工作，业余时间仍然从事散文写作。随信寄上去年出版的散文集《沧桑无语》，请您指教。此书一年内已加印三次，各方面反映尚好。

您说今夏将有东北之行，到沈阳时，务请告知，我当前往迎候，面致感念之忱。

即颂

文安

王充闾

2000年3月30日

蔡嘉，香港著名女作家，笔名舒非，香港三联出版公司编辑。

寄书于文政

沈阳诗友于文政先生雅擅诗词，作品在全国诗词大赛中曾获一等奖。交谈中，说到极爱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的诗，可是《两当轩诗集》，苦于无处购得。分手后，我立即百般求索，终于在鞍山新华书店买到，当即给他寄去，并附七绝一首：

多君健笔赋鸿章，南北骚坛擅胜场。

百卷清诗罗几上，两当轩里共吟窗。

王充闾

2000年6月16日

致汪一方

接常州读者汪一方来信，略谓：“拜读历史文化散文集《沧桑无语》，眼界大开，获益匪浅。那是一本适宜于细细品味的著作，沏一杯淡茶，坐在窗前，一卷在手，每有豁然开朗的心情。不亦快哉！”

遂复一函，附七绝一首：

汪先生：

您好！

承蒙错爱，无任感怀。塞北江南，情通一线。常州为我旧游地，曾多次过访瞿秋白、张太雷、苏东坡、黄仲则、赵瓯北等今古先贤遗迹，也曾到过武进的阖闾城、淹城遗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魂梦犹经常萦绕其间。现在，又结识先生，虽未曾获一面之雅，亦当结想于无穷也。率题一绝，以抒瞩望之殷。

文园万里有知音，惭愧南天瞩望深。

我正因之梦吴越，盈盈碧月点天心。

王充闾

2000年7月18日

致杨仁恺

日前，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家、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杨仁恺先生，以其杰出的成就，特别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考鉴、拯救及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获得省政府授予的“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予以省作家协会主席名义，向杨先生致信祝贺：

杨先生雅鉴：

您以杰出的贡献、卓越的成就和播声海内外的崇高名望，获得“人民鉴赏家”的殊荣，端属实至名归，诚辽宁文坛之盛事，为我辈文人之所宜同庆也。

欣慰之余，题赠七绝一首，敬希两正：

鉴美弘文五十年，神州域外仰高贤。

宗师德业称型范，霞彩桑榆丽满天。

王充闾

2000年10月11日

致辽宁教育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承蒙委托审读《饮水词笺校》一书，感谢编辑部的信任。

这是一部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同时兼顾普及性的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笺校者赵秀亭、冯统一在版本鉴定与校勘、学术研究、诗词鉴赏、古文字阐释等多方面，具见功力。他们凭借较高的学养和多方面的知识储备，采取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发挥锲而不舍的精神，积十数载之功，广泛吸收有关研究成果，在冯统一编校的天风阁本《饮水词》的基础上，增益补阙、校勘匡谬，完成了这部在学术界、词学界和酷爱纳兰词的读者群中会有相当影响的学术著作，是近年来可喜的一项出版成果。

本书以康熙年间《通志堂集》为底本，参考其他多种版本，对纳兰词重新作了包括校订、补辑、笺注、编年等多方面工作的全面整理。编校者态度十分认真，钩沉辑轶，斟字酌词，丝毫不苟，确有“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谨严精神。其收词数量之全，抉择去取之精，借鉴参考之广，校勘爬梳之细，对于纳兰词的研究，可谓功莫大焉。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编辑、审校、印制质量，亦均属上乘。

评审者　王充闾

2000年12月3日

致吴长友

长友同志：

谢谢您的关切。

您来电询问：“估计你不会犯了错误吧？怎么电视报道你主动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呢？家乡同志都十分关心。”

新的历史时期，在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中的一项是正式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按照年龄规定，不管职务多高，到时候就退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按照规定，在六十五岁退役。我的年龄已经到限，自然应该退出。主动申请，是履行程序；就个人来说，也是向组织表明态度，这是我实心实意的请求。这样，从此我就结束了从政生涯，可以集中精力创作、读书、做学问了，绝对是好事。

乡亲中再有问到此事者，希望您能予以解释。谨此拜托。

王充闾

2001年2月24日

致刘春晖

春晖同志：

刚才你问到“放过蛟龙”一语的典故，几句话说不清楚，现以文字答复如下：

这次承蒙上级有关部门委任，我以鉴定专家组组长身份，参加了辽宁大学“211工程”文艺学学科子项目建设竣工验收工作。

验收合格之后，小组成员与辽大有关负责同志坐在一起茶叙。本项目建设实施领导小组组长、博士生导师高凯征教授，忆起了几年前的一则逸事，他说：

充闾先生以省作协主席身份，主持作家职称评定工作。开始前，他有个开场白，要求我们这些评委要切实坚持标准，坚持原则，做到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既防止把不够格的评上，也要注意不要有“遗珠之憾”。记得当时还念了两句诗：“禹门纵使高千尺，放过蛟龙也无妨。”今天，蛟龙不见得有，不过，大家还是网开一面，这叫作：“放过游鱼也无妨”吧。

作协评定职称时，记得你也在场。高教授说的那个场景，确确实实存在。这里有个典故，出自宋代一部名著《诗人玉屑》里。有个毛国英，以诗鸣世，一次经过岳飞驻兵之地。当时江禁正严，他被堵在外边，无法进去，于是，题诗一首，呈送给主将岳飞：“铁锁沉沉截碧江，风旗猎猎驻危樯。禹门纵使高千尺，放过蛟龙也无妨。”口气很大，以蛟龙自命。岳飞看过一笑，说：这是一位诗人，给他摆渡，送他过去。

王充闾

2001年3月16日

致沈阳文史馆

沈阳文史馆：

大函收读，感谢关注。值此沈延毅先生逝世十周年，忆及先生在日对我的指导与关心，临文濡笔，不禁凄然。附呈四首七绝，长歌以当哭耳。

程门犹记受知时，遗爱长存去后思。

十载人天悲永隔，一篇薤露悔成迟。

孤坟岭下雪丝丝，落木寒烟夕照时。

如此高才埋地土，从知绝物总难持。

（沈老墓在盖州青石岭侧）

书当快意常收尾，人到相知易别离。

解得庄生参悟语，浮槎终有落帆时。

想见先生旷世姿，弦歌绛帐最堪思。

临风不待山阳笛，独对沧桑唱旧词。

（此首系集沈老诗句）

王充闾

2001年3月23日

致省作协

省作协党组：

建立特约评论员队伍，对于提高全省文学队伍的思想理论水平，繁荣、发展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举行首次聘任工作会议，作为作协主席，我本应亲自参加，到会祝贺；但因近日身在南粤，实在赶不回去，只好遥遥致意。

窃以为，我们现在的使命，可以借用鲁迅先生《故事新编》中的四篇小说的题目来表述，一曰《理水》，一曰《铸剑》，一曰《出关》，一曰《奔月》。“理水”是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理顺现有工作机制；“铸剑”是挑战自我，练好内功，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创作水平；“出关”是考虑如何扩大影响，闯出山海关，冲向全国。我们不能满足于“螺丝壳里作道场”——只在省内圈子里转；“奔月”是发现、培养少数尖子，奋力攀登新的高峰，力争走向世界。这些要求，是双重的，既是对理论评论而言；同时，也涵盖了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学术研究等各个方面。作协主要是为他们创造条件，当好后勤，搞好服务。

我们应该树立雄心壮志，拿出真本领，狠下硬功夫。关键在于提高质量。应该看到，一定的创作数量，在帮助新生力量冲出“马太效应”的过程中，是必需的；但达到一定水准之后，质量就是绝对重要的了。如果只是在同一水平线上原地踏步，数量再多也没有多大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史的眼睛，只是盯着质量。

王充闾

2001年3月27日

致颜翔林

翔林先生：您好！

大札奉悉。

遵嘱，从散文集《何处是归程》中，拣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三十三篇文章，寄上电子文本，请披阅。

您拿出大量宝贵时间来撰写高质量的评传，使我铭感五内，也从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为我继续前进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我常想，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固属难能可贵；但又不能满足在这个层次上，还应勇于突破自己的窠臼，跳出固有的藩篱，争取层楼更上，别开生面。

拙作《沧桑无语》面世后，得到了很多赞誉，有人说它大气淋漓、铺张扬厉，有人肯定作者的史学功底和学养，有人认为它质量厚重、开掘得深。我想，如果再在这方面下些功夫，当然也会取得一些新的成果，但总会给人重复自己，原地踏步，“破帽年年拈出”的感觉，因而打算要开创一方新的天地。我想通过这本《何处是归程》，让人看到作者的一副另样的笔墨，亮给读者一个崭新的面孔。当然，这绝非易事，它不仅需要清醒的意识，需要勇气，也需要驾驭多样题材、娴熟多种手段的功力。

现在，摊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散文集，就内容看，可说有别于上一部，或者说有别于过去其他的集子，它偏重于反映童年生活，偏重于揭示作者的内在世界、心灵感受，有一部分专门写了文学艺术方面的闻人。从表现手法上看，比较柔细、活泼、从容、闲适一些，议论少了，白描多了；敞开自我，揭橥内心。当然，这种敞开是有节制的，注意到把持自己的情绪，不像有些少男少女那样披猖无忌，毕竟已经人过中年、渐进老境了。朱自清先生“淡装平步入中年”的诗句，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堪资自慰的是，通过这部散文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没有陶醉于固有的成绩，而是在不断地追求，力图有所创新（即使从上网、换笔等细微小事上也能看得出）。可以看出作者的心态、立足点，切实已从宦途中调整过来。如果说，《沧桑无语》反映的纯粹是文人的意绪；那么，这本集子则突出地显现了文人的形象，做到了回归自我，体认“本根”，反映出沧桑阅尽，人过中年的心境。这从淡泊自甘的心境可以看出，从落花情结、苍凉意绪可以看出，从文字的朴素自然也可以看出。

我过去在一篇散文中说过，事与愿违是常见的，有时要走向草场，结果却蹩进了马厩。原来设想的许许多多，最后究竟做得如何，恐怕也是很难说的。仓促中写下了这些想法，未必准确，随便谈心而已。有些什么需要我再提供的，望随时示知。

再申谢忱，即颂

教安！

王充闾

2001年6月16日

颜翔林，当代美学家，著名学者。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现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致越儿

今年中秋，恰与国庆节赶在同一天。重庆《红岩》编辑室主任、青年散文作家越儿（王英）发来邮件，说本世纪共有三次中秋、国庆两节赶在一起，下一次是2020年。相约到时再通音问，互道平安。

复函如下：

越儿：

你好！

三峡一别，瞬息经年，而当时诸位文友相聚采风情景，犹在眼前。

几年来，承蒙您的关注与支持，多篇文稿得以及时刊发，至为感谢。

您的问候来自巴郡，令人忆起一千多年前李商隐的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您的话，李的诗，都富有感召力和鼓舞力，前程在望，令人向往。只是到那时，我已是八十五岁的龙钟老叟了。人生多故，世路苍茫，究竟如何，却很难说。但愿每一次联系，传递的都是平安、顺遂的信息。

王充闾

2001年10月1日

附记

真是“世事茫茫难自料”，在我整理信函，看到这一邮件时，心头陡地一震。赐信人越儿离开人世，竟然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了。

从一位作家那里知道，越儿于2008年11月25日，从家里的十四楼跳下，不幸身亡。什么原因文友也说不清楚。大约也不过三十岁，朝花早殒，实在是太可惜了。

记得在《散文百家》杂志上，曾读到过她的一篇散文《“过客”与“归人”》，当时印象很深，便保留了下来。里面是这样写的：

已经等不及最后一面，浩就走了。这种时候总该有一场雨的，灵棚外的小路果然有些湿润。看望了她的家人，我和同学宏便在木桌上各自展开那些剪裁好的纸样，摆弄出一朵接一朵纸做的白花。那些惨淡的纸花，亦如浩。……“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按李白这种说法，浩做了“归人”，她这是“回去”了，回到她来时的地方。那里至少没有忧虑懊悔悲愁苦痛，因它们是一路衍生出来的，是后来的。这样一想，“回去”也没什么不妥，早晚大家都是要回去的。而当我们同为“过客”时，那时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人世的路我们是难得一同走一遭的，便要互相顾惜着，一起走过。先前我们是一道走了一程，因为各自谋了不同的事后来便分开了，这一分开就是失散多年。好容易打探来的消息竟是她的不幸：肝癌晚期。在这个崇尚叫喊的时代，病房里的她却始终咬紧牙关忍着，连生病的事都不曾告诉同学。而我们这些好端端的人，却在为路上的一些磕磕碰碰喋喋不休。甚至因为她对于自己的状态一向的缄默，我们就权当她是好好的，便还是各自上自己的路，就不曾想想她还在路上，她的悲苦。这样的冷漠，是有的，我们敢不承认？……

我们是不能再做这样的“过客”的了。我们起初来时的善良宽厚仁爱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既已带出的东西就要用一生来保管好，将来也是要带“回去”的，不然人家问起来：别人都有的，怎么就你的弄丢了呢？“回去”也得有个好交代才行。所以，若是手里拿着玫瑰，那就要心存有爱。给予了，自己也会手留一瓣心香的。若心生嫌隙，恐负重一生。释迦牟尼曾说：“只有爱可以止恨。”此生苦短，这一路彼此还要善待才是。

这番话说得很深刻，很透彻，也很伤感。现在看，何尝不是一番讖语，一份诀别词！

那年她在国庆节与中秋节发信时，还记怀着、企盼着2020年双节重逢，人天共庆；曾几何时，一切便都成了画饼！老者在而少者亡，悲哉！

王充闾

2013年11月30日

致牟心海

心海同志：

你好！

我经常以感激的心情，回忆履职宣传部期间你所给予的真诚的支持与帮助，钦服你对省内文艺界的了解之深刻、把握之娴熟、决策之审慎，并多有学习与借鉴，至今仍铭感于心，念念不忘。

二十年岁月倏忽飞逝，于今，我们都已步入了老境，彼此各从所好，各适其志，笔耕不辍，取得的成果也颇堪告慰。所不同者，以性情论，我们虽然都不喜欢热场，而你沉静寡言，更趋内向；而且，你由于身体一向健康，喜欢静坐书斋，或面壁沉思，迄无锻炼习惯。对此，我不是没有想法的，说得重一点，叫作“期期以为不可”。记得一次聚会时，我曾以长兄的口气，敦促你对此力加调整，越快越好。我还危言耸听地说，性格内向，已经有害于健康，若再不留意锻炼（特别是散步，有助于疏散忧思，平添乐趣），无异于“孤树加双斧”。你貌似平和，实质上，极有主见，甚至有些执拗，这我是熟知的。当时听了，你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出于尊重，未加驳诘，只是一笑置之。

出于感佩与关心，现在，我又旧话重提，还是要说，已过花甲之年，健康应该提升到第一位。尽管尚未养成锻炼习惯，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对老年人而言，最好是坚持散步。如果睡晚眠迟，早晨起不来，不妨晚上出去，好在此地空旷，远离车道，林木葱茏，环境甚佳。

你知道，我是天天早晨出去，风雨无阻的。日日穿行于公园中，随处所见，都是伸腰劈腿、大步流星、形形色色的锻炼人群。而最令我感动的，是这样四种人：

一个罗锅老太太，往那一坐就像个圆球，往前走，也像一个圆形的物体在艰难地滚动，可是，天天风雨不误，总是出来转游。

一个老妪已经高龄了，走路很困难，脚腿都蜷曲着，艰于挪动，但坚持锻炼不辍，而且，走过一段以后，总要找个横木或铁栏杆按摩腿肚子。

一对母女，母亲半身不遂，手总是捂住一侧，不能动，这一侧的腿也不太听使唤；另一侧的手拄着一个拐杖，强力地撑持着，艰难地摇撼着，往前迈着腿，极度吃力。女儿在一旁耐心扶持，有时由女儿架着往前走。

一个男子，白胖胖的，四十上下年纪，脖子上挂个小袋子，不知装的是不是钥匙？属于脑血栓后遗症患者，但每天还是往前艰难地挪动。看来，此人过去肯定是经常酗酒，爱吃肥肉。如果他能早些省悟，何至于此！但现在认识到了，“知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尚属可嘉。

看到这些人的顽强、坚毅的表现，我又兴起了给你写信的意念，希望你看过后，有所触发，有所感悟。

我在赞颂他们“生的顽强”的同时，也深深慨叹他们“活的艰难”，从而产生了一些感喟——人在未病之前，往往不知道爱惜自己，不知道珍视健康；人在未老之时，往往不知锻炼身体，不知提高生命质量之必要。而一经认识到了（这出自最实际的生命体验），便都极度地虔诚，极度地认真，最能坚持，极有毅力。如果当初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从那时开始锻炼，该何等有效呀，可是，有谁肯这样做呢？“老似名山到始知”，信然。人只有在得过一场大病之后，才会加倍地珍惜健康，知道健康之可贵。不过，一旦健康恢复了，便又胡吃海喝，饕餮大嚼起来。难怪一本书上说，人是一种健忘的动物。如果加以补充的话，人也是一种忘本的动物。

放怀纵笔，不知所云。

顺颂

春安

王充闾

2002年3月19日

致李东红

沈阳图书馆馆员李东红近日在学术研究中，涉及到清代军队的发展变化，以及政府对军队的控制问题，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东红：

你好！

近日写作历史文化散文，对于历史悖论问题屡有涉及。大函中说到清军的嬗变过程，我想，这里面同样也存在着历史悖论。

清朝入主中原初期，当时的军队主力是八旗兵；后来发生了变化，到鸦片战争前夕，绿营兵渐渐成了主力。对这两支军队，清政府都是有绝对指挥权的。那时的地方军政长官，上自总督、巡抚，下至提督、总兵，绝大多数都是满员大臣。可是，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湘军、淮军相继兴起，并且成为对付农民起义的主力军。这时，军政长官已由过去的满人全盘包揽而转向汉员大臣过渡；以致不通过湘军、淮军的督抚提镇，清政府已经无法实现对军队的指挥、控制。这样，实际上，满人对军队、对地方的武力统治已经明显地削弱了。应该说，晚清的统治，是在曾国藩为首的湘军的征战下得到维持和延续的，但是，维护的同时，恰恰是这种统治的实质性削弱。因为汉族军阀的产生与壮大，也正是由于湘军、淮军的勃兴引发的。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正是历史的悖论。也是满族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

王充闾

2002年6月9日

致石杰

渤海大学教授、作家石杰女士从90年代初就开展了对我的散文的研究，曾写过多篇评论文章；近期，又表达了准备撰写文学评传的意向。遵嘱，提供一些读书、学习、创作资料。

石杰教授：

您好！

谢谢您的关注。

承询有关学习、钻研西方文史哲著作的情况。应该说，从90年代以来，对此我就给予了充分重视。如您所知，我在治学方面，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就是相对于较为深厚的国学功底，现代知识积累，特别是西方哲学、史学方面的学问，显得薄弱、零碎。为了补上这条短腿，不得不奋力拼搏。这也是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更新观念、超越自我、防止故步自封、防止老化、防止僵化的有效途径。哲学方面，我读的并不很多，但都是那些拥有巨大原创性和思想影响力的作品，我想亲自到原著那庄严的圣殿去朝拜思想大师，通过经典解读，同他们展开开放式的对话。比较系统地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黑格尔的《美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西方的智慧》、丹纳的《艺术哲学》、卡西尔的《人论》等；还有一部重要经典，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在手，下步要认真读解。与此同时，我还通过西方文学作品间接地接受一些思想、观点，比如歌德的《浮士德》。虽然我不写小说，但西方各种流派的小说，我读得不少。为了扫除阅读中的知识障碍，我曾系统研读过一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对于各种思潮、流派事先有个概括了解，这样，在文学作品中再接触到就不陌生了，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读西方哲学，开始时还觉得有些枯燥，但学着学着，逐渐就产生乐趣了。记得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说过：站在岸上看船舶在海上颠簸是一桩乐事；透过一座堡垒的窗口，看下面战事的进展，也是一件乐事；但都不如站在真理的高峰，目睹下面的浮尘、迷雾、风雨飘摇那么心旷神怡。把握哲学的望远镜，俯瞰种种社会、人生，真是一目了然。

关于读书心得，下面摘录几段近年的读书笔记，有些是自己的感悟，有的则是读书的摘录：

2001.5.17　要走向人的内心世界，文学要“向内转”。应该启发对自己内心、对人性拷问的自觉意识。要注重文学创作的主体作用，自觉表现人的内心世界，自由开拓“内宇宙”的深邃领域。具体表现为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情绪的个体化、描述的意象化、主题的繁复化，从而使文艺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精神生存状态。“向内转”的结果，有助于回归文学本体，使文学向自身内部规律转靠；有助于深入剖视文学的主观因素的构成，以及摆正文学在审美关系中的本体位置。人类逃避对自己的拷问似乎已成为本能，成为一种难以克服的心理。因此，将笔触伸向人性深处、指向内心，这是一种珍贵的文学品质。可以说，这种“向内转”的文学倾向，是长期以来残缺的、异化的文学向全面的、本真意义上的文学的回归。

我的期待是用有限的笔墨说些同无限相关的事。我所追求的是文学的超越意向——越过眼前现实的种种具体形态，追问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有时也需要借助形象，即在呈示形象的同时呈示一种更高的精神指向。而更多的作家则直接关注现世生活同肉体之躯相关的各种事务，关注这些事务所生发的种种状态，就是说，他们并不在意从纯精神的意义上关注人的灵魂安置。

2001.8.2　重视生命体验。生存的困境是思想者的摇篮。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在生命的挑战中诞生的。思想的产生与思想者的生命投入有直接关系。当然，一个作家即使有过生命投入，经历过沉重的苦难，也不见得就能写出好的作品来。有经历，还要有感悟，而且感悟是关键。把苦难反映到文字中去，未必就是文学，但如能从多种视角来审视苦难，并能对苦难进行形而上的思索，这些体验就可以化作思想和情感的资源。生命体验与心灵体验有所不同，生命体验带有生理性质的经历，而心灵体验则纯粹是心理性质的。有了生理性的切肤之痛，才能有铭心之悟、血性之文。

史铁生与陀思妥也夫斯基是这方面的典型。史氏因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而获得了超凡的思维能力；因失去了空间而获得了时间。易言之，在自己的思考里，获得了自己的空间与时间。地坛、寺院的清疏简淡、沉静空旷，使他疲惫的灵魂寻到一处温暖可亲的憩园。人不一定非要脱离红尘，只要获得一种新的时空，同样可以在形而下的生活中专注形而上的思考，参透人生的真谛。行动在静止中，思维却高度活跃，开展那种个体对于宇宙、有限对于无限的对话。关键在于必须找到一种人与自然、人与心灵对话的契机或场所，如史氏之于地坛。到了那里，思想便能聚拢起来，便能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把自己从头到脚、从小到大想个透彻，想个明白。

2001.9.6　正确地认识自己，警惕成功的陷阱。看了茨威格《昨日的欧洲》，其中有一段至为精辟的话，使我清醒，使我戒惧：“人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影响。头衔、地位、勋章以及到处出现的本人的名字，都可能在他们的内心产生一种更大的自信与自尊，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来达到他们那种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吹嘘起来。”这是什么？就是异化。我的那篇《挑战自我》，就是在这之后即兴写出来的。

2001.12.14　读了尼采之后，加深了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尼采认为，艺术比真理更为神圣，艺术是生命的本来使命，艺术是形而上的生命活动。在尼采眼中，生命是通过艺术来自救的。艺术可以称之为生命最伟大的动力，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他要通过艺术把人生变成审美的人生。在这方面，尼采与庄子有共通之处。尼采提出一种超越痛苦的具体途径，认为只有艺术的方式才能实现对痛苦的超越，强调以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去对待生存活动。这使我想到了屡遭厄运的古代文人李白、苏轼。他们就正是通过艺术创作来解脱痛苦、超越苦难的。

尼采对比了历史上的三种人生观，认为唯有希腊人的艺术化人生才是正确的道路，生命只能通过艺术才能得以拯救。用尼采的话说，艺术可以看作是生命的最高使命，是生命本来的形而上的活动，通过艺术可以悲剧性地表现人生，从而在痛苦中感受到人生的欢乐。卡夫卡也是这样。对他而言，艺术创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爱好，它是压倒一切的，是他生活的意义所在，是他的存在方式。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向了创作，他说：“我恨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

2002.1.24　脑袋逐渐有些开窍，拓展了艺术想象的空间。开始认识到，意义世界是无穷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许多种存在的可能性，文学的意义就是勘探这些可能性，形成诗意的世界。学术和知识能丰富人性，能使人的内心更加广阔、更加充实。但是，太沉溺于学术，也会使人丧失想象能力，丧失人性的光泽。所以，在拥抱知识的同时，必须善于穿透知识，冲破知识的樊篱，这样才有望释放出丰富的想象能力和人性的光泽。

2002.2.5　加深对现代社会中保持人的个性的重要意义的认识。现实生活中，各种传媒对群众情绪的引导与判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大量的信息经过现代广告术的挑选、放大以至扭曲失真，使个人无法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实际情况加之以有效地判断，于是，形成了为一般人所信奉的大众社会的重要信条：“多数人所赞成的总是正确的。”结果把自己的判断丢个精光。对某种商品的抢购就是这么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成了一个平均数。海德格尔说：“平均状态是普通人的一种存在状态的性质。平均状态成了现代人的基本状态。”至于个人的独立思考与判断，根本就不存在了。海德格尔还说，在大众社会中，公众的意见主宰一切，而任何优秀人群的思维活动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了。“因为公众对有水平、真货色同平庸而琐屑的差别已经毫无敏感。公众意见使一切看不分明，并把如此不分明的一切，当成众所周知的东西与人人可以达到的东西。”其结果，一是使得一切不同凡响的、独立的、优秀的、确有水平的东西，都被公众的不理解而造成的冷漠，或自以为理解而造成的愤怒，所压制，所扼杀。二是使人逐渐地迷失本性，这也就丧失了人的尊严，于是，人成了工具而不是主体，行为成了过程而失去目的性，生活成了金钱交易的市场，这正是当代社会中丧失了共同存在意义的人们的一种实际状态。

信写得太长了。有关历史方面的学习，容后续谈。

即颂

学安

王充闾

2002年12月8日

致石杰

石杰教授：

您好！

前信着重谈了学习西方哲学的情况与心得体会，这次想从西方史学这个侧面做些补充。

说到读史，我在八年私塾中，接触最多的可能就是历史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这些标准的史书不必说了；即便是那些经书，按照前人“六经皆史”的说法，应该说，那也属于广义的历史。

我国有悠久的、十分发达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过去的所谓正史，基本上是王朝更替的记录、帝王将相的家谱，除战事外，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风俗史记载得不多，据此难以看清历史的真实面目；而且，大量史书中载事不见人，只注重历史事实与历史过程的记述，着眼的是历史的客体。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通过学习哲学，掌握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以后，分析、研究历史问题有了科学的方法，而西方史学的研究，又帮助我开阔了视野、扩展了眼界。这样，深化或更新了下述一系列认识。

——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的选择性里有历史偶然性的因素；而说到历史的必然性，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不可避免性。重视历史的选择性，其最大意义在于，有利于强调每个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避免把历史的必然性曲解为历史宿命论与不作为主义。

——历史的进步与倒退。以往历史理论一味强调历史是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种历史观容易导致人们对历史进程抱着盲目乐观的单向思维，很可能对历史逆流放松警觉。我国的“文革”十年，就是历史的倒退。

——历史合力与个人作用。历史发展的合力系统，是恩格斯对历史动力的经典阐述。这种合力中，既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基本动力，也有与其相联系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作用，例如意识形态的强大反作用力等等。历史合力模式，既把历史上大人物对历史发展的正负作用包含其中，也把每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对历史的选择性囊括在内，凸显了每个历史参与者在历史选择性上的主体作用，肯定了每个人独有的主体价值。

——过去总是认为，对历史的认识应当有一种最终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唯一正确的结论。其实，作为人类的活动，历史与自然界不同。自然界与人有着本质的界限，而历史上的人类活动，除了作客观的考究之外，还必须借助认识主体自身的人生经验去进行体察。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认识主体的概念体系和参照系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离开主体的人生体验，也就根本认识不了历史。这就决定了即使在同一时代，可以说，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对历史的理解。

——历史的决定因素不止是一个。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复杂的多种关系的结构体，支撑和推动这个机体的是人，而人出自其本性有着并列的多方面的要求，绝不能归结为单一的物质满足。除了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要求，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追求真善美，于是以审美的形式创造了文学艺术；人们有了人格和尊严的观念，于是产生了伦理道德；人们有探索、求知和展现自我的欲望，于是产生了教育与科学；人们有心灵上的困惑，需要宁静与净化，于是形成了宗教。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性的产物，都植根于人，为人所必不可少，都是社会关系结构的独立方面，并使社会得到必要的调整和演进。物质生产无疑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它不是社会演进的唯一因素。它对其他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影响，不是单一的因果性关系。人的其他活动和关系，有其自身的独立根源，各自发挥着不可代替也不可缺少的作用。只有将所有这些关系系统调制成一个整体，才能使社会健康发展。

等等。

通过接触法国史学各派的理论，包括新黑格尔派史学、年鉴派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加深了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克罗齐认为，历史知识是思想的产物，是过去时代的活的思想，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它只存在于历史学家对它的思想认识之中。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史，是人们思想活动的历史，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猛烈地批评“剪刀加糨糊”式的传统史学。关于年鉴派史学，我读了两部代表性作品：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保罗·利科的《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布洛克强调理解重于评判。他认为，“史学家不应该以法官自命”，而“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对解释失去兴趣”。他有一句名言：“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而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就难以理解任何现象，“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布洛克强调，“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并不因其对现实的懵然无知而有所减色，而一个史学家，若对周围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漠不关心，那么，“应该称之为古董迷”。

美国新历史主义，以斯梯芬·格林布莱特和海登·怀特为代表。一方面是历史学的视野从以重大政治事件与人物向特定阶段的普通事件、普通人物拓宽；另一方面是旧史学的实证主义、历史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历史相对主义倾斜。怀特否定了人们可以通过历史文献把握正确无误的历史真实的“天真”想法。在他看来，任何理解与阐释都不能超越历史的鸿沟而求得原意与原貌，也就是说，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可复原的。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一切历史意识的切片都是当代阐释的结果。

拙作《沧桑无语》中有些方面吸收了上面谈及的一些观点，克服了旧史学研究中的积弊，呈现出新的气息，但总体上还是坚持了唯物史观，这是确定无疑的。

两次通信，概括地介绍了我十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哲学、史学的大致情况与心得体会（包括一些读者摘记），对于您研究分析我的历史文化散文和撰写文学评传，或能有些参考价值。

王充闾

2002年12月19日

致祝勇

祝勇先生并出版社编辑先生：

按照您们的提议，我初步设想，写一部表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各种生存状态的历史文化散文。初步计划写作十篇，每篇以一个人物为主线，集中揭示一种带有典型性的道路抉择与价值取向。每篇大约一万字，各配图片四五幅。

下述文章按构思先后排列，最后成书时的顺序另定。

一、写曾国藩，题目为《用破一生心》。从人性、人生的层面，写曾国藩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立德立功立言的追求，费尽心机，左支右绌，十分可怜、可悲。要立功，就得时刻提防着功成遭忌、“兔死狗烹”的下场；而要当圣人，又得无时无刻不戴上人格面具，装腔、作伪，难得片刻消闲。结果，最后活活地累死。

此文已完成。拟配曾氏便装像、朝服像各一幅；选曾氏家书（能够表现文中思想内容的）书影一幅；曾氏手书对联一幅；另拟选一幅曾氏墓园。

二、写骆宾王，题为《夕阳红树照乌伤》。以我为义乌市骆宾王纪念馆拟的一幅对联（“露重风高，一檄雄文沉巨响；潮残月落，三生老衲向孤檠）为线索，写骆宾王的轶群超凡的文学天才，耿介拔俗、刚直不阿的品格，炽烈的正义感和惊人的勇气，并笔端饱含深情，哀悯他那充满着悲剧性的不幸遭遇。

此文已完成。拟配骆宾王立身的塑像一幅；对联照片一幅；骆宾王墓照片一幅；骆氏宗谱书影一幅；《骆临海集》书影一幅。

三、写李白，题为《两个李白》。我认为，解读李白具有典型意义，因为他的宏伟抱负、从政情结、傲岸品格、诗人气质及其个人际遇所带来的悲欣苦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心态，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性。他渴望登龙入仕、经国济民，有一番大的作为，却又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论他的本性更接近庄子，张扬个性，强调自我，这和仕进追求可说是南辕北辙。结果就处处遭受挫折，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之中，产生强烈的心理矛盾。还是庄子的超越意识和艺术精神解救了他，痛饮狂歌、登高长啸，使内心的熬煎得以暂时缓解，情感能量获得成功的转移。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李白，一个是现实存在，一个是诗意存在，两者相互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展现了人生的无奈和深刻的悲剧性。

此文已经有了初稿，拟重写。拟配一幅李白画像；李白书法一幅；当涂青山李白墓照片；《太白醉酒图》画一幅。

四、写庄子。集中写他“不为有国者所羁”的渴望自由、独立的思想和诗性人生。（以前写过这方面的散文，那是围绕明代皇帝对待功臣展开的，以庄子作衬托。这一篇集中写他的诗性人生，写他与老子不同之点，写他对我们培养自由心态的启示。）

配图较难。拟配一张庄子的画像；《庄子》书影；配一张有关庄子的画（如蝴蝶梦、濠梁观鱼、鼓盆作歌等）。

六、写严子陵的避世。通过写他的避世思想和隐逸人生，揭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出路。

拟配画像一，严子陵钓台照片一，《严光传》书影一，张大千书法并钓台诗一。

六、写陆游的梦。他一生有许多抱负，均未能实现，于是全寄托在梦境中。这既是一种慰藉，又是一种悲哀。对于古代有奇志、有抱负的士子来说，颇有代表性。

拟配陆游画像一幅，陆游行书字帖一幅，沈园图一幅，沈园壁上陆、唐《钗头凤》题词各一幅，宋刊《剑南诗稿》书影一幅。

七、写徐文长的个性——中国的凡·高。写他的旷世才华，性格悲剧，不入牢笼，冷眼热心。

拟配他的像一幅；配他的三幅画、一幅字。

八、写袁枚的诗性人生及人生道路的主动选择。写他的复杂个性特征，既有看轻富贵功名、主动抛离仕途的超拔的一面；又有好名求显、巴结权贵的庸俗的一面。作为一个作家、诗人，他的文学主张是进步的；当然，在诗文内容方面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复杂的个性。

拟配画像一，配《随园诗话》、《小仓山房诗文集》书影各一幅，随园绘图一幅。

九、写李贽昂藏卓荦、落落不合于时的悲剧人生，写他晚年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困境。

拟配画像一幅，通县墓园摄影一幅，《李卓吾批评〈水浒传〉》和《藏书》书影各一幅。

十、写康熙朝的文人官僚高士奇的丑态人生——虚伪、趋附、作假等各种丑行和思想。寻找一幅画像、一幅书影、一幅书法照片。

以上仅是初步考虑，写作过程中肯定会有所增减，某些篇章也可能会另起炉灶。上述构想是否得当，请加审核。

王充闾

2003年3月12日

致林非

我在抒情散文《碗花糕》中，引用了《浮生六记》一书，错将作者清人沈复误为明人。后经著名学者、散文家林非先生指出，感与愧并。前人有“一物不知，学者之耻”的说法，吾辈常人固然不敢以此自矜，但像《浮生六记》作者这样并非僻典的事物，竟然出现“硬伤”，实在说不过去。因此，在感愧的同时，向林先生致信称谢。

林先生钧鉴：

承蒙指点，感愧何似。先生为学术界、文学界巨擘，对我一向关注、栽培，令我永生难忘。还望今后继续予以关怀，经常有以教我。

举一隅当以三隅反。从这次失误中，我切实反思了自己治学粗疏的缺陷。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写作一定做到：

（1）写文章，用成语、古词语，定要查清来龙去脉，防止望文生义。

（2）读书遇到生疏的词语，务必弄懂，不可轻易放过。

（3）挑毛病，指瑕疵，要反复斟酌，找出足够根据。

（4）凡属引证，一定要查对原文，弄清上下关联，然后再用；不能轻引人家的东西，那样容易断章取义。

关于这篇散文，我要学习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的做法，在改正的基础上，还要搞个附记或者写篇文章，公开承认纰误，把它公之于众。

程先生在《程千帆选集》中收有《从唐温如〈题龙阳县春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一文（写于1980年）。当时引起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对唐温如及其诗句的注意和喜爱。文章开篇写道：“唐温如这篇诗，是我读唐诗时偶然注意到的。他是属于《全唐诗》所谓所考之列的作家，但这首诗本身却证明，这位今天我们对其生平一无所知的诗人具有很独特的艺术构思。”

正文后有一篇附记：“唐温如生活于元明之际，并非唐人，陈永正先生曾著文考辩，所考可信。”附记最后一段说：“因为不想掩饰自己读书不多，见闻鄙陋而造成的失误，没有对已发表过的文字再加修改，读者谅之。”

据查，中山大学陈永正著文指出千帆先生之失误时才四十多岁，可说是青年学者，而程先生已是誉满天下的学术权威。但他遵循“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当众承认自己的失误，还修书寄陈永正道：“读大著辨唐温如年代文，极佩卓识。”这是对学术的尊重，也是对后辈的鼓励。

敬致

谢忱

充闾

2003年4月29日

致李东红

李东红来电话，咨询一个问题：“有些朝代本来是轰轰烈烈的，像辽朝、西夏，怎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原因何在？”

由于问题比较复杂，特以函件答复如下：

东红：

你好！

电话中说到辽与西夏“兴勃亡忽”的问题，其实，这两个朝代历时都比较长，辽朝建立于916年，灭亡于1125年，历十二帝，二百零九年，如果算上西辽的九十年，时间就更长了；西夏建国于1038年，极盛时期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内蒙古西部以及新疆部分地区，先与北宋、辽鼎峙，后与南宋、金并存，1227年亡于蒙古，长达一百九十年。

它们之所以留给人们的印象比较淡漠，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记述的，基本原因，或者说核心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文化留存。要说政治建树、疆域开拓，军事争伐，不见得比其他朝代差；而且，西夏还留下了那么多帝王陵寝，可谓辉煌夺目。但是，由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很薄弱，文化方面没有骄人的成果，所以，就觉得什么也没有留存下来，给人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感觉。

反过来，你看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总共不过五十几年，可是，人们却觉得无尽无休，热闹非凡，就因为当时斗争激烈，矛盾复杂，英雄、奸雄辈出，各色人等应有尽有，共同斗智斗勇，闹得沸反盈天。可见，一个朝代给予人们的印象是否深刻，未必和这个朝代的历时长短成正比例；往往同当时事件的密集程度、有没有震撼人心的人物角色有直接关系。

而文明的发达与薄弱，特别是文化积淀的形成，又和这个国家、民族的语言文字直接联系着。西夏语是一种死语言，亡国后再没有流传、使用；文字在西夏王朝的官私文书和民间交往中曾经广泛应用，留下了许多文化典籍，包括官私文书、法律典籍、买卖契约，还有文学、历史著作，以及崖画、碑刻、岩画等，但是，未能很好地保存下来，散失得非常严重。历经数百年，随着党项族的被融合而逐渐消亡，这样一来，西夏的文字最后也成了死文字。其文学作品创造性不鲜明，主要是模仿汉族的，没有反映出党项民族本身的特色。在那里，科举制度实行了八十多年，主要是适应西夏社会发展的需要，巩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统制，除了推行政治、军事，在文化上没有更多的建树。而在元人修史时，西夏又被排斥在正史之外；加之，大批珍贵文献又未能很好地保存。一直到了清代乾、嘉以后，一些学者才开始撰述西夏志，有的未能完成，有的完成了未能刊刻传世。清代中期有一部《西夏纪事本末》，这是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但到了1825年才刊布于世。这也是令人淡漠、遗忘的一个因素。

辽朝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奴隶制色彩的封建国家，契丹贵族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斗争特别激烈，兄弟相残，父子交恶，母子争斗，夫妻血拼，逆臣弑君，特别是宫闱里的血腥惨案，一幕幕、一桩桩贯穿于辽朝的始终，至今犹彰彰在人耳目。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一个发现，每次中原王朝打败草原部落，都恰恰是这个草原部落处于衰落或严重内讧的时期。辽朝和西夏的覆亡，都充分证实了这一论断。

王充闾

2003年5月3日

致孙昌武

昌武先生：

您好！

来电收悉，谢谢您的鼓励与帮助。

我们相识、相知于青年时代，您之于我，谊兼师友。从您身上，我找到了榜样、找到了标杆，也获取了源源不竭的治学的方向和动力。这次津门的五天聚首，应该说，得益最多的还是我，不仅学到了知识、智慧，而且懂得了许多做人的底线和做学问的门径。比如，您三十年来，基本上是围绕着唐代文学、围绕着宗教特别是佛禅来开展学术研究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清人曾世霖有言：“学问尚精专，研摩贵纯一”，“专力则必精，分途恐两失”。从您的成功经验中看出，此实为千古不易之论。

我在这方面就差得远了，虽然三十年间主要从事散文（后期着重于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但终嫌题材领域涉猎过宽，许多方面浅尝辄止，结果事倍功半。比如，为了写作一篇《用破一生心》，我不仅认真研究了曾国藩全传和晚清的历史，还通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浏览了大量关于他的评论文章。可是，只写了一篇七千字的散文。投入多，产出少，效益不佳。还有，为了写作散文《青山魂梦》、《他这一辈子》，对于李白、李鸿章的身世、思想、修为、取向，也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进行研究。如果能够抓住一个重心，深挖下去，开辟出多个“掌子面”；那么，“矿产”就可观了。尽管现在有所领悟，为时已晚；但“失晨之鸡，思补更鸣”，总会有些许收获的。您的诸多诲示，我将永志不忘。

顺颂

大安

充闾

2004年4月19日

孙昌武，著名学者、著名佛学专家，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致孙昌武

孙先生：

您好！

准备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稿《散文激活历史》已大体完成，努力压缩到一万三千字左右，这样，两个小时可望讲完。只是，稿子还比较粗疏，心里把握不大。过去大部分精力，用于闷头写作历史题材的散文，至于究竟有些什么心得体会，积累了哪些规律性的认识，一向缺乏深入研究。这类话题，作家与评论家们说得也不多，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较少；而深入剖析、概括、综合，又非我之所长。勉竭绵薄，力有未逮，深恐“举鼎伤膑”之讥在所难免也。

“妆罢低头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如果先生时间安排得开，又多少有些兴趣，能够提前看看，给些指点，实为我之至盼。

充闾

2004年4月19日

致石杰

石杰：

你好！

大札奉读，知你近期集中钻研西方哲学，并多获教益，为祝为颂。

晨起看崔永元制作的《电影传奇》，感慨颇多：

（1）世间最是残酷无情的，不是刀兵水火，不是饥寒疾疫，原来竟是那静悄悄、软绵绵、来无影、去无踪的悠悠岁月。曾几何时，昔日的花容月貌，绝代佳姝，耀眼明星，如今已经白发苍苍，皱纹满脸，老而且丑，令人不忍卒睹矣。

（2）但他们毕竟还是幸运儿。通过先进的艺术手段、科技载体，将她们的靓丽形象、动人风采，留将下来，传之千秋万代。世间又有多少人，或者因为没有这种成就，或者即便有了成就，也已踪迹全无，永远被岁月沙尘湮没，他们又该是何等不幸、多么悲哀啊！

（3）要想不被岁月戏弄，无情抛弃，倒是早死为好，那就永远留下一张年轻、英俊的面孔。王勃永远是二十七岁的英俊青年，周璇定格在三十七岁，永远风流倜傥，永远光彩照人，永远是叫天云雀、金嗓子。古人说，寿则多辱。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

（4）小崔手持一把锋利的尖刀，硬是把这些本该掩藏起来的私密翻腾出来，看了令人伤感，但又避不开诱惑，伤感也还想看。

哲学能让人透过现象认清本质，也是一把解剖刀。祝你思考得更多，认识得更多，解剖得更多。

王充闾

2004年7月31日

致黎枚

黎枚：

你好！

你在信中说到做学问的路径，我缺乏这方面的体验。前几天，在沈阳师范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听了国内有些学者的发言，受到一些启发。

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而题目都不太大，所谓“宏大叙事”的很少。一位学者的研究课题，是《人民文学》几十年的走向；另有一位专门研究学科“边缘化”问题；还有一位的题目是：《谈谈“对话”》，他有这样一个观点：在对话的世界里，一切都相对化，不存在绝对真理，也无所谓凝固的思想与学说。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突然记起了朱熹的一首诗：“步随流水觅真源，行到源头却惘然。始信真源行不到，倚筇随处弄潺湲。”溯流而上，寻觅溪源，以为到了源头就会看到，所以心中充满了憧憬；可是，所谓源头，实际上只是几股细流汇合之处，它的真正源头究竟在哪里，人们找不到，因此，又有些惘然若失。黑格尔老人说，矛盾引导前进。人们就像追寻溪流的源头那样追求真理。——真理有如溪流的源头，实际存在着；但它同样需要永无休止地去追求。

当然，如他所说，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研究者来说，主要是找准视角，提出问题，也不一定都要得出固定的结论。

王充闾

2004年9月20日

致孙昌武

孙先生：

您好！

前几天我去了营口，昨晚返回，读到了你的邮件，非常欣慰。

您讲得特别好，针对性很强，可说切中肯綮。长期以来，我写作散文，总是对两个问题处理得不够理想。一是文笔放不开，写得比较紧，不够从容，缺少波澜，不能舒展自如地信笔抒写，没有“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潇洒气度。这当然是个性拘谨和缺乏才情使然，也和长期从政有关，规行矩步惯了，养成了格式化、正规化的毛病。二是文中叙事过于集中，不善于在交代历史背景中夹杂着议论、抒怀。这个毛病的产生，与前一个方面也有关联。总之，文章读起来，令人觉得缺少变化，缺少灵气。

您推荐的韩昌黎的《张中丞传后叙》，夹叙夹议的写法实在高明。此文从前也看过，印象不深；现在经您点拨，“带着问题”来读，就觉得切中要害，颇有收获。联系到那篇陈（梦雷）李（光地）纠葛的文章（指拙作《灵魂的拷问》），就觉得交代事件经过太集中了，化解不开，以致显得有些沉闷、壅塞。

两方面的缺陷，您点得都非常准确，我已把邮件全文下载，打印出来，今后要放置案前，细心揣摩，同时多读一些范文，力求补偏救弊，有所改进。还望日后经常联系，时时有以教我。

充闾

2004年10月4日

致周立民

立民先生：

您好！

收读复函，至为欣慰。感谢您与陈思和先生的殷殷垂注。

陈先生年富力强，灵心四照，眼界开阔，思致深邃，实为一代学人中之翘楚。虽然暌隔南北，没有条件像您那样幸获亲炙，但私衷仰慕已久。异日如有沪上之行，自当亲接风仪，借聆清诲。

从2001年年初卸下政务之后，我已能专事创作与治学，得遂平生夙愿。省作协那面，我基本上是“尸位素餐”，去的不多。每年除以少量时间出外转转，一至两次去天津南开（兼任那里的客座教授），其余时间都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写作，其乐亦融融也。

望以后经常联系。陈先生处代为问候。

王充闾

2005年3月31日

致孟繁华

繁华同志：

您好！

这两天，我一直在看《马大帅2》，那里面许多“逗哏”的笑料，往往令我笑得合不拢嘴。按说，以我的个性与素养，与此本不相协调；无奈，人们总是在紧张的思索、劳作之余要消遣、要调解的。而要消遣，又只能面对这类节目，选择的余地并不很大。

我们这个民族素以丰饶、富有的精神文明称雄于世，我们原是有过许许多多清新、雅致而又令人动情动心的作品的。比如，上世纪30年代那些散文、小说、戏剧、电影就是。今天早晨我照例看了星期天的《电影传奇》，在《马路天使》中又听到了周璇那“金嗓子”的“天涯海角觅呀觅知音”和“春季里来绿满窗”等歌曲（周璇主演的电影的特点，是每片中必有歌曲，而且，一经歌唱就广泛流行），是那么悠扬悦耳，那么婉转动听。可是，从我一参加工作、走进社会，就被告知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不能观看，不准观看，更不要说欣赏、赞誉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于是，我们就让那类粗俗不堪的乱侃或者武侠之类的打斗充斥银幕、满坑满谷了。粗俗到什么程度且不去说，单看银幕上字幕的错别字，就令人瞠目结舌。范伟拽文说了个“三顾茅庐”，字幕打成“三共谋”；赵本山说个“天生丽质”，而屏幕书写者不懂得是哪几个字，结果就成了“天生立志”。真是呜呼哀哉！

不过，也应该承认，作为一个民间艺术家，一个难得的人才，赵本山确有其独到之点、过人之处：

他在沈阳中街剧场开办刘老根大舞台，已经两个年头了。小品专业作家崔凯曾建议他，请几位专家帮助这些二人转演员提高一下演出质量。赵本山却说，这些民间艺术不能让专家指导，否则就把二人转整变味了。过于艺术化的东西，容易和观众拉开距离，不如现在这样“毛边水茬儿”的演法让观众感到亲切，觉得过瘾。由于这些演员都是土生土长、带有泥土味的，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就是观众，因此在演出中，能够按照观众的口味，不断地进行调整、提高。反过来看，有些专业艺术团体为什么不受欢迎？并不一定是艺术水准问题，而是由于脱离了本土，脱离了自身实际，脱离了大众的文化需求。这使我想起了艾莫逊在《依靠自己》一文中所说的：“尽管宇宙充满了至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在属于他的那块土地上付出辛勤的劳动，他也就不会得到丰收的果实。”

一篇报道里讲，赵本山对剧本的要求十分特别，基本上不管什么编剧技巧，也不刻意追求什么语言包袱。看剧本他先找感觉，他说：“不能让我的脚够不着地，飘起来的戏肯定不好看。”、“脚够不着地”，也就是离开了生活基础。他认为，情节可以虚构，但不能虚假，一旦虚假了，观众就会不信任。特别是塑造人物，一定要有生活基础，哪怕是一句台词，不符合人物身份，他也不接受。他说。艺术最重要的是让人感到真实；喜剧也要真实，把握分寸，胡闹不行，一闹过分了就失去分寸。不可信的东西，肯定不好看，也不美。

赵本山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平民演员，无论头上有多少光环，他都会真诚而坦然地说：“我是个农民，领了一帮农民，排了几个给农民看的戏。”他最反对演员摆艺术家的架子，经常告诫徒弟们：“好演员都是群众捧红的，你们怎么尊重我，就应该怎么尊重观众。聪明的演员都把观众当祖宗一样恭敬。”他到刘老根大舞台去看徒弟们演出，观众发现他，有时会喊：“老赵，给咱整一段呗！”一般情况下，他都会上台表演一段，决不断然拒绝。

就冲着这一点——“把观众当祖宗”，赵本山也是不同凡响的。可以说，这是他的成功的秘辛。

赵本山坚持要走自己的路，其出发点与着眼点，是不能“双脚够不着地”——脱离普通民众；其实，若是从艺术发展规律、艺术人才成长路径上来研究，也是颇有道理的，非常可取的。西方有一句响当当的名言：“成为你自己。”瓦瓦特·拉雷爵士说：“我写不出与莎士比亚相媲美的书，但是，我能够写一本是我写的书。”戴尔·卡耐基说得更为透彻：发现你自己，你就是你，记住，地球上没有和你一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你是你的经验、你的环境、你的遗传所造就的你。无论好坏与否，你只能耕耘自己的小园地；不论好坏与否，你只能在生命的乐章中奏出自己的音符。

由于对这类问题感触太深，说起来就一发而不可收了。还是就此打住。

王充闾

2005年4月26日

孟繁华，文学博士、文艺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致孙昌武

孙先生：

您好！

收读邮件，知一切顺遂，甚为欣慰。

今年以来，我一直比较忙碌，开始是筹划《作品系列》的出版，现已陆续付印。从过去十几本散文随笔集中选出若干篇，梳理出七本来，共一百五十余万字。其中有两本历史文化散文，一本往事钩沉，一本游记，两本随笔，一本诗词。待印出后，即封好奉上，敬请指教。

2月末，在宁波参加过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后，先去了上虞，看了白马湖和春晖中学，寻访了王充的墓地，还有谢安携妓高卧的东山。然后转赴福建龙岩地区，在长汀罗汉岭前看了瞿秋白的就义地，又看了永定的土楼。我想就《多余的话》写篇东西。

3月中旬，应邀去韩国光州参加一项文化活动，顺便访问了《春香传》所据原型南原市有关遗迹，并访问了《漂海录》作者崔溥的诞生地和墓地。崔溥，字渊渊，号锦南，朝鲜端宗二年（1454年，明景泰五年），出生于一个儒士家庭，父亲崔泽为李氏王朝进士。崔溥幼承家教，学识渊博，二十四岁进士考试合格，直接进入成均馆研修学问；二十九岁文科及第，从此步入仕途，先后任司宪府监察、弘文馆修撰等职；官级五品，属于朝廷近臣；官声、民望甚佳，特别是由于三十五岁那年，有过一次意外的沧波蹈险、壮游天涯的经历，归来写出一部日记体裁的富有学术价值的传世名著《漂海录》。我正在就此写一篇文章，成稿后还要发给您请教。

4月中下旬，应河南之邀，去洛阳参加了牡丹花会，又去了周口、许昌、南阳、商丘、鹤壁、三门峡等地。收获最大的有三：一是访问了传说中的老子、庄子等的遗迹，有助于研索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命运；二是汉代南阳人才群落的产生以及南阳汉画的神话学、艺术学价值；三是淇水、溱水、洧水，都是《诗经》中屡屡提及的地方。而那时，这所谓郑卫之地乃是思想最开通、民风最古朴，却被圣人说成是“郑声淫”、“靡靡之音”的所在。其他还有关于纵横家鬼谷子以及孙膑的研究，关于中州文化传统及南宋而衰亡的现象，也都很有学术价值。如果这期间没有其他事情干扰，我真想以“中州行脚”为总题写成一本书。

充闾

2005年5月5日

致孙昌武

孙先生：

您好！

奉手教及两部赠书，多谢，多谢。

对于先生深湛的学术造诣，我一向极表赞佩，仰止之情，难以言表。

我尝言：有些学术著作，纵令写不出来，还可以伏案苦读，穷其究竟，而对于先生的佛学著述，只能用孔门弟子赞颂夫子的话“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来表达了。鲁迅先生当年刻印过《百喻经》，我也曾看过他的分析，但只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尝其一脔；至于其中佛学真谛却少有悟解。当然，如我之鄙陋也并非个别现象，诚如先生所言，对于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当代学者在季、周、饶等之后，后继者寥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在于文化传统之断裂。如果说，宋代史家于宗教往往疏略，“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那么，今日之学界岂止意执偏蔽、识见狭陋而已！连起码的基本功都不具备。斯文扫地以尽，令人言之痛心。难怪网上对于清华大学校长接待台湾政要的举措失当、传统文化功底的浅薄的抨击，是那么激烈。联系到台湾不承认大陆的学历，你清华校长尚且如此，学生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相对地看，《诗苑仙踪》一书要容易读一些，我正在看。此书对我，尤其切用。

充闾

2005年6月6日

致少儿社编辑

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同志：

遵嘱，对下述两组文字作了点评，送上，请审阅。

点评《一片绿叶的回忆》

在一篇不足五百字的短文里，作者巧妙地运用有关绿叶的一则故事（源于欧·亨利小说《最后一片绿叶》）和一段格言，刻画出一位普通女教师的高尚情怀，构思奇特，叙述也比较集中，开头、结尾都很别致。

其实，文章还可以写得更精炼一些，比如，后面既然交代了王老师“送给我一张照片，背面画着一片绿叶”，头一段“翻看照片”、“看到一张照片上画着一片绿叶”等叙述，就显得重复了。如果改为：“在我的记忆里，一张画有绿叶的照片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既与“树根一样牢牢地扎在心里”相呼应，又点出了题目。第二段对主人公的介绍也有些啰唆，仅百余字就连续出现六七次“王老师”字样。个别用语不太科学——作者问老师：“怎么这样喜欢绿叶？……老师不置可否”。“不置可否”，应该对应判断性语句，即“是什么”（如果你问的是“是不是这样”，说“老师不置可否”是可以的）；而你问的是“为什么”，那就应该用“老师没有直接回答”之类的句式加以对应。

点评两首小诗

诗，是心灵与心灵间交往的信鸽。小作者借助诗的“信鸽”，以精巧的构思、鲜活的形象和飘逸的思绪，编结出美丽的花环，奉献给衷心敬爱的老师。两诗都采用“博喻”的修辞手法，选取一连串的事物，融想象于现实生活，铺张排比，反复吟咏，来抒发浓郁而真挚的情感。在结构安排方面很有特色。

前一首，把小鸟与星星、小鱼与珍珠、小虫与花瓣相联系，十分贴切。通过四个排比的“我想”，确也表述得比较清晰。当然，也还可以调换一种表述方式，给中间的句子加上一定的修饰，如“我将搏击苍空寻找最亮的星星”；“我将遍游深海觅得最大的珍珠”；“我将不知疲倦地出入花丛，采酿最香甜的花粉、蜜液”……这样，当会表达得更为充分，从而收到更佳的效果。

后一首，思致更精巧一些，但也有瑕疵可指。说“淡淡的花香”是“我们的笑容”，不够确切。与“笑容”相对应，可能“花朵”更恰当一些。

王充闾

2005年6月6日

致香港《大公报》副刊

编辑先生：

您好！

陈鲁民先生的文章经常见于《大公报》副刊上，知识丰富，文笔潇洒，读过颇获教益。顷见8月8日副刊《大公园》上陈鲁民的《无人嫉妒实可悲》，内容很好，唯文中“郑国公子伐子都嫉妒颖考叔夺得头功，在攻打敌国城池时，当颖考叔在跃上敌国城墙的一瞬间，伐子都从背后一箭将他射死”一段，“伐子都”应系“子都”之误。

考诸古籍，有关子都的载述甚多，均未发现“伐子都”的提法。《诗经·郑风·山有扶苏》：“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毛传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中亦有“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的论述。

这个“子都”实即郑庄公时之公孙阏，其人字子都，曾射杀颖考叔，而庄公竟不欲置之典刑，其得宠可见。此事，详见《左传·隐公十一年》。《东周列国志》第七回敷陈其事，还增添了颖考叔死后，其鬼魂报仇杀死子都的情节。后世的传统京剧保留剧目——武生戏《伐子都》似即本此。而陈文中的“伐子都”之误，也可能是受此“戏名”影响。

上述意见是否有当，愿就正于鲁民先生。

王充闾

2005年8月13日

致马瑞芳

“聊斋”中人：

您好！

大札拜诵，欣慰何似！过去只知道蒲翁的生花妙笔倾倒了无数须眉，没想到青州才女独逞高华，秀出荧屏，大张艳帜，竟让柳泉居士通过《百家讲坛》，走出书卷，重现人间。丙戌肇始，必将获取更多的文学硕果，为祝为颂。

提起戌狗，似乎不如龙、虎、马、牛，有诸多话题可供饶舌；其实，狗年也是颇有来历的。袁中郎《宿朱仙镇》诗：“马角不生龙帨冷，伤心直到犬儿年”，诗中用了徽、钦二帝被掳不还和“岳家军”制胜朱仙镇两个典故。岳飞死于1142年1月28日，旧历壬戌除夕前夜。元人杂剧《杀狗劝夫》中也有“这等人狗年发迹徕峥嵘”之句。看来，历史上，狗年并不是个太好的年份。不过，马教授却不会受此限制，新的一年定当尽如所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王充闾

2006年1月26日

马瑞芳，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聊斋》与蒲学研究专家。

致王星汉

新疆大学文学院王星汉教授来信，以所作苏、皖、泸纪游诗征求意见。

回复如下：

星汉先生：

您好！

诵读大作，如同欣赏雅乐，“洋洋乎盈耳”，又像饱饫一席丰盛而精美的大餐，直觉口角噙香，精神愉悦，确是一番难得的艺术享受。

吟诵中，不时地为您的鸿才巧思，拍案叫绝。难能可贵的是，幽情逸韵，寄慨遥深，竟然风趣乃尔；庄谐杂引，笙簧并作，令人忍俊不禁。窃以为，为诗文者应该兼顾两方面：一是鲁迅说的，没有悲哀和思索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二是康德所言，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正是这一对于悟性的转化，在一瞬间跳跃式地引起欢愉之感。二者相反相成，同臻妙境，各有千秋。依我的创作体验，为前者尚易（相对而言，实际上未必），而为后者实难。套用孔夫子评论宁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的句式：可以说成“其庄可及，其谐不可及也”。因为幽默、风趣原是一种智慧的展现，非奇才伟智者不能为也。余为诗文历四十年，有志于此久矣，到头来，仍未能望其涯际。即此，亦益服星汉先生手眼之高也。

充闾

2006年3月5日

致赖云琪

云琪先生：

您好！

遵嘱，现将《王充闾文化散文丛书》有关文章及资料，以“附件”形式发给您。

按照出版计划，丛书共分三辑，涉及文章近四百篇，绝大多数篇章都已送达。其中《人物散文》、《智性散文》两辑中的文章已经齐备，这次重新调整了目录，请据此核对文章，如有欠缺，请尽快告知；《情感散文》一辑目录未变，只是尚缺四篇文章，此次全部补足。如果个别篇章的题目与目录不符，应以目录为准。

所发文件共四种：

一、三项资料（作者介绍、所著书目、评论家有关研究论著书目）；

二、调整后的《人物散文》目录（较前减少十三篇）；

三、调整后的《智性散文》目录（较前增加十七篇，其中包括从《人物散文》中移入的十三篇，另外新添四篇）；

四、补足《情感散文》所缺的四篇文章（《有歌有酒春常在》、《捕蟹者说》、《感受时间》、《情注河汾》）。

先生在贵社资望甚深，出书经验丰富，文字功力与责任心都非常强。作为本部丛书的责任编辑，实乃作者之幸。全部文字，均仰仗先生审核、定稿。

谨此奉托，遥申谢意。

顺颂

编安！

王充闾

2006年3月9日

赖云琪，重庆出版社《王充闾文化散文丛书》责任编辑。

致孙昌武

孙先生：

您好！

久疏音问，甚为怀想。

我也是刚从上海回来，参加中国作协的主席团会。会议期间，从《万象》顾问的角度，拜会了几位知名的作者：黄裳、鲲西、钱伯城、葛剑雄、陈子善、江晓原、毛尖等。原来还想见见金性尧、何满子先生，只因他们年登髦耋，健康状况不佳，终竟缘悭一面，估计以后难以见到了。

会议中间，还以作者身份，应邀去了解放日报社、新民晚报社、文汇报社，还去了上海书店出版社。您说的姜鸣的散文集《天心不语对枯棋》，我这次在上海买了一本，看了几篇，质量不太整齐，总的感觉不错，特别是写贤良寺——李鸿章的那篇，印象很好。

说到《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的序言，现在还没着手写作。这次在上海看到了王蒙先生（他是“大系”的总主编，正是他点名要我担任杂文卷主编），我以对杂文创作、杂文作者不熟为由，请求辞去这个差事，他不准，最后讨价、还价，答应可以找个助手；交稿时间可以推到年底或再晚些。但我还是“贼心不死”，下一步还要继续努力，争取能够卸任。

知您将有台湾之行，而且长达两个月，十分艳羡。那里的文化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交流有得，尚望函告。等您回来，我再安排到南开去。陈洪、刘俐俐、铁荣诸位先生那里，请代为问候。

祝您

台湾之行一切顺遂！

王充闾

2006年3月16日

致柳青松

青松先生：

您好！

转发的香港城市大学倪若诚、江红二位先生的邮件，已经读过。感谢您的热心操持、积极运作。这次关于拙作《北方乡梦》的译事，给各位带来了许多麻烦。沈昌文先生及其爱女沈双小姐，花费了大量心血，令我感激不尽；遗憾的是，这次在上海没能见到沈公，望代为致意，表达我的深沉的思念与诚挚的问候。至于您和晓群先生，更是极尽斡旋之能事。下步的具体安排，一听尊便。

如近日能与倪先生、江女士联系，也请转达我对二位贤伉俪的敬意，感谢他们在紧张、繁重的教学之余，冒着炎炎盛暑，勉承译事之劳。至于他们提出的增写一篇作者自序的建议，我可立即着手撰写，然后再与您和晓群先生切磋。作者情况介绍，如何弄，您定吧。

即颂

编安

王充闾

2006年6月16日

致孙昌武

孙昌武教授来函谈到，准备对东北少数民族问题进行研究，希望我能提供一些钩沉、踏勘的线索。

复函如下：

孙先生：

您好！

您的这个选题确实是大有文章可作。要论东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实在可与西南地区或历史上的西域媲美，甚或过之。

单就我们辽宁来说，这里自战国后期秦开却胡、燕人北徙以来，原住民与外来的少数民族即纷纷南下，迎头冲去。辽海地区的原住少数民族高句丽，来自北方草原的乌桓、鲜卑，还有东北腹地的夫余、靺鞨，中亚一带的胡人，后续的又有契丹、女真、满族等多个民族，携带着他们的多彩多姿、各有特色的文化风习，一齐到这里来聚集汇合。这样，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冲突与互变，便成为其基本特征与核心内容。

高句丽的历史更长一些。早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即在东北松辽平原和朝鲜半岛设立四郡，由中央直接管辖，其中的玄菟郡首县高句丽县，为高句丽族聚居之地。到了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夫余国的王子朱蒙为了逃避宫廷内部的血腥斗争，全身远害，逃离扶余国南下，历经艰难险阻，终于选定了桓仁的五女山，据为山寨，建城立国，四十年后将都城迁往吉林辑安。

十六国北朝之际，鲜卑的慕容家族在柳城之北、龙山之西建都为龙城（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前燕、后燕、北燕立国八十八年，期间，龙城作为三燕都城达五十二年之久。

对于医巫闾山，契丹人似乎葆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遍布着许多辽王朝的历史文化遗存。就中以埋葬在龙岗村的耶律倍父子的显陵和乾陵为中心，另有十三座附陵。

辽海地区也是金代女真族的统治区域。金朝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被杀后，金世宗登极就在辽阳。

蒙古族统治者在辽宁设立了东京行省，省治最初设在辽阳，后迁往咸平、懿州，也都在辽宁。

后金崛起于辽东，尔后的明清战事，整个集中在这一带，这里成了清朝的龙兴之地。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抗明，从费阿拉、赫图阿拉到界凡城、萨尔浒，再到辽阳、沈阳，然后进关，统一中国。要研究清代和满族历史特别是清前史，辽宁是绝对绕不开的。

先生如果有意前来实地考察，请事先赐函，以便做些资料方面的准备。

充闾

2006年6月23日

致王光

王光同志：

您好！

大作均已收读。谢谢您的关注，并为享受您的艰辛的劳动成果而心存感激，同时也产生了颇多的感喟。作为一名少小离家的游子，翻看您笔下关于旧日乡关和医巫闾山的描述，有如昔梦追怀，总带着丝丝的怅惋和浓郁的眷恋。

书中许多场景，对我来说，虽非亲历，却似曾相识，这样就更增添了亲切感与认同感。旧时代的往事，即使是金色的童年，也都是苦涩的，只是由于经过岁月的洗涤，那些苦难的因子已经滤除，留下来的多是青灯有味，忆念无穷了。

您的学术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极度钦羡之余，我也总结了您的成功路径与经验。一是专一性。抓住医巫闾山、民俗文化、古代地域历史三个方面内容，锲而不舍地钻研下去，绝不旁骛。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二是独特性。重视田野实地调查和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掌握第一手资料，采撷独家资源，做他人所无法从事、只能望山兴叹的事业；三是丰富性。在写法上，善于把古代文史载记与当代口头文学、神话传说、各种图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有意蕴，有深度，有张力。既立论有据，又富有想象力、神秘感、陌生化，可读性极强。愿今后能沿着这条成功之路，大踏步地走下去，深信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前所寄赠的《寂寞的山神》，放置案头，得闲便翻阅一通，所获甚丰。这三部著作到手，当会给我带来更大的收获。望今后多联系。收到此件后，请告以邮编和寄信地址，以便将拙作寄上。

敬致谢忱，并祝成功。

王充闾

2006年7月26日

致祝勇

日昨，接到青年作家祝勇来信，谈到在地中海里冲波搏浪、纵情游泳的情景。

复函如下：

祝勇先生：

您好！

尽管事先已掌握了结局——发信人安然健在，但我仍然禁不住一阵阵悬心在口。

我觉得，您竟然遨游地中海，确实是太冒风险了！

几十年前，日本海域吞噬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天才，令人至今仍怅憾无涯；如果地中海魔女再抓走一位文学天才饱其馋吻，或者遂其爱欲，那将使我痛呼负负，永抱无涯之戚而抱憾终天也。

您知道，王勃当日交趾寻亲，就是这么被南海惊涛卷入无情海底的。为了写作那篇《千载心香域外烧》，访越期间，我往复彳亍于这片海岸，不知有多少次。我同当地几位作家交谈，探讨王勃致死的原因。他们讲述的南海波涛，几乎和您所描述的地中海，如出一辙，雪浪滔天，令人惊惶四顾。当时，王勃是在登船离岸之后，船被浪头簸翻，然后，就奋力回游（他出生在山西龙门，临近黄河，泳技高超，水量不小），但终于被浪头压住，无法抬头出水……

您这场生死经历、生命体验，固然十分宝贵，但代价终究是太大了。当然，胜利者是光荣的，强者无敌。让我献上一百朵英雄花——浪花，斟满十斛美酒——海水，祝贺强者的生还。

王充闾

2006年8月9日

致王先霈

先霈先生：

您好！

访俄同行，欢谈旬日，受惠良多。先生博洽的学识、开阔的视野、深邃的识见、准确的知识把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倦游归来，料应尚未转换时差，即迅速将照片发来，令我感动。两幅在名人墓前的摄影，有一幅的墓地我记不清了，该是《铁流》作者绥拉菲莫维奇的吧？未知确否，还望告知。如有其他照片，尽可从容寄发，无须着急。切望善自珍摄，注意休息。铭感之余，再申谢意。

寄发的柴科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已顺利下载欣赏，并连续听了三遍。尽管我并不具备一双欣赏音乐的耳朵，但在六分半钟的往复变化的优美旋律中，却也深深为那音色暗淡、情调内在、略显激昂的曲调所打动。果然如您所述，有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之感受；我似乎确实从中听到了哀哀生民的痛苦啜泣。难怪老托尔斯泰听到它，会泪花盈脸，说是“接触到了灾难深重的人民的灵魂深处”。

通过欣赏这部乐曲，从中也悟解了一些艺术的道理。资料记载，1869年夏天，柴氏在他妹妹的庄园里，听到窗外的泥水匠唱小亚细亚的古老民谣：《万尼亚坐在沙发上》，深受感动，于是记下了曲谱。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位成功的艺术家不放弃任何学习、借鉴的机会；特别是注重向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民间音乐学习。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有“点铁成金”的本事，能够在原本无聊闲适的小曲的基础上，化朽腐为神奇，把俄罗斯民族音乐同西欧古典音乐统一在作品中，以音乐来描绘心理活动，探索人生的奥秘。真不愧为一位秀出群伦的艺术大师。而这一切，对于从事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的我们，都有直接的、重要的启示、引导作用。

以后，当您遇到哪类艺术精品时，还望随时寄发，以启尘蒙。

即颂

教安

充闾

2006年8月29日

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湖北省作协主席。

致陈子善

子善先生：

您好！

大札奉读，无限欣慰。多谢您的殷殷垂注。

沪上一别，忽忽两月有余，每思聚首时光，辄倍感温馨、愉悦。那次参加黄裳先生散文研讨会，收获颇丰，备极欢惬。如果说稍有不足，是未能拜见徐中玉先生，至今还引以为憾。先生对我，关怀备至。不仅写过评论拙作的文章；而且，在我获得鲁迅文学奖、出版散文集《沧桑无语》时，都专函致贺，令我铭感五中，为我创作与治学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您如果近期能够见到徐先生，请代为转达我的敬意与谢忱。

沪上归来后，我曾去黑龙江小住一些时日；然后即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俄罗斯，8月底才自莫斯科返回。此行增广了见闻，获益良多，然亦十分疲累，特别是由于行走过多过急，关节出了毛病，将近半个月时间，不良于行。现正在治疗中，也有可能还要接受一个小型手术。

欣悉您将有沈阳之行，无任欢迎。秘书的手机整天开着（送呈的名片中，标有号码），到后，即请与他联系，我将前去拜望，以慰怀想。

王充闾

2006年9月5日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

致钱明锵

钱先生钧鉴：

久仰高华，缘悭一面，每以为憾。

逐期赏读《西溪吟苑》中大作，称赏之余，殊深感佩；日昨又接到经先生荐引的“乐清王十朋纪念馆”楹联约稿函，益增感念之情。

在下于公余之暇，长期从事散文创作，诗词联语偶一为之，未敢以通达自许也。然而，却之非唯不恭，恐亦有负于先生推挽之诚、瞩望之殷也。勉成一联，敬呈先生审定，望能有以教我。如以为可，即请代为转致“王十朋纪念馆”。在我，算是卸下了文债，采用与否，未遑计也。

遵嘱，后附简历一则，小照一张。

近日出版一本诗集，一并寄呈先生，望予指教。

即颂

吟安

王充闾

2006年11月27日于沈阳

拟王十朋纪念馆联

立德立功立言百代清标垂竹帛

毓真毓善毓美万方贤士仰梅溪

致陆灏

陆灏先生：

您好！

大札收读，不胜怅憾。《万象》在您和沈先生的鼎力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取得了煌煌胜绩，赢得各方面的赞誉。不意竟因资金问题，中道崩殂，憾甚憾甚！在泸期间，听说您和沈先生有可能不再编刊，我当即向晓群先生提出，一定要极力挽留，大家同舟共济，渡此难关。如其不成，我也不再做顾问了。

晓群先生与我的看法完全一致，但由于他已不兼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社长，有些事也做不了主。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后果，到底还是出现了，只能徒唤奈何，深感痛惜。

今晨，我电话联系晓群先生，没有接通。我想请他再作最后努力，而前提，还是请沈先生和您参与其事。如果实在没有挽救的余地，那也只好作罢。

王充闾

2006年12月20日

致马瑞芳

瑞芳教授：

您好！

您为百家讲坛准备的这篇《我学经典》，确是一篇妙文。我是从做学问和文学写作两个角度来认真研读的，觉得怡然理顺，浃髓沦肌，深获教益。感之、悟之、赞之不置，何敢言“审”？

谬承青盼，愧不敢当；但是，恭敬不如从命。遵嘱，做了一点点小的补充。以附件发回，用彩色文字标出，未必得当，聊供参考。古人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琐屑卮言，如是而已。

预祝

讲座圆满成功！

王充闾

2007年3月4日

致林非

林先生：

您好！

又是风花五月天，京城该是花光照眼，秀色无边的了。忆起江南、塞北几番相聚情景，为之悠然神往。自上次经您举荐，应下陈东久君的嘱托，为他那个“文房一号”写作诗词，可说是耗尽了心思。承命挥毫，缺乏真实感受，勉强凑成一首七律，算是交了差，工拙未遑计也。现抄呈先生一阅，如以为可，即请转送给他。

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即颂

大安

充闾

2007年4月13日

题赠文房一号东久先生正之

云海襟怀大雅情，即从极品见分明。

文行天下功无量，艺溉心灵誉有声。

纸寿千年邀俊赏，墨华七色证人生。

砚田万顷春光满，虎掷龙腾待笔耕。

致赵南荣

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聘请王蒙先生为主编。王先生推荐由我主编其中的杂文卷。我力辞后，同意续聘朱铁志先生做副主编。尔后，我又与出版社联系，百般辞谢，并推荐由铁志先生主此笔政。经过一段恳切要求，终于获准，但仍然坚持我不卸任。为此，我给责任编辑赵先生复信。

赵南荣先生：

您好！

终于得到了答复，自然感到欣慰。但我的原意，是就此告退；而贵社坚持“双主编制”，要我与朱铁志先生一同担任，心中颇感不安，因而再度加以申述，希望得到理解与支持。

前已说明，“隔行如隔山”——我原本是写作散文与诗词的，于杂文写作、杂文队伍颇感生疏，而且年事已高，不愿也没有能力硬着头皮勉为其难，去主持并非自己所长的本项编务工作，以免苦了自己，又误了事业。

而铁志先生出身北大哲学系，是国内的知名杂文作家，与杂文界素有广泛联系，多年来编过许多部权威性的杂文选集，而且年富力强，眼界开阔；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所有编务方面的工作都是他独力完成的。他的思想与业务素质都非常好，自始以来，从未计较过正职、副职、名利地位。举个例子，为了编这部书，他自己尽管已有上百万字的杂文作品，但是一篇也没有往里选。他对我非常尊重，认为主任是我，他不便越俎代庖，去从事绪论的写作与稿件的审定。（为了帮助我写作序言，他主动提供了许多资料，包括他自己撰写的研究成果。其实，这些方面他早已成竹在胸，稍一动手，即可完成。）

我之所以坚持推荐铁志先生，完全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出以公心。诚恳要求，千万千万，再不要破例搞“双主编”了，我不愿意担虚名、邀浮誉；因为那样实在对不起铁志先生。“多龙治水”，向来都是最误事的；有我在前，铁志先生不便于出头做事。因此，我就此告退——既然已经荐贤自代，而且得到贵社对铁志先生的认可，可以说是“求仁得仁”，我在心存感激之余，也就完全放心交班，再不会参与其事了。

深深铭感您和郏宗培社长对我的厚爱。愿以后在散文创作方面，继续予我以支持。

王充闾

2007年8月22日

致许谋清

谋清先生：

您好！

很高兴收到您的邮件和您新写的一些文章。文章一篇篇地读着，思索着，又仿佛身在晋江，同您联床共话，促膝欢谈，感到十分惬意，十分畅快。

您的文章，极有特色，完全不同于时下一般的散文作品。窃以为，要达到您的学养、您的见识，您的才华横溢、融会贯通，自然非常不易，不过总还可望“窥其门墙”；但是，若要企及您的特异的思维方式，学得您那时时令人拍案叫绝、出奇制胜的特殊视角、特殊眼力、特殊感悟，就实在具有极大的难度。或许如古人所言，此为“迨天授，非人力”也。应该说，这也是我极度欣赏您的文章，而且自愧弗如的关键所在。

那篇《黑白诱惑》跋中，关于您的“教子”的见解，可谓实获我心。

王充闾

2007年8月28日

致张恩华

恩华同志：

您好！

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潜心研究并实践诗歌的写作，兴趣之浓，用力之勤，探索之深，令我感佩。承询诗歌写作的要领与规律，我虽也同样关注，但若归纳出几条几款，一封短信难以说得清楚，勉缀数言，聊供参考吧。

在我看来，创作诗歌，固然出于个人灵悟，但还是有规律可寻的。如果把作品比作菜肴，那么，这类反映创作规律的心得体会，就相当于厨师选菜、配料、烹调的经验、做法，是因人而异、各有章法的。据我个人体会，最要紧的是诗主性情，必须有我。性，表现创作的个性；情，要有真情实感。内在有了真实感受，创作构思也就有所依凭。所以说：古人说：“提笔先须问性情”，“诗中无我不如删”。这也就规定了被赋予一定艺术形式而表现出来的真情是诗歌作品的灵魂。诗歌中当然也要表现景物、形象，但归根结蒂，还是要诉诸情怀。古罗马的贺拉斯早就说过：“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照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有性情，自然也就有个性。一是诗人须有鲜明的个性；二是表现在艺术上，要个性化，要有独创性。“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清代的大诗人袁枚有过这样的断语。当然，诗才也是很重要的，并非有了真情和个性，就一定能写出好诗。所谓诗才，内容十分丰富，概言之，就是创造力。意大利的浪漫主义作家福斯科概括为“强烈地感受、敏锐地观察、新颖地构思和准确地组合的能力”。也有人认为，主要是指诗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才的智能分为再现型、发现型和创造型三种，诗人无疑应属于创造型。创造、创新，必须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想象力。概括起来，一是真性情；二是创造力；三是想象力。三者得兼，为诗可矣。

充闾

2007年10月17日

致李晓虹

晓虹博士：

您好！

来信收悉。现在，文学界有一种倾向，似乎除了小说，别无可议；而您在编辑年度散文选本中，对当前散文创作问题却至为关注，这是很难得的。

承询鲁迅文学奖评奖中发现的散文创作问题，我虽然参与了两届评奖，也读到了上百种散文作品，但缺乏认真的分析、归纳，只是凭感觉谈些看法，未必准确，仅供参考。

1.近年一道亮丽的风景，是新生代散文队伍的出现。这些作家具有自觉的散文文体变革意识，他们通过想象与虚构，对传统散文话语有关“真”的狭隘理解予以颠覆；新生代散文作家大多具有写现代诗的背景，诗人所拥有的跳脱的思维、大胆的想象、敏锐的感觉能力，将“诗质”镶嵌在散文语言的血液和肌理里；语言大都鲜活灵动，有的应用陌生化、模糊化手法，使所表现的事物或者心境更加突出；他们在对历史的多维思考中，也能够突破既定思维方式、评析标准，彰显独立思维。当然，他们也有明显的欠缺。一是不太符合散文规范，有的随意虚构，模糊了文体界限；二是视野比较狭窄，内容失之于浅薄；三是文学性稍差，往往任意挥洒，不够精练，显得拉杂、拖沓。

2.散文著作中现实生活类作品较多，本应该透过现象揭露生活的本质，可是，许多作品由于缺乏哲学思维、深度意识，缺乏艺术想象力，缺乏艺术独创与深刻思想的支撑，结果呈现肤浅化、表面化、照搬生活的缺陷。敞开文体的边界，实际上是对于创造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由并不意味着轻松，形式在文学与生活之间设置了必要的距离，可是，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表象化明显，深度不够。

3.有些作品是向书本中讨生活的，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缺乏新的发现、新的认知、新的视角，不能突破思维定式；有一些是作家的主观意识不强，或者说灵魂不在场。这两种都导致了停留在复述历史的状态。

4.个性化写作，有些作品视野比较狭窄，基本上是写一己的吃喝拉撒睡、婚恋，小情调，小趣味，小感悟。胸襟、怀抱、情怀、视野过于狭窄。我把它归纳为两个缺乏，缺乏深度意识，缺乏宏观视野。

总之，许多作品想象力贫乏，创新不足；深度不够，思想平庸；文学性差，缺乏审美价值。这些，大致成为当今我国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创作的带有普遍性的倾向。

王充闾

2007年12月17日

致骆天蓉

天蓉：

你好！

很高兴收读你的邮件。谢谢在都江堰采风活动中你所给予的亲切关怀和热诚帮助。

作为大学生村官，你对所在乡、村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不仅工作成果优异，而且，在思想修养，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的水平，以及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方面，都给参加采风活动的作家朋友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听到你谈及在村里任职和深入农户、同农民结交朋友、开展思想工作等情况的介绍，我立刻联想到1958年，（整整过了半个世纪，那时你爸爸可能还没有出生吧？）我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到盘山县棠树林子乡秃尾沟村担任团支书、劳动锻炼的场景。年龄相同，职务相差无几，但是，我们那时的思想水平、胸襟视野、认知能力，同你们比较起来，简直是悬同霄壤。时代毕竟是飞速地前进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你们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期，以有为之时，处有为之地，立有为之志，做有为之人。相信今后你会有更远大的前程，得到更理想的发展的。愿奋发努力，好自为之！

今天午后，我即把你所要的《春宽梦窄》等三部拙作寄过去，就中有一篇名为《薏苡的悲喜剧》的散文，描述了我担任村官，涌入农村大跃进洪潮的切身经历。隔世风霜，接触一下，也许不无益处。

春季农活集中，你要天天下地，所摄照片的传递不必着急，等闲下来再发也没关系。

东风送暖，春雨绵绵，清幽、静美的虹口乡，该是处处山花怒放、条条绿水萦回的吧？

王充闾

2008年4月14日

附记

六天过后，4月20日，小骆即发过来多张照片；但散文集尚未到手。我当即作复，一是表示感谢，二是说明挂号邮书，不会丢失，估计要晚到几天。

5月12日，天崩地坼的汶川大地震发生，都江堰市处于地震中心地带。惊恐、震撼之余，立即给骆天蓉发了邮件，但未见回复，遂写信询问，仍然没有回声；深悔当时未能记下手机号码，以致无法直接联系，始终悬念不置。

致王莎

王莎同志：

您好！

作为东道主之一，您在这次作家采风活动中，尽心尽力，为文友们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使大家深受感动。尤其是我，承您周到安排，在电子工业技术大学的讲座，进行得十分顺利。在此，再次表示由衷的谢意。

那天，一听说四川发生大地震，成都文友，所识不多，我首先想到了您和汤先生，还有王均先生。打您的电话不通；王均倒是接谈了。当即询及成都人员的伤亡情况。他说，并不算重，因为离震中还有一定的距离。没办法与您联系，还是不放心，所以，又发了这个邮件。

这场惨烈的自然灾害，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也太厉害了！好在救援及时，各方面行动迅速，人心得到凝聚，中央威望大大提高，在世界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我们这些日子，天天都守在电视机旁，关注着四川的灾情，而且都踊跃捐资，都想为灾区、灾民奉献一点绵薄之力。

都江堰市，据说震得非常厉害。这次采风活动，多亏您们举办得早，如果再延缓一些时日，那可就麻烦了。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小村官——陪同我们参观的小骆现状如何，电子邮件未见答复，随后又发了一封快信，也没有回音，益增挂念。

顺颂

文祺

王充闾

2008年5月19日

致陈义之

义之先生：

您好！

日昨收到寄赠的大作，殊深感慰。过去，通过友人介绍和翻检当代文学史，知晓先生为当代著名诗人，又是散文大家，但是，只是在文学选本和华文报刊上零星地看到一些篇什，终属吉光片羽，不免有未窥全璧之憾。这次在都江堰有幸识荆，借聆清诲；现又捧读“九歌版”的两部新作，真是喜出望外，快慰平生。

诗与散文，已读过泰半，确如痖弦先生所说：“我们感受到的是热烈、活泼的人生，是扑面而来的性情”，是“人的心灵印记，是热爱生命、拥抱生活之忧患岁月的忠实显影，是呼之欲出、鲜明活跳”的“人的文学”。稍待一些时日，容我从容细读，当再向先生报告心得体会也。

看到您书中的照片，我又忆起上个月在都江堰文友相聚的情景。满眼的青山碧水，翠瓦朱楼，二王庙殿宇巍峨，桐花巷蜿蜒如画，“当时只道是平常”；而今而后，恐怕再也无缘重见了！言念及此，心中实在不是滋味。

首次通信，未知能否得入先生法眼，如幸而收览，尚望回柬相告，以慰悬想。

王充闾

2008年5月28日

陈义之，台湾著名作家。

致李东红

东红：

你好！

诚如你信中所说，奥运会的开幕式确实精彩。由于有早睡的习惯，平时我基本上不看体育比赛；即便是春节晚会，由于时间太长，我也是看一会儿就走人。这次奥运开幕式是个例外，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我。觉得惊异，觉得震撼。这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牵系着十三亿中华儿女的心。可以说，文明传统几千年，近代历史几百年，新中国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切憧憬与梦想，都凝结于此，聚焦于此。

我以为，这个开幕式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奇特性，其实也可以说是唯一性、不可重复性。它的创意实在是出人意表，出神入化，出乎想象与经验之外。十个子项，哪一个都是十分富有诗意与想象力的。就说“李宁空中行走”吧，把从天上取来的圣火还给天上，真是妙不可言。这些项目，不要说制作，就是设想，也很不容易想得出来。

二是群众性。重在万众参与，这也体现在项目上。就说那个缶阵吧，本来乐器林林总总，不知有多少。《三字经》上说：“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缶是属于“土”的乐器。按说，堂皇典雅的编钟，可能是更具影响力、名气更大的。那么，为什么独独选择缶呢？我想，可能是，较之那些高踞于庙堂之上的皇家、贵族的乐器，缶更具群众性、民间性，更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所认同吧。当然，也更能充分体现奥运的“重在参与”的主旨。

三是普世性。普天同庆，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由于它的形象化、具象化，不受语言、文字限制，世界各地民众都能欣赏，也愿意观看，丝毫没有感到文化理解上的障碍。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王充闾

2008年8月8日

致孙昌武

孙先生：

您好！

大著《杂譬喻经译注》和《文坛佛影》都收到了。在铭感隆情盛意的同时，也为您在佛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感到钦慕与兴奋。

我于佛教经典，可说是知之甚少，但捧起这部《譬喻经》的译注本来，还是满有兴致，贪婪地一篇篇地读下去，觉得颇饶意味。《佛影》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著作，因为它不仅有启迪心智、扩展视野的功效，单从文学创作来说，也使得我从中获得丰富的滋养与沾溉。特别是，想到古今那些大师级的人物，像王维、苏轼、鲁迅、李叔同等等，无一不是得益于此；更觉得作为一个从事汉学研究与写作的人，应该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哪怕只是做点启蒙性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充闾

2008年9月25日

致戴铮

戴铮先生：

您好！《历史上的三种人》校样看过，认为很好。重点对经过电脑校验的一些字作了反复推敲。很感谢校对员的细致，确实挑出许多错字，应予改正；有的出于表述上的习惯，没有差错，属于可改可不改之列，我基本上也都遵从他们的意见；但也有一些字，没有接受校对意见，这有几种情况：

一、属于引用旧籍原文，古人就是那样用法，不宜改动，如“博浪椎”的“椎”字；还有的是原来题目，如韩愈所作《滕王阁记》，与王勃的《滕王阁序》不是一码事；

二、属于成语或文言词语，并没有错，如“逸趣横生”、“肆应”、“漫声”、“愧赧”等；

三、有的改了意义就相反了，如“悟解”不能改为“误解”；

四、有的为了平仄声的要求，有意把词语颠倒了一下，如“全身远祸，养晦韬光”，也是不改为好。

还有两点小意见，一是每篇文章前面的“提要”，字体不太好看，可否换一下？比如换作仿宋或者楷体；二是《政要》部分开篇的图片，好像是孙中山先生，可否换作其他人？比如曾国藩，或某一普通的官僚形象。

本书没加序言，我看可以；确实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

即颂

编安

王充闾

2008年12月21日

致杨杰

接厦门大学与中国德国文学研究会邀请函。

敬复如下：

杨杰先生：

您好！

谬承关注，感与愧并。我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对于学术研究虽有兴趣，但缺乏功力，花费的精力也不多。不过，对于歌德还是有特殊的爱好的，多年来，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和几部传略，还有学术界有关他的评论文章。2006年，因为一部英文版散文集在海外出版，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往日的“歌德情结”又复悄然作祟，遂于会后造访了他的故居，还在魏玛住了一个星期，算是较为系统地接触了歌德（也包括席勒）这位仰止已久的大师。回来后，写了两篇篇幅较大的散文，其中的《断念》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只此而已。

接到邀请函后，也曾动念前往，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但今春中国作协有一个出访台湾的计划（大陆作家采访团，指定我带队），现正办理手续，大约在三四月份成行。因此，赴厦参加学术研讨一事，也就只好“断念”割舍了。后会有期，俟之来日。望今后常常联系。

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王充闾

2009年1月8日

致辽宁电视台

省电视台负责同志：

征求意见的信，收悉。谢谢你们的关注。

各位知道，我离开宣传工作岗位之后，从来没有对新闻宣传置评过，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也；更主要的是，我对于省内情况和上级指示要求都不清楚，唯恐出言不当，妨碍你们的正常工作。

关于承询有关电视节目的意见，说句实在话，这方面我关注得不多，特别是影视剧和讲坛节目，我没有更多的话语权，因为一是外行，二是观看得很少。但作为一个观众，一个历史文化散文作者，特别是一名省内宣传思想岗位上的“退休老兵”，对于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和学术讲座，也并非没有一点看法。现在，电视的声音压倒一切，媒介与话语权的连带关系被极度地放大。史家的发声只有通过电视媒介才能得以有效地传扬。现代传播学的规律证明，谁掌握了观众，谁就成了权威。至于你是真正的专家还是业余的“票友”，是太羹正味还是心灵鸡汤，在听众那里是很少区分的。有时，历史究竟怎样，竟被倒换为表演者或言说者要它怎样。为了好听易懂，吸引听众，就需要生动、“通俗”，这样，一贯坐冷板凳的历史的真相难免会大打折扣。

西方哲学家尼采曾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感慨系之地说：“当批评家支配着剧场和音乐会，记者支配着学校，报刊支配着社会的时候，艺术就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美学批评被当作维系虚荣、涣散、自私、原本可怜而绝无创造性的社团纽带了。结果，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现在，在电视面前，报刊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同罹厄运的除了艺术还要加上那个原本不太时兴的历史。

下面接着唠历史的话题。其一，我以为，当前电视节目中，封建帝王、特别是清代帝王的题材数量过大，而且颂扬失当，有的不该肯定的也大张旗鼓地宣扬；其二，与此相联系，节目中过多地张扬了“权谋文化”，直接关涉到思想导向；其三，许多影视剧，史实误置，知识混乱，编导者一味在那里随心所欲地狂吹乱侃。令人想起辛弃疾的两句词：“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有的辩解说，作为艺术作品，虚构是影视剧的本性，不能把它作为历史教科书来要求。道理上讲是这样，但要分析虚构的范围与艺术虚构的实质是什么。有的可以虚构，应该虚构，而有的则不属于虚构范畴，并非一切史实错误都能够用“虚构”这个大袍子加以掩饰的。

还有一种说法：“诌书咧戏”嘛，无妨戏说，看看热闹而已，谁会那么较真！这句话也大可斟酌。若说“关公战秦琼”，“吴氏生（张）飞”，人们都知道是笑话，倒也无妨；怕的是真假难辨，以假乱真。这里有个思想倾向的误导和历史知识的错误传播的严重后果问题。生活中我们都能体会到，信息来源与信息内容，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你在获得一种信息时，总是特别重视信息的来源，因为它决定了信息的可信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大脑的忘却机制在起作用，信息来源决定可信度的效应会逐渐消失，天长日久，信息内容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就是说最终起作用的是信息的内容。而影视剧由于其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加上接受时段的先入为主，尽管存在一些思想误导或知识误置，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会忽略了它的“戏说”性质，而把它作为正确的东西接受下来。现代科学对此已从理论上作了验证，西方传播学家称之为“休眠效果”。

所论未必得当，只供参考。

王充闾

2009年2月13日

致张爱民

爱民先生：

您好！

《张学良：人格图谱》校样，已经浏览一过，因为时间所限，我就不准备全部再看一遍了，只是就您信中提及的两个问题和校对员提出的疑问，认真加以考量。两个问题都提得好，“本土”字样就按照您的意见办；中央关于接待张学良的问题，有的公开出版的传记讲了，吕正操将军文章中也提到了，但细节没有详细交代，为慎重起见，我将它作了处理，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校对员很负责任，许多地方都改得很好，谨致谢意。其中有的涉及到引用的是原文，外面有引号，如张学良书信等，只要引证确凿，我以为保持原态为好。有的逗号，校对改为顿号，多数我都认可了，但有的出于读时的“顿挫”考虑，还是保持原样。

个别文字，经过反复推敲，我作了一点改动，望予照改。

下面有几个小问题，提出来商量：

一、原说《张学良：人格图谱》中间的冒号去掉，不知为何未去？如认为放上也无妨，我也没有异议。

二、整部书字号略嫌小些（尤其是用楷体排的字，就觉得更小了）。不知有没有可能略加调节？本书由于内容与写法（含有文言句式，以及诗词、引语）的特征，估计读者层中会有大量上了年纪的人，如果字号太小，他们会望而却步的。

三、诗的排法已经明确；词的排法，可否两端多缩进几个字，以便与楷体文章区分开？

四、目录，题目下面附几行提要式的文字，非常别致。

即颂

编安

王充闾

2009年4月2日

致谢友顺

友顺先生：

您好！

十年前，您曾著文评论我的散文集《沧桑无语》，指出：“王充闾在与历史文化名人对话中，除了鉴赏其人格魅力之外，还极力把读者引到诗性与审美的道路上来，希望以此来显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看得出作者对生命的奔放和飞扬状态是心向往之的”。“文学是人学”，散文理应重视生命价值与生命状态。这些教示，对于我日后的散文写作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对此，我一直怀着感念的心情。每当写出新的作品，总想着请您指教。现寄呈这本《张学良人格图谱》，尚望阅后有以教我。

您的文章，只要我能看到的，都会认真地展读。知道您在中山大学任教，因而对于这所大学也特别地关注了，尽管我至今还未曾踏上过这片无比向往的圣地。

一个偶然机会，发现您出生在福建长汀。而我，对于长汀一向怀有特殊的好感。十年间，先后去过两次。随信，送上一篇写在那里的散文：《守护着灵魂上路》，算是寄寓一份对于逝者——瞿秋白，对于这片热土驱之不去的孺慕之情吧。

即颂

教安

王充闾

2009年5月3日

谢有顺，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致吕中山

中山先生：

您好！

获赠大作《与名人握手》，深感欣幸。我因前段一直在外面，先是率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尊著中的女作家张雅文同行），尔后又应邀在北大、湖州师大讲学，并且到皖南采风多日，前天刚刚回沈。致稽作复，望能鉴谅！

书到手后，我即认真展读，深为洋溢其间的灼灼真情所感动。有的前辈作家，我也曾幸瞻风采，但岁月其徂，哲人已萎，为之浩叹。

您的文笔也十分讲究，亲切、朴质，要言不烦，深得此类文学神髓，宜其得以一版再版也。

即颂文安，并祝

笔健身健！

王充闾

2009年5月12日

致高海涛

顷接高海涛先生信，对我为他书写朱熹诗句条幅表示感谢。并且说到：“如果您有什么写作计划，我可帮助查查中外文资料、观点、线索，以稍尽绵薄。自信这方面储备尚可，能够做得较好。”

当即回函：

海涛先生：

您好！

您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位学者，我经常以您的高才硕学未能展现于什一，而引为憾事。我兼任作协主席多年，对此主动过问不够，属于客观因素；而您一本圣人“述而不作”之宗旨，在著述方面十分慎重。

谢谢您对我的期许和关切。您能帮助我的，何止是提供一些资料，单就西方文史哲方面的辅导，就会令我受用不尽。我有这个想法，愿意抽出时间，“移樽就教”，以启愚顽。说到题字，尤其令我汗颜。我的字实在拿不出手，待端午过后，我要重新把笔，再作“冯妇”，庶几不负所望也。

即颂

学安

充闾

2009年5月27日

致张大威

《辽宁日报》高级编辑、散文作家张大威同志来信，内云：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您应该物色一位笔力雄沉的作家给您写一本真正的评传或传记。评传或传记都不要太长，都不要评论腔、学院腔，评传或传记本身形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与您的文章恰成双璧，目前的评论还达不到这一点。好的评传或传记，对于您的文章永久的流传，将会是另一只翅膀，比如里尔克之于罗丹，比如罗曼·罗兰的《巨人传》。目前的评论文章当然也是必要、重要的，但“众鸡”群舞，不如“一鹤”翩然。我没有一点看轻评论家们的意思，请原谅我的口无遮拦吧！”

复函如下：

大威同志：

作为文学知己，你说得真好，可谓实获我心。然而，这样的人又上哪里去找呢？我确实觉得，作品中许多东西并未被人所理解，所击中，亦即恰中肯綮。如果说，评论也是把脉、按穴，那自身上的脉搏与穴位，人家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也确实难以找准。这样一来，尽管整天生活在关爱与尊崇（都是出于至诚）的簇拥里，但仍然时时有“提刀却立，四顾苍茫”的孤独感。

王充闾

2009年6月2日

致王丽文

丽文同志：

您好！

来信阅悉。几篇文稿也看过了，很好。

创作水平的提高，是个日积月累的渐进过程，它一靠领悟，二靠体验，三靠扩展胸襟、眼界。最佳的途径，依我体会，还是精读高级的范文；而且，读的东西不在多，而在精。因为领悟与体验都出于揣摩练达、心领神会。开阔眼界，同样有赖于多读；当然，增广阅历，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针对你目前的情况——文学基础很好，语藏丰富，文气畅达，思路清晰，但逻辑思维、思辨能力尚有待于训练、加强，我精选了鲁迅先生的四篇文章，可以仔细阅读。它们都是我在创作过程中从中受益最多的范文，四十年来，反复展读，有些段落甚至能够背诵下来。一篇在手，可以终生受益。

王充闾

2009年7月6日

致祝新刚

新刚先生：

您好！

得悉《张学良人格图谱》即将开印，甚为欣慰。

此书是我近年来耗费心血甚多，自认具备相当认知水准的一部作品。它的送交上级有关部门审定，我完全理解，因为里面不仅涉及到几位重要的当事人，而且，确实提出了大量新的独到的见解，对于张氏各种受世人关注的思想、行为，都做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分析判断。至于文笔，因为在贵社出过多部作品，大约是已有定评了。由于许多篇章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引起了广泛注意，且颇受好评，因而首都、广州、辽宁的几家出版社，都曾要过这部书稿，并分别答应印数在一万二到一万五以上。而我考虑到贵社在出版界的美誉，再加上我们过去有过多次愉快的合作，所以放弃了其他，主动与贵社爱民先生联系。尽管觉得八千册少了一些，但还是认定了这一选择；没想到前段因为多方审稿，以致一延再延。好在事情已经过去，就作为一段记忆“中心藏之”吧。

王充闾

2009年7月8日

致傅德岷

德岷先生：

您好！

感谢您多年来对我的栽培与关注。现又出了一本新书：《张学良人格图谱》，因为结记着您和赖云琪先生的德泽，想方设法给二位邮寄。但是，过去与您交往，都是经由赖先生联系，而现在，赖先生已经从重庆出版社退休，单位找不到人；这样，就想到直接与您联系了。苦于一时找不到电话与地址，只好网上查询。这就是包裹封面上所写的，但又不晓得能否寄呈到先生手里。心中惴惴然，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如果幸而收览，还望及时见告，以慰悬想。

此书，我自认还是具有鲜明特点的，在我自己看来，觉得它是近年来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望先生阅后有以教我。

云琪先生那一本，只好麻烦您代为转递了。实在不好意思，先致谢意。

对您在学术、创作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为祝为颂。

祝身健笔健，即颂

文安！

王充闾

2009年8月22日

傅德岷，重庆工商大学文学院教授。

致杨光祖

光祖先生：

您好！

因为参加省作协采风活动，我刚刚从下面的一个市回来，看到两份邮件，迟复为歉。

您的文章明快、犀利、深刻，又能迭出新意，我确是非常喜欢。有关张爱玲的那篇，写得多么好啊！我也认为适合在《万象》上刊发。

承询这本杂志的情况，其实，我了解的也不太多，解放前，它的主笔听说是柯灵先生。因此，当辽宁教育出版社要恢复这一刊物时，就想到请柯先生做顾问。柯先生慨然应允了，还顺便说了一句：“其实，你们辽宁也有合适的人选。”因为他看过我写的散文，所以，就推荐我到顾问行列中去充数。我就是这么当上顾问的。一般的人都以为，由于这个刊物办在辽宁，所以拉我出山，这是一个误解。实际上，《万象》从复刊之日起，一天也未曾在辽宁办过。由于刊号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所以主编就由当时的社长、青年学者俞晓群担任，付印前由俞先生过目、审读，而真正的编辑室先是设在上海；大约在两年前又转到了北京。大作我可以代转一下。

最近，新出一本散文集《张学良：人格图谱》，明日就寄呈给您，还望多予指导。

王充闾

2009年8月25日

杨光祖，评论家、作家、学者，现任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教授、文化学教研室主任。

致杜渐坤

渐坤先生：

您好！

春初一别，倏忽秋至。南天遥望，时切遐思。多年来，承蒙先生关注，感怀不尽。

关于封建专制下皇位继统问题，过去我写过一篇文章，现在看来，只是提出了问题，但缺乏深入分析，分量不够。近日在原有基础上，调整了文章结构，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重点论述越是英明君主（特别是开国皇帝）越会在选拔接班人方面出现麻烦的问题，对其他部分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自认还是有些创见与新意的。

作为出色的编辑家和作家，您素以目光锐敏、思想深刻为学界所重。现送上，请予指教。看看这些问题剖析得是否有当。如果认可，而且方便的话，尚望转给《随笔》杂志。您从主编位置上退下以后，我与《随笔》已经失去了联系，也再没有了熟人，不晓得对题材、写法有些什么规定、要求。给您添了麻烦，叨在知交挚友，敬请鉴谅。

即颂

身笔双健！

王充闾

2009年9月1日

致孙昌武

孙先生：

您好！

18日去北京参加一个笔会，昨晚回来才看到邮件，迟复为歉。

会议期间，我去了京西阳台山东麓的大觉寺。这是中国北方一座著名的禅宗寺院，康熙年间曾为临济宗的祖庭。始建于辽代，时称清水院，为金代西山“八大水院”之一，据说教理上属于佛教密宗。寺内藏有大量的佛教经典，还有五百多块经板，不过没有见到。当然，即便见到了也弄不懂。如果有您在场就好了，可以获得直接的开导。

千年来，许多帝王和文人都曾驻足其间，并有诗文咏赞，像纳兰性德、王昶、顾太清、许地山、陈寅恪、朱自清、傅增湘、胡适、溥心畲、俞平伯等，都留下了诗文作品；郭沫若故居的那棵大银杏树，就是他从大觉寺移去的树苗长成的。冰心与吴文藻在这里度过了甜蜜的新婚之夜。

他们之所以钟情于此的原因，肯定是各有怀抱、各有追求；而我所醉心欣赏、情怀惓淃的，是这里远离市井尘嚣、清幽阒静的环境。“轮蹄不到嚣尘远，一枕烟波梦也清。”唐·王勃《上明员外启》中，有“一丘一壑，同阮籍于西山；一啸一歌，列嵇康于北面”之句。那种潇洒出尘的魏晋风韵，那种山水情怀、士人风骨，那种隐藏于历史“褶皱”深处的游世高标、雅人风致，至今犹令人向往。

再者，您的大作中谈及十六国的佛教传播，其中的“三燕”（前燕、后燕、北燕）都曾在辽宁的朝阳建立都城，那个“龙腾苑”的遗址，至今尚有遗迹可寻。

从信中得知，您在11月份，要到台北去讲学，届时我也可能恰巧在台湾，中国作协组织大陆作家代表团前往访问，指定我带队，说是争取11月份成行。果能落实，或可在那里相见。

我的一切尚堪告慰，谢谢您的关切。欢迎您回辽宁看看。

即颂

秋安

充闾

2009年9月22日

致王为松

为松先生：

您好！

惠赠的贵社出版的几部学术著作，还有毛尖女士精美的散文集《乱来》，都已收读，深为感谢。因为当时急于外出，未及即时作复，尚祈鉴谅。

毛尖的文章，一如其人，潇洒，漂亮、俏皮，多姿多彩，令人忍俊不禁。您看这一段：

根据我的研究，就是这些荼毒鬼子的“俺、俺们、本人、敝人、不肖、不才、老子、某、仆、乃公、人家、我等、我、我们、我辈、我曹、吾、吾们、吾侪、小生、小子、小可、小的、晚生、余、予、在下、洒家、咱、咱们、朕、寡人、孤、奴才”等“我”与“我们”的同义词，挽救了我们不少国人的生命。

此话怎讲呢？根据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学教授詹姆斯·彭尼贝克的研究，我们使用的字词，总能透露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的宿命。彭教授大量地比较了自杀的诗人和不曾自杀的诗人，发现前者明显地倾向于使用I和MY，而后者更经常地使用复数代词。按照彭教授的思路，或者我们可以假设，“我”用得多了，就会产生一种自杀倾向。所以，感谢中文，有多少复数代词用来指称单数“我”啊！比如我的朋友朱教授，说到自己夫人，总是很谦虚地说：我们老婆。

真是天下妙文。

前此，在大连有个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文艺思潮研究中心和《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共同主办，与会者为京、津、沪、闽一些高校的教授与文学评论家，主题是关于散文创作研究，其中专门安排一段时间讨论了我的那本《张学良：人格图谱》，热情的褒扬，中肯的批评，使我深获教益。

国庆假日期间，二位贤伉俪都没有外出吧？我今天午后从营口回到了沈阳，稍作一些准备，就要于11日到庐山去参加一个国际笔会，除部分大陆作家外，还有台港澳和外国华裔作家多人。大约十天后返回。

再致谢忱，并颂

秋安

王充闾

2009年10月6日

王为松，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

致孙昌武

孙先生：

您好！

南开一别，倏忽间，四个多月飞逝而过，真是快得惊人。就这么日往月来，“鸡飞兔走”，人怎能不老呢！

前段去了一次“大跃进”时期下放过的盘山农村，真像唐人窦叔向的诗中所写的：“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当时，我借住的房东老夫妇，幸喜都还健在。说起那时生活困难，冬天的饭菜没有一滴油水，于是把一条老狗杀吃了，剩余的一条狗大腿，舍不得吃，挂在我的屋里房梁下。房东女儿小云，时年六岁，隔两天就到我的屋里问：“叔啊，你这腿啥时候吃啊？”我和房东大哥、大嫂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五十年后，我们提起来还大笑不止。正好这时，小云骑着自行车进了院。原来，她在乡邮电所工作，听说我到了，特意回来看望。哎呀，形容已经变得完全认不出来，只是语音依旧。她告诉我，已经当了五年奶奶了。“流光容易把人抛”，最可怕的原来是时间！

又看了村里的自然景观，那就更如苏东坡所云：“曾岁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简·爱》中的女主人公重回故地桑菲尔德庄园，目睹物是人非的惨景，曾经喟然慨叹：一切没有生命的依然存在，而一切有生命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尽管这话十分警辟，但却并不准确，没有生命的同样也在变化。所以，如果能够抽出时间，到旧日熟悉的地方走一走，也是一种感情上的补偿。期待着您能多回营口，旧地重游也。

充闾

2009年11月2日

致朱自奋

自奋女士：

您好！

贵报以整版篇幅刊载张学良晚岁情缘，作为作者，我深受感动，也深为鼓舞。

近日连续接到三位外地文友的电话，对此有颇好的反应。他们也同时谈到《文汇读书周报》有看点，有深度追求。确实如此。我已连续订阅五年了。几乎篇篇都看，受益良多。

前天，在省内文学界一次会议上，我还向一些作家、学者作了推荐。我从提兜里随手拿出6日这期，给他们读您编的《书人茶话》中桑塔格的有关论点。对桑氏提到的每一时代都存在着具典范性的文体，大家反响甚为强烈。一位女硕士说，这是不刊之论，验之中国尤其准确：李白、杜甫的时代是诗，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时代是词，关汉卿、王实甫时代是曲。桑塔格说得恰中肯綮。还有《新学术》一栏，汪涌豪教授关于人民性、人性论的阐发，极富启迪、开创价值。

会议的后半场，基本上是议论这份报纸。听了大家的衷心赞赏，我甚感欣慰。

祝您和《文汇读书周报》不断跃升新的台阶。

王充闾

2009年11月16日

致刘俐俐

刘教授：

您好！

大函奉悉，无任欣慰。

评论拙作的论文《大历史观与历史文化散文的价值》，拜读一过，觉得非常精彩。感谢您的青睐与期许；容有未逮者，我当奉为今后创作的目标，努力地加以践行。

您所面对的是抽象的学术领域，可说是充满了术语、定义、流派、新词，而您能够以开阔的学术视野、精到的分析、睿智的谈吐出之，不仅创见多多，意蕴深邃，而且格调清新，运笔活泼，富有情趣，至为难能可贵。

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原是以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为特定研究对象，进行叙事研究，最终却生成一门新的理论，即叙事学。您对此既有深湛的研究，又能娴熟地应用。为了论证文本中叙述的重要性，您引用卢卡奇的论述，说明现代的伟大叙事作品正通过所有事件在过去的前后一致的变化，把戏剧性的因素引入了小说的形式。只有叙述，事物才能获得诗意的表现。当然，叙述需要世界观，“没有世界观，就绝不可能正确地叙述，绝不可能创作任何正确的、层次匀称的、变化多端的完善的叙事作品”。

您在论文中指出：“叙述历史不是有什么写什么，写哪些历史本身就是选择和确认的结果。表现在历史散文文本中，就呈现为结构方式。我们正是从这个结构形式中，看出了充闾先生所依据的价值观和感情倾向”。窃以为，这是非常警辟的分析；而且是发他人之所未发。

遵嘱，已经同《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先生联系过了，他熟知您的学术成就，对文章深表欢迎。

我是昨天从北京回来的。这次应北方工业大学邀请前往讲课，内容主要是讲张学良。作为人文素质课内容，引导大学生把他作为一个人性标本、人格图谱和上世纪社会、政治方面一个线索人物，进行全面剖析。同时，还应北工大文法学院的要求，与教授、讲师们会面，围绕着当前文学创作（包括个人创作体会）这一话题，谈了些个人见解，也谈到了您的评论。他们多是北大、清华博士，有几位都知道您，深表赞许。

再申谢忱，敬颂

教安

王充闾

2009年11月24日

刘俐俐，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致高洪涛

营口市委宣传部来函，邀请我为市里在产业基地所树的纪念碑题写碑文。营口市为我旧游之地，在那里工作二十五年，至今仍怀有深厚感情，遂复函宣传部负责同志。

洪涛同志：

提供的基础资料很好，我作了改写、充实。共分三段，每段大体在一百七十字上下，还可以根据情况作适度增删。因为是竖排，数字应该用汉字，标点特别是“引号”，应尽量减少。

有几个地方，说明一下：

营口地区的开发，不只限于汉、辽、金几代王朝。唐王征东、明清战事（清之西炮台，盖州上帝庙为明洪武年建），此间均有遗迹。

讲营口历史，辽河不可不提，但找不出与之相对应的山，临时想了个赤山，它是较有名气的。

“市委、市政府”字样可以不出现。实际上，尽人皆知，讲的功绩都是党和政府领导的。而且，由于没明确说党委、政府，就可以更加突出一下近年的工作。事实上，营口市的变化也主要是在新世纪，是现在。此项作为重点，你和同志们再斟酌一下——看怎么讲更合适。

有什么事需要商量，可以直接给我发邮件。

王充闾

2009年11月30日

碑　文

远古的追忆

营口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二十八万年前，金牛山人就掀开了人类栖居东北亚乐园的帷幕。在远古文明曙光照临下，赤山辽水之间，先人胼手胝足，筚路蓝缕。由汉唐而辽金而明清，政权代相更迭，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生齿日繁，社会发展。公元一八六一年，营口作为祖国东北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市廛繁华，人烟辐辏，港口帆樯林立，商贾云集；彼时，英法美德日俄等十一个国家设立领事馆，有“关外小上海”之称。

当代的寻梦

新中国成立后，营口迅速成为重要轻纺工业基地和商业口岸；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成功实现了由轻纺工业城市向冶金、石化、装备制造、纺织加工、新型建材和镁质材料生产基地的转化。辽宁“五点一线”发展战略提出后，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应运而生，成为以港兴市、工业强市的重要平台和战略转型的有效载体。转身向海，将营口带进了从辽河文明向海洋文明过渡的新时代。

未来的畅想

作为东北海上门户、中国镁都和“三水”之乡，营口地理条件优越，基础雄厚，后劲十足，发展势头强盛。营口人向世人庄严宣告：用十至二十年时间建设中国沿海经济强市，在沈阳大连之间，奋力打造出一个国内生产总值超四千亿、人口达二百万的大都市；依托海岸线建设百里沿海产业带、百里滨海生态城、百里近海景观带。未来营口将成为一个服务东北、面向世界、适合人居、有利创业、自然优美、人文和谐的新都市。营口的明天更美好！

致张轶

张轶博士：

您好！

此行十分顺利、愉快，感谢您热情而周到的指导与接待。

大札奉到，照片也全部披览。它们又把我带回到我们游观清华园与圆明园时的情景，在感到无限温馨的同时，也平添了悠悠的畅想，无尽的怀念。我当永远记怀在北工大讲学的难忘日子，更忘不了您这位雄姿英发、才气纵横的忘年之友。但愿以后有机会作更多的交流。

计划中的关于生活美学的研究著作，已经着手撰写了吧？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味而且有价值的课题。我手头有一套多卷本的《欧洲风化史》和《古希腊风化史》，为西方文化史名著。虽然作者所论述的并未全面涉及社会日常生活与观念生活，但其视野十分开阔，资料相当丰厚，写法也活泼有趣，估计能够对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昨日已用挂号邮件寄出，不日即可送达。史仲文先生的著作，深刻而又畅达，我正在认真拜读，请代致问候。

祝您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功！

王充闾

2009年12月4日

致朱自奋

自奋女士：

您好！

感谢您一贯的热情鼓励与殷殷垂注。

接到邮件后，我即考虑对《事是风云人是月》这篇文章进行压缩。但弄来弄去，字数虽然大体上符合要求，可是，这么一抽筋剥骨，实在大伤元气，许多内容都删削掉了。因为原稿大约六千字，寄发前，我已经做了一番压缩，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若是再删掉一千五百字，就觉得问题讲不透也说不清了。这里绝没有稿子写成就不能删改的意思，过去我也有过不只一次遵嘱压缩的先例。这篇文字多少有点特殊情况：这是我近年研读历史的一篇心得，自认还是有些新意，发出去可望获得一些识者的首肯。可是，若只以两千字发出，由于简略，许多内容没有容纳进去，觉得未免有些可惜。因为贵报在国内影响颇大，在这里发过以后，就算“定了终身”——再不能往别处投寄了。料想聪慧如您，会理解与体谅我的这种矛盾心理的。为了不致使您为难，我想还是把它抽回，再找他处发出；我重新构思其他内容，成型后再及时奉上，以弥补这次的缺憾。

王充闾

2009年12月27日

致康启昌

康大姐：

您好！

久未晤谈，不知近期身体状况如何，甚为挂念。

我一直对您辞去省散文学会会长一事，耿耿于怀。您的抽身而退，确实影响了省内散文事业的开展。借用两句不很恰当的古语来比况：“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后来有文友解释，纯粹由于身体原因，这就没有办法了，应予理解，应予鉴谅。

近日，又听到马成泰先生病逝的噩耗，心中有戚戚然。他是一个才子，诗文俱佳；而且热心于散文事业，多有贡献。他的猝亡，令人伤感。往事依稀，已成昔梦，言之凄然。

冬寒尚厉，望善自珍摄。

即颂

年祺

王充闾

2010年1月19日

致张庆善

庆善先生：

您好！

辽海一别，匆匆数阅月矣，南天瞩望，时切怀思。感念先生的关注与期许，深致谢意。

所寄《红楼梦学刊》，均逐期认真拜读，受益良多。日昨，看到蔡义江先生的重头文章：《〈红楼梦〉挂历名家题诗十二首浅说》，受教同时，也提出一点不成熟看法。敬呈庆善先生一阅，愿有以教我。

回忆十多年前，在蔡先生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长时，我们曾有一面之雅，留下了很好印象。他是知名学者，人品、学问均称上好，为我素所钦仰。对前段网上一些人的指责以至鼓噪，我是大不以为然的。此信也可请他先看一看，望予赐教。

如果您认为有必要在《学刊》上予以刊布，亦我所愿。这样，一则可以接受红学界方家指教，听听大家的意见；二则有助于活跃学术气氛，引起读者的兴趣。

王充闾

2010年2月5日

“唇气”还是“蜃气”？

《〈红楼梦〉挂历名家题诗十二首浅说》刊载于今年第一期《红楼梦学刊》。作者为我素所敬重的著名学者、红学家蔡义江先生。文中对于茅盾、张伯驹等五位名家的十二首题诗，先生一一作了详尽的讲解，里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可说是“发未发之覆”，读后深获教益。只是有一处，我略有不同看法，愿意提出来就正于义江先生。

张伯驹所作《十月·描图》：“描来画笔大观园，楼阁参差抵外藩。幻影艳情吹唇气，门前狮子亦无言。”蔡先生对“吹唇气”的解释是：“形容女儿们戏谑谐谈就像芳唇之中吹出兰气来那样令人愉悦。”并举出“母蝗虫”、“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写上了“嫁妆单子”以及回目《潇湘子雅谑补余香》等实例作为证据。论证不可谓不充分，但我却大胆怀疑“唇气”实为“蜃气”之误。

蜃气原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后发生折射，使远处景物显现在地面上或半空中，成为“海市蜃楼”幻影。古人不明这一科学道理，误认是蜃吐气所形成的景象。《史记·天官书》有“海旁蜃气象楼台”之句；《本草纲目·蜃》条目中，亦有“能吁气成楼台城郭之状”的记述。我认为，联系全诗意蕴和“画笔描来”、“楼阁参差”字样，应以“幻影艳情吹蜃气”为是。意为女儿们戏谑谐谈（“艳情”）吹出“蜃气”，使大观园的“幻影”像海市蜃楼般显现。

历代诗人咏“蜃气”者，不胜枚举。早于这次题诗，张伯驹1978年登蓬莱阁，曾填《风入松》词纪盛：“齐烟九点望胶东，霞日海腾红。仰观俯视神游遍，上鸢云，下到龙宫。一粟浮沉身世，千年梦逐坡翁。波澜壮阔卷长风，银浪叠重重。遥天万里消阴曀，问蜃光，吹气何从？却笑人间名利，无非楼阁空中。”里面也谈到“蜃光吹气”、“楼阁空中”。而“唇气”一词，就我闻见所及，大概从未入于诗词。只在古相书中，有“唇气青黑，亦主孤贫”之说。

再者，“唇”字在诗韵中属十一真，为平声字，放在这里也于音律不协；如是“蜃”字，属上声十一轸，为仄声，则协律了。丛碧先生为诗词大家，诗才极高，九岁即能诗，有“神童”之誉。其诗词作品，格律极严，化典圆熟，臻于至境；尤以词之成就为最高，因而学界有人评说：“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因此，我不大相信，张先生会以平代仄，故作拗句；尤其是不大可能塞进“唇气”这类的词句。若是先生真的想用这个词，完全可以将第三句调为“唇气艳情成幻影”以达到协韵要求。

诚如义江先生所说，唐人绝句中一、二句破格成拗的例子很多。但自从南宋刘渊“平水韵”施行后，直至清末民初，此类情况则极为罕见。即以《红楼梦》一书中三十三首七绝而论，出自黛玉、宝琴等高手的自不必说，即便是连贾母都看不上眼的贾环的七绝，也还是合乎格律的。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误植，我猜想，可能出于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因为丛碧先生的字为“鸟羽体”，当年印制挂历时，编辑没有辨识清楚，误“蜃”为“唇”了；二为提供资料者笔误，如果是手抄的话；三是丛碧先生笔误，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这纯粹是局外人的凭空悬想。义江先生为诗词名家，且当年曾亲自参与其事，现将一己之见托出，提供研究参考；同时也愿听听诗词界与红学界方家的指教。

张庆善，著名红学家，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

致郭保林

保林先生：

您好！

大札奉到，欣悉先生作品研讨会即将在济南召开，为祝为颂。我现正在浙江采风，要待五天以后才能结束。盛会不能到场，深以为憾。

您的散文作品，有着充沛的激情，作为一种心声倾诉、精神写意和心灵升华，既拥抱时代、关注人生，又能通过外界信息的整合、同化于内心，进行审美创造，发挥心灵烛照、精神滋养的作用；特别是历史文化散文，能够把哲思、史观和诗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富有思想与文化蕴涵，普遍获得好评。

恭祝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王充闾于湖州

2010年4月2日

致黎枚

接学者黎枚信，谈到当前中国文学的现状感到有些迷茫——没有公认的好书，没有共同的审美取向，一些80、90后的青年缺乏正常的精神滋养，情况堪资忧虑。

复函如下：

黎枚：

您好！

信中所论也正是我想要说的。看来这是整个时代的问题。欧美与中国香港早已经历到了，中国大陆的文学正在进入市场化、平民化、快餐化、娱乐化，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一种发展趋势，并且不可能逆转。精神资源和思想穿透力贫乏，对人性关注的漠视与淡化，生活占有与创作之间的失调。文学关于人生的表述越来越苍白无力，灰蒙蒙、软绵绵的；有的走上另一个极端，在那里张扬钱色交易、黑幕、隐私、权谋。

您对于散文有专门研究，可能更会有感于当前散文队伍的泛化，只要语句粗通，错别字尚不影响对句意的理解，不管内容高尚还是卑微，审美趣味高雅还是低俗，文辞简约还是啰唆，就都可以被当作散文了。文学期刊纷纷转型，脱离纯正的文学趣味、立场和美学追求，慢慢蜕变成时尚类杂志，大量刊发闲适的、无关痛痒的文字。实用性、趣味性越来越成为当下文学阅读的出发点。文学成了商业社会普遍的消费方式中的一种。

有的评论家指出，西方的现代社会出现了精神危机，主要是表现为两种人大大增多：一种叫“空心人”，就是失去了生命的价值感和方向感，成了无根的浮萍；再一种叫“碎片人”，不仅失去了外在的完整性，和自然的关系处于割裂、对立状态，而且失去了内在的统一，被各种矛盾冲突弄得支离破碎。我们现在也面临着这种趋势。因此，现代人需要智慧的指引、生命的开悟，需要对自己生命采取一种审视的态度。文学本来应该起到指引、导向作用，可是，现在有的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商业社会的附属物，过去那种高雅、深邃、讲究品位的文学时代已经去而不返了。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阅读问题。钱理群先生认为，影视和网络确实提供了阅读的新的可能性，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其明显的愉悦性对青少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有可能削减，以至取消了深度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因此如果以影视、网络阅读代替经典文本阅读，就会有很大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只听宣讲《论语》而不读原著。很多讲《论语》的书，发行量很大，上百万册，我关心的是，讲解《论语》的书在发行上百万册的同时，是不是也发行了上百万册的《论语》原文？或者打一个大折扣，有十万人读《论语》，也是很大成功。

是呀，我们常说需要面对大众传播经典，但大众如果不读经典，只读别人的解释，又会有什么后果呢？

王充闾

2010年4月27日

致彭定安

著名学者、作家彭定安先生来函，略谓：

我觉得，你在写过周恩来不忘老朋友之外，还可以写一篇他的性格图谱。他的人格魅力和人格结构，比张学良更具震撼力，更伟大也更丰富，具有更多文化内涵和中国传统文化质素。我一直觉得，他之所为，比大元帅的拍案而起，更困难，更深刻。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坑谁下火坑”，含着多少悲情与坚毅。我见到有人说他晚年给张玉凤写信“低声下气”；其实，抗战期间，他在重庆给龚澎写信，都称“您”，而龚当时还是“毛孩子”，是与他隔好多层的下级。这是他那一辈人的谦逊作风。当然，写他跟党史千丝万缕相连，甚至是血肉相连，有很大难处。

回函如下：

定安先生：

您好！

我完全同意您对周总理的评价。他确实是一位流芳千古的伟大人物，凝聚着也代表了中华民族一切的优良品格。诚如拙文《不能忘记老朋友》中所揭示的，对于这位伟人我一向是充满敬意、充满深情的。面对他，也确确实实觉得有话可说，而且肯定会比对于张学良的认识要充分、深刻得多。但是，要写好周总理实在也比较难：首先，他的人格风范、丰功盛烈，确是高山仰止，有“夫子门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之感；再者，他的个性、性格构成，十分丰富、复杂，需要深邃的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功底，否则未必能讲得清楚。所以，尽管有志于此久矣，但一直未能动笔。从现在开始，我即着手积累资料，过些时候总会写出来的。

即颂

文祺

充闾

2010年4月29日

致黎枚

黎枚：

您好！

看过了您发来的一组文章，我似有所悟，或者说得出了一个结论：社会要进步，要出人才，不仅需要有一个能够施展自我、无拘无束的宽松环境，而且，客观上还须有一定的压力，逼迫你去艰苦奋斗，勇进突围，自强不息。其实，“五四”之后，英才辈出，那些作手、文豪、健将、大师（鲁迅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不就是这么出来的吗？

记得“文革”中有两句传诵一时的俚诗：“猪圈怎驰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人才总是在风浪的冲激下、雷鸣电闪的轰击中长成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忘身。”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过于安逸，而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正风已被图享受、贪安逸、比阔气、讲排场的戾气所淹没，如果周围环境、舆论氛围再不能提供一定的压力和张力，这样随波逐流下去，又何谈英才之涌现！

王充闾

2010年5月3日

答王先霈

接王先霈教授约稿函，略谓：“华中师大出版社邀请省内外一些老师编一本《大学语文》，拟于今年七八月出书。此教材以通过美文给学生文化熏陶为主旨，希望摆脱通常的赏析格套。为此，其中一半篇目的导读，约请校外资深名家赐稿，俾使采用这本教材的学生得以多方受益。其中选了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特请您写导读一篇，要言不烦，三百字即可。”

数日后，按照上述要求，写成导读文章如下：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导读

这是一篇优秀的古代抒情短文。作者是一位大诗人，他以清新隽雅的诗性语言为我们描述了他与诸弟春夜聚会于桃李芳园饮酒赋诗的情景。

文章层次分明，句无虚设。一入手，作者就纵览宇宙，俯仰古今，抒写在空间广阔无垠、时间飞速流逝的背景下，人生有限，莫失片刻良机的怀抱。接着，次第点出会芳园、赏美景、叙天伦、伸雅怀、乐觞咏的设宴本衷。在神采飞扬、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作者不忘美诸弟之才，惭自家之拙，显现出古人豁达、谦抑的风致。

精读全文，仿佛走进古人诗酒风流的聚会场所，饱享高雅的精神盛宴，感受潇洒出尘的幽怀逸趣，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进而领略作者对生命、对生活、对友情、对自然的珍爱，体会其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欣赏并学习那种以简驭繁、挥洒自如的高超的写作手法。

明人李贽论述艺术创造时，有“画、化”之说。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则是能把客观的物象化作心灵的东西，反过来再把这种心象转化成诗性文字。原来，李白早就掌握了这套本领。

王充闾

2010年6月10日

致李葆国

中华诗词学会李葆国先生寄来咏长白山七律，要求提出意见。

回函如下：

葆国先生：

您好！

全诗意兴盎然，堪称上品。初读“苔点流光蓄岑寂”一句，觉得有些不顺，但经过拗救，亦无伤格律。此类情形于宋人诗中颇为常见。盖“岑”属十二侵，为平声，而当必须用在仄声处时，经过拗救，亦可成佳句，如宋·杜范：“春愁风雨不禁寒，红尽枝头绿已团。谁遣佳人伴岑寂，初酣卯酒脸匀丹。”就非常好；再如宋·方回诗句：“拟问邻酤破岑寂，督邮闻说酢如榴”，也很有味道。当然，大量的还是作平声用。最有名的是宋人留元刚的《武夷九曲棹歌》：“九曲遥岑更郁然，板桥渔市引长川。唤回白马宾云梦，来看桑麻万里天。”

随便议论，凑趣而已。

王充闾

2010年6月11日

致高海涛

作家、学者高海涛先生驰函，以端午“赏午”风俗见询。

答复如下：

海涛先生：

承询“赏午”一词，所知不多。除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讲的：“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繫臂。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请薛家母子等赏午”；还有一副描述节令的对联：“端午午时人赏午，立春春日客游春。”也很有意味。

看得出来，“赏午”与端午节有直接关系。从前，更多的是纪念、凭吊屈原，而从宋代开始，赏端午习俗似比较盛行。苏东坡《少年游》词：端午赠黄守徐君猷：

银塘朱槛麹尘波。圆绿卷新荷。兰条荐浴，菖花酿酒，天气尚清和。　　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一分歌。狱草烟深，讼庭人悄，无吝宴游过。

宋代词人刘克庄亦有《满江红·端午》：

梅雨初收，浑不辨、东陂南荡。清旦里、鼓铙动地，车轮空巷。画舫稍渐京辇俗，红旗会踏吴儿浪。共葬鱼娘子斩蛟翁，穷欢赏。　　麻与麦，俱成长。蕉与荔，应来享。有累臣泽畔，感时惆怅。纵使菖蒲生九节，争如白发长千丈。但浩然一笑独醒人，空悲壮。

再就是元人杂剧：《显英才丑虏走边疆》中有两段：

（外扮范仲淹领祗从人上）（范仲淹云）胸中志气凌霄汉，腹内诗书贯斗牛。老夫范仲淹是也。今为唐学士举荐延寿马，与耶律万户交战去了，有飞报前来，被延寿马大破虏寇，得胜回京，奉圣人的命，今日是五月端午蕤宾节令，御园中一来犒劳三军，二来设一太平筵会，众官庆贺蕤宾节令，都要打球射柳。安排筵会已完备了，祗从人门首觑者，众官人每来时，报复我知道。（祗从云）理会的。（吕夷简、文彦博、陈尧佐上）（吕夷简云）万卷诗书遵孔孟，一襟清气溢乾坤。小官吕夷简是也。因为延寿马破了耶律万户，得胜回京，奉圣人的命，时遇五月蕤宾节令，都要打球射柳。宴赏太平之世。可早来到也。

《双调·新水令》：

忻逢佳节满皇都，贺端阳乐年欢助。则见那锦衣悬彩仗，绣袄间公服。摆列着玉叶金簇，端的便屯满御园路。

元末明初·舒《端午》词：（里面感慨：人都庆端阳，谁复吊沅湘！）

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缠五色臂丝长。空惆怅，谁复吊沅湘。往事莫论量。千年忠义气，日星光。离骚读罢总堪伤。无人解，树转午阴凉。

明·陈宪章诗《端午食赐粽有感》：

蓬莱宫中悬艾虎，舟满龙池竞箫鼓。

千官晓缀紫宸班，拜向彤墀贺重午。

大官角黍菰蒲香，彩绳万缕云霞光。

天恩敕赐下丹陛，琼筵侑以黄金觞。

东南米价高如玉，江淮饿莩千家哭。

官河戍卒十万艘，总向天厨挽飞粟。

君门大嚼心岂安，谁能持此回凋残。

小臣自愧悠悠者，救时无术真素餐。

“赏午”一词，当是这些端午庆赏活动的简称。

王充闾

2010年6月16日

致杨光祖

光祖先生：

您好！

两篇大作都认真读了，尤其是《文学的灵魂在哪里》，极表赞同。您谈得非常深刻。且不知看过这期《小说评论》的小说家们，作何反应？

杨显惠先生的作品，过去我关注得不够，今后一定找出看看。您提到我关于张学良的写作，实际上，我倒并未过分在意世人如何评价他，主要是他的起伏、迭宕的命运吸引了我。近年来，我在散文中写了大量人物，选择的标准，一是有可传可述之事，无论正面反面，能够发人深思、供人研索的；二是有足够的可言说性，人性复杂、深刻，矛盾冲突激烈；三是可以作多样化解读，个性化空间比较大，对那些历史评价上有争议、具备多样性结论的，我尤有兴趣。我之所以要写曾国藩、李鸿章，还有庄子、瞿秋白，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当然，往深层里挖掘，一个作家对于客体对象的书写，绝不仅仅基于趣味与偏好的审美选择，本质上，恐怕还是一种精神类型的选择。无论是抑扬、褒贬、毁誉，着眼点都是对于人格、个性以至人生道路的研判与评说。

这里，我想就张学良多说几句。我以为，张氏可以为我驰骋笔墨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他具有无限的可言说性。传记、口述历史、回忆录，很多很多，可是并没有穷尽他的内涵，仍然有无限的叙述空间。首先，他是一个谜团，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身上充满了难于索解的悖论，存在着许多因变参数；其次，他是成功的失败者，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他的政治生涯满打满算只有十七八年，光是铁窗岁月就超过半个世纪。政治抱负，百不偿一。其三，同历史上一些悲剧人物一样，张学良在人生舞台上，作了一次风险投资，扮演了一个不该由他扮演的角色，挑起了一份他无力承担却又只有他才能承担的历史重担。我写他，还有一点特殊原因，就是我们是同乡，所谓“桑梓情缘”。我从小就听惯了关于他的许多传奇故事，脑子里长期存在着一个固有的形象。不过，我也知道，许多方面写得并不深刻。还望您读过以后，能够有以教我。

即颂

教安

王充闾

2010年6月19日

致刘兆林

兆林同志：

得知您近日将有越南之行，为祝为颂！

承询唐代文学巨星王勃在越南殒落的有关情况，略复如下：

据越文资料记载：王勃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夏初到了交趾郡，陪同他的父亲、交趾令王福畤，一起度过了炎热的溽暑，秋八月踏上归程，由蓝江起航，刚刚驶入南海，即不幸为风浪所噬，终年二十八岁。

那一天，海水涨潮倒灌，把王勃的尸体顶入蓝江，被村人发现，认出是这位中土的早慧诗人，即刻通知他的父亲，然后就地埋葬在蓝江左岸。出于对他的崇敬，并且雕像、修祠，永为纪念。传说王勃死后，情怀郁结难舒，冤魂不散，蓝江两岸总有乌云滚动。还有人在南海之滨看到过他那飘忽不定的身影；夜深人静时，风翻叶动，簌簌有声，细听，竟是他操着中原口音在吟咏着诗文。

这一带文风比较盛。过去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能背诵“落霞、孤鹜”的名句和“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的诗章；子弟们潜心向学，有的还科名高中，历代出现过许多诗人。其中，成就最大、声望最高的是被誉为“越南的屈原”、“民族的天才诗人”阮攸。他出生于黎王朝的末叶，中年入仕后，曾几度出使中国，到过长江沿岸许多地方，对于中国的风物人情，尤其是汉文学素有深湛研究。他根据中国章回小说改写的诗歌作品《金云翘传》，长达三千二百五十四行，享有世界性的声誉。阮攸从小就熟读王勃的诗文，心向往之，不仅在作品中引用过“风送滕王阁”的逸闻佳话，还专门凭吊过王勃祠、墓。听说，重修后的王勃祠庙的对联：“座中尽是他乡客，眼底无非失路人”，就是阮攸亲拟的；还有一副联语：“信哉天下有奇作，久矣名家多异才”，引自陆放翁诗，亦出自阮攸之手。他曾在《漫兴》一诗中写道：“行脚无根任转蓬，江南江北一囊空”，虽有自嘲意味，但用来比况王勃也是至为贴切的。

上述资料的获取，得益于对越南的一次出访。2004年3月，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到河内，从我国驻越南大使馆听到一个惊人信息：王勃的墓地和祠庙在越南北部的义安省宜禄县宜春乡。看了地图，那里紧靠着我国南海。《旧唐书》中本传记载，王勃到交趾省父，“渡南海，堕水而卒”。罹难场所和葬身之地向无人知，想不到竟在这里！

由于急切地想要看个究竟，第二天，我们便在越南作家协会外联部负责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实地访察。一路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这位短命的天才诗人。对于一个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外国文学家，邻邦同行们不仅熟知，而且饶有兴趣，确属难能可贵。只是，我们心里越是急切，汽车越是跑不起来，路又窄，车又多，不足二百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六个小时，到达那里已经是夜幕沉沉了。

我们在海边一家简易旅馆住下。客房在楼上，很空阔，窗户敞开着，夜色阴森，林木缝隙中闪现出几星渔火，杂着犬吠、鸦啼，空谷足音一般，令人加倍感到荒凉、阒寂。“哗——哗——哗”，耳畔涛声阵阵，好像就轰响在脚下，躺在床上有一种船浮海面、逐浪飘摇的感觉，似乎随时都可能被漂走。迟迟进入不了梦乡，意念里整个都是王勃——到底是怎么死的，死了之后又怎么样……很想冲出楼门，立刻跑到海边去瞧一瞧，无奈环境过于生疏，只好作罢，听凭脑子去胡思乱想。

次日，东方刚刚泛白，我便三步变作两步地飞驰到海边。风很大，衣服被鼓胀得像个大包袱隆起在背上，海潮也涨得正满，目力所及尽是如山如阜的滔滔白浪。几只渔船正劈波入海，时而被抛上浪尖，时而又跌下谷底。说是船，其实本是藤条编的大圆笸箩，里外刷上厚厚的黑漆。平时扣在潮水漫不到的沙滩上；捕鱼季节到来，渔民把它们翻转过来，然后推进海里，手中架起长长的木桨，艰难费力地向前划行着。

当地文友说，这里是蓝江入海口，距离中国的海南岛不远，大体在同一纬度上。气候很特殊，看上去滩平坡缓，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拦，可是，老天爷却老是耍脾气，喜怒无常，瞬息万变。说声变脸，立刻狂风大作，搅动得大海怒涛汹涌，面目狰狞，往来船只不知底里，时常遭致灭顶之灾。听到这些，王勃遇险的因由，我已经猜到几分了。

草草用过了早餐，我们便赶忙去看王勃的祠庙和墓地。听说有中国作家前来拜望王勃，乡长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早早等候在那里。见面后，首先递给我一本铅印的有关王勃的资料。封面印着王勃的雕像，里面还有墓碑的照片，正文为越南文字，后面附有以汉文书写的《滕王阁序》。大家边走边谈，突然，一大片荒榛断莽横在眼前，几个圆形土坑已经长起了茂密的茅草。乡长指着一块凸凹不平的地基说，这就是王勃祠庙的遗址，整个建筑1972年被美国飞机炸毁了。我急着问：“那么，坟墓呢？”当地一位乡民指告说：离这里不远，也都被炸平了。这时，乡长从我手里取回资料，让大家看封底的照片——炸毁前此地的原貌：几株参天乔木笼罩着一座园林，里面祠堂高耸，径路依稀，不远处有荒冢一盔，累然可见，徜徉其间还有一些游客。于今，已全部化作了尘烟，进入了虚无。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留得残图纸上看”了。

全场静默，榛莽无声。苍凉、凄苦、愤懑之情，壅塞了我的心头；而目光却继续充盈着渴望，我往四下里搜寻，很想从历史的丛残碎片中打捞出更多的劫后遗存。于是，又拨开对面的灌木丛，察看隐没其间的一座墓碑。已经断裂了，碑额抛掷在一旁，以汉字刻写的碑文多处残损，而且漫漶模糊，大略可知竖立于王勃祠庙重修之际，时间约在十八世纪末年。

承乡长见告，王勃祠庙遭受轰炸后，当地一位名叫阮友温的退伍大尉，冒着生命危险把王勃的雕像抢救出来，没有地方安置，便在家中腾出一间厅堂把他供奉起来。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立即赶赴阮家探望。阮先生已经故去，其胞弟阮友宁和先生的儿媳、孙儿接待了我们。王勃像供在中堂左侧，前面有一条几，上设香案。像由上好红木雕刻，坐姿，为唐朝士大夫装束，通高约一米四五。由于年深日久，脚部已开始朽损，面孔也有些模糊。跟随着主人，我们一同上前焚香拜祝，并摄影留念。

王充闾

2010年8月12日

致杨光祖

光祖先生：

您好！

大札奉到，至为铭感。

我过去多次说过，喜欢同青年人打交道。现在看，是对的。原因就是可以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以至尖锐的批评意见。

信中提到我的散文缺少锋芒，并以《重读三峡》为例，认为不应把这项工程说得那么好。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三峡工程究竟怎么看，一向存在着争论，这里有个视角、观点问题。单说文章的写法。其实，为文与为人是统一的。一般情况下，我写文章，还有日常待人处世，多取肯定态度，大概也和个性、禀赋、价值取向有关。我是属于那类善与人同，善于发现他人长处，善于学习、借鉴的知识分子类型。自幼就曾接受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受孔子、庄子的思想影响较深，一直奉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让人一步天地宽”、“顺人而不失己”（庄子语）的处世哲学，待人一向宽厚，周围许多人在我眼里，我都觉得可亲可敬，总能发现他们可供我学习的长处，缺少的是刚肠疾恶、愤世嫉俗、头角峥嵘的凌厉风格；生活要求不高，所谓奉行“减法”，知足知止，自奉俭约；客观环境再差，我也多能随遇而安，没有过高过苛的要求；严格遵守做人“红线”，守本分，重人品，与他人出现了龃龉，我也总是更多地反思自己有什么欠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宽恕节省了生命的开支，免除了憎恨的代价，削减了能量的浪费。所以，不满足以至怨愤的情绪很少，整天倒也其乐融融，自得自足。这样，家庭也好，个人也好，周围环境也好，充满了快乐与和谐。反映在作品中，自然也是看长处多，看正面的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自己角度讲，自然也是真情——当然是未必尽与人同的。

我始终以为，做人，齐家，这样做是好的；当然，作起文章，按照西方的说法，确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孤愤著书，愤怒出诗人嘛！钱锺书先生《谈艺录》中，引楼昉《过庭录·文字》条，说：“刻薄人善作文章，和厚者则平凡。”鲁迅先生的文章达到了至境，其特色是犀利尖刻，准确深透，挥洒幽默，涉笔成趣。他曾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他说他的文章“有伤忠厚，近于刻薄”。刻薄不等于阴损，这是一种文章的风格，

有位哲人说，对于民族来说，拥有凡·高乃是万幸；可是，如果哪个父亲、妻子，若是有那样一个儿子、一个丈夫，恐怕就整天地焦头烂额了。事情之大谬而不然者，大抵类此。

因为我们投合，我就随便说了这些，交心而已。

王充闾

2010年8月13日

致邓世广

邓教授：

您好！

大函奉悉。

新疆为我旧游之地，翻阅大著《当代西域诗词选》，倍感亲切之余，多获教益；今又收读近作诗词若干首，宛如云璈水瑟，可诵可歌，乐何如也！

先生诗词俱佳，而于倚声尤见功力。有的一气驱使，旋折而下，构成“繁音促节”的湍急情势；有的婉转低徊，声声掩抑，予人以“欲吞还吐”的感觉；有的则是峭拔挺劲，直耸孤标，凸显出激越不平的情怀。吟咏这些词作，直是一种高格调的艺术享受。

我于诗词，素有爱好，但着力不多。在散文创作之余，有时也随便涂抹两笔，多无足观。在诗词集的后记中，我也曾写过一段迹近辩护的话：

我在痴迷诗词的同时，又不无几分清醒、几分警觉。如所周知，旧体诗与新诗，文言文与白话文，在遣词造句、表述方式以至体例、程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千余年的文学实践表明，写作古体散文与写作旧体诗词是恰合榫卯，相得益彰的；而我的主业是经营现代散文，这与写作新诗当可相辅相成，反之，若是沉酣于“束缚人们的思想”的旧体诗词而不能自拔，甚或不自觉地成为一种“话语方式”，那就必将有碍于思路的拓展、笔墨的荡开、文势的挥洒。为此，我曾戏谑地改窜《庄子》中的一个警句：“诗词，作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此言一出，即遭到文友的驳诘：“君不见鲁迅、瞿秋白、郁达夫乎？其旧体诗均出色当行，何以现代散文亦绝妙无俦也！”我一时语塞，有顷，才回应一句：“诸公乃文章圣手、天纵英才，自非常人可比。”

随信，附呈四组小诗，多为即兴咏怀之作，没有什么深邃的寄托，尚望先生阅后有以教我。

王充闾

2010年9月4日

邓世广，新疆医科大学教授，诗人。

致唐军

唐军同志：

您好！

知道您的工作很忙，但有件事情还得要打扰您。由于从事文学创作和参加文化、学术交流活动，我曾多次出国和赴港澳台访问。离开省级领导岗位、特别是办理退休手续之后，卸去了工作担子，时间充裕了，出去的机会仍然较多。可是，遇到的难题是，每逢出访，办理手续都十分繁杂，拖的时间很长。比如，2009年3月，中国作协指派我带领大陆作家代表团（18人）赴台参加两岸文学交流活动，由于省里审批、又报中组部、最后又报文化部，辗转周折，险些误了行期；2008年底率大陆作家团到澳门参加文学活动，也遇到这种情况，因为会期迫近，只好由李峰、曾维二同志联合破例签批，在沈阳市公安局办了手续。为方便今后丰富创作素材、开阔文化视野、参与学术交流活动，我想申办一份因私护照。

便于组织掌握、了解情况，现简要介绍一些有关情况：

一、我是中国作协五、六届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协六、七届主席，八、九届名誉主席，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出版散文、随笔、诗词集近四十部（其中，英文、阿拉伯文各一部，台湾出版两部、香港一部）；中国作协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连续两届（第二、三届）被聘任为“鲁迅文学奖·散文”评奖委员会主任——由于“鲁奖”的权威性，文学界一向把这看成是一种“高度认可”，否则难以服众。1996年11月，经上级特批参加高级职称评定，被评为“文学创作一级”，此后即列入中组部专家局备案，每年春节前，都收到中央组织部的慰问函。

二、先后出访过亚、非、拉、欧、美30个国家，其中，以省级领导身份公务出访，只有三次：1990年9月，率省文化教育代表团访问朝鲜；1991年12月，应苏联文化部邀请，率团往访；2000年6月，率省人大代表团赴埃及参加友好省活动。其余出访，全部为创作、学术交流活动，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身份，由中国作协派出，先后出访印度、俄罗斯、越南、缅甸等国家；二是出席国际图书博览会（因作品分别以英文、阿拉伯文出版，两次应邀去法兰克福谈判版权贸易事项）；三是应对方邀请，以文化学者身份出访（如赴韩国光州市、釜山市）；四是以大学客座教授身份，带着专题进行学术考察，回来给研究生作学术讲座（如应南开大学文学院要求，赴拉美考察“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五是为出版部门编校古籍（他们这方面专家很少，我曾为辽宁人民出版社编校钱锺书十二卷本《宋诗纪事补正》，为辽宁教育出版社编审纳兰性德《饮水词》笺注本等多部古典文学作品），他们安排一次随团出访。

三、每次出访归来，我都写出散文、传记作品或学术论文，计40余篇（部）。其中仅涉及到世界著名作家、艺术家的，就有歌德、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泰戈尔、井上靖、勃朗特三姊妹、聂鲁达、易卜生、杰克·伦敦、海顿、维格兰等近20人。

四、我于2001年初离开省级领导岗位、2005年底退休（此前担任省作协主席），现已年满75岁，没有任何亲属在境外、国外。今后出去，主要是自费（好在我没有其他方面经济负担），也会有由对方出资的应邀出访。我计划今春去波兰、捷克自费旅游，主要是想写一写伟大的爱国者、音乐家萧邦（波）和伟大的爱国者、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捷）。早在中学时代，我就为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所倾倒，许多段落至今还能背诵。

敬颂

年祺

王充闾

2011年1月20日

致李建华

北岳文艺出版社李建华先生：

顷接大函，知贵社为树立山西品牌形象、打造山西文化名片，艺术地再现山西厚重的人文精神与古老的地域文化，拟分批邀请全国知名作家到山西采风，以历史文化散文形式，写出三晋大地的历史之美、地域之美、民风之美、人文之美、厚重之美；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厚重山西——当代著名作家看山西》大型文化散文集。这一举措意义重大，非常必要。承蒙邀请，我感到十分荣幸，多谢出版社对我的殷殷垂注。

山西原是我的旧游之地，十多年来，曾先后去过四次，而且，都和创作有关。一次是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去王家大院挂创作基地的牌子，然后去了晋南、晋东南地区；一次是以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身份，率领采风团去晋中、晋西南地区深入生活，实地采访；还有两次，在我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时，曾去了晋北，过五台，出雁门，赴大同、浑源；另一次，当时兼任省作协主席，应山西省作协邀请，专门去参观了晋祠，走访了忻州元好问故乡，先后写了《无字碑》、《貂蝉趣话》、《劫后遗珠》、《情注河汾》等系列历史文化散文。尽管山西的主要地域基本上都去过了，但我仍然对重游三晋大地抱有浓烈的兴趣。只是3、4月份，早已安排要先后到温州大学、苏州大学和苏南地区讲学、访问，5月份要到中东欧出访，行程安排得很满。这样，就不能前去参加这次采风了，实在是感到遗憾。

现将我写成的四篇散文送上，供审核。如能采用，自是感到欣慰——毕竟没有辜负诸君的错爱；否则，我也完全理解，因为我并没有参与这次活动。

王充闾

2011年2月25日

致葛本亮

本亮同志：

近期，接到山西出版部门的邀请函，他们策划组织一批国内知名作家通过采风活动写出系列散文作品，以适应本省经济社会发展、壮大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刚才我给北岳文艺出版社的老总作了回复。就此，我联系到，我们辽宁也应该策划、推出一批扩大人文宣传、树立品牌形象的本省题材作品。

这项工作，本来早就应该做，但过去限于资金紧缺，加上我在位时重视不够，留下了一笔宿债。尚堪告慰的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在个人创作中，还是比较重视宣传、反映本省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涌现的新事物、新景象，其中仅是刊发在影响颇大的《人民日报》副刊上的散文，就有二十余篇，对象涵盖了全省十四个市，可说是无一遗漏。其余还有几十篇属于本省素材的散文，发在全国各类文学杂志上。近日我把这些加以整理，总量竟达二十多万字。我的想法是，如果借鉴外省做法，我省外宣办也邀请知名作家统一组织书写，当然最为理想；假如因为精力、财力、时间限制，也可采取“短平快”方式，就现有作品进行编纂，这既简便易行，又可立见功效。“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总还聊胜于无吧。因此，不揣谫陋，将这份题为《辽海春深》的文字稿打印奉上，请加审核。

如能纳入出版计划，不妨首先译成英文，对外；同时，双管齐下，再以中文在国内发行，包括面向外省区市项目洽谈、公务交往、旅游观光者。电子文本，出版计划下达后，即行奉上。

最后，想解释一句，此举绝非由于我的作品没处出版，想通过这个途径找出路。实际情况是，只要我能够写出来，公开出版发行没有困难。这样，也请各位不必为难，不必迁就。如出于种种原因（如年度计划已经下达等），不拟采用，我完全能够理解，也没有任何想法。正可用来应对外来约稿，拿出交差就是了。

敬致问候。

王充闾

2011年2月25日

致孙昌武

孙先生：

您好！

捧读来函，至为欣慰。原来您一直在日本讲学，怪不得一直没有音信呢。

3月中旬，我应邀参加江苏作协的一项采风活动，去了吴江、常熟的两个古镇，看了清初天文学家王锡阐纪念馆，钱（谦益）柳（如是）的红豆山庄遗址；还有徐氏师俭堂、瞿氏铁琴铜剑楼。同去的有孙绍振、范培松等知名学者。

下旬，应温州大学颜翔林教授之邀，为中文系研究生讲了《历史文化散文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并且游览了楠溪江及古村落，参观了高则诚、孙诒让故居和朱自清先生写过的梅雨潭，还有温州市唯一的以县名冠名的省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洞头县，奇特之处在于县域涵盖了一百零三个岛屿。

谢灵运的池上楼，我于十年前来温州时，还看到一些旧迹，此次重游，已经变成公园，无复旧观，不禁感慨系之。

从温州到南京，先后考察了位于绍兴县兰亭镇鲜虾山南麓的王阳明墓、嵊州市金庭镇瀑布山的王羲之墓、上虞县林岙村乌石山的王充墓。

我定于5月上中旬到西班牙、波兰、捷克、匈牙利去访问。明天，要到领事馆办签证，如果顺利，5月1日即可成行。我想，趁着现在还能走得动，尽量多出去看一看；再过几年，恐怕就只能望云遥想、困守穹庐了。

充闾

2011年4月5日

致金宏达

宏达先生：

您好！

顷读瑶函，无任欣慰。书已收到，只因出国行色匆匆，致稽作复，甚感歉疚。这次去了西班牙、波兰、捷克、匈牙利、德国，主业是应“汉办”要求，去了几处孔子学院，回来写了札记，已交《光明日报》待发；同时访问了塞万提斯、肖邦、卡夫卡、裴多菲的遗迹，在德国，又循着格林兄弟童话的踪迹，从法兰克福到卡塞尔，叩访了小红帽、牧鹅女、长发公主的故乡。前后二十几天，刚刚返回，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

刚刚出了一本旧体诗集，明天我就挂号寄出。先生文名，早经震耳；唯散文过去读得不多。这本《金顶恒久远》，我将从容展读，借聆清诲，并蕴情思。关于秦淮河，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涂抹一篇短文，感叹全非朱自清、俞平伯先生笔下情韵，更不要说余怀在三百多年前《板桥杂记》中所记载的了。这次读了大作《旧家桃叶渡》，那细腻、优美的笔触之下的凄清、怅惋、苍凉的氛围，更平添了几分惆怅，几分向往。

谢谢您的关注，望以后多联系。

王充闾

2011年6月8日

金宏达，北京作家。

致夏志坤

营口市档案馆夏志坤女士：

您好！

按照贵馆“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要求，现将有关资料提供给您们。

内含：

一、学习札记66册，始记于1977年，截止于2010年。内容比较丰富，说是庞杂也可。其中大量的专题、专项研究，较为系统，基本上是记载个人见解；还有摘记他人的观点、言论、名言、警语、诗句载录；以及各类学术会上的发言提纲、纪要，创作前构思及写作意向；等等。如果时间允许，可录制成电子文本；另外，还有57册域外访问札记和国内采风观光札记，限于时间，可暂时不予录制。

综观三十几年的学习笔记，可以看出个人读书、学习、思考的重点、脉络与路径，实际上，也反映出个人成长、进步的历程。从学习目的看，前十二三年，大体上以获取知识、汲取学问为主；后二十多年，进展到以研讨问题、提高思辨能力、增长识见为主。从学习范围、知识结构、学术视野看，前段比较单一，多为文学方面；后段扩展到哲学、历史等更广泛的人文学科。从所记内容看，前段载录他人的为多；后段侧重于个人思考、理解。这些基本特征，同我的创作进程与成就可谓同步。

65本（含卡片1袋）学习笔记中，1977年3本，1978年2本，1979年2本，1980年1本，1978—1980年1本，1981年4本，1982年2本，1983年1本，1984年2本，1985年1本、卡片1袋，1986年3本，1987年3本，1988年1本，1989年1本，1990年2本，1991年2本（1992、1993年遗失），1994年1本（1995年遗失），1996年1本，1997年2本，1998年1本，1999年4本，2000年4本，2001年2本，2002年3本，2003年2本，2004年2本，2005年3本，2004—2005年1本，2004—2006年1本，2006—2007年1本，2007年2本，2006—2009年1本，2009年1本，2009—2010年1本，2010年1本。

二、手稿复印件38份，评论家评论手稿及复印件18份。

38份文稿是在散文集《柳荫絮语》、《清风白水》结集时付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原稿分别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当时未能及时索还，过后处理掉了。1994年后，一律用电脑写作，再无手稿可存。

三、登载我的文章的报刊杂志近千份，其中仅香港《大公报》即达108份。均为历年积存，基本上完整无缺。

四、国内外20几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随笔集、诗词集、学术著作40几种，以及其他学者、评论家的王充闾诗文评论集、传记7种。

王充闾

2011年6月30日

致张冰

张冰同志：

您好！

感谢各位的热情关注与艰苦努力。

看过“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活动规划后，我有下述几点想法，提出来供参考。

一、规划中提到要发挥“窗口”、“平台”作用，我表认同。我们这个中心最大的优势是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至于研究、评论，限于所在地域特别是评论队伍构成，并不占据优势，很难做出超越他人的更多业绩。所以，按照“扬长避短”原则，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就档案工作本身来说，这既是本行，又是长项；而研究对象的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掌握在您们这里，这又是一个独特优势。我们要做那些别人做不了、只有我们能做的事。

二、诸如开大型研讨会、搞征文大赛等需要很多投入（力量与资金）的活动，最好不要搞。辽大知名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导、省美学学会会长王向峰先生编的那部书，耗资五万，费时一年，作者六七十人，几乎涵盖了全国评论界（实际上，是把几本现有的评论集作了汇编），您们再怎么弄，也难以达到这个水准。这里面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现在人心浮躁，热衷做学问的很少，而肯做的未必有那个水平；反过来，水平真正高的、有独到见解的又未必肯做。三五千块钱，在我们来说，尽了很大努力，可是，在那些走南闯北的评论家眼中，却微不足道，最后，肯定是真正够水平的稿子很少，只剩下我们自己搞“内循环”，因此，不会有太显著的效果。我这么说，看似泼冷水，实际上是过来人的真心实话与经验之谈。

三、我倒觉得，与其投资费力组织评论，莫如多做一些集纳性、资料性的整理工作。

记得当年《王充闾作品系列》出版后，开过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到会。会上，全国著名出版家、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建议：

“由于这部作品文史哲兼备，内容丰富，旁征博引，有必要也有可能搞一部《王充闾著作索引》——从作品提到的各类事物中，整理出一本索引（提示篇章、页码，单独作为一本，附在七本作品后面）。一种办法是按笔画分类，这样可能杂乱一点；一种办法是按内容分类：人物（如庄子、李白、苏轼、赵匡胤、勃朗特三姊妹、萧红等）、地名（汴水、开封、贝加尔湖、京都等）、书籍报刊（如《诗经》、《福尔摩斯探案集》、《大公报》等）、诗词、引语、掌故、历史事件（如“九一八”、“一二·九”）等。”

他从编辑家、出版家角度考虑，又补充说：“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学术气氛，另一方面也能吸引读者去看、去买；而且，作品本身具备了这种条件。”

此次如能把这个索引弄出来，将来附在多卷本文集后面，厥功亦甚伟也。

王充闾

2011年8月11日

致王丽文

丽文同志：

你好！

信中说到“朱湘的诗歌《昭君出塞》的韵律与动感特别强，真就像看到昭君弹着琵琶骑着马，行进在去往边塞的路上”。这确是一首凄美动人的好诗。他还有一首名诗《废园》：“有风时白杨萧萧着，／无风时白杨萧萧着，／萧萧外更听不到什么。／野花悄悄的发了，／野花悄悄的谢了，／悄悄外园里更没有什么。”充分反映出他的悲观、虚无的人生观。他十五岁便进了清华，还在三所美国大学里读过书，二十九岁便投江自尽了，整个一生都是悲剧。他的出生地湖南沅陵和葬身地安徽采石矶（传说李白也在这里捉月投江）我都去过，很想写点什么。由于太令人伤怀，最后还是没有写出来。

“野花悄悄的发了，野花悄悄的谢了”。一言以蔽之，就是孤独。其实，就着这个话题也可以大作一篇文章。孤独与恋群，同是人类的天性。婴儿和老年人害怕孤独，喜欢周围有人群萦绕。表明他们是弱者，依赖性强。待到婴儿长大成人，或者年龄虽长但还没有步入衰老境况时，便会自觉不自觉地渴望着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人越成熟，越需要孤独，向往孤独。没有孤独，就没有个人的独立思考，就没有文学艺术和哲学思维。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生活空间会变得日益狭窄，这样，要求有一个私人空间的想望也就日益迫切；而且，这种想望往往是哲学层面上的。

你不仅会写诗，散文也写得很好。散文与诗，二者的筋脉相互通连着。散文写作可以借鉴诗的写法。诗话上讲，宋人咏梅，有两种手法。一种是般般具足，惟妙惟肖，极尽周全之能事。晁补之《亳社观梅》：“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写尽了梅花的奇与绝、色与香，可是，在文学史上却遭到批评。清代词人兼评论家陈廷焯说：“费尽气力，终是不好看。”另一种手法，是写意的大笔勾勒，只重神韵，不求形似。林和靖的《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朦朦胧胧，笼笼统统，影影绰绰，若有若无，完全不涉及色彩、形貌，却写尽了梅花的神清骨秀、高洁端庄的气质、风韵。这种写法，同样适用于散文写作。我觉得里尔克写罗丹，就是汲取诗的经验。散文应该有意识地借鉴诗的做法。

王充闾

2011年8月18日

致王歌

王歌：

你好！

收到你的信，我特别高兴。

从你的几位长辈那里，多次听到对你的气质、品行、学识的赞美，我也为“王门有女志高骞”而深感荣幸；当然，也以至今未能晤谈为憾。你妈妈善良、贤惠，但命途多舛，能够有你这样一个理想的女儿，也就可以补偿一切了。就这一点来说，几乎所有知道你的人，都对她极表钦羡。

由于时代局限，我不懂外语，对西方哲学（也包括史学、文学）缺乏深入研究，而这方面对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写作者来说，却是极端重要的。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从1990年代之初开始，作了一些努力。途径有三：一是大量阅读有关著作，进行“恶补”；二是结识许多学者（包括与一些年轻博士结忘年交），按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交谈或通信形式向他们请益；三是到国外实地考察（比如我今年5月，就曾在西班牙与捷克分别考察了塞万提斯和卡夫卡）。三方面都有不同的斩获。我之所以珍视同你的交往，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愿想。

信中提到拙作《断念》一文中所引用的歌德的诗：《漫游者的夜歌》，这是我在魏玛西南部山区歌德的小木屋中亲眼看到的。原为德文，我用的是钱春绮先生的译文。如果早些时候知道你说的“一切”与“所有”的内涵，那我在引用时就会阐释得更充分些。应该说，这确实是一首达到极致的抒情短诗。说是夜歌，诗中却没有写月亮与星辰，没有一般的夜景的描绘，也看不出明显的深邃的内蕴，只是一种氛围，一种意境，那就是：寂静。这种意境，体现在主体的人和客体的峰顶、林梢、小鸟之间。整个世界，一切一切，都要安息。个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特殊与一般，实现了浑然天成、和谐无间的融合。

随信寄去几本散文近作，供你闲暇时随便翻翻，争取新年前后见面时听到你的批评。

应国家“汉办”邀约，我将于明年春季去美国或德语国家访问，顺便写些有关孔子学院的文章，至少要逗留一个月。如果能去德国（我已经去过三次了），还要请你予以指导。

祝你一切顺遂，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就！

王充闾

2011年8月18日于沈阳

致王丽文

丽文同志：

来函收悉。承询：李璟的词：“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上阕）同是这一首词，可是，在不同选本中，词牌却不一样，一说是《浣溪沙》，一说是《山花子》，还有的叫《摊破浣溪沙》，究竟何者为是？

这是五代时的一首著名词作，曾得到王国维先生的激赏，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关于词牌，里面有很多文章。《浣溪沙》原本是唐代教坊曲名，因西施浣纱于若耶溪，所以这个词牌又称《浣沙溪》。上下阕各三句，每句七个字，只有第四句不用韵。（可参看毛泽东“长夜难明赤县天”……）另外还有《摊破浣溪沙》、《山花子》等不同名称。

不知你注意没有，李璟的这首词，与毛主席的词有所差别——上下阕末行句（第三、第六句）各增三字，韵位不变。准确地说，应该是《摊破浣溪沙》。但因为出现在词的早期，所以，一般的没把它加以区分，这就是有的选本称作《浣溪沙》的原因。

那么，加上“摊破”二字，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意思就是将某一个曲调摊开拆破一二句，增字衍声，另外变成一个新的曲调，而所用的仍是原有调名，于是，加上“摊破”二字，以示区别。在这里，“摊破”兼具文字与音乐两方面含义。若单就文字而言，“摊破”也就是添字。

王充闾

2011年8月25日

致王雪丽

雪丽同志：

大著拜读一过，感到诚如向峰先生在序言中所讲的，文集中凝聚着丰厚的感情，蕴存有丰富的知识量，洋溢着丰盈的智性精神。我想就着这些话题讲点个人的感受：

散文是作者精神的外射，是生命的组成部分。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您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爽朗、热烈，真情似火；文如其人，您的散文也是处处映现着作者的这种风格，展现着灵魂、心性的特征，表现为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对身旁的人与事的关注，对自身赖以存在的时空环境的探索。可以说，您的这本散文集，正是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是一部可贵的心灵史。最典型的例证有两点：一是对先祖王十朋的衷心景仰，全力发扬光大他的爱国精神和凛然正气；再就是对于亲人——抒情散文《母亲祭》中——表达了作者对母亲深切的缅怀，记录了母亲对爱情的忠贞，对革命的贡献，情真意切，令人动心动容。

书中很多文章，从思想主旨到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作者是在以全部的灵性和感受力去烛照历史，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在浓郁的传统文化信息与古典风韵中展现着作者的现代意识。您以现代人的审美标准、艺术欣赏习惯来品味传统。应该说，中国历史的相关性是很强的，传统文化中越是久远的东西对现实的影响越大，人们愿意从中发掘出一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民族符号，作为自己生存状态、生命存在方式的参照。特别是在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度扩张和后现代化思潮的涌入，人们回归传统、回归本原、回归自然、回归精神家园的情感需求日趋强烈。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加倍重视对于本土思想文化资源的开发和研究。我感到，这是这部散文作品的精华所在。

顺颂

时安

王充闾

2011年9月10日

致高楠

高楠先生：

您好！

读过您发表在《文学评论》杂志上的学术论文《批评的生成》，十分欢慰。

这是一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优秀论文。一部文学发展史表明，每当社会生活发生变革、转型时期，文学活动必然异常活跃，而文学批评的功能亦必然因之而凸显，并益发显现其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重要转型期，文学事业飞速发展，呼唤着系统性的文学理论建构，亟需批评的介入与引导。此文适逢其时地论述了批评的生成功能，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当下的文学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指引了一条路径，具有突出的理论探索与批评学价值。

祝您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王充闾

2011年10月28日

高楠，本名高凯征，文学评论家，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致李东红

东红：

你好！

看了你的《袁世凯》一文，觉得写得比较平实、准确，提不出什么修改意见。我想，你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再深入一步，作一篇袁氏的大文章，更多地关注他的性格、个性、命运之类的问题。

有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当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时，他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正是由于袁世凯的精明，使他经过闪转腾挪，费尽心机，最后得以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也正是讲故事的人所说的“也没有心计”，一时欲令智昏，不知审时度势，才让他作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最终的下场还不如被他亲手赶下台的溥仪，诚如李大钊所说：“以符合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

袁世凯没有弄明白：中国过去能够容得口臭未干的小皇帝溥仪，何以就容不得他这个民国元勋也来过过皇帝瘾。诚然，中国有句俗语：“风水轮流转”；孙悟空更是大胆放言：“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但那得看时机，讲条件。如果在二百年前，老袁弄个皇帝当当，一定会做得风生水起，胜过晚清的所有皇帝；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在现在的中国，人们早已谙熟了共和理念，对于帝制的腐朽早已洞如观火，从而深恶痛绝。袁氏倒行逆施，重建帝制，本身就是对共和的玷污和背叛，因而必将遭人唾弃。

王充闾

2011年10月30日

致王丽文

王丽文来信称：“晨起读过莪默的一首短诗，是胡适先生翻译的，意蕴优美、深邃，与您散文中写过的管道升的《我侬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丽文：

你好！

莪默·伽亚谟是11世纪波斯的诗人，他还是数学家与天文学家，有《鲁拜集》传世。

你在信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与视角——评莪默诗，应用比较法，把它和管道升的词对比。二者相同之处，都是要将两人捏在一起，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人改造世界的观念特别强，他们在改造自身的同时，还不忘改天换地，造天老爷的反；你听他说：“再磨再炼再调和，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好大的口气！国人则反之，讲究天人合一，和谐相处，提倡顺应自然，没有那么强烈的斗争意识。

经过这么两相比较，深入分析，就既有了情趣，有了看头，比单纯地分析有意思；更增加了深度意识。

王充闾

2011年11月3日

致颜翔林

翔林先生：

您好！

您是哲学家、美学家，可是，诗却写得很好（尽管您从来不以诗人自命），清奇凄切，秀美动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汉诗诗人大沼枕山有句云：“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在您的诗里面，不仅饱蕴着楚骚、宋词、晚唐诗等中国传统诗文的精髓，而且，最难得的是流溢着西方美学、诗学中的格调与性灵。《头枕淮水》中那种柔情脉脉中浸透着的感伤、悒郁，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尤其令我感同身受。西方的诗我读的不多，但雪莱眷恋旷野对他的呼唤，所到之处总能让心灵与大自然撞出凄婉而绚丽的火花；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把阴暗的树枝留给夜莺，那光辉的清静空间属于你（云雀）”的佳作；还有夏多布里昂的哀怨情歌，都从青年时代就活在记忆之中。现在读了您那些淮畔清吟，竟有昔梦重温之感。

充闾

2011年11月12日

致王罄瑶

罄瑶同学：

你好！

应邀在东北大学校园文化促进会举办讲座，我感到很荣幸。谢谢你们的关注。

讲座题目是《两般苦楚　一对师徒——从曾国藩说到李鸿章》。中心要说，曾、李这两位晚清重臣，虽然身居高位，执掌铨衡，却各有其难以言说的痛苦。曾国藩的苦主要来自内在，他要建盖世之功，又要当浊世的圣人，结果不仅横遭猜忌，内心也充满矛盾，“功德两个字，用破一生心”，活得非常吃累。李鸿章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不同，“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似乎活得潇洒从容；可是，身处阴险的老太后和强权的洋主子之间，“两大之间难为小”。又要当“签署卖国条约的专业户”，又要面对国人的唾骂，内心自然痛苦不堪。本讲座属于学术研究性质，重在知人论世，揆情度理，分析曾、李的异同，予人以心智上的启发；而不在于罗列事实，重复那些史书上记得清清楚楚的故事。

收到后，请回函，并告星期五晚上的具体时间、地点。

王充闾

2011年11月14日

谢　函

近年来，我曾接到北京等地许多封内容相近的聘书，或为名誉主席（会长），或为实职副会长，或为颁发金奖，或为评赠各种荣誉称号，或为邀约出任某某荣誉职务。不管发函者出于何种考虑，我都一律寄奉这份通用的信函，婉言予以辞谢。

敬启者：

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我已经年过古稀，长期以来，工作之余，主要是以创作散文为主，间或写一些旧体诗词，再就是进行有关文学、史学方面的学术研究。仅此而已。至于书法、绘画、篆刻等诸多艺术门类，闲暇时节，固然也有兴趣随便看看，但既不懂得鉴赏，更不能实际创作。说来也是十分遗憾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圣人也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一个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最怕的是谬托博采，冒充行家，以致徒遭非议，贻笑大方。因此，我从来不敢、也不肯以艺术家自称。每当听到有人从善意出发，称我为作家之外的什么什么家时，我都毅然予以婉拒。

提笔写这类推却信函，我的心情也处于矛盾状态，觉得实在不该辜负诸君的期待。古诗中有“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之句。借用来说，“还君聘书双泪垂，恨不相逢少壮时。”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也曾设想过，如果倒退二十年、三十年，我一定从头学起，争取在艺术方面有所进益，也不辜负诸位的期待与青睐。

敬致谢忱，恳请鉴谅。

王充闾

2011年12月5日于沈阳

致李磊

李磊：

你好！

谢谢你的关注。同你的感觉一样，这个春节我也觉得过得很充实。通过惬意的交谈，开阔了学术视野，提升了精神境界，也证实了我一贯的认识：多向年轻人学习，多和年轻人交谈，可以深获教益。何况，我面对的年轻人，坦诚直爽，心无尘滓，一清如水，纯真智慧，自然就更有益处了。有些老年人只喜欢同岁数大的人交往，觉得有共同话语、共同观念，而对年轻人总有隔阂之感，抱着不屑或者矜持的高踞上游的倨傲姿态。其实，这恰恰是老迈、衰朽、颓废的表现。如何看待年轻人、如何对待年轻人，是检验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是否具备生命活力、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鲁迅先生是导师，是楷模，是方向。

下面就过渡到如何看待你所自陈的三个“缺点”：不成熟；理性分析能力差，条理化不足；好高骛远，理想主义。你说这些，完全出乎至诚，出乎对我的信任，抱着诚恳求教的态度。但我觉得，不能笼统地说，一概而论，须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这未必是缺点，是成长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少年意气当拿云”，唯其好高骛远，敢于否定权威，才能勇闯新路，超迈前人；

其二，有的不但说不上缺点，恰恰是难能可贵之处。“成熟”往往与圆融、透彻、理智相联系，但这样，也有一个险区——掌握得不好，容易堕入圆滑、见机行事、没有是非原则的魔道；而且，事物一到成熟了，就要走下坡路，开始朽腐、溃烂；

其三，从事文学创作，贵在保持敏锐的直觉、通灵的悟性，过分理性、太条理化了，就会失去固有的灵气。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你能写新诗、写小说、写悟性强的散文，而此均非我之所长，要害在此；

其四，理想主义容易带来完美主义，工作、生活等各方面都过分追求完美，会带来许多问题。世上的完美都是相对的，而不完美却是绝对的—就是说，绝对完美根本做不到。而且，奉行完美主义的人，于人容易挑剔、苛求，求全责备，结果，“水至清则无鱼”；于己过分要强，遇到问题不愿求人帮助，凡事都自己承受，会增加自我心理压力，对于健康也十分不利。

得知你写出那么多的作品，我十分欣慰。快点整理出来，及早付梓。欧阳修有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一个老翁，号称“六一居士”；你有一本诗、一部长篇、一本纪事散文、一本情感随笔、一部书评，再加上一部出版工作日记，称得起是“六一工程”了。

王充闾

2011年12月10日

致李磊

李磊：

你好！

来信收悉。

说来，世界也真小，小到彼此的熟人也“磕头碰脸”。俞晓群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既富有学术修养、文学才情，又精于出版、编辑业务。他的文笔清新、洒脱，极有韵致；所编辑出版的书籍，如“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文丛”，还有新近编的“海豚馆系列丛书”，都是颇获海内外佳评、足以传之久远的。我们相知甚深，我从他那里获得过相当多的鼓励与帮助，说起他来，我充满了感激之情。

再回到你提出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文脉的传承。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不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迄未中断，这是最足以使人自豪的。但是，单就传统文化来说，近几十年大陆确实出现了断层，大约三四代人缺少这方面的修养。主导因素是片面性的认识，特别是“左”的思潮所致。相对来看，台湾要好一些，他们的断层不很明显。但，近些年受到反传统的后现代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类似的影响。

二、如何看蒋家父子。他们对中华文化传统都很尊重；特别是坚持统一，不搞“台独”，都值得肯定。但解放前，大肆屠杀革命者，推行派系斗争，惩治贪腐不力甚至带头施行，等等，都不得人心。不然，怎么会垮台呢？

三、如何看台湾的散文。大体上说，质量很好，许多作品，情文并茂，文采斑斓。我最喜欢的是余光中、王鼎钧的散文。

四、中国古代文人与官吏。由于科举制度，一切官员入仕，必须考评诗文。即便是个县令，也要是进士出身，自然都精通古文，写得一手好诗、好字。因为普通百姓没有文化，所以古代流传至今的上等诗文，绝大多数都是那些文士写的，（当然也有例外，如《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古诗十九首》等）其中好多是大小官员，一小部分出自隐士、僧道、闺秀之手。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一是没有必要的基础，缺乏基本功训练；二是大学毕业算是知识分子，但许多不是学文的，即便是学文的，有些人功夫也不放在诗文上，跑关系、找门子、筹划挣钱、养家糊口。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也是由于所谓君子都是衣食无忧的富裕阶层。普通老百姓终日冻馁饥寒，不会有那个闲情逸致。

说得很多了，就此打住。

王充闾

2012年1月11日

致黄彦

黄彦先生：

您好！

《中华辞赋》多卷，已经收读。宏词佳构，美不胜收。作者队伍中涵盖了许多国内一流学者和诗词作手。这确是一份情辞兼胜、文采斑斓，且能充分体现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精品刊物。为祝为颂！

我是从事散文创作的，偶尔写些诗词；于书法一道素少研究，字拿不出手。谬承先生眷顾，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题词呈上。可用则用，如不适合要求，置之纸簏可也。

即颂

编安，恭祝年祺！

王充闾

2012年1月14日

题词：

四海琼英寄雅情，红千紫万竞峥嵘。

辞林自是多才俊，且作嘤鸣送掌声。

为《中华辞赋》题

致李磊

小李：

你好！

信函与散文都已收读，谢谢你的关注与信任。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读起来有一气呵成的心理快感，气势贯通，虎虎有生气，本身就体现了你所追求的艺术风格——浓烈饱满。这固然和年轻有关系，其实，也具有时代特征。应该说，浓烈饱满是当今多种艺术门类——电影（如《太阳照常升起》）、音乐（如流行乐坛的森帕乐队的《燃情岁月》）、舞蹈（我在阿根廷看过探戈），甚至连饮食（如有人形容红葡萄酒）都倡导这一风格，美术作品就更不用说了。可惜，我绝对缺乏这种才情与灵性，文章过于强调深度追求和清醇淡雅。这和经历、年龄、个性、癖好都有直接关系。

不过，对于这种浓烈饱满的艺术风格，我还是欣赏的。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讲到观看南美的舞蹈，对于那种极度热烈奔放，充盈着一种自然、纯真的质朴与野性，颇为赞赏。你提到里尔克，他不仅诗写得好，对于雕塑也很有研究，他通过罗丹的学生、助手，结识了罗丹，写了一部论述罗丹艺术的散文，水平极高。我读过许多遍。文学界对他的诗评价很高，认为“不仅是一位诗歌圣徒的至高完成，也是整个现代诗歌的光荣，令人惊异地显现了诗歌所能达到的境界以及它的兴发创化之功”。

多读些域外的文学作品，很有好处。从事研究也好，写作诗文也好，都需要眼界开阔，多方借鉴。

王充闾

2012年1月16日

致《诗刊》

《诗刊》编辑部：

欣闻“子曰诗社”应运而生，欢慰之余，为祝为颂！

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兴于诗”；“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之为要，为诗之要，尽于此矣。确乎，确乎！人生天地间，岂可一日离诗耶？

夫诗，尚妙悟，重性灵，尤贵识见。识见所至，境界出之。

今《诗刊·子曰增刊》面世，于传统诗苑，厥功匪浅。藉此芳园，作者庶可致一得之思，而读者当能各依其情以自得也。

因赋小诗，聊志悃忱：

苍苍古柏绽新枝，

柳浪桃霞四月时。

春色满园兴国梦，

开心写意漫题诗。

王充闾

2012年4月8日

致古耜

古耜同志：

您好！

大作读过，确实很好。年年月月花如锦，总是为您的沉甸甸的文学实绩感到欣慰，感到高兴。

自从3月份接下撰写《庄子传》的任务，我就着手准备。首先是想在前两次基础上，对庄子生前的遗迹及其故里，进行第三次踏访。这样，我在5月3日出发，先后到了山东、河南、安徽，走访了多处史籍所载或传闻中的庄子遗迹，于昨天返回。从武警部队借个越野吉普车，秘书小刘和一个战士换着开，往返四千多公里。虽然忙累一些，但收获很大。通过踏勘实迹，比如传说中的庄周故里、墓地、祠庙，找到一些感觉与灵悟；在阅读学者、名家论著的基础上，又听到了民间的声音，查阅了一些地方志书，访察到不少民间传说，带回许多资料。这为下一步写作提供了一些参考内容。

看来，我的身体确实很好，这为担负这项重担增强了信心。这次南行，是非常紧张的，3日出发那天，早5点上路，晚5点到达山东菏泽，跑了一千四百公里；昨天返程中也是一千多公里，坐车也在十个小时以上。经过晚上休息，疲乏很快恢复过来。这应是长年坚持锻炼的结果。在外即便白天走很多路，早上我仍然散步。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书已经签约四本：《古代哲理诗赏析》和“王充闾散文系列”三种：《说帝王》、《读文人》、《谈女性》，都是人物散文，每本各有三四十篇、二十多万字，估计六七月份都能出来。

充闾

2012年5月10日

古耜，本名田耒，学者、著名文学评论家。

致施晗

施晗先生：

手书奉到，深慰悬系。

我认真地看了样稿。觉得改的地方，绝大多数都很合适。个别不宜改的，我做了标志。看得出编辑的认真态度与很高的刊误水准。请向他们致谢。

值得商榷的是，每篇散文前面的提要式的摘记，究竟应该突出什么？要起到什么作用？我认为，应该起到画龙点睛作用，指点读者掌握本篇精神，有助于把握全篇宗旨。这样，就应该把本篇中精彩的地方，涵蕴深刻的地方，闪光之处摘出来。而现在，很多篇章并未做到这一点，选择得比较随意，有的还对不上“茬口”。这是一件颇有难度的工作。它需要真正理解全篇，并能把握实质。我的想法，与其随便摘出一段，莫如不放为好。所以，我倾向统统去掉。包括全书的那句摘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我觉得并未说出全书的要领，真是不如不加，索性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好了。

即颂

编安

王充闾

2012年6月6日

致李磊

李磊来信，以古体诗或对联中的对句用法见询，并举出“风定花犹落”作为例子，希望谈谈对句方法。

回复如下：

李磊：

你好！

对句为古时写诗、撰联的基本功，前人颇为重视。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就很看重这一点。1932年，陈先生受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之托，代拟新生入学试题，其中有一道题目即为对对子，陈出的上联是“孙行者”，（下联有的对“祖冲之”）结果舆论一片哗然，认为这是对五四精神的一种反动。陈先生不以为然，他在一封函件中说：“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次年，他又专函进行全面论辩，列举了考试对联的四项理由：1.可以测试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2.能看出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3.“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4.“可以测验思想条理”。可见，这确是不可忽视的。

说到可与“风定花犹落”成为对偶的，很多很多，随便说几个，就有“鸟鸣山更幽”、“人来鸟不惊”、“潮平浪尚喧”、“梦回眼未睁”、“书成墨未浓”等。规律是：上句如果是由两个名词、两个动词（或副词、形容词）组成，下句亦应如此。古时，不讲名、动、副词，只讲虚词、实词。另外，还有平仄、韵律方面的要求。

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和康熙年间车万育的《声律启蒙》，都是专门讲授这方面知识的。对句，必须讲究虚字、实字。按传统说法，名词算实字，一部分动词、形容词也可以算是实字，其余的就算虚字。这种界限往往不是很分明的。一句诗里多用实字，可显得凝重，但过多则流于沉闷；多用虚字，可显得飘逸，过多则流于浮滑。唐代诗人在这方面处理得最好。

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比较难的，可以多读、多做，逐步研究、把握。

王充闾

2012年6月11日

致王丽文

丽文同志：

大札读过。知道你正在准备撰写关于里尔克的散文，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对于这位20世纪大名鼎鼎的奥地利诗人，人们喜欢诵读他的诗，但认真研究他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却并不多见。你能关注他的生死观，并从他的诗歌中加以发掘，这个思路很好。

他在诗作《杜伊诺哀歌》中，宣示了这样一种观点：生与死，无须严格加以区分，不能认可一个而不认可另一个——

一切生者犯有同样的错误，他们太严于区分。

据说天使常常不知道，他们行走在生者之间，

抑或在死者之间。

永恒的潮流始终席卷着一切在者，

穿越两个领域，并在其间湮没它们。

在他看来，真正的生命形象应该穿越两个区域，最伟大的循环之血涌过二者：既无此岸，也无彼岸，唯有伟大的统一。里尔克拒绝接受基督教那种贯穿着彻底的二元论的死亡理解。

最近，我一直在读解《庄子》。庄子的生死观，是“生寄死归”，活着时宛如住在旅馆，死去就是回家了；生，只是死前的一段过程。生与死不过是一种生命形态的变化；生死是同一的，同归于“道”这个本体。庄子站在自然的立场上，把死看作是生命必然的归宿，是一种返真，是人类回归永恒的家园。人之向死而生、向生而死，犹如人之由寐而寤、由觉而梦；觉与梦、生与死，只具相对意义，实际上不过是生命状态、生命形式的转换而已。

庄子认为：“生者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极）！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人生，乃是生生死死的连环套。

庄子的观点，与里尔克的有相似之处。不妨说，两千多年后，他在西方收下了一个洋弟子。

随便说这些，或能对你研究里氏的生死观有些参考价值，起码有助于开阔一下思路吧。

王充闾

2012年6月12日

致卢昌崇

昌崇先生：

大函奉悉。所赐文章一一读过，很有味道，很有嚼头。身为经济学家而能撰写散文，并且出手不凡，颇不同于一般的作手，可喜可贺。

写作散文，看似易事，实则很难，要求也高。著名散文家柯灵先生说过：“写散文，一靠生活，一靠思想，一靠学问。生活终究有限，所以抒情散文是不能多写的。写得多的作家，比如鲁迅，主要是杂文，那是社会批评，靠的是思想敏锐；比方周作人，那主要是读书，主要靠学问。”有了学问、思想、生活，还要懂得写作技巧，过语言关—语言对于散文，至关重要。

至于您说的议论也好，“甲乙丙丁”也好，要看文章的体例，不是一概都要排除。比如，鲁迅的文章中，就经常有这种情况。同样，这篇文章中列那么几项，像老百姓掰着手指头谈事似的，并不显得“耐眼”。当然，如果是那类写景的、纯抒情的散文，就须忌避了。

王充闾

2012年7月12日

卢昌崇，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致李磊

李磊：

你好！

承询“诗中三昧”和“诗中三味”这两个词语，到底哪个为是。你的理解是对的，应该使用前者。

宋代大诗人陆游晚年回忆，说他在“四十从戎驻南郑”时，创作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他在写给儿子的诗中，亦有“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之句。

“三昧”一词，乃梵文的音译，语出《大智度论》。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夫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达到这种境界，则可摒除杂念，心无旁骛，全神专注。今人借用此语，举凡事物之奥妙、诗文之极致、艺术之诀窍等，均以“三昧”名之。

“三昧”的涵蕴很宽泛。北京有个《语文三昧》杂志，1999年4月，我曾应邀为它作如下题词：“作为民族文化的基石，语文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是陶铸灵魂、增长才智、把握知识、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性学科。一朝谙熟，终生受用。”在这里，我是从规律、使命角度来理解“三昧”的。

至于“三味”，也有故实可循，其义甚多，有的甚至归纳出五种讲法。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鲁迅儿时就读的课堂称“三味书屋”，名称取自“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的古语。

王充闾

2012年7月25日

致李晓虹

晓虹同志：

大函奉悉。您说到黄裳先生去世了，“虽已九十三岁高龄，但仍觉得有些突兀，心中怅然久之”。我亦有同感。中国有句古话，叫“老成凋谢”，“哲人其萎”。近年，那些有学问、有创见、有影响的老辈学人，相继辞世，已经所剩无几了，思之黯然。

我同黄裳先生有过交往，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寡言少语，深沉、稳重，常常是坐在一旁静听着他人纵情谈笑，而不作一语。周汝昌先生说他“少年时健谈、风趣”，可是，年迈以后似乎不善言谈，与之面对，常常是你说他听，不然就长时间静默。大约是久历沧桑，冷对世情，淡观人事，无疑是一种高度成熟的表现。

黄裳先生富有传统文人气质，名士风流，高远的气象和雍容的风度；有真趣味、真性情：著书、藏书、游历、看戏，终身以之。尤其在散文创作方面，获得出色的艺术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学者型散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对中国当代文化走向和散文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十分突出的。

论者认为，先生为文自由潇洒，清爽自如，其游记散文，凝山川地理、历史文化于笔端，挥洒自如，妙绪横生；记人散文善于通过琐事和细节凸显人物个性，形象跃然纸上；品书杂感随意练达，具有睿智、深刻、明澈诙谐的特色。要之，从容、沉静、理性、典雅、温润平和，收放自如，充分凸显出学者散文的品格，十足的大家风范，确是在散文创作中得大自在者。

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吴晗长他十岁，“论交在师友之间”，他对吴晗是敬重的。为此，《吴晗全集》编成，编者请他作序。他在回忆了两人多次交往、倾谈之后，笔锋一转，说到“过去我曾和朋友说起吴晗，大意是：他一直是紧跟，而缺乏自己清醒的思考，这是他的缺点。历次运动，直到‘反右’，他只是以一个忠顺的政治棋子活动。……直到《海瑞罢官》，陷入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政治旋涡，终于死去，真是一个悲剧。”这是很难得的，一般人做不到。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为人作序多拣好听的说，这一点连古人也难免，何况斯人已逝。由此，也可见黄公的骨鲠与刚直。

王充闾

2012年9月6日

致李磊

李磊来信，说读了元稹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很受感动；可是，经过实际考究，情况并非如此。记得邓晓芒有一本书，叫《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那么，所谓文学，是否都有表演性呢？

答复如下：

李磊：

你好！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有深度。你是从“表演性”的角度来解读的；其实，还可以从“是否文如其人”这个视角来剖析。

中国传统观念，强调文如其人，主张知人论世。孟子说了：“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但是，这种观点在西方却遇到了挑战，许多人都认为，文，未必如其人，也不必如其人。他们还举出大量实例加以验证，最典型的是法国的大思想家卢梭。

卢梭在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地位高不可攀，但是，他的为人却是极差的——不讲道义，不知感恩。他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十岁时，父亲因被通缉逃亡不归，结果，他在华伦夫人家里生活了十四年。可以说，没有华伦夫人在生活上的照料和经济上的接济，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大思想家卢梭。华伦夫人堪称是卢梭的“守护神”与生命线。但是，正是这位把金钱和精力都奉献给卢梭的华伦夫人，晚年下场十分可怜，最后贫病交加，饿死在病榻上。她曾两次向卢梭求救，卢梭都置之不理。

在中国，由于有儒家的孔孟之道作指导，讲究“言必信，行必果”，心口如一，表里如一。大多数情况下，人与文是统一的。当然，也有例外，不然，怎么会有“文人无行”的说法呢？元稹是比较典型的一例。

王充闾

2013年1月13日

致陈平原

春节期间，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夏晓虹伉俪，发来邮件贺岁，并附有多幅他们摄于海南三亚的照片。

敬复如下：

陈、夏二位教授：

您们好！

手奉大札，感慰何限。看到二位那么多充溢着雅兴、豪情，映衬着南国旖旎风光的照片，心神为之一振。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碧海蓝天之中，点缀上两位“神仙中人”，快何如之！在下恨不能肋生双翅，扶摇直上，赶赴天涯海角，追踵先生足迹，共此乐游也。

祝二位新春快乐，在新的一年中创造更多的文学硕果。

岁末无俚，率成一律，寄呈方家，借博一笑：

行藏奥蕴任猜评，暂息蘧庐待岁更。

仕宦碍难存至性，耽书端可慰平生。

云鹂鸿鹄高天侣，燕树湘兰大雅情。

鸥鹭不争车马道，梅魂蝶梦伴鼾声。

事有凑巧，恰在此时，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年轻编辑李磊的电子邮件，要我推荐几位散文名家，待发函约稿，我立刻写下了“平原君”与“丹青引”（陈丹青），并把先生的邮箱转告她了。这样，我便以同样急切的心情，期待着先生的大作。

王充闾

2013年2月4日

致李磊

李磊来信，说：“看到一个外国的媒体说，‘中国是在现代对世界文化没有贡献的国家’，他是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国都没有贡献。想想看，真的是这样。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的缘故吗？导致人们的思想不敢也不能打开吗？”

答复如下：

李磊：

情况未必像外国人说的那样。即便是，也并非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而主要应归因于后现代、技术化的社会环境，人们心情浮躁，专走捷径，谁也不肯下苦功去钻研问题，刻苦做学问。许多人在娱乐中、休闲中、享受中过活。过去说，“十年磨一剑”，现在谁还干这等“蠢事”！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些大师级人物、真正的艺术家，哪个不是这么过来的？

大学问家不说了，就连唱戏，也莫不如此。京剧《抗金兵》，梅兰芳先生扮演韩世忠，要助梁红玉“三通鼓”。当时他们住在武汉宾馆里，为了练打鼓的硬功，又不致影响他人休息，梅先生便在自己的大腿上，抡起鼓棰不停地打，以致两腿红肿不堪，无法下楼。现在，谁还会这么投入，这么练功？那些歌星、舞女，只靠一口好嗓子、一个好身段，吃“青春饭”，至多以做上个本色演员为满足。

其实，也不独中国如此，世界其他各地也好不到哪里去。“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然，为什么外国也不再出现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呢？当今之世，布满文坛、艺苑的，多的是明星、大腕、走红的玩家。

除了受社会环境影响，一些人之所以心态浮躁，尚虚荣、走捷径、搞表面化、做样子活，也和整天“触电”有一定关系——电视、网络的时兴，在给人们提供海量信息、带来巨大方便的同时，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可以参看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嫩伯格·诺曼·利尔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尔·加布勒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从前，思想可点燃辩论的火焰，激发不同的思考，引发革命和根本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思想能够渗入大众文化，让思想家名扬世界——尤其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有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美国神学家）、丹尼尔·贝尔（美国社会学家，其著作对美国政治经济有很大影响）、贝蒂·弗里丹（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卡尔·萨根（美国天文学家、宇宙学家）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美国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等等。其思想本身就可以闻名于世。

如果当今我们的思想似乎变小了，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愚钝，而是因为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在乎思想。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日趋式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令人深思的大思想，如果不能很快转化为金钱，其内在价值就微不足道，结果造成产生这样思想的人和传播这样思想的出口越来越少，尽管现在有互联网。大胆的思想几乎已经过时。真正原因可能在信息本身。我们现在知道的信息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思考的就少了。这似乎有违直觉。我们生活在受到大肆吹捧的信息时代。借助互联网，我们想知道什么似乎马上就能得到信息。我们肯定是有史以来获得信息最多的一代人，至少在数量上是这样。这就是问题所在。过去，我们收集信息不只是为了了解情况。那只是开始。我们收集信息也是为了将其加工升华，变成更有用的东西——将信息融会贯通变成思想。我们过去不仅试图了解世界，而且力求真正理解世界，这是思想的主要功能。伟大的思想为我们解读世界和相互解读。马克思指出了生产资料与我们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弗洛伊德教我们探究自己的心理，作为理解我们感情和行为的一条途径。爱因斯坦改写了物理学。这些思想使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存在并试图回答生活中令人畏缩的重大问题。

信息对思想来说，曾经是有用的材料，然而过去十年信息已成为思想的竞争对手。我们就像农夫有太多的麦子需要加工成面粉。我们淹没在浩瀚的信息中，即使有心也没有时间去加工提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想去做。这个思想式微的世界与社交网络世界同时出现绝非偶然。尽管有一些传播思想的网站和博客，但是最普及的网站基本上是信息交流网站，旨在满足贪得无厌的信息欲望，然而这基本上不是能够产生思想的那种信息。除了充其量让得到信息的人觉得了解了情况外，这种信息基本上毫无价值。

所有的思想者都是信息过剩的牺牲品，而当今思想者的思想也是信息过剩的牺牲品。

王充闾

2013年2月18日

致王先霈

先霈先生：

大作《问学日记》收到了，谢谢。

书中所记，尽管已是四五十年前的往事，但今天读了，仍然感到十分真切、亲切、剀切，既有文学价值，又具史料意义。雪泥鸿爪，记史存真，功莫大焉！

我还想到，在您记下第一笔日记时，不过二十四岁，就是说，大学毕业不久，就有机会到北京进修，听名家讲课，看了那么多的好电影、好图书；而我在高校毕业之后，适值“大跃进”、自然灾害时期，日夜在农村深翻、垦荒，连续多少天抗洪灾、堵决口。人生际遇之不同，有如此者！当然，我还感到“知足”，有的同学在学校里，就被拔了“白旗”，甚至戴上“右派”帽子，眼睁睁地看着被押出校门，到劳改大队去接受劳动改造。

在我国南北朝时代的哲学家范缜看来，人生的命运是偶然决定的。他同竟陵王萧子良有这样一段对话（译文）：

子良问：您不信因果关系，那么，世间之人，何以有的富贵，有的贫贱？范缜答：人生譬如一棵树上的花朵，从同一根树枝上生发出来，都有一个花蒂。这些花被风一刮，纷纷落下，有的穿过窗帘，掉在褥垫之上；有的经过篱笆，落在了粪厕边。掉在褥垫上的，就像您王子；落在粪厕边的，就像我范缜。人的贵贱虽有不同，但因果报应却看不出究竟在哪里。

一切都充满了悖论，充满了未知数，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拨弄着，似乎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决定人一生命运的神秘力量。

顺口说来，姑妄听之吧。

即颂

教安

充闾

2013年3月7日

致李磊

李磊：

来函收读。知你学习《庄子》用力甚勤，而且有许多独到的理解，甚感欣慰。

除了你讲到的几点，还有庄子对于人情事故确有实际而深入的体会。

《天运》篇讲：“忘亲易，使亲忘我难。”这里包括双层寓意：从父母角度讲，舐犊情深，人情之常，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而作为子女，若要做到不使父母牵挂累心，得以顺情适志，实非易事。

庄子还说：“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母亲必须等到断奶之后才有可能孕育弟弟。这样，哥哥就会认为，父母舍长而育幼，已经失爱于双亲，因而啼哭不止。

庄子关于“外重者内拙”的论述，也非常有趣，而且涵蕴深刻。他以赌博为例：

用瓦块作赌注的，心地从容应对，亳无负担；用衣带钩作赌注的，因为有一定价值，这时心里就有些紧张；而用黄金作赌注的，心神就会紊乱，因为或输或赢，关系至大。本来，无论哪种情况下，人的技巧都是一样，并没有发生变化；可是，由于有所顾惜，思想里加重了负担，便对外物分外重视。而凡是重视外物的人，内心就必然笨拙。

（《达生》篇）

联系到国际间的球类比赛，我国的运动员总是内心负载过重，心理承受不了，似乎十三亿人都在那里盯着他——由于上层领导与广大观众带有过高的期望值，过强的功利心，仿佛一场球赛打赢还是打输了，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临深履薄，心怀惴惴，技艺再高超，动作再熟练，也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还有一种常见的事例：就是外科医生操刀，给重要人物或者至爱亲朋做手术，尽管技术十分高超，而且倍加认真对待，但由于心理负担过重，有时是越怕出纰漏，偏偏就出了纰漏。看来，面临重大抉择时，往往失手，不是失给对手，而是失给自己，败在了内心的“在乎”。

庄子还有一句十分深刻的话：“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意思是生活中应该留有空间以容其私，室内如果没有一点空隙，私人生活空间非常狭小，时刻都好像处于被人监视之下，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这样下去，婆媳间就免不了要互相吵架、争斗。如果延伸一步，放大到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想境界似乎是“亲密无间”。这样就好吗？恐也未必。两人若是过于亲密，一点距离、一点空隙、一点差异都没有了，彼此间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同一的，私人空间完全丧失，其结果是物极必反，反而会使亲情、友情化为乌有，最后会导致疏离与破裂。

随便说说，供你参考。

王充闾

2013年3月10日

致李磊

李磊：

你好！

承询工作方法与做人准则，分两点回答：

先说当领导时我对下属的培养。工作之外，我很少与下属直接打交道，诸如谈话、训诫、教育等，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工作之余，我要读书、创作。所说培养、指导，都是靠做榜样，靠公道正派，靠聪明才智，使大家认可。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的口碑很好，这是人所公认的。我不在乎选票，也不恤人言，谁说好说坏，凭他去说。像庄子讲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我没有任何个人打算，也不希图从中收获什么，因为我什么也不需要。

再说你自己。我认为你这样做——不投靠任何人，靠自己的本事，很好。用不着去巴结谁，主要是靠自己努力。自己行了，有真本事，成为他人代替不了也撼动不了的强者，那就怎么做都好，何须借托他人！否则，一切依靠别人，围着他人转，成天看人家脸色行事，即便是亲朋、挚友，待到情况一变化，就像藤萝绕树似的，树一倒，自己也就轰然垮台了。

王充闾

2013年3月28日

致范培松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培松先生来函称，苏州市相城区黄桥镇邀请我前往采风、观光，希望能够为那里“留下一些诗文翰墨”。回函表示感谢，并陈述近期不能成行的衷曲。

培松先生：

您好！

近期，我正在突击撰写全国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中的《庄子传》，三四个月内还抽不出时间前往拜访。敬请转告黄桥镇诸位同志，多予鉴谅。深深感谢他们的隆情盛意。

先生大作，我认真读过，清思妙绪，沁人心脾，允称佳构。读过您所描述的黄桥景区的散文之后，我突发奇想：应该遴选出一个“黄桥八景（或十景）”，并配上一套通俗易记、且有文采的诗词题咏，以悦观瞻，以壮行色。这对于提高当地知名度，特别是整合旅游资源，至关重要。翻开从前的地方志，可说是无处无之；只是今人忽略了这个形式。应该说，老祖宗是很有宣传、鼓动办法的。

根据您在文章中所写到的，现把我构思的两处景观（荷塘逸趣、湿地幽情）绝句，送呈一阅：

香色荷塘美尽收，黄桥清景耀神州。

芳堤锦栈通文脉，一塔凭临望虎丘。

野趣荒情得味真，鸥翔鳞泳挹清芬。

轮蹄不到尘嚣远，悦性怡神认本根。

充闾

2013年4月7日

致孙昌武

孙先生：

您好！

您说的感觉时间紧迫，实获我心。大约人过了六十岁，这种感觉就日益强烈，所谓“岁月疾如下坂轮”。幼年读到孔子说的“日月逝矣，岁不我予”，完全没有体会；现在才明白了。说明读书必须结合生命体验，才能理解深刻。

愚意，美国大学邀请，一定要去，再忙再累也要去，因为极为难得。我偶发奇想，您应该考虑写一部学术回忆之类的作品，把您四十年来访学、讲学、治学的经历、体验、感悟，认真仔细地整理出来。这对于后学，对于读者，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不知您是否有日记或札记，如果有就省事了。您可找个助手帮助弄一下。

《庄子传》刚刚完成初稿，二十篇，三十万字；经过修改、加工，三个月内可望完成。

王充闾

2013年4月13日

致俞晓群

晓群先生：

您好！

惠示奉悉，多谢关注。

诵读宏文，恍如面对，饱享亲切而又精美的精神大餐，乐何如也！看后，心头立刻涌出四个字：“真才子也。”

在国内出版家、编辑家中，我特别爱读您和沈昌文先生的文章。沈公阅历丰富，情怀雅淡，蕴藉而有风致，发而为文，自然“咳唾成珠”。您的文章既有他的特长，又增添了学识的滋养、见解的超拔、论断的深刻，汪洋恣肆，酣畅适意，读来心胸为之一快。钟叔河先生的文笔也好，在编辑家中也占有很高地位，但至今尚缘悭一面。

现代出版家中，人才辈出，指不胜屈，可惜都已作古；至今尚活跃于文坛上的，当以您们三位为出色当行，而您又是最年轻的，因而尤其引人注视。

拙著《逍遥游·庄子传》，近日已经“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审定、通过，评价不错。西北大学博导黄留珠教授审读意见为：“庄子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位巨星级的人物。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庄子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作品，却不多见。人们转来转去，似乎很难跳出司马迁所撰《史记》关于庄周论述的框架，搞出一点新东西来。王充闾先生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一书，可以说彻底打破了这样的局面。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老夫子，使我们有幸在21世纪的今天，还能够如此拉近同这位文化巨人的距离，了解他的成长过程、思想轨迹和性格特点，了解他的重大贡献与巨大影响。应该说，在我所读过的有关庄子的论著中，王书是一部相当出色、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通观王先生的《庄子传》，似可用以下二十四字予以概括：主题鲜明，征引丰富，论证细密，理解透彻，总结到位，文字优美。”

作家出版社也已审读完毕，国庆后即可面世。届时当尽先送上，请予赐教。

再次申抒怀想、钦敬之情。即颂

编安

王充闾

2013年8月28日

俞晓群，著名出版家、学者，海豚出版社社长。

致徐南铁

徐南铁先生：

您好！

接读大札，无任欣慰。多年来，承蒙寄赠《粤海风》这一上乘文化期刊，至为铭感。际兹刊满百期，谨奉上小词一首，遥相祝颂。

再次表示诚挚的谢意。

致

礼！

王充闾

2013年10月14日

金缕曲

《粤海风》百期矣，词以贺之。

文苑纷如许。《粤海风》高张胜帜，刊林独步。装点羊城花照海，拼却百期辛苦，赢得了佳评无数。文化批评经世务，粲珠玑，快意说今古。看试手，拓新路。　　神州健笔夸翘楚。畅襟怀，扬清激浊，更无他顾。历雨经风寻常事，守正不移有素，但江阔潮平稳渡。芳信天涯播近远，总关情，爱此青青树。兴国梦，春长驻。

致李树喜

树喜先生：

您好！

奉手书，十分高兴。

所赐诗文，均已拜读。诗篇如黄钟大吕，铿锵作响；文章持论公允，特别是指出《汉书·苏武传》在选入中学课本时遭到删节问题，所论尤为精辟，极有见地。

其实，所谓“为贤者讳”，不独今日为然，可说是无代无之。明代有张和仲者，著《千百年眼》，专论史事，其中提到：“苏子卿（苏武字子卿）娶胡妇，卒蒙后世訾议。私窃疑之”。“宋建炎中，有朱者，以校尉随奉使行人，在粘罕所，数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其自择，择一最陋者，人皆莫晓，不半月，遂逃去。人始悟其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无顾念也。子卿之妻于胡，得无朱之见耶！”娶妻生子，原本人情之常，偏要曲为之辩，还要引述史事，加以证明，纯属多此一举。

这种情况，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古人讲究春秋笔法，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今人则从政治需要出发，同样为“高大全”的角色讳耻、讳疾、讳过。苏武属于富有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物，自然要让他通体完美，不容有半点瑕疵——连正常的迎娶胡妇，都被看成“白圭之玷”。

这里有个事实正确与义理正确之别。古人所谓“秉笔直书”，一般人将“直”理解为依照原样，实际上，“直者，正也”，而“正”往往与政治伦理、儒家义理相通。

匆上。即颂

文安

充闾

2013年10月20日

李树喜，作家、诗人，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致韩春燕

渤海大学韩春燕教授写了一篇评论我的散文的文章，并且附有一篇作为辽西文化建设工程组成部分的关于辽西作家群的论文，里面以很大篇幅谈论拙作。

看后回信：

韩教授：

您好！

大作读过，深受启迪与鼓舞。谢谢您的关注。

过去，人们普遍的印象是辽西文化土层很薄，不仅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以文化论也属于欠发达地区。现在看，其说未必确切，主要是缺乏开掘与整理。现在，有了您主持的这一文化建设工程，牵引也好，推毂也好，不仅大大助益于当今，更可垂功于后世，善莫大焉！

就这项文化建设工程，我想提三点补充意见：

一、文学研究队伍中，尊著中谈到几个方面，窃以为，渤海大学文学院这一辽西文学重镇，似应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列进去，渤大校内确有几位活跃于当今文坛的学者、作家、文学评论家。

二、如果有人把辽西地区的古代文化群落（比如朝阳一带的“三燕”慕容家族、医巫闾山辽金元时期的耶律家族等）好好发掘一下，可能有助于文史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三、似应注意一下辽西民俗文化研究，比如北镇一带的满族文化，锦州市有一位民间学者王光，她就是专门从事此项研究的。

四、对于传统诗词写作，似也应该纳入进去，我知道的锦州市内就有两位诗词写得不错的，一是徐长鸿，一是顾节维；葫芦岛还有个毕彩云，古诗词修养也不错。《诗刊》过去专发新诗，自年初始，又增办一份诗词杂志，名为《子曰》；各省有些诗歌杂志，也都开辟了诗词专栏或专版。

另外，除了文中提到的，文学评论家中，应写上艾荫范；诗人部分应加上萨仁图娅、高深（现在北京）；小说家中，应加上玛拉沁夫、王占君。

关于闾山的辽文化，过去我写过一篇文章《自将磨洗认前朝》，从一个侧面说到了耶律家族。

王充闾

2013年11月2日

致古耜

古耜同志：

您好！

您已进入学术研究猛晋期与成熟期，现正处在出成果、攀高峰的最佳状态，实在为您高兴。过去一度为您不做《都市美文》主编感到惋惜，现在看，不做就对了；否则，终日营营，函电交驰，编务缠身，应接不暇，实在影响您静下心来开展学术研究、撰写文史论著。当然，过去也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在责任感、事业心驱动下，您不能不投入巨大精力于这个刊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无疑，您抛开编务，抽身而去，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散文界产生影响，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自古而然。但是，寻觅一个优质、合格的主编，固属不易，不过终究可致；而造就一位学术天才，却需主客观多方面提供条件——除了时代氛围、社会环境，还需要本人天赋、气质、刻苦努力，这可就戛戛乎其难也。

经过一年半的全力拼搏，拙作《逍遥游·庄子传》即将问世，据说同时出版的共十部。待到手后，定当尽先奉上，静候指教。

充闾

2013年11月19日

致李磊

李磊：

你好！

来函阅悉。承询亲友、同志间如果专业、兴趣不同，如何开展思想、文化、学术交流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怕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能概括地谈点个人看法。

我觉得，这里有三点：

一、人在青壮年时段，各有所注，各闯前程，交流虽有必要，但往往倾谈、商讨机会并不多；中年过后，事业、学业基本都定型了，也没有年轻时那种锐气、奔劲了，更多的是品味人生、总结经验，这时交流显得十分必要，而且也会更自觉地进行。一般认为，不同专业、不同兴趣的人，交谈起来，不容易取得共识。其实，这有点绝对化，也还应注意到，这种异质交流也有其发挥互补作用的一面。两个旅人，一登山，情满于山；一观海，意溢于海，到在一起，各谈所见、所思、所感，会比同游、同历、同质的交谈，更为丰富多彩。

二、年轻时，眼空四海，壮气冲霄，事无不可为，志无不可立，惯于挑剔，耽于理想，求全责备，追求完美；四五十岁以后，“淡装平步入中年”，心境变得平和了，对人对事能够从实际出发，相对宽容一些；看问题比较客观、全面。这样，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补作用也可更有效地发挥。

三、人生宛如河流，江之始出，狂奔怒啸，人在青少年时，也是意气拏云；人过中年，就像江流入海之际，心境宽广，静观默察，一如浅水浮花，波澜不惊。如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交流所见所闻、所知所感，话题会更丰富，谈资更有助于借鉴，益处可能更多。

王充闾

2013年12月26日

致向平

向平同学：

谢谢你的信任。

说是题词，未必称得上，就算作一点希望吧。

年轻是财富。但富有者可能照样空虚；只有同知识、智慧结合起来，才可称为充实。古人云：“充实之谓美”。

同样，智能设备的普及，并不必然带来国民素质的提升；我们应该通过经典阅读，锻造思想的营养钵。思想之花，是永不凋败的。

为此，我们应该守得住精神的宁静，始终与好书为伴。通过读书，让心灵得到充实，得到寄托，得到净化，得到重塑。

王充闾

2013年12月28日

致马瑞芳

瑞芳女史：

您好！

《蒲松龄传·南游作幕》一章（初稿）看过，写得灵动、俏皮，尽现蒲翁丰采。特别是下面这一段，分析得最为深刻，也最有情趣，同时也揭示了《聊斋》一书成功的杼轴与诀窍：

蒲松龄身上有个特别现象，人生和爱情在他心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他数十年守着的，是不识字或识不了多少字的糟糠之妻，数十年向往的，是出口成章、吟诗作赋的风雅女性；

他数十年对着的，是只知道柴米油盐的荆钗布裙，数十年向往的，是环珮叮当、妖娆可爱的国色天香；

他数十年过着的，是粗茶淡饭的百姓生活，数十年向往的，是娇妻美妾、富贵神仙的逸乐生涯。

当现实生活不足时，想象就来建立空中楼阁。于是在聊斋故事里：

穷书生因为有才能，把龙宫驸马做上了；

穷书生因为有才能，一举成名天下闻；

穷书生因为有才能，花妖狐魅化成的美女送上门来。

弗洛依德说：“梦是愿望的达成。”聊斋中“飞黄腾达”的穷书生，花妖狐魅变成的美女，只不过是穷秀才蒲松龄的白日梦。

另外，文中说到了“弯环八法”，除了所指出的欧阳询的“八法”，书坛上还有“永字八法”之说——“努”是其中的第二法。“弯环八法”所指，似应为“永字八法”。颜真卿有言：“努，弯环而势曲。”未知确否，仅供参考。

王充闾

2014年1月26日

致康启昌

启昌同志：

您好！

承询苏东坡“想当然耳”一语的来龙去脉，敬复如下：

苏东坡二十一岁那年，应进士试，写了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试卷。当时是由大文豪欧阳修来主持这次礼部考试的，他聘请诗人梅圣俞负责阅卷。梅圣俞看过这篇文章后，以为有“孟轲之风”，便把它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博学多识的欧阳修，看了也非常欣赏，但对于文中所举帝尧与皋陶对刑法的互相制约的例证，不知出自何处。于是，当苏东坡前来拜见时，便问他出自何书。东坡笑道：“想当然耳。”宋人遂将此事作为逸话流传。

原文是这样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用现代口语来表述：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帝尧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之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之宽大。

顺颂

年祺！

充闾

2014年2月2日

致王向峰

向峰先生：

您好！

大作《乘文字以自得的逍遥游》确是一篇妙文，文法上极有讲究，有如渔人入桃花源，开口小，而着眼者大，从语言角度切入，实际上要大大突破这个樊篱，又能抱紧主题，集中突出。

非此知音妙赏，不足以语《庄》之奇文胜义，也只有此真能解读传记作者之苦心孤诣。它有两个明显的指向，或曰现实针对性：现实中散文无文现象已成通病，针对这一点作文章，极具吸引力、指导性；当今文学界写评论，往往大而无当，泛滥无归，不看作品，隔山买牛。

本文可说是一个文评的范本：（一）紧紧抱住《庄子》与《庄子传》，语语都有着落，看得出作者对于庄子与庄传理解之深、钻研之透，否则是难以臻此境界的；（二）把评论庄传与研究庄子扣在一起，四个题，句句讲的是庄子（形象、精神）和《庄子》（悟道、释文），而着眼点却全都是《庄子传》；（三）评论抓住了几个最重要的方面，立足点高，体大思精，洋洋洒洒地写出来，堪称龙门得意之笔。

说是立足点高，体大思精，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庄子》是古代散文的标杆，从它身上（包括庄子传记）做文章，有代表性、说服力；二、运用西方美学理论和《文心雕龙》作指导；三、跳出一般的研究语言文字的路数，不在具体技法、章句上花费笔墨，而是荡开思路，放眼更广泛的视界，指出为这类伟大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作传的规律，下面这段话十分精彩：

庄子是一个文本，是一个超然浩阔的诗意哲学的文本。在他的面前有投入与借装点两种态度。前者是以庄子哲学铸情化性，后者是打着庄子旗号逐风捉响。充闾在书中对于那些假逍遥均有深刻的批判。事实证明，解读庄子必须具有超然物外的逍遥之情，洞彻是非的智者之知，否则必是言与志反，文不足征。关于这一点，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早有说明：“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皐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而阐发庄子自由观的充闾，全在于表己之意；与那些‘心缠机务’，而以庄子之论为巴结权要的敲门砖者，为伪装衣者，实有天渊之别，云泥之判。

总之，不是对庄子深知深解，不是对传记作者深知深解，不是同传主以及作传者同鸣共振、并驾齐驱，是绝对写不出这样高妙的文章的。

充闾

2014年2月10日

致侯军

侯军先生：

您好！

元月六日的大札和精装的著作《淘书·品书》都收读了。在挂过电话告知之后，觉得意犹未尽，尔后又补写了这封函件。

我十分欣赏您的文笔，五十几篇文章，刷——刷——刷，从早到晚，一个整天就全部读完了。就中的《如捉迷藏似的遇合》与《芸斋的来信》，我都反复地看过两三遍。前者因为黄裳先生我有过交往，一年半以前驾鹤西归，顿兴“君子云亡”、“老成凋谢”之叹；后者孙犁先生作古已十有二年，虽然心仪已久，却素乏一面之雅，深悔昔日我们聚首津门时，未能在您的导引下，主动登堂拜会。于今，仙踪已杳，永远没有补偿的机会了。苍苍者天，曷其有极！

孙犁是个独特的文学现象。过去我们联床共话、促膝倾谈时，曾经多次提到孙犁先生。除了服膺他的清新的文笔、优美的形象、凝练的语言，更多的还是尊崇他高尚的品格与节操。他视富贵如浮云，淡薄名利，自甘清苦，恪守“文者，寂寞之道”的生命格言。有人说他“如清冽的山泉，清辉的素月，山野自生自灭的花草”，信然。

您在书中提到天津日报社门前他的汉白玉雕像、白洋淀里的荷花园，我想，最需要的还是办好一座孙犁先生纪念馆。若是有人能够把他生前说过的名言隽句整理出来，尤所至要。

比如，下面这些话：

“美丽的梦，只有开端，只有序曲。”

“人的一生，真正的欢乐在于童年。成人以后的欢乐，就常常带有种种限制。”

“几乎所有的人都难忘儿时的往事。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作家，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正像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

“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的仍是彩云。”

“女孩儿心中，埋藏着人类的多种美德，这些美好的东西，随着她们的为生活操劳，随着人生的不可避免的达尔文规律，逐渐减少，直至丧失。我直至晚年，才深深感到其中的酸苦滋味。”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我没有想再得到什么，只觉得身边有很多的累赘……我时常想起青年时的一些伙伴，他们早已化为尘灰，他们看不到今天，我也不替他们抱憾，人有时晚死是幸运，有时早死也是幸运！”

“采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

“无论什么著作，凡是有实践经验的人写的，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不存自欺欺人之心，这书一定有价值，可借鉴，能流传。”

“凡是鉴赏家，收藏家的话，都不及画家本身的话动听感人。”

……

此事，如您能专任其劳，实乃文坛之一大幸也。

即颂

年祺

王充闾

2014年2月13日

侯军，资深报人、文化学者、散文作家，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致欣力

欣力：

您好！

来信收悉。

我一直以为您在北京，原来竟在扬州！怪不得自称“骑鹤江湖主人”。扬州可是人间佳地，您真会找地方。不是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吗？元宵节到了，正可欣赏当头明月。

至于“骑鹤”，讲究就更多了。自古以来，富贵、神仙就是不可得兼的，可是，宋代僧人道颜富于幻想，却要“快骑骏马上高楼，南北东西得自由。最好腰缠十万贯，更来骑鹤下扬州”。扬州专有一处古迹，叫骑鹤楼，南宋诗人宋伯仁登楼慨叹，“醉倚阑干独黯然，淮南不比数年前（意谓金兵入侵，淮南已成边塞）。只宜跨鹤翩然去，休说腰缠十万钱。”他后退了一步，只要能翩然远引，即使腰间无钱也认可了。陆游就更洒脱一些，但也紧记着故乡，到底还是诗人气质：“骑鹤翩翩过月傍，浩然风露九秋凉。忽闻卷地潮声起，始觉江山近故乡。”

信中说到您的处世方式——“我一直不在文学圈内，对那些文人间吵架的事也不大听说。我现在跟各阶层人士在一起又不在一起。总之能汲取营养，有灵感，不受干扰地做点有意义又有意思的事就满意了。”对此，我也特别欣赏。

一般地说，人们处世有两种态度：多数人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热爱生活，追逐名利，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历代儒家所宗奉的正是这样一种处世方式，庄子叫作“游方于六合之内”。与之相对应的是僧侣或者隐士所抱持的出世态度，他们不预世事，洁身自好，淡泊无为，秕糠尘世，远离人群，“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庄子称之为“游方于六合之外”。而庄子所奉行的却是介乎两者之间——“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既不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与世浮沉，又能与众生同游共处，但要坚持自我的价值取向，实现精神对现实的超越。庄子把这种处世态度叫作“间世”。概言之，儒家是执着、热中，释家是逃脱、观望，道家是散淡、逍遥。

庄子在《养生主》篇，讲了“庖丁解牛”的故事，其中的“以无厚入有间”，正可作此注脚。当代学者张远山认为，庄子把普通厨师暗喻为入世者，他们与世界之牛硬碰硬，生命之刀用一个月就坏了，可见入世者最是自戕性灵；庄子又把聪明一些的厨师暗喻为出世者，他们在世界之牛的边缘实行“软着陆”，生命之刀使用的时间较长，性灵的磨损也较少，但用一年也坏了。庖丁作为“间世主义”者，却在骨肉筋脉之间寻找空隙，使没有厚度的生命之刀在有空隙的世界之牛身上游刃有余——所以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解了上千头牛，性灵毫无损耗，完全像新的一样。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都是以间世思想为根本核心的。

庄子认为，一个间世者的自我设计，是“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他以树为喻，一棵树长得笔直，成材后就会被砍下来造房子、做家具——这就成了器，成器对用器者是有益的，但对树本身却是有害的。成器意味着树的丧生和天性的扭曲。反过来也不好，如果一棵树一开始就长得歪歪斜斜，那么不仅没人给它施肥浇水，而且不等长大就会把它砍下来当柴禾烧掉。如果把有智慧的人比作一棵树，那么这棵树就应该处在成材（喻入世）和不成材（喻出世）两者之间：一开始看上去像是能成材的样子，让人们给这棵树浇水施肥，盼着树赶快成材，尽快成器。但树长到老大，总是不能让人完全称心：砍下来派大用场吧，恐怕不能成器；砍下来烧掉吧，又舍不得——说不定再长两年能成材呢？于是，这棵树就能一直不受干扰地生长下去，甚至被当作“社树”，被人供奉起来，终其天年。

王充闾

2014年2月14日

致马瑞芳

瑞芳教授：

您好！

谬承推毂，感与愧并。当今蒲学本身就是“显学”，据说，小平同志生前深喜《聊斋》，朝夕把卷，爱不释手；而您，作为《蒲松龄传》作者，又是当今海内外著名的蒲学专家，宜其编委会评价之高而寄托之重也。我静静地翘首企盼着先读为快。

《后记》诵读一过，感到笔法圆融活转，俏语淋漓，读来如听春莺啭树，的确是一番享受。而不佞得以青蝇附骥，幸何如也。

充闾

2014年2月24日

致马瑞芳

马教授：

您好！

读过《蒲松龄传》综合分析这一章，感到十分解渴，内容实在太丰富了，而在表述中，能够做到条分缕析，次第分明，允称佳构。我热切地期盼着能够早日读到大著全文，这对于我研究、读解《聊斋志异》这部名著，将会有直接帮助。

因为我非常喜欢此书，尤其欣赏它的美妙的文笔，从小就反复诵读，许多章句至今仍牢记不忘。您在文章里讲到蒲翁善用诗词，往往涉笔成趣，确是如此。蒲翁不仅文章写得好，许多诗词也写得极有韵味。记得《凤阳士人》篇中，丽人唱一首小曲：“黄昏卸得残装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蕉声，一阵一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磕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澘澘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就特别有意思。

其实，《聊斋》小说中不仅诗词曲赋十分精美，而且，大量的骈体文也极有文采。先生非常擅长这种文体，您看柳泉自题的《聊斋日志》：“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还有《罗刹海市》中的信：“忽忽三年，红尘永隔，盈盈一水，青鸟难通”，真是优美至极，读来顿挫有致，口角生香。

大作中关于蒲翁科举应试一事，飞扬纵笔，痛快淋漓，剖析得十分深刻；特别是把蒲翁这个穷秀才的热中仕进、屡败屡试以及“酸葡萄心理”的隐衷，刻画得纤毫毕现，洞见肺腑。

有些作者写传时，往往出于偏爱，所谓“阿私所好”，与传主分割不开，甚至曲为之辩；我自己在这方面有时也难免蹈此覆辙。您讲了几十年《聊斋》，可说是日夕寝馈其间，感情不可谓不深；却能以清醒的头脑、科学的态度，高据上游，据实剖断，也像蒲翁无情地讥讽科举那样，尖锐而辛辣地给蒲翁揭短，堪称刀刀见血，入骨三分。这一点十分难得，正体现了大学者应有的素养与品格。

王充闾

2014年2月25日

致王志清

志清先生：

您好！

大著《唐诗十家精讲》昨已捧读，铭感之余，至为钦佩。先生于唐诗有精深、独到的研究，不仅“垂之竹帛”，定将传世于无穷；而且能够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现实的高校教学中去，洵为创辟之举。这对于南通大学的莘莘学子来说，真是偏得，更是难得的厚赐。到手后，我先看了“杜甫”一章，对其狂傲放诞的个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在知人论世方面，先生的功夫很到家。这样，就进一步走近了诗人，窥探了诗国中的千般奥秘、万种风情。

泸上的董乃斌教授，我们在京曾有一面之雅。他在《序言》中说到先生“讲课和为文的个性特色”——“勇抒己见，热情洋溢，直言无忌，挥洒自如”，十六个字概括得非常好，可谓实获我心。

应中国作协统一安排，我自2012年即投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中《庄子传》的写作。现已面世，近日即将拙作以挂号寄呈先生，尚望得到指教。

充闾

2014年2月27日

王志清，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致高海涛

海涛先生：

您好！

《当代作家评论》的文章编选，纯粹是您和编辑部的业务，即便是我兼任作协主席时，也未曾过问，现在已退出领导岗位，就更不该管了。而且，我也实在不熟悉情况，瞎说一气，无的放矢，尤不合适。

说到绍俊先生关于《庄子传》的评论文章，此公为文一向善于寻找新的角度，颇富创见。这篇文章同样是从一个特定视角来谈，有待发之覆，谈出了新意，谈出了特点。梁任公有言：“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一部作品面世，同样就成了“公器”，任凭读者作各种理解与剖析——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这是很有趣的事；倒是比整齐划一、中规中矩的高头讲章更有看头，更有意思。

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您当记得，2006年春，我在《龙墩上的悖论》初稿座谈会上，就曾说过这种想法。前人有“良工不示人以朴”的说法，不成熟的东西拿出来，容易出乖露丑。我倒愿意听听各种意见，提供有益参考；我最喜欢“七嘴八舌”，哪怕是完全否定性的意见，听听也好。最烦人的倒是那类不关痛痒的官话、不着边际的套话。

要能谈出创见，谈出新意，需要具备创造性思维，首先是发散型思维、逆向思维，它们没有既定的模式，敢于突破常规，冲击条条框框，敢于标新立异、异想天开，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式和功能固着的局限。不知阁下以为然否？

充闾

2014年2月28日

致刘文景

文景先生：

您好！

大札读过。谢谢您对我的推重与关注。

我同意您的想法——确实已经具备了加入中国作协的条件，您的散文诗写作，起步较早，在诗歌界也有一定的影响。既然您提出了请我与薛涛同志负责介绍的要求，“却之却之为不恭”，我愿意也可以参与介绍。但这里有一个情况，恐怕您也应当考虑：

散文诗，是介于散文与诗之间的一种文体，是诗的散文，散文的诗。按照文学体式分类，一般的都认为：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但它又是诗歌大类中的一个成员。比如历次“鲁迅文学奖”评选中，都把散文诗划归到诗歌评奖委员会里。

据我所知，中国作协讨论会员发展时，是分成若干个小组分别加以审定的，也就是组织本文体有关专家进行权衡、遴选、认定。他们的手续十分健全，工作也是比较认真的。考虑到您的创作成果、体裁门类，肯定要分到诗歌组讨论。而我，与其说诗歌组成员不甚熟悉，毋宁说，在那里，我的推荐意见并不具备说服力与权威性。（您知道，我是从事散文创作的，最熟悉的还是散文写作；又是中华诗词学会的顾问，如果是传统诗词作者，我也有一定的发言权。）

薛涛同志是优秀的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虽然也不是写诗的；但因为他在省作协工作，直接分管这项业务，而且与中国作协创联部很熟，由他参与介绍，还是必要的、可行的。但须同时找一位诗人介绍为好。“术业有专攻”——相马，总得听伯乐的意见；而伯牙精于赋琴，却拙于识马。有鉴于此，我想还是请一位诗人介绍为好，比如请萨仁图娅或者林雪（她们都是我省的著名诗人，在全国诗歌界有较大影响）与薛涛一起介绍。那么，我干点什么呢？可以负责“说项”，帮助您请出萨仁或者林雪来。

王充闾

2014年3月1日

致古耜

近日，著名文学评论家、学者古耜以《千秋神会异代知音》为题，写出《逍遥游——庄子传》评论文章，致函称谢。

古耜同志：

您好！

展读大作，击节称赏。铭感之余，从心底里钦服您的眼力、学力和笔力。文中有关考据、义理、词章的借鉴与论述，对传记创作转型的国际背景的分析，对当前传记写作创新的关注等，都颇有创见；特别是关于“两点不足”的剖断，至为准确、精到，我完全认同。您的文论颇得力于开阔的视野、渊博的学识、玲珑通透的鉴别能力。您把《庄子》读得至为深透，理解得深而且准，十分难得。

今年7月中旬，我将在大连白云书院讲《吾与庄子》，叙述几十年，包括“文革”遭厄、为官、治学、疗疴、养生等多方面所受到的霑益。如有时间，尚望临场指导。

您在文中引述李洁非先生的论点，您有他的通信地址吗？我想寄一本给他。上世纪90年代初，他曾在《当代作家评论》上评论过我的《沧桑无语》，一以致谢，一以求教。

充闾

2014年3月4日

致周正旺

正旺先生：

您好！

承询有关沈延毅先生法书事宜，我本非翰墨中人，于书道一向缺乏研究；但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与先生有过较多接触，也曾亲聆雅教，略知一二。

沈老的书法，书坛上久享盛誉，地位甚高。在东北是首屈一指的，主领辽沈风骚垂三十年之久。他在大连曾亲承康有为先生指导，濡染甚深。他以魏碑笔法作行书，雄强高迈，险峻苍浑，一扫书坛颓靡萎顿之风，成为独树一帜之开派大师。

沈老去世后，由于誉满神州，遂有人下功夫学他的笔体，有的竟可乱真，个别人也曾在市场上借以射利。您拍到的两幅字中，“春回黍谷”，估计是真迹；而“翰墨通神”，颇不类先生风骨，似为赝品。

即颂

时安

王充闾

2014年3月5日

致林喦

林喦先生：

您好！

感谢您对我的关切与帮助。寄赠的拙作《逍遥游——庄子传》，料已达览，尚望多加指教。

有一件事，还请您给予帮助。

张震泽先生是我至为尊重而且谊兼师友的老一代的知名教授。他在国立山东大学毕业后，任教于西北大学、重庆国立女子师大等多所高校，1952年奉调支援东北，当时是辽宁唯一的文学正教授。作为我国著名的国学专家和闻名全国的书法家、画家和诗人，先生对于甲骨、金文、经学、小学、先秦诸子及古典文学都有深湛的研究，学术著作甚丰，就中尤以《孙膑兵法校理》一书为学术价值最高。

送呈的这篇文章，即是系统研究、介绍这部学术著作的力作。作者张迪为张先生哲嗣，也是一位学者。半个月前，来舍下叙谈，我们谈起了震泽先生诗文的卓越成就及印行、流布情况。回去后，他即将这篇文稿送我阅览，并委托我帮助找个刊物发表一下。

与震泽先生床头诀别已二十二年矣，此际看到书写他的文字，顿有“隔颜色而亲謦欬”的亲切之感。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常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虽然此非震泽先生之原文，更不是亡友而是先师，但那种切急的责任感，是有增无减的。

说到刊物，我首先想到了您执掌的渤海大学学报——您是当代学者，当能感同身受。现将文章送上，请予审核，如蒙刊载，是所至盼。

即颂

编安

王充闾

2014年3月6日

致马瑞芳

国内著名《聊斋》研究专家、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来信，谈到《蒲松龄传》写作过程中如何认真听取她的学生、聊斋专家邹宗良教授的意见。略云：“邹宗良原来是七八级我教过的学生，我让他对我的稿子只管改，他认认真真看了十几天，并在稿子上改，有些我根本没注意的地方都给看出来了。真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对牛司令（马教授对丈夫牛运清教授的昵称）说：宗良看稿有三大优点：第一，他研究蒲松龄生平三十几年了，正在写年谱，对蒲松龄生平最熟悉；第二，他做过山东大学出版社的编审，有精准的文字把关能力；第三，他是淄博人，对蒲松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看到学生出息，做老师的怎么能不高兴啊？”

复函如下：

瑞芳女史：

看了这封信，我为之动容。您是我深深敬服的一位大学者，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您的超拔的学术成就、开阔视野，更在于您所具有的坦荡豁达的襟怀，虚怀若谷的态度，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尊重实际、追求真理的治学理念。此种感觉和认识已经形成多年，可以说从我们相识相知就开始了，而这次撰写《蒲松龄传》过程中，对待年轻的邹教授，也包括对我这样并非蒲学专家的文友，这种精神表现得尤为彰明卓著。实在是太可贵、太难得了。有此情怀，何坚不可摧！有此修为，何高不能攀！

这样一来，我就更加焦急地等待着看这部精品大作了。

王充闾

2014年3月8日

致金宏达

此前我已读过金宏达先生的散文集《金顶恒久远》；近日他又以新作《文笔近题》若干篇见示，细读一过，十分喜欢，留下了深刻印象，遂致函抒写了自己的观感。

宏达先生：

您好！

我很喜欢您的散文，因为它有韵味，就中尤以抒情、纪事类为然。

散文的韵味犹如人的气质、风致，简单的几句话未必能说得清楚；文章也是如此，你让我具体指认哪些句子属于这类情况，不太容易办到，但是，诵读一过，细加玩味，便可以感觉到。韵味也好，风致也好，就作家来说，原是老到、成熟的表现。比如，老杜的七律，姜白石的词，阿拉伯的民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你随便一接触，就会感到风致翩然，韵味十足；一般的诗词与乐曲，是达不到的。

您的散文格调高古，韵味苍凉、苍劲、苍莽，有张力，用老百姓的话讲，很“劲道”，耐琢磨；语言优雅，口角波俏，不儇薄，不鄙俗。它的形成，固然与您选取的题材、蕴涵的理趣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得之于襟抱、情怀，非历经沧桑、饱经世事，而且读书有得者不能致也。这一点很重要。黑格尔曾说，同一句格言从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的口里说出与从一个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口里说出，其效果是全然不同的。何以如此？因为格言在表述过程中，浸透了言说者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切身体验。晚明的柳敬亭说书，就具有这一特点，所以听起来别有风致，别有韵味。您出生于四十年代中期，在同辈学人中，年龄不算很大，但您的阅历远胜过其他人。元好问不是说过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充闾

2014年3月10日

致孙昌武

孙先生：

您好！

近日，我一直在认真阅读先生大著《佛教文学十讲》，获益多多。这样深奥难解的教义，经您溯源导流、剥茧抽丝般的梳理和讲解，变得条贯清晰、义理彰明，不仅易懂，而且易记，十分难得。这是说读书明理；而对于做学问、搞研究，在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分析义理、结构安排）和表述规范方面，也使我学到许多东西。您对问题、事理的表述是非常科学、准确的，讲分寸，不含糊，且又简洁、凝练，文笔优雅，叙述极具章法。堪称学者著述的典范。

读到您说的“宋元以来的发展出现重大转变，小说、戏曲兴盛起来，逐步占据文坛创作的主流地位。相对照之下，以文人创作为主体的诗文则已度过了发展的鼎盛期。文学领域的这一变化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相关联”，我联想到当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影视、图像尽管不能全部代替、但也确实征服了纸质文书，而网络又显现出逐渐战胜影视的势头，这样，所谓精英文化、雅文学也必然在以网络为载体的平民文化、俗文学面前，弃甲曳兵而走，狼狈不堪。还有，佛陀寂灭百年后，原始僧团内部分为十八到二十个教派，这与儒家在孔子死后一百多年，分为孟、荀两派，后又为十、为八的情况有些类似。研究一下教主一朝不在，教派便应势而生的现象的产生根源和发展规律，极有意思。

先生的《道教文学十讲》也出版了吗？还望赐赠，以启尘蒙。

充闾

2014年3月11日

致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立足于新时代的要求，从现代视角、以宏观视野，按照严谨的学术规范，做好传统美学的价值转化工作，亦即对于古代美学文本进行新的理解、新的思考、新的审视，揭示其基本精神、个性特征、独特蕴涵以及现实意义，这确是学术界当前面临的一项迫切而光荣的使命。王向峰教授所著《中国古代美学史论》这部美学书稿，可谓“得其时哉”。

我通读王向峰的《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明确认知书稿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古代美学史论》对于元典有广泛深入地发掘，材料非常丰富，形成为中国美学史的完整轮廓。由于中国古典美学植根于古代文化的丰厚而独特的土壤之中，通过历代前贤往哲对于美的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探索，留下了难以胜数的珍贵的美学遗产。《中国古代美学史论》进行了细致的“历史还原”工作，深入掌握了古典美学资源，并加以准确运用。

2.《中国古代美学史论》对于古代美学研究紧紧把握历史线索，突出了主要人物、重点论著、基本观点，而且立章分节，有深入剀切的分析，把许多难懂的、玄妙的、形象性的理论概念、范畴，加以释解，成为可以实践应用的理论思想，达到了以史显论、以论带史的史论统一境地。

3.《中国古代美学史论》的研究对象是历史的存在，但在对历史阐发中却展现了阐释者高超、广阔的现代视野，不仅在许多问题上能与西方美学加以比较联系，更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予以是非、完缺的认定。

4.《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是美学思想史，阐发它的范畴内涵，必须与中国文学艺术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书稿作者对此有极大的适应性，能以大量相适的文学艺术实例，化解理论范畴的坚硬性，使书稿具有明晓畅达的文风和美育意义。

5.对于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学科学术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尚是初级阶段，不仅应名的著作有限，而且在水平与系统上公认的著作更为少见。王向峰教授在本学科领域长期从事研究，已发表相关论文五十多篇，并有多部著作出版，是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获得者。他的这部书稿会以其学术的开创性、体系的概纳性和见解的独到性，为同行专家所推重，为文化艺术界所欢迎，为社会广大读者所认可。

在今天研究和撰著中国美学史，对于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和中华传统美德，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理论借鉴、思想引导和学术建设意义。

王向峰教授对于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尤有精湛的研究，独步当今，别具只眼，这有所获的“鲁迅文学奖”堪资作证；而于美学，更是他的看家本领、特出长项，他的《西方美学论稿》、《中国美学论稿》、《中国现代美学论稿》都是我的案头书，再加上这部《中国古代美学史论》，这种多学科、多领域的创造成果，特别是整个美学研究的系统工程，充分反映出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超拔的学术水平。换句话说，正是以博观圆览之力，收灵明会通之功。

王充闾

2014年3月12日

致方勇

方勇先生：

您好！

久慕清辉，未获一面，深以为憾。

2012年3月，承《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约稿，撰写庄子文学传记。日夕寝馈其间，凡十六阅月，现已定稿、出版。

由于原始资料太少，而后世之研究、探讨，却卷帙浩繁。面对这种情况，如何组织、架构，如何鉴判、抉择，操作起来，难度实大。您是庄学专家，当能深谙此中甘苦。

写作中得力于先生者綦多，未便一一缕述，此处仅举一例。多年来，关于庄子故里所在，学界争议很大，东明说、曹县说、民权说、商丘说、蒙城说，不一而足；此外，尚有宋蒙、楚蒙、鲁蒙、齐蒙种种，歧见纷呈，各有所据。先生经过严肃而认真的考证，高张大纛，明确提出：庄周故里即在商丘之东北；更具体地说，也就是在商丘东北的蒙县城北、汳水南十五六里的地方。对于这一结论，我是极表赞同的，并在书中加以引述。大著《庄子学史》，开庄学研究之先河，凿通古今，涵容文史，使我受赐尤多。在此一并致谢。

近日在网上看到先生主编的八卷本《庄子纂要》和《庄子鉴赏辞典》的书讯，已经订购，到手后，当认真研读，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

现将《逍遥游——庄子传》送上，敬请指导。

即颂

教安

王充闾

2014年3月15日

方勇，著名学者、庄子学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致刘文艳

文艳同志：

你好！

来信收悉。

山村纪实的文稿看了，觉得婉转细腻、情节生动、真实感人，确实很好。联系到你过去写母亲、写农村、写各种现实生活的散文，看得出你的长项所在——观察细致，心灵感应灵敏，擅长细腻地刻画人物形象、现实场景、心理活动。这类反映日常生活，描述普通民众生活、思想的题材，你写起来轻松自如，得心应手。相对地看，对于那类思辨型的、历史性的，特别是属于宏大叙事的题材，恐怕就不那么顺手了。你不属于以理性思维见长而直抵彼岸世界的思想者类型，你的关注点和兴趣所在，似乎重点放在人生此岸亦即社会现实生活上。

世上全能型的所谓“球型人才”极少，一般的都是有其所长，又有其所短。每一个写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一穗灯光。今后，你应该在这方面多多着力，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固有的优势。

你过去在《大公报》工作，做高级记者；后来转到省级领导机关，现在又出任省作协主席，这是又一个“大转弯”，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为实现自己当专业作家的愿望，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上好的条件。你的阅历是丰富的，又是一个有心人，可以把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积累认真清理一下，看看有哪些可供发掘的“家底儿”。

要动脑筋，多思考。对于那些有价值、值得珍视的事件、人物、活动，做重点的思索、升华。在对过往的经历作真实记述的同时，还应从艺术（文学作品属于艺术范畴）创造、典型概括、深度追求、意蕴发掘方面多下些功夫。

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散文的本质性特征，一向被我们奉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艺术，唯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生动感人的细节，必然要张开想象的翅膀，对于生活素材作典型化处理和必要的艺术加工。这里就有个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应该处理得当。

再就是，要多读书，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表现能力，分析、概括能力和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从你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借鉴鲁迅、契诃夫、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小说，从中学习写“小人物”、写日常生活的经验。

王充闾

2014年3月19日

致康启昌

启昌大姐：

您好！

看到您凌晨三点的函件，我很不安，觉得您起来得太早了，恐于健康不利，应该注意休息。

至于大作《王充闾少年评传》，我的不积极，兴奋不起来，主要不在于您写得如何，而在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说，不管谁，就是起韩、柳、欧、苏于地下，由“唐宋八大家”来写，我也不会像您那样：“我快乐，我雀跃。送给了几位资深的编审，得到的鼓励超出我的想象。网上旅游一个月，网友的喝彩声，不绝于耳，我更飘飘然。”原因是我一贯奉行低调，不愿意“显山露水”，不愿意引人注意，招人议论。这是天性使然，从小就养成甚至定型了。还是那句笑话：“就是你把我宰了，我也照旧如此。”那么，有人就会问了：“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写那十三篇回忆文章？”那是出于至情，我忘不了童年那些亲友、师长。他们经常入我梦中，像老杜诗中所言：“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如此而已。

前些年，我们常相聚会，多有交往，您该记得，我是最不愿意受人注意的，无论是上峰下属，文友时贤，褒扬或者贬斥，我都无意关注；在饭桌上，我总是静坐一旁，不愿张扬，从不走动，从不起身敬酒，以免哗众取宠，引人注目。我说这些，意在证明：不是您写得不好，或有什么不妥，而是我压根儿就不愿意吸引他人眼球。在我看来，这样可以减少一切麻烦，消减许多无谓的应酬。我主要是求个安静。越到老年，越是如此。所以，当您兴奋百倍地告诉我，网上怎么怎么样，我都淡然以对，心如止水，觉得与己无关，那是您康大姐的事。

苏东坡有一首诗，前四句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我的心境正是如此。人的个性是无法改变的，只能请求鉴谅了。当然，对于您的辛勤而高效的劳动，对于您的一贯青睐，我还是无限感激的。

充闾

2014年3月26日

致郝付云

海豚出版社编辑郝付云来信，略谓：“（《域外集》）书稿整理后我们看了，王先生的文笔真是好。目前有个问题就是字数有点多，有20万。我们精装书的字数一般控制在10万字左右，最多的14万，您看能否再做一下精简？字数在10—14万为好。”

复函如下：

付云女士：

您好！

看到您的邮件，我可就很为难了。不是不能删减，而是这么弄了以后，这本书就失去了完整性。它是一种特殊情况——《域外集》属于单一题材，与一般的由多种内容集纳而成的散文集不同（这类作品集多一篇少一篇都无所谓）。书稿中概括了我在二十七年间所到过的二十一个国家的全部纪游作品。如果顶多只用十三四万字，亦即三分之二的篇章；那么，剩余的几万字又怎么处理呢？似乎去掉哪几个国家也不合适。而且，以后也不宜再公开出版，因为贵社有很高的知名度，不好重出，何况还有版权限制；不出吧，剩下这“断尾蜻蜓”，像个哀哀无告的弃儿，又觉得颇堪怜惜。此情此理，作为责任编辑，您当能理解和体谅。

为今之计，我想，您可同俞总再商量一下，可否选取下述三种处理办法：一为上策，字数多点就多点吧，作为特案对待，照出不误；二为中策，不放在丛书里，亦不用精装，干脆就平装印制，单独出版，也未为不可；三为下策，实在没办法，就退还给作者，由我另找一家出版社，也并不困难，总比这样“断尾”、“腰截”，依违两难为好。以我们这段愉快合作的经历，这当然是最不想走的一条路，但无奈之下，又怎么办呢？所以我感到太为难了。可是，这样一来，就把这个“难题”转到您的手里了。不情之请，先致歉意。

静候

回音

王充闾

2014年3月26日

附记

第二天，即接到付云编辑复函，称：“我知道这个要求很犯难，看了稿子后，也觉得没法删减，经跟俞社长商量，我想换个开本，大一点的32开，厚就厚点，不能让内容去迁就形式。”我当即驰函致谢。

致古耜

古耜同志：

您好！

《走向经典：当代散文的高端追求》一文写得很好。奉读一过，快何如之。

关于散文经典化的问题，您说得极为透彻，而且，立论谨严，层层推演、辨析，极见行文功力，不容一些持不同意见者不受感染与触动。

所谓经典，当以库切的定义最为剀切：“经典就是指古今中外各知识领域中，最具原创性、奠基性、指导性、权威性的著作。”您讲的基本内容与此完全契合。经典高据于民族精神的源头，是一个民族据以提升精神文化素质、展现聪明智慧、培育思想人格的不二法门。

“举一隅当以三隅反”，从创作经典化，可以联想到多个方面。比如，从“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一视角来看，我认为读书也是亟须经典化的；而且，还有针砭时弊的效应。当前，遭逢“读图时代”，人心浮躁，精神生活符号化，学术研究项目化，阅读感官化、快餐化，文化传媒化、明星化，欲望的满足取代了意义的追求，思索代之以官能享受，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在这种情势下，即使卖力气写出有价值的作品，也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缺乏传播的市场——吾辈已应该知足了，只要能够写出来，就不愁发表；而有些尚未成名的优秀人才，受“马太效应”的制约，多是惨遭埋没，只能徒唤奈何。有的学人之所以不赞同经典化，这恐怕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您的文章，正逢其时，不独针对“走向经典走近校园散文书系”这一套丛书，还将在整个社会中起到济时救弊的作用。

充闾

2014年3月28日

致高海涛

海涛先生：

您好！

您评论《庄子传》的文章，我在研讨会上听了一遍，这次又认真拜读过了，感到非常好。统照古今，笔涉中外，旁征博引，胜义迭出。所论三个方面的问题，都有未发之覆、创新之见；特别是第三个问题：关于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可谓恰中肯綮，秀出群伦。其实，您在第一个问题中，也讲了一个其他论者未予足够重视的方面：“就是‘自传事实’阙如，‘考据事实’浩繁，而‘历史事实’难辨，这就需要传记作者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其工作是大量的，不仅需要有学有识，还需要有影响力。”有学、有识、有影响力我都不敢当；但是，窃以为，它确确实实对于一个传记作者的综合能力、选择眼光、研判水准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性，弄得不好，就会矛盾百出，徒增滋扰。其间甘苦，未可历历言也。另，文中说成书“历时三年”，实际上是近一年半（共用十六个月）。

深致谢忱。兹不一一。

充闾

2014年4月11日

致丁国成

国成先生：

您好！

久未晤谈，殊深怀想；忽奉大札，欣慰何似！

近年集中写作散文，尤其是《庄子传》的创作，牵涉了极大精力，因而对于诗词的写作与研究用力颇少，渐近荒疏；接到友人约稿，感与愧并。先生在统一印发的约稿函中，特意加上“久未联系，时在念中。我仍编刊，请您赐寄诗文大作”字句，尤其令人感动，特别是看到诸多诗友佳作迭出，读来口角生香，所谓“见猎心喜”，也激发了诗词写作的兴致。现拣选近期创作的诗词若干首送上，敬请审核。同时，奉上一篇《诗书画三绝与题画诗》的论文，虽非约稿中所要求的“谈谈个人创作体会”，但自认此类文章对于当前艺术品类研究不无小补。如果不适合发表，亦无须劳神退稿，置之纸簏可也。

即颂

编安

王充闾

2014年4月19日

致李舫

李舫女士：

您好！

继年初读到您的散文《飘泊中的永恒》之后，昨天又拜读到《为了忘却的纪念》，两篇文章写得都非常好。您充分发挥女性为文的特长，善于把说理、思辨性的文字写成抒情味很浓的随笔，依我多年写作的体验，这颇不易为。我特别佩服您的想象力和谋篇、驭文的本事。概言之，就是感物造端，凭心构象，情与理接，神与物游。正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两篇，一为“观”，一为“想（回忆）”，相映成趣。这篇《纪念》，于追怀忆昔中略带着丝丝的怅惋，予人一种凄清的美；读者在咀嚼其中蕴涵的哲思的同时，感受到一种“慨乎其言”的情怀与韵味，似有吟诵晚唐诗、白石（姜夔）词的感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不过，这种昔梦追怀，并不恣肆张扬，而是温情煦煦，澹然释然，如云之轻，似水之淡。如果说，三峡是“飘泊中的永恒”；那么，书店就该是“寂寞里的沉潜”了。“生命中曾经拥有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旨哉斯言！

王充闾

2014年4月23日

致梁若冰

若冰：

您好！

感谢您的关注与期待。记得我们见过两次面，而且比较深入地交谈过，一直留有美好的印象。近期，我正应约赶写一部稿子，时间安排得很紧。而您提出的文稿要求，其实是比较高的，尽管篇幅不算太大，但辽河的文化底蕴不比海河、淮河，更不要说黄河，历史上不太容易找到那些文华熠耀的人与事。如果时间不急，容我从容构思，或可勉强应命；若是所需甚急，我倒可以推荐一位年轻的优秀作家，就是祝勇——您当能熟识，他是刘梦溪先生的艺术学博士，为辽宁籍人士。两年前，他刚刚完成一部《辽宁读本》，对于辽河的昨天与今天，可说是了如指掌；而且，才华横溢，为文纵心肆志，笔致恣睢。本星期天，他会回辽宁参加一个会，我能见到。如以为可，我可以代为致意；当然，若是熟悉，还是您直接邀约为好。

即颂

编安

王充闾

2014年4月24日

梁若冰，光明日报记者。

致马迪

马迪先生：

您好！

承询：《庄子善用减法》一文中改动的五个地方（“堕”改“坠”三处，“堕”改“墯”一处，“跕跕”改“踮踮”一处），实际上都不该改。现说明如下：

一、苏轼的两句诗：“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引自《山村五绝》，原诗四句：前两句是：“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原诗见中华书局版《苏轼诗集》第二册第439页）你们改“堕”为“坠”。其实，二者并非一个字，读音也不一样。据《现代汉语词典》，“堕”作落、掉解，并举例：堕入海中。依现在习惯用法，似乎“坠”字更通用一些；但我们是引证古人诗句，这就必须依据原著，不能想当然、凭习惯，以今例古，随意加以改动。

二、苏诗用“堕”字，源于《后汉书·马援传》（中华书局版第三册第838页）。原文“堕”为“墯”。据《汉语大字典·缩印本》（第206页）称：“墯”同“堕”。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苏轼当年所见《后汉书》，即为“堕”字；二是，《苏轼诗集》编者亦知二字相同，遂改“墯”为“堕”。无论哪种情况，现在的“不须更待飞鸢堕”都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就只收“堕”字，而废弃了“墯”字。因此，这个字没有必要再改成“墯”了。

三、“跕跕”二字，引自《马援传》原文，实在没有理由把它改成“踮踮”。

看来，我们校正古书文字，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必须核对原文；由于今古文字差异，有的还须查核字书、词典，比较标准的是《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切切不可拿网上的作为依据——网上错讹连篇，有许多是半通不通或者不负责任的解答；更不应该望文生义，自我作古。

以上意见当否，请各位斟酌。

即颂

学安

王充闾

2014年5月7日

致李磊

李磊：

你好！

来信读悉。为你到青岛出版社后能够很快地适应新的环境，有效地开展工作、学习，妥善处理人际关系，感到欣慰。

至于说到文化品位、人文积淀，莫要说青岛，全国任何地方也没有能够超过北京的。但文化品位、人文素质的提高，全在于个人修炼；即使环境再好，如果个人不自觉努力，照样难以长进；一些人在金钱诱惑、物质利益驱动下，照样猥琐、功利、短视、浮躁，俗不可耐。近些年，你不就是经常慨叹周围的俗人、俗见、俗气而深感苦闷吗？

在新的环境里，提高自己大体有两个途径：一是要奋发读书、深入思考问题。你知道，康德终生住在一个小村子里，海德格尔也是长期在乡下，更不要说古代的穷居陋巷的庄子了。但他们依靠自身的努力，最后都成了世界级的大哲学家；二是多和周围的高层次的学者、教授、报人、出版家交往，拜他们为师，虚心求教，这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样是北方海滨城市，青岛和大连比较相近，二者有可比之处。就人文环境而言，包括文史哲的研究、积淀，在我的印象中，青岛较大连为优胜；但即使是大连，也不乏层次高、识见广的人士，同样有很多可资师法的学者，所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王充闾

2014年5月15日

致李磊

李磊：

你好！

大札读悉。承告《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一书，两家出版社的交接情况，甚感欣慰。

此书是在你的鼓动、支持下诞生的。看来，人间万事都需要有压力、有动力、有助力。记得从一开始你就建议应该写一部张学良传，而在改写、充实《张学良人格图谱》过程中，你又出过许多好主意、好思路，否则，这部书稿恐怕难以产生，即便能够写出，也不会那么快交稿。

其实，不止这一本，三年间，经你手编辑的《向古诗学哲理》、《说帝王》、《读文人》、《话女性》，以及待出版的《王充闾散文选集》，可说每一部都浇注着你的心血与汗水。每念及此，心中便涌荡起一片感激之情。

真的，要是从一己的利益出发，我真愿意你留在北京，留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但是，当考虑到你闯入一个新的天地，接触一种新的环境，会更有利于发展与成长，便毅然支持你的选择，鼓励你坚定地上路，去闯、去创、去试，经受新的磨炼。你还特年轻，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开辟更理想的征程，实现更美好的梦想。青年人贵在增加阅历、拓宽视野，主动作出选择与尝试，绝对是件好事。这样，你会成长得更好、成熟得更快。

王充闾

2014年5月23日

致王向峰

向峰先生：

您好！

大作吟咏康平的几首律绝，奉读一过，口角噙香。就中“大美康平湖更美，诗家谁不竞吟哦”两句，使我想起幼年读私塾时，听刘璧亭先生讲的一个故事：

从前有两个举子，一为直隶籍，一为东北籍，赴京赶考，同宿棚舍。直隶生员出了一副对联的上联：密云不雨，虽有玉田难丰润；用了密云、玉田、丰润三县名字；要求东北生员也以东三省三个县名嵌入，对出下联。对曰：长春永驻，何须延寿亦康平。吉林的长春、龙江的延寿、辽宁的康平，恰相对衬，十分工丽。康平开发较晚，建城历史不过一百多年，这可能是康平历史上最早进入文学的一则故实。但此地自划入沈阳辖区后，近年建设步伐加快，现已跻身先进之林。先生多次往访，见闻多多，且有独到的感悟；如能在诗的基础上，鲜花缀锦，再写游记，此可聊充谈资也。

不过，也有传说，对联出自乾隆与刘墉之手，内容也有差异。乾隆皇帝出了上联：密云不雨旱三河，虽玉田也难丰润（里面又增加一个三河县）；刘罗锅对的下联是：怀柔有道皆遵化，知顺义便是良乡（也是四个县：怀柔、遵化、顺义、良乡）。同样精彩、有趣。

王充闾

2014年6月3日

致陈巨昌

巨昌同志：

感谢你如此认真地研读《逍遥游——庄子传》；特别是花费偌大的功力，完成一篇情感丰沛、内容充实、视野闳阔的洋洋万余言的评论文章。

我现在大连，赶写一份关于《人生不同阶段所应阅读的名篇佳作》的讲演稿；但还是抽出时间，对宏文认真作了解读；同时，遵嘱，就有些提法进行推敲。你很谦虚，愿意听取我的意见。那么，我就如实地说，文章中确实有些评价过高的溢誉之词。但我也深深知道，你待人处世一向以严谨著称，绝不属于那类缺乏实事求是态度，随便以游辞浮誉轻许他人之人。你如此立论，有些类似我写庄子，实在是出于至诚、出于崇敬、出于热爱，这样，行文所至，有时会未免过当，像孟子所说的“阿其所好”吧。——这是可以理解的。

也正是为此，个别的除外，改动得很少，尽量保持着“原生态”；说句到家的话，即便想改，我又怎么改呢？

文中所引述的黎枚，为李晓虹博士笔名，我顺便予以标明。

个别地方，文词做了润色。你再仔细看看，如以为可，即请直接呈送王向峰老师，并请他予以指点。他近期正在统一编辑庄子传的评论文章，准备汇集成书。

顺颂

暑安，再申谢意。

充闾

2014年7月23日

致李磊

李磊：

你好！

来函读悉。

承告：日昨，向一位著名学者约稿获得成功，盖由于事前做了认真准备，包括悉心研读了有关代表性著作，深谙其思想内涵；研究了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要求，并征询了关于提高、改进编辑工作水平的意见、建议。我觉得你做得很好。今后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供探讨——

其一，同作者（尤其是著名学者、作家）交谈，按照苏联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从一般语言学的角度讲，只要具备了建言与纳言这两者彼此交流的外在形式，就可以称之为对话。对话，本质上是求索一种积极的人文精神，尊重个性，崇尚人格，良性互动，平等参与。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应该是在相同（起码应该是相近）水准上进行的，即所谓有共同语言。如果一方水准很低，又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夏虫不可以语冰”，对话自然无法进行。

其二，就作者来说，作品无异于儿女。给作品选择出版社，犹如关注女儿对婆家的寻觅，总是特别看重这户人家的品位、资质、声誉。人家把作品交给你来出版，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的信任。而编辑，正是认知这家出版社的一个窗口，就是说，他是透过编辑个人来考验、观察这个出版社的水准的。同作者交谈，尤其是同知名的学者、作家交谈，或曰对话，可不慎欤！

其三，作品属于精神产品，是创造性的产物。作者所关注的，未必是市场售价高低，他们所看重的是精神价值，因而每时每刻都在注意寻觅识者。如果你能深刻领会它的内在蕴涵，从中读出弦中趣、方外音，那么，他就会看作知音，引为知己。把作品交给这样一个责任编辑，就会觉得踏实、惬意；不致有明珠暗投的遗憾。

我觉得，对你来说，这个课题比较重要，所以，在信中多说了几句。问题提出来了，如何认识，如何处理，有待你于工作实践中逐步摸索，随时加以总结。

王充闾

2014年7月30日

致刘学颜

学颜先生：您好！

得知您将要编辑一部有关金源故都的文史丛书，极表赞同，为祝为颂。

黑龙江是我的旧游之地，先后到过八次，南北东西的名城胜迹、风物人情，可说访问迨遍，并且写了《三江恋》、《冰城忆》、《青天一缕霞》、《一篙如画苇间行》、《长夏江村》等七篇散文，其中有关金上京的文章有两篇：《文明的征服》和《土囊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初，东北三省宣传部长会在哈尔滨举行。我趁会议间隙，去了呼兰，访问了萧红故居，写了《青天一缕霞》这篇散文。因为离得很近，当时又去了阿城，寻访了白城子金上京遗址。经过一段酝酿、沉淀，于1994年写出了《文明的征服》，七月初在香港大公报分三期连载。1995年我的以宋代史迹为题材的散文《陈桥崖海须臾事》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之后，我就想到应该再写一篇有关徽钦二帝被俘于金的散文。这样，我就寻访了坐落于依兰县的五国城，并且再次南下到了阿城，看了白城子有关遗迹和博物馆（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新馆当时尚未建成），这是1996年秋。次年，《土囊吟》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据大公报记者面告，这一系列散文在香港引起了热议与好评。

人们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开于中土，古代蛮荒塞外的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并非如此。自古以来，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就拨开洪荒的流云，燃起文明的爝火，相继跨上奔腾的骏马，闯入了历史的疆场。他们的铁骑越过万古荒原，越过长城、黄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与滴血的泣诉，共同叙述着那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艰难历程，叙述着历史的无奈与无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气，锐不可当的攻势，给予每个从励精图治到骄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冲击。而每一回合的搏斗，都昭示着中华民族从分裂、对抗走向统一与融合的历史时空，装订着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苦难与辉煌。金代的女真人是其佼佼者。

女真族原是十分落后的，立国当时，尚无文字。但是，他们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铁蹄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强大军事对手，先后灭辽蚀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俘获到五国城下。与此同时，他们也尽情吸吮灿烂的中原文化营养，把宋、辽两国的宫藏府库的典籍、礼器，特别是文艺、学术、科技人才，尽数搜罗过去，为已所用。他们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蒙元、满清一样，当从塞北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从而大大加速了发展的进程。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演进、发展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动机、愿望相背反。金朝正是如此。在汉化的同时，本民族固有的优势也逐渐丧失了。结果是新的文明作为一种异已力量，最后反转过来诱使它走上衰亡、腐朽的末路。

应该说，金朝的汉化程度是相当高的，某些方面可以同尔后的清朝媲美，其文化成就也比较突出。我在《文明的征服》中作过概述：“女真汉化，亦即封建化的进程，直接推进了金源文化的发展。不过几十年时间，就从建国之初尚无文字，发展到大定、明昌之际文化上的巨大跃迁，以至自立于唐、宋之林，以文治见称于史册。有金一代，不仅诗词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数量达到一万二千多首，）而且，院本、杂剧与诸宫调也在后来的文学史上放出了异彩，为北曲和元人杂剧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通过异质文化的融合渗透、优势互补，更使多元一体、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明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契机与活力，形成了兼收并蓄，集多种民族文化之长的完整体系。”

民族间的文化影响是互为作用的。经济、社会生活之外，单就语言、文学、音乐、舞美、体育、服饰、饮食方面来说，金源文化给予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顺便说个小插曲。前段时间，辽阳一位文友曾到阿城金上京博物馆新馆参观，回来后给我挂电话说：馆藏十分丰富，品位很高，堪称一流；但是有个不足，就是只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四尊塑像，而漏掉了金世宗。完颜雍号称中兴令主，大定年间治绩卓著，漏掉了他，是个阙失。我笑说：“你们辽阳人对完颜雍有深刻印象，因为他是在你们那里登上帝位的。无疑他是金代十分重要的英主，之所以未立石像，我想是因为他的主要政治活动并不在阿城，而在北京。不应忘记，你参观的是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此说先生以为然否？

遵嘱，随信寄手迹一纸，系《文明的征服》中的一页；照片一张。

即颂

编安！

王充闾

2014年12月13日

致王炜烨

炜烨先生，您好！

近期，有北京、青岛和本省的出版社，表达要出版《一个人的文学史》的意向。我对他们的青睐自是感激，但同时说明：一个多月以前，已将这部书稿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了，那里正在看，我不能“一个女儿找几个婆家”。待北大出版社明确告知不拟出版时，才能另作考量。

正好今天接到您的来函，谈到要把它列入贵社策划的《大家自述史》系列，欣喜之余，备极感慰。两年前，我们曾经有过很愉快的合作，拙作《中国人》的编辑出版，令我感到惬意，那种软精装的装帧实在是漂亮、醒眼；而它的姊妹篇《中国理》，也已签约准备出版。“好事到了三”，那好，这次又给您添麻烦了。

书稿原来分为两个系列：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之外，还附有《青灯有味忆儿时》，是记叙童年时的生活环境与读书生活的。您的意见是，探讨一下可否把它们合在一起，比如将《青灯》作为《文学史》的第一部分，如何？我仔细地作了权衡，反复进行设计，最后觉得不太好操作。二者篇幅大致相同，但体例不太一致，《青灯》记叙的是儿时十三四载光阴，分为三十八章，多为生动故事，勾画得比较详细；而《文学史》分为六大部分，记叙了六十几年的读书、创作、治学生涯，主要是谈创作实践、心路历程，反映了一些规律性认识。看来，还是分开为好——就是说，《青灯》可以另找地方出版。

究应如何处置，尊重您的意见。

即颂

编安

王充闾

2014年12月20日

王炜烨，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

致闻世震

世震同志：您好！

继《古代咏竹诗编注》、《郑板桥年谱》之后，最近您又精心撰写了《随猎竹诗》。读过书稿，深为您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兴奋。钦仰之余，为祝为颂！

书稿涵蕴深厚，观点准确；形式新颖，别出心裁，很吸引人；文字也很讲究。具体提不出什么意见。总体上有两点想法，提出来，供研究参考：

其一，书稿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感竹诗，结合多年的领导工作书写感悟；后部分感竹诗侧重于思想、启示。这么分开，各有侧重，条理比较清楚，但就全书来说，却产生了断裂、分割之弊。我以为，两部分还是合起来为好，不具体分工作与思想。事实上也分不太清楚，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328页《马鞍山纪行》，本在后部分，谈的却是工作。莫如把两部分统筹划一，按时间顺序编排。

这样做，有两方面好处：一是，本书属于文学随笔，与一般领导干部的文集不同，它的生命力、存在价值主要不在于领导工作，而在于一个高级干部的哲思妙悟，这是大家所钦佩与折服的。至于领导工作（包括中央某领导怎么谈话、评论），对一位省委书记来说，原属题中应有之义——哪个人总结起来，都能陈述许多，没有更突出的特点。有鉴于此，统筹编排，可以强化哲思妙悟，而适当淡化工作领导（不是不提，只是不特意加强）。其实，对于一位退出领导岗位的同志来说，前人有言：“功业渐随流水尽，文华长与岁时新”，能使“文华”与“岁时”长新，这是他人所难以企及的。二是，伴随着可读性的增强，文学随笔特征的鲜明，读者面会更广，而不止限于那些熟悉的领导层，所面对的将是全国各地的广大读者。

其二，书稿题目应该改一下。“随猎”二字，前人已经用过，而且有其特定含义：康熙幼子、雍正之弟慎郡王允禧曾有《随猎诗草》和《花间堂诗草》，郑板桥曾参与编纂并作跋。《清史稿》列传记载，允禧在康熙五十九年曾“从幸塞外”，可见，《随猎诗草》乃是作者随康熙御驾狩猎所作之诗。

我的意见，书名可改为《竹悟》，由读竹、画竹、咏竹而产生的感悟。虽然没标“诗”的字样，但内容已经表明，可以略去；也可改为《感竹吟》，由竹而感，由感而吟，也十分贴切。

所见未必准确，仅供参考。

充　闾

2014年12月31日

闻世震同志退休前曾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

致杨利景

利景同志：

惠寄的《今日辽宁》杂志已按期收读，谢谢。我觉得这是一份宣传辽宁、讲好中国故事的质量上乘的期刊。

就办同类刊物来说，若论人文风物、文化积淀、历史地理等基础条件，我们辽宁不如江南、京津一带，也就是可供对外宣传的题材相对薄弱一些，而且，由于文科院校、社会科学研究部门较少，作者队伍也相对薄弱一些。我们的编辑同志能够奋发努力，避短扬长，挖掘潜力，勇闯新途，这是值得肯定的。反映在刊物上，题材比较丰富，基本上能够体现本省的特点；作为外宣读物，能够寓立场、观点于事实之中，通过实际事例说话，不武断，不张扬，文笔从容，使人乐于接受，这是对的；它不属于文学刊物，但有文学艺术品格，有图象，有故事，取材新颖，文字比较讲究，能够引人入胜。

希望下一步在题材方面能够进一步开拓，由表及里，深入发掘。仅举一例：风物之外，可以借鉴中央电视节目的成功经验，反映一些科学创新、技术领先方面的高端人、事。辽宁在这方面是具备一定优势的。但难度颇大，要求较高，写出来，在保密前提下，让人看得懂、又爱看，谈何容易！常常是：懂行的写不出来，文笔出众的又是门外汉，像徐迟那样写得出《哥德巴赫猜想》的作家，太少了。

所谈的都是随想，未必妥恰，只供参考。

王充闾

2015年6月4日

致彭定安

定安先生：您好！

大作《我从〈妩媚〉见文学》读罢，真是从心里感激。这种感激是双重的：一是您对拙作的关注与期许，并认真加以评点，使我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更从中领悟到许许多多以前所未曾注意、未曾感知的道理；一是高温盛暑之下，您不辞劳苦，穷数月之功毕此一役，这种真挚的友情、认真的态度、拚搏的精神，令我感动，我将永生铭志。

连日来，反复展读，既作为谨严的学术著作，又看作是精美的散文随笔，一字一句，反复玩味，仔细对照、比较，力求得其精髓。说到文章的品位，确是高质量，大视野，有真意，富哲思，博征引，启新知；而其会通中外，融贯古今，要言不烦，言必有中，尤为他人所难以企及。我觉得，您写作这类学术笔记，具备多方面的优势，起码有四点：一、博古通今，学兼中外，对于现代西方新知谙熟于心，信手拈来，能够以圆览之功，收会通之效；二、您写过《创作心理学》、《文化选择学》和关于鲁迅研究等大批量的专著，在此基础上，撰写这一读书笔记，有如耍过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的关云长，随手舞动三尺龙泉剑，自然游刃有余，“优为之”了；三、您久历沧桑、饱经忧患，且精通哲学、历史，在知人论世方面独具慧眼，特别是对于所评对象的为人为文，极度熟悉，这样，就能鞭辟入里，恰中肯綮；四、写作笔记、评点类作品，是您的学术长项，因而从容潇洒，举重若轻。

能够获致您的慧眼灵思加以点评，在我来说，洵属三生幸事。如果说，2013、2014年，《庄子传》的杀青，《我见文学多妩媚》的草成，值得一记；那么，今年关乎我的文学大事，便是此评点的隆重推出——青蝇附骥，《妩媚》真的会“春色十分”。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况，原作初始时并未引起人们关注，后经名家披览、评介，最后一纸风传，所谓“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左思的《三都赋》就颇得力于张华、皇甫谧的赏鉴，最后才“洛阳纸贵”的。

文中所提建议，如关于辽、金文化历史以及萧观音、耶律倍、蕯都剌、耶律楚材等人的研究、写作，我都一一记下，争取能够早日完成。

整个文字，我已读过数遍；个别地方，小有斟酌。您的文章讲究章法，结构严谨，案无虚设，只是个别地方有点改动。说明如下：

一、当时呈送给您的文本，《青灯有味忆儿时》与《我见文学多妩媚》两部分，作为上下篇，是合在一起的，前面写有一篇序言；后来，北京有两个出版社要分别出版这两部分，这样，我就各写一篇《题记》。您从《序言》中看到“三分人事七分天”这句引诗，并且加以评点，放在全文的开头；可是，《题记》中引述时是在《我见文学多妩媚》部分，所以，我就把这段文字挪到后面去了。

二、《我见文学多妩媚》部分，有两点改动：一是，关于歌德、托翁、瞿秋白和少帅、庄子的评点，您放在第五章了，现在，我按照原文的顺序，把它移到第六章里；二是最后几段，我给加了个《余论》总题，觉得这样更集中、更醒目一些，不知当否？

三、拙作第六章原题：《攀登，痛并快乐着》，作为正式文本，我已改为《攀登，乐在苦中》。但还是保留了您的批评意见，只是在后面加个附注。

敬致谢忱，并颂

暑安

充闾拜上

2015年8月3日

致原学玉

学玉同志，您好！

大作《豹隐城隅骚坛高手》，我认真拜读了，很好。对公眉先生诗作的分析、赏鉴，十分透辟，也提高了我的认识，实在提不出什么修改意见。如果求全责备的话，我倒觉得，应该说说公眉先生诗句用典问题——这是他的诗作的突出特点之一。本来，诗不同于词（如所周知，辛弃疾词用典最多），特别是七绝，没有七律那样的深度、容量、蕴涵，完全可以在典故运用上不作更多考虑；但吕先生胸中有海量的古代诗文积淀，顺手拈来，皆成妙谛，出经入史，故典层见叠出，不胜枚举。仅您所引诗中，就有“短衣”、“鸠杖”、“强项”、“蜡屐”、“鲰生”、“黄庭”、“刘郎”、“一盂饭饱”、“零涕君前”等等。此其一；

其二，展读宏文中，发现引诗有几处误植，请加改正：

引吕诗“刘郎重来兴偏豪”，应是“重到”，否则不合格律；

“连云楼阁望中迷”，“连云”误为“连去”；

“浊酒未饮心先笑”，“仄仄仄仄平平仄”，我怀疑“浊酒”应是“浊醪”；

“豪华落尽见真淳”，是元好问诗吧？“淳”误为“纯”；

龚定庵诗：“莫信诗人竟平淡”，误为“莫信陶潜竟平淡”。

上述摘误，只是根据平仄格律，未对照原文，请斟酌。

另外，拙作《柳荫絮语》，“荫”误为“阴”。

其三，由于此文要公开发表，一处小疵也应修改：在谈到吕作《杏花小记》时，说：“先生的两首小诗”，“小诗”说法欠妥，应改为“七绝”。

多谢关注，即颂

暑安

王充闾

2015年8月6日

致夏志坤

志坤同志：你好！

来信读悉。知近况很好，诸般顺遂，谨为祝颂。

信中提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包括身体、家庭等方面），你已向组织部门提出提前退出领导岗位，并办理病退手续的请求，我觉得这一选择是可行的。你素以有头脑、有思想、学有所成见称，我相信，这样做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认真权衡利弊的。按说，经过有效的治疗与调养，你已经恢复了健康，继续工作下去，当无大碍；但考虑到配偶远在厦门，长期两地分居，确实存在困难；特别是如你所说：“生病以来，上苍给我机会让我好好思考并反省，所以我愿意借此转身，在今后的时光里加倍去努力，做一个更真诚的自己，更懂得感恩生命并珍惜生活。”我相信这是你真实的心声，是你做此抉择的最终落脚点，或者说是决定提前退休的根本理由。

你是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之初吧？现有高级职称，任副处级职务，按照新规定，可以到60岁退休，至少还能在机关工作五六年时间，而且，完全有可能晋职晋级。而你却一反常规，舍此不顾，主动“做减法”，实行“华丽的转身”，这一举措，不同反响。其实，按照你的气质、个性与爱好，从政并不见得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可以从头做起，你或许会选择做学问或者搞科研的。人生苦短，机遇难求。离开仕途之后，你当能获得更大的活动天地，可以从心所欲，安排自己的行止；同时，家庭得以团聚，共享天伦之乐。这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当然，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对于你的做法恐怕难以理解，会认为这是书生之见，“傻帽”一个。一般人往往从功利出发，存在对比、观望、计较心理，莫要说主动提出早退让位，“把到嘴的肥肉吐出去”；即便是正常到点，有些人还会徘徊瞻顾，恋栈不置；个别的甚至要改履历、延后出生年龄，无非是为了在机关里多混上几年。单就这一点来说，我也觉得你见识超拔。

现在，人的寿命很长，你还有三四十年的时光可供支配，有条件实现自我，做出许多骄人、耀眼的成绩。50几岁，开始了人生的第二黄金阶段，现在急流勇退，重新进行事业选择，尚不为晚。不过，大前提还是身体条件，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有个健康的体魄。在此基础上，从事一些自己所祈望、所追求的事业，研究也好，写作也好，都会比在职时整天呼呼啦啦、为人作嫁、毫无自我，从容得多，舒心得多。至于说到损失，不过是减少一点收入，其他什么也不少；领导并不好当，权力是双刃剑，何况，你本来就没有多大权力，更没有什么权势欲、攫取欲。这样很好，清风两袖，自在逍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切实达到了心安理得。

记得列夫·托尔斯泰曾说：“如果一个人想超出他人的财富、名望、官职，那么，无论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物，他将永远不会获得满足，他也将永远不会获得安宁与喜悦。如果他明白，在他身上存在着那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神圣本源，那么，无论他生活状况怎样，他立刻就会变成安宁而喜悦的人，因为他将明白，在他身上存在着那世上至高无上的东西。”书此，以为赠言。

祝你健康、快乐！

王充闾

2015年9月7日

致周人

周人同志：

受挚友张恩华同志嘱托，我认真研读了您的散文作品，并记下了一些观感。

好的文章应该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所谓“善歌者使人继其声”。李白诗云：“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闻曲尚能如此，那么，当看到逼真而生动地描写故园的文章，当然更能感发兴起。我的故园也在辽西，锦州更是我的旧游之地。所不同的是，一在古城的“三家巷”，一在荒原的“蓼儿洼”，但其缠绵悱恻、宛转低回，与夫亲情乡思、童趣童心，当无更大的差异。

研读过程中，突出感到您有较好的艺术感受力，又具备相当的文学修养与驾驭语言文字能力；知识面宽，视野开阔，旁征博引，内涵比较丰富，特别是笔势放得开、收得拢，颇为难得。

行文叙述中，夹叙夹议，有张有弛，不拖沓，不错乱，娓娓道来，层次大体鲜明；叙述中有人物，有描写，有细部，有情节，比较生动传神，而且有时夹带着情趣、笑料。

语言较有特点，词汇比较丰富，既浸淫于通俗文言说部，又带着典型的辽西口语，且有文学色彩。

以故乡、亲情、童年为经，以社会风习、人情世故、里巷传闻为纬，织成一幅幅解放前后的辽西古城的社会风情画。有一定的地域文化传承、乡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积累的意义，以及社会、思想的认识价值。

看得出来，您读书甚多，长于思考，而且具有一定的艺术感受力。

应该说，达到了公开出版水准。但是，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我想结合意见、建议来陈述一下：

一是，近十万字的长篇，您一口气写下来，虽有段落，但未分章节。我的意见是，应该按内容结构分出章节，以方便解读，彰显理路、脉络。这样，在通盘设计中，可能有些地方需要适当调整。

二是，出版前，凡有诗文引述，都要认真查对原文，务求准确无误。这是一项硬功夫，靠现有的一般编辑纠错指谬恐怕不行——他们缺乏足够的古文修养、知识积累与学术水平。以您的水准，完全可以做到；当然，也可请精通文史的老学究帮忙。

三是，要准确使用标点符号。还有个别字，如“既”、“即”如何分清，恕不一一列举。

四是，原有书名，不太理想，我看可在下面两个里任择其一：《故家门巷》、《旧时光景旧时情》。

所述意见未必得当，仅供参考。

王充闾

2015年12月7日

致叶廷芳

廷芳兄，您好！

惠赠的四部著作都收到了，多谢多谢。您是德语文学研究专家，又有深湛的中文功底，因而在做学问、写文章时，能够以博识圆览之功，收中西会通之效。我特别喜欢您的作品。由于对卡夫卡感兴趣，《致密伦娜情书》到手后，立刻展读开来，中午都误了饭时；昨晚又读了《跳动的音符·大家风范》中的几篇散文，所述钱锺书、杨绛、冯至、何其芳、朱光潜、杨宪益诸前辈，风华绝代，您的文笔也朴实、优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陶渊明有“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之句，这是一种理想境界；何况您所接触的还都是学术大师、文坛泰斗！此乃机缘凑泊、可遇而不可求的，令人由衷艳羡。

说到域外出游，确如吾兄所言，非复当年体魄矣，“欧洲还有不少地方足迹未及，总不甘心。但参加一般的旅游团，恐怕跑不过人家，得自己组团，约四五个知识相当、兴趣相投的人，慢慢悠悠地闲逛；住得体面一点，吃得好一些，目的地也由我们自己定”。不过，这样的条件，一般情况下是难以满足的。

展读大作，知吾兄乃浙西衢州人士。这里也是我的旧游之地。因为从小就熟悉白乐天《轻肥》中“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诗句，原以为这里当是贫瘠之地，实际上非常饶富，而且人文景观甚夥。1999年踏访此间的两处著名景点，我曾顺口闲诌了几首七绝，奉上，借博一粲：

雾中访江郎山不见（四首）

千里驰驱历险艰，茫茫迷雾隐三山。

世间尤物难消受，归抱舆图纸上看。

雾锁云封迷壮观，千重素帐裹羞颜。

江郎也似新娘子，头未梳成不许看。

吟魂缭绕雾云间，妙绪幽思涌巨澜。

倩影何妨凭想像，羞花闭月美千般。

撑持天地与人看，除却江郎莫话山。［注］

今古一齐提胃口，只听吆喝不开盘。

［注］这是当地盛传的两句话。前者为辛弃疾咏江郎山名句，后者是今人的赞语。

烂柯山

烂柯山下少人行，不见王生［注］见石枰。

斧柄未留留话柄，仙凡一样重虚声。

［注］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见两个仙人下棋，一局未了，回头发现斧柄已经烂了。烂柯山由此得名。

王充闾

2015年12月11日

叶廷芳，著名学者、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致叶廷芳

前信发出后，即接读回函，多承奖饰。并且谈到：“衢州市现在正作为国家重点休闲度假区来建设，去春曾在一个山村住了一个月，极惬意。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住个把月如何？如有意，时间最好安排在五一前后。”

回复如下：

廷芳兄，您好！

谢谢您的期许与青睐。

衢州之游，大体上可以敲定。我的小孙女在外地读书，原定五一回营口老家探望。这样，我可于五月三、四号，由营口直接抵京与您会合。您看妥否？

此行，咱们只是作为一般游客，无须当地特意安排，这样，可以免除许多干扰。咱们在一起，为的是以文会友，畅叙诗文，大概也不会用多少车，千万不要给亲友添麻烦——这绝不是客气，而是为了求得清静。我是一个典型的书生，自小就性喜安静，不惯应酬；到老了更是珍惜时间，“开编时与古人游”，整天与书为伴，动脑动笔，足不出户，不喜欢社会交往和参加活动。文学圈内，朋友不少，但多是止于通信，即便同城也很少接谈，尤其反感那种张扬喧嚣的餐叙、轰饮，避之唯恐不远。看了您在散文中记述的钱（锺书）杨（绛）夫妇的行迹，可谓实获我心。

所以，咱们在那里，千万别惊动官府，也包括戚友。说句到家的话，出于钦慕，我只想听您讲讲西方文学以及其他方面的治学心得。比如，我最近在看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根据鲁迅先生的提示，还拟翻阅一下法朗士的《泰绮思》，很想获得您的教示。至于三衢风景，虽是旧时相识，而今也只限于“相看两不厌”吧，登山临远，由于腿关节不好，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

大框定下之后，详细安排，届时我等候通知。

充　闾

2015年12月13日

致王为松

为松先生，您好！

大作《文字的背影》收到了。非常感谢，更非常高兴。当然，也有点不好意思。您说“小书”，我就信以为真，哪知竟是三四百页的大著。一下子要了两本，太不客气了。但我实在是喜欢，更想让同样喜欢您的作品的文友分享这种“读书之乐”。

由于我的文字沉闷（恭维我的人说是厚重），时常板着面孔；而您和晓群先生的文笔跳荡鲜活，酷似青春倩女，清新靓丽；为了调剂与补救自己的不足，所以特别喜欢二位的作品。书一到手，就看晓群的序言和您的后记，真是痛快淋漓，口角生香。当我读到《爱书人都爱黄裳》一篇，更是油然忆起我和先生沪上相聚的情景。屈指算来，已经整整十年了。您惠赠的《黄裳文集》，时时摆在案头，芸香尚在，而黄公这位文坛巨擘已身归黄土，思之黯然。……

说过这些，再谈贵社近日编印的这本《王充闾散文精选》，实在是凝重大方，且精美漂亮已极。这部选本，我很看重，因为它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我四十年来散文作品的概貌。而其得以问世，全凭您的鼎力支持，使我铭感于衷，永生难忘。

敬致谢忱，即颂

年祺

王充闾

2015年12月28日

致王为松

为松先生，您好！

大札中谈到：“这些天陆续读您的《精选》，深感沈昌文与苏叔阳先生所言极是。此书您是否需送上海哪些老友新朋，我们可以代为送达”，令我感与愧并。我有两句话，时常挂在嘴边：“不能忘记老朋友，常感人间万种恩”。我正在酝酿就此写一组系列文章，若能成书，是所夙愿。

在上海，曾经予我以直接指导、为我所敬重的师尊，柯灵、黄裳先生不在了；现在还有几位：华东师范大学的徐中玉教授，早年为我的《清风白水》一书写过评论；上世纪90年代之初，上海大学的吴欢章教授为我的诗集《鸿爪春泥》写过序言；东方出版中心的施伟达、张爱民先生，是我的《沧桑无语》、《何处是归程》、《张学良人格图谱》、《皇帝原来是苦工》、《历史上的三种人》等多部作品的责任编辑；散文家、诗人、《上海文学》主编赵丽宏先生，多次刊发我的作品；作家、学者葛剑雄、赵鑫珊、陈子善先生都曾赠书、通信，进行学术交流；主持《万象》笔政的陆灏先生也是忘年交、好朋友。还有几位交往亦多、令我感佩的文友，就不一一列举了。

“投我以琼瑶”，我只能“报之以木桃”了。只不知是否有可能：上述各位各赠一册？如有困难，剩下的容我陆续寄送。

先致谢意。

王充闾

2015年12月30日

致孙昌武

孙先生，您好！

接读来函，至为欣慰。

近年我基本上没有外出，包括有些出国旅游和名城胜地文学采风活动，也都辞谢了。虽然身体还能支持，但心境已经有些淡漠了，一切都有“曾经沧海”的感觉。这也许就是老态吧？但是，对于旧日的师友，却充满了怀念之情。想望着能和您联床共话，促膝交谈，畅叙离衷，请益学问。

陆游咏《菊枕》有两句诗：“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我借用过来，换了一个字，“只有书香似旧时”——爱书的情怀不曾稍减。在这方面，您给我做出了良好榜样。

祝身健笔健！

充闾敬复

2015年12月30日

附　录

我从《妩媚》见文学

彭定安

在今天的高度，对于往昔的追忆；

在今日之文化构造中，对于往昔文化生活的“重构”；

在追忆中，评骘过去；

过去的延伸，是今日的接续：

其教育意义即寓于此。

前　记

这是我拜读充闾同志的《我见文学多妩媚》时，断断续续，随手敲下的读书笔记。随读、随感、随写，有则多说、少则少说、无则不说，记录读后之感、学习心得而已，己学己用，不欲示人，更未曾设想发表。所以，随意挥洒，率性而为，长长短短，“不成体统”。读完敲完，觉得虽然无大意思，但有的地方还有点趣味，觉得也不妨发给充闾同志一阅，消遣一笑，文人作家之间，文字交往、情趣汇流吧；不意，充闾竟不仅不以为忤，还建议发表。我不好拂他的美意和鼓励，只好接受，算是把学习体会、读书笔记公开，与大家共赏，请方家指正。

《青灯有味忆儿时》读后随记

1.泥土世界

说到家乡，开篇如此写道：

“童年时节，村子留给我的鲜明印象，就是那里是个泥土世界。路是土路，墙是土墙，屋是土屋，风沙起处，灰土满天。形容长相叫做‘土头土脑的’，人们穿的、盖的是土布，过的是‘土里刨食’的日子；岁数大了叫‘土埋半截子’，伸腿瞪眼咽气了，叫‘入土为安’。那时候，住砖瓦房的全屯不过三四户，绝大多数人家都是住土房，垒土墙，土里生，土里长，风天吃土，雨天踏泥。”

回忆经过思想和情感的滤过，“泥土”成为主要的、影像深刻的形象。这是一个有意味的象征，一个附着了“意义记忆”和“情感记忆”的记忆，这以“泥土”开篇的回忆，显示作者意念的“返回”和“反刍”：不忘泥土。

出泥土而接受乡土气息与乡土文化；

文章济世不忘“土”：土者，乡土文化、传统文化、乡土即人民情怀也。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产生了中国的具有特殊文化传统的“乡土社会”-“乡土文化”，它以乡土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结合为灵魂（儒家文化以通俗形式进入社会学所说的“小传统”而深入民间，根深蒂固），对乡党加以文化养成和奠定文化心理结构的滥觞。“乡下孩子”就是这样地成长着，形成自己最初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化心理结构。许多人日后变化了，实现了文化转换；有的人甚至背叛——我曾读到过几个犯腐败罪的省部级高官的忏悔心声录，他们出身农村，家境贫寒，应该是受过淳朴乡土文化的熏陶、至少是熏染的，但是后来背叛了；到忏悔时，痛诉往事旧情，批自己忘本。

王充闾日后亦实现了这种属于他是高层次的文化转换；但他未曾“遗忘”更没有“叛变”，心灵深处却遗存着乡土气息和乡土文化，以至现今回忆往事，仍然记忆犹新，能够栩栩如生地描述，说明历历往事，深刻记忆，保留为心中甜美的沉淀。这成为他的创作的良好传统根基和乡土情结。所以说：“乡土即人民情怀”。这是很可宝贵的的作家心态。

从“记得青山这一边”到“狐狸岗子”再到“泥土世界”，构成一个“王充闾的故乡”。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故乡”，鲁迅有他的绍兴鲁镇，沈从文有他的湘西“边城”，萧红有她的呼兰河边的呼兰；外国作家中，列夫·托尔斯泰有他的纳斯塔法·波梁纳，福克纳有一个被他称为“邮票那么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有他的马贡多，大江健三郎有他的北方四国森林，杜拉斯有她的湄公河岸……王充闾也有一个属于他的盘山县——狐狸岗子。他目前尚未创作小说，一旦写小说，“盘山县里狐狸岗子”定会出现，以它作为环境背景，以及那里的“曾经的社会和生活”。现在，虽然小说尚未出现，但散文中，已经隐然或公开存在了。

啊，作家的故乡！

这个故乡，和作家的心灵故乡是相通的。

2.母教

母亲有言：“一不当蝗虫，二不当蛆虫”。这是基本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教诲。

这一教诲具有很深的意义。“蝗虫”、“蛆虫”，都不能当，这是基本的为人标的，也可以说是一个高标准。因为在人生高层次意义上来要求，“蝗虫”和“蛆虫”，不一定就是闹得那样“邪乎”，只要无所作为，一生碌碌，就有点此“二虫”体性了。

母教是中国伦理文化中重要的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一是我们向来看重母教，二是传统母教起的作用特别大。这大概是因为母教与慈爱紧相连，慈爱与教诲混融一体，所以影响深远。传统母教中，流传着孟母、岳母的事迹和传说，则是“母教的母教”，对中国的传统母亲影响深远，既影响了一代代母亲，也培育了一代代有出息的子女。王充闾也是其中的一位。

而且，其延伸义，具有现代意义。现在，即使在官场，这种王氏母亲谆谆教诲儿子不要去当的“蝗虫”和“蛆虫”还少吗？

作者老而不忘慈母的幼教，足见心理刻印之深、心灵影响之大。即此一点，这位母亲就是一位可敬的孟母类型的母亲。

读他人，想自己，追忆我幼时的母教，一是母亲常常向我念叨“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副家中厅堂的楹联，“忠厚”、“诗书”，在我的心灵中，刻印深沉；二是，大概因为我是幼子，有点娇生惯养，在兄弟和小朋友中，好拔个尖，母亲没有批评，却总是有意对我表扬我的二哥，称赞他是“孟尝君”，“门下能养食客数千”。第三样事情印象最深：母亲常常玩笑地说：“我仔莫不是个‘秋白梨’？”吾家南国多“秋白梨”，长相洁白秀丽，但其酸无比，不可食。母亲以此教诲其子勿沦为“秋白梨”——表面清秀内里孬。此幼教，至今铭记不忘也。

3.母系

母系有艺术素质传统；有满族文化的遗传。此亦颇可贵。

母亲很不简单，称得上是民间剪纸艺术家。你看她的剪纸艺术作品：作者有几段介绍，先是一般提示满族剪纸的艺术特色：“满族剪纸，在艺术上具有本民族特定的语言和风格，有‘无字天书’之美誉。就其文化渊源来说，它属于氏族社会未形成文字之前，远古风情的形象记忆，折射着一个民族的充满原始意味的图腾文化信息。”而后，就是母亲的剪纸艺术创作的风貌了：

她的作品……里面以人物为最多，大别之有三类：一是各种神祇，有头戴尖盔、手持利斧、胸围阔大、勇武有力的天神与山神，旁边分布着熊、狼、虎、豹，衬托其威武，或者作为猎物。有的羊角、人面，头上点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装饰。二是千手观音，头上站着神鸦，十几只手同时举起，每只手上各托一只朱鸟，双脚踏着双头双尾的蛇轮。三是形形色色的祖神，也就是女神，或者叫母亲神。萨满文化中崇尚女神，其中有盗火女神、创生女神、百谷女神、争战女神，还有什么柳树妈妈、佛陀娘娘、泰山奶奶、蜗皇老母；而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生殖女神。有的腰围肥大，乳峰高耸，双脚叉开，旁边是九个拉手的娃娃。母亲所剪的嬷嬷人儿，都是身着旗装，头梳高髻，或者顶戴达拉翅的满族装束；人物正面站立，两手下垂，手和手相连，五官一律阴刻，鼻子为三角形。

这些作品，完全可以看作是民间剪纸艺术的优秀作品。内容和形式，有民族特色，有艺术个性，有思想寄托，有生活祝福。

这种母系的艺术秉赋，自然会遗传给后代。

从谱牒学、优生学的角度来稍稍细究，王充闾的父系与母系，均是“颇有来头”的。

仅从母系说，爱新觉罗皇族，满族世家、大家闺秀、家传黄马褂、顶戴雕翎，还有八股文试帖……看，皇族的世系、满族的民族性、家庭的教养、性格养成以及艺术素质的秉赋，等等，都是遗传因素和家教渊源。而且，“母亲个性刚强果断，自尊心强，端庄稳重，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这又是一种母性的人格魅力了。

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才，就是这样从遗传因子开始，一步步这样走着、成长着。重要的是，家庭是个起跑线。很重要。“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4.“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

“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自然的养育——是东北大地（狐狸岗子）特殊地域的自然养育。作家对家乡自然的印象和眷爱，是其创作活动和作品基质的重要原素。

“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意义重大。儿童与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天然能够陶冶儿童的心性；儿童又能系童心于天然。童心天真系自然，颐养心性育真纯。山水林田，花草树木，蓝天白云，飞禽走兽，把自己的童年“镶嵌”在其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天然情趣和氤氲气场；尤其大荒乡狐狸岗子，旷野广袤、草木繁茂、野物出入，荒僻而大气，冷峻而肃然，与我熟悉的“小桥流水人家”江南景色迥异，那对儿童心性的培养，以及对他日后的文风的影响，也都是不可忽略不计的吧。

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也是大自然镶嵌在童年中，自然环境的影响，会嵌入到思想性格之中。这与作者后来的寄情山水，写出优美山水游记散文，应该是有渊源关系的。

5.父亲

这位父亲，是很可以一写，也很有可写的。

“父亲性格外向，内心的‘风云雷电’，全都写在脸上。”

这是一位应该属于“耕读人家“的父亲；这在南方湘赣鄂我所属的地区，所见多有；但在东北不多见。其性质是既是农耕之家，以耕种为生活来源，但又懂诗书、通文墨，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那种类型。

从文化的传承来说，充闾的父教属于小传统中的民间文化灌输与潜移默化，但又有中国国学的传授。这后一点更重要、更有意义。对王充闾来说，也更具文化养育的珍贵意义。应该说，王充闾的国学修养，在这时候就打下基础了。幼学渊源，源远流长，这对他日后的成长意义真是很重大的。

王充闾这样描述他亲爱的父亲：

“他除了经常吟唱一些悲凉、凄婉、感伤的子弟书段子，像《黛玉悲秋》、《忆真妃》、《周西坡》之类；还喜欢诵读杨升庵的《临江仙》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再就是郑板桥的《道情十首》：

吊龙逢，哭比干，羡庄周，拜老聃；

未央宫里王孙惨；南来薏苡徒兴谤，

七尺珊瑚只自残；孔明枉作那英雄汉——

早知道茅庐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

嗯嗯！子弟书、通俗说部、板桥道情，居然还有杨升庵的《临江仙》等等，还有庄子，等等，这是何等样的文化传输与文学训练！——民间文学、通俗文学、雅文学，国学……

自从电视剧《三国演义》演出后，随着那主题曲的流行，“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豪唱高歌，风靡全国，打动人心；那“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意境，历史感丰厚沉郁，发人深思，感动了，也启迪了多少现代人！这种蕴涵沉郁深挚历史感的诗句，幼小的充闾，就受之于父教了，即使是少不更事吧，潜移默化中，也是得其心意之蕴藉的。这与他日后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和成就，是不是有一种渊源关系呢？研究者于蛛丝马迹中，该是可探其微的。

至于这里提到的子弟书《黛玉悲秋》、《忆真妃》，我也是很欣赏的，真是雅俗结合、情真意切、动人心扉的诗性作品。

我也很欣赏这《道情》最后的几句词：“孔明枉作那英雄汉——／早知道茅庐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

这里含着颇为深沉而朴素的人生哲理：“茅庐高卧”与“六出祁山”对称-对立-相比，从一位蛰居乡野的乡村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说，过着耕读生活，平安度日，躬耕课子，茅庐高卧，是比争胜好强、建功立业要更具人生意义的。

读到这里，想起小结一下：

王充闾的回忆与陈述，令人想起《荒原》作者艾略特的话：“在迈向未来时，继续在精神上与自己的童年以及民族的童年保持着联系。”——这可以用以解读今日之王充闾心态及他的作品。

还有美国历史学大师、九十岁完成世界名著《从黎明到衰落》的作者雅克·巴尔赞的话：“机缘也是助我成书的一个因素：家庭背景、生活时代和出生地塑造指引了我的写作。”

这三样：家庭背景、时代和出生地塑造，也指引了王充闾的写作；也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这里特别突出的是他的“出生地塑造”。

还有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工人出身的台尔曼，在希特勒制造的“议会纵火案”中，蒙冤入狱，他在法西斯的监禁中，写下了他的《台尔曼狱中遗书》，其中写道：“德国历史，童年时代的磨炼，对人们生活过程的观察，唯有这些才是我的导师。”我以为，这里提到的三条：祖国历史、童年磨炼、对人们生活过程的观察，也是适用于广泛人众的，当然也适用于王充闾。不是吗，国家历史、童年生活，还有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这样三条，影响了、塑造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一切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当然还包括思想和创作。王充闾少年时代，正处于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加上他自己的“童年的磨炼”，再加上他对“狐狸岗子”及其周围的“人们生活过程的观察”，唯有这些，就成为他成长的导师了。

6.老哥俩

父亲与魔怔叔，这是两位蛰居乡野的老哥俩。但绝不是普普通通的乡村野老，他们居村事农，但是知书识礼，文化修养很不一般。他们既掌握一定的民间文化，又通晓应该是属于国学统系的知识学问。这哥儿俩还加上刘老先生，可以说是在荒僻之地的狐狸岗子构筑了一个可贵的“文化岛”，它是荒野里的孤岛，但却在精神上联系着外面的世界。不过他们居乡而不羡公侯，农耕而乐为村夫。王充闾父亲的这首和前人的诗作，是颇有意境的：

不羡王公不羡侯，耕田凿井自风流。

昂头信步邯郸道，耻向仙人借枕头。

诗的后面，他还加小注云：“阮籍有言：‘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可见其心地是不鄙布衣不羡宠禄，有名士气息、隐士情怀。

这种父辈的潜移默化，应该会对充闾产生影响吧。

父亲后来由于家事蹇滞，常借酒浇愁，诗作意态缱绻抑郁。我试集王国维句以赠，不晓得合不合适：

为情困酒易怅怅，

回避红尘是所长。

还有很可注意的一点，童年时，小充闾还曾经听父亲唱过一个名叫《扇坟》的子弟书段子，讲了庄子警世的“扇坟”故事，让他第一次听到庄子的名字。后来，父亲去河北大名府探亲，路过邯郸时，还买回一部扫叶山房民国十一年印行的四卷本《庄子》。他参照里面的晋人郭象的注释，读得十分认真。

这是王充闾初识庄子。于是想起他后来的名著《庄子传》，试诌几句打油咏之：

童稚得识庄，渊源久矣哉；

日后撰庄传，幼教灵犀在。

7.刘老先生也来了

请到了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璧亭先生，来教学。这是一个跃进。当时，在日伪统治下，读的是伪满皇帝康德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民训》等伪国顺民的糟糠，思想中毒，文化上受害。而刘老先生教的却是《三字经》，接着就讲授“四书”，从《论语》开始，依次地把《孟子》、《大学》、《中庸》讲授下去。

这也非同小可呀！从消极方面说，避开了伪满洲国的教育，如果上“官学堂”，就避不开殖民教育；而师从刘老先生，却读到了《三字经》以至《论语》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在养育未来的精英。

从《三字经》到《论语》是一个跳跃，从国学基础跳到国学高层，从启蒙跃到“进学”，一位学者型作家就这样在“酝酿”中，也是被塑造中，亦是被培养中。

这里，少年王充闾所学，已经涉及国学基本。这很重要、很有意义——在文化上、思想和人格的进取上的意义。我把国学（我更愿意采取“现代国学”的说法）分为高低、雅俗两个等次，高雅者，“四书”、“五经”等等，低层次、通俗者，把《三字经》、《百家姓》以及《龙文鞭影》等都算在内。少年王充闾这时所学，是“雅俗兼及”、“高低同研”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雅驯基础，对王充闾日后的成就具有重要的作用。

8.“童子功”

啊，了不起的“童子功”！这童子功是国学的基础功、基本功，是作者日后文学成就的基础，知识结构的基石，是它的文学成就的基本构造。不可忽视。

他这“童子功”，可是了得，六七岁、八九岁的年纪，便读《诗经》、《论语》了，还能背诵，还讲习书法，这时的传授，是比较多样的。这对后来的发展，起到了打基础的作用。作者说，儿时的他很喜欢《诗经》中的《蒹葭苍苍》，因为它“整齐协韵，诗意盎然，重章叠句，琅琅上口，颇富节奏感和音乐感”。这就是最早的文学欣赏习练和审美启迪了。对文学的兴趣，即是这样引发的吧；而审美的启迪，则是在《诗经》这样的中国传统诗歌之“祖”的高层次经典作品启动的。这都是很好的开头。

作者所说的，他这时候就喜爱《诗经》里的《蒹葭苍苍》，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他的“文学第一击”、“审美第一击”？这“第一击”很重要，很有意义。它是以后艺术觉醒与审美情趣的奠基与基点，有此和凭此，就日渐生长、发展、建设文学与审美的方向和路数。萧红小时候是从祖父那里，学来了“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她也是喜爱那音调，那音乐的美，实际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音韵美。连小说都带诗性的作家萧红，是否最初的那“审美第一击”起了作用？

我记得自己的这种“第一击”，是读了朱自清的美文《匆匆》，那里这样开头：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文章的本意，是在说时光之易逝和应该“惜寸阴“吧，但我喜爱的却是那美丽动听的排比句，和那种层层推进的述说。

从现在王充闾散文的韵味和他对于古典诗歌的稔熟，说《诗经·蒹葭苍苍》是他的“文学与审美的第一击”殆可成立吧？

返观今日之王充闾，可以见到这种“童子功”的巨大深远的意义。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童子功”，讲的是死记硬背，所以记得扎实，几乎是永志不忘，至于理解，日后成长时期中，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知识学问的进益，而不断扩展、不断深化，“后续劲”是很大的。王充闾今日国学修养和学术精进，得力于这种“童子功”不小。我是后进，缺乏童子功，长大以后的断断续续、零敲碎打学点东西，就支离破碎，可怜兮兮，比不得充闾了。

9.“马缨花”下：长学问、识缪斯

这一节，实际上可视为“童子功”的继续追忆与回味。

事实是，除了刘老先生之外，父亲和魔怔叔共同参与了对幼小充闾的教育。那写到的他们在一起谈诗论文，这种诗教，是颇有水平、颇具诗文意境的，虽因年小，不能完全领会，但耳食之言，也收到熏染之效。更重要的是，这时已经在念习“四书”《诗经》之后，接着，依次讲授《史记》、《左传》、《庄子》，以及《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了，并且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王充闾日后的博学强记、具有令人惊佩的背诵古诗文的能力，就是在此童子功的基础上奠基的。

尔后，就练习作文和对句、写诗。直到结业前，先生出上联：“歌鼓喧阗，窗外脚高高脚脚”，他能见景生情，对出下联：“云烟吐纳，灯前头枕枕头头”。聪颖与文采已经锋芒初露了。

马樱花-对对子-童心！优美地渐入佳境！文学的意识和心境滥觞！

私塾读书苦，枯燥受拘束；但是，生灌、死记、硬背，却能接受知识与学问的远后效应。

这样的童年是枯苦的、寂寞的，但又是惬意的、幸福的，助人成长的。有这样的童年，方有后来的王充闾。

因为，教书先生很不一般，有“关东才子”之誉，国学功底深厚，还做过县里的督学和方志总纂，只是因为不愿为敌伪效劳，才困居乡村，息影山林。学问上等，经历不凡，这样的老师，同一般冬烘先生教书匠相比，是有天壤之别的。王充闾说，他从六岁到十三岁，“像顽猿箍锁、野鸟关笼一般，在私塾里整整度过了八个春秋”，“苦读”情状，难以缕述。但是，他回顾总结，说道：“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当时的那种凄清与苦闷，于今已在记忆中消溶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而两位老师帮我造就的好学不倦与长于思索的良好习惯，则久久坚持，数十年如一日。”

“青灯有味，书卷多情”，这是多么令人深思而回味无穷的况味呀！难怪他以感慨无端，深情笔触，写下这样的文字，来反刍和纪念那段难忘的少年求学岁月：

“少年子弟江湖老”。六七十年过去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那繁英满树的马缨花，那屋檐下空灵、轻脆的风铃声，仿佛时时飘动在眼前，回响在耳际。马缨——风铃，风铃——马缨，永远守候着我的童心。

赏马樱，听风铃，读经书，习写作，童心之外，更有学识的增长，还有与缪斯神的相识。一位未来学者型作家的雏形，在此时酝酿、滥觞。

这节关于马樱花的文字，颇有散文韵味，淡雅隽永。

我在拙作《创作心理学》中，曾提出“人生三觉醒”的范畴。意思是，每个人，大体都在幼年和少年时代，先后产生三个觉醒：性觉醒；人生觉醒；艺术觉醒。而且这“人生三觉醒”，都会随着年岁的增长、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一再的“再觉醒”。少年王充闾这时已经产生艺术觉醒了。以后还会有多次的再觉醒。

10.魔怔叔正式登场

在前面已经多次与这位魔怔叔邂逅，现在，要正式与他相识，认识“庐山真面目”了。

这是一位大人物，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王充闾的诞生”，他不可或缺。最初的引路人，人生和文学的引路人。“出生地塑造”，他是主要的塑造者。

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使小充闾能够“多识于虫鱼草木”，更重要的是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既是知识学问的师长，又是人生导师。刘老先生是“国学深厚”，魔怔叔则是“杂学丰富”，在知识学问方面，刘老先生略胜一筹，而在人生历练方面，魔怔叔则在刘老先生之上。不仅他们的传授使学生获益；而且在人生抉择上，也给以影响。这一切均在少年时期发生，应该说是人生的基本功，打底子的性质。影响是既深且远的。

魔怔叔可以说是翻过筋斗、经过世事的人，四十年华，在那个战乱时代，就算是一大把年纪了，他把世事看得很透，但是消极面居多，难免消沉厌世，这是消极方面，但对于少不更事的小学生晚辈来说，其渗透力是微弱，可以不计的。

他真是一位可以进入小说的人物，很有特点。

这类乡村知识分子，为传统文化所装备，生根乡村，立足乡野，文化心理上却是一种“寄寓”，他们身上有一种“乡土气息”的儒家传统，实际上在农村传播着文化，培育着后辈。王充闾与魔怔叔属于这种关系。

中国现在的农村，急剧向现代转换，已经很缺乏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了；耕读和“茅庐高卧”，就更不可能了。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和解决这个问题。

论起魔怔叔和刘老先生，对于王充闾的成长，应该说是“有功之臣”，他们的作用，重要的是在文化传输方面，是积极作用。人品方面，总体说，也是不错的。但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被讥评为“魔怔”，缺点问题也确实不少。刘老先生呢，不说其他，也不问原因，他确实抽抽鸦片，即吸毒。这些，又是不容于世的。人是复杂的，社会是复杂的，只用好坏两分法来论人，的确简单化了。试设想，他们若是长寿，日后的命运会怎样？……

很明确地，王充闾这时已经具有明确而方向正确的人生觉醒了。

11.子弟书与“子弟书下酒”——饯别会

子弟书，雅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雅文化成就。它的熏陶，既是民间的、文学的，又是雅文学的，雅文化的；这个熏陶与“民间国学”的结合，构成作者的“高雅文化-民间文学”的知识结构与“文学训练”。很重要。

这个以子弟书为媒介的兄弟饯别会，是一次乡间野老的高文化的饯别，留下了文化的余香与余绪，影响及于后一代。

是乡土文化的一次有意味的展现。

子弟书是东北文学的一枝花，也是满族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满汉文学结合的一枝花。它的带着浓重的民间文学质地和气韵的艺术品性，交融着雅文学的神韵，表达顺畅而脱俗，充满民间生活和民间语言，又不乏雅致的文学语言，二者融会结合、水乳交融，特有一种韵味和引人的力量。

12.嘎子哥的影响与“影响消失”

嘎子哥，少年的朋友，淘气的伙伴，童年影响不小，后来却都消失了。那是一颗少小世界中的流星。少小友善老大离，人生途路各东西。文化的分野带来人生的殊途，人生的殊途导致文化的分置。不过，各人有各人的人生和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不可比，让我们祝福嘎子哥！

小充闾和嘎子哥两个小兄弟、小朋友，少小友善、长大“分道扬镳”，各有前程，其中，鲜明地表现了个人心性的不同，导致发展途路和人生境况的迥异。这既透露了“七分天”的不同；又显示了“三分人事”的异途。王充闾是兴味盎然和顽强地向着文学这个他幼小心灵中、具有妩媚之丽与力的“香草美人”去了，其寄望之切，用功之勤，心力投入之深，非同一般。而嘎子哥就别有所钟，向着别样的道路去发展了。这里，有两个“选择正确与否”的问题。一个是，家长是否把握好并顺着子女的心性爱好去着意培养；一个是自己能否认准自己的心性所向，而有意努力为之。从王充闾来说，这两个方面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所以成功了。

这种各人资质和心性不同，导致人生选择和发展道路的不同，最突出的显例，是鲁迅和胡适。说起来很有趣，我且举一二例。比如，他们两人都在十一二岁的年纪上，读了一部历史读本，鲁迅读的是《鉴略》，胡适读的是《纲鉴易知录》，鲁迅读后，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值得一说的影响；而胡适读后，却引发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接着便读《资治通鉴》，接着更在11岁的小小年纪上，就编了一个《历代帝王年号歌诀》。这个“工作”，被他自己称为“可算我‘整理国故’的破土工作”。鲁迅和胡适小时候都接触到民间迎神赛会，看过社戏《目连救母》，也都看过《玉历钞传》这本宣扬阴间鬼神和善恶报应的书，鲁迅由此在心中产生了一个自己的想象中的“鬼神世界”，从此喜爱身处阴阳两界，专管死生的、鬼而人、人而鬼、鬼而情的“无常”，更欣赏长发白衣带着恐怖之美的复仇女鬼——女吊，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深情地描述其动人形象。而胡适怎么样？他吓得疑神怕鬼，对生死产生无奈和忧虑；直到长大，读了范缜的《神灭论》，才心中有了无神论，得到精神解放。看看两人的心性有着多么大的不同。这就是作家和学者的心性的巨大差异。

现在，做父母的如何根据子女心性资质的不同，因材施教，以及每个人自己如何依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发展路途，可以从以上王充闾和嘎子哥的实例中，以及鲁迅与胡适的突出“历史个案”中，得到启发。

13.“草根诗人”：遗传因子与后天习得

作为“草根诗人”（我更喜欢说“农民诗人”）的父亲，其父训，是双重的：文学的和为人的——包括“文学的‘为人’”。

一，以子弟书的文学质地为根基、以古代诗词为附丽，这种文学修养，既有高雅文学的熏陶，又有民间文学的灌输。其对少年王充闾的影响，是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但经过成长起来的王充闾日后的文学-文化进益与修为，“倒过来”了：高雅文化成为根基，民间文学则转为附丽了。这在他日后的创作中，表现出来了。

二，为人：正直、本分（身份确认）、“为创作而创作”，著述不为稻粱谋，也不为名利累，抒发襟怀而已矣。这里既有为人之道，也有为文之道。这是正确价值观的传输。以后，王充闾则在此基础上，升华了，提高了。

这里又出现庄子。看来少年充闾与庄子结缘甚早，且数度邂逅，留下了最初的也是刻印深的早期印象。这与日后的撰写庄子传，不能说没有渊源关系。

14.关于嫂嫂和碗花糕：人间挚情

这人间挚情，充满了中国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范例之一。作者为此写过挚情之文。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而且在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溯与追忆，足可引起今日世人的警觉。——不过此处就王充闾的成长来说，就是在其心灵中种下了“真与善”的幼苗。

这种亲情之真挚与深沉，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可贵品性。中国向有长兄若父、长嫂似母之说。旧时人家，子女众多，长兄幼弟年岁之差相当大，长兄大嫂往往有这种作用。这种伦理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感人之处。

这位嫂嫂表现了中国农村妇女所葆有的传统伦理文化的美好精神与品格。她善良、质朴而重亲情，视公公、婆婆如亲生父母，故能待幼弟如亲子，呵护、照顾有加。她虽因丈夫故去而改嫁，但视婆家仍如自己家，不改旧时情。这种良好的亲情，给予小充闾是一种温馨与惬意，留在了幼小心灵中。这是他的创作心理构造中，早期的生活记忆和情感记忆，是善良、温情的幼苗。

由此才产生了作者后来的挚情抒情散文《碗花糕》。

15.《哭灵》到《文化性格》：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

这是从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的内容，它们反映了从狐狸岗子到盘山县以及可以望见的高升镇的乡土社会的状况和乡土文化的状貌。它们令人读起来都是很有意味的。主要是感受到了那个时代，那个历史时期的这块“冻土地带”的社会性质和文化质地。

费孝通写过《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那都是南中国的情形；今读此处所写，则是东北地区南部荒野里开发时期不很长久，经济和文化都还带着原始蛮荒的遗存，和费孝通所写，是多么的不同啊。无论是哭灵还是猎鹰，还是土特产和“绺子”，以及押会，直至汇总性的“文化性格”。在在不同，处处相异。这里主要是反映了这块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属于“新开垦的处女地”，也是带着蛮荒野气的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如何养育他的“文学的子弟”、作家王充闾。

大概可以推断，如果没有那个由他的父母亲和魔怔叔、刘老先生以及他的有文化的亲属所构筑的荒原上的“文化岛”，在他幼小的时候，就灌输了富有高智能文化滋养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高层次的国学基本经典，是不可能产生日后的作家王充闾的。产生了，也会大大不同于出身南国的学子。

我感觉，这里描写的狐狸岗子以至盘山县的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虽然与以后王充闾的作品，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作品的选材、风格，是潜在地有着“出生地塑造”的影响的。而更重要的则是，王充闾日后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对于历史的掌握、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都是与他这个时期对于故乡的乡土社会、乡土文化的理解和记忆有关，当然，它们是潜在的、隐形的、自觉或不自觉的。

那个西厢房的房客的故事和他的几块大洋的遗留以及母亲几十年的守候他来取，都是很感人的，也是那个地方的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的出色表现。至于那个老榆树被眼看着烧死的情景，令人深思，而作者的那段描写，颇有鲁迅的《故乡》、《风波》的风韵：白描、真实、质朴、深沉：

有一件很小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罗锅王”门前的那棵半枯的老榆树起了火，烟雾迷漫，炝得围坐在一起纳凉的人们一个劲儿地咳嗽。任谁都叨咕：这烟实在炝人，却又谁也不肯换个地方，更不想拎桶水来把它浇灭，尽管不远处就有一眼水井。

连那个说故事的，也被炝得咳嗽起来，随口插上一句：“哎呀，这棵树烧完了。”旁边有谁也接上说：“烧完了，这棵树。”

听不出是惋惜，还是惬意，直到星斗满天，各自散去。

一年三百六十天，人们就是那么因循将就，得过且过。

对于作者来说，这件事给他留下来深刻的印象，以至现在他还记得，他还真实地活灵活现地写出来了，这正证明了前面所说，他所拥有的具体的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对于他与他的创作的影响。

16.艺术觉醒的开始

作品——处女作《花云》产生了。

前面说到对中国传统社会，尤其乡村社会，又尤其是东北乡土社会，以及乡土文化的了解，对于这些的了解，是一个作家成长的必备的与优厚的条件。他具备了。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的乡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的基因，——文化的DNA。

现在，他是要表现，要“出手”了，老师命题，学生作文。

当时，很费了一番脑筋。后来琢磨出一个思路，用现在的话讲，运用了联想（其实，这里面也有思辨）。我把郊游中看到的梨花景观，同我外祖父家的梨园作了比较。我讲，外祖父家的梨园是在平地上，我进入里面，感觉像是穿越花海；而郊游中看到的梨园，却是在一个丘陵坡地上，站在下面往上一望，仿佛是一片花的云霞浮在头上。所以，我的题目叫做“花云”，写了大约有五六百字。卷子交上去后，我就注意观察先生的表情。他细细地看了一遍，摆手让我退下。第二天，父亲请先生和“魔怔”叔吃春饼。坐定后，先生便拿出我的作文让他们看，我也凑过去，看到文中画满了圈圈，父亲现出欣慰的神色。

他运用了比较、联想、比喻等艺术手法。

这是他人生觉醒的发展；其中也包含不自觉的“艺术觉醒”的因素。

《花云》则是艺术觉醒的开始和表现。

一个未来的作家，就是这样在成长。

17.“命名”

“充闾”的由来。

这是人生之旅中的重大事件。

“命名”——可以有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是对世界的“命名”的意义。

“充闾”之名，不仅有《幼学琼林》中的“子光前曰充闾”，而且有《晋书》中的“充闾之庆”，更巧的是他家就在医巫闾山脚下。这里储存的信息多多，可以试用《易》学的推衍来予以解析。科学与不科学皆有，那会是很有趣味而又具有意义的。

18.小妤姐——“绿窗人去远”

这是本书比较少见的“情感篇”之一，写得朴素无华，情意缱绻而颇含蓄；本来就是“青山隐隐水悠悠”的事，不宜多诉明说，但少年情感的丝缕，历历可诉。

这是真实的生活，但却有似戏剧小说，两小无猜的儿女，相处了若干年，有一种朦胧的情愫，对年龄稍大而懂事了的女孩来说，意识更明朗一些，但尽在不言中，临分别，为之整理好了读过的书籍，留下了临别赠言，情真意切，却朴素无华。事情到这里，都还一般；“诡秘”而动人的是，二十多年以后，那个男孩已经由幼小无知，进到成家立业的中年岁月，才无意间打开尘封多年的书包，这才发现了那张字条！写得很朴素而又真切：

我要走了，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嘱咐一句话：你太淘气，闹了几次危险了。

略加品味，我觉得有点诗意。

记得年轻时读过一本艾青写的诗论著作，其中举例说，他一次在一个印刷所看到一位工人在黑板上的留言：

小伟

别忘了那自行车

艾青说，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诗。如此说，小妤姐留给王充闾的字条——临别赠言，也堪称诗，而且比那黑板上的留言，更具诗意。看了很感动人。

胡诌打油一则：

两小无猜情缘在，缘路阻塞两分开；

鸿雁纷飞各西东，雪泥鸿爪怨命乖。

“姻缘前世定”，这种迷信的天命论里，含着科学的因素：所谓命定，实际是社会-生活-时代-家庭等等因素的综合力量，形成了个体表现的“命运”；“前世”也者，“今生”的“命运”表现而已。记得鲁迅年幼时，也有与表姐的一段动人情缘，为母亲的“八字不合”而断缘，据说，表姐青春离世，诀别时喃喃哀语：“周家为何不来提亲？”

现在，这种事情已经永远结束了；在人的情感篇上，这是好还是坏？……

这是一段很美好的少年记忆。少年时代的情愫、年华远去的回顾、人生际遇的刻痕，是一种生活印记和心理情结，它们都是创作心理的基因。作家情感世界和理性世界的碎片。

联系到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教诲，还有嫂嫂的亲情，等等，这是一种伦理情感的积累。大凡作家在成长过程中，总要进行生活积累、知识积累、心理积累、情感积累（尤其情感积累很重要，是创作心理要素之一），即创作心理学中所谓的“作家的生活学”。王充闾在这几个方面，都是“积累丰富、准备充分”的。这是他的文学成就的基础和前提。

有朝一日王氏写小说，凭想象在事实基础上，虚构，添油加醋，定是精彩篇章。

19.“淘书”知读书

看其所淘，知其所读。其中不少国学基本。这是这位学者型作家-作家型学者的基本功，也是学养。非一般所能。现在这样的学者少，这样的作家就少而又少了，几可谓绝迹的吧？呜呼！

这时候，他已经涉猎“十三经”和《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经典了，现在，又挑选了这样一批古籍：《渊鉴类涵》、《纲鉴易知录》、《贞观政要》、《韩文起》、《朱子语类》、《涵芬楼秘笈》、《秋水轩雪鸿轩句解尺牍合璧》、《词综》、《李太白诗文集》等四十左右种，还有十二册铜版的《金玉缘》和一部《容斋随笔》。这是很丰富的国学著述，能够在这个年纪上，就阅读这些古籍，还浏览了笔记小说之类的名著，既是国学修养，又是文学修养，二者融会贯通，像阳光雨露一样，浇灌滋润着一个向学成长的少年心灵，养育他的智性成长和灵感思维，为日后的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章太炎有“经学即史学”、“子学即哲学”之说，据此，王充闾的经学知识，既是经学的，又是史学的，也可以归入哲学了。还有一种说法，即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好似说的“阅读选择”吧；我现在借来一用，意思却是指经史的内涵性质。就是说，“经”是刚性的，是哲学的、理论的、理性的、说理的、论证的；“史”是柔性的，讲述性的，是讲事、说人、讲故事，是情感性的、抒发性的，但二者却又是汇融一体的。王充闾涉足经史，就二者皆获，刚柔兼得。这为他日后的为文，起到很好的作用，“经”使之具有理论、理性、哲理、分析与评骘，有“骨”；“史”使之具有史实、故事、事件、人物，有“血肉”。经纬结合，纵横捭阖。

回顾和纵观王充闾的学养基础，国学是突出的奠基石。

我觉得中国作家，具有国学的修养，对其成长和成就，作用至巨。王充闾日后的文学成就，即是明证。他的文章的厚度与深度，皆得力于国学的根基。中国文化向来文史哲不分，所谓国学，即文史哲皆在其内。作为中国作家，了解了国学，在一定的程度上打下了国学基础，就能够使自己的作品在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和哲学思维上，具有优势，从而使文章蕴涵深厚，有读头。王充闾即是如此。老一辈作家中，鲁、郭、茅，都是如此。中国的“新文学作家”，了解国学，掌握国学，至关重要。一般的状况是，成名的中国当代作家，在取得一定成就后，也都渐渐学习国学，了解国学，并有一定的成绩，有的还比较突出。不过现在的网络作家们，似乎不在此列。

中国作家掌握国学的好处，就是可以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韵味，那是很有文学气韵和文化底气的；只是我们向来以西方文论为依据评论作品高下，以西方美学为审美圭臬，怠慢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理论与审美情趣，所以评论往往舍弃自己的民族规范而就西方。

20.每一个人都在文化选择中成长

王充闾在淘书中，显示了他的文化兴趣和文化眼力，这是一种自觉性的文化选择。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在文化选择中进行的，有怎样的文化选择，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甚至应该说，整个人类也是在文化选择的途中，日渐成长的。在拙著《文化选择学》中，我从人类成长到个体（每个人）的成长，论述了这种“在文化选择中成长”的路径和规律。仅就个体来说，“首先是文化选择人，文化烙印于人的身上，从机体到心灵；然后，是人凭此以选择生活方式、生活目标、行为规范等等；正是在这种文化选择中，他进行这种自我塑造，也是为文化所塑造”。

王充闾的成长，也是循着这个路径一步步走着的。首先是他的父母和亲人、师长以“文化的眼和心”、“选择”他这个儿子和亲属、学生，这就是他的父母对他的家教和谆谆训诲，比如母亲所说的“不做蝗虫和蛆虫”就是。这种选择，客观上就是塑造。而后，就是小充闾自身的主体性文化选择，比如他记住了父母的教诲，记住了父亲所吟诵的子弟书，记住了魔怔叔和刘老先生的种种文化教诲和传授；现在，则是在淘书中的文化选择。他就是这样一步步在文化选择中成长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从幼年到少年时代的文化选择，其文化性很浓重，其文化质素比较高，是在前面所说的他的家庭和师长所筑成的“文化岛”上所做的文化选择。所有这些，都成为王充闾成长的环境条件和文化境遇，唯其有这些，才有后来的王充闾。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王充闾是如何一步步正确地进行了他的文化选择，因而得以一步步“胜利地前进”，一步步走向作家-学者的坦途。

21.试做小结

至此，我们可以小结一下了：

马、恩在他们早期的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人的发展。”又说：“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绝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这些话落实到王充闾，就可以说，他人生早期的发展，被他的父亲、母亲、嘎子哥、“魔怔”叔、刘老先生，还有嫂嫂、小妤姐等，这些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人的发展所决定；他这个“单个人的历史”，取决于他的以前和现在与他是同时代的人，即父母、嘎子哥、魔怔叔和刘老先生等人的历史。至此为止，可以看到，他的周围人，他与之交往的人们和他们的历史，在他身上都是发生着好的作用、好的影响的，是今天常说的，是他的良好成长的正能量。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打了个好底子”。

幸哉，王充闾！有这样好的父母、亲人、师长和朋友。这里说的“好”，主要是指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训教、传输与熏陶，还有亲情、友谊的温煦滋润。这些，都是无可选择的，是属于“七分天”中的事情，这也可以说是“命运”即中国人习惯说的“命”。父母、亲人、师长好，这就是命好。个人的发展前途，在出生和成长时期，被这种“命”所决定。这是每个人的“人生的DNA”，它既是自然的、先天的，即家族和家庭世系的；又是社会的、历史的。这些应该属于前面所说的“七分天”的系列；这一系列“好”即“命好”，是个好前提、好基础，但是，如果自己不努力，在“三分人事”上，偷懒、耍滑、疲累、不作为、没出息，那“七分天”也就白费了，糟蹋了，废弃了，好命人也就成为“一朵谎花”了。这样的事，这样的人，世上并不少哇。

前述生平，证明王充闾是“命好”的人；但是，他日后的的成就，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有了以后数十年的“三分人事”的努力修为，才得到的合理的收获。

以上这些，对于作家、学者以及一般人，都是富有启发意义和激励作用的。所以，虽说是“一个人的文学史”，但实际上也还是“人生教科书”，或者说是“生活读本”。这样说来，这部文学传记的阅读面和受益者就广泛得多了。

22.封馆与应试：新的生活与锋芒初显

时间已经是1948年了，历史的大决战已经奔向尾声，而崭新的历史时期即将来临。正处此时，王充闾就学的私塾馆，才封馆停办，而他也才走进新式学校。应该说，是晚了一些；但他终于结束了封闭式传统教育的学习生活，而走进新的学校、新的社会、新的世界。此前的学习，传统而陈旧，但真的学到了许多知识，属于国学范畴的知识，这是那些一直在新式学校学习的学生，所无法比的，是王充闾的特强项，优势，今后发展的定向基础。

进学考试，虽然是初涉“战场”，很陌生，但，知识储备充分，其机灵，更非同一般。已经初显锋芒了。遇到的老师也很出色，不愧为人师表。这也是学生的幸运。

现在，这样的学生不多了，或者说绝迹了，因为时代不同了；这样的老师也不多了，也几乎绝迹了，也因为时代不同了。但是，这种师生关系，这种中国式教育传统和师生情缘，还是应该保留和发扬的。

23.望

儿子考上中学，要离家上学，母亲倚闾而望。“以后你只能靠自己照看自己了。”这临别的赠言，表现了母亲的深深眷恋和牵挂。作者上路之后，途中神情恍惚地反复默诵着清代诗人黄景仁的《别老母》诗，心里很不是滋味：

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

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黄诗极好，尤其结尾两句，成为千古名句。记得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集唐人句的集句诗中，也引过这两句诗，我也一向极为这诗句所触动，往事件件，联想翩翩。这好像是中国人的伦理感情的重载。不过，这里所写的母亲的“望”，还不止是想念的“望”，应该还有“望子成龙”的“望”。这种性质的望，她老人家是一点也没有失望的，而是子成龙、母欣慰。母亲活到九十岁，她亲见了内心之“望”的实现。

母亲还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两个儿子，先后离去，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多么深沉的伤痛。但她挺过来了，活到九十岁。这种精神品格是值得尊敬的。

24.新天地

这是学习的新天地，更是生活的新天地，同时，也是思想-文化的新天地，还是人生道途的新天地。他走出传统文化的氤氲，进入新文化天地，也是革命文化新天地。这是思想上、文学成长上的翻天覆地。

他担任班级语文课代表；他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而且，他从阅读和欣赏《孔雀东南飞》，“飞跃”到可听石老师的激情的朗诵《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谛听石老师以嘶哑的声音朗诵着罗密欧自杀前的那段话：

你无情的泥土，

吞噬了世上最可爱的人儿，

我要掰开你的馋吻，

索性让你再吃一个饱！

莎翁的这挚情的名句，对于一个青春年少的中学生来说，定会是感动非凡、触动心扉的，而且是双重的：青春的情意萌动和文学的艺术魅惑。

他走进新文学的天地，也是西方文学经典的艺苑与审美境界。

而此前，他还有幸听到代课的富老师对于冰心的《寄小读者》的倾心的介绍，而他又是那样全身心地接受，以至手抄了一本冰心的这一杰作，并装订成册，成为班上传阅的“手抄本”。更重要的是，富老师的着意的接受和评价：“爱的经典”。

爱，与情，与爱情，这些最能触动青春少年的情感世界的永恒魅力，肯定注入了求学中的青年王充闾的心间；而中国新文学和西方文学宝典，又已经注入他的“文学的心田”。那里将会培育和生长出怎样的个人情感世界的嫩苗，是可以想见的。

这不就是性觉醒、人生觉醒和艺术觉醒这样的“人生三觉醒”的同时的觉醒激起和萌发生长吗？

一个作家的心田和创作心理，其实就在这时不断地在听课和学习中成长。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惊人的、意想不到的，但也是青年学子所无法完全理解和认识其中的深层含义与寒意的吧？——那就是石老师咯着血，倒在了“反右”的批斗场上。对此，作者没有哪怕比较详细一点的记叙，这是主观的感觉和认识，但对一个中学生来说，要能理解所有的人们都是在几十年后的历史时期才能认识的“历史事件”的含义和影响，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以后的时代气候，对他的影响却是存在的。

总之，整个的“文化场地转换”，人生道路的转换，意义非凡，转换了发展道路，向新的方向发展、成长。

这个时期、他这个年岁上，步上新“征程”，进入新生活，实现文化场地的转换，真是正其时也。这是中国民族命运和历史发展，进入天翻地覆的时代，环境如此、时代如此，而传主本人又正处于成长时期、人生观最后确立时期，可以说是主观和客观，都是恰逢其时。

不过他现在，转换了，获得了，感受了，但还没有自觉意识到。

也许，这样更好些。

我读茨威格传记系列的《三作家》（写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得到两个传记，也许尤其是作家的传记的命题：“自我塑造”和“自我写照”。读本传至此，感觉到，王充闾此时，已经进入自觉不自觉地自我塑造的时期，但不自觉的成分大于自觉的，是处于“自在”与“自为”的路口，而以自在为主，自为则是自然地在行进。以后，就越来越增加自觉与自为的成分了。一个未来作家，就是这样地在成长的。

至于自我写照，那么，这部“一个人的文学史”——《我见文学多妩媚》，就是了。

（硌屁股事件，是一个幽默的生活-天地转换的契机和“噱头”。）

25.“年少春衫薄”

突然跳到四十三年后：中学同学，往事依依，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

结尾“四十三年……”是一篇自然优美的散文，含着丰富但蕴蓄的人生与社会的内涵，读来感人至深。那最后的拥抱，自然而然，情真意深。——我读得泪液盈盈。

我感动于他们“老来不减少小情”——当年那种同学少年纯真的友情；一是，少小无猜，情意纯净而素朴；二是，四十三年付逝水，白发犹记少年情；三是，至今还“迸发”那份纯真。对中国人尤其是中老年人来说，那自然地一个拥抱，蕴藏着多少可贵的人间真情。这在当今社会是很可贵的。

记得我1988年访法时，在巴黎结识一位美丽的巴黎女士，博士，丈夫是华裔。我问她：“你怎么愿意嫁给一位中国人？”她回答说：“因为中国人重感情。中国人重感情，他们的大学同学、中学同学，差不多小学同学，都有来往；我们法国人，看重横向联系，一个时期，在不同地方、不同单位，有一批联系的人。”这是了解中国传统人际感情的说法。的确如此。你看，王充闾和他的小时候的同学，还这样保持着旧日的同学情，虽然各方面的差异都很大了。

但是，现在这种“传统人伦情感世界”，已经被金钱、势利所严重污染和连根毁损了。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损失，需要纠正、弥补，在传统的“框架”中，补充现代的情感元素，而不要完全抛弃传统。我之感动于充闾与中学同学的“老而不忘少小情”，原因也在于此。

此段文字，是本书三段“情感戏”之一，也是第三段，前两段是《嫂嫂》和《小妤姐》。这三段文字，都简练而朴素无华，但真情的史实，真情的表白，真情的流露和抒发，感人至深。我还特别“想过去，看今日”，感动于究竟“人间自有真情在”。这是人类可贵的情感质素，它可以温暖人的一辈子。这是鲁迅所说的“美上之感情”，具有这样的“美上感情”的人，才是“真人”；得到过这样的他人给予的“美上之感情”的人，应该有幸福感，是心灵中永在的温情。

现在，这样的“美上之感情”，真是少而又少了，都被金钱和权力所污染和亵渎了。唉！我们应该改变和恢复！

这里，顺便还谈一个王充闾散文的诗意问题。海德格尔说：“纯粹的散文从来就不是‘无诗意’的。”前面说到的本书的“三段情感戏”，就具有“散文的诗意”；如果充闾把它们正经写成散文，定能成为“纯粹的散文”，而具诗意。

但现在，我们却需要思考，他的已有散文中，在哪些地方表现出“诗意”？似乎是一个可以研究的课题。就我看到的评论说，好像还没有论及这一点的专论。

还是回到作者的“文学成长”主题上来吧。

这时，他读到了，并且和同学们一起，朗诵了石方禹的《和平最强音》这首长诗。它是抗美援朝战事初起之时，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首长诗，当时影响极大，全诗气势恢宏、大气磅礴、壮怀激烈。它以这样的诗句结束：

不许战争！

让无数的丹娘继续念中学第九班，

让刘胡兰活到今天成为劳动模范。

在周末晚会上，充闾和同学们还朗诵过一首《到远方去》的短诗，它则以这样的美好而自信的诗句结束：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没有的都将会有，

永远不会落空

——美好的希望。”

他说：“那时的中学生，可说是豪情激越，壮志盈怀，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在大家的心目中，事事无不可为，一切理想都必将实现。”

这些，可是完全的“新”。不再是“诗云子曰”，不再是“是非成败转头空”，而是去战斗、去争取、去创造；也不再是杜甫、李白，而是石方禹和其他新诗人。

他由旧文学天地转入新文学天地，思想、趣味、情感、语言，都一起转换了。

现在，自我塑造的自觉性，已经大为增强了。

这里的自我写照，也是很好，很有意味的。

不过，这时，他回过一次乡里。好像是回顾过去，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好像是高尔基说的：感情倾向过去，理智倾向未来。他回旧乡故里，想看望魔怔叔，拜望刘老先生，但是，一个病重垂危，一个已经去了黄泉路上。多么令人伤怀感叹！但是，他们是过去的人，他们在旧社会不适应，现在，又不适应新社会。他们的已离去和要离去，也许是好事。但青年王充闾已经走出旧世界和旧生活，已经身心投入地进到新社会、新生活，并且是这个新的世界的新生力量。他的告别过去，是新的生活的彻底开始。

一切都在向他招手！

这是“自然”的文学修养与文学生活的结束。

自觉的文学生活就要开始。

附告：石方禹的长诗《和平最强音》，是抗美援朝开始时的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当时产生巨大广泛的影响。作者原是新华社记者，因发表此诗，而调入文学单位，后在海燕电影制片厂主管电影文学剧本工作，再后好像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副局长？）。

《文学自传》读后随记

《题　记》

26.“三分人事七分天”

好一个“三分人事七分天”！我很被《题记》中这诗句触动。

真的，三分是人事，七分是天分、天力、天定。人的一生，就是这样过的。完全靠天？不可能，全凭己心己力，也不成；没有天分是不行的，全靠天分，自己不努力，天分也白搭。虽是大白话，却是真道理。

人的心性、天分，是有先天差别的，不承认这一点，是唯心主义；承认先天决定的因素，是唯物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也就是一个“不存在”。他还接着说：“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知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天分的差异，只有具有音乐感的耳朵，音乐才具有意义，才存在；对于美术作品的感觉，也是如此。他特别指出，个体的人，如果具有那种能够感知音乐美和绘画美的“耳朵”和“眼睛”，他的这种先天秉赋，就会使他的音乐感知能力和绘画感知能力，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至此，我们还可以延伸补充说，只有具有文学感的人，文学对他才有意义，才能够存在。

这样，落实到王充闾身上，你看，他说得多么好：“我见文学多妩媚”；这就说明，他具有感知文学魅力的先天能力，文学对于他来说，不仅存在，具有意义，而且是个“香饽饽”，是美人香草，具有妩媚的魅力。这“七分天”有了；再加上他自己的“三分努力”即“三分人事”，就成全他、成就他，成为一位出色的作家了。

王充闾拿“三分人事七分天”这句诗语，来追忆、论述自己平生尤其少年时代事，看来，他就是在大体上“人事”与“天分”、“三七开”的比例上，来述说童年往事的。我很同意他这种认识和态度。当然，所谓“三七开”只是个概数，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精确比例关系。而在“三七开”中，重点又在“三分人事”即自我努力上。

《第一章　起步（1947—1958）》

27.一位未来作家的“胎息”

这是本章的第一节，即《文学自传》的第一节，所以，所谓“胎息”，就是一位未来作家诞生前的胎息。他实际上在自觉和不自觉地接受文学讲授和创作训练。他所接受的“胎教”，是《诗经》以及古典诗歌，还有古典文辞，但以前者为主，也是少年文学爱好者所容易接受的。这给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艺术性基础”，既是文学和文化的基础，又是艺术趣味的基础以至创作心理的基础。古典诗词和文辞，成为他尔后的创作心理构成的强项和作品的亮点，不是偶然的，是“童子功”和“少年功-青年功”筑成的。

看他这时诵读过的书目，是相当可观的：“四书”、《诗经》之后，依次讲授了《史记》、《左传》、《庄子》，以及《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而且先生要求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接着，就练习作文和对句、写诗。此时他十二岁。

这个童子功是相当宽泛的，文史皆备，诗歌文辞齐全。这为王充闾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书中还写到先生为他认真仔细地讲析《古唐诗合解》，并且具体而微地分析、诠释了杜甫的《宿府》，讲解了对仗、韵律和“诗眼”（“独宿”）。这是很有学识水平的讲析，也是文学欣赏和创作的训练。诗中“已忍伶俜十年事”句，瞿秋白在他的集唐诗句的诗作中，着重引用过。确是名句。

少年王充闾受到了严格而具有较高层次的诗学与艺术的训教。

而且，他这时就已经接受诗歌创作和文章写作的训练了；这也是童子功的一部分。

他写了记实文《灯笼太守记》，还有纪事诗。这首诗，今天看来，也颇为可观：

声威赫赫势如狂，查夜巡更太守忙。

毕竟可怜官运短，到头富贵等黄粱！

这种“胎息”，预示了一位作家的将会诞生。

可见，起步之前，他已经筑下了比较深厚的国学基础，比一般同龄同学要高出不止“一筹”。

他的创作心理的文化构建，是以传统国学奠基的，这是他日后出色的历史文化散文之产生的滥觞与前识。这同他的同龄辈的中国作家的以五四以来产生的新文学奠基，是不仅不同，而且是一种优势。

28.“进错了门”吗？

现在，他已经走出旧的“窠臼”，从私塾进到新式学校，学习的内容，从“古典”进入“现代”，而这“现代”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这是“血与火”的战争和斗争刚刚结束，人们正开始高歌猛进建设新中国的时期，20—3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30—40年代以来解放区文学，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扫荡旧文学的陈迹，迎接和发展新的人民文学。他就在这个时期，接受文学洗礼，酝酿新的“胎息”。

歌德在他的《歌德谈话录》中，与门生艾克曼谈自己的“自传续编”时，指出：“一个人最有意义的是他的发展时期”。王充闾此时，正处在这样的“最有意义的时期”。他的发展是比较顺畅的，也是比较幸运的。

其实，门并没有进错，大率作家都非学文出身，大学更没有“作家系”，现在的“作家班”都是培训性质；鲁迅、郭沫若都不是文科出身。实际上，从“胎息”到师生论文、读文学名著等等，都是在“进修文学”。眼看着一位作家在“错门”里逐渐成长。

教师出身的作家也不少。

这时候虽然觉得当作家是一个好似难于实现的梦想，但写作的欲望却很强烈，“蠢蠢欲动”。这是一种潜在的“创作激起”，是创作心理的一个很好的“苗”。

书中写到《辽西文艺》，写到编辑高柏苍先生。这使我感到很亲切。那时，我是《东北日报》文艺部的编辑，曾编辑、发表过《辽西文艺》编辑、年纪略小于我的刘文玉的诗作（那是他在地区大报上发表的处女作）；高柏苍先生我也认识，年纪略大于我，后来，辽东、辽西两省合并成立辽宁省，他来到沈阳，我们时有交往。他是一位深通国学的编辑和作家。他后来的命运好像也不大顺。本书写到的情况，反映了那时刊物编辑的良好作风和文风。

作者后来果然写了作品，并在《辽西文艺》上发表了，并博得了“校园小作家”的赞誉。他已经试笔并取得成功了。一位未来的作家，悄悄地在成长。

文玉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著名诗人。还有胡世宗同志，在小学读书时，我编发了他的诗作，“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他后来也成为著名诗人，成就卓著。学生时代，就在省级文学刊物《辽西文艺》上发表作品，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结出了美丽的花朵。但王充闾却并没有像刘文玉、胡世宗那样沿着处女作的路子，一直发展下去，他没有沿着写通俗文学的路子继续走下去，成为通俗文学作家。这有主观和客观的许多原因，但归根结蒂，还是他本人的心性和艺术才华以及原先的学养所决定，也是他的创作心理的结构所决定的：他必然走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道路，而不可能拘守在通俗文学的格局之内。

《第二章　我生不辰（1958—1977）》

29.“我生不辰”：是“生不逢辰”还是“适逢其时”？

作者的意思好像是前者，我的意思正好相反，是后者，是“适逢其时”呀。

这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什么批俞平伯呀、反胡风呀、反右派呀等等运动都已经过去，风头过后，天清气朗，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学蓬勃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盛行神州。《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指路的明灯。文学的任务、方向、道路与创作方法，了了分明。人们的精神气质是个个意气风发，高扬理想的风帆，文学是人们最喜爱的文化骄子，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地位显赫。青年学子，许许多多是文学的爱好者，自我心理上的未来的作家。前车之鉴，就在不久前，不会再重蹈覆辙。所以，一切都准备好了，都给准备齐全了，也都预示警告了，不会犯错误，沿着坦途前进吧。作为一个未来的作家，在这样的条件下起步，发展，成长，是幸运的。君不见，早些年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许多都“扑通－扑通”跌进了右派深渊？

当然，具体看，个人的遭际，会有些不如意。

而从历史的，尤其用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历史观来看，更有积极的方面。不过这既是后话，又有恩格斯的明言为我们解释：凡是历史的错误，总是会有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这个历史的进步补偿，王充闾也赶上了；而且，他正是在这个中国人获得历史的进步补偿的时期，正式步入文坛，大显身手。

我这样来讨论，不知充闾同志是否同意？

30.“初念”意味着“转念”

我看好似是这样。当然是潜在的、隐约的、潜意识的。

上讲台，下乡，读苏联文艺作品；一方面是“自在”的工作与生活，一方面则是一个未来作家的自为的潜在成长。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写了，而且写了小说。这是试笔，也是初创。没有成功。这是通例。许多中外作家起初都碰过钉子；有的大作家的名著，起初投稿时，多次被退回，有的甚至遭到出版社编辑的训斥：你不是这块料，放弃吧，但他最后却大获成功。

你的成功在后头。

文学的“初念”，是比较狭窄和“天然”的，无非是习见的生活速写、报告式的小说而已；转念则是理智而清醒的，上升性的。现在还只是练笔吧。

31.“鸬鹚的苦境”

这是普遍规律，两个方面：一，文学的路不平坦，文学史上实例多多；二，中国社会和当时的“社境”——社会、政治环境，即如此。

这是当时的政治风景线、文化风景线。

也许有这种“挫折”更好些。免得后来“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是一种社会阅历、生活感受，都有利于创作心理的成长和发展。

这都是就“大格局”、“大形势”和长远效应说的，在当时，在那个年岁和那个具体处境来说，是很伤人的，很令人难于“下咽”的，我想对于当事人的心情的影响，是不可谓不大的。

这种情况好像带有普遍性。我自己最有趣的遭遇是插队十年期间，后来的阶段曾经被“改行分配”（这是那时对于插队干部的处理政策）到旗农业局工作。一位副局长曾任县报总编辑。一次，他要我起草一个积肥通知，我照搬省、盟两级的这种通知，加了一点本旗的情况，交上去，他改后退给我重抄，我拿来一看，全文只剩题前的毛主席语录“肥料是庄家的粮食”，其余，就没有我的文字了。此前，我隐姓埋名写过许多文章发表，写过省报社论，还曾经给省委主要领导起草过文章，一字未改，全文照发。今天，却落得如此惨状。不过我并未气恼，更没有沮丧。我经过风雨了，理解这是“有理说不清”的，也无须说清；需要的只是服从。心境平静如水。不过，说到当时的“初出茅庐”的王充闾，这种刺激、影响和想不通，是可想而知，也可以理解的。所以，他今日以“鸬鹚的苦境”来表述。我拿自己的境遇来相比，是想说说，我们曾经的“文况”，就是如此。

这大概可以称之为“文人-作家的共同命运”，作为社会现象，倒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32.憧憬……

美好的憧憬；实际的锻炼和练兵。走上文学道路的起点。

了解社会、认识社会，提炼思想，“培训”艺术，……

许多出色作家出身“新闻门”，或记者-作家；或作家-记者；或作家兼记者。刘白羽、华山、周而复皆是。

新闻岗位锻炼文学人才。这时期，他写下了《红粱赋》、《时代的凯歌》、《春潮滚滚》等二三十篇散文、随笔、杂文，篇幅一般都在两三千字上下。写这些作品，是一种思想和文学的练笔，正是从新闻向文学的转换进程。

至于文中所做的自我总结，道出了当年的“时代气候”、“精神气质”和“文学风范”。这是任谁也逃不掉的。不过，从他的经历和阅读范围来看，既有那时的“散文三大家”刘白羽、杨朔、秦牧，却也有孙犁；既有《欧阳海之歌》，也有《红旗谱》。“时代”与“自我”、“歌颂时代”与“抒写自我”，都在心理上占据一席之地，明确的是前者，向往的是前者；但心仪散文是后者，潜伏待动的是后者。那个时期，要能够“唱出自己的歌”，也不容易，也容易“跌入歧途”。

这时的未来作家王充闾，阅读范围中，已经包括鲁（迅）、茅（盾）、冰（心）、曹（禺）四大家，甚至可称“中国现代文学四大流派”，更有苏联文学。至此，可以说，他这棵以国学为根基的树苗，已经接嫁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枝”了。以后，就是不断输送社会生活的营养和文学艺术与文化学术的修习了。

33.十年搁笔胜执笔

十年搁笔，颇为遗憾；历史结账，胜过执笔。

这是那时的中国政治生态、文化生态，也就是丹纳在《艺术哲学》里面说时代的“精神气候”。不写也罢。不写更好。

但由此识得“社会相”、“人际关系”，却是生活的积累，也是创作的准备。

不过，虽然搁笔，但历经风浪，考验了心性和人生的追求。有机遇当报社的革委会主任，一般人求之不得、梦寐以求，甚至不择手段，可他却“奉送而来的到手的瑰宝”，坚决谢绝。重要的是在一请一拒中，所表现出来的他的心态和人生价值取向：

主要是从小读《庄子》，加上父亲的影响——他很信仰道家的思想，对名利、功业一向看得比较淡，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当然，对于那些造反派头头拉拉扯扯，不学无术，权欲熏天，兴风作浪，确实也看不惯，心存戒备，不想和他们混在一起，这也是重要因素。

朋友赞赏他说：“一个是淡泊名利，一个是洁身自好。具备了这两条，即便是从政，经风历浪，同样也能立于不败之地。”这话也适用于王充闾以后长时期的生活经历及其选择与心态表现。应该说，他的文学生涯的成功与成就，也是得力于这样两条。

书中还述及与评书大师袁阔成的交往、友谊，以及袁氏的艺术经验谈，很可贵。它对王充闾的艺术觉醒和尔后的创作，都有一些影响吧。

34.不是“绝望中的希望”，应是“挫折中的希望和收获”

在革文化命的“文革”这样的十年文化浩劫中，却获得了十年的潜心读书岁月；在狂风暴雨的“反修防修”斗争中，却能够得到“封资修”的书籍，而吞食解饥，这真是意外的获得，“种下的是跳蚤，收获的是龙种”。对于王充闾来说，这是偏得。这对于他文化上的发展与成长，以至成熟，至关重要，意义巨大。日后散文大家的成就，此时是关键时期。最初，他当然读的是“毛选”，但还能读到那时很少允许阅读的图书中的鲁迅的著作。他说：

我很喜欢鲁迅的小说。那种冷眼看人生的峻厉、深藏的压抑，以及广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批判性，引起了我的共鸣。《鸭的喜剧》一开头就说：“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读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震。

对鲁迅对“寂寞”的描述，“心猛地一震”，这是当时心情和感受的写照；而重要的是那种对鲁迅的审美体会和心灵感应，那种可贵的“共鸣”：“冷眼看人生的峻厉”、“深藏的压抑”、“广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批判性”。这是一种心灵的接受、审美的感化、思想的启迪和艺术的魅惑。这对如此感受者的影响，是巨大而意义非凡的。我们可以从中觉察到后来王充闾散文中的，这种影响的表现：那种有时的冷峻，那种广大的同情心，还有深刻的批判性。

这使我联想起歌德的读莎士比亚和对莎氏悲剧的感应，以及所受到的巨大深刻影响。歌德在他的《歌德自传》中，专设一节，以《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为题，他写道：“莎翁的超群绝伦的特长，掷地作金石声的名言佳句，恰到好处的描写，幽默的情调，无不深获我心，铭刻于我的肺腑之中。”又说：“莎士比亚像一种崇高的灵感那样吸引我和鼓舞着我。”王充闾对当时的“读鲁”感受，没有作这样的的陈述，但上述的引证，已经包含了歌德所述的内容；而且，我感到王充闾的“读鲁”陈述，其心灵感应与文学接受，超出了歌德“读莎”的感受——不限于文学手法和表述技巧的接受。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读书人的处境不同。这是在民族灾难、文化浩劫中的读“民族魂”的醒世惊世之作啊。

可惜作者在这里是在陈述当时的“全面状态”，而不是单述“读鲁”；如果他像歌德一样专设一节，如“鲁迅的巨大影响”，那内容定会更丰富得多。

“读鲁”之外，他还“读古”。“《庄子》和《红楼梦》这两部百科大全书，让我钻进去就不想出来，暂时竟忘却了身处逆境，今夕何夕”。“读《庄》，使我增长了人生智慧”：“‘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这是绝高的生存智慧”。他还读苏俄的小说《在人间》、《复活》、《罪与罚》，读郭沫若的《蔡文姬》，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也读《聊斋志异》、《桃花扇》。

他读到了这样的感世咏史的语句，感受到其中的心思浩茫的情怀：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他写道：“似乎从中悟出了一些神秘的奥蕴，却又说不清楚。”这暴风雨中的冷静的观世与人生体悟，他那时是感到“神秘”、“说不清楚”，但是，后来的一批批历史文化散文，通过评骘历史和历史人物，将之一一表达、诠释出来，并警惕世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他跟随号召读马列的政治形势的要求，却自行专门利用三个月时间，系统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复精读，整本书上有五种笔迹，上面写满了学习心得。此外，还自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的《美学》，丹纳的《艺术哲学》，等等。他写道：“西方理论经典著作为我的认知与领悟开启了一扇窗户，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以后，又借着“评法批儒”的机遇，读《韩非子》，读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鸿烈》和王充的《论衡》；还读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而且记了几本笔记。1974年夏天，一个意外的事故，导致左脚踝骨断裂，在家休整四个月。“日长似岁，痛苦难熬，我便天天躺着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二卷本《后汉书》”，补上了以前独缺读该书的遗憾。

他还总结了读史的经验和心得：其一，“找熟人，抓线索”。其二，作由此及彼的联想，实现多光聚焦。其三，参阅多种典籍，博取诸说，撷采众长；借他山石以攻玉。

这里不仅有史实，尤其有史识和史德。

这简直可以说是他的史书大阅读、史学深研究。毫无疑义，这段史书阅读，为他以后的创作历史文化散文，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基础：不仅在史实的掌握上，而且是在史识的研习和增进、深化上，还有在历史性的知人论世上，在今古对照、观今思古上，均达到了厚积的程度、薄发的“态势”；从创作上说，是材料的准备和积累、思想的酝酿和锤炼、表达的研习和选取等等方面，都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东风”，就是90年代的社会环境、时代需求和文化风范。

这是一位作家的充足准备期：社会体察的准备、生活的准备、知识的准备、学识的准备。其实，还可以说是一种可贵的、有用的“挫折的准备”。有这种准备，比没有这种准备要好得多，尤其对于一个未来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反映社会生活为职志的作家，也是更加如此。

后边不是讲“喷涌”吗，现在是积蓄待“涌”。

35.第二章结束：作家的预备期结束

至此为止，作家的“生活积蓄”、“知识储备”、“思想积存”、“情感积累”、“心理构造”：所有创作心理形成的条件，皆已具备，在创作方面来说，只是“整装待发”了。

这位作家的创作心理构成的范型是：东北乡土社会-生活、东北乡土文化、传统文化——已经跨入国学门庭的高文化层次的传统文化、特殊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出自乡土而因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内心情结和心理结构。略微不足者，对外国文化的了解。而高层次的国学根底，冲击、冲淡、弱化了乡土文化的影响。只在以后的创作中，在积极方面发挥了好的作用。

这是充足准备。

《第三章　劫后复苏（1978—1984）》

36.喷涌：宏才小试施展四方

上世纪80年代初，作者调入省委机关工作，三年后回营口市委担任领导职务。这不仅是工作的变动、职务的升迁，对于一个未来的作家来说，这是文化场地的转换，生活环境的改变，也是社会地位的变化。但未曾变的是作者的那颗不变的“作家的心”。

他以“喷涌”来形容这时期的写作。的确如此。到1984年底，七八年时间，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了六十多篇散文，近二十万字。大体上分为这样几种类型：抒怀感奋类散文；纪事写真类散文；纪游散文；思辨性散文随笔。

记事、记游、抒怀、思辨，四种散文，散发文坛，撒播人间，但王充闾是以领导秘书、市委领导的身份现身，作为作家尚不为世人所知。

记事、记游、抒怀、思辨，四种散文，散发文坛，撒播人间，“王充闾”暂不为世人所知，但已把文思才情撒向人间，笔锋所向，已经展示学识的积淀、表现观世的眼力，以及表述与描述的根基与功力。我向人间洒才艺，人间未识千里驹。

这是暂时的，这需要一个过程。

不过已经有眼力的识者，注意到一颗新星的冉冉然。

37.人间不乏伯乐，千里驹自奋蹄

诸多散文大家、评论家给予好评，伯乐识千里驹。“自觉的文体意识”、“成熟的文体家”、“叙事-抒情-说理”混合雍容。“王充闾的散文文体特征最足以使他的散文成为文化散文的典型代表”。“充闾的散文吸收了我国古典散文的长处，但又和它们不同，在抒情散文中叙事、说理，在叙事散文中抒情、说理，在说理散文中叙事、抒情，并不把三者截然分开。他在说理时，也并不成篇累牍地讲道理，而是画龙点睛、水到渠成地只说不多的几句话。但就在这几句话里，生活的哲思和真理却都凝结其中。”这些评论家的评论是准确的，到位的，很有层次，肯定了王充闾散文的成就、优点、长处，以及他在当代散文界的“文化散文的典型代表”的位置。

上了台阶，打了出去，掀开了面纱，站稳了脚跟。

但这还不过是起飞前的展翅。

当然，也有评论指出缺点和不足，予以指导。如说“有时候他的个体生命体验被过重的文化负荷与历史理性压倒了，压缩了”，“如果他稍稍把文化与理性的因素抑制一点”，就会更好。有的评论家在肯定文笔娴熟、文字简洁、凝练、学识渊博、旁征博引的同时，也指出了行文拘谨，没有放开；又兼矜富炫博、诗文征引过多，有的篇章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过于密集，导致行文拥塞、文气不畅的毛病。同时指出：“王充闾的散文文本，确是作者呕心沥血、潜心创造的艺术品，似乎无瑕可指，无可挑剔；但是，同时也不能忽视那因之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即较明显的‘作’文痕迹”。

恳切地指出了白璧微瑕，也很准确、很到位、很有层次，可以让作者清醒：百尺竿头，还需再进。

记得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总结自己在舞台表演上的经验时，说了他体会的规律是：“少-多-少”。他说，初上舞台，手不知道往那儿放，几个动作一作，就没有了下文，呆在台上了；后来，生活经验也多了，舞台经验也丰富了，于是在台上“手舞足蹈”，花样翻新，动作越来越多，但却影响了人物形象和剧情发展，多而成灾。进而改进，精练，一招一式，有来龙去脉，有目的规范，表现了人物性格和心情。招式少了，内涵却丰富了。这可不可以移过来，考察王充闾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呢？应该还不是“少”的阶段，但也不是单纯无意识、无意义的“多”的阶段，是处于“由‘多’向‘少’”过渡的阶段吧。

他接受了评论的指示，不断在改进提高。“千里驹自奋蹄”。

38.师友唱和显性情，学养才情两优异

这个时期，喷涌的不仅是散文，而且还有诗词。他说这是新时期以来，他的文学创作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几乎是同时从蛰伏状态下复苏过来。他总结说：“把笔时的阳光心态、风发意气，作品里反映的时代气息、社会内容，二者都极其相似，都属于时代的颂歌。”

比如那首《攻关颂》（调寄菩萨蛮），是很不错的：“东风笑绽花千树，骅骝竞骋长征路。勇探科学宫，关山越万重。时间长恨少，苦战连昏晓。报国耻空谈，丹心红欲燃。”他说，这首写客观的词，正是他当时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这里记叙的与沈延毅、吕公眉、陈怀等老先生的诗歌往还与忘年之交，都属文坛佳话，颇多感人之处。

在散文创作之外，还有了一部《蘧庐吟草》面世。“不论信手拈来，抑或刻意为之，其为情感的宣泄、志趣的写真，则一。展卷遐思，充盈着师友的深情、昔梦的追怀和感兴的喷薄。拂去岁月的尘沙，剩下来的多是美好的记忆”。

虽然是“散文之外”，“孪生兄弟附庸篇”，但是可作“诗的散文”、“散文的诗的表现”观；在文评的天平上，散文-诗歌是一体的。

在诗歌方面——这里指旧体诗，展现了作者的诗歌修养；其中，特别是所能背诵诗词非常多、非常熟，随时能够引用，成为他的陈述话语的“自身”。就是古诗词成为他的思想-语言的“血肉”了。

《第四章　变革中的升华（1985—1995）》

39.“自觉补课”——从“传统”到“现代与西方”

这是一种自我进修，自我提升。在文化上，在传统文化的学养基础上，补上了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略微欠缺。一个完整的知识储存、创作心理结构形成了。“翅膀硬了”。从此，进入一个更高层次、更高境界。

这个补课非常重要，具有重要的意义。中西结合，这是当代中国作家必备的文化修养。作者补上了这一课，就层楼更上了。

他的补课，相当自觉、相当丰富、方面相当广，钻研相当深，所获相当可观，可以说，他在思想-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历史等等方面，都大进一步、提高很多，他的创作心理的构造进入一个新时期，进入一个高层次。一位散文大家的“阵势”已经布好了。

他从1985年开始，花费几年时间，深入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的《美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丹纳的《艺术哲学》、卡西尔的《人论》等西方哲学与美学经典，同时，也读了国内几位美学家的著作，其中有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王朝闻的《美学概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美学四讲》等，这可以说中国美学著述在当时的主要论著，他都阅读了、钻研了。还涉猎了法国年鉴派史学、美国新历史主义方面的史学著作。而在这样广泛阅读钻研哲学、美学著述的同时，为了调节精神，“换换口味”，他还阅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这种泛览杂研，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之初。

这种自觉补课的自觉性之高，所补方面之广，所受效果之丰厚，都是令人击掌和顿生敬意的。这里表现了作为一位作家的虚心、责任心、拳拳服膺文学与人民的良知与挚情。

他还总结了为学的经验。其一，运用“八面受敌法”，精研深读经典著作，辅之以适当的泛览（认门户、开眼界）。其二，在弄清原典上下功夫，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目的在于武装头脑，扩展思路，激活创造精神，指导并丰富相伴而行的文学创作。其三，“因为文学是人学，所以，为文学的读书、求索，应该紧密联系人生的价值，命运的参悟，道路的抉择，人性的发掘，个性与命运、个性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应该同生命体验、人生感悟结合起来。”

最后，他还述说了一个补课钻研的深刻体会：读过了西方、苏俄、印度的美学典籍，加深了对烂熟于心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美的论述的理解。这属于中西比较文学的范畴，是其平行研究和主题学研究的表现和体会。以异域的美学-文学的“他山之石”，来攻中国传统文论-美学之“玉”，相反相成，所得益丰。

说这次自觉地补课很有意义，还因为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人生再觉醒与艺术再觉醒的表现。作家艺术家的一生中，会有多次人生再觉醒与艺术再觉醒，这种“再觉醒”，会带来他的创作上的“变法”。齐白石就多次变法。他老年得陈师曾之指点，实现变法，乃有后来更高成就的齐白石。王充闾的这次补课与人生-艺术再觉醒，使他的创作心理构造，更加完善、更加提高了，即进入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状态。这是他以后创作成就的基础。

这就是很自觉的自我塑造了，是很“自为”的。没有这一步，王充闾的发展，就受到限制，而且是很大的限制，也就没有以后的王充闾。

这里，还可以补充一下关于认识、知识积累和创作心理形成的规律之一：相似原理和“相似块”作用。按照相似原理，人们的心理接受-知识进益，总是接受与自己已有的，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前识”，是“相似”的东西；与原有的基础太一致、完全一样，感觉不新鲜，就无接受的兴趣，拒收了，或者如东风吹马耳，一扫而过；完全是新的，很陌生，也会不知其所以然，而忽略，而弃置；只有相似的，又有新东西，这就亲和、喜爱，“似曾相识燕归来”，接受了，汲取了，添加到自己既有的“相似块”里去了。这样，那个原有的知识与情感、理性与感性的认知心理“相似块”，就一步步增长、发展、成形、定性。成为黑格尔所云“这一个”。王充闾在幼年和少年时期所形成的知识-理性-情感的相似块是什么情状呢？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国学入门和传统文化基础，诗词歌赋打底。然而现在，这个相似块却增加了新式学校和新文学的文学艺术与文化学术的基质，由于年轻，相似块还远没有硬化更未曾老化，甚至并不那么强势和顽固，所以，在既有的基础上，加进了新文学、新文化学术的基质，于是，他的认知心理的相似块，就由比较单一的国学与传统文化的质地，转换为现代与传统的结合；今更进一步，加入了西方文化学术的基质。一个国学-传统文化-新文学（包括俄苏文学）-西方文学和文化的认知-情感相似块，在形成、将发展。

40.美的升华，又不仅是美的，而且是哲理的

这期间，他写了一大批带有哲理性的散文，“体现哲学与美学的双重意蕴，力求从哲学的智慧、美学的超拔，理性的张力与诗意的澄明中展现一己的思与悟，凭借散文文本传递自我对万象造化的审美意蕴和理性化的沉思。比较典型的要算《五岳还留一岳思》、《心中的倩影》和《追求》三篇了”。其中，《五岳还留一岳思》从友人遍游闾山之后“产生一种意兴阑珊的味道”谈起，说到旅游，说到现实生活，说到艺术创造，核心表达了“充满希望的旅游比到达目的地好”的理念，以及对于“审美距离”和“不到顶点”的体验与领悟。

此说，代表了这批哲理性散文的重要意蕴。

这是既在学识上升华，又是在艺术上升华，“由文学而哲学”，向新的境界深化、升华。但不是那么“纯粹”：哲学中有文学、文学中有哲学。“步步高升”，这是终成大器的表现。（许多作家是“到此为止”的。）

“哲学的智慧、美学的超拔，理性的张力与诗意的澄明中展现一己的思与悟，凭借散文文本传递自我对万象造化的审美意蕴和理性化的沉思”。

达此境界矣。

这使我想起古斯塔夫·缪勒在《文学的哲学》中所说的话：“艺术不应被看作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哲学而艺术”。真的，哪个作家创作，不是依据某种自己掌握了和信奉的哲学，而且将之注入自己的作品？客观上，就是在宣传一种哲学，“为哲学而艺术”。只是，自觉性的“度”，有高有低，有高度自觉，有毫无自觉（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注入、宣传的哲学有高有低；有的达到“文学哲学”的高度；有的很低，有的简直就是胡扯。

应该说，此时对他的评论，在这方面还未能跟上。

41.游记：读山读水，内外汇融，寄情山水，抒发情怀

且先摘抄一段本人的《读书笔记》：

中国人对山水的看法和山水诗的产生、发展、写法以及意境等等……

1.崇敬山，因为山高耸巍峨……山是静的，仁者乐山……

2.从对山水的认识与思考，进到形成‘风景的眼光’，再到对风景的寄情与描述。

3.山与水构成一个动与静结合的万古长存、千古不变的固体的稳固性与流动性并置在一起的“自然”图画，勾起人们对于暂时性与永久性的思考，产生对于山、对于水的种种情感，寄托，话语。

这里，充闾游记散文，不仅是对于山水的寄情、寄托；也不仅是传统“山水诗”的话语与思想范型。已经越过了它们，但又继承了它们、发扬了它们、提升了它们。是“传统山水诗的‘魂’，现代历史-文化散文的‘骨’”。

主要的是：充实了、注入了历史-文化内涵，有历代历朝的历史，有诸种历史英雄人物、文人学士、哲人大师，还有他们的气节、人格、风范，他们的思想、情操。但又不是就历史论历史，而是面对现实，或隐含现实，或品察现实……。

中国向来有“山水诗”一说，又有“山水游记”散文一格。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在其专著《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中说，中国在中世纪文学中，在诗歌体裁中，就有单纯表现自然界美的手法，已经形成一个独立领域，到六朝时，特称为“山水诗”。联系到李白，他写道：“复杂多变的自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有的壮丽、优美，有的寂寞萧条，各地有各地的风景。眺望这些，把自己置身其中，李白的感觉，反映得尤为突出、生动。”又说：李白这些山水诗，特点是富有飞跃感和流动感。

游记散文与山水诗，在思想和艺术的韵味上，是相通的、一致的，都是寄情寄兴于自然山水间。游历自然、寓目山水、发掘历史、挥发思想、书写性情。王充闾的山水游记散文也是这样，它与古代山水诗在思想艺术上是一致的、相通的。

应该说，中国的山山水水、自然景物，早在远古时代，就不是自然的“自然”了，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许许多多历史的陈迹、古人的事迹以及民间故事和传说，积尘、附着以至附会在上面。那上面，积淀着无数风云变幻的历史、发人深思的仁人志士英雄美人的故事，还有寄存着中华民族美好民间故事和传说的材料，它们既是历史的魅力，又是现实的激励。

松浦友久还有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著作《唐诗语汇意象论》。其中在论述中国古典诗歌中，作为诗歌素材的山川时，曾经指出：“作为诗歌素材的山川风土”，具有“题材的特性（或者属性）”；诗人可以“在宏伟的时空里浮想联翩”。他在论述中国古典诗词与“史”的关系时，又说：“有两个‘shi”的世界，十分显著地矗立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是读平声的‘诗shi’的世界，另一个是读上声的‘史shi’的世界。对以五万首唐诗为代表的诗歌的爱好，和对以浩博的《二十四史》为象征的历史的珍视，这两点不仅在文学史上，即使从中国文明广阔的背景上考虑，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之所以引述松浦友久的这些论述，是想借此论充闾的游记散文。

在充闾游记散文中，正是具有“两个‘shi’”即“诗”和“史”的境界。

好个“山水郎”，岂止是山水郎，岂是“山水”了得？

其实，更深层次地讨论，这里更涉及作者在“自然”面前，对于自身的发现、开发、发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客观的境界”与“主观的境界”的互动，而启迪了主观世界。泰特罗在《本文人类学》中说：“‘自然行迹’（course）与‘人文话语（discourse）’之间，本文与对本文的阅读之间的关系”：“旅行也是对旅行者的自我进行探索和发现的心灵历程”。他举日本天皇（曾留学英国）的例子说，天皇说他在欧洲旅行后，对日本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欧洲”启发了他对自己“祖国”的理解，从而说出了一番不同于过去的“话语”。这就是“自然行迹”与“人文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实，现有的评论中，对其中的蕴藏，并没有挖尽。

不过，还得说王充闾游记散文，在继承传统山水诗这一面之外，还发挥了他的现代人-现代作家的优势和特点：还有羁旅异域国外的生活经历、考察阅历以及历史与现实多方面的感受。

42.借机唠几句自然文学的写作

我觉得充闾的山水游记散文，虽非有意为之，但确实具有现正兴起的自然文学的韵味和精神，故在此一议，并借此寓提倡之意。

“自然文学（Nature Writing）”的复魅与复兴以及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的提出与研究，是当代世界文坛的一大喜事、也是一件大事，表明了、反映了人类的“自然觉醒”和“生态文明觉醒”。把自然纳入人类伦理范畴，人类就把自身真正作为宇宙的一分子，既不是孤儿，也不是主宰。再不会为了开发、发展而去毁坏以至毁灭自然，使自然万劫不复了。

我且抄一段自己的文章，是关于自然文学的，如下：

“自然文学是源于17世纪、奠基于19世纪而形成于当代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学流派。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故应培养一种‘生态良心’。其特征主要是：土地伦理（landethic）观念，放弃人类中心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平等，呼唤关爱土地并从荒原中寻求精神价值；强调位置感（sense of place），生存位置（place），即‘地理上的支撑点’，应当在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以写实方式描述，使用朴实如泥、清新如露的‘褐色的语言’。它具有一种‘荒野意识’和‘对荒野的激情、’对荒野的审美观的文化情怀，而对人类环境则怀着一种‘荒野与文明结合’的乐观态度。（以上转述与引文均据程虹著《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自然文学的精神与意蕴，在当代，正与‘掌控经济发展态势、保护环境、拯救地球和关爱自然的’人类调整文化方向这一总体精神吻合，是人类新文明的助力、内蕴和表现。它的魅力因而复苏，并且更加发扬光大，作家们以新的生态意识更自觉地、在更高层次上从事自然文学写作。

“与自然文学‘血肉相连’的是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的提出、创立和开展研究。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认为：‘地球上所有的存在体构成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性的‘生命共同体’，号召建立所有存在体之间的休戚与共的生命关系。人类既不能把自己视为地球的唯一主宰，更不能破坏这个生命共同体、破坏完整的生态系统。‘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是醒世的呼号。有论者抨击说，文学长期以来充当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共谋者’，成为‘征服自然大军’中的骑士。现在，人们应该警醒，改变这种错误的态度，纠正不正确的自然观-文学观-审美观，而重视研究-建立-发展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这是人类新的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文学与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现在也已经在我国文坛和文化领域传播。比如，自然文学的代表作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和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均已移译，后者且有多种译本。也有的作家关注或从事生态文学的创作。不过，卡森的名著仅作为学术著作被看重，而后者也尚未作为自然文学的范本而被注目。对自然文学的译介和理论研究，是当前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程虹教授的系统化译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将提高仍然未及注重这种新兴创作意识的中国作家，从事自然文学写作和树立生态文学观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彭定安文集·社会与文化转型论·当代国际国内科学、学术前沿趋势与意义预示》）

据此，我一方面感觉充闾已经写出了具有自然文学风韵的大散文；另一方面，更希望他以散文大家的身份，属意自然文学，有意识地写一些或者一批“验明正身”的自然文学的散文作品。那也许就是一个发展、一个进步、又一个层楼更上。

43.“梦幻情结”：高级创作心理结构

有见识的评论家、文艺理论家能见及此，是与作者的心灵相通，也是理论卓见。

作家应该是“能作白日梦者”，但这种“梦”，既是具有自觉性的，又是直觉性的，梦游性的，但更主要的是，能够“自我制造”，运用联想、想象、意度【duo】、意念以至灵感，创造之。

这种梦幻创造，必须以社会经验、人生体验和丰富知识为基底。否则不能为。

作者此处的举例，已经看出这种种方面的积累与沉淀。不然，那些“想象”：在今天的现实中，幻觉出历史的人事与场面，是“作”不出来的。

梦幻情结是高层次创作心理结构的内涵。有的作家终身不具备这种高层次情结。

我在拙作《创作心理学》中，列举“创作十魔”，认为它是创作之魔力所在。它被列为第五“魔”。书中有云：“‘魔Ⅴ’：潜意识与梦／……它们的作用不仅是潜在的，而且是在意识的高压浓缩状态中，‘自发’地工作的结果，是意识在潜隐状态中自动沟通各种心理‘电源’而发挥作用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作用是非逻辑、非理性、非推理演绎性的，而是跳跃的、越轨的、形象的、情绪的，往往有大量潜在的‘智力图像’在发生作用；综合这一切的能量，它是特别符合艺术创作的特性和需要的。事实上，许多成功的文学艺术创作，都是获得了无意识和梦的帮助的。这几乎成为规律性现象：凡是有无意识或有时候有梦在起作用的作品，大都是成功的或比较成功的”。“把潜意识和梦作为创作之一‘魔’，它们是当之无愧的。”

（啰唆一通，有点班门弄斧了）

44.采风：社会学家的“田野作业”，作家的体察社会民情

实际上，作家每天甚至是时时在“采风”。当然，有专门的、特意的、安排的采风，或者随遇的采风。这就是踏寻史迹、观察社会、体验生活、体惜民情。这大有益于创作。

作者所记，举例而言而已。但所得甚丰，于此可见。重要的是，作家看重这种采风，把游览当作了采风。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传统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加以“现代诠释”，就更加有意义。……

45.人生感悟与生命体验

这大约可以说是文学的基本母题和最终意义。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无论其主题、题材、体裁、创作手法如何，最终都跳不出这个基本母题的圈子。不过深浅、高下、自觉意识如何、意义挖掘和呈现如何等等，却大有差别。充闾是很自觉地如此创作和实践的，其作品均美好地体现了。这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思想和思想的进入文学”；他说，不在于思想进入文学而损害了艺术性，而在于思想是否是作家自己的，并且是血肉汇融的，更在于“思想如何进入文学”。思想艺术地进入文学，就不会损害艺术性，而是增强思想性和艺术性。

充闾的例举，证实了这些。比如关于爱情，这是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的基本内涵和表现。——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作者就既理性地、又感性地予以阐述，以具体事例陈述，但又不作最终结论。诸多论述，任人选择，供人体察，或结合自身的经历去体味。

作者在这里特别写了一个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读书奋进与休闲娱乐的关系和生之旨趣问题。他写道：“我在《节假光阴诗卷里》一文中，描述了自己朝乾夕惕、刻苦向学的情景。然后自作问答：‘也许有人要问：这样埋头苦读，摒绝了各种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感到枯寂呢？’答曰：‘凡事着迷、成癖以后，就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没有厌倦情绪，有时甚至甘愿为此作出牺牲。柳永词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

这是他钟情文学的写照和自白。正是前面说到的“自我写照”：着迷、成癖，“非此不乐”，“为伊消得人憔悴”，不悔。这可不是文学少年的“文学自诩”，这是一位散文大家的自我陈述、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

作家需要的就是这种为文学献身的精神。现今许多作家，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

“为恋诗书断雅缘”。这是充闾的“做派”、生活习惯。他休闲散步，踽踽独行，构思文章，看似悠闲自在，散漫无羁，脑子里却是“上下古今，云山万里，联翩浮想，绵邈无穷”。他感觉这种生活，紧张、忙碌，却是满含诗意、富有乐趣。把别人视为枯寂、难耐的事情，内心感觉是乐趣和诗意，这是怎样的一种感人的文学情怀！

不过，他引述加缪所说的：“在西绪福斯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土的人的双手。”并作结说：“这就是一个不断追求超越的写作者的真实人生”，却难叫人完全接受。

不，他非西绪福斯；一方面，他犹如西绪福斯，不断地不辞辛劳，推石上山，不辍不止，但他不是像西绪福斯那样，巨石快到山顶，却又滚落下来，于是继续推石上山，而后又在山顶看着巨石滚下，如此循环往复，永无穷尽。王充闾不是，他推文学的巨石上山，一次次占领高地、山丘、山峰，他已经达到高峰，直到有一天还会达到光辉的顶点！

他具备西绪福斯那种推巨石上山的精神和意志；但却不是西绪福斯那种悲剧的命运。

他秉承曹丕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志向，坚守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文以载道”的理念，衔接、融汇于文学为人民服务的现代文学精神，以西绪福斯的顽强坚毅情怀，推文学巨石上山，从少年钟情，到青年钻研，到中年抒写，到耄耋不辍，弃仕途之升迁，创文学之奉献，可敬可佩。

至此，“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诞生了。

这种“大历史文化散文”，有其共同的特点，即篇幅长，有大容量，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总是就某个历史事件、历史时段、历史人物，作独到的诠释，并联系现实，品评解析，议论横生。当其时，产生了一批这种新型散文，作者蜂出。

这也有其时代与历史背景，或者说“文化语境”：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打开国门，大量引进异域文化，中国人大开眼界；另一方面，则是对传统文化的回眸与审视，即鲁迅所说的“稽求既往”。——前者是“希求新泉”。两者结合，形成一种新思潮，一种进步的体现现代化情结的文化心态与文化进展。

不过，大浪淘沙，潮峰过后，弄潮儿纷纷被淘洗，落荒，浅薄儿终难持久。也有个别有成就者，则每况愈下，步步下滑。唯王充闾，不仅坚持下来，而且愈战愈强，不断攀登，层楼更上又更上，在题材上不断开辟创新，在历史意蕴上，不竭地开掘深挖，既入历史的深流与潜流，又进人物的心灵与精神世界，而终成大家。也许可以说，他的历史文化散文，既是有意义的文学读物，足可供欣赏的文学作品，又是历史主义的课本，于读者之知人论世、感悟人生和智性修养，均具有意义和价值。

46.诗话人生

当时，他“围绕着人才问题、社会矛盾、生活事理和艺术规律等方面内容，总共完成了七十篇随笔、小品”，“这就是一个不断追求超越的写作者的真实人生”。

“为恋诗书断雅缘”。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文学因缘”。

有一点，似应提出：作者创作这些创新性的散文及以后时，无论从社会角色（此处用社会学术语，不同于一般日常用语，无歧义贬抑）还是从心态来说，正“身处庙堂之上”，但是却能寄情山水、“诗话人生”、“品评世情”，不是一般官员的游山玩水，或“涉笔成趣”，而是“身在庙堂心在‘闲’”，既有其身在高位的立足，又有超脱-超越的心意情怀，故能为此“游记-历史文化散文”。这是超越了当时以至现今的“官场文化-心态”的。令人想起古之范仲淹等。这似乎还可以深究精研。这不同于一般作家。好像还可以加一句：“为恋文学疏官缘”。这是一种很脱俗、非一般的人能够达到的人生境界。

这里有两点尚可一议。一，继承与创新。他是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约撰写《望海楼随笔》专栏文章，而又以诗话形式写思辨文章。他既继承从钟嶸《诗品》到欧阳修《六一诗话》的中国传统诗话的学脉，又有思想和形式上的创新；二，这些作品，是在他负责营口市委日常领导工作期间所写。“文章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的。谢绝了吃请、陪餐、拜年、贺节以及一切娱乐活动，时间没有片刻浪费。”正表现了前述的“西绪福斯精神”。

47.“战犹酣”：文学学术战两间，诗情学脉舞翩跹

在文学与学术两者之间，“战犹酣”、舞翩跹，挥洒笔墨，施展才情，“描龙画凤”，或披露报刊，或结集问世；同时，走进学府，登堂入室，讲坛驰骋，学识飞扬。潜在的学者型作家-作家型学者，现在由“潜龙在下”，得到实现，成为事实上的学者-作家、作家-学者。

很突出的表现是：在充实、实在、高层次的国学修养之外，也是“之内”，附丽了西学——包含哲学、美学、文艺学等等的武装，形成了一个学者-作家的知识结构和创作心理结构以及学术构造。

我敢说，至少是在他的同龄人的作家中，像他这样具有高层次国学修养的绝无仅有，或者是凤毛麟角；而在与他同龄的学者中，具有他这样的文学修养的，也是同样情况。

这是他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充实内涵、广博知识、深沉蕴藏、深刻思想的渊源和根基。

我很欣赏文学与学术的联姻结缘。中国的鲁、郭、茅都是作家兼学者。充闾充分具备这种条件，而且是高层次的条件，何乐而不为？当然，事实上已经“为”，并且已经成大器，此处只是期其坚持、精进、提高，创作-学术并进。现在的中国作家群中，缺少这种“跨两界”的作家和学者。

这“战犹酣”，一战就是十年。十年行政高位，十年文学酣战。这实在是不平凡的十年岁月。战果可谓辉煌：五部散文随笔集、一部旧体诗集。但重要的不在数量，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艺术上的进益、增长、提高和发展。大而言之，有两方面的拓展和升华。

第一是，“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他自我表述：“十年间，我的散文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不仅关注时代、关注社会，而且着眼于自我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和理解，自我对文化的发掘、沉醉，自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体验，以及生命与自然的合而为一。其中，人生、文化、自然成为这一阶段创作表现的三个层面，而核心则是生命的强烈的追求意识”、“更多地闪射着人文精神与文化关怀，体现出一种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

壮哉斯言，诚哉斯言，美哉斯言。不仅关注时代、社会，而且着眼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理解；自我对人与自然的体验、生命与自然合而为一；总之，人生、文化、自然成为创作表现的三个层面。而重点在于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这都是作为作家的最佳心态，高层次文学情怀。文学不仅不为稻粱谋，而且也不为名利忙，不为俗务迁。把文学与人生、文化、自然，“合而为一”，体现了具有时代进步精神的文学体认与创作方向。这是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中国人重新塑造国民性的时代思潮，对文学提出的要求。王充闾以自己的认识和文学创作，回应了这个时代要求、民族诉求。

第二个进展、提高，就是向学术的“倾斜”和精进，以及在这方面的“与文学并进”的态势。在这十年及以后数年间，他兼职南开大学客座教授，作了三次较为系统的专题学术研究，以准备演讲报告。2003年赴拉丁美洲访问期间，专门就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课题做了调查研究。还在省内多次作学术报告或者开展对话，还撰写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清文化与沈阳》、《曾（国藩）李（鸿章）异同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东北地域文化的传承、重塑与创新》、《中国传统诗词的创作与欣赏》、《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的几个问题》、《散文的现代化与诗性》、《探讨语言的文学性》、《楹联丛谈》、《姓名文化与称谓问题》等学术论文近二十篇。

这展示了学者-作家王充闾的学者与学术的一面。这方面的意义，在于学术推进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体现学术成就。

《第五章　挑战自我（1996—2006）》

48.挑战自我

这是新篇章，进到又一个新阶段。步步进展，节节高升。不断在更上一层楼。这是最可贵的精神了。

“挑战自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命题，也是一种价值观，不向自己挑战，至少是停步，“不进则退”，就坏了。现在有的作家就是既不挑战自己，又自我满足，以至自我膨胀，本离大师级远甚，却自认大师，令人可惜。

这是另一种自我塑造，是从“反面”，即“攻击自身”的方面，来塑造自己，你现在达不到，我就把“它”悬为目标，去攻取，去达到，“跳起来”去摘取创作的果实。

49.深度追求

是否可以说，这种深度追求，概括起来是在三个方面：哲学-美学、历史学、艺术学。

但深度的实质，则在于把三者融会贯通，彼分我合，为我所用。

这里重要的是哲学与观世、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相结合；历史学与现实相结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圭臬，以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为借鉴（现在有一种论说，认为“年鉴学派”已经消失，但不是过时了，而是它已经被广泛接受，融入整个历史观中，“大家都是年鉴学派”，它就消失了），为论史的指导，同时，又将这二者与艺术学相汇融，而成“‘哲学-历史学-艺术学’三位一体”的格局。以此，挥洒于散文，讲学于杏坛，乃得新高度、新成就，臻于新境界。

还有重要的一点：如果说前者是学养的进取和深化，这里要说的则是学养的“实践”、表现和应用——体现于创作之中的进取和深化。这也是三个方面：进取-展开-回归。向学术-艺术，向思辨和想象的结合进取，向广阔的、深入的、经过广收博取与思索求真结合的思辨，而后以呈现的进取展开；于是向历史的深流与潜流、向历史人物的思想心灵人格深处进取而后展开，而成有深度的展开；同时，又有回归，向精神家园的回归。

仰望历史的星空，俯察精神的家园。

他对“深度追求”，有一段很好的表述：

为了实现自我超越，我提出了一个深度追求的目标。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实现了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众声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

他又进一步就文学创作来谈体会：

就散文创作来说，由以往的对于现实功利目标的直白展露，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为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扬弃那种平面的线型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的开拓与抒写方式的探索，终于使散文以轻松的格调、悠闲的步态、更为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

这些表述，体现的不仅是个人感受，而且是一种对时代精神、社会发展、文化进益的世界的与中国的总体态势与发展趋势的体察，特别是感应和回应。这种深度追求，是作家跟上时代、顺应潮流、体察文化的收获和创作基点。

50.面对历史的苍茫

这是一批成系统的历史文化散文，是集中体现王充闾散文成就的一批佳作。

这是对历史的回顾、探索、深究、品评和诠释。面对历史的苍茫，实际是从现实的立场，面对历史，感悟苍茫。

“历史的苍茫”，含有广泛的、悠长的、深刻的意义。它提供、等待人们去解读。中国历史漫长悠久，史实丰富、内涵深邃，英雄志士哲人大师文化巨人谱系长卷，可写的太多了。

此批散文，处理了相当多的历史片段、品评了一批历史人物。至此，“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已经形成；已成大器。

如何解读、诠释、理解和领悟王充闾的这批产生于9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文化散文？

这可以说是一个研究课题。以我浅薄的历史知识水平和思想能力，无法做全面的评析，只可以就自己感触深的几点说一说。

（1）他瞩目于魏晋时代。

我也挺喜欢魏晋。其实，我的历史知识浅薄，说不上懂得魏晋的意义和价值。可能和鲁迅称赞魏晋是中国“文学觉醒的时代”这个论断有关，也同喜读《世说新语》有关吧。还有，就是梁启超的历史分期说。他把中国历史分为八个时期：胚胎期——春秋以前；全盛期——春秋至战国；儒学统一期——秦汉；老学期——魏晋；佛学期——南北朝；儒佛混合期——宋、元、明；衰落期——近250年。梁氏把魏晋定位“老学期”，而我喜爱老庄，这也是原因之一。记得美籍华人学者、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有一个论点，他说，中国虽然有九个统一全国的大朝代和十多二十个的小朝代，但“为研究检讨的方便起见”，无非是“三大帝国”：秦汉第一大帝国，唐宋第二大帝国，明清第三大帝国。这种“历史的大把握”，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舍去魏晋，究竟可惜得很，难于了解中国历史的全貌。

因为这些点点滴滴，所以我欣赏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的瞩目魏晋。

充闾处理、诠释魏晋时代事，并非偶然，盖因缘久矣。他说：魏晋时期可供后人咀嚼、玩味的东西太多。一方面，中华乱世，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但，这个时期又是如他所说：

“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语）。”处此乱世，“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个性大为张扬，注重自我表现，畅抒真情实感。大批思想家、文学家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充分高涨，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他们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安，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于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他们以独特方式迸射的生命光辉，以艺术风度挥洒的诗性人生，给后世的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抛出一个千古说不尽的话题，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个堪资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以及生命自由的时代。”

他还说：

魏晋文化跨越两汉，直逼老庄，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跃动起来，自觉地把对于自由的追寻当作心灵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飞扬。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魏晋时代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更感到审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灵的驰骋，是一个多么难以企及的诱惑啊！

这几段“魏晋颂”写得实在精彩，可圈可点，说出了“魏晋时代精神和艺术精华”之所在。在此思想与情感基础上写出的“魏晋历史文化散文”，真是选材得当，抒写得体，论述精辟，发人思索。

（2）他属意辽金。

这一点，值得赞赏。过去，治断代史的辽金史专家，这方面的著述，自然是不会少的；但是，一般谈论历史、写历史文章的人，却在“正史”之中，较少写辽金。事实上，宋、辽、金并存、相尅又相融，是中国历史的完整形态。过去的史书以宋为主体，辽金为辅，负面东西写得多。现今，契丹辽、女真金，于契丹族及其辽代，于女真族及其金代，多所研究，改变了过去的偏向。有的学者已经写出《另一半中国史》的专著，专写历史上各个草原民族-骑射民族的历史。

东北作家写辽金，有责任又有便利条件，王充闾以文学形态来抒写，就更可贵了。不过，更可贵的是，他不是一般地咏史，而是以“文明的征服”为母题，来抒写、探究金的兴衰。这是很有意义的。他在文中，高调论证了文化的意义，以其为金朝之兴衰的“历史之谜的答案”。此论我特别赞同和赞赏。契丹族以游牧民族-骑射民族的骁勇善战，在耶律阿保机的统率下，建立了与宋对峙的辽朝；而同样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女真族，又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同样以游牧民族-骑射民族的骁勇，战胜了契丹族，灭辽建立了金朝。接着又更以铁马金戈、挽弓控弦之力，进而与宋争高下。终竟杀入汴京，生擒宋室徽钦二帝，结束了北宋王朝的统治，而使之偏安临安，建立南宋朝廷。如斯历史巨变，好似证明武力可以决胜历史场，落后的草原文化-骑射文化，可以灭亡先进的农业文化。但是，正如王充闾所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马克思所指出的这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又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得到鲜明的证实。

尔后的史实，更证明落后的征服者被较高文明的民族征服的历史规律。

要说契丹和女真，对汉人、汉文化没有戒备和压制，那是不真实的；他们的防范之心甚重，把汉人列为低等臣民，在社会等级和各种制度上，都防范、歧视、统制汉人。但是，落后总是向先进看齐，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追求更文明的制度和更先进的文化，不得不既防又学，从平民百姓到皇室宫廷，学得很认真、很全面，特别是输入儒家经典，学习汉族礼仪，以至通婚。这样，就渐渐汉化了。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大师陈寅恪和吕思勉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有精审的考据和论证。在这方面，王充闾着重阐述的则是：金人侵宋，是以野蛮、非正义，给中原大地带来灾难，然而战争的胜利者在征服敌国的过程中，却又不得不接受新的异质的文明。这又是文明的征服。他指出：

穿透历史的刀光剑影、狼烟烽燧的表象，总揽人事与物理，得出自我的感悟：人类创造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作反向的运动与转化。女真人以原始生命的强悍征服并吸收了柔美精致的大宋文明，反过来，在大宋文明腐败因子的侵蚀下，重蹈覆辙，又被更为野蛮而强悍的蒙古文明所征服。历史的巨笔在他们之间画了一个诗意的圆，这是象征着宿命意味的循环怪圈，也是富有玄机禅意的精神怪圈。在这个神秘的怪圈里，该是演绎了多少令史学家与文学家感伤与怀旧的故事，隐喻着多少艺术与审美的意蕴啊！

但是，与此同时，也同前朝的契丹、身后的蒙元一样，当他们从漠北的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自觉不自觉地经受着新的文明的洗礼。

当然，还需要说清楚，重要的不仅在于说出、证明结论，更重要的是说明和论证的过程，也许还需要补充，更更重要的是，以精审、严密、幽雅、笔锋含情的笔触，委婉曲折、娓娓陈述、细致描绘地、文学地来呈现和寓意于叙事状物中，就是前面说过的考据、义理、词章。

（3）他评骘徽钦二帝。

这是《土囊吟》这篇出色的历史文化散文所“处理”的一段“痛史”。徽钦二帝，主要是宋徽宗，作为亡国之君窝囊废，却又是一代杰出的艺术家，是很可以写一写的。不过向来专写他的文字并不算多。而《土囊吟》“用写意的技法，简练勾画了二帝由龙庭端坐、锦衣玉食到囚絷青城，最后被羁押到东北苦寒之地，饱遭凌辱以终的故事，并题诗以证：‘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这立意，这首诗，都堪称佳作。但有意味而具有思想性之处，却在于其点睛之笔：

有趣的是，过了一百零七年，金人降元，元军亦于开封近郊的青城下寨，并把金宫室后妃皇族五百多人劫掳至此，尔后全部杀死。“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金人元好问诗）历史潜隐着循环与因果的种子，潜隐着神秘难测的悲剧魔影，历史的公正标尺被埋藏在人类的良知的大地里。

总体上，我感受到这里有四个方面也是四个层次的确立：一，历史资料的选择；二，既有历史资料的安排组织；三，主题的确立；四，有意味、发思索、“巧思妙文”的表述。应该说，王充闾这批散文，这几点是都做到了、做得好的。这显示了他在历史知识、史学素养和文学修养以及这几个方面的综合的、汇融的状态甚为良好，是准备充分、储备丰厚，故而厚积薄发、游刃有余。

几十年来，他对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一直情有独钟，童年时代，他就屡屡在自家场院，黄昏时分，听大人讲“肥唐瘦汉”、“南朝北国”。进入私塾，读过的许多典籍也都是历史；史著他读过《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这些经典，他还认真研究过《后汉书》；而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冯梦龙编的《东周列国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更有浓厚兴趣。而且，还受过鲁迅的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的影响和熏陶，而后者称得上是后来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前驱和范本。这是相当充分、相当有层次的准备，堪比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以至研究生的水平吧。

但仅此还不足以取得上述的业绩与成就。

史识和思想，是最重要的。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观来说，历史都是后人根据史料，在今日的重构。为了阐明已经提炼的主题，需要选择史料，按“己需”，即已经形成的思想主题，加以重构。这一点，王充闾做到了，他严谨地依据史料，巧思精构，重构了关于魏晋、关于辽金的一段历史，以及关于徽钦二帝命运沉浮的索隐钩沉。年鉴学派还认为，历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是现在的人同过去时代的人“遥相交往与理解”。王充闾的这批散文，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这些，正表现了，王充闾的创作，确如年鉴学派所说的：历史，是史学家对客体的一种有效把握，是认识主体的精神的积极创造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都是在史学范围内对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的评述；这还只是“一半”；更重要的是，他这一切“史学业绩”，都是以文学的形态表达出来、呈现出来的，是“文学的史学论文”或称“史学的文学作品”。

这批历史文化散文，处理了也是论述了一批中国历史上可论可述的历史事实、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总合起来，揭示其母题、主旨、意蕴之所在。

这使我想起周扬有一次讲话中，对鲁迅思想作品的概括。他说，那就是王船山所说的“知人论世”四个字。——不知周氏何所据，我后来查检，这话出自孟子的《万章下》。但周氏是如此说法，我没有记错，因为他说时，湖南口音甚重，王船山读为“万传散”，我猜了很久才悟出是“王船山”。——谁说的暂可不顾，只是这“知人论世”四字，用来概括王充闾这批历史文化散文的母题、主旨和意蕴，我以为也是合适的。要说做到这一点，虽然仅仅四个字，其实要达此目的，是很不容易的。它要求作者既掌握历史的准确事实，又要得其精髓，循其规律，具有史识，所谓文章“义理”存焉；还要具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人云亦云，味同嚼蜡，则休矣，哪能有引人阅读的引力，而启人遐思？再就是表述的思理清晰、清顺畅达、温文儒雅、词章整饬。就是素来所说“考据、义理、词章”，此三者，王充闾均达上乘矣。

可能是自此时起，有“南余（秋雨）北王（充闾）”之说。记得鄙人当时即发过不同声音：窃以为此说，不是抬高竟是贬低了王氏之作及其成就。盖余氏之作，在文化尤其历史方面的硬伤颇多，学术界微词频频。而王的散文，历史考证精确，史实真确，论证过硬，陈述亦符合中国史学传统规范，又有新的历史观，经得起历史验证、学术考验。而且，文字也规范谨饬，雍容大气，有文学的史学气象。

以后及现在的发展，则是余氏几可说“跌入歧途”，每况愈下，而王氏则层楼更上了。

51.历史只有被赋予精神，才有灵魂

王充闾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还服膺法国年鉴学派，借鉴其历史观念，由此而获得历史灵感和思想火花。本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年鉴学派的理论根源之一，前者影响了后者每一个发展阶段。法国新史学（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在不少方面有共同之处，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等。年鉴学派的理论前贤克罗齐说得好：“历史只有被赋予了精神，才是活生生的历史。所以，历史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见魂不见痕”地将历史唯物主义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资源和史学精神，运用于其中，虽不见旁征博引，却得其精魂而应用之，对历史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使得自己的文章，有见地、具史识、蕴丰神，剖历史之真谛、揭古人之神魂、评骘古往今来、含蕴现代批评。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叩问沧桑》、《陈桥崖海须臾事》、《细语邯郸》、《土囊吟》、《文明的征服》、《狮山史影》等系列散文，凭借名城胜地载体，诗意运思、直觉领悟，展开超越时空的对话，揭示体现历史必然性的规律性认识，传递了某种灵光闪烁的哲思与禅趣。这些自我评析，都是实情，准确得很。

我集其咏史诗句而成一七律，以概括其文章精神和艺术神韵：

茫茫终古几赢家？帝业何殊镜里花。

血影啼痕留笑柄，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时快欲千秋骂，民意分明未少差。

叩问沧桑天不语，邙山高处读南华。

52.王充闾这批散文产生的意义和价值

至此，应该说说王充闾这批历史文化散文的产生及其意义和价值了。

它们产生于上世纪的90年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已经走过了初期的器物层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就的阶段，在继续深入器物层改革的同时，进入制度层的改革，而且，文化层的改革也已经被提到议论和思考的层面上了。一方面是商潮汹涌，一时间产生了“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着办”的幽默风趣的说法；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的议论纷纷，思索当今与历史，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又想从历史的过往中，寻找“现代灵感”，所谓“追往思今”，安排好今后的路。这样，历史的整理与探究，就提到了现实的议程。这正表现出中华民族又一次进入到黑格尔所说的“民族的自我认识时期”，也是表现了一个民族进一步达到高一层的成熟阶段。以至“重写历史”的呼声也出现了。在学术思想上，则是“文化热”过后，进入“历史热”、“学术热”。而其“正面的负面表现”，用李泽厚的说法，是“学术上去了，思想下滑了”；王元化针对此种情况提出颇为人们赞许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宏议谠论。在文学上，在历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之后，出现了寻根文学，以及文学多样性的追求。

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就产生于这样的的历史潮流中，就出现在这样的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的状态中，也就是丹纳所说的“时代的精神气候”中。从他的创作成果来审察，这既不是随风跑的“赶浪头”，也不是浅薄的“趋时”，而是感受到“时代的精神气候”，认识到社会之所需，思想文化之大势，所做出的抉择与回应。我没有能够同充闾同志在这方面做过深入的交流，向他请教，所以说不准他在这方面的自觉程度达到了哪一步，但却可以断定，他自觉不自觉地是感受到时代的体温，内心又有自己的认识与思索、探究与追求的。这是当时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以此，他的创作这批历史文化散文，是对时代需要的思索与追求、感应与回应，或者叫“文学的应答”。我们看其结果，他的思索与应答，是具有深度的，是时代的精神产物，又反映了时代的精神，而且是有水平、有意义、有现实价值的。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与当时的“世弊”相反，所作是学术与思想都“上去了”，做到了“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不过他是以文学的形态现身。以此，该可以说是历史-学术-文学三个方面的收获和业绩了。

日本著名学者桑原武夫的《文学序说》，对文学有一些独自的见解。他有一个说法：“散文在文学的世界里带上了市民阶层的特色”。我觉得此论有道理，甚可取。黑格尔是最早论述社会现代性的学者，他认为现代化社会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则说这种市民是“原子似的个人”。综合这些论述，就是在现代化社会里，市民这个阶层个体性、私人性增长了，个人-“我”的意识很强，这是人的进步。因此，个人的表现欲和发表欲也都增强了，也有这个自由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增强了，自我表现和发表欲实现的客观条件也具备了。这是社会自由度增长的表现。

这在文学界的表现，就是散文的发达。我们现在正在急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市民社会”也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着、产生了，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具体的表现。而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写散文的人数众多。专业和“民间”的散文写作队伍，可以说是庞大无比；还有更多的网络文学的散文写作者，更是遍布华夏大地，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这是时代的文学大浪潮。有思潮和文学浪潮，即“普及”，就会产生、养育优秀的、杰出的代表和领军者，体现“提高”的作家和作品，前者是“水涨”，后者是“船高”。曲高和不寡。优秀的散文作家以至散文大家，就这样产生了。可不可以这样来论述、评价王充闾及他的散文？——他是站在国之散文大潮上的优秀代表之一；历史文化散文花园中挺立的秀丽一支。

53.“事是风云人是月”，评骘人物在见识

历史史实与历史人物的关系，“风云”与“月亮”，这一比喻所诠释的“历史观念”是很准确的。王充闾就是凭此见解，撰写一批品评古代人物的历史文化散文，其中写到李白、苏东坡、纳兰性德等名家大师。既显示了史实的精确掌握，又以高超新颖见识予以真言评骘，更以化传统文学话语与现代语言以及“输入”的“译文话语”为“三位一体”的文学话语表达，其语言风韵与处理的史实对象契合，内容与形式汇融，而成恢宏细腻、娓娓叙述、夹叙夹议的体式范文，并透着传统中国散文的骨骼与风韵。

54.女性的赞歌

赞的是女性，显示和潜隐的是对于女性、爱情、人伦的深层评析与诠释。

赞誉了中国古代苦命女性词家李清照、朱淑真，以及生平坎坷的英国勃朗特姐妹。选题、选人皆适当。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情离不开女性，女性也离不开爱情，爱情-女性-人生感悟-生命体验-男性世界-社会离乱等等，皆在其中。所以女性赞歌，同时也是历史-社会-人生的吟诵与思索。

历来写李清照的多，朱淑真写得很少，作者弥补了这个缺欠，为文学史补了遗缺，给朱淑真写一专论，值得，有内容，有真情深意。

这样写英国的勃朗特姐妹的也很少。只是“一夜芳邻”，就伸展开来，敷衍成文，情文并茂。

这里实际上涉及比较文化研究，既有主题学研究，又有平行研究。虽然并没有把三者——东西方两个国家的不同时代的女作家、诗人，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这样的的比较；但是，三篇文章的内容，成为一组“散文束”，构成了这样的比较文化研究；而重要的是，文章之诞生，标志着作者的创作心理中，存在这种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人生经历的三位女性作家，写诗词，写小说，经营的文学体裁、题材、社会生活，都完全不同，但是，她们的痛苦经历，她们的不幸，她们文学的情愫和倾诉，她们的心灵的纠结与忧伤，是作为女性的“共同”而存在。而她们的不同经历、不同的创作、不同的“文学倾诉”，却丰富了人性、丰富了女性性格内涵、丰富了文学的成就。

刍议：契丹的萧观音，其才、其命运、其文学成就，均颇为不凡；更因其族属契丹又属辽国，且是皇室至尊，贵为一代皇后，政事、文事两擅长，命运起伏更跌宕，豪放曾经、凄苦终结，大起大落，较之李清照、朱淑真，更具丰富复杂深邃之内蕴，还有民族性，似乎也可以一赞。

由此我还想到，作者可不可以写一组论述中国少数民族诗人的历史文化散文，他们是：辽代的萧观音，元代的萨都剌和清代的纳兰性德。他们的诗词，都很具有个性而又具高超的艺术韵味。不知是否可以大致这样地概括：萧观音的悲怆；萨都剌的沉郁；纳兰性德的情爱？

55.师徒·朋友，谠论箴言

选取“师徒”和“朋友”的角度，来审视评骘曾国藩与李鸿章和陈梦雷与李光地，很确当，很有意思，可达历史的深度、人伦的骨髓、社会的腠理。以“用破一生心”来点破曾国藩，也有同样的意义和作用，真是说到“曾剃头”的骨髓里去了。“灵魂的拷问”，拷问李光地的灵魂，也是同样的意义和作用。

读者可以从历史的评析中，听见现实的谠论与箴言。

世人-时人应该好好谛听并思索之！

56.翻开历史篇，清算帝王事

《龙墩上的悖论》，——古今多少帝王事，任人评说论当今。

这是一个很好的命题，很有思想性，也很有创意。

悖论，本来就是一个既吸引人、诱惑人的命题，又是一个令人困惑、难解、迷茫的命题。一切人间事，都存在某种悖论，而在帝王身上，就显得特别鲜明、突出、尖锐，特别纷杂、纠结。因此，拿他们来说事，就显得更加分明、更加凸显，更加令人思索。论说功名事业也好，论说人伦世故也罢，或者论述人生感悟、生命体验，拿皇上来说事，都富有尖锐性，也具有特例中的普遍性，发人深省。

帝王的，龙墩上的“悖论”，基本的大概是两个方面吧，一是，他们总希图自己的家天下，所谓帝王之业，能够传之万世，但是事实上总是历经若干世，必然终结，或长或短，终究被他人取代。他越是试图传之万世，费尽心思、绞尽脑汁、使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便越是无济于事。越想长久，就越是短命。二是，他们总想长命百岁，死神不来光顾。从秦始皇开始就是如此，但是，没有一个长生不死的，倒是短命的多多，长寿的少少。

还是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中，论明朝帝制的衰落时，总结的历史规律，带有普适性。他说，明帝制的衰落经过三个阶段：“政治与军事充满活力的青年时代……和平与稳定的中年时代……继之以孱弱，最宿命式的衰落”。所有帝王，率皆如此，概莫能外。“龙墩上的悖论”！

我这里只是概而论之，事实上，王充闾所写的这些帝王的龙墩上的悖论，无论巨细，范畴、论题、诠释，可比我这里的概括，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他对从秦始皇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诸多皇帝，多有具体而深邃的论述，对他们的王业与人生，都有箴言谠论，剖析评判，发人思索与获得启迪。

这样的系列历史文化散文，不仅很有特色，而且，非一般作家所能为。

只有作者这样的具有丰富扎实的历史学养、国学根底和思想高度的作家，方能写出它们。这里远不仅是评骘历史人物，剖析几个帝王及其帝业，而且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史评、性格与命运的剖析，更具有当今时势、世事的评论。

作者总结的“五条”，是很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前述“谠论箴言”此处也深层地显示了。

57.关于作家类型

韦勒克和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中，提出了一个作家类型的划分问题；借此议题，我想自己立几个类型划分，即理性型、情感型、综合型。杜甫是理性型，李白是情感型，应该可以成立；现代作家里头，郭沫若是情感型，茅盾是理性型，也说得过去吧，鲁迅就是综合型的。《文学理论》中说：这种综合型，是“最伟大的艺术家的类型”，“这种艺术家终究能战胜心魔，使内心紧张状态达到平衡”。而歌德，以及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属于这种类型。鲁迅也是如此。

作这种分类，我是想借机讨论王充闾属于哪种？我的意思是归为理性型，不知确否？当然，这只是说的主要倾向；理性型，并不是就没有感情呵。还有一层意思是，他的文章中，哲思、历史批判、理性分析，多而强。再，就是希望，这种优势和特色，发展下去，不断提高；当然，这并不妨碍文章中情感的飞扬和抒发。而且，还可以向综合型发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此论，不知充闾以为然否？

58.“向内转”——“向外移”与“向内转”

这时期，作者退居二线，在职务上是“向外移”，而且，由于作者的心——“创作之心”坚定不移，所以在“二线”上，有意超脱，因而更具“向内转”的向性。“心灵化”、“主体化”、“个性化”，这个总结，很符合实际，也颇为深刻。这实际上是作者的“盛年变法”（现今，人到60不为老；作者的心态更不老，故称“盛年”）。也是作家的思想与艺术上的升华、飞跃和进入新的境界。

《第六章　攀登，乐在苦中（2007—2014）》

59.杰士大师，矛盾复杂

这里提到所写的三个历史人物：德国的歌德、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和中国的瞿秋白。写了他们的杰出，也写了他们的矛盾和复杂。从一般历史评述，到专论帝王的身处“龙墩”上的“悖论”；现在，则书写杰士大师，文化巨人。他们均属不易论的人物。歌德与托尔斯泰，论者多矣，研究者伙焉，属于难处理的论述对象。瞿秋白属个性特出、命短、事迹纷繁的历史人物，也是论来不易的。但作者抓住他们共同的特点：矛盾与复杂。这就抓住了要害关键，论旨得以独树一帜，由“局部”、“一点”而深刻。

这里又一个明显的飞跃：对俄、德文学大师的论述与评骘，笔触伸向异域，进入外国——西方文化领域，作者在知识结构上，中西文化结合，表现于论述对象和文化界域之中，“国学-西学”汇融，文化-思想-艺术均进入新境界了。

瞿秋白则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物，不同于歌德和托尔斯泰，除了矛盾和复杂的性格特征与两位外国文学大师一致以外，他就只是他了，是“这一个”。这里写烈士瞿秋白，充满了诚挚的感情，文笔也深沉蕴藉，笔锋含情。他对瞿秋白的终结性分析，是很到位和恰当的：

而他的出处、素养、个性、气质，更为这种矛盾冲突预伏下先决性因子。他是文人，却不单纯是传统的文人或现代知识分子，而是革命文化战士；他是政治家，却带有浓重的文人气质，迥异于登高一呼，叱咤风云的统帅式人物。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既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却又执着于批判精神、反思情结、忏悔意识、浪漫情怀等文人根性，烙印着现代知识精英的典型色彩。可以说，这是使他困扰终生的根本性矛盾。

这段论述，既是对瞿秋白的性格特征的评述，又是对于他的“绝命书”《多余的话》的精到分析。

这里也同样涉及比较文化研究的母题。西方文化的德国的歌德，不同于属于西方文化却蕴涵东方文化质素的托尔斯泰；东方之子的瞿秋白，就更不同于他们。而且，前两位是作家，后一位是革命家兼作家。他们的心态、思想、灵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为民族为人民的命运的心力和献身，以至他们的文学诉求、表现和成就，都有相通之处。王充闾是揭示了他们的“复杂”和“矛盾”这样两个共同又不同的“点”，来做了分别的比较文化研究的。

恩格斯曾经揭示歌德的两重性，即“复杂”与“矛盾”，他指出“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心胸狭隘的庸人。”“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顾问之间的斗争”。关于托尔斯泰，列宁曾经说，他作为作家是伟大的，作为思想家却是渺小的。而王充闾揭示瞿秋白的复杂与矛盾，则是革命家与文人之间的困顿与纠结，就是瞿氏自我解剖的“拿了狗来耕田”。

这样三个典型的中西比较文化研究，是有内容、有思想、有意味的，很值得品味和思索。在我，尤其是注目于瞿秋白。

这种比较文化研究，虽然是对中外杰出人物的心灵解剖，但他们作为伟大的代表，其中存在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集中、突出、尖锐、“伟大”地表现出来，这对于凡人认识和解剖自己的心灵和心之困惑，也是富有启迪意义和警醒作用的。这应该就是王充闾这些历史文化散文的更普泛的教育意义和现实价值。

60.写少帅之心，又一个升华与开辟

《成功的失败者》——这个命题非常好，准确，实在，独到，“正中鹄的”。作者此见，高于一般。

写少帅张学良者，甚多甚多，无非接班、易帜、双十二、幽囚等等大关节，以生平事迹为主；但此处是写“心”，这就大不同了；尤其如何诠释其“心“，写其“心史”，就更不同了。年鉴学派认为历史都是后人的重构；这里，立足于“心”，重构张氏的历史和其人，就“独树其帜”了。

作者还有一个天然优势：他不仅是东北佬，而且是张氏的小同乡，都是盘锦人氏，而且，两个故家相距不远。

这里除了历史见识、诠释格局、分析意域，大不同于其他写张氏之著述；还有“政见”——政治事件和政治作为的分析诠释，非一般作家所能为。这是作者的政治生涯给予的优势和识见与体察、体验。

作者的立意很明确也很正确：“为少帅写心”。所谓“写心”，也就是他所有意规划的“着眼于展现传主及有关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质素、精神风貌、心灵境界”。记得我在东北大学张学良研究会的一次全国性研讨会上，曾经提出过“扩大张学良研究的领域”的建议，得到认同；而充闾则是“反向”而提，以研究和抒写他的内心为圭臬，这是向研究对象的深化，如果前者是“扩大的再研究”；后者就是“内涵的再研究”。这是很可取的，这就决定了这本特殊传记的“成功的一半”。至于写《张学良的人格图谱》，那就更为深入，深入到心理层面、心灵深邃处了。

在写法上，他还师法前贤，向写了论述刘邦、范增、张良、晁错、贾谊、扬雄、霍光、曹操、诸葛亮等论文的苏轼取经，学习他的笔阵纵横、语言犀利、谋篇布局的匠心独运，从而获得启迪，学到技巧，而运用于自己的写作中。

张氏一生，风雨雷电，大起大落，既是成功者，又是失败者。成功与失败纠结，荣誉与屈辱混融。既是他造就了时势，又是时势造就了他。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对他来说均适合。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极其鲜明，作者对张氏心态性格，把握仔细准确，说他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活泼好动，易于冲动，善良果敢、豁达粗犷，重然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胸无城府，“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历史的吊诡是，这种果敢而粗犷、豪气喷涌而无城府的“玻璃人”似的性格的人，却身居少帅之位，立足历史前端，处理民族生死攸关的鸿图伟业。这就不能不把一己的性格，深深烙印于历史的褶皱之中。

因此，王充闾的“为少帅写心”，写他的人格图谱，就成为同时也是为中国当代史写真。重要的是张学良的可写可说、可圈可点，远不只是他的性格特征的特殊、鲜明、大不同于一般，而是，时势也好，他的英雄之举和英雄气概也好，都很不一般，都与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历史关节”紧密相连，和中国现代两大政党的生死搏斗紧密相连，特别是和中日两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命运相连。一个“九一八”、一个“双‘十二’”，沈阳和西安，黑云压城、风云变幻，波谲云诡，都与张学良的一举一动休戚相关，其作为，前者遭国人痛恨辱骂，斥其为“不抵抗将军”，后者为世人盛赞，获“千古功臣”之美誉。而终身幽禁，“幽囚节不变”，又使他博得世人无限的赞誉与同情。

这里涉及一个“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历史学母题。论伟大人物、英雄志士，躲不过这个母题。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是：

一、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的必然性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二、历史需要有伟大人物，如果没有，它就要创造出来；

三、伟大人物英雄志士的历史行为，或者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或者是拉起历史车轮倒退；

四、伟大人物或志士，给历史发展以形式。比如，俄罗斯的彼得大帝的改革，是用野蛮的手段来推行文明；秦始皇是用焚书坑儒来实行统一。

以此论张学良，日本帝国主义要侵吞中国，首先是东北大地，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来实现其罪恶目的，在中国方面，则是以“不抵抗主义”、“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这种令人心痛屈辱的方式出现，这个“历史的形式”则是张学良这个个人给予的；西安事变则是张学良以举世震惊的“兵谏捉蒋”方式出现，从而推动实现了全民抗日的民族愿望，这又是张学良给历史发展以“形式”的表现，促进了民族团结，推动了历史前进。他的成功与失败，就是这样地影响历史的进程、给历史发展以“形式”。

王充闾之论张学良的成功与失败，论他的人格与性格，对他个人和对历史与民族的功与过，是在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历史观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虽然他并没有引述这些理论，但其中蕴涵着这种理论元素和批判精神。也可以说是蕴涵着这种历史哲学。当然，其中还深蕴中国丰厚的历史学遗产中的史识与史德，“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主义原则。

61.时代精神的产物和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读王充闾这一成系列的历史文化散文，我想到他和他的作品与时代的关系。

我觉得，应该说他的这种文学作品，一方面是时代的精神产物，一方面又是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时代成就了王充闾，王充闾以他的作品反映了时代。这应该看做是一位作家的可喜的成就和奉献。

文学和社会是分不开的，而社会是“时代的社会”，它和时代也是分不开的。我很奇怪的是，前几年在一家党报上，看到几位知名教授大谈什么“文学与时代没有关系”，这论调，使我惊讶不已。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这是基本常识呀，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维克勒、沃伦在美国文科的基本教科书《文学理论》中，都突出而详尽地论述过文学与时代、与社会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家、教授的论说呢；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更不用说，是“历史-文化批评”，绝对地肯定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和反映的这个基本论断。再说中外文学史上的事实，在文学史上留下刻痕的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及其作品，之所以流芳百世，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从古到今，概莫能外。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等等，不都是如此，不都是明证吗？你听丹纳说的多么好：

这个艺术家庭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周围合唱。

这段论述所论证的主旨就是：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同时代、同同时代的群众，是一致的、相通的。群众和艺术家的作品，在当时和几个世纪以后，都会产生共鸣，都在合唱。他们之间有着音乐中的主调与和声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为什么唠叨这些？也是有感而发。因为现在既有上面所说的“教授新鲜理论”；又有作家们的实践呼应。新时期以来，文坛回响着这种声音：“我写我自己”、“我的写作与时代无关”、“离时代越远越好、越高超”，还有什么“下半身写作”、“写下半身”等等；还有什么反社会、反理性、反理论、反传统、反崇高、反审美等等。其实，他们自己的这些“宏论”、“高调”，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只不过是消极的产物而已。想想，上世纪40年代，血与火的时代，能产生你们和你们的宏论和大作吗？以后的50、60、70年代，以至80年代早期，能产生你们和你们的宏论和大作吗？产生了，你们能够存在吗？打你个什么分子之类“没商量”。说实在的，这种宏论大作，说是“脱离时代”、“与时代无关”，却正是像鲁迅所讥讽的：是自己拽着自己的耳朵要离开地球。

在这里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要在大局上，肯定王充闾的创作方向及其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品足称“时代的精神产物”，“反映了时代精神”，这是作家的光荣和成功；他的作品，会在后世存在并谛听到群众的和声。

还是桑原武夫的话：“人类历史的发展，尽管伴随着无限多的错误与罪恶，但在此过程中，自由的人却在逐渐增多，这个事实可以称之为进步，而文学就反映了这个进步。”他举例说，拿希腊神话《达芙妮丝与库罗恩》和萨特的小说比试孰优孰劣，是愚蠢的；但是，“后者与前者相比，反映了人类社会取得了更多的自由，技巧也更进步了”。以此论，来论王充闾的散文，就能够感觉到，他的大量散文，论述、评骘了众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并专门论及皇帝。这也不是偶然的。从大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来说，他的这么一大批历史文化散文，正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我们的自由更多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和文化学术、文学艺术上，也都进步了，连技巧也进步了。王充闾以他的大批历史文化散文及其达到的高度和深度这种成就，体现了这种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进步。他是这种进步的代表者之一。

我唠叨这些，也不知充闾同志是否认可？别人又以为如何？愿听方家指正！

62.讨论“历史意象”及其他几个问题

阅读至此，我以为可以也应该讨论一下这个属于历史哲学的问题；凭此，可更深一层地分析、理解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

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巨著《西方的没落》，起笔于1912年，初稿趋于完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而第一卷出版于战争即将结束时的1918年。它的问世，不仅震惊当时，而且，在今天看来，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令人瞩目和深思。因为，美国历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至今》出版了。这部巨著，出版于2000年，即20与21世纪之交。作者著此书，30岁时构思、50余年酝酿、85岁动笔、93岁出版。这部历史巨著，在《西方的没落》问世90多年后，继其余绪，又一次唱出了西方文化衰落的挽歌。——我特意把两部巨著的著述过程和起笔、完成、出版的年月标出，是想以此将之纳入时代的巨流和历史的大潮中，来思考它们的深沉的历史与哲学的意义以及现代价值，并且提供一个今天“抒写历史”或“历史抒情”的文学作品的产生背景，并试图借此来讨论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大背景和现实意义。

斯宾格勒之巨著，从起笔、撰写到出版，均与“一战”之起迄叠合，这不是偶然的；它标示着“一战”之爆发，即开始显示西方文化的下落趋势；而雅克·巴尔赞之巨著，则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观察和酝酿，切实把握了西方文化的衰落运命，才“横空出世”。这表明，西方文化的没落，从20世纪初到20与21世纪之交，历经百年风雨岁月，终竟到达末期。当然，这都是从最深层的、基质的层面上的观察和结论，而在“外层”上，西方文化虽然衰败其内，目前却依然显其辉煌于世，尤其在现代科技方面，但在人文方面，却衰相败露。

季羡林先生大概未及见到雅克·巴尔赞的原著或译本，但先生早就断言“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西方文化没落了；又说：“西方文化没落了，怎么办？有东方文化在，有中国文化在”。虽然有不同意见，他仍然坚持。我是同意季先生意见的。不过，当先生健在时，我未曾就此事发过言，以避攀附之嫌。但先生离世后，我就此问题，详细地发表了同意先生论据的意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有美籍华裔学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论断，但不仅遭到质疑，而且引起非议。现在，事实证明此论非虚，今日之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一言九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正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国际上就产生了“回眸东方”、重视中国文化的大趋势。

从广阔的视野眺望，历史文化散文的兴盛一时，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产生的。它们在客观上，在文化底蕴上，正是对这种文化大趋势的回应；正是对“文革”历史混乱的拨乱反正，欲以正史“以正视听”，把正确的历史观输入读者群中。而且，也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人产生了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作家作为时代的感应神经、民族的思考人和发言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文学的形式，作出自己或浅或深的反应与反映。

属于这一“文学兴盛”之中的王充闾系列历史文化散文的思想学术和文学意义的蛛丝马迹和深层意蕴，即在其中。

在这里，我再进一步探讨一下王充闾作品在这方面的具体表现。

斯宾格勒在他的著作中，专设第三、第四两章，来讨论“历史和历史哲学”问题，其标题分别为：《世界历史的问题（A）观相的与系统的》和《世界历史的问题（B）命运观念与因果原则》。我不可能哪怕稍微细致一点地来简述其极为丰富的内容；但为了讨论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却想借此移用三个可取的历史哲学的概念和命题。一个是“整理历史的材料”，一个是“历史的意象”，一个是“历史”与“现在”的血肉关系。

第一个是“具体的”，但有抽象的内在含义，第二个则是抽象的，但有具体的内容。第三个则是“很现代”的。

我以为，这三个寓意深刻的历史哲学命题，适用于讨论王充闾和他的“中国的历史文化散文”。

63.王充闾的三个历史哲学命题

所谓“整理历史的材料”，不是一般地盘点历史，而是有因缘、有机缘、有现实依据和紧迫性，因此也是有目的地，对历史的回顾、思索、考究，欲从“历史的考究和沉思”中，得出“现实的答案”。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正是出现了这种历史的回顾和“整理历史材料”的动因、机缘和需求。80年代初，中华民族从“十年浩劫”中苏醒过来，再一次进入黑格尔所说的“民族自我认识”的时期，这种再认识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历史的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会发生“文革”这样的民族灾难且长达十年之久？我们怎么就如此彻底地否弃自己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连孔子都否弃于地，并提出要与民族文化“彻底决裂”？我们不能不重新认识、深入思考。于是燃起了追寻历史真相的热诚，提出了整理历史材料的时代要求。一时间，文化热与历史热同时兴起，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体共存的。没有“没有文化的历史”，也没有“没有历史的文化”。于是出现了我在前面提到的一股撰写“历史文化散文”的清新之风，人们重新阅读本民族的历史的辉煌和辉煌的历史，并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正是如法国年鉴学派所云：历史是活着的人为了活着的人让死去的人重新活一次。

还有逆反的探究心理：你们把中国历史说得那么黑，连红色三十年代的历史，甚至新中国的十七年历史，都是漆黑一团，遭到鄙弃，那么中国还有历史吗？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就那么坏到底了吗？现在，第二次解放了，且让我们翻开历史来看个究竟吧。而且，还有有识之士，要探究犹然顽固存在的封建主义的根底及其现实形态与危害。一个是逆反的心理，一个是反正的心意，合而为“整理历史材料”的思潮。

还有积极的方面，促使这种文化局面的出现。那时，所谓“亚洲四小龙”，即香港、台湾以及韩国和新加坡四个新兴经济区的兴盛发达。这四个地区，两个属中国领土，两个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它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都是秉持儒家文化为根底，取得经济起飞的成效，创获了东亚现代化模式。于是，儒文化以至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阻遏现代化而是可以促进现代化的文化，这种论证，风靡全球。正在重新兴起实现四个现代化浪潮的中华民族，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燃起了信心，因此对传统文化、对中华漫长历史，产生了了解和探究的热诚，并萌发了学习应用于当前现代化事业的思路。

“整理历史材料”，就是这样兴起的。其时代表现，除了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著述不断问世，文化热热遍神州，就是历史文化散文的产生与勃兴了，当然，还有寻根文学的产生。

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就是在这种历史时期和时代要求下和氛围中，在这一历史文化热潮中出现的；不过他既不是“首义”者，也不是跟风者，他是在这种“热”的中途进入阵营的。这说明这至少是观察和思索之后的作为。文化的现象和潮流，往往是“中途进入”者，方是坚持不懈并取得真成就者。

从以上的回顾中，可以更深地体察出，历史文化散文的深沉的世界的、历史的、民族的与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就王充闾的创作来说，如果说这是“跟”，而“跟”中有“创”；那么，下一个命题，就是“创”了。

这“创”的方面，就是“历史的意象”的提炼和论说，当然，是以文学的形态出现。他所提炼、“锻造”的“历史的意象”主要的有：“历史的苍茫”、“事是风云人是月”、“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人物的）人格图谱”等。这里只是列其要者而言，至于文章中时不时出现的“小”历史意象，就不暇论列了。

“历史的苍茫”，具有一种迷漫隐晦而又颇具意蕴的内涵。它正是面对被搞乱了的中国历史的现状而提出的。这种“历史的苍茫”感，尤其面对漫长的中国历史更加深沉；又尤其是面对被遮掩、歪曲、涂抹、造伪的几千年漫长历史，更是这样莽苍苍，迷乱人眼惑人心，诱使人也逼迫人去一探究竟。而王充闾的一系列抒写“历史的苍茫”的历史文化散文，正是既写其苍茫，又揭示其苍茫中的意义和真谛，虽为一家之言，然而言之有理，启人思绪，抒写博雅，便招人一读为快。

“事是风云人是月”，提炼了一种有趣的历史意念：历史事实好比是风云，而人物，则是风云中的月亮，这比拟，揭示了它们之间不可分又各有风采、各具意义的血肉关系。这个历史意象，适用于许许多多“史实”与“人物”关系的认识与分析、解读。

“龙墩上的悖论”这一历史意象，就更具历史与文化的意蕴了。这“悖论”，不是发生在一般地方、一般人身上，而是在“龙墩”上，在“皇帝老子”身上，复杂、尖锐、奇特、诡异，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种特异、个别的悖论，其深层意蕴或曰“说到底的意思”，也有与一般人相通之处。既启人思索皇位、极权、至尊的终极意义，也可发人深思：人生与生命的真谛与价值究竟何在。它是一个既是特例又具普适性的命题。

“人格图谱”意象，应该是研究历史人物与历史的十分有趣的议题，又是可以使历史与历史人物研究深入究底、触及腠理的“切入角”。多少历史事变与事件、多少英雄的故事、多少奇人异事、多少宫廷争斗宫闱秘史，可以从人物的“人格图谱”中得到进一步的诠释与“解密”。这一“历史意象”，具有广泛而深沉的意蕴，可为一把历史“解密”、“诠释”的“个体-私人钥匙”。

至于“历史与现实的血肉关系”，斯宾格勒解释他提出的“浮士德式的历史研究”时，说道：“这样一种研究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超然去承认，任何的‘现在’都只是因为有某个特殊的一代人为参照，才成为现在的”。这意思就是，都因为有“历史”为参照，“现在”才成为“现在”。也就是说，只因为有历史的参照，现在才得以存在，“历史”是“现在”存在的前提。这不仅好像是有父祖才有子孙，而且还因为只有拿“历史”来对照，才能够认识“现在”的性质和意义。那么，上世纪80—90年代的历史文化散文的产生，回顾、述说、论列的是“历史”，诠释、反视、究诘的则是“现实”；特别是此前几十年的历史，以及被歪曲、丑化的历史，并理解、正视、重视当前的“现在”，是沿着正确方向进展的。这就是当代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的深层意义和价值。

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即是这种文学大潮中的一朵硕大的浪花。

64.为庄子立传——新创获、新成就、新境界

为庄子立传，本是一个难题。一是生平事迹少，文献记载有限得很；二是解读难。一般为其写文学传记的作家，难于解读，学养难达到；为其撰写学术传记的学者，文学修养不足。本书作者则二者皆具，并且，学养丰厚，文学擅长。

所以，定性：这是一部学术性文学传记，又是一部文学性学术著述。

定位：这是一部优秀的具有学术特色的庄子文学传记；也是一部具有文学性的论述庄子的学术著作。可为“庄学入门”，可做“庄子读本”。

我很欣赏作者定庄子为“性情中人”；这是学术的解读，更加是文学的解读。关于庄子的“五境”、“五界”、“五域”说这种概括，既是学术的又是文学的；关于庄子的“十大谜团”的提出和解读，也都有学术性和文学性。命题本身就如此；而陈述、解读、诠释，学术为骨，文学是血肉。尤其“‘前古典’与‘后现代’”的“首尾衔接”的提出与诠释，是颇为精彩的。这使我想起海德格尔的与老子“殊途同归”性的“学术终结”。——海德格尔说“思中持久的因素是道路。”并明言他所言“道路”，就是“老子的‘道’”：“一切是道”。

这些，都具有独到性、独创性，在学术上和文学上皆如此。所以我以为，这部论述庄子的著作、这部庄子的文学传记，可以属于目前学术界新兴的新子学的范畴。

我且尝试归纳言之，约如此数条：

一，庄子传本不好写；但王著写得很好；计有三好：第一，内容丰富。——对于写庄子来说，这是比较难的，因为生平资料少，而过多讲学术，又多“阅读障碍”；第二，诠释准确。这在学术上也是比较难，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难的；但王著写来显得雍容开阖，说理充分，诠释得体，并提炼、归纳了自己独特的“解庄”范畴、理念和概念；其中既有继承前代学者诸多研究成果的论说，又有自己的理解发挥和解读；第三，表述具有学术与文学结合融汇的特色和胜出亮点。既具学术的骨骼，又有文学的血肉，两者契合无间，是把握了“庄子精神”者，方能为之的。

二，提出了“读庄-解庄”的根本要求，就是：心灵投入；心境契合；灵魂对接。这三条提得很好，很有见地，是读庄、理解庄子的“心之钥匙”、“学术门径”，这也是王充闾的重要心得。如果没有心灵投入，读庄，就总是“隔”的，论述解说，“以学术对学术”，不关心灵，难得其神；而如果没有心境契合，则难免南辕北辙、隔靴搔痒；倘若灵魂不对接，则会在低层次上，与庄子对话，或矮化、世俗化庄子。

三，提出庄子是“性情中人”，是把握庄子精神、理解庄子思想学说的，既脱俗又抓住亮点特色、深层意蕴的提炼。他解读“性情中人”说：庄子“怀有极其鲜明的恨和爱……他在‘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地抽打着生存的现时及其统治者，心中充满着愤懑、恨怨之情，冷嘲热讽，喜笑怒骂，有时还血气贲张”。这是怎样的一种“性情哲学”、“哲学性情”！如此解庄，抓住其特性特色，点其思想-学术之“穴”矣，如此，庶几可得庄子思想学术之“神韵”。

这使我想起海德格尔说的“思”与“诗”的关系，他说“思与诗不可分”、“诗是‘思’之诗，思是‘诗’之思”。海德格尔的这个概括，很符合庄子的思想学说的特色：思与诗的结合。“性情中人”，即二者会合为一了。庄子之文，虽非诗句构成，如海德格尔所论之荷尔德林，而是散文语言；然而，其文气之宏阔飞扬，其文势之恣肆汪洋，其想象之奇诡神妙，其语言之放言无忌、抑扬顿挫、陈义深邃、隐喻比譬、丰富多彩，其故事寓言之充满篇章、随遇而得且寓意奥义，如此等等，不是充满了深沉的诗意，堪称诗作吗？此其为“性情中人”也！

四，提炼出“庄子之‘道’”的“五张面孔”即“五性”：生活化；自然性；游世的心态；心性化；审美化与诗性化。你看，生活→自然→游世→心性→诗性（审美-诗），这是一个完美的系列，发展的路径，思想的脉络，文章情性的理路，一步步走向审美与诗性，起于哲思，迄于诗性。我觉得，这种“庄解”，就是一种对庄子的现代解读、现代诠释。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正确的态度和继承，是使传统向现代创造性转换的一种“为”。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来，“原著”总是只提供“原意”，而读者则在文本“原意”的基础上，进行罗兰·巴尔特所说的“读者的工作”，从而创造出“意义”来。“意义”，离不开“原意”，必须以“原意”为基础，但又不拘泥于“原意”——“死读”，而是理解、解读、联想、误读（无意和有意）、诠释、发挥，而产生“意义”。此之谓“阅读”，此之谓解读和“解经”。我以为，王充闾走的就是这种正确的“解经”路数，而其学术之成就、文学之创造，正表现于此等处。

五，庄子“十大谜团”的归纳、提炼，实为妙文，令人击掌。而且，其解读诠释，进一步发挥、推进、演绎，颇具深度，引人入胜。以“谜团”的方式来解庄，是一种讨论的方式、研究的方式、启人思索的方式；敢于这么提出问题，是一种学术自信；能够这样解“谜”，是一种启发性、创造性的解读方式。

试看这十大谜团，一个个都挺有“味道”的，——是学术味道、思想与思索的味道，也是研究问题和解析问题的味道。《庄子传》之胜出与优异，这是一个突出表现。

试说一说这十大谜团的“味道”。

简化一些说，十大谜团是：①冷眼／热心；②有情／无情；③权变／游戏；④秕糠富贵／感叹处世；⑤“虚己”／“不失己”；⑥死／生；⑦道可言／道不可言；⑧辩无胜／却辩解；⑨鄙薄艺术／成就艺术；⑩前古典／后现代。

这十大谜团是什么？是人类在认识史上，不断遇到的“天问”即“谜”，人类永远不断地面对这些谜团、解答这些谜团，又否定答案而再续提出、又再续解答。庄子作为伟大的古代思想家，敏锐地感受到这些两相对立的矛盾，反映到他的思想中，就构成他思想上的矛盾，即“谜”；他却又试图回答这些谜团，形成“十个问题”、“十大谜”。重要的不仅在于他思想中存在这些矛盾，产生了这些“谜团“；更重要的是他在论述中提出了、反映了这些谜团。也许还应该说，更重要的是“作不是最后回答的对回答的思考”，即提出矛盾、解析矛盾、思考矛盾，留下谜团待解析。

至于王充闾解庄，一方面是继承了前辈学人的种种研究成果，汲取了他们分别提炼出的这些“庄子之谜”，又从而发挥、发展，归纳成为“十大谜团”。同样，重要的不仅在于提炼出“十大谜团”，而是对这“十大谜团”的分析与解读，前面我之所以说这部《庄子传》可视为现今兴起的新子学的一个成果，是因为传统的子学，不是全部，至少是有一部分，把子书作为一种文化化石来对待、来解读，也就是尽力弄清、解析它的“原意”。这当然是必要的、有益的，于解读子书，功不可没；但如止于此，却是很不够的。而新子学的兴起，就是要对子书进行现代诠释，发掘和创获它的现代意义及其对现代的意义。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现代人对子书的解读和诠释，获得现代人创获的“意义”；第二层意思则是，这种“意义”，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经济-社会-人生的意义。王充闾的《庄子传》，其中许多新意、新义、新解读、新诠释，就具有这样两层现代意义。这不就是它具有新子学创获的意义嘛！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不是很容易的，是要具备相当的学识、相当的文学水准，才能臻其功的。

故此，我感觉这种著述，在辽宁文学界，唯王充闾能为；在全国，不敢造次，至少可说“难觅其二”。我看过一位大作家写的读庄子的著作，也看过一本大艺术家写的关于庄子的别样的著述，恕我斗胆言之，它们有点把庄子“矮化”了，浅薄化了，也世俗化了。也许于普及有功，但使人有“野狐禅”的感觉。

这部传记的学术范型很有创造性，在内容上，有独到处，对庄子思想学说的解读，令人信服。

至此，作者的创作有了一个新创获，取得了新成就，达到一个新境界。

歌德在他的《歌德自传——诗与真》的第二部的扉页，引德国流行的古语：“一个人在青春时期所企望的，到老年便得到丰收。”这话语所含的真理，颇为适合王充闾。他，确实是青春时期所企望的，到老年得到丰收了。不过，这句德国谚语，说出的是某种事实和规律，但不是普世的、必然的铁的法则。青春时期所企望的，到老年完全失望，成为泡沫，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生，世上很不少；真正得到丰收的，只有那些在“三分人事”上，尽心尽力了，付出辛劳了的人们，才会得到丰收。王充闾属于后者。他的文学自传具有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也在于此。不仅仅是“当作家”，无论做什么，都是在“三分人事”上做得够了，才能老来丰收，否则就会是“少小不努力，老来徒伤悲”。

余　论

65.浅见

说“浅见”，好像有点抬高自己；因为既谓浅见，虽说“浅”，总还有点“见”，但我这里只是说一种感觉而已，谈不上有什么“见”，所以还是说“几点感觉”比较合适。可是已经敲上“浅见”了，我也就懒得改了。说明一下就得。

对王充闾的早期散文作品，有的评论家曾经指出：“个体生命体验被过重的文化负荷与历史理性压倒”；有的评论家指出：“行文拘谨，没有放开；又兼矜富炫博、诗文征引过多”，“有的篇章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过于密集，导致行文拥塞、文气不畅的毛病。”、“而带来负面效应，即较明显的‘作’文痕迹”。论者认为，“短短三百余字，几乎都是由诗句、故实构成的。虽然博雅、恰切，但终归是借他人之口表自己之意。这样的语言，毕竟还是隔了一层”。这些评论，充闾都引进自己的书中，并认为是一种“指引”；足见他认同这种评论，也表现了他的“不护短”和谦逊的精神。

我的感觉则是：他有的文章有的地方，有点“浓得化不开”的味道，严重的，有点“粘滞”。

记得我曾经以此为说：鲁迅说文章“删尽枝叶”，就失去生命活气，充闾的文章改进，是否可以考虑增加一些闲枝散叶，使文章多些活气和趣味？引文过多了，有时驱使古典诗文为自己说话，思想、理论、论说、评论过于集中，读起来有时会觉得有些累，而少了一些闲散的欣赏趣味、冲淡了审美的愉悦。

这里有两点：一是，王充闾散文曾经存在这种不足；二是，后来有很大改进，比如在关于张学良的书中，就加入不少故事传闻，而在《庄子传》这样的学术性态很浓的作品中，也时不时，来上一段有趣的历史逸闻或是趣味故事，这些闲枝散叶的插入，就使文章著述，增加了可读性、趣味性、知识性，也使作品和著述更生机勃勃、神采飞扬了。

还有方言土语、俗语大白话、民间歇后语、俏皮话等等的使用，也会使文章增加趣味，读起来有兴味。当然，这要运用得当，不可变成插科打诨。记得充闾有几篇散文，很好地运用过土语俗语，效果是好的。连《史记》那样的正史，都适当用过当时的口语，像写陈胜起义胜利为王以后，其穷时伙伴在王宫拜见，入宫，见殿屋辉煌，惊讶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据说，这就是秦汉当时的口语。鲁迅也说过，“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又说：“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鲁迅是重视取自生活的鲜活口语的。“活人的唇舌为源泉”，“博采口语，来改革文章”，这个方向是值得思考、汲取的。

这也不过是一点想法，未必可取，只是觉得如果这么做，对散文的写作，会起到一定的好作用。

也不知可不可以这样说：在充分的现实主义中，加进一定的浪漫主义的元素。王国维说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一个是北方的《诗经》，一个是楚国的《离骚》，《诗经》很写实，《离骚》，想象飞扬，香草美人，上天下地，充满浪漫情怀。那就在《诗经》的襟怀中，加进一些《离骚》的风韵。或者换个说法，在“杜甫的风格中，加进一些李白的神韵”。这么建议充闾，能否成立？

再有一个想法是，以充闾的学识、历史学修养和文学修养，完全可以写一写《看镜有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题未定草》这样的历史文化散文，鲁迅这些文章，虽然都收在杂文集里，但鲁迅的杂文概念是一个大概念，其实，他的许多杂文就是今天所说的散文，有的还是学术文章。我斗胆说，鲁迅的这类文章可称为“随笔体历史文化散文”，它古今中外，纵横捭阖，行云流水，议论风生，读起来，令人兴味无穷。“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应该备有这样一格文字。那样，会使他的散文大观中，多一道风景线。不知充闾以为如何？

还有一点想法，就是：何妨写一写契丹族和辽代，写一写女真族和金代，写一写满族？其实他在《龙墩上的悖论》中，已经涉及这个题材和主题。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不妨试着申说一下。首先，宋、辽、金，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整体；如果抛开汉族历史观，它们三个朝代是并立于中华大地上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论赵宋时曾经说过：“我们却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是，宋朝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的影响，事实上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宋因而分为北、南两宋，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受到消极的和积极的影响。现在，中外史学界关于宋朝都有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看法，如《另一半中国史》、《重新发现宋朝》等著作的出版，国外有的史学著作认为，宋代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最早滥觞。其影响所及，不能不引发对于辽、金的新的研究。我想，比如一个“澶渊之盟”，就很有可写头；“靖康耻”，也可以分析探究的吧？

二是，至于辽、金本身可研究者和需要研究者，也都很丰富，有特点。拿辽来说，契丹族就很可以研究，单说胡服骑射，改变汉族的峨冠博带，就是日常而又重要的影响；人物方面，耶律阿保机很可以研究，很可以写；让国太子耶律倍可以写，耶律楚材，一代名相更可以写。女真族和金代、满族和清代，也都是如此，不一一列举了。

这种情况，对于东北人来说，就更应该写了。而且，从王充闾来说，出生地与医巫闾山的关系密切，那儿正是与耶律倍、耶律楚材有历史渊源之处。

基于这些，我觉得充闾可以考虑，写一写他们；也只有他能够写，也能够写好。对于宋史、辽金史和清史，都能写出新篇章，在王充闾的作品系列中，也能出现新篇章。

66.“攀登，苦，并快乐着”……

另外，冒昧提一个不怎么有把握的意见。

攀登，并且快乐，这意思和意境都很好。但是，这一章的题目，可否不采取“苦，并快乐着”这个表述方式？我一直觉得这种表述，不够雅驯。好像是从一位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的一本书名开始，使用这种“把一个固有名词拆开来，‘夹馅’表述”的方式说事，如“痛，并快乐着”等等。

我觉得，以作者的高层次学术文化修养，可以有更好得多的优雅富诗意的表述，甚至可以以诗句为之。结尾很重要。

附记：接受这个意见，充闾已将第六章题目《攀登，苦，并快乐着》改为现在的：《攀登，乐在苦中》。

67.关于文学的基质和人民性问题

行文至此，我想探讨一个问题，一个文学的本性的问题以及文学的人民性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我曾经先后发表过三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一篇是长篇学术论文：《文学的三重基质与时代使命》，即论证文学的“基本质素的社会性”、“本质上的现实主义基核”和“必然具有的文化质地与文化含量”。秉此，我提出文学无论什么流派，本质上都是广义的现实主义的。就是它无论怎样脱离现实，魔幻也好，科幻也罢，还有什么什么奇谈怪论的主义也好，现代派呀、后现代呀，等等，什么只写自身、写内心、写性灵等等吧，还有脱离时代呀、“回到文学本身”呀，等等；可是本质上，客观上，却都是现实生活的本质的、正确的或者是歪曲的、变形的、侧面的、隐在的反映，都具有一个现实的基质。任何文学作者和作品的“孙悟空”，其人其文，都跳不出“社会现实”这个如来佛掌心。

还有一篇是短论：《文学的三不朽精魂》，它们是：使命感、人文关怀和良知激情。从发生学角度来认识和诠释文学，它的本质在原始人类的巫术活动中，就决定了它的本质。这种活动，为了狩猎的成功、部落械斗的胜利、驱魔除病、保佑健康和多生子女等这种生命需求的使命，而请神、通神，顶礼膜拜，祈求神灵、鬼魅、先人，福荫保佑，降祥赐福，其内涵充满人文关怀；而为此，他们迷醉狂放，歌之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情感之激越，达于疯癫迷狂，与神共舞，与鬼同唱、与鬼神同在。自从巫术将文学、诗歌、音乐、舞蹈、戏剧以及原始科学与宗教，混合一体地创造出来之后，文学的这种基质，这样三个精魂，就一直存在并不断地发展、提高、升华、变形；但“精魂永在”，而葆其基质于体中。不变不易。若有变异、弃置，就失去文学的精灵，而沦为非文学、次文学。无魂无魄。

第三篇是《重提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人民性，是周扬称为“伟大的斯基”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的文艺理论批评的标的，他们以此批评、评价、提携了一批俄罗斯也是欧洲的不朽的作家与文学作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家、意大利的葛兰西的理论支柱和核心，就是他提出的“文学的人民-民族性”。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引进”了这一文学批评理念，也凭此肯定、提携和评论了一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但是，后来发展出庸俗社会学批评以至极“左”批判，“人民性”异化为打人的棍子；因此，新时期以来，它被废弃不用了。但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却逆向地出现了文学背离着发生巨大前进变化的中国社会，背离着人民的生活的负面效应。许多作家的作品，语不关社稷、情不系苍生，他们的作品和言行皆如此。甚至以此为上，以此为荣。文学离开了人民，失去了人民性，就失去了自己。因此，需要重提“文学的人民性”。

总之，文学的本质上的现实性和社会性，文学的三个不朽精魂，文学的人民性，三者贯通一气，是文学的生命线、存在价值、历史意义之所在，它的作者和作品的稍纵即逝还是永垂不朽，皆取决于此三者的有无、深浅与厚重、意境之高下。历数古今中外列名世界文学殿堂的作家及其作品，都是既具此三者且为杰出与伟大者。

论列至此，是拟借此品评王充闾的作家生涯与他的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总体地说，他的创作生涯和散文作品，具有人民性，反映了现时代，即中国急速实现现代化、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就“三个惊魂”来说，使命感，在他的几乎每一篇散文中，都是具有的，命题立意，即已具备，而从论题到内容到议论，也都贯穿着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以及它灌注于文章之中的内涵和意蕴，包括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包括从历史-古人，到现实-今人的借古喻今、以古思今，都蕴涵着人文关怀。

他在前节《憧憬》中，结尾的自我总结，表露了其心声和创作的“核心理念”，已经把此处所论包含在内了，这是一段精彩的自述和表白：

好的散文应该是具备个人的眼光，心灵的自觉，精神的敏感，提高对客体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反诘能力，力求将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智性，将自己的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和感知的因素，贯注到作品中去，努力写出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特殊的心灵感悟；要善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让知识变成生命的一部分，使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生命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

这里，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三个不朽精魂，皆在其中了。

可议可探讨的只是“良知激情”一项。

“良知”毫无疑义地存在。那些品评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历史文化篇章，都有着“良知”的意蕴，均以“良知”——人类的与中国的“良知”为底里、为内蕴、为根基。只是“激情”二字，尚可一议吧。“情”是有的，故事的述说，有情在，叙事状物，笔锋含情，寄情山水，情意在焉。那么，就在一个“激”字了。“激情”如何？——尚待增进。可不可以这么说？

深流潜在着急湍，浅水泛滥着泡沫。也许，那些历史文化散文，在历史与哲学的潜流里，隐藏着激情之流的“急湍”？我觉得，有这种存在，但不够多、不够经常。是否可以再增加、再丰富、再“激起”？可以考虑吧。但也不能太露，太“激起”，究竟不是抒情散文，究竟不是少年为文。老到、沉郁、深挚，可为“激情”的表现形式。——唉！这种“车轱辘话”，也不知是否把问题说清楚了？

只供参考吧。

68.作家-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成长道路

有论者指出，王国维的研究发展路径是：哲学→文学→经史；王充闾则是文学→经史→哲学。这里反映的不仅是学者和作家-学者的不同；更主要的是起步的不同和心性的不同。君不见王充闾是“我见文学多妩媚”，他是文学心性出发、垫底，发展中，向着经史“进军”，以文学的眼与心、见识与心得，以经史为材料、对象，发而为文，知人论世，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而后，更进而向哲学提升，使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意蕴均得以深化和升华。我曾论鲁迅与胡适的不同心性：一个是“艺术心性战士身”，一个是“逻辑心性学者心”。虽然鲁迅同时是学者，胡适同时是作家，但归根结底，他们的身份和贡献是在不同的领域的。

这里只是讨论人的心性，对他的成长和奉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绝不是拿王充闾来与鲁迅、胡适这样的大师们类比。

69.充闾的“文学城堡”

有人提出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城堡”的概念，我借取这个命题，也来简单说说王充闾的“文学城堡”。

先要说一下，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说有自己的“文学城堡”的；作品内容的丰富程度、思想的应有高度、艺术性的成就，以及作家本身的思想修养、艺术素养、文学成就等等，都有一个数量指标和水平要求，不达标者，是不足称“文学城堡”的。

王充闾以他在上述几个方面的成就，可以说他是筑就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城堡”的。那么，这个王氏“文学城堡”，是什么样的？

首先是其性质吧，它的构成因素吧？王氏文学城堡，是“文学-学术”二重结构的；这是他属于“学者-作家型”作家所决定的。前面说过，他的发展系列是“文学→学术→‘学术-文学结合’”体式。因此，优游这个文学城堡的路径是先接触文学，在文学中获得学术，但又在学术中感受文学。这里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愉悦，是在文学的欣赏中，既有文学的感情感受，又有学术的智性收获。而且，由于其中蕴涵着哲思和史识，并潜藏着或表现了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欣赏者需要一定的知识准备，学术训练，具有能够接受的接受美学所说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

其次是内涵吧。那是三结构：散文；诗；文学理论与批评。散文就无需赘述了；诗有专辑，且散文中时有诗出现，且有师友的唱和；至于第三种，似乎不明显，但存在，有自评自述、讲演和序跋以及对他人作品的评论。只是前二者掩盖了后者。

行走在这个王氏“文学城堡”里，需要沉思和体悟，走马观花、匆匆而过，不行；只注重文学，所得受限。文学欣赏与思想体察与学术陶冶结合、浑融，才是“正道”。

现代派文学理论中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过一个有趣的命题：“城堡上的旗帜”，我借用这个有趣的说法，但意思不同，来说王充闾的文学城堡上，飘扬的是什么旗帜？可不可以这样说：那里飘扬着“文学-历史-学术”并列的“三色旗”。

王充闾每天就徜徉于这个他自己所创造的“文学城堡”里。

他读书，研究，思索，写作。他是孤独而不寂寞。而这种孤独，是他的心智所求，是超脱世俗、规避世情的，有意的孤独，自我制造的孤独。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孤独。但他又并不孤立、孤寂，他通过现代科技，通过网络，与外界联系，与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人们，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常的交流；他们也会向他汇报、与他沟通；当然，还有书报杂志等等的信息流通。更重要的是，他与政界、文坛、学术界、高等学府的高层知识人士和精英，保持着思想与文化的经常的、深层次的交流，等等。所有这些，使他保留着、进行着与世界、与社会、与人间的信息交流。但他在“文学城堡”里，既接触社会、“食人间烟火”，又超脱于生活，并超越生活，保持自己的独立和清醒。于是才能产生他的不断产生又不断提升的文学作品。

祝福他在自己营造的“文学城堡”里的物质与精神的生活幸福美满！

70.结语

读罢这“一个人的文学自传”，感到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一种作家成长的范型，一种文学成长的道路。记得我曾经在一次王充闾作品讨论会上，以“散文大家王充闾的诞生”为题，作简略发言，时间与资料的限制，只是要而言之罢了。现在，可以说是材料充分得多了，可以更有依据地申述一下了。请试言之。

前已述及，《从黎明到衰落》的作者雅克·巴尔赞认为，学者、作家的写作，与“出生地塑造”分不开，现在借用他的这个命题，来讨论王充闾的“出生地塑造”与他的成长和日后写作的关系。对于王充闾来说，所谓“出生地塑造”，就是“盘山县-狐狸岗子”对他的塑造。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塑造呢？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的论证来说，就是三个方面即“种族，环境，时代”。以此“代入”王充闾生平，就是东北大地的南大荒，带着浓厚茫荒气息和风土人情的、犹待开发的，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盘山县-狐狸岗子”，——环境；与满族有着血缘和文化因缘的家族世系，耕读人家的家庭和对他的早期教育及其熏染的意义和作用，——家族；还有就是人民解放战争末期即人民胜利前夕的时代气候与社会环境——环境与时代。当然，不能忽视倒是应该十分重视他的父教与母教（这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母教是人生哲理、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父教则是目标明确的国学范畴的文化传授），还有由父亲、魔怔叔、刘老先生等构成的在蛮荒包围中的一个“文化岛”。少年王充闾就成长于这个家族世系和具体家庭的，以及这座“文化岛”的养育之中。

以后，他进入新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接受新文学，打下了两种文化结合的知识基础，并初步形成了他的创作心理结构的雏形。

再以后，他自觉“补课”，在对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的习修方面，大有进益，并且日渐提升，完善和提高了自己的创作心理的构成和质素。

尔后，参加工作，历经变异，他在社会生活的熏染、陶冶下，也是他自己在观察、体验、思索的过程中，在他的文化选择和人生选择中，彻底形成、加固、发展了他的创作心理，形成自己的文学精神与思想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从事创作，写出一批批历史文化散文。

在他经历了政界的“浮沉”与“平稳着陆”、文坛的“拼搏”与成绩卓著之前、之时与之后，他一直面对着三种选择也是三种考验。它们是：

1，“止步不前”还是“不断进步”？

2，“守成拘囿”还是“开拓创新”？

3，“从政升迁”还是“从文创获”？

他的选择和作为是：从未止步，而是不断进步。在作家群中，包括现今走在作家行列前排的作家在内，不少人是成名就止步了；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都有。有的成名作就是最高峰或“终止峰”，以后的作品，不断地重复自己；有的竟然倒退、下滑。而王充闾相反，是不断地进步，从未止步。只从他所说的“补课”时期开始说吧，他并没有补课之后就终止，而是不断地继续学习，进取，原有的国学基础，不断在增长、加固，西方文化的曾经的缺失，补课了，也没有结束，却是不断学习进展。这些，从他的作品的不断深化、进步上，表现出来了。至于著述和创作上，从“山水游记”，到“面对历史的苍茫”，到“龙墩上的悖论”，到“张学良人格图谱”，再到近年的《庄子传》，一步步，扎扎实实，一步一履痕，一步一提升，一步一深化，一步一升华。那种进步，从作品来看，鲜明、突出、深刻，从思想到艺术，从内容到文笔，都是如此。

在“守成拘囿”还是“开拓创新”方面，他的作品和著述，从来没有守成，在自己原有的“阶梯”上踏步，在文学创作和思想境界上，也成为拘囿原有的格局；而是不断创新，革故鼎新，开辟新格局，打开新局面。上述的“游记”→“苍茫”→“悖论”→“图谱”→“庄子传”，就是一部一个格局，一部一个提升，一部一个境界。几乎可以说，没有跌宕起伏，没有时高时低，而是“部部升”。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至于“从政”还是“从文”，他的表现也是突出的，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选择的，说是“不同流俗，不慕荣华”，不为过吧。他在政界，已经进入高位，仕途看好，如果谋求升迁，不是没有奔头的。但他在这方面，没有使劲，更未曾如一些人所为，蝇营狗苟，经营谋划。甚至在退居二线，可以权重位高时，“保守”为之，在“政”上头未求进取，而腾出时间精力来“从文”。他的一些名篇佳作，皆出自此时期。说是“心事在‘文’上”，可不可以？不谋政界升迁，只求文界创获，惟其如此，方克有成，心性所系，为文是宗。此之为王充闾也。

以上三项考验和选择，他都作出了自己不同一般、特立独行的、不同凡响的抉择。这是一位作家的抉择，是人生紧要关节上的表现，只有这样的抉择，才有他尔后的文学成就。

就这样，王充闾“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他的“文学城堡”坐落在政治中枢的左旁，却又与繁华闹市紧邻，同时，还接邻幽静的公园。他行走在三者之间，或通信息，或行交流，或听市声，或察民情，出而接触、理解社会生活，感受现代世情的脉搏；入则读书思考，以现实的、世界的、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视野和沉思，酝酿创作的甘泉。他“心远地自偏”，既接触社会现实，又能超出而不拘泥于局部和“细小”的事实，但关怀社稷、情系苍生，从现实与历史的比照与思索、考究与诘问中，寻觅真理的端倪，揭示运行的规律、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意义。因此，在他的“文学城堡”的城头，还飘扬着另一面“三色旗”：超然、超脱、超越。

海德格尔曾经拘守在自愿拘守的山上林中小木屋里，一支笔、一张纸，围绕着“存在”这个哲学“母题”，抒写他的旷世的静思与精思，奉献给世人。他这样深情地描写道：

南黑森林一个开阔山谷的陡峭的斜坡上，有一间滑雪小屋，海拔一千一百五十米。……狭长的长谷底和对面同样陡峭的山坡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农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林子，那里古老的杉树茂密参天。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这片灿烂的清空里盘旋，舒缓，自在。

这里描写的不仅是自然环境，而且是海德格尔的思想和心境，也是他的哲思的境界。你听，他说：“这便是我‘工作的世界’”，他“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他说：“我倾听群山、森林和农田的无声的言说”，他下山到大学参加研讨和讲演，他和山民保持亲密的联系，因此他说：“这种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遁”，而是“思深深扎根于到场的生活，二者亲密无间”。

另一种情形是亦为德国哲学家的费尔巴哈。他晚年蛰居乡村。恩格斯说他由于居住在乡间，不能同“与他才智相当或不相当的论敌论争”，并在论争中发展自己的思想，所以落伍了。

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我引用这些海德格尔的言说，引述海德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位哲学大师的相同的生活境遇而有一进一退的不同思想状况，是想以此来启迪分析王充闾在他的“文学城堡”里的思想与写作的生活。

他虽然没有隐居，也不是蛰居乡间；但是他确实已经离职退休，居住在僻静的住宅区里，“深居简出”。他本可以在政界走动，成为二线的活跃领导，邀约也不会少，敦请也是频频，但他除了必须参加的重要会议或活动偶尔参加之外，一般都敬谢不敏，婉拒了；文界的活动、研讨，他作为领导和闻人，希望他莅临指导的邀请，自然是多多的；但他也是有选择地，或是严格筛选地偶一出席。许多娱乐休闲活动，他自然更是“出”者极少，“拒”者居多。但他不是“费尔巴哈式”，而是“海德格尔式”。因为，他保持了属于“社会交往”、“文化活动”、“学术研讨”以至“友谊聚会”的必要的参与，同时，他还保持着属于日常生活的，通过广泛深入的阅读，而谛听历史、哲学、文化的以及哲人大师们的“无声的言说”。所以，他的“思”与“文”，如海德格尔所说，“深深扎根于到场的生活”。

海德格尔引用他最赞赏的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

人充满劳绩，

但还

诗意地安居在大地上。

然后提升为哲学的命题：“人诗意地安居”。

是的，王充闾充满劳绩和成绩、成功和胜利，但他诗意地栖居在他的“文学城堡”里。

他取得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层次性梯级心理需要，最高层的需要的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他已实现，在实现，将实现！

向他致敬并祝福他！

本书题名“我见文学多妩媚”，很好的书名，优雅而切实。总体读罢，感喟何限，乃不顾谫陋，无视露怯，胡诌打油四句以咏充闾同志，并为本文煞尾，曰：

一见文学感妩媚，拼将此生紧相随，

为伊憔悴终无悔，经世抒怀识所归。

2015年5—6月初稿

2015年7月1—8月2日补充修订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性智慧 / 王充闾著.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2016. 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3555-9

Ⅰ.　①诗…　Ⅱ. ①王…　Ⅲ.　①古典诗歌—注释—中国　Ⅳ.　①I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1719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295千字

印　　张：21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装帧设计：张　莹

责任校对：刘　浏

ISBN 978-7-5470-3555-9

定　　价：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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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　言

卷一　唐五代诗

蝉

破阵乐

中秋月

凉州词

登鹳鹊楼

送柴侍御

山中问答

江行无题（百首选一）

存殁口号

戏为六绝句（之二）

东林寺酬韦丹刺史

城东早春

新嫁娘词三首（其一）

与贾岛闲游

题木居士二首（选一）

楸树二首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乌衣巷

秋词二首

杨柳枝词（选二）

竹枝词（选二）

浪淘沙词（选一）

与歌者米嘉荣

竹枝词

和令狐相公别牡丹

醉中对红叶

苦热题恒寂师禅室

禽虫十二章（选一）

林下樗

放　鱼

点额鱼

送考功崔郎中赴阙

自　感

涧中鱼

王昭君二首（其二）

白云泉

悯农二首（选一）

示法诗

开悟诗

浪淘沙

题兴化园亭

菊　花

离思五首（选一）

蜀　葵

讽山云

姚秀才爱予小剑因赠

送隐者一绝

瀑布联句

蔡中郎坟

乐游原

嘲　桃

初食笋呈座中

题汉祖庙

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选一）

月

嫦　娥

放　鱼

赏　春

望　仙

己亥岁（二首选一）

蜂

鹦　鹉

焚书坑

退居漫题（七首选一）

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小　松

涧　松

感　花

云

长门怨

感　事

道旁木

沙上鹭

金缕衣

插秧谣

卷二　宋 诗

读《三国志》

示子弟

咏泉州刺桐

咏傀儡

七　夕

江上渔者

淮上遇风三首（选一）

书扇示门人

杂　诗

使风船

画眉鸟

题花山寺壁

小　桧

闻　莺

清夜吟

天津感事吟

咏　柳

瞑　目

登飞来峰

北陂杏花

辱　井

鱼　儿

题张司业诗

棋

赐　也

咏　史

蝇子透窗偈

百　舌

题西林壁

琴　诗

慈湖夹阻风（选一）

骊山三绝句（选一）

撷　菜

野人庐

滟滪堆

直舍新辟西窗二首（选一）

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选一）

放歌行二首（选一）

牧　童

三月晦日偶题

题　画

自题墨竹

绝句（四首选一）

学诗三首（选一）

夏日绝句

水墨梅五首（选一）

梦笔驿

江边柳

分水岭

咏老木

槿　花

梅花绝句

落梅二首（选一）

冬夜读书示子聿（选一）

海棠二首（选一）

书室名“可斋”，或问其义，作此以告之

读　史

梅花（六首选一）

排闷（六首选一）

一壶歌

读　易

蛩

偶　事

小　池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

读《陈蕃传》

道旁小憩观物化

闷歌行（十二首选一）

观蚁（二首选一）

下横山滩望金华山

分宜逆旅逢同郡客子

促　织

宿灵鹫禅寺

水口行舟

观书有感二首

七　绝

偶题三首（之三）

崇寿客舍夜闻子规得三绝句（其一）

寄　兴

论诗十绝（选一）

黄　雀

咏缘竿伎

长沙劝归

再和熊主簿梅花十绝（选一）

咏　蝉

登六和塔

柳

盆　荷

咏鹦鹉

十四夜观月

绝　句

雪　梅

寒　夜

咏牡丹

看　叶

池　荷

题　壁

梅　花

污　衣

寄家书

卷三　金元明诗

麝　香

论诗三十首（选一）

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选一）

论诗三首（选一）

哀被虏妇

以琼扇一握奉至黄明府

兄弟（二首）

嘲伯颜太师

白　梅

五折泉

春　蚕

题安石蒲葵图

读史二首（选一）

叹庭树

鹦　鹉

山中见牡丹

题画菜

偶题（三首选一）

除夜宿太原寒甚

桃源图

诫子弟

题　画

柯敬仲墨竹二绝（选一）

画马四绝（选一）

茶陵竹枝歌（十首选一）

绝　句

送钱元抑南归口号十首（选一）

子　弟

旅馆题菊

题秋风纨扇图

雪　望

泛　海

江行杂诗七首（选一）

信天翁

嫦　娥

兴教寺海棠

言志诗

题画梅二首（选一）

仙人掏耳图

题墨葡萄（五首选一）

桃叶渡

暮秋村居即事

王楚玉画兰

画　兰

题与宋比玉合作山水

读子瞻集书呈中郎

题　壁

送友人之白下

怜　愚

秋山霜霁图

山　雨

闻舟师相语

卷四　清　诗

与儿子

书事（选一）

喜陈子罢役

绝句（六首选一）

月下演东坡语

落　花

题荆山石壁

马当山

蚁　斗

二月朔日碧桃盛开

湖楼题壁

白　发

出　关

暮　春

竹　石

题画竹

出纸一竿

咏落叶

西湖看红叶

还　山

遣兴（二十四首选二）

谒岳王墓

养马图

箸

北邙山

品　画

鸡

苔

重登永庆寺塔

入武林城作（四首选一）

纸　鸢

题王石谷画册玉簪

题　画

一　蚊

江边鸥鹭

论诗（五首选三）

看　山

佳　句

草花略灌，辄欣欣向荣，乃知贱种尤易滋长也

漓江舟行（二首选一）

诗　家

咏　蚊

新　雷

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选五）

立春后一日长椿寺牡丹盛开

观人所藏古钱

晓　窗

赣江舟中棹歌（七首选一）

近月楼即事

书樾峰诗稿后

捕　蟹

西施咏

杂　诗

齐物诗（七首选一）

金陵杂诗之一

饲　鹤

种月季花

流　水

临　池

春日杂诗（二首选一）

有书时事者为赘其卷端（四首选一）

题宋徽宗画鹰

舟还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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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说到哲理诗，从学理上讲，直接面对着一个“哲理的诗化生成”问题。剖开了说，起码有这样四个相互关联的子题需要回答清楚。首要的是，诗应该不应该负载哲理，是否具备这样的社会功能？接着是，如果诗存在着这种功能，那么，作为诗这种特殊形式，有没有可能表现哲理、传导理性？这两个前提条件若是立得住，那么，就会导出第三个、第四个子题：诗中之理如何展现？哲理诗有些什么基本特征？这就进入了审美与赏析的层面。

就问题答问题，也许不容易阐述清楚；我们不妨先坐下来，从《诗经》、《楚辞》开始，历经汉晋唐宋金元，直抵明清诗苑，看看浩瀚的诗海中有没有兼具理蕴与情致，并为历代认可，至今尚脍炙人口、传颂不衰的诗篇。如果有，而且数不在少，那前两个问题就不答自明了。—既然古已有之，且大量存在，又何来诗应不应负载、能不能表现哲理的问题！

依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有助于厘清这一点。青少年时期读古诗，喜欢那类抒情、写景的华美诗章；及长，脑子里沉淀下大量的生命体验与人生况味，生发出辨别事理、思索问题的自觉意识，这样，便对那些富有理趣的篇什感兴趣了。再经过一番“虚尽涵咏，切己体察”的功夫，觉得在这类诗篇中，诗人运用艺术手段，以高度凝练的语言、丰富的情感体验揭示客观存在的人生哲理、生命智慧，其品位、格调之高，自非那些单纯的抒情诗、景物诗所可比并。

实际上，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雄辩地证明，那些传世名篇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不仅通过情感的传导予人以强烈的感染，同时还运用审美意象把情感体验升华为一种诗性智慧，以警辟而锋利的理性力量穿透时空的层积，使读者在千载以下得到心智的启迪和精神的陶冶。孟郊的《游子吟》该是典型的抒情诗吧？而六句中的最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却又是理性的升华，典型的议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抒情？是议论？还是兼而有之？怕是三言五语难以解释清楚的。

《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说，被认为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开了诗可言理的先河；尔后，关于诗的要素的论述，层见迭出，或曰词、理、意、兴，或曰兴、趣、意、理，或强调神、理、意、境，或概括为情、事、景、理，说来说去，都没有脱开一个“理”字。宋人包恢有言：“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当是“理趣”说之所由来。看得出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诗能否表现理；而在于诗中之理应该如何展现。

表达诗中之理，亦即哲理的诗化生成，有三个关节点。

一是，诗应运用形象思维。我们说，诗应该也能够负载义理、表现理趣，并不意味着诗即等同于义理，诗人可以像阐释哲理那样来写诗。相反，诗人必须“以形象来思考”；“诗是寓于形象的思维”，“是直观形式中的真理”，它的创造物是“看得见的、可通过直观来体会的观念”。（别林斯基语）附丽于形象、意象，诗中的哲理才具有可感性。诗的审美特质决定了诗人必须通过形象创造特殊的审美意境，而不能以逻辑思维的方式进行构思。这类作品虽然没有直接言理，可是，里面却渗透着人生悟境和哲理蕴涵。物与理，理与情，水乳交融，了无形迹。

二是，诗中理趣与哲学中的理念有显著的不同。比如，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充满了禅机理趣，它是诗人从独特的切身感受与审美体验中获得的。这类诗作，生发于诗人的当下感兴，既不脱离具体的审美意象，又能寄寓普遍性的哲理蕴涵。而哲学理念则是通过逻辑性的推理，以陈述命题的方式加以展现。诗中理趣不具有经典中的抽象规定性，不是一般的知识性的判断。

三是，哲理诗的写作，变化无端，但其基本径路，大体上存在“悟出”与“纳入”两种方式。前者表现为诗人从生活实践、生命体验中感悟出来的理蕴，如唐人的“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宋人的“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后者表现为诗人以理观物，将自己的感悟纳入客体中去，通过揭示客体的内在特征，展示某种哲思、理趣，如明人的“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清人的“劝君平地上，还似过坡时”。不论属于哪种情况，都必须达到所言之理与作为意象的客体形神契合，浑然一体。

在中国古代诗苑中，哲理诗或曰理趣诗是一个富矿，分布范围很广。咏史诗、咏物诗、题画诗、禅意诗中，固然较多阐明哲理、寄寓感慨、抒发对人生世事见解的篇章；而一些纪游、抒情、写景、怀人、赠答之作，里面也往往饱含理趣的内在质素。多年来，出于喜爱，读过之后，随手将那些兼具鲜明的形象、优美的意境、动人的情感与警策的哲思的诗章，一一录下，积之日久，竟得五百首之多。这次选注、简析了其中的三百余首。

选录的首要标准是，理蕴与情致兼擅。尽量择取那些意蕴深邃、覃覃有味而形象、意象鲜明者。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局限，有些古代诗所阐释的哲理，按今天的唯物史观衡量，未尽科学、准确。这当是可以理解的。

选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读者对象。为了适应广大普通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赏读要求，选取的都是形式简约，篇幅短小，朗朗上口，易记易背的诗篇。对于古风、律诗、词曲等字数较多的篇什统统割爱，一律为五绝、七绝—从初唐至晚清一千三百年间，选录三百余首。以唐（含五代）、宋、金元明、清为序，厘为四卷。

为方便读者把握诗的内涵，除了对作者以及生词僻字作必要的注释，着重就全诗的理解予以简要的提示。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力求在“弱水一瓢”中显现“三千诗海”的咫尺沧波之势。无论从“诗无达诂”的特性来说，还是从“形象大于内容”的诗的规律来看，我觉得，多给读者留下一些思考、探索的空间，总是比较明智的。

最后想说的是，作为选编者，此番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作深感荣幸，也十分愉快。由于它贴近青年读者，出书质量高，趣味高雅，从读中学时开始，我就喜欢读它的书；于今五十余年过去了，仍然怀有深厚的感情。而在这次编书审稿过程中，责任编辑的认真负责、刻苦敬业，尤其留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位青年编辑不仅对近四百首诗的注析一一反复研索，凡有疑问，随时沟通，指出其中数十首哲理“点睛”不够鲜明的，建议加以完善；并且提出添加诗人生卒年份以及增补几位诗人作品的中肯意见；还研究制订多种方案，与国内几位画家联系，精心选择插图。期间，她把星期节假几乎全部用于跑图书馆、钻书店，翻阅资料。这种精神着实值得赞赏，令人感动。

是为序。

2012年3月

卷一　唐五代诗

蝉

虞世南

垂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人。初仕隋，后入唐，能文辞，工书法。

蝉：昆虫，雄的腹部有发音器，能连续不断发出尖锐的声音。垂：“”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故称“垂”。流响：指蝉的鸣叫声如流水般连续不断。藉：凭借。

这是一首咏物诗。诗人说，鸣蝉垂下触须，悠然自得地吸饮着清新的露水，悦耳动听的长鸣声连绵不绝地从梧桐树上传递出来。因为它立身高处，自然就鸣声远播，并不是借助着秋风往外散开。

写蝉以清露为食，择梧桐而居，是表现其心地纯净，立身高洁；写蝉居高声远，是表现其性情孤傲，格调清高。说的是蝉，实际上是诗人自况，寄哲思于咏物之中，读来耐人寻味。

破阵乐

李世民

秋风四面足尘沙，塞外征人暂别家。

千里不辞行路远，时光早晚到天涯。

李世民（598—649），即唐太宗，高祖李渊次子。他常以隋亡为戒，较能任贤纳谏，励精图治。文学艺术修养较深，现存诗近百首。

破阵乐（yuè）：唐太宗所制乐曲。足：充足，很多。塞外：一般指长城以北地区。不辞：不拒绝，肯坚持下去。

全诗意蕴深远，而且贯穿一种昂奋的主调。本来，秋老风寒，尘沙扑面，征人离乡背井，远行塞外，容易产生感伤的意绪和畏难的心理。但此诗讲的却是：哪怕是千里万里，海角天涯，只要不辞遥远，肯于迈开步子坚持走下去，时光总会到达目的地的。

中秋月

李　峤

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

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

李峤（qiáo）（644—713），字巨川，高宗年间进士，历仕高宗、武后、中宗等朝，官至中书令。

圆魄：圆月。四海：借指普天之下，到处。安知：怎知。

诗中说，盈盈皓月挂上了秋空，人们都说今夜月明处处同。其实，在那迢遥的千里之外，又怎知没有阴雨和狂风！

作者借助自然景象来阐释事物矛盾的复杂性：正如面对着眼前的中秋皓月，不能就说到处都是月明如镜一样，人间万事也从来都是因地而异，千变万化的。小诗富于哲理，耐人寻味。

凉州词

王　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687—726），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唐景云年间进士，曾任仙州别驾。以恃才纵酒，狂放不羁，被贬为道州司马。

酒是西域盛产的葡萄美酒；杯是当地一种白玉雕成的夜光杯；弹奏的乐器是胡人用的琵琶。极写边塞将士的这场宴会的隆重和气氛的欢跃。可是，下面却陡然一转：正在大家要开怀畅饮之时，那里的“马上”却传来军情紧急的讯息，催促着赶快上阵。形成了收放有致、对比强烈的效果。而更加令人动心动容的还在后面。“醉卧沙场”，语似豪壮，却充满了悲凉。后两句，可作借酒浇愁理解；亦可看作是感伤、厌战；也有人认为，是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达观之语。寥寥十四个字，蕴涵着言说不尽的深意。

登鹳鹊楼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王之涣（688—742），字季凌，晋阳人，后居绛州，曾任冀州衡水县主簿，遭人诬陷，弃官漫游。绝句成就很高，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

鹳（ɡuàn）鹊楼：旧址在今山西永济，楼高三层，前可眺望中条山，下可俯视黄河，为当时登览胜地。穷：尽。

前两句写的是登楼所见：一轮白日傍着远方起伏的群山冉冉西沉，流经楼下的黄河滔滔滚滚奔腾而去。寥寥十个字把望中的万里河山高度概括地收拢笔端，缩龙成寸，快人胸襟。后两句由景及理，把诗篇引入更高境界。这里表现了诗人高瞻远瞩的胸襟和进取不止的精神，也道出了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哲思美蕴。

送柴侍御

王昌龄

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路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长安人，开元年间进士，盛唐杰出诗人，后世有“七绝圣手”之誉。数任微官，屡遭迫害，多次被贬。

柴侍御：作者的友人。武冈：今属湖南省。

离别本来是令人感伤的事情，可是在诗人的笔下却写得十分旷达。你看，悠悠的流水，把这里同客人要去的武冈连在了一起；一路上，青山相连，自然是同云同雨；明月普照，分不出此乡彼乡。—所以，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令人感伤的了。

全诗蕴涵丰富，韵味醇厚，格调高昂，读了使人振奋。

山中问答

李　白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出生于西域碎叶，后随父迁居蜀中。少有大志，出川远游，但仕途蹉跌，未偿所愿。诗作飘逸奔放，瑰丽雄奇，获得极高成就，成为文学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盛誉。

栖碧山：在碧山栖隐。窅（yǎo）然去：悠然远去。别：另外。

诗以问答形式，抒发作者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情趣。说是“问答”，实际上是“问”了却没有回答—“笑而不答”。说“不答”吧，后两句又是“何意栖碧山”的确切答案。鲜活跃动，接转轻灵，而且有虚有实，有景有情，有描绘，有议论，极饶韵致。它的理蕴在于“别有天地非人间”七个字上。“人间”是什么样呢？诗人自然清楚，是黑暗的社会现实，凄凉的个人遭遇，宦途的崎岖坎坷，官场的勾心斗角。但他一概略去不说，只说这里“桃花流水”的美妙、宁静，清空的“别有天地”。寓意深邃，意境悠远，耐人寻味。

江行无题（百首选一）

钱　起

牵路沿江狭，沙崩岸不平。

尽知行处险，谁肯载时轻？

钱起（710？—782？），字仲文，浙江吴兴人，天宝年间进士，曾任考功郎中、翰林学士等职。“大历十才子”之一。诗以五言为主。

牵路：江边纤夫背纤拉船的路。

诗中借江上行船所见，寄寓生活中的哲理。前两句极写背纤拉船的艰难：沿江背纤的路十分狭窄，而且沙岸坍塌，路面凹陷不平。后两句抒发感慨：凡是行船的人都知道这段路特别不好走，可是，装船时又有谁肯于少装，使负载轻一些呢？这里反映了认识与实践的矛盾。

存殁口号

杜　甫

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

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

杜甫（712—770），字子美，有“诗圣”之誉。曾两番赴京应试，均未中第。写下大量富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诗篇，被公认为“诗史”。

存殁（mò）：指诗中所咏人物一存一殁。存，尚在；殁，已死。口号：信口吟成。郑公：指郑虔，诗人的好友，山水画水平很高。粉绘：彩色画。随长夜：指死亡。曹霸：当时著名画家，尤善画马，这时已经年老。丹青：作画用的红、黑两色颜料，用来代指绘画。骅骝（huá liú）：古代神话中“八骏”之一。

诗人说，郑虔的彩色画随着他的故去早已成为绝笔，曹霸还在作画，可是人已白头。郑虔死后，天下再也见不到真正的山水（画）了，曹霸纵然在世，但人间并不懂得珍视他笔下的骅骝。诗人推崇两位画家的高超技艺，同时借以抒发对他们怀才不遇的感慨，意蕴极为深厚。

戏为六绝句（之二）

杜　甫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王杨卢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均以诗文兼胜，被后人称为“初唐四杰”。当时体：初唐时的文体。轻薄为文：用语轻薄，随意讥评。哂（shěn）：讥笑。尔曹：你们。不废：没有废止。

诗中说，对以“四杰”为代表的初唐时的文体，你们这些人用轻薄浮浅的语言讥讽不休。其实，这些讥笑者必将名字与身躯同时泯灭，而于“四杰”的诗文却丝毫无损，它们将如江河般浩荡，万古长流！在这里，诗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规律性认识。

东林寺酬韦丹刺史

灵　澈

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

灵澈（746—816），唐代僧人，字源澄。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全唐诗》中录存其诗十六首。

韦丹：唐宪宗时为容州刺史，迁河南少尹，召拜谏议大夫。为政清廉，功绩卓著，恩泽施及八州百姓，死后四十年，民众仍对他思念不忘。东林寺：在庐山西麓，始建于东晋，是佛教净土宗（又称莲宗）的发源地。刺史：古代官职，隋唐时期为一州的行政长官，后来，刺史成为太守的别称。

前两句自述他在寺内闲静的修行生活，用以酬答朋友韦丹：年老心闲，叙写精神状态；麻衣草座，反映生活情景。后两句通过亲见亲闻，慨叹官场中所常见的贪恋功名禄位，却又以清高自诩的口是心非的行径。造语平淡自然，而于世道人心多所针砭，寄慨遥深。

城东早春

杨巨源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杨巨源（755—？），字景山，河中（今山西永济）人，贞元年间进士。

新春：早春。上林：上林苑，秦汉时宫苑，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北。

前两句讲，对于诗家来说，一年最美的光景是在早春，那时候枝条上刚刚露出嫩黄的柳芽，柳树整体的颜色尚未均匀，却分外地清新悦人。因为柳枝新叶富有生机，最早为人们带来春天的消息。这清新的景色还没引起人们充分的注意，所以环境十分清幽。三四两句接着说，假如要等到上林苑中的繁花似锦，那你出门所见就全是看花的人了。诗中强调诗人要感觉敏锐，独具慧眼，善于捕捉新鲜事物，写出新的意境。有的论者认为，也可以引申为要善于及早发现人才。

新嫁娘词三首（其一）

王　建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欲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王建（766？—830？），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出身寒微，唐大历年间进士。擅长乐府诗，所作《宫词》十分有名。

三日：古代女子出嫁，第三日俗称“过三朝”，开始下厨房炒菜、做饭。谙：熟悉。姑：婆母。

小姑不仅熟悉情况，而且，往往是婆婆最为信任的角色。诗中写尽了新娘的聪慧、练达、细心，甚至有些狡黠，颇有趣味。表面上看，说的是“新媳妇难当”的世情；而其意蕴却远不止此。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说：“我们初入社会，一切情形不太熟悉，也非得先就教于老练的人不可。”反映了这首诗中所揭示的理蕴具有普世性和典型意义。

与贾岛闲游

张　籍

水北原南草色新，雪消风暖不生尘。

城中车马应无数，能解闲行有几人。

张籍（766？—830？），字文昌，唐贞元年间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

贾岛：诗人，初落拓为僧，后还俗，屡试进士不第。曾任遂州长江主簿，人称贾长江。

诗中说，在风暖雪融、草色新绿之际，我们二人缓步闲行于原南水北，这该是多么惬意、何等宽松啊！可是，世间大量的人群却终日征逐于车尘马足之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根本体验不到这种悠闲中的乐趣。正所谓“一闲对百忙”者也。

通篇着眼于一个“闲”字。人处在闲静之中，才有可能体会到生活中的逸情雅趣，才能静观、遐思，进入开悟境界。

题木居士二首（选一）

韩　愈

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

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人，贞元年间进士，大文学家。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作品之首，诗歌创作力求新奇，也能独树一帜。

木居士：对木雕神像的戏称。唐时耒阳（今属湖南）一带有木居士庙，诗人路过时题咏此诗。

诗中揭露这样一种现象：一棵不知经历多少岁月的枯木朽株，经过雷殛火烧、雨淋水浸，扭曲的树根像是人的头面，枝干像是人的身躯。偶然被迷信的人们当成“木居士”加以神化，立刻便有无数的善男信女跪拜求福。诗人运用咏物寓言的形式，抓住“木居士”和“求福人”这两个形象，借端托喻，取得喜剧艺术的讽刺效果，而且颇富哲理性。

楸树二首

韩　愈

几岁生成为大树，一朝缠绕困长藤。

谁人与脱青罗帔，看吐高花万万层。

与脱：给它脱掉。青罗帔（pèi）：状写藤萝缠绕大树的形态。帔，古代披在肩背上的服饰。

前两句说，这棵楸树经过多少年才长成如此高的大树，可是，一朝被藤萝缠绕就再也不得脱身。后两句说，如果有谁能够摘除这缠绕大树的“青罗帔”，那我们就会看到大树上高花似锦，层层叠叠。

此诗语句通俗，意义却很深厚。人也像这棵大树一样，很不容易成长起来，有所建树，却遭到藤萝之类奸人的重重困扰，只有帮助他解除这些有害的寄生物，他才能摆脱困境，重现异采。

有的学者认为，楸树的花黄绿色，极细小；而与楸树相似的梓树，花大，黄白色，与诗中之“看吐高花万万层”颇相称。因此，“楸”乃“梓”之误。

幸自枝条能树立，何烦萝蔓作交加。

旁人不解寻根本，却道新花胜旧花。

幸自：本自。何烦：何须，不需要。萝蔓：藤萝的枝蔓。

诗中说，楸树的枝桠本来能够卓然自立，又何须藤萝的枝蔓去缠绕交加。结果，楸树开花，藤萝也跟着凑趣，导致不懂得寻求根本的人为假象所迷惑，以为藤萝的花胜似楸树的花。

诗人因物寄感，讥刺了本末不分、惑于假象的世相，于感慨中寓有深刻的哲理。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韩　愈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水部张十八员外：指张籍，因他任水部员外郎，排行十八。天街：京城的街道。绝胜：大大超过。皇都：指长安。烟柳：柳色如烟。

皇城街道上洒着滋润如酥的纤纤细雨，透过雨丝，远远望着早春草色，满眼一片青痕、翠意。朦朦胧胧，淡雅无比，心头顿时产生欣欣然的快感。可是，当你步步走近了，倒反而看不出来了。这种生活体验，人们都会有的；但又有几人能够以传神的妙笔写得出来？诗人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表现力，令人叹服。第三句，是对前两句的概括，又引领出最后一句结论：初春草色与那满城“杨柳堆烟”的景象比较起来，不知要胜过多少倍。诗中有情，有景，有蕴涵，有理趣。

乌衣巷

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贞元年间进士，唐代杰出诗人。其诗通俗清新，善于从民歌中汲取营养，在绝句创作上有很高成就。

乌衣巷：在秦淮河南岸，东晋时的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即诗中所称王、谢）等豪门望族都居住在这里。朱雀桥：秦淮河上的一座桥，邻近乌衣巷。

诗人通过对朱雀桥边野草闲花蔓生，乌衣巷口一抹夕晖斜照，从前贵族堂前的燕子飞到寻常百姓家去做巢垒窝等现象的描述，寄寓了胜景不常、世事变迁的深沉感慨。

本来景物十分寻常，描写也通俗浅显，但由于寄寓了深沉的感慨，从而创造出一种蕴藉含蓄之美，使人读来余味无穷。

秋词二首

刘禹锡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排云上：冲霄直上。

诗中大意是，从古以来的文士，一到秋天就悲叹落寞与萧条，我却要说秋天的景色胜过春朝。看那晴朗的秋空，一只白鹤正排云直上，立刻把我的诗情引上了万丈青霄。

诗人此时虽受贬于朗州，却不现愁苦衰飒之气，也没有跟着古人去唱悲秋的常调，相反地通过健鹤排云，凌云直上的动人景色，来咏赞晴明壮美的秋天，读了令人振奋。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嗾（sǒu）：唆使，挑动指使。

这是一首形象化的寓有深刻哲理的诗。意思是，山明水净的夜晚，寒霜降落，几树红叶出现在浅黄色的秋林之间。登上高楼远眺，面对那苍凉萧瑟的秋光，人们觉得清爽入骨，思想澄净，心境深沉，精神振奋。而那千娇百媚、繁华浓艳的春色，却会挑动你沉酣迷乱，轻浮若狂。

诗人把令人清醒的秋光和惹人迷乱的春色加以比较，形象地说明了艰难的境遇使人头脑清醒，意志坚强；而处于闲适逸豫的生活，如果缺乏自觉性，便很容易壮志销磨，沉湎迷乱。

杨柳枝词（选二）

刘禹锡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杨柳枝词：原为汉乐府的《折杨柳》曲，刘禹锡、白居易翻旧曲作新声，内容有较大突破。梅花：即《梅花落》，汉乐府横吹曲名。羌（qiānɡ）笛：古代羌族的一种乐器。“淮南”句：西汉时淮南王刘安的门客小山写过一首《招隐士》词，首句为“桂树丛生兮山之幽”。这里借指南方的歌词。新翻：新创制的。

作者说，羌笛吹奏的塞北的《梅花落》，淮南王门客小山写过的“桂树”词，—请您别再演奏那些前朝的旧曲，还是听一听我这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诗中反映了作者对民歌的热爱，也含有提倡创新、反对泥旧的深意。

金谷园中莺乱飞，铜驼陌上好风吹。

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

金谷园：晋石崇修建的著名园林，旧址在今洛阳市西北。铜驼陌：古代著名的繁华、游乐之区，因道旁有一对铜驼而得名，旧址在今洛阳的铜驼街。须臾：时间很短。争：怎。垂杨：古诗词中的杨柳，一般泛指柳树。

诗人说，昔日著名的金谷园，已经是群莺乱飞，草木荒芜；繁华热闹的铜驼陌，如今也空旷寥落，只剩有清风吹拂。眼前的满城桃李花开似锦，无奈为时很短，怎比得长年缀绿的垂柳扶疏！

从日常事物的对比中，体现出深刻的哲理。

竹枝词（选二）

刘禹锡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恨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唐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今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两诗句法相似，前者以石作喻，后者以水作喻，都是借吟咏三峡景物来讽喻、慨叹世道人心，命意警辟，比喻巧妙，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从而给人以深刻的感受。

第一首：城—指白帝城。首句说滟滪堆所处的地点；次句说，这一奇石耸立，千百年来怒浪轰摧，巍然不动；三、四两句以世道人心作比，点明主旨，慨叹世情云雨翻覆，人心东西摇摆，不如巨石之坚定不移。

第二首：瞿唐—指瞿唐峡，西起白帝城，东至黛溪口，全长八公里，航程险峻。在峡口夔门，原有一巨大礁石，横卧江心，即滟滪堆，现已炸除。嘈嘈—象声词，形容水声。十二滩—概言险滩之多。近人俞陛云评论：后两句是说瞿唐以险恶著称，因水为万山所束、巨石所阻，激而为不平之鸣，而人心则平地可起波澜，其险更胜过瞿唐也。

浪淘沙词（选一）

刘禹锡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迁客：指被贬官的人。漉（lù）：过滤。

诗人一生多次遭受谗言诬毁，艰苦备尝，终于得到洗雪，现出清白正直的人格。正如金子埋在沙砾之中，经过无限艰辛的千淘万漉，最后狂沙荡尽，始现真容。此诗乃诗人自况，同时也含有普遍的警喻意义。

与歌者米嘉荣

刘禹锡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

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米嘉荣：唐元和、长庆年间著名歌唱家。凉州：指《凉州曲》，原是凉州民歌，由西凉府都督进献朝廷。据记载，《凉州曲》初入宫廷时，听者曾有争议，可见确是有“意外声”（弦外之音，奇特之调）的。事：侍奉。

诗人说，能够唱出《凉州曲》意外之声的，旧人里恐怕只有米嘉荣了。但是，这硕果仅存者也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近来世俗之见，往往只是看重新人而轻忽先辈，所以，逼得一些老艺人也只好染黑了胡须去侍奉那些年轻的后生了。

诗中有不平，有牢骚，隐含着讽刺。

竹枝词

刘禹锡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诗中首句写景，杨柳青翠可人，江水缓缓平平，这是一个令人心醉的美好环境。次句写耳中所闻，女郎听到了江上传来的唱歌声，因为是所倾心的人唱的，所以听来感到分外亲切。三四句写闻歌之后的心理活动。由于歌声不像对话那么意向明确，女郎只好想象、分析对方的真实态度：究竟是有情还是无情呢？这倒有些像阴晴不定的天气，东边太阳出来了，西边还在下雨，说是天没晴实际上已经晴了。

有晴、无晴是有情、无情的隐语。诗人巧妙地运用这双关隐语，把女郎听到情人唱歌时既喜欢又担忧的微妙复杂的情怀，写得生动、逼真。

和令狐相公别牡丹

刘禹锡

平章宅里一栏花，临到开时不在家。

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

和（hè）：奉和。令狐相公曾作《东都别牡丹》，此为和诗。令狐相公：令狐楚，此时出任东都（洛阳）留守。平章宅：令狐楚在长安的宅舍。平章，官名，唐时宰相。两京：西京长安、东京洛阳。春明门：长安东城门。

诗人说，宰相府里一栏牡丹花，临到开花时主人却不在家。不要讲两京距离不远，算不上远别，须知出了都城的门就等于落迹天涯。过去有“一出都门，便成万里”之说，这里充分地体验出人生况味，含有深刻的理蕴与情致。

清代诗人对此诗评价颇高，认为它“从无意味处说出情味，又绝不从题外起意，此等诗真不厌百回读也”。

醉中对红叶

白居易

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人。

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人，后迁居陕西渭南，贞元年间进士。他是唐代的重要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很高水平。

杪（miǎo）秋：秋末，晚秋。春：这里指春色、春光。

由于韵律上的要求，诗人在首联创作了两个倒装句，实际是：晚秋树临风，长年人对酒。意思是说，自己长年嗜酒，犹如晚秋临风的霜叶，脸上总是红扑扑的。这些都是铺垫。关键在后面两句：霜叶虽然也是一色艳红，但毕竟不是春色；人的醉貌尽管也是红颜，但终究失去了少年心态。有人考证，作者此诗写于江州被贬期间，寥寥二十个字，把政治上失意后借酒浇愁，情怀悒郁的心态，形象地反映出来。

苦热题恒寂师禅室

白居易

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

可是禅房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

苦热：酷暑炎热；也可解释为以酷热为苦。恒寂：和尚，作者友人。禅室、禅房：僧人居住的房屋。禅师：对和尚的尊称。

诗中寄寓了一种哲理。

诗人说，时值炎夏酷热，许多人都四出避暑，奔走如狂，唯独恒寂禅师在屋中静坐不动。那么，是不是这间禅房很独特，滔天的热浪根本进不来呢？并不是。只是因为禅师心定如冰，所以也就有身凉似水的感觉。这和陶渊明诗中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同一机理。

禽虫十二章（选一）

白居易

焦螟杀敌蚊巢上，蛮触交争蜗角中。

应似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

焦螟：古代传说中最小的虫类。蛮、触：《庄子》中说的蜗牛角上的两个小国。诸天：佛经中语，可以理解为无穷无尽的大宇宙。下界：指人间。微尘：佛经认为，人类所处的世界，与大宇宙相比，不过是一粒微尘。

诗中讽喻说，人们常常为一些极末微的事情争斗不已，宛如焦螟在蚊巢里杀敌，蛮、触在蜗角中交争。如果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把这些人和事放在茫茫宇宙里来观察，就会发现，这无异于是在一粒微尘里争雄斗胜，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

林下樗

白居易

香檀文桂苦雕镌，生理何曾得自全。

知有无材老樗否？一枝不损尽天年。

樗（chū）：臭椿，古称樗为无用之材。雕镌（juān）：雕刻。生理：犹言生命、生机。尽天年：尽享天年，长寿。

诗人通过名贵的檀、桂和无材的老樗这两类树木的不同际遇，阐释了庄子提出的老樗以其不材得享天年的道理。

诗人说，香檀、文桂由于身价高、用途广，备受雕镌之苦，生理不能得以自全；而老樗以其无材可用，没有人注意它，因而得以逃脱刀斧的砍伐，一枝不损地尽享天年。

放　鱼

白居易

香饵见来须闭口，大江归去好藏身。

盘涡峻激多倾险，莫学长鲸拟害人！

盘涡：漩涡。长鲸：哺乳动物，胎生，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拟：打算。

诗人给鱼放生，嘱咐说，要提防香饵的诱惑，见到它须闭口；回到长江大河里也要善自藏身，警惕那漩涡激浪产生的倾覆之险。当然，也不可像长鲸那样总打算害人！

说的是鱼，实际上句句都在教人，语意深沉，发人深省。

点额鱼

白居易

龙门点额意何如，红尾青鳍却返初。

见说在天行雨苦，为龙未必胜为鱼。

龙门：山西河津禹门口，称龙门。古有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大鱼群集龙门下，跃过者化为龙；否则，点额而还。点额：鲤鱼头额触撞石壁。李白诗：“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后因以点额喻仕途失意或应试落第。

这是一首比体诗。构思巧妙，寄意深远。

诗人说，没有跃过龙门的鱼，额触石壁而回，依旧是青鳍红尾，返本还初（其实也用不着懊丧）。化为龙以后，在天上要嘘云行雨，那也实在是辛苦无比（还真不如嬉戏江中自由自在）。看来，化龙也未必就比当鱼强多少。

送考功崔郎中赴阙

白居易

称意新官又少年，秋凉身健好朝天。

青云上了无多路，却要徐驱稳著鞭。

赴阙：上朝赴任。驱：前行。

诗中真情规劝，语重心长。大意是，你现在青云得步，再往高处攀升也不会有更多的路程了；可是，却要行事稳重，小心谨慎。表现了作者对少年得志的崔考功的深切关怀，里面又蕴涵着深刻的哲思。

自　感

白居易

宴游寝食渐无味，杯杓管弦徒绕身。

宾客欢娱童仆饱，始知官职为他人。

诗人感到，宴饮、出游、眠寝、吃喝，已经渐渐地变得十分乏味了，酒肉入肠，管弦盈耳，俗务缠身，也都毫无兴致，提不起来精神。只博得宾客欢颜、童仆饱腹，原来是，高官厚禄于己并无裨益，不过是为了他人！

从切身经历和实际体验中，写出发人深省的人生感悟，这是白诗的一个显著特点。

涧中鱼

白居易

海水桑田欲度时，风涛翻覆沸天池。

鲸吞蛟斗波成血，深涧游鱼乐不知。

前三句写沧桑翻覆，风涛不测，鲸吞蛟斗，都是暗写朝廷内部（以天池为意象）的血火交迸的残酷斗争。最后一句是说，置身山林，远离魏阙，像深涧游鱼那样，潜伏不出，就可以免遭争斗之祸而优哉游哉，自得其乐了。通篇都是用形象说话，却揭示出一种深刻的道理，深得理趣诗之妙。

王昭君二首（其二）

白居易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王昭君：汉元帝时宫女，因不肯贿赂画工，不得受宠于君王，后作为和亲角色嫁与匈奴。

诗人模拟王昭君的口吻，对汉朝使者说：回去后，请帮我向皇帝捎个话，问问什么时候能用黄金把我赎回去？皇帝若是问到我的容貌，千万不要说比不上在宫里的时候。诗中只是表达当事人的愿望，不着一字议论，却蕴涵着深刻的理致，发人深思。“美色”左右了昭君一生的命运，久困思归的唯一凭借竟然还是美色；诗的深意更在于揭露皇帝贪婪好色的本性。

白云泉

白居易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

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天平山：地处苏州市西二十里，巍然耸峙。山上有白云泉，素有“吴中第一泉”之盛誉，自白居易题以绝句后，声名益显。

诗人在苏州刺史任上，深感“身为形役”之苦，像他在《自咏》一诗中所说的：“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十分向往“云自无心水自闲”般自在自如的生活。他运用象征手法，借景抒怀，写泉寓志，以云、水的恬淡自由比喻闲适、清静的心情；以泉水出山涌起层层波浪的自然景象象征社会生活的波滚云翻。意在言外，寄怀深远，且又理趣盎然，形象鲜明。诚乃哲理诗中之佼佼者。

悯农二首（选一）

李　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772—846），字公垂，无锡人，元和年间进士，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

这是一首流传极为广远的通俗诗，题材很普通，道理也是尽人皆知的，但它却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原因在于它避免了那种概念化的说教方式，而是抓住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概括而又生动地表现了“盘中餐”乃是农民含辛茹苦创造出来的人间至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已经成了我们中华民族意蕴深邃的格言。

示法诗

神　赞

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太痴。

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

神赞，唐代禅师，得法于百丈怀海。晚住古灵寺，故称古灵神赞。

空门：一语双关。一般用它代指佛教，因佛教阐扬空的道理，并以空法作为进入涅槃之门。这里说的是开着的房门；可以引申为由自心去求悟。投窗：乱撞窗纸。

神赞禅师从蜂子不从空门飞出，却偏偏乱撞窗纸，结果频频碰壁，悟出修行求道之理。—如果只是死读经书，不从内心求悟，也就和蜂子乱钻窗纸一样，遥无出头之日。佛禅认为，人的自性自心至为广阔，能够包容一切，即心即佛，无须外求。

诗句形象鲜明，设喻准确，寓意深刻，有助于从广义上理解读书治学之理。

开悟诗

志　勤

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

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

志勤，唐代禅师，福州长溪（今福建霞浦）人。初在湖南沩山学道，久未开悟，一日出行见桃花灼灼，因而悟道，平生疑处，一时消歇，遂有此作。不久，即回福州灵云山传法。

寻剑客：此处可作求道理解。

志勤禅师之所以见到桃花盛开即能悟道，当是从中领悟到色空、有无的关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从而对过去所学得的“空非真空，空为妙有，色非实有，色为空无”的禅理，有了真切的理解。

从志勤的诗也看到，在“桃花悟道”之前，他已经整整苦修了三十年。如果没有这三十年的苦修功夫，即使天天见到桃花，亦不得豁然悟入。这里揭示了平日积累与一时开悟的辩证关系。所谓“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

诗中理趣、意蕴丰富，而且，意象、形象鲜明。

浪淘沙

皇甫松

滩头细草接疏林，浪恶罾船半欲沉。

宿鹭眠鸥非旧浦，去年沙嘴是江心。

皇甫松，字子奇，自号檀栾子，浙江建德人。工诗词，绝句有民歌风味，清新可喜。

罾（zēnɡ）船：扳罾打鱼的船。用竹竿做支架的鱼网，叫“罾”。浦：水滨，也就是下句说的“沙嘴”。

诗中说，河滩边上蒙茸的细草接连着稀疏的丛林，风高浪恶，渔船被摇荡得半浮半沉。眼前那鸥眠鹭宿之地并不是往日的江滨，—去年的沙嘴现已变作江心。

诗人写的是眼中所见，但寓意却十分深刻，使人因小见大，由事入理，面对沧桑迭变，不胜今昔之感。

题兴化园亭

贾　岛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

蔷薇花落秋风起，荆棘满亭君自知。

贾岛（779—843），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初落拓为僧，后还俗，屡试进士不第。其诗喜写枯寂之境，多寒苦之辞。曾任长江主簿，人称贾长江。

兴化园亭：唐文宗时，裴度进位中书令，大兴土木，修建兴化寺亭园。桃李：古籍《韩诗外传》上说，春种桃李者，夏得荫其下，秋得其实；春种蒺藜者，夏不可采其叶，秋得其刺。此诗取其意。

诗中说，达官贵人为怡悦耳目于一时，不惜令千家荡产，凿池养花，却又不栽春华秋实的桃李，只种多刺的蔷薇，结果秋风一起，花叶凋零，剩下了满亭棘刺。—这种后果，你这个园主是应该晓得的。

诗中以家常语、眼前事，提炼出讽嘲权贵、抨击聚敛、讥刺奢靡的重大题旨，于浅淡中见深意。

菊　花

元　稹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

元稹（zhěn）（779—831），字微之，洛阳人。唐代著名诗人，与白居易齐名。

秋丛：丛丛秋菊。陶家：指东晋文学家陶渊明，以爱菊闻名。

诗人说他像陶渊明一样，在屋舍周围栽种下丛丛菊花，每日里绕篱赏菊，流连忘返，直到红日西斜。不是在群芳之中独对菊花有所偏爱，只因为在百花中菊花最后凋谢，此花开尽更无他花。里面蕴涵着对菊花历尽风霜而后凋的坚贞品格的赞美，言浅情深，意蕴深邃。

离思五首（选一）

元　稹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本诗为悼念亡妻而作。

首句的意思是，对于水来说，沧海是至广至大、无以复加的，所以经过大海之后，一般的水也就不在话下了。语出《孟子·尽心》篇“观于海者难为水”。次句与首句同样，强调了事物的唯一性。据宋玉的《高唐赋序》说，巫山的云为神女所化，茂如松，美似瑶姬。因此，它是世间至美的形象，其他任何云彩都数不上。两句用来隐喻妻子的至美至善和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至深。第三句接下来说，正由于夫妻关系是这样美好，因此对其他女色绝无顾盼之意。对此，诗人予以形象化的表现，说自己草草地、仓促地走过花丛，总是懒于顾盼。（依古义，“取次”可作次第地、挨个地解释，也可作仓促、草草解释。）第四句承上进一步说明“懒回顾”的原因。“君”指亡妻。关于“修道”，可作两种理解：元稹本人确也尊佛奉道，但也可解释为修身治学。无论哪种情况，都是用以解脱失去爱侣的悲痛，求得感情上的寄托，所以，它和追念亡妻是一致的。

蜀　葵

陈　标

眼前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百窠。

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嫌处只缘多。

陈标，唐穆宗长庆年间进士，终侍御史。

蜀葵：亦称一丈红，锦葵科。窠（kē）：鸟、兽、虫类的窝，这里指像窝一样的蜀葵花。争几许：差多少，意谓可与牡丹比美。

诗中说，对于眼前的蜀葵实在是无可奈何，有的浅紫，有的深红，开起花来足有几百棵。本来，它是可以和牡丹相比美的，令人讨嫌之处只在于开得太多。

咏物寄兴，富含哲理，言浅意深，耐人寻味。

讽山云

施肩吾

闲云生叶不生根，常被重重蔽石门。

赖有风帘能扫荡，满山晴日照乾坤。

通篇作的是讽喻文章。

首句说，滚滚腾腾的闲云有叶无根，实际是讲，混淆是非真相的“闲云”一般的流言蜚语，说得天花乱坠，却是全无根柢的。这里的“闲云”也可以理解为拨弄是非的奸人。次句说，山云叠叠重重，常常掩闭了石门。这是倒装句式，即“石门常被重重蔽”。实际是说，尽管流言无根，但常常也能得逞，正路往往为之蔽塞。三、四句说，多亏大风把它刮得一干二净，眼前现出满山晴日，朗照乾坤。这里表达了对铲除害贤妒能、蒙蔽视听的奸人的期望和谗言终会被揭穿、是非真相总能得以廓清的信念。

姚秀才爱予小剑因赠

刘　叉

一条古时水，向我手心流。

临行泻赠君，勿薄细碎仇。

刘叉，家境贫困，性孤傲，好任侠，曾为韩愈门客，后不知所终。

古时水：比喻宝剑，因剑光闪闪发亮有似秋水明澈。通篇都是以水比剑。泻赠：本是持赠，因喻以水，故称泻赠。薄：迫近。

诗人本来是手托宝剑，却说成一条古时候的秋水向着我手心流，本来是临行时脱手相赠，却说成“泻赠”，仿佛由诗人手上又流泻到朋友掌中，颇为形象，饶有诗味。诗眼在于最后的嘱咐，说不要为了细碎的私仇小怨而仗剑泄愤，言下之意是要用它去建立奇功伟业。大约与刘叉同时代的张祜，有一首《书愤》五绝，后两句说：“平生莫邪剑，不报小人仇”，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送隐者一绝

杜　牧

无媒径路草萧萧，自古云林远市朝。

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

杜牧（803—853），字牧之，长安人。唐太和年间进士，著名诗人，向有“小杜”之称。以济世之才自负，诗文中多指陈时政之作。

无媒：没有引荐的人，比喻进身无路。云林：隐者遁迹之地。市朝：争名逐利的市场、官场。饶：饶恕，放过。

前两句的意思是，由于没有人引荐，你只好遁迹云林，远离争名逐利的市朝，结果门庭冷落，径路上杂草丛生。后两句宕开一笔，由叙事转入议论，说世间最公道的事，就是任何人到了老年都要生长白发，包括公伯王侯，谁也没有例外。言下之意是，云林隐者与当朝显宦地位高低不同，看似有霄壤之别，可是，在老、死面前，却并无根本上的差异。

瀑布联句

香严闲禅师　李　忱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香严闲禅师，庐山高僧。（《庚溪诗话》作黄檗禅师，误。）李忱（810—859），即唐宣宗。

联句：赋诗时，人各一句或几句，合而成篇，称联句。

首句是说涓涓细流形成瀑布的曲折过程。次句表现瀑布气象的高远，寓有人的志行高远之意。第三句回到溪涧，照应首句。在诗情上是小小的回旋，意在展示一往无前的决心与信心，为第四句说的必将大有作为进行铺垫。

全诗通过刻画瀑布的完整性格，来塑造一个有志者的形象。富有诗情理趣。

蔡中郎坟

温庭筠

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

温庭筠（812？—870？），字飞卿，太原人。晚唐时重要诗人、词人，仕途不得意。

蔡中郎：蔡邕，东汉文学家。其坟在今江苏常州境内。

首句讲古坟，经过数百年的沧桑，孤坟零落，野花丛生。次句讲坟里的人。古人迷信说法，人死后能够转世投胎，寻找后身，传说东汉文学家张衡的后身是蔡邕。这里讲，听说蔡邕也有后身了。三、四两句就此生发开去，引出主题：今天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爱惜人才了，因此，若是蔡中郎也有后身，可千万不要枉费心力去作词人了。

诗人慨叹怀才不遇，借题发挥，情见乎辞。

乐游原

李商隐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河南沁阳人。晚唐重要诗人，诗善用比兴，华美精工，想象丰富，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乐游原：在长安东南，地势高敞，可俯瞰全城。

诗人因心情不佳，晚登古原，见夕晖灿烂，美不胜言，遂慨叹光景虽好而黄昏将至，顿起美景不常之感。也有的学者认为，“只是”应解释为“就是”、“正是”。这样，最后两句的意思是：夕阳最好是黄昏。录此以备参考。

嘲　桃

李商隐

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

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

无赖：通常指放刁耍泼、品行不端的人。这里把桃花拟人化，说它令人讨厌。平明：清晨。露井：上无遮盖的井。拟：想要。

前两句是描写，说了桃花开放的时间与地点。“无赖”二字领起，讥嘲之意便已晓然。三、四句是叙述，春风吹绽了桃花，桃花不知感激，却反而要讥笑春风。

诗中含有很深的意蕴，似是借嘲讽夭桃讥刺那些得意后负心的小人。

初食笋呈座中

李商隐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第一句说竹笋出林。箨（tuò）是竹笋的外壳，苞指壳中的笋心。第二句说笋价昂贵。於（wū）陵在今山东邹平东南，这里竹笋稀缺，更显贵重，故有“论价如金”之说。后两句说，都城大邑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难道你们就忍心剪掉这志在凌云的小小笋心！

这是一首因物寄兴的诗。

初出竹林的嫩笋，既是诗人自况，也泛指广大有才识的年轻人。诗人借此劝喻为政者不要扼杀发展中的有用之材。

题汉祖庙

李商隐

乘运应须宅八荒，男儿安在恋池隍。

君王自起新丰后，项羽何曾在故乡！

汉祖：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庙在今江苏沛县。乘运：因时乘势。宅八荒：以天下为家。八荒，泛指寰宇之内。池隍：城池。君王：指刘邦。新丰：在今陕西临潼东北。刘邦建都长安，老父随往，思恋乡里，刘邦便把故乡丰、沛一带经营饮食服务业的商人迁来，就地建立新丰。项羽：西楚霸王，在长达五年之久的楚汉争雄中，为刘邦所败。项羽故乡在今江苏宿迁县西。攻进咸阳后，项羽火烧阿房宫。见秦宫室已残毁，又心怀故里，亟欲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诗的前两句就是针对项羽的这番话讲的。说他应该胸襟宽广，志在四方，乘胜追击，统一全国，不该眷恋故乡的城池。后两句以刘、项不同的举措加以对比：有“宅八荒”之志的刘邦，在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另建与家乡一样的新丰；而“恋池隍”的项羽，到头来兵败身亡，又何尝能在故乡夸耀富贵呢！

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选一）

李商隐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韩冬郎：即韩偓（wò），冬郎是他的小名。李商隐赴梓州任职，当时年仅十岁的韩偓曾即席赋诗相送。五年后，作者由梓州返回长安时，写了此诗酬答。畏之员外：冬郎之父韩瞻，与李商隐交谊甚深。裁诗，即作诗。走马成，意为走马成章，形容才思敏捷。冷灰残烛，形容夜已深沉。

诗的前两句追忆当年韩冬郎赋诗赠别情景。第三句，以桐花（传说凤凰栖于梧桐，以桐实为食）与丹山（传说中的凤凰集聚之地）形象地说明冬郎具有良好的生长环境。第四句是全诗之眼，说冬郎（喻为雏凤）才思清越，超出了他的父亲。这反映了事物的发展规律，说的是寄希望于未来，青年一代前途不可限量。

月

李商隐

过水穿楼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

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

触处明：触照之处一片光明。藏人带树：月中有吴刚和桂树。虚惆怅：空自感伤，这里含有没必要伤感的意思。

诗中说，一轮满月自是令人欣喜，但面对初生暂缺的新月也不要为之怅惋，并非圆即有情而缺则无情。这不仅因为圆缺都在互变，新月总要变圆，而且，缺也有缺的情致，此即所谓“缺陷之美”吧。

嫦　娥

李商隐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嫦娥：神话中的月中仙女。传说她偷吃了丈夫后羿从西王母处得来的不死仙丹之后，便逃离人世，飞入月宫，成了仙子。云母：一种透明有光的片状矿物，常用来装饰屏风。这里是说室内陈设华美。

头两句暗示诗人彻夜未眠，孤寂地伴着深宵烛影，直到银河隐没、晓星渐沉。后两句借咏叹嫦娥以感怀身世。“世人都说神仙好”，可是，无论是诗人还是嫦娥自己，却都认为她不该离开人间，去过那种凄清孤寂的生活。通过写嫦娥的悔恨来抒写诗人的自伤自怨之情—嫦娥偷药，本望成仙，结果造成终身独处，孤苦难言；自己也曾冀求政治上有所作为，却反而闹得居无宁处，千般落寞。

放　鱼

李群玉

早觅为龙去，江湖莫漫游。

须知香饵下，触口是铦钩！

李群玉（？—862？），字文山，湖南澧县人。举进士不第，其诗善写羁旅之情。

为龙：以鱼跃龙门化为神龙象征飞黄腾达。铦（xiān）钩：锋利的钩，藏在香饵里用以钓鱼。

这是一首富于哲理的咏物诗。诗人因放鱼而恳挚地嘱咐它：早日觅得成龙之路，千万不要浪游江湖。因为江湖里到处都设置铦钩，触口皆是，而且诱以香饵，切莫吞钩上当。说的是鱼，实际上暗喻当时社会的险恶。

赏　春

罗　邺

芳草如烟处处青，闲门要路一时生。

年年检点人间事，惟有春风不世情。

罗邺（825—？），晚唐诗人，屡试不第。因诗人韦庄上奏朝廷，死后得追赐进士出身。

闲门：贫家。检点：查点。世情：世俗之情，此处意为“势利眼”。

这是一首咏物诗，通过咏赞芳草和春风来讽喻世态人情。头两句说，芳草如烟，不管是贫家陋巷还是权门要路，处处长得青葱一片。后两句转入春风，点明主旨。以拟人手法，写春风年年都来查点人间万事，对谁都一视同仁，在春风身上看不出人情的冷暖与世态的炎凉。

望　仙

罗　邺

千金垒土望三山，云鹤无踪羽卫还。

若说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间？

三山：古代神话传说海上有三神山，这里泛指仙人居住之地。云鹤：乘云驾鹤。云鹤无踪，借喻未能成仙得道。羽卫：皇帝的仪仗队、卫队。

这是一首讽刺诗。诗人说，当年那些刻意求仙的帝王，不惜耗费巨资垒土筑台，企图望到仙山福地，想象着有朝一日乘云驾鹤得道成仙。结果是连个云鹤的踪影也没见到，只有皇帝的仪仗队威威赫赫地回来了。看来这一切都只是空想。如果真的求仙便能得仙，那么，地面上又怎会有埋葬汉武帝尸体的茂陵呢？

己亥岁（二首选一）

曹　松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无计乐樵苏。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曹松（828—903），字梦征，安徽潜山人，唐昭宗光化年间进士。

己亥岁：唐僖宗乾符六年。这一年镇海节度使高骈镇压黄巢起义军获功，诗当为此而作。泽国：指江南一带水乡。乐樵苏：安心打柴割草，喻安居乐业。凭君：希望您，意在“请”与“求”之间。

诗人说，江南水乡全都卷入了战争，老百姓无法得以安生。赶快行行好吧，可别再提封侯之事了，万堆骷髅造就了一将功成！

古代战争以斩获首级之数计功，造成了无辜生民的残酷受戮。“一将功成万骨枯”，词苦声酸，骇心刺目，乃一篇之警策。该诗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历史的本质，具有很深的意蕴。

蜂

罗　隐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罗隐（833—910），浙江余杭人，晚唐诗人。因好讥讽世事，得罪权贵，十次应进士第，均不得中。

诗中说，那可怜的小蜜蜂，终朝每日飞去飞来，到处采花酿蜜，占尽了无限风光。可是，到头来自己却是一无所获，究竟是为谁辛苦，为谁奔忙呢？

诗人慨叹自己劳苦终生，枉抛心力，以蜜蜂自况，抒发痛苦而失望的情怀。

鹦　鹉

罗　隐

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

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

鹦鹉：亦称“陇客”，因旧时有陇山以西出产鹦鹉之说。分明语：过于明白的话。

诗人说给鹦鹉：你不要恨怨被人剪了翅膀，关进雕花的笼子里，江南这里毕竟比你的老家陇西暖和得多。不过，既然关进了笼子，就不像在野外那么自由了，所以我要奉劝你，说话还是要特别小心，多加注意，须知过于明白的话容易招祸，因此，反而是难以出口的。

劝鹦鹉实际是警戒自己，莫要直言贾祸。

焚书坑

章　碣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章碣（836—905），浙江桐庐人，唐乾符年间进士，诗人章孝标之子。

焚书坑：在今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地方。竹帛：指书籍。祖龙居：指帝都咸阳。祖龙，即秦始皇。刘项：刘邦、项羽。

这是一首讽刺诗，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虐行径进行了辛辣的嘲讽。首句说，烧书的烟尘消散了，秦皇的帝业也跟着空虚了。焚书原本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结果却适得其反，恰恰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次句就帝业空虚展开来说，尽管有函谷关和黄河这些天险，也保不住秦皇的都城与宫殿。三、四两句更进一层，以调侃的口吻，对焚书这一举措的荒唐进行无情的揭露，说没等到坑灰冷却，山东那边就揭竿而起，你害怕读书人横生谤议，可是，那带头造反的刘邦、项羽根本就不读书！

退居漫题（七首选一）

司空图

燕语曾来客，花催欲别人。

莫愁春已过，看着又新春。

司空图（837—908），字表圣，唐咸通年间进士。山西永济人，后隐居王官谷，自号知非子。所撰《二十四诗品》颇有影响。

诗中写的是暮春光景。首句说，燕语呢喃，栖居梁上，曾经前来做客。次句说，春光烂漫，催着百花盛开，转眼又将纷纷谢去，与赏花人告别。二者一是已经过去的事物，一是即将过去的事物，总之，春光来去匆匆，令人感到惋惜。诗章如果就此为止，那调子实在是太低沉了。三、四两句陡然峰回路转，说不要愁着春天已过，眼看新的春天就将到来。揭示了事物的内在规律，使人心胸为之豁然。

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高　蟾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

高蟾，河朔（古代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人。本为寒士，屡试不第。本诗是他再次落第后写给高侍郎的。作诗后第二年，中进士第。

永崇：唐时长安的坊名。芙蓉：荷花，作者自喻。

这是一首借物咏怀的诗。前两句说，碧桃、红杏靠着甘露滋润、太阳煦照开出娇艳的花。“天上”、“日边”象征中第者地位陡然上升，“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和露种”、“倚云栽”比喻这些人凭恃靠山，殊获宠遇。三、四句转过来写他自己，说江上的芙蓉却不具备这些优越条件，只能在秋风中迟迟地绽放，但它清冷自甘，既不怨天尤人，更不肯趋炎附势。

以诗代柬，态度不卑不亢，很占地位。

小　松

杜荀鹤

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杜荀鹤（846—904），字彦之，号九华山人。出身寒微。曾数次进京应考，不第还山；后于晚唐大顺年间得中进士。

蓬蒿：蓬草、蒿棵，都是低矮的植物。

诗人借咏小松，批评那种不重视新生事物，不注意发现和培养尚未崭露头角的“隐性”人才的现象。说，松树自小一头扎在深草里，而今渐渐地钻出了蓬草、青蒿。人们不懂得再大的树也都起于毫末的道理，只是等到巨木凌云之日才承认它高。

小诗运用鲜明的形象阐释道理，讽喻世情，既尖锐、深刻，又摒绝空洞说教之弊。

涧　松

崔　涂

寸寸凌霜长劲条，路人犹笑未干霄。

南园桃李诚堪羡，争奈春残又寂寥。

崔涂（850？—？），字礼山，唐僖宗文德年间进士，久在巴、蜀、湘、鄂、秦、陇等地作客，诗多羁愁别绪之作。

干霄：冲天。争奈：怎奈。

这是一首涧底小松的赞歌。首句是说，小松长在山涧底部，生活条件恶劣，成长缓慢，“长劲条”极不容易。次句是说，因为长得又小又慢，所以遭到过路人的讥笑，说它这么长下去，哪年哪月才能直上青云呢！三、四两句陡转，说南园的桃李，花开似锦，倒是值得人们艳羡，可是，怎奈它一当春光老去，又要残花委地，复归于寂寥呢！

感　花

崔　涂

绣轭香鞯夜不归，少年争惜最红枝。

东风一阵黄昏雨，又到繁华梦觉时！

绣轭香鞯：轭（è），牛马等拉东西时套在颈部的器具。鞯（jiān），衬托马鞍的垫子。器具讲究，说明主人奢华。惜：爱。

题为《感花》，意谓有感于眼下的繁花似锦，里面隐含着盛衰兴替之感。前两句极写少年豪俊纵情声色，赏花游宴，通宵达旦，流连忘返，与后面的东风骤起，雨中花落，暮色四合，繁华梦醒，形成鲜明的对比。后两句颇有警示作用。

云

来　鹄

千形万象竟还空，映水藏山片复重。

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

来鹄（hú）（？—883），江西南昌人，晚唐诗人。屡试进士不第，隐居山泽。其诗多写漂泊、困顿的生涯，亦有关注民间疾苦之作。

诗中说，云朵千形万态变化无穷，忽而倒影水中，忽而藏身山坳，忽而孤单一片，忽而叠叠重重，可是，到头来竟是空空，—眼看着遍地禾苗干枯欲死，它却在那里悠闲自在地幻作奇峰！

诗是借题发挥，讥讽那般不解决实际问题，不关心民间疾苦，一味玩弄“花架子”的人。

长门怨

刘得仁

争得一人闻此怨，长门深夜有妍姝。

早知雨露翻相误，只插荆钗嫁匹夫。

刘得仁，晚唐诗人。

长门怨：乐府楚调名。长门，汉宫名。陈皇后得宠于汉武帝，后失宠，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怨。争：怎能。一人：指帝王。妍姝：美女。雨露：恩泽，借喻得宠。荆钗：荆条做的头饰。匹夫：古代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普通百姓。

诗中以失宠后妃的口吻，说：怎样才能使皇帝听到我的这种怨语，晓得在深夜的长门宫中还有一个失宠的美女呢？咳，若是早知最终落到这种可悲的境地，当初真不如荆钗布裙，嫁给一个普通的农夫了！悔恨之言中，贯穿着警策的省悟。其实，何止宫廷中幽居的怨女弃妇，普通社会人生中，这种“雨露翻相误”的悲剧现象还少吗？

感　事

王　镣

击石易得火，扣人难动心。

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

王镣，唐显宗年间进士。曾官汝州刺史。《全唐诗》中录其诗一卷。

扣人：叩门求人。朱门：红色大门，代指豪富人家。

将击石与求人并举，一易一难，一火一冷，说明人心竟然不及冥顽不灵的石头，极写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可谓入木三分。最后，笔锋一转，再掘进一层，揭示世间常见的一种社会现象：那些豪门新贵，今日缺乏同情之心、恻隐之心，冷酷无情；可是，当年在他们处于困穷之中，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时候，也曾深深痛恨过朱门豪贵的心肠冷硬啊！“得志便猖狂”，小人嘴脸，昭然可见。

语句平常，却意蕴深远，极具警世教人的现实意义。

道旁木

唐　备

狂风拔倒树，树倒根已露。

上有数枝藤，青青犹未悟。

唐备，晚唐诗人。

大树已经被风刮倒，树根露在外面，完全断绝了生机；可是，缠绕枝头的青藤却全然不晓这种败亡的命运，安之若泰。自然界中的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也屡见不鲜。大而至于国家、民族，小而及于团体、个人，安而忘危、乐而忘忧，直到最后祸患及身才恍然大悟。说来也是堪笑又堪悲的。

小诗形象鲜明，语句通俗易懂，但所揭示的哲理却是十分深刻的。其中涉及到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本质、眼前与长远等多方面的认识。至为深刻、警辟的道理，却纯以形象出之，不着一句议论而理趣昭然，可谓深得诗家三昧。

沙上鹭

张文姬

沙头一水禽，鼓翼扬清音。

只待高风便，非无云汉心。

张文姬，鲍参军之妻，《全唐诗》存诗四首。

云汉心：高飞远举之志。云汉，长空。

这是一首咏物寄怀的诗。说水滨沙岸之上有一只白鹭，一边在沙洲上闲步，一边不住地鼓动着翅膀，发出嘹亮的鸣声。看得出它是不肯久居下游的，只是在等待着时机和条件。一旦风云得便，那它就会远举高飞的。

金缕衣

无名氏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这是一首中唐时的流行歌词，作者已不可考。歌女杜秋娘曾演唱过，有的选本遂把她题为作者，是不确的。

金缕衣：金线织成的衣服。惜：珍视，喜爱。直须：应当。

这是一首劝人莫负好时光的说理诗，但用的却是形象性的语言和艺术手法。诗中说，奉劝各位不必珍惜那华贵的金缕衣，而应该珍视少年时代的金色年华。正如同鲜花盛开之时就应该摘取，不能等到叶落花飞去折摘空枝。

一般的绝句写法，是先景语后情语，此诗先赋后比，先情语后景语，十分别致。

插秧谣

契　也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契也，即布袋和尚，五代时的一位高僧。

六根：佛家语，指眼、耳、鼻、舌、身、意。它们分别接触色、声、香、味、触、法（称为六尘）。佛家认为，人要修行、得道，就是要使自己内在的“六根”不被外面的“六尘”污染，时时保持自性的清净。

诗中借农夫插秧说明人生悟道之理：手里拿着青秧，低着头一把把插向田间。这时候，心头没有任何私心尘念，不经意间，发现水中映出一片明净的蓝天，原来，竟是别有洞天。正是在一步步后退着插秧时节，才能看到满田尽是青青的秧苗。于是，恍然解悟：退步原来是向前！说的是插秧，实际上远远超越了插秧意象，而深蕴着哲理禅思。

卷二　宋 诗

读《三国志》

李九龄

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

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

李九龄，宋乾德年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前后在相位七年。

《三国志》：晋人陈寿著的记述魏蜀吴三国史事的史书。循环：往复回旋。司马迁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诗中批驳了这种带有历史唯心主义色彩的论点。武侯：诸葛亮，三国时蜀国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因曾受封武乡侯，遂简称“武侯”。周瑜：三国时吴国名将。星落：巨星陨落，代指身死。

前两句说，治国的关键在于任用贤才，不能说国家兴废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如后人所概括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四两句用史实来反证“有国由来在得贤”的规律性认识，说诸葛亮和周瑜一死，西晋灭掉西蜀和东吴就容易了。

示子弟

杨　玢

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

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

杨玢，字靖夫，曾仕前蜀，后归宋，官至工部尚书。

示子弟：杨玢在长安的故居多被邻人侵占，子弟欲诉诸官府，他便写诗加以阻止。从伊：听从他们侵占。含元殿：即兴庆宫大殿，建于唐代。离离：形容草木繁茂。

杨玢教育子弟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得失、弃取，处理好同邻里的关系。说四邻侵占我们的房产那就让他们去侵占好了，毕竟要想想当初未曾置办这些房产之时。如果你们还想不通，不妨到唐代的含元殿的殿基上望一望，当年是何等繁华富丽，而今却是秋风萧瑟，荒草离离。言浅意深，颇有警世作用。

咏泉州刺桐

丁　谓

闻得乡人说刺桐，叶先花发始年丰。

我今到此忧民切，只爱青青不爱红。

丁谓（966—1037），字谓之，宋淳化年间进士。

泉州：在今福建。刺桐：落叶乔木。忧民切：对民间疾苦深切关心。

作者说，我一到泉州就听当地人讲，刺桐树如果先吐叶后开花，这一年收成就好。我本来是想赏花的，但是，由于忧民之心深切，祈望年丰之心深切，所以，也就只爱青青绿叶而不愿欣赏红花了。

丁谓这个人，官声并不太好，但他身为宰相，能够体现一片忧民之心，我们也不妨加以彰显。诗也写得巧妙，通过实际事例来揭橥心态、言志抒怀，较为得体。

咏傀儡

杨　亿

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

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

杨亿（974—1020），字大年，福建浦城人，宋淳化年间进士。

鲍老：宋代戏剧舞队中一个引人笑乐的角色。当筵：到场，登场。郭郎：戏剧角色中的丑角，即戏中的傀儡。郎当：衣服肥大不合身的样子。转更：反更。

这是一首借咏傀儡来讥讽世态的诗。诗的大意是，鲍老、郭郎不过是傀儡戏中的角色，郎当还是利落，都在幕后人牵线操纵，戏中角色是身不由己的，因此，鲍老亦不必讥笑郭郎。假如不信，换个位置看看，由你鲍老登场表演，那你的舞袖会比郭郎更郎当的。语虽俚俗，寓意却十分深刻。

七　夕

杨　朴

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

杨朴，字契元，号东野逸民，郑州人，善歌诗。曾隐居嵩山，后被宋朝召出。

七夕：农历七月七日晚，相传牛郎、织女天河相会。未会：不晓得。牵牛：即牛郎，与织女同为神话中人物。传说天帝之女织女在天上织云锦天衣，后嫁牛郎，织务遂停。天帝震怒，将他们拆散，允许每年七夕相会一次。乞巧：民间习俗，妇女于七夕穿针，向织女星乞求智巧。

诗人说，不晓得牛郎意向如何，却须邀请织女舞弄金梭。不过，织女年年总要传给人间智巧，又哪知人间的机巧已经太多！“巧”字双关，民间乞的是智巧，而人世间所患的是机巧、狡诈。诗人巧妙地把二者缀在一起，用以讽喻世情。宋人胡仔咏七夕诗句中亦有类似意蕴：“人间百巧方无奈，寄语天孙好罢休。”天孙，即织女。

江上渔者

范仲淹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人。宋祥符年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他以文臣而兼武将，守延安时颇有威名。其诗时有寄托怀抱、讽喻世态之作。

鲈鱼：南方的淡水鱼，体侧扁，头大、口巨、鳞细，味美。

作者慨乎其言地说，来往江上的人没有不称赞鲈鱼味美的，可是，又有几个人知道捕得鲈鱼委实不易，可以说它是渔人用生命换来的。谓予不信，那就请看：风波簸荡，江涛汹涌，渔人驾着一叶扁舟出没其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啊！

淮上遇风三首（选一）

范仲淹

一棹危于叶，旁观亦损神。

他年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淮上遇风：作者出守睦州（治所在今浙江桐庐），水路前行，取道淮河遭遇大风。棹：摇船的用具，此处借指船只。损神：惊心动魄。忽：忽略，忘怀。

诗中说，在狂风怒浪中，小船摇荡颠簸得比一片树叶还危险。不要说坐在上面，就是站在岸边旁观也都觉得惊心动魄。当时，作者就在风浪中自勉：日后回到平地上，绝对不应忘记那些身在险境中的人。

从切身经历中获得人生感悟，倍觉真切感人。

书扇示门人

范仲淹

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书扇示门人：写在扇子上给弟子看。幽：幽深雅静。

作者教育子弟要用历史眼光分析事物，处理问题；要懂得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更迭、变化着，莫以暂得的利益为喜，应该把目光放得远一些。

诗句浅显易懂，述说的内容也贴近生活实际，但其哲理蕴涵却至为深刻，令人寻味无穷。

杂　诗

遇　贤

扬子江头浪最深，行人到此尽沉吟。

他时若向无波处，还似有波时用心。

遇贤，宋初长洲东禅寺诗僧。

沉吟：遇到复杂或疑难的事情用心思考，久久不决。

诗人说，面对着涛深浪恶的扬子江头，无论谁都会认真对付，这是非常必要的；只是希望，将来到了风平浪静的地方，也都能像在情况险恶的扬子江头那样仔细、用心。言浅意深，颇富哲理。

清代诗人袁枚有《小心坡》诗：“险极坡难过，小心各自持。劝君平地上，还似过坡时！”与此意义相同。诗中说，由于坡上十分惊险，特别难过，所以人人备加小心。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事故的倒不多。但在平地上，人们往往掉以轻心，结果颠扑倾覆者时或有之。即所谓“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小土丘）”。

其实，何尝只是行路，对于处理世事也同样有借鉴意义。

使风船

梅尧臣

清淮直上水连天，坐看高帆后复前。

自是乘风有迟速，不由人力爱争先。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安徽宣城人。北宋著名诗人，曾任职尚书都官员外郎，故有“梅都官”之称。

迟：慢。速：快。

诗人说，淮河水天无际，里面布满了帆船。我看到，高帆片片，有后有前。自然是因为趁风行驶有快有慢，而不取决于驶船人要不要争先。

诗中借助帆船行驶的日常现象，讲了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的关系，颇富理趣。

画眉鸟

欧阳修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自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吉水人，天圣年间进士。北宋著名文学家，散文、诗词均有很高成就。他的《六一诗话》是第一部以“诗话”名义论诗之作。

画眉鸟：又叫百舌，鸣声悦耳，可供笼养。

诗中说，画眉鸟在山林间随意飞翔，鸣声婉转，悦耳动听。可是，当把它锁进精美、华贵的笼子里，再听它的鸣声，就觉得赶不上自在飞翔时那样动听了。

这是一首富含哲理的咏物诗，通过描述画眉鸟在笼中和林间鸣声的差异，表达对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之情。

题花山寺壁

苏舜钦

寺里山因花得名，繁英不见草纵横。

栽培剪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

苏舜钦（1008—1049），字子美，四川绵州人，宋景佑年间进士。诗风雄放劲健。性格坚强，敢于痛陈时弊。

花山寺：地址不详，一说在今江苏镇江。题壁：把诗题在墙上。

诗人说，花山寺本来因花而得名，可是，现在却繁花不见，杂草纵横。面对这名实不符的景象，我遂想到，花木必须经常剪枝修整，因为鲜花太容易凋零了，而杂草又太容易丛生！

即事明理，有感而发，既是对自然现象的概括，也是深沉的社会经验的总结。

小　桧

韩　琦

小桧新移近曲栏，养成隆栋亦非难。

当轩不是怜苍翠，只要人知耐岁寒。

韩琦（1008—1075），字稚圭，河南安阳人。宋天圣年间进士，曾任枢密使、宰相。

桧（ɡuì）：柏类常绿乔木。隆栋：大材。轩：几面有大窗便于赏景的房子。怜：爱。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作者说，我把这棵小桧移近曲栏，并非着意于让它快快地长成隆材巨栋，—应该说，这也并不是很难的；也不是为了欣赏它的苍苍翠色。我只是要让人们从它那种“耐岁寒”的高贵品格中得到有益的启迪。这里有自许，有抱负，也有感慨。

闻　莺

李　觏

才转歌喉碧树枝，惊飞还避巧丸儿。

可怜蜂蝶无言语，入遍花房人未知。

李觏（ɡòu）（1009—1059），字泰伯，江西南城人。北宋学者，应试不中，长期在家乡教书。

转：同“啭（zhuàn）”，鸟婉转地鸣叫。可怜：可爱。

作者说，喜欢歌唱的黄莺，在青枝翠叶间刚一开喉鸣啭，就被持弓夹弹的小儿发现，于是，只有仓皇地惊飞远避；而那可爱的娇蜂细蝶，一声不响地采蜜扑粉，遍入花房，却悄无人知。

此诗显然是针对一些社会现象有感而发，亦似对多言招祸者有所警喻。

清夜吟

邵　雍

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

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邵雍（1011—1077），字尧夫，人称康节先生，河北涿县人，后久住洛阳近三十年，名所居曰安乐窝。北宋道学家，精象数之学。

“一般”句：同样的清幽淡远的意味。

诗中写了两种情境：一是净，凉夜深沉，纤云不见，碧空澄澈，月到天心；二是静，四野无声，万籁俱寂，一池春水上突然有轻风掠过，显现出细细的波纹。两种情境的共同神韵，都是一个“清”字。但料得到，这种清幽淡远的意味，却只会有很少的人能够领略，因为领略情境的净与静，有赖于心境的净与静。世人追名逐利，奔走营求，整天处于惶遽、浮躁之中，又怎能做到净与静呢？

天津感事吟

邵　雍

水流任急性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

不似世人忙里老，生来未始得开颜。

天津感事吟：在洛阳天津桥上因事有感而吟。任急：纵然急，即使急。意：意态，情绪。未始：从来未有。

作者借助流水、落花的自然形态，从哲学高度揭示仕与隐、忙与闲、动与静的矛盾与对立。说，流水纵然急遽，其本性却总是平稳、澄静的；繁花零落虽然连续、频繁，但它的意态却是闲适的。不像世人那样，从生下来就没有一笑颜开的时候，最后在奔波、劳碌中老去。

咏　柳

曾　巩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宋嘉佑年间进士。以散文著名，列在“唐宋八大家”里。

解：懂得。

这是一首讽喻诗，通过柳枝乱舞、飞絮颠狂的性格化描写，使人看到一个得志便猖狂的形象。

诗中说，柳枝倚仗着东风的吹拂回黄转绿，作势张狂，它只懂得扬花吐絮，遮天蔽日，可哪里知道，还有严霜飞降，枯叶凋零那一天！出语冷峻，足令得意忘形者惕然深思。

瞑　目

司马光

瞑目思千古，飘然一烘尘。

山川宛如旧，多少未来人。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山西夏县人，宋宝元年间进士。前后费时十九年编修《资治通鉴》。

首句说，闭着眼睛沉思千古。次句说，个体生命在时间长河中像烧过的尘灰一样渺小与短暂。三、四两句说，历经千古，自然界看不出太大的变化，而生民已经传递了无数代。

作者体悟到自然界的永恒和人世间的递变以及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渺小。诗中富于哲理性的思索，可以同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参照着读。

登飞来峰

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庆历年间进士，北宋诗文大家。拜相后，积极推行新法，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作者写此诗时年方三十，正是壮怀激烈、立志革新的向上时期。

飞来峰：在今杭州西湖灵隐寺前。千寻塔：言塔之高。古时以八尺为一寻。这与下面的“鸡鸣见日升”，都是说明立足点很高，能够登高望远。浮云：古时诗文常用以比喻奸邪势力，此处亦然。自缘：自然是因为。

前两句写所见所闻，为后面的抒发议论作好铺垫；后两句表达了政治家的坚定决心与高度信心。既具形象感，又富哲理意味—在日常生活体验中，“登高望远”现象随时可见；而从政治家角度来谈，便赋予新的意蕴，由于立足点高，因此所见者大，视野会更开阔，识见会更高超，辨识能力会更强。

北陂杏花

王安石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

纵被东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陂（bēi）：池塘，水岸。花影：树上杏花及其在池中的倒影。各占春：花和花影各占一分春光。纵：纵然，即使。绝胜（shēnɡ）：绝对胜过。陌：泛指田间小路。

通篇都是对杏花的赞美。头两句写花开，后两句写花落。花开时繁英缀锦，分外妖娆；花谢后，随风飘散，宛如雪片纷飞，即使落入陂池，也胜过飘零南陌，碾成尘土，遭人践踏。

诗中寄寓了作者在政治上失意时宁受贬逐也不改变志节的高尚情怀。

辱　井

王安石

结绮临春草一丘，尚残宫井戒千秋。

奢淫自是前王耻，不到龙沉亦可羞。

辱井：陈朝的景阳宫井，俗称胭脂井。隋将韩擒虎攻入建康（今南京），骄奢淫逸的陈后主与宠妃投入景阳宫井藏匿，随即被俘。结绮、临春：陈后主所建宫殿。前王：指后主陈叔宝。龙沉：帝王投井。

这是一首咏史诗。诗人说，繁华富丽的结绮宫和临春宫，已经坍塌破败，成为荒草一丘，那警戒千秋万世的辱井，至今却还残留。唉，骄奢淫逸自当是陈叔宝的耻辱，不等他投井被俘，早已经堪憎堪羞！

诗中阐明一条颠扑不破的人间至理—“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治国理政的要诀，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鱼　儿

王安石

绕岸车鸣水欲干，鱼儿相逐尚相欢。

无人挈入沧溟去，汝死那知天地宽！

车鸣：水车车水响个不停。挈（qiè）：提，带。沧溟：大海。汝：你，你们，此处指鱼儿。

诗中说，伴随着水车声响，塘水眼看就被抽干，可鱼儿还醉生梦死地只顾贪欢。如果没有人把你们带入大海，可能是到死也不知海阔天宽！诗人借鱼儿的悲剧，恻然致慨于那些眼界狭窄、昏懵无知的人。

一番深刻的哲理隐现在黯然悯怀之中，手法十分高妙。

题张司业诗

王安石

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

看似寻常实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张司业：唐代诗人张籍，曾任国子监司业。张籍，苏州人，故又称苏州司业。

诗名老：诗名久。乐府：在唐代诗人中，张籍写乐府诗比较早，白居易、元稹都曾受到他的影响。奇崛：奇特突出。

诗人准确地评价了张籍乐府诗的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诗文创作的规律，里面蕴涵着深刻的哲理。这种哲理不仅适用于诗文创作，对于观察事物、解读人生、认知规律，同样具有普适性的规律。

棋

王安石

莫将细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

棋：这里指围棋。随缘：随机缘而不勉强。两奁（lián）：两盒。亏成：成败、得失。

作者围棋下罢，面对棋盘（枰），想起棋战中那种丝丝计较，拼力争斗，感到实在是无谓而又无益的。诗中说，不要让这种区区小事扰乱了我们的真情，且可以随缘随兴地看待你我的输赢。下完了棋两盒棋子各自归队，黑还是黑、白还是白，面对着一张棋盘，又从哪里去看成败与亏盈！

赐　也

王安石

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

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瓮区区老此身。

赐也能言：孔子的弟子子贡以能言善辩著称。赐，子贡姓端木名赐。未识真：未能认识真正的道理。心许：由衷地赞许。汉阴人：子贡路过汉阴，遇见一个种菜的老人抱瓮汲水灌园，用力甚多而见功甚少。子贡问他为何不用桔槔引水，老人说：桔槔是机巧工具，用了它会助长机巧的心思。子贡听了大为赞赏。桔槔（jié ɡāo）：井上汲水工具。利用杠杆原理，一端挂上水桶，一端坠以石块，一起一落，汲水可以省力。区区：同“妁（shuò）妁”，喜乐自得的样子。

这是一首咏史诗。诗中借子贡“误将心许汉阴人”，寄寓了对坚守旧制，反对变革的思想的深刻批判。首句对子贡作出“未识真”的概括结论；次句用事实说话；第三句批判“机心”之说；末句落到抱瓮老人身上，显然带有讥嘲口吻。

咏　史

刘　攽

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幸欲封侯。

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髑髅。

刘攽（bān）（1023—1089），字贡父，宋庆历年间进士，著名史学家，曾协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

边功：在边疆建立战功。缘底事：因何事。嬖（bì）幸：皇帝宠幸的亲信。直与：直接付与。髑髅（dú lóu）：死人头骨，这里指代无辜被难的战士。

作者说，自古以来为了什么要去建立边功？大多是由于皇帝的幸臣要把侯封。哎，看来真不如直接付与他们黄金大印，这能免去千千万万的无辜生灵死于战争！

作者以“善诙谐”著称，从此诗中也可以看到这个特点。但诙谐中有愤激，有谴责，也有泪痕。

蝇子透窗偈

守　端

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处几多般。

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

守端（1024—1072），南宋僧人，身世不详。

偈（jì）：佛经中的唱词。

从外面钻进屋内的一只蝇子为了寻觅光线，扑在窗纸上，半天半天地往复探索，却怎么也穿不透窗纸，钻不出去。探着探着，突然间，遇到了原来的纸洞，这才恍然大悟：只要顺着来路返回就可以了，怎么就忽略了这一点呢！都是一向只习惯于用眼睛而不长于动脑子所造成的。“始觉平生被眼瞒”，这真是人生的悟道之言。

百　舌

张舜民

学尽百禽语，终无自己声。

深山乔木底，缄口过平生。

张舜民（1034？—1100），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与苏轼友好，作诗师法白居易。

百舌：鸟名，善鸣，其声多变化。因能运舌做百鸟之声，故名“百舌”。乔木：主干高大的树木。缄口：闭口无言。

诗人借咏百舌鸟来讽刺那些只知模仿不会创新的人。说，百舌鸟很聪明，能模仿各种鸣禽的叫声，遗憾的是，尽管变化多端，婉转动听，却从来没有自己的声音。与其这样，真该隐身于深山丛林之中，缄口无言，过尽一生。

题西林壁

苏　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宋嘉佑年间进士。诗词、散文、书法自成一派，均有很高成就，是名副其实的艺术上的全才。

西林：寺名，在江西庐山。

此诗妙处，不在抒情、写景，而在富于理趣，于日常生活中揭示深刻的哲理。同一个庐山，从正面看，从侧面看，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看，各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发现。这本身就富有哲理。可是，诗人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进一步深化题旨：这种现象的形成，并不在于庐山本身，乃是由于观察者所处位置的不同。换句话说，由于观察者“身在此山中”，无法摆脱所处位置的局限，只能从各自的角度看到一些局部现象。那么，如何才能认识“庐山真面目”呢？回答是：必须跳出此山之外。

琴　诗

苏　轼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是一首富于理趣的诗。它通过两个反问，启发人们认识产生艺术美的主客观关系这一复杂的美学问题。就是说，光有好的琴不行，还要有掌握了娴熟技巧的手指，只有二者配合起来，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曲。岂止弹琴如此，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统一的结果。清代著名诗话《昭昧詹言》中指出：“坡公之诗，每于终篇之外，恒有远境。”于兹可见。

慈湖夹阻风（选一）

苏　轼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过半帆。

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

慈湖夹：在今安徽当涂县北。阻风：乘船为风浪所阻。起唤清风：有经验的老船工，在审察风势将转时，往往长啸呼唤，使人感到风转是由呼唤而来。并：此处作“傍”解。欹（jī）侧：歪斜，不平稳。

前两句说，躺在船上，看到天边月落的地方云横千丈，啊，天将破晓了，老船工急急爬起来，呼唤得半帆清风，加紧开船。三、四句说，暂且傍着临江的小村，倾斜摇荡地驶过险段，这当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人世间又有何处不是峭壁危岩呢！

小诗寓哲理于形象之中，借助日常景物表现作者直面现实，不避艰险，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骊山三绝句（选一）

苏　轼

功成惟欲善持盈，可叹前王恃太平。

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废又华清！

骊（lí）山：在临潼东南。善持盈：善于保持已成的功业。阿房：秦始皇在骊山修筑阿房宫，十五年始成，备极豪华，后被项羽焚毁。华清：华清宫，唐玄宗为宠幸杨贵妃而建。

前两句说，成功之后应该善于保持已有的盛业，可是前代一些帝王却倚仗着太平无事，骄奢淫逸，大兴土木。这样一来，可就使得骊山下的土地无法得到安宁，秦代阿房宫被烧毁了，唐代又在那里盖起了华清宫。

成功之后如何持盈自守，过好胜利这一关，确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诗人寓庄于谐，深沉的意蕴以幽默出之，更加耐人寻味。

撷　菜

苏　轼

秋来霜露满东园，萝菔生儿芥有孙。

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撷（xié）：采摘。萝菔（fú）：莱菔，即萝卜。芥：芥蓝。何曾：晋人，进爵为公，豪奢无度，每天吃上万元钱的东西，还说没处下筷子。豚（tún）：小猪。

诗的前两句写景叙事，为下面的议论做铺垫。说，入秋以来随着霜露的普降，东园里的菜蔬长得十分茂盛，萝卜、芥菜可说是儿孙满堂了。后两句说，我和何曾同样都只求腹中一饱，不知他何苦来非要吃鲜鸡肥豚不可！意思是，粗食青菜蛮好，人生贵在随遇而安，不应该奢侈无度。末句用反问的语气表示不值得，反映出对何曾奢侈无度的鄙视。

野人庐

苏　轼

少年辛苦事犁锄，刚厌青山绕故居。

老觉华堂无意味，却须时到野人庐。

野人庐：田间野老的庐舍。事犁锄：从事农业生产。刚厌：偏偏厌恶，“刚”在古诗中常作“偏、只”解释。华堂：城中华美的官舍。

诗人说，年轻时住在农村，每天辛辛苦苦操犁把锄，总想快点脱离这种环境，因此偏偏讨厌青山环绕的农舍；到了年老，风光阅尽，世事通明，才觉得城里的华堂美屋其实并没有什么意味，倒是应该经常到田夫野老家里去一访真诚。诗人通过日常生活中思想、心态的变化，抒写一种含蕴深刻的人生感悟，读了令人有亲切之感。

滟滪堆

方惟深

湍流怪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

自是世间无好手，古来何事不由人！

方惟深（1040—1122），字子通，苏州人。清高自持，绝意仕进。王安石曾赞誉其诗“深得唐人句法”。

滟滪堆：见前刘禹锡《竹枝词》注。湍（tuān）流：急流。碍通津：妨碍通航。

诗人通过咏赞长江三峡上的船工穿越激流险礁，稳驾轻舟的娴熟技术，阐明人定胜天、事在人为的思想。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事在人为，今古无异，这是极为浅近也极为深刻的哲理。

直舍新辟西窗二首（选一）

孔武仲

推倒西墙半日功，暑天饶作一窗风。

人间岂有炎凉隔，只在施为向背中。

孔武仲（1041？—1097），字常父，宋嘉佑年间进士。

直舍：直同“值”。古代官员在禁中当值、办事之处。饶：添，多。施为：举措，处置。向背：拥护与反对，这里可引申为措置是否妥当，方向对不对头。炎凉隔：炎凉限界。

作者从推墙开窗这件日常杂事中悟出“事在人为”的处世哲理。说，仅用半天工夫就推倒了西墙，溽暑炎蒸中立刻添进了清凉。看起来世间并没有绝对的炎凉界限，只在你的措置是否妥当。

讲的是哲理，却写得兴味盎然，毫无枯燥生涩的说教之感。

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选一）

黄庭坚

成王小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

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江西修水人，治平年间进士。北宋重要诗人，与苏轼并称“苏黄”，在“苏门四学士”中成就最高。

荆江亭：故址在湖北江陵。

首句说，周成王继位后，谨慎治国，像他的祖父文王、父亲武王一样。次句说，周公、召公（周初两位重臣，协助武王灭商）治国方略略有差异，但效果都好。后两句由此导出结论，作者呼吁当政者要出以公心，捐弃门户之见，广开选才门路，大胆提拔人才。特别提出，选拔人才应着眼于实绩，而不要坚持一定出于自己门下，这才是最大的公心。

放歌行二首（选一）

黄庭坚

当年不嫁惜娉婷，抹白施朱作后生。

说与旁人须早计，随宜梳洗莫倾城。

惜娉婷：珍惜容貌年华。抹白施朱：涂脂抹粉，着意打扮。作后生：强作年轻。早计：早作打算。

诗人以一个迟嫁女子的口吻，说，当年珍惜年华美貌，迟迟不肯嫁人，整天刻意打扮，一味追求年轻。奉劝姐妹们还是早作打算，适当随便地梳妆一下，不一定非要做个绝代佳人！以女子失嫁比喻自己怀才不遇的痛苦身世，写来情真意切，哀惋动人。

牧　童

黄庭坚

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垅闻。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长安：汉唐的首都，这里泛指朝市。机关：权术计谋。

这是一首借题发挥的警世诗。前两句描写牧童自在自得的神情，悠然牛背上，短笛信口吹，宛然如画。后两句即事论理，拉出逐利争名、机关算尽的“长安名利客”与悠然自得的牧童相比，在一贬一褒之中，表露出作者清高自赏、不与俗流合污的心态。

三月晦日偶题

秦　观

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号淮海居士，江苏高邮人。宋元丰年间进士。“苏门四学士”之一。

晦日：特指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即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芳菲歇去：意为繁花落尽，春光已逝。

诗人针对人们惜春的心情，劝诫说：无须为繁花委地、春光尽歇而伤怀，你看，绿肥红瘦，夏日荫浓，不是更惬人心意吗！也可推而广之，人到盛年，青春不再，也无须叹惋，正是大干一番事业、大有作为的时节。

挽留春光，珍重春色，固属人之常情；但是，四时代谢，春夏迭更，如同人生的由少而壮、由壮而老一样，原是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应该因时而进，主动适应变化了的新的环境—小则一年四季，大则人生各个阶段，从中获取应有的乐趣。

诗中饱含人生哲理，却以节序更迭的意象出之，令人于不经意间接受哲学思维的启迪。

题　画

李　唐

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

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

李唐（1049—1130），徽宗朝入画院，擅山水，工人物，以画牛著称，亦能诗。

题画：题诗在自家的山水画上。李唐曾靠卖画为生，当时人们崇尚艳丽的花鸟画，对他的清新淡雅的山水画并不赏识，为此，他作诗发泄牢骚。

首句讲这幅画的内容。次句说，这清淡的山水，看起来容易，可是，要把它的意象画出来却十分困难。三、四句说，若是早知道世俗之人相不中这种画，那就该多买一些胭脂去画牡丹好了。牡丹，人称“富贵花”，画此借喻趋时媚俗。他并非真的要改弦更张，不过借以讽世而已。

自题墨竹

刘延世

酷爱此君心，常将墨点真。

毫端虽在手，难写淡精神。

刘延世，字述之，宋元佑年间诗人。少有盛名，终不得志，遂筑堂授业。

此君心：指竹子的气质与襟怀。点真：犹言写真。点，点染。

这是一首题画诗，也是竹子的赞歌。诗人说，由于我非常喜爱秀竹的襟怀与气质，所以常常展纸泼墨来为它画像写真。但是，虽然手里握着霜毫，眼睛盯着实景，却无论如何也刻画不出它那清高淡雅的精神。

绝句（四首选一）

陈师道

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

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

陈师道（1053—1102），字无己，号后山居士。江苏徐州人，北宋诗人。全部精力都放在作诗上，绝意仕进，一生过着清苦生活。

可人：使人满意的人，意气相投的人。期：相约。

前两句讲了两件十分惬意却又令人感到缺憾的事：好书读起来畅快，可是往往不知不觉中很容易地就读完了；知心好友约定了前来聚会，却偏偏因事耽搁没有如期而来。三、四句引申开去，说世事就是这样，常常违拗着人意，人生百岁又有几回能够欢畅开怀呢？

诗中蕴涵着深刻的人生感悟，“不如意事常八九”，在这里一语道开。

学诗三首（选一）

吴　可

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

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

吴可，字思道，北宋末曾官于汴京。

参禅：佛教徒静坐冥想，领会佛理。少陵：杜甫。窠（kē）臼：现成格式，老框子。

宋代禅风盛行，影响到诗坛上，常有以禅入诗、以禅论诗者。这首诗即属于此类。

首句说，学诗很像禅宗修行那样，强调自行开悟。次句说，自己的不用，头上另安个别人的脑袋，是不值得提倡的。典故出自《传灯录》。后两句是说，大丈夫本有冲天壮志，不屑于因袭他人；跳出诗圣杜甫的固有格式，另辟蹊径，才会有新的成就。

夏日绝句

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1084—约1151），自号易安居士，山东章丘人。创作中严守“以诗言志，以词抒情”的传统，词作清丽婉约，悱恻缠绵，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而诗歌则慷慨豪放，净洗儿女之气，但传世较少，这首《夏日绝句》堪称为代表作。

鬼雄：鬼中之雄杰。一般用来赞美为国捐躯者。源于《楚辞·九歌》中“子魂魄兮为鬼雄”之句。项羽：西楚霸王。楚汉相争中垓下一战，项羽败绩，逃至乌江，亭长劝他暂避江东，以图东山再起，但他以“无颜见江东父老”相拒，悲愤自杀。

这是一首怀古诗。其意蕴在于悲歌感慨，借古讽今。面对金兵的大举入侵，宋高宗赵构与臣僚完全放弃守土保民之责，仓皇逃遁，忍辱偷生，偏安一隅，缺乏千年前“失败英雄”项羽般“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节操与气概。女诗人在这里抒发了沦陷区广大士子与民众的填膺义愤；寥寥二十字，宛如一篇声讨檄文，至今读来，仍然胸中为之一快。

水墨梅五首（选一）

陈与义

含章檐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

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陈与义（1090—1139），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人。政和年间进士，两宋之交重要诗人。

含章：指南朝宋时的含章殿。春风面：形容梅花艳丽。造化：大自然。秋兔毫：代指画笔。兔毫制笔，以秋天的为最佳。意足：神情意蕴完美足备。颜色似：形似。九方皋：秦穆公时善相马者。经伯乐推荐，外出选求良马，三个月后回来报告选到一匹黄色的母马，牵过来一看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穆公问是怎么回事，伯乐解释说，这正是九方皋的高明之处：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前两句是赞美水墨画，说通过画笔成功地描绘出含章檐下艳美的梅花。第三句是全诗之眼，意思是精湛的艺术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第四句是对第三句的补充，以相马与绘画相比，说画家的前身是相马的九方皋。

全诗讲的是绘画，实际却寓有知人论世的深刻哲理。

梦笔驿

姚　宏

一宵短梦惊流俗，千古高名挂里闾。

遂使后生矜此意，痴眠不读半行书。

姚宏，字令声，宋室南渡后曾任衢州江山县知县，因秦桧迫害致死。

梦笔驿：亦名梦笔山，相传为江淹梦神赐笔之处。江淹，南朝时人，传说少年时梦神人授以五色笔，从此才气纵横，文名昭著。后五色笔被索回，为诗绝无佳句，时人谓之江郎才尽。矜：自夸。

诗的前两句讲，江淹梦神赐笔，才华剧增，名闻乡里。后两句说，这种传说使许多后世的年轻人误信“文才神授”，从而骄矜自夸，再不肯刻苦用功了。

诗中意蕴深邃，可警后学，可医流俗。

江边柳

董　颖

万顷沧江万顷秋，镜天飞雪一双鸥。

摩挲数尺沙边柳，待汝成阴系钓舟。

董颖，字仲达，江西德兴人，南宋诗人。

沧江：青绿色的江水。飞雪：喻白色鸥鸟。摩挲（suō）：抚摩。

诗人首先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江天辽阔，水净波平，白鸟飞翔，秋光明艳的令人赏心悦目的画面。但这只是一种铺陈，提供一个背景、一种意境，“主角”还在后面。就在这个清丽的衬景中，作者为我们引出了江岸边暂时只有几尺高的细柳。并且满怀深情地用手摩挲着它，寄予厚望，盼它早日长大，成荫系缆。通过江边细柳，寄寓了对新生一代的爱抚之情和深切期望。

因物寄兴，诗情婉转含蓄。

分水岭

黄公度

呜咽流泉万仞峰，断肠从此各西东。

谁知不作多时别，依旧相逢沧海中。

黄公度（1109—1156），福建莆田人，绍兴年间进士，累仕考功员外郎。

头两句写分水岭，高峰两侧，流泉各自东西流去。“呜咽”、“断肠”，都是以拟人化手法，状写泉流分泻时的依恋情怀。三、四句陡然一转，说用不着伤感，以后还会在大海中相见的。说的是平常至极的现象，而其间的蕴涵却丰富、深刻。

咏老木

龚茂良

千章古木转头空，去与人间作栋隆。

未必真能庇寒士，不如留此贮清风。

龚茂良（1121—1178），绍兴年间进士，孝宗时任礼部侍郎，参知政事。

千章：大木材叫“章”，“千章”极言大树之多。庇寒士：杜甫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之句。

前两句的大意是，千章古木被一朝砍尽，说是要做建筑广厦的栋梁。后两句接上说，实际上也未必如此。若是不能成为栋梁荫庇寒士，那还不如留在山林间存贮几许清风，也算有一点用处。

说的是树，实际上是在写人，讽喻那些应诏出山，志在大有一番作为的士子。这里的“贮清风”，隐含洁身自好之意。

槿　花

绍　隆

朱槿移栽似梦中，老僧非是爱花红。

朝开暮落关何事？只要人知色是空。

绍隆，南宋僧人，绍兴年间住持虎丘。

槿花：木槿为落叶灌木，花钟形，有红、白、紫等色，朝开暮谢。色是空：佛教语，谓一切事物皆由因缘所生，虚幻不实。

诗僧说，像是在梦中一样，开红花的木槿就被移栽过来了。我这样做，并非特别喜爱槿花的红艳。这种花，朝开夕落，本也无关乎什么世事，我只是想让人们从中领悟到“色即是空”的禅理。

梅花绝句

陆　游

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着花迟。

高标逸韵君知否？正是层冰积雪时。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他积极主张抗金，收复失地，爱国热情浓烈，悲歌慷慨。创作甚丰，有“六十年间万首诗”之称。

自分（fèn）：自己料定。高标逸韵：高尚的气节，超逸的风度。

此诗赞扬严冬开花的深谷中的梅花，其实也是对不畏环境艰苦、坚持崇高气节的志士的歌颂。

前两句说，梅花置身于幽谷，又兼寒枝北向，开花自然很迟，但它并不在乎。反映出它的自甘落寞、不与群花争艳的品格。下两句以“层冰积雪”来烘托梅花的“高标逸韵”，进一步突出了梅花傲对霜雪、不畏严寒的气节。这是深一层的写法。

落梅二首（选一）

陆　游

雪虐风饕益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

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

雪虐风饕（tāo）：狂风烈雪摧残侵袭。饕，古凶兽名。自合：自应。东君：传说中的春神。

首句描绘梅花形象，次句直接赞扬、歌颂。三、四句分别从自然规律和主观意志上讲，应开便开，该落就落，坚贞自守，耻于向东君乞怜。

诗人借物言志，通过赞美梅花来表述自己坚定、高洁，凛然无畏的气节。

冬夜读书示子聿（选一）

陆　游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示：告知。子聿（yù）：作者幼子。无遗力：不遗余力。

前两句从古人的经验谈起：做学问必须竭尽全力，而且要持之以恒；从小就下苦功夫，到老才能有所成就。这里突出讲了“少壮工夫”。后两句强调了亲身实践的极端重要性。这里没有轻视书本知识的意思，只是说单有书本知识还不行。纸上得来的东西毕竟根柢不深，必须经过亲身的实践才能加深认识，化为己有。

这是一首典型的说理诗，揭示了为学必须刻苦，特别要重视“少壮工夫”，重视躬行、实践等规律性认识。

海棠二首（选一）

陆　游

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

讥弹更到无香处，常恨人言太苛深！

压千林：这里是说海棠的气概冠压群芳。讥弹（tán）：讥讽、抨击。无香：据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彭渊材认为生活中有五桩令人遗憾的事，其中之一是海棠虽美但无香味。

诗中大意是，四川的名花海棠古今驰名，一枝独秀，艳冠千林。可是有人却讥评它：美则美矣，可惜没有香味。竟然这样求全责备，实在是出语刻薄，不近人情。

我们可以从品评花卉中领悟知人论世的学问。

书室名“可斋”，或问其义，作此以告之

陆　游

得福常廉祸自轻，坦然无愧亦无惊。

平生秘诀今相付：只向君心可处行。

诗人说，我的书房名叫“可斋”，有人问它的含义，我便写了这首诗告诉他。

前两句说，一个人若能常葆清廉，自然就会福重祸轻。这样，就能心地坦然，无愧无惊。三、四句说，平生我有一个秘诀，现在奉告给你，就是只向着良心认可之处立身行事。可见，“可斋”的含意就是不要违背良心。

读　史

陆　游

南言莼菜似羊酪，北说荔枝如石榴。

自古论人多类此，简编千载判悠悠。

莼（chún）菜：多年生水草，嫩叶可食，做羹汤很鲜美。羊酪（lào）：用羊乳制成的半凝固食品。简编：文书、史册。判：分明。

诗人说，因为莼菜和羊酪入口都很滑溜，有的南方人就说二者相似，其实它们是无法类比的。由于荔枝与石榴都是圆形，没见过荔枝的北地人就说它像石榴，二者大小不同，差异也颇大。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以耳为目、以偏概全、想当然的做法，竟然常常出现在知人论世上。对此，千秋简册记得分明，是有据可查的。

作者意在说明，读史时应避免一些盲目性，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

梅花（六首选一）

陆　游

一花两花春信回，南枝北枝风日催。

烂漫却愁零落近，丁宁且莫十分开。

春信：春天的信息。丁宁：即叮咛，嘱咐。

诗中说，梅花是报春的，一枝两枝开放了标志着春天已经返回大地；无论是向南还是向北的枝条，东风煦日都加紧催促着它们尽早地盛开。但是，可要晓得这样的哲理：花到烂漫盛开之时，就临近于凋谢、零落了。因此，诗人叮嘱梅花，先不要开到十分。前人说，惜花常怕花开早，也是这个意思。

排闷（六首选一）

陆　游

西塞山前吹笛声，曲终已过雒阳城。

君能洗尽世间念，何处楼台无月明！

西塞山：在今湖北大冶东长江边，一名道士矶。雒（luò）阳城：据考证，此非河南之洛阳，因方位不合。古城位置似应在长江下游。世间念：指功利性的俗念。

此诗作于山阴，诗人忆及当年乘船出蜀情形。笛声初起，尚在长江中部，而一曲方终，已经进入下游，极言行舟之急速。人生也是过得飞快。如果把事情想开了，排除那些功利俗念，就会无往而不适意，顿感天高地阔，处处楼台都有月明，人生道路越走越宽。

一壶歌

陆　游

长安市上醉春风，乱插繁花满帽红。

看尽人间兴废事，不曾富贵不曾穷。

在这首诗里，诗人形象地阐述了一种人生态度。他说，自己逍遥自在地徜徉在长安市上（实指古都长安，或泛指繁华都市），帽子上插满鲜红的花朵，沉醉在春风浩荡之中，冷眼看那市井繁华，人间兴废。由于自身未曾暴富骤贵，也没有经受过穷困饥寒，一贯保持生活常态，所以也用不着患得患失，劳神苦心。从小处说，充分享受做个普通人的乐趣；从大处着眼，则是参透了人生，认识到对于永恒的宇宙来说，人间兴废不过是过眼烟云。

读　易

陆　游

揖让干戈两不知，巢居穴处各熙熙。

无端凿破乾坤秘，祸始羲皇一画时。

羲皇：即伏羲氏，相传他始画八卦。

诗人说，原始初民巢居穴处，整天欢蹦乱跳，熙熙攘攘，既不懂得干戈扰攘，也不知道什么礼让雍容。偏偏是伏羲皇爷多事，他要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制作出那神奇的“八卦”—在浑圆、混沌中划出了“阴阳鱼”，从而凿破了乾坤的秘密，设置下“男女之大防”。这样一来，确是开启了千秋万代的“文明之窗”，不过，自此也惹出了无穷的“麻烦”。

蛩

范成大

壁下秋虫语，一蛩鸣独雄。

自然遭迹捕，窘束入雕笼。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苏州人，绍兴年间进士。政绩颇著，诗名也比较高。曾使金，坚强不屈。晚年退隐石湖，所作田园诗影响较大。

蛩（qióng）：蟋蟀。秋虫：亦指蟋蟀。迹捕：人们按迹寻踪把它抓住。窘束：圈在笼子里受窘。

夜幕降临，墙根处秋虫乱语，其中一只叫得特别凶，其自鸣得意、趾高气扬之态，宛然可见。结果被人们按迹捕获，投入雕笼之中，现出一副惶悚、颓靡的窘态，再无半点生气了。这同被捕前形成鲜明的对比。诗中形象生动，构思奇巧，而且寓意深刻，颇有警世作用。

偶　事

范成大

出处由来不系天，痴儿富贵更求仙。

东家就食西家宿，世事何缘得两全！

出处：本意为出仕与退隐，此处可引伸为人生境遇。“东家”句：传说过去有一女子择嫁，东邻豪富，但其子弟丑陋，西邻男子漂亮，家里却很穷，于是这个女子就想同时嫁给两家，在东家享受锦衣玉食，和西家的靓男睡在一起。后来，“东食西宿”就成了贪图两全的一个典故。

诗的大意是，人生的境遇如何，要靠着个人去努力争取，从来都不是命定的。当然，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异想天开，不着边际。世上有一般痴儿，金钱、地位都有了仍不知止足，还要成仙得道，长生不老。正像那个贪得无厌的女子，为了同时满足资财与美貌的欲望，竟然想要“东食西宿”。其实，世事哪有可能都那么两全其美！

小　池

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水人，绍兴年间进士。为人正直敢言，不畏权势。诗风新鲜泼辣，颇有情趣，时号“诚斋体”。

诗人运用白描手法，勾勒出一幅荷塘初夏的优美画图：泉水悄无声响地细细穿流，倒映在水里的树荫一片晴柔。小荷刚刚露出了尖尖细角，那敏锐的蜻蜓就发现了，早早立在上头。诗很有情趣，开头两句一个“惜”字、一个“爱”字，便把无情的泉水、树荫写活，为全诗创造了优美的意境；而卓立小荷上的眼光锐敏的蜻蜓，就更像特写镜头一样，为全诗点上了眼睛。

小诗富含哲理，启发人们应该敏锐地发现新生事物。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

杨万里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松源、漆公店：地名和客店名，史书失载，不详何处。赚得：骗得。

人们走山路都有类似的体会，“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因此，绝不能说下了岭就一马平川，再没有层峦叠嶂了，否则，你就会空欢喜一场。小诗表面是写山行中的感受，真实意义却是揭示生活中的哲理。正如崎岖的山路一样，生活中同样充满叠叠重重的艰难险阻，人们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不能盲目乐观和简单化。

读《陈蕃传》

杨万里

仲举高谈亦壮哉，白头狼狈只堪哀。

枉教一室尘如积，天下何曾扫得来！

陈蕃：字仲举。少时独居一室，不加整理，杂乱不堪。父亲问他为什么不把屋子收拾得干净一些，他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怎能只弄一个房间！东汉时被宦官杀害，《后汉书》有传。

诗中说，陈蕃这番高谈阔论，听起来也是够壮烈的。可是，晚年却惨遭杀害（白头狼狈），只是令人哀怜而已。由于他空说大话，枉自造成一室尘积，“扫除天下”云云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这首诗启发我们，凡事要从小事做起，务求实际，不尚空谈。

道旁小憩观物化

杨万里

蝴蝶新生未解飞，须拳粉湿睡花枝。

后来借得风光力，不记如痴似醉时。

憩（qì）：休息。物化：此处指事物的变化。风光：此处指空气、阳光的拂煦。

诗中说，蝴蝶刚生出来还不会飞，粉须蜷曲、湿润，酣然睡卧花枝。借助空气、阳光的拂煦，逐渐地成长壮大，却忘记了当初的如醉如痴。

本诗似借吟咏蝴蝶由幼稚到成熟的变化，对那些“醉中忘却来时路”，狂妄无知的人加以讥讽。

闷歌行（十二首选一）

杨万里

风力掀天浪打头，只须一笑不须愁。

近看两日远三日，气力穷时会自休。

诗人说，面对着掀起滔天巨浪的打头风，你不要愁，尽可一笑置之。近着说两天，远着说三天，保证平息下来，—风力刮乏之后，它会自动休止的。

小诗具有很强的哲理性。写的是如何看待大风阻舟，实际上，体现出作者处身逆境，旷怀达观、遇变不惊、信心充沛的坚强性格。

观蚁（二首选一）

杨万里

偶尔相逢细问途，不知何故数迁居？

微躯所馔能多少？一猎归来满后车。

数（shuò）：频繁，屡次。馔（zhuàn）：犹言饮食，动词。后车：蚂蚁获取猎物后在身后拖着走，“后车”是形象说法。

诗人把蚂蚁拟人化了，说偶尔和它们碰上，总想问问：为什么它们老是搬家？后来才弄清楚，那不是迁居，而是出猎归来。这样，我就更不明白了：小小的身躯究竟能吃多少食物？每次出猎都是满载而归。

小诗的特点十分鲜明，不独观察细致，刻画生动，而且意在言外，对于那些不知止足、贪得无厌的人有所讽喻。

下横山滩望金华山

杨万里

篙师只管信船流，不作前滩水石谋。

却被惊湍旋三转，倒将船尾作船头。

横山：在今浙江兰溪县西。金华山：指金华北山，也在浙江。篙（ɡāo）师：撑船手。篙，撑船用的竹竿或木杆。信：听任，随便。

诗中说，撑船手听任江船随意地荡荡悠悠，根本没有考虑到，前滩江水冲激礁石会产生旋涡与急流。结果，船在急湍中一连打了三个转儿，本来冲后的船尾倒转过来变作了船头。

诗人通过描述日常生活，揭示出居安应该思危的深刻哲理。

分宜逆旅逢同郡客子

杨万里

在家儿女亦心轻，行路逢人总弟兄。

未问后来相忆否，其如临别不胜情！

分宜：县名，在今江西。逆旅：旅馆。未问：有不管的意思。其如：无奈。不胜（shēng）情：言惜别之情很深。不胜，不堪的意思。

作者写自己的一种人生体验，十分真切。在家时，即使对待亲生儿女也往往意淡心轻，可是出了远门以后，遇到一般的同路人便觉得亲如弟兄。也知道以后未必能相互忆念，无奈临别时承受不住这种浓重的离情。

促　织

杨万里

一声能遣一人愁，终夕声声晓未休。

不解缫丝替人织，强来出口促衣裘。

促织：蟋蟀。蟋蟀长鸣意味着秋凉已至，许多贫民由于衣裘未备自然不免发愁。遣：使。缫（sāo）丝：把蚕茧放在热水里抽出丝来。

诗人说，蟋蟀叫唤一声就能使一个人发愁，那它整夜不停地叫又该令多少人担忧！它一点也不同情劳苦农民，不会替人们抽丝织布，却在那里一个劲地催促着缝制衣裘。

民间有“促织鸣，懒妇惊”的谚语，是讲“促织”的积极作用；这里则作反面文章，实际是对那些不事生产而只顾发号施令、逼迫人民劳作的人的讽刺。

宿灵鹫禅寺

杨万里

初疑夜雨忽朝晴，乃是山泉终夜鸣。

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做得许多声。

灵鹫禅寺：在江西广丰县。“流到”句：山水流到前溪，岸平路宽，不像在山中因岩石阻碍冲激做声。

诗中说，夜间只听得暴雨倾盆，早晨起来一看天气响晴，原来是山泉做怪终夜轰鸣。一路轰鸣下去也还罢了，谁知流到前溪却寂然无声，不像在山里那样闹闹哄哄。

诗是借题发挥，讽刺一些人未做官时慷慨激昂，好发高论，及至有了社会地位，却尸位素餐，了无建树，如同泉到前溪，竟然寂无声响。原来，一些人在野时的“清谈”如同山泉的轰响，不过是唱唱高调，做做样子。

水口行舟

朱　熹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江西婺源人。南宋绍兴年间进士，著名理学家，富于文学修养，对诗文有独到见解。

水口：在福建邵武县东南。扁（piān）舟：小船。

诗人说，昨天夜里满江风浪，一蓑烟雨，如此江天如此夜，不免令人担心。可是，今天早上雨过天晴了，卷起帆篷一看，青山绿树依旧，风光秀美如常。一种化险为夷的欣慰之情，跃然纸上。

诗中透过雨夜行舟的寻常经历，揭示出人生境遇的一种体悟，寓有浓厚的理趣。

观书有感二首

朱　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此二绝句，乃作者借助方塘、江水形象地抒写自己钻研书卷的体会。鉴：镜子。徘徊：这里是晃荡、荡漾的意思。渠：他，它。这里指方塘。艨艟（méng chōnɡ）：古代战船。

第一首诗说，半亩方塘像一面镜子打开，天光云影一齐在里面荡漾。问它怎会这样清澈？因从源头不断有活水流来。讲的是学习要注意方法，防止思想僵化，只有不断汲取营养，获取新知，就像不断有源头活水注入塘中，才能豁然开朗，融会贯通。

第二首诗说，昨夜江中春水猛涨，那只搁浅的大船变得羽毛一样轻。水浅时费了很大力气也推不动，现在船在中流自在航行。说明只有刻苦勤学，博古通今，才能运用自如。

七　绝

朱　熹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未觉：没睡醒。池塘春草梦：做的是春天景色的梦，借喻春时。梧叶秋声：秋景，意谓到了秋天。

这是一首劝学诗。首句说，年华易老而学问难成。这也就是庄子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次句紧承上句说，因此，一寸光阴也不能轻轻地放过。三、四两句形象地说，韶光过得飞快，转瞬暑往寒来：你枕上春草池塘的梦还没觉醒，外边的梧桐落叶已经送来了秋声。

偶题三首（之三）

朱　熹

步随流水觅真源，行到源头却惘然。

始信真源行不到，倚筇随处弄潺湲。

倚筇（qiónɡ）：拄着竹杖。筇，竹制手杖。

溯流而上，寻觅溪源，以为到了源头就会看到，所以心中充满了憧憬；可是，所谓源头，实际上只是几股细流汇合之处，它的真正源头究竟在哪里，人们并找不到，因此，又有些惘然若失。

黑格尔老人说，矛盾引导前进。人们就像追寻溪流的源头那样追求真理。—真理有如溪流的源头，实际存在着；但它同样需要永无休止地去追求。

崇寿客舍夜闻子规得三绝句（其一）

朱　熹

空山初夜子规鸣，静对琴书百虑清。

唤得形神两超越，不知底是断肠声。

崇寿客舍：指崇寿寺僧房。寺在江西铅山。子规：杜鹃鸟的别名，传说为蜀帝杜宇的魂魄所化，夜间泣血哀啼，声音凄切。断肠声：指子规啼声。李白诗有“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之句。底：作“什么”解。

诗中写了听子规鸣的不同感受。形神超越，则不知愁苦为何物；静对琴书，则可百虑全消。摆脱尘俗羁绊，跳出是非圈子，自是心闲气定，哀乐无动于衷。

寄　兴

戴复古

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

求人不求备，妾愿老君家。

戴复古（1167—？），字式之，号石屏，浙江黄岩人。长期浪迹江湖，曾向陆游学诗，语言通俗自然，是“江湖派”诗人中比较突出的一位。

足色：十足的成色。瑕（xiá）：玉上的斑点。老君家：意谓和丈夫在一起过一辈子。老，终老。君，指丈夫。

诗人以一位女子的口吻，倾吐对其丈夫坚贞的爱情。首先从黄金不会成色十足，白璧难免有小的斑点说起，引出对人也不应求全责备的结论。正是由于这位女子能够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所以，对丈夫的不足能给予谅解，并且表示愿意终老于此。

诗人托意寄兴，见解精辟。

论诗十绝（选一）

戴复古

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

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

意匠：指创作中的精心构思。

作者强调写诗要独具匠心，反对因袭他人。说进行艺术构思时，想象超妙，变化无穷，这样才能笔端有力，放纵奔腾。诗贵创新，必须出自自己胸中，最忌讳的是蹈袭固有的窠臼，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黄　雀

戴复古

披绵争啄晚禾秋，群起森然网自投。

一饱等闲输性命，知机万不及沙鸥！

黄雀：鸟名。鸣声清脆，常被捕捉，饲养为观赏鸟。披绵：意为毛茸脂厚，指黄雀。知机：谓有预见，能看出事物发展变化的细微征兆。沙鸥：栖息于水边、沙洲上的水鸟。《列子》中记载，海上有一个喜欢沙鸥的人，每日跟着鸥鸟游来荡去，鸥鸟至者常常多以百数。一次，按照他父亲的授意，捉了两个拿回去赏玩，次日再见到鸥鸟，成群飞舞却一个也不落下了。

诗中说，一群黄雀争着啄食晚秋的谷物，结果森然齐下自投了罗网。为了一次饱腹，轻易地便输掉宝贵的生命，看来，它们的预见真是照沙鸥差远了。

取譬巧妙，命意警辟，小中见大，发人深省。

咏缘竿伎

曹　豳

又被锣声送上竿，者番难似旧时难。

劝君着脚须教稳，多少旁人冷眼看。

曹豳（bīn）（1170—1249），字西士，南宋嘉泰年间进士。

缘竿伎（jì）：杂技中爬竿的艺人。伎，艺人。者番：这番。

诗人说，一阵锣声又把你送上了高竿，我看这次比过去难上加难。奉劝你每一脚都要放稳，要知道无数人正在下面冷眼旁观。

吟咏的是杂技中爬竿的艺人，实际是借题发挥，说给那些飞黄腾达、青云独步的人听，奉劝他们不要纵情无忌，忘乎所以。

长沙劝归

真德秀

田家拚取一春忙，男力甾畲女课桑。

陇上黄云机上雪，暂时辛苦乐时长。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希元，世称西山先生，南宋庆元年间进士。

长沙劝归：在长沙劝人归农。甾畲（zī shē）：泛指耕作。甾，除草。畲，焚烧田地里的草木，以草木灰做肥料，这种耕作方法叫畲田。课桑：植桑养蚕，交纳课税。陇上黄云：指田间的麦海稻浪。机上雪：指织出的白布。

诗中写了农家一春忙碌换取秋后丰收的成果，形象地讲了苦与乐的辩证关系，富有理趣。

再和熊主簿梅花十绝（选一）

刘克庄

色深乍捣守宫红，片细俄随蛱蝶风。

到得离披无意绪，精神全在半开中。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福建莆田人。不畏权贵，大胆直言，仕途上几经波折，先后被罢黜四次。诗受陆游、辛弃疾影响颇深，为南宋名家之一。

熊主簿：身世不详。从诗题中得知，曾作过梅花诗，作者与之唱和。《后村诗抄》中此题下原有小注：“诗至，梅花已过，因观海棠。”可见，此诗是吟咏海棠的。守宫红：古人扑壁虎饲以朱砂，捣之做深红色，名守宫红。这里是形容海棠花色。俄：俄顷，时间很短。蛱（jiá）蝶：蝴蝶的一种，这里泛指蝴蝶。离披：花开过后分散下垂的样子。

首句描写海棠初放时的深红花色。次句刻画海棠花初开的形貌，细细的花瓣迎风颤动，像是很快就会随着蝴蝶飞开似的。三、四句转为议论，说半开的海棠精神俱足，最是耐人赏玩，待到盛开之后花片离披就了无意绪了。古人有“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的诗句，与此意旨相同。

咏　蝉

陆蒙老

绿阴深处汝行藏，风露从来是稻粱。

莫倚高枝纵繁响，也应回首顾螳螂。

陆蒙老（？—881？），南宋诗人。

蝉：昆虫，雄的腹部有发音器，能连续发出尖锐的声音。行藏：形迹、底细、来历。“风露”句：说风露是蝉的食物，这里用“稻粱”代指食物，据说蝉餐风饮露，故云。纵：放纵。繁响：嘈杂的声响。螳螂：昆虫，能捕食蝉。

诗人对蝉讲了：你们的形迹隐现在绿树丛中，你们的饮食是露水和清风。切不要倚仗着身在高枝，就放纵无忌地卖弄口舌，大唱高调，也应该回头顾看一下，螳螂正在身后伺机进攻。

诗人借题发挥，对那些得志便猖狂的人给予警告，出语冷峻，寄意深远。

登六和塔

李宗勉

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

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去卧林丘。

李宗勉（？—1241），字强父，南宋开禧年间进士。

六和塔：在杭州钱塘江边。

诗中说，多少年来常常从六和塔下经过，总以找不到理由攀登上去为憾。今天果真有机会爬上去了，可是往下一看，离地竟那么高，实在是太危险了，倒觉得不如回去安卧林泉为好。借登六和塔来讲身居高官显位所承受的风险，从日常生活细事入手，寄寓更深层次的意蕴。

柳

朱继芳

临水送将归，春风折赠时。

而今三丈树，元是手中枝。

朱继芳，字季实，号静佳，南宋绍定年间进士，诗入“江湖派”。

元：同“原”。

首句化用宋玉《九辩》中名句：“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意谓为亲人或友人送别。次句引出柳树，古时相别有折柳枝以赠行人的习俗。这两句是为下文铺垫。三、四句为全诗主旨：如今这高大的柳树，原本是当年折柳送别时栽插的柳枝。写眼前所见，却富有深刻寓意。既含有“树已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又可从中领略出凡巨皆作于细、凡大皆起于小的发展道理。

盆　荷

居　简

萍粘古瓦水泓天，数叶田田贴小钱。

才大古来无用处，不须十丈藕如船。

居简，南宋嘉熙年间僧人，俗姓王，字敬叟。

荷：亦称莲花。水泓天：水深广的样子。田田：古诗有“莲叶何田田”句，形容莲叶相连的样子。十丈藕如船：典故出自韩愈诗句，“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

首句讲，盆里贮水很多，边上粘着浮萍。次句讲，盆中几片莲叶浮在水上，像贴在水面的小钱。这些都是铺垫，核心在第三句：自古以来，高才无人赏识，英雄没有用武之地。于是，第四句作了韩愈的翻案文字：何用“开花十丈藕如船”？只在盆中开个小花就蛮好了。

一腔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却以咏叹盆荷出之，既富形象，又含哲理，深得诗中三昧。

咏鹦鹉

定　诸

罩向金笼好羽仪，分明喉舌似君稀。

不须一向随人语，须信人心有是非。

定诸，南宋僧人。

羽仪：含有仪表与羽翼双重意思。君：指鹦鹉。

头两句是对鹦鹉的赞叹与惋惜。诗人说，啊，鹦鹉！多么华美的羽仪呀，可惜却被一副金笼罩了起来；像你这样口齿伶巧、出语分明的，在鸟类中也是极为稀少的呀。三、四两句恳切地加以规劝：你可不要一味地随人学话，人云亦云；应该明确，世上的人心是有是有非，绝不模糊的。

言近旨远，蕴涵深刻。

十四夜观月

林一龙

只隔中秋一夕间，蟾光应未少清寒。

时人不会盈虚意，不到团圆不肯看。

林一龙，字景云，号石室先生，南宋咸淳年间进士。

蟾光：月光。传说月中有蟾蜍（chán chú，通称癞蛤蟆），故名。清寒：古称月宫为“清虚广寒之府”。这里形容月光的清冷皎洁。不会：不懂。盈虚意：月亮圆缺的道理，可以引申为事物消长变化之理。

诗中说，本来，离中秋只隔了一晚，清寒的月光该少不了许多。只不过世人不懂得事物盈虚变化的道理，只愿赏识已成圆满之物，不到月亮十分圆满就都不肯去看。其实，月盈则亏，一切圆满的东西，都将转化为不圆满，倒不如在未圆之时来赏月，才是更有意味哩。

绝　句

葛天民

夜雨涨波高一尺，失却捣衣平正石。

天明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忆。

葛天民，字无怀，浙江绍兴人。曾为僧，后还俗，写诗以白描见胜。

老夫：作者自称。

诗的大意是，夜间下雨，溪水涨高了一尺，一块平平正正的捣衣石丢失不见了，当时感到很惋惜。天亮后水落石出，依然如故，枉劳我费了一夜忧思。

这里体现一种理趣—客观事物原本没有发生变化，可是，随着人们观察与认识的变化，却呈现出消长、存灭、隐现的不同状态。日常生活中这种现象实在很多，它启示我们认识事物应重视主客观条件的变化，顾及心理与物理的关系。

雪　梅

严　粲

报道梅边雪未休，披衣晨起上帘钩。

孤根清健元如许，空为花寒一夜愁。

严粲（càn），字坦叔，南宋诗人。

上帘钩：意谓拉起窗帘。孤根：指梅树。元：原来。

诗人说，家人报告梅边一直大雪茫茫，我真担心梅花会被冻伤。早晨忙着披衣起来，拉起窗帘察看，原来，竟是那样清新健壮，一树芬芳。我真是空为花寒，牵系了一夜愁肠。

写法与葛天民的咏捣衣石诗相似，都写了一段认识过程；但此诗的着眼点却是赞美梅花傲雪凌寒的品格。

寒　夜

杜　耒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杜耒（lěi）（？—1225），字子野，号小山，南宋诗人。

竹炉：即火炉，因炉外有竹篾做的套子，故名竹炉。

诗写得既有情趣，又有理趣。室内炉火熊熊，茶汤滚沸；窗前寒梅映月，疏影横斜。这是景。但主要还是着眼于情：客来以茶当酒，主客围炉畅饮，是写情；窗前的月影、寒梅，也是景中见情。正是有了梅花，才使平常得很的月夜，充满了诗情画意，迥异寻常。

咏牡丹

王　溥

枣花虽小能结实，桑叶虽柔解吐丝；

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

王溥（pǔ），南宋诗人。

这是一首作翻案文章的诗。唐人刘禹锡、罗隐，宋人梅尧臣都写过颂赞牡丹的诗，说是“花中第一品，天上见应难”。王溥却从讲求实用角度来加以讥刺：枣花非常细碎却能结成果实，桑叶特别柔嫩还可以养蚕吐丝；唯有牡丹大而无当，红红火火一阵子，到头来不成一事，只剩空枝。诗人当然不是专跟牡丹过不去，本意在于借助牡丹讥讽那些不务实际、徒尚虚华的人。

看　叶

罗与之

红紫飘零草不芳，始宜携杖向池塘。

看花应不如看叶，绿影扶疏意味长。

罗与之，南宋末期诗人，隐士。

诗中写的是晚春景象：姹紫嫣红的繁花已经纷纷凋谢了，青草也失去了初绿时的芳香，这个时节倒是适合拄着拐杖朝着池塘走去。—其实，赏玩鲜花还不如观赏绿叶，那池塘边映着清波的枝叶扶疏的绿影，才真是称得上意味悠长哩！花红一刻，转眼成空，而绿叶所奉献给人们的美感却是较为长远的。

诗篇饱含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情趣，意兴悠然，令人回味无穷。

池　荷

黄　庚

红藕花多映碧栏，秋风才起易凋残。

池塘一段荣枯事，都被沙鸥冷眼看。

黄庚，字星甫，生于宋末，入元未仕。

红藕：红色荷花。荣枯：指花开花谢。

开头两句，实写红荷盛开，繁花似锦和秋风乍起，落英委地的变化过程，为下文张本。后面接着就说，这发生在池塘中的一段花开花谢的荣枯故事，全都被池旁闲立的沙鸥冷眼旁观了。这里把沙鸥拟人化，实际上诗中描绘的也正是常见的社会现象。

咏物在有意无意之间，于平淡中寓深意，正是这首诗的妙处。

题　壁

无名氏

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

争似满炉煨榾柮，漫腾腾地暖烘烘。

蓦（mò）地：突然，猛然。争：怎。煨（wēi）：原是一种烹调方法，用慢火炖。这里指慢慢地燃烧。榾柮（ɡǔ duò）：木块，树根。

这是无名诗人题在壁上的咏物诗。诗中说，茅草燃烧时轰轰烈烈，但转眼成空；不如火炉里燃烧树根、木块，可以持续较长时间，而且热量很大。

诗中含有深刻的哲蕴。诗中通过生活中的一种普通现象，阐明事物的虚与实、暂与久、表象与本质的道理；提示我们应重视实际、关注长远，勿为表面红火、虚假繁华、瞬时荣耀所迷惑。

梅　花

无名氏

着意寻春未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

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着（zhuó）意：在意，留心，用心。有的选本“着意”作“尽日”，也讲得通。芒鞋：泛指草鞋。捻（niǎn）：用手指搓。嗅（xiù）：用鼻子辨别气味。

诗人说，她踏遍高山云岭，着意寻春，却始终没有见到踪影。回到家里，手捻梅花一嗅，却发觉原来春就在眼前的枝头。实际是说，春就在我们身旁、我们心里。正所谓：“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也是说，哲理的认知和灵思的开悟需要有个过程。

禅宗和尚说法时，常常用言行或事物来暗示教义的机理，叫作禅机。据说这首诗出自一个尼姑之手，她就是用了这种方法进行表述。诗中寓有一种意蕴，一种禅机。

污　衣

无名氏

一点缁尘涴素衣，斑斑驳驳使人疑。

纵教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未涴时。

缁（zī）尘：黑色尘泥。涴（wò）：弄脏。纵教：纵令，即使。争：怎。

诗中说，一点点黑泥弄脏了白衣，花花点点让人们猜疑。即使你洗过千万遍，也不会像当初未污之时。诗有寄托，似教人慎重立身行事，万勿失足，以免抱恨终身。

寄家书

无名氏

南轩北牖又东扉，取次园林待我归。

当路莫栽荆棘草，他年免挂子孙衣。

南轩：南面房舍。北牖（yǒu）：北窗。东扉（fēi）：东门。取次：随便，任意。当路：过道上。

前两句，罗列家中的亭园楼舍，说各种条件都有了，就等待着我挂冠归里。后两句表述作者的深心：不栽带刺的各种杂草，免得日后挂破子孙的衣衫。可以引申为不要无端结怨，以免给子孙带来祸患。

言近旨远，寄慨遥深。

卷三　金元明诗

麝　香

秦　略

山麝逃风远谷藏，一山行过四山香。

脐堂自养千钧弩，枉怨虞人鼻孔长。

秦略（1161？—1232），字简夫，自号西溪老人，大约生活在金世宗至金哀宗时期，颇有诗名。

麝（shè）香：一种名贵香料和药材。麝，通称香獐子，哺乳动物，形状似鹿而小。雄麝肚脐与生殖器之间有腺囊，能分泌麝香，有特殊香气。“脐堂”句：由于麝身上有特别贵重的香料，引来人们捕杀、射猎，招致杀身之祸，无异于在自己的肚脐眼内养蓄了千钧强弩，随时随地伏下杀机。弩，用机械发箭的弓。古以三十斤为一钧，千钧弩，极言其力量之强。虞人：古代掌管山林的官，这里指狩猎的人。

诗人说，山麝身上有一种异香，担心因风传送出去会遭到捕杀，便逃进深山远谷躲藏起来。但这种香气是掩藏不住的，一麝穿行，四岭皆香，最后还是被狩猎者嗅到了。其实，关键还在于内因—这都是由于香麝自身招来的祸患，毋须怨恨狩猎者嗅觉灵敏，鼻子太长。

诗中寓意深长，富有哲理。

论诗三十首（选一）

元好问

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

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山西忻县人。金宣宗兴定年间进士，金亡不仕，是金代最有成就的诗人。

论诗三十首：元好问以七言绝句形式对汉魏至北宋的主要诗家与流派进行诗艺评论，阐发自己的文艺见解。这首诗是评论诗人杜甫的。眼处心生：对生活亲眼见到，亲身体察，从内心生发出真情实感。句自神：诗句自有神采。秦川：今陕、甘两省秦岭以北平原地带，长安居其间，擅风物之胜。

诗中说，杜甫由于有切身体验，从内心深处生发出真情实感，所以诗句自能神采飞扬。而有些诗人却是凭空架构、暗中摸索，因而作品总显得虚假、浮泛。如今描绘秦川丽景的倒是不少，可是又有几个人曾经亲到长安！

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选一）

元好问

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

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

赋：这里是动词，指咏诵。赋，就是作诗。芳心莫轻吐：花瓣不要轻易开放。“且教”句：桃花、李花都先于海棠开放，所以说先让桃李去闹春风。

全诗落笔在“未开”上。诗人看到，海棠枝上现出一层层嫩叶的新绿，而含苞待放的花蕾却深藏着几点轻红。于是，亲切地嘱咐这未开的海棠：你们应该爱惜芳心，不要轻易地吐露，暂且先让那些夭桃艳李去嬉闹春风。

诗篇韵味醇厚，寄意深远。

论诗三首（选一）

元好问

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

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晕碧裁红”句：以绘画着色来比喻作诗的精心构想，熔铸、剪裁。晕，有描绘、点染的意思。拈（niān）出：拿出。拈，用手指取物。从教看：随意让人看。“莫把金针”句：不能把作诗的诀窍、秘方传授给别人。不把金针度人，也有不把禅机、禅理点破的意思。

诗人的意思是，作诗好比绘画、刺绣，总要刻意经营，精心裁处。这样，拿出来的作品才能总是新鲜、别致。当然，作品可以任人随意欣赏，但创作的秘要却无法传授别人。就像鸳鸯绣出来随人去看，而刺绣的金针却无法授与他人。

哀被虏妇

聂碧窗

当年结发在深闺，岂料人生有别离。

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

聂碧窗，籍贯江西，元代诗人，京口（今属江苏镇江）天庆观主，南宋末年曾为龙翔宫书记。

哀被虏（lǔ）妇：哀怜遭到劫虏的女子。结发：束发的意思，这里作结婚解释。因色误：意谓由于貌美而被掳掠。

诗人对被虏妇表示哀怜，包括两层内容：一是被劫掳的深闺少妇别夫弃子，长路跋涉，历尽风霜之苦；二是这位少妇竟然执迷不悟，忘记了自己是因为年轻貌美而惨遭劫掳的，路上看到有卖脂粉的，仍然要买，以便打扮自己。“到底不知因色误”，这后一层尤其令人哀悯。其实，堪资哀悯的又何止是被虏妇，世间这类痴迷到底的人和事，可说是不胜枚举！

以琼扇一握奉至黄明府

范　椁

拾得炎州月一团，殷勤持赠比琅玕。

情知已是秋风后，留作明年九夏寒。

范椁（guǒ）（1272—1330），字德机，世称文白先生，元代诗人。

琼扇：琼州（今海南省）所产的团扇。一握：一把。奉至：献上。黄明府：作者友人。明府，县令。炎州：特别炎热的地方，指琼州。月一团：指代团扇。琅玕（lánɡ ɡàn）：美玉。

作者将一把琼州产的团扇赠给一位当知县的友人。说，我把它当作珍贵的美玉，殷勤、恳挚地奉赠给您。明明知道现在正是秋凉时节，团扇已经用不上了；但是，四时代序，寒来暑往，不妨留待明年盛夏使用，它会带来一片寒凉的。

诗写得很有情趣，我们也可以从中领略到作者寄寓的为政当须多看几步的意蕴。

兄弟（二首）

法　昭

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

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作样看！

法昭，元代僧人。

前两句说的是如何处理好兄弟关系：应该互相忍让、担待，不要斤斤计较一些细微末节。后两句说的是为什么必须处理好关系。彼此都要繁衍子孙，子孙之间也同样结为兄弟，当长辈的应该给他们做出榜样。诗句通俗易懂，里面却蕴涵着深刻的道理。

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

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

同气连枝：声气相通，枝叶相连，指有血统关系的亲属。荣：繁衍，发展。伤情：伤了感情。

接着上一首，进一步阐明兄弟要和睦相处的道理。“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情辞恳切，语重心长，令天下人为之动容。与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嘲伯颜太师

佚　名

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

可惜太师无远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伯颜：元代丞相，历事武宗、文宗、宁宗、惠宗四朝，荣贵无比，赏赐无算。太师：古代官名，后丞相亦称太师。北斗：北斗七星，这里指货财之多可堆到天上。远智：长远打算。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伯颜专权蠹政，贪恶无比，以罪谪迁，死在路上，寄棺驿舍，滑稽者题诗于壁。

伯颜生前聚敛资财无数，死去却两手空空，一文也不能带走。诗中以此为话题，予以辛辣的讽刺。这对那些贪得无厌的人，简直是当头棒喝。清代学者钱咏在《履园丛话》中曾引用此诗，以讽刺奸相和珅。

白　梅

王　冕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梅花屋主，浙江诸暨人，元末著名诗人与画家。

著（zhuó）：同“着”，意为附着、放置。芳尘：指白梅的芳踪倩影。

诗中说，白梅静寂地着身于冰雪林中，不愿让自己的芳尘与夭桃艳李混同。忽然一夜寒梅怒放，清香散发，顿时盈盈春色溢满了万里乾坤。

写白梅离世绝俗，品高志清，一朝怒放，万里皆春，寄托了作者的节操与抱负。

五折泉

宋　濂

一汲复一汲，有步若云梯。

终然投东意，万折不肯西。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浙江浦江人。博学多闻，著述甚丰，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奉诏修《元史》，任总裁官，授翰林院学士。

五折泉：浙江浦阳境内元麓山八景之一，以泉流多次曲折得名。汲：引水。

前两句写泉路艰难。泉流一路曲曲折折，像是有人在前面汲引着，举步维艰，宛如攀援云梯一般。后两句写泉流的坚定意志。尽管前路曲折艰难，但“投东”的信念已决，纵使万转千折，亦不肯流向西方。

作者借自然现象寄寓社会人生哲理，形象生动，意蕴深邃。

春　蚕

刘　基

可笑春蚕独苦辛，为谁成茧却焚身。

不如无用蜘蛛网，网尽蜚虫不畏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至顺年间进士，后为明朝开国功臣。其诗沉郁顿挫，多忧时悯世之作。

成茧却焚身：蚕的幼虫在变成蛹之前吐丝，做成白色的壳。养蚕人为了抽出蚕丝，把蚕茧浸在热水里。焚身，意为丧身，指蚕在热水中被煮死。蜚：同“飞”。

诗人说，这辛辛苦苦吐丝做茧的春蚕实在可笑，做成了茧子把自己裹在里面，不但没有得到什么报酬，反而把命搭上了。真不如蜘蛛整天织那没有用处的网，逮尽了飞虫，饱食终日，却一无顾忌，不怕人去捕杀。

朱元璋晚年滥杀功臣，使许多人不预世事，明哲保身。此诗有感而发，为无辜被难的功臣贤士鸣不平。

题安石蒲葵图

刘　基

东山导骑出岩阿，能使枯蒲贵绮罗。

却恨卞和无禄位，中宵抱玉泪成河。

《安石蒲葵图》：一幅描绘谢安卖蒲扇的画。谢安，字安石，东晋政治家。蒲葵，叶可制蒲扇。此处实指蒲扇。东山：在今浙江上虞境内，为谢安隐居之地。岩阿：山湾。枯蒲贵绮罗：《晋书·谢安传》记载，谢安曾代乡人卖蒲扇，因其名望极高，人们争相购买，售价竟超过丝织品。恨：怅憾。卞和：春秋时楚国人，相传他得到一块璞玉，先后献给楚厉王和楚武王，都被认为欺诈，砍去双脚。文王即位后，卞和在荆山下抱璞痛哭，文王派人剖琢，果得宝玉。中宵：深夜。

这是一首题画诗。首句极写谢安出游时威赫的声势。次句讲谢安以高名重第使普通的蒲扇贵于绮罗。三、四句从谢安联想到卞和，由于没有社会地位，虽然怀瑾握瑜，却不仅不被看重，反而惨遭刑戮，只有抱恨长泣。

诗中揭露当时只看重门第、地位，不重视人和物的实际价值的社会弊端。寓意深刻，富有哲理。

读史二首（选一）

高　启

不握兵权只坐筹，苦辞万户乞封留。

纵令不早寻仙去，天子终无赐醢谋。

高启（1336—1374），字季迪，自号青邱子，苏州人。他处身元、明交替时期，竭力远避官场，对现实深感不满，后终以讥讽时政和其他罪案被杀。

坐筹：出谋划策。苦辞万户：坚决谢绝万户侯的封赐。乞封留：汉初的重要谋臣张良请求高祖刘邦封他为留侯。留，在今江苏沛县东南，地方很小。寻仙：指张良晚年刻意追寻仙人。醢（hǎi）：古代一种酷刑，把人剁成肉酱。谋：打算。

诗中主要是写张良，而以另一重要功臣彭越作为衬托，两人同样功勋卓著，结局却大不相同。张良一生只是运筹谋划，不握兵权，满足于一小块封地，一心想要成仙，最终得以全身远祸。而彭越曾协助刘邦剪除项羽，后有人告发他谋反，被斩首并剁成肉酱，遍赐诸侯。后两句说，由于张良没有手握重兵，不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即使他不早去寻仙，也不致像彭越那样因遭忌而被杀。

叹庭树

高　启

偶移弱质傍庭皋，风露离离已便高。

翻笑园中栽树者，十年犹未出蓬蒿。

弱质：柔弱的体质，这里代指小树苗。庭皋：庭院中的水池。“风露”句：在风露的吹拂、滋润下幼树迅速成长，枝繁叶茂。离离，形容枝叶繁茂。翻：反而。出蓬蒿：离开草野，借喻出仕，出人头地。

前两句说，主人将幼树从蓬蒿中移出，栽在庭院水池旁，“十年树木”，于今已离离高耸，叶茂枝繁。后两句说，这棵树却不记培育之恩，反而耻笑栽树者没有出息，十年过去，依旧没身草莱之中。这是对忘恩负义之辈的讽刺。从《叹庭树》这个题目看，可以做这样解释。但细加玩味，似乎还可做另外一种理解：幼树长得很快，可是反过来，令人苦笑的是，栽树的主人却依旧没身蓬蒿，未得出人头地。这是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嘲讽，对“栽树者”怀才不遇，困守蓬茅，寄予深切同情。说是“翻笑”，实则笑中含泪，于调侃中发出不平之鸣。

鹦　鹉

方孝儒

幽禽兀自啭佳音，玉立雕笼万里心。

只为从前解言语，半生不得在山林。

方孝儒（1357—1402），字希直，又字希古，人称正学先生，浙江宁海人。明建文年间任侍讲学士，燕王兵入京师，命草即位诏，不从，被杀。

鹦鹉：一种善于模仿人言的鸟。幽禽：指鹦鹉。兀自：尚自，还自。

这是一首别有寄托的咏物诗。诗中说，雕笼中的鹦鹉，声声鸣啭，悦耳动听，看似玉雕一般立在那里，心却想望着万里长空。只因为从前懂得言语，善于说话，落得个锁在笼中被人玩赏的下场，后半生再也回不到那自由自在的山林。

山中见牡丹

李昌祺

不嫌恶雨并乖风，且共山花作伴红。

纵在五侯池馆里，可能春去不成空？

李昌祺（1376—1453），名祯，江西吉安人，明永乐年间进士，曾参加修纂《永乐大典》。

恶雨乖风：不正常的疾风暴雨，与和风细雨相对应。五侯池馆：泛指王侯第宅。可能：这里做“难道就能”解释。

诗的大意是，山野中的牡丹不嫌厌乖风恶雨，和那些普通的山花为伴，开得红红火火，安于那种僻塞、平淡的环境。这倒也好。其实，即使有幸得以在王侯权贵的池馆里娇生惯养，难道春天一去还能不转眼成空？

诗人通过山中牡丹这种意象，形象地阐明他的一种生活态度：安贫处贱，甘于寂寞、甘于平淡。而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趋炎附势，贪恋浮华，一朝破败，转眼成空。诗中有讽喻，有寄托。

题画菜

于　谦

青紫均沾雨露恩，一团生意淡中存。

食前方丈傥来物，大节还须咬菜根！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人，明永乐年间进士。在任巡抚十九年，除弊政，平冤狱，得民心。任兵部左侍郎时，值蒙古族瓦剌入侵，明英宗被俘，他议立景帝，固守北京，击退瓦剌。英宗复辟后，以所谓“谋逆罪”加害。

青紫：指各类蔬菜。生意：生气，精神。食前方丈：语出《孟子》，意为各种美味佳肴都罗列桌前。方丈，一丈见方的地方。傥（tǎnɡ）来物：偶然而来、无意而得的东西。大节：关系到国家存亡、民族安危的节操，这里含有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意思。咬菜根：古人有“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的说法。

这首诗是借题画以自励。头两句为叙写，说菜蔬无分高下、贵贱，都同沾化雨和甘露，它们的一团生气充分体现在淡泊之中。后两句是议论，先说不该追求过高、过分的享受；接上讲，要做到大节不亏，就必须耐得清贫，廉洁自守。

偶题（三首选一）

于　谦

日落风欲静，鸟啼人自闲。

白云如解事，成雨便归山。

解事：很懂事。这个“事”，含有事物发展规律的内涵。

这是一首即景抒怀的诗。头两句写景，创造一种恬静、闲适的氛围。后两句抒情，通过白云化雨便归山这种意象，抒写作者功成身退的意愿。

晚风，落日，啼鸟，归云，都在这个情怀恬淡、意态闲适的幽人的视觉、听觉之中，物我合一，情景交融，思与境谐，本身又是一幅饱含意趣的风景画。

除夜宿太原寒甚

于　谦

寄语天涯客，清寒底用愁？

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

除夜：除夕，其时正处数九隆冬，又在北方边塞，所以“寒甚”。底：何。屋东头：春风自东而来，故云在“屋东头”。

一般人离家在外，又值奇寒的年夜，心境难免孤寂、萧索。但作者却能于寒寂中作旷达语，安慰天涯客子不必为清寒犯愁，春风已经不远，就在屋舍东头，反映出胸襟的开阔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

“每于寒至觉春生”，诗中同时饱含着哲理。

桃源图

沈　周

啼饥儿女正连村，况有催租吏打门。

一夜老夫眠不得，起来寻纸画桃源。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苏州人。博学多才，以画闻名当世，与唐寅、文徵明、仇英并称“明四家”，身历七朝，终身不仕。

桃源：即桃花源，晋人陶渊明笔下的太平安乐的理想世界。老夫：作者自称。

首句说，年荒岁馑，啼饥号寒的人很多，简直是村村相连。次句加深一层，说饥荒还不算，更有催租的一阵阵地敲门讨债。第三句说，这样一来，弄得我一夜不得安眠。眠不得，半由外面吵闹，半由内心愁苦与同情。第四句是全诗题旨所在。由于现实动乱、恶浊，作者便寄希望于世外桃源。意在言外，具见匠心，运思奇巧，耐人寻味。

诫子弟

林　瀚

何事纷争一角墙，让他几尺也无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林瀚（1434—1519），字亨大，明成化年间进士。

诫：劝告。

此诗在前人笔记中载在多人名下，本事大略相同。说，某在京官任上，其子弟频频寄信，告以邻人侵占墙基不止，某遂题诗以诫之。邻人闻知后，感其盛德，自动毁墙让地，两家和好如初。

诗通俗易懂，中心是说：当以睦邻为重，眼光要放开一些。人间最大最高的墙，莫过于万里长城。可是，修长城的秦始皇早已不见了。墙在人亡，争持何益！

题　画

庄　昶

老眼江山处处新，雪中天地更精神。

旁人岂识尧夫意，未有深冬未有春。

庄昶（chǎnɡ）（1436—1499），江苏江浦人，明成化年间进士，官翰林，后迁南京吏部郎中。喜欢在诗中讲道，为明代中期“性灵诗派”的代表诗人。

老眼：阅尽世事沧桑的老人之眼。尧夫意：宋代邵雍字尧夫，有《岁寒吟》诗：“松柏入冬青，方能见岁寒。声须风里听，色更雪中看。”作者在此句中，说他对邵尧夫的诗句有独特的领会—没有深冬雪虐风饕的孕育，就不会有阳春姹紫嫣红的繁华。

这是一首探索人生的诗，它使人联想到人到老年的特殊价值。

柯敬仲墨竹二绝（选一）

李东阳

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

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明天顺年间进士，以宰相地位主持文坛多年，影响颇大，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

柯敬仲：名九思，元代画家，善画墨竹。刚道：偏要说。不胜（shēnɡ）寒：寒冷得让人受不住。

这是一首题画诗，讲的是墨竹的绘画技巧，却道出了“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具有普遍性的艺术辩证法，体现了作者崇尚简约的美学观点。

诗中说，画竹，究竟是难是易，这不能一概而论，我倒要说，画得复杂固然不易，但更难的还是画得简约。你看柯敬仲的墨竹，只是萧萧数叶，简约得很，却给人一种满堂风雨，寒气侵人的感觉。

诗中蕴涵深刻的哲理，却并非直接说教，而是通过形象加以点化。

画马四绝（选一）

李东阳

野花开尽紫骝嘶，老树风高落日低。

十载沙场无一战，老来林下啮霜蹄。

紫骝：古代著名良马。啮（niè）：啃，咬。霜蹄：白色马蹄。

这首题画诗是为一匹老马写照。诗中首先渲染了一个落日低沉，秋老风高，野花开尽的苍凉气氛。在这个衬景中，一匹紫骝良骏站在老树底下，时而临风嘶鸣，时而啃啮霜蹄，那种渴望驰骋疆场、万里骁腾，却因久无征战而困顿林丘的焦急、烦闷的神态，跃然纸上。

画马原是写人，正所谓“时平壮士无功老”（陆游诗）。画家借助画马，为那些空怀壮志，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有志之士写照。

茶陵竹枝歌（十首选一）

李东阳

溪上春流乱石多，劝郎慎勿浪轻过。

莫道茶陵水清浅，年来平地亦风波。

茶陵：作者故乡，在今湖南东部。竹枝歌：亦称竹枝词，乐府近代曲名。慎勿浪轻过：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要轻易过河。

首句写景，春溪水涨，乱石纵横。次句寄意，奉劝过河时要谨慎，切勿掉以轻心。三、四句进一步讲小心谨慎的原因：不要说这里溪流清浅，“年来平地亦风波”，更何况是溪流呢！

诗中凝结着作者深刻的社会人生体验。

绝　句

祝允明

因名为利苦奔驰，换得身疼气似丝。

到此都寻参与术，名难将息利难医。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苏州人。明弘治年间举人，后辞官归养。工诗词，书法功力尤深，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为“吴中四才子”。

参与术（zhú）：人参、白术等滋补药。将息：调养。

诗中说，争名逐利，苦苦奔驰，到头来换得个浑身疼痛，气弱如丝。到了这般时节，想起了寻参、术，吃补药，可是一切都晚了。名缰利锁并无回春之力，剩下来只能是悔恨无及。

作者告诫人们，不应把名利看得过重。出语警拔，发人深省。

送钱元抑南归口号十首（选一）

文徵明

高人元不爱高官，帝与官衔宠退闲。

添得空名将底用？批风抹月管青山。

文徵明（1470—1559），别号衡山，苏州人。诗文书画皆工，主吴中风雅之盟三十余年。

钱元抑：作者友人。嘉靖皇帝为了尊宠他辞去高官、主动引退的嘉行，尽管他已不在位，但仍赐与一个官衔。口号：即兴口占。高人：指钱元抑。元：原本。底用：何用，有什么用。批风抹月：吟风弄月。

诗中说，不爱高官，原是高人。皇帝赐与一个官衔，自含荣宠之意。但是，添得这个空名又有什么用处呢？看来，还是林泉高卧，每天吟风弄月、管领青山为好。

题诗赠友，实际也是诗人借以言志。

子　弟

文徵明

末郎旦女假为真，便说忠君与孝亲。

脱却戏衣还本相，里头不是外头人。

子弟：梨园子弟，年轻的戏子。末、旦：传统戏曲脚色行当。明清戏曲中都有末，主要扮演中年男子。旦，女角。假为真：假戏真做。

这是一首讽喻诗，借咏梨园子弟以讥讽社会上的假忠假孝、假仁假义的伪君子，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诗中说，男末女旦，粉墨登场，假戏真做，教忠教孝，演得惟妙惟肖，令观众为之感动。可是，一当脱掉戏装，洗净铅华，露出本来面目，就和所扮演的角色天差地别，“里头人”的本相与化装过的“外头人”完全两样。

旅馆题菊

唐　寅

黄花无主为谁容？冷落疏篱曲径中。

尽把金钱买脂粉，一生颜色付西风！

唐寅（1470—1524），字伯虎，又字子畏，号六如居士，苏州人。一生不仕，明代著名书画家。

旅馆题菊：据作者自注，他在福建宁德县的旅馆住宿，见有画菊悬壁，愀然有感，因题此诗。黄花：菊花。为谁容：为谁修饰容貌。容，这里做动词，意谓打扮。颜色：容颜。这里做美貌解。

诗的大意是，古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可是，你这置身于冷僻无人的疏篱曲径之中的无主黄花，又究竟是为谁修饰容貌，为谁倩妆打扮呢？唉，你像那孤处空闺的绝代佳人一样，抛尽了金钱去买脂粉，可是，打扮得再漂亮，又有谁欣赏呢？只是把一生美貌付与那凄冷的秋风罢了！

作者从“黄花无主”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的凄苦处境，借题画来抒写其愤懑不平之气，满纸悲凉，寄怀深远。

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选一）

唐　寅

领解皇都第一名，猖披归卧旧茅衡。

立锥莫笑无余地，万里江山笔下生。

浃（jiā）旬：连续十天。厨烟不继：断炊。孙思和：身世不详，当为作者友人。“领解”句：指南都应天府乡试考取第一名。猖披：形容衣冠不整，放诞不羁。茅衡：茅屋，简陋的住处。

一、二句是说，他并不以乡试夺魁为意，依旧保持其狂放不羁的气质。三、四两句说，别笑我贫无立锥之地，由于独擅丹青，笔下顷刻就会出现万里江山。言外之意是，物质生活虽然困苦，精神财富却异常丰盈，作者深深以此自豪。诗中不现丝毫萧索、困顿之气，格调高昂，意蕴丰厚。

题秋风纨扇图

唐　寅

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

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

《秋风纨扇图》：唐寅的一幅名画，本诗借助题画抒写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慨。纨扇：用绢制成的团扇。合：应该。何事：为了什么。重感伤：感伤很重。大都：多数人。逐炎凉：随着炎凉变换自己的态度，意谓趋炎附势。

作者在诗中对画面上手执纨扇的美女说：秋风起处，天气渐凉，你手中的纨扇本该收藏起来，何必为此感伤很重呢？其实，世情原本如此，你看大多数人中，哪个不是趋时附势，追逐炎凉啊！

诗写得很妙，句句正面解说，句句作慰藉语，实则暗有机锋。比起直接针砭，痛加揭露，更是入木三分。

雪　望

王守仁

风雪楼台夜更寒，晓来霁色满山川。

当歌莫放阳春曲，几处人家未起烟。

王守仁（1472—1528），浙江余姚人，明弘治年间进士。曾在故乡创办阳明书院，世称阳明先生。

雪望：雪后登台远望，就所见抒发一番感想。霁：雨雪停止，云散天开。阳春曲：《阳春白雪》，古时的一种高雅歌曲。未起烟：意为断炊。

作者说，一夜寒风烈雪过去，晓起登台，面对着普照山川的满天晴色，一时心境豁然，真想对景高歌。但是，只要看看附近村落里还有不少人家没动烟火，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就觉得不能唱那种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因为它离普通大众太远了，与民生疾苦无干。诗人是以“心学”见称于世的著名哲学家，也是一位军政高官。一番风雪过后，面对山川秀色，他想到的却是饥寒冻馁的贫民，而对那种脱离民生疾苦的所谓“高怀雅韵”不以为然，表现出他的浓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平民意识，实为可贵。

泛　海

王守仁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泛海：作者因仗义执言，论救言官戴铣等而忤犯宦官刘瑾，被贬谪贵州。放逐途中，刘瑾派爪牙尾随，企图伺机谋害。为避开这种险境，过钱塘江时，王阳明使用金蝉脱壳策略，搭乘一艘商船出海。不料，在海上遭遇风暴，生命危在旦夕。他却镇静自若，写下了这首七绝。险夷：危险与平安。飞锡：佛家语，意为手执锡杖而行于虚空。

前两句写他的处变不惊，沉着、坚毅地同死神搏斗的大无畏精神；后两句展现一番光风霁月般的内心世界：在月明之夜，就像一位道行高超的游僧，手执锡杖，足踏天风，乘着万里洪涛，飘摇自在，任意遨游。思通万里，胸开三界，充满了禅机理趣。

江行杂诗七首（选一）

李梦阳

十八滩都尽，舟人惯不劳。

可言滩石险，难测是平涛。

李梦阳（1473—1530），字天锡，又字献吉，号空同子，甘肃庆阳人。明弘治年间进士，生性耿直，为权臣所忌，终被夺职家居。所为诗文以复古自命，为明“前七子”领袖之一。

十八滩：著名的险滩。惯不劳：走惯了，不用太费气力。可言：可以说得出来。

诗中说，由于船夫技术娴熟，虽然十八滩很险恶，但都能不费气力地安然渡过，原因在于滩石险情都在明面上，可以一一指认，说得出来。而平涛之险却是难测的，表面看去平静无波，水底下却暗藏着险情，因此绝不能掉以轻心。

作者借助江上行舟的日常生活现象，隐喻社会斗争中“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的道理。

信天翁

兰廷秀

荷钱荇带绿江空，唼鲤含鲨浅草中。

波上鱼鹰贪未饱，何曾饿死信天翁。

兰廷秀，字止庵，明正统时人，著有《韵略》等书。

信天翁：一种水禽。据杨慎《丹铅总录》载，这种鸟食鱼而不能捕，专等鱼鹰所得偶坠者食之。荷钱：荷叶初生，圆如小钱。荇带：水中荇草像飘带一般。荇，湖塘中叶浮水面、根生水底的长茎水草。唼（sh3）：唼喋，形容鱼吃食物的声音。鱼鹰：鸬鹚，嘴扁而长，善于捕鱼，喉下的皮肤扩成囊状，捕得鱼就放在囊内。渔民饲养在船上，系以脖套，因而它只能捕鱼却无法吞食。

前两句写荷荇漂浮水上，游鱼唼喋草中，只是作为铺垫，核心“角色”是两种水鸟：整天在水波中忙于捕鱼的鱼鹰，贪得无厌，却难求一饱；而在一旁悠然等食的信天翁倒也饿不着。以逸待劳，反易一饱。即事寓理，耐人寻味。

嫦　娥

边　贡

月宫秋冷桂团团，岁岁花开只自攀。

共在人间说天上，不知天上忆人间。

边贡（1476—1532），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明弘治年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有《华泉集》十四卷。

嫦娥：“嫦娥奔月”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说远古时代一个部落首领从西王母那里要来长生不老之药，被其美貌妻子嫦娥偷食，不久便飞升到了月宫，从此，长久居住在那里。桂团团：桂树是传说中的月宫中的景物。只自攀：意为嫦娥在月宫孤独寂寞。

此诗有作者自注：“时外舅胡观察谢政家居，寄此通慰”。据《尔雅·释亲》：妻之父为外舅。原来，诗是用来安慰卸任家居的岳父的。意为家居有家居的好处，有些人还称羡不已呢！完全不必为之苦闷。但他不是直来直去地说教，而是借助嫦娥的意象来寄托心迹。手法十分巧妙。

是呀，自从嫦娥飞升到了天上，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可是，她却是备尝孤寂之苦，时时想着人间的。唐代诗人李商隐就曾写过：“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兴教寺海棠

杨　慎

两树繁花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

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年间举进士第一。学问渊博，无书不览。为官直言敢谏，终因“议大礼”案触怒嘉靖皇帝，被流放云南三十余年。

兴教寺：在云南剑川县。上春：孟春，农历正月。肯信：谁能信。

诗中说，繁花两树占尽早春风光，有谁会对此多情爱惜孤芳？在京都一朵海棠花卖得上千金重价，谁能置信，落到空山僻壤却只能委弃路旁！

这是一首咏物诗，作者借咏叹空山海棠寄寓对自身沦落边陲的感慨。

言志诗

杨继盛

读律看书四十年，乌纱头上即青天。

男儿欲画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

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河北容城人，明嘉靖年间进士。弹劾权奸严嵩十大罪状，遭到构陷，系狱三年，惨遭杀害。

读律：研习法律、条令。乌纱：封建时代官吏的乌纱帽。凌烟阁：汉代为表彰功臣而修的纪念性建筑，阁内绘有开国功臣的画像。

诗中说，四十年读书习法，已经明心见理，懂得头上是有青天的（意思是绝不能胡作非为）。看来，大丈夫若想流芳百世，要完成的功业当然很多，但第一位的是清正廉洁。岳飞生前也有过类似的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题画梅二首（选一）

徐　渭

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

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浙江绍兴人。为人狂放不羁，多才多艺，擅诗文、书画、杂剧，但终生怀才不遇。

梅花谱：画梅花的示范样本。信手拈来：这里指随手把梅花画在纸上。

诗中体现了作者不受成规束缚，自由抒写性灵的艺术主张和美学观点。

诗的大意是，我画梅花从来不照着梅花谱去描摹，信手拈来，风神毕现。假如不懂得是何道理，那就请到大自然中去看，东风吹过，万树成春，—这种天工化境，难道也是照着什么样本描摹的吗？

仙人掏耳图

徐　渭

做哑装聋苦未能，关心都犯痒和疼。

仙人何用闲掏耳，事事人间不耐听！

不耐听：不堪听，听不得。

这是一首题在自己所作画上的诗。作者就画中仙人掏耳的形象借题发挥，说现实社会中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太多了，“事事人间不耐听”。因此，只有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可又常常苦于做不到。看来，最理想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耳朵堵塞。所以说，仙人用不着去闲掏耳朵。

借议论日常生活现象，发泄对社会弊端的愤慨之情。寓庄于谐，构思别致。

题墨葡萄（五首选一）

徐　渭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落魄：潦倒失意。啸晚风：在晚风中长啸。啸，撮口发出长而清越的声音。笔底明珠：指所画的葡萄颗粒，这里暗喻自己的才华。

《墨葡萄》是徐渭水墨大写意的代表作之一，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

在这首题画诗中，作者以野葡萄自喻，沉痛地抒写了他半生落魄，怀才不遇，胸藏“明珠”而无人赏识，只能“闲抛闲掷野藤中”的惨淡情怀。

桃叶渡

徐　渭

书中见桃叶，相忆如不死。

今过桃叶渡，但见一条水。

桃叶渡在南京市秦淮河畔。桃叶，为东晋书法家、诗人王献之的爱妾。

诗的意思是看了书中所讲的美人，仿佛还像活着一样，长时期地活在想象里；及至实地去看那个古迹，就仅仅剩下一条水了。想象中的美好景物，常常经不起实地游览。

暮秋村居即事

王世贞

紫蟹黄鸡馋杀侬，醉来头脑任冬烘。

农家别有农家语，不在诗书礼乐中。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后病归。

侬：我。头脑冬烘：迂腐、浅陋、俚俗、糊涂，是作者的调侃之语。诗书礼乐：泛指儒家经典。

诗人晚年辞官村居，有机会接触田家父老，深刻体验到农民诚实纯朴、热情好客的品格，过着一种闲适自在、返朴归真、充满人情味的乡野生活，摒弃了儒家经典中所崇尚的功名荣禄，也摆脱了官衙中的虚应故事、繁文缛节。四句通俗易懂的诗，既是作者实际生活的写照，又是一种富有理趣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

王楚玉画兰

陈继儒

年来空谷半霜风，留得遗香散草丛。

只恐樵人溷兰艾，红颜收在束薪中。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明代文学家、书画家。

王楚玉：字韫山，上海人，与陈继儒同乡。画山水，喜用湿笔，善临摹。遗香、红颜：均指兰花。樵人：打柴人。溷：同“混”。艾：菊科野生植物。束薪：草捆。

前两句说，秋霜既降，百卉半已凋零，山谷中更加显得空寂。只有秋风吹过，还能闻到草丛中兰花散出的幽香。言下之意是，兰花尽管与野草长在一起，但也无法埋没它。三、四两句讲，怕的是粗心的砍柴人根本不理会兰花的淡淡幽香，把它混同艾草，一股脑儿地砍下来捆在一起，付之一炬。

婉转曲折，意蕴深邃，颇见匠心。

画　兰

李日华

懊恨幽兰强主张，开花不与我商量。

鼻端触着成消受，着意寻香又不香。

李日华（1565—1635），字君实，明万历年间进士，擅诗文，能书画。

强（jiànɡ）主张：固执己见。消受：享受。着意：用心，留意。

这首题画诗写得颇有情趣。前两句把兰花拟人化、性格化了。说是兰花固执己见，要开就开，也不同我商量。对这种坚强不屈的性格，作者说是“懊恨”，实则是很欣赏的。后两句深入一步，对兰花的香气，同样也抱着赞赏的态度。说兰花的淡淡幽香，不经意间触到鼻端就能嗅到，这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可是，当你有意识地去寻觅，却又什么也嗅不出来。

诗中借助兰花，讲了作者所追求的不去献媚于人、不甘仰人鼻息的人格理想，也形象地揭示出生活中的美学现象，写出了作者的审美情趣。

题与宋比玉合作山水

李日华

君画苍苍带雨松，我图冉冉出云峰。

他时相忆还开看，云树平添几万重。

宋比玉：字珏，别号荔枝生。明代篆刻家，精八分书，善篆刻，为“莆田派”创始者。

君：指宋比玉。图：画，用作动词。冉冉：形容云彩慢慢流动。他时：日后。

这是一首题在作者与友人宋比玉合作的山水画上的诗。

前两句说，你画了深青色的含烟带雨的松树，我画上从冉冉浮动的云层中露出的山峰。这是写二人共聚一堂。后两句写分别之后，说将来彼此想念时，还可以打开画图来看。但是，我们已经天各一方，怕是比画中的云山还要平添几万重呢！

诗意邈远，逸韵悠然，令人获取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的享受。

读子瞻集书呈中郎

袁中道

登朝便与祸相黏，尘世功名到底甜？

直到海南天尽处，桄榔树下忆陶潜。

袁中道（1570—1623），万历年间进士，有《珂雪斋集》传世。

子瞻：苏轼。中郎：作者的二兄袁宏道。

苏轼多次遭贬，晚年又被流放到海南岛。一生总是灾连祸结。他曾说：“（陶）渊明性刚才拙，与物相忤，自量为已，必贻后患”；“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诗中说，你只要登朝做官，就必然与祸相连。其实，尘世的功名富贵有什么甜头？可是，东坡先生却是直到流放到海南岛去，才算悟解了这个道理。

题　壁

高　濂

鹊噪非为喜，鸦鸣不是凶。

善淫分祸福，岂在鸟声中！

高濂（1573？—1620），字深甫，号瑞南道人，曾作传奇《玉簪记》、《节孝记》二种。

鹊噪、鸦鸣：旧时以喜鹊叫为喜兆，乌鸦叫为凶兆。

作者批驳“喜鹊叫为喜兆、乌鸦叫为凶兆”的迷信说法。并进一步深入分析说，福分与祸患是分别由善良和淫恶带来的结果，正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怎么可能在鸟声之中呢！

送友人之白下

徐　熥

春风吹柳万条斜，极目金陵隔暮霞。

不必相思当后夜，片帆开处即天涯。

徐熥（tēnɡ）（1580？—1637？）：字惟和，福建闽侯人。明万历年间举人，作诗宗法唐人，尤以七绝著称。

之：去，赴。白下、金陵：南京。

前两句交代了送别友人的时空环境：在春天的傍晚，同友人站在绿柳垂丝的江岸上，眼望着晚霞辉映下的金陵方向，执手话别。后两句抒写启锚扬帆、友人远去之际，作者依依惜别的惆怅情怀。说不必等到云天远隔的“后夜”才相思无限，在“片帆开处”的“当下”，已有了天涯万里之感。

景中有情，情中寓理，化抽象为具体，确是一篇咏怀送别的佳作。

怜　愚

宋应星

一个浑身有几何，学书不就学兵戈。

南思北想无安着，明镜催人白发多。

宋应星（1587—1666？）字长庚，明万历年间举人，农业科学家。所著《天工开物》一书，为我国古代科学名著。

几何：多少。不就：不成。

首句是说，一个人浑身能有多大本领，有多少精力。次句的意思是，学了一阵文，没有什么成果，又改弦更张，去挥戈就武。古人有“学书学剑两无成”的说法，此用其意。第三句讲，心情浮躁，耽于空想，总是没有着落。第四句说，面对明镜，白发盈头，到老了一事无成。

作者规劝年轻人要早定志向，尽早明确奋斗目标，然后就脚踏实地地奋力实践，切忌心浮气躁，见异思迁。

秋山霜霁图

萧云从

一林霜叶可怜红，半入虚中半画中。

冷艳足为秋点染，从来多事是秋风！

萧云从（1596—1673），字尺木，号无闷道人。明崇祯年间副贡生，入清不仕，著名画家。

霜霁：霜后转晴。可怜：可爱。虚中：空间，指自然界，与“画中”对应。冷艳：多指秋冬季节开放的花卉，这里指红叶。点染：装饰，打扮。

作者在题画诗中说，一林霜叶映着晚秋的阳光，红得分外撩人，它们的形象与神魂，半在晴空，半入画中。这寒花般的冷艳，十足地装扮了秋色，全靠着向来多事的掠地秋风！后两句可与清人赵翼的诗句“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参照来读。

山　雨

偰　逊

一夜山中雨，林端风怒号。

不知溪水长，只觉钓船高。

偰（xiè）逊，明代回鹘人，世居偰辇河，因此以“偰”为姓。

长：同“涨”。

作者从钓船上的切身感受，写一场山中骤雨的前前后后。罢钓归来，已经夜幕四合，只听得两岸长林风吼，霎时暴雨倾盆，铺天盖地。虽然一切都隐伏在暗夜之中，什么也见不到了，但觉得出来钓船在渐渐上浮，说明溪流在不停地上涨。

情态逼真，意趣盎然，小诗颇见特色。

闻舟师相语

高　珩

天风争顺逆，人事有参差。

昨我停舟处，知君得意时。

高珩（hénɡ）（1612—1697），字葱佩，晚号紫霞道人，明崇祯年间进士。

闻舟师相语：听船工唠嗑儿。参差（cēn cī）：长短、大小不齐。

作者以船工谈话的口吻，揭示事物的矛盾、差异。寓理于情，活泼生动。

船工们说，同是行船，由于方向不同，有的趁了顺风，有的就遇上逆风。人事也是一样，贫富不均，祸福不同，有的行时，有的倒霉。这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还说行船吧，昨天我就遇上了顶头风，万般无奈，只好停泊；可是对你来说，恰好是顺风，一帆疾驶，最得意不过了。

卷四　清　诗

与儿子

金人瑞

与汝为亲妙在疏，如形随影只于书。

今朝疏到无疏地，无着天亲果晏如？

金人瑞（1608—1661），字圣叹，原姓张名采，苏州人。明末秀才，入清后绝意仕进，后因“哭庙案”被杀。这是写给儿子的绝命诗。

妙在疏：好就好在疏远上。天亲：指父亲。晏如：安乐的样子。

诗中说，作为父子，平日间我们的关系是并不密切的，你只有对于书才如影随形，亲密无间。这样倒好，你可以全副身心地投入读书、学道，将来有所作为。现在，我就要被处死了，从此你我将人天永隔，真是疏到无可再疏之地。且不知没有了父亲的你，还能不能安乐如常？语句看似平淡，却融进了舐犊深情，寓意深厚，痛切感人。

书事（选一）

黄宗羲

初晴泥路觉蹒跚，听彻松涛骨亦寒。

莫恨西风多凛烈，黄花偏奈苦中看。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一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明亡埋头著述，屡次拒绝清廷征召，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

蹒跚（pán shān）：走路缓慢、摇摆的样子。听彻：听得深而且透。凛烈：寒冷猛烈。奈：同“耐”，禁得住。看（kān）：欣赏。

诗人借咏赞菊花来展示其坚贞不屈的气节。说，雨后初晴走在泥路上觉得步履蹒跚，听着松涛轰响更感到透骨冰寒。不要怨恨那西风过于凛烈，菊花只有在酷寒中才最耐人赏玩。

喜陈子罢役

函　可

从此沙边好放吟，数茎白发抵黄金。

相逢仙客休言药，若教还童苦不禁。

函可（1611—1660），字祖心，号剩人，明末清初僧人。因著南明私史《再变记》，顺治初被清廷流放沈阳。此诗即写于流放处所。

陈子：流人，身世不详。罢役：解除徭役，从诗的内容得知，是因为年迈。仙客：仙人。

诗人为陈子罢役题诗致贺。说，看来几根白发简直贵似黄金，解除徭役之后正好放怀歌吟。即使得遇仙人，也不要讨取长生不老的药，返老还童必然恢复劳役，那可真的痛苦难禁。

诗中曲折地流露出怨悱情绪，但凄苦之怀却以雅谑出之，更觉寄慨遥深。

绝句（六首选一）

王夫之

半岁青青半岁荒，高田草似下田黄。

埋心不死留春色，且忍罡风十夜霜。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

罡（ɡānɡ）风：道家称天空极高处的风为罡风，这里指强烈的风。

这是一首寓意深刻的咏物诗。说，野草半年青翠半年枯荒，无论是高地、低地，这时节无草不黄。只要埋根不死就能把春色留住，暂且先忍过这卷地强风，十夜寒霜！

作者于明亡后，举兵抗清，战败后隐遁避世，始终不剃发，不出仕。为保持名节，对一切举荐均予以死拒。联想这一系列思想、行为，再来读这首七绝，对于其以草寓人、托物言志，就可以有深刻理解了。

月下演东坡语

汪　琬

自入秋来景物新，拖筇放脚任天真。

江山风月无常主，但是闲人即主人。

汪琬（1624—1691），江苏长洲（今吴县）人。顺治年间进士，康熙时授翰林编修，纂修《明史》。工诗文，长于七绝与古体诗。

演东坡语：苏轼在《前赤壁赋》中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演东坡语”，即发挥上述这番话的意思。筇（qiónɡ）：竹制手杖。

前两句写出游的情事，是实写；后两句是虚写，抒发出游时的感想：江山风月的主人并非一成不变的，只有心闲才能成为大自然的真正主人。结句富于哲理，从主体与客体关系上探求审美的规律性认识。

落　花

宋　荦

昨日花簌簌，今日落如扫。

反怨盛开时，不及未开好。

宋荦（luò）（1634—1713），字牧仲，河南商丘人，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论诗尊杜甫，创作上常常规仿苏轼。

簌簌：纷纷下落的样子。

两天时间花开花落，昭示了春光难再，美景不长的信息，引发了诗人的感慨，顿生一番凄惋、怨怼之情，觉得与其这样繁华转瞬成虚，还真不如索性就不开放为好。

题荆山石壁

陆次云

寄语山灵听啸歌，连城再刖叹如何。

人间碧眼应难遇，莫产琼瑶误卞和！

陆次云（1636？—1690），字云士，钱塘人。以拔贡生官江阴知县。

荆山：山名，在今湖北南漳县西部。山有抱玉岩，传为楚人卞和得璞处。山灵：山神。连城再刖（yuè）：春秋时楚人卞和得到一块玉璞，先后献给楚厉王和楚武王，都被认作欺诈，受刑砍去双脚。文王即位，他抱璞痛哭于荆山下，文王使人琢璞，遂得宝玉，名为和氏璧。战国时，为赵惠文王所有，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之。这块宝玉价值连城，后遂称为连城璧。碧眼：犹言青眼或能识别真材的慧眼。

作者借荆山题壁，抒发对世间真材不被识别、重用的悲慨，表示出深重的失望和强烈的不满情绪。只是慑于当时文字狱的淫威，只好转弯抹角地讲：人间大概很难遇到能识别真材的“碧眼”了，因此寄语山神，今后再也不要出产美玉了，以免卞和这类“愚人”跟着遭殃受罪！

诗的意蕴深刻，感染力强，妙在借题发挥，耐人寻味。

马当山

潘　耒

飞帆如箭劈流开，遥奠江神酒一杯。

好风肯与王郎便，世上惟君不妒才！

潘耒（1646—1708），字次耕，号稼堂，江苏吴江人，康熙年间诗人。

马当山：在江西彭泽县东北，北临长江，形势险要。奠：祭奠。好风：初唐文学家王勃到交趾去看望父亲，路过马当，道出江中，相传好风一夜把他送到南昌，得以赶上盛会，作《滕王阁序》。王郎：指王勃。君：指曾吹送好风的江神。

作者船过马当，见一帆乘风疾驶，劈流破浪前行，遂联想起当年王勃幸得好风相送的故实，于是，浇酒一杯遥祭江神。说，世间到处都是嫉贤妒才之人，只有您是例外，肯为王勃提供方便，从而成就了千秋盛事。

诗中借祭奠江神抒发对世情的感慨。

蚁　斗

查慎行

国手围棋分黑白，村儿斗草计输赢。

转头一笑全无味，不解当场抵死争。

查慎行（1650—1727），字夏重，又字悔余，号初白，浙江海宁人。康熙年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诗学宋人，工力颇深，善用白描手法。

斗草：亦作斗百草，一种古代游戏。竞采花草，比赛多寡优劣，常于端午节举行。不解：不明白。

诗人从观看蚂蚁打架，联想到高档的国手下棋，低俗的儿童斗草，当场都是丝丝计较，步步争夺，像煞有介事似的。可是，过后转过头来一想，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兴味，真不懂得当时抵死相争究竟是为了什么。

借咏叹蚁斗，讥刺世间一些无谓的拼争。

二月朔日碧桃盛开

查慎行

无数绯桃蕊，齐开仲月初。

人情方最赏，花意已无余。

朔日：夏历每月初一。绯：红色。仲月：二月。方：正在。

诗中流泻着对世路人情的感慨，里面深刻的意蕴启发人们思考一些问题。当红桃争相绽放之时，它们想没想到“盛极而衰”呢？人情都喜爱与激赏姹紫嫣红的繁华盛景，可是，想没想到这时恰恰是“花意已无余”，甚至即将凋零败谢呢？

湖楼题壁

厉　鹗

水落山寒处，盈盈记踏春。

朱阑今已朽，何况倚阑人。

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年间举人。为“浙派”诗词的重要诗人。

湖楼：在杭州西湖。盈盈：轻盈秀美的仪态。踏春：古代有春日郊游、散步习俗，称为踏春。

这是一首悼念亡妾满娘的诗作。第一句，说明题诗时间，与下面的踏春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二句，忆起满娘在时他们一起湖畔踏青的情景。这样，自然地就生发出三、四句中的慨叹。一般都说，物在人亡；英国文学名著《简·爱》的女主人公重回故地桑菲尔德府，目睹物是人非之惨景，曾喟然叹道：一切没有生命的依然存在，而一切有生命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而此处却说，“朱栏今已朽”—物也亡了，这就更进了一层。“何况倚栏人”，自是必然得出的结论。连木石都已经毁烂，何况是有血有肉的人！岂不更加令人伤痛！

白　发

翁志琦

朝来揽明镜，白发感蹉跎。

毕竟无公道，愁人鬓畔多。

翁志琦，字式金，康熙时诗人。

揽：把持。蹉跎（cuō tuó）：光阴白白地过去。

诗中说，早晨起来，手拿着镜子一照，眼见两鬓霜白，深感光阴虚度。唐人杜牧说，“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其实是不确的，毕竟还是穷愁之人白发多。作出翻案文章，同样富含理趣。

出　关

徐　兰

凭山俯海古边州，旆影风翻见戍楼。

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

徐兰，字芬若，号芝仙，江苏常熟人。康熙年间入京为国子监生，后以幕僚身份随安郡王出塞。

出关：出山海关。古边州：古长城的边关。旆（pèi）影：旗影。戍楼：边塞地区的城楼。戍，武装防守。

眼看就要出关了。作者在马上见到旌旗闪处，雄关威峙，戍楼高耸。此时虽然已是早春，但关外仍然雪漫群山，而抛在身后的村野却到处盛开着桃花。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色，对于关内，怎叫人不频频回首，无限留恋呢？

写的是眼前景色，却造语奇突，使情与境熔为一炉，而且富有意蕴和理趣。

暮　春

翁　格

莫怨春归早，花余几点红。

留将根蒂在，岁岁有东风。

翁格，字去非，清代诗人。

古代文人，每当看到春归花落，常常黯然伤怀，慨叹盛景不长，繁华难再。可是，翁格却从事物发展规律着眼，抱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说不要埋怨春天走得太早，转眼间风吹花落，只剩下几点残红。只要花树的根蒂还在，年年东风吹过，依旧会繁花满树，万紫千红。

这是一首典型的哲理诗，语言通俗，意蕴深邃。

竹　石

郑　燮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年间进士，做过范县、潍县知县，同情民间疾苦。性狂放，落拓不羁。诗书画俱工，为“扬州八怪”之一。

这是作者为所作《竹石图》的题诗。诗中描绘了竹子咬定青山，植根岩石，任凭风吹雨打，不怕千磨万击的坚韧不拔的形象和性格，托寓自己立身坚定，敢于向恶势力抗争的人格精神。从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一股“咬定”的劲头和“坚劲”的毅力，是难以“立根”、求成的。

题画竹

郑　燮

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

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

攒（cuán）：聚集。撩（liáo）：挑逗、招惹。

诗人以竹子为意象，抓住它一般不开花（竹子开花后会成片枯死）的特点，形象地阐发其立身处世的人生态度，同时也是一种生命感悟：不媚俗，不张扬，不出风头，不哗众取宠，秉持一种定力，以贞洁自守。即使歪风邪气吹过来，遇到“蜂蝶”的围攻，由于自己正气凛然，坚贞自持，也能够不为所动，予以有效的抵御。人出人头地、崭露头角之后，常会引来诸般滋扰。这里突出强调了主观因素的作用，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前人惯于在竹子上做文章，有的吟咏它直干凌空的气势，有的赞赏它中空外直的风格，有的写它的云水襟怀和清森气度，可是，郑板桥却别具怀抱，从它的只叶不花，免招蜂蝶方面加以品题，顿觉生面新开，出奇制胜。咏物寄兴，富含哲理，堪称妙品。

出纸一竿

郑　燮

画工何事好离奇？一干掀天去不知。

若使循循墙下立，拂云擎日待何时！

郑板桥画了一幅竹子，特意让它冲出纸外，即所谓“一干掀天去不知”，题为《出纸一竿》，并在上面写了这首诗。

循循：形容按部就班、有步骤的样子。

首句故意设问：画家怎么这样喜欢标新立异呢？次句讲“好离奇”的表现：把竹子画出纸外，如同掀天而去，不知所止。三、四两句就事论理，用竹子来阐述成才之道。这好比做人，如果你一味拘谨胆怯地依墙而立，按部就班地墨守成规，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干出一番“拂云擎日”的功业呢？

咏落叶

刘　芳

堆怨堆愁委地深，西风衰草乱虫吟。

此时狼籍无人问，谁记窗前借绿阴！

刘芳，字春池，曾任金陵织造府计吏，贫而且老，诗兴不衰。委地：抛弃在地。狼籍：也作狼藉，形容杂乱不堪、乱七八糟的样子。

诗人借助咏叹落叶，抒写人生感慨。

首句写落叶“堆怨堆愁”，把落叶拟人化、性格化了，好像也有情怀，有感慨。次句写落叶的外在环境：西风，衰草，鸣虫。三、四句发出感慨，说落叶现在是飘零委地，狼藉不堪，人们都不屑一顾；但过去却是浓阴耸翠，绿满窗前的，许多人都曾从中受益，只是现在无人记起罢了。

西湖看红叶

任锦心

放棹西湖发浩歌，诗情画意两如何。

莫嫌秋老山容淡，山到秋深红更多。

任锦心，字绣怀，号懒真，乾隆时诗人。

西湖：杭州著名风景区。棹：船桨，这里指船。浩歌：浩壮的歌吟。

诗人深秋时节乘船游览西湖，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诗情画意溢满心怀，不禁诗兴勃发。要吟咏什么呢？就是秋山红叶。他说，不要嫌秋深以后山容惨淡，（欧阳修《秋声赋》中就曾写道：“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山到秋深，丹枫万树，绛雪千林，“霜叶红于二月花”哩！

说的是红叶，实际上令人想到人生。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评论此诗时曾说：“结二句，为老年人吐气。”

还　山

袁　枚

重理残书喜不支，一言拟告世人知：

莫嫌海角天涯远，但肯摇鞭有到时。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钱塘人，清代著名诗人。乾隆年间进士，官江宁知县。辞官后，筑园林于小仓山，号随园。为诗提倡抒写性情，创“性灵说”。

还山：回到家山。此诗原有小注：“年七十犹作闽、粤之游，归而赋此。”拟：打算。摇鞭：挥动马鞭，意谓上路。

作者远行归来，心情愉快得有点支持不住了，一边整理残书，一边想到有些亲身感悟要对人们说一说。说什么呢？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海角天涯再远，只要肯摇鞭上路，总有到达之时。应该说，这是富有积极意义的真理性认识。

遣兴（二十四首选二）

袁　枚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爱好：顾惜体面，要求标准高。初笄（jī）女：刚成年的女子。古代女子成年，称及笄。笄，古代束发用的簪子。头未梳成：比喻诗未改定。

诗人说，我作诗一向“爱好”，因此轻易地不肯下笔；即使写了出来，也是无数次地改来改去，这样才觉得心里宁帖。那些刚成年的女孩子，总是刻意打扮，头没有梳好，绝不肯见人。我这个“老婆婆”也是一样，诗没有改好，是不肯拿给别人看的。诗中反映了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

叙事说理，生动有趣，毫无枯燥、干涩之感。

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

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

灵犀一点：袁枚论诗注重性灵，此即指性灵。犀，通称犀牛。旧说犀角有白纹如线，直通两端，因以灵犀比喻心意相通。解用：会用，懂得用。

诗人说，诗情是到处皆有的，只要肯去寻找就行。关键在于“心有灵犀一点通”，要有性灵。夕阳、芳草，本来都是平常不过的东西，可是由于会用，能够从中找出与人心性相通之处，结果就都成了诗文中的绝妙好词。如唐诗中“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五代词中“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就是佳例。

谒岳王墓

袁　枚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才觉重西湖。

岳王墓：宋代抗金名将岳飞墓，在杭州西湖边栖霞岭下。岳飞因坚决抗金，反对和议，被宋高宗和奸相秦桧杀害。丹青：有绘画与史籍二义，此处当指后者。岳于双少保：岳飞和明代名臣于谦都曾官至少保。于谦墓在台山。

“江山也要伟人扶”，是本诗立论的核心，全诗都是围绕着它来做文章。“神化丹青即画图”，意谓史籍中的人物一经神化，那他所在的江山处处便都成为画图般的景观。三、四两句提出佐证，西湖的分量之所以那么重，就是因为有了岳飞、于谦这两位伟人。

养马图

袁　枚

养马真同养士情，香萁供奉要分明。

一挑刍草三升豆，莫想神龙轻死生。

萁：豆秆。神龙：喻良马。

这是一首题画诗，着眼点在一个“养”字上。诗人说，要想培养出一匹良马，主人就须怀着古时养士的心情，诚心诚意、恭恭敬敬地供养，而不是马马虎虎地，只求填饱肚子了事。否则，就休想在关键时刻为你出生入死，得其拼力相助。诗中用隐喻的方法，提倡一种重知遇，讲真情的养士观。

箸

袁　枚

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

一世酸咸中，能知味也否？

君：指箸，即筷子。攫（jué）：掠取。

诗人借箸咏怀，别有寄托。讥讽筷子席间忙碌不停，恣意掠取，最终尽入他人之口；这样，尽管它一世都在酸咸之中，却并不知味。

表现在做事上，世上确有许多整天只是瞎忙，专做无用之功的人；反映到读书中，“学而不思则罔”—有些人终日手不释卷，却只劳目力而不动脑筋，到头来“食而不知其味”，结果一无所获。

咏物诗不能单纯为所咏之物写照，还要寄寓某种深意，力求予人以思想上的启迪。袁枚说得很对：“咏物诗无寄托，便是儿童猜谜。”

北邙山

袁　枚

山冢郁嵯峨，轻车山下过。

有诗吟不得，此处古人多。

北邙山：在洛阳市东北。东汉、魏、晋以来许多名人、贵族死后葬身于此。山冢：山上坟墓。嵯（cuó）峨：山势高峻，此处借以形容坟头高耸。

前两句写景，轻车经过北邙山下，见到古坟一个挨一个，形成了高耸的山丘。后两句抒怀，由于山上是古代无数诗文大家的“终焉之地”，所以不敢随便吟诗。《唐才子传》载，李白登黄鹤楼本欲赋诗，因见崔灏《黄鹤楼》诗，为之敛手，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袁诗后两句化用此典，颇饶意蕴。

品　画

袁　枚

品画先神韵，论诗重性情。

蛟龙生气尽，不若鼠横行。

诗中说，品评诗画，首先要看真情、灵性和精神、气韵。宁要活蹦乱跳的老鼠，也不要了无生气的蛟龙。把一个比较深奥的美学问题，讲得既明晰又生动。就诗人的艺术观来看，也是健康、正确的。

鸡

袁　枚

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

主人计自佳，不可使鸡知。

诗句通俗易懂，说的是养鸡人放开量让鸡猛吃，目的是养肥了好杀掉。这一打算自然十分高明，但是，用心所在却绝对不能让鸡知道。这里包含着对主人阴险的“深心”的讥刺和对鸡的懵懂无知、惨遭蒙蔽的哀悯。

诗中寄寓着对于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的深层认识，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苔

袁　枚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苔：青苔。属苔藓类植物，生长在阴湿的地方。

诗中说，青苔终生享受不到阳光的温煦，但它照样充溢着生命活力；只有米粒一样的小花，它也像牡丹那样开得坦然自在，并不心虚气馁。

诗中创造了一个形体弱小、地位卑下，但颇有自信力，蓄志不凡的形象。作者另有一首咏青苔的小诗：“各有心情在，随渠爱暖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可以参看。

重登永庆寺塔

袁　枚

九级浮图到顶寒，十年前此倚阑干。

过来事怕从头想，高处人休往下看！

重登永庆寺塔：作者这次登塔是在乾隆二十六年，十二年前曾登过一次。浮图：塔。倚阑干：指在塔顶上凭栏远眺。阑干，同“栏杆”。

前两句叙述十二年间两次登上九级高塔的情景。先从空间上说，后从时间上说。后两句从登塔引出富于哲理性的感悟，改为先从时间上说，凡事都怕回头想，时移世异，人事沧桑，不禁百感中来；后从空间上说，高处不敢往下看，下临无地，动魄惊心。讲的都是生活中的实际感受，却寓有深邃的理趣。

入武林城作（四首选一）

袁　枚

成见年来久不存，麻鞋随处踏芳尘。

朱门蓬户无分别，只要能容自在身！

武林：杭州。成见：固定不变的看法。麻鞋：麻织的便鞋。朱门蓬户：富贵门第和贫寒人家。

诗人说，我久已不持固定不变的看法了，足之所至，随遇而安。只要此身是自由自在的，挣脱种种羁绊，保持心定神宁，无论是在豪华的朱门还是简陋的蓬户，其实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这和前人说的“此心安处即吾家”有类似的含蕴。

纸　鸢

袁　枚

纸鸢风骨假稜嶒，蹑惯青云自觉能。

一日风停落泥滓，低飞还不及苍蝇。

纸鸢：风筝。稜嶒：指才气、品格等卓越超群。蹑：踩，踏。

这是一首用讽喻手法写的咏物诗。

首句说，风筝看上去倒也风骨稜嶒，原来这是假象。次句说，它在空中飘飘摇摇，觉着自己特别了不起。三、四句说，由于它的升腾必须借助外在风力，一当风力停止，落入泥淖之中，那就简直连苍蝇都赶不上了（苍蝇尽管飞得很低，却是凭借自身力量）。

意在言外，别有寄托，厌恶、鄙薄之情跃然纸上。

题王石谷画册玉簪

蒋士铨

低丛大叶翠离离，白玉搔头放几枝。

分付凉风勤约束，不宜开到十分时。

蒋士铨（1725—1785），江西铅山人，乾隆年间进士。与袁枚、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论诗主性情，格调高雅，意境阔大。

王石谷：清初著名山水画家。玉簪：夏秋间开花，色洁白，花蕊如簪头，故名。离离：繁茂状。分付：同“吩咐”。

这是一首题画诗，富有诗情理趣。

一、二两句分写花叶、花蕊。三、四两句生发开去，抒写诗人的哲学与美学理念。说，赶紧吩咐凉风对玉簪花勤加约束，可不能任它这么肆意开下去了！为什么呢？一切事物都是盛极必衰，鲜花开到十分之时，就要枯萎、凋谢了。

题　画

蒋士铨

不写晴山写雨山，似呵明镜照烟鬟。

人间万象模糊好，风马云车便往还。

烟鬟：女子美丽的发髻，这里借喻画面上的青山。风马云车：神仙所乘的车马。

专写雨山而不写晴山，意在撷取一种模糊的美学效果—明镜上呵出一层气，上面的美女发髻一般的山峦就会显得迷迷蒙蒙、模模糊糊，好像神仙驾车乘马驰骋往还于烟云缥缈之中。这里存在着一种含蓄不尽的朦胧之美。

“人间万象模糊好”，是全诗之眼，既点出了作者的审美见解，又借题发挥，写出了他的人生哲学观。

一　蚊

赵　翼

六尺匡床障皂罗，偶留微罅失讥诃。

一蚊便扰人终夕，宵小原来不在多。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常州人，乾隆年间进士。长于史学，诗文兼擅，与袁枚、蒋士铨齐名。论诗主张推陈出新，反对模拟。

匡床：方正安适的睡床。障皂罗：挂上黑色的纱罗蚊帐。微罅（xià）：小的缝隙。失讥诃（hē）：因过失而被讥笑、呵责。宵小：小人，坏人。

作者说，为了害怕蚊虫叮咬，本来挂上了蚊帐，严格加以防范，只因偶然的疏失，留下了缝隙，使一个蚊子钻了进来，造成终夜骚扰，不得安眠。看来，坏人或者小人不在多少，即使只有一个，也会闹得你不得安宁。

即事见理，寄怀深远，体现了咏物诗的特点。

江边鸥鹭

赵　翼

觅食终朝傍水湄，晚来戢羽静无为。

始知鸥鹭闲眠处，也在谋生既饱时！

鸥鹭：海鸥、鹭鸶，两种水鸟。湄（méi）：水边，岸旁。戢（jí）：收敛。

前两句写鸥、鹭的两种生活形态：饿着肚子的时候，整天傍着水湄辛勤地寻觅鱼虾，以求饱腹；到晚上吃饱了，它们收敛起翅膀，悠闲地待在沙滩上，无所事事。后两句生发议论：鸟类和人一样，只有到了生活有了保障，起码是不致饿着肚皮，才能静下心来，闲适地充分品玩生活的乐趣。

诗中因小见大，阐释了社会发展中一个普通而重大的原理。

论诗（五首选三）

赵　翼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过了千年又觉陈。

化钧：大自然的创造、变化作用。化，造化，即大自然。钧，陶匠所用的转轮。

诗中说，大自然化育万物，创造出了满眼生机。而诗人为了不断开掘新意，日日与天工斗巧争奇。但事物都是相对的，即使提前预支了五百年的新意，过了千年又成了陈旧的东西。

生机、活力来源于不断创新，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李杜：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江山：这里代指神州大地。领：引领，占领。风骚：《诗经》有《国风》，《楚辞》有《离骚》，这里泛指诗歌。

诗人以实际例证，从发展的观点讲，任何人也不能千秋万世独领风骚，必须不断创新，绝不能泥古、模古。号称诗仙、诗圣的李白、杜甫，诗篇万口争传，历代称颂不已。但是到了今天，他们所反映的内容、歌唱的调子，已经不能充分适应时代的要求，缺乏新鲜感了。应该说，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杰出的诗人出现，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诗坛上各领风骚。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只眼：独到的眼光和见解。艺苑：文坛，文艺园地。漫雌黄：随便品评、议论。古人抄书、校书常用雌黄涂改文字，因此称乱改文字、横加批评为“妄下雌黄”。“矮人看戏”二句：意谓人云亦云。典出《朱子语类》：“如矮子看戏相似，见人道好，他也道好。”

诗人以“矮人看戏”的生动比喻，辛辣而风趣地讽刺了文坛上人云亦云，漫下雌黄的现象，提倡独具只眼，自抒己见。

看　山

赵　翼

物色难穷意想间，始知阅历老犹悭。

千形万状无成格，天上浮云地上山。

物色：此处指风物、景色。悭（qiān）：欠缺，少。成格：固定的规格。

诗以看山为题，说明大千世界的客观事物是难以完全认识的。前两句从议论入手，说对自然风物的认识，凭着主观臆想是难以穷尽的。因此，才领悟到：尽管我的年龄很大了，但阅历仍然还很欠缺。后两句通过人们常见的“天上浮云地上山”千形万态，绝无成格，进一步阐述上面的道理，并扣住了“看山”这个题目。

佳　句

赵　翼

枉为耽佳句，劳心费剪裁。

生平得意处，却自自然来。

枉：徒然，白白地。耽佳句：沉溺、入迷于寻求最佳的诗句。费剪裁：费尽心血推敲。

头两句说，为了寻求佳句，花费了许多心血，结果却是徒劳的。为什么？后两句加以回答：生平中最得意的诗句，都是自然得来。

诗里反映了作者轻雕琢、重自然的文学观点。

草花略灌，辄欣欣向荣，乃知贱种尤易滋长也

赵　翼

草花谁灌氿泉清，偶荷滋培倍发荣。

始悟六朝中正品，用寒人转奋功名。

辄：就，总是。贱种：低贱的品种。氿（ɡuǐ）泉清：侧出的清泉。荷：承受。六朝中正品：六朝时的九品中正制。三国时的吴与后来的东晋、宋、齐、梁、陈，史称六朝。从曹魏开始，将地方人士评定为九等（品），朝廷按等选用，称九品官人法。后来，由于选人者都出身于豪门世族，结果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寒人：贫寒之人。转：更。

作者从草花生气蓬勃、生机旺盛的自然现象，领悟到出身微贱的人更会奋力拼搏，更易取得成就的道理。说，没有谁给草花着意灌过清泉，它从来都是自生自长，靠天照应的。只要偶尔得到一点点培植，就会加倍地繁荣、滋长。从这里悟到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只选拔一些豪门世族，结果吏治越来越坏；反过来倒是那些出身寒门的人士更加奋力功名，渴求上进。

漓江舟行（二首选一）

赵　翼

舟行连日上滩迟，稍喜扬帆疾若驰。

才得顺风河又转，世间那得称心时！

漓江：在广西桂林。

诗中说，连日行船逆水上滩，十分艰难、缓慢，总算盼到了顺风吹来，一帆疾驶。可是，没过多久，河身转弯了，结果又由顺风变成了逆风。人间万事，称心的时候真是太少了！

从日常小事中洞见社会生活的大道理，意蕴深邃，形象鲜明，这是赵翼诗的一个突出特点。

诗　家

赵　翼

诗家径路都开尽，只有求工稍动人。

又恐丹青少生气，斑斓徒作楦麒麟。

径路：路数，门径。丹青：古代绘画常用红、青两色，因而借指绘画。这里的意思是指雕饰过当，涂抹太甚。楦（xuān）麒麟：比喻外表华丽，里面没有什么货色。楦，泛指用东西填满物体的中空部分。

诗中说，本来，前人已把诗家的路数开尽了，要想能够打动人，就得刻意求工；可是，如果过分雕饰，弄得五彩斑斓，又怕成了“楦麒麟”，徒具形骸，了无生气。

咏　蚊

汪秀峰

乍停纨扇便成团，隐隐雷声夜未阑。

漫道纱厨凉似水，明中易避暗中难。

汪秀峰，名启淑，官至工部郎中，乾隆年间诗人。

纨扇：细绢制成的团扇。雷声：形容蚊子众多，鸣声如雷。未阑：未尽。漫道：别说，不要说。纱厨：纱帐。凉似水：是说月光照彻，沁凉似水。

作者说，蚊子太多了，轰响如雷，纨扇刚刚停下，就成团结队地飞回来。只好把蚊帐放在月光下面，因为明中易避，暗里难防。

寓哲理于咏物之中，形象而又生动。

新　雷

张维屏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

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春雷第一声。

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号南山，道光年间进士，后退隐乡居。鸦片战争开始后，在爱国热情驱使下，写出一些反对卖国投降，歌颂反侵略斗争的著名诗篇。

新雷：春天的第一声惊雷。造物：古代人认为有一种创造万物的神力，称为造物。这里指天地、大自然。

作者说，天地无言，却有知觉，有情感，每当寒气将尽，顿觉春意萌生。千红万紫都已准备就绪，只等待春雷一响，就竞相开放。

诗的哲理性很强，通过对春天的呼唤和对新雷的期望，体现出朦胧的除旧迎新的时代要求。

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选五）

龚自珍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杭州人，道光年间进士，晚清著名学者、诗人和思想家。

己亥杂诗：道光十九年（己亥），作者辞官南归，后又北上迎眷属，在大半年时间往返途中九千里，共写诗三百一十五首，杂述见闻、感想，统名《己亥杂诗》。诗篇语言瑰丽，意境新奇，理趣浓冽，一向得到诗坛的赞誉。吟鞭东指：骑马从北京城东的广渠门出去。吟鞭，诗人的马鞭。落红：落花。

诗人说，在白日西斜的时候，我满怀着浩淼无边的离愁，出京而去，真是“一出都门，便成万里”，人在天涯。虽然我已辞官，但仍然愿意为国家、为社会尽一点余年心力。正像落花一样，它并非无情之物，化作春泥，还是可以起到培护新花的作用的。

卿筹烂熟我筹之，我有忠言质幻师。

观理自难观势易，弹丸累到十枚时。

原诗有小注：“道旁见鬻戏术者，因赠。”鬻（yù），卖出的意思。

卿：你，指幻师，即耍弄弹丸、玩把戏的人。筹：运筹，考虑。质幻师：同魔术师商量。质，询问，商讨。势：情势，态势，事物、力量表现出来的趋向。

诗人借助与幻师讨论叠累弹丸之势，发表对当时社会“危如累卵”的险恶态势的看法。说，对于耍弄弹丸的问题，你已经考虑得烂熟了，现在我也来运筹一下。有一句忠言想说给你听：有些事情光凭道理去看，很难把握；但若观察它的态势、情势，就比较容易了。眼前的情势，是你的弹丸已经累到了十枚，还能维持多久呢？

意在言外，寄怀深远。

西来白浪打旌旗，万舶安危总未知。

寄语瞿塘滩上贾，收帆好趁顺风时。

旌旗：船上的各种旗子。万舶：无数船只。寄语：托人捎个话。瞿塘：三峡之一，过去滩上有巨礁，舟行至此常有覆没危险。贾（ɡǔ）：商人。

诗人说，长江西来，白浪滔天，船上的旗子都给打湿了，无数船只安危未卜。寄语船过险滩密布的瞿塘峡的来往商人，最好顺风时候就加紧收帆！

言外之意：船过急流险滩，顺风时往往危险性更大。乾隆朝诗人陆筱饮有诗云：“轻舟齐趁大江风，浪卷涛飞欲拍空。莫倚好风帆力健，最难收是急流中。”与此有相同意蕴。联系人生，人处顺境之中与得意之时，应该倍加小心，不要忘乎所以。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九州：古地理书《禹贡》把中国划分为九州，因此常用来代称整个中国。生气：蓬勃、活跃的气象。恃：倚仗。万马齐喑（yīn）：形容当时封建专制统治对人们思想造成的严重压抑。喑，即喑哑，默不做声。抖擞（sǒu）：振作，奋发。不拘一格：指不要求全责备，受各种框框限制。

诗人说，像现在这样，无声无息，死气沉沉，毕竟是可悲的。因此，人们都痛切地感到，整个中国需要焕发生气。而生气的勃发只有通过风雷激荡才能显示出来。为此，我劝天公要重新振作起精神，打破各种资格的拘限，让大量人才在社会上源源涌现。

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

多识前言畜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

卓荦（luò）：才华超绝。弱冠：泛指青年。古以男子二十岁为弱冠。“多识”句：《易经》中有“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话。贸：换取，追求。

诗人说，虽说一个人的学问成就是一辈子的事，不可能一下子完成，但是，要取得奇才异能还须从青少年起就奋力拼争。要多了解前人的言论、著述，以提高自己的道德人品，不应花费力气去追求那空泛的才名！

立春后一日长椿寺牡丹盛开

祁嶲藻

纵无风雨晓犹残，尚有芦棚护曲栏。

培植一年开十日，人间富贵作花看。

祁嶲（xī）藻（1793—1866），字实甫，号春圃，晚号观斋，清嘉庆年间进士，咸丰、同治间先后任体仁阁大学士和礼部尚书。

长椿寺：在北京，明万历年间孝定皇太后创建。

诗中说，为了让牡丹能在春节前后开花，不致遭人践踏和被寒风烈雪冻伤，花工给它护以曲栏，盖了芦棚，可说是煞费苦心。可是，培植了一年仅仅开了十天，即使没有风雨，到清早一看，也已凋零净尽了。同牡丹花一样，人间的富贵荣华，也是得之难而失之易呀。

观人所藏古钱

乌尔恭额

钱法从来为便民，殊形诡制代相珍。

谁知用到通神处，累及苍生不止贫。

乌尔恭额（？—1842），号石琴道人。曾监修清西陵十二年。

苍生：老百姓。

首句从铸造货币的初衷谈起，说铸钱之道，在于便民、利民。次句扣住本题，说各种货币中的奇形怪状者历代都被人珍视。三、四句说，谁能想到金钱的魔力已经达到可以“通神”的程度，（“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可以支配一切）这样，祸及苍生的就不仅仅是使很多人陷于贫困了。

借题发挥，含蕴深邃。

晓　窗

魏　源

少闻鸡声眠，老听鸡声起。

千古万代人，消磨数声里。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年间进士。与龚自珍齐名，为晚清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作者从晓窗外的数声鸡啼，联想到整个历史长河中人人都在鸡声中流逝而去。年轻人鸡鸣时才入睡，老年人没到鸡鸣就起来了。更大的区别还在于，有的闻鸡起舞，激扬奋发，从而立下不世之功；有的蹉跎岁月，壮志消沉，结果落拓终生，一事无成。诗虽短小，容量却很大，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思索余地。

赣江舟中棹歌（七首选一）

魏　源

峡锁群山十万魂，山花四月未缤。

前林晓忽花全放，多为溪雷一夜奔。

赣（ɡàn）江：流贯江西省的一条河流。棹（zhào）歌：划船时唱的歌。魂：花魂，这里以花拟人。缤繙（fán）：与“缤纷”同，形容花开得繁富。晓忽：一个早晨忽然。

前两句说，在群山环抱的峡谷里，因为春风吹不进来，虽然已是四月天气，花魂却仍然酣眠未醒，不见花影缤纷景象。后两句说，忽然在一个早晨，前边林地里的群花一下子全部开放了，那多半是由于一场春雨过后，溪流猛涨，奔腾而下，声若鸣雷，震醒了十万花魂。

诗中写的是深山奇景，却蕴涵着丰富的哲理意味。儒家讲究“格物致知”（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诗人则是从自然、社会现象中寻觅审美意蕴，发掘诗性蕴涵。这首诗就是从花魂的沉睡与觉醒中揭示事物发展变化（渐变与突变）的规律，展现一种诗性光辉。

近月楼即事

刘永济

湖海元龙意气豪，萧萧白发不堪搔。

凭栏忽觉松篁短，始识闲身占地高。

刘永济，字湛之，道光年间诗人。

近月楼：故址在北京东城大街。湖海元龙：东汉陈登字元龙，有扶世救民之志。许汜与刘备共论天下人物，说：“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意谓胸怀远大，气概不凡。萧萧：头发花白稀疏的样子。搔（sāo）：用指甲挠。篁（huánɡ）：竹子。

诗中写了作者登楼俯眺的感怀。前两句抒发感慨，说尽管自己当年的豪气犹存，但毕竟已经白发萧疏了。后两句从楼上的观感引申出生活哲理：凭栏一望，顿觉松、竹都变得矮小了，这才知道，原来是“闲身占地高”。因为身闲才能心静，才能看得比较客观一些，冲开当事者的种种局限，从较高视角对客观世界静观默察。

书樾峰诗稿后

郑　珍

乾坤清气一枝笔，不落人间得意场；

官退却惊诗力进，晚凉携卷语山光。

郑珍（1806—1864），字子尹，号柴翁，贵州遵义人，道光年间举人。精训诂学与经学考据，是清代宋诗派的重要诗人。

樾（yuè）峰：平翰，字樾峰，曾任贵州知府，工书法。乾坤清气：天地间的清新、潇洒之气。

这是题写在平翰诗稿后面的诗。前两句以议论开篇，说充溢着乾坤清气的笔墨，往往出自不得志的人之手，一般不会产生于志得意满的场合。这与欧阳修讲的“诗人少达而多穷”、“穷者而后工”，意思大体相同。第三句沿着上面的思路展开来讲，说平翰官位退而诗力进。最后总束一笔：晚凉时节手携诗卷，对着山光野色，说了上面这番话。

捕　蟹

于华春

爬沙响处费工程，隔岸遥闻下簖声。

毕竟世间无辣手，江湖多少尚横行！

于华春（1816—1878），字天墀（chí），号半山堂主人，辽宁盖县人，晚清贡生。曾长辰州（今辽宁盖州市）书院，擅文艺，工诗画，且通天文舆地、音乐词曲诸学。

爬沙：河蟹爬行。下簖（duàn）：在河流中插设拦捕鱼蟹的苇栅或竹栅。辣手：一说毒辣、厉害的手段，亦指刚严、猛烈之人。

前两句作者描写所见所闻，讲捕蟹实施的下栅工程。意在为下文做铺垫。后两句由蟹的横行联想到当时社会上坏人当道，横行无忌，发出“毕竟世间无辣手”的感慨，流露出强烈的愤懑不平之气。

借物咏怀，与《题宋徽宗画鹰》诗意旨相同，俱臻其妙。

西施咏

金　和

溪水溪花一样春，东施偏让入宫人。

自家未必无颜色，错绝当时是效颦！

金和（1818—1885），字弓叔，号亚匏（páo），南京人，晚清诗人。

西施：春秋末年绝代佳人，越王勾践把她献给吴王夫差，自此，吴王沉溺女色，荒废政事，终为越人所征服。溪水：西施故里苎萝乡的浣纱溪。东施：西施邻女。让：不及，逊色。入宫人：指西施。错绝：绝大的失误。效颦：《庄子》载，西施有心病，蹙眉时尤显美丽，邻女东施效仿之，反而显得很丑。

诗人说，浣纱溪畔的绿水和红花，为东施与西施装点出同样的春光，就是说，两人有着同样的环境条件。可是，偏偏东施就比入宫邀宠的西施大为逊色。依我看，东施自己未必就没有姿色，当时最大的错误是失掉了自己而盲目效颦！

借咏叹东施效颦，讲出“不能失掉自己”的做人道理。寓哲理于叙事、论述之中，见解高明，说服力也很强。

杂　诗

金　和

千金买驽骀，一顾失追风。

追风亦有罪，甘杂驽骀中。

驽骀（nú tái）：不中用的劣马。一顾：借指相马。《战国策》载，骏马立于市，三日无人过问，经伯乐一顾，遂价增十倍。追风：指代骏马。杂：混杂。

作者说，由于相马者缺乏伯乐那样的慧眼，竟以千金重价买进来一匹劣马，而漏掉了奔驰如飞的千里马。其实，正由于奔跑如飞也是罪过，所以，千里马也甘愿混迹于劣马之中，不想出人头地。

咏马实为咏人，抨击埋没人才的社会弊端，寄慨遥深。

齐物诗（七首选一）

俞　樾

覆雨翻云幻蜃楼，人生何处说恩仇。

戏场亦有真歌泣，骨肉非无假应酬。

俞樾（yuè）（1821—1907），号曲园，道光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晚清著名学者。

齐物：《庄子》有《齐物论》，主张齐是非、齐物我、齐寿夭，反映了庄子对人生的相对主义态度。覆雨翻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比喻反复无常。幻：变幻。蜃（shèn）楼：大气中由于光线的折射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这里用来比喻虚幻无凭。歌泣：歌唱、哭泣，指表现强烈的感情。

作者说，人间世事，变幻莫测，反复无常，又到哪里去说恩说仇呢！戏场上演戏，叫作假戏真做，歌哭无端，但那种强烈情感的喷发，有时也是真情的流露；而同气连支的亲生骨肉之间，按说应该都是真情实感，其实也并非没有虚假的应酬。

本诗有助于我们从辩证、分析的角度看问题，不搞绝对化。

金陵杂诗之一

张之洞

兵力无如刘宋强，厉精政事数萧梁。

何因不享百年祚，鸩毒山川是建康！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岩，同治年间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两广、两江、湖广总督、军机大臣，卒谥文襄。

金陵、建康：均为南京。南朝宋、齐、梁、陈皆于此建都。刘宋：南朝宋国主为刘姓，故曰刘宋，在南朝中疆域最大，兵力也最强盛，有国五十九年。萧梁：南朝梁国主萧姓，故曰萧梁，有国五十六年。开国之君萧衍，在位四十八年，重视思想统治，也较为勤政节俭。何因：因为什么。祚（zuò）：君主位。指维持统治的时间。鸩（zhèn）毒山川：毒害江山。鸩，传说中的一种毒鸟，以其羽毛泡酒，可毒死人。指溺于游乐导致国破家亡，犹鸩毒之害人。

诗的中心意思是讲，论武力，刘宋很强；论励精图治，萧梁也数得上。可是为什么都只能维持五六十年的统治呢？就是因为他们宴安鸩毒，金陵的“六朝金粉”，花花世界，坑害了他们。

饲　鹤

纪钜维

鸡鹜群争尽日忙，一声清唳晚风长。

怪渠本具凌霄翮，苦傍人家觅稻粱。

纪钜（jù）维，字香聪、伯驹，晚号泊居，同治年间拔贡，官内阁中书。

鹜，野鸭。唳（lì）：鹤、雁鸣叫。渠：它，这里指被饲的鹤。翮（hè）：鸟的翅膀。

作者从鹤的被人饲养生发出一篇别有寄托的议论。说本来很清高的鹤却整天忙着与鸡鸭争食。但是，常常又不太甘心，这从它在晚风中发出的一声声悠长的清鸣可以观察出来。可怪的是，本来它也具有冲霄的健翅，却不想高飞远迈，偏偏苦傍着主人家，寻觅那一点点可怜的粮食！

诗人说的是鹤，实际上着眼于人—世上确有这种自视甚高或者自鸣清高的士人，原本有条件高飞远翥，也能够干一番事业，却胸无大志，不思进取，终日“苦傍人家”、“为稻粱谋”。这类讽喻诗，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不做剑拔弩张姿态，体现一种“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风格。

种月季花

黄遵宪

乱草删除绿几丛，旧花别换日新红。

去留一一归天择，物自争存我大公。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梅县人。光绪年间先后担任驻日、美、英等国外交官近二十年，积极主张变法革新。在文学上提倡并实践“诗界革命”，是近代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诗人。

天择：自然选择。语出严复译《天演论》。

诗中说，铲除几丛乱草，另换上月季新红。这种去留应归于自然选择，是“物自争存”的结果，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不是我偏心眼，有意厚此而薄彼。

由于作者长期在西方国家担任外交官，较早地接触到达尔文、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对于弱肉强食的社会并非机会均等，人要想生存、发展，就得主动进攻，抓住各种有利机会，而不能消极等待的道理，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从这首七绝中即可看得出来。这在我国传统诗歌中是很少见到的，因而弥足珍贵。

流　水

释敬安

流水不流花影去，花残花自落东流。

落花流水初无意，惹动人间尔许愁。

释敬安（1851—1912），俗姓黄，名读山，湖南湘潭人。笃信佛教，曾于阿育王寺烧残二指，故又别号八指头陀。工诗，意境清空隽永。

自然界的流水往往会触发人对生命和宇宙的思辨，作者就正是从寻常景物中解悟禅理，闪耀出哲理的火花。

诗的大意是，水流尽管不断，花影却凝固不动，它让人蓦然领悟了动中有静、万动归于一静的道理。本来自然界的水流花落，无关人事，可是，人们竟然因此而坠泪兴悲，感喟无限，实在是妄念缠缚，未得解脱。

临　池

文廷式

不似何必临，太似恐无我。

遗貌取其神，此语庶几可。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号芸阁，又号纯常子，光绪年间进士，工骈体文，诗歌意境较高。

临池：学习书法。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遗貌：放弃、忽略外形。庶几：也许可以，差不多。

诗中说的是学习书法的辩证法，实际上，对于各种艺术形式都是共通的规律性认识。临帖，要求在似与不似之间。如果完全不似，从根本上走样了，那就失去了临帖的作用；但又不能全似、太似，否则就会丢掉自我。只有不求形似，但求神似，“意足不求颜色似”，才有望达到成功的境地。

春日杂诗（二首选一）

丘逢甲

极目春城夕照中，落花飞絮木棉风。

绝无衣被苍生用，空负遮天作异红。

丘逢甲（1864—1912），字仙根，号仓海，台湾彰化人。光绪年间进士，授兵部主事。但他无意仕进，告假归隐台湾，主讲书院，颇负盛名。

木棉：常绿乔木，花红色。衣被苍生：加惠于人。衣被，本义为衣服之被体，此为动词，借用其义。异红：特异的红色。

前两句写所见。春城远眺，但见夕晖斜照之中，风吹木棉花絮漫空飞舞。后两句写观感。说木棉毕竟不是棉花，不过空负盛名，虚声炫世，徒现令人惊羡的漫天“异红”，却绝无“衣被苍生”之用。

诗人这是有感而发。其中的哲思理蕴，在于借助木棉花来讥讽一些人不务实际，徒尚空谈，看似天花乱坠，热闹非凡，实际于经邦济世、救国泽民毫无作用。

有书时事者为赘其卷端（四首选一）

丘逢甲

人间成败论英雄，野史荒唐恐未公。

古柳斜阳围坐听，一时谈笑付盲翁。

甲午战争次年，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丘逢甲自任大将军率台湾民众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败归广东镇平。诗作于当年秋天，自是有感而发。

赘其卷端：补写在书卷前面。盲翁：泛指旧时弹弦负鼓、说书唱曲的艺人。旧时说书、算命的常有年老目盲者。

作者以议论开篇，说荒唐的野史往往以成败论英雄，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这恐怕有失公道。著名诗人袁枚有相似论点，而且讲得更为直截了当：“成败论千古，人间最不公！”因为导致成功与失败的因素很多，既含有主观因素，也取决于一定的客观条件，不可泛泛而论。

后两句诗显然是从陆游名句“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演化而来，意思是是非曲直任由后人评说，但公道自在人心，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结论的。

题宋徽宗画鹰

谭嗣同

落日平原拍手呼，画中神俊世非无。

当年狐兔纵横甚，只少台臣似郅都！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怀大志，兼擅诗文。甲午战争后，提倡新政，曾参加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变法失败后被害。

宋徽宗：赵佶，善画花鸟山水。神俊：指画中苍鹰，借喻英杰之才。狐兔：比喻徽宗时的权奸童贯、蔡京之流。纵横甚：横行无忌。台臣：御史，掌管弹劾纠察。郅（zhì）都：汉景帝时为中郎将，直言敢谏，行法严酷，不避权贵，时号“苍鹰”。

首句直写画中景色：平原上，落日下，放鹰人拍手相呼。次句从画中苍鹰的雄鸷形象，引申出结论：这样的豪俊之才世间并非没有。三、四两句，进一步生发议论。说徽宗朝的权奸之所以横行无忌，就因为没有“苍鹰”郅都那样的御史去弹劾、纠察他们。

借题画鹰以指斥时政，意蕴深邃。以狐兔比喻权奸，以北宋末暗喻晚清，层层设喻，巧借苍鹰做文章，颇见匠心。

舟还长沙

郭六芳

侬家家住雨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

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

郭六芳，字漱玉，晚清女诗人，有《绣珠轩诗抄》。

侬：我。雨湖：在今湖南湘潭市。“十二珠帘”句：珠帘，以珍珠为饰的窗帘。这是一种形容，说夕阳映照下屋宇显得特别华美。

作者通过记述傍晚还家的观感，阐明了一个“美的发现”的道理和美学上的“心理距离”说。家，每天都见得到，但对它的美的形象却未曾发现，更谈不到把握。可是，一当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拉开适当的距离，换句话说，把“家”这个特定的对象，置于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夕照红”与“江上望”）来“静观”，就发现了原来所未曾留意的自然美：家，融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如在画图之中。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在兹 / 王充闾著.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2016. 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3944-1

Ⅰ. ①文…　Ⅱ. ①王…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7579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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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275千字

印 张：20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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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70-3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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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上编

守护着灵魂上路

一

二

三

四

两个李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千载心香域外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寂寞濠梁

一

二

三

情在不能醒

一

二

三

青眼高歌

一

二

三

纳兰心事几曾知

一

二

三

四

青天一缕霞

骆宾王祠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春梦留痕

一

二

三

诗人的妻子

一

二

三

孤枕梦寻

一

二

三

四

终古凝眉

一

二

三

四

泉路何人说断肠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附：一场虚拟的叩访

一

二

三

下编

“遗编一读想风标”

一

二

三

四

来往亭前踏落花

龙湖之会

一

二

三

四

五

广陵散

其人与笔两风流——随园老人札记

一

二

三

四

深于情者

一

二

三

四

五

牛渚谈兵不见兵

一

二

三

皖南杂识

文　脉

所贵者情

文人相轻

千秋名重女全才

上

下

风波中的彻悟

一

二

三

四

五

关于江淹的三个话题

一

二

三

《牡丹亭》中说澳门

一

二

三

此马非凡马

涧底松

情注河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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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守护着灵魂上路

一

踏上这片土地，我完全认同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评语：长汀是中国最美的小城之一。在这里，我除了饱游饫看蕴涵着典型的客家文化精髓的街衢、建筑，还有幸亲炙了瞿秋白烈士的遗泽，浸染于一种浓烈的人文氛围，在满是伤痛的沉甸甸的历史记忆中，体会其独特而凄美的人生况味。

秋白同志被捕后，囚禁于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部。这里，宋、元时期是汀州试院，读书士子的考场；数百年后倒成了一位中国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而今庭院萧疏，荒草离离，唯有两株黛色斑驳的古柏傲立在苍穹下，饱绽着生命的鲜活。它们可说是阅尽沧桑了，我想，假如树木的年轮与光盘的波纹有着同样的功能，那它一定会刻录下秋白烈士的隽雅音容。

囚室设在整座建筑的最里层，是一间长方形的木屋。推开那扇油漆早已剥落、吱呀作响的房门，当年的铁窗况味宛然重现。简陋的木板床，未加漆饰的办公桌，几支毛笔、一方石砚，刻刀、烟灰缸等都原封未动地摆放着。

环境与外界隔绝，时间也似乎凝滞了，一切都恍如隔世，一切却又好像发生在昨天。刹那间竟产生了幻觉：依稀觉得这里的临时“主人”似乎刚刚离座，许是站在旁边的天井里吸烟吧？一眨眼，又仿佛瞥见那年轻、秀美的身姿，正端坐在昏黄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多么想，拂去岁月的烟尘，凑上前去，对这位内心澎湃着激情，用生命感受着大苦难，灵魂中承担着大悲悯的思想巨人，作一番近距离的探访和恣意的长谈啊！然而，覆盖了半个墙壁的绝笔诗、就义地、高耸云天的纪念碑等大量图片，在分明地提示着：哲人其萎，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当中华民族陷于存亡绝续的艰危境地，他怀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之路”的宏愿，走出江南小巷，纵身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事业是群体的，但它的种种承担却须落实于个体，这就面临一个角色定位的个人抉择问题。当时，斗争环境错综复杂，处于幼年时期的党还不够成熟，而他，在冲破黑暗、创造光明的壮举中，显示出“春来第一燕”和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的卓越才能，于是，便不期然而然地被推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

就气质、才具与经验而言，他也许未必是最理想的领袖人选。这在他是有足够的自知之明的。但形格势禁，身不由己，最终还是负载着理想的浩茫，“犬代牛耕”，勉为其难。他没有为一己之私而消解庄严的历史使命感。结果，“千古文章未尽才”，演出了一场庄严壮伟的时代悲剧。

天井中，当年的石榴树还在。触景生情，不由得忆起秋白写于狱中的《卜算子》咏榴词。“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身陷囹圄，远离革命队伍，不免感到孤独寂寞，所幸此身未受他人主宰，仍然保持着人格的独立，灵魂的圣洁。这样，当审讯、威逼、利诱、劝降等烟雾云霾纷纷过尽时，自己便可以在向往的归宿中自在逍遥了。“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尽管这灿若春花的生命，在风刀雨箭般的暴力摧残下归于陨灭；但信念必胜，一如春天总会重来。

他坚信：“假使他的生命融化在大众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生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

二

隔壁就是汀州宾馆。回到下榻处，我再次打开秋白烈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我们的灵魂自白——《多余的话》，更真切地走进他的精神深处，体验那种灵海煎熬的心路历程。

秋白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古诗作为开头语，揭橥了他的浓烈的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这是他长期以来耿耿不能去怀的最大情意结，也是中国知识精英的共同心态。

想到为之献身的党的事业前路曲折、教训惨重，他忧心忡忡；对于血火交迸中的中华民族的重重灾难，他深切反思。他以拳拳之心“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感到有许多话要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是，处于铁窗中不宜公开暴露党内矛盾的特殊境况，又只能采取隐晦、曲折的叙述策略。

在语言的迷雾遮蔽下，低调里滚沸着情感的热流，闪烁着充满个性色彩的坚贞。他以承荷重任未能恪尽职责而深感内疚；也为自己身处困境，如同一匹羸弱的马负重爬坡，退既不能，进又力不胜任而痛心疾首。这样，心中就蓄积下巨大而深沉的痛苦。

至于一己的成败得失，他从来就未曾看重，当此直面死亡、退守内心之际，更是薄似春云，无足顾惜了。即使是历来为世人所无比珍视的身后声名，他也同样看得很轻，很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无视个人名誉。他说过，人爱惜自己的历史比鸟爱惜自己的羽毛更甚。只是，他反对盗名欺世，徒有虚声，主张令名、美誉必须构筑在真实的基础上。

他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可是，却自谦为“半吊子文人”。这里没有矫情，只是不愿虚饰。他认为，价值只为心灵而存在。人，纵使能骗过一切，却永远无法欺蒙自己。一瞑之后，倘被他人谬加涂饰，纵使是出于善意，也是一种伤害，更是一种悲哀。

真，是他的生命底色。他把生命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有时达到过于苛刻的程度。为着回归生命的本真，保持灵魂的净洁，不致怀着愧疚告别尘世，他“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想要“说一些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于是，以其独特的心灵体验和诉说方式，向世人托出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自我，对历史做出一份庄严的交代。这典型地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也是现时日渐式微的一种高尚品格，因而弥足珍重。

他的信仰是坚定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否定革命斗争的话，但也不愿挺胸振臂做烈士状，有意地拔高自己。他要敞开严闭固锁的心扉，显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当生命途程濒临终点的时候，他以足够的勇气和真诚，根绝一切犹豫，把赤裸裸、血淋淋的自我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毫不留情的剖析和审判。

他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在我们这个还不够健全的世界上，以一篇《多余的话》和一束“狱中诗”，亮相了自己未及完全脱壳的凡胎俗骨。在敌人与死神面前，他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而当直面自己的真实内心时，他更是一个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勇士。

文人从政，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囿于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文人与政治不易调谐的矛盾，颠扑倾覆者屡见不鲜。可是，又有谁能够像秋白烈士那样，至诚无伪地痛切反思，拷问灵魂，鞭笞自我呢？自省这一苦果，结蒂在残酷的枝头。敌人迫害，疾病磨折，都无法同这种灵魂的熬煎、内心的碾轧相比。

“君子坦荡荡”，映现出一种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我想，一个如此勇于赤诚忏悔的人，内在必然存有一种坚定的信仰追求和沛然莫之能御的自信力与自制力，有一种把灵魂从虚饰的包裹中拯救出来的求真品格。对于当下充满欲望、浮躁、伪饰而不知忏悔、自省为何物的时代痼疾，这未始不是一剂针砭的药石。

三

一端是当年的汀州狱所，一端是罗汉岭前的刑场——往返于这段不寻常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迂回婉转的《多余的话》与显现着劲节罡风的慷慨捐躯，不也同样构成了相映生辉的两端吗？它们所形成的色彩鲜明的反差，恰恰代表了秋白烈士的两种格调、两种风范的丰满而完整的形象，展现出这位“文人政治家”的复杂个性与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人之不同，其异如面。有的单纯，有的驳杂；有的渊深莫测，有的一汪清浅。而在复杂、内向的人群中，许多人由于深藏固闭，人格面具遮蔽过严，他人是无法洞悉底里的。作为赋性深沉的时代精英，秋白可说是一个例外。

在毕命前夕，他即使不愿作惊风雨、泣鬼神的正义嘶吼，也完全可以选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沉默。可是，他不，偏偏以稀世罕见的坦诚，毫不掩饰、一无顾忌地展露自我，和盘托出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多棱多面的个性特征——沉重的忧心与大割大舍大离大弃的超然，执着而坚定的信念与苦闷、困惑、无奈的情怀，高尚的品格与人性的弱点，夺目的光辉与潜伏的暗影……

犹如悬流、激湍是由水石相激而产生的，这种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产物。秋白烈士以文人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种种尖锐的内在冲突，诸如非自觉的积习与自觉的理智，一己之所长与整体需要，自我精神定向与社会责任，结构决定性与个人主体性之间所形成的内在矛盾，等等。

而他的出处、素养、个性、气质，更为这种矛盾冲突预伏下先决性因子。他是文人，却不单纯是传统的文人或现代知识分子，而是革命文化战士；他是政治家，却带有浓重的文人气质，迥异于登高一呼，叱咤风云的统帅式人物。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既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却又执着于批判精神、反思情结、忏悔意识、浪漫情怀等文人根性，烙印着现代知识精英的典型色彩。可以说，这是使他困扰终生的根本性矛盾。

长期以来，时代已经确认了那种义薄云天、气壮山河的豪情壮举，应该说，在这方面，他是做得足够完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同时作了一番洞见肺肝的真情倾诉，并以充满理性光辉甚至惊世骇俗的话语，进行深沉的叩问和冷静的思考。——这就突破了既成的思维定式，有些不同凡响了。

特别是当他论及那些颇具风险性、挑战性的话题时，竟以十分浓重的艺术气质，注入了颇多的理想成分、感情色彩与个性特征，这样，就难免为“不知者”目为异端，最后遭到种种误读和批判。

其实，非此即彼、黑白绝对的思维逻辑，并不能真实认知事物的本质。“光明的究竟，我想决不是纯粹红光”（瞿秋白语）。《马赛曲》、《国际歌》，英风豪迈中不也洋溢着动人心弦的悲壮与低回婉转的深情吗？从美学角度看，这丰富而复杂的人性，比起简单、纯粹来，更容易产生一种人格魅力和强大的张力，吸引人们去思索，去探究。

身为中国大变革时期的探索者、先行者，秋白烈士张扬了真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具有常说常新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我相信，即使再过去七十年以至七百年，他还会成为含蕴深厚的话题，令人回味无穷，盛说不衰。

同样，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莫说当时，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关于灵魂、关于人生、关于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等世纪命题，仍然有着广阔的阐释论域和颇多的待发之覆，从而为现代思想史留下鲜活的印记，足以抗拒时间的流逝，恒久地矗立于历史深处。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民族英雄文天祥《正气歌》中的结句，可谓实获我心：前贤已经远离开我们，可是典范长存。在短檐下展开史册来读，顿感他们的凛然正气辉映着我的面容。

四

数日勾留，我深切地感受到，革命老区长汀人民对于秋白烈士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历数十年不变，父而子、子而孙地口耳相传，叙说着这座城、这条路、这一天、这个人的苍凉而壮丽的往事。在这里，我尝试着作一番复述：

历经了一场灵魂的煎熬，那郁塞于胸间的一腔积愫已全盘倾诉出来，现在，他才真正感到彻底地获得解脱，从而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超然。

他早已超越于生死之外了。昨晚，当获知蒋介石的密令已到，刽子手即将行刑时，面容显得异常平静。停了一会儿，站起身来，示意来人走开，并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然后就安然睡下，迅即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

晨曦悄悄地爬上了狱所的窗棂，屋里倏然明亮起来。他心中想着：这世界对于我们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当然，任何美好事物的争得，都须偿付足够的代价。为此，许多人踏上了不归之路。

这样，他，也就守护着灵魂上路了。

一袭中式黑色对襟衫、齐膝的白布短裤，长筒线袜、黑色布鞋，目光里映射着理想的幽深，香烟夹在指间，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尽管结核病已经很重了，几个月的心力交瘁更折磨得他十分虚弱，可是，看上去，仍然是那么伟岸，洒脱。

走出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院落，又向荷枪环伺的军人扫视了一下，嘴角微微地翘起，似乎想说：敌人的如意算盘——征服一个灵魂、砍倒一面旗帜、摧毁一种信仰，已经全然落空；得到的只是一具躯壳。可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途经中山公园，他见凉亭前已经摆好了四碟小菜和一瓮白酒，便独坐其间，自斟自饮，谈笑自若。他问行刑者：“我的这个身躯还能由我支配吗？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原来，就连这具躯壳，他也要奉献给人民。接着就是留影——定格了他最后的风采：背着双手，昂首直立，右腿斜出，安详、恬淡中，透露出豪爽而庄严的气概，一种悲壮、崇高的美。

路上，他以低沉、凝重的声音，用俄语唱着《国际歌》，呼喊着“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了罗汉岭前，他环顾了一番山光林影，便盘膝坐在碧绿的草坪上，面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含笑饮弹，告别了这个世界。

此刻，“铁流两万五千里”的中国工农红军，正进行着一场震古铄今、名闻中外的伟大长征。而被迫离开革命集体的秋白同志，在这长仅千余米的人生最后之旅中，也同样经受着最严酷的生命与人格的考验。“咫尺应须论万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伟大长征。

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也是最为严峻的试金石。他以一死完美了人格，成全了信仰，实现了超越个人有限性的追求。烈士的碧血、精魂，连同那凄婉的“独白”，激越的歌声，潇洒从容的身姿，在他短暂而壮丽的人生中，闪现着熠熠光华。

对于他，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完成。

（2007年）

两个李白

一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产生着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踬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

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不朽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解读李白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通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

二

去年秋杪，我有皖南之行，半月时间，足迹遍于当涂、宣城、秋浦（今属贵池）、泾县一带。这里恰好是李白晚年活动的中心。此行为我深入探究这位大诗人的奥蕴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视野，理想的角度。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其先祖于隋朝末年被流放到西域，李白出生在中亚的碎叶城（唐时在安西都护府辖区内），五岁前后随父亲内迁至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今属四川江油县）。这种丰富的阅历，为他形成创造性思维奠定了有利的基础，而盛唐时期繁荣、安定的社会环境，又使他有条件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李白学习的范围十分广泛，“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从小便树立了建功立业，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他常常自比于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管仲、乐毅、张良、诸葛亮、谢安，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二十五岁那年，怀抱“四方之志”，出蜀远游，开启了后来三十几年的漂泊生涯。先后曾寓居湖广的安陆、山东的任城，漫游了祖国中、东部的许多地方，结交各方面人士，向一些地方官员锐身自荐。尔后，又移家皖南，并终老于此，前后住了六年时间。

天宝元年春天，李白从东鲁南下来到皖南的南陵，秋天离开这里奉诏赴京。这是首次入皖。天宝六年，也就是在长安遭受挫折、被迫出京三年之后，又经由扬州、金陵溯江而上，畅游皖南的当涂。又过了六年，李白第三次前来，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足迹遍及皖南各县。李白第四次流寓皖南，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夜郎流放遇赦之后，他再次来到宣城、泾县，最后投靠族叔李阳冰，定居于当涂，并选择“谢家青山”作为埋骨之地。

皖南一带绮丽的风光，朴厚的民情，润滋与抚慰了他的充满动荡、溢满忧愤、布满坎坷的失意生涯。诗人同这里的山山水水结下了深厚的情缘，而原本就雄奇秀丽的皖南山水，一经诗人大笔淋漓地点染，更凸显了它的壮美无俦的神采，成为神州大地最具人文价值的区域之一。

三

那些天，我一直沉酣在一种幻觉里：山程水驿，雨夜霜晨，每时每地，都仿佛感到诗人李白伴随于前后左右，而且不时地发出动人的歌吟。当我站在宣城陵阳山谢公楼的遗址上，面对着晚秋的江城画色，“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谪仙名句，油然浮荡在耳际。而当驻足采石矶头，沉浸在横江雪浪的壮观里，“惊波一起三山动”，“涛似连山喷雪来”的隽咏，又使我同诗人一样跃动着猛撞心扉的惊喜，获得一种甘美无比的艺术享受。

碧山，坐落在皖南黟县的西北面，它北连盂山，南对霭峰，风景十分幽美。《徽州府志》记载，此地有十里桃花，春时与绿树交映，秀色宜人。虽然我来时已是黄叶飘飞，秋光照眼，但从李白《山中问答》诗中仍能领略它的浓春逸趣。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诗人眼中的碧山，充满了清幽、纯净之美，是名利场、是非窝的“人间”所无可比拟的。短短的二十八个字，寓沉重于闲适，寄托了诗人愤世嫉俗的万千感慨。明代诗人李东阳说它“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其旨趣“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

在这里，我也效仿诗仙以恬淡、虚空的心境，对碧山作一番美的观照，沉浸在美学家所说的“静照”境界里：“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宗白华《美学散步》）

我忘情地踏着晚秋的黄叶，徜徉于五松山下、天柱峰前，漫步在桃潭、秋浦之间，寻几分天籁，握一把苍凉，在疑幻疑真的朦胧意象里，借助那一泓澄碧和万壑松吟来濯心、洗耳。一时间，仿佛冲破了时空的限界，纵身千载之上，同诗人一道亲炙那“扫石待归月”，“倚树听流泉”的幽情雅趣。

也是在采石矶头，也是那样一个“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阴雪”的夜晚，我站在拔江而起，危矶如削的峭壁上，望着涛惊浪涌的滚滚江流，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谪仙泛舟赏月图》——诗人和他的好友、“饮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一舟容与，溯流而上，“进帆天门山，回首牛渚没”，“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像现代诗人汪静之笔下所描绘的，他穿“一件极美丽的五云裘，颜色好像夏天的朝云，春天的彩虹，像碧海衬着远山，红霞映着绿草”，端坐在船的正中。金樽邀月，诗酒唱和，岸旁观者如堵，而诗仙则顾盼神飞，谈笑自若。

《侯鲭录》载：唐开元年间，诗仙进谒宰相，擎着书有“海上钓鳌客李白”的手版。宰相问道：“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

答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

又问：“以何物为饵？”

答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

宰相闻之悚然。

几句简单的答问，生动地展现了这位诗仙的神韵，真实地刻画出他的高蹈、超拔、狂肆的精神世界。

四

李白的精神风貌及其诗文的内涵，是中国文化精神哺育的结晶。清代诗人龚自珍认为，他是并庄、屈以为心，合儒、仙、侠以为气的。太白飘逸绝尘、驱遣万象的诗风，显然导源于《庄子》和《离骚》。单就人生观与价值取向来看，屈原的热爱祖国，憎恨黑暗腐朽势力，积极要求参与政治活动、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庄周的浮云富贵、藐视权豪，摆脱传统束缚、张扬主体意识的精神追求，对李白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除了儒家、道家这两种主导因素，在李白身上，游侠、神仙、佛禅的影子也同时存在。

本来，唐代以前，儒家、道家、佛禅以及神仙、游侠等方面的文化，均已陆续出现，并且逐渐臻于成熟；但是，很少有哪一位诗人能够将它们交融互汇于个人的实际生活。只有李白——这位一生主要活动于文化空气异常活跃的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伟大诗人，将它们集于一身，完成了多元文化的综合、汇聚。

当然，这里也映现了盛唐文明涵融万汇、兼容并蓄的博大气魄和时代精神。正如嵇康、阮籍等人的精神风貌反映了“魏晋风度”一样，李白的精神风貌也折射出盛唐社会特别是盛唐士子所特有的丰神气度，这是盛唐气象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三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我们固然不能因为李白有过“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的诗句，就简单地断定他并不看重立言；但比较起来，在“三不朽”中，他所奉为人生至上的、兢兢以求的，确确实实还是立功与立德。既然如此，那他为了实现经邦济世，治国安民，创制垂法，惠泽无穷的宏伟抱负，就要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首要的是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势。

因此，他热切地期待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据高位。但这个愿望，对他来说，不过是甜蜜蜜的梦想，始终未曾付诸实践。他的整个一生历尽了坎坷，充满着矛盾，交织着生命的冲撞、挣扎和成败翻覆的焦灼、痛苦。从这个角度看，他又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悲剧人物。

他自视极高，尝以搏击云天、气凌穹宇的大鹏自况：“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认为自己是凤凰：“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与这种以其长才异质极度自负的傲气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对历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创回天伟业，充分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杰出人物，则拳拳服膺，倾心仰慕，特别是对他们崛起于草泽之间，风虎云龙，君臣合契，终于奇才大展的际遇，更是由衷的歆羡。

他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和制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他的这些宏誓大愿，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无非是诗性情怀，意气用事，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并且，对于政治斗争所要担承的风险和可能遇到的颠折，也缺乏透彻的认识，当然更谈不上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六

李白有过两次从政的经历：天宝元年秋天，唐玄宗接受玉真公主和道士吴筠的举荐，下诏征召李白入京。这年他四十二岁。当时住在南陵的一个山村里，接到喜讯后，他即烹鸡置酒，高歌取醉，乐不可支。告别儿女时，写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可谓意气扬扬，踌躇满志。他原以为，此去定可酬其为帝王师、画经纶策的夙愿，不料，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进京陛见后，只被安排一个翰林院供奉的闲差，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接之以师礼，委之以重任。

原来，这时的玄宗已经在位三十年，腐朽昏庸，纵情声色，信用奸佞，久疏朝政。看到这些，李白自然感到万分失望。以他的宏伟抱负和傲岸性格，怎么会接受“以俳优蓄之”的待遇，甘当一个跟在帝王、贵妃身后，赋诗纪盛、歌咏升平的“文学弄臣”脚色呢？但就是这样，也还是“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谤言忽生，众口攒毁”。最后的下场是上疏请归，一走了事。在朝仅仅一年又八个月，此后，再没有登过朝堂。

天宝十四载冬天，李白正在江南漫游。是时，安禄山起兵反唐，次年攻陷潼关，玄宗逃往四川。途中下诏，以第十六子李璘为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野心勃勃的永王李璘，招募将士数万人，以准备抗敌、平定“安史之乱”为号召，率师东下，实际是要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对于国家颠危破败，人民流离失所的现状，李白早已感到痛苦和殷忧。恰在此时，永王李璘兵过九江，征李白为幕佐。诗人认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机会已到，于是，又一次激扬志气，充满了“欲仰以立事”的信心，在永王身上寄托着重大期望：“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以为靖难杀敌、重整金瓯，非永王莫属。

哪里料到，报国丹心换来的竟是一场灭顶之灾，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结果是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李璘兵败被杀，追随他的党羽多遭刑戮，李白也以附逆罪被窜逐夜郎，险些送了性命。这是李白第二次从政，为时不足三个月。

尽管政治上两遭惨败，但李白是既不认输也不死心的，总想找个机会重抵政坛，锋芒再试。六十一岁这年，他投靠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定居于采石矶。虽然已经处于生命的尾声，但当他听到太尉李光弼为讨伐叛将史朝义，带甲百万出征东南的消息，一时按捺不住心潮的狂涌，便又投书军中，表示“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无奈中途病还，未偿所愿。

七

表面上看，两番政治上的蹉跌，都是由于客观因素，颇带偶然性质；实际上，李白的性格、气质、识见，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他是地地道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天真幼稚，放纵不羁，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脱离实际。

关于李白第一次从政的挫折，论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玄宗召李白入京，最初很有几分看重，但很快就发现他并非“廊庙之材”，便只对他的文学才能加以赏识。所以后来李白要求离开，玄宗也并不着意挽留。这是说，李白并不是摆弄政治的材料。第二种意见是，李白看错了人。本来，唐玄宗已不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了，而李白却仍然对他寄予厚望，最后，希望当然要落空了。这又说明李白缺乏政治的眼光。可以认为，两种意见，殊途而同归。

关于李白“从璘”的教训，论者一致认为，他对“安史之乱”中的全国政局，缺乏准确的分析，就是说，他把局势的动乱看得过于严重。他在诗中写道：“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显然是违反实际的。由于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行动上必然举措失当。在他看来，当时朝廷应急之策，是退保东南半壁江山，苟延残喘；而永王正好陈兵长江下游，自然可以稳操胜券，收拾残局。这是他毅然“从璘”的真正原因所在。显然，在李璘身上，他把“宝”押错了，结果又一次犯下了知人不明的错误——他既未发觉其拥兵自重、意在割据的野心，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刚愎自用，见识短浅，不足以成大事的庸才，把立功报国的希望寄托于这种角色，未免太孟浪了。

看来，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同他的政治才能、政治识见并不都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虽然他常常以政治家傲然自诩，但他并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才能、经验与素质，不善于审时度势，疏于政治斗争的策略与艺术。其后果如何，不问可知。对此，宋人王安石、苏辙、陆游、罗大经等，都曾有所论列。这种主观与客观严重背离、实践与愿望相互脱节的悲剧现象，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并不鲜见，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八

这种现象的出现，自然应该归咎于文人的高自期许，自不量力的性格弱点；但若寻根溯源，又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儒家的祖师爷孔子，终生为求仕行道而四处奔波，席不暇暖，“惶惶如丧家之犬”，在旁人看来本是无法实现的事，他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人格精神对于后世的封建士子特别是文人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比起李白来，杜甫更要典型一些。这位大诗人受他的十三世祖杜预的影响很深，他对这位精通战略、博学多才、功勋卓著，有“杜武库”之称的西晋名将备极景仰。在他三十岁的时候，自齐鲁至洛阳，曾在首阳山下的杜预墓旁筑舍居留，表示不忘这位先祖的勋绩和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雄心。尔后，便来到京城长安，开始了十年困守的生涯，无非是为了“立登要路津”，“欲陈济世策”。他曾分别向朝中的许多权贵投诗干谒，请求汲引，但如同李白一样，都以失望而告终。

总共算起来，杜甫真正为官的时间也只有两三年，而且，官卑职小。即使如此，他也总是刻板、认真，恪尽职守，绝不荒怠王事。在任谏官左拾遗这个从八品官时，他曾频频上疏，痛陈时弊，以致上任不到半个月，就因抗疏营救房琯而触怒了肃宗皇帝。房琯为玄宗朝旧臣，原在伺机清洗之列。而杜甫却不明白个中底细，不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体，硬是坚持任人以贤、惟才是用的标准，书生气十足地和皇帝辩论什么“罪细不宜免大臣”的道理，最后险致杀身之祸，由于宰相大力援救，遭贬了事。这大概又是一个文人当不了官的实例。

可是，四百年后的陆游却为之大鸣不平：

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

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

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

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由于政坛失意，只能寄情于翰墨，弄得“后世但作诗人看”，这对杜甫、对许许多多诗人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

九

客观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的，稳登仕进者也数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其实，是完全能够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的。

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重视生命个体的外向膨胀，建立了一种志在牢笼万有的主体意识，总要做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命运与前途的人。

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己、不干人”的旗帜。由于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进表上书，锐身自荐，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丧失人格，不降志辱身、出卖灵魂。如果用世、进取要以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为代价，那他就会毅然决绝，毫不顾惜。

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寄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十

不仅此也。正由于李白以不与群鸡争食的凤凰、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自居，因此，他不屑于按部就班地参加科考，走唐代士人一般的晋身之路；他也不满足于做个普通僚属，而要“为帝王师”，以一介布衣而位至卿相，做吕尚、管仲、诸葛亮、谢安一流人物。他想在得到足够尊崇与信任的前提下，实现与当朝政治势力的合作，而且要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他在辞京还山时，吟出：

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

自是客星辞帝座，原非太白醉扬州。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与皇帝视为东汉隐士严光与汉光武帝刘秀的朋友关系，而不是君臣上下的严格的隶属关系，是可以来去自由的，是彼此平等的。这类诗章，没被人罗织成“乌台诗案”之类的文网，说明盛唐时期的文化环境还是十分宽松的。如果李白生在北宋时期，那他的“辫子”可比苏东坡的粗多了。

这种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争得“士”的真正社会地位，在较高层次上维护知识阶层的基本价值和独立性的期望，不过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一厢情愿的幻想。李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现实：他处身于大一统的盛唐之世，而不是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同两汉之交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未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阳豪强集团首领刘秀利用农民军的成果，恢复汉朝统治的形势，也大不一样。

春秋战国时期，“士”属于特殊阶层，具有特殊作用、特殊地位，那种诸侯争养士、君主竞揽贤的局面，在盛唐时期已不复存在，也没有可能再度出现。当此之时，天下承平，宇内一统，政治上层建筑高度完备，特别是开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唐太宗语），大多数士子的人格与个性愈来愈为晋身仕阶和臣服于皇权的大势所雌化，“帝王师”反过来成了“天子门生”，“游士”阶层已彻底丧失其存在条件。

李白既暗于知人，又未能明于知己，更不能审时度势，偏要“生今之世，返古之道”，自然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自然就免不了到处碰壁了。归根结底，李白还是脱不开他的名士派头与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

十一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旋涡里。尽管庄子的超越意识和恬淡忘我、虚静无为的处世哲学，使李白在长安放回之后，寄情于皖南的锦山绣水，耗壮心，遣余年，徜徉其间，流连忘返，尽管他从貌似静止的世界中看出无穷的变态，把漫长的历史压缩成瞬间的过程，能够用审美的眼光和豁达的态度来看待政治上的失意，达到一种顺乎自然，宠辱皆忘的超然境界，使其内心的煎熬有所缓解；但他毕竟是一个豪情似火的诗人，只要遇到一种触媒，悲慨之情就会沛然倾泻。

史载，晋代袁宏少时孤贫，以运租为业。镇西将军谢尚镇守牛渚，秋夜趁月泛江，听到袁宏在运租船上咏诗述怀，大加赞赏，于是把他邀请过来细论诗文，直到天明。由于得到谢将军的赞誉，从此袁宏声名大著。李白十分羡慕袁宏以诗才受知于谢尚的幸运，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的遭际，因而在夜泊牛渚时，触景伤情，慷慨悲吟：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由于诗是有感而发，所以，就显得格外凄婉动人。

他的心境是万分凄苦的，漫游秋浦，悲吟“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登谢脁楼，慨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眺望横江，惊呼“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眼处心生，缘情状物，感慨随地触发，全都紧密结合着自己的境遇。

他通常只跟自己的内心情感对话，这种收视反听的心理活动，使他与社会现实日益隔绝起来；加上他喜好大言高调，经常发表悖俗违时的见解，难免招致一些人的白眼与非议，正如他自己所言：“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更加剧了他对社会的反感和对人际关系的失望，使他感到无边的怅惘与孤独。《独坐敬亭山》只有二十个字，却把他在宣城时的孤凄心境绝妙地刻画出来：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大约同时期的作品《月下独酌》，对这种寂寞的情怀反映得尤为深刻，堪称描写孤独心境的千秋绝唱。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独，到了邀约月亮和影子来共饮，其程度之深自可想见。这还不算，他甚至认为，在以后的悠悠岁月中，也难于找到同怀共饮之人，以致只能与月光、身影鼎足而三，永结无情之游，并相期在那邈远的云空重见。这在孤独之上又平添了几许孤独。结末两句，写尽了诗人的侧身天地，踽踽凉凉之感。

十二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这类“夫子自道”式的描形拟态、述志达情，显示出诗人对现实的强烈的愤慨与深深的绝望。他要彻底地遗落世事，离开现实，回到醉梦的沉酣中忘却痛苦，求得解脱。晚清诗人邱逢甲在《题太白醉酒图》中，对这种心境作了如是解释：

天宝年间万事非，禄山在外内杨妃。

先生沉醉宁无意？愁看胡尘入帝畿。

不管怎么说，佯狂痛饮总是一种排遣，一种宣泄，一种不是出路的出路，一种痛苦的选择。他要通过醉饮，来解决悠悠无尽的时空与短暂的人生、局促的活动天地之间的巨大矛盾。在他看来，醉饮就是重视生命本身，摆脱外在对于生命的羁绊，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个体意识的彻底解放与真正觉醒。

当然，作为诗仙，李白解脱苦闷、排遣压抑，宣泄情感、释放潜能，表现欲求、实现自我的最根本的渠道，还是吟诗咏怀。正如清初著名文人金圣叹所说：“诗者，诗人心中之轰然一声雷也。”诗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学形式。李白的诗歌往往是主观情思支配客观景物，一切都围绕着“我”的情感转。“当其得意，斗酒百篇”，“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有人统计，在他的千余首诗歌中，出现我、吾、予、余或“李白”、“太白”字样的竟达半数以上，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

诗，酒，名山大川，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但是，际遇的颠折和灵魂的煎熬却又是最终成就伟大诗人的必要条件。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的诗歌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与内在动因，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

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个性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醒里梦里，时时想着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白一生中最高的官职是翰林待诏，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于世的，可是，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连他的好友魏万也不能免俗，在为他编辑诗文时仍要标上《李翰林集》。好在墓碑上没有挂上这个不足挂齿的官衔，而是直书“唐名贤李太白之墓”，据说出自诗圣杜甫之手，终竟不愧为他的知音。

十三

当代著名诗人羊春秋度曲《折桂令》，为我们塑造了诗仙李白的高大形象：

谪仙更复酒仙。笔扫千军，鲸吸百川。力士脱靴，贵妃捧砚，至尊开宴。为寒儒添了颜面，给权贵打了气焰。屈贾哀怨，陶谢酸寒，磊落如公，谁堪比肩？

诗人傲睨一世，目无余子，而对于普通民众，倒显得比较可亲可近。特别是晚年，他在皖南一带结识了许多普通劳动者，像碧山的山民胡晖，五松山的田妇荀媪，宣城的酿酒工纪叟，桃花潭的隐士汪论，不仅交情甚笃，而且都有诗相赠。通过他的生花妙笔，农夫田媪，牧竖樵苏，行役征人，孤孀弃妇，撑船汉，捕鱼郎，采菱女，冶铜工，都留下了鲜明的美好形象。同下层民众的接近，使他的达观旷朗的性格得以恣意的张扬，怀才不遇的苦闷和由仕途险恶所造成的心理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就此，我想到了谪居海南的苏轼。他初入儋州时，面对被目为蛮荒瘴疠之地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作了“必死南荒，葬身异域”的准备，情绪极为消沉。可是，在谪居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逐渐地适应了环境，交上了许多真诚的下层朋友，最后，竟得出“风土极善，人情不恶”的结论。他和那些善良的民众在一起，再也用不着临深履薄般地谨言慎行，可以完全放浪形骸，抒怀达志，自由自在地以诗人气质、名士本色示人。已经年过花甲的苏轼，在三年的放逐中，之所以能够战胜恶劣环境，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得以生还中土，重要因素之一是他从善良质朴的当地民众的热诚关怀、实际救助、衷心敬慕中，获得了生趣，看到了希望，汲取了力量。

十四

李白的豪气冲霄、汪洋恣肆的诗才，他的“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制，王公大人不能凌辱”的伟岸形象和独立人格，历来为人民大众所喜爱。仅在元、明、清三代上演的戏曲中，就有乔梦符的《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屠隆的《彩毫记》、尤侗的《清平调》、李岳的《采石矶》、无名氏的《沉香亭》、《李白捉月》等许多种。

有关他的传说与遗迹，更是遍布他足迹所至的每个地方。我在皖南一带，接触到历代许多根据李白诗意创设的人文景观。像黟县的问余亭，歙县的碎月滩，宿松的对酌亭、饯客岭，泾县的云锦堂、凌风台、绿竹亭、踏歌岸阁，采石矶的十咏亭、横江馆、醉月斋、怀谢亭等等，数不胜数。至于太白楼、太白书堂更是随处可见。

因为同情李白落拓终生的际遇和景慕他的人格、才华、风采，大约从唐代开始，在人民大众中就流传开了关于他跳江捉月、骑鲸归天的神话传说，并在采石江边堆起了他的衣冠冢。有些诗人更是踵事增华，坐实其事。唐人殷文圭即有“诗中日月酒中仙，平地雄飞上九天”之句。明代诗人李东阳概括得更好：“人间未有升腾地，老去骑鲸却上天。”

不仅诗仙本人，就连与他有过交往的普通民众，人们“爱屋及乌”，推爱以及其身，也都尽心竭力地保存其遗迹。我在泾县水东乡龙潭村就曾看到了汪伦的墓地。汪伦是个隐士，在桃花潭东岸建有别墅，由于深慕李白的高风逸韵，特意修书相邀：“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见信欣然前往。汪伦解释说：“十里桃花”是指十里外的桃花渡；“万家酒店”指的是桃花潭西有个姓万的人家开设的酒店。李白听了拊掌大笑。在这里，诗人受到主人的热情款待，正如他在诗中所记述的：“池馆清且幽”，“捶包列珍羞”，“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临别时，汪伦与村民踏歌相送，依依不舍。诗仙留下传诵千古的名篇：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在这里，我还听到一个有趣的真实故事：桃花潭东岸有个翟村，西岸有个万村，两村共用一个渡口，都争着要以本村的村名来为渡口命名，相持多日不下。后来，万村人以李白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为据，说千尺就是万寸，“万寸”与“万村”谐音，所以还是应该叫作“万村渡”。翟村人一听说李太白有话了，只好心服首肯。

十五

当然，众多古迹中最令人低回无尽的还是当涂的青山。这里距县城二十华里，山势盘陀，林壑幽深，溪水潺潺，风光秀美。李白“一生低首”、衷心敬服的南齐诗人谢脁在任宣城太守时曾结宅于此。青山左带丹阳湖，右面和重九登高的胜地——龙山隔河相对，李白曾两度登临龙山，愤抒其逐臣与黄花共苦之情。李白死后，原曾葬在龙山东麓。过了五十余年，他的生前好友范伦之子范传正任职当地，按照诗仙“悦谢家青山”的遗愿，迁墓至青山西麓。

那天，我沐着淡淡的秋阳，专程来到青山，满怀凭吊真正的艺术生命的无比虔诚，久久地在李白墓前肃立。风摇柳线，宿草颠头，仿佛踊身千载之上，亲承诗仙謦欬，同他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

“莫向斜阳嗟往事，人生不朽是文章。”（许梦熊《过南陵太白酒坊》）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地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当然，诗仙自己并不作如是想。他临终时的“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的哀吟，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那种双目至死难瞑的深悲巨痛，闻之令人心酸气噎。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三尺孤坟里面，就这样埋下了一具凄怆愤懑，郁结难平，永恒飞扬、躁动的不灭的诗魂！

（1997年）

千载心香域外烧

一

那天在河内我国驻越南大使馆，听到一个惊人的信息：初唐“四杰”之首、著名文学家王勃的墓地和祠庙在越南北部的义安省宜禄县宜春乡，那里紧靠着南海。《旧唐书》中本传记载，王勃到交趾省父，“渡南海，堕水而卒”。罹难场所和葬身之地向无人知，想不到竟在这里！

由于急切地想要看个究竟，第二天，我们便在越南作家协会外联部负责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实地访察。一路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这位短命的天才诗人。对于一个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外国文学家，友好邻邦的同行们不仅熟知，而且饶有兴趣，确属难能可贵。只是，我们心里越是急切，汽车越是跑不起来，路又窄，车又多，不足二百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六个小时，到达那里已经是夜幕沉沉了。

我们在海边一家简易旅馆住下。客房在楼上，很空阔，窗户敞开着，夜色阴森，林木缝隙中闪现出几星渔火，杂着犬吠、鸦啼，空谷足音一般，令人加倍感到荒凉、阒寂。“哗——哗——哗”，耳畔涛声阵阵，好像就轰响在脚下，躺在床上有一种船浮海面，逐浪飘摇的感觉，似乎随时都可能漂走。迟迟进入不了梦乡，意念里整个都是王勃——到底是怎么死的，死了之后又怎么样，……很想冲出楼门，立刻跑到海边去瞧一瞧，无奈环境过于生疏，只好作罢，听凭脑子去胡思乱想。

当年，少陵诗翁出巫峡，至江陵，过诗人宋玉故宅，曾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慨叹，其时上距宋玉时代恰值千年上下；于今，又过去了一千多年，我们来到了另一位名扬中外、光耀古今的诗人的终焉之地，不仅是“萧条异代”了，而且远托异国，自然感慨尤深。我多么想望，这位同族同宗的先辈文豪，能够走出泉台，诗魂夜访，相与促膝欢谈，尽倾积愫啊！他那脍炙人口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句，不知倾倒了多少颗炽热的游子之心，今天晚上，尔我竟然“天涯作比邻”了，真是三生有幸，“与有荣焉”。

二

东方刚刚泛白，我便三步变作两步地飞驰到海边。风很大，衣服被鼓胀得像个大包袱隆起在背上，海潮也涨得正满，目力所及尽是如山如阜的滔滔白浪。几只渔船正劈波入海，时而被抛上浪尖，时而又跌下谷底。说是船，其实本是藤条编的大圆笸箩，里外刷上厚厚的黑漆。平时扣在潮水漫不到的沙滩上；捕鱼季节到来，渔民把它们翻转过来，然后推进海里，手中架起长长的木桨，艰难费力地向前划行着。

当地文友说，这里是蓝江入海口，距离中国的海南岛不远，大体在同一纬度上。气候很特殊，看上去滩平坡缓，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拦，可是，老天爷却老是耍脾气，喜怒无常，瞬息万变。说声变脸，立刻狂风大作，搅动得大海怒涛汹涌，面目狰狞，往来船只不知底里，时常招致灭顶之灾。听到这些，王勃遇险的因由，我已经猜到几分了。

草草用过了早餐，我们便赶忙去看王勃的祠庙和墓地。听说有中国作家前来拜望王勃，乡长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早早等候在那里。见面后，首先递给我一本铅印的有关王勃的资料。封面印着王勃的雕像，里面还有墓碑的照片，正文为越南文字，后面附有以汉文书写的《滕王阁序》。大家边走边谈，突然，一大片荒榛断莽横在眼前，几个圆形土坑已经长起了茂密的茅草。乡长指着一块凸凹不平的地基说，这就是王勃祠庙的遗址，整个建筑1972年被美国飞机炸毁了。我急着问：“那么，坟墓呢？”当地一位乡民指告说：离这里不远，也都被炸平了。这时，乡长从我手里取回资料，让大家看封底的照片——炸毁前此地的原貌：几株参天乔木笼罩着一座园林，里面祠堂高耸，径路依稀，不远处有荒冢一盔，累然可见，徜徉其间还有一些游客。于今，已全部化作了尘烟，进入了虚无。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留得残图纸上看”了。

全场静默，榛莽无声。苍凉、凄苦、愤懑之情，壅塞了我的心头；而目光却继续充盈着渴望，我往四下里搜寻，很想从历史的丛残碎片中打捞出更多的劫后遗存。于是，又拨开对面的灌木丛，察看隐没其间的一座墓碑。已经断裂了，碑额抛掷在一旁，以汉字刻写的碑文多处残损，而且漫漶模糊，大略可知竖立于王勃祠庙重修之际，时间约在18世纪末年。

三

王勃字子安，山西绛州龙门人，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祖父王通，世称“文中子”，是隋末的知名学者，声望极高，“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将千余人”，唐初许多著名人物，像李靖、房玄龄、魏徵、薛收等，都是他门下的弟子；叔祖父王绩，是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伯父王福郊也都声誉素著。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下，王勃的诸兄弟都是“一时之健笔”，而他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一生著述甚丰，有《王子安集》传世。

他悟性极强，六岁善文辞，即有“神童”之誉。他见到庭前的风吹叶落，便随口吟出：“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寥寥二十个字，竟然隐喻了他一生的行藏。当时在场的有他父亲的挚友杜易简，听后便说，此子日后必将长成参天的大树。九岁时，他读了颜师古所著《汉书注》，一一指摘其中疵误，并辑录成册，博得周围名士交口称赞。因为颜师古是唐初著名的文献学家，素称功底深厚，学风谨严，考据翔实。颜氏以其毕生功力，精心修撰了这部著作，被奉为研习《汉书》的学术经典。而一个小小孩童，竟能从中寻疵指谬，实在不同凡响。后来，经朝廷重臣刘祥道举荐给唐高宗，王勃入朝为朝散郎，当时才十四岁。

但是，他的仕途并不顺畅，由于恃才傲物，深为同僚所嫉，屡遭颠折。当时，他的名声很高，使得高宗的几个儿子都争相礼聘，要网罗他进入自己的王府。后经高宗批准，他来到刚刚受封的沛王李贤府中，担任修撰，充当谋士和指导教师的角色，深得沛王信任。其时宫中盛行斗鸡之戏，沛王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他有一只体高性烈、毛色鲜美的公鸡，多次比赛中都大获全胜，独独被英王李显的“鸡王”所战败。英王神色飞扬，无限得意，而沛王却十分尴尬。年轻气盛的王勃，当即产生了创作冲动，援笔立成一篇《檄英王鸡》的游戏文章，当场吟诵，博得一阵阵笑声。后被高宗发现，读了盛怒不已，指责说，无比庄重的文体竟以儿戏出之，如此放肆，这还得了？文章说是檄鸡，实则意在挑动兄弟不和，真是可恶得很。于是，下令免除王勃官职，并逐出王府。

王勃的第二次遭贬，后果更为严重，不仅自己丢掉了官职，被投进监狱，险些送了性命，而且连累了他的父亲。事情是这样的：他被逐出沛王府之后，即远游江汉，旅食巴蜀。闲居数年之后，经友人陵季友帮忙，补为虢州参军。这里盛产药草，而他对中医药颇有兴趣，就在公余之暇从事草药的采集与研究。一天，有人主动登门求见，自称得祖上秘传，王勃遂待为上宾。其实，此人原是一个官奴，杀人后潜逃至此，官府正通缉捉拿。按大唐法律，窝藏罪犯当连坐，王勃深悔自己的孟浪，但为时已晚。万般无奈之下，他便趁夜黑天将罪犯杀掉、掩埋。消息很快就传出了，于是，以窝藏并私自处死罪犯之罪被捕下狱，将被判处死刑。这一年他二十六岁。据一些人推测，由于他得罪了同僚，此案很有可能是经人精心策划的，引诱他上了圈套。幸亏赶上高宗册立太子，大赦天下，他才挣脱了这场杀身之祸。仕途的险恶，使他惊悸万端，心灰意冷，决意从此告别官场，远涉千山万水，前往交趾看望被流放的父亲。

四

这年六月，他从龙门出发，一路沿黄河、运河乘舟南下，再溯江而上，经芜湖、安庆抵达马当。九月初八这天，听说滕王阁重修工程告竣，洪州都督阎伯屿将于重阳节邀集宾朋，盛宴庆祝。他十分珍视这次以文会友的机会，可是，马当山离洪州（南昌）尚有七百里之遥，一个晚上是万万不能赶到的。这时奇迹发生了，据说，因有江神相助，一夕间神风飒飒，帆开如翅展，船去似星飞，次日清晨就系舟于滕王阁下。于是，“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那篇千秋杰作《滕王阁序》应运而生。

显而易见，王勃此行，心情是十分压抑的。少年壮志已成尘梦，而今以一无爵无禄的刑余之人，萍浮梗泛，羁身南北，怎能不深深陷于极度的愤懑与绝望之中！这种情怀在序文中表现得十分充分。文章在正面描绘了滕王阁壮美的形势和秀丽的景色之后，笔锋一转，便进入淋漓酣畅的抒怀，极写其兴尽悲来，怀才不遇的惆怅：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里面满是牢骚，满是愤慨。最后归结到：索性弃官就养，一走了之——“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了。

显然，这是借滕王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想，即使没有这次重阳雅集，他也会凭借其他由头写出类似文字的。许久以来，他实在是太伤心、太抑郁、太苦痛了，憋闷得简直喘不过气来，胸膛都要炸裂了。作序，使他在集中展现才华的同时，也获得一个敞开心扉，直抒忧愤的机会。

其实，这里面是潜藏着一定的风险的。好在与会者一时为其华美的词章所打动，惊服他的旷世才情，并没有过多地玩索其中的深意；否则，纵使初唐时期文学环境比较宽松，不致像后世的苏东坡那样，遭人轻易地罗织一场新的“乌台诗狱”，也总会给那些蓄意倾陷，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一些彰明昭著的口实，难免再次招致什么难以预料的灾愆。

五

就是说，这次他还是很幸运的。雄文一出，不但四座叹服，并且为后世文坛所极力推崇。当然，也有轻薄訿议王勃等四子之文“以骈骊作记序，多无足取”者，但受到了诗圣杜甫毫不留情的抨击：“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轻薄者“身名俱灭”，而王勃为首的“初唐四杰”则“江河万古”。大文豪韩愈一向是眼空四海，目无余子的，可是，他也为自己的《滕王阁记》能排在王文之后而感到无比荣耀。此后，地以文传，马当山也跟着出了名。清代诗人潘耒路过这里，题诗云：“飞帆如箭劈流开，遥奠江神酒一杯。好风肯与王郎便，世上唯君不妒才。”借着讲述马当山神风相助的故实，抒写他对王勃高才见嫉的深切同情和愤懑不平。

也是借助这一故实，后来在元明小说、戏曲中便出现了一句常用的文词：“时来风送滕王阁”。中国过去讲究对句，那么，“运去……”呢？也还是因为风神作祟。王勃于676年夏初来到交趾，陪父亲一起度过了炎热的溽暑，秋八月踏上归程，由蓝江启航，刚刚驶入南海，即不幸为风浪所噬，终年二十八岁。也许是“天道忌全”吧，一个人如果太完美、太出色了，即将为造物者所忌。上帝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当儿，忍心摧折他亲手创造的天才。结果，那七彩斑斓的生命之华还未来得及充分绽放，就悄然殒落了，身后留下了无边的空白。

据越文资料记载，那一天，海水涨潮倒灌，把王勃的尸体顶入蓝江，被村人发现，认出是这位中土的早慧诗人，即刻通知他的父亲，然后就地埋葬在蓝江左岸。出于对他的崇敬，并且雕像、修祠，永为纪念。千古文章未尽才，无论就整个文坛还是就他个人来讲，都是抱恨终天的憾事。传说王勃死后，情怀郁结难舒，冤魂不散，蓝江两岸总有乌云滚动。还有人在南海之滨看到过他那飘忽不定的身影；夜深人静时，风翻叶动，簌簌有声，细听，竟是他操着中原口音在吟咏着诗文。

这一带文风比较盛。过去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能背诵“落霞、孤鹜”的名句和“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的诗章；子弟们潜心向学，有的还科名高中，历代出现过许多诗人。其中，成就最大、声望最高的是被誉为“越南的屈原”、“民族的天才诗人”阮攸。他出生于黎王朝的末叶，中年入仕后，曾几度出使中国，到过长江沿岸许多地方，对于中国的风物人情，尤其是汉文学素有深湛研究。他根据中国章回小说改写的诗歌作品《金云翘传》，长达三千二百五十四行，享有世界性的声誉。阮攸从小就熟读王勃的诗文，心向往之，不仅在作品中引用过“风送滕王阁”的轶闻佳话，还专门凭吊过王勃祠、墓。听说，重修后的王勃祠庙的对联：“座中尽是他乡客，眼底无非失路人”，就是阮攸亲拟的；还有一副联语：“信哉天下有奇作，久矣名家多异才”，引自陆放翁诗，亦为阮攸手书。他曾在《漫兴》一诗中写道：“行脚无根任转蓬，江南江北一囊空。”虽有自嘲意味，但用来比况王勃也是至为贴切的。

明朝末年，中国的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二拍》付梓后，不久便传入越南，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冯梦龙编的《醒世恒言》第四十回：《马当神风送滕王阁》，里面有“王勃乃作神仙而去”的说法，还附了一首七绝：“从来才子是神仙，风送南昌岂偶然？赋就滕王高阁句，便随仙杖伴中源（江神名）。”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王勃便在南海沿岸一带被作为神祇供奉了。原本是出于敬慕，现在又涂上了一层信仰的釉彩，于是，这位青年才俊便在香烟缭绕中开启了他的仙家岁月。

什么圣帝贤王、天潢贵胄、巡边都抚、镇海将军，当地人民早已通通置诸脑后了，唯有这位谈不上任何功业而又时乖运蹇的文学家，却能世世代代活在人们的心里。

六

承乡长见告，王勃祠庙遭受轰炸后，当地一位名叫阮友温的退伍大尉，冒着生命危险把王勃的雕像抢救出来，没有地方安置，便在家中腾出一间厅堂把他供奉起来。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立即赶赴阮家探望。阮先生已经故去，其胞弟阮友宁和先生的儿媳、孙儿接待了我们。王勃像供在中堂左侧，前面有一条几，上设香案。像由上好红木雕刻，坐姿，为唐朝士大夫装束，通高约一米四五。由于年深日久，脚部已开始朽损，面孔也有些模糊。跟随着主人，我们一同上前焚香拜祝。我还即兴吟咏了一首七律：

南郡寻亲归路遥，孤篷蹈海等萍飘。

才高名振滕王阁，命蹇身沉蓝水潮。

祠像由来非故国，神仙出处是文豪。

相逢我亦他乡客，千载心香域外烧。

站在雕像面前，我为这样一位悲剧人物深情悼惜——

对于文学天才，造物主不该这样刻薄悭吝。唐代诗人中得享上寿者为数不少，怎么偏偏同这位“初唐四杰”之冠过不去，不多留给他一些创造璀璨珠玑的时间！

短命还不算，在他二十几年的有限生涯中，几乎步步都在翻越刀山剑树，弄得伤痕累累，焦头烂额。他的身心实在是太疲惫了，最后，只好到南海之滨寻觅一方逍遥化外的净土，让那滚滚狂涛去冲洗倦客的一袭黄尘、满怀积忿，让富有诗情画意的蕉风椰韵去抚慰那颗久滞异乡的破碎…的心。

他失去的太多太多.。他像彗星那样在大气层的剧烈摩擦中倏忽消逝，如一粒微尘遗落于恒沙瀚海。他似乎一无所有，然而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串坚实、清晰的脚印，树起一座高耸云天的丰碑，特别是能在域外长享盛誉，历久弥新。如此说来，他可以死而无憾了。

王勃属于那种精神世界远比行为层面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文学家，有着广泛而深邃的可研究性。相对地看，我们对于这位天才诗人的关注反而不如兄弟邻邦，至于不为成见所拘，独辟蹊径地解读其诗文，恐怕就更欠火候了。

（2004年）

寂寞濠梁

一

从小我就很喜欢庄子。

这里面并不包含着什么价值判断，当时只是觉得那个古怪的老头儿很有趣儿。庄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老鹰、井蛙、蚂蚁、多脚虫、龟呀、蛇呀、鱼呀，都是我们日常所能接触的，里面却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他富有人情味，渴望普通人的快乐，有一颗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还感到几分亲切。

不像孔老夫子，被人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孔夫子是圣人，他的弟子属于贤人一流。连他们都感到，这位老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带有一种神秘感，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我们这些庸常之辈就更是摸不着门了。老子也和庄子不一样，“知雄守雌，先予后取”，可说达到了众智之极的境界。但一个人聪明过度了，就会给人权谋、狡狯的感觉；而且，一部《道德经》多是为统治者立言，毕竟离普通民众远了一些。

若是给这三位古代的哲学大师来个形象定位，我以为，孔丘是被“圣化”了的庄严的师表，老聃是智者形象，庄周则是一个耽于狂想的哲人，当然也是一个浪漫派诗人。

老子也好，孔子也好，精深的思想，超人的智慧，只要认真地去钻研，都还可以领略得到；可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个性特征，却很不容易把握。这当然和他们的人格面具遮蔽得比较严实，或者说，在他们的著作中自身坦露得不够，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老子，五千言字字珠玑，可是，除去那些“微言大义”，其他就“无可奉告”了。

庄子却是一个善于敞开自我的人。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当你打开《庄子》一书，就会觉得一个鲜活的血肉丰满的形象赫然站在眼前。他的自画像是：“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他把生活的必要削减到了最低的程度，住在“穷闾陋巷”之中，瘦成了“槁项黄馘”，穿着打了补丁的“大布之衣”，靠打草鞋维持生计。但他在精神上却是万分富有的，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万物情趣化，生命艺术化。他把身心的自由自在看得高于一切。

他厌恶官场，终其一生只做过一小段“漆园吏”这样的芝麻绿豆官。除了辩论，除了钓鱼，除了说梦谈玄，每天里似乎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干。一有空儿就四出闲游，“乘物以游心”，或者以文会友，谈论一些不着边际的看似无稽、看似平常却又富有深刻蕴涵的话题。

一天，庄子和他的朋友惠施一同在濠水的桥上闲游，随便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事儿。

这时，看到水中有一队白鱼晃着尾巴游了过来。

庄子说：“你看，这些白鱼出来从从容容地游水，这是鱼的快乐呀！”

惠施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怪了，你并不是鱼，怎么会知道它们的快乐呢？”

庄子立刻回问一句：“若是这么说，那你也不是我呀，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

惠施说：“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了；你本来就不是鱼，那你不会知道鱼的快乐，理由是很充足的了。”

庄子说：“那我们就要刨刨根儿了。既然你说‘你怎么知道它们的快乐’，说明你已经知道我晓得了它们，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呢？我是从濠水之上知道的。”

还有一次，庄子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忽然，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

“老先生，有劳您的大驾了。我们国王想要把国家大事烦劳您来执掌，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

庄子听了，依旧是手把钓竿，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

“我听说，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它已经死去三千年了。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用丝巾包裹着，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供养于庙堂之上。现在，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架子珍藏起来，供奉于庙堂之上呢？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乌龟那样，在泥塘里快快活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

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

庄子说：“说得好，那你们二位也请回吧。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

你看，庄子就是这样，善于借助习闻惯见的一些“生活琐事”来表述其深刻的思想。他的视听言动，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在《庄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虽说“寓言十九”，但都切近他的“诗化人生”，活灵活现地画出了一个超拔不羁、向往精神自由的哲人形象，映现出庄子的纵情适意、逍遥闲处、淡泊无求的情怀。

就这个意义上说，前面那两段记述是很有代表性的。后来，人们就把它概括为“濠梁之思”。而在崇尚超拔的意趣、虚灵的胸襟的魏晋南北朝人的笔下，还有个更雅致的说法，叫作“濠濮间想”。

典出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晋简文帝到御花园华林园游玩，对左右侍从说：“令人领悟、使人动心之处不一定都在很远的地方，你们看眼前这葱葱郁郁的长林和鲜活流动的清溪，就自然会联想到濠梁、濮水，产生一种闲适、恬淡的思绪，觉得那些飞鸟、走兽、鸣禽、游鱼，都是要主动地前来与人亲近。”原文是：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东坡居士曾有“乐莫乐于濠上”的说法，可见，他对这种体现悠闲、恬淡的“濠濮间想”，是极力加以称许并不懈追求的。只是，后人在读解“乐在濠上”和“濠濮间想”时，往往只着意于人的从容、恬淡的心情，而忽略了“翳然林水”和“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种物我和谐、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

作为赋性淡泊、潇洒出尘的庄周与苏轼，认同这种情怀，眷恋这种环境，应该说，丝毫也不奇怪。耐人寻味的是，素以宵衣旰食、劬劳勤政闻名于世的康熙皇帝，竟然也在万机之暇，先后于京师的北海和承德避暑山庄分别修建了“濠濮间”和“濠濮间想”的同名景亭，反映出他对那种淡泊、萧疏的闲情逸致和鱼鸟亲人的陶然忘机也持欣赏态度。这是否由于他久住高墙深院，倦于世网尘劳，不免对林泉佳致生发一种向往之情，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呢？

据唐人成玄英的《庄子》注疏，濠梁在淮南钟离郡，这里有庄子的墓地，后人还建了濠梁观鱼台。其地在今安徽凤阳临淮关附近。去岁秋初，因事道经凤阳，我乘便向东道主提出了寻访庄、惠濠梁观鱼遗址的要求，想通过体味两位古代哲人观鱼论辩的逸趣，实地感受一番别有会心的“濠濮间想”。

没料到，这番心思竟引发了他们的愕然惊叹。他们先问一句：“可曾到过明皇陵和中都城？”看我摇了摇头，便说，这两大名城胜迹都在“濠梁观鱼”附近，失之交臂，未免可惜。

看得出来，朋友们的意思是：抛开巍峨壮观、享誉中外的风景热线不看，却偏偏寄情濠上，去寻找那类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岂不是“怪哉，怪哉！”为了不辜负他们的隆情盛意，首先安排半天时间，看了这两处明代的古迹。

二

原来，凤阳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又是他的龙兴故地。因此，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位“濠州真人”的龙爪留痕。街头充斥着标有“大明”、“洪武”字样的各种店铺的广告、招牌；甚至菜馆里的酿豆腐都注明当年曾是朱皇帝的御膳。还有凤阳花鼓，更是名闻遐迩，不容小视。

听说，朱元璋虽然平素并不喜欢娱乐，却于故乡的花鼓戏情有独钟，自幼就喜欢哼哼几句。位登九五之后，凤阳的花鼓队曾专程前往帝都金陵祝贺。皇上看了，乐不可支，特颁旨令：“一年三百六十天，你们就这么唱着过吧！”这些人得了圣旨，自是兴高采烈，一年到头唱个没完，结果，人们都不再肯去出力种地。特别是由于连年修皇陵、建都城，劳役繁兴，造成土地荒芜，黎民无以为生。于是，花鼓戏最后唱到了皇帝老倌头上：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这里就牵涉到两处工程浩巨的“皇帝项目”：一是明代初年的中都城，一是朱元璋为其父母修建的皇陵。

朱元璋早在正式称帝之前，即尚在吴王位上，就命令刘伯温卜地择吉，建新宫于金陵钟山之阳，都城周长达五十余里。两年后即皇帝位，定鼎应天府，是为南京。不久，却又改变了主意，觉得虽说金陵为帝王之州，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但其地偏于一隅，对控制全国政局特别是征抚北方不利；因而圣驾亲临开封巡幸，准备在那里建都，作为北京。后经反复比较，仔细勘察，认为开封虽然从战国到北宋多次做过帝都，但是，经过长期战乱，城内生民困顿，人烟稀少，而且四面受敌，无险可守，也不是很理想的地方，于是打消了迁都于此的念头。第二年，朱元璋又就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召集群臣计议，最后拍板定案，在家乡凤阳建都，是为中都城。

据史料记载，修建中都城整个工程大约动用工匠九万人，军士十四万人，民夫四五十万人，罪犯数万人，移民近二十万人，加上南方各省、府、州、县和外地卫、所负责烧制城砖的工匠、军匠，各地采运木料、石材、供应粮草的役夫，总数达百万之众。至于耗费的资财，已无法统计。经过六年的苦心经营，各项主体建筑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就在即将竣工的前夜，由于各方面怨声载道，众谋臣一再进谏，为了不致激起民变，朱元璋才以“劳费”为由下令中止。经过六百多年的沧桑变化，而今城池、宫阙已经多半倾圮。但是，登高俯瞰，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气象的闳阔和宫观的壮伟。

皇陵工程也是在洪武二年始建的，历时九年完成。主要建筑有皇城、砖城、土城三道。皇城周长七十五丈，内有正殿、金门、廊庑、碑亭、御桥、华表和位于神道两侧长达二百五十多米的石雕群像；砖城、土城周长各为三公里和十四公里。现在，石雕群基本完好，刻工精细，壮丽森严，表现了明初强盛时期的恢宏气魄和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

历史留给后人的，毕竟只是创造的成果，而不是血泪交迸的创造过程。尽管当时的异化劳动是非人的，但异化劳动的成果却可以是动人的；在这里，劳动者创造的辉煌昭昭地展现出来，而辉煌的背后却掩饰了反动统治者的暴政与凶残的手段。作为文物，自有其不朽价值；可是，就个人兴趣和思想感情来说，我却觉得嗒然无味。

说句心里话，对于明太祖朱元璋，我一向没有好感。这当然和他是一个阴险毒辣、残酷无情的政治角色有直接关系。他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对人对事都是如此。眼下对我有用，眼下我觉得有用，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徒我都兼容并蓄；一朝觉得你构成了威胁，不管是谁，照杀不误。他在位三十一年间，先后兴动几起大狱，牵连了无数文武臣僚，被诛杀者不下四五万人。大案之外，与他共同开基创业并身居显位的一代功臣名将，或被明令处置，或遭暗中毒害，除了主动交出兵权首先告老还家的信国公汤和等个别人，其余的都没有得到善终。

号称“开国功臣第一”的徐达也是濠州人，故里就在濠梁附近。自幼就跟随朱元璋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曾经九佩大将军印，刚毅勇武，功高盖世，先后封信国公、魏国公，并和皇上做了儿女亲家。太祖曾赞誉他：“受命出征，成功凯旋，不骄不夸，不近女色，也不取财宝，正直无瑕，心昭日月。”因为他功劳大，太祖要把自己当吴王时的旧宫赐与他，徐达固辞不受。有一次，他们一起饮酒，醉后，太祖叫人把他抬到自己的御榻上，徐达醒后吓得连连请罪。以后，太祖又对他进行过多次试探，表明其提防之严，猜忌之深。

这更加重了徐达的心理负担，整天紧张惶悚，有临深履薄之惧，以致气郁不舒，渐成痈疽。经过一年调治，病势逐渐好转。突然传来圣旨：皇上赐膳问安。家人打开食盒一看，竟是一只蒸鹅，徐达登时泪流满面。原来，太医早就告诫：此为禁食之物，否则命将不测。但是，君命难违，只好含悲忍泣吞食下去，几天后终于不起。（据明人徐祯卿《翦胜野闻》）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说，明太祖“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为什么要这样做？雄猜嗜杀，固其本性，但主要还是出于巩固“家天下”的政治需要。

据查继佐《罪惟录》载，明初，太子朱标不忍心看着众多功臣受戮，苦苦进谏，太祖沉吟不语。第二天，把太子叫过去，让他把一根浑身带刺的枣枝用手举起来，朱标面有难色。于是，太祖说道：“这满是棘刺的树枝，你是无法拿起来的。我现在正在给你削掉棘刺，打磨光滑，岂不是好？”

一席私房话，合盘托出了太祖的机心：为了朱家王朝的“万世一系”，不惜尽诛功臣，以绝后患。结果杀得人人心寒胆战，不知命丧何时。在这种极度残酷的血雨腥风中，皇权看似稳定了，皇室独尊的威势也建立了起来，但国脉、民气已经大大斫丧，人心也渐渐失去了。

明朝开国功臣许多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他们来自淮西，出身寒苦，后来饱尝胜利果实，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庞大的勋贵集团，所谓“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尽淮人”。（明人贝琼诗句。“短衣”代指武将；淮西古属楚地。）这些能征惯战、功高震主的开国勋戚，自幼羁身戎幕，出入卒伍之间，一意血战疆场，没有接受知识文化、研习经史的条件。尽管靠近庄子的濠梁观鱼台，但我敢断言，不会有谁关注过什么“濠濮间想”，也不懂得庄子讲过的“膏火自煎”（油膏引燃了火，结果反将自己烧干）、“山木自寇”（山木做成斧柄，反倒转来砍伐自己）的道理。他们的头脑都十分简单，最后在政治黑幕中扮演了人生最惨痛的悲剧角色，照旧也是懵里懵懂，糊里糊涂。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做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

历史是既成的事实，不便假设，也无法假设；但后来者不妨作某些猜想。假如那些身居高位，享禄万钟，最后惨遭刑戮的明初开国功臣，有机会读到庄子的这番话，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滋味涌上心头呢？

三

皇城与濠上，相去不远，却划开了瑰伟与平凡、荣华与萧索、有为与无为、威加海内与潇洒出尘的界限，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蕴与情趣。

遥想洪武当年，金碧辉煌的皇陵、帝都，该是何等壮观，何等气派。与之相较，庄子的濠上荒台，冢边蔓草，却显得寂寞清寒，荒凉破败，而且恍兮惚兮，似有若无。但是，就其思想价值的深邃和美学意蕴的丰厚来说，二者也许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尽管当地朋友一再说，两千多年过去了，时移事异，陵谷变迁，有关庄子的遗迹怕是什么也没有了，看了难免失望，可是，我却仍然寄情濠上。

我觉得，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它的生命力是恒久的。庄子的思想，也包括“濠濮间想”之类的意绪，属于隐型文化，它与物质文明不同。它的魅力恰恰在于能够超越物象形迹，不受时空限隔。比如庄、惠濠梁观鱼的论辩中所提出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涉及到认识方法、逻辑思维、艺术哲学、审美观念等多方面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把两位大哲学家的情怀、观念和性格特征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庄子是战国时人，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享年八十三周岁，属于上寿。要论他的才智，在当时弄个一官半职，混些功名利禄，可说是易如反掌的。无奈他脾气过于古怪，始终奉行他的“不为有国者所羁”的清虚无为的立身哲学，也看不惯官场的钻营奔兢、尔虞我诈的污浊风气，因而穷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

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对当时黑暗的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才敢于呼号，敢于揭露，无所畏惧。因而，他的生活也是自由闲适、无住无待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濠梁观鱼，正是他的这种闲适生活的真实写照。

要之，“濠濮间想”，有赖于那种悠然忘我的恬淡情怀和幽静、孤寂的心境。这种情怀和心境，不要说雄心勃勃、机关算尽的朱元璋不可能拥有，就连敏于事功、多术善辩，整天奔走于扰攘红尘中的惠施，也如隔重城，无从体认。

惠施是庄子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的最大的论敌。论才学，庄、惠可说是旗鼓相当，两个人有些思想也比较相近；但就个性、气质与价值取向来说，却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他们走到一处，就要争辩不已，抬起杠来没完。一部《庄子》，记下了许多直接或间接批驳惠子的话。但是，由于他们是“对事不对人”的，因而，并未妨碍彼此成为真诚的朋友。惠子病逝，庄子前往送葬，凄然叹息说：“先生这一死，我再也没有可以配合的对手了，再也没有能够对话的人了！”他感到无限的悲凉，孤寂。

当然，他们的分歧与矛盾还是特别鲜明的。《庄子·秋水》篇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惠子做了梁国的宰相，庄子打算去看望他。有人便告诉惠子：“庄子此行，看来是要取代你老先生的相位啊。”惠子听了很害怕，就在国内连续花了三天三夜搜寻庄子。到了第四天，庄子却主动前来求见，对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一路上不是梧桐不栖止，不是竹实不去吃，没有甘泉它不饮。当时，飞过来一只猫头鹰，嘴里叼着一只腐烂的老鼠，现出沾沾自喜的样子。忽然发现雏在它的上方飞过，吓得惊叫起来，唯恐这只腐鼠被它夺去。现在，你是不是也为怕我夺取你的相位而惊叫呢？

另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一次，庄子在孟诸垂钓，恰好惠子从这里经过，从车百乘，声势甚为煊赫。庄子看了，十分反感，便连自己所钓的鱼都嫌多了，一齐抛到水里。表现了他“不为轩冕肆志”，对当权者飞扬之势的轻蔑态度。

由于他高踞于精神之巅来俯瞰滚滚红尘，因而能够看轻俗人之所重，也能够看重一般人之所轻。他追求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悠然境界，不愿“危身弃生以殉物”，不愿因专制王权的羁縻而迷失自我、葬送身心的自由。

就思维动向和研究学问的路子来说，他们也是截然不同的。二人对于客观、主观各有侧重。惠子是向外穷究苦索，注重向客观方面探求；庄子则致力于向内开掘，喜欢在主观世界里冥想玄思。惠子认为庄子的学说没有用处，讥讽它是无用的大樗；庄子却对惠子耗损精神从事那种“一蚊一虻之劳”，大不以为然。

惠子著书，庄子说有五车，但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在先秦诸子中，惠子可说是最有科学素质的人。从他的一些观念可以看到近现代的理论物理、数学、地理的胚芽。比如，惠子说，“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意思是，太阳正在当中，同时也正在偏斜；万物正在生长，同时也正在死亡。“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这里体现了地圆学说。“南方”作为方位的概念，本无定限，南之南更有南，但如绕地球一周，则南极可成为初出发之点。惠子说“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可见，在他眼中地球并不是一块平板，这就超越了“天圆地方”的一般的传统性认识。

在濠上，庄子与惠子分别以两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去看游鱼。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在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他不肯断定鱼之快乐与否。而庄子则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诗人身份，从艺术的视角去观察，他把自己从容、悠闲的心情移植到了游鱼的身上，从而超越了鱼与“我”的限隔，达到了物我两忘、主客冥合的境界。

《庄子·齐物论》中记述了一个“梦为蝴蝶”的寓言，同样体现了这种超越主客界线、实现物我两忘的特征。寓言说：前些时候，我（庄子）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高高兴兴地飞舞着，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了。一忽儿，醒过来，发现自己仍是形迹分明的大活人。不觉迷惑了半晌：到底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

物我两忘的结果是客体与主体的合而为一。从美学的角度来剖析，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际，无暇区别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我和物的界线完全消灭，我没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没入我，我和大自然连成一气，在一块生展，在一块震颤。（朱光潜语）

情趣，原本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庄子把整个人生艺术化，他的生活中充满了情趣，因而向内蕴蓄了自己的一往深情，向外发现了自然的无穷逸趣，于是，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从而能够以闲适、恬淡的感情与知觉对游鱼作美的观照，或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所说的进行“趣味判断”。而惠子则异于是，他所进行的是理智型的解析，以他的认识判断来看庄子的趣味判断，所以就显得扞格不入。

在这里，“通感”与“移情”两种心理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有了“通感”，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人与物之间的冥然契合，才具备了可能性；而通过“移情”，艺术家才能借助自己的感知和经验来了解外物，同时又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使外物也仿佛具备同样的情感。

这类例证是举不胜举的。比如，在凤阳街头我看到一副联语：“华灯一夕梦，明月百年心。”内容十分深刻，涵盖性很强。但是，何以华灯如梦、明月有心？为什么它们也具有了人的思维和情感？原来，诗人在这里用了以我观物的“移情”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位现代的西方诗人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

见我执意要去濠梁，主人便请来当地的一位文史工作者为向导。车出凤阳城，直奔临淮关，来到了钟离故地。我记起了二百多年前著名诗人黄景仁题为《濠梁》的一首七律：

谁道南华是僻书？眼前遗躅唤停车。

传闻庄惠临流处，寂寞濠梁过雨余。

梦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

平生学道无坚意，此景依然一起予。

当时黄景仁年仅二十四岁，与诗人洪稚存同在安徽学政朱筠幕中。他在这年初冬的一场雨后，凭吊了濠梁“遗躅”，写下了这首诗。

《南华经》就是《庄子》。“僻书”云云，引自《唐诗纪事》：令狐曾就一个典故向温庭筠请教，温说：“事出《南华》，非僻书也。”诗的头两句是说，谁说《庄子》是罕见、冷僻的书籍呢？里面涉及的遗迹随处可见呀！眼前，我就碰上了一处，于是，我就赶紧召唤把车子停了下来。三四两句交代地点、时间：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庄子、惠子濠梁观鱼处；一场冷雨过后，石梁上杳无人迹，显得很寂寞、荒凉。五六两句通过《庄子》中庄蝶两忘、鱼我合一的两个典故，（后一句还反其意地暗用了“水至清则无鱼”的成语）来抒写自己的感慨，是全诗的意旨所在。结末两句是说，尽管我平素缺乏坚定的学道意念，但依然觉得此情此景对自己有深刻的启发。

这时，忽见一道溪流掠过，上有石梁飞架，我忙向向导问询：这就是濠梁吧？他摇了摇头。没过五分钟，眼前又现出类似的景观，我觉得很合乎意想中的庄、惠观鱼的场景，可是一打听，仍然不是。向导笑说：

“这种心情很像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见到崔州平以为是孔明，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以为是孔明，见到诸葛均、黄承彦以为是孔明，足见想望之急、思念之殷。想不到沉寂两三千年的濠梁故地，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这个东道主感到自豪。”

一番妙喻，一通感慨，博得车上人们同声赞许。

突然，汽车戛然煞住，原来，“庄惠临流处”就在眼前。

但是，不看还好，一看果真是十分失望。濠水滔滔依旧，只是太污浊了。黝黑的浊流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寂然无声地漫流着。周围不见树木，也没有鸣虫、飞鸟，看不出一丝一毫“诗意的存在”。庄周的墓地也遍寻未得，连这位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向导也茫然不晓。

我想，当年如果面对的竟是这样的浊流污水，这样令人沮丧的生态环境，庄老先生不仅无从看到“鲦鱼出游从容”的怡然景色，怕是连那点恬淡、闲适的心境也要荡然无存了。自然，后世就更谈不到赏识那种鱼鸟亲人、陶然忘机的“濠濮间想”。

（1998年）

情在不能醒

一

初秋的傍晚，清爽中已经微微地透着一些凉意了。我信步走进京西阜成门外的紫竹院公园，拣了个视野开阔的地方坐了下来。斜晖一抹，弥望里，翠筱娟娟，晴波滟滟，整个园林显现出一种萧疏之美。这情调，这景色，正契合了我此时的心境。我张大了眼睛向四下里瞭望——我在刻意地搜寻着，不，应该说追寻着纳兰公子当日在此间“夜伴芳魂，孤栖僧寺”的踪迹。

时光毕竟已经流逝三百多年了。明明知道，失望在等待着我，到头来只能是满怀惆怅，一腔的憾惋。无奈，感情这个东西从来就是这样地不可理喻。临风吊古，无非是寄慨偿情，实质上是一种释放，有谁会死凿凿地期在必得呢？

尽管岁月的尘沙已经吞蚀了一切，不要说佛堂、梵刹踪迹全无，就是断壁残垣、零砖片瓦也已荡然无存，甚至连僧寺的遗址所在也难于确切地指认了；但是，我还是执拗地坐在这里，出神地遐想，从咀嚼“淅沥暗飘金井叶”、“经声佛火两凄迷”的纳兰词句中，体味他的凄恻幽怀，感受当时的苍凉况味。

这里原是明代一个大太监的茔墓地，万历初年在上面建起了一座双林禅院。清康熙十六年五月，纳兰性德的妻子卢夫人病逝后，灵柩暂时停放在禅院中，直到第二年初秋入葬纳兰氏祖茔皂荚村为止。这个期间，痴情的公子多次夜宿禅林，陪伴夜台长眠的薄命佳人度过那孤寂凄清的岁月。

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

他知道爱妻生性胆小怯弱，连一个人独自在空房里都感到害怕，可如今却孤零零地躺在冰冷、幽暗的灵柩里，独伴着梨花清影，受尽了暗夜凄凉。

夜深了，淡月西斜，帘栊黝暗，窗外淅沥潇飒地乱飘着落叶，满耳尽是秋声。公子枯坐在禅房里，一幕幕地重温着当日伉俪情深、满怀爱意的场景，眼前闪现出妻子的轻颦浅笑，星眼檀痕。他眼里噙着泪花，胸中鼓荡着椎心刺骨的惨痛，就着孤檠残焰，书写下一阕阕情真意挚、凄怆恨惋的哀词，寄托其绵绵无尽的刻骨相思。

心灰尽，有发未全僧。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檠。情在不能醒。

生死长别，幽冥异路，思恋之情虽然饱经风雨消磨，却一时一刻也不能去怀。他已经完全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迷离惝恍，万念俱灰。除了头上还留有千茎万茎的烦恼丝，已经同斩断世上万种情缘的僧侣们没有什么两样了。

一阕《浪淘沙》更是走不出感情的缠绕：

闷自剔银灯，夜雨空庭。潇潇已是不堪听。那更西风不解意，又做秋声。 城柝已三更，冷湿银屏。柔情深后不能醒。若是情多醒不得，索性多情！

情多、多情，醒不得、不能醒……回旋婉转，悱恻缠绵。沉酣痴迷，已经到了无以自解的程度。深悲剧痛中，一颗破碎的心在流血，在发酵，在煎熬。

纳兰的妻子不仅娇好美艳，体性温柔，而且高才夙慧，解语知心。婚后，两人相濡以沫，整天陶醉得像是淹渍在甘甜的蜜罐里。随着相知日深，爱恋得也就越发炽烈。小小的爱巢为纳兰提供了摆脱人生泥淖、战胜孤寂情怀的凭借与依托。任凭他外间世界风狂雨骤，朝廷里浊浪翻腾，于今总算有了一处避风的港湾，尽可以从容啸傲，脱屣世情，享受到平生少有的宁帖。

在任何情况下，意中人乐此不疲地相互欣赏，相互感知，都是一种美的享受。朝朝暮暮，痴怜痛爱着的一双可人，总是渴望日夜厮守，即便是暂别轻离，也定然是依依相恋，难舍难分。有爱便有牵挂，这种深深的依恋，最后必然化作温柔的呵护与怜惜，产生无止无休的惦念。纳兰这样模写将别的前夜：

画屏无睡，雨点惊风碎。贪话零星兰焰坠，闲了半床红被。 生来柳絮飘零，便教咒也无灵。待问归期还未，已看双睫盈盈。

夫妻双双不寐，絮语绵绵，空使灯花坠落，锦被闲置。他们也知道，这种离别皆因王事当头，身不由己，祷告无灵，赌咒也不行，生来就是柳絮般飘泊的命了。既然分别已无可改变，那就只好预问归期了，可是，她还没等开口，早已就秋波盈盈，清泪欲滴了。一副小儿女婉媚娇痴之态，跃然纸上。

二

在旧时代，即使是所谓的“康熙盛世”，青年男女也没有恋爱自由，只能像玩偶似的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随意摆布；至于皇亲贵胄的联姻往往还要掺杂上政治因素，情况就更为复杂了。身处这样的苦境，纳兰公子居然能够获得一位如意佳人，实现美满的婚姻，不能不说是一桩幸事。不过，“造化欺人”，到头来他还是被命运老人捉弄了——称心如意的偏叫你胜景不长，彩云易散。一对倾心相与的爱侣，不到三年时光，就生生地长别了，这对纳兰公子无疑是一场致命的打击。

脉脉情浓，心心相印，已经使他沉醉在半是现实半是幻境的浪漫主义爱河之中，想望的是百年好合，白头偕老。而今，一朝魂断，永世缘绝——这个无情的现实，作为未亡人，他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因而，不时地产生幻觉，似乎爱妻并没有长眠泉下，只是暂时分手，远滞他乡，“影弱难持，缘深暂隔，只当离愁滞海涯”；他想象着会有那么一天：“归来也，趁星前月底，魂在梨花。”当这一饱含着苦涩味的空想成为泡幻之后，他又从现实的想望转入梦境的期待，像从前的唐明皇那样，渴望着能够和意中人梦里重逢。虽然还不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但却总嫌梦境过于短暂，惊鸿一瞥，瞬息即逝，终不惬意。

一次，他梦见妻子淡装素服，与他执手哽咽，临行时吟出两句诗：“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醒转来，他悲痛不已，题写了一首《沁园春》词：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 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叶，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两处鸳鸯各自凉。真无奈，把声声檐雨，谱出回肠。

这样一来，反倒平添了更深的怅惋。有时想念得实在难熬，他便找出妻子的画像，翻来覆去地凝神细看，看着看着，还拿出笔来在上面描画一番，结果是带来更多的失望：

凭仗丹青重省识，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

他几乎无时无日不在悲悼之中，特别是会逢良辰美景，更是触景神伤，凄苦难耐。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同夕）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面对银盘似的月轮，他凄然遐想：这月亮也够可怜的，辛辛苦苦地等待着，盼望着，可是，刚刚团圆一个晚上，而后便夜夜都像半环的玉玦那样亏缺下去。哎，圆也好，缺也好，只要你——独处天庭的爱妻，能像皎洁的月亮那样，天天都在头上照临，那我便不管月殿琼霄如何冰清雪冷，都要为你送去爱心，送去温暖。

目注中天皎皎的冰轮，他还陡发奇想：妻子既然“衔恨愿为天上月”，那么，我若也能腾身于碧落九天之上，不就可以重逢了吗？可是，稍一定神，这种不现实的想望便悄然消解了——这岂是今生可得的？

海天谁放冰轮满？惆怅离情。莫说离情，但值凉宵总泪零。 只应碧落重相见，那是今生！可奈今生，刚作愁时又忆卿。

人处在幸福的时光，一般是不去幻想的，只有愿望未能达成，才会把心中的期待化为想象。纳兰公子就正是这样。当他看到春日梨花开了又谢的情景，便立刻从零落的花魂想到冥冥之中“犹有未招魂”，想到爱侣，期待着能够像古代传说中的“真真”那样，昼夜不停地连续呼唤她一百天，最后便能活转过来，梦想成真。于是，他也就：

为伊判作梦中人，长向画图清夜唤真真。

妻子的忌日到了，他设想，如果黄泉之下也有阳世间那样的传邮就好了，那就可以互通音讯，传寄信息，得知她在那里生活得怎么样，与谁相依相伴，有几多欢乐、几多愁苦：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

情到深处，词人竟完全忽略了死生疆界，迷失了现实中的自我。意乱情迷，令人唏嘘感叹。一当他清醒过来，晓得这一切都是无效的徒劳，便悲从中来，辗转反侧，彻夜不能成眠。但无论如何，他也死不了这条心，便又痴情想望：今生是相聚无缘了，那就寄希望于下一辈子，“待结个他生知己”；可是，“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像今生那样，岂不照例是命薄缘浅，生离死别！

他就是这样，知其不可而为之，非要从死神手中夺回苦命的妻子不可。期望—失望—再期望—再失望，一番番的虔诚渴想，痛苦挣扎，全都归于破灭，统统成了梦幻。最后，他只能像一只遍体鳞伤的困兽，卧在林荫深处，不停地舐咂着灼痛的伤口，反复咀嚼那枚酸涩的人生苦果。

他正是通过这种层层递进的痴情泛溢，这种超越时空的内心独白，这种了无遮拦的生命宣泄，把一副哀痛追怀、永难平复的破碎的情肠，将一颗永远失落的无法安顿的灵魂，一股脑儿地、活泼泼地摊开在纸上。真是刻骨镂心，血泪交迸，令人不忍卒读。

三

不堪设想，对于皈依人间至纯至美的真情的纳兰来说，失去了爱的滋润，他还怎能存活下去？爱，毕竟是纳兰情感的支柱，或者说，纳兰的一生就是情感的化身。他是一个为情所累，情多而不能自胜的人。他把整个自我沉浸在情感的海洋里，呼吸着，咀嚼着这里的一切，酿造出自己的心性、情怀、品格和那些醇醪甘露般的千古绝唱。他为情而劳生，为情而赴死，为了这份珍贵的情感，几乎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与泪水，直到最后不堪情感的重负，在里面埋葬了自己。

这种专一持久、生死不渝、无可代偿的深爱，超越了两性间的欲海翻澜，超越了色授魂与，颠倒衣裳，超越了任何世俗的功利需求。这是一种精神契合的欢愉，永生难忘的动人回忆、美好体验和热情期待，一朝失去了则是刻骨铭心的伤恸。

情为根性，无论是鹣鲽相亲的满足，还是追寻于天地间而不得的失落，反正纳兰哭在、痛在、醉在他的爱情里，这是他心灵的起点也是终点，在这里，他自足地品味着人生的千般滋味。

生而为人，总都拥有各自的活动天地，隐藏着种种心灵的秘密，存在着种种焦虑、困惑与需求，有着心灵沟通的强烈渴望。可是，实际上，世间又有几人能够真正走入自己的梦怀？能够和自己声应气求，同鸣共振？哪里会有“两个躯体孕育着一个灵魂”？“万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也难求！”即使有幸偶然邂逅，欣欣然欲以知己相许，却又往往因为横着诸多障壁，而交臂失之。

当然，最理想的莫过于异性知己结为眷属，相知相悦，相亲相爱，相依相傍。但幸福如纳兰，不也仅是一个短暂而苍凉的“手势”吗？

不过，也多亏是这样，才促成纳兰以其绝高的天分、超常的悟性，把那宗教式的深爱带向诗性的天国；用凄怆动人的丽句倾诉这份旷世痴情。有人说，一个情痴一台戏。作为情痴的极致，纳兰性德在其短暂生涯中，演足了这出戏，也写透了这份情。“情在不能醒”，多少为情所困的痴男怨女，千百年来，沉酣迷醉在他的诗句之中。

艺术原本是苦闷的象征。《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有言：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

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那么，纳兰性德呢？自然是寄哭泣于《饮水词》了。

作为一位出色的词人，纳兰公子怀有一颗易感的心灵，反应敏锐，感受力极强，因而他所遭遇与承受的苦闷，便绝非常人所可比拟。为了给填胸塞臆的生命苦闷找出一条倾泻、补偿的情感通道，他选定了诗词的形式，像“神瑛侍者”那样，誓以泪的灵汁浇灌诗性的仙草。

在经历过深重难熬的精神痛苦之后，词人不是忘却，也没有逃避，而是自觉强化内心的折磨，悟出人生永恒的悖论，获取了精神救赎的生命存在方式。在这里，他把爱的升华同艺术创造的冲动完美地结合起来，以诗意般的情感化身展现出生命的审美境界，把个体的生命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结晶出一部以生命书写的悲剧形态的心灵史，它真纯、自然、深婉、凄美，突破了时空限制，具有永恒的价值。

纳兰公子是“性情中人”，有一颗平常心。他听命于自己内心的召唤，时刻坦露着真实的自我，在污浊不堪的“乌衣门第”中，展现出一种新的人格风范。他以落拓不羁的鲜明的个性之美和超尘脱俗的人格魅力，以其至真至纯的清淳内质，感染着、倾倒着后世的人们。尽管他像夜空中一颗倏然划过的流星，昙花一现，但他的夺目光华却使无数人为之心灵震撼。他那中天皓月般的皎皎清辉，荡涤着、净化着也牵累着、萦系着一代代痴情儿女的心魂，人们为他而歌，为他而泣，为他的存在而感到骄傲。

在今天，纳兰实际上已成为解读诗性人生的一种文化符号，有谁不为这种原始般的生命虔诚而永远、永远地记怀着他。难怪他在京华年少中拥有那么庞大的追星族。当然，也不限于北京，就在我的身边也同样存在。那天，应邀在市图书馆举行《纳兰性德及其饮水词》讲座，我刚刚走下讲台，就见听众席上走出一个女孩子，递过来一摺纸页。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首即兴诗：

从他身上/看到自身存在的根源/

据说/他/就在我的前边/

距离不近/可也不能算远/

往事虽在时间之外/空间代价却是时间/

只要一朝/获得超光的时速/

那就坐上飞船/追寻历史/

赶上三百年前/参加过渌水亭诗会/

再在太空站上/共进晚餐——我和纳兰

清代学人陈其泰评论《红楼梦》时说过：“宝玉温存旖旎，直能使天下有情人皆为之心死。”那他比起纳兰公子，又怎样呢？

（2003年）

青眼高歌

一

康熙年间，坐落在京城什刹后海之滨的明珠太傅府邸里，有一座渌水亭。说是亭子，实际上，厅、堂、廊、庑，一应俱全，原是个很宽敞的去处。亭子前面，是澄波一碧的明湖，菡萏千枝，芳香四溢；身后坡陀蜿蜒，隔着一带花丛、竹坞，与相府的翠阁朱楼遥相对映，颇饶隽雅、萧疏的韵致。

纳兰公子十分喜欢它，风晨月夕，斜晖晚照中，他总要来这里勾留数刻，凭栏四望，披襟当风，把那久久郁塞于胸臆间的难剪难理的怅绪幽情，尽情地排遣开来。有时心情特好，还会即兴拈毫，浓涂艳抹地描绘一番眼前的景色：

墙依绣堞，云影周遭；门俯银塘，烟波滉漾。蛟潭雾尽，晴分太液池光；鹤渚秋清，翠写景山峰色。云兴霞蔚，芙蓉映碧叶田田；雁宿凫栖，秔稻动香风冉冉。

而那首《渌水亭》七绝，则是淡处着墨，更显得摇曳多姿：

野色湖光两不分，碧云万顷变黄云。

分明一幅江村画，着个闲亭挂夕曛。

像历史上的兰亭、醉翁亭一样，此间也是一处以文会友、诗酒谈欢的所在。不过，比起前两座亭子，渌水亭的名气还没有那么大，命途也要乖蹇一些。——随着纳兰公子的早逝，文人雅集即告终止，落下个“渌水亭边宾客散，乌衣巷口衰杨舞”的局面。加之，亭子坐落在“天临尺五”的帝京繁华之地，王侯第宅之中，直接受到政治变迁、园林易主的影响，不要说置酒高会、吟苑歌场再也见不到了，最后，竟连这座建筑本身也杳无踪影，不免引起过往行人的喟然慨叹。晚清诗人边袖石写过这样一首…七绝：

鸡头池涸谁能记，渌水亭荒不可寻。

小立平桥一惆怅，西风凉透白鸥心。

寥寥二十八字，道尽了世事沧桑、园林兴废之感，今天读起来，也还觉得一股凄凉、惆怅的况味漫涌在心头。

不过，当日的渌水亭却有一段壶觞歌咏、诗酒风流的峥嵘岁月。公余之暇，纳兰性德总要陪同一些久享文誉且又情同知己的朋友在此间雅集，宾主一道饮酒赋诗，寻幽揽胜，脱略形骸，“此间萧散绝，随意倒壶觞”（纳兰诗），为后世文坛留下了许多轶闻佳话。康熙十八年夏天那次“赏荷”宴集中，姜宸英、严绳孙、陈维崧等十几位著名诗人，狂歌醉咏，佳作迭出，宴会气氛极为热烈，正像朱彝尊在词中所描绘的：

不知何者是客，醉眼无不可，有底心性？砑粉长笺，翻香小曲，比似江南风景，看来也胜。

连侍立一旁斟酒布菜的婢女，也深深受到环境和气氛的感染，眼饧耳热之余，情不自禁地脱口吟出清新自然的诗句：

一杯一杯又一杯，主人醉倒玉山颓。

主人大醉卷帘去，招入青山把客陪。

后来，乾隆朝的大诗人、性灵派的主帅袁枚发现了这首诗，予以很高评价，还把它收进《随园诗话》，使之得以广泛流传。

这次雅集之后，纳兰公子把那些与会者即兴吟哦的诗词全部汇集起来，编成一部《渌水亭宴集》，还仿效王羲之的做法，在前面冠上一篇《诗序》，以“宁拘五字七言，不论长篇短制，无取铺张学海，所期抒写性灵”为依归，在清代初年的诗坛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

大批文人学士对于渌水亭主人，之所以那样向风慕义，倾心相与，固然和纳兰公子的文采风流、才华横溢有直接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他那襟怀磊落、待人以诚的人格魅力，焕发出强大的吸引力。翻开纳兰性德的交游录，人们会发现一种特异的现象：一边是少年得志、锦冠绣服、神采飘逸的满族天潢贵胄；另一方面，却是一些年华老大、穷愁潦倒、郁郁不得志的汉族饱学之士，其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本来，阶级地位的悬殊，民族心理的隔阂，也包括年龄、阅历方面的差异，像一堵厚厚的高墙，拦阻在他们中间。但是，这位“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却把它轻轻地跨越了。他把视线的焦点平移到那些寒士身上。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叛逆的情怀，迸发出超越身份、蔑视门第的抗争与呐喊。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如果不了解实情，任谁看了这首《采桑子》词，都不会相信它出自于一位“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贵介公子的笔下。词的副题为《塞上咏雪花》，但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实际上是词人的“夫子自道”——是他自我胸襟、志趣的写照。上片抒写他鄙视人间富贵，不慕世俗荣利的衷情；下片说，此花漂泊在西风瀚海、寒月悲笳的天涯绝域，很少受到人们的爱怜和顾惜，言下之意透露出“高处不胜寒”、知音难觅的悲凉孤寂之感。

如果说，通过这种借喻方式，他只是曲折委婉地向外传递出个人的胸怀襟抱和价值观念；那么，下面这首《金缕曲》则是面对挚友顾贞观，不假雕饰地坦诚昭示了自己的人生鹄的：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这一年，纳兰性德二十二岁，刚刚获殿试二甲七名，赐进士出身，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正在人生舞台上成功地旋转着。而所处环境、背景，更容易促成他跨俗凌虚，目无余子。当时，尚属满族军事贵族入主中华的初年，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醉心武力，崇尚威权，骄横不可一世，吆五喝六，颐指气使，一般汉族文士在他们眼中，贱如鸡豚犬彘，动辄肆意加以凌辱。可是，纳兰公子却大异其趣，满不在乎皇亲贵胄、御前近侍的特殊身份，在和顾贞观这样一个沉居下僚的汉族文士交往中，竟以知音相许，以完全平等的态度、真诚炽热的感情，捧出一颗赤诚的心，不拘形迹地尽情倾吐其深沉的积郁，着实难能可贵。

词中不仅尽出肺腑，直抒胸臆，表达其不矜门第、惟求知己的渴望，发出相见恨晚的慨叹；并且，对贞观所遭受的世俗白眼和游辞无根的谗构，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藉。

古人把对素所敬重的人垂青称为“青眼”。当年杜甫曾以“青眼高歌望吾子”的诗句，表达他对年少有为的王郎的期许。在这首词里，纳兰同样以“青眼高歌”四字移赠顾贞观，寄寓了他对知心朋友拳拳服膺的敬意和殷切的期望。

贞观号梁汾，江苏无锡人，才气纵横，却只当了一名位卑职小的典籍官，未获重用。但他对于仕途也并不怎么热心，因为在宦海旋涡面前，他一直是心存戒虑的。其题壁诗“落叶满天声似雨，乡关何事不成眠”，曾为江左诗文大家所激赏。贞观长纳兰十八岁，二人志趣相投，互相倾慕，一经接谈，遂成知己。纳兰有句云，“知我者，梁汾耳”；贞观则说，“其敬我也，不啻如兄；而爱我也，不啻如弟”；他们“无一日不相忆，无一事不相体，无一念不相注”。他到纳兰家做客，常被引到楼上，然后撤去梯子，关起门来，作数日之欢谈，抚琴度曲，作赋吟诗，沉酣在忘我的气氛里。纳兰《偕梁汾过西郊别墅》诗中对此有所描述：

迟日三眠伴夕阳，一湾流水梦魂凉。

制成天海风涛曲，弹向东风总断肠。

公子辞世后，贞观悲痛欲绝，不久也就抱病还乡，隐居惠山脚下。

纳兰性德是一个醉心风雅、酷爱生活而薄于功名利禄的人。虽然出身于豪门望族，却不愿意交结达官贵人，尤其看不起那些趋炎附势的“热客”和饫甘餍肥、醉生梦死的纨绔子弟；相反，对于一些穷途失意、落拓京城而文品、人品俱佳的汉族诗人、雅士，则竭至诚，倾肺腑，以礼相待，遇有困厄，必全力周济，“生馆死殡，于资财无所计惜”。他在一首怀友词中，有“结遍兰襟，月浅灯深”之句，绝非虚饰之语。

在他的诗文集中，与朋友酬赠、送别、相忆、追怀之作甚多，无不披肝沥胆，发于至情。那些朋友，比他都年长许多，有的甚至可以称为父辈，却都敬重他，爱戴他。他们之间纯属道义之交，不受门第的约束，没有庸俗的捧场，多的是诗文的酬答，学问的切磋，品格方面的相互砥砺。

驰誉当日文坛的“江南三布衣”之一姜宸英，性格狷介狂放，洁直自持，不肯卑恭屈节，且又胸无城府，心直口快，常常出语伤人，因而仕途上历尽坎坷，“举头触讳，动足遭跌”，不为执政者所容，饱遭世俗的冷遇，最后连生计都成了问题。纳兰公子不仅在精神上多方安慰，与他诗酒往还，结为忘年之交；而且，在生活方面给予保证，专门为他安排了很好的住处。有关他们间的交往，姜宸英有过一段发自肺腑深情的追忆，活脱脱地刻画出两个人的鲜明个性：

（纳兰）与人交，遇意所不欲，百方请之不可得谒。及其所乐就，虽以予之狂，终日叫号慢侮于其侧，而不予怪。盖知予之失志不偶，而嫉时愤俗特甚也。

后来，宸英奔母丧归里，公子又捐资相助，并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金缕曲》，与他依依握别：

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最忆西窗同剪烛，却话家山夜雨。不道只、暂时相聚。滚滚长江萧萧木，送遥天、白雁哀鸣去。黄叶下，秋如许。 曰归因甚添愁绪。料强如、冷烟寒月，栖迟梵宇。一事伤心君落魄，两鬓飘萧未遇。有解忆、长安儿女。裘敝入门空太息，信古来、才命真相负。身世恨，共谁语！

上片一往情深地追忆他们西窗剪烛，雨夜倾谈的往事，抒写聚散无常的离别之苦；下片以温言软语加以慰藉，劝说他暂解离愁：回到家里，总比“栖迟梵宇”、面对“冷烟寒月”强得多多；且有儿女绕膝，可以尽享天伦乐事。但关节点还是对其“落魄”、“未遇”的“身世恨，表示深切的惋惜与同情。“才命真相负”，为一篇之诗眼。纳兰在赠梁汾词中，亦有“高才自古难通显”之句。都与唐人李商隐诗“古来才命两相妨”同义。愤慨不平之鸣，溢于纸上。

三

在友朋交往中，纳兰公子最为世人所称道的，还是冒着政治风险营救吴兆骞一事。

著名诗人吴兆骞，苏州吴江人。自幼刻苦读书，擅长诗赋，被目为稀世才子，有“江左凤凰”之美誉。但因恃才傲物，性不谐俗，乡里之人多不喜欢与之接近。顺治十四年，清廷为打击江南地主阶级，借惩办科考舞弊而兴起一场著名的“丁酉科场案”。由于遭到仇家的诬陷，吴兆骞也列入了科场舞弊者名单，遂被流放到东北边陲的宁古塔。悉知内情的人无不为之感到冤枉，“一时送其出关之作遍天下”。著名诗人吴伟业的《悲歌行》，最为愤激沉痛，寄慨遥深：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

君独何为至于此？

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

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

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

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

君不见，吴季子！

到康熙十五年，兆骞已经在穷边绝塞苦苦熬过了十八个年头。对于这位才高命蹇的挚友，顾贞观一直挂记在心头。他在与纳兰公子结为至交后不久，便提出了解救吴兆骞的请求。纳兰深深知道这件事背景的复杂——它不同于一般案件，涉及到满汉关系和南北方汉族官员之间的矛盾，牵扯到清朝上层统治者对待汉族士子的政策问题。营救一个人会触及一连串敏感而严重的政治纷争，自然不能不慎重考虑。

尽管如此，他出于对吴兆骞的悲惨境遇的深切同情，又为顾贞观对朋友的灼灼真情所感动，还是诚恳地表示：“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以身任之”。因为考虑到这件事的困难程度，表示要以十年为期，设法把吴兆骞营救出来。但是，顾贞观救友心切，也顾及不得许多了，便率意提出“不情之请”，进行讨价还价：“十年为期？总共他还能活多长时间！能不能在五年内实现？”

这可是出了个大难题。经过一番覃思苦虑，纳兰又以词代柬，向贞观表示了一个原则的却是十分果决的态度：

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

意思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除了营救吴兆骞，其他任何事情都排不上号。愿意为此承担一切风险，不惜任何代价。

孰料，就在筹划过程中，纳兰性德受任乾清门三等侍卫之职，这要经常随驾出巡，驰驱南北，很少有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加之，爱妻染病，恸赋悼亡，更使他时时陷在深悲剧痛之中。但他还是拼力奔走，多方斡旋，以践履自己的然诺。在自己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又搬出“老太爷子”明珠太傅和当朝重臣、座师徐乾学的大驾来，取得了他们的参与和协助。终于经过五年的努力，最后通过纳款，使吴兆骞得以生还。

这在当时，可说是一桩绝无仅有的特例。受清初政策制约和种种矛盾交织的影响，凡是流放宁古塔的江南汉人，不仅没有生还的希望，即使死后以灵柩归葬，也是阻碍重重。难怪为欢庆吴兆骞赦归，文友们吟出“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居人把袂呼长别，迁客惊心贺独还”的诗句——这么多年，还没有第二个人活着回来啊。

这里还有一个带戏剧性的很有意味的插曲：

吴兆骞属于诗人气质，不谙世事，且又久居穷边塞外，不仅对牵扯此事的朝廷内部复杂矛盾并不十分清楚，甚至对顾贞观为营救他而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也并不完全了解，贞观本人更是从未特意向他表白，市恩买好。两人后来以小事失和，甚至不相往来。纳兰公子察知后，与父亲商定，在当日贞观为营救友人向太傅求情的内斋设宴，以捅破实情，披露真相，促使他们重归于好。

这天，兆骞早早地来到了明珠府邸的内斋，拜见过太傅大人，又同公子纳兰天南海北地闲叙过一番诗辞文赋。偶然抬起头来，他发现厅内两棵抱柱上竟都贴有纸条，左边的写有“顾贞观为吴兆骞饮酒处”，右边柱子上写着“顾贞观为吴兆骞屈膝处”。一时甚感诧异，忙向主人问询底里原由。纳兰公子告诉他，那年贞观到太傅家，向老大人提出营救落难朋友的请求，太傅大人说：“吴君素负才名，又与先生为莫逆之交，老夫愿意为此一效绵薄之力。只是，先生素不饮酒——这我知道，那么，今日您能不能为朋友尽饮一杯呢？”贞观听了，二话没说，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并且，因为当朝的太傅亲口承诺愿意帮忙，他感激涕零，赶忙向大人坐处趋前一步，屈膝请安。

听到这里，吴兆骞犹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不禁感愧交加，两行热泪刷地涌了出来。纳兰公子当即请出贞观，安排二人在内斋相见。面对着充满欣慰之情的贞观，兆骞长跪不起，哽咽地说：“君于我有生死骨肉之恩，而我却以口舌之争辜负殆尽，兆骞实在是不齿于人类了！”

两人相对唏嘘不已，自是情好逾初。

（2003年）

纳兰心事几曾知

一

纳兰性德的挚友曹寅写过这样两句诗：

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

性德满洲正黄旗人，出身名门贵族，他的父亲明珠是权倾朝野的宰相，官阶从一品，位列文官之首；他本人更是一路春风得意，十八岁中举，二十二岁成了二甲进士，后来被授为皇帝的一等侍卫，出入扈从，显赫无比，直到三十一岁去世，一直得到康熙帝的青睐和倚重。他天资早慧，英才艳发，是清代成就卓异的词人，曾被王国维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纳兰词在他生前就有刻本问世，产生过“家家争唱”，“传写遍于村校邮壁”的轰动效应。

纳兰公子是一个长于思索，心事很重的人。他的师友回忆说，年少时，由于未经世事的磨炼，他闲谈天下事常常是无所避忌的；及长，阅历增多，沧海惯经，就逐渐地成熟、老练了，“料事屡中，不肯轻为人谋”，“或问其世事，则不答，间杂以他语。人谓其慎密，不知其襟怀雅旷固如是也”。他酷爱诗词，日常行止交游，每有所感，总要通过吟诗填词来抒怀寄兴，习惯于运用文学形式以尽倾积愫，吐露衷曲。这应是《饮水词》的一大特点。但是，正如曹寅所慨叹的，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透过那些清词丽句来洞见作者的深心，深刻悟解其背后的底蕴。

当然，他的一些知心朋友、莫逆之交，对此还是早有洞察的。纳兰的挚友，长他三十二岁的严绳孙说，公子辞世前一个多月，为他返回江南无锡饯行，座上并无他人，相与议论生平之聚散，人事之终始，备极恳悫；语有所及，往往怆然伤怀。两人执手握别之际，看当时纳兰的神情，似乎有所不能释然于怀者，却又没有径情直述，梗塞着一种难言之隐。他还谈到，在日常生活中，纳兰公子总是惴惴然，存在着临深履薄般的忧惧。

其实，这种心曲，只要认真研索他的诗词作品，不难看得一清二楚。有人统计，在现存三百多首词中，“愁”字用了近百次，“泪”字、“恨”字也都出现过几十次；此外像“断肠”、“无奈”、“伤心”、“怆怀”、“无意绪”、“可怜生”，“冰霜摧折”、“芳菲寂寥”等，几乎是开卷可见，字里行间渗透着深挚而哀怨的情思，宛若杜鹃啼血，声声凄切；即便是一些情辞慷慨、奋袖激昂之作，也间杂着变徵之音，流露出沉痛的人生空幻之感。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强把心情付浊醪，读《离骚》，愁似湘江日夜潮。

君不信，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

自然肠欲断，何必更西风！

余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已断。

长飘泊，多愁多病心情恶。心情恶，模糊一片，强分哀乐。

残阳影里，问归鸿、归来也未？且随缘、去住无心，冷眼华亭鹤唳。

一般地说，这种悲观厌世、空虚苦闷的心理状态，应该属于那种孤臣羁旅、迁客流人。没有经历过坎坷崎岖的颠折，危身灭门、破国亡家的奇祸的，很难获得这种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而纳兰性德，当然是与此毫不沾边的。

他的祖辈跨着野性难驯的征骑，冲出丛林莽原，驰驱南北；他的躯体里流淌着一个勇武剽悍、劲健雄强的游猎民族的血液；

他出身于钟鸣鼎食、裘马轻肥的天潢贵胄之家，自幼生长在温柔富贵乡、烟柳繁华地，熏沐在绮靡金粉的环境里，到处都是花团锦簇，紫舞…红翻；

他是八旗子弟中的凤毛麟角，中华大地上新一代的佼佼者，在飞黄腾达的锦路鹏程上，受到时人的敬重，父母的珍爱，天子的赏识；

他在世人眼中是典型的幸运儿，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功名冠冕，安富尊荣，举凡常人所向往、所企盼、所追求的，他几乎全部都拥有了。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富有戏剧性地产生颓唐的心态，发出哀婉凄切的心灵悲歌，词作以长愁伤感闻名，声泪俱随，令人不能卒读。这种奇异的生命现象，实在是令人诧异，难于索解。

清代学人杨芳灿在《纳兰词序》中分析：

先生貂珥朱轮，生长华，其词则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者之所为。盖其三生慧业，不耐浮尘，寄思无端，抑郁不释，韵淡疑仙，思幽近鬼。年之不永，即兆于斯。

词人芑川对此也曾发出过疑问，并试图加以诠释：

为何麟阁佳儿，虎门贵客，遁入愁城里？此事不关穷达也，生就肝肠尔尔。

其然，岂其然乎？

二

西人有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如果我们把“生就肝肠尔尔”理解为性格特征的话，那么，可以说，正是纳兰性德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他的独特的个性及其内在思想冲突这内外两方面，造就了他的凄惋的悲剧品格。

纳兰公子是吸吮汉文化的乳汁长大的，自幼深受儒家学说的浸染，抱定了立德立功、显亲扬名的宏图远志。他同中国历代的读书士子一样，沉酣在“学而优则仕”的迷梦里，在“闲庭照白日，一室罗古今。偶然此楼栖，抱膝悠然吟”的环境和心态下，俨然以诸葛孔明自居，留心当世之务，不屑以文字名世，只待知音举荐、圣主赏识，然后一展鸿才，“竟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麟阁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归矣”。他想干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然后功成不居，解佩出朝，退居林下，彻底实现一个政治家的人生之旅。

为了使夙愿得偿，他清介自持，刻苦向上，虽然身处贵盛之家，而闲斋萧索，庭院寂然，户外没有登门进谒的趋奉之勤，内廷没有裙妓、丝管、呼卢、秉烛之游。每当夙夜寒暑，晨昏定省之余，他总要抓住片刻闲暇，游心于翰墨，寄情于艺林，并能撷其英华，匠心独至，表现出高雅的襟怀和强烈的使命感，也充分揭示了处于上升阶段的阶级成员所特有的勤奋精神和进取心态。

但是，实际上却是事与愿违，他所面对的现实，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如同他的最知心的朋友顾贞观所说：“所欲施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意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纳兰自己在诗词中也是这样说的：

我今落拓何所止，一事无成已如此。

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

马齿加长矣，枉碌碌乾坤，问汝何事，浮名总如水，判樽前杯酒，一生长醉。

那么，这种状态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原来，康熙皇帝出于对纳兰公子的赏识，以其出身于勋戚之家，又有超人的姿质，一照面便对他倍垂青盼，把他留在自己身旁，视作心腹，擢为侍卫。而且，一任就是十年，直至公子病逝。对一般人来说，有幸成为天子宠臣，目睹龙颜之近，时亲天语之温，真是无比荣耀，无尚尊贵，求之不得；可是，纳兰却大大不以为然。他十分清楚这种职务的实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大汗的侍卫由其家丁或奴仆充任，担负保安、警卫事务；后来虽然改由宗室、勋戚子弟担任，但其性质仍是司隶般的听差，在皇帝左右随时听候调遣，直接供皇帝驱使，具体负责宫廷宿卫，随驾扈从。

在纳兰心目中，当侍卫，入禁廷，实无异于囚禁雕笼，陷身网罟。他在《咏笼莺》的五言律诗中，借咏物以抒怀，可谓凄怆怅惋，寄慨遥深。

何处金衣客，栖栖翠幕中。

有心惊晓梦，无计啭春风。

漫逐梁间燕，谁巢井上桐。

空将云路翼，缄恨在雕笼。

黄莺别号“金衣公子”。享用着锦衣玉食，却戴着金枷银锁的纳兰公子，引“笼莺”以自况，真是最恰当不过了。你看这个莺儿，遍身绮羽，食以香谷，罩以雕笼，整天蹦蹦跳跳，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既无冻馁之虞，又不愁惨遭弹丸的袭击，表面上看去，真是富贵安逸，令人艳羡。它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身心自由——它不能像其他同类那样任意地飞翔，自在地鸣啭。

因此，它的内心是十分苦闷的，“栖栖”二字，透出了端倪，可见那种蹦跳不停的举动，并非由于心情振奋，而是恓恓惶惶、焦躁不安的表现。“何处”一词，是说它原本不在这里，并非笼中固有之物。颔联中的“有心”、“无计”，写黄莺恓惶、焦躁的缘由，表明矛盾的所在，里面透露着一种蓄势，一种期望，一种新的觉醒：要冲破梦幻，面对现实，要勇于抗衡，争取自由。颈联写黄莺心灵的跃动，写它想望、向往着“翠幕”外的广阔天地，歆慕初春时节上下翩飞、呢喃细语梁间的紫燕，艳羡筑巢、饮露于高梧之上的桐花凤。而这一切，在它都成了难以实现的幻想。尾联以冷语作结：空有同样的羽翼，空对浩渺的苍冥，最后只能在雕笼中默默地吞声饮恨，郁郁以终。

如果说，这还只是情辞微婉的拟托，那么，他的《拟古诗》则是愤懑直陈了：

我本落拓人，无为自拘束。

倜傥寄天地，樊笼非所欲。

嗟哉华亭鹤，荣名反以辱！

一开板就毫不隐讳地申明：我本是散淡、落拓的人，寄倜傥于天地，不想受到任何形式的拘束，因此，对于樊笼厌恶极了。可是，时乖命蹇，造化欺人，最后还是变成了“华亭鹤”，反因荣名羁绊而受尽拘辱。古人有“人生在世间，贵乎得所图。问渠华亭鹤，何似松江鲈”的诗句，“华亭鹤”与“松江鲈”，都出在上海的松江，这里面各有一个典故：晋代陆机为奸人所谗，临刑前叹曰：再想听听华亭鹤的叫声，做不到了！而同时代的张翰则知机在先，他以想念故乡的鲈鱼味美为由，毅然挂冠，归隐吴中，从而避开残酷政治的风险，得全性命于乱世。从纳兰所引据的故典中，不难窥见其悔涉仕路、误陷牢笼的隐衷。

悔也罢，误也罢，其实都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像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纳兰所面对的同样是无法扭转的命运，在皇帝的长拳利爪之下，他的人生道路是不属于自己的。

再联系到远处穷荒绝塞的吴兆骞和身边的顾贞观、陈其年、严绳孙、姜宸英等一时佳隽的凄苦处境，更令他感到失望与伤感。他对现实中英才不被赏识而庸才、蠢才却能飞黄腾达，且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极端悖理的世象，感到由衷的愤慨。在写给顾贞观的《虞美人》词中，发泄了他的强烈不满：

凭君料理花间课，莫负当初我。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泥犁。 瘦狂那似痴肥好，判任痴肥笑，笑他多病与长贫，不及诸公衮衮向风尘。

“黄九”、“秦七”即宋代的著名词人黄庭坚和秦少游，这里代指作者与顾贞观。眼看着一群鸡犬飞升天界，而他与顾贞观这样的旷代奇才却自甘坠入地狱（泥犁）。“瘦狂”与“痴肥”，比喻仕途上失意与得意。“诸公衮衮向风尘”，意谓那些得志者登高位，握重权。杜甫有“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之句。这里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了嘲笑与抨击，对那般禄蠹官迷则投以极端轻蔑的目光。

由于他的现实处境与心灵追求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致使身心两造经受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现实与理想的背离，他有理想，有憧憬，有追求，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对于人生道路作出自己的选择，却又百不偿一，一切都不能尽如人意，好像命运专门与他作对，最后因难堪命运的残酷摆布而灰心绝望；另一方面，就是所谓“生就肝肠”亦即人性、个性同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冲突，他天性萧疏散淡，渴望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个性十分鲜明，结果却是不但活动的范围和时间的支配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必须极力掩饰自己的七情六欲、至情至性，一言一行都要惟皇帝之旨意是从，不允许有半点含糊、半点疏漏，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这种苦况，在他写给知心朋友张纯修的信函里作了露骨的披露：

鄙性爱闲，近苦鹿鹿。东华软红尘，只应埋没慧男子锦心绣肠。仆本疏庸，那能堪此！

在写给“忘年交”严绳孙的书简里，谈得更加充分：

兹于廿八日又扈东封之驾，锦帆南下，尚未知到天涯何处，如何言归期耶！汉兄（指吴汉槎）病甚笃，未知尚得一见否？言之涕下。弟比来从事鞍马间，益觉疲顿，发已种种，而执殳如昔，从前壮志，都已灰尽。昔人言，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此言大是。

把这些发自肺腑的倾吐内心衷曲的私人信函，同他那些或婉转其辞、或直抒胸臆的诗词作品结合起来读，纳兰心事就不难窥见了。

三

李后主早就说过了：“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身为皇帝的侍从，纳兰在随辇出巡、宦游南北中，少不了要旧迹寻踪，追怀往古，这同样为他带来了诸多的感慨。

康熙二十一年，纳兰性德随驾抵达吉林，来到了松花江（旧称混同江）畔，当年这里原是一片古战场。入关之前，女真族在统一过程中，建州、海西、野人诸部互相残杀，彼此并吞，拼命争夺，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心灵创伤。诗人触景伤情，一时百感丛生，情怀怆楚，写下了一首《满庭芳》词：

堠雪翻鸦，河冰跃马，惊风吹度龙堆。阴磷夜泣，此景总堪悲。待向中宵起舞，无人处、那有村鸡。只应是，金笳暗拍，一样泪沾衣。 须知今古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叹纷纷蛮触，回首成非。剩得几行青史，斜阳下、断碣残碑。年华共，混同江水，流去几时回。

词的上阕开头五句写景，把象征性的古战场——龙堆展现在读者眼前：鸦飞雪上，马跃冰河，惊风掠地，亡灵夜泣，“一将功成万骨枯”，极写其萧索、肃杀之惨象。“堠”指战争中留下来的瞭望敌情的土堡或古代记里程的土堆。“龙堆”原在西域，这里泛指边地的古战场。磷火俗称鬼火，“阴磷”喻战死的鬼魂，唐诗中有“战鬼聚阴磷”的诗句。诗人接着抒发感慨：本要效法东晋的祖逖，中夜闻鸡起舞；可是，这里悄无人迹，根本就听不到荒鸡乱鸣。言下之意是纵有一片报国情怀，也无由实现，徒增感喟。只好暗暗吹起金笳，同样令人悲不自胜，涕泪沾衣。

下阕全是议论，从兴亡的梦幻中体现人生之悲慨。语调低沉抑郁，寄怀深远。诗人喟叹古今兴亡，有如棋枰翻覆、蛮触争雄，无论为胜为负，都是转眼成空，体现了历史的虚无，人生的空幻。“蛮触”，蜗角中的两个小国，为争地而兴战，语出《庄子》。意谓双方所争者小，原无实际意义。留下来的不过是断碑残碣上几行记载，掩映于斜阳之下，而悠悠岁月已经随着混同江水流逝，再也不能复回了。

这次出塞巡行，曾经到过松花江畔的大小兀喇，在返回的路上，还凭吊了辽宁开原的战略要冲龙潭口。这两处距离纳兰的祖居地都不太远。他的先世为海西女真叶赫部。后来，海西各部陆续被努尔哈赤统率的建州女真所剿灭。纳兰的曾祖父金台什是叶赫部的首领，老城陷落后拒绝投降，纵火自焚未果，努尔哈赤下令将他绞死。六十几年过去了，现在，金台什的当侍卫的曾孙，正扈从努尔哈赤的当了皇帝的曾孙来到当年海西女真故地，为兴为废，为主为奴，心中自然不胜沧桑变幻之感。且看他的《浣溪沙·小兀喇》和《忆秦娥·龙潭口》：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 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

山重叠，悬崖一线天疑裂。天疑裂，断碑题字，古苔横啮。风声雷动鸣金铁，阴森潭底蛟龙窟。蛟龙窟，兴亡满眼，旧时明月。

词中寄寓了无边的感慨。山下追奔，城头喋血，最后胜利究竟属于谁呢？还是“莫将兴废话分明”吧。“兴亡满眼，旧时明月”，绝非泛泛之言，它使人想到刘禹锡的“淮水东边旧时月”照临的“故国”、“空城”。早年恩怨，记忆犹新，其间自有一番心折骨惊的沉痛。只是为妨触忌，未便直言，不得不寄幽思于隐掩之间。

看得越多，也就会想得越多，不能不令纳兰公子感悟人生的多故，世事的无常。退一步说，纵使往昔的部族间的兴亡之恨已经淡漠了，那伴着刀光剑影，充满血腥气味，为争权夺位相互残杀的惨酷的家族史，总该深深地留存在纳兰的记忆里，像团团乌云一样，遮蔽着他的心扉，令他怵目惊心，不寒而栗。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外祖家的朝荣夕悴，盛衰相循。外祖父英亲王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子，从十五岁开始即随父出征，出生入死，屡建勋劳，战功卓著，成为后金统治集团中权位极高的主旗贝勒之一，拥有显赫的地位。但是，由于他缺乏政治谋略，一味恃功自傲，暴戾蛮横，后来，被顺治皇帝敕令自尽，子孙夺去爵位，削除宗籍。一番腥风血雨，刮得月暗星沉，转眼间，富贵就成了梦幻。如同孔尚任在《桃花扇》里所写的：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如果说，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老皇历翻不得”，那么，眼前的又怎样呢？更是令他心惊肉跳。他时刻为其父亲的险恶处境而忧心忡忡。纳兰性德最清楚不过了，康熙皇帝驾驭权臣的一贯策略，是当某一派系势力过于强大时，就立刻蓄意扶植与之对立的派系，以保持朝廷权力的均衡，便于自己操纵控制。权臣鳌拜炙手可热，飞扬跋扈，他就扶植索额图；待到索额图恃功自傲，尾大不掉，他又转而扶持明珠；而当明珠权势陡增，朝臣竞相趋附时，他又去扶植台下的僚属予以牵制。明珠的最盛时期，是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当时被康熙皇帝倚为股肱重臣；但随着变乱平息，他的辅佐作用已经逐渐弱化，特别是因他位高权重，日渐为天子与群臣所忌，眼睁睁地看着已经陷进“烹狗藏弓”的魔圈里。而明珠自己，却欲令智昏，全然不知收敛，依然货贿山积，宾客盈门，结果激起政敌不停地攻讦，有的甚至奏请皇帝，立刻将他处斩。

“荣华及三春，常恐秋节至。”这使得纳兰公子忧心如捣，夜不成寐。果然，公子殁后不出三年，他的父亲就在激烈党争中塌了台。

四

纳兰性德绝顶聪明，而且极度敏感，极度清醒，这使得他时刻处在生命的煎熬之中，心境没有片刻的宁帖。他惶悚惕惧，谨言慎行，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招致灭顶之灾。

对于中国古籍《韩非子》，他了如指掌。大政治家、思想家韩非，根据切身体察和总结他人的经验，得出了君王最难相处的结论。在《说难》中他列举了七种足以造成“身危”——杀身之祸的情况：

事情总是由于保密而成功，因为语言的泄露而失败。未必是说者自己泄露了什么，只是说者无意中道破了君王隐秘的心事；

君王表面上做出了一件事，实际上是利用它做幌子来达成另一个目的，说者不仅知道他表面上做的事，还洞悉他这样做的真实目的；

说者成功地替君王筹划了一件异常的事情，而另外一个人并未参与其事，却私下里猜测到了，致使事情泄露了底细，君王一定认为是说者自己有意泄露的；

君王对说者的亲密程度、信用程度还没有那么深厚，而说者讲出极知心的话语，即使有幸得以实行，取得了功效，也会因为并非其亲信而被忘记，如果因未得施行而遭致失败，君王则疑心说者是有意坑陷他；

君王有了过错，说者明言礼义以责其失德；在君王正扬扬得意而自以为功的时候，你给点明了，似乎预知其计；勉强劝说君王做他所做不到或者不肯做的事，强力制止君王不肯罢手的事。

紧接着，韩非又列出面对君王无法处置的八个难题：

你和君王议论他的大臣，他就会认为你是在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

你和君王议论某某小臣有才可用，他便认为你企图窃取、盗用属于他的权力；

你和他谈论他嬖爱的人，他会以为你要倚君王之所爱作靠山；你和他谈论其所憎之人，他会认为你在试探君心；

你在君王面前，说辞直捷简易，他以为你不明事体，愚钝不堪；你若是辞辩广博，口若悬河，又会嫌你繁复琐碎而加以弃置；你如果简略地陈述己见，会说你怯懦而不敢尽言；

你若是把考虑到的问题广泛而尽情地合盘兜出，又会说你草野而…侮傲。

真是：“反贴门神左右难”——怎么做也不得好。

康熙皇帝虽然号称英主，但赋性雄鸷，足智多谋，喜怒无常、恩威莫测。对于这一点，作为身边的侍从，纳兰公子从里到外看得透亮。在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主子面前，即使是老成练达的“官油子”，也会感到捉襟见肘，穷于应付；更何况纳兰这样的性情中人，一介书生。真是苦了他也。

在这种情态下，每次出巡扈驾，纵使面对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三春丽景，快绿怡红、芰荷十里的九夏清光，也难以引发出他的游观兴趣，必然是怅触无端，了无意绪。他在一首《蝶恋花》词中写道：

又到绿杨曾折处，不语垂鞭，踏遍清秋路。衰草连天无意绪，雁声远向萧关去。 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明日客程还几许，沾衣况是新寒雨。

如果说，“不语垂鞭”、“无意绪”，是直写心境的消沉；那么，水驿山程，客途迢递，新寒雁唳，风雨泥途，则为暗喻“天涯行役”之苦。说是“不恨”，其实，字里行间已经充分透露了个中原委。那么，恨的又是什么？西风吹老英雄梦，等闲白了少年头。一种牢骚、怨望的情怀跃然纸上。

在那种鸟笼般的侍卫生活环境中，回到朝中入直，日子恐怕更为难挨。这从纳兰的《踏莎行》词中可以看出：“金殿寒鸦，玉阶春草，就中冷暖和谁道？小楼明月镇长闲，人生何事缁尘老。”宫殿里的生活，充满了难言的痛苦，无奈的悲凉，这种孤寂无聊、空耗岁月的侍卫生活，使他感到空虚，感到厌倦。可是，“就中冷暖”却又没处去说，“如鱼饮水”，只能自伤、自叹。从这里也可以悟解纳兰以“饮水”二字命名词集的用意所在。

他深悔自己出生在富贵之家，借着咏雪，他高吟：“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他酷爱身心自由，渴望摆脱宦海的羁绊，避开险恶的现实，去过清静的生活，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他在庭园中特意修建了一座茅屋，并填写一首《满江红》词，借以抒怀述志：

问我何心，却构此、三楹茅屋。可学得、海鸥无事，闲飞闲宿。百感都随流水去，一身还被浮名束。误东风、迟日杏花天，红牙曲。 尘土梦，蕉中鹿。翻覆手，看棋局。且耽闲殢酒，消他薄福。雪后谁遮檐角翠，雨余好种墙阴绿。有些些、欲说向寒宵，西窗烛。

词人说，我修筑茅屋的目的，是为了要过闲适自在、无拘无管、无忧无虑的海鸥般的生活。过去，浮名束身，实在耽误得太多了。其实，那些如烟如梦、覆雨翻云般的仕宦生涯，看穿了也真是没有什么意思。真不如西窗剪烛，纵酒闲吟，雪后观松，雨余种绿，过一番平常人的日子。

当然，就连这“些些”想望，对他来说，也是甜蜜蜜的妄想，不可能兑现。在康熙这位手握王权、口衔天宪的尊神面前，是进既乏术，退亦无方。唯一能够获得解脱的，只有死之一途，那样就苦啊，痛啊，忧啊，闷啊，“百感都随流水去”了。

（2004年）

青天一缕霞

从小我就喜欢凝望碧空的云朵，像清代大诗人袁枚说的：“爱替青天管闲事，今朝几朵白云生？”尤其是七八月间的巧云，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能连续几个小时眺望云空而不觉厌倦。虽然眺者自眺，飞者自飞，霄壤悬隔互不搭界，但在久久的深情谛视中，通过艺术的、精神的感应，往往彼此间能够取得某种默契。

我习惯于把望中的流云霞彩同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作类比式联想。比如，当我读了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和作品，了解其行藏与身世后，便自然地把这个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云联系起来——

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凝望着碧空。

而当一抹流云掉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

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

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惜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这时，会立即忆起她的挚友聂绀弩的诗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正是这种深深的忆念，和出于对作品的热爱而希望了解其生活原型，即所谓“因蜜寻花”的心理，催动着我在观赏巧云的最佳时节——八月中旬，来到这神驰已久的呼兰，追寻女作家六十年前的岁月。

呵，呼兰河，这条流淌过血泪的河，充溢着欢乐的河，依然夹带着两岸泥土的芬芳，奔腾不息，跳搏着诱人的生命之波。

穿过大桥，满目青翠中，一条宽阔的马路把我引入了县城。东二道街，十字路口，茶庄，药店，一切都似曾相识，一切又都大大地变了样。

但是，可能因为期望值过高，当我踏进萧红故居，却未免有些失望。寥寥几幅灰暗模糊的照片，一些作家用过的旧物，疏疏落落地摆在五间正房里。原有的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这印满了萧红的履痕、泪痕和梦痕的旧游地，如今已盖上了一列民宅。更为遗憾的是，留下百万字作品的著名女作家，陈列室中竟没有收藏一页手稿、一行手迹。

联想到坐落在圣彼得堡的普希金就读过的皇村学校，虽然经过一百七八十年的沧桑变化，包括战乱与兵燹，但是，普希金当年的作业簿和创作诗稿，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相形之下，深感我们在搜集、保存作家的手稿、遗物方面没有完全尽到责任。

当然，也可以顺着另一条思路考虑：这位叛逆的女性的前尘梦影原本不在家里。在她自己看来，这块土地沦于敌手之前，“家”就已经化为乌有了。她像白云一样飘逝着，她的世界在天之涯地之角。“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如此而已。云，是萧红作品中的风景线。手稿没有，何不去读窗外的云？

“白云犹是汉时秋”。仰望云天，同女作家当年描述的没有什么两样，天空依旧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大团大团的白云，像雪山，像羊群，像棉堆，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我想，如果赶上傍晚，也一定能看到那变化俄顷，令人目不暇接的“火烧云”。

记得沈从文先生说过，云有地方性，各地的云颜色、形状各异，性格、风度不同。在浪迹天涯的十年间，萧红走遍大半个中国，而且，曾远涉东瀛。她不会看不到沈先生盛赞不已的青岛上空的彩云，肯定领略过那种云的“青春的嘘息”和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她也该注意到关中一带抓一把下来似乎可以团成窝窝头的朵朵黄云。透明、绮丽的南国浮云，素朴、单纯，仿佛用高山雪水洗涤过的热带晴云，樱花雨一般的东京湾上空的绮云——这些恐怕都能引发女作家的奇思玄想。然而，她全没有记在笔下。

当豪爽的江湖行、亢奋的浪游热宣告结束，“发着颤响、飘着光带”的胸境和“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渐次消磨，而难堪的寂寞、孤独与失落感袭来的时候，她便像《战争与和平》中曾是战斗主力的安德烈公爵，受伤倒在地下，深情地望着高远的苍穹，随着飘飞的白云，回到梦里家园去寻求慰藉，慢慢地咀嚼着童年的记忆——这人生旅途中受用不尽的财富。

对萧红来说，尽管童年生涯是极端枯燥、寂寞的，家园并无温馨可言，甚至经常感到扞格不入；但是，“人情恋故乡”，就像一首诗中描述的：“满纸深情悲仆妇，十年断梦绕呼兰。”一颗远悬的乡心，痴情缱绻，离开得越远，回音便越响。于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便在“永久的憧憬与追求”中孕育诞生了。

时代造就了萧红。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冲破了封建枷锁，离家出走，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勇敢的娜拉；而且，由于亲炙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得到一批革命作家及其作品的滋养，同时也接触了世界近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和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文化觉醒意识，她在文学创作伊始，就显示了崭新的精神世界，以稚嫩的歌喉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和民众的愿望。

对于乡园，她没有沉浸在一般层次上的眷恋、遐想与梦幻之中，而是超越了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思索，在现实主义与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交叠的文化视点上，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深入地开掘其关于“国民性”的哲理反思和病态社会的无情清算。

她“以女性作者特有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以充分的感性化、个性化的认知方式，通过散化情节、淡化戏剧性、浓化情致韵味的艺术手法，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造成的弥天灾难，展示病态人生、病态社会心理的形成，以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

作为一个植根于现实土壤的现代文化追求者和思想先驱，她始终以其深邃的思考和“另一个世界”的眼光，审视着这块古老而沉寂的大地，呼唤着“别样人生”，期待着黎明的曙色。而且，为这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那些跨越时代的文坛巨匠相比，萧红也许算不上长河巨泊。她的生命短暂，而且身世坎坷，迭遭不幸。她失去的不少，而所得可能更多；她像冷月、闲花一样悄然陨落，却长期活在后世读者的心里；她似乎一无所有，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串坚实、清晰的脚印，树起了一座高耸的丰碑。她是不幸的，但也可以说，她是很幸运的。

像萧红一样，呼兰河既没有长江的波澜浩荡，也不像黄河那样奔腾汹涌；呼兰县城更是普通至极的一个北方城镇。但是，地以人传，河以文传，由于这里诞生了一位著名女作家，它们已被镌刻在文学碑林上，因此，名闻遐迩。这里的小桥流水、窄巷长街，都一一注入了生命的汁液，鲜活起来，充溢着灵性，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

而前来探访的客子、学人，也必然要对照萧红的作品去“按图索骥”，溯本寻源。这样，人文与自然相辅相成，历史和现实交辉互映，就益发强化了景观的魅力。

流光似水。如今，那被女作家诅咒过的岁月，远逝了；那没有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的牛马般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女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血泪交迸的“生死场”，已经照彻了灿烂的阳光。

十字街头拐弯处，当年萧红读书的小学校还在。微风摇曳中，几棵饱经风霜的老榆树似在发出岁月的絮语。下课铃声响起，一群闪着澄澈、亲切的目光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野马般地拥向了操场，有的竟至和来访的客人撞了个满怀，随之而喧腾起一阵响亮的笑声。

我蓦然想起，《呼兰河传》中老胡家的团圆媳妇，不也是这般年纪、这样天真吗？可是，只因为她太大方了，走起路来飞快，头天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一点也不知害羞，硬是被活活地“管教”死了。

从“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话就是放肆”的死寂无声的黑暗年代，到能够在阳光照彻的新天地里自由地纵情谈笑，这条路竟足足走了几千年！

如果萧红有幸活到今天，故地重游，看看呼兰河畔翻天覆地的变化，听劫后余生的王大姐讲讲她的苦尽甘来，再赏鉴一番故乡的“火烧云”，也许会用她那珠玑般的文字，写出一部《呼兰河新传》哩！

（1990年）

骆宾王祠联

一

日昨，浙江义乌作家潘爱娟女士折柬相告，骆宾王纪念馆已经落成，大厅里悬挂上由我撰拟的对联与匾额，她还拍摄了两张照片一并寄来。感慰之余，浮想联翩，绵绵思绪霎时飞扬到了数千里外的义乌江畔——

那一年出访义乌，可说是事出偶然；但我对于这里的思慕却是由来已久的。说来，人的情感的发生确也十分奥妙。比如说，对一个陌生地方的向往，常常不是像故乡那样，由于曾经同她有过长期亲密的接触，从而留存下浓烈的意缕情痕；情况恰恰相反，倒是缘悭一面者居多，纯属意念中的遐思畅想——或者肇因于一则诗文、一幅画面，或者联结着一段有趣的轶闻往事，甚至可能出自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绪无端”，结果弄得魂梦相牵，萦萦难以去怀。我的“义乌情结”的形成也正是这样。

大约是四十几年前吧，我在高校读书时，无意中在图书馆看到一幅中国画：开阔的江面上，一叶扁舟荡漾在金光潋滟的清波里。岸旁挺立着两株高大的乔木，红叶灼灼，像是两支硕大无朋的烛天烈炬。斜阳一抹中，整个树冠的轮廓和劲拔的躯干透出斑驳的绀紫。在一般的作品中，黄昏暮色总是被涂抹得凄清、萧瑟；老树孤村，昏鸦数点，似乎成了深秋薄暮的特有景观。可是，在这幅画面上却大异其趣，洋溢着撩荡心魂的亮色，呈现出一种格调高华的丰赡与壮美。更加显眼的是，画的左上方的“留白”处，题着一首郁达夫的七绝：

骆丞草檄气堂堂，杀敌宗爷更激昂。

别有风怀忘不得，夕阳红树照乌伤。

诗句为这幅画作加上点睛之笔，增添了特殊的艺术魅力。

义乌在公元前20年建县时，曾取名“乌伤”，源于秦孝子颜乌葬父献身，乌鸦衔泥相助，嘴为之伤的动人传说；唐高祖武德七年，改为今名。“骆丞”即“初唐四杰”之一、大名鼎鼎的骆宾王，晚年他曾作过临海县丞；“宗爷”指的是北宋抗金名将、著名民族英雄宗泽。这一文一武，都是义乌人，他们有如并峙的双峰屹立在浙中大地上。1933年晚秋，郁达夫曾有故乡之行，途经义乌，写下了这首七绝，时为11月11日。这在他的散文《杭江小历纪程》中有过记载。其时正值东北三省沦陷，祸深寇急，国运衰颓的存亡绝续之时，举国上下亟待振作精神，抒张正气，共赴时艰。也许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诗人才想到这两位古代英灵的。

那幅国画的作者为谁，已经记不得了。可是，那丽景，那氛围，那轩昂的气势，却像刀镌斧削一般深深地刻印在脑海里。心中暗自思忖，有朝一日，一定要坐在义乌江畔，静下心来，饱看一番实实在在的红树，夕阳。

也许有人感到奇怪，——几句诗文，一幅画面，就会引发出他乡游子神奇的憧憬，播下思恋的种子。其实，这种情况是所在多有的。当我还没有机缘踏上“春风十里扬州路”的时候，就已经久久地钟情于她了，原因并不复杂，只是由于“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这两句脍炙人口的唐诗在脑子里翻腾。我多么渴望亲自站在瘦西湖畔，五亭桥边，直接体味一番那清景迷人、月华如练的景色啊。还有丘迟《与陈伯之书》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名句，不仅着实打动了陈伯之，重新撩拨起他的久经淡漠的故国之思；也使我这个塞外学子，在千载之下随之而心旌摇荡，尚值童稚之年，就对于祖国的江南春色满怀着无边的向往。

那次访问义乌，因为时届初夏，自然没有看到“夕阳红树”的胜景，心中未免感到几丝缺憾；但更大的收获是乘便凭吊了骆宾王的枫塘墓地，还寻访了坐落在城市公园中他的故居遗址，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二

对于骆宾王这位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桑梓先贤，当地人民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他们赏赞其轶群超凡的文学天才，耿介拔俗、刚直不阿的品格，炽烈的正义感和惊人的勇气，也深情地哀悯他那充满着悲剧性的不幸遭遇。他们把这位千古奇才引为故乡的骄傲，以他的姓名命名驰誉中外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宾王路”、“宾王大桥”等纪念性建筑设施布满市区内外。其时，一些学者、名流正在倡议扩建骆宾王纪念公园，重修枫塘古墓，而且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义乌的文友知道我和他们一样尊重这位旷世英才，喜欢他，也了解他，便委托我为拟议兴建的骆宾王纪念馆撰写一副对联，我也乐于以笔墨为媒介，实现一次暌隔千古的两个灵魂的慧命交接。

骆宾王，可以说是个倒霉、晦气的文人，生前没过上几天顺心日子，迭遭不幸，备受颠折，死后却依旧得不到安宁，不停地被折腾过来折腾过去。由于受儒家正统观念所支配和政权更迭的影响，强加于他的人格面具总是在不断地变换着，时而被贬斥为“狂悖躁进，落魄无行”的驵侩之辈，时而又被尊崇为“义诛诸吕”的周勃和光复唐祚的狄仁杰一流人物。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南明小朝廷的弘光帝，也要抬出这已死的亡灵来大做文章，封他为“文忠公”，还写了一篇《唐文忠公像赞》，意在以骆宾王匡扶唐室的“义举”为号召，作为苟延残喘的强心剂。

千余年来，骆宾王以一个“陪衬人”的对比角色，始终被捆绑在则天后的“龙车凤辇”上，随着这位女皇的荣辱、浮沉而起伏跌宕，一忽儿鹰击长空，一忽儿鱼翔浅底。当武则天被定谳为篡位窃国，大逆不道时，他便被打扮成“心存故国，不忘旧君”的义士忠臣，一时间大红大紫，闹得沸沸扬扬；而当这位女皇帝的历史被包装成金光璀璨，振古励今的七彩华章时，骆宾王又一变而为开历史倒车的“反面人物”，以致在“大革文化命”的“史无前例”时期，竟遭到挖掘坟墓、焚毁文集的惨劫。

明末清初，有人曾为骆宾王祠题过这样一副联语：

讨伪周在窃器之初，义揭中天，奚待虞渊方夹日；

恢唐室于颁文以后，功扶坠地，终教仙李再盘根。

说来说去，总是重复着“功”啊“义”呀那一套用滥了的词语，脱不开“伪周”、“仙李”封建传统的干系。这和前面提到的周勃、狄仁杰式的“义士忠臣”，或者什么“驵侩之辈”、“反面人物”的论定，同出一辙，都是出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种种色色的现实政治需要，是由旁人强涂硬抹到他的脸上的油彩。

其实，骆宾王什么也不是，他就是他自己。他只是一个才华出众、富有文誉的大诗人，一个正气堂堂、有血有肉有骨气的男儿汉，一个行高于人、刚直不阿而饱遭忌恨、备受煎熬的悲剧人物。我们应该剥掉一切强加给他的“伪装”和“时装”，除去罩在头上的各种“恶谥”与光环，还他以本真的面目。

于是，我草拟了这样一副对联：

露重风高，一檄雄文沉巨响；

潮残日暮，三生老衲向孤檠。

横批是：

一代文宗

按照一般规则，联语应该对事主的多彩人生加以高度的概括，而这又是颇费周章的。因为骆宾王的阅历极为丰富，在他近七十年的生涯中，值得记述的事件不知凡几，而联语的容量十分有限，只能择取其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最有典型意义的二三经历。由于他是一位在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作家，讲述他的经历又必须对应其诗文创作，使这些诗文与其生命进程的发展链条紧相联结。

经过一番覃思苦虑，我在二十二字的联语里，集中讲了他的三段经历：上联讲他的遭谗系狱和草檄声讨武则天这两件事情，其一生浮沉荣悴、祸福存亡，可以说尽系于此。将近两年的缧绁生涯，对于骆宾王无疑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但是，“塞翁失马”，祸福相循，这次劫波也使他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特别是五言律诗《在狱咏蝉》这样的代表作。同样，参与扬州起事，为李敬业草拟雄文劲采的《讨武曌檄》，使他遭遇了灭顶之灾。但也正是这篇檄文，不仅使这次“昙花一现”的军事行动放射出奇异的光彩，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也玉成了这位失意的文人。人以文传，骆宾王凭着这张含金量很高的“入场券”，得以跻身于伟大的文学殿堂而傲睨千古。下联主要是讲了他最后兵败“逃禅”的悲惨结局。

作为“一代文宗”，骆宾王同旧时代绝大多数文人一样，其前进道路是呈双线式发展的：在诗文创作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于仕进一途，则极为崎岖坎壈，可说是荆棘丛生，危机四伏。但这两条轨迹又是紧相纠合，密切联结，相互影响，交错进行的，而且总是呈反向发展。每当仕途颠踬，政治上备受打击、迫害的时候，创作业绩便显现直线发展的态势。这一沉一显，一起一伏，似乎相互悖反，实际上恰恰反映了诗才塑造、创作生成的规律，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验证了骆宾王人品、文品和志行的高度统一。正是那社会的裂变、际遇的颠折和灵魂的煎熬，造就出他那义薄云天的磅礴情怀，氤氲而成一腔郁塞难抒、愤懑不平之气，为他的诗文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动因，赋予他以旺盛的生命激流，持久的创造活力和空前的艺术张力。

三

西哲有句传世的名言：性格决定命运。验之于骆宾王，大体上也是准确的。从个性特征来看，他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迂阔；二是刚直。

唐代科举场中重视私人引荐，注重考生声望，存在着请托、私谒、通关节、场外议定等流弊。小于骆宾王四十左右岁的陈子昂，对于“个中三昧”倒是摸得一清二楚。赴京应试时，为了扩大知名度，他特意在长安街头以重金买下一把名贵的胡琴，引起在场人群的惊异。他解释说：“我擅长此技。”人们请他当众表演一番，他说：“明天我在宣阳里举行宴会，到那里去听吧。”众人如期赴会，酒肴毕具，那把新买的胡琴也安放在那里。酒菜餍足之后，他手捧着胡琴，当众致辞：“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华，风尘碌碌，不为人知。说来可叹！至于摆弄这种乐器，本是贱工之役，实在没有价值。”说罢，当众把胡琴砸碎，并将百轴诗文遍赠与会人士。一日之内，便声溢全城。（见《独异记》）可是，骆宾王对于这里面的诀窍却缺乏研究，也可能虽然了解这种流弊，但不肯屈从俯就，结果就屡挫科场。

这位七岁时就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妙语天成，在乡里博得“神童”美誉的奇才，京城应试，却名落孙山。后来虽然勉强入仕，没过多久便遭到了罢黜。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经人举荐，充任了豫州道王府的幕僚。道王李元庆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特意下了一道手谕，要他“自叙所能”。岂料，这个“迂夫子”却不识时务地说，“大谈个人的长处，掩饰自己的行迹，贪禄冒进，是可耻的行径，既扰乱了邦国大计，也败坏了个人名节”，因而明确表示，不能奉命。之所以如此决绝，固然由于他看重节操远胜于追逐名利，因而面对宗室重臣的赏识提携，不为所动；也和他多年来对于官场上那种“炫媒自售”的恶习极端愤慨有直接关系，于是便借助这个喷火口，放言高论，大张挞伐。后果自然是招惹了道王的不快，此后一段时间，只能坐冷板凳了。

又过了十多年，已经年届半百的他，经过再度对策考试，被授予唐时九品三十个官阶中第二十九级的奉礼郎，虽然也算个京官，但品秩极其卑下，大约只相当于今天的小股长或者办事员吧。职责是遇有朝会与祭祀典礼时，负责君臣版位的安排和祭器的摆设，仪式开始时做些赞导与鼓吹的事。造物主也实在是有意捉弄人，竟让一位文坛巨擘整天从事这些无聊的琐事，真还不如索性回家去“扪虱”窗下。可是，饥寒累，稻粱谋，又使他下不了那个决心，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不料，即使这个小小的“芝麻官”也没有坐稳，三年过去就又遭人排挤了。

他后来曾经几度从军，但都无功而返。吏部按绩考核，量功补过，重新授职，几经曲折，终于爬上了御史台侍御史这个比较像样的位置。这是朝廷的监察官，职责是“纠举百僚，推鞠狱讼”。骆宾王一向疾恶如仇，刚直狷介，敢于秉公行事，直言纠举，现在又恰好在这个位置上，自然要不断地开罪于人。特别是当时“高宗不君，政由武氏”，他出于正义感，屡次飞章讽谏，结果遭到了武则天的忌恨，上任不到半年，这个职司纠举贪官的侍御史，就遭人构陷以莫须有的“贪黩”罪名，一变而为阶下囚。这对于视名节如生命的骆宾王来说，自是痛苦万分。狱中，他借着咏蝉来抒写自己的愤懑：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蝉，在全诗中属于整体性象征，一开局便采用比兴手法，以凄婉的蝉声来领起他这身陷囹圄的囚徒（南冠）的悠悠思绪。他在想些什么呢？想的是书剑无成，半生潦倒；想的是时世艰危，仕途险恶；想的是高洁受污，沉冤莫白，前路不堪设想。由于首联像倒挽银河一般打开了阔大的局面，下面就如飞流直泻，一发而不可收。次联的特色是物我合一，一句说蝉，一句讲他自己。此际，骆宾王已是满头白发，自然会感叹大好年华在多重的政治磨难中黯然消逝。三联纯用比体，表面说蝉，实际上是暗喻社会人生，也正是他悲惨遭际的写照。“风多”、“露重”是说政治环境的恶劣；“飞难进”说他仕途艰难；“响易沉”比喻言论上受钳制，也说明苦心进谏并没有获得丝毫的效果。最后以问句作结，造语凄凉。在举世皆浊的大环境中，纵然像秋蝉那样餐风饮露，也无人信其高洁，没有谁会为之辩诬、昭雪的。到头来，只能和这高洁的鸣虫相濡以沫，惺惺相惜了。

四

骆宾王在狱中已经过了花甲之年，赶上唐高宗立英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侥幸获释，第二年夏天出任临海县丞。又过了两年，高宗驾崩，太子嗣位，是为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这个权欲极强，野心忒大的女人，先王在世时就已久操国柄，现在，哪里肯把朝政和盘交出！于是，找个借口，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幼子为帝。这样，她就实实在在地总揽了朝纲。一时，武氏私党气焰熏天，诬陷、告密之风盛炽，酷吏横行，用刑日滥，李唐宗室和元老勋臣诛戮殆尽，到处笼罩着一派恐怖气氛。

这一年的春天，骆宾王因事晋京，耳濡目染了这般般情事，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凄苦难言，从他《与程将军书》中也许可以窥知一二：“万里烟波，举目有江山之恨；百龄心事，劳生无晷刻之欢。”实在是伤心人语。在返回临海途中，得知原眉州刺史李敬业兄弟准备在扬州举兵起事，他激于冲天的义愤，当即主动投军，共同密商讨伐武后的大计，并以艺文令的身份，起草了檄文，传布各个州县，号召天下勤王，匡复唐室。

实际上，朝廷权力的争夺与转移，对骆宾王来说，原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几十年间，李唐王朝并没有给过他玉堂金马，高官厚禄。他之所以慷慨从征，自是基于反抗邪恶势力与残暴统治的强烈的正义感和“经国济民”的参与意识，当然，封建士子的正统思想和伦常观念也起了一定的心理支撑作用。

以他那种激扬踔厉的气质，怎堪如此长时间的沉沉重压！在看似静默中，一种郁勃已久的生命激潮，正狂奔怒涌般鼓荡在渊深的灵府里，等待着一场极度残酷的野性搏击。时机终于来到了，个体生命的强悍张扬，人格气质的直接外化，总算有了着落。他悲慨，他震怒，他把满腔怨愤全部倾泻到这篇战斗的檄文里，嬉笑怒骂，恣肆披猖，词锋锐利，气势雄浑。正如郁诗所言：“骆丞草檄气堂堂。”一个“气”字包容着丰富意蕴：正气堂堂，元气淋漓，怒气贲张。因此，檄文一出，就像震天号角一般，发挥出极大的鼓动作用。

檄文从武则天的出身、品性讲起，胪列她的种种秽行劣迹和残害勋臣、窥伺神器的阴谋祸心，在“用事实说话”的前提下，极力铺陈，层层剖断，剥去其“母仪天下”的伪装，破除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对“天后”的偶像崇拜。而当谈到当朝公卿将相所肩负的责任时，则词严义正，合情入理，极具感染力、说服力。文中说，诸公世袭爵禄，或与皇室为宗亲，或曾受命于朝廷，值此高宗坟土未干，中宗就被废逐的艰危时世，你们自应“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

据说，武则天初览檄文，还不动声色，及至读到“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禁为之击节感叹，说：“人有如是奇才，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当然，这也不过是自我解嘲，或者一时动情说说而已，奸雄欺人，大抵如此。她早已把这个“糟老头儿”恨得牙痒痒的，一旦抓到手，不把他千刀万剐才怪呢。不信，且看扬州起兵失败后，她是如何疯狂报复，残酷镇压的。对于参与起事的，不问主从轻重，一律诛杀务尽，连已经死去二十七年的勋臣李都不放过，只是因为他是李敬业的祖父，也要毁坟戮尸，哪里表现出半点儿的豁达胸怀和容人雅量！

早于“天后”四百七十年的曹丞相，有时也要扮扮“红脸儿”，他不也曾极度赞赏过孔融、杨修、祢正平的才华吗？可是，这些人的下场如何？还不一个个直接或间接地成了他的刀下之鬼！不该否认，一些明智的君主爱惜人才是真，但他们所看重的往往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人才的实用价值——有利于巩固他们的统治。前提条件必须是为我所用，供我驱使。当他们发现情况与此相悖时，总是要一杀了事。过去两军交战，粮草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但是，待到此地无法落脚必须撤离时，首先就要忍痛把它烧掉，再有用也不能留下。原因何在？防其资敌也。人才的情况也是如此。

扬州起事的军队，尽管檄文中称为“铁骑成群，玉轴相接”，尽管满怀着必胜信念，声言“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但众寡之势悬殊，加上决策出现某些失误，面对着武则天几十万大军的围剿夹击，不出三个月就土崩瓦解了。“一檄雄文”也随之而沉咽了它的洪音巨响。

五

关于扬州兵败后骆宾王的结局，史书上记载得非常简略，只说是“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结果，千余年来，聚讼纷纭，产生多种多样的说法。大别之有三类：一说为其部将斩杀；一说投水自尽——应了他从前的诗：“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一说匿迹潜逃。

我相信最后一种说法。唐中宗复位后，朝廷曾责令郄云卿搜集骆宾王的诗文，并结集印行。郄在文集序言中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的话。郄云卿与骆宾王同时而稍后，而且是奉旨寻查，他的结论应该有足够的根据。至于逃亡的下落，也所传不一，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遁入空门，即“灵隐为僧”说。唐人孟棨《本事诗·征异》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宋之问（初唐诗人）被贬黜后放还，游览杭州西湖的灵隐寺。夜月通明，他在长廊里乘兴行吟，以《灵隐寺》为题，吟成了起句“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下一联却苦吟至再，终不如意。这时，发现一位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接谈之后，老僧帮他续就：“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听了，异常惊愕，没想到这个方外之人竟有如此高的诗才。接下去就顺势展开，斐然成篇。但老僧的续句，实为全诗之警策。次日清晨，披衣往访，则不复见矣。经过问询寺里的人，才知那位老僧原来就是名闻四海的骆宾王。这样一个难得的机缘，竟然交臂失之，宋之问感到深深的怅悔。

有人对此表示怀疑：骆宾王诗集中载有两三首赠宋之问的诗，说明他们过去有过交往，日后邂逅灵隐，竟然晤面不识，似乎有悖常理。但是，见过面就能永记不忘吗？岁月淹忽，世事沧桑，形貌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即使早年见过面，打过交道，此刻，月下猝然相逢，很难说就一定能够辨认出来。何况，社会上早已传闻骆宾王兵败伏诛，纵然尚在人间，又怎会想到他已出家，且在灵隐！

《本事诗》中这段故事，曾被宋、元之后的文人多次引用。我在联语里也隐括了这则轶闻，并借助骆宾王续句中的“沧海日”与“浙江潮”两个意象，以“潮残日暮”象征其悲剧下场。“老衲”且又“三生”，意在表明其僧人身份，暗喻他有佛禅夙缘。“孤檠”独对，寂寥自不堪言，回思既往，一起举兵起事的志士仁人，都已化身泉壤，只剩下自己还在窃延残生，看来时日也无多了。

提到骆宾王的结局，自然要涉及他的葬身之地。《骆氏宗谱》中收录一篇明万历四十六年的序言，内有“先生潜迹灵隐，终归于家，葬邑东三十里上枫塘之原”的记载，这里指的就是义乌的枫塘古墓。而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中却记述，一曹姓农民于正德年间在江苏南通城东黄泥口发现了骆宾王墓。消息传出，远近轰动，有人写了四首《骆宾王遗墓诗》，各地文人纷纷步韵奉和，多达一百九十余首。足证后人对于这位悲剧人物是无限景仰和殷殷眷注的。

六

骆宾王关于“逃禅”的选择，总的可说是不得已而出此。因为他是一个极端热衷世务，勇于任事，不甘沦落的人。闻一多先生称他“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是一个“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这是很准确的。你看他从军巴蜀期间，偶然遇见友人卢照邻的情妇郭氏，听她哭诉了与卢的恋情以及卢忘情负心的衷曲，当即写了一首《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的长诗，意在以情动人，希望卢回心转意。与此堪称姊妹篇，他还写过《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一诗，同样是为痴情女子打抱不平的。说明他富有同情心，情感非常丰富。

但他还有另一面，你看那首《于易水送人》诗：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是不是有些寒气袭人，凛然肃杀之气？还有那首扬州起事时写的《在军登城楼》，该是何等激扬壮烈，意气风发：

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

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

很难设想，这样一个豪情四溢、浑身冒火的热血男儿，当遭遇挫折之后，会心志全灰，遁入空门。其实，这里恰恰表明了人性的复杂，情感的跃动；也反映出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在封建士子身上的深重印痕。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终生奉行的立身方略。一方面，他们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满怀着立功名世的抱负，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十分强烈；另一方面，由于世途的艰危、命运的难于把握，他们又往往向老庄与佛禅寻求逃避磨难的精神逋逃薮，直至作为终老的栖身之地。

过去有“英雄回首即神仙”的说法。一些盖世豪杰，名王宿将，当他们彻悟人生，名心荡尽，或者面临着致命威胁，走投无路的时候，常常会撒手红尘，选定佛门这个括地涵天、大而无外的避难所。骆宾王是这样，根据传说，明初的建文帝，明末的李闯王，走的都是这条路。

从功业的角度来衡量，骆宾王无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他的诗文杰作，却如杜甫所言，是“不废江河万古流”，长存未泯的。过去，人们习惯以成败论英雄，其实，这是大可以研究的。成败的关键常常取决于外在条件，外在条件不同，人生机遇各异，结局必然不同。也正因为如此，功业、建树、贡献，往往难予比并；但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说，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品格，作为人人都应具备的内在条件，却是可以效法的。由于“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人永可以存在”，所以“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教训新的刺激”。（钱穆语）

骆宾王不仅以其出色的诗文，光耀文学史册，而且，还是一位敢爱敢恨、无所畏惧的勇士。在他的身上，充溢着那么一种骨气，一种正气，一种侠气，一种值得称道的高尚品格。我想，这也正是世人、特别是家乡人民热爱他、尊重他的根本原因吧？

（2003年）

春梦留痕

一

真个是“江山也要伟人扶”！儋州，古称“南荒徼外不毛之地”，只因九百年前大文豪苏东坡曾在这里谪居三年，便声闻四海，成了历代骚人迁客、显宦名流觞咏流连、抒怀寄兴的所在。现在，每天都有大量游人远出岭表，万里间关，前来亲炙这位全能文艺大师的遗泽，领略其逆境中闪射出的人格异彩。

儋州地处海南岛的西北部，宋代称为昌化军，治所在靠近北部湾的中和镇。此间现存很多东坡遗迹，最著名的要算有“天南名胜”之誉的东坡书院了。当年只是一所厅堂，为坡翁讲学会友、诗酒谈欢之地，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地建起了亭、堂、殿、馆一应俱全的书院。所存楹联特多，粗粗算了一下，不少于四十副。这在苏、杭、汴、洛的名城胜邑也是不多见的，何况是僻处天南海陬，遐方殊域。洵可谓洋洋大观！

书院主体建筑载酒堂，系由坡翁亲自命名，取《汉书·扬雄传》中“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之意。建堂时日，史籍失载，从东坡离儋五十年后，南宋名臣李光贬谪昌化军时曾会友赋诗于载酒堂，并有“荒园草木深”之句来看，可以推知此堂当建于东坡在儋之日。堂前现有载酒亭一座，为双层亭檐结构；堂庑两侧莲花池中游鱼可数，岸边有挺拔的椰树和清幽的翠竹，环境颇为隽雅。

十年前，儋州政府于书院西园雕塑了《东坡笠屐》的铜质全身塑像，再现了先生“劲气直节，豪宕不羁”的风采。村民们望着蔼然可亲的东坡雕像，深情无限地说，先生说“我本儋耳民”，“海南万里真吾乡”，可是，一走就是八九百年，头也不回呀！现在总算归来定居，再也不走了。他们满意于先生那副头戴竹笠、身穿布袍、脚拖木屐的田夫野老打扮，认为雕塑艺术家充分地体现了民意。

后殿里还有一座《东坡讲学》的组塑。你看他，手把书卷，正襟危坐，目光炯炯，慰诲循循，真是形神毕肖。先生在幼子苏过陪侍下，正与“贫而好学”的当地友生黎子云细论诗文，显现出文人之雅、直臣之鲠、智士之慧的综合气质。

东坡书院的一副楹联，恰当地概括了上述的场景：

图成石壁奇观，戴雨笠，披烟蓑，在当年缓步田间，只行吾素；

塑出庐山真面，偕佳儿，对良友，至今日端拱座上，弥系人思。

联语中“图成石壁奇观”云云，指的是镶嵌在载酒堂石壁上的《东坡笠屐图》。据《儋县志》记述：一天，东坡过访黎子云，归来途中遇雨，便从路旁一农夫家借了一顶竹笠戴在头上，又按照农夫的指点，脱下了布鞋，换上一双当地的木屐。由于不太习惯，又兼泥泞路滑，走起来晃晃摇摇，跌跌撞撞。路旁的妇女、儿童看见老先生的这副装扮，纷纷围观嬉笑，篱笆里的群犬也跟着凑热闹，“汪汪”地吠叫不止。而东坡先生并不在意，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南宋的周紫芝最先把这一生动自然、潇洒出尘的形象绘成图像，取名《东坡笠屐图》。明代的宋濂和唐伯虎也都分别以“东坡笠屐”为题材题词、作画，使之得以广泛流传，风行中外。

在中和镇，坡翁结交了许多黎族朋友，切实做到了他诗中所表述的：“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入乡随俗，完全与诸黎百姓打成一片。他常常戴上一顶黎家的藤织裹头白帽，穿上佩戴花缦衣饰的民族服装，带上那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打着赤脚，信步闲游；或者头戴椰子冠，手拄桄榔杖，脚蹬木屐，口嚼槟榔，背上一壶自酿的天门冬酒，一副地地道道的黎家老人形象。

走在路上，他不时地同一些文朋诗友打招呼；或者径入田间、野甸，和锄地的农夫、拦羊的牧竖嬉笑倾谈。找一棵枝分叶布的大树，就着浓荫席地而坐，天南海北地唠起来没完。他平素好开玩笑，有时难免语重伤人，在朝时，家人、师友经常提醒他出言谨慎，多加检点。现在，和这些乡间的读书人、庄稼汉在一起，尽可自由谈吐，不再设防，完全以本色…示人。

有时谈着谈着，不觉日已西沉，朋友们知道他回去也没有备饭，便拉他到家里去共进晚餐，自然又要喝上几杯老酒，结果弄得醉意朦胧，连自家的桄榔庵也找不到了。正像他在诗中所写的：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他常常踏遍田塍野径，寻访黎族友人，若是一时没有找到，就拄起拐杖，疾步趋行，闹得鸡飞狗跳，活像着疯中魔一般。这也有诗可证：

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

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风。

东坡《海外集》中收有一些与黎族人民纯情交往的诗篇。有一首诗是这样陈述的：在集市上，他遇见一位卖柴的黎族同胞，形容枯槁，精神却很饱满；平生未闻诗书，但能超越荣辱名利的牵累，具有高洁的内心世界。由于言语不通，他们只好通过手势来传输情感、沟通思想。卖柴人很喜欢这个平易近人的汉族老先生，嫌他这身儒冠儒服不太适用，便慷慨地奉赠了一块自家织出来的吉贝布料，让他做成黎家式样的服装，以御风寒。

据曾在儋州一带工作过的朱玉书先生考证，吉贝，是一种高仅数尺的植物，秋后生花吐絮，洁白似雪，纺织出来曰“吉贝布”。早在战国时代，黎族先民就把它作为贡品，深为当时最高统治者所赏识。

生活还很困苦的黎族同胞，能够把这样珍贵的物品慨然相赠，说明他们对诗人饱含着敬慕与爱戴的深情；而具有易感的心灵、长期遭受倾陷迫害的老诗人，则把普通民众这种暖人肺腑的真情，同封建时代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甚至凭空构陷，落井下石的龌龊恶行加以比较，感到确实悬同霄壤，天差地别。他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体验，悟出了人生真谛：“情义之厚，有加以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

东坡先生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七月抵达中和镇，开始其谪居生活，到元符三年六月奉命渡海北归，在这里只住了三年。但他留给当地黎、汉两族人民的美好印象，却如刀刻斧削一般，千古不磨，久而弥深。人们缅怀先生的遗泽，传颂着许许多多生动感人的轶闻佳话。

为了纪念他，此间不仅有东坡村、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小学、东坡公园，甚至还把当地说的一种官话称为“东坡话”，戴的斗笠叫作“东坡笠”，吃的蚕豆名为“东坡豆”。村里有一口“东坡井”，父老们口耳相传：先生当日舍舟登陆后，发现村民饮用的竟是潦洼积水，污浊不堪，以致经常患病，便带领群众踏勘地脉，就地挖井汲泉。数百年来，井泉源源不竭，水质甘甜，群众饮用至今。20世纪60年代初，郭沫若先生前来视察，还曾舀上一勺，亲口尝过。

无独有偶，镇西十五公里处，紧靠海边的地方，也有一口古井，名为“白马井”。传说东汉初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归来，三军在此登岸，正值盛夏炎阳似火，一个个口渴难挨，将军的坐骑白马，掠地长嘶，“踏沙得泉”，解除了将士干渴之苦。为了纪念这位伏波将军，感戴这番神奇的恩赐，后人便在泉眼上面筑围成井，并在井上盖起一座伏波庙，世世代代，香火不绝。

耐人寻味的是，同是掘井得泉，伏波将军的行迹却被后人神化，千秋筑庙奉祀，凌驾于万民之上，人们自然敬而远之；而诗翁东坡则截然相反，他置身于群众之中，力求做一个货真价实的“黎母之民”，老百姓便也接纳了他，把他看成是自家人。

九百年间，世事纷纭，沧桑变易，外边世界走马灯般地变幻无常，“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坡翁以风烛残年的一介流人，却能世世代代活在黎、汉两族人民的心里，未随时间的洪流荡然汩没。这一方面说明了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公正无私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的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

二

东坡先生入儋之初，尽管朝廷有“不得签书公事”的旨令，但毕竟还挂有一个“琼州别驾”的虚衔，因此，州府官员依例把他安置在城南的州衙里暂住。从诗人吟咏的“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落枕前”，看得出，州衙的房舍原是十分破漏的。经过一番修葺，总算可以安居了。不料，后来被下来巡访的官员所察知，立即出面干预，这样，东坡先生只好从官舍中搬出，到城南污水池旁边的桄榔林丛中买下一块地方，在邻里和友生的热情帮助下，“运甓畚土”，“结茅数椽”。先生名之为“桄榔庵”，并率性吟咏：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

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其实，房舍十分鄙陋，而且周围环境也十分恶劣：“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至于清代画手笔下的《桄榔庵图》，已经脱离了当时的原貌，那上面画的是：一带连山之下，林木掩映中，现出一座由高大院墙环绕着的三进砖石结构的典丽厅堂。其间显然带有文人想象的“诗化”成分，并不符合当时当地的艰窘实况。

现在，桄榔庵已经片瓦无存了，遗址周围还有一些耸天直立、羽状复叶丛生于茎端的桄榔树，临风摇曳，楚楚生姿，令人蓦然兴起思古怀人之情，仿佛依稀可见先生当日林间负手行吟的情态。而村民们尽管明明知道，这些林木都是后来长起的，并非东坡先生手植；但是，因为它们长在先生住过的庵舍四旁，便也爱屋及乌，像《诗经·甘棠》篇所讲述的：“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在这里，村民们同样以悉心爱树的深情，寄托着对坡翁的思念。

旧志载，东坡旧宅桄榔庵中曾有一副对联：

烟景迷离，无搅梦钟声，尽许先生美睡；

风流跌荡，有恋头笠影，且招多士酣游。

下联讲的是实情，上联却未必尽然。因为东坡先生毕竟是放逐荒徼的待罪谪臣，朝中那些居心险恶的政敌，是不会任他那样“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

殷鉴在兹，前车不远。东坡谪居惠州期间，相依为命的爱妾朝云，由于不服当地水土，染病故去，诗人衰年丧侣，晚境凄凉。一天，万分孤寂、佗傺无聊之中，写下了一首题为《纵笔》的七绝：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哪里料到，这样一首抒怀小诗竟惹出一场新的祸端。宰相章惇以为东坡贬谪之后处境安稳，便奸笑着说：“苏子瞻尚尔快活！”于是，又矫诏把他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儋州）安置。此时的心态，坡翁自己讲得很清楚：“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在惊魂惴惴之中，纵然“无搅梦钟声”，也还是“心似惊蚕未易眠”。所谓“尽许先生美睡”，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想象与推测，其实只是善良愿望而已。

这一年，诗人已经六十二岁了，以其羸弱多病之身，不要说发配到这素有“鬼门关”之称的“风涛瘴疠”、“非人所居”的南荒徼外，即使是再在惠州住上三年二载，恐怕也得“子孙舁骸骨以还”了。实际上，执政诸人就是蓄意让他葬身海外，否则，怎么会作这样的安排呢？这一点，先生本人也是了然于心的。因此，出发前，即已做好了不能生还的准备，两个儿子陪送他很长一段路程，到广州后与长子苏迈诀别，然后带上幼子苏过，乘船溯西江而上，在藤州与弟弟子由相遇。因为知道这次是生离死别，分手前夕，兄弟二人及家人在船上愁坐了一整夜，自有苦不堪言的痛楚。

他给友人王敏仲写了这样的告别信。大意是：我于衰迈之年，投置蛮荒之地，根本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因此，已经和长子江边诀别，处置好一切后事。到了海南之后，我首先要预备下棺材，然后再挖下墓圹，留下手疏给儿子，告诉他们：我死后就葬身海外，不必扶柩内迁。这也是东坡的固有家风啊！到了贬谪地之后，他照例给朝廷写了一道《谢表》，里面也有“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的话。

到了儋州，面对的果然是极端困苦的生活：“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而且毒雾弥漫，瘴疠交攻。东坡曾记下过这样一段文字：“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另一位贬儋诗友对此作了更贴切的概括：“万里来偿债，三年入瘴乡”。这是他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而他的内心，尤其苦闷至极。坡翁乃深于情者，一向笃于夫妇之爱。昔日贬谪黄州，有长期相伴、苦难同当的妻子王闰之偕行，“身耕妻蚕，聊以卒岁”，尚可时时获得感情上的抚慰；后来到了惠州，虽然妻子已死，但仍有“如夫人”朝云这个红颜知己，生死相依，体贴备至，成为暮年遭贬时的生命支柱。可是，赴儋之前，朝云即已葬身惠州，现在已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自然无限感伤，倍觉孤独。这对一个枯木朽株般的垂暮老人来说，无异于“孤树加双斧”，等待他的，难道还会有其他出路吗？

谁料，结果竟然大大出人意外。坡翁在这里不仅逐渐安居下来，长达三年之久，最后得以生还；而且，还对这蛮荒艰苦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直到遇赦北归之后，还在朗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回到内地，当友人问及海南贬居情况时，先生颇带感情地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之所以如此，著名学者徐中玉先生在《苏东坡在海南》一书的序言中深刻地指出，就是因为诗人自己觉得已有了个“今我”。这种历经艰苦、世变之后的憬悟，是他所觉察到的与“故我”不同的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新认识的表现。这也正是坡翁在逆境中安时处顺、取得精神解脱的症结所在。

入儋伊始，他还深陷于“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的感伤中，他说，我刚刚来到海岛时，环顾四围，水天无际，当时心情非常苦闷，想的是“我可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此岛呢？”但是，过了一阵子又觉得，天地本身就围在水中，九州圈在茫茫的大瀛海里，中国就在少海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生命无一不在海岛之中。认识到这一层，他也就跳出了蚂蚁般的身小视短的狭隘视界，获得了一种超越意识，最后得出“俯仰间有方轨八达之路”的积极结论。“此心安处是吾乡”。条件的优劣，境况的顺逆，于他已不具备实质性的差异了。

除了这种“憬然自悟”，坡翁在儋州还曾得到过高人的指教，从中意外地获得一场活生生的人生顿悟。

据《侯鲭录》、《儋县志》等记载，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三月的一天，东坡负着大瓢，口中吟唱着《哨遍》词，漫游在中和镇的田间，遇到一位家住城东、正往田头送饭的七十多岁的老媪，两人就地闲唠起来。

东坡问道：“老人家，你看于今世事怎么样啊？”

老媪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世事不过像一场春梦罢了。”

东坡又问：“怎见得是这样呢？”

老媪直截了当地讲：“先生当年身在朝廷，官至翰林学士，也可以说是历尽了荣华富贵；今天回过头看，不就像一场春梦吗？”

东坡听了，点头称“是”，若有所悟，于是，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春梦婆’呀！”

儋州自汉代设置郡县以来，历朝都有流人谪徙，可以考知名姓的第一位流人乃是隋代的宗室杨纶。他先被流徙广西，后来逃往儋州避难。至于唐代、五代十国和宋初，贬谪儋州的达官仕宦，更是接踵而至。“谁知把锄人，昔日东陵侯！”依我看来，这个“春梦婆”，当是某一显贵流人的亲属或者后代。否则，不会对于世事沧桑有如此深邃的感悟。总之，不管是怎样情况下出现的，反正对于东坡先生来说，这番警钟式的箴言，不啻醍醐灌顶，以至一场当头棒喝。

在同普通民众融洽无间的接触中，东坡的悟世思想不仅未被消解，反而益发强化起来。与黎族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那种完全脱开功利目的的纯情交往，使他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变化，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心灵上的慰藉，以及战胜生活困苦、摆脱精神压力的生命源泉；挣脱了世俗的桎梏，实现了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如的超越境界。

如同一切伟大的诗人、作家一样，苏东坡的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复杂的。早在出仕之前，他就已经熔铸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于一身，初步构成了他那复杂而独特的思想体系。在尔后的起伏颠折中，有时候，儒家的弘扬内在精神，实现自我，积极用世，在他的思想中占上风；有时候，道家的绝对自由、超越时空的淡泊无为，又在心灵中居于主宰地位。屡遭贬谪之后，他曾盛赞《庄子》实获吾心，把庄子思想当作自己的既存见解，从而进一步消解了仕途经济的理想抱负。

“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在对腐败的官场、世俗的荣华以及尔虞我诈的人事纠葛表示厌恶、轻蔑与怀疑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的精神境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觉醒。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指出的，东坡在生存的诸多灾难中，找寻到被失落的个体生命的价值，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从而能够站在比同时代人更高的层次上俯瞰社会人生，获得一种自我完善感和灵魂归宿感。

说到东坡的思想变化，我想起了他晚年的一首七绝。渡海北归之后，坡翁在当涂遇到了诗人郭功甫，想起几年前贬谪惠州时这位老朋友曾经有诗相赠，当时未及作答，这次，他欣然命笔，依韵作和。诗共两首，其一云：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

首句隐括了当时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腐败朝纲；次句是对友人赠诗中“今在穷荒岂易归”的回答，显现出一种百折不挠的豪迈感；第三句是说，他这只“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想要凭借风力安然降落，为最后一句张本；第四句是全诗主旨，说他悔于从前高翔远翥，以致活得太累太苦，决心要“收敛平生心”，追求“我适物自闲”、“乐事满余龄”的精神境界，在淡泊宁静中，过上一种平平常常、自然本色的日子。

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并没有料到，三个月后他就一病不起，撒手尘寰了，这种并非奢求的享受一番平常生活的渴望，终于未得实现。

三

东坡书院中有这样一副对联：

北宋负孤忠，春梦一场，忘却翰林真富贵；

南荒留雅化，清风百世，辟开瘴海大文章。

寥寥三十二字，对于坡翁在超越自我、战胜逆境的同时，以其“清风雅化”，为开启海南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做了有力的概括。

坡翁在多年放谪生活中，逐步实现了价值观念的两个转换，或者说是疏通了两条心灵的渠道。

一方面的转换，是心智由入世归向自然，归向诗性人生。在孔门圣教熏陶下，他自幼即“奋励有当世志”，立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愿和“尊主泽民”的理想抱负。针对国库空虚、官冗兵弱等弊政，他曾写过大量策论，想要通过改革，“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但是，现实并不赋予他这种机会，“戴盆难以望天”，刀斧之余，一贬再贬，仕进之途已经重重阻塞。作为乐天知命的达人，他欣赏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委任自然的人生态度，适时地疏通了情感的渠道，把心智转向自然，寄兴山水，放情吟咏，找到了一个与污浊、鄙俗、荒诞的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诗意世界，痛苦的灵魂得到了艺术的慰藉。

他刚一踏上海岛，就被这里的奇异风光吸引住了。海南山间的急雨奔雷，开阔了他的胸襟，触发了他的诗兴：“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他热情地赞美岛上特有的飓风来临时的绮丽景色：“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这同诗翁的豪纵不羁的情怀恰相映照。难怪弟弟子由读后，激赏其“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天空海阔的浩瀚气势，使他冷静地思考人生，达观地对待人生，既引发出宇宙无穷而生命有尽的感慨，又产生了将有限生命统一于无穷宇宙的顿悟。南国的生机盎然的迷人春色更令他怡然心醉，升华了他的乐观情趣和诗性人生，这也有词为证：

春牛春杖，无限春光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在这方面，坡翁与晚年的谪仙李白有些相似。李白流寓皖南，通过同下层民众的广泛接触和沉酣于壮美无俦的自然山水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才未展、壮志难酬的苦闷，平复了由仕途险恶所造成的心灵损伤，激发了澎湃的诗情，三四年间写诗一百三十多首。东坡在贬谪期间，也同样取得了诗文的巨大收获，居儋三年共写诗一百七十四首，各体文章一百五十六篇。

两人晚期的诗文，作为解脱苦闷、宣泄情感、释放潜能、实现自我的一条根本途径，作用是一致的；但是，其中也有明显的差异。除了时代的烙痕，比如唐诗重性情，以形象、韵味见长，而宋诗重说理，以议论、理趣取胜，李、苏两家自不例外。单就风格来讲，虽然同是豪纵奔放，挥洒自如，都具备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但太白一些诗作，愤激、清狂，反映出内心的苦痛与压抑之沉重；相形之下，东坡为诗则显得从容、逸宕一些，而且时杂风趣。他说：“吾侪老矣，不宜久郁。”可见，内心同样也有深重的忧伤，只不过善于消解罢了。

坡翁另一方面的转换，是他立足于贬谪的现实，把实现“淑世惠民”理想的舞台，由“庙堂之高”转移到“江湖之远”；从关心民瘼、敷扬文教、化育人才的实践中拓开实现自我、积极用世的渠道。

他劝说黎胞开垦荒地，多植稻谷；推广中原先进耕作方法，移植优良品种。针对当地以巫为医、杀牛祭鬼的陋习，大力向村民宣传卫生知识，介绍医方药物。同时，抱着对黎胞的深厚感情，劝学施教。坡翁有一首《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的诗：

幽居乱蛙黾，生理半人禽。

跫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

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

对于南荒徼外的儿童奋勉向学，诗人由衷地感到喜悦和欣慰。

当时，前来东坡书院负笈就学的，不仅有本地的贫寒士子，如黎子云、符林、王霄等；有些远在千里、百里之外的友生，也纷纷上门听讲，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一时“书声琅琅，弦歌四起”，“学者彬彬，不殊闽浙”。

自唐代开科取士以来，四五百年间，儋州未曾有一人登第。对此，坡翁深以为念。遇赦北归时，他将自己所用的一方端砚送给了弟子姜唐佐，并题句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意思是，海南与中原地区虽为沧海隔开，但地脉未曾断裂，文脉也应该是相连的。读书士子要发愤图强，勇破天荒，改变当地文坛落寞的现状。诗句中对于海岛人才的成长，寄寓了殷切的期待。坡翁的这一厚望并没有落空，离儋不久，这里便陆续有一些人擢第登科，并出现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琼台记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东坡先生无分境况的穷通，一贯关心民生疾苦，热心为百姓兴利除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生命本色的体现，表现了封建时代作为一员开明的士大夫的优秀品格。如果说，过去在太守任上，这样做是出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感，还带有某种“恩赐”因素和“临民”恣态；那么，现在身在海南，则完全与黎民百姓融为一体，换黎装，说黎语，甘愿“化为黎母民”，既不是居高临下，也不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像他自己所说的：“我本儋耳民，流落西蜀间”，索性以本地群众一员的身份出现。

说到诗翁谪居海南期间教民化俗的泱泱德政，人们自然会想到东坡书院的另一副联语：

公来三载居儋，辟开海外文明，从此秋鸿留有爪；

我拜千年遗像，仿佛翰林富贵，何曾春梦了无痕？

这里隐括了东坡的两首诗。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提到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春梦”云云，两典并用：一是上引的“春梦婆”谈及的“昔日翰林富贵一场春梦耳”；二是东坡谪居黄州时曾写过一首七律，内有“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句。这里用“秋鸿有爪”、“春梦留痕”来状写东坡先生居儋三年的名山事业、道德文章，极为贴切。

纵观两宋以还的千年史迹，在久居边徼的流人中，就其化育多士、敷扬文教的善行来说，真正能够和坡翁比并的人，原不是很多的。有明一代，远谪云南的杨升庵算是一个。据《蒙化府志》记载：当地士人，无论认识与否，都载酒从升庵先生游。一时，就学问道者塞满山麓，肩摩踵接。从杨升庵在滇的诗文著述之繁富在明代首推第一来看，也与东坡有其相似之处。

其不同之处在于，杨升庵在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之外，还纵情声色，流连歌妓，放浪形骸，有时竟达到颓废的程度。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升庵贬谪滇中，有东山携妓之癖。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为了得到他的诗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绫，当筵侑酒，就便乞书，杨即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升庵在泸州，醉中以胡粉扑面，作双丫髻插花，由门生抬着，诸妓捧觞侍侧，游行城中，了无愧怍之感。这简直就是胡闹了。坡翁是绝不为此的。

当然，杨升庵这样佯狂放诞，有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一面，是对其终身流谪徼外这种过苛的处罚的消极反抗；同时，也是他全身远祸、养晦韬光的一种方式。因为嘉靖皇帝对于杨氏父子在“议大礼”中的表现，尤其对升庵挑动群臣哭谏闹事一举，一直切齿怀恨，时时欲置之于死地。从这一点看，升庵的“故自贬损，以污其迹”，实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可是，在坡翁来说，似乎全然不顾危机四伏的处境，也不理会这种韬晦全身的策略，否则，他也许不去浪吟什么“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了。

一提起这两句诗，我又不由得记起了那位专和东坡作对的奸相章惇。算是皇天有眼，这个太平宰相居然也成了谪臣，偏偏贬逐在离海南很近的雷州（海康），而且，东坡就在遇赦北归途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当时坡翁的心境如何，是快心惬意呢，还是报之以轻蔑的沉默？按说是都有可能的，而且都在情理之中；然而，却全然不是。他实在是一位宽厚的长者，听到这个讯息之后，他立即写信给章惇的女婿，备极恤慰，及于家人。信中说：“子厚（章惇字）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指子由）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辟太夫人也。”

整人人整，磨墨墨磨，章惇作法自毙，原属罪有应得。《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一流，千秋万世钉在耻辱柱上，更是天公地道。据其本传记载，子由贬谪雷州，不许居住官舍，便花钱租赁民房。章惇闻知后，即以“强夺民居”罪名，下令追究处治。后因发现租券上分明记载着已经偿付了租金，只好作罢。这次，章惇谪居雷州，恰巧又到这家来“问舍”求住，户主说：“算了吧，前次苏次公来住，为了那个章丞相找茬儿，我们几乎倾家破产。今后再也不往外租房了。”

天地间，竟有这样的巧合，真令人击掌叫绝。可惜我不会饮酒，不然，一定要开樽拍案，浮一大白。

（1997年）

诗人的妻子

在妇女地位低下、“妻以夫贵”的旧时代，凭借着丈夫的权势与财富，作威作福，颐指气使，飞黄腾达的女性，数不在少。皇帝之妻、宰相之妻、元帅之妻，自不必说，即使是六品黄堂、七品知县的妻子，也统统被称为命妇。唐代的命妇，一品之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的为郡夫人，四品的为郡君，五品的为县君。清制，命妇中，一品二品称夫人，三品称淑人，四品称恭人，五品称宜人，六品称安人，七品以下称孺人。反正都是有封号、有待遇的。

但是，诗人的妻子不在其内，除非那些丈夫做了大官的，否则，不但享受不到那些优渥的礼遇，生活上还会跟着困穷窘迫，啼饥号寒。这就引出了幸与不幸的话题。套用过去那句“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老话，也可以说，一为诗人之妻，便只有挨累受苦的份儿了，这是不幸；但是，如果嫁给一个真情灼灼、爱意缠绵的诗人，生前，诗酒唱和、温文尔雅；死后，丈夫还会留下许多感人至深、千古传颂的悼亡诗词——这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吧。

此刻，我想到了苏东坡的三位妻子。她们都姓王，死得都比较早，一个跟随着一个，相继抛开这位名闻四海的大胡子——苏长公。

一

先说苏公的第一任妻子王弗。

这是他在故乡时，由他的父亲苏洵一手包办的，当时属于早婚。妻子才十五岁，东坡刚到十八岁。女方家在青神，与苏家相距不过十五华里。

过门之后，王弗虽然岁数很小，却成熟得早，聪慧异常。特别是在东坡年富力强、意气风发、经常任才使气之时，妻子的箴规解劝，起到了良好的“减压阀”、“缓冲器”的作用。

有个“幕后听言”的故事，一直流传广远——

东坡这个人，旷达不羁，胸无芥蒂，待人接物宽厚、疏忽，性格有些急躁、火暴，用俗话说：有些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由于他与人为善，往往把每个人都当成好人；而王弗则胸有城府，心性细腻，看人往往明察无误。这样，她就常常把自己对一些人的看法告诉丈夫。出于真正的关心，每当丈夫与客人交谈的时候，她总要躲在屏风后面，屏息静听。一次，客人走出门外，她问丈夫：“你花费那么多工夫跟他说话，实在没有必要。他所留心的只是你的态度、你的意向，为了迎合你、巴结你、讨好你，以后好顺着你的意思去说话。”

她还提醒丈夫说：现在，我们是初次独立生活，身旁没有父亲照管，凡事应该谨慎小心，多加提防，不要过于直率、过于轻信；观察人，既要看到他的长处，也要看到他的短处；再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速成的交情往往靠不住。

东坡接受了妻子的忠告，避免了许多麻烦。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精明贤惠的妻子，年方二十六岁，便撒手人寰，弃他而去了。抛下一个儿子，年方六岁。

东坡居士原乃深于情者，遭逢这样打击，益发情怀抑郁，久久不能自释，十年后还曾填词，痛赋悼亡。这样，由于嫁给了一位大文豪，王弗便“人以诗传”，千载而下，只要人们吟咏一番《江城子》，便立刻想起…她来——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上阕抒写生死离别之情，面对闺中知己，也抒发了沉郁在胸中已久的因失意而抑郁的情怀，“凄凉”二字，传递了个中消息；下阕记梦，以家常语描绘了久别重逢的情景，以及对妻子的深情忆念。

二

妻子离世之后，苏东坡开始续弦。他的第二任妻子，名叫王润之，是王弗的堂妹。这一年她刚好二十岁，小东坡十一岁。

自幼，她就倾心仰慕姐夫的文采风流，可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堂姐故去，她立即表达了愿意锐身自任，相夫教子，承担起全部家务的愿望。得到了胞兄的鼎力支持，更获得了未来丈夫的首肯。东坡先生过去就见过这位小堂妹，觉得她正合己意。

关于这个王润之，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多有刻画：

她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个好妻子。

她不如前妻能干，秉性也比较柔和，遇事顺遂，容易满足。在丈夫生活最活跃的那些年，她一直与他相伴，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的儿子，在丈夫宦海浮沉的生活里，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么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

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她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王润之默默地支持丈夫度过了一生中崎岖坎坷、流离颠沛的二十多年。其间，东坡曾遭遇过平生最惨烈的诗祸：“乌台诗案”——以“谤讪新政”的罪名，他被抓进乌台，关押达四个月之久。这是北宋时期一场典型的文字冤狱。

润之的父亲是进士，她本人也能读会写；但是，她把这些全都一概放下。她只为丈夫做他所爱吃的眉州家乡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东坡先生对她非常满意。他曾说过，他的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限制丈夫饮酒。他还曾写诗，说儿子或可责备，像陶渊明曾有《责子诗》一样；而妻子就只有表彰的份儿了，她十分贤惠，大大超过东汉的学者敬通——

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

我们都读过东坡的《后赤壁赋》，该能记得其中的这样一段：

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

归而谋诸妇。

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

那位说“我有斗酒”的妇人，就是王润之。尽管文中没有披露名字，但妻子体贴、支持丈夫的这段佳话，由于被东坡写入他的名篇，因此而千古流传。

王润之死时，东坡居士已经五十八岁，不禁老泪纵横，哭得肝肠寸断，几不欲生。他写了一篇祭文：

呜呼！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

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顷，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

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尚飨！

全文分三部分，其一是说，润之是贤惠的妻子、仁德的母亲，视前妻之子，一如己出；其二是说，丈夫屡遭险衅，仕途蹉跌，妻子安时处顺，毫无怨言；其三，作出承诺：生则同衾，死则同穴。

“通义君”指王弗，这是王弗殁后朝廷对她的追赠。“没不待年”，是说王弗去世不到一年，他们的婚事便定了下来。因为王弗留下的幼儿无人抚育。“三子”，一是姐姐留下的，加上自己婚后生育的两个。

苏东坡被贬黄州，润之随他南下，生活十分拮据，困难时吃豆子、喝白水，妻子也欣然以对；待到丈夫接受两郡封邑，收取许多赋税，渐渐富裕起来，她也并没有怎么欢喜，做到了古人所说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孰馈我田”，有学者研究，元丰二年七月发生乌台诗案，苏东坡下狱，润之为了营救丈夫，不得不请求父亲施以援手，父亲遂拿出很多财产让她去京城打点。

妻子死后百日，苏东坡请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和尚为王润之诵经超度时，他将此十张画像献给了妻子亡魂。待到苏东坡去世后，弟弟苏辙按照兄长的意愿，将他与润之合葬在一起。

三

苏东坡的第三任妻子，也姓王，名朝云，字子霞，年龄小于东坡近三十岁。她在十二岁时，即从杭州来到王弗身边做了丫环，后来被东坡纳为小妾；在他被流放到岭南惠州时，润之已死，这样，就只有她一人随行。在凄清的晚境中，东坡由她相伴，倒也情怀愉悦，心境安然。两人相亲相爱，关系非常融洽。

朝云生有一个儿子，名叫遁儿。在他出生三天举行洗儿礼时，苏东坡写了一首著名的七绝：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诗是有感而发的，或者说，是借助写儿子来发泄老子的弥天愤懑。这也难怪，东坡一生由于聪明过度，才华横溢，所受到的挫折与打击实在是太多了。不过，诗句的幻想成分过重，在那忌才妒能的封建时代，又要做公卿，又要无灾无难，岂非是甜蜜蜜的梦想！

朝云小时识字不多，但天分极佳，到了苏家之后，接受长时期的文化熏陶，奋力读写，获得飞速进步。东坡先生非常喜爱她。她好佛，对道家也感兴趣，东坡便称她为“天女维摩”，意为一尘不染。据佛经记载，当年释迦牟尼居住在一个小镇，这天，正与门人研讨学问，空中忽然出现一位天女，将鲜花撒在他们身上。众门人身上的花瓣均纷纷落在地下，只有一人身上的花瓣不落下来，沾着不掉。天女解释，此非花瓣之过，乃是此人凡心不退，尚有人我之分。

初到惠州时，朝云才三十一岁，东坡曾给她写过一首词，调寄《人娇》：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着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这里也提到了“维摩境界”，说她“散花何碍”。诗人把爱升华到了宗教高度，充分体现出他对朝云的挚爱之诚、赞许之深。

朝云三十四岁华诞，东坡曾写诗《王氏生日致语口号》，前有小序，略云：“人中五日，知织女之暂来；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诗是一首七律：

罗浮山下已三春，松笋穿阶昼掩门。

太白犹逃水仙洞，紫箫来问玉华君。

天容水色聊同夜，发泽肤光自鉴人。

万户春风为子寿，坐看沧海起扬尘。

前两句，交代时间、住所；中间四句，描写女主人的精神风貌——太白、紫箫，依然透露着道家仙气；“天容水色”、“发泽肤光”，状写她的花容玉貌。最后两句，落脚到生日祝贺上来。

时在春中，可是，到了七月，惠州一带瘴疫流行，朝云即染疾身死。东坡悲痛异常，觉得失去一个知音。“织女暂来”云云，竟然一语成谶！

说到朝云的巧慧、机敏，明人曹臣所编《舌华录》，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东坡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他也以为不够恰当。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捧腹大笑，认为“实获我心”。

朝云死后，东坡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筑亭纪念，因朝云生前学佛，诵《金刚经》偈词“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而逝，故亭名“六如”。楹联为：

从南海来时，经卷药炉，百尺江楼飞柳絮；

自东坡去后，夜灯仙塔，一亭湖月冷梅花。

还有一副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妙在以东坡口吻，状景描情，极饶韵致。

（2012年）

孤枕梦寻

一

自由飞翔的愿望和现实的种种羁绊之间，仿佛永远有一道无形的穿不透的墙。古人喜欢用“心游万仞”、“神骛八极”之类的话语来状写人的心志的放纵无羁。可是，实际上却是，或则被弃置在灵魂的废墟上，徒唤奈何；或则被拘禁在自己设置的各种世俗陈规的樊篱里，不能任情驰骋，像一只笼鸟那样，即使开笼放飞，也不敢振翮云天。

倒是酣然坠入了黑甜乡之后，神魂在梦境中，可以凭借大脑壳里的方寸之地，展开它那重重叠叠的屏幕，放映出光怪陆离、千奇百怪的画面。既不受外界的约束，自己也无法按照计划加以规范，完全处于一种自在自如的状态。而由于任何人在梦中都会撤下包装，去掉涂饰，从而显露出各自的本来面目，因此，梦境中的那个自我，往往比清醒状态下的更真实，更本色。梦境是一部映射心灵底片的透视机，可以随时揭示出人的灵魂深处的秘密。

说来，梦境也真是奇妙无比。哪怕是天涯万里，上下千年，幽冥异路，人天永隔，也可以说来就来，要见就见。梦中似乎不存在时间与空间的概念，也不大考虑基础和条件。清人胡大川《幻想诗》中，有“千里离人思便见，九泉眷属死还生”，“天下诸缘如愿想，人间万事总先知”之句，现实生活中根本做不到，可是，梦境中却能够实现。

当然，梦境也并不总是尽如人意。甜美的固然不少，但凄苦、忧伤的梦也常常碰到，有的还会使人震怖，遑遽。而且，经常是幻影婆娑，扑朔迷离，像日光照射下的枝间碎影，像勉强连缀起来的残破的网片，又像是迸落在岩石上飞流四溅的浪花，不仅错乱复杂，不易解读；而且，有的竟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更主要的是，现实中得不到的，梦境中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所谓“绮梦难圆”者也。

林黛玉魂归离恨天，贾宝玉到了潇湘馆号啕大哭一场，意犹未尽，还想在梦中见上一面，细话衷肠，于是，诚心诚意地独自睡在外间，暗暗祷告神灵，希望得以一亲脂泽，孰料“却倒一夜安眠，并无有梦”。大失所望中，只能颓然慨叹：“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第一次愿望没有达成，又寄希望于第二次，结果，照样是一无所获。

大抵人们做梦，不外乎由内在与外在双重因素促成。所谓内在，是指精神上、心理上的想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梦是心头想”，“昼有所思，夜有所梦”；而外在因素，即是指身体上、生理上的物质原因，比如，心火盛即往往夜梦焦灼；四体寒凉则梦见风雨交袭。古人把前者叫作“想”，把后者叫作“因”。二者结合起来，决定了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做什么梦。

现代人说，梦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缺憾的一种补偿，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是生活中某种想望与追求的反映。歌德说过：“人性拥有最佳的能力，随时可在失望时获得支持。”他说，在他一生中有好几次是在含泪上床以后，梦境用各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安慰他，使他从悲伤中超脱出来，从而得以换来隔天清晨的轻松愉快。看来，德国的这位大诗人是善于做梦的了。

无独有偶，在中国，也有一位大诗人最懂得在梦境里讨生活。我敢说，古今中外的诗人中，南宋的陆游堪称是最善于做梦的一个，而且，许多梦中情境又能通过诗篇记叙下来。在现存的八十五卷《剑南诗稿》中，专门记述梦境的诗达九十九首之多，里面记叙了许许多多现实中未能实现而在梦境中得到补偿的快事。当然，这仅仅是他的记梦诗的一部分。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四十二岁之前，他大约做诗一万八千多首，经过自己两次删定，只留下了九十四首，其中记梦诗只有一首。料想在人生多梦的青年时期，他一定会做过更多的梦，写过更多的记梦诗，可惜，绝大多数都已删除，后人已经无缘得见了。

二

读过了陆游的《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和关于他的几部传记，仿佛觉得这位老诗翁就在我的身旁，倾吐着他的“忧国复忧民”的积愫，愤切慨慷地朗吟着他那豪情似火的诗章；凌晨起来散步，耳边也似乎回响着老先生情深意挚的娓娓倾谈。但诗翁的形象却并不十分鲜明。虽然他的诗里有“团扇家家画放翁”之句，但我却没有见过几幅他的画像。按照明人黄道周对他的形象的描述，“供之千佛经前，又增得一幅阿罗汉像也”，我想象他的个头不会太高，面相是和善的，甚至看起来有些憨态可掬，没有诗仙李太白那种丰神俊逸、潇洒出尘之概。但是，应该说，两人的“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却是一致的。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在欣赏陆游诗作过程中，我习惯于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进行艺术的再创造。透过那些炽烈喷薄的诗章，看到了诗翁的盘马弯弓之姿、气吞残虏之势，感受到的是诗人的雄豪雅健；可是，同时却也体味到了他的英雄失路、托足无门、壮士凄凉、宝刀空老的悲哀。就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对祖国、对爱情的执着坚定、之死靡他的精神，简直可以说是感天地而泣鬼神。

恰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他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这股热潮有时甚至泛滥到梦境里去。即使是残年老病，政治上遭受重重打击，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诗翁也从不叹老嗟卑，仍旧期待着勇跨征鞍，披坚执锐，奔赴杀敌的前线。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描述的：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但是，命运对于他实在过于苛酷，终其一生，也难得一遇大展长才以酬夙志的机会。他的仕途十分坎坷，直到三十四岁，才谋取一个福州宁德县主簿的职位，后来又担任过镇江府、隆兴府的通判，却又屡遭弹劾。许多愿望只能靠梦中结想，梦中追忆。他在七十七岁时，回思征西幕中旧事，有“不如意事常千万，空想先锋宿渭桥”之句，可说是很好的概括。

四十九岁这年秋天，他在嘉州以权摄州事身份，成功地主持过一次军队的秋操检阅。整齐的队伍，赫赫的军威，使他联想到，国家并不是没有抵抗侵略的武装力量，自己也不是不能用武的文弱书生，只是没有很好地组织，也没有这个机会。否则，“草间鼠辈何劳磔，要挽天河洗洛嵩”，那是毫无问题的。凭借这个“想”和“因”，半个月后，他做了一个梦：大军驻扎河东，抗击入侵之敌，声威所至，望风披靡，当即派出使者，招降敌人占领下的边郡诸城，“昼飞羽檄下列城，夜脱貂裘抚降将”，“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元无恙”。尽管不过是黄粱一梦，但是，当时那种称心快意的劲头，实在不是笔墨所能够形容的：“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遣天山健儿唱。”

这类令他快然于心的梦，后来还做过。一次，梦中随从皇帝车驾出征，全部收复所失故地。“驾前六军错锦绣，秋风鼓角声满天。”“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沦陷区人民兴高采烈投入祖国的怀抱，不仅重睹“汉家威仪”，而且，连梳妆打扮都与京城趋同了。

陆游一生中最称心的岁月，是从军南郑那段时间。当时，抗战派首领王炎任四川宣抚使，驻节南郑，掌握着西北一带的兵权和财权。陆游此时正好在他的幕下。过去，虽然他也喜欢谈兵论战，划策筹谋，但毕竟都是纸上空谈；这次，亲临前线，而且深得主帅的信任，正是一展长才的机会。除了建言献策，帮助首长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他还经常巡视各方，传达指令，并且到过大散关下的鬼迷店和仙人原上的仙人关，这两处都是宋、金对峙的最前线，有时身披铁甲，骑着骏马去追击敌人；有时还行围打猎。一次，正在催马扬鞭，纵横驰骋，突然一阵风起，一只猛虎蹿出，陆游挺起长矛戳去，正中老虎的喉管，“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一场令人惊怖的搏斗，就这样胜利地结束了。

可惜，这样的战斗生涯只过了半年，随着王炎的调回临安，他的欢快生活亦告终结。虽然像一场短梦那样，还没来得及仔细地玩味就惊醒了，但却刀刻斧削一般，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永生难以忘怀的印象。九年后，他已经回到故乡山阴赋闲，当忆起这段生活时，曾经写道，“骏马宝刀俱一梦，夕阳闲和饭牛歌”；又过了十年，他已经六十七岁了，在一首《怀南郑旧游》的七律中，再次惋叹：“惆怅壮游成昨梦，戴公亭下伴渔翁。”

反复慨叹往事如烟，旧游成梦，一方面说明这段生活的短暂，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这段美好经历是何等的珍视。西线陈兵，简直成了陆游的一个永生不解的情结，因而不但反复忆起，更是多次结想成梦。他自己曾说过：“客枕梦游何处所？梁州西北上危台。”“慨然此夕江湖梦，犹绕天山古战场。”一部《剑南诗稿》中，记载这方面内容的梦中之作不胜枚举，有的在题目上还直接标明“梦行南郑道中”、“梦游散关渭水之间”。如果说，往事如梦如烟，那么，这段往事再进入梦境之中，并且把它形诸笔墨，那就真正是梦中说梦了。

三

陆游胸中的另一个情结，就是同爱妻唐琬的那段短暂的情缘。这使他梦萦魂牵，终生不能去怀。

二十岁这年，陆游和舅舅的女儿唐琬结婚了。唐琬是一个美貌多情的才女，对于诗词有很好的修养，和陆游兴趣相投，因此，他们婚后的生活十分美满，情深意笃，以白头偕老相期；又兼亲上加亲，按说家庭关系也应该处理得很好。谁料，陆游的母亲竟然对自己的内侄女很不喜欢，最后甚至蛮不讲理地硬逼着儿子和她仳离。如果处在今天，夫妇完全可以不去管它，至多离家另过就是了。可是，在那个理学盛行的时代，在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威压下，陆游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违抗“慈命”的，他只能向母亲婉言解劝，百般恳求，而当这一切努力都毫无效果之后，就只好含悲忍痛，违心地写下了一纸休书。一对倾心相与的爱侣，就这样生生地被拆散了。后来，陆游奉父母之命另娶了王氏，忍辱含垢的唐琬也在叩告无门的苦境中，改嫁给同郡士人赵士程了。

光阴易逝，转眼间十年过去了。在一个柳暗花明的春天，陆游百无聊赖中，信步闲游于禹迹寺南的沈家花园，偶然与唐琬及其后夫相遇。尽管悠悠岁月已经逝去了三千多个日夜，但唐琬始终未能忘情于陆游。此时，见他一个人在那里踽踽独行，情怀抑郁，唐琬心中真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酸是苦，分外难受。赵士程为人还算豁达洒脱，当下已经觉察了妻子痛苦的心迹，便以唐琬的名义，叫家童给陆游送过去一份酒肴。

陆游坐在假山上的石亭里，呆呆地望着伊人的“惊鸿一瞥”，转眼已不见了踪影；温过的酒已经变冷，肴馔也都凉了。他眼含清泪，一口口地吞咽着闷酒，体味着唐琬深藏在心底的脉脉深情，心中霎时涌起一丝丝的愧怍；想到人世间彩云易散，离聚匆匆，不禁百感交集，顺手在粉墙上题下了一首凄绝千古的《钗头凤》词：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上阕透过眼前的实景，忆述当日美满姻缘的破坏经过及其沉痛教训；下阕写春光依旧而人事已非，昔日温存仅留梦忆。

原来，古代诗文有口头与书面两种传播形式，题壁属于后者。当诗人意兴淋漓、沛然发作之时，往往借助题壁的方式，来发抒磅礴的逸气，浇洗胸中的块垒。这种“兴来索笔漫题诗”，就古代文人自身来说，自不失为一种富有艺术情趣的生活内容和抒怀寄兴的方式，其间总是蕴涵着层次不一的非语言的信息；而对于普通读者或曰观众，则是一种近乎大众化的免费的精神享受，包括着对于诗人襟怀的解读以及诗情、书艺的欣赏。

有人考证，题壁始于汉代，已见于《史记》的记载；到了唐、宋时期，便成为骚人墨客惯用的一种写作方式，几乎达到无人不题、无处不题的程度。陆游是题得最多的诗人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去有文无卖处，等闲题遍蜀东西”，“酒楼僧壁留诗遍，八十年来自在身”。

相传，唐琬后来重游沈园，看到了陆游的题壁词，不胜伤感，当即和了一首：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噎佯欢，瞒！瞒！瞒！

不久，唐琬便悒郁而终。

清代诗人舒位游观沈氏园亭时，曾就陆游、唐琬的这场爱情悲剧写过一首七绝：

谁遣鸳鸯化杜鹃？伤心“姑恶”五禽言！

重来欲唱《钗头凤》，梦雨潇潇沈氏园。

寥寥四句，下笔如刀，无情地鞭挞着以“恶姑”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揭露了造成这场人为的悲剧的社会原因。

四

纯真的爱，作为人类一种自愿的发自内心的行为，作为自由意志的必然表现，是不能加以强制命令的。外力再大，无法强令人产生情爱；同样，已经产生的情爱，也不会因为外在压力的强大而被迫消失。陆游，这个生当理学昌盛时期的封建知识分子，没有，也不可能以足够的觉悟和勇气，去奋力抗击以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但在他的内心世界，却始终不停地翻腾着感情的潮水，而且，一有机会就冲破封建礼法的约束，作直接、率真的宣泄。诚如他自己说的：“放翁老去未忘情。”他年复一年地从鉴湖的三山来到城南的沈园，在愁痕恨缕般的柳丝下，在一抹斜阳的返照中，愁肠百结，踽踽独行。旧事填膺，思之凄哽，触景伤情，发而为诗。这种情怀，愈到老年愈是强烈。

陆游五十九岁这年，正隐居于故里山阴。一次夏夜乘舟中，他听到岸边水鸟鸣声哀苦，像是叫着“姑恶，姑恶”，当即联想到他和唐琬的爱情的悲剧结局，随手写下了一首五言古诗，最后四句是：“古路傍陂泽，微雨鬼火昏。君听‘姑恶’声，无乃遣妇魂？”

九年之后的一个深秋，陆游重游沈园，看到蛛网尘封中当年的题词尚在，而伊人已杳，林园易主，流风消歇，不禁怅然久之。于是写下一首感旧怀人的七律：

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龛一炷香。

晋朝的潘岳曾任河阳县令，后人遂以“河阳”来指称他。潘岳写过三首悼念亡妻的诗，在文学史上很有名。陆游的这首诗，寄托了对已故去多年的唐琬的深切怀念，同样属于悼亡性质，因而便以“河阳”自喻。诗翁满怀深情地说，林亭回首，泉路无人，如今幽冥异路，重见难期，只能心香一炷，遥遥默祷了。

陆游七十五岁这年春天，再一次来到沈园，目睹非复旧观的园亭景色，感叹好梦难寻，韶光不再，四十载倏忽飞逝，回思既往，益增唏嘘。于是，怀着更加沉痛的心情，为这位无辜被弃、郁郁早逝的妻子，写下了两首七绝：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光阴易逝，诗人已届八十一岁高龄。而爱侣仳离，劳燕分飞，已经整整过去了一周甲子，连他们的最后一面，也是五十年前的旧事了；但是，唐琬的音容笑貌以及寄托着他们无限深情的沈园，却时萦梦寐。这天夜里，诗翁梦中重游了沈氏园亭，醒后写下两首纪实七绝：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倍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对于美好的事物，人们总是无限追恋的。当残酷的现实扯碎了希望之网时，痛苦的回忆便成了最好的慰藉。一年过后，一个暗淡的秋日，他写下了一首忆旧的七绝：

城南亭榭锁闲房，孤鹤归飞只自伤。

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

直到八十四岁高龄，他在《春游》诗中还写道：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在恋人的眼里，唐琬永远是美目流盼的丽人。诗中的“幽梦匆匆”，乃是追叹他们夫妇美满生活的过于短暂；“美人作土”云云，似是哀婉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总逃不脱陨灭的厄运。

犹如春蚕作茧，千丈万丈游丝全都环绕着一个主体；犹如峡谷飞泉，千年万年永不停歇地向外喷流。爱情竟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历数十年不变，着实令人感动。此刻的诗翁已经临近生命的终点，死神随时都在向他叩门；但是，他那深沉、炽烈、情志专一的爱的火焰，却伴随着生命之光，始终都在熠熠地燃烧着。一年过后诗翁也辞别了人世。

“尚余一恨无人会”，“但悲不见九州同”。晚岁的诗翁念念不忘沦陷的中原，念念不忘地下的唐琬。正是这两个情结，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感情完整、境界高远的诗翁形象。

（1985年初稿，1997年二改，2014年三改）

终古凝眉

一

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刀镌斧削一般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中的易安居士，竟然是这样，其实，也应该是这样。

斜阳影里，八咏楼头。站在她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前，我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着。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饱蕴着凄清之美的喷珠漱玉的词章的神髓。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我一遍又一遍地暗诵着她流寓金华时题咏的，现时书写在塑像后面巨幅诗屏上的这首七绝。

八咏楼坐落在金华市区的东南隅，是一组集亭台楼阁于一体的风格独特的建筑。楼高数丈，坐北朝南，耸立在高阜台基上。登上百余级石阶，凭栏眺望，南山列嶂，双溪蜿蜒，眼前展现出的画卷，俨然一幅宋人的青绿山水。

八咏楼初名玄畅楼，为南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当时任东阳郡太守的沈约所建，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了。因为沈约曾在楼上题写过八咏诗，状写其愁苦悲凉的意绪，后人遂以“八咏楼”名之。唐宋以降，李白、崔灏、崔融、严维、吕祖谦、唐仲友等诗人骚客，都曾登楼吟咏，畅抒怀抱，一时云蒸霞映，蔚为壮观，遂使它成为浙中一带具有深层文化积淀的著名人文景观。当然，要就写得苍凉、凝重，大气磅礴，堪称千古绝唱这一点来看，易安居士的这首《题八咏楼》当为压卷之作。

在创作上，易安居士谨遵以诗言志、以词抒情的固有传统。在其有限的传世诗章中，这一首是颇具代表性的。女诗人感慨无限地说，在强敌入境，国脉衰微如缕的艰难时世，像八咏楼这样“水通南国”、“气压江城”，占尽千古风流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的已经不可能是什么“遥吟俯畅，逸兴遄飞”的博雅风华了；而漫天匝地、塞臆填胸的只有茫茫无际的国恨家愁。“愁”字为全篇点睛之笔。诗中婉转而深刻地抒发了深沉的爱国情怀和对南宋统治者一味割地献金以求苟安一隅的讥讽。

现今的八咏楼为清代建筑，由四部分组成，前为亭廊，重檐歇山顶，亭内塑有沈约胸像，壁间综合介绍了建楼的历史；后三部分是一组三进两廊的硬山顶木架结构，展厅气势闳阔，朱红的楹柱托举着高大的屋顶，正中悬挂着郭老手书的“一代词人”匾额，下方是一座雪白的易安居士雕像。四周陈列着她的生平经历和诗词文赋代表作品。

这种前轻后重、喧宾夺主、后来居上的现象十分耐人寻味，它使人联想到成都的武侯祠，明明是昭烈庙，里面却主要陈列着诸葛武侯的文物。说来道理也很简单，“诸葛大名垂宇宙”，他的声望要高出先主刘备许多许多。较之沈约，李清照在一般人心目中也是如此。难怪有人说，历史的影子总要打在现实上，对于历史的叙述与解释，必然带有叙述主体的选择、判断的痕迹。由于历史的认识是一种追溯性的，它不能回避也无法拒绝后人的当代阐释。

二

拾级步下层楼，我们穿过两条小巷来到了婺江的双溪口。此间为武义江与义乌江两水交汇之处，故得名双溪。婺江流到这里，江面陡然变宽，水域十分开阔，所以，沈约在《八咏楼》诗中有“两溪共一泻，水浩望如空”之句。现在处于枯水季节，尽管水量还不算少，流势却显得纾徐、平缓，已经见不到当年那种双流急泻，烟波浩渺的气势了。

我们不妨把时针拨回到八百六十多年前的初冬十月。就是在婺江双溪口的水旱码头上，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易安居士，旅途劳顿，面带倦容，风尘仆仆地走出了船舱，她是从临安登上客船前来此间避难的。

“客子光阴诗卷里”，“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转瞬间，已经由金风飒飒变成了煦日融融。禁不住窗外“绿肥红瘦”，“淡荡春光”的撩拨，她曾多次动念，想要走出那褊窄、萧疏的住所，步上八咏楼头，然后再徜徉于双溪岸畔，面对着滔滔西下的清溪和载浮载沉的凌波画舫，重温一番已经久违多年的郊外春游。

我们知道，她是特别喜欢划船的。少女时期，她尝在溪上贪玩，“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结婚之后，还曾在“红藕香残”的深秋时节，“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可是，这一次却偏偏错过了大好春光，她虽然痴痴想望，实际上，却未曾泛舟溪上，而是了无意绪地恹恹独坐空房，捧着书卷，暗流清泪，哪里也不想去。正如她所表述的：“纵然花月还相似，安得情怀似旧时！”最后，她抛书把笔，写下了一首调寄《武陵春》的春晚词：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这是一幅精妙绝伦的大写意。没有用上五十个字，词人就把自己这一心事重重、满腔悲抑、双颊挂着泪珠的愁妇形象及其凄苦心境，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

这是一个特定时间——正值残红褪尽、风光不再的暮春时节，它与人生晚景是相互对应的。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女主人公还呆呆地坐在床前，懒得把头发梳理一下，含蓄地表现了她的内心的凄清、愁苦。接着，就交代这凄苦的由来：于今，风物依然而人事全非，令人倍增怅惋。正因为所遭遇的乃是一种广泛的、剧烈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故以“事事休”一语结之。在这样凄苦的情怀之下，自然是还没等说出什么，泪水就已潸潸流注了。

下片将词意宕开一笔。为了摆脱这冰窖似的悲凉和抑郁难堪的苦闷，女主人公也打算趁着尚好的春光，泛轻舟于双溪之上；可是，马上她又打消了这种念头。她担心蚱蜢一般的小舟难以承载这塞天溢地、茫茫无尽的哀愁，因此，只好作罢。——这当然是一种虚拟，泛舟未果的真正原因在词的上片已经讲叙清楚了。“闻说”、“也拟”、“只恐”三个虚词叠用，就把矛盾、复杂的心理变化，刻画得婉转、周折，细致入微。

三

易安居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学术、文艺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庭里，受到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环境的熏陶。她在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也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对人生抱着完美的理想。童年的寂寞未必没有，只是由于其时同客观世界尚处于朴素的统一状态，又有父母的悉心呵护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保证，整天倒也其乐融融，一干愁闷还都没有展现出来。及至年华渐长，开始接触社会人生，面对政治旋涡中的种种污浊、险恶，就逐渐地感到了迷惘、烦躁；与此同时，爱情这不速之客也开始叩启她的灵扉，撩拨着这颗多情易感的芳心，内心浮现出种种苦闷与骚动。那类“倚楼无语理瑶琴”，“梨花欲谢恐难禁”，“醒时空对烛花红”的词句，当是她春情萌动伊始的真实写照。

那种内心的烦闷与骚动，直到与志趣相投的太学生赵明诚结为伉俪，才算稍稍宁静下来。无奈好景不长，由于受到父亲被划入元祐“奸党”的牵连，她被迫离京，生生地与丈夫分开。后来，虽然夫妇屏居青州，相与猜书斗茶，赏花赋诗，搜求金石书画，过上一段鹣鲽相亲、雍容闲适的生活；但随着靖康难起，故土沦亡，宋室南渡，她再次遭受到一系列更为沉重的命运打击。

易安居士的感情生活是极具悲剧色彩的，中年不幸丧偶，再嫁后又遇人不淑，错配“驵侩之下才”；而与丈夫一生辛苦搜求、视同生命的金石文物，在战乱中已经损失殆尽；晚境更是凄凉，孑然一身，零丁孤苦，颠沛流离：这一切，使她受尽了痛苦的煎熬，终日愁肠百结，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自北朝庾信创作《愁赋》以来，善言愁者，代有佳构。形容其多，或说“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或说“茫茫来日愁如海”，“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诗人的巧思，看不见摸不着的悲情愁绪形象化、物质化了：“浓如野外连天草，乱似空中惹地丝”，“闭门欲去愁，愁终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而到了易安居士笔下，则更进一步使愁思有了体积，有了重量，直至可以搬到船上，加以运载。真是构想奇特，匪夷所思。

李清照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境凄凉，用她自己的话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而且，它们具有极为繁杂而丰富的内涵，也像她本人所说的，不是一个“愁”字所能概括得了的。翻开一部渲染愁情尽其能事的《漱玉词》，人们不难感受到布满字里行间的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历史之愁，时代之愁，其中饱蕴着作者的相思之痛、婕妤之怨、悼亡之哀，充溢着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

但严格地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若是抛开家庭、婚姻关系与社会、政治环境，单从人性本身来探究，也即是透视用生命创造的心灵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悲凉愁苦弥漫于易安居士的整个人生领域和全部的生命历程，因为这种悲凉愁苦自始就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一般动物、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

这就是说，易安居士的多愁善感的心理气质，凄清孤寂的情怀，以及孤独、痛苦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因素。即使她没有经历那些家庭、身世的变迁，个人情感上的挫折，恐怕也照例会仰天长叹，俯首低回，比常人更多更深更强烈地感受到悲愁与痛苦，经受着感情的折磨。

正是由于这位“端庄其品，清丽其词”的才女，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十分狭窄，生活内容比较单调，没有更多的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只能专一地关注自身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世界，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脆弱且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女子，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两方面的特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生相长，相得益彰，必然形成一种发酵、沸腾、喷涌、爆裂的热力，生发出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反过来，它对于人性中所固有的深度的苦闷、根本的怅惘，又无疑是一种诱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

四

而要同时满足上述这些高层次的需求，换句话说，要达到精神世界异常充实和真正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则需要从两个方面提供保证：一是真情灼灼、丝毫不带杂质地去爱与被爱；二是通过卓有成效的艺术创造，确立自己特殊的存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必须能够真正求得一种心灵上的归宿与寄托。

应该说，这个标杆是很高很高的了。好在易安居士都有幸地接触到了。就后者而言，她能自铸清词，骚坛独步，其创获在古代女性作家中是无与伦比的；而前一方面，通过与赵明诚的结合，也实现了情感的共鸣，灵魂的契合，生命的交流，尽管为时短暂，最后以悲剧告终。为了重新获得，她曾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拼出惊世骇俗的勇气，毅然进行重新选择，然而所适匪人，铸成大错，使她陷入了更深的泥淖。至此，她的构筑爱巢的梦想宣告彻底破碎，一种透骨的悲凉与毁灭感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

这样，她就经常生活在想象之中。现实中的爱，游丝一般的苍白、脆弱，经受不住一点点的风雨摧残；只有在想象中，爱才能天长地久。前人有言“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则愈工”。现实中爱的匮乏与破灭，悲凉之雾广被华林，恰好为她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灵泉。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一系列千古绝唱，就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写成的。

一个灵魂渴望自由、时刻寻求从现实中解脱的才人，她将到哪里去讨生活呢？恐怕是唯有诗文了。我们虽然并不十分了解易安居士幽居杭州、金华一带长达二十余载的晚年生活，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就是她必定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文中去。那是一种翱翔于主观心境的逍遥游，一种简单自足、凄清落寞的生活方式，但又必然是体现着尊严、自在，充满了意义追寻，萦绕着一种由传统文化和贵族式气质所营造的典雅气氛。

诚然，易安居士的《漱玉词》仅有五十几首，传世的诗文还要更少一些。比起那些著作等身、为后世留下更多精神财富和无尽话题的文宗巨擘，未免显得有些寒酸，有些薄弱。可是，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诗文的永生向来都是以质而不是以量取胜的。如同茫茫夏夜的满天星斗一般，闪烁着耀眼光芒的，不过是有数的几颗。

作为一个有限偶在，“一代词人”李清照早已随风而逝；可是，她那极具代表性的艺术的凄清之美，她那灵明的心性和具有极深的心理体验的作品内容，她那充分感性化、个性化的感知方式和审美体验方式，却通过那些脍炙人口的词章取得了无限恒在，为世世代代的文人提供了成功的范本，像八咏楼前“清且涟漪”的双溪水一样，终古滋润着浊世人群的…心田。

（2001年）

泉路何人说断肠

一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杭州，正值梅子黄时。当时撑着一把布伞，漫步在丝丝细雨之中。这里靠近“门前春水碧如天”的西子湖，是古临安的著名街巷，据说当年朱淑真的旧游之地桃村就在这一带。

女诗人的《断肠诗词》里有“东风作雨浅寒生，梅子传黄未肯晴”的锦句。今天看来，除了物候大致不差；其他一切都已经满目皆非，地面上的楼台、屋宇，不晓得已经几番倾圮、几番矗起了。一般的景观我无心过问，只是关注着那些被写进诗词的“东园”、“西楼”、“桂堂”、“水阁”、“迎月馆”、“依绿亭”，想从中寻觅到作者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心痕足迹。结果呢，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据说，我们的现存古籍多达六七千万册；单是南宋以降的史书、笔记，即足以“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可是，翻检开来，关于这位了不起的文学精灵的兰因絮果，竟然统付阙如。不妨追问一句：那些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记载的究竟都是些什么物事？怎么就偏偏悭吝于这样一位传世诗词达三四百首的旷代才人！操纵在男性手中的史笔，那些专门为帝王编撰家谱的御用文人们，他们的心全都偏在腋下了。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提起唐琬来，人们无不为之伤怀悼惜，尤其是那位陆老诗翁数十年间痴情未泯，咏怀忆旧，叹惋不置；可是，大约同时期的朱淑真，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又有谁为之深情悼惜，或者愤慨不平呢！说来也是很可悲的。

二

童稚时期读过蒙学课本《千家诗》，在二百二十六首五七言律绝中，有朱淑真《落花》、《即景》两首。“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每当春困难挨之时，脑子里便会涌现出这两句诗来。

有一次，我在雨中贪玩，竟然忘记了吃饭，耽搁了上课，塾师带着愠色，让我背诵《千家诗》中咏雨的诗篇。当我吟过“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等令人赏心悦目的清丽诗章之后，老先生轻轻点了一句：“朱淑真的诗，你可记得？”我猜想指的是那首《落花》：“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摧。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因为觉得太感伤了，有些败兴，便摇了摇头。老师也不勉强，只是轻叹一声：“还是一片童真啊，待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懂得人生、懂得性理了。”说着，老先生就讲了朱诗的风致之佳，体悟之妙，还简单地谈了作者的凄凉身世。于是，这位女诗人在我那小小的童心中，除了赢得喜欢，赢得仰慕，又平添了几分怜惜、几丝叹惋、几许同情。

及至通览了《断肠诗词》之后，确认了老师的说法，诗境果然是苦涩而凄清：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

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

秋雨沉沉滴夜长，梦难成处转凄凉。

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

断肠，断肠，断尽愁肠，道尽了人世间椎心泣血的透骨寒凉。

为《断肠诗词》作序的魏仲恭曾下过如下的断语：

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自古佳人多命薄，岂止颜色如花命如叶耶！

朱淑真的生命结局备极凄惨，而且扑朔迷离。辞世之后，一种说法是“残躯归火”。其根据来源于“魏序”：“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另有一说，“投身入水”，毕命于波光潋滟的西子湖。传说，她入水之前曾向着情人远去的方向大喊三声。真乃“重不幸也。呜呼惨哉！”

三

随着年华渐长，世事洞明，我的感知又出现了变化，也可以说获致一种升华。由童年时对朱淑真的无尽哀怜，转而为由衷的钦佩，赞美她的胆气、勇气、豪气，服膺其凛然无畏的叛逆精神。

对于女性来说，爱情不啻生命，她们总是把全部精神生活都投入到爱情之中，因而显得特别凄美动人。古代女子尽管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重重压榨，脖子上套着封建礼教的枷锁，但从来也未止息过对于爱情的向往、追求，当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

当命运搬了道岔儿，“所如非偶”，爱情的理想付诸东流的时节，大多数女性是把爱情的火种深深埋藏在心里，违心地屈从父母之命，委委屈屈、窝窝囊囊地打发流年，断送残生。再进一层的，不甘心做单纯供人享乐的工具，更不认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混账逻辑，便暗地里进行抗争，偷偷地、默默地爱其所爱，“红杏”悄悄地探出“墙外”。而更高的层次，是勇敢地冲出藩篱，私奔出走，比如西汉年间的卓文君。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私奔，一向被视为奇耻大辱甚至大逆不道。而卓文君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跟着心爱的人司马相如毅然逃出家门，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爱情的幸福，不惜抛弃优裕的家庭环境，去过当垆卖酒的贫贱生活。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那要终生承受着周围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当然，较之她的同类，卓文君属于幸运之辈。由于汉初的社会人文环境比较宽松；不像后世礼教网罗的森严密布，她所遭遇的压力并不算大。再者，在旧时代，女性原本是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无法得见天日，而她，有幸投身于一个著名的文人，结果不仅没有遭到鞭笞，反而留下一段流传千古的风流佳话。

应该承认，从越轨的角度说，朱淑真同卓文君居于同等的层次，可说是登上了爱情圣殿的九重天。这里说的不是际遇，不是命运；而是风致和勇气。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她不仅肆无忌惮地爱了，而且，还敢于把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张扬在飘展的旗帜上，写进诗词，形诸文字。这样，她的挑战对象就不仅是身边的、并世的亲人、仇人或各种不相干的卫道者，而且要冲击森严的道统和礼教，面对千秋万世的口碑和历史。就这一点来说，朱淑真的勇气与叛逆精神，较之卓文君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她所处的时代条件的恶劣、社会环境的严酷，那要超出西汉不知多少倍。

爱情永远同人的本性融合在一起，它的源泉在于心灵，从来都不借助于外力，只从心灵深处获得滋养。这种崇高的感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爱情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具有永生的品格。叛逆者的声音，敢于向封建礼教宣战的激情，无论是获胜了或者招致失败，都同归于不朽。

四

按照学术界的考证，也包括本人诗词中所展露的，大略可知，朱淑真少女时代的闺中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并且有一个情志相通的如意情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封建道德文化对女性的桎梏与其渴望张扬个性的矛盾日益凸显，这在她的诗词作品中也都有充分的反映。在她刚刚步入豆蔻年华时，萌动的春心就高燃起爱情的火焰，虽是少女情怀，却也铭心刻骨。且看那首《秋日偶成》：

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

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

“萧郎”，常见于唐诗，大体上指女子爱恋的男子。看得出，出嫁之前，她就已经意有所属了。未来情境，般般设想，诸如诗词唱和、一门风雅等等，大概都想到了。正由于心中存贮着这样一位俊逸少年，一位难得的知音，因而生命中的磅礴热情一直在高燃着。那首《清平乐》词，就把这种少年儿女的憨情痴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在含烟带露的黄梅季节，她来到湖上与恋人相见，一块游玩；淋着蒙蒙细雨，两人携手漫步，欣赏着湖中的荷花，后来觅得一处极其僻静的去处，坐下来，窃窃私语，亲密无间。娇柔妩媚的少女，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爱火撩拨，索性不顾一切地倒入恋人的怀抱中，任他拥抱着，爱抚着，旁若无人，无所顾忌，如痴如醉地饱饮着美好恋情的香醪。

可是，由于“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这场自由恋爱的情缘被生生地斩断了，硬把她嫁给了一个根本没有感情、在未来的岁月中也无法去爱的庸俗不堪的官吏。这使她万念俱灰，痛不欲生。

就一定意义来说，爱情同人生一样，也是一次性的。人的真诚的爱恋行为一旦发生，就是说，如果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就会在心灵深处留存下永难磨灭的痕迹。这种唯一性的爱的破坏，很可能使尔后多次的爱恋相应地贬值。在这里，“一”大于“多”。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提到爱的哲学高度加以反思，而不应用封建伦理观念进行解释。

五

“事到无为意转平”。初始，她也曾试图着与丈夫加强沟通、培养感情，并且随同他出去一段时间，但是，“从宦东西不自由”，终因志趣不投，裂痕日深。及至丈夫有了新欢，她就更加难以忍受了，规劝过，抗争过，都毫无效果，最后陷入极端的苦痛之中。于是，以牙还牙，重新投入旧日情人的怀抱。那般般情态与心境，都写进了七律《元宵》：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当时，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过着荒淫奢侈的腐朽生活，元宵节盛况不减北宋当年。她曾有诗记载：“十里绮罗春富贵，千门灯火夜婵娟。”就在这歌舞升平的上元之夜，她同旧日的恋人别后重逢，互相倾诉着赤诚相爱的隐衷，重温初恋时的甘甜与温馨。正是由于珍惜这难得一遇的消魂时刻，也就顾不上去赏灯饮酒了。谁知明年又会是什么境况，能不能同游共乐实在难说。一种隐忧，自始就潜伏在短暂的欢情里。

一年过去，元宵佳节重临。可是，风光依旧，而人事已非。对景伤怀，感而赋《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词中的感情是那样地真挚，让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伤情。此时的元夜，虽然繁华依旧，但是，“揭天鼓吹闹春风”的温情却不见了，留给她的只是泪眼哭湿的春衫双袖。这种无望的煎熬，直叫人柔肠寸断。与她热恋过的那位青年，许是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家长的阻挠，终因意志薄弱而被迫退缩，此后再不敢或不愿露面了。

对于昔梦的追怀，对于往日的恋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成了疗治眼前伤痛的药方。且看《江城子》词：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 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从眼前的孤苦忆及当日两情相悦、恩爱绸缪的情景，再写到离别时的悲伤；最后因相思至极而梦中相会，醒来一片茫然，婉转缠绵，缱绻无尽，而结果是绝望，是怨恨：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不为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将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责问它为什么要把不相配的人强扭在一起？在《黄花》一诗中，她借菊花言志，表达了自己绝不苟且求全的态度：“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这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同样是一种决不妥协的叛逆行为。她日益感到人事的无常和空虚。据当时人的记载：她“每到春时，下帏跌坐，人询之，则云：‘我不忍见春光也。’盖断肠人也。”

《减字木兰花·春怨》中是这样描述的：

独行独坐，独唱独酌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六

有宋一代，理学昌行，“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残酷教条，禁锢森严，社会舆论对于妇女思想生活的钳制越来越紧。当时，名门闺秀所受到的限制尤为严苛，“有女在堂，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出厅堂”；“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逼使闺中女子完全处于封闭、隔绝状态。对于那些无耻的男人，不管你把形形色色的淫猥秽乱描写得多么不堪入目，依然难以穷尽他们的丑恶。而完全属于人情之常的妇女再嫁，却会招人咒骂，更不要说“偷情”、“婚外恋”了。什么“桑间濮上之行”，什么“淫娃荡妇”，一切想得出来的恶词贬语，都会像一盆盆脏水全部泼在头上。

作为一个爱恨激烈、自由奔放、浪漫娇痴的奇女子——据说她是那位理学大师朱熹老夫子的族侄女，居然造反造到尊亲的头顶上，全不把传统社会的一切规章礼法放在眼里，不仅毫无顾忌地做了，而且还以诗词为武器，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公开对抗传统道德的禁锢，热烈追求个人情爱与自我觉醒。其结局，不仅自身不容于社会，遭迫害致死；而且，连累到那些掷地有声的辞章也惨遭毁损，付之一炬，致使“传唱而遗留者不过十之一”。

那首《生查子·元夕》词，竟至聚讼纷纭，从南宋一直闹到晚清。有的把它作为“不贞”的罪证，对作者加以鞭挞，承认“词则佳矣”，但“岂良人家妇所宜邪”？有的则出于善意，为了维护作者的“贞节”之名，说成是误收，而把它栽到大文豪欧阳修头上。在纳妾、嫖妓风行的男权社会中，尽管欧阳修以道德文章命世，却没有任何人加以责怪。偏偏在一个女子身上就成了大逆不道，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断肠诗词》原本是十分娴雅、优美的，完全不同于那些淫媟污秽、不堪入目的货色。但在那些道学先生眼中，却通通成了罪证，他们一色的道貌岸然，却一肚子男盗女娼，“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了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语）也许正是有鉴于此吧，作者才写下那首反讽式的诗，以“自责”的形式谴责道学与礼教对女性的禁锢，抒发其感时伤世的愤慨之情：

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

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

数百年后，清代文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男子”形象——杜少卿。他“奇”在哪里呢？一是鄙弃八股举业，粪土世俗功名，说“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二是敢于向封建权威大胆地提出挑战，在文字狱盛行之时，竟敢公然反驳钦定的理论标准——“四书”的朱注；三是敢于依据自己的人生哲学，说《诗经·溱洧》一章讲的只是夫妇同游，并非属于淫乱。四是，他不仅是勇敢的言者，而且还能身体力行，在游览姚园时，竟坦然地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得目眩神摇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那些真假道学先生为之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那么，若是将这位“奇男子”同理学盛炽的南宋时期的那位“奇女子”比一比呢？无论是勇气、豪情，还是冲决一切、无所顾忌的叛逆精神，两相比较，又是如何呢？

（2006年）

附：一场虚拟的叩访

一

您对我很陌生，先自我介绍两句——耍笔杆的，记者出身，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访问过许许多多文化名人。访问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对话，有的是问答，有的是纯粹的纪闻——他说我记；唯独这一次例外，变成了记者的独白。

作为访问对象，您原本应该坐在记者的对面，然而，此刻您却没有到场。我的身旁只有这本《断肠集》，封面上印着您的名字：朱淑真。这倒真的用得上老杜的两句诗了：“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杭州，正值梅子黄时。当时撑着一把布伞，漫步在丝丝细雨之中。这里靠近“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的西子湖，是古临安的著名街巷，据说当年您就曾居住在这一带。地面上的楼台、屋宇，不晓得已经是几番倾圮、几番矗起了。一般的景观我无心过问，只是关注着那些被您写进《断肠集》的“东园”、“西楼”、“桂堂”、“水阁”、“迎月馆”、“依绿亭”，想从中寻觅到诗人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心痕足迹。

您的诗集里有“东风作雨浅寒生，梅子传黄未肯晴”的锦句，今天看来，物候大致不差；只是，毕竟八百年过去了，一切一切，都已经满目皆非！由于多年来一直结记着您的旧游之地，现在得便身临其境，也就执着地向往着此间的一切。结果呢，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当然，最令我愤懑不平、恨填胸臆的，倒不是因为地面上的遗存没有了，这完全可以理解；而是关于您——这位了不起的文学精灵的兰因絮果，竟然片言只字不见于史册，一切都统付阙如。我们的现存古籍，多达六七千万册；单是南宋以降的史书、笔记，也足以“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了。可是，翻检开来，看看那些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记载的究竟都是些什么物事？怎么就偏偏悭吝于这样一位传世诗词达三四百首的才女！操纵在男性手中的史笔，那些专门为帝王编撰家谱的御用文人们，他们的心全都偏在腋下，竟把您的芳名，连同血肉、带着诗情，一股脑地轻轻抹掉了。

对于您，早在童稚时期，我就萌生了一种美好的印象。那是在读过蒙学课本《千家诗》之后。这部古书收了五七言律绝二百二十六首，除了两首偶然杂进的明人诗外，均为唐宋名家作品，其中您入选了两首，而大名鼎鼎的李清照竟然一首也无。小时候的我，由于记熟了您的《落花》、《即景》两诗，便穿越时空，遥接百代，想望风采。特别是每当春困难挨之时，脑子里总会现出那句“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来。

有一次，我在雨中贪玩，捕鱼捉虾，竟然忘记了吃饭，耽搁了上课，老塾师带着愠色，让我背诵《千家诗》中咏雨的诗篇。当我吟过“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等令人赏心悦目的清丽诗章之后，塾师轻轻点了一句：“朱淑真的诗，你可记得？”我猜想指的是那首《落花》：“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摧。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我当然记得，早已倒背如流了。但因觉得有些伤怀、痛心，便摇了摇头。老师也不勉强，只是轻叹一声：“还是一片童真啊，待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懂得人生多艰、世事无常了。”当晚回家，当我把这番话说给父亲时，父亲告诉我：老先生的爱侣，十年前在警察署长家充任家庭教师，因为遭到东家的奸污，不堪羞辱，便在一个漆黑的雨夜，含愤跳进了辽河。

那天，老先生专门讲了您的诗词风致之佳、用情之深、体悟之妙，说是“韵味与诗境可以概括为‘凄美’两个字”，还扼要地介绍了您的凄凉身世。这样一来，您在我那小小的童心中，除了赢得喜欢，赢得仰慕，又平添了几分怜惜、几丝叹惋、几许同情。

后来，有幸通览了您的《断肠集》，更印证了老师的说法。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

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

秋雨沉沉滴夜长，梦难成处转凄凉。

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

断肠，断肠，断尽愁肠，道尽了人世间椎心泣血的透骨寒凉。记得为《断肠集》作序的魏仲恭对您下过这样的断语：

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自古佳人多命薄，岂止颜色如花命如叶耶！

您的生命结局，说来也是够凄怆惨痛的。一种说法是，辞世之后，“残躯归火”，其根据得之于“魏序”：“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另有一说，“投身入水”，毕命于波光潋滟的西子湖，传说，您入水之前曾向着情人远去的方向大喊三声。不仅人死于非命，而且，诗词文稿又被父母付之一炬，因此，传诵而遗留者不过十之一。真乃“重不幸也。呜呼冤哉”！

二

按照学术界的考证，也包括您的诗词所透露的，大略可知，您的少女时代的闺中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并且有一个情志相通的如意情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封建道德文化加于女性的桎梏，同您的渴望爱情、张扬个性的矛盾，日益凸显，渐趋激烈。这在您的诗词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您刚刚步入豆蔻年华时，萌动的春心就高燃起爱情的火焰，虽是少女情怀，却也铭心刻骨。且看那首《秋日偶成》：

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

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

“萧郎”，常见于唐诗，大概即是泛指情郎吧。看得出，在您出嫁之前，就已经意有所属了。未来情境，般般设想，诸如诗词唱和、一门风雅等等，您大概都想到了。正由于心中存贮着这样一位俊逸少年，一位难得的知音，因而点燃起您对未来生活的磅礴的热情和殷殷的向往。那首《清平乐》词，就把这种少年儿女的憨情痴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在含烟带露的黄梅季节，您来到湖上与恋人相见，一块游玩；淋着蒙蒙细雨，两人携手漫步欣赏着湖中的荷花，后来觅得一处极其僻静的去处，坐下来，窃窃私语，相亲相爱，如胶似漆。娇柔妩媚的您，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爱火撩拨，索性不顾一切地倒入恋人的怀里，任他拥抱着，爱抚着，旁若无人，无所顾忌；在默默不语中，如痴如醉地畅饮着人间美好恋情的甘甜蜜液。

可是，后来的结局却十分凄惨——由于“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这场自由恋爱的情缘被生生地斩断了，硬把您嫁给了一个根本没有感情、在未来的岁月中也无法培植爱的种芽的庸俗不堪的官吏。

就一定意义来说，爱情同人生一样，也是一次性的。人的真诚的爱恋行为一旦发生，就是说，如果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就会在心灵深处贮存下历久不磨的痕迹。这种唯一性的爱的破坏，很可能使尔后多次的爱恋相应地贬值。在这里，“一”大于“多”。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提到爱的哲学高度加以反思，而不应用封建伦理观念进行解释。

当然，开始时您也曾试图与丈夫加强沟通、培养感情，并且随同他出去一段时间，但是，“从宦东西不自由”，终因志趣不投，而裂痕日深。及至丈夫另觅新欢，您就更加难以忍受了，抗争过，努力过，据理力争过，都毫无效果，最后陷入极端的苦痛之中。于是，您以牙还牙，重新投入情人的怀抱。那般般情态与心境，都写进了七律《元宵》：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当时，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过着荒淫奢侈的腐朽生活，元宵节盛况不减北宋当年。您曾有诗记载：“十里绮罗春富贵，千门灯火夜婵娟。”就在这歌舞升平的上元之夜，您和昔日的恋人别后重逢，互相倾诉着赤诚相爱的隐衷，重温初恋时的甘甜与温馨。正是由于珍惜这难得一遇的消魂时刻，也就顾不上赏灯、饮酒了。明年不知又会有什么情况，能不能同游共乐，尚未可知哩！似乎您在欢情中已经预感到一种隐忧。

一年过去，转眼间又到了元宵佳节。可是，风光依旧，而人事已非。对景伤怀，感而赋《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这首词是很有名的，因为其中的感情是那样地真挚，让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伤情。此时的元夜，虽然依旧热闹，依旧繁华，但是“揭天鼓吹暖春风”的热意却不见了，留给您的只是泪痕湿透的春衫双袖。这种无望的煎熬，直叫人柔肠寸断。我们有理由推测，与您热恋过的那位青年，许是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家长的阻挠，由于软弱而退缩，此后再不敢或不愿露面了。从此，您从日日夜夜的热切企盼中，转向消沉，深感失望：“欲寄相思满纸愁，鱼沉雁杳又还休。”

这样，忆昔追怀，便成了无可选择的唯一的方式了。旧梦重温——对于往日恋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无疑是疗治眼前伤痛的并无实效的药方。且看《江城子》词：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 昨宵结得梦夤缘。云水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对尊前，忆前欢”。从眼前的孤苦忆及昔日与情人两情相悦、恩爱绸缪的情景，再写到离别时的悲伤；最后，因相思至极而夤缘相会，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又由喜而悲，婉转缠绵，缱绻无尽。这样一来，结局必然是绝望，是怨恨：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不为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将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责问它为什么要把不相配的人强扭在一起？在《黄花》一诗中，您借菊花以言志，表达了自己绝不苟且求全的态度：“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说自己宁愿独守终身，也不再随便凑合。这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同样是一种决不妥协的叛逆行为。您日益感到世事的无常和情感的空虚。那种情态，正如当时人所记载的：“每到春时，下帏跌坐，人询之，则云：‘我不忍见春光也。’盖断肠人也。”

您在《减字木兰花·春怨》中，也曾写道：

独行独坐，独唱独酌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三

文人的心，是相通的。在我由少而壮，世事渐明之后，我的感知又出现了变化，也可以说获致一种升华。由童年时对您的才情钦慕、无尽哀怜，转而为由衷地敬佩，激烈地赞赏。您可能会问：敬佩什么？赞赏什么？答复是：敬佩您的胆气、勇气、豪气，赞赏您的凛然无畏、冲决一切的叛逆精神。

如果说，男人生命中离不开爱情的滋润；那么，对于女人来说，爱情简直就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一位西方哲人说过，爱情在女子身上显得特别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为爱情。古代女子，尽管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榨，脖子上套着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但她们从来也没有止息过对于爱情的向往、追求，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在旧时代，当命运搬错了道岔儿，“所如非偶”，爱情的理想付诸东流的时节，大多数女性是把爱情的火种深深埋在心里，违心地听从父母之命，委屈窝囊地遣送流年，直到断尽残生。再进一层的，抱着抗争的态度，不甘心做单纯供人享乐的工具，更不认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混账逻辑，于是，偷偷地、默默地爱其所爱，“红杏”悄悄地探出“墙外”。更高的层次是勇敢地冲出藩篱，私奔出走，比如西汉年间的卓…文君。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私奔，一向是被视为奇耻大辱，甚至大逆不道的。而卓文君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跟着心爱的人司马相如毅然逃出家门，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勇敢地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的幸福，不惜抛弃优裕的家庭环境，去过当垆卖酒的贫贱生活。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那要终生承受着周围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当然，较之她的同类，卓文君属于幸运之辈。由于汉初的社会人文环境比较宽松，不像后世的礼教罗网般的阴森密布，她所遭遇的压力并不算大；再者，不同于其他女性，有幸投靠了一个著名的文人，结果不仅没有遭到鞭笞，反而留下一段千古风流佳话。

应该承认，从越轨的角度说，您同卓文君居于同等的层次，可说是登上了爱情圣殿的九重天。这里说的不是际遇，不是命运；而是风致、豪情和勇气。您，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不仅肆无忌惮地爱了，而且，还敢于把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张扬在飘展的旗帜上，写进诗词，形诸文字。这样，您的挑战对象就不仅是身边的、并世的亲人、仇人，或各种不相干者，而且要冲击森严的道统和礼教，面对千秋万世的口碑与历史。就这一点来说，您的勇气，您的叛逆精神，较之卓文君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您所处的时代条件的恶劣、社会环境的严酷，那要几倍于卓文君的。

爱情永远同人的本性融合在一起，它的源泉在于心灵，从来都不借助于外力，只从心灵深处获得滋养。这种崇高的感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爱情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是永恒的。在这里，叛逆诗人以其豪迈的激情、悲壮的歌吟，向封建礼教勇敢地宣战，无论其为胜利，或者招致失败，都同样不朽。

有宋一代，理学昌行，“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残酷教条禁锢极深，社会舆论对于妇女思想生活的钳制越来越紧。当时，名门闺秀所受到的限制尤为严苛，“有女在堂，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出厅堂”；“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对于闺中女子来说，是一种完全封闭的状态。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那些无耻的男人身上，无论你把形形色色的淫猥秽乱描写得多么不堪入目，依然难以穷尽他们的丑恶，可是就算这样，也没有人去谴责，去唾骂；而完全属于人情之常的妇女再嫁，却会招人诅咒，更不要说“偷情”、“婚外恋”了。什么“桑间濮上之行”，什么“淫娃荡妇”，一切想得出来的恶词贬语，都会像一盆盆脏水全部泼在头上。

而您，那位儒家的大管家、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老夫子的族侄女，居然造反造到他老先生的头顶上。作为一个爱恨激烈、自由奔放、浪漫娇痴的奇女子，作为一个不满于封建婚姻、对抗传统道德、热烈追求个人情爱、自我觉醒的勇敢女性，全不把传统社会的一切规章礼法放在眼里，并以诗词形式进行大胆的描写，质疑妇女的传统生活方式，向往闺阁庭院以外的世界，再现了个人理想的挣扎，执着地追求生命中美好的情感、精神。由于您的思想、行为与世俗成规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另类”，牵累到您的诗词也长期受到不公平的评价。

那首《生查子·元夕》词，竟至聚讼纷纭，从南宋一直闹到晚清。有的把它作为“不贞”的罪证加以鞭挞，承认“词则佳矣”，但“岂良人家妇所宜邪”？有的则出于善意，为了维护您的“贞节”之名，说成是误收，于是把它栽到大文豪欧阳修头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纳妾、嫖妓风行的男权社会中，尽管欧阳修以道德文章命世，却没有任何人加以责怪；偏偏在一个女子身上就成了大逆不道，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说到家，也无非是这么一点春心撩乱，根本谈不上什么“淫乱”。试问，那时节哪个文人没有这种出轨意识？所不同的只是您把它写进了诗词，却又写得十分娴雅、优美，完全不同于那些淫媟污秽、不堪入目的货色。但在那些道学先生眼中，却通通都成了罪证，他们一色的道貌岸然，却一肚子男盗女娼，“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了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先生语）大约也正是基于此吧，您才写了那首反讽的诗，以“自责”的形式，谴责道学对女性的束缚，抒发对封建礼教的愤慨之情：

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

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

“咏月吟风”的结果，是一个天真无邪的旷代才女，被活活地逼死了。

在您身后几百年，清代文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男子”形象——杜少卿。他“奇”在哪里呢？一是鄙弃八股举业，粪土世俗功名，说“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二是敢于向封建权威大胆地提出挑战，在“文字狱”盛行之时，竟敢公然反驳钦定的理论标准——“四书”的朱注；三是敢于依据自己的人生哲学，说《诗经·溱洧》一章讲的只是夫妇同游，并非属于淫乱；四是他不仅是勇敢的言者，而且还能身体力行，在游览姚园时，竟坦然地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得目眩神摇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那些真假道学先生为之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那么，若是将这位“奇男子”同数百年前理学盛炽的南宋时期的这位“奇女子”比一比呢？无论是勇气、豪情，还是冲决一切、无所顾忌的叛逆精神，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正是出于一种由衷的敬意，于是，我有了这次虚拟的叩访。

（2005年）

下编

“遗编一读想风标”

一

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写过一首题为《孟子》的怀古诗：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名轲，邹人，战国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亚圣”。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家境贫困，父亲早丧，强毅而有卓识的母亲，“三迁择邻”、“断织劝学”，煞费苦心，将他抚养成人。孟子私淑孔子，为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史记》本传称，他游说齐王，未能见用，转赴梁国，惠王认为他的主张“迂远而阔于事情”（远离实际，不合时用）。“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对于孟子，王安石是拳拳服膺、衷心景仰的。只是，“往事越千年”，斯人早已成了“沉魄浮魂”，无法“复其精神，延其年寿”（《楚辞·招魂》句），只能想望其风标（品格、风致）于《孟子》遗编了。“何妨”一句，道尽了孟子，也包括诗人自己雄豪自信、卓尔不群的气概与无所畏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定意志。诗人引孟子为知音与同道，最后以沉郁之语作结：毕竟还有这位前贤往哲足堪慰我寂寥！

说到孟子的风标，最显眼的是其政治抱负远大，高自期许，非常自负。他以孔子的继承人自任，指出：从尧、舜至于孔子以来，具有一条圣人、王者绵延相承的根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尧、舜至商汤，商汤至周文王，周文王至孔子，都是五百余年，“由周以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接下来，他直白地挑明：上天若是不想让天下治平，那就罢了；“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一次，门人公孙丑将他与管仲、晏婴相比。因为二人都是齐国著名的政治家，辅佐君主，富国强兵。孟子却大不以为然，说：你真是一个齐国人，只知道这个管、晏！当年曾子的儿子曾西，鉴于管仲得到齐桓公那么专一的信任，执政那么长久，功业却如此卑微，因而很不高兴同他相比。连曾西都不肯，你以为我就能愿意吗？其实，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常理而言，功业并不能说卑微，只是由于他只兴霸业而不施仁政，所以，不为儒学宗师所认可。在另外场合，孟子还曾说过：齐王如果用我，何止是齐国人民可以安享太平，“天下之民举安”。时人景春认为魏国的纵横家公孙衍、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兵戈止息）”。孟子同样不以为然，并斥之为“以顺为正（以顺从为正宗）者，妾妇之道也”。

孟子雄强善辩，傲岸不群，在君王、权贵面前，尤其注重自己的身份，不肯屈身俯就。一天，孟子准备去朝见齐王，恰巧，齐王派了一个人来跟孟子说：我本应该来看你，但是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你肯来朝，我便也临朝办公。孟子觉得齐王是摆架子，“感冒”云云，不过是托词。于是，他对使者说：请你回去跟君王讲，我也闹病了，不能前去朝廷。第二天，孟子要到东郭大夫家里吊丧。公孙丑提醒他，说：老师，昨天您托词有病，谢绝齐王的召见，今天又要出去吊丧，这大概不好吧？孟子说，那有啥！昨天患病，今天好了。孟子出门后，齐王派人来探视，并带来了医生。这将如何处置？跟着孟子学习的孟仲子只好出面应付，说：先生的病今天好了一点，已经上朝了，不晓得他是否已经到达。接着，孟仲子就派人在孟子回家的路上拦截，告诉他不要回家，赶紧上朝。孟子没有办法，只好躲到齐国大夫景丑家去借宿。

景丑便同他交谈，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这是重大的伦常关系。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可是，我只看见齐王对你很敬重，却没看见你怎么尊敬他。孟子说：在齐国人中，没有谁以仁义之道向齐王进言；他们并非认为仁义不好，而是觉得其王不足以谈仁义。这才是最大的不敬！我呢，不是尧舜之道不敢以之进言，所以，要说尊敬君王，没有谁能赶上我。景丑说：我指的不是这个。《礼》云：臣子听到君主召唤，应该立即动身，不能等待驾好车子再走。你本来准备上朝，一听说齐王召唤，反而不去了，这于礼不合吧？孟子引证曾子的话作答：晋、楚之富，不可及也。不过，他们凭的是富，我行的是仁；他们倚仗的是爵位，我抱持的是仁义。我为何会觉得欠缺什么？随之，孟子阐明：天下尊贵者有三：爵位、年齿、德行。在朝廷上，先论爵位；在乡里中，先论年齿；至于辅佐君王，当以德行为上。所以，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遇有要事请教，应该亲自前去，以彰显其尊德敬贤之诚。

孟子清高自持，刚正不阿。齐国大夫公行子家里办丧事，右师（齐之贵臣，六卿之长）王往吊，一进门，就有人趋前与之交谈，入座后，还有人跑到他的旁边献殷勤。孟子当时也在场，他们原本相识，却“独不与言”。右师不悦，怪他有意简慢。孟子听了，说：《礼》云：“朝廷不历（跨）位而相与言，不逾（越）阶而相揖也”，我是依礼而行。

也是在齐国，齐王馈赠百镒上好的黄金，孟子拒绝接受。弟子陈臻诘问，答曰：这笔钱送的没有理由。没有理由送钱，等于用贿赂收买我。哪里有君子可以拿钱收买的呢？

二

孟子这样做，不只是维护一己的身份与尊严，而是代表了士这一阶层的群体自觉，体现着士的主体性。当代著名学者牟钟鉴认为，孟子最大的贡献，是确立士人的独立品格，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升华了士人的精神境界，为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确立了一种较高的标准。在知识分子的操守、气节方面，孟子的影响似乎比先师孔子更大一些。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竞起，列国纷争，为实现富强、完成霸业，不仅凭恃武力，还迫切需求智力的支撑，所谓“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这样，诸侯之间便竞相“养士”，为士的活跃与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也形成了剧烈的竞争态势，许多士人都趋之若鹜。士，作为道义的承担者、文化的传承者，以才智用世；但是，本身却并不具备施政的权势，若要推行一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思想独立性、心灵自由度的丧失为其代价的。许多士人为致身富贵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荀子语）。与此相对应，孟子适时而有针对性地倡导并坚守了一种以仁义为旨归的士君子文化。所谓士君子，也就是士阶层中那类重节操、讲道义、有风骨的优秀分子。

孟子像先师孔子一样，十分厌恶“乡原”，对这类八面玲珑、四方讨好、不讲是非、原则的欺世盗名之辈，斥之为“阉然媚于世也者”。他要求士人，“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当生命与道义不可兼得时，要“舍生而取义”。“志士不忘在沟壑（不怕惨遭杀戮，弃尸山沟），勇士不忘丧其元（不怕丢掉脑袋）”，以成就其完美人格。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为了社会进步、民族振兴而“成仁取义”的志士仁人，灿若群星，他们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孟子的影响。

论及士人的独立品格，在封建时代，首要的是如何看待与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孟子强调“道尊于势”、“德重于位”；明君应“亲亲而仁民”、“贵德而尊士”。周游列国过程中，他常常不留情面地公开批评一些君主。在会见梁惠王时，当对方谈到“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可是，国内民众却不见增多时，孟子一针见血地直戳要害，说：“狗彘（猪）食人食而不知检（制约）；涂（途）有饿殍（饿死者）而不知发（指开仓救济）；人死，则曰：‘非我也，岁（年成不好）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凶器）也。’王无罪岁（不要归罪于年成不好），斯天下之民至焉。”这还觉得不够劲儿，紧接着，孟子又直面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还有一次，他对弟子公孙丑说：“不仁哉，梁惠王也！”——为了争夺土地，驱使老百姓打仗，结果，尸横郊野，骨肉糜烂。

在齐国，尽管孟子出任那里的客卿，但是，对于齐宣王，他也毫不客气，竟然当面揭露其“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虚假仁慈。他们还有这样一段对话：

孟子问齐宣王：如果您有一个臣子，他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他的朋友照顾，自己出游楚国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妻子儿女在挨饿受冻。您说：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和他绝交！

孟子又问了：如果您的司法官不能管理他的下属，那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撤他的职！

孟子又问了：如果一个国家治理得很糟糕，那又该怎么办呢？

“王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十分尴尬，只好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一边去。

在孟子看来，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殷纣，都是合乎正义的。“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废弃他，改立别人）”。当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他断然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独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提倡“君臣有义”，反对“愚忠”，认为忠君是有条件的，要看值不值得为他尽忠，看他怎样对待臣下。孟子明确地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他还说过：游说诸侯，要敢于藐视他，不要把他那一时的煊赫看得怎么了不起！他们的殿堂阶基几丈高，屋檐几尺宽；菜肴满桌；姬妾数百；饮酒作乐；驰驱田猎，跟随的车子上千辆。我如果得志，决不会这么做。他们所有的那些腐化享乐的事，都是我所不为的；我所做的都符合古代的规制。我为什么要畏惧他们呢？

他的这些肆无忌惮的言论、主张，遭致历代封建卫道者的口诛笔伐，刺孟、非孟、疑孟迭出，有的竟列出十七条罪状。宋代政治家司马光批评孟子，首要一项便是“不知君臣大义”。他说：“孔子，圣人也;定（公）、哀（公），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驾而行。”意思是，对于君主，哪怕他们是庸君，至圣先师孔子都是那样地毕恭毕敬，而你孟轲却架子十足，真是不成体统！不过，最厉害的还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声言：“此老”（孟轲）要是活在今天，难免会遭受酷刑的。同时指出，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于是，对《孟子》原文进行删节，达八十五条之多；还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罢其配享。

孟子由坚守士人独立品格，进而发展为“民本”思想，为儒学理论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政在得民”。他说：“得天下有道，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民之）所欲，与之聚之，（民之）所恶，勿施尔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牟钟鉴《从孔子到孟子》一文中指出：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没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孟子提出了一个超越同时代人的口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口号一经提出，便使社会震动，响彻了两千多年，成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民贵君轻”之说，在先秦诸子中是极为罕见的，它肯定了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对于君权至上的制度具有很大的冲击力。按照孟子这一思想来设立政治体制，至少能发展出开明君主立宪制。这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三

孟子十分重视心性修养、价值守护与精神砥砺，体现了士这一群体的主体自觉。

一是“养气”。宋代理学家程颐说过：“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指出，“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用正义去培养而不加损害），则（充）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就疲软了）。”这种气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而产生的，不能靠突击的正义行为来取得，更不能揠苗助长。

浩然之气就是人间正气，表现为优秀的心性修养、道德情操和高尚的人格理想、精神境界。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把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到极致，彰显了作者坚贞的民族气节和死生不渝的崇高信念，可说是对于孟子浩然之气的最佳诠释。诗中列举了十二位古人气贯山河、名垂竹帛的壮烈行迹，激情洋溢地歌颂了历史上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志士仁人，显现浩然正气所发挥的维系天柱、地维、人伦的巨大威力——“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正气歌》前面有个小序，特意标出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还说：“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就义之前，作为绝笔，他写了一个自赞，其文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除了生死关头，激励广大志士仁人，舍生取义，临难不苟；在日常生活中，“浩然之气”也曾发挥出巨大的精神能量。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讲过一则故事：1950年代，台湾大学经济拮据，办学条件艰难，师生生活十分贫困。傅斯年校长向学生推荐了两本书，其中第一本就是《孟子》。时值寒冬，又冷又饿，于是，大家就念《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诵读着，议论着，就不感到冷了，肚子也忘记饿了。后来从这里走出很多知名专家、学者，他们身在域外，还经常忆起大学时代读“浩然之气”的情景。

二是“尚志”（使自己志行高尚）。孟子反复强调“从其大体”——“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又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按照朱熹《集注》的解释：“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可以引申为：大体，指道德修养、高尚人格，亦即居仁由义；小体，指声色货利、物质欲望。他把慕仁向义还是逞欲逐利看作是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当年子贡在谈到老师孔子的学问时，曾有“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之说，当与此同义。

宋代理学家陆九渊，总是教人“先立乎其大”。结果有人讥讽他：除了“先立乎其大”一句，全无其他伎俩（本事）。他听了不以为忤，反而说：这个人真了解我。

三是“反求诸己”（反躬自责）。孟子传承、发展了孔门关于“自省”的圣训，进而强调：出了问题，要从自身查找原因。他说：“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又说：“反身而诚（反躬自问，一切都是诚实无欺的），乐莫大焉。”

四是历经艰苦磨炼。孟子指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每一行为总是不能如意），所以动心忍性，曾（同增）益其所不能。”他特别强调忧患意识与危机感。“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是他的名言。他还说过：人的德行、聪明、道术、才智，往往来自危险的处境，亦即种种灾患。只有那些孤立之臣、庶孽之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方能通晓事理，练达人情。

五是升华人生境界。孟子有言：“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段话意蕴丰富，不太好懂，其实说的是人生的六种境界：第一层是善——值得喜欢，使人觉得可爱，这就是善（也就是好）；第二层是信——好处实实在在，令人信服、信任；第三层是美——那些好处充满于他本身，当然美；第四层是大——不只充实，而且辉耀四方，发扬光大；第五层是圣——大而能化，融化贯通，是为化境；第六层是神——圣德到了神妙不可测量的高度，此乃至上境界。

四

孟子很看重士君子的社会责任，说：士人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这是他的职业。士之出仕，“天下有道，以道殉身（政治清明，道为己所运用）；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政治黑暗，不惜为道献身）”；士君子应该“居天下之广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得志，与民由之（偕同百姓循着大道前行），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与列国争霸、以攻伐为能事形成尖锐的对立，孟子坚持仁政学说、德治思想，把修身与为政、伦理与政治、仁政主张与民本思想结合起来，走“仁者爱人”、“以德服人”之路。倡导省刑罚，薄税敛，使民以时，取民有制；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办法治民施政，这样才能得民心，无敌于天下。呼吁君王“贵德尊士”，“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强调重教育，“觉斯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他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奉为人生至乐。

为了推行自己的政见，建立理想型社会，孟子终其一生，宣扬教化，尚志笃行。学成之后，先是在邹国授徒设教；过了四十岁，开始其政治生涯，出邹、游齐、过宋、适梁、访滕、入薛、至鲁，为卿于齐，最后归邹。其间，他曾会见过齐威王、宋王偃、滕文公、邹穆公、鲁平公、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等多位君主。每至一国，都曾积极建言、热情论辩、肆意批评，但其政见、主张终竟未得施行，不免到处碰壁；最后，只好黯然归隐，二十多年致力于教育与著述。这一经历，与先师孔子相似，但二者相较，还是孔子的际遇差强一些，毕竟出任过中都宰、司空、大司寇，还曾代理过相职；而孟子只当过短期的客卿，空有壮志宏图，未曾得偿于百一。在致力于帮助各国诸侯结束战乱、实现统一、实施仁政，亦即推行其王道主义的理想政治方面，无疑他是彻底失败了。

当然，若从长远和根本上看，他同孔子一样，立德立言，垂范后世，功在千秋，又确是伟大的成功者。已故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说过：“一位杰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后，是无冕之王，或者是一位无任所大臣，因为是他陶铸了时代精神，使社会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维系。”在讲学、著述中，孟子总结前代与当世治乱兴亡的规律，在如何对待人民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提出了“民贵君轻”、“保民而王”、以仁政与民本为核心的富有民主性精华的思想，首倡心性之学，确立士人独立品格，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于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著名哲学家陈来教授指出：在孟子那里，仁爱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也是社会的价值。他把原来孔子重点放在个人道德、修身这方面的仁，扩大到整个社会。在社会的层次上来讲仁爱，这个就是仁政，就变成了治国理政的一个根本法则，变成一个社会的价值。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中华优秀文化的基本价值有六条，其中的第一条、第二条：讲仁爱，重民本，都跟孟子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就是说，孟子思想对于我们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能够提供一个最直接、最重要的源泉与基础。

（2015年）

来往亭前踏落花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采风活动，来到了安徽的历史文化名城滁州。在饱游饫看了名震中外的醉翁亭之后，我还利用早饭前的空闲时间，由当地一位“州官”陪同，游览了暂时尚未对外开放的丰乐亭。

正是落花时节。东风一夜，花木葱茏的亭前，撒上了一层浅深互映、红白相间的花片，望去如铺霞缀锦，饶有诗意。

“滁之有醉翁、丰乐二亭，如人之有眉目。剔目矐眉，而其人不全。”此言出自曾以十载之功分别主持重修这两座名亭的清代文人薛时雨，可谓恰中肯綮。亭以文传，它们的名闻遐迩，缘于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三年多的谪滁岁月里写下的《醉翁亭记》与《丰乐亭记》。两篇“亭记”作于同一年、同一地，又于清代前期同时被选入传世散文选本《古文观止》，成为不可分离的姊妹名篇。

不过，在当代人的心目中，无论以亭论还是以文论，二者的地位与影响都有所不同，醉翁亭及其亭记，传播得更为广泛，知名度也更高。只要来到滁州，可说是无人不看醉翁亭的。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却很少有人光顾相隔不过数里、同样负有盛名的丰乐亭。结果是，一个花团锦簇，游人如织；一个却闲庭冷落，封闭在空山幽谷之中。士之遭际，有遇与不遇之别；景观也大抵如此。其间由多种因素促成，有的因素其实十分偶然，说来也是堪资感叹的。

再说两篇亭记：《醉翁亭记》的创造性特色，尤其是那统贯全篇的二十一个“也”字和二十五个“而”字，令人拍案叫绝，成为家弦户诵的名篇。醉翁亭这一景观的“叫座”，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只要我们认真研读《丰乐亭记》，同样会为它的生花妙笔所深深折服。两篇亭记俱有特色，各臻其妙。前者重在状写景色的优美和作者陶然自适的心情，带有浓重的出世色彩；后者着意于书写人事，深沉厚重，寓意深远，通过对社会安定、风俗淳厚、岁物丰成的赞美，书写了北宋初年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成功，作者入世的情怀昭然可见。

早饭后，当把我的观感说给文友时，有的讲，丰乐亭如何说不清楚，因为未曾到场；至于那篇带有“颂圣”意味的《丰乐亭记》，怕是没有什么看头。乍一听来，似乎也不无道理；但问题的实质，却绝非如此简单。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有言：“和平之音淡薄”，“欢愉之辞难工”。因难而见巧，更能显出作者的功力。《丰乐亭记》全文只有四百三十三字，却能层开迭宕，屡起波澜，一波三折，处处呈现出动感与张力；其俯仰今昔，感慨系之，又平添了无限烟波。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皇甫）晖、（姚）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

对《丰乐亭记》中的这一段，清代评论家给予了高度评价，许之以“一往情深，是龙门得意之笔”；“数行文字，横空而来，兴象超远，气势淋漓，极瞻高眺远之慨”。而“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为通篇文眼之所在，寄寓着作者安定得来不易，应须倍加珍惜的深意。

与醉翁亭为山僧智仙所建不同，丰乐亭是欧公亲手创建的。亭记中作了交代，他到滁州的第二年，因见“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当地还有这样一个传说：

宋仁宗庆历六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欧公邀来几位文友在家中闲谈，吩咐仆人去酿泉汲水烹茶。在归途上，仆人不慎跌倒，泉水流失，因为怕主人等得着急，遂于丰山下就近汲幽谷泉水以代之。烹出茶来，欧公品尝一过，觉得味道更好。追问之下，仆人据实以告。这样就发现了幽谷泉，遂就地建起了丰乐亭。

亭在丰山东北麓，峰峦屏列，涧水潺湲，古木参天，山花遍地，风景十分佳丽。

修建了丰乐亭之后，欧公又在东南数百米之外的山坡上，建了一座醒心亭，取自韩愈“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的诗句；并请同是散文大家的曾巩为之作记。记中谈到了此亭的特殊价值：

凡公（指欧阳修）与州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

在丰乐亭下的幽谷种花，也是欧公的一桩雅事。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欧公请幕客谢判官种花于幽谷，以修饰亭院。谢氏询及种花的要求，欧公以诗作答：

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

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

三年后，他调离滁州，改任扬州知州。过了许多时日，还常常忆起在此间的种花往事，怀想之殷，溢于言表。有诗曰：

滁南幽谷抱千峰，高下山花远近红。

当日辛勤皆手植，而今开落任春风。

后来，他又从扬州移知颍州，仍然系念着种花的前尘往事。这时，谢判官已晋升为中书了，欧公有《送谢中书》诗：

滁南幽谷抱山斜，我凿清泉子种花。

故事已传遗老说，世人今作画图夸。

欧公另有《幽谷泉》五古一首。泉至今犹存，在丰乐亭东数十米外。对于丰乐亭本身，欧公更是情有独钟。作记之后，到了第二年春天又曾题诗三首，名为《丰乐亭游春》：

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

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

春云淡淡日辉辉，草惹行襟絮拂衣。

行到亭西逢太守，篮舆酩酊插花归。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

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分别抒写了诗人的惜春之意、醉春之态和恋春之情。缠绵而酣畅，具一唱三叹之致，与亭记相映成趣。

我们那天所见的丰乐亭，已经多次重修；但绿荫掩映中，檐牙飞翘，古色古香，依然别有韵致。亭后有保丰堂、九贤祠两座建筑，共同组成一个长方形的三进院落，统一圈在围墙里。正门匾额“丰乐亭”三字，为明代南京右京都御史萧崇业所书。亭内原有两块碑刻，三面为“欧文苏（轼）字”的《丰乐亭记》，美文、美书、美景，三美兼备，允称文坛瑰宝；碑的另一面为吴道子绘“观自在菩萨”石刻像，“文革”中遭到严重损毁，现移出亭外。院墙外面，有银杏、龙柏、黄杨等名贵古树多株，其中的古银杏，树龄在九百年以上，传为欧公手植。

往事近千年。“红树（花树）青山”仍在，“长郊草色”依然，只是“不管春将老”、“亭前踏落花”的游人不见了。由于一家公司的油库建在它的身旁，为安全起见，一直没有对外开放，致使一处饮誉千秋的景点长期地冷对空山，与世隔绝，说来也是一桩憾事。

回应我的感慨，“州官”笑说：“相信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否则，不仅对不住游客，也无法向前贤——我的先辈‘州官’交代。”

（2008年）

龙湖之会

一

楚天三月，虽然没有“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旖旎春光，倒也是芳菲照眼，绿树荫浓，到处都是迷人的景色。

这一天，袁中郎离开素有“百湖之县”、“江河走廊”之称的公安县的故里，搭乘了长江的下水船，顺畅地到了武昌，然后又舍舟登陆，直奔麻城而来。他原本性耽山水，喜欢漫游，但此刻却顾不上流连光景，一直是兴冲冲地赶路，到得龙湖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李卓吾先生闻讯，带着满怀的欣喜，赶忙走出芝佛院的精舍，前往山下迎接。

宾主一照面，就显现出了强烈的反差：这一年中郎刚刚二十四岁，一副雄姿英发、气宇轩昂的气概；而卓吾先生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虽说身板还算得上硬朗，但剃得光光的头顶也还是丝光如雪，一绺花白的胡须罩着下颏，更显出来长者的风范。这一老一少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般，紧紧地握着手，一边循着坡道向院堂缓缓地走去，一边纵声地交谈着，引来路旁一些僧众惊异的眼光。

袁中郎名宏道，号石公，又称六休。为人纵情放达，倜傥不羁，年届弱冠便已文名卓著，虽然他在袁氏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却已经成了晚明时期著名的文学流派“公安派”的领袖人物。一年前的会试中，他中了三甲进士，现在正在家中听调候选，过着无牵无挂、身心悠闲的日子。就在一年前，他有幸结识了流寓本省的前辈学人、名闻遐迩的思想家李贽。当时，卓吾先生因事有公安之游，落脚在离城数十里的柞林村的一座野庙里。家居赋闲的袁氏三兄弟，早就对这位异端思想家望风怀想，听到这个信息后，立刻束装就道，前往柞林拜访。双方尽管素昧平生，年龄差异也十分悬殊，但彼此相互知名，相慕已久，并且引为同道，因而倾盖相逢便亲热异常。特别是袁宏道，视李贽为“大奇人”和精神导师，尤其倾心俯首。三兄弟向卓吾先生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老人都一一披露了自己的见解。这在事后整理的《柞林纪谭》一文中有过周详的记载。

二

也是在这一年，李贽的代表著作《焚书》在麻城印行。友人收到寄书之后，不约而同地给予了高度赞誉。有的说，“其立论多出前人所未有”，“煞有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有的认为，此人“能与之相朝夕，岂非大眼界大缘分哉”！还有的风趣地说，对这个老先生，如果和他不睦，就应该把他捧到莲花座上，从早到晚，顶礼膜拜，以消折他的福分；不应该批评挫抑，那样，反而会抬高他的声价呀！袁中郎得到赠书后，立即展卷诵读，赞赏不置，当即向李贽献诗一首，倾诉其无限景慕的衷怀：

似此瑶华色，何殊空谷音？

悲哉击筑泪，已矣唾壶心。

“瑶华色”，比喻诗文的精美。“空谷音”，形容珍贵难得。“筑”是我国先秦时代的乐器，以竹尺击之，声音悲亢、激越。荆轲西刺秦王，好友高渐离击筑送别。“唾壶心”，南朝王敦酒后，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心情忧愤或感情激昂，竟把唾壶击缺。

李贽，福建泉州人，出身于航海世家，自幼接触西方文明，又熟读百家之言，喜欢研诘庄老、佛禅的玄机妙义和阳明的“心学”，养成了独立思索、辨理求真的良好习惯。对于许多社会、人生的课题，对于史籍中早有定评的成见，他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是有明一代进步的思想家和卓然有成的文史学者。

李贽所处的晚明时代，堕落与生机并存，是异常复杂而多变的。随着城市、商业、交通以及印刷造纸技术的广泛应用，知识传播更为容易；其时，王阳明的“心学”在士人中广泛传播，体制以外的讲学之风盛炽，使长期定于一尊的理学渐渐失去其拯救心灵、驾驭权力和维护道德秩序的无上权威。原本统一的意识形态受到怀疑与冲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缝隙和裂痕，官方的控制力随之而渐就松弛，伦理同一性的约束日趋减弱，知识阶层逐渐出现了比较宽松的言论空间，透出一种相对自由的空气，为一个多元的思想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大约从16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也就是明嘉靖、隆庆年间，成长了一批思想激进、特立独行、主张个性解放的人士，李贽之外，像思想界的何心隐、罗汝芳，文学界的徐渭、汤显祖、袁宏道以及佛禅中的达观等，或抨击当时普遍遵奉的历史传统、思想理念和社会秩序，或把俗人与圣哲、日常生活与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一概打通，承认世俗生活的合理性，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其哲学渊源，大都程度不同地和阳明心学有一定的联系。而袁宏道则直接师从李贽，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怀卓老》一诗中有句云：“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明确指出了他们的师承关系。清初学者钱谦益也说：“中郎以通明之资，学禅于李龙湖，读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乃倡言击排，大放厥词。”

三

芝佛院坐落在城外的一座山上，它并非正式的寺庙，仅是一家私人的佛堂，规模却十分宏阔。卓吾老人平素不喜与常人交接，而对于中郎的来访却备极热心，务求周到，当即把他安置在佛院的招待所里住下，日日陪着他倾谈与游观。这一对忘年交，对坐在高踞于山巅的精舍里纵情谈笑，放眼四围湖光山色，心情格外舒畅。像卓吾老人一样，中郎也是一位封建思想的叛逆者。他刻意追求个性解放，曾说：“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他厌恶官场，向往自由自在、任情适性的生活，主张“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因此，他对李贽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次来，就是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以门生身份晋见的，话题自然也是围绕着《焚书》、《藏书》的内容来展开。

作为富有批判性的思想家，李贽勇于抨击封建意识形态，否认圣人的绝对权威，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贬抑儒家，不承认孔学正脉，而推崇诸子百家，认为只要论道有理，不限何宗何派，都应成为研究的对象。他说，伪道学打着圣人的幌子，干些蝇营狗苟的勾当，“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他既不把孔子的话当作万世之至言，也不把众人、世人的是非标准当作准绳，完全以自己的心智去判断社会、悟解人生。他从人的个性发展的角度，指出“仁者”的害人在于以德、以礼禁锢人的思想，用政、用刑束缚人的行动；他要求发展人的“自然之性”，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提出“天子庶人壹是无别”、“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的观点，挑战封建等级制度。

他陪着袁中郎走进佛堂，看挂在里面的孔子画像，说“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干脆把他们弄到一起去，且看如何措置。《论语》里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意思是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李贽认为，孔子说的“异端”，必定是指老子和佛家。现在，他开了一个玩笑，索性把孔子的像挂在佛堂里，看他们在一起怎样处置。这本身就是对已被后世捧上云端的孔圣人的嘲讽。还引导中郎会见了他在当地结识的朋友，其中有僧有尼，有孤老寡妇，也有畸人奇士。如同他给朋友的信中说的，“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看待）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

四

那些天，他们在一起交谈得最多的还是有关文学的见解。卓吾先生主张抒写胸中愤懑，反对无病呻吟，“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他提倡“童心说”，认为天下至文皆出自童心，而反对以“闻见道理”（实即孔孟之道）为心，那样只能“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

与提倡“童心”相联系，热烈赞赏百姓日常的“迩言”，即街谈巷议、俚言野语，“上等人”所不道、君子所不乐闻者。强调自然之美，认为化工胜于画工；坚决反对复古思潮，重视一切新的文学样式，高度评价戏曲、小说的社会意义。主张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到体裁样式，建立一种适合当时市民要求的新兴文学。诸多见解都与中郎的看法完全一致。

中郎在此间足足住了三个月，两人谈得非常融洽，相聚日久，更是依依难舍，最后，李贽把他送到武昌才挥手告别。中郎感到此行的收获极大，正如其弟袁中道所记述的（大意是）：

中郎见到龙湖先生（指李贽）以后，才知道过去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困死在古人的话语之下，结果，一段精华光彩不得披露出来。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浩浩焉，就像鸿毛遇到了顺风，巨鱼放归到深渊里。如佛经所言，“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够驱遣古人，而不受古人古语所拘缚。发而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有如巨象截断急流，洪雷震开蛰虫伏处的洞穴，浸浸乎，实在是没有涯际呀。

两年后的初夏，袁宏道又同哥哥宗道、弟弟中道一道重访龙湖，同李贽聚首多日，相与评古酌今，参禅悟道，切磋文学，也议及当时艰危的处境，进一步深化了友谊。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五

孔子所要消除的“异端”，实际上，是与怀疑、批判精神紧相联结的。当时所谓“异端”，主要是指诸子百家，后世把它集中在老庄和佛禅上。如果说，儒家经典是对传统政治文化思想的正面阐扬，那么，“老庄之学”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怀疑与批判。这一点，连有些外国人都认识到了。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就说过：“我在《庄子》一书中见到了一种我从未遇到过的对现代生活的最尖锐和最苛刻的批评。”至于《道德经》里的“反者道之动”，则集中地体现了怀疑主义原则，本意为把一切被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其引申之义，越是经过圣人认可的，越是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就越是值得怀疑。秦始皇时就开始捉拿“思想犯”——偶语者可以弃市；而后世，“百代都行秦政制”，遇到李贽这样的居然肆无忌惮地公开以“异端”相标榜的狂悖之徒，“大人先生”们还会把他轻轻地放…过吗？

实际上，16世纪前期那种民间思想空间的扩大，思想信仰领域的多元化，已经给濒临绝境的明王朝制造了诸多事端，在内忧外患夹击下无异于雪上加霜。于是，主流意识形态便挟持政治势力对此实行了坚决的弹压。针对嘉靖、隆庆年间各地讲学、授徒风行，万历七年（1579年），朝廷下诏拆毁天下书院，此禁一出，当即有六十四所书院被毁。也是在这一年，与李贽相融相契、具有独立精神、异端色彩浓重的著名学者何心隐，以“妖逆”的罪名在武昌横遭杀戮，这都标志着形势的急转直下。

其实，对于面临的险恶处境，李贽还是早有预见的，《焚书·自序》中就讲到，《焚书》以其切中膏肓、痼疾，迟早必被查纠，付之一炬；而《藏书》则因纵论数千年是非，有干时议，必须藏之名山，只能等待适当时机得以传播。多年来，面对着官方与非官方的持续不断的凌辱、诬陷与迫害，他始终像一株傲雪的寒梅、后凋的松柏，屹立不屈。最后，朝廷下了毒手，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下狱，同时下令：将其已刊未刊的书籍尽搜烧毁，不许存留。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这位晚明著名的异端思想家，终因不堪严重的心灵伤害和缧绁之苦，以七十六岁高龄自刎弃世。

就在李贽被迫害致死的两年前，1600年，在地球的那一边，意大利的著名天文学家布鲁诺也因为捍卫真理、坚持独立思考而被教廷以异端治罪，死在火刑柱下。看来，无分东方西方、朝廷教廷，也不管是蓝眼睛、黄眼睛，一切反动统治者对于异端思想都是绝不留情的。他们钳制思想、驯服心性的“驭人术”，竟惊人地一致。其共同目标是把所有的知识者驯服成俯首甘为奴役的“会说话的畜牲”；而其操作规则，则都是分类处置：对死心塌地的忠顺奴才予以旌扬、褒奖；对野性未除、时有越轨言行的要严加整饬，务必使其从根性上得到驯化，乖乖地就范；对于那些矢志不渝、之死靡它的清醒者、叛逆者，杀无赦。李贽就是这样的靶子，布鲁诺也是。

（2003年）

广陵散

魏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动荡时期。攘夺、变乱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统治集团内部篡弑频仍，政权更迭繁复，战乱连年不断，社会急剧动荡，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苦痛，士人群体也未能远祸。因此，《晋书》中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当时的社会思想十分错综复杂。一方面是，汉末以来，曹操四次下求贤令，实行“唯才是举”的政策，即使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盗嫂受金”，甚至“不仁不孝”者，只要有才能，都可以推荐上来，委以重任。这种由道德至上到重才轻德的转折，无疑成了魏晋时代思想解放的先声。

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世家权贵操纵着遴选人才大权，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悖理现象。先赋角色深受世人景慕，而成就角色却极少出头机会，在整个社会造成了价值观念的误导，鄙薄事业、轻视功利的思想泛滥。这两种趋向，看似矛盾、交叉，实则殊途而同归，都有助于以崇尚老庄，任放不羁，遗落世事为特征的“魏晋风度”的形成。

由于思想通脱，废除固执，“遂能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入”（鲁迅语）。社会秩序解体，儒家礼法崩溃，经学独尊地位已经动摇，玄名佛道，各派蜂起，嘘枯吹生，逞辞诘辩，呈现出“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思想多元化的局面。

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语）。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蔑视礼法，荡检逾闲，秕糠功名利禄，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滋生了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的萌芽。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其代表人物。

阮籍尝登荥阳广武山，观楚汉战场，慨然叹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自然是话中有话：一则借助谩骂以玩弄权术起家的刘邦，影射那些包括司马氏在内的得势于一时的风云人物；二则也是愤激于生当乱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们这些名士空负英雄之志，而无由酬其…夙愿。

按常礼，母丧期间必须茹素，但阮籍偏偏大啖酒肉。《礼记》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经常与嫂子聊天，其“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耶？’”邻居家的妻子有美色，在酒店里卖酒。阮籍喝醉以后，就睡在这个女人身边，完全无视儒家“男女之大防”。女人的丈夫起初有些怀疑，暗中观察阮籍的行为，但始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良企图。

他就是这样毫无顾忌地与纲常、礼教对着干，明确地说，君子之礼法乃天下摧残本性、乱危社会、致人窒息之术。阮籍和嵇康率先举起张扬自我、反对名教的大旗。阮籍辛辣地讽刺说，礼法之士如裤中之虱，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嵇康则响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

如果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与司马氏统治集团开展斗争的一种形式。鲁迅先生指出，魏晋以孝治天下。因为他们的天位乃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则立脚点不稳，立论既难，办事也棘手。于是，他们倡言以孝治天下，把名教作为剪除异己，巩固政权的工具，充分暴露了这种名教与礼法的虚伪性。阮籍、嵇康等公开抨击名教，蔑视礼法，无异于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司马氏，当然要引起当权者的忌恨。

特别是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他“纵逸日久，情意傲散”，又读《庄》、《老》，就更加放纵而毫无拘束了。上进求荣的心，一天天地低落；而放任本性、不愿做官的情怀，倒是与日俱增。就好像飞禽、野鹿，小的时候进行驯养，容易服从约制；待到长大以后，你再把它束缚起来，那就必然急遽四顾，横踢乱蹦，即使给它戴上黄金打制的马嚼子，喂它美味佳肴，它也会愈加想望高大的树木，怀念丰茂的野草。信中列举了“七不堪”、“二不可”，来说明做了官就会妨碍个性发展与个人自由，实际是表明不肯为司马氏卖命的心迹。这封通信无异于一篇与当权者彻底决裂的宣言。

他在《卜疑》一文中更加露骨地讲：人们都说商汤王、周武王用兵的功劳有多大，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如何好，尧舜禅让之德多么美，孔老夫子的话怎样有理，依我来看，这一切都是虚伪的。此时的司马昭正在标榜自己武功盖世，辅助魏帝多么忠心耿耿，暗地里却处心积虑地筹划着如何搭设“受禅台”。嵇康上面那番话，针锋相对，恰中要害，不啻一记响亮的耳光，自然要遭到司马氏集团的痛恨。

鲁迅先生说过，“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而“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会平安”。这样，迟早也会找出一种借口、安上一个罪名，一杀了之。嵇康的结局正是这样。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鲜血淋漓的教训，造成那些名士、畸人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有意无意地出现一些畸形的变化。他们的人生以悲剧垫底，但却表现出常人所难以理解的旷达和潇洒，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加之，伴随着旧的权威思想的崩溃，人们在信仰、追求、价值取向方面失去了依归，经常陷于精神空虚与紧张、焦虑、孤独之中，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和联系纽带的断裂。阮籍有一首《咏怀诗》，对他内心的苦闷和临深履薄的心态作了最生动的揭示：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竹林名士经常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这是他们思想、性格上的外在表现的重要形式；而全身避祸，醉以忘忧，“欲将沉醉换悲凉”，则是其深层的考虑。对此，宋人叶梦得看得最清楚，他在《石林诗话》中指出：“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司马昭为了把阮籍拉到自己身边，要娶他的女儿作儿媳。阮籍却不愿攀上这门亲戚，但又不敢公开拒绝，就从早到晚喝酒，醉倒就睡，睡醒又喝，连续醉了六十天，媒人无可奈何，不得不怅然走开，司马昭也只好作罢。

刘伶更是出名的酒鬼，经常豪饮，任性放纵，有时在屋里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别人看见了加以讥讽。他却说，我把天空和大地作为屋宇，把房舍作为裤子，诸位先生怎么跑到我的裤裆里来了？他在散文名篇《酒德颂》中说：“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惟酒是务，焉知其余”。

山涛“至八斗方醉”；阮咸饮酒“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他们借助酒力来表达对当权者的蔑视与反抗，摆脱世俗礼制的束缚。其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乐趣，不过是一种无奈与无聊…罢了。

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呈现出多元、混乱、无序、开放状态。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是儒学的禁锢渐近衰弛，个体的智慧才情得到了充分的承认与重视。文人、学者们开始集中地对人的个性价值展开了探讨与研究，个性解放的浪潮以锐不可当之势，冲破了儒学与礼教的束缚。一时，思想空前活跃，个性大为张扬，防止了集体的盲目，增强了创造、想象的自主性，开始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又兼各民族之间战事连绵，交流广泛，作家、诗人生计艰难，流离转徙，丰富了阅历，深化了思想，从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

时代的飙风吹乱了亘古的一池死水。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文学的大幸、美学的大幸，成就了一大批自由的生命，成就了诗性人生。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迸射出生命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值得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生命自由的时代，留下了文化的浓墨重彩。清代诗人赵翼在《题元遗山集》中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之句，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道理。当然，这也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伟大诗人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魏晋文化跨越两汉，直逼老庄，接通了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血脉，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行动起来，自觉地把对于自由的追寻当作心灵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飞扬。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魏晋时代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更感到审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灵的驰骋，是一个多么难以企及的诱惑啊！

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范文澜语）由于曹氏父子倡导于上，加之本人都是大文学家，当时又具备比较丰裕的物质生活和有利的创作环境，那些饱经忧患、心多哀思的文士们，创作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于是，建安才士源源涌现，多至数以百计，他们的诗赋骈文，特别是以曹植为代表的五言诗，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邺下风流在晋多”。西晋一朝，动乱不宁，为时短促，但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却是巨大的。钟嵘说，太康（晋武帝年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亦文章之中兴也。一时文华荟萃，人才辈出，流派纷纭，风格各异。继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之后，活跃在文坛上的正始诗人、太康诗人、永嘉诗人，薪尽火传，群星灿烂。

尤其是以赋的成就为最大。左思《三都赋》一纸风行，时人竞相传抄，遂使洛阳纸贵。陆机的《文赋》，不仅是一代文学名作，而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献。竹林七贤多有名篇佳作传世，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他们的《咏怀》诗、《大人先生传》和《幽愤诗》、《与山巨源绝交书》，一直传诵至今。“金谷二十四友”中为首的潘岳，与陆机齐名，是“太康体”的代表性作家，为西晋最有名的诗人，三首《悼亡》诗，笔墨之间深情流注，真切感人。

魏晋时的史学、哲学、书法艺术成就可观。陈寿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被历代史家誉为最好的正史之一。西晋玄学、佛、老，对后世有颇深的影响。嵇康、邯郸淳等书写的古、篆、隶《三体石经》，乃世所罕见的书艺珍品，钟繇的楷书也是独擅盛名。

就在那些王公贵胄、豪强恶棍骸骨成尘的同时，竟有为数可观的诗文杰作流传广远，辉耀千古。这种存在与虚无的尖锐对比，反映了一种时代的规律。

事物总是错综复杂的，上下相形，得失相通，成败相因，利弊相关。人的一切社会成就的获得，往往会造成他作为个人的某些方面的失去；而表面上看来是失败的东西，其反面却又意味着成功。从社会时代来考究，嵇康、阮籍等人都是失败者，都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但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看，却又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魏晋故城遗址东面，建春门外一里多路的东石桥南有个马市，旧称东市，是魏晋时期行刑的场所。这次，我特意到那里转了转，已经是荒草没胫，面目全非了。当年，嵇康临刑前，曾把他的琴要过来，坐在地上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亲友们听了那激昂、凄厉的琴声，个个泣下不止。嵇康只是长叹了一口气，说：这支曲子是一位老先生教给我的，当时我们在旅途中，同住一间客栈。他再三嘱咐我，不要另传他人。可惜，从今以后，它就将失传了。有人考证，这个《广陵散》原是一首古曲，内容是表现战国时期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兼中韩王的。临死时，嵇康还要奏这种曲子，说明他胸中的愤懑不平之气，该是何等强烈。

嵇康殁后，在缅怀他的诗文中，最撼人心弦的当推向子期的《思旧赋》。嵇康被杀，他的好友向子期再也无法隐居了，只好出来入仕，投到司马氏门下。这天，他归自洛阳，路过嵇康的山阳故居（在今河南修武县），触景伤怀，写下了正文只有二十四句的小赋。在那闪烁其词、欲说还休的寥寥数语中，人们感受到一种欲哭无泪、深沉得近于心死的悲哀。其中有这样的话：“叹《黍离》之悯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蹰。”竟将区区山阳故居的荒凉，与周室、殷墟之破败相提并论，显现出向子期的深沉的故国之思和对从前隐逸生活的眷念。

（2008年）

其人与笔两风流——随园老人札记

“随园老人”是谁？清代的著名诗人和散文家袁枚也。他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是他晚年自己起的号。

他出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在嘉庆二年辞世，身历康、雍、乾、嘉四朝，活了八十二岁。他这一辈子活得十分滋润——从心所好，诗酒风流，放浪不羁，畅怀适意。为此，他更以“古之达人哉”自命。

清代大诗人、与袁枚齐名的性灵派主将赵翼《读随园诗题辞》有句云：

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

作宦不曾逾十载，及身早自定千秋。

好友商宝意做诗颂赞他：

过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

领取十年卿相后，幅巾野服始相应。

可说都是恰当而准确的定评。

一

说起袁枚的“做宦”生涯来，是蛮有趣味的。他在十二岁这年，即和私塾的老师一起中了秀才，二十三岁中举，次年就成了进士。金榜高中，那种惊喜之情，他都写进了诗里：“道逢报捷者，惊喜如雷颠。疑误复疑梦，此意堪悲怜。”他对未来的仕宦生涯、锦绣前程，充满了渴望与信心。这在他的诗句中表露得十足的充分：

宴罢琼林有所思，曲江风里立多时。

杏花一色春如海，他日凌霄哪几枝？

中了进士，他又回乡完婚，娶了幼时聘定的王氏。“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真是喜上添喜。旧时代把中进士叫“大登科”，把娶媳妇叫“小登科”。袁枚此刻正是“大登科后小登科”，得意达于极点。

按照当时规矩，中进士后，年轻而又才华出众者，可以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这叫“选馆”。一般为期三年，其间由翰林中的教习授以各种知识，然后进行考核，称为“散馆”。成绩优异的正式成为翰林，叫作“留馆”。也是物极必反吧，袁枚般般如意，偏偏在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期满考试中砸了锅。他不是砸在诗文上，而是考满文翻译时，由于对“蝌蚪文”没兴趣，在“龙筋标万字，鸟篆斗千行”的满文面前，考了个最下等。这样，他就只有“外放”了——到地方去担任知县一级的地方官吏。前后在江苏的溧水、江浦、沐阳、江宁，当了七年县令。

原来一路春风得意，于今美梦成灰，由“一日姓名京兆举”，“今朝身到蕊珠宫”，到“花总一般千样落”，“玉颜如此竟泥土”，落差如此之大，自是心中郁塞，万分沮丧。一些朋友也为之惋惜。在他南下履新、就职时，赋诗送行者有之，劝慰、鼓励者亦有之。袁枚赋诗四首作为奉答，有句云：“三年春梦玉堂空，珂马萧萧落叶中。生本粗才甘外吏，去犹忍泪为诸公。”“三生弱水缘何浅，一宿空桑恋有余。手折芙蓉下人世，不知人世竟何如。”

“生本粗才”云云，看似自谦，实则是发牢骚，但又不敢深说、点透；“弱水缘浅”是说无缘玉堂金马、留任翰林；“一宿空桑”，这里有个典故，佛家说，头陀不三宿空桑——修行的人在同一棵桑树下驻留，不能超过三宿，否则就会产生留恋之情。“人世何如”，是说从朝廷外放到县里，等于从天上贬到人间，而“人间世”是矛盾复杂，水深莫测的。

在前往溧水赴任途中，赶上了一场弥天大雾，他吟出“前程原是梦，何必太分明”的诗句，充分反映出他的失落情绪，已经埋下了日后辞官归隐的伏笔。

这次的挫折，对于他影响至深。尽管七载知县生涯，也还是做了许多实事，留下了善政美名，但终究心有不甘。特别是做江宁知县时，吏部尚书尹继善，曾举荐他为江苏高邮太守，但由于他曾遭到恩师史贻直“未免风流”的批评，结果，被吏部驳回未准。袁枚心中十分不快。这时，碰巧遇上他的母亲患病，他便递上辞呈，解职回家奉亲去了。这年他三十…三岁。

关于辞官的真实心理，他在一封私人通信中有所披露，说是：如果真是为民劳苦，自己心甘情愿；可是，现在，奔波趋走，不过是拉关系，走后门，送往迎来，为大官做奴才，实在是没意思。他还写过一首名为《俗吏篇》的诗，把俗吏参谒高官、应对宾客、簿书烦琐、公事侜张的场景，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天性爱好读书的他，面对这种情况，简直是一天也受不了。他说：自从当官，整天忙于公务，“每过书肆，如渴骥思泉，身未往而心已赴”。

不过，由于家境的紧迫，特别是师友劝驾、各方催促，四年后，他再度出山，到陕西一个县里担任知县。可是，不久，就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他丁忧回到南京。从此下定决心，再不出仕。尽管师友多次催促、劝驾，但他归隐之意已决。他特地将这种心情说给知心朋友、洪洞县令陶西圃：

仆已挈家入山，随园构草屋数间，畜五母之鸡、二母之彘，采山钓水，息影蓬庐。从此，永赋遂初，虽韩白按剑于前，苏张巧说于后，必不出雷池半步矣。

可见其辞意的坚决。

文中，“畜五母之鸡，二母之彘（猪）”，说的是在家养母鸡、母猪，典出《孟子》。“永赋遂初”，古时做官的人弃官回家，称作“遂初”，意为遂了他当初不愿出仕的心愿。“韩白按剑”，这是说对他动武——汉朝的韩信、战国时的白起都是武将。“苏张巧说”，是说对他巧言相劝——战国时的苏秦、张仪都是有口才的辩士。“雷池”，水名，在安徽望江县。古人说，不走出这个地方，叫作“不越雷池半步”。

这样，仕途到此，便告终止。他对比去官前后的心情：“枥马负千钧，长鞭挟以走。一旦放华山，此身为我有。”无官一身轻，“仰视天地间，飞鸟亦徐徐”，心中十分畅快。而当回想起昔日的仕宦生涯，犹心有余悸：“山人一自山居后，梦里为官醒尚惊。”

尔后，他便过上了四十五年的隐居生活。

二

他的隐居生涯，更是内容丰富，极饶情趣。

他自拟了这样一副对联：

不作高官，非无福命只缘懒；

难成仙佛，爱读诗书又恋花。

不能够“兼济天下”，那他就“独善其身”。仕宦这条路，他不想走了；隐居之后，他的人生目的，可以用“享受人生”四个字加以概括。具体内容，排成顺序，无非是：读书写作、饮食男女、恣情山水、营造园林。现在，从后往前说。

三十三岁那年，他用三百两银子，买下了康熙年间织造隋赫德的私家园林，易“隋”为“随”，名之曰随园。他看重这里的文化底蕴，有诗为证：

人好土亦好，一墩属谢公。（园基即东晋太傅谢安的谢公墩）

青莲（李白）悦其景，慨然思送终。

舒王（王安石死后谥舒王）争其台，欲住愁雷同。

我领石城尹，颇有晋人风。

但是，到手之日，园倾且颓，百卉芜谢，破败不堪。袁枚下了很大功夫，对它加以整修、改造。在他自撰的《随园记》中，有如下记载：

随其高，为之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异其义。

这里有两个词语需要解释一下：“为设宦窔”——在房屋的东北角与东南角，分设厨房与厕所；“莫之夭阏”——没有改变固有的山势。

尔后，又做过三次改造。由于怀念故乡杭州西湖，故“每治园，戏仿其意，为堤为井，为里、外湖，为花港，为六桥，为南峰、北峰”，从而居家中如居西湖，居他乡如在故乡。园内景观由最初的二十四景，踵事增华，逐步扩展，增加到四十六景。园的四周没有筑墙，游人可以自由参观。每逢秋日，各地应试的举子和商贾云集园中，游客多达万数。可惜的是，这样美好的景观，未能保存下来，在随园老人去世后五十五年，太平军攻陷南京，随园被毁于战火。老人临终前，曾作诗留别随园，也可说是一语成谶：

转眼楼台将诀别，满山花鸟尚缠绵。

他年丁令还乡日，再过随园定惘然。

“丁令”，指汉时的丁令威。传说，他曾在千年后化鹤归来。

修造园林，给随园老人造成巨大的负担，但也带来无穷之乐趣。园成之日，他即将老母亲从杭州接来南京，住进园内，尽其孝亲迎养之责。这样，一直到他六十三岁那年老母去世为止。

随园老人还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由于他视饮食之道为学问、为艺术，对饮食文化富有研究，凡与友人聚会，尽“以枚为饮食之人，引为上座”。而他也特别留心饮食技术，只要在哪里吃到了美食，事后一定派遣厨师，执弟子之礼，前往学习、就教。他把这些经验、技术，一一收集、整理出来，编纂成《随园食单》，系统地论述了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制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方面。里面既阐述一些烹调理论，更多的还是方法、技术的介绍，非常适用。他对烹饪学有很深的研究。王英志教授在《袁枚评传》中，将它归纳为烹饪思想及饮食五戒与厨师三戒。

袁枚的烹饪思想有四：一曰求精，主要反映在选物与配料上。他认为，“厨者之作料，如妇人之衣服首饰也。虽有天姿，虽善涂抹，而敝衣蓝缕，西子亦难以为容”。二曰食物的独立品性，以显示其独特风味。他批评“俗厨动以鸡、鸭、猪、鹅一汤同滚，遂令千手雷同，味同嚼蜡”。三曰重搭配，体现烹饪艺术的辩证关系。“要使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他还提出美食须与美器搭配的观点，一席佳肴，“惟是宜碗者碗，宜盘者盘，宜大者大，宜小者小，参差其间，方觉生色”。四是对烹饪成品菜肴的要求，讲究鲜嫩、清淡、细腻等。

三

“红粉青山伴白头”，这是对随园老人晚年享受生活的极好的概括。

他有一种强烈的烟霞痼癖，即所谓“采山钓水”，壮游天涯。当然，这需要具备三项基本条件：一是有钱。先生多年来，以地主、文人、出版商、教师等多重身份，取得多种收益，积攒了不少资财；二是有闲。应该说，这是随园老人辞官之后最足以骄人耀世的一种优势。三是有健康的体魄。直到八十岁，老人仍然拥有充沛的体力、脚力和精力。

他的出游分长短两途。中年时节，是短途旅行，主要以南京为中心，往返于杭州、苏州、扬州之间。除了领略江南旑旎风光，如邓尉探梅、太湖泛舟、扬州揽胜、西湖观景之外，主要是人文方面的诗友聚会、觞咏酬答。足迹所至，都留下了大量的诗文。

而名山大川，更是随园老人的至爱。这样，十三年间，就有了几次长途的旅游，遍游安徽、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对此，王英志先生在《红粉青山伴歌吟》一书中，作了翔实的记载——

随园老人第一次出游，到了天台山、雁荡山、四明山、雪窦山，范围主要在浙东一带。先到杭州，然后沿着“唐诗之路”，乘船沿钱塘江、曹娥江、剡溪南行；再舍舟登陆，经李白梦游的天姥山，再登天台山、赤城山，登上一千多米高的主峰华顶峰，游了石梁飞瀑。在建于隋唐的国清寺遇见寂明上人，口吟：“逢僧我必揖，见佛我不拜。拜佛佛无知，揖僧僧现在。”然后又继续前行，游了温州地区的雁荡山，处州的黄龙山，缙云的仙都峰。一路上，主要景点无一遗漏。这一年先生六十七岁，整整出游了四个月。

第二年，又作黄山之游，登了主峰之一的一千八百多米的光明顶。在登始信峰时，临风立于接引崖峭壁，下视深不见底之溪壑，说是“坠下亦无妨。因为无底，飘飘然，尽可求片刻飞仙般的快活”。接着，又去了九华山，前后耗时两个月。

第三次出游，是去广东端州，时年六十九岁，行期将近一年。临行时有诗：

三年游屐未曾停，又作珠江万里行。

老骥不知筋力减，闲云只觉往来轻。

先是溯长江而上，登小姑山、庐山、五老峰，转到陆路后，过梅岭、韶州，登丹霞山，未见石碑遗迹。老人发表了精确的见解：

雁荡山自南宋才开发，故无唐人题名；黄山自明代开辟，故无宋人题名；丹霞山国初开发，故连明碑亦无。自大禹治水遍行九州，至今已四千余年，但名山大川还颇多未开发者。这使人联想到，山川尚且如此，那么，圣人经义更无津涯，其未阐发者亦多。如果因为前贤曾作疏解，就阻挡后人不许再添新说，那实在是浅陋无知，不足为训。

尔后，又游了七星岩、合掌峰、罗浮山；然后由端江乘船，经阳朔，到桂林。这里是他五十年前的旧游之地，般般重睹，恍如隔世。

七十岁后，先生又有几次出门远行。先是游览了武夷山，七十七岁、七十九岁，曾再游天台、三游天台；直到八十岁，还出游杭州、苏州。

他颇以此自豪，有诗云：

自觉山人胆足夸，行年七十走天涯。

公然一万三千里，听水听风笑到家。

对于袁枚来说，造园、美食、壮游之外，第四大生活享受，便是风流好色了。正如他在《自嘲》一诗中所说的：“有官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

先生虽然生在清代中期，所受教育、思想熏陶、家庭与社会影响，都是封建礼教那一套，但他偏偏能够跳出藩篱，冲破禁锢。当时，称作通脱，今天看，也就是思想比较开放，特别是在男女之爱上。他还有一套…高论：

怜香惜玉而不动心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动心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人非圣人，安有见色而不动心者？其所以怜香惜玉者，人异于禽兽也。世之讲理学者，动以好色为戒；则讲理学者，岂即能为圣人也？伪饰而作欺人语，殆自媲（比）于禽兽耳。世无柳下惠，谁是坐怀不乱？然柳下惠但曰不乱也，非曰不好也。男女相悦，大欲所存。天地生物之心，本来如此。卢杞家无姬妾，卒为小人；谢安挟妓东山，终为君子。好色不管人品，何必故自违言哉！

卢杞，唐朝大臣，为人阴险狡诈，居相位期间，害能忌贤，先后陷害颜真卿等。谢安，东晋名士，当过宰相。声名甚高，被推崇为江左“风流第一”，世人皆称“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为了满足其好色贪欢之欲，他以没有子息接续香火为名，在结发妻子之外，从四十岁到七十四岁，先后娶了六个小妾；年轻时，更是冶游放荡，曾到妓院寻花问柳、买春猎艳，显然，“求子”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这也是他遭人诟病、饱受讥弹的一个主要方面。

和这种好色、放浪不同，出于对才女的爱惜与欣赏，他从出任江南县令到辞世之前，一直坚持招收、教诲、培养女弟子，直到临终那一年，他还接纳了五名受教者。总数在五十名以上。女弟子中，大量是江南名士或者官吏的妻妾、女儿，还有来自云南、福建、东北等地的女性才人。作为中国诗坛上少见的女性创作群体，她们擅诗文，爱书画，其实力之强、成就之高，广受世人关注，成为清代文坛上的一桩盛事，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

四

随园老人风采特异，才华出众，自成一派，不拘泥于礼教，一生喜欢园林、讲究美食、性耽山水、酷爱佳丽，说“其人风流”是确当、中肯的。那么，赵翼说“其笔风流”，又何所指呢？恐怕主要是因为他在自道其诗时，强调“专主性灵”，“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提出了“性灵诗说”，开创了“性灵诗派”。而所谓“性灵”，就是既本乎性情，又注重灵机、灵悟、灵思，即灵敏的审美感觉、灵巧的想象、构思，以及由感觉得来的独到见解。

体现在诗歌写作与欣赏上，他把“情”摆在首位，以情为经纬，与情相终始，视情感为诗的原动力。他说：“诗，性情也”，“性情以外本无诗”，“诗，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他主张诗应依情感的浓淡、厚薄来定其品位，“诗情愈痴愈妙”。他要求“情，如雷如云，弥天塞地，迫不可遏”，要滂沛充盈，激切、饱满。

他认为，诗之有情如花木之有根，无本之花木，顷刻凋谢，了无生趣。他有一个比喻：“作诗如交友也，倘朋友相见，终日一味寒暄通套语，而不能听一句肺腑之谈，此等泛交，如何可耐？”

他特别强调“情真”，认为诗歌是内心的声音，是性情的真实流露，应该坦露思想，直抒胸臆。他有一首七绝《儿须》，实际是写老母亲的：

手制羹汤强我餐，略听风响怪衣单。

分明儿须白如许，阿母还当襁褓看。

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对待须发已白的儿子，还像他在襁褓中那样，亲手做汤给他吃，稍微听到一点风响，立刻埋怨儿子穿得单薄，要他快加衣服。描情拟态，真真切切，异常感人。

其次，凡主真情，一定都强调个性，强调情感的“唯我性”。袁枚正是如此。他认为，“做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反对无病呻吟，反对模拟、应付、堆砌。他特别看重那些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实感受、情趣和识见。王英志先生在《袁枚评传》中，引述《随园诗话》中的一段话，并做了精彩分析：

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毕秋帆中丞家漪香夫人有《青门柳枝词》云：“留得六宫眉黛好，高楼付与晓妆人。”是闺阁语。中丞和云：“莫向离亭争折取，浓云留复往来人。”是大臣语。严冬友侍读和云：“五里东风三里雪，一齐排立等离人。”是词客语。

同一题材的诗，不同的人写，反映出各自的身份、个性、胸襟。夫人的“闺阁语”，显示其妩媚爱俏的个性；中丞的“大臣语”，显示其仁厚大度的个性；学者的“词客语”显示其多愁善感、情感丰富的个性。个性化与独创性是相通的。

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独创性是从对象的特征来的，而对象的特征又是由创造者的主体性来的。”主体性表现为诗人独自具有的思想、阅历、情感、生活的积累，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并有其独出心裁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法。袁枚有一句名言：“诗宜自出机杼，不可寄人篱下。譬做大官之家奴，不如做小邑之簿尉。”

其三，与个性化相联系，性灵诗说主张诗人必须有独创性，要有独特的审美感受与认识，要提倡艺术表现的独创性。“取前人所没有说过而说之”，“出奇以制胜”。袁枚晚年游雁荡山，题《卓笔峰》七绝：可视为其诗论主张的具象化。

孤峰卓立久离尘，四面风云自有神。

绝地通天一枝笔，请看依傍是何人！

他还有一首《谒岳王墓》的七绝：

不依古法但横行，自有云雷绕膝生。

我论文章公论战，千秋一样斗心兵。

岳飞用兵如神，论战有言：“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袁枚论诗文创作，同样主张“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因此说，“千秋一样斗心兵”。

其四，要有情趣、风趣、生趣。这也是性灵派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翻开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充满情趣的诗随处可见，引人不断发出会心的微笑。他写老态：

作字灯前点画粗，登楼渐渐要人扶。

残牙好似聊城将，独守空城队已无。

“聊城将”是个典故，齐将田单势如破竹，一直打到聊城城下。燕国大将负隅顽抗，攻城久不能下，鲁仲连透彻了解燕将的性格、心理，写信进行攻心，燕将羞愧自杀，聊城成了空城。

议论、评判、思辨之类的诗，很不容易写得形象、生动，且看随园老人题为《遣兴》的论诗诗：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阿婆，诗人自称。笄即簪子。初笄，俗称“上头”，为汉民族传统女孩的成人礼，一般在十五岁举行。题材内容是论述诗文的写作与修改，却以少女梳头、“初笄”的形象出之，十分生动有趣。

袁枚的性灵说和《随园诗话》，声闻超绝，名满天下。时至今日，仍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和较高的认识价值。尽管《诗话》与诗作均不无可议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一代诗坛盟主，袁枚应该说是一位有功于中国诗坛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的真才子、大诗人。

（2012年）

深于情者

一

解读诗人，有读诗和读人两层内涵；读的途径也有两条：一条是因人而及诗，比如曹操，我就是先知道这个历史大名人，尔后才找来他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另一条路径，是由诗再到人，应该说，这类情况比较多。对于黄仲则，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三十多年前，偶然从报刊上看到一首清人黄仲则《别老母》的七言…绝句：

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

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看到这涌动着灼灼真情、凝结着生命体验、纯然发自肺腑的诗篇，当时觉得全身打个激灵，不禁凄然泪下。“搴帷拜母”，“白发愁看”，此情此景，宛然如在目前。立刻，我就联想到自己的远在外地的耄耋之年的老母亲，马上写了一封问候老人家的信。

回转头来，我就产生了要认真地解读一番黄仲则的愿望。

刚好，那时我有江苏常州之行，知道黄仲则隶籍常州，便抽暇去了他故居所在的马山埠。记得那里坐落在市中心繁华商业街的后面，巷子不怎么宽，故居房子十分破落，仅存了一间，白色的山墙突兀地立在那里，十分显眼。房子前面，还有个不大的庭院，于今荒草离离，看了顿生苍凉、凄婉之感。

故居名为“两当轩”，诗集也叫《两当轩集》。叩其缘由，问过几个人，都莫知所以。后来，看到羊牧之先生的《“两当”一解》，说是由于黄氏家贫，没有书房，便以厢房当作书房，复当卧室，故名“两当”。是耶，非耶？

这次访问，留下的总体印象，就是诗人生涯拮据，家境贫寒，穷愁潦倒。这样，再联系到他的诗章的内容、风格，理解便深化了一步。

二

黄仲则，名景仁，乳名高生，因为他于乾隆十四年出生在江苏高淳的学署。那时，祖父黄大乐在高淳县学担任训导，子女随行。四岁时候，他的父亲早逝；到了七岁，便随祖父回到了常州（那时叫武进）故里。十二岁前，祖父、祖母、兄长又相继去世。门衰祚薄，伶仃孤苦，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

那首《别老母》，当是一个严寒的冬日，离开常州到安徽太平时所作。那一年，他二十三岁。离家后不久，到了除夕，他又写了一首怀念母亲的七律，中有“卄载偏忧来日促，一身但觉负恩多。遥知慈母尊前意，念子今宵定若何”之句。读来，同样令人亲情涌荡，九转肠回。

就在这次写作《别老母》的同时，诗人还有一首《别内》诗：

几回契阔喜生还，人老凄风苦雨间。

今夜别君无一语，但看堂上有衰颜。

十九岁那年，他与赵姓女子结婚。几年过后，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外出“作稻粱谋”，抛妻别母。就在这次同妻子依依惜别之际，仍然是殷殷以照看好老母亲相嘱。

仲则给妻子还写过一首词：《踏莎行·十六夜忆内》：

珠斗斜擎，云罗浅熨，蟾盘偷减分之一。重圆又是一年看，明年看否谁人必。 今夜兰闺，痴儿娇女，那知阿母消魂极。拟将归棹趁秋江，秋江又近潮生日。

当时，他在安徽朱筠幕中，时年二十四岁。家中儿女成双，留得妻子一人奔波劳碌，心中感到愧疚。上阕写中秋之夜刚过，银盘初减，若要重看中秋月圆，还要等待一年；只是不知明月明年谁来看了。下阕说，痴儿娇女怎知阿母的辛酸劳苦。自己本想趁着秋江潮涨，回去探家，无奈路阻潮高，而且，宦囊羞涩，又拿什么给家人呢？

又过去六年，他在顺天府（北京）迎接秋天的乡试，就便把老母亲从江南接了过来，眷属也随侍北行。《移家来京师》一诗，对此有所记载：“四海谋生拙，千秋作计疏。暂时联骨肉，邸舍结亲庐。”但是，北方秋季寒凉，心中不能不挂念着老母和妻儿适应不了此间的气候：“全家如一叶，飘堕朔风前”，“预恐衣裘薄，难胜蓟北寒”。

在《都门秋思》四首七律中，他深情无限地写道：

……

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

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以“寒甚”与“愁多”，领起后面两句感人至深的掏心掬肺之言，令人加倍伤怀，加倍同情，加倍感动。杜甫诗中有“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句，这里借用来说明凄寒困顿的外部环境。下句则借用汉代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刻画诗人的悲凉愁苦的心境。

组诗中还有“一梳霜冷慈亲发，半甑尘凝病妇炊。为语绕枝乌鹊道：天寒休傍最高枝”之句，同样是满蘸着泪血、饱蕴着苍凉的至性至情的文字。“天寒休傍最高枝”，富含哲思理蕴，发人深省。

三

黄仲则确实是“深于情者”。他的诗不仅吟咏了牵肠挂肚的亲情，还描写了使他终生难以忘怀的初始的恋情。

少年时，他和表妹曾有过一段痴情悱恻的热恋，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对情人未能成为眷属。这个小妹妹远嫁多年之后，有一次，在她儿子的汤饼宴会上，与表兄仲则偶然相遇，她流露出旧情未忘的惆怅情怀，引起诗人无限的追忆与感伤，遂作《绮怀》七律十六首。下面是其中的第十…五首：

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缠绵思尽抽残茧，婉转心伤剥后蕉。

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

“绮”是一种美丽的丝织品。“绮怀”意为美好、艳丽的情怀。而眼下这种美好、艳丽，却来自一种爱情的失落与绝望，因而尤其凄婉动人。

写作这组诗时，诗人二十七岁，当时正在安徽寿州教书。不堪孤馆寂寥，充满人生感慨。追忆那失去已久的青春绮梦，心中自有无限的悲怆。正如法国著名诗人缪塞所说：“最美丽的诗歌也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黄景仁的这首《绮怀》，也正是因为这种绝望与清纯，而更加富有魅力。

诗中说，当年我多少次坐在花树下吹箫，通过箫声来向她倾诉心中的爱情。汉代风流才子司马相如不就是“琴挑”卓文君么，还有那秦代的箫史与弄玉，也是凭着一支箫管成就了良缘，那是多么富于浪漫的色彩啊！然而，现实生活留给我的只是一片怅惘和终生的遗憾。红墙近在咫尺，却有如远不可及的九霄云汉。泰戈尔有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明明心中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绝望。绝望，绝望，贯穿始终的就是这条绝望的愁丝恨缕。

诗人说，已经过去的原本应该让它过去，万万未曾想到，多少年后，因着一场邂逅，这青春的恋情又翻腾起来，搅得我再也无法平静下来。清夜难眠，只好走出户外，在皎洁的星月交辉下，踯躅，徘徊。他一边涵泳着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的诗句，一边想着，自己当年不也曾与热恋中的她，幽会于“画楼西畔桂堂东”吗？可是，诗人马上就从惝恍迷离中醒转过来，喟然发出一声长叹：星辰依旧，可是，毕竟不是当年那温馨旖旎的夜晚了。记得当年那个夜晚，两人依偎着，无比亲昵，热烈，竟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可是，现在，却只身鹄立于风露之中，这又为的是…谁呢？

不过，诗人自己也感到惊奇，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那段为时暂短的恋情，竟然令人如此刻骨铭心！如今，缠绵的情思已经像春蚕那样吐尽了，这颗心哪，也像芭蕉一样被一层层剥光了叶片，眼看就要枯萎了。

最后，又重新回到记忆之中，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正是自己十五岁时，一个月圆之夜，她深情地斟给我一杯美酒，我完全喝掉了；直到多年后的今天的夜晚，我似乎仍旧陶醉在酒的香醇、情的温馨里。只是，往者已矣！今生今世，怕是再也不可能消受这种甜美的生活了。而那时的美酒，在今夜，早已被酿成苦涩，酿成伤感，酿成悲凉，自斟自饮了。这种苦涩、伤感与悲凉，却是永生永世也无法消除的。

四

黄仲则不仅亲情浓烈，爱情执着，而且在友情方面也特别真挚。由于他家境拮据，生涯愁苦，性格耿介，“一身坠地来，恨事常八九”，在人际交往上，总是落落寡合，孤独内向。但他仍有一些交谊甚厚的知心…朋友。

他与著名诗人洪亮吉，幼小即相识，“我家君家不半里，中间只隔白云渡”（仲则诗句）。并共同在邵齐焘先生主讲的龙城书院受业，先生常亲切地呼之为“二俊”。后来，他们又一齐入安徽学政朱筠幕中，白天同在衙门检校诗文，夜间则共寝一室，饮酒赏诗。仲则经常深夜苦吟，每吟出一首好诗，就把亮吉叫醒品评，一夜数次，甚至吟到天明，亮吉全无烦恼之意。三年后，在回乡共同祭奠恩师邵齐焘时，仲则触景伤情，突然以编印遗集相托。后来，亮吉入陕西毕沅幕，并力荐仲则，毕沅预付五百金，以相资助。第二年，仲则在前往西安的路上，病困于山西运城，亮吉闻讯后，从西安借马疾驰四昼夜，赶到安邑时，仲则已经辞世，仅得以“身后事”相嘱的临终遗札。最后，他扶柩千里，措资归榇于家，葬于阳湖永丰西乡，并撰联以挽之：

噩耗到三更，老母寡妻惟我托；

炎天走千里，素车白马送君归。

这固然体现了洪亮吉为人的至诚至信，从中也能看出黄仲则在交游中的人格魅力。

他与有“骚坛盟主”之誉的随园老人袁枚，很早就订交了，结下了相知相重、终生不渝的忘年知己。袁枚长于仲则三十三岁，却对这个后生推崇备至，视之为“当代李白”，关爱有加。而仲则年少时即闻得先生大名，至为钦慕和崇敬。二十六岁那年秋天，他到金陵参加乡试，随园老人曾热情宴请，但仲则因病未能出席，深以为憾；次年，专诚写了《呈袁简斋太史》四首七律，极尽感激、敬仰之诚。其二云：

雄谈壮翰振乾坤，唤起文人六代魂。

浙水词源钟巨手，秣陵秋色酿名园。

几人国士曾邀盼，此地苍生尚感恩。

我喜童时识司马，不须拥彗扫公门。

首联是对袁枚骚坛地位的肯定与赞颂。颔联说，先生出生于浙江杭州，那里钟灵毓秀，开启词源，化育出诗文巨擘。秣陵即南京，先生在这里构建了一代名园——随园。颈联上句讲先生主盟诗坛，“化育多士”；下句讲先生七年地方任职中造福生民的德政。尾联，具体落实到个人身上，说童年就幸识先生。“拥彗”，成语，典出晋·郭璞《尔雅序》。意为拿着扫帚在人前扫地引路，以示尊重。

仲则在南京时，曾多次造访随园；后来到了北京，还深情怀念随园老人，在《岁暮怀人》组诗中，有一首就是怀念袁枚的，老人十分欣赏，还把它选入了《随园诗话》。诗云：

兴来词赋谐兼则，老去风情宦即家。

建业临安通一水，年年来往为梅花。

三年后，仲则就去世了。袁枚闻此丧讯，非常痛惜，乃作《哭黄仲则》七律以悼之，有“叹息清才一代空，信来江夏丧黄童”，“伤心珠玉三千首，留与人间唱《恼公》”之句。“恼公”，犹言扰乱我的心曲。这里有个典故：与仲则同样英才早逝的唐代诗人李贺，曾有《恼公》诗作。

五

黄仲则幼年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据洪亮吉《黄君行状》中记述：

三月上巳，为会于采石之太白楼，赋诗者十数人，君（指黄仲则）年最少，着白袷（双层衣衫），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遍视坐客，坐客咸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词赋就试当涂，闻学使者高会，毕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未成年男仆）乞（索取）白袷少年诗竞写，一日纸贵焉。

从洪氏生动形象的描绘中，看得出，黄仲则一是年少颖慧，一是诗才敏捷，因而为全场所敬服。他的诗篇，由于人们传抄竞写，竟达到“洛阳纸贵”的程度。

也确实是这样，仲则十六岁那年，应童子试，在三千人中考了个第一，次年即补博士弟子员。但此后，则终生潦倒，困踬穷途，从二十岁到三十二岁，他五应江宁乡试、三应顺天乡试，均未得中。后来通过捐资，勉强谋求一个县丞职位，长才绝慧未能施展于万一。最后，客死他乡，年仅三十五岁。命运老人对于这样一个文学天才，真也够残酷无情的。

但他的诗，却在有清一代，独树一帜，开辟出继屈原、李白之后的又一崭新领域，高踞骚坛上游，影响至大。有《两当轩集》传世。对于他的诗作，年长于他的清代著名学者、《四库全书》纂修官翁方纲曾予以极高评价：“其诗尚沉郁清壮，铿锵出金石，试摘其一二语，可通风云而泣鬼神。”清代学者、文学家包世臣在《齐民四术》中，说黄仲则的诗，“称噪一时，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而另一位清代诗人吴嵩梁，在《石溪舫诗话》中，则认为“仲则诗无奇不有，无妙不臻，如仙人张乐，音外有音；名将用兵，法外有法”。

这里，要特别提到当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的评论：“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现在，人们喜欢谈论亲情、爱情、友情以及人生感悟、人性、命运等话题，我以为，专就这点来说，黄仲则的《两当轩集》也是很值得一读的。

（2012年）

牛渚谈兵不见兵

一

像一匹奔腾不羁的骏马，万里长江挟着巫峡雨、洞庭烟、匡庐雾，穿过楚尾吴头，滚滚东来。进入当涂县境之后，由于天门山的拦阻，又扭转身躯向北狂奔。人们把江东采石矶与北岸和县相对的这一段江面称为横江。李白的诗句“白浪如山那可渡”，“涛似连山喷雪来”，都是写的…这里。

作为金陵的咽喉，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群雄角逐的战略要地，南北争衡的江防要塞、关津渡口，素有“险塞甲于东南”之称。

有人统计，从周灵王二年到清同治二年的两千四百三十三年间，仅附近的芜湖一地，就发生过五十四起大的战役；而采石矶（古称牛渚）还要大大超过此数。最早见于史册的，是发生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吴楚长岸之战。这是一个以智取人、转败为胜的著名战例。

先是楚令尹公子弃疾杀楚灵王自立，是为平王。吴国乘楚之乱，出兵讨伐。平王心衔此恨，整军经武三年，至周景王二十年，乃使令尹阳匄、司马公子舫率舟师伐吴，在长江东岸采石矶至马鞍山一线号称“长岸”的地方，摆开战场。

吴军初战失利，最大战船“余皇”号为楚军俘获。入夜，吴军统师公子光派人潜水往伏“余皇”之旁，然后，率众夜袭楚军舟师。楚军舟师列阵不动，吴军不敢近前，便环绕周边呼叫“余皇”，船上竟有人答应，三呼三应。把守“余皇”的将士因搜寻内奸而自行混乱。吴军遂乘隙袭击，楚军舟不成队，西向奔逃。

此后，战事就像连山列阜一般，绵延不断，史不绝书。其中密度最大，或者说频率最高的时期，是两晋南北朝。

一次，晋武帝与羊祜密谋伐吴之策。羊祜认为，伐吴应借上游之势，遂密令龙骧将军王濬在蜀地治水军，以万余兵士制造舟舰器杖，操练水军三年。280年，“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当日东吴兴于牛渚，此时东吴全局尽输，都与占据或者失去牛渚有重要关系。

应该说，东吴之败，首先是由于长期府库空匮，君臣疑忌，军心涣散使然。但是，西晋、东吴之战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长江控制权的争夺。长江要津，当时有夷陵、江陵、江夏、武昌、巴丘、牛渚等处，对于东吴来说，牛渚作为京都屏障，尤为重要。而开战之初，吴军却主动放弃牛渚，因而造成了羊祜所说的“一处倾坏，则上下震动，虽有智者亦不能为吴谋”的不可收拾的局面。

当然，这是就当时而言。时移世异，史影苍茫，难免如王右军所喟叹的，“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五百多年之后，唐代诗人杜牧，泊舟牛渚，览江山之胜迹，吊晋吴之兴亡，题诗叹曰：“孙家兄弟晋龙骧，驰骋功名帝业王。至竟江山谁是主，苔矶空属钓鱼郎。”

西晋灭吴，天下复归统一，结束了东汉末季以来九十余年的分裂局面，但牛渚的兵战并未就此终止，而是，根盘结错，像絮麻一团，愈扯愈乱。

——“八王之乱”中，晋右将军陈敏据牛渚对岸之历阳叛乱，遣其弟陈宏镇守牛渚，占领江东之地。兵败后，琅琊王司马睿据此，始建东晋基业。

——十五年后，大将王敦叛乱，自芜湖出兵进袭牛渚，攻占石头城，临淮太守苏峻率军入卫建康，平息了王敦之乱。

——而后，苏峻又据牛渚以叛，为陶侃所平息。

——再往后，桓玄篡晋，刘裕讨伐桓玄，都曾攻取牛渚，陈兵采石江边。刘裕小字寄奴，以匡扶功，受东晋恭帝禅让，为南朝第一位皇帝，即宋武帝。八百多年后，南宋词人辛弃疾怀古伤今，以词赞之：“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二

漫步采石矶头，放眼横江两岸，我的脑子里始终萦回着一个问题：那些攻城略地的“一世之雄”，包括“孙家兄弟”、“晋世龙骧”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寄奴，都可谓战功赫赫，名重当时，可是，为什么竟没有几个人留在后人的记忆里？

相反，“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倒是那个名叫李白的无拳无勇的落拓文人，却能在采石江边，独步千古。对此，太白楼一副联语作了更明确的概括：“大江淘尽英雄，诗卷长留天地。”诗人杜甫也有类似的论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究其原因，也许白居易《李白墓》的题诗道出了一丝隐秘：

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

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但是诗人俱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明代文人方孝儒有《吊李白》一诗，讲得更为透彻：

君不见唐朝李白特达士，其人虽亡神不死，

声名流落天地间，千载高风有谁似！

……

我言李白古无双，至今采石生辉光。

嗟哉石崇空豪富，终当埋没声不扬。

黄金白璧不足贵，但愿男儿有笔如长杠。

采石矶一带古墓葬很多，最负盛名的要算青山的李白墓，而且，里面实实在在地埋葬着诗人的骸骨。令人奇怪的是，离它不远的地方，采石公园里还有个李白的衣冠冢。古往今来，这类事例可说是绝无仅有。

原来，对于太白之死，历来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个很流行的传说是，李白身着宫锦袍，醉酒采石矶头，跳江捉月，溺死横江，其衣冠被渔人捞出葬于采石。现今江心洲尚有宫锦村，相传李白衣冠即打捞于此。后来，不少诗人都在诗词中坐实其事。明人邱濬诗云：

当时落水非失脚，直驾长鲸归紫清。

至人虽死神不灭，终古长庚伴月明。

李东阳说得更好：“人间未有升腾地，老去骑鲸却上天。”为此，千百年来，采石矶的衣冠冢与青山的墓地长期并存，同样因墓主李白的高名而声闻遐迩。

这类跳江捉月、骑鲸上天的美丽动人的传说，广泛流传于民间，反映了人们的善良愿望，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位伟大的诗人，不仅为世世代代的文人墨客、达官政要所倾慕，而且，活在广大普通民众的心里。

采石矶另一处著名古墓葬，是早于李白五百多年的三国时期朱然的墓。朱然为东吴名将，身高不满七尺，而容光焕发，胆气过人；品德操守，端正高尚；他战功卓著，北抗曹魏，西拒蜀汉，建安二十四年与潘璋在临沮生擒关羽，官位与周瑜相伯仲。他患病之后，吴大帝孙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宦官、医生，一个接一个，前往探病；药品、可口物，一样接着一样，送进病房。及卒，大帝为之哀恸不已。这在《三国志·吴书》和《资治通鉴》中，早都有详细记载，但是，后来的《三国演义》并没有着力地描写他，致使后世知之者较少。

说来也很有意思，这样重要的一位名将，后世的史学家，甚至当地的父老，竟没有人知道他死后葬在哪里。直到1984年马鞍山市纺织厂扩建厂房时，才偶然发现了他的墓地，无声无息地在地下沉埋了一千七百多年。这与李白墓的红红火火，沸沸扬扬，恰成鲜明的对比。

记得一位著名学者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人观念中，往往有并无事业表现，而其人实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例子，他举了颜渊、伯夷等人。我以为，李白也是。因为“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文化传统中的大人物，他们承先启后，从文化传统来讲，各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

三

士有遇与不遇之别，山川也不例外。滁州的琅琊山，有很高的知名度，一篇《醉翁亭记》使它名满天下，万世生辉。但是，假如欧阳修当年不到滁州，或者虽到滁州却无醉翁、丰乐二亭之记，那么，这座普普通通的琅琊山，就会像它的万千同辈一样，永远不为外人所知。

琅琊山下有个西涧，欧阳修曾说：“西涧无水。”可见宋代就已干涸。但因入了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篇，便与三光、五岳同其不朽。而且营造了一种意境，人们只要想起那草生涧边，莺鸣深树，晚雨潇潇，春潮急涨，一舟浮荡，野渡无人的荒疏、幽静的景致，眼前便立刻展现出一种令人悠然神往的艺术境界。此之谓文章的伟力。

实际上，琅琊名胜的开发始于唐代大历年间，早于欧阳修二百多年，比韦应物题诗也要提前近二十载。唐滁州刺史李幼卿凿石引泉，鸠工建寺，尔后经过数十任州守踵事增华，才有后来的隆兴繁盛。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欧阳修那样，“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也没有留下《滁州西涧》之类脍炙人口的诗章，结果，只能让欧、韦二公后来居上，占尽了风流。

桃花源，不过是陶渊明笔下的一个“乌托邦”，是诗人创造出来的理想国，实际并无其地。但千余年来，人们因文设景，从未间断过对它的寻觅、营造与追求。结果，各地出现了多少个桃花源。湖南不但有个桃花源，连它所在的县都以“桃源”命名；江西也有一个，因为陶公的家乡在那里，又当过彭泽令。两地都说得真真切切，有互不相让之势。其实，真正的桃花源只在陶渊明的心中。不用说这类经文人专门描写过的风光、人物，即使只在某篇名作中被随便点上一笔，有许多人也名传千古了，如刘子骥、滕子京，就是。

联系到这些实例，觉得曹丕说的确是不刊之论：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当然，话又说回来，也并非任何人、任何文都能如此。伟大与永生，总是同社会发展、人类命运这些崇高的事业联结在一起。而且，时间无情，读者无情，留存下来的只能是精品。一部文学史，就是一条巨浪淘沙的大江。面对这“滚滚长江东逝水”，我不禁懔然怵惕了。

（2001年）

皖南杂识

文　脉

在皖南，从宣城到当涂，有一条千古文脉。

南齐的著名诗人谢脁，年轻时生活在建康，自幼接受了那里山川丽景的熏陶。弱冠以后，又广泛地接触了三江、荆楚的山水。三十二岁出守宣城，因为仕途的险恶引起了内心出处、仕隐的矛盾，更加有意识地放情山水。而宣城恰是山水名都，为他的山水诗的创作，提供了富饶的资源，这个时期的诗作，不仅数量颇丰，而且成就巨大。以他的五言诗为旗帜的“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由古体转变为近体架设了一座桥梁；对于盛唐王维、李白、杜甫的诗歌的影响，至为深远。因此，被文学史家看作是一个文学流变的分水岭。

两个世纪之后，诗人李白曾经七到宣城，对于谢脁倾心追慕，写下了“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相去数百年，风期宛如昨”等许多抒发其景仰之情的诗篇。清代诗人王士祯有诗云：

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

白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

李白对谢脁的追慕，当然主要是着眼于他在诗歌艺术方面的高度成就；但我以为，可能也和两人在政治抱负、仕途遭际、思想基础、生活阅历方面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有一定关系。

正如杜甫咏怀宋玉时所写的，“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里面有悲慨，有同情，也有知己相托，惺惺相惜。同李白类似，谢脁始终期望着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他也是既缺乏政治家的胆识和气质，又没有肆应宦海惊涛的经验与韬略，只是以一个才情洋溢的诗人，被卷进激烈斗争的政治旋涡，推涌到郡守、尚书吏部郎的官位上，最后被诬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

李白殁后六年，著名文学家韩愈诞生。他特别崇拜李白，由于深情怀念，“夜梦多见之”，晚年，跋山涉水，专门到宣城来筑室而居，以体认高怀，亲近遗泽。尔后，相继又有白居易、杜牧、欧阳修、梅圣俞、苏轼、黄庭坚、文天祥、李东阳、文徵明等无数文化名人接踵而至，在宣城写下了许多凭吊李白、谢脁的诗文。元帅诗人陈毅在抗日战争戎马倥偬之际，还曾在宣城题咏：

敬亭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

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

足见谢、李二公诗文影响入人之深。

当涂城南十五里，有座名叫“青山”的小山，林壑幽深，风光秀美。谢脁出守宣城时，尝筑室于青山之阳，与客遨游吟咏，双旌五马往来于湖山杳霭之间。李白爱屋及乌，对青山怀有特殊的感情，曾多次前来凭吊谢公宅、谢公井，寻访谢脁的遗迹。太白既殁，原殡于龙山东麓，五十年后，友人之子范传正根据太白“悦谢家青山”和“宅近青山邻谢脁”的夙愿，迁葬于青山西北麓，李、谢终于结为异代之芳邻。

一千二百年之后，有“诗书画三绝”和“当代草圣”之誉的书法艺术大师林散之先生，心仪李白，先后十余次驻足采石，放歌横江，泪洒青山，立誓“归宿之期定与李白为邻”。林先生1989年病逝于南京，经请示中央同意，马鞍山市政府为筑墓园于太白祠侧，并就地建立了林散之艺…术馆。

谢宣城、李青莲、林散之，生前死后得偿其青山同聚，魂魄相依的夙愿，也是一桩文坛幸事。

我以为，这种所谓“文脉”，实质上反映出一个文人相重的现象，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的文化传统。

所贵者情

杜甫没有到过皖南，但当我们由“皖南文脉”说到文人相重时，会自然地联想到李白和杜甫的真挚友情。

闻一多先生曾把李杜相逢比作两曜遇合，认为意义极为重大，“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我则更加欣赏两颗诗星无比纯真的本性与至情。每番诵读他们互相忆念的诗章，辄激情喷涌，心灵久久为之震撼。

744年，二人在洛阳首次相会，情意相投，备极欢洽。次岁，他们又在山东的齐州、兖州重逢，相偕游览，亲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凄然话别时，李白写诗相送：“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别离日久，怀想殊深，李白又有“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之句。杜甫回到长安后，也写了《春日忆李白》的名篇：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可惜两位诗坛巨擘此后再未重逢。757年，李白因受永王牵连，被捕入浔阳狱，翌年流放夜郎。杜甫万分悬念，结想成梦，写成《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中有句云：“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感情至为真挚。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是白居易与元稹论诗时提出的观点。首先在做人、交友上，元、白二人就身体力行了。每番展读他们的诗集，都为那种真挚的深情所感染。809年，元稹奉命入蜀复查刑事案件。白居易时在长安，饮酒中忆起他来，写道：“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与此同时，元稹在梁州驿舍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白居易同游曲江和慈恩寺，就写了一首诗相寄：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表面上看，似乎有一点神秘色彩，实际恰恰说明二人真挚友情是何等之深！

六年之后，元、白分别被贬谪到通州和江州。元稹听到白居易亦遭贬谪的消息，不顾自身的困难处境，拖着病弱之躯，写了一首七绝：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白居易见到这首诗之后，在给元稹的信中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稍晚一些时日，元稹又写了一首题为《得乐天书》的诗：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

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诗人手持远信，流着泪走回内室，引起了妻儿的惊疑。因为诗人已经伤心得说不出话来，她们只有猜测：是谁一封信竟引他如此悲伤，看来肯定是白乐天了。——如果没有深厚的情感作基础，这种情态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情，是文学的生命。凡是传世的名篇，无不文自情生，贯穿着一根真情灼灼的红线。曹丕当过皇帝，但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倒是在文学方面成就为一个建安时代的重要诗人，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史上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散文，语言流利婉转，感情色彩浓重，《与吴质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建安二十二年，疫病流行，“建安七子”中的徐幹、刘桢、应玚、陈琳，都在这时病死。曹丕在给他的文友吴质的信中，一方面深情悼念这些死去的朋友，同时也满带感情地表现出对过去友朋相聚，觞酌诗咏的生活的忆念。感情悲怆恳挚，文笔哀婉动人。

一开始，他就引《诗经·东山》篇，说征人三年不见亲人，尚且叹恨离别太久，何况我们已“别来行复四年”。下文转入对故友的思念，追怀昔日相聚情景：“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聚会时，互相巡回劝酒，还有丝竹相伴，“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是，现在呢？……

既把昔日无限的情趣表现出来，更把今天深深的孤凄与怅惘诉于笔端。叙事、抒情，交融互汇，可谓至文至情。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此信写于建安二十三年，其时曹丕为魏太子。以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能够做到这样，也是难能可贵的。

文人相轻

在当涂，唐宋时期，除了李白，恐怕要推北宋时的郭祥正和李之仪了。他们的诗文集《青山集》和《姑孰居士集》，都以当涂的胜地命名。

这两个人，大体上生活在同一时期。郭祥正，当涂人，熙宁进士。他特别喜欢李白的诗，写的古风有类似李白之处。但对他的为人，当时与后世都颇有一些非议。《宋史》本传中说，王安石执政时，他曾奏请神宗，天下大计应专听安石处画，如有异议，虽大臣亦当黜免。安石得知后，耻为小臣所荐，便极口陈其无行。有的书上还说他，先曾上书推崇王安石，后来新法推行，他又作诗讥刺，反复无常，“小人褊躁，忽合忽离”，“其人至不足道”。

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载，李之仪，赵郡人，以才学闻于世，因曾为范纯仁草遗表，蔡京恶之。此后即卜居当涂。一次，他为郡人罗某作墓志，开头就说，“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浊。”清谓罗公，浊即指郭祥正。郭以此怨深刺骨，“文人相轻，遂成仇敌”。之仪丧偶无嗣，曾将郡中娼妓杨姝养在家里。祥正乃怂恿豪民上讼于朝，之议被削籍，杨姝斩首。祥正快之，作俚语曰：

七十余岁老朝郎，曾向元祐说文章。

如今白首归田后，却与杨姝洗杖疮。

当然，这种类似“人身攻击”性的做法，与曹丕当日讲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不属于一种类型。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认为，出现文人相轻，一是由于“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一是由于“暗于自见，谓己为贤”。钱锺书先生评论说，数行之内，语若刺背，理实圆成。“善于自见”适即“暗于自见”或“不自见之患”，“善自见”而矜“所长”与“暗自见”而夸“己贤”，事不矛盾，只是说法不同。那么，结果呢？就必然是，以己所长，轻人所短。

又兼文学产品的评价，常常是从欣赏者的个人角度出发，各有轩轾，不易统一。这和比武、赛球有明显的差异，不能一起一伏，胜负立见。所以，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这种类型的“文人相轻”，依据的是文章，与郭、李交恶的基础不同。就性质来分析，主要是认识论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而上学和主观片面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文学上分宗列派，党同伐异，也常常表现为文人相轻。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诗坛上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同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尖锐对立。沈氏强调温柔敦厚，正格调，主唐音；而袁枚则主张，“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最后，在反封建纲常、反形式主义、反纯功利观念上，压倒了“格调说”。再如，他对在考证学风弥漫下产生的以翁方纲为首的“肌理说”也进行了猛烈抨击。“肌理说”主张融经意入诗，以儒典考据、发挥义理为诗旨，袁枚批评它是“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对翁方纲的以学问为诗，袁枚曾以诗刺之：

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

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

今天来看，“性灵说”自有其积极的进步内容和符合诗歌艺术审美规律的合理见解。

但是，除了这类正当的文学批评之外，袁枚有时也明显地表现出宗派性质的文人相轻。比如，他批评摹拟名家是“权门托足”；讥讽神韵派为“贫贱骄人”；嘲骂浙派是“乞儿搬家”；哂笑以诗唱和者为“村姑絮谈”；指责作诗加注是“骨董开店”；评说写肤浅之诗是“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讽刺讲声调、格律者是“栩栩然矜独得之秘”。可以说，骂尽了当世诗人。

实际上，他自己的诗亦有不少酬唱征逐、内容无聊的敷衍之作，甚至有人讥之为“伪体”和“野狐禅”。尤其是在《随园诗话》中对达官显宦的记述过多，对资助他刻书的更是求则必应，常有“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的私货被录进《诗话》。对袁枚这样的诗坛巨擘来说，当然这只是“白圭之玷”，瑕不掩瑜。但从中可以看出，“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各以所长，轻人所短，确是文人相轻的一个思想根源。

（1997年）

千秋名重女全才

上

五年前，我应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邀请前往讲课，一个星期日，由颜、张两位教授陪同，我们一道游观了坐落于市区东南隅的莲花庄景区。

这里原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管道升夫妇的居所。“洲渚绿萦回，芙蓉面面开”的景色浮现在眼前，但是，除了一块高达三米八的太湖石为当年旧物，上有赵氏手书的“莲花峰”三个篆字，其他一切亭台馆榭都是后来的建筑。就中颇富纪念意义的，有题山楼、松雪斋、鸥波亭——赵、管夫妇的许多杰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们在题山楼前停下了脚步。匾额为当代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题写，字体雄浑，甚饶姿媚。由于它是纪念管道升夫人的，大家就从她的身上扯开了话题的线团。颜教授是一位美学家，他说，由于艺术门类之间是互通的，大凡具有艺术天赋和功力的人，往往兼备数长。最明显的就是文学艺术领域，自古就出现过诗书画“三绝”的现象。管道升就属于这种全才型的艺术家。

我接上说，但是，由于种种特定因素，“文名常被诗名掩”，或者“书名一例掩诗名”的情况，所在多有。前者如李白。其实，李白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像人们熟知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与韩荆州书》，都是散文中的上品。可是，由于他的诗非常出色，被骚坛奉为“诗仙”，结果，他的文章就不被人们注意了。后者像管道升，她的诗堪称绝妙，但是一提起她来，就是女书家、女画家，反倒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她的诗了。且看那首脍炙人口的《我侬词》：

尔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尔，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尔，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我与尔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经人考证，这一年赵孟刚好五十岁。他正在杭州出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管道升时年四十二岁。杭州乃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赵孟也想要仿效那些江南名士，纳妾求欢，于是，便写了首小诗投石问路：“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赵女有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在这面临婚姻危机的关键时刻，管夫人经过思考，决定沉着应付，冷静对待，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回复一首诗。据说，看过之后，赵孟深受感动，当即打消了纳妾的念头，夫妻和好如初。而这首诗（实际是一首元人小令）便流传开来，被现代诗人刘大白誉为自由诗的开山祖师。

赵、管成婚于元朝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其时，赵三十五岁；管二十七岁。他们何以迟至此时才谈婚论嫁，史书上没有记载。有资料提到，此前，赵孟曾在管道升所在的德清县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是出于相互倾慕，志同道合，才使两位旷世才人结为眷属；并在尔后的三十余年中，他们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又能自成格局，各有千秋，而同臻化境。元朝延祐六年（1319年）五月，管道升脚气病发作，由丈夫陪伴，自大都（今北京）南归，病逝于山东临清舟中，终年五十八岁。三年后，赵孟也驾鹤西归。两人合葬于湖州德清县东衡山南麓。

赵孟一生仕途，尚称顺畅。早年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曾晋京任职；后来，先后放到济南、杭州；晚年再次仕于大都，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但他以宋室后裔而出仕元朝，并成为显宦，心理上承受着双重沉重的压力：一方面，受民族之偏见支配，对于汉员大臣，蒙元朝廷并不完全信任；另一方面，饱遭士林与乡里的讥刺，认为他丧失节操，致令他精神郁闷，情绪低沉。对此，夫人管道升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是深知深解的，曾在所绘《渔父图》上填写《渔父词》四首，奉劝他辞官解职，归去来兮：

遥想山堂数树梅。凌寒玉蕊发南枝。

山月照，晓风吹。只为清香苦欲归。

南望吴兴路四千。几时闲去水云边。

名与利，付之天。笑把渔竿上画船。

身在燕山近帝居。归心日夜忆东吴。

斟美酒，脍新鱼，除却清闲总不如。

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

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

赵孟曾答词一首：

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木落五湖秋。

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尽管夫人极有见地，所谈皆人生至理，而且，情辞恳切，晓理又兼动情；但是，对于这位末代王孙来说，已经跨上呼啸奔驰的仕途列车，中途卸载，谈何容易！何况，要实现个人价值，得遂“修齐治平”之平生夙愿，舍此便再无他途。这样，也就只好忍辱负重、勉力为之了。当然，公余之暇，潜心于书画以自遣，还是没有疑问的。

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管道升集姿容美、心灵美、艺术美于一身，堪称是一位“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全才。她出生于书香门第，母亲擅长诗词；父亲任侠、倜傥，闻名乡里。她本人资质超群，具有极高的天赋，文献上说她“翰墨词章，不学而能”，“有才略，聪明过人，德姿言功，靡一不备”。加上后来嫁给了一位才华盖世，志同道合的丈夫，更是培植、发展了她的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她的诗创辟新格，清新晓畅；绘画方面，于人物、佛像、花鸟无不精通，尤长于画竹；书法造诣和东晋著名女书家卫夫人齐名，被誉为“卫夫人后第一人”。

黄玉亭先生在《试论管道升书画艺术的审美特征》一文中指出，她的家乡湖州府本是东南竹乡，婀娜多姿的翠竹随处可见，道升从小被这些竹子所吸引，常常描摹写生，画出的竹子神形兼备，别具一格。她还首创了成竹和幼竹交织在一起的画法，富有新意，深受世人赞赏。她曾写墨竹和设色竹，呈献给皇宫。其竹画如同其书法，备受皇宫赏识。清代女画家廖云锦在《题管夫人墨竹》一诗中赞道：

清姿秀骨脱凡尘，柳絮才高莫与伦。

一抹近山数丛竹，绝无脂粉累风神。

管夫人存世的《水竹图》等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竹石图》、《烟雨丛竹图》等卷，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黄玉亭先生认为，管夫人书法成就的取得，除聪明过人和笃信佛教外，直接受赵孟的影响是一重要原因。艺术上他们互相切磋，相互影响，正如董其昌所说，“管夫人书牍行楷，与鸥波公（即赵孟）殆不可辨同异，卫夫人后无俦”。管道升工小楷与行草书。小楷写得凝重端庄，落笔不苟，行草写得清新俊逸，飞动美妙。

史载，元仁宗知道升之名，特命她书写《千字文》，并指派玉工磨制玉轴，装册收藏；同时，又命孟頫书写六体《千字文》，再让其子赵雍也书写一卷。孟頫题诗其上，其要义已被我国书画界奉为圭臬：

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

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

仁宗说：“今尽知我朝有善书妇人，且一家俱能书，亦奇事也。”

赵雍，字仲穆，出生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承家学，擅画人物、山水、鞍马。他的书画在元代影响很大，不但文人士子题诗盛赞，连皇帝也非常佩服。其成就的取得，除自身努力外，极得力于循循善诱、言传身教的慈母之栽培。管道升在一首《题画竹》诗中，借用森森竹笋的发芽、生长，表达母亲对儿子的殷殷瞩望：

春晴今日又逢晴，闲与儿曹竹下行。

春意近来浓几许，森森稚子日边生。

管道升兢兢业业，相夫教子，传承诗书画艺，培养后代传人。赵氏一门三代，出了七个大书画家。其子赵雍，孙赵麟、赵彦正，均成果斐然，名闻遐迩。外孙王蒙在道升抚育下，自小研习，得天独厚，所作画曲尽山林幽致，传世作品以水墨山水居多。代表作《青卞隐居图》，被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誉为“天下第一”。

在以男性为主流的中国封建时代书画艺术发展史上，像管道升这样的女性书画家，真是寥如晨星，甚至千百年不一见。她们面对纲常名教、封建伦理的束缚，受到诸如名节、身份的限制，艺术才能与情怀遭到普遍的扼杀自不必说，由于担心会被视同风尘女子，看作行为失检，即使偶有所成，也只能随手毁弃，不敢往外流传，有的只能归到父兄、丈夫名下，社会更不会给予关注。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管道升实在是个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幸运儿，因而，她的成就与事迹，就尤为可贵，尤堪重视。

（2012年）

风波中的彻悟

一

那年夏天，我在大连白云书院文学讲座上，说到“诗言志”、“言为心声”时，曾引用明代学者杨升庵的一首《临江仙》词作为例证。课后，一位听众提问：这首词写进了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现在正在热播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也是这首《临江仙》词。人们都知道，《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他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而您刚才说这首词是杨升庵的作品，又说他是明代中晚期人。这就出现了矛盾：一个明代中晚期人的作品，怎么会被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收进小说里去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可是，说开了却又十分简单。原来，《三国演义》经过了清代顺治初年长洲士人毛纶、毛宗岗父子的整理加工，在进行评点的过程中，把杨升庵这首词置于卷首，以托寓其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就是说，与原初作者罗贯中没有干系。

至于杨升庵之所以要写作这种格调、这种思想倾向的词，那说起来可就绝非三言两语所能奏效的了。

古往今来，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交叉点上，无论人们怎样冀求长久，渴望永恒，但相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却只能是电光石火一般的瞬息、须臾。生命的暂住性，事物的有限性，往往使人堕入一种莫名的失望和悲凉。当然，这又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只要生活在具体的时空里，每一个个体的人与事，就总会显现出它真正的渺小和…空幻。

为了摆脱这一根本的局限性，超出生命长度，得到更多更多，无数英雄豪杰费煞移山气力，耗尽无涯岁月，到头来总不能如愿以偿，最后只好望望然而去。大约只有在宗教和艺术的幻想中，才可能侈谈所谓“绝对的超越”。一切历史只能复活在记忆与叙述之中，一切“绝对的超越”，一切永恒只能存在于想望之中。

人生的历程是不可逆的。任何人生命的时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一次性的。正是这生命的一次性，使我们从出生的一刻起，就面临着死亡，面临着结束。因此，作为个体的生命，暂居性便成了无可改变的状态。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所能亲历的只是时间中的瞬间。盖世英杰也好，村野凡夫也好，无论是谁，分享的都只是这个永恒世界中的短暂的现在。归根结底，还是李太白说得透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在晚年创作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亦称《二十二史弹词》）中，抒发了这番感慨。这部词话上起鸿蒙初辟之时，下至元代，共分十部分。其中第三段的开场词，就是这首《临江仙》，上阕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词意十分鲜明，无非是览史兴怀，抒写由沧桑迭变所引发的人生感悟。这里化用苏轼《赤壁怀古》的成句，巧妙地把长江东逝与人物迁流联系起来。江水滔滔，今古无异，而历史上匆匆来去的“千古风流人物”，却如巨浪淘沙，消逝净尽。

诗人纵观历史，思量世事，发现了一个令人嗒然无奈的事实：“是非成败转头空”。万千成败是非，转瞬间烟消云散，与历史长河相比，实在显得非常的渺小与短暂。杨升庵对历代盛衰兴亡、千古英雄成败的彻悟，并不是无谓而发的，里面渗透着他从自身的颠折遭际中所获得的真切、实际的生命体验。

二

升庵，名慎，四川新都人，出身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杨廷和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一朝宰辅，元老重臣，而祖父、叔叔、弟弟、儿子，也都是进士及第，因此，有“一门科第甲全川”之誉。他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已将他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试卷上，烧出了一个窟窿，结果名落孙山。三年之后，他在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达十二年之久。早期的仕途上，飞黄腾达，春风得意。他也以直言敢谏驰名朝野。当时，武宗正德皇帝不务朝政，荒淫无度，专门寻花问柳，设置“豹房”，还带着宦官化装外出，到处奸淫民女。杨升庵呈上奏章，指责皇帝“轻举妄动，非事而游”，犯颜直谏，但皇帝未予理睬。后来，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也无兄弟，经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皇太后张氏商定，依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由其同辈庶出的近支堂弟朱厚熜继承大统，是为世宗嘉靖皇帝。

世宗即位第六天，就下诏礼部，命廷臣集议自己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和尊号。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府部群臣一致认为，本着帝系继统制度，应该以国为重，“继统继嗣”，这就要称武宗之父、兴献王之兄孝宗为“皇考”；而称兴献王为“本生父”或“叔父”。可是，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为了提高本家宗族的地位，决意打破这个规定，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奉祀以皇帝尊号。从宗族承嗣上看，这就意味着脱离了孝宗、武宗支派，从而在朝廷中引发了一场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家系的所谓“大礼议”的激烈论争。当时内阁大臣中分为两派，新科进士张璁等主张遵从上意，称孝宗为皇伯，并提供了许多理论依据；而内阁派杨廷和父子和众大臣都坚决反对。嘉靖皇帝为了维护其本宗权益，保持他的绝对权威，并防止相权借此膨胀，断然固持己见。杨廷和愤然以辞官归里相要挟，皇帝并不予以挽留。

于是，皇帝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升庵便纠集一些人上疏切谏；没得到答复，他又和廷臣们跪伏左顺门外请愿。皇帝更加震怒，下令将带头抗命的八个人逮捕下狱。这就更加激起了群臣的愤慨，杨升庵年轻气盛，激动万分，高喊：“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当日有二百多名廷臣在金水桥畔、左顺门前跪伏痛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声震云天，响彻宫廷。皇帝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全部廷杖。杨升庵被杖击后，死而复苏；十日后，再次廷杖，几乎死去，最后，谪戍云南永昌（今保山县），“永远充军”。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左顺门事件被弹压下去之后，除个别人外，基本上没有人公开持反对意见。嘉靖皇帝遂把他父亲的神主，从湖北安陸迎奉入京，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

关于这场轰天动地的宫廷大案的是非曲直，后世意见不尽一致。《明史》对嘉靖帝是持批评态度的，说将他生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实在过分；这无异于肯定杨升庵等人行为的正义性。当代学者王文才认为，“在这次激辩中，杨慎奋抗暴君，痛击邪曲，表现其‘见义不敢后身’的政治品质”（见《杨慎诗选序》）。而台湾学者柏杨则对杨升庵予以激烈抨击，鉴于他所坚持的是宋代程朱理学，斥之为“卫道之士”的“奴性狂热”，“恬不知耻”，“颠倒是非”（见《中国人史纲》）。其实，这两方面的是是非非，恐怕未必存在太大的实际意义。如果说，在皇帝那边还有个切身利益与宗族地位的考量；那么，对于杨升庵来说，无非是头脑里的“礼制”作怪，那么拼命奋争，直至付出几十年的惨痛代价去较这个死劲，既不能说“奴性狂热”，“恬不知耻”；大概也谈不上什么“义所当为”。

当然，这是后人的评说，作为当事人，杨升庵的彻悟绝对需要时间，需要实践，其间不仅有出生入死的生命体验，还离不开数十载穷边绝塞谪戍岁月的苦难生涯。

嘉靖皇帝登极后，二十余年置朝政于不顾，整天躲进西苑，炼丹修道；可是，却时刻记着杨氏父子的“仇口”。他曾咬牙切齿地说，他在位一天，就不让杨升庵有出头之日，真是结下了永远解不开的死疙瘩。而偏偏这个昏庸君主在位时间又特别长，足足四十五年，致使杨升庵不要说回朝任职，即便普通的罪犯年老多病之后返回故里的“优渥”，他也享受不到。父亲去世，他曾奔丧归里，但很快即返还戍所。后来，已经年满七十，他从云南偷偷溜回四川，巡抚察知之后，立刻派遣“四指挥逮…之还”。

三

生活是一部教科书。当日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荣华富贵，转瞬间化为乌有，由权力的峰巅跌入幽暗的谷底，这惨痛的遭遇，特别是政治上大起大落的浮沉跌宕，在给予他以沉重打击的同时，更使他在精神上获得了升华。作为一代哲人，他从庄子那里悟解了达生之道，认识到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尽可奉行“模糊哲学”，等同地看待那些荣辱、穷通，是非、得失。只要自己能够克服心理上的诸般障碍，则对人间万事尽可弛张莫拘，舒卷无碍。恰如他在《临江仙》词的下阕中说的：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不要说后世的论者，即使他自己，数十年后，作为一个远戍蛮荒的平头百姓，徜徉于山坳水曲之间，以淡泊的心境回思往事，料也能够感到，当年拼死相争的所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皇上称父亲为皇考还是为皇叔的所谓“大礼议”，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真个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

实际上，这种彻悟与觉醒，不只是反映在这首《临江仙》词里。综观其后期的大部诗作，特别是《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可以说，里面贯穿了这种淡泊功名、脱略世事的蕴涵。且看词话《总说》中的《西江月》：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屈指数英才，多少是非成败。 富贵歌楼舞榭，凄凉废冢荒台。万般回首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

《说三代》里的《南乡子》：

携酒上吟亭，满目江山列画屏。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虎啸龙吟几战争。 一枕梦魂惊，落叶西风别换声。谁弱谁强都罢手，伤情。打入渔樵话里听。

《说宋辽金夏》中的《蝶恋花》：

简尽残编并断简，细数兴亡。总是英雄汉，物有无常人有限。到头落得空长叹。 富贵荣华春过眼，汉主长陵，霸王乌江岸。早悟夜筵终有散，当初赌甚英雄汉！

看得出来，这些词作既是他多年谪戍生涯、惨淡心境的真实写照，刻画出他以秋月春风、青山碧水为伴，寄情渔樵江渚的闲情逸趣，也是诗人赖以求得自我解脱，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正是这种超然物外，摒弃种种世俗烦恼，对个人的一切遭际表现出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帮助他度过了漫长、孤苦的凄清岁月，最后得以七十二岁的上寿，终其天年。

四

杨升庵差堪自慰的是，他有一位爱情甚笃、且擅诗词散曲、多才多艺的夫人黄娥。在这对贤伉俪的生命途程中，相依相伴、鹣鲽情亲的岁月极为短暂，而“执手相看泪眼”，生离甚至死别的时日，却无比漫长。在杨升庵遣戍滇南途中，黄娥以羸弱之躯，不惮跋涉之苦，对丈夫殷勤照护。她不放心丈夫的病体和疮痛，执意要亲自护送到蛮烟瘴雾之地。但升庵看到妻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的状态，再也不忍心让她同受折磨了，而且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行至江陵驿站，便力劝她返回四川新都老家，并填写一首《临江仙》词送别：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楚塞”指江陵西面的南津关，由此溯江而上，妻子即可入蜀还乡。两人不忍分开，又不得不分开。正在离人饱尝生别之苦时，偏偏此刻又有圆月当头，更令人苦痛加倍，难以为情。

升庵行至金沙江畔，回思夫妇当时泣别的情景，又以一首七绝状写其填胸塞臆的苦情：

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恨悠悠，

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

黄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风物依旧，而人事全非，含泪写下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据清代学者王昶《滇行日录》记载：“访升庵谪居故址，今为甲杖库，入视之，有楼三楹，颓废不可憩矣。楼下有人书黄夫人‘三春花柳’律句。”可见，此诗当时流传甚广。黄娥后来还曾写《又寄升庵》：

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

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无杜鹃。

一个“懒”字，既刻画了寄信人慵懒不爽、了无情绪的心理状态，又反映了长期思念丈夫，经岁经年不得相见的精神痛楚。既然归来无日，那就特请无处不在的泣血杜鹃来传送心曲吧。杜鹃的“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阵阵凄苦哀号，恰似女诗人的声声呼唤。

升庵谪戍初期，黄娥曾去云南永昌探望，夫妻同住两年多时间。后来老父去世，升庵赶回新都治丧，夫妇得以再次短暂会面。此后，就山长水远，劳燕分飞，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五

杨升庵谪戍生涯中，“壮心不堪牢落”，投荒多暇，于书无所不读，至为刻苦、勤奋，著述达四百余种，诗词传世两千余首。清人李调元在《函海》序中，称他“为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他的诗词评价很高：升庵“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此外，他在天文、地理、语言、戏曲、书画、医学、金石、博物等方面，均有建树。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史学方面，“拔戟自成一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失败促成了他的成功——他在仕途上的惨痛失败，为他在学术、创作上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他在物质生活上的损耗，恰恰增益了他在精神世界中的获取。他以摒弃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为代价，博取了传之久远的学术地位。

他在晚年，对于年轻时所拳拳服膺并为之奔走呼号的程朱理学，作了深刻反省。他从学术、思想诸多方面批评朱熹，指责他“违公是远情”，用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否定汉唐诸儒经说，以确立其自己的思想权威，而后儒不察，盲目地仰承他的鼻息，为害至大。

尤其值得称颂的是，他在永昌“化育多士”，堪与谪居儋州的苏东坡媲美。在久居边徼的流人中，就其敷扬文教、文化交流的善行来说，有明一代，应首推杨升庵。他的足迹遍布滇云大地，讲学、结社、觞饮、留题，当地士人，无论识与不识，都载酒从游。一时，就学问道者塞满山麓，肩摩踵接（见《蒙化府志》）。杨升庵所到之处，操觚题诗，撰书刻石，在云南各地留下了大量碑碣。时人李元阳在《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中说：“先生尝读书点苍山中，著《转注古音略》以补字学之缺。一时问字者摩肩山麓。先生今日复至，则曩昔问字之士，皆崭然露头角为闻人矣。识者谓先生所至，人皆熏其德而文学用昌，有不及门而兴起矣，况亲炙之者乎！”

对于杨升庵晚年纵情声色，流连歌妓，几至颓废的程度，论者颇有微词。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升庵贬谪滇中，有东山携妓之癖。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为了得到他的诗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绫，当筵侑酒，就便乞书，升庵即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其在泸州，醉中以胡粉扑面，作双丫髻插花，由门生抬着，诸妓捧觞侍侧，游行城中，了无愧怍之感。明代画家陈洪绶绘有《升庵簪花图》，更是形象地刻画出这种情态。

我们没有必要“为贤者讳”，这种佯狂作态，放浪形骸，无疑昭示了杨升庵晚年落拓无聊，放诞不羁的心境。但在我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心理，是对其终身流谪徼外这种过苛的处罚的消极反抗；同时，也是他全身远祸、养晦韬光的一种方式。因为嘉靖皇帝出于对杨氏父子的愤恨，时时欲置之于死地。史载：“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从这一点看，升庵的“故自贬损，以污其迹”，实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

（2009年）

关于江淹的三个话题

一

去年五月，为寻访战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庄周的故里，我曾有豫东之行。那天，到了商丘市民权县，由当地学者陪同，在老颜集乡唐庄村和顺河乡青莲寺村，分别看了传说中的庄子故里遗址和墓地。初夏日长，离黑天还有三个多小时，文友们建议，不妨就便寻访一番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的遗迹。

民权地处古代的济阳考城，444年，南朝·宋元嘉二十一年，江淹出生在此间的程庄镇江集村。这里离老颜集乡不远，我们上了车，很快就路经北关，来到了程庄镇，一条笔直的大道又把我们箭直引入了江集村。

原来，江氏在这里是一个望族，在南朝，除了江淹，还有他的族侄江革，以及江总、江子一、江祏、江谧等等，都在正史里有传。只是，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一千五百多年，于今，村里除了几户江姓人家，可以视为承祧的余胤，还有那句“江郎才尽”的成语可说是家喻户晓以外，其他任何有关江淹的遗迹都已荡然无存。好在墓地还在，于是，我们在东道主的引领下，赶往几公里外的岳集。和庄子的庐墓所在存有诸多的争议不同，这里的江淹墓地，是板上钉钉，确凿无疑的，一向为史家所公认；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破坏。据说，原来的墓园十分壮观，现在仅存一个不高的圆形土冢，旁边立有一通字迹斑驳的残损石碑，为明成化年间旧物，上面写有“齐醴陵侯丞相江公讳淹之墓”字样，从字迹看，当是由今人翻刻的。

当地民众对于江淹十分敬重，有些上了年纪的读书人，还能背诵几句他的诗文辞赋。他们听说我是从东三省远道来访的，非常兴奋。告诉我，江淹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出色的文学家；一个是著名的清官。他在年少时，即因擅长辞赋诗文而声名卓著；后来走上了仕途，历经宋、齐、梁三朝，晚年曾担任过高官，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他不避权贵，直言敢谏，对贪官污吏从严惩治，绝不手软。到了五十九岁这年，江淹对子弟说，“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于是，称病致仕，回到原籍养老，三年后就因病去世了。梁武帝亲自为他素服举哀，馈送葬钱三万，布五十匹，加封谥号“宪伯”。

乡亲们概括得很准确，江淹确实有“两个头衔”。应该说，他的官还是当得不错的，可说是官声甚好。早在他担任御史中丞时，宋明帝就曾予以很高的评价：“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也正是为此吧，后世史家修撰《南史》、《梁书》为他立传时，尽管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十分显赫；可是，并没有将他纳入“文学”范畴。——当然，这和中国历来的“官本位”也有直接关系。这令人想起了诗仙李白。他的一生中最高的官职不过是翰林待诏，而且为时甚短，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于世的，可是，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连他的好友魏万也不能免俗，在为他编辑诗文时，仍然要标上《李翰林集》。李白算得上哪家的翰林？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不仅此也，古人与今人不同，他们把“立德”、“立功”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同样是“立言”，却一向看重以经国济世为旨归的奏章、策论，而把诗词歌赋当作“余事”，所以，韩愈有句云：“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而在扬雄的笔下，就更是直白、更加露骨了，《扬子法言》一书中，曾经自作问答：“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如何看待江淹的从政与为文，这算是头一个话题吧。

二

第二个话题，是江淹的文学成就。作为辞赋大家，江淹的《恨赋》、《别赋》，在中国骈文史上树起了两座丰碑，成为奠定其巍然挺立于六朝文坛之上的两块重要基石。《别赋》堪称江淹的代表作，它运用铺陈排叙、环境烘托、情绪渲染、心理刻画等艺术手法，以浓郁的抒情笔调，通过对戍卒、富豪、侠客、游宦、道士、情人别离的描写，生动具体地反映出南朝社会动乱的侧影，着意表达了下层读书士子的悲凉失意情绪。《恨赋》同样也是六朝抒情骈赋中的名篇，全赋着意渲染一个“恨”字，刻画了从得志皇帝到失意士人的诸多哀伤怨恨，概括了人世间各种人生的幽怨与遗憾。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解释，《恨赋》的题旨应该是：“恨者，本欲为而终憾未能为”也。所以，一开篇江淹就说：“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在他那里，恨与别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钱先生所说的：“《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而他赋之于《恨赋》，不啻众星之拱北辰也。”后世词人辛弃疾有句云，“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同样是把恨和别锁在一起。

江淹辞赋一个重要特色，是用词造句十分考究，富于声律之美，艺术价值颇高。与其诗“善于摹拟”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辞赋却以“奇崛”见长，风韵清标，戛戛独造。说到奇崛，人们当会记起《恨赋》中“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这个名句。其意本于《孟子·尽心》篇：“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按照动宾短语的习惯句法，应该是“坠涕”、“危心”，而“危涕”、“坠心”则有些费解。可是，江淹却偏要把它们颠倒过来用。类似的例子，《别赋》中“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最后的“心折骨惊”，实际上是指心惊骨折的精神错乱、悲痛异常状态。看得出来，他已经习惯于这种写法了，诚如李善在《文选》注中所言：“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

这种事例，在后代的诗文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杜甫的《秋兴》诗第八首中“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原本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可是，他偏偏要倒过来说。结果，这么一颠倒，变叙述句为描写句，侧重于也突出了香稻与碧梧这两个主体，使审美意义与节奏意义大于语法意义，这样就不同凡响了。再如，杜诗中有“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一联，就语序来看，也似乎不顺，可是，若从体物深细，令人注意“绿垂”、“红绽”之下究竟要说什么的角度来思考，又确实觉得高明。它们都体现了杜诗“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崛沉雄为贵”（明人王世贞语）的特点。

当代国外文艺理论家有所谓“陌生化”的说法，就是使审美对象陌生化，触发艺术鉴赏中的理性激动，从而延长审美感知的过程。鉴于一切熟知的事情，正由于它是熟知，人们往往以为理所当然如此，因而轻忽了它的存在，放弃了深度理解；所以，他们提出：“要把熟悉当作陌生，要把习俗当作不可思议，要把平常当作惊异！”当然，江淹也好，杜甫也好，他们构造奇崛的句子、沉雄的意境，其出发点不止是标奇立异，或者单是引人注意，也反映了他们胸中存有一种郁勃不平之气。

三

至于说到“江郎才尽”，后世更是聚讼纷纭，争议不休，主要是集中在江淹是否真的“才尽”和如何看待“才尽”这两个焦点上。这就进入了第三个话题。

现在来看，江淹的那些名篇力作，确实都产生于青年时代，特别是遭到贬谪期间；中年以后，随着名位不断增高，官声日益显赫，文学创作便逐渐走向了低潮。《南史》本传中也是这么说的：“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那么，原因何在呢？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说得很神秘。最早给出答案的，是与江淹同时代而稍晚的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他在《诗品》中说，有一天晚上，江淹夜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江淹听了，便从怀中取出五色笔来，还给了那人，“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这种说法，影响颇大。以致到了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撰写《南史》，还把它收入江淹传里；并且踵事增华，添枝加叶，又塞进去另外一个故事：江淹曾“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存），今可见还。’”江淹从怀里掏出几尺残锦还给他，“此人大恚（埋怨、憾恨）曰：“那得割截都尽！（怎么弄成这样破破烂烂的！）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赠给你）！’自尔，淹文章踬矣（一蹶不振了）。”

庙堂之上富贵安逸的环境，盘根错节的矛盾，使得江淹专注于仕途经济，而于诗文创作着力无多，自然就佳作见少了。他在齐武帝永明初年所作的《自序》中，已经流露出满足于荣誉、地位而不思精心创作的情绪：“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清代文学家姚鼐认为，江淹并非真的才尽，而是后期“名位益登，尘雾经心，清思旋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我觉得，这也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即便是诗仙李白，尽管他有天纵之才，如果一直在朝廷里出任高官，安富尊荣，封侯佩印，恐怕最后也会诗才大减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说过：

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地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明末文学家张溥，同样不以“才尽”论为然，他从一个新的角度予以阐释：“江文通（江淹字文通）遭逢梁武，年华望暮，不敢以文陵主”，“而蒙讥‘才尽’”。意思是，他入梁之后，遇到了博学多才、文学天赋很高却猜忌心重的武帝萧衍，不得不有意识地韬光养晦，收敛锋芒，并非真的“才尽”。宋代诗人徐钧写过一首七绝：

生际河清献颂文，尤工乐府丽春云。

人言才尽何曾尽，深恐名高上忏君。

说是题咏鲍照，实际上，与之齐名的江淹，何尝不是如此！他们这么猜度，并非全无凭据。宋孝武帝时，王僧达文才超众，声名显赫，孝武帝便找个借口将他除掉；还有沈约，原为梁武帝的得力重臣，曾经协助他篡夺齐祚，可是，由于有人告发他与武帝比赛学问时故意认输，武帝觉得丢了面子，勃然大怒，甚至要杀掉他。

稍后于张溥的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则认为江淹“脉脉自持”，以清标独赏，“不屑尽其才”，与时人争一日之短长：“文通于诗，乃至不欲取好景，亦不欲得好句，脉脉自持，一如处女，唯循意以为尺幅耳。”还有人认为，江淹的诗作遒劲古峭，跟永明体的诗风相隔甚远，致令当时评判、鉴赏者感到不习惯，遂有“才尽”之讥。

当然，支持“才尽”论者，也大有人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明代著名学者、文艺批评家胡应麟。他反对那些惝恍迷离的传说，而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做出解释：“人之才固有尽时，精力疲，志意怠，而梦征焉。”光绪年间进士江云龙，同样认为江淹晚年真的是“才尽”了，只不过找个体面的说法，有诗曰：“郭仙雅意怜才尽，早索江淹彩笔还。”郭璞是晋代著名文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知名的术士。江云龙的诗意是，索还彩笔，这体现了郭大仙（实际是《诗品》作者钟嵘）怜爱江淹的一番雅意，一篇遁词。

（2011年）

《牡丹亭》中说澳门

一

年轻时赏读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还魂记》），看到第二十一出《谒遇》处，僧人唱道：“一领破袈裟，香山嶴里巴。多生多宝多菩萨，多多照证光光乍。”接着道白：“小僧广州府香山嶴多宝寺一个住持。”觉得“香山嶴里巴”五个字有些费解。后来，看了徐朔方、杨笑梅先生的《牡丹亭》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得知原来说的是香山嶴耶稣会的教堂三巴寺。“巴”指寺庙，“这里当是为押韵而勉强用这个字。”三年后，费成康先生在《读书》杂志上撰文指出，上述解释似是而非，“巴”系葡萄牙文音译，词义是“神父”。开头两句话，是僧人上场“自报家门”——古代戏剧中人物首次登场时，例需进行自我介绍。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了。

这是关于“巴”字的解释。那么，作为地名的“香山嶴”又在哪里呢？此词在《牡丹亭》中凡三见，另两处分别是：第六出《怅眺》中韩秀才说道：“有个钦差识宝中郎苗老先生，到是个知趣人。今秋任满，例于香山嶴多宝寺中赛宝，那时一往何如？”第二十二出《旅寄》中柳梦梅念道：“香山嶴里打包（指打点行装）来，三水（地在广州西，当西江、北江汇合处）船儿到岸开。要寄乡心值寒岁，岭南南上半枝梅。”《牡丹亭》校注中说，香山嶴在“今广东省中山县境内”，并引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举人“卢廷龙请尽逐香山嶴夷，仍归濠境故地”。“濠境”即今澳门。显然，这里把“香山嶴”与澳门看作两个地方。实际上，“香山嶴”指的就是澳门。

澳门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旧称“濠镜（境）”，归属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位于珠江口西岸，面临南海，与香港、广州鼎足而立，互成犄角之势。史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初入其地，借口“舟触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强行上岸租占澳门，“久之遂专为所据”。后来，又不断扩大范围，使之逐渐扩展成国际通航的港口。二百八十九年后，香港开埠。此前，它一直是西方在东方贸易、传播宗教和文化艺术的中心，也是进入中国内陆的桥头堡。

现在的问题是，生长于内地的汤显祖何以在剧作中会写到澳门呢？这就要联系到他的一场特殊遭遇了。汤显祖，江西临川（今抚州市）人，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十四岁补了县诸生，二十一岁中举。后来由于朝政腐败，上层统治集团通过科举考试肥己营私；而他为人耿介拔俗，洁身自好，不肯屈服于权势，先后两次拒绝权臣的网罗、招致，致使几次投考进士都铩羽而归，直到三十四岁才勉强中了进士。在留都南京，先后任太常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明史》本传中，有“意气慷慨”，“蹭蹬穷老”的评语，足以概括其个性与命运。

万历十九年（1591年），他上了一道长达两千余言的《论辅臣科臣疏》，越职批评朝政的腐败，弹劾宰辅张居正、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等窃盗威柄，专权误国，势力小人颠倒煽弄其间，营私舞弊，贿赂公行。不仅指出当时言官之所以噤若寒蝉，唯唯诺诺，就因为宰辅专权擅政，而且对皇帝本人登位二十年来的施政也予以批评。万历皇帝看到他的奏本之后，怒不可遏，当即以“假借国事攻击元辅”罪名，把他贬到广东雷州半岛南端的偏僻荒凉的徐闻县做典史。

他先是从南京沿江南下，返回家乡临川，然后再从临川继续南行，前往贬谪场所。途经广州时，顺便乘船出珠江口，游览了澳门，其时大约在1591年圣诞节前后。

二

当时的澳门属香山县管辖，租借给葡萄牙殖民者已届四十年。在这座与中国内陆风格迥异的欧洲式的小城，大批葡萄牙等外国居民纷纷入住。这样，汤显祖平生所未曾寓目的“碧眼愁胡”的外国商人，“花面蛮姬”的葡萄牙女郎，还有市场上精美无比的宝石、香料、珍珠、象牙制品、丝织品等宝物，以及市声喧哗、人头攒动的展宝、赛宝、购宝场景，便一一闯入了他的眼帘，特别是有机会亲眼看到不同于内地的香山嶴耶稣会的教堂三巴寺，以及身上披着袈裟、口中念念有词的僧人（神父）。这一切，都使他大开了眼界，增广了见闻，脑子里刻下深深的烙印。汤显祖在澳门的时间不长，尔后，便经由开平、阳江，登舟入海，再赶到徐闻县履职。

需要说明的是，汤显祖当日所见的“三巴寺”与后来人们常说的“三巴寺”并非一码事。现在，澳门的大三巴牌坊所在的“三巴寺”，奠基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全部完工还要更晚。而汤显祖见到的“三巴寺”，实际上应为圣保禄教堂（但也不是位于今日大三巴牌坊处的圣保禄教堂）。据说，那是一座“以木板和砖盖成的仓房型式”的建筑，其地在澳门城中心，与后建的大三巴牌坊处的圣保禄教堂并不在一个地方。再者，尽管汤显祖在一些剧作中，多有毁僧谤道之语，但对于佛学他还是颇有研究的，他曾宣示过“三教合一”的主张。在《牡丹亭》中，他故意把澳门天主教说成佛教，洋教堂变为寺庙，圣保禄译成多宝寺，将天主教士称为“僧人”和“住持”。

这次不平凡的旅行，使汤显祖成为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中即便不是唯一，起码也是最早到过澳门的人，而且，留下了四首纪游七言绝句，并把有关见闻写入了传世名著《牡丹亭》中，使之成为直接反映晚明万历年间澳门历史及社会生活的生动的史料。

四首七绝中的一、二首，题为《听香山译者》。“香山”即指“香山嶴”，“译者”今称翻译，当时叫通事。由于“译者”为中国人，因此，诗人得以向他询问许多澳门的情况，进而写到作品之中。

其一云：

占城十日过交栏，十二帆飞看溜还。

握粟定留三佛国，采香长傍九州山。

诗中描述的是，从译者口中得知的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乘船出海，到南洋诸国从事贸易经营、购买香料的场景。首句说，葡商乘坐“洋舶”由占城（今越南南部）出发，十日后即可以到达交栏（今印度尼西亚格兰岛）。次句说，他们所乘的是配备有十二张帆篷的快船。后两句是说，他们先在南海古国三佛齐的港口泊碇停留，备足粮粟，然后驶往马来半岛霹雳河口外的产香胜地九州山，采购各种香料。三佛齐王国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包括马来半岛和巽他群岛的大部分地区。明王朝在此地设置过旧港宣慰使。

其二云：

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

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

大意是，娇媚如花、大约十五岁上下的葡国女郎，鲜艳的衣裳上喷洒着蔷薇露水，娇丽的面容宛如西海上边刚升起来的月亮，口中有香气喷出，使人联想起张开尾羽放出香气的倒挂鸟。庄绰《鸡肋编》卷下：“广南有绿羽丹觜禽，其大如雀，状类鹦鹉，栖集皆倒悬于枝上，土人呼为倒挂子。”应该说，在中国古代诗词中，这是描写婀娜多姿的西洋少女的首创。即便是咏赞本土的美艳如花的少女，像如此想象奇特的夸饰写法，亦属罕见。剧作家的文采飞扬、构思独特，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首为《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

不绝如丝戏海龙，大鱼春涨吐芙蓉。

千金一片浑闲事，愿得为云护九重。

“香山验香所”应是朝廷设在澳门负责检验香料质地的一个专门机构。明朝宫廷对各种海外香料需求量颇大，因此，作为对外贸易集散地的澳门，就成了购求香料的中心场所，而检验香料质地更是一项经常性的皇家专营业务。“海龙”蜿蜒，不绝如缕，状写船舶之多；开舱卸货，宛如“大鱼”喷吐芙蓉；“千金一片”，则极言香料之珍稀、贵重。

第四首《香嶴逢贾胡》：

不住田园不树桑，琅珂衣锦下云樯。

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

贾胡，指在澳门居留的葡国商人。他们穿着华丽的衣裳，佩戴着贵重的珠宝，不种庄田，不事农桑，专以海上贸易为生。一艘艘云樯高挂的商船，浮荡在波光潋滟的海面上，与闪烁着月色、星辉的白玉、明珠，交辉互映，到处都放射着珠光宝气。

上述有些内容，在《牡丹亭》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三

这四首颇具史料价值的七言绝句，特别是记入流传千古的杰作《牡丹亭》中的有关戏文，不独为澳门文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也在整个中华剧苑、诗坛上，留下了宝贵的篇章。除了文学本身的价值，诗作也好，剧作也好，都为祖国人民了解澳门这个孤悬海外的岛屿敞开一个窗口，为后世研究明代澳门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汤显祖任徐闻县典史，不过一年时间，但在当地民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最为人称道的是，他针对当地民众好勇斗狠，女子忧愤轻生的习俗，捐出俸银，创办了“贵生书院”。赦还内迁之后，他被任命为浙江省遂昌县令。根据作者自称，《牡丹亭》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这时，距其游历澳门已经过去了七年时间。当年他即弃官归里，一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去世。除了《牡丹亭》之外，作者早年曾著有《紫箫记》、《紫钗记》，后来还有《邯郸记》、《南柯记》。正是这些传世的名作，使他成为继关汉卿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戏剧家。

看来，《牡丹亭》的取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基本故事情节取自宋人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同时，还吸纳了流传于江西南安大庾一带的“女魂恋人”的故事；而其《谒遇》、《怅眺》、《旅寄》等几出戏文中有关香山嶴的情节，则是他依据亲身所见所闻有意识地写进去的。

汤显祖生当明朝日益腐朽没落的时期，亲眼目睹了嘉靖皇帝服丹求仙、大兴土木，万历皇帝直接派遣亲信宦官开矿、征税，无情搜刮等种种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通过描写宫廷不惜挖空国库去采购海外珠宝，曲折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穷奢极欲、贪得无厌的行径，赋予这部爱情剧作以深刻的政治内容。

在《谒遇》一出戏中，当钦差接宝官员苗舜宾应柳梦梅的请求，一一介绍过珍奇异宝之后，柳（生）苗（净）二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生）禀问老大人，这宝来路多远？

（净）有远三万里的，至少也有一万多程。

（生）这般远，可是飞来，走来？

（净笑介）那有飞走而至之理！都因朝廷重价购求，自来贡献。

（生叹介）老大人，这宝物蠢尔无知，三万里之外，尚然无足而至；生员柳梦梅，满胸奇异，到长安三千里之近，倒无一人购取，有脚不能飞！

几句问答，把封建朝廷爱“蠢尔无知”的珠玉如性命，却弃“满胸奇异”的人才如敝屣的隐秘，巧妙地彰显出来。“皮里阳秋”，意在言外，语中带刺，寄慨遥深。

（2009年）

此马非凡马

李贺是唐代中期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是皇室的后裔，但到他这一辈，家道已经衰落，除了一个空虚的族望之外，实际上，只是一个出身布衣的寒士。他聪敏早慧，七岁即能为辞章。大文豪韩愈和皇甫湜听了，未予置信，亲自到他家里考核，李贺援笔立就，竟如宿构，二人为之心折。自是名闻遐迩。

他每天骑着一匹羸弱的小马外出，后面跟着一个小书童，背着古锦囊，路上偶然思得佳句，随即写出放入囊中。到了晚上回家，再整理出来，累累成篇。他的母亲发现锦囊中竟有那么多的诗句，心疼地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新唐书》本传中评论他的诗文：“辞尚奇诡，所得皆警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

他抱着满腔热情，渴望一展所长，替国家尽一份力量，但遭逢不偶。他的父亲名晋肃，曾在四川做过一任小官，而且已经早死。可是，与他争名者却以此毁之：“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韩愈认为其说无理，专门写了一篇《讳辩》，为之作有理有据的辩解，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当局和有关人士被问得哑口无言，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就试。结果，终生困顿不得志，只做过一个时期的奉礼郎的卑微小官，等于后代普通人家婚丧时候的一个赞礼，情怀抑郁难舒，二十七岁就死去了。

在李贺的诗作中，咏马的特多，径题马诗及句中谈到马的竟达八十三首，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马诗二十三首》，尤具特色。当然，李贺原非咏物诗人，也不是养马、识马的专家。他之咏马，实际上是借马为言，以马自况，表达他对于识才、用才的见解。对这一点，后人看得十分清楚。明代评论家曾益说过：“贺诸马诗，大都感慨不遇以自吟也。”他往往通过马的内心活动去表现封建士子的际遇和周围环境。

长歌当哭，为千古怀才不遇之士，洒一掬同情之泪。清人王琦注云：

马诗二十三首俱是借题抒意。或美，或讥，或悲，或惜，大抵于当时所闻见之中各有所比。言马也，而意初不在马矣。又每首之中皆有不经人道语。人皆以贺诗为怪，独朱子（熹）以贺诗为巧，读此数章，知朱子论诗真有卓见。

李贺抱负不凡，自视甚高，但怀才未遇，颇堪浩叹。《马诗》第四首，极写马之素质良好，但际遇不佳，景况凄凉。这是用拟物的手法写人，实际是写他自己，是一种借题发挥的婉曲写法。尤其可贵的是，诗人通过咏马，创造出物我两契的深远意境。

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

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清代姚文燮评论这首诗说：“上应天驷，则骨气自尔不凡。瘦骨寒峭，敲之犹带铜声，总以自形其刚坚耳。”那么，这样的天马、神骏，得到的待遇又如何呢？且看《马诗》第一首：

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

无人织锦鞯，谁为铸金鞭？

开头两句形容神骏的贵质奇材，说这匹龙马脊上长着状如连钱的彩色斑点；四蹄雪白，跑起来似飞行云烟之中。接着写道：可惜的是，这样的良材骏骥却无人赏识，织锦鞯（垂覆马腹左右以遮挡泥土的布）无人，铸金鞭无人，结果，偃蹇、落拓，与凡马无异。这都是在慨叹贤能之士（首先是他自己）的怀才不遇。惟其天赋奇材异质，在受到不公正的摧折时，其内心的矛盾痛苦也就格外深沉。

再看第十八首：

伯乐向前看，旋毛在腹间。

祗今掊白草，何日蓦青山！

过去认为，马有旋毛在腹，乃千里马之特征。但一般人并没有注意，往往以常马视之，伯乐一眼就看出来了，从而发现了它的异秉。但是，相马者有人，市骏者无主。甚至连白草都要遭到克扣。结果，因为饲料粗糙，刍秣不足，每食难饱，精力有限，哪还有希望越迈山峦，驰驱万里呢！这里也含蕴着李贺个人的侘傺失意的境遇：他不是没有遇到伯乐，韩愈首先发现了他的才能。但由于韩愈并非高居要津的达官显宦，除了写一篇《讳辩》为他申张正义之外，也没有更大的能力去汲引他。为了理解这首诗，我们还可以把刘禹锡的杂文《说骥》引来参照着读。

文章说，一位堂兄送给他一匹良马，但他不识货，只用普通的方法喂养。不久，因为生病等着钱用，便把这匹马卖给了一个姓裴的人。在一位朋友的指点下，裴某得知这并非一匹常马，只是因为口齿尚嫩，锐气深藏，又兼过去饲养失当，所以一般人看不出它的异质。经过新主人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后来这匹马果然长成一匹名马。

这和韩愈《杂说四》一文讲的是同一道理：“马之千里才，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上述诗文，都是借马喻才，阐明识才、育才、用才的道理。一句话，并非世无良才，关键在于当政者是否采取了科学的方法与正确的态度。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那种凡马却得时逢春，气派得很，且看《马诗》第十四首：

香襆赭罗新，盘龙蹙蹬麟。

回看南陌上，谁道不逢春？

前两句说，赤罗新帕覆盖在凡马锦鞍上，龙麟精细地雕在铜镫上；后两句写凡马的骄矜得意，昂首四顾，在它看来，世间是不会有困顿失意之事的。这是借刻画凡马踌躇满志、自鸣得意来反衬贤才的风尘憔悴，遭际不偶。两相对映，颇富感染力。同时，借以讽刺那般侥幸得志的势利小人。《剧谈录》载，元稹明经擢第后，曾欣然拜访李贺。李贺素来看不起他的夤缘趋附，得意忘形，因而拒不接见。有评论家认为，此诗正是讽刺这一类人物的。

李贺自伤不遇，而且鄙视那些侥幸乘时的势利小人。但就他的本意来看，还是盼望能够有机会一展所长，酬其夙愿的。《马诗》第七首借马自喻，充分反映了这种心情：

西母酒将阑，东王饭已干。

君王若燕去，谁为拽车辕？

大意是说，西王母、东王公那里即将酒阑宴罢了。君王倘要想效仿穆天子那样及时赴宴，那就非得有日行三万里的八骏替代拽车辕不可。李贺在这里以神骏自喻，说明当今君主要想治理天下，就应设法找到并起用八骏那样的治国贤才。《马诗》第十二首表达了那种锐身自任，希冀一展所长的愿望：

批竹初攒耳，桃花未上身，

他时须搅阵，牵去借将军。

诗人描绘出一匹幼稚可爱的良驹形象：批竹般的双耳刚刚攒聚在额上，毛色初成也还不够鲜明。可是，望去已经知道这是一匹稀世的骏马。将来冲锋搅阵，一定能够帮助将军建功立业的。诗人以良驹比喻自己的年少新进，初露头角，说明人们还没能看到他的真正本事；但后生可畏，将来一旦有机会致身朝廷，辅佐君相，其前程正未可限量哩。诗人高自期许，踔厉风发，这种精神状态正同他在另外两篇诗作中讲的“更容一夜抽千尺”、“少年心事当拏云”是相互一致的。

《马诗》第十五首写道：

不从桓公猎，何能伏虎威。

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

这里借用《管子》一书中“桓公乘马，虎望见之而伏”的典故，说明贤才伏处草野之中，不遇识者；即使智勇绝伦，雄略盖世，也无从得以施展。而一朝得遇明主识拔，出乎沟垄之间，则可以建功立业，大展奇才，像拂云掠电的神骏一般，令人刮目相看。在《马诗》第五首中，诗人这样描写千里马的心理：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步踏清秋！

诗人说，如果得获知遇，我将在那白沙似雪的安边朔漠之间，在那燕然山一钩新月之下，戴着金线编成的络头，趁着气爽天高的清秋，在疆场上纵横驰骋一番。这里充满着翘盼知遇，以期一展所长的壮志豪情。

李贺作为一个壮怀激烈的青年，尽管被排斥压抑在一个“臣妾气态间，惟欲奉箕帚”的无聊职位上，但开始时还是抱着用世的希望的。后来眼看着种种叫人气愤、忧虑的世事，他逐渐感到灰心失望了。这种心情也充分反映在他的《马诗》里。且看第十一首：

内马赐宫人，银鞯刺麒麟；

午时盐坂上，蹭蹬溘风尘。

上下两联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赏赐宫人的内马，则银鞍垫上镶着麒麟，极尽装饰之美；而负重致远的千里马，则风尘蹭蹬，白汗交流，根本无人怜恤。这正像孟尝君所说的“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短褐；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世事的不公平，竟至于此！这种重女色而轻视人才的腐败现象，反映在诗人的笔下，正自有无限的悲慨。

《马诗》的最后一首是：

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

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

这首诗以借喻手法，说明仕于朝者都是肉马、庸才；而一些奇才颖异之士，则沉埋于草野之中，无从崭露头角。一面慨叹朝廷无人，一面悲叹自己怀才不遇。但他不便直言，只能绕个大圈子说：汉武帝癖好神仙之术，而招募的方士专事行骗，炼丹烧金无数，所得不过一缕紫烟。武帝还曾宣称“得天马于渥洼水中”，实际上厩中豢养的无非是些痴肥呆长、不解登天的凡马，哪能借以升仙呢！言外之意，是人君虽然意在求治，但不谙用人之道，结果，一切只能陷于空谈而已。

李贺《马诗二十三首》从各方面写马，写了不少的马，其实大别之无非两种：骏马和驽马。他写马不满足于从旁观的角度描写马的神骏，赞美马的品格，而是融进个人怀才不遇的凄凉身世之感，因而更加凄恻动人。诗的主旨是骏马与人才的失路之悲。笔锋所至，时而隐喻微讽，时而郁怒嘶鸣，时而昂扬愤激，长歌当哭，读之令人热耳酸心，感染力是很强的。

（1987年）

涧底松

西晋著名诗人、文学家左思，借用古代史实咏怀述志，写了八首《咏史》诗，其中的第二首是：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借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诗人首先从葱茏茂郁的十丈黑松与稀疏下垂的径寸小草，一处涧底，一踞山巅的自然景况写起，用以比喻贤俊之才屈居下僚，而世家子弟不问贤愚均能高踞上位的社会现象，进而揭露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根源。诗人尖锐地指出，这是地势不同所造成的，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从而有力地抨击了魏晋时期门阀制度的黑暗。最后由现实转向历史，列举了西汉金日磾、张汤两家子弟凭借先人遗业，绵延七代做宫廷宠臣，而出身寒门、卓具才识的冯唐年已七十，一直不获晋用，仍作中郎署小吏的史实，鞭挞封建社会任人不以才能，只凭门第的腐败制度，为万千深受压抑的贤才志士，吐出一口愤懑不平之气。

实际上，左思本人就曾身受其苦，这首诗正是他出于生命体验，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曲自怜自叹的哀歌。他出身寒门，年轻时家境清苦，很被人看不起。但他颇有志气，决心创作一篇超迈前人的《三都赋》，把蜀都成都、吴都建业、魏都邺城都写进去。为了完成这个宏伟计划，他广泛搜集历史知识和各种资料，并游历了古城旧都，然后杜门谢客，潜心写作。一些世族文人听到这个消息，肆意进行嘲讽。出身江南豪门的文学家陆机说：“这个伧夫俗子，真不知天高地厚，竟想超越班固、张衡这些前代名家，实在太可笑了。”陆机还写信给弟弟陆云，说：“有个无知狂徒想写《三都赋》，看来，写成以后，只配拿来盖我的酒坛子！”

十年过去了，雄浑、精湛的《三都赋》终于问世。但当时人们并未予以重视，传抄者寥寥无几，左思十分懊丧。他认为，这是由于作者官卑职小，人微言轻，于是，请来当代名儒皇甫谧加以品鉴。皇甫谧读罢文章，拍案叫绝，当即作了题序。这样一来，果真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注目，司空张华给予极高的评价，连那个傲慢自大的陆机看后也叹为观止。待到《三都赋》重新刊发时，举国轰动，到处有人抄写，洛阳纸价为之飞涨。“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就是这么产生的。

面对着这一切，左思感慨重重，特别是对世族文人把持文坛、压抑人才的黑暗现实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了。为此，他写了许多引古喻今，指斥时弊，表达出身庶族、寒门的封建文人政治苦闷的诗篇，《咏史》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清代文学家姚莹曾为此写过一首七言绝句：

伧父当年笑左思，三都赋出竟雄奇。

宁知陆海潘江外，别让临淄咏史诗。

这里的“陆海潘江”，指文学家陆机和潘岳，当时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临淄”，指左思，因为他是临淄人。意思是说，左思的《三都赋》和咏史诗所表现的旷世才华，压倒了陆机与潘岳。诗篇深刻讽刺了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和陆机等人凭借门第，对出身寒门的左思不屑一顾的可笑行径。

受左思《郁郁涧底松》一诗的影响，唐代诗人白居易也写过一首《涧底松》新乐府：

有松百尺大十围，生在涧底寒且卑。

涧深山险人路绝，老死不逢工度之。

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两不知。

谁谕苍苍造物意，但与之材不与地。

金张世禄黄宪贤，牛衣寒贱貂蝉贵。

貂蝉与牛衣，高下虽有殊；

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

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

历历天上种白榆。

作者在自序中阐明诗的主旨：“念寒隽也。”寒隽，指的是出身社会下层而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他们想通过仕宦途径，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往往受到压抑与排挤，难以偿其夙愿。这首诗反映的正是这些人的苦闷心情。作者在《策林》一文中曾写道：

君求贤而不得，臣效用而无由者，岂不以贵贱相悬，朝野相隔，堂远于千里，门深于九重，上下茫然，两不相通！

这和这首新乐府中的“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两不知”，是同一含义。

同左思的咏史诗一样，这首诗也是从“涧底松”写起，比喻智能之士没身草泽，不被知用；也是采用对比手法，以金、张世代簪缨与终身不得入仕的贤才黄宪相衬，以贵族朝冠上的饰物貂蝉和寒士用作被子的牛衣，海底珊瑚和天上白榆（星名，借喻凡材）作对比，引出“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的结论，富有感染力、说服力和战斗力。

（1986年）

情注河汾

黄河奔腾呼啸着冲出壶口之后，渐渐收束了性子，继续悠悠南下，到了河津的禹门口，又耍了一阵脾气，然后大气磅礴地敞开了怀抱，将汾水收纳进来。

这一带，汉、唐时期为河东郡，也称“河汾”——这种提法始见于《史记·晋世家》。它的范围，大体上包括现今的北起临汾，南至河津、万荣、永济的大片地区。

唐人咏叹过“金陵王气”，还说过“秦中自古帝王州”；其实，要说“王气”，大概没有哪个地方比得过晋南的河汾的。且看，堪称帝王之祖的唐尧、虞舜、夏禹，竟然都和这里有着密切联系。尧都平阳，就是今日的临汾；舜都蒲坂，地处河东永济；在舜帝陵的东面，夏县有禹王都城的遗址；再往北去便是稷王山，西周的始祖后稷肇基于此，传说曾在这里教民稼穑；而春秋时代的晋国，建都曲沃，遗址就在汾河岸边的侯马。要说“王气”所锺，真是非此间莫属了。

话是这么讲，但我之情注河汾，却主要不是由于什么“王气”，而是因为这里的悠悠文脉，泱泱诗风。

幼时读《千家诗》，其中一首唐人苏颋的《汾上惊秋》，在脑子里刻下了很深的烙印，觉得它通过抒情、意象，极好地传达了诗人纷乱的愁绪和复杂的心情。尔后许多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面对着白云黄叶、秋气萧森的景象，都会记起这样苍凉的诗句：

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

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

今年秋天，参加中国作家采风团，我有幸实地考察了河汾地区。置身胜境，触景生情，自然我又记起了《汾上惊秋》这首诗。当然，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诗章固然清妙，却并非戛戛独造，其胎息盖出于汉武帝的《秋风辞》。前两句直接化用了《秋风辞》的诗意；后两句也能从原诗中寻出情绪上的痕迹。

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汾阴出土了一只据说是黄帝铸造的宝鼎。武帝视为祥瑞之兆，喜不自胜，便亲往河汾地区祭祀后土之神，并与群臣泛舟汾河。当时，正值白云成阵、黄叶飘萧的秋天，君臣一边赏玩胜景，一边宴饮欢谈，酒酣耳热之际，武帝乘兴作歌：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诗章起调苍凉，中间巧借兰秀菊芳，缅怀贤臣佳士，表现出蓬勃向上的盎然生气。在箫鼓喧阗、棹歌悠扬的欢愉中，笔锋陡然折转，表达了乐极悲生的情绪，反映出这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情怀跌宕、思绪纷杂的特殊气质。清人沈德潜誉为“《离骚》遗响”，自是当之无愧。

汉、唐时期，河汾一带物产丰饶，素称殷富，而且交通便利，地当沟通东西二京之要冲。元人周伯琦《过太行山》诗，有“战国东西分晋赵，中原南北带河汾”之句，充分反映了此间地势的扼要。

当时，晋、冀、豫、鲁的读书士人，东出宛洛，北发晋阳，济汾、黄河，过潼关，西入长安，游学赶考，都要在这里汇聚。隋末王通曾设教河汾，有弟子千余人。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徵、李靖、程元、薛收等皆曾从其受业，时称“河汾门下”。特别是唐代，这一带诞生了许多著名诗人。宋之问、王之涣、王勃、王维而下，柳中庸、卢纶、杨巨源、畅当、吕温，直到柳宗元、聂夷中、司空图……当以数十百计。

一路上，采风团接触到许多著名的人文景观。我们首先参观了古蒲州的普救寺。唐代著名诗人元微之根据发生在这里的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写了一篇传奇小说《莺莺传》。也有人——如北宋末年学者王性之——考证，元稹写的原是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四百年后，经过金人董解元的踵事增华，写成了被誉为“北曲之祖”的《西厢记诸宫调》。到了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又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古典文学名著《西厢记》杂剧。于今，梨花院，梵王宫，待月的西厢，拂墙的花影，般般俱可指认，只是“诗人老去”，莺莺也不在了，空留下一曲凄婉缠绵的情爱悲歌，供后人咀嚼、遐想。

紧接着，我们又寻访了鹳雀楼的遗迹。据《梦溪笔谈》和《清一统志》记载，旧址原在永济县城西南，黄河里的一个高耸的沙洲上。楼高三层，前瞻中条，俯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最有名的是王之涣、畅当的五绝和李益的七律。然而，多数人只知道王之涣的诗句：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其实，畅当的诗：“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同样是景以情见，物由志显，以高远襟怀辟出壮阔诗境，不失为一首佳什。当然，与王诗相较，终逊一筹，不得不让其独步千古。现在，永济县正大做“鹳雀楼”的文章，斥巨资在黄河东岸易地重修，并辟建河畔公园，工程浩巨，明年春可期告竣。

两宋时期，此间诗坛比较沉寂，直到金末元初，再现勃兴之势。在当时诗坛盟主元好问的影响下，这里出现了一个由麻革、张宇、房希白、陈赓兄弟、段克己兄弟、曹之谦等人组成的“河汾诗派”。曹氏为晋北应州人，隐居平阳三十余年，其他人都出生在河汾一带。他们身处金、元易代之际，历经丧乱，不胜今昔之感。后来隐居乡里，有机会接触下层民众，遂在诗中发抒故国之思，反映民生疾苦，多有可读之作。

段克己词《过汴宫故城》，有句云：“塞马南来，五陵草树无颜色。云气暗，鼓鼙声震，天穿地裂。百二山河俱失险，将军束手无筹策。渐烟尘，飞度九重城，蒙金阙。”骨力坚劲，意致苍凉，受苏东坡、辛弃疾影响比较明显。其弟成己亦著诗名，广为传诵的有五律：

四海疲攻战，余生寄寂寥。

花残经雨打，蓬转任风飘。

有兴歌长野，无言立短桥。

敝庐犹在眼，殊觉路途遥。

金亡，兄弟二人避地龙门山中，躬耕度日，结社唱酬，优游以终。

麻革的诗句：“悲风鼓角重城暮，落日关河百战秋。形势古来须上策，尘埃岁晚只羁愁”；陈庾的诗句：“城上危楼倚霄汉，凭栏有客正悲歌”，慨当以慷，悲怀溢于纸上；房希白的“东风贪长新桃李，未有功夫到菜畦”，别有寄托，意在言外，都是可圈可点的。

弹指一挥，七百余年过去。于今，“河汾诗派”诸人的任何遗迹都见不到了。好在他们的乡贤房祺在元代大德年间编了一部《河汾诸老诗集》，每人收诗一卷，共录存二百零一首，可视为元好问《中州集》的续编。《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诸老“人品既高，故文章亦超然拔俗，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岑参诗）我久久地漫步在古城垣外，杨柳堤边。但见清波如旧，光景依然，只是纤流一束，悠缓地南行，已经失去了当年的万马奔腾之势。不要说汉武帝的楼船，即使河汾诸老的扁舟，恐怕也难以划行得很远了。

听说，为了纪念《秋风辞》的创作，后人在河边修建了一座秋风楼。我多么想面对着秋风、白云，登楼长啸，发抒一番思古之幽情啊！可惜，由于道阻且长，时间有限，只能望风遥想，留下淡淡的追思，付诸余生梦寐了。

（1999年）

目　录

婆婆妈妈

一

二

三

四

生生之谓易——读《易》随笔

一

二

三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一

二

三

四

视角的选择

一

二

三

四

事是风云人是月

一

二

三

四

要有一点书卷气

一

二

三

四

联苑谈丛

一

二

三

四

五

姓名文化与称谓问题

一

二

三

座次趣谈

一

二

三

四

五

“老去诗篇浑漫与”——谈谈我的传统诗写作

一

二

三

文学想象力

一

二

三

读书要有“问题意识”

一

二

三

读书让人拥有世界

借鉴遗产　融合新机

一

二

三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乾隆帝御制《盛京赋》散谈

信与疑

退休者言

过度阐释

一

二

三

“各位领导……”

一

二

三

记忆不可少

奥运是个大学校

上

下

出世与入世——杂说之一

载鬼一车——杂说之二

劳　生——杂说之三

清流只在古诗中——杂说之四

亲密无间——杂说之五

你说的“什么”究竟是什么——市井卮言之一

市政建设“西洋景”——市井卮言之二

花甲老人不明白——市井卮言之三

走了老陶，烂了香蕉——市井卮言之四

善读“无字之书”

传承　重塑　创新——东北地域文化散谈

一

二

三

友谊漫话

世界的眼光

论说文的文采

一

二

三

关于记叙文的写作

一

二

三

我写纪游散文

一

二

三

听课纪实

莫笑放牛郎

五女山山城碑记

文化的影响力

一个有趣的话题

漫谈人生不同阶段的读书学习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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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窗漫笔/王充闾著.—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4149-9

Ⅰ.①秋…　Ⅱ.①王…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250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295千字

印　　张：21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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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刘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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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妈妈

一

和婆婆妈妈相对应的，是儿媳女儿。那么，现在就从儿媳女儿说起。

她叫吴玲，外号“小公主”，在一家银行里当柜台经理。因为爸爸已去世多年，她是独根独苗，妈妈视若掌上明珠，从小就娇生惯养，含在嘴里怕化了，托在掌上怕碰了，以致乖张任性，为所欲为，稍不称心，便张口骂人，甚至摔盆砸锅，横踢乱踡。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上演在结婚那天早上。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公主”，在妈妈和新郎的陪伴下，从长江沿岸的一个大都市，乘坐飞机，来到东北这座省会城市。这里是公婆家，也是如意郎君生长的源头所在，按理说，应该感到温馨、亲切才是。孰料，竟然像是积蓄下三生宿怨，她一踏上这片黑土地，就气不打一处来，凶神恶煞般，气昂昂，虎着脸；一进家门，就嫌新房布置得气氛不浓、色调寡淡。“我是搞金融的，理应金碧辉煌，金光灿烂；这像什么，简直就是尼姑庵！”

新郎赵雨了解她的性情，知道“惹不起”，何况又逢大喜日子，只好满脸陪笑，低声地说：“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一辈子清贫惯了，喜欢雅素的格调。我们作晚辈的，应该尊重他们的习惯。”新娘听了，三角眼一瞪，鼻子一哼：“废话！谁不是知识分子！要说尊重，我应该是首要的。一群猪脑袋，连谁是主角都不知道。”

这个下马威，像是一瓢凉水兜头倾下，使得公爹、婆婆的一片热心霎时化作冰凉，两人面面相觑，张口结舌，半晌不发一言。亲友们怕把事态闹大，赶忙劝说：“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也累了，快到酒店休息一下吧。”这样，一队人便前呼后涌地直奔对面不远的香格里拉酒店。新娘提出，要察看婚礼的会场。不看则已，这一看更是怒气冲天，手一挥，断然下令：“立刻换地方！这简直是胡来—灯光、音响、窗纱、喜幛，粗糙不堪，照我们的富丽华差远了！这里不是有凤凰大酒店吗？马上开拔，过那边去！”

操办喜事的人赶忙陪笑解释：“那得提前五个月预订，现在来不及了。”

事情总是无巧不巧，“屋漏偏遭连夜雨”。本来定好：“正日子”的早上，在新人下榻的九楼用餐；可是，由于恰逢中秋佳节，宾馆服务员休假，临时改到普通餐厅。其实，只是换个地方，电梯又很方便，那里也并没有外来客人；不过，还是捅了“马蜂窝”。新娘暴跳如雷，索性大打出手。热水瓶摔出窗外，装饰画敲碎了，又踏上两只脚，全新的枕头、被褥、沙发垫，一股脑儿掀到地上。里里外外，烟尘斗乱，像是遭到一场洗劫。

她的威风算是使足了，两公婆的颜面可是扫地以尽，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真是憋气又窝火。公爹原本就有心脏病，当即气得昏厥过去，送进医院去紧急抢救。在这种情势下，婚礼之尴尬、别扭与草率，可想而知。

儿子成了“受气包”，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安抚老的吧，除了抱歉、愧赧，实在无言以对；而对年轻的，理应严肃批评，却又缺乏足够的气魄和胆量。新娘出过气之后，此刻倒是有点心慌，不见得是良心发现，主要是看事态闹大了，无法收拾；加上妈妈在背后紧扯衣裳襟，觉得应该找个台阶下。这样，到了七天头上，在公爹遗体告别仪式上，哭得泪眼婆娑，跪拜不起，一场闹剧总算收场了。但是，后果毕竟是严重的，在婆媳关系上，从此结下了一个硬疙瘩。

二

赵雨和吴玲就读金融学院时，是同班同学。男长女的一岁，两人生日倒是巧合，都在八月初三。吴玲学习成绩一般，却妩媚窈窕，能歌善舞，装束入时，宛如彩蝶翩跹，校园里到处闪现着她的身影；而且，精明巧慧，能够随机应变，发起脾气来，雷轰电掣；平时却擅长撒娇，甜嘴蜜舌，生成一副讨人喜欢招人怜爱的媚态。

赵雨是标准的北方小伙儿，身高一米八二，挺拔英俊，一表人材，品质清纯，彬彬有礼；又是班里的高材生、团支部书记，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这样一来，入校不久，就被工于心计的吴家母女瞄准、看中了，当做未来的女婿加以培养，实质上，是把他作为猎物管控起来。由于家在本市，生活比较富裕，每逢星期假日，吴玲总是把“小哥哥”带到家里，好吃好喝款待着。这样，尽管赵雨才品出众，人气旺盛，但也没有别的女同学（哪怕是条件再好、素质再高）敢对他动心思。为什么不敢呢？主要的还不是“东风有主”了—可以竞争嘛；而是那个捷足先登的吴玲，可不是善茬子，女孩们矜持，都怕“抓不住狐狸，反惹一身臊”。

那么，关于吴玲的个性以至性格缺陷，赵雨又是怎么看的？开始时未曾在意。幼承庭训，他一向与人为善，总是注意发现他人的长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而吴玲又应对有方，在他人面前，尽可头角峥嵘，咄咄逼人，而为了笼络与讨好男朋友，开初两三年，呈现给赵雨的总是另外一副姿态—小鸟依人般的温婉柔媚，或者大姐姐似的体贴入微；纵使有时露出一些“马脚”，由于她巧言善辩，无理也能辩出三分，又会装成一副委屈的样子，说着说着，腮间就挂起两行清泪；这样，在质朴天真、富有同情心却迹近懦弱的赵雨那里，便能收到“哀兵必胜”的效果。咳！说到底，还是“情感没商量”啊。“情人眼里出西施”，“爱而不知其恶，恶而不知其美”，“看走眼”的情形是常有的。待到后来—后来嘛，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即便眼明心亮，也拔不出腿了。

赵雨的父亲是驻外记者，常年出国采访，直到近年因为心脏病发作，才病退还家；儿子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母亲叫林子平，“七七届”文科大学生，由于文史基础坚实，毕业后，党校和出版部门争相引进，她选择了后者，从而成为一位出色的高级编辑。她是大家闺秀，属于传统型的贤妻良母，孩子一上小学，就教育如何重品德、懂礼貌、屈已待人、谦恭忍让；而且自己做出榜样。她是学历史的，讲究知人论世，当得知儿子处对象了，便有意识地观察对方这对母女。无非娶媳妇吧，管人母亲干啥？她有个不成文的逻辑：勤俭看家，品行看妈。

那是赵雨大三那年秋天，林子平责编的一套丛书，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颁奖仪式在金融学院所在的城市举行。她觉得正好可以看看儿子，也附带会会吴家母女，便兴冲冲地前来。会议进行中，第二天晚上，东道主宴请各地出版界同行，办了个“九鱼宴”。她的胃肠功能原本就比较弱，由于水土不服，又兼吃了几个淡水小龙虾，结果患上急性胃肠炎，儿子连夜把她送进条件最好的军区总医院。次日清晨，吐泻便已停止，但吴玲和她母亲还是赶来探望。

吴玲的母亲姓高，在市地税局担任行政处长。人尚未露面，就留给林子平一个“先声夺人”的印象。心想，这又是一个“凤姐”。你听，还在走廊里，她就高喉咙大嗓门地嚷着：“我有一个多月没来了，环境氛围真是大有改观。”伴着节奏鲜明的高跟鞋的“哒哒”响声，又传过来一句：“忙啊，脱不开身哪，我这是请的特假。”看来是和谁搭话。

微感虚弱的林子平，撑着床铺坐起，透过近视眼镜看到，进来的这位，真个是珠光宝气；身后的女孩倒很洒脱、乖巧，把手中的礼品盒交给赵雨之后，便转过身来，亲切地叫了声：“林姨，您好！”行过了鞠躬礼，就退到门口，和赵雨小声地嘀咕什么。贵妇年龄在五十开外，有些发福，赘肉不少了，却穿着一条苔藓绿的连衣裙，颈上挂着白金项链，配的是镂空的金至尊翡翠吊坠，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的感光变色镜，腕戴宝格丽的金表，胳膊上挎着国际上流行的爱马仕的咖啡色皮包。林子平起身下地，很有礼貌地和对方握手；可是，终究不脱书生的习气，本来该直说腹泻或者闹肚子，却偏偏拽文：“我这一点‘河鱼之疾’，劳烦大驾，真是过意不去。”高处长不懂得这个典故，赶忙纠正：“哪里是‘河鱼’？惹祸的是长江水产。我回去要找他们，怎能这样不讲卫生，把不干净的东西送上餐桌？”林子平心中窃笑她胸无点墨，却架子十足—你看她口气多大，简直像个分管食品卫生的女市长。实在是俗不可耐。这样一来，她也就不愿意再搭话了。高处长原本就是走走过场，搭讪了几句，也就扬长而去。

脑子里带着恶俗的烙印，林子平回家和老伴一说，两人都摇头，叹气，觉得势头不妙，说是再观察一下女孩吧。凑巧，几个月过后，学院放了寒假，吴玲跟着赵雨前来小住几天，说是要看雪。这正合了两位老人的心思。

到了男朋友家，吴玲有如脱缰野马，可以任情适性。不像在妈妈身旁，耳根不得清静。妈妈毕竟世故一些，自己虽然张扬，但还经常提醒女儿，公众场合注意影响。此刻的“小公主”如入无人之境，二老在她眼里，视有若无，什么“注意影响”早抛到九霄云外。这样，其个性乖戾的本相便一展无遗：一语不投，就耍泼放刁，还花舌子，耍手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恰和质朴淳厚的赵雨形成鲜明的对照。老两口觉得，同这么个人过一辈子，儿子可就苦了。于是，私下里，夫妻一道，郑重地向儿子表明态度，反对他们结合；临走时，林子平又把这种想法当面说给女方。结果，弄得不欢而散；直至走出门外，吴玲还恨不绝声。

实际上，他们所做的是无用功，因为决定权并不在他们手中，而是远在数千里之外，所谓“鞭长不及马腹”。论血缘，儿子当然是自己的；但他早已成为吴家的“人质”—眼看就要到嘴的肥鹅，人家绝不能让它飞掉。在那对母女眼中，作为乘龙快婿，赵雨是最理想的人选，才貌双全，且老实听话，真是千里挑一，数载之功，岂能废于一旦！大四这一年，对于吴氏母女来说，是“艰苦，并快乐着”，最后，终于大获全胜。

没有什么“六韬三略”、妙算奇谋，只不过是一张持久而缜密的情切切、意绵绵的温情网。只此，用来俘获一个远离家园、涉世未深的青年学子，也就足够了。其间自然暗藏着母女二人的“机心”，但“女婿为半子”，终究是亲人，所以，也不能说是虚情歹意。当然，父母这边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在他们看来，儿子已经不是原来的儿子，姑娘更不是意中的媳妇，可说是“满盘皆输”。明知道，一切努力都为时已晚，但还是函电交驰，硬性干预，直至以断绝关系相威胁。当察觉到赵雨面对巨大压力有所动摇时，女方立即抡起了“狼牙大棒”：“怎么的？你想白吃白占？天底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声言要到学院去当众说理。一贯谨小慎微、缺乏历练的“阳光大男孩”，考虑到自己已经定位留校任教，为人师表，总须维护形象，这就惟有“俯首投诚”之一路了。

如果获胜的一方，能够“穷寇莫追”，就此收兵，不把人逼到墙角上，那么，“事到无为意转平”，公爹、婆母也就会自甘认命，被动接受，“理解万岁”了。岂料，这对母女见不及此，并不善罢甘休，总觉得那“一箭之仇”不能不报，于是，婚礼上的这场风波，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三

一年过后，小孙女降生，儿子打来电话报喜。妈妈当时手里正有一部重要的书稿待审，脱不开身前往，便从银行取出六万元存款寄过去。尽管心存芥蒂，但是儿女情长，当妈妈的还是割舍不得。“亲人肚里没仇肠”，“不看僧面看佛面”。而时间，更是一把有效的抹泥板，心中的伤痛，随着岁月的推移，已经渐渐平复了。

可是，儿媳却怨气十足，收了钱，也噘着嘴，不高兴；孩子一哭闹，就破口骂：“哭什么？老不死的听不见！儿媳妇生孩子，哪家婆婆不是主动上门！这可倒好，正眼不瞧，千里开外躲清静！”

因为女婿在旁，老谋深算的妈妈，便一个劲儿地递眼神儿，背后告诉女儿：“你要看得远一些。明年春天，她就退休了。孤身一人，又是个书呆子，给几句好话就上套，只要饵料抛下去，不愁她不吞钩！你这么一骂，万一儿子把话传过去，人家就不理这个茬儿了。”

女儿毕竟精明，一点就透：“啊，你是说让她过来当不花钱的‘老妈子’—连带孩子再做饭？是呀，如今保姆不易雇，每月至少五千块，还得供吃供住，稍不顺心，就卷包走人。原来，我是想让赵雨每天拿出半天时间照看孩子，反正大学教师也不坐班，可是，他又被抽调到郊区任职，成了重点培养对象。哎呀，一想起这些破事，脑瓜仁子就疼。”

孩子成了吴玲最大的累赘。为了保持苗条身段，她服用中药断了乳汁，孩子只能靠喂进口奶粉。逍遥惯了的她，勉强在家捱过了六个月的产假，觉得度日如年。而老妈又想再往上蹿一蹿，弄个副局当当，所以，也不能表现太差，投给孩子的精力自然有限。商量来商量去，还是雇人。赵雨高兴得跳了起来，顶着大雨，前往育儿嫂培训班去选人。先是挑了个“湘妹子”，中专学历，活泼大方，手脚勤快。谁知，带到家来，却遭到吴玲的强烈反对，也不说明什么原因，就一句话：立刻走人。赵雨无奈，只好说：“那你自己去选吧。”

吴玲领回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一望可知，善良质朴，干净利落。此刻，正静静地站在一旁，听年岁不及她一半的女主人下达关于护理婴儿的指示，从奶粉什么时间喂、怎么喂，辅食怎么加，到室内温湿度、睡眠姿势、洗澡时间，以及口腔护理、湿疹、尿布疹观察，都有明确要求，特别强调：必须准时、定量，不得突破。可是，实际执行中总有一些变故。比如，孩子口壮，消化特好，常常不到时间就哭嚎着要吃，阿姨不忍心，便提早来调喂奶粉，结果遭到吴玲的痛斥。还有一次，阿姨的娘家侄女来了，她陪着在大商店买了几件衣服，又给乡下的婆母挑了两样点心，以致误了孩子洗澡时间，吴玲足足骂了半个钟头。阿姨觉得伤心、憋气，最后不辞而别。

四月尽头，林子平办了退休手续，在儿子的撺掇下，兴冲冲地前来看宝贝孙女，住进了小两口新置的楼房。儿媳妇满面春风地把小孙女抱给奶奶。像是真有夙缘，白白胖胖的小家伙，本来正在哭着，一听奶奶说话，小眼睛立刻寻找，哭声随之停止。奶奶也很开心，心里甜丝丝的，总算见了又一代人。亲吻了小脚丫、小屁股蛋，便抱着她在客厅里往复走动。随后，又不顾旅途劳顿，扎起围裙，烧水合面，烙春饼去了。

楼门外一阵话语声，知道是高处长来了。原来，她在吩咐帮助提物品的司机，“立刻回单位，把报表给我拿来，我得连夜处置”；然后，又拨打手机给下属某单位负责人：明天有重要领导到场，事先要做好准备。极度凸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好像离了这个“高处长”，地球立刻就停止转动了。

进了屋，说过两句客套话，便兴致淋漓地向女儿女婿炫耀，她在单位是如何的自由随便：上班时间，洗澡、美发、买菜、购物、电话聊天……林子平觉得格格不入，仿佛一阵冷风袭来，将那满心的欢欣吹得烟消云散。

尽管已经看惯了岳母的作派，但此时的赵雨也觉得实在过格，太丢身份，却又不敢直言奉告，只好神情木然地呆望着。看着儿子这种状态，妈妈心中一阵悸痛：难怪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是环境的产物。原来一个多么聪明睿智的孩子呀，四五岁就能背诗、读报，左邻右舍的姑姑阿姨，全都夸他是“神童”；中学六年，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可是，……不过几年工夫，就让她们给带成这样！

她还忆起孩子报考高校选定志愿时，根据本人的气质、爱好，父母一致主张报考文科；当时依她之见，未来要向新闻出版发展；而他爸爸，觉得新闻工作太苦太累，执意让他学习财经，说这样出路广阔、就业容易，最后如愿以偿，进了金融学院，并留校任教。谁曾想到，没把学生培养出来，自己却被人家给“培养”了。

几天来，吴玲一直媚笑着，“妈妈”、“奶奶”不离嘴，一会儿，领着婆母看房间：“妈你看，这里紧对着湖面，清波荡漾，是专门给您留着的”；一会儿，又是一副满怀关切的口吻：“妈您一个人，得多孤单啊。若是我，一天也受不了。原来在职，事业至上；退休回家，就是亲情至上啊。咱们这里，可是个理想的养老乐园，还是及早迁过来，和儿孙团聚吧。您啊，一辈子苦奔苦曳不容易，晚年应该坐享清福，尽情体验天伦之乐；再说，您也得给我们晚辈一个孝敬、报答的机会呀！”

看透了这种“精神贿赂”，林子平已经打定主意：绝不进这个圈套。心想：“言之太甘，其心必苦”，现在说得天花乱坠，娓娓动听；冲着这娘俩儿，待到哪一天你灯尽油干，走不动爬不动了，“使用价值”耗净了，不把你一脚踢出去才怪。

但她终究是知识分子出身，有涵养，讲礼仪，古人所谓“交绝不出恶声”，心里有数就行了，不想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我呀，一个人也习惯了，不觉得寂寞；况且，工作也离不开：反聘公文正式下了，让我以老带新，还要负责主编出版社史，三天两头就得到单位去。”

儿媳一听，没戏了，顿感失望，便瞪起了三角眼，气急败坏地吼了一句：“老了老了，还给人家当奴隶！”

“那是我的志趣所在”；真正要我当奴隶的，是你们。后半句，她没有说出来。

临行前，她嘱咐儿子：“还得雇个育儿嫂。钱好说，妈妈给你们分担一半。”

四

转眼间，林子平退休一年又三个月了。离开工作岗位，她不仅没有感到失落、空虚，由于自由度增加了，审稿、策划之外，闲暇时间，弹弹钢琴，画几笔水墨丹青，反而觉得更加充实，充满活力，身体也较前硬朗了。

这天入伏，她记起“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俚语，从出版社出来，就拐进超市，买了肉馅和面皮，准备回家包饺子。刚一打开屋门，就听卧室的座机响起急促的铃声，原来是儿子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岳母带着小外孙女前来，飞机已经起飞，嘱她去机场接站。她急切地问：

“要住多少天？”

“总得住到出伏吧？这里是大火炉、大蒸锅，气温高达40℃，孩子实在受不了。”

“这么大的事，事先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昨天晚上还曾通话，你也没透露一个字。”

“她们都在身旁，万一商量了，你表示拒绝，那又怎么收场？”

“孩子，你这么做，实在是坑我，你对得起妈妈吗？”

“毫无办法，我也架不住她们母女折磨。妈妈，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立刻，林子平就头晕了，扶着墙，勉强平静了一会儿，赶紧搭出租车，向机场进发。还算没有耽误。

坐在车上，小孙女似乎还认得奶奶，抱起来也没哭，扎撒着小手，调皮地去抓鼻梁上的眼镜。

而高处长，这次的气派却不那么足了。“三高”、肥胖症，又兼闷热，让她一个劲地发喘。“没想到，北方也这么热！”短短一句话，中间喘了两次。

开门进屋，她就迫不及待地坐了下来，随之，木制的圈椅“嘎吱”地响了一下。她忙着起身，竟把椅子带了起来，便又一屁股坐下去，再也不想动了。

孩子喂足了，安然地睡去。她们也吃过了晚饭，林子平心烦意乱，但还是勉强地应付着。这样，客主之间，一场系统的交谈便开始了——

“自从女儿‘坐月子’，我就手插‘磨眼’里，拔不出，躲不掉；带孩子，做饭，没得片刻清闲，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不是说好了，雇个育儿保姆吗？”

“哎呀，人心隔肚皮，把孩子交给外来人，谁信得着啊？”

“那就没办法了，只好自己带。”

“我呀，是职场人，不比你们动笔杆的，肩上担负着重大责任；身体又不好，实在招架不住了。我和你儿子、儿媳商量：在这非常时期，咱们就得一起承担，‘共赴国难’了。”

“虽然退休了，我还有我的安排；并且已经同单位签了反聘合同，我可不能跟着你‘赴难’。那么，你这次来，长途跋涉，究竟有什么具体打算？”

“我和你儿子、儿媳，三人一致意见：第一步，领着孩子，先在这里度过伏天；第二步，处暑以后，天气凉爽了，我就回去上班。”

“孩子呢？”

“这是第三步，孩子在这里待到十月底；然后你带着她，去江南过冬。”

“以后呢？”

“第四步嘛，要看你的意愿，如果愿意在江南，就一直住下去，把这个房子一卖，带着钱，存起来；如果住不习惯，愿意在北方养老，那么，小孙女也大了，就跟着你回来上学。祖孙一起过，一举两得，既照顾了孩子，又免除了你的晚年寂寞。他们小两口呢，已经商量好了，再生个二胎，定要来个‘带把的’。一儿一女，品种齐全。”

一、二、三、四，说得头头是道；奇怪的是，中间竟再没有粗声喘息，林子平因此怀疑：进屋时，可能是有意做给自己看的。

喘也好，不喘也好，反正在林子平听来，都是声声刺耳。尽管她一向讲究礼仪、心性平和，但此刻，实在是忍耐不住了：“你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无奈只是一厢情愿！你应该知道，我是个自由人，不是你们可以随意摆布的玩偶。”

“什么叫自由人？哪里有自由人？既然生儿育女，那就得尽义务。没有孙子，你是奶奶；有了孙子，你就由奶奶变成孙子了。”

“那是你的逻辑。要说义务，我早已经尽够了。千辛万苦，总算把赵雨抚养成人；至于下一代，对不起，谁生谁带，既然能生，就应该能带。‘儿孙自有儿孙福，谁给儿孙作马牛！’当然，我这当妈的也不能完全袖手—雇保姆钱，我拿一半。”

“说到雇保姆，我和玲玲都一致反对。不差钱，只是觉得不如亲人托底。你呀，自私自利，总想一个人躲清静；其实，躲个啥？眼下，就算你不失落，不空虚，唱什么理想寄托的高调；可是，岁月不饶人，你都年过花甲了，最终还不得投靠儿子！没有春风换不来秋雨，现在不及早投资，等到走不动、爬不动了，再下跪求儿子、拜媳妇，谁还会理你！”

有诱导，有恫吓，真是煞费苦心；可是，林子平偏偏不买这个账。话不投机，她原本准备煞车，无奈多年积忿溢满心胸，还是一吐为快：

“照你说，人间没有亲情，一切都是商品交换。你呀，现在和女儿女婿‘一锅搅马勺’，除了将来怕人家一脚踢开，还有现实需要—整天逢场作戏，呼呼啦啦，身旁没有人，还怎么‘表演’，又去指挥谁？再者，看着是戴名牌，赶时髦，化妆、整容，连脸面都‘现代化’了；可现代化的电信、网络，全然不懂，有架子，没本事。离开年轻人，你自己没法过。”

“不管怎么说，我总还享受过，比你穷酸一辈子强。”此时的高处长，倒是显得平静，一副稳操胜券、成竹在胸的神态：“大势所趋呀，你没有办法摆脱。这副担子，你挑也得挑，不挑也得挑！”

“凭什么我要听你们摆布！我的唯一爱子，眼睁睁地看着，成了你们手中的猎物，成了吴门的忠臣孝子；你们还不满足，俘获了小的，又来抓老的，还想给我也套上夹板。真是痴心妄想！”

……

伴随着高跟鞋“嘎、嘎”的响声，高处长扭身走进屋里。本来已经熟睡的小外孙女，突然间，厉声嚎叫起来，听了令人撕心裂肺。不大工夫，便被姥姥推送到奶奶屋里：“胖胖想奶奶了，要跟奶奶睡。”然后快步回屋，“咔喳”一声，锁紧了屋门。

没料到她会来这一招儿，林子平为之愕然。

（2015年）

生生之谓易

——读《易》随笔

一

“生生之谓易”，这是《周易·系辞》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生生”也者，乃生命繁衍，孳育不绝之谓也。学者认为，“生生”二字，前面的“生”表示大化流行中的生命本体，后面的“生”为生命本体的本能、功用与趋向。功能与趋向不能脱离生命本体，而本体若是剔除功能与趋向，亦无生命可言，二者相辅相成，深刻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周易》乃生命之学。

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按其古代形态来说，《周易》原为卜筮之书，不要说形成于三千年前的幽玄诡奥的卦象、卦辞、爻辞—那些“神秘的砖块八卦所砌成的殿堂”（郭沫若语）；即便是战国时期的辅翼之作《易传》，也充满了形上思维、哲学抽象，哪里会有鲜活的生命出现？

《周易》源于自然。大自然的运转变化，是卦爻演化的蓝本和赖以形成的基因；而卦爻与象辞则是混沌初开之时远古先民对于自然、社会早期认识的记录。徜徉于《周易》所铺陈的天地间，眼前会展现出“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动人景象。宏观的自然环境是，“天玄地黄”、“上火下泽”、“雷雨之动满盈”、“万物资生”—其中有植物：“草木蕃”盛，“系于苞桑”、“拔茅”连茹，“枯杨生稊”；有动物：“鸣鹤在阴”、“鸿渐于陆”、“潜龙勿用”、“羝羊触藩”、“小狐汔济”、“鼫鼠贞厉”、“乘马班如”、“牵羊悔亡”、“鸟焚其巢”、“十朋之龟”、“童牛之牿”、“豕之牙”、“履虎尾”、“包有鱼”。而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从事各种活动的人群：有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推演卦爻；有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有的“作结绳而网罟，以佃以渔”；有的“射隼于高墉之上”、“田获三狐”；有的穿行山泽，“过涉灭顶”；有的“笑言哑哑”、“鼓缶而歌”。……

描摹物象，在于寄寓思想观念。其形成过程，往往是通过观察一系列自然与社会现象，参悟出个中所隐喻的哲思、理蕴。在这里，卦象和现实中的人类生活联结起来，将生命作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本体加以研索。比如，《既济》卦中讲成事规律，其中《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意思是，东方邻国杀牛举行大祭（处于既济状态，祭祀十分隆重），不如西方邻国举行简朴的祭礼（禴祭是夏祭，五谷还没有丰收，所以礼仪简单），诚敬而合于时宜，更加经济实惠，更能得到神灵施降的福泽。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化、生二字，是中国古典哲学中两个重要范畴。化有多义，此处当指化育、生长。化是生的存在方式。《庄子》佚文有“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之语；《文子·十守》亦称：“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尝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尝化，其所化者即化。”化、生二字，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表征着生命转化的动态流程。

中外思想家无不悉心赞佩中华大地上远古先哲思维、语言的精妙—简单几个字就将万物经历了数十亿年生成的道理和一切飞潜动植特别是人类的进化过程精确地表达出来。黑格尔老人曾经说过：“《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就人类心灵所创造的图形和形象来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是一种崇高的事业。”

对于物质世界，远古先哲以乾坤、阴阳两对概念作既抽象又形象的表述。《乾》、《坤》二卦的《彖》辞中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成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就是说，万物资始，均导源于乾坤的生生运作。他们认为，阴阳化为物质，即是天地；而其象征表现，即是乾坤；体现在人类身上，则为男女。其核心理念，是阴阳和合，“一阴一阳之谓道”、“独阴不生，孤阳不成”。关于这种自然的宇宙生成论，《易传》中表述得至为充分：“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序卦》）；乾主阳，坤主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周易正义》中指出，“《易》卦六十四，分为上下，而象阴阳也”：“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乾》、《坤》二卦，“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咸》、《恒》二卦，“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而无分阴阳与男女，均以“生生”为第一要义。就此，宋代大儒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太极图说》）

现代学术大师钱穆先生认为，“阴阳是两相对立，同时并起的。若必加分别，则应该是阴先阳后。让我们把男女两性来讲，男女异性似乎是两相对立，同时并起的。但照生物进化大例言，当其没有雌雄男女之别以前，即以单细胞下等生物言，他的生育机能早已具有了。生育是女性的特征，可见生物应该先具有女性，逐步演化，而再始有男性，从女性中分出。女性属阴，男性属阳，故说阴先阳后也。”看到这里，我曾有过疑问：既然阴先阳后，为什么《周易》六十四卦要将《乾》卦置于第一，坤卦次之？钱先生似乎料到了这一点，文中解释说，乾德为健，主动；坤德为顺，随动。儒家推尊人文，故取《乾》卦为第一卦。

而与此说形成鲜明的对照，钱穆先生的宗亲、当代学术大师钱锺书先生则在海峡此岸，充满风趣地接上话头：《周易》中个别处“有乖男女平等之道”，乃“逞男子之私便”。他还引证古书中《谢太傅、刘夫人》的掌故：“公（谢安）既深好声乐，不能令节，后遂颇欲立（娶）妓妾。兄子及外甥等微达此旨（了解这一意图），共问讯刘夫人，因方便称（《诗经》中的）《关雎》、《螽斯》有不忌（忌妒）之德。夫人知以讽己，乃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语也。’”（《管锥编·周易正义》）

二

当然，《周易》也可以说是生存之学。生命的实现，有赖于生存；而生存的本质，或曰根本属性，是达致天道与人道、天文与人文的天人合德、和谐统一。

远古先哲“推天道以明人事”，通过静观默察，潜思体悟，从时空、天象的变化及其与人事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发现规律性的现象与认识，从而形成了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这样，作为最古老的阐发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周易》一书，就充分显现出视整个宇宙为一大的生命系统，视人与自然为一整体的生态伦理思想，而其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德。这一生态伦理思想，不仅正确地表达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对于世界的重大贡献。

《周易》中把整个宇宙分为天、地、人三个同元同构、相互感应的组成部分，“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董仲舒语）—天、地、人“三才之道”。人与万物具有统一性，天地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默契，“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系辞》）。如果我们把一部《周易》比作一座美轮美奂的摩天大厦，那么，天人合德、和谐统一，便是这座大厦的顶梁柱与基石。

《系辞》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这个“德”集中体现在合、和二字上。合、和的外在表现，是孔子所言：“仁者爱人。”清代学者戴震认为：“仁者，生生之德也。”在天覆地载之中，体现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一体之仁，反映出我国古代先民敬天重德、仁慈博爱的思想精神。它是覆盖于整个社会、自然与人生的，特别是反映在自然观和生态伦理方面。具体地体现为：

一是顺。《易传·说卦》指出，“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顺应人性、天命的规律），“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豫》卦《彖》曰：“天地以顺动（循时运转），故日月不过（没有过失），而四时不忒（不出偏差）；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清明公正）而民服。”《革》卦《彖》曰：“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顺”，有顺应自然、顺乎天理、遵循规律之意。这是以天人合德为核心理念的生态伦理观的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二是节。六十四卦中第六十卦为《节》卦，专门阐明适当节制的道理。卦辞：“节，亨”（节制，亨通顺利）。就此，《彖》辞解释说：“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爻辞《六三》：“不节若，则嗟若（不能自我节制，必然会忧伤嗟叹）。”爻辞《六四》：“安节，亨（心安理得地节制，亨通顺利）。”爻辞《九五》：“甘（甜美愉悦）节，吉”。看来，《周易》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凡事要有节制（包括节俭、节约、节欲），不可过度开发，肆意掠夺，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不可挥霍无度，暴殄天物。这也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观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是谦。《周易》第十五卦是《谦》卦。卦辞：“谦，亨。君子有终（能有好的结果）。”《彖》辞的解释是：“天道亏（损）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爻辞《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爻辞《六四》：“无不利，■谦（发挥谦虚的美德）。”

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学术著作中，热情赞誉中国古代先民的敬天重德思想，把这种天人合德的自然观称为“有机的自然主义”。他说：“对中国人来说，自然界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所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

“有机的自然主义”也好，“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也好，核心理念，或者说基本出发点，是生存意识—主体的人和客体的自然世界，是命运的共同体，彼此同生共存，相依为命；而“被意志和暴力所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的基本出发点，则是无限制地掠夺、占有。

美籍德国著名哲学家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对于人的两种生存方式—重占有和重生存进行深入解析。为了彰显二者的区别，书中以英国诗人坦尼森和日本诗人芭蕉松尾的诗为例。二诗内容相近，描述的又是同一种体验，即他们在散步时对一朵花所做出的反应。坦尼森的诗是这样的：

在墙上的裂缝中有一朵花，

我把它连根一起拿下。

手中的这朵小花，

假如我能懂得你是什么，

根须和一切，一切中的一切，

那我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上帝和人。

下面是芭蕉松尾的俳句：

凝神细细望，

篱笆墙下一簇花

悄然正开放！

弗洛姆解析说，前者对花的态度是想要占有它。出于对花的兴趣，他把它连根拔起，后果是花朵遭到扼杀，虽然他的理性还在侈谈什么“这朵花可能会帮助他理解上帝和人的本质”。在这首诗中，诗人“就像西方的科学家一样，为了寻找真理而不惜分解生命”。而芭蕉松尾对花所做出的反应，则完全不同—他欣赏它，却不想去摘取，甚至连动它一下都不忍心，只是“凝神细望”。这使人想起苏东坡在《宝绘堂记》中所说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弗洛姆指出，强调占有的人，“对自然界抱有一种深深的仇视态度”、“放弃了对美好的弥赛亚时代—人类与自然界和谐一致—的憧憬。我们奴役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结果是自然界越来越多地遭到破坏。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们对它的敌视态度，使我们人变得盲目起来，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是的。大自然原本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存在之根、创造之基、发展之本。即便是人的创造物—一切文明成果，“自然造化内在目的的结晶”，也都离不开这个根基。可是，恰恰是这样简单的规律性事实，却被短视、盲目的人类遗忘净尽，以致大自然始终被作为对象化、资源化加以对待和理解。特别是现代化运动以来，对于大自然无限度地开发、掠夺，导致空气、水质、土壤严重污染，全球气候日益恶化，可耕土地日渐减少，大批物种逐渐消亡，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环球普遍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

古人作《易》，表达了深沉的忧患意识，《系辞》有言：“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后面特别加上一句：“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里讲的危亡、忧患，应该是广义的；但人天之忧，总是一个最为紧迫的事实，最为严重的大问题吧？

三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以为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说，《周易》揭示了宇宙万象发展变易的内在规律；而变易正是《周易》的灵魂。宋代理学家程颐指出：“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现代著名学者章太炎也说：“变易之义，最为《易》之确诂。”

为此，《周易》也可以说是发展、变易之学。与前两章的生命、生存相对应，这里所揭示的乃是关于生机的奥秘。自身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事物的发展、变易。变易为生命与生态系统提供了发展的基础和可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大化流行，肇源于万古如斯、渊源不竭的变易。

关于《周易》一书之所以名“易”，历代学人众声鼎沸，认识却是一致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为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的论断：“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一为宋代鸿儒朱熹所下的定义：“《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变易之义，故谓之《易》。”

从字学方面来考究，也有多种有趣的说法。我不懂得甲骨文，据有的学者考证：在甲骨文中，“易”字像双手捧一只杯向另一只杯中注水，后来简化了双手，只写作一个杯向另一杯注水的形状，再后来简化为只剩下一个杯向外流水的形状，最终又加以简化，纵向截取杯的一半，失去了原形，最终被讹化演变为“易”字。由“易”字的注水、两件器物之间的盈虚消长，表现变化、变换、变易的复杂内涵。在注水过程中，那只盛满水的杯子由有变为无；而那只空杯则由无到有，体现了变易的意蕴。由此，我倒联想起宋代文人秦观的那些话：“变者，自有入于无者也；化者，自无入于有者也。”“是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这是说法之一。其二，日月为易，一上一下，“东上朝阳西下月”，鸡飞免走，变易轮回。既形象，有趣，又理顺词达，很有说服力。其三，还有学者认为，蜥蜴亦称变色龙，为了生存，身上颜色一日多变。而这个“蜴”字，古代也写作“易”，取其善于变化也。

当代著名学者蒋凡指出，《周易》四大功能之一，是“以动者尚其变”，阴阳变化，矛盾运动，日新月异，生生不息，表现了中华古代先哲深邃的哲学思考，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周易》的思维方法，是一个以感悟为特色，在对事物整体把握的前提下进行辩证思维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承认矛盾对立的普遍存在，进一步确认矛盾对立的运动变化，同时又更深一层地揭示了：在一定条件下，阴阳矛盾的对立与相互转化。比如天地、男女，没有地，岂有天？没有女，岂有男？阴阳二气，相摩相荡，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而运动变化。六十四卦中有所谓正对卦、反对卦，如《泰》卦与《否》卦，卦爻之象相反，《泰》象征安吉通泰，《否》象征否塞多灾，彼此矛盾对立，但又相互依存而转化，乐极生悲，由《泰》化《否》；否极泰来，脱《否》转《泰》，矛盾运动，生生不息，这是生活的辩证法。

不仅如此，《周易》更指出，运动变化是绝对的，而阶段性的静止是相对的。比如按照卦序，《既济》与《未济》是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二卦。《既济》象征已经安全渡河，事业成功；《未济》象征尚未涉险渡河，事业未成。按照常理，最后一卦应为《既济》；但《周易》作者却置《未济》为最后一卦。此卦序排列，充分体现了辩证思维—《未济》后于《既济》的卦序显示，象征事业成功的《既济》卦，只是取得阶段性的暂时胜利，现实生活激励人们，应该再次卷起裤腿，准备重新涉险渡河，开始新的征途。这说明了矛盾运动，辩证发展，旧阶段虽然完成，但新阶段的长征却又开始，人们在高歌猛进而自强不息的矛盾运动中，又继续前进，进而上升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

看来，作为一部国学元典，《周易》确是彻里彻外地浸满了变化理念。正如《系辞》中所言：《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周转六个虚爻）。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不能视为僵化、固守的经典要籍），唯变所适”。这也充分体现在卦、爻所代表的物象、观念及其排列组合上。《易》中卦象，往往代表着某一事物的演变过程，而卦里的六爻，则代表某个时期变化着的状态。“爻者，言乎变者也”（《系辞》）。它们本身也是错杂关联、交相变化的。且看《乾》卦中的龙：爻辞《初九》：“潜龙勿用”，其意为潜伏水中，暂不宜张扬、施展；爻辞《九二》：“见龙在田”，则是脱离潜伏状态，出现在田间（地平线）上；爻辞《九四》：“或跃在渊”，退而居于深渊；爻辞《九五》：“龙飞在天”，最后飞翔在九天。由潜伏而翱翔，呈现动态变化。再看《渐》卦中的鸿雁，由下而上、由低而高地“渐之进也”，“动不穷也”—爻辞《初六》：“鸿渐于干（游走于岸边）”；爻辞《六二》：“鸿渐于磐（栖息在石上）”；爻辞《六四》：“鸿渐于木（飞上林木）；爻辞《九五》：《鸿渐于陵（飞上山陵）》；爻辞《上九》：“鸿渐于陆”，辞典解释：陆者，逵也，云路也，喻高空，高飞远翥，“得所愿也”。

通过卦爻的推演，先民借物象以明人事，卜吉凶、定休咎、决去取，进而提出“知几”（见微知著，预测事势的玄机）、“乘时（把握时机）”的理念。《易传·系辞》有言：“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等待）终日”；而关于“乘时”，则曰：“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乾》卦《文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系辞》）。

“生生之谓易”，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里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才能做到生生不息，永葆生机？概言之，即把握变化、变易、变通的规律。《坤》卦《文言》有“天地变化，草木蕃”之说。其实，人事何尝不是如此。“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在“生生之谓易”前面，还有一句话：“日新之谓盛德”。它所强调的，乃是创新精神。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指出，作为“天下之大德”，生的本意是创造。承认“生生之谓易”，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只有不断变化、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生机；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正是天时、人事的既定法则。诚如清代大诗人赵翼在一首七言绝句中所赞的：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生意，过了千年又觉陈。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一

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当时，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遭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没有人愿意和我为敌），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向后边的自己人攻击），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章句下）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论语》中有五六处提到“书”，大多数都指《尚书》）。《武成》是其中的一篇。

孟子认为，《尚书》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著名理学家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疑乃可以启信”。敢于怀疑，认真分析，才既能进入书中，又能跳出书外。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溢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这里的“艺”应作“经”解，汉儒以六经为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文章一开头就指出：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

他说，里巷之言，出小人之口，固然难免失真，而“言审莫过圣人，经艺百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接着，他就举出大量出自儒家经典“六经”、“四书”中的“增溢”事例：

《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

《尚书》曰：“祖伊谏纣曰：今我民罔不欲丧。”罔，无也，“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无不，增之也”。祖伊之所以这么说，是要引起纣王的恐惧，“冀其警悟也”。

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浮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儒书又言：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意思是人人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

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

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贲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还说，如果不是遇到光武帝加以纠正，千世之后，载于经艺之上，人不知其增，那就会据为实事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过去有“六经皆史”之说，首倡于元代的郝经，后经清代的章学诚系统地提出，意思是《易经》、《书经》、《诗经》、《礼记》、《乐记》、《春秋》这六种经书，都是夏、商、周三代典章政教的历史。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子孙千亿。”这是赞美周宣王之盛德，顺应天地，子孙众多。王充指摘说：“诗人颂美，增益其实”；再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也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二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载记失实是怎么产生的？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在古代，经常出现而无法避开的一个问题，是义理正确与事实正确在辨别、处理中的矛盾。

经过前人编辑、修订的古代经书，经常会碰到事实正确与义理正确的矛盾冲突，这就必然导致史官不可能如实记述的倾向。最典型的事例是《春秋经》。《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年），“天子狩于河阳”。乍一看，是周天子去河阳这个地方考察地方官员的工作。实际上，哪里是一次狩猎活动？不过是晋文公命令诸侯国以朝周天子名义举行的一次会盟活动，同时也召呼周天子到场了。

这个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夙有贤名。献公宠幸骊姬，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三个公子受谗，重耳逃出晋国，到各国流亡。晋献公死，诸子争立，短短几天，发生两次流血政变。后来。在秦国帮助下，晋人接回在外流亡近二十年的重耳为君主，是为晋文公。

当时，正值周王室政治动乱，襄王出逃到郑国的汜地（今襄城南）。襄王向晋、秦、鲁等诸侯国求助。晋国大臣狐偃对晋文公说，欲谋霸主，必须尊周，应该通过救助襄王复辟，捞取图谋霸业的资本。于是，晋文公发兵平叛，迎襄王于汜，并护送到王城。接下来，晋文公与各诸侯国逐鹿中原，经过城濮之战，打败了楚国；并与齐、鲁、卫、宋等国在践土会盟，周襄王也应召而至，会上，襄王策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由于卫、许两国未服，晋文公欲会诸侯讨之，但害怕诸侯不听命，遂召襄王出面，以天子名义在河阳会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

从上述事实中，看得出来，明明是诸侯号令天子，可是，《春秋经》却记载为“天子狩于河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左传》解释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所以，孔子订《春秋》时用了一个曲笔。所谓“曲笔”，就是以义理正确掩盖了事实真相。历代史书上经常有史官“秉笔直书”的话，实际情况却往往是，“直者，正也”，直书的并非真实的事实，而是正确的义理。而且，史书上还有个“为尊者讳”的问题，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庚子之役，明明是西太后逃跑，偏要说成是庚子“西狩”；明明是战败了，偏偏要说成是庚子“赐和”—皇帝、太后恩赐给你列强和平，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简直让人笑掉了大牙。

说到义理正确与事实真实的龃龉，历史上还有一个事例：

明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经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皇太后张氏商定，依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由其同辈庶出的近支堂弟朱厚熜继承大统，是为世宗嘉靖皇帝。世宗即位第六天，就下诏礼部，命廷臣集议皇帝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和尊号。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府部群臣一致认为，本着帝系继统制度，应该以国为重，“继统继嗣”，这就要称武宗之父、兴献王之兄孝宗为“皇考”；而称兴献王为“本生父”或“叔父”。而世宗皇帝却坚持要尊兴献王为皇考，结果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之争。这里不去分辨他们政治伦理上的是非曲直，单就逻辑判断来说，前者属于义理正确，后者属于事实正确。就是说，正确与否，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依个人所处位置和思考的角度来辨识，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进入历史载记，同样会遇到尖锐对立的两种见解。

而更多的是慑于最高统治者的威权，史官不敢如实记载。古代帝王的《起居注》，由史官负责记载，分工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那天，唐太宗要亲自看看史官们都在《起居注》中记载一些什么。当时，有一个大臣叫朱子奢的，说：“这可不好，这会开一个不好的头。皇帝看了记录，以后史官贪生怕死，就不敢如实记了。”太宗还好，听了劝阻。可是，到了唐文宗时候，就不行了，史官不同意看，他说：“我看一看，有什么不合治体的话，把它改过来。”史官顶不住，只好送上去。这就无法保证真实了。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反映在对宋太宗的记述上，也是如此。比如，焚毁晋阳城这样一件大事，在《宋史·本纪》中只是用“堕其城”几个字一笔带过。宋太宗在征辽中指挥失当，全盘尽输，丧师不下三十万，这在《本纪》中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那次几乎全军覆没，太宗险些被俘的高梁河之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

之所以出现这种野史、杂记多有记载，而正史却避而不谈的现象，除了一般情况下史官“为尊者讳”以外，还和宋太宗的“做贼心虚”，直接出面干预有关系。他说过：为君为臣，做一恶事，载之简册，流传万载。正因为他很怕把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记上去，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对宋初史料的编纂工作极为关注。他一改前朝的惯例，专门做出规定：本朝的时政记和起居注，必须按月首先送他本人审阅，然后再交付史馆。这样，作为修史时的主要依据的《太宗实录》，其可靠性就很难说了。

三

正是由于历史本身存在着难以把握的某种不确定性，所以，王安石在《读史》诗中慨叹：“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历史是一次性的，当一种事物成其为历史，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特定的人、事、环境尽数都消逝了。那么，未曾“在场”者（时人或后人）在恢复历史原态过程中，有时就要依据事件的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进行必要的充实与渲染，其间更是难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主观性介入。因此，海德格尔说，历史的真意应是对“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西方新史学提出了历史研究“想象性”思考方式。海登·怀特指出：“随着我研究得越来越多，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创造的是对于过去的想象性形象，它有着一种功能，正如同一个人在自身个体的想象中对往事的回想。”平常，我们总说历史如何如何。那么，历史是什么？拿到桌面上的无非是史家撰写的历史著作。而真实的历史是已经消失了的过去。时间越久远，所留痕迹越少。原本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的世界，变为幽暗、神秘以至于不可测度的“他者”。而那些存在于文献中的记载，也只是结论性的东西，很难说就是历史本来面目。虽然史家自以为是真相的再现，读者也大多这样认为。事实上，历史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存在一个可以观察和规定的对象，历史作为消失了的过去，已经不能实际感知和体验。

任何知识都具有相对性，随着时代变迁和客观条件的变化，随着人类认识的更新和实践活动的深入，种种学说、知识的局限性会逐渐地显现出来。而且，由于历史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随着阅读者的差异，必然呈现阐释的多义性。还讲上面那篇《武成》。孟子的批评已如上述，后来的朱熹也持相同观点。但朱熹的学生蔡沈在作注时，却说：“纣众虽然有如林之盛，然皆无有肯敌我师之志，纣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后之众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实而言之。盖纣离心离德，特劫于势而未敢动耳。一旦因武王吊伐之师，始乘机投隙，奋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显然，这是针对孟子的批评而言，也反映了因读者差异而出现的阐释的多义性。

2009年春天，我率领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到日月潭观光，接待我们的是南投县文化局长，他是一位文学博士。在同我们交谈时，他讲了一件趣闻：访问日本时，他见到了杨贵妃的墓，便问有关人士“有什么史实依据”。答复是：“你们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写得很清楚嘛！”博士反诘：“杨贵妃不是死在马嵬坡吗？白居易《长恨歌》里分明讲：‘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眉马前死’。”答复是：“《长恨歌》里还讲：‘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海上仙山在哪里？就是日本嘛！”博士说：“这种颠倒迷离的仙境，原都出自当事人与诗人的想象。”答复是：“什么不是想象？‘君王掩面’，死的是丫鬟还是贵妃，谁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才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就这样，生生造出一个“贵妃墓”来，结果还振振有辞！这里同样反映了因读者差异而出现的阐释多义性。

看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会说，看来，凡事就只有靠亲历亲见的在场者来记录了。不过即便是这样，也未必就一定可靠。因为他们要考量利害得失，不能不进行选择、取舍，有的还出于某种动机，有意造假。近日看到一篇评述《马可·波罗游记》的文章。关于这部游记，学术界争议很大，有的认定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但也有人力挺马氏游记的真实性。现在，就算承认作者真的到过中国，但他在游记中也存在许多有意造假的问题。比如，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总喜欢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把自己打扮成主角。比如，蒙古军围攻襄阳城的那段历史，作者竟把自己穿插到这场战役中。说蒙古军之所以攻陷了襄阳城，以致南宋覆亡，全靠用了他所发明的先进武器—投石器和弹射器。事实又怎样呢？在他到达中国之两年前，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这里讲的是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有意加以渲染的情况。有时，即使没有利害关系，在场者也未必就能如实地反映，同样存在着“言人人殊”的现象。日本有个电影叫《罗生门》，描写一个武士带着妻子远行，在丛林中被一个强盗劫持，经过一番拼搏，武士败北遭到绑缚，妻子被奸污，武士最后被杀死。一个樵夫看到了这个情景，报了案。警察署传唤了有关人员。有趣的是，强盗、武士（鬼魂）和妻子口供各异，连报案人说的也与上述无一相同。强盗说，经过搏斗，他将武士绑在树上，便把他妻子奸污了，心想离开，却被这个女人抓住，说两男不能并存，必须只剩一个，最后剩下谁她就跟谁。于是，两人决斗，杀死了武士，女的在二人决斗时逃跑了。第二种说法，女的说：强盗把她强奸之后就逃走了，她感到羞愧，请求丈夫宽恕，丈夫不理她，冷面相对，她就给丈夫松了绑，把自己的刀交给丈夫，要求丈夫杀死她，丈夫还是不理，这时她神经错乱，就把丈夫杀了。第三种说法，武士借一个巫婆之口说，强盗奸污了他的妻子，准备带走她，她坚持要强盗杀死丈夫再走，强盗正犹豫着，在给武士松绑时女的逃跑了。强盗去追她，武士自刎了。还有第四种说法，樵夫讲述：强盗确实强奸了女的，并且要女的嫁给他，女的坚持要求强盗与丈夫决斗，决斗中女的逃跑了。强盗一气之下，杀死了武士。四种说法，究竟以何为是，成了一个无法判断的谜团。

四

鉴于过往的历史无从通过概念规定和判断推理从逻辑上加以把握，于是，从克罗齐、柯林武德到怀特这些新史学家，就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转变思维方式，运用想象力、联想力这些原发创生的“象思维”。海登·怀特说得很明确：“想象某一个东西，就是要建构它的形象”，“人们所经验的‘历史’是什么呢？那只能是一种想象性的创造物，但却是真实不妄的”。事实上，历史学的创作在追溯历史结论时，无论是文献性的，还是实物性的，都要从结论回溯其形成结论的动态历史过程。显然，作这种追溯没有丰富联想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它区别于传统史学把历史文献和实物简单地作为历史本身，而不运用联想力去追溯形成这些文献和实物的过程史。新史学的重要先驱柯林武德把这类传统著述讥讽为“剪刀加糨糊”的拼写史学。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就是在尽可能避免虚构（实际上很难免），特别是历史发生和绵延的过程，在地点、时间方面不允许虚构的情况下，使历史学与文学性相融合，对细节加以联想，从而增强历史著述的可读性与趣味性。

确实，文史作品都离不开细节描写，包括一些对话，因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与个性。《史记》中写汉初名相“万石君”父子三人一门恭谨，就采用了大量细节。石奋的少子石庆，一次驾车出行，皇帝在车上问有几匹马拉车，他原本很清楚，但还是用马鞭子一一数过，然后举起手说：“六匹。”小心翼翼，跃然纸上。太史公通过这一细节，写出了当时官场中“临深履薄”、险象环生的政治氛围。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谈到了“画”与“化”。画，就是要描绘形象；而化，就是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这就触及文史作品中想象与虚构这一颇富争议的话题。历史讲求真实，关于史事的来龙去脉、真实场景，包括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行为，都应该据实描绘，不可臆造；可是，实际上却难以做到。国外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与历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还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种虚拟”的论点，我们且不去说；这里只就史书之撰作实践而言。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口角亲切，如聆謦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原来，“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

大概也正是为此吧，所以，当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听到弟子问及“《左传》可信否”时，他漫声答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再来看另一部被奉为古代散文之范本—《史记》。《项羽本纪》中记录了“鸿门宴”的座次：项羽和他的叔叔项伯坐在西面，刘邦坐在南面，张良坐在东面，范增坐在北面。之所以如此交代，是因为有范增向项羽递眼色、举玉玦，示意要杀掉刘邦的情节，他们应该靠得很近；还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项伯用自己的身体掩蔽刘邦，如果他们离得很远，就无法办到了。司马迁写作《项羽本纪》，距“鸿门宴”大约一百一十多年，当时既没有照相机和录像设备，也不大可能有关于会谈纪要之类的实录，即使有，也不会记载座次。那么他据何而写？显然靠的是想象。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象祠记》，作者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当时，贵州灵博山有一座年代久远的象祠，是祀奉古代圣贤舜帝的弟弟象侯的。当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诚地祀奉着。这次应民众的请求，宣慰使重修了象祠，并请流放到这里的王阳明写一篇祠记。对于这位文学大家来说，写一篇祠记，确是立马可就；可是，他却大费踌躇了。原来，据《史记》记载，象为人狂傲骄纵，有恶行种种，他老是想谋害哥哥舜，舜却始终以善意相待。现在，要为象来写祠记，实在难以落笔：歌颂他吧，等于扬恶抑善，会产生负面效应；若是一口回绝，或者据史直书，又不利于民族团结。反复思考之后，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判断象的一生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段是个恶人，而后段由于哥哥舜的教诲、感化，使其在封地成为泽被生民的贤者，因此死后，当地民众缅怀遗泽，建祠供奉。《象祠记》就是这样写成的。其中显然有想象成分，但又不是凭空虚构。因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爱弟弥谨”、“封帝象为诸侯”的记载。据此，作者加以想象、推理，既生面别开，又入情入理。用心可谓良苦。

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占有四分之一篇幅。修氏自己承认：“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接近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中说：“我以为一种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为此，有人不无夸张地说：史者，人们口上的一撇一捺也。”看来，坚持历史事件包括细节的绝对真实，“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当然，这里需要说清两点：其一，历史由史实与史学两部分组成，史实是客观存在，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如何实现历史真实问题；其二，文史作品中难免出现经验性整合与合理的艺术加工，但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不能像小说那样自由虚构，它的想象度是有限的。

（2009年）

视角的选择

一

1918年，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将赴日本留学，他的朋友、时年二十五岁的毛泽东题诗赠别，有句云：“君行我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诗中祝愿远行人能够像鲲鹏一样，“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同时，劝慰他胸中要有日月常新，视宇宙如微末无比的稊米，从而忘怀得失，而不以“沧海横流、世事纷纭”为虑。这里用了取义于《庄子》的“鲲鹏”与“太仓稊米”两个典故。前此，唐人白居易也曾为诗：“临高始见人寰小，对远方知色界空。回首却归朝市去，一稊米落太仓中。”

毛、白诗中的“要将宇宙看稊米”和“临高始见人寰小”，其真理性已经获得了太空归来的宇航员的证实。世界首个登上月球的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回到地球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他说：“当我们踏上月球之路的时候，眼看着地球越来越小，第一天的时候，看着地球还像圆桌面那么大，第二天的时候，地球像篮球那么大，第三天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只有乒乓球那么大。”其实，这类景况，中国的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看来，这里有个眼界、视野与视角、视点的问题。《庄子·秋水》篇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使两岸和沙洲之间，远远望去，分不清是牛是马。于是，黄河之神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却看不到水的尽头；这时，河伯才改变了原先得意的脸色，望着海洋，面对北海之神海若感叹地说：“现在，我总算目睹了你的难以穷尽的广大。我若是不到你这里来就糟了，将永远遭到有道之士的耻笑。”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谈海，因为它受到空间拘束；夏虫不可以语冰，因为它受到时间限制；浅薄之士不可以同他论道，因为他受到礼俗的束缚。现在你出乎河流，观于大海，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鄙陋，这才可以同你谈谈大道的条理。”这段对话说明了：眼界越开阔，视野便越扩展，那么，所见到的客观事物的范围，便会越加宽广了；而随着视点、视角的变化，客观对象则会随之而发生变化，人们的认识也会有新的领悟，新的提高。

二

所谓大道条理，指的是庄子借北海若之口所谈的，从不同立场、视角观察客观事物，会得出不同结论，获取不同结果。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在庄子看来，客观上有两种境界：物的境界是有形的，任何人都举目可见、挥手可触，这样，就能够计量、可以权衡，从而必然产生层次高下、形体大小、数额多少的比较；而道的境界则异于是，它并非实体，因而是无形的，隐蔽在物的境界的背后，属于本源性的存在。在道的境界里，一切比较、计算都泯除了，事态与物性是齐一的。

道，公正客观，无党无偏、无私无蔽。如同孔子所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在道的视界里，纷纷万物、芸芸众生，都是一体平等、没有差别的。人也好，物也好，“以道观之”，一切等级、畛域都泯除了。一个大前提，是立足点高。犹如我们乘坐飞机，刚刚起飞之际，俯视地面，举凡村落、屋舍、河川、林峦，高低大小，历历分明；但当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再向下俯视，就会发现种种差别尽皆模糊，以至统统不见了。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是非的争竞，闹得沸反盈天，其实，如果立足点高一些，就会发现，完全没有太大的必要。以道观天下，就能摆脱重重束缚，采取新的视角，破除井蛙式的“拘墟之见”，换上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从一人一物看来，都把自身看得高贵，不可或缺；而把他人他物看成委琐、卑贱，可有可无。这种视角，亦即前面所说的物的境界中的视角，是浅层次的、外在的。由于取径甚低，不能不受到种种私见、偏见、成见的遮蔽，所以，观察事物、认识问题，必然缺乏应有的客观态度。比如“文人相轻”，这是世间常见的典型例证。依曹丕说法，文人相轻，一是因为“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一是因为“暗于自见，谓己为贤”。钱锺书先生评论说，“善于自见”适即“暗于自见”或“不自见之患”；“善自见”而矜“所长”，与“暗自见”而夸“己贤”，事不矛盾，只是说法不同。其结果都是以己所长，轻人所短。

——“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世俗的立场，是缺乏定见，随人俯仰。《庄子·在宥》篇讲：世俗之人，都喜欢别人与自己相同，而厌恶别人与自己不同。其实，也可以翻过来说：世俗之人，都习惯于自己与众人相同，而没有勇气特立独行，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结果是，众人说贵，自己也跟着说贵，众人说贱，自己也跟着说贱，人云亦云，赶风潮，随大流，还美其名曰：“吾从众者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世俗之人经常通过周围人们的反映来认知自己，以致凡事都须看别人的眼色，毫无自己的主见。庄子提出：“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不会更加积极），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沮丧，消极）。”世俗之人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自信力与心理定力。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这里说的是，万物的大小、差异都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当相互进行比较时，选取什么角度。从等差上看来，顺着万物大的一面而认为它是大的，那就没有一物不是大的了；顺着万物小的一面而认为它是小的，那就没有一物不是小的了。明白了天地如同一粒小米的道理，明白了毫毛如同一座山丘的道理，就可以看出万物等差的情形了。

——“以功（用）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这里说的是，有用与无用属于价值判断。凡是价值判断，都取决于主观视角，就是说，最后的结论都是相对的，而没有一个纯客观的标准。而有用与无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庄子讲，脚下方寸之地，供人驻足就够了，周围的土地并无实用价值；但是，如果把周围的土地全都挖掉，那方寸之地还能用吗？同样，东、西，大、小，上、下，多、少，既彼此对立，又互为依存。所以说：“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

——“以趣（取向）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

取向、取舍，属于价值判断范畴，因而也是相对的，都依主观视角的改变而改变。这里体现了典型的庄子的相对主义。庄子认为，一切都是辩证的、相对的，依主观视角而决定；万事万物，时刻都在变化，盈虚消长，周而复始，无时或息。因此，面对着出处进退、辞受取舍，应该顺时应变，一切本于自然，与道相通、相契。

三

哲学研索本身，就有一个视角或曰立足点的选择问题，视角与立足点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判然有异。有人谈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这个艺术形象，你如果从“目的论”的视角去看他，觉得十分荒诞；可是，若用“过程论”的视角去看他，又会觉得他很了不起；假如用世故的眼光去看他，觉得他简直是个疯子，实在不可理喻；而用小孩子的眼光去看他，会觉得他非常有趣，竟然是个天真的赤子。

庄子的视角，博大开阔，既不拘限于人类，更不拘限于自我，而是推及宇宙、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以道观之”，世间许多认识都会随之而变化，不要说各种社会事物、文化现象，就连自然界也是如此。比如，我们通常说的益鸟、害鸟，益虫、害虫，什么东西有营养，什么东西对身体有害处，这些都是基于人类主观意志的认识；就自然来说，从天道来说，各种生物的生存价值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此高彼低、此益彼害、此是彼非的差别。一切事物，“固有其所是，固有其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庄子正是基于道的立场，建立了他的“齐物”思想，从而获致了一种超拔境界与恢弘气象。宇宙千般，人间万象，在庄子的视线内，物我限界一体泯除，时空阻滞化为乌有，大小不拘，久暂无碍，通天入地，变幻无穷。

把相对意义绝对化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人对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认识。我们的地球母亲，已经有四十六亿年的高寿了，在她诞生了十多亿年之后，才开始有生命形成，而人类的出现大约只是二三百万年前的事。人和一切生物都是自然的创造物，自然则是人类诗意的居所。在直立之前，人类和所有的动物共同匍匐在漫长的进化之路上，依靠周围世界提供必要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生存繁衍，发展进化，原本没有资格以霸主自居，摆什么“龙头老大”。可是，后来人类逐渐地把这个最基础的事实、最浅显的道理淡忘了，结果就无限制地自我膨胀，恣意攫取；声威所及，生态环境遭到惨重的破坏，制造出重重叠叠的环境灾难。“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种种苦头，人类自身今天算是尝尽了。

庄子生活于战国的乱世。作为艰难时世的产物，《庄子》所探究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在乱世中养性全生，摆脱困境，其中饱蕴着一代哲人对其所遭遇的种种痛苦的独特体验。这样，每逢灾祸频仍的时日，那些处于“倒悬”之境的士子，穷途失意的文人，或者虽曾春风得意、后来却屡经磨难而豁然省悟的“过来人”，几度沧桑历遍，世事从头数来，他们都会想起《庄子》中那些警策的教示，祈望从中获取灵魂的慰安、心理的平衡，寻找解脱的路径。因而有人说，《庄子》是失意者的《圣经》。它告诉人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活下去，可以从另一种视角看待问题、观察事物。长期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有言：“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在失意的时候是道家。道家这种‘以退为退’、‘顺应自然’的态度，曾经减轻了中国人在失意的时候的苦恼，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苦中的乐趣。”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明代诗人祝允明有“医经士典都余策，一卷《南华》万物平”之句。

四

人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存在，不仅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而且，很难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折磨，以及忌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毒素的侵蚀，这样，精神上就难免出现种种愁烦、般般痛苦。前贤指出，庄子齐物的思维方式与超越的视角、旷达的心态，为后世读书士子提供了一副醒心丹与解毒剂。

在庄子看来，事物是相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失去，从另一面来看却是获得。“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肝胆之近有如楚越之远）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这种发展的、开放的思维方式，有助于防止、避免认识上的绝对化，为“拿得起、放得下”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世俗间的般般计较、种种纷争，置入他的价值系统和“以道观之”的宏大视角之中，纵不涣然冰释、云散烟消，也会感到淡然、释然，不足介意了。

《逍遥游》篇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上古大椿为喻，慨叹人生的短暂。辽西地区有一种鸟化石，是一亿四千万年前形成的；而人，即使是上寿百年，也只是这种鸟化石的一百四十万分之一。经过这么一比较，就会觉得那些俗世纷争、人间龃龉，蝇头微利、蜗角虚名，真是连“泰山一毫芒”也谈不上了，闹腾个什么劲头？真该抓住有限的瞬间，干些有意义的事！特别是记取庄子“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却（阳光掠过空隙），忽然而已”、“此身非吾有也”的警世恒言，确实有助于人们看清世事，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戒贪贿、厌奢华，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

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与流转之中；人生的种种际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视角不同，衡量标准有异，情况、状态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看开了这个道理，逐渐养成以超越的眼光、旷达的心胸观察和处理客观事物，努力从一己的小天地中解脱出来，祛除心灵的拘缚，化解许多胸中积闷、眼底波澜，使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

一个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为了生存，大部分原因来源于攀比。庄子说：“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这种人生的有限性，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老子有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有见及此，就可以在现实物质生活中“多做减法，少做加法”；对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能够自觉地摒弃，而不是贪得无厌。以此来观照客观事物，处置人生课题，就会摆脱种种烦恼，除掉无谓纠缠，免去般般计较。

（2013年）

事是风云人是月

一

我的祖籍河北大名，是北宋王朝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民众间流传下来“说书讲古”的习俗。祖父辈迁徙到山海关外，也把这个传统带了过来。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集在场院里，几杆旱烟袋，一壶糊米茶，“李唐赵宋”、“南朝北国”，讲起来没完。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渐渐地培植了我对于历史的深深爱好。一般地说，单纯的爱好是先于知识的渴求的。待到入塾启蒙、求知问学，接触到的“四书五经”，左史庄骚，也无往而非史。过去有两句老话，一曰“文史不分家”，一曰“六经皆史”，都显现出华夏民族特殊发达的史学传统。

而历史本身更葆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朱光潜语）。而历史题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足够的“想象空间”，更具备一般现实题材所欠缺的文体张力。这一切，都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青灯独对或者沧桑看云，我常常设想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奇华异采。数十年来，读史、述史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精神享受、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一种无须选择的自动选择。

不过，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真正去着手探查，里面的文章可就多了。正所谓“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要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一个是人，一个是事。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史官为他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史书编成了，多达六千卷。年纪已经不轻的皇帝，日夜操劳国事，一直抽不出时间看，没办法，只好让史官加以缩写。经过几年刻苦劳作，缩编的史书完成了，而皇帝已经老迈不堪，连阅读缩写本的精力也没有了，便要史官作进一步的压缩。可是，没等编成，他就已经生命垂危了。史官赶到御榻前，对波斯王说，过去我们把世界史看得太复杂了，其实，说来十分简单，不过是一句话：“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这九个字，“他们”是人，“生了，受了苦，死了”是事。事是风云人是月，可看作是对历史的概括。

那么，月与风云谁为主从呢？当然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开月上”、“月到风来”，月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历史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可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相联结着。

历史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多次强调：“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怎会有事？”“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又说：“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刺激。”其实，也不单是历史学，在关注人生、人性，关怀人的命运方面，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

二

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这也是钱穆先生的话。读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我很认同这一说法：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事实正是如此，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生命叩问。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后世读者一种心灵的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勘核，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史的人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比证、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然与轻松了。

通心，首先应能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察核。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有言：“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二是强调感同身受，理解前人。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换位思考，理解前人，却是一切治史以及读史者所必不可缺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说过：“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我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评骘、研判、褒贬—治史、读史、写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亦即按照什么尺度、坚持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三是在读人、通心过程中，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人物身上，同时也应对于作史者进行体察，注意研索其作史的心迹，探其隐衷，察其原委。对此，清初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有十分剀切而深刻的体会。他说：“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

著名文学评论家夏济安在《一则故事，两种写法》这篇文章中谈到，在《今古奇观》与《隋唐演义》这两部书中，使用的是同样的题材，前者名为《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后者题作《李谪仙应诏答蛮书》。《今古奇观》里说：玄宗接到渤海国“蛮书”后，唐朝君臣慌张得很。这样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故事作者似乎根本忘了那时唐朝国势的强盛。按当时情形说，唐朝君臣应该是瞧不起这种“小邦”以及它的使臣的，决不至于因一封番书而着急担忧。之所以这样写，原因是《三言二拍》成书于明季，明朝国势积弱，边疆多故，那时说书的人也许很能了解这种番邦来书的可怕，于是就把自己的情绪渲染进去。而《隋唐演义》作者褚人获是在康熙年间写成此书的，他的心态大不一样（这里当然也有学识丰俭、技巧高下之分），君臣上下要从容得多。可见，读书过程中“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确是十分必要的。

读史过程中，我也经常着眼于隐蔽在书页后面的潜台词、画外音。研究《周易》有“变爻”、“变卦”之说，我于历史也往往注意其演进过程中的“变爻”、“变卦”，从而做出旁解、他说，所谓别有会心。

三

读史，我总是采用苏东坡提出的“八面受敌法”，尝试着变换不同的视角，寻找不同的切入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每次作一意求之”，层层递进，渐次深入。有时是正读，有时是反读；有时是深读，有时是浅读；有时找出多种史籍，就着不同流派、不同观点比较、对照着读，有时带着悬疑、预设一些问题有目的地读。或者重视必然，或者关注偶然；或自其变者而观之，或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或者“述远者考之于近”，强调今人的本位，或者侧重理性的审视与客观的评判；或者以宏观视野勾勒出历史之经纬，研讨广阔的社会转型，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微观历史景象上。

以我个人体验，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确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通过读史，使头脑开窍，在实现知识积累的同时，获取了无限丰富的政治智慧、人生智慧。我在阅览史书的过程中，总是随读随记，一切有关人物品鉴、人才理论、人生遭际、命运抉择、人性发掘、生命价值、功过得失、事物规律等诸多心得体会，即便是吉光片羽、点滴感悟，无不认真记下；然后，进行分析、排比、归纳、综合，包括对于史实的重新把握；在此基础上，通过古今联想，中外比较，历史哲学的思考，人生智慧的升华，以及对于人物、事件及其演进变迁的认识与感悟，加以联结与组合，最后按照一个个专题用文字整理出来。

这里关键的环节，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设问置疑。“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法国史学家费弗尔语）问题从哪里来？来自于“春灯走马”般的人物和万花筒样的史境。整个读解、叙述的过程，有如涉足平生未曾寓目的奇途异境，是充满着趣味与快感的。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历史进程中充满了种种悖论与偶然性。有时候，你看它向东逸去，结果却现影于西方；有时候，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时候，来势汹汹，过程奇诡，而兰因絮果却比较寻常。应然而实未然，既在意中又出乎意外，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并非罕见。

我在《龙墩上的悖论》一书的自序中曾经谈到，我常常透过大量的细节、无奇不有的色相，以及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耐人寻味的东西，以期唤醒读者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就是说，我的读史与写史，有别于一般史家的或为搜集或为著录或为考订或为诠释的治学方式，致力于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联结；而是以文学形式载记个人的有史有论、史论参契的读书心得。而所论也不限于理性的结论，更多的是会心的体悟、情怀的期待。

四

看得出来，同是读史，写作者与一般人的立足点不尽相同。就是说，面对历史资源，除了着眼于资治、垂范、借鉴、参考等社会功能之外，作家还有一个以历史为题材写成作品，以观照世界、解悟人生的考量。此其一；其二，“文学是人学”，作家最为钟情、着意的是历史人物，这个人物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关键是要具备典型性；其三，由于作品属于文学体裁，还需借鉴象征、隐喻、通感、联想、意象组合、虚实相间、时空切换等艺术表现手法。我在历史文化散文的人物描写中就曾作过多方面的尝试，这里只举一个事例。

那年我到浙江金华去，在八咏楼看到了一尊李清照的塑像。我站在她的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前，对着她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着。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苍凉身世和饱蕴着凄清之美的词章的神髓。回来后写了一篇名为《终古凝眉》的散文，集中写晚年李清照的愁苦。从前有人说：“太白有诗皆咏酒，易安无语不含愁。”愁，是《漱玉词》中一个关键词。“薄雾浓云愁永昼”、“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我发现，悲凉愁苦根植于易安居士的本性之中，弥漫于她的整个生命历程。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词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由于她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狭窄，生活内容单调，没有更多的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内心世界的才女，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些结合在一起，相生相长，必然生发出一种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

在写法上，我借鉴了外国电影《戈雅在波尔多》和英国小说家伍尔夫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它们都是想象、联想的范本。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晚年住在波尔多，整部电影就是通过他的回忆展现其壮阔的一生的。伍尔夫在小说中，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个蜗牛。而我写李清照，也是从她的一对凝眉写起。如同《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以历史为题材写作散文，最遭人诟病的是缺乏主体意识，通篇罗列事实，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我很认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说法：“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当然，强调主体意识，绝不是说可以异想天开，胡编乱造。我写的人物、事件，都有准确的史实依据，只是在个别细节上，加进了合理想象。由于合乎人物的身份特征和性格特点，看不出什么破绽。反正是我不能证实，别人也无法证伪。

（2010年）

要有一点书卷气

一

先说“书卷气”的“气”。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反映人的属性，人的精神状态，包括气质、气度、仪态、格调、风貌、气概等内涵。

这个“气”和“书卷”叠加在一起，应是指在气质、仪态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读书人的高雅的气度与风貌。晚清的陈其元有言：“学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复济以经史，则字里行间，纵横跌宕，盎然有书卷气。”他原是就书法而论，但因其植根于“敦品励学”，这就道出了根本，因而具有普适性。

书卷气，诚然是优良素质的外在表现；但它却是由内在品格所决定的，所以强调“立品”；而它又肇源于书卷，就是说，这种内在品格与外在表现，都是通过“济以经史”亦即读书、励学来完成的。苏东坡有两句诗讲得很好：“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从个人角度，读书、励学，是健康成长的助推器、发展前进的导航针，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品格修养和精神境界；往大处说，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素质与活力，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盛衰、兴替。当然，敦品有赖于励学，却又不完全依靠读书，它还要从社会实践中来，从学以致用中来，从自我修养中来。

现实生活中，与书卷气相对应的，有江湖气、市侩气、痞子气、粗俗气、酒肉气，还有书生气，等等。顾名思义，前面几种气，看来都要不得；那么，书生气呢？也不太好。“书生气十足”，是政治上幼稚、处世上呆笨的表现，比书呆子—读死书、读书死、死读书，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说，要有一点书卷气，绝非提倡“本本主义”。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最后必须落实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增长才干上来；落实到增强思辨能力、廓清思想迷雾、提高政治觉悟上来。

现在有一个说法：凡是活着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这是借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名词。比利时普利高津教授1968年提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就可能由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稳定的有序结构。而人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充实、提高自己。现在是一个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每天的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不同外界持续地“交换能量”，就无法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尤其是教师、作家、编辑、记者，也包括负一定责任的各级各类干部，面对日新月异、瞬息万变、范围广、要求高的知识经济时代，整天在那里输出知识、沟通思想，甚至做出判断、进行决策，更是迫切需要注入新的能量，不断地补给营养，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否则，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必然导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贻误工作，损害事业，实在是咎莫大焉。

二

我们提倡要有一点书卷气，强调要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除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迫切需要，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前几年，《人民论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干部每周的读书时间比较少：34%的受访者，每周的读书时间为零到三个小时，27.6%为三到六个小时。就是说，六成以上的干部每周阅读时间在六小时以下。47%到48%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许多人追求享乐，玩物丧志，不好读书；思想平庸、作风浮躁，带有普遍倾向。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些同志从现实功利出发，认为读书无用，“远水不解近渴”。有的甚至认为，要想得到提拔重用，首要的是在领导那里“挂上号”，这就要下力气搞好关系，拉小圈子，上面有人推荐，下面有人投票；不然，读书再多，“票决”不过关，也是白搭。这样，就经常置身于各方酒筵、同学同乡聚会、迎来送往之间，把本应用于读书的时间，投入到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称兄道弟，攀高结贵上。还有些同志单凭一己经验部署工作、处理问题；觉得书本上的脱离实际，不切实用；还美其名曰“不做书呆子”、“不搞本本主义”。

加之，现实社会中，诱惑多，应酬多，娱乐多。一些同志缺乏定力，摆脱不开这些方面的牵扯，置身其间，不能自拔；反过来，却又抱怨工作忙、事务多、矛盾错综复杂，没有片刻清闲，腾不出时间来读书学习。

不少同志没有养成读书习惯，心浮气躁，日常以上网、看电视、QQ聊天、网络游戏来代替读书。结果是，精神生活趋向符号化，阅读流于感官化、快餐化、传媒化，欲望的满足取代了意义的追求，思索代之以官能享受；即便读书，也往往停留在浅层次上，浅尝辄止，“看书看皮儿，看报看题儿”；不读原著，满足于从报刊上摘抄几句警语，或者寻找一些小感悟、小道理、小情趣的东西；缺乏计划性、目的性、连续性，零敲碎打，杂乱无章。

前人慨叹人生的无奈，说过这样两句话：“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意思是，年轻时头脑好使、适合读书，却优游岁月，不去认真读书；迨至中老年，知道读书重要，想要去认真读书，却因头脑迟钝，记忆力差，不容易读进去了。正所谓牙口好时吃不着肉，待到珍馐满桌了，却又牙口不好，嚼不动了。

当前，影视、录像、电脑、网络等各种大众传播方式普及应用，确实为文化知识的快速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新的渠道，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社会文化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一般地说，电子传播文化是以快捷性、直观性、休闲性、趣味性为其特征的，它的巨大的吸引力和“图像化”、“浅阅读”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书氛围的形成，造成了人们阅读能力的下降和读书人群比例的降低；文字的地盘日益被音像所挤占；接受效果也受到一定影响，天长日久，人们的想象力、理解力以及思考习惯，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国电影导演赫尔佐格说：“读书让人拥有世界，看电视让人失去世界。”

再深入一步探索，在社会重大变革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秩序的重建，工具理性及相伴而生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会加速膨胀，而价值理性则处于失落、衰萎状态。对于正当与否的考虑会被能否现得利、能否行得通的现实计较所代替。当人的欲望被市场化力量全面煽起而失去制约时，人们的精神追求会逐渐弱化；而金钱、享乐、感官刺激，则会相应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读书学习，弘扬人文精神、审美情操，树立高尚理想，就成为必不可少、刻不容缓的了。

三

要读书，读什么？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一个从经验型、自发型进入理论形态、系统形态、超前形态，提升理论自觉和思维层次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重要的，它既能为我们树立科学世界观奠定基础，又能统领与整合各种知识、学问。喧嚣浮躁的世界需要深刻的思想；高品位的、健全的人生，不能没有哲思的陪伴、智慧的导引。

所谓智慧，是经过转化的知识与思想观念的升华。知识关乎事物，充其量只是学问；而智慧则关乎人生，反映问题的实质，触及深层底蕴，属于哲学层次。马克思把哲学比喻为“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说明哲学是武装头脑的，是在前面指导人生的。黑格尔说，哲学是反思的科学，是事后的思索，他把哲学喻为“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两位大师讲的都是关乎智慧、关乎人生的。智慧是哲学的应用化、实际化，为带有全局性、预见性的领导决策与战略抉择所必需。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要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

历史意识或者历史本身，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与精神价值。知晓历史，敬畏历史，这是造就现代公民素养的必要前提。历史资源有资治、垂范、借鉴、参考等社会功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历史教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环节，可以发挥凝聚人心、益人心智、传承文明等重要作用；而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学史有益于陶冶情操，铸造人格，增强现代人的历史责任感，判别何为善、恶、美、丑，明辨何为公正、进步、正义，从中汲取力量，有所追求，有所摒弃，有所进取，等等。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集人生智慧之大成，我们应该通过读书学习，发掘并弘扬这些文化瑰宝，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掌握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文化精髓和具有普世性、前瞻性的中华智慧，从而增强理论自觉、道路自信，充满活力，奋发向上。通过读书学习，学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又有所作为；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定位取舍，实现人际和谐，相互信任，最终达到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共同要求；关注人与自我的关系，正确地认识自我、对待自我、提升自我，消除不良心态，达致精神平衡的理想境界。

古人有言：“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是把读书同个人修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同样，我们也应该做到，徜徉于浩瀚无际的书的海洋，从先秦诸子的哲学，左氏、司马的史学，《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韵文，庄、韩、欧、苏的散文，到明清小说、鲁迅杂文，通过读解、消化、涵泳，以增长智慧、健全人格、提高素质。借用一个天文学名词，就是要培植“正能量”—激发一切引导人积极进取、给予人以希望和信念的动力与感情。

四

要读书，如何读？

关于如何读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据说，爱因斯坦庆贺五十岁生日时，弗洛伊德发个贺信，说：“你是一个幸运的老头。”爱氏不解地问：“我搞科学研究，劳形苦心，刻苦勤奋，怎么能说是靠幸运得来的呢？”弗氏说：“你这学科谁也不懂，你说啥是啥，怎么说怎么是，多幸运啊！我就不行了，研究精神分析学、人类心理学，谁都能说上几句，说东道西，指手画脚，老挨批评。”读书方法也是如此，谁都有实际体验，谁都能说个“一二三”，这不是等着当“箭垛”吗！况且，每个人的情况差异很大，很难提供一种普适的经验。所以，最好是从宏观上讲，大而化之。比如说，读书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人生追求、生活态度，一种生命存在方式。不过，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还得说得具体一点。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对于做好实际工作，不可或缺；用在读书上，同样至关重要。读书思考，可以有两个路径：一是在博览基础上，进行对照式、联结式的梳理，发掘出这些思想资源的继承、批判、发展、创新的脉络，从中汲取营养，借鉴思维方式。一是大胆吸收，博采众长；但又绝非集纳式的、撷花缀锦式的，囊括无遗，全盘吸纳；而是采花酿蜜，大冶熔金，重视选择与扬弃，自出机杼，熔铸新机。“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鲁迅语）

中国传统社会，在文化心态上，是“以过去为定向”的；要勇于突破这种习惯思维、习惯做法。过去学习理论、研读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往往满足于背教条，记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应该提倡，读书与思考同步化、一体化，要习惯于找问题，找课题，也就是培养和提倡“问题意识”—在主客观实践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有自觉性的分析和解决的思路；在读书过程中，脑子里经常挂着问号，也就是“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解决了多少实际难题，处理了什么具体事务，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再者，每番读书、思考，都应注意寻找一个视角。其实，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爱因斯坦看人看世界，用的是宇宙的眼光，因而能够跳出“人为中心”这个成见，得出“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尘—没有骄傲的理由”的结论。一部《红楼梦》，鲁迅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在组织集体学习方面，近年来摸索出多种有效的做法：比如举办学习讲座，有组织、有目的，选题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普适性；再比如，选择、推介有价值的书籍，在班子内统一部署，分散阅读，然后集中讨论，各抒己见，最好能够展开争论，最后由班长归纳、总结，博采众长，并有所升华，有所发展。

就整体来说，应该创造一种有利于读书学习的大环境。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关于读书学习的引导、评价机制，比如，树立典型、表彰先进都能与学习成果挂钩；二是在全社会倡导、培植、弘扬读书学习精神，树立尊重知识、读书学习光荣，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可耻的社会风气、舆论氛围。

（2013年）

联苑谈丛

一

上世纪40年代，我就读于医巫闾山东麓一个偏僻乡村的私塾。这是一座家塾，由我的一位绰号“魔怔”的堂叔创办，学生只有他的独生子和我两个人；延请了名闻遐迩的饱学之士刘璧亭先生担任塾师。刘先生与魔怔叔文友而兼“（鸦片）烟友”，早岁相知，私交甚笃。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对于楹联，他们都有特殊的爱好。

在我就读的八年间，塾斋的门上年年都要贴上鲜红崭亮的对联。有的是塾师或魔怔叔自拟的，多数为现成的诗句，然后由刘先生染翰，因为他是知名的书法家。记得我刚入学的那年，张贴的联语是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两句诗：

万卷藏书宜子弟；

十年种树长风烟。

还有一年贴的对联，据说是一位江西巡抚拟制的：

笔下留有余地步；

胸中养无限天机。

除了观赏门联，闲暇时，还常听刘先生与魔怔叔茶烟歇后讲述一些奇联妙对。记得魔怔叔说，清代书法、篆刻家邓石如曾在居所—安徽怀宁的邓家大屋里用隶体字书写的一副对联，以宇宙奇观对古今绝艺，不仅工整、协调，而且气势雄浑，撼人心魄：

沧海日　赤城霞　峨嵋雪　巫峡云　洞庭月　彭蠡烟　潇湘雨　武夷峰　庐山瀑布　合宇宙奇观　绘吾斋壁；

少陵诗　摩诘画　左传文　马迁史　薛涛笺　右军帖　南华经　相如赋　屈子离骚　收古今绝艺　置我山窗。

塾师说，实际上，这副联语是明人李东阳撰写的，邓氏略加改动，“广陵潮”改为“武夷峰”，“青莲诗”改为“少陵诗”，把它题写在碧山书屋壁上。

先生给我们讲，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文学体裁、文学门类中，对联可说是独树一帜，也最具特色，是一字一音的汉语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地地道道的国粹。它与传统的格律诗有着深厚的渊源，一首律诗的颔联或颈联，绝大多数都是合乎规格的对联。作为一种艺术精品，它常常同书法融为一体，人们在赏玩翰墨的同时，也品味了联语的诗情哲蕴，而令人口角噙香的清词丽句，又通过精美的书法艺术显现其隽雅的风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各臻其妙。

楹联肇端于五代，成形于两宋，兴盛于明、清，一直延续到今天，千余年流光焕彩，赓继不绝。许多博学之士，广蒐博采，编辑成书，据说多达数百种。其中传播最广的，是出版于道光二十七年，由乾嘉之际著名文人梁章钜编著的《楹联丛话（包括续话、三话）》。书中把对联分为故事、应制、庙寺、廨宇、胜迹、格言、佳话、挽词、集句、杂缀十个门类。到了民国年间，又有人把它扩展成二十个类别，包括庆贺、哀挽、廨宇、学校、商业、会馆、祠庙、寺院、剧场、第宅、园墅、岁时、名胜、投赠、香艳、集字、集句、滑稽、白话、杂俎种种。就中以春联为应用量最大、影响面最广。元旦、春节张贴对联，已经像穿新衣、放鞭炮、吃饺子、拜大年一样，作为传承千载的民俗固定下来，成为一道充满喜庆气氛的靓丽风景。

统观楹联的内容、形式、范围、功能，有五点最为突出：

一是文学性。好的对联，吐纳经史，文采斑斓，新奇典丽，意蕴深邃，高度凝炼，片言撷要。尤其是历代传诵不衰的名联，每一副都堪称文学精品。

二是规范性。对联从撰写到张贴都有统一、明确的格式，历千余年而不变。在声韵、对仗、修辞、结构诸方面，都十分讲究。其精致程度不亚于诗词，甚或过之。

三是普及性。自王侯第宅、名楼胜苑、仙观古刹，以至工商店肆、五行八作，直到寻常百姓之家，随处可见。从事联语写作的，不仅有帝胄王孙、公卿将相、硕学鸿儒、诗人名士，甚至一些禅门衲子、樵夫渔父、引车卖浆者流，也都参与其中。

四是实用性。从上述分类中即可看出，它的功能、作用极为广泛，应用于社会各种场合、各个层面。举凡教化、箴规、讽喻、述怀、应对、题赠、祝颂、哀挽等等，可说是应有尽有。

五是针对性。绝大多数对联，都有明确的功能、适用的场所，不能互相混淆。否则，若是颠倒了庆吊，弄错了张贴场所，就会弄出笑话，招惹来麻烦，甚至招灾罹祸。

二

刘老先生对于清代学者王筠《教童子法》中提出的教育需要改革，“学生是人，不是猪狗”的进步观点，深表赞同；但是，书中“儿童不宜很早作文，才高者可从十六岁开始，鲁钝者二十岁也不晚”的主张，他却不以为然。老先生说，只读不作，终身郁塞。作文就是表达情意，说话也是在作文，它是先于读写的。儿童如果一味地读书、背书，头脑里的古书越积越多，就会食古不化，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许多饱学的秀才之所以写不出好的诗文，同这种状态有直接关系。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应该及时加以疏导，通过作文、写诗进行表达情意、思索问题的训练。

为此，在“四书”过后，讲授《诗经》、《纲鉴易知录》、《左传》、《史记》，兼及《老子》、《庄子》、《韩非子》，尔后通读《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等，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并引导学童练习作文和写诗。他很重视“对句”（俗称“对对子”），说对句最能显示中国诗文的特点，有助于分别平仄声、虚实字，丰富语藏，扩展思路，这些都是诗文写作的基本功。他找出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和康熙年间车万育的《声律启蒙》，反复进行比较，最后确定讲授李氏的《对韵》。这样，书窗里就不时地传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的诵读声。

刘老先生讲，对仗，是汉语文学的一大特征。汉语的单音词很多，非常适于对偶；即使是复音词，由于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也很容易结成对子。这种对偶，也叫对仗，它取象于古代宫廷中的卫队排列（相当于今天的仪仗队），这种排列是两两相对的，故称对仗。对句要分别虚字与实字，还要区分词性，即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等。一副联语中，要求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方位词分别两两相对，并置于相同的位置，不得错位。

他讲，按照传统说法，有义可解的算实字，比如名词、代名词；无义可解的为虚字，像一些动词、形容词，特别是副词、介词、助词、连词等。实字比较容易处理，虚字则相对复杂一些。但诗词、联语中，虚字是必不可少的，措置得当，可以使词语鲜活灵动、婉转多姿。像“何处”、“漫道”、“遥想”、“怎禁得”、“都付与”、“君不见”等等，都是在诗词、联语中常见的。就内容来说，上下联的文义，既要相互衔接、照应，又不能彼此重复；有时需要嵌入一些诗文成语、经史典故，以增加意蕴含量。

当时，老先生举出乾隆年间辽东才子王尔烈的一副楹联为例：

龙之为灵昭昭　降雨出云　何必独推东岳；

泉之不舍混混　飞花舞浪　无难更作西湖。

老先生解释说，辽宁千山有五大禅林，就中以龙泉寺为最，这副对联就是写给龙泉寺的。除了符合对仗工稳、平仄协调的普遍要求，这副对联还有三个特点：一是读起来音韵铿锵，抑扬顿挫，掷地有声；二是“龙泉”二字冠顶，突出寺院名称；三是上下联中各都嵌入了文学典故。上联说“龙”，实际上着眼于“山”。“龙之为灵昭昭”，出于唐代散文大家韩愈的《获麟解》和《杂说一》。前者有“麟之为灵昭昭也”，后者提到了“龙之为灵”，王尔烈巧妙地把二者嫁接在一起。“昭昭”意为非常鲜明。下联说“泉”，目的是要说水。“泉之不舍混混”，出处是《孟子·离娄篇》，原文为“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大意是：有渊源的泉水滚滚奔流，昼夜不停，注满低洼之处，又继续前行，一直流到大海。整个联语是说，从山的角度看，千山可以媲美东岳泰山；而以水论，也不难与西湖并驾齐驱。这种评价，当然未必准确，不无言过其实之嫌。不过，这种夸张手法常见于文学作品，人们也并不刻意计较。王尔烈出生于千山脚下的辽阳，从这副对联中，可以看出他的“家乡情结”之浓重。

记得是一个夏日的傍晚。老先生和魔怔叔过足了烟瘾，兴致很浓，便搬出两把椅子，对坐在塾斋窗前的合欢树下，摇着大蒲扇闲聊。他们二人都和老东北军有些联系，因此，这天便又牵涉到这个话题。魔怔叔说，当年轰动一时的小凤仙，蔡锷一死便息影艺坛，不知所终；后来听说嫁给了东北军的一个师长，并且跟着到了沈阳。老先生慨然兴叹，说，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蔡凤因缘”真的成了“一梦”，至今仍然存活的，倒是小凤仙悼念蔡锷的那副挽联：

万里南天鹏翼　直上扶摇　那堪忧患余生　萍水因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燕支　自悲沦落　赢得英雄知己　桃花颜色亦千秋。

魔怔叔说，这是大名士易顺鼎代拟的。老先生说，也有人认为捉刀人是曾孟朴，因为他与小凤仙也曾有过交往。不管出自何人之手，反正称得上“绝妙好辞”。上联说蔡锷，“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和“忧患余生”，概括松坡将军的出处（生在湖南，发动“反袁”起义在云南），以及一生经历；下联讲小凤仙自己，她生在杭州，后来萍浮梗泛，从上海到了北京，在这里与蔡锷结为风尘知己，所以有“北地燕支（胭脂）”之说。“萍水因缘成一梦”、“桃花颜色亦千秋”，寄慨遥深，逸韵悠然，哀而不伤，最富诗意。

三

在大量赏鉴佳对、名联的基础上，老先生开始让我们练习对句。

那天，带领我们两个学生，到十几里外的马场远足，站在号称南北通衢的驿道上，看着车马行人匆匆来往，先生随口出了一副上联：

车马长驱　过桥便是天涯路；

叫我和小哥哥对出下联。我想了一会儿，对出：

轮蹄远去　挥手都成域外人。

先生评论说，就平仄相协和词性对仗来要求，这个下联完全合乎规格；但是，不妥之处也很明显。律诗、联语向来都避忌“合掌对”，就是不能将字义相同的词语拿来配对，比如，不能用“千秋”对“万世”，“雪浪”对“银涛”。重复陈述，叠床架屋，招人厌弃。这里的“轮蹄”与“车马”词义相同；而且，整个上下联的含义也大体一致，上联说的是出门远行，下联仍是重复或者延伸这个意思，这叫“一顺边”，是应须避忌的。要设法从另一面去做文章，比如，讲归来重见就比较好了。于是，他把下联改为：

襜帷暂驻　觌面浑疑梦里身。

两个分句，前者采自《滕王阁序》，后者暗用杜甫诗句“相对如梦寐”。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个下联也没有对好，因为“襜帷”二字，其实也还是说的“车马”，乘坐车马的，遮挡前面的叫“襜”，围罩旁边的叫“帷”，转了一圈也没有避开。

为了开拓我们的思路，老先生经常给讲些前人有趣的联语。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杭州冷泉亭的对联：

泉自几时冷起？

峰从何处飞来？

极为鲜见的是，上下两联全都是问句。当日，晚清进士、杭州著名学者俞曲园曾拟联答对：

泉自有时冷起；

峰从无处飞来。

他的妻子姚文玉看了，认为可以改作：

泉自冷时冷起；

峰从飞处飞来。

他们的次女也是才华横溢，随口说出：

泉自禹时冷起；

峰从项处飞来。

曲园先生问她：“项”字何所指？有什么根据？女儿答曰：“项羽《垓下歌》中有‘力拔山兮气盖世’之句；如果不是他将此山拔起，安得远地飞来？”夫妻二人听了，不禁拊掌大笑。

为了便于比较，先生还经常从古诗中找出一个成句，让我们给配对。一次，正值外面下雪，他便出了个“急雪舞回风”的下联，让我们对出上联。我面对窗前场景，想了一句“衰杨摇败叶”，先生看了说，也还可以，顺手翻开《杜诗镜铨》，指着《对雪》这首五律让我看，原句是：“乱云低薄暮”。先生说，古人作诗，讲究层次，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浮动，次写回旋的风中飞转的急雪，暗示诗人怀着一腔愁绪，已经独坐斗室，对雪多时了。接着，老先生解释：“我之所以这样出题，是因为对联由律诗的对偶句发展而来，它保留着律诗的许多特点。对联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这些特点都和律诗相似。”

记得是我读私塾的第八个年头，那天恰逢元宵节，我坐在塾斋里温习功课。忽听外面锣鼓声越来越近，知道是高跷队（俗称“高脚子”）过来了。见老先生已经回到卧室休息，我便悄悄地溜出门外。不料，到底还是把他惊动了。只听得一声喝令：“过来！”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卧室，见他正与魔怔叔共枕一条三尺长的枕头，凑在烟灯底下，面对面地吸着鸦片烟。由于堂役（私塾的勤杂工）不在，唤我来给他们沏茶。我因急于去看高跷，忙中出错，过门时把茶壶嘴撞破了，一时吓得惊惶失措，呆若木鸡。先生并未加以斥责，只是说：“放下吧。”

这时，外面锣鼓响得更欢，想是已经进了院里。我刚要抽身溜走，却听见先生喊我“对句”。我便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下。他随口说出上联：

歌鼓喧阗　窗外脚高高脚脚；

让我也用眼前情事对出下联。这个难度可真是太大了。心想，撞坏茶壶惹了祸，你索性罚站、罚跪就是了，何必这样难为我？我正在发愁找不出恰当的对句，憋得额头渗出了汗津，忽然见到吸着鸦片烟的魔怔叔把脑袋往枕头边上挪了挪，便灵机一动，对出了下句：

云烟吐纳　灯前头枕枕头头。

听了，他们二人齐声赞道：“对得好，对得好！”且不说当时那种得意劲儿，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只讲这种即时应答的对句训练，使我尔后几十年间，从事诗词、联语创作获益匪浅。

四

刘老先生说，撰作联语，要过两道关卡：一是讲求对仗；二是掌握音韵，做到平仄谐调，错落有致。按照《佩文韵府》要求，音韵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四声”又分平仄，“平”为平声，“上、去、入”一律归入“仄”声。现代汉语也分作“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去掉了入声字，增加了平声字。不过，撰写楹联仍应执行《佩文韵府》音韵标准。

老先生说，作诗、撰联，都要避忌“孤平”、“孤仄”和“三平尾”、“三仄尾”。这类问题之所以出现，同所谓“一三五不问，二四六分明”的说法有关。实践表明，“一三”可以略而不问，“五”同“二四六”一样，是必须分明的。当时，他曾结合实例加以讲述：

清代初年，抚顺高尔山一座凉亭上刻有这样一副对联：

到此已穷千里目；

何须更上一层楼。

雍正年间进士、两江总督鄂容安看过之后，嫌它满足现状，目光短浅，顺手改换了三个字，遂使境界一新：

到此已穷千里目；

谁知才上一层楼。

老先生说，上联第五字的平声“千”如果换成仄声字（比如“百”或“万”），就犯了“三仄尾”；而下联第五字的仄声“一”，属于仄声，若是换作平声字（比如“三”），则犯了“三平尾”。而且，这样改的结果，上联还犯了“孤平”，因为全句中只有一个“穷”字是平声；下联由于只有一个“上”是仄声字，又犯了“孤仄”的大忌。可见，“五”是不可不问的。说到这里，他顺便解释一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按次序分别为：入声、去声、平声、去声、上声、入声、入声、入声、上声、入声。就是说，十个数字里，只有“三”属于平声，其余都是仄声。

说到入声字，这是撰联或者写诗经常碰到的麻烦事。我们且看下面这一实例：

辽宁铁岭有一座银冈书院，清初由著名学者郝浴修建。前两年重修，应书院负责人的要求，我为它撰写了一副新联：

文明沾溉八方　河山映日；

人杰隆兴百代　桃李迎风。

传承文明，培育英才，从两个角度强调书院的功能、作用。“河山映日”，是说书院位于柴河岸边、龙首山下，同时也映衬出今日的大好时光。“桃李迎风”，与“人杰隆兴”相互照应，体现了书院的特点。下联的第一个字可平可仄，第二个字必须是仄声，“杰”为入声字，属于仄声；否则就成了“四平调”，同样也是犯忌的。

下面再举一个例子：

江苏省溧水县有一处九百多年前的宋代古迹“插竹亭”遗址.。去年，遗址所在地—溧水县第一初级中学，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激励后学追慕前贤往哲之积极进取，在校园西南角重建了插竹亭，立碑纪胜，备述古迹恢复的始末，由本校校友、编辑家诸荣会先生撰文；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应邀书写了“插竹亭”匾额；楹联邀请我来撰写。在阅览了有关资料之后，我拟出如下一副联语：

佳话记当年　亭以竹名留胜迹；

文风开此代　校因史显育贤才。

上联叙古，隐括《碑记》中所述故实：宋哲宗元祐八年，著名词人周邦彦到溧水做县令。旧时官员初到任上，循例都要拜访当地一些名门巨室、耆旧乡绅。这天，他来到分龙岗，看望俞氏望族。听主人介绍，四十二年前，先祖插竹枝以护花，结果，竹枝成活，长得十分茂盛，当地都视为奇迹。周邦彦听了，认为这是吉祥之兆，建议主人修亭以为纪念。三年后，亭子建成，周邦彦写了《插竹亭记》一文，对俞氏家族寄予厚望。果然，十年过后，族人俞栗便中了状元。从此，插竹亭也就成了当地一处胜迹。但是，后来便渐就倾圮了。下联述今，归结到学校重建插竹亭的深义，紧扣重振文风、教书育人这一主旨。

凡是对联，在音韵方面都须遵守两条准则：一是“仄起平落”，即上联以仄声收结，下联用平声落脚；整副联语，落脚处不能同为平声或同为仄声。可是现在，撰写与张贴，上下联颠倒，时有所见，有时还出现一副联语“同声落脚”现象。二是对联中如有分句，收尾的字，也不能同是平声或同是仄声。如这副对联中，上联两个分句的尾字“年”与“迹”，为一平一仄，下联两个分句的尾字“代”与“才”，为一仄一平。挽蔡锷联中，上下联各有四个分句，其尾字分别为仄（翼）、平（摇）、平（生）、仄（梦），平（支）、仄（落）、仄（已）、平（秋）。两两相对，音韵互不相同，错落有致。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本副对联的上联，有两个分句，其中“亭以竹名留胜迹”，第三字“竹”为仄声，按照要求应为平声，但考虑到此处可平可仄，而“竹”字又不可或缺，所以也就加以迁就了。

五

楹联撰写中，易于操觚的是单纯地抒怀、状景；而当牵涉到一些人物、事件，要在有限的篇幅中涵盖比较复杂的内容，所谓“纳须弥于芥子”，则往往颇费周章，令人大伤脑筋。清代有位诗人叫宋荦，他为江西的滕王阁写过这样一副对联：

依然极浦遥山　想见阁中帝子；

安得长风巨浪　送来江上才人。

这是一副脍炙人口的名联。上联说，登临纵目，“依然”可以见到远水遥山，进而“想见阁中帝子”。“极浦遥山”一语，自王勃《滕王阁诗》中“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一联化出。而“阁中帝子”一词：同样出自诗中“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那么，谁是“阁中帝子”呢？这就追溯到滕王阁的来历了。唐永徽四年（653年），高祖李渊之子李元婴兴建了这座著名楼阁，并以其封号“滕王”命名。下联讲述天才诗人王勃撰写《滕王阁诗序》的经过。唐上元二年（675年），王勃赴交趾省父，九月初六，从家乡龙门出发，一路沿黄河、运河乘舟南下，再溯江而上，经芜湖、安庆抵达马当。初八这天，听说滕王阁重修工程告竣，洪州都督阎伯屿将于重阳节邀集宾朋，盛宴庆祝。他十分珍视这次以文会友的机会，可是，马当山离洪州（南昌）尚有七百里之遥，一个晚上是万万赶不到的。这时奇迹发生了，据说，因有江神相助，一夕间神风飒飒，长风巨浪吹送江船，次日清晨便到了滕王阁下。于是，那篇千秋杰作《滕王阁诗序》应运而生。洞悉此事的原原本本，也就明了下联“长风巨浪”、“江上才人”的所指了。

通观全副联语，我们知道作者是说，千载而还，不要说兴建江南名楼的“阁中帝子”无缘得见，就连撰写《滕王阁诗序》的“江上才人”也不知哪里去了，可谓寄怀深远，一唱三叹。作者的手法十分高超，把赏景、抒怀与稽古、叙事巧妙地结合起来，上下联相互呼应；而且，对仗工稳，音韵铿锵，意蕴丰厚，允称佳构。

滕王阁还有一副对联，为周恩来总理的伯父、晚清举人、民国督军专署秘书长、新中国中央文史馆研究员周峋芝所作：

滕王何在　剩高阁千秋　剧怜画栋珠帘　都化作空潭云影；

阎氏能传　仗书生一序　寄语东南宾主　莫轻看过路才人。

遣事、用典，大体上与宋荦所作对联相似，但能翻出新意，遂使人拍案叫绝。同样是赞颂王勃，其手法却独出心裁，另辟蹊径。

联语说：滕王已经不在了，面对着千秋高阁，什么画栋呀，珠帘呀，都化作空潭云影，这是令人堪叹又堪怜的；而奇怪的是，那个都督阎公却得以名传后世，什么原因呢？只因为“书生一序”呀！所以，应该“寄语东南宾主”，你们可要当心，切莫小瞧了“过路才人”。联语背后还隐藏着很多话—想当初，在座的那些人，也包括阎伯屿及其婿吴子章在内，“嘁嘁喳喳”，目光短浅，是没把年少的王勃放在眼里的。结果又如何呢？寥寥四十四个字，亦庄亦谐，有训有诫，不啻一篇绝妙的醒世之文。

说过了王勃，再说骆宾王。王骆卢杨，号称“初唐四杰”。大约是1996年春季吧，我去浙江省义乌市参加文学采风活动，期间造访了坐落在市郊枫塘的骆宾王墓。当地官民都把这位异代同乡引为骄傲，缅怀不尽。市区内有“宾王路”、“宾王大桥”，还准备兴建一座“骆丞公园”，计划在公园内开设骆宾王纪念大厅，邀请我撰写一副对联。临行前，我交了这样一副联语，算是结清了文债：

露重风高　一檄雄文成绝响；

潮残日暮　三生老衲向孤檠。

骆宾王的阅历极为丰富，在其近七十年的生涯中，诗文创作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于仕进一途，则极为崎岖坎壈，可说是荆棘丛生，危机四伏。而这两条轨迹又总是紧相纠合，呈反向式发展。每当仕途颠踬，备受打击迫害的时候，创作业绩便显现直线发展的态势。这既反映了诗才塑造、创作生成的规律，也从一个特定角度，验证了他的人品、文品的高度统一。其内容之丰赡，足够写成几十万字的传记。但是，作为联语，受字句限制，只能在其迭宕多故的人生中，择取最具代表性、最有典型意义的二三事件加以概述。而且，由于他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讲述他的经历时又必须对应其诗文创作，否则体现不出一代文宗的特色。经过一番覃思苦索，我在二十二字的联语里集中讲了骆宾王的三段经历：

上联讲他的遭谗系狱和草檄声讨武则天。这两件事情，在他来说，是非同小可的，浮沉荣悴，祸福存亡，尽系于此。将近两年的缧绁生涯，对于骆宾王无疑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但这次劫波也使他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五言律诗《在狱咏蝉》为其代表作。其中“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一联纯用比体，表面说蝉，实际上是暗喻社会人生，也正是他仕途艰难、悲惨遭际的真实写照。另一番重要经历，是他参与扬州起事，为李敬业草拟雄文劲采的《讨武曌檄》，使他遭遇了灭顶之灾。但也正是这篇檄文，不仅使这次昙花一现的军事行动放射出奇光异彩，而且，它也玉成了这位失意文人。凭着这一千秋绝响、这张含金量很高的入场券，他得以傲睨当世，高踞于伟大的文学殿堂。

下联主要是讲述他最后兵败“逃禅”的悲惨结局。关于逃亡的下落，历来所传不一，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遁入空门，即“灵隐为僧”说。唐人孟棨《本事诗·征异》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初唐诗人宋之问被贬黜后放还，游览杭州西湖灵隐寺。他乘兴行吟，以《灵隐寺》为题，吟成起句“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下一联却苦吟至再，终不如意。这时，一位老僧帮他续就：“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听了异常惊愕，没想到这方外之人诗才竟如此之高。接下去就顺势展开，斐然成篇，而老僧的续句实为全诗之警策。次日清晨，他披衣往访，则不复见矣。经过问询寺里僧人，方知这位老僧便是名闻四海的骆宾王。“潮残”、“日暮”、“老衲”、“孤檠”，都是驱遣形象、意象，用来统括他的这一结局的。

撰写楹联是一专门学问，要求具备多方面的修养与艺术才情。陈寅恪先生认为，对子作得好坏，可以看出一个人读书之多少、语汇之贫富以及思维能力等。我虽揣摩操练达六十余年，但仍不敢说已经登堂入室。个中甘苦，实难缕述。愿以“野人献曝”之诚，掬出点滴体会，以公同好。

（2008年）

姓名文化与称谓问题

一

我们生活在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里，传统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给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光辉灿烂的思想、深邃玄奥的智慧。这些文化积淀、思想蕴涵、人生智慧，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与我们日常生活关联密切，不像想象的那么幽渺，那么遥远，可以说每日每时都在和它们打交道。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积淀方式，它们具有复杂性、特异性、持续性（未曾发生过重大的文化断层）、群众性、常识性、实用性的特点。就我们日常耳目所及，大体上有以下几类：诗词、戏曲、楹联匾额、书画艺术、民间歌舞等；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廿四节气、十二生肖、民间信仰、传统习俗之类；官制、品阶、服饰、礼节、仪式、饮食居住方式，等等。它们都长期而深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比如说“十二生肖”，牛年过去，虎年接班，挂历上，邮票上，各类招贴画上，到处画影图形，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积淀，你是抛也抛不开的。今天准备谈的“姓名与称谓”问题，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情况。

看了我写的题目：《姓名文化与称谓问题》，有的朋友可能心里嘀咕：姓名有什么好讲的？称谓，不就是称呼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哪个不会叫？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即使说十分复杂，也不为过。这里只讲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不要说一般人，就连有的大学教师、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曾在这方面闹出过笑话—称别人的父亲为“家父”者有之；称自己为“足下”的也有之。所以，稍稍破费一点时间，弄懂弄通这个看似浅近、实则学问很深的课题，还是颇有必要的。

在人际交往中，选择准确、恰当的称呼，反映着自身的文化教养，也体现出尊重对方的诚意，以及双方关系发展所达到的程度。但是，由于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背景不同，语言、风习各异，人们在日常交往、应酬之中，彼此间的称谓用语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如果称呼错了，闹出笑话，自己尴尬，还是细微末节，引起对方反感、招致误会，那就影响大了。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书籍、报刊、影视、戏曲中，经常会接触到许多传统文化内容；特别是有些朋友外出机会较多，常常和港澳台人士以及海外华人交往，有些东西人家现在仍然沿用（比如某些古代称谓），而我们或者不懂，或者弄错，结果遭致尴尬，出乖露丑；至于那些做学问的青年朋友，经常阅读一些古代典籍，如果你在这方面缺乏基本的常识，就会面对许多“拦路虎”，弄得蒙头转向，摸不着门径。

在一次“中国文化史讲座”的课后，有位青年听众同我漫谈，说他正在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平时很喜欢读清代以来的笔记、诗话一类作品，因为里面有丰富的学识和许多精辟的见解，只是障碍太多，除了一些文言词语，还有人物的称谓，有时让人摸不着头脑，如坠五里雾中。说着，递给我一篇打印文稿，请我就其中的名字、称号作些解释。我翻看一过，原来是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中的一篇名人小传，讲述的是作者乡先辈赵石农治砚、刻铭、镌印、作书、写诗的情况。使用的是文言，遣词构句比较简古，特别是四百字短文中涉及到文化界古今名人达十三位之多，有一些是比较生僻的，令人索解为难。比如“苏玉局”，恐怕许多人都会感到生疏。原来，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经任职成都玉局观提举，后人遂以“玉局”称之。那么，“沈寐叟”是谁呢？寐叟是近代著名书法家沈曾植的号。其他像“颜鲁公”、“米南宫”，不太那么生僻，但有些青年人也未必知道。前者为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因为曾经任职尚书左丞，封鲁郡公，故世称颜鲁公。后者就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唐代以降，尚书省六部统称南宫；由于进士考试多在礼部举行，故又专指六部中的礼部为南宫。因为米芾曾官礼部员外郎，所以，后人就以南宫指代这位杰出的书画家。至于“松禅老人翁文恭”，他就是咸丰朝状元，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晚清政坛重臣翁同龢，死后谥号是文恭。

其实，不单是这类学术著作，就是一些较为通俗的古典小说，比如《三国演义》，你在阅读过程中，也会接触到一些称谓方面的学问。且看第六十六回，一开头，就说诸葛瑾到了成都。刘备问诸葛亮曰：“令兄此来为何？”诸葛亮曰：“来索荆州耳。”诸葛瑾见到弟弟以后，就放声大哭。亮曰：“兄长有事便说，何必发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原来是由于诸葛瑾的弟弟诸葛亮所在的西蜀不归还荆州，因此，孙权就把他一家老小关押起来，逼他去想办法。亮曰：“兄休忧虑，待去见主公说情。”一见刘备的面，诸葛亮就哭拜于地，说：“吴侯执下亮兄长老小，倘要不还，吾兄将全家被戮。兄死，亮岂能独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将荆州还了东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刘备答应归还一半。鉴于那里的守将是关云长，诸葛亮曰：“既蒙见允，便请写书与云长，令交割三郡。”刘备曰：“子瑜到彼，须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惧之。”这里面包含一系列称呼，都是很有讲究的。称别人的兄长为“令兄”，表示尊重；称自己的君主为“主公”，显得很亲切；而称他人的君主则叫“吴侯”，显见亲疏之别。称呼关羽、诸葛瑾，都用“字”，表示尊重，关羽字云长，诸葛瑾字子瑜。

这方面的学问，可以统称为“姓名文化”，具体涉及到姓、名、字、号与称谓问题。下面分别展开说一说。

二

现时代有关社会活动、政治集会，凡涉及到位置排列，一般的都是“以姓氏笔画为序”。这里的姓氏，反映的就是姓。在母系氏族社会，姓与氏是有区别的。姓由一个老祖母传下来，标明血缘与婚姻状况；“姓”字从“女”从“生”，表明同姓者都是一个女性祖先的子孙；“氏”则是“姓”的衍生的分支。进入阶级社会，“氏”起着“别贵贱、判亲疏”的作用，如黄帝称轩辕氏，帝尧称陶唐氏。姓氏往往是家族的标识。最早的姓出于母系，后来为父系所取代，子从父姓，以父系推算血缘关系，将人的个体生命延续意识同家族亲缘关系传承下去。春秋战国、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姓与氏逐渐混同起来。

一般来讲，姓与名属于一个人的特定指称，它的直接功能，是作为姓名所有者与他人相区别而独有的代表符号，供人们称呼、识别，成为承担着该人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大约从周朝开始，命名即已被纳入礼法，形成制度。尔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演进，姓名也逐渐被赋予繁富而复杂的内涵，其中涵盖着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字学、文学、美学、音韵学、谱牒学等多种学科，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姓名文化”。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姓名之外还需要加上谱系。过去，各大家族都有修家谱的传统，一般是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谱名及其排序在修家谱过程中就要确定下来。而孔氏家族，由于圣人孔夫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则更为特殊一些，有时甚至要经由朝廷审定。他们的谱系（行辈），已经达到几十个。据《曲阜志》记载，孔氏族人的名字，从四十五代起，已注意显示行辈，但不严格。明代初年，朱元璋先后赐给孔氏十字十辈，即“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胤”（清代初叶，因“胤”字犯清世宗胤禛名讳，改为“衍”字），从五十六代往下排列。明崇祯二年，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报经皇帝恩准，又增加“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字十辈。清同治二年，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经皇帝核准，再增“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十字十辈。1919年（民国八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由内务部核准备案，续增二十字二十辈，加上前面两批三十字三十辈，总共是五十字五十辈。其中，人们接触较多的是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等辈分。另外，孟姓、颜姓、曾姓，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个谱系来排序的。

按照谱系，如果姓名为三个字，那么，第一个字是姓，第二个字（有的是第三个字）体现谱系，剩下的那个字，便是名—三个字中，只有这个字可以自行确定。如曾国藩、曾国荃，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如果是一字名，即姓名为两个字，就在偏旁、部首上做文章，如《红楼梦》中的贾赦、贾政，贾珍、贾琏，贾蓉、贾蔷等，以彰示同宗，分别辈分。

清朝皇帝的姓氏，有些特殊情况。大家知道，满族原称女真，1636年以满洲取代。入关以后，关于谥号、避讳的方式，从有利于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考虑，接受了汉族的制度。预先假定行辈排序，原来是十六个字：福、玄、胤、弘、永、旻、奕、载、溥、毓、恒、启、涛、恺、增、祺，就是皇帝的名字中，第一个字是固定的，按行辈流动；后来又续增了十二个字，但国祚已终，传到了“溥”字，清朝就灭亡了；后来虽然仍有接续，比如末代皇帝溥仪之后，还有他的侄子毓嶦，曾经写过一首长达四十二句的《火龙》诗，用以概括溥仪的一生；再下一辈，还有著名的书法家启功，大概也就这样了。

说到称谓，有人问：皇上为什么称作“天子”呢？一般认为，来源于感生说。《说文》解释：上古神圣的始祖母，因交感于天物而生子，故曰“天子”。那么，汉化佛教的僧人都姓“释”，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佛教创始人是释迦牟尼，这是对他的尊称，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汉译佛典常简称他为“释尊”。佛法东传，僧人按当地习惯，也必须有姓。从前，有几种办法，一是沿用原姓；二是跟师傅的姓；三是利用所来国家或地区确定姓，如从天竺（南亚次大陆）来的，就用竺（如竺法兰），从月支来的，就用支（如支谦），从安息来的就用安（如安世高）；四是以佛、法、僧三宝为姓。到了东晋时期，僧人领袖道安，随师傅姓竺。他从实践中体会到，统一僧人姓氏，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建议以“释”为统一的姓。由于他的崇高威望，很快便统一了认识。而且，一律与在俗时的姓一刀两断。日常中有时“释”姓略而不用，只用法名，如弘一法师。

孩子出生后，一般先有乳名（亦称小字）。如三国时的后主刘禅，小名阿斗。再比如张学良，乳名叫“小六子”，这个名字大有来历。原来，他一出生，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命硬，不好养活，还克母亲。解救的办法是，把孩子许给寺庙做“寄名和尚”。这样，她母亲就选了个日子，送他到庙里焚香礼拜。老和尚用戒尺作一姿势，表示要责打他，他就跑出庙去。按照事先约定，孩子听到第一个呼唤叫什么名字，他就借用来作为自己的小名。那一天，出了庙门，就听有人喊“小六子”，这样，“小六子”就成了张学良的小名。老将军自嘲说：“当时如果有人喊‘王八蛋’，我就叫‘王八蛋’了！”

稍长，即由父母或师长正式起名，古代专有命名仪式。起名讲究避讳，不能取与君父、圣人相同的字，同音的字也不行。平时作文、说话，当遇到这类人的名字时，也要设法避开或改写。旧时的皇历，之所以又称“时宪书”，就是为了避乾隆帝的圣讳弘历。这在旧时代，是所有读书士子必须掌握的学问，如果有所触犯，就将身遭大祸。

清乾隆时期，江西新昌有个叫王锡侯的举人。他处事本来十分谨慎，起先名叫王侯，由于害怕被人罗织罪名，便在中间加个“锡”字。他曾编撰《字贯》一书，在遇到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圣讳时，都作了缺笔处理，只是没有采用更为严格的“改字法”或“空字法”，结果被人告发到乾隆皇帝那里，以“大逆不法”的罪名，不仅本人被杀头，还牵连到妻妾儿孙，多人致死和发配为奴。

起名，一般都体现长辈的意愿与期望。宋代文学家苏洵写过一篇《名二子说》，翻译成现代语言，大意是：

构成一辆车子，包括轮子、辐条、上盖、车厢底部的横木，它们在车上都各有职责，唯独拦在坐车人胸前用作扶手的那一条横木—轼，好像是没有用处的。然而，去掉轼，就算不得一辆完整的车了。名之为“轼”，是害怕你过分显露自己而不知掩饰形迹。天下所有的车，都从车辙上辗过，而论及车的功绩时，却从来不给辙算上一份—这倒也好，假如车覆马毙，而祸患也不会殃及到辙。所以说，辙是善处于祸福之间的。辙啊！虽然没有名分，却可以免除灾祸，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这里体现了父亲为两个儿子起名的意图，亦即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名字的来历。当时，兄长十一岁，弟弟八岁。

有的名字，与姓氏存在着相关的意义，如马千里、牛得草、米暂沉、成思危等；如果是文人，有些还寄寓了艺术精神、志趣爱好与审美情趣。

作为名子的补充与延伸，名子之外，又有字，有号，有绰号，有笔名、艺名。过去有“幼时命名，成年取字”的传统。《礼记·檀弓》说：“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就是说，男子二十岁以后，要做父亲了，所以朋友不能再叫他的名，而只能叫他的字。可见，“字”是男女成年之后，开始受到人们的尊重才加取的。也有的学者认为，“字”的产生，源于避讳。古人祭祀先祖时，为了表示恭敬，不能直呼其名，只好以“字”代替；再如，人死了以后，要由君王另外赐予一个“谥号”，于是就只用“谥号”来称呼他，如曾文正公、李文忠公。这都是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人，一般平民没有这些说道。

有些“字”与“名”互为表里，意义相互关联。比如，毛泽东字润之，泽与润，意义相连；张学良字汉卿，因为张良为汉朝名卿；诸葛亮字孔明，亮与孔明含义相近；关羽字云长，展翅入云，名字相成相辅；苏轼与苏辙的“字”，也属于这一类：轼为古代设在车厢前供立乘者凭扶的横木。《左传·庄公十年》有“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的话，故苏轼字子瞻；而“天下之车莫不由辙”，故苏辙字子由。还有的“名”与“字”相反相成，如唐代大文豪韩愈（愈，胜过之意），字退之；今人程思远，字近之（是毛主席给起的）。还有的通过“字”来表达一种志趣、意向，如朱自清字佩弦，性格比较缓慢，想加以调节。其典出自《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

号，是一个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多为自取，可以不受行辈与谱系的约束，自由体现本人的心迹、寄托、兴趣、爱好，如别号中有的叫“山人”、“居士”，表明自己鄙视利禄，自命清高；欧阳修号“六一居士”，意思是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本人一个老翁，共六个“一”。而绰号、诨名、外号，则是他人赠与的，如《水浒传》中的“智多星”（吴用）、“黑旋风”（李逵）；民间的“周扒皮”、“小诸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为笔名、艺名所代替。

名、字、号之外，对于不同年龄，还有一些特殊的说法：婴儿出生三日—汤饼之期；不满周岁—襁褓；两三岁—孩提；幼年泛称总角，束发；十岁以下—黄口。女孩十二岁—金钗之年：十三岁—豆蔻年华，十五岁—及笄之年；十六岁—碧玉年华；二十四岁—花信年华；等待出嫁—待字闺中。男性：十五岁—志学之年；二十岁称为弱冠；三十岁—而立之年；四十岁—不惑之年；五十岁—年逾半百、知命之年；六十岁—花甲、平头甲子、耳顺之年；七十岁—古稀、杖国之年、致仕之年、致政之年；八十至九十岁—耄耋之年；一百岁称为寿登期颐。八十八岁，称为米寿；一百零八岁，称为茶寿。古人以六十为下寿，八十为中寿，九十为上寿。

概括地说，姓名有四个特点：

1.传承性。揭示了一种血缘关系、家族关系，反映浓厚的宗族观念。

2.寄寓性，体现一种意愿色彩。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走正道、有作为，在为子女取名时，往往寄寓美好的期望。

3.时代性。人之取名，往往因时而变，与社会背景、环境、形势及时代精神风貌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建国”、“国庆”、“超英”、“文革”中“继红”、“卫东”等弥漫着浓烈的政治色彩。

4.装饰性。在平常的社会交往中，高雅、深邃的名字，往往会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有些名字妙如诗、美如画、清如水、醇如酒，令人难以忘怀。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东西，经过精美的包装，就会收到不同寻常的效果。

三

《三字经》有一段话：“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实际上，讲的是五种伦常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里面也包含了长幼、尊卑、上下的秩序。所谓称谓，就是源于这个“五伦”、“十义”而产生的。

从前的官场、文坛、商学各界，都特别注重礼仪，日常交往、书信往来、著书立说，在名、字、号的用法上十分讲究。

君王对臣下，长辈对晚辈，老师对门生，都是称名。按照规则，上级对下级应该称名，但有些讲究礼节的，往往还是以字相称，表示尊重。比如，曾国藩信札中，对其下属，一般都以字相称，并不直呼其名；而自己则谦称“国藩”、“鄙人”。

旧时，当本人说到自己时，一般都用本名，而不能自报字、号。在书信、文章中署名、落款，也是如此；而且，称呼自己时往往用谦词或者卑称，如“鄙人”、“在下”、“不才”、“仆”、“晚生”、“后学”，等等。而如果自己称“字”，则被认为“有失体统”。这里有个典型事例：晚清状元、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张謇，一天，接到在青岛求学的儿子张怡祖的信，看过之后，忽然发现信背封条处，署有“孝若”二字。“孝若”，是怡祖的“字”。当时，张謇大为不悦，立即写信加以责备：“今儿才十五，……对他人尚不可遽称‘字’，况于寄父之函而题封以‘字’乎？此事关乎礼教，不可不知，以后动笔，须小心。”

而称呼别人则用尊称，如“阁下”、“足下”、“大人”、“钧座”等。反之，如果对人直呼其名，会被认为是一种没有礼貌的不敬行为。尤其是对那些有身份的人，如果直呼其名，唐突长者，轻则遭到奚落、耻笑与戏弄，严重的还会罹灾贾祸。

旧籍中有一个“家僮背磨”的趣事。明初，江南名医庄伯和，性开朗，善谐谑。一日，他的友人、当地名士李庸遣家僮送来书信一封。家僮呈递书信时，不慎叫出了这位名医的名字。对这种失礼行为，当时文人一向都看得很重，庄氏也极度不满。但他并没有当面加以指斥，而是采取一种巧妙做法予以惩处。只见他一本正经地对李家僮仆说：“你们老爷要借我的药磨用一下，叫你把它背回去。”并随手书写一份回函，要他转交。家僮背着沉甸甸的药磨，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主人先是一怔，待到看过了便函：“来人当面直呼姓名，实为无理，罚他驮运药磨两遭。”这才明白了底里。不禁被友人的风趣逗得哈哈大笑，遂立即命令家僮再把药磨背回去。

至于下属对上级，晚辈对长者，学生对先生，则绝对不能称名，即使以字、号称之，后面往往还要缀上相关的尊称。在字、号不再通行的情况下，对于师长、尊者、德高望重的人，人们习惯在姓的后面加上“先生”，或者职务、职称；年岁大的以“公”、“翁”或“老”称之；年辈相当的，为客气起见，有的称“君”称“兄”；即使称名，也并不直呼，往往要在后面附以“先生”、“女士”等称谓。

亲属之间的称呼，同样也颇有讲究；而且可以说，是中外一体的。比如恩格斯就曾说过：“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这是从责任、义务的角度说的。恩格斯还讲过，亲属间的称谓，“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关系的亲疏异同的观点的表现”。

从前对于父母之名，是要避讳的。古人说：“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则所讳在我而已。”看过《红楼梦》，人们当会记得第二回冷子兴与贾雨村的一段对话：

子兴道：“……上一辈的（名字），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贾敏。不信时，你回去细访可知。”

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

“这女学生”即林黛玉。因为她要避母亲贾敏的名讳，所以，每逢遇到“敏”字，便念作语音相近的“密”，而书写时则故意缺一两笔。这类避讳形式，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对于长者、尊者不直接称名的规矩，还是坚持的。原外交部长李肇星讲过一则趣闻：他的父亲是抗日游击队战士，偶尔回家，乡里父老兄弟都前来欢迎他们。有个邻居叔叔有意拿他逗趣儿，便悄悄地把小肇星叫到一边，叫他大声喊一个名字。当时，李肇星年岁小，不知道里面有计策，就按照族叔教给他的喊了一声，结果被父亲听到了，过来就给他一巴掌，原来那是父亲的乳名。在家乡，只有长辈才能这么叫。这是一种礼仪，一种规矩。直到今天，对于长者、尊者，也还是不能直接称呼名字，更不要说乳名了。

在称呼自家的亲属时，我们通常会听到或见到“家、舍、亡、先、犬、小”这一类字样。先说“舍”字，这是用来谦称比自己卑幼的亲属，如舍弟、舍妹、舍侄、舍亲，但不说舍儿、舍女。“先”，含有怀念、哀痛之情，是对已死长者的尊称，如对已离世的父亲称先父、先人、先严、先考，对母尊称先母、先妣、先慈，对祖父称先祖，等等。“亡”，用于对已死卑幼者的称呼，如亡妹、亡儿。对已故的丈夫、妻子、挚友，也可分别称为亡夫、亡妻、亡友。“犬”，旧时谦称自己年幼而涉世不深的子女，如犬子、犬女等。“小”，对人称自己子女所用的谦词，如小儿、小女等。最后说说“家”的用法，它是用来称呼比自己辈分高或年长的活着的亲人，含有谦恭平常之意。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家严，称自己的母亲为家母、家慈，称丈人为家岳，祖父为家祖，以及家兄、家嫂，等等。

说到这里，我想插一段真实的笑话。一位先生，也就是一位教师，同客人见面，觉得直接问候“你的父亲身体可好”不太文雅，便拽了一句文：“家父近来可好？”客人闹愣了，只好说：“对不起，令尊我还没有见过。”无独有偶，偏偏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节目一位著名主持人，重蹈覆辙，同样误将对方的父亲称为“家父”。这已经是够丢人、够难堪的了，可是，所在的节目组却硬着头皮，偏要“将不是当理说”，辩称他们的主持人是“为了更好地与观众沟通”，说什么：“从语言的角度来讲，‘令尊’是在不太熟悉的时候用的，而为了拉近与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更好地进行沟通，用‘家父’也可以的。”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过去，有人家中来客，嫌自家的房间太小，欲借邻居家的用一下。写信说：“家室太小，欲借令堂一用。”结果被邻家扇了一个大嘴巴。不知道挨打者的同事，又将为他做怎样的辩护？

刚才已经说了，尊称别人的父亲，叫令尊、令严；母亲叫令堂、令慈；兄弟叫令兄、令弟；子女叫令郎、令嫒。尊称人家的兄弟，叫贤昆仲；夫妻则称贤伉俪；尊称别人妻子叫贤内助，尊称年龄稍大于自己的朋友的妻子，叫嫂夫人。旧时著名童蒙读物《幼学琼林》里专有一部分，讲各种称呼，里面有这样的话：“称人妻为尊夫人，称人妾为如夫人”；称呼叔父叫诸父，称呼侄儿叫犹子。

妻子称呼丈夫，从古至今变化多端。最早叫“良人”，古诗：“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孟子》：“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后来又称“郎”，古诗有句：“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亲热一点叫“郎君”；又叫“官人”、“老爷”、“相公”、“外子”。现代称“先生”，解放后，我们改称“爱人”，但海外华人拒绝接受，认为与“情人”同义；现在称呼“老公”，也较普遍；民间称“当家的”、“孩子他爸”、“我们那口子”。女子的配偶，一般称作丈夫；还有其他称谓：君、外子、官人、老公、爱人、当家的、前面人、掌柜的、外面人、郎君、老伴儿、老头子、那口子、男人、那位老板等。

从古至今，对妻子的称呼，据说有近四十种之多。皇后，皇帝的妻子。小君、细君，最早是称诸侯的妻子，后来作为妻子的通称。古代诸侯的妻子称夫人，明清时一、二品官的妻子封为夫人，近代用来尊称一般人的妻子，现在多用于外交场合。荆妻，旧时对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又称拙荆、山荆、贱荆。娘子，古人对自己妻子的通称。糟糠，形容贫穷时共患难的妻子。过去对他人称自己的妻子，书面语称内人、内助。旧时称生意人的妻子为内掌柜或内当家的。太太，旧社会一般称官吏的妻子，或有权有势的富人对人称自己的妻子为太太；今有尊敬的意思，如问：“你太太怎么没来？”有的人为了表示亲爱，在书信中称妻子为贤妻、爱妻。老伴儿，指年老夫妻的一方，一般指女方。有些地方称妻子为娘儿们，或婆娘、婆姨；江南一些地方称堂客；在河南农村称妻子为媳妇儿，北方城乡也有这个俗称；有的称家里、屋里人、做饭的或孩子他娘。一些农村，称妻子为女人；而伙计、搭档，则是现代都市对妻子的俗称。另外，旧时对妾的称呼有侧室、偏房、小星、如夫人等。妻子死后，又另娶的，称为继室、续弦。

夫妻关系在古今称谓中，有结发、鸳鸯、伉俪、配偶、伴侣、连理、秦晋、百年之好等。“鸳鸯”原指兄弟，我国古代曾把鸳鸯比作兄弟。鸳鸯本为同命鸟，双栖双宿，所以古人用它来比喻兄弟和睦友好。后来，以鸳鸯来比夫妇，始于唐代诗人卢照邻。

我国古代，年少之时结为夫妻，称为结发。后因以“结发”为结婚，指原配夫妇。至于丈夫对妻子的父母，妻子对丈夫的父母，在称呼上，也有发展变化。先秦时期都称为舅姑。这种奇特的称谓，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族外群婚的遗迹。到了南北朝时期，开始称妻子的父母为“丈人”、“丈母”，这是一种尊称。至于称妻父为“泰山”，则来自于一种政治利益的关联。这里有个故事：唐明皇到泰山举行祭拜天地的大典，丞相张说担任封禅官，顺便把他的女婿郑镒也带去了。因为按照旧例，随皇帝封禅，丞相以下官吏可以晋升一级。当时，郑镒是九品官，张说利用职权，把他连升四级。唐明皇发现他的官服变了颜色，便问是咋回事，郑镒不敢回答。皇帝身旁的艺人擅长讽刺，便说“此泰山之力也”。一语双关。后来就这么叫下来了。因为泰山又称东岳，是五岳之长，于是，又把妻子的父母称为“岳父”、“岳母”。

东床指女婿。东晋时郗鉴让门人到王导家去物色女婿。门人回来说：“王家少年都不错，但听得消息时，一个个都装出矜持的样子，只有一个年轻人，袒腹东床，只顾吃东西，好像没听到我们说话一样。”郗鉴当即表态：“这个人正是我要物色的好女婿！”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以后，人们就称女婿为“东床”。

上述只限于国内；如果涉外，还另有说道。概言之，分四种情况：一是男女。男子一般统称先生，女子称为夫人、女士、小姐；已婚的称夫人，未婚的称小姐，不了解婚姻状况的女子可称为小姐。二是官场。一般情况下，高级官员称“阁下”；但德、美、墨等国无此习惯，可统称先生。三是君主国。习惯称国王、皇后为“陛下”，王子、公主、亲王等为“殿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人士，可以用爵位或“阁下”、“先生”相称。四是交往中与我以同志相称的国家。官员一般称为同志，可以在前面加上职衔，如“大使同志”、“省长同志”等。

看来，称谓的学问还真是不少哩！而且，大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所以，大体上有所了解，还是很必要的。

（2011年）

座次趣谈

一

辽宁省委党校有一位离休的老教授，已经是耄耋之年了，每次出席友朋的聚餐会，都要带着一个本子，将饭碗扣在纸上，用笔画个圆圈，然后按照座次一一填写就餐人姓名。他说，已经积累厚厚一大本了。是何用意，我未便询问；当时只是想：此老之不惮烦，实为有心人也。

当年司马迁撰著《史记》，写到《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时，根据情节的需要，特意标明几个主要人物的座次：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陪侍，西向坐。在这节文章中，作者交代了相互关联的四件事：一是，范增一再暗示项羽，怂恿他趁机对刘邦下毒手；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邦）”；三是，项伯随之拔剑起舞，出面遮掩，对刘邦予以保护；四是，张良见势不妙，赶紧找来樊哙。这四个方面，都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所坐的位置。范增和项羽斜对面，而且十分靠近，这才有可能“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而项庄是从项羽和范增的空隙处进来，对着刘邦舞剑的；项伯座位应该是靠近刘邦的，这样，他拔剑起舞才能起到翼蔽作用；张良所处位置，恰好把上述情景看个分明，眼见事态紧急，才起身出外，召唤樊哙。

后人可能要问：“鸿门宴”发生在前206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为前110年，就算从这年开始动笔写吧，相距“鸿门宴”已接近一百年了，当事人、目击者肯定都已不在。那么，他是怎么掌握当时的座次顺序的？恐怕只能揆情度理，借助想象了。如果当时有个老教授那样的人，用碗画个圈圈儿，记录下现场座次，那可就方便多了。

实际上，《史记》中关于座次的记述，绝非仅此一次，说明太史公对此是很看重的。比如，《陈丞相世家》中讲，项羽为了招降王陵，让被掳的王陵的母亲东向而坐，用贵宾之礼相待，以示敬重。《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要活捉广武君李左车，悬赏千金。有人就把广武君绑来送到韩信的麾下。韩信立刻松了他的绑，并请东向而坐，自己执弟子之礼，西向坐陪。还有《南越列传》，叙述汉使出访汉之属国南越的经过：在酒席上，汉使者以钦差身份面向东坐，南越王面向北坐，王太后面向南坐，丞相吕嘉和众大臣都向西而坐，侍候饮酒。这种座次顺序以及人物的尊卑关系与“鸿门宴”大体相似。

你看，太史公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记叙人物的座次，用以反映当时的尊卑、主从关系。

在古代中国，座次问题被纳入礼的范畴。儒家认为，礼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有言：“不学礼，无以立。”说的是，不掌握礼仪，在社会中无法立身行事。因为礼仪是人际交往、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体现了一个人、一个社会组织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素质；整个社会、民族的上下、左右关系，都是通过礼来协调与制约的。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说：“‘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

人类社会成员是众生群居的，不像笛福小说中所写的鲁滨孙，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独自生活二十几年；即便是鲁滨孙，最后也还找了一个伙伴“星期五”。只要有两个人以上组成的集体，在日常交往和各种社会活动中，就必然会发生秩序、程序、次序，亦即社会关系准则的问题。无论其为传统的等级严明的社会，还是现代的所谓以平等主义为政治价值观的社会组织，都需要通过上层统一颁布，作为法定制度，或者由群体共同议定，约定俗成，制定出本群体所共同认可的秩序标准、礼仪程序、行为方式，并在社会交往、日常活动中付诸实施。

二

在中国传统的等级社会里，自古以来，即十分讲究礼制。礼的核心就是讲规矩、定名分，用以别尊卑、分上下、序先后。

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在谈到“六艺（经）”的功用时，首先就强调“礼以节人”—礼是用来规范人的生活方式的，或者说：礼从规范人的生活方式这个角度来谈怎么治理国家、整合社会。那么，用什么规范、怎么样规范呢？亚圣孟轲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翻译成现代语言：天下公认为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是一个，年龄是一个，道德是一个。在朝廷中，先论爵位；在乡里中，先论年龄；至于辅助君主统治百姓的自然以道德为最上。不同层次、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要求。

一部煌煌九万字的《礼记》，就是专门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的。而座次问题，作为礼仪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出现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庸》篇中：“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这里说的是三种不同层次、不同场合：天子宗庙大祭，按照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而公卿士大夫所在的官场，则按照爵位、官职高低来安排座次，其着眼点在于区分尊卑、贵贱；在民间，普通的乡里祭祀，事毕举行宴会，则按照毛发颜色（老幼）来安排座次。

古代官场序爵，下面就说一个实际事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前279年，秦、赵两国君主在渑池会见。秦王以大国君主自居，恃强凌弱，咄咄逼人；赵王的侍从蔺相如寸步不让，以其凛然无畏的正气，杀减了秦王的淫威，逼使其屈服、让步。回国之后，赵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当时是以右为上的。对此，廉颇很不服气，说：“我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我见相如，必辱之。”蔺相如听说以后，从顾全国家大局出发，主动回避、退让。终于感动了廉颇，最后登门服荆谢罪。

看得出来，在座次的安排上，为了显示尊卑关系，无论是序爵、序齿，都是讲究方位与方向的。所谓方位，也就是左右之别，这个问题说道很多，比较复杂。在中国古代，有“虚左以待”之说，意思是空着尊位等候宾客、贵人，说明是以左为尊，以左为上。但是，同样是在古代，又有“无出其右者”的说法，从前面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也可以看出是以右为上的。唐人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凡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递居之。”“左迁”为贬谪，“右移”为升官，也体现了尊右贱左的倾向。

之所以出现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有的论者认为，因朝代不同，而所尊各异。大体上是（并非绝对的），春秋战国、秦、西汉时以右为上；迨至东汉、隋、唐、两宋又逐渐尚左，直到明、清；蒙元则以右为上，科场中，蒙古、色目人称右榜，汉人、南人称左榜。有的论者则指出，由于地域不同，所尚亦有差异，比如，秦地官职尚右，而楚地则以左为上。《左传》桓公八年，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有的援引《老子》的话：“君子居（平时）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丧事尚右”；《逸周书》曰：“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说明尚左或尚右自有其不同的根据。

比较公认的原则是：尚右的根据源于人的生理习性：一般人使用右手比使用左手方便利落，右手作用大，用处多，所以右尊于左。而尚左的根据则源于居室的朝向：自古以来，宫室皆向南、向阳，“人坐立皆面明背暗”。《易经·说卦》有“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之说，皇帝坐北朝南，君临天下；而臣下则面北朝拜，山呼万岁。既然向南，自然就左面为东、右面为西了，东大于西，人所公认。那么，二者孰先孰后呢？由于自有人类出现，就有使用右手方便的习惯，而居室朝向问题是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形成的，所以就此推断，尊右发生在先，而尊左发生在后。

三

文贵鲜活、形象，光是空泛地叙说，未免有些枯燥乏味，下面列举三个判然有别的典型事例——

尽管社会上族群、风习、层次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在礼仪、规范、秩序方面，还是会形成共同确认的统一准则，约定俗成，自觉遵守。如果有人打破成规，“躐等而行”，就会引起客观上的质疑与惊异。还是接着说座次问题。战国时期，魏国有一位智者，名叫侯嬴，年届七十，为大梁夷门监者。魏公子信陵君素以贤能、谦恭驰名于世。这天，他置酒大会宾客，却亲自驱车执辔，往迎侯嬴。侯嬴穿戴敝旧衣冠，径坐上位，毫不逊让，从者见状窃骂。至家，公子引侯嬴坐上座，满堂宾客尽皆惊异。后来，侯嬴献“窃符救赵”之策，并推荐勇士朱亥，最后又刎颈相送。在侯嬴的激励和直接帮助下，魏公子终于成就了煌煌胜业。对于魏公子礼贤下士、侯先生以死相报这一千秋佳话，清初著名诗人吴梅村有“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之感叹。

历史上还有一个出于不可告人的一己私利，肆意违反礼制成规，出格、非礼，遭致指责、批判的事例。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一月，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大元帅郭子仪，前来朝见代宗皇帝。这自然是一件非常隆重的礼仪活动，主其事者为定襄郡王、右仆射郭英义。其为人也，奸佞欺诈，专权跋扈、收受贿赂、陷害忠良，品质极差。他觉得这正是自己勾结权贵、打击异己的好机会，自是欣喜不已。在如此重要的朝会上，无疑应该按照与会文武百官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来安排座次；可是，郭英义为了取悦掌权太监鱼朝恩，竟违反成例，将他的座次放在尚书大臣之上。对此，上柱国、鲁郡公、著名书法家颜真卿致函郭英义，对他违反礼制、乱排座次的恶劣行为予以严正的指责。信中指出，古时“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长幼。故得彝伦叙而天下平也”；然而，你为了向宦官鱼朝恩邀宠献媚，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打乱等级、次序，进行反常排列，此种行为“何异清昼攫金（白昼打劫）”！信稿即为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名重千秋、影响深远的行草书精品《争座位帖》。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反映出颜真卿忠义奋发、端直不阿、不畏权奸、仗义执言的豪情胜概，刚烈之气跃然纸上。字如其人，笔势亦豪宕大方，姿态飞动，虎虎有生气。

在中国古代的座次排列故实中，要以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而论，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肯定是拔得头筹了。在水泊梁山，随着队伍的日益扩大，影响的日益深远，特别是不同派系、不同山头、不同背景的草莽英雄的组合所带来的内部矛盾也渐形显露，这就要求必须通过合理的举措加以整合，实现新的动态平衡。就当时情况分析，通过安排座次以理顺关系、确定身份、体现地位，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至于如何实际操作，却是一件颇费周章、最伤脑筋的事。“四大天王”—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依次排列在前，原属众望所归，不会有太大的争议；而其他人如何排列，孰先孰后，可就众说纷纭了。关键是以何标准定位，按贡献？按武功？按声望？按资格？似乎都说得过去，有理可依；但是，历史的作用是合力形成的。单突出哪一项，恐怕都不能令公众信服，必须方方面面全盘着眼，统筹考虑，既要充分体现整体利益，又要适当关照个体特殊情况，有时还不得不进行摆不到桌面上的“暗箱操作”。即便这样，最后也还得借助九天玄女授书的玄机，来个“石碣受天文”，玩一套由天意决定的把戏，可谓用心良苦。

四

年轻时候看问题简单，觉得只有在所谓“礼仪之邦”的中国，才会如此看重等级、座次；而在奉行现代法律规则的西方国家，既然强调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社会靠契约来调整，不分贵贱、贫富，在订立的合同面前，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那么，他们还需要特别讲究什么尊卑、座次吗？后来接触外事部门和经常出国访问的人士，特别是自身有了直接到欧美地区参观、考察的实践，才知道西方国家的会议布置、餐桌礼仪、宴客形式、座次安排，不仅讲究，而且十分烦琐，条条框框，较之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学者帕切特等著的《国际商务礼仪》一书中明确提出：“主席台上，居右的座次通常安排给尊贵的客人。”其成因，据说来源于一种古代的风习。在几百年前，国王集会时，往往把最信任的盟友安排在右侧，而把心怀叵测、存有敌意的客人安排在左侧。以备万一出现反目、对抗情况时，便于国王右手拔剑加以应对。这种古老的风习沿袭下来，遂有今天的尊右礼仪。

按照国际惯例，西方正式宴会的座席排列，一般奉行下述原则：女士优先；恭敬主宾；以右为尊；面门为上；交叉原则；按距离主位远近来定位。桌数较多时，桌次的尊卑视距离主桌位置的远近而定，近者为上，右尊左卑；一般都应摆上桌次牌。吃西餐时，均使用长桌，同一桌上席位的尊卑，亦以距离主人座位近者为上。西方习惯是男女交叉安排，夫妇也分开落座。女宾的席位尊于男宾，入座时，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拉开椅子，以示尊重。西方人讲究留有个人空间。两人对谈时，不可离得太近，一般以五十厘米以外为宜。如日常接触，需要与别人同坐一桌或紧挨别人落座时，最好先打个招呼，问一声：“我可以坐在这儿吗？”得到允许后再坐下。

如果男女两人同去就餐，男士应让女士坐在自己的右方，注意不要让她坐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如果只有一个靠墙的座位，应请女士坐，男士坐在女士的对面。若两位男士陪伴一位女士就餐，女士应坐在两位男士的中间。若是同性别的两人一起就餐，靠墙的位置应该让给长者。每个人离座或入座，均应从座椅左侧进出。

西方传统习俗，忌讳并恐惧第十三号座位。专家们认为，这起源于《圣经》，在“最后的晚餐”中，背叛耶稣的犹大是桌上的第十三个客人—尽管《圣经》中并未指定他们就座的顺序。《相信魔法：迷信心理学》一书的作者斯图尔特·维斯说：“最早认为坐在桌子的第十三号座位不吉利，是由于《圣经》故事，但后来发展成为对任何事情来说，十三都是不吉利的。”为此，法国航空公司不设第十三排座位；而美国的许多建筑都没有第十三层，一些机场也没有第十三号登机口。

除了餐桌上分别左右座次，有的还把它延伸到政治的场合，在会议座次中划分出左派与右派。史学界普遍认为，左右分派源自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的议会分座。那些主张共和、人权、政教分离的革命支持者坐在左边，而支持君主制度的议员则一律坐在右边。后来长期被沿用下来。以至在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了打击老干部，在大会主席台上，把他们的党羽的座次一律排在左边，而把那些开国元勋、革命元老一律排在右边，名之曰“老右”，极尽其打击、污蔑、诽谤之能事。

五

在我国，现在会议安排以及日常生活、饮食礼仪所奉行的基本规则是，前为尊，后为次；中为尊，侧为次；左为尊，右为次。一般的宴会，除自助餐、茶会外，为了不致互相推辞、谦让，主人都须事先安排好席位，排好座次，以便客人“对号入座”。主人居中，一般都是离门口最远，陪侍者对面落座；主宾和副主宾分别坐在主人的左右两侧，位居第三位、第四位的客人分别坐在陪侍者的左右两侧。

由于中为上、左为上、前为上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定则，而且，由指示牌一一标出，这样，与会者一进会场，立刻就能明了主席台上每个人的身份、地位、等次、职级。如果偶尔不慎，出现了差错，就会造成混乱。

报载，一次大会上，服务员在收拾主席台桌面时，不慎把一把手左右两侧座位的标示牌给弄颠倒了。结果是，没等班子成员入席落座，会场上的人们就窃窃私语，乱哄哄搅成一团。一把手和几位副手进入会场后，发觉气氛有些不对劲，仔细一看，原来是主席台上座位标示牌惹的祸—大家误以为二把手降为三把手，三把手提升为二把手了。会后，办公室主任挨了批评，写出检讨。

常见的大学、中学举行校庆活动，与会校友的座次，一般都按职级、身份、地位排列。2012年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一十周年，对此进行了改革。他们认为，当年在校读书时，同学都是平等的，于是，破例施行了“序齿不序爵”，只认长幼不序尊卑的做法，没有主席台嘉宾席位，“银发校友”全部前排就座，主持人介绍出席庆典嘉宾时，最先介绍的不是领导，而是两位分别在1939年和1944年入学的年龄最长的老校友，博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这些属于观念上的问题，只要思想取向端正了，应该说还比较容易处理；现实中十分棘手、引起千家万户普遍关注的，倒是中小学教室座位如何排列的问题。课堂是学生的学习环境，座位安置是否得当，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据美国一位学者研究、考证，座位经常靠前而且居中的学生，由于注意力集中，往往学习成绩好，毕业后成功率高。这样，就引起了如何排序以及如何定期轮换的讨论。国内中小学课堂一般以身高为序，由后至前，然后定期进行前后轮换、左右推演，实施动态管理；个别的也有按学习成绩排序，采取优差互补的做法。似乎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比如，对于那些视力、听力较弱而个头又高的学生怎么安排？轮换过程中，那些身材高大的学生如果到了前排就会挡了后排视线，又该怎么办？

有资料介绍，当今美国的小学绝大多数班级采取“小班化”教学，每个班大约有二十五到三十名学生，教室空间相对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也特别注意根据教学的要求，灵活采取剧院式、圆形或半圆形、集簇式、长桌式、展区式、配对式等多种形式，临时加以调整、配置。限于条件，我们不可能全面推行，但这种从实际需要出发，临机制动、灵活变换的思路，却是应该而且能够充分借鉴的。

（2013年）

“老去诗篇浑漫与”

——谈谈我的传统诗写作

一

谈论诗词创作经验、体会，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哪位诗人不能说出个“一二三”呢？况且，诗人强调自我，张扬个性，各有各的审美取向。在古代诗人中，陶潜、杜甫可说是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可是，少陵却不喜欢渊明诗，而欧阳永叔又不喜欢少陵诗，真是心眼各异。反过来，诗人谈自己，更不容易得到普遍认可。唐人贾岛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是，宋人魏泰却说：“不知此二句有何难道！”加之，“诗无定法，亦不可以讲法。”（清人毛先舒语）即便是讲，按照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来说，在阅读与鉴赏过程中所展现的空间并不是单一的，这里有诗人及其作品所展示的自在空间，同时还有由阅读者、鉴赏者自身经验与想象力构成的主体空间。主体空间与客体空间的差异，导致了视角的不同，认识的悬殊，赏析结论的多样性。就其实质来说，创作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人生追求、生活态度，一种生命存在方式。所以，讲经验，谈体会，肯定是难以收到圆满效果的。

就我闻见所及，身边写作传统诗词的人，大致有两条路子，一类是自小就濡染其间，大量记诵诗词名篇佳句，不期然而然就掌握了写作的技巧，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另一种情况是，从做学问入手，精心研索古典诗词的声韵、格律、章法、构局，日夕沉浸其间，不免“见猎心喜”，便也动手填词作诗。这两种路子哪个更好，我不敢贸然置评；仅说说个人的情况。

我走的是前一种路子。父亲一辈子务农，但他幼年读过私塾，酷爱古诗，一部《千家诗》他能从头背诵到尾；还会唱子弟书（它的开头小帽儿，基本上就是一首标准的七律），像《黛玉悲秋》、《忆真妃》、《精忠说岳》等几十个段子，我不知听他唱过多少遍。我从六岁开始，读过八年私塾，经史之外，诗文也是必修课；加上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濡染，我自小就养成了背诵诗词的习惯。几十年来，日积月累，烂熟于胸中的总有上千首吧？这也强化了记忆的功能。现在，随手翻到一首精彩的七律，我只要默诵一遍，用心琢磨琢磨，便可以完整地背诵出来。当然，这和诗词本身存在声韵、格律有直接关系—记住了韵脚，又注意平仄、对仗、起承转合的规律，是很容易背诵的。沈昌文先生说过：同充闾在一起，经常听他引用诗词，不经意间，诗词便从他的嘴里“溜达出来”。

我未曾尽心竭力地研索过诗词格律，由于记诵得多了，即席口占也好，伏案推敲也好，总能熟练地掌握，出韵、不协的情况基本没有。几年前，一位深谙诗律的省委书记（后来做了中央领导），拿着我的诗集，问我：“东北不同于我们安徽，没有入声字。许多入声字，像屋、实、菊、粥、哭、足，你们中多数人写诗时都当平声用；可是，你的诗却是例外，凡是入声字都做仄声处理—比如这首《写怀寄友》中的‘十年阔别浑无恙’的‘别’字，你就准确地用作仄声。那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主要靠记诵古人的诗，像“细雨鱼儿出”的“出”，“轻薄为文哂未休”的“薄”，每当用到这类字，按照古人用法，自然就作仄声了；个别生僻的、把握不大的，有时翻翻韵书。

他提到的我的这首七律的全文是：

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

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

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

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

除了入声字的使用，这里还有一个用韵、押韵问题。我写这首诗时，用的是八庚韵。但诗中的“青”与“汀”则属九青韵，庚韵本属宽韵，从中找几个同韵的字并不困难，但由于我偏爱“除却人才眼不青”这一句，实在舍不得换掉。那么，庚、青二韵可否通押呢？我当即记起了老杜的《同元使君舂陵行》。这首奉和道州刺史元结的诗押的也是庚韵，但是，里面有“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贾谊昔流恸，匡衡常引经”等句，押的都是青韵。这样，我把它们通押就有主心骨了。其实，不只九青韵，十蒸韵也可以和八庚韵通押，因为蒸韵里的承、冰、鹰、蝇、升和庚韵里的成、兵、缨、盈、生，分别同音同韵，一如一东、二冬两韵，根本没有分列的必要。

这里顺便说一句，在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在京成立大会上，关于诗词格律问题，当时有“严派”与“宽派”之争，我基本上是站在前者队列的。我以为，既然写的是旧体诗，那就应该遵守格律；但我也并不认为“平水韵”神圣不可侵犯，一个毫毛也动不得，有些方面也应酌情而定，比如上面提到的“通押”问题。

二

说到这里，已经接触到具体写作了。下面我想结合作品谈一点个人的感悟和体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老去诗篇浑漫与”这句杜诗。特别是那类即席即兴之作，往往率尔操觚，不作兴去进行调声设色、琢句炼字的仔细推敲。1988年8月初，东北三省宣传部长联席会在长春市召开。晚饭后，一场豪雨骤降，溽暑潜消，东道主举办了一场舞会，邀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些演员到场。我的舞技拙陋不堪，一看这个架势，就有点紧张了，尽管屡次应邀，而我则反复逊谢，以“不谙此道”为辞。最后，主人说：“作为贵客，您对这个盛会总得有所表示吧？那就以诗代之！”被逼无奈，我当即口占一律：

晚雨生凉祛暑天，未谙歌舞愧华筵。

非关左旧轻时尚，为恋诗书断雅缘。

盛会岂堪人寂寞，良朋空羡影翩跹。

呈诗聊作三生约，重聚春城再比肩。

最后两句结得不理想，很一般化。原来想用李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的内蕴作结，后来考虑到有点煞风景，便换了这个结句。

从长春回来，没过多少天，辽宁彩电塔落成，省上的有关领导和书画名家应邀前往观光、剪彩。领导讲话之后，有两位书法家挥毫助兴，我也随手写下了一首《凭高纪感》：

纵目苍空一豁然，摩天塔上瞰辽天。

情怀小异登楼赋，襟抱遥同胆剑篇；

球籍激人争上驷，宏猷励已拼中年。

凭高易感风云会，澎湃心潮意万千。

率成之作，顺手拈来，兴酣落笔，只是自写性灵，缺乏锤炼功夫，难免予人以粗头烂服之感。不过，自认诗文贵在本色、天然，原无须巧加雕饰。明人有诗云：“但写真情和实境，任它埋没与流传。”是媸是妍，为毁为誉，都付与时间天平去检斤拨两吧。

记得顾随先生说过，诗原是入乐的，强调音乐性。后世诗离音乐而独立，故其音乐性便减弱了。现代白话诗完全离开了音乐，故少音乐美。对诗只要了解音乐性之美，不懂平仄都没关系。平仄格律是助我们完成音乐美的。先生还说：诗难于举重若轻，以简单常见的字表现深刻的思想情绪。我是完全赞同这些主张的，因此，流连把咏中也有意追求一种蕴藉浑融、冲淡自然的格调，期望能够体现出某种音乐之美来。

我有个未必成熟的想法，就是诗应该朗朗上口，有流水行云、“杨柳春风百媚生”的意态，切忌佶屈聱牙，艰深晦涩。谢玄晖与沈休文论诗，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喜为拗律的往往是才大之人，像杜甫入蜀后的一些诗，李白、崔颢也都有处理得非常成功的拗句。但是，就一般作者来说，恐怕难以达到那种层次，最后不免沦为“画虎不成反类狗”也。

再者，古人认为，诗有异于文章，强调在立意措辞上，应该挖空心思，精锤细锻。有一首《苦吟》诗道尽了个中辛苦：“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这种刻意追求的严肃、认真态度，无疑是可贵的、值得提倡的。但是，创作需要才情，与处理日常事务判然有异，除了用力，还有个悟性问题，也需要一定的天赋。孟子曾以射箭为喻，说：“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清代大诗人赵瓯北，亦有“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力七分天”的慨叹。有时力气用得足够，但效果却并不理想，甚至会适得其反。就说这首五律的作者晚唐的卢延让吧，他的诗究竟如何呢？流传下来的句子，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实在不敢恭维。即使算不上参死句、堕魔障，大概总谈不上风流骀荡，令人口角生香吧。但是，据说也正是这几句诗，曾经受到翰林吴融的激赏，那也只能说是“嗜痂成癖”了。

顾随先生说过，中国文学特别是韵文中表现两种风致（姿态、境界、韵味）：一、夷犹；二、锤炼。“夷犹”一词来源于楚辞：“君不行其夷犹”（《湘君》）。何谓“夷犹”？先生解释说，如“泛泛若水中凫”，说不使力，如何能游？说使力，而如何能自然？凫在水中，如人在空气中，是自得。按照顾随先生的评断，“夷犹”表现得最好的是楚辞，特别是《九歌》，愈淡，韵味越悠长；散文则以《左传》、《庄子》为代表作。屈、庄、左，真乃天仙化人，了不起的天才，可望而不可即。他们以中国方块字表现夷犹，表现得最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夷犹，这是一种化境，我辈终生不能望其项背。

三

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谈到：“读诗与作诗用心各别：读诗心须细，密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词如何，如织者机梭，一丝不紊，而后有得。于古人只取好句，无益也。作诗须将古今人诗一帚扫却，空旷其心，于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后成篇，定有可观。”我体会，这里说的是作诗讲究兴会。

“兴会发于性情”，清人田同之认为：“诗非无为而作，情因景生，景随情变，感触之下，即淡语亦自有致。”（《西圃诗说》）我是认同这一观点的，而且在创作实践中有所印证。一次，我乘船游本溪水洞的暗河，看到钟乳石森然布列，如利剑悬空，洞中嵚奇万状，而洞口却有一株桃花盛开，遂口占二绝：

流水声中展画屏，一舟容与往来轻。

天生怪诞嵚奇状，我作平和坦荡行。

拊掌倾谈一笑中，沧桑今古认鸿蒙。

石林钟乳八千岁，洞口桃花一霎红。

还有一次游览昆明翠湖，为诗以纪所见：

陌上花开客到迟，翠湖烟柳已垂丝。

浮云净扫天光碧，万点翔鸥乱撞诗。

思与境偕，情因景生。那次驰车河西走廊，看到祁连山雪峰皑皑，一路相伴相依，随手记下一首七绝：

邂逅河西似水萍，青衿白首共峥嵘。

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

有时，诗中也带一点谐趣。灯前苦读，已经到了午夜，妻子一再催促早些休息。当时脑子里浮现出这么几句：

学海深探为得珠，清宵苦读一灯孤。

书中果有颜如玉，戏问山妻妒也无？

比较常见的是诗中揭橥某种理趣。上世纪90年代初，每到新年，总要买一些日历册，赠送远方诗友。这年直到1月5日才买到手，寄赠同时附一小诗：

小圃花迟放，折枝赠友人。

岁朝虽已过，还葆整年春。

还有一首《题朽木画》的五绝：

烂木寻机理，神工出匠心。

奇葩荣四季，不必怯秋深。

《中华诗词》编辑驰函约稿。叨在至交，“却之却之为不恭”，心得、体会不好谈也要谈，那就“姑妄言之姑听之”吧。

（2014年）

文学想象力

一

按说，文学想象力应该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的话题；而我是从事散文创作的，散文一向被认为同想象、虚构不搭边，由我来谈文学想象力，即便算不上南辕北辙，起码也是难以切中肯綮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出这一问题的普泛性、迫切性与重要性。

无疑，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想象力就是生命力，它直接关系到作家、艺术家的成长与发展。黑格尔老人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一个作家、艺术家如果想象力贫乏，即使他有再深的功底，那他的创作生命也无法保持鲜活，甚至会逐渐流于枯萎。而缺乏想象力的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失去创新的根基，必将沦为社会生活一般性状的文字记录与形象写照。

为此，高尔基说“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想象是文学性的一个基本特征，为一切文学门类所必需，任何作家都有责任、有资格来探讨它；何况，“想象与散文无关”的论点大可商榷，我将另外著文加以探讨。

我是小说、剧作的痴迷者，尤其是对那些想象力超常、能够启迪心智的作品情有独钟，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夫卡、卡尔维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的《椅子》、易卜生的《当我们死而复生时》、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剧作，每番展读，我都从心底里佩服这些作家的卓越才华。

毫无疑问，这些杰作都是想象力的产物。那么，作家、艺术家，他们是怎样发挥想象力的呢？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在《姑娘身上的社会学》这篇随笔中，道出了其中的奥蕴：

我的细节意味着物件、声音、言语。比方说，从我正前方一位姑娘的外衣上，我看出了做衣的材料，还有这件外衣所需要的做工—因为它是一件外衣，而不只是一堆材料—我看出脖子周围的丝线是精心绣上去的，多番加工才造就了这样一件外衣。如同读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入门课本，我立即看见了面前的工厂和各式各样的工种：制造原材料的工厂，制造深色丝线以便装饰外衣弯曲领口的工厂。

我还看见了这些工厂里各种各样的车间、机器、工人以及缝纫女工。我透视的目光甚至可以穿透到办公室里去，看到那里的经理们在试图保持克制，还有些家伙在开始算账。但这还不是全部。在这一切之余，从这些在办公室和工厂里打发工时的人们身上，我还看见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一个没有封闭的世界在我眼前一览无余，全部都是因为无足称奇的深绿色丝线给浅绿色的外衣镶了边，被我面前一位姑娘穿在身上。我只能看见这位姑娘褐色的脖子。

生活的所有方式都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感觉着爱情、秘密以及所有这些工作者的灵魂，因为他们，我面前这个乘坐电车的女人才穿上了浅绿色的外衣。在这个背景上，一束深绿色的丝线司空见惯地曲折环绕着她人类的脖子。

我越来越有点眩晕。电车上的椅子，结实、漂亮的车厢，把我带向遥远的地方。它们也被分解成工业、工厂、房子、生活、现实以及纷纭一切。

联系到我们身旁的作家以及某些作品，我觉得，许多人不肯开动脑筋，精密细致地观察事物，到在一起，习惯于高谈阔论，侃大山，发高见，而不善于驰骋飞扬的想象、捕捉灵感的火花，以致作品的想象力十分匮乏。这已经成为当今我国文学创作的一条软肋，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有些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视听中的生活表象，新闻式地还原生活。当今，充斥于纸本与网络上的所谓“私人化写作”、“自传体小说”、“新写实小说”等形形色色的作品，说是纪实又有虚拟，而若视为小说，其中又杂有大量的个人实际经历，光怪陆离，唯独不见想象的踪迹。评论家陈超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文学主潮始终被一种自发的、被动的写实性所裹挟。诸如“新写实”、“新体验”、“新市民”、“新状态”、“现实主义冲击波”、“官场文学”、“美女文学”、“新商战小说”、“白领文学”、“日常主义口语诗”等等，形成了没有活力的，低俯而黏滞的琐屑写实性的连续文脉。它们不约而同地挤压着、减缩着文学创造中的精神超越与想象力，贬抑个体主体性对存在的形而上观照，将文学的可信感完全寄托在生活事实表象上，从而将一切都纳入到叙事视界的漏斗中，加速了“集体遗忘”的进程。

二

对于想象力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今文学作品想象力不够丰富，人们在认识上不会有太多的分歧；但当论及想象力衰颓的成因，可就见仁见智，各有说辞了。大别之，有下述几种看法。概括起来，一则归咎于固有的文化传统；二则认为肇因于我们的教育体制、教学方式；三则从时代方面立论；四则从作家自身的缺陷找原因。看来，都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但恐怕也未必能达成共识，使人完全信服。

论者认为，文学想象力的形成，并非仅仅凭依个人的天赋，它是整个文化基础的产物。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天才的艺术作品，同其所处的民族、时代、文化基因提供的条件有着直接联系。一般情况是，作为时代的产物，作家、艺术家总是从民族文化中汲取必要的营养，然后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和天才的想象力，使它从无到有形成一个文本，一种艺术形式。而创造性思维与想象力的生成，则不仅依靠个人的天赋、才情，更有赖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这个客观背景。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那么，我们许多作家缺乏丰富的想象力，是否同我们民族文化传统有着直接关联呢？有的论者提出，总体上说，或者相对而言，我们这个民族的想象力是不够发达的。中国的文化人，长期濡染于儒学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务实，强调面对现实，强调借鉴往昔，强调以古鉴今，往往表现为背对未来而面向历史，对幻想、玄思不感兴趣。幻想、玄思离不开神奇魔幻、怪异荒诞，而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却是“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因而，在中华泱泱大国，特别是汉族人群中，充满着想象力的传说、神话，是比较贫乏的。

但也有人对中华民族缺乏想象力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我们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想象力是极为丰富的，像上古的神话，古代的《易经》、楚辞、《山海经》，中古的六朝志怪、唐诗、唐传奇，后来的《西游记》、《封神榜》、临川“四梦”、《聊斋志异》等，都属于天才想象力的产物。《封神榜》中的雷震子，有人认为，是最早的个人飞行器。嫦娥奔月传说，甚至被西方一些学人奉为女权主义的经典文献。尽管在这种东方式的浪漫幻想和现代“深度撞击”背后的科幻理念之间并不能画等号，但总可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并不缺乏想象力丰富的文化传统。

持“学校、家庭教育限制了想象力发展”的论者认为，想象是人类飞翔的翅膀，而儿童时期正是这一“翅膀”迅速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大约八到十四岁），儿童想象力呈发展趋势，过后便逐步停滞、萎缩。少年时期，会提出一些令成人无法琢磨的问题，会对事物进行特殊的组合。在他们心目中，星星会说话，小草会摇头，河水会唱歌。采一根小草，捧一把泥土，拾几个石子，他们会做出“丰盛的美餐”；几个瓦片，一堆乱石，几根木棍，可以吸引他们全神贯注地进行美轮美奂的建筑“创造”。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那么，我们身旁的孩子想象力究竟如何呢？前几年有一份调查，被称作“火星叔叔”的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兰迪斯博士在一次中国之行中，请一些少年为将于2003年发射的火星机器人起个名字。结果是，绝大多数名字都缺乏新意，没有自己独家的思考。不外乎“童年号”、“宇宙邮递员”、“蜘蛛侠”等，除去老掉牙的陈词儿，就是来源于好莱坞的电影。

这同普遍遭受诟病的应试教育有直接关系。为了忙于应试，教学上以灌为主，学生以记为主，师生互为作用，在题海中挣扎，疲于奔命。学生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不得不死记硬背标准答案，以求万无一失，结果阻塞了想象的通道，限制了思考的空间。能够提出问题的人是善于思考的人。现在的学生提不出问题，师长也不鼓励他们提出质疑，独抒己见。从家庭来说，父母对于孩子，一向是教导他们顺从、听话，而不鼓励拔尖、竞争，出人头地，不支持独立见解、逆向思维，更反对特立独行，冒险犯难。总是把成人的兴趣与习惯强加于孩子。鲁迅先生早就痛切地批判过，“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怎能培养出富有想象力的人才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电视台记者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智力测验：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儿，让被试者回答这是什么。问到机关干部，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对答为好。问到大学生，他们则哄堂大笑，拒绝回答这个只有傻瓜才感兴趣的问题。问到初中学生，一个人举手回答是“零”，一个学生大喊是“英文字母0”，却遭到班主任的白眼。最后问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他们异常活跃地举起小手回答：“是月亮”、“是乒乓球”、“是烧饼”、“是妈妈的玉镯”、“是李谷一唱歌时的嘴巴”、“是赵老师发脾气时的眼睛”……事后，电视台记者为这个节目起了个名字：《人的想象力是怎样丧失的？》。我们发现，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所受教育越多，人的想象力就越贫乏，越萎缩。

另外，视觉文化的风行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想象力的发展。电视等现代传媒，因其表达手法多样，声画相互配合，而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可是，实际上，大多数的视像是缺乏意义与深度的。即便是内在涵蕴比较丰赡，也因为电视予人以既定的成型的画面，长此下去，人们便会放弃想象的主动性，形成一种思维惰性。而书面文字却与此显著不同，它需要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把那些单调而枯燥的符号转化为丰富的具象，在自己头脑中构筑一个繁复、生动的世界。加之，电视上的画面与声音的流动，在人的脑海中停留时间很短，不等人们去思考、想象，转瞬即逝，观众始终处于被支配状态。而读书就不是这样，读者是一个主动者，一卷在手，可以从容展读，细加品味，并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再现与充实书里的内容。据此，英国一家公司通过调查得出结论：电视看得越多，人的想象力便越少；而读书越多，想象力越丰富。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的想象力日益受制于理性的约束，受制于思维方式的程序化、单一化。正如刘永丽博士所指出的，科学在开拓人类视界的同时，也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负面影响，最明显的是思维的程序化、单一化，影响了想象力的发展。在文学领域里，这种过分地强调科学的客观写实的创作方法，使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过分地注重科学的数理的逻辑，而失去了漫无边际的想象。受工具理性的支配，在世俗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生存的人们已习惯于把任何东西都作理性的、世俗的解释。

但是，对此，有些朋友提出质疑，他们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反问我：你刚才还说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大批作家具有超常的想象能力，那么，他们不是同样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吗？他们中没有谁像鲁滨孙那样完全与世隔绝，或者类似原始人过着穴居野处、远离现代化的生活。这又是为什么？

质问、倒逼的结果，将问题聚焦到作家本身。这当然是毋庸置辩的。只是，说到作家自身，情况实在错综复杂，各人之间千差万别，禀赋与才能，阅历与环境，因人而异。立论的基础应是有代表性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否则必贻“以偏概全”之讥。而我这方面的准备是不足的，因此，所陈述的只能是“一孔之见”。

现在是一个充满浮躁、心性粗疏、缺乏个性、忽略细节的时代。鲁迅说，没有悲哀与思索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文学生命的存续有赖于思维的张力和艺术想象力。当前，广大作家、艺术家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潮中，经受着多种多样的物欲熏染与心灵羁绊，形成了影响想象力升腾的层层障壁。有些人沉浸在声色喧嚣、欲望角逐之中，无法沉静下来，遗失了细腻、丰富的感情，解构了心灵震撼的感觉；有些人的心灵感觉在逐渐迟钝化、粗糙化，无暇欣赏周围的风景，任何事物也唤不起新奇的感觉；有些人终日处于困惑、焦虑之中，举止匆忙，心情浮躁，像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边走边思考，眼睛只能适应快速转动的画面，不复有悠闲的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想象的翅膀根本无法展开。

后现代文化的浅表化、碎片式、去除中心、脱离深度，在当下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论者指出，有些作家在创作理念上，以“后现代性”或“现代文学”为依归，倡导“平实、凡俗之谓美”，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倡导人们的精神追求是平凡的世俗生活；把创造性的艺术实践理解为琐碎的、偶然的、无意义的行为，属于个人性的生命律动。有的则以某种类型的新小说和后现代主义诗歌恰好是在对想象力的自觉限制里体现出它的新异为借口，否定想象力在文学创作中的不可或缺性。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他们置身于“生活流”中，提倡平面化、被动式地还原生活，强调“当下时态”、“现场环境”，注重人的生物性特征，沉迷于物质享受与原始欲望的张扬，而缺少主体性的深度追求，缺乏艺术的批评向度，缺乏超越精神与审美观照，充其量只能贴近表面的“生活的现场”，而没有能力抵达“存在的现场”，从而“写出生存与人性的实质”。

论者认为，有些作家以粗鄙化、媚俗化的拆解与拼合为表现形式，结构杂散，头绪纷乱，只关注个人经验，张扬个人言说的权利，有意回避或虚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把日常生活的琐碎、断裂、残缺、间离、错位，以及荒谬感、偶然性通通编织起来，除了现实场景的照搬和庸俗化、媚俗化的搞笑逗乐，体现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全力追求文学的商业性回报，走机械复制、拷贝制作的路子，创作成了迎合市场趣味的复制品。这样，直接导致了精神探索的消解，造成了美学追求与想象力的流失。

论者指出，想象力的匮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社会出现的精神危机，其结果，一是使有些人失去生命的价值感和方向感，类似无根的浮萍，成了所谓“空心人”，有的不仅失去外在的完整性，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割裂、对立状态，而且失去了内在的统一，被各种矛盾冲突弄得支离破碎，成为所谓“碎片人”；二是有些作家尽管醉心于现实生活的仿真与模似，却没有全身心地投入生活洪流的兴趣，而是习惯于坐在宾馆里“海客谈瀛”，徒逞舌辩；或者走粗俗、简陋的捷径，忙于编造、传播粗俗的货色，张扬狂肆的欲望，却不愿从实际出发，到现实生活中去发掘新鲜事物，汲取生命灵泉和旺盛的活力。

三

缺乏想象力的问题及其存在的成因，如上所述。那么，怎样解决问题，也就是如何培养与发展作家想象的能力呢？

我首先想起了马尔克斯关于在创作《百年孤独》时构思让俏姑娘雷梅苔丝飞上天空的切身体验。他说：

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办法打发她飞上天空，心中很着急。有一天，我一面苦苦思索，一面走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去。当时风很大，一个来我们家洗衣服的高大而漂亮的黑女人在绳子上晾床单，她怎么也晾不成，床单让风给刮跑了。当时，我茅塞顿开，受到了启发。“有了！”我想道。俏姑娘雷梅苔丝有了床单就可以飞上天空了。在这种情况下，床单便是现实提供的一个因素。当我回到打字机前的时候，俏姑娘雷梅苔丝就一个劲儿地飞呀，飞呀，连上帝也拦她不住了。

由此可以看出，真正的想象力源自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以及艺术的审美观照，当然，也需要一个有准备的头脑。西方现代理论家怀特海认为，想象与事实不能分离。想象是探明事实的一种方式，它的作用在于，引出适应于事实的一般原则（正如事实的存在一样），并对符合这些原则的各种可能性进行理智考察。它能使人建构一种新世界的理智的远见，并以提出令人满意的目标来永葆生活的热情。

著名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认为：“知识和人的想象力有着有机的联系。乍听起来似乎很荒谬，然而这是规律。可以说，想象力随着知识的丰富而增长。”他举例说，我们刚一踏上巴黎的土地，就会突然感受到巴黎的魅力。然而，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对巴黎事先有所了解，并且一心向往。不管你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必要的有关巴黎的知识，那你来到这座城市，会仿佛觉得一目了然，“仿佛城市上空罩着一片青铜的反光镜—它伟大的历史、名声和智慧的光辉、名人的魅力、凡尔赛宫的簌簌声、永远那么神秘的卢浮宫的昏暗、热情的巴黎人熙熙攘攘的人群”。反之，如果对巴黎毫无了解，那就只会感到人声嘈杂，令人疲倦，有许多东西不可理解，自然更谈不上什么想象力了。

想象力有合成型与创造型两种类型。有些作家的作品，不能说没有想象力，但它主要表现为对于经验、观察、思考的重新组合，或者细节的连缀、故事的演绎，而缺乏创造性的奇思玄想—借由创造性的想象，使有限的心灵直接同无限的灵智沟通。创造型想象力不是停止在对现成形象的连缀与描述上，而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和任务重新进行创造，这种想象的特征在于新颖、奇特、独创。

文学评论家摩罗认为，想象力不是一般的思维能力问题，想象的活动不是简单的思维活动。我们中国不乏智商很高的人，智商高的人思维肯定非常活跃，但智商高的人，未必就具有高度的想象力。因为想象力是直接跟一个人的精神领悟力，一个人的信念紧紧相关的。对于一个敢于为他的想法付出努力、付出代价、承担责任、承担患难的人来说，任何事情他都是可以想象的，他有最伟大的想象力，最开阔的想象力。难以催生，不可复制，无法剽窃，想象力因其独特的气质，决定了天才标准的唯一性。艺术的殿堂复杂和深远，唯有想象的翅膀能轻松绕穿于暗道与狭堂，冲破禁锢，洞穿一切，自由游弋。

最近，通过阅读评论家的有关文论，我从中归纳出几个直接关联着想象力发展的问题：

一、如何使想象力与经验、学识统一起来，融为一体？现实生活中一个常见现象，是富有经验的人却缺乏丰富的想象力，而想象力发达的人又往往苦于经验不足；腹笥丰厚的人，想象力一般是匮乏的，而富于想象力的人又缺乏知识储备。这是一个现实中亟待解决的矛盾。怀特海认为：

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至少，这就是大学对社会应履行的职责。一所大学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充满活力的气氛产生于富有想象的思考和知识的改造。在此，一件事实将不再是纯粹的事实，因为它被赋予了全部的可能性。记忆不再是一种负担，因为它如同我们梦境中的诗人和我们的目标设计师一样富有生机。为此，一所大学的特有功能就是运用想象力去获得知识。大学是富有想象力的，否则就不是大学，至少毫无用处。

这里说的是高等教育，那么，中学、小学，一些专业学校，特别是各级鲁迅文学院，各种作家培训班，是否也应承担这一职责呢？关于训练的途径，怀特海也有所论列，他说，想象力和学问的结合，需要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气氛，需要多种多样的经验，需要同那些在观点上和智力训练上不相同的心智相互激发，还需要在促进知识的发展时，为周围社会的成就而自豪的兴奋和自信。想象力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然后永远保存在冰柜里，让其以固定的数量定期增长。学习和富有想象的生活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不是一件商品。我觉得，上述说法对于我们也同样适用。

二、如何实现想象力与可信感的统一？想象并非一空依傍，不着边际，完全无视文学的真实性。评论家陈超指出：“与美术、音乐中的想象力不同，文学话语固有的具体生存语境压力，和词语使用的全部历史留下的痕迹，决定了我们在衡量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力的价值时，必须同时将其真实性考虑进来。想象力与真实性，二者在文学作品中应是互为条件、彼此打开的，离开任何一方，文学文本在意味和形式上的有效性都要大打折扣。”他还引述了米兰·昆德拉在界定“小说的想象”这个关键词时，举出的小说《笑忘录》里的实例：塔米娜在“孩子岛”被凌辱、强暴、被逼迫去跳集体圆圈舞的情节。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由想象力构成的荒诞、恐怖的情境，似乎匪夷所思，但它应比那些有限的写实，更具有骨子里的可信感，也更能激发读者对“幼儿暴力乌托邦”的思考与批判。

三、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想象力与现实性、世俗化，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的实质，是作家如何调整思维方式，破除思维僵化、程序化、单一化的问题。

四、如何在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中，葆有艺术的批判向度、超越精神和审美观照？如何使现象的、经验的准确性与想象的、超验的虚拟视野保持美妙的平衡？如何使生活故事的描写能力和生存情境的想象能力保持统一，同时到位？如何从表面的“生活的现场”抵达反映本质的“存在的现场”？

我想，在寻根溯源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加以认真研讨、切实解决，将会有助于增强想象自觉，提升想象能力。

（2005年）

读书要有“问题意识”

一

现代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正是通过阅读活动，读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当下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激荡与融合，从而为彼此真正的理解、有效的沟通提供了条件。

英国大作家康拉德有一句名言：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也就是说，一旦作品面世，它就变成公众的了，它不再仅仅为作者所有，同时也为读者所有；而读者总是在自己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现实的语境下接触作品的，不可能与作者原初的意图尽合榫卯，完全一致。特别是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同于科学常识、科学结论的认同。任何时代、任何读者都必须承认，水的冰点是零度，圆周率是3.14159……而文学作品的结论往往难以整齐划一，可能有多种解释、多种看法。最具文学性的往往是个性最独特的感受和体验。

真正的艺术有着无限的内涵，存在着多种可阐释性。一部《红楼梦》，鲁迅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还有人谈到，堂吉诃德这个艺术形象，也是言人人殊，用目的论的眼睛看他，觉得十分荒诞；用过程论的眼睛看他，觉得他很伟大；用世故的眼光看他，觉得他是疯子；用少年儿童的眼光看他，觉得他和自己差不多，是个天真的赤子。因为在阅读与鉴赏过程中，所展现的空间并不是单一的，这里有阅读对象（即作品）所展示的自在空间，同时还有由读者自身经验与想象力构成的主体空间。主体空间与客体空间的差异，导致了视角的不同，认识的悬殊，赏析结论的多样性。

《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攻下邺城之后，亲临政敌袁绍墓地祭祀，“哭之流涕”，并慰劳袁绍妻子，还其家人、宝物。《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也描述了曹操在袁绍灵前设祭，“再拜而哭甚哀”的场景。史实是这样，那么，后世读者如何看待曹操这一举动呢，可就众说纷纭了。北宋学者刘敞说，曹操之哭是真实的，因为他与袁绍当董卓之乱时曾结为同盟，回思过去的岁月，难免悲从中来，体现了慷慨英雄的气概。而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却认为这是奸雄手段，杀了人家的儿子，夺了人家的儿媳，占了人家的土地，还灵前大哭，虚假得很。当然，可能还有第三种解释。这就是所谓“艺术空筐”的效果。这里的奥秘在于，没有实现的可能是无限的。

二

伟大的精神产品，具有不可复制性和无限可能性的品格。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布莱希特在谈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与传统戏剧观念的区别时说，传统的戏剧观念把剧中人处理成不变的，让他们落在特定的性格框架里，以便观众去识别和熟悉他们，而他的“叙述性戏剧”则主张人是变化的，并且正在不断变化着，因此不热衷于为他们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

现代文学观念认为，文学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使读者拉开心理距离，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种契合其文化心态的情境或者思想。假如有一天，你拿起先前酷爱的一部作品重读，却发现它已经了无新意，也就是再也拉不开那段心理距离，这说明在你的心目中它的生命力已经开始枯萎，它已不能给出新的审美期待。

读书必须同思考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思考，只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必然是食而不知其味。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善于思索都是至关重要的。鲁迅说过，没有悲哀和思索的地方，就没有文学。思想大于存在。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实际上，更应倡导作家成为思想者，因为学者未必就是思想者。思想的自觉，是学者最高的自觉。有些书的作者很聪明，有才气，文章也流光溢彩，可就是思想含量不足，精神内涵空虚，像开白水一样，读过之后，获益无多。同样，作为读者，也应该善于思索。读书应该善于提问题、找话题，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有一种鲜明的研究姿态。年轻时我就养成了这一习惯，为此曾写下五首七绝，描绘读书中探险抉疑、攻关破阵的情景。其三曰：

缒幽探险苦般般，夜半劳思入睡艰。

设问存疑挥战帜，堂堂书阵百重关。

长时期以来，人们将读书、学习的基点定在掌握知识上，“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公认的普遍真理。知识当然重要，但更值得珍视的，是人生智慧、哲学感悟。知识与智慧处于不同的层次。大部分知识是关于某一领域、某一科目、某一程序、某种思想方法、价值准则等方面的学问；而智慧则是在生命体验、哲学感悟的基础上，经过升华了的知识，它是知识的灵魂，是统率知识的，智慧是指能够把知识、感受转化为创造性的特殊能力。一般地说，知识关乎事物，而智慧则关乎人生，它的着眼点、落脚点是指引生活方向、人生道路，属于哲学的层次。在读书、思考中，悟性是至关重要的，但有了知识不一定就能具备悟性。知识只有化作对生命的一种观照能力时，它才能变成智慧。因此，智慧总是与内在生命感悟和创造性思维有关，知识则未必。

三

从前的史学只注重史实与过程的记述，着眼于历史的客体；而自从分析的历史哲学正式提出以来，历史哲学家们的重点就逐步转到历史思维上来，即转到了主体如何认识历史的客体上来。我国古代史学，以叙述为主，阐释为辅；而现代史学，则以阐释为主，叙述为辅。所谓“叙述”，主要是指翔实地记述史实、事件；而“阐释”则着眼于史论，重视历史研究。

中国史学文献《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曰”，都是属于史论性质的文字。它们往往并不独立成章，只是附于书后，或者夹叙在行文中间。史论的大量出现和独立成篇，大体上肇始于宋代，到了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进程中，有些饱学之士炫富矜博，腹笥不可谓不丰厚，占据史料也十分充足，但由于缺乏浓厚的研索意识，不善于发现问题，穷追苦诘，结果终其一生缺乏理论建树。这个教训我们应该认真地汲取。

思考重在找到一个准确的、独特的视角。其实，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这是著名学者李泽厚说的。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爱因斯坦看人看世界，用的是宇宙的眼光，因而能够跳出“人为中心”这个成见，得出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尘（没有骄傲的理由）这一结论。

没有艰难的思索，绝不会有独到的创造。应该说，每一次创新都是思考所绽放的鲜艳花朵。创造与思索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但里面却蕴藏着一种特殊的魅力和幸福感。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个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这里讲的是占有会给人带来痛苦。未得到满足自然是痛苦的；已经得到满足又会感到索然无味。这是人生的悖论。破解之道在于不断地思索，不断地创新，这就会把两大痛苦变成两大快活。没有实现你所向往的，可以从潜心思索、奋力追求中得到快乐；已经实现了所向往的，可以在品味成功之余，进行新的思索、新的创造，这也同样可以获得欢乐。

堂堂书阵百重关。攻书阵之关，靠的是思考。所以，我们提出：读书要有问题意识。

（2011年）

读书让人拥有世界

半个世纪前，1962年2月，我在《营口日报》担任副刊编辑。当时，根据读者要求，报纸上曾开设过一个《读书》栏目，每个星期各有一个版面，登载读书心得体会，介绍优秀图书，刊发名文摘要、名言集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与支持。

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影视、录像、光盘、电脑、网络等各种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应用，有些人对于读书的必要性表示怀疑。应该说，这些传媒工具确实为文化知识的快速传播、普及与交流提供了新的渠道，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社会文化生活，而且，由于电子传播文化以图像为其主要特征，更具直观性、快捷性、休闲性、趣味性，对广大青少年和退休人群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是，无论如何，归根结底，它们还取代不了读书这一传统活动。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飞机、轮船、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再发达、再普及，总无法取缔步行。原因在于，二者起的作用不同，功能各异，只能相辅相成、互相补充，而不能以此代彼。作为传播文化的不同渠道，电子媒体与纸质文本、“触电”与读书，各有所长，二者不可缺一。

须知，“触电”并非无影灯，在光亮的背后，也暗藏着阴影。电子媒体在给人们带来巨大方便的同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单从读书学习这个侧面来说，它的“图像化”与“浅阅读”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书传统的发扬，造成了人们阅读能力的下降和读书人群比例的降低；语言、文字的地盘日益被音像所挤占，出现了纸质文本的边缘化；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接受效果。我们讲深度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可是，图像是流动的，观众处于一种被动的受制状态，你总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它走，几乎失去想象与沉思的余地。天长日久，人们的想象力、理解力以及思考习惯，都要受到一定影响。而读书，则须调动你的生活经验以至生命体验，借助于联想、思索和想象的能力，一次没有弄懂就再看一次，它为你提供持久的、主动的思考余地。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国电影导演赫尔佐格说：“读书让人拥有世界，看电视让人失去世界。”为此，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积极提倡读书阅读活动。

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早在上世纪末，党中央就发出了号召：全社会要共同营造一个勤奋读书、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的良好环境，以提高全体人民的整体素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于读书问题也都引起了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相应措施，纷纷举办一些“图书节”、“阅读月”、“读者年”等多项活动。

读书，严格地讲，是个人化活动，所以，从前的读书士子，沉酣于高阁临风展卷、雪夜闭门读书，而不觉寂寞，不厌凄清。尽管古人喜欢吟咏“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熏风”之类的清词丽句，但作为一种劳形累心的苦差事，读书绝不是轻松的。纵使今天再也用不着去“悬梁刺股”，也并不提倡废寝忘食，但是，起码也应该煞下心来，坐稳板凳，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读书，反映了一种主客观互为作用、彼此融合的过程。一切能够使心灵发生震撼的、产生重大影响的知识与学问，绝不能靠灌输，而应该是一种心理的共鸣和内在的思考。读书看似接受他人的影响，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阅读过程中，读者是将自己的感受或思索不自觉地对象化，即化入文本中的情境框架，在审美的返照中完成对自身的观照或顿悟。易言之，阅读过程同时也是读者生命介入的过程，同创作一样，常常需要生命体验。

可是，在人心浮躁的今天，许多人的精神生活趋向符号化，阅读趋向感官化、快餐化、传媒化，欲望的满足取代了意义的追求，思索代之以官能享受。鉴于这种状况，通过种种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的有益活动，创造一种强烈而深广的读书氛围和文化环境，随时交流一些阅读中的心得体会，还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环境、氛围的拉动，不过是外在因素；要真正地读得进去，读出成效来，还需要有高度的自觉性。现在有一个说法：凡是活着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这是借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名词。比利时普利高津教授1968年提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就可能由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稳定的有序结构。而人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充实、提高自己。现在是一个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每天的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不同外界持续地“交换能量”，就无法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尤其是那些从事领导工作，以及宣传、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整天都在向外输出，这就更加需要不断地补给营养、更新知识、交换能量；否则，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的有序结构”，亦即动态的平衡。那样，不仅个人的成长进步难以为继，事业也必然遭致损失。

前人慨叹人生的无奈，说过这样两句话：“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意思是，年轻时头脑好使、适合读书，却优游岁月，不去认真读书；到了中老年，知道读书重要，想要去认真读书，却因头脑迟钝，记忆力差，不容易读了。正所谓牙口好时吃不着肉，待到珍馐满桌了，却又牙口不好，嚼不动了。有人说得很透辟：“人的后半生是让前半生点亮的。”说明年轻时抓紧时间读书、学习，努力提高、升华自己，不断地增强人文修养，至关重要。有这样两首著名歌曲：一首是《回到拉萨》，这在现实中是可以做到的；而另一首《昨日再现》，那就永无实现的可能，要再现，只能在科幻小说中、到梦境中去。

（2012年）

借鉴遗产　融合新机

一

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改进新闻写作的文章，文中提出要“向文学借鉴白描的功夫，以求文章的朴素平实”，“向文学借鉴锤字炼句的功夫，以求文章的干净准确”，“向文学借鉴修辞方法，以求文章生动活泼”，我深以为是。其实，何止新闻一途，我想，最该向外借鉴的恐怕还是文学本身。早在七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就曾明确地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用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先生是就艺术而言，但无疑对于文学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前，文学正从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向边缘滑落，而伴随着商业化、时尚化的无情侵蚀，文学的消费性、娱乐性也日益凸显出来。许多作品缺乏审美意蕴的深度追求，只是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展现，以追踪时尚为乐趣，以逼真展现原生态、琐碎描绘日常生活为特征，使作品沦为表象化、平面化的精神符号；而且，文采匮乏，粗制滥造，完全不讲究谋篇布局，结构紊乱，语言质地很差，古汉语语句凝练、内蕴丰富、风格雅致的特色荡然无存。人们经常寓目的却是，学养不足就拼命煽情，或者满篇西崽口吻，拉洋旗作虎皮。这类劣质化、泡沫化的“快餐文学”，不可能参与文化积累，也不具备传承属性。为了疗治这种“文学无文”的弊病，我觉得有必要借鉴一些古代文学的辞采与章法。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的这句话是有着强烈的针对性的。不难看出，古代思想、学问的传承与阐扬，确实有赖于词达义畅、文采斐然的文字。我们固然不能把文学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于文华辞采；但是，如果“言之无文”，那么这部作品就不可能流传广远，则是确凿无疑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是以审美语言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文学语言与认知性、逻辑性的语言不同，不是知识、理性的堆砌，而是意境的生发，它要有比、兴，要形成文学境界和美感性质，往往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征实的。古人有言：“文征实而难巧。”这使人联想到清代文学理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的：“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这里讲的无非是辞章文采。

文学语言往往是象征性的。它的功能不是要证明什么，也不是直接叙述，而是要通过情怀上的感染，给人以审美的愉悦。这种情感的氤氲、意象的生发，需要营造一种意象，一种意境，使人能够从中感受到、体验到，从而获得美的享受。古人作文讲究声韵、气脉，提倡“耳治胜于目治”，强调要有敏锐的语感，以达到“声入心通”。六朝人吟诗作赋，尤其重视声韵的铿锵、和谐之美。《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孔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唐宋文学大家一般都十分重视文章的声调之美，为文句式长短适度，声调抑扬抗坠，气脉、韵味十足。唐人李华有一篇《吊古战场文》，一开篇就是：“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我们读着读着，眼前就浮现出一种凄凉惨淡、阴气森森的景象，不仅形象鲜明，而且声情宛在。到了现代，重视文章的声韵、气脉，仍然是许多学人的共识。叶圣陶先生就曾强调，对于现代的美文，应该重视“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不但了解了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的心灵相感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是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

二

中国古人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西方现代接受美学强调，要有“成像能力”，如果不能把文字在自己的想象中变成形象，那么，人和书籍就无法真正结缘。作家、诗人通过形象的选择、提炼与重新组合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它是主观意念与外界物象猝然撞击的产物，往往表现为一种瞬间出现的情结。与此相切近，英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艾略特说，诗人不应该直接表白自己的观念、思想和情感，而应该把思想知觉化，借用具体的事物曲折地表达，让抽象的变成具体的；读者在阅读时，再把描写客观事物的意象，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味觉的，一一对应诗人的思想和情感。

《论语》一书，既为“论”，就是讲述道理的，但它却并非板着面孔，成本大套，枯燥地在那里进行说教。《先进》篇载：孔子与子路、冉有、公西华等弟子们坐在一起谈心，曾点在旁边悠闲地鼓瑟，孔子便问他：“点，尔何如？”曾点听了，便用弹瑟的手指在弦上一拢，铿然一声，把瑟放下，站了起来答道：“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里有时间，有场景，有形象，有动作，有哲思、意境，有诗情、画意。

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展现，天地十分广阔，可以融合进去象征、隐喻、虚拟、通感，以至意识流等多种手法，有的是驱遣意象，因情造境，有的是从遣词造句、文字结构方面下功夫。写人叙事，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刻画，有的还要通过细节揭示人的内心活动，状写人性深处的东西。被鲁迅先生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为古代传记散文的典范，就具有这个长处。且看作者是如何刻画智勇双全的猛将樊哙的：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

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

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

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

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

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

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

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

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

三

古人十分强调文学作品的个性化与独创性，不仅要有共通的审美意义和功能，每个作家还须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清代诗人张问陶有句云：“诗中无我不如删。”袁枚说：“有人无我，是傀儡也。”明代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非常欣赏其弟小修的诗，说他“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众所熟知的抒情短文：《春夜宴桃李园序》，通篇不到一百二十字。作者李白以其清新隽雅的诗性语言描述了他与诸弟春夜聚会于桃李芳园饮酒赋诗的情景。文章十分讲究章法，层次分明，句无虚设。一入手，作者就纵览宇宙，俯仰古今，抒写在空间广阔无垠、时间飞速流逝的背景下，人生有限，莫失片刻良机的怀抱。接着，次第点出会芳园、赏美景、叙天伦、伸雅怀、乐觞咏的设宴本衷。在神采飞扬、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作者不忘美诸弟之才，惭自家之拙，显现出古人豁达、谦抑的风致。精读全文，仿佛走进古人诗酒风流的聚会场所，饱享高雅的精神盛宴，感受潇洒出尘的幽怀逸趣，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进而领略作者对生命、对生活、对友情、对自然的珍爱，体会其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欣赏并学习那种以简驭繁、挥洒自如的高超的写作手法。

我在写作长篇系列散文《张学良：人格图谱》时，碰到了一个难题：十五篇文章集中写一个人物，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次第展开，而是以扇形结构并列铺排，这样，如何才能做到篇篇各具特色而不致雷同？当时想起了苏轼写的几十篇古代人物系列论文，其中仅汉代就有刘邦、范增、张良、贾谊、扬雄、晁错、霍光、曹操、诸葛亮九人，各擅胜场，每篇的开头都不一样。《高帝论》从分析入手，说对奉行仁义的你要讲仁义，对注重功利的你就该晓以利害。叔孙通不懂得这个道理，当高帝要更换太子时，他以“废长立幼不合礼法”相谏，结果遭到了刘邦的嗤笑；张良深谙此中奥妙，通过向太子献计，使刘邦权衡利害，从而获得成功。《晁错论》先立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曰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范增论》以讲述事件经过开篇：“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贾谊论》劈头就下定语，“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说明“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互不重复，篇篇精彩。

平庸寡淡、缺乏文采现象的产生，固然同文体泛化、文学队伍泛化有一定关系，什么都称文学作品，谁都在那里写书出书，以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其基本原因是由于工具理性、实用主义作怪，心浮气躁，粗制滥造，率尔操觚；对于文学艺术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严肃认真的态度。这已经成为现时文坛上的通弊。文学作品需要锤炼，需要沉淀。现在是没有初稿的时代，不管是否成熟，码完了字就送出去发表，甚至连再看一遍的耐心也没有。过去作家写文章，轻易不肯示人，所谓“良工不示人以朴”。随园老人说得更为形象：“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侬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前人谈自己的创作，是“吟成五字句，捻断数茎须”；而翻译他人的作品，竟至“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严复语）。现在，对于文学如此敬畏、如此痴情、如此执着的人，恐怕是越来越少了。

（2010年）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一

数千年来，人类执拗地寻求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本体，不过是为了摆脱自我的局限，走出自己立足的那个有限的时空交叉点。历史与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又是现实人生具有超越意义的幻想的起点。只有在那里，人类才有了漫长的存活经历，逝去的事件才能在回忆中获得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成为我们当代人起锚的港湾。

历史的脚步永不停歇，每日每时都迎来无量数的新事物，又把种种旧的事端沉埋下去。翻开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会看到，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曾付出难以计数的惨重的代价。不要说汲取它的全部教益，即使是百一、千一、万一，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也将是受惠无穷的。

因此，聪明的人群总要努力战胜对于历史的多忘症，使前事不忘，成为后事之师。但是，面对历史的苍茫，发微探赜，鉴往知来，又谈何容易！正如王安石在《读史》诗中所慨叹的：“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二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我们从辛弃疾的词里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大凡人们普遍向往的名城胜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骚客留下较多屐痕、墨痕的所在。千百年来，这些诗人赋客，凭着对大自然的特殊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文，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数不尽的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他们登临远目，抚今追昔，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限制，泯除种种界隔，化解由岁月迁流所引起的怆然寥落之情、无常幻灭之感，直接与古今情事取得沟通。远者如近，古者如今，活转来的经史诗文给了我们“当下”一个时空的定位，更给我们一个打开的不再遮蔽的视界。

在这里，我们与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它，于是，历史就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为我们思考“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此刻，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会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而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这种情志包括了对古人的景仰、评骘、惋惜与悲歌，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汩汩血脉。

因此，当你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世界。如同诵读着古人的诗书，倾听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回音壁，通过一块情感的透镜去观察历史，从而获得了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采的效果。那民族兴衰、人事嬗变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留痕，人格的悲喜剧在时间长河中所显示的超出个体生命的意义，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不倦探寻，以及在终极毁灭中所获得的怆然之情和宇宙永恒感，都在新的境遇中展开，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

三

这是历史，也是诗章，更是哲学，是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人们既从历史老人手中接受一种永恒悲剧的感怀，今古同抱千秋之憾，与山川景物同其罔极；又同时从自然空间那里获取一种无限的背景和适意发展的可能性，感悟到人不仅由自然造成，也由自己造成；不仅要服从自然规律，也能利用自然规律；人死复归于自然，又时刻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

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当然，人们在欣赏自然风物的同时，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着自己。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无比丰富，几乎每一处名城胜迹，都有相对应的诗文和逸闻、佳话，见诸方志，传于史简，任你展开垂天的羽翼去联想与发挥。而这无数诗文、逸事的积蓄，又使你不期然而然地负上一笔情思的宿债，急切地渴望着对其中实境的探访，情怀的热切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

这样，即使是初来乍到，也都如游旧地，如晤故人，仿佛踏进了重重梦境，返回了精神家园。此刻，那些名章妙句、鲜活形象，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尘封已久的记忆被拂去了时间的尘埃，一个个都涌动起来。它们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通过它们的参与，使历史意识和人生感悟汩汩流出，从一个景点、一桩事件走入历史的沧桑。你会觉得人文、历史、自然浑然聚合在一起，启动着内心的激情与联想。

四

也正因为这样，一些作家总习惯于凭借自己的游踪，对一些名城胜迹作历史性的考察与观照，对社会、人生作哲学性的反思和叩问。他们不肯停留在一般的纪游、写景、述感、抒怀的层面上，只写耳目所及的事物，只写一个横断面，而是追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既写现在，又写过去，既写现实的发展，又写历史的变迁。

他们喜欢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的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努力反映出历史、时代所固有的那种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喜欢结合现实风物的描述，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去观照、思考和发掘已知的史料，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生活以新的认识、新的诠释，体现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的感悟、渴望与追求，努力使作品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

同时，也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的杠杆，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从而产生深沉的人文批判，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五

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凡是伟大的作家，都具备很强的历史选择能力、判断能力、结构能力和想象能力。既写历史的崇高、壮烈，又写历史的沉重与苍凉；既写创造的伟力与成功，也写世事的沧桑与人生的悲剧意识。

诚然，历史留存着人类以往一切活动与成就的纪录，使它们不致因时空条件的限制而趋于消逝；但是，时空的限界毕竟又造成所有个体生命的割断、隔绝与消逝，迫使人们的情志需求有很大一部分归于落空，也使人类在宇宙中自觉的地位与作用受到局限与压缩。因此，我们说，时空条件本身，就给予人一分难喻的怆怀。

当然，对此，伟大的作家并不是无为与无奈的。他们总是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扬与重铸，或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对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去体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后的欢愉；或关注历史上递嬗兴亡、人事变迁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意义，强调人情物事的文化价值，而使某些特殊人格与精神的象征挺立于时间长河之中，显示出一种宇宙的乐感与恒定感；或是夸张时间的消蚀力，以致一切人事作为都隐现了终极毁灭的倾向，如此而引发出一种宇宙的悲剧性、幻灭感与无常感。

六

从我个人的创作实践中也体会到，散文中如能恰当地融入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便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也会使单调的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

去年初夏，我有中州之行，访问了开封、洛阳和邯郸这三座历史名都，回来后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组散文。这些在历史上曾经繁华绮丽的文化名城，历经世事沧桑，许多当年的胜景已经荡然无存，但在故都遗址上，却还存有沉甸甸的文化积淀。漫步其间，我脑子里涌现出很多诗文经史，翻腾着春秋战国以来几乎整部的中华文明史的烟云。我写这些散文，没有停留于记叙曾经发生过的史事（尽管这也是颇有教益的），而是努力揭示作者对于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

“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三百多年的宋王朝留在故都开封的是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更是一面文化的回音壁，是诗人们从中打捞出来的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是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探寻。

邯郸古道上，既有燕赵悲歌，也有黄粱美梦，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意旨，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和谐地汇聚在一起，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悠远的中国文化深入探究的兴趣。

在《叩问沧桑》中，我通过凭吊洛阳的魏晋故城遗址，写了《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写了废墟—这悲剧的文化，历史的读本，岁月年轮留下的痕迹，写了搏斗后的虚无，成功后的泯灭；但着眼点在于阐释文学的代价。

魏晋时期留给后人可供咀嚼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另一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思想十分活跃。部分文学家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敢于荡检逾闲，抒发真情实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恰如清人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尤其是魏晋时期文人以艺术风度所造就的诗性人生，给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适，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他们的诗酒生涯，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七

人们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开于中土，古代蛮荒塞外的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并非如此。从公元前几世纪的西周开始，生长在北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就拨开洪荒的流云，燃起文明的爝火，相继跨上奔腾的骏马，闯入了历史的疆场。他们的铁骑越过荒原，翻过长城，跨过黄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与滴血的哭诉，共同叙述着那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艰难历程，叙述着历史的无奈与无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气，锐不可当的攻势，给予每个从励精图治到骄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冲击。而每一回合的搏斗，都昭示着中华民族从分裂、对抗走向统一与融合的历史时空，装订着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苦难与辉煌。

带着探求与揭示这类社会文明继承、发展的规律的渴望，我访问了女真族的策源地三江平原和金代的早期都城阿城，撰写了文化历史散文《土囊吟》与《文明的征服》。女真族原是十分落后的，立国当时，尚无文字。但是，他们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铁蹄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强大军事对手，先后灭辽蚀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都俘获到五国城下。

与此同时，他们也同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蒙、清一样，当从塞北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创造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动机、目的相背反。

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也在丧失一些固有的优势。从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骑”到繁华都市的“灯火春风十万家”，对于一个世世代代生长在艰苦环境中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场十分严峻的生命与生存的考验。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八

我以为，散文应体现一种深度追求，以对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和深切体验，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我也试图在状写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清新雅致的美学追求和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视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

文学创作的实践表明，实现史学与文学在现实床笫上的拥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文学从来就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

文学家与史学家都是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的人，都是通过搜索历史与现实在心中碰撞的回声，表现他们对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因此，它们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上，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文学的青春的笑靥，可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欢快、生机与美感，带来想象力与激情；而史眼、哲思的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又能使文学倩女变得深沉、凝重，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沧桑感，体现出哲学意境、文化积累和心灵的撞击力，引发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感到生命的沉重。特别是一些悲剧因素，更能使读者对往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在对历史的勘劾中也多了一层苍凉。

恩格斯在论述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时指出，他“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若是杜陵无史笔，姓名恐亦少人知。”诗人吴静在这里说的是史笔在诗词创作中断不可少，对于散文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当然，写游记散文，既要把历史收在笔下，把读自然、读诗、读史融为一体，又不能为历史所累。史学与文学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个是“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壮士干戈”；一个是“醉失桃源，梦回蓬岛，满身风露”。一个是把激情隐在冷峻的后面，要述往事思来者，探因果求规律；一个是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探索艺术的弹性“空筐”。

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风光胜迹，同时又记索古人的名篇佳什的时候，对书卷与历史的多情，往往会加重情怀的负累。这时，设法走出古人，摆脱局限，找出一片“阶前盈尺之地”来创出自己的辉煌，就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课题了。

（1997年）

乾隆帝御制《盛京赋》散谈

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把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并在沈阳城内着手修建皇宫。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改称沈阳为盛京。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盛京改为留都（陪都）。乾隆八年（1743年）七月初八日，乾隆帝奉皇太后从京师畅春园启驾东巡，前往盛京；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恭谒永陵、福陵、昭陵祭祖，驻跸盛京；十月初一日，御制《盛京赋》；次日回銮。

说到《盛京赋》，人们自然会想到赋这一古代重要文体的发展源流。赋是以《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文化和以《楚辞》为代表的长江文化长期交流、渗透、融合的产物。自从战国后期诞生以来，特别是汉代大赋的出现，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直陈今世之政治得失”。号称“赋圣”的司马相如确立了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体例：通篇大肆铺陈辞藻，极尽夸饰、赞美之能事，最后带上几笔，略显讽谏之意。典型的赋，一般包括三大部分，即序、正文和被称作“乱”的结尾。它的“丰辞缛藻，穷极声貌”，非常适合对盛世的歌功颂德，能够迎合封建帝王的豪华追求与骄奢心理。因而与政治结合得比较紧密，常常受到最高统治者的关注。

这种汉大赋，有一些是咏诵名都胜邑的—主要是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皇都，以彰显帝京文化，盛赞政治体制、礼仪制度。内容多是渲染城池形胜，描写帝王游猎，罗列宫观物产，杂谈禽兽草木，等等。最早的有扬雄的《蜀都赋》，傅毅的《洛都赋》，而以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为最著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徐干的《齐都赋》、刘桢的《鲁都赋》、左思的《齐都赋》，而声名最为显赫的是左思的《三都赋》。迨至唐宋时代，赋这一文体出现了诗性化、散文化、抒情化的趋向，那种大赋形制的京都赋就相对稀少了。

乾隆帝这篇以陪都为题材、三四千字的大赋，具备了一般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诸如用韵、对偶、讲求文采，铺张扬厉，以咏物、言志为旨归，以意象、形象为表现手段，等等；同时，可以明显地看出，无论其内容与形式，都深深刻上了汉大赋的烙印；而且囊括了前代多数京都赋的内涵。像班固的《两都赋》，主要状写东西二都山川形胜、物产丰饶、宫室之美、田猎之乐，并且包孕了抑奢崇俭的内涵；而左思的《三都赋》，是写三国时期三个京都的壮美形势，刻画封畿的环境，市井的繁荣，宫室的瑰丽，游乐的盛况。三篇既是一个整体，又各自有所侧重，蜀都写其险阻，吴都写其富饶，魏都写其壮伟和典章制度。《盛京赋》集其大成，既陈述此次恭谒祖陵的宗旨、感受与经过；更写出盛京的地理位置、山川形胜，地域广阔，物产丰饶；又追怀开国时期文武功臣；再由彰显军威的围猎，延及耕桑农事，国富民殷，宫室富丽，内容十分繁富，显现出意在雄视百代的帝王文学的气魄，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当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有些句子袭用前人辞赋名篇；堆砌、凑泊，杂沓、烦琐；而且使用一些生字僻字，晦涩难懂。应该说，有些缺陷也是此一文体本身带来的，不独此赋为然。

在文学史上，这篇《盛京赋》创造了“三个唯一”：

一是在历代帝王中，唯一留下了大赋杰作。历代帝王中雅擅诗古文辞的数不在少，但写赋者寥寥无几；而作赋的人群中，除了大批的文人学士，公侯将相、帝子王孙也有很多，但皇帝作京都大赋的，可能只有乾隆一人。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由文臣捉刀代笔的可能性。但考虑到，既以“御制”标出，且又入选本人的诗文集，列入《四库全书》以及《盛京通志》，而且据有关专家考证，还有手迹真本存在。综合这些因素，似又足以说明属于本人著作。

二是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赋，在赋史上乾隆是唯一的。不用说都城赋了，即使描写塞外山川风物的，历代文人中也十分罕见。大概只有汉末的张升，写过一篇《医巫闾山赋》；再就是清代吴兆骞有一篇《长白山赋》，仅此而已。

三是中国历代京都赋中，唯一流传在海外，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乾隆八年《盛京赋》问世之后，于乾隆十三年曾以武英殿刻三十二体篆文印制。到了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法国汉学家德经教授，以长诗形式，在巴黎出版了中国乾隆皇帝御制《盛京赋》。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的伏尔泰，看到之后，兴奋异常。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说：“我很爱乾隆的诗，柔美与慈和到处表现出来。我禁不住追问：像乾隆这样忙的人，统治着那么大的帝国，如何还有时间来写诗呢？”他当即写了一首诗《致中国皇帝》，说“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遗憾的是，他如此热情的颂赞，乾隆皇帝却根本没有见到。伏尔泰无奈之中，便在致瑞典皇帝的书简中道出了心中怅惘：“我曾投书中国皇帝，但直到而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回声。”他还把这封书简寄送给所有与他保持联系的外国王室、贵族朋友。这里固然存在着这位著名思想家，由于地域的隔绝，对于中国帝制与皇帝的误读，但不容置疑的是，他的景仰与向往，确是发自内心的。

应该说，赋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体之一，有人甚至目之为“真正的国粹”。在各种文体中，它除了共有的思想价值、应用价值之外，其美学价值更是不容忽视。其修辞技巧、表现方法、结构形式，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拓展了一方新的天地。骊白妃黄，摛文铺采，使事用典，配韵调声，表现出对艺术形式美的多方面追求。对偶带来视觉之美，叶韵带来听觉之美，用典带来含蓄之美，藻饰带来和谐之美。而众美齐具，难亦随之，一般的文学功力，恐怕是难以驾驭的。

其实，正如王国维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种文体都有其发生、发展，兴盛与衰颓的必然历程。近年，国内掀起一阵作赋热潮，“名城赋”之类的作品经常载诸报端。但实事求是地说，除了部分具备赋体特征、文学性较强者外，许多作品有其名而无其实。有一些敷衍成篇，无非像内地那类既不合乎格律又缺乏文采的所谓“传统诗”，是不具备传诵价值的。

（2010年）

信与疑

在小时候，我就记住了两句德国谚语：“年轻人相信许多假的东西，老年人怀疑许多真的东西。”

老年人究竟是否多疑？按照常理推测：老年人经多见广，世事洞明，“眼里揉不进去沙子”、“明察于秋毫之末”，自然不会轻信。随园老人就曾夸下过海口：“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另一个根据也属臆断：心中的偶像、最崇拜的鲁迅先生，似乎也是多疑的。他自己就承认：“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在手巾或袖子里藏着。”那么，多疑的结果是什么呢？假的固然难逃法眼，而有些真的东西恐怕也随之滤除了。

至于说年轻人容易轻信，这有自身的体验为证。孩提时每逢街头有卖糖果的经过，大人总要神乎其神地告诫：他们假装成卖糖果，实际是“拍花”的人贩子—快躲开！当时信以为真，总是骑在家里的墙头上，远远地望着，不敢靠前。最典型的是后来的“大跃进”，报纸上登载消息，还附上照片，密植的麦棵上坐着小男孩，亩产超过两万斤。虽然那个期间我也曾到河北的徐水实地看过，并没有亲眼见到那种场景，但仍然深信不疑—自己没有见到，不等于那件事情就不存在。

原来，信任抑或怀疑，除了取决于经验，还和感情与理性有直接关系。年少时激情澎湃，容易感情冲动，在他们心目中，事事皆有可为；而那些饱经沧桑、迭遭变故的老年人，则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看待事物往往是困难多于顺利，挫折大于成功。这样，必然会怀疑许多有待努力、有待探索的东西。

可是，这两句一直为我深信不疑的谚语，在现在的中国，似乎是不确了，起码要大打折扣，甚至是完全颠倒过来—老年人相信许多假的东西，而年轻人怀疑许多真的东西。只要看看公安部门通报的那些案例，上当受骗最多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有的以邮局名义，打来电话，说你的座机欠长途电话费了。问：在哪儿打的长途电话呢？答：福州，或者是广州、深圳。问：我并没有去过那个城市呀，怎么会有我打长途电话的记录呢？答：你的身份证（号码）被人盗用了。接着，电话中那人“忠告”你：现在面临着存款被人提取的极大风险。怎么办？要迅速把那些存款改存在一个保险账户上。为了存款的安全，你只好照办。结果是一场骗局—存款被人提取了。

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老年人上当受骗居多，除了缺乏应有的知识、经验，还和传统观念、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关。老年人总是将心比心，人心都是肉长的，哪里会有人那么丧尽天良！尽管大千世界早已发生千变万化，许多上了岁数的人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仍然停留在固有的观念上。

就人生阅历来说，虽然我在老年人中算是比较丰富的，但是，由于传统教育早已打下了根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总是觉得，世间毕竟好人居多。我曾拟过一副联语，置诸案侧：“处己何妨真面目，待人常是古肝肠。”古道热肠，输诚相与，是我十分欣赏并一贯坚守的一项做人准则，尽管为此也曾付出过不同程度的代价。比如，我时常接到一些外地陌生人（估计绝大多数是年轻人）的来信，求我在首日封上、宣纸上、扇面上题词，话说得极为恳切，有的还夹有邮资。这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一张张诚恳、热忱、充满期待的年轻的面孔。当即放下手头的事务，展纸把笔，按照要求完成请托，随即把函件连同所附邮资原封寄回。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从来未曾怀疑、犹豫过。可是，突然有一天，一位细心的文友告诉我，从网上看到我题写的首日封和信笺正在被人拍卖。开始不信，待到实际看了，不禁怅然若失。

现在的年轻人，也再不是过去那般轻信了。许多人竟然达到意想不到的成熟、老练，甚至世故。这里有多方面的因素：在信息泛滥、网络发达、交往频繁的当代，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知识、经验和判断能力，可以运用自如地对付各种伪装、假冒的事物；他们的双眼早已被“秋水”洗净，不但不会被古人欺瞒，即使是玲珑剔透的今人要想骗取他们的信任也难乎其难。加之，接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增强了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凡事都要问个究竟，一切事物都要进行审视。这是属于正常的，可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有些质疑、不肯相信，是因为他们未曾经历过，经验的界限往往是认知的界限。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他们未曾经过传统观念的反复熏染，什么待人以诚，什么“守死善道”，什么“宁可人负我，绝不我负人”，对他们而言，都是隔膜的、陌生的，都是过时的老古董，甚至认为是圣人用来盗名欺世的施骗伎俩。这就要加以分析了。

每个人都存在着一个信仰问题。在道德缺失、世风日下，造假现象、欺骗行为弥漫、笼罩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现时代，那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心理效应，潜滋暗长，导致信仰基石的坍毁，人生观、世界观方面发生了剧烈改变，造成“神马都是浮云”，任何事物在他们眼中都是虚幻的，不可信的，出现了所谓“信仰危机”。

人们常说，信任是一种降低交往复杂性和人际关系的交易成本的社会机制。人类的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共同协作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不能倡导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当然，这样说，也并非主张不加分析地盲目轻信，对任何事物都抱持深信不疑的态度。那样做的后果，必然会助长盲从，弱化思辨能力，重蹈过去的覆辙；甚至姑息养奸，降低作恶行骗的犯罪成本，对于社会文明、法制建设造成直接的危害。

（2011年）

退休者言

退休，已经几年了。说起退休之后的实际体会，觉得和《庄子》中讲的“丽姬入晋”的故事，有些相似。故事说：晋献公娶丽戎国艾地守疆人的女儿为姬，称之为丽姬。开始听到晋国迎娶的信息时，丽姬“涕泣沾襟”，极不情愿。待到进入王宫之后，与国君同睡一床，同食美味，尽享人间荣华富贵，于是，对开始时的哭泣感到后悔。退休也有类似的情况。

过去说到退休，有些领导干部往往视为畏途。有的提前三两年就掐指盘算，常常闹得寝食难安，内心负担很重，唯恐这一天的到来。可是，一当真的退出了领导岗位，跳出了是非纷争的旋涡，卸除种种精神上的负担，赢得逍遥梦、自在天，吃好睡好身体好，才晓得个中况味原来竟是如此舒适，倒感到过去的想法未免可笑。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我想说，作为退出领导岗位的“闲身”，应该多做换位思考，多给在职者一些理解、一些设身处地的体谅。

缺乏体谅，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出于不了解，由于缺乏基本常识，结果出现了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状况。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一个地级市任职，寒假期间，接待北京某高等学府几个实习生。当时，一位大学生问我：

“就这么一个中等城市，修了两条三四千米长的柏油路，还要在人代会上当作突出的治绩大讲特讲，值得吗？”看我没搭言，他又接上说：

“如果由我当市长，我一年就修它四纵四横的柏油路，那才叫真正的四通八达呢！”我反问一句：“资金从哪里来？”

他说：“贷款啊！”

我说：“贷款怎么还？还有利息呀！”

他问：“那么，建工厂呢？不也是靠贷款吗？”

我说：“经济建设讲究‘投入产出’。马路这类基建项目与建工厂不一样。”

这位大学生不吱声了。他的问题在于不了解。列夫·托尔斯泰说：“能了解一切，就必定能原谅一切。”

要了解与理解，就须设身处地。宋代诗人杨大年有一首七绝：

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

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

“鲍老”，唐宋时代民间流行的一种戴面具的滑稽舞中角色。“郭郎”，南北朝时称傀儡为“郭秃”或曰“郭公”；以后用人扮演，又称郭郎。“郎当”，衣不称身，显得模样滑稽。

诗的大意是，你在台下，对于舞台上的人，指手画脚，多所挑剔；须知，如果你粉墨登场，表演一番，你会比人家出更多的洋相。就是说，什么事情，都须换位思考、设身处地。

另一种情况，是有的老同志总是“想当年如何如何”，用过去套现在，这样就容易对新生力量看不上眼，结果，一味地挑毛病。

我们都在官场中生活过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十分谂知仕途的艰辛、官场的不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繁重、矛盾的剧烈、关系的复杂，远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比。对各级领导人员素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就是说，工作是越来越难干了。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经夸下海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低能了。这话他说可以，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经历的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更使他增长了阅历，练达了人生。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如果出自他人之口，我们会笑他们“口吐狂言，不知深浅”。

上面是从退休人员的角度讲的；对于在职的领导干部，我一方面说，要增强对他们的理解和体谅；另方面，还想提几点希望，奉献“识途老马”的一得之愚吧。

其一，在职时要善于交朋友，主动交朋友，而且要慎交朋友。交朋友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对领导干部来说，善于交朋友尤其必要。有些在职同志可能认为，当了领导，身旁朋友多着呢！用不着你主动去交。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表面上看，领导身旁前呼后拥的成群结队；实际上，许多领导干部是没有朋友的，你看着身前身后围拢着很多人，那并不是真正的朋友，许多人趋炎附势，甜言蜜语，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另有所图。像战国时的邹忌所讲的，“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就是说，你有权有势，有足够的利用价值。可是，一当你退出领导岗位，昔日的所谓“朋友”，纷纷作鸟兽散，最后门可罗雀，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人家自然就弃之如敝屣了。这叫作“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

真正的朋友是道义之交，推心置腹，志同道合，肝胆相照。这样，你即使倒霉了，下台了，他们仍然与你相知相重。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提到，“小人无朋”。即使有，也是假的。有些同志把无原则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搞小圈子，看成是交朋友，这尤其要不得。古人说：“同道为朋，同志为友。”老托尔斯泰欣赏法国一句格言：“你告诉我，你和什么人交往，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所以，应该提倡结交益友、诤友。这就是善于交朋友。

明代学者苏浚在《鸡鸣偶记》中把朋友分成四种：

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

这就是说，“朋友”有多种，需要慎交、择友。

那么，为什么要主动交朋友呢？我这也是退休后观察出来的。有些领导干部原本也是文科出身的，只是在职时忙于工作，无暇从事自己所爱好的事业，像琴棋书画、诗文创作、学术研究之类。退出领导岗位之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常常怀恋早年的爱好，往往主动投入这类活动中来，有的甚至拜师求教。但是，所谓“专业圈子”却并不见得欢迎，结果经常遭人白眼，受到冷落。这和你在职时不同，那时如能参加这类专业活动，人家求之不得，一则赞赏上级领导的支持；二则可以借助你的声威，促进事业的开展。遗憾的是，那时常常是“三请不到”，因为没有闲暇时间，今天接见外宾或者企业家，以便招商引资；明天又要招待上级首长、兄弟省市领导，对于哪一位有权势的人物也怠慢不得。至于这些舞文弄墨者，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沾不沾边无关大局，哪里会主动地结交朋友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尽管你纡尊降贵，主动找上门去，人家也会说：“你早干啥去了？对不起，拜拜！”所以，我说，在职时要主动交些文友。这样，即便你退出了领导岗位，人家也会把你看作“自家人”，而不会产生排拒心理。

其二，人是凭文化塑造自身的，是用文化装备起来的。文化为一个人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新的境界，它会提供新的气质、新的形象。在职时，应该重视思想境界的提升、学识的积累、社会经验的深化、世情的考察、人生以至生命的体验；重视哲学、历史、文艺方面的涵养，有效地增强自身的人文修养。权力并不是一切，它只存在于现时，而在之前、之后的漫长的往昔与未来的延伸，非文化、精神莫属。

与此相关，在职时，应尽量培植自己的专业特长，起码是不要丢弃原有的专业。这也是干部“四化”的重要内容。可是，多数领导同志却忽视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专业就是当领导。可是，当官并非终身职业，有上必有下。清代著名诗人赵翼有两句《咏史》诗：“老夫看惯秋千架，才上高层又下来。”与此相类似，旧时代剧场曾有一副对联：

台上莫漫夸，纵做到厚爵高官，得意无非俄顷事；

眼前何足算，且看他抛盔卸甲，下场还是普通人。

说得十分冷峻，十分警策。那么，当你退出领导岗位，职务没了，又怎么办呢？朝朝暮暮，将何以度此余生呢？有的就只好整天坐在“方脸大情人”面前，沉浸在电视剧和小品、二人转里；或者进行“方城之战”，日夜搓麻看牌；再就是，含饴弄孙，没有孙子可抱，便牵着狗遛弯儿；归来体倦神疲，三杯热酒下肚，尔后便一梦酣然。

我们不妨算一笔账，人生八九十岁，已成常态。大致是：二十四五岁之前，读书求学；六十或五十五岁之前，从事公务；剩下的三十左右年，安度晚年。不妨设想，如果没有一个自己所钟情的专业，这人生的三分之一将如何排遣？所以，在职期间，不能没有专业；那样，即便退休赋闲，照样可以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其三，不管当多大的官儿，根本的根本，必须有个好德性、好人品。在职时，当然要创造政绩，就是说，需要以事业为主，做好分内的工作。市长、书记也好，局长、主任也好，都是要看政绩。上级和选民也都是这样要求，自己更应定下这样的志向与目标。不过，我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一当你退出领导岗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或者政绩会逐渐地淡化，而民众或者下属提起你来，往往更多地是关注你的为人，看重人格、品质。个中道理可能在于，工作或者政绩，受客观因素制约较多；而品德如何，却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特别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我们注意到，当评判一位卓绝超群的政治家时，除了考量其功在当时、名垂后世的政治实践，总要兼顾他的德行与思想。尽管限于历史条件，在有些人身上，事功与人格未必完全统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真正伟大并被世人所衷心景仰的杰出人物，无不具备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这是他们的政治魅力与感召力的所在。较之政治活动的多变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其思想品质、人格魅力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集中地体现着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的主导特征。我常想，人活一世，草绿一秋，时间很短，权势、地位、财富转眼间就不属于自己了；而名誉却伴随终身以至后世。从另一个角度说，人在世上几十年，包括退休以后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真是不算短啊！如果没个好的声名，被人指着脊梁骨骂，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或者整天忧心忡忡，总怕哪个地方“冒顶、喷浆”，纵令你有再大的产业，再长的寿命，又有什么乐趣呢！

其四，工作要多做加法，而生活则应多做减法。

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时刻不忘选民的重托，兢兢业业，克勤克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意思是，当掌握权力仅意味着你要承担起保障公众利益和满足他们要求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和担心犯错误，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一般人也不会来和你争。相反，当权力主要意味着能给个人带来好处，而社会责任却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一些人就会趋之若鹜。

说到生活要做减法，是基于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的限制，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这种人生的有限性，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懂得了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除掉忌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古代大哲学家庄子要我们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为了身外之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身为形役，所谓“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不妨细想一想，这究竟值得不值得？

就常人来说，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罹患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过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许多过去经常被忽略的道理。这里说的是正常公民；而如果是贪官污吏，这类体验则更多地来自锒铛入狱，镣铐加身。平时颐指气使，气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濒临死境或者失去自由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也好，高官显宦也好，同穷光蛋并没有多少差别。什么赫赫威名、巍巍权势，什么豪宅别墅、名表名车，什么金条银锭、粉黛佳姝，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到头来，转眼之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疯狂聚敛，贪婪无餍，恣意搜求，究竟所为何来？问题在于，人若是都得等到行将就木或者身陷囹圄之际方才觉醒，岂不是为时太晚了吗？因此，最佳选择还是这种“红尘解悟”能够早些，早些，再早些。

（2010年）

过度阐释

一

从网上看到文豪李敖和他的儿子李戡的一段对话：

父：你去买瓶汽水。

子：是可乐还是雪碧？

父：可乐。

子：铁罐的还是瓶装的？

父：瓶装的。

子：没糖的还是普通的？

父：普通的。

子：500cc的还是1000cc的？

父：你好烦！算了，水就可以啦！

子：矿泉水还是过滤水？

父：矿泉水。

子：冰的还是不冰的？

父（生气了）：你再啰唆，看我拿扫帚打你！

子：是拿塑胶的，还是竹子的？

父：你这个畜生！

子：像猪还是像牛？

父（气喘）：我……我会被你……你气得吐血……血啦！

子：要拿垃圾桶，还是扶你到厕所？

父：我死了算了。

子：你要土葬，还是火葬？

父：他妈的！你是存心气死老爹了……

原本是十分简单的事，由于一味地寻根究底，最后竟闹出了一场笑话。

这使我联想到冯友兰先生讲的一个趣话：假如有一天，公孙龙要出门旅行，叫弟子去牵马。弟子去了，结果空手而回，说：“先生，马厩里没有马，只有白马。”公孙龙就让他把白马牵来。隔了一会儿，弟子又来汇报：“白马也没了，只有瘦白马。”公孙龙非常不耐烦地说：“呆子！那就牵瘦白马来。”可是，死心眼儿的弟子还是没领会，又来报告：“师父，我只看见一匹瘸腿的瘦白马。”公孙龙火了，揪住弟子的耳朵，来到马厩，指着马说：“就是这匹马，你要认清了！”

其实，这并不是弟子呆，而是公孙龙自讨尴尬，他把名词慷慨地赠与共相世界，而留给实际世界的，只剩下可怜的指示代词“这”和“那”了。偏偏遇上这个“老实巴交”的听话弟子，忠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最后陷入了过度阐释的窘境。

二

关于这种过度索解的事例，我曾实地碰上过一次：

一年，在辽宁电视台文艺晚会上。作为嘉宾，省内的知名人士纷纷到会，堪称是“名流荟萃，冠盖如云”，正在沈阳演出的全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胜素女士也应邀出席了。节目进行过程中，惯于接茬儿、逗趣儿、说废话的主持人，一时雅兴大发，出人意外地即兴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请到场观众解答：

“请各位嘉宾分析、解答：李胜素女士的名字—‘胜素’二字，有什么含义？”

主持人话音一落，坐在前两排的几位名流，当即举手响应。

一位从事艺术教学的老师说：“素”者，质朴、素雅之谓也，不施粉黛，明慧天成，达到了美的极致；“胜素”，就是取胜之道，在于抱朴守素。

一位专门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站起来讲：这个“素”可大有讲究。一是纯白，纯白的质地上施以彩绘，叫作“素以为绚”，这是见诸《论语》的；二是属于根本性质的事物，比如质素、元素；三是安于现在，《中庸》里说：“君子素其位而行。”朱熹解释说，安于现在所居之位，为其所当为。“胜素”则表明，不能安于现状，必须积极进取。

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以颇快的语速讲：素，可以理解为“朴素的底子”。张爱玲说：“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这“素朴的底子”就是日常生活的痕迹，就是张爱玲文字中的独特韵味。“胜素”就是崇尚这种“素朴的底子”，体现了一种生命哲学、人生的追求。

台下仍然有人举手，但主持人却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他可能觉得分析的深度够了，便恭敬地走到李胜素女士面前，说：“请您自己谈谈对名字的认识；是哪一位艺术大家给您起出这么一个高深、儒雅的名字？”

只见李女士站起身来，谦虚而娴雅地给观众们鞠个躬，说：“感谢各位对我的高看。其实，我的名字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我是河北柏乡人，在我们老家那里，女孩小名都带个‘小’字。我出生之后，奶奶抱起来看看，说：‘长得很素气，就叫小素子吧！’我奶奶一个大字不识，她哪里懂得那么多学问！”

一番话，闹得全场哗然，接下来是热烈的掌声。而最感难堪的，倒是那几位“考据家”和“名师”。

此癖非独今日有，遥遥古步已先行。

陶渊明有一篇文章，叫《与子俨等疏》，子俨是他的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疏是一种文体，通常用于训诫、告谕或者说明情况。钱锺书先生引述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说明由于被人过度穿凿、随意阐解，结果，不仅背离了原意，而且闹出了笑话。这句话本意是说，他的几个儿子虽然不是同时出生，但要团结友爱，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是同胞骨肉呢！不料，后世的学究们却穿凿附会，猜测陶渊明有妻有妾，或者说他的妻子死后又续娶了一房，或者说他有两个孪生的儿子。这样将无做有，节外生枝，岂不可笑！

三

从上述几则事例中，引出了一个道理：凡事，应该顺应自然，不宜穿凿过度，无限吹求。在人们的心目中，过于简单的事物，或者一看就懂的事，体现不出来高深的学问；因而习惯于把本来十分简单的问题特意复杂化，于是，层层追索，步步深挖，最后竟然闹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趣闻。

近日，看到刊载于《新华日报》的贾梦雨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中小学考试中常见的“过度解读”问题：

“过度解读”往往意味着钻牛角尖，一些考题拼命“臆想”文章背后的微言大义，到了挖地三尺乃至歇斯底里的地步。比如说，一个考题中，作者写自己“抓耳挠腮”，题目要求学生“写出作者当时的五个心理活动”。还有一道考题开篇引述了一句诗：“花开的声音”，要求学生指出其中“常识性错误在哪里”。翻开现在的各类中小学语文试题，这样的考题层出不穷。一位学生家长说，他上小学的孩子，经常拿这些考题向自己请教，让自己很“无助”，很“无语”。其实，这些微言大义，往往带有出题者自己的局限、偏见乃至错误，不但与作者无关，更与文本无关，尤其是一些文学性表达，完全变成“分数点”后，人文意境和审美意义已被忽略了。很显然，“过度解读”割裂了文章意蕴，伤害了文化审美；牵强附会的解读，没有把学生的思想和审美引向深入，反而让学生陷入了机械化与枯燥化之中，文字与语言的美感消失了，在为难学生的同时，也让语文教学走向了歧途。

过度解读、过度索解、过度阐释，也会影响到学生的思维习惯。一次，老师给学生出题：“一个人面向东，一个人面向西，他们中间至少要放几面镜子才能相互看到对方的脸？”学生听了，认真进行思考，又反复演练、测算。于是，有的学生答说：两面；有的答说，至少要四面。最后，老师亮出了答案：根本用不着镜子，一面也不需要。是呀，两个人，一人向东，一人向西，不正好是面对面吗？还用什么镜子！学生说，没想到，老师会出这么简单的题。

走笔至此，我又想起了过去的一则趣闻：一九四五年，著名漫画家廖冰兄的漫画《猫国春秋》在重庆展出，郭沫若先生应邀参加首展剪彩仪式。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取得这么古怪，要自称为兄呢？”版画家王琦代为解释：“他有个妹妹名字叫冰，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所以他就取名为冰兄。”郭沫若听了哈哈大笑，说：“噢，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引得在座宾客捧腹大笑。

其实，郁达夫也好，邵力子也好，郭沫若都是十分熟悉的，他不会不知道他们的亲情、家世。他这样说，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

凡事都有个“度”，度是一定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的最高与最低界限。生活常识也好，生存智慧也好，无不告诉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掌握适度的原则，也就是把握好分寸。辛弃疾词中“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一语，有深意存焉。

（2014年）

“各位领导……”

一

一次，我陪同北京几位客人去葫芦岛市的九门口长城和秦汉遗址参观。由于都是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当地政府十分重视，专门安排了一位专业素质较高、口才也好的导游员负责讲解。讲得确实不错，令人不太惬意的是，这位导游小姐一口一个“各位领导”，贯穿于两处参观的始终。我感到很尴尬，便特意予以纠正，说，他们都是博士生导师、大学教授、研究员，可以称“老师”或者“先生”。导游员点点头，一迭连声地说：“是，领导。我一定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下面再讲，只说了两句“各位老师”，马上便又改口称呼“领导”了。

在她的心目中，只有领导是尊贵的；如果称之为“先生”、“老师”便减弱了分量，降低了身份，显得不够尊重。她的年纪很轻，涉世未深，不应深责；何况，完全是出于善意。但，其中所反映的“官本位”的思想，却是要不得的。

“官本位”思想，在我们中国，其所由来久矣。古有“四民”之说，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本身就是“官本位”的反映。因为“士者，仕也”，一经入仕，即为“万民之望”，也便置身利禄之场，随之而来的是“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现代社会，在有些人眼里，当官仍然拥有特权，可以获得比普通人多得多的利益，可以受到人们特殊的尊重。

古代的读书士子，对于登堂入仕趋之若鹜，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对于社会政治权力的依附。儒家的内圣外王也好，致君泽民也好，所依凭的都是入仕。在封建社会，只有走上仕途，才有望实现政治抱负与自身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就像台湾学者徐复观所说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官本位”的典型特征，是社会的各个环节、各个阶层，都是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都要按照官爵来排位次、分等级、列尊卑、定高下。俗话说，“官大表准”、“官大一品压死人”。于是，官高位重者自然就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聊斋·夜叉国》中有一段话，对此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

问：何以为官？

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

清末一首《京都竹枝词》是这样描写的：

一双蔗棍轿前催，曲巷回过喊若雷，

更有双鞭前叱咤，威风扬起满城灰。

二

一个读书士子是不是发迹了、有出息，自古以来，一个显著标志，或者说验证标准，就是看是否入仕做官。读过古代典籍《战国策》的，当会记得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

“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两千多年前，苏秦先生所给出的结论，至今仍没有过时。

也正是为此，一旦为官作宦的愿望得以实现了，这时所反映出的心态，往往是踌躇满志，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唐代诗人孟郊，连续两次名落孙山，久困名场，到了四十六岁那年，才幸得进士及第，因而，再也按捺不住狂喜之情，写出了那首披露心曲却饱遭时贤与后辈讥讽的浅薄的诗章：“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时至今日，出巡喝道，“双鞭叱咤”，青红皂隶前后护卫之类的官场排场不见了，称呼也由知府、知县改成了市长、县长。但是，“长官，长官，官者为长”、“官者，牧也，管也”的陈旧观念，仍然在一些人头脑里盘踞着。讲排场，摆阔气，皮包要人提，雨伞要人打，茶杯要人送，讲稿要人写；住要高级，车要豪华，一台轿车不够，还得配越野车、大吉普，什么丰田、现代、奔驰、三菱、凯迪拉克……不一而足。此类现象，几乎是随处可见的。

这样，留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官贵民贱，官为“万民之望”。影响所及，即便是纯学术会议或者各类专业会议，行政领导也都要头排就座；大学、中学举行校庆活动，邀请的重点对象，也都是相关领导和校友中的位高权重者；至于最应受到尊重的老教授、老专家，倒成了可有可无的对象。有的把本校出了多少大官作为体现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社会各行各业普遍向官位靠拢。专业技术人员、演员、教师、医生、厨师，也要用行政职级来套。有的画家、书法家，被评为人民艺术家，立刻获得厅级、司局级、省部级待遇。甚至一些寺庙，也要给和尚、道士定上职级待遇，以至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住持”的笑话。

上述两类情况，前者为颠倒重轻，后者为职级泛化，都是亟须扭转与纠正的不良社会现象。

三

“官本位”体现了一种体制设置与政治文化，它所包含的意识、思维、机制、行为，在中国已经盛行了几千年。一个以官阶高低为标尺，由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关涉到整个社会人群的利益分配、权位较量、意志施行，严重影响了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特别是人生价值追求与事业选择导向。

记得有一次，因为我有一本散文集被译成英文与阿拉伯文，要到法兰克福去参加国际书展，于是，去外事部门办理出国手续。一位工作人员为难地说：“干部太大，职位又高，而事情太小，实在不好处理。”我说，我是作家，原来虽然当过领导，现在已经退位了，没有什么职位高低问题；况且，一部作品能够翻译到国外去，也不算小事。他却扑哧一笑：“无论怎么说，你也是领导。”

领导，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定格了，不管你怎么转身，怎么变轨，高官的形象也消解不掉。其实，这种“尊重”本身，也常常令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古籍记载，北宋年间，北方民家做红白喜事时，往往请相礼者做司仪。魏国公韩琦在枢密使任上回到故乡邺县。一日，到一姻家出席宴请，看到筵席上放有一盘荔枝，便顺手拿起一颗，刚刚剥开，正想放进嘴里，相礼者突然大声唱道：“资政殿大学士吃荔枝了，请众宾客同吃荔枝。”韩琦讨厌此人饶舌，就把荔枝放回席上，相礼者赶紧又唱道：“资政殿大学士放下荔枝了，请众宾客也要放下荔枝！”

看来，领导也不是那么好当的。这位身为魏国公的高官，连想要安安生生地吃上一颗荔枝也难以办到。

以什么为本位，直接影响到称谓问题。几十年来，我们社会日常交往中，称谓上的变化，十分显著。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队伍内部互相以同志相称；后来，滋长了官僚主义，下级遇到上级，则改口称呼官衔，不管正副，一律都叫书记、局长；甚至已经退休多年，仍然要按照原有的官职称呼，以示尊重；新时期，市场经济盛行，有的互称“师傅”，尊重一些称呼“老板”、“老总”，亲切一点的则以“大哥”、“大姐”称之，而最高贵的还是称呼“领导”；变来变去，唯独不见专家、学者概念的呈现。

就此我想，日常交往中，什么时候能够把知识、学问突出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可就是向前进了一大步。现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要求，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而且，对于引领社会风尚的主流价值导向，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2014年）

记忆不可少

一位知名学者著文指出：“在传记作家的描述中，陈寅恪先生能够记住所有阅读过的文本，以致有‘活字典’之誉，并能阅读藏、蒙、满、梵、日、英、法、德以及巴利、波斯、突厥、西夏、希腊、拉丁等十几种语文；而钱锺书先生亦以博闻强记著称，素有人肉‘照相机’的美誉。但这种记忆力只是前谷歌时代的技能，它夸张地折射出人们对于知识储备的无限渴望。进入谷歌时代之后，人肉搜索引擎和硬盘代替了‘人肉记忆体’，以致这种禀赋逐渐失效，转而成为一种旧时代的历史传奇。”

尽管这一位学者为我素所尊重，但他的这种说法，我却“期期以为不可”，因为它违反规律，甚至违反常识，看似反映一种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实是似是而非的。核心问题在于这位学者混淆了人与工具的本质差别。计算机再先进，又怎能代替人的头脑呢？诚然，今天由于有了搜索引擎和硬盘，许多资料、数据、知识可以不必存储在脑子里；但这绝不意味着超人的记忆“禀赋逐渐失效，转而成为一种旧时代的历史传奇”。应该说，纵使天荒地老，亿万斯年，也就是到任何时候，搜索引擎和硬盘也无法取代人的记忆才能、知识储备，尽管表面看来，它们同样具备记忆存储的功能。

我们无论是从常识出发，还是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都可以明确地察知这一论点的武断与失当：

其一，“心之官则思”，人的头脑的思维功能，要靠记忆对感知提供经验。何为记忆？记忆是人脑保持和提取信息、知识的心理过程，是个体对其经验的识记、保持和以后的再现与回忆的心理过程。俄国著名生理学家谢切诺夫说，记忆是“整个心理生活的基本条件”。想象是同记忆紧紧地联在一起的。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记忆与回忆》一文中指出：“记忆和想象属于心灵的同一部分，一切可以想象的东西，本质上都是记忆里的东西。”而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则说得更干脆：“一切知识，不过是记忆。”他之所以这样讲，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各种学习无不以记忆为基础；没有记忆，学习过程就会像“熊瞎子擗苞米—随擗随丢”。通过记忆，人们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能力，也形成了各自的个性心理特征。记忆可使人的心理活动的过去与现在连成一个整体。没有记忆，一切心理活动、一切智慧积累，都将化为乌有。如果一切都仰赖于搜索引擎和存储硬盘，那还能谈到个性心理特征、独创性与创造性吗？

其二，记忆不仅是从感知到思维的桥梁，更是想象力驰骋的基础。所谓想象，是对感知到的表象进行主观加工与改造，从而产生新的形象的过程。可见，记忆是想象力的出发点，是想象力通过难以预言、难以预见的飞翔伸向虚构的跳板。研究人员分析，记忆就是大脑重新定位、恢复一部分信息、知识的过程，而想象则是重组既有信息的过程，因此两者有必然的联系，记忆力下降了，想象力自然会随之而变化。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记忆力和想象力是相辅相成的；老年人记忆力下降时，其想象力也会随之而消减。

其三，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需要贯通、联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种思辨能力的养成，是建立在记忆存储之上的。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越丰富，知识面越宽广，联想、贯通的能力便越发达，可供联想与贯通的对象就越丰富。如果脑子里空空如也，一切全靠引擎搜索来提供，那还怎样进行创作与研究？

其四，“谷歌时代”的搜索引擎和硬盘固然可以查阅许多资料，但它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事先掌握线索，如果你对所要搜索的内容一片茫然，那是无法进行的。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恩师穆尔先生曾告诫他：“不论是写文章还是为了求知，要知道到哪里去找自己所需的材料……不必让一个人费脑子去记事实、日期、人名和地点，重要得多的是学会到哪里去找这些资料。”要实现穆尔所要求的“学会到哪里去找所需资料”，光靠搜索引擎和硬盘是难以奏效的。

其五，知识在于积累，知识有“夥聚性”。你掌握的东西越多，也即托尔斯泰所说的外延越大，你的才能就越能显现；反之，以狭窄的知识面，面对枯燥无味的资料，既形成不了独到的见解，更无法对林林总总的素材进行有序地整合，又何谈创作与研究。一个只靠电脑操作来从事创作与研究的人，岂不沦为一架会喘气的机器！

其六，从知识的类别来分析。按照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兰尼在1958年提出的论点，人类知识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有些知识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搜索、存储，能够用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式加以记录，进行传播。比如，那些能够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等形式清楚表达，可以用固定程序显示，可以利用数据和IT技术进行整理与存储，可以编码输入计算机的数据、档案、图片、影像等等，一般称之为编码知识，或显性知识。还有一类属于隐性知识，它们的特征是高度个性化、主观性，难以明晰化、公式化、规范化、系统化地表达，不易确知，不易传播。比如，个人情绪、个人信念、价值观，以及属于感悟、抒情、暗示等微妙的心理活动，纯粹建立在个人经验、感知之上，显然，是无法进行技术化、规范化、系统化处理的。

要之，人的头脑所进行的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无比复杂的思维活动，绝非电脑软件的机械性的组合所能代替的。

（2012年）

奥运是个大学校

上

北京奥运会即将落下帷幕。在这短短的十多天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卷入了情感的旋涡，经历着翻腾起伏的激情变化，可说是五味杂陈，七情毕现。此中有狂喜，有震撼，有满足，有遗憾，有欣慰，有惋惜，有期待，有牵挂，而主题曲还有强烈的自豪感。

“世界给我十六天，我还世界一百年。”我们终于圆了百年梦想，以令世人骇然目眩的体育实力与骄人盛绩，现身于这个世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竞技赛场上，体育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亮点。整个赛会的组织工作和安保、环境，后勤保障和媒体服务，以及精彩绝伦的艺术表演、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创意，都赢得了国际的同声赞誉。甚至连少数习惯于对中国挑刺的外国朋友，也开始赞扬北京奥运的巨大成功。应该说，这是一次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全景式演绎，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软实力的展现，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宏大庆典，也是对奥运精神的完美阐释和成功践履。

当然，除了情感上的自豪与欣慰之外，从这次体育盛会中所获得的教益，尤其值得珍视。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力量，看到了包括各国运动员在内的全体参赛者追逐梦想、追求卓越，无所畏惧、冲决一切的拼搏精神。媒体上形容赛事的精彩，尤其是那些奖牌得主的出色表现，惯用崛起、超越、神奇、奇迹、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等充满感情色彩的顶级字眼，而这些出色表现的背后，却是伟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这样，才会出现作为东方民族积蓄了百年之久的澎湃激情，“井喷”一般从国家体育场中迸发而出；才会出现“场上三分钟，场下十年功”的长期持久的刻苦磨炼，才会激发运动员“一切皆有可能”的进取意志，带来异乎寻常的生命体验。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我们正是靠着这一股子气呀，劲呀，才使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得以付诸实现。

奥运是一座国际化、现代化的大学校。

我们的耳边响彻了“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的歌声。在这里，我们有幸获得一次同国际接轨、与世界全方位地接触、交流，构建新风貌、新语境的机遇。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在完成硬件条件上的现代化的同时，也实践了民族心理、历史理性、开放意识上的现代化。从雪“东亚病夫”之耻、扬体育大国之威，进展到树立泱泱大国风范、展现国民文明素质与良好精神风貌。这是一次质的升华，精神上的洗礼。

既然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在不可避免地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现代化、价值观念差异化的现实环境，我们就应主动捕捉这种十分难得的机会，进行一次国际化的有效磨合，经受一次全方位的人生历练。这有助于我们获致一种全球视野和崭新的视角，学会以“海纳百川”的大国心态和平常心理、宽容态度，对待一些“不虞之誉，求全之毁”，接受许多现代化的公关手段，掌握一种与对抗完全不同的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诸如，如何应对某些不和谐的杂音，如何看待“海外兵团”，如何面对中国运动员、教练员走出去，如何做到赢得起也输得起，如何体现东道国的礼貌、礼遇、礼仪，保证与会的每一个选手都有获得理解、赢得尊重的权利，把比赛中的每一次突破，都看作是人类挑战自我、战胜困难、达到更高境界的标志，这样不管胜利者为谁，都会报以热烈掌声，等等，从而体现了善良、机智、宽厚、包容的民族性格。这里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对自身的高度自信；二是对个体的尊重、对他人的宽容。

下

通过观摩体育盛会，我们也懂得了一系列的常常被人忽视的道理：

作为一种竞技体育，奥运比赛比的是什么？自然是竞技水平，是技能、体能；但心理承受能力与心理素质，同样不可忽视。尤其是对于那类技能、体能高超的运动员，对于胜负决于一瞬的射击之类的比赛来说，临场时的心理状态往往决定着比赛的最终结果。

应该承认，去掉心理压力，保持平静心态，放低位置，想象自己从零开始（有人形容为处于“空杯心态”），说来容易，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且不说，有些压力来源于客观环境，个人往往难以控制、摆脱；单就参赛者主观来说，他们总要考虑到：在奥运会这一非同寻常的竞技舞台上，所获成绩终竟是与国家形象、国家软实力相联系的。所以，要解开这一羁绊，需要从组织者、现场观众和参赛者三方面入手，达成一种共识—体育有别于你死我活、有我无敌、“鱼死网破”、势不两立的军事战争，它终究不过是一场比赛，甚至是一场游戏，一场欢乐的大聚会。展现力与美，欣赏竞争与挑战，这原是奥林匹克的本质，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奥运精神本身，已经跳出了简单的体育运动的模式，成为体质、意志和精神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

为此，就应记起“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一百多年前在《体育颂》中所写下的，“体育是天神的欢娱，生命的动力”，从而摆脱狭隘的胜负观，卸去过多的精神负载，多一分轻松，少一分沉重，升华到享受奥运、欣赏奥运、陶醉奥运的境界，分享快乐、自由与卓越、崇高。奖牌是流动的，胜负只具有一次性，而对于“和平、友谊、进步”的奥运精神的追求，则是万古长青的。

对待这个问题，我觉得郎平的说法，是颇有启发的：

从心态上来说，美国的优势在于放松。我们对体育比赛的追求，更多是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导致过度紧张。而美国文化在乎的是参与精神，是你有没有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只要发挥了你的能力和潜力，你就是胜利者，就能获得承认，而不是在心理上将自己逼到无路可走的死角。他们在胜负上，更能保持平常心。球输了很简单，就是重新再来。

其实，也不单是体育比赛是这样，我们平常待人处事，包括对待自己的损益、进退、成毁、顺逆，果能做到这样，那么，心理压力也就会随之消减许多。两千三百年前，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就有过关于“外重者内拙”的论述。他以赌博为例：

用瓦块作赌注的，可以从容应对，心理毫无负担；用衣带钩作赌注的，因为有一定价值，这时心里就有些紧张；而用黄金作赌注的，心神就会紊乱，因为或输或赢，关系至大。本来，无论哪种情况下，人的技巧都是一样，并没有发生变化；可是，由于有所顾惜，思想里加重了负担，便对外物分外重视。而凡是重视外物的人，内心就必然笨拙。

以这个道理来反思一番我国运动员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由于内心负载过重，以致技艺难以充分发挥的教训，该是多么切合实际、多么发人深省啊！

（2008年）

出世与入世

——杂说之一

中国固有的哲学流派是儒道两家，后来又从外面传进了释家，发展为禅宗。儒家是主张入世的，佛禅是提倡出世的，而老庄，一般被划到出世的圈子里，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应该说，庄子是游世—“逍遥游”的“游”，他的主张是“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就是说，道德修养极为高尚的人，能够混迹于世而不出现邪僻，顺随于众人之中却不会失却自己的本真、自性。庄子在人间，他同那些纯然避世、完全脱却红尘者不同，只是不随俗俯仰、不同流合污而已。

在我的头脑中，似乎从小就接受了儒家的入世与庄子的游世相融合的观念，我对那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并不欣赏。走上仕途之后，仍然坚持创作、不废吟哦。一次，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有的学者分析为官与为文的关系，说我是作出了“无奈而恰当的选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出世与入世的结合”。

在古代的历史上，读书人似乎向来只在两种人生道路上做出选择，或者逃离尘世，纵情山水，或者金榜题名，宦海浮沉。其实，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还有更多的人是选择中间路线，外儒内道，或者亦儒亦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封建士子来说，不同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为文的两种存在方式，或是自我娱悦的玩具，或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要找到第三种存在方式，就必须首先为文化人（不仅仅是作家）、为文章（不单是文学）找到第三种人生态度。这就是，永远依据某种明确恒定的价值体系来衡度现实、褒贬现实、投身现实。清醒而高明的读书人，并非不参加现实的实践活动，只是即使参加了也并不放弃自身的价值取向、人格信仰。

莎士比亚说，世界只是一个舞台。那么，入世就好比演戏，出世或者游世则无异于看戏。表演者淋漓酣畅，尽态极妍，活灵活现，死去活来，完全进入角色；而观看者冷静观察，即使悲从中来，或者喜上眉梢，不旋踵间也就清醒了，知道台上不过是在演戏。再深一层探讨，演戏的是行者，活动家，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观众是言者，是思想家、文学家，任务是评说是非，格物致知，是“阿波罗式的观照人生”。比如，五千言的《道德经》，就自始至终是一个沧海惯经的智者通过静观人生所得出的直觉妙谛。前者重执着，后者重解脱。用西方的表述方式，前者为酒神达奥尼尔斯，趁生命繁盛之期高歌狂舞，实现生命的跳动；后者是日神阿波罗，高踞于奥林匹斯峰顶，凭高静睇，恬然不动，照临一切。文艺自然属于人生世相的观照，是情趣与意象的融汇，是“兴观群怨”；它与实际操作终有区别。

（2012年）

载鬼一车

——杂说之二

兴酣把笔，蓦地记起了《易经》上的“载鬼一车”这句话。

在我的散文创作中，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占了不小的比例。对这种起死人于地下，同鬼魂打交道的做法，文雅一点说，叫作生者对于逝者的叩问。逝者也好，鬼魂也好，往往葆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们所具有的原型属性，不仅没有因为岁月的汰洗湮沉到忘川中去，反而由于历史的积淀，踵事增华，头上还会罩上一种神秘的光环，从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诚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言：“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而历史题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可以提供更多的“空白”，更具备一般现实题材所欠缺的文体的张力。

活跃在我的笔下的古人，或者叫鬼魂，如果分头把他们安顿在中巴车上，那么，秦始皇、赵匡胤、成吉思汗等封建帝王可以载满一车，曾国藩、李鸿章、张学良等政要可以载满一车，死去的族内、族外的亲属以及老师、朋友，足够载满一车，而为数最多的还是各类文人，不过，一个大巴也就能够装下了。他们多数为作家、诗人，兼及少数知名学者。就中有男性，也有女性；资格最老的，已有两千三四百年的冥寿；而最年轻的作古也在十年以上了。

蒲留仙写鬼，是“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我这里搬出鬼来，不过是一种召唤，一种呼吁，一种寄托。古代文人的那种风范，那种气节，那种追求，现世中再也难以找到了。消费社会里盛行的是消费主义文化，生活领域中呈现的是美的泛化，艺术领域中表现为美的消解，最后导致了审美主体的人的异化—人们欣赏的是物品外观的美，追求的是纯感官的享受，而缺乏一个精神超越的维度。既然现实中找不到了，那么，就只好起死人于地下。现在缺乏的不是文人，缺乏的是文人应有的气质、志趣、情操、节概。写他们，本身也是一种精神的靠拢，审美艺术的回归。在精神境域里相知相重的重逢，无疑也是一种大欣赏、大欢慰。

（2012年）

劳　生

——杂说之三

先父晚年写过一首《除夜感怀》七律，有句云：“四屈三伸通变数，七情八苦伴劳生。”所谓“劳生”，是指终朝每日辛勤劳累、无时或息的生活；诗中寄寓着对于人性、人生的深层的感喟。

当时我猜想，“劳生”一词，当是源于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典籍《庄子》：“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可是，待我问他诗中用典的出处时，他却苦笑着，递给我一本《明·诚意伯文集》，诚意伯也就是刘伯温，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无用文章岂疗饥，劳生筋骨已支离。穷愁杜甫家何在，落魄陈平计未奇。”看来也是很感伤的。

我这里想说的，是“七情八苦伴劳生”这种人生的境况。

近年撰写历史文化散文，多为人物载记，中外古今，各色人等，林林总总，多至百数；而其行藏、际遇，顺逆、穷通，般般各异。不过，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他们无一不是“七情八苦”伴随着“劳生”，我想问上一句：“何事劳生终草草？”可以说，透过每个人物的思想行为，都能读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愫，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盛八般苦楚。而这一切，概言之，无非是一个“情”字，一个“欲”字。生之劳苦，肇因于七情六欲的驱动。欲望无穷，人生有限，求而不得，必苦无疑。欲望有如拉长的橡皮筋，当它不能兑现亦即找不到挂靠的地方，就会弹回来打伤自己。

情与欲，作为现代汉语概念，分属于人的情感展现和生存与享受需要两个层次。二者互动互补，相辅相成，织缀出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流行坎止、是非成败的“劳生”万象。“情生文，文生情”。反映在这些作品中，举凡温馨的亲情、真挚的友情、炽烈的爱情、淳朴的乡情，以及挥之不去、所在多有的思古幽情，无不闪现着人性美的一面，令人婉转低回，一唱三叹。而笔墨所及的五花八门的欲望，占有欲、权势欲也好，名利欲、贪恋欲也好，则揭橥了人性丑陋的一面。

当然，情的投入与欲的追求，都是人的基本的心理动态与生理要求，是任人皆有的本性和现实生活的基本色调。如果真的实践了“六根清净，四大皆空”，且不说社会的发展进步失去了内在的动力，文学艺术更是消解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和气象万千的话题，而人本身，岂不个个成了木雕土偶，或者不食人间烟火的大罗神仙，最后，落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表面上看，文章中描绘的是历史辙迹、世事休咎、命运抉择、人我情怀，可谓光怪陆离，形形色色；而其实质却脱不开人性这面镜子，一个个灵魂、一张张面孔，都透过它来明心见性，鉴貌辨形。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作品是以文学的手法，借助历史这个平台，叙说一些同哲学有关的意念。如此而已。

（2012年）

清流只在古诗中

——杂说之四

诵读古代诗书，随时都能接触到清澈、净洁的河流，无论是《诗经》里的“河水清且涟漪”，孔门弟子的“浴乎沂”，庄子、惠子的“濠梁观鱼”；抑或是王羲之、韩退之、柳宗元笔下的“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下见小潭，水尤清冽。……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产生无边的向往。反过来，到了今天，任你足迹遍布天涯，再也难以见到这种景观，几乎随处都是污秽的浊流，或者河床外露，干涸得剥皮见骨，丑陋不堪。

豫北有条淇水，它是淇县和浚县的界河，《诗经》中直接说到它的就有六首，“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籊籊竹竿，以钓于淇”、“淇水悠悠，桧楫松舟”、“淇水汤汤，渐车帷裳”；间接联系到的多达三十九首，真是了不得，堪称是一条历史的河、诗歌的河、文化的河。淇河鲤鱼，自古驰名。为此，我那次经过时专门下车过去访问。可是，整个景象全都变了个样。狭窄、裸露的河滩，细流潺潺，上面还漂浮着一些污秽的杂物。深悔此行毁灭了几十年美妙的憧憬，心情十分沮丧。回去后，有的文友问我的此行观感，我以一首七绝作答：“频年浪迹走西东，暮楚朝秦似转蓬。待得临淇增怅惋，清流只在古诗中。”

我想，难怪当年周总理批评一些干部“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真的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实在是对不起老祖宗，当然，更对不起的是那些滋养我们的河流。她养育了人类，繁衍了文明，创造了都市，发展了经济，可是，自己却遭到了无情的践踏，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承载脏秽的动脉。人类忘恩负义，甚至恩将仇报，可说是莫此为甚。

当然，这决非个别现象。英国现代派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艾略特在上世纪30年代就心情沉重地指出：“由于毫无节制地实行工业化，正在导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资源的匮乏；而我们大多数的物质进步，则是一种使若干代以后的人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进步。”有资料记载，欧洲莱茵河上游瑞士境内的巴塞尔处，河水中细菌每升只有十五个，到了中游德国境内，每升细菌达两万个，而到达荷兰境内时，莱茵河水中的细菌，每升竟达到二百万个。1969年6月，莱茵河发生过一次公害事件，河中四千万条游鱼全部死亡，四百二十公里长的整个河段里，水生动物全部灭绝。

在儿时的记忆中，水是天下最充盈的东西，可说是江湖满地，苇塘、河汊，满眼都是碧水清波，可是，曾几何时，这一切都已消失净尽。当时享受着清新的环境，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今，才觉得这简直是最美妙而高贵的奢侈，从而大呼大叫它的美丽、它的可贵。然而，一切一切，都为时已晚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眼看着大自然已经被摧毁得体无完肤，很快并且已经就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想到回归大自然，到乡间去，到山上去，到林间去，盖别墅，建山庄，千方百计把碧水清流引进来，把花木栽在花盆里。这在我们的先人那里，统统都是多余的，他们随处择一块地基盖起房子就是“仙居”，他们整天都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2010年）

亲密无间

——杂说之五

形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密切，常常用“亲密无间”、“水乳交融”之类的词语。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美好境界。

“亲密无间”，亦曰“亲昵亡（无）间”，它的出处源自《汉书·萧望之传》：“萧望之历位将相，藉师傅之恩可谓亲昵亡（无）间。及至谋泄隙开，谗邪构（诬陷）之，卒为便嬖宦竖所图，哀哉！”西汉时的名臣萧望之，曾给太子刘奭当了八年师傅，后来太子继位，是为汉元帝，赐爵关内侯，君臣二人可谓亲密无间。但是，“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司马光语），一当弘恭、石显、郑朋等谗邪之辈施展邪说诡计，交相构陷，他就迷昏了，最终的结果，是萧望之饮鸩自尽。可见，即令是关系密切到“无间”的程度，最后连条命也没有保住。

在封建时代，“伴君如伴虎”，那种血火交迸、命运无常的特殊形态且不去说他；我们来研判一番普通人群的常态关系。《庄子·外物》篇中有一句十分警策的话：“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勃谿，就是纷争、吵闹。整个意思是，生活中应该留有空间以容其私。室内如果没有一点空隙，私人生活空间非常狭小，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这样下去，婆媳间就免不了要互相吵架、争斗。

如果延伸一步，放大到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经验表明，如果两个人过分亲热、极度熟悉，一点点距离、一点点差异都没有了，也往往会出问题。频繁的接触，使一切话语、一切问候都成了多余，私人空间完全丧失，时刻都好像处于被人监视之下，即所谓“牢狱形态的文化”。个人自然不太舒服，时刻都觉得别扭；彼此之间，由于一切都成了公开的秘密，欢乐是共同的，忧患是共同的，一切都不再需要分享与担负。其结果是物极必反，因为一点透气的空隙也没有了，反而会造成生命的窒息，使亲情、友情随之而化作乌有，最后，必然导致疏离以至破裂。我曾听人讲过，一双伉俪，彼此个性不同，但婚后关系又过于紧密，妻子寸步不离，如影随形，事事关心，处处照应，时时监管，不给丈夫一点点预留空间，以致彼此都感到活得疲累，反而加重了心理负担；最后忍痛分手，双方都认为是一种解脱，一种释放。这个事例也许是个别的，缺乏普遍性—夫妻之间毕竟有异于常人；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生活需要必要的自由空间。

古人有“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醇如醴”的说法。钱锺书先生的诗句“凋疏亲故添情重，落拓声名免谤增”，实为悟道之言。

世故人情都是共通的，我们不妨再往外延伸一步，从审美的角度来观照。同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时，应该为自己和他人留下一种转圜的余地、弹性的空间相类似，我国传统艺术创作讲究“留白”。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扁舟一叶，一个渔翁在垂钓，整幅画中没有一丝水，而让人感到烟波浩渺，江湖满地。“咫尺应须论万里”，予人以辽阔的想象空间。再者，西方美学有“距离产生美”之说。它的意思是说，审美意识的产生，源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对象）之间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易言之，就是人只有在心理上将自我的主体意识从自然中分离开来，或与审美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审美才能形成。论者并以《诗经·蒹葭》为例予以说明—由于“伊人宛在水之湄”，渺远模糊，望而难即，因而产生一种距离美、模糊美。同样，唐诗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所以富有美的意境，也都与此有关。

（2013年）

你说的“什么”究竟是什么

——市井卮言之一

新年过后，我出差到一个地级市，那里正在举行城建系统的年初工作动员大会，在局领导的主报告中，听到了这样一番妙论：

新的一年各项工作都安排得很紧，任务十分繁重。我们必须掌握主动权，不能打乱仗。这就要学会分析矛盾，抓住事物的本质，弄清楚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什么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平均使用力量。主要矛盾找出来了，就要下大力气，动真格的。一句话，就是要做到：什么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就要突破什么；什么是工作的薄弱环节，你就要加强什么，什么重举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显然，这里不是在谈论学习哲学的心得体会，也不是专门讲述工作方法，而是向所属基层单位和全局系统干部职工部署工作。应该是越明确越好，有任务，有指标，有标准，有措施，有完成的时限，有应该注意的事项，这样，才具有可操作性，才容易检查落实。可是，这个动员报告却只是讲述了一番空泛的道理，罗列了一些让人难以把握的抽象概念。相信与会者听过之后，除了脑子里留下一大堆“什么”、“什么”之外，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有得到。主讲人绕了那么大的圈子，最终也没有告诉人家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说了等于没说，自然是听了也等于没听，反而感到如堕五里雾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使人想起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的那一句话：“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听起来颇像“绕口令”，大意是，对于不明确“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不晓得怎么办了。

当时，我很想告诉那位局长：“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反倒更加糊涂了。”然后再发问一句：“你说的‘什么’究竟是什么？”

这类言之无物的讲话（也包括文章）的通病有三：一曰浮泛。放在任何场合都合适，放在任何场合都不解决实际问题。漫空里吹喇叭，不看对象，不着边际，不切实际。二曰空洞。罗列概念，通篇没有实际内容。听这类讲话，像是吸吮干瘪的乳头，又像吃皮厚馅少的包子，半晌捞不到实惠。《颜氏家训》中记载的，“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与此如出一辙。三曰凑泊。套话连篇，生拼硬凑。对此，鲁迅先生一语破的：“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对于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问题若明若暗，甚至一无所知，因而提不出恰中肯綮、鞭辟入里的见解，胸中没有一个成型的方案。既然如此，那么，不讲也罢；可是，碍于面子，又觉得作为一局之长，出席会议了总不能当“闭嘴葫芦”。而要讲，就必须拉开架势，堂堂皇皇地论说一番，这样才显得本领导口才好、水平高、有魄力。具体的东西讲不出来，于是，就采用《孙子兵法》中“避实而击虚”的策略，空空如也，大而化之。结果，就苦了那些听讲的基层干部和职工群众—“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典型的事例并非普遍存在，但也绝不是个别的、十分罕见的。类似的讲些不切实际的空话、套话、废话，作那种空洞无物的报告、讲演的人，还所在多有。因而，确有必要加以揭露、批评，以资鉴戒。应该认识到，空言之弊，不仅仅是不解决实际问题，空耗他人的时间与精力，长此下去，还会助长一种逞空言、竞浮夸、崇尚虚华、不务实际的风气，败坏党的学风与文风。所以，当年毛泽东同志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头条罪状痛加挞伐，告诫我们要“禁绝一切空话”。五六十年过去了，今天看来，仍然觉得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和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1996年）

市政建设“西洋景”

——市井卮言之二

甲：最近我回一趟老家，家乡的变化确实很大，许多旧游地已经面目全非。童年时常去的薛礼点将台，现在只剩下个空名，土台子已经夷为平地了，上面盖起了一大片楼房。文管部门出面干预多少次，最后都是无果而终。

乙：这和现时利益的驱动有直接联系—政府需要资金，开发商又看好了那块地皮，双方一拍即合，什么古迹不古迹的，就没人顾及了。

甲：这是主导方面的因素，另外，也和城市建设规划部门的观念有直接关系。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些工程技术领域只重视技术理性、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人文理性、价值理性，结果导致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对社会问题、人文关怀、文化观念、环保意识的淡化。忽视人文科学，必然导致工具主义的盛行，只要有用便是真理，所悉心关注的只是有效还是无效、经济还是浪费、快还是慢、多还是少，而缺乏有无价值、价值如何的考量与判断，否定思想、理论的客观性。从整体上说，城市规划界人士对于历史文化保护意识，不如那些人文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那么强烈、那么敏感。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建筑规划界人士大都是工程专业背景有关。学建筑、学工程的专业人员，对单体建筑工程的艺术还算有感觉、有要求，而对城市整体文化，对城市历史文化环境往往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缺乏全局观念、整体意识。究其原因，和我们长期以来忽略人文科学有直接关系。

乙：依我看来，也和领导层的实用主义政绩观有直接的关联。前些年，我曾亲眼见到过这么一件事：新县长到任了，他要修建一个体现其新政业绩的广场。可是，城区几个空场已经被三个前任捷足先登，事先修好了广场；于是，他就把新的广场修建在郊区的旷野上，十分豪华、气派，四周渺无人迹，空气倒是清新良好，只是人迹寥寥，无人问津。这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动辄美其名曰全市第一、全省第一，可是，中看不中用，造成了极大浪费。

甲：还有重要一环，就是市政建设缺乏整体规划。城区道路，黑色柏油路面刚刚铺好、轧平，行车白线还没来得及划好，便又要“开膛破肚”，说是地下管道排水不畅，需要改装下水管线；一个月过去了，好不容易挖好、填平了，煤气管道又要改装，邮电线路也要从地上转入地下埋设，只好再次“开膛破肚”。老百姓说，干脆给马路安上个拉链算了，什么时候要打开，随手一拉就行了。

乙：缺乏统筹规划的另一后果，是只顾眼前，不管长远，贪图省钱、现得利，不作长远打算，忽视工程质量。结果是，道路季季修，车辆时时堵。

甲：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到处出现“快餐式建筑”。为了赶在某某重大节日之前完工，设计周期、建筑工期普遍压缩，盲目追求“加速度”。再者，建筑式样或者雷同化、符号化，或者崇洋求怪，动辄国际招标，结果，“手机楼”、“铜钱楼”、“错位楼”随处现身，白宫、凯旋门、罗马柱廊不时可见。

乙：受种种不良的政绩观所支配，专门干“面子活”—显眼地方，大面上，紧着“擦胭粉”，诸如领导机关门前、领导干部聚居区附近的道路，修了再修，春天刚铺上地砖，秋天又换上石板；而闭塞的普通居民住宅区的道路，或者泥泞不堪，或者砖破石碎，却视若无睹。

甲：有的领导干部心血来潮，随心所欲，不从实际出发，不考虑实用效果。公园的人行步道，用马蹄石块铺设，说是“一百年不落后”、“一百年不用再修”。结果，晨练者感到硌脚，詈骂连声。有些路段也修上了盲人道路，可是，只铺一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其实，这些，纯粹都是做给人们看的。

乙：随心所欲。一个典型事例是，到处建新城，为了往那里填充项目，把本该建在闹市区的文化设施，像图书馆、文化馆等，也都搬迁到居民很少的“空城”去。

甲：小时候，看“拉洋片”的，老百姓称作看“西洋景”。现在，那些老的洋片已经淘汰净尽了，却到处出现新的“西洋景”。这种“西洋景”代价既高，更不合理，养肥的是开发商，侥幸的是“政绩干部”，而叫苦不迭的是纳税的老百姓。

（2011年）

花甲老人不明白

——市井卮言之三

赵老汉今天早早就起来了，喝过一碗开白水之后，挎起一个竹篮就往外走。

老伴问他干啥去。他说：接到手机短信：今天有两个新疆来的远客，要到家里来看我，晚上得好好招待招待。我要跑趟市场，买点河鱼、海蟹；再选点山蘑菇、黑木耳，炖个鸡汤；还要做上一顿“抓饭”（这是老人的“拿手活”—当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学来的），这就要选二斤羊肉里脊、几只胡萝卜、几头圆葱。

“现在就是方便，市场上要啥有啥。”话音刚落，老汉已经走出了家门。

农贸市场倒也不远，他往西一拐，不足二百米，就到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往日熙熙攘攘、闹闹盈盈的场面，竟然全部消失，像变戏法一样，卷地不见了。街道上，空空如也，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眼望不到边，怪清冷的。人呢？市场上那些摆摊儿的人呢？那装满菜蔬的大车，高声叫卖的商贩，挤挤撞撞的人群，怎么一股脑儿都不见了？他们都到哪里去了？花甲老人不明白。

这时，正好一个年轻人穿着球衣球鞋，从胡同里跑出来，老汉迎面问上一句。

那人说：“今天和明、后两天，市场暂时停止营业，上面的卫生检查团来了。”

老汉依旧不明白：市场是卖东西的，碍着检查团什么事？

那人说，市场的地摊上，东西随便摆放，菜叶、果皮成堆，乱糟糟的一片，再加上鱼虾气味难闻，塑料袋满天飞，有碍观瞻，卫生也不讲究。所以，需要集中整治一番。

听了，赵老汉点了点头，“唔，是这么回事。”—心里似乎明白了。

那人刚刚抬腿要走，老汉却又问上一句：“那以后，这里就不让摆摊儿卖东西啦？”

那人不假思索地简单回答一句：“三天过后，照样营业，啥也不耽误。”

老汉这可就弄胡涂了，顿时疑窦丛生，问题连成了串儿—难道三天以后市场上就不乱了？鱼虾就不腥了？塑料袋就不飞了？难道三天以后就用不着讲卫生了？那检查团的检查，究竟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他对年轻人说：“人老了，思路不开阔，左想右想想不开，反正就是不明白。”

这回却轮到年轻人点了点头，说：“唔，是呀，是呀。”分手时，他亲切地问了问老人家的住处。

又过了一袋烟工夫，老汉还是没有动地方，他琢磨着，既然卫生检查团关心市场的环境卫生，为什么不想想办法，从根儿上解决一下营业秩序呢？比如，对农产品如何摆放提出要求，对经营方式做些明确规定，建立一些责任制，分片包干，等等。不抓根本，光是这么突击检查一下，走走过场，“水过地皮湿”，不是白白地耗时费力吗？难怪人们编出“顺口溜”来：“全民总动员，对付检查团。检查团一走，虎是虎来狗是狗（原来啥样还啥样）。”

心里就是不明白，可是，身旁已经无人可问，只好“自己做梦自己圆”了。

什么东西也没有买到，空手而回，心里很是烦闷。老汉胡乱地吃了一点饭，看看墙上的挂钟，八点已经敲过了，他到棚子里把自行车推出来，准备再到超市去一趟。可心里却还是合计着，干部们不是老讲：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要为人民办实事吗？不是老讲：不要“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吗？这种苦头已经吃够了，有些人怎么就是不接受过去的教训呢？—不明白，实在是不明白。

心里想着事，好险没撞上迎面开过来的小轿车。突然，车子停下，里面下来一个年轻人，一看，正是早晨市场上接谈的那一位。年轻人忙着帮老汉把自行车推回院里，然后请他上车，到区政府参加一个办公会。路上，司机介绍说，这是刚上任的副区长，姓赵。

老汉高兴地说：“弄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可是，马上又说：“赵区长，我是个普通的退休职工，不会说也不会道，别让我挨憋了，送我回家去吧，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远道来了客人，我得打酒、买菜招待他们。”

副区长说：“赵大伯，你在会上，不用讲什么大道理，就是当着那些卫生局长、工商局长、街道办事处主任、农贸市场管理干部的面，说说你的那些‘不明白’。”

“师傅，”副区长说，“麻烦你再跑一趟，帮赵大伯把菜买了。”这时，汽车已经进了政府的院门。

（2008年）

走了老陶，烂了香蕉

——市井卮言之四

这一筐香蕉，是云南省文联一位文友特意带过来送给老陶的，可是，电话挂了个遍，却杳无踪影，最后找到了我。我是个出了名的热心人，便满口答应，代为转交。因为我知道，岁尾年初，老陶是绝对不会外出的—他有脱不开身的急务。

所谓急务，就是专门书写贺年卡，他练得一手秀洁端丽的小楷书法。每年一到这时候，市政府以及所属的外经贸、发改委、金融、工商、外事、旅游部门，就会找他用毛笔书写贺年卡。什么事都讲究规格，贺年卡自然也不例外：层次最高的是由领导（或秘书）提供词语，书家恭楷缮写，着意题好上下款；次一等的，印刷体现成的拜年话，上下款毛笔填写；一般的由办公人员在普通贺卡上代领导签名或盖个印章；等而下之的，领导名也不签，只在信封外面写上收信人。老陶干的活，属于前两种。由于找他的部门多、领导多，对象远及海外，上达京师，因而数量也多得惊人。

说来，贺年卡的时兴，起码也有二十年了；近年更趋红火，“跑部”、“上省”的激增，对外、对港澳台发的贺卡也呈翻番之势。可别小瞧这张纸片，有它在前面引路，再见面话题就有了。为此，市内竟有几家挂牌，专门承揽印制、书写业务，俨然成为一项竞争激烈的职业。这里有个机制—各单位的一把手收受贺卡自然最多；而在那些主管人、财、物、证的部门，分管领导必须尽先送到，但同为副职，漏了谁也不好；还有掌握实权的业务处室，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

在本市，生意最好的是妹夫在政府办当副主任的老范。除了包揽写字，他还经营贺卡印制，可谓左右逢源。2009年冒了个新高，印制了上百万张，销售一空。听说有个街道办事处被摊派两千张，使了吃奶的劲，也只发出一百六七十张，剩下的就都堆放在扫雪工具仓库里。可是，事有不测，老范竟在一个小事上砸了锅。原来，这年正逢己丑。“范书法家”以为，现在时兴繁体字，那么，“己丑”不是应该写成“己醜”吗？特别是寄往港澳台的，若是用简化字，岂不“掉价”！这样，这年凡是由他书写的，包括那些寄给高级领导和重要人士的，都一律写成了“己醜年”。发出之前，没有谁提出疑义。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澳门一位客商打来电话予以指谬。这才引起了领导的重视，让办公室工作人员分别用十台电话，一一向收信人纠正、道歉。绝大多数都回答说：“没注意呀！”因为人家根本没把贺卡当回事，成百上千的，有的甚至没有启封，就扔进垃圾桶了。

这也提醒我们，发放那些东西纯粹是形式主义。由于缺乏真情实感，所以也没人看；凭空浪费公款，浪费纸张（须知，那些特制贺卡，都是高档竹、木浆纸呀），浪费人力，劳民伤财。这种“走形式”的做法，实际上古已有之。见诸宋人笔记的：京城过年，有一士人不想每家每户亲自拜访，便想出一个偷懒主意，自己先写好祝福卡片，然后吩咐仆人每到一被访之家，便在那家门口放上一张，随手敲门，却不等门开，赶快溜走，意在让主人以为他亲自来拜访过。后来，这种作伪行径还是被人拆穿了。

由于出了纰漏，致使范家丢了生意；这样，我的文友老陶便颖脱囊中，崭露头角。政府办主任亲自接见，向他部署了任务，说：“此事关乎发展大局，我们不差钱。一定要高端、气派、上档次，纸张要高档，印制要精良，字体要秀美。”名曰彰显本地形象，实为联络领导感情，此乃花公家钱办私人事之范例也。可在老陶听来，却如纶音佛旨一般，立即着手研究改进贺卡样式，加大标准尺寸，扩展咖啡、墨绿、深紫、猩红等色彩模式，纸片型之外，又增加了立体型、烫金型、绸缎型，最高品位的每张可值六七十元。“功夫不负苦心人”，连续三年，赚了个钵满盆满。由于任务完成得出色，春节过后，政府及所属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主任，还联席宴请一番，也算是名利双收。

可是，今年却生意暗淡了。老陶在家一直等到十二月中旬，仍然门庭冷落。而他的风湿症又发作了，整天是胯骨酸、膝盖痛，夜间无法入睡。于是，就领着老伴到熊岳温泉洗汤去了。他一走了事，只是那一筐香蕉，眼看着变黑霉烂，又叫我如何处置？

（2014年）

善读“无字之书”

世间的书有两种，一种是“有字之书”，一种是“无字之书”。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他自己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不仅视书本为生命，直到临终还没有放弃阅读；而且，同时也特别重视社会实践，积极提倡到社会中调查，向普通民众学习，吸收各方面活的知识，即所谓读“无字之书”。

“有字之书”，尽管卷帙浩繁，如山如阜，远不止“汗牛充栋”，但毕竟还能以卷数计算；而“无字之书”则充塞宇宙、囊括古今、遍布社会、总揽人生，是任何手段、任何精密仪器也无法计量的。

下面，我想结合江南名镇的两次游踪，谈谈是如何从社会生活、历史遗迹中学习历史、感受现实、悟解哲学、历练人生的。

一说历史、哲学，人们往往都会想到那些“十三经”、“廿四史”，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什么古老的语言、悠远的年限和神奥的密码，总之，离开现实生活很远，既深邃又神秘，只有走进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一头钻进故纸堆里，才能有机会和它打个照面。

其实，历史老人和时间少女一样，都是人类自觉地存在的基本方式，是随处可见、无所不在的。比如，我在江苏吴江的同里、周庄这两个江南名镇里，就曾同历史老人不期而遇，觉得它们都有说不尽的话题。像对待“有字之书”一样，我的当务之急，或者说我所集中思考的问题，同样是如何认知，如何解读，怎样分析这些历史话题。.

在前往同里的汽车上，听司机讲了它的“命名三部曲”—由于交通便利，灌溉发达，土壮民肥，同里最初的名字叫作“富土”；后来人们觉察到这样堂而皇之的矜夸、炫耀，不太聪明，既加重了税负，又无端招致邻乡的忌妒，还经常不断受到盗匪、官兵的骚扰，于是，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把“富土”两个字叠起了罗汉，然后动了“头上摘缨，两臂延伸，屁眼打通”的手术，这样，“富土”就成了“同里”；十年动乱期间，为了赶“革命”的时髦，造反派曾经赐给它一个动听的名字，叫“风雷镇”，但是，群众并不买账，为时很短，人们就又把它改回来了。你看，简简单单的一个镇名，就经历了这般奇妙的变化，焕发出许多文采，真应赞叹这“无字之书”的意蕴丰盈。

在周庄，看了几处历代名人宅第。船出双桥，拐进了银子浜，就见到一个沿河临街的大宅院。舍舟登岸，跨进前厅，看到门额上标着“张厅”二字。原是明代中山王徐达之弟徐孟清的后裔于正统年间兴建，清初为张姓所有。南行不远，就到了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后人建于乾隆初年的敬业堂，现在习称“沈厅”。走进了这处七进五门楼，一百多间房屋，占地两千多平方米的豪宅，人们自然免不了感慨系之地谈论一番沈家的兴衰史。

沈万三的祖上以躬耕垦殖为业，到了他这一辈，借助此间水网条件进行海外贸易，从而获利什百，资财巨万，田产遍于四方，富可敌国。无奈，搞生意他虽称高手，可是，玩政治却是一个十足的笨伯。他同所有的暴发户一样，见识浅短，器小易盈，不懂得封建政治起码的“游戏规则”，一味四出招摇，不肯安分守常，结果，接二连三干下了种种蠢事，最后竟招致杀身惨祸。性格便是命运，信然。

为了拍皇上的马屁，沈万三晋京去奉献什么“龙角”，还有黄金、白金、甲士、甲马，并斥资建筑了南京廊庑、酒楼。这下可爆出了名声，显露了富相。恰似“欲渡河而船来”，朱元璋修建南京城正愁着银根吃紧呢，当即责令他承包城墙三分之一的建筑工程。结果，他“抓了个棒槌就当针”，修过城墙之后，竟然异想天开，要拨出巨款去犒赏三军。这下子惹翻了那个杀人成瘾的朱皇帝，当即下令：“匹夫犒天子之军，乱民也。宜诛之！”亏得马皇后婉转说情，才算免遭刑戮，发配到云南瘴疠之地，最后客死他乡，闹得个人财两空。此中奥蕴多多，一一彰显在“无字之书”里，关键在于后人能否解读出来。

如果说，这个堪笑又堪怜的悲剧角色还留得一点历史痕迹的话，那就是周庄街头随处可见的名为“万三蹄”的红烧猪蹄髈。这是当年沈万三大摆宴席的当家菜。据说，有一天，朱元璋带着亲信到他家里来做客，他受宠若惊，一时竟不知用什么珍馐美味招待是好。恰巧，这时膳房里飘出一股浓冽的肉香味，皇帝问他是什么佳肴，他便让厨师把炖得皮鲜肉嫩，汤色酱红，肥嘟嘟、软颤颤的猪蹄髈端了上来，然后从容地从蹄髈下侧抽出一根刀样的细骨，轻盈地划了几下，皮肉便自然剖开。朱皇帝见了馋涎欲滴，一面大快朵颐，一面连声称赞：这“万三蹄”真是好。从此，这道沈家名菜便誉满了江南。

无独有偶。“万三蹄”之外，周庄还有一种列入江南三大名菜的“莼菜脍鲈羹”，它也同样联结着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西晋文学家张翰，尽管和异代同乡“沈大腕儿”生长在一块土上，喝的是同一太湖的水，但他却是典型的潇洒出尘、任情适性的魏晋风度。史载，一天他正在河边闲步，忽然听到行船里有人弹琴，便立即登船拜访，结果，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大相钦悦”。许是像俞伯牙与钟子期那样，以旷世知音相许吧，反正是已经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最后，他竟随船而去，而未告知家人。到了洛阳，他当上了大司马东曹掾这个不大不小的官僚。后来，因为眼见朝政腐败，天下大乱，为了全身远祸，遂于秋风乍起之时，托言思念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而买棹东归。朝廷因其擅离职守，予以除名，他也并不在乎。他说，人生贵在遂意适志，怎能羁身数千里外，以贪求名位、迷恋爵禄呢！后人因以“莼鲈之思”来表述思乡怀土之情。

如果说，读无字之书—社会调查也好，出外旅行也好，对一般人来说，有利于丰富人生阅历，获取活的知识，开阔眼界，增益见闻；那么，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是散文作家，还有更现实、更直捷的收获，那就是在读无字之书的同时，有效地充实了创作的素材，甚至完成了创作的构思。

今年春天，我有机会重访江苏，曾有常熟古里之行。与前次随走随看有所不同，这次索性就把景观游览直接当作一部书卷来展读，然后写出了游记，题目就叫《客子光阴诗卷里》。我想，书香是古里的灵魂，是这座千年古镇的主题词，而诗卷则是它的展现方式。这样，我就借用古代画卷分为引首、卷本、拖尾的说法，写了一篇生面别开的游记。

首先入眼的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于是，我把它作为诗卷的“引首”。踏在润滑的苔痕上，似乎走进了时间深处，生发出一种时空错位的神秘感觉，说不定哪扇门“吱呀”一开，迎面会碰上一个状元、进士。粉墙黛瓦中，一种以书为主体的竹简、雕版、抄本这些中国数千年文明史进程中的文化符号，让他乡客子亲炙了瞿家五代在藏书、读书、护书、刻书、献书中所辉映的高贵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守望，体味到高华、隽永的书香文脉。

那么，这部手卷的“卷本”在哪里呢？那就是凸显历史名镇、江南水乡、时代文明三大主题的文化公园。堪资令人欣慰的是，当年那种文脉、书香，今天得到了有效的弘扬，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如果说，铁琴铜剑楼这个“引首”是一篇阳春白雪的古体格律诗，那么，作为“卷本”的文化公园，则是一首现代自由体诗篇。它集休闲、娱乐、学习、观赏、活动、展示等功能于一体，充分体现出时代化、大众化、人性化的特点。

而异彩纷呈的波司登羽绒服工业园，则相当于整幅诗卷的“拖尾”。人们在这里，通过展馆接近实际的靓丽的风景线，形象地了解到这一世界著名品牌的奋斗历程和辉煌业绩，感受到融现代化工业色彩与文化韵味于一体的时尚旅游的真髓。

书香古镇孕育、滋养了万千读书种子，而这些读书种子，又以其超人才智和非凡业绩，反转过来为古镇跨越式发展创造出不竭资源。波司登的创建与发展，便是显著的一例。他们由过去靠推销人员“千山万水、千言万语”，跑遍全国各地去卖产品，转换为靠名牌的影响力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吸引世界客商走进来；企业从过去的单纯生产型转换为创意服务型，形成富有诗性的全新生态和源源不竭的动力，从而达致最高发展目标，称雄世界，独执亚州羽绒服生产之牛耳。

在游览同里、周庄、古里的全过程中，我一直都在读解历史与现实这两部“无字之书”。同读“有字之书”一样，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努力从中把握事物展现的客观过程和对客观过程的叙述这样两层蕴涵。如果说，在同里、周庄读的是史书，面对的是史实或者史学、史观；那么，在古里，则是在接触史迹的同时，又读到了许多粉墨淋漓、芸香犹在的现代作品。当然，即使是不久前发生的阅读情事，待到我把笔叙述的时节，它们也都像王右军在《兰亭序》中所说的，“向之所欣，俛仰之间，已为陈迹”。而这类历史的叙述，总是一种追溯性的认识，是从事后着手，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因而不能回避也无法拒绝笔者对于历史的当下阐释。就是说，作为“无字之书”的解读者（同时也是叙述者），我总会通过当下的解读而印上个人思考的轨迹，留下一己剪裁、选择、判断的凿痕。—这同解读“有字之书”，是原无二致的。

（2011年）

传承　重塑　创新

——东北地域文化散谈

一

地域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空间组合形式，它的形成条件复杂多样，与自然环境、历史变迁、民族风情、社会习尚、人文素质都有直接关系；而且，常常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制约与影响。由此，也就决定了研究地域文化必然涉及文化的诸多领域、诸多内容。

过去说到地域文化，总是侧重于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民俗民情的调查、研讨，着眼于同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对照。这些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今天看来，这还远远不够，视界还须更开阔一些，立足点还须更高一些。我们必须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文化观、发展观，从时空组合上，统筹考虑地理环境、社会、民族、历史传统对于文化的影响，全面剖析地域文化的组合形式、流变方式，进而探求这一特定文化形成的规律，文化的深层结构、内在蕴涵及其组合方式，特别要研究、探索地域文化向现代转换，实现重塑、再生，进行文化创新的路径。

如同民族性与国际化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特色文化的地域文化，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存在着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研究地域文化，立足点并非着眼于他人，更不是要把自己的风俗习惯、典章礼仪、逻辑词汇强加于他人；而是要发掘本地区具有历史感、人民性和时代特征的独特文化个性，并用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阐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我的“这一个”。所谓“国际化”，其实，就一定意义来说，也就是要找到那个能够与世界沟通，能够为别人所理解的方式。文化的民族性，是一切文艺创造的脊梁、灵魂和价值所在。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们应该有“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这是进行国际接轨进程中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

地域文化，是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作为一种人文积淀，一种资源的积累、历史的负载，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必然有其局限性。而地域文化又是一种继承，一种延续。这种继承与延续，不是简单的保留、维持，不是机械的复制，而是一种转换，一种重塑，一种再生；是一个不断改造更新，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注入时代精神的过程。我们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际出发，对固有的文化传统认真加以审视，撷取其智慧与养分，含英咀华，去芜存菁，通过升华与扬弃，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继承、转换与重塑，就其本质来说，也就是文化重建、文化创新。这一过程，往往同风俗习惯的改革，人们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塑相傍而行；同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新的生活方式相统一。创新的方向寓于现代化建设和广大受众的需求之中，我们要从文化撞击、社会转型中勇拓新路，以保持地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为先进文化提供不竭的源泉。

地域文化，博大精深，是一项系统工程、专门学问，我在这里所要谈的只想限于东北地区。其实，这个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举凡辽河两岸、沿边沿海、松辽平原、白山黑水，以至部分内蒙草原的地理特征、社会人文环境及其对于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一广袤地带自然景观中的人文积淀，固有文化、外来文化、合成文化传播的路径、走向、活动形态，以及民风民俗、宗教信仰、民族习惯、艺文特征的形成与演变，都应该涵盖其中。

二

研讨地域文化，面对的往往是它的昨天，而目的、手段与途径，却在于古为今用，着眼现实。我们研讨东北地域文化，所关注的是东北地区的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社会实践，人的文化心态，即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准则。东北文化一方面具有很强的遗传性、因袭性，另一方面，它又具有鲜活的变异性、现实性。这一文化特质决定了它的形成与发展，必然时刻影响着、制约着、塑造着现今整个东北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行为。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鲜明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它的影响。

关于东北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本体特征，以及它在整个中华文化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学术界已有系统的专著进行论证，我不想加以重复，这里只就它的优势与缺陷谈一点纯属个人的看法。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文化创新与文化转型、重塑的问题。

历史上，像东北地区这样众多的民族薪传火继；年代如此悠久，而且流动性大、流动范围广泛；民族关系如此复杂；生命状态如此活跃；进取精神（或者叫进攻性）如此旺盛，吸收、消化能力特强，在国内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这就衍生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文化组合上，它属于混合型的文化，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与整合。它既不排斥其他区域、其他民族的异质文化，又善于从其他不同文化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养分，不断充实自己，增加同外部抗衡的竞争能力；二是带来顽强的生命力、鲜明的适应性，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某种地域的封闭性、观念的保守性、行为的滞后性。

当今国际社会提倡一种“合金文化”。美国学者马克斯·拉纳认为，美国拥有复数人种及各自带来的文化，它所具有的是一种“合金文化”。日本虽然是单一的民族，但它善于从外国积极引进文化和各种制度，也形成了一个具有“合金文化”素质的国家。一般认为，日本经济迅速起飞的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文化，不是看作异端，没有排斥与偏见，而是善于以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为师，认真进行移植和引进。还有拉丁美洲文化，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合金文化”。

当年，殖民者踏上拉美大地，是要寻找黄金，掠夺财富，要把他们的基督教文明强加于原住民，这样便发生了两大文明的撞击与融合，实现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出现东西两半球的不同文化圈的大汇合。这一结果，哥伦布们当时是未曾想到的，但历史常常在这种“无意识”和偶然性中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百年来，印第安原住民文化，西班牙、葡萄牙宗主国文化，黑非洲文化，欧洲移民文化，经过拉美这座大熔炉的冶炼、整合，吸收了各种区域文化、种族文化的优长，摒除了狭隘的偏见，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多成分的异质文化。拉美文学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杂交的产物，它为拉美作家群体创作出既能充分体现个性又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诚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古代东北地区多个民族，生活空间广阔，而地处边陲，远离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自然条件又比较严酷；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流动不定，却又相对隔绝、闭塞；世世代代的狩猎、游牧，强化了力量与勇气的拼搏，形成了民风剽悍，性格粗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自然环境、生活空间、生产方式是铸造人文品格与民族气质的大熔炉。这诸多因素使东北文化风格劲健，民风古朴质实，具备较强的适应性、耐受力和鲜明的保守性。

我们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是，承认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作用，因为它处于文化生态最基础的层次。人类的物质选择与文化建构，一般地说，都要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地理环境、区位所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社会发展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环境受制于生态环境与地理条件。而且，越是在古代，越是地域闭塞、生产力欠发达地区，这种情况越是明显。常见的现象是，一个民族距其原始阶段越近，其文化胎痕中往往越多地留存着生态环境、地理条件的因子。

加之，持续的兵荒马乱，社会动荡，特别是较长时段处于外国殖民统治的残酷处境，更使文化典籍、艺术作品、建筑成果等观念与物质形态文化，遭受严重的毁弃与掠夺，阻断了正常状态下的文化积累，造成这一地区的人文积淀相对稀薄。而单调、简陋、贫乏的精神生活后面，又反转来过多地依赖于物质因素与环境条件。

正是由于受到上述社会、地理环境的影响，东北地域文化中，传统人文积淀相对薄弱，一方面，各个民族勤劳勇敢、积健为雄，具备健康、活泼的质素；另一方面，又展现出原始、粗野、封闭、保守的文化形态，两方面相生相长，一并存在。而在古代上层统治阶层中，野蛮凶残，好勇斗狠，则表现得十分突出。历史上，早期的辽、金、元、清的铁骑，在逐鹿中原进程中，对于华夏文明、中原地区经济的破坏与践踏，就是明证；当然，后来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逐步得到了纠正。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暴力冲击，又有效地促进了腐朽、衰落的固有文明的瓦解。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至于那种封闭、保守因子的负面影响，在现今重要的历史转型期，仍然时有表现，诸如视野闭塞，思想守旧，求稳怕乱，满足现状等，或隐或显地形成改革开放中的一种惰性，一种阻力。

三

地域文化一个重要支派是民间传统文化，它是我们建设现代文明、发展先进文化的传统基因。放弃了这个必不可少的根基和精神血脉，就会导致民族文化独立性的丧失。许多专家学者、有识之士，都就这一问题撰文、讲演，大声疾呼。有的文章谈到，民间传统文化具有原生态性、一次性、民族性和地方性。它是一方水土的独特产物，它的某一独特文化形态，通常只存在于某一独特地域和人群当中。这些特色决定了民间传统文化是一种处于相对弱势的、稀缺的、不可再生的文化形态，由此，也就决定了对它加以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当前，面对世界经济加速全球化的态势，面对强势的商业文化的猛烈冲击，许多国家都极端重视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早在上世纪60年代，法国就开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化遗产总普查，大到教堂、宫殿、城池，小到玉坠、书册、汤匙，巨细无遗，全都登记造册。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三项重点调查：民俗资料紧急调查、民俗文化分布调查、民谣紧急调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又再次由政府专项拨款，进行无形文化财产登录，颁布专项法律法规，举办全国性的民俗艺能大会。比较起来，我们在这方面，重视程度还很不够，近年来虽然也开展了一些活动，但力度与影响面还是比较小的。

民间传统文化，流布于社会、家庭，积淀在世俗观念之中。如果说，“四书五经”所表述的是人生应该怎样，那么，那些鲜活的民俗文化，则是现实社会中的实际如何，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赤裸裸的原生态。鲁迅先生说过：“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可见，良好的民间传统风俗习惯对于社会的整合、稳定，对于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至关重要。古人极端重视那种承载着典章礼仪和道德规范的通俗的训诫性文字，像在民间广泛传播的《三字经》、《弟子规》、《名贤集》、《幼学琼林》等等。比起经典文献来，它们更容易直接走进民间，发挥其潜移默化的作用。

就东北地域文化来说，最值得关注的是满族传统文化。其中尤有特色的，一是射猎文化。自从他们以建州女真为核心形成统一的民族之后，就一直坚持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手段和生活来源。而长期的采猎生产实践，又造就了他们长于骑射的本领。入山采参，行围猎兽，全都仰仗着高超的骑术，配备足够的器械，因而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善于骑射。据当时朝鲜学者写的《建州闻见录》记载：“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少有暇日，则至相率畋猎为事，盖其习俗然也。”二是服饰文化。为了适应在森林、草原上骑射生活的需要，满族男子都穿戴紧袖窄瘦的缨帽箭衣，这与骑猎、征战紧相联系。直到皇太极当政时期，仍然强调保留满族当日的服饰，严厉斥责一些上层人士仿效汉人服饰的言行，用以维系八旗骑射长技。为了使这一传统长期保持下去，清军入关之后，曾以强制性极端政策，迫使汉人改着满人装束。乾隆帝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我朝官服制度，法守攸关，尤与骑射旧俗为便。”三是萨满文化。满族所信仰的萨满教的传承及祭礼，保留着古代原始宗教、艺术、道德观念、生产生活等多领域的民族文化遗产，时至今日，仍然有着活态的展现。

三年前，我在沈阳市领导干部学习会上，曾专门谈了清前文化、满族文化问题。其中包括民间音乐、美术、舞蹈，民间工艺、节日庆典、服饰、饮食、体育游艺、居室和婚嫁、丧葬、祭祀等诸多方面。特别是满族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体育游艺文化和居室文化，在现今发展地区旅游事业中，都极富开发价值。

地域文化的传承、重塑、创新工作，是一项赓续历史、开辟新途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长期、持续地抓下去。当前，要在加强地域文化研究、推动民间传统文化创新的基础上，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集中政府、专家、民众三方面的智慧，切实整合文化资源，把地方的文化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这是实现“产业文化化”和“文化产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2003年）

友谊漫话

甲：友情和亲情、爱情一样，是人类所具有的宝贵的情感。很难设想，当一个人隔绝了任何朋友，终日离群索居，茕茕孑立，或者说，当人与人之间一朝失去了相互的友情，生活会变得何等枯燥，何等苦闷。

乙：所以，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吟出动人的诗篇：“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诗经·小雅》）意思是：铮铮铮铮，森林里传出伐木的声音，嘤嘤嘤嘤，树上交响着小鸟的和鸣。那小鸟啊，从幽深的山谷飞出，迁徙到高大的林木中。它们嘤嘤地叫个不停，是为了寻求朋友的声音。你看，那小鸟还要寻找朋友的声音，何况人呢，怎么可以不寻求友朋？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友谊的奇特作用是，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份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的忧愁。所以，友谊对于人生，真像炼金术士所要寻找的那种“点金石”，它能使黄金加倍，又能使黑铁成金。

甲：是这么回事。难怪有人说，朋友是人的第二个“自我”，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交一个好的朋友等于又获得一次新的生命。

乙：友情不同于亲情，它并非源于血缘关系，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获得，在社会生活、日常交往中逐渐培植起来的。这一点与爱情有些相似，但却不是排他的，友情可以多人共享，它有很大的兼容性。当然，三者也有相同之点，就是都出于纯情，都是非功利性的。友谊的致命杀手，是实行交换原则，实用主义，互为利用。英国诗人赫巴德说，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有可能是真正的朋友。

甲：说到后天获得，就有一个“从什么时间获得”和“怎样获得”的问题。

乙：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意见分歧很大。有人认为，人世间只有少年时代的友情最纯真，最干净；也有人主张，真正意义上的友谊，应该是基于清醒认识之上的理性原则，因而只能产生于成年之后。至于它是怎样获得的，有人认为，友情常常从交情中转化、提升而来，言下之意是，友谊的产生有待于较多的交往、较深的沟通，并且引用两句尽人皆知的俗话为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可是，也有人主张，建立友谊未必需要长期交往，有时恰恰是在偶然的境遇中与陌生人一下子就建立起来，倾盖相交，一见如故，彼此为对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产生了心灵上的感应，立刻就达成默契，有相见恨晚之感。持此论者，也引证古人的话：“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西汉文：《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甲：两方面问题，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听起来都有道理。但我以为，它们又似乎都有些绝对化。各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友情的发生也绝不可能雷同划一，因此，难以设想找个固定的模式加以框范。

乙：无论是如何产生的，只要称得上友谊，那它就应该是高尚的。因为友谊的产生，是一种人格上、志趣上的相互认同，心灵上的彼此交融，相互信任。在这里，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是带根本性的前提。可以说，友谊是一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在友谊的氛围里，人们会感到自己处于一种心地澄明、灵魂净化的境界，从而产生一种崇高感、自豪感。因为友谊是对于自身人格的一种确认。当然，真正的友谊也是不易获得的。试想，在物欲横流、人情淡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情况下，兄弟、姐妹、夫妻之间有的尚且谈不上非功利化，更何况友朋呢？我这么说，倒不是否认友谊的现实存在。只是想要表明，为了真正建立起高尚的友谊，结交知心朋友，人们需要注意修养自己，塑造良好的品格，培养较高的素质。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彼此应该像爱护眼珠一样，加倍珍视，加倍爱惜，并能经常不断地予以丰富、完善，使之能够永远保持新鲜的活力。

甲：要想结交知心朋友，就必须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持有居高临下、俯视众生的倨傲态度，肯定是没人买账的，自然也交不到知心的朋友。

乙：特别是结交知识分子朋友，互相最看重的是人格、襟期、抱负、风范，关心的是对方是否尊重他的人格，是否承认他的社会价值，是否待人以诚。“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知心就要竭诚相待，开诚相见，不能“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能虚与委蛇，更不能尔虞我诈。核心是，建立在大目标一致的基础上的相互信任。信任出真诚，信任出友谊。失去了相互信任这个基石，什么竭诚相与，什么肝胆相照，都变成了空话。

甲：说到肝胆相照，这里面还有更深的意蕴。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特点，赋予这句成语以新的内涵，对其固有的含义加以深化，把同各民主党派以及党外朋友的密切关系形象地称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并同原有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结合在一起，成为全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指针。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乙：肝胆相照，这个比喻十分贴切。由此我联想到一个问题。看来，祖国语言文字的修辞方式确实大有讲究。单就“比喻”这种修辞方式来说，可说是千变万化，奥蕴无穷。它的特点之一，是根据事物之间某些相似的特征，以相对具体的形象的一方来表现不甚具体的甚至是抽象的一方，喻体都来自人们所熟知的、经常接触的客观事物或现象。我们常见的一种比喻方式，是利用人体的某些器官构成词组或者成语来表达某种感情、某种概念、某种隐喻、某种倾向，或者某种关系、某种联想。前者比如，人们常说“这项工作有眉目啦”、“这个人心肠好”、“那人手腕很活”，等等，里面都包含着人体器官，内涵却另有新义；后者比如“唇亡齿寒”、“手足之情”、“扯耳腮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等，里面也都包含着两种器官，而表述的却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甲：“肝胆相照”这句成语，就属于后种类型的典型例子。

乙：无论是成语也好，文学典故也好，它们都属于那种凝聚着古代文史蕴涵和古汉语发展成就的特殊的汉语语汇，含蓄，概括，形象，凝炼，表现出了很强的艺术魅力，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文学性和丰富的语言艺术价值。还说“肝胆相照”，我觉得它的内涵就极其丰富。首先，它表示了双方关系的极为密切。中医认为，肝与胆互为表里。医书上说：“胆为肝府”；“胆为腑而主表，肝为脏而主里”。可以说，二者相互依存，休戚相关，谁也离不开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句话，正是根据这个实际概括出来的。从这个前提出发，衍生出“肝胆相照”的更深一层的内涵—既然彼此休戚相关，那自然就应该相见以诚，推诚相与，相互关照，相互理解。《史记·淮阴侯列传》里有“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的说法；宋代文学家曾巩诗云：“江湖一见十年旧，谈笑相逢肝胆倾。”“输肝胆”、“肝胆倾”，还有“肝胆照人”、“披肝沥胆”之类的成语，都是用来表达朋友之间推心置腹，赤诚相见，以真心诚意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以及竭尽忠诚，坚贞不贰的意蕴。

甲：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常常富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在我的印象中，“肝胆”一词的内涵向来都是褒义的。

乙：是这样的，可以举出许多的实际例证。近代史上维新变法的著名人物谭嗣同有两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现了他的以身殉难、壮烈捐躯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戊戌政变发生，他就作了牺牲的准备，并且，劝诫友人梁启超尽快出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来！”无论是去是留，都是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像昆仑山一样的崇高、伟大。一百年过去了，今天读来，也还是令人热血奔涌，铭感于衷。

甲：话题扯得有些远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讨论有关友情、友谊和朋友的问题。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话，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怎样交朋友？

乙：关于朋友的类型，孔老夫子有个说法：“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篇》）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信实的人交朋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同谄媚奉承的人交朋友，同当面恭维、背后毁谤的人交朋友，同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便有害了。为益、为损的根本标志，概括起来，其实就是正直无私、坚持原则，还是曲意顺承、口是心非。

甲：这里说到了问题的本质。当然，朋友也都是普通的人，不是天神，对朋友不能求全责备，应该尽可能地大度、宽容一些。叶剑英在《怀董老》的七律中，有这样两句诗：“日常生活称老好，原则从未许通融。”这应是我们待人处事的原则，于交友也同样适用。

（1999年）

世界的眼光

我很欣赏“世界的眼光”这个提法。在全球化语境下，它有着与时俱进的重要意义。过去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扬弃问题，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发展与创造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与借鉴。问题在于，关于世界范围内的，也包括本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互汇，广泛地借鉴、吸收，似乎注意得不够，强调得不够突出。在信息及其交流手段不断更新，国际交往日趋频繁、日渐深入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我们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想，先进文化就应既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又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三个面向”有一个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重视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我们应该通过学习研究，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重新认同文化传统。这是一种智慧的沉潜，像鲁迅先生那样，既保持现代知识者的批判意识，又力求对独特的民族文化精华产生深邃的感悟，进行有效的吸纳。同时，还应自觉地把中国文化的发展同世界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从世界格局的高度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度，亦即用“世界的眼光”来考虑问题。着眼世界文化发展的最前沿，瞄准它的最新思想、观念、知识成果，吸其精华，创造新“我”。既要积极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科学成果，又要坚决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本国的文化虚无主义。只有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发展，才能达到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上个世纪60年代之初，吴玉章同志总结辛亥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方面革命派对“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的宣传过于简单”；另一方面，他们在理论方面，缺乏创造性的活动，对西方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的著作和19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没有作系统介绍。当时对于西方文化限于“声光化电之学，船坚炮利之术”的传统眼光，只是吸收一些实用技术和应用知识。这是他们未能攻破封建主义思想堡垒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学者马克斯·拉纳认为，美国拥有复数人种及各自带来的文化，是一种“合金文化”。日本虽是单一的民族，但从外国积极引进文化和各种制度，也形成了一个具有“合金文化”的国家。一般认为，日本经济迅速起飞的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文化，不是视为异端，抱有偏见而加以排斥，而是善于吸收、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认真进行移植和引进。以儒学为例，在我国，儒家学说后来变成了呆板的礼义教条、人伦法典，变成处理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形成使权势、等级制度合理化的秩序观。而在日本，则从儒学中总结出重视教育（从而造就一个“文凭社会”）、崇尚理性（使科学思想牢固扎根）、提倡节俭（居民踊跃储蓄，加速资本积累）的精华；提炼出“劳动道德”和“诚信为本”的经济思想，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发挥着整合与激励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中国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模糊性、感悟性；而西方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分割性、孤立性和清晰性、思辨性。二者各有所长，也都还需要吸收新的滋养。英国的东方艺术研究专家劳伦斯·比尼恩说，（在西方）人们把生活划分为各自孤立的领域，每一领域都用一门科学来管辖，致使生活的整体被人们视而不见，我们所失去的似乎就是生活的艺术。他呼吁，要用心地研究另一半球上那些创造力的成就。应该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固然有利于认识事物、处理矛盾的整体考虑、综合把握，有利于从事艺术创造和审美生成，但只重整体而轻部分与层次，必然缺少科学性、清晰性。模糊性造就了中国人运用概念的灵活性，它使许多旧的观念可以不断地填充新的内容，但也出现了不确定性。儒家的“仁”在《论语》中出现了一百零九次，可是，始终也没有说清楚它的确切定义。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既闪烁着忧患意识、爱国主义、重德爱智的光芒，但也潜存着力求平稳、安时处顺的影响；西方文化既有求索存疑、勇于进取的长处，又有颓废迷惘、不顾整体的缺陷，特别是西方后现代文化，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中国人的智慧是超群的，我们没有理由盲目自卑。伏尔泰说过，中国人在所有的人中是最有理性的。莱布尼茨也说，如果让哲学担任裁判的话，一定会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有些也是需要改进的。比如学术研究，我们往往着力于占有资料、占据事实，面向广度推衍，直到它的极限，而在有限的区域向纵深，向高度，向虚空开掘却很不够，也就是不善于依靠逻辑思辨的力量，由具体进入抽象，进入哲学思辨的境域。儒学传统，思辨性不足。梁漱溟有一句很深刻的话：“孔子的学说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对于事物的分析判断，我们往往喜欢绝对化，两极判断，习惯于划线，左右、正误、唯物唯心、进步反动，把各种人和事都清清楚楚地分开，这样，往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也容易排拒一些有益的东西。不是不要讲政治立场，而是应该辩证地加以区分。我们不习惯于提出疑问，缺乏怀疑精神。对于一个知识者来说，缺乏问题意识，不善于对社会、人生、自然现象、心理反映经常提出问题，容易导致思维的僵化与弱化。

我们的思维往往是求同的，而在域外，人们的思维则往往是求异的。这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那年，我到韩国的釜山大学去访问，听在那里任教的李晓虹博士讲，她在课后邀几位女学生一块上街去买衣服。几个女学生感到有些诧异，问道：“李老师，你给自己买衣服，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帮忙？”李老师说：“我对这里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都时兴什么款式，自己拿不定主意，想让你们帮助参谋参谋。”学生们说：“挑东西要拣自己喜欢的，又不是给别人穿，没必要征得他人的认同。我们的心态是体现自我。如果这天出门，发现自己穿戴的与别人雷同，便立刻回去更换一下。”听到这些，我们都深受触动，深受启发。

鲁迅先生在一封信件里曾经谈到：“要技艺进步，看本国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很有缺点，必须看外国名家之作。”这是就研究木刻而言，而且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七十年；但我想，道理还是共通的，今天对于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不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必要性。

文学名著《镜花缘》和《鲁滨孙飘流记》里的主人公，都曾远游海外，历经颠折，两部书以他们各自的海外奇遇为线索展开了故事情节。唐敖走的是一条旧时中国文人在仕途无望之后离尘出世的老路：科场失意之后，他为了纵览大洋海岛山水之胜，消解愁烦，遍游三十余国，最后到了蓬莱仙境，吃了仙草，遂撒手尘凡，成仙入道。而鲁滨孙的率然远行，则是因为不安于家庭生活的舒适、平庸，为了探索新的世界，攫取更多的财富。他航海到了巴西，成为种植园主，又往非洲贩运黑奴，因遇风失事流落荒岛，居留二十八载，历经种种困难，最后成了所在殖民岛国的主人。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鲁滨孙的故事，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冒险进取的创业精神。《镜花缘》定稿于1817年，《鲁滨孙飘流记》初版于1719年，前后差了近一个世纪。18世纪初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出现鲁滨孙式的人物，当时所缺少的也正是这种勇于进取、大胆冒险的精神。

我们把这两部书比较着看，对照着读，就会从中领会到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民族性格的鲜明特点，加深对于社会人生、人的生存条件、生命价值的理解。

（2004年）

论说文的文采

一

按照中国传统做法，一切文学性的和非文学性的散体文章，也就是不押韵、不骈偶的文字，都纳入“散文”的范畴。朱自清先生认为，“论文、宣言等不用说也是散文，但是通常不算在文学之内”。实际情况是，那些文采斑斓的抒情、叙事、写景文章，像《滕王阁序》、《阿房宫赋》、《岳阳楼记》、《荷塘月色》等等，自然都是散文；而雄辩滔滔的论说文字，比如韩愈的《师说》、《讳辨》，骆宾王的《讨武曌檄》，苏轼的《留侯论》，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都是典型的论说文字，今古散文范本都把它们纳入其中，并作为标准、典范来看待。这类散文的功力，不仅表现在识见高超、认识深刻、表达充分、说服力强方面；而且，以其格调高雅、形象生动、表现力强，见称于世。

这样说，有人会问了：一般思辨性散文，比较轻巧、灵便，有施展技巧、表现文采的余地；而学术论文要求结构严谨、局面开阔、学理深厚、逻辑紧严，也能达到这种境界吗？这里恐怕要说两句话：一句话，“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应该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学术论文由于文体限制，要达到那种活泼、通脱、轻松、随便的程度，确实难度很大。另一句话，难度大不等于不可能；不仅可能，而且必需。

一般散文也好，学术论文也好，都要面向社会，面对读者，都要让人喜欢读，读得进，读得懂，否则就只能束之高阁、悬置于“象牙之塔”了。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其一；其二，既云思辨，即应该以现代意识为引领，对社会、历史、人生有敏锐的感悟和比较深刻的体验，体现主体性的思考，有发散型而不是封闭型的思维方式—在这些方面，学术论文与一般思辨型文字，要求是一致的；其三，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凡是大师级的、水平特高的作手，他们的学术文章都明白晓畅，深入浅出，都能以简驭繁，化难为易，化复杂为简单，变佶屈为通畅；倒是一些半通不通、似懂非懂者，往往以艰深文简陋，拉“洋皮”作大旗；其四，中外古今，都不乏学术著作极富文采，甚至以文学手法出之的成功事例。

最典型的当数《庄子》。它既是先秦时期一部高深的哲学名著，同时，又是一本世所公认的泽流百世、传之无穷的散文精品。面对《庄子》这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元典，宛如置身一座光华四射的幽邈迷宫，玄妙的哲理，雄辩的逻辑，超凡的意境，奇姿壮采的语言，令人颠倒迷离，眼花缭乱，意荡神摇，流连忘返，不禁叹为观止。我们通常把哲思与诗性的完美融合，看作是文章的极致，《庄子》一书就达到了这种境界。作者通过离奇的形象、夸张的言辞、荒诞的情节，来编织五彩缤纷的言“道”画卷，里面散发着浓郁的诗性、诗情，闪烁着缜密的理性光彩，产生了常读常新的艺术感染力。

当代学者姚曼波说：“在《庄子》中，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紧密结合，水乳交融，相互补充，其契合之巧妙，如同演双簧戏的两个角色，在形象思维的一举手一投足背后，都清晰地透出了逻辑思维的理性声音。它真正是思想的文字和幻想的文字的和谐结合。”通过哲与诗的联姻，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哲思老人插上飞翔的翅膀，带来欢愉、生机与美感，灌注想象力与激情；而穿透时空、阅尽沧桑的哲学慧眼，又能使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巨大的心灵撞击力，引发人们把对世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

难怪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认定《庄子》为“天下第一奇书”，把它同《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列为“六大才子书”；鲁迅、郭沫若、闻一多先生也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读《庄子》，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和文字、外形和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

二

我们可以运用庄子及其著作这一个例，分析、研索一番学术著作而有文采的规律性认识。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思维方式是至为独特的。学术界一般地把它概括为直觉思维。这里说的直觉，是指超越于一般感性和理性，采用非分析判断的、非逻辑推理的方法，通过感悟、借助诗性等途径，实现直接的本质理解和综合的整体判断，属于中国传统的一种整体认知方式。有的学者考虑到它的突破常规、冲决框范、不受时空限制，以想象、联想和逆向、侧向为基本特征，称之为“非逻辑思维”；也有的称之为“意象思维”，即用某种具体的形象来说明抽象的观念或原则，实现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飞跃。要之，庄子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不注重外在客观性的知识，以及概念的分析、剖断；而看重实际生活的体悟、主体内在的感受。

与这种思维方式紧相联结的，是作者视线、视角的选取。每个人的眼睛，实际上都植根于自己的心灵。就是说，纯客观的认知与体验是不存在的。电影学中有“主观镜头”的说法，即拍摄电影时，常常选取影片中一个线索性人物，以其视线角度作为定位的基准点。如果把《庄子》一书作为一部电影来看，那么，作者庄子的视角，就形成了“主观镜头”。各个篇章的人物，孔子也好，老子也好，惠子也好，还有那些古代的圣帝贤王、当时的暴君昏上，百工居肆的能工巧匠，各个角落里的隐者畸人，他们的言行举止、角色定位，全都通过这个“主观镜头”来映现，各种事物的观察、情节的展开，也都以庄子的视线角度为基准，其间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运用召唤结构、模糊语言、对话类型、虚拟情境，也是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庄子》本文作为一个艺术整体，展现出“召唤结构”的纵深层面。诗性的语言文字，其可解性本来就是多向度的，内涵与外延往往大于概念性的语言文字，便于读者在阅读中通过发挥想象力，予以充实、完备和具体化。避开论述性的语言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而采用一种不受逻辑与常识的约束、模糊混沌的言说方式，这有助于突破“言不尽意”的语言局限，收取“义生文外”的效果。

庄子为文，可说用尽了各种文学手段，最突出的是：

——取譬设喻，驱遣意象，描形拟态，摇曳生姿。清代宣颖有言：“庄子之文，长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脱变化，有水月镜花之妙。且喻后出喻，喻中设喻，不啻峡云层起，海市幻生，从来无人及得。”比如，《齐物论》中通过子游与子綦对话，阐明对“人籁、地籁、天籁”的体道、悟道过程。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高深难懂，更是难以表述得清楚的道理。可是，庄子通过取譬设喻的手法、形象逼真的描写，就使它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审美画面。

——运用夸张、浪漫的手法，通过抒情性想象与叙事性想象，营造虚拟的变幻莫测的艺术世界，表现了高超的写生技巧和营构境界的能力；特别是在运用形象生动、丰美诡异、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方面，可说是达到了极致。

——庄子文笔挥洒自如，善于把枯燥艰涩、深邃难解的理论，以浑浩畅达、奇趣盎然的语言出之。不要说并世诸子，即便是百代以下的文章家中，也罕有其匹，堪称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清·方东树语）

——庄子谈道，还惯常应用类似后代散文、骈文的铺陈、排比的方法：“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作为抒情天才、丹青妙手，庄子善于运用形象刻画、场面铺陈的手法，来阐明道义、展现情怀，在《庄子》一书中，所在多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欤）！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山林与（欤）！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亦不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知北游》）飞扬的意象，诗意的语言，读来真是一种惬意的美的艺术享受。

三

早在七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就曾明确地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用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先生告诉我们，要向中国古代遗产借鉴，要向外国优秀作品借鉴。这同样是一种学习，甚至是更有效的学习路径。借鉴的范围应该是广泛的，我们可以通过博览中外优秀典籍，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向传统的文化遗产学习、借鉴——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众所熟知的短文：《春夜宴桃李园序》，通篇不到一百二十字。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作者李白以其清新隽雅的诗性语言，描述了他与诸弟春夜聚会于桃李芳园饮酒赋诗的情景。文章十分讲究章法，层次分明，句无虚设。一入手，作者就纵览宇宙，俯仰古今，抒写在空间广阔无垠、时间飞速流逝的背景下，人生有限，莫失片刻良机的怀抱。接着，次第点出会芳园、赏美景、叙天伦、伸雅怀、乐觞咏的设宴本衷。在神采飞扬、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作者不忘美诸弟之高才，惭自家之庸拙，显现出古人豁达、谦抑的风致。精读全文，仿佛走进古人诗酒风流的聚会场所，饱享高雅的精神盛宴，感受潇洒出尘的幽怀逸趣，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进而领略作者对生命、对生活、对友情、对自然的珍爱，体会其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欣赏并学习那种以简驭繁、挥洒自如的高超的写作手法。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翻译成白话：“世人都称孟尝君能够招贤纳士，贤士因为这个缘故归附他，而孟尝君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从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逃脱出来。唉！孟尝君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的首领罢了，很难说得到了贤士！否则，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只要得到一个贤士，成为天下霸主而制服秦国，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鸡鸣狗盗之徒出现在他的门庭上，这就是贤士不归附他的原因。”

作为一篇翻案性的论说文，它并没有冗长的引证、长篇的议论，仅用四句话八十八个字，就完成了立论、论证、结论的全过程。这里有两个高明的叙述策略：一是抬高士的标准，颠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二是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手法，无可辩驳地把孟尝君推到“鸡鸣狗盗”之徒的行列。结构严谨，用词简练，气势非凡，被历代文论家誉为“文短气长”的思辨性散文的典范。

苏洵有一篇《高帝论》，也很短。说汉高祖早已觉察到，吕后险悍多智，存有异心。所以早做防范准备。那么，为什么不在去世前先把吕后除掉呢？苏洵分析认为：“不去吕后，为惠帝计也。”惠帝即太子刘盈。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久经征战，素为诸将所畏服。在“主少国危”的情势下，即使有人图谋不轨，有吕后在，也足以镇伏、控制。高祖当时面临着两难尴尬：客观上确实存在着吕氏家族凭借吕后权势兴风作浪的险情；而迫于形势，又不能断然剪除吕后。怎么办？他采取了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策略。对此，苏洵有一个精辟的比喻：“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堇，俗称乌头，有毒。《三国演义》中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那种毒即有乌头成分。而堇又是一种药材，可以用来治病，收以毒攻毒之效。在高祖眼中，吕后有如毒堇，既可利用其威慑作用，又须控制在不致动摇国本的限度内。比喻生动，论述有力，使人信服。

苏轼写过几十篇古代人物论文，其中仅两汉三国就有刘邦、范增、张良、贾谊、扬雄、晁错、霍光、曹操、诸葛亮九人，每篇的开头都不一样。《高帝论》从分析入手，说对奉行仁义的你要讲仁义，对注重功利的你就该晓以利害。张良深谙此中奥妙，通过向太子献计，使刘邦权衡利害，从而获得成功。《晁错论》先立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曰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范增论》以讲述事件经过开篇：“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贾谊论》劈头就下定语，“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说明“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互不重复，篇篇精彩。

学习、借鉴外国的优秀思辨文字——

安徒生《光荣的荆棘路》：

从前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光荣的荆棘路》：一个叫作布鲁德的猎人，得到了无上的光荣和尊严，但是他却长时期遇到极大的困难和冒着生命的危险。……故事和真事没有什么很大的分界线。不过故事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经常有一个愉快的结尾，而真事常常在今生没有结果，只好等到永恒的未来。

世界的历史像一个幻灯。它在现代的黑暗背景上，放映出明朗的片子，说明那些造福人类的善人和天才的殉道者在怎样走着荆棘路。这些光耀的图片，把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反映给我们看。每张片子只映几秒钟，但是它却代表整个的一生—充满了斗争和胜利的一生。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殉道者行列中的人吧—除非这个世界本身遭到灭亡，这个行列是永远没有穷尽的。

这类作品，外表看是实写，实际上，饱含象征的意蕴。这里还有一个典型范例——

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诗句：

要造就一片草原，

只需一株苜蓿草，

一只蜜蜂，

再加上白日梦。

这是诗，然而，确实又是一篇极为凝练简短，却又精彩异常的论述。

白日梦，指清醒意识支配下的深思和有理智有情感的思维活动。实际上说的是艺术创造。这类作品的特点是，在寻常的生活情境中，发掘出耐人寻味的思想内涵，言简意赅，富于哲理。

（2013年）

关于记叙文的写作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初中班选出我的三篇记叙文：《冰原上的盛事》、《青天一缕霞》、《碗花糕》，作为语文课文。李晶老师讲授前，邀我结合这三篇文章，就散文写作的基本要领，如立意、构思、联想、对比、心理刻画、细节描写，以及运用文学语言、选择特殊视角、注意开头结尾等，做些讲解、分析。下面就是我的讲话记录的整理稿。

一

记叙文作为文体，范围十分宽广，我这里专门谈其中的散文写作。它属于文学门类，同新闻类的消息、通讯，或者传记、日记、回忆录的写作，有所不同。既然是文学作品，散文的写作自然要运用文学手法，不能只是叙述，还要讲究文采，力求生动感人，而不能满足于鲜明、准确；要有情感灌注，有的还离不开形象刻画、心理描写、想象、联想，要讲究修辞造句，讲究语言表达方式；讲究结构，起承转合；尤其是强调要有独创性，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

散文作为记叙文体，记人、叙事、抒情、写景，有时还要有议论。这在下面的讲述中都会涉及到。从系统指导、探索规律角度，我估计广大同学已经从语文老师那里听到很多了。为了不致重复，我想结合自己的几篇散文，从写作手法方面谈一些具体、实际的体会。

先说一篇记事散文《冰原上的盛会》。这是写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捕鱼节的。这里是蒙古族自治县，多民族聚居，渔猎、游牧、农耕文化融合。看上去很荒凉，却有一种迷人的风致和特殊的文化魅力。这种冬季捕鱼活动，源于史前，盛于辽、金时代，现在的采捕手段、捕鱼工具、操作规程，都是沿袭原始的风习。那天天气非常冷，我们这些应邀前来的各地的作家朋友，吃过早饭就到了一望无际的冰面上。人差不多都站满了。捕鱼前有个神秘的“祭湖”、“醒网”仪式。然后就开始下网、捕捞了。整个过程比较长，等到把鱼网全部拖出，冰上堆起高大的鱼堆，游人散去，已经日影栽西了。就这么一整天的盛事，怎么写成文章啊？

这里遇到两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一是吉林省作协和松原市要求能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发一篇文章，因为它发行二百多万份，在全国以至世界上影响面大；可是，篇幅有严格的限制，只能在两千字上下。我是采访团团长，自然责无旁贷，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了。二是这里的捕鱼节已经举办多少届了，年年都有作家来写，松原市文联出个散文集，专门写这一活动的不下几十篇。你还怎么动笔，能另出什么花样呢？

我想在两个方面出奇制胜：第一，在立意方面，找准文章的眼，或者说支撑全文的精神支柱。像人有脊梁一样，文章也要有个支柱。就是说，美妙的表现形式固然重要，但要出奇制胜，还必须凭借深刻、充实的内容。第二，在表现形式上，要别出心裁，大胆创新。

立意，一是回归传统，突出原始的民族风情；二是打出保护生态环境这张牌，打造绿色品牌。这两方面都是最时新、最吸引人眼球的。

明确了这个中心内容，下面就要围绕这个中心内容来组织素材了。这类记叙文一般的写法，都是按照过程顺序，从头到尾往下写。这么写当然可以。但是，这必然重复人家的老路，非得“碰车”不可。我想了个绝招儿，保证不和别人重复。

我是这样组织的：全文两千字，分为十个自然段。前三个自然段写散场后的场景。

夕阳恬静地悬浮在昏黄的天际，看去颇似一面铜锣。仿佛听得“嘡”地响了一声，这一天的冬捕会战，便在查干湖的万顷冰原上暂告收场了。它使人联想起古代战场上的“鸣金收兵”。

无疑，捕鱼节这是一个盛大而欢腾的节日，但我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出货真价实的野台大戏，唯一的理由是它彰显了典型的劳动艺术，而且带有规范化的程式。你看，在冰原的大舞台上，全副毛皮装束、英风飒飒的渔夫们不都是戏剧的主角吗？而他们身旁两千米长的拉网便成了道具，数以万计的游人则是名副其实的观众。现在，无论是演员、道具还是观众，连同上千台的车辆，已经潮水般地退去了；寒光四射的冰面上，只留下无数个下网的冰窟窿，当然，最显眼也最令人心旌振奋的，还是那盐堆、柴垛一般的捕获品，那光鲜鲜的几万公斤鲜鱼。

到了第四自然段，我才开始交代捕鱼节的有关背景，追述捕鱼节的由来。

第五、六、七、八、九这五个自然段，集中交代两方面的中心内容：

五、六、七三个自然段写回归传统，保持原始的捕鱼方式。怎么写？不能空对空地议论，或者只用叙述语言交代，要有形象，有描写，这样才能生动感人，像是身临其境。我通过写开湖仪式，先是“祭湖”，闷声闷气的法号响彻晴空；喇嘛们列队诵着经文，祭师们戴着鹿、牛、鹰、虎等原始图腾面具、跳着查玛舞，祈祷湖神保佑渔民富庶安康和水下精灵永续繁衍。“醒网”仪式，查玛舞围着冰洞来跳。然后，依照传统习俗，进湖开网的渔工用大碗喝“壮行酒”，吃奶干、炒米。酒足饭饱之后，喜炮齐鸣，一支浩荡的队伍奔赴“冬捕”现场。同样，捕鱼工具、捕鱼过程，突出保持固有传统—把长达两千米的拖网送进事先打好的冰窟窿里，十分费事；最后，在另一端用马匹来转动绞盘来拖拉冰下的渔网。这种传统习俗，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的。之所以用马拉，是考虑到马在冰面上震动较小，如果机器轰鸣，会影响鱼群的安定。

八、九两段，集中写保护生态环境，也都是通过描写人物、故事来展开的。

最后一段结尾，以抒情笔调揭示这次活动的意义、价值：

这里是一个完全感性的世界，声音和色彩的世界，欢呼笑语、歌鼓喧阗的世界。这种劳动中歌舞、丰收时庆祝的美学意义，是在浩大的时空中，通过一个个劳动者的体温与脉搏展现了自古迄今的无穷的生命活力。这里多的是粗犷而真实的历史遗存，无须借助于深邃、高超的理念，也用不着附加什么猎奇的视角和矫情的浪漫。表面上看，这荒寒的角落，似乎是被诗意与哲学遗忘了，其实质却蕴涵着真正意义上的灵魂回归与生命还乡，攒集了太多的心理文化和哲学命题。

二

上面说的是叙事。下面谈谈写人。

同学们大概听说过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吧？她的生命历程十分短暂，仅仅活了三十岁；却留下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她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人，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她早年丧母，童年十分孤寂。后来，错嫁给一个同乡青年，万般痛苦之下又逃婚出走。真正爱情的获得是结识了著名作家萧军，两人一见钟情，互相爱慕。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并在萧军的影响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取得了突出成绩。为躲避特务的迫害，他们逃离了哈尔滨，到达青岛、上海。受到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赏识与帮助。萧红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特别是长篇小说《生死场》社会影响很大。萧红也因此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当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文学创作也比较顺利的时候，两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这给萧红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她离开上海，只身东渡日本。回到西安后，矛盾更加尖锐，两人正式分手。后来，萧红又与端木蕻良结婚，从内地辗转到了香港。萧红在寂寞、苦闷中，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这又是一部传世杰作。这时她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日军占领香港后，萧红病情加重，终于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萧红遗体火化后，葬在了香港的浅水湾。

坐落在呼兰县城南的萧红故居，现辟为萧红纪念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访问了萧红故居，还到过她曾埋骨的浅水湾。那里已经成了游乐场所，富豪居住地方，刘德华就住在那里。我感到很悲凉。写了一篇散文：《青天一缕霞》。

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呢？原来，云霞，是萧红作品中的风景线。她像白云一样，到处飘逝着，很快就飘得无影无踪。她的许多作品都写到了故乡的云。

当我踏进萧红故居一看，实在有些失望。寥寥几幅灰暗模糊的照片，一些作家用过的旧物，疏疏落落地摆在五间正房里。原有的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这印满了萧红的履痕、泪痕和梦痕的所在，如今已盖上了一列民宅。更为遗憾的是，留下百多万字作品的著名女作家，陈列室中竟没有收藏一页手稿、一行手迹。联想到坐落在圣彼得堡的普希金就读过的皇村学校，虽然经过一百七八十年的沧桑变化，包括战乱与兵燹，但是，普希金当年的作业簿和创作诗稿，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我感到十分压抑，悲从中来。

既然手稿没有，还莫如去读窗外的云。仰望云天，同女作家当年描述的没有什么两样，天空依旧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大团大团的白云，像雪山，像羊群，像棉堆，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我想，如果赶上傍晚，也一定能看到那变化俄顷，令人目不暇接的“火烧云”。

其实，我早已习惯于把望中的流云霞彩同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作类比式联想。比如，现在，我就自然地把这个地上的萧红与天上的云霞联系起来——

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凝望着碧空。而当一抹流云掉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惜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

这篇散文运用了两种重要的文学手法：

一是联想与想象。

二是通篇使用对比手法：

1.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云。

2.萧红作品中的故乡场景与现实中的所见。

3.萧红故居与普希金故居。

4.萧红与其他大作家相比。同那些跨越时代的文坛巨匠相比，萧红也许算不上长河巨泊。她的生命短暂，而且身世坎坷，迭遭不幸。她失去的不少，而所得可能更多；她像冷月、闲花一样悄然陨落，却长期活在后世读者的心里；她似乎一无所有，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串坚实、清晰的脚印，树起了一座高耸的丰碑。她是不幸的，但也可以说，她是很幸运的。

5.萧红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相比。十字街头拐弯处，当年萧红读书的小学校还在。微风摇曳中，几棵饱经风霜的老榆树似在发出岁月的絮语。下课铃声响起，一群闪着澄澈、亲切的目光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野马般地拥向了操场，有的竟至和来访的客人撞了个满怀，随之而喧腾起一阵响亮的笑声。我蓦然想起，《呼兰河传》中老胡家的团圆媳妇，不也是这般年纪、这样天真吗？可是，只因为她太大方了，走起路来飞快，头天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一点也不知害羞，硬是被活活地“管教”死了。从“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话就是放肆”的死寂无声的黑暗年代，到能够在阳光照彻的新天地里自由地纵情谈笑，这条路竟足足走了几千年！

6.对比全国各地的云彩。在浪迹天涯的十年间，萧红走遍大半个中国，而且，曾远涉东瀛。她看到过青岛上空的彩云，肯定领略过那种云的“青春的嘘息”和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她注意到关中一带抓一把下来似乎可以团成窝窝头的朵朵黄云，透明、绮丽的南国浮云，素朴、单纯，仿佛用高山雪水洗涤过的热带晴云，樱花雨一般的东京湾上空的绮云。然而，除了故乡的云，其他全没有记在笔下。

三

如果说，像萧红这样的女作家，离我们还比较远，感到有些陌生；那么，我们再来谈谈如何记叙和描写自己的亲人。现在，说说我的另一篇散文《碗花糕》，是写自己的嫂子的。

简单交代一下人物背景。

我出生时父母都年过四十了，兄嫂大我二十岁。哥哥在外，嫂子当时没有孩子，非常喜欢我。我经常睡在她那里，一切都由她照看，我淘气惹祸，帮我排难解忧。像母亲一样关怀、疼爱我，当时我觉得比母亲还要亲。却又不同于母亲，出于小叔和嫂子的特殊关系，她老是拿我开玩笑，引我出洋相，生活充满了情趣，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哥哥去世了，她才二十四五岁，原本不想改嫁，是我父母硬是苦劝才不得不走了人家。但对我们家，父母和我，依然充满感情。改嫁后处境不好，很不遂心，丈夫长期患病，她挑起了沉重担子，吃了很多苦头，不久就去世了。实在是一场悲剧。

下面说说写作这篇散文的体会：

写这类文章，首要的是要有真情实感。我对于嫂子确实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叔嫂情深，情同母子。这样，当失去她以后，先是改嫁，后是死亡，我的痛苦、悲伤可想而知。曾经连续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心窝里堵得慌。在小小的童心中留下了深重的伤痕。觉得从她的身上得到的太多太多，而我所给予她的又实在太少太少，真是对不起这位母亲一般地爱我、怜我的高尚女性。几十年过去了，她仍然活在心中，想起来就感动，就怀念。拿起笔来写，也特别顺畅。思绪像流水一样，唰唰地流淌出来。

动手之前，就觉得嫂子活灵活现地站在眼前，音容笑貌，仿佛当日，往事一幕幕地像电影一般放映出来。关于嫂嫂的的相貌、模样，我是分不同时段来写的：

在孩子的心目中，似乎没有俊丑的区分，只有“笑面”或者“愁面”的感觉。嫂嫂生成一张笑脸，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泠泠的大眼睛总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戏台上头戴花翎、横刀立马的大元帅。此刻，她正忙着擀面皮、包饺子，两手沾满了面粉，便让我把摆放饺子的盖帘拿过来。一会儿又喊着：“小弟，递给我一碗水！”我也乐得跑前跑后，两手不闲。

哥哥去世后，冬去春来，嫂嫂换了一身月白色的衣服，衬着一副瘦弱的身躯和没有血色的面孔，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其实，这时她不过二十五六岁。

她改嫁以后，身体一直不好，头发过早地熬白，腰也直不起来了。可是，在我的梦境中、记忆里，嫂嫂依旧还是那么年轻，俊俏的脸庞上，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泠泠的大眼睛总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

其次，我写嫂子，运用了大量的生活细节。我浓墨重彩来写除夕之夜——

到了亥时正点，哥哥领着我到外面去放鞭炮，这边饺子也包得差不多了。我们回屋一看，嫂嫂正在往锅里下饺子。估摸着已经煮熟了，母亲便在屋里大声地问上一句：“煮挣了没有？”嫂嫂一定回答：“挣了。”母亲听了，格外高兴，她要的就是这一句话。—“挣了”，意味着赚钱，意味着发财。如果说“煮破了”，那就不吉利了。热腾腾的一大盘饺子端了上来，全家人一边吃一边说笑着。突然，我喊：“我的饺子里有一个钱。”嫂嫂的眼睛笑成了一道缝，甜甜地说：“恭喜，恭喜！我小弟的命就是好！”哥哥笑说，怎么偏偏小弟就能吃到铜钱？这里面一定有说道，咱们得检查一下。说着，就夹起了我的饺子，一看，上面有一溜花边儿，其他饺子都没有。原来，铜钱是嫂嫂悄悄放在里面的，花边也是她捏的，最后，又由她盛到了我的碗里。谜底揭开了，逗得满场轰然腾笑起来。

写嫂子如何拿我开玩笑、逗乐子、搬油坛、借枕头。

我小时候又顽皮，又淘气，一天到晚总是惹是生非。每当闯下祸端父亲要惩治时，总是嫂嫂出面为我讲情。这年春节的前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随着大人到土地庙去给“土地爷”进香上供，供桌设在外面，大人有事先回去，留下我们在一旁看守着，防止供果被猪狗扒吃了，挨过两个时辰之后，再将供品端回家去，分给我们享用。所谓“心到佛知，上供人吃”。可是，两个时辰是很难熬的，于是，我们又免不了起歪作祸。家人走了以后，我们便悄悄地从怀里摸出几个偷偷带去的“二踢脚”（一种爆竹），分别插在神龛前的香炉上，然后用香火一点燃，只听“劈—叭”一阵轰响，小庙里面便被炸得烟尘四散，一塌糊涂。我们却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晓得，早被邻人发现了，告到了我的父亲那里。我却一无所知，坦然地溜回家去。看到嫂嫂等在门前，先是一愣，刚要向她炫耀我们的“战绩”，她却小声告诉我：一切都“露馅”了，见到父亲二话别说，立刻跪下，叩头认错。我依计而行，她则“爹长爹短”地叫个不停，赔着笑脸，又是装烟，又是递茶，父亲渐渐地消了气，叹说了一句：“长大了，你能赶上嫂嫂一半，也就行了。”算是结案。

我家养了一头大黄牛，哥哥春节回家度假时，常常领着我逗它玩耍。他头上顶着一个花围巾，在大黄牛面前逗引着，大黄牛便跳起来用犄角去顶，尾巴翘得老高老高，吸引了许多人围着观看。这年秋天，我跟着母亲、嫂嫂到棉田去摘棉花，顺便也把大黄牛赶到地边去放牧。忽然发现它跑到地里来嚼棉桃，我便跑过去扬起双臂轰赶。当时，我不过三四岁，胸前只系着一个花兜肚，没有穿衣服。大黄牛看我跑过来，以为又是在逗引它，便挺起了双角去顶我，结果，牛角挂在兜肚上，我被挑起四五尺高，然后抛落在地上，肚皮上划出了两道血印子，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母亲和嫂嫂“呜呜”地哭了起来。事后，村里人都说，我捡了一条小命。晚上，嫂嫂给我做了“碗花糕”，然后，叫我睡在她的身边，夜半悄悄地给我“叫魂”，说是白天吓得灵魂出窍了。

第三，把浅花瓷碗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条线索。

嫂嫂有一手绝活，就是蒸“碗花糕”。跟她的舅爷（在京城某王府的膳房里混过手艺）学的，又甜又香，外暄里嫩。平常做的都是两碗，大家分吃一碗，我独吞一碗。

那天放学回家，发现嫂嫂不在了，我问母亲，母亲也不吱声，只是默默地揭开锅，说是嫂嫂留给我的，原来是一块碗花糕，盛在浅花瓷碗里。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吃这种蒸糕了，泪水唰唰地流下，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咽。

一次，我向母亲偶然问起嫂嫂留下的浅花瓷碗，母亲说：“你走后，我和你父亲加倍地感到孤单，越发想念她了，想念过去那段一家团聚的日子。见物如见人。经常把碗端起来看看，可是，你父亲手哆嗦了，碗又太重……”就这样，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嫂嫂，再也见不到那个浅花瓷碗了。

第四，嫂子在我的笔下，是作为悲剧人物出现的。所谓悲剧，按照鲁迅和莎士比亚的说法，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嫂子身上有两层含义：一是她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年纪轻轻，丈夫就去世了；尔后改嫁，也很不遂心，过度地操劳，过早地去世。二是，她的改嫁，是她改变命运的转折点。按照她的本意是不想走的，终日号啕、哭泣。可是，我的父母却违心地硬逼着她走。他们一直把她看成亲女儿，关系处得非常融洽，自然不愿她离开。但是，出于道德伦理，总觉得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女子，又没有接续香火的男孩子，让人家陪着一双老人守寡在家，实在伤天害理，违背人情，总觉得于心不忍。这样，就只好忍痛逼着她改嫁。结果，好心办了错事，加大了悲剧成分。那么，这种悲剧的造成，是坏人干的吗？显然不是。看来，悲剧的产生并不一定都是由坏人、由罪恶的企图造成的。

三篇文章讲述完了，叙述中穿插了一些写作散文的规则、诀窍、技巧：

捕鱼节，强调了两条：一是立意，一是写法上要别出心裁；

萧红那篇，强调了一要联想、想象，二要运用对比手法；

嫂子这篇，讲了四点：一是要有深厚感情，要感动读者，先要作者自己感动，二是运用细节，三是找出一条线索，四是作为悲剧人物来写。

（2011年）

我写纪游散文

一

由于工作上的条件，我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走一走。每到一地我都愿意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出来，这就是一些纪游文字。

经常听到有人问我：你到一个地方就有很深的感受和体验，怎么我也同样去、同样看，就没有呢？我想，这首先与事前准备与知识储备有关。缺乏对表现对象历史文化变迁的了解，缺乏对自然景物中蕴涵的人文精神的关照，就很难真正激活情趣、触发联想，使作品具有历史厚度和艺术张力。我主张写游记散文之前，不，应该是出发之前，首先要做好创作准备，我把它称之为“预热”，也就是先要练好“内功”。

大凡我们特别向往的名胜古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墨客留下较多足痕、墨痕的所在。我们在读自然的大千世界，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首先是把握了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从一个景点走入历史的沧桑。这种自然的漫游，正是从一个场景、一件事情出发，展开一次悠长的艺术巡礼。

数千年来，我国无数文人、骚客、旅行家，凭着他们对山水自然的特殊的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华章佳什，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画一般精美、梦一般空灵的形象。一篇在手，可以心游象外，悠然神往，把心理境界、生活情趣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作为三个同心圆联结、叠合到一起，不啻身临其境，而又能免却鞍马劳顿，解除风尘之苦。未出斗室，而先极四时之娱，揽八方之胜。卧游、神游、梦游、醉游，是那样的空灵浪漫，富有诗意。在此基础上，再去实地考察，亲临感受。这时，面对自然景观，只要伫立片刻，人文、历史、自然就会浑然聚在一起，你会觉得前人的名章妙语，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启动着内心的激情、联想。

这样，虽然是在读现实的景，看现代的事，却又是漫步在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世界。那些已经尘封了的历史记忆，被拂去了时间的尘埃，自然而贴切地走进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概言之，就是我把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闭门读书、面壁求索，作为徜徉山水、寄兴林泉之前的必要准备。

二

写游记散文，既要把历史收在笔下，把读自然、读书、读史融为一体；又不能为历史所累。当我们面对自然景观，同时又是面对人文山水的时候，对自然与历史的多情，往往会加重人生的负载。这时，走出古人，找出一片“阶前盈尺之地”，来创造出自己的辉煌，就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课题了。这也正是我所苦苦追求的。

在写作中，我坚持一个总体把握的路子，设法写得超越、空灵一些，努力跳出古人、他人的窠臼。这里以《读三峡》这篇游记散文为例。关于三峡的名篇，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刘白羽的《长江三日》，都是细针密缕，周赡完备，既具艺术性，又具科学性，很难超越。我想，不能那么写了，必须换一种手法。也就是从大处落墨，做全景式叙写。不侧重当时、当地每一个具体景物的描摹，不局限于个人所见事物本身，不停留在某件具体事物上，不着意于刻画个别情节，而是把山水自然当作一部大书，捧起来读。

总体设计是，立足天半，俯视山川，把四百里长的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来读。就是说，我不是由点到线，移步换形，而是着眼宏观，进行总体把握，从现实有限的形相转入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开拓出融心理境界、生活体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于一体的多维向度。我写，“一些峭拔的石壁，由于亿万年风雨剥蚀，岩石呈现出许多层次异常分明的轮廓，或竖向排列，或重叠摆放，或向两侧摊开，使人想起‘书似青山常乱叠’的诗句。”进而感慨，“三峡，这部上接苍冥、下临江底、近四百里长的硕大无朋的典籍，是异常古老的。……它的每一叠岩页，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事珠和备忘录。里面镂刻着岁月的屐痕，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着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映照着尧时日、秦时月、汉时云，浸透了造化的情思与眼泪”。“假如三峡中壁立的群峰是一排历史的录音机，它一定会录下历代诗人一颗颗敏感心灵的摧肝折骨的呐喊和豪情似火的朗吟。”作品中讲述了与三峡紧密相连的悠悠岁月，从大溪文化讲起，联想到几千年的历史、人物，不惜笔墨，大写特写。这些虽然不是三峡本身的景物，但与三峡关系密切，写得好可以增加历史感，使人深思遐想。

我觉得这种游记写法，是以一种博大的胸襟、开阔的视野，把客体对象放到历史的流程中去进行宏观把握、整体观照，以增强力度与张力。创作实践证明，在散文创作（包括游记）中，愈是自由地联想、概括，省略一些事物的特殊过程、众多细节、微妙差异，形象往往愈是鲜明。没有概括，就难以进行形象的净化与情思的聚焦。通过宏观把握，通过概括与联想，可以凝聚历史、凝聚哲思、凝聚生活。当然，概括不是空泛的议论，不等于大而化之，还必须体现感情客体的特殊点，否则，你笔下的“滕王阁”就与“岳阳楼”没有差别了。

写游记散文，并不单纯为了写景，同时也是感情的自然流洒，是一些难剪难理的情怀的疏通。是在寻求内宇宙与外宇宙的沟通，唤回对自然的感受，以此来丰富现实生活的内在性、多样性的心灵欲求。这种充满苦累的心灵跋涉，并非得之于灯红酒绿或者舟车簸荡之间，多是成于心境沉酣之际。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迸发于内心深处，是具有自己个性的独特的思想感受。就这个意义说，散文是为自己而写的。

三

有了独特的生活感受，还需要找到独特的切入点，或者说，一个“以心灵映射万象”（宗白华语）的独特的艺术视角。它是艺术构思的起始点、切入点，是感染读者的最佳导向，是作家与读者的心灵交流的焦点的最佳选择。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优秀的艺术构想，“应该有这样一个点，所有的光会集中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散文写作也应该是这样。你看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他写自己北上读书，父亲在繁忙中渡江相送到车站。一切都安排停当，本可以走了，却突然想到要穿过铁道去买几个橘子，供儿子路上吃。对于这件平凡的事，一般读者不会留下更多的印象，唯有父亲这个蹒跚、肥胖、行动有些吃力的背影，总也忘不掉。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感直觉造型，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选择。许多诗文并不缺乏真实的激情，而缺少这种视角选择和直觉造型，结果，情感、文脉就流散不定，没能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让所有的光集中到一个点上”，从而削弱了感染力与震撼力。

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情呈现。就是把视点归结到直觉形式上的。直觉形式看似很简单，但它背后所包罗的几乎是作家的整体生命。根据我的体验，在艺术中，哲理追求也往往体现在直觉形式上。或者说，艺术凭借着直觉形式反映哲理追求。这是一种高能效应。它使广大读者从一般欣赏转化为震颤性体验，由具象走向抽象，实现一种明显的理性承载。

我写游记，不论是写景、抒怀，面对着感情的客体，总习惯于找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把握它、表现它。在纪游中，种种意蕴、情态，往往以一个独特的意象，以直觉的形式表现出来。

《祁连雪》，这是我游览河西走廊后写的一篇游记。千里河西走廊，该给人们留下多少玄思遐想！每一个面对这大漠戈壁的作家，相信都会发思古之幽情，射出无数支向往的神矢，鼓振着玄想的羽翼，设法观察、描绘它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诸般色相。这里，奔驰过出使西域的张骞的车骑，勇探虎穴的班超的鞍马，也展现过隋炀帝会见二十七个国家君主的盛大场面。这里有大漠孤烟，瀚海行旅，悲笳互动，驼铃叮咚的动人图景。这一切，“前人之述备矣”，我还从什么角度去选取艺术题材呢？经过苦苦思索，我找到一个贯穿全局的特殊视角，就是祁连山的雪。通过它的连缀，把我对河西走廊的历史感、沧桑感、亲近感描绘出来。正如毕加索所说的，“观念与情感终于在他的画幅之内成了俘虏。无论怎样，它们不再能逃出画幅了”。如果把画幅作散文理解，即作为视角的直觉造型来理解，真是确切不移的了。

（1995年）

听课纪实

这是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的一次大课。李晶老师授课。外校观摩者很多。

2010年11月18日上午11时，李老师进来，学生起立如仪。李老师的开场白只有两句话：“今天授课的教材，是散文作家王充闾先生的文章：《我的第一位老师》。作者亲自到场了，我们表示欢迎。”

接着，李老师就按事先的部署提问：哪位同学说说，王先生还写过哪些回忆性记人叙事类散文？一同学答：《青灯有味忆儿时》、《碗花糕》、《绿窗人去远》。我想，老师事先部署看这些作品，可能是为了让学生更多地掌握一些背景性资料，以便顺利地进入彼时彼地的情境，亦即《教案》中所说的“导入”。

然后，李老师概略地说了：课文共分12个自然段，可以归纳为五部分：开头领起，结尾收束，中间三部分：2～4段，5～7段，8～11段。她分别启发学生概括说出中间三部分的内容：描写魔怔叔性格、形貌和为人处世；交代作者与魔怔叔的关系；记述魔怔叔代课时讲授的内容。

老师提问：作者笔下的魔怔叔是个什么样的人？学生答：最有学识，最为清醒。

老师提问：作者是怎样叙述、描写魔怔叔是“最为清醒”的？共有五个学生通过复述原文，加以刻画，对于魔怔叔的苦闷而高蹈的心灵世界，体会得都比较深刻。

老师要求两个学生站在前面，表演一下魔怔叔与表嫂的对话场景。学生表演得比较拘谨、呆板，最后由李老师作绘形绘声的示范性表演，极为生动传神，博得满场热烈的掌声。

老师提问：作者是怎样叙述魔怔叔是“最有学识”的？有两个学生作了回答。

老师提问：叙述中作者把人品、性格放在前面，学识放在后面，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三个学生作答。有的说，作者更看重人品；有的说，作者最先接触的是魔怔叔这个人，看到了他的性格、形貌；有的说，这是叙述上的需要，先说对魔怔叔的印象，再讲他有什么学问以及如何为学生授课。

老师提问：作者对魔怔叔具有怎样的感情？三个学生作答。有的说：不同于周围一般人的偏见，作者对魔怔叔很佩服，很尊重。在作者眼中，他一点也不怪，他有一片童心，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有的说，作为一个孩子，作者对魔怔叔不带着世故眼光，没有歧视心理。有的说，作者把魔怔叔当作亲密的朋友，对他感情深厚，像“小尾巴似的”，整天跟在他的身后。

老师提问：作者说魔怔叔讲的是“活的学问”，怎么理解这个“活”字，表现在哪儿？有两个学生作了回答。

老师要求学生从课文中挑出文言成语，有三个学生找出：“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孑然独处”、“陶然自得”、“枭首示众”、“格格不入”、“木雕泥塑”、“戛然而止”、“凝神细听”。有的说，“僵卧孤村”也是。老师顺便解释：“僵卧孤村”四个字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出自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诗句：“僵卧孤村不自哀。”

老师提问：魔怔叔讲关于燕子的那一番话，有没有什么寓意和取向？有学生答：燕子“随处垒巢，朱门绣户也好，茅茨土屋也好，它都照搭不误，看不出受什么世俗的眼光的影响”，魔怔叔是很欣赏、很认同的。人禽之间有共通的东西。

老师提问：作者为什么称魔怔叔是“第一位老师”？有学生答：是按照时间顺序说的，他先接触的是魔怔叔，而后才是私塾先生；有学生答：魔怔叔讲授的是活的学问，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生活在前，知识在后。李老师幽默地说，这都是背后猜测；是不是这样，还有待王先生指点。

授课的最后十几分钟，重点放在分析作者的写作方法上。老师首先作了提示，然后分别由学生一一作答：刻画人物有什么特点？怎样描绘形象、抓住细节？叙事的条理、章法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准确地使用语言以及文白夹用，有机融合？叙事、抒情、说理如何结合起来？开头、结尾有什么特点？通过这样细致地剖析，对于散文写作会有直接的帮助。

课程结束后，我应邀作了简要发言。略谓：

我的到场，在同学来说，是吃了鸡蛋又看到了老母鸡，满足了好奇心，增加了亲切感；而对于我，则是一个深受启发、鼓舞的难得机会。难得李老师如此用心、如此精彩的讲授，对此表示衷心的谢意。坐在课堂上，我有一种时光倒流的幻觉，仿佛回到了五六十年前的中学生时代。亲切之余，也有些怅惘—除了已经身处老境—“镜中无复少年时”、“青春弃我堂堂去”；我还联想到，如果当年也有在座同学这样的优越条件，也许文学基础会打造得更好一些。为此，我向无比幸运的同学们寄予深切期望。古人说得好：“君看三丈树，原是手中枝。”愿你们都能成为参天大树，期望将来在你们中间涌现出大批的知名作家、知名学者。

到场的省教委刘主任及众多听课老师课后认为，这是一堂精彩的示范课，预定的两个教学目的（认识魔怔叔的形象及其对“我”的影响；学习王先生回忆性叙事散文的写作方法），都很好地达到了；课堂上师生互动、启发式教学十分成功，生动活泼，别开生面，具有创造性；效果明显，学生不仅能够从中受到很好的思维训练，掌握许多写作技巧，而且，品格修养方面也能得到有益的熏陶。

附：

我的第一位老师

小时候，我有一个近支族叔，本来有名有字，可是人们却总是叫他“魔怔”。其实，他在当地，算得是最有学识、最为清醒的人，只是说话、处事和普通人不一样，因而不为乡亲们所理解。正所谓：“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早年，他在外面做事，由于性情骨鲠、直率，不肯屈从上司的旨意，又喜欢“较真”，凡事都要争出一个“理”来，因而，无端遭受了许多白眼。千般的苦闷全都窝在心里，没有发抒的渠道，致使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多年来一直“僵卧孤村”，在家养病。

他那种凄苦、苍凉的心境，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却又找不出恰当的话语来表述。后来，读了鲁迅的作品，看到先生说的，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并不号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去，倒下来，慢慢地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心中似有所感，觉得大体上很相似。当然，这里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涉及更为广泛的内容。魔怔叔作为一介凡夫，是不能同思想家与战士相提并论的。

魔怔叔的面相，一如他的心境，一副又瘦又黄的脸庞，终日阴沉沉的，很难浮现出一丝笑容，眼睛里时时闪烁着迷茫、冷漠的光。年龄刚过四十，头发就已经花白，腰杆也有些弓了。动作中带着一种特有的矜持，优雅的懒散和恓惶的凝重，有时，却又显得过度的敏感。几片树叶飘然地坠落下来，归雁一声凄厉的长鸣，也会令他惊心怵目，四顾怆然。刚说了一句“悲哉，此秋声也”，竟然莫名其妙地流下来几滴泪水，呜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他感到空虚、怅惘和无边的寂寞。老屋里挂着一幅已经被烟尘熏得黝黑的字画，长长的字句很少有人念得出来。在我认得许多字之后，他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给我听，原来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七律。记得最后两句是：“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他有满腹经纶，却得不到人们的赏识，心里自然感到苦闷。我父亲读的书虽然没有他的多，思想感情上倒是和他有相通之处，所以，两个人还能谈得来。只是，父亲每天都要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奔走于衣食，闲暇时间太少。魔怔叔便把我这个毛孩子引为“忘年交”，这叫作“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但是，对我来说，却有幸结识一位真正的师长。

魔怔叔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外之人，整天生活在精神世界里，对于物质生活从不讲究。他把各种资财、物品都看得很轻，不加料理；甚至连心爱的书籍也随处放置，被人借走了也想不到索还。他常常对我说，人情之常是看重眼前的细微小事，而对于大局、要务则往往态度模棱，无可无不可。这是人生的普遍失误。接着，就给我诵读一段韵语：“子弟遇我，亦云奇缘。人间细事，略不留连。还问老夫，亦复无言。伥伥任运，已四十年。”开始，我以为这是他自己的述志诗，后来读书渐多，才知道是录自明末遗民傅青主的一篇小赋。

魔怔叔不愿与人交往，他认为，与其同那些格格不入的人打交道，莫不如孑然独处。有时一个人木然地坐在院子里，像一个坐禅的僧侣，甚至像一尊木雕泥塑。目光冷冷的，手里擎着一个大烟袋，吧嗒吧嗒，一个劲儿地抽烟。任谁走进身旁，他都不会抬眼瞧瞧。一天，本地一个颇有资财的表嫂去他家串门，见他那副孤高、傲慢的架子，便拍手打掌地说：“哎哟哟，我的老弟呀，就算是‘贵人语话迟’吧，也不能摆出那副酸样儿！难道是哪一个借你黄金还你废铁了？”魔怔叔睃了她一眼，现出一脸不屑的神情，冷笑着说：“样儿不好，自家瞧。也没抬上八抬大轿请你来看。”

他平素不怎么喝酒，只有一次，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家，喝得酩酊大醉。摔了人家的茶壶，骂了半晌糊涂街，最后踉踉跄跄地走出来，居然在丧失清醒意识的情况下，不费力气地找回了自己的家门。我问他是怎么找回来的，他说，不知道。这恐怕是因为以前无数次的回家记忆，已经内化在他的思维里，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自在机制。

童年的我，求知欲特别强，接受新鲜事物也快，正像法国大作家都德说的，“简直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随时进来”。我整天跟在魔怔叔身后，像个小尾巴似的，听他讲“山海经”、“鬼狐传”。有时说着说着，他就戛然而止，同时用手把我的嘴捂上，示意凝神细听草丛间的唧唧虫鸣，这时，脸上便现出几分陶然自得的神色。

有时，我们去郊外闲步。旧历三月一过，向阳坡上就可以看到，各色的野花从杂草丛中悄悄地露出个小脑袋。他最喜欢那种个头很小的野生紫罗兰，尖圆的叶片衬着淡紫色的花冠，花瓣下面隐现着几条深紫色的纹丝，看去给人一种萧疏、清雅的感觉。

春天种地时，特别是雨后，村南村北的树上，此起彼伏地传出“布谷，布谷”的叫声。魔怔叔便告诉我，这种鸟又拙又懒，自己不愿意筑巢，专门把蛋产在别的鸟窝里。更加令人气恼的是，小布谷鸟孵出来后，身子比较强壮，心眼却特别坏，总是有意把原有的鸟雏挤出巢外，摔在地下。

魔怔叔说，燕子生来就是人类的朋友，它并不怎么怕人。随处垒巢，朱门绣户也好，茅茨土屋也好，它都照搭不误，看不出受什么世俗的眼光的影响。燕子的记性也特别好，一年过后，重寻旧垒，绝对没有差错。回来以后，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修补旧巢。只见它们整天不停地飞去飞来，含泥衔枝，然后就是产卵育雏，不久，一群小燕就会挤在窝边，齐簌簌地伸出小脑袋等着妈妈喂食了。平日里，它们只是呢喃着，似乎在热烈地闲谈着有趣的事情，可惜我们谁也听不懂。

鸟雀中，我最不喜欢的是猫头鹰，认为它是一种“不祥之鸟”，因为听祖母说过，它是阎王爷的小舅子，一叫唤就会死人。叫声也很难听，有时像病人的呻吟，有时发出“咯咯咯”的怪笑，夜空里听起来很吓人。样子也很古怪，白天蹲在树上睡觉，晚间却拍着翅膀，瞪起大而圆的眼睛。

魔怔叔耐心地听我诉说着，哈哈地大笑起来。显然，这一天他特别畅快。他问我：“你知道古时候它的名字叫啥吗？”我摇了摇头。他在地上用树枝书写一个“枭”字，他说，从前称它“不孝之鸟”，据说，母鸟老了之后，它就一口口地啄食掉，剩下一个脑袋挂在树枝上。所以，至今还把杀了头挂起来称为“枭首示众”。

我还向魔怔叔问过：有些鸟类，立夏一过，满天都是，很多很多，可是，两三天过后，却再也不露头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侧着脑袋想了一想，告诉我：这些可能是过路的候鸟。它们路过这里飞往东北的大森林和蒙古草原去度夏，在这里不想久留，只是补充一点粮食和饮水，还要继续它们的万里征程。

说着，魔怔叔便领我到大水塘边上，去看鸬鹚捕鱼。只见它们一个个躬身缩颈，在浅水滩上缓慢地踱着步，走起路来一俯一仰的，颇像我这位魔怔叔，只是身后没有别着大烟袋。有时，它们却又歪着脑袋凝然不动，像是思考着问题，实际是等候着鱼儿游到脚下，再猛然间一口啄去。意兴盎然的鸟趣生机，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

我进了私塾以后，仍然和魔怔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和我的塾师刘璧亭先生是挚友，每逢刘先生外出办事，总要请他代理课业，协助管束我们。由于魔怔叔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博物学家”，讲授的都是些活的学问，所以，我们特别感兴趣。

在这天午后的课堂上，他随手拿起一本《千家诗》，翻到“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落砚池”这几行，又用手指着窗外枝头的家雀，说：因为家雀常常栖止于檐瓦之上，所以，这里称作“瓦雀”。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李清照的《武陵春》词中有这样两句：“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蚱蜢”是一种身体呈青绿色的昆虫，用它来形容，说明这种船是不大的。蚱蜢的名字，听起来生疏，其实，你们都见过。说着，他就到后园里捉回一只翅膀和腹部都很长的飞虫，手指捏住它的双腿，它便不停地跳动着。我们认出来了，这是大蚂蚱，俗称“扁担勾”的，当即高兴地齐声念起儿歌：“扁担扁担勾，你担水，我熬粥。熬粥熬的少，送给刘姥姥。姥姥她不要，我就自己造（辽西方言，吃的意思）。”

我从一部“诗话”中看到“一样枕边闻络纬，今宵江北昨江南”这样两句诗，便问魔怔叔：“络纬是不是蟋蟀？”他说，络纬俗名莎鸡，又称纺织娘，蟋蟀学名促织，二者相似，却不是一样东西。说着，便引领我们走向草丛，耐心地教授如何根据鸣声来分辨这两种鸣虫。因为不能出声，他便举手为号：是促织叫，他举左手；络纬叫了，便举右手，直到我们能一一辨识为止。

夏天一个傍晚，气闷得很，院里成群成阵地飞着一些状似蜻蜓、形体却小得多的虫子。魔怔叔告诉我们：这就是《诗经·曹风》“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中的蜉蝣。这种飞虫的生命期极短，只有几个小时；可是，为了传宗接代，把物种延续下去，却要经历两次蜕壳和练飞、恋爱、交尾、产卵的整个历程。当这一切程序都完成之后，它们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便静静地停下来，等着死掉。

《诗经》里的“岂其食鱼，必河之鲂”，鲂就是河里的鳊花，扁身缩颈，鳞细味美。—这也是从魔怔叔那里听来的。

但是，后来读书渐多，发现他所讲的有的也并不准确。比如，他说《诗经》中的“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蜾蠃就是土蜂，这大概是不错的。可是，他依据旧说：“蜂虫无子，负桑虫（即螟蛉）而为子”，把蜾蠃捕捉螟蛉等害虫为其幼虫的食物说成是收养幼虫，这就是谬误了。

不管怎样说，长大以后，我之所以能够“多识于虫鱼草木之名”，和童年那段经历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我要特别感谢那位魔怔叔的指教，他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莫笑放牛郎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人是什么？是有渊博的知识，思考的习惯，高尚的情操的动物。”就是说，只有具备了知识、思考、情操这三点，才能远离愚昧、鲁莽、鄙俗，远离动物而成为人类。

这句名言使我联想起从前看过的一幅外国名画：工业文明刚刚出现时，英国的第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奔驰在田野上，面对着这个喷烟吐雾的黑黝黝的工业怪物，放牛郎竟和牛群一样惊恐万状。说明一些愚昧无知的人当突然碰上某种新的事物时，其应变能力并不比动物高明多少。它从一个特殊角度，向人们昭示了掌握新的知识的重要性。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虽然地球绕太阳一周仍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但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却成百倍、上千倍地加快了。有时一年时间要跨越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行程。1942年人类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以后，不出四年便制成了电子计算机，一年过后出现了半导体晶体管，十年后人造卫星上天，又过四年发明了激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爆炸势态的出现，人类知识总量在急剧增长。自然科学现在已有几千个学科；可是，这棵枝分叶布、曼衍婆娑的大树，当初却只是哲学枝干上的一个桠杈，并没有作为一种专门学科存在。有些专家论证，一个人在校读书阶段所学到的知识，不足一生中所需知识量的10%，其余90%以上的知识要靠后来在工作实践中获得。

而且，工作、实践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才智输出的过程。只有输出没有补给，正常运行是无法维持的。借用系统论中的名词，可以说，凡是活着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比利时普利高津教授1968年提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就可能由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稳定的有序结构。人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他需要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充实、提高自己。比如，像领导者、教师、作家、新闻记者，他们整天地向外输出，就需要不断地补给营养、更新知识，否则，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的有序结构”，或者说动态的平衡。

19世纪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说过：

化学正在取得异常迅速的成就，而希望赶上它的化学家们则处于不断脱毛的状态。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

用“脱毛”来比喻重新学习、更新知识，实在是很贴切的。

可是，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引起所有人，特别是处在领导岗位的同志的注意。早在80年代之初，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即严肃指出：“很多领导者对现代化科学知识没有多少兴趣；有的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以为不学习也可以对付一阵子；也有的以为掌握科学知识是高中级干部的事，基层只管干实事。”现在，闲暇时间较前增多了。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支配这些闲暇时间；也可以说，一个人是否能够成才，如何支配八小时之外的闲暇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惜的是，生活中确实有些年轻同志，经常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成宿合夜，沉迷于方城之战，上游乐场，看电视剧，甚至胡吃海喝，全无目的与追求。而且，对于自己这种意义不大的生活并无觉察，缺乏一种审视和自省的觉悟，你如果问到他，他会茫然地说：我过得挺好啊！在这样情况下，当然就意识不到需要学习，需要提高，需要“充电”，需要“脱毛”了。

见着火车开来竟至惊骇万状，人们也许以为那个放牛郎愚昧可笑。其实，这件事发生在二百年前一个穷乡僻壤的顽童身上，原是无足为怪的。大家常好谈论清末顽固派徐桐的笑话：他认为，大清国之外，只有俄、英、法、日四国，余者全是汉奸们诡造出来以吓唬朝廷的。看来，他的成为顽固派，根子固然在于立场问题，但也和他深拒固闭，完全不了解外界情况有直接关系。现在，处在20世纪末叶，当然不会有人还认为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但是，由于不学无术，有些人仍然不免闹出一些新的笑话：

报载，某工厂一位副厂长，看见一个青年工人在纸上写了“爱因斯坦”四个字，不禁勃然变色，责备这个工人年纪轻轻的不走正道，竟去勾搭什么‘因斯坦’。他问：“因斯坦是哪号人？她有什么可爱的？”弄得在场的人啼笑皆非。

最近，我还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省内某市一位将要退休的女处长，带队去比利时参观学习。这天，听说要去滑铁卢，她问：“去看什么炉？”

导游告诉她是滑铁卢。

又问：“滑铁炉是炼什么的？那有什么好看的？什么钢花铁水，我都看见过。”

导游说：是拿破仑的事，与炼钢无关。

又问：“拿破轮安装在什么机器上？它不也是炼出来的吗？”

答：“拿破仑是个人，不是机器。”

又问：“什么人？”

答：“一百多年前法国一个野心家，发动了侵略战争，在这里有一个滑铁卢战役。”

女处长又说了：“我们的‘三大战役’还没研究透呢，看它做什么！”

尽管这些只是极个别的事例，但也足以说明，不肯学习，会荒唐、愚昧到何等程度。

无知而有权，不论权力大小，都是很危险的。

（1997年）

五女山山城碑记

桓仁县城东北八公里许，浑江之阳，高句丽五女山山城在焉。

高句丽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西汉建昭二年（前37年），扶余人朱蒙始建高句丽政权，于巍峨、险峻之五女山上构筑王城（史称纥升骨城），开创七百余年之基业。

山城具王都霸气，擅形势之胜，地形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且因紧邻浑江平原，扼水陆交通要道，独得地利优势，为高句丽政权拓宽了生存与发展空间。历经两千载沧桑变化，昔日云旗逶迤、戈戟交辉之势，已隐入历史烟尘；而作为古代中国乃至东北亚颇具代表性之山城形制，其气势之恢宏，布局之合理，防御体系之完备，文化内涵之丰富，至今犹令人惊叹。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十分重视高句丽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工作。五女山山城于1993年、1996年，相继定为省级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虽财力拮据而百端待举，仍投入大量人、财、物力，把保护这座山城列为文物管理之首项。各级文物部门通力合作，几次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多类建筑基址，出土大批珍贵文物，为确认其高句丽第一王城地位，恢复文物遗存原貌，作出有力鉴证，提供实物依据。从而，被列入全国“199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此基础上，桓仁满族自治县积极着手五女山山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并得到上级政府和广大社会公众的有力支持。在国家、省、市文物部门直接指导下，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加大投资力度；制定政策法规；妥善编制、科学论证山城保护与展示规划，规定山城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为三十四平方公里；进行三十一项建设，实施遗址维修与展示、环境整治、基础设施与配套工程，建立永久性陈列馆；按照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体现真实性、完整性，精心组织，严格施工，使各项工程确保质量，如期完成。

2003年1月，国家文物局报请国务院批准，将内含五女山山城之《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地》项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年8月、9月，先后经省和国家，最后经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实地考察、验收。

2004年7月1日，于中国苏州举行的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一致通过此项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是整个中华民族之荣幸，而山城所在县之三十万人民尤其感到自豪与骄傲。

五女山山城“申遗”成功，功在当代，利延千秋，泽流广被。它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力与当代社会文明程度之增强，昭示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繁荣正谱写出崭新篇章。其璀璨光华将恒久闪耀于神州大地，陶冶各族儿女情操，激励振兴中华之伟志，为提升社会文明素质与文化品位，提高国际知名度，扩大开放，促进文化、旅游与经济互动发展，发挥其独特作用。

饱蕴着中华民族勤劳、智慧之五女山山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既属于桓仁，属于辽宁，属于中国，亦为全人类共同之宝贵财富。其丰富文化内涵，不仅为弘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提供重要载体，而且，必将成为沟通人类共同情感与精神之纽带，联系世界文明、传递古今文明信号、扩展中外友谊合作之桥梁。

价值所在，责亦随之。自“申遗”之日起，山城所在地之政府与社会公众，即已矢志不渝，为全人类自觉担承起永久保护之重任。

予承荷重托，援笔作记，与有荣焉。意犹未尽，又从而歌曰：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文明之光，山高水长。”

（2004年12月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立）

文化的影响力

文化的影响力，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下述两个基本原理提出来的：一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即精神、文化对于物质世界的能动作用；二是历史效果的合力作用，就是说历史发展要靠合力作用，只有物质，只有经济，没有精神文化不行。

（一）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文化优势，就不可能正常发展，更谈不上拥有未来。国际上综合国力竞争中，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复杂格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组成硬件，而文化影响力、民族凝聚力组成软件。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品和企业文化标识（文化品牌）的进出口，直接影响到竞争力。大而言之，具有文化竞争力的国家，必然同时具有国际影响力。在现代社会，文化通过人的文化素质和劳动工具的科技水平、管理的系统化水平（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和工具）表现出来。文化是今天的经济的支撑和保证，更是明天的经济赖以发展的原动力。作用于经济活动中，文化既表现为动力、资源，又体现为一种推进器、触媒体、润滑剂。小而言之，文化影响企业、产品的生命力、竞争力。有了文化赋值，物质产品就会在市场上增强竞争的活力。

（二）文化在整体上组成社会发展的背景。著名学者钱穆指出，人类文化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外向的或外倾型，表现为注重人生外在的价值与成就，重物质，重实验，重思辨，重客观规律之研究，这是西方文化的特点；一是内向的或内倾型，注重人生的内在价值与成就，重精神，重人伦，重体察，重主观体验，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种文化精神上的差异，带来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发展途径，外倾型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内倾型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英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分析认为，中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停留在经验阶段，这在社会的早期，还可以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上优先于希腊和欧洲社会；后来落在了后面，它的落后更多地表现在理论总结和学科建设上，而不是表现为科学技艺的创造发明和实际应用上，当然更不表现为民族智能的差异上。17世纪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渐发现了这个问题，但由于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由于传统人文文化在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方面的抑制，大大限制了科技的发展进程。所以，在社会发展中，文化的根源绝对不可忽视。现在，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样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意义是极为重大的。

（三）文化建设直接关系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类社会当中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区别于另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另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区别于另一个地区的本质特征。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只有具有被人们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的价值观，具有普遍认同的公共道德品质和规范，具有文明的公共秩序、交往准则，才有可能动态地协调和整合自身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避免出现一盘散沙状态，才有可能凝聚成强大的力量。这次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抗非典，就充分显示出思想文化的强大威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巨大作用。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的建设。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对人的教化与培养，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掌握真、以实现善、从而达到美的历史。

（四）文化关系到人的精神需要。人类生活从脱离动物界的第一天起，就是二元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二者必须平衡，才能引导社会健康、心理健全的发展。越是发展到现代，随着高科技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心理内涵的丰富存在，对于精神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复杂与迫切。按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学说，人们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而精神需求属于高等层次。特别是精神需求与文化消费，它是在生理需求以外寻求精神的依托，是为了满足心理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受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而产生的；它是人格自我完善的标志，也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越来越提到日程上来，这就必然会大大牵动精神产品的生产，这种生产在社会生产领域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

（五）任何一个近现代社会都不会是单一的结构，简言之，应该拥有三大系统：政治、市场、文化（包括科学与教育）。它们有不同的追求，政治系统的追求是权力秩序，市场系统的追求是财富增值，文化系统的追求是认知、智力的发展与美的发现。它们之间又是互相促进的。有了政治系统的开明，才会有市场系统的发育；有了政府管理者的远见，才会为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当然，一定程度上它们又是相互对立的。市场是什么？说穿了，市场的本质就是大众的胃口。市场的逻辑就是顺从和服务于大众的胃口而寻找商品的卖点。市场唯大众胃口之“马首是瞻”。不能接受没有销路的东西，这是市场的铁律。它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也不管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至于有些资本家或企业家无偿地资助科学文化事业，那是市场之外的价值观使然。）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有些文化类型、有些知识分子不能或不应进入市场，那又怎么办。如果考虑到在市场面前的差别，知识分子似乎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创造知识与智慧的人与传播知识、智慧的人（如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一类是应用知识的人（如工程师、临床医生）与另一类传播知识的人（如通俗小说作家、电视剧导演、歌星）。对于前一类型的人，如果问他们：“诸位的研究成果如何体现？”或者问他们：“你们的成果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造福于人类？”他们恐怕不容易说清楚。这是因为科学发现能否走入应用不是都能够预测的。有的即使可以走入应用，发现与应用之间还会有巨大的时间跨度。如果单从应用角度着眼，我想，爱因斯坦是不会选择相对论的。同样，如果有谁若问：“《楚辞》、唐诗、《红楼梦》与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很难具体说清楚。

这里又引出一个世俗功利的考虑问题。科学文化中有许多范畴，如哲学、文学、史学、考古、艺术、宗教的价值，并非也不可能在功利主义的坐标上得以肯定，而是要从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的立场上，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国民素质、满足人性与人生需要的高度来认定其社会价值。“五四”以来，有一种思潮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除了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能解决判断文化价值的标准，功利主义的影响太深。这应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要讲功利，世间最实际的、可以立见功效的，就是种田、务工、经商，最不实际的是基础科学研究。但后者又是绝不可少的。这里就显现了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对市场系统的制约、调节作用。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三大系统的独立存在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后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

（六）高等层次的文化需求，有待于引导和培养。我看到过一个俄国记者写的文章，谈到他对北京和莫斯科的不同感受。他说，北京确实非常漂亮，现代化程度很高，这方面莫斯科相形见绌；但是，文化氛围赶不上莫斯科。比如，莫斯科有几十个大剧院，每到晚上，莫斯科人穿着整齐漂亮的衣服去参加音乐会或者看剧；而有些北京人则热衷于请客吃饭，或者看电视、串门、聊天。这种现象恐怕不是孤立存在的。到过国外的同志会注意到，在地铁和其他城市交通车上，几乎人们都拿着报纸、书籍看，这一方面出于重视文化学习的传统习惯，另一方面是由于客观形成的压力—跟不上就落伍、被淘汰。某音乐学院一位负责人讲，他带领学生去国内某沿海城市演出，结果发现演出票几乎全是赠送的，他好奇地问：“怎么回事儿？”回答竟是：赠送票还不愿意来呢，谁肯买票参加音乐会？看来事近荒唐，真是公费包揽了一切；但又绝非个别现象。说明干部群众精神方面的高等层次的需求还有待于培养和引导，欣赏、消费高雅文化的意识与习惯，并没有在我们整个社会中形成。

每个区域的文化吸引力同那里干部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水准成正比例。我们要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文化参与意识、文化兴趣，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进而增进人文素质，增进区域的文化魅力。应该让文化内涵、文化底蕴贯注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活动中去，如购物、广告、娱乐、餐饮、多媒体制作、文化观光、旅游，等等。从世俗文化、大众文化起步，使生活文化化、文化生活化。

培根说过，科学的力量取决于大众对它的了解。我看，文化的力量同样取决于大众对它的了解。

（2001年）

一个有趣的话题

话题是从“侃大山”引起的。我们几个文友由依法治国说到社会管理，又由城市扯到了乡村。我谈起了几年前亲身经历的一桩见闻。

我们作家采风团来到广西著名的明清古村落杨美村。这里距南宁市区大约四十公里。村临北江东岸，拥有八个古埠码头，从前曾是一处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而且，历史文化底蕴比较丰厚。文献记载，当年徐霞客南游，曾从南宁乘船到过这里。辛亥革命爆发前，著名革命家黄兴，曾与黄明堂、梁亚烈及其父亲梁植堂等，在此共同密议、筹划革命活动。二百年来，此间由于人文荟萃，经济发达，留下了大批明清古建筑，至今尚有六七百栋，包括明代民居、进士第、举人屋、黄氏庄园等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特色浓郁的民居宅第多处，组成了闻名遐迩的明清古建筑一条街。

那天，我们吃过晚饭，看看天色还早，便在街上信步徜徉。可以想象，当年这里的古城路，每条小巷都曾发生过许多动人的故事，都曾有一段散发着馨香、令人回味无穷的依恋，闪现着在历史风雨的汰洗中永不褪色的华彩。置身其间，令人暂时忘却都市的喧嚣，享受一番心灵的恬淡。由于主要是想考察一下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民居，所以，大家的眼睛都是齐刷刷地向上望着。突然，对面跑过来一头大黄牛，使得我们一面侧身躲闪，一面看着脚下的路。这时，我发现墙角处有一通不太显眼的旧石碑，碑身一米多高，棱角也不十分整齐，因此，开头并没有引起注意。但碑上“嘉庆十九年立”字样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伏下身去察看了详细内容，原来所记载的是村民自己订立的村规民约，包括“禁止卖注水猪肉、下水；禁止滥搭滥建；禁止随意设置摊位；禁止乱倒垃圾”等，还有一条是，“如邻家有可疑人来，要随时告官”……这可引起了大家的浓烈兴趣，认为无论从村民自治、法治建设角度，还是从弘扬基层公众道德、维护良好民俗民风角度看，都是一项颇有价值的事物。

多年来，杨美村作为重点旅游景点，当地民众和远道而来的游人，所注意的都是那些一二百年前的民居建筑，以及奎星楼、进士第、古码头等古迹，而对于这类社会、历史方面的蕴涵丰富、更具人文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文物却很少关注，致使其长期淹没无闻，说来也是很可惜的。

……

这样，一个有趣的话题就出来了。文友中有一位社会学家，开宗明义、有板有眼地说：

“所谓村规民约，是在乡村地域的一定范围之内，为了保障并调节本村及其广大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由共处同一村落的群众，根据习俗与现实，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原则，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种村规民约，具有地方性、约束性、自发性的特点。由于它顺应了广大村民希望生活安宁、社会秩序稳定的普遍心理，贴近乡村生活实际，体现传统价值观念，因此，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与亲和力。”

而具有考据癖的史学教授，这时接上了话茬，说，我国最早的成文的乡规民约，大约出现于宋代；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群众性的自我约束活动，在南方农村中普遍得到了重视与推广。其中有两个突出事例：云南的白族聚居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从明、清两代开始，在中原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以及典章制度的影响下，自发地形成了制定村规民约的习俗。内容十分广泛，举凡传统道德、风俗礼仪、行为规范、环境保护、生产生活、婚丧嫁娶等，悉数包罗进去。再就是，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大拉村，光绪年间竖立的乡规民约碑上，有禁赌、禁抢、禁盗等八条禁约，其中有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刀斧入山砍伐、禁止盗砍芦林竹木、禁止盗割竹笋，反映了十分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

那次采风之后，我也查阅了一些文献资料和媒体报道，得知在云南省广南县旧莫乡底基村、四川省合江县镇口乡双桂村、湖北省远安县洋坪镇漆树垭村、重庆市奉节县安坪乡等地，也都存在着这种碑石，有的是近年才被发现的。规约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提出单项要求，如专门针对乱砍滥伐、破坏水土保持的；有的是多项同时约束，涵盖了本地常见的生产生活中的多项主要问题。

应该说，这是一种纯粹植根于民间土壤的嘉风美俗、优良传统，在当前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中，是必不可少的。诚如刘绪军律师在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不论我们今天的社会显得有多么现代化，相当的乡土农村仍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封闭性，仍处于与中心城市相对应的边远地带，国家法律对乡土农村的调控还有一定的距离和难度。再加上国家法律宏观、抽象的规定，与乡村生活相对疏离；而乡规民约微观、具体的规定，产生于乡土，与乡村生活比较贴近。村民从需求和情感上更加倾向乡规民约，乡村生活也更多地适用乡规民约。”

当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国家法律制度与传统特色浓厚的乡规民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难免也会产生某些碰撞和冲突。就此，刘律师引述了以云南省宁蒗县法院基层巡回法庭的真实事件为蓝本而排成的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的两个案例——

法庭三人在摩梭族鸡肚寨过夜时，马匹以及背负的国徽深夜被盗，急得团团转的老冯提出要报案，而当地山寨女长老却提出：“偷马的事，能不能不去惊动公安人员？”意思是，通过协调进行“私了”。她先拉出自家的马给老冯用，然后凭借其自身权威和族群、宗教的力量，设法找到了被偷的马匹。在她看来，已经物归原主，事情就算是圆满解决了。而老冯从法治的角度，追问：“那么，偷马的人怎么办呢？”在这里，老冯考虑的是，“盗马案”已经构成了刑事案件，必须由国家公权力介入，依法追究盗马人的刑事责任；而女长老考虑的是当事人和整个村寨的名声，在一个抬头不见低头见、众人联结为一体的熟人社会，用道德自律或族规家法来处理，应该比法律更有作用，更可行。

另一个案例是：法庭成员阿洛的岳父姚葛，是彝族鸡尾寨的主任。邻村的羊越界进了这个村寨的地盘，吃了村里的草。按照村民自治规约：“羊吃了我们的草，就是我们的了”。于是，这位主任便趁着办喜事，把羊宰了大宴宾客。邻村村民上门来讨说法，要求赔羊。老冯趁着酒劲，不留情面地批评姚葛“不懂法”，阿洛也为着“法律的尊严”，而吐出一句“不合法”的狠话，结果岳父被激怒了，老人认为他“胳膊肘往外拐”，愤愤地说，不能把女儿嫁给这个“公家人”。于是，已领了结婚证的阿洛与新娘便连夜出逃，这又被邻村人看作是坏了彝族的规矩。矛盾、冲突连续发生，先是民主形式下形成的村规民约，因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他人权益而受到严峻的挑战；后是身为“法院的人”的阿洛，由于违反民族习俗，引起族人的普遍不满。影片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现实中实际存在的需要认真对待、妥善研究解决的崭新课题。

社会学家说，他也看过这个电影，由于是根据报纸上的真实故事改编的，说是故事片，其实很像一个纪录片；可贵之处在于它直面现实，涉及到民族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法治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宗教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反映出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诸多现状，提出了法律法规如何在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农村贯彻落实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开启了广阔的思考与探索空间。

最后，我补充了一句：由于法律制度与村规民俗之间，存在着促进社会秩序的形成并维护社会秩序的健康发展这一相同的目的性与功能上的互补性，从而决定了二者是完全有可能通过协调的方式达到双赢的效果的。我们可以在新农村建设和社会管理中，不断总结、摸索出成功化解与协调矛盾、冲突的经验。

（2013年）

漫谈人生不同阶段的读书学习

一

这个话题的提出，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前提或者说基点之上的——

其一，它是建立在承认读书致用，有益于人的健康成长，有益于成才发展，有益于培植健全人格、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点之上的。现在，“读书无用”的论调十分盛行；很多人只热衷于拉关系、找门子，疏通人脉，认为只要能够结交朋友，靠着哥们帮忙，相互提携，互为利用，就可以办妥任何事情、打通一切关节，埋头读书根本没用。可以说，现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书籍最受人冷遇的时期。现在，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玩手机，发QQ，看电视剧，传黄段子，而坐下来认真看书的很少。至于外出，坐在飞机、火车上，你就观察吧，至多是随便翻翻时装、汽车、保健、美容之类的杂志，也只是限于看看图片，现在，一些成年人已经回到了儿童的读图时段，对书籍却没有兴趣。有一些人即使看报、上网，也不是要掌握知识、启迪智慧，而只是浏览信息，满足于掌握一些奇闻轶事。其实，读书也好，学习也好，是分不同层次的。只满足于浏览信息，这对于广大受众来说（那类需要专门掌握信息的从业者，比如，搞商品交易、炒股票、掌握市场行情等，除外），这并非十分必要，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已。

其二，它是建立在终身教育和“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之上。既然读书是必不可少的，那就必然导出只要有生命存在就不能放弃学习的结论，这就需要终身学习，生命不息，读书不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知识、学问也在不断地更新；因此，需要随时补给精神营养，不断地吐故纳新。这对于那些视读书为无用的人来说，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他们说这番话，无异于“夏虫语冰”。

其三，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知之上：即人生不同时期，不同的年龄段，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学问是有差异的。也就是应该针对不同阶段有计划有目的地补充文化给养、精神能量。而承认读书、学习阶段论，那就意味着已经接受了循序渐进、因人而异、因时制宜这几项规则。

那么，紧接着就会引申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特殊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我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时代发展的需求。过去传统社会在管理上，面对的是自然与社会、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三个空间，现在进入信息社会，三个空间之外，我们还要面对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叠合，它的特点是，结构复杂、价值多元、利益分化、行为隐匿、风险倍增；每天的新事物、新矛盾层出不穷，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增强知识能力，就连适应都成问题，更何谈引领！

二、精神建设的需要。通过读书武装头脑、陶冶情操、提升人生价值，或者说，为了对抗先天的愚昧、后天的无知以及世俗熏染的狭隘，像走进圣殿一样，与智者对话，净化心灵，赢得智慧，提升理论自觉和思维层次，以便从经验型、自发型进入理论形态、系统形态、超前形态。一个对思想不感兴趣的人，也可能很能干，但绝对谈不上有深度、有远见；心灵底子薄弱的人，既禁不起失败，也承受不了成功，挫折和掌声都会使他倒下去。有效的阅读不仅影响到个人，还会影响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鲁迅先生在批判国民性的时候，说中国人常常一轰而起，一轰而散，这就是灵魂没有根柢。我们应该以深厚的人文修养来抵御这种浮躁与茫然，有底气，有正气，使思想水准、精神境界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三、扩展开来，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庄严使命。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以国家实体的形式得以延续下来。两千多年来，作为治国理念、人伦价值、道德规范、生命智慧、知识宝藏的载体，中华传统文化也包括国学得到了传承与延续。只是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面对现代化的强势的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失去其固有的优势，呈现出严重的滞后状态。这里有个通常所说的文化软实力的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方面已经迅速发展为一个世界性的现代化大国，而文化特别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却没有相应地跟进，未能形成强大的软实力，像经济那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应有的影响。所以，当今迫切需要着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构建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以便有效地诠释固有的价值、理念，为“中国模式”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撑。

四、从青少年阅读的现状出发，突出强调读书的紧迫性。《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中谈到，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2013年图书阅读量为七本，数量很少。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状况如何，关系着整个民族的未来命运。如所周知，青少年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阅读不仅影响着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文化素养、精神世界以及未来的成长轨迹。而且，对于成年人来说，良好的阅读习惯需要从儿童阶段养成。梁启超认为，大概是在学生时代，读书习惯就已经养成了。失去了这个时机，待到出了校门、进入社会，就已经成型了。一些人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动读书的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了自己终身的幸福。

前个时期，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早前人大教授张鸣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进入笨蛋时代了吗？》，此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有种说法，说是中国人现在已经进入笨蛋时代，傻人特多。还别说，这话有点道理。一个张悟本刚刚歇手，又冒出一个“神医”，无须问诊号脉，看上一眼就可以给你开方子，甚至对照片一样可以看病，这神医，居然门庭若市。市面上，好些没有常识的谣言，就是有人信。好些十分垃圾的书，就是卖得好。好些人，你眼睁睁看着他受骗，拉都拉不回——。2005年温家宝同志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很值得深思。这恐怕和不读书也有一定关系。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曾说：“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该国人的头脑，而头脑则取决于读书多少。在中国旅行时我发现：城市遍街按摩店而书店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十五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

五、当前正处于阅读方式发生巨变的时代。过去的“一册在手”，现在已经被手机阅读、屏幕阅读、互联网阅读所代替，人们通过网络可以随时连接外部世界，闪电般地几乎同步获得最新信息；再加上满足好奇心理、求新求异心理的需求，所以读书之风日渐式微。问题不在于哪种形式，而在于光掌握信息不行，还必须提升一步，获取知识与智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只靠浅阅读、泛阅读、零碎阅读是难以实现的。

说到信息，我们知道它有许多特性：一是它必须依附于文字、图形、图像、声音、影视和动画等载体；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的使用价值递减，最终可能失效，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及时获取与利用，而且要紧紧地依附于相关的载体；三是信息无法选择，无论有用与无用，你都得接受，手机软件“叮、叮、叮”不停地提示，你想躲也躲不开；四是诱惑力强，它会使你成为一个无所不知的“智者”，随时都能侃侃而谈的“资深专家”；可是，代价也是沉重的，伴随着信息的横流，你的大量宝贵时间都会被吞噬掉，直至造成信息疲劳、信息焦虑、信息过剩，成为“信息的囚徒”而失去自由。而且，当我们过多地依赖搜索引擎，也正是纵容大脑思考的惰性；当我们能很方便地从网络获取问题的答案，也就不自觉地弱化了查找、搜索知识的能力，其结果是来得容易忘得也快。

刊于《纽约时报》的美国南加州大学高级研究员尼尔·加布勒的文章指出：“从前，思想可点燃辩论的火焰，激发不同的思考，引发革命和根本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当今，我们的思想似乎变小变少了，并非因为我们比前人愚钝，而是由于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在乎思想。真正原因可能在信息本身。我们现在知道的信息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思考的就少了。借助互联网，我们想知道什么似乎马上就能得到信息，这就是问题所在。过去我们收集信息，不只是为了了解情况，而是要将其加工升华、融会贯通变成思想。我们过去不仅试图了解世界，而且力求真正理解世界，这是思想的主要功能。马克思指出了生产资料与我们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弗洛伊德教我们探究自己的心理，作为理解我们感情和行为的一条途径。爱因斯坦改写了物理学。这些思想使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存在并试图回答生活中令人畏缩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淹没在浩瀚的信息中，即使有心也没有时间去加工提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想去做。”所以，设法从上网、看电视中抽身而出，从浏览短信、搜罗信息中拨出一些时间来用于读书，用深邃的人文精神抵御浮躁与尘俗，乃至关重大的当务之急。

二

说到人生不同阶段，我觉得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段：一是青少年时期，也就是读书学习阶段。

少年儿童阶段，记忆力强，求知欲旺盛，读书往往从兴趣出发。鉴于现在的孩子们课业负担已经非常繁重了，不宜再来加码，但是，适当地安排一些课外读物，还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我的眼界不宽，从我阅读所及，我觉得下列书籍，是比较适宜的：外国部分，像《哈里·波特系列》、《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大典》、《二十世纪外国最新童话》、《昆虫记》、《鲁滨孙漂流记》、《海底两万里》、《格列弗游记》、《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中国部分：《寄小读者》、《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青少年版）》、《朝花夕拾》，等，都是值得阅读的。再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蒙学读物，简称作“三百千”吧。“百”，就是一百首绝句。可以提倡读一些朗朗上口的五绝、七绝的诗，不妨以《千家诗》为蓝本，选出一百首唐人、宋人的五七言绝句，在大致讲解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要求全部背诵下来；再就是，可以讲授《三字经》和《千字文》。我看到过海外华裔学者刘宏毅的《三字经讲记》、《千字文讲记》，讲得比较准确、细致，可以用作参考。不过，这里我想强调一句：对于少年儿童，关键还是品德的涵养，它要比知识重要百倍。1987年，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巴黎，有人问其中几位老人：“您们在哪所大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出人意外的是，老人们并没提到哈佛、普林斯顿，或者剑桥、牛津，却异口同声地说：“是在幼儿园。”问：“幼儿园学到了什么？”答复：“诚实，善良。”显然，这几位老人是想告诉人们：让他们终生受用的东西，是那些最简单、最基本的做人处世的道理。我之所以在读书后面加上“学习”二字，也有这一层意义。

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青年时期的读书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对于人的一生的成败、利钝，休戚、升沉，带有决定性作用。原因是青年是打基础的阶段，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始建与成型时期，而且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如果不能正确加以引导，就会走偏方向；青年时期，应该充分重视理想追求，要立大志，有作为，而不能满足于庸庸碌碌，因循怠惰，防止把人异化为只受本能和欲望支配、驱动的一个个体。这就更需要依赖阅读、学习的引导，应该通过读书来振奋精神，激扬意志，提高品位。鲁迅先生当年把青年分作三种类型：有睡着的，有玩着的，有醒着的。那些处于睡着、玩着状态的青年，要及时警觉起来，使自己醒转过来—在和平时期一个根本途径，就是煞下心来读书。但是，现在的社会环境、条件，又使大、中学生面临着太多的干扰，太多的诱惑，十分不利于学子的读书上进。青年学子大量时间用于课外辅导、试题解析上，即便阅读书刊，也是功利性的、消费性的；加之，快节奏的汹涌而来的海量信息，更是分割了青年人的求知时间，使得他们的阅读视野日渐狭窄。

最近，我看到南京大学董健教授的一篇文章，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提起青年人读书，在近现代中国，“五四”前后和上世纪80年代，这两个时期恰恰是中国青年读书的热潮时期。1925年，在孙伏园主持笔政的《京报副刊》上，发出了“青年必读书十部”的征求，七十余位名流学者，应征作了答卷，陆续在《京报副刊》上刊出。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多位青年作了回应。其中古典诗词、晚清志士作品、新文化作品都包括在内。这一次的调查问卷，相当全面地展现了当时青年们的实际阅读状况。《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以183票、100票、75票位列前三，《呐喊》、《史记》、《三国志》、《庄子》、《超人》、《独秀文存》、《结婚的爱》、《少年维特之烦恼》、《饮冰室文集》等古今中外的各类书籍，也同列在榜单之中。《少年维特之烦恼》和《结婚的爱》等书的流行，反映了当时青年对于婚恋幸福的迷茫和追索。董健先生认为，“五四”时期是思想启蒙时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大，青年人追求科学、民主，既习中学，又看西书，根据自己的爱好、需求和时代背景进行多元选择，非常有思想追求。从上面介绍的情况看，那时青年的整体阅读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而且，品位也并不低。其中文学名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在九十年之后，到了2010年，在图书销售排行榜上，《明朝那些事儿》、《求医不如求己》、《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医生》占据了前三名，女性情感类、投资类、金融类、官场小说占去了半壁江山，网络写手越来越多，几乎看不到严肃文学影子，这不仅显示出阅读的功利性和猎奇性，也看出当下青年人的信仰缺失。

大、中学生的课外阅读，是走向精神成熟的起点，在时间紧迫、选择性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提倡阅读经典名著。经典名著并不是随意出现的，它们是时间和空间选择的结果。一部作品，能够历千百年而长盛不衰，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文化深度的悬念，光凭着这个悬念，也值得我们去光顾，去探索。

刚才介绍了“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阅读期待，那么，当代青年应该有哪些必读的书籍呢？这个书目的确定，应该兼顾基础性与前瞻性这两个要点。所谓基础性，已如上述；前瞻性，是指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其实，这也是与基础性紧相联结的。基础要牢固，必须广阔、博大。循此原则，我认为，有志于深造的青年可以选择下述读物：

一是国学及重要文化典籍，这是中华民族的人性之根、社会之本。它的特点不是知性的，亦即回答“是什么”，而是理性的，亦即回答“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古代儒学经典：“四书”是必读的；还有《老子》、《庄子》等经典哲学著作；再就是几部最重要的史书，像《史记》、《资治通鉴》等；要论历史方面的通俗读物，古代还有一部《东周列国志》，我觉得，也值得青年们阅读。二是关于学术研究方面的基础性著作，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等等。总之，应该多读经典的东西，经典永远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所以，许多学者都推荐，国内的多读鲁迅、胡适、陈独秀和蔡元培，国外的多看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狄德罗。多读具有文化价值的好书，比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哲学、美学、美术史。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一个人至多活几十年，通过读书摸透世事沧桑变幻的规律，对历史有一个系统的梳理，就像活了几千年！”

三

读书阶段结束之后，便进入了工作阶段。这时期的阅读带有自主性、广泛性、实效性的特点。所说自主性，是指它不像在校学生那样，具有统一的安排、集中的时段、共同的生活环境、作息规则；完全依照个人条件、个人需要、个人兴趣来进行。广泛性，是因为每个人所从事的事业、所在的岗位、所需要的知识不尽相同，差异性比较大，因而，阅读必然是多样的，多元的。实效性，或者说是现实功利考虑，是所在岗位、所从事的工作、所掌握的专业，决定了其目的性是明确的，指向是具体的，往往是为了适应实际工作需要而进行学习的。

从阅读对象看，大别之可以分做三种类型：一种是着眼于适应本职工作的需要与能力的提升，来阅读、钻研有关书籍，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我把它说成是从“术”的层面上来阅读的。一种是并没有明确的指向，完全着眼于提高认知能力，开阔视野，扩展心胸，着眼于整体素质的提升，亦即是从“道”的层面上来阅读的；这种阅读有助于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如同大哲学家培根所说的：“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还有一种，站在某种专业的层次上，带有很强的研究性质。他们为了探求某些方面的实际问题及其内在规律，深入研究某一领域的学术、知识、技能而读书的，我把它概括为“道术结合”。

三种情况，所读书目，差异颇大。但也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性的指导意见。属于第二类情况，自不必说了；即便是第一种、第三种情况，除了阅读专业书籍，钻研特定问题，也同样有必要扩展胸襟，开阔视野，这就有必要阅读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因为人类知识是互通的，相互启发，相互影响。有了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襟，对于掌握专业知识、技能，也极有益处。像唐诗、宋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在提高人文素质、涵养审美情操、增强想象能力、培养创新精神方面，益处颇大；有条件的，还应读些外国的优秀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雨果、契诃夫的小说，普希金、泰戈尔的诗，卡耐基、培根的人生悟谈，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人到中年，尽管需要奉老育幼，养家糊口，不能不奔走于衣食，但是，也还应抽出时间选读一些必读的书籍。有的专家建议，要注意三方面内容：一要读些与自己专业有关的书，不要放弃自我的继续教育。因为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了解本专业最新进展状况、最新知识，做到精益求精，才能使自己在事业中立于不败之地。二要读些自我保健的书。《菜根谈》里有一句话：“老时疾病，都是壮时招得，衰时罪孽，都是盛时作得。”人的后半生的健康多半是在中青年时打下基础的。因此，应该了解一下起码的保健常识，在生活中做到精神内守，起居有时，饮食有节。三要读些培养教育孩子的书。“富若不教子，钱谷必消亡；贵若不教子，衣冠受不长”，这句古训讲了家教的重要性。这样，你辛苦打拼出来的基业才会后继有人，而后代的成才成功，则是你将来幸福的保证。

广泛阅读，无疑是必要的、重要的；但我觉得，关键还在于实际应用。比如，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就是通常说的史实，即便是比较熟悉，也还有个如何进行分析，亦即运用史识、掌握史观的问题。分析历史人物，除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还应注意运用西方人文学科中已经证明有价值的一些方法，如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比如，我在阅读中外历史著作过程中，发现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往往会起到重要作用。再如，过去我们争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后来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觉得顿开茅塞，豁然贯通。他提出的“合力说”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再就是，过去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说某个历史人物几分好、几分坏。实际上，还应该顾及人物的一生大节，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不同阶段，结合其所处的历史大势逐段评价其功过是非。列宁评论普列汉诺夫，就是这么做的。

如果说上述问题还比较专业的话，那么，下面涉及的就相当普遍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你是从政、治学、做媒体、搞宣传，要想提高一个档次，思想、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就都面临着一个从经验型、自发型进入理论形态、系统形态、超前形态，提升理论自觉和思维层次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重要的，它既能为我们树立科学世界观奠定基础，又能统领与整合各种知识、学问。喧嚣浮躁的世界需要深刻的思想；高品位的、健全的人生，不能没有哲思的陪伴、智慧的导引。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掌握了哲学，就掌握了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大聪明，是超越一般人的素质、教养和境界，诸如真诚、通达、友善、宽容、睿智等，这样对生活的“觉解”就大不一样了，对己对人的心态就大不一样了。同样是或种田、或做工、或习武、或经商、或当官、或教书，生活都显现了它的意义，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哲学等同于一般知识、技术，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永远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当一个人的灵魂对于人生产生根本性的疑问时，他就会走向哲学。那些不关心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当然不需要哲学。

依我个人的体验，学习、研究哲学有两个要领：一是选择视角，一是提出问题。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视角之外，还有个立足点问题—所处位置不同，观点和取向就将随之而变化。白族著名诗人晓雪写过一首短诗《发现》，他以独特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描绘出云南的石林在不同地区的游客眼里所呈现出的不同形象：新疆人看这里的石人，每个人都戴着维吾尔族小花帽；内蒙古人看这里的石峰，说是活像蒙古人锋利的马刀；西藏人看这里的石山，认为颇像喇嘛、活佛在念经；宁夏人看这里的石林，像穆斯林在做礼拜。其实，这种“发现”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那些高耸而尖峭的石林，在渔民眼里，很像丛林般的桅杆；林业工人看去，却像无边的森林；钻探工人看去，像是成群的井架……这里一个重要因素，眼界、视角不仅取决于立足点，而且，和生活基础紧密地联结着。

哲学，第一位的是问题。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如果你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记住一些机械的条条，那么，哲学对于你可就真的没有用了。但是，哲学却又并不提供答案，它只是推动你去思考，反思、体悟、品味、涵泳，这些是学哲学、用哲学的不二法门。所谓提出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有“问题意识”。无论是对于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问题意识都是最要紧的。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四

最后说说退休以后、老年阶段。这段时间占去人的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三十来年吧，可不短啊！退休以后做什么？这就多种多样了，含饴弄孙者有之；持竿垂钓者有之；外出旅游者有之；方城之战者有之；看电视者有之；跳老年舞者有之；会友倾谈者有之；当然，坐下来读书、看报者亦有之，而且，数不在少。总之，必须有事干，使身心有所寄托；最怕的是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整天躺着睡大觉。

说到老年读书学习，首先要破除一些思想障碍：有的认为没必要了；有的怕累坏了；有的怕别人说风凉话。应该知道，人老从哪儿先老？有人说是腿，其实，医学研究表明，人老大脑先老。人的大脑约有一百五十亿个神经细胞。一般人一生可激活分裂使用十四亿个脑细胞，使用率为十分之一，使用得多的科学家用到二十八亿个，占五分之一，绝大多数细胞未被激活，怎样来又怎样回去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或不被利用，细胞会逐年损失。人老从大脑先老，大脑衰全身衰。远端末梢的老迈，是大脑衰老的表现。尽管大脑随年龄增长而逐渐退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延缓这一过程却完全有可能。加强大脑运动，即勤用脑、多动脑，通过读书学习，提高人的思维与记忆能力，接受新知识、新事物，让大脑不断确立新的目标。那些大学者，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多数都是高寿，九十、上百的非常多。他们既能经常动脑子，又能以理节情，以理化情。

读书学习，首先，可以有效防止脑衰、脑萎缩，是延年益寿的秘诀。学习可以保持老年人的好奇心，可以通过留心观察分析周围的事物，强化自己的记忆力、理解力、判断力、创造力，是锻炼大脑、防止脑衰的有效方法。当然，看书学习，要有张有弛，一次看书的时间不宜过长，注意放松和休息。

其次，读书学习可以缩小与年轻人的代沟，获得与子女、与社会的共同语言。当今世界，高科技，快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只有读书学习、思考分析，才能找到老中青之间的共识。造成代沟的原因，就是缺乏文化思想、行为观念的协调和更新，缺乏共同认可的交往规则。因此，老年人通过读书学习，获取新知，调节好心态，找到和年轻人的共同语言，是十分必要的。

其三，读书有助于疗疾祛病。《黄帝内经》有“聚精会神为养生大法”之说。读书是聚精会神的重要途径。所以，南宋大诗人陆游说：“病须书卷作良医。”读书可以帮助人化解抑郁，扩展胸怀。清代著名戏曲家、养生家李渔说：读书“忧借以消，怒借以释，牢骚之气借以除”。我在中国医科大学讲座中，曾经说到古代大哲学家庄子是高明的医生。就是着眼于他在书中教人看得开、放得下，知足知止，以超然的心态对待人生境遇、客观事物，从而起到中医所讲的“消结化瘀”、“疏肝理气”的作用。

其四，读书是一笔可贵的智力资源，对培养子孙后代大有益处。现在大讲家风，热爱读书就是最好的家风。从前对联里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树养风烟”。家长如能自身养成读书习惯，在家庭里营造好的学习气氛，无形中对孩子早期的培养会起到熏陶、感染作用。

老年阅读，随意性、自由度就更大了。目的性不必特别明确，主要是怡情悦性，愉悦身心。孔子的人生旅途，整个贯穿着读书学习。到了老年，他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说的是心耳相从，顺意而为，不逾规矩，正是突显了这个特征。

关于老年人阅读，除去那些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不算，一般人大别之有两类情况：纯消遣型与同时带有欣赏、研究性质。属于消遣型的，读书一般都是从兴趣出发，随意性很大。属于这类情况，我建议可以读一些中国古典小说，比如“四大名著”、“三言二拍”、聊斋故事，还有中国现当代一些有意义、有趣味的作品；也可以读一点好看易读的翻译小说，比如，《基督山伯爵》、《一千零一夜》、福尔摩斯探案集等；还有一些优秀的电影、电视剧，可以看一看。至于带有欣赏、研究性质的阅读，除了上列书籍，还可结合专题，读些有益提高创新精神与想象能力的文学作品。

我在《扬州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谈到：根据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和特点，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读书和学习，使老年人心态平衡，跟上形势，愉快地度过人生的晚年。一是读些有关心理学的书籍，使心态调整到适合的位置，抛弃旧的观念，接受新鲜事物，客观地对待当前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一时还不能认识接收的，不要急，慢慢来，等一等，忍一忍。常言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二是读些医学方面的书，增长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做好自我保健，改变传统的生活陋习。在我国很多老年人刚过六十岁，就显得老态龙钟，弯腰驼背，无精打采，衣帽不整。在美国，七十多岁的妇女照常开车，下游泳池游泳。人家活得很潇洒，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呢？联合国提出的口号，是“千万不要死于无知”，现在绝大多数人是病死，而不是老死。三是读点文学作品，比如唐诗宋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精华，读起来好听，朗朗上口，百读不厌。既能陶冶情操，又可振奋精神。

我还有个建议：可以有计划地读点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先生思想深刻，具有远见卓识，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研究、理解。鲁迅有些作品、有些说法，涉世未深的小青年读不懂，但中老年读者却能够别有会心。正如学者杨义先生所言：“我们观察中国事物之时，灼灼然总是感受到他（指鲁迅）那锐利、严峻而深邃的眼光，感受到他在昭示着什么，申斥着什么，期许着什么。”“‘鲁迅眼光’，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收获，一种超越了封闭的儒家精神体系，从而对建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具有实质意义的收获。在鲁迅同代人中，比他激进者有之，如陈独秀；比他机智者有之，如胡适；比他儒雅者有之，如周作人；唯独无人如他那样透视了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生模型的深层本质，这就使得他的著作更加耐人重读，愈咀嚼愈有滋味。鲁迅学而深思，思而深察，表现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流的思想洞察力、历史洞察力和社会洞察力，从而使他丰厚的学养和深切的阅历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的穿透力的历史通识。”“很难再找到另一个文学家像他那样深知中国之为中国了。那把启蒙主义的解剖刀，简直是刀刀见血，哪怕是辫子、面子一类意象，国粹、野史一类话题，无不顺手拈来，不留情面地针砭着奴性和专制互补的社会心理结构，把一个国民性解剖得物无遁形，淋漓尽致了。”“他长于讽刺，但讽刺秉承公心，冷峭包裹热情，在一种‘冰与火’共存的特殊风格中，逼退复古退化的荒谬，逼出‘中国的脊梁’和‘中国人的自信力’。鲁迅使中国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深度，正是这种充满奇痛奇快的历史深度，给一个世纪的改革事业注入了前行不息的精神驱动力。”

据我学习鲁迅作品的体会，要领会其精神旨趣，除了直接解读经典文本，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还必须借助人生阅历、生命体验，做到情感相通，体验契合。也许一个人的生活体验愈多，愈能欣赏鲁迅思想视野的宽广、精神空间的开阔及其对人生的深刻洞察。他那开阔的心胸和深邃的眼光，同当前浮躁的世俗、现实的功利是格格不入的。不过，只要我们能静下心来读下去，总会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可以开卷受益。

（2015年）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域外文缘 / 王充闾著.—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4153-6

Ⅰ.　①域…　Ⅱ.①王…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241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350千字

印　　张：26.25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张　莹

装帧设计：张　莹

责任校对：彭力胜

ISBN 978-7-5470-4153-6

定　　价：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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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俄罗斯

解　脱

一

二

三

四

五

樱桃园

一

二

三

月圆想起了契诃夫

一

二

三

泪　泉

一

二

三

四

涅瓦大街

一

二

三

四

湖上有余情

一

二

三

德　国

断　念

一

二

三

未了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附：爱别离——拟歌德日记

告　别

一

二

三

四

五

悠悠童话路

一

二

三

四

英　国

一夜芳邻

一

二

三

“少年版”福尔摩斯

挪　威

剧作家的生命原版

一

二

三

四

冷硬而炽烈的生命之华

作品的签名

“生命之桥”

“生命之树”

“生命之柱”

“偶在”与“恒在”

比利时

滑铁卢是什么

西班牙

“架桥者”言

波　兰

一堂汉语课

美　国

“马背上的水手”

旧金山掠影

一

二

三

把望远镜掉过来看

一

二

三

曼哈顿的“西洋景”

从“影都”到“乐园”

一

二

三

四

潘多拉的盒子

一

二

三

四

靓女新妆出镜心

一

二

三

智　利

诗人的恒久魅力

太平洋深处的“天问”

巴　西

野　性

一

二

三

眼　神

秘　鲁

她，嫁给了“纳斯卡线条”

阿根廷

域外文人说庄子

日　本

一路文缘

东瀛观剧

月明　人在天涯

野　酌

花　环

泰　国

芭堤雅哀歌

湄南河上

今古鳄鱼

马来西亚

马六甲纪游

一

二

三

异国年俗

缅　甸

蒲甘晚照

一

二

三

四

忽闻佛地有仙山

新加坡

日近长安远

叙利亚

叙利亚听歌

一

二

三

印　度

万花如海一身藏

一

二

三

四

五

韩　国

蹈险余生作壮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朝　鲜

金刚山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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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

解　脱

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生命是越来越屈从于这些形式，然后再从这些形式中解脱……

——列夫·托尔斯泰《早年回忆》

一

亚斯纳·波利亚纳是俄罗斯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出生的摇篮，也是他回归的墓地。在这里，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连接在一起，画了一个完整的圈儿。

映衬着一株株高大粗壮的橡树、枞树与菩提树，这个凸出地面的土丘就显得更微小了。它长约两米、宽不足一米、高不过几十厘米，外围一圈低矮的木栅栏，就连几岁大的儿童都可以跨过去。上面如果不是覆盖着绿草、鲜花，人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可是，就是这个小土丘，却被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誉为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所在。他说，“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

还有一位名家是这样说的：列夫·托尔斯泰以其丰厚的著作登上了俄罗斯文学的顶峰，而他的墓地，则以其简陋、渺小而攀上世界所有的名墓之巅。

人们也许会问：像托尔斯泰这样的文艺复兴以来唯一能挑战荷马、但丁与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家，他的坟墓怎么会这样渺小、这么简陋呢？真是太不公平、太不合理了！莫非是沙皇政府衔恨报复的愚蠢举动造成的？也许是由于家乡和后辈缺乏足够的重视，或者财源匮竭，以致名人的身后凄凉？其实，都不是。恰恰是托翁自己的郑重选择。辞世之前，他特意留下了遗嘱：“要像埋葬叫花子那样，用最便宜的棺木将我下葬，垒一个小小的坟头。”

具体地点也是他亲自选定的。童年时，他经常跟随哥哥们到这林地里游玩。大哥尼古拉告诉他，这里埋着一根“绿杖”，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秘密；谁若能够找到它，就可以知道全人类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当时他才五岁，但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以后，乃至整个一生，他都在探求着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秘密，最后，就终古长眠在埋着“绿杖”的地方。

一生都在探求如何使人类得到幸福，成就了这位精神巨人的伟大；而他却又是再平凡不过的，“不论是作为孩童、少年、成人甚至老人，托尔斯泰永远仅仅是众人中的一员而已”（茨威格语）；“而他之于我们，亦非一个骄傲的大师，如那些坐在他们的艺术与智慧的宝座上，威临着人类的高傲的天才一般。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称的，那个在一切名称中最美、最甜蜜的一个——‘我们的弟兄’”（罗曼·罗兰语）。

伟大与平凡，在这位世界文坛的一代宗师身上，也在这个黄土小丘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托翁出身名门望族，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以“丰富的遗产，双重的世家，高贵的世裔”加以概括。光是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从这个家族中就走出了四十位，他们在《俄罗斯名人传记辞典》中足足占了九十五页。托翁的先祖是彼得大帝的密友和重臣；祖父官至喀山省省长；父亲是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母亲出身于世袭公爵之家，她的父亲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步兵上将；曾祖母与普希金的祖母是亲姐妹。

他本人是伯爵，属于贵族特权阶层。作为既得利益者，作为地主庄园的“一家之主”，他原本可以在这华丽、优雅、宁静的天地里，享受雍容华贵、安富尊荣的贵族生活，然后再将那些财富、荣誉和特权传递给下一代；可是，他没有。

作为世界级文化名人，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一座座横空出世的巅峰而高踞“艺术之神”的宝座，他完全可以像其他无数成功人士那样，心安理得地承受着世人的顶礼膜拜，陶醉在种种荣耀和鲜花、掌声之中；他也没有。

当年，俄国《现代人》杂志的一位编辑说：“在我国有两个皇帝：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尔斯泰。他们俩谁更强大呢？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没办法，不敢动摇他的宝座；而托尔斯泰却毫无疑义地在动摇着尼古拉二世的宝座和他的皇朝……谁碰碰托尔斯泰试试看，全世界都会喊起来。”

作为顶级强势人物，尼古拉二世习惯于凌驾在臣僚、仆役、平民之上，逞豪雄，耍权威，作威作福，颐指气使，像《聊斋志异》中所描绘的：“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而被奉为“精神领袖”、“社会良心”的思想巨人托尔斯泰，却经常以自己未能像普通农民那样吃苦受累，饥寒冻馁，而心怀愧怍，寤寐难安。他坚持自己的人生真谛与理想追求，拳拳服膺并身体力行人道主义思想，无论是形成文字，还是视听言动、喜怒悲欢，都坚守底层平民的立场，勇于为无权无势的劳苦大众说话，无情地谴责与鞭挞沙皇农奴制度，在探索人的内在本质，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的同时，也把人类精神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二

从青年时代开始，托尔斯泰就尝试着走社会改革和精神探险之路。他先在自家的庄园试行改革，设计了一套改造计划。他遍访庄园附近多个村庄，从中挑选出最穷苦的农户，前往送茅草、修房屋。那时他刚刚二十岁。十年过后，他又在庄园内外为农民子弟创办了二十多所学校，致力于普及平民教育。村里有一户寡妇，缺少帮手，他就过去为她修炉灶、运柴草、干各种农活；那年村里发生火灾，他率先投入火场，抢救农民财产；平时经常为穷苦农民播种、收割庄稼。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有一幅名画：《托尔斯泰在耕田》，真实地再现了这位伟大人物的体力劳动场面。

罗曼·罗兰说：“托尔斯泰在一切作家中是最少文学家气质的人。”他长着一副典型的乡下人面孔。宽阔的前额上横刻着两条弯曲的皱痕，眉毛雪白而浓厚；皮肤饱经风吹日晒，粗糙不堪，与农夫的并无二致。什么样的衣着都合他的意，什么样的鞋帽他都可以穿戴。如果他与一个白胡子的仆人并肩坐在马车上，若是不细心观察，你很难分辨出哪一个是伯爵，哪一个是车夫。

托翁长女在回忆录中写道：一次，她在图拉排戏，看门人说，外面有一个老农夫非得要进来看，大概是喝醉了。她马上猜着了来者是谁，赶忙出外去接。父亲笑着告诉她：因为衣服不讲究，人家没瞧得起他。莫斯科与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相距二百公里，托翁常常徒步往返。肩上搭个口袋，杂在沿途流浪的人群里。在五天的行程中，有时遇到火车站，他就在三等车厢候车室歇歇脚、喝点水。这天歇过了，他信步走到月台上，正好一辆客车停在那里，眼看就要开车了，忽然听到有人招呼他：“老头儿，老头儿！”原来是一位太太探身车窗外喊他：“快去女洗漱间把我的手提包拿来，我忘在那儿了。”托翁急忙赶到那里，幸好手提包还在。“多谢你了，拿着，这是给你的跑腿钱。”托翁从太太手中接过五个戈比，泰然自若地装进了口袋。同行的一个旅伴问那太太：“你知道你把五个戈比给了谁吗？”当得知是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时，女人说：“天哪，我这是怎么弄的！”而托翁却平静地目送着远去的列车，坦然微笑着。

他把名利、财富、世间的一切诱惑，都看成是沉重的十字架。面对为饥饿、贫穷、愚昧和奴役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农民，他发扬“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博爱精神，把民众的苦难当作自身的苦难；他为自己享有的物质特权“心如火焚，几成灰烬”。在严寒的冬天，他看见一个讨饭的村妇，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瑟缩在凛冽的风雪中，想到自己住大房子，有皮袄穿，有鸡蛋吃，生活过得太舒适、太奢侈了，感到深深的痛楚和羞愧。夏天闹饥荒，他痛苦地写道：“我们的餐桌上，有红红的小萝卜，黄黄的奶油，烤得嫩嫩的面包，摆在干干净净的桌布上；园子里有花草树木，我们的年轻女士们穿着薄纱衣裳，因为天气热自己却凉爽舒适而欣慰。可是，那边农田里长满了藜草，土地龟裂，农夫农妇的脚上长着厚厚的茧子，脚后跟在裂口、脱皮，牲口的蹄子在开裂……”写着写着，他伏案痛哭起来。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无比荒唐的：一面是花天酒地、骄奢淫逸，海量的钱财耗费在无聊的演出、庆典、宴会上，一面是无数贫民饥寒冻馁、饿殍满地。他把这种颠倒反常的现象称为人类的“疯狂状态”。他给家中唯一比较理解他的小女儿写信，说：“一种需要在我心里非常非常强烈地增长着，即要求说出我们生活的全部狂妄和全部卑鄙：在忍饥受饿，半裸着身体，满身虱子，住在没有烟囱的农舍里的人们当中，我们都过着愚蠢的奢侈生活。”于是，他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谢绝亲友间的一切应酬，不再出席贵族圈的社交晚会，他走进田野，同农民一样，头戴草帽，脚穿桦皮鞋，随便找条带子扎在腰间，挥锄劳作。他辞退了家中的仆人和厨师，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自己收拾屋子，生炉子，然后去井边汲水，装满木桶运回家里；把长长的木头锯成小段，再用斧头劈开，堆成方阵；坚持自己耕地、种菜、缝制皮鞋。在他看来，这样做即使不能获得心理学上讲的“受难快乐”，起码可以减轻自己的内心痛苦与心理负担。

“我们优越的生活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活，我们应该去理解不属于例外的、不属于我们这些寄生虫的生活，应该去理解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那些创造生活并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人们的生活。”在托尔斯泰之前，没有一个贵族知识分子能够承认这一点。

但是，认识到生活的“不义”之后，能否抗拒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本身呢？如果已经认识到生活的罪恶，依然心安理得地接纳它、享受它，那么，就比没有认识到罪恶而生活在罪恶中的人还要可耻。托尔斯泰觉得，他正面临着这种可耻和伪善的境地。

同底层民众接触得越多，对于他们的苦难，他便越是关心，日夜探索着消除苦难的途径。过去围绕着他的大多是学生、作家、学者，现在到庄园来访的都是各类劳苦农民，有的请他帮忙解决吃住难题、寻找做工出路；有的托他打通关节赦免罪犯；有的向他反映本村不合理问题，他家里成了救济所、避难窝、难民营。参加社会人口调查，使他有机会真切地看到大都市贫民悲惨的现状。他号啕痛哭着，说：“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啊！这绝不能存在！”对此，罗曼·罗兰写道：“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吗？”作家在这里揭示出托翁痛苦存在的根源。

通过频繁、深入地接触普通民众，目睹俄罗斯民族的苦难，为千百万农民的悲惨命运而痛苦、忧虑，加速了他在“真理之路”上的求索进程，净化了灵魂，为世界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体现在文学创作中，这时期他托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忏悔录》、《复活》等传世名著，在控诉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中的寄生虫”的罪恶的同时，也揭示了作家自身的彷徨、困惑以及对宗教的皈依。

而这一切，不仅引发了贵族农奴主的忌恨，招致沙皇政府的监视，也使他与家庭特别是夫人索菲娅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造成心理隔阂，筑起了一道冷漠的高墙。

三

诚如伟大作家高尔基所说，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所有伟大人物中最复杂的人”，他的内心深处升腾着错综而深刻的矛盾，甚至形成了无解的悖论。

托翁和革命者一样，是地主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曾直接点名痛斥历代沙皇，在他们头上分别冠以“残忍的”、“愚昧的”、“丑恶的”、“粗暴而昏昧的”定语，这在那些把沙皇看作“亲爱的父亲”、“慈悲的天主”的臣仆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无法无天；可是，同时他又是革命斗争道路的死硬的反对派。他的性格中存在着分裂的“两重性”：一方面，同情农民，憎恨农奴制；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反对以革命方式消灭这一制度。

他是沙俄帝国秩序的勇敢的揭露者，对“吃人”的农奴制度和整个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恨入骨髓；可是，却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主张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现实社会。在他看来，以恶抗恶只能互相伤害，使恶步步升级；“手段的卑劣不可能导致目的的崇高”；“在血泊之上，营建不起来一个纯洁的天国”。他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真正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因为这取决于人们世界观的转变，这是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现在的一代人，首先是由老爷们——你跟他们在这儿吃饭都觉得于心有愧——和仇视这些老爷并想用暴力消灭他们的革命者组成的。必须等这一代人死去，由新的一代来代替他们。”在《告政治家书》中，他形象地叙说：“这将是完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霎间设法长成一个森林。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长成，生出绿叶，最后才由树干长成一棵树。”

那么，现实所应该做的，就是走“道德复活”之路，使私有者自愿放弃权利与特权。“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必将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们尽其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为此，他让《复活》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即使在俄国这样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托翁所倡导的自我更新、自我拷问、自我鞭挞、自我完善的理想，也并不为大众所接受。

基督的博爱、孔子的仁义、老子的无为、叔本华对生命目的和意义的叩问——东西方的宗教和哲人的思考，最后都被托翁融汇在“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之中，有人径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在托翁的观念里，社会改造问题成了一个纯粹的伦理道德课题。这样，囿于天真、梦幻的信念，只能怀着对“大规模的暴风雨”的恐惧，天天肩负着自制的十字架，对自己轮番展开无休止的剧烈斗争。

在托翁的世界观中，真正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幼稚的乌托邦幻想合而为一。他在宗教信仰上反对暴力，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思想；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却支持农民行动起来反抗农奴主的压迫。当他看见村中穷苦农民为牛羊锅釜被抢走而哀哀啼哭的时候，他愤然面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衙吏，呼喊起“复仇”的口号。

他的主张、言论与实际行动，或者说信仰与生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可是，他却从来没有逃避现实，一天也没有同罪恶妥协过。当他听到葡萄牙民主革命胜利的消息时，他欢欣鼓舞，宣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他的作品所蕴涵的旨在推翻专制、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爆炸性力量，更使这种叛逆精神、正义立场彰显无遗。

同样的矛盾也反映在宗教与艺术方面。罗曼·罗兰指出，在托尔斯泰身上，艺术家的真理与信仰者的真理未能完满地调和；二者的统一只存在于他的艺术与生命的悲剧之中。他强调艺术的宗教指向，认为“艺术应当铲除强暴，它的使命是要使天国，即爱，来统治一切”；他为自己的有些作品无补于“天国的统治”而感到愧憾。但在他的生命途程中，艺术之路与信仰之路是并行而分割的，前者顺畅发达，后者崎岖险阻。当看到他醉心于宗教信仰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投入，欧洲的艺术家包括重病在身的屠格涅夫都吁请他“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事实上，即使是晚年的托翁，也并没有真正地委弃艺术——自己赖以存在的理由。这样，就在他的心灵深处，宗教与艺术胶葛重重，燃烧着痛苦的火焰。

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语），托翁这种矛盾的人生，折射出俄国革命之复杂性；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人性与神性的纠缠，生活和理想的龃龉，使他陷入出走、决裂、解脱与留恋家庭、关怀妻子中间依违两难的困境。他一直在家庭之爱与上帝之爱中间徘徊。他对妻子的既怜爱又反感的矛盾心情，笼罩着整个后半生。他们夫妇各自坚守着高过于自己生命的东西——托翁维护他的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守护着他的灵魂的圣洁；而作为家庭主妇，夫人索菲娅考虑的则是一家人的生计，孩子们的现时健康与日后前程。

这些错综复杂、难剪难理的矛盾，积聚在心头，如同利刃切割、烈焰炙烤，把托翁折磨得烦躁不堪，连片刻清净都难以得到。而庄园与家庭——这从前的避风港、安乐窝、温馨的爱巢，更成了他心灵的牢狱，恨不得立刻就远远离开。

四

不堪痛苦的折磨，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托翁一直在探求着解脱之路。他认识到，只有离家出走，才能摆脱上流社会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才能同这个“被疯狂包围”的“老爷们的王国”彻底决裂。他说：“这个家每时每刻都逼得我痛苦不堪，使我哪怕连一年合乎人性、合乎情理的生活都不能过。”他的理想去处，是偏僻的农村茅舍，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而这一切，都是家人、亲属所无法理解的。为此，他在家里，精神上处于极端孤立状态，而且愈演愈烈。

辞世四年前，他曾写过一部《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老人的日记》。其中演绎了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有名的传说，写他决心舍弃一切，托着假名出走，终老于辽远的西伯利亚。托翁之所以对此题材极感兴趣，是因为其中体现了他的心灵寄托与价值取向。

实际上，他早就想离家出走了，二十多年来，先后逃离过三次：

1884年6月，在夫妻发生一次严重的争吵之后，他狠了狠心，决定脱开这个家庭。但走到半路，当他想到惊慌失措的妻子可能会自杀，而她又即将临产……出走的意念渐渐瘫软了。他宁肯悲叹着在一个仅仅是表面上共同生活的压抑屋顶下苦挨，也不愿与儿女决裂，令妻子轻生，做一个铁石心肠的圣徒。这样，这次出走便以人性战胜神性而落下帷幕。不久，他的最小女儿萨莎出生了，后来成了他的思想行为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欣慰，仍在日记中写道：“我难过极了……真不该回来。”此后，离家的念头一直在纠缠着他，折磨着他，苦恼着他。一想到他的信徒、学生身陷囹圄，或在流放中颠沛流离，而他却安然无恙，他就痛苦不堪，甚至期望被流放、“喂臭虫”、上绞架，做一个像基督一样流血的殉道者。

十三年过后，1897年又是一个多事的年头，爱子夭折，两个女儿出嫁，好友被流放，他与妻子的矛盾也变得更加白热化。6月8日，他再一次出走，留给妻子的信是这样说的：“我之所以决定出走，其一，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生活使我越来越压抑，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孤独；其二，是因为现在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这个家已经不再需要我的存在了……而主要的原因是——正如印第安人到了六十岁便遁迹山林那样——每一个信教的人在年老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愿望，要以他的余生来供奉上帝。因此，在我已踏入第七十个年头的时候，我的心灵现在也渴望着安宁与孤寂，以便怀着良心生活在和谐中……”然而这一次，他又是回去了，对他人命运的恐惧与担忧再一次令他却步不前。由于中途返回，这封信并没有传到索菲娅手里。

不过，离家出走的念头，他一天也没有去怀。“那个作为我妻子，应当像分享我的床铺与生命那样分享我的思想的人，她却成了我的敌人，反对我的想法。她是挂在我的脖颈上的磨盘，是良心的重负，把我拖向一种错误的、虚伪的生活。我早该把系着她和我的绳索割断了。”这番话，时时在他的心头发酵，滚沸，燃烧着。这个期间，他曾对大女儿说，想到她所在的那个村庄定居，那儿没有人认识他，“在那里，我可以去挨门乞讨”。他幻想做一个苦行僧——不珍视生活中的任何东西，蔑视一切，不为人知，背一只袋子到农家的窗户底下，去谦卑地乞讨一块面包。

最后一次出走，是1910年10月28日，距离上一次又是十三年。这次的导火索，是妻子在夜间偷偷地翻看他最隐秘的日记，她总是觉得他有些事在瞒着她，因此，就时时刻刻地对他跟踪。对于托翁来说，这无疑比剜心切肤还难以容忍——竟连生活中最后的一点点秘密都要窥视，连灵魂中仅有的方寸之地也无情地收缴，那就再也没有退路了。这样，“站起来，拿上手杖和大衣！”就成了他响亮的律令。

天还没亮，他就在家庭医生陪伴下，悄悄地登上了单驾马车，从后面绕出庄园，上路了。以他的清醒、明智，不会不考虑到，这是一条不归之路——八十三岁高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在家时稍微劳累一点就会晕倒，现在，冲寒犯露，颠簸道途，不管走到哪里，除了死亡，难道还会有其他结局吗？这些，他都在所不计了，他只想进入孤独，到自我、到上帝那里去。他要像一只自由的野兽或者飞鸟那样，寻觅一个神秘的去处，悄悄地老，悄悄地死。是呀，人世间有谁见过自由的野兽、飞鸟的死亡踪迹！——无论是在城市，在乡村，或者开阔的野地上。

途中，托翁由于染上肺炎，于11月7日清晨在阿斯塔波沃车站告别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号啕地痛哭着，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什么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不管怎么说，这次他终于在死神的配合下，摆脱了家人跟踪、警察监视以及由于盛名所累造成的种种麻烦，实现了不算奢侈却百蹴未就的愿望。不过，这一用生命换来的解脱，代价也实在太高昂了。

对此，高尔基有个著名的说法：“总的来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什么时候也不应该出走。那些在这件事上帮助过他的人们，如能阻止他这样做，那将是一种更明智的行为。托尔斯泰的出走缩短了他的寿命，这一生命在它的最后一分钟都是有价值的……”

五

巨星陨落，哲人其萎。我们后来者，缅怀托翁的理想去处，当然还是他的墓园。在这里，我的感情的潮水涌荡起层层波澜——

论者习惯于把托翁与歌德相比：这两位世界级的一流文学大师，都出生在8月28日，都活了八十三岁，而且，伟大的创造力都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同样是贵族，又同样致力于社会改革，同样对大自然有崇高、神秘的体会。歌德看清了英雄人物灵魂深处的幽暗，托翁则主动放弃了英雄式的伟大，而向往着成为一个普通农民。不过，作为后世的一个崇拜者，我在瞻仰他们的陵墓时，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感受。歌德的灵柩安放于魏玛豪华的大公陵寝，两层建筑下的地下室内，阴森、晦暗，本来就有气闷、压抑之感，加上被告知不准闪光、不准照相，更是大大地拉开了他同普通人的距离；顶礼膜拜之情为之顿减，几分钟后就黯然离开了。而托翁的坟墓就在道旁空地上，初夏午后的阳光，透过丛林枝叶照在上面，只觉得花草缤纷，无比亲切，无限温馨，仿佛托翁就在眼前，捻着白须，慈祥地微笑着。前后左右，我转了多少个回合，辗转流连，长时间不想离去。

面对这一伟大的存在，除了觉得亲切、温馨，我还陡起庄严、敬畏之感。恐怕不只我，任谁面对托翁埋骨其间的这一丘黄土，都会感受到一种奇异的威严，一种强大的震撼力，而且是纯然自发的。不要说弯腰拔起几棵草、采摘一朵花，就连大声喧哗、嘻闹的勇气也没有。守门人告诉我们，这里没有明确的要求，可是，再高级的外国贵宾，诸如国王、总统、元首，前来拜谒，一律都是自觉地步行，没有哪个人会大摇大摆地坐车进来。

告别托翁墓园时，我曾口占一首七律，中有“百年风暴安然过，万仞门墙讵可攀！名重方知千纪短，才雄不觉五洲宽”之句。它的蕴涵是：托翁“高山仰止”，令人钦佩至极的，是他的超越国家、民族限界，不为社会更迭、时代迁流、政治变动所左右的万古如斯的普世价值。

这心灵驱动的“三部曲”，加深了我对于托翁及其精辟论断的理解：“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对于世界文坛泰斗来说，超乎时空之外的生命实质，就是艺术的魅力。这样，“人虽然死了，但他与世界的联系继续对人类发生着影响，其程度不限于他生前的，而且还要大得多，这影响随着他的理性与爱而增强，并且像一切生命一样成长着，既没有停顿，也没有终结”。

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蒙田语）。

（2012年）

樱桃园

一

我感到很幸运，白天刚刚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莫斯科新处女修道院陵园拜谒了契诃夫的陵寝；晚上，又有机会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艺术剧院，即莫斯科艺术剧院，观赏了他的名著《樱桃园》的演出。

艺术剧院创建九十多年来，一直以上演古典名著饮誉世界，作为文化韵味十足、理蕴非常丰厚的代表性剧作，《樱桃园》更是久演不衰的剧目之一。剧院场地不算宏大，但是，建筑装饰十分精致。宽敞的休息室里，陈列着建院以来著名导演、演员的照片和演出剧目的剧照。从中可以看出，契诃夫的几部重要剧作都是通过这些导演和演员的艰辛劳动而和观众见面的。所以，当年剧院的负责人丹钦科曾经说过，艺术剧院就是契诃夫剧院。的的确确，契诃夫把剧院艺术化了，而剧院则把契诃夫舞台化了，二者融为一体，缺少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想象的。

看着艺术剧院的标志——舞台丝绒绣幕绣着的银灰色的海鸥，我蓦然忆起了剧院建立之初，上演契诃夫的《海鸥》所获得的荣誉。当时，演员们互相亲吻祝贺，兴奋得跳起怪诞的舞蹈，台下欢声雷动的热烈场面，仿佛又出现在眼前。

我出神地向楼上的包厢搜寻着，想象着当年列夫·托尔斯泰观看契诃夫的另一部剧作《万尼亚舅舅》演出的情态，和演员谢幕时向这位文学大师频频鞠躬的场景。至今人们还传为美谈：九十多年前这里上演契诃夫的《三姊妹》时，第一幕刚刚落下，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员谢幕达十二次之多。

也是在这里，1904年1月17日，契诃夫观看了《樱桃园》的首场演出，这一天又是他的命名日、他的四十四岁生日。剧院借此机会，为他举行了从事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作家激动地站在舞台前，不住声地咳嗽着，面色苍白、憔悴，豆粒大的汗珠从额上滚出。一位作家事后回忆道，那是一次充满忧伤情调的聚会，场上洋溢着一层浓烈的葬礼气氛。此时的剧作家，已经身染沉疴、举步维艰了；实际上，等于热心的观众们在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果然，五个月后，契诃夫便与世长辞了。

二

契诃夫的剧作，风格颖异，独树一帜，在世界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只是由于他写了近千篇小说、札记，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剧作家的声名。

在他的剧作里，找不到矫揉造作的戏剧性冲突和情境，他无情地唾弃了列宁所斥责的“杂耍技艺”和别林斯基批评过的“纸牌戏”的技巧。开始读他的剧本时，你也许会感到枯燥和沉闷，但是，读着读着，便觉得渐入佳境，生面别开，最后竟达到不能放手的程度。

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樱桃园》是一部非常难演的戏，它的美蕴蓄在微妙的深沉的芳馨里，要想感受它，必须精心地开启蓓蕾，使花朵绽放。契诃夫在生命终结前，几乎用全力精心结撰这部剧作。为了演得成功，他甚至两次写信，向剧院提出如何分派演员角色的建议。

白云黄叶送走了九十度春秋，世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远道客人，为能在这座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剧院，观赏到这部世界名著的演出，而感到自豪，感到庆幸。

由于对剧情比较熟悉，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语言上的障碍。我从舞台上看到，在一座散发着霉气的旧式地主庭院里，生活着一个灰色的人群，他们懦怯、自私、昏聩、腐败；崩溃、灭亡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具有象征意义的樱桃园，尽管它在城里颇负盛誉，连百科全书都把它列入要目；尽管主人和忠实的老仆多么眷恋过去那繁华的岁月；尽管代替或者吞蚀旧的精神家园的新的物质文明，或许更加文明、或许更不文明；尽管无数观众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极富象征意蕴的樱桃园的消失，未免带有丝丝缕缕的怅惋和留恋，但是，旧的生活再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樱桃园已经易主。最为残酷的是，樱桃园的买主竟是他们祖辈的农奴的儿子。这个过去连主人的厨房都不准进的商人，现在，却趾高气扬地向公众宣告，要把园里的树木伐掉，然后盖起能赚钱的新型别墅。

果真，全剧结尾处写道：

空荡荡的舞台。听得见有人把所有的房门一一锁上的声响，听得见马车一辆一辆离去的声响。寂静来临。冲破这片寂静的是斧头砍伐树木的声响，这声响既单调又忧伤。……

传来一个遥远的、像是来自天边外的声音，像是琴弦绷断的声音，这忧伤的声音慢慢地消失了。出现片刻宁静，然后听到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从远处的花园里传来。

当然，契诃夫并未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商人洛帕欣身上；他的作用只是促进新陈代谢，帮助破坏、吞食那已经衰亡的东西。剧中安排了一个头脑中充满理想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作家通过他来表达对旧世界的诅咒和对新生活的呼唤。

这个大学生说，我们必须熬受痛苦，坚持不懈地工作。只有通过勤奋的劳动创造，世界上才能出现美丽的乐园。他对地主的女儿阿尼娅说：“你们是负着债，靠着别人，靠着那些你们不许走进内院的人过活的。”“你的祖父、曾祖父和你所有的祖先，都是占有过许多活魂灵的农奴主。难道人类的精灵，不是从花园里每一棵樱桃树上、每片树叶上、每一根树干上，向你们望着？难道你们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吗？”

在特罗菲莫夫的启发下，十七岁的阿尼娅视野开阔了，心灯燃亮了。当她的母亲、女地主依恋旧宅，叹息新主人会把老屋拆得稀巴烂时，女儿却“脸上发着光，眸子闪动得像两颗宝石一样，为走向新天地、迎接新的生活感到惬意”。我本知道，剧作家本人也怀疑过这个“老大学生”的说教究竟具有多大力量；高尔基更是嘲笑他只说漂亮话，嘴说“必须做工作”，“而自己无所事事”。但是，当他和阿尼娅的扮演者出来谢幕时，我还是尽情地为他们热烈地鼓掌。

当然，散场之后，内在的困惑、心理的冲突、精神的纠结还是很多的，几句话说不清楚，也许需要专作一篇大文章。记得契诃夫的夫人、也是樱桃园的女主人最初的扮演者克尼碧尔就曾说过，这出戏剧所写的：“乃是人在世纪之交的困惑。”

三

四幕话剧《樱桃园》，是剧作家在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写成的。

由于健康的原因，根据医生的建议，契诃夫需要离开莫斯科，到温暖的南方定居。为此，他与彼得堡一位出版商签订了合同，以出卖自己所有著作的版权为代价，得到了一笔钱，在雅尔塔郊外买块荒地，建起了一座别墅。契诃夫去世后，别墅改成了陈列馆。

这是一座式样别致、整洁明亮的建筑。在作家的书房里，近窗处摆着一个写字台，旁边贴着一张“请勿吸烟”的标语；后面凹进去的地方，放着一张土耳其长榻。壁炉上面是著名画家列维坦的风景画。再往里走，便是作家的单身卧室。别墅上面有外国神话中常常说到的那种小望楼和露天凉台，下面是镶着玻璃的走廊，四周开着一些宽窄、大小不等的窗子。别墅的周围是一片花木繁茂、绿树葱茏的果园。不知作家在构思剧作中的樱桃园时，是否借鉴了自己的果园？反正我是把它们联系起来看的。

九十年前，窗外是一片马蹄形的空旷的谷地，一直伸向海边，于今已经建成鳞次栉比的楼群了。北面由一列铁栏杆将果园与公路隔开，公路那面原是一处荒冢累累的鞑靼墓园，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个比较开阔的广场，正面立着用黑色大理石雕成的契诃夫半身像，左侧陈列着五块大理石屏，上边镶嵌着作家塑造的“套中人”等典型人物。作家戴着夹鼻眼镜，半眯着眼睛，仿佛在冷峻地审视着病态人生，细致入微地观察着这些可怜的小人物。

有人说，创作是羞怯的，这在契诃夫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是从不在别人目光下从事写作的。而他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写，这就造成了即使和他最亲近的人也都存在一种疏离感。加上他那特有的持重、安详、平静和发表意见时的严肃态度，使他的言谈往往具有很重的分量，带上一种判断的性质，这都仿佛为他套上一层难于穿透的甲胄。

他是孤独的，没有更多的欢乐。尽管他也不懈地追求家庭的温馨和爱情的幸福，但是，从来没有充分地享受过。这一方面由于严重的疾病，使他不得不远离亲人，过着自愿的“流放”生活，如他所说：“就跟将来将独身一人躺在墓地里一样，现在我确实也在独自一人生活。”另一方面，他也舍不得支出很多时间与精力同旁人周旋。即便晚年与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克尼碧尔结婚，他也仍然信守着过去向一位友人申明过的主张：

请原谅，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应该照旧，那就是说，她应该住在莫斯科，我住在乡下，我会去看她的。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要给我一个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将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现。

也许孤独的生活使然，尽管他很不喜欢雅尔塔，但是，对自己所经营的果园，却爱惜备至。他从俄罗斯各地订购来许多种树木和果苗，一一精心栽植在园子里。写作累了，他就到果园里为花木整枝、灭虫和除草。

现在当我们参谒契诃夫陈列馆，从平台上眺望果园时，还仿佛在花木掩映中，看到他那穿着外套、拄着手杖的瘦削的身影；耳畔似乎响着他的浓浊的声音，在向远道的客人介绍：“这里过去到处是石头和杂草。我来后，把这块荒地变成了美丽的花木园。我相信，再过三四百年，大地都会变成百花争艳的花园，而生活也将变得无限的快乐和美好。”

作为一个医生，他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接近生命的尽头，但却充满希望地憧憬着未来，越是临近生命的结局，越是对人类灿烂的明天，对“永恒真理的王国”满怀坚定的信念。他说：“我预感到幸福已经越来越近了。即使我看不见它，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别人会看见它的。”

在剧本《樱桃园》中，他借助大学生特罗菲莫夫的嘴巴喊出：“前进呀，我们要百折不挠地向那明亮的星光前进！”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表现了作家毅然同过去告别的决心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尽管由于他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渴望的“新生活”不过是一种朦胧的憧憬，并不明确创建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樱桃园》是20世纪初俄国革命前夜的一曲新生活的赞歌，而契诃夫则是一只歌喉婉转、欢快地呼唤着曙光的黎明鸟。

（1992年）

月圆想起了契诃夫

一

又是月圆时候。晴空一碧，纤尘不染，空气中透着春夜微微的凉意。面对东天的皓魄，我忽然想到了契诃夫和他的妻子——天才演员奥尔嘉·克尼碧尔（一译欧嘉·聂普）的绝代情缘。

1991年年底，我在访问俄罗斯（当时称苏联）期间，曾在雅尔塔契诃夫纪念馆看到馆主的一封信，那是1895年写给他的朋友苏沃陵的：“请原谅，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应该照旧，那就是说，她（指奥尔嘉）应该住在莫斯科，我住在乡下（他当时住在梅里霍沃），我会去看她的。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要给我一个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将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现。”

与此相关联，他在札记中写道：“爱情，这或者是某种过去曾是伟大的东西的遗迹，或者是将来会变成伟大的东西的因素，而现在呢，它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它给你的比你所期待的要少得多。”

看到这些，当时颇有感触，曾口占四句“打油”诗：“至爱何辞千里远，佳姝尽可挂天边。独居自得人生趣，懒问冰轮圆未圆。”

契诃夫三十八岁时与奥尔嘉相爱，那时奥尔嘉二十九岁，是莫斯科艺术剧院一名骨干演员。当时契诃夫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医生警告他：你已经不是医生，而是病人，不能住在阴湿寒冷的莫斯科，必须变换环境。于是，他选取了南方紧邻黑海、气候相对温暖、地处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定居，那里有温煦的阳光，蔚蓝的海水，清新、湿润的空气。前此，契诃夫与彼得堡的出版商马克斯签订了一份合同，卖出了自己作品的全部版权，换得七万五千卢布，他用这笔钱在雅尔塔附近买下一块地，建造了一所房子。

那么，奥尔嘉呢？由于契诃夫的极力阻止，只好留在莫斯科大剧院，完成一场又一场的舞台演出，默默地忍受着别离之苦。这样，两人结婚之后，便一直是鸿雁分飞，每年只有少量时间会面。但这并没有影响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他们已经习惯了以频繁递送的“来鸿去雁”传达彼此真挚而浓烈的感情。这令人想起了宋代词人秦观的《鹊桥仙》词：“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六年间，他们留下的情书多达八百多封。一封封信都写得婉丽动人，感人肺腑。其中有这样的语句：“我最尊贵的女演员：我人在雅尔塔，我的监狱（他把自己的白色别墅，称作“白色的监狱”、“相思的囚笼”）。冷酷的风正吹着，海浪翻滚，船只停止了运行，人们都快被淹死了。一句话，你走之后的世界，糟透了。没有你，我简直想上吊。给你，四百个亲热的吻。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的小狗狗……”

契诃夫辞世之后，美国剧作家卡罗·罗卡摩拉以“情书”为题，别出心裁地将八百多封“两地书”串联起来，编织成一部话剧，反映一双爱侣动人的情感生活，描绘出他们间的拳拳痴情、殷殷爱意。重点是通过契诃夫生命中重要的关节点和情感起伏，表现“一个剧作家的爱与死”——爱情从莫斯科开始，到他终止生命的德国巴登韦勒结束。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关于爱情、关于病痛、关于等待、关于思念的温馨作品。

信中在讲述两人的艺术生涯之外，还谈到了与同时代的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多位大师的真挚友谊。

这部剧作，2003年曾被世界剧场大师彼得·布鲁克搬上了舞台；翌年又由中国台北地区绿光剧团移植到台湾演出。近日，我在沈阳看到了由台湾著名戏剧家、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艺术博士赖声川翻译并导演的《让我牵着你的手……》。此语英文原为“将你的手放在我的手心”，出自契诃夫写给妻子的情书，是《情书》全剧的第一句台词，也是剧作家死在爱人的怀中，全剧结束时的最后一句话。

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剧作不同，全剧由两个人对话式的自述来支撑，与其说是爱恋情景的还原，莫如说是带着布景和简单肢体表演的书信朗诵。台词倒是十分漂亮的，缠绵悱恻，活色生香，令人回味无穷。这也正好让两位演员充分施展了他们的表演功力，用话语表现爱情之初的喜悦，和男主人公病入膏肓的虚弱无力。相较契诃夫，奥尔嘉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好在她的扮演者蒋雯丽知名度很高，功力也不错，颇受观众青睐。

二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住宅，是一所样式新颖的别墅，美观、明亮，小巧玲珑。上面有个像神话中所说的那种模样的小望楼，有几个突出的尖角，下有玻璃走廊，四周开着一些宽窄不等、大小不一的窗子。室内陈设比较简单。书房长十二步，宽六步，整洁干净，靠近写字台挂着一张印刷体的“请勿吸烟”的标语。对门正中，开着一扇镶着黄色花玻璃的大窗子。墙壁上糊着镶金边的壁纸，一幅列维坦的笔触粗放但画艺精美的画挂在上面，场景是：傍晚的田野，许多干草垛向远处伸展开去。

别墅坐落在花园里，铁栏杆把它和公路隔开。说是花园，其实栽种的主要是苹果、梨、杏、蜜桃、扁桃等多种果树。据纪念馆解说员介绍，契诃夫在日，如果是春天清早，他会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园子里，给沾满露水的玫瑰花整枝，或者细心地观察着被风吹折的嫩苗，用硫磺抹在玫瑰花枝叶上，或者拔除花圃里的杂草。

公路另一旁是用一道矮墙围起来的古老荒芜的鞑靼墓园，寂静而荒凉，每座墓前都立有简陋的石碑。对面是一块旷地，竖有契诃夫的雕像，旁边立着一排屏风似的黑色石雕，雕刻着他的作品中的人物。

当时，高尔基、蒲宁、库普林等也都住在雅尔塔，有一小段时间，列夫·托尔斯泰也住在附近。但他与这些文豪来往不多。他在札记里写道：我流放在“温暖的西伯利亚”，“就跟将来我独身人躺在墓地里一样，现在我确实也在独自一个人生活”。据他的女友、作家、功勋艺术家谢普金娜·库彼尔尼克所记述的：他那永久不变的安详、平静和一种像难于穿透的甲胄似的外在的冷峻，把他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

他这样做，当然是由于病弱之躯确实承受不了频繁的接待。刚到这里时，出于真诚的崇敬，那些成群的拜访者，特别是读过他的作品从而衷心景慕的妇女们，总是寻找机会，带着食品前来问候。他对这种烦扰，感到苦恼至极。

另一个原因也是主要的——创作是羞涩的，在这方面，他比别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从凌晨到深夜都是笔不停挥，奋力创作。他反复强调，一个人如果不写作，不经常处于那种能打开艺术家眼界的艺术气氛里，那么，即使他有所罗门王的聪明，也会感到自己是空虚和无能的。但是，他绝对不会在众人面前动笔。宋代诗人黄庭坚有两句诗，写他同时代的两位诗友截然不同的创作习惯：“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看来，国外的大作家中，这两种情况也都是存在的。这样一来，即便是和契诃夫最亲近的人也会时刻感到，他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虽然身在咫尺，却不啻邈隔天涯。

可以说，契诃夫是没有快乐的，他那优美而略带忧郁的双眼，总是沉重而苍凉地观望着周遭的一切。由于生活经历的特殊和精神上的抑郁，他在作品中较少直接表现人民美好的方面和愉快的场面；作品中往往笼罩着一层阴郁的使人压抑的气氛。所思在《天边外的契诃夫》一文中指出：“契诃夫的剧本里，有那么多惆怅、失望、痛苦，有灰色的卑微的生活，有焦虑的无奈的停滞，有永远无法抵达的梦想，有人失去了一切，有人浪费了一生，有人杀人，有人自杀，那为什么它们还是‘喜剧’？”“契诃夫嘲笑一切人，因为他们软弱、自私、虚荣、吝啬、幼稚、世故，贪图安逸、夸夸其谈、百无一用、自暴自弃，他们困在自我的迷宫里，每一个人都徒有梦想，却都因为个人的局限，没能成为自身想象或者期望的人”。

对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他可说是一个纤细入微的心理医生，一个铁面严酷的审判者。他峻厉而冷静地刻画出俄罗斯官僚、市侩们的顽固、迟钝、愚蠢和麻木的精神状态。作为俄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他的代表作《变色龙》和《套中人》，分别塑造了见风使舵、善于变色、投机钻营者和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典型。“我总觉得这位乡村医生该怎样用一个医生的眼睛看待病态社会和各种各样的病态人物啊！不说别的，单看出现在他笔下那些小官吏，那些庶务官、巡官、预审官之类的人物，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卑下可怜，他们的言谈举止是怎样的庸俗可笑。而这些人物，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经常碰到的，正是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产物。”（王西彦语）同时，他又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绘了横遭掠夺的农民的悲苦无助的生活悲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特别是痛彻地剖析了知识分子的灵魂，反映出他们的彷徨和软弱。茅盾先生说过：“本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不论是醉生梦死的，或者是苦闷彷徨的，或者是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读了契诃夫的作品，他的脑子里总是不能不泛起波澜。”“因为契诃夫剥露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指着知识分子的鼻子问道：你洁身自好就居然以为在你眼前进行的罪恶你可以不负责吗？你敢说你不是帮凶？”

三

参观过契诃夫纪念馆，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他从这里走进了历史”几个字。

契诃夫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死在德国小城巴登韦勒，而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的墓园里。就是说，同雅尔塔都沾不上边。显然，“这里”二字指的是文学——意在说明这位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巨匠、著名剧作家，在他构筑的文学殿堂中获得了不朽。

伟大作家也好，普通公民也好，往古来今，又有哪一个人最后不是走进坟墓呢？一朝风烛，万古尘埃。有的留下了几许踪迹，大多数都幻化成一缕苍烟，随风而逝。或迟或早，或久或暂，或先或后，最后都逃不出这一种归宿，所谓“千古贤愚共一丘”也。

结局都要走进历史，都要由“现在式”转为“过去式”，这没有例外；所不同的是，怎么走进去；走进历史之后能否站得住脚，留下痕迹；站住脚了，名留万古，还有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差别。

孔老夫子有一句名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在圣人看来，“没世而名不称”，这一辈子就与草木同朽了，就白活了。于是，后世的追随者，为了名重当时、声传久远，就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地呼号奋发，颠扑猛进，到头来换得一盘冷猪肉，或者挤进了凌烟阁。但最后也不过扮演一回舞台上的当红角色。每一个在场的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端出了这个由各种不同的名人所组成的团体节目。在这里，个人作为一方方碎布片，再借助于史学家“受控想象”来进行谨慎的织补，使之大体还原，而成为布洛赫所说的那种有血有肉的“总体史”。

这也可以说是进入了历史。但契诃夫的进入，却与此不同，他靠的是万古长新，永不漫漶、模糊、褪色的由文字书写的作品。这样，就既不需要编排什么“团体节目”，更无须通过“受控想象”、谨慎织补，而实现大体还原的期待。诚然，他的个体生命是短暂的，不过四十四个年头；而且，如果按中国古代所说的“三不朽”来衡量，也没有任何功业可言。他的进入历史，入场券上写的是上千篇小说和五部戏剧。更重要的在于后世难以超越的质量。高尔基说过，契诃夫的小说是“内容比文字要多得多的作品”，以“篇幅不大的作品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可以说，契诃夫终其一生，始终未能摆脱两种旷日持久的死亡经历：一种源于自身，属于肉体层面上的死亡。无情的病魔正在自己的孱弱之躯上疯狂肆虐，随时都在发出死亡的警告与召唤。作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凭着丰富的经验，他当会比任何人都了解死神威胁的严酷性。另一种则来自外面，属于精神层面上的死亡。在令人窒息的旧的专制环境中，伴随着茫无际涯、无比猖獗的保守势力的弥漫，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埋葬在庸俗无聊的生活泥淖里。这种精神上的沦落，较之肉体上的折磨，无疑是更为痛苦、更加令人哀悯的。他在剧作《伊凡诺夫》中，就曾批判过一个缺乏坚定思想信念、因经不起艰难生活考验而自杀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他呼号奋发地呐喊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而他最终所获得的，却是不朽、永生。

白云黄叶，飘逝过八十几度春秋。造访雅尔塔期间，当我徜徉在小说家惨淡经营的果园里，恍惚迷离中，仿佛看到他那特色独具的身影：他穿着大衣，拿着一根手杖，身形瘦削，留着胡须，依旧戴着那副夹鼻眼镜，头上罩着一顶软软的黑便帽，神情散淡而严肃。此刻，正眯着深色的眼睛，从帽檐底下往外看着什么。我下意识地放轻脚步，忍住了咳嗽，唯恐惊扰了这位文学殿堂上的尊神。

（2014年）

泪　泉

一

那天，吃过了早饭，我们便离开下榻的雅尔塔“奥连达”宾馆，驱车前往著名古迹巴赫奇萨拉伊参观。

路上，首先造访了当年普希金居住过的海滨疗养胜地古尔祖夫。这里四面环山，气候宜人，街道整齐、曲折，房舍多作淡褐色，楼层不高，阳台很大，建筑特色十分突出。

东面崖岸高耸，下临万古喧腾的蔚蓝色的大海，阿尤达格山酷似一头巨熊将毛茸茸的胸脯俯伏在海面上，低垂着毛发浓密的头颅在贪婪地饮水。山上有古代克里米亚人的城堡和热那亚人建筑遗迹。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很喜欢在这个山顶的羊肠小道上闲步；普希金也曾在这里登临纵目，吟诗咏怀，流连忘返。

中午，我们便赶到了巴赫奇萨拉伊。作为古克里米亚汗国的首都，这里有建于1519年的著名的鞑靼王基列伊的宫殿和陵墓，有一座用大理石装饰的喷泉，上面镶嵌着一钩新月，相传是基列伊国王为寄托他对痴情苦恋的一位波兰郡主的哀思而修建的。

普希金就着这个题材，经过想象加工，写出了一部题为“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长诗。王宫1736年毁于大火，后来，为了接待叶卡捷琳娜女皇巡幸，进行了部分整修，现已辟为历史博物馆。

二

事物竟是如此巧合，简直像是特意安排好的。——我们在圣彼得堡看过一台名叫《泪泉》的芭蕾舞剧，就是根据普希金这部长诗改编的。

基洛夫剧院名气很大，号称全俄第一流豪华剧院，从外观看，特色并不鲜明，但内部装饰十分精美、华丽。圆形的穹顶上绘有圣母、天使图像，下有七层包厢，四壁装饰得金碧辉煌、琳琅满目。从建院到现在，已经上演过七百多个剧目，像这类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舞剧是长盛不衰的。

入场前，观众一律把外衣、帽子和手提包存放在寄物处，女士们一般都对镜整容化妆，有的还要换鞋更衣；男士们也都衣着整肃，像是出席宴会一样。这个期间，苏联刚刚解体，正值卢布贬值，通货膨胀，商品供应奇缺，也许有些人排队半晌也没能买到什么东西。可是，他们来到剧院，却显得如此悠闲，实在令人有些费解。开幕铃声响过，观众鼓掌欢迎，指挥率乐队全体起立致谢。全场秩序井然，除配乐管弦外，听不到其他任何声响。

舞剧共分四场。第一场表现波兰郡主玛丽雅·波托茨卡娅聪明美丽，天真活泼，整天酣歌畅舞，无忧无虑。谁知好景不长，突然灾祸降临：鞑靼可汗基列伊率兵侵掠，父王罹难，郡主本人成了俘虏，可汗把她关在巴赫奇萨拉伊的豪华宫殿里。

第二场：可汗的后宫珠环翠绕，有美女无数。但是，无论哪一个，可汗都不中意，唯独对这个外来的波兰郡主情有独钟，以致把年轻美貌的王后也抛在脑后了。颇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之概。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玛丽雅郡主却对可汗冷若冰霜，视同陌路，整天愁眉深锁，缄默无言。

第三场：一天晚上，可汗又来到玛丽雅郡主身旁，摘掉了王冠，脱下了斗篷，显得殷勤备至，恭谨有礼，却照例遭到了冷遇，郡主全然不理不睬。可汗无奈，只好悻悻然离去。玛丽雅在无边的孤寂中静静地睡去，双颊上燃烧着处女的幽梦，还带着两行新鲜的泪痕，越发显得娇柔妩媚、楚楚怜人。王后莎莱玛对可汗钟情于玛丽雅，始终耿耿于怀，不能自释。这天深夜，她悄悄来到郡主住所察看，发现可汗的王冠和斗篷留在那里，顿时妒火高燃，遂将郡主刺死。可汗闻讯，怒气填膺，当即命令卫士将王后抛入大海，予以最严厉的征罚。

第四场：可汗陷入极度的悲愤之中，大臣们百般劝慰也不能解脱。他发狂地点燃起战火，发兵侵掠了高加索邻近诸国和俄罗斯的和平村庄。班师回朝后，为了寄托对玛丽雅郡主的无尽哀思，在王宫幽静的一角，修建了一座用大理石装饰的喷泉。泉水，盈盈珠泪般地日夜滴淌。

尾声：可汗呆立在喷泉前，眼前幻象环生，郡主与王后相继出现，他在昏暗中晕厥过去。

三

《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于1821年至1823年写成，是普希金四部南方长诗中的一部，被誉为积极浪漫主义的范本。1820年4月，普希金由于写诗讽刺沙皇和鼓吹自由，遭到反动统治者的忌恨，被调离首都彼得堡，流放到南方。途中，结识了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拉耶夫斯基将军一家，应邀到著名疗养胜地古尔祖夫做客。

将军的女儿们都有浓厚的艺术情趣和很高的文化教养，而且，特别喜欢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同她们，在一种家庭般的气氛中，愉快地度过了三个星期。后来，他说过，在古尔祖夫过的是一种“那不勒斯流浪汉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他还同拉耶夫斯基将军一起，骑马跑了几十公里，专程游览了著名古城巴赫奇萨拉伊。其时，鞑靼王宫已经倾圮，唯有那眼清澈的喷泉依旧顺着一个生锈的铁管缓缓地流出，好像在柔声地诉说着悲怆的往事。也许那些坍塌的殿宇要比它们完整地保存下来更能说明过去的一切。

遗址周围浓荫匝地，玫瑰花在阳光下无情地怒放，葡萄藤到处蔓延，高大的白杨树与清真寺的古塔，静静地投下了颀长的身影。它们无言而雄辩地表明，往昔的万种繁华、千般壮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普希金默默地折下两枝红玫瑰，——像他1824年在《致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这首抒情短诗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把它放在潮湿的大理石上。那个叙述爱情与死亡的鞑靼民间传说和这座孑遗的喷泉，使他沉浸在深邃的思索与忆念之中。

又是凑巧，我们在莫斯科参观美术作品展览时，曾经看到过著名画家切尔涅佐夫作于1837年的珍贵油画《普希金在“泪泉”边》，画面上描绘的正是这个场景。

“眼睛里闪耀着泪花，心儿激动得收缩起来”。——那些倾诉痛苦的爱恋和无望的追求的诗句，从诗人的笔端喷泉般地涌出。就这样，长诗《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诞生了。

四

一个古老的传说在那里流传，

知道它的有两位年轻女郎，

于是那座阴森的建筑物，

便被她们称作“泪泉”。

关于这首长诗中提到的知道这个“古老的传说”的“两位年轻女郎”究竟是谁，在前苏联的学术界，意见并不一致，大别之有两类：

普希金研究专家伊凡·诺维科夫认为，是指拉耶夫斯基的两个女儿叶卡捷琳娜和叶莲娜，正是她们将那个凄婉动人的传说讲给普希金听的。（见《普希金在流放中》）

而在列·格罗斯曼那部被国内外公认为关于普希金的权威性传记中，则认定是指波托茨基家的两姊妹索菲娅和奥尔加。她们是定居在彼得堡的著名希腊女人索菲娅·康士坦丁诺芙娜和波托茨基的女儿。两姊妹自幼住在克里米亚世袭领地的别墅里，在巴赫奇萨拉伊听到过有关本家族中这位悲剧性人物——玛丽雅·波托茨卡娅郡主的传说，并由姐姐索菲娅讲给了她们的朋友普希金。

坚持后一种说法的，还提出了另一重要证据：普希金那首根据法国诗人巴尼的诗《西色拉的一瞥》意译的《柏拉图式爱情》，便是他于1819年年底献给索菲娅的。诗中表达了他对这位冷若冰霜、拒绝了爱神青睐的少女的炽烈恋情。后来，索菲娅嫁给了基谢列夫将军。普希金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过，《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灵感的惠予者，就是那位被他“长期愚蠢地爱着”（即一种毫无希望的单相思）的女郎。

在这部长诗中，鞑靼可汗对波兰郡主玛丽雅·波托茨卡娅的单相思，与诗人普希金对索菲娅·波托茨卡娅的一厢情愿的狂热恋情恰相照应。因此，有人说，普希金是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

在长诗的结尾处，他奋笔疾书，直抒胸臆：

我忆起同样可爱的目光，

和那依稀是人间的玉颜，

我的全部思念都向它飞去，

在逐放中依然把她眷恋……

啊，痴人，算了吧，

再别燃起这无益的灯盏！

令人心魂不宁的单恋的幻梦，

已使你作出了够多的奉献。

由于“普希金是用自身的炽烈的生命来温暖它们”，所以，他的“南方长诗能够唤起读者炽烈的热情”，显得格外凄怆动人。不管两位女郎究竟是谁，我想，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论断，人们当无异议。

（1992年）

涅瓦大街

一

自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句“历史的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的名言在本世纪20年代初被列宁引用以来，涅瓦大街一下子就飞向了全世界。其实，早在1835年果戈理就曾以“涅瓦大街”为题，创作了中篇小说。

不同的是，车氏与列宁是借用这条笔直、宽阔、平坦的大街来说明事物曲折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哲理；而果戈理则是通过这个车马络绎不绝、行人接踵联袂的煊赫、繁华的“首都之花”，揭露它后面掩藏着的上流社会惊人的矛盾。他富有讽刺意味地称涅瓦大街为“人间一切最优秀的作品的展览会”，可是在这个展览会上，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和表面看到的截然不同，“涅瓦大街老是在撒谎”。

涅瓦大街，自18世纪初辟建以来，经过二百余年的踵事增华，于今，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史上最有特色的街道之一。尽管它所在的列宁格勒市，已经恢复了彼得大帝建城时的名字，但是，时代的飙轮毕竟飞奔向前，当年大街上那些花花公子、男女豪商以及“经常在羽毛褥子和枕头上过日子”的贵妇人，穿制服、挂十字章、派头十足的小官吏不见了，果戈理笔下的形象猥琐、姓名逗趣、沉默寡言、“谁也看不起他”的小公务员阿卡基·阿卡基维奇·巴什马奇金之流也都无影无踪了。

变化不大的是，涅瓦大街留给人们的印象，依旧是那种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晦暗、沉闷的情调。时当岁杪，气温并不甚低，湿度却比较大，日影匿黯，风色凄迷，天空灰蒙蒙的，是一种典型的酿雪天气。

涅瓦大街仍旧弥漫着浓郁的艺术氛围。放眼望去，两旁建筑呈现出极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整体上看，属于18世纪的建筑风格。高超的艺术技巧，朴素的表现手法，没有缤纷的色彩，没有奇突的错落，庄重、谨严的俄罗斯古典建筑形式与奢华、隽美的巴洛克式的装饰艺术交相辉映。

楼房多为三四层，米黄色，大量使用石料，壮美、古雅的圆柱、回廊、雕塑、高凸浮雕，随处可见。风致、情调、格局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而各个建筑却又互争奇巧，富于变化，有着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二

正是这种浓重的艺术氛围，使我漫步涅瓦大街时，忽然产生一种幻觉：仿佛19世纪上半叶活跃在这里的俄国作家群，今天又陆续地复现在大街上——看，那位体态发胖、步履蹒跚的老人，不正是大作家克雷洛夫吗？他是从华西里岛上走过来的。他喜欢花岗岩铺就的涅瓦河岸，喜欢笔直的涅瓦大街和开阔的皇宫广场。

在克雷洛夫的后面，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仿佛正在吟咏他那把感情和心绪加以人格化的诗章：“这里，有着忧郁的回忆；／这里，向尘埃低垂着深思的头颅。／回忆带着永不改变的幻想，／谈论着业已不复存在的往事。”

那个匆匆走过来的穿着军装的青年，该是优秀的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吧？是的，正是。他出身贵族，担任军职，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沙龙和舞场，但他同沙皇、贵族却始终格格不入。

1840年新年这天，他出席彼得堡的一个有沙皇的女儿、爵爷的贵妇和公主参加的假面跳舞会。在那红红绿绿的人群的包围、追逐下，诗人感到十分疲惫，极度厌恶。他找个借口离开了舞厅，急速地穿过涅瓦大街逃回家去，恚愤中写下了那首《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的著名诗篇，以犀利的笔触尖刻地嘲笑了那班昏庸的权贵，把他们讥讽为“没有灵魂的”“晃来晃去的人样的东西”；对那些胁肩谄笑、假意虚情的女士，同样投以无比的蔑视。

他的灵魂离开了令人窒息的舞厅，翱翔于大自然的广阔天宇。他眷恋着池塘的浮萍，远村的炊烟，田野的黄叶和幻想中的美丽的女郎，感到无限的温馨和亲切。无奈，梦幻毕竟是虚空的，最后，要落脚于丑恶的现实，诗人无奈地叹着气。唯一的报复，是向那“可憎的人群”射出一颗“注满悲痛与憎恨的诗的铁弹”。

别林斯基也是涅瓦大街上的常客。他个头不高，背显微驼，略带羞涩的面孔上闪着一双浅蓝色的美丽的眼睛，瞳孔深处迸发出金色的光芒。他是君主、教会、农奴制的无情的轰击者，他激情澎湃地为反对社会不平等而奋争。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当在涅瓦大街上，看到“玩趾骨游戏的赤脚孩子、衣衫褴褛的乞丐、醉酒的马车夫——悲哀，沉痛的悲哀就占有了我”。

当然，最了解“彼得堡角落”里下层民众疾苦的，能够用“阁楼和地下室居住者”的眼睛，用饥饿者的眼睛来观察涅瓦大街的，还要首推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他亲身经历过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在寒风凛冽的涅瓦大街上，他穿不上大衣，只在上衣外面围了一条旧围巾。为了不致饿死，他在街头干过各种小工、杂活。

1847年，涅克拉索夫写了一首描写城市生活的著名诗篇——《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以一个丈夫沉痛回忆的方式，叙述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她在独生子死去、丈夫奄奄一息的困境中，为了给儿子买一口小棺材，给丈夫买药治病，不得不走向涅瓦大街，出卖自己的肉体。诗人满腔悲愤地控诉了农奴制度社会的黑暗，对被损害、被蹂躏的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诗具有震撼人心的强大的感染力。

在这些年龄各异、时代不同的作家群中，偶尔也插进一些穿着学生服装和华贵的制服的青年人，目的只是为了找个机会，向某一位心爱的诗人鞠上一躬，或者掏出记事本来，请作家们签名留念。

三

在涅瓦大街旁，矗立着一列庞大的建筑，背后却是一个个拥挤不堪的小院落、小客栈。清晨，小公务员、小手艺人、小商贩们鱼贯而出，向涅瓦大街走来。就中有一个二十岁开外的青年，脸刮得净光，头发剪得很齐，穿着一件短短的燕尾服，看去颇像一只翘着尾巴的小公鸡。这就是果戈理。

1828年年底，他满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从故乡乌克兰来到了彼得堡。但是，不久，他便发现原来的美妙的理想浪花已被现实的礁石撞得粉碎。故乡的森林、原野、河流，阳光耀眼的白昼和温煦晴和的黑夜，经常像图画一样闪现在眼前。而彼得堡却经常飘洒着令人烦闷的霏霏雨雪，泥泞的地面和潮湿的空气，特别是大都市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现象，常常使他心绪不宁，抑郁苦闷。

他浏览着涅瓦大街的繁华市面，仔细地观察着过往的行人，情绪在不断地变化着，时而消沉，时而忧伤，时而兴奋。而最令他欢愉的，莫过于在涅瓦大街上邂逅普希金了。他们谈得十分投机，有时，竟忽视了饥肠辘辘。

果戈理比普希金整整小了十岁。自1831年相识之后，二人便结成了莫逆之交。他常说，“我的一切优良的东西，都应该归功于普希金。是他帮助我驱散了晦暗，迎来了光明。”

普希金对果戈理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把现实主义的世态描摹和浪漫主义的神话渲染加以巧妙的结合，给予很高的评价；也很欣赏《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语言的清丽、华美，比喻的奇突、恰当。同时，尖锐地提出：“难道乌克兰就没有其他更勇敢、更强有力的人吗？难道拥有那么多关于自由、幸福、爱情的奇妙传说的乌克兰民族，就从来也没有为另外一种生活——光明、美好的生活奋斗过吗？难道果戈理就不能讲讲这种人的故事吗？”

果戈理深受触动，开始细心研究乌克兰的民族历史。这些史料把他带回到两个世纪前的查波罗什，那些“高傲、雄壮得像狮子一样的战士，时时从这个光荣的策源地冲出来，勇敢地保卫着自己的土地，抗击外国侵略者”。于是，塔拉斯·布尔巴这个光辉的形象诞生了。普希金创办《现代人》杂志后，果戈理立即把他的小说《马车》寄去，诗人非常高兴，说：“《现代人》坐在果戈理的《马车》上，就可以负重致远了。”

果戈理想把彼得堡的对上逢迎、对下鄙吝、营私舞弊、贿赂公行的官场狠狠地曝一下光，但是，苦于凭空结撰，全无依傍，便求助于普希金，说：“请给我提供一些题材吧。我将迎合目前的风气，写出一部五幕喜剧，而且，保证写得比什么都更滑稽。”普希金满足了他的要求。

有一次，诗人普希金去奥伦堡，原是为撰写普加乔夫的传记收集素材，却被当地官员误认为彼得堡派来私访的钦差大臣，结果，闹出了很多笑话。果戈理以此为依据，两个月就写成了讽刺剧《钦差大臣》，并于1836年4月正式在亚历山大剧院公演。普希金观看之后，满意地说，任何人都不能像果戈理这样出色地运用他的馈赠。

诗人还帮助果戈理构想了《死魂灵》的某些情节，并读过这部小说的开头几章。过去，他听果戈理诵读新作时，总是面带微笑，从容玩味；这次却神情忧郁地说：“天哪，我们的祖国多么可忧虑啊！”

不久，便传来了伟大诗人普希金去世的噩耗。果戈理为失去一位最崇敬、最亲近的良师益友而感到绝望，从此，他进入了一个痛苦的忧伤时期。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上，再也见不到果戈理的身影了，他离开了祖国，寄身罗马。在那里，他把无尽的哀思写进了《死魂灵》，并在小说中浓重地加以点染：“我们的国家被我们自己毁坏了”，应该用艺术力量来拯救它。

四

我多次漫步在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上。我为这里留下过优秀作家群的珍贵足迹，为俄罗斯伟大建筑艺术传统的弘扬，感到骄傲，感到兴奋；然而，心情却常常是抑郁的。

早在1840年，别林斯基就曾预言：“我们羡慕我们的孙子和曾孙们，他们在1940年一定会看见俄罗斯站在文明世界的先端，接受全体文明人类的顶礼、崇敬。”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艰难岁月里，也曾爱抚地看着孩子们，深情地说：“这些孩子将来一定会比我们生活得好些；我们生活中遭遇过的很多东西，他们是不会经历了。”

这些先哲的预言，有的已经付诸实现，有的难免要打折扣。这也没有什么，因为“历史的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1992年）

湖上有余情

一

贝加尔湖远在千里万里之外，可是，说起这个名字，人们却并不感到陌生。这多半是由于它经常制造寒冷的气流，时不时地就让我们瑟缩一阵子。气象台刚才还在播送：“从贝加尔湖生成的冷空气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我国东北和华北大部地区，气温将明显下降。”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当我在去年年末要去那里观光时，自然不免有些“谈冷色变”了。临行前，特意置备了羽绒服、貉皮帽、雪地鞋，——哪里是什么旅游，简直像是要赴极地考察一般。

车出伊尔库茨克市，上坡下岭，载驰载驱，沿途尽是皑皑的白雪，车辆绝少，有时闪过几幢掩映在青枞、白桦中的木屋，既不见炊烟，也听不到鸡鸣犬吠，寂静、荒寒，恍疑走进北欧童话之中。令人费解的是，在白雪压枝的凛冽寒冬，松林居然秀色青葱，有的现出鹅黄嫩绿，生意盎然，颇有点早春韵味。待到看见贝加尔湖澄波泛碧，微动涟漪，野凫浮游，水下卵石历历可数，就更加消解了几分寒意。

然而，脚下的厚厚积雪在执着地向我们提示，这里分明是严冬，是不折不扣的西伯利亚严冬！大家在雪深没膝的湖畔，兴高采烈地追逐着，嬉戏着。有的互相抛掷雪球，有的双手掬起清冽的湖水大口大口地豪饮着，没有谁觉得过分的寒凉。同伴中有人调侃说：贝加尔湖一向豪爽大方，它把宝贵的寒魔都施舍给了别人，自己就所剩无几了。

望着浩瀚无涯的碧水柔波和疑幻疑真的神秘湖光，仿佛置身于蛮荒的太初，又像是进入了潇洒绝尘的清凉世界，产生一种与大自然交融互汇、浑然一体的感觉。我贪婪地饱吸着湖畔清新的空气，同徐志摩六十多年前在这里所感受的完全一样：“那真是一种快乐，不仅你的鼻孔，就是你面上与颈根上露在外面的毛孔，都受着最甜美的洗礼。”这清奇的境域，清凉的氛围，清幽的意蕴，给予松散的筋肉以有力的约束，为倦累的神经投入一剂绝烈的刺激，令人气爽心清，神凝意远。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游览永州小石潭时，因为潭上“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认为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这在当时当地，自有他的道理。可是，际兹工业化声威无远弗届的今天，在扰攘红尘中居然得见这样一块清虚境域，应该说是“鲁殿灵光”，硕果仅存了。

有人说，这里最美好的时光在春夏之交。而俄罗斯著名作家瓦·拉斯普京在一篇散文中则说，贝加尔湖的黄金季节在中秋八月。他说，那时候湖水温暖，礁石在水下闪闪发光，鱼儿大大方方地游集岸边，鸥鸟啾鸣，上下翻飞；岸边山花烂漫，各种浆果随手可采，略带苦味的草香不时地飘送过来。这真是一席野趣横生、天造地设的奢宴。难怪，契诃夫要说它是“瑞士、顿河和芬兰的神妙结合”了。

当然，拉斯普京同时也郑重地提醒人们，贝加尔湖的气候是变化无端、神秘莫测的，即使是风日晴和的时光，它也可能凭空膨胀起一股无名的怒气，瞬时，几百公里长的湖区立刻变成一只大风筒，四围风呼林啸，湖面上腾起轩然大波。

二

我正在为错过了八月的黄金季节，特别是没能遇到那种风云突变的奇观而感到丝丝的怅惋，突然，湖上一阵寒风呼啸而至。陪同我们观光的俄罗斯朋友说：“不好，马上就要变天了。”真是如响斯应，“说着曹操，曹操就到”。你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刚才还是波平浪静，万态祥和，刹那间，化为怒潮奔涌，湖水隆隆作响，——这是从数公里之外风暴区传递过来的信息。是萨尔马飓风？库尔图克海风？还是巴尔古津河谷风？陪同者也说不清楚。只见水花翻滚，泡沫四溅，宛若一锅滚开的汤水，沸沸扬扬，真怕它陡然立起，兜头倾泻下来。此刻，那些令人悠然意远、感到无比温馨的灵境，已在视网膜上消逝，静谧与柔美全然化作了梦境，剩下来的只有气势的张扬，声威的惨烈。

为了躲避这场不期而遇的风暴，我们走进岸边一条静穆的小街。寒林雪影中，现出一幢幢木质结构的房舍。窗户式样新颖别致，全都绘有美丽的藻饰：有的作云卷云舒，有的为规则图案，有的呈皇冠、比丘帽状，多涂翠蓝、淡青颜色，与白雪苍林形成鲜明的对比。目注这些寒庐荒舍，一时神驰往古，情思跃动——这里的居民有没有汉朝苏武、李陵的后裔？那些流放此间的俄国十二月党人，也该留下一些踪迹吧？

贝加尔湖古称北海，曾是中国古代部分少数民族主要活动地区。1941年，湖畔出土过汉瓦，上有“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刻文，还曾发掘出典型的中国汉代的建筑遗址。据专家考证，为公元前99年李陵投降匈奴后所建。郭沫若先生则认为，是汉家公主下嫁时，王室为慰藉她的乡愁，特建此屋以为陪嫁。尽管考古界就这一建筑遗址的解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对苏武曾在此地充军、牧羊则均无异议。

公元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后，流放到北海牧羊，十九载艰苦备尝，始终眷怀故国，不改其志。李陵以故交之谊多次劝降，均被他严辞拒绝。《汉书》本传记载，苏武在北海，口粮匮乏，就挖野菜、逮野鼠充饥。一切困难全不在话下，唯一萦结心头的是远在南天的故国，是自己没能完成使命。于是，终朝每日擎着柄长八尺、上束三重牦牛尾毛的汉节，牧羊湖畔；晚上，把汉节抱在胸前睡觉，日久天长，节旄已纷纷脱落。

后来，汉朝与匈奴和好，根据掌握到的准确信息，提出了归还苏武等人的要求。单于诈称苏武已不在人世，汉朝使者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辞令，若有其事地说：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下来一只鸿雁，雁足上系着帛书，乃苏武亲笔信，备述其北海牧羊情事。单于认为，此乃出自天意，这才同意把苏武等人放回；但仍然坚持，苏武在匈奴的妻子及所生子女不能带走。“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苏武以其震古烁今的高风亮节谱写了一曲“天下所希闻”的千秋佳话。

于右任老人《贝加尔湖边怀古》诗云：

曾经北海费沉思，此地匈奴据几时？

啮雪吞毡苏武泪，行人往路李陵诗。

牛羊被野谁来牧，碑碣连岗我去迟。

胤子两家存与否？风波失所古今悲。

这里说的“李陵诗”，是指苏武归汉时李陵题赠的三首送别诗，其中有“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的句子，被清代诗人沈德潜推为“五言诗之祖”。

沙皇时代，贝加尔湖一带也是流放人犯的场所。一些早期的俄国革命者、十二月党人和1863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都曾在这里度过苦难的岁月。被誉为“俄罗斯第一位革命家”的拉季谢夫，早在1790年就被流放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林斯克。他有一段著名的话，大意是：像铁屑奔向磁石一样，人们会奔向目光超过自己时代的杰出人物，拥戴他，支持他。不过，这需要有一定的环境。因为没有这种环境，胡斯被活活地烧死，伽利略被投入监狱，你们的朋友被流放到伊林斯克。

三

贝加尔湖一带地域荒凉，湖中物产却极为丰富。那句“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话，应用到这里就不贴切了。湖中含杂质甚少，水极清澈，透明度深达四十米以上，素有“西伯利亚明眸”之誉。可是，里面却生长着一千二百多种动物，光鱼类就有六十种，绝大多数为当地所特有。这里的胎生贝湖鱼，通体晶莹剔透，据说，隔着它那玻璃般透明的躯体，可以读书看报。还有一种全身长满浓密卷毛的海豹，是地道的海洋生物。

人们不禁要问：贝加尔湖作为世界最大的淡水湖，为什么会有海洋动物？

这里距海岸数千公里，那些海洋动物是怎么游进来的？什么时候游进来的？是不是贝加尔湖过去曾与大海通连？有些生物在其他地方早已绝迹，为什么却能在此间繁衍生长？贝加尔湖经常向外面施放冷气、寒潮，可是，湖区本身却相对暖和一些，为什么？那么多的冷空气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是怎么生成的？湖上为什么变化俄顷，像一个恩威莫测、喜怒无常的公主？其成因是什么？……

连珠炮般的疑问，一个接上一个。如果伟大的诗人屈原再世，也许会继《天问》之后，写出一篇《湖问》来。

天已向晚，风势仍未衰歇。大家怀着迷惘与留恋的心情，依依向贝加尔湖告别。套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惜别杭州西湖的诗句，我在留言簿上题词：“未能抛得伊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

（1992年）

德　国

断　念

断念割情莫谓痴，天公偏忌挺云枝［注］。

长林寂静人归息，五十年间八句诗。

［注］歌德有言：“上帝的旨意是不让树木的顶端生长得高达天际。”

——题记

一

在他的生命途程即将到达终点、人生的大幕就要落下的时刻，歌德老人最后一次离开魏玛，来到伊尔美瑙山区。明天就是他的八十二岁生辰，为着躲避庆祝活动的喧嚣、纷扰，他早早就上路了。

这是初秋的一个弹得出声音的响晴天。马车在林木葱茏的山路上轻快地奔跑着。老人的心情也渐渐地开朗起来。不久前，那部耗时六十年之久的浩大工程——《浮士德》终于杀青，当他把沉甸甸的手稿郑重封存，并加盖了自己带有金星的印章时，心中感到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快活。当然，他也并非没有忧虑，他担心这一费了他毕生精力完成的作品，“像一艘破船被抛在沙滩上，最后被时光的流沙所淹埋”。他感到，似乎连最后一点精力也都耗尽了；尽管在这12111行的巨著中，创造的是无限追求、永不满足的典型形象。长时间地沉浸在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感伤之中，“我眼前有的，霎时消逝得远远；那消逝了的，重新矗现在眼前。”《浮士德》献词中的两句话，恰好映现出他此时的心境。

茂密的丛林向着茫茫无际的远方延伸开去，马车奔跑了一阵，逐渐地放缓了速度，原来正在爬上一个山坡。歌德老人向四周看了看，立刻就认出了，脚下就是名叫“基尔克汉”的冈峦顶端。马车停在一旁，老人由看林员玛尔陪同，徒步走向那座猎人的两层小木楼。他告诉玛尔，这是他五十年前的旧游地，他到这里来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第一次来这里是1780年，任职魏玛大公国的第六个年头，他刚刚过完三十一岁生日。

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得到了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特殊倚重，从而进入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作为枢密院顾问官以及军务大臣、筑路大臣，他分管的事情很多，从参加欧洲宫廷间的政治谈判，到重新开发伊尔梅瑙的矿藏，直到制定防火条例这些细事。要一个靠驰骋想象来过活的“狂飙时代”的诗人纠缠在无尽无休的矛盾、琐碎之中，这原本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他顺从了，并且很快就适应了。那种跃跃欲试的期待，那种指点江山的快感，那种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满足，使他连续多日沉浸在兴奋的心海狂潮里。在种种世俗的诱惑面前，他狠了狠心，“砰”的一声关上了诗坛文苑的大门，雄心勃勃、兴致冲冲地投入到繁杂艰巨的政务中去。

他告诉朋友：“真像做梦一样，在我三十岁的时候，得到了德国公民能够达到的最高职位。”“如今我已尝到宫廷生活的滋味，现在，我想对治国安邦之事一试身手。”一副年轻宠臣的志得意满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日记中写道：“各种繁忙的压力对灵魂来说是一件很美的事……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舒适度日而无所事事。”他坚信“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障碍”。他整天不停地冲撞着，浑身上下充满了成就感。

阿波利德地区发生了火灾，他迅速赶往火场，投入灭火战斗，“大火烤灼着我的眼睛，脚掌感到疼痛”；“大火烧了整整一天，一切都在沸腾着”；“我的思想，我的计划以及我的生命好像也同时沸腾起来”；“我那些关于成立防火组织的想法又一次为现实所确认”。伊尔姆河和萨勒河泛滥，他又匆匆赶往耶拿。他像上次率先扑向烈火那样，这次又第一个冲向洪水，带领民众防洪救灾。办公桌上放着三封写给公爵的信，说明他是如何重新组织伊尔美瑙的采矿工作，勘探矿产资源和开发水源的；如何访问制呢工场，并为他们解决图案版与花纹设色的；如何为森林贸易引进新办法的。

然而，事情绝非他所想象的那么顺遂，诗人气质使他的设想带有许多理想的成分。在大公国内，他试图进行多项改革。但当触及到贵族阶层的利益时，比如皇室领地的分封、农民赋税的减免，便窒碍重重，最后都不得不化为泡影。下去视察，目睹贫困农民的惨境，具有诗人的敏感性、同情心的他，忧思忡忡，终夜不能入眠。农民缺少牲畜，可是，根据《牧场法》，佃主有权让农民毁掉价值低的牧场。他想把村庄容易着火的草房改成砖房，无奈，农民连纽扣都买不起，又哪里有钱购置砖瓦呢？每当歌德与登门拜访的手工艺人聊天，听到种种难处的诉说，都会表现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歉疚。

他越来越感到工作艰难，感到人单势薄、力不从心，对公国的变革逐渐地丧失了热情以至信心。也就是这个时节，来自宫廷的恶意中伤如蜂蝗骤至，说“歌德为了一己的名位不惜牺牲公国的利益”，“歌德的几近胡闹的种种作为，有损于宫廷与公爵的尊严”。终于，他感到疲惫了，告饶了，觉得自己“像一只被乱线缠住了的小鸟”，插翅难飞；“箍在身上的铠甲变得越来越紧”。从政的热劲儿骤然冷却下来。

他说：“我觉得自己下流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坐在国务会议厅的软沙发上，听着那帮大员们无尽无休地进行讨论，接着又多次地回到那个可以一下子就轻易解决的问题上。我真觉得，大厅里的黑色墙壁、房梁和天花板，马上就要倒下来把我压死。”晚年，他对秘书爱克曼说：“我在魏玛宫廷生活十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创作，于是在绝望中跑到了意大利。”宫廷奢靡而烦杂的政务活动，日复一日地销蚀着他的诗性与才华。

依旧还是众人簇拥，依旧还是官威赫赫，可是，他却日益觉得孤独与萧索。他在上流社会的事务中陷得越深，就越想尽快摆脱那种种恼人的纷扰。1777年冬天，他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带上旅行袋，独自骑马来到哈尔茨山。在缄默无言的大自然的怀抱，歌德焦灼躁动的心灵暂时安静下来，沐浴着山林里的清风，开始对从政生涯进行反思：“几年来，我可说是倾尽了全力，可是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为改革政治甚至不惜放弃了钟爱的文学，但顽固的封建势力却未受到丝毫的触动。现在，我空有一对健壮的翅膀，却已经不会在空中飞翔。无望的宫廷生活和无休止的事务榨干了我心中的诗情，只有重新置身于自然的怀抱，才能还我诗人歌喉。”

他担心那营营扰扰的俗务会把他的精力、灵感、激情、想象力全部耗尽，因而经常处于狂乱的矛盾之中，他的精神状态完全像浮士德那样，时而振奋，时而忧郁，时而感到满足，时而又要发狂。两年后，他悄悄地去了一次瑞士。在一封信中写道：“只要我看到可供描写、可以入画的风景，立刻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我感到，两只脚的趾尖在颤抖，像是拼命要去亲吻大地，而我的手指头也在一阵阵地抽搐。”“这时候，我会抚摸着一片平淡无奇的树叶，它对我说来无比宝贵，因为它使我回想起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幸福时刻。”他写信给情人施泰因夫人，说：若是能从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中摆脱出来，专心从事心爱的诗歌创作，该有多好啊！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这样的动机，在过完三十一岁生日的一个星期后，他首次进入伊尔美瑙西南部林区，穿过茂密的枞树林，登上了峰顶基尔克汉，投宿在圆形山顶上的猎人小木楼里，整整住了八天。每天，他都站在高高的山顶上，凝神静睇那远山岚影，看着白云在天际飞去飞来，听秋风掠过林梢，发出飒飒的喧响。突然，有一天晚上，星月皎洁，万籁无声，他似有所悟地随口吟诵了几句诗：

群峰

一片沉寂

树梢

微风敛迹

林中

栖鸟缄默

稍待

你也安息

然后，他回到木屋里，随手书写在二层楼南窗左侧的板壁上，题目是“漫游者的夜歌”。

诗句从横亘于西方天际的高远的群峰落笔，然后逐渐拉近，层层下移，最后从林梢滑到诗人的脚下，由物及人，由外至内。此时的物我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四围静寂，诗人却是思潮澎湃。那么，他在思索什么呢？末尾那句诗透露了个中消息。

《夜歌》令人联想到中国唐代大诗人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垂钓者虽然并非诗人自己，但从他的身上反映出长期贬谪的诗人的孤冷、悲凉的心境。同样，此刻的歌德，作为一个狂飙时代的激情诗人，整天委身于极端琐屑的事务，而且受到宫廷保守势力的层层包围，使他欲进不能，欲罢又不甘心，从而陷入矛盾的旋涡。“稍待／你也安息”，正好映现出这种心境。它是一种断念，一种割舍，一种新的意志的胎息。

他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人有许多皮要脱去，直到他能把握住自己和世界上的事物时为止。确实地告诉你说，我在不住的断念里生活着。这却是一个更高的力的意志。”这里道出了歌德生命哲学中一个核心思想。断念，绝非简单的自我限制，而是对高于自我的意志——“更高的力的意志”的服从，或者说，对不可探究的事物的敬畏。在歌德看来，人的能力固然是一天天地扩大，宇宙间却总还存留着大量人力所不能及的事物，人们应该敬畏这些“神秘”，承认这些无奈。一个创造力过于旺盛、成就过于丰厚的人，所遇到的现实环境往往是啬吝的、贫瘠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英杰之士在这里陷于绝境。歌德却以其苦涩的智慧和稀有的自制力，度过许多濒于毁灭的险境，完成他光华四射的一生。

二

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1813年8月29日，歌德刚刚过了他的六十四岁生日，第二天便来到伊尔美瑙林区，再次登上基尔克汉山顶的小木屋，看过了三十年前留下的诗句，并重新用炭笔描了描，使模糊的笔迹凸现出来。

了解歌德经历、读过他的早期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原是无所顾忌、放浪不羁的，作为“狂飙突进”的青年诗人，激情喷涌，异想天开。及至出任魏玛公国要职，就觉得在诗歌、小说等文艺领域之外，还有更加宏伟、更具理想境界的事业在等待着他去担承，大有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和“舍我其谁”的豪情胜概。但是，铁一般无情的现实使他那接近沸腾的头脑渐渐趋于冷静，趋于清醒。而荷兰著名哲学家、西方重要的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的著作，对于他更“无异于一服镇静剂”。

多年之后，他回忆说，斯宾诺莎“调和一切的宁静的意境”、“理性控制炽情”的教诲，对于“我的兴奋激昂的努力”、“对于我的整个思想竟有那么大的作用”。他的朋友爱克曼也说过，在歌德看来，斯宾诺莎的观点恰恰符合他青年时代的需要，他从中找到了自我，找到了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这一切，其实就是歌德所说的“断念”在生活中的意义。

“我们身体的以及社交的生活、风俗、习惯、智慧、哲学、宗教，甚至一些偶然的事体，一切都向我们呼唤，我们应该断念。”歌德认为，“人不可能成为上帝”，越是具备理想性格的人，就越要历练人生，克制欲望。情感有多丰富，欲望有多炽烈，自制力就需要有多强，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稳定发展的张力。“若是任性下去，恐怕要粉碎了一切。”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限制着自己，使自己就局限在一两个方面，挚爱着它们，依恋着它们，从不同角度揣摩着它们，和它们融成一体——我们就是这样出脱成一个个诗人、艺术家的。”

掌握了这些，我们对于浮士德在《书斋》一幕中的痛切呼喊，就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你应该割舍，

应该割舍！

这是永久的歌声

在人人的耳边作响。

它在我们整整一生

时时都向我们嘶唱。

这种“歌声”是一种永恒的召唤，每到关键时刻，特别是当情感与理智发生碰撞的时节，它就会骤然响起，像警钟、号角一样，化解着种种矛盾。

以理智驾驭情感，这种意向贯穿在他的一系列重要作品之中。且看他的三部小说：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夏绿蒂之所以顺利闯过情感的旋涡，正是理智作用的结果；而维特之所以自杀，则因情感冲毁了理智的堤坝。《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主人公威廉，开始时一任情感的潮水放纵奔流，干了许多蠢事，结果遭到失败，待到他接受了以往教训，终于获得成功；而陷入情感泥淖中不能自拔的迷娘，最后自食其果。《亲和力》中同样体现了作者明显的价值倾向：主理者得以存活；滥情者招致覆灭。

说到断念，人们都会记起在歌德成长的关键时期，对他影响至深、有“精神教母”之称的施泰因夫人。歌德一到魏玛，很快就结识了这位不平凡的女性。当时她已三十三岁，并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作为宫廷命妇，正处于心智发达、阅历丰富的成熟季节。而歌德只有二十六岁，意气风发，激情澎湃，拥有冲天的抱负和用不完的劲儿。两人相互欣赏，歌德为施泰因夫人的过人才智、超群魅力、高雅而冷艳的气质所吸引；反过来，这位一直郁郁寡欢的女性的生命力，也被歌德的翩翩风度和炽烈的“情感炸弹”、“言辞野火”激活了。从而，两人坠入了爱河。早在法兰克福时，歌德就曾仰慕芳名，欣赏过她的侧面剪影，而今，“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尤其是那种温柔而周到的关怀、体贴，充盈着足够的理解与宽容，更是一般少女所不具备的。

在爱情的滋润下，歌德这一阶段的抒情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他曾为施泰因夫人写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情诗，《对月》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下面是诗的前三节：

你又把幽谷密林

注满了雾光，

你又把我的心灵

再一次解放。

你用慰藉的光

照我的园邸，

就像知友的眼光

怜我的遭际。

哀乐年华的余响

在心头萦绕，

我在忧喜中彷徨，

深感到寂寥。

诗人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和行云流水般的清丽语言，把对情人的钟情和对大自然的挚爱融合到一起，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作为一个青年男子，他渴望着尽快地占有她，爱情之火燃烧得至为炽烈。他向心爱的人表白：“每逢我拥抱你那可爱的娇躯，从你唯一的、高贵的嘴唇上面尝到贮藏多年的爱的甘露，我就欣然对我的心灵说道：这种酒器，除了爱神阿摩，任何天神也不能制造、收藏。”可是，富有教养、十分成熟老练，因而多所顾忌的施泰因夫人，却冷静自持，一再要求歌德要学会自制，珍视灵魂的契合和纯情的友谊。从而保证了火山岩浆一般蓄势待发的天才诗人，在获得了琼浆玉露滋润的同时，不致造成猛烈的喷发，而把自己彻底埋葬。

狂放不羁、极好冲动的激情诗人，遇到一个头脑冷静、处事稳重的成熟女性，两人刚柔相济，相得益彰。诚如歌德的挚友席勒所评论的：“她确实是一位富有特性的有趣的人物，我很了解歌德为什么那样依恋着她。她谈不上漂亮，不过她的脸上有一种温柔端庄的表情，流露出相当独特的坦率。她的性格中具有健康的理智、真实的感情。”尽管他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可是，彼此仍然热情通信，十二年间，歌德总共给她写了一千七百多封信。这再次证明了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他在写给施泰因夫人的长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你了解我的本性的全部特征，

觉察到我的全部神经如何震颤有声。

你能一眼看透我的心灵。

一只垂死的眼睛定难入木三分。

你使我的热血减缓流速，

给我这狂野之人指点迷津。

让我在你那天使的怀抱里得享安宁，

使我碎裂的心胸重新精神振奋。

在歌德的情人中，施泰因夫人是唯一能够创造一种使那分裂为二的灵魂得到憩息的气氛的。同斯宾诺莎一样，她也是一种镇静剂。当然，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镇静剂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使这位天才诗人那颗烦躁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开始追求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风格，避开宫廷斗争的旋涡从而免遭伤害；同时，也使他的澎湃的狂潮逐步平稳下来，以致对施泰因夫人自己也激情不再。

终生都在向往远方，永远不肯固守一个方面，也许是一切天才、所有创造者的特点。施泰因夫人的悲剧性在于，她所扮演的角色，使命是有限的，时间的长度也早有安排。当那个走上政坛的“狂飙诗人”需要一个姐姐兼情人、谋臣兼教母的特殊时期结束之后，她这个肉体的长随、灵魂的护士，在留下理性启悟、生命体验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情人的丰姿与魅力。结果，在歌德来到魏玛的第十二个年头、刚刚过了三十七岁生日，便偷偷地潜往意大利，不辞而别，将施泰因夫人重新抛回到孤独与暗淡之中。究竟哪一种因素是主导的：是为了逃避恼人的官场、险恶的环境，还是出于对往日情人的厌倦？抑或是二者兼有，作为一种合力推动了这一意外的举动？

不论何种因素占主导地位，作为一次决绝的断念，则没有疑问。而且，此番断念与割弃，既不是肇始，也并非终结。就他的人生轨迹来剖析，平面上的直线运行绝少，多数情况下都是呈回旋、轮转、波折、升华等形态。伴随着一次次的断念，总会出现新的开始。如同虫蛹化蛾，龙虾脱壳，蝮蛇蜕去旧皮，否则，就难以实现新的蜕变与成长。

在他八十三载的人生历程中，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建筑在内心不断地克制之上的。他从一个用热情支配一切的狂放的人，变成一个比热情更可宝贵的“责任”的人，克制的人。他每逢对自己克制一次，便进入一种新的境界，得到一次新的发展。因而，即使到了暮年，人们仍然看不出他有丝毫衰飒、颓唐之气。他带给人们一种重新回归本真自我的可能。他之所以被许多人奉为“最好的人的榜样”，就因为他是一个“人”——这是拿破仑对他的评价。唯其是一个“人”，他才被认同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也唯其是一个“人”，才使我们想到他和其他生物一样，有生长，有变化，体现出精神的复杂性、丰富性。

三

时光又过去了十八年，八十二岁的歌德老人第三次来到了猎人小木屋。陪同他的看林员玛尔做过如是的记述：

我们走进上层的室内。他说：“从前我和我的仆人在这里住过八天，那时我在壁上写了一首小诗。我想再看看这首诗。如果诗下边注明写作的日期，请你费神给我记下来。”我立即引导他走到屋子的南窗旁，窗子左边有用铅笔写的这首诗。

歌德反复吟诵，泪流双颊，他缓慢地从他深褐色棉布上衣里掏出雪白的手帕，擦干眼泪，以柔和伤感的口气说：“是呀，‘稍待／你也安息’。”他沉默半分钟，又望了望窗外幽暗的松林，随后，转身向我说了一句：“我们现在又可以走了。”

六天之后，歌德写信给曾为这首诗谱曲，使之驾着音乐的翅膀传遍全世界的音乐家泽尔特，感慨重重地说：“过了这么多年，真是阅尽沧桑：有持续着的，有消逝了的。成功的事物显露出来使我们高兴，失败了的都忘记了，在痛苦中忍受过去了。”

显然是这首五十年前书写的小诗，勾起了他对于往昔岁月的深深忆念。

他的一生，像浮士德那样，身边总是跟随着一个穿着金线绣花红衣，外罩坚实、缎质的小外套，头戴插着雄鸡羽毛的帽子，腰佩尖尖长剑的终身侍从靡菲斯特。他也像浮士德那样，历经了追求爱情、追求美，最后走向社会实践的道路，饱尝了官能的享受、生的快乐、美的追求，也在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他也像理想主义者浮士德那样，没有一种尝试和体验是感到满意的，觉得生命完满而不再有所欠缺。

八年前，他曾患过一次心囊炎重病，当时仿佛觉得，三千年疾患的总量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死神正在一个隐蔽的角落，不时地对他吐着舌头等候着他。可是，出乎意料，他竟然康复过来。但，衰病残年，毕竟在他的心扉上留下了阴影。他曾半开玩笑地揶揄自己：“我的处境很坏，因为我既不能爱人，也没有人爱我了。”每当想到青少年时代的往事如过眼云烟消逝净尽，便觉得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为时过久了。

时间对于生命的剥夺是残酷的。他出生于18世纪中叶，新的世纪掀开首页那一刻，他刚过半百之年，可是，却接二连三地面对着亲人、挚友的伤逝，几乎不间断地沉浸于无边的痛苦与孤寂之中。在临近生命的尽头，他常常回顾中青年时代，想起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孔，可是，在世的却寥寥无几了。他说：“长寿，就是活过了许多事体，活过了曾经爱过的憎过的漠不相关的人们，活过了王国的盛衰、城市的隆替，活过了青年时所栽种的树木。”

他先是送走了结成生死之谊的诗人席勒，深情地号啕痛哭了一场，说是“等于失去自己生命的一半”。后来，诗人拜伦又辞世了。年轻时的好朋友克林格尔也静静地走了。特别是于他有知遇之恩、小他八岁的卡尔公爵也先他而去了。

母亲故去的噩耗传来，使他在深悲剧痛中夹杂着浓浓的歉疚之情，他觉得过去对于老人关心与存问得太少了。接下来，与他相濡以沫、对他一往情深的妻子颓然命丧，他们唯一的儿子由于脑溢血，又被死神闪电般地领走了，使他伤恸至极。

而最令他伤感的是，自从1810年之后，五个情人接二连三地弃他而去。他的真正初恋，那个用他的话说“年轻貌美，活泼可人”的凯特馨；那位因为歌德负心而留下永恒的心灵创伤，却痴心爱他、终身未嫁的弗里德里克；尤其是丽莉，两人曾经订婚，后来又解除婚约，但丽莉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对他还怀有宗教般的虔诚的爱情，歌德也说她“是他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再就是“精神教母”兼情妇的施泰因夫人，尽管情怀早已淡漠下来，但她在弥留之际，仍然嘱咐送丧队伍不要经过歌德门口，以免使他伤心，说明至死她还在深爱着他；还有那位他曾热烈地追求过，但终究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的夏绿蒂。二十年间，她们相继地遁入了黄泉，只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世上。“有时我觉得，”他在一封信中说，“最亲近我的那些人就像一连串的秘密字母，生活的烈焰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全部吞没掉了，而灰烬随风飘散。”

说到自己，他更是感到死神就藏身在哪个屋角里，随时准备掷出哗啦啦的锁链将他带走。他风趣地对秘书爱克曼说：“像我这样年过八十的人，几乎没有再活下去的权利了。每天都要做好准备，撒手红尘。”

他总是感到陷身于寂寞的深渊，尽管身旁不停地人来人往。那些从德国各地、欧洲诸国前来向他“朝圣”的人，都“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参拜过这座深山中的圣湖之后，各自带走一瓶圣水，而圣湖却变得更加孤寂”。

他觉得，这种情态很像当年到一处避暑胜地去消夏，开始时，四面八方的人陆续前来，一个个都是兴致勃勃的，迅速加入到早些时候就住下来的队伍中去，互相打着招呼，致以问候，很快就都熟悉了，有些还结下了友情。过了几个星期，一些人就陆续走开了，留下来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带着丝丝的怅惘。而自己，偏偏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结果，又站在院里看到新的一伙儿到来，再次由生疏到熟悉，并重新结识一些朋友。但是，不久，这一批人又在整理行装准备上路了。于是，又满怀着寂寞的心情，迎接来第三代。当然，逐渐地关系也就不大了，因为自己用不了多久也将离开这里。

而这一切，都带有宿命性质。正中他所说的，“在夕阳将落的时节，日间所有的不甘都化成了无奈。”

此刻，面对着那首题壁诗，老人心情正是这样。因而，禁不住泪流满面，轻轻地叨念着：“是呀，‘稍待／你也安息’。”果然，回去后不到半年，老人便溘然长逝了。

（2008年）

未了情

一

天色已经完全暗淡下来，街灯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到青年歌德的身上。掠地的秋风穿过莱茵河畔，向着他那灼热的前额漫漫地扑来。他打了个寒噤，陡然感到丝丝凉意，裹紧了披在身上的宽大外套，加快了步伐。

有几户人家窗子里透出雪亮的灯光，间或夹杂着喧腾的笑语，他全都顾不上去听，径直地奔向红十字广场拐角处，在那过分稔熟的豪华住宅前停下了脚步。如果是在从前，他会急匆匆地闯上楼去，然而此刻，却像一个陌生人，一个被放逐者，一个幽灵那样，在楼前的法国梧桐树下往复地踱着步，目不转瞬地向楼内那间屋子搜索着。

绿色的窗帘垂下来，但他还是看得比较清楚，座灯仍然放在往常的地方。隐约映现出丽莉苗条的娇小的身影。此刻，她在做什么？她在想什么？望着，想着，心中不禁感伤起来。时光仅仅过去几个月，往日的亲密情侣于今竟形同陌路。人间万事，因缘而起，缘尽而逝，最终都归于寂灭。

伴着“唰啦啦”的桐叶的飘零，寂静的房间里突然传出钢琴弹唱的声响。那细细的充满忧伤的吟唱，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这是在唱当日他献给她的情诗：“呵，／为什么／你牵着我／毫无抵抗，／到那繁华之场？／难道年轻善良的我／没有欢乐，／在这孤寂的晚上？”伴着袅袅的余音，灯光映出身影在慢慢地移动，她已经站起来了，在屋里走来走去。停了一会儿，又传出几句：“秘密地关在自己的室内，／卧对着月光，／我沐着它的战栗的幽辉，／进入了梦乡。”此刻她想没想到：那人就站在窗子外面，只隔咫尺之遥？

歌德再也忍不住了，眼睛一热，滚出来两滴清泪。

明天，他就要离开法兰克福这座古老而拥挤的城市，到魏玛公国去任职了，归来不知何日。临行前，很想再见上丽莉一面。但他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迟疑了一下，便默默地走开了。

路上，一幕幕地闪现着他们由相识到相爱到最后分手的“电影画面”。

二

《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书信体小说的问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青年中间掀起了一股“维特热”，他们穿上了维特式的蓝色燕尾服、黄色背心，模仿维特的一举一动。而它的作者，自不必说，更成了一些文学青年的偶像。有一次外出，朋友们开玩笑，把同伙中的一位年轻人装扮成歌德，结果，周围的人立即围拢过来，对冒充者表示深深的敬意；“歌德来了”的信息，也随之很快传播开去。

赞扬和崇拜像急雨一般倾泻在这位二十几岁的青年作家头上，同时也给他增添了许多麻烦。所到之处，无论是溜冰场、舞场、歌厅、假面舞会，还是文人沙龙，身旁总会聚集着一些少男少女，问询个没完。“人们希望见到我，跟我交谈，”后来，他回忆说，“甚至在远方也希望听到我的消息，因此，我便被迫尝到门庭若市的滋味。来访的客人有的讨人欢心，有时是招人嫌的，但总是使我失时费事……本来宁静、幽晦的境界是大有利于完美的创作的，但是，我却从这种境界中被拉出来，而置身于白昼的嘈杂之中，为他人而消失了自己。”

这天，他匆匆地用过晚餐，便穿上那件灰色的海獭皮冬装，戴上咖啡色的丝绒围巾，蹬上长统皮靴，去赶赴朋友的约会——到一位已故银行家的豪宅，参加一个小型的家庭音乐会。

到得稍晚一点，楼内宽敞的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上流社会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客人。

壁灯、吊灯闪现着耀眼的光辉，气氛显得欢腾而热烈。他微微颔首，逐个打着招呼之后，便找个相当的位置坐下。女主人的未满十七岁的小女儿安娜·伊丽莎白（昵称丽莉），正坐在大厅正中的一架钢琴前，熟练地弹奏着，动作灵巧而自然，神态里流露出一种童稚的妩媚。弹完一首奏鸣曲之后，朝着歌德默默地点了下头，算是正式打了招呼。可以看出，她是在很留心地打量着这个不同流俗的青年男子，神情十分专注，像是瞧着玻璃橱窗中的一件展品。

接着，四重奏就开始了。歌德端坐在一旁，细细地端详着，饱餐着她的秀色。苗条的身段，浅黄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珠，透出蓬勃的朝气；宛若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充满着迷人的青春气息。而那发式、衣着，特别是神情、举止，更把她的魅力、她的风采衬托得恰到好处。有生以来，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妙曼的少女风姿。

到了散会告别的时候，丽莉的母亲笑逐颜开地向他这个“本城的名人”表示欢迎，希望他抽出空闲再来做客；丽莉也以殷勤、亲切的口吻为母亲帮腔。歌德真是兴奋异常。归途上，忽发奇想：若是双手握得着宇宙的转轮，他会把这个悠长的夜晚立即翻转作清晨，而后，转身过访，重睹芳容。

三

几天来，歌德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丽莉的影像。现在，他们终于再次见面了。穿过古色古香的门廊，在丽莉的导引下，来到了她家的客厅。开始时，她的母亲还坐在一旁，后来说是有急事要办理，便离开了，嘱咐女儿好好地接待客人。

这时，歌德才注意到，丽莉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浅绿色的水波纹一样的丝巾，这使得她的大眼睛显得更加清亮。在正常情况下，他也许要说，这是一双可能在男性世界中掀动波澜甚至引发灾难的眼睛，而此刻，他只觉得它是两汪神液，楚楚怜人。

他们坐在一对沙发的对面，互相诉说一些少年时的往事和日常的癖好。从而得知丽莉从小就是在饱享家境的豪富与世俗的欢乐中长大的，宽松的社交环境赋予她开朗、大方、敏捷的灵性。

丽莉的卧室整洁而清丽。似乎同它的女主人相互映衬——壁上挂着的那帧小照，那令人为之倾倒、为之心醉神迷的一双媚眼，也在欢快地朝着客人微笑。壁炉里闪射出赭红色的幽光，炉火在熊熊地燃烧着，像两副鼓满青春活力的胸膛里喷薄着的热血。

同丽莉单独会面已经是第四次了。歌德告诉丽莉，她是他理想中的女性，等待她足足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了。她也同样敞开心扉，表达对他的爱慕之情。随着接触的增多，感情在迅速地升温，以致双双坠入了爱河，变得难解难分了。时间快速地驶过，不知不觉间，荧荧的月光从窗子映射进来。但他们并不想开灯，顾自在那里娓娓地倾谈着。倾心的爱恋，使得他那颗素常有些忧郁的心顿时开朗了起来。

他预感到，这个小小的精灵会带给他终生的幸运与快活。而丽莉则坦诚地向他诉说了自己作为豪门少女在世俗环境中所养成的生活习性与细微的弱点。她说：“我自认有一种天生的吸引人的魅力，博得许多人的青睐；在您面前，自然也释放了这种本能。但结果是自己受到了惩罚——因为我发觉，现在已经被您牢牢地吸引住了。”这种半是矜持半是奖饰的自白，是从那样一个纯洁而天真的心坎里吐露出来，所以，歌德听了，感到她是把他完完全全看作意中人了。

青春，注定充满着不安与躁动，而过于丰沛的热力和泉涌的激情更亟待着宣泄。歌德情不自禁地从丽莉的桌子上拿起笔，抒写一个月来的全新的爱恋，全新的生活：“心，我的心，这却是为何？／什么事使你不得安宁？／多么奇异的新的生活——／我再也不能将你认清。／失去你所喜爱的一切，／失去你所感到的悲戚，／失去你的勤奋和安静——／唉，怎会弄到这种处境？／……这种充满魔力的情网，／谁也不能够将它割破，／这位轻灵可爱的姑娘，／就用它强力罩住了我。／我只得按照她的方式，／在她的魔术圈中度日；／这种变化，唉，变得多大！／爱啊，爱啊，你放了我吧！”

后来，乐圣贝多芬曾把这首著名的情诗谱成了乐曲，使它在世界各地广为传唱，到处飞扬。

四

两人单独会面时，丽莉总是习惯于穿着素朴的家常便装，很少替换。而现在，她却以时髦而华丽的装束，容光四射地出现在歌德的面前。原来，按照妈妈的安排，她将出面接待一批客人，无论是谈吐、举止，都要比平时更加灵活、体面，仪态万方。这样，她的娴雅、温柔的气度与姿质，她的种种动人之处，也就会随之而充分地显露出来。

不过，在歌德的内心深处，也产生了些微的不快。两人已经进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热恋阶段，忘记昏晓与眠食，无止无休地相对倾谈，已经成了常课，也是双方最紧迫的需求。可是，连续两次，他们刚刚坐下，便被母亲唤出，一同会见来访的客人。弄得歌德十分为难：借故走开吧，既不礼貌，又太不甘心；而跟进跟出，也实非所愿——除了与丽莉可以无拘束的交谈，平素他喜欢宁静，惯于一个人闭门思索，多一个人在场都觉得应对麻烦，更不要说置身于稠人广众之中了。

尽管会客过程中他们仍然可以娴熟、自然地暗通情愫，每一回互送的秋波、嫣然的微笑，都透露出他们之间深深的默契，脉脉的情肠；但是，这些频繁的应酬，“她的周遭和与她来往的人们的言行常常妨碍着我们尽兴地欢聚，因此，我纵然特别去看望她，却不知有多少日子虚掷掉，多少钟头浪费掉。”很久以后，歌德还曾这样写道。

生活在故乡富有的市民阶层之中，歌德的心情常常是矛盾的：为了心爱的丽莉，既舍不得离开这个颇有吸引力的圈子，却又日甚一日地产生一种隔阂、反感以至厌弃的心情。他往往抱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现出固执而深刻的“不信任感”。一位画家朋友曾这样记述他当时的情态：“有时候在谈话谈得活跃的时候，他忽然一跃而起，走开去，再不见回来”，“在那些人们穿着节日盛装的场合，他偏偏相反，硬是穿上一身普通至极的家常便服，大大咧咧，率情任性”。

这一切，感觉敏锐、视角独特的丽莉，当然都看得分明。可是，在她那单纯而痴迷的眼睛里，不过是一种超尘脱俗的举止。结果，这种出于逆反心理与消极抵制的不合流俗的孤高、执拗，反倒成了她另眼相看的一种资本。

大打折扣的，不真实的，情人的眼光哟！

五

奥芬巴赫小城离法兰克福很近，丽莉的姨父住在这里。得知她到这里来探亲，歌德就像追花逐蕊的蜂蝶一般也跟踪赶来，而且为丽莉可以暂时脱开“人情的围困”感到欣慰。

痴情的春风吹绿了莱茵河畔，林带顺着河岸伸展开去，繁枝密叶间不时地闪现着一对对情侣的身影。他们牵着手，缓缓地穿行在丛林中的小径上。高大的橡树林的浓荫像遮天的巨伞一样笼罩着晴空，阳光照射不进来，林间显得寂静而幽暗。有时，高高的树冠上传出一两声怪禽的凄惨的啼叫。这时，丽莉便紧紧地抓住他的衣襟，低声说：“怕，我有些怕。”他便顺势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因此而更加亲近。

然后，他们便迅疾地奔向光亮的地带，那里覆盆子和冬青丛生着，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娇艳地探出枝头。两人终于寻觅到一处可以畅快地驰骋感情的奔马的地方，在一棵倒卧的树干上，相依偎着坐下来。他随口念着诗句：“如今，那春花烂漫的原野，／我不再迷恋；／天使，只要你出现，／就有爱、／亲切和自然。”她听得很仔细，很认真，而后便报之以灿烂的微笑。

歌德和丽莉的恋情，正处于他们所说的“我虽睡着，但是我的心醒着呢”那样的情态，它像晚春的天气一样，一天比一天炽热起来，已经达到难以自拔的程度。因为白天要处理律师事务及其他琐事，歌德便在晚上过来与她欢聚。他们并肩挽手，漫步在芳香四溢的郊原驿路上，尽情地享受着夜色的温柔和精神交流的愉悦。他说：“白天黑夜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白天的阳光不能盖过恋爱的光辉，夜里却因热情发射的光芒而灿同白昼。”

就这样，一直到深夜，他才把心爱的丽莉送回亲戚家，然后，自己顺着大道返回法兰克福。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稍事休息，在寥廓澄澈的深夜里，聆听着天籁之声，构想着自己和丽莉未来的幸福前程。

途中，有一座葡萄园。这天，他实在是过分疲乏了，倒在园子里一枕沉酣，梦见他和丽莉踏着彩云飘荡；又像是坐在静谧的湖边准备早餐，可是，忽地一大帮人围拢过来，他们只好另觅去处……真是演不尽的春梦婆娑。醒来时已是黎明。一条长长的雾带飘动起来，指示出莱茵河的所在。

六

由热恋的情侣结成为终身伉俪，原本是顺理成章，也是二人心念所归的事。

歌德同丽莉缔结婚约，是由德尔弗小姐从中牵线的。跟双方的父母交谈，肯定费了她不少唇舌；但究竟是怎么谈的，他们都不甚了了。

今天一见到这对情人，德尔弗小姐就快言快语地说：“妥了，一切完备。你们握手吧！”歌德站在丽莉的对面，伸出手来，丽莉郑重而缓慢地把手放在他的手中。他们深深地呼吸一下之后，便猛然拥抱了。

古谚说“盛极必衰”，这话有很深的意义和根据。一当某种理想的情事成为现实的时候，一当人们相信这种情事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那么，危机也便开始萌生了。说来也怪，丽莉仍是丽莉，歌德也还是歌德，关系明确之后，却各自觉得一宿工夫两人都发生了变化，变得懂事了，成熟了，心事复杂了——两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天使，一经“红绳系足”（这是借用东方的一种神话传说），便由过去的充满浪漫气息的天国实拍拍地降落在前路崎岖的大地上。这样一来，百端杂务，包括两人的日常生计，双方的家庭环境，以及不尽相同的脾性、习惯和生活情趣的磨合，都将不可避免地构成无法规避的现实考验。爱恋中的信赖意识是很强烈的，但是，当它碰上同它作对的现实的礁石时，难免会产生强大的阻力。

显然，双方的家庭环境与地位有着很大的差异。丽莉一家在法兰克福是数一数二的望族，资财万贯，经常贵客盈门，许多流光溢彩的钱袋拥有者都聚集在她的周围。歌德每次出入她家时，为使自己与她经常往来的时髦朋友不致相形见绌，总要检点服装，常常是换了又换。可是，一个家庭几代形成的家风、家规、习尚却与衣物不同，那是难以随俗更换的。歌德虽然出身于新兴的市民之家，但长久以来，家中却盈溢着一种浓重的复古意味。父亲是一个收入微薄的帝国法律顾问，性格孤僻，喜欢清静，酷爱书画，这就难免与讲究派头、注重排场的女方家族格格不入。

订婚的下一步就是结婚。歌德的父母亲现有房舍远不宽敞，需要为新婚子媳加盖一处新的住房；而且，作为娇小姐，丽莉的日常生活已经习惯于奢华侈丽，这也不是一个清寒之家所能应付裕如的。因此，他父亲自始就不太热衷于攀这门高亲。他当然也很想有一个儿媳妇，但肯定不是这种终日沉浸在上流社会娱乐圈里的豪族小姐。即便是歌德本人也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可爱的丽莉要稍微延续她做姑娘时的处世派头与生活方式，便会在这不大讲究的新家里感到局促不安，觉得没有展现姿采与风韵的余地。而更大的障碍，还是两家的宗教信仰不同，丽莉家是加尔文派，属于革新教派；歌德家则是路德教派，彼此是很难调和的。

毋庸讳言，这斑斑点点，对于一对未婚夫妇的爱恋之旅，无疑是布满了崎岖。当然，丽莉对这一切并没有怎么在乎，往往是一笑置之。这固然因为她还少不更事，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对歌德的痴情眷恋，可说是爱入骨髓，一往情深。她一再声言，条件再苦再难，也会心甘情愿嫁给他，无怨无悔地跟着他过一辈子；甚至不惜抛弃眼前的一切豪华、富贵，让这位青年诗人带她到遥远的美洲去，以避开眼前面对的重重障壁。

七

几天前，歌德曾抱着一种愤懑的情怀，写出歌剧《克劳底纳·冯·维拉·贝拉》。他把对丽莉周围那些令人生厌的人们的不满，尽情倾泻在剧本之中，借剧中人之口说出：“我实在忍受不了您那个市民环境了！”“我想工作，可我得当仆人；我想快活，可我还得当仆人。难道所有那些想使自己些微有所建树的人，不应该有个自己可以支配的去处吗？”

当然，话是这么说，一到两个恋人见面，那融冰化雪的温馨、体贴，欺糖赛蜜的甜言软语，那令人意乱心酥的紧紧拥抱，又会使满天云翳豁然消散。

一天，歌德向一位知心朋友描述了此时的心境：

显然，对于过往的这段时光，他正在进行着审视与回味，他陷入了彷徨、苦闷，举棋不定之中。既真诚地爱恋着丽莉，又不肯舍弃诗性人生，不希望受到家庭与四周环境的世俗性的羁绊，他渴望着做一只振翮云天，恣意遨游的大鹏。——也许应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清醒。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对于爱恋，清醒往往是不祥之物。

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反思之后，歌德重新发现了自己。自己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一个道道地地的艺术家。归根结蒂，艺术家是一切规范与局限的敌人。只要他深思自省，便会在自身中发现整个世界，然后，就疯狂地扑过去。

八

就在这时，歌德的一位好朋友在赴瑞士旅行途中，顺道前来过访，并邀请他一路同行。处于徘徊歧路中的歌德，也正想调节一下近期遑遽、矛盾的心态，特别是很想疏离那种“融于俗境而绝于神性”的轮番轰炸的交际、应酬，于是，在他父亲的极力撺掇下，没有细加考量，便欣然同意了。父亲还怂恿他：如果时机凑合，可以顺道转往意大利旅行。这样，他很快就下了决心，迅即把行装打点停当。出发前，见到了丽莉，他没有正式辞行，只是作出“远行”的暗示，便离开了她。

在前往瑞士途中，歌德特意取道埃门丁根，专程看望嫁到这里来的妹妹。她婚后的生活很不如意，歌德一直在挂念着她。可是，见面后，她却避开个人的境况，万分恳切甚至用命令的口吻，死力劝说哥哥尽快割断同丽莉的关系。她声泪俱下地请求，千万不要与丽莉结为伉俪，也不要同任何女人成婚，永远，永远。她之所以如此决绝，其间既含有对自己婚姻不幸的惩戒，也融进了一个年轻女性对于世事洞察的经验，尤其是对于两个家庭的背景，她早就深有了解。这使歌德心中十分难过。一番痛彻骨髓的激烈言辞，反而激活了他对丽莉的恋情。

面对着四围的湖光山色，他已无心赏玩，脑子里不时地涌现出丽莉的笑靥，不经意间，就冒出了一首短诗：“亲爱的丽莉，／如果我没爱过你，／这美景应给我何等的乐趣？／可是，／丽莉呀，／如果我没爱过你，／我能在这里、那里感到幸福吗？”

他记起了明天——6月23日是丽莉的生日，于是，托起她赠送的项链上的金鸡心，噙着泪花，吻了又吻，久久地不忍放下。

两个月过去了，漫游终于结束，歌德回到了丽莉身边。

出乎他的意料，情况已经发生急遽的变化。对着他的一团热火，兜头浇过来的竟是一盆凉水。原来，丽莉的母亲包括整个家族，对歌德的不辞而别颇为愤慨，认为他根本没有结婚的诚意，主张立即解除婚约。几个闺中女友也都劝丽莉痛下决心，斩断情丝，不要一误再误。可是，用情专一的她，总是觉得割舍不掉对歌德的恋情。此刻，面对着“无情的未婚夫”，看上去面容有些瘦削的丽莉，尽管也噘起了小嘴巴，但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仍是透露着温情脉脉的柔光，映现出三分佯怒、七分怜惜。

多少天来，她都未得安眠，十分苦恼。听了这些，歌德觉得有些愧赧。

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承认离不开这个美丽的小精灵；但是，他也不愿再登上她家的小楼了。这倒不是由于她的母亲的冷淡与疏离，——对此，他完全能够理解，而且予以谅解；根本在于她的家里总是贵客盈门，高朋满座。那些人对待丽莉都像是老相识一样，过分的亲热，过分的放肆，而留给他这个堂堂正正的未婚夫的，却是翻波涌浪的胃酸和撒落一地的白眼球。

他们已是几天没有见面了，这天晚上，歌德想静下心来，同丽莉像过去那样推心置腹地恳谈一次。不料，进得院来，传来的竟是大厅中喧嚣的歌舞欢声，他的心立刻凉了下来。望了望暗淡的三楼窗口，便掉头离去。

九

转眼到了8月28日，丽莉过来，庆贺歌德的二十六岁生日。

他们强颜欢笑，稍稍热闹了一会儿，很快便又沉寂下来。过去两人聚拢在一起，总有诉说不尽的情话，连珠炮似的，一发接着一发。现在，却都心事重重，像是中间隔了一层屏障似的，即使拣起一个有趣的话题，说起来也是时断时续。

丽莉的目光迷离不定，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摸索回来似的，再不就是长时间地出神呆望，透出一种隐忍的悲凉。她把灵动的心扉紧紧地封闭起来，怕是再也不肯向他敞开了。他感到很苦痛。

又坐了一会儿，丽莉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低声吐出了三个字：“你变了！”

在这关键的时刻，本来，歌德应该耐心地听她说下去，却忍不住“当啷”一锤子给顶了回去：“你才变了呢！”他当然意有所指——丽莉越来越像个“交际花”了。

一进9月门，法兰克福一年一度的盛大集市就开张了。各方商贾云集，丽莉家中也招来了比平日更多的她的崇拜者，连宵歌舞，闹闹嚷嚷。诗性遭遇到世俗性的粗暴侵犯，使作为未婚夫的青年诗人十分恼火。直在半个世纪过后，他还耿耿于怀，在《歌德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那些幽灵之群蜂拥而至。丽莉的家既是有名的商馆，各地的豪商巨贾陆续过访，很快我就了然明白，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想要和能够完全忘掉他与这个可爱的女郎的旧谊。其中，年轻的人虽不对丽莉有什么强求，然也像是很熟的朋友；中年的人在她面前采取一种博她欢心的恳切有礼的态度；……可是，上了年纪的绅士摆起老伯伯的样子来，真是受不了，他们的手禁不住触到她的身上，作讨厌的抚摩，甚至要求接吻，而亲亲脸颊便不容拒绝。丽莉应接他们的态度都合规合矩，没有不自然的地方。不过，他们间的谈话引起对过去种种可疑的回忆来。什么郊游泛舟的盛会呀，怎样碰着危险而终安然度过呵，跳舞会和晚上的散步呵，对可笑的求婚者的嘲弄呀，一切的话，都燃起那寂寞寡欢的恋人的心中的妒火。我觉得像是多年的辛苦得来的收获却为他人所暂时夺取了。”

为了展现他那波澜涌荡的妒忌心理和酸情醋意，歌德写了一首寓言长诗，名为“丽莉的动物园”。大意是：

没有哪个动物园会比丽莉的更加丰富多彩了。她的园中圈禁着各种珍禽异兽，有的狂奔乱跳，有的虽然剪了羽翼却还奋力飞窜，它们追逐撕咬，争夺美丽的女主人抛给它们的干面包。其中有一头笨拙的野熊，是从莽林中抓来的，在仆从队里受到与其他动物一样的训练。在它看来，女主人真是甜美而娇媚呀！只要能为她浇一浇满园花草，即使把热血洒尽流干也心甘情愿。后来，逐渐地发现：自己原是被一张编成石榴裙的罗网套住，匍匐在她的脚下，无异于系上了一根绳索。这样，就感到不满了，狂暴地“狼奔豕突”，鼻子里重重地喘着粗气，把内在的野性尽情释放。跳啊，跑啊，终于跌倒在地，浑身瘫软，痛哭流涕。这时，突然传来女主人动情的歌声，结果，它又心软下来，重新伏在她的脚下，亲吻着她的鞋子。她用手轻轻地挠它的脑袋，它快活得嗷嗷呻唤。随后，她带着讥讽的口吻说：“喏喏，要乖乖儿的！把小爪子伸过来！做个好仆从，像位骑士先生。”她就这样嘻嘻哈哈地打发走这个倒霉的可怜虫，不管它是快乐还是凄惨。有时候，她还故意把门朝它微微敞开，斜着眼睛瞧它是否打算逃脱。野熊再也忍无可忍了，吼道：“还我自由！我发誓，我还强壮有力。”

丽莉看了，十分难过，呜呜地哭了起来。歌德的心为之所动。他确信，能够这样由衷地抛洒泪水的人，即便是有所欠缺，也都是应该得到宽谅的。因而，尽管脑际再度回荡起妹妹的哀哀嘱告，但他仍是下不了狠心撕破情网。心想，她真是一个神奇的“迷人精”；而自己倒像是一只吞了毒饵的老鼠，从一个洞里窜到另一个洞里，舌头舐着凉水，心里火烧火燎的，实在没法忍受了。

午饭后，又见到了丽莉，眼睛红红的，显然，她是刚刚哭过。两人对坐着，仍旧哑默无声。当然，并不是无话可说，每人心中恐怕都满盛着一缸苦水。只是，一种近乎绝望的理智与清醒，觉察到在这种情态下，话语是无济于事的。

歌德很想立刻就从这种尴尬状态下解脱出来……但是，这种念头刚一闪现，他便感到通身地战栗。

激浪！狂风！他被抛过来、抛过去，只有紧紧抓住舵轮，好使自己不至于搁浅。可还是搁浅了，他没有毅力离开他的丽莉，他的心里已经装满了她。那过往的轰轰烈烈的恋情，那满是血痕泪渍的绵绵心路，那浓得化不开的经年积愫，毕竟令人没齿难忘。

十

将近九个月的情爱之旅，终于走到了尽头。

想当日，在春风骀荡的露台上，两人一起忘情地朗诵过歌德的剧本《艾尔温和埃尔米勒》。当时绝没有料到，他们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你们凋谢了，甜蜜的玫瑰，／我的爱不能将你们托负；／重开吧，／为绝望的人儿，／我的心灵破碎，无比痛苦。”

婚约解除了，丽莉说：“也许应该把写给我的那些诗奉还给你。”

歌德说：“不必了，它们已经带着我们的情感和泪血，连同那段永生难忘的岁月，融入了苍茫的历史，镌刻在两人伤恸的心版上。即使再锋利的刀斧也无法砍掉它。”

这句话还没落音，他就警觉地意识到，应该立刻走开，不然，也许会反悔“解约”的。于是，他头也不回地跑开了，背后，传来丽莉痛苦的啜泣声。

这令人肝肠寸断的哭声，分明是在宣布：这部人生的盛装大戏已经落幕了。它的两个主角——当日纵情于花前月下，倜傥风流的青年歌者，和在除夕之夜风骚绝代的抚琴少女，已经飘然远逝，留下来的唯有周围那些行尸走肉般的配角，还在痛痛快快地蠕动着。

圣诞之夜。远在魏玛公国任职的歌德，辗转反侧，久不成眠，一直沉浸在痛苦的思念之中。一想到已经失去了丽莉，他的心便痛如刀割。于是，随手写下了四行诗：“可爱的丽莉，／你曾一度是我全部的欢愉，全部的歌。／唉，而今你成了我全部的痛苦，／但仍是我全部的歌。”

捧起仍然挂在脖子上的丽莉赠给他的金鸡心，他黯然吟哦着：“你是消逝了的／欢娱的纪念，／我仍旧系在脖颈上。／你比情丝／更久地连接着两人，／你要将短促的恋爱时日／尽量延长。／丽莉，我离开了你，／还套着你的情网，／远在异邦，／在幽谷和森林里徜徉。／唉，／你的心不会很快地／从我的心里落下。／恰像一只啄断了绳索的小鸟／飞回丛林，脚上仍然系着一段赤绳。／它已不是生下来时／那样自由的鸟，／它已有了主人。”

令人痛心的是，经过这场沉重打击之后，一生憧憬幸福的丽莉再也未曾赢得真正的爱情，尔后的两次婚姻都很不幸，始终都在扮演着悲剧角色。

后来，歌德听一位早年与他有过交往的将军夫人相告，她曾见过了丽莉。丽莉满怀深情地说，自己是“歌德的创造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对歌德怀着宗教般的崇敬”。她请这位夫人向她的“永生忘不了的朋友”转达她的心意。

丽莉去世的第十三个年头，她的一位亲戚到魏玛访问，专程拜望了歌德。谈起这个昔日的情人，已经八十高龄的歌德老人，凄然泣下，深情地告诉来访者，他像当年那样，清清楚楚地看到丽莉站在眼前，接近她的芳馨的气息。“事实上，她是我真心深爱的第一个女性，也可以说，她是我一生中唯一爱过并且永生不忘的女人。我从来没有像跟丽莉相爱时那样，接近真正的幸福。”

对于这位伟大的诗人来说，爱情乃是他终其一生都在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他的人生苦旅中最不堪回首的伤痛。从中他尽享了欢乐与幸福，而更多的却是一泓苦水，无尽的忧伤。正是这一次次激动，一次次热恋，一次次失望，一次次裂肺摧肝的痛苦，催发着创作的激情，把他这个当日的日耳曼少年送上了文学的圣殿、诗国的巅峰。

其实，这世上本没有什么沃尔夫冈·歌德，有的只是夏绿蒂、丽莉，只是斯泰因夫人、乌尔丽克，一头淡黄色的鬈发，一双湛蓝的迷人的眼睛，一腔浸着浓情蜜意的缱绻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歌德本身就是女人的产品。

“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歌德最后把这两句话写进了诗剧《浮士德》的煞尾。

（2008年）

附：爱别离——拟歌德日记

1775年元旦之夜

在浩瀚的宇宙长空，点点繁星不停地闪烁着光亮的眼睛，有的还不安分地往复游动着。这样，就会出现不相关的两颗星宿邂逅相逢的情景。人生在世，大抵也如此。一对情侣的遇合，存在着诸多偶然因素，说是“缘分”也好，或者说是“命运”也好，常常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问世，给我带来了空前的盛誉，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在法兰克福这座古老而宁静的城市，所到之处，无论是溜冰场、舞场、歌厅、假面舞会，还是文人沙龙，身旁总会围拢着一些比我还年轻的少男少女。于是，我便整天沉浸在聚会、欢谈的兴奋之中。

匆匆地用过了晚餐，我便穿上这件灰色的海獭皮冬装，戴上咖啡色的丝绒围巾，蹬上了长统皮靴，去赶赴朋友的约会——到一位已故银行家的豪宅，参加一个小型的家庭音乐会。

到得稍晚一点，楼内宽敞的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上流社会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客人。

壁灯、吊灯闪现着耀眼的光辉，气氛显得欢腾而热烈。我微微颔首，逐个打着招呼之后，便找个相当的位置坐下。女主人的未满十七岁的小女儿安娜·伊丽莎白（昵称丽莉）正坐在大厅正中的一架钢琴前，熟练地弹奏着，动作灵巧而自然，神态里流露出一种童稚的妩媚。弹完一首奏鸣曲之后，朝着我默默地点了下头，算是正式打了招呼。我稍稍向前走近一点，向她这样称赞：“我第一次跟您会面，便欣赏到您的出色的音乐天才，真是深感荣幸。”神情是那么专注，像是瞧着玻璃橱窗中的一件陈列品。她很有礼貌地答谢，可以看出，她很留心地打量着我，神情十分专注，像是瞧着玻璃橱窗中的一件陈列品。

接着，四重奏就开始了。我坐在一旁，细细地端详着，饱餐着她的秀色。苗条的身段，浅黄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珠，透出健康的朝气；宛若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充满着迷人的青春气息。而那发式、衣着，特别是神情、举止，更把她的魅力、她的风采衬托得恰到好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妙曼的少女风姿。

到了散会告别的时候，她的母亲向我表示，希望我再来做客；而丽莉也以殷勤亲切的口气帮她母亲的腔。我真是兴奋异常。归途上，忽发奇想：若是双手握着宇宙转轮，我会把这个悠长的夜晚立即转化为清晨，而后转身过访，重睹芳容。

1775年1月5日

几天来，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她的影像。现在，我们终于再次见面了。穿过古色古香的门廊，在丽莉的导引下，来到了她家的客厅。开始时，她的母亲还坐在一旁，后来说是有事亟待处理，便离开了，嘱咐丽莉好好地接待客人。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浅绿色的水波纹一样的丝巾，这使得她的大眼睛显得更加清亮。在正常情况下，我也许要说，这是一双可能在男性世界中掀动波澜甚至引发灾难的眼睛，而此刻，我只觉得它楚楚动人。

我们坐在一对沙发的对面，互相诉说一些少年时的往事和日常的癖好。知道她是在安富尊荣中，饱享环境的宠荣与世俗的欢乐中长大的，社交环境给了她开朗、大方、敏捷的灵性。

1775年1月19日

丽莉的卧室整洁而秀丽。似乎在相互映照着，壁上挂着的那帧小照，那令人为之倾倒、为之心醉神迷的一双媚眼，也在欢快地朝着我微笑。壁炉里闪射出赭红色的幽光，炉火在熊熊地燃烧着，像两副鼓满青春活力的胸膛里喷薄着的热血。

同丽莉单独会面已经是第四次了。我告诉丽莉，她是我理想中的女性，已经足足等待了四分之一世纪了。她也同样敞开心扉，表达对我的爱慕之情。随着接触的增多，感情在迅速地升温，以致双双坠入了爱河，变得难舍难分了。时间快速地驶过，不知不觉间，荧荧的月光从窗子映射进来。我们也不想开灯，顾自在那里娓娓地倾谈着。倾心的爱恋，使得我那颗素常有些忧郁的心瞬间开朗了起来。我相信，这个小小的精灵，会带给我终生的幸运与快活。而丽莉则坦诚地向我诉说了自己作为豪门少女在世俗环境中所养成的生活习性与自己细微的弱点。她不能否认自己天生有一种吸引别人的魅力，自己也意识到同时又与一种确又把他们甩掉的特性相结合。我们于是彼此相互倾谈，而终于触到一个重要之点，即她所说的：“对你，我也施展了这种本事。但我这样做，自己也受到了惩罚，因为我发觉，现在，已经被你牢牢地吸引住了。”这种自白，是从那样一个纯洁天真的心坎吐露出来，所以，我听了感到她是把我完完全全看作她的意中人了。

1775年2月4日

青春，注定充满着不安与躁动，而过于丰沛的热力和泉涌的激情更亟待着宣泄。我情不自禁地从丽莉的桌子上拿起笔，抒写一个月来的全新的爱恋，全新的生活：“心，我的心，这却是为何？／什么事使你不得安宁？／多么奇异的新的生活——／我再也不能将你认清。／失去你所喜爱的一切，／失去你所感到的悲戚，／失去你的勤奋和安静——／唉，怎会弄到这种处境？／……这种充满魔力的情网，／谁也不能够将它割破，／这位轻灵可爱的姑娘，／就用它强力罩住了我。／我只得按照她的方式，／在她的魔术圈中度日；／这种变化，唉，变得多大！／爱啊，爱啊，你放了我吧！”

编者附注：乐圣贝多芬曾为这首著名的情诗谱曲，使它在世界各地广为传唱，到处飞扬。

1775年2月11日

我跟丽莉会面时，她习惯穿着素朴的家常便装，很少替换。而现在，她以时髦的华丽的装束，容光四射地站在我的面前，不过，她的气度与姿质，她的娴雅而温柔的仪态，还是跟平常一样，只是她的动人之处更显露出来就是了。因为这时她要接待许多客人，要逐个地分别应酬，所以，她的谈笑、应对需要比平时更加灵活，更是仪态万方。总而言之，我不能否认，这些生客虽然引起了我的不快之感，但同时，受他们之赐，我也分享许多快乐。即是说，有他们在，我才识得丽莉的交际的才能，即使放在广大的社交界中也毫无逊色。

1775年2月19日

我们间的晤谈，已成为双方的需求，成为一种习惯。每一回互送的秋波，每一回伴着的嫣然的微笑，都透露出我们俩的高尚的默契。即便是在稠人广众之中，每当想起我们那样天真纯洁地暗通情愫，那样的极近人情、极自然的情谊，自己也感叹不置。

当然，也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如果我不是下决心在她有亲友相伴的时候前去造访，那么，我恐怕会有许多天、许多晚上寂寞得难以排遣。因此，我的心头长出许多烦恼来。一种不能抗拒的期求支配着我们，我少了她不行，她少了我也不行。但是，她的周遭和与她来往的人们的言行常常妨碍着我们，因此，我纵然特别去看望她，却不知有多少日子、多少钟头虚掷轻抛了。

1775年3月16日

生活在故乡富有的市民阶层之中，我的心情常常是矛盾的：既离不开这个颇有吸引力的圈子，却又日甚一日地产生一种隔阂、反感以至厌弃的心情。我抱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现出固执而深刻的不信任。一位画家朋友曾这样地记述我现时的情态：“有时候在谈话谈得活跃的时候，他忽然一跃而起，走开去，再不见回来”；“在那些人们穿着节日盛装的场合，他偏偏相反，硬是穿上一身普通至极的家常便服，大大咧咧，率情任性”。这一切，眼光锐利而独特的丽莉，当然都看得分明。在她看来，这是一种超尘脱俗的举止。结果，这种不合流俗的孤高、执拗，反倒成了她另眼相看的一种资本。大打折扣的，不真实的，情人的眼光哟！

1775年4月11日

奥芬巴赫小城离法兰克福很近，丽莉的姨父住在这里。听说她来这里探亲，我就像追花逐蕊的蜂蝶一般，也跟踪赶来。

痴情的春风吹绿了莱茵河畔，林带顺着河岸伸展开去，繁枝密叶间不时地闪现着一对对情侣的身影。我们牵着手，缓缓地踱着步，穿行在丛林中的小径上。高大的橡树林的浓荫像遮天的巨伞一样笼罩着晴空，阳光照射不进来，林间显得寂静而幽暗。有时，高高的树冠上传出一两声怪禽的凄惨的啼叫。可爱的小精灵便紧紧地抓住我的衣襟，低声说：“怕，我有些怕。”我便顺势把她拉到自己的身边，因此而更加亲近。然后，迅疾地奔向光亮的地带，那里覆盆子和冬青丛生着，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娇艳地探出枝头。我们终于寻觅到一处可心的驰骋感情的奔马的地方，在一棵倒卧的树干上，相依偎着坐下来。我随口念着诗句：“如今，那春花烂漫的原野，／我不再迷恋；／天使，只要你出现，／就有爱、／亲切和自然。”她听得很仔细，很认真，而后，便报之以灿烂的微笑。

1775年4月12日

我和丽莉的恋情，正处于所谓“我虽睡着，但是我的心醒着呢”那样的情态，它像晚春的天气一样，一天比一天炽热起来，已经达到难以自拔的程度。因为白天要处理律师事务及其他琐事，我便在晚上过来与她欢聚。我们并肩挽手，漫步在芳香四溢的郊原驿路上，尽情地享受着夜色的温柔和精神交流的愉悦。我说：“白天黑夜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白天的阳光不能盖过恋爱的光辉，夜里却因热情发射的光芒而灿同白昼。”

就这样，一直到深夜，才把心爱的丽莉送回亲戚家，然后，自己顺着大道返回法兰克福。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稍事休息，在寥廓澄澈的深夜里，聆听着天籁之声，构想着自己和丽莉未来的幸福前程。途中有一座葡萄园，这天，实在是过分疲乏了，倒在园子里一梦沉酣，梦见我和丽莉踏着彩云飘荡，又像是坐在湖边准备早餐，可是，火把却怎么也点不着。真是演不尽的春梦婆娑。醒来时已是黎明。薄雾飘起，指出莱茵河的所在，早晨的清新的景色使我分外愉快。

1775年4月14日

由热恋的情侣结成为终身伉俪，这原本是顺理成章，也是二人心念所归的事。

我同丽莉的缔结婚约，是由德尔弗小姐从中牵线的，跟双方的父母交谈，肯定费了她的很多唇舌，究竟是怎么谈的，我不甚了了。只是，今天一见到我们俩，她就快言快语地说：“妥了，一切完备。你们握手吧！”我站在丽莉的前面，伸出手来，她虽不踌躇但慢慢地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中。我们深深地呼吸一下之后，便猛然相拥抱了。这样，在我奇特的一生中，竟也尝到世间的未婚夫的滋味。我敢说，这种滋味是有教养的人一切记忆中最愉快的。

1775年4月16日

古谚说“盛极必衰”，这话是有很深的根据和意义的。当一种理想的事情成为现实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这事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便开始发生一种危机了。说来也怪，丽莉仍是丽莉，我也还是我，关系明确之后，却觉得两个人一宿工夫全都发生了变化——懂事了，长大了，心事复杂了。两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天使，一经“红绳系足”（这是借用东方的一种神话传说），便由过去的充满浪漫气息的天国实拍拍地降落在前路崎岖的大地上。这样一来，百端杂务，包括两人的日常生计，双方的家庭环境，以及不尽相同的脾性、观念和生活情趣的磨合，都将不可避免地构成无法规避的现实考验。爱情的信赖心是很强烈的，但是，当它碰上与它作对的现实的礁石时，难免会产生强大的阻力。

我们都清醒地知道，双方的家庭环境与地位，差异是很大的，丽莉一家在法兰克福是数一数二的望族，资财万贯，经常贵客盈门，许多流光溢彩的钱袋拥有者都聚集在丽莉的周围，家中必然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我记起每次在她家出入时，为使自己与她经常往来的时髦朋友不致相形见绌，我必须时时更换我的服装，有时换过又换。可是，一个家的家风、家规、习尚却与衣物不同，那是难以随俗更换的。我的家是一个新建立的市民之家，却带有浓重的复古意味。父亲是一个收入微薄的帝国法律顾问，性格孤僻，喜欢清静，酷爱读书、绘画，这就难免与讲究派头、注重排场的女方家族格格不入，事实上，他对于亲家的豪华气派与繁文缛节早已颇有微词。

订婚的下一步就是结婚。我父母亲现有的房舍远不宽敞，需要为新婚子媳加盖一处新的住房；而且，作为娇小姐，丽莉的衣着服饰和日常交往，已经习惯于奢华侈丽，这也不是清寒之家所能应付裕如的。特别是两家的宗教信仰不同，她家是加尔文派，属于革新教派，我们家是路德教派，彼此是很难调和的。

因此，我父亲自始就不赞成攀这门高亲。他当然也很想有一个儿媳妇，但肯定不是这种终日沉浸在上流社会娱乐圈里的高贵小姐。我当然也意识到了，如果可爱的丽莉要稍微继续她在家时的生活方式，她便会在我的不大宽敞的家里感到局促不安，觉得没有施展的机会和余地。

毋庸讳言，这斑斑点点，对于一对未婚夫妇的爱恋之旅，无疑是布满了崎岖。而丽莉，对这一切却都满不在乎，常常是一笑置之。这固然因为她还少不更事，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对我的痴情眷恋，爱入骨髓，一往情深。她一再声言，条件再苦再难，也会心甘情愿嫁给我，无怨无悔地同我过一辈子；甚至不惜抛弃眼前的一切豪华、富贵，让我带她到遥远的美洲去，以避开眼前面对的重重障壁。

1775年4月30日

在这些时日里，我那种深受丽莉欣赏的对出身于其间的市民阶层的不信任，又反转过来作用于她自己。这无疑会对她造成一种伤害——尽管并非我的初衷。

前几天，我曾带着一腔愤懑，写出一部歌剧：《克劳底纳·冯·维拉·贝拉》。我把对丽莉周围那些令人生厌的人们的不满，尽情倾泻在剧本之中，借剧中人之口说出：“我实在忍受不了您那个市民环境了！”“我想工作，可我得当仆人；我想快活，可我还得当仆人。难道所有那些想使自己些微有所建树的人，不应该有个自己可以支配的去处吗？”

当然，话是这么说，一到两个恋人见面，那融冰化雪的温馨、体贴，欺糖赛蜜的甜言软语，那令人意乱心酥的紧紧拥抱，又会使这满天云翳豁然消散。

我不时地叨念着：“这小天使一样美丽的精灵啊，我们已经几天没有见面了！”

1775年5月10日

我向一位知心朋友描述了此时的心境：

“亲爱的，您可以想象到有这样一个歌德：他身穿镶有闪光的金银花边的上衣，令人眼花缭乱；要不然就是从头到脚都打扮得可以使妇女们觉得他气质不凡，风度翩翩。在他的四周，闪耀着壁灯和吊灯的淡雅的光辉，他活跃在各式各样的人物中间，牌桌上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正盯着他。他不断地改变着消遣的方式，时而与人交谈，时而去听音乐，时而又去跳舞；而且，用尽情的挑逗去博得一个金发美女的青睐。只有到那个时候，您才会看到那个过着舒适、饱暖生活的充分世俗化的歌德。”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歌德：“他在二月轻拂的微风中已经预感到春天，预感到一个可爱的广阔世界即将在他面前重新展开。他永远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拼搏、写作。不久以后，他就要把他青少年时代天真无邪的感情写成一首首诗歌，要把生活中情趣浓郁的故事写成戏剧，并根据他的标准用粉笔在灰色的纸上画出他朋友们的形象，画出他周围的环境，画出他心爱的家庭场景。他是独出心裁而不顾及左右的。”

显然，对于过往的这段时光，我正在进行审视、回味与反思。我深深地陷入了彷徨、苦闷，举棋不定之中。既真诚地爱恋着丽莉，又不希望受到家庭与四周环境的羁绊，我渴望做一只振翮云天，恣意遨游的大鹏。——这是一种可怕的清醒。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对于爱恋，清醒往往不是吉祥之物。

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抉择之后，我重新发现了自己——是什么人呢？一个艺术家。归根结蒂，艺术家是一切规范与局限的敌人。只要他深思自省，便会在自身中发现整个世界，然后，就疯狂地扑过去。

1775年5月16日

就在这时，我的一位好朋友在前往瑞士旅行途中，顺道前来过访，并邀请我一路同行。我也正想调节一下近期遑遽、矛盾的心境，想试试看能否离开一天见不到就意乱神迷的小丽莉，于是，没有细加思索，便欣然同意了。我父亲自然极表赞同，并劝我如果时机凑合，可以顺道转往意大利旅行。因此，我很快就下了决心，即把行装打点妥当。见了丽莉，我没有正式辞行，只暗示有远行之意，便离开了她。她在我心中长得那样根深蒂固，我以为并没有真格与她分离呢。

1775年5月19日

在前往瑞士途中，我特意取道埃门丁根，专程看望嫁到这里来的心爱的妹妹。她婚后的生活很不如意，我一直在挂念着她。

可是，见面后，她却避开个人的境况，万分恳切甚至用命令的口吻，死力劝我下决心割断同丽莉的关系。她声泪俱下地请求，千万不要与丽莉结为伉俪，也不要同任何女人成婚，永远，永远。她之所以如此决绝，我想，其间既含有对自己婚姻不幸的借鉴，也融进了一个年轻女性对于世事洞察的经验，当然，对于两个家庭的背景，她早就深有了解。这使我心中感到十分难过，一番痛彻骨髓的激烈言辞，反而激活了我对丽莉的恋情。

面对着四围的湖光山色，我无心赏玩，脑子里不时地涌现出丽莉的笑靥，不经意间，就冒出了四句诗：“亲爱的丽莉，／如果我没爱过你，／这美景应给我何等的乐趣？／可是，／丽莉呀，／如果我没爱过你，／我能在这里、那里感到幸福吗？”

1775年6月22日

旅程仍在继续中。我记起了明天是丽莉的生日，托起她赠给我的项链上的金鸡心，吻了又吻。

编者附注：六个月过后，身在魏玛大公国任职的歌德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名为《挂在脖子上的金鸡心》：

你是消逝了的／欢娱的纪念，／

我仍旧系在脖颈上。／

你比情丝／更久地连接着两人，／

你要将短促的恋爱时日／尽量延长。／

丽莉，我离开了你，／还套着你的情网，／

远在异邦，／在幽谷和森林里徜徉。／

唉，／你的心不会很快地／从我的心里落下。／

恰像一只啄断了绳索的小鸟／

飞回丛林，脚上仍然系着一段赤绳。／

它已不是生下来时／那样自由的鸟，／

它已有了的主人。

1775年7月22日

两个月的漫游终于告一段落，我回到了丽莉身边。

情况的变化出乎我的意料。对着我的一团热火，竟是兜头浇过来的一盆凉水。原来，丽莉的家族对我的不辞而别极为愤慨，认为我根本没有结婚的诚意，主张立即解除婚约。但丽莉的眼光还是温馨而柔媚的，虽然也噘起了小嘴巴，却是三分佯怒、七分怜惜。

前段时间里，几个女友都曾劝她痛下决心，斩断情丝，不要一误再误；可是，用情专一的她，总是说舍不得抛开我。多少天来，她都未得安眠，十分苦恼。听了这些，我真的有些无地自容了。

1775年8月3日

在给友人的信中，承认我离不开这个美丽的小精灵；可是，我也不愿再登上她家的小楼了。这不仅仅在于她的母亲的表面客气实则冷淡的神情，更多的是因为她的家里总是歌舞喧阗、高朋满座。那些人对待丽莉都像是老相识一样，过分的亲热，过分的放肆，而留给我这个堂堂正正的未婚夫的，只有翻波涌浪的胃酸和撒落一地的白眼球。

1775年8月8日

几天没有见面了，今晚想静下心来，同丽莉像过去那样推心置腹地恳谈一次。不料，进得院来，传来的竟是大厅中喧嚣的歌舞欢声，我的心立刻凉了下来。望了望暗淡的三楼窗口，便掉头离去。

编者附记：对于丽莉家中的舞会，歌德始终是反感的。尽管知道，主其事者是女主人，丽莉有其不得已的隐衷，但他并未加以谅解，直在半个世纪过后，仍然耿耿于怀，在《歌德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年一度的大集市来临了，于是那些幽灵之群便真个蜂拥而至。丽莉的家既是有名的商馆，各地的豪商巨贾陆续过访，很快我就了然明白，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想要和能够完全忘掉他与这个可爱的女郎的旧谊。其中，年轻的人虽不对丽莉有什么强求，然也像是很熟的朋友；中年的人在她面前采取一种博她欢心的恳切有礼的态度；……可是，上了年纪的绅士摆起老伯伯的样子来，真是受不了，他们的手禁不住触到她的身上，作讨厌的抚摩，甚至要求接吻，而亲亲脸颊便不容拒绝。丽莉应接他们的态度都合规合矩，没有不自然的地方。不过，他们间的谈话引起对过去种种可疑的回忆来。甚至郊游泛舟的盛会呀，怎样碰着危险而终安然渡过呵，跳舞会和晚上的散步呵，对可笑的求婚者的嘲弄呀，一切的话，都燃起那寂寞寡欢的恋人的心中的妒火，我觉得像是多年的辛苦得来的收获却为人所暂时所夺取了。”

1775年8月28日

今天，丽莉过来，庆贺我的二十六岁生日。

我们强颜欢笑，稍稍热闹了一会儿，很快便又沉寂下来。过去两人聚拢在一起，总有诉说不尽的情话，连珠炮似的，一发接着一发。现在，却都心事重重，像是中间隔了一层屏障似的，即使拣起一个有趣的话题，说起来也是断断续续。

她的目光迷离不定，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摸索回来似的，再不就是长时间地出神呆望，透出一种隐蔽的悲哀。她把灵动的心扉紧紧地封闭起来，怕是再也不肯向我敞开了。

又坐了一会儿，丽莉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低声吐出了三个字：“你变了！”我本来应该耐心地听她说下去，却忍不住“当啷”一锤子给顶了回去：“你才变了呢！”我当然意有所指——她越来越像个“交际花”了。

为了展现我那波澜涌荡的妒忌心理和酸情醋意，我写了一首嘲讽诗，名为“丽莉的动物园”。大意是说，没有哪个动物园会比丽莉的动物园更加丰富多彩了。她的园中满是神奇而古怪的动物，有的蹦蹦跳跳，有的扑腾着翅膀。它们追逐撕咬，争夺美丽的女主人抛给它们的干面包。其中有一头野熊，是女主人从丛林中引进来的，她把它驯服得俯首帖耳，规规矩矩。野熊起初觉得主人真好，矢志要用自己的鲜血浇灌她的百草千花。但是，后来，逐渐逐渐地野熊不满了，蓄意挣脱出去。这时，突然传来女主人动情的歌声，结果，它又心软下来，匍匐在她的脚下。她故意把门半掩半开，嘲笑地望着，看它是否还想逃走。最后，野熊吼道：“我发誓，我还有力气！”

我用野熊想要拼力挣脱牢笼来披露此时的心境。丽莉看了，十分难过，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确信，能够这样由衷地抛洒泪水的人，即便是有所欠缺，也都是应该得到宽谅的。因而，尽管脑际再度回荡起妹妹的哀哀嘱告，但我仍是下不了狠心撕破情网。

1775年9月16日

十分苦闷。夜间做了几场噩梦。太阳升起，我也从床上一跃而起，在房间里往复逡巡，想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可是，怎么也办不到。

1775年9月17日

今天是星期天，丽莉该到这里来了。她真是一个神奇的“迷人精”。我总觉得，自己像一只吞了毒饵的老鼠，从一个洞里窜到另一个洞里，舐着水，心里火烧火燎的，实在没法忍受了。

透过滚烫的泪珠，遥看中天的月色，观察着这个可爱的世界，周围的一切很美，好像都充满了感情。

1775年9月18日

午饭后，又见到了丽莉，眼睛红红的，显然，她是刚刚哭过。两人对坐着，仍旧哑默无声。当然，并不是无话可说，每人心中恐怕都满盛着一缸苦水。只是，一种近乎绝望的理智与清醒，觉察到在这种情态下，话语是无济于事的。

唉，多么想立刻就从这种尴尬状态下摆脱出来……但是，这种念头刚一闪现，我便感到通身地战栗。

激浪！狂风！我被抛过来、抛过去，只有紧紧抓住舵轮，好使自己不至于搁浅。可还是搁浅了，我没有力量离开我的丽莉——今天，我的心里重又装满了她。那过往的轰轰烈烈的恋情，那满是血痕泪渍的绵绵心路，那浓得化不开的经年积愫，毕竟令人没齿难忘。

我这个可怜的人哪，正在歧路上徘徊着。

1775年9月20日

将近九个月的情爱之旅，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春风骀荡的露台上，两人一起忘情地朗诵过我的剧本《艾尔温和埃尔米勒》。当时绝没有料到，我们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你们凋谢了，甜蜜的玫瑰，／我的爱不能将你们托负；／重开吧，／为绝望的人儿，／我的心灵破碎，无比痛苦。”

婚约解除了，丽莉说，也许应该把写给她的那些诗奉还给我。我说，不必了，它们已经带着我们的情感和泪血，连同那段永生难忘的岁月，融入了苍茫的历史，镌刻在两人伤恸的心版上。即使再锋利的刀斧也无法砍掉它。说完这句话，我立刻觉察到，应该立刻走开，不然，也许会反悔“解约”的。于是，我头也不回地跑开了，背后，传来丽莉痛苦的啜泣声。

这令人肝肠寸断的哭声，分明是在宣布：这部人生的盛装大戏已经落幕了。它的两个主角——当日纵情于花前月下，倜傥风流的青年歌者已然离开了人世，而在除夕之夜风骚绝代的抚琴少女也早就溘然长逝了，剩下来的唯有周围那些行尸走肉般的配角，还在痛痛快快地活着。

1775年10月26日

天色已经完全暗淡下来，街灯把斑驳的树影投到我的身上。秋天的法兰克福，晚风送过来丝丝凉意，向着灼热的前额漫漫地扑来，我打了个寒噤，顿时感到脑袋清醒了许多。裹紧了披在身上的宽大的外套，匆匆地穿行在故乡城市的街头。我这样踯躅街头，显然，并非抛舍不下这个古老而拥挤的城市，也并不是特别偏爱这座带着金色屋顶的豪宅，所不忍割弃的只是那位曾经令人意乱神迷散发着清新气味的少女。有几户人家的窗子里射出刺眼的光芒，间或夹杂着喧腾的笑语，我全都顾不上去听，径直地奔向红十字广场拐角处，在那过分稔熟的豪华住宅前停下了脚步。如果是在从前，我会急促地闯进楼去，然而此刻，却像一个陌生人，一个被放逐者，一个幽灵那样，在楼前的法国梧桐树下往复踱着步，目不转瞬地向楼内那间屋子搜索着。

绿色的百叶窗垂下来，但我还看得清楚，灯仍放在往常的地方。隐约映现出丽莉苗条的娇小的身影。此刻，她在做什么？她在想什么？望着想着，心中不禁感伤起来。时光仅仅过去几个月，往日的亲密情侣于今竟形同陌路，世事纷歧，真是不可思议。

伴着“唰啦啦”的桐叶的摆动，寂静的房间里突然传出钢琴弹唱的声响。那细细的充满忧伤的吟唱，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我把耳朵尽可能地贴着那向外弯曲的窗格子上，一字一字地听得清楚，这是在唱当日我献给她的情诗：“呵，为什么你牵着我毫无抵抗，到那繁华之场？难道年轻善良的我没有欢乐，在这孤寂的晚上？”唱完之后，灯光下身影慢慢地移动着，影子印在百叶窗上，知道她已经站起来了。她在屋里走来走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此刻我就在窗子外面，只隔咫尺之遥。我觉得眼睛一热，滚出来两滴清泪。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到意大利去，归来不知何日。如果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前往魏玛公国要是成行，那更是相见无期了。

1775年12月24日

今天是圣诞节。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一直沉浸在痛苦的思念中。一想到已经失去了丽莉，我便心如刀割。随手写下了四行诗：“可爱的丽莉，／你曾一度是我全部的欢愉，全部的歌。／唉，而今你成了我全部的痛苦，／但仍是我全部的歌。”

编者附注：经过这场沉重打击之后，一生憧憬幸福的丽莉再也未曾赢得真正的爱情，尔后的两次婚姻都很不幸，始终都在扮演着悲剧角色。

1794年12月17日

承一位与我有过交往的将军夫人相告，最近她见过了丽莉。丽莉满怀深情地说，自己是“歌德的创造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对歌德怀着宗教般的崇敬”。她请这位夫人向她的“永生忘不了的朋友”转达她的心意。

1830年3月27日

丽莉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三年了。今天，她的一位亲戚来魏玛访问，触动了我的往日情怀。我告诉她，我像当年那样，清清楚楚地看到丽莉站在我的眼前，接近她的气息。事实上，她是我真心深爱的第一个女性，也可以说，她是我一生中唯一爱过并且永生不忘的女人。我从来没有像跟丽莉相爱时那样，接近真正的幸福。

对于我来说，爱情乃是终其一生都在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我的人生苦旅中最不堪回首的伤痛。从中我尽享了欢乐与幸福，而更多的却是一泓苦水，无尽的忧伤。正是这一次次激动，一次次热恋，一次次失望，一次次裂肺摧肝的痛苦，催发着创作的激情，把我这个日耳曼少年送上文学的圣殿。其实，这世上本没有什么沃尔夫冈·歌德，有的只是夏绿蒂、丽莉，只是斯泰因夫人、乌尔丽克，一头棕褐色的鬈发，一双湛蓝的迷人的眼睛，一腔浸着浓情蜜意的缱绻情怀……所以说，歌德本身就是女人的产品。

“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我准备把这两句话写进诗剧《浮士德》的结尾。

告　别

一

我们来到法兰克福的第二天，参观过国际书展之后，晚间在莱茵河畔的“老歌剧院”聆听了一场交响乐。

我原是音乐的“不良导体”，混了几十年，也没有锻炼出来一对“有乐感的耳朵”。特别是对于具有复调性、交响化特点，被人称作“庄严宏伟的音乐殿堂”的西洋交响乐，更是接触不多，知之甚少。什么多乐章的交响曲啦，什么交响诗、协奏曲啦，什么音乐会的序曲、组曲啦，充其量也只能粗加分辨，至于品鉴其所谓“稀世之美”、“味中之味”，则是一片茫然。

记得大文豪萧伯纳曾经说过，一切音乐作品都是标题乐。而且认为，音乐越是向文学靠拢，越是不纯，越好。但他终究不是出色当行的音乐家、作曲家，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音乐界的普遍认同。相反地，许多高层次的听乐者，则趋向于追求那种绝无背景、一空依傍的“纯音乐”，他们主张摈弃文学与视觉的干预，宁心静虑地直接倾听本文，以求融入音乐艺术的化境，窥探其“无形之相”。

而像我这类初涉乐趣的“半吊子”，在乐海漫漫、茫无津渡的情况下，倒是喜欢找个入门的向导，觉得如果乐曲能和文学联结起来，比如借助歌词的导引、标题的提示，理解起来总比直面本文要更容易一些。因此，当听说晚上这场音乐会将有海顿的《告别交响曲》时，情致格外浓烈一些。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只这“告别”二字，就引起我生发出无穷的联想。中国历代的文人骚客，由于长期受农耕条件下生活方式的影响，安土重迁，不惯流徙；加之，古代关山迢递，道路阻隔，正如《别赋》作者江淹所说：“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人们往往把背井离乡同生离死别联系到一起，结果是，“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因而，从《楚辞》中率先唱出“悲莫悲兮生别离”的哀歌开始，一部古代文学史载满了《别赋》、《感别赋》、《叹别赋》、《离别赋》、《别思赋》、《惜别赋》……“告别”的文章足足作了两千年。

就这样，直到演奏开始之前，我一直在想着“告别”二字。

二

这座“老歌剧院”在法兰克福久负盛名，据说已有一百七十余年历史了。这是一座典型的欧式建筑，两层起脊，中间又凸起一层，上下两层灯柱衬着八扇窗户，放射出雪亮的辉光。剧院通体由石头砌造，显得庄严、肃穆、古朴、大方。

开场演奏的是贝多芬的交响曲，那种新颖的风格、宏伟的形象，一下子就攫住了人的心魄。过去听过他的《热情》、《悲怆》奏鸣曲，这天晚上也还想听听他的英雄史诗般的第三、第五、第九《交响曲》，可是，演奏的却是以“田园”为标题的《第六交响曲》，——一幅表达乡间情趣的“音画”。听来倒也轻松、流啭，只是后面带上了一点感伤的意味。关于这部交响曲，背后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大概给它加上一个“告别”的标题，也还勉强说得过去。

1807年仲春，贝多芬来到维也纳近郊一位伯爵家里，教伯爵的妹妹丹兰士演奏钢琴，结果坠入了情网。每天早晨，他都要和丹兰士手挽着手，到充满绿色乡风的田园里去散步，还一起参加当地农民举行的舞会，沉浸在浓郁的欢情里。这天，他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在胸中鼓荡，于是，立刻奔回府邸，用钢琴记下了交响曲前三个乐章的雏形。后来，由于母亲的粗暴干预，丹兰士不得不忍痛离开，这给贝多芬带来了很大的苦楚。他久久地站立在窗前，望着滂沱的急雨和利剑般的闪电，眼里透露出一股阴郁的寒凉。在这种情况下，乐曲第四章的初稿诞生了。到了第二年的初夏，贝多芬忆起这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把春花般艳丽的柔情和激荡胸臆的雷雨连缀在一起，谱写出一支清音悦耳的华章，这就是《田园交响曲》。海顿不愧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尽管是一些细微的表征，也逃不脱他那敏锐的听觉。他告诉贝多芬：人们在您的作品中无疑会发现美丽，但也会找到一种特殊的东西，阴暗的东西，因为你自己就有一点特别和阴暗。而一个音乐家的创作风格，也就是这个人本身的风格。

这天晚上，还演奏了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由于乐曲中不同情绪的轮番交替，手法更接近于浪漫乐派，因此，所得印象比较模糊。当然，这和我一心关注着《告别交响曲》的演出也有一定关系。

三

海顿是奥地利一个多产的作曲家，仅交响曲就写了一百零四部之多。一般地说，他的乐曲充满鲜明的形象，具有乐观、幽默的特征。早期作品中三个乐章的占一定比例，后来，逐步定型为四个乐章，唯有这部《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是五个乐章。这部乐曲不仅意境动人，而且，演出方式也十分奇特，乐队一登台，就以每人手擎一支点燃着的蜡烛而引人注目。

演奏开始了，首先出现的是精神抖擞的快板，而后，越来越紧张、激烈，给人一种急管繁弦、慌乱不安的感觉。第二乐章是温和、宁静的柔板，类似抒情的小夜曲，长笛和小提琴温柔、凄婉地奏鸣着。第三乐章是轻盈的小步舞曲，洋溢着海顿的舞曲所惯有的轻松与幽默。第四乐章重又回到急速而慌乱的格调上来，音乐像旋风般地奏鸣着，速度越来越快。当时猜想，整部交响曲大概就要在这种遒劲、激越的和弦中结束了。但我立刻又画了一个问号：若是这样，“告别”的意蕴又从何说起？果不其然，急促的音乐到此猝然中断，接着，转换为温存的、爱抚的旋律，类似第二乐章的柔板。——就这样，第五乐章出人意外地开始了。看来，这部交响曲的前四个乐章原是一部完整的套曲，而其最后的第五乐章是为着特定的目的与要求补充进去的。

第五乐章是整部交响曲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演奏继续进行着，但乐曲的情绪和气氛逐渐地低沉、黯淡下来，节奏也趋于平缓了。这时突然发现，表情有些哀婉的第一双簧管手和第二号手，各自吹熄了乐谱旁的蜡烛，擎着乐器默默地退场了。不一会儿，低音大管的乐师也灭烛而去。紧接着，第二双簧管、第一法国号、低音维奥尔琴的乐师也都相继下场。乐音渐渐寥落，唯有弦乐声部还在持续地演奏着。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先是大提琴手，接着是小提琴手，最后是中提琴手，一个接着一个，也都陆续退场了。乐曲临近尾声，曲调格外哀婉、凄切。台上只剩下两个小提琴手，他们神情寂寞地，用微弱而凄戚的音调，静静地演奏完最末一个音符，随后便吹熄蜡烛，黯然离去。舞台上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乐师们重新登台、谢幕，演出宣告终止。

想来，所谓“告别”，是和这样一个令人黯然神伤的结尾有直接联系的。可是，问题接着就出来了：这位享誉世界的作曲家，为了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要设置这样一个结尾呢？——当日，我们带着一个很大的疑团，离开了这个同样有些迷离惝恍的“老歌剧院”。

四

直到读过海顿的传记，才算揭开了这个谜底。

原来，海顿从二十九岁的丁壮之年来到艾斯哈特齐亲王府邸，一直到五十八岁离开，在这个贵族之家足足当了三十年的乐长。亲王是一个头号的“乐迷”，他对音乐的酷爱和在这方面的特殊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决定了音乐成为宫廷中的至高无上的需要。

本来，他的府邸是在维也纳东南八十公里外的艾森斯塔特，但他作为匈牙利最富有的、而且权倾朝野的一个贵族，对于当时尚属奥地利统辖的匈牙利境内的萨托更感兴趣。他把这个林木葱茏的胜地更名为艾斯泰尔哈泽，大肆扩建宫室，置备各种豪华设施，每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地勾留，自然，他所亲自经营的音乐活动也在这里夜以继日、无时或息地进行着。

这可就苦了海顿指挥下的管弦乐队。因为大多数乐师都是奥地利人，长年在外从事紧张的音乐演奏，思家恋亲之情与日俱增。但他们受雇于王府，每天都以仆人的身份奉命登场，谁也不敢向亲王贸然提出回家探亲的要求。长期以来，海顿忍受了太多的“俳优畜之”的耻辱，每天穿着绣花的号衣，饭前饭后在客厅里随时听候主人的吩咐；作为乐长，他当然更能理解乐师们的苦衷。于是，他那幽默中又带有几分淘气的性格起了作用，索性以暗示的方式，通过乐曲的演奏，提醒亲王如果不放大家回去就将面对“告别”的场面了。

据说，这天听说乐长将有新作面世，亲王率领家族和亲朋好友意兴盎然地前来欣赏。结果就是前面叙述的那样，乐师们一一退下，最后，海顿乐长也收起了指挥棒，向亲王及贵宾深深鞠躬，示意演出到此结束。亲王不愧是超级乐迷，的确有着一双妙悟的耳朵，第二天就下令：全体人员返回奥地利境内的艾森斯塔特。尔后，人们就给这部《第四十五交响曲》加了一个“告别”的标题。

在欧洲音乐界还有另一种传说：艾斯哈特齐亲王为了减缩府内支出，考虑要解散或者精减乐队人员。三十多位赖以谋生的乐师闻讯后，忧虑重重，惶惶不可终日。乐长海顿出于同情，遂谱写了这部交响乐曲，作为解散前的告别演出。亲王听了，深深为之感动，便打消了解散或者精减乐队的主意。

不管是哪一种背景，这场演出和这最后乐章用以结束整部交响曲的特别方式，都给当时以至后世的听众造成了强烈的反响。莱比锡的《普及音乐报》有过这样的记述：“当乐队演奏员开始熄灭烛光并相继悄然退席时，听众的心都收紧了”，“而当最后的小提琴奏出的那微弱的声音终于也消失时，听众深受感动地开始默然散开，好像同他们所欣赏的东西也永远告别了似的”。德国著名作曲家舒曼听过这部交响曲的演奏后也写道：“对此，谁也笑不出来，因为这绝对不是为了消愁解闷而写的。”

五

“对此，谁也笑不出来”，——确切地反映了聆听这部交响曲时听众的心态。但是，也仅止于“笑不出来”的苦涩与沉重，却并非如我开初时所臆想的那种生离死别的深悲剧痛，或者临歧哽咽的黯然神伤。我想了一下，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距，还是和我对于《告别》这个标题的内涵的理解有直接关系。

原来，标题音乐是借助于主导动机来表达特定的思想的。但是，主导动机这种手法，实际上起作用的是语言、文字，而并非乐曲本身具有这样的功能。这里不完全是形象思维，还有很大的抽象思维成分。如果去掉了这个文字的提示，听众有时就很难晓得这种所谓“主导动机”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艺术讲究“通感”，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感情，须能唤起听众所经历过的感情体验。而这种感情体验也好，或者音乐作品表现的感情也好，都是间接地反映思想意识的，不可能像语言、文字那样明晰、确凿。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作为形象化的乐曲，能否准确无误地表达出这种主导动机呢？也可以把话翻过来说，如果标题是后加的，像海顿的《第四十五交响曲》那样，它又是否能够恰切地把握形象化的乐曲的意蕴呢？即便是它能恰切地表达乐曲的固有意蕴，还有个听众如何理解的问题。这些环节有哪一个解决得不好，都会产生误导的现象。恐怕这也是音乐界许多人对于标题乐不以为然的一个原因。

回国以后，我曾专门找来海顿的《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的光盘，反复听过几次。由于脱离开了舞台演奏的场面，感觉总不像在“老歌剧院”那样明晰，那样强烈。由此，我又悟出一个道理：虽然我们都承认，音乐是时间艺术、听觉艺术，但是，如果要赋予它表现思想的功能，那就不仅要与语言、文字结合，而且，配合舞台演奏也是必需的。就这个意义来说，它又何尝不是空间艺术、视觉艺术呢？

（2000年）

悠悠童话路

一

几年前，因为散文集《北方乡梦》英文版和阿拉伯文版的出版、印行，我曾应邀参加过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这次，有幸旧地重游，再次来到了法兰克福。参观过歌德故居之后，便偕同一位出版公司的老总，以及德文翻译，结伴乘车出游，实现了“格林童话之旅”这一多年的夙愿。

格林兄弟，是大家所熟知的德国著名童话作家，他们以毕生精力，搜集、编写了二百多篇童话，诸如《白雪公主》、《小红帽》、《灰姑娘》、《睡美人》等载入文学史的名篇，就都出自他们的笔下。这样，第一站我们就去了他们的出生地哈瑙。

这座拥有七百年历史的古镇，位于法兰克福以东二十公里处，车行不到二十分钟就赶到了。遗憾的是，他们的故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现在，不要说地面建筑，甚至连废墟遗址也已踪迹全无；好在集市广场还有他们高大的纪念碑铜像，是一百一十多年前雕塑的。

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先后出生于1785年和1786年，在姑姑和外祖父的指导下，他们接受了最初的教育，并且开始埋种下钟情童话的种子。故乡民众对格林兄弟怀有深厚的感情，以他们为本镇的巨大骄傲，每年都要举办多项活动纪念他们。历年五至七月都要举办童话节，在露天舞台演出以“格林童话”为题材的多种剧目；到了十月文化周，这一对兄弟还会“复活”，肩并肩地现身于乡亲面前。

离开了哈瑙，我们继续驱车北行，来到格林兄弟童年期间居住过的施泰瑙。这座隐没于群山怀抱中的迷人古镇，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他们的故居。现在，就地辟为博物馆，在一楼展厅，我们看到了兄弟二人的生活照片、创作手稿和世界各地出版的书籍。据说格林童话在世界各地，已有一百六十种语言、文字加以传播，版本多得难以计数，这里展出的就有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南京译林出版社印行的《格林童话全集》；二楼为音像馆，放映戏剧、音乐和童话故事动画片。我们戴上了具有同声翻译功能的耳机，直接欣赏了作家的童话作品。然后，又到楼外花园的草坪上，观看了一组反映青蛙王子故事的雕塑；而木偶剧院，每个周末都要上演童话剧，因为还要赶路，就只能忍痛割爱了。

北行约一百公里，我们来到了有“小红帽故乡”之称的阿尔斯菲尔德。古城建于13世纪之初，至今建筑与街道还保存着中世纪的独特风貌。1975年，它曾荣获“最典型的欧洲城市”的称号。二百多年前，格林兄弟整天游转在小城内外，搜集民间传说，酝酿童话故事。据说，他们在构思小姑娘、老奶奶和大灰狼的故事时，刚写到“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谁见了都喜欢，最疼爱她的要数她的奶奶”时，看到了当地女孩身着传统的服饰、头戴小红帽的形象，立刻从中受到了启发；于是，接着写下去：“一次，奶奶送给她一顶红绒线缝制的小红帽，往头上一戴，漂亮极了，从此，不愿再戴任何别的帽子。于是，人们就只管叫她‘小红帽’了。”每年，这里都要围绕着这个童话故事，举办一些节庆活动。城内还有一座建于1628年的童话屋，为明黄色三层古典建筑。那天，我们在这里听到了童话说书人讲的《小红帽的故事》，描情拟态，娓娓动听。他一开头就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戴着一顶小红帽……”

二

我们乘车走过一长段曲折、盘旋的山路，进入了一座名为“哈比希特”的森林公园，午后计划访问此间的沃尔夫哈根小镇。

浴着暖风斜日，穿行于曲曲弯弯的窄巷，漫步在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老城里，观赏着一座座至今保存完好的桁架木屋，体验那种中世纪的小镇风情，煞是称心惬意。

这里是著名童话故事《狼和七只小山羊》的诞生地。在老集市广场上，有一处童话喷泉，旁边雕塑一只与实物等高的大灰狼铜像，肚子鼓得滚圆，现出一副痛楚难挨的窘相。原来这里有一个意趣盎然的儿童故事：

那天，羊妈妈从森林里回到家中，发现房门敞开，被褥、枕头从床上抛到地下，屋里一片狼藉。最让她着急的，是七个孩子统统不见了。她便挨个叫着孩儿的名字，前面六个没有回应；当叫到最小的孩子时，直听得暗处传来一声稚嫩的呼叫：“妈妈，妈妈！我藏在钟盒里了。”妈妈走过去打开钟盒，抱出她来，听她讲述老狼怎么进到屋里，哥哥、姐姐怎么被吃掉……妈妈的悲伤、痛苦，可想而知，最后她含泪走出家门，出外查看，小羊也跟在身后。

到了草地上，见老狼正在树下酣睡，鼓胀的肚皮，一蹦一蹦地跳动着，看来六只小羊还都活着。羊妈妈立刻跑回家里，取来剪刀和针线。她小心地剪开老狼的肚皮，小羊们一个跟着一个跑了出来。妈妈发令：“快去搬些石块来！”这样，就在老狼肚子里填满了石块，然后再把肚皮用针线缝好。一切停当之后，老狼也醒了过来，觉得口渴难耐，便挪动着脚步，到井边喝水。边走边唱：

什么东西哗啦哗啦？

肚皮里面疼如刀扎！

原来以为羊羔好吃，

早知如此，不吃也罢！

读者看到这里，有的也许会发出疑问：“纯粹瞎编胡扯——那个老狼怎么那么能睡？肚子都被剪开了，还不醒？”其实，他们不了解，这恰恰是童话的特点。在童话世界里，动物会说话，树木能行走，人能死而复生，身体可以刀枪不入，大手一挥高山让路、河水倒流。童话离不开幻想，幻想总需要夸张，而且是故意的夸张；童话没有夸张，可说是寸步难行。粗枝大叶，似是而非，常常是合情而不合理——若是都合理，故事性就没有了。像儿童画似的，脑袋和身子不成比例，两只小手挓挲开，像个“不”字。这些都符合儿童的幻想心理与思维方式。

一般地说，一个地区之所以盛产童话传说、儿童故事，往往是由于：年代悠久，传统古老；宁静、偏僻，开发较晚，人烟稀少，交通不甚发达，终年笼罩在白云雾霭之中，与世相对隔绝；而且，人文积淀深厚，有的曾经发生过奇闻逸事。我们一路上到过的童话景区，大都兼具这些条件。我们刚刚来到的卡塞尔市，二三百年前，也是这样。

雅各布·格林（哥哥）晚年在一部回忆录中，曾这样说：“在卡塞尔的生活，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卡塞尔有“德国童话路的首都”之誉，他们兄弟二人，在这里居住了近三十年，此间的森林、山川、石城、古堡，特别是当地居民口耳相传的大量的童话传说，给了他们丰富的创作灵感与文化资源；而为他们提供素材、讲授故事的，又往往不限于个人，而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格林《儿童家庭童话集》等主要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出版的。因而，这个重要的所在，自然不能错过。

市区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兄弟二人于1812年至1815年居住过的房子，这所当年的“童话制造工场”，现已辟为格林兄弟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他们的手迹和《白雪公主》、《灰姑娘》等大量重点作品的极为珍贵的原稿；展品系统地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及家族的历史，也载记了后人对他们的追忆。

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在华丽的展厅里，观看了两场家庭童话剧，亲炙了两位先贤的遗泽；而后，又前往山地公园，登上新哥特式骑士古堡，参观了童话剧《白雪公主》的拍摄现场。

三

我们顶着瓢泼大雨，访问了童话景区萨巴堡。

刚刚出发时，还是晴天朗日，万里无云，可是，一进入威悉山区莱因哈特森林之中，天气陡然晦暗下来，雷鸣电闪，雨脚如麻，暴雨裹挟着冰雹，敲击在车窗玻璃上，叮咣作响；四周迷茫一片，雨水迅速汇成溪流，道路泥泞难行，又赶上对面来车，双灯灼灼如炬，令人眼花缭乱。

坐落在老城里的古堡，已经被拉到眼前，但视线模糊不清，直觉得阴森可怖。据气象部门说，这里有一个小气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一阵急风暴雨；而在践行“童话之旅”的我们看来，这恰恰是酝酿梦幻、展现奇观、产生灵感的绝佳境域。

半个小时过后，终于云散天开。于是，我们踏着摇晃的木板，登上了“睡美人”所在的中世纪古城堡，去看望那个躺在高达三十五米的塔楼上，悠悠沉睡了一百年的“睡美人”。

童话故事很长，概括地讲，就是：

国王和王后生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喜不自胜，便请客庆祝。亲戚、朋友之外，还邀来了十二个女巫师，可是却漏掉了一个，这第十三个女巫师怀恨在心，蓄意进行报复，恶毒诅咒女孩必将昏睡过去，一睡就是一百年。结果，一切都成了现实。

王宫内外，荒草离离，四周长满了蒺藜棵，最后竟将整座宫殿遮蔽得严严实实，甚至连屋顶和烟囱也看不见了。一天，一位王子踏上了这块土地，听白胡子老人讲起沉睡公主的故事；还说，过去有许多公子王孙、豪门贵胄来过这儿，他们都想去探望这个“睡美人”，但都被蒺藜棵缠住了双腿，困在里面死去了。

听到这里，这位王子说：“所有这些都吓不倒我，就是拼上一死，也要见到公主！”

这天，时间正好过去了一百年。当王子来到蒺藜棵前，所见全是盛开着美丽花朵的灌木丛，他很轻松地穿过了树篱，最后到达了王宫，看见大院内猫狗躺在那儿沉睡，马厩里的马也在沉睡，屋顶上的鸽子将头埋在翅膀下沉睡；走进王宫里，看见墙上的苍蝇在沉睡，厨房里的厨师也在沉睡。一切都静得出奇，连自己的呼吸都清晰可闻。终于，他踏上了古老的芙蓉楼，推开公主的房门，见到公主正在酣然睡去，双眉微挑，粉靥轻红，美艳动人，他看着看着，禁不住俯下身去吻了她一下，谁知，就这一吻，竟把公主唤醒过来。她张开双眼，透着盈盈笑意，充满深情地注视着他。于是，王子抱起她来，一起走下了宫楼。

下面的情节，自然是有情人成了眷属；但是，也有人说，又出现了波折。这且不管，反正“睡美人”已经醒了。

现在，这座古堡深宫，由于幽深僻静，又有美女的传说，成了一对对热恋着的情侣约会之地，每年，都有上千游客前来观光。

出了萨巴堡，绕道东行，便到了著名的大学城哥廷根，在这里，看到的是另一类型的“百年之吻”。

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建于1734年的哥廷根大学，是德国最古老也是最知名的最高学府之一。由于曾经培养出三四十名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盛誉。格林兄弟曾经在这里执教八年，至今墙壁上仍然印有他们头像的浮雕，这也是它盛名远播的一个原因。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在这所高等学府学习、工作达十年之久。

那么，“百年之吻”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01年，哥廷根大学根据格林童话，在政府广场上塑造了一尊美妙无比的牧鹅少女的铜像，底座安置在一个喷水池中。童话故事有多个版本，最流行的说法是：心地善良的公主，带着女仆出嫁到远方，不料，这个女仆居心险恶，蓄意倾陷，使公主遭受无情打击，最后沦落到终日在田间牧鹅。后来，信息传递到国王那里，予以施救，终于恢复了公主原来的身份。

故事比较一般，有些落入“佳人落难得救”的俗套。但是，塑像却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少女身穿长裙，微低着头，神态安详，状若仙子，身旁还有一只白鹅相伴。那绰约的丰姿，甜美的笑意，青春荡漾，玉貌花容，赢得了无数人的青睐。尤其是哥廷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每当他们通过答辩、学位证书到手的一刻，都会头戴博士帽，在亲友的陪同下，乘坐花车，专程到这里来亲吻少女的面颊。结果，百多年来，少女的脸颊被吻得精光闪闪，锃明透亮。

每天，从早到晚，游客如织，四周布满了水果、花卉小摊，热闹非凡。据导游员说，每到情人节，城内的许多单身男士，都前来向牧鹅少女献上鲜花，表达其殷殷盛意和耿耿痴情，以致市政部门要派专人清理，最后把这上万束鲜花转送到孤儿院去。

四

告别了哥廷根，我们继续驱车北上，两个小时之后，便来到了以花衣吹笛人和老鼠为标志的小城哈默恩。

在述说城内游踪之前，先讲一段童话故事。故事的原型，或者说“本事”，发生在1284年，据说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后来，格林兄弟前来采风，听到之后加以整理，其后，又经过当地民俗学家的重重演绎，踵事增华，就成了一个有头有尾，活泼有趣，既富传奇特色，又有警世价值的著名童话——

很久很久以前，那时的哈默恩，还是一个不太大的村庄，这一年，突然发生了“鼠害”：老鼠迅速繁殖，遍布村内处处，各家的衣物、被褥、粮食、面粉、奶酪、书籍，地里的蔬菜、水果，全都遭到它们的糟蹋、破坏，墙壁、地板，到处都是鼠洞，甚至天棚上也絮满了鼠窝；为了寻找食物，连鸡鸭、猫狗也被咬伤致死；有的母亲防范不周，婴儿竟也被老鼠咬掉了耳朵。鼠害一天甚似一天，人们都说：除了迁徙他乡，别无出路；可是，祖祖辈辈，上下千年，实在不忍心离开，何况，这里山清水秀，物产丰饶，堪称人间福地，怎么割舍得了！

就在村民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之际，从城里过来一个穿着红黄相间的条纹裤褂的吹笛人。他对村长说：“只要付给我五千马克，我就能把鼠害根除。”村长开始不信，后来看他说得十分肯定，便高兴地满口答应：“只要能够制伏老鼠，五万马克也不在话下。”

这样，花衣吹笛人便走向了街头，随手拿起挂在胸前的风笛，嘀嘀嗒嗒地吹奏起来。开始还不见什么动静，半个时辰之后，便发现老鼠随着笛声的吹奏，一个跟着一个，陆陆续续奔跑出来，屋里的，院落的，田间的，尽数跟随这悠缓的笛声，争先恐后，密密麻麻，汇成一条灰色的暗流，奔涌而去。最后，全都跳进威悉河里，被翻滚的浪涛卷走。

消除了鼠害的村庄，连日狂歌醉舞，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这边的吹笛人静静地等着村长兑现承诺。可是，村长却舍不得支出巨额的钱款，只是淡淡地说：“是老鼠自己跳进河里的，与你吹笛子无关。”吹笛人听了，气恼地说：“对于不讲信用的人，我半个眼睛也瞧不起。你会为失信付出惨重的代价，你会后悔的。”说着，就扬长而去。

两天过后，吹笛人又出现在街头，照样操起那支笛子，嘀嘀嗒嗒地吹奏起来。这次，是全村的孩子，欢跳着跟随在他身后，半个时辰过去，一百三十个儿童全部到齐。于是，吹笛人带领他们进入了西边的威悉山；然后，吹了一个高音，岩石上立刻开出一个门洞，待他们全部进去，洞门就哗啦一声锁上了。

任凭家长们怎样号啕大叫，捶胸顿足，关门深闭，寂然无声。从此，再也没有这些儿童的信息了。

我们到了哈默恩小城如今这里已经由偏僻的小村落发展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镇了——看看日轮很高，距离天黑尚早，便先去游览了威悉山，但见林木葱茏，却没有关隘、洞口的痕迹；威悉河洪流翻滚，涛声依旧，河岸边的建筑物上，到处都涂有老鼠的标识。马路上，也同样刷印上清晰的“鼠迹”；城内面包店都出售老鼠形状的面包，商店里也有许多和老鼠相关的纪念品。旧市区南边转角处，有一栋石造建筑物，传说吹笛人等候讨债，曾在这里落过脚，现已改作餐厅，生意十分红火；旁边一条小巷，有标志说，就是当年儿童失踪前聚集的地方，至今这里仍然保持禁止跳舞嬉闹的传统。旧城街道中心矗立着一尊花衣吹笛人的雕像，石座四周雕满了各种形态的老鼠，许多儿童围着观看，有的还合影留念。他们料应知道由于村官失信致令孩子遭殃的陈年往事吧？

两天时间里，我们沿着格林兄弟的足迹，访问了上述十个著名景点，获得了宝贵的艺术滋养与精神享受。按照“独乐不若与人乐”——快乐应该与众分享的中国古训，我觉得有必要把一路上的亲见亲闻以及个人感受到的快乐与情趣记下来，同各位读者作亲切的交流。最后，以一首调寄“满江红”的词（步岳飞词韵）作结：

向往格林，童话路，追随未歇。抬望眼，奇观胜境，诗怀浓烈。地母搴裳极乐土，天神弄影澄波月。看等闲现出万花筒，情真切！　赏“红帽”，忆“白雪”，喜羊活，笑狼灭！喜牧鹅少女，百年无缺。悦耳笛声除鼠患，俯身热吻倾心血。漫回眸，公主舞霓裳，芙蓉阙。

（2012年）

英　国

一夜芳邻

一

说来也是一桩人生幸事，我竟然有机会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与蜚声世界文坛的勃朗特三姊妹做了短暂的邻居。

来到哈沃斯已是暮色微茫了。远处的山影茫然，淡成似有若无的一袭青烟。广袤的荒原上一簇簇、一片片的石楠花开得正闹，视野所及，仿佛遍地覆盖着一层红紫斑驳的地毯。一条坡度较大的石头道把行人引向村街，两旁排列着积木般的住舍、酒馆、花店和杂货铺。衬着渐隐渐暗的霞晖，高耸的教堂钟楼微现出一层亮色，而对面的勃朗特纪念馆却显得十分暗淡了，好在里面已经多年如一日地按时亮起了灯光，使整座建筑凸显出大致的轮廓。夜幕徐徐地把小村落笼罩起来，枝头鸟雀的啁啾替换为草间鸣虫的合唱，像定音鼓似的每隔一刻钟教堂上空就要响起一次钟声。

纪念馆为沙石构筑的乔治安式二层小楼，原是勃朗特一家的住宅。听说，当日夏洛蒂、艾米莉、安妮三姊妹就住在左边的楼上，右边是她们的父亲的书房，在这家里已待了三十年的龙钟女仆住在楼下。现在，当然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这座阅尽勃朗特一家兴衰、嬗变，经历过三个世纪风霜浸染的老屋，于今像是一座苔藓斑驳的古碑，一轴纸色已经泛黄了的画卷，载录了19世纪上半叶三位才女留在英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坛上的深深印迹。

实在难以想象，这样几间看不出什么特色的普通石屋，从中竟升起了卓绝千古的文学之星，竟孕育出那些恢宏、壮美的传世杰作！凡是读过《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雷》的人，有谁不为三姊妹天马行空般的瑰奇诡异的想象力，为她们书中捍卫独立人格、表达强烈爱憎的蕴涵，美得苍凉、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文笔而倾倒呢！

纪念馆与教堂中间有一片空地，很久以前就成了村里的墓葬区，但三姊妹并未葬身其间。小妹妹死在几十英里外的一个市镇，骸骨没有运回；两个姐姐病逝之后即被安葬在这座教堂里，故乡父老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自己的诗魂。对于他们来说，教堂的意义与价值也许已经超越了一般宗教的内涵。由于这里成了两位天才女作家的终古长眠之地，乡亲们为之而骄傲，感到无比的自豪。

许多作家、艺术家生前颠沛流离，死后埋骨他乡，甚至葬身异域，勃朗特姊妹算是其中的例外，故居和葬地紧相毗连。这对于过早地失去三个女儿的老父亲，固然是一种心灵的慰藉；然而，生于斯，卒于斯，歌哭于斯，存亡异路，人天永隔，又不能不引发旷日持久的刺骨椎心般的伤痛。当然，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存殁、幽冥的界限似乎不像东方那样极度的分明。因此，也就没有那种临尸悚惧、与鬼为邻的感觉。

尤其是，当一个个被神话包装成辉煌圣殿的天体在天文望远镜下和宇宙飞船面前露出粗粝的沙荒本相，数千年来人们心目中的天国幻梦终归化为泡影的时候，倒反而觉得眼前这一方墓穴、几抔艳骨是更为实在，更可接近，更感亲切的。

我投宿的小客栈与教堂隔着一条小道，特辟的西窗斜对着三姊妹的故居，抬起头来便能望见里面的灯光。这个店主真是绝顶聪明，起码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懂得把视线引出石墙之外，投向那不平凡的小楼，对于专程前来的孺慕者未始不是一种欣慰。整日的旅途劳顿，我颇感两腿酸痛，眼睛也有些昏涩了，原以为只要脑袋贴上枕头就会呼呼睡去。谁知，躺下之后经过一番静息，困意反而消遁了，辗转反侧，悠哉游哉，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对面那座小楼——那楼上不灭的光焰的诱惑。

不知什么原因，在这里住下，居然有一种岁月纷纷敛缩，转眼已成古人，自己被夹在史册的某一页而成了书中角色的奇异感觉。睡眼迷离中，我仿佛觉得来到一座庄园，一问竟是桑菲尔德府……忽然又往前走，进了一个什么山庄，随着一阵“嘚、嘚”的马蹄声，视线被引向一处峭崖，像是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翻过两遍身，幡然从梦境中淡出，我再也躺不下去了，看了看表，还差十分钟，后半夜三点。

于是，起身步出户外，循着石径直奔纪念馆的灯光走去。夜风卷起了散落在阶前的黄叶，天空云幕低沉，不见一丝星月的毫光。视域里暗夜茫茫，即使没有墙垣遮蔽，左侧墓地上的碑碣也无法看清，只有几株高大的枫香、梧桐晃动着黑黝黝的树冠，发出阵阵林涛的喧响。两只寒鸦惊起后聒噪了几声，很快又在枝间落定，一切复归于静穆。

故居与教堂墓地之间的石径不过五六十米，一如勃朗特姊妹短暂的生命历程，而其内涵却是深邃而丰富的。其间不仅刻印着她们的淡淡屐痕，而且，也会浸渍着情思的泪血，留存下她们心灵的轨迹。

一遍又一遍，我往复漫步，觉得好像步入了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渐渐地走进她们的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透过有限时空读解出它的无尽沧桑；仿佛和她们一道体验着至善至美而又饱蕴酸辛的艺术人生与审美人生，感受着灵海的翻澜，生命的律动。相互间产生了心灵的感应，一句话也没有说，却又像是什么都谈过了。

夜色无今古，大自然是超时间的。具体的空间一经锁定，时间的步伐似乎也随之静止，我完全忽略了定时响振的教堂钟声。脑子里不停地翻腾着三姊妹的般般往事，闪现出她们著作里的一些动人情节。在凄清的夜色里，如果凯瑟琳的幽灵确是返回了呼啸山庄，古代中国诗人哀吟的“魂来枫林青，魄返关塞黑”果真化为现实，那么，这寂寂山村也不至于独由这几支昏黄的灯盏来撑持暗夜的荒凉了。

噢，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或许三姊妹正握着纤细的羽毛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咳嗽从楼上断续传来。霎时，心头漾起一脉矜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

二

天阴得更沉了，漫空飘洒起蒙蒙的雨雾，茫茫视域里一片潮天湿地。我简单地用过早餐，便急匆匆地一头钻进了想望已久的勃朗特纪念馆。这里资料比较丰富，实物也不少，几个展柜中都珍藏着手迹、书稿，衣橱里存放着夏洛蒂穿戴过的衣服、鞋、帽，厅堂里摆着艾米莉弥留之际躺过的沙发，还有安妮最珍爱的摇椅，各个居室的布置也都保持原貌。

当然，作为历史的再现，它所撄攫人心，令人徘徊瞻顾、穷究深索的，还不是主人一般的视听言动的遗迹，而是那种形而上的超越时空界隔、具有普遍意义的创造精神，是获得永恒价值的鲜活灵动的艺术氛围，是三位文学精灵的超常的智慧和恒久的魅力。

就艺术而言，作品对于作家及其创作背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毕竟是某种现实的反映或心灵的再现。即使是一个普通的有机体，也还要考虑它的遗传基因和环境条件，何况一部作品乃是作家心血的结晶、灵魂的副本，是一个激情过于饱满的心灵的不可抑制的外溢。这样说来，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三姊妹固然属于天纵奇才，但她们的成功是否也有现实的踪迹可寻呢？

从画像上看到，夏洛蒂一头短发，一双大而奇特的眼睛止水般的宁静，身材瘦小，举止稳重；艾米莉个头略高，一副神经质，不胜羞怯似的神情，显得落落寡合；她们的妹妹安妮长着一双略带紫罗兰色的蓝眼睛，面孔富于表情，意态有些矜持。三姊妹的体质都十分孱弱，患着同样的结核病。死神一直在这个家庭里猖獗肆虐，七年间三姊妹先后弃世，分别得年三十九岁、三十岁和二十九岁。

勃朗特一家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一向清贫寒素，三姊妹童年是在寂寞与凄苦中度过的，但精神世界并不空虚。父亲是一位牧师，性格有些乖戾，却酷爱文学，出版过诗集，早岁周游各地，带回许多文学名著；母亲也是天资颖慧的，只是年纪很轻就去世了。三姊妹上过几年学校，由于赋性孤僻，与其他女孩子很少交往，更多时间是在家里自学，由父亲给她们讲课，或者跟随阅历丰富的女仆在荒原上闲步，听讲一些带有原始意味、充满离奇色彩的遗闻逸事。

从而她们相信，早先年仙女们经常在月色溶溶的夜晚来到溪边沐浴，后来山谷间种下了钢筋铁骨，长出一幢幢四四方方的厂房，仙女就再也不来了。她们从老女仆那里了解到社会上各色人等的生活方式和百式百样的人生厄运与家庭悲剧。

三姊妹的创作活动，早在十二三岁时就开始了。她们编撰了许多想象奇特、内容荒诞、语言夸肆的传奇、戏剧与诗歌，把它们刻印在自己编辑出版的“杂志”上。展柜中陈列的大量火柴盒、纸烟盒般大小，字迹像米粒似的纸片，便是夏洛蒂及两个妹妹当时的手稿。对于现实生活中所缺少的，孩子们大都喜欢通过想象编织一些美丽的幻梦来加以补偿；而孤独、寂静的环境又有利于孩子们养成沉思、幻想的习惯。她们把听来的外界的离奇诡异的传说，偶然接触到的各种社会现象，经过剪裁梳理、虚构夸饰，编织成有趣的文学“梦幻之网”。

长大之后，绝大多数时间，她们也还是离群索居。除了闷在房间埋头创作与绘画，就是在荒原上长时间地散步；走累了，便坐在山坡上石楠花丛，双手托腮，眼睛定定地盯着下面的村落，仿佛要把隐匿其间的一切神奇诡秘窥察个水落石出；或者仰首苍空，望着变幻多端的云朵，扑扇着幻想的羽翼，展开丝丝缕缕、片片层层的遐思。这时，她们就觉得心胸、眼界也像苍空、碧海一般的辽阔。

看来，三姊妹都属于马赛尔·普鲁斯特所说的“用智慧和情感来代替他们所缺少的材料”的作家。她们常常逸出现实空间，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游在梦幻的天地里。

她们的创作激情显然并非全部源于人们的可视境域，许多都出自有待后人深入发掘的最深层、最隐蔽、也是含蕴最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说，这大大的荒原和小小的石屋只是托起她们那波诡云谲、万象纷呈的内宇宙的一个支点，不过是在奇光幻影的折射下所展现的环境的真实。

在一个个寂寞的白天和不眠之夜里，她们挨着病痛，伴着孤独，咀嚼着回忆与憧憬的凄清、隽永。她们傲骨嶙峋地冷对着权势，极端憎恶上流社会的虚伪与残暴；而内心里却炽燃着盈盈爱意与似水柔情，深深地同情着一切不幸的人。她们一无例外地抱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渴望得到爱神的光顾，切盼能像同时代的女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那样拥有一个情投意合的理想伴侣。

可是，她们却又高自标格，绝不俯就，要求“爱自己的丈夫能够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致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身不嫁”。这样，现实中的“夏娃”也就难于找到孪生兄妹般的“亚当”，而盛开在她们笔下的、经过她们浓重渲染的爱情之花始终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展现，只能绽放于各自的蒸腾炽热却又虚幻渺茫的想象之中。这确实是最具悲剧意味、令人无限伤情的事，千载以还，谁人能不为之倾洒一掬同情之泪！

她们只是艺术家而不是思想家，作品中除去一些鲜活的形象和耐人寻味的意蕴，看不出什么微言大义，也谈不上号角和火把。里面也蒸腾着血的气流，飞扬着爱的旗帜，但总体来说，她们对于社会、人生、爱情、事业所持的往往是悲观的态度。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恰恰由于借助这种悲观的哲学视角，使清醒的头脑、冷峻的思维获得了独特的第二视力，——从局部、暂时的平静想到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宁，鸡鸣风雨；透过花团锦簇的表面繁华看到人生背后的惨淡、悲凉；在看似正常的现象中察觉出荒诞的本质。

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曾经从象征意义上写到了荒原，用以昭示资本主义繁荣景象后面人性的荒漠化。而勃朗特姊妹笔下的荒原则基本上是写实，却也同样是深邃的意象。

其实，艺术的力量说到底是生命的力量。任何一部成功之作，都必然是一种灵魂的再现、生命的转换。勃朗特三姊妹就是把至深至博的爱意贯注于她们至柔的心灵、至弱的躯体之中，然后一一熔铸到作品中去。这种情感、意念乃至血液与灵魂的移植，是春蚕般的全身心的献祭，蜡炬似的彻底的燃烧。

作品完成了，作者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而当读者打开她们的作品时，便像是面对面地与之交谈，时时感受到她们的生命气息，在分享着生命愉悦的同时，也充分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生命冲击。所以说，读她们的作品需要用整个心灵，而不能只靠一双眼睛。

三

追求生命的永恒，原是人类最带本能色彩，也最具本质意义的一种向往。可是，勃朗特三姊妹的一生却是十分短暂的。这对于作家来说，无论从生活阅历、生命感悟、经验积累、时间延续哪方面看，都是一种难以超越的限制，无法补偿的损失。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比生命长度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

就此而言，英年早逝的勃朗特三姊妹和许多遐龄高寿的文学大家相比却是毫无逊色的。高度浓缩的一生使她们迅速开花、成熟、结实，一二十年间便展现出绝世的才情，留下了惊人的创获。如同三颗联袂横空的陨星，在穿越大气层的剧烈摩擦中，刹那间放射出夺目的光焰，自尔神采高骞，无愧于星月辉煌、云霞灿烂。

与她们同时代的英国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写过一首《哈沃斯墓园》的诗，在深情悼惜勃朗特姊妹超人的智慧、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之余，称许她们为拜伦之后无与伦比的天才。作为一个文学群落，“三姊妹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仅见的。难怪有人说，她们的出现是近代的一则神话。直到今天，西方还有人称她们为“文学的斯芬克斯”，一个难解的谜团。

有一类作家是专门向着人类心曲说话的，他们往往以任何时代都能理解、都可以交流的旷世知音为倾诉对象。这种远离群众活动方式的选择，决定了他们一生都将在寂寥、孤独中度过。如果能够幸逢知己，即使生非并世，时隔百代千秋，也足以慰藉其傲骨、孤魂于重泉厚壤。

中国汉代文学家司马迁读了屈原的《离骚》，不禁热血贲张，深心向慕，“悲其志，想见其为人”；唐代诗人杜甫暮年出蜀，过宋玉故宅，睹其遗迹，感其生平，一时悲从中来，发出“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苍凉浩叹。过去，我同许多文学朋友一样，每当展读《简·爱》和《呼啸山庄》等文学名著，或者观看据此改编的影视作品，都为其恒久的魅力、高蹈的灵思而深情仰慕，由衷向往。今日天缘得便，有幸止宿于勃朗特姊妹的故宅与墓地之旁，更是生发出一种幽冥异路、觌面无缘的悲慨。我们何止是“异代不同时”啊，而且还远隔重洋，迢遥十万八千里！但我深信，作为文人，彼此的心路都是汩汩相通的。

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文学“邻近着饥寒，附带着疾病”，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的人”。引为自豪的是，我们这些“至傻至笨的人”从事这种最艰辛的“创造意义”的劳作，竟然都是自觉的选择，全身心地投入。我从三姊妹对文学的宗教式虔诚和“之死靡它”的献身精神中体验到一种情志的互通和心灵的感应。

天色转晴，和煦的秋阳钻出了云层，枫香筛下来片片光影，教堂的七彩玻璃上映射着耀眼的光芒。“叮叮当当”，一阵钟声响起，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上午十一点，时间过得真快呀！还有几十分钟就要登上返程的班车，告别芳邻，同三姊妹说声“再见”了。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我请人拍摄了两张同故居的合影。回过头去，又凝神瞩望了好一会儿，想让这座不寻常的建筑牢牢嵌入我的记忆之窗。

还有一桩要事，就是参谒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墓地。走进教堂，我屏息敛气，放轻了脚步，穿过一排高大的拱柱，在玫瑰窗下的高台上看到那块刻录着勃朗特一家人辞世年月的特制石板，而左侧地面上就平放着标示两姊妹埋骨位置的铜质墓碑。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束鲜活俏丽的石楠花虔诚地放在上面，权当作心香一炷。金光璀璨的碑铭与紫里透红、生意盎然的鲜花相映生辉，令我悲欣交集。

一百五十三年前，在艾米莉生命的最后时刻，姐姐夏洛蒂想到应该给她献上一束平日她最喜爱的石楠花，——尽管寒冬时节花容惨淡，枝叶枯萎，但她还是撷采盈掬。遗憾的是，此时的艾米莉已经神情木然，什么也认不出来了。

对着墓碑和鲜花，我低声吟诵着《呼啸山庄》结尾的一段话：“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流连！望着飞蛾在石楠丛和蓝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吹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

班车驰下了石头道，走出了荒原，离开哈沃斯越来越远了。这是我的英伦之旅的最后一站。其间访问过不少名城胜迹，参观过一些王宫、城堡、塔楼、教堂，有的堂皇富丽，有的壮伟巍峨，有的古趣盎然。但都止于一般的观赏，“游于目而未入于心”，时日既久，便会如过眼云烟，无复忆念。

而在荒疏、僻陋的哈沃斯村，在勃朗特姊妹的故居和墓地，却经受到一番心灵的撞击，情志的交感，觉得那里跃动着不灭的诗魂，鲜活人物呼之欲出，因而牵肠挂肚，意驻神萦，留下了绵绵无尽的遐思。——看来，这一夜芳邻怕是永生永世也难以忘怀了。

（2002年）

“少年版”福尔摩斯

访欧归来，由于受“时差”影响，睡眠不好，我觉得有点头痛，便趁星期天去一位从医的文友家闲坐。不凑巧，医生夫妇出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只有刚上初中的儿子小冬冬在家。听我说头有点疼，冬冬便拉着我玩一种叫作“二十猜”的游戏，说：“这样，伯伯的病就好了。”

玩法是：甲方事先确定一个谜底，它可以是人名或者物事，古今中外、飞潜动植不限。乙方在猜测的过程中可以提问，但是，如果不能在二十次之内猜中就算认输。因此，如何设问就颇有讲究，比如对方的谜底是一个人名，猜这种谜，就要考虑：是今人、古人？文人、武人？活人、死人？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实有人物还是艺术形象？一般的规律，应该是先拉大网，尽量把一些无关因素排除掉，逐渐缩小范围，步步逼近，最后直抵答案。

这天，我连续出了三个谜，都被冬冬猜中，而他出了一个却把我难住了，经过十八个回合，已经猜到是英国的一个名人，什么莎士比亚、牛顿、瓦特、撒切尔……都猜过了，一一遭到否认，最后我只好认输。冬冬狡黠地亮出谜底，一看竟是“福尔摩斯”。我说，这就有毛病了：刚才已经问过“是不是实有其人”，你做了肯定的答复，因此就排除了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这个因素。

冬冬说：“福尔摩斯当然是真人了，现在还活着。”说着，他顺手拉开抽屉，找出几封信件，说是班上同学读过《红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之后，写给这位神探的。——“不是真人、活人，同学们能给他写信吗？”每个信封上都有用英文标明的地址：伦敦市区贝克街221B。

“可惜太晚了，如果是半个月以前，我会亲手交给福尔摩斯博物馆的。”我说。

冬冬眼睛唰地一亮，“啊？王伯伯，您去过福尔摩斯博物馆了？”

“是的。”我说，“博物馆前身是福尔摩斯的私家侦探所，他与朋友华生医生在这里住了二十三年。”

“那是一个四层小楼，一楼是房东哈德森太太的餐馆，福尔摩斯的书房和卧室在二楼，三楼住着华生医生，最上一层是仆人的房间。”冬冬不假思索地说。

他对小说中的描述竟谙熟到这种程度，令我颇感惊讶。我告诉他，馆内的陈设正是这样。福尔摩斯的书房正对着贝克大街，——这条大街是实有其地的，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编号至84。作家防止读者以假当真，特意给它编了个221号。——书房的壁炉里似乎还升腾着红彤彤的炭火，旁边有两把老旧的沙发坐椅，中间茶几上放着神探的前后两个帽遮的方格花呢帽子，还有平时常用的烟斗和放大镜。靠窗的方桌上摆着三部卷宗，分别是：《人类社会学》、《脚印与演绎推理实证》、《化学分析原理》，桌旁立着一把制作精细的小提琴。

“神探常常从拉琴中获得灵感，侦破疑案。”冬冬插了一句。

我接着说，书房的隔壁是福尔摩斯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单人床，床上放着一副手铐、一只黑色小皮箱和一件蓝色外套。楼上房间的陈列台上，放着一部老式的电话和福尔摩斯用过的左轮枪、拐杖、怀表、小刀等物件。还有大量的书信册，里面保存百余年来世界各地的来信，有要求得到福尔摩斯亲笔签名、照片和题词的，有抒发对其仰慕、向往之情的，更多的是遭遇了困难，碰到了疑问，请求神探帮助解决的。据博物馆接待员马修先生讲，这类信件每年都会接到数千封，馆里只好指派专人以福尔摩斯口吻对重点信件予以答复。最有趣的是，每逢1月6日福尔摩斯的生日，总有许多人寄来贺卡；平时他也经常收到一些请柬，邀他出席婚礼、毕业典礼或者生日舞会；等等。

我告诉冬冬，像到处都有球迷一样，世界各地都有数目可观的“福尔摩斯迷”，形成一种宗教式的崇拜的狂热，欧美许多地方都成立了福尔摩斯学会、协会、研究会。我还见过一份福尔摩斯的年谱，不知根据什么确定他出生于1854年，说他是一个乡绅的后代，祖母是法国画家贺拉斯·凡尔奈的胞妹，继承了这一艺术血统，使他终生酷爱音乐。1872年，接受大学教育，他专攻化学，不愿与人交际，只喜欢一个人闷在屋里苦苦思考。1877年创立侦探所，连续接办多起重大疑案，均获成功，从而声名大振。1903年之后宣告退休，金盆洗手，并离开伦敦到乡间隐居，从事养蜂研究，1914年出版了《养蜂实用手册》，此后音信全无。

听到这里，冬冬溢出一种扬扬自得的神情，摇着我的手说：“怎么样，王伯伯？福尔摩斯是真人吧？”

“冬冬，我还和福尔摩斯合影了哩。他站在那里，戴着一顶前后双檐的花格呢帽，面目清瘦，眉毛浓重，鹰钩鼻子，短短的络腮胡子，围着一个长而尖的下巴，白衬衫，打着黑领结，外罩一件也是花格呢的风衣，脚上穿着一双大皮靴。旁边一个老年妇女，可能是房东太太。华生医生坐在一旁看书。我走上前去准备和他握手，顺便问一声‘您好’，可是，却不见他有任何反应，原来是一尊蜡像。”

“真扫兴。”冬冬喃喃地说。

其实，柯南道尔创造这个典型，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他虽然从医，却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并注重研究侦探技术，阅读过号称“侦探小说之父”的爱伦·坡·柯林斯的许多作品。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过程中，他按照外科医生约瑟夫·贝尔的要求，对病人进行精确的观察和逻辑推理，做出准确的判断，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在脑海里形成一系列有趣的故事。于是，他就以贝尔教授为原型创造出神探福尔摩斯的形象，一部部作品陆续问世，获得了巨大成功。后来，他想停止这类题材的创作，便在《最后一案》中安排福尔摩斯在与宿敌莫里亚蒂搏斗中坠下悬崖。可是，广大读者却拒绝接受这个令人伤痛的结局，强烈要求作家想办法恢复神探的活动。这样，他只好让福尔摩斯攀上悬岩，化险为夷。可以看出这一典型人物在读者心目中的强大魅力，也说明典型人物一经创造出来，便成为社会的财富，生杀予夺之权已不能独操于作者之手了。

听说，地处瑞士迈林根的福尔摩斯遇险地，如今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当地村民在峡谷边挂了一块标志性的铜牌，游人可以乘缆车前往参观，亲身体验一番当时生死搏斗的险境。小镇上的贝克街221号，也有一座福尔摩斯故居，每逢周末还按照探案中的情节举行通宵的“恐怖之夜”活动。各个餐馆、酒店也都弥散着追怀这位神探的浓厚气息，像福尔摩斯冰淇淋、华生沙拉之类的食品随处可见。

说到这些虚拟实境和衍生产物，人们会联想起我国的桃花源、大观园之类的景物。它们本来都是出自作家的想象，并无实地可供考察、实物堪资钩稽的，但按迹寻踪、踵事增华者历代绵延不绝，以致至今各地还在为夺取它们的领有权而纷争不已，它雄辩地证明了文学的创造力多么强大，艺术的魅力何等惊人。

“王伯伯，我想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原本活泼好动的小冬冬忽然变得凝静起来，歪着脑袋瓜像个哲学家似的，“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是真人还是虚构的，而在于是不是活在人们的心里。活在人们心里的，就是活人，就是真实的存在，就应该在茫茫宇宙之间拥有一席之地。说不定他们聚合在什么地方，但同样会构成一个奇妙的世界，那里住着孙悟空、林黛玉、丹麦王子、白雪公主，还有拇指姑娘和简·爱，当然还有福尔摩斯。您说是吗？”

“应该是这样。”我说。

临出门时，我问冬冬：“那几封信你还往外邮吗？”

冬冬说，我再考虑考虑。

（2002年）

挪　威

剧作家的生命原版

一

这确是应了那句“地以人传，人以文传”的老话。凌空跨海，万里间关，我来到濒临北冰洋的挪威，不为别的，就是要看一看伟大的剧作家易卜生。

尽管他远处北欧一隅，但广大中国读者却是较早便熟悉的。他的作品传播过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早在清末民初，著名译述家林纾就翻译过他的剧作《群鬼》，当时取名《梅孽》。接着，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对他的思想做了精辟的分析，给予很高的评价，其时他去世仅仅一年。到今天，易卜生的绝大多数作品在我国都有译本，而且，许多剧作还被搬上了舞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两千多年前孟老夫子的这句话，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因此，抱着因蜜寻花、知人论世的愿望，专程访问了奥斯陆的易卜生博物馆。

这是坐落在市区中心繁华大街旁的一座普通公寓。易卜生漂泊国外二十七年，倦游归来之后，在这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十一年。公寓楼并不怎么高耸，却显得很有气派。离得远远的就可以看到橱窗里展示着剧作家的巨幅头像，银白的鬓发蓬松卷曲着，面部表情严峻，额头宽阔而丰满，一副椭圆形眼镜掩盖不住那双无比锐利、仿佛要穿透一切的灰蓝色的眼睛，像一头昂首奋鬣的雄狮蹲踞在那里，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旁边还贴着几幅姿态各异的全身画像，——易卜生戴着黑色高装礼帽，拄着手杖，大腹便便地悠然缓步前行，表现出一副优雅的绅士姿态。那个形象，那种派头，不管你熟不熟悉，喜不喜欢，只要扫上一眼，便会在脑海里烙上深深的印痕。

博物馆的内部陈设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格局。表面看去，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和其他的一些展览相似，无非是凭借一些照片、画像和主人生前用过的实物来支撑着门面。但有一点值得大书而特书，饱览一过，居然令人产生一种类似朝山礼佛的香客那种载福归来的充盈与满足。细细玩味一番，其缘由在于这里保留住了伟大剧作家那充满魅力的鲜活生命：一个生机盎然的立体形象，他的灵魂，他的个性，他的气息，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多彩的人生，你似乎都能感受到；甚至他那震响整个欧陆以至世界各个角落的“唤醒民众，促使公众深思”的声音，仿佛也穿透了百年时光埃尘，至今还在人们的耳边喧响。——这一切，我把它概括为“生命保鲜”四个字，并郑重地题写在博物馆的留言簿上。

当然，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即使他是伟大、庄严的艺术家，也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全然超凡脱俗，他也有沉重的肉身，也有灵魂中的遮蔽、性格上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苦恼和遗憾。而正是这一切，不仅使他成为一个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而且就一定意义说，他的许多作品正是在这种个人的痛苦体验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在我们眼前，就站起了一个活的易卜生，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这一点，是我感受最深的，也是易卜生博物馆区别于国内一些名人纪念馆的关键所在。

二

书房里一个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台老式的地球仪。看到它，人们就会想到，这位惯走天涯的剧作家，即使到了衰迈之年，已经回归故国，还仍然心驰四方，未能忘情于往昔的飘零岁月。此刻，我蓦然联想起他的诗剧《奥拉夫·利列克郎》中那位吟游诗人不止一次弹奏的曲子：“孤单的吟游诗人，／没有房屋也没有家乡。／永远得不到休息，／是心在促他游荡。／若是谁，／胸中富有诗歌的宝藏，／他将失去家园／到处流浪。”尽管，他也钟情故园，眷恋乡土，甚至对一个看不懂他的剧作的德国读者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尽管他的作品的风格和这个国家的美丽、深邃、孤独、傲岸的特殊气质紧相联结，密不可分；但是，漂泊、流荡乃是他原生的生命状态，剥除了这种状态，易卜生的形象便会随之而黯然失色。

这时我才发现，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解说员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动声色地听凭观众在室内随意参观、浏览。感到大家看得差不多了，他才主动走上前来，热情地介绍一些展览中所看不到的逸闻、趣事，把剧作家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他的个性特点，情感、体验，生动地讲述出来。从他那充满深情、活灵活现、如数家珍的诉说中，我猜想，即使他还算不上易卜生的研究专家，起码也是一位老牌的“追星族”，伟大剧作家的孺慕者。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坚持实话实说的原则。客观、如实地叙述，不为尊者讳耻、贤者讳过，即使对一个解说员来说，也是颇为要紧的。他讲，易卜生从小就聪明过人，可是个性极强，乖僻、内向，很不容易与人相处。他一出生，就受到母亲的娇惯，凡事都得顺从他，因而养成了纵情任性、自命不凡的性格。他经常以首领自居，指使弟弟、妹妹干这干那；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烟冒火，有时候显得冷酷无情。写作的时候，他不许任何人走进书房，即使妻子无意中闯进，他也要大发雷霆。他有极强的自尊心，矮胖的身躯常常使他感到苦恼，为了显得高大一些，经常把头发搞得蓬松耸峙，还特意订做一双高跟皮靴穿在脚上。解说员还告诉我们，易卜生年轻时被邻家一个大他十来岁的女仆看中了，便打定主意勾引他，不时地帮他缝洗衣物，以换取他的好感。一天夜晚，女仆趁他屋里没人，过来与他做伴，结果，刚刚十八岁，他就做了一个私生子的父亲。这使易卜生悔愧万分，而后一二十年，都在精神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负担。

易卜生从小就是一个着迷艺术的精灵。他在嗜画成癖的母亲与画家姨母的熏陶、培养下，对绘画如醉如痴，有时不吃不睡，画那些滑稽、可怖的鬼脸人，或者在布囡囡头上画各种各样的脸谱。年纪还很小，他就表现了出色的演戏才能，喜欢和弟弟、妹妹找一些旧木板，搭棚子，垒戏台，然后搬个大木箱子放在棚子中央，自己坐在上面表演“腹语戏”——声音从藏在木箱里的弟弟口中发出，听起来瓮声瓮气的。他时常一动不动地站着呆想，眼睛凝视着一个固定地点，好似走了神儿。一见到这种情景，小妹妹就惊慌失措地跑去告诉妈妈。

凡是与易卜生有过交往的人，都说他善于观察。定居奥斯陆期间，他每到中午十一点半，必定放下纸笔，独自一人到国家剧院旁的大饭店里喝咖啡，看报，默默地端详着每个食客，从外表、衣着、行为、动作，到心灵深处的一丝隐秘，都不想放过。他有一个可以从镜子中观察其他顾客的特定位置，遇有不了解情况的陌生人占据了，他会带着一脸怒气，直愣愣地站在身后，直到那人让开为止。

易卜生曾对一位传记作家讲：“我所创作的一切，即使不是亲身体验过的，也是与我经历过的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我来说，每次新的创作都服务于心灵的解脱过程和净化过程的目的。”剧作《青年联盟》中的小镇就是他的出生地希恩镇的写照。《社会支柱》中一些人物也都有现实依据，因此，造船厂厂主、商人和牧师的势利贪婪、虚伪欺诈、庸俗腐朽，在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苏尔豪格的宴会》中穷诗人与富家小姐的爱情故事，有他早年失恋、受挫的影子。甚至，连他后来的妻子苏珊娜也都被物色为《海尔格伦的海盗》和《恋爱喜剧》中两个女主角的创作模特儿。至于《玩偶之家》则是完全根据他的一次亲身经历写出来的，娜拉的原型名叫劳拉。情节相似，但结局不同，在他的“点铁成金”的艺术处理之下，娜拉已不像劳拉那样逆来顺受，以致精神整个崩溃，而是选择了毅然出走的勇敢道路，最后那砰然一响的关门声，响彻了五洲四海，击中了无数男性中心主义者的心弦。

三

易卜生终年伏案的书桌简单古朴，坐椅倒比较精致，旁边放着两个沙发。桌上摊开一部大开本的《圣经》，引起了我的注意。据解说员讲，他从来没有那么虔诚地信仰过上帝，之所以经常地细心研读《圣经》，主要是欣赏其优美的文字。更为有趣的是，在他书房的墙上并排挂着两幅画像，一个是他自己的，另一个人就不认得了，那人形貌有些特异：齐额长着浓密的头发，眉头攒聚，眼睛深陷，上髭的胡须又黑又硬。解说员介绍，这是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比易卜生小二十一岁，当时在北欧二人齐名。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面世后，曾受到在妇女问题上持保守态度，甚至仇视女性的斯特林堡的猛烈攻击。为了不忘怀这个尖锐的对立面，他有意识地悬挂其画像，以磨砺自己的意志与创作激情。也有人分析，易卜生把这个后起之秀放在身旁，是在提醒自己戒骄戒惰，以免被年轻人超越过去。当年，斯特林堡是在他的带动下走上创作之路的，可是，发展到后期，他又反转过来接受斯特林堡的影响，借鉴其重视剖析人物心理活动的经验。从他晚年创作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建筑师》的两个主要人物身上，也能看到他们的影子。易卜生与剧中人索尔尼斯相似，年轻时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教育，完全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勤奋获得成功，在青云独步中，时时感到一种后来居上、咄咄逼人的心理压力，越到老年这种畏戒心理就越强烈。

易卜生的卧室里空空荡荡，现今只存放着一张小床。看不到更多的东西，我便把视线引向窗外。原来，易卜生故居紧邻皇宫，国王鄂斯加二世非常敬重他，曾经对他说：“在政治上，我是皇帝；但在文学上，皇帝却是你哩。”特意将一把王室花园的钥匙交付他，供他随时到里面闲步。可惜，晚年的易卜生由于多次中风已经不能下楼了，有时扶着窗户目注园中芊芊的茂草，感伤无限地追怀着往昔的似锦年华。楼下的行人出于对他的崇敬，频频地向他招手致意，有的还用照相机摄下他的老迈的身影，作为永生珍贵的纪念。渐渐地，他的手臂也麻木不灵了，这更使他苦恼万分。他勉强提笔，歪歪扭扭地给一位友人写下了下述字句：“我也只是一个曾经当过作家的人罢了。”

解说员讲，诸位可不要小瞧这张床啊，它已经成了馆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伟大的剧作家在这上面躺过十多年，最后还是乘着这只小船进入天国的。有一天，他的孙子前来探视，见久卧床榻的爷爷此刻精神很好，便欢快地说：“我看您的病已经大有好转了。”老人却从床上遽然坐起，说：“也许从此就完蛋了。”说罢，一仰头，就再也没有苏醒过来。为了表达祖国和人民对这位戏剧大师的敬爱心情，挪威国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在他去世的八年前、七十诞辰之际，挪威剧院还为他在楼前广场上竖立了一尊高大的铜像。

记得作家郁达夫曾讲过一句非常痛切，也极为警策的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命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从易卜生身上看到，挪威虽然很小，但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很了不起的。

说到这尊铜像，还有一段插曲：易卜生站立在由四层圆饼式的花岗岩垒起的基座上，有人说是象征着他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四段生命历程；也有的解释为，最下的一层表现他的诗歌成就（易卜生出过诗集，他先是诗人而后才成为剧作家的），其他三层分别代表早期以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剧作、中期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剧作和后期以心理分析为特征的象征主义剧作三个阶段。当然，也有人对这座雕塑加以贬斥，说剧作家站在一摞蛋糕上，但他本人却表示十分满意。至于它的基座究竟象征什么，何所取义，易卜生则始终笑而不答。

四

哲人其萎，人去楼空，只留下这座空旷、寂寥的公寓把巨大的想象空间交付给观众。我久久地思考着：这样一位久负盛名的艺术家，当他静卧床头，回首往事，特别是感到自己一天天老去，时日已经无多的时候，他都有些什么想法呢？我曾就此向解说员问询，他耸耸肩膀，摇了摇头，表示遗憾。我想，艺术的力量，说到底是生命的力量，作家用生命创造生命，用灵魂锻铸灵魂。既然一部作品完成之后，作家便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里面，成为可以感知的活体，那么，我们读者为什么不可以到剧作中去窥察一番易卜生的生命原版呢？于是，我想到了他自称为“戏剧收场白”的《当我们死而复苏时》，这是研究这位伟大剧作家晚年心境的一部重要作品。

剧中男主角雕塑家鲁贝克年轻时全身心地投入一桩精美的艺术创作——雕刻一座表达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最理想的女人觉醒状态的大理石像，模特儿由美丽的少女爱吕尼担任。三年多的时间里，爱吕尼裸露着她那无与伦比的娇美身姿供鲁贝克欣赏、镜鉴，帮助他出色地完成了艺术杰作，赢得了赫赫声名。与此同时，她也把最真挚的爱情倾注于这位艺术家。然而，只知艺术创作而不顾其他的鲁贝克却抵住了美和性的诱惑，硬是把没有生命的泥土看得比爱吕尼更为重要，仅仅把这段美好的时光当作人生四重奏中一支“千金难买的插曲”。可怜的爱吕尼，圣洁的灵魂已经留给了艺术家及其杰作，自身只剩下一具空洞的躯壳，艰难、屈辱的生活把她折磨成一个精神不健全的活死人。而雕塑家鲁贝克活得也并不自在，尽管生活富裕，妻子漂亮，却总是感到空虚惆怅，心绪不宁，再也创造不出来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后来，他从国外归来，在海滨浴场上与爱吕尼不期而遇，她那仿佛从坟墓中出来的苍白面色，迟滞、迷茫而充满怨恨的神情，使鲁贝克深深为之震撼。忏悔、自责之余，他终于找到了情结所在，发现了多年灵魂失据的根由，原来是爱吕尼带走了他开启艺术宝盒和疏浚生命源泉的钥匙。于是当机立断，对夫人宣布：“我需要一个在事业上与我志同道合的人。”而他的夫人早已苦于他们的生活枯燥无味，有如置身牢狱之中，巴不得飞出樊笼去寻求自由。此刻，鲁贝克才真正觉悟到：爱是生命的养料、艺术的灵魂，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有了爱还要懂得加倍珍惜。他毅然挽着爱吕尼向高山走去，决心用爱情的蜜液来浇活这株被他弃置已久的“艺术之花”，让“两个死去的人复苏，把生活的滋味彻底尝个痛快”。在爱的滋润下，对生活早已绝望的爱吕尼也逐渐恢复了生机。遗憾的是，往者不可追矣，一切一切都太晚了，结局竟是一场悲剧——他们双双被埋葬在一场突发的雪崩里。

通过用泪血写出的这种成功者的悲憾，易卜生不仅揭示了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探索、追踪了生命的本真状态，似乎也为自己呕心沥血劳作一生，全力投身于戏剧创作而无暇领略与享受种种人生幸福，流露出一种深深的遗憾。

当我读到这部“封箱之作”的煞尾，面对男女主人公昂然走向高山之巅这个意味深长的动人场景时，眼前竟呈现一种迷茫的幻影，仿佛看到这位年近耄耋、白发苍颜的伟大剧作家站在高耸的巅崖，远眺着沧波滚滚的大海，心潮逐浪，与海潮一同翻腾着，千般往事聚上心头。对于社会与人生、事业与爱情、家庭与个人，老人进行着深邃的探索，展开了全新的思考。他在慨叹“整个世界是一只正在沉没的船，唯一可行之事就是自救”的同时，一遍遍地追问着：人生如何才能走出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而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问题提出来了，一时却找不到答案。于是，他懊恼地叹息着，徘徊着……

（2002年）

冷硬而炽烈的生命之华

作品的签名

就像到了中国的西安，人们必然要看看碑林，提起法国的巴黎，游客总忘不了卢浮宫一样，来到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人，都要安排足够的时间，观赏驰誉全欧的人生雕塑公园。

公园坐落在市区的东北部，属于全国最大的弗罗内尔公园的组成部分，素有“园中园”之称。进得园来，看到的第一件雕塑作品，是一尊三米左右高的青铜人物雕像。看去颇像一位普通的设计师，衣着雅淡、素朴，两只手里分别握着锤子和凿子，神情凝静地正视着前方，似乎在注目每一个游客，又像是正在思考着一个复杂的问题。他就是创作和构思生命群雕系列的挪威著名雕塑家古斯塔夫·维格兰。假如把整个雕塑公园看作是一幅硕大无朋的绘画的话，那么，他在这里一站，就恰似为自己的作品签上了名字。

此时已是晚秋天气，可是，因为受到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放眼望去，到处还是一派生意葱茏的景象。花蹊、卉苑依然红紫纷呈，芳菲照眼；辽阔的草坪和茂密的丛林也都是绿意迎人，不见丝毫的衰飒气氛。在湛蓝的天幕和雪白的云朵映衬下，这里那里耸峙着一株株黄得令人生发出一种醉意的高大乔木，——那该是枫香吧？微风吹拂，色彩斑斓的叶片索索地抖动着，偶尔有几片飘飘摇摇地坠下，像一只只特大的蝴蝶翩飞在游人的眼前。

“生命之桥”

现在，我已经来到一座长约百米、宽十五米的白石桥上。乍眼看去，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噢，和咱们的卢沟桥确有某些相似之处，——当然，它要崭新得多、气派得多啦。花岗岩的桥栏上同样也有许多雕塑作品，但不是一个个的石狮子，而是与真人等高的裸体人群青铜雕像，总共有五十八组之多，展现着人生的不同年龄段的不同形态。

看，那几个顽童，欢腾跳跃，多么天真活泼！而更多的雕塑，则是表现体态丰盈、充溢着生命活力的青年男女，他们或遐想未来，或尽兴歌舞，或深情对视，或娓娓倾谈，令人歆羡不置，他们的身旁总是吸引着更多的游观者。可是，对面那两尊身躯伛偻、目光呆滞的白头翁妪的雕像，相形之下，可就黯然寡趣了。这种对比鲜明的形象让人心里一动。其实，生命原本是多重体、多向度的，我们应该也必须接受七色人生的全部赐与，这就既有少日的欢愉、青春的健美，必然也要承受晚境的衰颓、垂死的悲哀。

看到这里，我忽然记起了我国西晋时期著名诗人陆机写的那首《百年歌》。歌词共有十首，每十年为一首，概括了人生由少而壮、由壮及老的整个历程。描形拟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你看他写十岁的少年：“颜如舜华晔有晖，体如飘风行如飞……终朝出游薄暮归，六情逸豫心无违。”二十岁时，“肤体彩泽人理成，美目淑貌灼有荣。被服冠带丽且清……高谈雅步何盈盈！”三十岁时，“行成名立有令闻，力可扛鼎志干云，食如漏卮气如熏……高冠素带焕翩纷。”不过百八十字，就把一个世家子弟青少年时期的容貌、服饰、心态、气度、行迹全部刻画了出来。

在描绘过壮年情态之后，诗人又把笔锋移向了老年：“精爽颇损膂力愆，清水明镜不欲观，临乐对酒转无欢，揽形修发独长叹。”“明已损目聪去耳，前言往行不复纪”，“言多谬误心多悲，子孙朝拜或问谁，指景玩日虑安危，感念平生泪交挥。”在陆机的笔下，耄耋之年老态龙钟、昏聩衰迈的形象宛然可见。

过去，我一直称许这首《百年歌》为摹写人生的千古绝唱，甚至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单就诗歌来说，也许并不为过。但是，如果从整个艺术天地的范围来观察，从悟解人生的广度、深度来衡量，维格兰的人生雕塑系列，无疑是更为雄浑博大、精美绝伦的，可说是后来居上，天外有天。

人生不是一幅呆板、单调的画卷。你看这里的两对青年伴侣：左边的这一对可人儿，正在把他们的孩子——“得意的生命之作”高高地托起，满含着柔情蜜意，是那样的忻合无间，仿佛看得到他们身上的脉搏一同起落，心灵的翅膀比翼飞翔。而右边的那两位却是一双怨偶，不知是为了什么，他们正怒目而视，形同寇雠，直至挥拳相向。

难怪有人说，婚姻、爱情是天上的云，地上的风，总是那么莫名其妙。看来，还是诗人施帕乔夫说得对：“爱情不是月光下的散步，／也不是长凳上的叹息。／爱情中会有风波和雨雪，／因为一辈子要生活在一起！／爱情正像一首好歌，／可是编一首好歌却不容易。”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世界——这是佛家的说法。人生有如长林中的树叶，表面上看去，似乎一体相同，实际上，却绝对没有完全的一致，甚至是千差万别的，人们不是常说“哪家都有八出戏”吗？

在这个雕塑系列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个号啕大哭的小男孩。你看他咧着大嘴，张着小手，跺着双脚，仿佛扑向自己的亲人去寻求父母的疼爱，一副未经世事雕凿的浑然烂漫的情态。还有一个环形雕塑特别引人注目，青铜圆环中一男一女做头脚相连的旋转运动，这大概是象征着两性相互吸引、男女永恒之爱吧？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东方的“阴阳”意象的展现。至于桥的两端矗立着的四座雕塑—男人被蜥蜴捕攫，女人被蜥蜴缠结，人与小蜥蜴搏斗，人与大蜥蜴搏斗——的寓意，除了蜥蜴在西方一向是邪恶势力的代表，更深层次的内涵，恐怕就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了。

总体来说，这个雕塑群系列（由于全部矗立在桥上，我把它概括为“生命之桥”），大约表现了20世纪初叶西方人对生命、生活、家庭、事业的错综复杂的情感与认知。手法新颖多变，或借象征喻意，或用写实传神，无不穷形毕相，惟妙惟肖。至于设计师为什么要借助“桥”这个意象来诠解人生，究竟是展示人生在世的生灭流转过程，还是用以象征生命的过渡性、暂住性呢？我一直思忖着。

“生命之树”

前行百余米，过了一处玫瑰园，便来到一座巨型喷泉前面。水池正中塑着四名全裸的壮汉，共同顶戴一个很大很重的盘状容器，泉水从四面溢出，形成高大的水帘。这也许是人生承载过量，不堪重负的象征性显示。耐人寻味的是，透过喷薄的水雾，从四个人的姿势中可以约略地看出，在托举巨盘时，他们的用力是各不相同的。那么，这又暗喻着什么呢？

喷泉四周，有二十组两米高的由树木与人共同组成的青铜雕像。设计师以树木为背景和依托，展示生命演化过程，表现人的一生自婴儿呱呱坠地，逐步成长，历经青年、壮年、老年，最后化为荧荧白骨的自然规律。少、壮、老、死，四个时期各由五组树形雕塑来集中展现，这也可以叫作“生命之树”吧？树枝与树冠各个形态不同，共同构成一个雕塑空间，使之在不同的天气、一天中不同的时刻，随着光影的变化产生不同的效果。生命本身就是一个难解之谜，再在它的外面罩上一件创意奇特的树形雕塑的玄裳，那它为世人留下的谜团就更是繁杂错乱、难解难猜了。

——有水源，便有生命，便有包括人类、树木在内的飞、潜、动、植，从而构成了繁荣昌盛、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如果说，这个系列雕塑群含有生命之源的意蕴，应该是“虽不中，不远矣”。

——当然，你也可能要说，人类演化的“千里之行”，是从走下树木、走出森林迈出第一步的，“生命之树”昭示了人类进化的源头。这自然也有道理。

——肯定还有一种说法：绿树常青，流泉喷涌，使人想到生机勃勃，生命力的旺盛。这倒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是不是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猜想：这种人、树结合的意象，也是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亲密无间、息息相关的浪漫表达呢？

——其实，如果统观“生命之树”的全部内容，恐怕最本质的还是体现新陈代谢的生命进化过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与生命相对应的是死亡。死是哲学、宗教、艺术的共同背景、共同话题。《法华经》说：“生、老、病、死，四苦也。”佛家把死亡列在“四苦”的顶端，因为它的“圣谛”首先就是教人认识生存的苦难。思考死，对于认识生是有价值的。死亡既是生命的终点站，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有限时间段的必然归宿，又是精神活动的末端和最终的渊薮，因而也是生存意义和创造力的辩证的、积极的诞生。艺术是从来也不回避和排拒死亡这个人生重大课题的。作为古典型艺术的理想范本——古希腊的悲剧与雕塑，都把死亡作为中心角色加以表现。千古的诗人和艺术家，有谁不是对死亡这一最高的哲学问题和美学问题予以诗意的沉思和哲学化的想象呢！

作为这一系列的有机组成部分，“曲径迷宫”是万万不可略而不顾的。原来，喷泉四周的地面，系由黑白两色的花岗岩镶嵌而成，组成一幅包括十六组细部各不相同，却有一径相通的扑朔迷离的方形图案。为了走出这座迷宫，我大约花了四十五分钟，走了三千米的路程，整整拐了五百个弯儿，最后才算走出了这个“八卦阵”。不禁慨叹一声：哎，人生的道路很少是笔直的，不仅到处都是弯路，而且有时还会闯入死巷，真是回环曲折，崎岖难行啊！

“生命之柱”

前路步步升高，跨上三个层面、几十级台阶之后，就来到整个公园的制高点，站在了堪称全部系列雕塑群的艺术巅峰——花岗岩独石碑的下面。

独石碑呈圆柱形，高十七点三米，重达二百七十吨。按照维格兰的构思图案，三名高级石工花费十四年时间，在上面雕出来一百二十一个裸体人像。里面包括各种年龄、各种姿势、各种生命状态的男人、女人。有的竭力攀附以免悬空坠下，有的患难中伸手援救他人；有的低眉俯首，在命运面前逆来顺受，有的呈半意识状态自然向上伸展，有的极度地勇猛、亢进，奋力拼争。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虬结蟠屈在石柱周围，用冷硬而鲜活的肉体铸成了一棵灵动、炽烈的“生命之柱”。这些显然经过精心筹划的设计安排，究竟要寄寓什么哲思奥蕴呢？

也许可以从作者本人的提示中获得一些信息。维格兰曾把这种群体的运动比作翻腾的波浪，升起——回旋——跌落。细细看去，独石碑底部的人群斜身半卧，果然像是凝然不动的，中间的人群逐渐直立挺起，相互支撑，螺旋式上升，再往上则更趋活跃，攀向顶峰。而高踞峰巅的却全部都是孩子。孩子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喷涌出来的新生力量，象征着人生的早晨，他们应该站得更高一些。孩子是可爱而又可畏的。你看那目光是多么清纯，多么锐敏，多么执着！他们的眼睛使人想到西方名画中末日审判时天使的眼睛。

“人生之柱”的基础部分呈辐射性展开，四周配置三十六组群雕，均以造型简化、线条粗犷见长。题材包罗万象，诸如劳作、聚会、灾变、别离、爱恋、丧葬等社会人生百态和市井、家庭生活，都得到了深刻的反映。有一尊老媪的雕像，面容忧郁，脸部沟壑纵横般地爬满了皱纹，乳房干瘪下垂，眼睛深陷，显现出人生迟暮的阴暗、凄凉的心境。另一尊雕塑，花季少女侧头枕臂，神色怡然，似在凝神痴想，又像是沉酣在玫瑰色的甜美的梦幻之中。还有一组群雕，刻画两个顽童在欺侮一个癫疯的老人。整个雕塑群突出灰白的色调，寂静的氛围，使人易于沉浸在深邃的思索之中，探求多彩人生的底蕴。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合乎作者的本意？——既然四周的群雕与独石碑合并而成一个整体，那么，它们的意蕴就应该统一加以诠释。如果说，独石碑上的人群作为一个社会集合体，着重显现了人的社会性一面；那么，四周的群雕则是突出了人的自然性一面。合起来，它们成为一部完整的形象的社会人生读本，是用顽石刻就的《百喻经》。其间体现了人类生存竞争的激烈、残酷，也暗含着对于亲情的留连，正义的呼唤；从更深层次上说，也许蕴涵着人类难以解脱的生存悖论——终生处于向往超越却又难以跳出现实泥淖的无奈与无聊之中。我觉得，较之四周的雕塑群，独石碑显然给人留下了更多的遐想余地。据说，维格兰曾经设想，他的这一作品可以解释为“人类的复活”。其然，岂其然乎？

告别了独石碑，沿中轴线继续前行，就到了雕塑公园的最后一部分——“生命之轮”。在一个金字塔形的底座上，安放着一个由四个成人和三个小孩组成的直径为三米的青铜锻铸的圆轮。远远看去，像是设置一个巨大的句号，在为整个雕塑公园做一终结式的告谕。其实，这不过是一个错觉性的巧合。真正的蕴涵也许恰恰相反，它不是在那里宣布闭幕，而是以鲜活生动的形象向游客说明，生命是永恒的，而且在不断地进化，往复延续，生生不已，新陈代谢，未知其终。

“偶在”与“恒在”

参观过全部雕塑作品之后，我又返回到公园的入口处，重新肃立在维格兰的雕像前，在感到异常亲切，也加深了几分理解的同时，不禁对这位伟大的雕塑家平添了无限的敬意。——他是那样出色地以造型艺术解读人生哲学，把炽热的生命活水灌注到冰冷而僵硬的青铜、顽石中去，用栩栩如生的形象来诠释生命、演绎人生。

维格兰于1869年出生在挪威南部滨海小城一个木匠师傅的家庭里，少年时代生活十分贫苦。早期在意大利学习过木雕技术，后来到巴黎师事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雕塑家罗丹。受老师的著名作品——取材自但丁《神曲》的《地狱之门》的启发，他在生命的中后期，花费四十年工夫，创作出了这部具有世界影响的雕塑群体艺术杰作，为其卓立于现代西方美术界之林奠定下了无可动摇的基础。

他的这些杰作，绝大部分为裸体形象，这显然也是接受了他的老师的影响。罗丹有一句名言：“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冒着危险去推倒一切既存的偏见，而表现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这种选择，当然也是出于艺术的恒久性与世界性的考虑。人类的母亲，从西方的夏娃到东方的女娲，都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在如斯纯洁、美丽，秀外慧中的女性面前，一切装饰都成了多余的赘物。面对着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人们所感知的无非是爱，是美，是生命力的勃发，是人生“此在”的自觉，而不会有半点邪僻之念，产生一丝的肉欲。

维格兰以其可贵的平民意识、对社会生活深刻的洞察力、无比炽热的灵感和情思，以及特有的生命诗意、生活美感，去践履他的关于美的本质与自然之爱的艺术追求。他没有步文艺复兴以来那些名家、巨匠的后尘，把目光聚焦于血火交迸的历史题材和头上戴着桂冠、闪现熠熠光环的英雄豪杰，而是钟情于那些平凡得像草丛、树叶一般的庶民百姓，——他们既不能左右政治时局的进展，也无力改变自身的命运，然而却展现着人生的根本状态，最具生命活力，也最富真情实感，因而他的作品才使得那么多的观众感到亲切自然，感到由衷的喜爱。

而这种取材和艺术手法，却又并没有妨碍他的作品同时具备着前瞻性和超越性。人生课题，本身就处于哲学与艺术的中间地带，加之，艺术家善于在揭橥那些普通民众的苦乐悲欢中，巧妙地渗透进深刻的思想内涵、独特的人生感悟，以契合现代人的心灵困惑与深度追求，从而使人生百态、生活实景升华为一种文化，里面闪现着智慧的光华，蕴涵着深湛的哲理，产生一种恒久的特殊的魅力。

维格兰得年七十四岁，在艺术家的行列中属于上寿。但就是这样，他也未及目睹生命雕塑公园1944年全部建成之日恢宏壮丽的胜概，因为一年前他就已经因病辞世了。堪资令人欣慰的是，对应于个体生命的“有限偶在”，艺术的生命之华却是“无限恒在”的，它将绵延于悠悠万世，直至地老天荒。

（2002年）

比利时

滑铁卢是什么

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区出发，我们一路南行，穿过欧洲有名的索瓦尼森林，直奔十八公里外的小镇滑铁卢。

路上，一位华人司机讲到，两个月前，接待一个来自中国东北大工业城市的参观团，带队的是一位将要退休的女处长。虽然已经“坐五望六”了，但是，精力特别旺盛，白天整天在外参观；夜间，还连续跑了几家商店去购物，香水、套裙、高跟鞋的高级品牌，连在布鲁塞尔住过十几年的他，都叫不上来名字。

这天，听说要去滑铁卢，她问：“去看什么炉？”

导游告诉她是滑铁卢。

又问：“滑铁炉是炼什么的？那有什么好看的？什么钢花铁水，我都看见过。”

导游说：“是拿破仑的事，与炼钢无关。”

又问：“拿破轮安装在什么机器上？它不也是炼出来的吗？”

答：“拿破仑是个人，不是机器。”

又问：“什么人？”

答：“一百多年前法国一个野心家，发动了侵略战争，在这里有一个滑铁卢战役。”

女处长又说了：“我们的‘三大战役’还没研究透呢，看它做什么！”

因为目的地到了，司机的趣话便到此为止。

大家下车，首先看了竖立在大路旁边很显眼处的拿破仑的铜像。拿破仑戴着三角帽，全身戎装，双臂在胸前抱拢，双脚摆出类似军人“稍息”的姿势。他的身材原本就不高，这个像似乎更小一些，难道是雕塑家有意贬低他，细想一下，恐怕不是。否则，为什么他不雕塑胜利者英国元帅威灵顿呢？

滑铁卢之战发生在1815年6月18日。在这场持续二十四小时的血拼战斗中，法军和英普（鲁士）联军分别阵亡了二万七千名和二万二千名将士，最后以拿破仑惨败而告终。滑铁卢战役宣告了拿破仑政治生命的结束，最后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上，在这个荒凉小岛上，终结了他那传奇性的一生。而“滑铁卢”一词，从此就成了失败的同义语。

二十多年来，拿破仑率领着那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在欧洲大陆上纵横驰骋，多次进行对外侵略扩张和殖民征服的战争，获得难以计数的胜利。仅1875年至1878年，就有战胜奥地利的乌尔姆之战、战胜俄奥联军的奥斯特里茨大捷，战胜普鲁士的耶拿战役和奥尔斯泰特大捷，还有战胜奥地利的瓦格拉姆之战。可是，这些地方却未见一处立有他的塑像；唯独在这里，却以失败者的角色，留下了他的虽不高大宏伟却也气宇轩昂的形象。这令人想起中国的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喑哑叱咤”，战胜攻取，人们倒不在意，却偏要在他兵败自刎的乌江畔建起了巍峨高耸的霸王庙，你说怪也不怪？

不单单是塑像，这里还建起了一座纪念馆。这是一座白色圆形建筑，像一口面向下扣的浅口圆铁桶，里面环形墙壁上镶嵌着一幅长一百一十米、高十二米的油画，再现了当年大血战的悲惨而壮烈的场面。油画色彩鲜明，形象逼真，一眼望去，刀光剑影，铁骑冲驰，耳边似闻鼓号齐鸣，人喊马嘶。随着画面的展开，像是亲临当年战场，目睹拿破仑骑兵悲壮的败绩。作为近景，在油画与展览馆中心之间，还配有当年战场景象的泥塑，人马杂沓，尸体横陈，歪斜的木板房，丢弃的枪炮，散乱的辎重，配以灯光，与油画浑然一体。巨幅油画出自法国海军画家路易·杜默兰之手。看过了全景画，我们又到对面的小电影院，观看了《滑铁卢战役》的电影，场景真实，构思巧妙，颇有艺术观赏价值。

最后去了一处地处古战场中心的狮子山。山高四十点五米，有二百二十六个台阶，里面埋葬的全是双方战士的骸骨，外面的土是1826年由比利时妇女用背篓运上去的。上有一铁铸的狮子，系用当年战场上的兵器铸成。上面环形大平台的正中，一只长四米五、高四米四五、重二十八吨的铁狮子，雄踞在六米高的底座上，是雕塑大师范·格尔的杰作。这座土山也因而得名狮子山。平台四周围有铁栏，游人可凭栏远眺四面八方的景色。但见南面当年战场为一极开阔的平地。几十里方圆的战场，扇面似的铺开，想象当年法军从南面揳入，普军从东面袭击，英、比、荷联军从北面迎击，一场鏖战就这样展开了。今日耳旁仿佛犹闻杀战之声。天空白云漫卷，欧盟的战斗机往来不停地飞翔，尾部织成网络似的白纹，一片黑云在西天边上浮动，斜晖照射下，山北面的村庄、林地、远处的工厂烟囱历历在目，极为开阔、壮观。

法国大文豪雨果在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的第二部里，以很大篇幅写到了滑铁卢之战，据说就是在滑铁卢现场写就的。我们向导游小姐问了作家当年所住的那间小屋，答复是：原在山的东南面，后来已夷为平地，现在只留有一个标志，附上几句说明词。

小说中有这样两段话：

滑铁卢是什么？是一种丰功伟绩吗？不，是一场赌博。

是一场欧洲赢了、法国输了的赌博。

在那地方立只狮子似乎是不值得的，况且滑铁卢是有史以来一次最奇特的遭遇。拿破仑和威灵顿，他们不是敌人，而是两个背道而驰的人。喜用对偶法的上帝从来不曾造出一种比这更惊人的对比和更特别的会合。一方面是准确，预见，循规蹈矩，谨慎，先谋退步，预留余力，头脑顽强冷静，步骤坚定，战略上因地制宜，战术上部署平衡，进退有序，攻守以时，决不怀侥幸心理，有老将的传统毅力，绝对缜密周全；而另一方面是直觉，凭灵感，用奇兵，有超人的本能，料事目光如炬，一种说不出的如同鹰视雷击般的能力，才气纵横，敏捷，自负，心曲深沉，鬼神莫测，狎玩命运，川泽、原野、山林似乎都想去操纵，迫使服从，那位专制魔王甚至对战场也要放肆，他把军事科学和星相学混为一谈，加强了信心，同时也搅乱了信心。威灵顿是战争中的巴雷姆（数学家名），拿破仑是战争中的米开朗琪罗，这一次，天才被老谋深算击溃了。

到今日，滑铁卢战场恢复了大地——世人的不偏不倚的安慰者——的谧静，和其他的原野一样了。

可是一到晚上，就有一种鬼魂似的薄雾散布开来，假使有个旅人经过那里，假使他望，假使他听，假使他像维吉尔在腓力比战场上那样梦想，当年溃乱的幻景就会使他意夺神骇。六月十八的惨状会重新出现，那伪造的纪念堆隐灭了，俗不可耐的狮子消失了，战场也恢复了它的原来面目；一行行的步兵像波浪起伏那样在原野上前进，奔腾的怒马驰骋天边；惊魂不定的沉思者会看见刀光直晃，枪刺闪烁，炸弹爆发，雷霆交击，血肉横飞，他会听到一片鬼魂交战的呐喊声，隐隐约约，有如在墓底呻吟，那些黑影，便是羽林军士；那些荧光，便是铁骑；那枯骸，便是拿破仑，另一枯骸，是威灵顿；那一切早已不存在了，可是仍旧鏖战不休，山谷殷红，林木颤栗，杀气直薄云霄；圣约翰山、乌古蒙、弗里谢蒙，帕佩洛特、普朗尚努瓦，所有那些莽旷的高地，都隐隐显出无数鬼影，在朦胧中回旋厮杀。

站在狮子山上，看着山顶平台一侧那块巨大的金属盘，按照上面标刻着的记号，查找当年滑铁卢战役作战路线和主要战场，发现所绘图标确如雨果书中说的一个“A”字，A字尖顶为英军统帅威灵顿所在，拿破仑在A字右边一画的下端，与他相对应，左边一画的下端，是拿破仑的八弟的指挥部，A字中间的横线，是从奥安到布兰拉勒的一条凹路，这是一条深陷进去的裂谷。拿破仑不熟悉地形，问他从当地找的一个向导，结果中了奸计。这样，当他指挥军队追击威灵顿时，便有大队人马倾陷进去：“那一刹那是惊天动地的。那条裂谷在猝不及防时出现，张着大口，直悬在马蹄下面，两壁之间深达四公尺，第二排冲着第一排，第三排冲着第二排，那些马全都立了起来，向后倒，四脚朝天向下滑，骑士们全被挤了下来，垒成人堆，绝对无法后退，整个纵队就像一颗炮弹，用以摧毁英国人的那种冲力却用在法国人身上了。骑兵和马匹纵横颠倒，一个压着一个，全滚了下去。从此战争开始失利了。”

雨果此书完稿于1861年6月，而他前往采访，还要早几年，就是说，战火硝烟大约已经熄灭了四十年。当时，他说：“在那场伤心惨目的灾难爆发的地方，现在连一点声息也没有了。那条凹路的两壁间已填满了马和骑士，两旁已没有斜壁了。”

那么，我们来时，已经过去了一百八十多年，就更是“江山已不可复识矣”。

除了黯然神伤，简直无话可说。我只是在纪念馆留言簿上，郑重地写下了六个大字：“诅咒侵略战争”！

（2000年）

西班牙

“架桥者”言

追寻先师孔子的足迹，我们来到了西班牙美丽、新潮、独具个性的海滨城市巴塞罗那。

显然，这是一种文学说法。实际上，孔老夫子生前虽然也曾“周游列国”，甚而气恼地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其足迹所至，并没有突破中国的两三个省份。就是说，未曾跨出神州半步，遑论浩瀚的欧陆！

不过，如果抛开形迹，就其思想传播而言，便是另一种情况了。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二十七年之久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就把《论语》翻译成拉丁文；到了1687年，于巴黎正式出版。此后，孔子便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齐名，在世界范围内名闻遐迩。过去，看过一份由西方思想学术界排列的《一百名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的名单，孔子赫然在册，位居第五；而在美国人心目中，孔子的地位还要更高一些，他们尊奉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消息报道：1988年，七十五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发表宣言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今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的迅猛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化日益呈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在世界上得以广泛传播。中国悠久而独特的文明传统，是创造今天奇迹的原动力之一，这已为更多的人所承认。而对于中国文化兴趣的不断增长，必然带动汉语的推广、传播。于是，以汉语学习与文化交流为宗旨的孔子学院，便像雨后春笋一般，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起来。

巴塞罗那孔子学院的行政中心，设在巴塞罗那“亚洲之家”总部，主要是秘书和中方负责人的办公地点。而孔院的教学地点，则不仅是在这座历史建筑里，而且分布于巴塞罗那大学、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等一些高校的有关院系。现在，我们正站在“亚洲之家”总部的百年老楼的顶层，听着热情奔放的女秘书介绍“亚洲之家”与孔子学院的开办情况。这里视野开阔，前面正对着著名的神圣家族教堂直插苍穹的尖塔。她以自己有机会为架设西中两国文化桥梁尽一分力量而感到自豪，热情地说，传播伟大中国的文化，推广汉语学习，是一项神圣无比的事业；当然，也非常艰巨，任重而道远，像神圣家族教堂那样，需要多少代人才能完成。

步入孔子学院行政中心，迎面就是一尊孔子的塑像。在迢遥万里之外，与这位老先生打个照面，颇感亲切。迎接我们的是两位中年学者。他们分别来自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从名片上了解到，二位的职务分别为主任与副主任，而不是通常的院长、副院长。原来，这里的孔子学院领先一步，已经成立了基金会。由中西两国四方（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亚洲之家”、巴塞罗那大学、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分别注资，实现强强联合。孔子学院基金会主任为独立法人代表。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保证了此项事业的合法性与连续性，不会因为某一方情况发生变化或主事者人事变更、兴趣转移而随之改变。应该说，这是孔院创办中的一项新政。

根据协议，孔子学院的活动可以在巴塞罗那上述三个机构所提供的场所举行，其中包括五十多个教室，三个举办会议、展览和表演的礼堂，以及管理工作的办公室等设施的使用。

孔院基金会主任周敏康博士，年纪并不大，却已是西班牙一位资深的汉学家。他以标准而流利的汉语，向我们介绍说，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腾飞，特别是西中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相互了解的愿望也逐步加深，汉语学习在西班牙正方兴未艾。目前，全国开设汉语的大学超过四十家，粗略统计，学习汉语人数在一万人以上。在巴塞罗那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也在不断增加。适应这种大趋势，巴塞孔院的设立，为加泰罗尼亚地区民众提供了近距离了解、感受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契机，使西中文化在地中海之滨和谐交融。

周主任热情地介绍了西班牙人学习中文、为推广汉语“铺路架桥”的逸闻佳话。一位建筑商的女儿，六岁到十一岁时，家里为她聘请一位旅居西班牙的中国台湾人做家庭教师，封闭学习中文。费心费力学这个，究竟会有多大用处？——父母当时承受着很大的舆论压力。后来，她终于学业有成，派上了用场，1978年6月，以中文翻译身份，随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访问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在当地率先发起汉语的学习、研究活动，至今二十五年过去了。

谈到这里，他笑说，巧得很，几个“8”都凑到一起了：1988年，学校开办第一届汉语班时，有十个学生报名选学中文。有的家长说，这简直是发神经。结果，竟有一半人被选入驻华使馆商务处，到中国高就。1998年，校内报名学中文的增加到二十五人，所学专业被认为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到了2008年，汉语班报名爆满，形成了红红火火的气氛。

坐在旁边的另一位“架桥者”——巴塞孔院基金会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常世儒教授，接着补充了一个小插曲：巴塞市区里有一对夫妇，已经生了个男孩子，最近又领养了一个中国小男孩。为了给两个孩子创造学习汉语的良好氛围，父母两人每天也都跟着学，整个家庭学习汉语的气氛十分浓烈。他们认为，中国前程远大，汉语是未来的世界语言，应该使孩子们及早掌握中文，以便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听到这些感人的场景，我们深受鼓舞。表示回国后，一定要把西班牙人民对中国文化和汉语的喜爱传播开去，以推动国人学习西班牙语言、文化的热潮，更好地架起两国人民之间的“心灵之桥”、“信息之桥”。相信今后西班牙文化的多元与中国文化的独特，必将成为两国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不竭动力。

关于下一步打算，孔院基金会的两位负责人共同谈到，随着西班牙人对于中国文化交流和汉语学习的需求日益增长，当前汉语教师存在很大的缺口。需要三管齐下，一方面在中国扩大招聘；同时，在中国“汉办”的指导与支持下，有计划地在协作城市开展就地培训；还可考虑试行推广华人华侨汉语教学。关于课程，应该是普及与提高并重，在保证汉语教学顺利开展的基础上，适当组织一些层次较高的文化交流、学术研讨活动，以满足当地人多层次的需要。

（2011年）

波　兰

一堂汉语课

实在是孤陋寡闻，过去我对于雅盖隆大学——这座欧洲最古老的学府之一，所知甚少，仅仅听说天文学家哥白尼五百多年前曾在此读书。这次访问波兰克拉科夫孔子学院，才知道，原来她所依托的正是这座世界名校。

克拉科夫孔子学院坐落在市中心古城边上，这是一座17世纪的古建筑。我们一踏入校门，就受到了波方院长、雅盖隆大学国际政治系远近东研究院的讲师阿霞博士和中方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孙仲理教授的热情接待。在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指导下，孔子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孔子学院的日常运营和管理。

孙仲理教授向我们介绍：他们的教学工作，中心是推广汉语；学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雅盖隆大学远近东研究院的学生，二是社会上的学员；共分成八个班，初级、中级各三个班，高级一个班，另有一个书法班，共约八十名学生；现有汉语教师八名，四位来自波兰，四位由中国“汉办”派出，其中大陆三名、台湾一名，另有“汉办”选派的两名志愿者。此外，这座孔子学院还与当地一所小学、三所中学合作开展中文教学、中国文化活动，约有学生四十名。

说着，我们就步入了一个教室。四面墙上，悬挂着多张行书、草书、隶书汉字条幅，内容均为中国古代的著名诗文格言，如“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出自任教于雅盖隆大学的一位中国公派汉语教师之手。2008年1月，克拉科夫孔院曾在雅盖隆大学举办过一次中国书法作品展，这些当是其时留下的展品。据说，这次书法展览吸引了数百名波兰书法爱好者，培养了一大批爱好中国书法的人的兴趣。

孙院长告诉我们，一个小时后，这里安排一堂汉语教学课。我们很珍视这一实际体验、现场观摩的难得机会，就先在课堂后面坐下。学生们陆续进来，发现三个中国人在场，便主动攀谈起来。他们都是当地的成年人，从事不同的职业——

玛丽女士是数学博士、大学讲师。她的教学工作安排得很紧，但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仍然抽出时间前来学习汉语。

依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不少学生起了中国名字，着中国人日常服饰。郭和祥是一位神父，过去到过中国的台湾。他的理想是终身传教，但一直想望着能像古代的传教士那样，有机会到中国旅行、参观，了解那里的神秘而独特的传统文化。

王兵，个头很高，而且健谈，能以汉语简单地与我们交谈。他旗下有一个公司，是一位企业家。曾经两次到中国大陆旅游观光、洽谈商务。问他：你已经会说汉语了，怎么还来上学？答复是：我的水平还不高，需要进修。他很喜欢同中国人交往，爱好中国文化，平常一有时间就学习中国书法、绘画，练习打太极拳。高林，行政人员；田方，大学生；……这里的每个学生，都抱有一种强烈的求学欲望，说起各自学习汉语的经历，妙趣横生，津津有味。

授课者刘润润小姐，湖北荆州姑娘，供职于中国长江大学。她对于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一个个谈起来，如数家珍。虽然每个学生看来都年长于她，但是，他们都很尊重她。这一堂课程重点是跟着录音听、说汉语。有时伴以老师标准的汉语提问，如：

“中国的北方人，喜欢吃饺子。为什么？”

答：“那里冬天很冷，饺子煮出来，热乎乎的。”

答：“饺子里面包肉馅，很香很香。”

答：“外面刮大风、下大雪，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饺子，很有意思。”

……

学生们凭着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一一认真地应答。有的回答不出来，或者闹出了笑话，不免红着脸，耸耸肩膀，腼腆地吐吐舌头。

刘老师走上工作岗位不久，作为文学硕士，原本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这次应聘来到波兰孔院参与汉语教学。她为有机会从事这样一项意义重大的“铺路架桥”工作，感到欣慰与自豪。为了上好课，她到来以后，首先做熟悉授课对象的摸底工作，包括记姓名、懂职业、知爱好、摸习性；同时，认真了解派驻国的文化习俗，提前跟学生见面聊天；结合学生的实际，把握教学体态语言，思考、设计每一堂课的教学目的、教学重点难点、教学方法、教学步骤。她体会到，掌握教学的主动权，是一个艰巨而曲折的过程。如何取得学生的理解和信任，进而运用所学的语言、知识与文化，使每个学生都能学有所得，这是她时刻思考的课题。

这些热心的汉语传播者，远离乡国，告别亲人，只身在外，生活和工作都比较清苦，却都能通过认真而不是敷衍的、踏实而不是虚浮的授课实践，朝朝日日、默默无闻地为办好孔子学院，交流中国文化、传播汉语，付出可贵的热情和耐心，这使我们由衷地感到敬佩与尊重。

（2011年）

美　国

“马背上的水手”

“横在中间的海湾像熔化了的铅般闪着暗淡的光辉，水面上的帆船，有的纹丝不动地躺着，有的随着缓缓的潮水漂流。遥远的塔马尔派斯山，在银色的雾霭中隐约可辨，巍然高耸在金门海峡一旁，这海峡在西斜的阳光中，活像一条淡金色的小道。再过去是辽阔的太平洋，茫茫一片，在地平线上掀起一堆堆滚动的云块，它们正朝陆地汹涌而来……”这是九十年前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笔下的海湾景观，今天看来也并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是为着访问杰克·伦敦的故居而来到奥克兰的。这是一个与旧金山隔海湾相望的美丽城市。过去只知道杰克·伦敦出生于旧金山，后来随同家人迁到奥克兰。但是，故居究竟坐落在奥克兰什么地方，书上并没有记载，问了周围的许多人，也都说不清楚。

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们如愿以偿。真像古代话本中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天，我们去林肯大学参观、访问。当我从名片上得知代校长瑞普先生是文学系教授时，便向他请教了这个问题。他热情地介绍了情况，并详细画了路线图。于是，我们驱车来到奥克兰市，经过一番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杰克·伦敦村。

这是一座庄园式的院落，多为二层楼木板建筑。其中一小部分辟为纪念馆，陈列着作家的《生平事迹概览》，用过的实物，以及在美国出版的他的几十种著作。纪念馆中展品十分丰富，最引人注目的有三件，一是镶嵌在镜框中的作家与妻子卡缅恩的合影，二是一只栩栩如生的灰色狼狗的标本，三是一艘木帆船的模型。

看到这只大狗，我立刻想到了《野性的呼唤》中的“巴克”和《白牙》中的“白牙”。杰克·伦敦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均以狗为主人公，分别写成于1902年和1906年。前者描写大狗“巴克”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但野性未驯，终于在狼群的呼唤下，切断了与人类的联系，逃入了原始森林，变成了狼。后者描写狗与狼的混血儿“白牙”，在荒野中诞生、发育，既具有父亲遗传下来的狼的野性，又保持着母亲驯化于人类的狗的温顺，这种本能把它从荒野引到人们居住的帐篷附近。二者活动的舞台，都是发现了金矿的加拿大荒野。

看着这匹狼狗，我还想到了作家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一个寻金者在北极圈冻土带迷了路，同伴抛弃了他。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形下，他颠踬寻路，奄奄待毙。就在生命垂危中，忽然发现了一匹病得很重的狼向他蹒跚走来。此时，他已无力把狼捕杀，当然，病得很重的狼也没有气力咬死他。但是，一场奇特的搏斗还是展开了，最后，他昏了过去。而当病狼拼命地用牙齿咬进他的肉体时，他又重新振作起来，紧贴着狼的喉咙咬去，一股暖暖的狼血流进他的口腔中。故事的结局是北冰洋上的一艘捕鲸船救活了这个已经不省人事的寻金者。

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妮回忆，列宁在逝世前几天，曾要她朗诵过这篇小说给他听，并且大加赞赏。我想，这是因为小说中洋溢着一种顽强不屈、战胜困难的极其英勇、坚韧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一切正直的人群都是十分宝贵的。

关于这艘木帆船，也是颇有来历的。作家与卡缅恩·基特吉结合以后，十一年间，他们除了在文学事业上相濡以沫，全力配合外，生活上也是步调一致地自由放浪，异想天开。1908年，他们一同登上这艘自己设计的小帆船，沿着南美海岸线航行，去追溯著名作家麦尔维尔《白鲸》小说中捕捉鲸鱼的水域。以后，又乘船到夏威夷群岛，与当地庄园主们结成朋友，深入莫洛凯岛麻风病区，做打破旅行禁区的冒险访问。

杰克·伦敦的这种文学探险事业，在20年代初影响了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们，如海明威与菲兹吉罗等，使他们提出了冲破美国在文学艺术上的地区狭隘性，自愿流放到欧洲去寻找新灵感的主张。但是，杰克·伦敦本人文学生涯的高潮很快就结束了，随着幻想的一个个破灭，最后，不得不回到故乡去建造豪华的别墅，聊以自慰。

从解说员的介绍中，我们知道，杰克·伦敦是跑码头的星相家威廉·亨利·钱尼和孀妇弗洛拉·韦洛曼的非婚生子。迫于生计，他从小就在街头卖报、打零工，小学毕业后进罐头厂卖苦力，常常一口气干十八到二十个小时的活；十五岁时，借钱买下一条小帆船，偷袭海湾中的私人养殖场，做了“蚝贼”；后来，又搭船去过东北亚，在白令海捕猎海豹；回来后在黄麻厂、发电厂做工；不久，又以“无业游民”被关进监狱；阿拉斯加发现金矿后，他加入了淘金者的行列。

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生中真正的爱好就是读书”。即使在做“蚝贼”、捕海豹的艰危境地，他也没有放弃过阅读吉卜林、麦尔维尔、左拉、福楼拜、托尔斯泰的小说，并拼命地坚持创作。他甚至典当脚踏车和衣服，以便买邮票寄稿子，但大量稿子还是被陆续退回。据说，到末了，他收到的退稿笺串在锭子上，竟厚达五英尺。

在他二十三岁那年，生活上出现了转机，他被奥克兰邮政局录取为月薪六十五元的邮递员。可是，面对这个“肥缺”，他却又犹豫了：既舍不得丢掉这个吸引力蛮大的职务，又不想放弃文学创作，只好恳求邮政局长格外施恩，暂先录取别人，待下一次出现空缺时允许他去递补，结果，遭到了断然拒绝。我想，如果杰克·伦敦当时毅然接受了这个职务，或者奥克兰邮政局长答应了他的请求，那么，大洋彼岸的邮政系统可能添加一名额外的邮递员，而世界文学的天宇中却隐没了一颗闪耀着奇光异彩的巨星。

杰克·伦敦只活了四十岁，在十六年的创作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近五十部文学著作，其中长篇小说达十九部。同时，作为一个社会党人，他以火样的激情不遗余力地宣扬革命思想，愤怒控诉资本主义制度。后来，竟被尊崇为“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在他的世界观中，马克思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始终交织在一起，一直到死，都在二者之间摇摆、徘徊。这种矛盾也反映在他的代表作《马丁·伊登》等长篇小说中。杰克·伦敦生前曾打算写一部自传，命名为《马背上的水手》，意在点明他既是一个热爱海上生活的普通劳动者，又是一个高跨在马背上的“强者”。但是，由于死得太早，这部作品本人并没有写出，在他死后二十年，由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完成了。

展览大厅中设有一个大型展台，陈列着世界上许多国家用多种文字出版的杰克·伦敦的著作。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样本却付诸阙如。其实，我国出版过许多种，只是由于两个世界的长久隔绝，才造成这种“此求彼有两不知”的状态。当我们向纪念馆负责人说明要寄赠杰克·伦敦著作样本时，他表示热烈的欢迎，久久地和我们握手、拥抱。

纪念馆属民间机构，非营利单位，由一位杰克·伦敦的崇拜者自愿担任义务解说员。参观纪念馆也不收取任何费用，随进随出，无人拦阻。但在入口处设置一个玻璃箱，上面标有“欢迎义务捐赠”字样，我们一行人主动解囊相助，表达了中国作家的一番诚意。

离开纪念馆，我们又到街市上徜徉，想努力发现一些作家当年的遗迹。童年的小杰克就读过的公立柯尔小学还在吗？作家终生寝馈其间的奥克兰公共图书馆在哪里？他以八万美元修造的豪华别墅“狼舍”，听说后来被大火焚毁了，于今可还留下一些残迹？长篇代表作《马丁·伊登》中女主角罗丝·摩斯的原型、作家的初恋情人梅布儿住在哪里？……

百年时间不到，一切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或者“江山不可复识矣”，令人为之叹息良久。过去以为简·爱重回盖兹海德府所慨叹的：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没变化，而有生命的却变得认不出来了，乃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其实是不确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同样在变。本文开头说的海湾景观八九十年没有什么变化，自是文学语言，而非科学表述。应该说，变是宇宙的常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95年）

旧金山掠影

一

十年前，我有东瀛之行，也许因为是在“一衣带水”的邻邦，那种置身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并不明显。这次赴美考察就不同了，飞机从北京起飞时，上面还有一些同胞，虽不相识却也并不感到生疏；可是，当搭乘东京到旧金山的“全日空”后，眼前便净是或白或黑的面孔，语言也陌生了，一种去国离乡的飘零感油然而生。记得冰心《寄小读者》中有一段话，写她在大洋彼岸的感受：“自此以后，我们所度的白日，和故国的不同了！乡梦里的乡魂，飞回故国的时候，我们的家人骨肉，正在光天化日之下，忙忙碌碌。别离的人，连魂来魂往，都不能相遇么！”

当然，我搭乘的是豪华、宽敞的“空中列车”，飘然御空，风雷万里，抟扶摇而直上，优哉游哉，比起七十年前冰心女士所乘坐的海轮，那要快速得多，舒适得多。古代中国僧人“乘桴浮于海”，远涉新大陆的凄苦境况不说了，即使近代去美洲西海岸淘金的华工，也是乘危远迈、冒险犯难的。他们乘坐“三枝桅”的大帆船，航程三四个月到半年不等，快慢要视潮流与风向而定，波诡云谲，风翻浪卷，人们晕眩万状，苦不堪言。想到这里，心里又平静了许多。

关于旧金山，过去所知甚少，搜寻所有的记忆，不过是：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成千累万的华工到这里来筑路开矿；本世纪初，一场大地震几乎把这个城市从地球上抹掉；1945年，联合国在此成立，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后来才迁到纽约，中国是发起国之一；因为旧金山在美国西部，我也常常把它同西部牛仔片联系起来——在急促而奋发的乐曲配合下，银幕上，一个头戴大檐毡帽、腰挎双枪的骑士，乘着烈马在原野上疾驰，越过重重山峦和高高的仙人掌丛，马蹄下荡起滚滚的黄尘……总之，一切都是隔膜的，陌生的。

可是，实际一接触，倒觉得这里令人感到亲切。街市稀稀落落，维多利亚式建筑群之间，超现代化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成排成阵的高级公寓，随着山势的起伏向前延伸开来，与祖国的大连、青岛相似。沿海峰峦长年隐在浓雾之中，市景朦胧，如罩轻纱。登高望去，建筑在四十座山丘之上的住宅区，如仙山琼阁一般。

旧金山原名圣弗朗西斯科，亦称三藩市。开埠前本是一片荒山，19世纪中叶兴起的淘金潮，使它迅速发展成为大都市，连同它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也一道繁荣起来。这里像世界许多大都会一样，具有丰富的特产资源，四通八达的交通设施，多姿多彩的文化氛围。长期以来，由多种人种、习俗和文化背景构成的移民意识，逐渐融合与塑造了旧金山人富有渗透性的个性与魅力。这里自淘金时代以来就流传着一句话：“弱者到不了旧金山，怯者不敢闯加利福尼亚。”

旧金山三面临海，一面依山，四季凉爽如春，即使在盛夏也无需冷气空调。今年我们那里夏天奇热，对于炎炎烈日自是避之唯恐不远。可是旧金山，人们却对日光企盼不置。偶有几天气温略高一些，红日当空，迷雾廓散，电视新闻便要发头条消息，气象预报员也嬉开了笑脸。于是，各家老少欢快地走出卧室，踏上门前的草坪，脱掉外衣，横躺竖卧。真正是“一年几见日当头”啊！

二

旧金山最著名的景观就是桥了。这里，西部、南部靠太平洋，北临碧波粼粼的旧金山湾，港湾内万吨货轮来往穿梭，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港湾入口处名曰金门，一桥飞架，势如长龙卧波，这就是举世闻名、作为旧金山标志的金门大桥。我们这天乘车来到桥头，正在凝神伫望之际，蓦然，天空飘来一片浓雾，半个桥身被埋藏起来，不禁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憾。看着桥下波翻浪涌的洪潮，我突然记起了梁任公的名句“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粼粼相接，如环无端也”，油然兴起了故国之思。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浓雾渐渐散去，重新把大桥交给了过往行人，大家的心情顿时为之一快。桥身呈珠红色，全部由钢铁构成。中间两座桥墩跨度为世界桥梁之最。桥的两端各有一座铁塔支撑，中间由两条钢缆相连，钢缆粗如电柱，各由两万七千多股钢绳扭成，洵为世界奇观。建桥用了四年时间，1937年投入使用。这是著名工程师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杰作，桥头筑有他的铜像。桥建成后不久，他便去世了。可以说，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桥上。中国有句古诗：“偶然一曲亦千秋。”西哲也有一句名言：“一个人一生中只要干成一件大事，也就可以不朽了。”这个哲理于此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大桥像一条红色纽带，把海湾地区的几个卫星城市连接在一起。美国西海岸的大动脉——著名的一号公路在此通过，使金门大桥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桥梁之一。

然而，这座闻名世界的大桥还有一个可怕的名字：“死亡之桥”。原来，大桥建成后，经常有人来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原因各种各样：失恋，失业，生活无着，或感到前途渺茫。据统计，大桥建成五十多年来，从金门大桥上跳海自杀的已有一千多人。这又是那位伟大的工程师始料所不及的。我们发现，有关当局已在桥身两侧，架设了一层带栏杆的铁丝网，以阻止这种“美国方式”的轻生举动。

我们辞别了金门大桥，又来到号称“世界上最弯曲的街”——九曲花街观光。这是一个颇有意趣却很容易被忽略的去处。所谓九曲花街，原是一条从小山冈向下倾斜的街道，名为林弼街。车辆只能由上而下单向行驶。旧金山市区本来就建在丘陵地带，随地都是高下起伏，而倾斜度最大的当以此街为最，大约在40度左右。市政厅特许，那里的住户可以把花圃伸向街心，但不能整齐划一，必须犬牙交错。这样，当汽车向下行驶时，就要弯弯拐拐，做锯齿状下旋，既缓解了坡度，又增加了情趣。

花街的得名，源于又弯又陡的车道两旁种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可是，坐在汽车上，人人都提心吊胆，冷汗涔涔，什么也顾不上欣赏。因为只要司机稍一疏忽，或者汽车临时出点故障，就会车仰人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虽然置身花团锦簇之中，却什么也无心赏玩。直到汽车走到尽头，停在平地之上，人们才放下这颗惴惴不宁的心，回头凝望着那壁立的花街，充满无穷的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我想，这和七色人生颇有些相似：当年轻力壮之时，奔波世路，闯荡江湖，身旁纵有千般旖旎，万种奇观，也因为要赶赴征程，无心玩赏，正如一首诗中所写的：“列车为奔赴一个遥远的目标，错过了多少身边的风景！”而一当走下工作岗位有了闲暇余裕，那似锦年华，如花丽景，却已成了明日黄花，逝者如斯，无从追索，统统付与淡淡的追怀。

三

对中国客人来说，旧金山最具吸引力的要算中国城了。这里有美洲各埠中最大的唐人街。入口处有一座东方建筑风格的牌楼，红色圆柱，绿琉璃瓦遮檐，过街横额上刻着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这一带，街道最繁华，商店最密集，人流最拥挤。一座座阁楼高耸，中文招牌林立，邮局、书店、会馆、酒肆、中药铺、功夫馆、古董店、神庙、祠堂，应有尽有，驻足其间，颇有置身香港、九龙之感。

“华埠”，说来好听，其实这里乃是血泪交迸之地。最早在唐人街落脚的，是一群破产的中国农民，他们出洋谋生，淘金筑路，选择靠近海边的荒地，支起帐篷、木架，聚众而居，守望相助。后来，华人渐渐增多，这里便成了一个集中区域，建起了楼屋、街市。大地震之后，一切都荡然无存，只好筚路蓝缕，重建家园，再创一种新生局面。美国到处充满竞争，在唐人街这种古色古香的地方，也不例外。此间店家云集，但盈利颇丰者甚少。许多人开店设肆，惨淡经营，名为老板，实则比打工好上不了多少，无非更加费力耗神罢了。特别令人倒抽一口冷气的是，几乎每隔几天，都会出现旧店倒闭、新店挂彩营业的现象。三年五载过去了，在过路人看来，街面变化不大，但当地人清楚，许多店铺经过巨浪淘沙，已经更换了几代主人。

唐人街茶馆很少，只有零零散散的小咖啡屋，常客是一些身躯伛偻、形体清瘦的老年人。早年间，他们拼出自己的全部血汗，为子孙后辈在这块充满风浪的地面上闯出一条生路，勉强地立下脚跟，而他们自己却已力尽筋疲，像潦倒疆场上的衰颓老马一般，再也无力南北驰驱了。只好在风日晴和之际，几个老人凑在一起，以咖啡代茶，搅拌数杯往事，夹杂几许凄凉，追怀少日情景，或者谈论一番故乡风物，算是晚年的一种慰藉。

在闲谈中，听到一位朋友谈起了华人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的贡献。当年，那里的“淘金热”吸引了大批中国人渡海前来。原本不毛之地的加利福尼亚，一变而为繁荣昌盛的西部大州。加州黄金的发现，使美国成为黄金大国，在世界上吐气扬眉。据一份资料记载，1855年加州有华工三万多人，其中多半在金矿，他们的税负很重，成为当日加州的主要税源。黄金淘尽，华工无业可就，便在废矿区开辟了菜园、农场。以后，又投入了横贯东西部的铁路建设。他们在挖矿、筑路、开辟草莱中，死伤累累，那些幸存者成了今天许多美籍华人的祖先。可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下滑，失业灾难降临，大资产者为转移视线，又制造了“华工夺去当地工人饭碗”的舆论，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限制华人入境条例纷纷出笼。

旧金山湾里有一座天使岛，亦称埃伦岛，望去宛如翡翠盘中一颗闪闪发亮的明珠。可是，这里却凝结了华工几十年的血泪。从1910年到1940年的三十年间，岛上的移民拘留所曾监禁中国移民十七万多人。监禁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三四年。每日每人八分钱伙食费，睡三层木架床，几十人挤在一个屋里，没有行动自由，只能在床上辗转反侧。审讯非常苛刻，竟至蛮不讲理。有的人不堪折磨虐待，愤而自杀；许多人题诗泄恨，后来有人专门编成一本《埃伦诗集》，其中有这样两首：

闷处埃伦寻梦乡，前途渺渺总神伤。

眼看故国危机甚，一叶飘零倍感长。

伤我华侨留木屋，实因种界厄瀛台。

摧残尚说持人道，应悔当初冒险来。

至今，一些老华人提起这座集中营来还悲愤填膺，他们甚至很怕向天使岛瞭上一眼。当我们提出要到岛上看看，他们连连摆手，说：“算了，算了！”

算了，我的文章也就此打住。

（1994年）

把望远镜掉过来看

一

在我到过的独联体、东南亚、北美、西欧的国家中，涉及那里的作家生活、文学创作活动，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圣彼得堡，19世纪上半叶那里活跃着一个作家群；一个是巴黎的蒙马特公墓，里面埋葬了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另一个就是纽约，从18世纪初一直延续到当代，这里出现了一批知名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国际文坛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我漫步在纽约街头，充塞于头脑之中的，不是那些触目皆是的“石屎森林”，也不是那种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象，而是那灿若群星的纽约作家群及其所创造的林林总总的文学形象。

我首先想到的是欧文。人们当会清楚地记得，这位出生在纽约，堪称美国文学之父的小说家、散文家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纽约外史》，淋漓尽致地讽刺了荷兰殖民者在纽约的统治，曾受到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激赏。

当然，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纽约作家惠特曼的《草叶集》。在恢宏、绮丽的诗章里，诗人创造了“人”的光辉形象，一种惠特曼式的新型的人。他们身体健壮，心胸开阔，有崇高理想，永远乐观，从事劳动创造，鲜红的血沸腾着，好像那消耗不尽的力量的火焰。

与惠特曼同年出生在纽约的赫尔曼·麦尔维尔，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他的杰作《白鲸》，是一部绚丽多彩，蔚为奇观的经典性作品，堪称一首威武雄壮的海洋叙事诗。一个多世纪以来，书中主人公充满艰难险阻、英勇壮烈的奋斗生涯，那种坚忍不拔、死而无畏的顽强拼搏精神，一直激荡着人们奋进的心弦。

在《白鲸》中，作家通过象征、烘托、借喻、曲笔等表现手法，翔实地描写了19世纪捕鲸者的紧张、惊险的生活，叙述了曲折跌宕的故事，刻画了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抒发了他对美与丑、善与恶、文明与野蛮、民主与奴役、命运与自由的独到见解，表达了他对普通人民特别是黑人的深挚的同情。但是，这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由于思想超越了当时人们的理解能力，以致长期受到文学界的冷遇。直到作家去世三十年后，人们才开始注意它，于是，又是出作者全集，又是写传记、拍电影，闹得沸沸扬扬。这也是古今中外文坛上常见的、令人为之扼腕的现象。

过了将近一个世纪，1915年在纽约又同时出生了两位作家，这就是赫尔曼·沃克和阿瑟·密勒。前者以长篇小说《战争风云》叱咤文坛。这部作品和美国其他战争小说不一样，不是局限于一个战区、一次战役，也不是仅以战争为衬托背景，展开种种矛盾、冲突，实际上与战争关系不大；他的这部作品是从政治、外交、军事以及整个战略思想的全方位，正面反映这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战争，是当代西方文学中很少见到的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诗。

阿瑟·密勒算得上当今美国剧坛的第一号人物。在美国的剧作家中，能够排列在他前面的，只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还有田纳西·威廉斯，但是，他们都已经不在世了。密勒是犹太人后裔，青年时代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由此，终生他都关心社会问题与人类命运。他创作出三十来部作品，1949年由于典型现代悲剧《推销员之死》的上演，进而成为世界知名的剧作家。对于他，中国观众是熟悉的，1978年秋他曾访问过中国，《推销员之死》也在北京上演过。

剧本以一位上了年纪的推销员被老板辞退后驾车自杀的悲剧，揭示了“美国梦”的社会现实的虚幻。这是一部撼人心弦、发人深省的佳作，广大观众称之为“一枚埋在美国资本主义大厦下面的定时炸弹”。推销员威利的结局是三四十年代千千万万普通美国人的人生悲剧。剧作家是这样陈述他的创作意图的：我“要在那些新老板和扬扬自得的王公面前，横陈一具他们的信徒的尸体”。

在表现形式上，这部剧作也是独树一帜的。它将类似电影艺术中的闪回手法成功地运用到舞台上，并通过灯光变化等手段，将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梦幻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从而获得了突出的艺术效果，可说是现代戏剧技巧与严肃社会主题完美结合的一个典范。

这里顺便补缀一句，已故著名性感影后玛丽莲·梦露曾是他的前妻。但是，终因二人——一个思想深邃、极为自负的剧作家和一具头脑空虚、精神贫乏的美丽肉体，在性格、智力、修养方面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离异。

应该说，纽约这个地方，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是颇富诱惑力的。纷繁万状的世相，你死我活的争夺，随时发生在作家的身旁，刺激着他们的神经，触发着他们的灵感，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也许正是有那么多的作家从纽约起步，或者以纽约为创作背景的重要原因。

二

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有个著名的格林威治村。说是“村”，其实并非乡村，而是这个大都会中一个比较幽静的所在，历来是作家、艺术家喜欢居住的地方。在这里的咖啡馆，你常常可以听到涉及文学艺术课题的交谈；漫步此间一些公寓和住宅的门旁，你会发现一个个铜牌，从而得知埃德加·爱伦·坡、托马斯·沃尔夫、亨利·詹姆斯、尤金·奥尼尔等，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这些作家、艺术家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至漫步在纽约街头，无时无刻不感到他们的存在。诚然，这里有难以计数的齐云摩天的高楼广厦，有熙熙攘攘皆为利谋的各种肤色的人群，有经济、政治、军事、贸易方面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激烈争夺，有五光十色的西洋景、众生相，但都掩盖不了文学创作的光辉。

它们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由于国情的差异、民族的隔阂、语言的障碍，我们这些他乡游子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之后，不仅“举目有山河之异”，而且社会人情各个方面都感到生疏、隔膜，交往的圈子很窄，没有机会同平民百姓接触，加之，时间短暂，行色匆匆，手抚一斑，难窥全豹。一条重要的沟通渠道，就是借助于文艺作品。比如，一些作家描写过的纽约的种种人情物态，一些摄影师、画家提供的市井风情画面，都为我们认识大洋彼岸这个极具特色的国度创造了条件。这次身历其境，置身于百老汇街、时代广场、中央公园、五大道……居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将社会真实描述给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产生一种由衷的感佩。

我漫步在纽约街头，细心地寻觅“二十号街”的踪迹，为的是想亲身体认一下出生在纽约的著名进步作家艾伯特·马尔兹笔下的《二十号街的星期日早晨》的实况：大街上阳光灿烂，一群穿着节日服装的孩子正在玩球，跳绳的小姑娘发出“踢嗒、踢嗒”的声响，一片繁杂、热闹景象。突然传出“有人自杀了”的信息。街坊邻居以及收尸工人对这种人间悲剧早已麻木得无动于衷。公寓楼上的窗口出现许多面孔，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走开，谁也不下楼。不久，房东太太在事主大门的玻璃上挂上了“空屋出租”的牌子。着墨不多，而人情世态毕现无余。

街头闲步，见到前面有一座歌剧院，刚好散场，人们挤挤撞撞，匆匆离去，我却久久伫立，深情地注目。心想，这也许就是美国女作家埃迪丝·沃顿《天真时代》中描写过的剧院哩。观众里面，有没有那位伯爵夫人奥伦斯卡呢？

记得小说是这样描述的：某天晚上，纽约一家歌剧院的包厢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穿着与众不同的奥伦斯卡伯爵夫人身上。她的丈夫是个行为放荡的波兰贵族。为了摆脱他的羁绊，她返回了故乡，渴望离婚，却又慑于社会舆论压力，心情十分苦闷。她与新派律师纽兰·阿哈，通过频繁交往，由相知、相悦而相爱，但却受到同样爱着阿哈的表妹的干扰。作家通过深入描写阿哈同两姐妹的“三角恋”，反映了由于习惯势力这堵墙的阻隔使真正的爱情无法实现的悲剧。

小说的结局是这样的：三十年过去了，表妹和丈夫都已经去世，分处两地、久久离别的这对情人，有了结合的条件。这天，奥伦斯卡夫人邀请阿哈带领他的儿子前去做客。阿哈如约而至，但在最后一刻，他只让儿子进屋，自己却凝望着楼上的灯光，在窗外伫立着。他唯恐爱情的甜美回忆，会无情地被历尽沧桑的自己的衰老形象所粉碎。小说具有优美、醇厚的艺术韵味。

三

我漫步在纽约街头。这里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富可敌国的豪商巨贾在进行着紧张、繁忙的经贸活动。然而，我想到的却是两桩发生在纽约市区，微不足道却震撼心灵的“买卖”。

一桩是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中所描写的，圣诞节的前一天，住在与贫民窟相差无几的公寓里的德拉，正在愁着没有足够的钱为丈夫杰姆买一件圣诞礼物。她刚刚哭过一场，此刻站在镜子前，望着美丽的披肩秀发，毅然决定卖掉它，以便用来购买礼品。这样一来，她到底为丈夫买到了一件圣诞礼物——为他那块祖传三代的金表配上了一条金表链。

晚上，她煮好了咖啡，等待丈夫归来。可是，杰姆回来后，一见德拉的短发立刻怔住了。原来，作为圣诞礼物，他为德拉买了美观大方的镶着珠宝的高级发梳，但是，长长的秀发却已经不见了。德拉一边安慰着丈夫，说：“没关系，我的头发长得快。”一边拿出她为丈夫买的金表链。可是，她哪里知道，杰姆为了买这把高级发梳，已经把金表卖掉了。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

可贵的是，他们没有为日常生活的拮据而丧失其美好的感情，都想为对方献上一份爱心。这种事情发生在物欲横流的商品化社会里，就弥足珍贵。作者欧·亨利与埃迪丝·沃顿同龄，（看，又一对同龄的美国作家！）虽然他不是出生在纽约，但曾长期居住在这里，经常出入于贫民公寓、小客店、小酒吧、下等剧院，广泛接触下层人民，一直自认为是四百万纽约小市民中的一员。

另一桩“买卖”反映在短篇小说《灾星》里。作者杜鲁门·卡波特运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把现实与梦幻交织在一起，刻画纽约小市民、女主人公迪尔维亚的贫穷与孤独。迫于生计，她卖了妈妈送的手表，卖了獭皮大衣，卖了晚上出门用的金网银提包，待到手头再没有东西可卖时，就如美国著名作家辛克莱在《屠场》中借马利亚之口所说的：“人到穷苦无告时，什么东西都会出卖的。”她就以五美元的代价出卖自己的梦。但是，失去了梦，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幸福，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灵魂。因此，她又冀求再把梦找回来。作者就这样迂回曲折地通过畸形怪诞的形象，表现了小人物的绝望与辛酸。

这可说是最为凄神寒骨、令人心灵震撼的。如果认为欧·亨利的小说是“含泪的微笑”；那么，看过《灾星》之后，恐怕是绝对笑不出来的。悲哀如果还有泪、有笑，则人心尚有感、有觉，此可谓悲哀之最初境界；若是到了泪与笑都没有时，则为彻底的悲哀，自是悲剧的最深层境了。

有人说，短篇小说好像都有国籍。意思是，各国的风格独具。比如，19世纪的莫泊桑、梅里美、左拉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法国风味，一般都要叙述故事，而且围绕一个情节展开，故事主题又尽可能奇特不凡；契诃夫、柯罗连科、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则是朴素无华、日常生活化的，同时又体现了情感化和严肃性，一眼就能看出俄国短篇小说的特点。

而美国短篇小说的历史是比较短的，到现在也不过一百五十几年，但它在欧美文坛上，却是成果辉煌，唯一可与俄、法并称，鼎足而三的。英国作家毛姆甚至认为，“不只一次，美国短篇小说深刻地影响了别的国家短篇小说的写作实践”。从上述提到的几个短篇，大体上也能看出所谓“美国性”的独特风格，即更注重想象，追求奇异的情节；同样是反映现实，但方法却好像是把望远镜掉转头来，从物镜一端看出去，现实依然可见，只不过被推到了很远很远的背景上。

（1995年）

曼哈顿的“西洋景”

小时候，每逢过年前后，最开眼界的是到故乡小镇上看“拉洋片”（实即幻灯片）。操作者口里唱着“往里面瞧来往里面观，西洋景致不一般”，然后就一片接一片地拉开屏幕，把摩天楼、大马路、金字塔等国外各种景观展现给观众。这不仅对少年儿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我的有限的压岁钱一多半都送到这里来了，而且，成年人看了也是兴味盎然，记得那些天我的两三个族叔几乎一天不误地守候在那里。

这次访问美国的大都会纽约，住在曼哈顿区，算是身临其境地观看了一回“西洋景”。整天与摩天大楼相对，不禁勾起了儿时的记忆，颇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一带高楼密布，街巷成为“密林中的小道”，显得十分狭窄，人们似乎头碰着头，手拉着手，拥塞得很，而且只能仰观，不能平视。这对久居平原、视野开阔的人来说，是极不习惯的。

此间有号称“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帝国大厦，共一百零二层，高三百八十米；但它的世界冠军地位，近年已被身旁的高四百多米、一百一十层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所取代。克莱斯拉大厦七十七层，华尔街“60段塔”七十六层，曼哈顿银行七十一层，REA大厦七十层，这些都是它的弟弟、妹妹。地处曼哈顿南端的华尔街，集中了美国最大的银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成为美国金融帝国的象征，可是，它长仅五百米。而长达二十九公里，号称“纽约街道之最”的百老汇就在它的身旁。作为娱乐场所的渊薮，这里有许许多多剧场、影院、舞厅、夜总会，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与娱乐综合体——洛克菲勒中心，包括二十一座建筑物，单是餐厅就有三十家，加上各种商店、诊所以及民航、铁路、轮船公司、各个国家的旅行社等形形色色的服务性行业，形成了一个几乎独立于纽约之外的“城中之城”，平均每天吸引游客近二十万人。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属于人文景观的“西洋景”，足资记述的也不在少数，还是先从同性恋者大游行写起吧。

一星期之前，我们在旧金山市入境，行囊甫解，居停主人就说：“你们晚到了一天，丧失了一次大开眼界的机会——昨天这里有十三万同性恋者上街游行，市长走在最前面，为游行队伍开路。”

我大惑不解地问：“市长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他也是同性恋者吗？”

“当然不是。”主人说，“但他不能不表示支持，否则，选票就丢得太多。”这样一个盛大的场面没有看到，自是有些憾然。不料，几天后在纽约竟有机会目睹了声势更大、规模可谓空前的国际同性恋者大游行，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这一天是6月26日，星期天。中午，我们在临街的饭店就餐，发现窗外走过许多对对双双的同性男女。他们一般都做夫妻装扮，携手并肩，无比亲昵。男性同性恋者，一般都戴单个耳环，身后裤兜掖一条白手帕；女性的没发现有什么特点。出于好奇，我们很想过去拍几张照片，但心存顾忌，唯恐引起当事人的不快。后来，发现他们根本不在乎，有的还停下脚步，等我们拍摄完再走。原来，他们都是赶过去与大队伍会合的。

一个小时之后，就见塞满街衢的游行队伍，由两三千人托展着一面长一千六百米长、宽九米、重三千四百公斤的特大彩旗为前导，长江大河一般滔滔滚滚、浩浩荡荡地奔腾呼啸而来。据说，游行者不仅来自全美各地，还有英、法、德、南非、哥伦比亚等四十多个国家的同性恋者参加，包括围观助阵者在内，达一百一十万人。他们齐声呼喊着“反对歧视同性恋，传统应该予以认同！”“为争取同性恋合法权利而斗争！”等口号。街道两旁观众如堵，围得水泄不通，不时腾起欢快的鼓噪声、呼叫声。我们走过曼哈顿的几条主要街道，都曾与游行队伍碰面。由于汽车无法通行，这半天的访问计划已全部告吹。

这次国际性的同性恋者游行集会，是为了纪念纽约抗暴事件二十五周年。1969年6月27日晚，美国警察突袭了纽约格林威治村一家同性恋者常去聚会的酒吧间，爆发了持续三天的抗议示威活动。同性恋骨干分子把这一抗暴活动视为当代男女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的开端。

这次百万人大游行进行得十分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阻挠和暴力干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通过新闻媒体赞扬游行组织者的才能，对警方维持了良好秩序予以表彰。但游行者多数对现状不满意，不抱乐观态度。有的说，尽管二十五年来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许多人在家乡并不能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要消除社会各界对同性恋的歧视及找到治疗艾滋病的途径，还需要做很多事情。许多游行者表示担心，如果其性取向暴露了，就将失去工作机会。

来自美国南部亚利桑那州的政府公务员D.M不愿被人拍照，担心回去受到革职处分。他说，想到这里，不由得冷汗淋淋，心中惴惴。两个来自俄亥俄州的女同性恋教师也有同感，当即附和说，她们的名字如果公布出去，很可能被学校炒鱿鱼。我们原来就听说，在美国，即使找不到异性舞伴，同性的也不能双双起舞，否则就会被认作同性恋者，旁人会投以责备的目光。通过和他们交谈，得到了证实。

这次集会，也是全球亚裔女同性恋者的第一次会师。一百多名亚裔女同性恋者，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北美各地赶来参加集会。负责筹划此次活动的“亚裔女同性恋者联络网”纽约分会，包下了曼哈顿时装科技学院的整栋宿舍，并举办了多项内容的讨论会，以便互相交换信息，扩大交流。来自马来西亚、目前正在美国修读化学博士学位的S女士，两年前确定了自己的性取向，在这方面十分活跃，但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她的父亲认为，女儿是被美国的思想潮流所毒化了。来自中国台湾的陈女士，在美国一家公司供职。她说，同性恋在台湾只能以传统世俗的包装掩饰着，到目前为止，她的身份尚不为父母、亲友所知。

游行结束后，约有十万人冒着暑热出席了在中央公园举行的集会。前几天，在纽约扬基体育馆曾举行过有五万人参加的第四届同性恋者运动会，一万一千名运动员分别来自四十四个国家。下一次赛会，四年后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

同性恋现象殊难理解。据婚恋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这属于性反常和心理变态的典型表现。其重要特征是爱慕同性而厌恶异性。实际上称为“性颠倒”可能更准确些。这种现象青春期出现较多，可能维持终生，也许会半途削减，成为整个正常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不少同性恋者，其他方面与正常人无异，只是在性生活问题上不能与人类文明同步。其成因，有的科学家从生理方面加以解释，认为有些人生来对异性不感兴趣，乃是由于脑垂体构造异常；也有的认为，异性相吸是因为人的大脑中一种类似氨基丙苯的化学物质起作用，缺乏这种物质，异性即失去吸引力。但是，总体上看，社会性的因素占的比重应该更大些，否则就难以解释：这类性取向何以在美国特别是纽约非常多。

曼哈顿的另一奇观，是满街不堪入目的“涂鸦”恶迹。除去一些特别重要、非常显眼的高层建筑，由于那里终夜灯火通明和有人看守，因而比较干净外，其他建筑物以至一些橱窗、汽车、集装箱上，到处涂满了各种颜色的莫名其妙、荒唐可笑的图案。人们把它统称为“涂鸦”。它们究竟表现什么内容，由何许人所为，谁也讲不清楚。一般地认为，它植根于一些美国青年对社会与未来失去信心但又找不到出路，以致空虚无聊、愤世嫉俗的反叛情绪。这些人往往在夜深人静之时，手持装有涂料的喷涂器一类东西，见到平面就乱涂一气儿，尤以纽约地铁为最严重。只要走进地铁车站，就会看到车厢与四壁被涂得一蹋糊涂，脏乱不堪。

据说，“涂鸦”行为肇始于1965年，当时有个名叫塔基的青年，用斗大的字在车厢上涂写了自己的名字，后面缀有自家的门牌号码“138”。谁也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但这种做法立刻风行全国各地，人们纷纷效仿。从此，地铁车厢与四壁很快涂满了横七竖八的人名和数码。开始时管理人员还下力擦洗，但越擦越涂，越涂越多，总也擦不干净，只好听之任之。而后便逐渐蔓延开来，楼堂馆所、巷尾街头，几乎无处无之。有关单位开始也是尽力设法铲掉，后因除不胜除，只能徒唤奈何，结果造成一种社会公害。

警察当局对此非常恼火。为了惩治、搜捕那些“涂鸦大王”，费尽了心机。报载，有的采取了诱骗手段，引他们自动上钩。便衣警察通过媒体公布，一家环球制片公司征集“涂鸦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如能中选，作品可在电影纪录片上放映，并组织作者免费去洛杉矶好莱坞影城游览。结果，一批小青年纷纷前往“征集处”填写自己的“涂鸦”活动范围和出示真实“作品”的样品，有一些还当场试涂、献技。这样，一些破坏公物的“涂鸦”分子陆续被捕。有的直到锒铛入狱时还问：“免费游览好莱坞，什么时候兑现？”

在这个当今最现代化的大都会，还存在着一种最古老的行业——卖淫。特别是自从美国国会1960年修改了色情管理法例，放宽了这方面的限制，色情淫乱活动化暗为明，愈行猖獗。而地处曼哈顿心脏部位，堪称繁华富丽之地的“时报广场”一带和42街，尤为集中突出。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污浊下流的东西，在这个“黄色世界”都能看到，什么性影院、性商店、性表演、性磁带、性杂志，等等，应有尽有。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街头处处，但见一些妖艳的女郎列队门前，浓装艳抹，搔首弄姿，以吸引那些“寻芳逐臭”之徒；有时遇到单身男客，竟蜂拥而上，毫无廉耻地公开议价；也间有年轻貌美的男妓，同样炫姿弄色，干着出卖肉体的勾当。

向来，色情、淫乱与暴力、吸毒是紧相联系着的。这一带也是毒枭出没、暴力凶杀抢劫的罪恶渊薮。市中心矗立着一块大型电子显示屏，俗称“死亡表”，随时报道全国各地被凶杀的人数。一到纽约，我们就被告知：“千万多加小心！”因为这里的盗窃犯知道到此出差的中国客人没有信用卡，随身带有现金，很容易成为猎取对象。

面对着曼哈顿的种种“西洋景”，我记起了当地一家报纸对纽约的评论：这是个既让人向往又让人害怕，既充满希望又到处令人失望的城市。这里是物质丰富，科技高度发达，而精神空虚，生活质量低下的世界。这里美丑并存，薰莸同在。

（1995年）

从“影都”到“乐园”

一

旧时中国戏院常挂一副这样的对联：“谁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说的是座上客与剧中人原为一体，意义十分深刻。可是，实际上难以落到实处，毕竟唱的归唱，听的归听。这次在洛杉矶参观迪斯尼乐园和好莱坞影城，我倒觉得，那里的许多节目都体现了观众实际参与，与表演者融为一体的要求，可说是：原无袖手旁观客，都是逢场作戏人。

比如，在影城好莱坞，我们通过参观，实地经历了一场模拟性大地震，大家都毫无例外地着实受到一场惊吓。十年前，我曾亲身经历过海城、营口的大地震，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至今还时萦梦寐。可是，即使我这个“曾经沧海”的人，当乘坐影城的旅游车徐徐驶入地铁车站，车身尚未停稳，突然间猛烈摇晃起来，车窗外面，地动山摇，烈焰冲天，房倒屋塌，地下水汹涌奔流，眼看就要把铁道淹没……尽管是模拟性的8.3级地震，我还是惊骇万状。由此，也可以看出它的逼真程度。当然，我这里主要是说，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观众参与。

迪斯尼乐园最引人入胜的节目是“海盗洞历险记”，同样体现了观众参与的特点。这里再现了16、17世纪加勒比海上的海盗生涯。我们来到海盗洞前，首先看到一个充满恐怖与神秘气氛的“骷髅”标识，它似乎在向游客昭示：做好思想准备，眼前即将进入一个惊险世界。

果然，当我们在满挂着各种图腾物与许多人头骨的阴森可怖的码头登上一艘平底汽船后，立刻开始了一场神经始终紧张的蛮荒历险。汽船先是在浩瀚的海域航行，突然与几艘迎面袭来的海盗船遭遇。顿时，号角齐鸣，炮火连天，我们的汽船在交战双方的火力网中穿行，人人提心吊胆，幸好炮弹只是擦着船舷而未落入舱中。接着，海盗攻陷一座海岛上的城堡，城内火光烛天，哭声、喊声连成一片。头裹黑巾、手持利器的海盗，肆意烧杀抢掠，追逐、搂抱妇女寻欢作乐，最后还把市长投入井中。汽船上的游客惊魂未定，忽然又被载入一条河流里，两岸遍布着热带雨林，鳄鱼张开血盆似的巨口，露出一排尖利的牙齿，做待人而噬状，样子十分吓人。船拐了个弯儿，又见河马从水中探出头来，旁边有一头大象在嬉水，顽皮地用鼻子向游客喷水。在一个岛屿上，一群少女正欢快地跳着草裙舞，展现出一种干戈化为玉帛的和平气象。随之，汽船也就返航了。

二

好莱坞影城和迪斯尼乐园的设计者，独具匠心，充分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在地面、地下、空中的永久性游乐场地，运用光学、声学和生物学的原理，通过各种电子仪表和计算机控制着众多的活动模型。人们在这些科学世界和神秘迷宫，可以看到远古时代的洪荒未辟的景象，和现代以至未来世界中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增加了天文、地理、历史、生物、航天、航海等多方面的知识。迪斯尼乐园的“遨游太空”，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最充分地体现了现代高科技的水平。

我们一登上太空飞船，立刻就被保险带紧缚在太空椅上。灯光忽地熄灭，舱内一片漆黑，太空飞船剧烈地摇晃、震荡起来。面前展现出浩瀚的星空，在蓝色的天幕上布满了闪着光亮的星河、星座。流星群猛然袭来，飞船上旋，俯冲，左闪，右避。眼看一颗巨大的流星即将与飞船对撞，游客惊恐万状，呼叫不停，幸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飞船一个俯冲闪了过去，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人们长出了一口气。飞船安然脱险后，继续在缀满繁星的天宇中漫游，载着游客饱览各种宇宙奇观，最后稳稳地降落在地球上。场上华灯顿时明亮起来。

我忙于四下探索，想看个究竟：飞船航行的场地到底有多大，能容得下我们如此这般恣意遨游？但很快就发现，飞船实际上原地未动，只是太空椅前后、左右、上下摇晃；正前方的观察窗对着一方银幕，飞行过程中，银幕放映着各种太空景象的电影；配合各种景观，太空椅做相应的摇晃、摆动、俯仰，从而造成一种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的幻觉。真是奇欤妙哉！如果不借助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这两个娱乐王国，正是依托于高度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通过各种布景、灯光、音响效果，使游客饱游饫看了千般奇险、万种迷离的西洋景，时而置身科幻世界，时而进入冒险乐园，时而海底潜行、孤岛漂泊，时而太空探险、蛮荒猎奇，时而涉足罗马古城，再踏进拓荒时代的美国西部古镇，时而观赏瑞士雪山丽景，又走上伦敦街头、徜徉泰晤士河畔，时而参与海陆空大战，时而邂逅外星人。真真假假，光怪陆离，一处比一处引人入胜。特别是“卡通世界”中的米老鼠、唐老鸭、大笨狗、白雪公主、小飞侠彼得·潘等“人物”、“幻想乐园”中的灰姑娘城、睡美人古堡，以及圣经故事、童话王国中的仙女翩翩起舞、飞鸟欢乐歌唱、奇花烂漫、雅乐悠扬的仙乡秘府，更是令人赏心悦目、乐而忘返。这些景观，不仅为孩子们带来了欢乐与向往，也使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仿佛寻回了早已失去的童真，回到了快活的童年。人们在参与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一些科技知识，受到那种勇于探险精神的陶冶，这也就是所谓“寓教于乐”吧？

迪斯尼乐园创办于1955年，老板是以画米奇老鼠漫画起家的沃尔特·迪斯尼。这一带原是一片荒野。创建人按照起伏不平的地势，挖河塘，造湖泊，堆砌土山、丘埠，充分利用空间、地面、底层，把幻想与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精心配备多姿多彩的各种游乐设施，设置了五十几处电动化的游乐场所，如幻想世界、未来世界、边疆世界、海底旅行、美国一条街、魔鬼窟等。还可乘坐一列火车环游全园，车过处，有原始森林、印第安人村落、地球上已经绝迹了的野兽出现。为了从空中俯瞰园中景观，还架设了高空滑行吊车。游人目力所及，那边潜水艇正在海湾里浮沉，“哥伦布”号大帆船载着游客在江河中漫游，这面露天歌舞在行进中演出，电子仪器控制的假动物在表演各种花样。满园熙熙攘攘，令人目不暇接。整个节目以惊险、神怪、打斗、恐怖为主调，年平均游客在一千万以上。据称，这里接待过数以百计的各国政要，唯独把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拒之门外，因为他访问美国时，竟无礼地用皮鞋敲打联合国的讲台，一时舆论哗然。

三

比起迪斯尼乐园来，号称“世界影都”的好莱坞的建设要更早一些。20世纪之初，电影制片商看好了洛杉矶西北部一片风光秀丽的山林（“好莱坞”原意即为山林），纷纷在这里兴建电影制片厂，于是，一座电影城拔地而起。到了三四十年代，电影业进入黄金时代，这里建起了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制片厂和一百八十多个布局精巧、以拍摄世界各地名胜为背景的摄影棚，集中了美国许多大的电影公司，控制了全美的电影业。到了60年代，电视业崛起，同样看中了好莱坞，于是，这里又成了全美电视摄制中心，以致全国绝大多数电影、电视片都在这里生产。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看电影是看明星，特别喜欢“捧角”，到处为电影明星树碑塑像。这次我们特意参观了好莱坞的“明星大道”。只见人行道的水泥方砖上，嵌有许许多多铜星，上面镌刻着电影明星的名字，供行人漫步识别、观赏。这使人联想到旧中国北京国子监的“翰林题名录”。大道旁边还有一座“中国剧院”，古香古色，具有中国建筑风格，但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是一座电影院。引人注目的是，影院门前一块块水泥方砖上，都有好莱坞男女明星的签名，以及本人特意留下的手印、脚印或鞋印，并注明日期，大约有一百六十名。这些本来极为普通的方砖，由于留下了著名影星的印迹而身价百倍。

附近还有一座明星蜡像馆，展出一些著名电影演员在影片中的一些镜头，如卓别林在《淘金记》中披着满身雪花，拿着手杖，走进木屋的神态，《乱世佳人》中男女主角相会的情景。

看到这些，人们当会忆起，早在1913年，正当好莱坞草创时期，大量黑白影片问世。当时的总统威尔逊将白宫的东厢房专门改为总统私人试片间，开辟了在白宫首映电影的先河。到了194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式下令把白宫东翼的衣帽间改为试片间，并正式命名为家庭电影院，将总统看电影的习好公布于众。至于小罗斯福总统乃是性感女明星梅惠丝和葛萝莉娅的标准影迷，每有新片必予捧场，更是世人皆知的了。

但是，上述那些遗迹与逸闻，于今只能表明影业的沧桑，当年那种锦绣生涯、黄金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些名噪全球、很有成就的导演、演员，已纷纷衰老病逝，许多声名煊赫的电影公司、制片工厂，或倒闭，或易主，都在走下坡路。当年由米特洛、高尔温、梅耶三家公司合并而成，以拍摄《翠堤春晓》、《茶花女》、《魂断蓝桥》、《鸳梦重温》、《郎心似铁》等著名影片饮誉全球的米高梅影片公司，这个号称“世界之最”的电影王国，已被赌城拉斯维加斯金融家柯克衣购去，到1979年即已基本结束了拍片业务。尽管影星黛比·雷诺丝向公司领导呼吁保留、改建为迪斯尼式游乐园，并自愿与其他老牌明星在门口签名以招徕游客，但始终无人加以理睬。于今，布景场上的中古城堡、纽约街道都已不复存在，几万件服装道具拍卖一空，就连“米高梅”的商标也已易地矗立在拉斯维加斯两家旅馆的楼顶上。而赫赫有名、熠熠生辉的明星大街，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红灯区了。

四

美国电影业，原本肇兴于东海岸纽约一带。后来，部分制片商苦于专利权的干涉，同时，又发现洛杉矶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和，天晴日丽，空气清新，因此，逐步从东部向此迁移。那时拍摄电影主要依靠天然光线，洛杉矶在这方面是得天独厚的，此亦好莱坞之成为世界影城的主要条件之一。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的洛杉矶已经是烟雾之城。自从1943年9月8日所谓“黑色星期三”那天开始，烟雾便始终笼罩着洛杉矶上空不散。其成因与大气污染严重而又地形特殊有关。

洛杉矶由二百个自成一体的小城镇组成，面积很大，没有统一规划，没有形成市区中心。这样一个高度分散的地区，全靠公路与汽车连接，公路路面占去市区百分之三十的面积。又兼身边有好莱坞影城、迪斯尼乐园和赌城拉斯维加斯三个旅游热点，以致三百万人口的市区竟拥有四百五十万辆汽车，在美国占第一位，因而有“汽车轮子上的城市”之称。每天无分早午晚，在六条线或八条线的高速公路上，车流滚滚，轮声轧轧。大巴士雄姿如虎，横行路上；小轿车多如“过江之鲫”，首尾相衔，蛇虫般地奔窜；摩托车电闪雷轰，呼啸而过，连交通卡的红绿灯也惊骇得连连眨眼。据统计，这些机动车辆每天要向大气中排放一千多吨碳氢化合物、五百多吨氮的氧化物、四千多吨一氧化碳，加上这里地形特殊，一面临海，三面环山，形成直径五十公里的盆地，太平洋吹进的冷空气压着污浊的气流，使城市上空的烟雾排散不开，终年积聚，有时甚至连太阳都难以清晰地看到。

了解到这些，也就容易理解这个城市为什么如此分散。大家都想挤出去，结果越是往外扩展，就越是分散，汽车需要量也就越大，烟尘、废气排放就越厉害，形成了恶性循环。

（1995年）

潘多拉的盒子

一

汽车出了洛杉矶市区，沿着东去的高速公路，箭也似的向拉斯维加斯驶去。

由于海岸山岭的阻隔，加利福尼亚州东部与西部气候、景色迥然不同。西部濒临太平洋，气候湿润，草木繁茂；而东部由于高山挡住了太平洋的潮湿气流，长期干旱少雨，土地沙化严重。这种状况越往东去越明显。

公路两旁茫茫的沙漠上，疏疏落落地长着一些仙人掌、芨芨草、美洲艾之类的植物，很难见到一株绿树、一泓清水。这里没有鸟噪虫吟，没有人烟市井，一年四季，天空、大地总是灰蒙蒙的，走出很远很远也见不到有什么变化，给人一种苍凉、落寞与空寂的感觉。

只有高速公路上倒是一片繁忙气象，一道道汽车的长河，首尾相衔，呼啸而去。做陪的东道主告诉我们，这都是去赌城送钱的。有些人驾驶着“奔驰”、“林肯”、“凯迪拉克”等各种豪华轿车，腰缠万贯、意气扬扬地奔向赌场，待到输得净光，最后连汽车也下了赌注，落得个“妙手空空”，回来时只能搭乘“大灰狗”——一种专门输送一般赌客的巴士。有去有回，这还算是幸运；有的干脆连命都要“交待”在那里。听了心中为之怃然。

原来，拉斯维加斯处于沙漠地带，经济拮据，人烟稀少。早在1850年，曾有几个摩门教徒从犹他州来到此地，建筑了一个小城堡，用以保护当时新开辟的从盐湖城到洛杉矶的邮路。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此地长不出任何绿色植物，难以维持生计，不得不弃置而归。到了1931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它改变了命运：一是州议会通过宪法，宣布征税的赌博活动受法律保护，并大力投资建设赌场，以吸引四方赌客，刺激经济的繁荣；二是附近的胡佛水坝开工，大批建筑工人来此聚赌，很快地赌博便成为支柱产业，城市也获得了畸形的发展。

当时，一个叫本杰明·西格尔的人，在这里兴建了第一家赌场宾馆，以他的女朋友火鹤命名，这就是今天著名的火鹤·希尔顿大酒店的前身。至今，酒店后院的玫瑰花园里还竖有他的纪念碑，好莱坞还以他的身世为素材拍摄过一部电影。

当时全城仅一万人，现已翻了二十番。这里有二三百家赌场，全天候二十四小时营业。其规模与气魄，与摩洛哥的世界赌城蒙特卡罗难为轩轾。作为整个美洲最大的销金窟，每年吸收两千二百万赌客，赚取利润几十亿美元。

赌城到了。衬着湛蓝的天宇，一个光怪陆离的童话般的世界突兀地矗立在眼前，在亚热带的强烈阳光照射下，到处闪现着珠光宝气，令人目眩神迷。不身临其境，绝对想象不出它的气象的豪华、规模的宏伟。赌城的活力主要反映在夜间，加之，上百万的赌客都分散在各个赌场里，所以，白天街上行人很少，整个城市显得意外的宁静。

但到各个赌场一看，却是另一番景象。场内特别宽敞，都有冷气装置。朱红地毯上，陈列着各种赌博设施、器具，什么轮盘赌、百家乐、扑克牌、掷骰子、二十一点、猜号、赌球、赛马，甚至中国式的牌九，都应有尽有。而最多的是吃角子老虎机，美国人称它为“独臂将军”。

只见一排排的赌客坐在这些“将军”前面，手里端着一盘硬币，在一枚枚地喂着这些机械的老虎。硬币投进以后，机器的灯光闪亮，老虎机便呼呼地运作起来。拉动机掣后，如果侥幸转出横列成排的三个或五个相同的数码，铃声便会响起，接着，就会有一些数量不等的硬币咚咚咚地掉出来。但这样的机会不多，一般都是硬币投进去了，却转不出相同的成排字码，只好眼睁睁地瞅着“虎口”把硬币吞进去，又吞进去，周而复始地吞进去。

二

依照我们的观念，一提起赌场，人们往往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其实，如果有机会到里面转转，观察一番各色人等全神贯注地与命运拼搏的情景，倒也是蛮有趣味的。

你看，在那里，无分男女老少，种族肤色，文化教养，地位身份，一个个赌徒都是那么肌肉绷紧，双眼通红，神情专注，以致我们站在旁边很久，他们也视若无睹。那种形象，使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吐伦特老头——一个呆头呆脑、没有思想、十分可怜的人物。他平素总是无精打采，可是一进赌场，就完全变了个样：面孔急得发红，眼睛睁得很大，牙齿咬得紧紧的，呼吸又短又粗，手颤抖得很厉害。暂时的小胜使得他欢喜若狂，而经常的失败却又令他老是心焦气丧。他坐在那里仿佛是个疯子，又像是服了兴奋剂一样，片刻也安定不下来，紧张，激动，贪婪，狂想，时刻渴望得到那一笔贵如生命的钱财，却一次次地失望，以至绝望。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是那类初涉赌场、财力相对微薄的人群。而那些沧海惯经、精于此道的职业赌徒，则呈现另一副神态。他们一个个安详地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下着赌注，显得成竹在胸，老谋深算。即使是等待着观察结果，也还是既冷静，又稳定。他们坐在那里，除了手中的赌具，对于其他任何事物都很淡漠。外表上总是现出一副超然姿态，既不表示焦灼，也看不出怎么兴奋，好像是一具石头雕镌的塑像。

赌客的天地十分窄小。无论外部世界如何丰盈广阔，仪态万千，对于一个赌徒来说，心头只有这一方“盈尺之地”。老虎机前一坐，如同坐拥金城，胸藏万象，尽可以纵横捭阖，志得意满了。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一台吃角子老虎机何以竟会成为孤寂的孀妇、鳏翁和失意的豪商、政客朝夕与共的唯一伴侣。

各家赌场装饰不同，设置有异，但是，却有一种共同的格调，就是华、俗、浓、艳。赌客们的全副身心既已整个集中在输赢赌注上，那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理想追求，审美情趣。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时间早晚、气候寒温、环境雅俗的概念。假如他们能够生出四个脑袋、八只眼睛，也会把整个心志、全副目光贯注到轮盘、赌注、老虎机上，哪还有什么闲情逸趣去欣赏、鉴别景色、气韵呢！

赌场上，一般总是静悄悄的，没有人纵情谈笑，大声喧哗。但是，个别情况下也有例外。我曾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玩老虎机，一次赢了二百美元，伴着硬币掉出的哗啦啦、哗啦啦的声响，他一迭连声地在场上狂呼乱喊，乐不可支。赌场老板非但不加干预，反而扩大嗓门向他祝贺，借以招徕赌客，鼓振士气，掀动他们赢钱的欲望。实际上是在做最好的广告。赌场内原本不准照相，理由也是堂而皇之的：一则避免干扰其他赌客的注意力；二则为了尊重他人的隐私权。可是，如果你有幸中了高额大彩，赌场就会打破惯例，有人主动过来为你大拍特拍，无非为了扩大宣传效果。

怎奈，这样的机会太少，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老虎机在那里不倦地、默默地大口大口地吞食角子，连“骨头”都不会吐出一根来。就在个别幸运儿在那里偶交鸿运之时，正不知有几多的（百倍？千倍？万倍？）倒霉蛋儿，在往“虎口”里寂无声响、有去无回地送钱哩！

三

有人怀疑，赌场上输多赢少现象的产生，是由于老板暗中作了手脚。看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作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他不能不顾及信誉问题。但是，赌场聘请专家运用科学方法计算各种赢面的或然率，根据这类资料再制定出赔兑率，进而权衡得失，趋利避害，却是事实。在“大数恒静”的法则下，老板自然有赚无赔，可保万无一失。

据说，赌场上赢的概率不过万分之几。这样，即使碰到巨额赢资也不会有什么风险；何况，赢钱之后，只要你继续地赌下去，等待你的结局必然是输，直到你连本钱都赔进去，最后“地了场光”，净身出户。所谓“久赌无赢家”，正以此也。因此，赌城有个别名——“苏打埠”，意思是：进到里面去，钱袋子就会像用苏打水洗过一样，一干二净。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必输无疑，赌客为什么还会趋之若鹜呢？这种局面又是依靠什么机制维持下去的呢？原来，凡是赌钱的人都有渴望赢钱的心理，赢了还想赢，输了更想赢，要赢就得赌，赌上就没完。所以有“只怕你不来，不怕你不赌”的说法。正像有人形容的，赌癖是一条毒蛇，一经缠在身上，就再也难以摆脱。老板就正是利用这种心理机制来运作的。结果，有些嗜赌终生的人，把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全部押在赌注上，“聚之尽锱铢，散之如泥沙”，最后，一贫如洗，走投无路，只好用一条裤带了却残生。

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赌瘾的成因，源于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如同酒瘾来自于酒精，烟瘾是由尼古丁所致。据英国的格里菲斯博士最新研究显示，人在赌博时体内分泌一种叫作内啡肽的化学物质，它可以使人获得一种超乎寻常的快感。正是这种快感，诱使赌徒一次又一次地拿起赌具而不想放开。因此，一些科学家设想找到一种可以抑制内啡肽分泌的阻滞剂，以救助赌徒消除赌瘾，跳出迷津。

这种观点完全排除赌瘾与金钱的诱惑、与人的精神状态有关等社会因素，单纯地看作是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起码是不够全面，甚至可以说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应该承认，一个人之所以耽于赌博以至逐渐成瘾，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心理影响、精神状态和思想意志。即使确有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那它也只是久赌之后所产生的果，而不是因。

四

与日间的恬静、消闲形成反差，夜晚的赌城到处展现一派龙骧虎跃、火树银花的繁华景象。宛如一个睡醒了的魔女，满身披挂着金丝玉缕，整个躯体都像上足了发条，注入了激素，猖狂恣肆地活跃起来。亿万盏高强度的彩灯一齐睁大了眼睛，光华四射，照彻云霄。争强赌胜，渗透在赌城的每一个毛孔里，不仅在赌场上充斥着命运的拼搏，就是在街头闹市，随处也都能见到实力的赌赛。为了出尽风头，招徕客户，有的在高楼前面布置了活火山定时喷发的景观；有的在广场上装设高达数十米的喷水柱；有的建筑本身就被装点成一个令人目眩神摇的万花筒。这里那里，不时地放射出争奇斗艳、尽态极妍的礼花，万千颗流星般的光束，霎时绽放在云空里。拉斯维加斯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不夜城。

我们来到赌城这一天，正值美国国庆纪念日，可是，全城看不到任何庆祝的迹象，甚至连星条旗都很少见到。整个赌城沉浸在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没有人作兴地去问今世何世、今夕何夕。

在这里，作为社会的毒瘤，与赌博相竞而生、同步发展的，是色情的泛滥和色情业的畸形繁荣。到了晚上，街头随处可见发放色情广告、抢拉嫖客的人群，有的女孩子只有十二三岁。他们像苍蝇逐臭一般，死死地纠缠着游客不放，公开介绍“游伴”和应召女郎，招揽生意；最后实在拉不走人，也要免费赠送一张印有裸体照的招贴画，做一份预期性的提早投资。据说，全城二十万居民中有职业妓女四千人，男妓还没有计算在内，也不包括“外来妹”和其他的“散兵游勇”。

听说，在美国，已有五分之一的州宣布赌博合法化，有近一半的州承认老虎机、轮盘赌等赌博方式为合法性娱乐业。我曾问陪同游览的东道主：“尽管赌博业收入可观，但眼睁睁地看着一座座城市沉沦、腐化下去，人们不觉得代价过大、得不偿失吗？”得到的答复颇出乎我的意料，甚至感到有些惊讶。他说，现在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在价值观念日益呈现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允许赌博业和某种程度的色情场所存在，为人们提供一个发泄剩余精力、排遣忧愁烦闷的渠道，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和保持人的心态平衡。

看到我疑惑不解的神情，他接着又以“赌场上一向秩序井然”为例证，来说明这一观点。我说，这是一种特定环境里的暂时现象、表面形态，而在它的背后，凶杀、抢劫、卖淫、贩毒，无所不有。美国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赌徒的自杀率高出一般人的五至十倍。而拉斯维加斯的犯罪率多年以来一直位居全美之冠。何谈赌博、色情有助于心态的平衡，社会的稳定！

访美期间，结识了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家。他对我说，过去人们认为，长辈留给下一代的最有价值的礼物，是使他们懂得：生活中的希望在于自己的艰辛努力。而随着赌风的弥漫，青少年普遍信仰：运气、机会才是希望的根本所在。这是令人颇堪忧虑的。

（1994年）

靓女新妆出镜心

一

到过亚洲一些著名的海滩，无论是东道主介绍还是资料上宣传，都毫无例外地说是有“东方夏威夷”之誉。大家都公认夏威夷海滩乃世界之最，这无形中也加大了它的压力。因为声名越高，人们的期望值也就越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最后的结局往往是失望。但是，当我置身夏威夷威基基海滩时，却完全没有那种“声名过实”的感觉，就是说，你把它想象得多么明丽、漂亮，它就是多么明丽、漂亮。我用“靓女新妆出镜心”这句诗记下了我的第一印象。

当然，我也想过，夏威夷之所以令人感到“名下无虚”，也可能与一种心理效应相联系着。这些天我们都是在纽约、洛杉机、旧金山等繁华大都会活动，吃尽了营营役役之苦。日日夜夜生活在各种噪音之中，人人、处处、万事万物，都有制造噪音的条件和权利，随时都可以进行强迫性的神经干扰和疲劳轰炸。除了众声汇合的千种噪音，还有光怪陆离的万般世相和腾烟起雾的十丈车尘。在这种情势下，如果觅得一处水净沙明的静静的海滩，供人聊息心机，轻怡倦眼，暂时摆脱一下那些俗网尘劳，达到世累尽消，身心松快，那还能不倾心投抱吗！

说了一番“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道理，丝毫没有贬低夏威夷海滩的意思。应该说，这里确确实实是很美的。无论你是来自城市、山林，都会立刻为它的明艳、清丽、开阔所倾倒。放眼望去，轻柔、凉爽的椰风在海面上吹拂着，雪乳般的涟波细浪亲昵地缓缓地向岸边涌来，匍匐在金色的细沙滩上喃喃细语。游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泳装，或仰卧海滩，等待接受浪花的亲吻；或脚踏冲浪板耕涛犁浪，箭也似的飞去飞来；更多的人欢腾跳跃，投身到大海的怀抱中去，溅起一层层金光闪闪的浪花。笑声，喊声，惊叹声，此伏彼起。海滩上显得生机勃勃，鲜活浪漫。

特别是到了傍晚，夕阳淡淡地照着海上的澄波，沙滩上游人渐渐散去，把日间的万种繁华与绮丽，留给一片片彤云和一行行椰林。我们用过了晚餐，先是沿着海岸闲游了一会儿，然后，索性就坐在软绵绵的尚有余温的沙滩上，完全放松下来，与海波相知相悦，相对忘言，伴着一阵阵的涛声起伏——那振古如兹的永恒的鼾息，尽兴地去追怀与玩味，想得很远很远，大有一种“云物不殊乡国异”、“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意境。

后来才知道，这长达数千米、号称“世界之最”的威基基海滩，是经过一番彻底改造的，原本布满黑色的礁石，后来用炸药夷为平地，再把一块块大小石头搬走，换上从外面运来的大量细沙，每年还要不断地往里面补充，以保持沙滩的厚度，这才使它呈现出今日的沙软滩平的面貌。其气派之大，构想之精，工程量、投资额之巨，都是颇为可观的。

二

离开威基基海滩，我们又来到了恐龙湾，这是世界上少有的理想潜水海湾和天然观赏游鱼场所。海水透明度很高，清澈见底。游鱼成群结队，酣戏水中，一任游人潜水、笑闹，毫无惊避之态。不禁想起古人的名句：“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为了维持湾内海洋生物的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规定，游客不可将鱼、沙、贝壳、海草及珊瑚等携带出去。

全美各地都十分注意保护生态环境，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到处都是绿地，城市里，除了建筑物和黑色路面，全部栽草种树。对保护动物，法律也有明文规定。因此，随处可见松鼠蹿上蹿下，在人群中觅食；鸟雀落在人的肩头或脚背上戏嬉，而毫不惊惧、畏避，说明它们没有被轰逐、捉拿、捕杀的遭遇。这是应该予以赞美的。

笔者对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关注已久。多年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述及：“自然界有其自身合法的权利和独立的价值。我们每个生活在地球母亲怀抱中的现代人，都应该对生态环境有一种深沉的眷恋感和自觉的责任感。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但在成为文明人之后，便一天天地远离自然掉头不顾了。”

近二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人类干预自然的力度之大、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惊人的。但是，尽管我们在征服宇宙，创造种种奇迹方面，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胜利，迄今为止，人类却只能生存在已经被污染得面目全非的地球上，还没有人预见到，更不要说发现与实现，有另外一个可供居住、可以容身的星球。因此，在这轻尘十丈的喧嚣世界里，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应该去掉那种极为近视、极为功利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多为人类、多为子孙后代着想，重视保护生态环境这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根基，珍惜这啾啾的鸟鸣、唧唧的虫吟，新鲜的空气、净洁的水源，明媚的阳光和翠绿的丛林。认真汲取西方工业国家先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后再来保护自然、恢复自然，结果事倍功半、百难偿一的沉痛教训，设法超越人与自然分裂、对立的历史阶段，从现代化进程伊始便早自为计，尽力保护生态平衡。莫等那些最珍贵的东西一去不复返时，再来哀叹、悔恨和痛惜。

夏威夷群岛可供观光游览的地方很多，单是作为夏威夷州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欧胡岛，就不下几十处。就自然风光来说，除了威基基海滩、恐龙湾之外，还有风口、喷泉很值得一看。强劲的海风从一个山洞口中袭来，呼呼作吼，强度极大，以致在迎面的台坪上无法立定脚跟，衣服像篷帆一样鼓胀得满满的，稍一耸身，就可御风而行。可是，旁边高高的山头上，林木草丛却纹丝不动，岂不怪耶奇哉！所谓喷泉，并非源于地下，而是喧腾的海浪冲击海边岩石，从火熔岩罅洞中猛力喷出，形成一股高高的水柱和滚滚的轻烟，形势极为壮观。

就人文景观来说，市中心有美国境内唯一的王宫——伊奥拉妮皇宫。这是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建筑。皇宫门窗上刻有神女、仙童、山水、花卉。宫殿的觐见大厅安放着雕花描金的国王宝座，以及权杖、冠盖和工艺精湛的镀金家具等。1893年王朝被推翻后，末代女王被软禁在皇宫顶楼上。在这里，她写下了许多悦耳动听的歌曲，有一些至今仍在夏威夷群众中广为流传。参观到这里，我联想到我国南唐的末代皇帝李煜。他在被俘、去位之后，不也写下了许多哀婉动人的清词丽句，至今还为人们吟诵不置吗！还有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游人在这里可以见到南太平洋岛屿的斐济、夏威夷、马克洛斯、汤加等民族的习俗风貌。

三

耐人寻味的是，当各国游客踏上夏威夷这块美丽的土地之后，东道主却把上述这些景观都放在可看可不看的位置上，而作为观光的重点首先加以安排的是凭吊珍珠港，参观美国军舰“亚利桑那”号纪念堂。

偷袭珍珠港这一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海空基地和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驻地，是当年日本征服西太平洋的全盘战略之一。其目的在于摧毁美军太平洋舰队，使它无力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这一计划的实现，是在完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为了麻痹美方，日本一面积极策划偷袭行动，一面派出来栖大使赴美谈判，一再声称“日美没有任何理由打仗”，再一次施放和平烟幕。直到1941年12月8日（当地时间为7日），日本出动三百五十架飞机、五十五艘战舰轰炸珍珠港，美方还没有任何察觉，更谈不上有什么应急准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还通过驻日大使递交罗斯福总统致日本天皇的亲启电函，衷心希望天皇为驱散乌云、实现和平做出努力。开战一小时后，美军战舰“亚利桑那”号的甲板被炸弹击中，引爆了舰上的弹药库，九分钟之内，整个战舰连同一千一百七十七名将士一并沉没，其他一些战舰和军事设施也都遭受袭击。美方损失惨重，太平洋舰队主力几乎全部被摧毁，而日本仅损失二十九架飞机。

美国政府宣布这一天为“国耻日”，并且特意修筑了纪念堂，以永远纪念这次惨痛的事件。接待单位首先组织我们观看了一场珍贵的历史纪录片，重睹当年战争的惨状，然后乘船参观了设置在被击沉的“亚利桑那”号战舰残骸上的纪念堂。这座白色枕形建筑，中间低两头高，据说寓有太平洋战争美国初期受挫、最后大获全胜之意。战舰的烟囱现在还露出海面，纪念堂的旗杆也是这艘战舰上原有的旗杆。后厅石墙上镌刻着当时舰上牺牲的全体将士的姓名。前厅有战舰的模型，墙上挂着战舰被炸、下沉情况的照片。为了再现当年的情景，参观中突然警笛长鸣，一切广播节目中止，代之以广播员紧张的呼声：“美国被敌人袭击了！”这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颇见组织者的匠心。

有人说，美国不注重政治。这种观点不能令人苟同。相反，我倒觉得美国人精于对外宣传。他们把珍珠港吃亏、挨打之事宣传得有声有色，使每个前来夏威夷游览观光的人都寄予深切的同情，从而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只要看他们对半年后同样发生在夏威夷附近的重创日军的“中途岛海战”只字不提，就可以领悟到个中的三昧。颇像聪明的孩子与人打架时，自己被打了则涕泪交迸，大喊大叫，而当反过手来给予对手以狠狠报复时，却若无其事，一声不吭。珍珠港被偷袭后，美方电台反复广播：“珍珠港遭到卑鄙的偷袭！”罗斯福总统也多次大声疾呼：“必须记住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这样做，不仅对外有利于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而且，对内也可以产生“哀兵必胜”、“明耻教战”的效应。即此，足以窥见美国人政治手腕的精明。

（1995年）

智　利

诗人的恒久魅力

在顶尖儿的世界级大诗人中，我最喜爱的有三位。他们是俄罗斯的普希金，在我们的北面；印度的泰戈尔，在南面；还有一位是智利的聂鲁达，我说不清楚是在东面还是西面，反正都是我比较熟悉的——不仅读过他们的作品，研究过有关的传记，而且有幸访问过他们的祖国，他们的故乡，瞻仰过他们的不止一处的故居，实际感受到那种温馨、儒雅的氛围，亲承他们的遗泽。

对于三位大师级的诗人，自然我都是仰视的，但感觉与印象并不相同：

在我的心目中，那位倜傥风流、多情善感的普希金，属于“乌衣年少”一流，尽管我特别崇拜他、喜爱他，长诗短诗都能背诵出一些来，但相互间总有一点“隔”的感觉；那位飘动着白发长髯，仿佛有一种仙风道骨般的泰戈尔老人，在蔼然可亲之中，常常平添几分敬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唯有那个聂鲁达，——也许同早就知道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诗人有关——我感到特别亲切，也最容易接近，因而一厢情愿地同他结成了朋友。看到那方方正正的脸庞上，嵌着一双大而圆的眼睛，再衬上两弯浓重的长眉，一张抿着嘴唇的阔嘴，我总是忆起过世多年的长兄——一个出色的建筑工人。

在智利几天的访问，使我进一步走近了聂鲁达，对于这位优秀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了多方面的实际了解。

三四十年前，诗人还在世的时候，我就曾如饥似渴地读过当时所能找到的他的动人诗篇，感受到诗人的博大胸怀、可贵的正义感和社会担当意识，倾倒于他的超人的智慧与幽默。“文革”期间，在那道德、观念、习惯和阶级、法律、政策等一切都同爱意柔情大相径庭的年月，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常常躺在农村冰冷的土炕上，就着微弱的灯光，一遍又一遍地默读着聂鲁达二十岁时写下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通过这部青春恋情的杰作，仿佛看到现实中的诗人愁肠百结、坐立不安的焦灼心态，里面有忧伤的记忆，有真情的呐喊，有情感的剖析，也有深沉的哀叹。同诗人一道沉浸在孤独、自省，为情所扰、所困、所累、所苦的茫茫隐痛之中，体味着那种对人性对心灵的终极关怀。

那组动人心魄的《漫歌集》，尤其是其中著名的《伐木者，醒来吧！》，读着读着就抑制不住心头涌动的狂潮，常常是感同身受，也让我为自己祖国富饶的大地、往昔的荣光而自豪，为祖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与未来的命运而忧思，有时竟披衣起立，绕室彷徨。

诗人以满腹赤诚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可是，由于他宣扬革命，主张社会正义，生前却几度被他的国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群众中盛传着，夺走他生命的并非癌症，而是悲伤。在他死后的十七年间，其作品几乎完全为智利右翼军人组成的独裁政府所封禁。它使人记起了聂鲁达的广为世人传诵的诗句：“爱是那么短暂，而遗忘又是那么漫长。”

所幸这一切终于结束了。今天，在他百年诞辰之际，他的祖国和人民通过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给予他以无尽的哀荣和褒扬，用以补偿对他的长期不公与歉疚。智利政府以国家英雄之名，将他请入了先贤祠。

诗人宽阔的胸怀有如浩瀚无垠的大海，他把视野敞向全球，以其人性的伟力拥抱着整个世界，让盈盈爱意在诗中涌流，于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同样也把盈盈爱意回报给诗人。看过意大利影片《邮差》的观众，大概都记得这个情节吧：

20世纪40年代末，聂鲁达由于宣扬革命被流放到意大利一个孤岛上。这里虽然狭小、偏僻，但并未与世隔绝，世界各地的广大读者，其中尤以女性居多，仍然惦记着诗人，与他声息相通，因而信件源源不绝地向小岛涌来，这使专门给他送信的邮差——当地一个粗通文字的青年马利奥感到惊异，从而产生了进一步与诗人交往的浓烈兴趣。

真的，聂鲁达确有迷人的魅力。这种“追星”的情景，这次在智利访问中，我也实际接触到了，当我自北而南漫游这个狭长得有些怪诞的国家，像举起头来随处可见有“南美大地的脊梁”之称的安第斯山的皑皑白雪一样，无论走到哪里，海滨也好，山村也好，平原也好，随处都能听见巴勃罗·聂鲁达的名字，人们为祖国拥有这样一位可爱的诗人而感到自豪。尤其是在他的几处故居里，我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心观众，顶着炎炎烈日，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已经辟为聂鲁达博物馆的故居，坐落在圣地亚哥圣母山下，这是一组依山就势、造型奇特的欧式建筑。一般的山居，都是在山坡上削出个平面，或者分出层次逐级攀升，像画图一样次第展开。而聂鲁达的住宅却是纯然依照山势的错落，蜿蜒上下，凹进凸出，似断实连，散落在浓荫密布的林峦深处。清幽、别致，充满了艺术情趣，体现了主人的匠心独运，是诗人的艺术心灵的外现。

凡是到过这里的观众，大概都会有一个突出的印象，那就是诗人极富艺术感觉，极富生活情趣，极富人情味。我想，这大概就是诗人的恒久魅力所在吧。整座住宅，包括会客室、卧室、书房、餐厅、酒吧间，壁橱里陈列的，案几上、窗台上放置的，挂在墙上、摆在地下的，都是大大小小的艺术品，除了珍稀的古玩，世界的名画，彩色的玩具，多彩的瓷盘，最多的是千姿百态的海螺。

诗人自己说过：“我平生所收集的最精美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海螺，它们的奇妙结构——月光般皎洁、像细瓷一样美妙的内在质地，加上有厚实质感的、哥特式的、多姿多彩的外壳——令我心旷神怡。”这里有南极的通明海螺、古巴的杂色螺、加勒比海的彩绘海螺、北美的彩线榧螺、中国的宽肩螺……据说总数超过一万五千个，其中大部分已经捐赠给智利大学。

故居里有大小三个酒吧间，主人喜欢和客人一边谈天，一边饮酒。他还常常用酒来激发灵感，他说，喝了酒以后晃晃悠悠的，有如坐在船上。他的书房在小楼的一角，就设计成船的形状，他说自己整天都坐在指挥舱里。许是由于诗人一生总是靠近大海，而且终年漂泊的缘故，除了海螺，对于船舶，终生有着特殊的爱好。他的几处住宅里，不是摆放着船的模型，就是挂着船舶的绘画，有一处房舍外面的山头竟然放置一艘实用的船只。但是，据说，他从来也没亲自驾驶过航船，甚至根本不懂得航海的技术，照比美国的同行杰克·伦敦，这方面他可差远了。

与故居隔着一道铁丝网，外面是一座动物园，聂鲁达喜欢这种生机盎然的环境，尤其是愿意谛听嘤嘤鸟鸣和咆哮山林的狮吼。故居庭院里种植一些果树，有时活泼的小猕猴偷偷跳进来摘葡萄，诗人便乐颠颠地瞅着它们跳上跳下，直到饱腹而去。

聂鲁达对于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一向关注中国革命的进程。早在1927年，当他出任驻缅甸仰光的“荣誉领事”时，就曾访问过中国，时年二十三岁；后来在1951、1957年又两次访问中国，回去后写了《向中国致敬》和《中国大地之歌》等诗篇。他同我国的著名诗人艾青、萧三等结成亲密的朋友。

1954年聂鲁达五十诞辰，艾青、萧三等中国诗人曾带着景泰蓝的名瓷、湘绣和象牙雕刻，专程前往智利为他祝寿，使聂鲁达无限感激。他深情无限地对艾青说：“中国是从梦想变成现实的一个国家。”他一直记怀着愉快的中国之行，一次游览颐和园，陪同他的艾青戏问他：“你姓聂，按汉字的写法，‘聂’字是由三个‘耳’字构成，而你只有两只耳朵，多了的那只耳朵放在哪里？”聂鲁达随口做答：“一个耳朵放在前额上，可以倾听未来！”大家都叹服他的机敏与智慧。

他非常注重友情，多少年过去了，还不断地想念着好朋友艾青。据艾青去世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所记：有人告诉他，聂鲁达曾经对着大海呼唤艾青的名字，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情谊，互相都十分珍惜。

艾青从南美归来，写过几篇赞颂与忆念聂鲁达的诗章，在《告别》这首长诗中有这样的感人诗句：

浅灰色的早晨／我离开你／

离开你动人的声音／离开你温热的手掌／

离开你宽阔的胸膛／离开你的拥抱／

说了一声“再见”／不可能许下重聚的日期／

就这样地，我离开你／

离开我的兄弟／离开智利／

……

你像一个士兵／穿着草绿色的粗呢大衣／

外貌十分温静／心里却燃烧着／

对于叛徒和走狗的仇恨／

和对于千百万人的爱情／

你的心是属于群众的／

你的感情和语言是属于群众的／

全世界都有你的朋友／

人们多么容易理解你／

像人们理解树和岩石一样／

像人们理解海和山一样／

像人们理解自己一样

聂鲁达对于中国的艺术情有独钟。在这所故居里，陈列着两幅中国画，一幅画面是一戎装少年骑在马上，手里牵着一只梅花鹿；另一幅画的是野花啼鸟。记得参观他的另一处住宅时，曾看到一幅中国古代的仕女图，上面有清代著名书法家王文治的题诗，这是一件十分名贵的珍品。

王文治，字孟楼，乾隆朝进士，殿试第三名，被擢拔为翰林院侍读，能诗工书，名重当时，与著名书法家、宰相刘墉齐名，时人称之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海内外人士都以藏有他们的书法作品为荣耀。

智利归来，几个月过去了。脑子里还不时地闪现出聂鲁达的身影，似乎诗人已经随我来到了中国；而我又同时发现，我的心却留在了智利，留在了诗人的身边。

（2004年）

太平洋深处的“天问”

我们从圣地亚哥国际机场出发，乘坐了五个多小时的飞机，傍晚时分，到达了这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

遥远的行程，殷切的期待，强烈的好奇心，伴随着我们踏上了岛上唯一的小镇——杭加若阿。四顾茫茫，水天一色，一种“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的苍凉、浩渺之感，蓦然涌上了心头。

由于它是在1722年复活节那天，被荷兰探险家罗格文率领的探险船队发现的，因此而得名。小岛面积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有原住民三千八百多人；可是，外来游客却几倍、几十倍地潮水般从世界各地涌来。里面很多是科研人员。有人说，如果按比例计算，这里聚集的探险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海洋学家，可能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其缘由，就在于小岛上面充满了谜团，成了世人瞩目之地。

复活节岛最大的谜团，是那些像残棋棋子般的散布在各个角落被称作“莫埃”的数百尊巨石雕像。这些沉默的巨人，演绎了一部曾经辉煌、瑰丽却又不幸湮灭的悲剧，最后以其神秘的存在，向人类的科学与智慧提出了恒久的挑战。

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在中国南方的楚国，产生过一部伟大的诗歌集《楚辞》，其中有一篇《天问》甚为奇特。诗人屈原被放逐之后，忧心愁悴，彷徨于山泽、陵庙、祠堂之间，为琦玮谲诡的天地、山川、神灵的图画与神话传说所震撼，心中浮现出无数难于索解的问题，于是，便以四言诗的形式，用了三百六十九个问句，提出了涵盖古代神话、历史，关于天、地、人的一百七十八条的质疑与问难。

比如，诗人是这样叩天问地的：“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大意是：人们说天是圆的共有九层，是谁用什么办法把它测定？九重天的工程何等浩大，是谁、从何时、又怎样把它建成？九重圜圆是怎样在天轴上系挂？天轴又是怎样贯通上下？传说中的擎天八柱挺立在何方？既然大地是平的，东南何以那样低洼？

如果说，《天问》中的问题，不过出于浪漫主义诗人的神奇想象，那么，复活节岛上的问题，则全部源于现实，实物般般俱在，可以抚摸，可以感受。当然，就其疑团纠结，众说纷纭，难以做出确凿的结论来说，二者是一致的。

岛上石雕多为半身人像，一个个都是长脸、高鼻、薄唇；浓重的双眉、长长的耳朵，宛如一母同胞；神情冷漠、阴郁而严肃，看上去有的在沉思，有的在惊愕，有的在闭目养神，没有一个是笑逐颜开的。个头在三四米上下，最大的高过十米。雕像头上都有一顶用赭红色岩石雕制的大帽子，岛民称之为“普靠”。专家们经过考证，对此做出了多种猜测。有的认为，那并非帽子，而是象征着红色头发——因为岛上的先人头发都是红色的。石像都矗立在高大的当地称为“阿胡”的石台上，全都面向陆地，背朝大海。据说，刚被发现时，大部分石像已经扑倒在地，现今看到的一些立像，是近年来以现代吊装技术重新竖起的。

谁也弄不清楚，这些神秘的石像究竟代表着什么——是神灵？是魔怪？是天外来客？是神秘的外来者？是当地活着的酋长？还是死去的部族首领？

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何种需要，雕塑出这么多的石像？

雕成这些石像，总共花费多长时间？其间曾经遇到过怎样的波折？

石像雕成之后，是采用什么办法把它们一个个运到海边的？

然后又通过怎样的技术操作，把它们安置在三米高台之上？

石像一律面陆背海，出于什么考虑？

为什么要给石像戴上一顶又重又大的赭红色的石帽子？

这帽子是装饰式的附属物？还是类似帝王冠冕那样的身份、地位的象征？

为了什么要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竖立起来的石像全部推倒？

是什么时候、靠着什么力量推倒的？

如果是人力推倒的，那他们是些什么人——起义的山民？造反的奴隶？暴动的野蛮人？还是外来的入侵者？

如果是来自大自然的伟力，那它是地震？是火山爆发？是席卷一切的飓风？是排山倒海的海啸？还是由于地壳下沉？

……

问号连着问号，谜团绕着谜团，像一堆缠夹不清的乱麻，没有人能够理出头绪，可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外文版的楚辞《天问》。

岛的东南部有座石山，山下为采石场。坚硬的岩石像被切蛋糕似的随意割开。一百多尊石像，或立或卧，有的已经完成，放在远处等着运走，有的加工了一多半，最大的一尊高二十二米，仰卧在山坡上。还有一尊石像全身和脸部已雕凿完成，只有后脑勺和山体连接，再有几刀就可以分开，然而，它的制作者却突然住手了。

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突然停止的。石斧、石镐、石钎、石凿散乱地弃置一旁。好像人们突然接到一个无法抗拒的命令，顷刻间丢弃了一切，匆匆离去。这又是怎么回事？小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颇为费解。

岛上至今还覆盖着火山岩灰。据有的科学家考察，复活节岛为火山岛，由三座海底火山喷发而成，它们恰好分布在三个角上。从前，有的探险家记载，他们曾在这一带看到过新的地面，可是，再次经过时却不见了。有人据此推测，这里曾经发生过惊人的变故。岛的西南角，有一座名为“拉诺考”的火山口，里面储有淡水，呈淡水湖状，湖面上长着一片片青青的高大芦苇。湖的外侧就是烟波浩荡的太平洋。那么，小岛的命运是否又同这些火山有什么瓜葛呢？

曾有人推算，雕塑这么多的石像，加上运输、安装，总工作量极为浩大，至少需要五千个精壮劳动力干上几年，可是岛上哪有这么多的劳动力？

这个贫瘠的小岛，不能种植粮谷，也没有其他物产，就算是有五千名劳动力，靠什么来维持生命？

据小岛发现者罗格文海军上将记载，当时岛上住着各种肤色的原住民，黝黑、微红、褐色、白色的都有。这又是怎么回事？小小的孤岛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个人种？他们来自何方？是暂住，还是久居？是平等相处，还是存在着种族分裂、种族压迫？

考古学家在岛上曾发现一些古代居民留下的所谓“会说话的木板”，有的长达两米。木板的正反两面，用石器或鲨鱼齿刻满了象形符号。这些类似古代文字的符号，究竟记载了一些什么事情，至今尚未破译。原来有很多块，大多数已经朽腐、残破，现在只剩下二十六块较为完整的，分别收藏在几个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

关于复活节岛本身，也是一个谜团。当地原住民一向把这里称作“地球的中心”。他们究竟出于什么心态、根据什么，要把这个孤悬大洋之上的小岛说成是世界的中心？

有的学者猜测，它是已经沉入海底的文明古国——太平洲的残存遗迹；

有的认为它是太平洲上的海上圣地麦加或者海上墓地，居民每逢过节或者举行宗教仪式时就乘船来到此地；

有的更进一步考证，认为它是太平洲的贵族墓地，根据是：岛上的那些石雕像，一个个都是高傲地紧闭嘴巴、双眼下视，现出不可一世的样子，这正是那个文明古国统治者的尊容；

有人根据柏拉图在两千年前提到的大西洋中有一块沉没了的陆地，即一度繁荣昌盛的文明古国大西国，推测这里可能是另一个文明古国；

还有人断定，远在一万多年前，南太平洋上有块面积很大的陆地，成千上万的居民过着文明的生活，后来，突然发生了海陆变迁，大片陆地沉没海底，仅东部的边缘部分——复活节岛得以幸存。现在岛上所遗留的石像和其他文物，就是这一时代的遗物。但是，史书上并没有关于这片大陆沉陷的记载。

而最引人深思的，则是这样一种推测：岛上最早的居民是波利尼西亚人。当时这里像天堂一样，林木葱茏，鸟语花香，人们生活安逸、富庶；可是，随着人口的繁衍，加上过度的开发，土地不堪重负，自然资源枯竭，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最后，形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如果真是这样，这倒是一处难得的历史教材。复活节岛的今天，正是许多地方的明天。世人应该从中吸取沉痛的教训。

（2004年）

巴　西

野　性

一

南美洲的歌舞种类繁多，就我所见到的，觉得里约热内卢的“桑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探戈”，复活节岛的“羽裙舞”最有特点。那种步伐、节奏的快捷变化，韵律的急促，动作的剧烈，那种生命活力的迸发，人性的张扬，原始野性、初民状态的凸显，情感的肆无忌惮的宣泄，只能用“疯狂”二字来形容，真是平生见所未见，耳目一新。

东道主说，不到里约热内卢等于没有到过巴西，而不看桑巴又等于没有到里约热内卢，桑巴被国民誉为“巴西的灵魂”。于是，我们首先就欣赏了桑巴舞。那是一间不算太大的剧场，近乎过去中国县城的演出场所，但要讲究得多、阔绰得多，舞台音响、灯光照明、座位架设，都是十分现代化的。舞台正面还延伸出两个桥形的栈道直接伸入观众座席，一对对相拥着的舞蹈演员，随时可以蹿到观众中间。

桑巴是音乐加舞蹈的混合体，以华丽、激昂、明亮、节奏超快著称。音乐由弦乐、打击乐组成，歌手随着打击乐与舞蹈动作伴唱，音调欢快、激昂、亢奋，再配上舞蹈演员色彩鲜明而又大胆夸张的服饰，充满诱惑、动感极强的肢体语言，使台上台下共同沉浸在一种奇异的狂欢气氛之中，观众很快就被卷进这种带有传染性的浪潮里。桑巴舞来自南美民间，气派雄浑，动作快捷，风格独特，把不规则的步伐同胯骨、臀部的摆动结合起来，体现一种原始的野性和很强的发泄性。

在打击乐的敲击和歌声的伴奏下，桑巴舞者的狂欢姿态，会使人联想到急风暴雨中剧烈摇动的癫狂的树叶。它充分展现了以民族大融合为特点的巴西人民酷爱生活、热烈奔放、向往自由的民族个性。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是桑巴展示的最佳舞台。每年二三月份，来自全球各地特别是欧洲的游客，还有巴西国内的观众，成群结队，挤满了里约热内卢和萨尔瓦多这两个因狂欢节而驰名世界的城市。

有人说，桑巴是融化在巴西人血液中的民族艺术，是欧洲白人音乐与非洲黑人音乐融合的产物；也有人不无嘲讽地说：“什么叫桑巴？它是印度人的笨，黑人的愣，葡萄牙人的疯，添加一点咖啡因，烹制而成的一锅大杂烩。”我们回来之后，听说巴西文化部已经将桑巴舞蹈和音乐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二

阿根廷是个移民的国度，也是世界上时尚艺术和高雅艺术汇集的中心。这里的人们充满活力，充满激情，心中也壅塞着矛盾、迷惘与困惑。作为阿根廷的国粹，探戈舞就像我国的京剧那样，成为舞蹈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人认为，探戈舞和博尔赫斯的小说，都是阿根廷国民性的集中体现。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探戈是一种上流社会高尚文雅的舞蹈文化，其实，它起源于草根阶层。19世纪初，阿根廷接纳了大量的欧洲与非洲的移民。这些远离乡土的外籍人，滞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于尚未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便纷纷来到码头附近的妓院、酒吧，极声色之娱，尽杯酒之欢。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为了表现思念女人的苦闷和男女相依相恋的情感，将来自非洲、欧洲的歌舞姿势融合于当地的原住文化，创造出这种表达狂热激情、突出肢体形态的舞蹈形式：一个男子扮演卖弄风情的女子，另一个男子则扮成求爱者，舞步快捷，臀部摆动，肢体缠绕，动作幅度很大，看上去像旋风似的。起初上流社会不予接受，传到欧洲后，德国威廉皇帝曾下令禁止，但在法国却得到了认可，这样就逐渐传开了。后经不断吸纳、接受世界上各种探戈舞的精华，遂以其刚劲挺拔、潇洒豪放的风格特点，而享有“舞中之王”的声誉。

探戈被认为是南美洲最具性感、最富感官刺激的舞蹈艺术。自产生之日起，即为男女对舞，双方靠得较紧，身体相互接触，重心偏移，男士着力于右脚，而女士重心放在左脚。双方都注目于自己的左侧，而不互相对视。舞步轻盈、华丽、狂放、恣肆，变化无穷，令人目不暇接，充分体现了两性之间的爱恋与诱惑，也饱含着生活的痛苦与欢乐。它是生命之花的蓄积与绽放，是上流社会的色情面具、下层人群的欲望释放。

阿根廷人认为，探戈就像男性和女性自愿投入其中的战斗，男女舞伴间的强烈目光和身体接触，当是探戈的魅力所在。在这里，男士的粗犷、奔放的激情，昂首阔步的雄风，女士的妖娆艳冶，风情万种，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磁性与张力。探戈舞最强调的是激情，它让发自内心的情感，带动肢体的快速舞步，通过大幅度的旋转、踢腿、跳跃、劈叉，显示其洒脱、奔放，令人目眩神摇，浮想联翩。而它的演唱，也极具特色，歌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时而昂扬、激越，时而哀婉、伤情；歌词大量采用乡谚俚语，融汇了欧非多国风情，曲调深沉、舒缓，如怨如慕，往往带有浓重的忧伤、惆怅情绪，因而有“移民者的乡愁”之说。

阿根廷人以其拥有两双国脚而引以自豪，一双用来踢足球，踢出了马拉多纳这样的足坛巨星；另一双用来跳探戈舞，也跳出了《探戈女郎》这样的艺术精品。这次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欣赏过舞剧《探戈女郎》，它把激情的探戈舞和好莱坞式的叙事手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肢体语言讲述了一个法国女子在战乱时期的悲惨命运。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大街尽头，有一间咖啡厅，据主人介绍，上个世纪20年代，博尔赫斯等一批著名作家，经常在这里喝下午茶，一边品味可卡因的感觉，一边观赏着探戈舞的演出。咖啡间里的红色皮椅、镜子和枝形吊灯，都是当年的旧物。

三

应该说，在南美洲，最能体现生命活力，也最具野性、最肆无忌惮的，还是复活节岛的羽裙舞。不经意间，一队无比健壮的男女演员，就突然跳到观众圈子里。一个个裸身赤脚，胯部围着一圈羽状的短裙，黝黑的肤色发着亮光。后边有三四个人伴奏，乐器也都是很特别的。

男演员手里拿着刻有奇形怪状文字符号的木板，蹦得很高很高，落地时，咚——咚——咚，简直就像擂鼓一般，水泥地面都被震动了，表现的主要是力度，是豪放，是蛮勇；女性表演者则往复扭动着柔软的腰肢，前倾后仰，婀娜多姿，反映着内在的力与形体的美。两相配合，穿插进退，持续十几分钟后，再变换新的姿势。他们同时欢快地吼着一种富有节奏感的“呜嗬，呜嗬”，听起来更像是远古初民的呼唤与呐喊。

一个个气喘吁吁，热汗淋漓，真是“及其得意，忽忘形骸”，一时间竟忘掉了疲倦，忘掉了自我，也忘掉了纷纭万端的外部世界，全副身心都投入到舞蹈里。他们像一群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没有东方人的斯文，更谈不上什么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纲常禁忌。

此时，我的脑际突然浮现出南宋诗人陆游的那首《读易》诗：

揖让干戈两不知，巢居穴处各熙熙。

无端凿破乾坤秘，祸始羲皇一画时。

素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华夏，原是后世演进的产物；原始的初民其实同这里并没有什么两样。正如陆老诗翁所说的，他们巢居穴处，整天欢蹦乱跳，熙熙攘攘，既不懂得干戈扰攘，也不知道什么礼让雍容。偏偏是伏羲皇爷多事，他要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制作出那神奇的“八卦”——在浑圆、混沌中划出了“阴阳鱼”，从而凿破了乾坤的秘密，设置下“男女之大防”。这样一来，确是开启了千秋万代的“文明之窗”，不过，自此也惹出了无穷的“麻烦”。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有过类似说法：“亚当和夏娃在从知识树上摘食禁果之前，都赤裸裸地在乐园里到处游逛。但是，一旦他们有了精神的意识，意识到自己的裸露，就感到羞耻了。”

南美的音乐与舞蹈是文化的混血儿，由印第安原住民、欧洲移民和非洲黑人多种文化成分，经过长期的同化、杂交、融合、演变而成，里面既保存着本土固有的文化质素，又广泛吸收外来的艺术营养；既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又有南美大陆相通性的特点。节目更多地体现着非洲与当地原住民的特色，音响激扬、浓烈，舞蹈动作洒脱、快捷，舞步粗犷、豪放，坚定有力，造型灵动自如。

这是一种乐观的艺术，里面不掺杂着病态的、颓废的情绪。因而被看作是降压阀、缓冲器，是对紧张、烦闷生活的消解，对严酷的现实压力的缓冲，对处于压抑状态的情感的释放，也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美的诉求。

（2004年）

眼　神

我原本不擅长摄影，可是，那天在亚马孙河上却出了彩——拍得一个令人心灵震撼、永生难忘的特写镜头。

豪华的游船从巴西城市玛瑙斯出发，沿着宽阔的河道，劈波犁浪，哗哗地驶向被称为“大地之肺”的热带雨林区。开阔的河面像天空一样邈远，邈远得简直让你忽视了它的存在。经过近两小时的航行，游船驶入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说是支流，其实也宽得很。这时河水正在上涨，大片大片的森林都浸泡在河边的沼泽地里，前面隐现着两只柳叶似的飘摇、动荡的小渔船。

又走了一段，游船在“魔鬼沼泽地”停泊了。靠近岸边的水面上，零星地搭设着几个极为简陋的小窝棚——由木架托起的不能遮蔽风雨的茅草帐篷，这是以捕鱼为生的原住民的“浮家泛宅”。他们生活所需极少，仅足维持其生命的延续。在终年炎热的气候下，渔民身上除了一块窄布遮羞，再没有任何装饰；脸上普遍映现出一种冷漠、木然、呆滞的神情，看不到丝毫的活气。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镜头：一只不足一米宽的小舢板向游船靠拢过来，驶船的是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儿，几乎全裸的身躯皮包着骨头，瘦弱不堪，臂弯处蹲着一只猕猴，和小男孩一样的瘦削，一样的黝黑，它是专供游人照相取景的。游人纷纷拍摄，然后递过去一两枚硬币。而我所关注的却是小男孩的眼神。

人们常说，眼神是心灵之窗，心灵是眼神之源。在人的五官中，眼睛是最为敏锐的，任你心灵中的情感和欲望隐蔽得多么深，它都会通过眼神映现出来。言语、动作、行为都可以造假，都能够掩饰，唯独眼神无法伪装。

我发现，这个小男孩的眼神十分独特，它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里面不是哀伤、愤慨，也不是凄苦、悲凉，更看不到欣喜与慰藉、乞求与期望，而是毫无感觉，极端冷漠，麻木、呆滞中透出一种无奈，一种绝望。这真是可悲、可叹而又可怕的。这样一个刚刚闯入人间世的幼童，原本应该活泼、顽皮，恣意玩耍笑闹，尽情欢蹦跳跃，充满着好奇心、新鲜感，可是，却过早地踏上了他的祖辈父辈的旧辙，失去了发芽、开花的活力，没有发酵、蒸腾的欲望，欠缺喷射、爆裂的热能，只剩下了淡漠与麻木。

我的心揪揪着，实在不忍心再看他一眼，然而，还是按下了相机的快门。于是，一个撼人心弦的特写镜头，便永远地被记录下来。

而后，便陷入了沉沉的思索——

是什么东西摧残了他那幼稚的心灵？

是哪些因素致令他的脆嫩的心长出了厚厚的硬茧？

它使我联想到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写到的可怜的芳汀姑娘：“她在变成污泥的同时，变成了木石”，“她已经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放弃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痛哭过一切。她忍让，她那种忍让之类似冷漠，正如死亡之类似睡眠”。

……

导游员正在讲“魔鬼沼泽地”的来历。他说，这里原来都是热带雨林，印第安原住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葡萄牙殖民者霸占了这块地方，强制他们砍伐和运送这里的贵重木材，结果遭到当地民众的反抗，殖民者便大肆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

为了施行报复，原住民把木棍插进死者的身躯，加进去箭毒木的汁液，让它充分腐烂化毒，然后刺向入侵者，使其招致惨重的伤亡。于是，殖民者就对印第安人施行整个村落的血洗，只要见到人影就开枪射击，结果河面上漂满了尸身，鲜血染红了滔滔的流水。从此，“魔鬼沼泽地”的名字就传出去了。

印第安原住民是非常善良的。1492年，当哥伦布第一次踏上这个新大陆时，曾这样描述过：

印第安人游向我们坐着的小艇，并且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鹦鹉、棉纱、标枪和许多其他物品……他们很乐意地赠送所有的物品给客人。他们全都赤裸裸行走，光着身体……没有携带，也不懂得武器。当我们把剑拿给他们看时，他们抓住了利刃，因无知割伤了手指，他们没有任何铁器。……你向他们要东西，只要他们有，就从不会拒绝；不仅如此，他们还自动邀请任何人来分享，表现出他们的确是衷心爱你的。

韦里尔在所著《美洲印第安人》一书中也说：“哥伦布踏上巴哈马时，和平的土人用礼物和殷勤的款待来欢迎这些西班牙人，把他们当成神灵或者超人。”

可是，那些殖民者又是怎样对待印第安人呢？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在1509年的《圣谕》中，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不归顺的话，“我们便向你们开战，用我们所能用的一切方式方法，使你们服从教会和王公们的约束；我们将抓住你们，你们的妻子、儿女，并将使他们成为奴隶”。他们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一手挥舞着刀剑，一手拿着十字架，最后终于把拉丁美洲征服了，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上空前的种族大屠杀，至少有一千万原住民丧生。他们掠走的是无尽的财富；而留下来的，是落后、疾疫与贫穷。

下面再看看印第安人在美国殖民统治者治下的悲惨命运。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个一年一度的极为隆重的民间节日——感恩节。据《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这是一个庆祝收成、带有吉庆性质的全国性节日，始于1621年。当时的普利茅斯港口——第一批美洲移民白人在此间登岸，正值严冬，饥寒交迫，意外地获得了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无私援助。为此，到了丰收季节，总督W·布雷德福邀请邻近的印第安人举行了三天的狂欢活动，以示感恩。19世纪末，感恩节活动已经风行新英格兰各地；1863年，林肯总统正式宣布感恩节为国定假日。可是，到了后来，感恩却化作了迫害，对印第安人不仅进行血腥屠杀、疯狂驱赶，而且，通过屏幕影像和纸质媒体编造事由，诬说印第安人野蛮凶残，缺乏正常人情感，为镇压无辜者张本。

如果说，对于现存的一代代印第安人的孑遗来说，那些关于种族屠杀的斑斑血迹，已化作辽远的尘烟，至多不过是淡淡的伤痕；那么，新的种族压迫、经济掠夺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生存困境，则彰彰在目，刻骨铭心。反抗未见成效，忍受又不甘心，剩下来的就唯有宿命与无奈，唯有冷漠与麻木了。

我经历过天崩地坼般的海城·营口大地震，也感受过亲人生离死别那惨烈的情感冲击，但是，当我看到这种儿童的麻木的眼神，还是由衷的震撼了。一整天，不论是在滚滚滔滔的河上，还是在摩肩接踵的闹市中，总觉得有一种眼神在追随着我，或者说，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种眼神，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2004年）

秘　鲁

她，嫁给了“纳斯卡线条”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说“纳斯卡线条”吧，在几百平方公里的荒漠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由砂土刻痕构成的线条，其中有飞禽走兽、大树、人形和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形体非常巨大，最长的线条超过三百米，一只大蜘蛛有五十米长，秃鹰双翅展开长达一百二十米，蜥蜴就更大了，竟有一百八十米长，而一只卷尾毛猴也有几十米高。由于形体特大，占地面积甚广，在平地上没有办法观察，只好在三百米的高空鸟瞰。

“纳斯卡线条”地处秘鲁首都利马以南四百公里的干旱少雨的荒漠上，经碳同位素测定，最早形成于公元前300年，是南美洲也是整个世界的科学谜团之一。

去年冬月里的一天，我们从利马出发，乘坐四个小时的汽车到了伊卡，然后再转车赶到纳斯卡机场，在那里登上事先准备停当的直升飞机。飞机有两排座位，加上驾驶员总共五人。设施简陋，噪音很大，而且颠簸厉害，我们一个个都提心在口，蛮紧张的。特别是当看到地面上的游客同我们频频招手，珍重告别时，心头陡然产生一种“易水送别”般的悲壮感。

大约飞行了二三十分钟，地面上仍是凝固着黄沙的波浪，不见水源，不见草木，不见丝毫的生命迹象。心想，火星、月球上也不过如此吧？我正自怅惘中，突然，见驾驶员挥手一指，啊，下面果然显现出清晰而奇特的线条，曲折成形，一个个颇像幼儿园里的儿童画，只是，成百个孩子的臂膀连接起来，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笔触啊！我忽然发现，一只硕大无朋的蜥蜴，竟被泛美公路的黑色路面给拦腰切断了。

还没来得及细想，视野中马上又钻出来一条高大的卷尾毛猴，还有蜘蛛、蜂鸟……为了使我们逐个看得清楚，飞机往复盘旋，时上时下，左倾右覆。不知不觉中，四十分钟的“地画节目”就演完了。其时，我已完全忘掉了危险，顾不上害怕，只是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下面的千奇百怪的画面，生怕漏掉每一个场景。结果是越看越觉得迷雾重重，疑团难解。

返回住地，同伴们一致赞扬我对“纳斯卡线条”的虔诚与投入，说我忘记了危险，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年龄，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说，事情就怕比较，在我接触到玛利亚女士之前，大概可以认同大家的说法；但是，现在却绝对不敢以此自居了。比起那位玛利亚女士来，我们的虔诚，我们的投入，简直是不值得一提。

为了破解“纳斯卡线条”这一神秘的文化疑团，秘鲁和外国的六十多位科学家，在这一带反复进行考察，研究、探索了几十年。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德国女学者玛利亚·雷彻。她出生于1903年5月15日，20年代末毕业于德累斯顿技术大学。她原来的主攻方向是数学、物理，后来为拉丁美洲的古代文明所吸引，于1932年只身远涉重洋，来到秘鲁的古都库斯科做家庭教师。

当时，这位有着宏伟抱负和坚定意志的姑娘写信给远方的妈妈，说：你在信中对我的未来寄予厚望。可是，和你的希望相比，现在我是一个失败者——世界对我要求的比我实际达到的要高。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做事之前，总应该明确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而我暂时还不知道内心真正的需求，也许要再默默无闻地等上两年，命运才会向我展示我的使命。我确信，有一项我还没有意识到的使命在等待着我。为迎接这一使命，我在准备和学习。

玛利亚说得多么好啊！伟大的使命之光终于照临到了她的头上。在首都利马为考古学家翻译资料过程中，她有幸结识了研究“纳斯卡线条”的专家保罗·科索克博士。正是这位美国科学家改变了她的一生。在科索克的影响下，玛利亚以全副身心投入到这项解读纳斯卡、保护纳斯卡的神圣事业。她终身未嫁，在沙漠上一住就是六十年，直到1998年以九十五岁高龄去世。人们说：她是为“纳斯卡线条”而存在的，因此一来到这里便嫁给了它。

玛利亚的生活简单而充实，素食粗衣，住在一间当地民众提供的土坯房里，每天早早起来，戴上一顶草帽，背上那台老式的照相机，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纳斯卡地区往复默默地勘察，拍摄地图，清理地面，探明、修复了上万条线条和所有的动植物、人形、几何形图像。为了不致因为修路、旅游造成人为的破坏，她在秘鲁全境奔波游说，耗尽了心血。

随着年龄一年年增大，她的身体也渐渐衰弱了，但还坚持实地测察，有时累得寸步难行，就躺在线条旁边歇歇脚。后来完全走不动了，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了，还请助手背着她到处转悠。就这样，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纳斯卡线条”。最后完成一部学术著作：《沙漠的神秘》。她用所得稿费雇了四个警卫人员，日夜守望着这片浩渺的荒漠。

当地的民众和政府特别尊重和敬佩她，称她为纳斯卡的保护神，在她生前，就为她塑造了一尊雕像。满头白发，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清癯的面容。人们说，这尊雕像和她本人像极了。她死的时候，纳斯卡小镇万人空巷为她送行，把她安葬在附近的沙丘上。

现在，她的故居已经对外开放，方桌上摆着一个烧水壶，两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挂在墙上，单人床前放着一双满是灰尘的拖鞋，屋里除了一架旧打字机，两台漆皮剥落的照相机，一大团用以测量长度的白色纸条，重重叠叠的图纸，别无长物。一幅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她九十岁时带领当地士兵清理地震后受损的线条的场景。她已经很老了，皮肤粗糙，皱纹纵横，系着一方印第安人的头巾，在荒原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紧抿着嘴角。我还注意到，她的一只手只有四个指头，原来，一个手指在实地考察中因被有毒刺的仙人掌扎伤而失掉了。

对于“纳斯卡线条”的研究，尽管迄未中断，但它至今仍然是个谜。

1926年首次发现时，曾被认为是古老的、如今已被人遗忘的“印加小路”的遗迹；后来又被认定是古人类灌溉用的水渠；最富想象力的理论认为它是外星人的着陆场，因为从空中看去它很像着陆时的飞行跑道，而线条中的猫头鹰样的人像可能就是外星人的肖像；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张硕大无朋的神秘地图，里面标示了进入重要场所的通道；有的猜测可能是远古时代举行祭祀仪式的场地和路线；有的主张线条是连接圣地的宗教朝拜路径，而动物图形则是神灵的画像；还有人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书。

玛利亚女士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她认为线条代表着星座的运动轨迹，图形预示了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恒星将要出现的位置，而且同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有关，这样，纳斯卡人就可以据此确定种植、灌溉、收获的时间；还有一种意见：刻画这些线条，是为了让天上诸神能够了解到下界人群的祈求，以帮助他们搞好耕种、捕鱼及其他活计，比如猴子代表大熊星座，代表雨水，当地上干旱雨水迟迟不来时，人们就刻上猴子图案，使诸神了解实情；……结论越积越多，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同一个观点，就是Z字形和螺旋形图案都与对水的崇拜有着密切联系。Z字形代表的是闪电或河流，螺旋形象征着埋藏在沙原上的大量贝壳。

我会永远记怀着纳斯卡之行，它使我在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份惊奇，一份牵挂。

现在，和玛利亚联结在一起的“纳斯卡线条”，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是说它既属于秘鲁，又属于整个人类社会；理所当然地，玛利亚女士也将随之而进入永恒境界。

（2004年）

阿根廷

域外文人说庄子

上世纪90年代，我先后到过美国、墨西哥、德国和英国，这次又来到了阿根廷，综合几个欧美国家的印象，认为域外许多作家、艺术家对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大哲庄子，十分崇敬，也颇有研究，并将所学成果应用于他们的创作实践。

庄老夫子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聒噪不堪，苦于日夜不得清静。白天里，听故国学人对于其人其书纵横论议，争辩不休，贬之者固有，而誉之者极多；而自从18世纪他的著作翻译到西方之后，每到夜间，地球那面的诗人、作家，又把他们读《庄》、解《庄》、学《庄》的心得，传送到他的耳边，闹得他无法安眠。

我曾写过一篇《文脉传薪有后人》的散文，里面列举了中华大地上从魏晋之际的嵇康、东晋的陶潜，中经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直到清代中叶的曹雪芹，这些旷代的文豪诗伯，组成一条跨越千年的传薪红线，脉络分明，各极其盛。无独有偶，这几年我又发现，在西方居然也有五位文豪，或为戏剧家，或为小说家，或为散文家，或为诗人，不同程度、不同侧重地崇尚庄子的思想，欣赏他的思维方式，学习、借鉴他的创作经验，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现在，我就把国外一些作家研究庄子的脉络与线索，讲述给各位读者。梳理的方法，也是同中国作家一样，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他们同庄子的文脉传承关系。

首先是美国作家梭罗。“梭罗与庄子在生活的坎坷、坚强和对个人主义的渴盼上都特别相似。”（林语堂语）而他的生平阅历，却比庄子还要简单。他1817年出生于一个小城镇，二十岁就从哈佛大学毕业了，而后当了两年教师，并开始文学写作。他赞同《庄子》中的很多见解，尤其崇尚庄子的简朴生活，试图追寻、体验庄子所倡导的清新、空灵、诗意的生活方式：从蛙鼓声声、鸟鸣嘤嘤中得到欢愉，在晨曦暮霭、朗月清风里收获宁静。

他不遗余力地鼓动人们，要简化生活，取消娱乐，腾出时间来用于体验生命、品味人生；同时，通过自己的实验，告诉世人不要被繁纷复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于是，孤身一人，跑到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自建了一个小木屋，在周围隙地种植玉米、豆类、萝卜和马铃薯，自食其力，过着原始、简朴的生活，总共住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他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回到城镇之后，他患了肺病，死时年仅45岁。近两个世纪过去了，他的小木屋以及瓦尔登湖，如今已经成为融入大自然、疏离社会群体和挑战物质文明、告别城市喧嚣的一种象征。

英国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读完《庄子》英译本后，感叹地说：“这部完成于两千年前的中国书，对欧洲人来说，依然早了两千年。”言下之意：作为一种永恒的存在，庄子不仅超越了空间，也超越了时间。看来，他对庄子确实是衷心崇拜的。

王尔德作为一位重要的文学家，与庄子有其相似之处，当然，差异是明显的，并且是主导的。他于1854年，出生在都柏林一个有着卓越地位的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他的作品以辞藻华美、立意新颖和观点鲜明著称于世。作为唯美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无论是他的价值取向、个性特征还是作品风格，都是充满魅力的。论者认为，王尔德的一生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他是一个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的矛盾人物，既世故又纯洁，既虚伪又真实，一面取悦上流社会，一边又进行尖刻的讽刺、批判。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王尔德也正是这样。他极端自负，曾傲气十足地写道：“上帝几乎将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了我。我有天才、名声、才气、社会地位，并富于挑战知识。我让艺术成为一种哲学，让哲学成为一种艺术。我改变了人们的心灵与事物的色彩，我的一言一行，无不让人困惑、猜疑。”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依稀地看到庄子的某些影子。

德国著名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出生于1898年，他从倡导歌剧改革入手，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史诗剧的实验，从而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戏剧理念与表演方式。他认真吸收中国戏剧艺术经验，特别是从庄子那里汲取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他像当年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和研究《庄子》，不仅从中发掘出表现主义戏剧的理论支撑，而且激活了创造性思维，开阔了学术视野，使他的认知向哲学的深度和广度推进，从而“由一个欧洲人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人”。

对于《庄子》，他是五体投地地折服，曾说：“这样的书，在我们这里再也写不出来了，因为缺乏这种智慧。人们只能在自家的作坊里炮制思想，结果这种思想总也摆脱不了迂腐气息。”他在多部剧作中，引进了《庄子》的思想蕴涵，成为西方文艺家中仅见的“曲翻古调填今事，义探新辞改旧观”的一个典范。就此，当代学者张黎举出多部作品实例加以说明：《四川好人》里卖水人老王，一个偶然机会，在一座破庙里拣到一本《庄子》，其中的一些故事，令他联想到妓女沈黛的遭遇。他担心沈黛当好人、做好事，可能不得好报，为此心神不宁，忧虑重重。睡梦中，他给来到人间寻访好人的三位神仙，诵读了《庄子》书中“材之患”的故事，请教神明：沈黛是否会像庄子寓言中那些好端端的树木一样，无法享受应有的天年？在《高加索灰阑记》里，他又以格鲁雪那双粗糙的手和大公那双细嫩的手为例，再一次精彩地演绎了“材之患”的思想。此前，布莱希特还曾以教育剧的形式，在《例外与常规》中，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改造了庄子宣扬的乱世之秋的处世之道，把庄子哲学中的“隐逸之术”改造成了对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这出戏，故事取材于瑞典作家鲁内伯格的叙事诗《露塔·斯韦尔德》；而剧中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同样来源于《庄子》，这是一出中西合璧的作品，经过重新诠释的庄子思想，构成了这出戏的灵魂。布莱希特正是通过这种“古为今用”、“中为西用”的高明手法，使他的作品既增添了艺术情趣，又蕴涵着深邃的哲学魅力。

比布莱希特晚出生一年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对于庄子更是顶礼膜拜，推崇备至。早在青年时代，他就通过一个英译本，潜心研索《庄子》，并在作品中屡屡引用。他对《天下》篇中惠子讲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无限着迷；“庄周梦蝶”的寓言故事，更使他悠然神往，竟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向老师、阿根廷著名作家马塞多尼奥讲解，并把它写进作品《漆手杖》里：“我瞅着它，我想起了庄子。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后不知道究竟是人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人。”他还把《齐物论》中“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这一论述，作为小说《圆形废墟》的主题。（转引自赵世欣论文）在小说《另一个我》中，描述1969年2月的一个上午，在英国剑桥，他遇见了1914年在日内瓦的自己。为了证明二者是同一人，1969年的博氏谈了他于1914年在日内瓦的往事，而1914年的博氏却说，这达不到证明的效果，“如果我梦见了你，你当然会知道我的事情。”1969年的博氏只好说：“若是今天上午和我们的会面都是梦境，那么，我们都得相信自己既是做梦人，同时也是梦中人。也许我们已经清醒，也许我们还在做梦。”他真是把庄子哲理美文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论者认为，博尔赫斯的创作，划开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写出了《叙事的艺术与魔幻》的论文；日后，更以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使东西方文学界裨益无穷。从他开始，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诸如，文学种类的界限被打破了，客观时间被消解了，幽默与荒谬结合、写真与魔幻统一，等等。作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名为《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的小说中，模糊以至抹杀了真实时间和虚构空间的界限，“虚构”这一美学概念，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可是，他却谦虚地说：“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两千多年前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无愧。”

最后，就要说到墨西哥著名诗人帕斯了。他是五人中唯一出生于20世纪（1914）、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他毕业于墨西哥大学哲学文学系，深受法国超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后期诗作又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启示，从而自觉地将东西方文化质素熔于一炉。他曾翻译过王维、李白、杜甫等中国古代诗歌大师的作品；而对庄子，尤其殷殷垂注。1964年，他与法国姑娘玛丽·何塞结婚，在赠诗中，他将爱侣与自己共同镶嵌进庄子的“蝴蝶梦”里：

一只蝴蝶在汽车丛中飞来飞去。

玛丽·何塞对我说：那一定是庄子，

正路过纽约。

但那只蝴蝶，

不知道是梦见成为庄子的蝴蝶，

还是梦见成为蝴蝶的庄子。

蝴蝶不会疑惑，

它自在飞舞。

他曾深情灼灼地说：“我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是位中国人——庄子。我的确认为他对我们有用。我推荐所有人都读读庄子的书，它与蒙田（16世纪法国的文学大师）的著作一样重要。”

实际上，域外研究庄子、钟情庄子的文人，绝不止上述五位，人们随手就能举出一些。比如，苏联时期那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再版引言中写道：“不久前，我被一篇中国小说中的语词震慑住了。一个人梦见一只蝴蝶，醒来之后他便陷入沉思，不知是他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他。”这里说的无疑是庄子。在这位语言学家看来，两千多年前的那个“蝶梦寓言”，就是一篇精短小说。

除了人文学者，庄子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手法，同样也吸引了大批自然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就曾多次说过：“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出在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德国物理学家兼思想家、诺贝尔奖得主海森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曾在多次演讲中，援引庄子关于“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会干扰、破坏灵魂的淳朴与宁静的论述。他说：“很清楚，这则古老故事包含了许多智慧，因为‘灵魂追寻’中的这种‘不确定性’，也许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我们现代危机中的人的状况。”

就世界范围来说，现在，地球母亲已经到了疮痍满目、遍体鳞伤的地步；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下，更是加倍地承受着发达国家以高能耗、高代价、高污染为特征的“物化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劫难。言念及此，我们重温一番庄子的“顺物自然”、“人与天一”、“天与人不相胜”等一系列生态哲学主张，以及由此衍生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该是何等亲切，又是何等震撼啊！

日　本

一路文缘

日本北陆线上的“雷鸟”特急列车，风驰电掣般地急速前行。

所谓“北陆”，是指本州中部濒临日本海沿岸的地区，包括福井、石川、富山等县。这是一个狭长地带，无论山川风物、人文历史，在整个日本都是最有特色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文风尤盛。

古人说：“一出国门，便成万里。”从前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自然会有这种“人在天涯”之感。现在，乘坐飞机，一个小时过去，就踏上了东瀛土地，和沈阳到北京差不多少。不然，怎么叫“一衣带水”呢！

当然，从景色到世情，特别是语言，彼此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昨晚，下榻京都郊外一处小宾馆，环境格外清新、宁静。凌晨五点钟刚过，就被一阵彼此应答般的鸡鸣从酣睡中唤醒。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两句诗：“东游顿觉风光异，喜有鸡啼似故乡。”

我还是第一次乘坐这种高速列车，时速大概有二三百公里吧？座位十分松软，可以前后旋转，方便熟人对话，或者自己闭目休息。列车，联翩的铁马一般，呼啸奔驰，般般景物相继地闪现在眼前，又迅疾地飞向身后。宛如特大的电影屏幕，忽而喧阗的市镇，忽而恬静的村庄，忽而丛林密布的景区，不断地更换着画面。

列车驶入福井县境，我记起了这里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水上勉的故乡，问了陪同访问的广濑先生，果然不差。他告诉我，水上勉出生于一个十分偏僻、闭塞的村庄，父亲是个穷木匠，养活不了五个孩子，断炊是经常的，往往下顿不接上顿。水上勉九岁时，便被送进附近一座寺院当了小和尚，后来因为不堪寺院的非人境遇，冒险出逃了。他从事过卖药、送报等三十几种职业，十分熟悉底层民众的疾苦。多舛的生涯、丰富的阅历，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他的长篇名作《雁寺》就是取材于少年时期那段僧侣生活。逃出僧寺后，他开始半工半读，念完了中学；而后又继续外出干苦力活，挣出学费，晚上读夜大学。

对于水上勉先生，我之所以颇感兴趣，不仅仅由于他是一位名噪全球的大作家，还因为出国之前，在沈阳图书馆偶然看到一份资料，说水上勉在30年代末，曾一度流寓中国，在沈阳北市场附近当过搬运工，患了肺结核，卧床不起，多亏一个烧开水的中国小伙子悉心照料，才得以逃出病魔的纠缠，保全了性命。水上勉一直结记着这件事情，深情怀念这位救命恩人。他长期致力于日中文化交流，战后曾多次访问中国，并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和最高顾问。

他和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5年老舍先生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专程到东京拜访了水上勉，二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水上勉向他介绍了个人的凄苦经历，当时动情地说：“如果我有幸访问中国，一定要去参拜东山五祖寺。”老舍先生告诉他，五祖寺在湖北黄梅，是唐代的著名禅师五祖弘忍创建的。当年，弘忍要选拔接班人，让弟子们各作一个偈子，据此分辨其悟性高低。最后，认定惠能所作偈子能够明心见性，悟性和境界最高，于是，由他继承了衣钵。说着，老舍先生便随手写下了那首有名的偈语：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并且承诺：“你到了中国，我陪你去黄梅。”可是，有谁料到，第二年，老舍在“文革”中，竟遭残酷迫害，饮恨长逝。水上勉闻讯后，曾写了一篇《蟋蟀葫芦》的散文，表达其深切的怀念之情。

赴日访问前，我曾读过水上勉的长篇小说《越前竹偶》。同作家的其他许多小说一样，都是以家乡为背景，以社会底层生活为题材，描写普通民众生计的艰辛和命运的残酷，富有人情味和乡土气息。《越前竹偶》中的故事，发生在20年代日本越前（今福井县）武生附近的一个名叫竹神的小山村里。当地盛产竹子，以竹制品工艺精湛而闻名遐迩。小说通过描写制竹工艺师喜左卫门和喜助父子同妓女玉枝的爱情悲剧，成功地塑造了三个生动感人的形象。父亲在世时，和一个叫玉枝的妓女关系很好，但没有娶她进门。父亲死后，喜助独身一人，于是想到把枝子接到家里来生活。但他视枝子如同母亲一般，毫无任何非分之想，枝子对此颇感不适。就在这个当儿，一个富商插手进来，奸污了美丽的枝子。枝子羞愧难当，身染重病，含恨而死。喜助从此万念俱灭，不久也悬梁自尽。整部作品的调子是凄婉而低沉的，给予读者以历久不磨的印象。

我们在金泽站下车，由东道主陪同，游览了位于市中心的日本“三大名园”之一——兼六园。

据介绍，这里从早春的红梅到盛夏的白莲、晚秋的红叶、寒冬的青松，四季景色兼备。我们来晚了两个月，没有赶上赏樱盛况——那可称得上天下奇观，赶上星期天、节假日，每天游客多达五万人；游客徜徉在由樱花连缀成的浩瀚天幕下，几乎不见天日；眼之所见，鼻之所嗅，除了春装仕女，就是花色花香。带着丝丝的怅憾，我们只是在几棵已有三百年树龄的古樱下面，合影留念，记此一游。

然后，又观看了建造于江户时代末期的古老喷泉，喷起的水柱高达三四米，光炫水彩，蔚为壮观。当然，园林就建得更早了，1676年，由第五代藩主始建，直到第九代藩主，中间经过四代人，历时一百七十年才最后建成。

参观中，广濑先生问到“兼六园”的名字由来，我说：

“可能来源于中国古代文献。您知道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吧？她的父亲李格非，中过进士，当过礼部员外郎，也是一位文学家。他的散文代表作《洛阳名园记》，记述了十九处园林，在谈到‘湖园’时，他讲：‘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有六：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艰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而此处园林，在建设者、营造者、观赏者看来，具有中国洛阳那座湖园的特色，也就是：既宏大又幽邃，人力加工却能保持苍古格调，水泉众多而不妨碍眺望，兼此六者之长，所以名之曰‘兼六园’。”

接着这个话题，广濑先生告诉我：“日本文化史上，有‘北陆地区文风夙盛’之说，主要是由于这一带同驰誉世界文坛的日本古典文学名著《万叶集》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古代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唐代。《万叶集》形成之初，日本还处在从原始社会向封建专制社会过渡时期，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由于同汉文化广泛交流，大量引进中国文献典籍，使本国诗文创作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书于6世纪初叶的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在文艺思想、艺术发展道路上，就曾给予日本古代的‘万叶诗人’以不小的影响。《万叶集》正是在借鉴汉文学的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繁衍变异、创造革新，最后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诗界丰碑。”

作为日本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大约成书于奈良时代后期或平安时代前期（8世纪末叶），其中收录了4世纪初至8世纪下半叶间，从天皇、官吏到文人、庶民的诗作四千五百余首，总共二十卷。按诗的题材，分为“相闻”（相互闻问，大多为男女情歌，或亲友间的往来酬酢）、“挽歌”（悼念死者，以及临终遗作或追忆歌吟）和“杂歌”（内容庞杂，凡前两项包括不进去的，都搜罗在内）三大部类。

这部被视为日本国宝的著作，以人性为基础，以现实主义为特征，直率地表现人的真情实感，开创了日本和歌的道路，成为后世诗歌的典范。其主导倾向，是吟叹人生的苦闷悲哀，抒发诗人对外在事物的细腻感受和主观体验。它初步奠定了日本诗歌重主观情绪、重感受、重宣泄的审美基调。而其中大量的民歌，由于受既成观念的束缚较少，内容更为充实，诗风朴实、清新、刚健，表现了当时民众的坦率情感与自在心态。

我在前两年，看到过一部中文译本，觉得在那些表现男女爱情的抒情诗中，最为凄怆动人的，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与中国唐朝李白、杜甫同时代的中臣宅守及其妻茅上娘子的赠答诗。

中臣宅守婚后不久，便被判处流放罪，发配到边远的越前味真野町，而妻子茅上却滞留于京城奈良。以现今的交通条件而言，两地相距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车程，可说是方便极了。但是，在8世纪，这里还属于洪荒未辟的穷边绝塞，山川阻隔，道路崎岖，简直就是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了。中臣宅守在诗中苦吟：

远山复远山，行行过重关。

相逢更无日，凄苦满心间。

……

杜鹃无凭证，任意越关飞。

但能如彼鸟，看妹频来回。

一双爱侣被生生地分开，相见无期，关山难越，竟至艳羡那无须缴验证件，即可自由翱翔于万里苍空的杜鹃鸟，渴望能够像它们那样，冲出重重关卡，随时与所欢会面。

而茅上娘子的答诗，结想尤为奇特，且又同样饱含着血泪相思之情：

愿君长行路，折叠垒作堆。

付诸昊天火，一炬化成灰。

她幻想求助于冥冥中的神灵，将丈夫与她拉开的漫长的苦痛之路、相思之路，像一个纸条那样，折叠在一起，然后笼起一场弥天大火，一烧了之。这样，夫妇就可以长相聚首，永不分离了。这些饱蕴着纯真、炽烈的深情，伴合着凄惨的泪水的铿锵诗句，令千载以下的今天的读者犹为之伤情不已。

越前味真野町，在今福井县武生市。午前在飞速奔驰的列车上，我曾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地搜索，看到过“武生”这个站牌。当年流放罪犯、发配刑徒的边塞穷荒之地，于今已高楼栉比，市廛连云，车如流水，到处都是一片繁华景象。即使还能觅得味真野町这个地点，肯定也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再也无从找到一千二百年前的鸿爪留痕了。

广濑先生说，《万叶集》中许多诗篇，产生于包括福井、金泽、高冈、富山等地的北陆一带。特别是我们要去访问的富山县冰见市，附近有一座万叶山，被认为与《万叶集》有着直接的渊源。诗集中收诗最多的歌人、担任过全书总纂的大伴家持，就曾在这一带任过官职，至今冰见市还留存着他的活动踪迹。

他说，日本文化在5世纪前，尚处于鸿蒙初辟的原始时期；可是，到了8世纪之后，便跃向一个辉煌的阶段。“万叶时代”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性作用。因此，直到今天，它在一些日本文史专家、社会学家的笔下，还往往被罩上一圈闪亮的光环，每当提起“万叶时代”，人们总是充满着憧憬与向往。当然，忆旧，恋旧，往往针对的是今天。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的长篇小说《市声》，就真实地描绘了当代人的这种心态。书中说，一位退休老教师一直深情无限地缅怀往昔，在他的心目中，唯有“万叶时代”才是充满理性光辉与诗性智慧的理想社会。为此，他在桑榆晚景中，带上孙儿和一个萍水相逢的农村姑娘，乘坐汽车，沿着《万叶集》所吟咏的路线（其中自然包括北陆一带）漫游，企图寻找一个理想的处所。可是，足迹所至，到处都是经济的畸形繁荣，世道浇漓，文明异化。无情的利刃挑开了商业时代现实的脓疮，往昔的诗情画意、田园牧歌已经消逝净尽。最后，这位老人嗒然若丧，以彻底的失望而告终。

（1985年初稿，2001年改定）

东瀛观剧

看到这个题目，读者也许以为我在日本观看了松山芭蕾舞团演出的《白毛女》，或者欣赏了“前进座”的组织者、著名演员河原崎长十郎主演的《屈原》，再不就是观摩了熔音乐、舞蹈、故事于一炉的歌舞伎。不，都不是，我看到的是由形形色色的机器人表演的戏剧、美术、音乐节目。

机器人也会演剧？会的。按照中外的古代传说，“他们”早就登上舞台了。中国古代典籍《列子·汤问》记载，三千年前，中国有个名叫偃师的人，用木头制成一个形态逼真、有感觉、会说话、能跳舞的伶人，献给了当时的天子周穆王。穆王为“她”的优美舞姿和楚楚怜人的神态所迷惑，竟像对待真人一样，深致其渴慕、爱恋之情。两千多年前，在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古都，曾有一家机械木偶人剧院，那里的由古希腊科学家赫龙发明、制作的机械木偶人也能说话和表演各种动作，一时轰动全城，震惊朝野，人们都以为是妙法天授，神祇显灵。

不过，“机器人”这个名称的出现，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卡雷尔·查倍克在他创作的剧本《罗莎姆万能机器人公司》里，描写这个公司制造了一种既听话，又勤劳，能干活，一台可以顶替两个半工人的机器人，投入使用后，使劳动生产率猛涨，利润成倍增加，因而受到资本家的青睐。但却遭到各国劳动者的激烈反对，因为机器人夺走了他们的饭碗，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他们联合起来举行罢工，并捣毁了许多机器人。资本家见势不妙，便组织机器人军队屠杀和镇压工人。正当工厂主举杯欢庆胜利的时候，躁动不安的机器人又起来造反了。他们声称，要结束人类对机器人的统治；机器人要取代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者。结果，人类惨遭屠杀，只有罗莎姆公司的机器人设计师幸免于难。出于正义感和爱心，他设计出两种专能制伏原有机器人的新型机器人。于是，一场新的鏖战又开始了……

当然，这是一部科学幻想剧，它同《未来世界》中惟妙惟肖的“700型”，同胸储十万马力、身怀七大神力的铁臂阿童木一样，不过是出自科幻作家的想象。

机器人根本不可能征服人类，独霸世界，这是确切无疑的了。但是，在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今天，集各种尖端技术之大成的智能机器人，模仿人类动作，进行各种生动的表演，确已成为事实。在日本筑波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我就亲眼见到过这种“机器人王国”中的高级“人种”所表演的出神入化的精彩节目。

他们把能够接受成千上万个程序的先进电脑作为“人脑”，把由微型电视摄像管、光学系统和信息加工线路组成的视觉系统当作“眼睛”，用微型录音机和分析线路组成“耳朵”，以精密的语言分析、语言合成、语言发送系统组成“嘴巴”，因此，具有灵敏的感觉和认识机能。通过事先输入的程序，这些智能机器人可以自行判断周围环境，随机应变，有选择地采取行动、处理问题。

我在博览会首先看到的是机器人音乐家奏曲表演。走进主题馆，迎面见到一位身材颀长的女郎形象的机器人正向观众颔首致意。头戴彩色小帽，身着特制服装，彬彬有礼的女解说员介绍说，这位机器人音乐家在向大家问好。这个被称作“音乐家”的机器人十指纤细，动作灵活，脑后垂着几十条秀发般的导线，头部前方装有一台能识琴谱的“眼睛”——微型电视摄像机，面前摆着展放曲谱的谱架，机械手下方安放着一台有三排键盘的电子琴。

解说员亲切地招呼音乐家机器人的名字，请它为听众演奏一曲情歌。它很有礼貌地应声回答：“好，请稍等一等，我先识谱。”半分钟后，只见它的十指和双脚由数十根导线牵动着，和谐地奏出了《红蜻蜓》乐曲。听说，这个智能机器人能够按照听众当场提供的乐谱，弹奏十六首古典名曲和日本民谣。

记得几年前曾经看到著名科学家沈元先生的一篇散文，他在巴黎见到一种机器人，身上不带任何导线，电源在它自己身上；而且，可以同观众直接对话。沈元告诉了自己的姓氏，它就记住了，以后便始终以“沈先生”相称。还主动提出要和沈先生握手，握过手之后，它满意地说：“我感到很荣幸。”沈先生想了解一下它制作的年限，便问：“您几岁了？”它答说“九岁”，然后又反问沈先生的年龄。沈先生想，对机器人没有必要说得太具体，便说：“当然比你老得多了。”机器人马上就说：“是的，从您的样子可以看出来。您已度过了很多年的可尊敬的生活。”沈先生还发现它能够辨别颜色，因为它从这些人的皮肤、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推断出属于东方人。看来，这要比这次日本展出的机器人更先进一些。

在松下电器馆，也有机器人在表演，它在给游客画像。观众中，一个活泼、漂亮的女孩子大方地走到展台前面，机器人画家向她点点头，并客气地说：“请坐。”然后，就模仿那些老练的画家的动作和神态，聚精会神，仔细地对作为模特儿的女孩子端详起来。原来，它是先通过电视摄像机对模特儿的面部做静止的画面处理，形成线画信息，从中取出轮廓与对比度大的阴影部分，再用微电脑对所得到的线画信息进行取舍和大幅度压缩，把它变为与模特儿相似的画像要素，然后，胸有成竹地举起垂直的机械臂，握着饱蘸墨汁的毛笔，在白纸上熟练地画了起来。顷刻之间，一幅与本人形貌酷似，线条简洁、清晰的肖像画，便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机器人画家谦和地问那位女孩子：“怎么样？您满意吗？”姑娘连连回答：“满意。非常感谢。”

告别了机器人画家，我们又来到日本芙蓉财团举办的“芙蓉机器人剧场”，观赏了由机器人表演的幻象环生、饶有趣味的各种短剧。首先演出的是“机器人幻想曲——2001年”，主角是由号称“曲线魔术师”的德国工业设计师克拉尼设计的形如巨鸟的“两翼机器人”，它盘旋在直径为二十米的圆形舞台上空，时而升腾，时而降下。舞台上几十个憨态可掬的机器人在导演——电子计算机的遥控下，表演着种种滑稽可笑的动作，与“两翼机器人”上下呼应，紧密配合。最后，这些特殊的“演员”由一个从观众中选出的小男孩指挥着，做前进、后退、转弯、停止等动作，令行禁止，尽如人意，赢得了观众的热烈赞誉。

我们还观赏了这样一个精彩节目：开场后，两棵大树形状的机器人自动移到舞台中间，屹立不动，作为布景；而后，一个高低不平的冈峦状机器人占了舞台的一角，上面亮起了万点灯火，现出高楼林立的景观，为的是表明故事发生在闹市区，时间在夜晚。两个体态丰满、充满青春活力的机器人，作为剧中的人物相继走上舞台。一为女郎身形，戴耳环，着女式背心；一现男士形象，着挎篮儿背心。两人胸前都佩戴着“心”形徽记。（该是表明都怀有一片真情吧？）开始时，男士热烈、主动地追求女郎，亦步亦趋，形影不离；而女郎却反应冷淡，并不怎么理睬。经过许多夜晚（高楼灯火几度明灭）的接触，交谈，逐渐地，女郎与男士建立了感情，欢谈密语，无比亲昵。演出颇富人情味。

看到这种匪夷所思的表演，邻座两个青年观众低声议论：“照这样发展下去，未来的世界里，会不会像科幻作品中讲的，机器人越来越聪明，最后取代了活人，成为人类的祸害？”我想，存有这样担心的人，恐怕数不在少。在西方国家，近年也确曾发生过一些机器人“发疯”的事件。1982年8月17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个代号为“DC-2”的机器人跑到马路上捣乱，这个身高一米二的家伙到处找人搭话，并硬向人们散发企业广告，过往行人被纠缠得无法解脱，只好打电话报警，后来查明，这个机器人是由一个在娱乐场所工作的人幕后操纵的。看来，关键还在于操纵它的人。

机器人终究是机器，虽有“人”之名，而无人之实。到任何时候，它也不可能完全具有人的意志和知识，只能永远当一个听话的傻瓜。对于人来说，电脑的智商永远是零。人类所能做的事，有一些电子计算机也可以做，但它不过是具有人类头脑的某些功能，绝不可能是一切。人类既然能够制造出机器人来为自己服务，也就完全能够驾驭它、制伏它。正如华罗庚教授所讲的，人是电子计算机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仆。

似乎正是针对一些人的“杞忧”、“芙蓉机器人剧场”安排了这样一个场面：当表演进入高潮，人们沉浸在机器人世界中的时候，突然舞台上灯光一齐熄灭，一个个机器人不知所措，纷纷匍匐在舞台上，像迷路的羔羊似的发出阵阵哀鸣。这个即兴之作，寓意十分深刻。它说明机器人并不是万能的，它们必须按照人的意志行事，离开了人就无所施其伎了。

（1986年）

月明　人在天涯

日本富山县的冰见市，是一个美丽而恬静的小型滨海古城。

此间气温很高，六月中旬就达到了二十七摄氏度。而东道主的隆情盛意，简直比炎阳烈暑还要炽热。市长亲自陪同我们来到下榻的永芳阁。这家经政府登录的国际观光旅馆，是一座高耸在石崖上的古色古香的五层建筑，凭栏俯眺，美丽的富山湾像一面幕天席地的晶莹宝镜，被镶嵌在浅绿深苍的崖岸之中。

同行的日本友人广濑先生，指着正前方一座仿佛碧玉雕琢的小岛告诉我，古时候岛上有一座寺庙，名叫光禅寺。关于它，还有一个著名的传说：当地一个虔诚信仰佛禅的名士，梦见一位中国高僧前来此地传经说法，醒后，他立即赶往现场参拜，却什么人也没有见到，只是岛上突兀地现出一座中国式的佛教建筑，门额上书有“光禅寺”三个大字。从此，人们就口耳相传，这座光禅寺是经海上漂流，由中国赠送过来的。因而，亲切地把这座岛屿称作“唐岛”。

我们所住的房间，分别冠以龟、鹤、松、桐、羽衣、淑园等或吉祥、或娴雅的名字。每间客房都兼有和式、西式两种陈设，中间以拉门隔断，壁上挂着小巧精美的装饰画，清新雅素，别有一番情致。

中午，东道主在和式宴会厅举行欢迎会。客厅地面铺着“榻榻米”，四壁饰以黄杨镂花木板，上面挂着唐代诗僧寒山、拾得的画像。寒山着芒鞋，曳竹杖，傍古松而立，广袖宽裾，丰神潇洒；拾得手拄扫帚，嘻开笑口，做远望状。

宾主席地而坐，每人各据一桌；膳设和食，至为丰盛。主人致过简短的欢迎词之后，便率先满怀激情地唱起了《阳关三叠》。王维的这首名诗，早在少年时代，我就已耳熟能详了；但是，此刻在异国他乡听到，却似邂逅故知，感到亲切逾常，便也按照拍节，引吭相和，反复咏唱，直到宾主都激动得闪现出晶莹的泪花。这时，大家共同将杯中的清酒一饮而尽。

原来，冰见所在的能登半岛，在地形上很像一只长长的靴子伸进了日本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相对孤立的状态，使这一带至今仍然保留着较多的传统习俗。在这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同强烈的市场观念、现代的物质生活相互剧烈地荡激着，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身上，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一种略带感伤的苍凉意蕴和淡淡的怀旧情绪。

几名歌舞伎兼侍者，表演了精彩的民间舞蹈，手姿、步态、目语、眉情，温柔中略带几分忧郁，轻松里透露着一种矜持，特别娴熟、优美。一望可知，都是阅历深广、成熟历练、养之有素的。歌舞结束，女侍者分别到宾主桌前跪坐侑酒。在溽暑高温之下，她们都严妆盛服，意态端肃。看去年龄均在半百以上。据说，她们都精于茶道、棋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能歌善舞，酒量雄豪。一副副布满皱纹的脸庞和一双双枯涩的眼窝里，饱蕴着人生的艰苦和世事的沧桑。

作为主宾，我被主人安排了一位更为年长些的老年侍者。她主动自我介绍，说是自从永芳阁落成之日，她就前来为各国嘉宾服务，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前两天，同伴们为她祝贺过六十二岁生日。与外间的其他场合不同，这里的服务人员，不太要求年轻、俏丽，而是特别看重气质、风度，强调一种书卷气；讲究意态从容、举止凝重、谈吐高雅，重视文化层次和内在的修养。

这种独树一帜、迥异寻常的服务方式，无疑有它的道理。但从客人的角度，看到较自己还要年长的侍者跪伏在面前，端茶奉酒，笑舞酣歌，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甚至有一种酸楚的感觉。我忽然记起了唐代诗僧寒山的几句诗：

朝朝无闲时，年年不觉老。

总为求衣食，令人生烦恼。

人当“耳顺”之年，本应庭前憩坐，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可是，这些老年侍者为了谋求衣食，还要滞留海隅，吹弹侑客，歌舞承欢。她们也许有生以来从未被爱神丘比特的箭矢射中过，却时时要通过歌音舞态，表演着一些想象中的爱情的圆满幸福。想到这些，我觉得口中的清酒似乎也带有几分苦涩味了。

半日的紧张会谈，宾主都感到有些疲倦，便说，晚饭后早些休息。可是，我因为贪看富山湾的海滨胜景，却仍然痴坐在瞭望台上，观赏着红日渐渐西沉的黄昏美色：灿烂的夕阳悬在金光闪烁的海面上，万顷烟波接着远天，晚潮有节奏地律动着。每一叠浪花打到岸边，细软的沙滩便立刻绣出一溜银白色的花纹。斜晖映照下，几叶渔舟轻盈地向岸边移动。蓦然，触动了我的乡思——我忆起了儿时在故乡见惯的“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的牧归小景；耳畔仿佛响起《离骚》中的名句：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夏日黄昏，过得迟缓；可是，又变幻得十分敏捷，一个不留神，夕阳的猩唇就吻了碧海。湛蓝的天空与茫茫的浪波，分别从头顶和脚下同时向天际驰去，渐渐地汇合在一起，任凭你怎样睁大眼睛，也难以分清它的界限。

我想象着，那迢遥的翠微淡成袅袅的烟霭所在，便是可爱的海棠叶形的祖国大陆。我仿佛看到了那雄伟的长城、巍峨的泰岳和高耸云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当然，不是借助视觉，而是靠着心思。

记得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叶嘉莹教授曾说过，她羁身海外时，每当吟诵杜甫的《秋兴》，都油然兴起故国之思；甚至傍晚看到飞鸟还巢，也会涌起缕缕乡情。她写了一首七绝：

向晚郊原独自巡，枝头落日有余金。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粉碎“四人帮”后，她的访华申请获得批准，于是，即兴吟哦：

劫后书来感不禁，谁知散木有乡根！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屈杜魂。

这种感情，久居国内的人是难以体会到的。于今，机轮飞速，天涯咫尺。“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但这指的是国内。置身海外，情况便迥然不同了。一位去国离乡的朋友从芝加哥寄信给我，说：“世人都说出国好，个中苦楚谁知晓？当你踏上陌生的土地，远离多年熟悉的社会环境，接触的是完全生疏的异国文明，语言不通，风习各异，立刻就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孤独感与飘零感。在祖国，失败了或者遭受挫折，可以随时随地向亲人、朋友诉说，而在国外，却只能自己舔净伤痕上的污血，独自吞咽那苦果、涩果，振作精神去迎接新的一天，继续承受巨大的压力，进行紧张的拼搏。生活在国外，最难耐的是那种失去依托的空虚和塞天溢地的寂寞，是‘乡梦不曾休，惹甚闲愁’！思念家乡、思念亲友、思念祖国的实质，是在寻找依托，寻觅失去的支柱。”这种种感受，自非亲历者所不能道语。

……

此刻，市声已寂，只有满地虫鸣奏着万古如斯的神秘之歌。天涯云树，完全笼罩在梦一般的境界里。但是，我依然可以凭着想象，以目力和听觉来体察四周的诸般色相——伴着轰响的机声，夜班工人正撑持着疲软的腰肢在紧张地操作；而隔巷，耀眼的灯光下，舞厅人影乱，麻雀战方酣。正是这迥隔人天的苦乐悲欢，组成了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

“明月如霜，好风似水，清景无限。”突然，我把昨宵在金泽市的筵席上听到的谋杀案新闻和这迷人的月色联系起来。因为据美国人韦伯发现，人的体内水分，由于受月亮的引潮力影响而发生变化，导致情绪波动，甚至引起神经错乱。可是，经有关专家研究证明，这种联系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月球的引潮力和磁场对于人的干扰，微小到几乎难以计算；而且，韦伯的“三五月明之夜，发案率高”的论断，在古朴、闭塞的乡村，也难以得到证实。

社会现象，竟要到自然领域里寻根溯源，结果，广寒宫中也出现了冤案。我不禁哑然失笑了。

（1986年）

野　酌

连日的拜会、宴请、参观、会谈活动，搞得人脑涨头昏，十分疲惫。一听说，要去访问留萌的一处牧场，大家都为之雀跃。

汽车飞快地前进着，村庄、农田、丛林、草场，纷纷被抛在后面。日本农村多是二层小楼，建筑式样与我国江南小村镇切近，只是村落比较稀疏，色调更加多样。微风拂动，大片草场里游走着一群群牛羊，放牧人悠闲地坐在树荫下。较之东京、札幌高耸的楼群、滚滚的车流、喧嚣的市声、紧张的节奏，像是闯进另外一个世界。

时值雨季，说声阴，浓云密布，雨脚四垂，霎时就降下了瓢泼的大雨。幸好已经到达了目的地，热情的主人在打着伞迎候我们。

没有另外安排参观、会谈项目，整个活动都在餐桌上进行。这是一个上有铁皮盖顶、四周全部敞开的大型凉棚，木制的长桌和坐椅未加任何藻饰，地面也是沙土的，原封未动，没有铺上砖块或抹成水泥，一切保持原生状态和显现一种村野情调。

主人年龄在六十岁上下，汉文基础很好，即席作了简短致词。略云：借用贵国古代诗人王安石的诗句，叫作“草草杯盘供笑语”吧，备上一席野酌，欢迎远方来的高雅客人。这样一说，更增加了亲切感，大家都不感到拘束了，很快，饭桌上便腾起了笑声。

在国外，那豪华宾馆里的宴会，固然是隆重、盛大，仪态万方；但繁文缛节，严妆盛服，常常使人感到拘泥、厌倦，刚刚开始就希望它快快结束，一点舒服的感觉也没有。还有一种所谓“便宴”，随便倒是随便了，但由于宾主比较熟悉，几杯清酒下肚，又往往放浪形骸，酣歌醉舞，有时还要拉上一两个歌伎舞女相伴，却之不恭，又势难从命，因而也被视为畏途。

唯有这种乡间的野酌，不分主客，不拘礼节，随处落座，随便接谈，确有“宾至如归”之感。特别是，坐在这别致的餐厅里，风来四面，使人完全忘记了外面的炎炎夏日。谈笑间，两声闷雷响过，霎时一阵疾雨倏然而至，叮叮咚咚，敲打着篷顶，宛如置身万面鼓声之中。放眼四望，平芜尽处，一带起伏的山峦，衬着青葱的茂草、浓翠的松林，粗犷中不乏诗的意蕴。

主人用蒙古式的日本菜——“铁板烧”招待客人。桌子正中摆放一个中间凹进去的方形铁锅，锅旁放着几盘新鲜牛羊肉和菜蔬。嘎斯火将锅烧热后，人们用筷子把肉片放上去煎烤，反复翻动，肉变色后，再蘸上一种特制的甜酱，味道十分鲜美。由于吃了那片再烧这片，往往是咽着口水操作，所以非常刺激食欲。这比外面的其他宴会，各种名菜倾盆大雨般涌来，弄得人眼花缭乱，食欲来得快也去得疾，确实要好得多。

当然我也想过，如果设计一种自动控制温度的烤炉，使肉片不至烧焦、烤煳，岂不更好？这在电子工业高度发达的日本，原也不难实现。只是，人们偏爱这种吃法，总觉得这样更有兴味，这也是难以改变的。古人说：“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现代人则强调个性，因而，又有“口味没商量”的说法。

主人显得特别高兴。他在盛赞了长城的雄伟、故宫的壮丽和天安门广场的开阔之后，突出讲了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各地的飞速变化，“如果你不是亲眼所见，绝对不会相信。”他早年在大连当过医生，熟悉并且酷爱中国文化，直到现在，还经常抓住空闲时间，找出一些珍藏的中国的古籍和绘画、书法作品欣赏。他说，日本科学、文化的母亲，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西洋，中国又是母亲的母亲。正是在这两大源头的延长线上，发展了今天的日本科学、文化。他指着“铁板烧”说，就连这个东西，也是转经朝鲜从中国传过来的。

而后，我们品尝了日本名菜“洒西米”——采用肉多刺少的金枪鱼切制的生鱼片，还有将新鲜大虾裹上面糊、用豆油炸过的外焦里嫩的“天妇罗”，醇香适口、别有风味的大酱汤，外面包有紫菜、称为“寿司”的大米饭卷，味道都很鲜美。特别是对“洒西米”，日本人有固执的偏爱。牧场主人告诉我们，到了日本不尝尝“洒西米”，应是一桩憾事。看我拣了两片大口地咀嚼着，主人高兴地吼起来，随手举起一杯清酒与我碰杯，我们都一饮而尽。

这种清酒，在日本颇负盛名，系由大米酿成，味道甜美，但多饮易醉，素有“两日醉”之称，说也奇怪，在市议会、市役所举行的宴会上，我只饮了一杯，就有些头晕；而在这里，三杯饮过，并无不适感觉。也许真像战国时淳于髡所言：执法在傍，御史在后，或亲有严客，收袖曲跪，侍酒于前，一斗、二斗亦醉，而当朋友交游，欢然道故，合尊促坐，履舄交错之时，八斗、一石也自无妨。这类寓言隐语，未必与实际完全吻合，但酒量和情绪有关，该是不容置疑的。

（1986年）

花　环

六月底的日本列岛正处在炎炎夏日，可是，北海道的留萌市由于地处边陲高纬地带，却分外凉爽。我们友好访问团在神居岩饭店用过午膳之后，主人便安排到附近的儿童游乐中心游憩。这是市郊一处新开辟的公园。树木多是近年新栽的，道路还没有修好，儿童游乐设施也并不完备，但环境很幽雅。

因为是星期天，园内儿童很多。看见中国客人来到，许多儿童主动跑过来问好。不大工夫，我们六七个人便都“陷”在重围里。我的身旁站着六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欢快地蹦蹦跳跳，用中国话喊着：“你好！你好！”通过翻译，我夸奖她们中国话讲得很好。她们高兴地回答：“我们是从电视里学的。”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一个穿红衣裳的女孩。

“佐贺幸惠。”她爽快地告诉我。

“我叫……”

“我叫……”

孩子们争着向中国各人介绍自己的名字。我笑着说：“我听不清，也记不住。请你们把名字记在我的日记本上。”于是，石井美雪、高宫明子、镰田博子、角尾佳惠、皆川真优枝依次地签了名，汉字写得很工整。看我珍重地把日记本收存好，她们一个个高兴得跳了起来。

这时，那个叫“佐贺幸惠”的小姑娘，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玩具形状的奶油糖，塞到我的手里，连声说“梅西！梅西！”，同时做出“吃”的样子。另一个小女孩送给我一袋膨化食品。我深深地为这种纯真友好的热情所感动。遗憾的是，除了“须臾不可离也”的圆珠笔和日记本，我没有带任何可以还赠的纪念品。至今思之，还觉得后悔。

在我的前边，代表团团长也被几个孩子围住。一个心灵手巧的儿童，迅速地采撷一束野花，编结成一个花环，献给中国客人。无奈团长头大而花环太小，只好放在头顶上。他便一只手扶着花环，一只手打着招呼，连声道谢。

我们接触到的这些日本儿童，都很天真活泼，性格开朗，在陌生人面前，没有拘束、畏葸之感。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轿车开过来了，我们匆匆说过“再见”，便上了车。追逐着扬起的车尘，孩子们奔跑着，不住地用中国话喊着：“你好！”“再见！”我们一再挥手，很快就被浓密的树丛遮断了。

坐在车上，我想，中日恢复邦交十多年来，经过双方的努力，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加深，而且深入到下一代的幼小心灵里。中国领导人访日时说过，把我们这一代已经奠定的友好关系，首先传给下一代到下两代，使今后三十年到六十年的友好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一代接替一代，一代胜似一代，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个目标是建立在比较深厚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应大力促其实现。

晚上，出席市议会举行的宴会之后，我们下榻市区的“鹤扇”宾馆。想是日间活动留下了太多的兴奋点吧，脑袋一贴枕头，我就悠悠地进入了梦乡。这是一处空中摇着松影，地上铺满鲜花，旁边碧波涟漪的所在。我认出是沈阳的北陵公园。一大群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嬉游其间。恍惚记得刚进大门时，曾见到挂有“欢迎日本儿童访华团”字样的大幅横标。心想，这里也许有我在访日期间结识的几位小朋友哩。那次由于疏忽，没有带上几件可资留念的赠品，至今还觉得遗憾，这次再不能空手了。于是，我就跑到外面的商店去，买回几支国产的“白翎牌”铱金笔。不料等我赶回公园时，小客人的游园活动已经结束，乘车离开了这里。心里一急，梦也就醒了。开灯巡视，看到壁间挂着绘有双鹤图案的装饰画，才明白原来并没有离开留萌。

吃过早饭，主人安排我们参观市立小学校。四十名教职员和上千名学生在礼堂里隆重集会欢迎中国客人。一个穿藕色连衣裙的女学生前来献花，一看，原来正是那个佐贺幸惠。我心想，在北陵公园没有找到你，现在又在这里见面了。通过翻译，我们向她和全校师生表达了谢意，并说：“欢迎你长大后到中国去访问。”她说：“请看我们的壁报，我们不但想去中国，还想去辽宁呢！”原来，学校听说中国客人要去参观，事先做了准备。我们在教学楼走廊里看到，许多壁报都绘有中日两国国旗，其中一张壁报的总题目竟是：“希望到辽宁去”。里面介绍了我省有关的情况，还有两幅望儿山、千山的风景画片呢。

这所学校是1872年日本宣布实施“普及国民教育”制度后，在北海道一带第一批建立起来的。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前后有二十五任校长莅职。从第十一任开始，每任校长都留有照片，现在都整整齐齐地挂在大厅里。教师中年轻的女性占多数，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我问一位女教师：“您觉得教师工作怎样？”她回答说：“我很热爱我的工作。只是我的学识还浅，阅历不足，还不能完全胜任。”

教室门楣上挂有任课教师的名牌，以示负责。室内阳光充足，但课桌并不十分整齐，摆放也很随便。小学生的穿着多种多样，不像中学生那样有统一规格的制服。男学生大都光着脚板，据说这有利于健康，教室内挂起各种彩带，上面系着种种工艺品，黑板两侧摆有学生从家里带来的金鱼缸、蟋蟀笼子，有的笼里养着翠鸟、鸡雏，墙上贴满了学生自己绘的图画。我向陪同参观的“教头”（教育长）询问：“不怕这些东西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吗？”他说，精神贯注来源于浓厚的兴趣；而只有学生的精神始终处于最佳状态，浓厚的兴趣才能培养起来。教室布置得活泼、自然，富有情趣，有助于学生保持最佳的精神状态，培养学生从小热爱生活的感情。

教师讲话活泼亲切，语言生动，经常走下讲台到学生中间去，师生感情比较融洽。每当教师提问，孩子们都争先举手回答，并不因为有外国客人在场而忸怩、拘束。但是，当前日本教育也存在一些弊端。“教头”告诉我，现在青少年身心成长并不完全健康。学生实际能力有下降的趋势，犯罪率日益增加。这与学校过多地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人格的陶冶，过分强调教育的划一性而忽视儿童个性和能力的培养，家庭、学校对少年儿童过分娇惯而忽视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有直接关系。

离开学校时，我们把写有“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字样的羽毛装饰画留赠给学校，学校把一百幅小学生的图画作品交给我们，委托转赠给中国的小朋友。

（1986年）

泰　国

芭堤雅哀歌

芭堤雅之夜是迷人的。

街灯像珠宝璎珞，把整个城市点缀得堂皇富丽，异彩纷呈。时装店，酒吧间，首饰行，水果摊，各式各样的店铺，都是明光耀眼，映照着做生意的泰国人惯有的笑脸，连玻璃罩和壁龛内摆着的佛陀像，也嘻开笑口，似乎在帮助店主招徕顾客，兜揽生意。

芭堤雅的繁华不过二十几年历史。70年代之前这里还是一个小渔村。由于它紧邻暹罗湾，海滩宽阔，沙明水净，空气清新，风景优美，颇受外国游客的青睐，特别是美国海军基地的水兵纷纷来此度假，激活了此间旅游服务业的发展。而号称世界一绝的“人妖”表演选中了芭堤雅，更使一些游客趋之若鹜。

晚上，我们观看了蒂芬妮人妖歌舞团的表演。走进剧场，看到四壁和穹形棚顶上绘有西洋名画《酣睡的维纳斯》、《人间的爱与天上的爱》以及亚当、夏娃的故事。各种灯饰放射着柔和的彩光，全场形成一种宁静、和谐的气氛。

突然，剧场的灯全部熄灭，台上台下鸦雀无声。俄顷，伴随着一阵激越、热烈的乐声急雨般地响起，白色大幕徐徐拉开，舞台正中，两道追光的聚合处，一个云鬓高绾、长裙拖地的女郎向观众致意，接着演出便开始了。人妖个个风姿绰约，个头高耸，体态婀娜，容颜秀丽。一般都是头顶尖塔式的金色花盔，上穿紧身罩夹，臂套玉镯、璎珞，下系前后双披罗裙，脚穿彩色舞鞋，显得端庄秀丽，风情万种，远胜于身材粗短、面色较深的泰妹。

但了解底细的人知道，这些妙龄女郎其实都是男性演员装扮的。由于他们的父母受财利驱使，或因生活所迫，在他们幼小时即斥资为其做变性手术和整容，而后又不断注射雌性激素、女性荷尔蒙，使其逐渐具备女性的性征。这期间，还要模仿女性的仪态，培养女性的情感，完全像女性一样生活，总之，从外形到内心，从生理到心理，都要实现女性化。但只有一点仍然保持着男性性征，即喉头结，这是无法去掉的；再者，说话的声音与女性不同，显得有些沙哑、低沉。

在一个半小时的综合性歌舞晚会上，演出有歌曲、舞蹈、滑稽表演、幽默小品和中国古典剧，内容多取材于本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神话传说、历史掌故、民间习俗。我们还听到了日本的《北国之春》、《拉网小调》，朝鲜的电影《卖花姑娘》插曲，中国的《血染的风采》、《四季歌》等歌曲的演唱，应该说都是一流的，但我不太欣赏。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配音，所有“歌女”的演唱都借助于名歌星的录音磁带，功夫在于口型对得天衣无缝，一点看不出破绽。人妖的舞蹈，妙曼多姿，也是高水平的。据说，舞蹈演员都是从上千名人妖中挑选出来的，而且经过十几年的严格训练。为了陪衬“少女”的妙丽韶秀，时有短小肥胖之老年人妖扮成丑角登台，引人发噱。

节目中最能体现人妖特征的，是由一个演员表演的男女联唱。演员侧身向着观众，在舞台追光照射下，边走边唱。一副男人打扮，西服革履，大鬓角，留分头；瞬间，演员掉转了前进方向，面向观众的一侧呈现女性形象：秀发蓬松，乳峰高耸，红唇粉腮，旗袍、高跟鞋。就这样，时而半面是男，时而半面是女。随着形象的转换，歌声也各为男音、女音。弄得观众迷离惝恍，分不出是男是女、是人是妖，此乃人妖之典型表现也。

演出结束后，观众尚未全部离席，人妖演员即已跑到剧场门前的喷泉广场，按照观众的要求一起照相。依演员条件，收费二十至一百泰铢不等，如观众有拥抱、接吻等特别动作，则加倍收取报偿。由于人妖为世界一种奇观，这种生意也异常兴隆。我则远远地避开，躲在灯火阑珊处，为水花四溅的喷泉广场和五彩缤纷的剧场外景摄取了两个镜头。

此刻，我的心境是黯淡而凄苦的。我觉得，这些青年男子本来都是生理健全、身心健康的，只是为了给老板或自己敛财，不得不摧残身体，扭曲人性，成为不男不女、不人不鬼、不伦不类的中性人，丧失了应有的情感、生趣，葬送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作为一种有知觉的玩偶，供人玩乐，歌舞承欢，做尽种种妖姿媚态，其实统统为夺情之举。细心人也许能从其歌音舞态中察觉出难以言状的悲怆之情，且不知他们在清夜无眠之时会不会以眼泪洗面？

就表演艺术而言，也没有可取之处。艺术贵天然，感情贵真实。哪怕面貌并不韶美，但只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亦多有可观。而人妖表演缺乏真情实感，没有真性灵、真情感，“假作真时真亦假”，矫情拟态，游戏人生，莫此为甚。

作为畸形社会的畸形产物，人妖现象与娼妓、太监等一样，同是社会可悲的牺牲品。它之所以在芭堤雅得以繁兴发展，其来有自。这里过去驻扎着许多美军，欧洲人也把它看作理想的游乐场所。他们中有些人自小就染上了糜烂生活习气，过不惯清苦生活，在当地卖淫妇女不敷需要时，便与那些人妖周旋，虽然不得其真，亦可慰情聊胜于无。泰国人妖有东方人妖与西方人妖之分，据说，那些西方人妖，有许多就是西方人寻欢作乐时撒下的种子。那些酒色之徒离开芭堤雅后，可怜的泰女生下了不知其父的混血儿，长大后有一些便被迫沦为人妖，终生过着变态的生活。

芭堤雅之夜是迷人的。碧蓝澄净的夜空里，繁星眨着清亮如水的眼睛，在注视着这个灯红酒绿、畸形繁荣的闹市。你已经失去了往昔的纯洁，芭堤雅！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中国作家，我忍着心头的伤痛，在急管繁弦、笙歌彻夜的喧嚣中，为你奏上一曲凄婉的哀歌。

（1991年）

湄南河上

汽车一辆接着一辆，焦急地、缓缓地向前爬行着。曼谷又塞车了。虽然已是岁尾年初，这里却依然燠热难当，车上的游人一个个热汗淋漓，逃炎无地。但当想到马上就要舍车登船畅游湄南河时，耐力和兴趣便增加了许多。

湄南河源远流长，河面开阔，水深流急。它是泰国的母亲河，泰文“湄南”二字即是“河流之母”的意思。数千年来，它以丰美的乳汁哺育了海天佛国的世代人民，涵养了这块热土的经济、文化，不仅为沟通泰国南北的交通运输大动脉，也是驰名东南亚的独树一格、别具风姿的旅游胜地。

河面上，各式游船、大小货轮穿梭来往，呈现出一派百舸争流的繁盛景象。我们登上一艘大型的画舫式游艇，船舷很低，没有窗户遮蔽，风从四方吹来，感到十分凉爽。两岸，市廛街衢、繁花绿树悠悠闪过，一座座佛塔连同那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金顶和流光溢彩的琉璃瓦，在视觉中不断地映现、消失。船头不时溅起白色的浪花，打湿了游客的衣裳。船主却说：“不要紧的，这是吉祥的兆头。湄南河水是我们泰家的吉祥水、发财水。谁的身上打湿得最厉害，说明谁的福分最大。”逗得大家轰然腾笑起来。

过了一阵，游船驶入湄南河的一条支流，河道渐渐变窄，两岸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世界，棕榈林、椰子树、美人蕉、槟榔树、芒果树，应有尽有。林木丛中，一座座颇具特色的房屋闪现出来。有一种建立在地势较高的台基上的木屋，一道道石砌台阶通向河内；还有一种房屋搭建在水面上，高高的圆木桩托着木板房高悬河上，当地人称为高脚屋；有一种吊脚楼，傍水建造，半水半陆，在河里立起木柱，以木柱与河岸坡地为支撑点，铺设一层棱木，再在棱木上筑阁建楼；还有一种水上人家，房屋就建筑在宽大的木筏上，随着潮水的涨落，房屋也时上时下，时起时伏，因有缆绳系岸，不愁被水漂走。当然，即使漂走也无妨，“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泰国人贫富悬殊，只要一看河畔的住房就可一目了然。有些木板楼雕梁画栋，气派豪华，与陆地上的洋楼相差无几；而一些低矮破旧的竹寮，则“悬鹑百结”，摇摇欲坠，无异于上古人的巢居。但无分贫富，各家都有等次不一的木船，都有停靠的码头，讲究一些的人家，码头上盖有木厦，以遮风蔽雨。一路上，常常看到有小船到各家停泊，这是僧侣们在驾着小船逐户化缘。

忽然，船速减缓下来，原来到了著名的湄南河水上市场。这富有地方特色的水上胜景，乃是游览曼谷的人绝不能遗漏的一处景点。河上聚满了独木船、小舢板，多由妇女划行，船上装载着各种蔬菜、水果、鲜花，竹编、草编工艺品，木雕佛像、佛塔、大象，以及竹笠、雨披、服装、壶碗、家具等生活用品。一只舢板就是一个货摊，互相挤挤撞撞，排成一列水上的闹市街衢，叫卖声，议价声，笑骂声，响成一片。

在这里，河道相当街市的马路，浮动的木筏、小船等于罗列市街的货摊，汽艇、游船代替了车辆，一座座泰式高架木桥无异于架设在公路上的立交桥。售货对象主要是外国人，据我观察成交的不多，也许是由于价格高昂，多数游客只是观光赏景而已。

当下题诗四首，以志水上市场之盛。

其一：

水上墟场岸上楼，湄南风景画图幽。

飞尘不见轮蹄杳，交易全凭百舸流。

其二：

木船如鲫趁墟忙，万果千花列货庄。

佛塔巍巍临水立，钟声常伴市声扬。

其三：

生计终年一木舟，泰娘声哑蹙眉愁，

无情碧眼黄须客，不买香柑只解游。

其四：

买得鲜花未惜钱，哀哀叫卖总堪怜。

萍踪鸿爪休劳问，明日分飞怅远夭。

（1991年）

今古鳄鱼

尽管身上穿着印有“鳄鱼”商标的名牌夹克，腰间扎着以鳄鱼皮制作的皮带，也感到舒适、美观、实用，但是，对于鳄鱼却从来没有好的印象。一是觉得它形体丑陋：全身覆盖着一层黑褐色的硬皮，嘴巴、尾巴长长的，四肢却十分短小，简直是一个水中怪物；二是它凶狠无比，森然可怖，吞噬人类和畜类是家常便饭；三是它虚伪可憎——这主要是西方古代传说起了作用：据说鳄鱼吞食生人或家畜时，总是一边吃着，一边还要洒落哀怜的眼泪，人们用它来比喻恶人的假慈悲。

后来，读了英国作家詹姆士·马修·巴里的儿童剧《彼得·潘》，又觉得鳄鱼可怖、可憎之外，倒也十分有趣。

彼得·潘是个永远不肯长大的男孩儿，他能够像精灵一样在天空飞翔。他把海盗巨头杰斯·福克的一只手臂剁下来喂了鳄鱼。从此，杰斯·福克怀恨在心，寻找机会报复。彼得·潘巧妙地利用了鳄鱼贪得无厌的本性：它吞吃了福克的手臂，尝到了滋味之后，就永远忘记不了，于是，始终尾随在福克身后，想把他整个吃掉。但是，福克也不是好对付的，他想办法让鳄鱼吞食掉一架闹钟，这样，闹钟便在鳄鱼肚子里滴滴答答响个不停，福克根据闹钟的音响，可以随时察知鳄鱼的行迹，从而有效地避开了丧失生命的危险。

由于脑子里装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故实，所以，当听说要去北榄府鳄鱼湖参观时，我的兴致还是蛮高的。

北榄府紧临曼谷湾，是泰国的一处游览胜地。这里地处热带，又当湄南河的入海口，乃河海交汇之地，非常适合鳄鱼的生长；加之，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鳄鱼的大量养殖提供了充足的饲料，从而促进了“鳄鱼世界”的形成。名曰“鳄鱼湖动物园”，实际上是一处名噪全球的特大型鳄鱼养殖场。场内分池饲养了来自泰国、中国的二十多个品种、数万条的鳄鱼。

一条条整齐、干净的卵石路，把浩浩荡荡的观光人流分别引向几个木制的阁楼。游人可以顺着水上的曲曲折折的长廊式天桥，遍游全场的各个养鳄池。池塘都是用水泥砌就的，深浅不等，里面挤挤撞撞地布满了长达数米的鳄鱼。有的往复游动，把池水搅得波澜四起；有的静卧在池塘中间的水泥台上，沉酣嬉戏，沐浴着阳光；有的扬威振鬣，气宇森严；有的怡然自乐，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一根长长的黄褐色条石。天桥中部阁楼上，设置一座座商亭，陈设着各种鳄鱼皮制品，供游人选购。

鳄鱼湖动物园创建于1966年，占地零点三二平方公里。上世纪50年代之初，创办人杨海泉看到市场上鳄鱼皮制品走俏，忽发奇想——通过大量养殖，解决皮货原料问题。于是，筑起了小池，试行鳄鱼留种、人工繁殖，当年就获得成功。这在世界上尚属首创。翌年，租赁十英亩土地，凿池蓄水，大量养殖，经过十五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实现了创建“鳄鱼世界”的宏愿。通过做鳄鱼皮生意，获取了巨额的利润，杨海泉也名闻寰宇，被拥戴为国际鳄鱼协会主席。

面对这位祖籍广东潮州的养鳄大王所创下的煌煌盛绩，我不禁想起了一千一百多年前发生在潮州的有关鳄鱼的一桩遗闻。唐宪宗元和十四年，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家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触怒了最高统治者，“一朝封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云横秦岭，雪拥蓝关，由刑部侍郎的京官被贬到当时蛮荒未辟的潮州充任刺史。到任不久，通过访问民间疾苦，了解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后，韩愈命令下属以一猪一羊投入江中，并写了一篇《祭鳄鱼文》——实际是“讨鳄鱼檄文”——来驱逐它们。

祭文里告谕鳄鱼说：你们不肯在深潭里安居，而是盘踞在恶溪之中，凶狠地吃掉民众的家畜和各种野兽，来养肥自己，繁殖后代。假如你们也有灵性的话，就应该听从刺史的命令：三天之内，整个家族全部南徙于海，三天做不到，可以延缓到五天，五天不行，可以推迟到七天。若是七天还不迁走，说明你们是根本不想走了。那好，我就要挑选武艺高强的乡勇拿起强弓毒箭，来找你们算账，直到全部射杀为止。据说，当天晚上，“暴风雷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鳄鱼全部远徙于海。自是，潮州再无此患。

本来，溪水干涸，鳄鱼迁徙，乃是自然现象，原与祭文无关。但是，群众出于对关心民瘼的刺史的爱戴，作出此种附会，反映了韩愈的驱鳄举措大得人心，获得了民众由衷的赞誉，他们把“恶溪”改名为韩江，有一座山也被称为韩山。

有趣的是，当年韩愈为了保护当地群众的利益，视鳄鱼为凶神恶煞，驱之唯恐不速，徙之唯恐不远；而今天，却由潮州人的一个后代耆英，在海外成功地大量繁育、养殖鳄鱼，化祸为福，趋利避害，变弃物为财富，获取了巨额经济效益。从驱鳄到养鳄，千年旧曲翻新调，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鳄鱼养殖场内，有一处水泥砌就的大型圆池，里面游动着许多条性情温驯的大鳄鱼。圆池周围设置有供游客观看驯鳄表演的六级看台，上面罩上了遮避阳光的草苫。在热烈的掌声中，两位身着红衣的男青年出场，向观众行礼致意之后，即赤足涉水，用力牵拽鳄鱼尾部，拖其上岸；鳄鱼则执拗地掉头摆尾，拍击水面，发出了巨大声响。

红衣青年将鳄鱼拖上岸边以后，竟出人意外地把脑袋伸进张作巨盆一般的鳄鱼嘴里，久久地停在里面，供游人们拍照留影。他们还把许多泰币扔进鳄鱼口中，然后探臂入内，一一拾取。尽管早已训练有素，表演有惊无险，但善良的观众仍然惴惴不安，目不忍睹。驯鳄青年还作了骑鳄游水的表演；最后，挺立在鳄鱼背上，扬鞭催打鳄鱼，让它做出种种引人发笑的动作。看来，这些叱咤江海的庞然大物，一经人工驯养，便失去其祖上的威风，成了被人百般耍弄的玩物。

鳄鱼在其自身价值尚未被人发现、获得社会承认的时候，遭人厌弃，受到驱逐；为了延续生命，繁衍后代，它们不得不终朝每日搏击风浪，冒险犯难，去寻觅食物，维持生存。尽管时时处处面对着怒浪狂涛，但是，却可以自由自在地遨游江海，终其天年。

而今，安然酣卧在养殖园中，外无风涛之险，内无冻馁之虞，不可谓不是一种享受；然而，这种宁静舒适的境遇的取得，却是以失去自由、摧残个性、最后统遭宰杀为其沉重代价的。

鳄鱼的这种悲喜剧，同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所说的“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和“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出于同一机杼。归来感慨重重，诗以记之：

佳木先摧散木留，不材神栎耸千秋。

群鳄若解庄生语，宁忍饥寒易自由。

（1991年）

马来西亚

马六甲纪游

一

我们沿着吉隆坡通往新加坡的高速公路，驱车访问马来西亚历史古城马六甲。早在中学时代，我就从地理课本上接触到这座古城的名字，后来读书渐多，知道它紧靠马六甲海峡——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之一，有六十多个国家的船只从这里通过，每天多达二百四十艘以上，就是说，每隔六分钟就有一艘船通过。随着海洋运输量的激增，这里的海盗活动也日见猖獗，而且，撞船事故屡屡发生，生态隐忧日甚一日。

马六甲所在的马来半岛西海岸，是一条长数百公里、宽仅八十公里的山麓狭长地带，为马来西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海上交通极为便利，公路、铁路运输也十分发达，这都有力地促进了马来半岛种植业的发展。此时正值一月上旬，车窗外映入眼帘的却是浓郁的盛夏光景。橡胶林、棕榈林、椰子林，一片片，一层层，葱茏茂密，满山满谷。透过稠密的车流，时而闪过去一幢幢精致、华美的别墅宅院，此外几乎看不到其他景物，满目都是翠绿、嫩绿、浓绿、苍绿。绿，是这里的生命的基调。

马来西亚人口中，华人占三分之一左右，大部分集中在这一带，许多人从事橡胶种植业。据导游员介绍，橡胶树原是产于南美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野生植物，19世纪80年代，在东南亚试种成功，马六甲郊外的亚沙汉山是马来半岛橡胶业的起源地。华人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前马来亚殖民官员兼学者巴素有个说法：“如果没有中国人，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而“如果没有现代马来亚的橡胶业的发展，欧洲和美国的汽车业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多年来，马来西亚一直居于世界天然橡胶出口的领先地位。天然橡胶年创汇近四十亿马元，与棕榈油、石油、木材、旅游业构成出口创汇的五大支柱性产业。

马六甲由于物产丰饶，地理位置重要，从1511年起，葡萄牙、荷兰、英国就先后在这里夺得了统治权。而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暹罗人以及爪哇人数百年来则相继到马六甲落户，同当地的马来人一道，共同进行生产、经营、开发、建设。他们不仅创造了巨额的物质财富，而且通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在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汇成了特有的文化风貌。

马六甲的华人，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时代，当时不少人居留下来，以后世代蕃衍，生齿日繁；还有一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中国南方各省来此地做生意的；近年来从东南亚其他地方移居此地的也占一定数量。现在，他们均已落籍，不再以中国人自居，亦较少保留纯粹的中国人血统，但仍沿用华族姓氏，并承袭了大量的传统习俗。

二

经过三弯两拐，我们来到街的尽头，一座巍峨的庙宇赫然展现在眼前。这便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中国式庙宇、始建于1646年的青云亭。上世纪30年代末，郁达夫先生根据庙中长生禄位牌上记载的木主的姓字，以及碑铭上镌刻的他们的业绩，断定青云亭原是一所古老的公共建筑，神殿供奉的两位明代衣冠、发须楚楚的老者，为明末遗民。他们离乡去国，避地南洋，依靠帮会势力扶植侨民利益，因有功于华人，后遂被奉为神明。庙内同时供有观世音、如来佛及天后娘娘。奇怪的是，这座由佛教团体管理的庙宇，里面却有儒释道三教合流之挂像，这在中国境内是很少见的。

15世纪初叶，中国明朝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都在马六甲停泊一些时日。这里，控制着马六甲海峡，扼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咽喉。为保证中国船队顺利远航，满剌加不仅提供各种物资援助，而且，批准郑和的船队建立“官场”（仓库），作为下西洋的转运站，长期存放货物。船队到达后，在这里稍事休整，便分派到附近一些国家去开展贸易活动和进行友好访问；完成了任务，驶离各国，也都在此间会齐，静候五月中旬的西南信风，再整队返航回国。这种转运站的建立，对郑和胜利完成航海任务，成功地访问三十多个国家，发展同南洋、西洋各国的友好关系，扩大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作用。今天，“官场”遗迹虽已湮没无存，但它作为两国友谊的直接见证，已经牢牢地扎根在人民心里。

中午，我们在再也大街海京楼酒家吃过一餐马来沙爹、肉骨茶和各种热带水果后，便乘车来到市郊的三宝山参观。15世纪30年代前，这里是三宝太监郑和的船队的驻扎营地，所以得名三宝山，到了15世纪60年代，明朝汉丽宝公主嫁给满剌加国王曼斯·沙为皇后，国王便把这块久已不用的山地拨给公主构筑宫殿，并命名为中国山。前些年，当地市政府曾拟议铲平此山作为开发用地，后因华人团体强烈反对而作罢。

山的西南麓有三宝井，传为郑和开凿。当地居民为保护这口久经沧桑的古井，特意筑起高约四米的围墙，使之至今完好无损，井水清冽，可供饮用。我们每人喝了一小碗，果然甘甜可口。主人欢快地告诉我们，民间传说：凡是饮过这井水的人，在有生之年至少还会再来马六甲一次。我们高兴地回答：“好，祝愿他年能在这里重逢！”

三

漫游马六甲市区，我们看到，这里虽然屡遭炮火洗礼，饱经世代沧桑，但仍然到处留存着许多殖民地时代的古建筑。市区东面有葡萄牙人修筑的圣约翰山故垒，市郊海湾阿伯奎路有葡萄牙村和葡萄牙广场，都属于最初的殖民者的遗迹；而荷兰街一带的雕梁画栋、整齐壮观的红房子群，则展现着当日荷兰征服者的威严；由荷兰人始建于1753年的基督教堂，法国神父建于1849年的哥特式圣查威尔教堂，以及圣彼得堡教堂等，都反映了那段以《圣经》与宝剑征服贫弱民族的历史。但最有名的还是葡萄牙总督阿伯1511年侵入马六甲后建筑的圣保罗教堂。——这一切，可说是一幅数百年来西方殖民者在马来西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立体的历史写真画卷。

圣保罗教堂建在圣保罗山上，位于市区西南隅，接近马六甲河口，它是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的最古老的建筑物。1641年荷兰人占领马六甲后，曾把教堂改作墓地，现今这里还竖立着许多块刻有荷兰文字的墓碑；1795年，拿破仑战争未息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荷兰夺得了马六甲的管辖权，二十年后《维也纳条约》签订，重新划归荷兰；到了1824年举行伦敦会议，英国又以苏门答腊为筹码，从荷兰人手里换回了马六甲。教堂一度被英国人改作马厩，再次遭到严重的损坏。经过四百多年的战乱破坏与风雨摧残，这座当日堂皇富丽的教堂，于今已面目全非，残存的四壁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衰翁在那里颓然怯立，大张着嘴巴，向游人诉说着过往时光血与火的遭遇。

下山时，经过一座建于1512年的圣地亚哥城门，门高五十尺，以赭色石块砌成，是葡萄牙古城堡唯一残存的建筑物。在山的正门斜对面，市政府建立一座独立纪念馆，专门陈列马来西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有关文物与史料。对于数百处的历史遗迹，政府下令要严加保护，没有因为它们是殖民地时代的耻辱印记而予以拆除或弃置不顾。这实为明智之举。“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历史的教益是不容忽视的。

天已向晚，我独自站立在古城门前，远眺着马六甲海峡。尽管因为离得比较远，看不清过往的船只，但我深知，其间凝聚着历史的烟云与时代的风雷，在两洋要冲的滚滚波涛中是隐伏着无数危机的。半个世纪前，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浏览了圣保罗山古城门和圣约翰故垒后，曾独立在残堞缺处，远望马来半岛南部最高的一带远山，感喟无限地想到萨都剌的那首“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金陵怀古之词。而我此刻，却记起了苏东坡《前赤壁赋》中的名句：曹氏父子“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历史毕竟属于人民。国家民族之间的杀伐流血、强权劫掠及其所取得的胜利，总是暂时的；而各民族间的友谊将永世长存，各国人民将千秋万代长期友好下去。

（1991年）

异国年俗

过去，国人乡情浓郁，安土重迁，特别看重能够在乡园故土过上除夕、春节。因之，旧时文集中常常见到“十载年从羁旅过，几丛花在故园看？”之类略带些感伤、酸楚之情的诗句。其实，这里说的异乡飘泊，倒不见得路出千程万里，远隔万水千山，更不大可能是“去父母之邦”而置身异域。若以今天的眼光看，如果能够有机会在天方绝域体味一番异国年俗，变换一种环境、一个角度，回看最能展现祖国民族传统风情的春节，倒未始不是一件新奇而有趣的情事。

恰好我遇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这次访问马来西亚，除夕、春节都赶在了著名历史古城马六甲，一切都是那么新奇，那么亲切，又那么古朴而文明！

除夕之夜，我们吃过晚饭，就早早赶到华人聚居的庙街。那种年味异常浓烈的喜庆气氛，大出我们的意想之外；恍惚间，竟有回复到五十年前的异样感觉。全街绝无例外，家家户外都是红灯高挂，垂下金光闪闪的朱红穗子，高悬着光华耀眼的迎年喜幛和童男玉女《拜年图》，招财进宝《财神挂》（一种类似年画的装饰品），张贴着写有“年年有余”、“接福迎祥”、“平安是福”之类吉祥语句的汉字对联，以寄托主人对新的一年的美好祝愿。整条街打扮得鲜红火爆，金碧辉煌，光怪陆离，商场里摆满了年货，置身其间，简直忘却了是在他乡异域。大家很怕错过了这个景观，纷纷举起照相机，“咔、咔、咔”地拍摄个不停。

我们又连续游观了其他几条街道，基本上都是如此。可以说整座城市，都在应和着节日气氛，市场上无一例外，到处溢满了买卖应节食品及信仰消费品的热潮。果品摊床上，更是奇瓜异果，琳琅满目，本地的鲜果，世界各地的洋果，盈筐满架，斗艳争奇，上演着一场别开生面的顾客争夺战。

看罢了街头盛景，我们又顺着整齐的石头甬道，走进了两家华人的住宅。同样是张灯结彩，节味浓郁。刚一进院，就听到屋里欢腾地说笑着。当地习俗，大年三十，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共同守岁。有的聚在灶间包饺子、擀面条，有的玩着各种游戏，有的中青年夫妇正在率领子女给父祖辈拜年。唯一见不到的就是滥放鞭炮。不像咱们的城市、农村，每当春节前后，几乎是炮火连天，日以继夜，尤其是三十晚上，整个楼群、庭院简直像坐落在火药桶上，又宛如置身于万炮轰鸣、硝烟密布的战场：“咕咚——咔！”霹雳一声，震天动地；“噼里啪啦”，有如鼙鼓频敲，爆豆不停，没有片刻的消歇；“通！通！通！……”这是高程排炮五十发、一百发、三百发的连射。整宿彻夜地闹腾，前后左右轮番地轰炸，搅得人心意不宁，神魂错乱，彻夜无法成眠。走到外面去看看吧，天地为之改容，风云为之变色，硝烟弥漫，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还不如紧闭房门，床头枯坐，犯不上让鼻孔、肺子、眼睛和耳朵一同遭罪。这一切陋习，在这里，统通都绝迹了。

马来西亚人口中，华人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马六甲一带。这里的华人，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当时，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都要在此间停泊一些时日。马六甲当时译作“满剌加”，是马来半岛的一个新兴国家，同明朝的关系很好。船队到达时，国王总是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前往码头迎候，并在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在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间，满剌加曾有三位国王到中国访问，并遣使二十六次晋京通好，每一次都受到明朝政府的优厚接待。后来，明朝皇帝的女儿汉宝丽公主许配给这里的国王，随侍宫女数百人，获准住在三宝山——当年郑和船队的驻扎营地。山上有三宝井，传为郑和遗物，一说是国王专为汉宝丽公主开凿的。山麓有三宝公神庙，建于1795年，庙宇飞檐上饰有彩龙戏珠，与黄瓦、红柱、白墙相配，后面衬着飘忽的白云，据说是象征着三宝公郑和驾飞舟破白浪扬帆远航的。中堂深处供奉郑和坐像。

旁有一副对联：

秩重荒邦　凛凛官方超上国

位跻良吏　绵绵岁序荐明禋

横批是：

惠风广被

都是颂扬三宝公郑和的历史地位与不朽功业的。

此间的华人多已落籍所在国，较少保留纯粹的中国人血统，但仍沿用华族姓氏，并承袭了大量的传统习俗，许多人还会说汉语。他们一年到头，要过很多节日，尤以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和除夕为重，而出于对亲情、乡情、族情的重视和对祖先的追思怀念，就中，以农历新年占居首位。

依本地传统习惯：大年初一，人们留在家里准备接受其他民族（马来族、印度族等）街坊邻里的拜年；整天不能扫地、除尘；信佛的人家这一天要焚香、吃素；初二这天，开始走出户外，过访亲戚朋友；初三、初四以后，有各种戏曲表演。春节期间，有的华人社团还要举行迎春书法比赛，以弘扬传统文化，增加节日气氛；元宵节，照例举行“猜灯谜”活动。

大年初一，我们早早就起来了，在当地文友陪同下，“入乡随俗”，到马六甲河北岸唐人街，为打过交道的华人家拜年贺节。这里的华人住宅，多为双层建筑，独门独户，宽敞大方。所到之户，发现家家神台上都供着黄梨，原来，他们的祖籍是福建，福建话“黄梨”发音类似“旺来”，取其吉利；有的家中摆放着从中国台湾购进的梅花，象征着吉祥如意。在咱们国内，接待拜年的来客，通常都用香烟、酽茶和各种糖果；而这里则是主客一道品尝着各种各样的新鲜水果。

主人热情地向我们男士推荐奶油果，说它原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由于富含维生素E、甘油酸、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没有胆固醇，被誉为世界上营养最丰富，植物性脂肪最高的水果。而对在座的两位女士，则请她们品尝莲雾——过去俗称“爪哇蒲桃”，因为原产爪哇，现在台湾屏东、高雄的产品质量更好。色泽深、肉质脆、糖分高，种子少，有养颜润肤之效，所以颇受当地女性欢迎。

还有一种网纹瓜，比西瓜略小，青绿颜色带有黄色细纹，原产自日本，后被中国台湾引进。入口之后，香甜甘美，肉质醇厚。蜜释迦，我们也是头一次经眼，果皮突起的鳞目形似佛头，因而得名“释迦”。果实扒开以后，呈颗粒状，与石榴类似，甜酸适中，别有一番风味。

我笑着说，在这里，不仅嘴巴获得了丰收，而且眼睛也饱享一场盛宴。当地文友趁势说，既然如此，也总得有个回报呀！他向主人介绍了我的作家身份，谦让不过，只好应邀书写了一副春联：

户纳千祥　天开吉运

门迎百福　地辟财源

“地辟财源”四个字，对应了主人的事功与身份——他在郊区经营一处橡胶植物园。

横批是“人寿年丰”。

主人黄姓，高兴地告诉我，过几天，他要把这副春联推荐给“迎春赛会”；还要了我的通联地址，说是如果中奖，要把奖状、奖金寄给我。

我笑说：“如果真有这份鸿运，那就请黄兄留下吧，权当我提前送了‘元宵贺礼’。”

马城二日，我们尽情观赏了浓烈而欢快的异国年俗，留下了许多堪资回味的精神意蕴。作为一种文化景观，作为表现本族群色彩的复合性符号群，它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凝聚着人们的感情、习尚与追求。

面对那种久违了的亲切、温馨而浓烈的年味儿，不禁发出“礼失而求诸野”的感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热而不俗，活而不乱。整个节日期间，显得和谐、宁静，包括除夕、元旦，都没发现有人在街头、院落里燃放鞭炮；大年夜，商店灯火通明，照常营业，也没有见到哪一处幺五喝六，“胡吃海喝”。他们说，过年了，人们难得休闲几天，更应该好好养生，讲究科学饮食。节日里，祖孙几代团聚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娓娓话桑麻”，其乐也融融，共同珍惜这难得的阖家团聚、促膝谈欢的气氛。

（1992年）

缅　甸

蒲甘晚照

一

像大红灯笼一般，夕阳挂在淡淡的远山上。气温仍然很高，伊洛瓦底江懒洋洋地南流着。江面上游动着两只柳叶样的渔舟，微波荡漾中，看去颇像一幅风景画，淡泊中透出一种雅致。

江的这面绵延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平畴旷野，高大的树木也有，不过很少，多的是间杂着几米高的仙人掌的灌木丛，弥漫于整个视野的荒榛野莽。大地干旱得很厉害，热气蒸腾下，枯黄的枝叶罩着起伏的沙浪，呈现出一片凋敝、荒凉景象。

没有风，树梢纹丝不动，一些毛色灰黄的禽鸟在枝间不停地鸣啭，整个旷野却益发显得宁静而空寂。

最饶诗意的是夕晖映照下仪态万千的佛塔。朱红色的，银白色的，金光熠熠的，一座座，一簇簇，一片片，有的高耸于闹市区，有的突兀在郊原、丘陵上，有的排列在江岸边，像国际象棋棋子那样，看是无序却又似有序地展布着。它们傲立于苍穹之下已经千余年、几百年了，历尽了沧桑，饱经了风雨。

想来建塔当日，本是绵延多年陆陆续续落成，并非整个计划停当之后才一一动工的；可是，今天看去，却是错落有致，疏而不散，密而不乱，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十分匀称、和谐。而且，外形变化多端，或像宫殿，或似城堡，或如石窟，圆形、方形、扁形、条形……应有尽有，绝无雷同之感。

沿着坍塌的墙垣，一步步向上攀升，登上了高达六十多米的他冰轮塔的塔基平台，像观赏沙盘模型似的，整个蒲甘的塔林一览无余，目力所及，尽是形制各异的塔顶，有如万笋穿天，蓄势竞上。一种置身三千大千世界中的感觉兜头涌来，顷刻间心境为之宁帖，灵魂也仿佛得到了净化，进而引发想象于无穷。

夕阳一抹，为直戳苍穹的塔尖涂上了一层金色，塔影幢幢，下面却是一片尘灰般的暗淡，增添了几分神秘，几许迷离。郊原上游人稀少，偶尔有两两三三碧眼白肤高鼻梁的男女青年，骑着自行车在林丛小道上穿行，或者披开榛莽，在佛塔间戏耍、拍照。

这里便是缅甸历史名城、佛教圣地蒲甘。

它的整个基调都是朦朦胧胧，迷迷茫茫，昏昏沉沉，给人的感觉不是蓬蓬勃勃地焕发着生命的活力，而是一种疏离、渺远、空蒙的宗教氛围。如果按照人生境界与宗教境界的分法，那么，这里确是远离了功利圈、伦理圈，而属于形而上的宗教境界或者审美境界了。它已经超越于感性存在，而由理性存在升华到灵性存在。

二

蒲甘原是一片江边旷野，108年，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古老的王国，名为“阿利摩陀那补罗”。到了11世纪，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在此定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蒲甘王朝。

作为都城，在长达二百四十三年间，它一直与蒲甘王朝相始终。当时，宫观楼阁恢宏壮丽，四周有护城河环绕着高大的宫墙，十二座城门通向四面八方，整天有庞大的车流和喧腾的马队进进出出。伊洛瓦底江的水旱码头，联结着全缅的各个重要城市，这里成了南北方的农业、手工业产品的集散地。街区内人烟辐辏，歌鼓喧阗，一片市井繁华景象。

但是，当时的阿诺律陀皇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对于俗世间的事功，包括宫廷里的一切，并没有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他所热衷的是超越于王权之上的另一种统治力量——对佛法的皈依。依照他的理解，宗教属于形上思维，它的认识方式与哲学的认识方式迥然不同，它不是借助于概念、判断与推理的抽象形式，而是通过图像之类的有形事物，也就是运用表象与象征的方式来加以展现。

恰好，他在征服直通王国战役中，俘获了三百名博学多才的高僧和技艺精湛的工匠，因而，登极之后，即在都城大兴土木，修建佛塔、佛寺。他听信了僧侣们的奏言，决定到中国去迎请佛牙。于是，派出由大臣和高僧组成的迎请队伍，前往大理的南诏。

可是，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迎请团只好临时改变主意，在南诏请回一尊翡翠雕成的如来佛塑像。这意外的收获，使皇帝兴奋异常，当即决定为这尊佛像专门修造一座佛塔。但在塔成之日，他并没有忘记佛牙之事，除了安置佛像，还在塔内特意记载了释迦牟尼四颗佛牙的所在。

阿诺律陀死后，他的儿子江喜陀继位，造塔的热诚更是高于乃父。他觉得这座安放如来佛的佛塔不够气派，便在它的外面又罩上一座更高大更豪华的佛塔，并且在塔内塑造了四座金碧交辉的佛像。每座佛像都是高达数米，艺术水平极高。站在佛像下面仰望，一个个都是神情整肃，法相庄严；可是，退出十几步以后再看，却是面带微笑，分外慈祥。随着距离与视角的变换，佛祖神态各异，十分奇特。它使人悟解到距离同审美的关系；也联想到禅悟、禅机的妙谛：随着理解程度的变化，而自有其不同的收获，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帝王造塔，带动了整个宫廷、整个社会，所有的王公贵族以至豪门巨富，都竞相建造，一时蔚为风气。从上到下，都把建造佛塔作为行善积德、泽流广被的盛举。都城蒲甘不过五十二平方公里，可是，竟然建塔五千余座，有的资料记载为一万三千多座，从而获得了“万塔之城”和“佛都”的美称。

但是，这既标志着蒲甘王朝的繁荣鼎盛，也是导致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庞大的工程、巨额的开支，使国家人力、财力、物力不堪重负，而无量的塔寺又占去了农民的耕地，造成流民载道，野有饿殍。整个国家完全丧失了发展的生机，从此一步步走上衰亡之路。

三

当然，对于后世来说，无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和物质财富。

偶像崇拜是佛教的突出特征之一，因而它又有“像教”之称。伴随着塔、寺、像、塑的创制，形成了丰富、优美的佛教艺术。塔、寺是外在的，主体乃是那些以金银、青铜、翡翠、玛瑙、玉、石雕塑的佛像，或在壁上敷彩涂朱的各种佛传、佛本生、经变、说法故事的绘画。于今，壁画已所剩无几，但珍藏在塔、寺中和博物馆里的佛塑、佛像，不啻恒河沙数，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实际数目。

由于佛像的特殊性质，毁于人工的绝少。千年时光过去了，在蒲甘，至今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三千一百多尊，其中精品、极品，有二百八十七件。我在蒲甘佛教博物馆，看到一尊一千三百年前的玉佛，雕琢得至为精美，据说是这里最为古老的。

那些林林总总的佛塑与雕刻，形象地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进程，最早的佛陀多为高鼻深目，作肃穆、悲戚状，说明它们主要来自印度；而后逐渐演化为鼻头扁平，眼部开阔，丰腴饱满，端庄秀美，显然是受到本地俗世艺术以及中国佛塑的影响。

当然，更准确的历史记录还是岩石碑刻。当时每建筑一座佛塔，都要以碑刻形式记载下它的成因与经过，保存到今天的尚有五百块左右，许多都是稀世之珍。我看到了一块方柱体的九百年前的古碑，四面分别刻有缅文、孟文、巴利文、骠文四种文字。骠国于638年灭亡于南诏，骠文早已成为死去的文字。而这座碑却为通过与缅文、孟文对照来识别骠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它的价值至为重大。

还有一座年代更为久远的石碑，前面为骠文，后面是中文，只是中文已经漫漶不清，因而无法弄清它所记载的内容。

博物馆里有一座特殊的青铜雕像，塑的不是佛祖，不是君王，也不是功勋卓著的将帅，而是一位青年女子。她是13世纪一位国王的爱女当彬公主。当时绝大多数佛典都是以巴利文书写，而这种文字很难掌握，因此，有“要学会巴利文，除非木杵开了花”的俗谚。为了便于佛典的传播，这位公主多方拜师求教，刻苦钻研，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巴利文，而且精通了佛学经义。她不顾习俗、陈规的束缚，勇敢地公开设帐，教授和尚。皇帝特意为她塑像，以示嘉奖。

1325年，蒲甘王朝侦察到元朝的铁骑将要进犯的信息，于是便派遣高僧信迪达·巴毛卡和尚率领使团前往游说。元朝政府提出要用巴利文交流，而蒲甘官员中却无人通晓，只好请来这位高僧。巴毛卡和尚不辱使命，通过合情入理地陈述利害、得失，成功地说服了元朝统治者，从而化干戈为玉帛。

为了奖励他的功勋，皇帝颁发给他一笔为数可观的奖金。而他却用这笔钱修造了一座佛塔。博物馆中一座石碑详细记载了这段史实。

四

佛都蒲甘，像衔山的落日一样，终于散尽了余晖，归于静寂。而对于它的当代叙述，见诸文字的大都显得模糊、朦胧，难以探骊得珠，抉其真髓。作为整个缅甸历史文化的源头，人文传统的发轫之地，蒲甘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位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宗教、哲学、建筑、雕塑、历史、考古诸多方面的价值，会日益凸显出来，焕发出恒久的魅力。

笔下匆匆，意犹未尽，以七首绝句足成之：

荆榛丛莽叹凋残，美到荒疏欲画难。

大野空蒙千座塔，夕阳影里认蒲甘。

鸟啼花笑亦欣然，话到沧桑总不堪。

目断浮屠荆棘里，茫茫坠绪绕蒲甘。

古槐深处鸟关关，壁圮垣残剩水湾。

一树幽花饶艳冶，故都光景忆蒲甘。

煌煌帝业已尘烟，江水浮花去不还。

凉月晓风棕树下，阑珊灯火映蒲甘。

般般法相示真禅，万笋穿天锷未残。

梵呗声中一回首，空桑三宿恋蒲甘①。

人天殊听总根禅，妙悟由来不立言。

万物皆因佛影现，寰球从此重蒲甘。

更从何处觅真源，教化人文赖此传。

纵历红羊千百劫②，无生无灭羡蒲甘。

注：

①佛经中有僧人“不三宿桑下”的说法，为的是在一棵桑树下住上三宿会产生眷恋。

②意指发生巨大灾祸。

（2004年）

忽闻佛地有仙山

缅甸的蒲甘号称“万塔之城”。作为世界著名的佛都，它已经享誉千余年了，影响及于整个亚洲，四方朝拜者终年络绎不绝。出人意料的是，它身边的博巴山，竟然生面别开地展现一个神灵世界，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仙山。

两地相距仅四十五公里，气候却天差地别。蒲甘三月，即使在清晨，也是骄阳似火，热浪蒸腾；而地处海拔八百米高程的博巴山，正午时分依然凉风习习，爽气宜人，置身其间，无异入清凉国。在这里，当地居民供奉着三十七路神仙，而且都聚居在一座神庙里。每座神灵都有两米左右高的塑像，并排而立，令人想起中国的“封神榜”和蓬莱过海的八仙。众仙服饰随性别、身份而异。除个别的黑面恶煞般的凶神而外，大多眉清目秀，神采飞扬。塑像前有一长条香案，摆着各种鲜花、供果。

当地比较一致的说法，早在佛教传入之前，这些神仙就出现了，只不过当时并没有这么多，形象与身份也没有定型。显然带有民间宗教的性质，属于原始初民的一种信仰。关于这些神祇的文化生成，经考察发现，大部分都与尘世间的最高统治者的滥杀无辜有直接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正义的象征，是民众愿望与理想的产物。

有一则神话故事说，蒲甘王朝时期，博巴山盛产名贵的鲜花，管理花园的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妙龄女子，名叫梅瓦娜。这一天她结识了京城里来的勇士骠大。这位勇士因为武艺超群，屡建功勋，深得国王的信任，于是，被安排每天到博巴山取花，然后飞马送进皇宫，供给皇帝与后妃观赏。英雄、美人一见钟情，由互相仰慕发展到痴情爱恋，结果生下了两个孩子。国王得知后，盛怒之下把勇士斩首了。女郎闻讯后，痛不欲生，跳进博巴山下深不见底的火山湖里殉情。从此，花树枝头总有两只同命鸟相向哀啼，昼夜不止。当地民众认定这是两位痴情男女的魂魄化成的精灵。出于同情与敬重，便把他们作为忠实于爱情的神仙供奉起来。

庙里还供奉了两兄妹的神灵。传说当年山上住着兄妹二人，哥哥是一个铁匠，身怀绝技，力大无比，在国内多次比武中都夺得魁首，深受山民的爱戴。国王觉得他对于江山的巩固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便想找个借口把他除掉。铁匠察觉到这个阴谋，就悄悄地找个地方藏匿起来。国王派人抓走了他的妹妹，让她交代哥哥的下落，答应只要他自动回来，就不再追究，兄妹二人可以继续过着平安日子。妹妹觉得这也很好，便把哥哥找了回来。谁知，这是国王的一个骗局，铁匠回来第二天，就被暗地里处死了。妹妹悔恨自己过于轻信，使哥哥上了当，也自刎而死。

这次我们看到，他们四位都作为神祇被祀奉着，而且居于众神中间最显赫的位置。

民众按照人世间的规矩，赋予这些神祇以人格化、人性化。这里有正神，包括那些忠于爱情、心灵美好、正直无私的英雄人物和有功于世的公伯王侯；也有兴风作浪的鬼魅式的邪神。祀奉前者是出于景仰、出于爱戴；而给予后者以香火，以礼遇，则是为了笼络与讨好，心存畏惧，不得不然。传说中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的穿戴着朝廷命官服饰的神仙，在为民众降祥赐福的同时，也常常接受一些请托，收受钱财与礼品的贿赂，在向天神汇报民间的是非时，有意隐瞒一些私情——这和中国的灶王爷在“小年”时被用糖瓜糊上嘴巴，只能“上天言好事”，大体上是相同的。

这些神祇都是凡人死去之后才修成正果的。他们因为中断了生命的延续而获得了超自然的力量。凭借着那种超自然的力量，他们成为生者的崇拜对象，成为外在于生者又主宰着生者命运的神灵。神灵原是由人们造出来的，而一经造出来，又会反过来成为人们自身的范式与束缚。人们相信这些神祇的灵验，自觉自愿地接受他们的管束、监督与惩处。（在拉丁语中，宗教即意为“约束”。）一当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违反了神祇的意旨，会从心灵深处产生一种负罪感。在博巴山当地的传说中，就有许多种民众自造的神祇转过来惩处民众悖俗违礼的事例。

作为非官方、非主流、非正统的文化体系和意识形态，民间宗教更多地强调人间情怀，往往与传统的观念、官方的立场、主流的宗教意识形成微妙的冲突。如爱情与金钱，在原始的民间宗教中都是颇受推崇的。相对而言，民间宗教更加务实，更与世俗接近，也显得通情达理一些。

至于同当地正宗、正统的宗教——佛教的关系，就更加微妙了。本来，作为宗教信仰，它同佛教一样，都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种形式，都是对超自然的崇拜，都和个人的信仰有直接关系，所反映的都是个人与一种比他巨大、比他神秘的对象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又有显著的差异，首先，它们的文化前提与文化背景截然不同。佛教重智慧，尚实证，以明心见性为教义之精髓；而这里的民间宗教或原始信仰，则普遍强调实用性，更多地体现人间的情怀、山民的愿望，更明确地讲求世道人心、伦理道德，说明它更加世俗化、平民化、功利化了。

同佛祖相反，这里的神仙都有灵魂存在。当地传说，蒲甘王朝时，有一对战功卓著的兄弟，奉国王之命负责督建京城的宫殿。国王对于工程质量和进度要求十分苛刻，而他们尽管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英豪，却于建筑、管理业务一窍不通，结果工程质量很差，两人均以渎职罪被处以死刑。他们倍感委屈，死后冤魂不散，日夜在宫廷里转游。一次，国王出游都城外的伊洛瓦底江，突然遭遇卷地狂风，波涛骤起，游船险些翻沉。经过巫师占卜，知道是两位将领的阴魂作祟。国王只好答应封神拜祭，把他们送到博巴山上供奉起来，风涛才逐渐平息。

佛祖否认死了之后还有灵魂存在，否认人有永恒的自我；承认彼岸世界，承认转世。在佛陀看来，转世之后，就不再是原有的那个人、那个灵魂。好比两支蜡烛的薪火相传，一支把火焰传递给另一支，虽然后者因前者而存在，但它并非前者。

作为历史文化的积淀，民间宗教有其深厚的根基和旺盛的适应能力，而且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对于域外传过来的佛教，它既不排斥，也不依附。这里靠近曾经辉煌数百年的佛教圣地蒲甘，居然保留着完整而鲜明的初民信仰的象征；后来佛教盛行于全国，成为缅甸的国教，它也仍能继续传承下去，而未受其同化；直到佛教式微之后，它仍然活跃在当地的民众中，享受着更为旺盛的香火。

当然，由于二者长期地糅合在一起，也不可能一点不受影响。比如，拜神方式，在中土，或跪拜，或作揖，没有统一要求，尤其是无须赤脚；可是，在博巴山，由于受佛教的影响，进入诸神殿堂，也要像进入佛教寺院一样，必须赤足，而且也要伏地叩拜。也许这里面存在着攀比的成分——为什么见了佛祖要赤足、跪拜，而见了我这个大罗神仙（级别并不比他低呀），你竟然大模大样地穿鞋、作揖呢？

（2004年）

新加坡

日近长安远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地球上各地的距离大大地缩短了。早晨还在冰封雪裹的沈阳，中午，波音737客机就把我们送到了温煦如春的香港，午后又搭乘国泰航班直飞离赤道仅136公里、热浪蒸腾的新加坡。一天里逐次体验了寒凉温热，真是一番奇异的经历。无奈，春夏秋冬同人一样，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独立存在的价值，不能互相取代。生活在四季分明的故国，已经习惯于春秋代谢、暑往寒来，现在突然跌落在终年皆夏的热带地区，好像生命中缺少点什么似的，心中不免感到一种失落，一阵空虚，一丝怅惘。

好在此间是名副其实的“花园之国”，一走出机场，作为热带标志的旅人蕉排闼迎人，满眼都是树木、花卉、绿地。花团锦簇的兰苑，青翠如毡的草坪，衬着净洁的蓝天、飘忽的白云和华美的高楼，使人感到清新、舒畅、恬适，躁动的心境一下子宁静下来了。

原来我以为，新加坡人口中华人占百分之七十多，置身其间，一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乡园感。实则不然，这里的欧化程度之高是出乎意料的。整个樟宜机场宽敞豪华的大厅里竟见不到一个汉字，甚至连供人随便取阅的各种导游小册子也都是以英文排印。商店、餐馆、洗手间的标记，包括旅社的电话号码盘上的每一个符号，全都用英文书写。我在繁华的乌节路的一幢百货大楼里找到了一家大书店，整个一层楼摆满了各种图书、报刊、画册，竟没有一册是中文的。

这里许多餐馆都专门卖“肉骨茶”，并标明是华人美食早餐，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也弄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货色，直到我们用过了这种美食早餐之后，还就“黄亚细肉骨茶”这个店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六个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黄亚细”是店主名字；另一派则主张，“黄亚”是店名或店主名，“细肉骨茶”即精肉或瘦肉骨茶的意思，并说：“刚才我们喝的汤，全是精瘦的肉骨熬成的，就是明证。”其实，名为“肉骨茶”，并非以肉作茶，而是指在提供副食排骨汤、主食油炸鬼之外，还特备一杯香茶而言。这种方式的早餐，连学识渊博、多闻广见的作家秦牧先生都说：“在国内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饭后，登上“百龄麦”顶楼的旋转餐厅鸟瞰星洲市区，入目的是一幅幅完全欧式的城市图景，几乎找不出什么东方色彩。站在高悬在头顶上的炎炎烈日之下，翘首北望，但见翠海茫茫，不知何处是岸，心头蓦然涌现出《西厢记》中那句“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的著名元曲。

不过，事物总是复杂变化的。置身万里之遥的新加坡，我原以为绝不会碰见熟悉的面孔。可是，在著名风景区圣淘沙却意外地邂逅了来自辽宁省朝阳市、由一位女市长带队的文化教育考察团，两天后又在吉隆坡与营口市一些金融、商业工作者相遇，说明世界毕竟是很小的。天涯原自多芳草，何处楼台无月明。于是我联想起《晋书》中那个著名的故事：

明帝幼而聪哲，为父亲元帝所宠异。几岁时，元帝当着众多臣僚的面问他：“是日近还是长安近？”他说“日近”，因为“举目则见日，不见长安”。父亲甚为诧异，因为头一天也曾问过这个问题，他的答复却是：“长安近，因为常有使者从长安来，却未听说有人从日边来。”是呀，故国再远，却经常有人来这里访问；太阳举目可见，可是，又有谁见过来自日边的人呢？

我们访问了著名唐人街——牛车水。这里是早期新加坡华族移民社会的一个缩影。尽管四周的高层建筑在不断地矗起，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其间的街道格局与建筑风格基本上保持原样。甚至因早期华侨用不上自来水靠牛车拉水而得名的“牛车水”这个街名也保留了下来。这里有经营地道中国菜肴的中餐馆；有中国式的庙宇、茶楼、中药铺、当铺；有颇具潮汕风情的各种手工艺品；有建于1892年，以典雅雕刻和巨型梁柱闻名于世的同济医院建筑群；在阁房稠密区还偶尔能碰上一种装束奇特的老妪“三水婆”，她们身穿蓝衣、头戴红巾，多从事建筑业，因来自广东三水县而得名。我们来到这里，恰值农历新年前夕。牛车水年货市场生意兴隆，人如潮涌，大红色的春节装饰举目皆是，耳边不时传来喜气洋洋的迎年曲。这种浓烈的“年节味”把祖国和星洲紧紧地拉在了一起，原先那种去国离乡的疏离感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以为，写新加坡游记，华侨、华人在开发建设东南亚与发展居留国同祖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方面所建树的卓越功勋，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为了纪念华人开拓马来半岛的业绩，新加坡政府专门在国家博物馆大门外雕塑一尊华人半身铜像。我们有些人对于华侨实在缺乏了解。有的戏剧里，华侨一出场就是大腹便便、挥金如土、满口洋腔洋调的巨商大贾模样。有人在文章里写道：“他竟是这样艰苦朴素，胼手胝足，简直不像个华侨。”显然，把所有华侨都当成了纸醉金迷、养尊处优的阔佬。其实，华侨的勤俭美德是举世称道的。在星洲宝塔街，我们寻访了早年贩卖从中国来的苦力（猪仔）的交易站旧址“广合源号”，不禁唏嘘久之。可以说，华侨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血泪史、创业史、爱国史。

华侨向来富有爱国传统，他们同祖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脉搏是一同跳动着的。据说，当年太平天国灭亡后，许多太平军将士都流亡到新加坡。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也曾亡命至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多次起义都有新加坡的华侨青年参加，他的活动经费很大一部分是这里华侨捐赠的。今天，我们站在新加坡美丽的国土上，抚今追昔，会深情无限地缅怀那些海外赤子，其中有三位杰出人物尤其不应忘记——

爱国侨领陈嘉庚，十七岁南渡新加坡，经营米店、橡胶、菠萝、皮鞋等业，成为著名华侨实业家。抗日战争开始，他率先在这里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和“南侨总会”，号召侨胞捐资救国，为散居南洋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制定了共同的抗日救亡、报效祖国的纲领。今天，我们徜徉街市，还仿佛听到那亲切感人的筹款募捐的歌声：“你一角，／我一毫，／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潮。……”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陈先生一生不惜耗费巨资，兴学助教，义无返顾；但个人生活却极为节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有一句名言：“应该花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我们不会忘记南洋爱国巨商、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在烟台创办过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这里只记述一件事：1898年他乘德国邮船前往新加坡董理商务。他的外籍家庭医生凭着白种人的肤色可以坐官舱，而他却因是中国人只能坐统舱，连仆人的待遇都享受不到。张振勋怒不可遏，当即把船票撕得粉碎，决定置办专载华人的海轮，票价只收德国邮船的一半。他说：“我宁可赔上全部家财，也要为华人争这口气！”逼得德国人当面赔礼认错，并取消了那个不平等的规定。

再早一些，还有祖籍福建、出生海外的爱国报人薛有礼。1880年他在新加坡创办了海外华人第一份正规报纸《叻报》。他为了全力以赴地投身报业，毅然辞去了汇丰银行的高职，谢绝了朋友们推选他为新加坡议员的厚意，在长达五十二年的岁月中，坚持以文笔流畅、立论新颖的评论和公正、客观的新闻反映祖国人民和南洋华侨的心声，在海外华人报业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为强烈的爱国热情所驱使，早年的华侨大都有“叶落归根”的观念，他们即使生前不能遂其“衣锦还乡”的夙愿，死后也希望将骸骨运回“唐山”。由于历史的原因，后来越来越多的华侨取得了当地国籍，成了外籍华人，“叶落归根”的观念逐渐被“落地生根”所代替。尽管从华侨到华人，在经济、文化、心理各方面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但在热爱中华、眷恋祖先之邦这一点上，却始终如一。因此，现在，“访祖寻根”又成了第三、第四代华人的共同愿望。说明中华民族好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它强力吸引着海外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强烈的感情热爱着自己居留的国家。通过交谈，我深切地感到，新加坡人（当然包括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华人）上上下下，都充满着对于自己国家的成就的光荣感和自豪感。诗人杜红是这样宣扬爱国意识、歌颂自己的国家的：

我住的地方真好，

我住的地方真好，

她是一个小小的岛，

小到地图上难找。

可是他的名字呀，

全世界都知道。

不是她土地富绕，

不是她历史古老，

是她清洁美丽，

清洁美丽，

世上难找。

我住的地方真好，

我住的地方真好，

她是一个小小的岛，

小到地图上难找。

可是他的名字呀，

全世界都知道。

在访问新加坡期间，我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这里堪资我们学习、借鉴的实在很多，诸如社会稳定，生活富裕，文明礼貌，清洁美丽，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以为，就精神风貌来说，最值得赞赏的，最值得珍视的，是人民群众这种浓烈的爱国热情，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光荣感与自豪感。这种精神支柱，是整个精神文明的基石。

（1991年）

叙利亚

叙利亚听歌

一

听说我从叙利亚访问归来，早饭后，友人辛风带着他的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小女儿辛玲过来闲坐。玲玲学的是阿拉伯语，属于小语种；但就业形势很好，已经有两个单位与她取得联系，不日即可签约了。这次过来，也是为着了解一点阿拉伯地域的风情。

我从行李箱里，翻出了几份有关阿拉伯世界的资料，还有一个音乐光盘。辛玲看了光盘上的文字，告诉他爸爸：这是在阿勒颇灌制的。我说，你讲得很准确，我正是那天晚上，在阿勒颇古堡梯形剧院听歌后，当场花了六十叙镑买到的。

父女俩听了，兴趣很浓烈，要我讲讲那里的情况。我说：

我们辽宁省友好代表团，一个星期以来，先后访问了包括首都大马士革在内的叙利亚四个大城市，算是领略了它的全部腹腴之地。这天午后的活动内容，是参观阿勒颇古城堡。连日来，不断地刮着热风，飞着黄沙，弄得人们心里无比烦闷。可是，一进阿勒颇市区，就赶上一场小到中雨。地面湿润了，连日的干热为之一扫。草坪、绿树被浇掉了灰尘，显出几许葱茏的生意。

阿勒颇位于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是中东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过去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通向地中海的交通要站，中世纪时期，又是“丝绸之路”上东西贸易往来的通衢要地。我们参观的古城堡，原本是古巴比伦王国和亚述王国神庙的所在地，耸立在城中心一座锥形的小山上，周围是一条深二十米、宽三十米的堑壕；从沟底到城墙顶端高达六十五米。我们穿过一座方形塔楼和吊桥，进入城墙的正门。入口处共有三道大铁门：第一道门因为雕有两条互相盘绕的巨蛇，而被称为“蛇门”；第二道门雕有一对狮子，面对面地坐着，显现一副威严肃穆的神态；第三道门也雕有一对狮子，一只笑着，一只哭着，情态逼真，其义未能索解。

暮色苍茫，过往行人全部笼罩在雨纱、雨网、雨幕中，可是，当地游客却很少有打伞的，一个个从容闲步，任凭衣服、头发淋湿。他们对雨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说“不是下雨，是降金元、落银米啊！”陪同的东道主问我：“你们也喜欢雨吗？”我说：“我们更喜欢春雨——‘杏花雨，仓里米’，春雨贵如油。”我们代表团里有个张云女士，说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东道主说，是她给这里带来了喜雨。我们便说，那就干脆把她留在这里吧，让她当沈阳驻阿勒颇“气候领事”，专门负责改造干旱天气。

辛玲听了，拍着手，笑说：“王叔！那我也去。”

我说：“不过，可要屈尊了，只能当副领事。”

她爸爸说：“别捣乱，听你王叔讲。”

于是，我就讲述了那天晚上听阿拉伯音乐的景况。

二

晚9点30分，由省长、副省长——阿勒颇是个省，与我们相对应——陪同我们一行，在古城堡梯形剧场欣赏阿拉伯音乐与歌曲。

一开场，就上来一位精神矍铄的歌手，年纪在六十岁上下，据说是全叙驰名的功勋歌唱家。只见他怀里抱着一个类似冬不拉的弹拨乐器，一边弹着，一边放声歌唱，旁边还有三个青年歌手伴唱。乐队分列两旁，左边是一位乐师坐着弹琴，另一个人站着敲击手鼓；右边两个人都坐着，一吹长箫管，一奏小提琴。歌声与器乐，优美、和谐，配合默契。这位老年歌唱家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音乐所表达的境界中去。苍凉是歌声的基调，但听了并无衰飒、悲戚之感，而是越唱越是浩渺、激越，雄豪、闳阔，令人觉得像是置身于广漠，面对着苍天，又仿佛是在眺望大海，或者驰骋草原。虽然听不懂歌词，也不清楚歌曲的名字，但那开阔的音域、绵长的韵律、舒缓的节奏、悠远的意境，便是一辈子也难以忘怀，现在好像还回响在耳边。令人玄想无穷。

确是这样。那天晚上，听着听着，我就进入了一种畅然冥想的境界：天空流云成阵，白日如盘。一个骆驼长队，在起伏的沙脊上，沉重地迈着缓慢的步子，不知其所自来，也不晓得要到哪里去，似乎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只是茫茫然行走着。耳畔，伴着阵阵驼铃，响起上达苍天、下连瀚海的无限苍凉、幽邈的歌声。此刻，即便你胸中积蓄着重重心事，有再多的郁结不舒，听了这种歌唱，也会得到化解，引导你进入一种平和的心境，精神顿时安定下来。

友人辛风接着补充了一句：“同样是邈远，同样是苍凉，但是，沙漠地区的音乐与草原地区的不一样，草原的回旋柔和，抒情味浓，而沙漠地区的则显得加倍的苍凉、闳阔。”因为他年轻时曾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对沙漠和草原都有直接的体验，所以，说得非常到位。

我说，意大利的小说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借马可·波罗之口说过一句名言：“回忆的形象，一旦用语言固定下来，那它的形象便消失了。”现在正是这种情况。许多形象的东西都被我讲丢了。咱们还是打开光盘，实际听一听吧。

于是，我们就在电脑上把这张原装的叙利亚音乐片放了一遍。

“叙利亚音乐艺术，主要起源于阿拉伯先祖贝都因人。”我问玲玲，“‘贝都因’是阿拉伯语吧？”

辛玲说：“是的，词意就是‘游牧的民族’。”

“这个游牧的民族，成年累月在广袤的沙漠上游走，逐水草而居，完全融合到大自然之中，和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有着血肉的联系。他们居住在用兽皮缝制的帐篷里，日常饮食全都从骆驼和滩羊身上索取；人们性格剽悍，骁勇好斗，却又特别热情好客，哪怕是接待一个陌生人，也会拿出最美味的食品；但时间观念不强，甚至可以说缺乏时间观念。朝霞晚照，月夜星晨，他们过着无拘无束、与世隔绝的生活；眼中所见、耳畔所闻，都是风走沙鸣，鸟啼兽吼，号角驼铃。这个习惯于寂寥独处的族群，世世代代，从这种自然天籁中，汲取灵感，寻求乐趣，获得神示。这样，音乐就成了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整个民族共有的特长。”

三

那天，走出剧场，时间已是11点。省长通过翻译告诉客人：“咱们找一处高雅、干净的地方，吃夜宵。”

这是一个较为高级的餐馆，屋里已经坐上了很多衣帽整洁的男女食客；设施倒是比较简单，一律是长条木桌，对面坐人。首先端上来的，是凉菜、果蔬、饮料，还有面包、烤片；接着，是烤制的牛、羊、鸡肉；最后，上的是主食，新烤出来的大饼：原本是一个小面团，发酵过的，略一拉平之后，送进烤炉烤过，一下子成了暄腾腾的一张大饼。大家可能是饿了，“三下五除二”地就“消灭”一张，然后交口称赞它的味道甜美。席间，有一种类似我们的麻酱，蘸了蔬菜味道很好，还有橄榄油，也颇受欢迎。大饼，吃了一张又一张，啤酒、酸奶、饮料，喝了一瓶又一瓶，肚子已经“武装”得差不多了。突然，侍者又端上来两大铁盘烤出的羊肉馅，里面拌有西红柿、青椒、橄榄油，甘香扑鼻，带有极强的诱惑力。于是，我们便又扯起大饼，照东道主省长的吃法，一块块地撕碎，然后往肉馅上一摊，用三个指头捏起，再送进嘴里。须臾间，两大盘肉馅已经见了底。

这时，省长又向客人交代：刚才在剧场看的音乐节目，过于严肃，也有些苍凉；现在，再补充一些欢快的歌舞。

说着，他就带头下了舞场。也许是有意安排，场间都是一些上流社会人士，有企业家、医生、律师、公务员，一般都带着夫人或者情人。先是跳交际舞，一手揽腰，一手搭肩，两人对舞，多是肚脐相对，上身不贴，一般都是女人比较活跃。然后是两人站在对面，只摆动手势，脚微微跳起，而眉目传情，姿态也十分优美。只是有一对舞伴不太和谐，女人总是顺着男人脖子后面，盯着另一个男人；另一对舞伴，女士对身旁的男人勉强应付，似乎在寻找机会，摆脱掉他；也有的女士，偶尔同别人打个招呼，而后便全神贯注地同自己的伴侣翩翩对舞。

开场时，省长曾礼貌地挥手致意，邀请我们入列，但考虑到情况生疏，礼节不熟，不想贸然介入，便善意地加以回绝，主人也并不勉强，一切都顺其自然。

紧接着，民歌专场开始了。男女歌手们完全沉浸在一种迷狂、沉醉状态中，仿佛忘记了观众，也忘记了时间。《墙上的镜子，请你下来》、《睡吧，小宝宝》……一支接一支地唱个没完。歌手极度投入，摇头闭眼，目中没有任何东西，也不知今世何世、今夕何夕，完全处于一种自足、自娱状态。

我最欣赏的，是一首名为《你呀，你呀》的叙利亚民歌。青年男女对唱，像一双欢快活泼的画眉鸟，嗓音嘹亮，美妙动听，喉头宛如装着个小唢呐，无比高亢、清脆，使全场听众为之倾倒。他们以非常完美的唱腔，形象地表达了一个小伙子对爱情的执着与忠诚，对姑娘的倾心爱恋与热烈追求。通过反复咏唱，小伙子的真挚、直率、热情、尴尬，以及那种爱而不舍、急而不躁、气而不恼的复杂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听众完全被带进一种欢欣愉悦的气氛中。

我的话音刚落，玲玲就站起来，一边唱，一边做着表演——

姑娘你好像一朵花

美丽的眼睛人人夸

姑娘你和我说句话

为了你的眼睛

我到你家

你把我引到了井底下

割断了绳索

就走开啦

你呀

你呀

……

这首广为流传的叙利亚民歌，在我们国内的电视台曾经多次播唱，我就看到过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的演出。在校期间，玲玲也曾在音乐会上演唱过。全部歌词轻松活泼，节奏明快，风趣乐观，委婉动听，生动诙谐。这是三段中的第一段。

那天在阿勒颇的聚会，长达四五个小时，回到住地，已经是深夜一点半了。当地人传统上都属于沙漠民族，而沙漠地区白天骄阳似火，夜间清爽宜人，所以，许多集会、歌舞活动都安排在晚间。这天又正赶上周六，第二天是星期日，因此，东道主乐于陪同远方来客，作长夜之欢。

席间，省长入座，和普通观众一样，毫无特殊之处；进场出场，也完全按照顺序，没有人予以特殊扶侍、关照，这都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99年）

印　度

万花如海一身藏

一

一阵清脆的鸟啼，把我从梦中唤醒，揉了揉眼睛，一时竟忘记了身在何处。这时，表针刚好指向六点。

推开窗扇，几棵高大的芒果树立刻把遮天的浓绿罩在了我的眼前，上面有几只鸽子般大小、却是花脖彩尾的大鸟，在悦耳地欢叫着，像是相互对歌，又像是呼唤着远方来客。一些在屋脊上、草坪上、卵石小径上啄食、跳跃的山雀自是不甘寂寞，也在那里“唧唧、啾啾”地叫个不停。

山村，醒了。

我信步徜徉在村路上，无论把目光扫视到哪里，都会有鲜花照眼。许多院落里盛开着大丽花、芍药花、月季花。还有一些花木我不认识，很遗憾，没有办法记下它们的名字。比如，眼前这株几丈高的大树，实在太漂亮了，整个树冠缀满了红艳艳的花朵，像是我国南方的木棉，可是，木棉是先花后叶，花朵洒洒落落，而这棵树却是花团锦簇，宛如火炬、赤霞，真正称得上是“枝头春意闹”了。当然，“春意”也并不确切，因为此时这里正是道道地地的冬天。

村民们陆陆续续走出家门，有的穿着长布袍，有的披着深色的沙丽，见到我这个陌生人，赭红的脸膛、深陷的目睛上闪现着宁静的、友善的神色。小学生穿民族服装的倒不多，大都是一身袄裤，戴着有遮檐的便帽，背上双挎着书包，完全是城里孩子的打扮，想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这个名叫桑地尼克坦的小山村，“世外桃源”一般，静处于喜玛拉雅山的南麓。“鸟去鸟来山色里，人哭人歌水声中”，千百年来，寂然无闻。只是由于印度的伟大诗人泰戈尔在这里定居过，才使它声噪全球，名垂典籍。1861年，诗人出生于加尔各达，1901年迁居到这里，以此为分界线，前后恰好都是四十年。就是说，诗人的一半岁月是在这里度过的。过去，我就常常设问：那个桑地尼克坦是个怎样的所在呢？为什么竟有那么大的魅力，吸引诗人与它相伴了那么多年？

二

中国作家访问团昨天晚上抵达这里。从加尔各答乘火车，走了四个多小时，在博尔普尔站停下，——啊，这里插上一节，泰戈尔当年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我们抵达博尔普尔时，已是黄昏时分。我坐进轿子，眼就闭上了。我想把整个奇妙的景象保留下来，以便在晨光中再把它揭开，摆在我清醒的眼前。我怕经验的新鲜色彩，会被在黄昏微明中所得的不完美的一瞥破坏。”此刻，我的心情也正是这样。时间都是在冬季，不同的是，我们进村是乘坐轿车，而在一百二十七年前，他坐的是轿子。那一年他的父亲曾有喜玛拉雅山之行，十二岁的小泰戈尔，跟随着父亲，在这里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快活的几天。

诗人的童年时代，是在加尔各答的老宅里度过的。负责照管他的仆人，为着自己可以四出闲逛，把他圈在一个大屋子里。仆人用粉笔在他的周围画了一个圈儿，然后以恐吓的口吻警告说，如果随便走出去，就会惹来可怕的灾祸。小泰戈尔早就听说过《罗摩衍那》中的故事，熟知女主人悉多越过圆圈之后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因此，他就整天坐在原地不动，不敢越雷池一步。

来到这个小山村，诗人觉得天也高了，地也大了，身心彻底解放了，一时福至心灵，竟然趴在一棵小枣树下，在笔记本上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诗剧。回去以后，他还想象着要变成一朵金色的小花，与大自然结为奇特的伙伴，想象着“在梦境的朦胧小路上，去寻找我前生的爱”。甚至在一首诗中，直呼桑地尼克坦为他“蛰居在心灵上的情人”。

漫步在山村的小路上，我想到印度的诗翁泰戈尔与俄国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颇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诞生于19世纪的世界一流的伟大作家；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里都出了几位文学家、艺术家；本人都享有八十岁以上的高寿；特别是他们都曾长期居住在寂静的乡村里，过着简朴的生活。当时，我记起了一句诗：“万花如海一身藏。”托翁如此，泰翁更是这样。

“藏身”原有二义，这里应作安身解释，而不应理解为藏锋、避世。20世纪第一年，泰戈尔是为着进行一项伟大的尝试而前来桑地尼克坦的。他痛感于英国殖民奴役下的人民觉悟亟待提高，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移植到印度国土上的那种机械死板、毫无生气的教育方式亟须改革。为着要在新的世纪伊始探索一条培育人才的新的途径，他想创办一所由自己直接管理的学校。他认为，这所学校和自己的定居地必须选择一个安静、幽雅的环境，而且必须贴近大自然。这样，诗人就选定了桑地尼克坦——这个童年曾为之无限神往的地方。

自幼，泰戈尔就热爱神奇的大自然，习惯于过简朴的生活，他也希望子弟在这样理想的学园中健康成长。他设想把古代教育环境和现代教育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古代印度哲人在森林中静修的理想画面，一直浮现在诗人的脑海中：在乔木参天、幽深静穆的环境中，那些哲人智者教育他们的门徒，在简朴的生活条件下，培植崇高的理想和精深的学识。印度的传统经典著作《奥义书》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形成文字的。

三

吃过了早饭，我们就在东道主的陪同下，来到了这所以泰戈尔的名字命名的驰誉世界的国际大学。校园环境幽雅、宁静，而又十分宽阔，一条乡村的土路把它同居民住宅隔开。1901年学校创办当时，只有包括泰戈尔的长子在内的五个学生和五名教师，今天，已经扩展到十几个院系，拥有来自二十六国家的五千名学生和六百二十位教师。

这座学校经历了20世纪的全部历程，即将迎来它的百年诞辰，但据校方介绍，它在办学思想、教学方式上，基本上还是坚持当日泰翁确定的原则，没有多少改变。上课时，师生仍然像当年一样，团团围坐在大树之下。我们走在浩瀚的草坪上，看到许多伙师生坐在亭亭如盖的大树下面，热烈地研习课业、讨论问题。学生穿戴朴素，有一些还打着赤脚，然而，心态却是健康、活泼的。学校负责人介绍说，这种完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环境，有助于学生接受纯洁、清新的心灵陶冶，在感受世界、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激发出好奇心、想象力，培养自己动手的能力。

从1902年到1907年，死神似乎一直住在泰戈尔的家里，短短五年间，夺走了他的四个亲人，他的温暖的爱巢已经被冲击得摇摇欲坠。先是相伴二十余年的爱妻撒手尘寰，使他经历了“中年丧偶”的苦境；九个月后，十三岁的二女儿又凄然惨别人世；而后，病魔又吞噬了他的敬爱的父亲；紧接着，最小的儿子死于霍乱，也只有十三岁。悲痛与枯寂愈发加重了诗人的沉郁和苦闷，但也深刻地启悟了伟大的诗人，使他透过死亡的阴影，更加体味到爱之深沉、生之可贵，因而，格外地热爱蓝天、大地，珍视广阔而绚丽的生活。特别是，从聚集到桑地尼克坦的天真无邪的青少年身上，他似乎找到了亲子之爱的快乐与真情，他从那些清纯似水的童稚心灵中得到了慰藉，汲取了力量，从而逐渐平复了心中的创痛。

素有“世界公民”之美誉的泰戈尔，一向主张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要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他曾把一行古老的梵文诗选作座右铭：“整个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坚信人类的思想是通过一种深奥的媒介联系着的，社会的某一方面的变革必然会影响到另一方面。他通过多维的视野，努力探寻着印度文学与世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多层次联系，希望在各民族之间架设起金色的桥梁。而泰戈尔国际大学的创建，正是这种伟大设想的成功实践。

到19世纪末叶，泰戈尔即已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能，取得了早期创作的辉煌成果。但是，作为伟大的诗人，一生中许多重要思想的形成，诸如对于自然、生命、艺术与宗教的深入思索，则是在移居桑地尼克坦之后日益走向成熟的。他的几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在这个期间相继问世。特别是《戈拉》，评论界把它比之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说它同样深刻分析了带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生活及其复杂矛盾，因而在印度文学史上成为光辉的史诗。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举世闻名的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诗中所追求的深邃、神秘的“梵我一体”的理想境界，所表现的和谐、安宁的美好气氛，以及“天然去雕饰”的清淳的艺术风格，使得蜗居尘壤之中，深为生存烦扰，为都市喧哗、商品化的人际关系所苦的现实世界的人们，有一种清风拂面、如饮醇醪的解脱感和舒适感。这一时期，泰戈尔的重要诗集《园丁集》、《新月集》也都相继面世。如果说，前者是爱的颂歌，那么，后者则是诗人献给孩子们的深情的小夜曲。而格言诗集《飞鸟集》，可说是诗人情感顿悟时迸射出的点点火花，在这里，诗人通过他的灵心慧眼，从大自然那些表面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中发掘出深邃的意蕴，并且采用喻义、象征的手法，以形形色色的客体对象生动、形象地喻示了主体意识，从而收到了奇特的艺术效果。

四

对我们中国作家来说，泰戈尔国际大学最具吸引力的还是它的中国学院。这是一幢掩映于花光树影之间的米黄色的两层楼房。楼内陈设着一些红木雕花家具，还有许多古瓷、字画和匾额，使人一眼就能够从中感受到中国的特色。

中国作家的来访，给师生们带来了节日般的欢快。他们满怀着亲切而自豪的神情，导引我们参观了楼上的图书馆，这里的二十几个书架，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五列，里面按照类书、经籍、史书、佛典、诗文专著等内容，陈列着十分丰富的线装中国典籍，巡行其间，觉得有一股淡淡的纸香扑鼻而来。他们告诉客人，这些典籍是40年代初从中国运过来的，一直完好无损地珍藏在这里。尔后，他们又带领我们看了陈列中国现当代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学名著和学术著作的书房，说这是他们研究、阅读的主要对象。座谈中，我们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中国学院的师生都能用中文会话，尽管有的讲得还不够熟练，但在我们听起来，还是感到亲切异常。出访十多天来，除了在中国大使馆，就是在这里听到了异国乡音。临别时，师生们热情地同我们合影留念，并且，主动地唱起了《歌唱祖国》，由于时间迫促，只唱了两段，学生们意犹未尽，说，还有两段呢，应该唱下去。大家完全沉浸在浓郁的友情之中。

像泰翁这样，在自己国家里专门建立一座学院来研究中国，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足见其对中国的前途、命运的关注之勤，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深，向往之殷了。1924年，他曾访问过中国，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等七八个大城市，做过数十次演讲。后来，亲自主持建立了中国学院，并在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著名演说。

他对中国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早在二十岁时，他就曾对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毒害人民并获取高额利润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日本侵略中国，他不顾年老体衰，以电报、信件、演讲和诗歌等各种形式进行声讨。为了从经济上援助中国抗战，他还组织了募捐活动，并第一个捐资助战。在生命垂危时，他还口述了一首诗，追忆他在中国度过的快乐时光。他称中国是“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那里给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五

告别了中国学院，我们又来到坐落在校园对面的泰戈尔纪念馆。一条穿过椰林和乔木的林荫大道，把游人引向一组欧式的建筑群，纪念馆设在一座两层的楼房里。一楼以大量的照片和实物，展示了诗人八十载的壮丽人生；二楼为诗人作品展览和图书馆。旁边还有一座四层楼房，为诗人的故居。

展览内容颇为繁富，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泰翁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他热爱中国，中国也同样尊崇和热爱这位伟大的诗人。照片中展现了他在访问中国时受到的空前热烈的欢迎场面。从展览中得知，泰翁挚友徐悲鸿访问国际大学时，曾为诗人画过肖像，并留赠了两幅奔马的国画。其中一幅题了杜甫的诗句：“哀鸣思战斗，回立向苍苍。”分明是诗人的写照。

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周恩来总理于1957年访问印度时，不辞旅途辛苦，在百忙中，专程赶到桑地尼克坦，瞻仰泰戈尔的故居，参观他创办的国际大学，并和师生们一起歌舞联欢，临别时在纪念馆题词，给予泰戈尔崇高的评价。其实，一年前，周总理就曾真诚地赞扬过：“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这番话切切实实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

1961年泰翁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了一套十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泰翁的作品选入了中学生的教科书，也是大学文科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

即将离开桑地尼克坦了，我满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感受着诗人的遗爱，心中时时涌荡着一种深沉的崇敬之情。在这里，古榕是随处可见的，这是泰戈尔诗文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景观。他曾在诗中深情地写道：

呵，大树，人类的手足，

我向你走来。

作为人类的使者，

——受到你的精神的激励，

享受过你的浓荫的凉意——

得到了你的力量的鼓舞。

……

想做风，

吹过你的萧萧的树杈；

想做你的影子，

在水面上随阳光俱长；

想做一只鸟儿，

栖息在你的最高枝上。

此刻，面对着这一株株参天拔地、郁郁森森的大榕树，我却想到了我们心仪已久的泰翁。那有着蓬勃、持久的生命力，枝条牵连交错、气根丝丝下垂的银榕，多么像鹤发飘逸、银须冉冉的长寿诗翁啊！你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呀，泰翁！你分明还活在我们的心中。

再见了，桑地尼克坦，这静美的小山村！

（2000年）

韩　国

蹈险余生作壮游

一

受葛振家教授《崔溥〈漂海录〉评注》一书的启迪与鼓动，烟花三月，万里间关，我满怀着“因蜜寻花”的热望，造访了韩国的罗州市洞江面（乡）仁洞里圣旨村。放眼望去，一片冈峦起伏的坡地上，错错落落地点缀着一些高高低低的民居楼舍、青松翠竹，并没有什么特异的景观，不过是一个在半岛南部随处可见、普通至极的村落。只是因为五百五十年前，这里诞生了一位崔溥先生，尔后便地以人传，名闻遐迩，博得了世人刮目相看。但是，时移世异，陵谷变迁，于今，崔氏祖宅的任何遗迹都已荡然无存。这原是在意料之中的。当年陈迹早已随着岁月的飞逝而化作轻烟淡霭，所谓“低回寻检旧巢痕”，其实，无非是体察一番环境，捕捉些许感觉罢了。此间唯一的纪念物，是在村前高地上，由崔氏后裔醵资竖立的“锦南崔先生遗墟碑”。他们以此来寄托哀思，缅怀先祖的遗泽。对于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客，这座碑碣无疑起到了标志的作用。

告别了村中的父老，我们又在崔溥的后裔崔相焕先生导引下，驱车前往全罗南道务安郡梦滩面（乡）梨山里，在一座小山前的阳坡上，找到了松林掩映中的崔家的祖茔。这里，前后次第地排列着两座古墓，分别埋葬着崔溥及其夫人郑氏和他的父亲、母亲。崔溥墓前竖着几方用汉文镌刻的碑石，正中那块的文字是：“有明朝鲜国通判大夫司谏院司谏赠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锦南崔先生溥墓”。这些都是当年留下的珍贵遗物。

有感于崔溥其人的特殊经历和出色成就，当时我即兴题写了两首七言绝句：

蹈险余生作壮游，文光千载耀罗州。

世间多少风云客，埋没尘沙死即休。

板荡荒村迹尚留，偶然一曲亦千秋。

不知瀛海烟波上，更有何人可比俦？

从《〈漂海录〉评注》中我们了解到，崔溥，字渊渊，号锦南，朝鲜端宗二年（1454年，明景泰五年），出生于一个儒士家庭，父亲崔泽为李氏王朝进士。崔溥幼承家教，学识渊博，二十四岁进士考试合格，直接进入成均馆研修学问；二十九岁文科及第，从此步入仕途，先后任军资监主簿，成功馆典籍，司宪府监察，弘文馆副修撰、修撰等职；三十三岁这年接受文科重试，高中乙科第一；官级五品，属于朝廷近臣。综观他的整个仕宦生涯，尽管官声、民望甚佳，但未见有突出的建树，更谈不上什么丰功盛烈。他的声名远播，是由于三十五岁那年，有过一次意外的沧波蹈险、壮游天涯的经历，并写出一部日记体裁的富有学术价值的传世名著《漂海录》。

二

朝鲜李氏王朝成宗十八年（1487年，明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时任弘文馆副校理的崔溥，奉国王之命，以推刷敬差（钦差）官身份，赴地处南海中的济州三邑视事。但是，还未等到王事告竣，他就接到父亲崔泽病故的丧讯，于是，率领从吏、护军、奴仆、水手四十二人，仓促登舟，张帆北返。这一天，是旧历闰正月初三。

据《漂海录》记载：航船起碇不久，就迎面遭遇到狂风袭来，连日间，“惊涛畏浪，掀天鼓海，帆席尽破”，“昏雾四塞，咫尺不辨”，漂流大洋，莫知所适。狂风刮到了第五天，又变东而北，暴涛激跃，海水入舱。面对着这不可抗拒的飓风、怒浪，他们自知不免于死，遂以单被缠身，“缚之于舟中横木，盖欲死后尸与舟久不相离也”。后来，形势稍有转机，他们就组织人力，用各种器具淘水，使航船免于覆没。到了第八天，出现了新的危机——饮水断绝，直到口嚼干米，掬其溲溺以饮。“未几，溲溺又竭，胸膈干燥，不出声气，几至死域”。幸而天降霖雨，他们想尽办法聚集雨滴，包括取出藏衣，在雨中淋湿，然后拧干取汁，以勺分饮，“舟人张口，有如燕儿望哺然”。

到了第十天，破船漂至中国宁波海域，遇到当地的两艘小船，船民以两桶淡水相赠。但是，当他们刚刚找到避风处泊船，又突然遭遇海盗，“尽搜衣装、粮物，并捆绑舟人手脚，倒悬旋缚，以刀加颈臂，逼令交出金银”。最后，见所得无多，赌气将破船的碇橹诸椽投置海中，并将船重新牵引到大洋里，遁去。这样，在大洋中重又漂泊了三天，随风东西，逐潮出入，“舟为暴涛所击，为日已久，百孔千疮，旋塞旋缺”；人则腹无粮水，外罩湿衣，冻馁交加，或病卧，或倦怠，皆无意于生。到了第十四天，船受风浪重新漂回中国地界，到了台州临海的牛头外洋，遇有六只民船列泊，经过一番查讯后，船工告以山上的泉水所在，并赠以水桶，让他们汲取作饭。次日，于当时属于浙江宁海的狮子寨舍舟登岸。至里中，老少男女，观者如堵。崔溥率从者趋前作揖，“里人皆合袖鞠躬以答之”。这一天是闰正月十七日。

说起宁海来，人们当会记起中国明代晚些时候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他为了考察祖国的山河大地，“尽绘天下山水名胜”，从二十二岁开始出游，三十多年间，足迹遍于全国十五个省区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他的始发站，就在浙江宁海。其时为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上距崔溥一行在宁海登陆，相隔一百二十五年。一进一出，同在明代，同在宁海，可说是历史的巧合。更大的巧合，是徐霞客也像当年的崔溥那样，以日记体裁写成了一部地理、文学名著，这就是中外闻名的《徐霞客游记》。

当日，崔溥一行脱离了狂涛怒浪的颠簸，心中觉得安稳了许多。但，惊魂甫定，很快又遭遇到一场新的生命考验。原来，此间地处海防前哨，加之宁海人具有一种特有的硬气，素以疾恶如仇、爱憎分明著称。开始接触时，他们从崔溥等人的长相、穿着判断，以为是犯边打劫的倭寇；后经层层审查，仔细盘问，特别是听了崔溥有理有据、从容不迫的申辩，才得以辨识真相，弄清原委。于是，任侠重义、慷慨好客的宁海军民，以“军卒二十人担轿来迎”，从而化干戈为玉帛。途经宁海的健跳，当地举人张辅将远方来客请到家中款待交谈，并作《送朝鲜崔校理序》。此文后来载入了清代的《宁海县志》。

此后，崔溥一行在沿途的明朝官员护送下，经陆路于二月初六日到达杭州，再乘船沿南北大运河，于三月二十八日到达北京，受到了明朝皇帝的亲切接见。经过一段休整、观光，四月二十四日从北京启程，驱马驰车，经山海关，入辽东，于六月初四，在九连城渡鸭绿江回国，十天后，顺利到达了汉城。在中国大陆，他们前后逗留了一百三十五天，加上海上漂流十五昼夜，正好是五个月。可以借用大文豪苏东坡海南流放归来抒发感想的一句诗：“兹游奇绝冠平生”，来概括崔溥等人蹈险、壮游的一番奇特经历。

崔溥回国后，奉朝鲜国王李康靖之命，以日记形式，用标准而典雅的汉文，作为内部报告，撰呈了记述全部行程的《漂海录》。全书分三卷，共五万四千余言，逐日载录了他们海上漂流、浙江登陆、晋京陛见、辗转回国的全部历程，全方位、多层面地记述了中国明代中叶社会、经济、海防、交通、水利、官风、时政，以及民俗、礼仪、宗教等各类文化的实况，提供了许多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漂海录》中，崔溥曾谈道：“我国人为公为私往来济州，或遭风无去处者，不可枚悉。终能生还者十百仅一二。是岂尽沉于海波乎？其漂入岛夷，若暹罗、占城之国者，无复望还；虽或漂至中国之界，亦为边人所误，诬以倭贼，折馘受赏，则谁能辨其情乎？”而他们一行四十三人，虽然遭遇重重险境，历尽艰辛曲折，常常是生死在俄顷间，却无一伤亡，全部得以生还，不能不说是一桩历史上的奇迹。当然，这场意外的中国之行，也是古代中朝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有力见证。——这在崔溥的日记中，作了详尽记载。因此，当崔溥一行回国不久，朝鲜国王即派出特使，专程赴北京诣阙道谢。表面上看，崔溥的成功似乎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设想，他这次跨海行程，如果一帆风顺，如期回到目的地，未曾遭遇那场意外的风涛奇险；设想，即使他有了那番存亡系于一发的经历，并且得以侥幸全生，而他却像一般人那样，淡然处之，不作任何记述，“事如春梦了无痕”，那么，他的身后也仍然是一片空白；或者虽然作了流水账般的简单记述，却不具备崔溥那样丰赡的学养、高超的识见和娴熟的文笔，那么，这份日录也仍然不会广泛流传，引起世人注目。其实，一切偶然的东西往往都以必然为基础，单就上述那些所谓“偶然性”来说，其中就已经蕴涵着一定的必然性。——正是崔溥的学识、智慧、品格、才能，及其爱国情操、奋斗精神、社会担当意识，为他获取看似偶然的杰出成就，提供了坚实的必然基础。

三

《漂海录》被誉为“摹写中原之巨笔”，是一部无可争议的价值很高的学术著作。作者通过沿途亲见、亲闻，以切身的经历，用事实来说话，生动地记述了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况。其荦荦大端，如备倭防盗、海禁与法度，内地航运、重要商埠、关津，以及太监擅权、下官舞弊等诸多关系国脉民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作了翔实的记述。这些，对于密切关注着中国朝野的李氏王朝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直接镜鉴。而从中国的角度看，价值同样不可低估。作为载记明代中叶的历史、地理、政制与风物、民情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它不仅富有说服力地向域外传播了中土文明，并在诸多方面补充了我国典籍中付诸阙如或者失之过简的宝贵资料，同时也为国人对于长期习焉不察的事物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具有显著的参证作用。

书中对于当时中国的海禁、海防状况以及法度、审理程序，作了直观的记录：

一是，沿海官民警备倭寇侵掠的自觉性和同仇敌忾、常备不懈的海防意识很强，一经发现可疑人入境，海防部门和有关人员立即盘查追问，如同《漂海录》中所记：“群聚如云，叫号隳突”；“或带杖剑，或击铮鼓”；“夹左右、拥前后而驱，次次递送”；

二是，建立了严格的关禁条例，包括对于私越冒渡关津者、私出境外者、违禁下海者，对于勾结奸细、隐匿敌情、通风报信者的处罚，都有明确的规定；

三是，设有逐级盘查审问、层层递解的诉讼程序。我们从书中看到，崔溥等人首先是由海门卫千户、把总松门等处备倭指挥审问；然后送到绍兴府，进行三司会审；然后，再递送到上一级，由专程赶到杭州的钦差太监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调查、审讯；最后，接受浙江都指挥佥事、左布政使、按察司副使三司会同复审，拍板定案；

四是，具备严密的防务设施。如崔溥所见：“有兵船，具戎器，循浦上下”；“山上多有烽燧台列峙”；“城郭如关防”；“城有重门，门有铁扃，城上列建警戍之楼”；“以百千兵甲环城拥”；“军卒带甲束戟，铳熥、彭牌夹道填街”……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原来，明朝立国伊始（1368年），沿海地区就面临着倭寇的侵扰。日本从1336年起，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内部分崩离析，争战不已，长达六十年之久。一些大封建领主手下拥有许多武士、浪人，他们生活无着，就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侵扰。这些倭寇，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直到江、浙、闽、粤，到处烧杀劫掠，成为沿海居民的一大祸患，其中尤以浙江宁波一带受害最为严重。他们除了劫掠财物，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施暴。《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记载，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倭寇侵犯浙东，在桃渚所大肆劫掠官府与居民，驱掳少壮之人发掘墓葬；还将婴儿绑缚竿上，以沸水浇烫，任凭婴儿啼哭号叫，他们在一旁拍手取乐；还捕捉孕妇，猜其腹中胎儿是男是女，然后剖开验证，以决胜负。一时骸骨山积，人心震恐。此事距崔溥一行过此，不足五十年，彰彰犹在人耳目。

面对倭寇的屡屡进犯，明洪武、永乐两朝，曾于1369、1374、1384、1387、1394、1411、1416、1419年，先后多次派兵抵抗，修建工事，筑城列寨，防倭御倭。到了1467年（明成化三年），日本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国内征战频繁，祸乱不断，举凡兼并战争中的残兵溃将，失掉军职的武士，都纷纷沦为海盗；加上一些贪财嗜利的商人，与中国沿海地区的不法豪商巨贾相互勾结，形成海上走私集团，海边侵扰更是变本加厉。而这个时期恰值明代中叶。当我们掌握了上述背景之后，对于崔溥《漂海录》中所述见闻，就能够加深理解了。

作者身为朝廷近臣，对于宫廷政治具有足够的敏感，而且善于透过表象认识实质。可以其途中所记的太监擅权为例。

阉宦擅权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是封建统治黑暗、腐朽的集中展现。如果把它比作一个恶性膨胀的毒瘤，那么，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一具滋生着各种病菌与毒瘤的腐尸。封建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必然要找一些在他看来较之文武百官更为可靠的忠实奴才，放在自己的周围，并委之以重任。阉宦者流当然是他的首选。在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宦官横行的时代，其中第三次就发生在明朝，始于15世纪30年代英宗朝宦官王振当权，终于17世纪中叶明王朝覆亡。明代宦官之盛，历时最久，为害至钜，前后垂二百余年，可说是空前绝后了。在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年间，虽说尚未达到巅峰，但已经在步步加剧。

崔溥一行既非朝廷派出的定期赴明朝贡、奏请的使臣，又不同于马可·波罗等其他外国人，可以优游遐豫地长期逗留在中国，更不可能充分接触宫廷、遍访朝野，他们的活动天地和观察视野十分有限。就是说，他并不具备发现、研索这类问题的方便条件。可是，由于他身为朝廷近臣，具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能够通过在山东鲁桥闸所见，真实地记录下宦官骄横跋扈的恶行：

有太监姓刘者，封王赴京。其旌旗、甲胄、钟鼓、管弦之盛，震荡江河。及是闸，刘以弹丸乱射舟人，其狂悖如此。

同时，他还记下了中方陪同人员的话：“太上皇帝信任宦官，故若此刑余人持重权，为近侍，文武官皆趋附之。”既形象生动地记录了宦官狂悖的行为，又准确、深刻地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封建最高统治者是宦官的后台，从而揭示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四

《漂海录》中关于南北大运河航运、水利的记述，关于运河沿岸和北京通往中朝边界的东北干线沿途商埠、关津、重要城镇的载录，关于南北风情名物、民性民俗的比较研究，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其重要价值和独到之处，葛振家先生在《崔溥〈漂海录〉评注》一书中已有详尽、透辟的分析，本文不再复述。这里想从一个特殊角度——关于保护地名文化遗产问题谈些想法。我以为，崔溥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很突出的。

一个城市、一个村镇的历史地名，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个文化识别符号，其实，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地名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有人说它是“反映一定地域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苏联地名学家A.M.谢利谢夫指出：“地名是了解历史人文学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史最珍贵的资料之一。它可以阐明很久以前各人种的关系史，各族人民和各居民群的迁徙情况，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地名的文化内涵尤为丰富。比如，先秦时期华北平原许多地方往往以丘、陵、原命名，无疑是当时地理环境的反映；而两汉时期的以乡、亭命名村、镇，则是当地的基层行政建制的见证；唐宋以降，一些交通便利的省区，某镇、某集、某市等地名大量出现，说明商业经济正在陆续地崛起。报载，最近湖北长阳发现一尊高达二百七十八米的国内最大天然石佛，有关部门正在筹划申报“世界自然遗产”。这样一尊巨佛，由于隐藏在幽深峡谷之中，过去长期不为世人所知。但“罗汉峰”的名字却早有记载。如果人们能够根据这个地名来按图索骥，恐怕它也早就被发现了。所以说，研究与保护地名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关系到延续地理历史文脉、发展人类文明成果、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中国从先秦起，就有研究地名的传统。《诗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公羊传》以及《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吕氏春秋》、《越绝书》等，或注重地名的地理位置研究，或着眼于地名沿革变迁的考据，或侧重于地名渊源的解释，为后代的地名研究奠定了基础、开辟了路径，使后世学者对于地名学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产生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两汉时期的《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尔雅》等著作，更为我们积累了古代地名学研究的大量成果。比如，从《汉书·地理志》修撰以来，中国历史上各州、郡、国、府、县、邑，便都依据它的成例，按照辖属关系确定其地理位置。再如，我们今天通用的以山川的相关位置作为与之紧邻的城邑的命名，就是根据《梁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所载的“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定义来确定的，至今已经延续了两千六七百年。

《漂海录》的一项特殊贡献，是作者在实地踏查的基础上，不仅翔实地记录了沿途经过的一切重要地址，而且载述了各地的名胜古迹、沿革变迁、历史掌故、山川风貌以及方位、里程、地形、地势等。比如，他在二月十二日这一天，记述了在杭州的见闻：

浙江布政司东南至海，南至福建界，管十一府、州，统七十六县。内有杭州为第一，即五代时吴越国，宋高宗南渡迁都之地，所谓临安府也。……城中又有吴山，其景最好，上有十庙——伍子胥庙、三茅观、四圣庙等也。又有九井三潭，吴山大井为上，郭婆上八眼、下八眼、中八眼、西寺等井居次。又以小沟浚西湖之井导入城中，府之镇乃武林山也。西湖在城西二里，南北长，东西径十里，山川秀发，歌管骈阗之地。竹阁在广化院，白乐天所建。乐天诗“宵眠竹阁间”者此也。岳鄂王墓在栖霞岭口。冷泉亭在灵隐寺前、飞来峰下。古志“许由尝饮于灵隐涧”者此也。表忠观在龙山南，有东坡所撰碑。风篁岭在放牧马场西，即东坡访辨才之处。南屏山在兴教寺后，崖壁剥落之余，唯存司马温公隶书“家人卦”及米元章书“琴台”二字，坡诗“我识南屏金鲫鱼”者此也。苏公堤与兴教寺相对，东坡守杭州时所筑，长十余里，中有六桥。旌德观在苏公堤第一桥下。袁韶奏请建祠，取钱塘名人——自许由至张九成及节妇五人等三十九人——摘传立祠。丰乐楼在城西涌金门外西湖岸，其北有环碧园。玉莲堂在涌金门城北，门内又有涌金池。玉壶园在钱塘门外，东坡咏南漪堂杜鹃花即此也。

在四百多字的记述中，不仅涉及到杭州治所及其沿革，道路里程，还描绘出风景名胜，历史故实，名人遗迹，诗文书法，提到了许由、伍子胥、白居易、司马光、苏东坡、宋高宗、岳飞、米芾等许多历史人物，甚至连做过《钱塘先贤传赞》的南宋时的临安府尹、当时并没有多大名声的袁韶，也不忘缀上一笔，真是渊博得很。

崔溥在《漂海录》中保留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3月26日记载：自天津卫以北，白沙平铺，一望无际，旷野无草，五谷不生，人烟鲜少。是日大风，沙尘涨天，目不能开。次日，船向通州进发，“至和合驿，又过郭县，县治在河之东岸，码头巡检司、崔氏园亭在其中。至此，沙堆高大如丘陵然。又过火烧屯、公鸡店、李二寺、长店儿、大通关、浑河口、土桥巡检司，至张家湾，即诸路贡赋、朝贡、商贾之船之所集处也”。笔者近日曾亲临其地考察，发现文中提到的绝大部分地名至今仍在运用，只是“高大如丘”的沙古堆已经夷为平地；而郭（读音为“火”）县确实为古县名，辽代设置，元代升为郭州，明初降州为县，治所在今北京市通州区东南郭县镇。所记十分准确。

五

从《漂海录》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儒学对于当时的朝鲜半岛的影响，至为深广。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即已悄然兴起慕华之风，主要表现为对中国礼乐文化、礼仪文明的学习与吸收，开始向儒家化迈进；到了后来的朝鲜王朝，就已经完全儒家化了，并波及到日本等国，其最大特征是汉字的推广和使用。崔溥的《漂海录》就是以标准的汉文书写的。朝鲜半岛地处“中国儒学文化圈”的中心，儒家文化在其民族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正如《漂海录》中所记述的：在那里，“生子先教以小学、家礼，治丧、居家一皆遵之”；“家家皆以入孝出恭、忠君信友为职分事”；“士子皆以经学穷理为业”；“精研四书五经，其专治一经者不得齿儒者之列”。

出身于儒士家庭的崔溥，自幼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并接受了正统的儒学教育。他精研“四书五经”，“以格致诚正为学”。从《漂海录》中看到，崔溥不仅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精研深治，烂熟于心，在记述和对答中，举凡典章文物、经史诗文、掌故传说，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而且，奉儒学经典为行动准则，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即使处于九死一生的危难关头，仍然恪守不渝，绝不稍有差池。尤其是在躬行孝道、忠君爱国、维护国家尊严方面，崔溥堪称当时读书士子的楷模。

他流寓中国，达四个半月之久。一路上，不管是乘船骑马，雨日风晨，他始终是穿着孝服、戴着孝帽，不饮酒，不茹荤，以示孝亲之悃诚。即使在风涛险恶，横海漂流、生死未卜之际，他也仍然如此，绝无半点儿马虎。一次，从吏们向崔溥秉报说：前番遭劫，大人没有示之以官人服仪，以致受到贼人的百般凌辱、迫害，几至于死；今日应该从权达变，脱去孝服，换上官服，以应对海盗，使其知所戒惧。崔溥听了以后，正色反问：“尔何以害义之事导我欤？”从吏申辩说：“当此之时，与死为邻，何暇治义哉！姑当权便取生道，然后以礼治丧，不害于义。”崔溥峻拒之，曰：“释丧即吉，非孝也；以诈欺人，非信也。宁至于死，不忍处非孝非信之地。吾当顺受以正。”

崔溥一行到了北京以后，接受官府赏赐，按礼仪须着官服，这使他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处置：“当丧即吉，恐不合于礼；且以丧服入朝，义有不可。”怎么办呢？后来幸亏接受这种赏赐，并无严格要求，临时遣其从吏代领，才算了事。但是，入朝谢恩时，崔溥必须亲自拜见皇帝，而他又不能穿着孝服面君。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在入阙（长安门）时换上朝服，拜见皇帝的仪式结束后，他再在长安门外穿上孝服。这种一切行止完全按照《仪礼》、《孝经》来办的执着与虔诚，即使在当日中国的朝士中，恐怕也不多见。

在践行儒学的整个过程中，崔溥把“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移孝为忠，为国效力，看作至高无上的伦理道德。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认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尽孝于亲而忠于君者。”崔溥在接受大明皇帝的赏赐后，即向下属特别强调：“帝之抚我赏我，都是我王畏天事大之德，非汝等所自致。汝其勿忘我王之德！”他一路上谨言慎行，有人以“越界无妨”，劝他消除顾虑，尽可从容。崔溥回答说：“为人臣者，其可以越界而负其国，异其行，变其主乎？”当他们历尽艰危，最后漂流到中国海岸时，崔溥还念兹在兹地提醒下属：“我国本礼义之国，虽漂奔窘遽之间，亦当示以威仪，使此地人知我国礼节如是。”

按照儒家的观念，“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崔溥始终坚持人格的修养与官德的恪守，处处身先士卒，严于律己，刚正廉直，一丝不苟。他在处理生与死、公与私、诚与伪、经与权、徇情与守义、利人与克己、人格与国格等人生重大问题上，以其高尚的品格、坚定的原则性和凛然无畏的奋斗精神、忍苦耐劳的超常毅力，为一行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赢得了国人的尊敬。

六

崔溥归国后，除了完成《漂海录》的写作，史料中其他记载不多。我们只知道，他在守孝期满之后，曾受到朝鲜国王成宗的召见；而后，又曾两次随同朝廷的谢恩使、圣节使重返北京，觐见明朝皇帝。朝鲜王朝燕山君四年（1498年），崔溥因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仗义执言，亟言峻谏，触怒了国王，遭到搜家、拷打，最后发配流徙到咸镜道端川；六年后，拿致诏狱而卒，年仅五十一岁。两年后，朝廷追赠其为“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崔溥殁后，有后人编辑的《锦南集》传世。

由于《漂海录》是奉王命写作的，当时除宫廷中少数人传阅，外间“愿见者众而流布未广”。直到崔溥去世七十年后，经过他的外孙柳希春校正题跋，镌版刊行，这部珍贵的文献才得以传世。1896年前，先后印行过五个版次。日本于1769年（清乾隆三十四年）译成日文，美国于1965年亦将其翻译过去；到了1979年，崔溥的后裔又将这部汉文典籍译成本国文字。而我国，直到1992年才出版面世。北京大学的葛振家先生对全书细加点校、注释，先后整理、出版了崔溥《漂海录》点评本和《崔溥〈漂海录〉评注》，并进行深入研究，撰写了多篇富有创见、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题论文，“为我们现在研讨国外汉字文化古籍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范本”（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评语）。其创辟、疏凿之功，猗欤大矣。

（2005年）

朝　鲜

金刚山诗话

难怪唐代诗人有“愿生高丽国，一见金刚山”的诗句，金刚山，九月的金刚山，实在是秀美极了。

初秋的太阳刚刚爬上山顶，就把明媚的曦光闪射在峰峦、飞瀑、丛林之上。这里那里，到处展现着熠熠的光环。露珠滴在脖子上，清凉凉的。远处，鸟啭青山，蝉鸣高树，和着促织娘的吟唱，组成一曲悠扬悦耳的交响乐，伴送着游人穿林越谷，跨涧登山。

金刚山为朝鲜四大名山之一，素有“朝鲜第一山”之誉。景色佳丽，以奇峰怪岩、飞瀑流泉、密林奇洞、松涛云海驰名于世。随着四季气候的转换，金刚山也变幻着不同的景色，获得不同的名称。这在世界名山中当是独一无二的。初春，明媚的阳光照射着山上的层峦叠，看去很像闪闪发光的金刚石，所以叫“金刚山”；盛夏，丛林四合，浓荫翳日，赛似蓬莱仙境，因而叫“蓬莱山”；晚秋，红叶烧山，层林尽染，名为“枫岳山”；深冬，落叶飘萧，铁干凌空，林寒山瘦，故称“皆骨山”。

金刚山号称一万二千峰，以主峰毗卢峰为界，分为内金刚、外金刚、海金刚三大部分。我们这次主要是游览外金刚与海金刚。大家谈笑着来到一处峰奇岩秀、松古涧深，颇似我国医巫闾山的景点，稍事休息，我即口占二绝：

金刚风物豁吟眸，荟萃奇观世罕俦。

最爱层峦青万叠，十峰过处九停留。

策杖清游入画间，穿林越涧路弯环。

他乡莫便萦离绪、是处晴峦似故山！

一条径直的小道把我们引到了金刚山的主要景区九龙渊和九龙瀑。瀑布从七十多米的高处奔泻而下，宛如一匹银绢雪练凌空垂挂，落入状如石臼、险深莫测的九龙渊中，轰然作响，声震山谷。岩壁上刻有一千二百多年前古人的题词：“千丈白练，万斛真珠。”四周石壁峭拔，峡谷幽深。听导游员介绍，遇有暴雨倾盆，百条瀑布怒泻狂奔，气势极为雄浑壮伟。九龙瀑的上面是九龙台，登临俯瞰，可见前方有八个水潭，像念珠一样穿在一起。秋阳映照下，波澄如镜，闪闪发光。相传天上的仙女曾到此沐浴，“金刚山八仙女”的传说即由此而来。附近还有玉流洞，有颇像两颗翠珠连缀起来的连珠潭，以及向它泻入飞泉的连珠瀑。面对金刚盛景，不可无诗，因成七律一首：

无负名山赫赫声，千般石相竞峥嵘。

松繁不掩层峦秀，蝉闹偏增羁旅情；

九瀑练裙饶客兴，八潭美目向人青。

何当肋插凌霄翅，万二峰巅取次登。

途中，遇到一处仙女泉。传说，饮此泉水，可以返老还童。游人列队牵葛攀岩，争相酌饮，其中大多是青年人。泉流出处颇高，隐于林荫雾霭之中，迷蒙莫测其所由来，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饮罢仙泉，戏占一律，博得同行者粲然一笑：

健步攀岩尽妙龄，羞将华发对山青。

蓬壶日月谁亲历，尘世烟波我惯经。

胜地传奇终有意，神泉祛老恐无灵。

仙姬怕管人间事，迷雾空濛匿影形。

中午就餐于木兰馆。主人安排了富有当地特色和高丽风味的丰盛宴席招待我们，饭后在木兰馆参观。这是一处革命遗迹。战争年代，金日成将军与夫人金正淑在这一带率领游击队伍作战，当地流传许多关于他们夫妇携手并肩克敌制胜的佳话。金正淑于1949年9月病殁，安葬于平壤大成山烈士陵园。临风悼惜，谨题七律一首，以志怀念之情：

仰止高风盖有年，木兰馆内久盘桓。

将军伟绩开宏业，女杰深情济世艰。

亮节长光新日月，英魂永奠大成山。

金刚处处传佳话，万树丹枫展笑颜。

午后，沿东海岸游览海金刚。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松岛，一个高出海面五十米左右的岩石岛，一棵棵松树从岩石缝中长出，铁干虬枝，傲然挺立，显出一副坚强不屈的英雄气概。然后进入由三块巨石组成的金刚门，观赏浮现在碧波之上的“海上众生相”。在约一千米长的地段，罗聚了各种形象的石景：童子岩和书籍岩构成了一组学童在书卷前垂首深思的画面；丛石亭，具象龙宫；天香岩，酷似盛开的牡丹；还有卧牛岩、狮子岩、猫儿岩，都是惟妙惟肖，各臻其妙。

告别石景园，我们乘车来到关东八景之一的三日浦处四周有三十六峰环绕的淡水湖。这里原为海景，为海金刚的组成部分，由于地壳变迁，它已与东海隔离，成为一个内陆湖泊。湖中点缀着几个有苍松覆盖的小岛，湖边有梦川、蓬莱台诸景。登上蓬莱台，可一览三日浦全景。三日浦得名于一个著名的历史传说。相传古代一个国王到此游观，原拟只住一宿，因沉缅于湖山之胜而流连三日，以致贻误了军国大事。我当即口占一绝：

怪石奇松掩画楼，澄波也解钓王侯。

非惟女色能倾国，忍弃朝纲恋远游。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后汉书》中襄楷的话：“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章怀太子注云：“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经三宿便即移去，示无爱恋之心也。”后来的苏东坡、元好问、姚姬传都曾写诗加以评说，煞有介事，俨乎其然。研究比较文学的专家不妨把这些故实与三日浦的传说放在一起来考究，但我的短文可要就此打住了。

（1990年）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宽梦窄 / 王充闾著.—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2016. 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4152-9

Ⅰ. ①春…　Ⅱ. ①王…　Ⅲ.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243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260千字

印　　张：18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装帧设计：张　莹

责任校对：侯俊华

ISBN 978-7-5470-4152-9

定　　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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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祁连雪

清风白水

一

二

三

四

春宽梦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读三峡

一

二

三

四

重读三峡

一

二

三

四

五

生命的承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天上黄昏

寻访“大红袍”

从容品味

找　北

一

二

三

八公山下吃豆腐

五岳还留一岳思

一

二

三

客子光阴诗卷里

冰城忆

烟花三月下溱潼

泸沽湖寻梦

一

二

三

朵乐荷，朵乐荷

一

二

三

四

凉山访古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车上文化

冰原上的盛事

三人行

一

二

三

四

津门赏艺

杏花村里的尴尬

古镇灵光

沧浪“三忘”

北海去来今

玉山倾

一

二

三

四

五

意念中的行旅

三江恋

净土情缘

淹城三说

一

二

三

缘订三生

三道茶

访　书

转身后的华丽

滇云万里情

依旧长桥

一

二

三

曾是洛阳花下客

一

二

三

四

溪　韵

一篙如画苇间行

曾将泪眼望山河

仙阁遐思

小岗行吟

壮歌行

海行寄感

历史的抉择

插竹亭轶事

中秋宴叙

梦游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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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雪

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千里河西走廊，在我身临其境之前，总以为那里是黄尘弥漫、阒寂荒凉的。显然，是受了古诗的浸染：“千山空皓雪，万里尽黄沙”，“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之类的诗句，已经在脑海里扎下了根基。这次实地一看，才了解到事物的真相。

原来，河西走廊竟是甘肃省最富庶的地区。这片铁马金戈的古战场，这条沟通古代中国与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孔道，于今已被国家划定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当你驻足武威、张掖，一定会为那里的依依垂杨、森森苇帐、富饶的粮田、丰硕的果园所构成的江南秀色所倾倒。

当然也不是说，整个河西走廊尽是良畴沃野。它的精华所在，只是石羊河流域的武威、永昌平原，黑河、弱水流域的张掖、酒泉平原，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这片膏腴之地是仰仗着祁连山的冰川雪水来维系其绿色生命体系的。祁连雪以其丰美、清冽的乳汁，汇成了几十条大大小小的河流，灌溉着农田、牧场、果园、林带，哺育着河西走廊的子孙，一代又一代。

祁连山古称天山，西汉时匈奴人呼“天”为“祁连”，故又名祁连山。一过乌鞘岭，那静绝人世、夐列天南的一脉层峦叠嶂，就投影在我们游骋的深眸里。映着淡青色的天光，云峰雪岭的素洁的脊线蜿蜒起伏，一直延伸到天际，一块块咬缺了完整的晴空。面对着这雪擎穹宇、云幻古今的高山丽景，领略着空际琼瑶的素影清氛，顿觉情愫高洁，凉生襟腋。它使人的内心境界，趋向于宁静、明朗、净化。

大自然的魅力固然使人动情，但平心而论，祁连山的驰名，确也沾了神话和历史的光。这里的难以计数的神话传闻和层层叠叠的历史积淀，压低了祁连山，涂饰了祁连山，丰富了祁连山。

在那看云做梦的少年时代，一部《穆天子传》曾使我如醉如痴，晓夜神驰于荒山瀚海，景慕周天子驾八骏马巡行西北三万五千里，也向往着要去西王母那里做客，醉饮酣歌。当时，我是把这一切都当成了信史的；真正知道它“恍惚无征，夸言寡实”，是后来的事。但祁连山、大西北的吸引力，并未因之而削减，反而益发强化了。四十余年的渴慕，今朝终于得偿，其欢忭之情是难以形容的。

旅途中，我喜欢把记忆中的有关故实与眼前的自然景观加以复合、联想。车过山丹河（即古弱水）时，我想到了周穆王曾渡弱水会西王母于酒泉南山；《淮南子》里也有后羿过弱水向西王母“请不死之药”的记载。在张掖市西面的镇夷峡，当地群众还给我们讲了大禹治水的故事：

传说，禹王凿开了镇夷峡，导弱水入流沙河，玉帝闻讯后加以干预，命寒龙镇守祁连山，把河水全部冻结成冰雪，河西走廊从此变成了戈壁荒滩。后来，李老君骑青牛赶到，与山祇、土神计议，到寒龙那里偷水，就这样，从南山开下来一条黑河。山神牵牛引路，李老君扶犁耕田，土地爷撒播种子。寒龙发觉后，怒吼道：“你们三个合伙做贼，我就叫这里每年三个月不得安生！”结果，黑河每到六、七、八月，就要暴发洪水，为害甚烈。

这里，本来就够惝恍迷离的了，偏偏沙市蜃楼又来凑趣、助兴。我们驰车戈壁滩上，突然，发现右前方有一片清波荡漾，烟水云岚中楼台掩映，绿树葱茏，渔村樵舍，倒影历历，不啻桃源仙境。但是，无论汽车怎样疾驰，却总也踏不上这片洞天福地。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戈壁蜃景。

据说，整个河西走廊，包括祁连山脉，上古时都是西海，与大洋相通，后来经过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隔断了印度洋，南山拱出海面，其余地带留下了无量数的沙荒砾石。也许这沙洲蜃景，正是古海的精魂寄形于那些海底沉积物，仍在做着昔日的清波残梦吧？

人类史前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是在幻想和神话中度过的。作为丰富的人文遗产宝库，神话传说汇集着一个民族关于远古的一切记忆：它的历史性变迁，它的吉凶祸福、递嬗兴亡，它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认知和体验。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思维、情感、体验以及行动的载体，深入地窥察一个民族以至人类史前的发展轨迹。

观山如读史。驰车河西走廊，眺望那笼罩南山的一派空濛，仿佛能够谛听到自然、社会、历史的无声的倾诉。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的激动和沉甸甸的时间感、沧桑感被呼唤出来，觉得有许多世事己经倏然远逝，又有无涯过客正向我们匆匆走来。

这时，祁连山上一团云雾渐渐逸去，露出来一个深陷的豁口，我猜想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斗拔谷。两千一百年前，骠骑将军霍去病从这里穿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匈奴的单于城，在焉支山前展开了一场震天撼地的大拼杀，终于赶走了匈奴，巩固了西汉王朝在河西的统治。霍去病死后，汉武帝为了纪念他的赫赫战功，特意在自己的陵墓旁为他堆起了一座象形祁连山的坟墓。

时光流逝了七百三十年，隋炀帝率兵西征，再次穿过大斗拔谷。不过，他没有碰上霍去病那样的好运气，当时“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大半”（见《资治通鉴》）。但是，由于他在张掖会见了西域二十七国君主，实际是举行了一次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和平友好会议，也是一次首创的国际经贸洽谈、物资交流会，使此行毫无逊色地与骠骑将军的武功一同载入史册。

祁连山下，河西走廊，不仅有叱咤风云的过去，而且，有无比辉煌的现在与将来。勘探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使祁连山更高地昂起了头颅：

——这里并不贫乏，而是一座矿藏极为丰富的百宝神山。继往昔的“金张掖、银武威”的盛名之后，今天又博得了“油玉门、镍金昌、钢酒泉”的美誉。

——始建于西汉时期的山丹军马场，现已发展成为亚洲第二大马场。

——祁连山继续向世界人民奉献着“葡萄美酒夜光杯”。

——驰名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这名副其实的艺术的圣殿、神话的王国，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古丝路上散发着夺目的光彩。

—坐落于祁连主峰北面的我国建设最早、规模最大的卫星发射中心，创造了许多“中国的第一”：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枚“一箭三星”运载火箭，第一枚中程导弹，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被誉为中国航天工业的摇篮，巍然屹立于世界先进科技之林。

正是这些风尘洞、异彩纷呈的历史人文之美，伴随着甘霖玉乳般的高山雪水所带来的丰饶、富庶，使千里祁连从蒙昧、原始的往昔跨进了繁昌、文明的今天。我们这些河西走廊的过客，与祁连雪岭朝夕相对，自然就把它当作了热门话题。

有人形容它像一位仪表堂堂、银发飘萧的将军，俯视着苍茫的大地，守护着千里沃野；有人说，祁连雪岭像一尊圣洁的神祇，壁立千寻，高悬天半，与羁旅劳人总是保持着一种难以逾越的距离，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隔膜感。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恋人、挚友般的亲切。千里长行，依依相伴，神之所游，意之所注，无往而不是灵山圣雪，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一种相通相化、相亲相契的温情，使造化与心源合一，客观的自然景物与主观的生命情调交融互渗，一切形象都化作了象征世界。

也许正是这种类似的情感使然，一百五十年前的秋日，爱国政治家林则徐充军西北，路过河西走廊时，曾与祁连雪岭风趣地调侃：“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我的一位祁姓学友，西出阳关，竟和祁连山攀了同宗：“西行莫道无朋侣，亘古名山也姓祁。”甘、青路上，我也即兴写了四首七绝，寄情于祁连雪：

断续长城断续情，蜃楼堪赏不堪凭。

依依只有祁连雪，千里相随照眼明。

邂逅河西似水萍，青衿白首共峥嵘，

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

皎皎天南烛客程，阳关分手尚萦情。

何期别去三千里，青海湖边又远迎！

轻车斜日下西宁，日断遥山一脉青。

我欲因之梦寥廓，寒云古雪不分明。

（1992年）

清风白水

一

诗文讲究风格，古人形容苏东坡的词风豪放，说是像关西大汉执铜琶铁板，唱“大江东去”，而柳永的词则是缠绵悱恻，如二八女郎手执红牙玉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其实，风景区何独不然！它们的风格特征也是极其鲜明的，泰山的威严肃穆，迥然不同于黄山的瑰奇峭美；“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的西子湖，与“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八百里洞庭悬同霄壤；同是天池，长白天池与天山天池也是风格各异的。

川西北岷山丛林中的九寨沟的特色，是朦胧、神秘、绮丽、自然，充满荒情野趣，全无雕琢痕迹。如果说，泰山具有老年人那种饱经风雨、阅尽繁华的成熟与镇定，那么，九寨沟就是少男少女般的活泼、烂漫，清风白水，一片童真。以言艺术美、人文美，或许不及其他许多风景名胜；以言自然美，则是各地难以比驾的。

说它绮丽，首先要从水谈起。这里有三沟、二滩、四瀑、十八群湖、一百零八个海子。水是九寨沟景观的主旋律，真个是“江湖满地”。我十分艳羡这里的天空，竟有那么多面镜子黑天白日为它鉴形照影。

天涯何处无清水？难得的是，这里的原始生态保持得很好，因而水质绝少污染，清澈异常，透明度达到二三十米。空气清新甜美，天空蔚蓝如拭，没有一丝浮尘雾霭。大自然的神工，将泉湖溪瀑聚敛为一体，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

清晨，镜海上映出一幅幅“山林全息图”的倒影。人们站在湖边，连嘴角的笑涡、睫毛的飞动都照得一清二楚，更不要说天上疾飞的翠鸟、眷恋的白云，四周峭拔的层峦、肃穆的丛林，无一不被它收入澄澈的波心。面对着“鱼在天上游，鸟在水底飞”这颠倒迷离、虚实莫辨的奇观，人们都赞不绝口。可惜，胜景不长，一阵微风掠过，湖面上便荡起一层细微的涟漪，像是尚未凝固的玻璃浆液，倏忽间里面的一切景象都变得模糊起来。

遍游世界的旅行家，常常赞美前苏联巴伦支海基里奇岛的五层湖的奇观：湖水分为五个层次，水质、水色和生物群各不相同而又互不混淆，构成一个绚丽多彩的湖中世界。也有人称誉印度尼西亚的努沙登加拉群岛上左湖艳红、右湖碧绿、后湖淡青的三色湖胜景。

但我相信，当他们看到九寨沟的融五光十色于一湖的五花海后，定会叹为观止。五花海的水与四周丛林组成一个以翠蓝色为基调的色库，湖水因深浅和沉积物的不同，而呈橙红、鹅黄、墨绿、翠蓝、绀紫等多彩的色膜版，在阳光照射下，清澈的涟漪闪烁着层层光环，构成无数的不规则的几何形色区，相互浸淫，加上湖底沉积的珊瑚、琼花般的海藻的映衬，其色泽之绚美，变幻之神奇，堪令天惊地叹。

瀑布之奇，常在于天半高悬，飞流直下，恍如银河倾泻。而九寨沟的瀑布，却是由四十多个首尾相衔的群海构成，以其平地上陡起波澜而引人入胜。由于水碛物在河谷中沉积，形成了弯月形的凸堤，随着时间推移，钙华层层堆高，便出现了首尾衔接、翠湖叠瀑的特异景观。又兼堤埂遍生林木，气势恢宏的水流从婀娜多姿的花树丛中兵分几路冲杀出来，大有“六龙卷海，万马呼风”之势。不仅绿波掩映，白浪滚翻，爆炸出生命的光华声色，而且，瀑从树中出、树在瀑中长的奇观，也洵属世间罕见。

二

九寨沟与其他许多著名风景区不同，亘古以来，“隐在深山人未识”，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处女地。这里除了世世代代散居着为数不多的藏族同胞，那些性耽山水、情系烟霞的文人墨客从未涉足，因此，过去“名不见经传”，人文景观相对缺乏。

此间，多的是古艳动人的神话传说，它们以原始思维的想象和幻想、虚构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出藏族劳动人民在征服自然的劳动、斗争、爱情生活中的经验、理想、感情和愿望。这种特异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形成，当然和它长期处于封闭式的环境，脱离原始状态较晚有直接关系。

作为民族远古的梦、文化的根、精神活动的智慧之果，口头传承的原始文化结晶和无意识的集体信仰，神话传说在九寨沟可说是满坑满谷，俯拾即是，几乎所有的景观都和神话传说，特别是和挚诚相恋的男神达戈、女神沃诺色嫫的爱情故事相联系。他们赋形于沟内两座最高的山峰，既是神，也是同自然做斗争、从事劳动生产的强者，是半人半神、人性多于神性的偶像。而另一座险怪的峭岩，则是一个插足其间的魔鬼化身的第三者。

许多景物都围绕着这根主线被赋予神奇的来历。比如，色嫫失手打碎了达戈赠给的梳妆宝镜，碎成一百零八块，就成了今天九寨沟一百零八个晶莹澄澈、光可鉴影的海子；那跳玉溅珠的珍珠滩，则是色嫫项练上的光洁圆润的珍珠汇成的溪海奇观；那一片片一条条银绸素练般的奔流急瀑，来自神女的纺织台；那长海岸边的苍劲挺拔、枝丫侧向一旁的古柏，乃是为民除害，折断左臂的沃秀老人的化身。

这里的山，因那些神话传说而更加瑰奇神秘；这里的水，因那些美丽的传说而益发富有魅力。晨昏相对，令人想象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驾螭乘虬，驰骋其间。它使素以“童话世界”著称的九寨沟，又罩上了一层神话世界的色彩。

神话传说在各民族的古代生活中，并不是一堆无机物的沉积，而是经常发挥着弥补生活中的不足的积极作用。有人说，梦是一个受压抑的愿望的满足。那么，神话则是贫弱民族的财产，——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却又无力实现的事情，就以代偿的形式付诸余生梦想，久而成为神话。因此，透过这些神话传说，不仅可以捕捉到历史的影像，而且，能够窥见远古先民的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察知他们的真实感情和精神世界。

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早期人类智力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喜欢在各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中寻求一种因果关系。可以说，许多神话都是对因果关系作出的某一类解答。而且，人类原始思维虽然具体、形象，联想力非常丰富，但是，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作出逻辑推理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因此，只能借助“拟人化”即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世界。

当看到满山火红的秋叶，便想到贪杯醉酒的壮汉，或脸罩红纱的倩女；把由碳酸盐聚集而成的水中凸堤想象成为民造福、鳞甲飞动的戏水蛟龙。正是这种惝恍迷离的意象与传说，造成一种朦胧的意境、“人化的自然”，从而，赋予各种自然景观以诗情、理趣，使九寨沟原本就瑰丽迷人的景观更加富有魅力，筑成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座虹桥，沟通梦境、现实、希望的一条彩路。

我访九寨沟时，正当知命之年，已经是告别童话与神话的时期了，但置身其间，又仿佛找回了飞逝已久的童年，重温和白雪公主、美人鱼为伴的幻想世界，恢复了清风白水般的童真。同这种雾气氤氲缠绕在一起，幻者似真，真者疑幻，怕是几个清宵好梦也难以遣散的了。

三

当然，这种感觉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富有恍兮惚兮的神话传说，而且，同九寨沟的自然天籁、荒情野趣有关。

那淙淙飞瀑，飒飒松风，关关鸟语，唧唧虫鸣，那水中五光十色、迷离扑朔、绚丽多姿的碧波，山上宛如娇羞不语、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笑靥的杜鹃花萼，那隐现在水雾氤氲的瀑面上，酷似七彩神龙夭矫天半的虹彩，那原始森林中绿茵茵、暄蓬蓬，绒毛地毯般的地衣和悬挂在枝头的一丝丝、一缕缕，随风飘荡，如新娘头上轻柔的婚纱的长松萝，那五角枫、高山栎、黄栌木、青榨槭的如霞似火，燃遍天际的醉叶，那充盈着质朴的美、粗犷的美、宁静的美的梦之谷，画之廊，都在人类感情的琴弦上奏起美妙的和声，不期而然地淹入了你的性灵。

在这里度过一个假日，真像裸体的婴孩扑入母亲的怀抱，生发出一种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笼，返回精神家园，与壮美清新的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据鸟类专家调查，九寨沟有鸟类一百四十多种。这些天才的音乐家、优雅的舞仙，诸如亭亭玉立、单足点地的鹭鸶，“贞姿自耿介”、“白雪耻容颜”的白鹇，翱翔于芦苇海上、盘旋飞舞的苍鹰，通体蓝灰、头侧绯红、宛如头戴京剧武将脸谱、尾翘三尺龙泉的我国独有的蓝马鸡，在箭岩景区次生林设擂赛歌的百灵鸟，终朝奏着凄婉的森林咏叹调的子规，扬着花腔高音的山噪眉，以“笃笃笃”的击木声为林中交响乐团敲着定音鼓的啄木鸟，都给神奇的九寨沟布下一层浓烈的原始古朴的荒情野趣。

这里应该大书一笔的，是被誉为“九寨一宝”的大熊猫。游人在长海一带，常常会碰到它们在溪边喝水，那种娇憨痴笨、悠然自得之态，令人忍俊不禁。熊猫饮水，颇似酒徒贪杯，一边喝着，一边侧耳聆听水声，细细品尝其中滋味，流露一种忘机出世的神情。如果没有外来事物干扰，它总是喝得肚皮隆起，一“醉”方休，而后便若无其事地拖着笨拙的身躯，一摇一摆地向箭竹林蹒跚走去。有的撑得不省“人事”，倒卧溪边，忘却了昏晓。

四

应该说，我们欣赏九寨沟的自然天籁，并不意味着赞赏它的与世隔绝，或不加分析地提倡保持原始状态。现代化与对外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隔绝世事，毕竟是社会进步的致命障碍。生活的环境越是隔绝，文化便越发落后、脆弱、单调，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而且，处于原始状态的自然事物，也很难说它具有什么美的属性。

试想，在混沌初开、洪荒未辟之时，洪水泛滥，疫疠流行，毒蛇猛兽到处伤人，长林古木自生自灭，又有什么美之可言！只有当劳动人民成为大地的主宰，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发展了自身的认识与能力，这样，大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才具有了美感。

寻访九寨沟，我的心情常常处于矛盾状态。面对那醉人的湖山秀色，我曾深深为之惋惜：长期僻处深山密林之中，鲜为人知，空度了无涯岁月，辜负了天生丽质。但是，当我看到坐落在海拔二千六百米的湖山胜境的日则招待所门前，一群吃罢山禽盛宴、喝得烂醉如泥的年轻人，乱掷罐头、酒瓶，随处便溺、呕吐，丑态百出的情景，又觉得开发得晚也未必不是它的幸运。在工业文明的物欲满足往往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为其代价的现代社会里，如果九寨沟早几十年面世，恐怕今天再也见不着这块净土了。

自然界有其自身合法的权利和独立的价值。我们每个生活在地球母亲怀抱中的现代人，都应该对生态环境有一种深沉的眷恋意识和自觉的责任感。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但在成为文明人以后，便一天天远离自然，掉头不顾了。

在这红尘十丈的喧嚣世界里，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应该去掉那种极为近视、极为功利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多为人类、多为子孙着想，重视保护生态环境——这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根基，珍惜这新鲜的空气，净洁的水源，明媚的阳光和未经污染的土地。

应该认真汲取西方工业国家先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后才想到爱护自然、恢复自然，结果事倍功半、百难偿一的沉痛教训，设法超越人与自然分裂、对立的历史阶段，从现代化进程伊始，便早自为计，尽力保护自然生态平衡，莫待那些最珍贵的东西一去不复返时，再来哀叹、悔恨和痛惜。

愿你永在，九寨沟的清风白水！

（1989年）

春宽梦窄

一

“八千里路云和月”。飞山越岭，载驰载驱，总算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新疆巴音郭楞州的首府库尔勒了。这里与沈阳有两小时的时差，八点钟才亮天。可是，没到六点，我的一枕还乡幽梦就被报晓的鸡鸣唤醒了。看来，生物钟是不因地域的远近而变换的。因得诗二句：南疆满目风情异，剩有鸡啼似故乡！

我们离开乌鲁木齐时，正值漫天飞雪。天山山脉，这条大约四亿年前从茫茫古海中腾冲出世的巨龙，此刻，更是银装素裹，气宇雄浑，鳞甲飞扬，夭矫万仞。天山路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确是一番壮美的景观。

想象中，气温较高的天山南麓，纵然没有“杨柳依依”的江南秀色，起码也该是“雨雪霏霏”的塞外风光。可是，翻过天山脊背一望，迎接我们的是浑然一色的茫茫戈壁滩。四野苍黄，天高地迥，空中没有一丝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气候干燥得很。与北麓天低云暗的冰雪世界可谓悬同霄壤。这使人联想到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山脉东西两侧截然不同的景象：一边是湿润肥沃的绿洲，另一边是干旱贫瘠的荒漠。显然，都是由于高山阻隔了雨云所致。

还在上中学时节，我就曾面对着祖国大西北的赭黄色的地图画面，射出过无数支向往的神矢，鼓振着玄想的羽翼，描绘着它的历史、现在、未来的诸般色相。而今实地游观，才觉察到自己的想象力之贫乏，与大自然的瑰奇特异恰成鲜明的对照。借用一句宋词来形容这种反差，就是“春宽梦窄”吧。

那天，我还写下了这样两句诗：自此敢夸心眼阔，茫茫瀚海任飘游。你看，坦坦荡荡的大戈壁，无丘无壑，无树无草，平展展一直伸向天际。苍茫的大地托着浩渺的天穹，显得格外开阔，格外壮观。

我想，只有身历南疆，才能真正体会到祖国幅员之广袤。在这里乘车，往往以百公里计程。乌鲁木齐到库尔勒五百公里，库尔勒到阿克苏五百公里，阿克苏到喀什五百公里，喀什到和田又是五百公里。怎么这样凑巧？就是因为地域太广了，像亿万富翁计算收支一样，四舍五入，取其大略而已。空间的代价是时间。巴音郭楞州辖一市八县，面积相当于苏、浙、闽、赣四省的总和。从自治州首府到最远的且末县，即使乘坐飞机，也要花上一两个小时；若是公路驰车走遍全州各县，大概没有半个月时间是下不来的。

我们在六百万人口的沈阳，朝朝暮暮，常以人满为患。徜徉闹市，但见万头攒动，摩肩接踵，仿佛满城人口全都涌到身边。可是，置身戈壁滩上，却又嫌周围世界过于荒凉、孤寂了。即使百辆汽车齐驱并驾，任性撒欢，也绝无闯灯、落涧、撞人之虞。这里听不到喧嚣的市声和各种都市的噪音，空中偶尔有一两声老鸦的鸣叫，尽管并不怎么动听，却也如庄子所言，“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

二

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页，铺满了历史风霜，展现着沧桑变幻，“俯仰之间，已成陈迹”。而这里，却似乎停下了时代的步伐，甚至连自然面貌也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对此百年一瞬，万古如斯，真要令人“哀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了。

但是，如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就会觉察到，这原来是一场误会。作为“丝绸之路”的中段，此间曾有过千余年繁华兴盛的岁月。如果这条古道，像人一样也存留着记忆的话，那么，它绝不会忘记：这里，奔驰过出使西域的张骞的车骑和勇探“虎穴”的班超的鞍马，飞扬过和亲乌孙的细君、解忧两公主的车尘，闪现过乘危远迈、策杖孤征、西天取经求法的玄奘的身影，也刻印着谪戍边陲、率领民众修渠引水的林则徐和追奔逐北、平叛杀敌的左宗棠的足迹，迎送着无数中西商旅的满载着财货的驼队、马帮。直到今天，这一幅幅雄奇、壮观的瀚海行旅图，一阵阵悠扬悦耳的驼铃和苍凉的军乐、征战的杀声，还仿佛闪现在眼前，回旋在耳际。

人们一向赞叹《西游记》作者艺术想象力的丰富。其实，只要沿着古丝路走上一遭，就会发现书中的许多神话故事都可以在这里寻觅到它的本原。我们拜识过“巍巍荡荡飒飘飘”，搅得对面不见人的“黄风大王”（可惜无缘见到“虎先锋”）；穿越过通天水、流沙河（但是，没有看到“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的奇观）；也游览过传说孙悟空曾在那里“三打白骨精”的铁门关；还在吐鲁番观赏过火焰山，寻访过葡萄沟里的牛魔王洞和高昌故城中的唐僧讲经台。我认为，吴承恩即使没有实地考察过唐僧取经之路，也肯定认真研究过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中国的古代神话，把它们作为玄思的渊薮和灵感的触媒，为构建一个完整的神话世界，悟入深邃的背景、现实的土壤和神秘的机锋，找出连接历史与现实、幻想与存在的一条彩路。

三

库尔勒地处南疆古丝路上，紧临全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意思是“进去出不来”。这个名称来源于一个神话故事：

很久以前，在干旱酷热的塔里木盆地，人们渴望着引水种田，开发宝藏。有个慈善的神仙，手中握有两件宝贝：金斧子和金钥匙。他把金斧子交给了哈萨克族人，让他们劈开阿尔泰山，引来清清河水。还准备把金钥匙交给维吾尔族人，让他们打开塔里木盆地的宝库。不料，金钥匙被神仙的小女儿丢失了。神仙一怒之下，便把小女儿囚禁在盆地中央，从此，这里就成了“进去出不来”的地牢，日久天长，宝地变成了大沙漠。

千百年来，人们还口耳相传：沙漠中有个神秘的去处，叫作“七座连城”。那里人烟密集，市井繁华，楼宇栉比，绿树葱茏，四围有清澈的流水，肥沃的田园。不知哪一年，突然刮起了一场连续七七四十九天的黑风，田园湮没，庐舍为墟，水流干涸，人烟灭绝，遍地堆起了沙丘砾石。可是，每到夜静更深时刻，还能听到人喊马嘶、鸡鸣犬吠之声。我曾向当地一位维吾尔族老人问询：“这七座连城的遗址离市区有多远？可曾有人考察过？”答复是：大沙漠东西长一千公里，南北宽四百公里，谁也说不清楚这个城池的所在。

后来我才知道，在距今两千一百年到两千五百年期间，这一带，像楼兰古国那样的城市至少有二十座，但都一一湮没在流沙之中。最近，塔里木盆地不断传出喜讯：据勘测，那里的石油、天然气蕴藏量分别占全国油、气资源的六分之一和四分之一。茫茫瀚海中重新矗立起繁华城镇的时光，已是指日可待了。

有人说，神话传说是贫弱民族的财产。凡在现实中无力获取的事物，远古先民便把它付诸余生梦想，发而为神话传说，绵延到千秋万代。如果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些传说也是这样形成的，那么，随着“金钥匙”回到人民手中，神秘的地下宝库之门被打开，诸般梦想逐渐地成为现实，神话传说本身也就会逐渐地淡化了。

听说，库尔勒在清朝末年还只是一个小村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村民们还把手电筒称为夜明珠，把胶鞋视为不透水的神物；一把砍土镘就是当地农民的万能工具。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里会平地矗起一座崭新的城市，不仅有火车、汽车、航空之便，而且有充足的动力资源，多种原材料工业和丰饶的农、畜产品。驰誉世界的“果中王子”——库尔勒香梨就产在这里。

四

饮马河流经市区，相传东汉班超曾饮马于此。当地人民把它看成是生命之泉，对它怀有特殊的感情。由于河水清澈明丽，在阳光照射下，绿漪层层，浪花朵朵，有如孔雀开屏，因此，人们又亲昵地称之为孔雀河。一位诗人赞美它：冲出巉岩峭壁的束缚，挣脱灼热、饥渴的沙的折磨，矢志东流，之死靡它。即使最终不免被瀚海吞噬，幻化其踪影，失去其存在，化作“悲壮的灵魂”，但是，经过雾化、蒸发，也还要实现其生命的循环和灵魂的晶化，蒸腾氤氲，回到人间。

默诵着诗人的赞歌，眼望着滔滔东去的清流，我倒是别有会心，耳畔仿佛响起二百余年前英雄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人民的悲壮吼声：“让我们奋勇前进，向着东方！向着东方！”我记起了久为当地人民传诵的一部万里长征东归祖国的历史佳话。

土尔扈特部是清代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元代重臣翁罕的后裔。17世纪30年代，其部首领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失和，遂率其所部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自成独立的游牧部落。但仍和祖国保持着联系，经常参加厄鲁特各部的共同活动，并多次向清朝政府上表进贡。从顺治三年（1646年）起，历经康、雍、乾三朝，相互往来不绝。1712年，康熙帝派出使团前去探望他们，途经西伯利亚，历时二载，到达土尔扈特部。1756年，该部遣使进京，经过三年时间，向乾隆帝呈献了贡品，表现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片至诚。

这个期间，沙俄却不断加紧对其控制，力图割断他们与故国的联系。沙皇先后发动了对瑞典、土耳其的战争，都强迫娴于骑术的土尔扈特人为其前锋，归来者十无一二。可怕的灭族之灾，使部内的有识之士忧心如焚。尤其难以容忍的，是沙俄实行宗教压迫，强制他们改信东正教。于是，在民族英雄渥巴锡的率领下，三万二千帐、十七万人毅然离开了已经生活了几代的欧洲草原，冲出了沙俄官兵的围追堵截，踏上了千难万险的东归祖国的征途。他们高呼着：“如果走回头路，每一步都会碰到亲人和同伴的尸骨。让我们奋勇前进，向着东方！向着东方！”终于在1771年夏天，踏上了祖国的疆土。检点队伍，只剩下七万余人。

一路上，他们历尽了千难万险，一个个蓬头垢面，形容枯槁，衣衫褴褛，靴鞋俱无。但是，那颗祖辈传留了三百六十多年的明朝汉篆封爵玉印，依然完好地保存着。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热情地接待了渥巴锡等首领，封赏有加，后来把他们安置在水草丰美的库尔勒一带。

五

库尔勒市区算不上宽敞，也谈不到漂亮，但颇具南疆特色。街道两旁遍植馒头柳、沙枣和白杨。柏油路上，人群熙来攘往。最引人注目的，是戴着小花帽、留着俏皮的小胡子、闪动着幽默眼神的“库尔班大叔”和头裹花巾、身着长袍的蒙古族妇女。有的毛驴车上还坐着西服革履的外国朋友，其悠然自得之态，远胜于乘坐豪华轿车。

人们常说“吃在广州”，其实，也可以说“吃在南疆”。这里，饭馆的主副食品，真是千色百味，异彩纷呈。我们品尝了“手扒羊肉”、烤羊肉串和“抓饭”。据说，千余年前有个医生，身体虚弱，百药无效。后来，他选用新鲜羊肉、胡萝卜、洋葱头和清油，加盐加水，同大米一起混合焖熟，早晚各吃一碗，逐渐恢复了健康。人们猜他是服了什么灵丹妙药，其实，就是现在的“抓饭”。店主人一手端水盆，一手提铜壶，给我们逐个淋净了手，同时教授“抓饭”的吃法。一撮入口，果然鲜美清香，别有风味。

虽然我们已经鼓腹餍足，但禁不住新奇食品的诱惑，不时地在一些饭馆前停下脚步来。有一种叫作“馕”（波斯语，面包的意思）的圆饼，由于经过特殊的烤制处理，可以存放很长时间。传说，唐僧取经穿越大沙漠时，就是带了许多馕做干粮的。这又引起了我们的浓烈兴趣，每人都买了几个，珍重地放进提包里，留作纪念。

这时，几个维吾尔族的男女青年在邻座开怀畅饮，忽然又站起来，围着圆桌翩翩起舞。有的两只手同时打着响亮的“榧子”助兴，其他人一齐击掌打拍，脚下踏地有声。颇像古籍《通典》中描述的情景：“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跷脚弹指，撼首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受到他们的感染，我们也欢快地拍手应和，同他们一起度过了快乐的秋宵。

六

北出市区十五里，我们寻访了古丝路上的铁门关。这是从焉耆盆地通向塔里木盆地的天然关口，从晋代设关开始，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这里修起了一座水电站。登上高高的拦河坝，只见人工湖碧波潋滟，浪花轻轻地吻着崖岸。开阔处，屋舍错落，恬静地袅起缕缕炊烟。云鳞在碧空中织成斑驳的图案。绿杨耸天，宛若一排排甲兵在护卫着村落，阻战着风魔。

这时，我忽然记起南宋词人姜夔咏叹合肥的名句：“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更衰草寒烟淡薄。似当时，将军部曲，迤逦度沙漠。”面对着枯索、惨淡的秋容，词人想到金兵压境，疆土日蹙，就连江淮沿岸的合肥也都做了边城，简直像黄沙大漠一般荒寂。凄苦之情跃然纸上。而今日的铁门关，这地处大漠深处的货真价实的天涯边防，却成了各兄弟民族的友谊关，流辉溢彩的电光城！在水电站接待处的留言簿上，我即兴题了两句唐诗：“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

我总觉得南疆是一片神秘的土地。这里地处西陲，群山环阻，沙碛障路，“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百草磨天涯，湖沙莽茫茫”，可是，两千年来却成为中亚与华夏的陆上交通纽带，有过“驿骑如星流”，“使者相望于道”的商旅繁兴的岁月；这里酷旱高温，终年少雨，可是，却以盛产香梨、甜瓜、棉花名满天下；这里并不具备文化发达的土壤，可是，它却是中西优秀文化传流交汇，充满着疑真疑幻的神话传说的地方；这里给人的直观印象是荒凉、单调、枯索，可是，却富有诱惑力，显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边疆特色；……

当然，数日的短暂勾留，还谈不上对南疆有什么深知邃解。但匆匆一瞥，已经留下了铁铸刀刻般的印象，日后思量，尽足以向往于无穷了。

（1995年）

读三峡

一

“船窗低亚小栏干，竟日青山画里看。”我满怀着四十余年的渴慕，放舟江上，畅游三峡，饱览着山川胜景。

伴着船行激起的“沙沙、澌澌”的水声，迎来又送走那峥嵘、嶙峋的山影。江轮在危岩绝壁间婉转穿行，眼看要撞在迎面横过来的陡壁上，却灵巧地一闪，辟出一片生面别开的天地。真是“山塞疑无路，湾回别有天”，不能不由衷地佩服古诗用字的贴切。

老杜笔力的雄健更是令人心折，群山万壑，的确像无数匹高高低低的骏马，脱缰解辔，挤挤撞撞，奔赴荆门。谪仙作诗，惯用夸张手法，但他刻画三峡之险巇：“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则全是写实。

峡中景色变化无常，适才还是“高江急峡雷霆斗”，令人目骇神摇，霎时烟云浮荡，一变而为惝恍迷离，幻成一幅绝妙的米家山水。游人也随之从现时的有限形象转入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玲珑相见，灵犀互通，开掘出融心理境界、生活体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于一体的多维向度。

一些峭拔的石壁，由于亿万斯年风雨剥蚀，岩石现出许许多多的层次和异常分明的轮廓，或竖向排列，或重叠摆放，或向两侧摊开，使人想起“书似青山常乱叠”的诗句。船过兵书宝剑峡，这种“书”的概念就更加浓重了。相传诸葛亮入川时，路过三峡，曾把神人赐与的兵书藏在峭壁之上。清代诗人张船山煞有介事地咏叹道：

天上阴符定不同，山川终古傲英雄。

奇书未许人间读，我驾云梯欲仰攻。

而另一位诗人则从另一个角度去做文章：

兵法在一心，兵书言总固。

弃置大峡中，恐怕后人误。

平日嗜书如命的我，座前、案边、眼中、心上，无往而不是书卷。孤寂时，有书相伴，会觉得“书卷多情似故人”；夜阑人静，手倦抛书，也习惯于“三更有梦书当枕”。此刻，面对着峡江胜境，“书痴”自然要把它捧起来当书读了。

二

三峡，这部上接苍冥、下临江底、近四百里长的硕大无朋的典籍，是异常古老的。早在语言文字出现之前，不，应该说早在“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之际，它就已经摊开在这里了。它的每一叠岩页，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事珠和备忘录。里面镂刻着岁月的屐痕，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着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映照着尧时日、秦时月、汉时云，浸透了造化的情思与眼泪。

我们不能设想，在自己有限的一生中读尽它的无限内涵，但是，总可以观嬗变于烟波浩渺之外，启哲思于残编断简之中。作为现实与有限的存在物，人们徜徉其间，一种对山川形胜的原始恋情与源远流长的历史激动，会不期然而然地被呼唤出来。

在这锦山绣水之间，早在五千年前就曾闪烁着大溪文化的异彩。两千年前，扁舟一叶从那条唤作香溪的小河里，载出一位绝代佳姝。“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不独闾里之荣，也是邦家之光。两汉之交，公孙述枭踞白帝城，跃马称帝。过了三周甲子，这里又成了吴蜀争雄的战场。年轻的陆逊创建了“火烧连营七百里”的赫赫战功；刘先主永安宫一病不起，将他的嗣子以及未竟的事业，连同未来的千般险阻，一股脑儿托付给他的军师；诸葛公神机妙算，在鱼腹浦摆下了“八阵图”。“自从归顺了皇叔爷的驾，匹马单刀取过巫峡”。老将黄忠的行迹，至今还留在《定军山》的戏文里。但是，“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今日舟行访古，不仅史迹久湮，而江山亦不可复识矣。

假如三峡中壁立的群峰是一排历史的录音机，它一定会录下历代诗人一颗颗敏感心灵的摧肝折骨的呐喊和豪情似火的朗吟。“屈平词赋悬日月”，船过秭归，人们面对着万树丹橘，总要联想起那以物拟人的不朽名篇《橘颂》；而当朝辞白帝，放舟三峡，又必然记诵起李白的流传千古的佳什。

在这里，杜少陵经历了创作的极盛时期，二年时间写诗四百三十七首，占了他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以上。刘禹锡出守夔州，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首创了文人笔下的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竹枝词。前后相隔二百余年，白氏兄弟与苏家父子的诗章，使三游洞四壁增辉，名闻遐迩。

洎乎现代，“江山仍画里，人物已超前”。陈毅元帅的三峡诗，蕴藉沉雄；毛泽东主席“高峡出平湖”的雄词，堪称千古绝唱。面对着意念中的历代诗屏和眼前的山川形胜，我也情不自禁地写下一首七绝：

轻舟如箭下江陵，高峡急江一水争。

短梦未成千嶂过，巫山何处听猿声？

布鼓雷门，非敢附骥，也不是要作谪仙的翻案文字，纪实而已。

三

就诗而言，巫山十二峰可以说是一部不是靠语言文字而是由境界氛围酿成的朦胧诗卷。两岸诸峰时隐时现，忽近忽远，笼罩在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万古空濛之中，透出一种“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朦胧意态。“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神女生涯”为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成了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也许这样远远望着那万古烟云，谛听着她的模糊的默示，更富迷人的魅力；如果有谁过于刻板、认真，率性攀到峰头去睇视一番神女的芳姿，恐怕那风化的巉岩会令人意兴索然，大失所望的。

比之于绘画，巫山十二峰无疑是整个三峡风景线上一条最为雄奇秀美的山水画廊。在这里，勾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疏密虚实等各种表现手法兼备毕具。那群峰竞秀、断岸千尺的高峡奇观，宛如刀锋峻劲、层次分明的版画；而云封雾障中的似有若无、令人神凝意远的万叠青峦，则与水墨画同其韵致。

整个三峡，也并不都是怡情悦性的画境诗笺，它还是一部描绘奋斗人生、满布着坎坷与风浪的惊险之作。我看到过一幅《巴船下峡图》的古画：在狭窄湍急的滩口中，船工们全神贯注、高度紧张地使篙撑船，同无情的礁石、激流做殊死的决斗。际此“天下至险之地，行路极危之时”，“摇橹者皆汗手死心，面无人色”。白帝城中一幢古碑上，也有“瞿塘峡口波涛汹涌，奔腾万状，舟行至此，靡不动魄惊心”的记载。

至于流传在两岸世代人民口头上、记忆中的，更是举不胜举。今日舟行江上，耳畔还仿佛鼓荡着古老的黄牛峡歌和滟滩谣。在这种生死系于顷刻，战战兢兢，提心在口的情势下，赏玩江峡奇景，根本无从谈起。正如《水经注》引袁山松所述：“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

新中国成立后，三峡航段经过了彻底整治，出川入川，流缓波平，从容稳渡，再不用“愁水又愁风”了。但事物总是复杂的，有人却又感到刬尽崎岖，平淡寡味，怅然若有所失。这从审美的角度来说，也自有他的道理。

四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王国维有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之境界”的说法，还有人把绘画分为写实、传神、妙悟三个层次。我以为，读三峡可能也有三种灵境：

始读之，止于心灵对自然美的直接感悟，目注神驰，怦然心动。这种灵境，大体上，像是晋人袁山松对于三峡的观赏：“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

再读之，就会感到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景物交融互渗，物我融成了一体，亦即辛弃疾词中所说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卒读之，则身入化境，浓酣忘我，“冲然而澹，翛然而远”，进入《易经》上讲的那种“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灵境，此刻该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了。（现在，我还能剌剌不休地饶舌，说明离这种“化境”尚远。）

读三峡，有乘上、下水船两种读法。乘上水船，虽然体味不到“轻舟飞过万重山”的酣畅淋漓的快感，但颇有利于从容玩味，沉思遐想。“读书切忌太匆忙，涵泳工夫意味长”。读三峡，也是如此，不能心浮气躁，囫囵吞枣。下水船疾飞似箭，过眼烟云，留不下深刻的印象，其弊正在于此。

但是，下水船又有其独特的美学效应。本来两岸的青松、丹橘、翠峦、粉堞，彼此相距甚远，但由于船行急速，拉近了它们的距离，造成眼前多种物象重合叠印的错觉，从而，丰富和充实了视觉形象，即使物象渐渐消失，也能留下一种雄奇的意境与奋发的情思。鉴于两种读法各有得失，我们通过双程往返，兼取了二者之长。

人说大宁河上的小三峡是三峡的聚珍版和缩印本，景色绝佳，而且，由于滩险岩奇，还可以补偿由于三峡惊险场面的消除所造成的失落。可惜，因为时间有限，交臂失之，说来也是一桩憾事。

但是，我用另一面的道理宽慰自己：美学上讲究逸韵悠然，有余不尽，忌讳一览无余，因而有“不到顶点”的说法。怕的是到达顶点就到了止境，捆住了想象的翅膀。龚自珍有诗云：

未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处好。

吟到夕阳山外山，世间难免余情绕。

踏不上的泥土，总被认为是最香甜的。何妨留下一片充满期待与想象的天地，付诸余生忆念，纵使他日无缘踏上，也尽可神驰万里，向往于无穷了。

（1991年）

重读三峡

一

在那玉露初零、气象萧森的秋日，我们畅游了大江截流后的波澜壮阔的三峡。

依据古人的解释：游者，行也，含不迫遽之意。这里面的学问还是蛮大的。庄子曾用“出游从容”四个字来状写濠梁观鱼的情景和心态，应该说是深谙“优游之趣”的。何谓“从容”？云无心以出岫，舟摇摇以轻飏，未必有什么固定的目标，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游游逛逛，行行止止，纵情如意，兴尽而归。

这种自在自如的情态，现代人群久矣夫无缘领略了。说声出游，宛如列队从征一般，“悠悠旆旌，班班马鸣”，直奔目的地，不容少许回旋。即便是游观名园佳景，也是《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那样，兴冲冲地跨曲桥，穿廊庑、步闲庭，眼睛瞅瞅这边，瞧瞧那边，完全未曾留意其间的文化蕴涵；有时竟是急匆匆地低头赶路，令人怀疑是忙着如厕，或者急着救火，不见一丝从容品味的优游步态。而且是走路越少越好，尽量以车代步；下了车就“咔嚓、咔嚓”地摄影留念，算作未虚此行，立此存照。至于究竟看了些什么，有哪些实际体会，就只有天知道了。真真是空耗了精力，枉费了资财，更辜负了名山胜境。

我们这次乘“维多利亚”号游轮游览三峡，一改从前那种匆匆一过，直奔主题的习惯，驶离重庆朝天门之后，便一路放怀适意地遨游着。江深流缓，岸阔潮平，即使是下水船，也不见昔日那种“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的情景。夜深了，远处岸边的灯火闪着幽暗的清光，显示着它自身的存在，同时给予过往的天涯倦旅以亲切的慰安；作为呼应，轮船上的探照灯也不时地把一束长长的光柱摇过去，于是，山山水水就在光的虹桥上实现了有效的对接。

二

天刚一放亮，船就到了丰都。码头扬起巨人的臂膀，迎接我们登上陡峭的堤岸，去游观那搬迁后拔地而起的新城。漫步在高楼林立、坦平如坻的街道上，听县里负责人讲述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的建设小康的宏伟蓝图；一队衣着鲜艳的学童同我们擦肩而过，蹦蹦跳跳地朝着新落成的教学大楼奔去。最有趣的还是同过路的老人交谈搬迁后的感受，他们总是洋溢着喜悦的心情，如数家珍地述说着新生活的变化；但也往往掺杂着一丝由于浓重的乡情和切身的利益交织而成的苦涩、无奈的滋味。

原来，截流之后，宜昌到重庆江段形成了一座长达六百三十公里的河道形水库，长江干线、支流将湮没几座城市、十几座县城、数百个乡镇和千余家工厂，移民达一百多万人。尽管国家和许多省份投入了巨额资金，从事新的城区建设，保证搬迁后的居民生活水平高于往昔，有的已经踏上了富裕之路；但是，由环境和习俗所塑造的人的心理与癖性常常是超功利、超理智的。对于一代代已经饱看过两岸峭立的峰峦，听惯了川江的号子的当地居民来说，让他们离开故土，告别陈旧的茅草屋，简直如同婴儿割断脐带一般。其实，不要说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原住民，就是我们这些过往游人，面对着湮没了的峡江风物，也总还是闪现着丝丝缕缕的失落感，在情感深处，还不能忘怀旧日陡峭的山峡和湍急的江流。

当然，要说这些景物究竟有多么美也并不见得。八百年前，陆放翁眺望峡口诸山，就曾指摘过壁立的群峰刚健有余而蕴涵不足：“白盐赤甲天下雄，拔地突兀摩苍穹。凛然猛士抚长剑，空有豪健无雍容。不令气象少渟滀，常恨天地无全功。”可见，“趣味无争辩”，见仁见智，向来是因人而异，难于划一的。人们在这些方面考虑得更多的，与其说是眼前风物，毋宁说是浸染其间数千年的文化积淀，那和着血泪、伴着生命体验的诗潮歌海，那融汇到悠悠群山、滚滚洪流中的屈子的悲吟，杜陵的咏怀，那朝云暮雨，神女生涯……担心它们在大江截流之后，随着江声浩荡，洪潮暴涨，这所有的一切会不会荡然无存。

江风吹老了人寰，瞬息间一切事物都在发生着变化。即便是原来的“难于行鸟迹，险过上龙门”的滟堆真的能够激发什么诗情、美感的话，早在几十年前，它就已经伴随着连天的炮响沉入江底了。“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哪里有楚王宫阙？老杜在日，“舟人”就已经置疑了；至于诗圣当年寄居的草阁也早就踪迹全无；而宋玉赋中咏赞过的高唐观、楚阳台，即使真有其地，那确切的位置又有谁能够一一指认呢。“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无非是一种情感的纠葛、文化的牵连。倒是巫山神女一类神话传说，作为一种文化遗存，并没有因为江流的变化随波而去，万古千秋还会流播开去。

三

古人有“放舟下巫峡，心在十二峰”的诗句，我却只是关注那“上古所无，世所未见，瑰姿伟态，不可胜赞”的圣洁、美艳的神女。船到巫山，我就引颈瞩望，心里默默地挂念着：“神女应无恙？”此后便顶着浩荡的峡谷强风，挺立于船头之上，衣服像被雨水浇过似的紧紧地贴在前胸。“天风吹乱发，不顾整衣冠”。尽目力之所穷，一个个地迎送着登龙、圣泉、朝云诸峰，待到造型隽美的神女峰蓦然闯入眼帘时，我竟忘情地欢呼着：“神女仍无恙啊！”高耸云天的神女峰依然吸引着过往游人，她还是那么壮美，那么妩媚。而且，由于水涨船高，适度拉近了同游人的距离，更平添了几分清晰度和亲近感。

听说，截流之后，江面较前拓宽了一百一十米左右。两岸的峭壁悬崖原来紧束着江水，好似就卓立身边，现在，坡度降低了，像是退出去很远。这就确确实实使三峡两岸显得不那么峻拔，不那么险峭了。作为一种只供游目赏玩而无须举步攀登的景观，应该承认是一种致命的缺憾。好在身旁的“小三峡”适时而恰当地作了有效的补偿，大三峡往日的影像在这里基本上得到了重现。从前受水量的限制，大宁河里大型轮船无法通行，小船也只能在河的下游地段航行六十公里。现在，不仅龙门峡、巴雾峡、滴翠峡一一畅通无阻，而且可以一直溯流上行，蜿蜒二百公里，与大三峡的航程不相上下。同样是峭壁摩天，雄浑壮丽，清秀幽深，有些山景甚或过之。

最值得称道的是，大宁河上游人烟稀少，基本上未经开发，生态环境没有遭到破坏，至今仍然葆有良好的植被，因而水如缥碧，澄波潋滟，清澈无比。舟行其间，令人心神为之一快。这是江水混浊、泥沙俱下的大三峡所无可比拟的。不足之处是人文景观较少，即使有百里栈道、千载悬棺和大昌古镇风情，由于未经神话传说和诗文书画的浸染，因而还缺乏应有的意蕴与风采，堪资咀嚼、回味的东西不是很多。看来，“江山总要诗文捧”，徒有自然美不行，还需要文化赋值，需要“人文化成”，否则，任何风景名胜都不可能具备足够的魅力。

四

与只具山水之胜的一般景观不同，巫山巫峡已经被古代诗文神奇化了。这是一个神秘的所在，而且充满了人情味，颇具梦幻性。如同唐代诗人李商隐所写的：“非关宋玉有微词，自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任谁行经这里，都会被那瑰奇而绚丽的神话传说，弄得如痴如醉，意乱神迷。

而那绵邈无际、如诗如画的巫山云雨，点染着扑朔迷离、亦幻亦真的动人传说，更是从中煽情助兴，会让你想得很远很远。它和其他任何地方的云彩都不一样，它不是祖国北方那种羊群絮片、素车白马般的瞬息万变的流云，也不像富有温柔感、音乐感的南国浮云那样透明、绮丽，更不同于关中一带抓一把下来似乎可以团成窝窝头的朵朵黄云。这里的云霞，深藏着梦幻，饱蓄着雨意，不飞、不散、不流动，同秀挺的山峦牢牢地拥抱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真正的云彩，难怪唐人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论断。也许正是为此，才吸引了古往今来那么多的骚人墨客吟咏不辍。

有人问，如今大江截流了，“高峡出平湖”，巫山云雨还能像过去那样神秘吗？答曰：云由水汽氤氲而成，现在江面阔了，水汽多了，这里的云情雨意自然比过去更为浓重，更加梦幻迷离了。

五

十年前，我曾畅游三峡，把它当作一部大书来读，并写过一篇《读三峡》的游记。今日旧游重到，这部大书又以崭新的风貌展现在我的眼前，予我以许多新的启示，爰赋《重读三峡》七绝九首以记之：

画苑诗廊浣旧痕，一番晤对一番新。

依稀十载江天暮，“书卷多情似故人”［注］。

注：于谦诗句。

仰首高天易损神，临流壁立想前身；

而今展卷烟波上，一览从容慰远人。

千秋壮旅迥绝伦，逼仄终嫌气不伸。

此日中流行自在，平湖高峡倍迷人。

缘结天涯物外因，心安净洗旧嶙峋。

放翁诗句堪玩味：“平远山如蕴藉人”。

果是“青天若可扪”［注］，江风浩浩净无尘。

举头不费搜寻力，倩影分明梦里人。

注：李白《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句。

云想衣裳玉想身，婷婷袅袅现真真。

灵峰神女仍无恙，丽影娇姿更可人。

朝云暮雨感清真，结想陈王赋洛神［注］。

纵使莺花还入梦，镜波已换昔时人。

注：曹植《洛神赋序》：“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九月巫山别有春，停舟暂驻峡江滨。

早知心被灵峰恋，茅结云根效土人。

静对巫云发兴新，痴情直欲结芳邻。

归欤聊作天涯叹，缘浅无由傍玉人。

（2004年）

生命的承诺

一

在春夏交接的时刻，我披着一身蒙蒙的雾雨，投入了张家界的怀抱，践履了生命中的一个信约。

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过，不到张家界，休谈自然美。因此，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实地验证一番这句话的准确程度。过去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些名山胜境，过蒙青盼，屡经品题，然而声名过实，留给人们的无非是失望，是怅惘；而芸芸众庶的旋风、潮水般的趋从与膜拜，更加剧了它们的俗浅。这自是胜地的悲哀。

号称“峰三千、水八百”的张家界，山川秀色确是极富个性魅力，般般美景都在我的经验与想象之外。可以说，任谁身临其境，都会目眩神摇，惊叹大自然天工开物，鬼斧神工。说“身在画中游”，绝无半点夸张，我就是把它当作一幅幅硕大无朋的泼墨的山水画来观赏的。当然，我更看重的还是它的神韵。清新，清丽，清静，称得上是三清化境，却又不是一个“清”字所能了得。

蛛丝、断线般的细雨，飘飘洒洒，如雾如烟，给翠树青峦罩上一层梦幻似的影像。随着脚步的移动，眼前不断地展开米家父子笔下的霭霭的烟云。置身其间，有不知寄身何处，悠然意远之感。

绿是阳春烟景、大块文章的底色，四月的林峦更是绿得鲜活、秀媚，诗意盎然。叶片在雨雾中生光发亮，原本就绿得醉人，此刻，那青青翠色更逼近到人的心房里。一位同伴为他的奇异发现惊叫着：“大家看哪，我们的须眉鬓发，怎么都是绿的了？”另一位朋友郑而重之地补充一句：“我觉得，连你的欢声笑语都染上了一层新绿。”

万绿丛中，这里那里，时而露出游人的一把把花蕾、香蕈般的雨伞，衬着青枝翠叶，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浮荡着，也称得上林中的一幅绝景。“一番过雨来幽径，无数新禽有喜声。”伴着林间的关关鸟语，清冽的山溪一路上弹奏着冰弦，流漾出几许清芬，又似带着淡淡的幽思和清怨，许是因为它眷恋这人间仙境，不愿趋赴那攘攘尘寰吧。

雨后的空气，清纯如酿，只要鼓动起双肺的小风箱，吐纳几口芗泽，就立刻觉得神清气旺。难怪美国著名作家梭罗要把瓦尔登湖畔的新鲜空气装进瓶子，卖给那些睡早觉的人。我真不能想象，久居这人间仙境，看惯了盈盈翠绿、绣水画山的张家界人，有朝一日，面对他乡某些地方童山濯濯的景色，将如何排遣他们心灵上的枯寂，安顿那无奈的情怀呢！

二

有些地方的山峦，往往隽美中透着几分矜持，又兼远哉遥遥，可望而不可即，不免有一种疏离感；而张家界的山总是凑在游人的眼前，像古人说的“即之也温”，显现出热切地渴望人知的恳悫，予人以亲切、温馨的愉悦。同时，游人也产生一种归属感，觉得自身已经成为它的组成部分，不禁从心底里认知“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油然漾出那几句稼轩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徜徉于淡烟薄霭之中，和着风声林籁，与大自然在同一旋律里脉动，渊然脱却了种种俗嚣物欲，顿有潇洒出尘之感。宛如裸体的婴儿投入母亲的怀抱，充分体验到心魂的欢愉与自在。这也许正是庄子所营求的“乘物以游心”的消魂境界；或者，荷尔德林的诗中摹画的“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庶几近之。

张家界的范围实在太大，没有十天半月工夫，是不可能饱览其秀美的全貌的。一般的游人只能从不同的路径切入，享受一点点自然之美，然后，带着“尝其一脔”，未尽其余的遗憾，怅然离去。这样也好，清人龚自珍有诗云：“未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处好。吟到夕阳山外山，世间难免余情绕。”踏不上的土地总是最迷人的，留下一种牵肠挂肚的朦胧追思，付诸余生遐想，胜似不留余地，一览无遗。

三

早就听说，湘西地区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热情、大方，爱美，喜欢唱歌，可惜由于下雨，失去了一睹风采的机会。正怅憾中，突然，从前方隐约传来一串清脆的歌声，似天外飞来，悠扬悦耳。我们快步赶去，只见一块林间隙地上，两个苗族打扮的青年男女正在对歌，四周围着一些观光的游客。姑娘身着色彩艳丽的衫裤，袖口和裤脚都镶有别出心裁的刺绣，看去十分漂亮。歌喉自然是顶儿尖儿。

原来，对歌并没有现成的歌词，都是即兴发挥，出口成章，合辙押韵，而且，切合当事人的情况。对歌过程中，彼此情意流转，表情丰富，映衬出生命的充盈润泽，予人以真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忽然，姑娘向观众扫了一眼，热情地招手，请一位小伙子出来。三分钟过后，又用自编的歌儿，谑而不虐地同他调侃，有两句是：“看你美貌不寻常，奈何含羞口不张？”越说，小伙子越不好意思，竟飞红着脸，一转身钻回人群中去了。观众欢声雷动，纷纷用热烈的掌声对两位歌手表示鼓励和谢意。

大家十分惬意，交口称赞这种颇具湘西特色的人文风景线。东道主听了，自是高兴，但话语中仍流露着一种歉然：“毕竟我们这里人文景观太少，显得文化氛围淡薄一些。”

四

文化，作为社会的遗产，个体心理在历史银幕上的映像，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一般风景名胜区，总是历代文化积淀深厚，骚人、名士留下许多屐痕、墨痕的所在。灿烂的华夏文明几乎为每一处名山胜境都注了册，打上了深深的人文烙印。因之，我们在赏鉴自然风物时，实际上也是在读诗读史，从一个个景点走入历史的沧桑。

而张家界恰恰缺少这一点。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足迹遍半个中国，写下了《水经注》，可惜，他没有到过这里。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走的地方更多，却唯独漏掉了张家界。古代许多寄兴林泉、钟情山水的诗人，如谢灵运、李白、王维、孟浩然、陆游等，都和此地缘悭一面。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往者已矣，但来者可追。今天，张家界的朋友正在做有效的补偿工作。比如，他们在著名景点黄狮寨的最高处，修了一个六奇阁，凭栏远眺，可以纵览山、水、云、石、动物、植物之奇观，并请羊春秋教授撰联：“名动全球到此真堪三击节，势拔五岳归来不用再看山。”隽景佳联，交相辉映。

“但肯寻诗便有诗”，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我很欣赏他们的这番话：“在几千年的秦风汉雨中，我们的祖先错过了太阳，今天，我们再不要错过月亮与星辰。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张家界的山水文化推上一个新的层次。”

五

是的，同一切资源一样，文化资源颇有待于开发。我从他们提供的资料中，得知这里有张良墓，据道光三年修纂的县志记载，张良得黄石公授书后，从赤松子游，殁后归葬于此。听说，张家界的得名即与此有关。据我所知，陕西留坝县有祭祀张良的留侯祠，门旁竖有“留侯辟谷处”的石碑，里面还有回云亭，取功成身退，返回云山之意。这也同样是传说。似可两说并存，因为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硬要去对它辨个虚实真伪。

张家界还流传着当年秦始皇驱山填海，把赶山鞭留在这里，化为金鞭岩的神话。此外，还有惟妙惟肖、石相天成的“儒士藏书”、“天书宝匣”等景观，都引起了四方游客的浓厚兴趣。

一时，我也发思古之幽情，即兴为上述两个石景题写了三首七绝：

祛老天书匿碧虚，山深未走始皇车。

可怜不得长生术，难免沙丘伴鲍鱼！

秦火虽严却也疏，深山犹自有天书。

当时若果张良见，肯向桥头纳履无？

千载攻书立险峰，今时犹见古儒生，

凭虚欲问经纶策，地哑天聋唤不应。

第一首，是讥刺秦始皇的。说，为了逃避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士们把书册藏匿在高耸云天的大山里，其中就包括秦始皇到处寻觅的传授祛老长生术的天书。只是由于他的征车没有到过张家界，结果，长生术未能到手，最终难免死于河北的沙丘。“伴鲍鱼”也是用典。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恐怕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将尸首放在凉车里。当时正值暑夏，死尸腐烂发出了臭味。为了迷惑人，便把同样发臭的鲍鱼放在车上。这里有调侃的意味。

第二首，引用汉初名臣张良的故实。张良少时，曾在桥上为黄石公纳履，黄遂授以天书，说“读此则为帝王师”。后来，果然辅佐汉高帝刘邦得了天下。这里说，尽管经过一番“秦火”，深山里也还藏有天书。如果张良当时得以见到，那他就不必卑躬屈节地给黄石老人拾鞋纳履了吧？

我觉得，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画布上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可以把游观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有助于他们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自然景观的鉴赏力和审美感。

六

当然，我也认为，即使没有任何社会人文景观，张家界也仍然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那种原生状态、荒情野趣，未经人工雕饰的自然天籁，同样是美的极致，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宁馨儿”（朱光潜语）。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如何珍惜它，保护它，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方天造地设的美的净土，——这世间最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道理很简单，自然创造是一次性的，既没有副本，也不能复制。而且，自然美是易碎品，一旦毁坏了就万难补偿。而审美又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现象，没有人的欣赏，任何自然美都无从谈起。于是，就产生出一个悖论：发现了自然美，有时却意味着同它告别；欣赏的同时往往带来人为的践踏。就这个意义来说，张家界开发得晚，未始不是它的幸运。

在我的印象中，张家界是前所见到的管理得最好的风景区。可是，以后会怎么样呢？对此，我也表示了忧虑与担心。因为在其他很多地方，下述情况确实存在：人们向往于“诗意地居住”，但是，由于我们的行为并不那么“诗意”，“居住”的结果竟与初始的愿望相左。许多风景区都曾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一经住进，很快就变成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了。

临歧握别时，主人嘱咐我们放心，说：“为保护好张家界的生态环境，我们已经作了生命的承诺。”

（1996年）

天上黄昏

黄昏、夕照，景象是迷人的。自从人类把自然风物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宇宙间的各种景观有了独立的美学意义之后，便有无数诗文咏赞它，描绘它。

南北朝诗人谢的“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成了传诵千古的吟咏江南春晚的华章；而唐代画家兼诗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则是一幅典型的北方风景画。

在现代作家的笔下，夕照、黄昏更是多彩多姿，它具有美的形象。泰戈尔说：“黄昏时候的天空好像穿上了一件红袍，那沿河丛生的小树，看起来更像是镶在红袍上的黑色花边。”

它又是富有音乐感的。高尔基说，当太阳走到大地里面之后许久，“天空中还轻轻地奏着晚霞的色彩绚烂的音乐”。

而且，还有性格，有情感。在莫泊桑笔下，“那是一个温和而软化的黄昏，一个使人灵肉两方面都觉得舒服的黄昏”。凡尔纳写道：“太阳在向西边的地平线下沉之前，还利用云层忽然开朗的机会射出它最后的光芒”，“这仿佛是对人们行着一个匆匆的敬礼”。

赫尔岑写得更是富有良知，“这美丽的黄昏，过一个钟头便会消失了。因此，更其值得留恋。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在别人还没有厌倦之前叫他们珍惜自己，便在恰当的时候转变成黑夜”。

原来，黄昏竟是这样的充满情趣，难怪夏洛蒂·勃朗特称许它是“二十四小时中最可爱的一个小时”。

也许是因为从小就接受了这些教养与熏陶，所以，几十年来，我对于夕照、黄昏，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小时候，每年夏天都跟随父亲去牧场割草，那炎炎烈日烤得草原在呼呼地喘气，简直到了燎肌炙肤的程度，但我却百去不厌。一是为了到河沟旁掏洞捉蟹；再就是傍晚时分欣赏草原落日的奇景——

滚圆的夕阳酷似过年时檐头挂着的红灯笼，看去似近实远，似静实动。下面衬托着绿绒毯一样的芊芊茂草，成就一幅天造地设的风景画。晚霞像彩带一样横亘天际，风沉淀下来，草浪平息了，荒原寂静无声。牧归的羊群从远方游来，一团团，一片片，简直分辨不清是翠绿的“魔毯”收敛了白云、彩带，还是白云、彩带飘落在草地上。

我也曾沉醉于海上的黄昏。在水天相接处，耀眼的夕阳像正在爆发的火山一样，喷射出万道光焰，把天际烧得通红。海面上，滚滚惊涛犹如万马奔腾，比赛着向落日驰去，闯进那红宝石和炉火般的蒸腾滚动的霞辉里。

然而，最使我难忘的还是在万米高空之上看到的天上黄昏的景观。

那是在上海飞往北京的客机上。飞机起飞后，我习惯地透过舷窗玻璃向远方眺望。呀！一幅绚美的图画简直使我惊呆了。在苍茫的天地交接处，映现出类似日光七色的横亘西天的宽阔彩带。紧贴黛青色天穹的是翠蓝和绀紫，下面是一层碧绿，再下面是一色的橘黄，再下面呈淡金、橙红色，靠近地平线的是一抹丹红，彩带下面是暗黑的大地。

过去在茫茫的戈壁滩和一千八百米高程的黄山光明顶，在号称黄昏景色之最的“日本第一斜阳”——北海道留萌市海滨，我都欣赏过黄昏景色，但像这样瑰奇伟丽，还是第一次看到。

宇宙实在太广袤了，尽管波音客机以九百公里的时速飞行，但视线内的景观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二十分钟以后，天空开始变暗，七色不甚分明，而后红色逐渐转暗，彩带全呈暗黄色。最后，与大地融合在一起。看去像薄暮中大片成熟的谷物，这使我想起了那句“如果说朝阳是一种创造，那么，黄昏便是一种丰收与成熟”的名言。

我陷入了沉思。

面对着如此壮美的黄昏景色，为什么古代诗人竟会吟出“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类充满萧瑟、悲凉之感的诗句呢？我想，也许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在按门阀取士、靠恩荫选官、凭年资进阶的制度下，无数被褐怀玉之士难以酬其夙志，加上临风落泪、对月伤怀的旧知识分子特有的情感，于是，逢着友朋离别、世路艰辛、流离颠沛等复杂感情宣泄的机会，自然就要迁景于情，产生悲凉之感了。

北宋词人晁无咎说得直白：“夕阳芳草本无恨，才子佳人空自悲。”也可以说，这种悲凉意绪是旧时代读书人普遍而深刻的失落心态的折射，反映了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

当然，也不应一概而论。同是古代诗人，旷达、乐观的刘禹锡，就吟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充满豪情的丽句。归根结蒂，与本人的精神境界或者说世界观紧密联系着。朱自清先生在五十一岁那年，特意反李商隐的诗意而用之，属就一副励志奋进的中堂对：“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陈老总的诗句“花信迟迟春有脚，夕阳满眼是桃红”，反映了伟大革命家在艰险环境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叶帅“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佳什，更是振古励今，令人感发奋起。

夕阳也好，黄昏也好，在革命者眼中，原是同朝阳、晨曦一样清新可爱的。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告诉我们，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当透过铁窗玻璃看到玫瑰色的夕晖返照时，竟然“如释重负地长呼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认为，“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霞彩和生命的美便会跟我同在”。“书简”通篇透出思想的开拓和胸襟的博大，哪里有半点衰飒气氛！

捷克斯洛伐克革命者、著名作家伏契克被德国法西斯关进集中营。为了摧毁他的意志，秘密警察将他带到郊外去看夏日黄昏、红日西沉的景色，意在诱使他逐渐颓丧、沉沦下去。结果，这种阴险的居心遭到了伏契克的痛斥，他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了。

社会因素在这里固然起主导作用，但是，同时还有个对自然界事物的认识问题。在古代人眼里，日出日落，像人由少而壮、由壮而老一样，或者和花开花落相似。实际上，太阳除了自转而外，并未曾移动半步，倒是人们“坐地日行八万里”，跟随着地球以每秒四百六十五米的速度，由西向东不停地自转。人们每天傍晚，都同那位“兀坐不动”的太阳爷告别一次，到了第二天清早又见面了。日出、日落的概念，如同我们坐在疾驰的列车上，看铁路两旁的村庄、树木似乎在一齐后退一样，不过是一种错觉。认清这一点，再去看落日、黄昏，也就不会产生迟暮、萧瑟之感了。

科学地说，旭日东升与夕阳西下，原是同一事物的两种景象，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记得一位著名作家在一篇散文中，叙述飞机上看日出的情景：当飞机起飞时，下面还是黑沉沉的浓夜，上空却已呈现微明，看去像一条暗红色长带。红带上面露出清冷的淡蓝色晨曦，逐渐变为瓷蓝色，再上面簇拥着成堆的墨蓝色云霞，通体看去，有如七色日光那样绚丽。这种日出前的景象，竟与日落后的景观非常相似，证明了二者原本是同一的。

我常想，如果没有那次万米高空上的游目骋怀，我对于黄昏、夕照的印象，大概不会超出草原与海上的所见，自然也就不会产生上述新的认识。看来，人类要想不断认识更新更美的事物，就须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视野，开拓新的境界，进行新的探索。

今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将不断地发展。据说，当科学工作者观察微观世界时，无不为原子世界绝妙的排列而惊叹。在登上月球的宇航员的眼中，表面温度高达六千度的烈焰蒸腾的太阳，竟像金盘一样美丽，柔和，光亮。

但不知月球上的黄昏、夕照是怎样的景观。

（1985年）

寻访“大红袍”

《大红袍》是弹词中的一个传统书目，讲的是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如何费尽心机为邹彬平反冤狱，十分生动感人。还有一出《敬德月下访白袍》的戏曲，表演唐朝大将尉迟恭寻访“白袍小将”薛仁贵的故事。我这里讲的也是“大红袍”，而且又是寻访，难道是要拜见那位海刚峰海大人？或者要去结识什么叱咤风云的盖世豪雄？不是，全然不是。这里写的“大红袍”，原是武夷山岩茶中之佼佼者，有“茶王”之誉。我们所要寻访的就是这样一种茶树。

我们几位文友此刻正行进在武夷山风景区的“九龙窠”里。顾名思义，这是一条由九座岩峰组成的萦回纡曲，势如蟠龙的幽谷深涧，两侧峰峦屏列，徜徉其间，有一种穿行在高墙深巷中的感觉。光滑湿润的褐色峭壁上布满了苍苔，偶尔有一两株枫、槭横斜逸出，像是红色的旗招，显得分外明艳。山顶上罩着冠缨似的浓绿的丛林，终年弥漫在浓淡不一的云雾里。尽管节令已交“冬至”，这里却依然暖风煦煦，斜日曛曛。只是，光线照射到谷底来的却十分稀少。

溪涧潺潺，流淌在错错落落的鹅卵石上，一路上弹出琮琮的琴响。诗人老G面对这种山川丽景，竟情不自禁地高声朗吟起来：“云麓烟峦知几层，一湾溪转一湾清。行人只在清溪里，尽日松声夹水声。”原来这是宋代“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玑的诗，他写的正是武夷山一带的景观。——峰峦重叠，清溪曲折，水声松籁，不绝于耳。闽北风光宛然如画。

我说，山川胜境也通人气，有灵性，而且，各有各的独特风格。这个九龙窠，幽深中透出一种雅淡，静谧里显现着无限生机，它和那种江清渚白，落木飘萧的明丽景色迥然不同，倒是“泉声咽危石，日色冷苍松”这两句古诗略相仿佛。

东道主、散文作家S先生听了，立即接上话头，说，正是这样。如同景色有其鲜明的个性，各地的物产也是各异其趣的。那种日照长、温差大的黄沙碛里，非常适合哈密瓜的生长；而这种岩壑幽深、雾雨弥漫的自然环境，则特别符合栽植岩茶的要求。有的茶园分布在溪流的两侧，有的藏身在幽深的涧底，有的附在岩壁上或者夹在山峦的缝隙之中。失去这种独特的条件，就不会有举世闻名的武夷岩茶的存在。

走着走着，女作家小N突然指着溪流，叫了起来：“看，这么清冽的泉水里，竟然还有鱼哩！”

大家赶忙围了过来，果然见到一队体态纤柔的游鱼，正对着细细的雨滴唼喋哩。

作家V女士随口吟出：“这真是‘细雨鱼儿出’啊！”

S先生纠正说，响晴的天色哪里来的雨呀！这所谓“雨滴”原是山石上氤氲而生的。

V女士若有所悟地说，怪不得唐诗里讲：“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唐诗里还有呢：‘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用在这里可能也很贴切。”我补充了一句。

听说，在浙东新昌、嵊州、天台一带有一条驰誉中外的“唐诗之路”。王维、李白、孟浩然等上百位唐代诗人在那里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而武夷山一带，虽然主要是遍布着宋代以后诗人的足迹，但唐人那些绘情绘景的诗句却也同样可以移用到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也是一条地地道道的“诗路”吗！

一个小时过去了，“大红袍”仍然没有露面。东道主觉察到了大家急切的心情，便说：快了，很快就到了。这样，人们就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观察茶树上。走了一段，见到一处用护栏围起来的茶树，我心想，这恐怕就是“大红袍”了。可是，一问，竟是“丹凤水仙”。

又走了几步，见到一畦叶长而大、细嫩光亮的茶株，N女士问：“这是不是‘大红袍’？”回答：不是，这是“铁罗汉”。东道主告诉大家，“大红袍”分枝茂盛，叶片斜上伸展，光鲜浏亮，叶缘为紫红色。

走着走着，看到一小片茶园里，枝株茂密，而且，叶片微呈红晕。几个人同时喊出：“看，这就是了。”谁知，又错了：它是“大红袍”的老弟——“小红袍”。

这种情形，颇像《三国演义》里的刘玄德三顾茅庐访诸葛，见到崔州平以为是孔明，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以为是孔明，见到诸葛均、黄承彦也以为是孔明，足见其想望之急、思念之殷。

又拐了一个弯，前面略显开阔，却不见了茶园，小石丘上独有茶亭翼然。S先生说，到了。大家还以为是到了喝茶的地点呢，心里都嘀咕着：“大红袍”还没见面呢。S先生指着右上方的山腰绝壁处，说：“请看，那就是！”在高悬山半，由石块垒起的台座上，果然长着几株茂密的茶树，旁边还隐约可见镌刻在岩石上的“大红袍”三个字。

由于山势高耸，距离较远，茶树的具体形态看不太清楚。东道主介绍说，这几棵“茶王”生长时间很长了，枝干弯弯曲曲，长满了苔藓，又浓又绿的叶片间夹杂着一簇簇的嫩芽，边缘上都呈紫红色。传说从前是靠驯练猴子攀崖采摘，后来从旁边石罅里凿出一条缝隙，架上悬梯，茶工可以勉强上去，采摘之后，悬梯立即撤除，因为这是“国宝”啊。

关于“大红袍”一名的来历，传说很多，S先生讲了一个“状元郎饮茶除病”的故事：

相传古时候一个读书士子进京赶考，路过武夷山时病倒了，下山化缘的永乐禅寺的老方丈发现后，叫来两个小和尚把他抬到庙里。方丈见他面色苍白，体瘦腹胀，便泡上一壶好茶，扶持他饮下。士人见茶叶绿地红边，泡出的茶水黄中带红，如琥珀一样光亮，遂呷了几口，顿觉口角生津，芳香四溢，肚中咕咕作响。连续喝了多次，鼓胀全部消退，身体康壮如常。谢过老方丈，他便赴京投考，竟得状元及第。不忘救命之恩，状元郎重返武夷山，在老方丈导引下，寻访了这半天腰的神奇茶树。这天，他正跪在山下虔诚地焚香祷拜，忽然一阵风来，把猩红状元袍卷上了半空，不偏不倚，恰巧罩在“茶王”的枝头，宛如红云一片。“大红袍”遂由此得名。

说着，一行人已上到茶亭坐下。女老板提着水壶汲来了山泉，然后迅速地用硬炭升起了炉火，顷刻间壶中便冒起了热气。她左手端过一个古香古色的茶盘，上面摆放着比拳头稍大的紫砂壶和几个酒盅般大小的茶杯；右手托着一个贮存茶叶的锡罐。茶叶放进壶中，注入滚沸的水，并用开水将茶壶淋过。两分钟过后，便提壶在各个杯中先斟少许，然后再均匀地巡回斟遍，最后将剩下的少许茶水向各杯点斟。S先生讲解说，这种斟法很科学，防止浓淡不均，而且有个名堂，头一次叫“关公巡城”，第二回为“韩信点兵”。

S先生是精于茶道的，大家都按照他的做法，端起杯来慢慢地细加品啜，齐声赞美佳茗的芳香清冽，饮过两杯之后，就再也不肯罢盏。我却没有这份口福，只是略微尝了一点点，便放在鼻子下面嗅着香味。因为我不胜茶力，哪怕喝上一小杯，也会招致失眠，像苏东坡说的那样：“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天色已经向晚，同伴们向女老板致谢，说有幸在这里品尝到了“大红袍”这种人间至味。女老板却歉仄地摇了摇头，说，准备不周，十分抱歉，今天我这里只有“小红袍”。——当然，这也不是凡品。

（2001年）

从容品味

辞典上说，从容，是一种举动，一种举止状态、行为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境界，一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的境遇、情致和襟怀、修养。处于紧张、波动、喧嚣、浮躁的现代生活旋涡中的人们，很不容易做到悠闲舒缓，沉静安详，静观默察，细心玩味，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近日，在北京饭店参加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友人邀我到对面一家老店去吃羊肉泡馍。不经意间获得了一次从容品味的机会。

原来，为了能饱吸汤汁，甘软适口，那特制的白面馍馍要食客自己一点一点地掰开，以细碎、匀整为佳，这就要耗上一段时间。我们便卸却尘樊，脱略形骸，以悠闲的心态，从容操作，款诉衷肠，从七情、八苦说到多彩人生，昵昵尔汝语，娓娓话桑麻。尽管并没有跳出“三界”，远离人海，但因心境宁帖，生发一种重返自然、回归乡园的感觉，也就达到陶渊明所说的“心远地自偏”了。

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把视线扫向窗外车如流水、人似潮奔的都市风景线，类似江浙人说的“看野眼”。发现在交叉路口的红灯下面，不同走向的人群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同一去向的行人，神态也各式各样，有的舒徐，有的急迫，有的躁动不宁，有的沉静闲雅，你可以尽情地从中猜测他们的身份、阅历、文化水准，甚至想象背后隐藏着的情节、故事。

过去，每天都和街上的人流打交道，却从来没有仔细地观察过哪一个面孔，感知的只是一片模糊，一色蒙胧，一条由车尘轮迹、衣香鬓影织成的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流水线。此刻才注意到，原来这里竟是时装的荟萃，发型的博览，妙曼的或臃肿的身段的大汇展。单是这一点，也尽可以供人们从容品味了。

我们就这样聊着天，观着景，欣赏着，品鉴着，直到一大碗泡馍煮好了，端上来，再优哉游哉地填进肚子。人生有味是清欢。羊肉泡馍是甘美的，那种悠闲的心态，散漫的清谈，无拘无束的身心的放松，同样是甘美的，令人历久难忘。

在北京、开封、南京、洛阳这些古都做客，我喜欢晨兴闲步，沿着幽深静谧的胡同踽踽独行。那里滤除了嚣尘，充溢着宁馨，残留着经过历史风雨汰洗的斑驳的色彩，是一幅幅萧疏淡雅的风情画。那一条条纡回折曲，仿佛没有尽头的古城路，到处都昭示着岁月的悠长，世事的沧桑。似乎每一条窄巷里都沉淀着感人的故事，荡逸着凄清的韵味，展现着古城的意蕴与魅力。

在这些现代的“乌衣巷”里，每户人家都有各自的沉浮录、兴衰史。通过从容品味，可以在软尘十丈中独得一份清新，在震耳聒噪中保持几分恬淡。这本身就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无分古代现代，人们都是喜欢游览的。所不同者，古人心境悠闲，无论是孔子的游学、论政，柳宗元、苏东坡的登山临水，还是徐霞客的地理考察，都是悠然自得的。为事功也罢，为学术也罢，为饱享山水之乐也罢，反正都是宁心静虑，沉潜其中，必有所得。

相比之下，现代人们外出旅游就总是显得过于匆忙，过于迫促，为旅游而旅游，似乎只要看完所有的景点，跑遍全城的胜迹，就算达到了目的，完成了任务。不肯按迹寻踪，叩问一个究竟，更谈不到沉潜涵泳，婉转低回，从中捕捉一些灵感，实现某些妙悟了。只是习惯于遇到一个景观，就按动快门，“咔嚓咔嚓”，再遇到一个景观，还是按动快门，“咔嚓咔嚓”，于是大功告成，带回一大沓照片就算了事。

特别是现今交通发达，出游方便，到处都以汽车、游艇代步，纵然不像孙悟空那样，翻一个筋斗云就越过十万八千里，也总是云烟缥缈，过眼匆匆，来不及细细赏玩，从容品味。实在有负于那些名园胜地，美景奇观。

人们常常揶揄《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嗤笑他不懂得从容品鉴西湖的烟柳画桥、情山媚水，“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只是匆匆地过雷峰塔，进净慈寺，穿六桥，上吴山，看红男绿女，吃美味佳肴。说句不太客气的话，我们自己有时就恰恰当了一回现代的“马二先生”。

自然风物、人文景观是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商品的特点是消耗，是占有，价值在于实用，买到手了就算了事；而自然、人文景观的价值在于欣赏，可以久存、共享，耐人反复寻味，只是“咔嚓咔嚓”，浮光掠影，是无济于事的。游览的妙处在于得趣、尽兴，在于随缘随机发现物我之间的妙谛，在于暂避尘嚣、纷扰，从“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境界中做缥缈烟霞之想。

日本学者鹤见佑辅说过，旅游是解放，是求自由的人间性的奔腾；是把拘谨的世故中秘藏胸底的浪漫情怀尽情发露开来。因此，善游者往往不去那种名扬九州、人海沸腾的景点，而要寻觅一个很幽静、有情趣、耐玩索的去处，像袁中郎说的，“逍遥林莽，欹枕岩壑”，意在荡涤胸襟，品玩逸趣。

人们来去匆匆，常常是为了奔赴一个又一个遥远的目标。不能设想，一个人在生活中没有目标、理想、追求，因为人生的道路原本是由目标铺成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过程可有可无，无关紧要。德国著名文学家莱辛甚至说：“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甚于重视真理本身。”爱因斯坦把这句话作为终身的座右铭，从中汲取美感，寻求慰藉。

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钓鱼的乐趣并不体现于最后的吃鱼，它是在持续的等待、观察、期望、追求中获得心理上的充实、满足，体验情致上的悠闲、恬适。如果放弃了从容品味，过程自然枯燥不堪，目的也就化为乌有了。

一次，我在旧金山观光，游览了闻名于世的九曲花街。这是一条从小山冈以四十度坡向下倾斜的街道。市政厅要求，街道两旁住户遍植鲜花，花圃可以伸入街心，但必须犬牙交错。这样，当汽车向下行驶时，就要弯弯拐拐，做锯齿状下旋，既缓解了坡度，又增加了情趣。可惜我们坐在车上，个个提心吊胆，冷汗涔涔，根本无心赏玩两旁的鲜花丽景。唯恐司机稍有疏忽，或者汽车出现故障，造成人仰车翻。所以，虽然置身花团锦簇之中，却什么也无心赏玩。直到汽车走到尽头，停在平地之上，人们才放下惴惴不宁的心，回头细看那壁立的花街，久久不肯离去。

我想，这和七色人生有些相似：年轻力壮之时，因为要匆匆赶赴征程，身旁纵有千般旖旎，万种奇观，也不能从容玩赏。及至走下工作岗位，有了闲暇余裕，那似锦年华，如花盛景，却已逝者如斯，成了明日黄花，统统付与了淡淡的追怀。

从中我也悟出，要从容品味，必须具有悠闲的心境。而这种悠闲、从容的心境，常常产生于经过文学熏陶、哲学感悟的文化气质。悠闲，既标志着心灵的平静与解脱，也显示出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倾向的细腻、复杂与深沉。

就一定意义来说，文化艺术本质上又是悠闲的产物。悠闲的背后，有内涵，有背景，有文化积淀，否则，单是悠闲自身是留不下东西的。在中国，它以强大的内在吸附力，在琴棋书画、花鸟虫鱼以及武功、戏曲、音乐、饮食等各种传统文化中沉淀下来。

至今，我们打太极拳，还讲求圆融、轻灵、舒缓、柔婉之中寓托着凝重，体现中国文化的尚和贵柔与从容、悠闲的心态。煎中药，讲究文火、武火兼用，而以文火为主。因为只有慢火细煎，才能充分地汲取药力。

闽粤一带喜欢喝工夫茶，顾名思义，需要破出工夫来慢慢地品啜。二三知己对坐，端起又浅又小的茶杯，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地品味茶茗，自如自在地神聊海侃。最有代表性的要算听京剧啦，唱腔缠绵回荡，节奏婉转悠扬，那类“西皮慢板”的慢节拍常令许多人闭目晃头，沉酣坐忘。这一切，都凭借着悠然自得的心境，体现了一种审美文化、精神涵养和人生境界。

本来，广摄博览，从容品味，是人类应当充分享用的一份“特权”。自从开始直立行走，人类就拓宽了视野，调整了视角，既能俯瞰大地，统察品类之盛，又可流眄天穹，仰观宇宙之大。这是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而且，这种“万物之灵”的每双眼睛都面对着两个世界，即围绕着视觉而构筑起来的知觉体系，属于现象世界；和围绕着记忆而凝结起来的经验体系，属于本体世界。一为感觉，一为想象；一为设景，一为达情。双方面结合起来，才有创造，才有艺术，才有诗文。

这里，怕的是反应迟钝，感情粗糙，来不得半点浮躁，半点遑遽，半点造作。需要的是沉潜涵泳，全身心地浸淫其间，使主体与客体，眼前光景和心中的经验与回忆，交织成一种形象，或者一种感悟。

天涯遍地皆芳草，何处楼台无月明。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关键是培养一个易感的心境和悠闲的心态，多一些从容，少一些栖皇；多一些安详，少一些喧嚣；多一些沉思，少一些浮躁。

（1997年）

找　北

一

20世纪90年代之初，我始与北极村结缘。这是一个紧临中俄界江的小村落，清流滚滚、蜿蜒东下的黑龙江，到这里绕了一个弯儿，从西、北、东三面将小村环抱起来；时间又恰值长夏。这样，我就记起了老杜《江村》中的两句诗：“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诗成于唐代成都郊外——时隔一千二百多年，地距将近三千公里，可是，挪用到北极村身上，竟然十分合体。

核心还在于这个“幽”字。如果说它是这两句诗的“诗眼”；那么，对于北极村则是“村魂”了。那时，它还没开辟成旅游风景区，正所谓“养在深闺人未识”。房舍稀稀落落，全村不过百十户人家。一条土路连接起村内村外，进村好长时间，也没有碰到人影，外来人很少。清、宁、幽、静，不闻市井喧嚣。

在这市场经济无远弗届，人们过于讲求功利的时代，熙熙攘攘，营营役役，成了风景线、主题词；而与之相对应，却是头脑的闲置，思维的闭锁，情感的疏离，以至逐渐地遗忘了梦想，诗性，童话。诚如帕斯卡尔所说：“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

可是，来到这遥远的北极村，面对的却是旷远，空阔，原始，素朴，它们往往和功利无关。这样，幽思、悠思、遐思就有了驰骋天地。

午餐用罢，信步徜徉，顿觉江风谡谡，清爽得犹如初夏凌晨。瓦蓝的天，飘浮着几朵白云；树丛墨绿，浓得有些发黑，叶片上闪亮着亿万个小镜子，透着一色空灵。沿着江岸，我们随意地穿行在林荫下、田埂上、花草间。沙土地上，小麦长得不算茂密，风，梳理着它们，也梳理着我的头发，一层层地吹起来，又把它抚平，然后再层层托起。因为静，常常会有收视反听的错觉，原本没人搭话，却仿佛听到了什么。

走累了，我们觅得江堤上一片树阴，坐下来。身旁是摊开的厚厚干草，由于割下不久，还透出一股浓浓的草花香味。久违了，这花香草香！童年、故乡、草场，不期然地霎时回复到眼前。我双手托着后脑勺仰卧在干草上，眼睛望着云天，望着树冠，像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所记的，“开始欣赏那些交互错综的树叶在明亮的天空中的和平的游戏”，“你似乎觉得你在眺望无底的海，这海广大地扩展在你的‘下面’，树木不是从地上升起的，却仿佛是巨大的植物的根，从天上挂下去，垂直地落在这玻璃一般明亮的波浪中”。这是所见；而所思呢？则是“一串幸福的回忆徐徐地在心头通过，像云在天空移行一样，又仿佛同云一起移行一样，你只觉得你的眼光愈来愈远，拉着你一同进入那宁静、光明的深渊”。

歇足了，我们便走下江堤，去看那户农家的木刻楞式房舍。四面墙壁，竟然全是用原木垒起，尖顶苫着厚厚的茅草，隔寒隔热，冬暖夏凉。房前随便地用木栅栏围起，说是挡猪鸡的；用不着挡人，社会秩序好。园子里栽种豆角、茄子、马铃薯、西红柿，篱笆上挂满了翠嫩的黄瓜。正在菜园里劳作的农家夫妇，听说我们远道而来，赶忙从水井里汲出一桶清水，又摘下一些黄瓜，浇水洗涮。男主人说，吃吧，这瓜有说道呀，它长在祖国最北的人家。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可就刮目相看了，一面吃着黄瓜，一面摄影留念；每人还喝了几口甘甜的井水。看我们这么喜欢他们的东西，夫妇俩从心眼里高兴。执意留我们吃晚饭，我说，已经订好了，去吃江水炖江鱼，下次再来麻烦。

晚上，村里原本安排看江边篝火；我提议，早点睡觉，养足精神，夜间看极昼、极光。说是睡觉，实际上谁也没睡着，有的在夜光下玩扑克。将近十一点，我们便又聚到江边一处开阔地带。这哪里是夜晚啊？西边霞彩还挂在那里，东面的朝霞已经起身了，北面白光光，看去既像傍晚，又像黎明。在这里，扭转了我的三点认识：一是太阳东出西落——不对了，应该是北面，起码是偏北。二是，我们习惯说晚霞朝晖，就是说，它们一在晚上，一在清晨——不对了，在这里，二者同步出现。三是，李商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朱自清先生嫌它有点颓唐，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未必如此吧？这里，不仅夕阳好，黄昏也更长，从晚五点算起，总有六七个小时吧？

二

三年前，我去海拉尔参加学术研讨会，时值盛夏，散会后，上海的吴教授约我一同去北极村转转。一别近二十年了，我很想旧地重游，并且脱身自任，说可以在前面领路。

可是，出了北极镇汽车站，如果不是当地朋友来接，真不知要向哪个方向走去。用一句东北话来形容，叫作“找不着北了”。我怕吴教授听不懂，就简单解释一下：“北”，指的是北斗星，夜间出行，为了认准方向，要步步盯着它；如果赶上星月不明的阴天，迷路了，就叫找不着“北”了。

在江边一处宾馆放下行囊，简单地用过午餐，东道主看我们兴致很高，便笑着说：“走！咱们找‘北’去。”

说着，我们便穿过林丛，踏上栈道，来到了北极沙洲。这是1958年特大洪水过后形成的一片沙淤地。说是“沙洲”，其实是道地的绿洲，满眼绿意葱茏。因为刚从呼伦贝尔草原过来，脑子里立刻就唤起了绿浪接天的记忆，真不知此身何处。

游客很多，去年全年竟达到一百三十万。至于我，虽说旧游重到，可是，般般都是新鲜的，奇特的。就说这个“北望垭口广场”吧，触目可见的石头上，到处都是“北”字。据说，总共有九十九个形体各异的“北”字。我们边走边看，就发现了晋代王羲之、唐代李世民、欧阳询、贺知章、怀素、明代王铎，还有今人毛泽东的笔迹，一个个斗艳争奇，风流妩媚。吴教授也是书法家，当即兴奋地说：“我们终于找到‘北’了！在这么一个小小地方，竟然能欣赏到这么多的‘北’字，其他收获略而不计，只此一项，也就不虚此行了。”

我说：外来的人找“北”，可是，对于北极村来说，却只有南。

东道主听了，扑哧一笑，说，还有更大的“北”字等着我们呢！

果然，一个标志性的巨型雕塑赫然出现在眼前。这是一座三棱锥形银白色的钢塔，从中心呈120度角散射排列，斜阳照射下，闪着熠熠的辉光。像是三只昂首向天、引吭高唱的仙鹤，实际是三个“北”字的半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北”字，具有“北”字的全方位的视角效果。这是以清代书法家邓石如的小篆体“北”字为原型建造的。吴教授站在塔下，面对午后的斜阳，说：“立足神州北陲，整个中国都展现在眼前。”话音刚落，只听“咔嚓”一声，他的瞬间形象就被我定格在相机里。

刚才只是关注上空，当我们低头扫视地面时，发现石板上绘有一张硕大无朋的中国地图，上面标着全国各个省会城市，并且载明同这里的直线距离，他找到了上海：2420km。那么，祖国哪个地方离这里最远呢？应该是最南端的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吧？一看，是5664km。

右行不远，见到一块略似中国地图形状的大石头，上面刻有一个五角星，这是北京，右上方顶端还有一个小红点，无疑就是北极村了。巨石旁矗立着一根高大的木柱，有人称之为“指北针”，上面钉有指示不同方向的十四五个木牌，分别写着：开罗、悉尼、新德里、华盛顿、莫斯科等世界著名城市，并都注明与此地的直线距离。与我们对着的是好望角，我好奇地看了看，19311km。

吴教授称赞说：“设计师很高明，堪称灵思慧想！”我理解，所谓高明，是说他们把人文景观同美秀天成的自然景观结合得很好；这里历史没什么特点，就是说时间优势不明显，他们便充分地在空间方位上做文章。富有创新意识，别出心裁，独标异帜。所谓灵思慧想，一是把书法之类的传统文化同抽象派的现代雕塑艺术结合起来；二是把游客的找“北”、奔“北”的习俗、趣味同中国古代的“北辰”、“北斗”概念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三是抓住人们“常在他乡忆故乡”的心理，以北极村为基点，标示与各地的空间距离，从而把全国以至世界各地的游人同北极村联结起来。精巧的构思，以素朴、自然的形式出之，达到完美、和谐的程度。

又走了几个景点，但是，我意犹未尽，原来心中结记着要去看望上次到过的极北人家，我很想念那对善良淳朴的夫妇，还有那甘甜的井水、清脆的黄瓜、独具特色的木刻楞。这次在海拉尔开会，得到一份十件套的俄国套娃纪念品，做工精致，鲜活可爱。我想把它转赠给他们，留做纪念。可是，问询结果却是，两人已经先后弃世了。那座木刻楞房屋呢？答说：改做他用了。——现在的最北人家在此身后，更靠近江边，是名副其实的最北。

想到古时“挂剑空垅”的故事，我有些感伤。

三

美国自然文学作家莫梅迪有一句名言：“在人的一生中，他应当同尚在记忆之中的大地，有一次倾心的交流。他应当把自己交付于一处熟悉的风景，从多种角度去观察它，探索它，细细地品味它。他应当想象自己亲手去触摸它四季的变化，倾听在那里响起的天籁。他应当想象那里的每一种生物和微风吹过时移动的风景。他应当重新记起那光芒四射的正午，以及色彩斑斓的拂晓和黄昏。”

我对于北极村，就是这样。

记得前年访欧时，去了芬兰，专程前往北部的罗瓦尼埃米市，游览了穿入北极圈、纬度更高的北极村。那里除了具备观看北极光的独特优势，主要是作圣诞老人故乡的文章。村里建有圣诞老人办公室，像皇帝一样，圣诞老人每天都要会见不同层次的各国贵宾；至于处理来自各地的邮件和接听电话，则由一群头戴尖顶红帽、俗称“小精灵”的仙童担任。许多未曾涉足此地的远方人士，在生日、命名日或者圣诞节时，会接到圣诞老人从芬兰北极村寄来的邮件——当是前去旅游的亲友们同那里的圣诞老人诉说过这种心愿。当时，我曾向圣诞老人表达过对中国北极村同胞的祝福，并希望两地能结成跨国的友好村。

几天后，我到了德国北部著名城市不来梅，开始了为期三天的“格林童话之旅”。乘坐汽车沿着乡间道路蜿蜒南行数百公里，中经捕鼠小镇哈默恩、童话风景区萨巴堡、小红帽的故乡阿尔斯菲尔德等十几个盛产童话传说的景点，终点站是格林兄弟出生地哈瑙。在我看来，德国最大的成功，不是鲁尔工业区的精美制造，西门子电器的设计尖端（这在世界许多地方早已司空见惯了），而在于它的乡村既实现了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又保留了农业传统文明的古朴自然、清新净洁，溪水潺潺流经绿浪翻腾的牧场，遮天的林木掩映着别墅式的农舍，建成了以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为前提的城乡融合社会。

真正有趣的游览，不仅是体验与欣赏，同时还应有思考和发现。我从心底里祝愿：已经进入现代化、商业化的神州北极村，能够少些喧嚣的声响、感官的娱乐，更多地保留一些宁静、质朴、自然的本色。记得从北极村走出的年轻女作家迟子建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十分恐惧那些我熟悉的景色，那些森林、原野、河流、野花、松鼠、小鸟，会有一天远远脱离我的记忆，而真的成为我身后的背景，成为死亡的图案，成为没有声音的语言。”她生于斯，长于斯，血脉相连，魂萦梦绕，她把此间称为“梦开始的地方”。之所以说这番话，就是因为她实在太爱北极村了。

（2013年）

八公山下吃豆腐

那年夏天，接到淮南市淮硖画院的一份专函，谈及该院定于第五届“中国豆腐文化节”期间举行书画作品展览，“旨在弘扬民族书画艺术，展示当代名家风采”，特邀我为这次书画展提供一份诗词、书法作品。

我与这家画院向无联系，也没有任何熟悉的同志；而且，我的字也缺乏功力。本拟婉言辞谢，但又考虑到，这样处理很没有礼貌，有负画院千里驰函的一片诚意，便认真地写了个条幅。至于内容，当然应该切近淮南这个特定环境。

我曾想到，淮南为我国大型能源基地，有“华东动力之乡”的盛誉；这里有距今约十亿年的古生物化石群；一千六百多年前，此间发生过著名的淝水之战；还有“橘逾淮而北为枳”和“淮南一叶落，天下便知秋”的故实；我也记起了曾被王国维击节称赏的白石词中“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的名句。——这些都可借来做些文章。但我还是选了豆腐这个主题。

《本草纲目》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原来，早在两千多年前，这里就已成为当时全国一处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汉高帝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博雅好古，招揽四方宾客数千人，其中有许多文人、方士，相与探讨学术、方技，研求治国良策，著书立说，流传下来的有《内篇》二十一篇（即今《淮南子》）。同时，刘安还与左吴、李尚、苏非等八人在都城寿春的北山（今八公山）炼丹，以求长生不老之术。结果，仙丹没有炼成，却制作出了豆腐。从此，淮南的“八公山豆腐”便名满天下。

其实，丹结黄白之术，本属子虚乌有，服食成仙者绝无，而中毒致死的数不在少。倒是豆腐确有丰富营养，久食可以延年益寿。这也叫“歪打正着”。近年，为了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淮南市政府每年都在豆腐祖师爷刘安诞辰的9月15日举办一次豆腐文化节。届时开展多种经贸洽谈活动，也包括一些中外文化交流，想来书画展便是其中的一项内容。

因为索稿甚急，来不及自铸新词，我便采取了便捷做法，把明代号称“景泰十才子”之一的苏平的《咏豆腐》七律书写出来，寄了过去。诗云：“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退尽见精华。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剖去玉无瑕。个中滋味谁知得，多在僧家与道家。”一扣淮南，二扣豆腐文化，倒也甚为贴切。

由于有了这么一段“夙缘”，八公山也就在我的胸臆中打了个情结，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魂之外，又多了个“豆腐西施”的雪肤冰肌的倩影，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一睹其迷人的姿色。

事有凑巧，前年秋末，因事道经淮南。接待中，当地主人说起了我曾以书法作品参展的事，因而倍感亲切，分外热情。他们首先安排我游览了黛色苍苍、钟灵毓秀的八公山，尔后又看了山下淮南王刘安的墓。我笑说，幻想着求仙升天，最后终须埋骨地上，事实真是铁面无情。于是，谈起了“淮南鸡犬”的典故：传说，刘安和他的家人服食了仙药之后，便都成仙得道，连家中的鸡、犬吃了剩下的仙药也随之而飞升。这在晋葛洪《神仙传》中也有过记载。所以，后来便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成语。其实，完全都是误传的“虚言”。汉代著名学者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早已作出了有力的批驳。刘安，实际上是自杀而死，只活了五十七岁，哪里有什么“服食飞升，成仙得道”之事！至于宋代诗人晁之道的诗句：“一时鸡犬皆霄汉，独有刘安未得仙。”原属借题发挥，别有寄托，不过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罢了。

午间，东道主在八公山区举行了豆腐宴，招待我们一行。八公山的豆腐，果然是“名下无虚”，不仅洁白细腻，清爽滑利，而且品种繁多，营养丰富。仅在那天的筵席上，我们就品尝了采用烹、炸、煎、烩、炖、汆、烧、扒、炒、煨等烹调方法做出的近二十种豆腐佳肴。翌日，在寿县的八公山乡，我们又享用过有“三绝”之誉的奶汤、漂汤、鲜汤等多种花样的豆腐烧汤。

席上有一味“凤阳酿豆腐”，主人给我们讲了这道明代宫廷名菜的来历。原来，凤阳离八公山很近，那里也盛产豆腐。朱元璋的父亲就曾卖过豆腐，但出身寒微的这位皇爷，小时候却很难吃到。一天在讨饭中，他偶尔得到一块豆腐里夹上馅、经过油炸而成的酿豆腐，吃了觉得特别香。后来登上了九五之尊，他还总是记怀着这味食品。于是，便从家乡凤阳请来一位厨师，专门给他做这道色泽金黄，外脆里嫩，味道酸甜适口，鲜美异常的御用佳肴。这样，酿豆腐便成了明代的宫廷名菜。

后来，中原战乱，江淮一带的居民迁移到广东东江地区，成为“客家人”，又把做酿豆腐的技术带了过去，于是，“东江酿豆腐”便名噪一时，蜚声中外。

据说，上了菜谱的独具地方风味的豆腐名菜，至少也有上百种，有的记载说多达二三百种。像川菜中的“麻婆豆腐”、“崩山豆腐”，鲁菜中的“三美豆腐”、“九转豆腐”，闽菜中的“珍珠豆腐”、“卤豆腐”，湘菜中的“开口豆腐”、“包子豆腐”，粤菜中的“蚝油豆腐”，浙菜中的“三虾煎豆腐”，鄂菜中的“葵花豆腐”，京菜中的“朱砂豆腐”，等等，风味不同，各臻其妙，赢得八方食客的交口称赞。

于今，八公山的豆腐已经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同名震寰宇的“四大发明”一样，成了尽人皆知的“中华一绝”，制作豆腐的技术传遍了亚、欧、非、美各大洲。日本人传说，中国豆腐是由鉴真和尚传入东瀛的，时在754年。日本豆腐业一直奉鉴真为师祖，至今，豆腐包装袋上还印有“唐代豆腐干淮南堂制”字样。1963年日本纪念鉴真大师逝世一千二百周年，到古都奈良唐招提寺参加盛会的，各行各业都有，其中豆腐制作业的人最多。中国四川的“麻婆豆腐”，风味独特，具有汁色红亮、麻辣嫩烫、肉末酥香的特色。日本人掌握了它的制作工艺之后，改为软罐头包装出口，深受东方及欧洲家庭的欢迎。

“走遍了南北东西，吃过无计其数的豆腐，为什么同是大豆做原料，八公山的豆腐却最为鲜美呢？”席间，我向东道主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们的回答是，一凭人工，二靠自然。所谓“人工”，就是原料挑选严格，黄豆磨得精细、均匀，豆渣淘得干净。理学家朱熹有一首五言诗：“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似乎做豆腐比种豆子容易，可以坐获财利，其实并不尽然，这里面有很精到的技术。主人说的“二靠自然”，是指借助地利条件，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当地的人们就用这里的甘冽爽口的山泉做豆腐，做出的豆腐细如脂，白如玉，柔软细嫩，格外鲜香可口。

八公山一带有二十四名泉，其中以凤凰山下的珍珠泉为最。明代御史杨瞻有诗赞曰：“清清灵脉发，闪闪瑞光浮。尘垢难污洁，珍珠不断头。”数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变化。清池四周绕以石栏，内有珍珠般的泉脉汩汩涌出，水极清冽，无纤毫杂质，数米之下的硬币可以清晰地透视花纹。泉水通过一个石刻龙头滔滔滚滚地流出去。两千余年过去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996年）

五岳还留一岳思

一

有一回，我们游览医巫闾山风景区，在感到十分餍足的同时，却又产生一种意兴阑珊的味道。我分析，这可能与那种沿着东路、中路、南路、北路，“按图索骥”，一览无遗的游观方法有关。

那年游扬州瘦西湖也是这么走的：经绿杨村、红园，过大虹桥，至徐园、小金山，到钓鱼台、五亭桥，北折上蜀岗，登平山堂、观音山，犹如展观一幅秀丽的山水画卷，逢景必驻，巨细无遗。当时也曾感到很充实，甚至叹为“观止”；但是，待我们登上瓜州渡开往镇江的客轮，一位诗友却略带倦意地吟了两句唐诗：“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是不是他也觉得这种“满堂灌”的游法，实在是又累又乏味呢？

反过来，对于绍兴的鉴湖，我们却是挂肚牵肠，时萦梦寐。那年，我们游了禹陵、沈园、东湖和兰亭，因为时间有限，“烟波一棹镜湖湾”的愿望落了空，只是远远地望了一下，既没有实地观察到“人在镜中，舟行画里”的丽景，也未曾领略到“鉴湖水如月”、“鉴湖五月凉”的妙境，实在有负于李白、杜甫这两位诗仙、诗圣，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白，等着后日去填补。按说，鉴湖的景观是无法与瘦西湖相比的，可是，它却能挑起“何日更重游”的绵绵思绪。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心理作用，主要是它留下了悬念。

有的哲学家说：“充满希望的旅游比到达目的地好。”人们对于已经占有、已经实现的事物，不及对于正在追求、若明若暗、可然可否的事物那样关心。张恨水的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至如愿又平常。”反映了这种心态。往古来今，有谁未曾从不断的追求中获得快慰呢！

清初“四明四子”之一的郑南谿，写过一部《纪游集》，为自己起了个“五岳游人”的雅号，实际上，他只游了泰、华、恒、嵩四岳，有意识地留下南岳衡山未去。“我不尽游者”，他说，“留此一岳付之余生梦想耳”。我那次游黄山，就是受了这位郑老先生的点化，在海拔均达一千八百米以上的三大主峰中，只登了天都峰、光明顶，留下莲花峰作为“余生梦想”。这样，至今我对黄山还抱有一种朦胧的追求，总想找个机会重游一次。

二

同旅游一样，为文作画也应该讲究留有余地，不可太满太露。记得过去看过一幅《我的手最干净》的艺术摄影。作者意在表现儿童们爱整洁、讲文明的崭新风貌，但他没有去拍摄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如何洗手洗脸，讲究卫生，甚至画面上连一张娃娃的笑脸也没展现；而是别具匠心地摄下一双双高高举起的令人喜爱的白胖小手，正在雀跃地接受卫生值班员的检查。简单的画面包含着丰富的意蕴，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余地。在这里，读者想到的要比看到的多得多。

同样，白石老人的画虾，也表现了这位艺术大师的无比高明。他并没有像一些平庸的画匠那样，纤细无遗地将大虾腹下的节足一一描出。从外表上看，似乎形体不全，朦胧不显，可是，虾的动态、虾的神韵却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画面上的生物景象，而且还感受到一种亲切、开朗的，使人感发奋起的愉悦情绪，一种春天般的，对生活充满肯定与热爱的心态。

这使我想到中国艺术传统那么讲究、那么强调的所谓“象外之旨”、“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其中奥秘，我觉得就在于以不全求全，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其要旨，仍然是要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余地。

在这方面，唐代的张彦远说得十分透彻：“夫画物，特忌形象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后人把这种“了”与“不了”的辩证法奉为绘事秘宝。元代的饶自然在《绘宗十二忌》中，更把满幅填塞，不给欣赏者以想象余地的画法列为首忌。

为文也是一样，切忌过直过露，过黏过满。清代剧论家李渔说：“大约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耳。”美国现代作家海明威说得更加形象、生动。他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形诸文字的，好似冰山露出水面部分，不过八分之一；而作品中的蕴涵，如同冰山没在水下部分，要达到八分之七，这要靠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和思考去加以补充。作家的本事就在于实现艺术形象的有限性与艺术内容的无限广阔性的完美统一。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篇古代的著名短文。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深情怀念惨遭杀害的亡友嵇康、吕安。一次，路过嵇康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于是，写成了《思旧赋》。文字非常含蓄、简练，除了小序，正文只有十二句。鲁迅先生在纪念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柔石、白莽等五位作家时曾谈道：“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鲁迅的这段文字也写得非常含蓄、简练。它们都令人反复思索，回味无穷。我想，假如当日向子期或者鲁迅先生，临文嗟悼，哓哓不休，不仅无助于感染力的增强，反而会冲淡那怀人愤世的浓烈的感情色彩。

三

这里，确实有个实际效果问题。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个礼拜天，我到礼拜堂去，适逢一位传教士，在那里用令人哀怜的语言，讲述非州传教士的苦难生活。当他说了五分钟后，我马上决定对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捐助五十元；当他接着讲了十分钟后，我决定把捐助数目减至二十五元；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我又在心里减至五元。最后，当他又讲了一个小时，拿起钵子向听众求助，我已经不想捐助，甚至要从钵子里拿走两块钱。”

五分钟的讲述，留给作家大量的想象余地，这里面自然要加上作家平日所听到的关于非洲传教士的凄苦生活的感受，所以，立刻得到了深切的同情；而在超过了一两个小时后，作家的想象余地早已排除净尽，剩下的唯有对于他们“宣传”、“敛财”的反感。这使我联想到古人说的“大成若缺”、“过犹不及”的至理名言。凡事都要讲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我们通常讲的艺术与技能的熟练，无非是说恰到好处，能纵能收，善于控制。

德国艺术理论家、剧作家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家对待人物的表情的描绘要有控制，不宜“选取情节发展中的顶点”，要“避免描绘激情顶点的顷刻”。这自然仅是从审美需要考虑的。但是，这种“不到顶点”的主张，也揭示了艺术的普遍规律。

正如莱辛所言：“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对于这段论述，我国著名美学家王朝闻有一段透辟的解说：“作为艺术创作的自然形态——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本身，都不能没有一定意义的顶点（高潮）。然而它对人们在感受上的反映，最富于魅力的，经得起挑剔的，不是矛盾解决，而是矛盾接近解决的那一环节。为了避免观众感到意味索然的一览无余，艺术家不作兴选取和突出这样经不起反复欣赏的环节。”

与这个道理相通，我国古代诗人也提出：“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盛开的鲜花意味着飘零衰败，熟透的果实面临着腐烂发酵，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登上泰山极顶后再往前走就是下坡路了。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

当然，莱辛讲的“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看”，也和一个人的胸襟、器度有直接关系。从前，抚顺高尔山的一座凉亭上有这样一副楹联：

到此已穷千里目，

何须更上一层楼。

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眼睛自然也不想看得更远。而清代的鄂容安的对联则是：

到此已穷千里目，

谁知才上一层楼。

换了三个字，境界全新。同样是登上顶端，但由于把它看作是新的里程的开始，眼界与追求便迥然有异。

古人说：“天道忌全，人情忌满。”原来，这里有很深的学问。

（1986年）

客子光阴诗卷里

江南三月，丽景迷人。这里那里，氤氲着薄薄淡淡的轻烟浅霭，有时竟令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座座村镇就浮游在波光潋滟之中。繁花，使水乡景色灵虚中透出几分烂漫，更加风情万种。层楼掩映间，紫玉兰秀色可餐，小桃红与黄金缕争鲜斗艳，那粉白透绿的几树繁英，分辨不清是李花还是梨蕊。参加作家采风团客游常熟古里，首先就被这绚丽的春光迷乱了双眸。

我想，如果可以把浏览景观比作展读诗卷的话，那么，此间，地地道道，堪称是一轴传统元素与现代理念相融合的诗卷。早年读宋诗，记得一句“客子光阴诗卷里”的佳句，常常苦于那种情境无从体验，不意竟然于此得之。

书香，是古里的灵魂，是这座千年古镇的主题词；而诗卷则是它的展现方式。借用古代画卷分为引首、卷本、拖尾的说法，不妨把眼前的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看作是诗卷的“引首”。这里是古典美学的凝缩之地，到处散发着令人脱尘忘俗的浓郁的文化气息；这里幽深玄渺，古旧得仿佛同外间失去了联系。踏在润滑的苔痕上，似乎走进了时间深处，生发出一种时空错位的神秘感觉，说不定哪扇门“吱呀”一开，迎面会碰上一个状元、进士。粉墙黛瓦中，一种以书为主体的竹简、雕版、抄本这些中国数千年文明史进程中的文化符号，让他乡客子亲炙了瞿家五代在藏书、读书、护书、刻书、献书中所辉映的高贵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守望，体味到高华、隽永的书香文脉。难怪晚清的两朝帝师、状元宰相翁同龢当日登楼时曾慨乎其言：“假我二十年目力，当老于君家书库矣！”

如同农作物的栽培需要土沃水足，阳光充沛，读书种子的发皇光大，知识、智慧的传承，端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此间经济发达，士民富庶，交通方便，特别是文化底蕴至为丰厚，为典籍的积累、传播，读书世家的养成，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明乎此，我们就容易理解，苏锡常一带，上下千年，何以擢巍科、登高第者极多，而现当代又涌现出那么多的学人、院士。

堪资欣慰的是，这种文脉、书香，今天得到了有效的弘扬，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如果说，铁琴铜剑楼这个“引首”是一篇阳春白雪的古体格律诗，那么，作为“卷本”的文化公园，则是一首充分体现大众化、人性化的现代自由体诗篇，同样，昭示着文化的高怀雅致，只是变换了一种形式。

文化公园凸显了历史名镇、江南水乡、时代文明三大主题和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科学发展理念，紧密切合群众的精神需求，建造了评弹馆、文明馆、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等系列设施，集休闲、娱乐、学习、观赏、活动、展示等功能于一体。在这寸土寸金的江南小镇，不惜划拨出大量土地，建成如此宏阔的文化主题公园，足见当政者的胸襟博大、眼光久远。采风的作家们对此啧啧称赞。

这天正值双休日，广场上各种文化设施吸引来众多的村民。伴着《春江花月夜》的悠扬乐曲，有的老人悠然闲步，有几位妇女在练习太极拳。更多的青少年集聚在阅览室，安静地读书、上网，他们听说著名小说家蒋子龙、叶辛、苏童、范小青等到场，一个个悄悄地离开座位，跑过来请求签名。而在评弹馆里，已经座无虚席，村民们正饶有兴致地听唱苏州评弹。经过细细品味，原来演唱的是凄绝千古的《孟姜女过关》。

最为动听的还是白茆山歌馆村民的自演自唱。年轻、健美的男女演唱者，不凭借任何音响，展放洪亮、婉转的歌喉，或对唱，或合唱，或独唱，举凡婚恋、劳作、生活、节庆、时政、民俗等人间万事、百姓心声，都涵盖无遗，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审美情趣和生存活力，开启了江南农耕文化的情感源泉。那种烟雨冥濛、农歌四野，“东村群唱西村和，南陇余音北陇闻”的动人场景，宛然如见。他们曾十上北京城、两进中南海，多次走出国门，为古里赢得了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荣誉。

作为吴歌的杰出代表，白茆山歌不同于历代文人创作的诗词歌赋，它是劳动人民以集体智慧创造出的口头文学遗产，依靠民众口耳相传，代代承袭，带有浓厚的地方俗文化色彩。鉴于白茆山歌赖以生存的农耕文化，正随着工业化的飞速发展而逐渐消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镇政府有计划地建起山歌馆，创办艺术节，物色、培育接班人，以保护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家采风团在古里的最后一站，是参观波司登羽绒服工业园。通过展馆接近实际的靓丽的风景线，形象地了解到这一世界著名品牌的奋斗历程和辉煌业绩，感受到融现代化工业色彩与文化韵味于一体的时尚旅游的真髓。徽商祖训“读书好经营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在这里得以发扬光大。书香古镇孕育、滋养了万千读书种子，而这些读书种子，又以其超人才智和非凡业绩，反转过来为古镇跨越式发展创造出不竭资源。

换一种思路，即换一片风景。他们由过去靠推销人员“千山万水、千言万语”，跑遍全国各地去卖产品，转换为靠名牌的影响力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吸引世界客商走进来；企业从过去的单纯生产型转换为创意服务型，形成富有诗性的全新生态和源源不竭的动力，从而达致最高发展目标，称雄世界，独执亚州羽绒服生产之牛耳。

这是一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崭新诗篇，它相当于整幅诗卷的“拖尾”。

既云诗卷，岂可无诗？最后，以《古里吟》四首七绝作结：

书香五代总痴情，独对芸编有至诚。

不事杯觞不聚敛，一琴一剑证平生。

——铁琴铜剑楼

浮世烟波已惯经，苍苍阅尽古今情。

酬偿钱柳相思债，还向人间说废兴。

——红豆树

白茆山庄载笔行，花光云影映波清。

千年古调翻新谱，婉妙吴歌画里听。

——白茆山歌

虽非姝丽亦倾城，举世传扬波司登。

名款名牌饶创意，吴衣吴带总当风。

——波司登世界名牌

（2011年）

冰城忆

望着窗外渐渐消融的冰雪，脑际蓦地浮现出秦观的“梅英疏淡，冰凘溶泄，东风暗换年华”的名句。不过，此刻萦绕念中的却不是洛下的金谷名园、铜驼巷陌，而是松花江畔的北国冰城。

已经过了“知命之年”，早就淡化了昔日的江湖情、壮游热，通常是不易动情的。但是，当我徜徉于哈尔滨的冰城，身入“琼宫”，目迷五色的时候，却难以抑制感情潮水的放纵奔流。至今，四十天过去了，那景观，那色彩，那刀刻斧削般的深刻印象，还依然浮现在眼前、心上……

一踏进由数百块坚冰垒成的仿古城门，眼前，便立刻呈现出一个洞府、仙乡般的水晶世界。游园如展手卷。如果把迎门处“三羊开泰”的冰雕造型比作这幅手卷的“引首”，那么，珠宫贝阙、琼楼玉宇般的冰雕建筑群就相当于“卷本”，而数百件炫奇斗艳、竞逞才思的各种冰灯、冰塑，无疑就是“拖尾”了。它们在镶嵌其中的五光十色的电灯照映下，益发显得神奇瑰丽，灿烂辉煌。仿佛置身于《一千零一夜》中的童话世界：随着“开门吧，胡麻胡麻”的呼唤，石门砉然而开，里面珍宝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我们登上了用冰块垒砌的岳阳楼，眼前虽然没有见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洞庭胜状，但“登斯楼也”，确也感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逸兴遄飞，“其喜洋洋者矣”。元代一位诗人登岳阳楼时的题诗，可谓先得我心：

乾坤好句唐工部，廊庙雄文宋范公。

秋晚登临正奇绝，只疑身在水晶宫。

杜陵叟的“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的名篇和“小范老子”的传世雄文，是早就读得烂熟的，可是，这座江南名楼却至今缘悭一面。岂料半生夙愿于此得偿，尽管属于模拟性质，也算是“慰情聊胜无”了。

那冰雕“玉”砌，雉堞参差，雄浑壮丽的山海关，更是美轮美奂，惟妙惟肖，再现了那座始建于六百多年前的“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雄姿。听说，登上后，要从陡峭的冰道上滑下，我们面面相觑，似有惧色，便只能望“关”兴叹了。

好在前面还有令人目眩神迷，金碧交辉，殿阁玲珑的布达拉宫在吸引着我们，也就不觉得怎么遗憾了。两年前，我在拉萨曾实地参谒过这座号称藏族古建筑艺术精华的宫堡式建筑群。想不到，今天夜晚竟在北国重逢，感到分外亲切。悠悠东流的雅鲁藏布江，依旧是澄波如鉴吧？被誉为藏族发祥地的贡布山，别来无恙乎？亲爱的二百万藏族同胞，你们好！

在“冰雕艺术作品展”中，中、俄、美、日、意、瑞士等国和港、台地区的冰雕爱好者，都有作品展出。风格迥异，各擅胜场。要言之，东方的显得典雅、素朴、深沉，而西方的则泼辣、热烈一些，富有象征性和梦幻特色。

那天，哈尔滨夜间的气温降至零下二十五摄氏度，但畅游冰城的人流仍是络绎不绝，一个个神采飞扬，毫无瑟缩之感。哈市人民素有迎风斗雪的良好习惯和“雪虐风饕愈凛然”的昂扬气概。

我听说人流中杂有许多冰雕艺师，他们喜欢不动声色地倾听着观众的评议。回去后，有的埋头灯下，有的闭目沉思，准备明天推出独轶群伦的新的冰雕作品。

据说，仙家日月过得很慢，而人们的感觉却是快的，所以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诗句，和大梦沉酣，四十年出将入相，醒转来却黄粱未熟的故事。在瑰奇的冰城里，亦有同样感觉。

当时游览了许多景观，从水瘦山寒的塞外，到繁花似锦的江南，登上了世界屋脊，访问了江南名楼，欣赏了富有异国风情的冰雕作品和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各式冰灯，实际上仅仅在兆麟公园转了一圈，时间不过一个多小时。当我们告别这琉璃世界，重新踏上街头时，确有离开幻境，返回了人间之感。当即口占一绝：

回首天边月半弯，琼楼玉宇在人间。

从今惯结仙乡梦，我自冰城一往还。

冰城之引人入胜，我想，不仅由于它是一个纯系冰雪构建的水晶世界，而且，因为这些冰雕都是颇为精美的艺术品，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通过这些精美的冰雕，在人与自然之间，艺术美与自然美之间，架起了一座灵犀互通的桥梁。这是一种新奇而确有成效的尝试。更值得称颂的是，这些艺术品，并非出自久负盛誉的艺术大师和雕塑名家之手，它们的制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群众。雕塑艺术，闯入“寻常百姓家”，这还不值得我们热情地赞颂吗！

这场冰城的游历，似远实近，似虚却实，它植根于现实世界，不像海市蜃楼那样可望不可即，瞬息消逝，也不像梦中仙境那样虚无缥缈，醒后踪影皆无。当然，它也有别于石林奇观、瑶琳仙境等风景点，它不能久历春秋，留存长远。即使在奇寒的北疆，三个月后，它也要幻化为流水、浮云，重返大地母亲的怀抱，流向滔滔江海。四时代序，冬去春来，这是自然的常道，我们无须为冰城的消解伤怀。应该说，它在人们的心版上，已经刻镌下深深的印象。

好去灯前施妙技，明年冰雪倍还人。一当寒风掠地，雪满松江，北国人民会适时托出一座新的冰城的。值得挂虑的倒是，年年垒建，岁岁雕冰，而世事长新，永无停日。冰城建设者、冰雕艺师们，将如何争奇斗巧，推陈出新，以满足人们无尽的追求呢？

（1991年）

烟花三月下溱潼

一到溱湖景区，真有一番意外的惊喜。因为在商潮沸反盈天，旅游热一浪高过一浪的今日，想要找一处风光如此旖旎而又宁谧、净洁的所在，着实不易。

此间地处江苏中部里下河水网地带，她的人文依托是姜堰市的溱潼古镇。夏历三月，林非先生、卞毓方和我，惬意的三人行，就是在这里展开的。时间不长，仅仅三天，而忘归之意已潜滋暗长。可知佛经中“浮屠不三宿桑下”之说，良有以也。

一只画舫，载着我们做逍遥游。霎时，那千顷碧波荡漾的溱湖，便摊开了她的全部浩瀚，连同岸边的远村、近树、麋鹿苑、水禽园，一股脑儿地收进了我那不盈寸的双眼。在距离产生的魅力下，四围的阳春烟景似乎掩映着无穷的奥秘，静候着游人去探掘；而我此刻，则心随目远，要从情与境的交萦互染中，领略般般逸趣。那情景，有如摊开长长的画卷，赏鉴着清丽的宋人山水；又像是阅读拉美现代派的小说，沉浸在那种虚无缥缈、若即若离的氛围中，而无关乎情节的疏密。

湖中看不到网箱之类的养殖设施，也没有机船行驶，这自然有利于保持水质净洁。尽管暂时会减少些许收入，却将获巨益于长远。且不说，此间风光之秀美雄冠四方，单就环保这一点，也足以傲世骄人。偌大一个湖面，竟能无须经过处理即可提供直接饮用水源，试问今日之域中，谁堪比并？当然，在我豪纵地放言之时，也悬着一份挂念——经济、旅游大开发之后，生态环境还能一如既往吗？

“会船”，是溱湖中一项独特的景观。会者，聚也。清明节，附近各地船只齐聚湖中比赛。这一活动，盖有年矣，现已列入“全国十大民间艺术节”。平日也能看到表演性的竞赛。看，现在湖中就有几只篙子船驶来，上面环立着身强力壮水性好的小伙子，不，全由女性撑篙的彩船也过来了。男子着装或为姜黄，或为靛蓝、雪白，女将则一袭红衣，个个长篙在手，英气勃勃。当两船或多船相会时，扬锣人手中的大锣“哐呛”一响，比赛便告开始，追头啃尾，竞进不停，鼓声杂着血脉贲张的呐喊，恬静的湖面瞬时变成一座喧腾笑闹、气势恢宏的生命舞台。

如果说，水是自然景观的精灵，那么，人文景观的精灵便是情。少了情感的滋润，再秀美的自然风景，再深厚的人文积淀，都会显得无精打采，像一个人切断血脉，失去了精气神一样。“无情有景不精神，有景无诗俗了人”。这原是一则通例。西湖不是有个断桥吗？无独有偶，溱湖有个鹊桥，它们都是情之所钟，爱之所注。溱潼八景之一“花影清潭”，与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夕照”恰相对应。西湖边上的雷峰塔下压着一个白蛇娘娘，而溱潼古镇的茶花影里，掩映着一双不能同生宁愿同死的痴情爱侣。

为了亲炙“花影清潭”的芳泽，我们便舍舟登陆，踏上溱潼古镇，去看那株已有千岁高龄的茶花树和树下同时开凿的古井。想是由于充沛的水源滋润，古树长势极好，丝毫未现龙钟老态。花期刚刚过去，绿油油的繁枝密叶间，还有几点猩红伶俜摇曳着。

正是应了“兴尽悲来”那句古话，会船比赛所燃起的炽烈心潮，像淬火似的，突然被这凄凉哀婉的爱情纠葛所冷却。相传，溱潼镇上当年住着一个秦员外，老年得子，视同掌上明珠。一日，公子午倦抛书，来到村前的湖中垂钓，不慎落入水中，被一采莲姑娘救起，于是，两人便在藕花深处荡舟嬉戏。姑娘生长贫家，未曾读书进学，却是绝顶聪明，懂得许多世事，使公子深为赞服。碧眼秋波，一来二去，彼此逐渐产生了感情，便私自订下终身。哪知，这个秦员外门阀观念极重，以不是门当户对为由，硬是棒打鸳鸯。公子拼死相争，决意非村姑不娶。为着对付他，员外想出一个偷梁换柱的调包计。伴着会亲的喧腾锣鼓，公子心头涌起阵阵的狂喜，以为尽管好事多磨，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岂料盖头一揭，却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娇小姐。他愤然逃出镇外，悄悄来到采莲姑娘家中。两人伤心绝望，抱头痛哭一场，然后相拥着跳进湖中殉情。洞房竟然成了丧门，员外悔愧交并，遂把两人合葬在墙外的花树丛中。不久，坟边长出一棵连理交柯的茶花树，年年春至，一树红焰烧灼天际，人们说它是公子和姑娘的精魂。

关于“花影清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说古时有个青年僧人与一村姑相爱，经常在井边幽会，后被家族长辈撞见，痛加责骂，村姑不堪羞辱，愤然投井自尽。第二年，井边长出了一棵茶花树，和尚认定是村姑的化身，便日夜守护在井边，浇水灌溉；而自己则眠食俱废，最后枯瘠而死，化作了翩翩彩蝶，日夜在花间飞舞盘旋。有人凭栏俯视井底，曾经见到里面晃荡着一对青年男女的倩影。清乾隆年间进士孙乔年有诗云：“满庭花卉一灵泉，碧水清澄镜面圆。月下阶前僧去后，闲听窗外水涓涓。”

爱情是美好的。然而，世间万事万物中，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最易遭受摧折，又是最禁不起摧折的。如果说，传说中的这两对青年男女的美满爱情，摧折于旧时代吃人的封建礼教；那么，现实的童话“鱼鸟之恋”，则摧折于人们暂时还无法抗拒的自然的魔力。

“这是一曲热爱生命、珍视青春的赞歌。”当地编写的《三水文萃》记载着：溱湖的南边有个梁徐镇，梁徐镇有个东塘村，东塘村有个患了白血病的姑娘陈霞，陈霞有个男朋友叫沈新华，同样患着白血病。就是这一双患了绝症的情侣，演绎了一段凄绝惨惋的旷古奇缘，人们艳称为“鱼鸟之恋”。

当时，他们分别住在苏州的第一医院与第四医院。在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前夕，沈新华给已经进行过这项手术治疗的陈霞写了一封信，说，自从跌进苦难的深渊，一直饱受疾病的摧残，能够熬到今天已经不易，今后还将面对怎样的命运更是吉凶莫卜。他渴望通过心灵交流增进彼此理解，汲取生存的动力。陈霞刚刚做过骨髓移植，身体极度衰弱，接信后无力伏案作复，便在电话中谈了个人的印象和感受，说她很欣赏这个充满希望和理想，坚强、乐观的青年，也喜欢这种诚挚的倾诉；相信通过同病相怜的交流，会使双方进入一个全新的精神境界。

此后，他们便频繁交往，几乎每天都要通话或者写信，有时在电话里对唱共同喜爱的歌曲，这边唱一句，那边接一句，常常是唱着唱着，就泪水交流。这种心灵的对接、情感的契合，生发出一种具有无限感召力的精神寄托。新华术后，陈霞去看他，并在所赠书籍的扉页上题词：“羚羊和狮子是强者，只要我们一起奔跑，就能到达辉煌的目标。”他们谈到，如果能够活下来，一定要合力创建“爱心网站”，呼吁全社会都来为救治白血病患者奉献爱心；万一哪个人先“走”了，活下来的清明节时要去坟头祭奠，并代对方照顾好父母。两人分手时，还双双跪在夕阳的余晖里，邀苍天做证。

陈霞逐渐恢复了健康，可是新华却一病不起，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匆匆地走完了生命的历程。此前，他曾给陈霞写过一封长信，信里讲了一个“鱼鸟之恋”的童话：“……虽然鱼无法离开水面而同鸟一起飞翔，但鸟飞过的影子是鱼活下去的理由；鱼希望鸟越飞越高，只祈求鸟还记得在静静的湖底有一条濒临死亡的鱼在为它祝福。鱼希望鸟能再次飞过湖面，或作短暂的停留，鱼会在湖底睁大眼睛，流下眼泪，而鸟却永远不会知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令人不堪卒读。其实，活着的人更不轻松，她要以病弱之躯同时承受双倍的痛苦，续写那凄绝哀艳的爱情遗篇。

听着这个真实的故事，我把目光投向一碧如洗的晴空和静静的溱湖，上下搜寻那一对鹣鲽相亲的精灵的幻影。我相信，他们此刻不会离我们很远。

哀婉中，我写下了五首咏怀绝句：

烟花三月下溱潼，怅对山茶浴晚风。

枝上华心上血，千年无改尚猩红。

痴蝶娇花未了情，萦心爱恋起无明。

凄清难忘溱潼景，一曲悲歌逐浪生。

为生为死两由之，阔海高天任骋驰。

鹣鲽幽怀何处见？垂杨尽日袅情丝。

天孙涕落雨如丝，银汉迢迢暗度迟。

千古鹊桥同一慨，两情难得久长时！

盈盈一水漫相思，牛女飞星会有时。

修到神仙还恋此，人间何苦笑情痴！

（2004年）

泸沽湖寻梦

一

夙愿终于得偿，近日与几位作家朋友结伴，畅游了泸沽湖。

我们从丽江出发，乘坐公共汽车，很早就上了路。但路况较差，烟尘弥漫，上坡下岭，曲曲弯弯，颠簸了五六个小时，才遥遥地望见左前方摊开一泓碧水，司机师傅说，那就是泸沽湖。“那么，格姆女神山呢？”师傅摆了摆手，意思是说不清楚。

又过了半个时辰，汽车戛然而止，原来前方横亘着一条大岭。师傅说，汽车要从一个豁口处穿出，俗称“钻洞”。怎么叫这个名字呢？我猜想，是就地形而言，路自天开，双峰对峙，岂不是钻洞一般！但有的文友解释：这是告诉来客，你已经过了门卡，从此不必严装盛服，道貌岸然；你可以放开手脚，作兴地游玩一番。但马上就有一位滇籍作家予以驳正：即便是有这层含义，也只限于游玩，绝不意味着任谁都可以随便“走婚”，充当“阿夏”。

这时，有的文友说了，尽管无缘成为“阿夏”，但旅行在外，放松放松，开开玩笑，当无大碍。记得过去看到过由鲁迅先生翻译的日本政论家鹤见祐辅的一段话：

旅行者，是解放；是求自由的人间性的奔腾。旅行者，是冒险；是追究未知之境的往古猎人时代的本能的复活。旅行者，是进步；是要从旧环境所拥抱的颓废气氛中脱出，人类的无意识的自己保存底努力。而且旅行者，是诗。一切的人，将在拘谨的世故中，秘藏胸底的罗曼底的情性，尽情发露出来的。这些种种的心情，就将我们送到山和海和湖的旁边去，赶到新的未知的都市去。日日迎送着异样的眼前的风物，弄着“旅愁”呀，“客愁”呀，“孤独”呀这些字眼，但其实是统统异样地幸福的。

按照“入乡问俗”的要求，旅伴们请这位滇籍作家就“走婚”的风俗作些介绍——

原来，世代生活在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至今仍保留着“男不婚，女不嫁，自愿结合，离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姻制度。在摩梭人看来，男女相爱，自由平等，这是至高无上的，感情在“走婚”中起着决定作用。就是说，他们的“走婚”，完全建立在彼此相互欣赏、双方全都自愿的基础之上。尽管这种“走婚”不受《婚姻法》的约束，但人们都恪守着民族固有传统，因而不会发生奸杀之类的违法事件。

作为“母系”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摩梭族“走婚”的成年男子（称为阿夏），同花房中的女子，经过约会，夜晚相聚，拂晓回归母家。这种“暮来晨去”的婚恋方式，同样承载着传宗接代、繁衍后裔的义务，但与其他民族夫妇长年生活在一起迥然有异。子女由女方家庭抚养，姓氏随从母亲，当然，父亲对自己的子女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相比较而言，男人爱姐妹的子女要胜过爱自己的子女，他们认为，姐妹与自己是同胞，属于骨肉深情；而父子之间只是血缘关系。血缘可换，骨肉难分。

二

晚上入住“湖畔摩梭人家”。这是一座四合院，楼高三层，客人住在北楼、南楼的正房，主人曹姓，住在西厢，东面是仓库、杂屋以及厕所。

吃过晚饭，登楼远眺，望得见后面几栋楼舍，闪着昏暗的灯火，似乎隐含着点点神秘。想象着有些家庭中的成年男子已经出去了，而对方的知心人，正在家中静静地等候着心中的“白马王子”。据说，小伙子们“走婚”时，有“三件宝”必不可少：帽子用来挂在门上，表示这家已经有人了；刀是用来拨门的；还有狗食，是用来同狗狗拉关系的，让它给予关照，不要乱叫。

楼前的广场上，正响震着砰砰的鼓点，伴着欢快的歌声，来自全国各地、穿着不同服装的男女青年，正在热情投入地跳舞、对歌。细听下去，原来，除了共同合唱当地流行的摩梭民歌，广东青年唱的是客家民歌《绣荷包》；云南青年唱着《康定民歌》；还有不知来自哪里的唱的是藏族民歌《白塔》，有的唱《在北京的金山上》。但最令我动情的，还是女高音唱的《泸沽寻梦》。曲调悠扬婉转，歌词也十分优美：

梦里

一碗青稞酒接过

辗转欲寻梦外的篝火

听不真切

此刻

你是因谁而歌

行囊不多

只为解惑

船家停泊靠岸那一刻

仿佛前世江湖我来过

白裙红衣的姑娘

桥上婀娜

这一方风土名曰摩梭

日出而作

岁月如梭

那传说本不属于我

……

世上原有许多因果

都来不及一一道破

我应是

泸沽烟水里的过客

孑然弹铗

划天地开阖

邂逅过的

梦醒之余

却忘了该如何洒脱

三

早饭过后，便到湖上出游。我发现这一天游客特别多，便问为我们划船的姑娘小马：“在你看来，这么多的游人，好不好？”

她说：“也好也不好。收入多了，腰包鼓了，这是好；但是，带来了各种疾病——这里过去根本没发生过传染病，现在不行了，外面有的这里全都有。”

“有那么严重吗？”我问。

“有一种说法，”同行的一位作家接上说，“当年哥伦布在征服世界过程中，历经了千辛万苦，最后于1493年把梅毒带回到欧洲大陆，贻祸无穷。直到1943年成功地运用青霉素治疗为止，这种说不得、听不得、问不得、治不得的痼疾，足足折腾了欧洲大陆四百五十年。到了20世纪初，竟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欧洲人患上了梅毒。”

这终究是鲜见的特例。但一些常见的传染性病毒传播进来确是事实。其实，何止是带来了疾病，丧失了往昔的健康环境；潮涌的人流，刺耳的喧嚣，也惊扰了这里的古老而质朴的酣梦，使千百年安宁、静谧的古朴生活宣告中止。像一块巨石投进映着天光鸟影、波澜不兴的宁静的湖泊中，激起了重重波浪。但愿此间不要过早告别那真淳而特异的生活方式。

游客中文化人不少，有的吟诗，有的作画，他们都想把这世外桃源，永久地刻进记忆中去。当然，意义恐怕并不止此。一位女作家告诉我，过去文化人来，是寻求安定、恬静、素朴，一句话：诗意人生；现在人们来此，更看重的是这里的高度自由的婚恋方式，具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也可以说是“诗意婚恋”。人们向往这里的自由、和谐而充满“罗曼谛克”的婚恋方式和两性生活。她说，你看，这里的女性风姿绰约，无忧无虑，多么令人神往！由于男欢女爱，生下的子女也聪明、活泼、美丽；家庭生活自然也就和谐、幸福。

就是说，人们之所以纷纷寻访泸沽湖，不单是因为这里的风光绮丽，景色清明，也不单是因为这里有什么神秘的风情、特异的民俗，而主要的是体现一种向往、一种追求，人们向往与追求那种自由而和谐的婚姻制度，具有充分选择余地的近乎理想的两性生活。

已经实现的可能是唯一的，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却是无限的。陶渊明的高明，在于他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避逃无地的乱世，以美妙的诗文为人们描绘一个“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理想化的田园。在这里，人们完全按照原生态的自然本色来生活：“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古朴、宁静、淳真、自然，处于未被人类智慧所开凿、礼法所雕琢、刀兵所蹂躏的混沌状态，且又和谐愉悦，丰衣足食。这样，诗人笔下的桃花源，不仅在当时，尔后千余年间，一直成为人们心中“理想国”的最大公约数。

诗本身就是为填补实有世界的空缺而存在的，以之写桃源、写幻梦，自然更是寄意于愿望的达成。它们共同的追求，都在于理想的现实化和现实的理想化。应该说，游人之向往泸沽湖，很大程度上是在寻觅理想的现实化的梦境，寻觅久已失落或者现实中未曾出现过的梦境，也就是企盼着像梦一样的愿望的达成。他们发现，这里由于长期与世隔绝，固然匮乏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追怀与历史记忆，但环境幽雅，水碧山青，白云成阵，泥土芳香，而且，不乏由情的花朵、爱的果实编织而成的现实风景，尽管客居只是暂时，最后总要离开、酣梦也终于会寤醒。不是有一句时髦的话：“只要曾经拥有”吗？其实，梦本身也是生活，它与现实的差异，不过是虚实、久暂而已。

（1999年初稿，2013年改定）

朵乐荷，朵乐荷

一

原根意义的“采风”，是搜集民间歌谣。这次中国作家采风团到凉山来，当然不只是撷采歌诗，主要还是访史问俗，亲炙这一神奇大地的沧桑巨变。但是，既然来到这素以“歌的海洋”艳称中外的八百里凉山，又不能不为遍地的山歌、情歌、酒歌、舞歌、婚嫁歌、祭祀歌、丧礼歌、节庆歌而忘情倾倒。

有人说，到了凉山，忘了吃，忘了喝，忘不了彝家姑娘一曲歌。

彝族民歌中数量最大的自然是情歌；其次，酒歌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人生酒歌”一般以敦勉、教诲为目的；还有一种“塘酒歌”，老人们坐在一起，通过歌唱，谈古论今，展示才智，这种酒歌多为鸿篇巨制，内容淹博，素有“歌母”之称。

据熟谙声乐艺术的朋友讲，彝家唱歌发声的方法很科学，很考究。他们善于使口腔、喉腔、胸腔和鼻腔巧妙、自然地加以配合，达到音域广、吐气长，音量宽阔，即使数十拍的长乐句也能一气呵成。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西汉时期，司马相如就在《子虚赋》中记载了彝族先民的“颠歌”。唐人樊绰所著《蛮书》中，也有关于彝族男女吹笙、跳歌的描述。

古籍记载，这里的男女老少皆擅弦歌，转喉开口，一唱百和，举凡爱恋、婚嫁、喜庆、悲戚、放牧、农作、狩猎、行役，无不以歌讴抒怀达意。他们把弦歌看作是彝家心声自然流露的情感通道，又当成反映人情世态、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们自豪地说，彝家的史书，记在弦歌之中。

彝家女儿长成大姑娘了，一般都随身携带一种用竹片或钢片制成的口弦，演奏时，将口弦置于唇间，左手握住弦柄，右手轻轻地拨动篾尖，或吹或吸，发出柔和、婉转的清音，借以表达复杂、细腻的情感。这美妙的音乐所洋溢的万种柔情，会使热恋中的小伙子如登春台，如饮醇醪。有一首民歌是这样描述的：

假如阿妹子的脸皮薄如纸，

悠悠的响篾能替你递话传情。

它是采集爱情鲜花的蜜蜂，

从这颗心钻进另一颗心。

假如阿妹子被苦闷缠住了身，

悠悠响篾能吹散胸中的阴云。

它是寻求友谊的金丝银线，

把两颗心织作一颗心。

彝家儿女历来有以歌传情、以歌代言的习尚，触事为歌，随口而唱。赛歌会上，男女青年初识乍见，交浅言深，有些耐口，往往以歌声“投石探路”，曲折传情。

这边，小伙子唱道：

唱支山歌给妹听，

看妹格是痴情人。

点灯还要双灯草，

有情小妹来接音。

那边，有时姑娘看不中对方，便用歌声加以婉言谢绝：

妹是一杯酒，苦荞子酿成。

闻着味不香，喝着味不醇。

阿哥是上品，另找可心人。

凉山彝家以真诚质朴、热情好客闻名于世。每当我们踏入彝寨，都会遇到人们主动地问询：“曲博，卡波？”意思是：朋友，你去哪里？你只要说出准备拜访的人家，他们便会热情地前趋指路，甚至一直陪送到那一家。

有时，我们没经事先联系，随意走进哪个彝家，男女主人也总是很有礼貌迎迓接待，决不会冷落了这种不速之客。里巷徜徉，随时都能听到彝家的暖人情怀的祝酒歌：

远方的朋友，来哟，来哟！

珍贵的客人，来哟，来哟！

请喝一杯彝家祝福的酒，丰收的酒哟！

彝家的心像篝火一样红，金子一样真哟！

请喝下这珍贵的酒啊，接受彝家的一片深情哟！

客人登门，酒是必备的，往往客人一就座，主人便立即递过来一杯酒，然后边叙边饮，以酒代茶，一直喝到客人起身告辞。彝家待客慷慨大方，他们有句俗话：“一斗米不吃十天，难以度年；十斗米不做一顿，无法待客。”

著名的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四十年间三上凉山，对于彝家的这种盛情待客，有更深的体会。一次，他到昭觉县的甲甲阿吉家串门，因为这里地处平坝，为了让家中的羊避暑，主人事先把羊寄放到山上的亲戚家里。现在来了客人，一时无羊可捉，没有肉食款待，主人感到很难堪，便一连气杀了四只鸡来下酒，还再三地表示过意不去。

还有一次，在尔吉久布家，见客人来到，主人当场就花二百元钱，买下了一头牛来，准备宰杀。林先生一看这种情势，赶忙登车告别，如同逃跑一般。虽然心知这样做会使主人不悦，但无论如何，也不忍心让他无端作如此大的破费。

彝家认为，善是立身处世的根本。他们说，步子直才能走得快，心肠好才能交朋友。存善心，行善事，既可以造福自己，又可以荫庇子孙。广泛流传在民间的大量故事传说，都宣扬了这类思想。长期的生产力低下，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艰难，加上天灾人祸频仍，使他们养成了合群互助、团结齐心、扶弱抑强的风尚。

二

这次，作家采风团来到凉山彝寨，热情好客的主人更是早早地欢聚村头，置酒接风。一队靓装丽服、美目流盼的彝族姑娘，手里擎着酒杯，高歌侑酒。我以素无饮酒习惯为辞，姑娘们便齐声唱着：

大表哥，你要喝。

你能喝也得喝，

不能喝也得喝，

谁让你是我的大表哥！

喝呀，喝！我的大表哥！

在这种情殷意切的态势下，别说是浓香四溢的美酒，即使是椒汁胆液，苦药酸汤，也不能不倾杯而尽。

在接风席上，彝族姑娘们表演了一个《喜背新娘》的歌舞节目。

寨子里的姐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把阿呷姑娘围在木屋中央，和着歌声、笑声，为她将红白相间的童裙换成中段为黑蓝两色的少女长裙；将独辫分成双辫，盘在花头帕上。——阿呷姑娘就要出嫁了。女伴们的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惹打》嫁歌还没有落音，外面的迎亲队伍已经进来了。

啊，原来，散文作家吴先生竟“混”在迎亲客里面，而且是“喜背新娘”的角色。真是再适合不过了，大家齐声道“好”，一致赞扬导演的眼力。只见姑娘们七手八脚，瞬间就用锅烟灰把我们的“江南才子”打成了花脸，引得全场哄然大笑起来。吴才子灵巧机智，趁着慌乱、喧哗，背起新娘阿呷就走，把全场歌舞腾欢推上了高潮。

在凉山彝家婚礼的实际生活中，不管去往男家的路是远是近，新娘都得由人背着，有的地方也可骑马。因为新娘的双脚是不能沾地的，这祖辈传留的规矩，谁也不能违背。彝族谚语说：“不抢不背身不贵，背去的媳妇赛千金。”

背新娘颇有讲究，一般由新郎胞弟或堂弟担任。要求背上的新娘要侧身、曲膝，双手搁放胸前；背新娘者不得用绳带捆系，只能双手托住新娘弯曲的小腿。如果路程遥远，需要在途中过夜，新娘亦不能进入迎亲队伍借宿的人家，只能在户外由人们轮流守护着，静待天明。

锅烟抹脸的习俗由来已久。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考据资料看，黑色在原始民众的观念中，往往具有某种神性的意义。在人的身体上特别是脸面上涂黑，是一种带神秘色彩的巫术礼仪，有驱邪、祈福、禳吉的意图。

在西羌故地天水一带，有在公爹脸上抹锅烟子以祝福纳吉的婚俗。远处东北、北部边疆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都有“抹黑日”或“抹黑节”，时间是正月十六——诸神归天、人间新生活开始这一天。早起后，老人给尚未起床的儿孙脑门上抹一点锅灰，把这作为一种佑护生灵的节庆礼仪。这在许多民族中都是共通的。

当然，时至今日，除了局部地区古风犹存，抹黑仍然保留着原始的祝福意义外，其他地方，中古以后，人们赋予色彩的情感发生了变化，黑色已经走向反面，成为贬义。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依我看来，“尚黑”可能与火的崇拜有关。锅底黑的魔力，根源于对火的信仰。因此，凡是有抹黑习俗的地方，同时也都存在对火神崇拜的习俗。自古就有“彝人敬火，汉人敬官”的俗谚。

在老辈的彝族群众心目中，火是圣物，它能够净化一切。年节祭品要一一在火上转三圈，或将一块石头烧过，经淬水冒出蒸气，再将祭品在上面绕过三圈，就可以除掉一切污浊。他们视火为神物，视锅庄、火塘为神之所在，严禁人畜践踏与跨越。猎人、牧人常用的引火绳，在家要挂在屋壁上方，用后只能用手压灭，而不许用唾沫淹灭。火是中心，哪里有了火，哪里便会围上一圈人，火成了凝聚人们的轴心。

这是一个爱火、敬火的民族，她的历史就是一条火的长河。一年一度的最隆重的节日——火把节，实际上，是彝家古老的祭火节。人类最初一代的文明，是被火的光焰照亮的。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关于火的崇拜、火的禁忌的习俗。然而，像我国西南藏缅语系的几个少数民族这样，把火的崇拜神圣化，并以节日形式固定下来，同预祝丰收相结合，却是不多见的。

关于火把节，当地流布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旱情十分严重，庄稼长得瘦弱不堪。可是，天神仍然派出差役，下界催租逼债。人们苦苦求饶，还是颗粒不留，统统收走。这激怒了英雄惹地豪星，决心把这个恶差除掉。结果在六月二十四这天，在比赛摔跤时，把他摔死了。正当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天神发出命令，要放出天虫，毁灭所有庄稼。说时迟，那时快，转眼之间遮天蔽日的天虫便把一片片庄稼吞噬净尽。豪星看了心痛如焚，忽然情急生智，想起了应该借助火神威力来扑杀害虫，保护庄稼。于是，动员男女老幼采来蒿秆扎成火把，满山遍野燃烧起来，经过九天九夜的激战，终于消灭了天虫，保住了即将收获的庄稼。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为民除害的英雄，也为了祈祷丰收，年年都点燃火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火把节。

但是，书伦修撰的《西昌县志》记载的火把节起源，却是一个哀惋动人的故事：

唐代开元年间，云南有六诏，其中的南诏想要并吞另外五诏，在六月二十四这天，召集五诏首领宴饮于松明楼。五诏中的邓出行前，妻子慈善看出其中的阴谋，力阻夫君前往，不听，便含悲饮泣，将一个铁镯戴在丈夫的手腕上。宴会间，松明楼火起，五诏其他首领均葬身火海，骸骨难以辨认，唯独邓因腕上戴有铁镯，被部下认出运回。

南诏王惊羡慈善的才慧，欲以重金聘之。慈善以夫死未葬为辞。既葬，她便率兵据城自守，南诏攻了三个月也没有攻下。后来弹尽粮绝，夫人盛服端坐，饥饿而死。百姓为了纪念她，每年到六月二十四这天，便燃起火把，并用以照田祈年。后人有诗云：

赴宴先知去不回，柴楼烟冷尚余哀。

而今火树沿成俗，忍使冰心化作灰！

慧心早卜去难回，赠到金钏隐自哀。

千古人犹照亮节，吞来六诏已成灰。

关于火把节的来源，此外还有十几种说法。就广大民众的意愿来说，当然更倾向于第一种，因而流传得也最广泛。

三

这次作家采风活动的核心内容，就是参加农历六月二十四的凉山彝族火把节。吃过早饭，大家就乘车来到普格县五道箐乡拖木沟的一处非常开阔的草坪，四周天然隆起，形似看台，上上下下已经坐满了人群，据说达三万多人。

彝家有一句谚语：过年是嘴巴的节日，火把节是眼睛的节日。意思是，过年讲究吃好喝好，而火把节讲究的是穿戴打扮，好玩耐看。放眼望去，尽是姑娘们的七彩裙、花头帕、绣花坎肩和小伙子们的白披毡、蓝披毡、花腰带，好像一个硕大无朋的五彩花环罩在青苍的碧野上。

最先出场表演的是彝家女儿，她们打着黄油伞，相互牵着三角彩巾，围成一个又一个圆圈，唱起了优美动人的“朵乐荷”。歌声美，舞步轻，织成了一条情韵绵绵的女儿河，又好似一朵朵太阳花在蓝天下缓缓滚动。

同来的诗人们看了，热情洋溢地赞颂说，彝家姑娘穿的是不用文字记载的神话，绣的是民族创世纪的史诗和悲欢离合的故事，她们用彩色丝线编织着似水柔情，倾注着对美好事物的憧憬。

最能充分展示这种美的姿彩的，是已有千年历史的选美活动。选美，既看姑娘们的身材容貌，穿着打扮，又要看她们的仪态风采，还要看平时的道德品行，包括对待父母长辈的表现。评委们都是山寨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一整天在过节人群中寻觅、拣选，反复比较、协商，评判意见颇具权威性，没有人会怀疑、指责。每次火把节每个场地只选三名，一旦评出，便成为姑娘们心仪的目标，小伙子心中的偶像。哪家出了美女，哪家的瓦板房四周，晚间便口弦声不断，清晨背水路上的脚印最多。

当男人们湮没在几乎清一色的汉装或西装的洪流中，凉山的彝家妇女却以多彩多姿的服饰显示着迷人的个性和鲜明的特色。同样是女性，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汉族妇女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话就是放肆”，连起码的社交自由也没有，更谈不到在公众场合轻歌曼舞，以女性特有的方式展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甚至在戏剧中，女性角色都要由男人反串。相形之下，彝家女儿却是开放得多，可说是置身于一个无拘无管的世界。

过去我总以为，处于比较封闭、落后状态下的民族，必然追求与向往一种平衡、和谐、安定的结构与心态，只有到了人类活动趣向多元、内容多变、节奏加快的生活阶段，亦即进入现代，人的精神的基本倾向才会寻求强度的刺激，激烈的变换和更大程度的紧张。可是，来到凉山之后，却发现这里的精神生活，更适应那种刺激、动荡、紧张的现代生活方式。这从场上观众对于摔跤、赛马、斗牛、斗羊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兴致勃勃、全神贯注，便可以看得出来。

它说明，广大彝族地区较之追求宁静、安适，执着于繁文缛节，以农业文明为主的汉族地区，更具活力，更为开放，“生命之光”发射得更充分。这也许由于彝族地区长久以来，生产、生活的流动性大，获取生活资料艰难，自然条件恶劣等情况，促成了其生命力旺盛，神经系统一直保持较高的激活与兴奋水平。

天色暗了下来，我们在街前广场上，点燃起干蒿扎成的火把，排成长长的队伍，高声唱着火把节祝歌，走向田野，走向山冈。于是，漫山遍野都响起了：

朵乐荷，朵乐荷，

烧死猪羊牛马瘟，

烧死吃庄稼的害虫，

烧那穿不暖的鬼，

烧那吃不饱的魔，

朵乐荷，朵乐荷！

由于火把节适值盛夏，田里秧苗正处于旺盛的生长期，也正是各种危害庄稼的昆虫繁殖的高峰期。当火把在四野燃起，那些害虫便迅速攒聚趋光，一齐葬身火海，所以确有除害保苗的实效。

时间已到深夜，登高四望，但见漫山遍野，到处都有金龙飞舞，起伏游动，浩荡奔腾，人们仿佛置身于火的世界。城市里也同时施放礼花，把光明送到天上，让暗淡的长天也大放异彩。古人有诗云：

云披红日恰含山，列炬参差竞往还。

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下人间。

可说是真实而确切的写照。

山在燃烧，水在燃烧，天空在燃烧。与此相应和，人们的情绪也在燃烧，激扬、纵放，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面对着星河火海，我也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高声朗诵起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中的诗句：

我们生动，我们自由，

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一切的一，悠久。

一的一切，悠久。

……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火把节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反规范、非理性的狂欢精神。这显然带有原始的万民狂欢的基因，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从更广泛的集体心理来说，人们都愿意借助这个节日，营造一种规模盛大的、自己也参与其中的欢乐氛围，使身心放松、亢奋，一反平日那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秩序，而同时又不被他人认为是出格离谱、荡检逾闲。

正当我们交口称赞这次盛会的堂皇富丽时，彝族诗人马德清却指了指采风团中的年轻诗人吉狄马加，说：要讲火把节，正宗的并不在此，而是在吉拉布拖——吉狄马加的故乡，那里是火把节的真正故乡。只有到过布拖，才能叹为观止。一番话，使作家们对布拖充满了神奇的向往，后悔这次没能赶到那里去参加火把节。

我笑着接上他的话头，说，踏不上的泥土，总被认为是最香甜的，也不妨在意念中留下一方充满期待与怀想的天地，付诸余生梦想。也许，德清先生施展的是关云长的故智：当关王爷刀斩颜良，力解白马之围以后，曹操赞曰：“将军真神人也！”关公却说：“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曹操听了，自是惊羡万般，向往不置。这叫深一层表现法。其实，并不见得张飞就比关公更胜一筹。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说笑。有的说，英雄无悔，狡猾的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四

世界上，哪个民族没有诗呢？

维柯说过，在所有民族的历史上，诗是最初的或最原始的表态方式。

海德格尔也说：“诗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语言，因此，诗是人类对宇宙和自身之悟解的最早开端。”

但我敢说，要找一个像彝家那样全民族都迷恋诗歌，沉浸在写诗、诵诗、用诗的巨大热忱里，形成一种独特而鲜明的民族特征，走遍天涯也不容易。

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就记述了彝族“论议好比喻物”，喜欢以诗的手法和格言、谣谚来表述社会生活、抒发思想感情。凉山有着丰厚的文学积淀，到处都是诗的沃土。古老的历史，绚烂的文明，美妙的大自然，以及那些难剪难理的爱爱仇仇，统统以诗的形式载诸彝文古籍，流布于人们的口头。

广泛流传于大小凉山的著名史诗《勒俄特依》、训世诗《玛木特依》、叙事长诗《阿莫尼惹》、抒情长诗《阿冉妞》与云南的《梅葛》、《阿诗玛》、贵州的《恩布散额》，构筑成彝族民间文学的宏大殿堂。

在凉山，与诗歌堪称文学“双璧”的是遮天盖地的神话、传说。不管是历史的、传奇的神话，还是诠释某种现象、事件、名称的起源的解释性、推源性神话，都是通过“遗传”方式从远古保存下来，都体现了彝族文化传统的底蕴，反映着民族的经验与愿望。

这些神话、传说既是古代彝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以说是它的丰厚的土壤。尽管这些神话、传说反映着原始人思维的前逻辑的、主客体不分的稚拙的特点，如同《山海经》、《淮南子》中所保存的神话一样，情节简单、象征性单一，尚未形成一个种族的完整体系，但是，它们确曾启发了彝家各个时代无数画家、雕塑家、诗人的灵感。

如同希腊神话中反映了群婚制、母权制、血亲复仇、父权同母权的斗争等许多人类遗迹一样，彝族神话中也保存了大量神话化了的亦虚亦实的史迹。它们当然不即等于历史，但往往在虚构的外衣下包藏着真实的内容。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在神话和传说中，我们可以听到从事驯服动物、发现药草、发明劳动工具这些远古的回声。”

其形式，大量表现为口述流传。中文的“古”字，就是十口相传之意。通过这些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可以向远古追溯传统的源流，探索其更悠久、更超自然的原始形态，读出人类生活史的第一页。这对于文字历史记载较少，也不甚完整的民族来说，尤其重要。

像渴望着一切文明、幸福一样，早在远古时代，人类的先民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腾身天界，遨游太空。——域外的关于法厄同的神话，关于罗达斯及其儿子伊卡洛斯的神话，中国的嫦娥奔月的传说，都反映了这一点。

几千年的想望，今天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经过无尽沧桑，今天终于面对崭新的世界，高扬起火箭的旗帜，在空间高科技领域实现了辉煌的跨越。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地发射了二十多颗实用地球同步卫星，使西昌成为人类飞向太空的港口，蜚声宇内的中国航天城。

几天来，采风团参观了坝高近百米、工程浩巨的大桥水库，雅安到攀枝花的高速公路和飞机播种营造的百万亩林区，这天午后，我们又在航天城实地参观了法国宇宙公司制造的“鑫诺”一号通信卫星的成功发射过程。伴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火箭腾空而起，熊熊烈焰映红了半面天宇，划出一道人类征服太空的经天轨迹。

面对高科技的伟大成果，面对这些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人间奇迹，我蓦然想到马克思的名言：“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如同成年人常常喜欢回顾童年时期的梦幻追寻，尽管这种梦寻是极为幼稚与虚幻的，心头却依然不免充满了无尽的温馨与眷恋；人们在以满腔热情欢呼着、切盼着这些神话消逝的同时，对于远古先民那种粗粝而幼稚的神话梦寻，又总会充溢着崇敬与向往之情。

当然，那种神话与传统杂陈，不见科学真面，蒙蒙然处于扑朔迷离的雾霭之中的混沌状态，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凉山，这块风物宜人却又深藏固闭，资源富集却又相对贫穷落后的地方，如今正在发生神奇的变化，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调整。

显然，现代文化科技事业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定会与固有的民族传统发生激烈的撞击。摆在彝家儿女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以足够的思想准备，主动地调适自己的社会文化系统，以防止可能产生的某些消极后果。我们欣慰地看到彝族诗人倮伍拉且的诗句：

沉重地滚动

挤压我们身躯

坚硬如铁

粉碎灵魂的硬壳

飘逝的时光

一页页翻开

从以往翻到现在

我们拥有足够的经验

接纳必然的明天

（1999年）

凉山访古

一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古称邛都。这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早有记载。

原来，司马相如对于开发祖国西南边疆，促进这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原腹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可是，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才华盖世、辞赋出色当行的文学大家，又是一个“忒煞情多”的风流种子。他曾偕同美女卓文君私奔，家贫，文君当垆卖酒，相如着犊鼻裤涤器于市，传为千古风流韵事。他还替那位被打入冷宫的陈皇后写过一篇《长门赋》，希望引起汉武帝重念旧情，回心转意。为此，作赋人得到了百斤黄金的酬报。寥寥千余字，却换来这么多的金子，这个“润笔”可不算低了，只是，那篇赋却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们且把时光拉回到公元前130年（西汉元光五年）。当时，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夜郎（今贵州西部一带）。这是僻处西南边疆的一个部族，四周高山环绕，与中原素无来往。部族首领竹多同从来没有到过其他地方，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以为夜郎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当下便问唐蒙：“你们汉朝，有我们夜郎大吗？”从此留下了“夜郎自大”的话柄。及至他们见到唐蒙带来的丰盛礼品，才大开了眼界。唐蒙乘便宣传了汉朝的地大物博，文明强盛，使夜郎及其附近的诸多部落深感向慕，表示愿意归附。

签订了盟约之后，唐蒙返回长安，向武帝报告了结交夜郎等部族的经过。武帝便把这些地方改为犍为郡，并指令唐蒙负责修筑一条通往这些地方的大路和栈道。为此，唐蒙在巴蜀地区大肆征集人力。由于工程浩大而且艰巨，士兵和民夫死伤了不少，一时谣言四起，蜀郡民众纷纷出逃避难。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便派遣以《子虚》、《上林》两赋受到赏识的司马相如为特使，前往安抚百姓，纠正唐蒙的阙失。

司马相如入蜀后，写了一篇《喻巴蜀檄》，讲明朝廷沟通“西南夷”和筑路的意义，说这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为了解决“道里辽远，山川阻深”的困难。而唐蒙的一些做法，“皆非陛下之意”，希望各地仰体圣衷，免除惊恐。司马相如是个有心人，在妥善处理这起案件，圆满完成出使任务的同时，顺便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及其与内地的关系，做了比较详尽的调查。

夜郎的归附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邛都、笮都（今四川西昌及雅安、汉源一带）的一些部落也都想比照夜郎的待遇归附称臣。当时，对于“沟通西南夷”是否必要，朝中一班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汉武帝首先征询了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邛、笮等地和蜀郡（今成都）相去不远，道路也不难打通。那里，秦代曾置为郡县，到本朝建国时才罢除。现在，若能再度与之沟通，进而设郡置县，其价值是远胜“南夷”诸国的。汉武帝听了，深以为然，便拜封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委之以全权处理有关“西南夷”事务的使节重任。

司马相如带着一批助手，很快地来到今四川西部、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与当时的邛、笮、冉、骁、斯榆等部落，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各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都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而撤去了旧时的边关，西边以沫水、若水为界，南边扩大到牂牁，打通了零关道，修筑了孙水桥。“还报天子，天子大悦。”紧接着，汉朝就在这里设置了十几个县，全部隶属蜀郡。

相如出发前，曾针对蜀地父老和某些朝廷大臣反对开通西南边疆的意见，写过一篇《难蜀父老》的辩难文字，假托有二十七名荐绅、耆老对“通西南夷”提出责难，从而引出作者的正面阐释与答辩。文中阐明了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同时，对外宣扬了西汉王朝的偃甲兵、息诛伐、德泽广被、教民化俗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大、小凉山一带即已划入中央政府的辖区，此间住着彝（当时称“夷”）、汉、藏等许多少数民族，此其一；其二，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的策略是“羁縻勿绝”，即只在牵制而并非灭绝；其三，凉山地区处于西南边疆的要冲，自古就形成了“邛通则路通，邛阻则路阻”的局面。

因此，打通凉山，历朝历代都受到官府和民间的重视。其地与蜀郡的沟通，尽管官方往来“至汉兴而罢”，但民间商贾贸易始终未曾隔断，并不是“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先后开通的邛笮道、牦牛道、清溪道、西川道等，尽管称谓不同，但其为横跨大、小凉山的通道则无异。它们北接巴蜀，南连滇越，最后全部汇入古代有“南方丝路”之誉的“蜀身毒道”。

说到南方丝绸之路，人们会联想到那条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西北丝绸之路；记起那位与司马相如同时代的“凿空”西域、开拓中西交通的先驱者张骞。

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曾两次出使西域，以其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为加强我国各民族的联系，促进民族间的融合，扩大中外友好往来，经略西部疆域，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他还曾为开发祖国西南边疆，特别是疏通南方丝绸之路做过贡献这一点，知道的恐怕就不是很多的了。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后，于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曾对汉武帝讲，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一带）见到过蜀地生产的麻布和邛都之竹所作的手杖，询其来路，据云乃当地商人从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一带）采购的。大夏国位居中国西南，距离约一万二千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此间既然有蜀地产物，推想自“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路程一定不会太远。鉴于西域一路险阻颇多，建议打通从巴蜀经“西南夷”地区直通身毒、大夏的通道。

汉武帝当即采纳了这个意见。派遣使官十余人，带着财物，分四路深入蜀西南地区，探寻通往身毒的道路。可惜，多次派出的使者，均在现今的云南大理一带受阻，最后无功而还。

继张骞之后，杰出的军事家班超先后在西域奋斗三十一载，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无独有偶，与两位军事家开发西域相对应，经略西南边疆的，竟是两位杰出的文学家。踵步司马相如后尘，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汉武帝侍从官身份，奉命出使邛、笮、昆明等地，既建立了事功，又掌握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大量资料，为日后撰写《西南夷列传》创造了条件。

看来，武将和文人不仅功业迥然不同，而且，“鸿爪留痕”也大相歧异。也许真的应了“千秋定国赖戎衣”这句话，西域沟通之后，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在西域得到广泛推广，丝绸、漆器等大量手工业品源源流入西域；同时，西域的葡萄、苜蓿、胡萝卜以及骆驼、良马等物种也传入内地，尤其是那里的音乐、舞蹈，对汉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相比之下，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及其与内地的联系就差得太远了。由于交通阻塞，那里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其封闭状态。结果，在西北丝绸之路上，张骞有碑，班超有城，青史标名，万人仰颂。可是，在西南地区却没有见到过“两司马”的任何遗迹。当然，他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语），又是张骞、班超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就是“英雄儿女各千秋”吧！

三

中国作家采风团一行，这次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许多人都是首途，因此，稍事休息，便集聚在一张四川省地图的前面，听当地一位彝族文友介绍有关情况。这位文友指着地图西南部一片广阔的地域，说，凉山是全国最大最集中的彝族聚居区，与西藏有些相似，是一片神奇古老、峻丽多姿，承载着无数自然与人文奥秘的土地。

这里，地处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北部、东部和南部为水深流急的大渡河、金沙江迂回环绕，境内有小相岭、碧鸡山、黄茅埂纵横盘错，其间高山耸峙，河川割裂，峡谷幽深，地形陡峭，加上旧时代彝族“家支”势力的割据，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禁锢、封锁，使整个凉山地区与外界的交往受到重重阻隔，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有一首民谣记述了这种封闭、隔绝的实况：

上山入云间，下山到河边。

山前能对话，相见走一天。

大诗人李白曾经苦吟：“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旧日的凉山，道路之难行，在蜀道中又是数一数二的。过去奴隶娃子被抓进凉山去，叫作“青蛙掉进井里”，永世没有逃出之日。有的地方耕牛无法进去，只好背运牛犊进山养大，以解决耕作之需。由于交通阻塞，致使日用消费品奇缺，老阿妈买一枚缝衣针要从鸡窝中摸出十个鸡蛋来交换，而猎手们鸡蛋大的一块麝香也只能换回一斤白酒。

封闭当然是坏事，但对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在举世进入现代文明时代，又苦于“文明病”折磨、困扰的时候，凉山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方净土，托出了一块充满着迷人景色、绮丽风光的胜地，保留了人类最古朴、最浓烈、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

这里，有四川最大的淡水湖邛海，《马可·波罗游记》中称它为珍珠湖。作者记述说：“湖中珍珠无数”，“然大汗不许人采取”，否则，“珠价将贱，而不为人所贵矣”。

“清风、雅雨、西昌月”，为川西南三大景观，其中的“邛池夜月”，天下驰名，因而，西昌获得了“月城”的美称。原来，这里地处横断山脉西缘，海拔高而纬度低，四面青山环绕，中部是安宁河平原地带，属于干湿交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风轻云淡，晴好天气极多，加上山林和湖水对大气层的过滤，使这里的月光分外皎洁。古人有诗赞曰：

天空临皓月，海上最分明。

境过银河界，人来水廓城。

在“月亮的女儿”青铜雕塑下面，彝族金融家、诗人阿卓哈布给我们讲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大凉山领扎洛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一个心灵手巧的彝家姑娘，名叫兹莫领扎。她放牧的牛羊长得又肥又壮，她种的荞麦年年获得丰收，她唱的歌声传遍了天涯海角，她织的羊毛披毡上现出一个逼真的世界：她织上了花，花儿招来蝴蝶；织上了蜜蜂，蜜蜂引来布谷；织上了贝母鸡，贝母鸡会请来公山羊；织上了神龙鹰，神龙鹰便驮来一个绚丽的春天。

月宫仙女听到这个信息后，便派出七彩云霞去寻访，想要请兹莫领扎来教她织披毡。先是派乌云，找遍了大小山沟，没见踪影；又派出黄云、绿云、蓝云，找遍了山林、草坡和村庄，还是没有找到；最后派出眼明心亮的白云，才在领扎洛山的古松下找到了，兹莫领扎姑娘正在织美丽的披毡。于是，她踩着七色云霞搭成的虹桥来到了桂殿仙宫，朝朝暮暮教月宫仙子织披毡、弹月琴……

西昌城南三十公里外有一座螺髻山，海拔四千三百多米，为二百五十万年前第四纪古冰川运动的遗世杰作，保存有完整清晰的大型冰川刻槽，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和旅游观赏价值。山上“烟中鬓髻，尚觉模糊，雨际青螺，偏多秀媚”。自古即有“十二佛洞、十八顶、二十五坪、三十二天池、一百单八景”，令人悠然神往。红、橙、黑、黄、酱、绿等各色海子点缀山中，传说是仙妃沐浴的地方，日月朗照，宛如熠熠闪光的一颗颗宝石镶嵌在白云深处。山中有许多特异景观，诸如冰化源泉、露零芳草、水磨奇石、烟飞林箐，均为世所称道。

怪不得明朝进士马忠良在游记中要说：“螺髻山开，峨眉山闭。”意思是，如果有朝一日，这里能够开发出来，那时，秀出西南、誉满寰中的峨眉山，就将大为逊色，只好悄然关闭了。

四

凉山地区的人文景观，更是独具特色，多彩多姿。神秘的原始宗教，五光十色的服饰，优美动人的舞蹈，以及“恒河沙数”的神话、故事、歌谣，都具有神奇的魅力和恒久的诱惑力。特别是人类最后一块母系社会的遗址泸沽湖，那里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东方“女儿国”和摩梭人奇特、浪漫的“阿肖”走婚风俗，吸引着五洲四海的万千游人和中外众多的作家、学者。

沪沽湖养育的摩梭女儿，个个美丽健壮，勤劳善良，情深似海。她们不奢求不属于自己的一切，不会做金钱、物欲、权势的奴隶。她们按照质朴的本性，遵循自己心灵的指引，无忧无虑地劳动、生活、爱恋着。在她们的头脑里，没有古圣先贤留下的礼教、清规，没有“所适非偶”的烦恼、忧伤。她们在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花房里编织着少女的梦，品啜着情真意挚的爱的琼浆。

当地文友介绍说，许许多多前来采风的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民俗学家，对于这里的婚姻生活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还写出了动人心弦的文艺作品，或者完成了专门的学术报告。听到这里，同行的一位学者神秘地问我：“你认为这里有什么道理？”我猜想，他一定会有一番妙论，便笑着说：“我愿洗耳恭听。”

他说，人们到一个地方游览，如同阅读文学作品一样，都会将自己的感受或者思索，不自觉地对象化——即化入到那种地域、那部作品的情境框架中去，设身处地，比较一番。也就是，在审美的返照中，完成对自身的观照、对比与衡量。有价值的地方风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感召力、生命力，就在于能够提供一种契合其文化心态，满足其欲望要求的“对象化的相关物”。具体说到沪沽湖的“走婚”形式上，其实，人们与其说是在看人家，不如说是在想自己—希望自己也有这样一种自由选择的条件。他们是在向往一种世外桃源，一种诗意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到这里来寻梦，寻找自己已经失落了的梦境，——梦是愿望的达成，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缺憾的一种补偿。尽管梦终归也要醒，但梦本身，难道不是一种生活吗？它和实际生活的区别，只在于虚实、长短而已。

我觉得，他说得很妙。

凉山彝族自治州所属的广大区域，是以彝族为主体，彝、汉、藏、回、蒙等十几个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奋斗，共同开发拓展出来的。

彝族在旧时史籍中称作“夷人”、“倮族”，而彝民自称为“诺苏”。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广大彝族民众的意愿，以鼎彝之“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多种学科的材料证明，彝族先民是以自西北而南下的古羌人部落为基础，在西南的川、滇交接带的金沙江两岸，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原住民部落而逐步形成的。凉山彝族的直系祖先，按照彝族民间普遍传说，则为古侯、曲涅两个原始部落，大约在西汉时期即由今云南昭通一带陆续迁入大、小凉山。自唐代以迄明清，黔西、滇东北的彝民又有过数次大规模的迁入。

这里的汉族居民大多数迁自内地，或为封建王朝屯垦戍边，或自发地到这里来落脚谋生，最早的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族群，他们以土地为核心，建造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

在漫长的岁月中，彝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并且，小心翼翼地接受其他民族一些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同时，以血缘家支联盟为依托，注意加强内部的凝聚力，抵御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是，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会接地带，又不能不受到来自北部和西部草原牧业文化的熏陶，东部巴蜀文化的哺育，以及东北部江汉流域稻田耕作文化的辐射，因而表现出多元、共生的特点。

大、小凉山是一个早已闻名于世的特殊的民族文化区域，是本世纪初以来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其原因，就在于此间虽然处在人口稠密、历史文化悠久的东亚中部的内陆，与素称“天府之国”的人文荟萃的成都平原近在咫尺，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情况复杂的地理、人文环境等因素，形成了相当特殊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样式，产生了一套以低需求适应低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

而建立在生产水平低下和地理环境分散、封闭的基础之上的血缘组织——“家支”，以及“家支”之间的械斗，又使财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统一的政权组织无由建立。这样一来，凉山的社会发展就只能在原地上打转，结果形成了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凉山奴隶社会的“两千年一贯制”。

如果说，中华民族就整体来讲，是带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镣铐，迈着沉重的脚步，叩开20世纪大门的；那么，凉山彝家则是背负着奴隶制的枷锁，从长夜漫漫的历史隧洞中缓慢地走出来，比之整个中华民族，其步履无疑是更为沉重、更加艰难的。

五

彝族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说，彝族和汉族本是居木武吾的两个儿子，彝族儿子名叫武吾格自，挽起蒿草做地界，住在高山上；汉族儿子武吾拉业，垒起石块做地界，住在湖水边。那时候，水牛、黄牛并着走，耕作时在一起，休息时各走各。那时候，彝人也说汉话，汉人也留彝髻，彝、汉兄弟亲如手足，共同为开发八百里凉山抛洒汗水。这动人的神话传说，反映了两族人民的亲密关系和美好愿望。

但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隔离的政策，不断地对彝区进行剿灭、征服；而凉山彝寨的奴隶主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转移斗争视线，又人为地制造民族矛盾，宣扬“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搭朋友”，彝、汉两族的冲突也是经常的，带来了无边的历史性灾难。

当然，这种冲突和对立，在我国两千年的彝、汉民族史上，毕竟只是一股支流；而主流则是两族劳动人民共同的生产劳动、抗暴御侮，并肩保卫、建设祖国的西南边疆。

《西昌县志》记载，辛亥革命前夜，西昌地方官府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知县章庆以推行新政为名，增加苛捐杂税。贫民割一背草，只售二三十文，要按十抽五；每碗茶原售三文，加厘捐后要售四文。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时，正值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出卖筑路利益给外国银行团，原籍西昌的同盟会会员王西平和刘次平、朱用平（世称“三平先生”），发动群众响应成都的“保路运动”，开展抗捐、抗粮和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得到当地民团的支持。

团总张耀堂联合了安宁河两岸五千多彝、汉民众，趁着西昌清军外调，城防空虚，杀进城来。他们以捕获所谓“暴民”名义，假装将几名群众捆绑起来，由民团押送入城，邀功请赏，从而顺利地叫开了城门，攻占了县署，揪出知县章庆，立即斩首。知府王典章迫于形势，伪装支持民众，以温言软语将民团和起义群众骗出城池，然后立即紧闭四门，暗地纠结各地武装星夜驰援，并勾结教会势力，向义军大举进攻。起义失败后，王、刘、张三位组织者，连同义军一千余人惨遭杀害。但彝、汉等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迄未停止，一直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我们发现，在古代汉族官员中，彝家似乎对诸葛亮有特殊的好感，漫步山乡，常常听到一些彝族老人称之为“孔明先生”。蜀汉建兴年间，南中诸郡（今云南、贵州西部和四川西南一带）相继发生叛乱，为了安定后方，以图中原，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出发前，曾任越嶲（辖今凉山一带）太守、熟悉南中情况的马谡相送数十里外，一再建言：“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早服南人之心，以收长治久安之效。”诸葛亮听了深以为然，南征中始终坚持这一战略方针。

阿卓哈布先生讲给我们说，当时，诸葛亮从成都出发，经过今宜宾的屏山、雷波的马湖，于卑水（今昭觉）与叛将高定决战，收复了越嶲郡；然后“五月渡沪（金沙江）”，在今云南曲靖一带俘获了孟获。为了使这位深为“夷、汉所服”的彝族英雄心悦诚服，真心归顺，孔明先生引他观看了汉兵的营阵，问道：“此军何如？”孟获说：“原本不知你们的虚实，所以打了败仗。今天看过营阵，觉得也不过如此。若是放我回去，整兵再战，我看，打败你们也不难。”诸葛亮果然把他放还。就这样，两军再战，七擒七纵。最后，孟获恳挚地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南中平定后，孟获升任蜀汉中央政权御史中丞，专司朝廷官吏监察工作。

当地群众传说，孟获当了“官上官”之后，刚正不阿。三个月里查出三十三个赃官劣吏和十三个贤臣良将。这天，他颇为得意地问询诸葛丞相：“我这监察御史干得如何？”没料到诸葛亮竟摇了摇头，说；“不怎么样。”因为知道赃官中就有诸葛亮的朋友，孟获心想：这可坏了事了。但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坚持建言：“朝廷必须赏罚严明，不能徇私舞弊。”诸葛亮拊掌大笑，说：“我说你‘干得不怎么样’，是因为你漏掉了一个贤臣。”孟获忙问：“是谁？”诸葛亮指着孟获说：“就是你呀！”孟获一听，当即笑弯了腰。

关于诸葛亮，还有一个“馒头祭江”的传说：蜀军与孟获交战，连战连捷，孟获只得渡过泸水逃回云南。蜀军欲乘木筏追击，不料，每到江心，就被波涛吞没。当地人告诉诸葛亮，必须用人头祭祷江神。这可难住了足智多谋的孔明先生。有的将领主张抓几个“蛮人”杀了祭江，诸葛亮坚决反对无故杀人，情急之下，便想出一个通融的办法。他找来厨师，让他们把牛羊肉剁成肉泥，然后用面粉把肉馅包上，做成人头模样，投入泸水祭江。这样，江涛便平静下来，蜀军顺利过去。

后来，当地人也跟着改变了这种陋俗，不再用人头祭江，改用这种代用品；渐渐地又推广到家庭的餐桌上，作为食用。由于它开始是代替“蛮人”之头的，所以称为“蛮头”，以后改为“馒头”。

凉山一带，诸葛亮遗迹甚多，现有四处“诸葛城”、三处“孔明寨”；据说现在的登相营、小相岭都与诸葛丞相曾率兵过此有关。云南嵩明县城郊还有一个高台遗址，传说是诸葛亮与孟获订盟结好的所在。也有一种说法，冕宁县彝海附近的孔明寨，即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场。

六

彝海是一个群山环绕中的淡水湖泊，在冕宁城北近五十公里处，坐落在海拔两千二百八十米的羊坪山上。阳光拂照下，清冽澄明、没有污染的湖水，四周倒映着层峦叠翠，现出浓淡不同的青青翠色。站在山顶上俯瞰，宛如一颗镶嵌在山峦中光华闪烁的绿宝石。湖边古木参差，虬根裸露，有的枝干横逸斜出，照影水上，状似蛟龙蟠曲，平添了几分苍茫而荒古的气氛。

湖的一侧是一片开阔的草地，漫坡布满了野花芳草，暖风晴日下，鸟鸣虫噪，蝶舞蜂喧，为荒古、静谧的湖山胜境平添了几许生意。

草坪前面不远处，便是气势恢宏的反映“彝海结盟”场面的群体雕塑，由刘伯承、聂荣臻、果基小叶丹和一位彝族群众四人组成。旁边，一座状似迎风招展的红旗的大理石碑，巍然屹立，望去使人永世缅怀中国工农红军冲风搏浪、浩荡前行的英雄气概。

六十多年前，红军长征途中通过彝族聚居区时，刘伯承与果基小叶丹在这里歃血为盟，结为兄弟。

刘伯承紧紧握着小叶丹的手，深情地说，我也是四川人，曾在川军做过事，深知国民党的腐败和旧军队的反动，才毅然参加了工农红军。红军愿意与彝族同胞一道，共同去打国民党反动军队，帮助彝家过好日子。

小叶丹告诉刘伯承：“我们这里生活很苦，这是外边的人体会不到的。汉人还能耕田种土，住在平原川坝，而我们，稍微平坦一点的地都被汉族财主霸占了，长年挤在深山，过着挨饿受冻的日子。”说到这里，小叶丹洒下了悲凉的泪水。

于是，两人跪在蓝天白云之下，各自端着一碗湖水，里面滴上了刚刚宰杀的大公鸡的鲜血，共同发誓：“上有天，下有地，今日我们结拜为兄弟，若有翻悔，如同此鸡！”说罢，仰头将血水做成的“盟酒”一饮而尽。次日清晨，红军先遣队在小叶丹的护送下，顺利通过了彝区。几天后，传来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安顺场的喜讯。

红军长征纪念馆的同志介绍说，1935年4月底，红军巧渡金沙江天险，进入凉山地区的会理县。部队进行短暂的休整，上层领导在城东北郊一个铁匠铺里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会上，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穿过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在川西北实现与第四方面军会合。接着，红军击溃了会理、西昌外围的敌军，进抵泸沽。

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从泸沽东面穿过小相岭，经越西城到大树堡，渡大渡河，直逼雅安；另一条是崎岖的羊肠小路，从泸沽往北，经冕宁县城，穿越拖乌高山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当时，蒋介石认为，彝族聚居区一向被视为禁区，红军为及时赶到大渡河，必定避开彝区、隘路，选择越西大道行军，于是加派重兵堵截。结果，红军先遣部队听取冕宁地下党组织的报告，经军委同意，走了羊肠小路。同时，派出一个团，径行大路，取道越西，担任佯攻，以迷惑、牵制和吸引敌人的兵力。

当时，彝族地区尚处在奴隶制阶段，“家支”林立，各有自卫的武装；而由于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压迫，造成彝、汉之间严重对立，成见颇深，特别对经常“剿伐”、劫掠他们的汉人军阀痛恨至极。现在，要穿过彝区北上，显然是困难重重的。

看着红军长征路线图，我蓦然联想到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西南远征。

1863年春，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也是在渡过金沙江后，取道会理、西昌，直抵冕宁，决定从小路赶往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的。事前，为了减少进军阻力，曾以重金向“番族”土司王应元馈礼买路。四川总督骆秉章闻讯后，立即调兵遣将，赶赴大渡河防守；同时，施用计谋收买王应元，答应“破贼之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并买通彝族土司岭承恩等，使他们配合行动。结果，导致了石达开进退失据，腹背受敌，落进了清军事先设计好的陷阱，全军覆亡。

七十二年后，红军又选择了这条崎岖小路，蒋介石自是大喜过望，叫嚷要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梦想历史重演。可是，“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一举强渡胜，三军大步来。”（聂荣臻诗）伴和着大渡河掀天雪浪和震耳涛声的，是红军的旌旗照影和将士欢颜。

七

时届中午，作家、诗人们拣了一块干爽的地方，架柴烧起了马铃薯和“坨坨肉”，同当地彝家男女青年一道，伴着欢快的歌声，开始了丰盛的午餐。我们一边喝着彝家自酿的泡水酒，一边就着刚才的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彝族著名青年诗人吉狄马加说：“彝海结盟”是五千年中华史册上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典范，是凉山彝族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应有贡献，也是刘伯承元帅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的汗马功劳。可是，刘帅个人却异常谦虚，功成不居。

在《刘伯承回忆录》中，对此，只记载了百十个字：红军“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安顺场渡口”。

应该说，刘帅讲的尽管不多，但却恰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红军与太平军，同样都在五月，同样一条行军路线，同样数量的军队，同样的经过彝区，同样的围追堵截，最后又到同样的渡口，结果却截然相反。“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陆定一语）红军出奇制胜的法宝是正确的民族政策。《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讲了解放弱小民族、彝汉民族平等、尊重彝家风俗、不动一丝一粟、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等重大事项。靠着这最强大的武器，旷古未有的仁义之师自然无往而不胜。

采风团团长、作家邓友梅于20世纪50年代初，曾以中央工作团成员身份，较长时期生活在彝族地区，对凉山一带的历史了如指掌。他说，当年红军走后，反动武装和恶霸势力卷土重来，白色恐怖笼罩了冕宁，彝、汉人民再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邓家的那个败类——邓秀廷，当上了冕宁代理县长，以土豪劣绅为基础组织了“善后委员会”，枪杀了红色政权的副主席萧佩雄和抗捐军大队长李发明等数十人，血腥镇压地下党人和欢迎过红军的民众。彝族同胞面对乌云滚滚的黑暗统治，更加激起了对红军的怀念。他们聚集在彝海边，跳起了锅庄舞，深情地唱着《盼红军》：

清清的海水流不尽啊，

红军一去已数春啊，

也不啊，捎个信。

彝家盼红军啊，

三天三夜啊，说不尽！

……

彝家受尽千年苦啊，

彝家有苦无处倾。

一心啊，盼红军，

盼你呀，回来救彝人！

（1999年）

车上文化

现在到处都在掀动着“文化”热，诸如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还有什么茶馆文化、宿舍文化、地头文化、炕头文化，不一而足。我不妨也凑凑热闹，侃一侃车上文化。

六十年前，丰子恺先生写过一篇《车厢社会》的随笔，叙写自己乘火车的三个时期的心境和车上旅客形形色色的状态，用时髦的说法来表述，可以说是火车上的文化。平时我乘汽车居多，这里想着重说说汽车上的文化。

外出旅游乘长途汽车，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台中巴，十来个人，纵情谈笑，率情适意，人员既不过分繁杂，又足以驱除旅途寂寞，这该是最理想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索性乘坐大客车，几个同伴凑在一起，也尽可以笑语倾谈（当然要照顾一下四周的环境），沟通思想，而且，能够尽兴地浏览车窗外的风景。等而下之，是乘坐小轿车，三四个人挤坐在一起，空间狭窄，氛围郁闷，眼界不开，若是几辆轿车鱼贯而行，更是常令路人侧目，心里是不怎么舒服的。

在中巴车上最容易培植车上文化。当然，若是具备下述条件就更为理想了：一是车上人员互相比较熟悉；二是文化水准、职业、爱好，大体上相近，基本上处于同一层次；三是旅程较长，道路又很好走；四是车上没有病号，特别是没有晕车、呕吐者；最后一条最关紧要，必须有一两个富有情趣的人，这是车上文化资源的开发者。

有一次，我们乘汽车从兰州出发前往敦煌、阳关，穿行千里河西走廊，大约需要一天多的时间。如何消除旅途寂寞，减少些许疲劳，进而培植诸公的雅兴昵？这就有赖于车上文化了。同行的都是从事文化艺术工作，一个个自是风流倜傥，文采斐然。

东道主刚刚介绍过此行的路线和到达最终目的地的里程，一位朋友就随口说道：“路漫漫其修远兮！”话一落音，另一位同志立刻就谈到，清代大诗人袁枚有两句诗：“莫愁海角天涯远，但肯摇鞭有到时。”“还有呢，”旁边又有一位接上了茬口，“千里不辞行路远，时光早晚到天涯。”由于他没有说明出处，不知是引文还是杜撰，这倒无关紧要，反正起到了振奋人心，增强信念的作用。

车上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交谈，可以是两人间的娓娓交流，情谈款叙，也可以是整个车里的齐鸣共振，笑语喧哗。内容极为广泛，天南海北，上下古今，风物人情，“六根”、“八苦”，均可兼容并包。其上品、佳什，往往有真正个性化的七彩人生的独特体验，有冷隽、机敏、唇牙蕴秀的月旦评、浮世绘、众生相，有深邃的人生感悟和哲学积淀，有丰富的美学内涵、历史内涵、伦理内涵，既足赏心，并寓警策。即使是普通的谈心、叙旧、宣泄、调侃，也都不乏广泛的信息传递，浓郁的生活情趣，真挚的情感交流。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写历史小说的作家。车过张掖，他告诉我，隋炀帝西征吐谷浑，从民乐县的扁都口（当时叫大斗拔谷）穿过祁连山，赶上了“六月雪”，冻死了许多士卒。而后，沿着山丹河（即古弱水）西行，到达了张掖。他在这里会见了西域的二十七国的君主，实质上是召开了一次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和平友好会议。悬灯结彩，盛况空前。我说：“您不是又在编撰小说吧？”他把眼睛瞪得溜圆，认真地辩解，说：“这是出自正史啊，不信的话，您回去翻一翻《隋书》的《炀帝纪》和《裴炬传》，《资治通鉴》里也有记载啊！”由于语调激烈，态度又极度认真，逗得整个车上的人们轰然腾笑起来。

除了交谈，车上文化活动也还有其他一些形式。我很欣赏那种叫作“二十猜”的猜谜游戏。由一个或几个人事先暗自思考并确定一个谜底，——可以是人名或者物事，古今中外、飞潜动植不限。但是，一开始，必须明确告诉对方，是人名还是一个动物、一个地名、一件物品。对方往往是几个人合猜，但怎么设问，这里就大有文章了。长于此道的珍惜每一次“设问”机会，优化选择每一个问题，使之步步逼近答案。

比如，对方设的谜底是一个人的名字。猜这种谜，就要考虑：是今人、古人？文人、武人？活人、死人？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实有人物还是艺术形象？一般的规律，应该是先拉大网，问一些涵盖性较强的，尽量把一些无关因素排除掉，逐渐地缩小范围，最后，步步逼近，直奔主题。设问中，要特别防止“歧路亡羊”，一个岔路走下去，会把你带到遥远的天边。

有时，谜底的设计非常狡黠，出的是人物，却不找现实中的或者历史上实有的，而是一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那次，他们就出了一个“柳湘莲”。结果，人们都按照一般的猜法，先问“今人古人”、“文人武人”，这么一路问下去，越问离题越远，出谜者当然很高兴了。

不过，再复杂的问题，再迷离的谜底，只要具备应有的文史知识，一般都能在二十问之内揭穿。所以，这项活动名叫“二十猜”。这是很有意义的，档次也比较高。通过猜谜，既能增长一些知识，又能锻炼敏锐而有效的思维能力。

大凡人一外出，心境都感到十分放松，日常的矛盾纠葛、家务负担、情感联系，以至职务、身份，一股脑儿放下，尽可以卸却尘劳，摆脱拘束，得数日之闲，畅游观之兴。有时，不免放浪形骸，剥离故态，露出一个“人”的自然本色。

长途行车，为了防止瞌睡，一般都喜欢逗闲哏、说趣话、讲故事，结果总是逗得一车人哄堂大笑，激发出浓烈的兴趣。但是，故事讲着讲着，有时就下了道儿，特别是一些脸皮比较厚的男性公民，往往一讲起来，荤的、艳的、带色的都上来了。若是车里清一色的男性，或者虽有异性，而年庚较长，属于阿姨、老大姐身份，则难免信口开河，肆无忌惮；如果车上品类齐全，那些年轻的女姓，除去少数不在乎的以外，一般的只要还有别的车，就将自觉地退避三舍。

那次河西走廊之行，车上有一位老兄，其人极富幽默感，却静坐一旁合眼假寐，不时地发出一声鼾鸣，似乎什么也没有入耳，实际上一切都听到了，等着某人讲到关键地方，他往往慢条斯理地捎上那么“哏哏叨叨”的两句，就会使一车人忍俊不禁，或者轰然腾笑，而他本人却不动声色。他更是讲故事的能手，一般只讲一个，只是在人们的强烈要求下，才补上一条。结果，把大家逗弄得不是笑出了眼泪，就是胀痛了肚皮。当然，车上逗笑也有一条不成文的戒律，就是绝对不能干扰司机的工作。

所谓旅游，不过是社会成员外出变换生活环境，实际感受新奇事物，而实现个体心理满足与群体自我完善的一种生活行为方式。一方面，围绕着闻见所及而构筑起来知觉体系与现象世界，这可见的世界的核心是观感；另一方面，围绕着记忆与经验而凝聚起来经验体系与本体世界，这个不可见的世界的核心是想象。前者是景，后者是情。高质量的车上文化，往往能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使眼前景物化为回忆与感悟，予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同时，车上群居数日，通过有益的倾谈漫叙或开展种种文化活动，实现感情交流，也增长了见识，扩大了交往，发展了友谊，互相在记忆之井里投入进去许多值得珍视的东西，可供日后长久追怀与向往。

（2000年）

冰原上的盛事

夕阳恬静地悬浮在昏黄的天际，看去颇似一面铜锣。仿佛听得“嘡”地响了一声，这一天的冬捕会战，便在查干湖的万顷冰原上暂告收场了。它使人联想起古代战场上的“鸣金收兵”。

无疑，这是一个盛大而欢腾的节日，而我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出货真价实的野台大戏，唯一的理由是它彰显了典型的劳动艺术，而且带有规范化的程式。在冰原的大舞台上，全副毛皮装束、英风飒飒的渔夫们是戏剧的主角，身旁两千米长的拉网便成了道具，而数以万计的游人则是名副其实的观众。现在，无论是演员、道具还是观众，连同上千台的车辆，已经潮水般地退去了；寒光四射的冰面上，只留下无数个下网的冰窟，当然，最显眼也最令人心旌振奋的，还是那盐堆、柴垛一般的捕获品，那光鲜鲜的几万公斤鲜鱼。

散场，一般地说，总是带有一种感伤的意味，古人说的“游人去后无歌鼓，白水青山生晚寒”，“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就是显例。可是，这种冰原盛事的收场，留给游人的却是猎获的丰厚，心灵的充实，是洋溢于身心耳目的欢乐，是同开场一样“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振奋，是原汁原味、饱蕴着民族风情的传统文化意象，是沉甸甸的记忆。

这种冬捕活动，源于史前，盛于辽、金时代，复活于当下。不仅民俗观念、祭拜仪式，就连它的采捕手段、捕鱼工具、操作规程，也都是沿袭了原始的风习，各种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在冬捕活动中得到了系统的传承。这是一种东方古老文化的复苏与再现，人们置身其间，有一种回归传统的奇异感觉，仿佛亲炙原色的远古人类生存状态的遗存，体验到现代人久违了的生产、生活情趣。

冰原盛事的序幕，是基于“万物有灵”观念的原始而神秘的“祭湖”、“醒网”仪式。闷声闷气的法号响彻冷冽的晴空；披着紫色袈裟的妙因寺的喇嘛咏诵着经文，祈祷湖神保佑渔民的富庶安康和水下精灵的永续繁衍。手擎皮鼓不停地敲打着的萨满舞者刚刚过去，戴着鹿、牛、鹰、虎等原始图腾面具、跳着查玛舞的又结队登场。“网啊，该醒醒啦，到了大显身手的时日啦，走吧，我们一起出发！”“醒网”仪式过后，头戴披肩帽、身着蒙古长袍的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渔把头”，为整装待发的渔夫们酹酒壮行。四面围观的人山人海，也都一道尽情地倾洒着喷薄的狂热和忘我的虔诚，被一种神秘、静寂、苍凉的氛围带进了宗教的情境。

作为原始渔猎部落的孑遗，查干淖尔渔民生就了一副钢筋铁骨和抗寒蹈险的性格。当太阳被冻得发出奶黄的光泽，千里冰原作天青色，大雪罩满茫茫草野的时候，他们便成群结伙地集结在“渔把头”的身旁，策划着一年一度的冰下捕鱼活动。回到家里，一边哼唱着“有心想把大湖离，舍不得一碗干饭一碗鱼”的旧日民谣，一边翻腾着衣柜，找出老羊皮袄和狗皮帽子，备足土作坊烧制的“二锅头”，一种抑制不住的期待与守望燃烧在胸膛里。

开创新的前程，自应由衷的赞美；然而，保护我们所由来的固有传统包括文化形态、生存方式，不使它随风而逝，同样也不容忽视。人们的习惯是“待到无时想有时”。一种事物，常常是在它永远消失之时，才会追怀它、珍视它。查干淖尔的蒙古族兄弟，对于传统的尊重是感人的，他们在满腔热忱地接受现代化所赐予的科技成果的同时，把已经融入生命的那种原生态的古老渔猎文化，视为灵性之根、民生之源、族群之魂，视为人类久远的生存智慧，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冬季捕鱼仍然保持着固有的集体劳作方式。所有的捕鱼工具都是传统的，那长长的拖网，笔直的带网杆，用于摆动和矫正冰下拖网运行的扭矛，锋利而沉重的凿冰镩，还有那运载沉重网具的大马车，都属于原生态。尤其是用马匹来转动绞盘以拖拉冰下大网的“马轮”，大概在其他地方早已绝迹了。渔民们，也包括当地政府官员，未必熟悉古代先哲“数罟（细眼的网）不入洿池”和“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捕获以时）的规则，但他们凭借智慧的祖先传授下来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严格控制网孔，坚持每年集中冬捕一个月，保证渔类充分繁殖，不搞“竭泽而渔”；湖区禁止上工业项目，绝对制止环境污染，全力打造生态、绿色品牌。他们说，这样重视对资源、生态的保护，说到底还是出于对自身发展与安全的需要。

查干湖坐落于吉林松原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这里历史悠久，蒙、满、汉等多民族和睦共处，渔猎、游牧、农耕多元文化融合。看似荒凉、静寂，却到处张扬着迷人的风致和特殊的文化魅力，随便走进一个地方，就会有民族艺术瑰宝展现在眼前；无分男女老少，都热情奔放，能歌善舞，他们俭于物质，而丰于自然，富于诗性。令我感触尤深的是，当下城乡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和高强度的人为干预，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矛盾日益加剧，人们远离自然、告别传统，生命正逐渐失去光泽，心灵中充满现代性的焦虑。反映在生活中，所凭借的机械愈多，同自然的接触就越少，诗意的存在也就愈益稀薄。而查干湖的醒眼之处，正在于他们仍然保持着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体现出素朴而神秘的东方古老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性，引发出人们对于大自然、原生态的基本价值的遥远而温馨的记忆。这种记忆的表述，可以借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一句话：“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旧时相识，恍若远别重逢的一般。”

这里是一个完全感性的世界，声音和色彩的世界，欢呼笑语、歌鼓喧阗的世界。这种劳动中歌舞、丰收时庆祝的美学意义，是在浩大的时空中，通过一个个劳动者的体温与脉搏展现了自古迄今的无穷的生命活力。这里多的是粗犷而真实的历史遗存，无须借助于深邃、高超的理念，也用不着附加什么猎奇的视角和矫情的浪漫。表面上看，这荒寒的角落，似乎是被诗意与哲学遗忘了，其实质却蕴涵着真正意义上的灵魂回归与生命还乡，攒集了太多的心理文化和哲学命题。

（2009年）

三人行

一

历代文人多得江山之助。北宋文学家苏辙说过：“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清代学者顾亭林也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主张。到了诗人黄景仁那里，就说得更直接也更明确了：“自怜诗少幽燕气，故向冰天跃马行。”

同样，为了开拓诗文境界，全国作协也经常组织一些作家登山临水，探美采风。这样，我和诗人C君、小说家S君便结伴上了黄山。

黄山七十二峰，有莲花、天都、光明顶三大主峰，海拔都在一千八百米以上，其中最著名、最险峻的是天都峰。古人在游记中曾把它描绘成天上的都市。有的惊赞：“任他五岳归来客，一见天都也叫奇。”有的形容说，天都突出云表，如旭阳出海，星月爝火一时无光；又如庙堂朝会，天子升御，那些平素为兆民所瞻拜的公卿将相，都屏息俯伏。

清代大诗人钱谦益甚至发出过“不上天都死不休”的壮语，足见其倾慕之至，可是，说来遗憾，这种誓言并未兑现。当他看到天都峰壁立如屏，鸟道如线，“无受手，无凹受足，樵苏绝迹，猿鸟悚栗”，就再也没有勇气攀登了。但他并不死心，望着层峦叠嶂，恋恋地说：“吾将买山桃源，朝夕浴于汤池，炼形度世。”然后，结伴山灵，复理游屐，乘飙轮，驾云车，直抵峰巅。——为着登上天都，竟幻想要羽化成仙了。

难道天都峰就真地攀登不得吗？我们决心闯它一下。

二

清晨起身，冒雨进发。开始时，登山路还比较平缓，小说家悠闲地吐着烟圈，走在前面。诗人紧紧相随，听得见一对二两装的“双沟佳酿”在背兜里咣啷啷地响着。我照例揣着一本书，此外身无长物。想是为了破除攀山的寂闷吧，诗人扯开了话题：

“你们说，谁是黄山文学的开山祖师呢？”

我有意开他的玩笑，说：“那一定是个诗人了！”

“对，”诗人非常认真地说，“正是李白最先写了赞诗：‘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以后，再没有下文了，原来，前面到了笔陡的石磴，吟哦的兴致已经消逝，只有“呼呼”地喘大气了。

越往上爬，石级越陡，每上升一步都要手足并用，动作稍不协调，前面人的脚就会碰到后面人的头顶。有时遇到垂直九十度的绝壁，免不了要膝盖贴腮，鼻头碰壁。仰首翘望攀登顶峰的路线，远哉遥遥，势如悬瀑，不禁心旌震怖，两腿发虚。特别是山树鹰在枝头一声声的鸣叫，听来很像“回——回去”，更平添了三分退意，确像古人说的有点“望峰息心”的味道。

可是，当想到三百七十年前，徐霞客抓着树枝、野藤，将肚皮贴在山上，蜿蜒向上爬行，终于登上天都峰的情景，又觉得眼前的难度和险度，正在大大减小。——起码我们有石头凿出的台阶可登吧？

当然，险峻终究是事实。眼前，就到了险上加险的“鲫鱼背”地段。十几米长、溜平光滑的石脊，宽度只有六七十厘米，两边悬崖万丈，深不见底，人走在上面像站在薄薄的刀背上，遇有流云疾风，更是随时都有滑下去的危险。我们总算胜利地渡过了。

到达天都峰顶，放眼四望，顿觉天空野阔，心旷神怡。诗人掏出小酒瓶，慢慢地呷了一口酒，高声朗吟着：“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小说家也不顾风高背凉，接连抽了两支烟，兴奋地发着议论：登山最有趣的是在上下、进退之中。比如，我们本来应该步步向上，可是，突然有一小段却蜿蜒向下，使人产生了迷惑，走过这段，山路又步步向上了。这叫高潮跌宕，错落有致。再比如，走到文殊台前，迎面石壁高耸，刻着“不可阶”三个大字，心想，这回可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正在焦急中，忽然看到石壁下部钻出两个人来，原来，那里有石洞可通，这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吗？这种跌宕、悬疑，很像戏剧冲突、小说情节。生活中最能引发人们关心的，往往是那种矛盾接近顶点，将要解决但尚未解决的事物。

我一面听着他们的高吟妙喻，一面欣赏着远山近壑、奇石怪松的瑰丽景色，快然于心，真也要手舞足蹈起来。我想起了宋人吴古梅在《黄山纪游》中讲述的：暮秋之日，他同鲍鲁斋、宋足庵登上丹崖万仞之巅，“古梅谈玄，鲁斋论史，足庵歌游仙、招隐之章，少焉，吹铁笛，赋新诗，飘然有遗世独立之兴”。相对于他们而言，我们可说是现代的“黄山三人行”了。

正在我们纵情谈笑时，倏忽浓雾弥漫，烟云泛起，似乎滚滚波涛正向脚下涌来，甚至听到了“唰唰”的流响。苍茫四顾，迷蒙一片，一种梦幻般的感觉陡然袭上心头，我们疾步离开了顶巅。

三

走到玉屏楼，迎面见到石壁上刻有“观止”二字。我们议论说，黄山多壮美之景，恐怕到过天都峰、玉屏楼，也就算“观止”了。不料，这番话马上遭到身后几位同志的驳斥。这是来自内蒙古的游客。

他们说，黄山之美，险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还在于奇，不到西海、北海，就谈黄山之美，实在为时过早。他们已经来了三天，今晚要爬上黄山另一个主峰——光明顶，晚间宿在那里，以便翌晨观赏云海、日出。于是，我们便尾随着他们开始了新的探索。

黄山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云海，就中以光明顶为最佳的景点。泰山的云海是壮观的，但孤峰特立，风吹云涌，为时短暂，常常感到不满足。飞机上可以居高临下，广览云海奇观，可是，置身万米高空之上，终有可望而不可即的隔膜之感。而光明顶的云海，层层叠叠，汗漫无涯，仿佛就在脚下。

这天，我们起得很早，登高四望，但见山峰的前后左右，到处都是烟云缭绕，浮浮荡荡，如帛如絮，如缕如带，有的像轻纱薄雾，有的如怒潮奔马。眼前只有莲花、天都、玉屏诸峰，如盆景，如螺髻，错出其间，其余的峰峦、峡壑统统湮没在云海里。此刻，才真正体会到清人咏黄山云海的诗句：“白云倒海忽平铺，三十六峰遭吞屠。风帆烟艇虽不见，点点螺髻时有无。”确实是状景传神，惟妙惟肖。

忽然，东边的云脚慢慢移动，露出了一线曙光，逐渐由银灰色幻化为浅红色，形成一条宽阔的彩带。渐渐地在天地交接处，冒出来一个红色的光点，随之金光四射，光点很快变成了弧形的光盘，并且逐渐地增大，不断地扩展，霎时，一轮闪着金光的旭日跳跃着钻了出来。

几乎在同一时刻，分别在玉屏楼、北海宾馆、排云楼、白鹅岭等处观赏日出的游人，都一齐欢呼起来。套用一句唐诗，叫作：“海上生红日，天涯共此时！”在朝暾普照下，云海闪动着万顷金波，整个光明顶罩上一层耀眼的光华。这时我才醒悟，“光明顶”的名字，原来就是根据这个起的。

四

吃过了早饭，我们向西海、北海进发，深入到黄山风景区的腹地。一幅神奇的画卷逐步在我们眼前摊开。奇峰千叠，尽态极妍；怪石纷呈，琳琅满目。千百年来，人们根据它们的形态，起出了达摩面壁、仙女鼓琴、文王拉车、武松打虎、仙人指路、老翁钓鱼、喜鹊登梅、金龟探海、雄鸡叫天门、孔雀戏莲花等各种名字。

作为大自然的另一杰作，黄山松更是独具一格，颇富创造性。它打破了一般树木对称与平衡的常规，枝条侧向一方，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它冠平如掌，枝伸似臂，以低矮坚实的躯干，迎击着雷霆、暴风的挑战。靠着无坚不摧的钻劲，哪怕是生在笋尖、剑芒、莲蕊般的方寸之地，也要觅出一点缝隙，扎根成长。特别是作为黄山标志的高寿千秋的“迎客松”，站在玉屏楼前，朝朝暮暮，平伸出手臂，彬彬有礼、仪态从容地迎接着来往行人，给人一种亲切、凝重的感觉，成为中国人民热情好客的象征。

黄山，确如人们所赞誉的，是巧云的家乡，奇石的陈列馆，怪松的博览会。而且，诸多景观，错落有致，具备整体上的美感。我想，黄宾虹老人之所以九上黄山，刘海粟先生八十六岁高龄还要策杖登临，定是因为它达到了美的极致。可惜黑格尔老人缺乏这个眼福，不然，也许他对自然美就不会那么轻蔑了。

小说家议论说：“看过一些以黄山为题材的美术作品，觉得多数都没能表达出它的姿质。我倒以为，画黄山应该细针密缕做女儿绣，搞一些须眉毕现的工笔画，不然，恐怕画不出它的丰姿俊采来。”诗人对此颇不以为然。笑着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古人的这种审美观点，于黄山也同样适用。”

对于小说家的论画，我也持不同看法。记得一本书上讲过，古希腊画家阿贝列斯曾把自己的画作放在街头，然后躲在后面听取行人的意见。旁边一个鞋匠，批评人物的鞋子画得不对，画家马上按照他的意见改了过来。鞋匠受到了鼓舞，又滔滔不绝地评论起其他的部位来，实在都没有道理，画家听了，忍耐不住，便从画的后面闪出来，说：“你还是只谈鞋子吧。”我们的小说家讲起小说、戏剧的矛盾冲突来，头头是道，可是，对于绘画一事，则不见得内行。

“看！”诗人忽然发现了新的景观。顺着他的指向，我们看到散花坞前有一根挺拔的巨石矗立在松海之间，上面长着一棵古松，望去酷似一支饱蘸着浓墨的毛笔。这就是著名的“梦笔生花”。

传说，李白少时梦见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遂“天才赡远，名闻天下”。现在，我们正苦于“眼前有景道不得”，如果也能笔上生花，一定首先用来描绘黄山，同时，为那些历险犯难，探索黄山风景区奥秘的先行者，为洒血挥汗、给千百奇峰铺设石阶、巧架天梯的英雄石工，写一首壮丽的赞歌。

（1985年）

津门赏艺

趁“南开”讲学间隙，由张、王两位教授陪同，原想驱车去杨柳青看画，不料，一场遮天的雾霾扳了道岔儿，只能改在市区内观光。这样，我们便走进了广东会馆。

原来，这里是一处“国宝级”文物古迹。当年，孙中山先生曾两度莅临会馆，并发表重要演讲；邓颖超同志也曾利用会馆舞台开展爱国募捐义演活动。1985年开始，在这里创办了“天津戏剧博物馆”，从而大大地丰富了它的文化蕴涵。我们这次过访，适值会馆的百年华诞，与有荣焉。说来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进得门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朴有致、独具岭南风格的传统建筑，由门厅、正房、配房、跨院和套房组成，而以戏楼为主体建筑。我们首先走进了正堂，此间原为会馆拜神、议事之所，现已辟为国内首家“梨园拜师堂”。正面悬置一方刚劲有力的大幅“师”字，下设神龛、香火、八仙桌椅等拜师设施。关汉卿、汤显祖、李笠翁、梅兰芳四位古今戏曲大师的画像分挂在两旁。此外，两侧粉壁上还列有京、评、粤、越、豫、吕、蒲、淮、黄梅戏、梆子腔、二人转等366种戏曲品类的名录及其发源地的一览表，彰显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源远流长，多彩多姿。

作为一座专题性的戏剧博物馆，这里藏品十分丰富，包括早期戏剧艺人的演出手抄本，著名京剧大师的书画珍品、演出服装，清宫升平署戏装及道具等数千件文物，还有87个剧种的音像资料。我们参观过《中国戏曲发展简史》、《中国京剧发展简史》、《中国京剧人物艺术造型艺术》展览之后，就登上了古戏楼。过去只听说有“京班规则”，这次实地见之于后台墙上，诸如“未开锣前，舞台上一切响器不准敲碰”，“未开锣前，台上鼓吏坐，他人不许落座”，“伶人上装后，上楼撩前襟，下楼提后袂，不得有误”，“扎扮登场，必须由左边进退”，“后台不准拍掌及喝彩”，“后台伶人不准掀帘私窥台下”，多达33条，既强调了戏剧演出的严谨性，也体现了演艺人员对观众的尊重。

戏台是整个戏楼的中心。当年，国内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龚云甫、红线女等都曾在这里登台献艺。戏楼空间跨度大、结构巧妙、装饰精美。戏台为伸出式，无立柱支撑，观众可以从三面观看演出。整体看去，剧场有如一座二层楼的四合院，东西南北四面建筑围合成为天井，天井之上构筑为巨大的罩棚，形成一个完整的剧场空间。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高悬在戏台上方的藻井，这个直径为五米、外方内圆、形似鸡笼的庞然大物，由上千块的小型木雕变形斗拱咬合接榫而成。由于借助了力学与声学原理，它将舞台上的声响吸进，再由不同的角度折射到场内各个角落，保证戏台上的演员可以不借助任何扩音设备，将原汁原味的音声传送出去。

正在我们悉心鉴赏精美的藻井艺术的当儿，负责接待的张女士笑着说，今天很凑巧，“戏博票友俱乐部”的几位“票友”在这里，各位可以欣赏一番她们的表演艺术。我们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李女士的京剧《贵妃醉酒》，深得梅派真传，开场的韵味十足的“四平调”立刻把听众引入剧情中去。她通过载歌载舞的优美表演，细致入微地揭示出杨玉环期盼、失望、寂寥、幽怨的复杂心情，颇见艺术功力。在黄梅戏《打猪草·对花》中，赵女士一身而扮男女双角，“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丢下一粒籽，发了一棵芽”的大小嗓的甜暖唱腔，以及灵巧的舞蹈动作、传神的表情，博得了全场喝彩。苗女士的时调演唱，同样悠扬悦耳，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

她们在表演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原生态”歌喉，绝不同于目前各种舞台上必须借助麦克风扩音，否则就根本无法演唱。这既反映出她们的深厚功力，同时也现场印证了舞台藻井的神奇效应。我即兴咏赋了一首七律，以纪其盛：

文华艺彩逐时新，十月津门别有春。

醉酒清淳邀俊赏，对花灵妙寄情真。

俨然专业夸名票，如此全能托慧因。

摄得戏魂经百载，鸡笼藻井已通神。

在盛赞了一番几位“名票”的高品位的表演艺术之后，我们又继续欣赏、议论着这里的建筑艺术，从雕花、藻饰工艺之精巧说到戏楼、剧场设计之奇特，从南北方建筑风格结合之完美说到整座古典建筑的浓郁的文化韵味。这样，自然就联系到每副楹联、匾额的妙蕴理趣。首先接触的是舞台上“薰风南来”的匾额。我说，据《吕氏春秋》讲，“薰风”指东南风。用在这里很切合广东的方位特征。再者，明人李东阳《天津八景》诗之四，有“层轩南向坐薰风，极目平畴远近同”之句，这又照应了会馆的所在地。而且，它与吟唱有直接关系，相传虞舜咏唱《南风歌》，即有“南风之薰兮”句。

接着，大家又议及厅前楹柱上的贺联，剧场黑漆金字的抱柱联，特别是“拜师堂”的一副联语，更是引发了人们的兴致：

几回舞遍霓裳 桃花扇底风犹软；

一曲歌残玉树 杨柳楼头月未低。

这确是一副妙对，它隐含了四个与戏曲相关的典故：“霓裳羽衣曲”传说为戏曲的开山祖师唐明皇所作，实际是由他制作了歌词；而“霓裳羽衣舞”则始于开元，盛于天宝年间，都与唐明皇有关，很切合戏院这个主题；《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的诗，他以艳美的辞藻描画其嫔妃娇娆媚丽的歌音舞态；两联的下半句，均源于宋代词人晏几道的《鹧鸪天》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而《桃花扇》更是清代有名的剧作。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会馆目睹了津门的百年沧桑，其间所发生的一切，于今已成为永难消逝的记忆。它所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座精美的建筑，更汇集了弥足珍贵的建筑艺术、戏曲艺术和联匾艺术，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润泽着现代人群匆遽而焦渴的心灵。

（2008年）

杏花村里的尴尬

那次，我和十几位文友应邀到山西省的杏花村汾酒集团采风。勾留数日，诗酒风流，饱谙“诗意的栖居”的雅趣。

那里多的是花香鸟语、绿树荫浓、安宁静谧的田野风光，而少有城市的喧嚣、纷乱、拥挤，至于空气的澄鲜、净洁，更非车水马龙、人烟辐辏的城市所可比并。

那里是酒的世界。不仅品类众多，什么“青花瓷汾酒”、“老白汾酒”、“竹叶青酒”、“玫瑰汾酒”，疏于此道的我，难以一一标举；而且，文化氛围很浓，令人平添了许多雅兴。“杏花村里酒如泉”，仿佛一切都和酒发生着联系，甚至连空气里都溢满了酒香。人们笑说，这里的麻雀也有三杯酒量；人，就更不必说了。这些耍笔杆儿的作家，绝大多数都有几分酒量，纵不能隶籍“酒中八仙”，但“高阳酒徒”还是大有人在的。于是，筵席之上，就餐餐酒满，日日衔杯。喧呼叫阵、勒袖揎拳者有之，把盏吟哦、慷慨陈词者亦有之；有的动辄“一口闷”，甚至三杯连饮、五杯见底；有的自己喝觉得不解渴，还要提供种种由头，频频劝酒，举凡同乡、同龄、同姓、同学、同业、同一性别、同一职级的，都成了共同畅饮干杯的理由。唯一的例外是我，由于酒量极小，从来不敢与人交锋对阵，只顾闷着头吃菜，尔后便默默地坐在旁边，看着众多朋侪推杯换盞、觥筹交错，或者“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了。

“你怎能不会喝酒呢？”新结识的文友根本不信。偏偏我又作了十首《杏花村杂咏》的七绝，文友们便以此为口实，说：“既然你写得那么头头是道，就肯定对喝酒感兴趣，有研究。”唯唯，否否，我只是一个劲儿地摆手、摇头，同时，耐心地加以解释。几十年来，由于不会喝酒，这类酒桌上无限尴尬的局面，不知遭遇过多少次。有时不得不弯下身子当众逊谢，抱拳作揖，鞠躬致歉；有时为了过关，竟然瞪着眼睛说假话、编理由，以“患某某病，医嘱禁酒”为托辞；有时甚至中道逃席，从“尿道里”溜走；最难堪的是因为言语过激，开罪于热心劝酒的友人。

大约是二十年前，应邀到兄弟省参加一场会议，东道主盛情款待，珍馐美味罗列桌前，还摆上了几种佳酿。我以“素不善饮”为辞，结果遭到一位同行朋友的揶揄、嘲讽，说：“你还号称诗人呢！太白斗酒诗百篇，哪有诗人不会喝酒的？不要糊弄我们老实人！”于是，硬逼着我吞下两杯。俗话说：“将酒待人，没有恶意。”可是，我那天，大概是因为不胜酒量，头脑一发热，情绪一激动，便口不择言了，很莽撞地回敬了两句：“你这样做，很不文明。对于客人，起码应该懂得尊重，讲点礼貌。”后果自然是不怎么好了。过后，我深以为悔；但在当时，确是吐露了心声，真真地觉得他既不够朋友，又不讲文明。

像俗谚中说的“肚子疼埋怨灶王爷”，我在悔憾之余，便暗暗地埋怨起千载之上的李太白了。心想，都是你老先生惹下的祸患！没来由偏偏要贪杯嗜酒，“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耐不住嘴馋、肚馋，你就顾自开怀畅饮吧，手还不闲着，又要写诗。结果留下了“斗酒诗百篇”的佳话，这可就叫后世的文人跟着遭罪了。特别是太白诗翁关于醉饮无量的诗文，更给那些好酒贪杯者以强有力的支撑。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诗仙加酒仙，这么一鼓吹，影响就大得无边了。

回过头来，接着说杏花村里碰到的尴尬场面。逢到劝酒，推辞也解不了围，我便采取“以进为退”的策略，找些谈资，自我解嘲。我说，虽然我不能饮酒，但却晓得酒中的乐趣。为了增加说服力，还拉出宋代两位大诗人作证。苏东坡有言：“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而范成大的说法就更豪放了：“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饮少者，莫余若。而知酒者，亦莫余若也。”

请出两位古代的诗人来“陪绑”，无非是想说：虽然我自己不善饮酒，但喜欢看别人喝，且能从中寻觅情趣，品出格调。这是实实在在的，当我看到文友们有滋有味地品尝那芳香四溢的汾酒时，我便心花怒放，跟着他们同样地兴奋，同样地酣适。那种甜美的程度，料想不会比当事人差多少。另外，也想表明，我不能饮酒，但能知酒，能够描画出嗜饮者未必留意的情态。经过酌古量今，反复考究，那天，我给文友们讲了：开怀畅饮之后，人们会分别进入四种不同的状态：

一种是神仙境界，寄怀深远，诗兴淋漓。典型代表是李太白。他在《春日独酌》中写道：“我有紫霞想，缅怀沧洲间。思对一壶酒，澹然万事闲。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颜。”道家有“神仙乘紫霞而行”之说，因此，古人用“乘紫霞”来形容成仙飞升。“沧洲”是息影林泉、高隐不仕者的居所。太白先生说，喝了酒就有乘紫霞、隐沧洲，脱落人间万事的感觉。把酒望青山，倚松赋古琴，坐看鸟飞鸟没，云往云还，那确是进入一种超然物外的仙家境界。

第二种状态，是高人逸士境界。他们并没有脱离凡尘，而是置身于现实之中，却能优游暇豫，保持心态平衡，求得逍遥自在。宋代诗人朱希真有一首《西江月》词：“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一杯在手，散漫逍遥，自斟自饮，无拘无碍，充分放开自我，尽情地享受现在。

第三种状态，是一种半醉半醒的潦倒模糊情境。“问狂夫意兴如何？日日模糊，醉舞婆娑。一榻凉风，半窗好月，何肯奔波。 世情多一时看破，谢苍天落魄而过，誉也凭他，毁也凭他。贵客王公，我睹什么！”明代文学家王世贞的这首《折桂令》词，说的是：“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人生如梦，一醉方休，什么都不过尔尔。

第四种状态是“耍酒疯”。清代著名笔记《坚瓠集》中记有这样一首讽刺诗：“娘舅常常撒酒风，今朝撒得忒恁凶。踢翻两个糖攒盒，踏扁一双银酒盅。面孔红来干急迸，髭须白得窍蓬松。旁人问道像何物，好似跳神马阿公。”至于日常生活中的酒疯形态，更是屡见不鲜。我就亲眼见到过，有的喝醉了，使酒装疯，破口骂街；有的眼赤筋暴，狂吼乱叫，甚至翻桌砸碗；还有的人多喝一点，就滔滔不绝地讲演，所谓“兔是狗撵的，话是酒撵的”；有的翻肠倒胃，呕吐不已，狼藉满地。

如果要问我，这四种状态更倾向哪一种？我的回答是，哪一种我也不欣赏。站在地上想上天，做个凡人想成仙。在商品大潮波涛汹涌，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现实条件下，这倒是蛮有诗意、颇为浪漫的，只是，现实中哪有可能存在啊？无非是一枕黄粱，甜蜜蜜的空想罢了。至于第二种状态，实际上是个假命题——自在逍遥，无拘无碍，充分享受现在，这只能是清醒时的心态，一当醉眼蒙眬，甚至烂醉如泥，脑袋早就乱得像一堆糨糊，哪还能有这份闲情逸致呢？第三种情态，“日日模糊，醉舞婆娑”，闲待着可以，假如还要舞文弄墨，写点东西，恐怕就会一塌糊涂，那倒应了《出师表》中末了的话：“不知所云”了。至于大煞风景的“耍酒疯”，就更惹人笑、遭人烦了。

古人说，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及半开时。这是颇有道理的。如果若从醉酒形态中做出选择，比较理想的状态应是微醺，带着二三分醉意，但还有七八分清醒，像陶渊明所说的，“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种状态下，最容易产生灵感，也最容易唤起固有的潜意识，最容易展开丝丝片片、缕缕层层的联翩浮想。灵感、潜意识、联想，这三种功能对于诗文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会把你平日积累的所有的经验、感悟和智慧充分发掘出来，调动起来，从而把你带入一个新的境界。台湾诗人郑愁予说，一个喝酒的人，活一生过两辈子。我想，那里面就包括了这诸多功能的充分发挥吧？

至于那位李太白，他的醉饮固然是一种排遣，一种宣泄，一种对于心灵的外在羁绊的解脱；但是，在这位伟大的诗人看来，饮酒就是重视生命本身，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个体意识的彻底解放与真正觉醒。饮酒，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也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这是一种特例。一般文人经历不着，即使经历了恐怕也做不到。

（2010年）

古镇灵光

人生不相见，有时交臂失之，地域、景观也是一样。苏州的古镇震泽，我曾几次从她身边擦肩而过，但都错失了会面机会。1984年，我在东北某一城市工作，曾到苏锡常一带学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经验，到过震泽所在的吴江；后来，两次去周庄、同里，还到过和震泽紧相毗邻的南浔，却偏偏错过了这一古镇。也许人生真的存在缘分，这次机缘到了，参加作家采风团，出了浦东机场，乘车直奔震泽。相逢一笑，契阔平生，深抱相见恨晚之憾。

一踏上这片土地，脑际便跳出来两句古诗：“输他震泽名偏古，禹迹犹传底定桥。”此间地处吴头越尾，唐开埠，宋设镇，清置县，确是有足够的资格，当得起“古镇”这个称号。至于同周边一些地方较量水乡风光、自然景色，总是各有所长，难为轩轾。我这里想着重从历史积淀、人文景观角度，谈谈她的特色，说说我的观感。

采风中，我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足迹遍神州，一向“眼空四海”，从不肯轻易以令誉许人；而他又是吴江的乡党，就是说，对于此地是深知深解的。那么，他何所据而称震泽为“灵区”呢？

“灵”，关乎精神世界。心灵，性灵，灵气，灵光，都属于深层蕴涵，触及现象背后的本质。为此，作为采风者，我理应透过波光塔影、旖旎风光，透过市井繁华、纷繁万象，探索出、发掘出她据以发展、当作底气、奉为支柱的精神蕴涵。

全镇景观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是师俭堂。这次采风，东道主又恰恰把它安排为第一站。在我心目中，其所以拔得头筹，不仅仅因为它楼阁重重，庭院深深，备极恢宏壮丽，属于“国宝”级重点文物单位，更主要的还在于它的特殊的象征意义。——作为苏嘉湖平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震泽一向以工商重镇驰名海内。因此，剖析震泽，自应从亦官亦商这道特殊的风景线入手。清同治年间，礼部郎中徐寅阶所建的师俭堂，正是官商一体的产物。面阔五楹，六埭进深，集河埠、行栈、店铺、街道、厅堂、内宅、花园于一体，堪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但究其亮点，乃在于“师俭”二字。

关于宅主当日以此二字命名的初衷，可从浅深两个层次加以读解。“俭以养德”，“与其奢也宁俭”。节俭，代表了儒家的传统美德和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从字义上看，“师俭”可以理解为崇尚俭德。这完全切合大户人家，特别是实业经营者的宗旨。不过，深入一步考究，就会发现意义并不只此，“师俭”还有更深的蕴涵。《史记》中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选择偏远僻静的地方），为家不治垣屋（不建高大的围墙）”。他说：“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俭”的古义是，行为约束而有节制。《说文》：“俭，约也。”“师吾俭”，也就是效法我的俭约，学会韬晦、低调。联系到萧何一生公忠报国却屡遭高祖疑忌，就很容易理解：他以俭约相嘱，预先为子孙留下地步的深心，凸现出他深刻的人生智慧。

另外还有一层，震泽离周庄很近，徐氏不会不记取那里的富商沈万三由于铺张扬厉而致蹈覆辙的教训。明初，沈万三资财巨万，田产遍于四方，富可敌国。但他不知收敛，同所有的暴发户一样，一味四处招摇，不肯安分守常。为了拍皇上的马屁，先是承建部分南京城墙，尔后，还要去犒赏三军。结果，触怒了朱元璋，说他“匹夫犒天子之军，乱民也。宜诛之”。经过马皇后说情，念他毕竟为皇家出过财力，才免遭刑戮，发配到云南充军，最后客死他乡。徐家当日以“师俭”二字为堂名，足见其目光深远，虑久谋深！至于讲解员所说的“师法汉代的张俭”，就有些牵强附会了。诚然，在“党锢之祸”中，张俭曾以高风亮节著称于世，确有堪资师法之处；但在这里，我们要追问一句：这和一个富商，有什么直接干系？

附近还有另一户徐家富商的致德堂，同样为六进豪宅，与师俭堂一衣带水，隔河相望。一俭、一德，既是商家成功的路径，更是他们经营、发展的理念。把这些看作市井繁华后面的“灵光”，不为过也。

接下来，采风团一行参观了明清之际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的故居与墓园，以及它们所在的江苏名校震泽中学，领略了古镇的另一束带有根性的“灵光”——重科教、尚文化。

早在宋代，此间即振兴儒学，立明教堂，建震泽书屋，祠奉三位名贤，一时学风蔚然。明清两代，尚文重教之风尤为鼎盛，书院、义塾、私塾，遍布全镇。清人徐丙华的诗句：“书楼遥望遍桑麻，比户相连耕读家”，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因此，历代人文荟萃，才俊辈出。区区一镇，出过十五名进士、二十二名举人、三十八名贡生。迨至清末民初，这里又首开创办新式教育之先河。光绪年间，即有女校出现；上世纪20年代，镇里就办起了中学，独占全县鳌头。

此间奇才俊杰，当以天文学家王锡阐为巨擘。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素以治学严谨、观测勤勉著称。不仅博极群书，潜心钻研天文历法，而且，“每届晴夜，必仰卧屋顶，通宵观测星象，寒暑不辍”。其科学成就，与清代著名天文学家梅文鼎齐名。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广师篇》中列出十位自叹不如的当世师表，王锡阐列在首位。他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王氏所著《晓庵新法》收入《四库全书》；英人李约瑟赞之以“熔中西学说于一炉”。

采风的最后一站，是始建于元代的荻塘河上的思范桥。“范”即春秋时识机在先、功成身退的范蠡。镇上关于范蠡的遗迹，还有蠡泽湖、范蠡祠和范蠡故居、范蠡钓台遗址。这里，咏赞他的诗甚多，清人程礼有句云：“会稽霸业十年成，鸟尽弓藏意独行。”这使人联想到震泽在人文方面的另一个特征——盛产逸民、隐士。在清人辑集的“震泽八景”中，除了“范蠡钓台”，还有隐居江湖、自号“烟波钓徒”的唐人张志和的“张墩怀古”；宋代震泽三贤的“复古桃源”；明代不合于时、解组归田的吴秀的“康庄别墅”，整整占去了一半。王锡阐本身就是一位明末遗民。他穿古装衣服，写时人不易辨识的篆字，生活中不使用清朝钱币，著作中不标识大清年号。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伴随着他的整个一生。从其晚年所赋《绝粮诗》中可以看出他的气节和抱负：“尽道寒灰不复然，闭关岂复望人怜！平时空慕荣公乐，此后方知漂母贤。何必残形仍苟活，但伤绝学已无传。存亡不用占天意，矢志安贫久更坚。”

隐逸之风，在当地士人中表现为，一是看重名节，义有所不为，于进退去取不苟且行事；二是淡化官本位，热心实业。而它之所以在震泽盛行，不外乎三种因素：其一，自古以来，此地即安定、富庶，而且风光秀美，民风敦厚，文化底蕴丰富，又兼自古即有范蠡归隐的佳话流传，遂使后世遁迹江湖、疏离政治者择为首选；其二，清初著名文字狱“庄氏史案”发生于近在咫尺的南浔，本镇也有几位名士身被其祸，其腥风血雨犹彰彰在人耳目，遂使大批士子绝意功名仕进，纷纷遁入民间，或隐居不仕，或投入陶朱事业，走当年范蠡的路子；其三，此地盛产蚕桑，商业经济发达，官本位观念相对薄弱，热心实业以及文教、科技者甚多，这更是观念更新、社会进步的实际体现。

师俭、重德，显现出一种人生智慧与文明根性；尚文重教、热心实业而淡化官本位，代表一种道路抉择；而看重名节，不轻忽于去取出处，则体现一种生命价值。这些都属于精神蕴涵，深层次的理念，都是纷纭万象后面的本质呈现；特别是在重实用轻理想、重金钱轻道德的消费时代，更有其针对性很强的现实意义。誉之为“古镇灵光”，不亦宜乎？

（2011年）

沧浪“三忘”

苏州的沧浪亭，是一处楼台错落，烟水茫茫的所在。

从前读过两篇《沧浪亭记》—作者分别为它的始建者北宋诗人苏舜钦和明代文学家归有光——似乎都是侧重讲其“所以为亭者”，没有更多地涉及园林自身，所以，留下的印象很淡漠了。倒是清代苏州文士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笔端常带感情”的记述，令人久久萦怀。他深以宅近名园为幸，说，得“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甚至后来被迫迁往他处，他还情怀依依地顾恋：“沧浪风景，时切芸怀。”他记叙沧浪亭的园林佳胜，饶有韵致：“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巅，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灿然。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

可惜，我的实地游观，是在盛夏的白天，没能体味到那种晚霞成灿、月映波心的幽情逸韵。但，过得石桥，风来四面，翠柳摇丝，感觉还是蛮有诗意的。苏州园林大都以高墙围护，自成丘壑；唯有沧浪亭外面绕以浩渺的清池，望去顿起烟霞之想。园内，以山峦为轴心，楼堂轩榭，各抱地势，并有长廊相连接，逶迤高下，自然形成游观的路线。水令意远，石致神幽，内外景色融为一体，极富水乡山岛意趣。而且，四时景观俱有佳致，春可赏竹翠玲珑馆，夏宜观荷藕花香榭，秋坐清香馆饱嗅丹桂飘香，冬临闻妙香室探访寒梅，都是可游、可望、可摄、可忆的。

这使我想到知名学者文震亨阐扬的“三忘”境界。他是明代大书画家文徵明的曾孙。十五、十六世纪的两百年间，世居苏州的文氏家族前后六七代人，一直醉心于园林——“城市山林”的营造与欣赏。文震亨对于居住生活的空间艺术尤有独到的见解，他在《长物志·室庐》篇中写道：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

他概括得实在是好。

看得出，其他都是衬托，文震亨的着眼点在于“城市山林”，而其落脚点是实现“三忘”境界。所谓“混迹廛市”，即在商肆集中之地安家落户。既然是置身闹市，就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只能“纳须弥于芥子”，在有限的物质形态中创造出可供精神悠游、心灵寄托的“壶中天地”。在这种情况下，要能达到久居者悠然忘老、暂住者乐而忘归、游观者怡然忘倦的境界，着实不易。文震亨从两个方面提出要求：一是营造“门庭雅洁，室庐清靓”，遍植“佳木怪箨”的自然环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造“硬件”），这样才能住下来舒适，游起来饶有情趣；二是创造一种“具旷士之怀，有幽人之致”的文化氛围，能够满足文人雅士的精神需求和增进审美情趣的人文环境。这后一方面当然更为重要。

看来，以这些标准来衡鉴沧浪亭，自是当之无愧的。其实，这也正是苏舜钦园林杰作中所引为自豪的“龙门得意之笔”。你看，他在五律《沧浪亭》中劈头就讲：“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由于“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因此，“吾当老此境，无暇事机关”。从前的文人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晋谒公卿、应酬世务、入朝问政，自然不能脱离目迷五色的都会；但朝政龌龊，争斗激烈，常为幽人、逸士所难堪。要论生活安定、环境恬适，自然应以山林为富有诗意的乐土。理想的境界是“鱼与熊掌”兼得，两方面都不放弃，于是，便构想出这种“城市山林”的模式，并且得到优游于仕、隐之间的士大夫的率先首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说：“人间有闲地，何必隐林丘？”这里的“人间”并非泛指，应当作尘氛十丈的都市理解。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筑宅舍于鹤林寺后，索性亲笔直书“城市山林”四字以为匾额。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当时士大夫认同“城市山林”，自有更深层次在——它反映了一种人生态度与心性哲学。白居易在《中隐》一诗中提出，与隐于朝的“大隐”、隐于山的“小隐”不同，“中隐”隐于市，“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他在《池上篇》中，说得就更充分了：“有室有堂，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既不受仕途牵累、“乌纱”羁绊，保持相对独立的心性自由，又无须穴居岩处，免除了饥寒、冻馁之苦；使出与处、仕与隐、“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对立得以融通，外部社会所带给他们的烦恼与束缚涣然冰释，从而获致一种自由的精神空间，人们自然会趋之若鹜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忘”境界以及“城市山林”的选择，仍有其实际的价值。为了使疲惫、烦闷的心灵获得自然的滋养，实现“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使优美、自然的生态环境和充实、高雅的人文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实现荷尔德林多年前所向往的“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这确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境域。只是，现实中这样的资源实在是太少了。

（2005年）

北海去来今

波澜壮阔的南流江，在这里分成五支，注入了北部湾。正是这沿江抱海的特殊区位优势，造就了广西北海在两千年的历史上独领风骚，多次成为大西南乃至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不久前，又有幸进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

北海（史称合浦）之成为历史文化名城，顾名思义，首先是由于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此间留存了中华文明史上“南珠文化”珍贵的群体记忆，素有“南珠故郡、海角名区”之美誉。

在北海，岭南文化本身就放射着璀璨的异彩；两汉以来，中原文化熏风普被，又给予她以丰沛的补给；加上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她还较早地接纳了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因而，呈现出以海洋文化为主体，岭南文化、中原文化、西方文化相融合的中西合璧、多元共生的特有风貌。这里的文化还有一个特殊的内涵，就是以汉代贤臣费贻“廉山留名”、“廉泉凿井”、孟尝“珠还合浦”等一系列佳话为代表的自古及今不断传承的廉吏文化。

当然，关键一环，还在于她历史悠久，地下历史遗存丰厚（仅汉墓就有近万座），地上古建保存相对完好。说到古老，为了不劳辞费，只引证一句《后汉书》，以见端倪：“（合浦）自秦汉置郡，文明之盛媲美中朝，岿东南一大都会也。”洎乎近代，北海又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西方炮舰威逼之下，被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列强领事馆的集聚地，掠夺中国西南物资的输出港，以及西方宗教、教育、医学传入中国的登陆口岸。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往昔遗迹，特别是集中成片的近代历史建筑，包括领馆、海关、传统民居、店铺等，都完整地保存下来。还有一点，也很令人赏赞，就是全市保存下来很多古树。寿命最长的八百年、六百年，一般的也都在二三百年上下，总数达到二百三十多棵，分布在一县三区，一一挂牌登记。

如果说，这些更多地属于过去，或者换一个说法，这一切更多地是仰赖于前人，仰赖于自然条件；那么，今天，北海人所萦心牵怀、殚精竭虑的，则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双手开创更加美好的现在与未来。

新的历史时期伊始，北海即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人文环境，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率先跻身于对外开放城市。三十年间，他们在抢救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维修旧城的同时，建起了临海新城，并连片开发波平浪软的天然优良海滩，水质达到国家一级标准。这里，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高；绿树掩映间，层楼栉比，朱瓦白墙，怡情悦目，荣获“中国最适宜居住城市”称号。

特别是借助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发展中，北海通过发展特色经济，建设国际一流水准的滨海旅游度假区，联合开发跨境旅游路线，切实起到了我国与东盟各国进行区域交流的天然纽带和桥头堡作用。

说到城市小区建设，这里还有一个典型事例。

北海天隆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掌门人，是一个目光开阔、颇有头脑的年轻人。他来自东北的黑龙江畔，却有志于在祖国南疆开基创业，决心要把“三千海”小区打造成一个有生命、有灵魂、会思考、能呼吸，又与整个北海的自然、人文环境背景相适应的生命体。他的理念是：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建设者的抱负。当一切宣言以及音乐与传说都已沉默时，而凝动的音乐——建筑，却还在那里引吭歌唱。作为一个建设者，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抱负与追求：不亚于洋人，无愧于前人，造福于时人，对得起后人。

一次，他到意大利的罗马和佛罗伦萨游览，看到那里每一个时代都有建筑存留，每一处建筑都经过艺术巨匠设计，每一个设计都达致了完美、和谐，而且，特色纷呈，绝不重样。这使他受到了强烈的触动和刺激。他记起了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的话：“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最耐久的一类，所以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多面、也更重要。”可是，现实中为什么我们的建筑寿命竟那么短暂？为什么有些建筑那么粗糙？为什么到处出现低成本复制，导致建筑同质化？

回国后，公司引进了国内外知名的规划、设计师和施工团队，确定以天然石材为建筑外立面材料，以期达到二百年以上的使用周期。为此，一石一瓦，一门一窗，以至每一个五金配件，无论是隐蔽工程还是门面装饰，都要求一丝不苟，坚固耐用，而且体现文化蕴味，独具特色。

他对现在有些人满足于啃祖宗的老本（且不说还有一些人败坏祖传的家底，随意乱拆滥建），并且振振有词地说：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用灯光来制造明亮，颇不以为然。他明确宣称：“我们不能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幽暗中酣然入梦，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他看到市里将前代人留下的珍贵古树一一注册保护，感到欣慰；但同时又觉得，二百年以上古树，全市一县三区仅存四十五棵，加上百年以上的也不过二三百棵，未免太少了。于是，专门辟建了一个博大的名木园，把从南洋以及国内各地购进的上万棵大树栽在里面，确保存活，尔后，再根据小区与楼舍布局，有计划地一一移植。气魄极为宏阔，精神令人感动。

“三千海”的建筑美奂美轮，异彩纷呈，体现亲水、爱绿、重石情结。为合理利用有效资源，他们把海水引入社区，楼房、广场、会所、商业街都临水而建，创造了海中有城、城中有海，周围绿树环绕，四季鸟语花香的生态环境。

明代学者文震亨——大书画家文徵明的曾孙——认为：好的居住环境，应该让人进入“三忘”境界：“居（常住）之者忘老，寓（暂住）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有的现代学者也说，城市作为市民的家园，应该让人们可游、可望、可撷（如采撷风光，摄影留念）、可忆。“三千海”以至整个北海市，可说是符合了这些条件、要求。

（2011年）

玉山倾

一

日长闲居无事，整理旧日报刊、信件，看到一张寄自宝岛台湾的2000年的剪报，上面刊载着我的三首小诗，署名“青衫”，诗为《缅怀于右任先生，玉山纪感》：

日暮途遥瞩望深，临风洒涕惨归心。

可怜耄耋龙钟叟，一曲悲歌哭碧岑。

老觉人间万事非，乡园能望不能归。

“鸡鸣故国天将晓”（于右任诗句），独立空山泪染衣。

一像何劳动斧斤？皤然一老胜三军。

金刀难断江河水，万里归心托暮云。

由是，我忆起了五年前在台湾观光期间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

二

那是一个响晴的六月天，瓦蓝瓦蓝的天宇上，这里那里游动着羊群、棉絮般的雪白的云彩，它们飘浮到了头顶上，仿佛伸出臂膀就可以抓住几朵似的。游客们的兴致很浓。从阿里山开出的公交客运汽车，一踏上21号省道，大家便一唱百和地齐声唱起了“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唉……”一路上，歌声伴着笑语，一直喧腾到此行的终点站——“塔塔加游客中心”。

“塔塔加”，系当地少数民族曹族原住民的语言，意为辽阔、平坦的草原区。原来，此间恰好位于阿里山与玉山之间的一处平川地带，海拔2400多米。当晚休息在这里，明晨，大家就要直抵玉山登山口，准备攀登这座东亚第一高峰了。

玉山位居台湾本岛中央高山地带，主峰3952米，每逢冬季，山头覆盖着皑皑白雪，莹光四射，洁白如玉，因而得名。主峰之外，四围还有东、西、南、北诸峰，呈“十”字形排列，构成雄伟的玉山群峰，素有“台湾屋脊”之称誉。整个玉山景区，不仅山川壮美，气势磅礴，拥有断崖、峡谷、峭壁、飞瀑、雪景、云海、林涛、花山等自然奇观，而且，这里的稀有野生物和原始森林，随着地形、地质、气候的递变而呈多状态、多形貌，成为台湾地区最为丰富、完整的生态资源。

游憩区四周分布着许多诱人的景点。按说，万里间关，此行匪易，完全应该从容信步，仔细游观，听听导游员关于各种生态景观如数家珍的讲解，从而增长一些鲜活的知识。可是，由于我的心里只是装着玉山绝顶，急于瞻望矗立其上的于右任先生铜像，其他便都只好忍痛割爱了。

三

中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既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又是才气纵横的书法家和诗人。1879年，他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二十五岁中举，后来便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制。辛亥革命后，曾任职南京临时政府，后来长期担任监察院院长。先生一生热爱祖国，风范长存。1949年后，以古稀之年，别妇抛雏，孤身羁留台湾，始终思念亲友，思念故乡，思念大陆，热切期望祖国统一，叶落归根，写出过许多强烈抒发思乡之痛的诗词，可说是语语悲苦，字字酸辛。

初到台湾不久，于老曾写过一首《鸡鸣曲》：“神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沧海月明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遮莫千重与万重，一叶渔艇冲烟波。”他还写过《题故山别母图》二首，有“珍重画图传一别，故山长望白云深”，“梦中游子无穷泪，二十年来陟屺心”之句。他忆念旧日师友：“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读来令人心酸气噎。甚至当他到友人家赏菊，心中也会掀起无限波澜：“篱间尽是中原种，要我赏之赠我看。我本关西莳菊者，海天万里一凭栏。”其他如“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无情岁月迷归梦，有泪山川作卧游”，“海上无风又无雨，高吟容易见神州”，等等，简直举不胜举。

老人病重期间，在日记中写有“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见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的遗言。并把这一遗言凝结为血泪交迸、激情喷涌的诗篇，记在1962年1月24日的日记上，这就是那首流传广远的《望大陆》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诗中强烈抒发渴望回归大陆的心情和对故乡对亲友痛彻骨髓的思念，表达了对有生之年不能目睹海峡两岸统一的失望情绪；以及四顾苍茫，归期无日的深悲剧痛。“国有殇”，借用屈原《九歌》中“国殇”一词，表达自己以身许国的爱国情怀。全诗以“骚体”出之，既反映了老人对爱国诗人屈原的倾慕，更获得了古人所说的“长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的最佳表现形式。它浓缩了海峡两岸人民共有的情怀，道出了无数他乡游子的心声。

老人于1964年11月10日在台北病逝，享年85岁。国民党当局将他安葬在观音山上。鉴于老人生前有“百年之后，愿葬于玉山高处，可以时时望见大陆”的遗言，台湾一些民众团体发起募捐，为他塑造面对着大陆的半身铜像，安放在玉山主峰之巅。三十多年来，无数登山者都要在铜像前面留影，它已成为人们美好回忆的组成部分，更是台湾人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一种象征。

四

夏日山乡的气候多变，恰如孩儿的脸那样，刚刚还喜笑颜开，不一会儿就陡然变相，涕泗涟涟。早起推窗远望，天际阴云四合，我们草草地用过早餐，便赶忙整装出发，沿着一条名为楠梓仙林道的柏油马路前行，路旁的毛地黄开得正闹，长长的茎上结着成串的花朵，在绵绵的细雨中临风摇曳，楚楚生姿。我们也无心赏景，不到一个小时就匆匆地赶到了玉山登山口。

然后，我们便沿着楠梓仙溪的溪谷，在蜿蜒的步道上曲折前行，山路渐行渐高。下一站是排云山庄，里程标示是85公里。气温也在逐渐下降，两旁棕褐色的岩石，形态狰狞，森然可怖；上面遍布着玉山龙胆、玉山石竹、高山沙参等这一带所独有的植物，花型大小不一，但一律都十分艳丽。特别是那种玉山杜鹃，花朵洁白、硕大，罩满了远山近谷，把茫茫大野装点得如同仙山阆苑。经过一处狭窄而陡峭的断崖之后，便踏上了一段碎石铺就的上坡路，大约提升了几百米。一打听，此地海拔已经接近3400米了。空气比较稀薄，呼吸感到不畅。我们一个个已经汗流浃背，剧烈地喘息着。而旁边却是一列峭壁，拄天拄地地矗立着，真怕它会在大风雷雨中突然倒塌下来，于是，赶忙躲到前面去休息。

中午过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排云山庄——这攀登玉山极顶的最后基地。这里距离极顶，据说只有24公里。晚间，要在这里住宿。稍事休息之后，体力有所恢复，天色也晴明了许多，我便选一处开阔地，向那神秘而圣洁的玉山遥遥地眺望。峰顶此刻正笼罩着迷雾，白云弥漫了山巅，瞬息间又飞瀑一般地流泻着，果真是风马云车，变幻莫测；下部却黝黑一片，显然是覆盖着大片的森林。强风掠过，林涛掀起层层巨浪，漫山漫谷，发出隆隆的响声，令人心神为之震怖。

五

晚饭后，阶前闲步，与台湾一位报社记者闲谈，他也是于右任老人的书法和诗词的热爱者，我们一起背诵了老人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章隽句。我也正是从他那里得知一个令我震惊、令我失望、令我气闷的信息——玉山峰顶的于右任铜像，早在四年前，当局即以清除“政治图腾”为由强行拆除，实际上，前此已连续遭到分裂分子破坏。拆除后，在基座上放置一方刻有“玉山主峰”字样的石块，去年“9·21”大地震后，又在基座前刻上了“愿心清如玉义重如山”几个大字。今年5月20日，新的主政者在就职大典仪式中，演奏了《玉山颂交响诗》乐曲，邮政局还发行了以玉山为背景的纪念邮票。玉山，显然成了他们的象征符号和精神靠山，自然容不得于老先生在这里同他们分庭抗礼了。其实，这种举动早在其任台北市长时即已开始，坐落在台北市仁爱路圆环中间的于右任铜像，就是由他决定拆走的。

连一座铜像竟也不容，足见其政治的怯懦与精神之虚弱；反之，一座铜像竟有如此巨大之威力，也着实令人振奋。从前读《三国演义》，看到第一百零四回《见木像魏都督丧胆》中“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故事，原以为是罗贯中编的笑话，想不到竟于今日重见！可惜客中无酒，不然，真堪浮一大白。只是，一从听到这个讯息，向玉山之巅冲刺的兴致就再也提不起来了，而那耸天拔地的青峰，似乎已经在我的面前轰然倾倒。“玉山倾”或“玉山倒”，语出《世说新语》，原是形容人酒醉将欲倾倒之态。我这里“顺手牵羊”，借用这个现成的词语，不过是想说明此刻的一种心态，一种感觉。

是夜，排云山庄里通宵下着大雨，在海拔三千四百多米的高程上，伴着孤灯寒雨，一时百感中来，率然题写了篇头的三首七绝，也算是对于老先生的一百二十一年冥诞的一份纪念吧。

（2005年）

意念中的行旅

看到这个题目，你会觉得很潇洒很诗意的。不是吗？“意念中的行旅”肯定是记述一场离奇的梦境，既然是行旅，那就不会是个人踽踽独行，里面或许带有某种罗曼蒂克式的插曲；也可能是诉说一次拟议中的、后来并没有付诸实施的远行，——为什么“此行未果”呢？大约更是有“戏”可看了。

其实，你全都猜错了，说来未免使你扫兴，事情远没有那么复杂，我所讲的只是一次参加考试的经历。

考试，向来都是紧张、单调的，绝无潇洒、诗意、轻松、快活之可言。旧时代有个顺口溜：“牛怕野虻，驴怕磨坊，长工怕苇塘，生员怕考场。”生员俗称秀才，又叫博士弟子员，也称庠生。秀才是科举制度下踏上升官阶梯的起爬基点，他们不能直接当官，但可以参加乡试，考取举人，——这是很难跨上去的一个台阶。

一般地说，考试是对人的知识、才干与能力进行考查测验的一种方式，这在世界各地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在中国，它的初始阶段，却是用以考核官吏治绩的。我国最早的古籍之一《书经》里就有“三载考绩”的记载；唐代以后推行科举制度，考试便成为开科取士、拔擢人才的一种通行的手段；明清以后，开始把考试同学校教育联结起来，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制度，——朝廷委派学政官主持院试考试，从省府州县办的郡县学中录取生员，然后再通过乡试、会试、殿试，一层一层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爬。

一个读书士子，往往要花上几十年的工夫，才能爬上登龙入仕的阶梯，有的则是青灯黄卷，矻矻终年，到头来还是一个老童生。看过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有谁不为周进之流的倒霉蛋儿洒上一掬同情之泪呢！《儿女英雄传》里的安如海，算是幸运儿，不管怎样还是中举了，可是，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你算，我自二十岁上中举，如今将近五十岁，考也考了三十年了，头发都考白了。”真是地地道道的含着辛酸、带着血泪的伤心人语。

当然，在今天，这已经成了陈谷子、烂芝麻的旧话了。但考试却是常说常新的。人们，包括每个普通的中国人，对于考试大概都不会有陌生之感，甚至说它是最为常见的，任何人都曾接触过的一项社会活动，也不为过吧。比如说，这一家有三代人，上中学的小孙子，早晨起来就嚷嚷着：“期末考试开始了，早点吃饭吧！”儿子和媳妇，一个是机关的公务员，一个是法院的审判员，他们嘴里一边嚼着饭，一边讨论着《法律法规大全》里的内容，准备着即将到来的年终考试；老奶奶是老年大学的积极分子，此刻也正坐在一旁聚精会神地温习着绘画、书法课，她也要应试哩。

最典型的事例要算全国的高考了，每年都有几百万的考生应考，若是再加上他们的亲人、老师、朋友，加上考试的组织者和工作人员，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关注其事，为之呕心沥血，不眠不休，恐怕是难以计数的。考试决定着无数人的前途、命运，关系着许许多多人家日后的苦乐、悲欢。它简直成了一条抽打旋螺的鞭子，在催赶着无量数的人，无量数的家庭，奋力地搏击，拼命地旋转啊。

纵观古今中外的考试，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起码有笔试、口试、面试等多种形式，现在又增加了计算机测试、远程测试的项目。近几十年，我国的各级各类考试，率皆以笔试为主，突出笔试的作用，这当然有重要的道理。但我以为，忽视口试与面试却是万万不应该的。在远古时代纸笔尚未出现的时候，当然只能依靠面试、口试来拔擢人才。据《记纂渊海》一书记载，汉代取士实行射策与对策两种形式，“射策随其所问而释之”（按照提问的内容加以解答），对策则是“问以政事经义，观其所对文词，定高下”。二者，都具有口试性质。到了唐代，就把笔试与口试分开进行了：“唐制取士，凡明经（科考项目）先帖文，然后口试。”（见《文献通考》）在国外，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凡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考生口试、面试的成绩，俄罗斯更是把考查考生的“说话应答能力作为升学考试的主体”。

从实际工作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在笔试的同时，如能辅之以口试、面试，对于全面地了解报考对象，考核人才、发现人才，确是一个可以获得显著效果的重要环节。如果说，笔试侧重于考查考生的书本知识，那么，口试、面试则更能充分考核考生的综合能力和心理素质、人文素质、思想气质、精神风貌。可是，由于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是全国统一考试，同时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考生参加高考，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够采取的形式只能是笔试，而口试、面试根本无法付诸实施。

但是，年龄较长的朋友当会记得，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教育界，还是很重视口试与面试这两种形式的，他们继承了我国长期固有的传统，不满足于一张“见物不见人”的试卷，总是耐心地与考生交谈，从而更多地掌握一些活的情况。在这方面，我是“过来人”，有一点切身的体会。开头说的“意念中的行旅”，指的就是这件事。

那是1949年7月中旬的一天。刚刚下过了一场暴雨，建立不久的盘山中学条件还十分简陋，校园里到处汪洋一片。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本来就没有穿袜子，此刻，索性脱掉了鞋，蹚着泥水，来到一座陈旧的木楼里应试。当时，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规定，录取初中学生，除了笔试——语文、数学、时事政治等方面的答卷，还须进行口试、面试，以实际了解考生的智力水准和应对能力。

老师很亲切、和蔼，高高的个头，大约三十岁上下，胸前戴着一个白布制作的名签，从那上面我知道，他和我是一个姓。王老师照着报到花名册，念出了我的名字。我应声走进屋里，显得十分拘束，他挥手示意，让我坐在他的对面，亲切地告诉我：要定下神、静下心来，做好答问的准备。

闲聊了几句家庭状况、本人学习经历之后，王老师开始提问了：

“你读高小时喜欢什么课程？”

我说，喜欢地理。

“为什么？”

我说，长大了以后，我想游览名山大川，走遍全国。

“那好，我就考问你这方面的问题。”老师略微思索一下，便说，“你注意听着，题目是这样的：我想从这里（指当时的辽西省盘山县城）到广州——你知道广州吧——去看望外祖母，你看要怎么走，才能经济、合算？要求有三条：一要尽量减少经费，二要尽最大限度节约时间，三要汽车、火车、江轮、海轮都能坐着。”

我说，可以从盘山县城坐汽车到锦州，然后换乘京沈铁路的列车前往北京，再转乘京沪线的火车抵达南京，从南京登上长江客轮到达上海，再从上海乘海上轮船前往广州。

“你再考虑另外一种方案，”老师说，“我的出行计划有些改变，因为发生了新的情况。我的妹妹在陕西的宝鸡读高中，放暑假了，她也要一同去看姥姥。你看这要怎么走？我怎样同她会合？”

我说，那就事先通知她登上陇海铁路的东行列车，赶到江苏的徐州，彼此约定好车次和到达的时间。老师还是从这里坐汽车到锦州，再坐火车到天津，然后换乘津浦铁路的列车，在徐州车站接妹妹上车，依旧是到南京下车，然后换乘江轮到达上海，再转乘海轮前往广州。

“好！”老师高兴地说，“给你打一百分。”

这样，尽管我笔试的成绩并不十分理想，数学分数没有及格，但我还是以第十九名的靠前位置，被录取为初中一年级插班生。

这次口试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可是，当时的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着。尤其是每次乘车经过这些地点，都会想到这番“意念中的行旅”。1999年3月，我趁返回母校参加五十周年校庆的机会，专程拜望了已经八十高龄、正在病榻上休养的王老先生，席间又一次共同回忆了这段往事。作为省内知名的老教育家，他痛切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教育系统有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可惜没能继承下来，重视口试、面试就是其中的一项。反思过去，我们的许多青年学生之所以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或者说有知识没能力的倾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依我看来，可能同这种入学考试只限于笔试的单一形式也有一定关系。

（1999年）

三江恋

人们习惯于把祖国的东北地区比喻为引吭高歌的雄鸡，那么，由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冲积而成的三江平原，便是这只雄鸡的丰满的颈部和奇突的头部，而素有“东北第一镇”之誉的抚远县乌苏镇，就恰是美丽的鸡冠了。

这是一个神奇的所在。盛夏凌晨两点多钟，祖国的其他地方都还在夜幕笼罩下酣然沉睡，而这个小镇已经蘧然醒转过来。在东北方向天地交接之处，首先现出一条红色的亮带，顷刻，毫芒四射，光华耀眼，紧接着一轮红日像顽童似的一蹦一蹦地向上跳动。

记得那年也是这个季节，站在泰山日观峰上看日出，是四点三十分，大家都以为是绝早了，可是，比起这里还晚了两个多小时。此刻，我才憬然领悟：怪不得小镇边防哨所的战士将“我们最先把太阳迎入祖国”十一个大字写在墙上。占据着如此优越的地利条件，谁能不充满自豪感呢！

登上高耸云天的瞭望塔，凭栏远眺，但见奔腾北下的乌苏里江在这里与浩荡东流的黑龙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浴着朝晖，闪着粼光，一同欢快地滚滚东奔，追赶那一轮红日。

云水苍茫中，乌苏里江上驶过来两艘运载杂货的机船，一幅绝妙的“清江晨泛图”呈现在眼前。遗憾的是，我没有嘹亮的歌喉，不然的话，一定要高歌一曲《乌苏里船歌》。

面对着接天盖地的茫茫翠海，我张大着渴望的双眸，尽力在绿到天边的莽原上，搜寻与辨识着豆畦、麦垅、稻海、粮原。但实践证明，这种努力是徒劳的。绿，这宇宙间最鲜活、艳丽的生命的原色，此刻，涵盖了一切，模糊了一切。

红日初临，碧空如洗，益发显得天色瓦蓝瓦蓝，以至于浮游的云朵轮廓异常清晰，宛如镶嵌在翠蓝的天幕上的白玉浮雕。一只雄鹰平展着双翅，悠闲地在碧空中滑翔。条条点点的清溪、水泊，像白练，像明镜，在下界静静地闪耀着光华。

我见过祖国无数的大小平原，也曾驻足大西北，骇叹过千里戈壁的辽阔，游目骋怀于北美加里福尼亚州的茫茫沃野。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修远、如此完整的弧形地平线。凭高远望，一时忽发奇想：展现在眼前的分明是一把其大无比的打开的折扇嘛，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恰似两个扇骨，地平线相当于扇面的边缘，而脚下的乌苏镇正处在两个扇骨的中轴。这把大折扇上画满了浓绿、淡绿、翠绿、嫩绿的风景。

以前无论在哪里，总嫌起伏的山峦、茂密的丛林、参差错落的建筑群，那些形形色色的障碍物遮蔽了眼界。这次在三江平原，才真正领略到望眼连天、极目千里的快感。此情此景，大约只有置身于天空、海上，尚可得其仿佛。

我这次寻访三江平原，只是涉足它的腹地，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抛在视线之外，不免有遗珠之憾。但就是这些，已经使我梦绕神驰，流连忘返。

这里土壤肥沃，水质优良，日照、雨量充足，生态环境良好，交通方便，具备发展以绿色食品为主的生态农业和林、牧、渔业的优越条件。

这里有成批的国家一类口岸，有内河深水良港和内陆地区借江出海，经鞑靼海峡直达太平洋沿岸诸国的黄金水道，有正在兴建的北起同江、南至三亚的纵贯全国的高等级公路。

这里的“三花五罗”、鲟鳇、大马哈等特种鱼和雪兔、紫貂、丹顶鹤、白尾海雕等珍禽异兽，久负盛誉。一种能够捕获天鹅的猛禽海东青，自辽金时代即被列为贡品。

条件优越，而人烟稀少，区内人口密度仅为全国平均数的三分之一。其发展潜力是无与伦比的。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世界少有的没有充分开发的亚次处女地，三江平原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盛的物质产品，而且，是北方理想的旅游胜地。

无论是秀绝神州的花开叶落、鸟啭虫吟、牛羊咩咩、流水潺潺的莽原朔野，还是独具塞北特色的森林公园、狩猎场、滑雪场，以及赫哲族民俗村、博物馆，都以其无穷生趣，吸引了中外游人。置身其间，仿佛投身母亲的怀抱，回到幼时的摇篮，顿觉远离尘俗，宠辱皆忘，神清气爽，返璞归真。纵有千般尘虑，万种忧思，也会澹然冰释。

三江平原是民族的大家庭，有近四十个民族在这里生养蕃息，和睦相处。又是北方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摇篮，数千年来，他们在耕渔采猎中濡染着风习，开创了文明。统治中国北方达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女真族，就是从这里跨上了征鞍，创建了金国，最后跃马中原，灭辽蚀宋的。

全国人数最少的民族之一赫哲族世代聚居此地，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向我们昭示了这个民族的世系源流、经济生活、文化礼仪、风土人情。这个民族富有爱国情怀和抗暴精神。史载，1643、1658年，赫哲族与达斡尔、满、汉族民众一道，先后三次击溃沙俄的入侵。

当地传颂着一首《烈妇歌》，叙述1860年冬月赫哲族少妇抗拒沙俄暴徒凌辱，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赫哲女子颜如花，夫出从猎妻守家。突来碧眼黄须虏，闯门入室难要遮。妄思鸠占饵以利，继乃威逼戈矛加。由来女子抱贞性，此身可碎心无他”，“彼众我寡势不敌，至死不屈宁嗟呀”。“遐方女子知大义”，“肯将皎玉遭污瑕？”

承赫哲族聚居地街津口乡乡长告知，敌伪统治时期，惨遭日寇迫害，整个赫哲族只剩三百多人，现已增长了十倍。从穿鱼皮，住地窨子，乘狗爬犁，以捕获大马哈鱼次数计算年岁，到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整个生活方式现代化，从单一捕鱼到多种经营，他们说：“我们是一步一层天。”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组织了一批批转业官兵、地方干部、科技人员和知识青年，进军北大荒，开发建设三江平原。这里不须费更多笔墨，只要听听沿途的“建三江”、“换新天”、“红兴隆”、“大兴”、“创业”、“友谊”、“星火”、“前进”……这些农场的名字，就不难记起这支建设大军与万千拓荒者的皇皇盛绩。

为了开发、建设北大荒，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在漠漠荒原上，撒播了知识、爱情、友谊、信念的种子。就中有欢腾的乐曲，也有沉重的悲歌；有憧憬，有思考，也有忆念。

三江平原是一种诱惑，一种挑战，一方献身的祭坛，更是一处建功立业的疆场。有些人已埋骨荒原，他们和同伴一起经历了昨天，却不再拥有明天。也有相当数量的佼佼者，从这里起步，跨上了科学、文艺的殿堂。

他们带走了伴和着冷雪清霜的残夜断想，带走了半是甜蜜半是凄苦的难忘的岁月，带走了对黑土地魂牵梦绕的苦恋；而把用汗水血汁和青春的激情、理想的诗意书写的创业史，留给了江花边草，留给了粗犷的荒原，留给了子孙后代。

经过两代人四十年的艰苦奋斗，在十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上，发展了佳木斯、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城市，建设了一批大农场、大工厂、大林场、大煤矿为主体的新兴经济区。于今，北大荒成了名副其实的北大仓。改革开放以来，三江平原更跨上了飞驰的骏马，并开始走向世界。

夜深了，昂首疾驰的南下列车载着我踏上了归途。我依依不舍地望着车窗外的佳木斯的万家灯火，望着万籁无声的漫漫荒原。那绿色的晨风，仿佛仍在心上吹拂，富含健脑提神的负离子的清新气息，还存留在呼吸间。当下吟哦一首七绝：

船歌高亢牧歌甜，碧草如茵接远天。

我与三江期后约，流云逝水两茫然。

（1995年）

净土情缘

常听人说，万有的缘法都是偶然凑泊的。这话当然在理，比如，我的结缘观音山，就颇带一点偶然性。不过，仔细想想，又觉得这种偶然之中也潜伏着必然。——对于大自然，尤其是对于赋形大自然的禅思、禅悟，我一向是悉心究诘，情有独钟的。虽然我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置身于尘氛十丈之中，不属于那种“偶开天眼觑红尘”的世外超人，但是，却又醒里梦里都在想望着、向往着这种喧腾热浪中的清凉世界，都市里的一角绿洲。就是说，在实地踏上这片桃源佳境之前，我的心里早已模拟出它的影像、它的精魂了。借用佛禅的说法，“因缘现身”是也。

情生缘。情是渊源不竭的泉流，缘则为人生着上一层暖色。

乾坤清气得来难。在这红尘扰攘的现实世界中，几乎一切山川旷野、溪谷陵原，都已被那无远弗届的现代文明登录、注册，车尘市声、衣香鬓影，耳目所及，无处不是人为的世界，复制的、机械的、扭曲的痕迹随处可见。在紧邻港、深、惠、莞这些繁华都会的夹缝间，居然硕果仅存着一处守候在都市背后的绿色群落，而且是如此之广袤，如此之妙境天成，真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人间奇迹。

诚如主人所言，这方红尘净土，像佛祖一样胸怀坦荡，慷慨无私，像挚友一般热诚好客，豪爽旷达。只要你能够觅得半日消闲，肯于步出郊外，踏上这片画一般静美、梦一样空灵的大地，你就可以实现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拥有一处意念中的精神家园。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中有一句富有理趣的话：“求爱得爱，固然好；没有求，就给你，更足实。”观音山森林公园就是这样一个保证你身心都“更足实”的所在。

当你踏着林间小径，穿行于万树葱茏之间，心头会渐渐地涌起重返童真、回归自我、生命还乡的亲和感与归属感，像是裸体的婴儿投入母亲的怀抱，恣意饱享着受用不尽的原生形态、荒情野趣，你的整个身心便一股脑儿地同大自然融会在一起——目所见，生机也，万树参天，翠海茫茫，不知何处是岸；耳所闻，天籁也，风呼林啸，溪吼泉鸣，杂着草虫飞鸟的浅吟低唱，汇成一部妙趣无穷的交响乐；鼻所嗅，清气也，林谷风回，花草馨香，沁人心脾；心所思，禅悟也，通过灵魂净化，千般痴嗔爱欲，万种忧患得失，一切世俗纷争，都会随着淙淙的清溪流远，宛如旧梦轻烟悠悠地散去，进而体味出精神对于经验的觉悟，实现着以智慧透视人生的超越，真正悟解“世人不识青天意，空使身心夜半愁”这禅偈一般的妙绪灵思。

漫步“佛缘路”，攀登“菩提径”，游目“普度溪”……脑际回旋着这些饱蕴禅机理趣的名字，已经觉得明心见性，平添了几分妙悟；更何况望中还有耸立于五百米高程之上，直矗青天白云的观音菩萨圣像，远远看去，好似驾着冉冉祥云，飘然自南海归来，慈祥地俯瞰众生，点化着信众。在阳光——绿色——人文的氤氲下，作为一种昭示、一种象征，作为智慧、和谐、安宁、福祉的化身，它使众生领悟到慈爱心、向善心、包容心、平常心、自在心，概言之，也就是禅心。

其实，人们钟情绿地，渴望回归自然，绝非仅仅为了怡情悦目，健体强身；更深层次在于寻觅一处心灵的憩园。

（2005年）

淹城三说

一

最早知道淹城的信息，缘于《文汇报》的一则简要的报道。报载，在素有“八邑名都”之誉的常州市南九公里的武进县湖塘乡，有一处重要文物古迹，是大约三千年前的商朝淹国都城遗址，三城三河，环环相绕，为我国以至世界所独有，而且在现存的地面城池中，最古老，保存得也最完整。

关于淹城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袁康的《越绝书·吴地传》：“毗陵（常州古称）县南故城，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这一带，春秋时期称为延陵，为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的封邑。《公羊传》有“季子去之延陵”的记载。《史记·吴泰伯世家》云：“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古代类书之祖、三国·魏时编辑的《皇览》记载，“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至今吏民皆祀之。”正是依据上述古代典籍，史学界对于淹城遗址的来历，做出如下两个方面的推测：

一说，淹城曾是商末周初奄国的国都。商周时期，在今山东曲阜、泗水一带曾有一个诸侯国奄国。商周递嬗，它曾联合徐、淮和东方其他邦国进行抵抗。《越绝书》中提到的淹君，乃是奄被平服之后流窜东南的残部的首领。他们凿河为堑，堆土作城，仍然沿用“奄”字为其国名。古代“淹”、“奄”二字通用（甲骨文中，有“弇”而无“淹”、“奄”二字），其临时国都遂以“淹城”名之。

二说，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三让王位，被吴王诸樊封于延陵（即今常州），吴语中“延”、“淹”谐音，因而认定淹君即季札公子，淹城为季札所筑。也有的说，公子季札因不满阖闾刺杀王僚攫取王位，遂毅然脱离他的统治，于封地延陵筑垒修城，以示淹留之决心。“淹城”之名本此。

上述两种推测，我认为各有所据，都说得通，一时难于判断其是非。实际上，还有一种说法，它来自当地的民间传说。作为远古记忆的口头传承，我觉得其可信度同样很高，不应忽视。

关于淹城遗址的第三说，我是在1984年实地访察武进县湖塘乡时直接听到的。

二

诗文中有“神游”、“卧游”之说。我就是身尚未到淹城，心却早已向它敞开了。脑子里带着一大堆问题，坐上了市文化局备好的轿车，南出市区，径直上了武（进）宜（兴）公路。正是收获时节。两旁稻海连天，推涌着起伏的金浪，展现出锦绣江南的丰年胜景。向导小章是一位健谈而博雅的姑娘，沿途做着有关故实的解说。过了湖塘桥，在西向拐弯处，小章指着一个村落说：“这里距淹城五里，是古代留城的遗址。”接着，她讲述了一个有趣的古老的传说：

商朝末年，淹、留都是诸侯小国。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两国君主常相过从，还做了儿女亲家。后来，留君听说淹君得到两只白色灵龟，属于稀世之珍，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借回去与妃嫔传观，但始终未获准诺，于是起了并吞淹国之心。察知了留君的用心，淹君一怒之下，把归家省亲的女儿扣住，不许她再返留城。同时筑设三城三河，严加防守。城外烽墩罗列，用以登高瞭望和升烟报警。城墙外侧种满倒钩、蒺藜、唐球、弯角毛树等带刺的灌木丛，形成了防御敌军偷袭的天然屏障。留军几次强攻，都没有得手……

说话间，淹城到了。轿车开进了外城，停在三座高墩前面的广场上。由小章导引，我们顺着传说是淹君的跑马岗往里走去。原来，城凡三重，均为泥土堆砌。外城略呈圆形，周长五里，城郭约为七里；内城呈方形，周长三里。恰和《孟子》中“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说法相符。宫城，俗称紫罗城，周长一里。每道城只开一门，外城门朝西北，内城门向西南，宫城门对正南，这也符合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自己权力的传统表示方式。

三城外侧均有护城河，宽五六十米不等，互不通流。宫城河已湮为农田，内河、外河静水无波，作蛙绿色。宫城地势高耸，内城、外城渐低，远望之形似旋螺。城墙虽已倾圮，但基址仍高出水面十米左右。

小章念了一首民谣，基本上勾勒出淹城当日的胜概：

里罗城，外罗城，中间方形紫罗城，三套环河四套城；

内高墩，外高墩，周围林立百高墩，城中兀立王女墩；

内河坝，外河坝，通道唯有河西坝，独木舟渡古无坝。

现在，除墩台有所减少外，余者大体如是。

《武进县志》记载了明代诗人陈常道的两首淹城纪游诗。其一曰：

谁叱冯夷去巨兵，凿开湖埠壮南营？

山藏孤岛围千嶂，堑挟重汤控一坪。

盘谷蛇形森踞虎，昆池迭影浩翻鲸。

可怜王气今蒿莽，落日群鸥空自盟！

于兹可见，在数百年前，虽然城池早已笼罩在荒烟蔓草之间，但气魄还是十分壮伟的。

三

我们踏看了城墙上下，共同赞叹古昔工程的浩巨。遥想淹国当年，深沟高垒，负险固守。三道城门不在一个方向，该是考虑了城堡防御的要求；而唯独东面无门，又似乎标示出当时主要敌人的方位。“但是，偏偏没有守住。”说着，小章续讲了前面剩下的半截故事：

单说留国的军队围困淹城一个来月，也没有攻下。正在无计可施之时，留国的军师给太子出了个主意，让他以过去惯用的方式（飞箭传书），与年轻貌美的妻子（淹君之女）相约在城外会面。面诉两地相思、缠绵悱恻之情；说明照此死守下去，夫妻永无团圆之日；进而诱使她提供破城之策。

淹君女对父王早有腹诽，此刻为了一己的情爱，便将社稷存亡置诸脑后，当即答复了丈夫的请求，在城外会面中偷偷泄露了淹国的机密。她说：“冬令祭腊之时，父亲将带兵出巡，城里兵力空虚。届时可在城外放火，烧掉墙上的棘刺，然后你们偷偷地架桥设梯，攀上城头，我在里面按时接应。”

留君太子按计行事，结果，五百精兵一夜之间尽数涌进宫城，劫走了白龟和大量财宝。淹君归来，知是女儿里通外国，勾引敌兵所致，未容分说，便手挥青铜剑将女儿碎尸三段，分别埋葬三处，上筑高墩，以警臣民。后人称它们为头墩、肚墩、脚墩。

尽管这只是传说，未必实有其事，但经当地多少代民众的口耳相传，淹君女便成了不见诸史传的千古罪人。

“揖让征伐几废兴，陈年史影费猜评。”隔着历史的重重帷幕，有些史疑一时很难廓清，还是请历史学家去论证吧。我想的是，这个古老的传说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

中国古代城堡的形制，多数比较简单。沪南奉贤县的柘林古城，不过是个土围子。即使春秋战国时期的郑、韩故城和赵邯郸、齐临淄等古代名城，也只有两重方城，有的部分还互相重合。像淹城这样内外三层，层层相套，高达数丈，实属少见。但因隐患未除，“变生肘腋”，堡垒被从内部攻破，高垒深池，统归于尘土。

归途上，感谢小章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小章却摇了摇头，嫣然一笑说：“功不在我。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生活的教科书。”

后来，我陆续看到报道，这里先后出土了独木舟和多种青铜器具、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陶器。被称为“开天辟地第一舟”的独木船，全国现今只发现十几只，而淹城一处就出土了五只。最大的长十一米，口宽零点九米，系用整段楠木刳空而成。科学鉴定证明，这只船公元前一千多年即已投入使用，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而淹城遗址已经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

缘订三生

杭州，我不知来过多少次了。在葛岭的初阳台上，欣赏过朝暾起驾的丽景；在九溪十八涧的石板间，轻盈地跨着鹤步，尽情体验着“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的自然情趣；西溪梅墅河道两旁倒影水中的梅林，萧疏淡雅，更令人尘襟为之一浣。当然，驻足最多的还是西湖一带，尤其是雨雾空濛的六月天，漫步在杨柳轻扬的苏堤、白堤上，看滴滴雨线插入湖面，划出一圈圈的涟漪，看湿漉漉、水泠泠的“三潭印月”那绝美的意象画，看仕女头上的伞花与湖里的荷花交相辉映，真真切切是“十步一诗，五步一景”。否则，当年诗人白乐天也不会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

不过，这次重到杭州，却抛开了那些奇观胜境，主要是想会会祁君子青。子青兄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彼此交谊达半个世纪。当年一同供职于营口日报，彼此声应气求，时相唱和，相知相重；尔后，海桑变易，同葆岁寒，虽音问常通，但已千里暌隔了。

子青兄饱经忧患，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且，个性强，悟性亦强，感情尤为真挚、浓烈，非常适于从事文学创作。可是，考中的却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结果大半生精力投入办报。这无异于让一条大水牛去拉磨，用其所短，弃其所长。渐入老境之后，才调回浙江，不觉又过去几年了。久不相见，彼此有太多的情愫要倾诉，太多的话语要交谈。

见面之后，我还没有坐下，他便急着告诉我——

近日趁出差之便，返回营口看看。咳，看什么呢？“旧梦如烟一笑空”啊！当然，最想看的还是旧时居住多年的宅舍。路已经拓宽了，楼房一栋挨着一栋，幸好当日的院落还在。忙着趋前几步，就发现大门墙外的几株卷帘花，竟然钻出一层破碎的煤渣，啸傲着春风，粲然开放，开得那么绚丽耀眼，跟他在的时候一模一样。顿时，他记起了唐人钱起那首《故王维右丞堂前芍药花开，凄然感怀》的诗来：“芍药花开出旧栏，春衫掩泪再来看。主人不在花长在，更胜青松守岁寒。”禁不住热泪滚滚流出，哭了。

“一切生物，都有灵性。鲜花野卉，是不是同样也有三生，也有记忆呢？”

听了我的问话，他也不去做答，似乎仍然沉浸在当时的情境里。过了一会儿，他问：“你知不知道，杭州有个‘三生石’的景观？”

没等我回答，他就牵着我的手，三步并作两步，大踏步地奔向公交车站。

我说：“你莫不是要拉我到黄泉路上，先喝上一碗孟婆茶，再去找那奈何桥边的三生石？”其实，我知道，他说的“三生石”就在杭州西湖边上。苏东坡曾经写过一篇《僧圆泽传》，讲述一个含蕴很深的“缘订三生”的故事。书中记载，在西湖天竺寺外，至今还留下一块大石头，据说就是当年他们隔世相会的地方。

他笑了笑，“究竟是哪个，实地去看。”

我们在灵隐寺下了公共汽车。他定了定神，辨别一下方向。

多年前，他曾来过一次，只记得，要经过下天竺法镜寺，然后，再过一座小石桥。可是，现在旧游重到，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座石桥了。只好去问一位过路老人，指点说，走过一片茶园，再上行一百米左右，就能够看到了。

大石头，倒是真有。原来以为是立在山上的高耸处，其实，就在山脚下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大石并非一个整块，而是几个拼凑在一起，嶙峋、错落，略显峥嵘。旁面有一块立于民国二年的石碑，讲述故事的原委。

传说唐时洛阳名士李源久居某寺，与寺中僧人圆泽交情甚笃，一次，两人同游峨眉山，途中圆泽辞世。死前，与李源约定，十三年后的中秋之夜，相见于钱塘天竺寺一块大石旁边。十三年后，中秋月下，李源如期赴约。立在石头之下，正当他独自忆念当年的友情时，恍惚间，见到一个牧童缓缓骑牛而来，隔涧高歌：“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李源心想，这肯定是圆泽了，刚要上前和他畅叙前情，只听牧童又朗声唱道：“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烟棹下瞿唐。”一曲方歇，便隐身而去，不知所终。一切如梦如幻，有如春梦无痕，但一切又情境分明，丝丝入扣，皎然若现真如。

我们怔怔地立在一旁，谁也没有做声，然后就默默地在四周寻察。时当初夏，山上山下，绿树葱茏，尽皆盘根错节生于石隙之中，时有古藤缠绕，勾结相连。我们透过枝条缝隙，突然发现，里面还依稀地隐现一些石刻，可惜因为年代久远，漫漶难辨，一方石碣上刻有“贾似道”字样，不知所述为何。由于害怕误犯毒蛇，不敢探头细看，只能远处站着猜想。

忘记了是谁首先打开了话匣子，无非是慨叹：古往今来，人世间不知立下过几多山盟海誓，许下了多少信誓旦旦的诺言。可是，莫要说缘订三生，即便是并世同存，真正念念不忘、时刻结记着兑现的又有几人呢？

（1998年）

三道茶

写罢了“茶”字，忽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有好茶喝，会喝好茶，一种清福。”

由于苏、浙、闽、皖都有一些文友，他们到时候总能捎来一些上好茶叶，因此，除了《红楼梦》中警幻仙子的产于放春山遣香洞、煎以仙花灵叶上的宿露的“千红一窟”不知何味以外，其他诸如龙井、毛尖、大红袍、铁观音，庐山云雾、金奖惠明、顾渚紫笋、莫干黄芽，等等，都曾领略过。看来，前半句“有好茶喝”倒也当得；只是，喝则喝矣，对于茶艺却素少研究，所以，后半句“会喝好茶”，就谈不到了。

我同意那种“酒为热闹的社交而设，茶则是为恬静的朋侣而设”的看法。因此，喝茶时喜欢寻觅一个幽静的去处，向往那种“临水卷书帷，隔竹支茶灶，幽绿一壶寒，添入诗人料”（吴苹香诗）的韵致。我曾自嘲：如果饮茶也要分型列派的话，我当属于散漫型、自由派。

一杯春露，两腋清风，畅怀适意，优哉游哉，尽半日之闲，涤积年尘腻，什么俗氛杂念，烦闷疲劳，都一股脑儿化解在清茶的色、形、香、味里。它不像欧洲人那样解渴式的匆匆忙忙、一饮而尽的鲸吸豪饮，也有别于日本式的拘于礼仪、程序繁复、讲究“敬和清寂”的茶道。那种超然气韵，大约只有钱起诗中描绘的“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可以略相仿佛。

这次在大理下关，当接到“白族三道茶晚会”的请柬时，起初并未引起太大的兴趣。我以为，这种表现民族风情的茶点，可能与藏族的酥油茶、蒙古族的咸奶茶、维吾尔族的奶子茶相似。既称为茶会，免不了要肩摩踵接，履舄交错，只有合尊促坐，吹弹侑客，不容意念回旋，从容品味。同时，我还把“三道茶”同所谓“三饮知真味”的三碗茶混同起来。我真怕三大碗茶下肚后，像苏东坡那样，“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整夜兴奋无眠了。

实践证明，我犯了个主观臆想的错误。

步入会场，便听得四壁风鸣，有一种波翻浪涌、身在浮舟的感觉。原来，下关这个地方，处在点苍山的风口，因此，“下关风”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齐名，同为大理绝景。这番狂吼的疾风，客观上显示了一种时代洪潮激荡、人生变幻不居的警世意味。

室内客桌做U形设置，有二三十人入座。开场前，扩音器里奏鸣着江南丝竹乐，与室外的风号林啸恰成鲜明的对照。给人一种干戈化为玉帛、铁马秋风转作杏花春雨的舒泰感，大家的心境随之也宁静下来。

主人简约致词，略云：中国的饮茶艺术，一向注重情趣和韵味，追求一种悠然自得、回味无穷的心理境界。今天的晚会力求体现这个特点，愿它能够伴着各位嘉宾度过一个难忘的春宵。

说着，三位头戴艳丽的流苏，身着红裤褂，腰系花围裙的白族姑娘，已经端着第一道茶穿花蛱蝶般地走了过来。这些“五朵金花”的后代，一个个美秀天成，端丽大方，分三路向客人彬彬有礼地献茶。

面对此情此景，我想起了苏东坡的一则轶事：一个冬夜，他梦见一位韶秀的女郎，一边歌唱着，一边把用雪水烹煮的小团茶献给他喝；醒后，还觉得音容宛在，齿颊留芳，于是，写就了两首“回文诗”忆述其事。

此刻，我双手接过茶杯后，便仿效着古人的茶式，先闻茶香，再观茶汤色泽，然后，小口品尝，使茶汤从舌尖到两侧，再到舌根。

原来，这第一道茶是经过文火烹过的，苦涩无比。客人们一边慢慢地品味着清苦之茶，一边观赏着白族男女青年表演的民族歌舞。

第二道茶是甜茶，里面加了红糖、核桃仁等，喝上一口，甜中带香。根据事先摸底，漂亮的白族少女为各地客人分别演出了他们家乡的舞蹈，令人感到分外亲切。

第三道茶里，添有蜂蜜、花椒、芥末等作料，使人记起苏辙“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的诗句。略一沾唇，便觉麻辣酸涩一齐涌来，竟然辨别不清是什么滋味。可是，饮过几口之后，细加品啜，却又颇像咀嚼橄榄，大有回甘之效，故称之为回味茶。

三道茶饮罢，客人纷纷发表感想，我即兴吟了一首七绝：

未经世路千重境，且饮人生三道茶。

消受个中禅意味，蹉跌险阻漫诧讶！

据说，白族的三道茶会，原是为欢送子弟外出求学、习艺、经商的一种礼俗，后来，演进成现在这种富有生活情趣、饱蕴人生哲理的待客方式。它熔娱乐、审美、教化作用于一炉，为人们在紧张、喧嚣、粗犷、变动的现代生活中提供一方宁静的憩园和几丝温馨的抚慰。

三道茶会，对于初出茅庐、乍涉世事的青少年，颇有教益。三杯酽茶入口，苦苦甜甜，回味无限，即使是粗心率意的钝根庸质，也总能从中得到启迪，有所感悟，减除几分稚气，增加些许成熟，不致把原本复杂曲折的社会生活简单地看作笔直、坦平的“涅瓦大街人行道”。

回味茶，尤其宜于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沧海惯经，风霜历尽，百般磨折过去，世事从头数来；绚烂归于平淡，浮躁化为沉静。丰富的阅历，多彩的生涯，翻过筋斗、勘透机锋的智慧与超拔，使他们如窖藏数十年的陈酿，味浓而香洌。经过几番回味，其间固然不乏颓唐、退馁者流，所谓“五欲已消诸念息，世间无境可勾牵”（白居易诗）；但更多的还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人说，幸福感是经过磨折之后一种高扬的澄静。果如是，则这些老人的心境笃定是甘甜的。

身处逆境者有必要啜饮三道茶。那种苦甜交汇、忧乐相乘的意蕴，有助于他们顿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妙谛，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的人生哲理，领略“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辩证关系，从而磨砺意志，振奋精神，立志做烈火中的纯钢，冻雪中的红梅，暴风雨中的雄鹰。

至于那些万事亨通，一无滞碍，志得意满的幸运儿，三道茶对他们也有所裨益。他们在横绝四海、睥睨万方的奋进中，喝上一杯苦茶，当可澄心静虑，少一些浮躁，多几分清醒，懂得危机感的不可或缺，忧患意识之可贵，增强经受挫折、战胜困境的应变能力。

健全的人生离不开真善美的发掘与弘扬。借鉴与吸收外间经验，无疑是极端必要的。但是，总不能脱离民族传统的土壤。而且，正如民俗学家所指出的，现在有些艺术实践活动，尽管比较科学、缜密，但总不如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活动那样清新活泼，意趣盎然，贴近生活，那样使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生活化浑然一体，因而不能形成足够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不易获得整体的社会性认同与契合。

单就这个意义来说，三道茶晚会也是极有价值的。

（1992年）

访　书

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四马路中段，苏州的玄妙观、护龙街，杭州的留下，南京的状元境，都是旧时学人访书的理想去处。半日徜徉，归来满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有的兴犹未尽，还发而为诗，畅叙访书之乐：

老去看书眼未花，断编残简是生涯。

城南片席琉璃厂，饱向东京阅梦华。

记得还看过一首闺秀的买书诗：

厂桥游趁上春初，囊有余钱尽买书。

归压轻舟应胜石，伴郎披读快何如！

同样写得雅趣盎然，颇饶韵致。

几十年来，我也是每到一处都要去书肆访书，把它当作平生一乐，确像古人所云：“洛阳纸贵何暇计”，“每阅书摊不忆乡”。

这次在西双版纳，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访求的书不是那些宋椠元刻，也不是什么殿版坊本，而是历经沧桑、闻名于世的“贝叶经”。

一般访书，往往是漫游坊肆、“信马由缰”，因为许多奇书、珍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我这次寻访贝叶经，则是事先就定了明确目标。我知道贝叶经，始于读《聊斋志异·林四娘》，那里面有“日诵菩提千百句，闲看贝叶两三篇”的诗句。后来翻检《全唐诗》，读到骆宾王、柳宗元、皮日休等许多人吟咏贝叶经的诗句，才晓得早在一千年前，它就已经出现在我国诗人的笔下了。

原来，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时期，也是佛教传播的繁盛期。当时，许多文人接受佛学的熏染，形成了习禅风气。写诗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发扬“禅意”，参悟“禅机”，而禅师们也经常喜欢借诗谈禅。中唐时期，虽然文人中有一派倡导儒学复古，力主排佛，但是，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并没有就此衰歇下去。

李商隐写过一首《题僧壁》的七律，全诗堆砌佛典和佛经的词汇，“禅偈气”很重，就艺术价值来看，并没有太多可取之处；但结末两句还是有些味道的：“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大意是：如果笃信贝叶经上的经语，那么，也就可以勘破世情、彻悟三生了。

这里用了三个典故：据《酉阳杂俎》记载：“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按：摩伽陀在印度北部。相传释迦牟尼圆寂后不久，他的弟子们就在摩伽陀国的首都王舍城集会，由几位上首弟子诵出释迦牟尼所述的“经藏”和“律藏”。摩伽陀国既然出产贝多树，那么，当时用它的叶片来刻写这些佛经是完全可能的。“真实语”是《金刚般若经》中“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的节缩。佛家把过去、未来和当今称为“三生”，语出《魏书·释老志》。

风光旖旎的西双版纳，花开四季，果结终年，引人入胜之处甚多。我却一直结记着贝叶经，亟欲一读为快。因为这里聚居着全民普遍信奉佛教的傣族，从一些文献的记载看，利用贝叶刻经自印度传入我国傣族地区是较早的，以至有人索性就把傣族文化称为“贝叶文化”。

在当地一位精通贝叶经的学者的帮助下，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首先陪同我到景洪的佛寺浏览了庋藏贝叶经的盛况，然后又同去他家，检读了他们几代珍藏的贝叶经。

这些经卷的书页，呈淡青色，大约长六十厘米，宽十厘米左右；叶片靠边处有一穿孔，被细绳连缀起来，每五十页或一百页装成一册；每册叶片上的刻字为五行、六行、八行不等。

承主人见告，这种作为刻书材料的贝叶，一般是从八年以上树龄的贝多树上采下来的，经过剪截、蒸煮、搓洗、晾干、拉磨、压平等多道工序的特殊处理，使叶片更为柔韧、光洁，便可以用铁錾刻写文字了，而后再涂以掺和烟炱的植物果油，叶面上的字迹就更为清晰。经过加工处理的贝叶，具有防潮、防腐、防蛀性能，可存放数百年完好无损。

关于贝叶，当地流传着一个“绿叶信”的传说——

古时候，一个傣族青年离开心爱的恋人，去太阳的家乡寻找光明与幸福的种子。他们相约每月通一次书信，以倾诉彼此的思念之情。别后，青年把情书刻写在芭蕉叶上，由一只鹦鹉传递，开始时倒也顺利，可是，后来他们相距越来越远，传递时间越来越长，没等鹦鹉飞到姑娘身边，芭蕉叶就已经枯萎、破损了。这样，被迫中断了联系。青年十分伤心。一天，忽然发现一只虫子在贝多树叶上爬过后，留下了清晰的痕迹，而且，叶片虽然干枯了，却没有破碎，痕迹也经久不消。于是，他就试验着用小刀在贝叶上刻写情书，然后交鹦鹉衔回。足足等了一年，鹦鹉才飞回到青年身边，并且衔来姑娘在贝叶信背面刻写的情诗。

故事的结局是：这位青年虽然没有走进太阳的家乡，却找到了光明与幸福的种子——作为文明象征的贝叶信。从此，傣族人民开始用贝叶记录史实、传递信息，青年男女则用它来刻写情书。这就是傣族民间叙事长诗中常常提到的“莱邦东（用树叶写信）时代”。

这位傣族学者告诉我们，贝叶刻经大约已有两千七百多年历史了，七百多年前，从印度经由泰国、缅甸传到了西双版纳。在傣族地区已知的几万部贝叶经中，除佛教经典外，举凡天文地理、阴阳历算、社会历史、哲学法律、谱牒世系、经济文书、文学艺术、医药体育、工程建筑、农田水利等，应有尽有，内容广泛。这些珍品不仅是傣族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出于一种“爱屋及乌”和“因蜜寻花”的心理追求，读过贝叶经后，我又特意驱车赶到景洪县曼乱弄佛寺前看了贝多树。这是一种树身高大挺拔、叶片硕厚、树冠似一把巨伞集生于顶端的热带树种。据说，整个西双版纳现在只有二三十株，每株约能存活五六十年，傣族人民对它们怀有深厚的感情，视之为知识与智慧的象征。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经过他们勤劳的双手，会有更多的贝多树扎根展叶、拔地而起的。

（1992年）

转身后的华丽

长春是一座文化型城市。这一概念，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在我的心目中形成了。那时，我在辽西的一所中学就读，班主任老师毕业于东北师大，而且可能就出生在长春市，不然，她怎么会对这座城市那么一往情深呢！

记得她讲过这样一则轶闻：乾隆皇帝喜欢制作对联，他曾用京城附近三个县城的名字组成一个上联：“密云不雨，虽有玉田难丰润”，向几位硕学鸿儒征集下联。一时应者丛集，遗憾的是，对出来的下联竟没有一则涉及到关外的县份，他感到有所不足。——皇帝祖上的龙兴之地怎么可以略而不计呢？可是，不久他就“龙驭宾天”了。翌年，长春厅正式设立，有一位年轻举子随口应对：“德惠斯民，纵无铁岭亦长春。”里面嵌进去关外三个地名，而且，极尽颂扬之能事：由于德被生民，自可千秋永固，用不着去筑什么铜墙铁壁、万里长城。据说，此联曾得到嘉庆皇帝的赞许，有“孰谓关东无文！”之赞叹。

课堂上下，班主任老师一个经常性的话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春星月交辉，“济济多士”。那时，此间号称拥有三大“文化重镇”：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东北师范大学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她如数家珍地列举出长长一大串学者、作家、文学家的名单：成仿吾、吕振羽、匡亚明、于省吾、金景芳、张松如、杨公骥、王惠岩、穆木天、逯钦立、蒋锡金……至于有“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之称的长影，同样是集聚了各路精英，诸如白杨、张平、秦怡、陈强、谢添、于洋、项堃、方化等，人们都耳熟能详，而且，还向全国各地输送了郭振清、向隽殊、田华、张良、梁音、王晓棠、王心刚等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才。人存事兴，文以人传。在这些名字后面，连挂着一系列学术著作和受人喜爱的影片。

正是这些骄人的成果，使长春市成了我在北京之外最为向往的地方。

尔后的五十年间，我有幸多次身临其境，并曾同那里的文学界、艺术界、教育界的师友们深入交谈。“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岁月奄忽，时移事异，听到的议论当然是林林总总，言人人殊的。我多么想把这些亲历亲闻的实际感受同当年的“亲老师”（年少时对班主任的昵称）做一番交流啊，可惜，她已经辞世多年了！

如何看待长春市的文化大势？大别之可以归纳为三种意见，有人用三句现成的话来概括：一是“昨夜星光灿烂”；一是“文采风流异昔时”；一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在当下这个明星鼎沸、大师寥寂的时代，无论就某一地区还是就全国来说，确是不大可能再出现20世纪上半叶那样的泰斗云集、名流辈出的局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星光灿烂”属于昨夜，或曰“风光不再”，不可谓缺乏根据、没有道理。但也应该阐明，这种说法只能限于“这个意义”；如果从文化的广义来考究，此论恐怕就不无偏颇了。看来，还是后两种说法较为客观、全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风景，原是不可厚此薄彼、以偏概全的。

新时期的文化，具有传统向现代转型、精英朝大众扩展、固守与开放兼容的过渡性特征。由于人们生活条件各异，社会角色不同，文化素质、心理需求、审美理想、感知方式方面的差异，对文化的需求与欣赏已由过去的单一型、固定化向复杂化、多元化、动态化转换，其特点是主体性、选择性、创新性强。这里有一个典型事例：交谈中，有位老先生激赏程派京剧传统剧目《梅妃》的艺术韵味，他津津乐道当日著名鉴赏家、高等“戏迷”张伯驹如何推崇此剧，认为完全可以和梅派的《贵妃醉酒》相媲美。说着说着，他就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梅妃的四句“西皮散板”：“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可是，更多的观众包括外地前来采风的作家朋友，却更愿意到和平大戏院或东北风剧场，观看同样表现女性幽怨情怀的“二人转”《回杯记》，他们为剧中人王兰英的泼辣而直白的唱词所倾倒：“王二姐，把嘴撅，二哥你不该赶考把奴撇。状元纱帽有啥用？拆了它，不够二妹我做双鞋！”显然，那些“转星”的互动方式、澎湃激情、逗趣姿态，以及对于音乐、舞蹈、摇滚等当代艺术的吸纳，尤其是他们的超拔的嗓音、身段功夫和搞笑的本领，与时代脉搏紧相联结的即兴创造，增添了更加浓烈的现代艺术的魅力。此之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或曰“文无第一，因人而异”。你说哪个更超绝、更美妙？似乎是难为轩轾的。

都市人渴望通过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缓解满负荷的压力，松弛紧绷着的心境。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市里有关部门举办了五光十色、“万花筒”般的文化娱乐活动。除了长达70多天，涵盖文化民俗、体育健身、休闲娱乐、乡村旅游等上百项内容的消夏节，还有多种节庆、会展、赛事、演出，举凡冰雪节、电影节、采摘节、农博会、冬运会、汽车博览会、垂钓争霸赛、利丁越野赛、自行车山地赛、长跑接力赛，应有尽有，难以一一计数。

而且，随着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人们眼界的拓宽，受众的审美观念、鉴赏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更加讲求艺术品位，往往在饱游饫看之余融入必要的研索与反思。他们逐步培养起欣赏高品位、高层次的世界名画、名曲、名剧等高雅艺术的情趣。长春世界雕塑公园人流潮涌的状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间汇聚了五大洲170多个国家顶尖级雕塑师的精品力作，并拥有500余件有“非洲神奇”之誉的马孔德木雕作品。那些涵盖了现今全球各种艺术流派、风格，以青铜、生铁、玻璃钢、木、石为载体的瑰奇伟丽的形象，通过或抽象或写实或传统或现代的不同手法，鸣奏出友谊、和平、春天多声部的凝固交响乐，以其地老天荒般的静默，在这座庄严的艺术殿堂里，张扬着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精神魅力。

还有许多年轻人，渴望新潮，刻意地追逐神奇，这样，长影世纪城便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那旁逸斜出的魔方、参差峭立的圆管、蜿蜒的翼龙、敛翅的雄鹰，令人目不暇接；而当面对4D影院的动感穹幕电影、激光电影、巨幕电影、水幕电影，乘坐太空探险的航空飞船纵览宇宙奇观时，更会在惊悚、震撼之余，饱谙一番充满神秘感的狂喜。

那么，狂欢过，兴奋过，刺激过之后，又将如何调节神经与体力的饱和、疲累状态呢？市内自有消闲、散心的去处，城东方圆100多平方公里“水木清华”的净月潭旅游开发区，正在张开双臂迎候着。绿是这里的生命基调，翠海茫茫，不知何处是岸，它饱蕴着生机，充满了灵性。那盈盈碧水，飒飒松风，关关鸟语，唧唧虫吟，令人生发出一种像裸体的婴孩扑入母亲的怀抱，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笼，返回精神家园，与清新的自然融为一体的惬意感觉。难怪梭罗要说，通过亲近自然，“每一个午后，我都能找得到这样的乐趣”，“一个新景观便是一种新的心情，你所看到的任何景物，都显现出某种和谐”。

原来，环境文化是一种大视野，是人类对于环境危机进行反思的产物，也寄寓着人们融入自然的美好愿景的憧憬。环境反映了文化的积淀，而文化也在慢慢地影响环境。人与环境的交流，既可以创造环境文化，反过来，环境又对人的理念产生实际影响——整天生活在洁净优雅环境中的人们，时日既久，其言谈举止、个性修为、精神状态以及生活习惯，都会发生积极的变化。为此，长春市民对大自然的特殊恩赐充溢着感激之情，而当政者保护生态环境的高度自觉，也受到了市民应有的赞许。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长春市的文化大势？我想借用“华丽的转身”这个由一位女作家发明、而今已经成为时髦的用语来说明——此间的文化已经成功地实现转型，正呈现出转身后的华丽。当然，相对于纵情娱乐，我还是要呼唤读书；相对于广场文化，我更欣赏经典；精英应与大众互补，华丽最好能和典雅兼容。为此，对于远逝了的当日名家云集、星月交辉的文化场景，我还是满怀着眷恋之情的。

（2009年）

滇云万里情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人们对故乡的感情深沉、持久，荦荦大端自不消说，甚至连窗前的梅蕊是不是绽放了这样一点细事，都要问个究竟。

云南远在千里万里之外，我既非出生在那里，也没有在此间工作过，只是旅游、采风、开会，前后去过几次。可是，说来也怪，对于它，怎么竟会有一种类似故乡的感情呢？每次收看天气预报，总忘不了看看昆明的气温是多少，有没有阴雨、大风；媒体上报道云南某个地方闹地震了，总要想办法弄清楚那里离昆明、大理有多远；当云南修建了新的机场，铺设了新的公路，或者发现了什么宝贵矿藏、重要文物时，我都欢欣鼓舞，心潮涌荡；而当听说滇池上长满了水葫芦，水有些变臭，翠湖上的红嘴鸥比过去少了，心里便堵得慌，像是塞上了一团棉絮；平常，翻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我总愿意尽多地了解一些发生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的事情……

其实，在身临其境之前，我对云南的了解非常有限，而且，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无非是昆明有个大观楼，大观楼有副一百八十字的长联，从这副长联里得知，大观楼前有个“五百里滇池”；再就是，史书上记载，汉武帝曾经“兵临滇池”，诸葛亮平定南中也曾到过这里；还有，明朝的状元杨升庵从北京远谪云南几十年，后来终老于此。如此而已。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笑话来：1990年春，我第一次到昆明，首先就登临了大观楼。正在观赏楼上的一些书画、题词，忽然听到一位衣着甚是考究的游客在给同行的伙伴讲说唐诗。他说，杜甫到没到过云南没有记载，但他的诗却写到了，《秋兴八首》中的第七首，一开头就说：“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昆明池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滇池。听了这番“宏论”，我不禁猛地一愣：昆明池本来是地处陕西长安的呀，怎么跑到云南来了？细想想，这位先生的讹误原来出在“望文生义”和“想当然”上。由于汉武帝的“旌旗”确曾在云南的上空飘扬过，而那个池沼偏偏又以“昆明”命名，以致产生了错觉，闹出了笑话。

还是书归正传，接着前面的话题说说我第一次到昆明的情况。我在游览了翠湖，观赏了烂红如火的山茶花之后，写了两首七绝，发表在当地的报纸副刊上。《翠湖》：“陌上花开客到迟，翠湖烟柳已垂丝。浮云净扫天光碧，万点鸥翔乱撞诗。”《山茶花》：“花气熏人欲破禅，禅盲似我自陶然。徜徉十里诸香界，忘却清霜染鬓边。”

这次还访问了大理，舟行玉洱沧波上，饱看银苍十九峰，看了蝴蝶泉、望夫云，参观了南诏国的遗迹和独具特色的白族民居。后来写了几首七绝，其中《苍山》写道：“碧天凉影点苍颜，古雪神云水上看。缩取银峦供画本，归来冰玉满胸间。”

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大理下关的白族三道茶晚会。三道茶的味道各不相同，头一道茶苦涩无比，第二道却是甜香可口，最后一道是回味茶。它熔娱乐、审美、教化于一炉，在人们紧张、喧嚣、变动的生活中提供了一方宁静的憩园，有着回味无穷的逸趣。我当即口占一首七绝：“未经世路千重境，且饮人生三道茶。消受个中禅意味，蹉跌险阻漫诧讶。”回来以后，又以“三道茶”为题写了一篇散文，刊载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

第二次去云南是在1992年3月，参加在昆明举行的全国第二次艺术节。会后，曾去素有“孔雀之乡”美誉的西双版纳观光。这里有一种贝叶棕，树干笔直、高耸，叶片扁长呈条状，集中生长于树的顶端，远远望去，像是一把太阳伞。傣族先民很早就用它的叶片刻经，古籍《酉阳杂俎》中已有记载。这天，在当地一位精通贝叶文化的学者陪同下，在景洪的佛寺中，见到了明清以来许多刻写在贝叶上的经卷，算是开阔了眼界。就这次见闻，我曾给上海《解放日报》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作“西双版纳访书”。

又过了三年，金秋十月，我专程去武定狮子山采风，访查明代初年建文帝的遗迹，这是第三次叩访云南。1402年，明朝宫廷内部发生了一起政变，燕王朱棣从他的叔父手中夺取了政权，是为永乐帝；建文帝不知所终，一说在宫中自焚，一说在姚广孝的掩护下，匿居苏南某地；一说从地道出走，逃避到云南、贵州一带当了和尚，武定的狮子山就是一个落脚点。这里有据传由他手植的孔雀杉，有当时避难隐居的龙隐庵等多种遗迹。

归来后，写了一篇随笔《狮山更比燕山高》，分四次连载于香港《大公报》。文章主要的不是记述狮子山的景色，也不是单纯地考辨这场公案的真伪，目的在于借助这段史实探究“公道自在人心”这种历史规则、人生哲理，通过对永乐帝残杀无度的暴行的鞭笞，高扬人性的光辉，观察民心的向背。武定属地震多发区，在我离开一个月之后，这里便爆发了一场大地震，听说，我到过的几条街道上的建筑物均已沦为废墟，思之不禁怃然。

1999年10月第四次去云南，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骏马”文学奖颁奖活动，尔后参观了世博园，游览了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沪沽湖。归来后，写了散文《问世间情是何物》，发表在《万象》杂志上。在这彩云之南，玉龙雪山无疑是最具吸引力、诱惑力的一处旅游景区。那透着寒凉、闪着幽光的银雕玉砌的万代冰峰，仿佛要刺破苍穹，遗世独立。晴雨晦明，风晨月夕，雪山景观总在交替变幻着，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画面。然而，雪山的观赏效果还在其次，最突出的是它的深邃、奇诡的意蕴，以及与它有直接联系的“情死”现象的认识价值。

长期以来，玉龙雪山被纳西族人民赋予了种种瑰奇、神秘的色彩。只要你凝眸一望，就会铸定终生相许的情怀；只要你面对雪山有过一段深沉的思考，你的心灵就会从此被它牢牢地占据。由于举目可见，你会觉得它就在身旁，离得很近；可是，当你想到罩在它的头上的魔魇的光环，神话的空灵，传说的奇诡，又仿佛面对一个扑朔迷离的梦境，只能在想象中认知，而无从确实地把握。你会觉得，对于它的阐述，充其量是在表述环境，烘托氛围，若要潜入它的内界，探索这个有“殉情之都”雅号的神秘所在更深的奥妙，还须解开许许多多的谜团。

比如，纳西族的人民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理想之国建立在这个冰雪世界之中？是一些什么因素使它获得了灵山圣境的光环？一对对情侣，为了炽烈的爱情宁愿将年轻的生命抛向这晶莹的世界，这么巨大的魅力从何而来？面对这座图腾式的庞然大物，这个异常古老而又充满现实活力的族群，感到的是轻松抑或是沉重呢？

作为一个民族的象征，一种古老文化的载体，玉龙雪山不仅象征着神圣与豪纵，而且也映衬着悲凉和苦难。这种神圣、豪纵、悲凉、苦难，体现出纳西族的哲学思想、民族心理、生命情调、价值取向以及自然观、情爱观，需要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探索。

应该说，笔底滇云，我已经点染得不少了，但是，仍有许多联翩的意绪、雄奇的物象、奋发的情思，至今还活在意念之中而没来得及化为文字。那苍凉、古雅、闳阔、悠扬的纳西古乐；那古老、美丽，到处都是绿柳红花、小桥流水的丽江街景；那作为彝族、纳西、拉祜等族家庭与祖先的象征和人生旅程的见证，寄托着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企望的火塘文化；那沪沽湖畔以母系血统维系家庭的奇异的“阿注”婚俗；那凄婉动人的“葫芦信”的故事传说；那高差达三四千米，以奇险壮观闻名世界的怒江峡谷……只要一静下来，它们便像迷人的神光魔影一样，活跃在眼前，萦回于脑际。

现在，人们喜欢讲说缘分。说起我和云南来，可能就是有缘分的，而且委实不浅。您看，《滇云万里情》刚刚写到这里，突然接到一个从昆明打来的长途电话，原来是中国诗歌学会和楚雄彝族自治州要在火把节期间举行诗歌赛会，特邀我前去参加。

——那年到大理去，与附近的巍山、南涧失之交臂，结果坐失了探秘千余年前南诏国的良机，我真想找机会补上这一课。

——我还想从大理北上，到藏族自治州迪庆去，踏上这片美丽、神奇、富饶的土地，用心灵去触摸一番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也许是“收视反听”的效应在起作用，想着想着，耳边仿佛响起了藏族歌手金安拉姆的优美的歌声：

在那雄伟的雪山下，

柔情的奶子河流过的地方，

那就是中甸香格里拉——我的故乡。

……

祥瑞的香巴拉雪域圣地，

勤劳的康巴人纯朴的心灵，

和谐的乐园，腾飞的日夜城，

托起明天灿烂的辉煌。

（2000年）

依旧长桥

一

面对长城、故宫、大运河这些顶儿、尖儿的人工绝景，心头总有一种朝圣的感觉，自豪的情愫；此刻，置身于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晋江安海镇的五里桥上，那种景仰、敬佩之情立刻又涌现出来。

五月的闽南，丽日当空，红花照眼，街头该已是满眼轻衫短袖了吧？而长桥之上，水面风来，顿感遍体清凉，神舒气爽。

大桥像一条蜿蜒的石龙伸向迢遥的海域，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目力再好，怕也要望不到彼岸而幻入沧溟。巨型石条铺就的桥板，看上去有些粗糙，走起来脚掌略感凸凹不平。这是很自然的，当日建桥的基准是坚牢、实用，可以越千秋百代，渡人走车，负重致远；原未想到什么风裳水佩、烟柳画桥，供人游赏。

八百载风烟掠过，潮涌云飘，依旧长桥。这雄踞于万顷沧波之上的庞然大物，气势不减当年。不过，时间老人终竟没有放过它，还是刻下了或隐或显的印迹，条石上那些磨光了的凹痕，及其一圈圈的黛色波纹，便是。沧桑变易，动辄以亿万年为期，除了麻姑仙子能够看到东海三度变作桑田，一般的肉眼凡胎是无缘得见的。哪怕是感受到些许氛围，几丝风色，也算幸会。——眼前的这些凹痕与波纹，该是看得见的沧桑吧？

走了好长一段，才到达长桥中部，我们健步跨上了水心亭。右侧观音殿的一副旧日的对联，引发了大家的浓厚兴趣。

世间有佛宗斯佛，

天下无桥长此桥。

下联，尽管口大如天，其势汹汹，却无可挑剔，因为它是“实话实说”；而上联，有的就不以为然了：若说释教以观音为宗主，那将置佛祖释迦牟尼于何地？退一步讲，即便是宗法观音，何以此地的观音就天下独尊？也有人认为，这种质疑过于穿凿，文学描述毕竟不同于科学结论，用不着丝丝入扣，尽合榫卯。

其实，我倒觉得，如此立论，恰恰凸显了晋江以及安海人自古以来养成的争强赌胜、独占鳌头的心性。就说科举应试吧，一千二百年间，全国出了五百零二名状元，泉州地区占了八个，竟被晋江一县包揽无遗；历代相爷，整个泉州有二十人，晋江占去了十分之七。当地有一句谚语：“摆三文钱的土豆，也要做个头家。”他们“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即使暂时受雇于人，寄人篱下，一朝羽翼长成，便要自立门户。而且，不干则已，要干就争第一。他们把拿破仑的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改换成“不想当老板的小贩，不是男子汉”。

此间，流传着这样一段对话：

“你的厂子有多大？”记者问一位初出茅庐的企业家。答复是：“眼下我还没有厂子，可是，别人有厂子。”

问：“那你有资金吧？”

答：“我手头没有资金，可是，别人有资金。”

问：“那你肯定是有技术了？”

答：“暂时我还没有技术，可我盯住了别人的技术。”

借鸡下蛋，白手起家。巧抓机遇，敢倾血本。一般人要有十万元的积蓄，才敢做五万元的生意；而他们只要认准了，就会倾其所有，把十万元全部投入，还要再借十万元进行风险投资。

二

还是回到桥的话题。

翻开地图，八里桥、六里桥之类的地名不时可见。我想，这该是表明那座桥与某一坐标物的距离。至于杜诗《狂夫》、《野望》中的“万里桥”，原是成都南门外的一座小石桥，传为当年诸葛亮送费祎处，寓有“一出都门，便成万里”之义。总之，都和桥本身的长度无关。唯有脚下这座全长两千多米的五里桥，是名以实出，不折不扣的。这若在别处，恐怕早就会以绚丽的文辞相标榜了，什么“卧虹”啊，“苍龙”啊，“冠华”啊，百般渲染；而安海人却不在这方面动脑筋。他们不尚奢华，务求实际，尽管其间不乏满腹经纶的秀才。

一方面壮志冲天，一方面脚踏实地。这“天”与“地”一交合，还愁结不出硕果、干不成大事吗？交谈中，听我发此议论，东道主不无调侃地说，生孩子倒会，只是不会起名。我说，有些地方恰好相反，光会起名，却没有本事生孩子。

五里桥构建于南宋绍兴八年至二十二年，其时正值奸相秦桧当权，岳飞父子遇害；而南宋朝廷则纳表于金，称臣割地，赵构由金人册封为宋帝，算得是中国历史上既腐败又屈辱的黑暗时期。然而，与帝都临安同属滨海一线的一个东南小镇却显现出另一种气象。这里像是完全逸出动荡不宁的现实社会，别有一番洞天：港湾帆樯林立，转输货物山积，店肆客商云集，一片百业繁兴景象。适应海内外经贸与交通需要，大桥应运而生。它像一条浮海的游龙，负载着安海小镇、连带着晋江，冲向世界；回转头，又输入了滚滚财源和八方资讯，扩展着人们的思路。

于是，成群结队的村民，在五里桥头龙山寺敬过香之后，便掮上简单的行囊，满怀着梦想与希望，跨过长桥，登上南去的帆船。他们一面同送行的老母、妻儿挥手告别，一面贪婪地看上几眼这连心锁与脐带般的石桥。从此，便一生一世也不会忘却；并且通过口耳相传，让记忆递接到远托异国的下一代，像当年先辈述说着洪洞县的大槐树那样，世代传颂着故乡的五里长桥。

这里自古就有儒、商结合的传统。人们奉行着“君子喻于义亦喻于利”的更加注重实际的人生观。看来，理学大师“过化”中的空洞义理，终究敌不过地少人多的生存困境的现实。古往今来，吃饱肚子都是硬道理。他们重商、善贾，“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浮海趋利者，十家而九”，“襟带江湖，梯航万国，足迹遍天下。南海明珠，越裳翡翠，无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到。”从而形成了广泛的商贾阶层。

安海市井繁兴景象，古诗中多有题咏：

灵岩山下万人家，古塔东西日影斜。

巷女能成苎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

村落里，“山野田稀多贾海，小村市镇亦成圩”；港湾中，“南风一片飞帆入，泉布人夸欲斗量”，随着货物输进输出，银钱（泉布）源源涌来。

当然，繁荣、富庶的背后，也笼罩着贾客生命轻抛与女性默默承受苦难的暗影。“商人重利轻别离”，横海漂游，风涛莫测，葬身鱼腹、以身殉货、客死他乡者不知凡几。有的离家十几年杳无音信，返回则儿郎不识生父，盖新婚数日即遽然远逝也。无怪乎安海人要把遥遥相对的扬子山称为“眼泪山”——丈夫、儿子久客不归，妻子和母亲挥泪瞩望亲人的去向。

民初，著名革命家廖仲恺先生行经安海时，满怀深厚的同情与人文关切，填词调寄《黄金缕》，上阕是：

五里长桥横断浦。不度还乡，只度离乡去。

剩得山花怜少妇，上来椎髻围如故。

长桥迎送往来人，怎么竟会偏起心眼，只度离乡之人而不载还乡游子呢？原来这里是说，出去的多而回来的少。“日暮随潮人去远”，只剩得烂漫的山花怜惜着妙龄新妇。而少妇却无心装扮，只是将头发简单地扎起，看去髻如椎状。

三

大家把目光投注到水心亭前的《剔奸保民》碑上。

这是一座纪胜碑，但既非平倭，也不是荡寇的，而是记载着“民告官”的获胜始末。原来，清代食盐实行官卖。乾隆二十七年，安海盐官洪达为谋私利，勒索百姓，强令各店铺多购食盐，激起商民的公愤，上诉于泉州参政谭公，最后争得了公道。扬眉吐气之余，民众自发地树碑纪念。看过之后，我们也心胸为之一快，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听说，雍、乾、嘉年间，这一带发生过多起庶民不畏官府，参倒贪官的案件。”

“心雄胆壮，可圈可点。”

“八面来风，总会吹进一些现代的民主意识。”

“历史总的趋势是后来者居上。但在有的方面，也未可断言今人的见识就一定胜过古人。比如说，古人强调‘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看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较之现代人，环保意识强一些。《孟子》中有‘数罟不入洿池（细密的鱼网不到大的池沼里捕鱼），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说法，可见，那时已经注意到资源合理地开发、利用。”

“眼前的事更能说明问题，老祖宗历经千难万险，凿石架桥，渴望开放，志在四方；而后来者，元代，清代，还有‘大跃进’时期，总有少数地方官员，眼睛就是紧盯着那点‘蝇头微利’，毁桥填海，围堰造田，干下了徒劳无功的蠢事。”

……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对此，也当有一些感慨要倾诉的，然而，石桥无语。

石桥，是一座人生大舞台。商家，海客，僧侣，官员，文人，武将，各色人等齐集此间，登台亮相，桥上衫履杂沓，人影幢幢。其中有宋代的朱松、朱熹父子，明代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清代的施琅、施世纶父子，他们或为敷扬文教的一代儒宗，或为拓展海洋商贸文化的先锋，或者创建收复台湾，开疆保国的殊勋，或者获得“天下清官”的令誉，堪称文经武纬，各有千秋。

石桥，又是一座凌烟阁、纪功碑。如需画影图形，首倡建桥者僧人祖派以及醵资筹款的僧人智渊，应该施以浓墨重彩。为着“建此般若桥，达彼菩提岸”，他们含辛茹苦，之死靡他。当地富商黄护受到感召，输财相助，鼎力扶持。嗣后，祖、黄中道崩殂，郡守赵令衿力肩其任，使此震古烁今之杰作终于告竣。当然，最应大书而特书的还是石工的双手。他们构成信念、资财、权利与劳动之结合。后之期于成事者，四者未可缺一也。

（2006年）

曾是洛阳花下客

一

可以这样讲：只有实地观赏过洛阳名园的牡丹，你才能充分领会诗人欧阳修的名句“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的意绪，实际体验那种阅尽繁华、曾经沧海的过来人的放达与豪纵；你也才能切实领略“花团锦簇”、“花开富贵”、“花气袭人”之类词语的丰富内涵及其令人叹服的确凿性；进而能够悟解：在古时的洛阳，何以“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何以有那么多的倜傥风流的诗人骚客为之倾倒，为之欢叫，为之鼓吹。陆放翁老先生甚至说：“老去已忘天下事，梦中犹看洛阳花。”直到已经走近生命的尽头，八十五高龄了，他还念念不忘地歌吟：“洛阳牡丹面径尺”，“世间尤物有如此”！深以久处东南，未获一见而引为终生憾事。就连那位垂绅正笏，端肃其容，方正其言的庙堂名相司马光，以讲道劝义、格物穷理相标榜的道学先生邵康节，都要随俗俯仰，为牡丹仙子大唱赞歌。你说说，她该有多大的吸引力！

长期生活在荒边塞外的我，终于有机会来到九朝故都洛阳，赶上了牡丹花开的全盛时节。春神——这护花使者，把它积蓄经年的柔情蜜意全部倾洒给满园的娇艳，而温煦、湿润的和风，正鼓涨着生命的轻帆，和着沁人心脾的芳馨，直接占据了游人的肺腑。当我徜徉在五彩斑斓、绿波滚沸的花丛间，霎时感到整个心魂都被那花的恣肆、美的癫狂震骇了，慑服了。说得夸张一点，那种状态真就像现代诗人所形容的，如痴如醉，欲仙欲死。什么心潮涌荡，灵海翻澜，早都被搅乱了。轻抛了主心主物的哲思，也暂时搁置下种种牵肠挂肚的眷恋，一切话语，一切矫饰，都显得多余了，只是在饱游饫看中恣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慷慨赐予。

眼前，虽说多的是浓艳的芳华，迷人的妩媚，妖娆艳冶中饱涨着生命的活力；但终竟不同于那种俗不可耐的歌鼓喧阗、暖风熏醉、绮罗芗泽的温柔乡、藏春坞。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诗的都会、画的渊薮，到处盈溢着文明精神的眼波流盼，张扬着大雅的风情。从花卉本身来说，也是如此。所谓“雍容华贵”、“仪态万方”，正是牡丹所固有的特质。哪怕你随便瞄上一眼，也会透过温馨、丰腴、隽美的姿容，感受到骨子里含蕴着的那种朦胧诗般的书卷气，不经意中撑起一个诗化的空间。

二

如果说，笑倚东篱的瘦菊体现着隐逸君子出世的潇洒闲适，斗雪寒梅令人联想到凛然不屈的志士的傲骨骄姿，那么，在牡丹身上，则散发着一种大家闺秀所特有的娴雅端庄的姿质与雍容华贵的大气。若不然，诗仙李太白怎么会在“清平调”里，把牡丹和杨妃融会在一起写呢？“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欢”。群玉山头，瑶台阆苑，花即是人，人即是花，美人玉色与靓丽花光，交互参差，浑融一片。千真万确，在众芳国里，牡丹算得上是最富于女性气质、女性情调、女性风华的了。因此，自古以来，洛阳的花工们就挑选出历史上的名媛佳丽，来一一地为牡丹命名，诸如“洛神”、“西施”、“二乔”、“嫦娥奔月”、“天女散花”、“贵妃出浴”、“飞燕红妆”、“绿珠坠楼”、“昭君出塞”、“龙女招亲”……真是不胜枚举。

自从牡丹进入了文字记载，她们就一直成为文人笔下的精灵，文学殿堂中的娇客。那些诗人雅士，为了刻画她们的天生丽质、绝代丰神和高洁的品性，可说是倾竭了心血，荡尽了才思。在文学家的生花妙笔之下，她们一个个都被描绘得秀外慧中，婀娜多姿，而且极有个性，颇富人情味。就说《镜花缘》里的“牡丹仙子”，《聊斋志异》中的“葛巾”和“香玉”吧，哪一个不是如意的可人儿，哪一个不是巧慧多情，人见人爱，楚楚堪怜呢！

至于民间口头文学中关于牡丹赋形靓丽女郎的传说——西王母的小女儿瑶姬的化身，邙山岭上“洛阳花”的现形，以及焦骨牡丹、酒醉杨妃、花王姚黄、花后魏紫、夜光白、欧家碧、赵粉、胡红等无数名葩奇卉的来历，更是令人口角流香，千秋传诵不绝。可以说，在六百多个品种中，几乎每一种后面都蕴藏着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寄寓着人们美妙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它们共同映现出牡丹栽培、进化过程中世世代代劳动人民所倾洒的智慧与汗水。

人与自然原本是浑然一体的。像传说中的人的一半总要寻找自己的另一半那样，从古到今，人们在重塑自然，赏鉴自然，回归自然，饱享造物主慷慨赐赠的盛馔的同时，总是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自然人格化。李汝珍笔下的敢于抗命君王、不肯趋炎附势的“牡丹仙子”，何尝不是文学家自我塑造的精神偶像。究其实，赏花，也就是赏鉴文学，品玩艺术，当然，也总是要从中寻觅自我，发现自我。

三

一些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文人骚客，常常把一己的悲欢离合、穷通际遇同眼前的芳踪花影合乎自然地编结在一起，里面饱蕴着情感，伴和着血泪，融汇着各自的生命体验。两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陈与义，洛阳人氏，自小就同牡丹结下了深厚的情缘。“靖康之变”后，金兵的铁蹄踏烂了伊洛名园，繁华事散，“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年仅四十几岁，他就以病老告退。从此，便流离失所，浪迹江湖，后来卜居于浙江桐庐县北的青墩溪畔，镇日间，情怀悒郁，忧心如捣。绍兴六年，一个晴和的春日，诗人在他寓居的僧舍前，突然瞥见了一株艳丽的牡丹，心神陡然一震，蓦地触发了他的浓烈的思乡之情。联系到国脉的衰微如缕，个人身世的凄楚苍凉，于是，以“牡丹”为题，写下了一首七绝：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

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在这幅悲苦凄怆的写照中，诗人将他那伤怀故国、感喟身世的全部深情，都倾注在眼前这寂寂无言的牡丹上。两年后，他带着无边的怅惘，悄然离开了人世，久违的故乡牡丹终于未得一见。

与这种椎心刺骨、感慨生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类连讥带诮，玩世不恭的“冷幽默”——实际上有大悲苦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生于河南的新郑，死葬东都洛阳，也说得上是牡丹的地地道道的乡亲。怀着特殊的情感，他写下了许多咏叹“洛阳花”的诗篇，其中有一首是写白牡丹的：“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很明显，这是借题发挥，倾泻牢骚。原来，白老先生为官清正，直言敢谏，经常讥刺时政，颇不得意于朝廷，也属于“白花冷淡无人爱”的类型。元和九年冬，他被委任为太子左赞善大夫，职司东宫的侍从和讲授，所谓“弄臣”之职，同赋闲差不多少。半年后，执政恶其越职言事，诬以非罪，把他贬为江州司马。

当然，也有托借牡丹的“花开富贵”来抒写其春风得意的心境的，最典型的是明代的冯琦。他是万历年间进士，累迁礼部尚书，青云得志，意气洋洋。那首《牡丹》诗：

数朵红云静不飞，含香含态醉春晖。

东皇雨露知多少，昨夜风前已赐绯。

便是活脱脱地映现了这种心态。

三首七绝都是借助牡丹以抒怀寄兴，可是，格调、襟抱迥异。谁说“花蕊无情”呀！

四

漫步邙山上下，伊洛河边，土花斑驳的古城遗址随处可见，地上高冢累累，地下埋藏着数不清的古墓。也许有的他乡游子因而担心，这里会不会弥漫着末日的颓靡和恐怖气息，以致暮气沉沉，生机寥落呢？

其实，这种杞忧是无谓的。洛阳绝非“沉落的夕阳”。当你走到她的身边，无论是游观绵延数十里的洛浦公园，驰车于贯通南北的中州大道，还是驻足鳞次栉比的名园胜境，到处都会感受到磅礴的生气，旺盛的活力，没有丝毫的衰飒、破落之感。这当然得力于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但也要说，“满城红紫斗芳菲”的牡丹，是功不可没的。正是那丰姿绰约、绮丽繁华、令人神飞魄动的绝代佳姝，以其“文化暗示”的独特效应，冲刷了这座帝都的“八王之乱”、荆棘铜驼、刀兵烽火、战乱权谋的惨淡形象。她们的娇姿丽影，点缀着各个公园和街道的绿化带，以及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和居民小区。遍布城区的牡丹园，不仅成为人们滋养身心的游憩空间，而且，直接发挥了美化、香化、净化环境的作用。

盛世如花。我们不能认为花事属于细微末节，无关乎世道人心。早在一千多年前，宋代学者李格非就曾指出：“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园囿的构成，不独是雕梁画栋，曲槛回廊，自然也包括名花嘉卉，竹木泉石在内。此论验之以洛阳牡丹的兴衰际遇，也如响斯应，恰合榫卯。洛阳园囿中培植牡丹，始于隋，兴于唐而盛于宋，尔后，沉寂了近千年，直到新中国建立才有所恢复，近二十多年来，以兴办“牡丹花会”为契机，而使之臻于极盛。在新的历史时期，洛城人赋予牡丹以崭新的内涵，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品德高尚、心灵圣洁的向往；引以为自豪的诗神、美神和爱神，视之为社会和谐、经济繁兴、生活安宁的吉祥物。

旧日的冷落而封闭的牡丹园，与普通民众绝缘，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觞饮狂欢、诗酒流连之地，属于帝宅官府、巨室豪门的专利品。而今，她们回归了社会，回归了自然，回归了人性，使广大民众在辛勤劳作之余，徜徉花下，能够随时随地感受着“诗意地栖居”。这聚天地之灵气，吸时代之精华，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千古花魂，更作为“国花”的候选者，走出洛阳，跨越中州，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

而我，“曾是洛阳花下客”，与有荣焉。

（2005年）

溪　韵

记得俞曲园在《春在堂随笔》中说过：“九溪十八涧乃西湖最胜处。”特别是他那首描写九溪十八涧的诗：

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

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

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来到杭州，行囊甫解，我们就寻访了龙溪十八涧。

看地图，九溪十八涧位于西湖西边的鸡冠垄下，地形像个“丫”字。上端一方起自风光秀丽的龙井，一方连接著名的烟霞三洞；下端与钱塘江贯通，全长十数华里。

明人张岱盛赞：“其地径路崎岖，草木蔚秀”，“别有天地，自非人间”；同时强调指出：那里“人烟旷绝，幽阒静悄”，“老于西湖者各胜地寻访无遗，问及九溪十八涧，皆茫然不能置对”。三百年过去了，现在，这里也还是“幽阒静悄”，人迹稀少。一路上，我们问过许多人，有的“茫然不能置对”，有的表现了善意的诧愕，意思是：到杭州来，不去游湖赏景，偏要到那个僻塞地方去，怪哉！只是他们很客气，没有明说出来。

走出龙井之后，就踏上了九溪十八涧的“崎岖径路”。迎面遇到一个青年，主动告诉我们：“我来杭州十几天了，西湖游过了多少遍，以为九溪一带肯定好玩，谁知一点意思也没有，走到半路就折回来了。”我们一听，心里也凉了半截。但是，总觉得“名下无虚”，古人不会无故说瞎话的。于是，便硬着头皮径直地走下去。

山回路转，前面果然出现了幽邃的胜境，两旁竹木葱郁，绿荫四合，苍茫中颇有佳致。中间清流一线，纡曲弯环，琮琮琤琤，声若鸣琴。有时，同我们捉迷藏，隐身丛林峡谷之中，只留下一片清脆的流响；有时，又大大方方地流过我们脚下，露出明亮的姿容；有时，调皮似的横在我们面前，从左边跳向右边，一会儿又从右边奔向左边，拖累得我们经常要履石穿流而过。

这里的地形也十分奇特，四面山峦环抱，每架山峦多呈馒头形。放眼四望，酷似绿色的巨大花环，行人被围在中间的“井”里。眼望着前面的去路已断，可是，循着溪流走去，又转游出来了。谁知，刚刚转出了这个“井”，很快又迈进了另一口“井”。怪不得清代的随园老人说：“我爱九溪十八涧，把人引去又勾留。”我们就这样，转呀转，勾留在一个个“葫芦峪”里。愈转山色愈深，愈转溪流愈阔。虽然已是暮秋，但山中气温还比较高。鸣蝉在树，山鸟啁啾，此刻，真正体会到了“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这两句古诗的妙谛。

同行的诗人C君说道：看到这里的景物，我想起了泰戈尔的一段论述：诗像一条小溪，紧束在两岸之间，岸边丛林、村落，景色万般。诗歌格律很像小溪的两岸，使它流得曲折，流得绚美。散文则像涨大水时的沼泽，汪洋一片，散漫不羁。所以，写诗是一种快乐，而写散文则是痛苦。高尔基也认为，散文比诗更难写。

我说，泰翁讲的自有他的道理。其实，会写诗的一般都擅长散文创作。就说泰翁这番话吧，还不是一篇绝妙的散文！……

突然，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原来，一对青年男女正在前面溪石上照相。女青年对着清澈的溪流梳理着秀发，一不小心踏在水里，却并不急着走出，只是大声嚷道：“哎，怎么水还发温呢？”男青年放下照相机，将女郎拉到自己身边，伏身一试，说：“真的，说不定哪一条溪就是温泉。你闻闻，还有硫黄气味呢！”

我们继续在“葫芦峪”里穿行着。小说家S君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舍弃六桥三竺，肯到这个深谷幽涧中漫游，我想，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情人，谈情说爱，是最喜欢幽静的。古人游西湖，有诗云：‘人自乞晴侬乞雨，要它微雨散行人。’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再一种就是诗人，揽胜寻幽，更饶诗兴。这两种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避艰险，不惮劳苦。哪怕炎阳流火，或者风雪载途，也不说半个‘难’字，照样坚持着，忍受着，甘之如饴。都有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献身精神。”说罢，小说家自己也不禁笑了起来。

“而且，”我补充说，“这两样都是事必躬亲，再苦再累再险再难，也不能烦请他人代劳。不然，爱神维纳斯就不会光临，诗神缪斯也见不到踪影了。设想，当日李白如果不‘流落楚汉’，‘仗剑去蜀’，《蜀道难》这千古名篇就无从问世；同样，徐霞客只有历经三十年，走遍大半个中国，才留下那部被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的二百万言的皇皇巨著。”

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溪中溪”，这是九溪十八涧的最佳处。往前再走一段，就将告别九溪，踏上大路了。照通常心理，离开了崎岖小路，走上通衢坦途，一定会欣然色喜的。可是，我却有些怅然。后悔前段路走得太匆忙了，没有仔细浏览溪山胜境。赏景好似读书，“读书切忌太匆忙，涵泳工夫意味长”，囫囵吞枣，收获不大。无奈，天已向晚，没有可能再回去重温胜迹了。

小说家谈到有一年他在苏州，住在人民桥附近，每天上街都要绕过一段很长的路。离开苏州这天早晨，他突然发现一条捷径，但也只能走这么一次。当时，他颇有感慨地想：小路啊小路，发现了你，也离开了你。事物常常是这样的。

几句简单的话，引起了我一路沉思。

（2001年）

一篙如画苇间行

“一篙如画苇间行，双鹤翔空别有情。醉眼浑疑天在水，白云苍葭共波清。”这是我在扎龙湿地口占的即景诗。句句写实，绝无半点夸张。

依据心理美学体验，风景的魅力，未必全都存在于最终的实际所见。为南为北，为雨为晴，原可略而不计，要紧处在于产生强烈观赏欲望的那一刻初始的冲动与雀跃。我这次出行就带有几分预期的向往与覃思遐想。——说来也怪，近日做梦老是离不开环境保护方面的事由。按照通常说法，人们做梦，不外乎内外双重因素促成：精神上、心理上的感受，所谓“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合并身体上、生理上的物质因由。前者为“想”，后者为“因”，两相碰撞，制约着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样的梦。

显然，我所做的梦同近日看了新闻媒体关于国内以至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仍的报道有关。报载，淫雨连宵，市区一处居民楼顿成泽国。街坊的大爷大妈，争先告诉记者，从前住宅区后面有一片很大的池塘，一年到头，大张狮子口，不管下多大的雨，它都能一口吞下；三伏天四面风凉，绿树遮阴，真是一道风景。现在，房地产开发商把它填平了，为了楼高气爽，还垫得高出地面许多。这样，可就应了“以邻为壑”那句老话。由是我联想到，怪不得人们那么看重湿地——这“地球之肺”（或“地球之肾”），无论是草原、沼泽，还是渠塘、湖泊，它们的效应可不能轻忽啊！

惦记着这方面的事，所以，这次来到黑龙江，行囊甫解，便告诉友人，我想看看扎龙的湿地。头一站是大庆市，我倍加关切地问询东道主：这硕大无朋的湿地，对于保证油田不受水灾侵袭，该是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吧？东道主连连点头，说：“自然，自然。”顿了一顿，又告诉我：“湿地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它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多种多样：包括提供农、牧、副、渔等物质产品；调控洪涝、干旱和土地退化以及预防疾病；保障土壤形成与养分循环，都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发展。”说着说着，语调渐渐变得沉重了，“过去我们习惯讲，要为明天着想，为后代负责。这当然是对的。不过，现实的危机，形势的严峻，已经不是未来或者下一代的事了，我们自身每天都在承受着大自然的严厉惩罚。”这番话出自第一线工作者之口，看得出他们对于生态资源的破坏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灾难与损失，有着切肤之痛。

我们到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几场大雨过后，原本乍干还湿、草瘦苇枯的大片沼泽地，眼下已经是绿浪接天、烟水茫茫了。我到过三江平原，面对着接天弥望的茫茫翠海，张大渴望的双眸，我的精神曾为之久久地昂奋，极度地震撼。而扎龙湿地同它比较起来，就其博大来说，也算差可比拟。除了绿到天边的芦荡、草场、沼泽，整个视界中绝无一块冈峦、一片荒漠。该是上帝的园丁事先为它们量好了身段吧，苇丛平整得像剪齐了的绿毯。绿野间到处闪亮着一条条碧水清溪，脉管似的蜿蜒着，呈现出北方罕见的江湖满地，绿波荡漾的景观。

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就是说，没待《水浒传》中的朱贵于水亭之上弯弓搭箭，那翠廊般的苇丛里便突然间撑出了一只竹筏，一竿长篙穿波点水，悠悠地把它送到了我们面前。竹筏由二十根茶杯口粗细的毛竹编就，首端微微翘起，十分坚实、精致。东道主笑着说，可别小看这个竹筏，它的来路可不近哩，还有几只，都是在武夷山定做的。大家不禁“哟”了一声。陪同我前来的哈尔滨的友人尤其兴奋不已。她那次去武夷山，本来一切都安排停当，准备第二天乘坐竹筏畅游九曲溪，可是，事有不巧，夜间突然下起了暴雨，山洪倾泻，竹筏之旅就失之交臂了。想不到几年过后，倒在本地圆了“筏上行”这个梦，自然她更是欢呼雀跃。

湿地上到处充溢着生命。草丛间，出游从容的野生鱼，历历可数。“嘎——嘎——咭”，“嘎——嘎——咭”，芦荡里的水鸟鸣声不绝于耳。中学时代，读过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那时涉世未深，对于陀氏的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对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平等的抗议，缺乏应有的理解；可是，活跃在作家笔下的生趣盎然的自然世界，却令我历久不忘——空气是那样的清澈，那样的宁静，不论是一只受惊的小鸟拍着翅膀飞起来，还是一根芦苇让微风吹响，或是一条游鱼在水中拍溅，全都可以听见。还有契诃夫在小说《草原上》所描写的场景，也像刀镌斧削一般刻印在脑海里：草地里升起一片快活的鸣虫的叫声，嚁嚁声，吹哨声，搔爬声，总之，草原的低音、中音、高音，混合成一曲连续的乐章。在那里默想往事，有些忧郁悲伤，却感到很舒服，很痛快。几十年后，这般般情境似乎又重现在眼前。

这里是丹顶鹤的故乡，跨国飞翔的白头鹤迁徙种群，每年也都在此停歇一段时间，休整并补给食物。观鹤，是此间旅游的常备项目。看，此刻，正有两只白鹤扑扇着翅膀从湿地上腾起，衬着绿水青芦的苍翠，两片雪白的隽影悠然远逝。目极苍空，仿佛觉得脑际的幽思妙绪也随之被带往天边。从而对于刘禹锡《秋词》中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诗句，有了实际的理解。

西晋的简文帝缺乏“济世大略”，做皇帝不怎么够格儿，可是，由于处在精神史上自由、解放，美的成就很高的时代，对于游观，审美，以及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倒是颇有领悟。譬如他说过这样一番话：令人领悟、使人动心之处不一定都在很远的地方，你们看眼前这葱葱郁郁的长林和鲜活流动的清溪，就自然会联想到濠梁、濮水，产生一种闲适、恬淡的思绪，觉得那些飞鸟、走兽、鸣禽、游鱼，都是要主动地前来与人亲近。这番话的核心，是“会心处不必在远”。当然，世俗的眼光是恰恰与此相左的，人们总是认为，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还说扎龙湿地，似乎至今尚未引起许多作家、艺术家足够的关注。美国著名作家梭罗在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中，记述了他栖身大自然、与青山绿水相伴、返璞归真的诗意般的生活。在他的优美细腻的生花妙笔之下，瓦尔登湖、沙湖、鹅湖、白湖，连同康科德河，或烟波浩渺，或小巧玲珑，或清波如鉴，或凄美迷离，或被描绘成国王皇冠上的宝石，甚至以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来刻画其勇敢、高华的丰神，从而载入了文学的史册。真是溪湖有幸！

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梭罗的，我深信。

（2006年）

曾将泪眼望山河

香港《大公报》连续刊登一些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抒情诗，我几乎是每篇必看，看后总是沉浸在兴奋、温馨的气氛中，心中升腾起一种自豪感。我想，这恰是体现了诗歌的特殊作用。诗是和情感的脐带紧紧地联在一起的。古人说，诗人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又说，诗者，诗人胸中之轰然一声雷也。我们的诗人满怀着激情，将长期凝聚起来的苦闷、狂喜、渴望之情，一一诉诸笔端。作为读者，我的情感便也随之而涌荡起春潮，常常不能自已。当时，我也曾写过一首诗，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副刊上，是一首五律：

南望总神驰，香江系梦思。

临风抒浩气，逐日计归时。

毋忘蒙羞史，常吟励志诗。

金瓯缺又补，大业启来兹。

美籍华人连文山先生的《自度曲》，是抒写自豪的心态和爱国情怀的：

问南海潮头，可知今夕何夕？凤翥华灯，龙翔彩焰，共庆金瓯完璧。……数强梁霸业，终成尘迹。今日巨人奋起，岿然屹立。整顿衣冠更正谱，续我炎黄史页。猎猎红旗，轻扬星岭，笑指西天落日。

看了令人心神为之一振。可惜我不会喝酒，不然，真应“浮一大白”。

诗也是史，它是心灵史，更是历史的歌吟，时代风云的记录。我很喜欢著名作家峻青的一首七绝：

曾将泪眼望山河，残缺金瓯遗恨多。

欣看神州完璧日，那堪再唱后庭歌！

寥寥四句，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整部中国近代史，里面蕴涵着往日的斑斑血泪，奇耻大辱，也寄寓了胜利的今天的喜悦和必不可无的警示与惕戒。一位美籍华人在《伶仃洋的咏叹调》中，深沉地吟道：

一百年的羞辱，

一百年的期待，

一百年的风霜雨雪啊，

一百年的愤懑在胸怀！

是现实嘲讽了历史？

是历史对现实的无奈？

一百年后的今日啊，

好一辆直通车——

纾纾缓缓地开过来。

送来了一车的阳光，

送来了满天的霞彩。

从这里也得到一种启示，解诗必须联系背景。背景就是历史。特别是解读这类饱蕴沧桑之感的诗篇，还应同近代诗词结合起来。从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王朝，璞鼎查代表英国政府，在“汉华丽”号英舰上订了城下之盟，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始，中国大门就被列强打开了。神州各地，到处是帝国主义角逐的战场和杀人的屠场。野蛮的侵略者的暴行和广大人民的苦难，激发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意识。许多人认识到，诗歌创作再也不是歌舞升平，给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大雅之什”，也不是躲在象牙之宫里吟风弄月，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闲品。他们以笔为枪，以诗歌为号角，开创了爱国主义诗歌的新纪元。爱国主义成为近代文学最光辉、最集中的主题之一。

鸦片战争之前，爱国主义文学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华民族长期融合、发展、形成过程中，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反压迫的性质，它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长期形成的这一历史事实不能抹杀。但如从近代国家多民族这一新的角度来考察，它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而鸦片战争之后，爱国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已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世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诗歌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诗人丘逢甲奋起组织义军抗日保台，但终遭失败，乃潜往内地。诗人引领南望，故乡掩映于苍烟暮霭之间，忆家国之遭逢，独怆然而涕下。于是，题《春愁》一首：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与此同时，著名思想家、诗人谭嗣同也写了一首七绝：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两诗可以看成是姊妹篇。但后者感情更为激越，以愤激与悲壮取胜，意境亦更为苍凉，蕴涵也更为深邃。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他们纷纷划定势力范围，向清政府强行租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德国派海军强占了胶州湾；沙俄派舰队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随之，法、英等国接踵而至，分别强迫清政府租借广州湾和威海卫。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政治活动家、诗人黄遵宪，面对这一惨痛的现实，悲愤异常，于1898年写了《书愤》五首，第一首是：

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

瓜分唯客听，薪尽向予求。

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

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诗人愤怒地谴责清政府唯列强之命是听，而列强瓜分中国没有止境，此刻正像秦楚纵横之日，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时。但即使那时，也没有听说连南北咽喉要地都被控制住的。悲愤之情，溢于纸上。

这种把清政府的卖国妥协行径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罪行联系在一起加以揭露、谴责，是特别有力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当时，不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的清王朝，也就无法真正地反对帝国主义。类似内容，还有康有为作于1901年的一首七绝：

魏绛和戎岂有功？只愁云雾蔽辽东。

凭将士气扶中夏，泪洒山河对北风。

这年9月7日，庆王奕劻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英、美、俄、德、日等十一国代表达成和议，签订了丧权辱国、出卖民族利益的《辛丑条约》。诗中感情跌宕多姿，慷慨遒劲，与黄遵宪的五律《书愤》有异曲同工之妙。

早在1870年，即黄遵宪写《书愤》的28年前，当他来到已为英国租占的香港时，曾写过十首《香港感怀》。其一曰：

遣使初求地，高皇全盛时。

六州谁铸错，一恸失燕脂。

凿空蚕丛辟，嘘云蜃气奇。

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

诗中说，乾隆帝在位时英国就曾提出过租用香港的要求，当时被断然驳回。可是，道光朝却签订了《南京条约》，丢失了“燕脂”，铸成了大错。“凿空”句是说中国人开辟香港的艰辛；“嘘云”句形容它今日的繁华。尾联摇曳生姿，通过风中误认龙旗，寄托诗人对香江被迫割离母体的惨恸悲怀。

寄寓同样的感慨，康有为写过一首《八月十四夜香港观灯》，也是尾联写得非常凄婉动人。这是一首七律：

空濛海月上金绳，又看秋宵香港灯。

曼衍鱼龙陈百戏，参差楼阁倚高层。

怕闻清曲何堪客，便绕群花也似僧。

欢来独惜非吾土，看剑高歌醉得曾！

前四句写景，写尽了香江中秋夜鱼龙曼衍、灯火辉煌的繁华景象，用来反衬后面的凄楚情怀。后四句抒情，抒发诗人做客难堪，情怀落寞（即使群芳环绕，也像个六根俱净的和尚）的悲慨。最后两句是点睛之笔。一腔爱国衷肠，令人深受感染。

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当万众腾欢，载歌载舞，共庆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刻，当五星红旗猎猎高扬于星岭晴空之际，我们这些后来人又该是如何地欢欣、如何地自豪，又如何地感喟无限啊：一百多年来，无数近代诗人悲歌呐喊、愤切慨慷，不正是为了争得这扬眉吐气的一天吗？

（1997年）

仙阁遐思

四年间，两去胶东，三登蓬莱阁，每次我都从丹崖山下的海边拾回一些光洁的小卵石，留作纪念。有的同志不理解：到了那样一个“人间仙境”，可资忆念的事物该有多少！起码要留下几张照片吧，怎么只捡回一堆小石子？未免……

蓬莱，确是一个容易挑人思绪、引人遐思的所在。在孩提时期，就从长辈那里听到许多关于它的美丽、神奇的传说，什么“八仙过海”、“白蛇盗草”啦，什么“仙人鞭石入海”啦，甚至连天上的星宿都曾到此聚会，传说蓬莱阁旁的“坤爻石”就是这么来的。

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去处，我曾用童年幼稚的想象去描摹它的形迹，但总是如烟似雾，朦胧一片。长大了，读到白乐天的诗句：“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更加深了那种恍惚迷离之感。仙阁凌虚，海市变幻，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是个朦胧的谜。

实地登临蓬莱阁，这些谜也并没有完全揭晓，只是觉得它凌空结撰，气象非凡。一组结构缜密、布局整齐的古代建筑群，高耸于壁立海隅的丹崖山上，有如雄鸡唱晓，苍鹰展翅。十几座参差错落的殿、阁、祠、亭，设计精巧，各臻其妙。就中以蓬莱阁最为壮观，重檐飞甍，金碧辉煌，十六根朱红楹柱，显得极有气势。

确实像《老残游记》中描写的那样：“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十分壮丽。”建筑群周遭有些参天的古树，一条卵石铺就的光洁石径直通山下。凭栏眺望，脚下崖壁如斧斩刀劈，海上涛澜汹涌，天际风云开阖，确有一种振翮凌虚之势。

海市我没有机缘看到，但从当地人的叙说和一些碑文、方志的记述中知道，的确称得上人间奇景。明朝的袁可立是这样记载的：

仲夏二十一日，偶登署中楼，推窗北眺，于平日苍茫浩渺间，见俨然一雄城在焉。因遍观诸岛，咸非故形；卑者亢之，锐者夷之，宫殿楼阁杂出其中。谛视之，飞檐列栋，丹青彩黛，莫不具焉。其纷然成形者，或如盖，如旗，如浮屠，如人偶语。春树万家，参差远迩，桥梁洲渚，断续隔联，时分时合，乍隐乍显，真有画工之所不能穷其巧者。

如果说，海市中的仙山琼阁，无须耗费气力，顷刻之间，便能在人们眼前展现；那么，现实生活中却绝没有这般便宜事。“没有耕耘，哪来收获？”人世间的一切成果都是靠艰辛的劳动取得的。叶剑英元帅曾为蓬莱阁题词：“蓬莱仕女勤劳动，繁荣生活即神仙。”他说：“劳动人民个个都是活神仙，神就神在有一双改天换地的手。当今的人民群众，胜过古人，赛过神仙。”

“天道酬勤”，古今同理。就说蓬莱阁这组堂皇富丽的古建筑群吧，尽管人们习惯于把它看成是超然物外的琼楼仙阁，可是，一梁一栋，一砖一瓦，又有哪一处不渗透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斑汗迹呢！

当然，“八仙过海”之类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传说，对我们也并非毫无教益和启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把笊篱、花篮当作渡海的津梁，有的驾着铁拐、葫芦遨游沧海。目标是一致的，办法却多种多样。为了突破前进中的障碍，不是也需要像八仙过海那样，竞呈绝技，各展雄才，争取胜利地抵达理想的彼岸吗！

不过，至关重要的还是应该弘扬艰苦卓绝、勇于奋斗的革命精神。所以，每当我踏着那光洁的卵石，一步一步登上这层楼杰阁时，总是从心底发出深沉的赞叹。我想，这“恒河沙数”的小小铺路石子，既没有华美的风姿，也不具伟岸的膂力，但它却有高尚的品格：为了铺平前进的道路，它们挺起坚硬的脊骨，默默地承受着各种压力，终年累月地坚守岗位，恪尽职责，从不计较荣誉、地位，从无抱怨之意。它们体现了中华民族广大劳动人民艰苦卓绝、踏实坚韧的献身精神。

古代的荀子说过：“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真正的革命者，绝不会因为艰难险阻而退缩不前。呼唤暴风雨，迎着困难前进，正是时代英雄的本色。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写过这样的诗句：

火焰充满着我的整个心房，

我怎能安闲地游荡！

迎着风暴，投身斗争，

我怎能在半醒半梦中闲逛！

……

为了不致在空虚的苟且偷安中

生活得碌碌无为，

来吧，

我们一起走向

困难重重的遥远的途程。

幸福，是艰苦奋斗的伙伴。一个人如果胸无大志，畏难苟安，整天像蝴蝶似的空虚地飞去飞来，企鹅般地把头伸到崖岸底下去逃避风雨，那还有什么幸福之可言！

契诃夫有一篇《哀伤》的小说，写一个镟匠格里高里·彼德洛夫，跟老婆“一块儿过了四十年，可是那四十年如同在雾里一样过去了。尽是醺醉啦、打架啦、贫穷啦，根本没有觉着是在生活”。后来老太婆在绝望中病危，他赶着车把她送往医院，一路上回忆过去，后悔了，觉得再从头生活一次才好哩。

他盘算着添买新工具，承揽定货，把钱交给老太婆……可是为时已晚，生活不能从头开始，他自己也与老太婆一样，在哀伤中死去。哀莫大于心死，苦莫过于无聊。无聊会使人处于麻木状态，造成生命的停滞。

现在，我们正唱着时代的凯歌，准备迈进人类新世纪的门口。每当想到未来的人们，便立刻增加了无穷的力量。为了后代人生活得更美好，眼前，我们宁愿付出更艰巨的劳动。正如十月革命初期列宁所说的：“我们想要建立八小时工作制，可是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了至少两倍的时间的工作。”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通过我们的双手，大地披胸献宝，长河摇尾欢歌，万古荒原涌起金黄的麦浪，千载秃山开遍绚烂的花朵……而这些，正是我们时代的记功碑。

后来人无疑要比我们享有更丰美的物质文化生活，也不会遇到前代人经历过的无数艰难险阻。但我确信，他们还会以艳羡、景仰的目光看着我们。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是壮丽无比的开拓、垦荒的事业。

（1982年）

小岗行吟

坐在您的对面，我神情专注地端详着您——小岗村当年的带路人。

饱经沧桑的面孔呈现紫赯色，上面爬满了皱纹，头发也已经花白了，眉眼间透露着慈祥，宁静，成熟，一副风霜历尽、波澜不惊的神态，酷似北方大地上一株红熟了的高粱。

看着，想着，我已经完全沉浸在过往的岁月里，以致当有人介绍您的名字时，我并没有听清楚是“严俊昌”、“严宏昌”，还是“关友江”。其实，这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反正都是当年领头搞起“大包干”，为此而甘冒巨大政治风险，以致“按红手印”、“赌咒发誓”，拼上身家性命的扛旗人，都是小岗人的优秀代表。

尽管从您的面容上根本看不出史书上所谓“习武好乱，意气逼人，雄心易逞”的凤阳人的特征，但我还是满怀敬意地称呼您和您的伙伴为勇辟新途、甘冒风险、敢于造反的勇士。您听了，质朴地笑着摇了摇头，说：“哪里是什么勇士？造反更谈不到，不过是饿肚子逼出来的。”这倒是一语中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可说是中国农民两千年来的永恒主题。当然，您和您的同伴们是坚定而自信的。当时，您们曾理直气壮地说给前来干预的上级工作组：“我们身为农民，交售了粮食，对国家有贡献，就是光荣的。难道年年吃返销粮倒反而光荣了？”

当我把目光投向窗前笔直的友谊大道，投向那些新楼、路灯、葡萄架、蘑菇棚，并为到处都在掀起建设新农村的热浪而倍感兴奋时，您的神情却显得凝重起来，甚至有些惶然。与那些终老荒村的闭塞村民不同，您的眼界十分开阔，因而清醒地意识到，作为“全国十大名村”之一，小岗村同一些闯在前面的先进村相比，近些年的脚步毕竟还是缓慢了。

这天，您的话语不多，最能引起大家注意的是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一转眼，大包干过去三十年了。我看，纪念改革的最好形式，就是继续深化改革。”是的，早在八十七年前，列宁就曾说过：“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为此，他特别提醒人们要关注新事物。在这方面，您和小岗人是自觉的，敏感的。

您们现在十分注重研究外部世界的新事物。自知文化低，底子薄，便有意识地把子女送到外面去学习；积极鼓励外出打工见过世面的青年回村创业；同时，从高等院校引进大批科技人才。只是去年一年，三个“大学生创业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三名大学生，带动本村农民培植良种葡萄、双孢蘑菇，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观光业，创办科技事业。科技——这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又带来了变革生产关系与经营方式的需求，于是，您们又适时地提出：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重新踏上集体合作之路，向着全面建设小康新农村的宏伟目标迈进。

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敢为天下先，靠的是勇气；那么，三十年后的今天，与时俱进，变革图新，靠的就是智慧了。我从您的飞扬的目光中，正是看到了小岗人朴素的智慧。

短文草就，意犹未尽，率成《小岗行吟》七绝十首：

丝丝翠柳弄轻柔，油路清溪傍小楼。

直恐老来诗兴减，淡烟疏雨下濠州。

东风伴我帝乡行，村鼓田歌别有情。

风片雨丝芳草路，菜花黄里过清明。

开路旌旗据上方，冲篱破锁谱新章。

朱皇跃马成何事，花鼓从头说凤阳。

德被生民首重农，家家鼓腹乐年丰。

敢拼性命开生路，拓展阳关一径通。

漫道年华水样流，丰功早已著千秋。

一从小岗燃星火，烈炬燎原耀九州。

卅载风烟似电驰，荒村古陌展新姿。

精描巧绘鹅溪锦，改革原来是画师！

迢遥应恨我来迟，十八先锋鬓有丝。

江北江南春正好，老梧待发凤凰枝。

创业科研重担挑，青衿学子志冲霄。

葡萄香菌连天架，荡我诗心涌巨潮。

万事由来重肇端，至今艳说大包干。

盘空鹰隼无停翼，制胜重攀百尺竿。

秋菊春兰各擅场，求新通变费端详。

风云坛坫无常主，小岗村前路正长。

（2008年）

壮歌行

这是我们在这太湖之滨的美丽城市的最后一夜了。市里的同志介绍，明天中秋节将在蠡园举行盛大的赏月歌咏晚会。在那长烟一空、皓月千里的翠阁明湖之上，欣赏一番美妙的听觉艺术，自是难得的机会。可惜我们归程已定，无缘躬逢其盛了。带着微微的憾意，我走下层楼，踏着清光翠影在中庭闲步。蓦地，从主楼东侧传来手风琴伴奏的《敖包相会》的悠扬歌声。循声趋视，原来宾馆的共青团员们在举行露天赏月歌咏会。一些二十岁上下的男女青年，相继地站在麦克风前引吭高唱。那浑厚、自然、醇美的歌喉，加上良好的乐感，给人带来心灵上的美感。尔后是集体大合唱，第一支歌便是《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雄浑有力的歌声，再现了社会主义祖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新姿，记录了中国人民英勇前进的步伐。

记得一位散文作家说过，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那里的情景便会深刻地留在记忆里，像是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此刻，这一曲壮歌就真的勾起了我对往昔的忆念。

二十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月明之夜。当时我在东北一个海滨城市从事新闻工作，年龄和眼前这班青年朋友差不多。这天晚上，我从外地采访归来，一进院便被雄浑的《歌唱祖国》的歌声所吸引，饭也没顾得吃，就赶去参加别开生面的革命歌曲演唱会。几十名新闻同行聚集在一间较大的办公室里，空闲凳子没有了，后来的同志索性坐在窗台和桌子上。这里有领导干部，也有一般工作人员，有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涉世未深的小青年，也有饱经革命风霜的老同志。大家无拘无束地膀靠膀、肩并肩地挤在一起，放开喉咙，纵情歌唱。尽管每人的经历不同，情趣各异，但都兴致盎然地搜寻着记忆，把一支支革命歌曲翻出来，唱开去。于是，悠扬婉转，富有抒情韵味的《二月里来》，深切感人的意境融和着激昂的战斗情绪的《延安颂》，洋溢着乐观情绪、昂扬斗志和必胜信心的《游击队歌》，音调高昂、气势雄壮，像冲锋的号角一般的《大刀进行曲》，以坚实有力、豪迈热烈的旋律，表现工人阶级紧张劳动的生活，塑造出解放了的中国工人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便一支接着一支地带着无形的翅膀在夜空中回荡着。一曲方终，只要有谁开个头，大家便立刻接唱下去，汇成了地地道道的歌的洪流。月影西斜，夜很深了。可是，随着歌声的导引，人们已经沉浸在甜美的战斗追忆或陶醉在锦绣征程的憧憬之中。谁也不愿终止这热情的讴歌。歌声，掀开历史的帷幕，把人们带进亲身经历过的革命、建设生活中去。太行山上的战斗烽火，“红五月”中的竞赛热潮，一齐展现开来。可以说，一支歌，再现了一页革命的史迹；一支歌，标志着一个光辉的年代；无数支歌串起来，便组成了一部完整的革命史诗……

湖风掠面，透出几分凉意，把我从追忆中唤回。青年们的歌咏活动已经结束，带着一种惬意和满足，我回到了卧室。“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窗外的枇杷树在夜风中摇动，不时地送进来几枝倩影。许是因为过于兴奋了，一时难以入睡，我便沿着原来的思路遐想下去。

音乐语言是一种感情的语言，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我们的祖先很懂得音乐的力量，早就有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论断。《东周列国志》记载过这样一件事：齐桓公即位后，采纳鲍叔牙的建议，以“索仇”为名，将管仲从鲁国要回。在解押的途中，管仲知道这是挚友鲍叔牙的计谋，便放下心来；但也料到经人点破后鲁庄公必将翻悔，派兵追杀。于是心生一计，编写一首《黄鹄之词》，教驭手们歌唱。歌声激越，驭手们为之感奋，驱马疾驰，轮转如飞，乐而忘倦，结果一天赶了两天的路程。待鲁庄公醒悟过来派兵追赶时，管仲已经回到了齐国。后来，管仲随齐桓公征讨孤竹国，轴重车马为山岭所阻，他又编写了《上山歌》、《下山歌》，教军士们歌唱。士气非常高昂，跨险驰车，如履平地，齐桓公看了赞叹地说：“今日知人力可以歌取也！”

至于革命歌曲，其教育、感化作用之大，就更不必说了。“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列宁指出，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一百多年来，《国际歌》鼓舞着全世界无产者为实现“英特纳雄耐尔”而英勇奋斗，瞿秋白同志高唱着它，面对敌人罪恶的枪弹，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周总理在弥留之际低吟着它，以沉雄悲壮的歌声表达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马赛曲》、《七月十四日》、《出征》等革命歌曲，曾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意志，甚至是一种命令，团结和激励着人民群众为共和国、为自由进行殊死的斗争。当然，有些歌曲则是起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悲歌散楚”的故事便是一例。“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刘禹锡诗）陈后主日夕沉溺于声色狗马，一曲《玉树后庭花》未终，韩擒虎已跃马而来。靡靡之音导致亡国覆宗的教训，从反面说明了音乐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斑驳的树影斜映东墙，思绪的翅膀仍在翱翔。我从歌曲的不同效果，又联想起去年亲身参加过的两次音乐会。一次是民歌欣赏会。十几名身着不同民族服装的歌者，各都演唱了两三支民间歌曲，真可谓繁花竞放，丰富多彩。汉族的山歌、小调，或以粗犷、豪放见长，或以清新隽永擅场；蒙古族的牧歌，寥廓绵邈；赫哲族的船歌，逸兴悠然；朝鲜族的舞歌，充满抒情韵味；高山族的杵歌，显得淳厚古朴；回族的花儿，嘹亮高亢；苗族的飞歌，俊雅风流。内容多是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以及健康、纯真的男女恋情的。音色、腔调、韵味、表情、素朴自然，给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而另一次音乐会却令人大倒胃口。伴随着架子鼓、沙球、响板和电声乐器倾泻出的一片轰响，国外的爵士化了的民歌和爵士型的新编流行歌曲，和盘托出。嗲、俏、嚣、闹，矫揉造作。可是，场内却有少数人不时地掀起叫好、狂喊的声浪。多数观众是反感的，有的没坐上半个小时，就“逃之夭夭”了。

这当然不取决于哪一种音乐形式。社会主义的歌坛同整个艺苑一样，应该是百花齐放的。“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邓小平语）

……

这一夜睡得虽晚，却很香甜。一觉醒来，已是满窗红日。好，又是一个响晴天！蠡园的中秋赏月歌咏会可以如期举行了。我一边打点行囊，一边欣慰地想着。

（1983年）

海行寄感

听“老航海”讲，海上行人之所以对凌波鸥鸟和远岸遥灯分外感到亲切，是因为此外再没有其他的伴侣了。这说的是寂寞；再就是颠簸——人们都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那么，有风呢？我猜想，一定像狄更斯在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所描述的：矗立的狂涛像一堵墙似的排闼而来，简直要吞没那面的整个城镇。当它轰然一声向后退去时，又像要在海滨挖成深深的岩洞。

待到我实际踏上甲板，却又觉得并不是说的那样。微风飒飒地吹着，船头犁起雪白的浪花，平稳得像在冰面上滑行。当然，我是幸运儿，第一次出海远行，就赶上了一个绝好的天气。

站在甲板上，我向海天深处瞭望。只见万道金鳞在浩渺的沧波上熠熠闪耀，千朵万朵银光灿烂的笑涡向着蔚蓝的天空嬉笑。透明的、碧蓝的、细软的波纹，一道接着一道从对面滚来，多么像故乡那茫茫无际的草原啊！大概长时间观看同一事物容易发生疲倦的感觉，我渐渐觉得有重重睡意从四面袭来，于是返回舱里卧下。此刻才切实感到波浪的起伏——大海的呼吸。飘飘摇摇，很快就跌进了梦乡。蓝天，远树。故乡的原野。少年时代，我骑着家里那匹四蹄雪白的大红马、蹄声嘚嘚，飞驰在青葱万顷的草原上。突然又跨上了黄沙古道，上冈下坡，左颠右簸，有几次险些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不知是为了搔痒，还是蓄意要将我甩掉，大红马偏偏向一棵歪脖子柳树钻去，幸亏我眼疾手快，弯臂抱住了树干，才没有被刮落下去。惊吓得猛吼一声，我醒转来了。睁眼四望，轮船依旧平稳地前行，微微地发出耕涛犁浪的“唰唰”声响。

时间，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概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首传说中的唐尧时代的《击壤歌》，反映了古代先民对时间的最初认识。那时是以日出日落，也即以“天”为单位来计算时间的。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时、分、秒的概念产生了。古人说“寸阴是竞”；现代语言叫“争分夺秒”。雷巴柯夫说：用“分”来计算时间的人，比用“时”计算时间的人，时间要多五十九倍。其实，有些场合（如田径运动员角逐），分、秒也不适应了，往往要以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秒的差异来确定谁是新纪录的创造者。时间与财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这话固然很有道理，但同一切比喻一样，也有它蹩脚的地方。金钱、财富，可以储藏起来，可以留给子孙或资助他人，丢失了可以找回，花掉了还能重新积聚。而世上绝没有储存时间的库藏，时间多的不能施舍，时间少的无从乞贷；一经流逝，便再也无处寻觅，像滔滔流水一样。金钱的浪费是有形的，多少可以计算，时间的浪费是无形的，无人能够估量。

古往今来，人们都习惯于把时间比作长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黑格尔也说，时间“犹如流逝的江河，一切都被置于其中，席卷而去”。尽管时间是客观存在，总是以其固有的节律运行着；但人到中老年之后，往往对时间的流逝变得特别敏感。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少听到有谁发出光阴荏苒，事业无成的慨叹；可是，当熬过十年浩劫以后，却是“相逢各问年，尽道流光速”了。许多至今仍以“小”字相称的同志，其实早已跨过“知命之年”，坐五望六了。称其“小”者，习惯而已。

为了拖住时间老人的步伐，让他多留给人们一些余裕，我们祖先曾有过“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的幻想。这当然是徒劳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珍惜现有的时间，紧紧勒住“今天”这匹骏马的缰绳。过去已化云烟，再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尚未来到，也无法供人驱使。唯有现在，真正属于自己。与其慨叹青春的早逝，不如从现在做起，迎头赶上去。“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失晨之鸡，思补更鸣”。

此刻，睡意已经完全消失。我在航船的往复颠簸中，忽然记起了一个有趣的域外传说：埃及金字塔的人面狮身像，是一个名叫斯芬克斯的怪物，她张着翅膀，每天向过往行人考问一道谜语：“早晨四只脚走路，中午两只脚走路，傍晚三只脚走路。——这是什么？”有人猜中了，说是“人”。生命的早晨——幼年，不会走路，手足并用，在炕上爬；生命的中午——壮年，迈开双脚，走南闯北；生命的傍晚——老年，拄着拐杖，好似三只脚走路。

现在，机关的绝大部分同志正处在“生命的中午”时期，既具备青少年阶段思维发达、勇于进取的优势，又有着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分析、判断能力强的有利条件，如同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者也。”

（1978年）

历史的抉择

为神奇丰富的古代传说和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所吸引，我在来到“文物之邦”绍兴的第二天，就专程探访了大禹陵和南宋诸陵。

禹陵在会稽山下。一条青石铺就的长长甬道，把游客引向一座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碑亭，石碑上镌刻着“大禹陵”三个雄浑壮美的大字。碑亭右侧就是禹陵，古称禹穴。据《越绝书》记载，禹的墓地“穿圹深七尺，上无泻泄，下无邸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周方一亩”。今天看到的情况，与古籍所载，十分接近。

想那“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的远古洪荒时代，这位伟大的治水英雄，栉风沐雨，茹苦含辛，日夜奔波于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率领民众通山川，疏江河，历经十三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制伏了水害，理出了可供群黎居住的九州。然后，聚会诸侯于会稽山下，总结经验，计功行赏。由于多年辛苦，积劳成疾，庆功表奖大会刚告结束，这位治水英雄就长眠不起了，以其震古烁今、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望着那神奇、迷茫的古穴和高耸的碑亭，一种肃然起敬的情怀，蓦然在心头涌起。

禹庙紧靠着禹陵，是一组规模宏大、气象巍峨的建筑群，始建于梁大同年间。现存的主体结构保持着清代早期的建筑风格。从西辕门进庙，迎面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岣嵝碑，亦称禹碑。原在湖南衡山云密峰，早已佚失，这里的碑文实系摹刻。传为夏禹所写，也属后世伪托。但字形确是非常奇特，类似古篆，又似符录。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形容它：“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明代学者杨慎对碑文作过考释，认为是颂扬大禹治水业绩的。

向北穿行，登上百步金梯，进入拜厅，这是历代帝王将相祭祀大禹的场所。左右两庑立着许多歌颂大禹的历代刻石。过了拜厅，便是金碧辉煌、重檐飞角的大殿。屋脊上塑有背插利剑的逆龙的造型，当是象征这位治水英雄治平水土的功业的。

殿堂正中，矗立着六米高的大禹塑像。古书上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所以，在我的想象中，大禹应是一个道地的体力劳动者形象。可是，眼前出现的却是身着华衮、手捧玉圭、头戴冕旒的龙凤之姿，不免有些诧异。据说，这是根据著名学者章太炎的考证而设计的。

孔老夫子论述大禹时讲过这样的话：“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就是说，平常劳动穿粗糙的衣服，上朝、祭祀则着华美的衣冠，因为他毕竟是君临天下的帝王。太炎先生设计的塑像，取其朝会时的装束。这样一想，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卑宫室”还是事实。可以肯定，大禹生前也会像帝尧一样住着“茅茨土阶”，绝不能像后代的君王那样，征集万千民伕为其兴修宫殿、营造陵寝。至于现在的禹庙、禹陵如此之华丽，不过是后世人民用以寄托其怀念与崇敬之情而已。

千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文人学者、黎民百姓，只要来到绍兴，总不肯放过参谒禹陵、瞻仰禹庙的机会，因而，留下了无数的诗文轶话。鲁迅先生曾来过多次，特意写了以大禹治水为题材的小说《理水》。1939年春，肩负着民族解放斗争重任的周恩来，在百对战疆、戎马倥偬之际，也曾拜谒过禹陵、禹庙，一幅珍贵的照片，向我们揭示了这个信息。我们前来，正值黄叶飘飞的暮秋时节，参谒的游客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为了满足人们景仰先贤、摄影留念的要求，摄影师竟忙得汗流满面，应接不暇。

辞别了禹陵，我们乘车来到城东南四十里外的攒宫山下。史书记载，南宋偏安临安后，先后有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六个皇帝的陵寝建在这里。远远望去，群山拱抱，古树苍苍，地势沉雄，环境幽雅，确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只是过分荒凉了，不用说游客，连过往行人也少得可怜。等了好长时间，才遇到一个戴毡帽的中年农民，但当问到六陵位置时，他竟茫然不晓。最后，还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指了指赵家岙的几个坟包，淡淡地说：“陵墓早就废了，听老辈人说，每座坟包里都有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可是，已经尸骨无存了，只是葬了几堆猪羊骨头。”

人民群众骂这六个皇帝昏庸无道，是有事实根据的。越州一带紧靠临安，这里还曾作过南宋的临时首都，连“绍兴”二字都是高宗赵构改的。“纸墨之寿，永于金石。”史书上煌煌记载着：高宗“恬堕猥懦，偷安忍耻”，“信任权奸，残害忠良”；光宗乃“万世之罪人”；理宗“嗜欲怠政，权移奸臣”；度宗“荒于酒色，拱手权奸，丧权失地，天怒人怨”。他们统治的一百五十年，可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至于说帝王陵寝里葬了几堆猪羊骨头，也并非“齐东野语”。原来，元世祖至元年间，西藏恶僧、江南释教总头目杨琏真珈，为了掠夺珍珠财宝，经过朝廷特许，盗发了绍兴、钱塘一带南宋皇帝、后妃、大臣坟墓一百多座。在挖掘六陵前，消息传到了一些南宋遗民耳朵里。他们便事先潜入陵寝，用猪羊骨头把帝王遗骸换出，迁葬于绍兴城西南的兰渚山天章寺前。但因理宗头骨特大，怕调换后被发觉惹出大乱子，就没敢动。结果，杨琏真珈盗墓之后，把理宗的颅骨锯开，作为酒器，玩耍取乐。明太祖灭元后，下诏将理宗头骨归葬旧陵，其余五陵也迁回攒宫山，再兴土木，重树碑石。

但是，时间仅仅过去了六百多年，巍巍六陵于今已荡然无存。而四千年前的禹陵、禹穴，却安然无恙；禹王的光辉形象和伟绩丰功，已经永远植根于后世人民的心中。

时间公正，历史无情。在大禹陵和南宋诸陵那里，我看到了历史的抉择。

（1996年）

插竹亭轶事

承南京文友诸荣会先生来信示知，江苏省溧水县第一初级中学在校园内恢复重建了九百多年前宋代的古迹“插竹亭”。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应邀书写了“插竹亭”匾额；根据著名学者、散文家林非先生推介，请我为这处名胜古迹撰写一副对联。

江苏是我的旧游之地，无论是苏南、苏北，许多县份我都去过，大都市更不必说了；但溧水尽管离南京不过百余里，却未曾涉足。过去读清代文学大家、《随园诗话》作者袁枚的传记，记得他曾在溧水当过县令。虽然为时很短，却是官声、民望卓著。他的父亲从广西来到溧水县，担心儿子年轻，不谙吏事，便隐匿姓名，到民众中私下进行了解、访察。听到的反映都是：这个年少的袁知县，可是个好官呀！一位女子甚至说：“吾县袁知县政若神明。”父亲听了，大喜过望，遂安下心来，入住县衙官舍。传记里说，一些文人更是踵事增华，常常以袁枚断讼、判案故事附会为小说。

若是再往前追溯一下，北宋末期词学大家、被王国维先生推尊为“词中老杜”的周邦彦，也在这里当过县令。任职三四年间，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文。其中最有名的是那首《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有如下的名句：“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

说来凑巧，溧水县这所中学所修复的古迹“插竹亭”，就恰恰与周邦彦有直接关系。宋哲宗元祐八年，周邦彦到溧水做县令。旧时代官员初到任上，循例都要拜访当地一些名门巨室、耆旧乡绅。这天，他就来到分龙岗，看望俞氏望族。听主人介绍，四十二年前，先祖插竹枝以护花，结果，竹枝成活，长得十分茂盛。当地都视为奇迹。周邦彦听了，认为这是吉祥之兆，建议主人修亭以为纪念。三年后，亭子建成，周邦彦写了《插竹亭记》一文，对俞氏家族寄托了厚望。果然，十年过后，俞家后人俞栗便中了头名状元。从此，插竹亭也就成了当地一处胜迹。但是，后来便渐就倾圮了。

去年，遗址所在地——溧水县第一初级中学，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激励后学追慕前贤往哲之积极进取，在校园西南角重建了插竹亭，立碑纪胜。本校的校友、编辑家诸荣会先生撰写了《碑记》，备述恢复古迹插竹亭的颠末。在此基础上，我又题写了一副对联：

佳话记当年，亭以竹名留胜迹；

文风开此代，校因史显育贤才。

事情原委已经交代清楚了，文章本可以就此打住。忽又记起流布已久的关于周邦彦的一桩轶闻：他在汴京时，和才貌双全的名妓李师师常相过从，两情相悦。这天，他正在妓院和李师师缱绻风流之际，突然听说徽宗皇帝驾到，他见外出逃避已来不及，便就势藏匿在床下。

只听皇帝进得门来便说：“江南进俸一种新下来的橙子，非常鲜美。我带来给你尝尝。”于是，李师师就用纤纤玉手把它剖开。吃过之后，皇帝又和李师师在轻柔的幔帐、袅袅的炉香之间，相对调笙，情谈款叙。不觉已到深夜，于是，李师师又以无限关切的口吻，又促、又劝、又留，曲折有致。

这一切，都被周邦彦听得真真切切。皇帝走后，他便带着吓出的一身冷汗，填写了一首《少年游》词，备述当时的亲见亲闻：“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两天过后，徽宗皇帝又来这里，命令李师师为歌一曲，李便唱了这首词。皇帝听得明白，惊问“何人所作”，李不敢隐瞒，据实以告。徽宗怒不可遏，回到皇宫后，便找丞相质问：“听说开封府监税官周邦彦，课税无力，职事废弛，为什么不拿下来法办？”丞相不敢怠慢，赶紧差人查处，不料，查处过程中发现，课税成果最优异的就是周监税官。但是，既然皇帝有话，管他绩效如何，都得一样处置。结果，周邦彦就无辜遭贬了。

整个事件经过，在南宋张端义的《贵耳集》中也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尽管后来经过王国维的考证，认定此说属于误传，但当地民众还是“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并凿凿有据地说，周邦彦贬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到了溧水。

（2008年）

中秋宴叙

此番宁夏之行，收获颇大。围绕着西夏学的探究，我考察了王陵、古塔、城垣、岩画，游览了贺兰山和河套、古渠，看了一些展览，翻检了有关文献。预期的目的已经达到，很快就要离开银川了。

塞上的秋光明艳撩人。金黄的稻海敞开丰满的胸怀，静静地等待着收获；高远的云空瓦蓝瓦蓝的，阳光显得分外柔和、明亮；路旁，高高的白杨林轻摇着叶片，像是小儿女们在喁喁窃语。今天正值中秋佳节，我以老朋友的身份，出席了自治区政府马启智主席专门设的午宴。

一见面，马主席就说：“你对历史有兴趣，也有研究，我这里有一幅字奉送给你。——这是西夏学的著名学者李范文先生的作品。”打开装帧精美的卷轴，赫然现出四个西夏文的擘窠大字，撇、捺、横、折兼备，笔画似曾相识，却一个也不认识。幸好下面缀有汉字释文，原是“高山景行”四字，故典出自《诗经·小雅》，三国时曹丕文章中有“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的话。谢过了马主席，我告诉他，同李教授已经会过两次面了，亲聆雅教，受惠良多。

说着，宾主就入座了。宁夏素以酒多、酒美驰名内外，桌前摆放了几种，什么“昊都液”、“西夏酒”，名目不少，菜肴也是十分丰盛的，节日的气氛很浓。大家吃着唠着，沉浸在一种家庭式的融洽氛围里。

老朋友多年不见，自然有许多话要说。话题汗漫纵横，大到形势、任务，经济、文化，小至友朋问询，忆往追怀，但是，中心还都是围绕着祖国西部的开发和宁夏的社会人文的发展、建设。我说，我很欣赏作家张贤亮的一个看法。他在中国作协主席团会上讲道，过去西部地区落后，固然有着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的制约，但是，归根结蒂，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陈旧，人才缺乏所致。在这个问题上，人的因素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话题就从事业发展转到了西部地区如何发掘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上。宾主正议论得起劲儿，马主席突然向在座的政府秘书长问道：“李范文先生的住房条件改善了没有？——前两年我到他家去过。做研究工作需要有个安静的环境、舒适的条件。”秘书长说，李先生还是住在那套旧房里，一百平方米左右，条件很一般。

省、区、市这一级的主要负责人，每天要处理的重大事项很多很多；能够比较熟悉这类从事古文字研究、与现实不怎么搭界的专家学者，也属难能可贵。我这么想，也就顺口说了出来。启智同志谦虚地解释说：“李先生毕竟不是一般人物。”

这当然也是实情。

话说起来也就长了。11——13世纪，中国古老的党项民族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贺兰山麓，建立起与宋、辽、金鼎足而立的封建性民族国家政权。国号大夏，定都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因为地处祖国疆域的西北部，故史称西夏。在其立国的190年间，经济上充分发挥其固有的畜牧业优势，文化上与中原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相互吸收，密切交流，形成了既有共性又独具特色的西夏民族文化。1227年为蒙古军所灭，灿烂的文化受到摧残，典籍、文书留存的很少。后来官修正史，于宋、辽、金之外，独遗西夏。而西夏文字又结构复杂，难学难认，向有“天书”、“绝学”之称，从而使西夏王国的历史成为一道难解之谜。1972年初，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见到了西夏文文献，问道：“现在有多少人懂西夏文？”当得知只有一两位老先生时，他语重心长地嘱托，一定要培养人学这种文字，绝不能让它失传。

李先生的主要贡献也就在西夏史，特别是西夏文字的研究方面。此前，世界上尚未正式出版一部西夏文字典。李先生积25年之功，穷搜苦索，经过对西夏王陵六年的发掘与研究，对3270块残碑逐一进行考释，制作了近百公斤的三万多张卡片，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在编写出《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等一批学术专著的基础上，编撰出一部150万字的《夏汉字典》，从字形、字音、字义和语法等方面，对六千个西夏文字做了全方位的诠释，并用汉、英两种文字释义，集古今中外研究西夏文字之大成。此外，还著有系统研究西夏语音、语法、词汇的《西夏语比较研究》、《同音研究》和探讨宋代汉语西北方音的《宋代西北方音》等专著。为此，十五年前即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这些荣誉面前他并没有止步，而是拳拳眷注于攀登下一个新的峰巅——组织国内西夏学专家编写多卷本的《西夏通史》。

席间，我说：“李先生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的这些卓著的成就，最令人感动的还是那种生死以之的执着追求和顽强拼搏的敬业精神。”李范文50年代末以民族语文专业研究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出于对西夏学的挚爱，他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毅然提出要到西夏王国的故地宁夏去从事研究工作。亲友不理解，妻子更是无法接受，一气之下，与他离了婚。而他本人这时还在戴着“右派”帽子。

“这一代学人，历史是不会忘记的。”马主席深情地补充了一句。

这时，他才注意到，大家只顾说话了，酒、菜都没有下去多少，便热情地端起酒杯来和我的对碰一下，“来，老朋友！见一次面不容易，咱们把它干了！”半杯红葡萄酒进肚，顿觉热气喷发，我拣了几样菜大口地吃着。他却像突然想起什么事来，眼睛盯着秘书长，郑重地说：“给李教授调房子，别忘了。”秘书长笑着说：“放心，明天我就办。”

（2000年）

梦游沈园

哪个人没有做过梦呢？一当我们酣然坠入了黑甜乡，梦魂就会在我们大脑里展开它那重重叠叠的屏幕，放映出光怪陆离、千奇百怪的画面。有的使我们震怖，使我们焦急，有的却令人留连追恋，向往不置；有的使我们忧伤，有的却会带来现实中难以体味到的欢乐。

学者们认为，梦中表现的那个自我，往往比清醒状态下的更真实、更本色。因为在梦中任何人都会撤下包装，去掉涂饰，从而露出每个人的本来面目；加之，梦境是一部映射心灵底片的透视机，可以随时揭示出人们灵魂深处的秘密。

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我的实际感觉，却是梦影婆娑，扑朔迷离，像日光照射下的枝间碎影，像勉强连缀起来的残破的网片，又像是迸落在岩石上飞流四溅的浪花，不仅错乱复杂，不易解读；而且电光石火一般，稍纵即逝，难以把握。

但有一点我深信，就是说梦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缺憾的一种补偿，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是生活中某种想望与追求的反映。亲人死去了，觌面无缘，人们便把重逢的想望寄托在梦境之中；一件向往已久的事情，由于条件的限制或礼法的约束暂时无法实现，便把它付诸余生梦想，希望通过置身梦境如愿以偿。所以，歌德说：“人性拥有最佳的能力，随时可在失望时获得支持。”他说，在他一生中有好几次是在含泪上床以后，梦境用各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安慰他，使他从悲伤中超脱出来，而得以换来隔天清晨的轻松愉快。

80年代初，我曾游览过绍兴的沈园。那时，里面的景观刚刚恢复，许多被人占去的园地还没有退还，看了不免有荒凉、褊窄之感。好在越中明眼人毕竟很多，他们没有在昔日名园周遭摆上座座华堂广厦，而是尽量让它保持一种雅淡、萧疏的韵致，不使它为“都市文化”所熏染。假如为了招徕游人，追求洋化，硬是在荒园内外布下种种现代设施，那就无异于给白发老翁套上蝙蝠衫、牛仔裤，弄得不伦不类，令人意兴索然了。

距离那次初游沈园，一晃儿又是十几年了，听说那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恰好有永嘉、雁荡之行，我曾想，待浙南之旅结束后，再去绍兴看看沈园。不料，因为有急务等着处理，只好打破原来的计划，直接飞回关东的沈阳，而浙东的沈园竟失之交臂。闷坐在“抟扶摇而直上”的北行客机上，心中总觉得有一点缺憾。秋宵苦短，一眨眼的工夫，夕阳的猩唇已经吻别了地母，四围陷入了沉沉的夜幕笼罩之中，我也就斜倚舷窗和衣睡下了……

突然，听到有人招呼：“到了，到了，带上背包，下来吧。”我也没有弄清楚这是什么所在，便稀里糊涂地随着人群走进了一处园林。推开两扇虚掩着的园门，迎面是一座绵延的假山，山上有石筑方亭，赫然耸立，为全园的制高点，两旁廊柱上嵌着一副对联，上联的词语忘记了，下联似乎是：“石亭无语俯瞰今古情缘”。凭高四望，一览无余，更觉得整座园林实在是过于狭小了，而且，游观的景点也不多。只是由于它具有比较丰富的历史内涵，留出颇大的艺术空筐，可供人们遐思无限，浮想联翩。何况，荒疏之美，堪入画本；天然平淡，容我低回、盘桓，正不妨暂时抛却那些世务酬答，享受一番“城市山林”的逸趣。

山下，静卧着一湾水池，窄狭处横架着一座石桥，看去宛如系在葫芦颈上的一条绢带。我心想，这就是那个葫芦池了。还没等跨上去，就见白石栏杆上题着“春波”二字，看似郭沫若的笔迹。记得60年代初，郭老来过这里，还写了一篇纪游文字，填了一首词，有“宫墙柳，今乌有。沈园蜕变怀诗叟”之句。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大体上还是这般风色，也没见到有太多的变化。

这次我来，恰好也在秋天，金风送爽，细雨霏微，正是“道是无晴却有晴”的天气。湖畔柳槲成行，照影清浅。这里那里，点缀着一簇簇黄花瘦朵，衬着静水闲云，确也不乏野趣。

雨滴稀稀落落地漫空飘洒，葫芦池上泛起轻轻的涟漪。但游人的兴致并未因之稍减。一对对情侣林亭对坐，池畔勾留，偶尔也有二三男女青年踏着芳草闲花，笑闹嬉游。时代不同了，他们可以不受外在压力干预，自由地选择着自己的感情客体，因而，也无从尝到旧时代封建婚姻的凄苦况味。他们哪里想到，就是迈出这么“普通的一步”，前辈足足走了几千年时间。

我突然想到，应该去看看当年的题壁词，留个影。走到墙角处，却见一个城建部门的招商广告招牌挡住去路，上面的语句比较雅驯，诸如“寄耽诗之豪兴，登楼把酒；发思古之幽情，抹月披风”；具体讲到要建一批饮食服务设施，什么“杏花深巷”的美容厅，“又一村”的桑拿室，还有一处“天山大酒楼”。

只听身旁有人询问：这里既远离西北，又没有高山，何以要用“天山”命名呢？另一人答说：陆老诗翁不是有“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的词句嘛！他们还议论了一些什么，我已无心去听，直觉得心里有些堵得慌：看似文采斑斓，实际却大煞风景。利用名人效应，建起这些楼堂，肯定能够赚大钱；可是，原有景观的萧疏、雅淡的韵致，就破坏无遗了。我想找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却无论如何也转不出去……

情急之下，蓦然苏醒，却是沉酣一梦。睁开眼睛，静了静神，感到十分诧异的是，梦中情境竟是那样清晰。谁说，梦影婆娑，扑朔迷离呢？

前些年，我曾见过一幅古代流传下来的《沈园图》，画面上楼阁参差，林亭掩映，小桥流水，花影重重，兼具幽雅与华美、秀丽与萧疏的特点，是一座典型的宋代园林。但是，“江山也靠文人捧”，它之所以名传后世，不与古代的无数园林同倾共圮，湮没无闻，只是由于它极为幸运地遭遇了一位大诗人。1155年的一个春日，陆游在这里与其十年前的爱侣不期而遇，留下了一首哀婉动人的词，后来由于“爱屋及乌”，还写过一些有关沈园的诗。从此，便地以人传，园以诗传，世世代代活在人们的心里。

（2001年）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文说荟 / 王充闾著.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2016. 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3946-5

Ⅰ.　①艺…　Ⅱ.　①王…　Ⅲ.　①文学评论—文集　Ⅳ.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7672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260千字

印　　张：18.5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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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70-3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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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只缘胸次有江湖

一

二

三

古木无人径 深山何处钟

一

二

三

黄裳先生与学者散文

想象：散文创作的一个审美特征

一

二

三

思想者的澎湃心声

一

二

三

漫展莲华皕四盘——王向峰《四季感怀》组诗欣赏

我读《无核之云》

文耀中州

一

二

三

四

鸳鸯赏罢觅金针

实现人的艺术化生存——王向峰《〈手稿〉的美学解读》读后

一

二

三

史笔从容写画师

人生底蕴多如许

“波澜独老成”——学者小说《离离原上草》的艺术特色

在中西会通的文化坐标上——武斌先生的治学门径探赜

且从脚注认山君——张善子《十二金钗图》絮语

白云·青鸟

一编简牍寄深情

大匠成风巧运斤——《长歌当啸》读后

心血·智慧·灵光

散文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时光之水》絮谈

《别观锦州》书后

高龄的舞者

剑胆琴心——于金兰诗文漫评

石杰其人其文

人物命运遭际的哲理思索——小议长篇小说《狗鱼》

一

二

三

拥有着是一种幸福

谈牟心海和他的诗

文化大散文三议

一

二

三

题画诗漫议

一

二

三

四

五

妙境同臻——新闻写作漫谈

《散穗夕拾》三谈

一、说这本书

二、说文化

三、说人才

鸿爪留痕

磨剑十年见硬功

“只效陶公乐畅然”——《三园吟咏》赏析

一曲昂扬的祖国颂歌

关于《文化神话学》

“多写散文少写诗”

可贵的震撼力

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

撕心裂肺 哀婉动人——《哭过长夜》读后

气质与风致——金宏达散文读后感

文史联姻——《美文》成功的抉择

书评二则

《千秋灵鹤》

《水鸟集》

《我爱这土地》赏析

附：我爱这土地

远望当归 长歌当泣

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学——以《庄子》为例

一

二

三

关于传统诗的创作与欣赏

一

二

三

四

清文化与沈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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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缘胸次有江湖

一

文学是一种缘，或者说，文学本身存在一种缘分。上下千年，睽隔万里，借助文学可以实现心灵对接、情志契合；文学为沟通心灵而存在。

去年，读到《作家》杂志一组题为《骑鹤江湖》的大型文化散文，眼睛为之一亮。当即与宗仁发主编联系，表达心中的兴奋。仁发却说，真是“欲渡河而船来”，正要找你写评论呢！这里似乎显现着冥冥中的一种隐秘安排，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只是，我一向闷头写作，而不懂得如何评论，即便有所品鉴，也谈不出多少道理。硬“赶鸭子上架”，岂不苦煞我也。

记得莫言在斯坦福大学讲演时说过，一个作家读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实际上是一次对话。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同是从事散文写作，我很愿意和这位至今尚缘悭一面的年轻的同行交流一番读写方面的心得，也诚心期望通过研究、探讨，接受新鲜经验，弥补自己的不足。这倒比那种居高临下的指手画脚或者体系完备的高头讲章有益、有趣得多。

我首先要说，于今在万花筒般的散文园地里，能像这组散文那样有张力、耐咀嚼的并不是很多。单就选材、立意来看，就颇有特色。作者提出要寻先祖遗踪，觅自己的出处：“应该说，今天的寻找，是因为想念，我想念他们，年龄越大越想念。”为了找到自己幼年曾相依为命的外祖父母“出生、成长、歌哭过的地方”，作者从北京出发，穿越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四川、江苏数省区和许多名山大川，行程逾两万里，通过一己所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文学趣味和充满时代特色的感受、思索、判断，给出一个个因叙述而存在的话语中的现实。展读作品过程中，我们仿佛同作者一道，牵扯着亲缘、家族的线团，突破时空差距，出真入幻地追索着与中国近现代史胶葛重重的生命谱系与精神品性，同时，借助着意描写的民生百态也体察到现实中深沉的人生况味。

而这种“循古人遗迹，看今人生活”的寻根，又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般的“寻根文学”。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追寻，是历史、文化维度上的精神的寻根，其间凝聚着富有地域、民族、传统特色的文学资源和一定程度的价值支持，也是作家的个性、气质、生命情调的显现。亚圣孟轲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清代诗人黄景仁有“为嫌诗少幽燕气，故向冰天跃马行”之句。而女作家欣力则说，“这个‘江湖’意思实在，是阔大之所在”，“说的是精神”，是辛词“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姿态飞扬、慷慨呜咽的意境，“是激情，是力量，是搏斗的昂扬、胜利的欢乐”，“眼睛应该放出火焰般的光”的雕塑“黄河母亲”的形象。

当然，如果调换一下视角—读过这部散文佳作之所以产生荡气回肠，一唱三叹之快感，仿佛走出狭隘空间，进入与“浩然之气”相接相遇的精神境界，从作者方面说，则是宋人诗句中的“只缘胸次有江湖”。而这一点，是我要着重言说的。因为无论就生活体验还是阅读经验来说，我们都会体察到，值此世界化、全球化的呼声盈耳，时空概念无比扩展，活动范围无远弗届之际，作家的内心世界以及文学创作视界反而变得越来越狭小和褊窄。而《骑鹤江湖》所展现给我们的，竟是那么浩渺苍茫，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历史与现实。前人研习书法有“行气”之说，特别看重气势；同样，文学作品也讲究“气盛言宜”：“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语）这组散文作品妙就妙在通过一种独特的叙述张力和文章气势，把那些富有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缤纷炫目的见闻，同丰富的文化蕴涵、开阔的艺术视野紧密地黏合在一起，以致觉得吸引读者的不是讲述的具体事件，而是那种带有磁性的才情、语境和态势。

二

这组散文以其文体方面的创新，吸引了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注意。

一般散文在结构上，都是以领起、展开、高潮迭宕为序来安排叙事，注重过程的顺序性与持续性；并且采用环环相扣、首尾相衔的叙述方式，以便牢牢地抓住读者。而《骑鹤江湖》走的是另一条路子，贯穿于整个文本中的是现代小说中惯用的“连续性中断”的手法。经常冲破预设的程序和思路，打乱时空秩序和因果逻辑所控制的文章结构，腾挪闪跃，纵横恣肆，天马行空，心理潜流不断变化，线索、视角在不住转换，体现一种“云龙雾豹的断续之美”。正是在这种以跳跃、转换为特征的意识流叙述，为读者留下了大量空白，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并且产生了“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宋·姜夔语）的效果。

作家欣力由阿拉善左旗的广宗寺，写到灵塔在此的六世达赖。可是，她并没有紧紧牵着这条线接着写，而是从六世达赖的诗才绝代，灵心慧质，深爱女性，有大量情歌传世，过渡到同时代、同样英年早逝的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翻转过来，又由“文革”中六世达赖灵塔被毁、广宗寺夷为平地，转换到京郊上庄翠微湖边遭到同一命运的纳兰故宅与墓地。这时，线条又扯断了，视线转到开办“纳兰园”的女老板身上：

“夷为平地了，可看不出她有一点沉痛。她干吗要沉痛？纳兰性德跟她有什么关系？”“那夷为平地的不光是房子，还有什么？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没法用报表说明的美丽和庄严，哪儿去了？当年，逼迫僧侣们亲手破坏六世达赖喇嘛肉身的‘红卫兵小将’们，若活着，想来都有六十岁左右了。是谁，在他们风华正茂之时，将他们的心夷为平地的？他们又反过来，用自己的手，夷平了多少美丽和庄严？”

清代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刘熙载盛赞《庄子》文法断续之妙，他以《逍遥游》为例：“忽说鹏，忽说蜩与莺鸠、斥，是为断；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则上文之断处皆续矣，而下文宋荣子、许由、接舆、惠子诸断处，亦无不续矣。”与“大小之辨”四字有着同样的作用，在这里，“夷为平地”亦使“上文之断处皆续矣”。

叙述中时时插入一些“闲笔”，不仅着手成春，触笔生妙，而且能使文气从容舒缓，平添几分情趣。

可是老房子真美，就快要塌了，还看得出它曾经的雍容，一条门楣，一片飞檐，一个门墩，那上头的石雕木雕，精美得叫人不忍离开。就想，该拿它们怎么办呢？搁着不管，眼看就毁了，被岁月，更被人。爱车族喜欢在车尾巴上贴小招贴：“熊出没，请注意！”后来，有人把“熊”改成“人”。大家看了都笑，说这个道理深。人确实比野兽厉害，人什么都能破坏啊。

“闲笔”其实不“闲”，笑谈中出语冷隽，其间寄寓着深深的感慨，无尽的哲思。叙事中交替运用讲述与描写两种语态，实际上，是在转换全知视角与有限视角。

人多拿花儿比女人。我们家的女人，最美的是我姥姥赵诵琴。她是清末伊犁将军、陕甘总督长庚的长女，嫁与端王载漪长孙我姥爷爱新觉罗·毓运。出自名门，嫁入名门，这一生，却是曲折顿挫，颠沛流离。

这种讲述语态，是以全知视角，作全知型的交代；而描写，却是有限度的，它要受到作者的视野以及客观对象的心理、行为的限制。

有一张姥姥的照片……鼻翼两边有笑纹，她是想笑的，可眼里笑意全无。眉宇间锁着什么？我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形容。不甘，或许比较接近？倔强而不甘，这张秀丽的脸，看上去心事浩茫。她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叙述中有猜度，有探索，有置疑，采用的语态属于限制视角。散文写作以体验情感与感受为核心；而作为文学，常常还要像小说那样，通过细节描绘出活灵活现的人与事来。因此，叙事中除了讲述，描写语态是必不可少的。两种语态、两种视角，交相为用，读起来很有意味。

作者借鉴外国小说的写法，常常把风景画引入散文叙事中去，勾勒人物，描情拟态，更是信手拈来。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注重直觉，尤其长于描写年轻的女性，三涂两抹，楚楚怜人。

文物讲解员：

高挑个儿，长容脸儿，眼晶亮，红毛衣配蓝牛仔裤，特合身，脚上一双红高跟鞋，头发烫了小卷卷，披肩。……坎坷土道，她倒不怵，高跟鞋笃笃的，走得利索。

博物馆馆员：

瞧人家，高跟鞋，袅娜身条儿，走起路来如弱风扶柳；一身藏蓝套装，是全国统一的制服。藏蓝颜色重，那颈上就有苹果绿纱巾一条，深蓝嫩绿，更衬了脸儿雪白，不是扑的粉，是天生的。

女警察：

警服穿得齐整，头也梳得讲究，我琢磨半天，没弄清她脑后的发髻咋拧得那么利落。

这使人想起孙犁早年的散文。还有那个张爱玲，她的散文《更衣记》，对于中国女性服装的面料、配色、款式竟是那么熟悉，什么“宽褶裙”、“昭君套”、“云肩背心”、“元宝领”，其搜罗之完备，怕是今日的名模与服装设计师也要甘拜下风的。

三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对于散文来说，尤其如此，其魅力在于语言。语言不是外加的成分，它和内容相互依存，同时存在。闻一多说，他的语言文字不止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我以为，欣力散文出色当行，或者说最见功力的正是她的特色鲜明的语言。

和叶圣陶老先生批评的“仅供目给，违于口耳”，缺乏音乐之美的一些文章不同，弥漫于《骑鹤江湖》中的长短交织、快慢相间、参差错落，“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句式，生气灌注、直抒胸臆、节奏快捷、音调浏亮的语句，引导读者作峰回路转、左右逢源的追逐，从而生发出一种审美的轻松愉悦。那种以明快、活泼、跳动的语态，加大语速、密度，来摹写现代社会人生和人们激扬多变的心理，也体现了当代散文的革新。

且看下面这两段话：

寺门大开，暗红的两扇，厚，重。门边，坐了喇嘛，两个小的，挤一个凳坐。细听，说闲话呢，你一句他一句，没主题。

满满一案的小圆蜡，有风来，摇曳成一片星海。

也想点蜡，又不知该不该，站一边看人家，点亮一颗颗星，觉得真好。

有人问话。回头。是个老僧，瘦削，戴金丝眼镜，穿紫红袈裟。问：要灯么？

连忙点头。他打开靠墙的红漆柜，取出三支圆蜡，递到我手里，耳语：他们，1000个灯，花钱请的。

捧了三支蜡，问多少钱，他摆手，说不要，朝佛像扬下颏，耳语：点灯吧。

灯。

下面讲传灯录，讲信仰如灯，以灯喻佛法，又是一篇大文章。

作者抛开时下风行的散文语言模式，选取一种适合行进节律、很少前置词的短促、流畅的语态，创辟别开生面的语言世界。在民族语言传统遭受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现时情况下，托出这样不脱传统韵味、中国风格，又颇具时代特色的文字，着实令人有“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之感。

作者谙熟中国古典诗词，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家学渊源，名章隽句，信手拈来。写她的姥姥：“诵琴一生在没有爱的婚姻里挣扎，两度寻死未遂；想我祖（诵琴之父）的心痛怕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实在是此痛无计可消除了。”宋词镶嵌在里面，浑然一体，清丽自然，不着痕迹。

而且，语言富有表现力。

这寺院不是一个，是一群。贺兰山好像褐色的大披风，抖开了，将这群殿舍护住。那怀里，是明瓦朱檐，辉煌屋宇，重重叠叠。说南寺是大漠里的一颗明珠，真不过分，它还有守护神，身后大山便是。

过了永昌，青稞地没了，暖和的棕、可爱的绿没了，只剩了灰，一眼望不到边，满地球球蛋蛋的灰石头，是戈壁。然后，祁连山来了。不是它来了。它原本就在那儿。是我在车里醒来，一睁眼，给它撞上。

这散文的形式、诗歌的语调，堪与余光中的诗化语句媲美：“咦呀西部，天无碍，地无碍，日月闲闲，任鸟飞，任马驰，任牛羊在草原上咀嚼空旷的意义。”都是以一种全新的形态摊开在读者面前，尽显其特有的优雅、从容与浓郁的书卷气。

（2010年）

古木无人径 深山何处钟

一

数，产生于人类早期的社会实践，在一般的意义上，它只有计算事物的功能；但随着社会的前进与发展，人类出于某种客观条件的影响和主观愿望的需要，逐渐赋予“数”以许多新的含义、新的功能，并以一种极度简洁的方式表现其丰富的内蕴，使之进入神秘的范畴，以至于成为“东方神秘主义”的渊薮。从一般意义上的数学发展到“数文化”，名则一也，而内涵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数的含义是极其丰富的，并不像今天一般所理解的只是表示事物量的基本数学概念。作为一种抽象化的哲学概念，它包含着道数、天数、命数、礼数、律数、（星象）度数、算数等多种意蕴，这里涵盖了道理、规律、方略、策略、技艺、方术等各种内容。

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家的解释：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这里的“小”，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数学计算功能，而“大”则包括了上述列举的多种内涵，成为一种“数文化”—一门古老而神秘的学科。西方学者也有类似说法，列维-布留尔认为，在原始思维中，“与其说数是算术的单位，还真不如说它是神秘的实在”。J. 布罗诺夫斯基也说过，在人类智力的攀登中，数学不但是理性的阶梯，也是神秘思想的阶梯。

毋庸讳言，数术所涉及的并非或者不完全是纯粹的科学内涵，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确实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今天，被称为东方神秘主义的“中国数”，已经成为一个博大的文化体系，这既体现了东方文明古国历史的悠久，也反映出它的文化积淀的完整性。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似乎对此缺乏足够的关注，系统研究者甚少。因此，远离热闹场、肯坐冷板凳，坚持数与数术研究，进而写出《数与数术札记》（中华书局出版）这一学术著作的俞晓群是特别值得嘉许的。

二

确确实实，数与数术是一枚难啃的酸涩青果。本来，数学史就被称作“秘中之秘”，因其永恒魅力至今尚未全部揭开；而“中国数”，作为东方神秘主义的渊薮，它的奥秘尤其令人炫惑。尽管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能够用哈勃望远镜对远隔四千万光年之遥的星系进行细致地观察，并能获得异常清晰的照片，但是，在面对这一东方神秘主义时，却只能像德国大科学家海森伯所说的，这“是一件我们只能谦恭地接受下来的礼物”。当然，神秘并不等于不可知，我们可以运用哲学智慧，通过现代人的视野同传统视野的对话与融合，使之获得合乎规律性的解释。

要找到进入数与数术的神秘之宫的门径，我以为，关键在于把握哲学思维与哲学方法。西方一位哲学家说过，对一个行将与敌人作战的将军来说，知道敌人的力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知道敌人的哲学。这个说法很新鲜，也很有道理。知己知彼，就包括了把握对方主帅的个性、思维方法及其战略、策略。

掌握了哲学思维这把钥匙，以哲学思考引领数术研究，通过分析、解读古代那些哲学家的思维轨迹、治学经历、研索课题、学术话语，就有望进入数与数术这座迷宫的“文化后院”，找到破解其奥秘的门径。本书作者就正是这么做的。他紧紧地把握住两点：一是理性品格；二是整体性观照。这两个方面非常关键，因为它们都属于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我们对于客观事物进行科学分析，不能仅是“跟着感觉走”，还必须依靠理性—把握抽象思维能力，凭借一些最普遍的范畴和概念，达到从个别进到一般，从具体上升到抽象。而对于自然的整体理解、整体把握，又恰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

大自然原本是统一的整体，在人类认识过程中，出于分析、把握、消化的需要，才分成一个个的学科；但是，研究起来，却又离不开归纳与综合。《三国演义》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科学的发展大势，又何尝不是如此！三百多年来，科学发展的历程，存在着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一方面是分门别类，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细致；另一方面，各个学科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之势，已经日益鲜明。

有人说，数学与哲学是同门异户，声息相通的。你敲开一家的门，另一家就立刻向你敞开了窗户。这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得到印证。在古代哲人眼中，道是起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易有太极（至极，无以复加），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四时），四象生八卦（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里讲的都是数，是关于数的思考，而其实质则是研索宇宙生成的辩证法，它既是数学的，又是哲学的。由于量的普遍性，对于量的哲学思考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就“中国数”的知识本源、知识背景来看，也可以认识数术与哲学的连带关系。先秦的官学与诸子之学，大体上由两类知识构成：一类是以礼仪刑法、典章制度为中心的上层的政治知识；一类是以农、工、医、巫、卜、筮等技艺、方术为中心的下层社会的数理知识。它们凭借着两种知识背景：一种属于儒家、墨家，以诗书、礼乐等为背景；一类属于阴阳家与道家，以数术为背景，二者共同构成了本土文化。而属于后一类的知识本源、知识背景，作为“神秘的存在”，则更多地、集中地体现着哲学思维。

可以说，任何人都不能完全摆脱哲学，区别只在于自觉或自发，系统或零碎而已。同样，任何一门学问，也必然都反映着哲学的探求与诉求。而数学作为一种同经验无关的人类思维的结晶，更需要哲学的支撑。柏拉图有一句名言：“没有数学就没有真正的智慧。”智慧是被运用于生活中的哲学，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英国的著名学者罗素，正是踏着数学的阶梯步入哲学堂奥的。

以建立“集合论”而驰名于世的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从早年起，我就不把自己局限在数学领域，而是努力去熟悉、理解各个时代哲学家的著作；所以很自然地，我的论文要是得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的关注，那我就把它看成是一种奖赏而倍感欣慰。”

通读《数与数术札记》全文，可以看出，作者是把解读数与数术的古代典籍同哲学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向千载以上的哲人问学请益，同他们进行学术对话的过程中，手里始终把握着一把哲学的金钥匙。

三

翻检着《数与数术札记》手稿，我突然记起了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两句诗：“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在那寂寂空山的萧条古道上，看不到禅刹、僧寮，也不见芒鞋破钵的出家人，却传来了几声虽不响亮却也令人心神悚动的钟声。在数与数术作为学术中的冷门，无人探访的古径上，作者怀着对于自然哲学的神秘结构与诗性浓烈的好奇心，以其特有的执着与迷恋，十数年如一日，从事着数与数术的潜心研索。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作者就曾有专著《数术探秘》面世。近年来，他又进一步发掘其广泛、深邃的文化属性，进行了深入一步的探索，在注意吸收学术界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注入了个人新的见解，撰著了这部札记、随笔。

作者着眼于读解数与数术的深层结构与内涵，力图从新的视角探索“东方神秘主义”的玄机，为广大热心于“中国数”的研究者，给出一些堪资研索与论说的话题，提供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

也许，《札记》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正规的学术著作和最后完成的文本；但其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在这少有问津者的广漠硕野，勇敢地驰骋其思想的轻骑，展示出一个学人不趋时、不浮躁的精神境界和治学风格。而对于一般的读者，特别是人文学科范畴的读者，当有助于增长自然哲学智慧，通过涉猎灵虚、神秘的数的王国，开阔视野，匡正宿见，体会以哲学分析精神认识数与数术这一陌生事物的文化价值；同时，对于疗救知识结构的残缺和想象力的贫乏，改变某种“单面人”状态，也会有一定作用。

（2004年）

黄裳先生与学者散文

黄裳先生兼作家、学者、记者于一身，他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散文大家，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尤其卓著。先生出生于1919年，从年龄来看，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应该算是小字辈；但是，就其独立不羁的精神，腹笥丰厚、博古通今的学养，以及传统文人雅士所独具的那份情调、趣味，那种大家风范、名士风流、才子情怀，又应被视为“五四”一辈学人，或者一代传人。

他在散文创作中是得大自在者。多年以前，唐弢先生就称赞他“实在是一个文体家”。这从他的几百万字的散文著作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凡是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首先都是文体理论家；而在不断地实现突破与超越的散文大家来说，必然也是一位文体作家。古人对此是极为重视的，产生于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就以大量篇幅对文体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

依我理解，所谓“文体意识”，是指作家、读者在创作与欣赏过程中，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不同文体模式的一种自觉理解、独特感受和熟练的心理把握。体现在具体创作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系统性的“文学工程”。黄裳的《锦帆集》、《珠还记幸》、《旧戏新谈》、《笔祸史谈丛》、《榆下说书》、《银鱼集》等等，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文体是长期积淀的产物，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统一，稳定和不稳定的统一—它相对稳定，实际上是不断变化的。正如黄裳自己说的：“回顾过去写作的经历，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风格的善变。”在论及《旧戏新谈》时，他说：“笔调更是纵横驰骤，逸出了规范。写时真能感到一种任情挥洒之乐。”“任情挥洒”一语真是特别恰当。这使我想到著名作家、学者李辉对黄裳的评论：“显然，文体对于他并不一定是必须考虑的前提，更不是限制手脚的束缚。在这方面，他相当放松，显得潇洒自如。”任情挥洒，收纵自如，正是熟练把握、炉火纯青的标志。

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多方面的局限，即使年龄也不小了，终究无法同他比并。“夫子之墙数仞”，不要说对等交流，就是做出客观剖断，也常常觉得“不得其门而入”。因此，我在这里只能说说个人向他学写散文的体会。

先生是写作文化散文的高手，又是开路先锋。“文化散文”的提法未必确切，为了表述方便，姑且这么说吧。大体上讲，其文体特征，应是文化蕴涵丰富，能够把哲思、史眼、诗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书卷气、艺术美与思想锋芒相互融合。如果这一看法得到认定，那么，我说，文化散文实质上就是学者散文。作为一种文体正式提出来，确是为时不久；但其出现并非始于今日。起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用黄裳的话说，“是学者散文的典范作品”。到了黄裳笔下，就成批地、集束地出现了，包括结集于1945年、1947年的《锦帆集》、《锦帆集外》和1980、1981、1983年的《花步集》、《金陵杂记》、《晚春的行旅》等许多散文作品，都可以说是今天定义的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

1980年，黄裳在散文集《山川·历史·人物》的后记中说：

我还时时不能忘记过去，经常会感到“历史的重载”的沉重分量。……不论怎样美妙的自然景物，如果离开了人类的活动，也将是没有生命的。我好像从来就不曾读到过纯粹的写景文，用照相机拍下的风景画片那样的东西，在文字中是并不存在的。也许这是我的一种可笑的偏见。看画时爱读题跋，游园时留心匾对。

面对湖山，也总是时时记着一些赶也赶不开的历史人物与故事。美丽河山，不只是对自然面貌的客观描述，其中也包含了对世世代代在这里劳动、生息、歌唱的人民的热情的赞颂。

正由于这类散文的文化蕴涵主要以历史事件和人物行藏为载体，所以也有称之为历史文化散文的，似也言之成理。

其实，文史融合的传统在我国古代文化长河中是源远流长的。上乘史学著作都是最佳的文学作品；而作家的最初文化角色常常就是史家。比如，先秦百家诸子都是出色当行的作家，但同时又多是够格的史家。所谓“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三国时刘劭语）。文与史的自觉分家，表现为文重辞而史重事，大约是在两汉以后。南朝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设了《史传》一篇来讲历史散文，从文章的角度对历史著作提出了要求。其中有这样的话：“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左传》记事，附在《春秋》经后面，跟经文交错，文辞简约，可是，人物的姓氏、宗族不清楚。到了司马迁写列传，人物开始分别叙述，这样就很容易阅读了，后来继承的人便都仿效他的做法了。

晚近的西方史学界，许多人致力于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关系的研究。据说，“历史”这个词儿，在希腊语中原初的意义就是叙述。对往事的叙述构成了历史话语。文学是最富有历史感的艺术类型，甚至可以说，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中，在现实的床笫上，文史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因为作家与史家都是通过精神世界介入社会、人生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破解理性，抵达生命本原的，都是借助搜索历史与现实碰撞的心音，表现其关注人生命运，体味人在旅途中的独特感悟。

我们从黄裳散文中看到，文史嫁接之树结出了奇异的果实—文学的青春笑靥为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了生机与美感，想象力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使文学倩女获取了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沧桑感，体现出哲学意境、文化积累和巨大的心灵撞击力，引发人们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理解。黄裳的作品也使我们体会到，散文中如能结合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就会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

从前，孔夫子曾经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说的是：朴实多于文采，则流于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这使人联想到人们关于写作文化散文的两种忧虑：一是担心写作者把文学作品当成学术著作来写，只是停留在史料的复述上，而不能触及历史烟尘背后的人性、人生的真谛，弄得质实而无文采；再就是担心放言纵笔，夸夸其谈，而影响到作品的科学性。从当前散文发展的态势上看，这两种担心并不是无谓的。可以说，两种倾向都存在。可喜的是，黄裳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在运用史料、组织素材过程中，能够以现实的关怀和当下的期望视野，以个人的、民族的主体意识，通过对历史的阐释展现更加开阔的精神视野和思维空间。

1946年，作者在南京采访国共和谈间隙中写下的一组《金陵杂记》，作为这方面代表性作品，被视为“抗日战争前后最漂亮的文字”，久为世人传诵。他在谈创作体会时，说：

其实“学者散文”的特征并不在于抄书，重要的是思想指挥着材料。没有深厚的学养，没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是不行的。

他发现，“有许多古代诗人的名篇常常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其中的奥秘，是“挑动读者的心弦，打开记忆的窗门，调动民族的、历史的感情力量来帮助增强诗的感染力”。在这些散文中，他以学人兼才人的厚重的文史积累、深邃的识见、开阔的视界、丰富的联想，发挥记者敏感、迅捷的职业优势，写得既有思想深度，又见学识，而且情趣盎然。这些散文都洋溢着作家灵魂跃动的真情，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力求在情感和理智两方面感染读者，征服读者。他说：“重要的是老实人说真话还是巧伪人的花言巧语。几千年的文学史可以作证，谎话没有哪怕只是短暂的生命力，只有真话才有可能存留下来。”

黄裳散文坚守精神的向度，闪现理性的光辉，在对历史的描述中，总是进行灵魂烛照、文化反思。历史就是人生，人生必有思索，必有感悟。散文是发现与开掘的艺术，最关紧要的是在叩问沧桑中撷取独到的精神发现。缺乏深沉的历史感与哲思，缺乏独特的精神见解，就无法获得广阔的精神视界和深邃的心灵空间，进入更深层次的文化反省，就无所谓深刻，也不可能撄攫人心。黄裳特别看重思想的厚重与深刻。他说：

思想的空虚、浅弱是文学作品的致命伤。好像一个人没有强健的骨骼就站不起来一样，没有思想，只剩下华丽但空虚的词藻，那将是毫无价值的。

先生有一篇名文：《夜访“大观园”》，写于1980年。不过两千多字，可是写得摇曳多姿，洋溢着理性光彩。作家高扬主体意识，让自我充分渗入到对象领域，通过质疑、探问，阐扬了个性化的批判精神。从中我也受到深刻的启示：学者散文中的思想与情感，一如历史老人本身，是深沉而恒久的积蓄与自然流溢。它既不同于诗歌中的激情迸射，论说中的踔厉风发；也不是少男少女般的情怀的直露与挥洒。情与理，相生相克，有个如何统一、如何整合的问题。我想，它们应是弥散式、复合式的交融，而不能各张旗鼓，互分畛域。

写作这类散文，可说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埃尘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作家同历史的对话，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与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作家通过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通过对历史的解读与叙说，揭示其内在意义以及对现实的影响，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同样，在阅读这类散文时，读者也是从现在的语境去追踪过去，从其“前理解”或自身文化的参照系出发去把握过去，而且在现实的深度介入中，沟通昨天、今天与明天。由于文本中对象的描绘，往往印证着作家的价值判断，折射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因此可以说，在阐释历史过程中，作家本人也在被阐释—读者通过作品中的独特感悟来发现和剖析阐释者。

黄裳散文的另一鲜明特征，是其独特的文学性。文学性是散文之所以成为文学的一种标志、一种根据。散文必须有“文”，如同戏剧要有“戏”，诗歌要有“诗”，小说可以“说”一样，这是它的内在的本质规定性，当然也是中国散文的固有传统。作为文学性，文化蕴涵是极其重要的，它占有核心的、带有巨大辐射性的地位。对散文创作来讲，这种文化蕴涵主要体现于内容；同时也应成为散文的一种语言材料，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模式，无论其属于知识性、哲理性，还是审美性。黄裳有一篇谈“知识产权”的文章，这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题目，在他人那里，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写得文采斐然，弄得不好就会枯燥无味。可是，先生却有本事，旁征博引，酌古量今，洋洋洒洒地写成一篇妙趣横生的文章。这端赖于他的渊博的学识和漂亮的文笔。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一切事实和思想的外衣。尤其是散文，有人说它是裸体的东西。语言是散文的标志性“构件”，没有像样的语言就什么都没有了，像意境、意象等等，都是靠语言来表达的。散文语言和日常交流性的语言有着显著的区别。日常语言进入散文创作中必须升华，必须提炼；高明的作手往往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变形、凝聚、强化、形象化、陌生化，来更新读者的习惯反应，唤起新鲜的感知。先生有一篇散文叫作《闲》，里面有这样的语句：

焦急的心情碰上了悠闲的姿态，就正像用足了力气的一拳结果却打在一大团棉花絮上，垮了。

在《孟心史》一文的最后，作者谈到周作人悼念孟森先生的挽联：

挽联写得并不坏。不过自古以来对文人品评，有一条重要的经验，不能只听他的宣言，还要看实际行动。事实证明，挽联虽佳，也只不过是做出来的，如此而已。

妙在这个“做”字。真是下笔如刀！

前面提到的那篇《夜访“大观园”》中有这样的描写：

我想，这种奇特的夜访，可能比大白天来游要好得多。一切的不谐调都被夜幕遮去了，使我们看不见任何煞风景的迹象。一切缺陷都是可以用想象来补足的。我觉得眼前的一切，正是《红楼梦》所特有的一种典型环境和气氛。

尤其是结末一句，可谓逸韵悠然，给人留下了巨大的读解空间。

就写作手法来说，诸如驱遣意象、描绘细节、凸显个性、运用想象、营造意境、发挥联想等等，运用得如何，都直接影响着文学性的盈虚、消长。在黄裳散文中，这些手法都有充分的展现。限于篇幅，这里只就发挥联想这一点展开说一下，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先生作品中最常见也运用得最娴熟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坐落在南京牛首山下的“南唐二主陵”，我也去过，也曾经想要写点东西。可是，拿起笔来之后，才发觉可写的物事实在不多，结果中道就夭折了。后来看到黄裳的《南唐二陵》，写得那么丰满、充实，那么曲折有致，真是由衷地佩服。他主要是借助联想，套用苏州园林的技法，叫作善于借景。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这一篇本来应该紧接在《献花岩》后面的，可是一直拖到现在才来动笔，想想牛首山上应该已是一片浓绿了。”接着，点出两个墓主，写到古墓的沧桑，写到明代也有要人选葬于此，大约是受堪舆学影响，“却实在看不出这里的风水好在哪里”。这也不在赘笔，妙在引出墓前的小水塘。站在水塘前面，迎着虎虎的西风，作家“不禁想起了中主的两句词：‘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同时又想起了王国维对这两句的评赞”。然后就进了墓室，从大青石的棺座又联想到同是割据一方的远在成都的前蜀王建的陵寝，并进行一番比较。真是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下面，自然地又由词人中主想到他的儿子、更大的词人后主；再由二陵的发现，说到主持发掘工作的南京博物院院长，及其在“文革”中惨痛的遭遇。就这样，不绝如缕地想象，畅情随意地发挥，把一篇文章作得花团锦簇，文采斑斓。

我们这次研讨的主题，是“黄裳散文与中国文化”，探讨他的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对于当代散文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我以为，这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当前，散文创作存在着文学失落的危机。散文及其写作队伍正在泛化，什么都叫散文，什么人都写散文，审美的失落，或者叫文学性的遗失、淡化，十分突出。一是相当一部分文学创作已经由个人独创转向规模生产、批量销售，向文化工业转化，个别的甚至雇用写手来写作；二是大众化、图像化、直观性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趋向，加之畅销书的炒作，文学对影视的献媚，这都使文本意识、文学意识日渐淡化；三是在商品大潮推涌下，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和所谓的“散文消费性格”充斥散文领域。20世纪80年代，散文创作还很强调文学意识，提倡审美价值；1990年代以后，随着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消费大众偏爱直接的感官快乐，日常生活、私人经验和花花绿绿的世俗场景充斥屏幕之上，文学性受到强烈的冲击，渐渐成为可有可无的物事。为此，许多作家、学人和读者，大声疾呼提高作品的文化品位，实现一定程度的深向追求，期待着通过写作与阅读，增长智慧，解悟人生，饱享超越性感悟的乐趣。我们这次活动，正好顺应了文坛上的这种时代潮流和社会的审美期待。

（2007年）

想象：散文创作的一个审美特征

一

人类理性与诗性的高贵品格，就在于它的永不止息的创造性与开发性。而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又恰恰是一个对思想、审美和创新充满渴望与期待的时代。那么，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很不理想。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普遍存在着创造力贫弱，诗意失落，动人心魄的思想张力匮乏的弱点。而伴随着散文文体的泛化和创作队伍的无限扩大，特别是网络文学、电视文学的蓬勃发展，文学性的稀薄，艺术审美特征的缺席，思想性的失落，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前散文理论研究，总体上相对滞后，有的失之于观念陈旧、评判尺度混乱；有的是浅尝辄止，零打碎敲；有的重作品评论轻理论建树，总体上处于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建立的状态。所以，应该大声疾呼：在探索现代文体和重建文学现代化的旗帜下，构筑属于散文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建立一个兼顾基础性与探索性，既有理论深度又有诗学内涵的散文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应该以当代意识为基点，体现创造性、开放性、探索性的理论批评视野；应该把散文的文学性—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等审美特征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我在这里想着重谈一下“想象”这一散文创作的审美特征。

想象，是一切文学体类所共有的本质性特征，当然也是散文诗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可是，长时期以来，这个“当然”却并未获得公认。由于想象与虚构相联结，所以，经常被认作和散文的真实性相对立。长时期以来，关于散文的“真实与虚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粗加梳理，大体上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描写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这是它和小说、戏剧的主要区别所在，因此，必须坚守真实性这块散文的最后“疆界”，绝对不能想象与虚构。第二种意见与此针锋相对，认为文学艺术不同于新闻报道，想象与虚构是它的本质性特征，散文作为文学的一个部类，当然不能例外。否定想象与虚构，就是违反文学创作的规律和散文的本性；而且，极大地妨碍了散文的发展，使散文创作长期以来局促在狭窄的写实空间里难以动弹。第三种意见认为，散文应该容许想象和有限制的虚构。这又可以分作两个层面：部分论者认为，本来，散文作为“个体生命形态的一种实拟”的文体，是不能虚构的，但是实际上做不到；还有些论者认为，想象与适度虚构有助于散文的创新与发展，可以推进散文的现代化。

这里所遭遇的，是文学创作中两种常识性的冲突：我们既要维护散文文体的本质特征，又不能舍弃文学创作想象的自由。那么，应该如何调适呢？在我看来，“再现”式的绝对真实这个话题固然诱人，但是，对于实际的散文写作来说，却不过是一种愿望与期待。对于发展、变化了的当代散文而言，想象是必需的，而适度的虚构有时确也难于避免。就散文的本质特征来说，其修饰往往是诗学意义的，为了突出审美特征，为了艺术的真实，它在表达情感、驱遣意象、描绘细节、凸显个性、敷设文采、营造意境等诸多方面，不可能排拒某种推理与虚拟。再者，作为文学创作，作为形象思维，散文离不开两个基石：一是经验，一是想象。就是说，它必然有形象思维活动，也必然有素材的典型化处理—散文中所表达的“个体经验”，并不完全等同于个人经历，它是一种整合，是综合了各种个体经验的艺术化的表达。另外，正如文学评论家陈剑晖教授所指出的，散文创作面对的往往是“过去时态”，按照一般的心理表征，时间越长，空间越大，越容易造成错位与误置。由于时空的错位，记忆的缺失，主观意识的介入，作家已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再现既往的真实场景和心理活动。陈剑晖同时指出，随着文学环境的宽松，作家心态的自由与各种新的创作方式的引进，散文也日益变革、开放，“法无定法”，出现了大量敢于“破体”的作品。有些“新生代”散文作家的作品，其虚构与想象成分则更多①。

近年来的散文创作，由于“新生代”作者的闯入，小说家、学者的加盟，以及“跨文体写作”的出现，特别是随着散文作家主体意识强化和文体觉醒，他们已不满足于传统散文单一的叙述方式，而是大胆引进西方的多种表现手法，吸收其他文学门类的写作特点，融合进去象征、隐喻、虚拟、通感、意象组合等艺术手法，呈现出许多建立在艺术感觉上的意识流动，虚实相间，时空切换，场景重叠，现在、过去、未来交错，捕捉偶然浮现的幻觉、潜意识，使散文像小说、诗歌、戏剧那样具备现代性的品格。这一切，都为散文创作的想象与适度虚构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拓展了表现的空间。我就见到过这样的作品：作者虚拟一个自己未曾亲历过的情境，并相应地虚拟出自己在心理上、行为上可能会做出的反应，进而宣达一种“想当然”的人生况味、心灵感悟。对于这种实验性的创作，有些评论家也许并不认可，但是，在文体上总该有个归类吧？就其抒情的非逻辑性和想象的驰骋、意绪的飞扬，倒有些像诗歌，但显然不是诗歌；而由于主体自我在作品中的过分凸显，又不宜划归到小说中去。可见，面对散文创作中虚构与想象的客观现实，不是承认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阐释、分析，进一步加以规范的问题。

著名学者王彬彬认为：“在文艺史上，各种体裁本就是不断演化着的，在相互交融中，便会有新的体裁产生。倘有一种新的手法出现，而旧的名目又无法规范之，那应该做的，不是取消这种新手法，而是给这种新手法取一个新的名字。这正像我们去买帽子，如果店里没有合适的可买，就应该去定做一顶，而不是把脑袋砍掉。”他还举例说，对一些想象、虚构成分特别大的散文，可不可以称之为“小说化散文”？

二

从上世纪初开始，散文在我国文学界作为“四大部类”之一，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成为一种独立的、具有鲜明的质的规定性的文学样式。所不同的，其他三个部类由于受到西方各种文学流派、思潮的影响，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几年，无论在观念、体式和创作手法上，都曾经历过令人目眩神迷的变化。新时期以来，小说界几乎把西方近百年的种种文艺思潮、主义和流派统统炒过一遍，有人形容为“被新潮这只狗追赶得连停下来解手的时间都没有了”。唯独散文—这中国文学的“正宗”，却在那里从容、静穆地闲庭信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缓慢向前推进，保留着更多的古典趣味。表面看去，稳定而成熟，实质上显现出封闭与保守。即此可见，确确实实，散文创作面临着一个如何创新，如何适应后现代社会文化多元化背景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散文的想象与虚构”成为问题之前，有些作家已经在悄悄地进行着大胆尝试了。出现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著名散文家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是一篇优秀的散文作品，曾经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可是，许多人都知道，它却是经过想象与虚构，对真人实事进行大胆加工的产物。1956年上海合唱团招考新团员，一名女青年报考，由于考试前夕她在杨树浦参加一场救火，弄倒了嗓子，以致影响了考试成绩，但合唱团还是破格录取了她。何为当时正在医院休养，听家人讲述了这件事，便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设计出第二次考试的情节，加进了苏林教授这个关键性人物，改换了女主人公的名字；文中陈伊玲身着“嫩绿色的绒线上衣，一条贴身的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实际也并非如此，是作者为了加强形象的感染效果，从所住医院一位实习医生那里移植过来的。

这个典型事例说明了，生活的真实是基础，艺术的真实是手段。前提是散文是艺术，而且是写意型的；唯其是艺术，就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想象的律动。作者构思时必然要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黑格尔老人是这样说的：“艺术作品既然是由心灵产生出来的，它就需要一种主体的创造活动，它就是这种创造活动的产品；作为这种产品，它是为旁人的，为听众的观照和感受的。这种创造活动就是艺术家的想象。”②由于散文是一种侧重于心灵表达的艺术，所以它的创造性想象，还须有生命情调的润泽和情感体验的支撑。所以，黑格尔指出：“在这种使理性内容和现实形象互相渗透融会的过程中，艺术家一方面要求助于常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还要求助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感情。”③

陈剑晖先生认为：“没有想象，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简直是难以设想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想象，也就没有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散文。”“散文不仅和小说、诗歌一样需要想象；而且，正是想象才体现出了散文的本体精神和艺术魅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散文的自由归根到底是想象的自由，散文的诗性智慧从本质上说是想象的智慧。”当然，由于散文文体的特殊性，它的想象与虚构，既不同于小说、戏剧，也有异于诗歌。“一般来说，小说的想象侧重于形象系统的创造和故事情节的虚构；诗歌的想象固然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和真实抒情之上，但它更强调抒发感情的非逻辑性和想象的变形变异；而散文因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故而它的想象虽然超越了日常生活，却不能无视日常生活的法则”。特别是，散文不可能像小说、戏剧那样“为所欲为”，没有任何限制地想象与虚构。为此，他提出了散文“有限制虚构”的论点④。

所谓“有限制虚构”，也就是允许作者在尊重真实和散文的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或基本的事件进行经验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艺术想象；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小说化的“无限虚构”或“自由虚构”。这是所谓“限制”的一个方面，是就程度与范围而言；我认为，还应加上散文种类的限制。比如，有些叙事类散文是不能虚构的，从常情常理出发，像关于现实中的亲人、友人以及众所周知的知名人士的回忆、纪念性文章，就绝不应含有虚构成分。就此，沈义贞先生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回忆性的叙事散文绝对不能虚构。……这是因为，回忆性的叙事散文美学效果的实现，诚然可以有许多途径，但其所回忆的内容或主体所呈示的人物、事件本身所孕涵的丰富而特殊的客观意蕴，应该说是这类散文激起读者心灵回应的一个首要的、关键的因素，其真实与否，直接影响着读者对这类散文的审美接受。”当然，“回忆性叙事散文也有可能在某些细节上因年代的久远而失真，但这种失真不同于虚构。”⑤

其实，一些记述名城胜迹的游记散文，叙述、描写历史人物、事件的文化散文，在想象与虚构方面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涉及到常识性、科学性的内容，绝对不能胡编乱造。比如，写到杭州西湖的六桥，位置是不容错置的；引述刘邦与秦人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秦苛法”，这些内容也不能随意加以篡改。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文学描写的范畴，如果出现错误，那就属于学术方面的“硬伤”了。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游记散文与历史文化散文就没有想象的余地。据说，古代著名散文《岳阳楼记》，就出自作者的凭空结想。—范仲淹不同于前辈的诗圣杜甫，虽然他“昔闻洞庭水”，但并没有“今上岳阳楼”。可是，写得却像身临、目睹一样。

至于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真实场景，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行为，按理说，必须据实描绘，不可臆造；可是，实际上却难以实现。“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与历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脱离不了文本性，历史文本乃是文学仿制品”、“历史还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种虚拟”的论点，我们且不去说；这里只就史书之撰作实践而言。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口角亲切，如聆謦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原来，“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⑥。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作为中国早期的叙史记事的散文范型，《左传》的如此撰作对于后世史传类散文—比如《史记》—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二，钱先生这番话，可以看作是对于某些散文种类容许想象与适度虚构的经典性论述。

在古代，文学与历史相互混淆、相互交叉的现象十分普遍，因为在古人心目中艺术与科学的界限并不是特别分明的。今天我们从文体上，对于古代史书中属于文学的散文作品与属于科学的历史著作加以识别，所依据的一个重要标准，恰恰是看其中是否存在着较多的合理想象、适度夸张、形容渲染、细节描写这些文学性的表现手法。

三

说到古代散文作品中的想象与虚构，人们首先会想到“寓言十九”的《庄子》。这里所说的“寓言”，是指那些出自虚构、别有寄托的语言，包括那些相关或素不相及的历史人物海阔天空的对话。学术界历来都承认《庄子》的“内篇”七篇出自庄子之手；可是，我们看其中的《人间世》，开篇就是孔夫子同弟子颜回的对话，接着，是叶公子高同孔子的对话，下面还有颜阖同蘧伯玉的对话。其内容，或抨击时君的残民以逞和绝对威权；或揭示“伴君如伴虎”、知识分子同统治者相处的艰难；总的是描述人际关系纷争纠结、权势结构险恶和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可说是惟妙惟肖，淋漓尽致。大家都知道，上述人物在历史上都是实有其人的。可是，他们的对话却是除了本书，再也未见诸其他载籍，就是说，基本上都出自庄子的想象与虚拟。

我们再来看一向被奉为古代散文之范本—《史记》。《项羽本纪》中记录了“鸿门宴”的座次：项羽和他的叔叔项伯坐在西面，刘邦坐在南面，张良坐在东面，范增坐在北面。之所以如此交代，是因为有范增向项羽递眼色、举玉玦，示意要杀掉刘邦的情节，他们应该靠得很近；还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项伯用自己的身体掩蔽刘邦，如果他们离得很远，就无法办到了。司马迁写作《项羽本纪》，距“鸿门宴”大约一百一十多年，当时既没有照相机和录像设备，也不大可能有关于会谈纪要之类的实录，即使有，也不会记载座次。那么他据何而写？显然靠的是想象。

文学史上还有这样一个典型范例。读过《古文观止》的，都会记得里面有一篇《象祠记》，作者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文中说，在贵州省的水西灵博山，有一座年代久远的象祠，是祀奉古代圣贤舜帝的弟弟象侯的。当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诚地祀奉着。这次应水西地区民众的请求，宣慰使安君鸠工庀材，重新修葺了象祠，并请流放到这里的著名学者王阳明，就此写一篇祠记。对于这位文学大家来说，写一篇祠记，确是立马可就，信手拈来；可是，他却大大地踌躇了。原来，据《史记》记载，象这个人狂傲骄纵，有种种恶行。他老想谋害哥哥舜，舜却始终以善意相待，友爱有加，设法感化他，扶植他。现在，要为象来写祠记，实在难以落笔：歌颂他吧，等于扬恶抑善，会产生负面效应；若是一口回绝，或者完全披露真相，又不利于民族团结。经过反复思考，他想出了解决办法：运用想象能力，赋予象与建祠以新的解释。经过想象、推理，他做出象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结论。前段是个恶人，这是无可讳言的；而后段，由于他的哥哥舜的循循善诱，教诲、感化，使其在封地成为能够泽被生民的一位贤者。因此，死后，当地民众缅怀遗泽，寄托哀思，建祠祀奉，一直延续到今天。《象祠记》就是经过这样酝酿、写成的。

其中显然有想象的成分，但又不是凭空虚构。因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爱弟弥谨”、“封帝象为诸侯”的记载。据此，作者加以想象、推理，既生面别开，又入情入理，令人信服。手法十分高明，用心可谓良苦，既维护了儒家的道统，又照顾了少数民族的感情和信仰，满足了当地官民的要求。

综上所述，散文的想象与适度虚构，起码有以下几种路径：一是“遥体人情，悬想事势”。像钱锺书先生说的《左传》中所追记的真人真事；再比如《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关于“鸿门宴”的记叙，关于“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描写。二是踵事增华，添枝加叶。像何为关于《第二次考试》的构思。三是生面别开，另起炉灶。如王阳明关于《象祠记》的构思与写作。当然，还会有其他形式与路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胪列了。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有一条界限是不能突破的，就是绝不能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一定要有所依凭；否则，就与小说、戏剧没有差异了。

对于散文的想象与“有限虚构”的肯定，把想象性作为散文审美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散文走向开放和现代化，显现艺术形式的开放性、现代性、丰富性的一个标志。它有助于摆脱某些传统理念的束缚，推动散文的叙述革命，使艺术思维由原有的平面、单向、直线模式转向多元、共时、复线的模式，进而带动叙述方式的发展变化，为散文注入新的创造激情，拓展多层面的创作空间与阅读视野；有助于增强散文自身的生机活力与竞争实力，可以像小说、诗歌那样，从边缘地位向中心地位、主流文体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

注释：

①④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111、119页。

②③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6、359页。

⑤沈义贞《2000年度散文研究综述》，原载《福建论坛》2001年第2期。

⑥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4、165、166页。

（2006年）

思想者的澎湃心声

一

林非先生是研究现代散文史的专家，又是著名的散文作家。他一向强调，好的散文必然带着强烈的感情，展示饱满的形象，充满生命的体验。散文是一种表现的艺术，应该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主体视角、主观色彩一定要十分鲜明。并举出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这一范例：“以最深沉的哀痛，悼念惨死的烈士，以最激烈的愤怒，控诉凶残的军阀，以最昂扬的颂歌，赞美崭新的女性。他的感情奔放激越，像是火山爆发似的，射出一种光焰和热力，真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天地间的至文。”（见《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林先生自己写的散文，也都是激情洋溢，令人感发兴起的。记得十年前读过他的散文《记忆中的小河》，文中写他故乡的一条小河的沧桑变化，紧扣着童心的眷恋，亲人的嘱托。故乡—童年—母亲，浑然一体，真情灼灼，颇为细腻感人。

近日，我又读到了他近年的两篇文化散文新作，一是写“荆轲刺秦”的《浩气长存》，一是《询问司马迁》，都是不可多得的力作，但它们与《记忆中的小河》，在创作风格上却迥然不同，说明一切散文大家都具有多副笔墨。如果说，前者是“沙场秋点兵”的金戈铁马，那么，后者则是月白风清之夜的琴韵箫音。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主观色彩极为鲜明，全都贯注着浓烈而纤细的感情。林先生创作的这些散文作品，可以说，正是前面谈到的他的文学主张的践履。

记得清代学者吴见思说过，《刺客列传》是《史记》中的第一种激烈文字，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我读《浩气长存》，就实际经验了这种“须眉四照”和“刻骨十分”的快感。文章一开始，就极具气势，极富感染力。作者写道：在遥远的少年时代，朗读着荆轲的故事和吟咏着“易水悲歌”，“心中竟燃烧起一团熊熊的火焰，还立即向浑身蔓延开来，灼灼的血液似乎要沸腾起来，无法再安静地坐在方凳上，双手抚摸着滚烫的胸脯，竟霍地站立起来，绕着桌子缓慢地移动脚步，还默默地昂起头颅，愤怒地睁着双眼，就像自己竟成了这不畏强暴和视死如归的壮士。”此刻，我也同作者一样—读着读着，顿觉一股浩然之气，一阵飒飒雄风，卷地而来，不容你不随着文章的气浪，与之同悲同喜，甚至跟着荆轲一道潜入不测的强秦，不禁拂衣而起，绕室彷徨。

在《询问司马迁》中，也是一开头就满怀深情地说：“曾经有过多少难忘的瞬间，沉思冥想地猜测着司马迁偃蹇的命运，痛悼着他灾难的遭遇”，他“好像就站立在我的身旁。我充满兴趣地向他提出数不清的问题，等待着听到他睿智的答案……只要还能够在人世间生存下去，我就一定会跟他继续着这样的对话，永远也不会终结地询问和思索下去”。无比亲切，无限深情，使人立刻就跟着作者进入到当下的语境中去。这时，只有在这时，当年畅读太史公《报任少卿书》、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说》、林觉民《与妻书》那类文章的愉悦与激情，立刻就豁然重现。可惜的是，久矣夫，不容易见到这样的血性文字了。

二

如果说，要有强烈的感情，要展现主观色彩，是各类散文共有的特征；那么，如何运用史料，也就是如何以现实的关怀和当代期望视野，在历史的阐释中把握我们个人的、民族的主体意识，展现更加开阔的精神视野和思维空间，则是文化历史散文创作中特有的，也是特别突出的课题。综观目今这类散文的创作，佳作固然不少，但在这方面处理得不能尽如人意者也所在多有，其中就包括我自己。其失有二：或流于虚空，浮言泛议，散漫无归；或流于板滞，史料纷陈，嗒然无味。

如所周知，做诗有一个“用事”、“使事”的问题。宋代学者吴沆在《环溪诗话》中有一段议论：“诗人岂可以不用事？然善用之，即是使事；不善用之，则反为事所使。”周密和范希文也提出，为诗“不可有意于用事”；使事不是编事，须“融化斡旋，如自己出”。写作文化历史散文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林非先生也是处理得很好的。

既然以历史为题材，一般的总要花费一些笔墨集中交代有关的历史故实和时代背景，作为抒怀、寄意的依托，弄得不好，就会产生“为事所使”的后果。而林先生写荆轲刺秦，写司马迁的悲惨际遇，则能做到“融化斡旋，如自己出”。他是顺着本人情感的奔流，以笔下人物的性格、命运的发展为线索，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进行观照与思考，给予历史生活以新的诠释，体现出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的感悟与追求，使作品获得更大的人生意蕴和延展活力。即使是阐发历史，他也没有忽略现实人生。按照黑格尔老人的说法，他所寻求的总是历史中能与现实相联系的一部分内容，历史对于现实仍有意义的那一部分内容。

他在极为简要地交代过了当时的背景，引出荆轲所面临的危局之后，就把一个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活鲜鲜地摆在了读者的面前：是为了坚持正义而不惜慷慨捐生，还是浑浑噩噩，苟且偷生？甚至把自己也拉了进去，—“回顾我自己几十年来平庸的生涯，虽然也曾经满腔热血地投笔从戎，想与黑暗抗争，想去追求光明，可是在多少回面临着独断专横和强迫命令那种沉重气氛底下的荒谬和不义时，却缄默地低头，胆怯地嗫嚅，违心地附和，这是多么痛苦而又微茫地苟活啊！”作家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扬与重铸，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双重渗透下的自我，挺举起人格力量的杠杆，对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这既是灵魂的叩问，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命体验。

荆轲刺秦，除了荆轲本人和秦始皇之外，还有四个关键人物，就是隐士田光、义士樊於期、“后台主谋”太子丹、伙伴秦舞阳。林先生都写到了。为了引出前二人，他是这样着笔的：“荆轲应该说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因为他曾经接触和交往过的几个朋友，也都是那样地决绝、壮烈和高旷。”尔后，就按照自己情感的流向自然而然地展开。里面有分析，有推测，更有作者的情感参与，他说：“每当回顾着这些义士的时候，我的心弦总会异常激烈地震荡着，多么希望自己也逐渐生活得像这样勇敢和昂扬起来。”情文交织，自然贯注，丝毫不显材料的堆砌、史实的壅塞。

“使事”的另一方面内容，是述及史实必然会联系到史识、史论—后人的议论与看法。关于荆轲刺秦的壮举，千载而还，誉之者固多，而说东道西者也有，可说是纷然杂陈。林先生精心遴选了晋代的陶潜、唐代的李翱和清末民初的秋瑾的颇有代表性的观点。他没有按观点胪列，或者依先后次第铺陈，像学术著作那样平铺直叙地阐述，而是很巧妙地采取作者直接介入的方式，通过“我常常想起荆轲死去六百多年之后出世的陶潜，他是多么地想有所作为”“却又不敢像荆轲那样去抗争和搏斗”，想象他“没有勇气作一番事业的痛楚，肯定会常常咬啮自己的心灵。他如此动情地讴歌着荆轲，不正是痛悼自己无法献身于人世的极大悲哀吗？”

三

表面上看，上面谈的都是些创作技巧问题，实际上，它关系到艺术的基本功用和根本特性。如同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所说的，艺术不是对实在的模仿，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实在的再现，而是对实在的发现。文学作品之有别于事件和知识的单纯传述，就在于作家是在一种灵感迸发的创作状态中，把现实的体验提炼为意识的逻辑，并以情感的形式展现出来，从而使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情感的冲击和生命的颤动。在这里，作家—叙述对象—读者共同组成一条人事、景物、情理的关系链。作家通过富有艺术价值和创造意义的工作，去调动读者的表象贮存和参与创造的欲望，进而自己去构建意象与图景。列夫·托尔斯泰有一句至为警辟的话：“艺术作品中主要的东西是作家的灵魂。”读者阅读文艺作品，不是仅仅满足于形而下的情感的愉悦与忧伤，而是要从艺术感受和体验中获得人生感悟，加深对自己和自身以外的世界的认识，通过灵魂的对接，实现生命的成熟、人性的丰富和人格的完善。

作为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林非先生在《询问司马迁》一文中就正是以生命叩问和灵魂对接的方式，同这位“萧条异代不同时”的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探讨着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如何对待苦难、如何坚守“史德”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倾听着人类历史上思想者的澎湃心声。最后，做出公允的结论，提出热切的期望：司马迁“无法更绚丽地完成自己这个宏伟的目标，那是时代限制了他，限制了他思想和精神的苦苦追求。有幸生活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思想者，无论从早已冲破了专制王朝的罗网来说，从早已沐浴着追求平等的精神境界来说，都可以更为方便地完成他所提出的目标”。

文化散文固然有别于学术著作，但它同样需要作家具有深湛的学养和科学、严肃的态度。常见报刊上有些作品整体上还好，只是个别地方出现一些失误，尽管不过是“白圭之玷”，但也难免遭到一些非议。作为学者型作家，林非先生在散文创作中，始终抱着极为严谨、认真的态度。这里有一个小插曲：

一天，我把上面谈到的两篇文化散文送给一位青年散文作家看，他和我有同感，认为确是颇见功力的佳作。但同时，他又不无遗憾地说，可惜里面有一处“硬伤”—当然是瑕不掩瑜了。听了，我猛地一震，不由得“啊？”了一声。他看我有些怀疑，便说：“文中有‘司马迁在刘彻生前就已经亡故，自然无法写成关于他的传记了，有文字依据可凭查找的，是《太史公自序》中《今上本纪》的简短提纲’一段话，恐怕这么说不符合实际吧？《史记》里分明摆着一篇《孝武本纪》嘛！”

我听后释然。当即加以解释，说，在历代的《史记》研究专家中，从三国时的张晏、南北朝的裴驷到明代的郝敬、清代的钱大昕，都一致认同，那篇《孝武本纪》乃是后来的褚少孙的补作，而并非司马迁的作品（他只是酝酿一个二三十字的简短提纲）。林先生读书细心，熟谙经史，他自然是非常清楚这重公案的。

（2002年）

漫展莲华皕四盘

——王向峰《四季感怀》组诗欣赏

向峰先生最近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文学工程，他以五言绝句形式写了一组《四季感怀》诗——春夏秋冬各为六十，共二百四十首，珠联璧合，洋洋大观。反复吟赏之余，我随时记下了一些观感。

五言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钟嵘《诗品》中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五言诗最先产生于民间，经历了民间歌谣——乐府歌辞——文人五言诗这样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虽然早在《诗经》中就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句，但一直到汉魏六朝，诗作才以五言为主，原先大都是四言形式。真正成型大约是在西汉时期，到了东汉末季趋于成熟，可以《古诗十九首》为其标志。其中尤以五言绝句最为出色当行，寥寥二十个字，就能描绘出清新、隽美的画图，传达出种种真切、动人的情思，以少胜多，以简驭繁，因而为历代诗人和读者所喜爱。

王向峰教授以美学家名世，是国内的知名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他也是出色的作家和诗人，多年来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随笔等各体文学作品。作为一位诗人，他于旧体、新体，近体、古体各擅胜场；但像这次这样集中书写二百四十首五言绝句组诗，尚属首次。其实，翻开一部中国诗史我们就会发现，真正以五绝形式大量书写同一题目的，原本就是不多见的。即以唐代诗人论，王维有《辋川集》二十首；李白有《秋浦歌》十四首，李贺有《马诗二十三首》，最多的是钱起，有《江行》五绝百首。唐代有《子夜四时歌》文体，分春歌、夏歌、秋歌、冬歌，王翰、郭元振、李白、陆龟蒙都是作手，但最多的也只有六首。而向峰先生竟然一口气写了二百四十首，真是令人啧啧称羡。而且，质量也很高。清人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曾经说过：“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淡，并入化境。”我不敢说，向峰先生的五绝已经达到了王维、李白、韦应物的水准；但做出如下结论：以其鲜明的特色、娴熟的功力，自立于传统诗词之林，当非溢誉。

下面，我想就有关特点作具体的分析：

一、整体上看，诗作不以文辞华美取胜，也不想用强烈的语言张力去打动读者；而是从容把笔，淡处着墨，闲中见情致、见学识、见功力，显现出一种格调清新、浑然天成的整体美。下笔平易，而用意精深；质朴平淡，而诗味浓郁。它的美，在神而不在貌，不借助于外在的华彩，端赖于诗人的心性与所状写的景物的内在融通。这些绝句，有的直截、明快，有的委婉、含蓄，有的轻松愉悦，有的凄婉苍凉，风格不一，而从自然中见韵味，悠扬的意蕴、绵渺的情怀包孕在心境澄明的幽思遐想之中，则并无二致。这里随手录下几首：如《垂柳》：“垂柳拂溪水，终朝惹恨长。一宵留夏梦，无憾对秋霜。”《秋思》：“西风摇落处，怅楚动离思，收取非非想，灯前赋小诗。”《秋雁》：“秋雁衡阳去，空留泥爪痕；明年归故地，旧迹几丝存？”都是语句冲淡，而寄怀悠远的。

二、作者善于从生活中拣取素材，去状写悠远的意境和幽深的意蕴。普通情景到了他的笔下，就有深邃的意味。像那首《秋池》：“秋池明似镜，萧索水无波，横卧残荷影，情牵夏梦多。”本来写的是秋景，却“情牵夏梦”，萧瑟中忆念繁华，流露出诗人对美好景物的珍惜与流连，极有情致。古有“一字落下，而境界全出”之说，此诗足以当之。李商隐有一首五绝，写他亡妻病故之后，他在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一个“旧”字，带起无边怀想，读了同样令人叹惋不已。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五绝无闲字易，有余味难。”确乎如此。再看向峰先生的《秋波》五绝：“素女心窗净，清柔隐秘思；伊人湄涘阻，竟有望穿时。”作者另出新裁，透过“素女心窗”，去窥探“温柔隐秘”；又由“隐秘”，联想到“望穿了盈盈秋水”和“伊人宛在水之湄”的古意，真是妙绪联翩。《钓客》：“池水牵心力，唯观钓饵漂，置身虽世外，功利却难抛。”一般都认为，垂钓是心神最放松、完全抛却世俗功利的消闲活动；可是，诗人在这里竟能陡然翻出新意：“置身虽世外，功利却难抛。”是呀，谁说其中没有功利追求啊！至于古代的“海上钓鳌客”、“只钓王侯不钓鱼”，就更不用说了。

三、作者的写景诗，也颇有特色。往往是以白描手法，表现自然、清新的美感，予人以鲜明的视觉感受。像《春池》：“鱼鸟齐喧闹，残荷吐叶新，绿杨垂倒影，共展一池春。”鱼鸟喧闹与残荷吐叶、绿杨垂影，动静结合，相映成趣。既宁静，又充溢着生命活力。还有《秋夜》：“秋夜凉如水，金风更助寒；繁星不耐冷，闪烁隐河干。”繁星闪闪烁烁，在诗人眼中竟是“瑟瑟缩缩”，看似平淡无奇，却都形象鲜活，逸趣横生。《荷塘》也很有特点：“池塘清浅水，绿叶衬花红。一夏繁华景，西湖六月中。”园林建筑讲究“借景”，写诗也有这种手法。一句“西湖六月中”，就把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咏荷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借了过来，给读者的视觉带来意外而强烈的冲击力。

四、作者腹笥丰厚，胸藏万卷；但不到必要时节，不愿意去掉书袋，掏古典。凡是用典都自然贴切，并且与作者的思想感情、环境景物融为一体，以至分不清是借古人的嘴说出，还是作者自铸新词。如《春夜》：“星月明如洗，清凉洒落辉，离人遥望夜，海岳梦思飞。”春夜怀人，这是传统的诗词主题。离人望着星月交辉的“遥夜”，浮想联翩，思如潮涌。这里，巧妙地嵌入龚自珍的“胸中海岳梦中飞”的成句，既现成又贴切；而“离人遥望夜”，也自有所本。到了《秋梧》一绝中，则选取另一种用典形式：“秋梧叶未落，惹雨并招风；凤去无消息，先师嗟道穷！”由梧桐想到凤凰，又由凤凰想到先师孔子：“凤兮凤兮！何德之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寥寥二十字，竟有这么大的含量。这也就是用典的功效。

五、许多诗句都别有寄托，富含哲理。寄托是咏物诗的灵魂。诗人并不停留在题材的表面上，而是通过特定事物的描绘，寄寓自己对生活中的某种体验与认知，使读者从所写的具体事物中，体验到、联想到它的丰富内涵。所谓“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声音流出弦外，余响无穷。不妨随意找出几首，来体会作者的深刻寓意。大别之有三类：如《春蚕》：“一春生命里，奉献只为人；直到腹丝尽，仍怀不息心！”《秋萤》：“作火临秋晚，犹思一闪光，纤微不足道，也欲献辉煌。”是借助特定事物展申作者的价值观念，这里就是通过蚕和流萤的形象，展示一种人生价值、生命意义。而《春笋》：“水曲春沙地，行鞭远近生；长竿千尺竞，元在笋初萌。”则是从平凡的事物中发掘出一种人生哲理。唐人中也有“君看三丈树，元是手中枝”之句。

而《秋蛩》又属另一类：“草木繁华尽，秋蛩怨意长，荣枯翻覆事，难奈此沧桑。”它和第一类都是采用“拟人化”手法，都是从物性延展到人性。但这种人性，却是猜度出来的—面对着荣枯翻覆，沧桑变幻，不免平添怨怼之情。写得颇有韵致。如果说，前一类写法是肯定性的开掘；那么，这却是一种推测，一种悬揣，是否就是如此，并不一定。换上另一个诗人，对于秋蛩之所以哀鸣，也许会作别样的设想。

前人陶明浚《说诗札记》中讲：“咏物之作，非专求用典也，必求其婉言而讽，小中见大，因此及彼，生人妙悟，乃为上乘也。”向峰先生此一类诗，即具有这个特点。这在《四季咏怀》组诗中，当属最具特色的佳作。

最后，以七律一首作结，足成篇中未尽之意：

畅咏韶华一大观，骚坛沃野簇峰峦。

未登兜率三千界，且托莲华皕［注］四盘。

妙谛苍黄存意象，神思莽荡涌毫端。

谁云诗到唐时尽？放眼新程路正宽！

注：皕，读音为“必”，意为二百。

（2010年）

我读《无核之云》

刚一接触到“诗体诗话”的《无核之云》，脑子里立刻就联想到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但细一掂量，又觉得它的分量、内蕴是大大超越了《诗品》的。

《诗品》从鉴赏角度探讨古代诗歌美学风格特点，从创作角度研索了各种艺术风格形成的规律；而《无核立云》，诚如庄晓明评论中所阐明的：“虽然沈奇亦涉及了诗风及诗境、诗法、诗艺等，但他的这部作品的重点所在，是对诗与诗人的价值、存在意义的探寻、确认，在这一意义上，沈奇的《无核之云》又可作为当今的《诗辩》来看。自五四发轫的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发展到今天，可谓遭遇了空前的生存危机，商品与权力的双重挤压，加上诗歌艺术本身亦刚好发展到一个瓶颈期，下一步的如何发展尚不明朗，处于重重疑雾之中，总之，诗歌的未来亟须在为之的一‘辩’中建立起新的坐标。”放到这样的背景和语境之下，审视这部现代诗话的价值，就非同凡响了。

沈奇先生是一位以诗安身立命的教授诗人兼诗评家，属于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的“双栖者”。唯其是诗人，他才能通过自己的“内心的眼睛”，将世事沧桑、人间万象摄入灵府之中，再经过一番发酵、蒸馏功夫，升华为诗的形态。其间既闪现着一己灵魂的淬锻、人格的彰显，更蕴涵着真实的生存历练与非同寻常的文化承担；而唯其是诗评家，才能以现代视角回眸数千年的诗学源流，将个人独特的创作体悟、文本实验，以及宝贵的智慧灵犀、思想资源，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外师传统，内铸当今，托举起一片崭新的诗性天空。由于他是诗人，得以纵情挥洒，升天入地，驰想无穷；由于他是诗评家，同时更娴于节制，惜墨如金，懂得如何以古典诗词的“极端写作形式”，把丰富的素材高度浓缩到诗的情境中去。唯其如此，才使其诗歌的写作与批评作为一种内在的生存方式，兼具美学示范意义和诗学先锋文本实验性的双重价值，使古典诗境通过现代语言、现代形式的有机转换，践行了成功的尝试。

作者借鉴古典的诗歌形式（比如词曲），来实行诗歌理论的现代书写。这里有三个要素：语言、经验、哲思——三者统一于类似格言、铭文、禅偈一般的特殊形式，用以书写自己的经验、认知与感悟。对于诗人来说，语言即命运。它揭示了诗人的一种新的语言姿态，新的诗歌理想。这里说的经验，是相对于情感而言。这部现代诗体诗话，蕴涵着一种超常的思想承担。由是我想到了里尔克的一句名言：“啊，说到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情感人们早就够了）—诗是经验。”

至于哲思，历来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说法：一般人常说，诗歌是理论的最大敌人，或者反过来说，理论是诗歌的最大敌人；还有一种说法，中国哲学本身就是诗性的哲学，即用诗的意境、诗的方式，甚至诗的诗言来表达意蕴。二者孰是孰非，我未敢遽加判定，觉得各有各的道理。比如，前面说过的《诗品》，还有数不胜数的古代咏史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讲没讲理？讲了；是不是诗，是诗。还可以这部诗话为例，再问一次：讲没讲理？讲了；是不是诗，是诗。看来，它们本身也许就是可以共通、可以统一的，关键在于如何讲，如何写。记得冯友兰先生说过，讲形而上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长篇大论”的方式，一种是用“名言隽语”的方式，以表达其意思。前者可称为“散文的方式”，后者可称为“诗的方式”。用散文的方式表达意思，凡所应该说的，都已说了，读者不能在所说之外另得到什么意思；用诗的方式表达意思，意思不止于所说者，读者可因其暗示，得到其所说者以外的意思，其中有些可能是说者所“初未料及者”。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这部诗体诗话的文体价值了。

这部作品，理性与诗性相统一的独创精神，所发掘的思想深度，所提炼的经验普适性，在诗歌界，对于当前以至今后确是竖起了一座高标。在作者说来，当是一种“得之在俄顷、积之在时日”的淋漓挥洒，甚至可说是一种神来之笔；而在读者，灯前展卷，抑或缓步吟哦，则恍如获得一种灵示，心头总有一种被点亮、被提升的感觉，精神上之快慰，有笔墨所难以形容者。

（2010年）

文耀中州

一

“中原逐鹿”，“跃马中原”，“血沃中原肥劲草”，“八方风雨会中州”……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原大地是和刀兵水火相联结的，充溢着一种风云叱咤、铁马金戈的肃杀之气。可是，偏偏在这里，居然涌现出一份驰誉文坛、执散文衡鉴之牛耳的《散文选刊》，着实令人惊异。

其实，八方文运会中州，虽云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自古以来，河南这块沃土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发源地，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主要背景是在这里；那些辉耀寰宇、名垂青史的顶尖儿的思想家、文学家，像老子、庄子、韩非子，“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高踞散文八大家榜首的韩愈，全都隶籍河南，屈指数来也真是够一说的。

在这样学殖深厚的文化沃土上，栽培一株艳冠群芳的文学刊物的奇葩，再配上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来主持笔政，真是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王剑冰先生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称得上是文学阵营的一个多面手。除了创作散文，他还写长篇小说，写诗，写散文诗，还写文学评论；在主编《散文选刊》的同时，还为多家出版社编辑文学选本、散文书籍，而且在上述诸多方面都获得了可喜的成就。这确是难能可贵的。难怪著名散文家、学者林非先生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尤其是在散文创作方面所表现出的功力。林先生评论说：由于他“尝试着在各种文学样式中间弯弓射箭，锤炼自己的功力，从而广泛地摸索艺术的规律，这样就更有可能采取其种种长处，集中地融化在一个门类的文学创作里面，使得它可以大放璀璨的光芒”。这种分析是准确而深刻的。

二

剑冰散文集《历史的裂痕》，游记占很大的比重。凭着他对山水自然、名城胜迹的特殊的感受力和审美情怀，特别是极为丰富的想象力，把心理境界、生活情趣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作为三个同心圆联叠在一起，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画一般精美、梦一般空灵的形象。他的高超的表现能力，令我心服首肯。我特别喜欢那篇《绝版的周庄》：

你可以说不算太美，你是以自然朴实动人的。粗布的灰色上衣，白色的裙裾；缀以些许红色白色的小花及绿色的柳枝。清泠泠的流水柔成你的肌肤，双桥的钥匙恰到好处地挂在腰间。最紧要的还在于眼睛的窗子，萌春时节半开半闭，掩不住招人的妩媚。仍是明代的晨阳吧，斜斜地照在你的肩头，将你半晦半明地写意出来。

……

周庄睡在水上，水便是周庄的床。床很柔软，有时轻微地晃荡两下，那是周庄变换了一下姿势。周庄睡得很沉实，一只只船儿，是周庄摆放的鞋子。鞋子多半旧了，沾满了岁月的征尘。我为周庄守夜，守夜的还有桥头一株灿烂的樱花。

这花原本不是周庄的，如同我。我知道，打着鼾息的周庄，民族味儿很浓。

那一天畅游周庄，我和他坐在同一条船上，尔后又舍舟登陆，徜徉古镇街头，入眼的是同一景观，我真折服他竟然生发出那样的奇思隽想，又能意到笔随，成就这篇游记中的精品。

在作家笔下，看是最普通不过的现实情景，经过一番勾皴点染，却成为一个丰满的韵味十足的艺术世界。在这座千年古镇里，那些已经尘封了的历史记忆被拂去了时间的尘埃，以一种新的艺术风姿，鲜活地跃动在游人的眼前。欣赏的是自然山水，同时也在品鉴着人文世界，这样，读者就同作家一道，在古人的视域之外，辟出一片“阶前盈尺之地”，来展现自己的辉煌。纵使其无缘亲到，只要把卷神游，也会心驰象外，悠然神往。

三

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和内向特征的创造性劳动，是一个作家表现与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形式，是作家人格精神的外露。在散文创作中，交织着客观世界不断“人化”与人的精神不断“物化”这样一个能量互换的过程，这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交融互汇，是心智与自然的融合。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应是个体生命对于客观世界的深刻领悟。我们从剑冰先生的各体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自我，里面融汇着作者独特的体验，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从而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较深的层面。

剑冰的散文《远方》，写得玲珑剔透，逸趣横生。看他笔下的德天瀑布：

这是水的梯田，不断长出珠玉，长出雾岚，长出轰鸣。梯田一年四季都丰收着，丰收着德天胜景。

这是琼的磨盘，一层层地研，琼浆越研越细，越研越白，越研越清亮。

这是山的帘子，山想演垂帘听政的把戏，就挂起了这块帘子。只是山在帘子后说了些什么，帘外一句也没有听见。帘外是个自由的世界。倒是听到一声叹息：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这是梦的床，无论白天夜晚，河一到这里就进入了梦乡。河做梦的时候，床边总簇拥着绿草和鲜花。那是归春的呓语。不惟河到这里迷梦，人亦然。李白不敢来，李白来了就会不断地说着“疑是银河”的疯话；还有个叫徐霞客的人也一直不敢来，来了怕走不出梦境，无法进行他的漫游。

作家是在一种灵感迸发的创作状态中，把现实的体验提炼为意识的逻辑，并以情感的形式展现出来，使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情感的冲击和生命的颤动。在这里，情感起着支撑的作用，“没有情感也就不存在真正的艺术”（歌德语）。作家、叙述对象、读者共同组成一副人事—景物—情感的关系链。作家通过富有艺术价值和创造意义的劳动，调动着读者的表象贮存和参与创造的欲望，一起去构建意象与图景。

四

在有些散文中，剑冰善于超越情感与激情，抵达一种智性与深邃，在似乎抽象的分析与演绎中，激活读者为习惯所钝化了的认知与感受，渗透到感觉的深处，揭示出人类文化历史的底蕴和精神流程。它们或以其对于心智的思索和启发，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诗性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生命意识；或以独特的感悟、生命的体验咀嚼人生问题，思考生命超越的可能；或对现代文明破坏原始诗意生活提出质疑，希望回归那种澄明的、诗意的人生状态。它们以其终极的追问，带领读者进入较大的思索空间，在冥思遐想中得到启发和妙悟。佛陀哲学是，人在有常中寻觅无常，又在无常中创造有常。散文创作也是，在有限中寻觅无限，又在无限中创造有限。

剑冰的散文，一般不作兴大量地挥发哲理意蕴，他往往把思想元素溶解于事件的陈叙、情感的抒发之中，表现为一种根植于现实土壤而展现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亦即所谓的“实践悟性”。

剑冰散文常常接触到历史题材，像对待哲理意蕴那样，处理有关的历史故实和文化背景，他也总是轻松地运笔，着墨不多；即使必不可少的历史陈述，也大体上能够像古人所提倡的：“融化斡旋，如自己出。”像那篇写著名古迹鸿沟的散文《历史的裂痕》，里面牵涉到许多人事，许多史迹，楚汉争雄，龙翔虎跃，一般地写起来总要花费几千字，甚至上万字，而他却只用了一千六百字就阐发得清清楚楚。里面既有历史经验的升华，也有古今名家的感喟，文化涵盖、思想容量比较大。它的诀窍就在于作家是顺着情思的流向，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进行观照与思考，给予历史生活以新的诠释，体现出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的感悟与追求，使作品获得较大的人生意蕴和延展活力。

正是基于前面谈到的叙述策略和创作手法，使剑冰的散文，既获得了应有的意蕴深度，同时，又具备着鲜活、灵动，无拘无束，不粘不滞的明快风格。像悠悠的流云，淙淙的溪水，清丽自然，颇饶韵致。读者从中获得一种审美的快感，我猜想，作家运笔的当儿，也一定是怡然自得，胜任愉快的。

（2003年）

鸳鸯赏罢觅金针

2006年，在法兰克福度过了难忘的异国中秋之夜。那天，辽宁出版集团盛情款待我们这些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作者。席间，著名作家苏叔阳以他那特有的清亮而标准的京音，吟诵着一首首关于中秋与月的古代诗词名篇，豪情与酒兴争辉，面颊共灯花一色，赢得了与会者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文友们尤其为这位文章大家慨然承允《西藏读本》的写作而感到振奋；当然，也深知这是一项难度颇高的硬任务。

概言之，其难有三：读本中许多话题都是很敏感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强，不太容易把握。此其一；其二，书的篇幅虽说不大，不过十几万字，但它对作者的哲学（宗教）、史学、文艺学素养的要求却是很高的；当然，最难的还是第三点—如果就是一部政治著作或者学术著作，也还好说，可是偏偏要求：既要从历史的、学术的角度，客观地撰写一部西藏历史和今天的真实范本，又必须采用文学手法、形象思维，写出一部富有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来。科学性与艺术性，史笔与诗性，逻辑与具象，纵令不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起码也是相互制约的。弄得不好，就会成为一部“正襟危坐”的标准史书；或者，变形为猎奇笔记、戏说历史、民俗趣谈。我们都为叔阳先生捏着一把汗。

而他自己却从容不迫，好整以暇。这使我想起了“草船借箭”的诸葛公了。“三日之内，拜纳十万枝箭”的重担挑在肩上，可是，“第一日却不见孔明动静，第二日亦只不动”。叔阳先生也像当日的孔明那样，只顾喝酒、吟诗，纵情谈笑。我们这班“鲁肃”们却傻呼呼地兀自在一旁着急！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出来的，（至于报道中说的翻阅文献典籍达二三百种，并观看几十种相关题材影像资料，中间一次次卧病，一次次奋起，我觉得都不足以状写“戛戛乎其难哉”的本真情貌。）反正两年半过去，“十万雕翎”如数奉上—《西藏读本》出来了。通读一过，惊讶于文笔是如此地优美，形象是如此地生动，结构是如此地巧妙，堪称一部精美的历史文化散文；同时又立论谨严，事实准确，具备学术著作所必备的科学性。关于成功的秘诀，他在《后记》中只字未提，只是谦虚地说了句：“无论我的才智还是体力，都不足以爬上藏学这个珠穆朗玛峰。”听了也莫名所以。这就叫作袖里吞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

这样，探觅“金针”的差使就落到评论者身上了。作为作家同行，我不知其他，只想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试加破解。

如果把《西藏读本》看作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那么，作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文心雕龙》语）的对这座宫殿的设计与构思，便首先体现在作家的叙事意识、叙述方略上。全书分为七章，作者把最醒眼的事件—文成公主入藏放在最前面，尔后再掉转笔锋讲述创世神话与传说，接下来，顺势展开对西藏历史、地理、宗教、艺术的言说，中间揳入西方殖民者的欺骗伎俩与掠夺行径，最后，以西藏的现在与未来收尾，千里来龙，到此结穴。作家把他几十年创作话剧、电影的经验，通过运转巧思，精心布局，成功地应用到散文创作上。

从前两年撰写《中国读本》开始，他就练就了一种独特、别致的文体风格。主要表现是，在铺陈史实的基础上，张开想象与联想的翅膀，充分调动文学的各种艺术手段，诸如环境的描绘、气氛的渲染、心理的刻画等，把压扁在书册中的史实化作生动的可感可悟的场景、形象；在展开叙述时，采用他惯用的时空互换、自由穿梭、纵横交错的方式，以避免平铺直叙地罗列史实。

请看下面这段描写：

在皑皑的雪原、莽莽的高山、澄碧的湖泊中间，往往有游吟歌者的身影。他们肩背皮囊，里面只有些糌粑和牦牛肉干，斜挎一把三弦琴，走到集市和村落，便坐下来弹唱诗歌，或者吟唱《格萨尔王传》，藏胞们便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听他们的长歌短唱，随着歌吟而感慨、流泪乃至起舞。这时，风会停，雪会住，星月齐辉，一切都凝神细听游吟者的歌唱。这是怎样动人、怎样美丽的场面啊！倘若兴致不衰，歌者会在篝火边吟唱通宵，而听者也唏嘘一夜。那些游吟者并不索取报酬，有糌粑和青稞酒，有《格萨尔》可以唱，就是他们幸福的一生。

他掌握了一个重要的手法，就是从现代性的意识（体现当下的需要）出发，抓住过往与当下这两头—以尽可能开阔的现代视野对最原始的材料（神话、传说、民歌、图画等）加以整合、升华，实现现代化的转化。在这里，“悟”是关键一环。没有“悟”这一“九转还阳丹”，材料便是死材料，观念也是空观念。作家通过“悟”这一精神体验，实现创作主体与历史客体的双向交流的“潜对话”，形成感人的艺术魅力。

明代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说一个是“画”，另一个是“化”。头一个“画”，说的是要有形象；第二个“化”，就是要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成心灵的东西，成为所谓“心象”。大前提是头脑中要有这个东西；尔后，再进一步想办法把脑子里的东西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

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真正的散文饱含着诗意，犹如苹果饱含着汁液一样。我以为，诗性往往肇源于使作者动情的物事与神奇、微妙的心境—这是激发和酝酿诗性的触媒剂。这种诗性很奇妙，很空灵，有如薄雾轻纱，晶莹的水月，神秘的迷宫，能把作者和读者带入一种神思荡漾、意兴悠然的境地。

诗性也好、意象也好，作为文学作品，最后都要落脚到语言表现上。散文是语言的艺术。如果说，小说尚有离奇曲折的故事可以扣人心弦，那么，散文就要凭借扇动艺术语言的翅膀来引人入胜。情感是虚无缥缈的，要使它呈现出来，需要赋形，需要有一个物质媒介，使之成为可以同他人交流的一个物质存在，这就要诉诸语言文字。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语言是创作者进入文学殿堂的身份证；同样，文学语言也是认定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尺。所以，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特别强调“传达”功能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文学语言不同于认知语言，不同于逻辑语言，不是知识、理性的堆砌，而是意境的生发，它要有比、兴，要形成文学境界和美感性质，往往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征实的。

在这类政治性很强的读本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论性的理性文字。叔阳先生经过一番艰苦的文字转换功夫，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美感性质：

几百年过去了，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血腥与黑暗已沉入现实底层的深处，暗紫的血迹已洗成了淡白。只有发黄的历史书页和那些伟大人道主义文艺大师的作品，还保留着喑哑的控诉、抗议。可惜，这不再是今日一些政治家们衡量人权、人道主义的统一价值观。有些人似乎忘记了他们今天的人权、人道正是同自己的过去做斗争所取得的。没有先前的民主革命，就没有今天西方社会的一切。

一些更为“新潮”的艺术家，已经把西方的中世纪改造成豪华的宫殿游戏，演绎帝妃们的爱恨情仇，至多有游侠在夜半劫富济贫，俘获美女的芳心，或者拉帮结伙将失意的王位备选者送上皇帝的宝座，将这一切搬上银幕、荧屏，蛊惑今天的心。那些如雨果一样的大师们一定会在云端叹息，或者发问：是什么让人们这么快地遗忘了当政权与宗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什么人权？难道人们已经背离或颠倒了人权的概念？

如何使具有严格的逻辑性与学术性、证明事实、以理服人的政论，也能具有文学的品格，这是这部著作需要重点突破的一个关隘。既然是政论，必然离不开说明和论证道理，因而说服力是必备的前提。只是在写法上，应该在事实的基础上，用鲜明的艺术形象，以及类比、对话、反诘、谐趣，诗意的语言、轻松的笔调来实现预期的目的。为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陈述了“笑的哲学”的意义。内容的严肃性、形式的独创性、风格的多样性、语言的形象性，是这一文体的重要特征。

这种政论与诗性的联姻，应该说是十分不易的。素常的习惯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严格学科轸域，“井水不犯河水”。而《西藏读本》在这方面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偶然一曲亦千秋”，只此一点，也值得很好地言说一番。

（2008年）

实现人的艺术化生存

——王向峰《〈手稿〉的美学解读》读后

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26岁时写的一部力作，也是马克思整个学说体系的一部奠基之作，它包含了作者在尔后的著述中的许多重要思想或思想萌芽。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美学的阐述。顾名思义，《手稿》中主要是论述经济学与哲学的，直接谈论审美的篇幅并不很多。但从阐释学意义上说，它所包含的美学内涵却是十分丰富，而且比较系统的。它涉及到生产劳动与审美活动的关系，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美感和美的关系，审美感受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审美感受的主客体关系，审美感受在美感中的作用，美的规律与艺术规律，“人化的自然界”与艺术创造，人的全面发展和审美的高度发达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尤其是有关人的审美创造和美感的论述，分量相对集中，地位也更突出一些。

说到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本书名为《经济学哲学手稿》，那么，作者何以如此重视、郑重提出审美创造的问题呢？这里所说的，也就是“提出美感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知道，经济学也好，哲学也好，都和审美创造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分析“劳动的异化”和私有制，研究“类生活”和“类存在物”，还是论证共产主义以及解答“历史之谜”，探讨的核心都没有离开“人”，甚至可以说，始终都是探讨“人”的问题，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对此，王向峰先生在《〈手稿〉的美学解读》中作了如下的概括，“马克思是从社会更广阔的领域也就是在私有制条件之下人的存在、人的境遇、人的出路，从这样一个非常宽阔的社会领域提出人的问题”。既然人的问题是阐述的核心，那么，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之一的审美感受的形成与发展，自然就成为《手稿》的“题中应有之义”了。将审美创造同经济活动加以内在地联系，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关注人的目的的感性特征和重视对于人的自身发展的研究、探索。在《手稿》中，马克思也正是从人性如何被劳动异化的现实出发，强调只有扬弃异化劳动，才能实现人性的真正复归，实现人的全面的完整的发展和艺术化的生存。

经济活动与审美感受的紧相联结，既是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必然要求，同时也体现了美学的本质性特征。从《手稿》的论述中可以得知，在马克思看来，美感的实质在于人对自身的本质力量的快乐感觉。“美学”这个词在其创立者鲍姆嘉通那里，原是“感性学”的意思。美学作为感性学，与作为理性学的经济学，具有天然的联结关系和鲜明的互补性。这一特点，如果说，在马克思撰写《手稿》的当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的话，那么，在一百六十年后的今天，可说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试看，作为经济本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旅游、休闲、娱乐、游戏以及影视、竞技等等，又有哪一样不和感性学发生着联系！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社会大众文化的滚滚洪潮，我们再也不可能拘囿于牛顿时代的机械理性，而置感性学于不顾了。

二

向峰先生是一位十分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兼具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视野非常开阔的知名学者。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初，他就从美学研究的角度，关注马克思的这部早期著作。这是颇有创见，独具慧眼的。我们知道，《手稿》于1932年面世之后，就受到了前苏联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关注，而在我国，除了少数的专家、学者，就多数理论工作者而言，对于《手稿》比较普遍地引起注意，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当时，有一些学者希望借助马克思《手稿》中的相关内容，来呼唤人性的复归，伸张人道主义，进而重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有些学者那里，当时，还没有自觉地站在学术的高度，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手稿》本身的研究、探索上。而王向峰则不然，他早就开始踏实、坚定地从事《手稿》的钻研了，并且，长时期地坚持在高等院校为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手稿》美学研究”的专题课。至于普通读者就更难说了，在那个时段，不要说刻意钻研，甚至想找到一本全文的《手稿》也十分不易。1972年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编选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根本没有收；近期再版、修订后，也只是作了摘要选录。

向峰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问功底，渊博的知识储备，在《〈手稿〉的美学解读》这部专著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他精心研读原文，并从《手稿》据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系统中挖掘其理论的内涵；在切实把握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全书主旨的基础上，理出自己清晰的思路—集中体现为《〈手稿〉的美学解读》第二章提出的六个要点，提纲挈领，系统点击；然后，从第三章到第十七章，以20万字的篇幅，围绕着上述纲要，对于“在认识上的引发之论”，用苏东坡所说的“八面受敌”法，纵横交错、洋洋洒洒地展开具体的论述。从而收到“一干树立，枝叶扶疏”（毛泽东语）的效果，不仅为深入读解与讲述这部重要典籍，做到“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文心雕龙·附会》），而且，给广大学人和读者进一步研究探索提供了有益的津梁。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的获得，有力地验证了这部理论著作的完成确是近年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引自“评委评语”）。

在解读中，作者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观照一百多年来西方与中国关于马克思研究（主要是早期马克思研究）的整体形势，充分吸收与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鲜明地发挥个人的创见，对《手稿》中有关美学的诸多论述，逐一作翔实而系统的阐释。就中处理好《手稿》与整个马克思著作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西马”以及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关系，横向方面统筹观照经济学、哲学、美学、文艺学、思维学的联结，纵向方面打通美学史、艺术史以及中西学人关于美学研究重点论述的路径，旁征博引，融会贯通。解读中引用的经史典籍、诗词文赋、文艺理论、小说、戏剧、音乐、歌谣、神话传说、电影、绘画、雕塑，以至报章杂志等方面的资料，不下数百种，真是丰赡、渊博得很。

从一定意义上说，解读本身，也是一种审美主体受审美对象的激发而产生的精神活动。它能让人们喜爱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它提供给人们由赏读而获得的自我享受的丰富程度。当前，有些学术著作，或自矜以立异，或食洋而不化，文字艰涩难懂，佶屈聱牙。而这部《〈手稿〉的美学解读》由于是在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所以，思路清晰、畅达，语言活泼生动，很少“学究气”和蹩脚的语句表述，多数章节明白如话。这样，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就展开了一个可供人鉴赏的空间，人们通过文本阅读，既对其中所蕴涵的精神内涵有所领悟，接受了教化，提高了认识，同时又获得一种审美的享受。

三

向峰先生十分推重马克思“在研究问题时所显示的实践性的原则，现实的态度，时代性精神”，认为这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建设与发展，更具有突出的意义。我们注意到，他在《手稿》的解读中，同样坚守了这一原则。因此，这部理论著作的完成，不仅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本质及其理论基础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狭义地说为现实生活中的审美教育与艺术实践，推进社会主义审美文化建设，广义地说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又可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而就读者自身来说，则如向峰先生所言，“可以开发人的多方面的智慧，尤其是在哲学、美学、思维学方面的意义更大”，它会引导我们思考许许多多重大的课题。篇幅所限，这里我只想就本文开始时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审美感受的关系略加展开地谈一些体会。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社会生活中的消费需求、消费结构也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突出地表现为经济活动与审美需求交互作用、相互促进。其结果，是机遇伴随着挑战，效益与风险并存，具有两重性、多面性。一方面是大量的人文因素正在向经济活动中渗透，人们的生产、交换活动和物质产品中增添了更多的审美文化信息—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赋值”；由于审美需求在消费活动中的日益凸显，必将有力地推进物质产品特别是商品的个性化、多样化，扩展其更大的选择余地。另一方面，文化消费与市场运作紧密结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如果缺乏必要的法制与教育手段，商品化的资本逻辑将会日益显著地弥漫于影像、广告、报刊以至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艺术将失去其固有的高雅品格，而沦为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品。特别是电脑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铺天盖地，在给人们带来极大方便，可以恣意获取信息资源的同时，也会使人们面临着主体性的被控与丧失，网络关系取代人际关系，产生情感冷淡、个性孤僻、心理紧张等生存方式、文化心理方面的危机。

这种局面的出现，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尖锐的课题。诸如，我们如何应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世界多种文化融合、社会大众文化勃兴、感性娱乐泛滥、艺术商品化、网络异化的趋势？如何以开阔的视野和清醒的头脑，准确地分析、判断这种局面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如何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防止重蹈西方发达国家那种经济富裕、精神空虚的覆辙，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从而进入经济上富裕同时又是社会和谐、艺术化生存的新境界？重温马克思《手稿》中的精辟论述，认真领会《〈手稿〉的美学解读》中所阐发的妙绪哲思，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有益的启迪和科学的答案。

（2006年）

史笔从容写画师

华君武先生是德高望重、深受广大读者爱戴的漫画大家。上世纪90年代初，他到沈阳来，我有幸陪同他观看了两场足球赛。渐渐熟识了之后，在餐桌上，大家唠起了他的漫画。年纪大一些的夸赞他的《磨好刀再杀》，说这幅40年代的代表作，塑造了蒋介石的漫画形象：穿着一身美国大兵服装，光头壳、高颧骨、小胡子，眼里射着凶光，太阳穴上贴着一块小小的四方形的黑色膏药，既突出其混迹于旧上海的身份、特色，又暗示他天天打败仗无时无刻不在头痛。而在场的年轻人则说，最有趣味的是讽刺80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搭配：一个老头儿手里拎着蔬菜，背上还驮着个人，嘴里叨咕着：“买点青菜，店里非搭配一个经理不可。”

我告诉华先生：我是他的“铁杆粉丝”，逢画必看，一幅不漏。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内部讽刺画，大多刊发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科学分工》—两个人吹笛子，一个人按眼儿，一个人吹；《误人青春—送给离题万里的发言》；《曹雪芹提抗议》；还有一幅是讽刺戒烟的，一个人把烟斗从楼上扔下去，立刻就后悔了，飞快地跑到楼下，又把烟斗接住了。“构思太巧妙了，亏您想得出来。”先生笑说，这是依据延安时期的一个真人实事，只不过为了增强效果，把山下改成了楼下。

此后，怀着对华老的敬重与关心，对于他的创作及其身体健康状况十分关注。今年六月份，听到华老撒手尘寰的噩耗，悲痛之余，酝酿写一篇悼念的文字。恰好这时接到友人王毅人先生的《华君武传》—由传主直接授权的第一部翔实记录这位著名漫画家、美术活动家的人生历程和艺术创作道路的传记，遂日夕捧读，聊寄哀思。毅人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学养深厚、兴趣广泛、文笔老到的散文作家。像华君武的漫画构思奇特、经常别出心裁而且富有民族特色一样，这部传记文风质朴，语言精练，写法上却很别致，有一些可说是开创性的尝试。

鉴于传主是一位艺术名家，以创作漫画为终身职守，因而，在整部传记中，作者始终抓住漫画这条主线。不是泛泛地写他的青少年生活，而是凸显其艺术成长之路的社会文化环境；作者写无锡、杭州、上海，都着眼于与漫画息息相关的人和事，意在反映传主初识漫画、喜爱漫画并终身以之的奋斗历程。作者以艰苦的战争环境和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描述传主的艺术生涯、创作实践，及其同美术界人士的相濡以沫、友情交往。

由于这位漫画大家的艺术历程长、活动范围广，特别是他在美术界的特殊地位，传记作者在叙述他的生平及艺术实践中，几乎涉及国内所有的知名漫画家，其他如齐白石、吴作人、刘开渠、李可染、关山月、傅抱石、叶浅予、黄胄等美术界的泰斗，或师或友，亦师亦友，都有广泛的过从，结下了深厚情谊；传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信息，包括各种重要的艺术、学术活动，以及许许多多有趣的掌故、轶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部传记不仅是华君武个人的艺术创作史，实际上也是近百年来中国漫画界以至整个画坛的艺术发展史。

华君武先生一贯强调画品与人品的统一，他的整个一生都是把作画与立人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传记作者在描写漫画家的成长过程中，采取双线并进、交相映衬的手法。一条线记述了画家技艺上发展进步的历程，另一条线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精神风貌、胸襟怀抱、价值取向，二者交融互渗，相辅相成，齐头并进。书中记述华先生的艺术发展史，大体上划分七个阶段，整个用漫画创作贯穿起来，每个阶段都突出一两方面重点，如杭州起步；上海启蒙；延安走上大众化、民族化之路；哈尔滨“投出匕首”；首都北京的“灯下春秋”与画苑群星荟萃、百花齐放；“文革”十年辍笔；新的历史时期在多种内容、形式方面飞跃发展。看似在叙述艺术实践，实际上每个段落中都贯穿着、展现着漫画家的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通过作者提供的大量事实、细节、场面，漫画家的精神风貌、思想境界、品格修养，历历在目，一览无余。

在艺术手法上，这部传记有许多特点。

其一，为了表现画家个体的成长同我国的漫画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为了表现传主绘画技艺的提高与思想品德修养的增进紧密结合，作者巧妙地抓住一个关节点，那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漫画资源。作者从漫画家两千多幅作品中选取了二百多幅，穿插到全书的各个章节中去，借助漫画作品的画面解读与背景介绍，随时昭示着艺术家的心路历程与精神世界。这样，一个个富有思想内涵的感性画面所透出的信息与意向，就要比抽象的概念更有说服力、感染力，也更具广度和深度。同时，也使传记图文并茂，生动鲜活，赏心悦目。应该说，这种设计，这种手法，是很高明、很绝妙的。

其二，传记不仅具有内容翔实、素材准确、立论谨严的品格，而且，运用形象化、个性化的语言，刻画细节，描摹场景，富有文学色彩。华君武的谈话具有独特风格，幽默生动，令人忍俊不禁。写在传记里，令人有“亲聆謦欬”之感，而且，立刻就会同他的漫画人物的妙趣横生的话语联系起来。“在华君武看来，‘漫画家和动物学家观察动物不一样，他是以人的心情去推测动物的’。华君武曾在住的院子里观察一群猫的活动，它们围在一起，坐在那里，它们到底想干什么呢？他弄不明白。观察了好一阵子，他发现它们是在开会，因为他想到，他就是常以这种形式开会的。”传记中还记述了大量富有情趣的生活细节。“华君武喜欢喝酒，喝多了有时行为失控。在延安时，有一次，冼星海要去城里指挥音乐会，可华君武拉住他，说什么也不让他走，还把他怀里揣的指挥棒拽出来，指挥冼星海唱歌。华君武记住了这次醉酒的教训，从此以后，喝酒格外节制。”

其三，传记在谋篇布局、结构设计上也颇具匠心。作者以漫画家的创作历程为主线，展布全局，既做到井然有序，层次分明，又突出重点，关键部分铺张扬厉。开始如“江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接着是长河莽荡，源远流长，后面则是入海前的浩瀚无涯。当日漫画家在杭、沪云程发轫之时，无论是接触面还是艺术视野，范围还比较窄；后来到了解放区，伴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紧密为之服务的漫画创作，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影响在逐渐扩大；建国后漫画家任职于人民日报和全国美协，“如鱼得水”，艺术才华得以充分施展，漫画创作也呈现新的高潮，中间虽然遭遇“文革”厄运，出现了曲折，但“百川赴海”的大趋势是必然的，终于迎来了新的历史时期，漫画家的发展势头井喷般地一发而不可收。到此，作者改变了叙述策略，变原来的纵向延伸为横向铺排，拨出全书多半的篇幅，集中、全面地展现了传主艺术创作的辉煌，其势如“六龙蹈海，万马呼风”，局面无比壮观，令人动心动容。

其四，凡属有关传主的评价、判断和带有结论性的意见，都坚持用事实来说话，绝少空洞的议论和抽象的概括。比如，书中关于华君武“走的是一条大众化、民族化的道路”、“开创了新中国漫画史的新纪元”这样一些带有纲领性的结论，不是徒托空言，直接立论，而是从延安战争年代谈起，通过展布漫画家的艺术实践，运用大量极具说服力的典型事实，提供科学佐证。

披阅这部40万字的传记长卷，我们会随时感到，漫画家华君武可亲可敬的形象就闪现在我们眼前。他是名副其实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不仅创作成果辉煌，艺术精湛，构思巧妙，内涵深刻，画面简洁，风格独特，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漫画大家”，而且，以其优秀的品德、高尚的人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文艺界树立了榜样。作为新中国美术界的一位领军人物，他毕生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引领广大漫画家沿着“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

他的作品尖锐、辛辣、深刻，而为人却平和、热情、富有风趣。他谦虚诚恳，光明磊落。整部传记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两个情节：一是力辞“大师”称号，痛斥沽名钓誉的不良风气；二是襟怀坦白，勇于认错，绝不讳疾忌医。这两个方面，对于当前补偏救弊，端正不良的社会风气，都有强烈的针对性和鲜明的现实意义。

1990年5月，华君武在杭州举办漫画创作60周年回顾展，开幕式上，一向谢绝各种应酬、深居简出的美术界泰斗、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代表全国美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以“漫画大师”许之。当时有位女记者要把这番话报道出去，华君武先生没有同意。

他说：

叶老过奖了。我不太同意大师的提法。因为大师一个国家只能有几个人，我也不够大师的条件。时下大师成风，阿猫、阿狗都可算大师，大师提滥了。我看不如用“漫画大家”的提法更恰当。

后来，还曾给一位称他为“幽默大师”的画家朋友寄信，说：

用了幽默大师就有点儿不幽默了。大师不是帽子，不是议价，不是奉承，大师是很少的，甚至现在还没有出现。可惜在我们社会上已经不值钱了，随便就可以给别人以大师美称。你是搞漫画的，应该对这种现象加以针砭。

表现得十分清醒，低调，客观。

华老在生命途程的最后30年里，除了画画，还经常做一件自认是十分重要的事，就是反复道歉。“文革”中他遭受过残酷的批斗，而在“左”风盛炽的年月，他也曾以漫画形式伤害过一些同志和朋友，像胡风、丁玲、艾青、萧乾等。30年间，有人统计过，他在各种场合至少公开道歉过30次。每次举办画展，老人都要结合创作实践进行反思，悔恨自己不该“皂白不分”，对那些被错误批判的同志“落井下石”。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历史面前对自己做过的错事承担责任。对于文化名人是如此，对于普通民众也不例外。

2000年，他到山东参加一个展览，会后执意要去曲阜陈庄。原来，当年他曾在那里搞过“四清”。一位生产大队长因为多喝了一碗片儿汤被定性为“多吃多占”，受到了批判、撤职。这件事他始终记在心上，坚持要找到当事人当面道歉。在场的好多人都加以劝阻；有的说，这个大队长年龄比您还大，估计早已不在人世了。但华老表示，即便本人不在了，也要向他的后人道歉。最后，还是冒着大雨来到陈庄，幸好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还健在。当人们看到八十五高龄的大画家真诚地向老农民赔礼道歉的情景，无不为之感动。

于今，哲人其萎。我们真应该感谢毅人先生能在华老生前完成这部成功的力作，不仅记述了传主以其高山仰止的艺术成就为时代树起了一座丰碑，而且，生动地展现了这位伟大艺术家光彩照人的形象。

特别是，作为传记作家，毅人先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尤其值得称道。传记写作，本身就是述史。我国史学一向有重视史德、忠于史事、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毅人先生本着对历史、对社会、对后世负责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下笔时言必有据，郑重以出。从《后记》中得知，为了充分占有素材、掌握资料，他从2003年开始，只要有机会到北京，总要抽出时间到华老家和他叙谈，每次都在三个小时左右。他按照传记的大体设计，事先拟订了十几个专题，每一次交谈都围绕着一个专题进行，前后用了三年多时间，长谈了二十多次，光是采访记录就有六七本，还有十几盘录音带。同时，他又找到熟悉华老的大批知名画家进行采访。此外，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找书店、图书馆购置、搜集有关华老的书籍、刊物。鉴于华老已届九十高龄，担心有的记忆不准，毅人先生便通过查阅资料或访问知情人，逐一进行核实。

正是出于日久弥深的仰慕之情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毅人先生不仅在搜集素材方面能够出大力气，下苦功夫；而且，动笔时努力做到立论公允，评价客观，尽量剔除主观因素的干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因为传主在中国漫画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为广大公众所无比热爱与景仰而有所曲护，“为尊者讳”。当然，华老本身也是这样做的。他反复提到自己过去所出现的过错、受到的批评，包括创作中出现的偏向，讲了自身存在的一些弱点。这在书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有感于传记作者情意之真与运笔之勤，即兴题七绝一首，为赞为颂：

史笔从容写画师，日间搜索夜间思。

年华老去真情在，甘苦灯前一笑时。

（2010年）

人生底蕴多如许

谐趣千般《百美图》，诗书配画妙相符。

人生底蕴多如许，岂止胡卢笑矣乎！

这是我题在友人包立民先生编著的漫画册《百美图》扉页上的七绝，可以看作是读后感吧。

诗书画“三绝”是中华民族美学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我国绘画艺术所独具的特色。由于诗与画在意蕴上相连，境界上同构；书与画在位置上相应，形态上协调，使中国画实际上形成了以画为主体，诗、书共为辅翼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诗为画魂，书为画骨，绘画与诗词、书法的关系愈加密切，可说是同源同根，若合符契。加之，艺术家们题诗、写字、作画使用着同一种性能的毛笔，这就为他们启运一颗灵心、凭借一管毛锥，自在自如地徜徉于诗、书、画之间，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长期以来，诗、书、画在文人现实生活中的结合，已成为艺术圈里屡见不鲜的现象。它们紧密联系社会人生实际，于生活各个方面多所涉猎，不独抒怀寄兴，寄意达情，广泛渗入友朋交往、节庆礼仪之中，直接参与滋润人际关系，而且，有大量作品关乎国运兴衰、人间疾苦，在政治、文化生活中也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然，这一切，过去多见于传统的中国绘画艺术；而漫画艺术是有其独特的艺术质素和美学特征的。敢于大胆创新，把这种传统艺术形式运用到漫画，而且是自画像上来，确实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称得上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况且，篇幅如此之多，规模如此之大，搜罗如此之广，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把诗书画结合应用于漫画艺术，其间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笑的艺术中应该涵盖着一切美的形态，具有很高的美的层次。有人曾把漫画喻为绘画、哲学和文学的集合体、混血儿，说它既有绘画特征，又具有哲学和文学理念，是涉及绘画、哲学和文学的“边缘”艺术。我认为，这种论说是合乎实际的，它在肯定了漫画艺术的独特功能的同时，更突出地展现了它的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这在《百美图》中，随处都能得到充分的印证。

书中有一幅“戏剧家偶事丹青”的陈仁鉴的自画像，诗人陈朗在上面题写了一首《西江月》：

且展眉端半月，应添颊上三毫。

自家面目许新描。一例秋花春草。

也作翩跹蛱蝶，相随扑跌狸猫。

偏从耄耋见勤劳，不比南腔北调。

蕴涵丰富，画外有音，堪称题画诗的绝唱。

有些题像诗不仅情感浓郁，幽默风趣，而且具有深度意识，富含哲思理趣，使人在开怀一笑的同时，进而沉思、联想，收到启迪心智、涵养性灵、增长智慧的效果。工艺美术家傅周海在自画像上题诗曰：

入无我境出天然，接我心源活水泉。

身处是非皆不管，一舟飘出碧溪湾。

还有王颂余的题自画像诗：

千里来书感挚情，报君有句借飞卿：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都是意在言外，别有寄托的。“味无味”出自《老子》，“材不材”出自《庄子》。这两句引自南宋词人辛弃疾《鹧鸪天》词。颂余先生“报君有句借飞卿”，不知何解。按：“飞卿”为唐代诗人温庭筠字。尚望博雅诸君赐教。

女书法家陈秀卿自号“无位真人”，她在自画像上题诗道：

毫端腾浪为谁狂？火树银花刹那光。

礁岛青松空俯仰，几人终古抱浑茫。

把她在书画之余潜心研习佛法的体会融入诗情画意之中。诗作饱含禅味，直彻心源自性，证入菩提境界。

有些自画像，运用逆向思维，出乎常人意料，奇崛、新颖，甚至荒诞不经，却能直抵事物的精神实质；有的艺术家在对形貌主体进行加工、刻画时，出之以丑的形态，而终极于美，达到对美的肯定与追求。而题像诗也紧相配合，“如响斯应”，从而相映成趣。著名画家张仃运用减法作自画像，脸部造型，寥寥数笔，除了须眉和头发，不见其他。夸张、变形，能事毕矣。尽管五官不全，面貌简古，但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一望即知非他莫属。画旁配有自题六言诗：

人生七十古稀，匆匆已过无奇。

朝夕笔砚为伍，尚未天人合一。

最后一句颇妙，十分耐人寻索。

有“画苑全才”之誉的林锴的自画像，更是令人拍案叫绝：光身裸臂，手拈破笔，犹自硁硁矻矻，作画不辍。黄苗子为之戏题一绝：

倒爷一刹盈千赚，歌女频年税万金。

何苦光身拈破笔，嶙峋瘦骨作书淫！

还有诗人陈朗的自画像，长长的“马脸”，一双小而机警的“马眼”快要踞上额头，那弯弯高耸的鼻子，也像穿过缰绳的“马鼻”。红学家周汝昌为之题写的诗也极具风趣：

牛头马面各风流，牛鬼蛇神占一筹。

好句夫人夸外子，言他老气太横秋。

赋志咏怀的诗，在书中占有多数，许多都是异常精彩的。像忆明珠自画像的题诗：

放却青山不独往，偏向红尘惹梦长。

平生不吃后悔药，自刮病骨疗金疮。

版画家李桦的题自画像：

重听老人心坦荡，无声世界我自珍。

毁誉由他身外事，艺坛角逐久不闻。

这类诗词作品，无论是画家本人自题抑或是他人题写的，都既具诗词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既曰题画，内容自然不能与画面脱节，但又不完全拘泥于画面。附上去，跳出来，应是这些题画诗的突出特点。

（2009年）

“波澜独老成”

——学者小说《离离原上草》的艺术特色

彭定安先生《离离原上草》面世之后，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试想，一位素以作风严谨、吐属典雅、不苟言笑著称的恂恂长者，忽然像换了一个人那样，一变而为洋洋洒洒，灵动鲜活，情趣盎然，这能不算是一桩奇闻吗？一位年迈古稀的知名学者，穷五载之功，完成一部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这能不构成一桩震撼性很强的事件吗？

正是这样，《离离原上草》以其强大的说服力，阐发了一个动人心弦的道理：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其感召力和鼓舞作用之大，不容低估。毫无疑问，它会使那些壮心不已、豪情尚炽的颇有一大把子年纪的人，见猎心喜，热血沸腾，从而激扬奋进，重贾余勇。当然，歆羡与振奋是一码事，能不能继踵其后而有同样作为、同样创辟，又是另一码事。齐白石衰年变法而境界大开，臻于至境，谁人不予赞誉；然而，又有几人能够与之比肩接踵！

《庄子·逍遥游》中有言：“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这部长篇巨著原是定安先生数十载深藏厚积的产物。它端赖于作者丰厚的人生阅历，深切的生命体验，高超的识见，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融通中外古今的文学素养。而这一切，则绝非常人皆可企及的。

继承、发扬我国五四时期学者、作家进出自如、一身二任的优良传统，近期文坛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教授作家”、“学者小说”的文化现象。一些教授、学者之所以写作小说，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较之学术论文与随笔，更能深入透彻地审视自己，更能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想法；特别是长篇小说给了他们一个史诗性的对历史、对时代、对人生、对民族文化的合适的言说空间。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可喜的现象和可观的景象。

这部小说的作者正是一位著名学者，里面写的又是知识者众生相，而其创作过程中的读者定位，也主要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中老年知识分子。可以预期，它的出版必将博得广大知识界的热情关注与喜爱。与此紧相关联，对于这类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研究它的创作特色，就成了一个现实的必要的文学与学术课题。

彭定安先生和他的《离离原上草》，正是属于“教授作家”和“学者小说”的范畴。其叙事特点与美学特征，我以为具如下诸端。—彭著既具这种学者小说的共性，又有属于他自己的突出个性与优长处。

严谨的现实性叙述。“教授作家”本着其学术秉性，叙事无论虚构抑真实，都坚持“为历史存真”的审美理想，以简约、凝重、节制的话语方式，凭借一个贯穿首尾的事件链条，尽可能真实地叙述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现实，再现当年的由若干人物与事件组成的人间风景。这使作品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与深沉的历史感。其现实主义精神潜存底里，而具历史引力与现实精魂。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叙事范型深究，应该说，这是比较传统的文学叙述形式。但这并不妨碍，作品以其直面历史与人生的审美姿态，表现出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伦理气质，审视性的叙事姿态和应有的价值评判，以此表达作为一个精神劳作者的社会良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最为核心的人生信念、精神操守和道德立场。同时，作家取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叙事策略，有意识地穿插了现代的“意识流”表现手法。比如，在叙述到“反右斗争”中主人公的“二我”论辩时，就有这样一段描写：

欧阳独离听不进去了，不听了。他侧头去看一看站在身边的“自我”。它一会儿讥讽地笑，一会儿忧愁地摇头，一会儿又愤怒地指手画脚。

喂！—欧阳独离对它说—你知道，就在我自欺欺人承认我是“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的时候，我就解脱了。

但是—它向他刮着脸皮说—你的人格变异了，生命沉沦了……你异化了！……非人！……

不，我并不是完全撒谎，—欧阳独离再度辩白说。我不能不真心地承认，在那崇高的理想追求中，有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成名成家，的确是我内心深处顽强的愿望。但我一向认为成名成家也是为人民、为革命。我是由个人主义而跌入右派深渊！

两者之间有着天地之隔的差别！—它反诘。

是这样。我承认了前者的存在。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有后面的种种。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

因为，现在是只问结果，不问动机。

作品中多处出现这种“二我”论辩的场面。它在关键处，形象而突出地表现了思想的矛盾、人性的分裂以至人格的异化。此外还有梦魇的困扰、幻觉的精魂等等，都是传统叙事中的现代成分。至于意念、理念、情愫、心理上的现代性，则可谓充溢全篇，而使传统与现代融会一体了。

意象的运用也显现出学者小说的书卷意蕴。《离离原上草》中，通过运用新鲜、细腻、独特、深刻的意象，以捕捉人物生活的感觉经验，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像《诗经》、《离骚》以至古诗名篇中民族原型意象的恰当运用，上下飘摇的风筝，西西弗推石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渡河的意象，等等。

就题材与内容看，这是一部纯粹的知识分子心灵史。所探讨的，所追问和思考的，是有关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人生命运、生命存在意义、价值取向、复杂而多彩的人性，充分体现了作家的生命的自觉。小说并非作者的自传，有大量的虚构成分；但作者作为一个自觉性很强的知识分子，以突出的形象鲜明地现身其间。读者可以或隐或显地看到作者对于屈原、李白、杜甫、鲁迅的仰慕与追随。“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这些先贤的忧国忧民的胸次和深沉、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敏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使作家热血喷涌，情怀激荡。而对于德国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歌德的积极进取、勇往直前与主动割舍、自觉断念的认同（这从《题词》中引证《浪游者的夜歌》中可以看出），也使我们对于作品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蕴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可以说，作品中随处都闪现着作者的鲜活身影，有时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这也体现出教授作家的一种特质。

全书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看得出，作者是在有意地加重这种氛围。作品开篇以四页篇幅，通过警辟的《作者寄语》和多达十几段的经典性的《题词》，开宗明义，“三致意焉”。每一条都是从浩如烟海的中外典籍中，经过认真的筛选，才放在这个显著的位置。无疑，它们都凝结着作者的心血，承载着一己的寄托，也昭示着作品的灵魂，像呼呼作响的猎猎旌旗，像一排排路标，像一个个产品的标识，展现着指示路向的效能和画龙点睛的作用，导引着读者去思考，去评判，去赏析，去玩索。

书中大自语言结构、景色铺陈、人物对话、诗文引述，小到书名、人名、地名，都经过严格的梳理，决不草率从事。比如那年中秋时节，欧阳独离、上官元亨、殷芳草和姬丽芹的对话中，欧阳关于“人生时期，不在年龄几许，而在事功如何”和“回归心之旧乡，心之故土”的论述；上官关于庄禅“漫游者回归故土”的阐发，都体现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即使是场面描写、情节叙述，也都与众不同，具见特色：

他（欧阳独离）倒在床上，双眼微闭。意识有些模糊，湖水荡漾，小船颠簸，人身摇晃，姆妈，寄娘、竹韵……影像幢幢，你去我来、我站你立，说着什么，却听不见声音……飘飘然明月仙子也袅袅而至，但模糊、摇曳、飘忽……

语言非常讲究，绘影传神，描情拟态，而且顿挫有致。

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厚重的历史感与思想深度。这亦应属学者小说的一种特色与优长处。书中揭示了许多富含哲思理趣的精深见解。如关于“原罪”理念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人们一般习惯于谈“性格决定命运”，这当然有它的道理和根据；可是，从书中看出，身处艰难时世，问题要复杂得多，决非“性格”二字就能简单了结。比如，欧阳独离书生意气，淳朴率真，少年气盛，这固然是致祸之由；但，相对而言，上官元亨要成熟和稳重得多，历练人生，老成练达，最终也同样未能逃脱厄运。作为一个具有独到见解，正直坦荡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又处在政治敏感度很高的新闻界这一环境里，是很难有别个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物一登场，命运几乎就定下了。作品中对于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和担当意识，那种“虽九死其犹勿悔”的坚贞、执着的描述，也都是很深刻的。

书中有很多十分警辟的语句，如“恋爱就是把两匹马恋在一起，共同来拉人生的车”、“美丽的梦幻像纸一样薄，小小一个指头，轻轻地一戳就破灭了”、“孩子是即将到来的日子”、“政治上不管意图而只管效果”、“挂起来是一种保护”，等等，不一而足。

真正的艺术往往是个性最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有着无限的内涵，存在着多种可阐释性。这部作品，由于具有丰厚的文化蕴涵和沉重的历史感，同样有着广泛的可言说性。这也是学者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

现代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正是通过阅读活动，读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当下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与融合，从而为彼此真正的理解、有效的沟通提供了条件。英国大作家康拉德有一句名言：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作品一旦面世，它就变成公众的了，不再仅仅为作者所有，同时也为读者所有；而读者总是在自己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现实的语境下接触作品的，不可能与作者原初的意图尽合榫卯，完全一致。其实，读书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一切能够使心灵震撼的，或者艺术审美上能够予人以有益启迪的，都能获得一种心理的共鸣和内在的呼应。诸如，这部小说中的哲学意蕴、语言特色、意象的运用、写实与虚构、知识分子群像，以及学者小说的特点等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的。

写到这里，想起了老杜的两句诗：“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后一句，定安先生当之无愧。当然，若说“毫发无遗憾”就未必然了，作品确实还存在着诸多可以改进、可以探讨的方面。鲁迅说过，没有悲哀和思索的地方，就没有文学。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实际上，更应倡导作家成为思想者，因为学者未必就是思想者。思想的自觉，是学者最高的自觉。有的论者似乎把这部小说中一些理性色彩较浓的部分看作瑕疵；而我，与之相反，倒是觉得哲思理趣应该适度地强化，以充分彰显作者自身与学者小说的特殊优势。再者，人物的对话可以进一步体现社会与时代的特征。作品为人物起名字是一种学问。这部小说里充分注意到这一点，颇有时代特征与个性特点。当然，也要适度，否则，会产生贴标签的负面效应。我想，假如作家换一种叙事手法，更多地采取一些西方现代化的叙述方式，可能会使作品更加集中、生动，更为耐读，而且震撼力也会更强一些。

（2007年）

在中西会通的文化坐标上

——武斌先生的治学门径探赜

武斌先生是一位起步较早、文化视野开阔、学术成果丰厚的著名学者。20世纪80年代之初，他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尤其是对于西方哲学有深入、独到的研究。而后供职于社会科学院，同样以哲学为基本研究方向，进而拓宽研究领域，进入人论、人格理论、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社会学、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二十多年来，先后出版了三十七部学术著作，此外，尚有多达百万字的读书笔记。

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以《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为代表作，揭示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同步进行，是两个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过程；研究探索国人在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改变自己生活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的素质，实现着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向现代化的转变。这是一部以现代文化的学术立场为出发点，以不同于传统文化的观念框架、范畴体系、意义网络和全新的视角与文化眼光构成思考的基本方式，从人格角度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文化问题的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学术著作。

关于文化社会学、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代表性著作为近二百万字、三卷本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在这部体系完备、材料丰富、涉及到多领域、跨学科的史学著作中，作者以历时性与共时性相呼应、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叙述方式，从历史的发展中体认中华文化的本体特征，探索东西方文化发展、交流，特别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所显现的一般性规律。此外，关于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先进性与特有的魅力，关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发展及其性质、特点与区域范围，关于儒家文化在文化传播、交流中地位、作用与效应等诸多课题，都有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反映出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很高的学术水平。

如同对于作家、诗人的研究，首先应该着眼于他的作品；我们要探索一位学者的成功道路，当然也离不开对于他的学术著作的剖析与阐扬。因为学术著作，这是一位学人登上学术殿堂的入场券和身份证。但这决不等于说，可以忽略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即对于他的治学门径、思维方式、方向选择以及师门学养、学术背景等方面的探索。我们应该把对于著作的研究与对于专家、学者本人的研究结合起来。这在我国是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的。古人一直强调“知人论世”；亚圣孟子也曾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们说，著作、作品的问世，主要是反映学者本人的才智、修养与天赋，许多方面是具有独特性的，而且，随着专业的不同，人们的关注程度也会出现种种差异。比如，武斌先生完成一部《现代中国人》的论著，并非其他学者都能胜任的；而且，它对于从事其他学科（比如考古学、文物鉴定学、古文字学）的专家，就未必有更大的参考、借鉴的价值。而于治学门径、成长道路、成功经验则不然，这些是带有普适性、规律性的，它的一些基本经验，可说能够适用于任何学者，可以使有志于学术研究者从中大获教益。

诚然，钱锺书先生曾经调侃过那些既研究著作又要求见本人的研究者：“你已经吃了老母鸡下的蛋，何必非要见那个老母鸡呢？”这番话听起来很有风趣，也颇有道理，但仔细地加以琢磨，又会发现，它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这也属于那类“片面的深刻”吧？鸡蛋与鸡蛋的质量不一样，有的营养更丰富些，成分更复杂些，起码蛋壳的厚薄还有差别吧？这些都决定于下蛋的母鸡。为了提高产蛋率和鸡蛋的营养成分，单是研究鸡蛋而不琢磨老母鸡是不能奏效的。同样，同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甚至同是南开大学毕业，为什么武斌竟有如此过人的才智、突出的成就？为什么他的学术爆发力那么强？他在学术道路上的心理动力与灵感之源是什么？要回答这些疑问，也即总结他的成功经验，就颇有必要认真探索他的成长道路、治学门径，以及思维能力、学术定位，等等。

我与武斌先生虽然相知相重时间也不算短了，但是还缺乏深入的交流，对于他的学术著作也领会得不够全面与深入，特别是对于他所专注的西方哲学缺乏系统的研究。这里仅凭借一些感知的印象，谈谈纯属个人的看法。

首先，最深刻的一点，是他的哲学修养。我以为，他的学术成就的取得，是同他的哲学基础有直接关系的。记得钱锺书先生在谈到个人的学术道路时曾经说过：“一生为学，得益于黑格尔、老子的辩证法者甚多。”这是老一辈学者。年轻的学者中，有两位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一位是孙郁。这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特别是在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及其学术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成功的建树。他本来是学中文的，硕士学位是中文；可是，他在三年进修中，他说，极少接触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解中外哲学著作。再就是这位武斌先生。他的学术成就，令我钦佩。我说他主要得力于哲学，并非简单地就他的有关哲学著作来说的，也不是单纯地说他以哲学为基础，连类而及其他跨门类、跨学科，从而获取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我想说的是，他从哲学中获得了一种现代的、全新的、开放的思维方式，获得了一种博大精深的智慧和有效的综合、分析能力，或者说一种观察力与统摄力，从而打通学术径路一武器，做到一通百通，触类旁通；从而能够站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制高点，以新的思路、新的角度、新的眼光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总结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以此作为研究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人的指导与借鉴。不然，怎么说哲学是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呢！当然，这也不是任何人随便都能一蹴而就的。记得费希特有一句名言：“你是什么人，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反过来同样可以说，你选择了什么样的哲学，你才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通常说，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听起来很玄妙，实际上，正是哲学规定了以什么样的观点、方法，以如何的视角去探索对象客体，并做出准确而深入的解释与论证。这有赖于形而上的思辨能力和涵盖中外古今的学术视野，而全新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十分有助于这种能力的形成，从而使武斌先生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深度追求。他在一篇哲学论文中，以探索生活方式为例，说明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不同着眼点：“哲学工作者对生活方式的研究，要提供一个与社会学家不同的角度，即哲学思考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生活方式，就不能限于对生活方式的类型、质量或现象状态的分析，而是要概括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揭示出决定生活方式的根本因素和生活方式变革的规律，说明人们采取何种生活活动形式以及持何种生活态度，从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中把握一条指导性的线索。”

哲学帮助武斌先生把大量的知识化为人生智慧。长时期以来，人们将读书、学习的基点定在掌握知识上。西哲四百年前就有“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一直被奉为不易之理。其实，知识固然重要，但尤其值得珍视的，还是人生智慧、哲学感悟。智慧是知识的灵魂，是统率知识的。知识关乎事物，充其量只是学问，而智慧关乎人生，它的着眼点、落脚点是指引生活方向、人生道路，属于哲学的层次。马克思曾经把哲学形象化，比喻为“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意思是哲学是武装头脑的，是精神武器，是在前面指导人生的。黑格尔则说，哲学是反思的科学，是事后的思索，因此，他把哲学喻为“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两位大师讲的都是关乎智慧、关乎人生的。古希腊的哲人把哲学说成是爱智慧。智慧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因此，可以说，智慧是运用于实践中的哲学。武斌先生的悟性是很高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善于将知识化作对生命的观照能力、创造能力，它与内在生命感悟和创造性思维有关。记得金克木先生讲过，我国记录哈雷彗星的出现，始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613年，一直到清末1910年，两千余年从未间断过，总共出现过三十一次，每次都有记录。这可以称作“世界的唯一”。但是，记是记了，却没有人对它进行思索、研究，不知道这出现了三十一次的彗星竟然是同一个。到了1875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没有掌握这份天文记录的情况下，只是依照牛顿的引力定律，计算出了彗星的轨道，预言了它出现的周期—每隔七十六年就会回归到太阳身边一次。可见，信息、知识重要，而运用知识、从知识出发使之成为智慧，化作规律性认识，比知识本身更为重要。

新的思维方式为他提供了一种统摄能力，具体表现为对于庞大的信息资源的把握整理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武斌先生的阅读量是非常大的，为了撰写《中华文化海外交流史》，他竟然参阅了四百七十多种书籍。他的本事在于，能够把这些养料化为一种鲜活的知识能源，使“六经注我”，万物皆备于我。有些人却不是这样，做的是死学问。同样也很渊博，但食古不化，吸收不了。颇像一个电脑的硬盘，存储量很大，装了很多文件，可是，操作起来不能为我所用，关键时刻，一个也调不出来，显得十分笨拙。而武斌先生却不是这样，资源到了他的手中，一切都条分缕析，丝丝入扣，灵活贯通，纵横捭阖，浮想联翩，得心应手。显然，这是充分借助于超常的综合能力与联想能力。

其次，武斌先生的文化坐标，是建立在中西会通的基点上。随着大量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横断学科的出现，过去文化的封闭局面被打破了，生活空间、文化情境大大地拓宽了，中国人走进世界文化体系之中，世界文化也走进了我们。要求今天的学人的认识形成多维的高层次的网络体系。也就是说，再不能把自己禁锢在一种固定的范式之中，必须打破传统的单一的思维方式，树立开放的、多维的思维方式。而这恰恰是武斌先生之所长。他以哲学为专业，而哲学，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向来都是打通文史哲的界限，超越中西的町畦的。从他受学、问学、治学的经历看，显然，南开大学兼重中西、以博雅为尚的教育模式，自始就为他奠定了良好的根基，使他在学术研究中，掌握了中西会通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以哲学为根底，尤其是以西方哲学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同时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深入的探索；尔后再通过掌握、运用现代电子网络发展到极致的承载、传输、检索功能，获取视通中西的学术视野和知识资源，在中外古今各种人文学科之间，纵横自如，旁搜博采，这是他的基本治学路径。这样一种开放的思维方式和宏阔的视野，为他从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又使他可以更清楚地把握和理解我们民族的性格特征，把握与理解我们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形象和位置，从而为他会通中西文化创造足够的条件。

武斌先生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是侧重于人的现代化与人格的选择的，总地看，是重视对于人的研究。一般地说，中西哲学对于人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视的。但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的传统哲学，特别是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主干的儒家哲学，偏重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强调个人与他人的团结合作、和谐共处；而西方哲学则偏重于自我，偏重于研究个人的权益与对自由的追求，偏重于研究自我的生命价值和自我的本真状态，强调自我奋斗，开拓进取。我们对于现代人的研究，包括对于本民族的自我认识，应该是多维视野下的“文化通观”，全方位的自我观照。而中西哲学的全方位把握，为他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视角，一个全新的研究思路，一个观照世界的多维视野。这些都是他在中西会通的文化坐标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有效保证。

第三，关于他的治学风格与学术定位。这篇文字的最初命题，是“谈笑间笔底千花怒放”。说的是他的“才子习气”与文人情趣。这一方面，表现为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知识、信息的积累，往往是基于个人的性情而加以去取的。他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可以借用钱锺书先生一句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他把学问跟自己的性灵融合起来。每一个选题，每一个论据的把握，以至每一个琐屑的事例，都是经过他的心血的沉浸滋养，可以说是通了神经、联结着脉络的。这样，学问到他手里就显得十分鲜活，富有情趣。另一方面，表现为才华横溢，潇洒、雍容。这一治学风格，无论是从他的著作的旁征博引，舌灿莲花；还是从他撰著过程中的任情适意，从容不迫，都可以看得出来。你看他，嘴里叼着烟卷，手里握着手机，纵情谈笑，四座风生，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放就放，该说就说。从来不现窘促、尴尬之态；社会活动，接访交游，登高作赋，面壁穷经，闲情逸致，应有尽有，尽管占去了许多时间，但对一位人文学者来说，恰恰是获取资讯与灵感的资源，提供一种外在的活力。

关于他的学术定位，我想用两个关键词：一是通才；二是人文学者。武斌先生属于通才，他有多方面的知识资源、学术背景和文化修养。他不同于那些在某一门类钻得特别深邃、特别冷僻的专家型。说他是人文学者，意在区别于社会科学学者。社会科学学者与人文学者，二者相通相融，但又是有区别的，主要反映在思想上超越与否，学术上如何取向。一般地说，人文学者在实践知识分子的职能方面，更多地着眼于人的精神结构，着眼于精神的救赎，也就是关于人自身的研究；而社会科学学者大多指向具体的社会建制，着眼于合理的制度化建设，更多地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人生。当然，这只是就专业分工而言，是属于理论层面上的；而在实际操作中，又往往是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相互渗透，相得益彰。

我的印象，大体上就是这些。既嫌抽象，又恐怕未必准确。从解释学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读者，有时对于文本的解读并不一定完全符合文本的原意，但却未必不符合情理，未必没有道理。就是中国古话所说的：“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在我来说，大概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2009年）

且从脚注认山君

——张善子《十二金钗图》絮语

吴兴文先生《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一文（载《万象》第七卷第四期），以丰赡的资料、透彻的分析，对于张善子《十二金钗图》及其题识作了翔实的记述，捧读一过，受益匪浅。

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自从《十二金钗图》这一艺术杰作在20世纪20年代面世以来，即引起了许多学人和艺术界人士的关注，题识者有之，赠诗者有之，谢玉岑、高阳、谢家孝等多位学人都曾著文论及其事，特别是研究张大千生平与艺术的专家包立民先生，论述得更为充分。包先生在《张大千艺术圈》一书中，引述台湾学者高阳的说法，认为张善子一生至少画过三套《十二金钗图》，它们分别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1930年、1935年。每一套的寓意都不尽相同。

最早的一套，作画具体时间难定，约在1923至1926年。包先生分析，这一套是用来讽刺军阀的。画面上有大千先生的老师、著名书画家曾农髯的题识（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善子其善以画讽世者欤！或写群虎争食，喻当头贤者；或写犬而蒙以虎皮，喻贤者中之又贤者。嗟乎张生，何讽世之深耶！

曾农髯（王按：吴文中误作曾髯农），名熙，字子缉，湖南衡阳人。张大千于1919年同时拜曾农髯和清道人李梅庵为师，时年二十一岁。

第二套《十二金钗图》作于1930年（庚午年）初夏，有曾农髯的题记为证：

虎痴写十二金钗图，老髯曰：“今日金钗之流，其害非一人之性命也，盖甚于虎矣。噫！”庚午四月七十髯叟题。

包先生认为，曾氏是说：“金钗之流”为害过于吃人的老虎。“金钗之流”影射上海之苛政者。苛政猛于虎也。

按照吴文提供的线索，张善子的签名本也正是这套画幅，每一幅图上都有画家本人的题识。但是，这里面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据与张氏昆仲同为“寒之友画会”成员的谢玉岑在其《读画绝句》一诗的小注中讲：“善子新画虎十帧，拈《会真记》语题之，可谓新颖。”这里提到了《会真记》，与吴文中所谈画题吻合。吴文中不仅列出画题，并且一一录出十二幅画上的题识，可说是确凿无疑。但，为什么谢玉岑却说只有十幅呢？是一时笔误，误“十二”为“十”呢，还是他当时未睹全璧？—他说“新画虎十帧”，也许是善子正在陆续画着，工程尚未告竣。

二是，据吴先生考证，这套《十二金钗图》完成于1928年，这个签名本原是1930年5月的再版本，曾氏题记是题在这个再版本上的。（当年冬天，他便因病去世了，享年七十岁。）这就说明，张善子在1928年还画过《十二金钗图》。

查张大千年谱，1928年春，善子、大千与马骀、俞剑华、黄宾虹诸人在国内组织“烂漫社”，刊行《烂漫画集》，5月，张氏兄弟又与郎静山等倡建“黄社”。冬天才前往汉城，去国东游。看来，吴先生断定这一年张善子曾有《十二金钗图》之作，是完全可能的。

这里需要商榷的，是关于《十二金钗图》第一图《蓦然见五百年风流孽冤》的题识的断句。下面是吴文所录题识原文：

无聊南郭，索读西厢。慨沧桑之离奇，学曼倩之戏谑。陆慎言之金屋，号看胭脂。始皇帝之灵园，贡来玉刻。七日体变公牛哀，搏杀骨肉之亲，一旦成形，封使君驱食宣城之众。人兽何分庄谐，杂引本我，如来卅二变相，图他僧儒十二金钗。藉实甫之艳词，为山君脚注，抑有识者谓我非乎！

窃以为应作如下离断，是否确当，愿就教于吴先生。

无聊南郭，索读西厢。慨沧桑之离奇，学曼倩之戏谑。陆慎言之金屋，号看（？）胭脂；始皇帝之灵园，贡来玉刻。七日体变，公牛哀搏杀骨肉之亲；一旦成形，封使君驱食宣城之众。人兽何分，庄谐杂引。本我如来，卅二变相；图他僧儒，十二金钗。藉实甫之艳词，为山君（此处疑漏一“之”字）脚注。抑有识者谓我非乎！

张善子不仅精于绘事，而且博极群书，腹笥丰厚。题识中多处引用文史典故，而且，都与老虎有关。“陆慎言”与“胭脂”，典出宋·陶谷《清异录》：妒妇朱氏女嫁给陆慎言为妻，慎言为尉氏宰，朱氏参政，吏民称之为“胭脂虎”。“始皇帝”与“玉刻”，典出晋·王嘉《拾遗记》：秦始皇二年，画工雕刻两只白玉虎，其毛栩栩如生，未点两目睛。始皇使人夜往点之，天明，虎遂飞去。“公牛哀”，人名。《淮南子》载：公牛哀病七日，化为虎，其兄入视，虎搏杀之，故曰“搏杀骨肉之亲”。“封使君”见《太平御览》：封邵为汉宣城郡守，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封使君”与“山君”，皆为猛虎的代称。

确认第三套《十二金钗图》为1935年（岁在乙亥）作品，显然是根据画家自己的题识判定的。曾农髯已于五年前去世，善子便自己作了题记。篇幅较前套第一图题识稍简，文字略有出入：

无聊南郭，索读西厢。慨世局之沧桑，学曼倩之善谑。公牛哀七日而变，封使君一旦成形。人兽何分，庄谐杂引。本如来卅二变相，图僧儒十二金钗。藉实甫之艳词，为山君之注脚。抑有识者谓我非乎！乙亥秋，蜀中张善子写并题。

就“藉实甫之艳词”一语，可知此画每幅仍缀有西厢佳句。从当年在琉璃厂做工的周殿侯的回忆中也可得到参证：“这套《十二金钗图》，六尺长，二尺宽，十二幅大屏，每幅都有题诗。单看诗文中艳词，读者一定要想很快地看到这一美人，可是，露出真面目后却吓死人。”

综上所述，看来，这一传世艺术杰作，至少应该有四套，就中还不包括那套1930年再版的作品（签名本）。

张善子，名正兰，一名泽，号虎痴，出生于1882年，四川内江人，为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胞兄。善子行二，大千行八，兄弟年龄相差十七岁。张善子是一位全能的画家，尤以画虎著称于世。代表作除《十二金钗图》外，尚有作于抗战时期的《怒吼吧！中国》。画家在一幅长两丈、宽一丈二尺的白布上，画了二十八只猛虎，奔腾咆哮着扑向一轮落日，用以象征中国二十八个行省、全体民众同仇敌忾，一致抗击日寇。1940年，张善子因患痢疾，于重庆医院病逝，终年五十九岁。生前，他对于胞弟大千极尽关怀、训导，大千终生感佩不忘，曾深情地说：“我之所以绘画艺术有所成就，是要感谢二兄的教导的。”尽管他们在艺术理念、艺术追求方面不尽相同，但兄弟二人始终相亲相重，共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六年前，收到包立民君寄赠的《张大千艺术圈》随笔集，我在读过关于《十二金钗图》的记述后，深深叹服张善子的画艺与学识，曾在书眉上题了一首七绝，抒写当时的感想：

虎痴妙艺久知闻，展卷遐思日又曛。

身后丹青谁可匹？且从脚注认山君。

（2005年）

白云·青鸟

十多年前，出访日本富山县冰见市，我和其他几位来自中国的客人，在东道主的精心安排下，有幸在宴会上欣赏了一台吟唱《阳关三叠》的精彩节目。唐代诗人王维寥寥二十八个字的古典名诗，在我们是早已谙熟于心、耳熟能详的了，从少年时代开始，那蕴藉、苍凉的情调就已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可是，在异国他乡听起来，却仍然感到分外的亲切，无比的新鲜和异常的欣慰。特别是那种暌违已久的曼声吟唱所产生的韵味，回旋反复、纡曲迭荡的旋律，真像庄子所说的，有如空谷足音，不禁“蛩然而喜”矣。

当然，在获得一种美的满足的同时，心头也漾起了丝丝缕缕的怅惋与缺憾，喜悦之余，更是不无感慨：这样的名诗吟赏，为什么不能出现在我们的中华大地上？或者说，在我们这素有“诗国”之誉的华夏名邦，还有没有人能够力挽濒临失传的“绝学”，重翻阳关古调，像这样一循旧律，古色古香、有板有眼地加以吟唱呢？难道真的如孔老圣人所慨叹的，到了“礼失而求诸野”的地步了？

古典诗词是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的一块瑰宝。几千年来，它以优美的辞藻、和谐的韵律、丰富的情感、精深的蕴涵，超越了时空，倾倒了世界。在我们祖国，地无分南北，人不分男女，只要粗通文墨，都能记诵几句古典名诗。对于古典诗词的爱好，可说是日益浓烈、有增无减的，这有波涌风兴于全国各地的传统诗写作热潮为证，有雨后春笋般的古典诗社的创立和诗集的出版为证。那些传统名诗不时地出现在书法家、艺术家、作家的作品之中，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任何一本语文教材，都有大量的诗词入选。本来，自古以来，吟咏就是欣赏、学习与创作古典诗词的有效途径，古人有“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的说法，也就是根据诗词字句的平仄、节奏和韵律的要求，结合作品的内容，按照一定的调式，还原诗词所表现的固有情感。可是，近百年来，由于多种原因，这种吟咏艺术已经日渐式微，以至濒临失传的绝境。诗词朗诵活动（更不要说吟咏了）颇为罕见。前几年，听说北京举行过“唐宋诗词名篇朗诵会”，尽管只是朗诵，而并非吟咏，我仍然以未能亲预其盛而引为憾事。

今年秋天，应邀到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讲学，课余之暇，意外地欣赏到白云吟唱团“华夏正声”古典诗词吟咏演唱会的精彩节目。他们首次在国内以传统的吟咏形式，把四十余首经典性的“毛诗”和唐宋诗词名篇做了令今人耳目一新的演绎，使观众真正领略到古人所说的“诗为乐心，声为乐体”的诗词的最高境界。在古筝、二胡、琵琶、笙、阮、箫、埙等民族乐器的伴奏下，一曲《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昂扬激越、声如裂帛的旋律刚刚从耳边掠过，“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哀婉、惆怅的起调又悠悠响起。随着男声吟唱、女声吟唱、集体吟唱和无伴奏吟唱的进行，清丽流啭的《蒹葭》，余韵悠然的《枫桥夜泊》，亲情灼灼的《游子吟》，急管繁弦般的《将进酒》……依次地在大厅里回旋荡漾，一种难以言表的音韵之美和诗性光华，如同古人所形容的“洋洋乎盈耳”。它像一掬甘洌的清泉，滋润着现代人焦渴、龟裂的心田；它像一阵薰风，吹散了演艺界媚俗、趋时的浮尘，令人心旷神怡，沉浸在清淳、宁静、迥绝凡俗的境界之中，饱享一餐美妙的艺术佳肴。

我原以为，能够演唱出这样高水平、高境界的“艺苑奇葩”的“白云吟唱团”，一定是由外地请来的一些研究古典诗词积学有年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可是，往台上一看，竟然全是一些熟悉的面孔。其中，二十二名男女高音、十四名男女中音，都是大连图书馆的馆员或部主任，相当一部分是三十岁上下的孩子妈妈。著名书法家、学者张本义馆长兼任艺术总监，而且负责全部曲谱的创作、整理工作；指挥和撰稿者、主持人也都是本馆的中层领导。他们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探索、研磨，包括向国内诗词名家请教，在继承清代大连地区南金书院、横山书院诗词吟咏方法的基础上，融合、吸收了西洋声乐的一些技巧和规律，创作出了一套声情并茂、特色鲜明、生面别开的节目。

坐在大厅里，伴和着抑扬顿挫、隽雅和谐的优美旋律，我的思绪的翅膀也翩然展开，起伏振荡，空前活跃起来。我联想到了一部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名剧—象征派戏剧的代表作家梅特林克的《青鸟》。剧中的情节是，樵夫的两个小孩在圣诞节前夕梦见仙女委托他们为病重的女儿寻找象征着幸福的青鸟。于是，这对小兄妹就用一块赋有魔法的钻石，召来了面包、糖果、水、火、猫、狗等各种物事的灵魂，在光的灵波的引导之下，穿过丛林，跨越坟场，开始了长途跋涉。可是，他们走遍了记忆之乡、暗夜之宫、幸福之园、未来之国，历经千辛万苦，那幸福的象征—青鸟却仍然没能到手，最后只好怅然而返。失望伴着焦急，他们也就从梦中醒来了。就在这个当儿，一位貌似梦中仙女的邻家阿姨走进了屋里，是为她的正在患病的女孩来讨圣诞节礼物的，小哥哥决定把自己心爱的鸽子赠送给她。出人意料的是，这只白鸽顷刻间忽然变作青色，竟成了一只地地道道的青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跋山涉水、历险犯难所要寻找的青鸟，那上天入地寻之遍，四处茫茫皆不见的青鸟，原来就在自己家里！

我不也正是如此吗？当日飘洋过海，远涉东瀛，去赏鉴古典诗词的吟唱，其实，这只“青鸟”就是身边，就在大连的“白云”里。

（2002年）

一编简牍寄深情

《抚简怀人》这本书一到手，我就立即展读，读着读着，就再也放不下了。自晨徂夕，跟随着作者，“凭窗遐想，历历往事依稀；抚简摩挲，恍见故人风致”。一任感情的潮水放纵奔流，心情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时而重似沉铅，时而轻松快活，时而热血喷涌，时而发出会心的微笑，始终沉浸在读书的快感里。

这是一本体例别致的优秀散文作品。四十几篇文章中穿插进去七十多封书简，由于寄信人都是名闻遐迩的作家、诗人、学者，有一些还是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因而简牍中时时闪现着思想的光辉、人格的亮色，传递着一种高格调、高层次的文化气息。

书札是散文的一种形式，具有情感真实、趣味隽永、挥洒自如的特征。作为友朋间交流思想的工具和交际的手段，作为一种应用文体，比起一般散文，书札更富个人特色，显现出功能的实用性和对象的特定性。由于它旨在叩击对方心弦，属于“心声之献酬”（《文心雕龙·书记》），因而发自肺腑，吐露衷肠，务求“形我心之所欲言”，而无须粉饰做作。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确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它“究竟较近于真实”。应该说，书信的价值主要在这里。

本书的妙处是，既注意发扬书简的这些优势，又不止于单纯的客观引述，而是在一个明确的主题下面，按照作者的思路走向，通过引述某公的有关信札来作自己的文章。文中夹叙夹议，抒怀寄兴，纵横自如，其感染力、说服力自非一般散文所可比并。

所引信札，大都比较简约，短的二三百字，长者也不过是千字文。但内容极其广泛，或通信息，或议诗文，感怀时事，评点文坛，其称名也小，而所见者大。不仅烛照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人生、文化、思想的精微，而且，通过信件本身，通过作家提供的一些背景资料、生活细节，具见寄简者的两肩正气，人格风范，悲欣际遇，风雨诗心。读者可以从中洞见其高尚的情操和深沉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时刻挂怀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他们对于文学事业予以特殊的关注，希望报刊上能多发表一些贴近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血有肉，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摒弃那些矫揉造作、浮夸虚饰的文章，主张抒真情、说实话，把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献给读者。

书中引述了许多意蕴深长的覃思隽语，诸如：

眼睛只看上边、不看下边的人，耳朵只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批评的人，常常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的人，他们面前的可能的危险是：让“独自”思考顶替了独立思考。教条主义是独立思考的敌人，它的另一个敌人便是个人崇拜。

—沈雁冰

岗位与事业是两码事。离开岗位可能有失落感，但卸下担子，可以多一点时间读书写作，也似乎可以说是“焉知非福”，坦然处之，静观世态，亦乐事也。

—夏衍

回忆（夏）公有名言：“愿听逆耳之言，不作违心之论。”……在上者如果愿听逆耳之言，则可望在下者不作违心之论。所谓“违心”者，违反事实，违反民心，违反良心，可畏也。

—赵朴初

探索是一个探险的过程，谁能预见到哪里会出现深渊、悬崖、激流……每前进一步将要付出多少沉重的代价。所以，开拓者的命运往往是坎坷的。

—陈荒煤

中央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安，那么，无士怎么样呢？如果不重视士，不重视科学、教育、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成了空谈，现代化也会流于纸上谈兵。

—冰心

信札中也常有一些深沉的体验和倾心的恳谈，像夏衍老人致宋振庭信中谈到的：“解放之前和明摆着的反动派作战，目标比较明确，可是一旦形势发生突变，书生作吏，成了当权派，问题就复杂了。”可说语重情长，至为亲切，实在。

书中还记有这样一件小事：1957年李大钊殉难30周年，陈毅元帅发表六首五言绝句，有句云：“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用文天祥在燕京殉难典故。发表后，收到读者来信，指出文天祥就义处并非柴市，而是在今安定门内交道口以南府学胡同地方。陈毅同志接到后，当即亲笔给人民日报写信，说“他们这一指正是对的。除专函向他们致谢意外，并请你处将此信登更正栏”。面对如此坦荡胸怀和谦逊气质，想到现今文坛上发生的种种纠葛，不禁感慨系之。

本书作者袁鹰先生是当代著名散文家，又是一位优秀诗人。他长期投身于报纸文艺编辑工作，有机会亲历文坛上重大事件和接触众多文化名人。近年来，以其深邃的思想、饱满的激情、丰厚的学养和娴雅的文笔，写出了《秋风背影》、《灯下白头人》、《九九思念》等多部忆旧怀人的脍炙人口的散文。他曾沉痛地写道：“一代又一代人，年年岁岁，常与秋风秋雨为伴。十年浩劫，他们如火中凤凰，寻觅到大彻大悟的境界。”这，实际上也是夫子自道。当他“一次次凝眸遥望那些在飒飒秋风中渐渐远去的背影，也一次次地激起心底阵阵波澜，引落行行清泪”，不禁黯然设问：“一个时代真的随着世纪转换而结束了吗？”结论是：“冷静下来，又未敢完全同意。”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要留下时代的记忆和历史的书写。当年，鲁迅先生曾痛心于中国民众的麻木与健忘。而这种令人沉思、令人深省、令人警戒的记忆与书写，正是抵制遗忘、疗救麻木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夏衍老人在世时曾倡导要多写那些对民族对社会对革命做出过各种贡献，而长期以来又鲜为人知的人士。他多次说自己是幸存者，为故人作画像正是幸存者不容推卸的责任。本书也正是为此而作出可贵的努力。

当然，这种个人化的历史书写，不同于完整的回忆录，更不要说系统的报刊史、艺文史、思想史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风云录了；充其量只能算作历史的侧影、剪影或者背影。但它却是形象化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实实在在的，是古代史学家班固和刘知几所说的“实录”。而真实是历史和文学的生命。我想，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也就在这里。

（2004年）

大匠成风巧运斤

——《长歌当啸》读后

久矣夫，不见有人强调文章的作法了！因此，当读到季羡林先生的文章，听他说“写散文同写别的文章体裁一样，也要经过充分构思，精心安排，对全篇结构布局，要仔细考虑，要有逻辑性，有层次；对遣词造句，也要认真推敲，不能苟且下笔”时，真不啻空谷足音，“跫然而喜者矣”。

季老是在为著名散文作家卞毓方的《长歌当啸》一书写序言时说这番话的。他说，对于散文创作，大体上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散文重点在一个“散”字上，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无拘无束，松松散散，信笔所之，这可称之为松散派；与之相对立的，就是上面那种主张，季老名之为经营派，说他自己属于这一派，并把卞氏引为同调。

只要认真读过几篇《长歌当啸》中的文章，就会觉得季老的判断是很准确的。书中二十篇散文，写的都是著名人物，而且，绝大多数属于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名流。一般地说，这样写起来，很容易给人雷同、单调的感觉。但是，由于作者不仅注意展示历史帷幕后面的真实情景，以崭新的视角予每一传主以崭新的解读；而且颇为讲究章法，无论是在谋篇布局，隐括情理，条贯统序，以至熔裁章句上，都是匠心独运，惨淡经营，具见功力。因此，基本上可以说，篇篇格局一新。

看得出来，卞氏对于中国的传统散文是有比较深湛的研究的。他通晓古代散文创作“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定势之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过，由于情趣各各不同，因而创作手法也各有变化，但没有不是依照情思来确定体制，就着体制来形成一种文势的。刘勰还说，要写好文章，先要定出三个准则：第一步，根据情理来决定体制；第二步，根据内容来选择事例；第三步，选择文辞来显出要义。然后舒华布实，去芜存精，调节文采，就像处理木材那样，墨线以外的加以斫削，这就能够做到从开头到结尾都圆满切合，既有条理又有系统。

《长歌当啸》中各篇文字，在写作手法、叙述方式上，一般都做出颇费苦心的安排。《煌煌上庠》主要是写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八字方针，悉心延揽人才，不数年间即把一个旧营垒下的老牌学府改建成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全文共分五节，开头两章写蔡元培，第三章篇幅最长，按照历史顺序着力写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鲁迅，第四章写了梁漱溟和毛泽东，最后一章概括地写出一批新锐人物和旧派学者。看后，觉得像古典小说《三国》、《水浒》那样，一个个主要人物次第登场，层次分明，井然有序，而且，有如红线穿珠，互相紧密联结，脉络十分清晰。

《凝望那道横眉》、《梦灭浮槎》、《沧桑诗魂》和《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分别写了鲁迅、胡适、郭沫若、马寅初，都是大师一级人物。每篇每人的写法迥不相同，在取材方面，不是面面俱足，而是画龙点睛，抓住特点。有的剪取一幅最鲜明的肖像，有的突出特定的时间空间，有的只写生平的一个侧面，有的写出一生中最闪光的一页。

这些文章的笔势，也像《文心雕龙》中所讲的，都是“乘利而为势”的。就好像弩机一发，箭即笔直射出；而溪涧曲折，则必然是流湍回旋；气势疾徐不一，翕张有致。但总体来说，大笔淋漓，气势奔放，是卞氏散文的突出特点。从前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觉得其文势如雷鸣电吼，猖狂恣睢，叱咤风云，震骇心魄。这当然是不易达到的大境界，看得出卞氏着意于此，似乎有的散文也庶几近之。

细究这种蓬勃气势的由来，我以为，根本上在于内容充实，思致深邃，论证遒劲有力。理直才能气壮，神完方可势足。卞氏散文的内容一般都涉及到重大的课题，而且，敢于主动接触敏感的话题。即以写鲁迅的《凝望那道横眉》为例，文章长达一万余言，中心不过谈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鲁迅和他的论敌的是非，二是关于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应该说，这是只要论及鲁迅就不可能回避的话题，自然也是读者最为关心的。作者洋洋洒洒地一路写来，让人拿起来就再也不能放手，只到读完才舒出一口长气。书中有的篇章个别论述，也许你并不首肯，但是，确确实实反映了作者的创见，自成一家之言。

作者充分发挥其长期从事新闻工作，见多识广、接触面宽的独特优势，行文中善于穿插一些鲜为人知的新的资料、新的见闻，令人耳目一新。既忠实于历史本来面貌，又颇富浪漫色彩。整体来看，文章运笔比较活泼，取材新颖，但内容、态度却都颇为谨严，不仅言之成理，而且持之有故，不去信口开河，随意涂抹。这也是当今文化大散文创作中，原本应该坚持却又不是每位作家都做得很好的。

（2001年）

心血·智慧·灵光

我想用“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这样一个定语，来评价王君先生的电视文艺作品和电视编导艺术。

首先要申明，这一提法并非我的独创，它的“专利权”属于鲁迅先生。应该说，这是一个涵盖性很强而又十分准确、贴切的概括。按照现时人们的惯常说法，它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我理解，这里的“表现”应该包括内外两界。只有做到内心与外界的一致，客观与主体的交融，才有可能表现得精深切至，作品才会有深刻的蕴涵和震撼心弦的力量；而“格式的特别”，说的是形式的独创，“特别”也者，赋形独特，别出心裁，突破常规习见之谓也。这两个方面，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完全统一的整体。新和深，每每联系在一起。深刻蕴涵，深度意识，深度追求，常常能导致表现形式的推陈出新，跳出固有的窠臼；而形式的新颖独创，则会对内在蕴涵提出相应的需求。二者的融合、统一，是实现文艺作品跃升的必要前提和有效保证。

近二十年来，王君亲自编导了三十多部电视作品，获得各种奖项的不在少数，许多部都达到了内涵丰富、深切感人的要求，具有形式的独创性。特别是好评如潮的电视专题片《热血之歌》、音乐电视《粉墨春秋》、 电视文艺片《同一个时空》、音乐艺术片《东方摇滚》、电视晚会《我的中国心》、电视散文《青天一缕霞》等几部代表性作品，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在本书第三辑《专家评论》中已有最充分的论证。为了避免重复，此处不拟征引；我想做的是“因蜜寻花”—从饮食“蜜液”想到“酿蜜的花粉”，想到“育蜂酿蜜的人”，也就是要绕到作品背后去，透视艺术家的心血、智慧、灵光，探索、分析硕果的成因。

这里，有三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对人民、对事业、对艺术怀有深厚而执着的爱恋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二是精进不已的拼搏精神；三是高度自觉的勇于突破自己、渴望超越的创新意识。

看过《热血之歌》等电视作品后，观众印象最深的自然是作品中（屏幕上）动人的场景、感人的形象，一般的很少想到幕后的将自己的艰辛劳动物化为表现艺术的作者。而作者自身对此却是异常敏感的。听说，有一位著名的电视艺术家，一次他所编导的节目上映了，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整个演出过程中，观众的掌声不断，气氛极为热烈。后来，主持人请他作即席讲话，他竟泣不成声，激动得许久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说：“我的眼泪，出自于感动与激动。大家的鼓励使我从艺术中尝到了甘甜，认识到成功的诀窍，也寻觅到继续向上攀登的路径—电视始终是遗憾的艺术，我又发现了几处瑕疵，回去以后还得改。”就是这番话，也足够令人感动的，面对成功，他不是骄矜自得，而是看到了新的不足，寻觅到新的跨越的路径。

记得尼采说过，一切书籍中他最爱读的是用血写的那一类。所谓“用血写的”，当是指称作家、艺术家的呕心沥血之作。汗水与成功是一对连体婴儿，有什么样的努力就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在艺术面前，向来没有侥幸与偶然的余地。

难以想象，在这些电视艺术作品的整个策划、编导与拍摄过程中，王君及其伙伴究竟投入了多少心血。如同我们喝的是一匙蜜，可是，有谁能计算出辛苦的蜜蜂要出入花丛多少次，采集多少枝花朵，又经过多少繁杂、细致的酿制功夫！而蜂采百花酿蜜，再辛勤劳累也还属于简单的劳动；电视工作者则不然，他们不仅要战严寒，斗酷暑，风餐露宿，万里跋涉，经历着同样的艰难困苦，而且，为了制作一部电视精品，作到出奇制胜，还必须绞尽脑汁，精益求精，进行无比艰辛的艺术探索。除了精美的艺术构思，还必须具备足够的人文学养，能够深切地把握社会现实、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地域风习，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表现的深切”。

作为青年电视艺术工作者，王君不浮躁，不轻狂，有一种非常可贵的踏实、刻苦、顽强的工作作风。他自己风趣地说，属牛的人就具备一种“牛性”，认准了一件事情，一路冲下去，拼搏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当然也是事实，但我不想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我要透过这种拼搏精神，看到支撑着它的强大的动力。—这就是忠诚于广大电视观众的炽烈的事业心，对于他所采写的对象，包括老一代革命者、各行各业中的成功人物、知名人士的真诚的敬意，对于电视艺术的执着的爱恋。没有这一切强大的支撑力，是绝对不可能产生那样坚定的意志和持久的行为的。列夫·托尔斯泰说得好，艺术作品的真正标志，在于它的感染力。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想从感情上打动受众，必须自己先要具有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一个冷漠无情，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人，不可能制作出催人奋进的作品。

大家都熟知王国维讲的要成就大学问、大事业必须经过的三种境界：首先是一门学问或者一项事业打动了你，吸引了你，使你树立了一个崇高的目标；目标确定之后，就去不懈地追求，为之劳形苦心，忘食废寝，无怨无悔；经过千般艰险、万种繁难，终于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这样，你就从中饱尝到胜利的欣悦。关键在于必须树立明确的目标，又能投入足够的挚爱，专精至诚，生死以之，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文学艺术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创造性劳动，除了艰苦努力，全副身心地投入，还需有必要的悟性和智慧，需要有独特的发现，这些都属于创新能力。别林斯基有句名言：“独创性不是作为天才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天才必要的属性，是区别天才和单纯的才能或才赋的界限。”他还说过：“人才，永远是精神的创造力量的化身，生活的新的报知者。”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勇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解决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舍此绝无他途。在这方面，王君先生也是很突出的。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呈螺旋式攀升，始终处于不懈进击的动态之中，呈现一种飞扬、奋发之势，总在展现新的创化，保持一种未完成的心态，把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作为艺术创造的标尺。这里有个如何对待自己已有成果的问题。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创新就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这就需要具有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必须依靠一己的胆识和勇气。

创新与借鉴是对立的统一，相辅相成，这就要善于学习。这也是王君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不是走捷径，图便利，把外国的东西、他人的思想模式，生吞活剥、东拼西凑地搬过来套用，而是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吸收、消化其内在的神髓，从中探索规律性的东西，使之与自己的创作浑然一体。这是他取得成功的一个路径。

电视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具有兼容性、真实性、时效性强，时空转换自由，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电子科技手段进行传播的多方面优势，可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这里，王君已经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辙印；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伴随着心灵的磨炼、感情的陶冶、阅历的增加，他的聪明才智一定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发挥。我期待着他的新的更大的进步。

（2004年）

散文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

——《时光之水》絮谈

一、散文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信念的一部分，生活经验、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散文作家张大威女士的这本散文集，是她的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是一部可贵的心灵史。很多文章，从思想主旨到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作者是在以全部的灵性和感受力去烛照历史，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这就产生了许多耐人寻味、新颖独到的洞见。文章有着与众不同的鲜活感，从自身体验出发，去见证美和丑的生成，其中蕴涵的令人感发兴起、令人唏嘘扼腕的人生况味，几乎都是作者心灵历程的外化。现在一些散文存在着生命的钝化、灵性的消亡、人性的物化、人文精神的沦丧的弱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时光之水》为我们探索散文创作的路径，提供了有益的样本。

艺术是人的精神的外射，是作家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产物。散文创作的过程，是客观世界不断人化与人的精神不断物化这样一个能量互相交换的过程。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因此，作品必然处处体现着作者灵魂、心性的特征，必然表现为对自身生命的关注，并集中表现为人对自身命运与价值的思考，对自身赖以存在的时空环境的探索，以及精神家园的追寻。概言之，散文应该表现关于人性和人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生命意识，表达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历史意识，表现人类存在的自然环境的宇宙意识。我多次谈到散文深度关怀、深度追求的问题，我认为，上述几方面就是散文深层意蕴之所在。

有一种散文是所谓“状态的文字”，往往是状态大于文化，状态超越文采，或者说是通过个体生存状态来展现文化，亦即个体生存状态的文化。大威这本书具有这个特色，就是写她的个体的生命体验，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其自己生活的投影，个体的主体性投射，里面饱含着生动的、感性的诗性智慧和深切的生命体验，而不是让散文沦为文化的附庸。

二、我的心目中的文学作品，应该深深植根于文化传统，同时又具有深刻的当代性；既坚持精神价值，存在不为时尚所动的定力，又能与时俱进，具备精神观念与艺术理念的现代性乃至前卫性。常常是所用素材是传统的，而其言说语境、言说方式是现代的，经过作者现代思维的过滤，学理分析的提升，就具备了特殊的魅力。

这本散文集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在浓郁的传统文化信息与古典风韵中展现着作者的现代意识。她以现代人的审美标准、艺术欣赏习惯来品味传统。这从作者的主观创作心理与作品文本的客观价值中，可以充分地看得出来。

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一说创新，就必须与传统决裂。错误地把生物进化中那种后者不断淘汰前者的发展过程，应用于文学创新的实践。这是进化说的美学观。墨西哥大诗人帕斯说：“诗歌没有发展，只有变化。”散文亦然。我们不能认同那种“进化论”的美学观念，反对直线性的层层淘汰的所谓发展，而是提倡多维度的变化，即在不同维度上进行各自不同的创新。

事实上，中国历史的相关性是很强的，传统文化中越是久远的东西对现实的影响越大，人们愿意从中发掘出一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民族符号，作为自己生存状态、生命存在方式的参照。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到最后，就要进入历史层面寻究问题的根源。这也就是不同学科纷纷介入历史的原因。

散文创作面对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大传统，二是“五四”以来三四十年代的新传统，三是域外的文学传统。为了找准切入点、结合点，既要将它们融会贯通，并且综合创新，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传统作纵横交错的宏观了解，又要与这三个传统中的某些大家建立“点”的师承关系—这种师承关系必须建立在自己独特创作个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脱离自我生命体验，一味追求时尚的花样翻新。

三、大威散文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她兼具记者的敏感与作家的深刻，一些散文针砭时弊，鞭辟入里。

文学作品，牵涉到三个方面：客体、主体、本体。客体是对象世界，主体是作家心灵，本体是散文作品，三位一体，才能成为艺术呈现。

对于客体，大威掌握得比较好。她不是一般的感知，而是有深切认识，这是新闻工作者的特点和长项。她非常敏感，而且颇有锋芒，一看就有时代气息，抓住了时代本质。为什么有些文字入人不深，或者读后根本留不下印象？都和这有直接关系。使人感到作家离时代太远，好像生活在真空中，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好像生活在别处”。

杜甫的诗之所以称为诗史，他把“安史之乱”时期吏治腐败、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整个社会混乱无序写出来了。同样，现在人心浮躁、环境污染、金钱至上、真情消解，散文作品中，也都得以深刻展现。这倒不一定是时代本质，但确确实实，是作者与读者们感受最深的。我们都感受到经济发展，物质丰富，可是，精神萎顿，理想失落，这又是怎么回事？人人都痛恨腐败，痛恨世风糜烂，可是，人们又分明没有做到“出污泥而不染”，这又是为什么？都说环境污染，大气恶化，却谁都并不真正地关心环境，常常是参与破坏，又是为什么？有识之士在思考，在追问、在忧虑。作家把它披露在纸上，看了，拍案叫绝，又俯首沉思。

四、最后说说大威女士散文作品的语言。

由于意识形态用语的标准化，由于传播媒介语言的千篇一律，由于日常生活的实用机制，由于从小学到大学的传授知识方式，造成了人们对于一切事物都有一个预设的固有思想模式，固有的表述方式，它不是鲜活的，而是一个个硬结；表现在语言上，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和个性的光彩。我们经常苦于找不到细微感觉和与思维状态对应的词汇，词汇倾向于物化、固化、模式化，失去了感觉的动态过程。难怪当代法国诗人弗朗西斯·蓬热痛切地建议：应该“创立一种修辞学，准确地说，教每一个人创立自己的修辞学。这是一项拯救公众的事业”。

大威女士长期做报纸编辑，作为“媒体人”，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形成所谓“新闻语体”，而是有她独特的文学语言，新鲜、锋利、刚健、短捷，陌生化，有一股奇气。像卡尔维诺一样，找到了“自己维护健康”的路子，在自身的语言机体内，分泌出医治这种语言痼疾的抗体。

（2006年）

《别观锦州》书后

锦州，世称“锦绣之州”，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辽西文化古城，有着无限的可言说性。长时期以来，有关锦州的经济、政治、交通、军事，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奇特的自然景观等方面的著述与评说，尽管尚未达到应有的深度，但为数不少了。可是，如果单就文化而论，显然存在着许多缺项；尤其是从宏大的时空、历史的角度，以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来洞窥文化堂奥，探察人文环境，追踪往昔的风华，还是一个较少有人涉足的领域。

这种现象不止锦州为然，就全国范围来看，也都有类似情况—综合反映一个地区的区域文化的书籍较多，而对一地区、一城市的历史、文化进行个性化的、针对性很强的历史观照，并且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尚属少见。

而这，恰恰是《别观锦州》一书所独具的特色。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全面研索锦州文化、历史的著作，有其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积淀作用。

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史考辨》，从距今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的源头写起，就锦州的始原文化定位、民族融合、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置以及重要文史资源，进行个性化的考证、论辩，力求理出一个历史的真实。《文化透视》部分，通过研究锦州区域文化的历史构成、特点、属性，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并据以分析、透视当代锦州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而探索能够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观导向。《文史掌故》部分，辑录一些与锦州有关联的人文风物，既有史影钩沉，也有某些烛隐发微的考辨、论证，提出一些启人哲思的观点、看法，读来也生动有趣。

这里值得突出强调的，是它的作者冯立民先生并非从事文史研究的专业人员，而是一位党政机关的负责干部。我觉得，这尤其难能可贵。试想，对于偌大一座具有悠久文化传统、见诸两千年典籍记载的古老城市，从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进行如此繁复、细致又颇为准确的考辨、探索，发前人之所未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该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啊！这项工作放在一位专业人员身上，也未必是轻而易举的—尽管从事学术研究就是他的本职工作；尽管在研究条件、学术环境、资料积累、时间安排等诸多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证。

那么，作为一位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负有领导责任的机关干部，情况又怎样呢？他不可能对机关事务不过问、“不作为”，而终日埋头书卷之中，出入于图书馆、档案库、资料室；他也抽不出足够的时间，经常亲赴文物现场，按迹寻踪，或者访察故老，搜集遗闻轶事。就是说，绝大部分工作，他都是在业余时间，通过点滴积累、逐渐摸索来完成的。不难想见，一个肯于让文史研究、学术考辨占据业余时间的人，不知他要排除多少物质与精神方面的诱惑，放弃多少正常的生活享受，承受几多舆论、心理上的压力。因此，对于他们，是应该予以特殊鼓励和大力支持的。

我对冯立民先生并不十分熟悉，十年间，只是在一些场合有过几次接触。最早是1995年，出版部门组织编写“爱我家乡爱我辽宁丛书”，我参与了书稿的审定工作。记得其中的锦州卷《神奇的锦绣之州》就是由冯先生撰写的，材料充实，思路清晰，文笔也很好，留下了较深印象。还有一次是在锦州一位诗人的作品研讨会上，听过他的发言。去年秋天，渤海大学一位学者写了我的文学评传《文园归去来》，在这部作品讨论会上，他把一篇骈体文《闾山赋》送给我看，清词丽句，具见匠心。通过几次短暂而匆促的会面、接谈，特别是这次概略地研读书稿，得出了鲜明印象：这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文史修养的学者型党政干部。

也许正是由于上述一点因缘吧，日前，立民先生专函邀约，为他的这部《别观锦州》写点东西。孟老夫子早就说了：“却之却之为不恭。”于是，就有了上面的关于作品、关于作者的一席话。最后，我想引申开来，再说几句：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生命的浮面；为了探索它内在的生命—它的各种行动的源泉—我们必须通过它的文学、哲学和艺术而深入它的灵魂，因为这里反映了它的人民的种种思想、热情和理想。”处于基础地位的民族凝聚力主要来源于民族文化，来源于民族文化的认同。而这种文化的认同，又有赖于对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探求与审视，从科学、辩证的唯物史观出发，梳理出一部深刻的历史、文化图卷，并判断出准确的历史、文化定位。这对于该民族、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此，热诚期望全省各地都能充分重视这一工作，也愿意看到有更多的同行积极从事区域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准确、深刻地发掘其文化底蕴，以更好地服务于辽宁的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先进文化的建设。

（2005年）

高龄的舞者

启昌大姐以八十高龄、病弱之躯，用不到半年时间完成了这部难度颇大的书稿—《阳光少年》，令人钦服；而在我，则是充满感激了。

大约在二十几年前，大姐就有这个动议，那时不过五十几岁，如果能够动笔，显然会容易得多；只是由于我百般梗阻，一直拖到今日。我也曾仔细考究过：她何以竟有如此澎湃的热情、执着的动力？首先，也是主导的因由，是作者与传主之间深厚的友情、深邃的了解。彼此的相知、相重，这应该是大前提、出发点。

再就是，可能由于真实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德国著名戏剧理论家莱辛在《汉堡剧评》中说：“诗人需要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和这样发生的事相比较，使人很难虚构出更适合自己当前的目的的事情。偶尔在一件真实的史实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心意的东西，那他对这个史实当然很欢迎。”落实到“我的童年”这一个体事物上，按照康大姐的说法，具备着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经历、特殊的人群的优势—有这么多的“特殊”，作家还能不感兴趣吗？

我也认为，我的童年阅历带有典型性，说是不可复制的绝版，未免夸张了；但在同时、同辈中属于特例，确是不争的事实。说来，很像是清末以前的人和事，可是，居然在殖民地所在的1940年代出现了。我们的见解稍有差异的，是大姐秉持“天才论”，目我为“神童”；我呢，一则不敢当；二则不承认；三是尊重作者的权利。

前面说到“难度颇大”，这是事实。事情发生在七十年前，传主除了提供十几篇公开发表的散文作品，余则举手投降，说：“大姐，你就是把我宰了，我也记不起来了，真是无可奉告。若是袖里吞金，真有干货，我早就写成散文，捞名逐利了。”有时，实在躲不过去，硬是被抓住不放，偶尔挤出些许“轶闻”，距离所需，也实在甚远。为此，我深深地感到衷心歉疚。只是写这么个千字短文，实不足以表达谢意、歉意于万一。

如所周知，我的那些回忆性散文—并非自传，写的不过是一时一事、一感一悟、一鳞一羽，也就是苏东坡所说的：“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文学传记则不然，它需要寻根查蔓，连缀成篇，要有故事、情节，要有心理刻画、细节描摹；可是，纪传又要求必须真实。“又要马儿跑，又要不吃草”，这不是逼人于绝地吗？纵令康大姐文名夙著，才气纵横，硬要“戴上镣铐跳舞”，岂不是难乎其难！“防空洞里跑火车”，我真是宾服你了！

其实，作为文学，作为散文，适度的想象原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有个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问题。生活的真实是基础，艺术的真实是手段。前提是散文是艺术，而且是写意型的；唯其是艺术，就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适度想象的律动。作者构思时必然要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当然，这个尺度是很难把握的。水平之高就表现在这里。

（2013年）

剑胆琴心

——于金兰诗文漫评

听一位善饮的学者讲：一个喝酒的人，可以活一生而过两辈子。因为酒喝到微醺之后，与社会现实相对应的心理现实便出现了，表现为另外一种情态。这种情境出现之后，往往能唤起潜在的意识和诸多幻想，仿佛进入一场梦境，其中含蕴着他整个的人生阅历与实践经验。我不会喝酒，自然也就缺乏那种奇妙情境的切身体验。但这种说法我是认同的，并且觉得可以推演到宗教与艺术的境界中去。

人在一般情况下，确确实实只处于一种情境，或曰一种现实。比如，农民种地也好，商贩经营也好，教师执教也好，无一不是踏踏实实立足在大地上，亦即处于各自的一种现实情境里。可是，在宗教信仰中就不同了，仙乡与浊世，或者阳世与冥间，在一个信徒的头脑里层现迭出，那种现实与幻境迷离惝恍、纷然杂陈的双重情境就会出现了。同样，当一个作家艺术家全身心地沉浸在创作状态之中，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对此我倒是有实际体验。近期通览了于金兰同志的文艺作品，忽然萌生出一个想法：原来，她也是经常处于心理的现实与社会的现实的交织之中，或者说是艺术与现实双重组合之中。

先说社会的现实。我与金兰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我们分别任职于两个相邻的地级市的党委，职位、级别、职责范围相同，会议期间或逢节假日，常常相互走访，交流学习、工作的心得体会。那时，干部作风、社会风气、人际关系良好，人们好学上进，精神振奋。同志之间出于学习、借鉴的需要，各地横向交流较多，不像后来偏重于上下级关系的疏通，也并不刻意营谋给上下级打下什么“政绩”烙印，而主要是自励自强，“反求诸己”，功夫下在提升一己的实际本领、人文修养与做好本职工作上。这样过了四五年，我们又相继调入省级领导机关，分别在宣传与出版部门工作，更是相知相重，相互支持，有时从工作出发，也会就不同意见争论得不可开交。

从近三十年的交往中，我认为金兰同志是一位有个性、讲原则、很刚直的女性。自主意识较强，不肯随俗俯仰，更不要说阿谀奉承、逢迎谄媚了。这样，有时也不免遭到某种误解以至孤立，自然也会感到有些苦闷与迷惑。但似乎并未看到她从此改弦更张，而是依旧我行我素。这一切都是秉性使然，即便要改，怕也是很难的。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向来讲究“文如其人”、“言为心声”。可是，说来也有些奇怪，金兰同志那种刚直不阿、清高耿介的个性却很少反映在她的文艺作品中。就是说，在她的散文、诗歌、小说以至摄影等艺术作品中，呈现的内容与格调倒是情深意切，柔情似水。借用清人郑板桥画竹、咏竹诗句，叫作“一枝一叶总关情”。对于英美新批评派的观点，我一向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研读文本就是一切，用不着去过问作者的生平经历、行为、气质。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向作者求援是文学批评家无能的表现。”那么，金兰同志诗文作品是否可以作为此论的佐证呢？不能这样判定。在我看来，这是两个意蕴不同的概念。就是说，这里的问题不是作者的行为、素质与诗文的格调、内蕴两相背谬，而是作家的两种现实、双重情境在艺术创作中的不同映现。

金兰同志虽然身居领导岗位多年，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坯子。她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情感世界是异常丰富的。她幼怀聪敏，酷爱诗书，具有丰富的艺术细胞和领悟能力，后来入读大学中文专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参加工作之后也基本上没有离开这个圈子。灵明的心性和深刻的心理体验，以及充分感性化、个性化的感知方式和审美体验方式，经过长期的氤氲、发酵，形成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原动力与不懈的向往、追求；而这种独特的灵性超越与感悟，对于文艺创作无疑又是一种诱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她是一个十分执着的人，前进的目标一经认定，便以矢志不移的耐力和刻苦勤奋的精神，拼力促其实现。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些诗文集与摄影集，有些是在紧张繁杂的工作之余完成的，更多的则问世于离开实质岗位之后。卸除了沉重的工作担子，过着净水闲云、波澜不兴的退休生活，闲暇时间多了，心也沉静下来，般般往事汇聚心头。对于世俗的钻营奔兢、琐屑营谋，本来她就没有什么兴趣，待到脱开红尘扰攘、浮世纷争，离群索居之后，就更加潇洒从容了。于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呈现出一个半是实在半是空灵的精神世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就是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而经常的状态是，现实的物质世界渐行渐远，虚幻而空灵的艺术世界则日益贴近，直至完全沉浸其中。

元代诗人有“小榻琴心展，长缨剑胆舒”的句子。由此，人们常把那些赋性刚直、耿介拔俗却富有生活雅趣、艺术情怀的人，形容为“剑胆琴心”。我觉得金兰同志庶几近之。人生、人性是七色斑斓、丰富多彩的。鲁迅先生诗云：“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原是人之情亦理之常也。联系到文艺创作规律，就更容易解释了。列夫·托尔斯泰说的好：“艺术是人类生活中把人们理性意识转化为情感的一种工具。”文学艺术是主情的。怎能设想一个女作家竟会是形同槁木、情感匮乏的呢！

细加研读，可以发现金兰同志的诗文有如下一些鲜明的特征—

贴近时代，目注苍生。文学是人学。人的思想情感，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现实中最基本的存在。金兰同志起身于基层，尔后又到上层领导机关，广泛接触实际，饱经世事沧桑，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于人情世路有深切的感悟。她的散文绝大部分都取材于身旁的现实人物。人的生存价值、人的命运铺排、人生道路抉择，是她观照的焦点。创作中，她不习惯于引经据典，说古鉴今，作品里见不到那种凌空蹈虚的空泛议论和“发思古之幽情”的书卷气。也许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吧，生命中存留的般般往事，也时常悄然涌动，这样就有了对于过往生活的碎片整理，但无不根植于现实的触发，又着眼于实际问题的探索。总之，都是奔流的情感寻找诗文的形式，而不是先设定精巧的形式去填充情愫，也就是因情造文，有感而发。像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自己选择写作是因为有话要说。”

真情灼灼，尤其是对于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有着特殊的关注。她的散文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是情真意切，“笔端常带感情”；二是绝大部分写的都是女性。她以一颗平常心，通过情思隽永、富于质感的笔墨，状写那些质朴无华而命途多舛的寻常女性。一部《女人有泪》，无论是真实纪事的散文，还是少量的想象虚构作品，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无论是描述长辈晚辈的亲人，还是叙写老师、朋友与同事，甚至素昧平生、匆匆一面的他乡过客，全都是作女性方面的文章。她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饱含深情地，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现女性的个性、命运、心灵，刻画她们的爱恨情仇、苦乐悲欢、坎坷际遇，生存中的种种无奈。其中有赞美，有悲慨，有感叹，有讽喻，而主调是深切的同情。读后令人久久沉思，甚至欷嘘不已。

长于分析，思辨能力较强。作家表现生活、介入生活，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生活的审视者；一种是生活的追寻者。前者多为阅历丰富、饱经风霜的过来人。对于生活，在介入过程中，抱着审视与探究的态度。后者或初涉世路，或纯任天真，经历就是体验，写作就是精神跋涉的实录。金兰同志显然属于前者。鉴于“文革”对于人性的摧残和人情的扭曲，她在创作中更多地注重与重新思考生命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她的几部诗作与散文，大多都是对于生活的审视与回味。写作手法，深得梁·萧统在《昭明文选》中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真髓。有的是直抒胸臆的理性辨析，有的是在富有真切的感受、深刻的内涵的基础上，营造出一定的意境、意蕴、意味，并以美的形式和诗的语言出之。她也状写自然景物，比如花卉，但都是赋形于此而义归于彼，纯然吟风咏月的几乎没有。她的一部诗集名为《人生杂咏六十首》，里面分成两部分，一曰《魂》，一曰《悟》。每一篇诗作都配有大幅鲜艳的花卉照片。可是，如果你以为作者是以散淡的闲情状写奇葩异卉，那就错了。实际上，她是借助花卉来讲哲理，诉衷情，说命运，道人生的。一幅草菊的题诗是这样的：“你有的/我可以有/只是无心去追求/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有的/你却未必有/因为/人生的真谛哟/难以铸进你的心头”这真是典型的借题发挥，夫子自道；或者说是“借草菊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中外文学作品中，向来就有“拟人化”的手法。“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孤高傲世谁偕隐，一样开花为底迟？”借花咏人，本是古代诗人的惯技。

富有美的蕴涵。金兰同志素具审美情操，生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对于美的欣赏是异常敏感、异常专注的。这种美的蕴涵，像西方美学家桑塔耶纳说的，“表现为一种价值，也就是说，它不是对一件事实或一种关系的知觉；它是一种感情，是我们的意志力和欣赏力的一种感动”。就是说，美是寓于真与善之中的。它是满足我们心灵需要的一种快感。因此，散文中的美表现为引起读者感奋的情韵、意境与文辞。古人赞美好的诗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金兰诗文就具有这种素朴天然的美。这种素朴是真情实感的外现，又能有效地拉近与读者心灵的距离。

似乎有一种悲凉意绪与悲剧情怀弥漫在作品之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有这样一篇纪实散文：《老坨子，你何时醒来？》前半部分尽写世外桃源般的老坨子人情、环境的美好，然后，笔锋一转，像一场噩梦般的，风华不再，清景顿失，美丽的环境经过“开发”惨遭破坏。类似的篇章还有，多是写人，读了令人惘然若失。莎士比亚和鲁迅先生都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撕碎（毁灭）给人看。笼罩着金兰作品的，是一种苍凉、凄美、沉郁、悲慨的氛围。她的文章里没有嬉闹，只有凄清，没有喧嚣，只有沉思；与插科打诨、滑稽戏耍根本上绝缘。

这种风格的形成，也许同她的人生经历有一定关系。据她自述，童年时期贫穷、疾病、恐惧的阴影，过于凄苦、辛酸的经历，在她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终生难以排除的深重记忆。长大以后，好学深思，赋性深沉、内向、严谨；并且长时期处于主要领导岗位，而仕途也并非总是春风得意。至于理性思维的过分发达，更进一步整合与深化了对于世路人生的认知、体验。—这些，对于她的创作风格和审美取向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她的精神库存中盛满稳重、深沉、苍凉的因子，而缺乏那种纵情笑闹、汗漫逍遥的活泼细胞。

回到前面“文如其人”的话题，这一切，都决定了她的诗文的风格与特色，哪里是研读文本就是一切，无须过问作者的生平经历、个性、行为呢！

（2010年）

石杰其人其文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有句著名的话：“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我国的一代宗师钱锺书也有类似的主张：由作品去说话，而把作者隐藏起来，“如果你觉得鸡蛋好吃，还何必非要看看下蛋的老母鸡呢！”

而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却有着相反的意见，向来讲究“知人论世”、“文如其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孟老夫子就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个人是拥戴后一种主张的。因而也就习惯于把作品同作家联系起来。既然，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一部作品又怎么能同它的作者截然分开呢？

我与石杰女士相知相识已经二十多年了。她写过一部研究我的作品的专著—《王充闾：文园归去来》，一篇径直题为《我所认识的王充闾》的随笔。从书名、文章题目上可以看出，她是把人和文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她还写过大量评论我的作品的论文。我们经常交谈、通信，讨论问题，交换看法。虽然比较起来，关于其人其文，没有像她那样写得很多；但我自认，还算得上是深知深解的。

她的艺术感觉很好，富有灵感、悟性，尤其注重非理性因素，包括直觉、灵感、错觉、假象、潜意识、偶然性、心理意象的模糊性和不自觉性，等等。但是，她与其他那些凭灵性写作的女作家不同，她是把生命投入到创作里面去，绝不是玩文学，拿起笔来，像做人一样，劳神苦思，一丝不苟。严肃的创作精神在她那里，既是关注人生、探索生命、解读苦难的一种武器，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于是，在这种审美情感中积淀了更多的理性内涵，并达到了很高的层次。

她对于哲学有着特殊的偏好，在她看来，深与新与美是同义的，深度追求就是她的审美期待。近年来，她读了西方几乎所有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书中有得，功力所至，这从她的小说、随笔、评论中，看得清清楚楚。

也许和形上思维、直觉思维、神秘意识有直接关联吧，她十分崇尚原始思维、原始意识形态、原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为这是美的所在。认为这是文学创作的理想之国。她钟情于人性的力量和勃勃的野性生命力。这也是她不同于其他女作家的鲜明特点。无论是从区域文化角度，还是从作家心态角度分析，这都具有作为历史标本的价值，是颇富典型意义的。可惜，论者在这方面关注得不够。

她的文学追求与审美崇尚，自觉不自觉地张扬那种恬静、幽僻、独特、粗犷的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中人性的魅力，也包括一些民族、地域的独特风俗、独特情感、独特性格。最可贵的是，虽然她已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在滔滔尘世、滚滚人潮中，每日所闻见、所接触的全是另外一种形态的现代化的事物，浮躁的、趋时的、表象化的习俗与心态，但是，她始终葆有一种平民意识和底层社会人群的朴实、粗犷、真诚、善良的优良质素。她对于艰难的人生和悲剧性的命运，有一种特殊的关照和深邃的理解，这也许和她的崎岖多故的经历、艰难凄苦的际遇，特别是孤僻、敏感、倔强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长时期的艰难、苦涩、沉重、孤独的生活，像夹壁一样，把她挤压、折叠得过久。她挣扎着打开，而留在心灵深处的伤痕，宛如水成岩形成的皱纹，已经遍布整个身心，从而产生了独特的心理防护意识和高度的艺术敏感。她自尊、自信而又自卑，心境敞开而又封闭，个性极强，自卫意识非常鲜明。在她的生命历程里，孤独、凄苦的心境，奇崛、偏执的个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追求和正直、善良、重义轻利的优秀品质，以及孤高的格调，冰雪般的纯洁，相傍而生，结伴而行。这是她历久弥新的人生主旋律，也是她赖以生存并支撑着创作信念的内在动力。

她已经创作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三部，学术专著四部，学术论文一百篇，散文、随笔近五十篇，就中以研究张爱玲、贾平凹、史铁生的作品为多。她的小说创作，淡化人文背景、情节结构，而强化神秘性、传奇式色彩，认同底层文化，认同质朴、纯洁、真实的人际关系，认同原始的人性和回归自然的思潮。她对于本地文化的残缺的、几乎停滞的、带着原始色彩和素朴的人性气息，感到一种特有的亲近，从中体验到一种特殊的美学意味。当然，这种认同是情感上的。在理智上，她对于那种古老的惰性、麻木的灵魂、卑琐的心境以及由于贫困、落后造成的人格的退化、人性的弱点（亦即“国民劣根性”），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焦虑与悲戚，常常在作品中血呼啦地加以展现。在这方面，有些类似鲁迅。她也是寓冷峻于温情之中，寓批判于关怀之内。因此，可以说，她的心态是复杂的、矛盾的、多维的。

石杰的三部小说，可以看作是“姊妹篇”，都写苦难、写人性、写人生命运，但并不重复；而是有新的探索，有升华，更侧重于对苦难背后的东西的发掘—人性的复杂变异、人的命运的荒诞、生存的无奈与困惑。歌德老人说：“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并不是重要的；在那些事情之间有一条道路，这道路是由心中的块垒敷设而成，由泪水浇灌而成，而路面上空飘浮着叹息的微风。”石杰同样也有心中的块垒，“苦闷的象征”。创作是其长期压抑的宣泄；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是一种积极的挫折防卫机制。

以其研究方向、个人喜好来说，她更倾向于哲学思维，更趋于理性化；但写起小说来却能够形象鲜明，叙述生动，富有可体验性、直觉性。随着西方理性主义在我国的张扬，直觉似乎成了一个贬词，往往和浅显、直露相联系。可是，写小说又绝对离不开直觉，直觉是一种逼近事物现象与本质的重要通道。这是石杰的一个显著特长。

石杰的小说有些是现实主义的，有些是属于现代派的，比如那些哲思小说，更重视主观性和想象力。在那里，情节、事件的真假似乎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假作真时真亦假。小说中的离奇、诡异往往成为体现艺术之真的一种手段。写作这类小说，可能是她的长项，因为她具有哲学思维，而且想象力也比较强。许多外国短篇小说，哲理性和想象力都极为丰富，她读得很广泛、很细致，很深入。我就非常喜欢这类小说，确实也从中获得很多的教益。

写人性与苦难，石杰跳出了有些作家从西方现代派那里复制痛苦、焦虑、恐惧、绝望的所谓“精神经验”的路子；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从生命体验出发，调动自身的积累，所以就显得深刻、痛切。当然，还应该再超越一步，精神更博大、开阔一些。扩大精神视野，关注存在的境遇，超越个人的人生阅历，跳出一己之悲欢、挫折，把愤懑的情怀、批判的意向扩大到整个人性、人生的层面，进入整体性关怀的向度。

在评论石杰的文学成就时，除了关注文学创作，还必须提到她的学术著作、文学评论。这方面，她同样是用力甚勤，而且数量很大的。过去，我曾劝说她少写评论（不是指学术著作），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文学创作上。理由是多方面的，但我并未展开说：一是，精思隽语、奇文胜义，已经被古人说尽了，当代人再翻不出什么新意来；二是，传世作品是天才的产物，非后天所得；易言之，是做出来的，并非评出来的。《诗经》、《楚辞》、《红楼梦》，写作时几曾有人评点过？三是，当前有些评论遭人反感，有些评论家并不认真阅读作品，拿起笔来，无的放矢、漫无边际、“海客谈瀛”般地议论一通，可说句句都对，但都与这部作品无关，或者说套在哪个头上都行；还有的拉开架势，舞刀弄棒，动辄引经据典，而且都是西方的新奇观点，往往论者自己也未能充分消化吸收，却囫囵吞枣、半生不熟地镶嵌在文章里，读来如同走在崎岖不平的石子儿路上，硌脚，很不舒服。当然，我说的只是一部分，并非整体；四是，我怕她过于理性化，妨碍了形象思维、文学创作；五是，鉴于石杰主观性、自我意识特强，我担心会过于苛刻，不够全面。

对于我的建议，她似乎不以为然，但出于礼貌，也未加反驳。于是，就照样写下去。但是，近日我有意识地读了几篇她新写的评论，感觉眼睛一亮，与过去大不一样，确是应该刮目相看了。总的感觉是，很大气，有大家风范。洗尽铅华，不事雕饰，非常实在；深邃的蕴涵，却以通俗、简约的语言出之；姿态平和，游刃有余，感觉不到吃力，但所谈问题，有创见，针对性强，直抵要害。不像当前有些评论那样惨淡经营，左支右绌，有“举鼎绝膑”之势。

（2012年）

人物命运遭际的哲理思索

——小议长篇小说《狗鱼》

在关于石杰的长篇小说《狗鱼》（中国文化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研讨会上，许多学院派批评家、教授、学者已经做了精彩的评论。我认为从学术研讨角度，研讨的课题不应仅限于作品本身，也要包括对作者的其他作品、作者的创作道路进行探索与研究。我觉得这部长篇小说在这些方面皆有可观。以下从几方面阐述个人的阅读感受：

一

张威先生提到了关于作者的三个层面，使我很受启发。我原来也想讲，从作品中看到了“三个石杰”，也是从层面上分的。一个是从情感层面上，看到了“孤愤著书”的石杰。对于文学创作，情感是至为重要的。我觉得她是孤愤著书，有点儿像太史公那样，她是怀着一腔愤懑，在那里穷愁著书。第二个是伦理道德层面，看到了“爱憎昭然”的石杰。小说里虽然没有直白的伦常教化，但不乏道德观念的认同，她是通过情节、形象表述她的道德关怀的，不论是表现婚恋生活，还是言说历史、政治、社会人生，其中都隐含着鲜明的道德元素。第三个是哲学层面，看到一个“悲怆、深邃”的石杰。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是她取得成功的主要方面。关于这一点，我想展开说一下。

主要表现在：一是，石杰把自己的人生体验以及周边事物提升到了哲学的层面来发掘、表现、剖断、分析。联系到她的悲怆、深邃、惯于质疑的秉性以及日常对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癖好，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显然，她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我们知道，一般的文学作品在审美形式之外，都应该具备一定的思想内涵，但是有思想内涵未必就具有哲学思维。这需要有一种特殊的哲学视角。我们说，《红楼梦》也好，《桃花扇》也好，都具备一定的哲学视角。所谓哲学视角，大约就是某种特定的观照人生的立足点与方式方法。曹雪芹看社会、看人生、看生命的视角显然是不同凡俗的。他写了具体的社会、人生、生命，又不限于具体的社会、人生、生命，其中含有深邃的哲学蕴涵，具有普遍性意义。

二是，表现在作者对人物的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怀，对个性与人物命运关系的研索，这方面向峰老师分析得非常深入、细致，我不再重复了。

三是，通过大量的质疑、诘问，特别是那个苍凉的结局表现出来。作品中许多问题都是无解性的，悖论性的。文学作品中的确存在一些可以说是无解的东西，你不知道它的答案在哪儿。

四是，悲剧情结，悲剧眼光。书中写到的种种色色人物，他们彰显出的各种追求、欲望，以及人物的结局，都和苦难相联系着，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在这方面承受悲剧的结果。

五是，小说的结尾很精彩。我看这本书先从前面看，看着看着觉得不过瘾，或者说没有找到感觉，于是，我便翻到了第八章，从那儿往后看。一般来说，文学作品往往是前面的更精彩一些，写着写着就松劲了。这部作品后面比前面精彩，确实有古人说的“六龙蹈海，万马呼风”之势，把多方面的文学功力展现出来了。特别是结尾，人物都给予了恰如其分的交代：苏小娟死了，白莹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陈把头、陈大荣、李青、赵一雄，等等，各有各的结局。尤其是林雨的失踪，更让人怆然伤怀，可谓“曲终人不见”。而这个“曲终人不见”，还不光是一种余韵悠然，或者是哀伤、愤懑，而是生发出一种神秘感，这和作者的美学倾向有直接关系。石杰读书也好，创作也好，一贯对神秘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二

这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主要人物，相对于小人物、所谓“中间人物”，笔力显得弱一些。我想，这大概带有一定的规律性。

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夏曾佑说过，写小说有“五难”：写小人易，写君子难；写小事易，写大事难；写贫贱易，写富贵难；写实事易，写假事难；叙事实易，叙议论难。

当然，就整体上说，看过这部作品之后，我还是很佩服作者的洞察力、概括力、想象力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关于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的提法，我觉得，这同样适用于整个作家群体。小说家一般都属于客观的类型，往往要借助于丰富的阅历。阅历既深，拥有的材料便越丰富。石杰在半个世纪的人生中，无论是读书、工作，生活境遇辗转周折，应该说具有较为丰厚的人生阅历，这是她从事小说创作的资本。但令人佩服的是，她本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不具备医药卫生方面的生活经历，却能够写得这样周全、细致，而且达到了一定的认识深度，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着实很不容易。这颇得力于她在现实生活中能够细致观察，而且勤学好问，善于在近乎闭塞的生活中间接地获得经验，积累素材，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凭借丰富的文学想象力。想象力对于文学来说特别重要。现在的文学作品，许多小说、电视剧，纯粹是日常生活的直接照搬。

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场景的模拟与写真，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除了作者文学才能不足以外，大概也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关，现在是一个没有想象，也不需要想象力的时代。想象有如梦境，是一种贫困、匮乏的产物。一当各种东西得来容易，想象就会成为多余的了。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想象力很丰富，她想了很多很多的物质享受，就因为她得不到。现在的生活太丰富了，而且，时间、空间的距离大大减少；再加上人心浮躁，不肯运用想象思维。单从这一点来说，石杰的小说创作也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善于把思辨的结果成功地转化为形象、意象，转化为情节。这方面李贽有一个著名的论述。他说，艺术创作概括起来就是两个“hua”：一个是图画的“画”，一个是转化的“化”。头一个“画”，是把理念变为情节、形象；后一个“化”，是在形象、情节中渗透、溶入哲学思维、哲学理念，实现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化。借助于娴熟的表现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可以将理念变为形象的东西；而借助于理性思索，又可以在形象的东西中寄托哲理的蕴涵。这是一切优秀作家作品所必须具备的。石杰就是能够把心中所想的、眼睛所看的，都形诸笔墨，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这借助于她的文学修养、文学功力。因为她有写短篇、中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她可能每一天都生活在两种空间里：一种是现实的空间，一种是想象的空间。而她又能将这两种空间很好地融合起来，形成文字。这也是她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石杰是从写中短篇小说入手逐渐发展到创作长篇小说，其间大概花费了十多年的磨砺功夫。当然，作为高校学者，同时也写了许多文学研究文章与评论。她曾经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和西方哲学著作，有比较深厚的学术功底做支撑，厚积而薄发，后劲很足，看得出她的成功不是偶然的。现在有一些人，根本不会写短篇、中篇小说，一开笔就写长篇，既没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又缺乏足够的文学驾驭能力，只是满足于编造些故事情节，再装进去几个人物，其他就不考虑了。为的是改编成电视剧，日进斗金，而不是从研索创作技艺出发。

这部小说涵盖了“文革”前的十七年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对于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书中描写的许多过去的场景都是亲历亲闻的，因而读起来有一种亲切感，甚至产生一种怀旧的情绪。这个怀旧，并非因为那个时代有多么好，只是因为那个时代我们很年轻，而且直接参与了，仿佛又回到当年的岁月。时光也好，文学也好，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它们都有一种过滤作用。“少年子弟江湖老”，原本十分普通的东西，甚至是一场苦难，然而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经过文学、美学的过滤，上升到一个审美的层次，当日的种种烦恼与苦痛，于今已在记忆中消溶、淡化，沉淀下来的倒是可供婉转追怀的忆念了。

几位评论家谈到了小说的不足；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觉得还是写得实了一点，是否可以再空灵一些？刚才说过了，我是先读了后半部，读了结尾，然后又读的前面，感到后面的较为空灵，哲学意味较强，如果前面的也能空灵一点，是不是更好呢？有些过程、场景（比如医院的评先创优过程、林雨在庆祝会上的讲话等）其实是大可压缩的。这纯粹是我个人意见，只供参考。

（2010年）

拥有着是一种幸福

摆在我的案头的是浙江义乌女作家潘爱娟的一部散文书稿。我同它的作者只有一面之识；更多的了解主要是阅读她的文学作品，包括三本散文集和两部长篇小说。往往是读着读着，作者就活脱脱地出现在眼前，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连同整个心灵世界都毕现无余。就中尤以这部散文作品《拥有着是一种幸福》，最为明显。

阅读爱娟女士的散文，仿佛是在那里听她饶有兴味地叙说着多彩的人生，展现着心灵的奥秘。其中饱绽着快乐，也浸渍着愁苦，洋溢着欣慰之情，也播撒着忧伤的种子。她还很年轻，可是，文章中却充满了对世事沧桑的感怀，人生体验的解悟；当然，也像其他年轻女作家的作品那样，盈溢着浪漫情怀和细腻笔触的亲情、友情、爱情的叙述。无论是为直为曲，或庄或谐，都集中地凸显出作者纯朴善良、善解人意、豁达大度的心性、品格与风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篇篇作品正是她一幅幅写真的自画像。

她以一种从容、自在的心态，不瘟不火，疾徐有致地顾自在那里娓娓动人地诉说着。语言是清新、劲健的，朴实而亲切，颇似汩汩清溪在平畴旷野中轻轻地流淌着，没有闹市的喧嚣，没有怒潮的喷涌。她的行文显得很娴静，不像有些年轻女作家那样激情四溢，喷薄而出。她笔调流畅自然，不矫揉造作，不张狂作秀，不故作高深，流露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

这部散文作品集，就其内在含蕴来说，一如它的一篇作品的题目：生命如鲜花般美丽。可以说，这是一曲奏鸣着心灵之美的生命赞歌，是一面剖视社会人生的透镜，也是一部能够帮助读者升华情感、净化灵魂的启心益智之作。她不属于那类所谓“跟着感觉走”，皈依“感情导向”、“生活意志”、“生命冲动”等“非理性主义”的言说者，她的文章放射出一种理性的光彩，展读一过，可以从中领略许多知人论世、处事应时的道理，概括起来说，就是“拥有着是一种幸福”。

但它并不枯燥、琐屑，冷静中往往放射着一种情感的冲击波，而深情灼灼的叙述里又常常流贯着一些实践性的智慧和生活哲理。就其所展现出的阅世的清醒、处事的成熟和分析问题的客观、全面来说，对作者本人缺乏了解的读者，还会以为它出自一个阅尽人间春色、饱经风霜磨炼、久历文场的“斫轮老手”哩。

一方面是极度的真诚，情真意切，跃然纸上，作家习惯于把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真情实感坦诚地托示给读者；另一方面又有足够的清醒，抒情说理，客观、明达，不使感情的潮汐溢出理性的河床。作者在上述两个方面结合得恰到好处。前一方面—“修辞立其诚”，对一位散文作家来说，应该是起码的要求，却又是至关重要、非常可贵的，因为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为贴近的文体，是作家人格的再现，真诚是散文的生命。缺乏真情实感的文字，也可能摛文敷彩，绚烂炫目，但肯定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充其量不过是一尊徒具形骸的木雕泥塑和一束五光十色的纸花而已。而后一方面，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关系到一部作品理性的蕴涵，哲学的品格，思想的深度，智慧的光芒。两者统一起来，才能相得益彰，相映生辉。

爱娟女士是一位颇具发展潜力的青年作家，从她的几部小说、散文作品中，看得出她在努力地挑战自我，力图超越自己，再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带有飞跃性的认识。人类理性的高贵品格，在于它的永不止息的创造性与开发性。艺术的深度存活于创造之中。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对创新充满渴望的时代。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生存状态，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现代人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而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人生以及自身命运，就必然产生普遍性意蕴的哲理追求。对一位年轻的女作家来说，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当前，广大读者钟情于思想随笔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期待着通过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地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通过阅读，从作家鞭辟入里地拷问着人类灵魂，也把解剖刀无情地指向自己的超越性感悟中饱享思想的愉悦。可是，从散文创作审美形态的发展现状来看，理性的缺席、诗意的失落、哲学含蕴的稀薄、缺乏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在这方面，爱娟女士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切望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对意蕴深度作进一步的开掘，使思想蕴涵得以不断地提升档次。

散文创作是一种表达生命体验和内心情感，充满主观色彩的文学样式。爱娟女士善于将客观社会生活和自然图景同主观情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如同前面说过的，其中既有思想的强大冲击力、理性的饱满张力，更有富于审美的、艺术的感染力。它能通过情感和形象的途径，把文学艺术的魅力展示出来，以引发读者长久的感动和深沉的思考。

“拥有着是一种幸福”。爱娟女士在散文创作中拥有很多优势，特别是在抒怀、叙事方面显现出独特的优长。应该把它发扬光大，努力进入一个新的境域，攀上一个新的高峰。

我充满信心地期待着她的新的更大的成功。

（2003年）

谈牟心海和他的诗

从前，孟老夫子讲“颂（诵）其诗，读其书，知其人”；后来强调文本研究；现在，接受美学更看重读者的理解。我把三者结合起来，说说我对诗人兼艺术家牟心海同志和他的诗的理解。

我与心海同志相知相重近三十年了。开初，我们都在市里分管宣传思想工作，又都喜欢文学艺术。后来，我们又在同一年调到省里，我在宣传部，他在文联。接触多了，互相增进了理解。我很欣赏他的人格、人品，素以清正廉直许之；也佩服他的独到的识见与成熟、老到、稳重的工作作风，在文化工作中十分倚重他，视之为出谋划策的智囊。现在，我们都老了，相继地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接触、联系仍然很多，主要是在文艺方面。他在诗歌、理论、书法、绘画、摄影诸多艺术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我尤其赞赏他的精益求精、不断进取、渴望超越的奋进精神。

提起他来，我有时想到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叶芝。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叶芝生生不息，不断地超越自我。他的许多重要诗作都完成于七十岁之后。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学前辈，肯于俯下身去向年轻的一代学习，他接受意象主义的新诗，直接受到小他二十岁的庞德的影响，就是一例。这使他葆有源源不竭的创造力，使他的诗作不断地创新，永远在变化，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风格愈益多变。他的创作历程经过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大量的好诗，可是内容、风格显著不同。19世纪90年代他倾向浪漫主义；后来接触现实多了，诗风转向遒劲坚实；晚期更趋成熟，哲理性强了，想象力激增，大大发展了象征主义。由于他的特殊成就，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心海渐近老境之后，敏锐的艺术感觉，多方面的才气，精进不已的艺术创新精神，更加凸显出来。对此，我是十分歆慕，并想认真地加以研索的。

心海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后培养出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是十分典型的。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大学之后，就投身到基层去锻炼，从乡到县到市到省城，自下而上，一步步健康地成长着。本来仕途十分顺遂，可是，他却钟情于文学艺术，尤其是爱诗如命，竟然达到痴迷的程度。像南宋诗人杨万里所说的：“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也并不欠陶渊明、谢灵运的债呀，怎么诗兴竟像精灵一样附在身上，夜里梦里也不肯去呢？我们都是一样，对文学艺术本乎性情，出于挚爱，绝不是想在里面混出个什么名堂，得到什么好处。这在当时干部队伍中，是属于特例的。

写诗的人大多具有浪漫情怀、艺术气质、诗性风度，有许多人狂放不羁，放言无忌，体现一种狂士派头；可是，心海同志却并不是那样，而是显得成熟、稳健得多，看问题很全面，不怪诞，不轻狂，不偏激，不走极端。

诗是重想象，重形象，重感觉的。心海的诗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近年来，他在一些评述著作中，却充分发挥其思辨特色，写出了大量思辨性、判断力很强的东西。那么，他是如何把形象与思辨、悟性与知性很好地统一起来的呢？很值得我们总结、研究。

人们写诗，多是“老去诗篇浑漫与”（杜甫诗句），往往是任其自然，随心所欲，不那么经心着意；心海同志却不然，极度认真，追求极致，而且是越写越新潮，越前卫，居然跻身于现代、前卫诗人队伍之中。

本来，我国诗苑中这类先锋诗、朦胧诗以及后朦胧诗崛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许多诗歌作者受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思想与文化思潮影响，充分显现其先锋意识；可是，到了90年代就式微了，与席卷全国的文化界所谓“新保守主义思潮”相呼应，先锋诗中有一个明显的回归现象，即日益丧失文本中的无情颠覆与解构的反叛姿态与先锋精神，回返一种与传统融合的道路。而心海同志却是在90年代后期迎头赶上，跟了上来。作为一位年纪较大的诗人，作为一个“失晨之鸡”，他的诗写得也很现代、很前卫、很先锋，文学性显著增强，艺术水准很高。这一阶段的诗作，很明显，抒情达意由外向内，由客观转向主观，由事物表象描绘转向心灵深处的揭示，从明显的意义转向深层、隐蔽的感觉。

他的炫目耀眼的成绩，已为当代诗界所共同认可。朱先树、张同吾、吕进、沈奇、蓝棣之、高平、梁小斌、晓雪等诗界翘楚，对他这一时期的诗作，都予以很高的评价。他的这种现象，同样也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与探索。

当然，据我看，这一超越性的前进也是付出了代价的。由于强调感觉、意象，不像过去那类诗一眼就能看出意义所在，这样，必然要增加阅读的难度，难免会减少一些读者；而且，也不大容易记诵。比如，韩瀚的诗：“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由于有鲜明的意蕴，很容易就记住了；而强调感觉的现代诗，所谓“只可意会”，就不那么容易背诵了。诗不能背诵，恐怕也不容易传播。

我是写散文的，有时写一些旧体诗；而对于新诗，读过也“不求甚解”，更不会写，难免说不到点子上，甚至要讲一些外行话。说得不准确的，愿就正于方家。

（2009年）

文化大散文三议

一

从前，孔夫子曾经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说的是：朴实多于文采，则流于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这使人联想到人们关于写作文化大散文的两种忧虑：一种是担心写作者把文学作品当成学术著作来写，弄得质实而无文，他们往往只是停留在史料的复述上，而不能触及历史烟尘背后的人性、人生、生命的真谛；另一种是担心放言纵笔，夸夸其谈，而影响到作品的科学性。现在看来，这两种担心都不是无谓的。

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文化大散文或曰历史文化散文同一般史学著作的区别。二者除了文体上的自然属性的差异，我以为，至少还应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文化大散文的写作者应该高扬主体意识，让自我充分渗入到对象领域，通过不断地质疑、探寻与追问，阐扬个性化的独立的批判精神。就文化大散文应该体现作家强烈的主观感受这一点来说，它与咏史诗有些相似。“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杜牧咏赤壁之战的名句；还有白居易咏叹曹操的诗句：“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没有太多的价值。可是，为着收取“八面受敌”，纵横剖断之效，在诗人笔下，却常常驰骋着无边的臆想。

第二，文化大散文应该洋溢着作家灵魂跃动的真情，闪耀着熠熠的文采。既是散文，总离不开抒情，真情是文学的灵根。文化大散文除了要求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还应该具有深沉而凝重的激情，富于诗性与美感。要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赋予文章以浓郁的感情色彩，力求在情感和理智两方面都能感染读者，征服读者。文采，属于文化大散文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能把它同科学性对立起来。“文史不分家”，原本是我国文化固有的传统。司马迁的《项羽本纪》、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翦伯赞的《内蒙访古》，都是“文质彬彬”，斐然成章的，它们都实现了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高度统一。我以为，科学性能否丧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作者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水平，而与作品是否具有文采并无直接关系。

三是文化大散文应该坚守精神的向度，闪现理性的光辉，在对历史的描述中，进行灵魂烛照、真理探求、文化反思。历史就是人生，人生必有思索，必有感悟。散文是发现与开掘的艺术，最关紧要的是在叩问沧桑中撷取并进而展示独到的精神发现。缺乏深沉的历史感与哲思，缺乏独特的精神见解，不能获得广阔的精神视界和深邃的心灵空间，进入更深层次的文化反省，就无所谓深刻，也无法撄攫人心，抓住读者。就这个意义来说，在散文作家的笔下，向来都是思想大于史料的。

当然，文化大散文中的思想与情感，一如历史老人本身，是深沉而恒久的积蓄的自然流溢。它既不同于诗歌中的激情迸射，论说中的踔厉风发；也不是少男少女般的情怀的直露与挥洒。情与理，相生相克，相反相成，有个如何统一、如何整合的问题。我想，它们应是弥散式、复合式的交融互渗，而不能各张旗鼓，互分畛域。

写作这类散文，可说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埃尘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作家同历史的对话，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与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作家通过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通过对历史的解读与叙说，揭示其内在意义以及对现实的影响，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

同样，在阅读这类散文作品过程中，读者也是从现在的语境去追踪过去，从其“前理解”或自身文化的参照系出发去把握过去，而且在现实的深度介入中，沟通昨天、今天与明天。由于文本中对象的描绘，往往印证着作家的价值判断，折射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因此可以说，在阐释历史过程中，作家本人也在被阐释—读者通过作品中的独特感悟来发现和剖析阐释者。

二

文化大散文这种文体形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陡然鹊起，并且渐成云涌风发之势。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有其文学发展与社会时代的动因的。

一方面，许多作家和读者不满足于在商品大潮推涌下充斥散文领域的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和所谓的“散文消费性格”，力求提高作品的文化品位，实现一定程度的深向追求，期待着通过写作与阅读，增长智慧，解悟人生，饱享超越性感悟的乐趣，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本来，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的生存状态、生命意义，就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而现代人由于面临着种种人生难题和社会环境瞬息万变所带来的诸多困惑，更会以不同方式拨动心灵的弦索，发出关于“意义”的追寻和思索，在世俗的日子里，多了一层神性的向往。这一切—包括对生命固有的种种疑难发出各自的精神询问，对生存的种种困境做出认真的精神选择，正是文学发轫的起点，它也为新时期散文作家的创新与探索提供了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洪潮，加之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散文作家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增强，实现了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往的对现实功利目标的直白展露，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对内在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从过去对现时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注和探赜烛微；抛弃那种平面的现行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的探索。

特别是，随着散文创作队伍的扩展以及“作家学者化”、“作家应是思想者”的呼唤，大批的人文学者加盟，充实、强化、壮大了散文创作阵营，而一些对于学术、文化课题表现出浓厚兴趣的散文作家，又凌波鼓棹，呼啸其间，这都为以散文激活历史，实现思、诗、史的结合，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散文写作在发展、探索进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波折，甚至走上一段弯路，这是原属正常，无须大惊小怪的。当前，议论比较多的是关于文化大散文的创作得失。毋庸讳言，它在取得令人醒目的成果，受到许多读者青睐的同时，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创作偏向。尽管程度不同地反映在部分作品中，但问题却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倾向性。要言之，其失有四：

一曰背着太重的知识、学问包袱，对书卷的多情导致行文的负累和预留想象空间的褊窄，造成性灵萎缩，情感弱化。有些作家由于缺乏文化整合能力和文学的主体创造性，本应作为背景的学术资料，却被当成文章的主体，结果史料纷陈，流于板滞，嗒然无味。英国作家弗尼吉亚·沃尔夫说：在一篇散文里，必须凭借写作的幻术，把学问融化起来，使得没有一件事实突兀而出，没有一条教义撕裂作品结构的表面。我们的不少作品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写作的幻术”和“融化学问”的功力。

二曰预设前置概念，价值观念先行，无视史实的客观性，对于学术资料进行主观臆断和断章取义式的解读，“六经注我”，随意发挥。尽管文采斑斓，辞锋犀利，但往往流于浮言漫议，泛滥无归。等而下之的是有些作者，缺乏基本的学问功底和史实把握，又不肯严肃认真地追索、勘核，以致穿凿附会，“郢书燕说”，漏洞百出，捉襟见肘，就更是不可取了。

三曰缺乏内在的情感驱动和自由心性的抒发，缺乏生命体验与灵魂拷问，缺乏精深的识见和独特的精神发现，缺乏深邃的人性展示、文化反思。这些方面的匮乏，纵使没有背离散文的本质，也必然流于平庸。

四曰在固定的套路里挣扎，形式缺少变化，路子越走越窄，篇幅却越拉越长，渐呈声嘶力竭、佶屈板滞之势。

要之，写作文化大散文，要学问的功力，灵思的张扬，文采、语言支撑。把这种写作加以神秘化，固不可取；但如认为，任谁都能够操刀搦管，胜任愉快，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三

我觉得，好的文化散文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带着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情怀，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这就是说，应该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在当今一切都物质化、市场化、功利化的进程中，寻找人的精神的着陆点。

从我的创作实践出发，我觉得有三个问题需要处理好：

一、如何实现抒情与哲理的结合，也就是从学术的境界进入艺术的境界。文学艺术区别于理性著作的根本点，在于它是以情感为核心的包括感觉和深层次的智性的心灵感应，涵盖了个人的生存状态、全部生命的感觉和情感。好的散文应该善于在情感的审美中渗透智性的光辉，将自己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的感知贯注到作品中去，也就是说，将语言文字用心灵的感悟、用思想装备起来。杰出的抒情应该表现出深刻的艺术人格和哲理蕴涵。散文是需要思想的。福斯特说过：“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然而，情感和理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我在创作实践中，就出现过因为知识与思想容量过大而妨碍情感的沟通，造成文气滞塞，失去散文应有的魅力。

二、如何防止散文的表述落入公共话语的俗套之中。艺术人格的建构，同时又是个体话语的建构。散文应该写出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要有个人特殊的心灵感悟，独特的情感、体验，具有个性特征的语言。现代人在欣赏习惯上，与过去有很大的变化，他们着眼的往往不是你一般地告知什么，而是究竟有些什么新的创见，新的发现。人们读书也好，交谈也好，习惯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而不喜欢堆砌知识，不是要证明人家的东西，而应是发掘自己的新的感悟，不是要述，而是要创。

三、在写法上，我觉得应该避免两种常见的偏向：一是无视社会的存在，全不顾及人与人的关联，过分看重个人的主观感觉和想象力，或是“云山雾罩”地在那里发抒滥情，或是充斥空泛的理性议论。材料不足，思想贫乏，就大量地往里注水，还标榜出那是什么什么主义，等等。二是一些涉及历史的散文，不是用现代的情感去激活古老的生命，让历史复活在当代的文化情感之中，而是固守传统的老套套，把生活、历史看作是纯粹的客体，缺乏主体、个性的情感介入，缺乏思想、性灵的滋养与润泽，生活的人文内容完全被物质化了。

（2004年）

题画诗漫议

一

在艺术世界里，每一品种、每一门类都各有其限定的范围、运行的轨迹以及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国画题画诗自然也不例外。

这里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先要廓清中国题画诗的确切定义，进而大致认定它的始创年代与发展历程。题画诗在中国，可说是源远流长，作品数以万计，而且情况颇为复杂。就作者来说，有的是自题，有的是他人题于画作之上；就时间而言，自题者有的题于作画当时，有的相隔一段时日；他题者有当世人题，也有为后人所补缀；就题写方式看，有的题于画幅上面或者卷后，有的题于画外……不一而足。当前，在我国学术界、艺术界，对于题画诗的界定不尽一致。概言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的学者认为，题画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汉、魏、两晋时期，因为那时已经有了“画赞”之类作品。而按照传统的说法，则是六朝时期始见题画诗的雏形—那时虽有咏扇、题屏之诗，但其内容与画面并无关联，因而只能说是题画诗的滥觞。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有吟咏画卷的诗作，但由于它们并未题写在画面上，所以，也只能说是广义上的题画诗。可见，二者分歧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这个“题”字。

窃以为，题画诗这个“题”字，应是书写之意，即自己或别人直接把诗句书写在画卷上。《汉语大词典》释“题”，为“书写、题署”之义。条目中有“题画”一词，谓“在画面上题写诗文”；对“题诗”的解释是：“就一事一物或一书一画等，抒发感受，题写诗句。多写于柱壁、书画、器皿之上。”因而在这一词条后面，还有“题名”、“题字”、“题红”、“题壁”、“题柱”、“题榜”（题写匾额）、“题签”等等，古时这类用法，不胜枚举。

如果这样理解准确的话，那么，由自己或他人把诗句直接书写于画面或卷后，使之成为绘画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是始于北宋后期。比如，与“大米（芾）”齐名、有“小米”之称的米友仁，他就有《自题山水》的诗，他还在《云山小幅》上题写了一首七绝。尤其是宋徽宗赵佶，他在《芙蓉锦鸡图》上题写了一首五绝：

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

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

诗书画一体，更成为传世的珍品。

二

通过这样的“正名”，就可以明确两个问题：

其一，题画诗是中国“诗书画”三绝，或者说兼擅诗书画的艺术全才的产物。唐代，是中国诗、书、画艺术蓬勃发展并日益成熟的关键时期。苏东坡指出：

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就是说，艺术各个门类，到了唐代，已经发展到了高峰。在此基础上，从唐代开始，特别是宋代以后，一个特殊的艺术现象逐渐形成，就是一批艺术全才同时出现在艺坛上。其中最有代表资格的，首先应该是王维，其次是苏轼。但是，由于郑虔向宫廷敬献诗、书、画作品时，曾获得唐明皇“郑虔三绝”的高度赞誉，而他的好朋友杜甫又曾题诗：“三绝自御题，四方尤所仰”，结果，后人说起“三绝”来总要提到郑虔。这一优秀传统后来绵延千余年，中经金、元、明、清，发扬光大，使这种集诗人、书家、画家于一身的艺术全才，即所谓“三绝”型艺术家，联翩而出，如群星灿烂，光耀神州，共同书写出一部异彩纷呈的煌煌艺术史册。

其二，“文人画”的出现，为题画诗的发扬光大提供了基础性条件。苏东坡曾明确地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重要的艺术命题，以诗与画在美学境界中的一致性追求，奠定了二者彼此融合的理论基础。正是他，首次提出了“士人（文人）画”的概念，树立了“文人画”的旗帜，此后，文人涉足画坛者便日见其多，开创了中华艺术史的新生面。

从中国艺术本身的优势与特点看，书画同源、诗画一体，诗书画相映生辉，有着悠久的传统，并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认同。由于诗与画在意蕴上相连，境界上同构；书与画在位置上相应，形态上协调，使中国画实际上形成了以画为主体，诗、书同为辅翼的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加之，艺术家们题诗、写字、作画使用着同一种性能的毛笔，这就为他们启运一颗灵心、凭借一管毛锥，自在自如地徜徉于诗、书、画之间，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长期以来，诗、书、画在文人现实生活中的结合，已成为艺术圈里屡见不鲜的现象。它们与现实人生联系紧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猎，不独抒怀寄兴，写意达情，广泛渗入友朋交往、节庆礼仪之中，在滋润与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直接参与，甚至关乎国运兴衰、人间疾苦，在政治、文化生活中也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

就诗而言，中国古代文人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六经”之首的“诗”为必修课，从艺者最大的“竞技场”也在于诗。于是，整个士子阶层，形成了无一人不能诗、无一日不说诗的繁兴景象。可以说，中国的所有艺术领域，几乎全部为诗词所笼罩。不仅戏曲、小说、散文等各种文体中渗透了诗词的流脉，而且，就连文体之外、属于艺术门类的书法、绘画、音乐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为诗词所影响和辐射。汉字的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除了它自身构造的规律和书写工具毛笔的特点之外，以诗文为书写内容，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诗与书的关系而言，特定的诗情与书法形象结合在一起，共同引导着人们对书法意象的体验。中国的书法名家，自东汉的蔡邕、西晋的陆机、东晋的王羲之，到盛唐的草圣张旭，“颜体”的创立者颜真卿，“柳体”的创立者柳公权，再到北宋“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宋徽宗赵佶，南宋的岳飞、陆游，都是兼擅诗文而工书法，并且，所留下的法书名作也多是自书其诗文。从这种意义上说，若了解他们的书法，不可不了解他们的诗文；而要了解其诗文，也必须观赏一番他们的书迹。

诗为画魂，书为画骨，绘画与诗词、书法的关系愈加密切，可说是同源同根，若合一契。宋代苏东坡、米友仁、赵佶，金代王庭筠，元代赵子昂，以及号称“绘画四大家”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还有元明之际的王冕，俱是典型的诗书画兼擅的文人画家，他们或自画自题，或相互题跋，体现了中国的诗、书、画一体的独特面貌。

迨至明清两代，“文人画”已渐成“画坛覆盖”之势。明代的“吴门画派”，清代的“清六家”、“四高僧”、“扬州八怪”等“文人画”群体，同时也是诗、书、画兼擅的群体，在中国的“三绝”艺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这种优秀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像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林散之等，无一不是“三绝”群体中的佼佼者。可以看出，是追求圆通和融的中国文化，滋养、造就了如此众多的艺术全才；同时，这些艺术全才也丰富和凸显了中国文化的圆通和融的传统艺术精神。

四

题画诗的出现与发展，为诗与画相互促进、交融互汇开辟了新的道路。诗画结合，画上题诗，是中华民族美学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我国绘画艺术所独具的特色。

无论是画家本人还是他人题写在画面上的诗，都是诗歌中的一部分，既具诗歌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的内容既不能与画面脱节，又不能完全拘泥于画面。附上去，跳出来，应是它的突出特点。好的题画诗，往往不满足于单纯地解读绘画，成为绘画的一种点睛与补缀；还要另辟蹊径，别有会心，别有寄托，亦即善于借助画面的艺术平台，唱出诗人的心声，给出画面难以表达的深刻内涵。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徐渭，有一幅水墨大写意的代表作《墨葡萄图》，他在画面的上方题写了一首七绝：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哪里是题葡萄，分明是“夫子自道”—半生怀才不遇之怅恨，一腔愤懑抑郁之悲情，跃然纸上。

多年前，我在无锡市文物店看到一幅《孤雁低飞图》，是清代平民画家边寿民的名作。边氏生当“文网”高张的乾隆时代，经年避居湖边沙际，不与达官权贵往还，善用泼墨法画芦雁，自号“苇间居士”。他在这幅画上自题了一首七绝：

孤飞随意向天涯，却傍江湖觅浅沙。

恐有渔舟邻近岸，几回不敢宿芦花。

诗的前两句是实写画面上孤雁低飞，盘旋在湖边芦塘上空而不敢落下歇宿的情景；后两句属于画外音，说明何以不敢轻易落下。说的是水禽，实际上寓意人间时事—面对铺天盖地的“文网”，人们定会从中悟解到、触摸到当时文人“虎尾春冰”，情怀惴惴的心态。应该说，作者已经宣达了心声，但却又十分曲折、含蓄、隐晦。之所以如此，自然还是与“文网”之设有关。无论从内容和艺术哪方面分析，这首诗都是典型的佳作，细加玩味，有助于我们把握题画诗的艺术价值与写作特点。

五

作为诗歌中的一个门类，题画诗在中国诗坛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成就不容忽视。早在宋代，即有孙绍远收录唐代以来题画诗的《声画集》传世，限于历史条件，所录作品不多。堪称集大成者，是清代康熙年间陈邦彦选编的《御定历代题画诗类》，收诗近九千首。其搜罗之繁富，分类之精详，当时叹为观止。近些年也出版了一些这类著作，如《中国题画诗分类鉴赏辞典》、《历代题画诗选注》、《清人题画诗》等多种。但若说起题画诗的创作，则不容乐观。由于客观上受到西方绘画图式、理念、技法、风格的影响，特别是主观上限于书画家自身国学基础薄弱、诗词修养不足，题画诗这一门类已日渐式微。

因而，有些国画家和诗人，也包括部分学者，急切地呼吁要正视这种现象，认真扭转这一颓势，注重对于题画诗的创作与研究。辽宁省美学界、文史界、书画界一些知名人士，近日齐集沈城，专门就题画诗的源流、特点、写作艺术诸多课题开展学术研究。这实在是一桩功德无量的盛举。会上，同时研讨了林声先生的题画诗作，可以看作是为讨论题画诗提供了一份可贵的文本。

林声先生在诗、书、画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近年来，他在从事山水、花鸟类国画创作的同时，着力为所作画幅篇篇都题写了诗词，多达一百五十三首。不仅篇章宏富，数量可观，而且，匠心独具，文采斐然。比如，他的《题松》：

写意一青松，瑟瑟谷中风。

凌云知劲节，负雪见贞红。

顶天一身骨，立地耸泰峰。

三九寒不改，雪后见真容。

诗为画生色，画为诗增辉，意在形外，相得益彰。香港回归时，他画了一幅《写梅图》，题词其上，以寒梅绽蕊的花光墨彩，寄寓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豪爽之情。

寒梅傲霜，百年逢春怒放。铁骨铮铮雪国耻，春潮扬眉气万丈。俏枝昂首，故园春光，神州雄鸡三唱。忆百年痛史，明珠今还我手，泪喜夺眶。

他的题画诗，虽云咏物，但全为寄情言志，无论是展示一己的情怀，还是发抒心中的感慨，都是真情灼灼，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可知，从本质上说，题画诗原是写心诗、寄怀诗，诚于中而形于外者也。

（2007年）

妙境同臻

——新闻写作漫谈

新闻与文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文体；它们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衡量标准。但是，优秀的新闻作品，往往也是很好的散文。这在瞿秋白、邹韬奋、范长江、刘白羽、魏巍、杨朔、穆青等的人物特写、通讯中，看得十分清楚。为此，在今天的新闻座谈会上，我想谈谈两位散文作家的两篇散文，相信对于新闻作品质量的提高会有一定的帮助。

我说的两位散文大家，一位是朱自清，一位是俞平伯。整整七十五年前，也就是1923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这两位现代散文领域的名家，坐在同一只“七板子”小船上，相将畅游了秦淮河。回去以后，他们都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各自写了一篇散文，尔后，又刊登在次年1月25日出版的同一期《东方杂志》上，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一段佳话。

这两篇传世的散文，写的是同一时间，同一场景，同一见闻；可是，在艺术风格上却各具特色。有的文学评论家说，同是细腻的描写，缠绵的情致，俞先生的细腻而委婉，缠绵里满蕴着温熙浓郁的氛围；朱先生的则是细腻而深秀，缠绵里多含有眷恋悱恻的气息。如果用作者自己的话来形容，俞先生的可说是“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而朱先生的“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就内容来看，他们所感知、所记述的，或抒诗怀，或重“主心主物的哲思”，也有明显的差异。朱先生偏重于自然景物的描写，在他的眼中，那是“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蔚蓝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俞先生则着力于心境的刻画，而且，带着禅意与哲思，他写道：“又早是夕阳西下，河上妆成一抹胭脂的薄媚，是被青溪的姊妹们所薰染的吗？还是匀得她们脸上的残脂呢？寂寂的河水，随双桨打它，终是没言语。”“犹未下弦，一丸鹅蛋似的月，被纤柔的云丝们簇拥上了一碧的遥天，冉冉地行来，冷冷地照着秦淮，我们已打桨而徐归了。归途的感念，这一个黄昏里，心和境的交萦互染，其繁密殊超我们的言说。”“但我们终久是眩晕在它离合的神光之下的。我们没法使人信它是有，我们不信它是没有。勉强哲学地说，这或近于佛家的所谓‘空’，既不当鲁莽说它是‘无’，也不能径直说它是‘有’”。

朦胧、缥缈，各有千秋，美蕴、诗情，同臻妙境，使得这两篇名文长传后世，润泽着我们的文学园地。

应该说，这种同时同地以同一题材写作同题散文的现象，在文学史上是极为鲜见的。有时，某一景观尽管激发了作家、诗人的创作情趣，但当他们发现已经有人提笔在先，而且很难超越，便再不肯去蹈袭前人，步其后尘。最有名的事例，便是当年李白来到黄鹤楼上，登临远目，兴会淋漓，本想把笔题诗，无奈崔颢已经写了一首格调高远的七律，他便不再动笔了，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这件事反映了古人严肃的创作态度和虚怀若谷的精神。其实，以李白之高才妙笔，如果再写一首，也未必就逊色多少，说不定还会大大超过崔诗。客观事物有无限的丰富性，哪一个作家也不可能穷形尽相，独占了风光。正如有的作家所说：人和人的眼睛是不同的。每个人的瞳仁，实际上是长在自己的心灵上。他们只能看见各自心灵所给予他们的那个界限之内的东西。鲁迅先生就说过，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

世上并没有纯客观的形象，艺术生命是作家、艺术家所赋予的。题材意义的开掘有着广阔的余地，表现对象的选择性更是无限的。在审美鉴赏与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是客观对象所展示的自在空间，一方面是人以自身经验与想象力构建的主体空间，或者说是心灵化的世界，它们为主体与对象的结合，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就一定意义上说，作家对客体的揭示，常常是一种主观的选择，一种人各不同的个性化反映。通过观察，作家捕捉到了各种信息素材，而后对这些信息素材进行有选择性的反馈处理，即把作家自身的情感、愿望、理想乃至气质、襟怀，外射到被观察的对象客体上面，提炼出符合创作意图的东西。—这也就是美学上所说的“审美意向的给予过程”。决定性的因素，是创作主体的“内在尺度”，是“如何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马克思语）。

前提是如何观察。高尔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和安德烈耶夫、蒲宁三个人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下饭馆，当场进行了一项比赛—对进来的一个食客，各给三分钟时间进行观察和分析。高尔基观察后说道：他是一个脸色苍白的人，身上穿的是灰色西服，他有一双细长而发红的手。安德烈耶夫没有抓住什么特色，甚至连西服的颜色都没有看出来。然而，蒲宁却有一双非常锐利的眼睛。三分钟时间里，他不仅注意到这个人结的是一条满是小花点的领带，还发现他的脖子上有个小瘊子，他的小指头的指甲也有些不正常，最后分析，此人可能是个骗子。高尔基问他何以得出这一结论，蒲宁说讲不清楚。事后，他们向饭馆的堂倌问询此人的情况，堂倌说，这个人经常出现在那不勒斯的街头，名声很不好。

看来，观察的难处在于要去发现附着在感性信息上的属于心灵特征的东西；观察的功力往往表现为一种超越感官的综合性。

至于如何把观察到的信息素材表现出来，孕育出新的“宁馨儿”，就更是因人而异了。既然创作不仅仅是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作家自我的表现，作品中总是活脱脱地昭示着创作主体的感受能力、反映方式以及情感深处的丝丝脉动，充分展现着作家的意志、情感、欲望、要求等主体性特征，既然说，把握特殊性乃是艺术的生命所在，那么，读者就完全有理由要求，文学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

关于创作，茅盾先生有过精辟的阐释：“冠之以‘创’字，就包含‘灵机独运，不落前人窠臼’的意思。”由此可见，独创性乃是文学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散文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两位作者都各自体现出了创作主体的匠心巧运，戛戛独造，丝毫没有雷同、因袭之感，每篇读过都令人眼目一新，不禁拍案叫绝。

前几天，参加评选“好新闻”活动，新闻界的一位“老总”谈到，同文学作品一样，新闻作品也有一个如何开拓视界，独具只眼，发挥创造性的问题。我说，有些消息、通讯，不单是选材方面缺乏深入挖掘，用语上也习惯于因袭、模仿，给人一种简单、粗糙、雷同的感觉。一句流行歌词，一个小说、电视剧的题目，常常滥用起来没完，有些词语更是不断重复，诸如“来个惊喜”、“再铸辉煌”、“讨个说法”、“浮出水面”……还有“什么什么现象”、“什么什么情结”、“什么什么误区”，可说触目皆是。待到出去采访，不要说面对同一题材，即使是各不相干、迥然有别的场面、情景，有些记者也会制作出同一标格的产品，在结构、用语、场景描绘等诸多方面，呈现雷同的现象。

为此，我建议：下功夫认真研读一下《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两篇同题散文，以便从中受到一些启发，汲取有益的养分，有效地改进我们的新闻报道，提高作品的质量。

其实，要说雷同、因袭，文艺作品的问题可能更突出一些，因此，有关别开生面、独辟蹊径的要求，首先应对文艺界提出来。但是，这位“老总”十分虚心，不仅接受了我的建议，还极力怂恿我把它写成文章。这就是本文产生的背景。

（2000年）

《散穗夕拾》三谈

一、说这本书

现在，书已经出滥了，“日子”、“月子”，讲话、通知，什么都结集，而且往往是精装的、大部头的多卷本，内容如何，看的人恐怕不多。只能令人大发感慨，说句时髦话，叫作“形式大于内容”。林声同志这本书，不细看，很容易忽视它的价值，以为就是自己或别人出书，随便写几句话呗！这可错了。里面有心血，有汗水，有投入，有付出，有生命体验，有心灵感悟。其实，自古以来，序跋就不容小看，王勃的《滕王阁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都是序言，千载以下，人们全都赞不绝口；而所序的诗集、文集却早已淹没无闻了。

这部《散穗夕拾》，集中了林声同志三十年来写作的序跋，它的特点，彭定安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做了很好的概括。说是“散穗”，原是作者的谦词；实际上，内容十分丰富，不是“散穗”，而是一座大粮仓。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作者三十余年事业、追求、思想、精神的行踪、履迹。不仅有他在省市从事的、分管的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城建、交通、旅游、共青团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还涵盖了他在业余时间的诗文、书画、工艺美术、文史研究方面的创作生涯，而这一切，都是伴随着辽宁三十余年改革、发展、建设的进程展开的。他既是直接参与者，又是组织领导者。这些方面的业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些方面，林声同志可以说，为阜新、为辽宁立下了汗马功劳。1980年代初期、中期，我在市里工作，所分管的大体与副省长林声同志对口，1980年代后期和整个1990年代，我们又在党政领导机关并肩作战，志同道合，同心相应，配合默契，有许多全省以至在辽宁召开的全国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我大都在场。这在本书中从不同角度都有所展现。现在，展卷浏览，仿佛重温旧梦，当年情景如在眼前，倍加感到亲切。

概括起来说，本书引发我思考三个问题：一、我们应如何总结过去？二、当今如何结合实际加以借鉴？三、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什么？

二、说文化

书像人一样，有灵魂，有根脉，有蕴涵。这本书的蕴涵、根脉、灵魂是什么？是文化。

同样，书的作者的灵魂、根脉、蕴涵，也体现在里面，是什么？还是文化。书如其人，通体都是文化。定安先生序言中，对这一点阐发得相当充分：“林声同志的序跋文，并非一般文字，更不是应景文章，而是有着深厚文化蕴涵的作品”，“显示了作者的真性情”；作者与诗文书画结缘，这成了“他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精髓。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这就是他的‘存在’与‘此在’”。

林声同志作为一位省级文教事业的组织领导者、倡导者，作为一名文化学者，竭尽大半生的精力于文化事业，朝于斯，夕于斯，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歇。这种不停地推石头上山的充满悲剧性的“西西弗精神”诚然可嘉；只是，石头太重了，山又太高了，最终恐怕也推不到山顶上去。不是我悲观，这是现实的无奈。

振兴文化，是一个艰巨的跨代工程，绝非少数人、短时间的努力所能奏效的。现在，中央空前地重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但是，赶上这个物质重于精神、工具理性盛行的后现代，人们并没有真正把心思放在这方面，只是热衷于追逐工业总产值，建厂房、上项目，至多也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并不相信文化教育本身能够兴国，也不相信放弃文化教育会有致命的危害。因为厂房、项目的效益立马可见，而文化教育—实际关乎国民素质，却一时半刻也出不了政绩，只能是“前任种树，后任乘凉”；而且，就许多领导来说，他们也见不及此，就是说，他们脑子里存在着现得利的实用主义观念，缺乏长远打算，缺乏预见性、责任感，认识不到国民素质、人文工程会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有人说，我们辽宁文化底子薄，没法与南方、与东南沿海比，缺乏文化大发展的有利条件。诚然，在观念方面，我们辽宁是差一大截儿，人文精神、文化底蕴较人家薄弱。但是，条件并非没有，关键是没有很好地开发利用。比如，林声同志多次呼吁发展工艺美术事业，我们的物质基础，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但又开发得怎样？我们的地域文化，有谁真正重视，认真研究？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我们发掘得如何？文化开发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研究，那么，深受日本侵略者十四年奴役的我们，对于日本问题研究，成果如何？

三、说人才

我蓦然忆起一件往事。1984年5月，我在营口市工作，当时由市长白立忱同志和我一道，率领学习考察团到江苏苏州去参观、访问。在前往宾馆途中，接待处长听我说是第一次来，便热情地介绍了市情。他说，苏州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古代，可以说是“状元、进士之乡”，中国历史上总共出了五百九十一名状元，苏州占了五十个；十万零六千八百名进士中，苏州有一千五百多人；现当代，又可称为“院士之乡”，中国科学院（那时还没有成立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苏州籍的有几十位，像贝聿铭、王淦昌、吴健雄、张光斗、王大珩、钱伟长、李政道等等，都是苏州人氏。我的天哪！听了实在令人震惊，令人心折，令人兴奋。当时，我心里想，怪不得这里经济社会发展得那么快，应该说找到根子了。

一个地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究竟什么是最可宝贵的？素有“地上天堂”美誉的苏州，要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旅游资源，风景名胜，样样都足以丰富人们的谈资。可是，在当地领导成员、机关干部心目中，最足以夸耀于世的，却是人才。当时我就联想到：如果做个“换位思考”，由我们出面接待苏州的客人，那该是怎样情境呢？一定会主要着眼于物产，什么水产、水果、水稻的“三水之乡”啊，什么纸张、火柴、乐器、织品，还有收音机、电冰箱啊；扩展到全省，无非是煤都、钢都啊，盘锦大米、辽南苹果、绥中白梨、黄海刺参啊，说来说去，离不开产品、资源。大概没有谁会想到我们这里出过什么人才。

我不是说，这些物产不值得宝贵，不值得向外介绍，只是想说，我们首先应该着眼于人才。当然有人会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本身就是人才匮乏，你不应该“哪壶不开提哪壶”。人才是否真的匮乏，这要加以分析。同地处江南的苏州相比，我们当然应该承认这一点。但是，古人有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出色的人物可说到处都有。何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才总是相对而言，没有这一类，还有那一类，无非是等级有差。要害在于我们是见物不见人，换句话说，是观念上的差异。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追赶不上苏州的关键所在。

回过头来，说我们自己。林声同志在这方面，是我们的榜样。人才在他心目中，占据主导的位置。这是大家都深有感受的。许多老同志也是这样，比如已故的郭峰同志，他就特别重视人才，而且善于发现人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郭峰同志、林声同志都是真正的人才。唯英才才能重视英才，所谓“惺惺惜惺惺”、“慧眼识英雄”。大家都承认，林声同志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属于球形、复合型人才。作为卓有建树的党的高级干部，既会管理，又擅操作；既能实干，又有思想，有远见；既熟悉自然科学，又懂得人文科学；举凡诗文、书画，工艺美术，样样精通。可惜过去我们宣扬得太少；现在，“廉颇老矣”，但仍能发挥指导作用。老马有识途之功，对于如何发展全省的科教、文化事业，他有许多统照全局、又很切合实际的想法。希望现任领导，特别是掌握全盘工作和从事文教工作的负责同志，能够认真听听他的建议、意见。

（2012年）

鸿爪留痕

我很喜欢《流年》这个题目，觉得它涵盖性很强，令人思索很多问题。

流年，代表了时间、岁月、历史、人生。它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能感知，却又任谁也见不到、摸不着的奇异的东西。它过得很从容，你看时钟，总是那样嗒，嗒，嗒，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可是又特别匆促，没有一点声音、一丝影子，转眼间，几十年就过去了。翻看广仁同志《流年》里的诗文，最早的写于1956年，最晚的是1998年，这使我想起了苏东坡那句“四十三年如电抹”的词。真是如梭岁月，似水流年！

一切事物都要在时间、岁月中发生，而一经发生，便会成为历史。发生什么，不发生什么，作为存在主体的人，起着关键作用。可是，一当它成为历史，成为人生的组成部分，便以一种客观存在的形式，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当然，在历史面前，人们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尽管谁也无力改变它，抹杀它，复制它；却可以对它加以阐释，加以回忆，加以总结。其间不乏血滴汗渍换得的宝贵经验，不乏成功或失败所带来的欢欣与苦恼，不乏艰辛背后的无尽甘甜，自然也会有诸多感慨、诸多体悟。无论就总体还是个体来讲，其价值都是很大的。

苏东坡有这样几句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生中这种“鸿爪留痕”般的印迹，不外乎思想与行为两大方面，或者表述为“心迹”与“业绩”。比如，某某人在这里做过一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事，后人为了纪念他，立下了一座碑；或者本人当时有感而发，记入日记，写成诗文，这些便都作为历史的见证，作为业绩与心迹被记载下来。古往今来，尽管这类文字数不在少，但是，与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相比，可说是亿不存一，就是说绝大部分并没有记存下来。正是为此，人们对于有幸记存下来的东西，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都倍加珍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固然不能以“循环”二字来概括，但它确实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确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规律是后人对于历史发展道路以及导致某些现象与过程多次出现的内在因素、外部联系的描述与归纳。人类不能忘记自己的过去，过去是人们借以判断未来的立足点和依据。珍视这些历史的记录，就是珍视历史，珍视人生，珍惜人类以往的奋斗成果。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对于那些实际工作者的“鸿爪留痕”，我总是十分留意的，重视它的应有的教化作用和认知价值。我总觉得，它们尽管质朴无华，但都是植根于实际，总比那些徒托空言，“云山雾罩”，令人抓不着要领的泛论清谈，要好得多。而且，就作者来说，如果是早已熟悉的同志，读了它，自能提供一种追怀忆往的凭借；对于尚较陌生的同志，也可以像古人说的，通过“颂其诗”、“读其书”而“知其人”。

广仁同志是我早就熟悉的一位老朋友。书如其人，读来倍感亲切。通观整部书稿，我觉得它有这样三个特点：

一是无论为诗为文，都关注现实，贴近时代，紧密结合工作、生活的实际。一串串坚定、踏实的脚印，一阵阵艰辛劳作后的欢愉，一点点发自内心的认识与感悟，都及时而准确地以不同体裁、不同形式记录下来，一切都是自然流洒，有感而发，有所为而言，绝无哗众取宠、无病呻吟之弊。

二是论说文字说理透辟，力求反映规律性认识。我国古代著名文论《文心雕龙》中把“论”与“说”分开讲。二者都是要用自己的见解去说服人，而“论”着眼于发挥理论，偏重于学术；“说”着眼于打动人，相对地更讲求技巧。这在《流年》文集中也可以比较明显地区分开来。大体上，“论谈”属于前者；“杂文”属于后者。

关于“论”的写法，前人的经验是：“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意思是，讨论问题不是光就自己想到的去立论，而是先搜集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进行全面研究，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把它提到理论的高度。这样，既可以避免看得简单、片面，又能达到说理深刻、透辟。从广仁同志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是注意到了这一点的。且不说那些专题论述了，即使是一些讲话、报告，他也往往广征博引，努力把问题展开，以增强说服力。

关于“说”的写法，《文心雕龙》讲：要“敷述昭情，善入史体”、“喻巧而理至”。就是要善于运用富有文采的各种典型事例和生动的比喻，来加强语言的表现力，加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流年》集里的杂文，有一些写得很活泼，很有趣，可是，有的文章却显得文采不足，或者说，“理至”而未能“喻巧”。这是美中不足之处。

三是就诗歌而言，大都清新、凝练，富有真情实感。往往以短小的形式、大写意的手法，通过几笔勾勒，把美的意蕴熔铸在形象之中。作者注意从日常生活中寻觅诗源，进而从生活到想象，再从想象升华为深刻的哲理。有些短诗在反映内在现实与自身体悟的同时，注重外在现实与群体需要，以普通人的心态表现与大众息息相关的生活，把对时代、对社会的关注同个人的休戚融为一体。

应该说，作为一位厅局级的主要领导干部，广仁同志的业余时间是很少的。但他能多年如一日，惜时如金，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运笔不辍，在成就事功的同时，执着地发展着自己的文学爱好，这是很可取的。当然，个中甘苦，只恐一言难尽，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反正是只要步入文学一途（即使是业余的也不例外），就别无他话可说，准备吃苦就是了。

（1999年）

磨剑十年见硬功

今天，人类正站在新世纪的大门口。回顾百年来的政治风云，我们发现，世界政局发生了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所谓“凡尔赛格局”；二战之后，形成了“雅尔塔格局”；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第三次重大变革，从美苏争霸的两极崩溃转向多极化的政治格局。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世界格局变化，都伴以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每次战后都有一批新兴国家诞生。由于第三世界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国际事务只由一两个霸权国家主宰的局面。

在迈向新世纪的时刻，在世界政局向多极化发展的今天，我们中国人面临着的新的课题，就是如何把握住机遇，既抓紧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又力争对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做出贡献。这也是每一个有政治觉悟的中国公民应该关注的问题。本书《外国10位女首脑传》的作者马兆政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悉心关注着国际事务的发展变化，研究国际政治风云人物的卓有成就的传记文学作家。

我与兆政先生相识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他担任过我的散文集《柳荫絮语》的责任编辑；创办过《妇女》月刊；出版过传记文学作品《中国古代妇女名人》。他学有专长，是一位学者型的资深编辑。我很赏识他的不慕虚华，不逐时潮，默默地读书，默默地创作的品格与操守。十年前，他在积累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写成一部二十五万字的《外国10元首传》，以简练的笔墨再现了彼得大帝、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铁托以及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历史真面目，意在引领读者通过了解这些政治风云人物，概括地把握那一段世界格局变革的历史进程。面世后，得到普遍好评。

作者怀着同样的期望，十年之后又将这部《外国10位女首脑传》捧献给读者，想通过再现世界政治舞台上这些女政治家的夺人风采，让读者透视二战之后世界政局的变化同她们的瓜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一定条件下，一些帝王将相、国家首脑，又集中了历史的聚焦点和脚步声。所以，名人常常成为传记文学的传主。许多正在寻找人生坐标的青年喜欢阅读它、研究它，也是不难理解的。应该说，兆政先生积十年之功成就的这部力作，是很值得一读的。

读史使人明智，鉴往事知来者。传记文学之所以能引起当代读者的瞩目，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可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人物、事件以本来面目。时空的界隔和视角的局限，常常使一般人看不清“庐山的真面目”。而真正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总能熔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学于一炉，拂去时空尘埃，直逼大化堂奥，使读者获一睹历史真容之乐，收事半功倍之效。无怪乎印度总理尼赫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在给他们的女儿开列的书目中，都包括许多历史人物的传记。—这是从本书中读到的。

书中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十位世界著名女政治家的经历，写了她们的童年、少年、青年，她们的家庭与婚姻，她们所受教育的特色，她们走上政治舞台的经过，以及执掌权柄的风格、路数。在风诡云谲的政治生涯中，她们都各有“繁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绚烂，又都无可避免地经受了“绝顶楼台人散后，满堂袍笏戏阑时”的冷落。不管她们当时是否情愿，这些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几乎周而复始地上演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活剧。当然，女性政治家的表演，又都别具一格。

众所周知，撰写这类无法直接采访的外国人物的传记，决定性的因素是占有资料。为此，马先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告诉我，当年在写《外国10元首传》的同时，就已着手搜集有关女政治家的素材，除了得到国内许多图书馆以及新闻、报刊单位的朋友的帮助，还曾通过与英、印、美、挪、爱尔兰等国使、领馆联系，获得一些必要的资料，从而为传记文学的撰述奠定下坚实的基础。但这只是第一步的工作。如何对纷然杂陈的史料与素材，进行爬梳、整理、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选择、组织、结构方面下功夫，就一部传记作品的高下来说，这往往是更具挑战性的环节。无论从驾驭的娴熟、运思的致密、灵感的流溢哪方面来看，都有理由说，本书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功力。古人说的“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当然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但兆政先生通过艰苦的努力，“十年磨一剑”，确实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功。

（1997年）

“只效陶公乐畅然”

——《三园吟咏》赏析

我与恩华同志相知相重二十余年，工作而外，经常相互切磋学问，交流思想；遣兴吟哦、寄情翰墨，更是共同的爱好。近日，他以新作《三园吟咏》见示，希望我读过之后能写些观感之类的东西。其实，有些话在五年前他的《凌水书屋手稿》付梓时已经讲过了，那是以两首七绝的形式：

功业原曾显巨才，文林生面亦新开。

何尝冀望传千古，诗诉衷情墨写怀。

即兴吟成擅雅才，胸中澎湃境全开。

妙将一管生花笔，述志达情寄壮怀。

文忌重复。那么，除了上述，我还能讲些什么新的内容呢？

阅览一过，这部诗词集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有五个方面，或者用时兴的话说，有五个看点：

作者出身北大哲学系，毕业后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理论功底深厚，逻辑思维发达，理性与思辨能力比较强。可是，令人感到新奇的是，他的情感世界竟是如此丰富。笔锋所至，或为激情，或为柔情，常常如万斛泉源，随时随地涌出。可以说，诗集中满纸都是“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故乡情、校园情、山水情、爱国情，情真意切，酣畅淋漓。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也是这本诗集首要的看点。

三首调寄《忆秦娥》、《采桑子》、《浪淘沙》的哭胞兄的词，写他行年五岁，慈母见背，全靠长他十六岁的胞兄照看，白天骑在背上游玩，或者坐在挑筐里出行，夜里由哥哥搂着，同睡在一个被窝儿里；手头拮据的哥哥，再困难赶集归来也要给小弟弟带回一点糖果。现在，兄长们都已故去，“每逢佳节倍思量，欲返儿郎，鬓已飘霜，怀念亲人痛断肠。”读来，真情灼灼，感人肺腑。

其二，也许和他具有美学的功底有关，他饶有诗人雅兴和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每到一处，他那似火豪情便随之而喷涌出来，一一发而为诗，于是便有了那么多的祖国颂、山河颂、中秋颂、春色颂、奥运颂、烈士颂、元勋颂、岁寒三友颂、港澳回归颂、医巫闾山颂。作者情怀饱满，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尤其喜欢游览名城胜境，足迹几乎遍布神州。2008年初夏，湖湘十日游中，南登衡山，北览洞庭，畅游金鞭溪，写真凤凰城，欢宴火宫殿，礼赞影视城，放歌黄石寨，采风受降坊，观江合江阁，朝圣韶山冲，……屐痕处处，吟咏不辍，正所谓：“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

其三，恩华同志待人真诚，性格豪爽，喜交往，重情义，因而各地都有众多的推心置腹的朋友。诗集中有多篇记述他和友朋聚会的动人场景，形象生动，衷怀毕现。2008年元旦，老朋友相聚锦州，他怀着深厚的感情，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与会者的众生相：这里有心事重重、仪容潇洒，俨然影视明星的玉华，有面容清秀、寡言少语、正襟危坐的宝元，有鼻音很重、南方归来的“祖传郎中”，有一笑俩酒窝、专工人物画的芝葵，有天生机灵却不谙仕途的树林，有热心助人、“笑眼如针缝”的杰飞……写法显然是仿效老杜的《饮中八仙歌》，描形拟态，意趣盎然，令人忍俊不禁。

其四，作者酷爱自然，生活充实，情趣高雅。他的窗前有三个小小的园地，一曰花园，二曰菜园，三曰葡萄园，分别有诗章吟咏，另有《咏三园》七律一首：

种豆何须去南山，吾家窗外有三园。

百株花艳迎宾赏，数垅蔬鲜供自餐。

暑后葡萄欣结果，秋中皓月庆团圆。

未曾瞩望能收获，只效陶公乐畅然。

《三园吟咏》亦以此而得名。其他尚有咏赞公园春色、欣赏关门山枫叶、追忆燕园往事、惊叹花山岩画等大量充满生活气息、映现高雅情怀的诗篇。

其五，秉承古人“诗言志”的宗旨，诗集中一些咏志述怀的篇什，朴实无华而真情自见，大都粲然可观。最具特点的是那首属于“夫子自道”的2010年《元旦自题》，从童年困苦立志写到负笈燕园、插队许都、就职辽锦，勤劳公事，心系群黎。中有句云：

生活无奢望，宽厚待他人。

难移耿直性，未改故乡音。

人老惯回首，往事件件亲。

思乡《虹螺颂》，恋土《女儿吟》。

《咏兰》识世态，《杨柳歌》热忱。

展望征程远，美景更温馨。

通篇真诚恳挚，开口见心，直抒胸臆。

从作者写作实践来看，五言古体比较娴熟顺手；而在把握七言近体特别是七律方面，有时出现拗句、孤平或平仄未协现象。相信通过格律诗的大量诵读与写作，随着熟练程度的提高，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作者近期又练习填词，见于本集中的十来首词，大都疏放自然，淡而有味，琅琅可诵，应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综上所述，其成功的取得，刻苦努力、孜孜以求，自是根本缘由，同时也和诗风纯正有直接关系，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谆谆垂教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这十二字要诀，虽然说的是写文章，其实，作诗填词又何独不然！

（2010年）

一曲昂扬的祖国颂歌

辽宁教育出版社近年来出版了许多优秀图书，特别是去年底面世的苏叔阳著《中国读本》，堪称一曲昂扬的祖国颂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的爱国主义教材。

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对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作用。今天，我国各族人民从事前无古人的宏伟而艰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尤其需要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昂扬奋发，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不断增强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需要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应该从小抓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都要认真学习、了解祖国的历史，知道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熟悉具有民族特色的、曾经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卓越贡献的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并为之而无比自豪。

作为一部普及型的爱国主义教材，《中国读本》比较理想地实现了这一要求。它的篇幅并不很长，不过十三万多字，可是，内容却十分丰富。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从过去说到现在、说到未来，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哲学、历史、地理、文艺以及宇宙观、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内容，可说是应有尽有，囊括无遗。而表现形式却又比较生动、灵活，语言清新、活泼，有很强的可读性。

全书观点鲜明，内容准确，组织合理，实现了政治性与艺术性，科学性与形象性的完美结合。作者在选材方面颇具匠心，无论是综合性的概述，还是列举大量的典型实例，都经过严格选择，精心梳理，总是选取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数字、情况、事例加以说明，而且注意吸纳最新资料和权威性的研究成果。

在整部著作中，突出思想文化内容，以一条爱国主义的红线把它们很好地连缀起来。实行条分缕析、点面结合、分层递进的叙述方法，既给人以完整的认识，更通过典型事例的穿插，增强文章的形象性、感染力，关键地方夹有一些画龙点睛式的警策的议论，要言不烦，点到为止。用语朴实、准确，讲究分寸，有定论的下结论，否则，或用“据说”、“推测”，或提出问题留待读者思考。

编写这种类型的爱国主义教材，必然会接触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读本》也处理得很好。通篇着眼于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也就是置身“当下”而与历史对接，是一种真正的历史对话。他的宗旨并非简单地再现过去，而是通过对过去的叙述、阐释，揭示它对现在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

作者既做到了与民族虚无主义者彻底划清界线，又防止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和《共青团的任务》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吸收和改造了“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的原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的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也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吸收人类文化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人，我们自然应该首先吸收与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可是，前些年，一些人却反复扬言，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走“西体中用”的道路。他们借口“球籍”问题，散布危言耸听的“濒危感”和悲观情绪，全盘否定中华儿女引以自豪的几千年形成的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把它看成是“沉重的包袱”；在他们的眼里，爱国主义不过是“造成近似病态的自尊心和虚骄的民族夸耀狂”的“狭隘的感情”。针对这种错误倾向，《中国读本》引导读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则，科学地审视我们的文化传统，吸收其中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东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来规范和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同时，注意学习与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当然，这种学习与吸收，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增强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能力。

（2008年）

关于《文化神话学》

对于《文化神话学》的作者鲁刚先生，我是满怀敬意的。他的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开阔的学术视野，实在令人钦佩。正是由于他学兼中外，融汇古今，才能完成这部堪称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不要说写，今天我们读起来，也觉得有一种沧海茫茫，不知何处是岸的感觉。不禁联想到子贡对孔夫子的赞扬：“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面对这部大书，也有这种感觉。

我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散文写得比较多，因而，更关注下述三个问题：

一、神话是重要的、综合的文化现象，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其文化学价值具有特殊的魅力，特别是在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中，处于源头的地位。中国并非没有神话，可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神话却长期被看作异类。儒学传统崇尚史学，而对于超现实的神话不予重视。三代典籍中找不到“神话”这个词语，孔圣人就“不语怪力乱神”嘛！因此，在传统学术体系中，没有神话学的地位。近代随着西方神话学观念的引进，一些视野开阔的中国学人，开始重视这一学科。大概是在1902年吧，梁启超最先使用了“神话”这个词语，第二年，留日学者、历史学家蒋观云，又在自己的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神话”的概念。经过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艰辛创辟，中国神话的价值、意义，才逐渐在新文化体系中、在主流话语中获得确认，进而占据了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源头的地位。

我对于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十分关注。前面说到，在崇尚史学的中国古代学术系统中，对于神话的观照必然笼罩在史学话语之下。它所应用的评判标准，就是真假。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极端：要么完全信以为真，认定神话都是历史，起码是象征性的历史；要么全盘否定，一概斥之为虚妄。由于中国神话传说过早地出现了历史化的倾向，使得神话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历史传说，从而扼杀了神话的生命。近年来，有的学者就曾指出，中国未能形成神系清楚、体系完整的神话，并且绝大部分神话也未按原貌保存下来，其原因就是我国神话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神话历史化的倾向。而随着远古神话转化为上古帝王，诸神失去了玄奥的神话象征意义，弱化了对于彼岸理想的信仰功能，却强化了现实的道德教化功能。

至于神话与文学的关系，鲁刚先生讲得很清楚：神话不等于文学，但文学思维与神话思维确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且，神话在文化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应该承认，神话的文学化，对于神话本身产生一定的遮蔽作用，比如，希腊神话的文学虚构色彩的发达，就部分地掩盖了神话的历史性质；但从神话的发展史来看，结果却是双赢的。中国的神话不仅给予中国文学披上华美的衣冠、插上神奇的翅膀（比如《楚辞》、《庄子》），而且，焕发了神话固有的光彩，赋予它以新的生命活力。

神话与文学历来有不解之缘。应该说，任何文学发展中的各种形态，都可以追溯出它的原初模式，并从中找出某种规律和启示，神话对于文学来说具有一种原型的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国神话与西方神话分别作为各自民族传统的集体潜意识的原型，对中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着各自不同的影响。”我们只有直探本源，发掘有关原型意象的初始意蕴，关注其发展演变中的裂变和改造，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才能更好地探索人类的童年，从而对于文学、历史、宗教、哲学有深入的理解。

（2009年）

“多写散文少写诗”

日前，廷建同志以诗稿见示，并附长函，希望我能“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近年文债山积，迄无暇豫，因而于友朋间写评论、作序言之类的请托屡屡辞谢。虽然有负厚望，但事出于不得已，料想也能获得应有的鉴谅。这次是破例了，我与廷建相知相重有年，面对他那热切的期盼，恳挚的请求，真是没有勇气回绝，念及“却之却之为不恭”的古训，便唯唯从命了。但“指导性意见”却谈不上，诗文与工作报告不同，读后只能谈些感悟，说点体会。

廷建多年来一直从事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工作。在我的印象中，他以理性分析见长，具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思辨能力；现在，又郑重推出了特质为形象化、艺术化的诗作，而且已经是第二部了，这令我在惊异之余，十分欣慰。此其一。

其实，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融合，这在古代是很普遍的。古人讲究“通识”，文史哲往往萃于一体。比如，列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诗文均称上乘，而他的论文更是出色当行；还有宋代的大学者、著名的理学家朱熹，留下了大量形象生动、哲理深刻、脍炙人口的好诗。这种现象，现当代也时有所见，但相对地要少得多。原因在于，术业专攻与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毕竟使二者兼容存在着实际的矛盾与困难。尤其是文学创作，作为创造性的劳动，有着多方面特殊的要求。若要臻于至境，学识之外，还须有很高的悟性与才情，需要有足够的文学艺术修养。当然，这是从严格意义上讲的，至于一般性的涉猎，普通的业余写作，那又是另一码事。

其二，廷建同志善于学习，勤于思索，知识面广阔，对于古典诗词更有特殊的爱好。从其诗作中可以看出，他十分关注社会现实，且又注重心灵的发掘。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文学是人学，是时代的晴雨表。尤为可贵的是，无论是感兴、抒怀、纪游、咏物，其间都洋溢着丰富的情感，正如古人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而那些在诗稿中占相当大比重的抒写亲情、友情、爱情的篇什，灼灼真情跃然纸上，更为真切感人。与那种虚声造势、无病呻吟、刻意“作”文章的不同，他的吟咏、放歌，全都源于一种内在的心灵驱动，开口见喉咙，直抒胸臆，体现出“情生文”的本真质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是富于情感的理性动物。尽管自己搞了二三十年的社科理论研究，却并没有在理论思维中完全淹没自己的形象思维，当它们涌动出来之后，不禁勾起年轻时的情采，想要把它展现出来”，“这些体物赋形，寄意抒臆的东西”，“虽诗味不足，却也是真实的心灵展示，相对于奉命之作，公文之类，它们更是纯然于我的直接对象化的世界”。

其三，这些诗作出自一位党政领导干部之手，有它的特殊意义。长期以来，对于所谓“官员写作”，政界也好，文学界也好，往往啧有烦言。目为不务正业者有之，斥为附庸风雅者亦有之。我则异于是，就是说，不但不予指斥，而且秉持着高看一眼的态度。

实际上，“不务正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广义地说，只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事业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都可称之为“正业”；若从狭义上讲，既然是业余时间，那也就不存在“正业”与否的问题了。如果说吟诗作文不是正业，那么，下棋搓麻、请客喝酒呢？至于有些文学界朋友讥讽官员写作是“附庸风雅”，同样也没有道理。风雅，并非某个行当的专利，也不是哪部分人的私有财产。由于它有价值、有足够的吸引力，谁都有这份资格与权利。而传世与否，也无关乎你是正宗嫡传还是旁门别支，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品的水平。

最后，想说一点，也是我在多种场合反复说过的，喜欢写诗（尤其是古体诗）的朋友，不妨尝试着写些散文。著名诗人臧克家就有“多写散文少写诗”之说，不失为悟道之言。叩其原因，无非是写诗绝非易为之事，常常是枉抛心力却难以讨好；而且有其局限性—由于字数、格律、音韵的限制，一些复杂、细腻、婉曲的情愫与思绪很难“尽意”。近读作家陆文夫的散文《梦中天地》，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小巷子里一天的生活也是由青年人来收尾，更深人静，情侣归来，……钥匙声响，女的推门而入，男的迟疑而去，步步回头；那门关了又开，女的探出上半身来，频频挥手。这一对厚情深意，那一对不知出了什么问题。男的手足无措，站在一边，女的依在那牌坊的方形石柱上，赌气、别扭，双方僵持着，好像要等待月儿西沉。归去吧，姑娘，夜露浸凉，不宜久留，何况那方形的石柱也依不得，那是块死硬而沉重的东西。”拟态描情，曲尽人意。若是以古体诗形式表现，怕是难以留给读者如此深刻的印象。

廷建同志在两部诗稿中，写他的爱女佳佳的诗不下十几首，从呱呱坠地写到呀呀学语，从书包斜挎，小鸟依人，写到初解世事，而中学，而大学，写到发表论文、评晋职称，新婚宴尔，买房购车，成家立业。我想，如果能够以散文形式写下来，刻画细节，描摹心境，肯定会更加生动感人的。

古时比武，讲究“十八般兵器，件件皆通”。写作也是如此，掌握多种手段，总比单一操作更有成效。廷建，勉乎哉！

（2009年）

可贵的震撼力

评说一位作家的作品，当然有必要参阅他人的论述，为的是从中受到启迪，进行参考。然而，我却很重视自我的原始阅读感觉。有如未曾经过理性过滤的“初念”，这种原始阅读感觉，总是更敏锐、更纯真的，尽管并不一定全面、深刻。

近年来，熊光炯的散文、诗歌与报告文学作品经常入眼，我的最深刻的感受，是他的作品的震撼力，是那种激动人心的力量。无论是《天堂与地狱之间》、《断桥、断路、断魂的法律链接》，还是歌颂张志新的文章，还有这篇《魂断钟声》，都是紧扣现实，将笔触伸向读者最关注的视点，关心民生疾苦，关注社会大众的生存体验，以应有的深度与厚度，坚守自己的批判性与反思性。在当前文学作品中理想主义与精神价值渐行渐远，过分追求娱乐，过分强调放松与休闲的情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有力的救赎。文学的生命毕竟来源于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的洞察；而现代性的转换，更要求作家在关注社会文化转变的同时，更注重人的精神、心灵、欲动的内在的转变，注重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

散文是作家人格的投影，心灵的展示。当然，这是就文体特征而言，至于实际写作，就未必都能充分地体现。出于种种因素的制约，矫情，涂饰，“人格面具”、“欲说还休”，亦不时可见。因而，能够做到本真、本色，托出一个活脱脱的自我来，既是起码的要求，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魂断钟声》中游动于字里行间的灼热情怀，拌和着即时的心灵轨迹，构成纯然的生命的写意。文章千古贵情真。在这方面，熊光炯可谓得心应手，一路胜出。文中关于牺牲者的怀念与追忆，写得凄美、感伤，十分哀婉动人。

二十多年之后我又来到杨柳湖边，又来到了烈士的墓地。数千知识青年曾经从各个城市潮水般涌来，后来又像大海退潮似的喧哗而去。如今一代知青已悉数退尽，退不走的只有这墓地。一座一座水泥抹就的坟丘，斑斑驳驳，礁石般地记载着风浪的印痕。一些十七八九岁、二十岁的生命，就搁浅在这里，时代的潮头再也无法携带她们一道前行。离离荒草，枯枯荣荣地遮掩着一排墓丘和碑石，排头的便是我的同学贾。撩开齐肩高的蒿草，墓碑上漆写的褪了色的字迹，就像淡淡的血痕在流淌……墓碑正对着她们遇难的杨柳湖，岁月流逝，而湖水依旧。它还是那种冷漠的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而我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七个活生生的少女猛然就这么消逝了，难道我们还不应该永远永远的警醒吗！

作者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早在1980年代就学北大时，就以诗才崭露头角。纵观其创作特色，直面人生也好，出语惊人也好，下笔有情也好，都不脱诗人本色。在他来说，有感而发，要写就写，开口见喉咙，直抒胸臆。有如鲜花绽蕊，原本是一种生命过程，尽自在那里飘香吐艳。这种诗性化的写作心态，我觉得，正是他创作成功的所在。

（2000年）

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

我曾长时期地信服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维柯的那句话：“按照诗的本质，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崇高的诗人，又是崇高的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把心从感官那里抽出来，而诗的功能却把整个的心沉没在感官里。”后来，深入钻研庄子的著作，对这一论断我开始产生怀疑。

作为出色的哲学家，庄子既接受感官的呼唤，放射出激情的火花，又能随时运用理性的抽象，营造出幽思玄览。如果说，他从诗那里找到了灵感的源头；那么，哲学则使他获得了悟解的梯航。在他的身上，诗与哲学实现了有机统一，统一于对宇宙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与追问，统一于摒弃与忽略庞大的外在价值体系，而着眼于对生命、对命运、对人性的形上思索和诗性表达。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闻一多先生对此有深切的体悟，他说：“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庄子的哲学“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他所表现的感情既简单，又神秘，“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也正是为此吧，《庄子》的俄文本译者、俄籍教授马良文就径称庄子为“诗人哲学家”。

待到我实际接触了当代著名学者颜翔林先生，闻先生的“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的论断，切实在我的头脑里扎下了根。

借着文学作品的媒介，我与翔林先生相识于二十年前。那时他正在读文学硕士，对于美学已经有比较深湛的研究；时当“而立之年”，英姿飒爽，器宇轩昂，言谈间充满了诗性情怀。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诗，写作散文奉行“诗、思、史结合”的主张，所以，语语投机，一拍即合。后来，他又在南京师范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在复旦做哲学博士后研究，并在多所高校讲授美学，任博士生导师。二十多年里，他曾四次造访过我的故里所在的苇乡，荡舟于浩渺烟波之上，徜徉于苇岸蓼花丛中；而我也曾四访他所任教的湖州、温州，到过他的淮安故里，披榛莽，履危岩，游老子山，听他讲述童年的风景：

遥望见那如蓬的大树，

多少次，

它扶持着外婆佝偻的身影，

手指熟悉的故乡，

今夜我却迷失了方向。

露珠满地，

我披着蓑衣，

戴着渔歌子的斗笠，

却没有了斜风细雨，

闻不到花开花香。

凝视那一抹红色的夕阳，

是我少年割草，

砍破手指的鲜血流淌。

斜挎的柳条背篓，

没有采摘到一只有情的莲蓬，

只有微风的叹息，

伴随着内心的空空荡荡。

—节选自《头枕淮水》

现在，读着他的清丽、凄婉，略带着感伤意味的诗句，又使我忆起他描绘的少年光景。

我们曾多次驰车畅游浙北、苏北、皖北大地，带着一本《中国旅游导航手册》，先后寻访了陈武帝、谢安、孟郊、李白、米芾、王充、王羲之、王阳明的遗迹，游太湖、访宏村、上歌风台、入南浔镇、宿莫干山、探龟山汉墓……一路上，听他讲西方哲学、美学，十分惬意；一次，他兴致盎然地放声朗诵起一首诗：

精致的圆球，

在阳光下绽放精神的逻辑，

闪烁思想的尊严。

轻轻地吹口气，

温柔的种子在空中飘散，

每一朵伞撑起自由的生命，

传播爱与美的信念。

我笑说，这该是一曲蒲公英的赞歌。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2011年）

撕心裂肺 哀婉动人

——《哭过长夜》读后

康启昌擅长散文写作，在她的散文集中，《哭过长夜》是一部代表作。我的最初印象是，她将笔触伸向自己的内心深处，狠劲地往外掏，如醉如痴也好，欲仙欲死也好，一股脑儿地抖落给广大读者。她的散文写得很恣肆，又很细腻，有时候还很新潮，反正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出来，率性而作，看不出有什么顾忌。这种赤裸裸的真实，对于一位有了一大把子年纪的女作家来说，原非易事。

《哭过长夜》中许多篇章，是写爱情与亲情的，总的都是一个“情”字。游动于字里行间的灼热情怀，拌和着即时的心灵轨迹，构成纯然的生命的写意。其中最精彩、最动人的，是她对于亡夫鲁野的怀念与追忆。

没有仪式。两平方米的会场，只有我和你。分手365天，不能问别来无恙。拥抱你冰冷的墓碑，我轻轻地擦拭泪水。微风拂面，你用多情的手指梳理我蓬乱的白发。我来看你，请你跟我回家。回到我们那间简陋的狭小的却曾经无比温馨的小巢。你坐在你常坐的那张靠窗的沙发上，耳朵上挂着你心爱的“立体声”。你双目微合，中指如鼓槌似的击打着沙发的扶手。你半醉半醒走进了音乐……

—《失落的琴声》

写得真真切切，哀婉动人，称得上世间最凄美、最感伤的文字。它使我想起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里海丽娜的那句话，“爱情是不用眼睛而用心灵看着的”，“而且爱情的判断全然没有理性”。《失落的琴声》正是这一名言隽语的注脚。

实在佩服康启昌散文的语言。是那么活泼婉转，跳荡多姿，体现了丰富的文化感染力和生动的艺术表现力，带给读者的是内心智慧被激活之后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哪里像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的语言！乍一看，还以为是出自妙龄女郎之口呢。可是，细一琢磨才发现，原来路数不对—少女不大可能负载这么沉甸甸的厚重感与沧桑感。

她属于才人写作那一路，未尝刻意为文，而文采自见。无心功利，自遣自娱，情感，文字，都是自然流淌出来的。在她来说，有感而发，要写就写，写既是过程，也是目的。有如鲜花绽蕊，原本是一种生命过程，尽自在那里吐出芳香，绽出艳丽，开放就是一切。至于随风而逝，或者凋零委地，还是硕果盈枝，全然不作计较。这种诗意人生，诗性化的写作心态，我觉得，正是她创作成功的所在。

（2004年）

气质与风致

——金宏达散文读后感

对于金宏达先生，相知已久，至今尚缘悭一面，常常引以为憾；不过，于其作品，却并不生疏，而且十分喜欢。我总觉得它很有韵味，就中尤以抒情、纪事类散文为然。

散文的韵味犹如人的气质、风致，简单的几句话未必能说得清楚；文章也是如此，你让我具体指认哪些句子属于这类情况，不太容易办到，但是，诵读一过，细加玩味，便可以感觉到。韵味也好，风致也好，就作家来说，原是老到、成熟的表现。比如，老杜的七律，姜白石的词，阿拉伯的民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你随便一接触，就会感到风致翩然，韵味十足；一般的诗词与乐曲，是达不到的。

宏达君的散文格调高古，韵味苍凉、苍劲、苍莽，有张力，用老百姓的话讲，很“劲道”，耐琢磨；语言优雅，口角波俏，不儇薄，不鄙俗。它的形成，固然与选取的题材、蕴涵的理趣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得之于襟抱、情怀，非历经沧桑、饱经世事，而且读书有得者不能致也。这一点很重要。黑格尔曾说，同一句格言从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的口里说出与从一个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口里说出，其效果是全然不同的。何以如此？因为格言在表述过程中，浸透了言说者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切身体验。晚明的柳敬亭说书，就具有这一特点，所以听起来别有风致，别有韵味。宏达君出生在1940年代中期，在同辈学人中，年龄不算很大，但他的阅历远胜过其他人。元好问不是说过吗？“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

（2012年）

文史联姻

——《美文》成功的抉择

日前，在北京的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同中文系的老师对话，我谈到，当前，存在着“散文无文”的偏向。许多散文作品削弱了文学属性，背离了审美性指向，缺乏深度追求的自觉。散文是一个民族的心声倾诉、精神写意与心灵升华，承担着社会批判和人性烛照、灵魂滋养的责任。而现在有些作品失去个性化的支撑，忽视对人的自身的发掘，缺乏对于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未能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

在这方面，陕西的《美文》杂志起到了起衰救弊的作用。近年来，《美文》发表了许多分量颇重的文化大散文，有的状写沧桑流变，有的捕捉史影苍茫，有的抚今追昔，忆往追怀，都极具特色。这类文化大散文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亦文亦史，今古杂糅，思、诗、史融合。它们往往以史事为依托，从诗性中寻觅激情的源流，在哲学层面上获取升华的阶梯。通过文史联姻，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生机与美感、活力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使得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巨大的心灵撞击力，引发人们把对往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通过反思与叩问，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

创作实践表明，《美文》的这一选择是成功的。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他们有着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又兼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作用与陌生化效果，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时空拉开一定距离有利于审美观照、审美欣赏，可以把读者带向陌生的语境。朱光潜先生说，“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是呀，我们小时候，不也常常被老祖母的“从前有一个什么什么”迷得如痴如醉吗？加之，历史题材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空白较大的特点，有一种张力，像黑格尔所说，可以跳开现时的直接性，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材料的概括化，因此，诗人、艺术家特别喜爱从过去时代取材。

当前，历史题材的散文颇为行时，但问题确也不少。最遭人訾议的是有些文章用史实代替艺术，借助史料的堆砌来掩饰精神的缺乏，抹杀散文表达个性、坦露自我的特长，把本来应该作为背景的史料当作文章主体，见不到作者的个性特征、心灵体验，缺乏真性情、真情感。我觉得，这主要是写法问题，不在于文体或题材本身。关键在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必须满足读者的现实期待。

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积极参与和介入，属于一种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作家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实际是一种同已逝的古人和当下的读者，作时空暌隔的灵魂撞击与心灵对话，是要引领读者在重温历史事件、把握一些背景化真实的同时，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共同地思考当下，认识自我，提升精神境界。我很认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当年，歌德也是这样批评曼佐尼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

（2010年）

书评二则

《千秋灵鹤》

《千秋灵鹤》这部作品，体现了女作家王秀杰的艺术情怀、文化底蕴、精神品位与审美情操，体现了她对真、善、美的向往和对家乡盘锦的殷殷垂注和炽烈情肠，同时，也反映出她在创作中对于历史文化、哲学意蕴的不懈追求。

作品突出了环境保护这个主旋律，以鹤文化为载体，张扬保护自然、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重大的主题思想。这种题材选择与叙述策略，为作品的成功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作品的价值，涵盖了认知和审美的双重作用。从认知上讲，体现了五个方面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鹤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爱鹤的缘由，鹤的题材在造型艺术中的反映，鹤这个文化符号为文学艺术拓展了经济蕴涵。从审美上讲，作家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抗拒消费社会给人带来的审美缺失和麻木，她的工作是一种构建审美文化记忆的工作，她的追求是重建高雅审美文化的追求。

本书的编著，显示出作家对于庞大资料库的整合、驾驭，对于素材的选择、整理、排序的能力。应该说，把庞杂的资料收集起来，这还仅仅停留在技术的层面；而通过整合材料，分析义理、提炼思想、升华意蕴，则能体现艺术匠心和结构能力。看了以后，使人有全局在胸、运用自如、指挥若定的感觉。

这是一次集文学艺术写作与学术研究于一体的成功尝试。本书可以归类于学术著作，但它又具有文学刻画、艺术表达的形式。作为文学作品，其价值体现在对于社会、人生、人性的揭示的深度和广度上；从学术的角度看，本书提供了前人、时人所没有提供的新的东西，具有新的认识、新的理念、新的观点、新的资讯。

艺术史反复证明，凡是能够留存久远的作品，都必须能够提供那些“第一个”和“唯一性”的东西。否则，只是依傍他人，拾人牙慧，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是，独创性、独特性就谈不上了。这部作品关于鹤的研究，有一定的独创性和独特性，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科学性、准确性，在这本书里也体现得比较突出。书中文字表述比较准确、精练，包括里面引证的一些诗词，选择得都很恰当、确切。当然，有些咏鹤的诗词歌赋，还没有搜罗进来，未免有遗珠之憾。

《水鸟集》

散文作家秀杰女士的《水鸟集》，我最欣赏的是能在比较集中、比较单一的题材里，写出许多富有意义，特别是一些具有现代意识的东西，整体上来看，有着丰富的可言说性。

她写的是自然景、寻常事。有的是写她的童年，有的是写家乡的普通场景，但是她在这个寻常事、自然景里面贯穿着现代意识，如环保意识、生命意识、家园意识等都有所体现。

她还善于用小题材来写大视野、主旋律。水鸟、鱼、蟹这些题材很小，但是秀杰女士的视野很宽阔，文章里面的内容非常充实，旁征博引，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更主要的还是，主旋律的体现是非常鲜明的。

本书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审美情怀和忧患意识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审美情怀和忧患意识，二者原本不易统一，因为忧患意识往往使人意绪深沉，心情凝重；而审美情怀需要出自心境畅适，怡然自得，就是说，应该轻松一些。摊开《水鸟集》中的文章，我们会发现，那种凝结着、积聚着的深忧远虑，竟能以悠扬的抒情笔调、优雅的诗性语言表现出来。我想，这当得力于作家的女性视角、温婉情怀，以及对待问题和观察事物比较客观、比较全面、比较平和的官员背景。

（2009年）

《我爱这土地》赏析

从青年时代起，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这首合着血泪、涌着激情的名诗，就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子。每番吟咏，它都使我情思绵绵，令我感动、震撼。

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诗有三个特点：一是采用虚拟手法，全篇以“假如我是一只鸟”领起；二是驱遣意象，鸟显然是诗人的自拟，土地则是祖国的象征；三是借助特定的时空，将浓烈而深沉的激情融入一系列铺排的意象之中。这里的虚拟与意象，属于高超的艺术构建，而不是简单的形象比附。

鸟，在中国古典诗文中，经常被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意志、一种理念的象征。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神鸟。“凤兮凤兮”，隐者知孔子有圣德，故比之以凤。而“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则寄托着先民气冲霄汉、奋力腾飞的意愿。小小的精卫，竟然敢于跟风涛滚滚的大海拼搏，“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顾炎武诗），这种抗争精神真是历千秋而不磨。还有杜鹃鸟，这个被称作“冤禽”的精灵，有幸飞入爱国主义志士文天祥的诗篇—“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成为历来吟诵不绝的佳什。

而到了诗人艾青的笔下，鸟的形象便被用来状写自己的“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的歌者情怀。诗人所歌唱的是什么呢？是“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是“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是“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换句话说，也就是生息于斯（土地）、饮啄于斯（河流）、奋飞于斯（风）、歌吟于斯（黎明）的多灾多难而又充满生命活力的祖国。最后两句是全诗的精华，通过一问一答，诗人抒发了那个时代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炽热、赤诚的爱国情怀。“千里来龙，到此结穴”，使全诗达到了高潮。

过去，每当欣赏这首诗时，我总是习惯于将它同作者写于此前不久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和《北方》放在一起来读。后两首诗都比较长，相同之处是三首诗都是以象征主义的抒情方式，以大自然的现象象征中国社会的现状，以自然界的寒冷象征国步艰难、环境严酷，抒写出诗人对于日寇铁蹄下的中国生灵涂炭、大地苦难重重的深情关注，对于祖国、人民的无比深厚的感情。三首诗的调子多少都带着一种忧伤，这样，感情就显得更为深沉，更为厚重，成为爱国主义的最强音。这种忧伤引出的不是颓唐、悲观、绝望，而是真挚的深沉的爱，是这片古老大地上令人自豪与骄傲的所在，引出的是“坚强地生活在大地上，永远不会灭亡”的气壮山河的结论。

附：我爱这土地

艾　青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写于1938年11月17日

（2009年）

远望当归 长歌当泣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望大陆》

爱好诗歌的朋友，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凡是脍炙人口的好诗，无分新体旧体，总是一经读过，便如斧錾刀刻，深深印在脑子里，历久不磨，甚至终身难忘。于右任的抒情诗《望大陆》，便是如此。

于右任先生一生爱国，风范长存。晚年羁留台湾，始终思念亲友，思念故乡，思念大陆，热切期望祖国统一，叶落归根，写出过许多强烈抒发思乡之痛的诗词。诸如，“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海上无风又无雨，高吟容易见神州”，等等。病重期间，老人在日记中写有“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见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的遗言。并把这一遗言凝结为血泪交迸、激情喷涌的诗篇，记在1962年1月24日的日记上，《望大陆》一诗由此产生。后来，老人还把它写成了条幅。

诗分三节：第一节强烈抒发渴望回归大陆的心情，表达了对有生之年不能亲睹海峡两岸统一的失望情绪；第二节写他对故乡对亲友痛彻骨髓的思念；第三节，写他四顾苍茫，归期无日的深悲剧痛。生前无缘重返故乡、重见大陆，那就在死后埋骨于高山之巅，“望我大陆”、“望我故乡”吧。“国有殇”，借用屈原《九歌》中“国殇”一词，表达自己以身许国的爱国情怀。

诚如高尔基所说，真正的诗往往是心之歌。这篇千古绝唱就是古往今来“心之歌”的典范。全诗以“骚体”出之，既反映了老人对爱国诗人屈原的倾慕，更获得了古人所说的“长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的最佳表现形式。它浓缩了海峡两岸的情怀，道出了无数他乡游子的心声。正是因此，当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诵读了这首“震撼中华民族的哀歌”之后，博得全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2004年）

中华传统文化与国学

——以《庄子》为例

本文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回答三个问题，阐明四大要点，介绍一位心理医生。

一

首先，解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传统文化？国学都涵盖哪些内容？

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面是表层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等，属于最深层次；制度、体制，介乎两者之间。而就民族文化传统来说，应该包括图书典籍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中流传下来的文化这两大类。传统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区分此一民族与彼一民族的核心标志。所以说，传统文化是民族之根，文化之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

中华传统文化，从学理上讲，有儒、释、道三大支柱。儒、道是本土的，在中国最先产生；东汉以后，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传入，形成三足鼎立、相辅相成的局面。“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是南宋孝宗的话，大体上不错。

民族精神的传承，是靠固有的文化来体现的。国学是这种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何谓“国学”？它是相对于“西学”、“新学”而言的，清代末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称为“国学”。顾名思义，所谓“国学”，就是一国固有的学术，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现在，人们往往将国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等同起来，这是不科学的，因为“传统文化”的范围十分广泛，它里面不仅涵盖了观念、风俗、习惯等范畴，还有些器物文化也包括在里面；而国学的范畴就要固定而狭窄一些。以学科分，国学包括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以思想分，有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他列从属地位。

国学是根脉之学、凝聚之学（和谐）、兼容之学（开放，不是封闭的）、经世致用之学。它的价值与意义，可以从哲学、历史、文化三个层面来阐释：在哲学层面上，学习国学可以领悟古老的智慧，传统文化不仅仅是经史子集，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哲学、历史和文化艺术。在历史层面上，学习和研究国学可以把握历史的脉搏，总结历史传统。在文化层面上，可以感受数千年来中华文化艺术精神。概括地说，就是：塑造民族灵魂；提高民族素质；开拓视野、扩展胸襟；提升自我修养、培养高尚情操；增强自立于社会、解决问题的本领。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当代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教授认为，可以这样归纳：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应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国学，不仅作用于本民族；在世界上，也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毛主席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对于传统文化要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诸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崇尚人的价值，注重和谐稳定；道德价值至上，追求精神境界的提高；直观整体思维，实行辩证分析等等，都是思想的精华。具体说来，像孔子讲的“学而时习之”，学习而且时时作自我调节的态度；“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多元互补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待人规则；“仁者爱人”，宣扬德政的治国理政的规范等，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认可的精神文明；还有老子的“道法自然”、“上善若水”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哲学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哲理，庄子关于人怎样才能达到“与人和”、“与天和”的论述等。当然，由于传统文化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必然打上封建意识的烙印，像宗法观念、等级意识、封闭保守、人身依附、缺乏民主法制、轻视科学等等，就属于落后的糟粕，应该加以抛弃和改造。正确的态度，是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要破除文化保守主义。

第二个问题：现在提倡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提倡研究国学的呼声比较高，这种形势的出现，有怎样的时代背景？有什么深远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国学曾经有过三次“热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力政，合纵连横。知识分子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思想自由，涌现了春秋时期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战国时期以孟子、庄子、荀子为代表的一批学术伟人，也产生了一批对后代影响巨大的煌煌巨著。第二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思想自由度较高，学者们或参与朝政，或著书立说，或设坛授徒，他们在哲学、历史学、文学、地理学以及诗歌、雕塑、绘画等诸多领域建树颇丰，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和文化巨匠。第三个浪潮在民国初年到上世纪30年代，这个时期清帝国覆灭，学者们获得了空前的思想解放，再加上五四运动以及西学东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学热，涌现了诸如章炳麟、王国维、陈寅恪、胡适等一大批国学大师。目前大家都在说“国学热”，我看国学还没有真正热起来。小学生开始背诵《弟子规》，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电视上给公众讲传统文化，那都是“国学热”的表征，但是，国学要想真正地热起来，应该是广泛地对国学的钻研和热爱，目前，这方面显然还很不够。

刚才提到先秦时期一批文化巨人，他们的出现是带有世界性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一个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概念。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神奇的现象：几乎在同一时期—大约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二世纪，世界范围内几大文明古国，在相互隔绝、独立发展的情况下，都分别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中国有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他们对于人类所关切的宇宙、社会、人生等最高层次的根本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两千余年的漫漫征途中，润泽着人类饥渴的心灵。

这个“巨人时代”，在中国恰值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无疑是典型的衰世、乱世与浊世，但它又是以“百家争鸣”为标志的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群星灿烂、光焰四射的文化昌盛期。现代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乱世衰世。所谓大人物，他不仅在当世，还要在身后，对历史有影响有作用。”比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孟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庄子，“其影响后代中国，实在大极了”。在今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他这样说：“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是很有道理的。

现在看，世界上其他几大文明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传统传承不绝。但是，到了上世纪中叶，特别是“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浩劫期间，传统文化和国学遭到了惨重的摧残，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老子有一句名言：“反者道之动”，也就是物极必反。面对现实中出现的种种乱象，广大有识之士共同反思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问题：中华民族向来号称“礼仪之邦”，人民的气质一向温柔敦厚、注重礼义廉耻，讲究文明风尚，为什么现在竟然呈现如此严重的“戾气”，一语不投就拔刀相向，在个别人看来，杀一个人就像宰一只小鸡那样简单；有些人不懂孝悌为何物，不知荣辱、羞耻，甚至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实际是做人的底线。现在在媒体上，看到一些人到世界各地旅游，表现出种种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我们整个国家在世界上声名显赫，堂堂正正，可说是吐气扬眉，可一些游客竟然干出那么多令人厌弃、令人嗤之以鼻、令人脸红的事。过去说非洲人不文明，现在，这个“之最”的帽子恐怕要戴在中国人头上了。

梁启超说，国学是关于德性的学问，也就是砥砺自我之品格、德行的学问。国学被抛开了，自然就会丧失道德底线。当然，这种“乱象”的出现，还和世界范围内“文明异化”有直接关系。商业理性至上，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盛行功利主义、实用主义，道德危机日益加剧。市场经济下，货币拥有重新划分社会等级地位的巨大功能，这是过去未曾遇到过的，也是一些官员顶不住诱惑的原因。这种诱惑力，不是一两句“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就能抵挡得住的。他要风光、要享受，就免不了攀比，人性中原本被禁锢的欲望得到了释放，这样一来，货币标准跟人的欲望实现了契合，就出现了人性异化。而社会上，越是浮躁、功利，就越缺失道德；而越缺失道德，就越是浮躁、功利，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要从根本上加以救治，必须着力建设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注意改革分配制度，努力缩小贫富差距，从而改变人的不平衡的心态；同时，还需要通过接受、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在头脑里扎根，致力于道德重建，此乃固本培根之举。

伴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经济、高福利生活和由此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时代危机、社会弊端、人类困境，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反思—针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大破坏、传统的过度流失、人类本性的摧残所引发的对于现代化的反思；针对科技在迅猛发展中带来的负面效应所引发的对于科技战略、科技思想的反思；针对人类生存中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权力、金钱、享乐、感官刺激的膨胀所引发的对于最佳生活方式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同时提出了向自然、向传统、向相对朴素生活的三个适度回归的设想。现在，就世界范围来说，地球母亲已经到了疮痍满目、遍体鳞伤的地步；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下，更是加倍地承受着发达国家以高能耗、高代价、高污染为特征的“物化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劫难。

因此，1988年，七十五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西方学术精英，在巴黎开会结束时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当代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指出，庄子倡导的自由精神—摆脱功名利禄、金钱权力等外在的种种束缚而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超越；老庄共同提出的无为思想—抵制统治者对民众、对社会、对自然的过度干预，特别是“顺物自然”、“人与天一”、“无以人灭天”等一系列生态哲学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都是极富现实针对性的。

现在，我们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刻不容缓，势在必行。今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他还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这些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个问题：传统文化也包括国学，博大精深，应该如何把握，具体从哪里入手？

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整个学术界都在思考，力求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答案。我这里只谈一点个人的体会、做法。传统文化与国学，有如汪洋大海，浩荡无边，文献典籍汗牛充栋，必须理出一个头绪来，否则“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我在学习过程中，先是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从源头上往下捋，一步一步地学习、钻研。我以为，学习传统文化，不妨根据以下“三个划分”来加以把握。

第一，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划分清楚儒家和道家。儒家看重人和社会的关系，重视调适协作，强调社会责任，习惯以共性（用现在的话说，叫团队意识或团队精神）为前提，它强调的是有为。道家，强调人的内部自身协调，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宇宙万物的规律，提倡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宇宙、看待事物，以提高心灵境界为前提，强调无为。

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之中，概括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庄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第二，关于儒家自身的划分。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但接下来分了两支。一支是孟子，强调“性善”，是儒家的理想主义理论；另一支是荀子，强调“性恶”，是儒家的现实主义理论。儒学到了汉代，特别是宋代以后，它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国学大师冯友兰将宋代以后的儒学，称之为新儒学。宋代以后，儒学又分为两大学派，一是由程颐创建，由朱熹发扬光大的程朱理学；一是由程颢创立，由陆九渊和王阳明发扬光大，称为心学。

第三，是道家的划分。我们把道家的两大代表人物，并称为“老庄”，这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总体上的认识是一致的；但二者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的称庄子是老子的门徒，这并不准确。孟子有言：“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意思是说，他未能亲登孔子之门，只是就学于子思之门徒，作为隔代的“私淑弟子”，得闻孔子之道。而庄子却从来没有自称是老子的传人；从他的著述中也看不出来他是如何师承老子的。我们只能说，在继承、发展老子思想过程中，由于同时还接受了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加上他的独创性的天才发现，通过新的整合、新的改造，从而奠定了他在道家学派的崇高地位。

老子以道入世，谈的是入世之道；庄子之道更多的是思考人生的自由；老子以哲人的身份论道，侧重于思辨，侧重于理论分析；庄子更多的是悟，也就是依靠生命体验而并非诉诸客观认知。很多都是通过直观的形象化的意象来表达的。当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认为，与老子及其他哲人不同，庄子很少真正讲“治国平天下”的方略道理，他讲的主要是齐物我、同生死、超利害、养身心的另外一套；他关心的不是伦理、政治问题，而是个体存在与身心问题，这是庄子思想的实质。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说得更干脆，“庄氏之学，与老子相似而实不同”。

老、庄都属隐者之流，但两人阅历不同，所处时代、身份背景差异很大。老子做过周王室的史官，熟谙自古及今的治乱兴衰、得失进退之理，因而《道德经》中谈政治原则的内容较多；《庄子》则异于是，见不到正面言说政治原则、政治方略、政治观念的内容。在对待所处时代的社会矛盾、人际关系上，对于强国与弱国、贵族与平民、都市与乡鄙、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的看法上，老、庄也有明显的差异。对于统治者，老子的基本出发点，是关切，是维护，是补台，他告诫人君要具备远大的眼光和宽阔的胸怀，应该效法天地，把治国理政看成是自己的本职，不能居功，不能太看重个人的享受，而要顾念天下百姓，关注民生疾苦。他还深刻分析了造成民众现实艰难处境的原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民之难治者，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老子还特别提醒执政者，必须有预见性和洞察力，做到见微知著，把矛盾解决在萌芽阶段。指出：“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特别是老子还亮出了战胜攻取的纲领性的政治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总之，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去参与社会政治，对治国安邦提出了一整套方案，目的是使矛盾不致发展、转化，从而维持周室的统治。

庄子则不然。作为徜徉于政治泥淖之外的逍遥哲人，在他的心目中，那些“暴君昏上”、贵族政客等各种类型的统治者，即便不是罪魁祸首，起码也是政治帮凶，都是一些残民以逞的无耻之徒，其灭亡迹象已著，不可能加以挽回。出于愤激，他不但不肯帮助他们拾遗补阙，给予救助，甚至抱有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仇恨心理。老子更侧重功利的角度，他说“无为无不为”，因此有人说他是“政治艺术之父”；他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的统治术；他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子、吴起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而庄子更强调独立人格、个性自由、诗性人生。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儒道兼容并蓄，出世和入世共有的。比如诸葛亮，他高卧隆中时，肯定是“出世”的，但他若没有“入世”之心，又怎么能有“隆中对”呢？中国人在历史上都信奉儒家学说，信仰孔孟之道，其实在民间，一般人佛、道、儒都信，天地君亲师都拜，靠着“因果报应”的信仰，约束人自己的行为，心中有个基本的敬畏。

国学的代表性著作，一般讲：“三玄”（《易经》、《老子》、《庄子》）、“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北京大学吴小如教授就更实际一些，他要求人们读完“诗、四、观”：《唐诗三百首》、“四书”和《古文观止》。吴教授认为，要打下国学基础，首先要把这三本书从头到尾都看过、都背过。

上面主要是从学术研究、学习钻研层面上说的；其实，传统文化以及国学，还有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实现现代化转换问题。篇幅所限，只好留待后日专题阐释了。

为了避免空洞说教，下面我想结合实际，具体加以剖析—以庄子为例，“解剖麻雀”，展示标本，达到直窥国学堂奥的目的。

二

庄子时代，在战国的中后期，晚于老子和孔子一个多世纪，大约与儒家的亚圣孟子为同时代人。他出生在宋国国都商丘东北部的蒙地，现为河南商丘市的郊区。他一生都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只当过为时不长的“漆园吏”—大体上相当于一个规模不大的林场场长。除了从事生产劳动，养家糊口以外，生前主要是授徒、讲学、著书；活动范围，大体上在今豫东、皖北、鲁南地区，享年八十四岁。

庄子是一个平民思想家，富有人情味，有一颗平常心。他在读书治学的间隙，常常喜欢进城游观，顺便在店铺里歇歇脚，同那些工匠师傅唠唠家常；他们也都把庄子看作是自家人，愿意同他说一些心里话。特别是一些近乡同里的人，都知道庄子是货真价实的平头百姓，居住不过两间茅屋，出行全凭一双脚板，穿着打扮，饮食习惯，都和大家相差无几，甚至生活标准还要低上一等，有时揭不开锅还要出外借粮。庄子对于贫民的生产生活相当熟悉，有的技艺，比如编结草鞋、刻制竹简、制漆、捕鸟、钓鱼等，他也能够熟练地操作。

他是一个想象力超群、表情丰富、善于模拟的故事大王。举凡飞禽、走兽、游鱼、草蛇、蝴蝶、鸣蝉、蚊虫、蚂蚁，到了他的口中、笔下，都活灵活现，生动传神，而且被人格化了。庄子的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对于物性有着极其精细的体察。他曾说：饲养老虎的人，不敢拿活物给它吃，因为担心它在扑杀活物时，会怒气勃发，激起其凶残、暴戾的天性；也不敢用完整的动物去喂虎，必须切成碎块，否则，老虎在用牙齿撕裂动物的时候，会恢复其残酷的本能。他还说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喜欢马的人，用精致的竹筐去接马粪，提着珍贵的器皿给马接尿；当发现蚊虻叮在马身上，出于怜惜，“啪”地一拍，没想到马竟然受到惊吓，咬断嚼子，毁掉笼头，狂奔起来。本意出于爱惜，结果却适得其反。

对于人情事故，庄子确有实际而深入的体会。他说：“忘亲易，使亲忘我难。”这里包括双层寓意：从父母角度讲，舐犊情深，人情之常，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而作为子女，若要做到不使父母牵挂累心，得以顺情适志，实非易事。庄子还说：“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母亲必须等到断奶之后才有可能孕育弟弟。这样，哥哥就会认为，父母舍长而育幼，已经失爱于双亲，因而啼哭不止。还说，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妻子在半夜生下小孩，他就急忙取火点亮，心情忐忑地观看孩子的长相，唯恐他会长得像自己一样丑陋。

讲得更为深刻的是：“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意思是生活中应该留有空间以容其私，室内如果没有一点空隙，私人生活空间非常狭小，时刻都好像处于被人监视之下，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这样下去，婆媳间就免不了要互相吵架、争斗。如果延伸一步，放大到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想境界似乎是“亲密无间”。但这样就好吗？恐也未必。两人若是过于亲密，一点距离、一点空隙、一点差异都没有了，彼此间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同一的，私人空间完全丧失，其结果是物极必反，反而会使亲情、友情化为乌有，最后会导致疏离与破裂。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作后盾，会能体察得如此深刻。

庄子关于“外重者内拙”的论述，也非常有趣，而且涵蕴深刻。他以赌博为例：说，用瓦块作赌注的，心地从容应对，毫无负担；用衣带钩作赌注的，因为有一定价值，这时心里就有些紧张；而用黄金作赌注的，心神就会紊乱，因为或输或赢，关系至大。本来，无论哪种情况下，人的技巧都是一样，并没有发生变化；可是，由于有所顾惜，思想里加重了负担，便对外物分外重视。而凡是重视外物的人，内心就必然笨拙。联系到国际间的球类比赛，我国的运动员总是内心负载过重，心理承受不了，似乎十三亿人都在那里盯着他—由于上层领导与广大观众带有过高的期望值，过强的功利心，仿佛一场球赛打赢还是打输了，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临深履薄，心怀惴惴，技艺再高超，动作再熟练，也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还有一种常见的事例：就是外科医生操刀，给重要人物或者至爱亲朋作手术，尽管技术十分高超，而且倍加认真对待，但由于心理负担过重，有时是越怕出纰漏，偏偏就出了纰漏。看来，面临重大抉择时，往往失手，不是失给对手，而是失给自己，败在了内心的“在乎”。

普通人，平常心，家常话。这是庄子哲学的一道亮色，也是庄子的人生本色。

庄子是一个喜欢敞开自我、袒露襟怀的人，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当你翻开他的著作，就会觉得一个神清气爽、超凡脱俗却又鲜活灵动、血肉丰满的哲人形象，赫然站在眼前。连远哉遥遥的欧洲作家王尔德都说：庄子是“生活在黄河边上，长着一双杏眼的智者”。其实，庄子本人也曾有个自画像—身形瘦削，“槁项黄馘”—干瘪、细长的脖子，托着一个面色枯黄、前额笨重的脑袋。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的道家第二号代表人物，开创了与正统儒家文化双峰对峙、相得益彰的另一个传统。如果说孔子具有十分执着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一种无穷的理性力量感染着后人的话；那么，庄子则是凭着他超脱的人生智慧以及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诗意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子为后世提供了一种以自由精神、人格独立为旨归的价值取向，一种超越功利、浮云富贵、远离官场、自食其力的人生道路，一种淡泊无求、知足知止、韬光养晦、“善做减法”的处世态度，一种登高望远、摆脱重重束缚、破除井蛙式的“拘墟之见”的全新视角与思维方式。

下面，就展开说一下庄子其人其文的四大要点。

其一，庄子为后世树立了一种以自由精神、人格独立为旨归的价值取向。

庄子具有高远的精神境界和开阔的胸襟、视野。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庄子不是这样，什么先王的遗范、现世的礼制，在他的心目中，都缺乏应有的权威；而人身的偶像、神鬼的灵明，他更是不予理睬。至于那些受空间、时间限制，束缚于仁义、礼教等外在的框限和内在的束缚，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缠夹不清，甚至无法摆脱的；而在他那里，尽数得到了化解。

庄子以其极度的清醒，本着超越世俗的价值标准，揭示了遭致遮蔽的生命真实，尖锐地指出：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举世的人沉溺于世俗奔逐，都为身外之物而改变本性，为某种目的而牺牲自己，无论其为伯夷式的“君子”，还是盗跖之类的“小人”，尽管所追索的目标不同，亮出的名堂各异，但就其损蚀本性、戕残生命来说，其间并没有本质差别。

面对世界的荒谬、社会的黑暗、民生的疾苦，庄子并非脱离现实，不问世事，也不是“丧己于物”，同流合污；而是在与众生同游共处之中，坚持自我的价值取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实现精神对现实的超越。他既非真正的入世，也不是纯然的出世，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游世”，或曰“间世”。逍遥尘垢外，“乘物以游心”。他所追求的目标只是真正的自由、自主；他的理想境界不过是做一只全靠自力、无恃无待的草泽里的野雉，走十步才啄到一口食物，走百步才能饮到一口水，尽管生计艰难，但它绝不冀求被畜养在笼子里。

作为首倡人的自由解放的伟大思想家，庄子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自然天性、逍遥境界为人生的终极价值。在人类思想史上，庄子是以追求个体生命自由为宗旨的第一人，是全面批判“文明”进程中人性“异化”的第一人，是关注生死和精神营卫，力图揭示生命意义以及演化规律的第一人，是深入考察精神现象，揭示美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第一人。

其二，庄子实际践行了一条超越功利、远离政治、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人生道路。

庄子向往自由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决定了他在封建统治者面前，不肯屈身作吏，觍颜事人；他完全没有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立功立德的期望。他并不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实用价值，对现实功利不屑一顾，更无意践行儒家那一套“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方略；也不认同老子的政治道德，奉行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他拒绝参与政治活动，同统治者保持严格的距离。《庄子》书中记载：这天，庄子正在濮水岸边钓鱼。楚威王派遣两位大夫表达心意，说：“我们的国王希望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先生。”庄子手持钓竿，头也没有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特地用竹箱装着，手巾盖着，把它供奉在庙堂之上。你们说，这只龟，是甘心死了，留下骸骨，受到尊贵待遇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呢？”两位大夫说：“它当然愿意活下去，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庄子说：“那么，你们就请回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

庄子为什么决不当官呢？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熟知各国的史事，特别是那些在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孔丘恓恓皇皇，席不暇暖，历经十四个春秋，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一路上，饱遭讥讽、批评，甚至被嘲为“累累若丧家之狗”；但其所推行的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却最终也找不到买主。到了战国时期，商鞅以刑名、法术之学取悦于孝公，变法图强，卒成霸业；但他自己却并未因此而获得好运，最后的下场是：“作法自毙”，惨遭“车裂”，分尸示众。如果说，这场惨剧远在西陲的秦国；那么，发生在宋国都城的两场宫廷血腥政变，他是亲眼目睹的了。因此，决意远离政治这个是非坑。

其实，即使不存在这类杀身之祸，就庄子的天性来说，他也确实不是一个做官的材料。拉他从政，无异于套狗耕田，不仅官当不好，自己也会跟着吃苦遭罪。无分中外古今，基本上可以肯定，哲学家成就不了出色的政治家。哲学家所拥有的，是一颗整天都在思索问题的无比沉重的大脑，一颗时刻都在滴血的敏感的心灵，他们把灵魂受难看成是精神享受；他们可以有洞见，有卓识，有妙赏，有深情，却缺乏政治家所断不可少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魄力，更不具备杀伐决断的手段、覆雨翻云的权谋。难怪古希腊大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执意要把王位继承权让给兄弟，并且说：“宁愿跟小孩子一道掷骰子，也不去摆弄政治。”

庄子以极度的清醒和超凡的远见，洁身自好，特立独行，逍遥于政治泥淖之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同其他的先秦诸子，在观念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在那种社会昏暗、政治污浊的环境中，绝大部分读书人，都迷失了自我，摒弃了生命价值，莫不“危身弃生以殉物”。对此，著名学者陈鼓应有个解析：“先秦时代，士人群起而出，然而大多是依违于仕隐之间。庄子则超越了仕与隐的冲突与两难，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又‘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板荡的时代中，做一位清醒者、殊异者。”

他为了在政治上傲然独立，绝不苟活以媚世，在生活上选择极度简单的方式，坚持自食其力，靠着编草鞋、钓鱼虾来勤俭度日，维持低标准的生存状态；这样，在人格上，就可以保持自我的尊严与高贵，不受任何政治派别、社会集团的控制与影响；精神上，潇洒、超拔，营造一种从容、宁静、宽松、淡定的心态。正由于他终身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的价值观，成为“官本位文化”坚定的反叛者，从而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轻松感，“悠哉游哉，聊以卒岁”。

其三，庄子奉行一种淡泊无求、知足知止、韬光养晦、“善做减法”的处世态度。

庄子的思想、学问、功力，主要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层面与精神境界，也就是通过释放精神能量，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教人忘怀得失，超越现实种种庸俗的计较。庄子明确地揭示了人生的有限性，从根本上阐释戒除贪欲，知足知止的道理。知足，是就得之于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不会处处与人攀比。知止，是从内在上讲，主动抑制过高过强的物质欲望，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紧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那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可是，世上的常情却与此相反：“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庄子哲学是艰难时世的产物，体现了应对乱世的生命智慧。庄子无意逃避现实，但也不取凌厉进击、战胜攻取的强者姿态，唯以坚守本性、维护自由为无上律令。他所探究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在乱世、浊世、衰世中养性全生、摆脱困境，其中涵括了也饱蕴着一代哲人对其所遭遇的种种痛苦的独特生命体验。

说到庄子的人生智慧，集中地体现于以生命为贵，以名位为轻上。在先秦诸子中，体现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转换，体现了人类自身生命价值的认知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天才，注定要为其超越于时代、超越于常人付出应有的代价，包括献出宝贵的生命。比如中国的嵇康、李贽，西方的布鲁诺、伽利略，弯起指头来可以数出几十个。可是，作为天才中的天才，庄子却能养性全生。应该说这得力于他的“散木情结”。庄子曾经列出两组鲜活的事例进行对比：一组是，“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桂可食，故伐之”；另一组是，栎社之树、商丘之木因“不材”而得以免遭砍伐，白颡之牛、亢鼻之豚、患痔之人因不宜祭神而终其天年。前者表明：有用则自戕，有用是灾难；后者揭示：无用则无患，无用有大用，不材可以自存，无为、无求能够免除祸患。两相对照，得失立见，道理至为警策。

庄子反复强调韬光养晦、藏锋不露的生存智慧，主张退隐、藏锋、遁迹、避世。庄子指出，名是人们相互倾轧的原因，智是人们相互斗争的工具。这两者都是凶器，不可以将它们推行于世。庄子提倡即便才德出众，也要形同无知，大智若愚。

第四，庄子为后世提供一种登高望远、以道观天下、摆脱重重束缚、破除井蛙式的“拘墟之见”的全新视角与思维方式。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临高始见人寰小，对远方知色界空。”它的真理性已经获得了太空归来的宇航员的证实。世界首个登上月球的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回到地球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他说：“当我们踏上月球之路的时候，眼看着地球越来越小，第一天的时候，看着地球还像圆桌面那么大，第二天的时候，地球像篮球那么大，第三天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只有乒乓球那么大。”其实，这类景况，中国的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看来，这里有个眼界、视野与视角、视点的问题。庄子谈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使两岸和沙洲之间，远远望去，分不清是牛是马。于是，黄河之神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却看不到水的尽头；这时，河伯才改变了原先得意的脸色，望着海洋，面对北海之神海若感叹地说：“现在，我总算目睹了你的难以穷尽的广大。”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谈海，因为它受到空间拘束；夏虫不可以语冰，因为它受到时间限制；浅薄之士不可以同他论道，因为他受到礼俗的束缚。现在你出乎河流，观于大海，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鄙陋，这才可以同你谈谈大道的条理。”这段对话说明了：眼界越开阔，视野便越扩展，那么，所见到的客观事物的范围，便会越加宽广了；而随着视点、视角的变化，客观对象则会随之而发生变化，人们的认识也会有新的领悟，新的提高。

哲学研索本身，就有一个视角或曰立足点的选择问题，视角与立足点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判然有异。庄子的视角，广博开阔，既不拘限于人类，更不拘限于自我，而是推及宇宙、自然。这样，许多认识都会随之而变化，不要说各种社会事物、文化现象，就连自然界也是如此。比如，我们通常说的益鸟、害鸟，益虫、害虫，什么东西有营养，什么东西对身体有害处，这些都是基于人类主观意志的认识；就自然来说，从天道来说，各种生物的生存价值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此高彼低、此益彼害、此是彼非的差别。庄子正是基于道的立场，建立了他的“齐物”思想，从而获致了一种超拔境界与恢宏气象。宇宙千般，人间万象，在庄子的视线内，物我限界一体泯除，时空阻滞化为乌有，大小不拘，久暂无碍，通天入地，变幻无穷。

把相对意义绝对化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人对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认识。我们的地球母亲，已经有四十六亿年高寿了，在她诞生十多亿年之后，才开始有生命形成，而人类的出现只有二三百万年的历史。人和一切生物都是自然的创造物，在直立之前，人类和所有的动物共同匍匐在漫长的进化之路上，依靠周围世界提供必要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生存繁衍，发展进化，原本没有资格以霸主自居。可是，后来人类无限制地自我膨胀，恣意攫取；生态环境遭到惨重的破坏，制造出重重叠叠的环境灾难。人类自身今天算是尝尽了种种苦头。

在古代的思想家中，庄子的思维方式是至为独特的，具有非概念、非逻辑性的审美特征。作为哲学元典，《庄子》很少运用逻辑论证、推理的形式来阐发固定的结论；而是采取形象的类比的方式，使你在特殊的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真理。论者一般都把它概括为“直觉思维”，也就是不经过逻辑分析而直接体察事物的内在本质。庄子是艺术家的气质，他并不注重外在客观性的知识，而看重主体内在的感受；不重视概念的分析、剖断，而看重实际生活的感受；不重视语言文字的表述，而看重直觉的体悟。应该说，这类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中是独一无二的。

《庄子》一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寓言”形式与叙事策略。他特别擅长把某些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所要表达的“道”，巧妙地糅合到一起，然后以说寓言、讲故事的形式把它生动地描绘出来，使你难以将形象和哲理截然分割开来。其鲜明的特点，庄子笔下的寓言故事，多出自个人虚拟，凭空结想，靠的是出神入化的狂想，玄虚幽邈，荒诞不经；庄子讲故事，往往并不明确点出所要说明的道理，不是靠着雄辩滔滔、逻辑推理，而是凭借特异的形象思维，通过有趣的人、奇突的事，自然地展现出来，说完了转身离去，掉头不顾，“白白了”，或者袖手站在一旁，听任读者去恣意猜想；所讲述的内容，富有哲学意蕴，有些是人们习常见惯的事情，却含有深邃的道理。

《庄子》是先秦时期一部高妙、精深的哲学名著，又是一本泽流万世、传之无穷的散文精品。面对《庄子》这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元典，宛如置身一座光华四射的幽邈迷宫，玄妙的哲理，雄辩的逻辑，超凡的意境，奇姿壮采的语言，令人颠倒迷离，流连忘返。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认定其为“天下第一奇书”，还把它同《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列为“六大才子书”。现当代中国两位大文豪鲁迅与郭沫若，对于庄子的文学成就，也都给予极高的评价。鲁迅说：“其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重点放在当时；而郭沫若则着眼于后世，他说，“不仅晚周诸子莫能先，秦汉以来一部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如果把视线扩展到域外，那么，同样会列出一大串金光耀眼的名字：美国作家梭罗、英国作家王尔德、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墨西哥诗人帕斯、苏联时期文艺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这些大名鼎鼎的文学“大腕”，竟然都是庄子的崇拜者。

三

最后，说说庄子这位不是医生的“医生”—他是一位高明的“心理医生”。

已故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曾满有风趣地把儒家文化比作“日常生活中的粮食店”，认为人要活下去，每天都离不开五谷杂粮；而“道家文化则很像药店”，“身体健康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在意药店在哪里，生了病马上想到的，就是药店或者医院”。

说到就医求药，早在宋代，诗人李洪就有“《南华》（即《庄子》）一卷是医王”的说法。到了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又说过这样一段话：五十年前，他连夜失眠，严重咯血。这时候他想起了《庄子》中说的：艾地封疆守者的女儿丽姬，为晋国君王所迎娶，开始时哭得衣襟都湿透了；待到入宫之后，与国王同睡一床，共享美味，才后悔当初不该哭泣。庄子以此为喻，说：“我怎能知道死去的人不后悔自己当初努力求生呢！”而林纾以丽姬为喻，同样也是说，参透了生死，无所忧伤，无所顾念，因而得以酣然入睡。结果，医生诊脉，大感惊异，说：你的病好了！他说：此乃《南华》之力也。这年六月，他又病倒了，便在医院里读《庄子》，心中无所挂恋，也无所畏惧。由于放宽了心，去掉了心理负担，逐渐得以康复。他说，《南华》一书，五十年间，相伴终始。

诚然，说庄子能够疗疾治病，不要说别人会视为天外奇谈；恐怕连他本人也绝对没有想到。他一不是救苦救难的南海大士观音菩萨，他没有祛除人间千灾百病的神奇法术；二不是神医国手，不具备扁鹊、仓公那样手到病除的本领，甚至对把脉之法、岐黄之术也毫无研究。就是说，他没有救死扶伤的本事。他的思想，他的学问，他的功力，主要是作用于心灵层面与精神境界。这样，每逢灾祸频仍的时日，那些处于“倒悬”之境的士子，穷途失意的文人，或者虽曾春风得意、后来却屡经颠踬磨难而豁然开悟的“过来人”，几度沧桑历遍，世事从头数来，他们都会从《庄子》那些警策的教示中，获取灵魂的慰安、心理的平衡，为心灵创伤、命运挫折、生活苦难提供某种抚慰；它使许多身处困境的人群从中悟解到，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活下去，可以从另一种视角看待问题、观察事物，从而在逍遥畅游中，卸却种种负累，解脱重重羁绊。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心理医生，当不为过；用医学术语来表述，也可以说，发挥一种“消结化瘀”、“疏肝理气”的作用。

长期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有言：“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在失意的时候是道家。道家这种‘以退为退’、‘顺应自然’的态度，曾经减轻了中国人在失意的时候的苦恼，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苦中的乐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在遭遇惨重失败或人生不幸之后，一般并不走向宗教或者主动毁灭自己，而保全生命、坚持操守、遁迹山林，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层。《黄帝内经》有“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已经病倒了，当然需要治，能够治好也十分可贵，但这终究属于被动应对；而“治未病”，亦即在患病之前早自为计，事先掌握预防的主动权，方为上策。《庄子》一书正是这样，其作用乃在于醒世、觉迷，释疑、解套，能够启发人增长智慧，识机在先，获得一种战胜外在枷锁与心中魔鬼的困扰，疗治精神创伤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视角。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超越的眼光、豁达的心胸、高远的境界来观察和处理客观事物。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不要说处于人祸连绵、战乱频仍的乱世，人们的心灵饱受创伤；即便是太平年月，在正常情况下，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完全摆脱心灵的困境。人生多故，世事沧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人心处无二三。”荣与辱、顺与逆、成与毁、得与失，相伴而生，随时为变。每一番颠折的结果，带来的都是痛苦与烦恼。在有生之年，谁也摆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苦痛；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动物。纵使自身未曾面对生死大限，亲人、友好间的生离死别、浮沉聚散，也依然会带来愁苦悲伤。这还不算，佛家还有“人生八苦”之说。生、老、病、死之外，再加上四种苦情：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喜欢的得不到）、五蕴盛（涵盖了人的身心的色、受、想、行、识“五蕴”炽盛）。有这么多的苦相伴，难怪大作家歌德说：“这一辈子，快乐兴奋的日子，前后算起来不足四个星期。”

那么，如何才能消解与摆脱这些内心酿造的苦闷与忧伤呢？这就用得上《庄子》了。人们常说，“既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现在急需的就是要“放得下”。庄子的哲学思想，可以为“放得下”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

二是以理化情，顺应自然。庄子强调，“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这并非说要完全杜绝七情六欲；而是主张种种情感应该顺乎自然。大学者冯友兰说，在庄子看来，情对于人是一种束缚，而理则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化解，进而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结果，就是得到了自由。这些都是超拔于智能、认知层面的，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心性修养。以此来观照客观事物，处置人生课题，就会摆脱种种烦恼，从而化解许多胸中积闷、眼底波澜，使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也正是为此，所以，明代诗人祝允明说：“医经士典都余策，一卷《南华》万物平。”

三是认识人生的有限性，构成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庄子说过：“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郤（阳光掠过空隙），忽然而已”，“此身非吾有也”。英国历史学家饶列说：“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确实如此。就常人来说，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罹患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过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许多过去经常被忽略的道理。这里说的是正常公民；而如果是贪官污吏，这类体验则更多地来自锒铛入狱，镣铐加身。平时颐指气使，气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濒临死境或者失去自由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也好，高官显宦也好，同穷光蛋并没有多少差别。什么赫赫威名、巍巍权势，什么豪宅别墅、名表名车，什么金条银锭、粉黛佳姝，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到头来，转眼之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疯狂聚敛，贪婪无餍，恣意搜求，究竟所为何来？

经常想想这些问题，有助于人们看清世事，厌弃浮华，戒贪限欲，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不伸手”，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懂得了这一点，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多做减法，少做加法”，除掉忌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痛苦。

四是从平衡心态上做文章，防止和避免认识上的绝对化。人若是都得等到行将就木或者身陷囹圄之际方才觉醒，岂不是为时太晚了吗？因此，最佳选择还是这种“红尘解悟”，能够早些，早些，再早些。在庄子看来，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失去，从另一面来看却是获得；一件东西的生成，对另一件东西来说是毁损。一个木桌制成了，从家具本身看，这是成功；可是，站在树木、木材角度看，这是损坏，是毁灭。古书上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2014年）

关于传统诗的创作与欣赏

说诗，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系统地、条理地讲，诸如格调、比兴、形象、意境、韵律，以及声韵、对偶、字句、章法、规则、派别、体裁、忌病（八病、五忌、五戒之类）等等，都必然要接触到；还有一种讲法，漫谈式的，从具体文本入手（其中既有古代的名篇，也结合个人的创作），在涉及规律、作法时，再就实论虚，谈些个人的见解。我觉得，后者可能活泼一些，容易引发兴趣。

一

1992年，我在甘肃参加一个会议，大家驰车河西走廊，走了三天。这里是铁马金戈的古战场，是沟通古代中国与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孔道，神话传说很多。应该说，已经够惝恍迷离了，偏偏沙市蜃楼又来凑趣。我们在戈壁滩上，突然发现右前方有一片清波荡漾，烟水云岚中楼台掩映，绿树葱茏，渔村樵舍，倒影历历，不啻桃源仙境。但是，无论汽车怎样疾驰，却总也踏不上这片洞天福地。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戈壁蜃景。同样有意味的是，祁连山就壁立在我们的身旁，一路上紧紧相随。一过乌鞘岭，那静绝人世、夐列天南的一脉层峦叠嶂，便投影在我们游骋的深眸里。映着淡青色的天光，云峰雪岭的素洁的脊线蜿蜒起伏，一直延伸到天际，一块块咬缺了完整的晴空。

面对着这雪擎穹宇、云幻古今的高山丽景，领略着空际琼瑶的素影清氛，顿觉情愫高洁，凉生襟腋。它使人的内心境界，趋向于宁静、明朗、净化。有人形容祁连山，像一位仪表堂堂、银发飘萧的将军，俯视着苍茫的大地，守护着千里沃野；有人说，祁连雪岭像一尊圣洁的神祇，壁立千寻，高悬天半，与羁旅劳人总是保持着一种难以逾越的距离，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隔膜感。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恋人、挚友般的亲切。千里长行，依依相伴，神之所游，意之所注，无往而不是灵山圣雪，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一种相通相化、相亲相契的温情，使造化与心源合一，客观的自然景物与主观的生命情调交融互渗，一切形象都化作了象征世界。

于是，我写了四首七绝：

断续长城断续情，蜃楼堪赏不堪凭。

依依只有祁连雪，千里相随照眼明。

邂逅河西似水萍，青衿白首共峥嵘，

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

皎皎天南烛客程，阳关分手尚萦情。

何期别去三千里，青海湖边又远迎！

轻车斜日下西宁，目断遥山一脉青。

我欲因之梦寥廓，寒云古雪不分明。

这可归类于抒情诗。在古代诗歌中，抒情诗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唐诗，这方面最擅胜场。杜甫有《梦李白二首》。唐肃宗乾元元年，李白被流放夜郎，第二年春天到了巫山遇赦，回到江陵。但杜甫远在北方，只听说李白流放蛮荒，生死未卜，并不知道已经赦还。忧思拳拳，结想成梦。其一是：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落月满屋梁，犹疑见颜色。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本来，一般的写梦遇往往先说别，而此诗未说别先就说死，以死别来衬托生别，说明李白流放绝域、久无音讯，给挚友杜甫造成的心中苦痛之深。开头便如阴风骤起，刮起一场弥漫全诗的悲怆气氛。不说梦见故人，而说故人入梦，始而相见欣喜，但很快就醒悟过来—你不是被人羁押吗，怎么出来了？恐怕不是快晤平生吧，究竟是生魂还是死魂，路远难测啊。来时要飞越南方葱葱郁郁的千里枫林，归去要渡过秦陇黑沉沉的重关绝塞。孤魂无依，多么遥远，多么艰辛呀！在满屋明晃晃的月光之中，似乎见到了李白憔悴的容颜，但凝神细辨，才知道是一种朦胧的错觉，想到故人魂魄一路归去，夜又深，路又远，江湖满地，风涛滚滚，心里祷告着：你可千万不要被蛟龙吞掉啊！

唐代诗人元稹有一首《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的七绝：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乐天就是白居易。元白间有很深的友谊。先是元稹因弹劾和惩治不法官吏，得罪了权奸，屡次遭贬，这时正贬为通州（四川达县）司马。这一年，白居易也因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元稹写下了这首诗。当时，他贬谪他乡，又身患重病，心境本来很差，现在忽然听到挚友也蒙冤遭贬，内心更是极度震惊，万般凄苦。在这种悲凉心境下，一切都变得暗淡昏沉了。第三句是传神之笔。“惊”写出了深情，“坐起”写出了震惊的状态，惟妙惟肖地刻画出诗人陡然一惊的神态。既然是“垂死”，自然起坐不便，现在居然忽地坐起，这是何等的心灵动力呀。按照常规，这句写完，一定要来一句实写—表现“惊”的具体内涵。然而，作者却偏偏来了个写景，把惊的内涵蕴涵于景语之中。是惋惜？是悲痛？是愤慨？全都没有说破，一切都由读者去想象、玩味。白居易看到诗作之后，给元稹回信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

这种写法叫作“以景结情”。作诗开头难，结尾尤难，这是诗人苦心孤诣之所在。宋人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需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元稹还有一首七绝，写他谪宦五年之后，重被召回长安，路过商山时的一片喜悦之情。

五年江上损容颜，今日春风到武关。

两纸京书临水读，小桃花树满商山。

还有杜牧的《谢亭送别》：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都是以景结情的典范。

清代著名诗人黄景仁，少年时和他的表妹有一段恋情，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对情人未成眷属。这个小妹妹远嫁多年之后，有一次，在她儿子的汤饼宴会上，二人偶然相见，她流露出旧情未忘的情怀，引起诗人无限的追忆与感慨，遂作《绮怀》七律十六首。这是第十五首：

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缠绵思尽抽残茧，婉转心伤剥后蕉。

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

此时诗人二十六岁，在安徽寿州教书。不堪孤馆寂寥，充满人生感慨。追忆那失去已久的青春绮梦，心中自有无限的悲怆。诗中说，当年我多少次坐在花树下吹箫，通过箫声来向她倾诉心中的爱情。汉代风流才子司马相如不就是琴挑卓文君么，还有那秦代的萧史与弄玉，也是凭着一枝箫管成就了良缘，那是多么富于浪漫的色彩啊！然而，现实生活留给我的只是一片怅惘和终生的遗憾。红墙近在咫尺，却有如远不可及的九霄云汉。已经过去的原应让它过去，何曾想多少年后这青春的恋情又搅得我无法平静下来。诗人清夜难眠，走出户外，在星月下徘徊。他一边涵咏着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的诗句，一边想着，自己当年不也曾与她幽会于“画楼西畔桂堂东”吗？可是，诗人马上从迷离中醒来，喟然发出一声长叹：星辰依旧，可是，毕竟不是当年那温馨旖旎的夜晚了。记得当年那个夜晚两人无限亲热，竟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可是，现在却只身鹄立于风露之中，又为的是谁呢？不过，诗人自己也感到惊奇，这段恋情竟然令人如此刻骨铭心。如今缠绵的情思已经像春蚕那样吐尽了，这颗心哪，也像芭蕉一样被一层层剥光了叶片，眼看就要枯萎了。最后，又回到记忆之中，正是自己十五岁时一个月圆之夜，她斟给我一杯美酒，我完全喝掉了。直到今夜，我还似乎被它所陶醉着。只是，今生今世怕再也不可能消受这种甜美的生活了。

诗竟写得如此缠绵悱恻，实在是非同凡响。黄仲则只活了三十五岁，有《两当轩集》传世。现在人们喜欢谈论人生感悟、亲情、人性的话题，我以为，专就这点来说，黄景仁的《两当轩集》也是很值得一读的。那些真情灼灼的诗句，令人历久难忘。他有一首《别老母》诗，读了令人凄然涕下：

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

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所以，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

二

就意蕴来说，一般的都认为，唐人的诗主情，宋人的诗主理，这大体上不差。下面我想谈谈诗的理趣问题。世人论诗多以议论为病，其实，有些议论为诗，读来也是充满情趣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诗能否表现“理”，或者说是否允许“理”的存在。我想这是具有自明性的。依我看，诗的艺术功能也许并不仅仅在于表现人的情感，同时还应以具体的审美意象把不可替代的情感上升到哲理的层面。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具有其他艺术种类所无法取代的强大生命力，重要因素在于它以非常凝练的语言、丰富的情感体验，揭示出所蕴涵的人生哲理。这种哲理的阐释，不同于哲学中的理念（那是可以通过教科书来传授的普遍之理，是以陈述命题的方式加以表达的）。诗中之理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从中国古代诗歌看，有的是指事物的规律，有的是指人生的况味，人生的境界，总之是要穿透现象揭示社会、人生百态的本相。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方式来说，就是对于“遮蔽”的敞开。这是诗的很高的境界。因此，清朝的著名诗论家叶燮以“理、事、情”作为诗之三要素，并以“理”居首位。

古诗中着重于论理的，有咏史诗、题画诗、咏物诗，等等。我很喜欢那些别有寄托的咏史诗，它们善于以立意为宗，用形象的语言说深邃的道理；往往借题发挥，或讽喻现实，或抒写怀抱，言在此而义归于彼，语不多而含情无限，篇幅不长而容量颇大，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边缘艺术。宋代诗人钱若水的《题韩信庙》：

筑坛拜处恩虽厚，蹑足封时虑已深。

隆准若知同鸟喙，将军应有五湖心。

这首诗的容量很大，区区二十八个字，简直涵盖了一部《淮阴侯列传》。开头两句说，汉王刘邦虽然筑拜将坛，拜韩信为大将，对他极度重用；但是，韩信已经遭到深深的疑忌。韩信平齐后，派遣使者请于刘邦，要求自立假王以镇之。是时，汉王正被项羽围困于荥阳，当时览奏大怒，说，我困于此，旦暮盼你前来解救，而你竟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在后面急着踩汉王的脚，暗示他：在这紧要关头，应善遇之，否则必然生变。汉王大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遂遣张良封韩信为齐王，征其兵使击楚。三、四两句说，若知道刘邦和勾践一样，可以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狠心屠戮功臣，韩信（“将军”）应该像范蠡那样早早地离开。“隆准”，高鼻子，指刘邦；“鸟喙”，指勾践（越王长颈鸟喙）；“五湖心”，指急流勇退之心。诗中通过用典、述史、刻画、议论等多种手段，把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讲得条贯分明，有理有据。我们可以从中悟解咏史诗的作法。

宋代著名史学家刘攽有一首七绝：

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幸欲封侯。

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髑髅。

作者精通史学，对于历史上那类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不惜以千万将士与民众的生命为代价，来博取一己的武功的帝王，看得实在太多了。但又不便直刺皇王，于是，他就抓住皇帝宠幸的亲信（嬖幸）来加以揭露与鞭挞。诗人劈头便问：自古以来，为了什么要到边疆去建立战功呢？然后曼声加以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嘛，大多是由于皇帝的幸臣想要封侯挂印啊。这已经是很透彻地揭露了，但诗人并未到此为止，突然拗转一笔，陡出奇文：哎，既然那些嬖幸非要封侯不可，那干脆就把黄金大印直接送给他们算了，这也就免去了千千万万的无辜生灵为作战而死了。真是既风趣又辛辣，宛若豹尾横扫，力挽千钧。作者以“善诙谐”著称，从此诗中也可以看到这个特点。但诙谐中有愤激，有谴责，也有泪痕。

汉唐以来，一些君主好战喜功、穷兵黩武、轻启边衅，许多诗人对此加以有力的批判。比如，唐人曹松的“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陈陶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尤其是杜甫《兵车行》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更是谴责“边功”的杰作。那么，在这诗的丛林里，如何独树一帜，别出心裁，这就要看诗人的创造力了。这首小诗可说是十分出色的。当然，除了体现宋人喜欢也善于标新立异这一点之外，它也充分反映出宋人好以议论为诗的特点，这又是它的不足之处。

还有许多哲理诗，以咏物抒怀见长。比如，欧阳修的《画眉鸟》：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画眉鸟又叫百舌，是一种鸣声悦耳，可供笼养的鸣禽。

诗中说，画眉鸟在山林间随意飞翔，自由歌唱，鸣声十分优美。可是，当把它锁进精美、华贵的笼子里，再听它的鸣啭，就觉得声调和鸣声，怎么也赶不上自在飞翔时那样悦耳动听了。可以说，这是一首形象鲜明、诗情洋溢的《自由颂》。当然，它也是一首比较标准的咏物抒怀的哲理诗。诗人通过描写画眉鸟在闭锁笼中和在林间自在飞翔时鸣声的差异，表达他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的向往，也曲折地抒写了他在政治上遭受排挤的愤懑不平之情。诗中有描写，有叙述，有抒情，有议论，始终坚持用形象说话；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出之于个人的内心体会和生命体验。其中阐述的哲理，并没有满足于知识性的判断，逻辑性的推理，而是从切身的审美体验中生发出来，因而鲜活生动。南宋著名学者朱熹评论欧阳修的另一首诗时，曾说：“以诗言之，第一等诗；以议论言之，第一等议论。”用这个断语来评价他的这首诗，也可说恰如其分。

再看黄庭坚的《放歌行》：

当年不嫁惜娉婷，抹白施朱作后生。

说与旁人须早计，随宜梳洗莫倾城。

诗人以一个迟嫁女子的口吻，说，当年珍惜年华美貌，迟迟不肯嫁人，整天刻意打扮，一味追求年轻（结果拖到现在，高不成低不就）。奉劝姐妹们还是早作打算，适当随便地梳妆一下，不一定非要做个绝代佳人！以女子失嫁比喻自己怀才不遇的痛苦身世，写来情真意切，哀婉动人。

也是写人生感悟，白居易有一首《醉中对红叶》：

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人。

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

由于韵律上的要求，诗人在首联创作了两个倒装句，实际是：晚秋树临风，长年人对酒。意思是说，自己长年嗜酒，犹如晚秋临风的霜叶，脸上总是红扑扑的。这些都是铺垫。关键在后面两句：霜叶虽然也是一色艳红，但毕竟不是春色；人的醉貌尽管也是红颜，但终究失去了少年心态。有人考证，作者此诗写于江州被贬期间，寥寥二十个字，把政治上失意后借酒浇愁，情怀悒郁的心态，形象地反映出来。

古代诗人善于运用形象来表述道理。宋初诗人、“西昆体”代表人物杨亿有一首《咏傀儡》的七绝：

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

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

诗中借着咏叹傀儡戏剧角色来讥讽人情世态，说破一番道理。鲍老，是宋代戏剧舞队中一个引人笑乐的角色，出场时光着脚，提着大铜锣，随身步舞而进退。郭郎，是戏剧角色中的丑角，即戏中的傀儡，秃发，善于调笑。诗中说，鲍老、郭郎不过是傀儡戏中的角色，郎当还是利落，都取决于幕后人的牵线操纵，戏中角色是身不由己的。所以，诗人刘克庄有诗云：“郭郎线断事都休，卸了衣冠迎洒猴。”正是因为他一切受人牵扯，所以，鲍老你也不必讥笑郭郎如何不利落、不潇洒。假若你不相信，那就不妨掉换一下位置，由你鲍老前去登场表演，那么，我敢说，你的舞袖会比郭郎更为郎当的。诗句虽然俚俗，寓意却十分深刻。这里讲的是，傀儡身不由己，对它无须加以苛求；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待人处事应该设身处地，揆情度理，这样，就能够体谅他人，而不会过度地苛求于人。

南宋诗人范成大有一首咏物小诗，题名为《蛩》：

壁下秋虫语，一蛩鸣独雄。

自然遭迹捕，窘束入雕笼。

诗里写道，夜幕降临，墙根处秋虫乱语，其中一只叫得特别凶，其自鸣得意、趾高气扬之态，宛然可见。结果被人们按迹捕获，投入雕笼之中，现出一副惶束、颓靡的窘态，再无半点儿生气了。这同被捕前形成鲜明的对比。诗中形象生动，构思奇巧，而且寓意深刻，颇有警世作用。

再看杨万里的《宿灵鹫禅寺》：

初疑夜雨忽朝晴，乃是山泉终夜鸣。

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做得许多声。

这是一首讽喻诗。诗人借题发挥，讽剌一些人未做官时慷慨激昂，好发高论，及至有了社会地位，却尸位素餐，了无建树，如同泉到前溪，竟然寂无声响。原来，一些人在野时的“清谈”如同山泉的轰响，不过是唱唱高调，做做样子。

袁枚有一首诗是写筷子的：

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

一世酸咸中，能知味也否？

诗人借箸咏怀，别有寄托。讥讽筷子席间忙碌不停，恣意掠取，最终尽入他人之口；这样，尽管它一世都在酸咸之中，却并不知味。咏物诗不能单纯为所咏之物写照，还要寄寓某种深意，力求予人以思想上的启迪。袁枚说得很对：“咏物诗无寄托，便是儿童猜谜。”

还有一种题画诗，有的也富含哲理。像清代画家边寿民的《自题孤雁低飞图》：

孤飞随意向天涯，却傍江湖觅浅沙。

恐有渔舟邻近岸，几回不敢宿芦花。

这幅画和诗，描绘的是孤雁低飞，盘旋在湖边苇塘上空，而不敢歇宿的情景。为什么它不肯轻易地落下呢？说是“恐有渔舟邻近岸”，这就点出了画外之音。诗画名为写雁，实则兼寓人事。在文网高张时代，谁肯轻易就下笔呢？

三

如果把前面谈的作品比作菜肴，那么，下面就是要到后面的厨房里，去看看厨师是如何做菜、配料、烹调的，亦即从诗人的角度来探讨写诗的规律性认识。分四个方面谈。

一是要有真性情，有真情实感，要表现创作的个性。

《毛诗序》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言志”是我国诗论的开山纲领。到了西晋，陆机又提出“诗缘情”的主张。过去有些人把它们对立起来，其实，二者在“本乎性情”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后代诗人的许多诗句，像“自把新诗写性情”，“提笔先须问性情”，“天性多情句自工”，不一而足。诗人内心须有真情实感，才有创作构思的依凭，这也就规定了被赋予一定艺术形式而表现出来的真情是诗歌作品的内容。诗歌中自然也要表现景物形象，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体现情怀。王国维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古罗马的贺拉斯早就说过：“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照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

有性情，自然也就有个性。一是诗人须有鲜明的个性；二是表现在艺术上，要个性化或有独创性。因为“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王夫之语），所以，每个诗人都强调“著我”，张船山说：“诗中无我不如删。”袁枚说，“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明代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非常欣赏其弟小修的诗，说他“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采取各种手段压抑人的性灵，禁锢人的个性，限制人的个性发展。晚明时期，由于经济的新因素和启蒙思潮的出现，兴起了如李贽、徐渭、汤显祖、公安三袁等一批追求人的个性自由、尊重人的自我价值的思想家或文学家，到了清初，在他们的影响下，又有了金圣叹、袁枚、赵翼、黄景仁等有思想、有个性的诗人。欧洲中世纪，“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直到“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开始充满具有个性的人物，施加于人类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而但丁“这位堂堂的大诗人，由于他显示出来的丰富的个性，是他那个时代的最有民族性的先驱”（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讲到：“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毕秋帆中丞家漪香夫人有《青门柳枝词》云：‘留得六宫眉黛好，高楼付与晓妆人。’是闺阁语。中丞和云：‘莫向离亭争折取，浓云留复往来人。’是大臣语。严冬友侍读和云：‘五里东风三里雪，一齐排立等离人。’是词客语。”同一题材的诗，不同的人写，反映出各自的身份、个性、胸襟。夫人的“闺阁语”，显示其妩媚爱俏的个性；中丞的“大臣语”，显示其仁厚大度的个性；学者的“词客语”显示其多愁善感、情感丰富的个性。个性化与独创性是相通的。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独创性是从对象的特征来的，而对象的特征又是由创造者的主体性来的。”主体性表现为诗人独自具有的思想、阅历、情感、生活的积累，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并有其独出心裁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法。袁枚有一句名言：“诗宜自出机杼，不可寄人篱下。譬作大官之家奴，不如作小邑之簿尉。”

二是才情、才气、才学问题。

诗才是很重要的，并非有了真性情和个性，就一定能写出好诗，还必须有诗才。所谓诗才，内涵十分丰富。意大利的浪漫主义作家福斯科概括为强烈地感受、敏锐地观察、新颖地构思和准确地组合的能力。也有人认为，主要是指诗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才的智能分为再现型、发现型和创造型三种。诗人应属于创造型。这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但是，这种创造才能是怎么来的，古今中外，一些人的看法就有分歧了。“才为盟主，学为辅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转益多师是我师”的说法，可说是正统的观点。南宋的张戒强调韵味、才力、意气。他说，好诗应该是“情真、味长、气胜”。宋代的萧德藻说：“诗不读书不可为，然以书为诗，不可也。老杜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而至万卷，则抑扬一下，何施不可，非谓以万卷之书为诗也。”这里有个书怎么读、怎么用的问题。袁枚强调才分、天分，他说：“诗文之道，全关天分。”他认为，古人之所以强调读万卷书，是欲助其神气，而不是以书卷代替灵性，所谓“役使万卷书，不汩方寸灵”。赵翼虽同属于性灵派，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人的看法。他论“才”往往与“气”联系起来，标举为“才气”，“气”需要养，孟子就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说明赵翼重视诗人的生活阅历、生活环境，后天的培养、提高，客观的磨炼。他提倡“豪健之气”，向往一种真善、刚正的人格力量。他说：“由来艺事妙，正以人品传。设令有市心，画已不值钱。”应该说，这对于袁枚的主张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三是胸襟、眼界、识见问题。

古人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胸襟、眼界决定着一个诗人的识见。而识见对于诗歌创作是至关重要的。谈到哲思、理趣，就不能回避眼光与见识。古人中的事例俯拾皆是。杜牧《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而王安石的《乌江亭》则与之针锋相对：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

二者识见之高下一望可知。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性的当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首诗纵观天地，俯瞰古今，远远超越了诗人个人的身世慨叹，也超出了诗歌本身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表达了古往今来无量数人在宇宙时空面前的生命共振，从而使它在人类生活中获得了永恒的美学价值。清人黄周星评论说：“胸中自有千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诗的前两句贯穿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时间的长河中追求着历史、未来的纵深感；第三句在绵长的时间基地上，架构了一座通向渺远空间的意象的桥梁，从而把动态的先后延续的时间和静态的上下左右的空间连接在一起。它使人想起了杜甫类似的诗句：“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诗人在艺术构思时，把苍茫、辽阔的身外时空世界和深邃、邈远的内心时空世界，在更高的艺术层面上协调起来，对宇宙、人生、自然、历史，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有常与无常、存在与虚无，进行探索与叩问，这样，诗人就把自己对现实时空的深切体验，转化为对心理时空的奇妙想象，从而创造出诗歌中的艺术时空来，在今古茫茫、天地悠悠的时空慨叹中，从心灵深处迸发出高亢、悲壮而又余韵凄然的痛苦呐喊。

四是要有情趣，有生趣，有意思，幽默、风趣，使人看了能发出会心的微笑，不能味同嚼蜡，枯燥、生涩，面目可憎。

风趣是和性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和健康、闲适、平和的心态也有直接关系。一个人心如死灰，形同槁木，没有丝毫灵气，是没办法写出富有情趣的诗的。有些人整天处在浮躁之中，陷身于红尘十丈，利欲熏心，锱铢必较，心理素质不佳，也不可能充满情趣。

清代性灵派作家的诗多数都很有情趣。袁枚的《遣兴》：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张船山的《选期已近口占自嘲》：

一官婉转廿年迟，幻影魔人自不知。

老女梦中三改嫁，迷离又到上头时。

我写过五首《苦读》七绝，其三云：

学海深探为得珠，清宵苦读一灯孤。

书中果有颜如玉，戏问山妻妒也无？

有时，写些即兴、即景的诗，当时仓促成篇，过后看看也还有些兴味。1988年，东北三省宣传部长雅集长春市。晚值豪雨，溽暑潜消。东道主举办舞会，盛情邀请客人出场，予坚辞不得，以诗代之：

晚雨生凉祛暑天，未谙歌舞愧华筵。

非关左旧轻时尚，为恋诗书断雅缘。

盛会岂堪人寂寞，良朋空羡影翩跹。

呈诗聊作三年约，重聚春城再比肩。

四

有几个问题需要答复一下：

第一个问题：“关于诗词的背诵，请问您怎么看？”

我一向认为，诗词的背诵极端重要，起码有以下几点益处：

1）可以帮助你掌握音韵格律。诗应该能够朗朗上口，具有一种声韵美，不能堆砌、凑韵。有的人写诗喜欢用僻典，结果注释连篇，甚至超过正文，这不一定好。诗，应该是让人读起来有一种快感，如果像啃蹩脚的学术著作那样，佶屈聱牙，实在没有什么意思。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多多记诵古诗。从前有个说法：“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脑子里的古诗多了，写出来的东西就大不一样。

2）可以体会和玩味传统诗词的韵味和妙处。会背了，闲暇时间在心里暗诵，余音缭绕，逸韵悠悠。特别是唐人诗，读起来，韵味十足，令人悠然意远。

3）有助于掌握遣词造句的技巧。旧体诗的语言，不仅在音韵、格律上有严格要求，句式、词汇、结构上也有特殊要求。类似“君莫笑”、“何处边”、“还复去”、“空自知”、“欲饮”、“惟见”、“争奈”、“诚知”这些词句的用法，就与普通语言有很大的差别。

4）作诗时，可以借用、化用、改装。李商隐有“望帝春心托杜鹃”之句，我在丹东杜鹃花会上题词：“北地春心托杜鹃，诗情画境两增妍。十年始与花期会，珍重江城一日缘。”唐诗有“凭君莫话当年事”，我写《邙山怀古》：“临流欲问前朝事”；借鉴革命烈士诗：“墙外桃花墙内血”，我写“枝上浓华心上血”。借鉴温庭筠《苏武庙》：“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我写三江平原：“我与三江期后约，流云逝水两茫然。”

第二个问题：“请您谈谈唱和诗的技法。”

唱和，也叫唱酬，是古代诗人互相沟通思想、发表看法、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一个形式。具体操作上，有的是甲方赠诗，乙方根据原韵酬答，比如，清代初年，王士禛写给《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一首七绝：“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姑妄言之”用的是苏东坡在黄州谈鬼的典故，苏轼喜人谈鬼，朋友告诉他：世间并无鬼，他说“姑妄言之”。“鬼唱时”典出李贺《秋来》诗“秋来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厌作人间语”，是对聊斋故事取材、寓意的理解—厌恶人间丑恶，而托言鬼狐故事。接下来，蒲松龄便写了《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也是七绝，而且同韵：“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诗中倾诉自己的创作甘苦与辛酸境况：“颇得黄州意”，也是用东坡谈鬼的故实，而且是对王士禛“姑妄言之”的回应和补充。这种情况，叫作次韵，或者步韵；还有一种形式，乙方回答甲方所赠的诗，只根据原作的意思而另自用韵，这叫用韵；有的和诗与被和诗同属一韵，但不必用其原字，这叫依韵。

第三个问题：“请问如何辨别平仄，掌握诗韵？”

我们一般都遵从“平水韵”。诗韵也好，平仄也好，都是学者从前人的诗作中总结出来的。因为只有按照这样要求，你写出来的诗才好念，才受听。就是说，是先有诗，然后才总结出音韵、格律的。

平指平声，仄指上、去、入三声。《康熙字典》前面附有四声歌诀：“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1）平仄声有歌诀。分七言（律、绝）、五言（律、绝），平起、仄起，各有四句，共分八种格式。以七言绝句为例：

平起：“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起：“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2）过去有个说法：“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这里讲的是律、绝之类的近体诗（格律诗）。“二四六分明”，是对的—七言诗中，第二、第四、第六字，必须讲究平仄，否则就会违背格律；而“一三五不论”的说法，是不准确的，长期以来，影响颇大，误人不浅。比如，在五言“平平仄仄平”（比如“将军夜引弓”）这个格式中，第一字就不能不论；七言“仄仄平平仄仄平”（比如“飒爽英姿五尺枪”）这个格式中，第三字也不能不论，否则就犯“孤平”。至于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一般情况下，更是必须“论”。初学作诗，平仄声不调，或者犯“孤平”，很多情况出在这方面。

3）在区别平仄时，有一个难题就是区分入声字。诗律中，入声字归入仄声，这在江苏、浙江、湖南、安徽等地，不成问题，因为那里的方言，入声字就属于仄声；可是，在北方就难办了，许多入声字都读作平声，比如：屋、服、熟、族、足、菊、局、督、卓、驳、实、石、捉、浊、吉、极、一、七、八、说、舌、辙、薄、搏、泽、白、席、额、昨、杰、恶、托、突、屈、吃、渤、割、拔、轴、伏、犊、叔，等等，大约占总字数的20%（不过，最常见的也就是几十个）。创作传统诗词，按照韵书要求，它们要做仄声来用。那么，这些字记不住怎么办？只有查韵书了。我的窍门是，靠背诗来区分，像唐诗中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出师未捷身先死”，“百年多病独登台”，“潦倒新停浊酒杯”，“羌笛何须怨杨柳”，“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等等，里面都有仄声却常被我们当作平声的字。我通过背诵，知道古人是怎么用的，照办就是了。

第四个问题：“请您谈谈谐韵的技巧、手法。”

谐韵，俗称押韵，也可称叶韵、协韵。我在具体操作时，有如下技巧：

1）易位（这是就句子说的）。我有一首七绝：“为晴为雨两由之，埋首沉酣淡定时。异样丰穰同样乐，渔翁垂钓我敲诗。”原来是：“埋首沉酣淡定时，漫天阴雨任由之。”但，这样与下面两句搭配，就平仄失粘了。而尾句“渔翁垂钓我敲诗”，我又舍不得改换，于是，就做了这样的前后易位。

2）倒置。如刘长卿句：“青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再如，“秋尽江南草木凋”，“客舍青青柳色新”，“鸿雁不堪愁里听”，“多情应笑我”，里面都有倒装的成分。

3）指代（可解决谐韵问题，但不完全是为了谐韵）。温庭筠：“茂陵（指代汉武帝，因武帝陵称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李白《听蜀僧濬弹琴》：“蜀僧抱绿绮（司马相如有琴名叫绿绮，后遂以绿绮指代琴），西下峨眉峰。”杜甫：“卧龙（诸葛亮）跃马（指公孙述，因左思《蜀都赋》有“公孙跃马而称帝”句）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4）换韵。我写《冰城》七绝：“回首天边月半弯，琼楼玉宇在人间。从今不再迷仙境，我自冰城一往还。”原来是“回首天边月半钩，琼楼玉宇任遨游。”因不愿意放弃后两句，就换了韵。

5）拗救。前面该用平声的地方用了仄声，后面应补上一个平声，也叫“救平”，但补救的字不能在句末。凡经过这样拗救的句子，就算合律。如秦韬玉《贫女》：“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有的是为了解决孤平问题，如杜甫《野望》：“跨马出郊时极目”；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第五个问题：“请您谈谈初学作诗常见的一些毛病。”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凭印象说吧，我发现有些初学作诗的朋友容易犯这样几种毛病：

1）写得过实，过分实在，过分具体。要空灵一些，不要过分坐实，包括地名、人名、情物、时间、数字。要敢于想象，放开一些，浪漫一些。要学会暗用、暗点、含蓄一些。唐人诗中“忽见陌头杨柳色”、“神女生涯原是梦”、“家住层城邻汉苑，心随明月到胡天”、“千岁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大道直如发”，“天台四万八千丈”，等等，我觉得都是空灵的，含蓄的，富有诗性的。

2）诗句板、硬、拗口，不顺畅，生造词句。原因是脑子里的诗太少。学作诗，必须多诵、多记、多背，做到烂熟于心，自然顺口成章。

3）同类意思叠合，尤其是对句，即所谓“合掌”。宋之问《初到黄梅》诗：“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纪昀评论说：“途中、马上、暮春、寒食，未免合掌。”

4）犯“孤平”—五言第一字、七言第三字，应平而用了仄声，又没有采取适当的补救方法。一位诗友有这样的诗句：“碧波落野凫”，“更有白云水底眠”，“挣得赋闲喜若狂”，意蕴都不错，缺陷就是犯了孤平。

（2002年）

清文化与沈阳

一

作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沈阳市当前面临着一个历史文化定位问题。西安市号称十三朝文化故都，它的定位应该是汉唐文化；一提起南京市，人们立刻会想到六朝金粉、金陵王气；而开封市—也就是东京汴梁，无疑就是宋文化了。那么，沈阳市呢？她的历史文化定位，恐怕应该是清前文化以至整个清代文化。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北京是明清故都，清文化是其基本品格、基本特征，但清前文化则非沈阳莫属。

以史为鉴，资政育民。对此，中央非常重视，从现在开始，要用十年工夫编纂一部大型《清史》，三千万字，规模接近“二十四史”的总和，被学术界誉为“当代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文化建设中的三峡工程”。过去有过一部《清史稿》，是1914年由北洋政府组织编写的，主笔者大多是清朝的遗老，他们同情清朝，把辛亥革命骂得一塌糊涂，把革命烈士秋瑾就义说成是“伏诛”。出版后，就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因此，几十年来，中央一直在考虑重编一部清史。解放之初，首先是董老提议，并得到毛主席原则上同意，但当时限于各方面条件，没能动手。1959年，周总理找到吴晗，要正式启动这项工程，不久，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被迫停了下来。上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对范文澜谈起自己想多读一些清史的想法。1965年，中宣部受周总理委托，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修纂清史的问题，决定成立编委会，并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可是，会后不久，姚文元抛出批《海瑞罢官》文章，“文革”开始，重修清史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1981年，经小平同志批示，编修清史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并延至“七五”，后因资金等方面原因未能继续。这一次，党中央下了决心，周密筹划，功在必成。确实是可喜可贺的。

修史，有个抓住最佳时机的问题：如果修早了，当事人仍然生活在当时的现实氛围中，对历史没有形成距离感，容易褒贬失当，形不成比较客观、中立的看法；而修晚了，时过境迁，难以准确描述。现在，应该说是时机很好。修史也是文化建设，意义实在重大，它对于振兴学术事业，推动历史研究和文化发展，展示新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成果，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全面了解祖国历史，正确认识国情，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发展道路，所必不可少的。

清王朝对于中国统一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当时的疆域，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北达恰克图，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南抵南海诸岛，东到台湾及其所属的钓鱼岛。这一疆域，除了外蒙独立和沙俄从我国东段、东北段边疆侵占了约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基本上同我国现在的疆域相同。因此说，我国的疆域基本上定于清代。这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清朝是距离今天最近的历史朝代，长达二百六十八年，如果把入关前两朝算上，就是二百九十五年。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与现实接近。当代所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以及人口、民族、宗教、边疆、生态等众多问题，都要追溯到清朝才能了解根由，洞悉始末。而对于东北、辽宁，尤其是对于沈阳来说，关系就更为密切与直接了。清代第一个都城是沈阳，当时叫盛京。这里是满族统治者的“龙兴重地”，既是清政权的摇篮，又是当时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

清朝皇帝的祖先属于女真人。女真人分为两种，未被辽朝同化、停滞在渔猎与游牧阶段的，叫作“生女真”；被辽朝同化、进步到定牧生活与农耕生活的，叫作“熟女真”。金朝和后来的清朝，两朝皇帝的祖宗都是“生女真”，所以，努尔哈赤称帝，名为后金。清朝的开山肇祖孟特穆（猛哥帖木儿），于1370年，出生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马大村。由于“七姓野人”的侵扰，孟特穆由牡丹江、松花江汇流处迁到朝鲜境内图们江右岸的镜城；在明宣德八年升迁为右都督，后在一场战事中遇难，葬于朝鲜会宁南二十公里处，后人称之为“猛哥洞古坟”。其残部由弟弟与儿子率领，再迁于镜城东南的茂山，三迁至于今宽甸与新宾一带，最后定居在赫图阿拉城。后来，新宾兴京陵（即永陵）始建，即移葬肇祖（衣冠冢）于此，并追封为肇祖原皇帝。从孟特穆率众南迁，到他的六世孙努尔哈赤起兵，前后历时二百余年，才走上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道路，并开辟了大清的二百年基业。

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都是明王朝的将领，后在一次战役中被李成梁的大军误杀。对此，努尔哈赤耿耿于怀，待到手下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起兵复仇，以“七大恨”告天，正式与明朝决裂。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国（亦称后金），建元天命，后来又将都城迁到辽阳，尔后又在1625年迁到沈阳；第二年他就病死了。他的继承人皇太极，改元天聪，1635年，他正式宣布族名为“满洲”，以之代替女真，标志着满族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第二年（天聪十年），他接受群臣劝进，定尊号，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七年过后，1643年8月，皇太极在一次盛大的欢庆晚宴后，突然暴亡于清宁宫东暖阁的南炕上，据分析是死于脑溢血。他的儿子六岁的福临在沈阳故宫的大政殿登基，这就是顺治皇帝，一年以后进了北京，又第二次登基。盛京改为陪都，但清廷仍是十分重视它的特殊地位。这里不设行省，而设盛京将军管辖，属于特区性质。由顺治定制，东巡谒陵祭祖，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皇帝总共东巡祭祖十次，若是算上雍正（他在登基之前，曾随父皇康熙帝参加过一次），那就是五个皇帝，每一次都必到盛京。每一次来都要对这里的名胜古迹、帝王陵寝、庙宇、城楼进行维修、扩建，终清之世，对沈阳故宫共维修、扩建达五十余次。

说到沈阳故宫，人们都很熟悉，但是，恐怕未必了解它的独特价值和特殊形制中所体现的政治意义。由于地域、民族、政权管辖范围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别，清沈阳故宫的主体部分—入主中原前的皇宫建筑，与明清北京故宫相比较，有许多鲜明的特色，它是在继承中国古代建筑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民族特征、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皇宫建筑群，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是中国古代汉族和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相互融合的罕见杰作。整个沈阳故宫格局，由东、中、西三路组成。努尔哈赤草创了“汗宫”和大政殿等东路建筑，大政殿坐北朝南，两翼有十王亭，由北向南按地位依序排列。后金政权初始，在确定军国要事时，努尔哈赤与众贝勒、大臣共同商讨，先议后决，这里面留有原始氏族公社军事民主思想的残余。它也带来了权力分散的局面，有绝对权威的首领在世还好办，否则，必然造成权力分散，削弱统治力度。皇太极即汗位之后，续建了皇宫的中路建筑，包括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崇政殿的功能相当于金銮殿，内置龙纹透雕宝座，正中一组丹墀有二龙戏珠浮雕，都属于皇权的象征。议政时，大汗在这里南面独坐，体现出一国之君的帝王气象。故宫的其他建筑是乾隆八年东巡盛京后增建的，包括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一共抄了七部，分别储藏于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这四部为正式的；另有三部分别放在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现在，只剩下三部全的（文渊、文津、文溯），分别储藏在北京、台湾和甘肃；一部残存的（文澜）。

文溯阁这部书，本来在我们沈阳故宫，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迁到大三线去。现在人家扣往不还，还说文物是国家的，为什么非得归还沈阳？这是似是而非的。这部书绝不同于一般文物，它是清代帝王放在老祖宗这里的镇馆之宝。没有了这部《四库全书》，沈阳故宫就是不完整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形象工程，如同西安的碑林、雁塔一样。你把碑林、雁塔移出西安，随便放个地方，能行吗？

盛京以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巨大的经济实力，为统一全国提供了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对保持满族的民族特色、典章制度、文化遗产、风俗习惯等文化积淀，也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清代帝王除了扩建沈阳故宫之外，康熙十九年，还在盛京的长方形内城外面，增筑了呈椭圆形的外城，使城市面积比明代的沈阳中卫城扩大了十六倍。可见其对陪都之发展的重视。当然，事物都有两重性，正由于盛京为王气所锺的“龙兴故地”，受清王朝不得惊动龙脉、保护国粹的观念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的开发建设，限制了发展的步伐。

三

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也是极有特点的。首先，对于清朝入关，各边疆民族政权都是持积极拥护态度的，这既表明了他们对清中央政权的承认，同时也确认了自己的从属地位。满族统治者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一向有着深谋远虑。其边疆民族政策包括下述内容：一是加强中央的权力，维护中央的权威，而又采取灵活的措施；二是笼络和利用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进行统治；三是利用喇嘛教作为精神统治工具；四是移民开发边疆。满族统治者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统治，是和它注意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特别是能够直接影响它的政局的蒙古族和汉族的长处，善于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由于当时蒙古族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满族统治者十分注重同蒙古族的关系，从创业开始，就采取争取蒙古、笼络蒙古的政策，成为有清一代民族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满蒙联姻是清代的基本国策，其目的在于以联姻促进联盟，用姻亲关系巩固盟好，使蒙古王公成为直接效忠清朝的可靠力量。清政府接受历史经验教训，采取所谓“南不封王，北不断亲”的策略，并逐渐制度化。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向蒙古科尔沁部提出“聘女为妃”的请求。皇太极登基后，在盛京故宫中册封了五个后妃，住在清宁宫的是中宫皇后，其他四个妃子分别是东关雎宫宸妃、西麟趾宫贵妃、东衍庆宫淑妃、西永福宫庄妃，她们全部来自蒙古。与此同时，清代帝王还向蒙古贵族下嫁公主，到乾隆时期，皇室中有六十九人嫁到蒙古部落。他们给蒙古亲家以高官厚禄，享受只有满族皇室才能享受的特权。由于世代通婚，亲连亲，亲套亲，起到了极大的笼络作用。朝廷还规定，蒙古王公可以定期入京朝觐，每次都能得到丰厚的赐予，满载而归，从而大大加强了怀柔和控制。定都北京之后，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和掌握北部边疆的动向，从康熙开始，实行“木兰秋狝”，巡行塞外。到时节，蒙古贵族也都随驾参加，密切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清朝统治者对蒙古王公的笼络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蒙古族组成的大军是它进入中原最雄强的劲旅，而且，终清之世，蒙古地区成为最可靠的大后方。清朝统治者对于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减轻赋税，实行屯垦，发展贸易，加强经济文化联系的政策，同时尽量扩大宗教的影响，推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对各族政教首领也从怀柔和利用出发，予以足够的优待。

随着形势的发展，清代前期的帝王清醒地看到，这种羁縻政策也有弊端，就是少数民族首领权限过大，容易形成割据，建立独立王国，于是，采取了“不变旧制，因势利导，集权中央”的因俗而治的民族统治政策。与此同时，实行毒辣的一手，在各族之间进行挑拨离间，实行种族隔离，分而治之的策略，使之互相仇杀，不能拧在一块。如在回疆，分设汉城与回城，回汉之间严禁往来。又规定蒙汉民族不能通婚，即使已经嫁娶，也要迫令离异。在蒙古地区，将蒙古族人民分割隶属于二百多旗，旗和旗间不准越界放牧。大家都看过《苍原》这个戏，讲的是清代早年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在奉行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渥巴锡的率领下，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终于摆脱了沙皇统治，回归祖国的事迹。根据清廷安排，渥巴锡一行到了承德之后，在木兰围场觐见了乾隆皇帝，几天后又陪驾到了避暑山庄。全部王公贵胄都受到了优厚的赏赐，部众也都得到了应有的赈济与抚恤，体现了清政府的收抚政策。但是，乾隆皇帝对于他们还是存有戒心的。在向他们颁发官印时，安排六个核心成员分任六个地区的盟长，分散到遥远的边疆，彻底改变其统一立汗的体制。这是清政府为防止其割据、独立所采取的“众建以分其势”，“指地安置，间隔而住”的重大策略。这样处理的结果，也使个别成员酝酿中的争权夺位的矛盾，消解在萌芽状态。

任何统治者为了维持其统治都必须进行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手段有两种：一是行政管理、法律等刚性社会控制手段；一是道德、宗教、习俗等弹性社会控制手段，这是通过渗透人的心理而发生作用，控制作用是间接的、稳定的、长期的。宗教的作用可不简单，它对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政治运动、社会变迁、人类生活都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地区的热点问题，绝大多数都是由于民族、宗教矛盾引起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宗教能使一个民族具有凝聚力，而民族又往往使某种宗教具有生命力。民族借宗教张扬其个性，宗教利用民族扩大其影响。宗教背后，起根本作用的是经济和政治因素，宗教冲突一般都源于经济、政治的冲突。一切宗教的根须都深深扎在现实社会之中。但它的表现形式，却如马克思所说的，“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使是这样，这个意识形态也“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决”。

列宁说过，“政治目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成为创造宗教的出发点”。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宗教“足资利用，诚为安塞固疆之良策”。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不仅为藏族所信仰，而且为蒙古族所遵奉。本来，满族早期是信奉萨满教的，后来，努尔哈赤为了结好蒙、藏和安抚汉族，便改为注重汉族信仰，尊崇喇嘛教。在赫图阿拉一次便修建七座汉藏寺庙。早在清军入关之前，清王朝就开始实行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藏民族的策略。崇德三年，为纪念漠南蒙古四十九旗统一，在沈阳修建了实胜寺，又称皇寺，为清入关前盛京最大的喇嘛寺院。转年在沈阳四门分别建永光寺、延寿寺、广慈寺、法轮寺，每寺建白塔一座。顺治十年，清政府册封了达赖喇嘛五世，从此确立了历代达赖喇嘛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由于那些宗教首领具有代皇帝统驭其地其民的实际作用，因此从康熙开始，便在热河避暑山庄外围相继建立了十五座大型汉藏寺庙。利用宗教稳定边疆的做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少数民族中僧侣势力严重膨胀，不事生产和生育的喇嘛人数过多，社会人口结构呈畸形状态，非生产人口比例过大，抑制了边疆地区人口再生产，减少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社会积累。

综观清代的边疆政策，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华夷之辨”的界限，加之清朝统治者在思想感情上与少数民族比较接近，因此，获得了比以往各朝代都成功的效果；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因为片面地追求社会稳定而牺牲了社会发展，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四

清入关前的统一之路是以武力开拓的，努尔哈赤以其赫赫的武功，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挺进辽沈地区。但就在这种情势下，仍然可以见到文化在凝聚本民族中所发挥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当时女真族的固有文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尚勇武、重财力，这是全民族认同的指导思想。为此，他们鼓励与发扬女真民族的勇武进取精神，坚持实行奖勇罚怯的物质刺激政策，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以多杀敌、多缴获为荣，以无功、无获为耻的社会风尚。达到“出征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悦，惟以多得财物为愿”的景象。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化倾向是向蒙古族文化靠拢，而对汉文化则采取疏远和戒备的态度，甚至对于汉族知识分子加以疯狂的屠杀与迫害。然而，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汉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个巨大的存在是无法回避的，而且，朝廷内外也积累下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无法解决，于是，在皇太极当政时期，出现了文化倾向的转型。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征服者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雄师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柢，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

如果说，他们对于蒙古族主要是着眼于借重武力的话，那么，对于汉族则重点放在笼络知识分子上。他们承袭明末以来用八股文取士的做法，把应试者（囊括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纳入符合封建统治规范的轨道，完全局限在“四书五经”和朱熹集注的范围之内；把知识、思想、信仰范畴的喧哗与骚动控制在固有的格式、现成的语义之中。应试者只能鹦鹉学舌般地编串经书，不能联系社会实际，更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渐渐地成为不再有任何新知灼见和非分想望的“思想植物人”。就这样，清代统治者扮演着君主兼教主的双重角色，把皇权对于真理的笼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兼并结合起来，再强化文字狱之类的高压、恐怖手段，全面实现了对于异端思想的严密控制。

开始于顺治一朝的清代文字狱，延续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步步升级，愈演愈烈。只要发现思想、言论上有越轨的，不管有意无意，或是或非，立即以重罪论处，轻者革职，重者立斩、绞杀、弃市、寸磔，还要祸延亲族，已死的也不放过，要开棺戮尸。这种对思想文化的严密箝制，到乾隆朝达到顶峰，乾隆在位期间，共兴文字狱七十余起。许多读书士子因为片言只字，遭致身死族灭。一时，阴风飒飒，杀气森森，朝野上下到处充满了血腥气味。“避席畏闻文字狱”，确是最典型的概括。时政不许议论，夷夏之防不许涉及，连纂修古史也都会触犯时忌。以致明史诸传，不敢具实录事，有的只好记下一串空名；为诗文者，大多只是歌功颂德，或者如《红楼梦》第一回所说：“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严重窒息了思想文化的发展。

俗话说：“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做的。正是那位大兴文字狱的康熙皇帝，在清代首次开设博学鸿词科，对那些自负才高，标榜孤忠，或不屑参加科考，隐居山林，又确实有些声望的文人、逸士，由大臣或地方官疏荐上来，经过皇帝直接面试，再分别情况授予爵禄。消息传出，全国震动，吸引了许多士人，连有些称病在家、一旁观望的硕学鸿儒也都报名应试。正像一首讽刺诗所写的：“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领，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悔惭周粟，此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蕨薇已精光。”实际情况也是，凡前来应试者都受到了特殊的优渥。皇帝亲自设宴招待，摆放高桌五十张，布菜十二道，并两番赐茶，待酒足饭饱之后，再继续答卷。最后，一百五十多人中，有五十人得中，都获得了高官厚禄，自然是感激涕零；三分之二落第者，也不再好意思继续以遗老、孤忠自命了。

由于清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出现了大量被强制迁徙至边远之地以服劳役，借以专政与实边的一种客籍居民。在历史上，他们通称为“流人”。沈阳是清代初年最主要的一处流放地点，所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流人文化”。这些流人在沈阳以至东北地区的开发史上，曾经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并非清代才开始出现东北流人，史学家考证，沈阳有流人出现，始于三国时代；到了辽代，出现了流人的第一个高峰；明代的流人更多，主要是充军，大都发配到辽东，个别的在辽西，总数在二三十万人左右。清初曾有四次远征之役，清军共俘获关内人民一百一十万人，再加上一些因罪流放的官吏和读书士子，人数就更多了。所谓“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人士半辽阳”，正是真实的写照。他们除了一部分成为满洲贵族的家奴，大多用于编庄生产，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奴。

皇太极天聪五年，清军在大凌河俘获了守将张春，把他囚禁在盛京三官庙里，他至死坚贞不屈，这是清代东北流人的第一人。清廷入主中原后，以文字狱案被流放到沈阳的第一人是僧人函可。他是广东人，因一部记载南明史事的《再变纪》下刑部狱，最后将他和徒弟五人流放盛京，先后在普济、广慈、大宁、永安、慈航、接引等七大寺宣讲佛法，被当地人奉为开宗鼻祖。他还组织冰天诗社，著有《千山诗集》。死后建舍利塔于千山。不料，一百一十六年后，乾隆年间，他的诗集又被查抄，连同碑刻、字迹全被焚毁。生前死后两次遭受文字狱，这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还有个陈梦雷，才华出众，学识渊博，流放盛京期间，编纂《盛京通志》、审定《海城县志》、《盖平县志》、《承德县志》。他还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这也是一部大书，共一万卷，另有目录四十卷。沈阳故宫的文溯阁里，也有一部，和《四库全书》存放在一起，现在也在甘肃。

五

在谈到清代沈阳名人时，恐怕首先应该说一说范文程。他原是旗下家奴，随着他为皇太极出力献策，逐步提高了身份地位，起到了“运筹帷幄”的重要作用。顺治年间，他的仕途步入高峰。为了争得关内士民的拥戴，他建议清军入关，一定要改变过去烧杀掳掠的方针。入关的进军途中，当听到崇祯自缢的消息后，他马上向摄政王多尔衮献计，变伐明为讨“贼”，这样，就等于从农民军手里夺取天下，而不是取自大明，有利于争取民心，笼络汉族上层知识分子。他说服多尔衮为崇祯皇帝发丧，招揽亡明故吏，竭力笼络人心。当时，社会上流传一个顺口溜：“朱家面，李家磨，磨了一个大馍馍，送与邻家赵（肇）大哥。”讲的就是明、清、李自成三家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范文程曾经向清朝主子进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这就为争得更多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打下了思想基础。还有大家都知道的，由于范文程建议皇太极使用反间计，使明朝自毁长城，诛杀了大将袁崇焕。应该说，他的这几招儿都是非常高明，又非常毒辣的。

松山战役中，明朝大将洪承畴兵败被俘，起初骂詈连声，惟求速死。皇太极派范文程前去劝降。洪本进士出身，虽然久在兵戎，读书不废。范学士便围绕着出处、进退之类的话题，同他出经入史，谈古论今。经过一番艰苦的心灵驯化，洪承畴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谈话间，忽见梁上积尘飘落在袍袖上，他随手拂拭两下。机敏的范文程注意到这一细节，马上报告给皇太极，说：“皇上请放心，洪承畴不会死的。连身上的衣服都那样爱惜，何况身躯呢！”果然，没过多久他就降服了。“大清”的国号也是范文程帮助起的，《诗经》中有“维清缉熙”一语，“熙”与“明”同义，“缉”有整治的意思。还有年号“崇德”，也是范氏的佳作：你明朝崇尚祯祥，我大清崇尚道德，计高一筹。

我这里只是随便举出几个清前期与沈阳关系密切的名人，至于整个清代，沈阳的历史名人更多，应责成专人加以梳理。

说到满族的文化与名人，我想提一下颇具特色的满族民间曲艺—子弟书。它兴起于乾隆年间，是鼓词曲艺的一种。因为最初在八旗子弟中传唱，所以叫“子弟书”。原来，清代自康熙以来，特别是乾隆年间，边塞战事频仍，远戍边关的八旗子弟不安于军旅的寂寞，他们又有较好的文化素养，遂将思家忆旧的悲怨情怀一一形之于书曲，辗转传抄，咏唱不绝。迨至嘉庆、道光年间，尤为盛行。满族聚居地的顺天、奉天一带的众多八旗子弟，以写作与吟唱“子弟书”段子为时髦，有的还组成了一些专门的诗社。“子弟书”文词典雅，音调沉郁、悠缓，唱腔有东城调和西城调之分。东城调悲歌慷慨，清越激扬，适合于表现沉雄、悲壮的情怀，在奉天流行的主要是东城调；西城调缠绵悱恻，哀婉低回，多用于叙说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主要流行于北京。总的听起来都是苍凉、悲慨的。子弟书在奉天的流行，同治、光绪年间形成了高潮。这里要说的是，子弟书的三大主要作家都与辽沈地区有直接关系。韩小窗，祖籍开原，满族旗人。最有名的作品是演唱《红楼梦》故事的《露泪缘》；第二位是鹤侣，常住沈阳，早年曾当过道光皇帝的宫廷侍卫，所以对侍卫生活极为熟悉，深知其内幕，这成了他创作讽刺题材的主要内容；第三位是喜晓峰，出生于新民县的辽滨塔，他当过知县，代表作是《忆真妃》。梳理沈阳的清代名人时，不要忘记了他们。

六

与旅游、开发活动联系起来，我觉得最应注意的是满族的民风民俗文化，这里面包括服饰、饮食、体育游艺、居室和婚嫁、丧葬、祭祀、节庆等诸多方面，都是极有特点，而且颇具吸引力和研究价值的。特别是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体育游艺文化和居室文化，极富开发价值。满族的男女服饰非常有特色，像旗袍、马褂、坎肩、套裤，靰鞡、寸子鞋，等等，有的在今天仍然普遍流行。再如饮食，花样繁多的各式饽饽，什么萨其玛、芙蓉糕、绿豆糕、凉糕、豆面卷子（驴打滚）、马蹄酥、豌豆黄、牛舌饼、菠萝叶饼、炸糕，数不胜数，至今人们还喜欢食用。其他像各种熬粥、烧烤乳猪、白肉血肠、七星肘子、满汉全席和下火锅等等，都是最受人们喜爱的食品。应该在旅游活动中积极组织开发，以吸引广大游客，扩大商品资源。

满族的体育、游艺活动极具特色，像围绕着骑射习俗，可以开展赛马、射柳、击球比赛；围绕着冰上活动，可以开展冰滑子、冰车、冰尜（陀螺）、溜冰等各项比赛。满族统治者极为重视冰上运动，把它称之为“国俗”。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正月初二，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戎马倥偬之中，曾亲自主持在浑河搞冰上赛跑，踢形头（冰上足球运动）和滑冰比赛。入关之后，他的后继者每年阴历冬月，都要在太液池（北海）的冰上，检阅八旗兵丁的滑冰技艺。至于满族的游艺活动就更是丰富多彩了。从小时候就玩“嘎拉哈”、“卡巴车”、拔河、跑马城、堆雪人、打雪仗、打草把、“老鹞子捉鸡”，女孩子玩“翻绳”、“掷猪趾”、“跳方格”。这些富有情趣的游艺活动有益身心健康，可以在一些旅游景点有选择地组织开发。

现在有一个奇特现象，清代帝王戏、宫廷戏、清官戏，甚至包括清前民俗文化，在影视业都很火，带动了图书出版业也跟着火起来；可是，唯独文化景观、文化旅游不火。这当然和观众与游客的文化层次有直接关系。其原因，一是娱乐功能对庄严的消解，影视剧的制作以观众的好恶取代了艺术的准则。在许多编剧、导演看来，只有票房价值和收视率高低之别，而没有艺术的优劣、雅俗之分；二是宫廷神秘对群众好奇心理的迎合；三是明君塑造与传统文化的趋同，它在唤醒沉睡在国人心中的奴才意识的同时，又培植了人们的新的奴才心态，由此看出在思想文化领域深入进行反封建的必要；四是宫廷的权谋斗争对现实紧张人际关系想象性的纾解；最后一点很关键，就是大众整体审美素质的低下，如果观众整体审美素质很高的话，那些编剧与导演也就无所施其伎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宫廷戏普遍泛滥的现象了。

我这里想到的问题是，如何在当前这种文化潮流面前，设法使沈阳这条清前文化风景线同样火起来，调动起游人“因蜜寻花”的热情。不光吃蜂蜜，还要去寻花；不光吃鸡蛋，还应该到这里来看看老母鸡。我们要下大力气运营好这条清前文化旅游风景线，把文化旅游搞起来。

（2003年）

目录

序

古文今赏 上

先秦文

郑伯克段于鄢

曹刿论战

季札观周乐

邵公谏厉王弭谤

苏秦以连横说秦

颜斶说齐王

邹忌讽齐王纳谏

触詟说赵太后

冯谖客孟尝君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齐人有一妻一妾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鱼我所欲也

九方皋相马

逍遥游

马蹄

啮缺问乎王倪曰

庖丁解牛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卜居

劝学

风赋

对楚王问

说难

尧之王天下也

扁鹊见蔡桓公

谏逐客书

两汉文

过秦论·上

论贵粟疏

狱中上梁王书

项羽本纪

魏公子列传

廉颇蔺相如列传

滑稽列传

魏其武安侯列传

报任安书

答客难

杨王孙传

报孙会宗书

诫兄子严、敦书

论盛孝章书

登楼赋

出师表

魏晋南北朝文

与吴质书

洛神赋

与山巨源绝交书

陈情表

兰亭集序

归去来兮辞·并序

桃花源记

五柳先生传

雪赋

登大雷岸与妹书

恨赋

别赋

北山移文

答谢中书书

与陈伯之书

与宋元思书

江水

哀江南赋序

唐文

谏太宗十思疏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

与韩荆州书

吊古战场文

枕中记

师说

送董邵南序

进学解

答李翊书

张中丞传后叙

送李愿归盘谷序

祭十二郎文

送穷文

马说

捕蛇者说

种树郭橐驼传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愚溪诗序

始得西山宴游记

小石潭记

蝂传

陋室铭

阿房宫赋

书褒城驿壁

野庙碑

古文今赏 下

宋文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唐河店妪传

岳阳楼记

醉翁亭记

秋声赋

与高司谏书

祭石曼卿文

六国论

爱莲说

寄欧阳舍人书

墨池记

谏院题名记

答司马谏议书

读孟尝君传

游褒禅山记

伤仲永

前赤壁赋

后赤壁赋

石钟山记

超然台记

宝绘堂记

记承天寺夜游

答谢民师书

贾谊论

晁错论

上枢密韩太尉书

黄州快哉亭记

梦华录序

金石录后序

稼轩记

书巢记

送郭拱辰序

观潮

指南录后序

登西台恸哭记

金元明文

送秦中诸人引

送张叔夏西游序

送何太虚北游序

修竹赋

录鬼簿序

大龙湫记

龙门记

秦士录

送东阳马生序

司马季主论卜

卖柑者言

说虎

瘗旅文

项脊轩志

寒花葬志

答茅鹿门知县书

报刘一丈书

杂说

与焦弱侯

虎丘记

满井游记

叙小修诗

徐文长传

核舟记

避风岩记

陶庵梦忆序

西湖七月半

湖心亭看雪

柳敬亭说书

五人墓碑记

狱中上母书

清及民国文

原君

李姬传

口技

大铁椎传

奇零草序

室语

婴宁

促织

山市

醉乡记

狱中杂记

左忠毅公逸事

游万柳堂记

为学一首示子侄

梅花岭记

登泰山记

祭妹文

黄生借书说

治平篇

闺房记乐

登扫叶楼记

病梅馆记

观巴黎油画记

少年中国说

与妻书

商鞅徙木立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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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今赏 / 王充闾选·评，毕宝魁注释．—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4151-2

Ⅰ. ①古…　Ⅱ. ①王…　Ⅲ.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Ⅳ.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244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480千字

印　　张：38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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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编辑：丁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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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设计：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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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70-4151-2

定　　价：82.00元（全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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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出版社老总就编选融汇古今的好文章这一创意，征询我的意见。我说，这是一桩利在当今、泽被后世、功德无量的善举。鲁迅先生说过：“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这是就其社会效应而言；而从写作者的角度，鲁迅先生指出：“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同时，我还进言：选本的编辑、出版，应该有所依托，按鲁迅先生提示的，“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要请一位名望重、学问深的权威人物来掌舵，哪怕是挂名也好。岂料，老总竟然施行“请君入瓮”的故伎，说：“已经选定了，就是您。”理由比较简单：“且不说古文功底、品藻水平、社会声望，单就您从小曾经读过多种古文选本，您该是最明了选什么、怎么选的。”

他指的是上世纪40年代，我曾就读私塾。当时按照塾师安排，先读“四书五经”，主要是发挥童年记忆力强的优势，反复背诵，基本上是“食而不知其味”；接下来是读史，《左传》、“前四史”、《资治通鉴》；然后是“诸子”，《老子》、《庄子》、《韩非子》；最后选读《古文观止》、《古文释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中的名篇，压轴戏是《昭明文选》，这时，确有一种“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的快感。塾师说：“《文选》烂，秀才半。只是现在不考秀才了。”

尽管反复推脱，但最后担子还是落在了肩膀上。

具体操作起来，委实不易，起码是碰到了这样三个难题—

古代传世名文浩如烟海，有如“弱水三千”，而这个选本至多容纳二百篇，这是“只取一瓢饮”。“以蠡测海”，劳作之艰辛，可想而知。好在披沙拣金，“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纪昀语）的工作，前人做得足够了，历代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学选本，可供直接借鉴；然而，那些都是前人所做的，今天，面对的是现代读者，总不能跟着前人“步亦步，趋亦趋”呀，必须具备现代眼光，体现时代精神。

衡文、选文，是一件主观性很强的事。正由于要面向广大读者，而不是自我欣赏，就不能只凭个人趣味与偏好加以抉择，而应以读者为依归，这就要切实调整视角，认真研索读者的审美需求。

选择、品藻，贵有创见，应该自具手眼，提出一己的独到见解；而面对古人与时贤海量的学术研究成果，立足于恒河沙数的读者的审美选择，以执掌文衡、唯我独尊的文昌帝君自命，固属愚妄、狂诞，可是，如果缺乏定见，依违两可，更是断然难以成事。那么，选编中应该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三个问题汇聚到一个焦点上，是个“衡文标准”问题，也就是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才能称得上“中国好文章”。对此，前人之述备矣，诸如，“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言有物，言有序”、“有作用，有意思”、“美无思则浮，思无美则枯”，等等，说的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可读性的统一，思想震撼、心灵启迪、美的享受兼备。具体落实到文本选择上，应该是着眼于意义深、影响大、审美价值高的名篇。

正是循着这一准则，从浩瀚无涯的古代文海中，划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七个畛域，遴选出一百八十一篇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在本文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佳作。窃以为，既然称作“文章”，按照中国文学传统分类的做法，那就是除了诗歌、词曲、戏剧之外，其他都可以涵盖进来，所以，除了各体散文，也选入了少量的寓言、传奇、短篇小说。全书的体例，每篇正文之前，附简要的作者介绍，并对本文“好”之所在作扼要解读；正文后面，由毕宝魁教授加以“只求注明在具体语境中该词语之意义，能简则简，不炫博，不避难，不烦琐”的注释。

至于读者定位，大体上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职员，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期望他们通过这一普及文本的泛览，得窥我国历代古文名篇的概貌，深入研读之后，能够增进欣赏古典文学兴趣和品鉴能力，进而提高写作水平；如获更高层次的学人的青睐，手执一编，庶几可免检索之劳。

限于编注者的精力和水平，本书难免存在某些纰漏，敬请方家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2013年12月

先秦文

（27篇）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

《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记述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722—前468）春秋各国的重要史事，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史记》上说是春秋末年鲁太史左丘明所作，但近人多认为完成于战国前期。

作为重要的史学、文学名著，《左传》以其内容丰赡，记述翔实，善于以简洁笔墨状写繁复的历史事件，刻画人物栩栩如生，而饮誉千秋。西晋时著名学者杜预曾为之作注解，并予以崇高评价：“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于我国史学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选自《左传·隐公元年》，叙述老谋深算、手段毒狠的郑庄公击败其胞弟—野心勃勃却愚妄贪婪的共叔段，以及处置嗾使其弟作乱的母亲姜氏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不惜骨肉相残的真相，暴露出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

作者精于剪裁，详略、取舍恰到好处。本来是叙事，却重点写人。在不过千字的短文中，通过充满戏剧色彩的矛盾冲突，着意刻画了庄公、共叔段、姜氏以及智者颍考叔四个个性鲜明、形象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

初，郑武公娶于申[1]，曰武姜[2]，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3]，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4]。爱共叔段[5]，欲立之。亟请于武公[6]，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7]。公曰：“制，岩邑也[8]，虢叔死焉[9]。佗邑唯命[10]。”请京[11]，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12]。祭仲曰[13]：“都城过百雉[14]，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15]，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16]，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17]？”对曰：“姜氏何厌之有[18]！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19]。公子吕曰[20]：“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21]。”公曰：“无庸，将自及[22]。”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23]，至于廪延[24]。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25]。”公曰：“不义不昵[26]，厚将崩[27]。”

大叔完聚[28]，缮甲兵[29]，具卒乘[30]，将袭郑。夫人将启之[31]。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32]。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33]，大叔出奔共[34]。

书曰[35]：“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36]，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37]，而誓之曰：“不及黄泉[38]，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39]，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40]。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41]。”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42]！”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43]，隧而相见[44]，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45]。”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46]。《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47]。’其是之谓乎？”

注释：

[1]郑武公：郑国是姬姓诸侯国，国君都姓姬，武公名掘突。申是姜姓诸侯国，在今河南南阳一带。

[2]武姜：春秋时期国君夫人称呼由国君谥号和女子姓氏合成。

[3]寤生：逆生，难产。

[4]恶之：厌恶庄公。之：代指庄公。

[5]爱共叔段：偏爱共叔段。爱：有贬义。

[6]亟（qì）：屡次。

[7]为之请制：（姜氏）替共叔段请求把制作为封地。制：地名，又名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

[8]岩邑：险要的城镇。

[9]虢叔：东虢国国君，曾依仗地势险要，不修德政，被郑武公所灭。

[10]佗邑唯命：其他地方唯命是从。佗：同他。

[11]京：地名，今河南荥阳东南，距郑国都城较近。

[12]谓之京城大叔；那里的人称呼共叔段为京城大叔。大：同太。

[13]祭（zhài）仲：字足，郑国大夫。

[14]雉：古代度量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

[15]参国之一：国都的三分之一。参：同三。

[16]不度：不合礼法制度，指城墙建筑超过标准。

[17]焉辟害：怎样能够避免这场灾祸？辟：通避。

[18]厌：同餍，满足。

[19]既而：不久。贰：两属。原来归国君管辖，现在要求也归自己管辖。

[20]公子吕：字子封，郑国大夫。

[21]无生民心：不要让百姓产生二心而无所适从。

[22]自及：自己走向灭亡。

[23]收贰以为己邑：指共叔段收原来两属的西鄙、北鄙为自己专管。

[24]廪延：地名，在今河南延津北。

[25]厚将得众：地盘大将会有更多百姓。

[26]不义不昵：不义，指君臣关系不合礼义。不昵：指兄弟关系不亲。

[27]厚将崩：土地再多也要崩溃。

[28]完聚：修筑好城郭，聚集民众。

[29]缮甲兵：修整好铠甲和武器。

[30]具卒乘（shéng）：准备好步兵和战车。

[31]启之：为共叔段开启城门。之：代指共叔段。

[32]帅：同率，率领。

[33]辛丑：古代干支记日。

[34]共：诸侯国名，在今河南辉县。

[35]书曰：这里指孔子记载说。《春秋》为孔子所修，“经”文只一句话。

[36]不弟：不遵守当弟弟的本分。

[37]寘：同置。颍：地名，郑国边境城市，在今河南临颍西北。

[38]黄泉：黄泉路，指死亡。

[39]颍考叔：郑国大夫。颍谷：地名，在今河南登封西南。封人：管理边疆事务之官。

[40]食舍肉：吃饭时把肉留下来。

[41]遗（wèi）之：送给母亲。

[42]繄（yī）：句首语气词，无实义。

[43]阙：通掘。

[44]隧：挖地道。

[45]泄泄：舒畅快乐的样子。

[46]施（yì）：推及，延续。

[47]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出自《诗经·大雅·既醉》，大意说，孝子的孝道永无穷尽，一直会影响他同类的人。

曹刿论战

《左传》

本文选自《左传·庄公十年》。在齐鲁长勺之战中，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曹刿主动请缨，为鲁庄公出谋划策，从战前准备、战时指挥到战后总结，都做出了正确决策与精辟分析，从而获得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果。

文章内容精彩，意蕴丰厚，提供大量规律性的认识，如关于“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论断；关于未战看民心、方战蓄士气、既战察敌情、胜战慎追逐等“为战之道”的揭示；关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的战役指挥经验；等等。

文章结构严谨，环环紧扣，步步精审；叙述层次分明，引人入胜。描情绘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十年春[48]，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49]。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50]，又何间焉[51]？”刿曰：“肉食者鄙[52]，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53]？”公曰：“衣食所安[54]，弗敢专也[55]，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56]，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57]，弗敢加也，必以信[58]。”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59]，虽不能察，必以情[60]。”对曰：“忠之属也[61]，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62]。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63]。公将驰之[64]。刿曰：“未可。”下视其辙[65]，登轼而望之[66]，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67]，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68]，再而衰[69]，三而竭[70]。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71]，故逐之。”

注释：

[48]十年：鲁庄公十年（前684）。

[49]曹刿（guì）：鲁国一平民。

[50]肉食者：指贵族，当权者。

[51]间：参与。

[52]肉食者鄙：权贵眼光短浅。

[53]何以战：依靠什么去作战。

[54]衣食所安：我所享受的衣食。安：安逸，享受。

[55]专：自己专用享受。

[56]小惠未徧：小恩小惠不能普遍享受到。徧：通遍。

[57]牺牲玉帛：祭祀用的猪牛羊和圭璧帛币。

[58]必以信：一定守信义。

[59]小大之狱：大小不同的诉讼事件，指官司。

[60]必以情：一定按照情理公平处理。

[61]忠之属：中正公平一类。

[62]长勺：地名，今山东曲阜东。

[63]败绩：失败。

[64]驰之：指挥部队驱车追赶齐军。

[65]下视其辙：下车观看敌军战车的车辙。

[66]登轼：登上车前的横木。

[67]既克：已经打败敌人。

[68]一鼓作气：第一次敲击战鼓，战士们士气最高涨。

[69]再而衰：第二次敲击战鼓，士气就开始衰落了。

[70]三而竭：第三次击鼓，士气就全没了。

[71]旗靡：军旗倒下了。

季札观周乐

《左传》

本文选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访问鲁国观赏周乐的情景。

季札号称“春秋第一流人物”，具有高超的神智器识和艺术欣赏水平，闻见所及，均能洞察其所以然，并做出恰当的评论，文章成功地塑造了他的形象。

季札评论中，虽然多以“美哉”开头，但由于所述内容“有得于声容之外”，因而并没有给人以重复、雷同之感。行文逐层摹写，节奏鲜明，语言、句式颇有特点，如通过整齐有力的十四个排比句，表达对于《颂》的高度赞赏。首尾紧相照应：以“请观于周乐”起，以“观止矣”作结。难怪《古文观止》的编者要说：“如此奇文，非左氏其孰能传之！”

吴公子札来聘[72]，请观于周乐[73]。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74]，曰：“美哉！始基之矣[75]，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76]，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77]，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78]，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79]？”为之歌《郑》[80]，曰：“美哉！其细已甚[81]，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82]，曰：“美哉！泱泱乎[83]，大风也哉[84]！表东海者[85]，其大公乎[86]？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87]，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88]，曰：“此之谓夏声[89]。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90]？”为之歌《魏》[91]，曰：“美哉，沨沨乎[92]！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93]，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94]？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95]，谁能若是？”为之歌《陈》[96]，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97]，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98]，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99]，曰：“广哉，熙熙乎[100]！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101]，曰：“至矣哉[102]！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103]，八风平[104]；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105]、《南籥》者[106]，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107]，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108]，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109]，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110]，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111]。观止矣[112]！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注释：

[72]吴公子札：季札，吴国公子，吴王寿梦之季子。聘：访问。

[73]周乐：周朝王室的音乐。鲁国是周公所封，成王曾赐给鲁国天子之乐。

[74]工：指乐工。周南、召南：周公、召公最初封地。后来长江、汉水、汝水一带隶属周朝版图，归周公、召公分别管辖，这里的乐歌称《周南》、《召南》，合称“二南”。

[75]始基：开始奠定基础。

[76]《邶》、《鄘》、《卫》：周初殷商地区三个诸侯国的歌曲。

[77]卫康叔：周公弟弟，很贤德。武公：康叔九世孙。传说康叔和武公都是卫国历史上的贤君。

[78]《王》：指《王风》，东都洛阳一带的乐歌。

[79]周之东：周朝东都的乐歌。

[80]《郑》：郑国的乐歌。

[81]其细已甚：音节细碎已经太过分了。象征政令细碎烦琐。

[82]《齐》：齐国的乐歌。

[83]泱泱：深广宏大。

[84]大风：博大的音乐风格。

[85]表东海：在东海之表。齐国东临海。

[86]大公：即姜太公，齐国开国君主。

[87]《豳》：豳地的乐歌。

[88]《秦》：秦地的乐歌。

[89]夏声：当指气魄宏大的乐声。故后文说“能夏则大”。

[90]周之旧：周朝之旧邦。秦国之地是西周京畿所在。

[91]《魏》：魏国的乐歌。

[92]沨沨：声音婉转而轻柔。

[93]《唐》：唐地的乐歌。

[94]陶唐氏：即尧，古代帝王，五帝之一。

[95]令德：美好的德行。

[96]《陈》：陈国的乐歌。

[97]《郐》：本妘姓诸侯国，被郑武公所灭。故地在今河南新密东北。

[98]《小雅》：《诗经》中一部分，和《大雅》合称“二雅”，共71篇。

[99]《大雅》：《诗经》中一部分，和《小雅》合称“二雅”，共34篇。

[100]熙熙：音乐声音和谐优美。

[101]《颂》：祭祀宗庙之乐歌，分商颂、周颂、鲁颂。

[102]至矣哉：太完美了。

[103]五声和：五个音阶和谐。古代音乐分五音六律。五音是：宫、商、角、徵、羽。

[104]八风平：当指八种乐器发出的声音。八种乐器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也称八音。

[105]《象箾（shuò）》：武舞名，执竿而舞，好像作战时刺击的动作。

[106]《南籥》：文舞名，以籥伴奏的舞蹈。籥：古代乐器，即笙。

[107]《大武》：即《武象》，周武王的乐舞，表演武王伐纣之场面。

[108]《韶濩》：商汤的音乐。

[109]《大夏》：夏禹的音乐。

[110]《韶箾》：即《韶虞》，舜传位给禹时演奏的音乐。

[111]蔑以加于此：没有比这更好的音乐了。

[112]观止矣：视觉享受到此为极致了，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邵公谏厉王弭谤

《国语》

《国语》是一部国别体的史书，记载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五百余年间周、鲁、晋等八个国家的重要史实。记言多而叙事少，与以叙事为主的《左传》恰成鲜明的对照。旧说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近人考证，倾向是战国时期作品。

本文选自《周语》。厉王为西周最大的暴君，横征暴敛，贪婪残忍，民不堪命。邵穆公直言劝告，厉王不仅不加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派遣卫国“神巫”四出监视民众，大肆屠杀、镇压。结果不出三年，民众便掀起暴动，把他放逐到彘地。

文章重点是中间三段邵公的话：前段、后段设喻，中间正面说明。围绕不能止谤这个主题，层层设喻，反复申讲，极尽论说之能事。语意委婉，辞锋犀利，笔势纵横，堪称说理的妙文。

厉王虐[113]，国人谤王。邵公告曰[114]：“民不堪命矣[115]！”王怒，得卫巫[116]，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117]。

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118]，乃不敢言。”

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119]，瞽献曲[120]，史献书[121]，师箴[122]，瞍赋[123]，矇诵[124]，百工谏[125]，庶人传语[126]，近臣尽规[127]，亲戚补察[128]，瞽、史教诲[129]，耆、艾修之[130]，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131]，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132]。行善而备败[133]，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134]。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135]？”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136]。

注释：

[113]厉王：周厉王，名胡。虐：残暴。

[114]邵公：邵穆公，名虎，周之卿士。

[115]民不堪命：人们受不了这种暴政了。

[116]卫巫：卫国的巫者。

[117]道路以目：人们在道路上相遇而不敢交谈，只能用眼神交流，敢怒不敢言。

[118]弭谤：消除、制止不满意的语言。

[119]公卿：高级官爵。列士：一般官爵。献诗：进献讽谏的诗。

[120]瞽献曲：盲人乐师献乐曲。

[121]史献书：史官向天子献历史书籍，使天子知道政体作为借鉴。

[122]师箴：师傅向天子进有劝诫意义的格言。

[123]瞍赋：无眸子的盲人用赋诵方式进言。

[124]矇诵：矇：有眸子而看不见的盲人。诵：不配音乐的诵读。

[125]百工：为王从事各种特殊技艺的人。

[126]庶人传语：平民通过其他渠道向天子传递意见。

[127]近臣尽规：王左右的人尽规谏的责任。

[128]亲戚补察：王的同宗弥补监察王的行为。

[129]瞽、史教诲：即前文的“瞽献曲”、“史献书”。

[130]耆、艾：六十岁曰耆，五十岁曰艾。修：修饰，润色。

[131]原：平原。隰：湿地。衍：低下平坦之地。沃：低下有水源之地。

[132]善败：善政与败坏的政治。

[133]行善而备败：推行好的政治，防备败坏的政治。

[134]阜：本义是高起的土山，这里引申为增多的意思。

[135]与：赞成、支持。几何：多少人。

[136]彘：地名，在今山西霍县境内。

苏秦以连横说秦

《战国策》

《战国策》是继《左传》、《国语》之后，另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史书，与《国语》一样，亦为国别体，上继春秋，下迄秦汉之际，专门记述这一时期游说之士的策谋与言论，也反映了部分义勇之士的人生风采。它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而且文学特色十分突出。司马迁撰写《史记》，关于战国时期人物、事件的取材，主要是参考这部著作。它的作者，向无定论，有些学者考证为各国史官与一些谋臣策士，西汉时刘向作了编校，定名为《战国策》，共三十三篇。

本文选自《秦策》，记述当时著名策士苏秦游说各国，由困顿而通显的过程。

在作者笔下，苏秦始而以连横家面目出现，怂恿秦王用战争征服六国，“书十上，而说不行”，遂像川剧表演那样，“变脸”为合纵家，遍游山东各国，献策合力抗秦，同样说得头头是道，翻云覆雨，鼓浪掀波，策士形象跃然纸上。而通过说秦之困顿与说赵之通显的铺张夸饰的对比，描形拟态，夹叙夹议，更把“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的浇薄人情、炎凉世态揭露无遗。行文铺张夸饰，气势充盈，或可视为汉赋的滥觞。

苏秦始将连横[137]，说秦惠王曰[138]：“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139]，北有胡貉、代马之用[140]，南有巫山、黔中之限[141]，东有肴、函之固[142]。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143]，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144]，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145]，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146]，愿以异日[147]。”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148]，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149]，尧伐兜[150]，舜伐三苗[151]，禹伐共工[152]，汤伐有夏[153]，文王伐崇[154]，武王伐纣[155]，齐桓任战而伯天下[156]。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157]，兵革不藏。文士并饰，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158]，民多伪态，书策稠浊[159]，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160]，明言章理[161]，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162]，效胜于战场[163]。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橦[164]，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165]，诎敌国[166]，制海内，子元元[167]，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不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168]，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169]，负书担橐[170]，形容枯槁，面目犁黑[171]，状有归色[172]。归至家，妻不下[173]，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篋数十[174]，得太公阴符之谋[175]，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176]。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177]，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乃摩燕乌集阙[178]，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179]。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180]，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181]。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182]。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183]；式于廊庙之内[184]，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185]，转毂连骑[186]，炫熿于道[187]，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188]，伏轼撙衔[189]，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190]，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191]。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192]，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193]。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194]。”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195]，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以忽乎哉[196]？”

注释：

[137]苏秦：战国时洛阳人，著名纵横家，和张仪齐名。

[138]说（shuì）：劝说。秦惠王：秦国国君，秦孝公之子，即位后杀掉商鞅。

[139]巴：今四川东部。蜀：今四川西部。汉中：今陕西秦岭以南地区。当时三地还未归秦，但交通频繁，故言西有其利。

[140]胡貉（hé）：西北地区产的野兽，类似狐狸，毛皮可为裘。代：今山西、河北两地北部，产马。

[141]巫山：山名，在今四川巫山东。黔中：地名，在今湖南沅陵西。限：限制，这里是险要屏障的意思。

[142]肴：同殽，山名，在今河南洛宁。函：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西南一里许。

[143]奋击：奋勇作战的士兵。

[144]少：稍微。

[145]文章：这里指法令条文。

[146]俨然：很严肃认真。庭教：到朝堂上来指教。

[147]异日：他日。以后的委婉说法。

[148]神农：传说中远古帝王，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补遂：古国名。

[149]涿鹿：古地名，在今河北涿鹿南。蚩尤：传说中的九黎族首领。

[150]（huān）兜：尧臣名。

[151]三苗：古族名，也称苗、有苗，在今湖北武昌、湖南岳阳、江西九江一带。

[152]共工：古代部族。

[153]汤伐有夏：指商汤伐夏桀。

[154]文王伐崇：文王伐崇侯虎。崇：古国名，在今陕西户县东。

[155]武王伐纣：指周武王伐商纣王事。

[156]任：担当。伯：同霸。

[157]约从连横：南北为纵，即东方六国结盟为约从；东西为横，秦和六国分别联合则为连横。是当时各国外交的不同策略。

[158]科条：规章制度。

[159]书策稠浊：法规制度条文多而混乱。

[160]聊：依赖。

[161]明言章理：非常明显的道理。

[162]缀甲厉兵：建造铠甲，磨砺兵器。

[163]效胜于战场：在战场上较量胜负。效：通较。

[164]杖戟相橦：挺着枪戟撞击搏斗，指短兵相接。

[165]凌万乘：侵犯战胜有万辆战车的大国。

[166]诎敌国：使敌对的国家屈服。诎：同屈。

[167]子元元：以广大人民为子。元元：人民。

[168]惛于教：对于教化不明确。惛：昏暗不明。

[169]羸縢履：绑着裹腿穿着草鞋。羸（léi）：同缧，缠绕。縢：绑腿布。（juē）：草鞋。

[170]负书担橐：背着书箱，挑着行李。

[171]面目犁黑：脸色很黑。犁：通黧。

[172]归：通愧。

[173]：纺织机。

[174]陈篋：摆开书箱。

[175]阴符之谋：指兵书。太公：即姜太公吕尚。

[176]简练以为揣摩：挑选精彩的部分反复学习。

[177]期年：一周年。

[178]摩燕乌集阙：到王宫去。摩：接近，这里引申为到达。燕乌集阙：当是楼观名。古代君王所居之处，在城门有左右两个对称之楼观，称阙。

[179]武安：地名，在今河北武安。

[180]约从散横：说服六国建立合纵联盟拆散连横，共同抗击秦国。

[181]关不通：指函谷关不通。函谷关是秦国和六国联系的通道，因六国共同抗秦而函谷关的交通断绝。

[182]贤于兄弟：比兄弟之间还亲近。

[183]式：运用。

[184]廊庙：朝廷。

[185]溢：通镒。

[186]转毂连骑：跟随着许多车辆和骑马之人。

[187]炫熿于道：在道路上很炫耀。炫熿：同炫煌。

[188]掘门桑户棬枢：形容苏秦家很贫穷，住宅简陋。掘门：同窑门，简陋之门。桑户：用桑木做的门。棬枢：用树条当门枢。

[189]伏轼撙衔：悠闲自得貌。伏轼：弯身伏车前横木上。撙衔：拉着马缰绳。

[190]廷说：在朝廷上说服。

[191]伉：通抗，抗衡、匹敌。

[192]清宫除道：收拾房屋，打扫街道。

[193]谢：赔礼道歉。

[194]季子：兄弟间最小的。或说是苏秦的字。

[195]父母不子：父母不以为子。

[196]盖：通盍，何的意思。

颜斶说齐王

《战国策》

本文选自《齐策》。通过记述齐国隐士颜斶与齐王直言争辩，讨论君王与士子孰尊孰卑问题，刻画其高贵身份、卑视王侯、秕糠富贵、“清静贞正以自虞”的思想品格。

颜斶与前一篇诡善变、舌底澜翻，毫无节操可言的策士苏秦，恰成鲜明的对比。他们面见的同是齐宣王，苏秦是“再拜”（见《苏秦列传》），而颜斶则是直呼“王前”，并且宣称“士贵，王者不贵”，一洗战国时期卑污的士气，读来令人痛快淋漓，心神为之一爽。当然，在“手握王权，口含天宪”的至尊面前，一个普通的读书士子，竟然敢于同国王比并高贵，敢于让君王趋前礼士，也只有在“诸侯争养士”、“士无定主”的战国时期才有可能。

文章主要是运用对话形式，来展现人物品格、表述思想观点；对话用语简洁精练，顿挫有力。前人赞扬它“起得唐突，收得超忽”，颇得作文三昧。

齐宣王见颜斶曰[197]：“斶前[198]。”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199]。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200]，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201]。’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202]！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203]，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204]。”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205]，非弗宝贵矣，然太璞不完[206]。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207]。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208]。”则再拜而辞去。

君子曰：“斶知足矣！归真反璞，则终身不辱。”

注释：

[197]颜斶（chù）：齐国隐士。

[198]斶前：颜斶往前来。

[199]趋士：主动接近士人，礼贤下士。

[200]柳下季：又称柳下惠，即展禽，鲁国贤士，采邑在柳下，惠是谥号。垄：坟头。樵采：砍柴。

[201]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为一镒。

[202]病：羞辱。

[203]太牢：古代祭祀最隆重者为太牢，即猪、羊、牛三牲俱全。无牛则称少牢。

[204]丽都：华丽高档。

[205]制则破焉：璞加工后成玉，但要将原始状态的璞刺破。

[206]太璞不完：本初状态的璞便不完整了。

[207]形神不全：指精神就不能完全独立自由了。

[208]清静：无烦心之俗事，心情自然清明平静。贞正：忠贞正直。自虞：自己快乐自己。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

本文选自《齐策》。文中记述了一位头脑清醒、善于观察事物、坚持实事求是的政治家，以自己切身的感受规劝齐威王实施政治改革，开放言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从而实现齐国大治的故事。

邹忌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态度；而且，作为一个高官，能够注重研究日常琐事，从闺房絮语中悟出处人处己处世以至治国理政的深刻道理。

文章抓住邹忌与城北徐公媲美这个情节的核心，集中展开故事。作者刻画人物，不重于形体描绘，而是着重对人物举止细节的摹画和对话的细微差别。通过心理描写、细节刻画、场景摹绘，惟妙惟肖地塑造出邹忌这个典型人物形象。遣词用字十分考究，比如，文中多处用“窥镜”、“熟视”字眼，“窥”是暗自审视，“熟”是细细端详，这样就把他细致品评他与徐公容貌的内心世界传神地表现出来。

邹忌修八尺有余[209]，而形貌昳丽[210]。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211]？”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212]，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213]，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214]，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215]，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

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注释：

[209]邹忌：齐国人，曾任齐相。修：长，指身高。

[210]昳（dié）丽：光彩照人，美貌。

[211]孰与：表示比较。“孰与徐公美”就是与徐公谁美。

[212]不自信：自己不相信。

[213]旦日：天亮后，指白天。

[214]孰：同熟，仔细。

[215]威王：名田因齐，又作田婴齐。

触詟说赵太后

《战国策》

本文选自《赵策》。记述在秦军围赵的危急时刻，左师触詟经过一番腾挪闪展，终于说服赵太后，同意派幼子出质于齐，从而换得齐国出兵援赵的故事。

触詟谈话的艺术很高明，开始全似无关紧要的闲聊；逐步找到能够相互沟通的话题，进而引起谈话的兴致—这样，太后就在不知不觉中入彀了；最后，正面进行说服。

文章妙处，在于通篇尽是琐碎之笔，宛如悠然缓步，闲散之极，到关键处才亮出危言警语。此其一；其二，体贴妇人舐犊情深、尤其疼爱幼子的天性，完全剔除政治用语，设置有效的圈套，最终导入何为真爱、何为远谋的见解；其三，内容、情节充满戏剧性，形式恰如一场话剧，人物对话也富于形象化、性格化。

赵太后新用事[216]，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217]，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詟愿见太后[218]，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219]，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220]，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221]。”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鬻耳[222]。”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223]，和于身。”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稍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224]，最少，不肖[225]；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226]，以卫王宫。没死以闻[227]。”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228]。”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229]？”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230]，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231]，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232]。’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233]，至于赵之为赵[234]，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235]，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236]，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237]。”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238]，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239]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注释：

[216]赵太后：即赵威后，赵惠文王之妻，惠文王死其子尚小而执政。

[217]质：即人质。先秦时期，两国结盟往往各以对方之主要成员为抵押。

[218]左师触詟：左师：官名。触詟：人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战国策》残本及《史记·赵世家》均作“触龙言”、“触詟”当是触龙。

[219]谢：谢罪，赔礼道歉。

[220]郄：同郤，空隙，这里指毛病。

[221]恃辇：依靠小车。辇：一种人牵引的轻便小车。

[222]恃鬻：依靠稀粥。

[223]少益嗜食：稍微增加点儿食欲。

[224]贱息：谦称自己的儿子。息：子息，儿子。

[225]不肖：不贤，没有出息。也是谦词。

[226]补黑衣之数：在宫廷卫士中占个名额。当时赵国宫廷卫士穿黑衣服。

[227]没死以闻：冒死向您请求。没死：冒死，表示敬畏。

[228]未填沟壑：没有死亡。

[229]丈夫：这里指男人。

[230]媪：古时称老年妇女。燕后：赵太后女儿，出嫁到燕国为后。

[231]持其踵：意谓拉着女儿不愿意让离开。踵：脚后跟。

[232]必勿使反：一定不要让她回来。古代诸侯之女嫁到外国为后，或被遗弃，或国家被灭，方能回归娘家。

[233]今三世以前：从现在往前推三代以前。

[234]赵之为赵：指赵国立国。赵国和韩国、魏国三家分晋，周天子在公元前403年才封三国为诸侯。

[235]微独赵：不仅仅是赵国。

[236]山陵：国君，这里指赵太后。崩：君主死称驾崩。

[237]恣：随意、任凭。

[238]约车百乘：准备好一百辆车。

[239]子义：赵国之贤士。

冯谖客孟尝君

《战国策》

本文选自《齐策》。战国时期，群雄角逐，为了争霸图强，竞相罗致人才，大兴“养士”之风。齐国的孟尝君，以善养士而拔得头筹，门下食客有三千之众，冯谖便是其中一员。本篇集中写了冯谖以其远见卓识为孟尝君“谋三窟”（焚券市义、谋复相位、在薛建立宗庙），以巩固其政治地位的故事。

整篇文章成功地塑造了两个人物—对于冯谖，作者是以赞赏的眼光着墨的，但方法却是欲扬先抑：“贫乏不能自存”、“客何好？无好也”、“客何能？无能也”；却所求甚多，三弹长铗，倚柱而歌，显出一副平庸、贪婪姿态，以致左右“皆笑之”、“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不过，这只是表象，实际上，其人却是虑远谋深，识见超群，不同凡响。文章突出了他诙谐、狂放，充满自信的个性特征。

而孟尝君对冯谖，由最初的“笑而受之”，到“怪之”、“请而见之”，到“不悦”，到称赞，直至完全信赖，经历一个不断认识真相的曲折过程。既真实可信，又曲折有致。

整篇文章结构严密紧凑，布局生动自然；而行文却波澜层现，姿态横生；人物须眉耸动，饶有兴味。

齐人有冯谖者[240]，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241]，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242]。

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243]！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鱼客[244]。”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揭其剑[245]，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246]。”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247]。”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

后孟尝君出记[248]，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249]，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250]？”冯谖署曰[251]：“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252]：“文倦于事[253]，愦于忧[254]，而性愚[255]，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冯谖曰：“愿之。”于是约车治装[256]，载券契而行[257]，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258]？”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

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259]。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260]，因烧其券，民称万岁。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261]。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262]，因而贾利之[263]。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264]，曰：“诺，先生休矣！”

后期年[265]，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266]。”孟尝君就国于薛[267]，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268]，谓梁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269]，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270]，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三反[271]，孟尝君固辞不往也。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272]，文车二驷[273]，服剑一[274]，封书谢孟尝君曰[275]：“寡人不祥[276]，被于宗庙之祟[277]，沉于谄谀之臣[278]，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注释：

[240]冯谖（xuān）：人名。

[241]属：嘱，请托。孟尝君：即田文，齐国贵公子，为战国四公子之一。

[242]食以草具：用粗糙的器具来供给他饮食。指饮食低等。

[243]长铗归来乎：长剑啊，我们还是回去吧！铗：剑。

[244]比门下之鱼客：比照门下吃鱼的食客。

[245]揭其剑：高举着宝剑。揭：举。

[246]客我：以我为客人。

[247]无以为家：没有东西赡养家庭。

[248]出记：贴出告示。

[249]计会：即会计。

[250]收责于薛：到薛地去收债务。责：通债。

[251]署：签署姓名。

[252]谢：道歉。

[253]文倦于事：我事务繁忙很疲倦。文：孟尝君名田文。

[254]愦于忧：忧虑国事而头脑混乱不清。愦：昏愦糊涂。

[255]（nuò）愚：懦弱。

[256]约车治装：约定日期准备车辆和行装。

[257]券契：即债券，关于债务的契约。

[258]以何市而反：用来买什么回来。市：买。

[259]合券：核对验证债券。

[260]矫命：假托孟尝君的命令。矫：假托。

[261]下陈：在堂下站着。古时供人玩弄驱遣的女子地位低下。

[262]拊爱子其民：爱抚百姓，视民如子。

[263]贾利之：像商贾那样在他们身上取利。

[264]说：同悦。二字是古今字。

[265]后期年：其后一周年。

[266]“寡人”句：是罢免职务的委婉说法。

[267]就国：有领地的朝廷大臣被免职后要回到自己的领地去。

[268]梁：指魏国，魏国首都大梁，即今河南开封。

[269]放：放弃，指齐国罢免孟尝君。

[270]虚上位：空出最高的官位，指相位。

[271]三反：往返三次。

[272]赍：本义是赠送。这里是携带。

[273]文车二驷：两辆四匹马拉的彩绘的车。

[274]服剑：王所佩戴的宝剑。

[275]封书：加盖玉玺的书信。谢：道歉。

[276]不祥：不善、不吉祥。

[277]被于宗庙之祟：被立为国君而有守护宗庙的责任。祟：本义是祸患，这里引申为拖累。

[278]沉于谄谀之臣：被谗佞之臣子所迷惑。沉：沉溺。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论语》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主要记录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观点、道德观念与教育思想，映现了他的德行、人格、形象。

作为语录体散文的典范，《论语》蕴涵丰富，章节简短，语言精练，善于通过简短对话，表达深刻的思想和人物的品格、个性、神情、语态。

本文选自《先进》篇。从孔子提出“言志”的话题入手，通过侍坐的四个弟子的对答，展现每个人的思想追求、个性特点，也反映出孔子的长者形象和情感取向。子路开朗、率直，答问时未加深思，比较随意；冉有、公西华的对答，则表现得谦逊、平和，同样也有特色；最生动的是曾皙的从容不迫、顿挫有致的动作表现，“言志”也极富诗性，得到了孔子的赞许。

全篇不过三百字，便把师生五人的精神风貌、思想取向展现得淋漓尽致，堪称短章极品。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279]。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280]。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281]：“千乘之国[282]，摄乎大国之间[283]，加之以师旅[284]，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285]。”

夫子哂之[286]。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287]，端章甫[288]，愿为小相焉[289]。”

“点，尔何如？”

鼓瑟希[290]，铿尔[291]，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292]，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293]，童子六七人，浴乎沂[294]，风乎舞雩[295]，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296]。”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297]，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注释：

[279]子路：仲由，字子路。曾皙：名点，字皙，曾参父亲。冉有：名求，字子有。公西华：公西氏，名赤，字子华。侍坐：陪孔子坐着。

[280]毋吾以也：不要因为我就受拘束。吾以：以吾的倒装。

[281]率尔：草率，不加思考。

[282]千乘之国：拥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一般属于中等诸侯国。

[283]摄乎大国之间：处在大国夹缝中。

[284]加之以师旅：加上有战争。

[285]知方：知道礼义。方：大道理。

[286]哂：微笑。

[287]如会同：或者是诸侯会盟。如：或者。会同：诸侯开会或结盟。

[288]端：玄端，一种礼服。章甫：礼帽。

[289]相：祭祀、会同时赞礼、司仪的职位。

[290]鼓瑟希：鼓瑟的声音稀疏下来。希：通稀。

[291]铿尔：象声词。将瑟放下的声音。

[292]莫春：即暮春，农历三月。莫：同暮。

[293]冠者：成年男子，一般还是指年轻人。

[294]浴乎沂：在沂水中洗澡。沂水：在今山东曲阜南。

[295]风乎舞雩：在舞雩上吹吹风。舞雩：鲁国祭天求雨的场所，也是曲阜郊区一风景区。

[296]与：赞成。

[297]其言不让：他的话一点也不谦让。

齐人有一妻一妾

《孟子》

《孟子》是记述战国时期杰出思想家孟轲的政治言论和思想的著作。作为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轲建立了自己的仁政思想体系，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设想，但游历多国，均未获重用；晚岁率弟子闭门著书，成《孟子》七篇。

本文选自《离娄》篇。通过讲述卑琐、虚荣的齐人乞食坟墓间而归家骄其妻妾的丑恶行径，鞭挞当时那些不择手段谋求“富贵利达”的无耻小人。

文章写法十分高明，一是运用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来说明道理，使文章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极富感染力与说服力；二是纯用白描手法写实，展现戏剧性情节，让齐人以自身的行为展示其灵魂的丑恶；三是事件主人陶醉在自己制造的美丽谎言中，情节风趣、离奇，文笔生动、幽默，宛如一场滑稽喜剧，讽刺意味极强。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298]，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299]。”

蚤起[300]，施从良人之所之[301]，遍国中无与立谈者[302]。卒之东郭墦间[303]，之祭者乞其余[304]；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

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305]，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306]。

注释：

[298]良人：古代妇女尊称丈夫为良人。

[299]（jiàn）：窥视，偷看。

[300]蚤：通早。

[301]施从：尾随，盯梢。施：通迤，斜行。

[302]国：国都。无与立谈者：没有一个站住跟他谈话的人。

[303]卒之：最后走到。足：最终。之：走。郭：外城为郭。墦：坟墓。

[304]之祭者：走到祭扫坟墓的人面前。乞其余：乞讨他们的残汤剩饭。

[305]施施（yi yi）：慢腾腾，大模大样。

[306]几希：非常稀少。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孟子》

本文选自《告子》篇。以古代的圣君贤相为例，说明一切立大志、成大事者，都必然经受逆境的考验。艰难困苦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可以磨砺意志、锤炼身心、增长才干。同时，这里也体现一种可贵的忧患意识，即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是一篇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很好结合的语录体说理文。作者从具体到一般，从典型事例中发掘出规律性、真理性认识；而且，语言精练，类似格言式的经典。

舜发于畎亩之中[307]，傅说举于版筑之间[308]，胶鬲举于鱼盐之中[309]，管夷吾举于士[310]，孙叔敖举于海[311]，百里奚举于市[312]。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313]，行拂乱其所为[314]，所以动心忍性[315]，曾益其所不能[316]。

人恒过[317]，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318]，而后作[319]；征于色[320]，发于声，而后喻[321]。入则无法家拂士[322]，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注释：

[307]发：发迹，被起用。畎（quǎn）亩：田地。畎：地中水沟。

[308]傅说：殷商朝武丁时宰相。举：被提拔。版筑：用木板筑土墙。

[309]胶鬲：殷纣王时贤臣。最初贩卖鱼盐，周文王举荐给纣王，后来辅佐武王。

[310]管夷吾：即管仲。士：这里指狱官，管仲被押送回国，齐桓公重用之。

[311]孙叔敖：春秋时楚国人，隐居海滨，后被楚庄王重用为相。

[312]百里奚：春秋时虞国人。虞国灭被俘，后经过辗转被秦国用五张羊皮换去，受重用。

[313]空乏其身：使他贫穷缺乏资材。

[314]拂乱：违背常规扰乱他的所为。

[315]动心忍性：惊动他的心志，磨炼他忍耐的性格。

[316]曾益：增加补益。曾：通增。

[317]恒过：常犯错误。过：过错。

[318]衡于虑：思虑受到阻塞。衡：通横，堵塞。

[319]作：奋起，有所作为。

[320]征于色：在神情和脸色上表现出来。征：表征。

[321]喻：明白、理解。

[322]法家拂士：有法度的大臣，能直言匡谏的大臣。拂：通弼。

鱼我所欲也

《孟子》

本文选自《告子》篇。从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引出义与生命不可得兼时，“舍生而取义者也”。文中批判了那些“失其本心”的见利忘义、贪图享受、苟且偷生的人。

从上一章和这一章可以看出，孟子文章含蕴深刻，气势磅礴，说理透彻，用词警辟，雄辩力、说理性强，读来觉得痛快淋漓，沁人心脾，充满一种快感。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323]；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324]。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一箪食[325]，一豆羹[326]，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327]，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328]，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329]，万钟于我何加焉[330]！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欤[331]？乡为身死而不受[332]，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注释：

[323]苟得：苟且获得。

[324]有所不辟：有的祸患也不躲避。辟：通避。

[325]箪：盛食物的竹器。

[326]豆：古代盛肉或羹的木器。

[327]呼尔：粗暴而轻蔑地呼叫。

[328]蹴：用脚踢。

[329]万钟：丰厚的俸禄。

[330]何加：有什么益处。

[331]得我：感激我。得：同德。

[332]乡：同向，先前、以往。

九方皋相马

《列子》

《列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道家经典之一，以宣扬贵虚之说为主，相传为战国时期思想家、文学家列御寇所著。书中记载了大量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我们较为熟悉的“愚公移山”、“歧路亡羊”、“杞人忧天”等均出自《列子》。原书久佚，今本为魏晋时人采集诸书编缀而成。

本文选自《说符》篇。通过伯乐对九方皋观察良马、识别良马的独特眼光、独特体验，可以悟出一种重要的选择与取舍的哲学思想：“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忽视次要因素，只专注于需要关注、必须关注的方面。这对于选拔人才、识别人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章寓意深刻，形象鲜明。通篇说的是相马，但处处都使人联想到选人，又不露刻意为之的痕迹，具有典型的寓言文字特点。

秦穆公谓伯乐曰[333]：“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334]。天下之马者[335]，若灭若没，若亡若失[336]。若此者绝尘弭辙[337]，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共担薪菜者[338]，曰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

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339]：“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340]。”使人往取之，牡而骊[341]。穆公不说。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342]。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343]，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注释：

[333]秦穆公：春秋时期秦国君主，名任好，开明智慧，广招人才，礼贤下士，秦国之强大，从他开始，春秋五霸之一。伯乐：姓孙名阳，古代著名相马专家。

[334]良马：指一般好马。筋骨相：筋骨相貌，指外貌特征。

[335]天下之马：指千里马。

[336]若灭若没，若亡若失：恍恍惚惚，若隐若现。说千里马的外部特征恍惚迷离，不明显。

[337]绝尘：没有尘土。弭辙：没有踪迹。意谓千里马奔跑轻快而不起灰尘、不留马蹄印记。

[338]担薪菜：指樵夫，依靠砍柴伐薪生活。：绳索。菜：通采。

[339]反报：返回来报告。反：同返。

[340]牝而黄：雌性而且是黄色的。

[341]牡而骊：雄性而且是黑色的。

[342]是乃句：这正是九方皋超过我千万倍还不止的地方。

[343]若皋之相者：像九方皋这样相马的人。

逍遥游

《庄子》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最重要的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作者为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周及其后学。庄周继承了老聃“道法自然”的思想，又有重大发展；主张齐一物我、是非、贵贱、生死；追求旷放自得，随顺自然，个体精神解放、生命自由，“不为有国者所羁”，反对“以身殉物”。他的著作由于理论蕴涵深邃，且极富文学特色，对于后世中国的思想文化建树，影响至为深远。

庄子文笔挥洒自如，善于把枯燥艰涩、深邃难解的理论，以浑浩畅达、奇趣盎然的语言出之。“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语）；“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郭沫若语）。

《逍遥游》为《庄子·内篇》中的第一篇，也是全书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它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庄子的崇尚自由精神、追求“无待”（摆脱任何条件）的绝对自由的哲学思想，也大体上可以看出庄子散文的基本特点。

全篇想象奇特，思路开阔，“深于比兴”、“长于取象”，文笔汪洋恣肆，广征博引寓言神话。这原本是一篇哲学论文，却通过大量的鸟兽虫鱼活动、变化，和传说故事中人物的对话，使思想理论形象化。文章一开篇就亮出一个震撼人心的意象，“不知其几千里”的鲲鹏，要乘九万里大风，从北冥飞到南冥。破空而来，意出尘表，令人耳目一新。

北冥有鱼[344]，其名曰鲲[345]。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346]。南冥者，天池也[347]。齐谐者[348]，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349]，去以六月息者也[350]。”野马也[351]，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352]，则芥为之舟[353]；置杯焉则胶[354]，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355]，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356]，而后乃今将图南[357]。蜩与学鸠笑之曰[358]：“我决起而飞[359]，抢榆枋[360]，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361]；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362]，三飡而反[363]，腹犹果然[364]；适百里者，宿舂粮[365]；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366]？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367]，蟪蛄不知春秋[368]，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369]，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370]，众人匹之[371]，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372]：“穷发之北有冥海者[373]，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374]，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笑之曰[375]：‘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376]、行比一乡[377]、德合一君[378]、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379]。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380]，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381]，定乎内外之分[382]，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383]。虽然，犹有未树也[384]。夫列子御风而行[385]，泠然善也[386]，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387]，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388]，而御六气之辩[389]，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390]？故曰：至人无己[391]，神人无功[392]，圣人无名[393]。

尧让天下于许由[394]，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395]；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396]；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397]，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398]。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399]，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400]！”

肩吾问于连叔曰[401]：“吾闻言于接舆[402]，大而无当，往而不反[403]。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404]，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405]，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406]。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407]！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408]，世蕲乎乱[409]，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410]！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411]，大旱金石流[412]，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413]，孰肯以物为事？”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414]，越人断发文身[415]，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416]，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417]。

惠子谓庄子曰[418]：“魏王贻我大瓠之种[419]，我树之成，而实五石[420]。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421]。非不呺然大也[422]，吾为其无用而掊之[423]。”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424]！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425]，世世以洴澼絖为事[426]。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427]，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428]。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429]，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430]！”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431]。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432]，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433]？卑身而伏，以候敖者[434]；东西跳梁[435]，不辟高下；中于机辟[436]，死于罔罟[437]。今夫斄牛[438]，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439]，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440]，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441]！”

注释：

[344]北冥：北海。

[345]鲲：鱼苗的总称，这里是大鱼。

[346]海运：海波动荡。南冥：南海。

[347]天池：天然的大水池。

[348]齐谐：书名。

[349]抟扶摇：随着飓风而盘旋上升。抟：拍打、搏击。扶摇：一种从地面上升的飓风。

[350]六月息：六月的大风。息：气息，即大风。

[351]野马：在空气中游动的尘埃。春天阳气上升，野外大地中，有气上扬，犹如奔马，故叫野马。

[352]坳堂：堂屋低洼的地方。

[353]芥：小草棍。

[354]胶：粘住一样不能动。

[355]培风：乘风，凭借风。培：通凭。

[356]夭阏：受挫折而停止。夭：夭折，挫折。阏：遏止。

[357]图南：图谋飞向南方。

[358]蜩与学鸠：两种小动物。蜩：即蝉。学鸠：小鸟名。

[359]决起：突然奋力起飞。

[360]抢榆枋：突过榆树和檀树。抢：超过、突过。枋：檀树。

[361]控：投向、落下。

[362]莽苍：指郊外，颜色远望不分明。

[363]三飡而反：吃三顿饭后就可以返回来。飡：同餐。

[364]果然：很饱的样子。

[365]宿舂粮：夜晚舂米准备粮食。

[366]之二虫：这两个小生灵。指蜩和学鸠。

[367]朝菌：朝生暮死的菌。

[368]蟪蛄：即寒蝉，春生夏死，夏生秋死。

[369]冥灵：大龟名。一说一种大树名。

[370]彭祖：相传姓篯名铿，唐尧臣子，封于彭，寿七八百岁。久特：特久。

[371]匹之：比较，效仿。

[372]棘：人名，相传是商汤的大夫。

[373]穷发：不生长草木之地。犹言不毛之地。

[374]羊角：旋风盘旋而上如同羊角。

[375]斥：小鸟名。

[376]知效一官：智慧胜任一种官职。

[377]行比一乡：行为符合一乡人的要求。

[378]德合一君：道德符合一名国君的口味。

[379]宋荣子：即宋钘，学说近墨家。犹然：笑的样子。

[380]劝：勉励，即更加努力。

[381]沮：沮丧。

[382]内外之分：内心修养和外界评价的分别。

[383]数数然：不多见的。

[384]未树：没有树立的道德。

[385]列子：即列御寇，郑国人。御风：能够乘风而行。

[386]泠然：轻妙貌。

[387]致福：得到那种幸福。指乘风而行。

[388]天地之正：天地运转的正常秩序和规律。

[389]六气之辩：六种气候变化的规律。六气：阴、阳、风、雨、晦、明。

[390]恶乎待：还等待凭借什么呢？

[391]至人无己：修养最高的人忘了自己。

[392]神人无功：修养到神化莫测境界的人无意于功绩。

[393]圣人无名：圣人无意于功名。

[394]许由：相传字仲武，颍川人。尧要把天下让给他，他不接受而逃跑，隐居箕山。

[395]爝火：很小的火。

[396]夫子：指许由。尸之：尸位素餐之意。

[397]鹪鹩：小鸟名。喜欢在森林深处，巧于筑巢。

[398]偃鼠：土鼠名。喜饮河水。

[399]庖人：掌管庖厨的人。

[400]尸祝：对神主进行祭祀的人。不越樽俎而代之：不能超越权限而去代替庖人行事。

[401]肩吾、连叔：可能是庄子虚构的人物。

[402]接舆：楚国隐士，曾经奚落过孔子。

[403]往而不反：去就不回来，犹言“说到哪算哪”，没有边际。

[404]藐姑射：传说中之仙山名。

[405]其神凝：精神凝注专一。

[406]疵疠：疾病、灾害。

[407]知：同智，智慧、精神。

[408]旁礴：形容神人的德行包含天地万物。

[409]世蕲乎乱：社会世道追求大治。蕲：同祈，求。乱：治。

[410]弊弊：忙忙碌碌。

[411]大浸稽天：大水滔天。

[412]大旱金石流：大旱金属与石头都融化了。

[413]尘垢秕糠：比喻糟粕之物。陶铸：陶冶铸造。

[414]资章甫：采购礼帽。

[415]断发文身：剃光头，文身。

[416]四子：相传指王倪、齧缺、被衣、许由，都是传说中之得道者。

[417]窅然：怅惘迷茫貌。

[418]惠子：即惠施，庄子朋友，也是辩友。

[419]大瓠：大葫芦。

[420]实五石：可以装五石水。实：容纳。

[421]瓠落：大而平浅，空旷貌。

[422]呺（xiāo）然：虚大而无用。

[423]掊：击破、打坏。

[424]拙于用大：不善于使用大物。

[425]不龟手：手不冻裂。龟：同皲。

[426]洴澼：在水中漂洗较细的绵絮。

[427]鬻技：出卖制造药方的技术。

[428]裂地而封之：吴王划分土地封赏此人。

[429]虑：绑缚。大樽：一名腰舟，系在腰间可以浮在水面。

[430]有蓬之心：心中有茅草，茅塞不通，比喻见识浅陋。

[431]樗（chū）：又名臭椿，一种劣质大树。

[432]大本：指树干。拥肿：树上多赘瘤。绳墨：匠人取直的工具。

[433]狸狌：野猫和黄鼠狼。

[434]候敖者：等着来往游走的小动物。敖：同遨。

[435]跳梁：即跳踉，跳跃、蹿越。

[436]机辟：弩机和陷阱。

[437]罔罟：各种罗网。罔：同网。

[438]斄牛：即牦牛，产于我国西南的一种牛。

[439]广莫之野：广阔无边的原野。是庄子想象的地方。

[440]不夭斤斧：不会因被斧子砍而夭折。

[441]安所困苦：还会有什么困苦呢。

马蹄

《庄子》

本文选自《庄子》外篇。集中表现了作者反对束缚和羁绊，提倡一切返归自然的哲学思想与政治主张。他以马的本性被摧残，以及陶者、匠者制作器皿，损害土木本性，来喻指社会上人性被戕残的弊端；抨击儒家的仁义礼乐，主张摆脱一切礼教束缚，让社会和事物都回归自然本性。文中取譬设喻，情理交融，议论中结合着形象描绘，语言明快活泼，写法上类似今天的杂文。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442]，翘足而陆[443]，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444]，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445]，剔之[446]，刻之[447]，雒之[448]，连之以羁絷[449]，编之以皂栈[450]，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451]，而后有鞭筴之威[452]，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453]，圆者中规[454]，方者中矩[455]。”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456]，直者应绳[457]。”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458]。一而不党[459]，命曰天放[460]。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461]，其视颠颠[462]。当是时也，山无蹊隧[463]，泽无舟梁[464]，万物群生，连属其乡[465]，禽兽成群，草木遂长[466]。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467]，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468]，恶乎知君子小人哉[469]，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470]。素朴而民性得矣。

及至圣人，蹩躠为仁[471]，踶跂为义[472]，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473]，摘僻为礼[474]，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475]！白玉不毁，孰为珪璋[476]！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477]，怒则分背相踶[478]。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479]，齐之以月题[480]，而马知介倪[481]、扼、鸷曼[482]、诡衔、窃辔[483]。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484]，伯乐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时[485]，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486]，鼓腹而游[487]，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488]，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489]，而民乃始踶跂好知[490]，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注释：

[442]龁：吃、啃。

[443]翘：举起。陆：跳跃。

[444]义台：即仪台，古代君主贵族举行仪式的高台。路寝：古代君主接见臣下、处理政事的宫室。

[445]烧之：用烧红·的烙铁在马体的一定部位上烫印记，便于识别。

[446]剔之：修剪鬃毛。剔：通剃。

[447]刻之：修削马蹄角质，打马掌。

[448]雒之：用笼头缰绳将马笼络起来。雒：通络。

[449]羁絷：马缰绳和辔头等束缚马的绳索。

[450]皂栈：马槽子和拴马的柱子。

[451]橛饰：马嚼子以及两边的装饰。

[452]鞭筴：即鞭策。皮子做的为鞭，竹竿做的为策。

[453]埴：黄而细密的黏土。

[454]规：校正圆形的工具，即圆规。

[455]矩：测量制作方形的工具，如木工用的角尺。

[456]钩：测量曲度的工具。

[457]绳：木瓦工使用的墨线，拉直便可以测量直线。

[458]同德：同样的需求和天性。德：即得。

[459]一而不党：浑然为一而没有偏私。

[460]命：名。天放：按照天性自然放纵而乐。

[461]填填：稳重端庄的样子。

[462]颠颠：目光专注不游移，表现质朴而无机心的神态。

[463]蹊隧：没有人工修成的道路。蹊：指小路。隧：指大路。

[464]舟梁：舟船和桥梁。

[465]连属其乡：指人和野兽居处相互连接，并无界限。

[466]草木遂长：草木顺应本性自然生长，不受限制和损害。

[467]系羁：本义是用绳子牵引绑缚。这里引申为可以相互拉扯着一起游览。

[468]族：聚集。指人类居住的部落。

[469]恶乎：哪里。

[470]素朴：素为未染色之白丝，朴是未加工之原木，比喻人未受后天污染的自然本性。

[471]蹩躠（biè xiè）：形容跛脚者踮脚走路摇摇晃晃的样子，比喻勉强力行的样子。

[472]踶跂（zhì qì）：足尖点地、翘脚而站立不安的样子，比喻迫切追求的心情。

[473]澶（dàn）漫：本义是大水弥漫无边，这里比喻礼乐之乐很宽泛。

[474]摘僻：选择分析。比喻礼的条文很琐碎。

[475]牺尊：牺牲和祭祀的礼器。

[476]珪璋：名贵的玉器，是古代贵族参加各种礼仪时所执的玉器。

[477]交颈相靡：马匹之间脖子交互摩擦。

[478]分背相踶（dì）：指马匹愤怒分开调转身就相互踢。踶：踢。

[479]衡扼：古代车辕前端的横木以及横木下端安置的套马的马具。

[480]月题：马额部一种圆月形装饰物，用来保护马脸的，同时也有美观作用。

[481]介倪：即睥睨，形容马斜视御者的样子。

[482]（yīn）扼：形容马屈曲头颈而不愿接受套入夹板的样子。鸷曼：用头部击打车的帷幔。曼：通幔。

[483]诡衔：狡猾地咬断勒口，即马嚼子。窃辔：偷偷咬断马缰绳。辔：辔头，这里专指缰绳。

[484]马之知而态至盗：意谓马的智慧和神态达到盗贼的程度。

[485]赫胥氏：传说中上古的帝王。

[486]含哺而熙：嘴里含着没有吃完的食物便游戏玩耍。

[487]鼓腹而游：肚子吃得饱饱的就出来游逛。

[488]屈折：指学习礼乐制度而屈身弯腰等。

[489]县跂：把仁义抬举得很高让人们翘起脚尖来追求企盼。县：通悬。跂：踮起脚尖。

[490]踶跂：用力的样子。好知：崇尚智力。

啮缺问乎王倪曰

《庄子》

本文为《齐物论》篇的一节。所谓“齐物论”，亦即齐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评论，这是庄子的一个重要思想。文中提出一个万物究竟有没有共同标准的问题，所谓孰知“正处”、“正味”、“正色”，以此论证仁义、是非之淆乱纯由主观因素造成。为此，举出人与鱼、鸟、猴、鹿的实例，说明虽然并非同类，但以道观之，本质无二。人们的认识与事物的是非，无不带有相对性。

通篇构想奇特，取譬生动，语言活泼。读来即便未必尽合己意，但由于其犀利的论辩性与强烈的感染力，也会不期然地为之所动。

齧缺问乎王倪曰[491]：“子知物之所同是乎[492]？”

曰：“吾恶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

“然则物无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493]？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494]，鳅然乎哉[495]？木处则惴慄恂惧[496]，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497]，麋鹿食荐[498]，蝍蛆甘带[499]，鸱鸦耆鼠[500]，四者孰知正味[501]？猨猵狙以为雌[502]，麋与鹿交，与鱼游。毛嫱丽姬[503]，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504]，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505]？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506]，吾恶能知其辩！”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507]，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508]。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注释：

[491]齧缺、王倪：是庄子杜撰的人物，《天地》篇说：“齧缺之师王倪。”

[492]同是：共同所认可的。即共同标准。

[493]庸讵知：怎么知道。

[494]湿寝：住在潮湿之处。腰疾：腰疼有疾病。偏死：身体一半不会动，即半身不遂。

[495]鳅：泥鳅。

[496]惴慄恂惧：恐惧战栗眩晕。

[497]民食刍豢：人吃家禽家畜。刍豢：用草饲养者称刍养，用粮食饲养者为豢养。

[498]麋鹿食荐：麋鹿吃草。荐：好吃的草。

[499]蝍蛆甘带：蜈蚣喜欢吃小蛇。蝍蛆：蜈蚣。带：小蛇。

[500]鸱鸦耆鼠：猫头鹰和乌鸦喜欢吃老鼠。鸱：猫头鹰。耆：通嗜。

[501]正味：正确的、好的味道。

[502]猨：同猿。猵狙：似猿。本句说，猵狙以雌猿为配偶。

[503]毛嫱丽姬：古代两个著名美女。

[504]决骤：突然急速奔跑。

[505]正色：真正的美色。

[506]樊然殽乱：纷然错乱。

[507]河汉沍：长江汉水都冻上。沍（hù）：冻。

[508]飘风：飓风，即今之台风。

庖丁解牛

《庄子》

本文节选自《养生主》篇。作者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养生全身之道：一切客观事物都有其内在的规律，特别是在动乱时代，处于复杂的社会矛盾之中，要想做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就须像庖丁那样，在实践中找准缝隙，把握规律，深谙自然之理。

宰牛，原本是一项粗拙费力的体力劳动，可是，在庄子笔下，不仅展现出娴熟的技艺，而且富有审美的意味，显现出鲜明的韵律感、音乐美；解牛的姿态与动作，更是圆熟利落、从容潇洒。行文写实与想象相结合，寓哲理于形象之中；刻画人物着意于神情的描摹与境界的凸显。“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宛然一副从容镇定、气度超凡的大将风度，体现了一种自在自如的逍遥境界。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509]，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510]，砉然响然[511]，奏刀然[512]，莫不中音[513]。合于《桑林》之舞[514]，乃中《经首》之会[515]。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盍至此乎[516]？”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517]。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518]。依乎天理，批大郤[519]，导大窾[520]，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521]，而况大乎[522]！良庖岁更刀，割也[523]；族庖月更刀，折也[524]。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525]。彼节者有间[526]，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527]，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528]，视为止[529]，行为迟。动刀甚微，然已解[530]，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531]。”

注释：

[509]庖丁：一位名叫丁的庖工。文惠君：即梁惠王。解牛：宰牛。

[510]踦（jǐ）：一只脚站着。这里应该是膝盖所顶住的意思。

[511]砉（huā）然：皮骨相离的声音。

[512]（huō）然：稍微大一点的声音。

[513]莫不中音：没有不符合音乐韵律的声音。

[514]《桑林》：汤时音乐名。

[515]《经首》：尧乐《咸池》中乐章名。

[516]盍：何，怎么。

[517]进乎技：进入到技术上了。

[518]官知止：器官停止。神欲行：精神思维活动在进行。

[519]批大郤：分割大的间隙。

[520]导大窾：遵循骨节之间大的空隙。窾：空。

[521]技经肯綮：牛体内筋肉骨头联结比较复杂之处。技：通枝，支脉。经：经脉。肯：粘着骨头的肉。綮：筋肉聚结处。

[522]大：股部大骨。

[523]割：指不顺着腠理结构而硬割。

[524]族庖：普通厨子。折：用刀砍断。

[525]硎：磨刀石。

[526]节者有间：骨节之间有间隙。

[527]族：筋骨肉交结聚集处。

[528]怵然：精神紧张高度集中貌。

[529]视为止：视力紧紧盯在一点上。

[530]（huò）然：牛肉解脱貌。

[531]养生：指养生之道。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

本文选自《秋水》篇。这里反映了论辩的技巧：庄子利用“安知”二字可作“怎么可能知道”（惠子所用原义）和“是怎样知道的”（庄子选取义）两种解读法，论辩中他放弃了前者，选定了后者，来为自己辩解—说明惠子已经承认他知鱼之乐了。

在濠上，庄子与惠子分别以两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眼光、不同的心境来看出游的鱼群。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在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他不肯臆断鱼之快乐与否；而庄子则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诗人身份，从鱼群的从容出游，“相忘于江湖”，想到自己的逍遥游世，“相忘乎道术”；他从艺术的视角去观察，把自己从容、悠闲的心情移植到了游鱼的身上，从而超越了鱼与“我”的限隔，达到了物我两忘、主客冥合的境界。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532]。

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533]，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534]！”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注释：

[532]濠梁：濠水桥上。濠，水名，在今安徽淮南境。梁，桥。

[533]鲦（tiáo）鱼：小白鱼。

[534]全：论证完全了。意谓完全不知道鱼之快乐。

卜居

屈原

屈原，名平，战国时期楚国人。早年颇受怀王信任，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对内修明法度、改革政治，对外主张联齐抗秦。由于触犯了楚国贵族的利益，横遭谗毁、放逐。秦兵破楚，沉江自尽。屈原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又是古代重要诗人。著有《九歌》、《九章》、《离骚》、《天问》、《招魂》等，作品文学价值很高。在吸收民间文学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创造了骚体这一艺术形式，与北方的《诗经》双星聚耀，对后世影响深远。

东汉文学家王逸《楚辞章句》，认定本文为屈原所作，但后世学者多有怀疑。文章写屈原放逐之后，借助决疑、设问，表达满腔悲愤之情，反映了当时楚国社会黑暗、政治腐败，贵族势力卑鄙邪恶，而屈原决不变心从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屈原未必真有所疑而往见太卜，不过是借助尖锐的设问、强烈的对比等表现手法，使愤懑得以充分释放，感情就势抒发，创辟了后世此类题材写作的先河。

屈原既放[535]，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536]。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537]：“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

詹尹乃端策拂龟[538]，曰：“君将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539]，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540]，喔咿儒儿[541]，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542]，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543]，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544]，将与鸡鹜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545]，瓦釜雷鸣[546]；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547]：“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注释：

[535]放：被放逐。

[536]所从：到何处去。引申为不知怎么办。

[537]太卜：国家掌管卜筮之官。郑詹尹：人名。

[538]端策拂龟：摆整齐蓍草，拂拭干净龟甲。

[539]悃悃款款：诚恳老实，尽心尽力。

[540]哫（zú）訾栗斯：巧言令色貌。哫訾：甜言蜜语，取媚于人。栗斯：小心谨慎，唯唯诺诺貌。栗：战栗。

[541]喔咿儒儿：想说又不敢说貌。

[542]突梯：油滑。滑稽：模棱两可，圆转自如。

[543]骐骥亢轭：与千里马并驾齐驱而争高低。骐骥：宝马，千里马。亢：通抗。轭：车前辕上横木。

[544]黄鹄：飞翔高而远之大鸟。

[545]黄钟：高级雅乐之乐器。

[546]瓦釜：陶制锅形乐器，最低等劣质乐器。

[547]谢：道歉，推辞。

劝学

荀子

荀子，名况，赵国人，曾为楚兰陵令。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一位重要思想家。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故提出“隆礼”与“重法”的政治主张；不信天道、鬼神，反对宿命论，提倡人定胜天、事在人为。

荀子的文学成就也很高，为文长于说理，分析透辟，风格质朴、凝练。

《劝学》篇是荀子的代表作之一。中心是论述为学的重要性以及治学态度、路径、方法，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现实意义。作者视野宽广，思路开阔，结构严紧，说理精密，旁征博引，取譬设喻，大量运用排句，气魄宏伟，在历代的理论文字中具有鲜明的特色。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以为轮[548]，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549]，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550]，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551]，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552]。靖共尔位[553]，好是正直[554]。神之听之，介尔景福[555]。”

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556]，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557]，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558]。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559]，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560]，系之苇苕[561]，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562]，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563]，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564]，其渐之滫[565]，君子不近，庶人不服[566]。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567]，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568]。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569]，柔自取束[570]。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571]，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572]，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573]，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574]，而蚋聚焉[575]。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576]，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577]，不能十步；驽马十驾[578]，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579]，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580]，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581]，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582]，鼫鼠五技而穷[583]。《诗》曰：“鸤鸠在桑[584]，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585]！”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586]，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587]。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

学恶乎始[588]？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589]，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590]，学至乎没而后止也[591]。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592]，政事之纪也；诗者[593]，中声之所止也；礼者[594]，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595]，乐之中和也[596]，诗书之博也[597]，春秋之微也[598]，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599]，蝡而动[600]，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601]。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囋[602]。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向矣[603]。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604]，诗书故而不切[605]，春秋约而不速[606]。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607]，则尊以遍矣[608]，周于世矣[609]。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610]，隆礼次之[611]。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612]，顺诗书而已耳[613]。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614]，本仁义[615]，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616]。若挈裘领[617]，诎五指而顿之[618]，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619]，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620]，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621]；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622]。

问楛者[623]，勿告也；告楛者，勿问也；说楛者，勿听也。有争气者[624]，勿与辩也。故必由其道至[625]，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626]；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诗》曰：“匪交匪舒[627]，天子所予[628]。”此之谓也。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蹞步不至[629]，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630]，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631]，涂巷之人也[632]；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633]；全之尽之[634]，然后学者也。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635]，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636]。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637]，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638]，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639]，能定然后能应[640]。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641]。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注释：

[548]：通煣，用火屈木使之弯曲。

[549]金就砺则利：金属用具经过磨砺就会锋利。

[550]日参省：每日多次反省自己。即曾子“吾日三省乎吾身”之意。

[551]干、越、夷、貉：均是少数民族。

[552]无恒安息：不要追求安逸。恒：常常。

[553]靖共尔位：谨慎恭敬做好本职工作。靖：谋。共：同恭。

[554]好是正直：爱好帮助他人改正错误。

[555]介尔景福：给你大的幸福。景：大。

[556]跂：翘脚。

[557]假：凭借、借助。

[558]绝：渡过。

[559]蒙鸠：即鹪鹩，一种善于筑巢的小鸟。

[560]发：指干草。

[561]苇苕：芦苇花，指末梢。

[562]射干：植物名，花儿白茎长。

[563]涅：黑泥。

[564]兰槐：香草名，其根名芷。

[565]渐之滫（xiǔ）：用臭水浸泡。滫：臭水。

[566]服：佩戴。

[567]游必就士：出门交友一定选择贤士。

[568]象其德：与本人德行相称。

[569]强自取柱：性格过于刚强容易折断，受挫折。

[570]柔自取束：性格过于柔弱容易被束缚。

[571]施薪：放置柴火。火就燥：火首先向干燥的地方燃烧。

[572]畴生：丛生稠密。禽兽群：禽兽成群。

[573]质的：箭靶。的：箭靶的靶心。

[574]醯（xī）：醋。

[575]蚋：一种小飞虫。

[576]跬步：半步和一步。脚向前迈一次为跬，两脚各迈一次为步。

[577]骐骥：宝马，千里马。

[578]驽马：庸劣的马。驾：每天早晨驾车，晚上卸车，故驾一次车便走一天。

[579]冥冥之志：精神专一。

[580]惛惛：精神专注而不分神。

[581]衢道：这里指歧路。

[582]螣蛇：龙的一类，能行云雾而游其中。

[583]鼫鼠：鼠的一种。据说有五种技能：能飞不能上屋，能爬不能爬到树的高处，能游不能渡河，能挖穴不能藏身，能跑不能比人快。故不能免于困窘。

[584]鸤鸠：鸟名。喂小鸟很平均。

[585]心如结：指用心坚固专一。

[586]瓠巴：古代鼓琴专家。《列子》：“瓠巴鼓琴，鸟舞鱼跃。”

[587]六马：古代天子车驾六马。仰秣：马吃草时停下来仰头听。

[588]恶乎始：从哪里开始。恶（wū）：何。

[589]数：方法、途径。

[590]真积力久：真正用功积累时间长自然可以深入。

[591]没：通殁。指学习到死才能停止。

[592]书：指《尚书》。是记载政事之书。

[593]诗：指《诗经》，诗经三百首都能合乐而唱。

[594]礼：指三礼，即《周礼》、《礼记》、《仪礼》。包括礼制、法律、政令。

[595]礼之敬文：礼的作用可以使人庄重而有文采。

[596]乐之中和：仪礼仪式中的音乐可以使人中庸和睦。

[597]诗书之博：《诗经》和《尚书》可以使人的文史知识渊博。

[598]春秋之微：《春秋》的微言大义可以使人提高判断是非的能力。

[599]端而言：说话很端庄。

[600]蝡（ruǎn）而动：动作很和缓，指不草率。

[601]以为禽犊：古人见面要拿羊羔大雁等作为见面礼，故小人学习不是修身而是作为见人时的见面礼，取悦于人。

[602]囋：语言琐碎囋唆。

[603]向：通响。比喻君子回答别人的问话，问一答一，如响之应声。

[604]法而不说：仅有法则而没有详细的解说。

[605]故而不切：所记载多前代故事和情景，而不切近当前实际。

[606]约而不速：《春秋》意义隐约而不能让人很快理解。

[607]方：同仿，效仿。

[608]尊以遍：养成尊贵的人格，而被人普遍认同。

[609]周于世：全面通晓人情世故。

[610]经：通径，途径。

[611]隆：尊崇。

[612]安特：则仅仅是。杂识志：识是衍文。杂志：驳杂的记载。

[613]顺诗书：解释诗书而使之通顺。

[614]原先王：探究先王的法则。

[615]本仁义：学习仁义之根本。

[616]经纬蹊径：横竖的道路以及大小所有道路。南北为经，东西为纬。

[617]若挈（qiè）裘领：好像提起衣服领子。挈：提举。

[618]诎：同屈。本句意谓弯屈五指去理皮衣的毛。

[619]不道礼宪：不通过礼法。道：由。

[620]以锥餐壶：用锥子代替筷子进餐。壶：盛食物器具。

[621]法士：守礼法之士。

[622]散儒：不是主流的儒家学者。

[623]楛：同苦、恶。不合礼义的话。

[624]争气：不是心平气和探讨问题。

[625]其道：指合乎礼乐之道。

[626]隐：隐瞒。

[627]匪交匪舒：不紧不慢。匪：通非。交：通绞，急切。

[628]予：赞成。

[629]千里蹞步不至：行一千里还差半步没有到达终点。

[630]伦类不通：各种知识不能融会贯通。

[631]一出焉，一入焉：两句谓忽而学习忽而不学。

[632]涂巷之人：大街道路上到处都是的普通人。

[633]桀纣盗跖：昏君或者强盗。桀纣：夏桀王和商纣王，都是亡国昏君。盗跖：鲁国大盗。

[634]全之尽之：全心尽力学习。

[635]诵数以贯：反复陈述，贯穿起来。

[636]除其害者：排除妨害学习的因素而坚持保养学习的习惯。

[637]致好之：最爱好学习的时候。即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638]倾：倾夺。

[639]定：有坚定的见解和立场。

[640]应：能够应付社会各种复杂的情况。

[641]成人：人格完美的人。

风赋

宋玉

宋玉，战国后期楚国文学家。楚襄王时曾做过文学侍从，为屈原弟子。《史记》上说他“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但其作品艺术性比较高，富于想象力，擅长用夸张手法描写事物。

《风赋》中通过形象地描述风的不同形态，巧妙地揭露当时社会生活中贫富差异悬殊的不合理、不平等现象，向楚襄王委婉地进行讽谏。文章形象生动、对比鲜明，词藻铺陈，尖锐有力。

这种赋体导源于屈原的骚体，是韵文与散文的综合产物，辞藻华美，刻意形容，颇适合于写景、叙事、抒怀。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642]，宋玉景差侍[643]。

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644]，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

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645]，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

宋玉对曰：“臣闻于师：枳句来巢[646]，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

王曰：“夫风始安生哉？”

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647]，激飏熛怒[648]。耾耾雷声[649]，回穴错迕[650]。蹶石伐木，梢杀林莽[651]。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652]，冲孔动楗[653]，眴焕粲烂[654]，离散转移。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抵华叶而振气[655]，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656]，离秦衡[657]，概新夷[658]，被荑杨[659]，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幢[660]，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故其风中人状，直惨凄惏栗[661]，清凉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662]，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王曰：“善哉论事！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

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663]，堀堁扬尘[664]，勃郁烦冤[665]，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666]，扬腐馀，邪薄入瓮牖[667]，至于室庐。故其风中人状，直憞溷郁邑[668]，殴温致湿[669]，中心惨怛[670]，生病造热。中唇为胗[671]，得目为蔑[672]，啖嗽获[673]，死生不卒[674]。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注释：

[642]楚襄王：名横，即顷襄王。兰台：楼台名，旧址在今湖北钟祥。

[643]景差：屈原弟子，宋玉同僚。

[644]披襟：打开衣襟。

[645]溥畅：普遍畅通。溥：普遍。

[646]枳句来巢：枳树弯曲茂密就有鸟来筑巢。枳：一种树木。句：即勾字。

[647]飘忽淜（píng）滂：风速很快，吹击物体发出声音。飘忽：风速很快。淜滂：风吹物发出之声。

[648]激飏熛（biāo）怒：风速激荡，犹如火焰在空中怒飞。

[649]耾耾（hóng hóng）雷声：轰轰的风声如同雷声。

[650]回穴错迕：风向不定回旋错杂。

[651]梢：本义是树之末，这里引申为深入之意。林莽：树林草丛的深处。

[652]被丽披离：四散貌。

[653]冲孔动楗：冲击空洞，吹动门闩。楗：门闩。

[654]眴（xuàn）焕：鲜明貌。

[655]华叶：即花叶。

[656]猎：吹掠而过。蕙草：香草名。

[657]离秦衡：经历秦地的衡树。离：通罹，遭遇，引申为经历。秦衡：秦地香木。

[658]概新夷：吹拂过辛夷树。概：概括。新夷：香木名。

[659]被荑杨：覆盖到初生的杨树之上。被：即披。荑杨：草木初生为荑。

[660]跻于罗幢：上升到绫罗的帷帐中。跻：登。罗幢：绫罗制的帷幔。

[661]惏栗：寒冷貌。

[662]愈病析酲：治好疾病，酒醉也可以解除。

[663]塕（wěng）然：忽然而起的样子。

[664]堀堁（jué kè）：尘埃突起貌。

[665]勃郁烦冤：风在扬尘时愤怒不平，好像有什么烦恼怨恨。

[666]骇溷浊：搅动浑浊肮脏之物。

[667]邪薄入瓮牖：偏斜之风迫近进入简陋的窗户。薄：迫近。瓮牖：用罐子当窗户。

[668]憞溷郁邑：混乱烦闷。

[669]殴温致湿：驱使温湿空气而致人患风湿病。殴：本义是殴打，引申为驱使。

[670]惨怛：忧虑劳苦。

[671]胗：口唇溃疡。

[672]蔑：通，红眼病。

[673]啖嗽获：中风口角抽搐貌。啖：吃。：嚼。嗽：吮吸。获：通嚄，大声呼喊。

[674]死生不卒：生死都不快。不死不活。卒：通猝。

对楚王问

宋玉

楚襄王当政，朝政糜烂，国事日非。宋玉不肯同流合污，随俗俯仰，结果遭到诽谤、中伤。于是，借助答复襄王的提问，进行自我辩解，抒发了一己怀才不遇、反遭谗毁的愤懑之情。

文章格调轩昂，气势雄浑，咄咄逼人，以精神上的优越感自鸣高洁，突出其志行高雅，抱负不凡。从构思新颖、比喻别致、想象奇妙等艺术特点看，显然受到了庄子《逍遥游》的影响。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675]？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

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676]，其始曰《下里》、《巴人》[677]，客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678]，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679]，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680]，杂以流徵[681]，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篱之[682]，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683]，暮宿于孟诸[684]。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

“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注释：

[675]遗行：可以被遗弃的行为。

[676]郢：郢城是楚国首都。

[677]《下里》、《巴人》：歌曲名。通俗歌曲。

[678]《阳阿》、《薤露》：也是歌曲名。

[679]《阳春》、《白雪》：歌曲名。最高雅歌曲。

[680]引商刻羽：指刻意演奏。中国古代音乐有宫、商、角、徵、羽五音。

[681]流徵：当是一种流动变化的音调，属于很高的演奏技巧。

[682]藩篱之：在篱笆间飞行的小鸟。藩篱：篱笆。

[683]暴鬐于碣石：在碣石地界露出脊背。鬐：通鳍。碣石：地名，在今辽宁绥中境内。

[684]孟诸：大泽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

说难

韩非

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是荀子的弟子，战国后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荀子关于人性恶的思想，吸收老子的道术、商鞅的法、慎到的势，提出以法为核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王统治术。入秦后，见重于秦始皇，却为李斯所倾陷，死于狱中。

著有《韩非子》，文笔犀利，议论透辟，出语峭刻，运用大量寓言故事，清通易懂，在先秦政论文中具有鲜明特色。

《说难》是《韩非子》一书中的代表性作品。说难，即游说的困难。作者指出，游说的功效如何，不在乎游说者的实际才能，而在于是否测准了君主的真实意图与主观好恶，即“知所说之心”。而君心难测，爱憎易变；为此，必须刻意研究人主的真实心理，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绝不可撄人主的“逆鳞”。

文章分析深刻，笔锋犀利，峭拔有力，充分显示出作者论辩、说理文字的独特风格。

凡说之难[685]：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686]，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687]，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688]。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689]，可以吾说当之[690]。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691]，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692]，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693]。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694]；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695]。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696]。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697]。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为，如此者身危[698]。规异事而当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于外，必以为己也，如此者身危[699]。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700]。贵人有过端[701]，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702]，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703]，如此者身危。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704]，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矣[705]；与之论细人，则以为卖重[706]。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707]；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也[708]。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709]；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710]。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711]；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712]。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713]，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714]。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715]。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716]。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过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717]。有欲矜以智能[718]，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719]，使之资说于我，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720]。欲内相存之言，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721]。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722]。誉异人与同行者，规异事与同计者[723]。有与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724]；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725]。彼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也[726]；自勇之断，则无以其谪怒之[727]；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728]。大意无所拂悟[729]，辞言无所系縻[730]，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731]。伊尹为宰[732]，百里奚为虏[733]，皆所以干其上也[734]。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735]，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736]，此非能仕之所耻也[737]。夫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738]，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739]。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740]，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741]。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742]：“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743]。此二人说者皆当矣，厚者为戮，薄者见疑，则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744]，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745]，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746]。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747]。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748]。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749]。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750]；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751]。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752]；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753]，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754]。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755]。

注释：

[685]说（shuì）之难：游说的困难。

[686]“非吾”句：意谓不难在我是否了解事理，有无来说服国君的理由。

[687]“又非”句：意谓又不难在我能否具体分析问题，能否表达出我的意思。

[688]“又非吾敢”句：意谓又不难在我是否敢于纵横驰骋地辩论，是否能够详尽无遗地说明我的意见。

[689]知所说之心：了解所要说服之人即游说对象的心理。

[690]当：合适、适当，意谓符合我之说辞。

[691]为名高者：希图高名的人。

[692]“则见”句：意谓就会被国君看成是志节卑下之人，而受到卑贱的待遇。

[693]“所说出于厚利”四句：意谓所游说的国君如果是追求利益的人，你用高名来游说，就会被国君看成是没有头脑而脱离实际的人，一定不能录用。

[694]阳收其身：表面上录用你而实际疏远你。

[695]阴用其言：暗中采纳你的意见而在公开方面不会重视你。

[696]“夫事”两句：很多事情由于保密好而成功，由于语言的泄露而失败。

[697]“未必”三句：意谓未必是说者泄露的，只是说者无意中说破了君主心中的秘密，非常危险。匿：隐蔽。

[698]“彼显”五句：意谓君主表面做一件事，实际是利用这件事做幌子来达到另一目的。游说者能够看透这一切还说出来，则很危险。

[699]“规异事”四句：意谓替国君策划一件异常的事并策划正确，另有智慧者并未参与却猜到而被外面知道，君主一定认为是策划者泄露的，也很危险。

[700]“周泽”六句：意谓和国君未极亲密，未得国君深信时，便说极其知心的话，成功国君便会忘记其益处，失败则被怀疑在愚弄他。这样也很危险。

[701]过端：过错。

[702]挑其恶：挑剔公开他的失德之处。

[703]与知：预先知道而且参与。

[704]“强以”两句：意谓强劝国君不愿做或做不到的事，制止国君不想停止的事。

[705]“故与之”两句：意谓和国君议论大臣，就会认为你在离间他们君臣关系。

[706]细人：地位低微的人。卖重：出卖他的权力。

[707]借资：借助、凭借。

[708]尝己：指试探品尝自己。己是国君自称。

[709]“径省其说”两句：意谓说话直接简易，君主便会认为他是愚钝笨拙之人。

[710]“米盐博辩”两句：意谓如果陈述些柴米油盐这样琐碎而辩词广博的话，则君主会嫌弃话多而琐碎，故厌弃他。

[711]“略事陈意”两句：意谓如果简略陈述己见，则君主又认为你不敢尽言。

[712]“虑事广肆”两句：意谓如果把考虑的问题广泛而尽情说出来，则又会认为你粗野而傲慢。

[713]凡说之务：大概来说，游说的关键。务：急务，即关键。

[714]“在知”句：意谓要注意知道粉饰游说对象引以为自豪的地方而一定要避讳他自以为耻的地方。

[715]“彼有”两句：意谓君主有私事要急办，必须用合于公义的道理来鼓舞他。强：劝，指态度要诚恳急切。

[716]“其意”四句：意谓明知君主用意卑下，然而他坚决要办，就要把他卑下的用意加以粉饰美化，表示不满意他不去做。

[717]“其心”四句：意谓君主的用心很高尚而现实做不到，说者就要找出其缺点而赞成他不去做。

[718]矜以智能：指君主矜持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719]多为之地：多给他提供材料。

[720]“使之”：意谓使君主采纳我的意见而还假装不知道。

[721]“欲内”三句：意谓要献纳鼓励的话，就要用华美的语言来明说，而暗示合于君主的私利。微见：微微显示，即暗示。见：同现。

[722]“欲陈”两句：意谓要陈述有危害的事情，便态度鲜明地加以诽谤，而暗示那样的事情对于君主有祸患。

[723]“誉异人”两句：意谓赞美与君主相同行为的别人，实际上也等于在赞美君主。

[724]“有与同污”两句：意谓如果有人做了和君主同样卑污的事情，则要粉饰说这种事情没有错。

[725]“有与同败”两句：意谓如果有和君主同样失败的情况，则要说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伤害。

[726]“彼自”两句：意谓如果君主刚愎自用，则不要和其争辩而纠正他。

[727]“自勇之断”两句：意谓君主如果自己果敢决断，则不要用他的过失来惹怒他。

[728]“自智其计”两句：意谓如果君主自以为有智慧而决策定计的话，则不要指出其失误而使他窘迫。

[729]拂悟：忤逆，违背。

[730]系縻：纠缠摩擦。意谓不合拍。

[731]“此道”两句：意谓如果得到这种方法，君主便会对说者亲近不疑而得以把话说尽。

[732]伊尹：商汤时贤相，曾当过厨师。宰：厨师。

[733]百里奚：春秋时虞国人，曾被俘虏为奴，后被秦穆公重用，成就其霸业。

[734]干：干谒，追求。

[735]役身：奴役自己，即降低身份。

[736]振世：振兴社会，救济天下。

[737]“此非”句：这不是有才能的士人所耻辱的。

[738]“则明割”两句：意谓明白剖析利害关系以使君主获得成功，直接指出其对错而提升他的修养和品格。

[739]“以此”两句：如果能够得到这种对待的话，游说就成功了。持：通待。

[740]郑武公：春秋时郑国国君，名掘突，很有心计。胡：北方少数民族。

[741]女妻胡君：女儿嫁给胡的国君。

[742]关其思：人名，郑国大夫。

[743]“其家”两句：这家主人认为自己家的儿子非常聪明，却怀疑邻居家的父亲。

[744]绕朝：春秋时秦国智者。

[745]“其为圣人”两句：意谓士会在晋国可以被看成圣人而在秦国就是死刑犯人。士会本是晋国大夫，逃跑到秦国受到重用。晋国不安，暗中诱使士会骗过秦君回到晋国。临行时，绕朝赠给士会一条马鞭，并告诉士会，不是我们秦国人都看不出你的骗局，只不过是我们的国君不采纳我的意见罢了。

[746]弥子瑕：春秋时期卫灵公弄臣。

[747]罪刖：罪行当判断足。

[748]矫驾：假传君命。

[749]啖君：给国君吃。

[750]“故有爱”两句：意谓如果被国君宠爱，则出的智谋合乎国君的意思，就更加被亲近。

[751]“有憎于主”两句：意谓如果国君看不上你，你提出的谋划便不会符合国君的意思而获罪，就更被疏远。

[752]柔可狎：温柔而可以亲近。

[753]逆鳞：倒生的鳞片。

[754]婴：触摸。

[755]则几矣：就差不多了。

尧之王天下也

韩非

本文节选自《五蠹》篇。作者通过古今权势的“厚薄之实”、财富的“多少之实”的对比分析，论证“事因于世”、“称俗而行”的道理。指出古今由于情势不同，因而认识有异，盲目复古、崇古非今是荒谬的。

文章立论新颖，对比鲜明，广泛涉猎，旁征博引，用事实说话，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756]，采椽不斫[757]，粝粢之食[758]，藜藿之羹[759]，冬日麂裘[760]，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761]，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762]，以为民先，股无胈[763]，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764]，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765]；泽居苦水者，买庸工而决窦[766]。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767]；穰岁之秋[768]，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土橐[769]，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注释：

[756]茅茨不翦：茅草苫盖的屋顶也不修剪。

[757]采椽不斫：采伐的椽子也不砍削，直接用原木建房，粗糙。

[758]粝粢：粗米做的饼子。

[759]藜藿：野菜和豆叶。

[760]麂裘：小鹿皮的衣服。

[761]监门：看门人。

[762]耒锸：两种劳动工具。耒：农具。锸：筑墙工具。

[763]股无胈：大腿上磨得没有毛了。股：大腿。胈：一说肌肉，不通。一说细毛，可取。

[764]絜驾：套马驾车，即乘车。

[765]、腊：古代楚国祭祀的日子。

[766]决窦：开沟挖渠以排水。

[767]饷：给吃的。

[768]穰岁：丰收之年。

[769]土橐：士人请托。土：当是“士”。橐：通托。

扁鹊见蔡桓公

韩非

本文选自《喻老》篇，讲述了蔡桓公讳疾忌医，最后病入骨髓、体痛致死的寓言故事。意在告诫世人特别是为政者，应该勇于正视现实，直面个人灾难、社会危机，及早采取救治措施。作者在阐释道理、叙写过程中，赞颂了扁鹊之神智而鞭挞了蔡桓公的固执、愚顽。

短短篇幅里，塑造了两个个性鲜明的古代人物形象；寓爱憎、褒贬于事实叙述之中，并不直接说出；过程的叙述，层层递进，曲折有致，引人入胜。

扁鹊见蔡桓公[770]，立有间[771]，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772]，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

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773]；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774]；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775]；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矣。”

居五日，桓公体痛，使人索扁鹊[776]，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注释：

[770]扁鹊：古代名医。蔡桓公：蔡国国君。

[771]有间：有一段时间。

[772]腠理：皮肤部分。

[773]汤熨：用热水敷。

[774]针石：金属针和石头针，指针灸。

[775]火齐：一种清火退热的汤药。齐：通剂。

[776]索：搜查寻找。

谏逐客书

李斯

李斯，战国末期生于楚国上蔡，少时任过小官，后师事荀子，学成后西去秦国。在丞相吕不韦提携下，见重于秦王，拜为客卿，后任丞相。在灭六国、谋统一事业中起了很大作用；后被权臣赵高谗毁，遭腰斩，灭三族。

本文选自《史记·李斯列传》。文章前面有一段话：“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于是，李斯向秦王递上奏章，予以谏诤，“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这是一篇典型的正面立论的议论文。开篇第一句话，就提出论点，然后有理有据地展开议论，充分运用取譬设喻、比物连类等手法，指陈利害，明辨是非，感情充沛，语言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777]，西取由余于戎[778]，东得百里奚于宛[779]，迎蹇叔于宋[780]，来丕豹、公孙支于晋[781]。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782]，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783]，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784]，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785]，拔三川之地[786]，西并巴、蜀，北收上郡[787]，南取汉中[788]，包九夷[789]，制鄢、郢[790]，东据成皋之险[791]，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792]，使之西面事秦[793]，功施到今[794]。昭王得范雎[795]，废穰侯[796]，逐华阳[797]，强公室，杜私门[798]，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799]。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800]，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801]，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802]，乘纤离之马[803]，建翠凤之旗[804]，树灵鼍之鼓[805]。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806]，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807]，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808]、傅玑之珥[809]、阿缟之衣[810]、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811]、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812]，弹筝搏髀[813]，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814]，《昭虞》、《武象》者[815]，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816]，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817]，却宾客以业诸侯[818]，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问，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819]。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820]，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注释：

[777]穆公：秦穆公，名任好，春秋五霸之一。

[778]由余：本晋人，后流亡戎地。秦穆公知其贤，招降之。戎：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

[779]百里奚：本虞国大夫，晋灭虞，百里奚成为俘虏。被晋国作为陪嫁男媵给秦国。中途逃跑到楚国。后被秦国用五张羊皮换回。秦穆公非常重视他，是春秋时期著名人物。

[780]蹇叔：宋国人，与百里奚友善，因百里奚推荐而被秦穆公招来。

[781]丕豹、公孙支：晋国贤士，后均归秦国。

[782]孝公：秦孝公，名梁渠。商鞅：卫国人，名公孙鞅，著名变法者。

[783]乐用：愿意为国家效力。

[784]举地：攻取、占领。

[785]惠王：秦惠王，名驷。张仪：战国时魏人，受惠文王重用，主张连横以对付合纵，与苏秦同名，是著名纵横家。

[786]三川之地：今河南黄河以南、灵宝以东至洛阳一带，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称三川。

[787]上郡：地名，在今陕西北部。

[788]汉中：地名，在今陕西西南部。

[789]包九夷：囊括许多少数民族。

[790]鄢、郢：均楚国地名。鄢：今湖北宜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

[791]成皋：地名，即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

[792]遂散六国之从：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从：同纵。

[793]西面：面向西。

[794]施（yì）：延续。

[795]昭王：秦昭襄王，名则，又名稷。范雎：字叔，本战国魏人，入秦为相，帮助昭襄王巩固权位。

[796]穰侯：名魏丹，外戚，秦国权臣，被罢免。

[797]逐华阳：华阳君，名芈戎，外戚，与穰侯同时执政，权臣。

[798]杜私门：抑制豪门贵族。

[799]以客之功：凭借客卿建立功勋。之：动词，本义是走到，这里是建立。

[800]却客而不内：拒绝客卿而不接纳。

[801]随、和：随侯珠和和氏璧。

[802]太阿剑：宝剑名，相传为春秋时期著名铸剑家欧冶子所造。

[803]纤离之马：古代骏马名。

[804]翠凤之旗：用翠鸟羽毛装饰成凤凰图案的旗帜。

[805]灵鼍（tuó）：鳄鱼类，俗称猪婆龙，皮制鼓，声音洪大。

[806]犀、象：犀牛角、象牙。

[807]：宝马名。

[808]宛珠之簪：用宛珠装饰的头簪。宛：今河南南阳。

[809]傅玑之珥：镶嵌有珠玑的耳环。玑：如大米粒形的宝珠。

[810]阿缟之衣：齐国东阿生产的丝绸做的衣裳。缟：白色精细丝织品。

[811]随俗雅化：随着世俗变化打扮时髦而典雅。

[812]击瓮叩缶：敲击瓦盆和瓦罐。

[813]弹筝搏髀：弹古筝，拍大腿。搏：拍击。髀：大腿。

[814]郑、卫桑间：春秋战国著名时期俗乐，当时非常流行。

[815]《昭虞》、《武象》：古代著名雅乐。《昭虞》便是《韶》乐。昭：通韶。

[816]让：辞让、拒绝。

[817]黔首：百姓。秦朝尚黑，百姓用黑巾包裹头部，故称。黔：黑色。

[818]却宾客：拒绝客卿。业诸侯：使诸侯成就功业。

[819]借寇兵：借给强盗兵器。赍（jī）盗粮：送给强盗粮食。赍：给予、赠送。

[820]自虚：对内使自己空虚。

两汉文

16篇

过秦论·上

贾谊

贾谊，汉初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以年少才高，学识渊博，颇得文帝赏识；后遭谗毁，而被疏远，遂忧伤、悲愤。任梁怀王太傅时，因怀王堕马殒命，遂自伤抑郁而死。苏轼评论他：“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

贾谊散文，局面开阔，气势磅礴，力量雄浑，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强烈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

《过秦论》为贾谊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集中研讨、推究秦王朝的过失。鲁迅誉为“西汉鸿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本文是其中第一篇。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1]，拥雍州之地[2]，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3]。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4]。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5]，因遗策[6]，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7]，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8]，赵有平原[9]，楚有春申[10]，魏有信陵[11]。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12]，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13]，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14]，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15]。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扣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16]，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17]，争割地以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18]，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19]，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20]，振长策而御宇内[21]，吞二周而亡诸侯[22]，履至尊而制六合[23]，执敲扑而鞭笞天下[24]，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25]，以为桂林、象郡[26]；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27]，却匈奴七百余里[28]。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29]，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30]，因河为池[31]，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32]，金城千里[33]，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34]。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35]，氓隶之人[36]，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37]；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38]，赢粮而景从[39]。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40]，非铦于钩戟长铩也[41]；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42]，功业相反。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43]，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44]，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45]，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注释：

[1]秦孝公：名梁渠。重用商鞅变法。崤函：崤山和函谷关，秦国东面险要地方。

[2]雍州：古代九州之一。泛指秦本土所在地关中一带。

[3]连衡：即连横，当时秦国的外交策略。

[4]西河：指魏国与秦国接壤的黄河以西广大地区。

[5]惠文：秦惠文王。武：秦武王。昭襄：秦昭襄王。蒙故业：继承前代国君的事业。

[6]因遗策：继续实行前代国君遗留下来的国策。

[7]合从缔交：合纵成功，六国结成联盟，共同对付秦国。从：通纵。

[8]孟尝：齐国孟尝君田文。好养食客，是战国四公子之一。

[9]平原：赵国平原君赵胜，战国四公子之一。

[10]春申：楚国春申君黄歇，战国四公子之一。

[11]信陵：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战国四公子之一。

[12]约从离衡：合纵成功而拆散秦国的连横。衡：通横。

[13]宁越：赵国人。徐尚：宋国人。苏秦：洛阳人。杜赫：周人。都是合纵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

[14]齐明：东周之臣。周最：东周君之子。陈轸：楚国人。召滑：楚国大臣。楼缓：魏相。翟景：魏国人。苏厉：苏秦之弟。乐毅：燕国将领。通其意：沟通九个合纵国之间的意见。

[15]吴起：卫人，兵家。孙膑：齐人，兵家。带佗：楚国将领。倪良、王廖：都是兵家。田忌：齐国将领。廉颇：赵国将领。赵奢：赵国将领。

[16]亡矢遗镞：损失弓箭。镞：箭头。

[17]从散约败：联军解散，合纵失败。

[18]追亡逐北：追逐失败逃跑的军队。

[19]孝文王、庄襄王：秦国后期两位国君。

[20]六世：从秦孝公到秦庄襄王为六代国君。

[21]振长策而御宇内：挥动长鞭来驾驭天下。策：竹鞭。

[22]二周：指西周和东周。

[23]履至尊：登上最高统治地位。制六合：控制天下。六合：东西南北天地之间。

[24]敲扑：刑具，打人的棍棒。鞭笞：刑具，皮鞭和竹鞭。

[25]百越：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也称百粤。

[26]桂林、象郡：在那里设置桂林郡、象郡。

[27]蒙恬：秦国大将，率兵三十万修万里长城。藩篱：本义是篱笆，引申为边境屏障。

[28]却：攻击使之退却。

[29]金人十二：熔铸成十二个大铜人，也称金人。

[30]践华为城：踏华山以为城墙。夸张语。

[31]因河为池：凭借黄河为护城河。

[32]关中：关中平原，函谷关以西秦岭以北地区。

[33]金城：坚固的城池，固若金汤。

[34]殊俗：风俗不同的地方。指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35]陈涉：名胜，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在秦二世元年（前209）和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瓮牖绳枢：形容住房简陋。瓮牖：用罐子当窗户。绳枢：用绳子绑缚门轴。

[36]氓隶：农民和奴隶。地位低下之人。

[37]陶朱：陶朱公，即范蠡。春秋时越国大夫，功成身退，经商致富。猗顿：春秋时鲁国人，向范蠡学习，经营畜牧业致富。

[38]云集：如同云彩一般聚拢而来。

[39]赢粮：带着粮食。景从：如同影子一样紧紧跟随。景：通影。

[40]锄耰棘矜：各种农具。锄：锄头。耰：无齿的耙子。棘矜：木头棍。

[41]铦：锋利。钩戟：带钩之戟。长铩：长矛。

[42]成败异变：成功和失败却完全不同。

[43]度长絜大：测量长短衡量大小。

[44]序八州而朝同列：使天下诸侯都来朝拜自己。八州：天下分为九州，秦拥有雍州，故称八州。

[45]一夫作难：指陈胜起义。七庙隳：指秦王朝宗庙被毁坏。

论贵粟疏

晁错

晁错，西汉著名政治家。文帝时为太子家令，以有辩才，号称“智囊”；景帝时任御史大夫。鉴于诸王侯实力过大，上书建议削藩，遭到诸王侯忌恨，七国叛乱，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景帝恐惧，斩于东市。

在这份送呈文帝的奏议中，作者从历史与当世的不同角度，分析、论证了发展农业与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奖励农耕、打击商人投机活动，制止政府急征暴敛的政策。

文章立论精辟、分析透彻、逻辑谨严、辞意畅达、文笔犀利、语言简练，具有典型的政治家文论的特色。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46]，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47]。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48]，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49]，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50]。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51]，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52]；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53]，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54]，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55]，亡逃者得轻资也[56]。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57]，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58]，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59]，急政暴赋[60]，赋敛不时[61]，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62]，无者取倍称之息[63]；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64]，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65]，日游都市，乘上之急[66]，所卖必倍[67]。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68]。因其富厚，交通王侯[69]，力过吏势[70]，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71]，履丝曳缟[72]。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73]，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74]，得以拜爵[75]，得以除罪[76]。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77]。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78]。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79]，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80]，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81]，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82]。

注释：

[46]捐瘠：因饥饿而死或被抛弃的贫病交加之人。捐：弃。

[47]备先具：储备先准备好。

[48]不避：不少于。

[49]遗利：剩余的潜力。

[50]游食之民：游手好闲而不努力劳动的人。

[51]地著：固定居住在一个地方。著：附着、固定。

[52]甘旨：甜美的食品。

[53]再食：吃两顿饭。

[54]务：务必，致力于。使动用法，引导百姓致力于农桑。

[55]劝：鼓励。这里指引诱。

[56]轻资：轻便、容易携带的资产。

[57]治官府：建造修缮官府的房屋。

[58]私自：私人之间。

[59]被：遭遇。

[60]急政暴赋：紧急征收很高的税负。政：通征。暴赋：高额。

[61]赋敛不时：收敛赋税也没有一定的时间。指随时可以增加苛捐杂税。

[62]半贾：一半的价钱就出卖。贾：通价。

[63]倍称之息：相当于一倍的利息。

[64]积贮倍息：囤积居奇以获取成倍的利息。

[65]奇赢：不正当的盈利。

[66]上：皇上，这里代指朝廷。

[67]所卖必倍：所卖出的东西一定要加倍。

[68]阡陌：本义是田间小道，引申为田地。

[69]交通：交结。

[70]力过吏势：势力超过官府中的官吏。

[71]乘坚策肥：乘坐坚实高档的车，驾着肥壮的马。

[72]履丝曳缟：穿着丝鞋，披着丝绸长衣。缟：不染色的高级丝织品。

[73]好恶乖迕：朝廷所提倡和所压抑的，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相反，相互倒置。

[74]入粟县官：将粮食收入官府。

[75]得以拜爵：能够用粮食来获得官爵。

[76]得以除罪：可以用粮食来免除一定的罪行。

[77]粟有所渫：粮食有流通的渠道。

[78]复卒三人：免除三个人的兵役。复：免除。

[79]汤池：难以逾越的护城河。汤：热水。

[80]五大夫：汉代二十等爵位中的第九等。

[81]擅：独自拥有的。

[82]塞下：边塞之下。泛指边塞地区。

狱中上梁王书

邹阳

邹阳，西汉文学家。“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景帝时，为梁孝王门客。孝王为景帝同母弟，有嗣位之意。邹阳力争以为不可，奸人乘隙进谗，邹阳被捕下狱。他在狱中上书，慷慨陈辞。梁王见书，立命释放。

邹阳面临杀身之祸，仍据理上书，晓以利害，绝不媚上乞怜，充分显示其“抗直不挠”之气。情至紧迫处，历举史实，反复引喻，不能自已。剖析事理，层层深入，雄辩有力，令人信服。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83]，太白食昴[84]，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85]，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86]，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献宝[87]，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88]，接舆避世[89]，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90]，子胥鸱夷[91]，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92]。”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93]，借荆轲首以奉丹事[94]；王奢去齐之魏[95]，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96]。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97]；白圭战亡六城[98]，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99]；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100]！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脚于宋[101]，卒相中山；范雎拉胁折齿于魏[102]，卒为应侯[103]。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104]，徐衍负石入海[105]，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106]，缪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107]，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108]，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109]。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110]，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111]。此二国岂系于俗[112]，牵于世，系奇偏之浮辞哉[113]？公听并观[114]，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115]。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116]，而三王易为也。

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之心[117]，而不说田常之贤[118]，封比干之后[119]，修孕妇之墓[120]，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亡厌也[121]。夫晋文亲其雠[122]，强伯诸侯；齐桓用其仇[123]，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124]，禽劲吴而伯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125]，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126]。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127]，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128]，则桀之犬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129]，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130]，要离燔妻子[131]，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132]，众莫不按剑相眄者[133]。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134]，轮囷离奇[135]，而为万乘器者[136]，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只怨结而不见德[137]；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138]，怀龙逢、比干之意[139]，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140]，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141]，独化于陶钧之上[142]，而不牵乎卑辞之语[143]，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144]，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145]，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146]。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147]，驰域外之议，独观乎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沉谄谀之辞[148]，牵帷廧之制[149]，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150]，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151]。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底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152]。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153]；邑号朝歌[154]，墨子回车[155]。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156]，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157]，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注释：

[83]卫先生：秦国人。画：筹划。长平：指长平之战。长平在今山西高平西北。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秦将白起在此大破赵军。坑杀降卒四十万人。

[84]太白：即金星。食：遮蔽。昴：星宿名。

[85]精变天地：精诚使天象改变。

[86]毕议愿知：把我的计议全部陈述而愿意您能够理解。

[87]玉人：献玉之人，指卞和，献和氏璧给楚王，两次被刖足。

[88]箕子：殷纣王时贤臣，为避害而装疯。阳：通佯。

[89]接舆：春秋时楚国隐士，曾经奚落过孔子。

[90]比干：殷纣王时贤臣，因谏而被剖心。

[91]子胥：伍子胥，春秋时本楚国人，因家仇投奔吴国，因谏阻吴王被杀。鸱夷：皮口袋，伍子胥死后被装入皮口袋投入江中。

[92]白头如新：在一起一辈子却如同新见面。倾盖如故：双方偶然相遇，停车靠近一交谈便如同老朋友。倾盖：古代有身份人坐车，有伞状车盖。

[93]樊於期：秦国将领，因罪逃到燕国。

[94]借荆轲首：荆轲刺秦王行前，希望得到樊於期人头以容易见到秦王，樊於期慷慨自杀。

[95]王奢：齐国人，因罪逃到魏国。

[96]临城自刭：齐伐魏时王奢临城自杀以救魏。

[97]尾生：古代著名守信之人。传说他与一女子约会在桥下相见，女子未至，水涨，尾生抱柱而淹死。

[98]白圭：战国时中山国将领，逃到魏国，助魏灭中山。

[99]：宝马名。

[100]浮辞：没有根据的言辞。指谗言。

[101]司马喜：宋国人，曾被割去膝盖骨。

[102]范雎：战国时魏国人。拉胁折齿：因被谗毁而遭毒打，肋骨折断、牙齿打掉。

[103]应侯：范雎后逃入秦国掌政，封为应侯。

[104]申徒狄：殷末人，上谏言不被采纳，自投雍水而死。

[105]徐衍：周末人，因不满乱世，负石沉海而死。

[106]百里奚：春秋时虞国人。虞国灭亡沦为奴仆，被秦穆公用五张羊皮赎出，助穆公成就霸业。

[107]宁戚：春秋时卫国人。饭牛：喂牛。

[108]季孙：即季桓子，鲁国首席执政者。

[109]墨翟：即墨子。

[110]戎人由余：由余来自西戎，秦穆公重用之，在西戎称霸。伯：通霸。

[111]子臧：春秋时越国人，被齐国重用，齐威王、齐宣王两朝强盛。

[112]系于俗：被世俗的见识所牵累。

[113]奇偏之浮辞：奇谈怪论而没有根据的言辞。

[114]公听并观：公正听取意见，全面观察事实真相。

[115]朱：丹朱，尧之子，不肖。象：舜之弟。管、蔡：管叔、蔡叔，均是周武王之弟，武王死后作乱。

[116]五伯不足侔：五霸不值得相比。

[117]子之：战国时燕王哙之相，欺骗燕王禅让，燕国大乱。

[118]田常：春秋时齐简公的相，弑简公。

[119]封比干之后：周武王伐纣胜利后封比干之子。

[120]修孕妇之墓：《史记·周本纪》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未见修孕妇之墓。

[121]欲善亡厌：追求善政而没有止境。厌：通餍。

[122]晋文亲其雠：晋文公重用曾经追杀他的寺人披而称霸。

[123]齐桓用其仇：齐桓公重用曾经射他的管仲而一匡天下。

[124]大夫种：即春秋吴国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被赐死。

[125]孙叔敖：春秋时楚国贤人，三次为令尹，三次离开。

[126]於陵子仲：齐国人，隐居不仕，灌园种菜。

[127]披心腹：即推心置腹，以诚相待。

[128]爱：吝啬。即对待士人不要吝啬。

[129]因：凭借。

[130]湛（chén）七族：灭七族。

[131]要离：春秋时吴国刺客，为吴王阖闾刺杀庆忌。燔妻子：烧死妻子。

[132]以暗投人：暗中投向行人。

[133]按剑相眄：手按宝剑警惕地看。眄：斜眼看。

[134]蟠木根柢：蟠曲的树根。

[135]轮囷：弯曲。离奇：奇形怪状。

[136]万乘器：天子的宝器。当指根雕。

[137]只怨结：只是受到怨恨而不被看好。

[138]伊、管：伊尹，商汤时贤相；管仲，齐桓公贤相。都是能臣。

[139]龙逢：关龙逢，夏桀时贤臣，因谏被杀。

[140]开忠：开始尽忠。

[141]制世御俗：统治社会驾驭世俗天下。

[142]陶钧：制陶用的圆轮，比喻大自然。

[143]牵：牵累，指受制于。

[144]中庶子：太子属官。蒙嘉：秦国宠臣。

[145]吕尚：即姜子牙。

[146]乌集：如乌鸦之聚散，偶然遇合。

[147]越挛拘之语：超越那些固执拘谨的言辞。挛拘：固执拘谨。

[148]沉谄谀之辞：沉迷于谄媚阿谀的言辞。

[149]牵帷廧之制：被帷帐内室中的人所牵制。指宠幸女色与宦官。

[150]牛骥同皁：牛马同槽。皁：马槽。

[151]鲍焦：古代廉士，自耕而食，自穿井而饮。

[152]底厉：同砥砺，即锤炼。以利伤行：因谋利而伤害自己的品行。

[153]曾子：孔子弟子，孝子，故不进入“胜母”之里。

[154]朝歌：商朝末年首都，在今河南汤阴南。

[155]墨子回车：墨子非乐，故不进朝歌之城。

[156]回面污行：转变立场使自己品行受到玷污。

[157]伏死堀穴岩薮：藏身隐伏而死在洞穴江湖之间。指隐居不出。

项羽本纪

司马迁

司马迁，西汉著名学者，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汉武帝时，继父志任太史令；因李陵事件遭受宫刑，虽愤不欲生，仍“隐忍苟活”，以毕生精力完成《史记》创作。

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人物传记，不仅表现了高度思想性，而且有动人的艺术感染力，代表了古代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我国史学与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是《史记》十二本纪之一，记述项羽一生经历及其成败得失，成功地刻画了这一“失败英雄”的高大形象与悲剧性格。文章结构浑成，笔势磅礴，形象生动，仿佛一幅色彩鲜明的油画，真实地描绘出秦汉之际政治、军事斗争的全景图，洵为传记文学上品。

项籍者，下相人也[158]，字羽。初起时[159]，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160]，梁父即楚将项燕[161]，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162]。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163]，故姓项氏。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164]。”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165]。项梁尝有栎阳逮[166]，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167]，以故事得已[168]。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169]。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170]，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171]，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172]，渡浙江[173]，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174]，族矣[175]！”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176]。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177]：“江西皆反[178]，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179]。”是时桓楚亡在泽中[180]。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181]：“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182]，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183]，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184]，徇下县。

……

章邯已破项梁军[185]，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186]，陈馀为将，张耳为相[187]，皆走入钜鹿城[188]。章邯令王离、涉间围钜鹿[189]，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190]。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楚兵已破于定陶[191]，怀王恐[192]，从盱台之彭城[193]，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194]。以吕臣为司徒[195]，以其父吕青为令尹[196]。以沛公为砀郡长[197]，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198]，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199]，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200]。”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201]，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202]，范增为末将[203]，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204]。

行至安阳[205]，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206]。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207]，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208]。夫被坚执锐[209]，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210]。”乃遣其子宋襄相齐[211]，身送之至无盐[212]，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213]，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214]，军无见粮[215]，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216]，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217]，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军[218]，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219]，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220]。”当是时，诸将皆慴服[221]，莫敢枝梧[222]。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223]。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224]，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225]。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226]。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227]，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228]，破釜甑[229]，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230]。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231]，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232]，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233]，无不膝行而前[234]，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章邯军棘原[235]，项羽军漳南[236]，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237]。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238]。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239]，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240]，不敢出故道[241]，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242]，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243]；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244]。”陈馀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245]，南征鄢郢，北阬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246]，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247]，竟斩阳周[248]。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249]。彼赵高素谀日久[250]，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郤[251]，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252]，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253]，约共攻秦，分王其地[254]，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质[255]，妻子为僇乎[256]？”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项羽[257]，欲约。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258]，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汙水上[259]，大破之。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260]。

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261]。到新安[262]。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263]，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264]，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265]，轻折辱秦吏卒[266]。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267]，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268]，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269]，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270]。

行略定秦地[271]。函谷关有兵守关[272]，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273]。沛公军霸上[274]，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275]，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276]，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277]，沛公兵十万，在霸上。

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278]，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279]，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280]。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281]，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282]。”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283]？”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284]。”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285]？”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286]？”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287]。”

张良出，要项伯[288]。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289]，约为婚姻[290]，曰：“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291]，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292]。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293]。”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294]。”沛公曰：“诺。”

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295]，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296]，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坐[297]。亚父南乡坐[298]。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西乡侍。范增数目项王[299]，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300]，项王默然不应。

范增起，出召项庄[301]，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302]，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303]，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304]。”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305]。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乡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306]：“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307]。”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308]。”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309]。”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310]，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311]。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312]，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313]。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314]，大礼不辞小让[315]。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316]。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317]，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

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318]，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319]，道芷阳间行[320]。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321]，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322]。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323]，地肥饶，可都以霸[324]。”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325]，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326]，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

项王军壁垓下[327]，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328]；骏马名骓[329]，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330]，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331]，直夜溃围南出[332]，驰走。平明[333]，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334]。项王至阴陵[335]，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336]。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337]，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338]。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339]。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340]，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341]，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342]。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343]。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344]。乌江亭长舣船待[345]，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346]。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347]，指王翳曰[348]：“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349]。”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350]：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351]，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穀城。汉王为发哀[352]，泣之而去。

诸项氏枝属[353]，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

太史公曰[354]：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355]，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356]？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357]，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358]，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359]，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360]，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注释：

[158]下相：地名，在今江苏宿迁西。

[159]初起：指刚刚起兵。

[160]季父：叔父。

[161]项燕：项羽祖父，曾为楚将抵抗秦军，为秦将王翦围困，自杀死。

[162]王翦：秦国大将，率兵灭楚。戮：杀死。

[163]项：古国名，在今河南项城东北。

[164]学万人敌：学习抵挡万人的本领，指兵法。

[165]竟学：学习到最后，指粗略了解而不深入学习。

[166]栎阳逮：项梁曾经被牵连而遭到栎阳县官府追捕。栎阳：地名，在今陕西临潼东北。

[167]请蕲狱掾曹咎：请求蕲县掌管监狱诉讼的官员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写信给栎阳狱掾司马欣。蕲：楚国地名，在今安徽宿县境内。

[168]以故事得已：因为这个缘故因此事情就止息了。

[169]出项梁下：水平能力都在项梁以下。

[170]大繇役及丧：大型的徭役以及丧事。

[171]阴以兵法部勒：暗中用指挥军队的方式来组织调动。

[172]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东南。

[173]浙江：指钱塘江。

[174]毋妄言：不要胡说。

[175]族：灭族。

[176]陈涉：即陈胜，和吴广首先起义反秦。大泽：乡镇名，当时属蕲县，在今安徽宿县西南。

[177]会稽守通：会稽太守，姓殷名通。

[178]江西：秦朝时江西之地包括今长江中下游很广大地区。长江自今安徽境至今江苏镇江由南向北流，西面皆称江西。

[179]桓楚：楚国人。

[180]亡在泽中：流亡在荒野草泽之中。泽：泛指荒野。

[181]眴：目动，项梁用眼神向项羽示意。

[182]慴（shè）伏：畏惧而服帖听命。慴：畏惧而噤不出声。

[183]下县：指属下之县，即会稽郡中各县。

[184]裨将：偏将、副将。

[185]章邯：秦朝大将。

[186]赵歇：六国赵王的后代，被张耳、陈馀立为赵王。

[187]陈馀、张耳：均是魏大梁人，豪杰之士。

[188]钜鹿城：在今河北平乡境。

[189]王离、涉间：章邯手下将领。

[190]甬道：运送给养的交通道路。在大路两边筑墙，使外面看不见里面，保护运送之物。

[191]定陶：地名，在今山东定陶西北。

[192]怀王：非战国时之楚怀王，而是项羽所立，名熊心。

[193]盱台：即盱眙，在今江苏盱眙东北。彭城：即今江苏徐州。

[194]吕臣：原是陈胜属下将军，后归楚怀王继续反秦。这句说，怀王将项羽和吕臣的部队合并一起归自己亲自统领。

[195]司徒：楚国官职名，主管军队财政军需之官。

[196]令尹：相当于宰相，楚国最高军政长官。

[197]沛公：即刘邦。砀（dàng）郡：在今安徽砀山南。

[198]宋义：故楚国令尹，后参加项梁起义军。高陵君显：高陵君是封号，显是名。

[199]武信君：项梁自封之号。

[200]知兵：懂得兵法。

[201]大说：非常高兴。说：同悦。

[202]次将：副将。

[203]范增：居巢（今安徽巢县东北）人，后投奔项羽为谋士。末将：地位低于次将的将领。

[204]卿子冠军：对宋义的称呼。卿子：公子。冠军：将军之冠，宋义为上将，地位在诸位将领之上，故云。

[205]安阳：地名，在今山东曹县东南。

[206]“夫搏牛之虻”句：意谓击打牛身上的虻而不必顾及虮虱，比喻楚国要攻打的主要目标是秦国而不是章邯。虻：可以吸食牛血的较大的昆虫。虮虱：虱子和虱子的卵。

[207]罢：疲惫。

[208]先斗秦赵：先使秦兵和赵国军队战斗。

[209]被坚执锐：冲锋陷阵。被坚：穿着坚厚的铠甲。执锐：手执锋利的武器。

[210]猛如虎：凶猛如老虎。很如羊：凶狠如同羊。山羊性狠而好斗。很：通狠。贪如狼：贪婪如狼。强不可使者：倔强不听命令的人。皆斩之：全部斩首。这几句话是警告项羽的。

[211]相齐：辅佐齐将田荣。

[212]无盐：地名，在今山东东平东。

[213]戮力：尽力、合力。

[214]芋菽：薯类和豆类。指粗糙食物。

[215]见粮：现成的粮食。见：通现。

[216]因赵食：凭借赵地解决军粮问题。

[217]新造之赵：新建立的赵国。

[218]“埽境内”句：意谓楚王把全国的军队交给你管辖。

[219]晨朝：早晨朝见。

[220]阴令：秘密命令。

[221]慴服：畏惧而服从。

[222]枝梧：抗拒。本义是支撑屋子的小木头和斜木。

[223]假上将军：代理上将军。假：代理。

[224]及之齐：在齐追上宋义的儿子。

[225]报命于怀王：向怀王报告情况。

[226]当阳君：黥布的封号。蒲将军：未详。

[227]战少利：战事稍微取得一些胜利。

[228]沉船：把船沉入河底，表示不再渡河回来。

[229]破釜甑：把行军锅都砸坏。釜：类似现代的锅。甑：蒸饭用的炊具。

[230]无一还心：没有一点退却返回的心理。表示以必死的决心战斗。

[231]苏角：秦将。

[232]下者十余壁：在钜鹿城布下十多个营垒。

[233]辕门：军营之门。因用两辆战车相对竖起车辕而成，故称。古代车一根车辕。

[234]膝行而前：双膝下蹲，躬身行走，畏惧貌。

[235]棘原：地名，在今河北平乡南。

[236]漳南：地名，漳河之南，即今河北临漳附近。

[237]让：责备、责难。

[238]长史欣：长史是官名。欣即司马欣。请事：请示公事。

[239]司马门：皇宫外门。

[240]还走其军：返还回他的军队中。这里是逃跑。

[241]出故道：走来时经过的道路。

[242]赵高：秦朝大奸，指鹿为马之人。用事：掌握大权。

[243]疾妒：嫉妒。疾：通嫉。

[244]孰计之：反复详细考虑。孰：同熟。

[245]白起：秦昭王时大将，屡立战功，后被赐死。

[246]蒙恬：秦始皇时大将，曾率兵三十万，北筑长城，威震匈奴，后被赐死。

[247]榆中：地名，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黄河北岸之地。

[248]竟斩阳周：最后竟在阳周被迫自杀。阳周：秦郡名，故城在今陕西子长北。

[249]滋益多：越来越多。

[250]素谀：平素谄谀已经很久。

[251]内郤：内部多矛盾嫌隙。郤：同隙，怨隙、裂痕。

[252]孤特独立：孤独而没有援手。

[253]还兵：指倒戈回兵攻击秦国。从：合纵，和其他反秦的诸侯结成同盟。

[254]分王其地：瓜分秦国土地而自己称王。

[255]伏（fū）质：趴伏在砧上被斩杀。即接受死刑。

[256]僇：同戮，杀戮。

[257]阴使：暗中派遣。候：军候，官职。始成：人名。意谓暗中派遣军候始成出使到项羽军中。

[258]三户：地名，指三户津，漳河的一个渡口。

[259]汙（yú）水：水名，漳河支流，源出武安山，今已干涸。

[260]期：约定日期。洹水：水名，在今河南安阳北。殷虚：即殷商都城故址。虚：同墟。

[261]前行：即先锋军。

[262]新安：地名，在今河南渑池东。

[263]繇使屯戍：徭役屯兵戍守。谓起义军中多数人当年曾经为秦朝服徭役等。

[264]秦中吏卒：指章邯部队中的官兵。遇之：对待那些服徭役者。多无状：大部分没有很好对待。

[265]奴虏使之：如同对待俘虏和奴隶那样对待投降的秦军官兵。

[266]轻折辱秦吏卒：轻易便折磨羞辱降军中的这些官兵。

[267]诈吾属：欺骗我们。吾属：我们这些人。

[268]虏吾属而东：俘虏我们而回到东方。

[269]微闻其计：暗中听到秦兵议论的话。

[270]击阬：攻击坑杀。

[271]行略定秦地：即将要夺取秦国本土，平定天下。

[272]函谷关：秦东面险要关口，在今河南灵宝西南。

[273]戏西：戏水之西。戏水，今陕西临潼东。

[274]霸上：地名，灞水之西白鹿原，在今陕西西安东。

[275]子婴：秦二世胡亥之侄，当时为秦王，向刘邦投降。

[276]旦日飨士卒：明天犒赏官兵。旦日：明天。飨：犒劳酒食。

[277]新丰：地名，秦时称骊邑，刘邦称帝后才改名新丰。在今陕西临潼东。鸿门：地名，在新丰东十七里，今名项王营。

[278]幸：宠幸，指发生关系。

[279]左尹：令尹助手。项伯：人名，项羽叔父。

[280]素善留侯：向来和留侯关系好。留侯：张良，是刘邦重要谋士。

[281]韩王：张良劝项梁立韩成为韩王，他受韩王之命来送刘邦入关。

[282]鲰生：浅陋无知的小人。

[283]当项王：抵挡项王。当：对等抵抗。

[284]背：背叛。

[285]“君安”句：你怎么和项伯有老交情的？

[286]孰与君少长：他和你相比谁大谁小？

[287]兄事之：用侍奉兄长的礼节来侍奉项伯。

[288]要：通邀，邀请。

[289]奉卮酒：捧着敬一杯酒，为项伯祝福。

[290]约为婚姻：约定为儿女亲家。

[291]籍吏民：把官吏百姓都登记造册，建立户籍。

[292]备他盗：防备其他盗贼。非常：意外情况。

[293]倍德：背德，忘恩负义。倍：同背。

[294]蚤：同早。谢：谢罪，赔礼道歉。

[295]从百余骑：带领一百多骑兵。

[296]不自意：自己也没有料到。

[297]东乡：面向东而坐。古代以面朝东为尊。

[298]亚父：仅次于父亲的辈分。

[299]数目项王：几次用目光示意项王。

[300]玉玦：环形有缺口的佩玉。玦：音决，暗示下决心。

[301]项庄：项羽堂弟。

[302]若：你。为寿：敬酒。

[303]因击沛公于坐：顺势在座位上击杀沛公。

[304]若属：你们。

[305]樊哙：刘邦手下猛将，与刘邦是连襟。

[306]按剑而跽：手按宝剑挺起身来。古人最正规坐姿是双膝着地，臀部坐在后脚跟上。等于现代的长跪。

[307]参乘：陪同乘车者，即侍从警卫。

[308]卮酒：一卮酒。卮：大杯。

[309]彘肩：猪腿，即肘子。

[310]不能举：不能数得过来。举：尽。

[311]王之：以之为王。

[312]细说：小人的谗言。

[313]都尉：武官。陈平：项羽属下。

[314]大行不顾细谨：干大事的人不顾及细微末节。

[315]大礼不辞小让：讲求大节的人不必计较细碎微小的礼貌。

[316]留谢：留下告别道歉。

[317]会其怒：恰巧遇到他生气。会：适逢。

[318]置车骑：放弃带来的车和骑兵。

[319]郦山：即骊山，在陕西临潼东南。

[320]芷阳：秦县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东。间行：从小道走。

[321]不胜桮杓：没有酒量，禁不起酒力。桮：同杯。

[322]竖子：骂人话，犹言小子、奴才。表面骂项庄与项伯等，暗讽项羽。

[323]山河四塞：山河四面都有要塞。

[324]可都以霸：可以建都以成就霸业。

[325]衣绣夜行：穿锦绣衣服在夜间行走。

[326]沐猴而冠：猕猴而戴上帽子。沐猴：猕猴。

[327]垓下：地名，在今安徽灵璧东南。

[328]幸从：得到宠幸而跟随在身边。

[329]骓：即乌骓马，毛色青白相间的马。

[330]歌数阕：歌唱了几遍。阕：歌曲每唱完一遍为一阕。

[331]麾下：旗帜下，即跟随的部下。

[332]直夜溃围：当天夜里突破包围。

[333]平明：天刚亮。

[334]骑能属者：骑兵能够跟随的。

[335]阴陵：地名，在今安徽定远西北。

[336]绐：欺骗。左：向左行。

[337]东城：地名，在今安徽定远东南。

[338]四乡：面向四个方向。乡：同向。

[339]期山东为三处：约定到山的东面分三处会合。

[340]披靡：溃散。

[341]赤泉侯：即杨喜，刘邦称帝后封侯。

[342]辟易数里：退避几里地。

[343]亡其两骑：缺失两名骑兵。

[344]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江岸的乌江浦。

[345]乌江亭长：秦汉时十里设一亭，是行旅住宿饮食之所，设亭长一人。舣（yǐ）船：划船靠岸。

[346]被十余创：遭受十多处创伤。

[347]面之：当面看项羽。

[348]指王翳曰：指着项羽对王翳说。

[349]吾为若德：我为你做点恩德吧。意思说我送你个人情吧。

[350]“分其地”句：将万户侯的封地分为五份，各是两千户侯。

[351]视：同示。把项王的头拿到鲁地示众。

[352]发哀：举行丧礼。

[353]枝属：宗族旁支。

[354]太史公：太史令，即司马迁自谓。

[355]周生：汉时姓周的儒生。舜目盖重瞳子：舜的眼睛可能是双瞳孔。盖：大约、大概、可能。

[356]苗裔：后代，后裔。

[357]蜂起：蜂拥而起，比喻同时起兵。

[358]尺寸：很小的基础和可以借助的势力。

[359]遂将五诸侯：项羽地位和灭秦之功劳都在五诸侯之上。五诸侯：指山东六国除楚国外的五国。

[360]背关怀楚：放弃关中而怀念楚国故土。

魏公子列传

司马迁

魏公子即信陵君，战国四公子之一。他的才德、声誉远超其他几位公子，也远在各国诸侯之上。作者首先叙写了他“仁而下士”的特点，然后通过“窃符救赵”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情节发展，成功地塑造出信陵君行仁仗义、礼贤下士的光辉形象，同时颂赞了侯生等一些重义气、多智谋、洁身自好的下层人物。

通篇洋溢着作者对信陵君的推崇、敬慕，所谓“无限唱叹，无限低徊”。明代散文家茅坤说：“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361]。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362]。是时范雎亡魏相秦[363]，以怨魏齐故[364]，秦兵围大梁[365]，破魏华阳下军[366]，走芒卯[367]。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为人仁而下士[368]，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公子与魏王博[369]，而北境传举烽[370]，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371]，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372]，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373]，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374]。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375]。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376]，虚左[377]，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378]，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379]。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380]，愿枉车骑过之[381]。”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382]，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383]。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384]。

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385]。嬴乃夷门抱关者也[386]，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

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387]，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388]，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389]，数遗魏王及公子书[390]，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391]，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392]，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

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393]，让魏公子曰[394]：“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395]，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396]，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397]，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398]，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399]，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400]。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401]，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402]，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

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403]，而公子亲数存之[404]，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405]。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406]，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407]。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矢为公子先引[408]。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

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409]，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赵王埽除自迎[410]，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411]。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公子竟留赵。赵王以鄗为公子汤沐邑[412]，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赵。

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413]，薛公藏于卖浆家[414]，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公子闻所在，乃间步往从此两人游[415]，甚欢。平原君闻之，谓其夫人曰：“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416]。”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谢夫人去，曰：“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乃装为去[417]。夫人具以语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谢，固留公子。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天下士复往归公子，公子倾平原君客[418]。

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请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宾客皆背魏之赵[419]，莫敢劝公子归。毛公、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420]。

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421]，走蒙骜[422]。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423]，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424]，求晋鄙客[425]，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

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其岁，魏安釐王亦薨。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426]。

高祖始微少时[427]，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428]，为公子置守冢五家[429]，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430]，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431]，不耻下交，有以也[432]。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注释：

[361]魏昭王：名速，魏国第五位君主。魏安釐王：名圉，魏国第六位君主。

[362]信陵：在今河南宁陵西。

[363]范雎：字叔，魏人，被诬陷遭毒打，入秦为相。

[364]魏齐：魏国相，曾派人毒打范雎。

[365]大梁：即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

[366]华阳：地名，在今河南密县境内。下军：春秋战国时期大型诸侯国多有上、中、下三军。

[367]芒卯：魏国大将。

[368]下士：即礼贤下士，对待士人非常谦恭、有礼貌。

[369]博：博戏，古代可以赌博的一种棋类游戏。

[370]举烽：点燃烽火。即战争警报。

[371]释博：停止博戏。

[372]居顷：不一会儿。

[373]赵王阴事：赵国君王机密之事。

[374]夷门监：负责夷门守门之人。夷门：魏国都城大梁东门。

[375]欲厚遗之：想要送给他厚礼。遗（wèi）：赠送。

[376]从车骑：带着随行车马。

[377]虚左：空出左边的位置。古代以左为上。

[378]摄敝衣冠：整理破旧的衣冠。

[379]执辔：亲自牵着马缰绳。辔：马缰绳。

[380]市屠：市井中屠宰牲畜的地方。

[381]枉车骑：屈辱您的车驾绕道去一下。枉：兼二义，一是委屈、屈辱；二是绕道。过：拜访。

[382]俾倪：同睥睨，斜眼看，很高傲的样子。

[383]待公子举酒：等公子回来开始举杯饮酒。

[384]为寿：敬酒。

[385]为公子亦足矣：替公子做得已经够多了。

[386]夷门抱关者：夷门看守大门的人。关：门闩。

[387]故不复谢：有意不表示感谢。

[388]赵长平军：秦昭王四十七年（前260），秦将白起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围赵国军队四十万，全部坑杀。

[389]平原君：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名赵胜，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姐姐是平原君夫人。

[390]数遗魏王及公子书：多次给魏王和信陵君写信。

[391]旦暮且下：早晚即将攻下来。

[392]留军壁邺：停留军队驻扎在邺城。壁：营垒。邺：地名，在今河北临漳。

[393]冠盖相属：指使者络绎不绝。冠盖：使者的冠冕和车辆的车盖。

[394]让：责备。

[395]自附为婚姻：自愿攀附结为婚姻。

[396]屏人间语：遣开他人与公子秘密谈话。

[397]幸：受宠幸。

[398]资之三年：出资悬赏三年。

[399]为公子泣：为此事向公子哭泣诉说。

[400]顾：只是。路：途径、机会。

[401]虎符：虎形兵符，是调动军队的凭证。

[402]嚄唶（huò zè）宿将：叱咤风云很有英雄气概的老将。

[403]鼓刀屠者：操刀屠宰牲畜的屠夫。

[404]亲数存之：亲身多次来问候我。数：屡次。存：慰问、照顾。

[405]谢侯生：告别侯生。

[406]北乡自刭：向着北方自刎。乡：通向。

[407]矫：假托。

[408]负（lán）矢为公子先引：背着箭袋在前面为公子开路。：箭袋。

[409]赵孝成王：名丹，为赵国第八代国君。德：感激。

[410]埽除自迎：打扫道路亲自迎接。

[411]西阶：西面台阶，属于宾阶。古代礼节，客人从宾阶升堂。

[412]鄗（hào）：地名，在今河北柏乡北。汤沐邑：本来是古代天子赐给诸侯斋戒沐浴的城邑。这里指赐给公子封邑。

[413]处士：德才兼备而隐居不仕者。博徒：赌徒。

[414]卖浆家：卖酒的店家。

[415]间步：私下里步行。指暗访。

[416]妄人：无知的虚妄之人。

[417]乃装为去：于是整理行装准备离开赵国。

[418]倾平原君客：大大超过平原君的门客。

[419]背魏之赵：背叛魏国而到赵国。

[420]告车趣驾：吩咐驾车催促赶快启行。

[421]河外：指黄河以南地区。

[422]走蒙骜：击退蒙骜的军队。

[423]皆名之：都署上自己的名字。当时这种做法比较普遍。

[424]行金万斤：用金万金行贿。

[425]晋鄙客：晋鄙的门客。

[426]屠大梁：指占领大梁，灭魏。

[427]始微少时：起初微贱的时候。

[428]击黥布还：攻击黥布回来。

[429]置守冢五家：设置五家守墓。

[430]大梁之墟：大梁的旧城遗迹。

[431]接岩穴隐者：虚心接纳那些处在偏僻环境中的隐士。

[432]有以也：确实有这种风尚，很有眼光。

廉颇蔺相如列传

司马迁

本文通过叙述“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著名的历史故事，成功地塑造了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蔺相如对外智勇双全、不畏强暴，对内先国家之急、以大局为重的高大形象。作者以欣赏备至的态度，颂扬了他的超人胆识、豪迈气概和磊落胸怀。老将廉颇精忠果敢、善于用兵，却性格粗豪、鲁莽的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一相一将、一文一武，二人个性、气质形成强烈的对比，又都坚贞、质朴，本色天然。至今还凛凛有生气，活跃在戏剧舞台上，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433]，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434]，拜为上卿[435]，以勇气闻于诸侯。

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436]。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437]。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438]，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439]；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440]，未得。

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441]。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442]，故燕王欲结于君。今君乃亡赵走燕[443]，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444]，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

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445]；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446]，宁许以负秦曲。”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447]。相如奉璧奏秦王[448]。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449]，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450]，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451]，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452]。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453]，礼节甚倨[454]，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455]，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456]，固请，召有司案图[457]，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

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为予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458]。

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459]，怀其璧，从径道亡[460]，归璧于赵。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461]，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462]。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463]。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464]。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465]。”

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466]。左右或欲引相如去[467]，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468]。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469]。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470]。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471]：“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472]，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473]，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474]：“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475]。”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476]。”秦王竟酒[477]，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478]。

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479]，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480]。已而相如出[481]，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

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482]，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483]？”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484]，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

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注释：

[433]赵惠文王：赵武灵王之子，名何；十六年为公元前283年。

[434]阳晋：地名，在今山东菏泽西北。

[435]上卿：战国时期最高官职。

[436]宦者令：宦官的首领。舍人：战国秦汉时期王公贵族的侍从以及左右亲近的统称。

[437]和氏璧：著名美玉名。

[438]遗：送给。

[439]徒见欺：徒自被欺负。

[440]报秦：回报秦国的使者。

[441]窃计欲亡走燕：私下里打算逃亡到燕国去。

[442]幸于赵王：被赵王宠幸信任。

[443]亡赵走燕：从赵国逃亡跑到燕国。亡：逃亡。

[444]肉袒伏斧质：请求受刑。肉袒：脱去上衣，露出肩膀。伏：趴伏。斧质：刑具。质：古代斩刑时垫在下面的砧板。

[445]曲在赵：理亏在于赵国方面。

[446]均：权衡、均衡。

[447]章台：战国时秦王渭南离宫一个台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南。不在朝廷接见，有轻视意。

[448]奉璧奏：手捧着和氏璧呈献上去。

[449]却立：退却几步后站立。

[450]负其强：仗恃自己强大。

[451]逆强秦：拂逆得罪强大的秦国。

[452]严：严肃对待、尊敬。修敬：特别注意加强表示敬意。

[453]见臣列观：在普通的楼观接见我。列观：普通的楼观。

[454]甚倨：非常傲慢。

[455]必欲急臣：一定要逼迫我。急：紧急，威逼的意思。

[456]辞谢：赔礼道歉。

[457]有司：主管部门，即掌管户籍和地图的官员。案图：查看地图。

[458]广成传：当是此处最高级的馆驿。

[459]从者衣褐：随从穿上粗布衣裳，即化装。

[460]从径道亡：从小道逃跑。

[461]九宾礼：最高规格的接待礼仪。

[462]坚明约束：牢固明确而守信用。

[463]间至赵：从小路回到赵国了。

[464]就汤镬：接受烹煮的刑罚。汤镬：煮着开水的大锅。古代一种刑具，活烹所谓罪人。

[465]孰：同熟，仔细。

[466]嘻：惊讶、恼怒声。

[467]引相如去：拉蔺相如去就汤镬。

[468]上大夫：大夫中级别地位最高的一等。

[469]石城：在今河南林州西南。

[470]西河外渑池：渑池在今河南渑池西。其位置在秦国之东，就秦而言，渑池在西河外。

[471]御史：掌管图籍和记载国家大事的官。前书：向前书写记载。

[472]奉盆缶：奉献瓦盆和瓦罐给秦王。

[473]欲刃相如：要用兵刃杀蔺相如。

[474]顾召：回头召唤。

[475]为秦王寿：作为给秦王的贺礼。

[476]咸阳：当时秦国国都。

[477]竟酒：一直到宴会结束。

[478]在廉颇之右：地位在廉颇以上。秦汉以前以右为尊。

[479]素贱人：原来是个低贱之人。

[480]争列：计较在朝廷站班时位置的前后。

[481]已而：不久。

[482]去亲戚：离开亲戚。

[483]孰与：犹言“如何”、“怎样”。

[484]因宾客：通过客人。

滑稽列传

司马迁

《史记·滑稽列传》记述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三个滑稽人物优孟、淳于髡、优旃的故事。本文只是选取了淳于髡传记部分，重点写他游辞善辩、谈言微中，用隐语向齐威王进谏的情节。

在太史公笔下，滑稽大师淳于髡机智敏黠、伶牙俐齿、巧于应对、调笑嬉戏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同那些垂绅正笏、出将入相的政治家比较起来，对此类所谓“优孟衣冠”又是另一副笔墨。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485]。《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486]，亦可以解纷。

淳于髡者[487]，齐之赘婿也[488]。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489]，数使诸侯[490]，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491]，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492]，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493]，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494]。

威王八年[495]，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496]，车马十驷[497]。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498]。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禳田者[499]，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500]，污邪满车[501]，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502]，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503]，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504]。若亲有严客[505]，髡帣耩鞠跽[506]，侍酒于前，时赐馀沥，奉觞上寿[507]，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508]，男女杂坐，行酒稽留[509]，六博投壶[510]，相引为曹[511]，握手无罚[512]，目眙不禁[513]，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阑[514]，合尊促坐[515]，男女同席，履舄交错[516]，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517]，微闻芗泽[518]，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519]。宗室置酒[520]，髡尝在侧。

注释：

[485]六艺：即六经。

[486]微中：暗中符合某道理，指婉讽艺术。

[487]淳于髡：人名，淳于是复姓，髡是名。

[488]赘婿：旧时男子到女家结婚并生活，叫入赘，也叫赘婿。

[489]滑（gǔ）稽：言辞机智，幽默诙谐。多辩：善于辩论。

[490]数使诸侯：多次出使诸侯国。

[491]齐威王：战国时齐国国君，前356—前320年在位。喜隐：喜欢隐语、谜语。

[492]蜚：同飞。

[493]县令长：县政府的长官，一万户以上称令，以下称长。

[494]《田完世家》：即《田敬仲完世家》，在《史记》第四十六卷。

[495]威王八年：公元前349年。

[496]赍：本义是送，此处是给他，让他带。

[497]车马十驷：即十辆车。每车四马，称一驷，也称一乘。

[498]冠缨索绝：系冠的丝带都断了。索：尽。

[499]禳田：祈祷田地里庄稼丰收。

[500]瓯窭（lóu）：狭小的高地。满篝：满满的竹篓。意谓小块高地也丰收。

[501]污邪：指低洼地。容易积水，故称。

[502]益赍：增加礼品。溢：通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

[503]御史：本来是主管纠察百官的人。此处指执行酒令，监察失仪者。

[504]径：很快的意思。

[505]亲有严客：双亲有尊贵的客人。

[506]帣（juàn）耩（gōu）鞠跽：意谓作揖鞠躬跪倒爬起地折腾。帣：通卷。耩：臂套。鞠：弯屈。跽：小跪。

[507]奉觞（shāng）上寿：捧着酒杯敬酒。觞：古代酒器。

[508]州闾：指乡间邻里。

[509]稽留：停留。

[510]六博：古代赌博游戏，类似现代棋类。投壶：古代上层社会的一种游戏。

[511]相引为曹：相互根据兴趣和感情而分组、分伙。

[512]握手无罚：男女之间握手也不受责罚。古代男女授受不亲，平时不可以握手。乡饮时可以。

[513]目眙不禁：相互用眼神交流也不禁止。

[514]酒阑：酒席将散。

[515]合尊促坐：酒杯相互交换，促膝而坐。

[516]履舄交错：鞋子错乱满地。古代席地而坐，坐前必脱鞋。

[517]罗襦襟解：女子绫罗的短上衣解开衣襟。襦：短衣，在肚脐以上。

[518]芗泽：芬香的气味。芗：通香。

[519]诸侯主客：接待诸侯宾客的官员。

[520]宗室置酒：宗室内部摆设酒宴。

魏其武安侯列传

司马迁

本文是西汉权臣窦婴、田蚡、灌夫的三人合传。通过描述他们间的倾轧、角斗，揭示西汉王朝内部的深刻矛盾，暴露封建统治集团凶残暴戾的丑恶本质。

在三千多字的传记中，作者以其擅长状写大场面的如椽巨笔，绘制出一幅寓意深刻而微妙的政治风云画卷。除了浓墨重彩塑造三个主要人物形象，使其个性鲜明，须眉跃动，有声有色；而且，兼顾其他二十几个上层人物，形象大都真实、生动。难得的是，头绪纷繁，参差错落，而能脉络清晰，接转有致；章法结构看似疏散，却能别开生面，扣人心弦；有时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着墨无多，却警策、峭刻，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魏其侯窦婴者[521]，孝文后从兄子也[522]。父世观津人[523]。喜宾客。孝文时[524]，婴为吴相[525]，病免。孝景初即位，为詹事[526]。

梁孝王者[527]，孝景弟也，其母窦太后爱之[528]。梁孝王朝[529]，因昆弟燕饮[530]。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从容言曰：“千秋之后传梁王[531]。”太后。窦婴引卮酒进上[532]，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太后由此憎窦婴。窦婴亦薄其官[533]，因病免。太后除窦婴门籍[534]，不得入朝请[535]。

孝景三年，吴楚反[536]，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乃召婴。婴入见，固辞谢病不足任。太后亦惭。于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537]？”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538]。所赐金，陈之廊庑下[539]，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540]。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541]、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542]，使魏其侯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废，魏其数争不能得。魏其谢病[543]，屏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544]，诸宾客辩士说之，莫能来[545]。梁人高遂乃说魏其曰：“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今将军傅太子，太子废而不能争；争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谢病[546]，拥赵女，屏闲处而不朝。相提而论，是自明扬主上之过[547]。有如两宫螫将军[548]，则妻子毋类矣[549]。”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请如故。

桃侯免相[550]，窦太后数言魏其侯[551]。孝景帝曰：“太后岂以为臣有爱[552]，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553]。难以为相，持重[554]。”遂不用，用建陵侯卫绾为丞相[555]。

武安侯田蚡者[556]，孝景后同母弟也[557]，生长陵。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蚡为诸郎[558]，未贵，往来侍酒魏其[559]，跪起如子姓[560]。及孝景晚节，蚡益贵幸，为太中大夫。蚡辩有口[561]，学盘盂诸书[562]，王太后贤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563]，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筴[564]，蚡弟田胜，皆以太后弟，孝景后三年封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565]。

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566]，卑下宾客[567]，进名士家居者贵之[568]，欲以倾魏其诸将相[569]。建元元年[570]，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籍福说武安侯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571]。”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572]，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籍福贺魏其侯，因吊曰[573]：“君侯资性喜善疾恶，方今善人誉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恶，恶人众[574]，亦且毁君侯[575]。君侯能兼容，则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576]。”魏其不听。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577]，王臧为郎中令[578]。迎鲁申公[579]，欲设明堂[580]，令列侯就国[581]，除关[582]，以礼为服制[583]，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584]。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585]，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586]。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587]。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588]，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589]，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

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590]，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591]。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

武安者，貌侵[592]，生贵甚[593]。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594]，蚡以肺腑为京师相[595]，非痛折节以礼诎之[596]，天下不肃。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597]，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598]，权移主上[599]。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600]。”尝请考工地益宅[601]，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602]！”是后乃退[603]。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604]，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605]。武安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606]。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607]。前堂罗钟鼓，立曲旃[608]；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

魏其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609]，唯灌将军独不失故[610]。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独厚遇灌将军。

灌将军夫者，颍阴人也[611]。夫父张孟，尝为颍阴侯婴舍人[612]，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613]。吴楚反时，颍阴侯灌何为将军[614]，属太尉[615]，请灌孟为校尉。夫以千人与父俱。灌孟年老，颍阴侯强请之，郁郁不得意，故战常陷坚[616]，遂死吴军中。军法，父子俱从军，有死事，得与丧归[617]。灌夫不肯随丧归，奋曰：“愿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之仇[618]。”于是灌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619]，至吴将麾下[620]，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621]，皆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夫创少瘳[622]，又复请将军曰：“吾益知吴壁中曲折，请复往。”将军壮义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吴已破，灌夫以此名闻天下。

颍阴侯言之上，上以夫为中郎将[623]。数月，坐法去[624]。后家居长安，长安中诸公莫弗称之[625]。孝景时，至代相[626]。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为淮阳天下交[627]，劲兵处，故徙夫为淮阳太守。建元元年，入为太仆[628]。二年，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629]，轻重不得[630]，夫醉，搏甫[631]。甫，窦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诛夫，徙为燕相。数岁，坐法去官，家居长安。

灌夫为人刚直使酒[632]，不好面谀。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必陵之[633]；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与钧[634]。稠人广众，荐宠下辈[635]。士亦以此多之[636]。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637]。诸所与交通[638]，无非豪杰大猾[639]。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640]。”

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641]。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642]，其游如父子然。相得甚，无厌，恨相知晚也。

灌夫有服[643]，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644]，会仲孺有服。”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645]！请语魏其侯帐具，将军旦日蚤临[646]。”武安许诺。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647]，夜洒埽，早帐具至旦[648]。平明，令门下候伺[649]。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650]，曰：“夫以服请[651]，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谢曰[652]：“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653]，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654]。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丞相卒饮至夜，极欢而去。

丞相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655]：“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夺乎！”不许。灌夫闻，怒，骂籍福。籍福恶两人有郄[656]，乃谩自好谢丞相曰[657]：“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闻魏其、灌夫实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尝杀人，蚡活之。蚡事魏其侯无所不可[658]，何爱[659]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660]？吾不敢复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661]，丞相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662]。”上曰：“此丞相事，何请。”灌夫亦持丞相阴事[663]，为奸利[664]，受淮南王金与语言。宾客居间，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为夫人，有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魏其侯过灌夫，欲与俱。夫谢曰：“夫数以酒失得过丞相，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隙。”魏其曰：“事已解。”强与俱[665]。饮酒酣，武安起为寿[666]，坐皆避席伏[667]。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668]。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669]！”时武安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670]，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671]，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呫嗫耳语[672]！”武安谓灌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673]？”灌夫曰：“今日斩头陷匈[674]，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675]，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676]。武安遂怒曰：“此吾骄灌夫罪[677]。”乃令骑留灌夫[678]。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为谢，案灌夫项令谢[679]。夫愈怒，不肯谢。武安乃麾骑缚夫置传舍[680]，召长史曰[681]：“今日召宗室，有诏。”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682]。遂按其前事[683]，遣吏分曹逐捕诸灌氏支属[684]，皆得弃市罪[685]。魏其侯大愧，为资使宾客请[686]，莫能解。武安吏皆为耳目，诸灌氏皆亡匿，夫系，遂不得告言武安阴事[687]。

魏其锐身为救灌夫[688]。夫人谏魏其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689]，宁可救邪[690]？”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乃匿其家[691]，窃出上书。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饱事，不足诛。上然之，赐魏其食，曰：“东朝廷辩之[692]。”

魏其之东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饱得过，乃丞相以他事诬罪之。武安又盛毁灌夫所为横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693]，辟倪两宫间[694]，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于是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驰入不测之吴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凌轹宗室[695]，侵犯骨肉[696]，此所谓‘枝大于本，胫大于股，不折必披[697]’，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698]。内史郑当时是魏其[699]，后不敢坚对[700]。余皆莫敢对。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701]，吾并斩若属矣[702]。”即罢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703]，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704]。且帝宁能为石人邪[705]！此特帝在，即录录[706]，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707]？”上谢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是时郎中令石建为上别言两人事[708]。

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709]，召韩御史大夫载[710]，怒曰：“与长孺共一老秃翁[711]，何为首鼠两端[712]？”韩御史良久谓丞相曰：“君何不自喜[713]？夫魏其毁君，君当免冠解印绶归，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让，不废君。魏其必内愧，杜门舌自杀[714]。今人毁君，君亦毁人，譬如贾竖女子争言[715]，何其无大体也！”武安谢罪曰：“争时急，不知出此。”

于是上使御史簿责魏其所言灌夫[716]，颇不雠[717]，欺谩[718]。劾系都司空[719]。孝景时，魏其常受遗诏[720]，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721]”。及系，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诸公莫敢复明言于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书言之[722]，幸得复召见。书奏上，而案尚书大行无遗诏[723]。诏书独藏魏其家，家丞封[724]。乃劾魏其矫先帝诏，罪当弃市。五年十月，悉论灌夫及家属[725]。魏其良久乃闻，闻即恚[726]，病痱[727]，不食欲死。或闻上无意杀魏其，魏其复食，治病，议定不死矣。乃有蜚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728]。

其春，武安侯病，专呼服谢罪[729]。使巫视鬼者视之[730]，见魏其、灌夫共守，欲杀之。竟死。

子恬嗣[731]。元朔三年[732]，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宫[733]，不敬。

淮南王安谋反觉[734]，治。王前朝[735]，武安侯为太尉，时迎王至霸上，谓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736]，非大王立当谁哉！”淮南王大喜，厚遗金财物。上自魏其时不直武安[737]，特为太后故耳。及闻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738]，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筴而名显。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739]。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740]，乃成祸乱。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呜呼哀哉！迁怒及人[741]，命亦不延。众庶不载[742]，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743]！

注释：

[521]魏其（jī）侯：窦婴因军功封魏其侯。魏其：汉县名，在今山东临沂南。

[522]孝文后：汉文帝皇后，景帝母亲。从兄子：堂兄之子。

[523]父世观津人：父辈以上世代是关津（汉县名，今河北武邑东南）人。

[524]孝文时：孝文帝时期。孝文帝刘恒，刘邦子。前179—前157年在位。

[525]吴相：吴王刘濞的相。汉初是郡国制，诸侯国有相。

[526]孝景：汉景帝刘启，文帝子，前156—前141年在位。詹事：官名，掌管皇后、太子宫中事务。

[527]梁孝王：名武，汉景帝同母弟，封梁王，死后谥孝。

[528]爱之：宠爱。

[529]朝：到京师朝拜。

[530]昆弟宴饮：兄弟之间宴席饮酒。

[531]千秋之后：自己身后。传梁王：传位给梁王。

[532]引卮酒进上：端起一杯酒向景帝敬酒。

[533]薄其官：认为官职很小。

[534]除窦婴门籍：取消窦婴进入宫门的籍簿。

[535]朝请：即入朝见皇帝。古代诸侯朝见天子，春曰朝，秋曰请。

[536]吴楚反：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七国造反，举兵反抗朝廷，史称“七国之乱”。

[537]王孙：窦婴字王孙。让：退让。

[538]袁盎：楚人，字丝，曾做吴相。栾布：梁人，曾做梁王彭越的大夫。刘邦杀彭越后，他冒死哭尸。吴楚之乱后因军功被封为俞县侯。进之：推荐提拔到朝廷来。

[539]廊庑：走廊和走廊旁边的小房。

[540]守荥阳：窦婴当时率兵驻守荥阳（今河南荥泽）。窦婴同时监控攻打齐赵的军队。

[541]条侯：即周亚夫，文帝时封条侯。

[542]栗太子：名荣，景帝长子，栗姬所生，后被废，故称。

[543]谢病：以有病为由辞职。谢：告退。

[544]屏居：屏退人事，闲居。

[545]莫能来：没有谁能够使他上朝。

[546]自引谢病：以有病为由而自己引退。

[547]自明扬主上之过：意谓显示自己之明而宣扬主上的过错。

[548]两宫螫（zhē）将军：两宫之人告你毒状。螫：毒虫用毒刺刺人叫螫。

[549]毋类：无遗类。

[550]桃侯：丞相刘舍封桃侯。因日蚀被免职。

[551]数言：多次说到。指推荐。

[552]有爱：有所吝惜。爱：吝啬。

[553]多易：多轻浮草率，不稳重。

[554]持重：承担重任。

[555]建陵侯卫绾：卫绾因军功被封于建陵（故城在今江苏沭阳西北）。

[556]武安侯田蚡：田蚡因外戚封武安侯。武安：汉县名，即今河北武安。

[557]孝景后同母弟：孝景帝皇后王娡，母臧儿，改嫁长陵田氏，生田蚡、田胜。故田蚡与王太后是同母异父。

[558]诸郎：郎中令属下官员，郎中令是九卿之一。

[559]侍酒魏其：侍奉魏其饮酒。

[560]子姓：儿子一辈的人。

[561]辩有口：善辩而有口才。

[562]盘盂诸书：相传是黄帝史官孔甲所作的铭文，一种古文字。

[563]称制：代替皇帝执行政务叫称制。汉武帝即位时十六岁，太后代理执政。

[564]镇抚：镇压安抚，即罢免提拔。筴：同策。

[565]周阳：汉县名，今甘肃正宁。

[566]用事为相：掌权当丞相。

[567]卑下宾客：对于宾客谦卑有礼，即礼贤下士。

[568]“进名士”句：提拔家居无位的名士到朝廷中做官。

[569]倾：倾覆，此处指超过、压倒。

[570]建元元年：前140年。建元：汉武帝第一个年号，也是中国历史年号纪年之始。

[571]尊等：尊贵的地位相等。

[572]微言太后风上：委婉地把意思表达给太后，让她暗示汉武帝。

[573]吊：慰问，此处有提示、警告意。

[574]恶人众：厌恶得罪的人多了。

[575]亦且毁君侯：也将要诋毁您。

[576]毁去：因为被毁谤而罢官。去：离开相位。

[577]推毂：古代大将出征，皇帝用手推车毂表示敬重和信任。后引申为推荐、推重之意。

[578]王臧：和赵绾都是大儒鲁申培公的学生。

[579]鲁申公：鲁人，姓申，名培，号申培公，传授《诗经》。

[580]明堂：明政教之堂。是儒家学说中天子所设立的重要场所。

[581]令列侯就国：命令有封地的诸侯都到自己封地去。

[582]除关：取消各诸侯国之间通行的关卡。

[583]以礼为服制：按照古代礼法为服丧的制度。

[584]“举适”两句：检举揭发窦氏外戚和宗室中品行不端的人，在家谱上除掉其名字。

[585]尚公主：娶公主为妻。

[586]滋不说：更加不喜欢。

[587]东宫：此处指窦太后居住之长乐宫。宫在大内东部，故称东宫，也称东朝。

[588]柏至：地名，具体不详。许昌：刘邦功臣许温之子。

[589]武强：地名，即今河北武强。庄青翟：汉初功臣庄不识的孙子。许昌、庄青翟皆因功臣之后袭封侯位。

[590]坐丧事不办：因为窦太后丧事办得不好而得罪。

[591]大司农：官名，管理财政。韩安国：字长孺，成安（今河南临汝）人。

[592]貌侵：相貌丑陋。

[593]生贵甚：指小时候就很尊贵。

[594]上：指汉武帝。富于春秋：很年轻。

[595]京师相：指朝廷丞相，与郡国相相对而言。

[596]折节：抑制。以礼诎：用礼法来使他们屈服。

[597]坐语移日：指时间长，日影都移动了。

[598]二千石：官秩，郡守和诸侯相年俸皆两千石。

[599]权移主上：权势可以改变皇帝的主意。

[600]除吏：委任官职。

[601]尝请考工地益宅：曾经请求考工衙门的地面来扩充自己的住宅。

[602]取武库：取用存放武器的库房地面。

[603]是后乃退：从这次后才收敛一些。

[604]盖侯：王太后的兄长王信，田蚡同母兄。南乡：面朝南。乡：同向。

[605]私桡（náo）：私自屈尊。

[606]甲诸第：超过其他贵族的豪华住宅。

[607]“而市买”句：意谓到地方上购买土特产品的人在道路上络绎不绝。

[608]曲旃（zhān）：曲柄长旗。堂前摆设钟鼓，设置曲柄长旗，是违反礼制的。

[609]自引：自己引退。怠傲：怠慢而不礼貌。

[610]灌将军：灌夫。

[611]颍阴：今河南许昌。

[612]张孟：灌夫父亲原来姓张。曾经是颍阴侯灌婴的门客。

[613]蒙：冒。

[614]灌何：灌婴的儿子，袭爵为颍阴侯。

[615]属太尉：归属太尉周亚夫统辖。

[616]陷坚：陷入激烈的战阵中。

[617]得与丧归：可以和阵亡者同时回归。指送死者回家。

[618]若将军：某位将军的头。

[619]从奴：从罪犯中选拔充军的人。

[620]麾下：指挥将军的军旗下面。

[621]汉壁：汉兵营垒。

[622]少瘳（chōu）：稍微好一些。

[623]中郎将：官名，掌管宫廷侍卫，位仅次于将军。

[624]坐法去：因为犯法而被免职。

[625]莫弗称之：没有不称赞他的。

[626]代相：代王的相。

[627]淮阳天下交：淮阳是天下交通要道。

[628]太仆：官名，九卿之一，管理车马军政事务。

[629]长乐卫尉：长乐宫的卫戍武官。

[630]轻重不得：饮酒没有分寸，发生争执。

[631]搏甫：打了窦甫。

[632]使酒：借酒使性子，耍酒疯。

[633]陵之：凌辱之。

[634]与钧：与之均等，即平等交往。

[635]“稠人”两句：意谓在人很多的公开场合便推荐奖掖比自己地位低下或更年轻的后辈。

[636]多之：赞美他，推重他。

[637]已然诺：一定实现自己承诺的事情。

[638]交通：交往。

[639]豪杰大猾：豪爽杰出又狡猾而横行地方的人物。

[640]“颍水清”四句：意谓颍水清的时候，灌氏还可以安宁，颍水一旦浊，灌氏则一定被灭族。族：灭族。

[641]“亦欲”句：意谓也想要依靠灌夫去批判追究那些早年追慕仰视他后来又因为他失势而抛弃他的小人。引绳：引绳墨以衡量这些人。批根：追究根底。

[642]相为引重：相互援引，相互推重。

[643]有服：有丧服。时灌夫姐死为服丧。

[644]仲孺：灌夫的字。

[645]“将军”两句：意谓您肯于光临魏其侯家的话，我又怎么敢因为有丧服而推托呢？临况：光临的意思。为解：作为推托之词。

[646]“请语”两句：意谓我去请魏其侯准备酒菜和接待设施，您明天早上就去。帐具：置办酒席之设施。

[647]益市牛酒：多买牛肉和酒。

[648]“夜洒埽”两句：连夜洒扫，准备酒席，一直忙到天亮。

[649]候伺：等候观看。

[650]不怿（yì）：不高兴。怿：悦。

[651]夫以服请：我灌夫是有丧服在身的人请他来的。

[652]鄂谢：惊愕并道歉。

[653]夫起舞属丞相：灌夫先起舞完毕，然后请田蚡起舞。属：邀请。

[654]侵之：侵辱田蚡。

[655]大望：非常怨恨。

[656]恶两人有郄：担心窦婴和灌夫两人有怨言。恶：此处是担心、害怕的意思。

[657]谩：欺骗。

[658]无所不可：没有什么不答应的。

[659]爱：吝啬。

[660]灌夫何与：而且灌夫为什么也参与？

[661]元光四年：前131年。元光：汉武帝年号。

[662]请案：请求调查法办。

[663]持丞相阴事：掌握田蚡私下的罪行。

[664]为奸利：用非法手段获取利益。

[665]强与俱：勉强他和自己一起去。

[666]为寿：敬酒祝福。

[667]坐皆避席伏：坐着的宾客都离开座位伏在地上。

[668]半膝席：半数两膝着席，即挺一挺身子。古人在郑重场合都是跪在席子上，臀部坐在脚后跟上。故直一下身子，双膝不离坐席，比避席简慢得多。

[669]属之：干杯的意思。

[670]临汝侯：颍阴侯灌婴的孙子灌贤。临汝：汉县名，在今河南临汝西北。

[671]程不识：汉代名将，时为长乐宫卫尉。

[672]呫嗫（chè niè）：小声说话，嘀嘀咕咕。

[673]李将军：指李广。当时程不识为长乐宫卫尉，李广为未央宫卫尉，同等官职。

[674]斩头陷匈：意谓斩头穿胸都不在乎，何况程李二将军。匈：通胸。

[675]坐乃起更衣：坐中的客人就起来上厕所，有人离开。

[676]麾灌夫出：搀扶强拽着灌夫出去。

[677]骄灌夫罪：令灌夫骄傲的罪过。意谓放纵。

[678]令骑留灌夫：命令骑马的卫兵拘留灌夫。

[679]案灌夫项令谢：按灌夫的脖子让他道歉谢罪。

[680]传舍：指田蚡府中招待宾客住宿的地方。

[681]长史：丞相府中的官吏，相当于后世之秘书长。

[682]居室：汉代官署名称，囚禁官员及其家属之所。

[683]按其前事：追究以前的罪行。

[684]分曹：分组、分别。

[685]弃市：即斩首。因古代多在闹市区行刑，弃尸当地，故云。

[686]为资使宾客请：出钱请宾客向田蚡求情。

[687]“武安吏”四句：意谓田蚡的下属到处都是耳目，灌夫的人都逃跑或躲藏起来，因此没有人出面揭发田蚡的不法之事。

[688]锐身：挺身而出。

[689]与太后家忤：和太后家结仇。

[690]宁可救邪：怎么可以救得了？

[691]匿其家：瞒着他的家人。

[692]东朝廷：即东宫，太后宫。

[693]“不仰视”句：意谓他们不是仰头看天，就是低头画地，暗地里搞阴谋活动。

[694]辟倪两宫间：窥视两宫之间，企图寻找机会生事。

[695]凌轹宗室：凌辱欺压宗室。

[696]侵犯骨肉：侵犯欺负灌氏自己家族的人。

[697]不折必披：不折断就一定会分裂。

[698]主爵都尉：掌管列侯之政的官员。汲黯：字长孺，为人刚直，不肯阿谀权贵。

[699]内史：掌管京都地面的官职。郑当时：字庄，喜任侠，交游多长者，有时望。

[700]坚对：坚决反对。

[701]局趣：蜷曲拘束不得伸展貌。

[702]若属：他们。指窦婴、灌夫、田蚡三个人。

[703]藉：欺负、凌辱。

[704]鱼肉之：如同鱼肉般任人宰割。

[705]石人：石头人没有感情。

[706]录录：通碌碌，随声附和，没有主见。

[707]是属：这些人。指韩安国等人。

[708]石建：石奋之子，为人谨慎。

[709]止车门：停车门，是宫门外大门，文武百官到此下车下马，步行进入。

[710]载：同载，即同乘一车。

[711]“与长孺”句：意谓你和汲黯共同对付一个退休在家的老秃子。秃翁：指窦婴。

[712]首鼠两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713]自喜：自己珍重。

[714]杜门（zé）舌自杀：关门自己咬舌头自杀。

[715]贾竖女子：市井商人或者女人。

[716]簿责：面对记录责问窦婴。

[717]颇不雠（chóu）：很多不符合实际的地方。

[718]欺谩：欺君谩上，是大罪。

[719]劾系都司空：弹劾窦婴并收监到都司空狱中。都司空：负责审理诏狱，即皇帝下令办理的案件。

[720]常：通尝，曾经。

[721]以便宜论上：可以不按照常规灵活向皇帝上奏疏。

[722]昆弟子：弟弟的儿子，即侄儿。

[723]案尚书：检查宫中档案。大行无遗诏：没有景帝留下的这份遗诏。大行：指死去的皇帝。

[724]“诏书”句：诏书独自收藏在窦婴家，他家的总管封存起来并盖章。

[725]悉论：全部处决。论：处决。

[726]恚（huì）：愤怒、怨恨。

[727]病痱：中风。

[728]十二月晦：每月最后一天称“晦”。十二月晦实际就是除夕。

[729]呼服谢罪：呼喊服罪赔罪。

[730]巫视鬼：会巫术能够看见鬼的人。

[731]子恬嗣：田蚡儿子田恬继承他的爵位。

[732]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元朔：汉武帝年号。

[733]衣襜褕（chān yú）：穿着便服。襜褕：仅仅蔽膝的短衣。

[734]淮南王安：刘邦幼子刘长之子。刘长封淮南王，因罪迁蜀，半路自杀。刘安后来袭封淮南王。好读书，招纳士人，著成《淮南子》一书。谋反觉：谋反的事暴露出来。

[735]王前朝：以前淮南王朝见。

[736]宫车晏驾：皇帝死。

[737]不直武安：不认为武安侯田蚡对。

[738]使：假如。

[739]日月之际：指汉武帝初即位，王太后掌权之时。

[740]相翼：相互结交，相互庇护。

[741]迁怒及人：怨恨灌夫连带窦婴。

[742]众庶不载：普通百姓也不赞成。载：通戴，拥戴。

[743]祸所从来矣：祸患所来便是上面的原因。即窦婴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田蚡负贵而好权。祸患是日积月累而来的。

报任安书

司马迁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友人任安的一封信。他以无限郁勃、激愤的情怀，述说自己蒙受奇耻大辱后的心境，倾诉久久积贮胸中的痛苦与愤懑，揭露最高统治者是非不明、昏愦暴虐的恶劣本质，阐明对人生与生命的崇高信念和为完成名山事业—《史记》一书的创作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坚定意志。

文思纵横开阔，辞气沉雄，气势起伏跌宕，豪气逼人，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确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744]。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745]，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虽罢驽[746]，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747]，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748]？”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749]，虽才怀随和[750]，行若由夷[751]，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752]。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753]，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754]。今少卿抱不测之罪[755]，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讳[756]。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757]，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758]。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759]，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760]，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761]，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762]。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763]，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764]，无所比数[765]，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766]，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767]，赵良寒心[768]；同子参乘[769]，爰丝变色[770]：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忼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隽哉[771]！

仆赖先人绪业[772]，得待罪辇毂下[773]，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774]，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775]；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向者[776]，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777]，在茸之中[778]，乃欲昂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779]，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780]，出入周卫之中[781]。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782]，素非能相善也[783]，趣舍异路[784]，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785]，仆诚私心痛之。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迎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786]。虏救死扶伤不给[787]，旃裘之君长咸震怖[788]，乃悉征其左右贤王[789]，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790]，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791]，张空弮[792]，冒白刃，北向争死敌[793]。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794]。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795]，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796]，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797]，欲以广主上之意[798]，塞睚眦之辞[799]。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800]，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801]。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802]。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803]！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804]，其家声[805]，而仆又佴之蚕室[806]，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807]，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808]。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809]，其次易服受辱[810]，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811]，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812]！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813]。故士有画地为牢，势可不入；削木为吏[814]，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815]；李斯，相也，具于五刑[816]；淮阴，王也，受械于陈[817]；彭越、张敖[818]，南乡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819]，权倾五伯，囚于请室[820]；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821]；季布为朱家钳奴[822]；灌夫受辱于居室[823]。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824]，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825]。审矣，何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826]，已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827]，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828]，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829]，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830]；仲尼厄而作《春秋》[831]；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832]；孙子膑脚，《兵法》修列[833]；不韦迁蜀，世传《吕览》[834]；韩非囚秦[835]，《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836]。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837]。

仆窃不逊[838]，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839]，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840]。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之臣[841]，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842]。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843]？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844]，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略陈固陋。谨再拜。

注释：

[744]太史公：官名，即太史令。牛马走：谦词，意谓如同牛马般供皇帝驱遣。

[745]曩者：从前。辱：谦词，承受。

[746]罢驽：疲惫的劣马。罢：通疲。

[747]动而见尤：一有什么行动就会被指责。尤：指责、责备。

[748]谁为为之：为谁办事？孰令听之：谁来听从？

[749]大质：指身体。

[750]随和：随侯珠与和氏璧，都是稀世珍宝。

[751]由夷：许由和伯夷，古代让天下之高士。

[752]自点：自己玷污自己。

[753]贱事：琐碎的事务。

[754]卒卒：匆匆忙忙。指意：您的心意。

[755]不测之罪：难以预测的罪行，死罪的委婉说法。

[756]卒然：突然。不可讳：死的委婉说法。

[757]舒愤懑：抒发胸中的愤懑。左右：敬称对方。

[758]长逝者：指死后的任安。

[759]阙然不报：隔很长时间没有回信。报：回信。

[760]修身者智之府：修身养性是智慧的集中表现。府：处所。

[761]取予者义之符：如何对待获取和贡献关系是义的表现。

[762]立名者行之极：树立好的名声是人生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

[763]祸莫憯于欲利：祸患没有比追求欲望利益更悲惨的。

[764]刑余之人：指受过宫刑之人。

[765]无所比数：没有办法和正常人相比。比数：比较。

[766]卫灵公与雍渠：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辆车，孔子便离开卫国去陈国。

[767]商鞅因景监见：商鞅因为景监的引荐而受到秦孝公的重用。景监：秦孝公宠信的宦官。

[768]赵良：秦国贤者，反对商鞅变法，并劝商鞅自己隐退。

[769]同子：赵谈，是汉文帝宠信的宦官。参乘：陪同天子同坐一车。

[770]爰丝：即袁盎，西汉大臣。

[771]刀锯之余：指受过宫刑的人。

[772]绪业：遗留的事业。

[773]待罪：做官的谦词。辇毂：指京城。

[774]备行伍：参加军队。

[775]斩将搴旗：斩杀敌人将领，夺取敌人军旗。

[776]向：以往。

[777]亏形：身体残缺。扫除之隶：打扫卫生的仆隶。

[778]茸：卑贱低下之人。

[779]负不羁之才：缺乏远大的志向。负：没有、缺乏。

[780]得奏薄伎：能够发挥浅薄的才能。奏：实现、发挥。

[781]周卫之中：周密的保卫状态之中。指皇宫中。

[782]俱居门下：都担任能够出入宫中的职务。

[783]素：平素、平常。

[784]趣舍异路：追求和放弃的不一样。指人生道路不同。

[785]媒孽其短：渲染增大他的罪名。媒孽：曲饼，用于造酒的酵母。

[786]所杀过当：所杀伤的敌人超过自己军队的数量。

[787]不给：来不及。

[788]旃裘之君长：指匈奴的君主和酋长。

[789]左右贤王：匈奴在单于下有左右贤王，是单于之下最高首领的称号。

[790]呼劳：呼喊慰劳，指动员士兵。

[791]沫血饮泣：用血抹脸，咬牙切齿而啜泣。

[792]空弮：空的弓箭，指没有箭矢。

[793]北向争死敌：向着敌人方向而拼死争战。北向：即背向，对着敌军的方向。

[794]听朝不怡：上朝听政也不高兴。

[795]款款：忠诚恳切。

[796]绝甘分少：甜美的东西自己不吃，分东西时自己拿得很少。

[797]此指推言陵功：就用这个意思来说明推许李陵的战功。

[798]广主上之意：宽慰皇帝的心情。广：使之广。宽慰。

[799]塞睚眦之辞：堵塞那些冤家落井下石的诽谤之辞。睚眦：怒目而视。

[800]沮贰师：毁谤、中伤贰师将军李广利。

[801]遂下于理：于是把司马迁送交法庭审判。理：大理，也称廷尉，负责诉讼刑狱之官。

[802]自列：自己陈述，为自己伸冤。

[803]告愬：哀告诉说。愬：诉说。

[804]生降：求生而投降。

[805]其家声：败坏了他家族的名声。

[806]仆又佴之蚕室：我又接着受了宫刑。佴：次，紧接着。之：去。蚕室：对犯人进行宫刑的屋子，要温暖而不透风，类似养蚕之室。

[807]剖符丹书：汉代皇帝发给大臣的两种享受特殊待遇的信物。剖符：把符一分为二，君臣各一，作为盟约凭证。丹书：所谓的丹书铁券，免死金牌。

[808]用之所趋异：因此人们对于死所采取的态度不同。趋：趋向。

[809]诎体受辱：身体被捆绑而受到侮辱。诎：弯屈肢体。

[810]易服：换上罪人衣服。指穿犯人服。

[811]剔毛发：指髡刑，剃光头发。婴金铁：指钳刑，用铁圈戴上脖颈。

[812]腐刑：即宫刑，阉割生殖器。

[813]积威约之渐：长期威势逼迫积累而造成的。

[814]削木为吏：削个木偶当法官。

[815]拘于羑里：被拘押在羑里。羑里，地名，在今河南汤阴北。

[816]五刑：《汉书·刑法志》中的五刑为黥刑、斩左右趾、笞杀、枭首、葅骨肉。这里泛指酷刑。

[817]受械于陈：在陈被逮捕捆绑。

[818]彭越：汉末起义英雄，立有战功。封梁王，因诬告谋反而被杀。张敖：汉高祖刘邦女婿，继承父亲张耳爵位为常山王，受部下牵连入狱，后被释放。

[819]绛侯诛诸吕：周勃封绛侯。刘邦死后，吕后家族控制大权。吕后死后，周勃诛吕禄、吕产等，安定刘氏天下。后因诬告曾入狱，最后被释放。

[820]请室：大臣待罪之室。

[821]魏其：窦婴景帝时平定七国之乱有功封为魏其侯，后因跟田蚡争权而被杀。衣赭衣：穿囚服。关三木：头、手、脚都戴刑具。

[822]季布：楚人，好任侠，初为项羽将，曾多次困辱刘邦。刘邦称帝后，通缉抓捕他。他躲藏起来。朱家钳奴：季布后来髡钳为奴，卖给鲁地大侠朱家。

[823]灌夫：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武帝时曾为太仆，后因得罪田蚡而被囚禁。著名的“灌夫骂座”便是他的故事。

[824]罪至罔加：获罪后就会被法网所加，即受法令制裁。

[825]“勇怯”四句：《孙子兵法·兵势》中的话，意谓勇敢、胆怯、坚强、软弱，都是形势造成的。

[826]自裁：自杀。绳墨：指法律。

[827]怯夫慕义：怯懦的人也会仰慕节义。

[828]去就之分：指舍生就义的道理。

[829]臧获婢妾：男女奴仆。

[830]演《周易》：文王被商纣王软禁在蚡里因推演周易而发明重卦。

[831]仲尼厄：孔子困厄不得志而著《春秋》。

[832]厥有《国语》：左丘明因双目失明才撰写《国语》。

[833]膑脚：孙膑被庞涓所害，被废掉两腿，而修《孙膑兵法》。

[834]《吕览》：吕不韦被贬谪到蜀地，流传下来《吕氏春秋》一书。

[835]韩非囚秦：韩非子，韩国人，入秦被李斯陷害入狱死。

[836]述往事：追述以往的事迹。思来者：希望后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志向节操。

[837]垂空文：留下文章。文章不是社会实际功业，故称空。

[838]窃不逊：私下里不自量力。谦语。

[839]责：通债，指所遭受的冤屈和耻辱。

[840]负下：负罪而在卑贱地位。下流：地位低下。

[841]闺之臣：指宦官充当的官员。

[842]狂惑：狂妄昏愦疑惑。愤激之词。

[843]剌谬：背谬、违背。

[844]曼辞以自饰：用美妙的言辞来自我粉饰安慰。

答客难

东方朔

东方朔，字曼倩，西汉辞赋家。性诙谐，有辩才，言词敏捷，滑稽多智。武帝时，以自荐，官太中大夫。常在皇帝面前谈笑取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书》本传）。

所作问答式散文，流传广远，影响较大。

《答客难》以主客问答形式，论述生在大一统时代，“贤与不肖”无以异也，虽有才能也无从施展。流露出对统治者随意压制人才的不满情绪，也是为自己鸣不平。

文章文笔曲折，议论酣畅。论者认为，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等作品，都曾受其影响。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845]，而身都卿相之位[846]，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847]，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著于竹帛；唇腐齿落[848]，服膺而不可释[849]，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850]，位不过执戟[851]。意者尚有遗行邪[852]？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备[853]。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854]，诸侯不朝，力政争权[855]，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856]，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857]。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858]，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859]，安知前后[860]？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861]，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862]。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863]，安敢望常侍郎乎[864]！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865]，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866]。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867]，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鹡鸰[868]，飞且鸣矣。传曰[869]：‘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870]？’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871]，所以蔽明；黈纩充耳[872]，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圣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则敏且广矣。

“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块然无徒[873]，廓然独居；上观许由[874]，下察接舆[875]；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876]，固其宜也。子何疑于予哉？若大燕之用乐毅[877]，秦之任李斯[878]，郦食其之下齐[879]，说行如流[880]，曲从如环[881]；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国家安；是遇其时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语曰：‘以管窥天[882]，以蠡测海[883]，以莛撞钟[884]。’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犹是观之，譬由鼱鼩之袭狗[885]，孤豚之咋虎[886]，至则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处士[887]，虽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

注释：

[845]苏秦、张仪：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主合纵，张仪主连横。当：遇到。

[846]都：占据。

[847]子：古代对成年男子尊称。修先王之术：修习先王的学术。指儒术。

[848]唇腐齿落：嘴唇生疮牙齿也掉了。形容非常用功。

[849]服膺：谨记在心。释：放手。

[850]侍郎：汉代郎官一种，为宫廷近侍。

[851]执戟：即执戟郎中。近侍执戟。

[852]意者：推想起来。遗行：有遗憾的行为，意谓品行不佳。

[853]是：这种道理。能备：能够详细理解的。

[854]周室大坏：周王朝形势非常不好。

[855]力政争权：拼力征伐争夺权力。政：通征。

[856]并为十二国：指《战国策》中的十二国，即东周、西周、齐、鲁、燕、韩、赵、魏、秦、宋、卫、中山。

[857]说得行：游说能够得以流行，能言善辩的策士受到重视。

[858]抗：抬举拔高。

[859]尽节：尽臣子之节。效情：效忠。

[860]前后：地位高低，位置前后。

[861]竭精：用尽心力。驰说：游说劝谏。

[862]失门户：指找不到大门，即没有进身之阶。

[863]掌故：汉代掌管礼乐故实的小官，秩仅百石。

[864]常侍郎：皇帝侍从近臣。《汉书·东方朔传》：“上（汉武帝）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

[865]太公：指姜尚。体行仁义：身体力行推行仁义之道。

[866]得信厥说：得以伸展他的学说和才能。信：通伸。

[867]孳孳：同孜孜，勤奋刻苦不懈怠。

[868]鹡鸰：一种小鸟，飞则鸣，行则摇尾。这里比喻士人时刻勤勉。

[869]传：指古代著作。下面引用的文字出自《荀子·天论》，文字稍有不同。

[870]“礼义”两句说：如果自己在礼义方面没有过失，对于人言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不愆：没有过失。恤：忧虑。

[871]冕而前旒：皇帝所戴之冕前面垂旒，是为了遮掩目光。

[872]黈纩（tǒu kuàng）：黄色丝绵小球。用丝线穿起来悬挂在冕的两侧耳朵边上。

[873]块然：孤独的样子。

[874]上观许由：向上可以理解许由。许由：古代高士，尧要传天下给他，坚决拒绝。

[875]下察接舆：向下可以体察楚狂接舆的志趣。接舆：春秋时期楚国隐居者，曾经奚落过孔子。

[876]寡偶少徒：很少有朋友和弟子。

[877]乐毅：战国时名将。燕昭王重用他，率领军队攻占齐国七十多城。

[878]李斯：战国时楚国上蔡人，为秦始皇重用，官至宰相。

[879]郦食其：汉高祖谋臣，楚汉相争时，曾说服齐王田广归汉。

[880]说行如流：国君听从他们的意见如同流水一般没有阻碍。

[881]曲从如环：国君听从他们的意见如同滚动的圆环一样没有一点不顺畅。

[882]以管窥天：用竹管来观察天空。

[883]以蠡测海：用水瓢来测量海水。蠡：瓢。

[884]以莛撞钟：用草棍来敲钟。莛：草茎。

[885]鼱鼩（jīng qú）：小鼠。

[886]孤豚：孤独的小猪。咋虎：攻击老虎。

[887]下愚：指发难的对方。非处士：非难不得志的处士。

杨王孙传

班固

班固，字孟坚，东汉著名史学家。接续其父班彪未竟事业，完成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这部名著虽为“受诏”而作，但其史学、文学价值颇高，在中国历史著作中有着重要地位，成为后世历代王朝官修正史的楷模。班固同时也是著名的辞赋家，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名篇传世。

本文摘自《汉书·杨胡朱梅云传》。通过记述杨王孙“厚养裸葬”的言论与行动，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厚葬陋习，塑造了一个思想通达、勇矫时弊的贤者形象。杨王孙惊世骇俗的主张显然是受道家思想影响；而作为以儒家为正统的史学家，班固能够突破固有藩篱，坚持进步史观，殊为难得。

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888]。学黄老之术[889]，家业千金，厚自奉[890]，养生亡所不致[891]。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892]，必亡易吾意[893]！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894]；欲从之，心又不忍。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895]。

祁侯与王孙书曰[896]：“王孙苦疾[897]，仆迫从上祠雍[898]，未得诣前[899]。愿存精神，省思虑，进医药，厚自持[900]。窃闻王孙先令裸葬，令死者亡知则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901]，将裸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且《孝经》曰：‘为之棺椁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902]，愿王孙察焉。”

王孙报曰：“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903]，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904]，靡财单币[905]，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906]，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907]，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908]，乃合道情[909]。夫饰外以华众[910]，厚葬以隔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911]，岂有知哉？裹以币帛[912]，隔以棺椁，支体络束[913]，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914]。由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尧之葬也，窾木为椟[915]，葛藟为缄[916]，其穿下不乱泉[917]，上不泄殠[918]。故圣王生易尚[919]，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920]。今费财厚葬，留归隔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921]。於戏！吾不为也。”

祁侯曰：“善！”遂裸葬。

赞曰[922]：昔仲尼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923]。观杨王孙之志，贤于秦始皇远矣。

注释：

[888]孝武：指孝武帝刘彻。

[889]黄老之术：黄帝和老子的道家学说。西汉前期黄老学说很盛行。

[890]厚自奉：自己日常生活很优厚。

[891]“养生”句：保养生命什么手段都使用。

[892]以反吾真：以返回我的本真。反：同返。

[893]必亡易吾意：一定不要改变我的意见。

[894]重废：意谓很怕违背父亲的遗嘱。重：看重，非常重视。

[895]祁侯：缯贺之孙，名它。

[896]与王孙书：给杨王孙写信。

[897]苦疾：被疾病所苦。

[898]迫：近日。从上祠雍：随从皇帝到雍地祭祀。

[899]诣前：到你面前去问候。

[900]厚自持：好好对待自己。

[901]戮尸：本义是对尸体杀戮，此处是使尸体受到羞辱。

[902]区区：少或微小。此处指狭隘。

[903]缘：因为。不忍其亲：不忍心亲人死去离开。

[904]竞以相高：相互竞争攀比看谁水平更高。

[905]靡财单币：耗费钱财。单：通殚，尽。

[906]发：发掘，指被盗墓。

[907]终生之化：一辈子运转变化的结果。指生命全部过程的结束。

[908]亡形亡声：没有形状没有声音。

[909]道情：大道的本来性情。

[910]饰外以华众：装饰外表而哗众取宠。

[911]块然：一堆东西。

[912]币帛：钱币和布帛。

[913]支体：肢体。络束：捆绑束缚起来。

[914]就：到达。真宅：真正的住宅，指土壤。

[915]窾（kuǎn）木为椟：掏空中间做个小棺材。

[916]葛藟为缄：用蔓藤类拧成绳子来捆绑棺材。缄：封闭。

[917]穿下：挖墓葬之坑。不乱泉：不到泉水，指不很深。

[918]泄殠：泄漏尸体腐败的气味。殠：同臭。

[919]尚：此处之奉养。

[920]“不加功”两句：意谓不在无用的方面下功夫，不在无所谓的方面浪费钱财。

[921]重惑：特别糊涂。

[922]赞曰：本是五人的合赞，此处只录赞扬杨王孙之语。

[923]中行：正道中行，指言行适中，即中庸，不过分。狂狷：性格有所偏激之人。

报孙会宗书

杨恽

杨恽，字子幼，西汉名士。是丞相杨敞次子、司马迁的外孙。为人轻财好义，廉洁无私；但桀骜不驯，狂放直言，故多结怨于朝廷官吏。失爵位家居后，友人孙会宗劝告他，应闭门思过，不要“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由此引出杨恽的牢骚怨愤，遂写信以嬉笑怒骂的口吻，逐点批驳友人的规劝，为自己狂放不羁的行为辩解；情怀勃郁，辞气愤激，锋芒毕露；表面上说“圣主之恩不可胜量”，骨子里却满是对皇帝的抱怨。宣帝发现后，以“大逆不道罪”将其腰斩。

本文摘自《汉书·杨恽传》。清人余诚评道：“行文之法，字字翻腾，段段收束，平直处皆曲折，疏散处皆紧炼，则酷肖其外祖。”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924]，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925]。遭遇时变[926]，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俗之毁誉也[927]。言鄙陋之愚心[928]，则若逆指而文过[929]；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930]。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931]，总领从官[932]，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庭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933]，身幽北阙[934]，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首领[935]，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936]，灌园治产，以给公上[937]，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938]。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939]。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940]，烹羊炰羔[941]，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942]，芜秽不治[943]。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944]：“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945]，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946]，漂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947]，临安定[948]，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949]，子弟贪鄙，岂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950]，毋多谈。

注释：

[924]文质：即“文质彬彬”的文质。品质和文化修养。

[925]宿卫：宫廷侍卫。

[926]时变：指霍光家族谋反案。

[927]猥：随意苟且。

[928]鄙陋：自己。自谦辞。

[929]逆指：忤逆你来信的意思。文过：文过饰非。

[930]各言尔志：借用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各言尔志”的话表示也要说说自己的意见。

[931]通侯：异姓封侯者。

[932]总领从官：全部统领侍从之官职。

[933]横：无端、突然。口语：流言蜚语。

[934]幽：囚禁。北阙：古代宫殿北面的门楼。汉朝时，大臣奏事或谒见在此待命。

[935]得全首领：保全性命。

[936]戮力：共同尽力。

[937]以给公上：来供给官府上级。指缴纳赋税。

[938]用此：因为这一点。

[939]既：结束。意谓即使为父亲守丧三年也结束而没有限制了。

[940]岁时伏腊：即年节假日。古代重视伏日和腊日两个节日。

[941]炰羔：把羊羔外包泥在火上煨烤。

[942]田：耕种。

[943]芜秽不治：荒芜而没有人治理。指自己所耕种之南山原来是荒地。

[944]董生：指董仲舒，汉代大儒。

[945]西河：战国时郡名，魏文侯所建置，辖境在今陕西东部黄河西边一带。

[946]段干木：战国时魏国贤士，魏文侯请他为相，他不接受，魏文侯尊为师。田子方：魏国贤士，魏文侯尊为师。

[947]顷者：不久之前。

[948]安定：汉郡名，故治在今宁夏固原。

[949]昆戎：商周时西部少数民族，统称西戎。

[950]勉旃（zhān）：努力吧！

诫兄子严、敦书

马援

马援，东汉名将，开国功臣。佐光武兴帝业，屡建军功，封伏波将军。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豪迈气概，甚得后人称颂。

本文选自《后汉书·马援传》。信中，从道德修养方面对子侄进行劝诫，饱含着长辈对晚辈的深情关怀和殷切期待。他从自己最厌恶的“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这种行为说起，教育他们要养成敦厚谦恭、谨慎自处、廉公有威的品德，语重心长，感人肺腑。作者对龙、杜二人的评论，也颇堪玩味，值得深思。

篇幅不长，内蕴却十分深刻、丰富；语言朴实，警策动人。

援兄子严、敦[951]，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趾[952]，还书诫之曰：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953]，申父母之戒[954]，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龙伯高敦厚周慎[955]，口无择言[956]，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957]，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958]。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959]。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960]。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961]。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注释：

[951]严：马严，字威卿。敦：马敦。两个人都是马援兄长马余的儿子。

[952]前在交趾：在交趾前线。交趾：郡名，辖境在今越南北部。

[953]施衿结缡（lí）：古代父母送女儿出嫁时，要亲自系带子，披佩巾。

[954]申父母之戒：父母要反复申述应该注意戒备的事情。

[955]龙伯高：名述，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刘秀看到马援此信，提拔他为零陵郡（故治今湖南永州）太守。

[956]口无择言：从他口中没有可以挑剔的话。

[957]杜季良：名保，京兆人。光武帝时，官越骑司马，有人上书告他“为行浮薄，乱群惑众”，被免职。豪侠：豪爽有侠气。

[958]清浊：指清流和浊流，犹言“黑白两道”。

[959]“效伯高”三句：意谓如果学习龙伯高即使没有学习好，还是严谨慎重之人，即所谓的“画天鹅没有画好也能像个野鸭”。

[960]“效季良”三句：意谓如果学习杜季良不得要领，就会沦陷为轻薄之小人了，即所谓的“画虎没有画好反而像狗”了。

[961]“讫今”三句：意谓杜季良处境我直到现在也不清楚，但郡守将校一到任就非常怨恨他。

论盛孝章书

孔融

孔融，字文举，汉末名士、文学家，为“建安七子”之一。性刚直，有异才，好宾客，恃才负气，喜抨讥时政。因非议曹操，被害，有《孔北海集》传世。

为文辞藻华丽，多用骈句，锋利简洁，言辞激烈，以才气取胜。曹丕《典论·论文》中评说：“体气高妙，有过人者。”

本文是孔融任少府时向曹操推荐汉末名士盛孝章的一封信。援引事实，指陈利害，随笔倾吐，淋漓酣畅；抒写爱才的心情，情辞恳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曹操接信后，即征孝章为都尉；惜征命未至，孝章已为孙权所害。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962]，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963]。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

《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964]。”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谈士[965]，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966]，而朱穆所以绝交也[967]。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968]，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969]，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970]。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971]，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972]，剧辛自赵往[973]，邹衍自齐往[974]。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975]，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976]。凡所称引，自公所知，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斯义也。因表不悉。

注释：

[962]公：指曹操。

[963]盛孝章：汉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名宪，字孝章，曾任吴郡太守，为名士。被孙权所害。

[964]桓公：即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当时狄人灭华夏族诸侯国邢，齐桓公派兵救之。齐桓公认为天下受封诸侯被灭，不能救助便是耻辱。

[965]谈士：清谈之士，即名士。

[966]吾祖：指孔子，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孙，故云。损益之友：孔子曾说过“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话，这里说盛孝章如此危险，无一友援手，朋友何益？

[967]朱穆：东汉人，字公叔，感叹世道浇薄，曾作《绝交论》。

[968]九牧：九州太守所辖之地，泛指天下。

[969]燕君：指燕昭王。市骏马之骨：买来千里马的骨头。

[970]绝足：绝尘之意，指千里马。

[971]郭隗：战国时期燕国人，曾为燕昭王求士出谋划策。

[972]乐毅：战国时贤士，因燕昭王招贤而从魏国到燕国。

[973]剧辛：战国时贤士，因燕昭王招贤而从赵国到燕国。

[974]邹衍：战国时贤士，因燕昭王招贤而从齐国到燕国。

[975]向使：假如先前。

[976]北首燕路：面朝北而往燕国来了。

登楼赋

王粲

王粲，字仲宣，汉末文学家、著名诗人，建安七子之一。少时见重于蔡邕；后被董卓胁往长安，遭逢动乱，流寓荆州，在刘表手下十五年，始终未获重用；后归曹操，官至侍中。有《王侍中集》。

作者在荆州期间，登上当阳城楼，纵目远眺，顿兴乡关之思、乱离之感；遂援笔作赋，感时伤世，抒写其报国无门的苦闷和渴望一展宏才、建功立业的心情。全文以铺叙手法，从所见到所思，把眷恋故乡、怀才不遇之情巧妙地结合起来，感人至深，洵为建安时期抒情短赋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977]。挟清漳之通浦兮[978]，倚曲沮之长洲[979]。背坟衍之广陆兮[980]，临皋隰之沃流[981]。北弥陶牧[982]，西接昭丘[983]。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984]。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985]。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986]，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987]，庄舄显而越吟[988]，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989]。冀王道之一平兮[990]，假高衢而骋力[991]。惧匏瓜之徒悬兮[992]，畏井渫之莫食[993]。步栖迟以徙倚兮[994]，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995]，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憯恻[996]。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注释：

[977]显敞：视野开阔宽敞。寡仇：很少可以相比的。

[978]挟：带。清漳：清澈的漳水。通浦：通向大河的河道。

[979]倚：背靠。曲沮：弯曲的沮水。长洲：水边或水中的长形陆地。

[980]背：背对着。坟衍：高的土丘。

[981]皋：水边高地。隰：湿地。

[982]陶牧：陶朱公范蠡坟墓所在地，据盛弘之《荆州记》说，江陵县西有陶朱公墓，故称其地为陶牧。

[983]昭丘：地名，在当阳县东南，传说楚昭王坟墓在此，故称。

[984]漫：漫长的时间。逾纪：超过一纪。一纪为十二地支一周期，即十二年。

[985]荆山：在今湖北省南漳县西北。

[986]尼父之在陈：孔子在陈，曾经发出“归欤！归欤！”的感叹。不久即回鲁国。

[987]钟仪：春秋时期楚国乐官。成为晋国俘虏，依旧戴着楚国的冠，即南方人的冠。故有“南冠”之典故。晋侯命他弹琴，他演奏的是楚国乐曲。故称“楚奏”。

[988]庄舄（xì）：本是越人而在楚国当官，病中呻吟依旧是越地方言和音调。

[989]俟河清：等待黄河水清。古代认为黄河水清则是太平盛世。

[990]王道：推行仁义的政治局面。一平：指统一。

[991]高衢：高处的大道。骋力：驰骋施展自己的才能。

[992]匏瓜：葫芦的一种，比喻大而无用。

[993]井渫：淘井而使水清澈。莫食：无人饮用。《周易·井卦》：“井渫不食，为我心恻。”

[994]栖迟：漂泊失意而步履迟缓。徙倚：心情忧郁而徘徊。

[995]狂顾：紧张而四面张望貌。

[996]忉怛：悲痛。憯（cǎn）恻：凄凉悲惨。

出师表

诸葛亮

诸葛亮，字孔明，蜀汉丞相，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帮助刘备兴建帝业，形成与曹魏、孙吴鼎足而三的局面。刘备死后，又受命辅佐后主刘禅，直至病死军中，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出师表》是诸葛亮伐魏临行前写给后主刘禅的奏章。文中以诚挚恳切的言辞，表达其报答先帝知遇之恩的真挚感情和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的一派心事；劝勉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开张圣听，严明赏罚，亲贤远佞，励精图治，以巩固、发展汉室复兴大业，表现了他对蜀汉的忠贞不贰和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

奏章立论精辟，说理透彻，叙事条理分明，周密畅达，语言朴实恳切，感情色彩十分强烈。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997]，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998]，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999]，俱为一体，陟罚臧否[1000]，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1001]，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1002]。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1003]，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1004]。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1005]，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1006]，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1007]。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1008]，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注释：

[997]先帝：指刘备，章武三年（223）去世。中道：半路。崩殂（cú）：帝王去世。

[998]益州：蜀国所在地，包括现在的四川及陕西、云南的部分地区。疲弊：困乏，人力物力不足。

[999]宫中：皇宫中。府中：丞相府中。建兴元年（223）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开丞相府处理国家军政事务。

[1000]陟（zhì）：提拔，提升。臧否（zāng pǐ）：善恶，这里用作动词，指对人物的表彰或批评。

[1001]侍中、侍郎：都是在皇帝身边侍从的官职，侍郎即黄门侍郎。郭攸之：字演长，南阳（在今湖北）人，当时任侍中。费祎（yī）：字文伟，江夏（在今湖北）人。董允：字休昭，南郡（在今湖北）人，二人曾先后任黄门侍郎、侍中。

[1002]简拔：选拔。遗（wèi）：留赠，送给。

[1003]向宠：襄阳（今湖北）人，刘备时任牙门将，刘禅即位后被封为都亭侯，任中部督，统领近卫部队。

[1004]桓、灵：指东汉桓帝刘志、灵帝刘宏。他们都是昏君，宠信太监，残害忠臣，导致东汉灭亡。

[1005]躬：亲自，亲身。南阳：指诸葛亮的隐居地隆中，在湖北襄阳城西二十里。

[1006]值：遇上。倾覆：失败，溃败。指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打败。

[1007]尔来：从那时以来，到现在。二十有一年：即二十一年，刘备三顾草庐请出诸葛亮是在当阳之败前一年，距写这道表文已二十一年。

[1008]五月渡泸：蜀汉后主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军南征，平定南中诸郡，到秋天南方完全平定，使北伐没有后顾之忧。泸：泸水，金沙江的一段，在四川、云南交界处。

魏晋南北朝文

18篇

与吴质书

曹丕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父亲死后，继位为丞相、魏王，不久代汉自立为帝，国号魏，在位七年，谥为文帝。政治上，他并没有突出的建树，但在文学方面成就很大，是建安时代的重要诗人、文学家，所著《典论·论文》，影响深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文学方面的成就，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称为“三曹”。

《与吴质书》，是一篇情文并茂的著名信札。其时，疾疫流行，“建安七子”中有四人相继弃世。曹丕深情怀念，悲痛感伤，于是，写信给文友吴质。“既痛逝者，行自念也”，追怀昔日的生活，评论他们的文章，不禁感慨万端。信中浸透着真情实感，悲怆恳挚，凄惋动人。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1]，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2]？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3]。

昔年疾疫[4]，亲故多离其灾[5]。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6]，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7]，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8]，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9]，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10]，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11]，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12]，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13]，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14]；既痛逝者，行自念也[15]。孔璋章表殊健[16]，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17]，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18]，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19]，惜其体弱[20]，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21]，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亦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22]：“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23]。”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24]；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25]，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26]。

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否？东望于邑，裁书叙心。丕白。

注释：

[1]易得：容易过的意思。

[2]“三年”三句：意谓《东山》诗中那位士兵，离家三年便感觉很久远，何况你我不见超过三年了呢？《诗经·豳风·东山》写战士思归，其中有：“我徂东山，滔滔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3]劳结：忧劳郁结，很深的思念。

[4]昔年疾疫：指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大瘟疫，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等人都死于此疫。

[5]离：同罹，遭遇。

[6]连舆：车前后相随。

[7]百年己分：百年之内是自己分内的事。

[8]撰：整理编辑。

[9]不护细行：不注意生活细节，不检点。

[10]伟长：徐幹。怀文抱质：有文采又有好的品行。

[11]箕山：在今河南境内。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接受，隐居箕山。

[12]中论：徐幹所著《中论》，上下两卷，今传。

[13]德琏：应玚字。斐然：很有文采。

[14]抆泪：擦拭眼泪。

[15]自念：感伤自己。

[16]孔璋：陈琳字孔璋。章表殊健：章表文笔挺拔。

[17]公干：刘桢字公干。逸气：辞气奔放飘逸。

[18]元瑜：阮瑀字。书记：书表章奏等。翩翩：美好貌。

[19]仲宣：王粲字。

[20]体弱：文章气魄不足，有些纤弱。

[21]仲尼覆醢于子路：孔子听说弟子被剁，便命人倒掉肉酱终身不再吃。表示对弟子之死的巨大悲痛。

[22]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

[23]所更非一：所经历的事情不止一件。

[24]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意谓自己的素质很差，而表面很华丽。是曹丕自谦语。扬雄《法言》：“羊质而虎皮，见草而阅，见豺而战。”

[25]动见瞻观：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人们所注意。

[26]良有以也：实在是有道理的。

洛神赋

曹植

曹植，字子建，曹丕之同母弟，世称陈思王，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也是一位文学名家。早年曾有建功立业的雄心，甚得曹操钟爱，但由于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终于没有立为太子，但仍饱遭曹丕的忌恨。

《洛神赋》为曹植辞赋中的顶尖作品、爱情名篇。洛神为中国神话中伏羲氏（宓羲）之女儿，因其于洛水溺死，而成为洛水之神。作者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与洛水女神的真挚爱情—由相遇而相慕而相恋，最后因为“人神殊道”无从结合，不得不惆怅分离。《洛神赋》原名《感甄赋》，相传其中牵涉到曹植与文帝曹丕之妃甄氏之间的一段错综复杂的感情。

行文想象丰富，比喻、烘托并用；语言凝练、形象，词藻华丽；气格清新，令人神爽。

黄初三年[27]，余朝京师，还济洛川[28]。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

余从京域，言归东藩[29]，背伊阙[30]，越辕[31]，经通谷[32]，陵景山[33]。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34]，秣驷乎芝田[35]，容与乎阳林[36]，流眄乎洛川[37]。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38]。俯则未察，仰以殊观[39]。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40]？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41]，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42]，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43]。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44]，以遨以嬉。左倚采旄[45]，右荫桂旗[46]。攘皓腕于神浒兮[47]，采湍濑之玄芝[48]。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49]，解玉佩以要之[50]。嗟佳人之信修兮[51]，羌习礼而明诗[52]。抗琼珶以和予兮[53]，指潜渊而为期[54]。执眷眷之款实兮[55]，惧斯灵之我欺[56]。感交甫之弃言兮[57]，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58]，步蘅薄而流芳[59]。超长吟以永慕兮[60]，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遝[61]，命俦啸侣[62]。或戏清流，或翔神渚[63]。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64]，携汉滨之游女[65]。叹匏瓜之无匹兮[66]，咏牵牛之独处[67]。扬轻袿之猗靡兮[68]，翳修袖以延伫[69]。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

于是屏翳收风[70]，川后静波[71]。冯夷鸣鼓[72]，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73]，鸣玉鸾以偕逝[74]。六龙俨其齐首[75]，载云车之容裔[76]。鲸鲵踊而夹毂[77]，水禽翔而为卫。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78]，回清阳[79]，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80]。抗罗袂以掩涕兮[81]，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82]，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83]，怅神宵而蔽光[84]。

于是背下陵高[85]，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86]，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87]，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88]。揽辔以抗策[89]，怅盘桓而不能去。

注释：

[27]黄初三年：222年。黄初：魏文帝曹丕年号（220—226）。

[28]洛川：洛水，源出陕西，流经今河南。

[29]归东藩：回归东方的藩国。黄初三年，曹植被封为鄄城（今山东鄄城）王。位在洛阳之东，故曰东藩。

[30]背伊阙：背向伊阙山。伊阙即龙门山，在洛阳南。

[31]越（huán）辕：山名，在今河南偃师东南。

[32]经通谷：山谷名，在洛阳城南。

[33]陵景山：登上景山。景山在今河南偃师。

[34]税驾：停车。蘅：杜衡，香草名。皋：高地。

[35]秣驷：喂马。芝田：有芝草的地方。

[36]容与：从容悠闲。阳林：地名。

[37]流眄：纵目四望。

[38]“于是精移”两句：意谓眺望时，忽然神情恍惚，思绪分散。

[39]俯则未察：低头时什么也没有看到。仰以殊观：抬头一看却发现非常特殊、非常异常的景观。

[40]觌（dí）：看见。

[41]联娟：微微弯曲貌。

[42]靥（yè）：酒窝。权：通颧，即颧骨。

[43]骨象应图：骨骼形象相当于图画中的人。

[44]纵体：放纵身体，进行表演。

[45]采旄：彩色的旗帜。

[46]桂旗：用桂枝做旗杆的旗帜。

[47]攘：挽起衣袖。浒：水边地。

[48]湍濑：急流。玄芝：黑色的灵芝。

[49]诚素：真诚的情愫。

[50]要（yāo）：同邀。

[51]信修：确实修长美好。

[52]羌：发语词。习礼而明诗：指洛神有文化教养。

[53]抗：举起。琼珶（dì）：都是美玉。

[54]潜渊：深渊，指洛神住所。

[55]执：怀着。眷眷：怀恋与向往。款实：真诚的情意。

[56]斯灵：这个精灵，即洛神。我欺：欺骗我。

[57]交甫：郑交甫在汉水边遇到二女子，赠他玉佩。郑交甫放在怀里，走十余步发现玉佩没了。回顾二女，也不见了。弃言：没有与二仙女交流。

[58]践椒涂之郁烈：走在带有花椒成分铺设的路面上，有浓郁的香气。践：走。椒涂：涂椒泥的道路。

[59]蘅：杜衡，香草名。薄：草木丛生。

[60]超：惆怅。永慕：永久思慕。

[61]众灵：众神。杂遝（tà）：众多而纷乱。

[62]命俦啸侣：呼朋唤侣。啸：大声招呼。

[63]神渚：众神游览之水中小洲。渚：水中小洲。

[64]南湘之二妃：传说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南巡到达湘江一带，闻舜已死，投江而死，成为湘水女神。

[65]汉滨之游女：即汉水女神，郑交甫所遇到者。

[66]匏（páo）瓜：星宿名，一名天鸡。无匹：没有配偶。

[67]牵牛：牵牛星，神话传说中与织女星结为夫妇，各处天河一边，每年一见面。故曰独处。

[68]袿（guà）：同褂，女子的上衣。猗靡：随风飘动貌。

[69]翳：遮蔽。延伫：伫立等待。

[70]屏翳：神话传说中的神，说法不一，此处指风神。

[71]川后：河水之神。

[72]冯（píng）夷：河伯。

[73]腾：飞腾。文鱼：一种能飞的鱼。警乘：警卫车乘。

[74]鸣玉鸾：车驾上的铃铛响起来。

[75]六龙：洛神乘坐的车是六龙驾车。齐首：齐头并进。

[76]载云车：云神乘坐的车。容裔：高低起伏很优雅。

[77]鲸鲵：鲸鱼踊跃夹着神仙坐的车。鲸鱼雄的叫鲸，雌的叫鲵。

[78]纡素领：意谓洛神转过脸来。纡：回转。素领：白皙的脖项。

[79]回清阳：眉宇间多情流盼。清阳：眉目之间。

[80]盛年：壮年。莫当：不能交往。

[81]抗：举起。罗袂：罗衣的衣袖。

[82]微情：没有途径传达情意。效爱：致爱慕之深情。

[83]悟其所舍：不知她到哪里去了。舍：行止。

[84]神宵：神女影像消散。宵：通消。蔽光：神光隐蔽起来。

[85]背下陵高：背离低洼之地而登上高处。

[86]复形：再次现形。

[87]耿耿：心神不安貌。不寐：不能入睡。

[88]东路：指回封地之路。

[89]揽辔：拉过马缰绳。抗策：举起马鞭。

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

嵇康，字叔夜，竹林七贤之一。曾为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性格刚直，疾恶如仇；酷爱老庄学说，思想大胆深刻，学识渊博。因不肯投靠司马氏，饱遭忌恨，终致被诬处死。有《嵇康集》传世。他的诗文见解新颖，析理绵密，笔锋犀利，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本文是作者写给友人山涛的绝交信，为书信体散文名篇。山涛，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其时，司马氏篡魏之迹已明，嵇康对已依附司马氏的山涛推荐他为选曹郎予以严词拒绝，并以此绝交。文章率性而谈，纵笔直书，说理透辟，泼辣洒脱，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90]，吾常谓之知言[91]。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92]，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93]，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94]，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95]，多可而少怪[96]；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97]，惕然不喜[98]，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99]，引尸祝以自助[100]，手荐鸾刀，漫之膻腥[101]，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102]，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103]，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104]。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105]，不羞执鞭[106]；子文无欲卿相[107]，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108]。所谓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109]，许由之岩栖[110]，子房之佐汉[111]，接舆之行歌[112]，其揆一也[113]。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114]，长卿慕相如之节[115]，志气所托，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116]、台孝威传[117]，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118]，母兄见骄[119]，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120]，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121]。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122]，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123]，故使荣进之心日颓[124]，任实之情转笃[125]。此犹禽鹿，少见驯育[126]，则服从教制[127]；长而见羁[128]，则狂顾顿缨[129]，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130]。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131]，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132]。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133]。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134]；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135]，而有好尽之累[136]。久与事接，疵衅日兴[137]，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138]，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139]，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140]。危坐一时[141]，痹不得摇[142]，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143]，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144]，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145]，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146]，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147]，已为未见恕者所怨[148]，至欲见中伤者[149]；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150]，欲降心顺俗[151]，则诡故不情[152]，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153]，机务缠其心[154]，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155]，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156]，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157]，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158]，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159]，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160]，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161]，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162]，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见直木不可以为轮，曲木不可以为桷[163]，盖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164]，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165]，强越人以文冕也[166]；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167]。吾顷学养生之术[168]，方外荣华[169]，去滋味[170]，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171]。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已审[172]，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173]，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174]，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若嬲之不置[175]，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176]，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乃可贵耳。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177]！若趣欲共登王途[178]，期于相致[179]，时为欢益[180]，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181]，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182]，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183]。

嵇康白。

注释：

[90]足下：指山涛，旧时书信中对人之敬称。颍川：指山涛叔父山嵚，曾做过颍川（今河南许昌东）太守。山涛曾经对叔父山嵚谈及嵇康不愿意出仕。

[91]知言：知己之言。

[92]经怪此意：常常奇怪我的这种心意，指不愿意出仕。

[93]河东：郡名，今山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

[94]显宗：嵇康好友公孙崇字显宗。阿都：嵇康好友吕安字仲悌，小名阿都。

[95]傍通：通达事理，善于应变。

[96]多可而少怪：多认可而少疑怪。

[97]间闻足下迁：近来听说你升官了。

[98]惕然：忧虑警觉貌。

[99]庖人：厨师。割：屠宰。

[100]尸祝：祭祀时读祝辞的人。

[101]“手荐”两句：让我手执屠刀，也沾一身膻腥气味。鸾刀：祭祀时割牺牲用的刀。膻腥：动物的膻腥气味。

[102]并介之人：能够兼善天下而又耿介孤直之人。

[103]外不殊俗：外表和世俗之人没有区别。

[104]悔吝：悔恨。

[105]仲尼：孔子的字。兼爱：博爱无私。

[106]不羞执鞭：《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107]子文：春秋时楚国人，曾三次任令尹（春秋时楚国执政的上卿）。《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

[108]济物：拯救社会。

[109]君世：当国君治理天下。

[110]许由：尧时隐士，尧让天下给他，他不接受。岩栖：隐居山林。

[111]子房：张良字子房，汉高祖重要谋士。

[112]接舆：春秋时楚国隐士。孔子周游列国到楚国时，接舆曾奚落提示过孔子。

[113]其揆一：其处世原则都是一样的，即顺应本性。揆：法度、原则。

[114]延陵：指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居住延陵（今江苏武进），人称延陵季子。子臧：春秋时曹国公子，曾被推举为国君，坚决不接受，逃往宋国。吴国曾经要立季札为君，季札坚决不接受。

[115]长卿：汉司马相如字长卿，羡慕战国蔺相如之高风亮节而改名相如。

[116]尚子平：东汉人，《后汉书·逸民列传》作“向长”字子平。儿女嫁娶完毕，便离家遍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

[117]台孝威：名佟，东汉隐士，隐居武安山，凿穴为室，采药为生。

[118]少孤露：年少时孤独瘦弱。嵇康幼年丧父，体格瘦弱。

[119]母兄见骄：被母亲和兄长骄纵。

[120]筋驽肉缓：因为慵懒而变得筋肉迟钝松弛，不爱动弹。

[121]胞中略转：指尿在膀胱中憋得略感转动。

[122]侪类见宽：同辈和朋友所宽恕。

[123]重增其放：更加重了放纵的程度。

[124]荣进之心：进取追求荣禄的心情。日颓：一天天颓废。

[125]任实之情转笃：任性放纵的心情越发坚定。

[126]少见驯育：从小时候就被驯服培育。

[127]教制：管教、约束和控制。

[128]长而见羁：等长大之后再进行羁绊约束。

[129]狂顾顿缨：疯狂四顾，挣脱缰绳。

[130]“虽饰”三句：即使套上金饰的笼头，喂精美的饲料，它依旧更思念原来生活环境的茂林丰草。

[131]阮嗣宗：即阮籍。口不论人过：从来不评价人物，更不谈论别人过失。

[132]过差：过量一些。

[133]大将军：指司马昭。曾经保护阮籍不被贬黜。

[134]慢弛之阙：简慢而松懈的缺点。

[135]万石之慎：西汉石奋以谨慎著名，他和四个儿子都是两千石官职，合称万石。

[136]好尽之累：好把话说尽的毛病。

[137]疵衅日兴：毛病和过错一天天多起来。

[138]自惟至熟：自己思考得很精详了。惟：思考。

[139]当关：守门人。不置：同不止。

[140]“抱琴”五句：我喜欢抱琴独自慢行吟咏，在野外射鸟钓鱼，做官后却有人跟随，不能自由行动。

[141]危坐：端正姿势坐着。

[142]痹不得摇：身体麻木也不能动弹。

[143]章服：有花纹图案的官服。

[144]素不便书：向来不愿意学习写字。书：书写、写字。

[145]堆案盈机：公文堆满办公桌。机：同几。

[146]犯教伤义：触犯礼教，伤害情意。

[147]人道：指人情世道。

[148]未见恕者：不理解和原谅的人。

[149]至欲见中伤者：甚至有想要借此来中伤我的人。

[150]“虽瞿然”两句：意谓虽然自己也很惶恐地自责，但本性终究不能改变。

[151]降心顺俗：抑制自己的个性来顺应世俗。

[152]诡故不情：又违背本性而显得矫情。

[153]鞅掌：纷乱忙碌。

[154]机务：官场的公事、政务。

[155]非汤、武：非议商汤和周武王。薄周、孔：轻视周公和孔子。

[156]此事会显：这种事情会暴露出来。指非汤武薄周孔之议论。

[157]促中小心：局促的心胸，狭窄的内心。

[158]饵术黄精：服食术和黄精。术、黄精：都是药名。

[159]伯成子高：传说尧舜时的诸侯，禹时归隐躬耕。禹去询问原因，他说禹采用赏罚手段，违背尧舜治理天下的原则，此处天下将要衰败。

[160]“仲尼”句：据《孔子家语》载，孔子出门遇雨，没有雨伞，门人说子夏有，孔子不让门人向他借，因为子夏家贫，故吝啬，如借伞，容易暴露其缺点。

[161]元直：即徐庶。诸葛亮明知其有才能而不逼迫他跟从刘备，是保全其孝道。

[162]华子鱼：即华歆，与管宁是好友，曾经推荐管宁，管宁不肯出仕，举家浮海到辽东隐居。

[163]桷（jué）：椽子，需要直木。

[164]四民：古代四民指士、农、工、商。

[165]章甫：一种礼帽。

[166]越人：越人断发文身，不戴冠。文冕：漂亮的帽子。

[167]鸳雏：凤凰，高贵的鸟。死鼠：死耗子。

[168]顷：近来。

[169]外荣华：以荣华富贵为身外之物而疏远摒弃。

[170]去滋味：去掉美味享受。

[171]不顾：不屑一顾。

[172]自卜已审：自己思考得已经非常清楚了。卜：算计，此处是思考的意思。

[173]无事冤之：不要做令我冤屈的事情。无：通毋。

[174]悢悢（liàng liàng）：悲伤悔恨。

[175]嬲（niǎo）：纠缠。

[176]独能离之：唯独我能够离开抛弃它。指荣华富贵。

[177]黄门：指宦官。

[178]趣：催促。王途：仕途。

[179]期于相致：期望能够前去。

[180]时为欢益：时时相处共得欢乐补益。

[181]快炙背：以在太阳下晒后背为快乐。美芹子：以水芹菜的味道为美。

[182]区区之意：微小而诚恳的心意。

[183]“其意”三句：我的意思如此，既是向你解释，也是就此告别。

陈情表

李密

李密，字令伯。曾仕蜀汉为尚书郎，蜀亡后，晋武帝征为太子洗马，他上表陈情，以奉养祖母为由，辞不赴召。祖母死后，出仕为河内温县令。后被免官，卒于家中。

《陈情表》为李密请求晋武帝允许他终养祖母所上的奏章。文章叙述了自己的身世，详尽说明不能就职的原因。

本文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性名作，确实很有特点。首先，通篇浸透着一个“情”字，充溢着纯真至情，无一字虚言浮饰。辞语恳切，措辞婉曲，凄恻感人；其次，由于作者身为亡国之臣，唯恐引起皇帝误会，以为他矜持名节，因而特意委婉曲折地澄清这一点，从而收到了实际效果，孝心获得了武帝嘉勉；其三，写作技巧娴熟，语言凝练，脍炙人口。

臣密言：臣以险衅[184]，夙遭闵凶[185]。生孩六月，慈父见背[186]。行年四岁，舅夺母志[187]。祖母刘，愍臣孤弱[188]，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叔伯，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189]，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190]，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尝废离。

逮奉圣朝[191]，沐浴清化[192]。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193]，当侍东宫[194]，非臣陨首所能上报[195]。臣具以表闻[196]，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197]，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以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198]，犹蒙矜育[199]，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事伪朝[200]，历职郎署[201]，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202]。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203]，愿乞终养[204]。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205]，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愍愚诚[206]，听臣微志。庶刘侥幸，卒保馀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207]。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注释：

[184]险衅：命运不好。

[185]夙遭闵凶：早早遭遇可忧不幸之事。指父亲死亡。

[186]慈父见背：被慈父背弃。父亲死亡的委婉说法。

[187]舅夺母志：舅父逼迫母亲改嫁。志：志节。

[188]愍：哀怜同情。

[189]期功：古代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在服丧时穿不同形制的丧服。有“大功”、“小功”。“大功”守丧一年。

[190]夙婴疾病：早就染上疾病。婴：缠绕。

[191]逮奉圣朝：到了侍奉圣明朝代的时候。逮：到。圣朝：指晋朝。

[192]沐浴清化：蒙受清明的政治教化。

[193]猥：微贱之人。自谦辞。

[194]东宫：太子所居宫室。此处代指太子。

[195]陨首：掉脑袋，指献出生命。上报：报答朝廷恩德。

[196]具以表闻：把我全部情况用这封上表上奏给皇帝。

[197]逋（bū）慢：逃避傲慢。逋：逃避。

[198]凡在故老：凡是在世的元老故臣。

[199]矜育：怜悯和安抚养育。

[200]伪朝：此处指蜀汉政权，当时已被晋灭亡。

[201]郎署：郎官衙署。李密在蜀汉先任尚书郎中，后任尚书郎。

[202]废远：废止对于祖母的服侍而远行。

[203]乌鸟：乌鸦。意谓如同乌鸦反哺那样孝敬祖母。

[204]愿乞终养：愿意请求允许我养老送终。

[205]二州牧伯：两位州郡长官。指前面提到的“逵”和“荣”。

[206]矜愍：同情怜悯。

[207]结草：把草连结起来。意谓死后也要报答恩德。春秋时期，晋国魏武子遗嘱要求爱妾殉葬，其子魏颗没有执行。后来在战场上魏颗与敌将交战，见一老人结草绊倒敌将杜回，取得胜利。夜间梦到那老人说自己是魏武子爱妾之父，来结草帮助他，是为报答不使其女殉葬的恩情。

兰亭集序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东晋杰出的书法家。曾做过右军参军，世称王右军。胸怀旷达，情致超逸，性爱山水，厌弃繁华生活。其文风格清新疏朗，情韵超逸绵邈，真挚自然，不尚辞藻而多情致。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会聚兰亭，赋诗饮酒。王羲之将诸人名爵及所赋诗作编成一集，并作序一篇，即《兰亭集序》。文章清新朴实，不事雕饰；语言流畅，清丽动人。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

永和九年[208]，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209]，修禊事也[210]。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211]，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212]，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213]，俯仰一世[214]，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215]，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216]，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217]，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218]，齐彭殇为妄作[219]。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注释：

[208]永和九年：353年。永和：东晋穆帝年号。

[209]会稽（kuài jī）：郡名，故治今浙江绍兴。山阴：县名，故治也是绍兴。兰亭：亭子名，在山阴西南。

[210]修：办理、举行。禊：即祓禊，起源于先秦的一种民俗活动，最早是在每年三月上旬的巳日，到水边沐浴，用香薰草药，以祓除不祥。三国后固定在三月初三，内容变成水边宴饮、郊外游春等活动。

[211]流觞曲水：将盛酒的耳杯放在曲折的水流中，让其在水面自然漂流，到谁面前停住谁喝酒。

[212]品类：此处指万物。

[213]相与：相互交往和活动。

[214]俯仰一世：俯仰之间，比喻时间短促。

[215]趣舍万殊：追求的目标千差万别。趣舍：即取舍。

[216]修短随化：性命长短随天地造化，即命运的安排。

[217]契：默契，非常相合。古代的契分两半，相合为凭证。

[218]一死生：庄子观点，认为生死没有区别。

[219]齐彭殇：寿命长短完全一样。彭：指彭祖，传说寿八百岁。殇：夭折之人，指寿命很短。

归去来兮辞·并序

陶渊明

陶渊明，一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东晋末期南朝宋初诗人、辞赋家、散文家。博学能文，任性不羁。曾做过祭酒、参军等小官，后为彭泽令。因不满社会动乱、官场污浊，弃官归隐。有《陶渊明集》。

《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潜辞官归隐之时。是一篇著名的抒情短赋，也是一首具有浓郁抒情色彩的心灵独白的散文诗。心无一累，万象俱空。田园足乐，纯是实地感受。散体序文着眼于叙述，韵文辞赋则专注抒情，二者收“双美”之效。欧阳修有言：“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220]。亲故多劝余为长吏[221]，脱然有怀，求之靡途[222]。会有四方之事[223]，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224]，遂见用于小邑[225]。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226]，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227]。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228]。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229]，当敛裳宵逝[230]。寻程氏妹丧于武昌[231]，情在骏奔[232]，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馀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233]！既自以心为形役[234]，奚惆怅而独悲[235]？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236]。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237]，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238]，载欣载奔[239]。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240]，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241]，眄庭柯以怡颜[242]。倚南窗以寄傲[243]，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244]，时矫首而遐观[245]。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246]。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247]。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248]！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249]，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250]，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251]！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252]。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253]，乐夫天命复奚疑[254]！

注释：

[220]生生：生产生活必需品。术：本领。

[221]长吏：即吏中之长。古代县政府中县令、县丞、县尉皆属于长吏，官秩四百石到二百石。

[222]脱然：心情洒脱。靡途：没有途径。

[223]会：适逢。四方之事：指各地军阀势力之间争斗。

[224]家叔：即陶夔，时任太常卿。

[225]小邑：指彭泽县令。

[226]少日：不多日子。

[227]矫厉：矫情造作。

[228]口腹自役：为谋生而出仕工作。

[229]一稔：一次收获。指收获公田。稔：谷物成熟。

[230]敛裳：收拾衣裳。

[231]程氏妹：嫁到程家的妹妹。陶渊明有一妹妹，比他小三岁。

[232]骏奔：骑快马奔驰，形容心情急切。

[233]芜：荒芜。胡：为何。此句化用《诗经·邶风·式微》中“式微，式微，胡不归”之句。

[234]心为形役：内心不想出仕，但为生活所役使。形：指身。

[235]奚：为何。惆怅：悲愁。

[236]“悟已”两句：化用楚狂接舆提示孔子之语：“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谓过去出仕错误不可挽救，但来日归隐还来得及。

[237]征夫：行人，此处指船夫。

[238]衡宇：犹言衡门，简陋的宅院。

[239]载欣载奔：又高兴又奔跑。

[240]三径：庭院中隐士所走之小路。汉代蒋诩隐居后，舍中开三径，只与求仲、羊仲交往。

[241]引：拿起，拿过来。

[242]眄：斜视。

[243]寄傲：寄托自己的傲视之情。

[244]扶老：本竹名，即竹杖。

[245]矫首：抬头。遐观：远望。

[246]景：阳光。翳翳：暗淡。盘桓：徘徊而不愿离开。

[247]息交：停止断绝世俗间的交往。

[248]驾言：驾车出行。指交往。言：语助词。

[249]巾车：带篷之车。

[250]窈窕：幽深貌。

[251]委心：随着自己的心愿。

[252]帝乡：天帝的去处，指神仙界。

[253]乘化：顺应生命自然的变化。归尽：即死亡。

[254]乐夫天命：《易经·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

桃花源记

陶渊明

本文是《桃花源诗》前面的序。作者以纯客观的记述方法，虚构了一些情节，描绘出一种乱世中人们所憧憬的社会生活与理想世界。

文章构思精巧，情节逼真，拟态描情，宛然如见；特别是将当时的民间传说和真实人物（刘子骥）糅在一起，更增加了真实感。看过之后，简直忘记了作者是在虚拟。

晋太元中[255]，武陵人[256]，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257]，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258]，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259]，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260]，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261]。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262]，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263]，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264]，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265]，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266]。后遂无问津者。

注释：

[255]太元：晋孝武帝司马曜的年号（376—396）。

[256]武陵：地名，在今湖南常德一带。

[257]林尽水源：桃花林的尽头就是溪水的源头。

[258]俨（yǎn）然：整齐的样子。

[259]黄发：指老年人。老年人头发变黄，所以用黄发来指代老年人。垂髫（tiáo）：指小孩，髫是小孩垂下来的头发，用来指代小孩。

[260]要（yāo）：同邀，邀请。

[261]咸：都。问讯：打听消息。

[262]延：邀请。

[263]扶：缘着，沿着。向路：来时走过的路。

[264]诣（yì）：往见，拜见。

[265]南阳：在今河南。刘子骥（jì）：即刘驎（lín）之，当时名士，喜欢游山玩水。

[266]寻：不久。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此文乃陶渊明托名“五柳先生”所作的一篇自传，简述其生平之行、情怀襟抱，重点写其读书、饮酒、写文章三大志趣，可以看作是他的自画像。最后，仿照史传笔法，加个赞语，卒章显志，画龙点睛。全文不足二百字，语言洗练，生动传神，于平淡之中表现深刻的思想内容。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267]。

环堵萧然[268]，不蔽风日，短褐穿结[269]，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有言[270]：“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271]？

注释：

[267]不吝情：不在意。去留：偏义复词，去。

[268]环堵：房屋四壁。萧然：萧条貌。空空荡荡。

[269]短褐：粗布短衣。穿结：缝缝补补。

[270]黔娄：春秋时期鲁国高士。

[271]无怀氏、葛天氏：都是传说中上古帝王。

雪赋

谢惠连

谢惠连，南朝宋文学家。幼而聪敏，深得族兄、大诗人谢灵运的赏识。史载，其行止“轻薄不检”，居父丧期间，还为其男宠写诗，大为时论所非议，因此不得仕进。

东汉以后，抒情咏物的小赋逐渐兴起。《雪赋》沿用汉赋中假设主客的形式，从酝酿降雪写到雪霁天晴，展现了素洁而奇丽的画面。构思巧妙，清新自然，读来琅琅上口。沈约在《宋书》中说，此文以“高丽见奇”。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272]，游于兔园[273]。乃置旨酒[274]，命宾友。召邹生[275]，延枚叟[276]。相如末至，居客之右[277]。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风于卫诗[278]，咏南山于周雅[279]。授简于司马大夫，曰：“抽子秘思，骋子妍辞，俟色揣称，为寡人赋之。”

相如于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闻雪宫建于东国[280]，雪山峙于西域[281]。岐昌发咏于来思[282]，姬满申歌于黄竹[283]。曹风以麻衣比色[284]，楚谣以幽兰俪曲[285]。盈尺则呈瑞于丰年，袤丈则表沴于阴德[286]。雪之时义远矣哉！请言其始。

若乃玄律穷，严气升[287]。焦溪涸[288]，汤谷凝[289]。火井灭，温泉冰。沸潭无涌，炎风不兴。北户墐扉[290]，裸壤垂缯[291]。于是河海生云，朔漠飞沙。连氛累霭，揜日韬霞[292]。霰淅沥而先集，雪纷糅而遂多。

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氲萧索。蔼蔼浮浮，瀌瀌弈弈[293]。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甍而冒栋[294]，终开帘而入隙。初便娟于墀庑[295]，末萦盈于惟席。既因方而为圭[296]，亦遇圆而成璧。眄隰则万顷同缟[297]，瞻山则千岩俱白。于是台如重璧，逵似连璐[298]。庭列瑶阶，林挺琼树，皓鹤夺鲜，白鹇失素，纨袖惭冶，玉颜掩姱[299]。

若乃积素未亏，白日朝鲜[300]，烂兮若烛龙衔耀照昆山[301]。尔其流滴垂冰，缘溜承隅[302]，粲兮若冯夷剖蚌列明珠[303]。至夫缤纷繁骛之貌，皓皔曒洁之仪[304]。回散萦积之势，飞聚凝曜之奇，固展转而无穷，嗟难得而备知。

若乃申娱玩之无已，夜幽静而多怀。风触楹而转响，月承幌而通晖。酌湘吴之醇酎[305]，御狐貉之兼衣[306]。对庭鹍之双舞[307]，瞻云雁之孤飞。践霜雪之交积，怜枝叶之相违。驰遥思于千里，愿接手而同归。

邹阳闻之，懑然心服[308]。有怀妍唱，敬接末曲。于是乃作而赋积雪之歌[309]。歌曰：携佳人兮披重幄，援绮衾兮坐芳褥。燎熏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又续写而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扬兮酒既陈，朱颜酡兮思自亲。愿低帷以昵枕，念解佩而褫绅[310]。怨年岁之易暮，伤后会之无因。君宁见阶上之白雪，岂鲜耀于阳春。歌卒。王乃寻绎吟玩，抚览扼腕。顾谓枚叔[311]，起而为乱[312]。

乱曰：白羽虽白，质以轻兮，白玉虽白，空守贞兮。未若兹雪，因时兴灭。玄阴凝不昧其洁，太阳耀不固其节。节岂我名，洁岂我贞。凭云升降，从风飘零。值物赋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随染成。纵心皓然，何虑何营？

注释：

[272]梁王：汉文帝之子，景帝同母弟，名武。封梁王，吴楚之乱中有大功。

[273]兔园：梁王所建园林，又称梁园，故址在今河南商丘东。

[274]旨酒：甜美之好酒。

[275]邹生：邹阳，汉临淄人，能文善辩，曾作《狱中上梁王书》。

[276]枚叟：枚乘。著名大赋作家，《七发》有开风气之作用。

[277]右：最尊贵的位置。古代以右为上。

[278]乃歌北风于卫诗：吟诵《诗经·邶风·北风》诗中“北风其凉，雨雪其雱”之句。

[279]咏南山于周雅：《诗经·小雅·信南山》中有“上天同云，雨雪雱雱”之句。

[280]雪宫：战国时齐国宫殿。《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赵岐注：“雪宫，离宫之名也。”

[281]雪山：指祁连山和天山。

[282]岐昌：岐山姬昌。周朝兴盛于岐山，周文王是周朝建立者。来思：《诗经·小雅·采薇》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旧说是文王发兵抵抗猃狁保卫国家而作。

[283]姬满：周穆王。黄竹：古歌名。《穆天子传》卷五载：“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首句为“我徂黄竹”，遂称黄竹之歌。

[284]曹风：《诗经·曹风·蜉蝣》：“蜉蝣掘阅，麻衣如雪。”以麻衣比雪色。

[285]楚谣：《幽兰》和《白雪》并列，都是楚国古代名曲。俪：伉俪、并列。

[286]袤丈：八尺到一丈。如果降雪太深则是阴德太盛而属于灾害。沴：气不和而产生的病。

[287]玄律穷，严气升：十二月律一个周期结束，严寒之气上升，指冬至。冬至为全年日照时间最短，阴气最重的一天。

[288]焦溪：神话传说中的水名。

[289]汤谷：神话传说中的日出之所。

[290]北户墐扉：北窗户都要堵上涂泥。

[291]裸壤：《后汉书·东夷列传》：“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垂缯：用缯做衣服御寒。

[292]揜日韬霞：将日光和彩霞也都遮掩收藏起来。形容雪大。揜：同掩。

[293]瀌瀌（biāo biāo）弈弈：形容雨雪非常大。

[294]甍（méng）：屋脊。冒：覆盖。

[295]便娟：回旋飞舞貌。墀庑：台阶和走廊。

[296]因方而为圭：雪遇到方形物体便成为方形，如同洁白的圭。圭下呈方形。

[297]眄隰：看低湿之处。缟：白色丝织品。

[298]逵似连璐：大道如同美玉连缀而成。

[299]纨袖、玉颜：都指美人。姱（kuā）：美好。意谓白雪使美人自惭形秽。

[300]朝鲜：非常鲜明光亮。

[301]烛龙：神话中的神名，人面蛇身，口衔烛而照。

[302]缘溜承隅：顺着溜水或者墙角下流。

[303]冯夷：河神名。蚌：软体动物，体内产珍珠。

[304]皓皔（hàn）曒洁：洁白鲜明。

[305]醇酎（zhòu）：精致酿造的美酒。

[306]御：穿。狐貉：高级裘皮。兼衣：双层的高级衣服。

[307]鹍（kūn）：即鹍鸡，鸟名，黄白色。

[308]懑然：惭愧的样子。

[309]乃作：于是就站起来。作：站。

[310]解佩而褫（chǐ）绅：解下玉佩并脱去腰带。褫：夺、解除。绅：大带。

[311]顾谓枚叔：回头招呼枚乘。

[312]起而为乱：站起来作最后的总结辞。乱：辞赋篇末总结主旨之语。

登大雷岸与妹书

鲍照

鲍照，字明远，南朝宋文学家。幼怀壮志，且有出众才华，但因家世寒微，在门阀特权盛行的南朝时代，仍然受尽打击。曾任临海王前军参军，故世称鲍参军。后在荆州，为乱兵所杀。

《登大雷岸与妹书》是鲍照宦游途中所写的一封色彩斑斓的骈文家书。应临川王刘义庆的邀请，当时，鲍照从建康（今南京）前往九江，路经大雷岸（今安徽望江附近），给诗文均擅的妹妹鲍令晖写了这封信。他以奇峭妍丽之辞，描绘了旅途中所见的山川胜景，备述远客离家、苦于行役的孤寂、凄怆心情，倾吐了对妹妹的关切之意。文章充满了抒情气氛，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吾自发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313]，渡泝无边[314]，险径游历，栈石星饭[315]，结荷水宿[316]，旅客贫辛，波路壮阔，始以今日食时，仅及大雷[317]。涂登千里，日逾十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去亲为客，如何如何！

向因涉顿[318]，凭观川陆；遨神清渚，流睇方曛[319]；东顾五洲之隔[320]，西眺九派之分[321]；窥地门之绝景[322]，望天际之孤云。长图大念[323]，隐心者久矣！

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凌跨长陇[324]，前后相属，带天有匝[325]，横地无穷。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326]。寒蓬夕卷，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北则陂池潜演，湖脉通连[327]。苎蒿攸积，菰芦所繁。栖波之鸟，水化之虫，智吞愚，强捕小，号噪惊聒，纷乎其中，西则回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创古迄今，舳舻相接[328]。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烟归八表，终为野尘[329]。而是注集，长写不测[330]，修灵浩荡，知其何故哉[331]！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332]，镇控湘、汉者也。

若潨洞所积[333]，溪壑所射，鼓怒之所豗击，涌澓之所宕涤[334]，则上穷荻浦，下至狶洲[335]；南薄燕派，北极雷淀[336]，削长埤短[337]，可数百里。其中腾波触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写泄万壑。轻烟不流，华鼎振涾[338]。弱草朱靡，洪涟陇蹙[339]。散涣长惊，电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飞岭复[340]。回沫冠山，奔涛空谷。碪石为之摧碎[341]，碕岸为之韲落[342]。仰视大火[343]，俯听波声，愁魄胁息，心惊慓矣[344]！

至于繁化殊育，诡质怪章[345]，则有江鹅、海鸭、鱼鲛、水虎之类，豚首、象鼻、芒须、针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俦，折甲、曲牙、逆鳞、返舌之属[346]。掩沙涨，被草渚，浴雨排风，吹涝弄翮。

夕景欲沉，晓雾将合，孤鹤寒啸，游鸿远吟，樵苏一叹，舟子再泣。诚足悲忧，不可说也。风吹雷飙，夜戒前路。下弦内外[347]，望达所届[348]。

寒暑难适，汝专自慎，夙夜戒护，勿我为念。恐欲知之，聊书所睹。临涂草蹙[349]，辞意不周。

注释：

[313]猥（wěi）：多、盛。

[314]泝（sù）：同溯，逆流而上。

[315]栈石星饭：踩着石头走路，在星光下吃饭。

[316]结荷水宿：和荷花结伴，就在水边住宿。

[317]食时：午饭时候。大雷：大雷岸，地名，在今安徽安庆。

[318]向因涉顿：以前因为旅行。向：以前。涉：涉水过河。顿：通屯，住宿。

[319]清渚：清澈水中的小洲。流睇：浏览参观。方曛：夕阳西下时分。

[320]五洲：地名，江中有五洲相连接，故称。

[321]九派：长江在江州分为九条支流，故称。

[322]地门：指武关山。绝景：绝妙无与伦比的景色。

[323]长图大念：即雄心壮志。

[324]长陇：漫长的山岭。

[325]带天有匝：指山岭连绵，在天际形成一圈。匝：一周。

[326]砥原：极其平坦的平原。砥：磨刀石。隰：本义是低洼，此处是地势渐渐低下。亡端：没有边缘。靡际：没有边际。

[327]陂池：水泽。湖脉：湖水的水脉。

[328]舳舻（zhú lú）相接：船只往来相接。舳：船尾。舻：船头。

[329]八表：八极之外更遥远的地方。野尘：天地间雾气蒙蒙的游尘。

[330]注集：江水和其他水流集汇之处。长写：长久流泻而难以预测。写：同泻。

[331]修灵：指水神，此处代表河流。屈原《离骚》：“怨修灵之浩荡兮。”

[332]神居帝郊：神仙居住的天帝都城之郊野。

[333]潨（cóng）：小水汇入大水。洞：急水流。

[334]鼓怒：水流冲击如同发怒。豗（huì）击：冲击。涌澓：曲折往回的水流。宕涤：流荡。

[335]狶洲：野猪出没的荒洲。狶：野猪。

[336]燕派、雷淀：当是水流和水潭名称。

[337]削长埤短：削长补短的意思。埤：增、厚。本句说将所有河流取长补短，大约有几百里方圆。

[338]轻烟：水面上轻盈的雾气。振涾：水滚滚貌。此句说上面雾气蒙蒙，下面水流汹涌、波涛滚滚，如同锅中热水鼎沸而上面雾气腾腾一样。

[339]弱草朱靡：柔弱的草茎被水冲得倒伏。朱：当是本，草的主干。洪涟：大的波纹。陇：田中高处。

[340]穹溘：高大的波浪。崩聚：崩散后再聚拢。坻：河岸。

[341]碪石：砧石，本是捣衣石，此处指水边平板大石头。

[342]碕岸：曲折的河岸。韲落：碎末般脱落。

[343]大火：火星，也称心宿。

[344]愁魄胁息：惊心动魄，屏住呼吸。惊慓：非常惊惧。

[345]诡质怪章：怪异的躯体和奇怪的花纹。质：身体。章：花纹。

[346]“则有”四句：十六种水生动物，有的实有其物，有的来源于神话。

[347]下弦：月亮在每月二十三前后，东半明而西半暗，成半圆弓形，故称下弦。内外：前后。

[348]届：到达。此处指目的地。

[349]临涂草蹙：临行写信很草率急促。

恨赋

江淹

江淹，字文通，南朝梁文学家。早年即以文章著名，抒情小赋遣词精工，尤以《别赋》、《恨赋》脍炙人口。历仕宋、齐、梁三朝，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文思渐衰，人谓“江郎才尽”。后人辑有《江文通集》。

《恨赋》是六朝抒情骈赋中的名篇。全赋着意渲染一个“恨”字，刻画了从得志皇帝到失意士人的诸多哀伤怨恨，概括了人世间各种人生的幽怨与遗憾。通篇奇峭有韵，用词考究，艺术价值颇高。

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350]。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至如秦帝按剑[351]，诸侯西驰[352]，削乎天下，同文共规[353]，华山为城，紫渊为池[354]。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方架鼋鼍以为梁[355]，巡海右以送日[356]。一旦魂断，宫车晚出[357]。

若乃赵王既虏[358]，迁于房陵[359]。薄暮心动，昧旦神兴[360]。别艳姬与美女，丧金舆及玉乘。置酒欲饮，悲来填膺。千秋万岁，为怨难胜。

至如李君降北[361]，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362]，心留雁门[363]。裂帛系书[364]，誓还汉恩。朝露溘至[365]，握手何言？

若夫明妃去时[366]，仰天太息。紫台稍远[367]，关山无极。摇风忽起，日白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368]。

至乃敬通见抵[369]，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左对孺人，右顾稚子[370]。脱略公卿，跌宕文史[371]。赍志没地，长怀无已[372]。

及夫中散下狱[373]，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374]。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375]。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376]。迁客海上[377]，流戍陇阴[378]。此人但闻悲风汩起，血下沾衿；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

若乃骑叠迹，车屯轨[379]；黄尘匝地，歌吹四起。无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注释：

[350]拱木：坟墓上的树木，此处代指坟墓。春秋时期，秦穆公派军队偷袭郑国，谋士蹇叔不同意，出兵之日，蹇叔哭师，秦穆公派人对他说：“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敛魂：指坟墓是收敛魂魄之所。

[351]秦帝按剑：秦始皇吞并天下时发愤派兵貌。

[352]诸侯西驰：诸侯纷纷向西来献地纳降。

[353]同文共规：统一天下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法令制度。

[354]紫渊为池：用紫渊作为护城河。在长安北有紫泽。

[355]架鼋鼍（yuán tuó）以为梁：《竹书纪年·下》载，周穆王三十七年伐纣，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鼋鼍以为梁。鼋：大鳖，俗称癞头鼋。鼍：扬子鳄。

[356]巡海右以送日：《艺文类聚》卷七九引《三齐略记》载：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出处。于是有神人能鞭石入海，石头尽变赤色。

[357]宫车晚出：皇帝死的委婉说法。

[358]赵王既虏：指赵幽缪王迁，秦始皇十九年（前228），被秦将王翦虏获。

[359]迁于房陵：房陵，古郡名，属今湖北。

[360]薄暮心动：傍晚时心情躁动。昧旦神兴：天还没亮便神魂萦绕。意谓时刻思念故国。李善注引《淮南子》说，赵王迁流放房陵后，思念故乡，作山木之讴，闻者莫不落泪。

[361]李君降北：指李陵投降匈奴。李陵是汉代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孙，率领五千兵与八万匈奴兵浴血奋战几昼夜而援兵不至，受伤被俘，遂投降。汉武帝杀李陵全家。

[362]上郡：郡名，汉代辖境相当于今无定河流域及内蒙古鄂托克旗等地。当是李陵曾经作战之地。

[363]雁门：郡名，西汉治所在善无（今山西右玉南）。

[364]裂帛系书：苏武被匈奴扣留十九年坚决不降。后汉使来要求放回苏武，匈奴欺骗说苏武已死，汉使说天子射猎得到一雁，雁足上系有帛书，说苏武在某某大泽中。匈奴被迫放行。李陵与苏武多有交往，给苏武信中曾说：“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所言，报恩于国主耳。”此句用苏武可以归国反衬李陵之恨。

[365]朝露溘至：人生苦短，如同朝露，很快就会过去。

[366]明妃：王昭君，因避司马昭讳而改称明君、明妃。入后宫五年不见招幸，出塞和亲下嫁匈奴呼韩邪单于，抱恨终生。

[367]紫台：犹紫宫，帝王所居。

[368]芜绝：指生命之荒废。

[369]敬通：指冯衍，字敬通，东汉上党人。晚年受排挤，闭门不出。见抵：被诋毁排挤。

[370]孺人：旧时妻子的统称。稚子：幼年儿女。

[371]脱略：轻慢。跌宕：纵横。此处意谓在文史中抒发怀抱。

[372]赍志：带着志向。怀：怀抱、理想。冯衍《与阴就书》：“怀抱不报，赍恨入冥。”

[373]中散：指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嵇康官拜中散大夫，被诬下狱。

[374]浊醪：浊酒，未经过滤之酒。素琴：不加雕饰之琴。

[375]旸：明，意谓嵇康遇到极其黑暗的时代。

[376]孽子坠心：庶子失落的心情。

[377]迁客海上：被贬谪之人在茫茫大海之上缥缈迷茫。

[378]流戍陇阴：被流放戍守边陲的人到陇阴穷荒之地。

[379]骑叠迹：骑兵的马蹄印迹相互重叠。车屯轨：战车的轨迹重叠屯集。指战场。

别赋

江淹

《别赋》是江淹的代表作品。赋中用铺陈排叙、环境烘托、情绪渲染、心理刻画等艺术手法，以浓郁的抒情笔调，通过对戍人、富豪、侠客、游宦、道士、情人别离的描写，生动具体地反映出齐梁时期社会动乱的侧影，着意表达了下层读书士子的失意情绪。艺术性很强，不愧是六朝时期骈文中的名篇。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况秦、吴兮绝国[380]，复燕、宋兮千里[381]。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382]。棹容与而讵前[383]，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384]。居人愁卧，恍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巡层楹而空掩，抚锦幕而虚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

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

至若龙马银鞍，朱轩绣轴，帐饮东都，送客金谷[385]。琴羽张兮箫鼓陈，燕、赵歌兮伤美人[386]，珠与玉兮艳暮秋，罗与绮兮娇上春。惊驷马之仰秣，耸渊鱼之赤鳞。造分手而衔涕，感寂寞而伤神[387]。

乃有剑客惭恩，少年报士[388]，韩国赵厕[389]，吴宫燕市[390]。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抆血相视[391]。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方衔感于一剑[392]，非买价于泉里[393]。金石震而色变[394]，骨肉悲而心死[395]。

或乃边郡未和，负羽从军[396]。辽水无极，雁山参云。闺中风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腾文。镜朱尘之照烂，袭青气之烟煴，攀桃李兮不忍别[397]，送爱子兮沾罗裙。

至如一赴绝国，讵相见期[398]？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399]，左右兮魄动，亲朋兮泪滋。可班荆兮赠恨[400]，惟樽酒兮叙悲。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

又若君居淄右[401]，妾家河阳[402]，同琼佩之晨照，共金炉之夕香。君结绶兮千里[403]，惜瑶草之徒芳。惭幽闺之琴瑟，晦高台之流黄[404]。春宫此青苔色[405]，秋帐含此明月光，夏簟清兮昼不暮，冬凝兮夜何长[406]！织锦曲兮泣已尽，回文诗兮影独伤[407]。

傥有华阴上士[408]，服食还山[409]。术既妙而犹学，道已寂而未传。守丹灶而不顾，炼金鼎而方坚。驾鹤上汉，骖鸾腾天。暂游万里，少别千年。惟世间兮重别，谢主人兮依然[410]。

下有芍药之诗[411]，佳人之歌[412]，桑中卫女，上宫陈娥[413]。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414]，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是以别方不定[415]，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虽渊、云之墨妙[416]，严、乐之笔精[417]，金闺之诸彦[418]，兰台之群英[419]，赋有凌云之称[420]，辨有雕龙之声[421]，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

注释：

[380]秦、吴：春秋时期古国名。绝国：绝远的国度。秦在今陕西一带，吴在今江浙一带，东西距离很遥远。

[381]燕、宋：春秋时期国名。千里：遥远。燕在今河北辽西一带，宋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382]逶迟：徘徊而迟迟不前貌。

[383]容与：本义是悠闲貌，此处引申为迟缓而荡漾不进貌。

[384]横玉柱：将琴放置而无心弹奏。玉柱：琴上之部件，挂琴弦之立柱。

[385]帐饮东都：在东都门外设帐饮酒送别。金谷：金谷园，晋代富豪石崇之豪华别墅所在地。这两句说送别地点之高贵。

[386]“琴羽张”两句：意谓美人弹琴演奏羽声音乐，同时有箫和鼓伴奏，燕、赵美女唱起伤心的离别曲。羽：五音之一。

[387]造：到。衔涕：流泪。

[388]报士：勇于报仇之士。

[389]韩国：指战国时聂政替严仲子报仇，刺死韩国宰相侠累一事。赵厕：指战国时豫让为替智伯报仇，埋伏在厕所，欲刺死赵襄子一事。均见《史记·刺客列传》。

[390]吴宫：指春秋时期吴国专诸为阖闾刺杀吴王僚一事。燕市：指荆轲刺秦王嬴政一事。均见《史记·刺客列传》。

[391]抆血：擦拭血泪。

[392]衔感于一剑：为感激知遇之恩，决心仗剑相报。

[393]买价：换取名声。泉里：黄泉之下，指死。

[394]金石震：钟磬类打击乐声音洪大。色变：脸色大变。《燕丹子·下》载：荆轲与秦舞阳至秦，“轲奉于期首，舞阳奉地图，钟鼓并发，群臣皆呼万岁。舞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

[395]骨肉悲：指聂政刺死侠累后，自己毁容而避免被认出拖累家人。韩国陈尸于市，悬赏认识者。聂政姐姐聂莹悲其弟身死而名不扬，抱尸大哭，在弟弟身旁悲哀而死。

[396]负羽：指从军。羽：箭。

[397]桃李：比喻夫妇。

[398]讵相见期：哪里有相见的日期，即相见无期。讵：岂、哪里。

[399]决：同诀，永别。北梁：分手之桥梁。北：通背。语出王褒《九怀·陶壅》：“济江海兮蝉蜕，绝北梁兮永辞。”

[400]班荆：将路边草地简单处理便坐下。赠恨：相互诉说离别之苦。

[401]淄右：淄河（在今山东）之西。

[402]河阳：地名，今河南孟州。也泛指黄河北。

[403]结绶：出仕当官。绶：系官印的丝带。

[404]流黄：黄色丝织品。

[405]春宫：此处指女子住处。（bì）：闭门。

[406]（gāng）：灯。凝：昏沉无光。

[407]“织锦”两句：前秦苻坚时，将军窦滔宠爱姬妾而冷落妻子苏蕙，苏蕙织锦为回文诗，纵横反复皆成章句，便是著名的“织锦回文诗”。

[408]华阴：今陕西华阴。上士：指道士。据《列仙传》载，道士修芊在华阴山下石室中修道成仙，不知所终。

[409]服食：道教炼丹药服食以求成仙。

[410]谢主人：告别家人。依然：也非常留恋。

[411]芍药之诗：《诗经·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芍药：花名，古代将其看作是男女爱情的象征。

[412]佳人之歌：汉代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413]桑中卫女，上宫陈娥：《诗经·鄘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桑中、上宫为男女约会之地。鄘属卫地。

[414]南浦：屈原《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后世因以南浦代指男女话别之地。

[415]别方不定：离别的方式不确定。

[416]渊：西汉王褒字子渊。云：西汉末辞赋家扬雄字子云。

[417]严：西汉严安。乐：西汉徐乐。二人都是著名文士。

[418]金闺：金马门，汉官署名，征召之文士待诏此处。

[419]兰台：台名，汉宫中藏书之地。

[420]凌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上奏《大人赋》，汉武帝大悦，“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

[421]雕龙：战国齐人驺衍、驺奭善于辩论，齐人说：“谈天衍，雕龙奭。”

北山移文

孔稚珪

孔稚珪，字德璋，南朝齐骈文家。曾任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南齐书》有传，称他“风韵清疏，好文咏”、“盛营山水”、“不乐世务”。有《孔詹事集》。

《北山移文》是一篇成熟的骈体文。文中假借北山神灵的口吻，用移檄的形式，以当时名士周颙为靶子，对当时社会上把隐居当作终南捷径的知识分子，蛰居时道貌岸然，应诏时志变神动，出仕后趋名嗜利的虚伪面貌，予以深刻揭露、辛辣嘲讽。文章工丽诙奇，尖锐泼辣，活泼生动，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历来为人传诵。

钟山之英[422]，草堂之灵[423]，驰烟驿路，勒移山庭[424]。夫以耿介拔俗之标，萧洒出尘之想，度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万乘其如脱[425]，闻凤吹于洛浦[426]，值薪歌于延濑[427]，固亦有焉。岂期终始参差[428]，苍黄翻覆[429]，泪翟子之悲[430]，恸朱公之哭[431]。乍回迹以心染[432]，或先贞而后黩[433]，何其谬哉！呜呼，尚生不存[434]，仲氏既往[435]，山阿寂寥，千载谁赏！

世有周子，隽俗之士[436]，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学遁东鲁[437]，习隐南郭[438]，偶吹草堂[439]，滥巾北岳[440]。诱我松桂，欺我云壑。虽假容于江皋[441]，乃缨情于好爵。其始至也，将欲排巢父，拉许由[442]，傲百氏，蔑王侯。风情张日，霜气横秋。或叹幽人长往，或怨王孙不游。谈空空于释部[443]，核玄玄于道流[444]，务光何足比[445]，涓子不能俦[446]。及其鸣驺入谷[447]，鹤书赴陇[448]，形驰魄散，志变神动。尔乃眉轩席次，袂耸筵上[449]，焚芰制而裂荷衣[450]，抗尘容而走俗状。风云凄其带愤[451]，石泉咽而下怆，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而如丧[452]。

至其钮金章，绾墨绶[453]，跨属城之雄，冠百里之首[454]。张英风于海甸，驰妙誉于浙右。道帙长摈，法筵久埋[455]。敲扑喧嚣犯其虑，牒诉倥偬装其怀[456]。琴歌既断，酒赋无续，常绸缪于结课，每纷纶于折狱[457]，笼张赵于往图，架卓鲁于前箓[458]，希踪三辅豪，驰声九州牧[459]。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阴，白云谁侣？磵户摧绝无与归，石径荒凉徒延伫[460]。至于还飙入幕，写雾出楹[461]，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昔闻投簪逸海岸[462]，今见解兰缚尘缨[463]。

于是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慨游子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吊[464]。故其林惭无尽，涧愧不歇，秋桂遣风，春萝罢月。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465]。今又促装下邑，浪栧上京[466]，虽情殷于魏阙，或假步于山扃[467]。岂可使芳杜厚颜，薜荔蒙耻，碧岭再辱，丹崖重滓，尘游躅于蕙路，污渌池以洗耳[468]。宜扃岫幌，掩云关，敛轻雾，藏鸣湍[469]。截来辕于谷口，污妄辔于郊端。于是丛条瞋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低枝而扫迹。请迥俗士驾，为君谢逋客[470]。

注释：

[422]英：英灵，指山神。

[423]草堂之灵：草堂的精灵。周颙隐居钟山时，其居室曰草堂。

[424]“驰烟驿路”两句：神灵奔驰的踪影在驿路之上，在山庭刻写碑文。

[425]屣万乘：把天子之位看成草鞋一样。

[426]凤吹：传说仙人王子乔好吹笙作凤鸣之声，游于伊、洛之间。

[427]薪歌：据吕向说，苏门先生游于延濑，遇一采薪之人，高洁神秘。

[428]终始参差：始终不同，此处指歧路。

[429]苍黄翻覆：青色黄色反复不确定。指白色的丝可以染成各种颜色。

[430]翟子：指墨翟。谓墨子见到染丝可青可黄，便悲泣。

[431]朱公：指杨朱，杨朱见歧路而哭，因不知何去。

[432]乍回迹：暂时隐居在山林，但心染世俗红尘。

[433]贞：贞洁。黩：污垢。

[434]尚生：东汉高士尚长，字子平。儿女婚嫁事毕，便离家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又作向长。

[435]仲氏：指后汉仲长统，隐居不仕。既往：已经往生，指去世。

[436]周子：指周颙。隽俗：才智出众。

[437]学遁东鲁：学习颜阖而在东鲁隐居。《庄子·让王》载，鲁君闻颜阖是得道之人，便派人去请。

[438]习隐南郭：学习南郭过隐居生活。《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头而嘘。荅焉似丧其偶。”

[439]偶吹：偶尔如同南郭先生那样滥竽充数吹一吹竽。

[440]滥巾：戴着隐士的头巾而冒充隐士。

[441]江皋：江边高地。

[442]排巢父：排斥巢父。巢父和许由是同时代人，高隐之士。拉许由：超过许由。许由是尧时高士。

[443]释部：指佛教与佛经。

[444]道流：指道教与玄学。

[445]务光：《神仙传》中人物，传说是夏朝人，有异术。

[446]涓子：《神仙传》中人物，齐人，隐于宕山，好饵术，能乘风飞行。

[447]鸣驺：指皇帝征召贤士的车驾，车上有铃铛。

[448]鹤书：字体名，即鹤头书，皇帝诏书专用书体。

[449]尔乃：于是就。眉轩席次：在宴席上扬眉吐气。袂耸筵上：在酒宴上挥袖耸肩。形容其得意扬扬貌。

[450]焚芰制而裂荷衣：焚烧撕裂芰荷做的衣裳。芰：菱角。比喻修养高洁。

[451]“风云”句：风云看到周颙之丑态都感觉凄怆。

[452]“石泉”三句：均是拟人，意谓石头泉水也呜咽落泪，山冈树林也垂头，花草树木都丧气。

[453]钮金章：佩戴铜制的金印。绾（wǎn）墨绶：金印上系着黑色的丝绳。都是县令的官印佩饰。

[454]属城：在临近几个县城中他的县城最大，他成为百里之内的长官。方圆百里便是一县之境。时周颙出任海盐县令。

[455]道帙：道教的书。摈：抛弃。法筵：佛家讲经的讲席。埋：埋起来。谓再也不用。

[456]敲扑：敲打鞭笞。喧嚣：吵闹喧哗。牒诉：公文诉讼状。倥偬：风风火火很急迫。

[457]绸缪：紧张准备。结课：政绩考核。纷纶：纷纭复杂。折狱：判断案件。

[458]张赵：西汉张敞、赵广汉都当过京兆尹，很显贵。卓鲁：东汉卓茂、鲁恭都当过县令。四人都是名吏。

[459]三辅：汉代将京师长安附近分为京兆、左冯翊、右扶风，辅卫京城，合称三辅。九州：古代天下分为九州。长官是州牧。

[460]磵户：山涧的门户。摧绝：毁坏。延伫：伫立停留。

[461]还飙：回环的风。写雾：涌动奔泻的雾气。写：同泻。

[462]投簪：扔掉簪缨。意谓弃官不做。

[463]解兰缚尘缨：解下兰佩而被尘世所束缚。

[464]“慨游子”两句：山神慨叹假隐士欺骗了自己，也没有人来慰问。游子：指周颙。

[465]“骋西山”两句：是说山神受了周颙的欺骗，曾经想要宣扬他隐逸的高论，赞美他清高的素志。

[466]促装下邑：急促装束到下邑去赴任。浪栧上京：乘船去京师。

[467]魏阙：宫门两边的门楼，指朝廷。山扃：山门。

[468]尘：扬尘。躅：踪迹。渌池：清水池。

[469]“宜扃”四句：意谓山间之山峰、云彩、雾气、流水躲藏起来。

[470]逋客：逃跑的人。指周颙。

答谢中书书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南朝道教思想家、文学家。隐居茅山，“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

在这篇以书信形式写给友人谢中书的抒情小品中，作者状写了对山川秀景的酷爱之情，表达了娱情山水的思想。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471]，自康乐以来[472]，未复有能与其奇者[473]。

注释：

[471]欲界：佛家所谓三界之一，即有七情六欲的众生所居住的世界，指人间。

[472]康乐：谢灵运封康乐公，后世称之为谢康乐。

[473]与其奇：赞美其奇特。

与陈伯之书

丘迟

丘迟，字希范，南朝梁文学家。八岁便能属文。初仕齐，后入梁，以文才见重于梁武帝，官至永嘉太守、司空从事中郎。

本文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招降文字，也是丘迟的代表作。陈伯之，梁时为江州刺史，后起兵反梁，兵败后投降北魏。临川王萧宏率兵北伐，与陈伯之对垒，萧宏命记室丘迟以个人名义向陈伯之写信劝降。信中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于叙事之中寄寓褒贬之情，蕴涵劝降之意，讲明形势，晓以利害；特别注重在“情”字上做文章，让对方感到处处在为他着想。文章内容充实，说理透彻，感情真挚，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无恙，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昔因机变化[474]，遭逢明主[475]，立功立事，开国称孤，朱轮华毂，拥旄万里[476]，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对穹庐以屈膝，又何劣耶？

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论功，弃瑕录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非假仆一二谈也。朱鲔喋血于友于[477]，张绣剚刃于爱子[478]，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夫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479]。将军松柏不剪[480]，亲戚安居；高台未倾[481]，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佩紫怀黄[482]，赞帷幄之谋；乘轺建节，奉疆埸之任。并刑马作誓[483]，传之子孙。将军独颜借命，驱驰毡裘之长，宁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东市[484]；姚泓之盛，面缚西都[485]。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486]，无取杂种[487]。北虏僭盗中原，多历年所，恶积祸盈，理至燋烂[488]。况伪孽昏狡，自相夷戮[489]，部落携离，酋豪猜贰[490]，方当系颈蛮邸，悬首藁街[491]。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492]，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493]，吴子之泣西河[494]，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495]，楛矢东来[496]，夜郎、滇池解辫请职[497]，朝鲜、昌海蹶角受化[498]；唯北狄野心[499]，倔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500]，明德茂亲[501]，总兹戎重[502]，吊民洛汭，伐罪秦中[503]，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504]，君其详之。

丘迟顿首。

注释：

[474]因机变化：顺应时机而变化。指陈伯之当初背齐归梁。

[475]明主：指梁武帝萧衍。

[476]旄：古代用牦牛尾装饰的旗帜。指旄节，一种符节。陈伯之曾经任江州刺史。故称拥旄。万里：李善注引荀悦《汉纪》：“今之州牧，号为万里。”

[477]朱鲔（wěi）：王莽末年绿林军将领，参与杀光武帝刘秀兄长，后投降，刘秀赦免他。友于：兄弟。

[478]张绣：汉末建安中，张绣投降曹操后复反，杀曹操长子曹昂，后再降曹操，曹操待之如旧。剚刃：插刀，指杀死曹昂。

[479]吞舟是漏：桓宽《盐铁论·刑德》：“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也，网漏吞舟之鱼。”意谓法网宽松。

[480]松柏：代指坟墓，坟墓周围多植松柏。

[481]高台：指住宅房屋。

[482]佩紫怀黄：指做高官，佩戴紫绶，怀有黄金印。

[483]刑马：古代诸侯结盟，杀白马，饮血为誓。此句说梁有誓约，功臣名将的爵位可以传之子孙。

[484]慕容超：南燕君主，失败被杀。

[485]姚泓：后秦君主，失败被缚。

[486]姬汉旧邦：周朝汉朝原有的领土。

[487]杂种：华夏民族以外其他民族。

[488]燋烂：焦头烂额，指失败。

[489]伪孽：指北魏宣武帝。夷戮：屠杀。

[490]携离：四分五裂。酋豪：部落首领。猜贰：相互猜疑而各怀二心。

[491]系颈蛮邸：谓外族首领将要投降。藁街：汉朝长安城中街名，少数民族政权在长安馆驿所在。

[492]抚弦登陴：抚摸弓弦而登上城墙。陴：城上女墙。

[493]廉公：指战国赵国名将廉颇，晚年还想回赵国统领军队。

[494]吴子：指战国时名将吴起，曾治西河，后被谗毁离开。吴起哭泣不被信任，魏国将要削弱。

[495]白环西献：传说舜时西王母献白环及佩。

[496]楛矢东来：《孔子家语》载，周武王灭商后，北方肃慎来献楛矢。楛矢：一种箭。

[497]夜郎：古国名，在今贵州桐梓东。滇池：古国名，在今云南昆明南。解辫：解开辫子换上汉服，表示归化。

[498]昌海：古国名，在今新疆罗布泊附近。蹶角：谓以额角触地归附。

[499]北狄：北方少数民族统称。此处指北魏政权。

[500]中军：指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

[501]明德：道德清明。茂亲：重视亲情。

[502]总兹戎重：统领这支重兵。

[503]吊民：慰问百姓。洛汭：洛水入黄河处，指河南洛阳以及巩义一带。伐罪：讨伐有罪者。秦中：关中。

[504]聊布往怀：姑且陈述我们以往的情怀。

与宋元思书

吴均

吴均，字叔庠，南朝梁文学家。工诗文，兼擅史学。《梁书》本传称：“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效之，号为‘吴均体’。”曾为郡主簿、奉朝请，因私撰《齐春秋》被免职。后又奉诏著《通史》，未竟而卒。

在这篇信札体的山水小品里，作者生动地描绘了富春江上的景色。着墨无多，而景观历历如绘，宛如身临其境，读后顿觉心旷神怡。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505]，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506]，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流甚箭，猛浪若奔[507]。夹岸高山，皆生寒树[508]，负势竞上，互相轩邈[509]，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510]，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注释：

[505]富阳：今浙江富阳，临富春江。桐庐：也临富春江。

[506]缥碧：青苍色。

[507]奔：奔跑的马。两句谓急流快过飞箭，猛浪势如奔马。

[508]寒树：耐寒常绿之树。

[509]轩邈：犹言轩轾，相互争高下。

[510]鸢飞戾天：鹞鹰高飞到天空。鸢：鹞鹰。戾：到、至。

江水

郦道元

郦道元，字善长，北朝著名学者。遍览奇书，历游山水，撰有《水经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曾任荆州刺史、鲁阳太守、河南尹等职，为官清峻，不避权贵，后被政敌谋杀。

本文摘录自《水经注》。文中不仅细致地描述了奇突万态的险滩、江水，而且状写了三峡两岸不同季节的壮丽景观。用词讲究，语言清丽，洵为山水游记中的妙品。

江水又东，迳巫峡[511]，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

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此山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512]，晋太元二年又崩[513]。当崩之日，水逆流百余里，涌起数十丈。今滩上有石，或圆如箪[514]，或方似屋，若此者甚众，皆崩崖所陨，致怒湍流，故谓之“新崩滩”。其颓崖所余，比之诸岭，尚为竦桀[515]。其下十余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峡所无，乃当抗峰岷、峨[516]，偕岭衡、疑[517]。其翼附群山，并概青云[518]，更就霄汉，辨其优劣耳。西，即巫山者也。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519]，不见曦月[520]。至于夏水襄陵[521]，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522]，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523]，不以疾也[524]。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525]，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526]，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527]，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528]！”

注释：

[511]迳：同经。

[512]“此山”句：《后汉书·五行志》载：“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夏，闰四月，戊辰，南郡秭归山，高四百丈，崩，填壑，杀百余人。”

[513]晋太元二年：377年。

[514]箪（dān）：古代盛饭的圆形竹器。

[515]竦桀：高耸杰出。

[516]抗峰岷、峨：大巫山可以和岷山、峨眉山争高低。

[517]偕岭衡、疑：可以和衡山、九嶷山相比。

[518]翼附：两侧其他相连的群山。概：平。

[519]自非：如果不是。亭午：正午。夜分：半夜。

[520]曦（xī）月：日月。曦：日光。

[521]襄：上涨，升到……之上。陵：大土山。

[522]白帝：城名，在今重庆奉节。江陵：在今湖北。

[523]奔：飞奔的骏马。御风：驾驭长风。

[524]不以：不如。疾：快，迅速。

[525]清荣峻茂：水清山峻，草木茂盛。

[526]霜旦：秋天有霜的早晨。

[527]高猿：在高山上的猿猴。属（zhǔ）引：连绵不绝，连续不断。凄异：异常凄凉。

[528]巴东：今重庆东部的奉节、巫山等地，古代属巴东郡。

哀江南赋序

庾信

庾信，字子山，南北朝辞赋的集大成者。早有文名，十五岁即做梁昭明太子的侍从官，后为东宫讲读学士。中年奉命出使西魏，被留在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家国之思、屈仕之愧、羁旅之悲，使他的诗文变得悲凉、沉郁、萧瑟，一改过去宫体诗、骈体文的浮华艳冶风格，从而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庾信在仕周晚年，追怀往昔，写成有名的《哀江南赋》，本文为赋序。序中叙述了个人的经历，点出作赋的立意，披露梁之败亡与自己羁身异国的痛苦心情。此时他已消除顾忌，得以纵笔直书，于是，以雄健清新的文笔，把“危苦之辞”抒发得淋漓尽致。

粤以戊辰之年[529]，建亥之月[530]，大盗移国[531]，金陵瓦解[532]。余乃窜身荒谷[533]，公私涂炭[534]。华阳奔命[535]，有去无归[536]，中兴道销[537]，穷于甲戌[538]，三日哭于都亭[539]，三年囚于别馆[540]。天道周星[541]，物极不反[542]。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543]；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544]。昔桓君山之志事[545]，杜元凯之平生[546]，并有著书，咸能自叙[547]。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548]；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549]。信年始二毛[550]，即逢丧乱，藐是流离[551]，至于暮齿[552]。燕歌远别[553]，悲不自胜；楚老相逢[554]，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555]，忽践秦庭[556]；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557]。下亭漂泊[558]，高桥羁旅[559]；楚歌非取乐之方[560]，鲁酒无忘忧之用[561]。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562]；壮士不还，寒风萧瑟[563]。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564]；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565]。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566]；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567]。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568]；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569]。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570]；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571]！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572]；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573]；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574]；芟夷斩伐[575]，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576]。头会箕敛者[577]，合从缔交[578]；锄耰棘矜者[579]，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580]，终于三百年乎[581]？是知并吞六合[582]，不免轵道之灾[583]；混一车书[584]，无救平阳之祸[585]。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586]，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587]；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588]。

注释：

[529]粤：发语词。戊辰之年：梁武帝太清二年（548）。

[530]建亥之月：农历十月。

[531]大盗移国：指侯景在太清二年八月间起兵叛梁，十月即攻陷梁国首都金陵。

[532]金陵瓦解：国都金陵沦陷。金陵，即今江苏南京。

[533]余：庾信自称。窜身：逃跑藏匿。荒谷：荒野的山谷。一说是楚地名。庾信当时冒险逃跑到江陵（今湖北江陵）。

[534]公私：公家和私家。涂炭：陷在泥土和炭火之中，比喻遭遇磨难。

[535]华阳：指江陵，因其在华山之阳，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乱，即位后，定都江陵。承圣三年（554），派庾信出使西魏。奔命：言从华阳江陵奉命出使奔走至西魏首都长安。

[536]有去无归：庾信到长安后被扣留，再也没有回到南方。

[537]中兴道销：梁元帝讨平侯景，开启中兴之业，但江陵又被西魏攻陷，中兴之路就此消亡。

[538]甲戌：即承圣三年。这一年，西魏军队攻陷江陵，梁元帝被杀。

[539]都亭：都城中之亭。三国蜀亡时，蜀将罗宪守永安城，听到后主刘禅投降消息，率领部下在都亭哭了三天。

[540]别馆：使馆之外的馆舍。庾信以使者身份被扣押，居住在别处。

[541]天道周星：天道周而复始，有循环。

[542]物极不反：但梁王朝则一去不复返了。故如此说。

[543]傅燮：后汉末年人，为汉阳太守。城被叛军围攻，他儿子劝他弃城归乡。他不肯而守城战死。庾信感觉自己和傅燮遭遇相似，无处可以逃生。见《后汉书·傅燮传》。

[544]袁安：后汉人，官司徒。和帝时，外戚专横，皇帝幼弱，每次和公卿谈论天下大事，袁安总是呜咽流涕。见《后汉书·袁安传》。

[545]桓君山：即桓谭，后汉时人，著书二十九篇，名《新论》。

[546]杜元凯：即杜预，晋代人，著有《春秋经传集解》。

[547]自叙：古人自序内容，常表述自己身世和写作意图。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自序说：“少而好学，在官则观于吏治，在家则滋味典籍。”

[548]潘岳：晋代诗人，长于悼亡，曾作《家风诗》。

[549]陆机：晋代诗人，祖父陆逊、父亲陆抗均东吴名将重臣，世有功勋。陆机《文赋》有“咏世德之骏烈”之句，并作有《祖德》、《述先》二赋。

[550]二毛：头发有黑白二色。侯景之乱时庾信三十六岁，使魏时四十二岁。

[551]藐：远。

[552]暮齿：晚年。庾信作此赋时已是晚年。

[553]燕歌远别：庾信同时人王褒曾作《燕歌行》，梁元帝和文士们皆作歌和之，庾信集中也有和作。大都写别离之情，哀婉凄切。

[554]楚老：西汉末，楚地人龚胜以名节著称，王莽遣使征召他，他不愿事二姓，不食而死。见《汉书·龚胜传》。

[555]畏南山之雨：《列女传》：“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远害。”庾信当初本来想隐藏远害，忽奉命出使。

[556]忽践秦庭：《史记·楚世家》载，楚昭王时，楚都被吴国攻陷，申包胥至秦庭痛哭，终于搬来救兵恢复楚国。这句说自己到西魏求救，本图保梁国。

[557]“让东海”两句：反用伯夷、叔齐之典。伯夷、叔齐本孤竹国之公子，二人坚决让国，离国出走，投奔西岐，正逢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而谏，不从。后来周朝建立，二人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这里是说自己则不如夷齐之义气，而出任敌国之官职。

[558]下亭：后汉孔嵩被征召至京师，路宿下亭，马被盗。见《后汉书·范式传》。这句说自己旅途漂泊的遭遇。

[559]高桥：在江苏苏州阊门内。汉皋伯通住在桥边，梁鸿曾经在他家做佣工。本句以梁鸿自比，写自己寄居他乡的生活。

[560]楚歌：刘邦欲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为太子，不成。戚夫人涕泣，刘邦安慰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见《汉书·高帝纪》。

[561]鲁酒：薄酒。相传楚王会诸侯，鲁国所献的酒味薄。

[562]“将军”两句：东汉冯异，每当诸将争论功劳时，他都独自依靠在大树下，军中号称大树将军。

[563]“壮士”两句：《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赴秦刺秦王，燕太子丹送他过易水，荆轲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564]荆璧睨柱：用蔺相如典故。蔺相如出使秦国，以大无畏精神和高度智慧完璧归赵，没有被秦国欺骗。此处庾信说自己出使西魏则被欺。

[565]“载书”两句：用战国时期毛遂自荐随平原君使楚而和楚国结盟成功的典故，说自己出使魏国，未能结盟，反而使国家遭到对方攻打而灭亡。

[566]“钟仪”两句：春秋时期楚国人钟仪，被晋国囚禁在军府中，晋侯见了，问道：“南冠而系者谁也？”使他弹琴，演奏的是楚国曲调。晋国君臣很尊敬他，礼貌地送他回国。

[567]“季孙”两句：季孙即鲁国季孙意如，季平子。随昭公参加平丘之盟，邾、莒等国告发鲁国侵伐其地。晋侯便不允许鲁国参与结盟，并扣留季孙意如，留在西河。西河，今陕西东境。行人，掌朝觐聘问之官。

[568]“申包胥”两句：《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到秦国祈求救兵，依庭墙日夜哭泣，七天不进水浆。秦王为赋《无衣》之诗，暗示愿意出兵相救，申包胥乃九顿首而坐。

[569]“蔡威公”两句：春秋时期，蔡威公知道自己国家将亡，闭门而泣，三日三夜，泪尽继之以血。见刘向《说苑》。

[570]“钓台”两句：钓台在武昌（今湖北武汉），三国时孙权曾经在此饮酒大欢。晋陶侃镇武昌，令诸营种柳树。此处代指江南。庾信是说自己在北国无法望到江南的故国家乡。

[571]“华亭”两句：华亭，在今上海松江。吴国亡后，陆机兄弟隐居在此。后来到洛阳入仕，动乱中被杀，临刑前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此处说自己在北方，听不到华亭鹤唳。

[572]“孙策”两句：孙策凭借很少的军队，便开创了三分天下的基业。旅：古代五百人为一旅。

[573]“项籍”两句：项籍即项羽，率领八千子弟兵渡江，后为西楚霸王。

[574]卷甲：指逃跑。说梁国军队，不堪一战。

[575]芟（shān）：铲除。夷：削平。

[576]亭壁：指军营壁垒。但也不起作用。

[577]头会箕敛：按照人头数出粮谷而用簸箕来收取。意谓赋税繁重。

[578]合从：起事者相互联合。

[579]锄耰（yōu）：锄头和碎土农具。棘矜：棍棒。

[580]江表：江南。王气：帝王之气运。

[581]三百年：从孙权建立东吴政权，历经东晋、宋、齐、梁，大约三百年。

[582]六合：东西南北四方加天地为六合。

[583]轵（zhǐ）道：在今陕西咸阳西北。这句说汉高祖入关，秦子婴投降于轵道旁。

[584]混一车书：秦统一天下，车同轨，书同文。此处指晋朝统一天下。

[585]平阳：晋怀帝和晋愍帝都在平阳被杀。

[586]飙（biāo）：暴风，即台风。

[587]陆士衡：陆机，当年他听说左思准备创作《三都赋》，拊掌大笑。及赋出，陆机也极其敬佩。

[588]张平子：后汉张衡，他看到班固的《两都赋》，薄而陋之，因另作《二京赋》。

唐文

28篇

谏太宗十思疏

魏徵

魏徵，字玄成，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早岁孤贫，但酷嗜读书，不理家业。曾任谏议大夫，有胆识，敢直谏，史称“诤臣”。为文崇尚质朴纯正，词旨剀切，气势雄峻。

本文选自《旧唐书》本传。太宗李世民为一代英主，但在唐王朝政权底定之后，出现了“太平盛世”，颂声盈耳，生活遂逐渐奢靡。就此，魏徵上书劝诫，提出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文章议论剀切，说理透彻，言辞婉转，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1]，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2]。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3]。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4]。虽董之以严刑[5]，振之以威怒[6]，终苟免而不怀仁[7]，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诚能见可欲[8]，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9]，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10]，则思三驱以为度[11]；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12]。简能而任之[13]，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14]。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注释：

[1]承天景命：承受上天重大的任命。

[2]克：能够。盖：大约。

[3]傲物：轻视他人。

[4]骨肉：亲人。行路：路人。

[5]董：监督。之：百姓。

[6]振：震慑。威怒：声威。

[7]苟免：假如免于严刑。

[8]欲：自己嗜好的东西。

[9]作：建造。

[10]盘游：这里指狩猎。

[11]三驱：打猎时，合三面，放开一面，让猎物逃走。意思是不要赶尽杀绝。度：限度。

[12]宏：扩大。兹：这些。九德：《尚书·皋陶谟》：“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13]简：选拔。任：任用。

[14]垂：垂衣。拱：敛手。

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王勃

王勃，字子安，唐代著名诗人、作家。年少便博学多才，不到二十岁即应举及第。沛王闻其才名，召为修撰。因戏作《檄英王斗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后来由于擅杀官奴，按律当诛，遇赦免死。渡海省亲，于南海溺水而亡。

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为文力矫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扩大了题材范围，显示出刚健清新的风格。有《王子安集》。

洪府，即江西南昌。王勃赴交趾省父，路过洪府，参加了由都督阎公在滕王阁举行的宴会，登楼赋诗，并作此序。称颂了滕王阁的壮观，描绘了这次宴饮游娱的盛况，即景生情，倾吐了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及怀才不遇的衷肠。写作技巧高超，文辞丰赡华美，博得时人与后人的交口称赞。

南昌故郡[15]，洪都新府[16]。星分翼轸[17]，地接衡庐[18]。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19]；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20]。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21]，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22]；宇文新州之懿范[23]，襜帷暂驻[24]。十旬休假[25]，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26]，王将军之武库[27]。家君作宰，路出名区[28]；童子何知[29]，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于上路[30]，访风景于崇阿[31]。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32]。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冈峦之体势。披绣闼[33]，俯雕甍[34]，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35]。虹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36]；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37]。

遥吟俯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38]，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39]，气凌彭泽之樽[40]；邺水朱华[41]，光照临川之笔[42]。四美具[43]，二难并[44]。穷睇眄于中天，极娱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45]，奉宣室以何年[46]？

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47]，李广难封[48]。屈贾谊于长沙[49]，非无圣主[50]；窜梁鸿于海曲[51]，岂乏明时[52]。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53]，处涸辙以犹欢[54]。北海虽赊[55]，扶摇可接[56]；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57]；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58]！

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59]；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60]。舍簪笏于百龄[61]，奉晨昏于万里[62]。非谢家之宝树[63]，接孟氏之芳邻[64]。他日趋庭，叨陪鲤对[65]；今晨捧袂，喜托龙门[66]。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67]；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68]？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69]，梓泽丘墟[70]。临别赠言，幸承恩于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于群公。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71]！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注释：

[15]南昌：汉豫章郡县名，又是郡治所在地，所以称“故郡”。

[16]洪都：唐代把豫章郡改为洪州，在洪州设都督府，所以叫“新府”。

[17]分：分界。翼、轸：均为二十八星宿之一。意思是星空的分界与翼、轸两颗星宿相邻。

[18]衡：衡山，这里代指衡州。庐：庐山，这里代指江州。意思是州境与衡、江两州相接。

[19]物华天宝：人间物产的精华，化为天上的宝气。斗、牛：均为二十八星宿之一。事见《晋书·张华传》：晋武帝时，牛、斗之间常有紫气照射。张华命人寻找，在丰城牢狱的地下掘出龙泉、太阿二剑，后宝剑入水化为双龙。墟：星座所在之处。

[20]徐孺：名穉，东汉豫章南昌人，当时的隐士。陈蕃：东汉豫章太守，当时的名士。下……之榻：留宿。事见《后汉书·徐穉传》：东汉名士陈蕃为豫章太守，不接宾客，只有徐穉来访时，才设一睡榻，徐穉去后又悬置起来。

[21]台隍：指城池。枕：占据。夷：荆楚一带。夏：中原地区。

[22]棨戟：外有赤黑色缯作套的木戟，这里指仪仗。遥临：远道来这里做官。

[23]宇文新州：复姓宇文的新州刺史。懿范：美好的风范。

[24]襜帷：车上的帷幕，这里指刺史的车马。

[25]十旬：唐制，十日为一旬，遇旬则官员修沐，称为“旬休”。假：空闲。滕王阁宴会，正值官员们例假休息的空闲日子。

[26]紫电、青霜：都是古代著名的宝剑。

[27]武库：引申为军士韬略。

[28]出：经过。意思是父亲在南方当县令，因省亲而路过这个名胜之地。

[29]童子：小孩，这里是王勃自指。

[30]俨：驱使。骖：驾车的马。上路：高路。

[31]崇阿：高峻的丘陵。

[32]临：来到。帝子、仙人：都指滕王李元婴。长洲：江边沙洲。旧馆：指滕王阁。

[33]披：打开。闼：门。

[34]甍：屋脊。

[35]青雀、黄龙：形状像青雀、黄龙的船。轴：船后持舵的地方。

[36]响：声音。穷：直达。彭蠡：即今天的鄱阳湖。

[37]断：止。衡阳：今属湖南境内，境内有回雁峰。相传大雁飞到回雁峰就不再向南飞。浦：水滨。

[38]爽籁：参差不齐的排箫。

[39]睢园：汉梁孝王聚集文士饮酒赋诗的地方，在睢阳（今河南商丘）。

[40]彭泽：指晋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世称“陶彭泽”。樽：酒杯。这两句的意思是就像聚会在绿竹丛生的睢园里，饮酒的豪气简直超过了当年的陶渊明。

[41]邺水：在邺下（今河北临漳），是曹魏政权兴起的地方。朱华：荷花。曹植《公宴诗》：“朱华冒绿池。”

[42]临川：在今江西抚州。这里代指谢灵运，他曾任临川内史。这两句的意思是就像当年的曹植，在邺都写出《公宴诗》，文采简直可与谢灵运媲美。

[43]四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

[44]二难：贤主、嘉宾难以兼得。

[45]帝阍：天帝的守门人，这里指宫门。

[46]宣室：这里代指国君。汉未央宫正殿，是皇帝召见大臣议事之处。

[47]冯唐易老：冯唐是汉文帝时以孝著名的官员，景帝时免官，武帝求贤士，有人推荐冯唐，但已经九十多岁了，不能再做官。这里用冯唐的遭遇自叹唯恐老之将至，仍不能为官。

[48]李广难封：李广是汉武帝时的名将，多次与匈奴作战，军功显著，始终没有封爵。这里用李广的遭遇自叹功业难成，地位卑下。

[49]屈贾谊于长沙：贾谊在汉文帝时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50]圣主：汉文帝。

[51]窜梁鸿于海曲：东汉梁鸿因得罪汉章帝避居齐鲁、吴中。海曲：靠近海的地方。

[52]明时：指汉章帝时代。

[53]贪泉：在广州附近石门。传说喝贪泉的水，就会贪得无厌。

[54]涸辙：比喻困境。

[55]赊：遥远。

[56]扶摇：旋风。

[57]孟尝：东汉会稽上虞人，曾任合浦太守，以廉洁奉公著称，后因病隐居。这句的意思是自己像孟尝一样，空有报国之心，却终不被任用。

[58]阮籍：晋代名士，经常独自驾车出行，走到没有道路的地方就大哭而返。这句的意思是自己可以像阮籍一样狂放不守礼法，却不能效仿他那样穷途哭返。

[59]终军：西汉人，二十多岁时出使南越，“请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请缨：自请从军杀敌为“请缨”。弱冠：古人二十岁行冠礼，表示成年。等：相仿。这句的意思是与终军年纪相仿，却报国无门。

[60]投笔：东汉班超曾投笔从戎，通西域有功。宗悫：南朝宋南阳人，年少时曾向叔父自述志向，“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这句的意思是爱慕宗悫有远大的抱负，自己也有从军之志。

[61]簪笏：冠簪、手板，都是官吏上朝的用物，这里代指官职。百龄：一生。这里的意思是宁愿舍去一生的功名富贵。

[62]奉：侍奉。晨昏：父母。

[63]谢家之宝树：谢安问子侄辈，为什么人们希望小孩成才？谢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这里用宝树比喻好子弟，意思是自己不是有出息之辈。

[64]孟氏：孟子。传说孟母为了教育孟子三次搬家。芳邻：好邻居。这句的意思是能与参加宴会的嘉宾交结。

[65]他日：来日。趋庭：到父亲面前。叨：有愧于。鲤：孔鲤，孔子的儿子。孔鲤曾在庭前受教于父亲。这句的意思是过些时候将要到父亲那里接受教诲。

[66]捧袂：举起双袖作揖，表示恭敬。龙门：东汉李膺是名士，当时的人有被他认为是朋友的，被称为登龙门。托：登。意思是这次能在宴会上拜见阎公，就像登龙门一样令人高兴。

[67]杨意：汉武帝时狗监杨得意，曾推荐司马相如作赋。凌云：司马相如曾作《大人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这句的意思是没有遇到能够推荐自己的人，只能抚凌云之赋空叹息。

[68]钟期：钟子期，伯牙鼓琴时的知音。流水：《列子·汤问》记载：“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句的意思是既遇知音，在宴会上赋诗作文，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

[69]兰亭：在今浙江绍兴附近。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上巳节，王羲之与群贤宴集于此，行修禊之礼。已矣：过去。这句的意思是兰亭宴集的盛况已成陈迹。

[70]梓泽：晋石崇金谷园，在今河南洛阳西北。丘墟：空虚荒芜之地。这句的意思是繁华的金谷园也变为一片丘墟。

[71]潘江：潘指潘岳。陆海：陆指陆机。钟嵘《诗品》用“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评价陆机和潘岳的文才。这里用来形容众多嘉宾的文才。云尔：语气助词，用在句尾表示全文的结束。

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骆宾王

骆宾王，唐代著名诗人。少显才名，有“神童”之誉。做过朝官，因事被贬为临海县丞。武则天称制，柳州司马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声讨，属下掌文书职的骆宾王为他书写了檄文。兵败后，下落不明。有《骆临海集》。

檄文从维护李唐王朝正统的立场出发，以忠义名节为立论根据，气势充沛，先声夺人，感情浓烈，节调铿锵，辞采飞扬，鼓动性强。词语渲染、夸张，有的未尽合历史真相，但也确实揭露了武氏阴谋弄权的实质。不失为一篇出色的骈体文。

伪临朝武氏者[72]，人非温顺，地实寒微[73]，昔充太宗下陈[74]，尝以更衣入侍[75]。洎乎晚节，秽乱春宫[76]。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77]。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78]。践元后于翚翟[79]，陷吾君于聚麀[80]。加以虺蜴为心[81]，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82]。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83]；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呜呼，霍子孟之不作[84]，朱虚侯之已亡[85]。燕啄皇孙[86]，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87]，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子[88]。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89]，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90]，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

南连百越[91]，北尽三河[92]，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93]，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94]，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公等或家传汉爵[95]，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掊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96]？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移檄州郡，咸使知闻。

注释：

[72]伪：非法政权。临朝武氏：即武则天。

[73]地实寒微：门第出身实在寒酸微贱。地：通第。

[74]下陈：地位卑下的姬妾。

[75]更衣入侍：受过唐太宗宠幸的委婉说法。

[76]洎：及、到。晚节：此处指后来。春宫：东宫，指太子。

[77]嬖：宠爱。

[78]掩袖工谗：用战国楚国郑袖之典故。魏王赠送楚怀王一美人，怀王宠妃郑袖故意和魏美人接近，告诉她再见楚王时用袖子掩一点鼻子，因楚王不喜欢她的鼻子。魏美人见楚王则掩袖。怀王惑，郑袖说，美人厌恶你腋臭之味。怀王怒而割去魏美人鼻子。此句说武则天之心计和郑袖相似。

[79]元后：皇后。翚翟：有美丽羽毛的野鸡，是皇后礼服的装饰。

[80]聚麀：指父子与同一女人发生性关系，属于乱伦。

[81]虺蜴：毒蛇和蜥蜴。

[82]神器：指皇帝之位。

[83]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武则天废弃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为帝，但实际把他监视起来，如同软禁。

[84]霍子孟：西汉名臣霍光字子孟，他是汉武帝托孤重臣，昭帝死后，所立之昌邑王无道不守礼法，霍光果断废掉他，安定了汉朝天下。

[85]朱虚侯：即刘章，在周勃平定诸吕中立场坚定，有功劳。

[86]燕啄皇孙：指汉成帝时宠爱赵飞燕和她妹妹赵合德，二人无子，害死许多皇子，使成帝无嗣。

[87]龙漦帝后：传说夏朝将衰时，有二龙落于朝廷，自称是褒地二君。夏帝留下二龙的涎沫，收藏到木盒中。后出来变成黑鼋，一宫女遇到而怀孕生褒姒。褒姒迷周幽王祸乱天下，周幽王被杀。

[88]皇唐旧臣：徐敬业是唐代开国名臣徐茂公之后。冢子：长子。

[89]宋微子：殷商大臣，对于纣王之昏庸残暴非常不满，谏而不听，悲伤而离开。

[90]桓君山：桓谭字君山，东汉光武帝时上疏陈论时政，反对图谶而被贬谪，郁郁而终。

[91]百越：泛指今南方沿海地区。

[92]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即今山西、河北、河南等地，泛指中原。

[93]海陵：即今江苏扬州。红粟：指陈粮。

[94]班声：班师之声。

[95]公等：泛指中央以及地方上的文武官员。

[96]一掊之土：指唐高宗刚死不久。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王维

王维，字摩诘，唐代杰出诗人。二十一岁中进士，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后在终南山及蓝田辋川别墅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晚年笃信佛教，以禅诵为事。

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很高，兼擅绘画、书法、音乐。作品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作者在这封邀约友人裴迪同游的短信中，描绘了所居“辋川别业”周围的山川景物。月色波光、寒林灯火、春山青皋、白鸥朝雊，无不充满诗情画意。语言简约，文笔淡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97]。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98]，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99]，与山僧饭讫而去。

北涉玄灞[100]，清月映郭[101]。夜登华子冈[102]，辋水沦涟[103]，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

当待春中[104]，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鲦出水[105]，白鸥矫翼[106]，露湿青皋，麦陇朝雊[107]，斯之不远，傥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

无忽！因驮黄檗人往[108]，不一。山中人王维白。

注释：

[97]山：指辋川别业所在之终南山。这一时期，裴迪和王维均在辋川隐居。殊：很，特别。过：访，到。

[98]猥：猥琐，鄙贱之人，自谦辞。

[99]憩：临时休息。感配寺：疑当是化感寺，在蓝田。化、配草书形近，恐是讹误颠倒所致。

[100]玄灞：深青色的灞水，为月光下所见之景。灞水源出蓝田县东的山谷中，北入渭水。

[101]郭：外城。这里当指王维所居孟城坳的古城。

[102]华子冈：在辋川内，是王维《辋川集》所写二十景之一。

[103]辋水：即辋谷水。《长安志》卷一六：“辋谷在蓝田县南二十里。”“辋谷水出南山辋谷，北流入灞水。”沦涟：即涟漪，水之波纹。

[104]春中：春天中间，指仲春二月。

[105]鲦：一种小白鱼，俗称白鲦，生活在淡水中，分布很广。

[106]矫翼：展翅。矫：举。

[107]麦陇：麦田。陇：田埂。朝雊：早晨野鸡鸣叫。《诗经·小雅·小弁》：“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108]驮黄檗人：驮着黄檗到城里卖。黄檗：俗作黄柏，落叶乔木，树皮可入药。

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

李白

李白，字太白，唐代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性倜傥不羁，喜遨游名山大川。曾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不容于权贵，弃官而去。安史之乱爆发，因参加永王幕府系狱，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最后客死于当涂。有《李太白集》。

这是一篇优秀的抒情短文。作者以清新隽雅的诗性语言描述了他与诸弟春夜聚会于桃李芳园饮酒赋诗的情景。文章层次分明，句无虚设。一入手，作者就纵览宇宙，俯仰古今，抒写怀抱；然后，次第点出会芳园、赏美景、叙天伦、伸雅怀、乐觞咏的设宴本衷。在神采飞扬、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作者不忘美诸弟之才，惭自家之拙，显现出豁达、谦抑的风致。精读全文，仿佛走进古人诗酒风流的聚会场所，饱享高雅的精神盛宴，感受潇洒出尘的幽怀逸趣，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进而领略作者对生命、生活、友情、自然的珍爱，体会其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欣赏并学习那种以简驭繁、挥洒自如的高超的写作手法。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109]；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110]，良有以也。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111]，大块假我以文章[112]。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113]，皆为惠连[114]；吾人咏歌，独惭康乐[115]。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

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116]。

注释：

[109]逆旅：旅店，客栈。

[110]秉烛夜游：手持火把或蜡烛在夜晚游览玩耍。《古诗十九首》其十五：“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要及时享乐之意。

[111]烟景：烟花般的美景。

[112]大块：大地，大自然。假：借，助。

[113]群季：诸位弟弟。古代称呼兄弟往往用伯、仲、叔、季。季为最小，代指弟弟。

[114]惠连：谢惠连，少年聪颖，是谢灵运族弟，深为谢灵运喜欢。

[115]康乐：南朝刘宋时山水诗人谢灵运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

[116]金谷酒数：金谷，指金谷园，在今河南洛阳西北，晋大富豪石崇建筑，他常在这里宴饮宾客，招待名士。其《金谷诗序》：“遂各赋诗，以序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后泛指酒宴上罚酒三杯的常例。

与韩荆州书

李白

作者在这封写给时任荆州长史的韩朝宗的求荐信中，表达了积极用世的思想和士为知己者用的决心。自述处，词调雄豪、超逸，不失本色—本是干谒之作，却丝毫不现寒酸求乞的卑词媚态，而是充满了对自己才能的自信。旁征博引，转折自如，骈散并用，婉转生姿，读来颇有气盛言宜之感。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117]：“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118]，躬吐握之事[119]，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徧干诸侯[120]；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121]。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122]。此畴曩心迹[123]，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124]，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125]，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126]，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昔王子师为豫州[127]，未下车，即辟荀慈明[128]，既下车，又辟孔文举[129]；山涛作冀州[130]，甄拔三十余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131]。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132]，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133]、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且人非尧舜，谁能尽善？白谟猷筹画[134]，安能自矜？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若赐观刍荛[135]，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庶青萍、结绿[136]，长价于薛卞之门[137]。幸惟下流[138]，大开奖饰，惟君侯图之。

注释：

[117]谈士：游谈之士。

[118]周公：即姬旦，西周初年政治家，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119]躬吐握：亲身实践吐哺握发之事。周公礼贤下士，《韩诗外传》卷三记载：周公曾经“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120]徧干：广泛干谒。徧：同遍。诸侯：指地方长官。

[121]历抵：一一拜访。卿相：指朝廷官员。

[122]许与：赞许。气义：气概和道义。

[123]畴曩：往昔。心迹：心志与事迹。

[124]制作：写作诗文。侔：等同。

[125]笔参造化：指文笔精妙，符合自然与人性。造化：自然运行。

[126]司命：星名，神话中主宰人命运之神，此处指品定文章的最高权威。

[127]王子师：即王允，东汉太原祁（今山西）人，汉灵帝时任豫州刺史。

[128]荀慈明：东汉人，名爽，字慈明，大儒，官至司空。

[129]孔文举：名融，孔子后裔，汉末名士。后被曹操所杀。

[130]山涛：字巨源，西晋名士。曾任冀州刺史，提拔三十多人，均是贤士。

[131]美：赞美。

[132]严协律：可能指严武。严武字季鹰，杜甫好友。《新唐书·韩朝宗传》：“朝宗喜识拔后进，尝荐严武，崔宗之于朝，当时士咸归重之。”

[133]崔宗之：名成辅，袭封齐国公，曾任侍御史，与王维、李白、杜甫都有交往。

[134]谟猷（yóu）筹画：出谋划策。

[135]刍荛：割草打柴之人，李白自谦语。

[136]青萍：宝剑名。结绿：宝玉名。

[137]薛：薛烛，春秋时越国人，善于鉴定剑。卞：卞和，春秋时楚国人，善识玉。

[138]下流：地位低下之人。司马迁《报任安书》：“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

吊古战场文

李华

李华，字遐叔。开元年间进士。少旷达，有文名。曾任监察御史，因弹劾奸人而遭排挤。后辞官隐居，率子弟务农事，晚年崇信佛法。文词工丽，有《李遐叔文集》。

本文是古今传诵的名篇。文章以凭吊古战场，亭长告余“尝覆三军”起兴，把秦汉以来直到近代的战争，描绘得愁云滚滚、惨雾重重，残酷不堪，旨在唤起各阶层人士的反战情绪。这在当时具有强烈的针对性。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139]。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140]。亭长告予曰：“此古战场也，尝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

吾闻夫齐魏徭戍，荆韩召募。万里奔走，连年暴露[141]。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路。寄身锋刃，腷臆谁愬[142]？秦汉而还，多事四夷，中州[143]，无世无之。古称戎夏，不抗王师。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异于仁义，王道迂阔而莫为。呜呼噫嘻！

吾想夫北风振漠，胡兵伺便。主将骄敌，期门受战[144]。野竖旌旗，川回组练[145]。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利镞穿骨，惊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声析江河，势崩雷电。至若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积雪没胫，坚冰在须。鸷鸟休巢，征马踟蹰。缯纩无温[146]，堕指裂肤。当此苦寒，天假强胡，凭陵杀气，以相剪屠。径截辎重，横攻士卒。都尉新降，将军复没。尸踣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胜言哉！鼓衰兮力竭，矢尽兮弦绝，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147]。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暴骨沙砾。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吾闻之：牧用赵卒，大破林胡[148]，开地千里，遁逃匈奴。汉倾天下，财殚力痡[149]。任人而已，岂在多乎！周逐猃狁[150]，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师而还。饮至策勋，和乐且闲。穆穆棣棣，君臣之间。秦起长城，竟海为关。荼毒生民，万里朱殷。汉击匈奴，虽得阴山，枕骸遍野，功不补患。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151]，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悁悁心目，寤寐见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无依。必有凶年，人其流离。呜呼噫嘻！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为之奈何？守在四夷[152]。

注释：

[139]夐（xiòng）：空旷。

[140]兽铤亡群：野兽惊慌奔跑，如同离开兽群。

[141]暴露：指露宿野外。

[142]腷臆（bì yì）：郁闷的心情。

[143]中州：中原地区。耗（dù）：耗损败坏。

[144]期门：军门、营门。

[145]组练：本指战士所穿的两种铠甲，此处代指军队。

[146]缯纩（zēng kuàng）：指丝棉做成的军服，包括衣服和被服。缯：丝织品总称。纩：棉絮。

[147]蹙：紧迫，指短兵相接。

[148]牧：指赵国大将李牧。林胡：匈奴的一支。

[149]财殚：财经枯竭。痡（fū）：疲惫不堪。

[150]猃狁（xiǎn yǔn）：我国古代北方一少数民族。

[151]提携捧负：指父母养育儿女之辛苦。提携：领着。捧：抱着。负：背着。一般解释为赡养父母，不确。

[152]守在四夷：以四方的少数民族为边防守卫。意谓要推行王道，与周边少数民族友好相处。

枕中记

沈既济

沈既济，唐代中叶文学家。博通群籍，尤工史笔，经宰相举荐为左拾遗、史馆修撰，未几，被贬为处州司户参军。后复入朝，官终礼部员外郎。《全唐文》录其文六篇。

这一唐人传奇名篇，讲述一个读书士子慨叹自己枉生世上，未能立功扬名；道士让他枕上瓷枕入睡，结果几十年出将入相，建功立业，享尽富贵荣华，醒来却是一梦。由此，他对于世事人生有所开悟，“稽首再拜而去”。故事结构谨严，首尾照应，以黄粱下锅始，以黄粱未熟终，中间穿插高人点拨、痴人梦悟，一线贯穿，极富戏剧性、感染力。

开元七年[153]，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息邸舍，摄帽弛带，隐囊而坐，俄见旅中少年，乃卢生也。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于邸中，与翁共席而坐，言笑殊畅。

久之，卢生顾其衣装敝亵，乃长叹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谐，困如是也！”翁曰：“观子形体，无苦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谓？”翁曰：“此不谓适，而何谓适？”答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吾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自惟当年青紫可拾[154]。今已适壮，犹勤畎亩[155]，非困而何？”言讫，而目昏思寐。时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

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见其窍渐大，明朗。乃举身而入，遂至其家。数月，娶清河崔氏女[156]，女容甚丽，生资愈厚。生大悦，由是衣装服驭，日益鲜盛。明年，举进士，登第释褐[157]，秘校[158]，应制[159]，转渭南尉[160]，俄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知制诰，三载，出典同州，迁陕牧[161]，生性好土功，自陕西凿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纪德，移节汴州[162]，领河南道采访使，征为京兆尹。是岁，神武皇帝方事戎狄[163]，恢宏土宇，会吐蕃悉抹逻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沙[164]，而节度使王君毚新被杀，河湟震动。帝思将帅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节度。大破戎虏，斩首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边人立石于居延山以颂之[165]。归朝册勋，恩礼极盛，转吏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时望清重，群情翕习[166]。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三年，征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肖中令嵩[167]、裴侍中光庭同执大政十余年[168]，嘉谟密命[169]，一日三接，献替启沃[170]，号为贤相。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制狱。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获免。其罹者皆死，独生为中官保之，减罪死，投州[171]。

数年，帝知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生子：曰俭、曰传、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俭进士登第，为考功员外，传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倜为万年尉，倚最贤，年二十八，为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余人。两窜荒徼，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徊翔台阁，五十余年，崇盛赫奕[172]。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

后，年渐衰迈，屡乞骸骨[173]，不许。病，中人候问[174]，相踵于道，名医上药，无不至焉。将殁，上疏曰：“臣本山东诸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列官叙。过蒙殊奖，特秩鸿私，出拥节旌，入升台辅，周旋中外，绵历岁时。有忝天恩，无裨圣化。负乘贻寇，履薄增忧，日惧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极三事[175]，钟漏并歇，筋骸俱耄，弥留沈顿，待时益尽，顾无成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陈谢。”诏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辅，出拥藩翰，入赞雍熙。升平二纪[176]，实卿所赖，比婴疾疹，日谓痊平。岂斯沈痼，良用悯恻。今令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石，为予自爱，犹冀无妄，期于有瘳。”是夕，薨。

卢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邸舍[177]，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178]，曰：“岂其梦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注释：

[153]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是盛唐时期。

[154]惟：认为。青紫：官袍。唐代官服颜色不同，三品以上为紫袍，八九品为青袍。此处泛指入仕当官。

[155]畎（quǎn）亩：田地。畎：垄台。

[156]清河崔氏女：指五大姓之女。唐人门第观念很重，娶五大姓之女为妻是极其荣耀的。清河崔和博陵崔同为五大姓。

[157]登第释褐：进士及第后入仕为官。

[158]秘校：秘书省校书，为一般新进士所期望之官职。

[159]应制：参加制科考试。

[160]尉：县尉，主管治安缉盗之事。

[161]牧：州郡级行政长官。

[162]移节汴州：调任汴州刺史。节：符节，朝廷官员的印信。

[163]神武皇帝：指唐玄宗。

[164]会：适逢。吐蕃：当时藩国名。悉抹逻、烛龙莽布支：吐蕃将领名。瓜沙：地名，今甘肃兰州、玉门一带。

[165]居延山：地名，在今甘肃境内。

[166]翕（xī）习：一致和顺赞美。

[167]肖……嵩：当是萧嵩，玄宗开元年间名相。中令：中书省长官中书令之省称。

[168]裴……光庭：开元后期宰相。侍中：门下省长官。

[169]嘉谟密命：好的谋划和秘密的圣旨。

[170]献替启沃：为皇帝献计。《梁书·武帝纪下》：“献替可否，用相启沃。”

[171]州：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名。隋开皇十八年（598）置，治九德县（今越南义安省荣市）。

[172]赫奕：光明盛大貌。

[173]屡乞骸骨：请求致仕回家。

[174]中人：内侍，即宦官。

[175]三事：指进士及第、娶五大姓女为妻、修史。唐代士人以此三事为荣。

[176]二纪：二十四年。一纪为十二地支一周期，即十二年。

[177]偃：面朝上躺着，睡觉姿。

[178]蹶然：受挫折的神态。兴：起来。

师说

韩愈

韩愈，字退之，唐代著名文学家。幼年孤苦，勤奋自学。中进士后，任监察御史，曾上书谏阻宪宗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因功擢升吏部侍郎。卒谥“文”，世称韩文公。

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明人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散文创作说理透辟，词必己出，气势磅礴，纵横开阖，奇偶交错，巧譬善喻，形成了“闳其中而肆其外”的独特风格。前人赞其“真气足以动千载下之人”。

《师说》是一篇最有代表意义的短论。以抽象思维为主，论点鲜明，结构严谨，逻辑推理致密，层次清晰，正反对比，事实充分，反复论证，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笔锋犀利，有很强的说服力。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179]。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180]，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181]、苌弘[182]、师襄[183]、老聃[184]。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注释：

[179]传道：传播道义。受业：讲授学业。解惑：解释疑惑问题。

[180]出人：超出于众人。

[181]郯（tán）子：春秋时期郯国国君，孔子曾经向他请教官制和名称来源。

[182]苌弘：周敬王时大夫，孔子曾经向他请教音乐。

[183]师襄：春秋时齐国乐师，孔子曾向他学习演奏《韶》乐。

[184]老聃：即老子。孔子曾向他问礼。

送董邵南序

韩愈

这本是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始言“必有合”，继言“恐未必合”，终言不必前往。百十余字，竟有无限开合，无尽波澜。微情妙旨，含蓄曲折，全寄于笔墨之外。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185]，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186]。吾知其必有合也[187]。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188]，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189]！

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190]？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191]。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192]，而观于其市[193]，复有昔时屠狗者乎[194]？为我谢曰[195]：“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注释：

[185]有司：指主管部门，即礼部。

[186]郁郁：心情郁闷忧伤。适兹土：到这地方去。

[187]有合：有遇合。

[188]慕义强仁：追求羡慕仁义并努力推行。

[189]矧（shěn）：何况。

[190]“吾恶知”句：意谓又怎么知道那里现在的风气和古代没有差别呢？

[191]卜：本义是占卜，此处引申为观察。

[192]望诸君：即战国时名将乐毅，曾辅佐燕昭王大败齐国。

[193]市：泛指市井之处。

[194]屠狗者：荆轲之好友高渐离便是屠狗者。此处泛指豪侠之士而隐居于市井之中者。

[195]谢：致意。

进学解

韩愈

本文是韩愈任国子博士时所作，是旧时知识分子怀才不遇、备受压抑的心态长期积淀的产物。文章假托训导学生敦品励学，并答复他们的质问。名曰“进学解”，实际上，意在指斥当政的宰辅贤愚不辨，大材小用，委婉地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

文章属于赋体，却能摆脱汉赋、骈文中常见的行文呆板、语句艰涩、辞藻堆砌等痼疾，而达致辞采丰富，音调铿锵，气势奔放，语言流畅，属于地道的散文。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196]，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197]。拔去凶邪，登崇畯良[198]。占小善者率以录[199]，名一艺者无不庸[200]。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201]，攘斥佛老[202]。补苴罅漏[203]，张皇幽眇[204]。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205]。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206]。上规姚姒[207]，浑浑无涯；周诰、殷盘[208]，佶屈聱牙[209]；《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210]，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211]。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212]，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213]，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214]，细木为桷[215]，欂栌侏儒[216]，椳闑扂楔[217]，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218]，赤箭青芝[219]，牛溲马勃[220]，败鼓之皮[221]，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222]，杂进巧拙[223]，纡余为妍，卓荦为杰[224]，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225]，辙环天下，卒老于行[226]。荀卿守正，大论是弘[227]，逃谗于楚，废死兰陵[228]。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229]，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230]，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231]，窥陈编以盗窃[232]。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233]。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亡[234]，计班资之崇庳[235]，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236]，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237]，欲进其豨苓也[238]。

注释：

[196]国子先生：即国子博士。当时韩愈任国子博士。国子指当时监中的国子学。太学：这里代指国子监。

[197]治具：指法令。毕张：全部得以实施。

[198]登崇：提拔。畯良：贤才。

[199]占：有。率：大都。录：录用。

[200]名一艺：有一技之长而闻名。庸：通用，起用。

[201]抵排：抵触排斥。异端：指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学说，这里主要指佛老。

[202]攘斥：排斥。

[203]补苴罅漏：弥补填充儒学的阙失和漏洞。苴：鞋里垫的草，这里引申增加补充。罅：裂缝，这里用如动词，堵塞填补裂缝。

[204]张皇幽眇：谓发扬光大儒学中精深微妙的思想。张皇：张大。幽：深微。眇：微小。

[205]旁搜：从各方面搜求圣人的思想。远绍：到遥远的古代去继承孔孟学说和道统。

[206]“作为”两句：作为写作的文章来说，是从百家精华中提炼出来，谓兼收并蓄各种风格。其书：指韩愈写作之文章。

[207]规：取法。姚姒：指《尚书》中的《虞书》和《夏书》。虞舜姓姚，夏禹姓姒。

[208]周诰、殷盘：指《尚书》中的《商书》和《周书》。《周书》中有《大诰》、《康诰》、《召诰》等篇。《商书》中有《盘庚》篇。

[209]佶屈聱牙：指文辞艰涩难读。佶屈：曲折。聱牙：读起来不顺口。

[210]子云、相如：指扬雄和司马相如。扬雄字子云。

[211]闳其中而肆其外：内容博大精深而又能够尽情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志。闳：博大。

[212]跋前踬后：进退两难。跋：踩。踬：绊倒。踬：一作“疐”。《诗经·豳风·狼跋》：“狼跋其胡，载疐（跌倒）其尾。”

[213]命与仇谋：命运好像和人有仇，故意作对。

[214]杗：房屋大梁。

[215]桷：方形的椽子。

[216]欂栌：柱顶上承托栋梁的方木。侏儒：原是天生矮人之称，这里指短柱。

[217]椳：门枢。闑：门中央所竖的短木。扂：门闩。楔：门两旁所立用来保护门的短木。

[218]玉札：中药材，即地榆。丹砂：中药材，即朱砂。

[219]赤箭：中药材，即天麻。青芝：中药材，即灵芝，据说产于泰山。古人认为以上四种中药材久服可以延年益寿。

[220]牛溲：牛尿，治疗水肿、腹胀等。马勃：治疗恶疮。

[221]败鼓之皮：破烂的鼓皮，治疗蛊毒。

[222]登明选公：选拔人才要公平合理。

[223]杂进巧拙：穿插着起用不同性格的人，使其各自得到重用。巧拙：指工巧和笨拙。

[224]纡余：屈曲，指善于周旋，委婉周全。妍：美好。卓荦：特立出众。

[225]孟轲好辩：孟子爱好辩论，当时百家争鸣，孟子到处宣扬孔子学说，经常和各种学说辩难。《孟子·滕文公下》：“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孔道以明：孔子的学说得到阐明，发扬光大。

[226]辙环天下：孟子也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宣讲儒家学说。辙：车辙，车行过后车轮留下的痕迹。卒老于行：最终死在旅途之中。卒：终。

[227]荀卿守正：荀子曾经游学齐国稷下，三为祭酒，坚守儒学的正统地位。大论是弘：儒家思想得到发扬光大。大论：正大的言论，即指儒家思想。弘：发扬光大。

[228]“逃谗”两句：为了逃避谗言而到楚国，受到春申君重用为兰陵县令。后来春申君被杀，荀子被废弃。著书终老。

[229]不繇其统：不能遵从儒家的道统。繇：通由。

[230]乘马从徒：出门骑马后面跟着随从。

[231]踵：追随。促促：同娖娖，拘谨貌。

[232]陈编：古籍。盗窃：抄袭。

[233]“动而”两句：一有举动就会得到诽谤，但自己的名气也跟着大起来。

[234]商：计较。财贿：财物，这里指俸禄。亡：通无。

[235]计：计较。班资：位次、资历。崇庳：高低贵贱。

[236]诘：责问。杙：小木桩。楹：房屋前面支撑房檐的大柱子，需要粗壮的好木料。

[237]訾：诋毁。昌阳：菖蒲。据说久服可以轻身延年。

[238]豨苓：又名猪苓、豕苓，中药材，没有延年的作用。

答李翊书

韩愈

这是一篇书信体的文学论说。文中借回答学生李翊的问询，集中谈了自己读书、创作的历程、体会、主张。这是了解韩愈文学思想、创作经验的一篇重要文献。

文章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波澜起伏；语言流畅自然，含蓄婉转。清代文学家姚鼐评曰：“此书自道所得，字字从精心撰出，故自绝伦。”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239]，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240]，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241]，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242]。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243]？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244]，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245]；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246]，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247]！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248]。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249]。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250]，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251]。虽然，不可以不养也[252]，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253]？虽然，待用于人者[254]，其肖于器邪[255]？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256]。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257]，志乎古必遗乎今[258]。吾诚乐而悲之[259]。亟称其人[260]，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

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注释：

[239]书辞：信中言辞之气度。

[240]“抑愈”句：意谓不过我也是望见孔子之门墙而没有进入其中的人，谓自己学问未升堂入室。自谦语。

[241]立言：中国古代讲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当是李翊信中的话。

[242]甚似而几：非常相似而且接近。

[243]蕲：通祈，追求。

[244]遂：成熟、丰满。

[245]至犹未：是否是最高境界了。至：极点。

[246]处若忘：待着的时候好像忘记了什么。

[247]戛戛（jiá jiá）：非常吃力的样子。

[248]非笑：非难嘲笑。

[249]人之说者：时人喜欢的东西。当时流行骈文，韩愈提倡古文。

[250]迎而距之：主动寻找自己文章中不符合儒道思想的成分而删除掉。距：通拒。

[251]肆焉：放开思路去写。

[252]养：养气，即孟子提倡的养气，培养儒家理想的道德情操。

[253]奚取：有什么可取的。

[254]待用于人：等待被他人所用。

[255]肖于器：像器皿东西一样。

[256]垂诸文：写成文章。为后世法：成为后世的法则。

[257]希：同稀，稀少。

[258]志乎古必遗乎今：有志于古代学问一定被当今社会所遗弃。

[259]乐而悲：高兴而又悲哀。高兴必定有人志于古，悲哀现代社会不重视。

[260]亟（jí）称其人：急切称赞这种人。

张中丞传后叙

韩愈

张中丞，即张巡。安史乱起，张巡与许远死守睢阳（今河南商丘），与部将三十六人同时殉难。乱平以后，有些士大夫诽谤说，死守有罪。张巡友人李翰写了《张中丞传》给皇帝，非议得以平息。半个世纪后，韩愈写了后叙，为英雄人物谱写赞歌，对“不乐成人之美”的小人予以有力的驳斥。全文感情激荡，褒贬分明，气盛言宜，神气流注，章法浑成。人物传神写意，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261]，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262]，得李翰所为《张巡传》[263]。翰以文章自名[264]，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265]，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266]。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267]，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268]，以为巡死而远就虏[269]，疑畏死而辞服于贼[270]。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271]，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所矣[272]。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273]。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274]，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275]，弃城而逆遁[276]，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277]。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278]，屡道于两府间[279]，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280]。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281]，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282]，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283]。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284]，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285]，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286]，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287]，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288]，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289]，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290]，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291]，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292]。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293]。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注释：

[261]元和：唐宪宗年号。二年是807年。

[262]张籍：字文昌。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韩愈好友。

[263]李翰：字子羽，赵州赞皇（今河北元氏）人，官至翰林学士。曾撰《张巡传》。

[264]自名：自负。自以为有名。

[265]许远：字令威，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人。安史乱时任睢阳太守，后接纳张巡共同守城，城陷被害。

[266]雷万春：张巡部下勇将，事迹失载。

[267]授之柄：把权力交给张巡。处其下：处在他的下位。

[268]通知：通晓理解。

[269]就虏：接受被俘虏，意谓当时未被杀。

[270]辞服于贼：用言辞向敌人屈服了。

[271]所爱：所爱之人。最后关头曾吃妇女和老弱充饥。张巡曾杀自己爱妾。

[272]数日：计算日期。

[273]所分：所把守的部分。诟：诽谤。

[274]尤：责备、埋怨。

[275]宁能：怎么能知道。卒不救：最后也不来救援。

[276]逆遁：事先逃跑。

[277]讲之精：研究思考得非常精细详尽。

[278]汴徐：汴州幕府和徐州幕府。韩愈在贞元年间先后在汴州董晋幕府和徐州张建封幕府任职。

[279]屡道于两府间：多次来往于两府之间。

[280]双庙：又称“双忠祠”，纪念张巡和许远的庙。睢阳在开封和徐州中间，故韩愈来往可以经过。

[281]老人：看庙老人。

[282]南霁云：张巡手下大将。乞救：请求救兵。贺兰：贺兰进明，时为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驻扎在临淮一带。

[283]感激：感动激愤。

[284]浮图：佛塔。

[285]泗州：唐属河南道，治临淮（今江苏泗洪东南）。当时贺兰进明驻兵于此。

[286]南八：南霁云排行八。

[287]起事：指起兵抗击安史叛军。

[288]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766—779）。

[289]“以巡”句：因为张巡的原因当初得到临涣县尉的职务。

[290]仅万人：将近万人。仅：近。

[291]起旋：起来回转身看看大家。或注起身小解，不确。

[292]阳阳：平静安详。

[293]亳：亳州，今安徽亳州。宋：睢阳，今河南商丘。

送李愿归盘谷序

韩愈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志得意满者、穷居野处者、投机钻营者三种人。通过对比，认为隐居者可贵可羡，而对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予以辛辣的嘲讽，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欧阳修激赏此文，说：“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太行之阳有盘谷[294]：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295]，隐者之所盘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畯满前[296]，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297]，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298]，刀锯不加[299]；理乱不知，黜陟不闻。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300]；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

盘之中，维子之宫。盘之土，可以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301]；缭而曲，如往而复。嗟盘之乐兮，乐且无央[302]；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鬼神守护兮，呵禁不祥；饮且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

注释：

[294]盘谷：在太行山南麓，今山西济源城区北十二公里处。

[295]宅幽：地势幽静。势阻：山势险阻。

[296]才畯：人才和俊杰。畯：通俊。

[297]便（pián）体：体态优美轻盈。

[298]车服不维：没有车马和服饰的限制。古代官员的车马配备和服饰有严格规定。

[299]刀锯：指刑罚。

[300]形势之途：追求名利的道路。

[301]窈而深：悠远而深邃。廓：宽阔。

[302]无央：没有尽头。

祭十二郎文

韩愈

文中十二郎为作者侄子韩老成。叔侄二人自幼相守，由长嫂郑氏抚养成人，共历患难，感情特别深厚。十二郎之死，使他伤情无限，因而祭文写得字字含情，声声泣恸，感情极为真挚，成为此类文章中的千古绝唱。前人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

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303]，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304]，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305]，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306]。既又与汝就食江南[307]。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308]，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309]，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310]。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311]，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312]。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

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313]，耿兰之报[314]，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315]。死而有知，其几何离[316]；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

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乎。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317]；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后惟其所愿。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318]。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能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319]，以待馀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320]！

注释：

[303]季父：叔父。

[304]建中：人名，韩愈家仆人。时羞：时鲜食品。羞：同馐。

[305]不省所怙：不记得父亲。

[306]河阳：唐代属怀州，今河南孟州，韩愈陵墓韩园所在地。

[307]就食江南：德宗建中二年（781），因避战乱韩愈随大嫂全家到江南宣州居住。

[308]三兄：韩愈共有三兄长，长兄韩会，次兄韩介，还有一早夭未及命名之兄。韩会无子，韩老成是韩介之子。此时韩愈三兄皆亡。

[309]董丞相：贞元十二年，韩愈入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幕府为节度推官。

[310]孥（nú）：妻子儿女统称。

[311]佐戎徐州：贞元十五年秋，韩愈入徐州张建封幕府为节度推官。佐戎：助理军事工作。

[312]“图久远”三句：意谓考虑长久不如直接回到河阳老家再接你来。

[313]东野之书：孟郊字东野，曾写信报告韩老成死的信息。

[314]耿兰之报：耿兰前来报的丧信。耿兰，韩愈家人。

[315]“几何”句：意谓用不多了长时间我可能也要死了。

[316]“死而”两句：意谓如果死后有知觉的话，我们分别也不会太久。

[317]“彼有食”三句：意谓如果有生活费用可以到你终丧之时，则等到那时候。

[318]窆（biǎn）：下棺材进墓穴。

[319]伊、颍之上：在伊水和颍水之滨。两水均在河南境内。

[320]尚飨：来享受吧。祭文中常用结束语。

送穷文

韩愈

在这篇寓庄于谐的妙文里，作者以诙诡的笔墨、自嘲的口吻、戏剧性的对白，发泄一肚皮不平之气，也是把自己的个性与形象亮出给世人看。五个穷鬼缠身，使他终生困顿，因此决心把他们送走，而穷鬼的答复却是：穷鬼虽然让他困顿于世、不合于时，但能帮助他获得百世芳名。名为送穷，实是留穷。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舆粻，牛系轭下，引帆上樯[321]。三揖穷鬼而告之曰：“闻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问所涂，窃具船与车，备载糗粻，日吉时良，利行四方，子饭一盂，子啜一觞，携朋挈俦，去故就新，驾尘彍风，与电争先，子无底滞之尤[322]，我有资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

屏息潜听，如闻音声，若啸若啼，砉敥嚘嘤[323]，毛发尽竖，竦肩缩颈，疑有而无，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与子居，四十年余，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学子耕，求官与名，惟子是从，不变于初。门神户灵，我叱我呵，包羞诡随[324]，志不在他。子迁南荒，热烁湿蒸[325]，我非其乡，百鬼欺陵。太学四年，朝齑暮盐[326]，唯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终，未始背汝，心无异谋，口绝行语，于何听闻，云我当去？是必夫子信谗，有间于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车船，鼻齅臭香[327]，糗粻可捐。单独一身，谁为朋俦，子苟备知，可数已不？子能尽言，可谓圣智，情状既露，敢不回避。”

主人应之曰：“子以吾为真不知也耶！子之朋俦，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满七除二，各有主张，私立名字，捩手覆羹[328]，转喉触讳[329]，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穷：矫矫亢亢[330]，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其次名曰学穷：傲数与名[331]，摘抉杳微[332]，高挹群言，执神之机[333]；又其次曰文穷：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只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穷：影与行殊，面丑心妍，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穷：磨肌戛骨[334]，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仇冤[335]。凡此五鬼，为吾五患，饥我寒我，兴讹造讪，能使我迷，人莫能间，朝悔其行，暮已复然，蝇营狗苟，驱去复还。”

言未毕，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徐谓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为，驱我令去，小黠大痴。人生一世，其久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时，乃与天通[336]。携持琬琰[337]，易一羊皮，饫于肥甘[338]，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于疏，谓予不信，请质诗书。”

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339]。

注释：

[321]“主人”四句：意谓我韩愈让仆人用柳条做车，用草编织船，装载干粮，牛已经套上，船也竖起桅杆挂上帆。

[322]底滞之尤：停止滞留的怨恨。

[323]砉敥（xū xū）：细小的声音。嚘（yōu）嘤：杂乱的声音。

[324]包羞诡随：忍受羞耻而曲意相随。指没有二心跟随韩愈。

[325]热烁湿蒸：酷热潮湿。烁：通铄，消融。

[326]朝齑暮盐：早晚用姜或韭菜末拌咸盐来下饭。齑：碎末，此处指生姜或韭菜末。

[327]鼻齅臭（xiù）香：用鼻子闻食物的气味而根本不能吃。

[328]捩（liè）手覆羹：一转手就把羹汤的碗弄撒。捩手：手扭转。意谓穷鬼作怪，使自己动辄得咎。

[329]转喉触讳：一张嘴说话就触犯忌讳。意谓是穷鬼在作祟，自己说话就得罪人。

[330]矫矫：刚强貌。亢亢：刚直不屈貌。

[331]傲数与名：傲视那些钻营之权术和浮名。

[332]摘抉：揭示阐发。杳微：深远微妙的道理。

[333]挹：获取吸收。群言：各种学说。执：掌握。神之机：各种事物发展变化的神奇玄妙的过程。

[334]磨肌戛骨：抚摸肌肉敲击骨头，比喻极其亲密。

[335]企足：翘脚。寘：同置。

[336]乖：违背。与天通：和上天相通，即顺应天道。

[337]琬琰（wǎn yǎn）：美玉。

[338]饫（yù）：饱。肥甘：美味。

[339]延：请。

马说

韩愈

本文是韩愈所作《杂说》之四。文章是要说明：英雄豪杰之士，须有知己者悉心爱抚，积极创造条件，方能大展其才。但他并不直说，而是以千里马的惨痛遭遇来比喻封建社会中人才被埋没的悲剧现象，抒发其对统治者不能识别人才，以至摧残、压制人才的强烈愤慨。托物寓意，巧妙自然，蕴涵深刻。

世有伯乐[340]，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341]，骈死于槽枥之间[342]，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343]，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344]，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注释：

[340]伯乐：姓孙名阳，字伯乐，春秋时秦穆公之臣，著名相马专家。

[341]奴隶人：指不懂马的马夫。

[342]骈死：连续死。槽枥：普通马厩。

[343]“一食”句：一顿便可以吃一石粮食。石（dàn）：古代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344]见（xiàn）：展现。

捕蛇者说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杰出文学家、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少有才名，早蓄大志，二十一岁中进士。因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由礼部员外郎被贬为永州司马，期间写了著名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后来迁任柳州刺史，四年后卒于任所。在长期的任职地方过程中，他始终关心民生疾苦，颇有惠民、爱民的政声。有《柳河东集》。

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就散文说，诸体兼备，尤其长于政论、山水游记与寓言。立意新奇，章法严谨；论说性强，笔锋犀利；写景状物，多所寄托；风格劲健，语言精美。

本文通过蒋氏对其祖孙三代为免交赋税而甘愿冒死捕捉毒蛇的自述，反映了中唐时期农民在与日俱增的横征暴敛、重重赋税下所过的悲惨生活，揭露了荼毒百姓的苛政的深重弊害。文章结构紧凑，对比、烘托，层层蓄势，揭示主旨，一泻而下，具有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

永州之野产异蛇[345]，黑质而白章[346]；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347]，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348]，去死肌，杀三虫[349]。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350]？余将告于莅事者[351]，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352]。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353]，往往而死者相藉也[354]。曩与吾祖居者[355]，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356]，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357]，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注释：

[345]永州：唐代属江南西道，治零陵（今湖南永州）。

[346]黑质而白章：黑的底色上面有白色花纹。质：质地。章：花纹。

[347]腊之：做成腊肉，即肉干。饵：药饵。

[348]已：停止，此处是治愈。大风：麻风病。挛踠：手脚蜷曲不能伸直。瘘疠：大脖子臃肿。

[349]去死肌：消除腐烂的肌肉。杀三虫：指人体内的寄生虫。

[350]若毒之乎：你很痛恨这种工作吗？毒：以之为毒。

[351]莅（lì）事：管事，指地方官。

[352]向：假如以前。病：困苦窘迫。

[353]呼嘘毒疠：呼吸着有毒的空气。疠：疫气。

[354]相藉：相互枕着靠着。形容死者之多。

[355]曩：从前。

[356]隳突：横冲直撞。

[357]恂恂：小心翼翼的样子。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本文名为人物传记，写的却是叙事寓言—通过记述郭橐驼种树之法，揭示为官治民的道理；从这个意义上，又可说是政论，论述无论种树还是治民，都应摸清事物发展规律，做到“顺天致性”，而不能“好烦其令”，骚扰人民。

作者不仅在思想主旨方面继承、应用了庄子的观点，在写作技巧上也学习、借鉴了庄子的艺术表现手法：借传立说，大胆创新，别开生面；塑造畸形残疾的主人公形象，丑外慧中，独有风致；以记言为主，记言中穿插描写、叙事，错落有致；寓理于事，语言生动，亦庄亦谐，引人入胜。

郭橐驼[358]，不知始何名。病瘘[359]，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家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360]，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361]。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362]，若甚怜焉，而卒以祸[363]。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364]，督尔获，早缫而绪[365]，早织而缕[366]，字而幼孩[367]，遂而鸡豚[368]。’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369]，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370]？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注释：

[358]橐（tuó）驼：骆驼，此处指驼背。

[359]病瘘：得了脊柱弯屈之病。

[360]其莳也若子：移栽的时候要像对待婴儿那样精心呵护。

[361]不我若：不如我，赶不上我。

[362]长人者：地方官。好烦其令：爱好频繁发布政令。

[363]卒以祸：最终带来祸害。卒：最终。

[364]勖尔植：鼓励你们种植。

[365]早缫（sāo）而绪：早点抽好你们的蚕丝。缫：煮茧抽丝。

[366]早织而缕：早点织好你们的布。缕：本义是线，此处是用线织布。

[367]字而幼孩：养育好你们的小孩。字：养育。

[368]遂而鸡豚：喂养大你们的鸡和猪。遂：成熟，此处指养大。

[369]辍飧饔：停止吃饭，即顾不上吃饭。以劳吏：来招待官吏。

[370]蕃吾生：使我们得到繁衍。蕃：同繁。安吾性：使我们安居乐业。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柳宗元

本文是作者听说朋友王参元家里失火后所写的一封贺信。

依照常情，朋友家里失火，遭受重大损失，应该表示同情、痛惜，加以安慰；可是，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偏要致信祝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立刻就吊起了读者的胃口。文中，作者自创一番理由，阐明了失火对王参元的益处，进而深刻揭露当时社会的时弊。匠心独运，下笔不凡，警俗诫世，快语惊人。

得杨八书[371]，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372]。道远言略，犹未能究知其状，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乃吾所以尤贺者也。

足下勤奉养，乐朝夕，惟恬安无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炀赫烈之虞，以震骇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373]，或以不给，吾是以始而骇也。

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伏[374]，去来之不可常。或将大有为也，乃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辽阔诞漫[375]，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读古人书，为文章，善小学[376]，其为多能若是。而进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显贵者，盖无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377]。独自得之，心蓄之，衔忍而不出诸口。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378]。

仆自贞元十五年[379]，见足下之文章，蓄之者盖六七年未尝言[380]。是仆私一身而负公道久矣，非特负足下也。及为御史尚书郎[381]，自以幸为天子近臣，得奋其舌，思以发明足下之郁塞[382]。然时称道于行列[383]，犹有顾视而窃笑者。仆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誉之不立，而为世嫌之所加，常与孟几道言而痛之[384]。乃今幸为天火之所涤荡，凡众之疑虑，举为灰埃。黔其庐[385]，赭其垣，以示其无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显白而不污。其实出矣，是祝融、回禄之相吾子也[386]。则仆与几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宥而彰之，使夫蓄于心者，咸得开其喙[387]，发策决科者，授子而不栗。虽欲如向之蓄缩受侮[388]，其可得乎？于兹吾有望于子，是以终乃大喜也。

古者列国有灾，同位者皆相吊。许不吊灾，君子恶之[389]。今吾之所陈若是，有以异乎古，故将吊而更以贺也。颜、曾之养[390]，其为乐也大矣，又何阙焉？

注释：

[371]杨八：名敬之，柳宗元亲戚，王参元朋友。

[372]更：更改。

[373]滫瀡（xiū suí）：都是烹调用的作料。

[374]倚伏：《道德经》五十八：“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375]诞漫：漫无边际。

[376]小学：古代指文字、训诂、音韵之学。

[377]道：称道、赞扬。

[378]嗤嗤：象声词，嘲笑的声音。

[379]贞元十五年：799年。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

[380]蓄：积蓄在心中。意谓不能推荐。

[381]御史尚书郎：指在永贞元年参加永贞革新时，柳宗元曾任重要官职。

[382]郁塞：指仕途堵塞不顺。

[383]行列：指同僚。

[384]孟几道：即孟简，擅长诗文，尚节义，是柳宗元好友。

[385]黔其庐：房屋保留火灾剩下的黑色。

[386]祝融、回禄：都是传说中的火神。

[387]喙：鸟嘴，此处借用为人嘴。

[388]蓄缩：畏缩、怯懦。

[389]“古者”四句：春秋鲁昭公十八年时，宋、卫、陈、郑四国发生火灾，许国不进行慰问，有识之士便认为许国将要衰亡。

[390]颜、曾之养：颜回、曾参的养生方式，即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

愚溪诗序

柳宗元

本篇是作者为其《八愚诗》所作的序文，作于贬官永州时期。通篇以一个“愚”字点染成文。作者以“愚”自称，以“愚”称溪。他为美景因地处偏远而不为世人赏识鸣不平，更为自己高才远志而横遭排挤、打击发抒一腔愤慨之情。

灌水之阳，有溪焉[391]，东流入于潇水[392]。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393]，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犹龂龂然[394]，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乐也[395]；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宁武子“邦无道则愚”[396]，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397]，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398]，混希夷[399]，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注释：

[391]灌水：湘江支流，在今广西东北部。

[392]潇水：湘江支流，在今湖南永州入湘江。

[393]愚公谷：在今山东淄博北。

[394]龂龂（yín yín）然：争辩的样子。

[395]智者乐：《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396]宁武子：春秋时卫国大夫。《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397]颜子：颜回。《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398]鸿蒙：指无所不在之宇宙之气，极宏观。

[399]希夷：无声无色，极其微观的景象。《道德经》十四：“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

始得西山宴游记

柳宗元

本文为《永州八记》的首篇。同其他篇一样，本篇也是作者借游观山水，以排遣其谪居生活的孤苦、寂寞、忧惧的心情。而心头这种苍凉、苦寂的心境，却与眼前游观之乐的西山胜境，相互映衬，恰成强烈的对比，

全文寄情于景，借景抒怀。抒情深沉而含蓄，写景则以传神的笔墨把自然之美描绘得淋漓尽致。前后两段，紧凑、完整，相互照应，气脉贯通，可谓匠心独具。

自余为僇人[400]，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401]，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402]，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403]，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过湘江[404]，缘染溪[405]，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406]，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407]。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408]，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注释：

[400]僇人：罪人。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

[401]施施（yì yì）：慢腾腾的样子。

[402]穷回溪：走到曲折水流的尽头。

[403]法华：寺名，在永州城内西山上。西亭：柳宗元由龙兴寺移居法华寺，曾在寺西建一亭。

[404]湘江：实际是潇水，柳宗元诗文中有时潇湘不分。

[405]染溪：潇水支流，又名冉溪，后来柳宗元改名为愚溪。

[406]岈（xiā）然：山谷空旷深邃。

[407]培塿：小土堆。

[408]向：以前。

小石潭记

柳宗元

本文亦属于《永州八记》。在二百多字短文中，作者用移步换形的手法，以优美的语言、精彩的画面，描绘了游玩小石潭的整个过程和水、石、树、鱼等诸般景色，最终落脚在情怀、心境上。情景交融，心与境合，清幽寂静的环境同作者凄怆苦闷、抑郁苍凉的心态和峭直清峻的个性，紧密地融汇到一起。

文章意境深邃，语言精美，形象生动传神，景色细腻逼真，具有极强的动态的画面感，堪称山水游记中的极品。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409]，为屿，为嵁[410]，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411]，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412]，俶尔远逝[413]，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414]，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415]、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注释：

[409]坻（chí）：水中高地。

[410]嵁（kān）：不平的石头。

[411]蒙络摇缀：交结遮盖，摇动下垂。

[412]佁（yí）然：呆呆的样子。

[413]俶（chù）尔：忽然。

[414]斗折蛇行：如同北斗星一样曲折，如蛇行走一样蜿蜒。

[415]吴武陵：进士出身，当时也贬谪在永州。

蝂传

柳宗元

本文是一篇寓言小品。作者借物喻人，辛辣地讽刺了聚敛资财、贪婪成性、至死不悟的利禄之徒，揭露其丑恶行径和可悲下场。

文章取譬恰切，议论精警，寓意深刻；描形拟态，形象生动，语言犀利，入木三分，具有很强的批判精神。千载而还，不断地觉醒痴迷，警人劝世。

蝂者[416]，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417]。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已病矣。苟能起，又不艾[418]，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注释：

[416]蝂（fù bǎn）：一种黑色小虫。

[417]踬（zhì）仆：被绊倒。

[418]艾（yì）：通乂，本义是割草，引申为改正。

陋室铭

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著名诗人。二十一岁登进士第，历任监察御史、太子宾客、礼部尚书。因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活动和以诗讥刺权贵，屡遭贬谪。

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

诗歌格调清新，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咏史之作意蕴尤为深厚。有《刘宾客集》。

在《陋室铭》中，作者通过描写自己简陋的居室，表达了洁身自好、耻于趋附权贵的高傲心性和孤芳自赏、怡然自得的闲适心态。就体裁说，属箴铭类，但有对比，有隐喻，有用典，有白描，结构浑成，文字清丽，而且整齐押韵，琅琅上口，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419]。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420]？”

注释：

[419]金经：指用金粉书写的佛经。

[420]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阿房宫赋

杜牧

杜牧，字牧之，晚唐著名文学家、诗人。进士及第，从二十五岁起，相继任职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足迹遍于江淮，晚年应召回京，官中书舍人。在政治上很有见地。

杜牧诗文兼擅—他的诗情致豪迈，意境清新，风格豪健俊爽，有“小杜”之称；散文以议论见长，气势纵横，敢于论列军国大事，痛揭时弊，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阿房宫赋》曾博得“古来之赋，此为第一”的盛誉，长期流传，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作者以形象生动的比喻、丰富瑰丽的想象、大胆奇特的夸张描写、见解独到的议论，揭露、批判秦始皇（实际上是暗讽唐敬宗）的骄奢淫佚、大兴土木，并指陈其必将带来覆亡的后果。

六王毕，四海一[421]，蜀山兀[422]，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423]。二川溶溶[424]，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425]，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426]。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427]，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428]，梳晓鬟也；渭流涨腻[429]，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430]，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431]；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432]，函谷举，楚人一炬[433]，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434]，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注释：

[421]六王：指山东六国，即齐、楚、燕、韩、赵、魏。毕：结束统治。四海：天下。

[422]蜀山兀：蜀地的山都秃了。

[423]咸阳：秦国首都，故地在今陕西咸阳东。

[424]二川：指樊川和渭河。

[425]廊腰：游廊环绕在房屋之间，如同腰带一般。缦回：曲折萦绕。

[426]钩心斗角：诸多楼阁的飞檐向中心建筑环抱，如同钩子一般联结成整体。

[427]蜂房水涡：形容建筑物之多，如同蜜蜂的蜂房和水的漩涡那样稠密重叠，盘曲回环。

[428]绿云：比喻宫女黑而多的头发。

[429]涨腻：浮起一层胭脂油腻。

[430]缦立：久久站立。缦：宽缓，引申为动作缓慢。

[431]九土：指九州，全国。

[432]戍卒叫：指陈胜、吴广号召起义。

[433]楚人一炬：据《史记·项羽本纪》：公元前206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434]族秦者：灭秦宗族的人。

书褒城驿壁

孙樵

孙樵，字可之，晚唐坚持古文运动的散文家，也是一位史学家。进士出身，授中书舍人。新、旧《唐书》有传。

孙樵“幼而工文”，自称“尝得为文真诀”：“储思必深，摛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文章大都反映唐朝政治和社会现实，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意义，讲究构思，注重词采，语多讽刺，以奇崛见称。有《孙可之集》。

《书褒城驿壁》是一篇讽刺性杂文。作者借褒城驿几十年间由雄大宏丽而变为荒芜残破的现实，对晚唐腐败的吏治做了尖锐的揭露。文章构思奇特，语言辛辣，寓意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讽刺散文的艺术特色。

褒城驿号天下第一[435]。及得寓目，视其沼[436]，则浅混而污；视其舟，则离败而胶[437]；庭除甚芜[438]，堂庑甚残[439]，乌睹其所谓宏丽者[440]！

讯于驿吏，则曰：“忠穆公曾牧梁州[441]，以褒城控二节度治所[442]，龙节虎旗[443]，驰驿奔轺[444]，以去以来，毂交蹄劘[445]，由是崇侈其驿，以示雄大。盖当时视他驿为壮，且一岁宾至者不下数百辈，苟夕得其庇，饥得其饱，皆暮至朝去，宁有顾惜心耶？至如棹舟，则必折篙破舷碎鹢而后止[446]；渔钓，则必枯泉汩泥尽鱼而后止[447]；至有饲马于轩[448]，宿隼于堂[449]，凡所以污败室庐，糜毁器用。官小者，其下虽气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难禁。由是日益破碎，不与曩类[450]。某曹八九辈[451]，虽以供馈之隙[452]，一二力治之，其能补数十百人残暴乎？”

语未既，有老氓笑于旁[453]，且曰：“举今州县皆驿也。吾闻开元中[454]，天下富蕃，号为理平[455]，踵千里者不裹粮[456]，长子孙者不知兵[457]。今者天下无金革之声[458]，而户口日益破，疆埸无侵削之虞[459]，而垦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财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县令而已，以其耳目接于民，而政令速于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轻任刺史、县令，而又促数于更易[460]。且刺史、县令，远者三岁一更，近者一二岁再更，故州县之政，苟有不利于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则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县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当愁醉醲，当饥饱鲜，囊帛椟金[461]，笑与秩终[462]。”

呜呼！州县真驿耶？矧更代之隙[463]，黠吏因缘恣为奸欺，以卖州县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财力不竭，户口不破，垦田不寡，难哉！

予既揖退老氓，条其言[464]，书于褒城驿屋壁。

注释：

[435]褒城驿：褒城的驿站。褒城：唐代县名，属山南西道兴元府（今陕西勉县）。

[436]沼：池沼，驿站中必备之设施。

[437]离败而胶：散裂败坏而浮不起来。胶：粘在地上。

[438]庭除甚芜：庭院台阶非常荒芜。

[439]堂庑甚残：堂屋和走廊非常残破。

[440]乌：哪里。

[441]忠穆公：指严震。他在德宗时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死后谥忠穆。梁州：古州名，唐山南西道属梁州。辖境包括今陕西汉中及城固、勉县、留坝、南郑、宁强等地。

[442]二节度治所：一指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南郑县（今陕西汉中），一指凤翔节度使治所天兴县（今陕西凤翔）。

[443]龙节虎旗：唐代节度使的节和旗上有龙和虎的图案。

[444]驰驿奔轺：指节度使的仪仗来来往往。轺（yáo）：轻便的小马车。

[445]毂（gǔ）交蹄劘（mó）：车马往来频繁。毂：车轮中间可以穿轴的部件。劘：摩擦。

[446]篙：划船工具。舷：船帮。鹢：船头水鸟形装饰物。

[447]汩泥：把水底的泥土搅乱。

[448]饲马于轩：在屋里喂马。

[449]宿隼（sǔn）于堂：让鹞鹰睡在大堂里。

[450]曩类：以前一样。曩：以前。

[451]某曹八九辈：我们八九个人。

[452]供馈之隙：供应饮食和服务的闲暇时间。

[453]老氓（méng）：老农民。

[454]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

[455]理平：政治清平安定。

[456]踵：脚后跟，此处是动词，走。裹：携带。

[457]长子孙：养育子孙。

[458]金革：军队中的兵器和铠甲。或云军队中的钲和鼓，也通。代指战争。

[459]疆埸（yì）：边境。侵削之虞：被侵略的忧患。

[460]促数于更易：时间短促而屡次更换。

[461]囊帛椟金：包裹里装好绸缎，钱柜里装好金钱。

[462]笑与秩终：高高兴兴地等着任满调走。

[463]矧更代之隙：何况在新旧官员更替的时机。

[464]条其言：整理他的话。

野庙碑

陆龟蒙

陆龟蒙，字鲁望，晚唐文学家、诗人。为人傲岸自负，举进士不中，便终身不再应试。曾为湖州、苏州从事。后隐居松江甫里，经营茶园，常泛舟于太湖，自称江湖散人。

他很关注社会现实，为文与诗，经常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小品文尤胜于诗，针砭时弊，笔锋犀利，含蕴深刻，富有批判精神。有《笠泽丛书》、《甫里集》。

本文是一篇优秀的讽刺性杂文。借野庙中土木之神盘剥生民，尖锐揭露、辛辣讽刺现实中的贪官污吏的作威作福、鱼肉人民。感情愤激，语言尖刻，具有独特的思想锋芒。

碑者，悲也[465]。古者悬而窆[466]，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余之碑野庙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纪，直悲夫氓竭其力以奉无名之土木而已矣[467]！

瓯、越间好事鬼[468]，山椒水滨多淫祀[469]。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470]，则曰将军；有温而愿、晰而少者[471]，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472]，鸱鸮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氓作之，氓怖之[473]，走畏恐后。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犬鸡鱼菽之荐。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祸亦随作，耋孺畜牧栗栗然[474]。疾病死丧，氓不曰适丁其时耶！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

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475]；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何者？岂不以生能御大灾，捍大患，其死也则血食于生人[476]。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捍患者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477]，未尝怵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驱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佪挠脆怯[478]，颠踬窜踣[479]，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尔，又何责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

既而为诗，以纪其末：

土木其形，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土木其智，窃吾君之禄位，如何可仪！禄位颀颀，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视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注释：

[465]碑：《说文解字》：“竖石也。”本文以悲解释碑，是一种手法，非文字学之意义。魁按：碑的发音应该与悲有关。

[466]悬而窆（biǎn）：用绳子吊着棺材放进墓穴的过程叫窆。

[467]直：仅仅、只是。氓（méng）：农民。

[468]瓯（ōu）越间：今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沿海一带。汉初东越王刘摇在东瓯（今浙江永嘉）建都，地濒瓯江，世称瓯越。好事鬼：喜欢祭祀鬼神。

[469]山椒：山顶。水滨：水边。淫祀：不合礼制的祭祀。《礼记·曲礼下》：“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

[470]庙貌：庙中偶像。黝（yǒu）而硕：黝黑高大。

[471]温而愿：温和而老实。晰而少：白皙而年轻。

[472]萝茑（niǎo）：女萝和茑，两种攀援植物。

[473]“氓作之”两句：农民雕塑了这些偶像，又害怕这些偶像。

[474]耋孺畜牧：老人小孩和放牧之人。

[475]戾（lì）：乖张而不合理。

[476]血食：古代祭祀，要宰牲出血，故称血食。生人：指百姓。

[477]解民之悬：解除人民困苦。悬：被倒挂着，比喻极其困苦。暍：中暑。

[478]佪挠脆怯：慌乱怯懦，脆弱畏缩。佪：昏聩。挠：纷扰慌乱。

[479]颠踬：跌跌撞撞。窜踣：逃窜时摔倒。

宋文

35篇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文学家，是宋初倡导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北宋政治改革派的先驱。进士及第，擢左拾遗，后拜左司谏、知制诰。性格耿直，敢于直言谏诤，因此屡遭贬谪，曾作《三黜赋》以明心见志。卒于黄州贬所，世称王黄州。

诗文多触及时政，反映当时民族矛盾和民生疾苦，风格质朴自然、清新流畅。著有《小畜集》、《小畜外集》。

本文是一篇叙写普通名物的游记，勾画出所建竹楼清隽、幽邃、富有诗意的境界，展现其谪居中淡泊、宁静、潇洒的生活情趣。文章熔叙述、描写、抒情、议论于一炉，多用排比，着力渲染，富有诗情画意；萧疏淡远，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黄冈之地多竹[1]，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2]，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

子城西北隅[3]，雉堞圮毁，榛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4]。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5]，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6]，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7]，披鹤氅[8]，戴华阳巾[9]，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10]。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11]。彼齐云[12]、落星[13]，高则高矣！井幹[14]、丽谯[15]，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复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岁[16]，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17]；丁酉，又入西掖[18]；戊戌岁除日[19]，有齐安之命[20]；己亥闰三月到郡[21]。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22]，庶斯楼之不朽也。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23]。

注释：

[1]黄冈：地名，今湖北黄冈。

[2]刳（kū）：剖开；控空。本文为刮削。

[3]子城：城门外的套城，也称“瓮城”。

[4]月波楼：王禹偁建造的小楼。

[5]幽阒（qù）：幽静寂寥。辽夐（xiòng）：辽阔遥远。

[6]投壶：古代很流行的一种游戏，往壶里投箭状物，以入多者为胜。

[7]公退之暇：指办完公事后的休息时间。

[8]鹤氅（chǎng）：用鸟羽编织的衣服。此处指道服。

[9]华阳巾：道士帽。

[10]第见：先后看到。第：次第。

[11]谪居：贬谪生活。胜概：优美而赏心悦目的风景。

[12]齐云：楼名，在吴郡（今苏州），五代时韩浦所建。

[13]落星：楼名，在桂林苑（今南京）落星山，三国时孙权所建。

[14]井幹（hàn）：楼名，在长安，汉武帝所建。

[15]丽谯：楼名，三国时曹操所建。

[16]至道乙未岁：995年。孝章皇后死，王禹偁因议论不合，被贬滁州。

[17]丙申：996年。移广陵：调任广陵。广陵：今江苏扬州。

[18]丁酉：997年。西掖：即中书省，在北宋是朝廷最高行政机构。

[19]戊戌岁：998年。除日：除夕。

[20]齐安：即黄州，宋代为黄州齐安郡。

[21]己亥：999年。

[22]嗣而葺：接着修缮它。嗣：接续。葺：修缮。

[23]咸平二年：即999年。咸平：宋真宗年号。

唐河店妪传

王禹偁

本文通过记述一位老妇智勇杀敌的故事，颂扬边地人民保家卫国的英勇斗争，对当权者军政腐败、措施失当予以揭露和谴责。

作者怀着深厚的感情，以生动的笔墨、凝练的语言，描绘了一位沉着镇静、聪明果敢的老年妇女形象，读后令人感发奋起，精神为之一振。

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里[24]，因河为名。平时虏至店饮食游息[25]，不以为怪；兵兴以来[26]，始防捍之，然亦未甚惧。

端拱中[27]，有妪独止店上。会一虏至，系马于门，持弓矢坐定，呵妪汲水。妪持绠缶趋井，悬而复止。因胡语呼虏为王；且告虏曰：“绠短，不能及也。妪老力惫，王可自取之。”虏因系绠弓杪[28]，俯而汲焉。妪自后推虏堕井，跨马诣郡。马之介甲具焉[29]，鞍之后复悬一彘首[30]。常山民吏观而壮之。

噫！国之备塞[31]，多用边兵，盖有以也；以其习战斗而不畏懦矣。一妪尚尔，其人可知也。近世边郡骑兵之勇者，在上谷曰“静塞”[32]，在雄州曰“骁捷”[33]，在常山曰“厅子”[34]。是皆习干戈战斗而不畏懦者也。闻虏之至，或父母辔马[35]，妻子取弓矢，至有不俟甲胄而进者。顷年胡马南下，不过上谷者久之，以“静塞”骑兵之勇也。会边将取“静塞”马，分隶帐下以自卫，故上谷不守[36]。

今“骁捷”、“厅子”之号尚存，而兵不甚众，虽加召募，边人不应，何也？盖选归上都[37]，离失乡土故也；又月给微薄，或不能充；所赐介胄鞍马，皆脆弱羸瘠，不足御胡；其坚利壮健者，悉为上军所取[38]；及其赴敌，则此辈身先，宜其不乐为也。

诚能定其军，使有乡土之恋；厚其给，使得衣食之足；复赐以坚甲健马，则何敌不破！如是得边兵一万，可敌客军五万矣。谋人之国者，不于此而留心，吾未见其忠也。

故因一妪之勇，总录边事，贻于有位者云。

注释：

[24]常山郡：治所在今河北定州。境内有井陉关，为北宋军事要地。

[25]虏：此处指契丹兵。

[26]兵兴：指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两次出兵反击辽军。

[27]端拱：宋太宗年号（988—989）。

[28]系绠弓杪：把绳子拴在弓的梢上。

[29]介甲具焉：马身上披挂的护甲全部都在。

[30]彘首：猪头。

[31]备塞：守备边塞。

[32]上谷：古代郡名，后改易州，治所在今河北易县。“静塞”：当时易州地方武装军队的名称。

[33]雄州：治所在今河北涿州。境内有瓦桥关，为北宋边防重镇。该州地方武装部队称“骁捷”。

[34]“厅子”：常山郡的地方武装部队叫“厅子”。

[35]父母辔马：父母帮助儿子上鞍辔。

[36]“会边将”三句：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载，边将李继隆在端拱二年将易州“静塞”兵收归自己麾下。不久敌人入寇，易州陷落。

[37]选归上都：挑选一部分归京师。上都：指首都汴梁。

[38]上军：指禁卫军。

岳阳楼记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幼年清苦，早蓄大志，做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举进士第，为政清廉，自奉简约；积极主张革除时弊。曾率兵镇守延安，西夏不敢入侵。后因得罪了时相，遭到贬谪。死后赠兵部尚书，谥文正，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他的诗文，艺术上颇见功力。其边塞词境界宏阔、风格苍凉，突破了五代的绮靡风气。

本文系应友人滕子京之嘱而作。通过登楼览物之情，拈出“悲喜”二意，引出后文先忧后乐一篇大文章。作者放开眼界，突破一己感情的局限，着眼于天下之人，最具超人识见。写景铺张，抒情真切，议论精辟，成为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一篇范文。

庆历四年春[39]，滕子京谪守巴陵郡[40]。越明年[41]，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42]，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43]，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44]，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45]，吾谁与归[46]！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注释：

[39]庆历四年：1044年。庆历：宋仁宗年号（1041—1048）。

[40]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河南人，范仲淹同年进士。巴陵郡：即岳州。

[41]越明年：越过第二年，即第三年的意思。

[42]潇湘：潇水和湘江合流后流入洞庭湖。

[43]去国怀乡：离开京师怀念家乡。一般被贬指京官，家在京城，故云。

[44]景明：日光明亮。

[45]微斯人：假如不是这种人。

[46]谁与归：即“与谁归”，和谁同道。归：归向。

醉翁亭记

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晚号六一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进士出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为人刚直，敢于谏诤，曾两度遭贬谪。在担任要职期间，他特别留意推举贤才，荐引后进，擢拔了一大批文学家。

作为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在诗文方面影响巨大，尤其是散文成就很高。文风简洁清丽，流畅婉转，摇曳生姿；笔力雄浑，说理透辟，描写为其特长，而且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

本文描写滁州山间的朝暮变化和四时景色，记叙了作者和滁人的游乐，也从侧面显示其治滁的政绩。作者将自己的心灵沉浸到闲适、和谐、恬淡的情境里，获得一种怡然自得的享受。

关于写作特点，《古文观止》编者有一段评语：“通篇共用二十个‘也’字，层层脱却，逐步顿跌。句句是记山水，却句句是记亭，句句是记太守。似散非散，似俳非俳，文家之创调也。”

环滁皆山也[47]。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48]。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49]。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50]，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51]，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52]，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53]，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注释：

[47]滁：滁州，今安徽滁州。

[48]琅琊：山名，在滁州西南十里。

[49]太守：知州。州郡级行政长官都可以称太守。

[50]林霏：林中的云气。

[51]繁阴：浓密的树荫。

[52]伛偻提携：指老人和小孩。伛偻：弯腰驼背。提携：用手拉着领着。

[53]射者中：指投壶游戏。唐宋时期很普及的游戏，往一壶里投箭，多中者为胜。

秋声赋

欧阳修

本文是作者五十三岁时的作品。写作的背景是，此前二十几年，由于直言切谏、参与政治革新，经历两次贬谪；这一年春天，他在声望日隆之时，紧急刹车，主动辞去开封府尹职务，专心著述。心境肯定是很郁塞的。这样，当他面对秋容、秋色、秋状、秋意，自然会由感节序而叹人生，把自然之秋与人生之秋联结起来，由秋声萧瑟、百卉凋零，联想到“物过盛而当杀”，世路崎岖，人生易老，生命由盛而衰，从而通过文章抒发对生命的感悟。

文章妙处在于，秋声本无形迹，他却能写得形色宛然，动态百出，通篇都是形象、具象、意象。“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语），本文正是达到这种艺术境界。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54]，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55]，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56]；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57]，于时为阴[58]；又兵象也[59]，于行用金[60]。是谓天地之义气[61]，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62]，夷则为七月之律[63]。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呼！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物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64]，黟然黑者为星星[65]。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66]，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注释：

[54]枚：形状如同筷子的木片。古代行军，士兵含口中，避免说话。

[55]明河：即银河，也称天河。

[56]烟霏云敛：烟消云散之意。霏：通飞。敛：收敛。

[57]刑官：即司寇。古代掌刑狱、纠察之官。古人将职官与天地四时相配，司寇称秋官，取其杀戮之意。

[58]于时为阴：古代有阴阳五行理论，秋冬阴气重，故为阴。

[59]兵象：用兵的征象。古代练兵、征伐多在秋天。

[60]于行用金：五行与四季对应，秋天属金，于色为白。

[61]天地之义气：《礼记·乡饮酒义》说：天地肃杀之气，始于西南方，到西北方为极盛。这正是秋的方位。

[62]商声：五音与五行相配，商属金，秋属金，西方属金，故云。

[63]夷则为七月之律：夷则是七月的音律。古音分十二律，即十二个高度不同的标准音。十二律和十二月联系起来，夷则配七月。

[64]渥然丹者：红扑扑的面容。槁木：枯槁的树皮，比喻人衰老之皮肤。

[65]黟（yī）然黑者：指乌黑的头发。星星：鬓发花白。

[66]戕（qiāng）贼：伤害；损害。本文指害人之贼。

与高司谏书

欧阳修

范仲淹因论事触犯了宰相吕夷简，被贬知饶州。朝臣多有仗义执言鸣不平者；而高若讷身为司谏，不但不加论救，反而私下诋毁，认为罪有应得。欧阳修激于义愤，乃作此文，痛骂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结果遭到报复，坐贬夷陵令。

文章理直气壮，言辞锋利，句句击中对方要害，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不畏权势、坚持正义、刚直不阿的高贵品格。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67]，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68]，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69]，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70]，与叶道卿[71]、郑天休数人者[72]，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73]，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74]，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75]，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76]，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77]。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78]，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79]，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80]。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81]；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82]。

且希文果不贤耶？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83]，作待制日[84]，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85]。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86]。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耶？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87]，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88]，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89]，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耶？望之与章果不贤耶？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耶？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耶？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90]，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91]，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92]。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93]，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昨日安道贬官[94]，师鲁待罪[95]，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96]。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97]，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98]。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注释：

[67]随州：欧阳修四岁丧父，其后一些年母亲郑氏携带他投奔在随州（今湖北省随州）任推官的叔父欧阳晔，便在随州落户。

[68]天圣二年：1024年。

[69]接：接触交往。

[70]宋舍人兄弟：指宋庠、宋祁兄弟，当时任起居舍人之职。兄弟二人同榜进士，宋庠为状元，并称“二宋”。

[71]叶道卿：叶清臣，字道卿，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做过翰林学士。

[72]郑天休：郑戡，字天休，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官至枢密副使。

[73]厕其间：置身于这个行列中。

[74]御史里行：官名。高若讷曾任过监察御史里行、殿中侍御史里行。

[75]尹师鲁：尹洙，字师鲁，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官至起居舍人，直龙图阁，以提倡古文著称。

[76]侃然：刚直貌。

[77]安道：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以直谏著称。

[78]立朝有本末：意谓在朝做官，知道为政之道有主次、先后。本末：根本和末节，比喻主次。

[79]闵：同悯，怜悯、同情。

[80]饰己不言之过：掩饰自己不敢进谏的过失。

[81]“夫力所”两句：意谓高司谏如果怕事而不敢为范仲淹辩白，是愚者力所不及。

[82]“以智文”两句：意谓如果用巧智来文饰自己的罪过，这是士大夫中间的败类。

[83]大理寺丞：范仲淹于宋仁宗天圣二年至六年（1024—1028）为大理寺丞。前行员外郎：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擢升为礼部员外郎。

[84]作待制日：景祐二年，范仲淹同时提升为天章阁待制。

[85]班行：班次、行列，此处指同行。

[86]不贤之人：指高若讷认为范仲淹不贤。

[87]忤意：违背意旨。

[88]萧望之：字长倩，兰陵（今山东枣庄）人。汉元帝时执政大臣，反对宦官弘恭、石显弄权，被宦官诬陷，被迫自杀。王章：字仲卿，汉成帝时大臣，刚直敢言，反对外戚王凤擅权，被诬陷入狱，死在狱中。

[89]石显：汉元帝时宦官，干政弄权，罪恶多端。王凤：汉成帝时以外戚身份专权，后导致王莽篡汉。

[90]今皇帝：指宋仁宗。

[91]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进士出身，累官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尚书刑部员外郎。以言事贬官。仁宗即位年少，太后临朝，曹修古敢于直言。仁宗亲政后，特赠右谏议大夫，赐其家钱二十万。刘越：字子长，进士出身，在太后临朝时敢于直言，曾上疏请求太后还政。仁宗亲政时刘越已卒，赠右司谏，赐其家钱十万。

[92]今“希文”两句：范仲淹和孔道辅，都是因谏诤被提拔的。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二人因谏阻废郭皇后受贬谪。景祐二年（1035）起用孔道辅为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为礼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93]御史台榜朝堂：因范仲淹直言上谏，吕夷简以及党羽便以警戒百官越职言事为由，而以范仲淹朋党榜示朝堂。

[94]安道贬官：范仲淹被贬官后，余靖上书谏阻，也被贬黜。

[95]师鲁待罪：《宋史·尹洙传》：“会范仲淹贬，敕榜朝堂，戒百官为朋党。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复为掌书记，兼唐州酒税。”

[96]责贤者备：责备贤者比较严厉。

[97]区区：恳切、真诚。

[98]朋邪之人：和奸邪之人为朋友。

祭石曼卿文

欧阳修

本文是欧阳修为悼念故去二十六年的亡友石曼卿而作。因致祭于墓下，故从形骸、坟墓、朽壤着笔。以三呼“呜呼曼卿”为线索，一赞叹其声名，表达崇敬之诚；二悲其坟墓凄凉，寄托痛悼之情；三感念畴昔，怀想不尽。

行文中，感情浓烈，沉痛悲切；整散结合，长短交错。读之音节抑扬，琅琅上口。

维治平四年七月日[99]，具官欧阳修[100]，谨遣尚书都省令史李敭[101]，至于太清[102]，以清酌庶羞之奠[103]，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吊之以文。曰：

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而著在简册者，昭如日星。

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104]。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鼪[105]？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

呜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106]。尚飨[107]！

注释：

[99]治平四年：1067年。治平：宋英宗年号（1064—1067）。

[100]具官：唐宋时文章底稿上官职的省写。当时欧阳修官职为观文殿大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

[101]李敭：时任尚书都省令史，生平不详。

[102]太清：地名，太清乡，今河南商丘南，石曼卿墓地在此。

[103]清酌：清酒。庶羞：各种食品。奠：祭品。

[104]灵芝而九茎：灵芝是一种稀有的药用菌类植物。九茎：一种红黄色非常名贵的灵芝。

[105]狐貉：狐狸和貉。貉：类似狐狸的野兽。鼯：类似松鼠的一种飞鼠。鼪：黄鼬，俗称黄鼠狼。

[106]太上：指圣人，能够控制感情。《晋书·王衍传》：“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之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107]尚飨（xiǎng）：希望能够享用，祭文结束套语。飨：通享。

六国论

苏洵

苏洵，字明允，北宋著名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他大器晚成，二十七岁始读书，闭门发愤十余载，学业大进。得到欧阳修的赞赏，文名炽盛。长于散文，尤擅政论，“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欧阳修赞语）。为文论证透辟，笔势雄健，语言锋利，说服力强，具战国纵横家笔意。著有《嘉祐集》。

本篇是苏洵政论文的代表作品。他们父子三人，每人都曾撰写一篇《六国论》，苏洵胜出之处，在于借题发挥，以古喻今，通过纵谈六国灭亡历史，提出“弊在赂秦”的精辟论点，抨击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屈辱政策，告诫切勿重蹈覆辙，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108]。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109]，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110]；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111]。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112]。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113]。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114]，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115]，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注释：

[108]赂秦：贿赂秦国。

[109]互丧：全部相继丧亡。

[110]“较秦”三句：比较一下秦国接受贿赂所得到的城邑领土，是通过战争胜利而得到的一百倍。

[111]与嬴：亲近支持秦国。嬴：秦是嬴姓。

[112]速祸：加速了秦国灭亡燕国的速度。

[113]李牧：战国时赵国名将，多次率兵打败秦兵。

[114]邯郸为郡：指赵国灭亡，首都邯郸成为秦国的郡。

[115]天下之大：指北宋疆域的广大和国力的强大。

爱莲说

周敦颐

周敦颐，字茂叔，北宋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宋代理学创始人，其思想对后世有较深影响。曾在江西、湖南一带任地方官。世称濂溪先生，卒谥元公。有《周元公集》。

这是一篇思想精粹、语言优美、富有诗情画意的随笔小品。作者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自喻，托举出他的洁身自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抱负与人格。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116]，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117]，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之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注释：

[116]蕃：同繁，多。

[117]李唐：李唐王朝。唐人甚爱牡丹，有许多故事。

寄欧阳舍人书

曾巩

曾巩，字子固，北宋著名文学家，世称南丰先生，“唐宋八大家”之一。登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以散文名世，立论警策，说理曲折尽意，讲究章法结构；也是著名学者，整理、校订过许多古籍。著有《元丰类稿》。

本文是一封独具特色的谢函。欧阳修曾为作者祖父写过一篇墓碑铭，曾巩遂写信致谢。体裁虽为信札，却没有平常的客套话和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具列了许多深刻而有社会意义的内容。文章浩瀚汪洋，笔势起伏，结构谨严。前人称赞此文，“纡徐曲折，转入幽深”，在曾巩文集中“应为第一”。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118]。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119]，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120]。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121]，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122]，议之不徇[123]？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124]，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125]，而思所以传之之由，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126]，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且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127]，敢不承教而加详焉[128]？愧甚，不宣。巩再拜。

注释：

[118]先大父：去世的祖父，名曾致尧。

[119]志：记载史事的书籍，这里指记载死者生前事迹的墓志。

[120]见（xiàn）：表现。

[121]纪：通记，记载。

[122]恶：怎么。

[123]徇：徇私。

[124]衋（xì）然：伤心悲痛貌。

[125]追睎（xī）：追怀仰慕。

[126]屯（zhūn）蹶否（pǐ）塞：艰难困顿。屯、否，都是《易经》中的卦名。

[127]世族之次：指欧阳修在《与曾巩论氏族书》中对曾氏族系次第的考证。

[128]加详：再进一步详细考证。

墨池记

曾巩

本文通过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一事，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而致的道理。作者还由此引申到“欲深造道德”，更须努力于学。见解精辟，写法别致，行文严谨而不板滞，婉转矫劲，饶有余味。

临川之城东[129]，有地隐然而高[130]，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131]。羲之尝慕张芝[132]，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133]，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134]，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135]，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136]，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137]，曾巩记。

注释：

[129]临川：今江西临川，宋为抚州治所。

[130]隐然：突出的样子。

[131]荀伯子：南朝宋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曾任临川内史，著《临川记》六卷。

[132]张芝：字伯英，东汉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人称“草圣”。

[133]强以仕：勉强出仕。

[134]教授：官职，宋代在县以上各级官学中皆有教授，主管教育所属官学。

[135]揭：挂起标志。

[136]废：废弃，此处是埋没的意思。

[137]庆历：宋仁宗年号（1041—1048）。庆历八年：即1048年。

谏院题名记

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世称涑水先生。登进士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本传中说：“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居洛阳十五年，绝口不谈政事，专力主编《资治通鉴》。

本文是作者为谏官官署题名刻石所写的题记。通篇仅百余字，立论正大，气盛言宜，文势丰沛，曲折有致，体现了敢于直谏，公正不阿，不为身谋的可贵品格。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初[138]，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139]，钱君始书其名于版[140]。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141]，刻于石。

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注释：

[138]天禧：宋真宗年号（1017—1021）。

[139]庆历：宋仁宗年号（1041—1048）。

[140]钱君：当是钱惟演。版：当是谏院中揭示记录的图版。

[141]嘉祐八年：即1063年。

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中进士后，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等地方官吏；后入朝擢拔为参知政事，两度拜相，推行新法。

他的散文创作，峭拔雄健，说理透辟，概括力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方面亦有很高成就。著有《临川先生文集》。

本篇为书信体驳论文章。此前，司马光曾给他写过一封长信，指责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复信中作了斩钉截铁的批驳，表示其坚持改革，决不为流言俗议所动的决心。论辩犀利，外柔内刚，可谓“理足气盛”。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142]，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143]，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144]，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145]，胥怨者民也[146]，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147]，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148]。

注释：

[142]君实：司马光的字。游处：交游相处。

[143]上报：写回信尊敬对方的客气说法。

[144]难壬人：反驳责难谗佞的人。壬人，佞人。

[145]盘庚：殷商朝一位国君。迁：将殷都从黄河之北迁于亳（今河南安阳西）。

[146]胥怨：相与怨恨。

[147]不事事：一切事情都不做。

[148]不任：不胜。区区：即拳拳之意，诚恳真挚。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

这是一篇驳难、翻案文字，主旨是推翻“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说法。全篇只有四句话八十八个字，凡婉转四折，笔势峭拔，辞气横厉，可谓“文短气长”、“咫尺有千里之势”。清人赞之为：“语语转，笔笔转，千秋绝调。”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149]，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150]。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151]？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注释：

[149]孟尝君：战国时齐国人，姓田名文，战国四公子之一。

[150]脱于虎豹之秦：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在秦国为官，秦昭王要杀他。他的门客中有偷盗高手，偷到白狐裘献给秦王宠姬，孟尝君得救。当逃到函谷关时，天未亮。秦法规定，鸡叫开关。门客中人学鸡叫，骗守吏开关门。于是孟尝君逃出秦国。

[151]尚：还。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这是一篇十分别致的纪游文字。名曰游记，却着意于即事明理，发抒作者关于治学的见解，而不在于描摹山川之美、景物之胜。行文中，把记叙、感悟、议论熔于一炉，充满思辨色彩、哲学意蕴，帮助读者获得一些规律性的启示；却又以其严谨的结构、生动的形象、精美的语言，体现出鲜明的文学性。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152]，始舍于其址[153]，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154]。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155]。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156]，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157]，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158]，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159]，长乐王回深父[160]，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注释：

[152]浮图：梵语，音译，有佛、塔、寺院、和尚多义，此处指和尚。慧褒：唐代高僧。

[153]舍于其址：居住在山脚下。址：同阯，山脚下。

[154]禅：梵语禅那的省称，本意是静思，为佛教徒追求的一种境界。后来泛指与佛教有关的人或事。

[155]庐冢（zhǒng）：房屋和坟墓。应该是偏义复词，指坟墓。

[156]窈然：深邃的样子。

[157]相：辅助，一定的客观条件。

[158]仆碑：仆倒的碑。

[159]庐陵：地名，即今江西吉安。萧君圭：字君玉。

[160]长乐：今福建长乐。王回：字深父。

伤仲永

王安石

这篇著名的散文，通过方仲永由神童沦落为常人的故事，揭示天才禀赋不足恃，必须加强后天教育，始可成才的道理。立意深刻警辟，耐人寻味。文章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通篇虽然未著“伤”字，但所述皆为可“伤”之事，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于一个神童“泯然众人”的惋惜之情。

金溪民方仲永[161]，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162]。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

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163]，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164]，从先人还家[165]，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注释：

[161]金溪：今江西金溪。

[162]自为其名：自己签上名字。

[163]宾客其父：尊敬他的父亲，用宾客的礼节来款待他的父亲。

[164]明道：宋仁宗年号（1032—1033）。

[165]先人：死去的父亲王益。

前赤壁赋

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化名人。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个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作出了卓越贡献。其文纵横恣肆，挥洒畅达；为诗题材广阔，清新雄健；词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逸怀浩气，开“豪放派”之先河。

进士及第后，官至中书舍人、礼部尚书。由于新旧党争、谏官弹劾，仕途蹉跌，屡遭贬谪。所历州郡，关心国计民生，多有惠政。

本篇与下篇均为作者贬谪黄州时作品。三个月内，两番以赤壁为题作赋，故以“前后”名之。文中抒写了作者由“乐甚”到“愀然”到“喜笑”的三次心态变化，曲折含蓄地抒发了内心的苦闷与不平，表述了关于宇宙、人生变与不变的看法。庄禅齐一生死、荣辱、得失的思想，为他在险恶境遇中提供了一种精神资源，使他以随缘自适的达观态度，排遣苦闷、愤懑，增添无穷生趣。

作者艺术手法高超，寓情于景，借景明理，将理、景、情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感情翻转起伏，行文富于变化，文章富有节奏感、音韵美。

壬戌之秋[166]，七月既望[167]，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168]，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169]。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170]。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171]，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172]。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173]？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174]，旌旗蔽空，酾酒临江[175]，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176]；寄蜉蝣与天地[177]，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178]。”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注释：

[166]壬戌：神宗元丰五年（1082）。

[167]既望：每月农历十六。

[168]属：同嘱，嘱咐，劝酒的意思。

[169]明月之诗，窈窕之章：指《诗经·陈风·月出》第一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170]斗牛：二星宿名，即斗宿和牛宿，均属于二十八星宿之一。

[171]冯虚御风：凭依着天空而驾驭着风。冯：通凭。

[172]嫠（lí）妇：寡妇。

[173]曹孟德：曹操字孟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是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

[174]舳舻（zhú lú）：船头和船尾相连接。舳：船后掌舵处。舻：船头摇棹处。

[175]酾（shī）酒临江：往江面上洒酒凭吊古代豪杰。

[176]匏（páo）樽：用葫芦做的酒器。

[177]蜉蝣：漂浮或飞在水面的小虫，生命很短暂。

[178]适：适用享受。

后赤壁赋

苏轼

本篇进一步引申了前赋中“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解脱苦闷、旷怀达观的思想，重在状景叙事，遨游观赏，饱享奇异惊悚之美；与前赋的借景抒怀，阐发哲理，感悟人生，恰成鲜明的对照。

不仅内容深受庄子思想影响，艺术手法上也酷似《庄子》：带有浪漫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色彩，以孤鹤为己喻，而以“羽衣蹁跹”的道士寄托潇洒出尘之想。清人评说此文：“忽鹤忽道士，奇幻极矣，乃神似《南华》。”

是岁十月之望[179]，步自雪堂[180]，将归于临皋[181]。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182]。

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183]。顾安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184]，踞虎豹[185]，登虬龙[186]，攀栖鹘之危巢[187]，俯冯夷之幽宫[188]。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189]，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190]，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注释：

[179]是岁：本篇与《前赤壁赋》同年而作，亦神宗元丰五年（1082）。望：望日，农历每月十五。

[180]雪堂：苏轼在黄州所建之书房。

[181]临皋：临皋馆，在黄冈县南长江边上。苏轼贬谪到黄州后便临时居住在这里。

[182]黄泥之坂：黄泥坂，是雪堂到临皋的必经之路。

[183]松江之鲈：松江的鲈鱼。松江，今属上海，以产鲈鱼著名。

[184]披蒙茸：分开杂乱细长的杂草。

[185]踞虎豹：蹲在虎豹形状的石头上。

[186]虬龙：遒劲如龙的树枝树丫。

[187]鹘（hú）：一种猛禽。

[188]冯夷：古代传说中的水神名。

[189]划然：长啸的声音。啸：撮口从腹腔发出长音，是古人抒发强烈情怀之表现方式。

[190]畴昔：先前。

石钟山记

苏轼

文章生动地记叙了作者深夜探察石钟山的经过，阐明要认识事物的真相，必须“目见耳闻”，切忌主观“臆断其有无”的道理。因疑而察，察中考辨，进而得出正确结论—这是认识事物的规律，也是本文展开铺叙的步骤。逻辑严密，浑然一体；议论活泼，结构紧凑；绘声绘色，妙语传神。

《水经》云[191]：“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192]。”郦元以为下临深潭[193]，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194]，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195]，北音清越，桴止响腾[196]，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197]，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198]，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199]，送之至湖口[200]，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空空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201]，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202]；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203]。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204]。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205]，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206]；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207]。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208]，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注释：

[191]《水经》：我国古代一部专记江水河道的地理书。

[192]彭蠡：即今江西鄱阳湖。

[193]郦元：即郦道元，《水经注》的作者。

[194]李渤：唐代人，写过《辩石钟山记》。

[195]函胡：厚重模糊。

[196]桴：鼓槌。

[197]元丰七年：1084年。

[198]齐安：黄州别称。临汝：今河南临汝。

[199]迈：苏迈，苏轼长子。饶：饶州，在今江西。德兴：县名。

[200]湖口：县名，今江西湖口，石钟山所在地。

[201]鹘：一种猛禽。

[202]磔磔（zhé zhé）：象声词，鸟鸣声。

[203]噌吰（chēng hóng）：象声词，形容水声。

[204]涵淡：水波荡漾貌。澎湃：水波涌动的声音。

[205]窾坎：击物声。镗鞳（tāng tà）：钟鼓声。

[206]周景王之无射：据史书记载，周景王二十四年铸成无射钟。

[207]魏庄子之歌钟：据《左传·襄公十一年》载，郑国送给晋侯歌钟两套，晋侯赐给魏绛歌钟。魏绛即魏庄子。

[208]斧斤考击：用斧头敲击考察。

超然台记

苏轼

本篇中心是描述作者淡泊自适、无往而不乐的生活态度，阐发其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思想。而在写法上却突破常规，既然叫“记”，总应先写景叙事，交代过程；而作者反之，竟然劈头以阐释哲理领起，尔后才交代建台的背景与经过，进而叙写登台之乐。顿觉生面别开，跌宕有致。

理趣美，意蕴深，为本文之亮点。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209]，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210]。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211]，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212]；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213]，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214]，日食杞菊[215]，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216]，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217]，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

南望马耳、常山[218]，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219]，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220]。西望穆陵[221]，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222]，犹有存者。北俯潍水[223]，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224]，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225]，瀹脱粟而食之[226]，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227]，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注释：

[209]哺：吃。糟：酒糟。啜（chuò）：饮。醨：淡酒。

[210]盖：掩盖，遮蔽。

[211]钱塘：代指杭州。胶西：指山东胶河以西地区，此处指密州，治所在山东诸城。

[212]采椽之居：采伐来的木材直接做的椽子，指简陋的房屋。

[213]岁比不登：连续几年歉收。登：庄稼成熟。

[214]斋厨索然：厨房中萧索冷清。

[215]杞菊：枸杞和野菊，两种可食野生植物。此处泛指野菜。

[216]期年：一周年。

[217]安丘、高密：二县名，皆归属密州。

[218]马耳、常山：二山名，位于密州城南。

[219]卢山：山名，位于密州城东。

[220]卢敖：秦朝博士，为秦始皇求仙药不得，逃到密州东部卢山隐居。

[221]穆陵：关名，故址在今山东临朐东南大岘山上。

[222]师尚父：即姜太公。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

[223]潍水：即今潍河，韩信曾在此击败龙且军二十万。

[224]淮阴：淮阴侯韩信。

[225]秫（shú）酒：黄米酒。

[226]脱粟：只去皮的糙米。

[227]子由：即苏轼弟弟苏辙，字子由。

宝绘堂记

苏轼

人与物的关系，往古先贤一直在讨论。老子之外，庄子明确反对人为物役，主张“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这一思想深得苏轼的赞同。他就书画这件具体事物，从“寓意”与“留意”两个角度来加以探讨，认为寄情于物，虽微贱之物亦能给人带来快乐；而沉溺于物，虽微贱之物亦能成为人的灾患。这是本文的中心思想。

一般人写这类记叙文，往往要叙述营建始末、结构规模、堂内堂外景观；而苏轼为文，从来不肯按部就班，就事论事，经常是意出尘表，凭空结撰，有时借题发挥，抒发独到的见解。本文就有这个特点。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228]。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229]。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230]。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231]，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232]，桓玄之走舸[233]，王涯之复壁[234]，皆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此留意之祸也。

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唯恐其失之，人之所有，唯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235]，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为记。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记。

注释：

[228]结髦：《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载：“备性好结髦。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髦而已矣！’”

[229]锻炼：即打铁。可能带有工艺性。

[230]阮孚：竹林七贤阮咸之子，为人放荡但有见识，性好屐，有人拜访，见其正在蜡屐而毫不回避。

[231]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据羊欣《笔阵图》载：魏钟繇字元常。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笔更妙。

[232]宋孝武：孝武帝刘骏，是南朝宋第五位皇帝，文帝刘义隆第三子。王僧虔：《齐书》本传称：“僧虔善隶楷书，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惟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

[233]桓玄：字敬道，一名灵宝，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桓温之子，东晋晚期的权臣。走舸：桓玄酷爱书画，即使战争期间，也用专门的船载着书画随行。

[234]王涯：太原人，唐文宗时宰相，藏书丰富，甘露之变中遇害。《新唐书》本传载，王涯酷爱书画，花重金购买，凿墙藏匿。被害后，人毁其墙，剔取奁轴金玉，书画毁弃于路。

[235]王君晋卿：即王诜，任驸马都尉，爱好诗文书画，是苏轼好友。

记承天寺夜游

苏轼

本文是苏轼的随笔小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记叙了黄州贬谪期间，一次中庭步月，面对着澄澈空明的冷月清光，心头涌起的欣喜伴着苍凉、悠闲却也寂寞的情境。作者只用了八十余字，就把大自然的美妙景色和潇洒从容的精神境界，刻画得惟妙惟肖、诗意盎然。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236]，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237]，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238]，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注释：

[236]元丰六年：即1083年，苏轼被贬谪在黄州期间。

[237]承天寺：在今湖北黄冈南。

[238]藻荇：都是水草名。

答谢民师书

苏轼

本文是作者去世前以书信形式抒写文学见解的一篇文论。信中，深刻、概略地总结了平生写作的经验，发表了一些文学主张，并对“以艰深文浅易”、矫揉造作的文风提出了批评。

笔势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文理畅达，言简而意深，确是一篇优秀的说理性散文。

近奉违[239]，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240]，学迂材下，坐废累年[241]，不敢复齿缙绅[242]。自还海北[243]，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244]，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245]，其《太玄》、《法言》[246]，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247]，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248]；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249]，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250]，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251]，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注释：

[239]奉违：犹言告别。奉：敬语。

[240]刚简：秉性刚强，待人清简，意谓不会逢迎。

[241]坐废累年：因此被废弃多年。苏轼晚年被贬谪多地多年。

[242]不敢复齿缙绅：不敢和达官贵族交往。缙绅：官服中之大带。

[243]海北：大海北岸，苏轼从海南岛返回内地，故云。

[244]倾盖如故：一见如故。语出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245]雕虫篆刻：只注意雕琢字句，意谓文辞艰深而内容浅易。

[246]《太玄》、《法言》：扬雄的两部著作。扬雄模拟《易经》而作《太玄》，模拟《论语》而作《法言》。

[247]《离骚经》：即屈原所作之《离骚》，后世文人尊之为经。

[248]升堂：比喻学道的不同境界，分为“入门、升堂、入室”三个阶段。

[249]惠力：寺庙名，在清江县南二里，即欧阳修生前住宅。法雨堂：当是此寺中之堂。

[250]临江：宋置军名，治所在今江西樟树。

[251]峡山寺：即广庆寺，一名飞来寺，在广东清远东峡山上，为古代名刹之一。

贾谊论

苏轼

唐人讲，“贾生才调更无伦”，而终不见用，责任在汉文帝那里。苏轼却以充足的论据、令人信服的辩说，认定贾谊的悲剧是因为不能“自用其才”、“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责任全在自己。语意深沉，有痛惜，有责备，其间也包括对于自己一生坎坷教训的总结；最后落到人君也应敢于破格使用贤才，莫要错过时机，更有不尽之意。

立论警策，出语不同凡响，且能层层演进，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证，令人心服。这是大苏文章的看点。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252]。惜乎！贾生王者之佐[253]，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254]，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255]？得君如汉文[256]，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257]，先之以冉有[258]，申之以子夏[259]，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260]，三宿而后出昼[261]，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262]？”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263]，灌婴连兵数十万[264]，以决刘、吕之雌雄[265]，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266]，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267]，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268]！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269]，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270]。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271]。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272]，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273]，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274]，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275]，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276]。

注释：

[252]自用：自己创造条件为世所用。

[253]贾生：即贾谊，汉初大臣，著名政论家。

[254]可致之才：指可以建功立业的才能。

[255]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

[256]汉文：汉文帝刘恒。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开创汉代“文景之治”的局面。

[257]之荆：到楚国去。

[258]冉有：孔子弟子，姓冉，名求，字子有。

[259]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

[260]孟子去齐：孟子离开齐国。

[261]昼：地名，今山东临淄，齐国边境。

[262]不豫：不高兴。

[263]“绛侯”句：周勃，汉朝开国功臣，封绛侯。在平定诸吕安定刘氏天下的关键时刻建立奇功。在确定刘恒为天子方面是决策人物之一。刘恒进京，他亲手将天子玉玺捧交给文帝。

[264]灌婴：汉朝开国功臣，封颍阴侯，在平定诸吕的关键时刻和周勃联手，建有大功。并称“灌绛”。

[265]刘、吕之雌雄：决定刘邦一族和吕后家族的胜败。

[266]分（fèn）：情分。

[267]优游：从容不迫。浸渍：逐渐渗透浸染。

[268]痛哭：贾谊在《治安策》中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269]吊屈原：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江时作《吊屈原赋》。

[270]趯然：心情激动愤慨貌。远举：远离政治中心，即隐居。

[271]处穷：处在穷困境界中。

[272]遗俗之累：遗弃世俗的拖累，即不能融入世俗社会。

[273]苻坚：南北朝时前秦皇帝。王猛：前秦著名谋士，出身微贱，遇到苻坚被委以重任。

[274]匹夫：指苻坚。略有天下之半：前秦苻坚时很兴盛，领土很广袤。

[275]狷介：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276]发：发表见解。

晁错论

苏轼

同上篇一样，这也是苏轼写的人物评论，评论对象是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家晁错。对于晁错改革的失败，特别是晁错之死，世人皆以为是因提出削封诸侯国的建议，忠而见诛，为他感到冤枉，予以叹惋；苏轼却发前人所未发，认为咎由自取；并且为其谋划，为其着想，剖析得头头是道，洞若观火，有很强的说服力。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277]，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278]。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279]，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280]。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281]；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282]。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283]，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284]，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285]。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286]，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287]，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注释：

[277]为之所：为之采取措施进行处置。

[278]狃（niǔ）：习以为常。

[279]循循焉：稳重而有次序的样子。

[280]谋弱：谋划削弱。山东：古时称崤山以东为山东。

[281]诛错：七国之乱打出的政治口号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282]以错为之说：用杀晁错对叛乱诸侯进行答复。

[283]龙门：在今山西河津西北。此处黄河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相传为禹所开。

[284]冲：要道，此处引申为矛盾最集中的地方。

[285]天子自将而己居守：当时景帝曾提出御驾亲征而责成晁错在京师留守的方案。晁错同意，此乃犯大忌。

[286]袁盎：曾任齐相、吴相，因与吴王刘濞有关系而被晁错告发，被削职为民。吴楚之乱时，他曾经进谗言而促使景帝杀晁错。

[287]淬砺：指打造磨砺兵刃，意谓做好战争准备。

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辙

苏辙，字子由，北宋著名散文家。与其兄苏轼同时登进士第。仕途上，也因新旧党争而浮沉迭宕，几遭贬谪。晚年隐居许州（今河南许昌），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

文学方面深受乃兄影响，风格也基本切近；成就虽逊于兄，但建树颇多，尤其擅长政论和史论。著有《栾城集》。

对这封信札，《古文观止》称为绝妙奇文。韩琦，官枢密使，尊称太尉，是地位很高的军政长官。而苏辙以一个年仅十九岁的青年进士，直接上书，本意是求见，希望能得到赏识，却大谈作文与养气，着意于此，而立言在彼。文章于酣畅流转中，显现激扬踔厉之势。

太尉执事[288]：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289]。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290]，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述，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291]，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292]，恣观终南、嵩、华之高[293]；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294]，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295]，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296]，出则方叔、召虎[297]，而辙也未之见焉。

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298]，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升斗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299]，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注释：

[288]太尉执事：太尉属下供职人员。此处是尊敬对方的写法，不直接称呼对方而是通过对方下属转达。

[289]称（chèn）：相称、合适。

[290]见：同现，表现、流露出来。

[291]汩没（gǔ mò）：沉没，引申为志气消沉而被埋没。

[292]秦汉之故都：秦都咸阳，西汉都长安，均在今陕西。东汉都洛阳，在今河南。

[293]恣观：尽情观览。终南：终南山，在今陕西西安西南。嵩：嵩山，在今河南洛阳东南，为中岳。华：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南，为西岳。

[294]翰林欧阳公：翰林学士欧阳修。

[295]门人贤士大夫：指曾巩、梅尧臣等人。

[296]周公：姬旦，西周名臣。召公：姬奭，西周名臣。辅佐成王、康王，政绩显赫。

[297]方叔、召虎：都是周宣王时名将，武功卓著。

[298]不志其大：没有大的志向。

[299]赐归待选：准许回家，等待选拔。

黄州快哉亭记

苏辙

亭曰“快哉”，作者首先阐明其意；然后引出披襟当风的故事，借以阐明：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受殊异；同样是人，由于遇与不遇，而忧乐不同。苏轼与张梦得虽遭贬谪，但能“不以物伤性”、“自放山水之间”而独得其快。对此，作者表示倾慕与赞赏。

作者借物抒怀，作一波三折的正反推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充分体现其为文纡徐而能条畅，汪洋、淡定中贯注不平之气的独特风格，一如他的个性、他的为人。

江出西陵[300]，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301]，北会汉、沔[302]，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303]，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304]，谪居齐安[305]，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306]。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307]，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308]，周瑜、陆逊之所驰骛[309]，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310]，有风飒然而至者，王披襟当之[311]，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312]，将何往而非病[313]？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314]，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315]，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316]！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317]，赵郡苏辙记。

注释：

[300]西陵：即西陵峡，长江三峡之一，在今湖北宜昌西北。

[301]沅、湘：即沅江、湘江，皆在今湖南境内。

[302]汉、沔（miǎn）：即汉水、沔水。汉水上游古称沔水。

[303]赤壁：即黄州之赤壁。

[304]清河：郡名，今河北南宫。张君梦得：事迹不详。

[305]齐安：即黄州。

[306]一舍：古代三十里为一舍。

[307]武昌：县名，在今湖北武汉。

[308]曹孟德：即曹操，字孟德。孙仲谋：即孙权，字仲谋。睥睨：侧目窥察。

[309]周瑜：东吴名将，曾在赤壁大败曹操。陆逊：东吴名将，曾指挥军队大败刘备。驰骛（wù）：奔走、驰骋。

[310]楚襄王：战国时楚国国君。宋玉：楚国大夫，擅长辞赋。景差：楚国辞赋家。兰台之宫：兰台宫，楚国行宫，故址在今湖北钟祥。

[311]披襟：敞开衣襟。

[312]其中：内在的学识和修养。

[313]病：此处指忧愁和精神痛苦。

[314]会计：指计算管理钱财、税务之事的工作。

[315]揖：汲取，欣赏。

[316]乌：怎么。

[317]元丰六年：即1083年。元丰：宋神宗年号（1078—1085）。

梦华录序

孟元老

孟元老，原名孟钺，号幽兰居士。籍贯、经历不详。只知他出生于北宋末年，随其父到东京，曾任开封府仪曹。南渡之后，著《东京梦华录》，追述昔日汴京风物繁华之盛，融入了对北宋王朝覆灭的沉痛感情。这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重要文献。本文为其序言。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318]，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319]，正当辇毂之下[320]，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321]，雪际花时，乞巧登高[322]，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棱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323]，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324]，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325]，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326]，武人换授[327]。仆数十年烂赏叠游[328]，莫知厌足。

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329]，出京南来，避地江左[330]，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331]。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332]，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

然以京师之浩穰，及有未尝经从处，得之于人，不无遗阙。倘遇乡党宿德，补缀周备，不胜幸甚。此录语言鄙俚，不以文饰者，盖欲上下通晓尔，观者幸详焉。

绍兴丁卯岁除日[333]，幽兰居士孟元老序。

注释：

[318]崇宁：宋徽宗年号。癸未：崇宁二年（1103）。

[319]长立：逐渐长大到而立之年。

[320]辇毂之下：天子脚下，指京师。

[321]灯宵：指正月十五元宵节。月夕：指八月十五中秋节。

[322]乞巧：指七月初七，又称七夕、乞巧节，宋代很热闹。登高：指九月初九重阳节，有登高风俗。

[323]天街：指北宋京师汴梁城中皇宫正门与外城正门之间的大街，极其宽敞。

[324]八荒：各个方向极其边远的国家和地方。

[325]天表：指天颜，即天子。元夕：即元夜，指元宵节夜晚皇帝登楼与民同欢，百姓有机会看见。教池：则指每年三月二十，徽宗参加顺天门外金明池游赏活动，百姓有机会看见皇帝。

[326]举子唱名：宋代例行殿试，殿试时由有关人员依次唱新进士名字，举子的身份便发生变化。

[327]武人换授：宋代武举后改授官职，是武人身份之变化。

[328]烂赏：尽兴游赏，非常熟悉。叠游：反复游览。

[329]靖康：宋钦宗年号。丙午：靖康元年（1126）。

[330]江左：江东，这里指杭州。

[331]妄生不然：虚妄地产生不会如此的看法。指后人不相信当年北宋京师汴梁的繁盛景象。

[332]梦游华胥之国：《列子·黄帝》说，黄帝在梦中游历一个国家，非常太平和谐，记得是华胥国，醒后怡然自乐。

[333]绍兴：宋高宗年号。丁卯：绍兴十七年（1147）。除日：即除夕。

金石录后序

李清照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杰出女文学家，是宋代可以和第一流作家抗衡的女词人。工书画、擅诗文、通晓音律。自幼生活在一个学术、文艺气息极浓的家庭环境里，父亲李格非，著名学者、散文家；丈夫赵明诚，金石考据家。婚后，夫妇情趣相投，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收集、整理。金兵入侵，美好生活破灭，丈夫病故，她在颠沛流离中，所藏金石书画丧失殆尽，后来，自己也在愁苦悲凉中死去。作品散失很多，有《漱玉词》传世。

本文是作者为赵明诚所著的《金石录》写的序言。文中以夫妇所藏金石书画聚散始末为线索，叙写了他们的家世、阅历、志趣、爱好以及国破家亡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凄怆、悲愤的情怀。情思愁苦，感情浓郁，略无雕饰，而悱恻动人。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甫所著书也[334]。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335]，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336]，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

呜呼！自王涯、元载之祸[337]，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338]。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339]。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340]，丞相作礼部侍郎[341]，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342]，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343]。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344]，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345]，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346]，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347]，有人持徐熙《牡丹图》[348]，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349]，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350]，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351]。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352]。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353]。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354]。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355]，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356]，侯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357]，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358]，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359]，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360]，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361]。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362]，侯起复知建康府[363]，己酉春三月罢[364]，具舟上芜湖[365]，入姑熟，将卜居赣水上[366]。夏五月，至池阳[367]，被旨知湖州[368]，过阙上殿[369]。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370]，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371]，奈何？”戟手遥应曰[372]：“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373]，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驰马去。涂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374]，病痁[375]。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376]。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377]，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378]。

上江既不可往[379]，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380]，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381]；之剡[382]，出睦，又弃衣被走黄岩[383]，雇舟入海，奔行朝[384]，时驻跸章安[385]。从御舟海道之温[386]，又之越[387]。庚戌十二月[388]，放散百官，遂之衢[389]。绍兴辛亥春三月[390]，复赴越；壬子[391]，又赴杭。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392]，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393]。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394]，或传亦有密论列者[395]。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庭投进[396]。到越，已移幸四明[397]。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398]，卜居士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已，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转运使贱价得之[399]。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

今日忽开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400]，装卷初就，芸签缥带[401]，束十卷作一帙[402]。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题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403]；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404]。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405]，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406]，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407]，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408]。

注释：

[334]赵侯德甫：即李清照丈夫赵明诚，字德甫。侯：古代州郡级长官可称侯。

[335]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五季：指五代时期。

[336]是正讹谬：订正错误。

[337]王涯：太原人，唐文宗时宰相，藏书丰富。甘露之变中遇害。《新唐书》本传载，王涯酷爱书画，花重金购买，凿墙藏匿。被害后，人毁其墙，剔取奁轴金玉，书画毁弃于路。元载：唐代宗时官中书侍郎，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后因罪被捕，赐自尽。抄没家产，胡椒有八百石。

[338]长舆：晋代和峤的字。武帝时官至中书令，家巨富而极吝啬，有钱癖。元凯：杜预，字元凯，西晋灭吴大将。著《春秋左传集解》。《晋书》本传载：“预常称（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339]建中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为辛巳年（1011）。归：出嫁。

[340]先君：指已故父亲李格非。

[341]丞相：指公爹赵挺之。

[342]相国寺：北宋京师汴梁城中最繁华之集市。

[343]葛天氏：传说中这古部落名。民风淳朴。

[344]饭蔬衣：吃简便饭菜穿粗布衣裳，指节俭。

[345]日就月将：日积月累。

[346]亡诗：《诗经》以外的逸诗。逸史：正史以外的史书。鲁壁：据《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年，鲁共王要扩大自己宫室，坏孔子住宅墙壁，发现大批古书。汲冢：据《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279），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出土大批竹简。

[347]崇宁：宋徽宗年号（1102—1106）。

[348]徐熙：五代时南唐大画家，以画花鸟著名。

[349]信宿：再宿为信，即两夜。

[350]仰取俯拾：谓用不同方式求取钱财。

[351]铅椠（qiàn）：校订工作。铅：铅粉笔，用于修改文字。椠：木板。

[352]率：标准。

[353]关出卷帙：检出书卷。

[354]憀慄：恐惧不安貌。

[355]刓（wán）缺：残缺。

[356]靖康丙午：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岁次丙午。

[357]建炎丁未：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岁次丁未。

[358]长物：多余的不急用的物件。

[359]监本：五代以来国子监学生所使用的教材。

[360]东海：地名，今江苏灌云。

[361]建康：即今江苏南京。

[362]戊申：建炎二年（1128）。

[363]起复：古代官员在家闲居者再应诏任职称起复。

[364]己酉：建炎三年（1129）。

[365]芜湖：地名，即今安徽芜湖。

[366]赣水：赣水流域，此处指江西。

[367]池阳：今安徽贵池。

[368]湖州：即在今浙江湖州。

[369]过阙上殿：到皇宫中上殿拜见皇帝。

[370]岸巾：宋代头巾为方形而较高。

[371]缓急：紧急状况。

[372]戟手：徒手屈肘如戟形。

[373]宗器：指宗庙祭器和先人牌位。

[374]行在：皇帝出行所在之地，此处指建康。

[375]痁（shān）：疟疾。

[376]分香卖履：安排后事。曹操临终前遗令，余香可分给诸夫人，姬妾可以学习做鞋卖自己养活自己。

[377]分遣六宫：建炎三年七月，皇帝下诏分散转移皇太后以及皇后嫔妃等。六宫：古代皇后嫔妃所住之所。

[378]岿然独存：唯一幸存。

[379]上江：安徽以上之长江流域，此处指江西。

[380]敕局删定官：勅局，即编修敕令之所，删定官，是其中官员。

[381]台：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

[382]剡：剡溪，在浙江嵊县南，代指嵊县。

[383]黄岩：县名。由台州出海有水陆两路，陆路走黄岩。

[384]行朝：即皇帝所在。

[385]驻跸：皇帝出行临时驻扎。章安：镇名，在今浙江临海。

[386]温：温州，治所在今浙江温州。

[387]越：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

[388]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

[389]衢：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州。

[390]辛亥：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

[391]壬子：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

[392]张飞卿学士：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书画古玩收藏家。参见据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九上田亘题《梦游瀛山图》。

[393]珉：似玉的美石。

[394]颁金：把玉壶赠送给金人，意谓通敌。

[395]密论列：秘密向皇帝上疏论此事。

[396]外庭：即外朝，与禁中相对，指中书省和枢密院。

[397]四明：即今浙江宁波。

[398]会稽：郡名，今浙江绍兴。

[399]吴说：字傅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当时著名书画家。转运使：宋代各路主管军需粮饷的官员。

[400]东莱：今山东莱州。

[401]芸签：书签。缥（piǎo）带：青白色丝带。

[402]帙：书套。

[403]萧绎：梁武帝萧衍第七子，后即位江陵，被西魏灭亡前命舍人焚烧古今图书十四万卷。

[404]杨广：即隋炀帝，巡幸时带大量图书，多至三十七万卷，死前尽焚之。

[405]少陆机作赋之二年：指十八岁。陆机二十岁而作《文赋》。

[406]过蘧瑗知非之两岁：指五十二岁，蘧瑗五十岁而知四十九岁之非。

[407]人亡弓，人得之：《孔子家语》载，楚王出游失弓，左右请寻找，楚王说：“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听说，可惜其不大气，为何不说“人失弓，人得之”，何必楚也。

[408]绍兴二年：即1132年。玄黓岁：太岁在壬曰玄黓，绍兴二年正是壬子年。壮月：八月。朔：朔日，前面省略甲子。甲寅：八月二十七。

稼轩记

洪迈

洪迈，字景卢，别号容斋，南宋名臣，官至翰林学士。父兄皆有文名，而迈尤博学，晚归乡里，专事著述。有《容斋五笔》、《夷坚志》传世。

稼轩，为著名词人、爱国将领辛弃疾在广信（今江西上饶）北郊所建带湖新居。文中由建园情形及于园宅主人，再及于宅主与作者的关系，着意赞扬了辛弃疾恢复中原、统一国家的志向和才干；并提出希望：应以民族大义为重，而不要以个人进退为限。语重情长，用意良深。文末想象：他日辛侯杀敌报国，“锦衣来归”，作者前往聚会，主客“曲席而坐，握手一笑”情景，十分生动感人。

本文可与辛弃疾词《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参阅。

国家行在武林[409]，广信最密迩畿辅[410]。东舟西车，蜂午错出[411]，势处便近，士大夫乐寄焉。环城中外，买宅且百数。基局不能宽[412]，亦曰避燥湿寒暑而已耳。

郡治之北可里所[413]，故有旷土存[414]，三面傅城[415]，前枕澄湖如宝带，其纵千有二百三十尺，其横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庐以居。而前乎相攸者，皆莫识其处。天作地藏，择然后予。

济南辛侯幼安最后至[416]，一旦独得之。既筑室百楹，才占地什四[417]。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418]。意他日释位得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曰“植杖”，若将真秉耒耨之为者[419]。东冈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款竹扉[420]，锦路行海棠[421]。集山有楼，婆娑有室，信步有亭，涤砚有渚。皆约略位置，规岁月绪成之，而主人初未之识也。绘图畀予曰[422]：“吾甚爱吾轩，为吾记。”

余谓侯本以中州隽人[423]，抱忠仗义，章显闻于南邦[424]。齐虏巧负国[425]，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426]，束马衔枚，间关西奏淮[427]，至通昼夜不粒食[428]：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用是简深知，入登九卿，出节使二道，四立连率幕府。顷赖氏祸作[429]，自潭薄于江西[430]，两地震惊，谈笑扫空之。使遭事会之来，挈中原还职方式，彼周公瑾[431]、谢安石事业[432]，侯固饶为之。此志未偿，因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无亦大不可欤？

若予者，伥伥一世间[433]，不能为人轩轾[434]，乃当急须袯襫[435]，醉眠牛背，与荛童牧竖肩相摩。幸未黧老时[436]，及见侯展大功名，锦衣来归，竟厦屋潭潭之乐，将荷笠棹舟，风乎玉溪之上，因园隶内谒曰[437]：“是尝有力于稼轩者。”侯当辍食迎门，曲席而坐，握手一笑，拂壁间石细读之，庶不为生客。

侯名弃疾，今以右文殿修撰，再安抚江南西路云。

注释：

[409]行在：行宫，皇帝临时住所。武林：地名，这里代指杭州。

[410]广信最密迩畿辅：距离京师最近。

[411]蜂午错出：如同蜜蜂一样纷乱错杂而出。午：旁午，交错、纷繁。

[412]基局：基础和格局。

[413]可里所：一里左右。

[414]旷土：空旷的土地。

[415]傅城：围绕、附着。

[416]辛侯幼安：即辛弃疾，字幼安。古代州郡级长官都可以称侯。

[417]什四：十分之四。

[418]衍：扩展，延伸。十弓：十箭远近的距离。

[419]秉耒耨（nòu）：拿着耒耨的农具。耒：平土工具。耨：锄草工具。

[420]青径款竹扉：绿色的小径直通简陋古朴的竹门。

[421]锦路行海棠：行走锦绣般的小路两旁是海棠树。

[422]畀（bì）：给。

[423]中州：中原。隽人：豪杰。

[424]南邦：指长江以南，这里指南宋。

[425]齐虏巧负国：指张安国叛变起义军事。

[426]挟：挟持，夹着。毚（chán）兔：孱弱的小兔。

[427]间关西奏淮：从小路向西进入淮河地区。奏：高奏凯歌，这里指进入。

[428]不粒食：不吃一粒粮食。

[429]赖氏祸作：指淳熙二年（1175）茶贩赖文政为湖南茶贩起义军首领，转战江西、广东，被江西提刑辛弃疾诱杀。

[430]潭薄于江西：潭州迫近江西。潭：潭州，即今湖南。

[431]周公瑾：即周瑜，三国时东吴大都督，赤壁之战的谋划和指挥者。

[432]谢安石：即谢安，东晋大臣，淝水之战的谋划和指挥者。

[433]伥伥（chàng chàng）：茫然而无所适从貌。

[434]轩轾（xuān zhì）：车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轾。比喻优劣高低。

[435]袯襫（bó shì）：农民穿的衣服之类。

[436]黧老：肤色很黑的老农。

[437]园隶内谒：养护田园的仆人到里面禀报。

书巢记

陆游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始终坚持抗金主张，因而仕途坎坷，不断受到当权派的排斥、打击。晚年在故乡山阴过着清贫生活。著述丰富，诗词创作成就很高，现存诗九千三百多首；散文也有很深的造诣，宋人以“文辞超迈”许之。

本文清新隽永，别有韵致，且富含哲理，是一篇精美的论说短文。作者以问答形式结构全篇，描绘了一个读书士子坐拥书城、以书自傲、奋发苦读、求真悟道的情怀与乐趣。

陆子既老且病，犹不置读书[438]，名其室曰书巢。

客有问曰：“鹊巢于木，巢之远人者；燕巢于梁，巢之袭人者[439]。凤之巢，人瑞之；枭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夺燕巢，巢之暴者也。鸠不能巢，伺鹊育雏而去，则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440]，是为未有宫室之巢。尧民之病水者，上而为巢，是为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穷谷中，有学道之士，栖木若巢，是为隐居之巢。近时饮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则又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户墙垣，犹之比屋也[441]。而谓之巢，何耶？”

陆子曰：“子之辞辩矣，顾未入吾室。吾室之内，或栖于椟[442]，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觌[443]，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

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

客去。陆子叹曰：“天下之事，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吾侪未造夫道之堂奥[444]，自藩篱之外而妄议之，可乎？”因书以自警。

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陆某务观记[445]。

注释：

[438]置：放置，即放下。

[439]袭人：沿袭借用人的地方。

[440]有巢氏：传说中的古代氏族首领名。

[441]犹之比屋：如同连间的房屋一样。比：并列。

[442]椟：箱子、柜。

[443]觌（dí）：见。

[444]吾侪：我们这些人。造：到达。道之堂奥：道的最高境界。

[445]淳熙：宋孝宗年号。淳熙九年是公元1182年。

送郭拱辰序

朱熹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十九岁中进士，官至宝文阁待制。但其一生，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讲学、著述方面，以注释《四书》影响最大。

他的诗文成就也比较高。文章长于说理，结构谨严，逻辑致密；抒情、写景的诗文，清新可喜，且富含哲理。

本文是一篇赠序，所赠者郭拱辰，南宋时肖像画家。文中从郭氏画像的妙处，转到自己行将远游，欲遍访隐君子，并把画像带回，而郭氏却不能同去，深感遗憾；交代出写序的原因。清人评论此文，说：“从写真小技中，发出如许大想头，盖彼时，幅员日蹙，其东西北三面，可一览而尽。贤人遁迹，仕路一空。”“语虽壮而实悲，要于言外得之。”

世之传神写照者[446]，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称为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与其精神意趣而尽得之，斯亦奇矣。

予顷见友人林择之[447]、游诚之[448]，称其为人，而招之不至。今岁惠然来自昭武[449]，里中士夫数人欲观其能，或一写而肖，或稍稍损益[450]，卒无不似，而风神气韵，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为予作大小二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451]。持以示人，计虽相闻而不相识者，亦有以知其为予也。

然予方将东游雁荡[452]，窥龙湫[453]，登玉霄[454]，以望蓬莱[455]；西历麻源[456]，经玉笥[457]，据祝融之绝顶[458]，以临洞庭风涛之壮；北出九江，上庐阜[459]，入虎溪[460]，访陶翁之遗迹[461]，然后归而思自休焉。彼当有隐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见，而予幸将见之，欲图其形以归；而郭君以岁晚思亲，不能久从予游矣：予于是有遗恨焉。因其告行，书以为赠。

淳熙元年九月庚子晦翁书[462]。

注释：

[446]传神写照：给人画肖像，也称写真。

[447]林择之：林用中，字择之，福建古田人，朱熹门人，著有《草堂集》。

[448]游诚之：游九言，字诚之，福建建阳人，朱熹门人张栻弟子，著有《默斋遗稿》。

[449]惠然：温和而顺从。昭武：即今福建邵武。

[450]稍稍损益：稍微加以修改。

[451]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即自然纯朴而没有庸俗之态。

[452]雁荡：雁荡山，在浙江乐清东北，为著名风景区。

[453]龙湫：雁荡山顶大水池名，有百丈瀑布。

[454]玉霄：山峰名，是桐柏山九峰之一。

[455]蓬莱：古代神话传说中海中仙岛名。

[456]麻源：山谷名，在今江西南城西。

[457]玉笥：山名，在今湖南湘阴东北。

[458]祝融：衡山七十二峰中最高峰。

[459]庐阜：即庐山。

[460]虎溪：庐山上溪水名。

[461]陶翁：即陶渊明，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柴桑有其故居。

[462]淳熙：宋孝宗年号。淳熙元年是1174年。

观潮

周密

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南宋末年著名词人。曾任义乌县令，宋亡不仕，专事著述。有《武林旧事》、《齐东野语》、《草窗词》传世。

本文是一篇写景记事佳作，摘录自《武林旧事》。作者以精巧的结构、简练的语言，将极为浩大的观潮场面，描写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形象生动，艺术上很有特点。

浙江之潮[463]，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盛[464]。方其远出海门[465]，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杨诚斋诗云“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者是也[466]。

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467]，艨艟数百[468]，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469]，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倏尔黄烟四起，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

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470]，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471]，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而豪民贵宦，争赏银彩[472]。

江干上下十余里间[473]，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474]，而僦赁看幕[475]，虽席地不容闲也。

禁中例观潮于“天开图画”[476]。高台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遥瞻黄雉扇于九霄之上[477]，真若箫台蓬岛也[478]。

注释：

[463]浙江：钱塘江旧名。

[464]既望：农历十六。此处指八月十六。

[465]海门：在今浙江临海东南。

[466]杨诚斋：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

[467]京尹：京兆尹之省称。南宋京师为临安，临安知府则为京兆尹。浙江亭：在临安城南钱塘江北岸。

[468]艨艟（méng chōng）：一种狭长型战船。

[469]分合五阵：指战船按照前后左右中列成编队进行演习。《武林旧事》卷七：“管军官于江面分布五阵。”

[470]十幅大彩旗：用十幅布做的大彩旗。

[471]鲸波：巨大的波涛。

[472]银彩：银子和彩色绸缎。

[473]江干：江岸上。

[474]倍穹：一倍以上之高，指各种物价。穹：天空。

[475]僦赁：租用。看幕：观看潮水的看台。

[476]禁中：皇宫之中。“天开图画”：南宋皇宫中一个台的名字，因其近钱塘江北岸，可以在台上观潮。

[477]黄：即黄伞，皇帝外出时专用的仪仗。雉扇：雉尾扇，皇帝专用仪仗。

[478]箫台：即凤楼，秦穆公女儿弄玉随丈夫箫史吹箫，引来凤凰，夫妻双双成仙而去。蓬岛：即蓬莱岛，传说中的海上三仙山之一。

指南录后序

文天祥

文天祥，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南宋著名爱国英雄。二十一岁状元及第。元军大举南侵，进逼临安，文天祥奉命与元军议和，被拘，乘间得脱，至福州，继续挥师抗元，兵败被俘。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年仅四十七岁。有《文山先生全集》传世。

《指南录》，文天祥诗集名，此文为后序。诗集反映元兵逼进临安、作者出使敌营、历险逃归的经过与见闻。后序对这次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经历作了总的概括，将坚忍不拔的意志、忠贞不屈的爱国情怀，寄寓在叙事、议论之中，笔墨酣畅淋漓，气势磅礴，音节铿锵激越，感情真挚动人。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479]，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480]，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481]，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482]，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483]。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484]，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485]。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486]，贾余庆献谄于后[487]，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

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488]。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489]。予分当引决[490]，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491]。

至京口[492]，得间奔真州[493]，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494]，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495]。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496]。穷饿无聊[497]，追购又急[498]，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499]，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500]，展转四明[501]、天台，以至于永嘉[502]。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503]，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504]，为巡船所物色[505]，几从鱼腹死[506]；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507]，过瓜洲扬子桥[508]，竟使遇哨[509]，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510]，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511]，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512]；夜趋高邮[513]，迷失道，几陷死；质明[514]，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救死；至高邮，制府檄下[515]，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516]，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517]，如高沙[518]，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519]，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520]，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使北营，留北关外[521]，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毗陵[522]，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523]，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为？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524]；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525]，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526]，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527]，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528]，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529]，重见日月[530]，使旦夕得正丘首[531]，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指南录》。

注释：

[479]德祐：南宋恭帝年号。德祐二年为公元1276年。

[480]除：授职。右丞相：宋代设置左右丞相，右相位置在左相下。枢密使：枢密院长官，掌管天下兵权。

[481]北兵：元兵。修门：国都城门。

[482]会：正逢。使辙交驰：双方使臣车辆往来频繁。

[483]纾祸：解除祸患。

[484]觇（chān）：暗中观察。

[485]资政殿学士：官名，是宋代宰相罢政后的荣誉官衔。

[486]吕师孟：叛将吕文焕之侄，时为兵部侍郎，曾出使元军，卑躬屈膝请求称侄纳币。

[487]贾余庆：文天祥辞相后为右丞相，和文天祥同使元军，向元军献策囚禁文天祥。

[488]祈请使：奉表请降的使节。诣北：到北方，即元大都（今北京）。

[489]使者之目：使者的名单。

[490]引决：自杀。

[491]将以有为也：韩愈《张中丞传后叙》中南霁云回答张巡的话，以为将要有大的作为。

[492]京口：今江苏镇江，当时被元军占领。

[493]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当时在宋军控制下。

[494]东西二阃：指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和淮西制置使夏贵。阃：本指城郭门限，此处指带兵统帅。

[495]维扬帅下逐客之令：淮东制置使李庭芝驻守扬州，误信错误情报，说文天祥已经投降元军而来劝降，命真州守将杀文天祥，真州守将不忍心而放文天祥出城。

[496]长淮间：指当时的淮东路，今江苏中部长江以北地区。

[497]无聊：极其孤独无依无靠。

[498]追购：悬赏通缉追捕。

[499]北海：指淮海。

[500]苏州洋：今上海附近的海。

[501]四明：今浙江宁波。

[502]永嘉：今浙江温州。

[503]去：离开。

[504]经北舰十余里：从元兵战舰停泊的地方走了十多里路。

[505]物色：巡查，搜捕。

[506]几从鱼腹死：指葬身水里，被鱼所食。

[507]如：前往。

[508]瓜洲：在江苏扬州南。扬子桥：在扬州南五十里。

[509]竟使：假使。

[510]不由：不由自主。

[511]桂公塘：地名，在扬州城附近。土围：指残破的房屋墙壁。

[512]贾家庄：地名，在扬州城北。巡徼（jiǎo）：宋方巡逻兵。

[513]高邮：即今江苏高邮。

[514]质明：天刚亮。

[515]制府檄下：指淮东制置使李庭芝通令各州县捉拿文天祥。

[516]城子河：地名，在今江苏高邮境内。

[517]海陵：地名，在今江苏泰州。

[518]高沙：即高邮旧名。

[519]海安、如皋：皆县名，今均属江苏。

[520]通州：今江苏南通。

[521]留：拘留。北关外：临安城北元兵驻地高亭山。

[522]吴门：苏州别称。毗陵：即常州，今江苏常州。

[523]三山：即今福建福州。

[524]余僇：余罪。

[525]父母之遗体：指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526]修我戈矛：修整武器。《诗经·秦风·无衣》：“王兴于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527]九庙之耻：古代皇帝立九庙祭祀祖先，指国家的耻辱。

[528]微以自文于君亲：没有诗文来向君亲说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经历。

[529]返吾衣冠：指将自己的遗体返回故乡安葬。

[530]日月：比喻皇帝和后妃。

[531]正丘首：指埋葬的故乡。《礼记·檀弓》：“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

登西台恸哭记

谢翱

谢翱，字皋羽，晚号晞发子，宋末著名爱国志士。为人耿介，嫉恶如仇，不与俗流苟合，对于文天祥却备极景仰。文在福建起兵，他以布衣从戎，尽捐家资；文殉国后，他曾多次与友人登高哭祭，作诗文表示哀悼。避地浙东，不仕新朝。四十七岁，病死于杭州。著有《晞发集》等。

本文为古代散文名篇。文天祥殉难后八年，作者登严子陵钓台西台致祭，此文即记述其事。为避文网，词多隐约，如以颜真卿暗指文天祥，但意蕴显豁，读者尽可透过字里行间，体察其悲哀痛悼、泣血吞声之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南宋之末，文体卑弱，独翱诗文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观。”

始，故人唐宰相鲁公开府南服[532]，余以布衣从戎。明年，别公漳水湄[533]。后明年，公以事过张睢阳庙及颜杲卿所尝往来处[534]，悲歌慷慨[535]，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536]。今其诗具在，可考也。

余恨死无以藉手见公[537]，而独记别时语，每一动念，即于梦中寻之。或山水池榭，云岚草木，与所别之处及其时适相类，则徘徊顾盼，悲不敢泣。又后三年，过姑苏[538]。姑苏，公初开府旧治也，望夫差之台而始哭公焉[539]。又后四年，而哭之于越台[540]。又后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台[541]。

先是一日，与友人甲、乙若丙约[542]，越宿而集。午，雨未止，买榜江涘[543]。登岸，谒子陵祠[544]；憩祠旁僧舍，毁垣枯甃[545]，如入墟墓。还，与榜人治祭具。须臾，雨止，登西台，设主于荒亭隅[546]；再拜，跪伏，祝毕，号而恸者三，复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时[547]，往来必谒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548]。复东望，泣拜不已。有云从南来，渰浥浡郁[549]，气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

魂朝往兮何极？暮归来兮关塞黑。

化为朱鸟兮，有咮焉食[550]？

歌阕[551]，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唶[552]。复登东台，抚苍石，还憩于榜中。榜人始惊余哭，云：“适有逻舟之过也，盍移诸[553]？”遂移榜中流，举酒相属，各为诗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风凛，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复赋诗怀古。明日，益风雪，别甲于江，余与丙独归。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

其后，甲以书及别诗来，言：“是日风帆怒驶，逾久而后济；既济，疑有神阴相，以著兹游之伟。”余曰：“呜呼！阮步兵死[554]，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兹游亦良伟。其为文词，因以达意，亦诚可悲已！”

余尝欲仿太史公著《季汉月表》[555]，如秦楚之际。今人不有知余心，后之人必有知余者。于此宜得书，故纪之，以附季汉事后。

时，先君登台后二十六年也。先君讳某字某，登台之岁在乙丑云[556]。

注释：

[532]唐宰相鲁公：指唐代颜真卿，安史乱中曾坚守平原（今属山东），后官至刑部尚书，封鲁郡公，世称颜鲁公。文天祥赞美过他，此处代指文天祥。当时是元朝统治，故作者不便明言。开府南服：在南方建立府署。

[533]漳水：指江西赣州南的漳水。湄：水边。

[534]以事：被俘押解的讳言。张睢阳庙：即唐代抗击安史叛军的英雄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后英勇就义。颜杲卿：唐朝抗击安史叛军的英雄。文天祥被押解途中经过睢阳和常山等地。

[535]悲歌慷慨：指文天祥在途中所吟的《许远》、《颜杲卿》等诗。

[536]卒不负其言：指追随张巡、颜杲卿等壮烈殉国。

[537]藉手：凭借，这里指机会。

[538]姑苏：今江苏苏州。

[539]夫差之台：又称姑苏台，相传为春秋时吴王所筑。

[540]越台：又称越王台，春秋时越王勾践筑所台。在今浙江绍兴的稷山上。

[541]子陵之台：即严子陵钓台。严子陵，名严光，东汉著名隐士。

[542]甲、乙若丙：据黄宗羲考证，甲指吴思奇，乙指严侣，丙指冯桂芳。见《南雷文集》。若：和、以及。

[543]榜：桨，代指船。江涘：江边。

[544]子陵祠：纪念严子陵的祠堂，在西台下，北宋范仲淹所建。

[545]毁垣：坍塌的墙壁。枯甃（zhòu）：干枯的井。甃：井壁。

[546]设主：设置主位，即安放神主文天祥的牌位。

[547]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加冠典礼。

[548]睠：通眷，眷恋、眷顾。

[549]渰浥（yǎn yì）浡郁：云气蒸腾的样子。

[550]有咮（zhòu）：鸟嘴。焉食：吃什么。

[551]阕：终了。

[552]感唶（jié）：感叹。唶：叹息声。

[553]盍：何不。

[554]阮步兵：西晋名士阮籍，竹林七贤之一，感伤时代黑暗，有“穷途之哭”之举动。

[555]《季汉月表》：司马迁《史记》中有《秦楚之际月表》，记秦楚之间的大事件。

[556]乙丑：指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

金元明文

31篇

送秦中诸人引

元好问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金代著名作家，金元之际北方地区最杰出的诗人。登进士第，官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以遗老终。工诗擅文，颇负重望；而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创作。诗歌内容厚重，风格奇崛、沉郁，绝少雕琢；散文具有刚健清新、潇洒自然的艺术特色。有《元遗山先生全集》传世。

本篇是一种赠序体的散文，为送友人归秦中之作。作者对关中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极表赞美之情，抒发了对质朴自然的田园生活的向往。

关中风土完厚[1]，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

予年二十许时，侍先人官略阳[2]，以秋试，留长安中八九月。时纨绮气未除，沉涵酒间，知有游观之美而不暇也。长大来，与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3]，及蓝田、鄠、杜间风物[4]，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二三君多秦人，与予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约近南山[5]，寻一牛田，营五亩之宅[6]，如举子结夏课时[7]，聚书深读，时时酿酒为具，从宾客游，伸眉高谈，脱屣世事[8]，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

然予以家在嵩前[9]，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于归也。清秋扬鞭，先我就道，矫首西望，长吁青云。今夫世俗惬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赀、华屋，皆众人所必争，而造物者之所甚靳[10]，有不可得者。若夫闲居之乐，澹乎其无味，漠乎其无所得，盖自放于方之外者之所贪[11]，人何所争，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诸君！明年春风，待我于辋川之上矣[12]。

注释：

[1]关中：指潼关以西，即今陕西地域。

[2]略阳：地名，今陕西略阳。

[3]周汉都邑：西周、西汉的都城，都在今陕西西安一带。

[4]蓝田：陕西蓝田，产美玉，著名风景区辋川在蓝田。鄠（hù）：今改名户县。杜：杜陵，汉宣帝陵墓，在今陕西西安。

[5]南山：终南山，是古代长安人向往之所。

[6]五亩之宅：指普通的一所住宅和田园。《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7]夏课：唐代举子参加进士考试下第者，很大部分不回乡，在长安附近准备功课，迎接下一次考试，称“夏课”。

[8]脱屣世事：摆脱世俗的骚扰。脱屣：脱掉鞋子。

[9]嵩前：嵩山前面。元好问在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移居登封县。

[10]靳（jìn）：吝惜。

[11]方之外：世俗生活之外。

[12]辋川：辋川庄，王维隐居之地，在陕西蓝田。

送张叔夏西游序

戴表元

戴表元，字帅初，又字曾伯，号剡源，宋末元初文学家。中进士后，曾任建康府教授；尔后弃职，从事文学；入元后不仕，被荐授信州路教授，未几，因病辞归。学识渊博，诗文清新、雅秀，有生活实感，类多悯时伤世、悲忧感愤之辞。有《剡源集》传世。

本文是一篇赠序。张叔夏，即著名词人张炎。作者通过记述与张炎三次相遇的情景，对其在社会动乱中前后遭遇、变化深表同情，寄寓了沉痛的兴亡之感；而对他的文采精华，风神散朗，则予以热情的赞赏。行文慷慨悲凉，不胜今昔之感。

玉田张叔夏[13]，与余初相逢钱塘西湖上，翩翩然飘阿锡之衣[14]，乘纤离之马[15]。于是风神散朗，自以为承平故家贵游少年不翅也[16]。垂及强仕[17]，丧其行资，则既牢落偃蹇[18]。尝以艺北游，不遇，失意。亟亟南归[19]，愈不遇。犹家钱塘十年。久之，又去东游山阴、四明、天台间[20]，若少遇者，既又弃之西归。

于是余周流授徒，适与相值，问叔夏何以去来道途，若是不惮烦耶？叔夏曰：“不然。吾之来，本投所贤，贤者贫；依所知，知者死。虽少有遇，而无以宁吾居，吾不得已违之。吾岂乐为此哉！”语竟，意色不能无阻然[21]。少焉，饮酣气张，取平生所自为乐府词，自歌之。噫呜宛抑，流丽清畅，不惟高情旷度不可亵企[22]，而一时听之，亦能令人忘去达穷得丧所在。

盖钱塘故多大人长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23]，皆钟鸣鼎食。江湖高才词客姜夔尧章[24]、孙季蕃花翁之徒[25]，往往出入馆谷其门[26]。千金之装，列驷之聘，谈笑得之，不以为异。迨其途穷境变，则亦以望于他人，而不知正复尧章、花翁尚存，今谁知之？而谁暇能念之者？

嗟乎！士固复有家世材华如叔夏，而穷甚于此者乎？

六月初吉[27]，轻行过门，云将改游吴公子季札、春申君之乡[28]，而求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其辞以为别。

注释：

[13]玉田张叔夏：即南宋末年著名词人张炎，字叔夏，号玉田。

[14]阿锡之衣：细布的高档服装。

[15]纤离之马：宝马。李斯《谏逐客书》：“乘纤离之马。”

[16]不翅：不能平行并列。

[17]垂及：等到。强仕：四十岁，《礼记·曲礼》：“四十曰强而仕。”

[18]牢落：无所寄托。偃蹇：困顿失意。

[19]亟亟：急切。

[20]山阴：地名，今浙江绍兴。四明：地名，今浙江宁波。天台：地名，今浙江天台。

[21]阻：同沮，沮丧。

[22]亵企：轻易可以赶上。

[23]高曾祖父：高祖、曾祖。张炎曾祖是张镃，为南宋中叶著名词人，与姜夔等交往密切。

[24]姜夔：南宋著名词人，字尧章。

[25]孙季蕃：孙惟信，南宋词人，号花翁。

[26]馆谷：食宿。

[27]初吉：朔日，即初一。

[28]季札：春秋时期著名贤人。春申君：战国四公子之一，古代著名贤人。

送何太虚北游序

吴澄

吴澄，字幼清，晚年改字伯清，元代大儒。出身于世儒之家，少勤勉，致力于经史。元初应召入京，以学识、才具名重当时。先后任翰林文字兼国史编修、翰林学士、经筵讲官等职，但为时不长，大半岁月居于乡僻，“研经籍之微，玩天人之妙”。后人辑有《吴文正公全集》。

何中，字太虚，北上大都，作者著文为他送行。文中表述了关于出游四方、行万里路的精辟见解，同时驳斥了老氏闭目塞听的主张，并抨击社会上借出游之名、行干谒之实的恶劣行径。情感真挚，雄辩滔滔，词锋锐利，说服力强。

士可以游乎？“不出户，知天下”[29]，何以游为哉！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30]，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

夫子[31]，上智也，适周而问礼[32]，在齐而闻韶[33]，自卫复归于鲁，而后雅、颂各得其所也[34]。夫子而不周、不齐、不卫也，则犹有未问之礼，未闻之韶，未得所之雅、颂也。上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

然则，彼谓不出户而能知者，非欤？曰：彼老氏意也[35]。老氏之学，治身心而外天下国家者也[36]。人之一身一心，天地万物咸备，彼谓吾求之一身一心有余也，而无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学也。而吾圣人之学，不如是。圣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37]。若夫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38]、前言往行，非博其闻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闻寡见，不免孤陋之讥。取友者，一乡未足，而之一国；一国未足，而之天下；犹以天下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渊明所以欲寻圣贤遗迹于中都也。然则士何可以不游也？

而后之游者，或异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胁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岂有意于行吾志哉！岂有意于称吾职哉！苟可以夺攘其人，盈厌吾欲[39]，囊橐既充，则阳阳而去尔。是故昔之游者为道，后之游者为利。游则同，而所以游者不同。

余于何弟太虚之游，恶得无言乎哉！太虚以颖敏之资，刻厉之学，善书工诗，缀文研经，修于己，不求知于人，三十余年矣。口未尝谈爵禄，目未尝睹权势，一旦而忽有万里之游，此人之所怪而余独知其心也。

世之士，操笔仅记姓名，则曰：“吾能书！”属辞稍协声韵，则曰：“吾能诗！”言语布置，粗如往时所谓举子业，则曰：“吾能文！”阖门称雄，矜己自大，醯瓮之鸡[40]，坎井之蛙，盖不知瓮外之天、井外之海为何如。挟其所已能，自谓足以终吾身、没吾世而无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虚肯如是哉？书必钟、王[41]，诗必陶、韦[42]，文不柳、韩、班、马不止也[43]。且方窥测圣人之经，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讵敢以平日所见所闻自多乎？此太虚今日之所以游也。

是行也，交从日以广，历涉日以明，识日长而志日超。迹圣贤之迹而心其心，必知士之为士，殆不止于研经缀文工诗善书也。闻见将愈多而愈寡，愈有余而愈不足，则天地万物之皆备于我者，真可以不出户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绝后之游矣，余将于是乎观。

澄所逮事之祖母，太虚之从祖姑也，故谓余为兄，余谓之为弟云。

注释：

[29]不出户，知天下：语见《道德经》第四十七章。

[30]射六矢：《礼记·内则》载，国君世子生，射人用六枝箭，象征性地射天地四方。

[31]夫子：指孔子。

[32]适周而问礼：孔子曾到东周洛阳向老子问礼。

[33]在齐而闻韶：孔子在齐国听到演奏韶乐并学习之。

[34]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晚年周游列国后，从卫国回到鲁国，整理诗之音乐，使雅、颂各自得到准确的表达。

[35]老氏：指老子。

[36]外天下国家：将身外的天下国家都置之度外。

[37]降衷：抑制自己的心志。秉彝：遵守天道人伦。《诗经·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38]名物度数：各种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

[39]盈厌：满足。厌，通餍。

[40]醯（xī）瓮之鸡：醋瓮里的小蠓虫。

[41]钟、王：钟繇和王羲之。

[42]陶、韦：陶渊明和韦应物。

[43]柳、韩、班、马：柳宗元、韩愈、班固、司马迁。

修竹赋

赵孟頫

赵孟頫，字子昂，自号松雪道人，元代著名书画家，为中国“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之一，诗文造诣也很深。论其才艺，有“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之誉。他是宋宗室后裔，宋亡，回故乡隐居；元朝统治者慕其名，授兵部郎中，后拜翰林学士承旨，位虽显赫，但并不被重视。有《松雪斋集》行世。

元代辞赋，数量不多，质量也较平平。而赵孟頫此文，历来多受推崇，认为落笔不俗：因物生姿，意境别开，清丽简洁，自饶风韵。

猗猗修竹[44]，不卉不蔓[45]，非草非木。操挺特以高世，姿潇洒以拔俗。叶深翠羽，干森碧玉。孤生太山之阿[46]，千亩渭川之曲[47]。来清飙于远岑，娱佳人于空谷[48]。

观夫临曲槛，俯清溪。色浸云漠，影动涟漪。苍云夏集，绿雾朝霏。萧萧雨沐，袅袅风披。露鹤长啸，秋蝉独嘶。金石间作，笙竽杂吹。

若乃良夜明月，穷冬积雪，扫石上之阴，听林间之折。意参太古，声沉寥泬[49]。耳目为之开涤，神情以之怡悦。

盖其媲秀碧梧，托友青松。蒲柳惭弱，桃李羞容。歌籊籊于卫女[50]，咏淇奥于国风[51]。故子猷吟啸于其下[52]，仲宣息宴乎其中[53]。七贤同调[54]，六逸齐踪[55]，良有以也。又况鸣嶰谷之凤[56]，化葛陂之龙者哉[57]！

至于虚其心，实其节，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则吾以是观君子之德。

注释：

[44]猗猗：美盛貌。《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修竹：长竹、美竹。

[45]不卉不蔓：不陨落，也不枝蔓。

[46]太山之阿：《古诗》：“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状竹子孤高不群。

[47]渭川之曲：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汉人谓有渭川千亩竹，便等于千户侯。后世言竹之茂盛，多言渭川千亩。

[48]娱佳人于空谷：化用杜甫《佳人》“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诗意。

[49]寥泬（juē）：空旷清朗貌。

[50]歌籊籊（tì tì）于卫女：《诗经·卫风·竹竿》有“籊籊竹竿，以钓于淇”诗句。

[51]咏淇奥于国风：《诗经·卫风·淇奥》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诗句。

[52]子猷：东晋王徽之爱竹，曾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53]仲宣：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字仲宣，爱竹，曾在竹林下休息筵宴。

[54]七贤：指正始时期的竹林七贤，常在竹林中清谈。

[55]六逸：唐开元末，李白等六人居住在徂徕山下之竹溪，称“竹溪六逸”。

[56]嶰（xiè）谷：昆仑山北谷名，相传黄帝命伶伦取嶰谷之竹作乐器，吹奏时有凤凰和鸣之声。

[57]葛陂：地名，在今河南新蔡北。道家相传东汉汝南人费长房投竹杖于此，化而为龙。

录鬼簿序

钟嗣成

钟嗣成，字继先，号丑斋，元代戏曲史家、散曲作家。青年时从学于杭州儒者邓善之；屡试不第。精通音律，长于乐府小曲创作，著有杂剧、文集多种，均已亡佚；今存散曲数十首、套数一套。所著《录鬼簿》，记载元代杂剧、散曲作家生平事迹及作品目录，为研究元杂剧史重要资料。

在《录鬼簿》序言中，作者托物言志，立论鲜明，思路清晰，一腔突兀不平之气倾洒无余。行文围绕主旨，层层切入，幽默讥讽，情见乎辞。

贤愚寿夭，死生祸褔之理，固兼乎气数而言，圣贤未尝不论也。盖阴阳之屈伸，即人鬼之生死。人而知夫生死之道，顺受其正，又岂有岩墙、桎梏之厄哉[58]！

虽然，人之生斯世也，但知以已死者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59]，则其人虽生，与已死之鬼何异？此曹固未暇论也。其或稍知义理，口发善言，而于学问之道，甘为暴弃，临终之后，漠然无闻，则又不若块然之鬼为愈也。

予尝见未死之鬼吊已死之鬼，未之思也，特一间耳[60]。独不知天地开辟，亘古迄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何则？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著在方册者，日月炳焕，山川流峙，及乎千万劫无穷已，是则虽鬼而不鬼者也。

余因暇日，缅怀故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名之曰《录鬼簿》。

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61]，别与知味者道。

至顺元年[62]，龙集庚午月建甲申[63]，二十二日辛未，古汴钟嗣成序[64]。

注释：

[58]岩墙：高耸危险的墙壁。指人在行走时要注意躲避这种情况。桎梏：镣铐。

[59]块然泥土：没有灵魂的木雕泥塑。

[60]特一间：只不过差一点点而已。

[61]啖蛤蜊：意谓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行我素。据《南史·王融传》载，沈昭略不认识王融，说：“这个小青年是谁？”王融说天下哪有不认识我的。沈昭略说：“不知许事，且食蛤蜊。”

[62]至顺：元文宗年号。至顺元年是1330年。

[63]月建甲申：即甲申月，七月。

[64]古汴：古时的汴梁，即今河南开封。

大龙湫记

李孝光

李孝光，字季和，号五峰，元代作家、词人。年少博学，后隐居雁荡山五峰下，四方之士多来就学。元末曾应诏入征任著作郎、秘书监丞。有《五峰集》二十卷。

本文是作者《雁山十记》中的一篇。大龙湫，瀑布名。作者通过两次游观这一奇特景色，逼真地描绘出大龙湫的形象特征与种种变化，同时生动地记述了作者以及其他游人的内心感受。最后，别有风趣地交代：“老先生谓南山公（即著名诗人泰不华）也。”与前文遥相呼应。情景交融，绘声绘色，确是一篇精短美文。

大德七年秋八月[65]，予尝从老先生来观大龙湫。苦雨积日夜，是日，大风起西北，始见日出。湫水方大，入谷未到五里余，闻大声转出谷中，从者心掉[66]。望见西北立石，作人俯势，又如大楹。行过二百步，乃见更作两股相倚立。更进百数步，又如树大屏风。而其颠谽谺[67]，犹蟹两螯，时一动摇，行者兀兀[68]，不可入。转缘南山趾稍北，回视如树圭[69]。又折而入东崦，则仰见大水从天上堕地，不挂著四壁，或盘桓久不下，忽迸落如震霆。东岩趾有诺讵那庵[70]，相去五六步，山风横射，水飞著人。走入庵避，余沫进入屋，犹如暴雨至。水下捣大潭，轰然万人鼓也。人相持语，但见口张，不闻作声，则相顾大笑。先生曰：“壮哉！吾行天下，未见如此瀑布也。”

是后，予一岁或一至，至，常以九月；十月，则皆水缩；不能如向所见。今年冬又大旱，客入，到庵外石矼上[71]，渐闻有水声。乃缘石矼下，出乱石间，始见瀑布垂，勃勃如苍烟，乍大乍小，鸣渐壮急。水落潭上洼石，石被激射，反红如丹砂。石间无秋毫土气，产木宜瘠，反碧滑如翠羽凫毛。潭中有斑鱼二十余头，间转石声，洋洋远去，闲暇回缓，如避世士然。家僮方置大瓶石旁，仰接瀑水，水忽舞向人，又益壮一倍，不可复得瓶，乃解衣脱帽著石上，相持扼掔[72]，争欲取之，因大呼笑。西南石壁上，黄猿数十，闻声，皆自惊扰，挽崖端偃木牵连下，窥人而啼。纵观久之，行出瑞鹿院前，今为瑞鹿寺[73]，日已入，苍林积叶，前行，人迷不得路，独见明月，宛宛如故人。

老先生谓南山公也[74]。

注释：

[65]大德：元成宗年号。大德七年为1303年。

[66]心掉：极端恐惧貌。

[67]谽谺（hān xià）：空旷而幽深。

[68]兀兀：心情紧张不安。

[69]树圭：树立起来的圭。圭，古代大臣上朝所执玉板。

[70]诺讵那庵：罗汉庵。

[71]石矼（gàng）：石桥。

[72]扼掔（wàn）：牢牢地把握住手腕。

[73]瑞鹿寺：雁荡山中的一座寺院。

[74]南山公：蒙古贵族官僚泰不华，伯牙吾台氏，好学，官至礼部尚书。

龙门记

萨都剌

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元代著名回回诗人。先世为西域答失蛮氏，因祖父随蒙古军东来，遂定居雁门（今山西代县）。登进士第，官至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宦游多年，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所作诗词，清新绮丽，别开生面，雄踞元代诗坛，被誉为“一代词人之冠”。著有《雁门集》。

作者从所见中引发感慨，指出好佛者耗费巨资，“假于顽然之石”，塑像敬佛，恰恰违背佛祖本意，应该“求佛于内，明心见性”，从蛊惑人心和“轮回果报”之说中解脱出来。议论透辟、缜密，笔锋犀利，气势充沛，且富有机趣。这是古代游记中一篇以议论见长的佳作。

洛阳南去二十五里许，有两山对峙，崖石壁立，曰龙门；伊水中出，北入洛河，又曰伊阙。禹排伊阙，即此。

两山下，石罅迸出数泉，极清冷；惟东稍北三泉，冬月温，曰温泉。西稍北，岸河下一潭，极深，相传有灵物居之，曰黑龙潭。

两岸间，昔人凿为大洞，为小龛，不啻千数。琢石像诸佛相、菩萨相、大士相、阿罗汉相、金刚相、天王护法神相，有全身者，有就崖石露半身者。极巨者丈六，极细者寸余。趺坐者[75]、立者、侍卫者，又不啻万数。然诸石像旧有裂衅，及为人所击，或碎首，或损躯，其鼻、其耳、其手足或缺焉，或半缺、全缺。金碧装饰悉剥落，鲜有完者。

旧有八寺，无一存，但东崖巅有垒石址两区，余不可辨。有数石碑，多仆，其立者仅一二，所刻皆佛语，字剥落不可读，未暇详其所始。今观其创作，似非出于一时。其工力财费，不知其几千万计。盖其大者，必作自国君，次者必王公贵戚，又其次必富人，而后能有成也。

然予虽不知佛书，抑闻释迦乃西方圣人，生于王宫，为国元子[76]，弃尊纲而就卑辱，舍壮观而安僻陋，弃华丽而服朴素，厌浓鲜而甘淡薄，苦身修行，以证佛果。其言曰：“无人我相[77]”；曰：“色即是空[78]”；曰：“寂灭为乐[79]”。其心若浑然无欲，又奚欲费人之财[80]，殚人之力，镌凿山骨，斫丧元气，而假于顽然之石，饰金施彩，以惊世骇俗为哉！

是盖学佛者习妄迷真，先已自惑，谓必极其庄严，始可耸人瞻敬，报佛功德。又操之以轮回果报之说，谓人之富贵、贫贱、寿夭、贤愚，一皆前世所自为，故今世受报如此。今世若何修行，若何布施，可以免祸于地狱，徼福于天堂，获报于来世。前不可见，后不可知，迷人于恍惚茫昧之涂。而好佛者溺于其说，不觉信之深，而甘受其惑，至有舍身、断臂、施财，至为此穷报之功。

设使佛果夸耀于世，其成之者必获善报，毁之者必获恶报，则八寺巍然，诸相整然，朝钟暮鼓，缁流庆赞，灯灯相续于无穷，又岂至于芜没其宫，残毁其容，而荒凉落寞如此哉！殊不知佛称仁王[81]，以慈悲为心，利益众生，必不徇私于己而加祸福于人，亦无意于炫色相以欺人也。

予故记其略，复为之说，以解好佛者之惑，又以戒学佛者毋背其师说以求佛于外，而不求佛于内，明心见性，则庶乎其佛之徒也。

注释：

[75]趺坐：盘膝坐着。

[76]国元子：国家长子，类似中国所说的太子。

[77]无人我相：佛教核心理论之一，即不起分别心。

[78]色即是空：佛教核心理论之一，即色空观，现实世界是虚空不真的。

[79]寂灭为乐：佛教核心理论之一，以寂静涅槃为快乐。

[80]奚欲：哪里希望。

[81]佛称仁王：佛陀被称为仁王，主张推行仁德。

秦士录

宋濂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明初主要开国文臣、著名散文家。自幼刻苦励学，元末，受业于古文大家吴莱、柳贯等；曾被荐为翰林院编修，辞不应召，隐居著书。明初，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主修《元史》。后以年老，辞官归里。因长孙被牵连到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四川茂州，病死途中。由于学识渊博，播声海内外，传说当时高丽、日本均以重金购置他的文集。有《宋学士集》传世。

本文是一篇人物特写。作者不愧是大手笔，以酣畅、遒劲的笔墨，通过几个特写镜头，把一个身怀绝技、文武双全的奇人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最后落脚在英雄报国无门、不能为时所用上，愤懑之情，跃然纸上。

邓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82]，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邻牛方斗不可擘[83]，拳其脊，折仆地；市门石鼓，十人舁[84]，弗能举，两手持之行。然好使酒[85]，怒视人，人见辄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

一日，独饮娼楼，萧、冯两书生过其下，急牵入共饮。两生素贱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终不我从[86]，必杀君，亡命走山泽耳，不能忍君苦也[87]！”两生不得已，从之。弼自据中筵，指左右，揖两生坐，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铿然鸣。两生雅闻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书，君何至相视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饮[88]，欲少吐胸中不平气耳。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89]，弼历举传疏[90]，不遗一言。复询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91]。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92]？”两生相顾惨沮，不敢再有问。弼索酒，被发跳叫曰[93]：“吾今日压倒老生矣！古者学在养气，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绝，徒欲驰骋文墨，儿抚一世豪杰[94]，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两生素负多才艺，闻弼言，大愧，下楼，足不得成步。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

泰定末[95]，德王执法西御史台[96]，弼造书数千言[97]，袖谒之[98]。阍卒不为通[99]，弼曰：“若不知关中邓伯翊耶？”连击踣数人[100]，声闻于王。王令隶人捽入[101]，欲鞭之。弼盛气曰：“公奈何不礼壮士？今天下虽号无事，东海岛夷，尚未臣顺，间者驾海舰[102]，互市于鄞[103]，即不满所欲，出火刀斫柱，杀伤我中国民。诸将军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战且却，其亏国体为已甚。西南诸蛮，虽曰称臣奉贡，乘黄屋左纛[104]，称制与中国等，尤志士所同愤。诚得如弼者一二辈，驱十万横磨剑伐之[105]，则东西为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礼壮士！”庭中人闻之，皆缩颈吐舌，舌久不能收。

王曰：“尔自号壮士，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曰：“能。”“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曰：“能。”“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曰：“能。”王顾左右曰：“姑试之。”问所须，曰：“铁铠、良马各一，雌雄剑二。”王即命给与，阴戒善槊者五十人，驰马出东门外，然后遣弼往。王自临观，空一府随之。暨弼至[106]，众槊并进；弼虎吼而奔，人马辟易五十步[107]，面目无色。已而烟尘涨天，但见双剑飞舞云雾中，连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王抚髀欢曰[108]：“诚壮士！诚壮士！”命勺酒劳弼，弼立饮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时，至比之王铁枪云[109]。

王上章荐诸天子。会丞相与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环视四体，叹曰：“天生一具铜筋铁肋，不使立勋万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时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为道士[110]，后十年终。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乱，中原数千里，人影殆绝。玄鸟来降[111]，失家，竞栖林木间。使弼在，必当有以自见[112]。惜哉！弼鬼不灵则已，若有灵，吾知其怒发上冲也。

注释：

[82]双目有紫棱：眼眶上有一道隐隐的紫色。

[83]擘（bāi）：分开。

[84]舁（yú）：共同抬东西。

[85]使酒：喝酒后使性子，耍脾气，俗语称“耍酒疯”。

[86]不我从：即不从我，不听从我。

[87]忍君苦：忍受你们的苦恼，即受你们轻视的烦恼。

[88]非速君饮：不是急于请你们俩喝酒。

[89]七经：说法不一，一般指《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周礼》、《仪礼》、《礼记》。叩：问。

[90]传疏：即注疏。解释经文为注，经文和注释同时解释叫疏。

[91]纚纚（lí lí）如贯珠：形容谈吐连贯流畅，滔滔不绝。

[92]伏乎未也：服还是不服。

[93]被发：披散开头发。

[94]儿抚一世豪杰：像对待儿童一样轻视抚弄世间豪杰。

[95]泰定：元泰定帝（1324—1328）年号。

[96]德王：安德王不答失里。执法：执政。西御史台：即陕西诸行道御史府，是元朝设置的西部的监察官署，管辖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区。

[97]造书：写信。

[98]袖谒：放在衣袖里去拜见德王。

[99]阍卒：守门的士兵。

[100]踣（bó）：跌倒。

[101]捽（zuó）：拽、揪。

[102]间：偶尔。

[103]鄞：鄞县，今属宁波。

[104]黄屋：古代皇帝车上用黄缯做里子的车盖。左纛：古代皇帝车上用牦牛尾做的装饰物，设在车衡的左边。指用皇帝仪仗，与中国分庭抗礼。

[105]横磨剑：长而大的利剑，比喻精锐善战的士卒。

[106]暨：及、等到。

[107]辟易：后退躲避。

[108]抚髀（bì）：拍着大腿。

[109]王铁枪：指王彦章，五代时著名猛将，手使两把铁枪，各重一百斤，骁勇善战。

[110]王屋山：在今山西阳城西南。

[111]玄鸟：燕子，因为黑色，故称玄鸟。

[112]自见：自己表现。

送东阳马生序

宋濂

本文是作者为东阳（今浙江东阳）马君则所写的一篇赠序。通过叙述自己年轻时求学的迫切、境遇的艰难，勉励马生等太学生刻苦向学，期于有成。感情真挚，语重心长，说理透彻，颇具感人力量。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113]，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114]，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115]，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116]，日再食[117]，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珠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118]，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119]，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120]，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121]，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长书以为贽[122]，辞甚畅达；与之论辩，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注释：

[113]致书：得到书。

[114]加冠：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加冠礼。此处指成年后。

[115]媵（yìng）人：本义是古代女子随嫁的奴仆，此处指婢仆。

[116]逆旅：旅店。

[117]再食：每天吃两顿饭。

[118]容臭：香囊。臭：气味，指香味。

[119]耄（mào）老：泛指老年。作者当年六十九岁。

[120]廪稍：官府供应的生活费用。

[121]司业：即国子监司业，学官名。博士：太学里的教官。

[122]：同撰。长书以为贽：一封长信作为见面礼。

司马季主论卜

刘基

刘基，字伯温，明朝开国功臣、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著名散文家、寓言小品作家。元末进士，曾任高安县丞、江浙儒学提举等职；因遭排挤，归隐著书十余载。朱元璋起兵后，应邀出仕，协助开创帝业；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诚意伯。后遭疑忌，辞官返乡，忧愤而死。有《诚意伯文集》。

本文以秦汉之际东陵侯邵平与卜者司马季主对话的形式，论述有盛必有衰、有兴必有废，世事循环往复的道理。李白有诗：“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姓严，汉代善卜者）。”司马季主回答：不必问卜，只要问自己就行了，也是这个意思。全篇关键在“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一句。

东陵侯既废[123]，过司马季主而卜焉[124]。

季主曰：“君侯何卜也？”东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久懑者思嚏[125]。吾闻之：蓄极则泄，极则达[126]，热极则风，壅极则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无往不复。仆窃有疑，愿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则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为？”东陵侯曰：“仆未究其奥也，愿先生卒教之。”

季主乃言曰：“呜呼！天道何亲？惟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夫蓍[127]，枯草也；龟，枯骨也，物也。人灵于物者也，何不自听，而听于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颓垣，昔日之歌楼舞馆也；荒榛断梗，昔日之琼蕤玉树也；露蚕风蝉，昔日之凤笙龙笛也；鬼磷萤火，昔日之金釭华烛也；秋荼春荠，昔日之象白驼峰也；丹枫白荻，昔日之蜀锦齐纨也。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是故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为？”

注释：

[123]东陵侯：邵平，秦时封东陵侯。秦亡后，在长安城东种瓜卖瓜，瓜有五色，味美，时人称东陵瓜。

[124]司马季主：作者虚拟的人物。

[125]懑：气息不通畅。嚏：喷嚏。

[126]：同闭，闭塞。

[127]蓍（shī）：一种草，古人用其茎来占卜。

卖柑者言

刘基

本文是一篇寓言体的著名散文。作者借一卖柑小贩的话，讽刺、揭露官场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欺世盗名的行径；以形象、贴切的比喻，抨击封建统治者腐朽没落的本质与黑暗的社会现实，抒发其满腔愤世之情。文章构思奇巧，出语谿刻，寓意深邃。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128]，人争鬻之。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129]，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炫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为欺也！”

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130]，洸洸乎干城之具也[131]，果能授孙吴之略耶[132]？峨大冠、拖长绅者[133]，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134]？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而不知理[135]，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136]，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默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137]。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

注释：

[128]贾十倍：价格是十倍。

[129]笾豆：古代祭祀用的礼器。

[130]佩虎符：佩戴兵符，即将军。皋比：披在椅子上的虎皮，指武将的座椅。

[131]洸洸（guāng guāng）：威武的样子。干城之具：捍卫国家安全的工具，即大将之才能。

[132]孙吴：古代名将孙武和吴起。

[133]峨：高。绅：腰带。戴大冠，拖长绅是文官的服饰。

[134]伊皋：古代著名贤相伊尹和皋陶。

[135]（dù）：败坏。

[136]赫赫：显赫的样子。可象：可以效法。

[137]东方生滑稽：像东方朔那样诙谐幽默的人。

说虎

刘基

本文选自作者寓言小品集《郁离子》。文章借虎喻人，指出“用力而不用智”、“自用而不用人”的人生悲剧现象，至为警策。

虎之力，于人不啻倍也[138]。虎利其爪牙，而人无之，又倍其力焉。则人之食于虎也，无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见，而虎之皮，人常寝处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敌百，虽猛必不胜。

故人之为虎食者，有智与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与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类也。其为人获而寝处其皮也，何足怪哉？

注释：

[138]不啻（chì）：不只、不仅仅。

瘗旅文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先生，明代著名哲学家、军事家、文学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世称其学为“王学”。登进士第，官至兵部尚书。因上疏弹劾宦官刘瑾，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

文学上，反对模仿、依傍古人，主张直抒胸臆。为文平易畅达，自成一格。著有《王文成公全书》。

本篇是作者谪居龙场驿期间为三个暴死异乡的人所作的祭文。作者与吏目主仆素昧平生，但情有所通，一方面哀悼死者，一方面借以抒发自己遭贬荒远异乡的凄苦、愤懑之情。怜人怜己，吊死伤生，兼而有之。

维正德四年秋月三日[139]，有吏目云自京来者[140]，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场[141]，投宿土苗家[142]。予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觇之[143]，已行矣。薄午[144]，有人自蜈蚣坡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傍两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伤哉！”薄暮，复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询其状，则其子又死矣。明日，复有人来云，见坡下积尸三焉。则其仆又死矣。呜呼伤哉！

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锸往瘗之[145]，二童子有难色然。予曰：“嘻！吾与尔犹彼也！”二童悯然涕下，请往。就其傍山麓为三坎[146]，埋之。又以只鸡、饭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147]：

呜呼伤哉！繄何人[148]？繄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149]，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150]，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乌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任其忧者。

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疬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无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瘗耳，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呜呼痛哉！纵不尔瘗，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151]，亦必能葬尔于腹，不致久暴露尔。尔既已无知，然吾何能为心乎？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尔悲矣。

吾为尔歌，尔听之。歌曰：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152]。异域殊方兮[153]，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154]。

又歌以慰之曰：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余兮，吾与尔遨以嬉兮！骖紫彪而乘文螭兮[155]，登望故乡而嘘唏兮！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为悲兮！道旁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餐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暮猿与栖兮。尔安尔居兮，无为厉于兹墟兮[156]！

注释：

[139]正德：明武宗年号。正德四年是1509年。

[140]吏目：明代在知州下设吏目，掌出纳文书或分领州事。

[141]龙场：贵州修文龙场驿。

[142]土苗家：本土苗族人家。

[143]觇（chān）：窥视。

[144]薄午：将近中午。

[145]畚：畚箕，装土运土工具。锸：铁锹。瘗（yì）：埋葬。

[146]坎：土坑，此处指埋人的土穴。

[147]涕洟：眼泪鼻涕。洟：流鼻涕，此处指哭泣。

[148]繄（yī）：发语词。

[149]重去其乡：重视离开他的家乡。

[150]窜逐：被贬谪放逐。

[151]虺：毒蛇。

[152]维天则同：只有上天是相同的。

[153]异域殊方：边远地区，生活风俗都不相同。

[154]无悲以恫（tōng）：不要悲伤和哀痛。恫：哀痛。

[155]骖：驾驶。紫彪：紫色小虎。文螭：无角的黄龙。

[156]厉：厉鬼。

项脊轩志

归有光

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明代中期著名散文家。讲学二十余年，从学者甚众。科考极不顺利，屡试屡挫，六十岁始成进士，做过县令。六年后，卒于南京。著有《震川集》等。

以散文见长，有“明文第一”之誉，抒情散文更是别具一格。论者谓：“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

作者善于从家人、朋友言行以及身边琐事中，选取素材，细加提炼，写成优美的文字，本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通过记叙项脊轩的变迁，描绘亲人间真挚的情怀，长辈对自己的关切、期待，情致逼真，亲切感人。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157]，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158]，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159]，明月半墙，桂影斑驳[160]，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161]，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162]，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163]，乳二世[164]，先妣抚之甚厚[165]。室西连于中闺[166]，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余自束发[167]，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168]，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169]，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170]，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项脊生曰[171]：“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172]。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173]，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坎井之蛙何异？”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174]，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175]，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注释：

[157]当：挡。

[158]栏楯（shǔn）：栏杆。楯：栏杆上的横木。

[159]三五之夜：即农历十五之夜。

[160]桂影：月光。古人认为月亮里有桂树。斑驳：错落。

[161]异爨（cuàn）：各起炉灶，即分家另过。

[162]逾庖而宴：要通过厨房进入餐厅。

[163]先大母：故去的祖母。

[164]乳二世：做了两代人的乳母。

[165]先妣：故去的母亲。

[166]中闺：内宅。

[167]束发：古人十五岁将头发束起来，盘到头顶，表示结束童年。

[168]象笏：象牙做的笏板，高品级的官员才有。

[169]吾祖太常公：归有光祖母的祖父夏昶，字仲昭，昆山人，永乐进士，官至太常寺卿，以画竹著称。

[170]扃牖：关上门窗。

[171]项脊生：归有光的别号。

[172]女怀清台：秦代寡妇清，居巴蜀之地，其先得丹穴，即朱砂矿，清能守家业。秦始皇对她很尊敬，为筑女怀清台。见《史记·货殖列传》。

[173]扬眉瞬目：挤眉眨眼，有踌躇满志的意思。

[174]来归：嫁过来。古代女子出嫁曰归。

[175]归宁：出嫁的女子回娘家叫归宁。

寒花葬志

归有光

身为旧时代的士大夫，能够为地位低下的普通侍女写墓志铭，十分可贵。文中记叙了三件小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一个稚气未脱小女孩的形象与性格特点。清新自然，令人历久不忘，而且留下了充分回味、联想的余地。

婢，魏孺人媵也[176]。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177]，葬虚丘[178]。事我而不卒，命也夫！

婢初媵时，年十岁，垂双鬟，曳深绿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荠熟[179]，婢削之盈瓯，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予以为笑。

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注释：

[176]魏孺人：指作者前妻，姓魏。明清时七品以下官员之妻封孺人。

[177]嘉靖：明世宗年号。嘉靖丁酉：1537年。

[178]虚丘：地名，在今江苏昆山东南。

[179]爇（ruò）火：烧火。

答茅鹿门知县书

唐顺之

唐顺之，字应德，人称荆川先生，明代中期重要的散文家。曾任郎中，督师浙江，亲自泛海，屡次击败入侵的倭寇，以功升右佥都御史。学识渊博，文学之外，通晓天文、地理、音乐、数学。著有《荆川先生文集》。

茅鹿门，名坤，文学家，曾任青阳（今属安徽）、丹徒（今属江苏）知县。在这封通信中，作者以汪洋恣肆的文笔，纵谈其首重内容、要有创见、直抒胸臆等文学主张，并抨击了一味抄袭古人、专门追求形式的恶劣文风。

熟观鹿门之文[180]，及鹿门与人论文之书，门庭路径，与鄙意殊有契合；虽中间小小异同，异日当自融释，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则有说。

鹿门所见于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尝见夫槁形灰心之吾乎[181]，吾岂欺鹿门者哉！其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谓一切抹煞，以文字绝不足为也。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文莫犹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

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182]，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183]，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只见其捆缚龌龊[184]，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两汉而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秦、汉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本色[185]，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186]。虽其为术也驳[187]，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188]，纵横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189]，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190]，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191]，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192]，而其言遂不久湮废。然则秦、汉而上，虽其老、墨、名、法、杂家之说而犹传，今诸子之书是也；唐、宋而下，虽其一切语性命、谈治道之说而亦不传，欧阳永叔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193]。后之文人，欲以立言为不朽计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则吾之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语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门其可以信我矣。

虽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与知文乎！今复纵言至此，吾过矣，吾过矣！此后鹿门更见我之文，其谓我之求工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鹿门当自知我矣，一笑。

鹿门东归后，正欲待使节西上时，得一面晤，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过此，不已急乎？仆三年积下二十余篇文字债，许诺在前，不可负约，欲待秋冬间病体稍苏，一切涂抹，更不敢计较工拙，只是了债。此后便得烧却毛颖[194]，碎却端溪[195]，兀然作一不识字人矣[196]。而鹿门之文，方将日进，而与古人为徒未艾也[197]。异日吾倘得而观之，老耄尚能识其用意处否耶？并附一笑。

注释：

[180]鹿门：茅坤（1512—1601），字顺甫，别号鹿门。明代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嘉靖进士。好古文，属于唐宋派，编辑《唐宋八大家文钞》，影响巨大。

[181]槁形灰心：意谓如今已经修炼到庄子所云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界，不是当初的旧我了。

[182]陶彭泽：指陶渊明，曾做彭泽县令。较声律：刻意追求声调韵律。

[183]沈约：字休文，南朝齐梁两朝文坛领袖，提出“四声八病”说，主张诗歌创作中要自觉运用声调韵律，对后世影响甚大。

[184]捆缚：受各种音律因素的束缚，很拘谨。龌龊：琐碎局促。

[185]纵横家：战国时期游说各国的政客，代表人物是张仪、苏秦。

[186]名家：讲究名实关系，具有逻辑学因素，但流于诡辩，战国时期惠施、公孙龙被称为名家。墨家：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术派别，是墨子建立的学说，主张兼爱、非攻等。阴阳家：研究阴阳五行关系的，代表人物是战国后期的邹衍。

[187]驳：驳杂、杂乱。

[188]老家：即道家一派。

[189]精光：精神之光，指独立有创见的思想见解。注：贯注于自己的文章之间。

[190]语性命：谈论人性命运义理。

[191]影响剿说：模仿、抄袭他人的见解、主张。

[192]精光枵：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则很空洞。

[193]欧阳永叔：欧阳修，他在《艺文志序》中感叹古书散佚之多。

[194]毛颖：毛笔。韩愈有《毛颖传》，将毛笔拟人化。

[195]端溪：端溪砚，即产于今广东肇庆的端砚。

[196]兀然：平庸貌。

[197]未艾：没有停止。

报刘一丈书

宗臣

宗臣，字子相，号方城，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文学流派“后七子”之一。登进士第，任刑部主事、吏部考官等职。曾率众击溃倭寇入侵，升为提学副使。为人耿介、刚正，当时严嵩专权，许多士大夫丧失廉耻，趋炎附势，而宗臣则傲骨崚嶒，不肯依附权贵。文章明爽畅达，在当时颇有影响。有《宗子相集》传世。

文如其人，《报刘一丈书》正是宗臣为人的真实写照。作者亦因此贾祸，被流放到福建做参政。文中，以一种近于漫画化的艺术手法，对朝中权贵、奔走权门的无耻之徒和权门走狗三种人的丑恶形象及其心理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198]！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

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世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199]。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内之[200]。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

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勿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201]，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计交赞也。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

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202]，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间道经其门[203]，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哉[204]，以此常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彼将奈我何矣！”长者闻此，得无厌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注释：

[198]不才：自谦辞。报：报答。

[199]向：先前、原来。

[200]内之：收纳起来。内：通纳。

[201]适：刚刚。

[202]岁时伏腊：年节假日。古代很重视伏日和腊日。

[203]间道经其门：偶尔经过他的门口。

[204]褊（biǎn）：心胸狭窄。

杂说

李贽

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明代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位文学家。曾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后辞官，专事著述、讲学，公开以“异端”自居，抨击孔孟之道，对宋明理学亦进行尖锐批判，充满了平等自由和尊重个性的精神。饱遭封建统治者残酷迫害，最后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系狱而死。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

本文通过对《拜月亭》、《西厢记》和《琵琶记》的评论，阐明文有“化工”与“画工”的高下之分，真实与似真非真的优劣之别。见解独到，谈笑风生，可以看作是一篇别具特色的文学评论。

《拜月》[205]、《西厢》[206]，化工也[207]；《琵琶》[208]，画工也[209]。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210]。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

且吾闻之，追风逐电之足[211]，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212]；声应气求之夫[213]，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214]；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215]，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杂剧院本[216]，游戏之上乘也[217]。《西厢》、《拜月》，何工之有！盖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218]，固已殚其力之所能工，而极吾才于既竭。惟作者穷巧极工，不遗余力，是故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亦随以竭。吾尝揽《琵琶》而弹之矣[219]，一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而向之怨叹无复存者，此其故何耶？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盖虽工巧之极，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则其感人，仅仅如是，何足怪哉！《西厢》、《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耳。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220]。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221]。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222]。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予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223]。于是焉，喜佳人之难得，羡张生之奇遇。比云雨之翻覆，叹今人之如土[224]。其尤可笑者，小小风流一事耳，至比之张旭、张颠、羲之、献之[225]，而又过之。尧夫云[226]：“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夫“征诛”、“揖让”，何等也？而以一局觑之，至眇小矣！

呜呼！今古豪杰，大抵皆然，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举一毛端，建宝王刹[227]；坐微尘里，转大法轮[228]。此自至理，非干戏论。倘尔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书斋，独自无赖，试取《琴心》一弹再鼓[229]，其无尽藏不可思议，工巧固可思也。呜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见之欤！

注释：

[205]《拜月》：即《拜月亭记》，指元代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

[206]《西厢》：即王实甫的《西厢记》。

[207]化工：天地万物自然的形态，没有经过人加工的痕迹。

[208]《琵琶》：指高明的《琵琶记》。

[209]画工：精雕细刻的作品，有人工之痕迹。

[210]二义：第二等。

[211]追风逐电之足：能够追逐风和电的千里马。

[212]牝牡：母马和公马。骊黄：黑马和黄马。泛指普通马匹。

[213]声应气求：意气相投的意思。《易经·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214]寻行数墨：指寻章摘句，拘泥于文字章句而迂腐的书生。《明儒学案》郝楚望语：“博士家终日寻行数墨，灵知蒙闭。”

[215]禅病：指佛教中修禅定所产生的种种病魔。

[216]杂剧院本：表演杂剧用的剧本。

[217]上乘：佛教讲经说法要根据不同对象，对上等人说法讲大乘。大乘即上乘。

[218]高生：《琵琶记》作者高明，字则诚。

[219]弹：此处借用“弹琵琶”之弹，说自己仔细阅读欣赏过《琵琶记》。

[220]块垒：指胸中郁结的不平之气。《世说新语·任诞》：“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221]数奇：命运不好。

[222]昭回云汉，为章于天：如同天空中的银河一样光明，成为天上的花纹。

[223]发其端：作为抒发情感的端倪。

[224]如土：指人缺乏真实情感，如同木偶雕塑。

[225]张旭、张颠、羲之、献之：都是大书法家，都是书痴书狂。

[226]尧夫：北宋理学家邵雍，字尧夫。

[227]宝王刹：即宝刹，即佛寺。

[228]大法轮：佛教理论。《维摩诘经·佛国品》：“三转法轮于大千，其轮本来常清净。”

[229]《琴心》：指《西厢记》第二本第二则《听琴》。

与焦弱侯

李贽

本文选自《焚书》。李贽与焦竑（字弱侯）友谊深厚，但他对于焦竑追随督学御史耿定向，颇为不满，因而写信予以规劝，着重阐述不能在见识浅陋的俗人中寻找豪杰的道理。信中采用类比的手法，通过生动的借喻、夸张的言辞，形象地解析较为深奥、抽象的道理。所论含有哲理，方法也可供借鉴。

人犹水也，豪杰犹巨鱼也，欲求巨鱼，必须异水；欲求豪杰，必须异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洁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饮食非不切切于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钓者[230]，则未尝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鱼也。欲求三寸之鱼，亦了不可得矣。

今夫海，未尝清洁也，未尝甘旨也。然非万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长于海者不可以履于海。盖能活人，亦能杀人；能富人，亦能贫人。其不可恃之以为安，倚之以为常也，明矣。然而鹍鹏化焉[231]，蛟龙藏焉，万宝之都，而吞舟之鱼所乐而游遨也。彼但一开口，而百丈风帆并流以入，曾无所于碍，则其腹中固已江、汉若矣。此其为物，岂豫且之所能制[232]，网罟之所能牵耶！自生自死，自去自来，水族千亿，惟有惊怪长太息而已，而况人未之见乎！

余家泉海，海边人谓余言：“有大鱼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数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鱼背，恣意砍割，连数十百石，是鱼犹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复乘之而去矣。”然此犹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则兹鱼亦苦不大也。余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滨，同官滇中，亲为我言：“有大鱼如山。初视，犹以为云若雾也。中午雾尽收，果见一山在海中，连亘若太行，自东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则是鱼也，其长又奚啻三千余里者哉！

嗟呼！豪杰之士，亦若此焉尔矣。今若索豪士于乡人皆好之中，是犹钓鱼于井也，胡可得也？则其人可谓智者欤？何也？豪杰之士决非乡人之所好，而乡人之中亦决不生豪杰。古今贤圣皆豪杰为之，非豪杰而能为圣贤者，自古无之矣。今日夜汲汲，欲与天下之豪杰共为贤圣，而乃索豪杰于乡人，则非但失却豪杰，亦且失却贤圣之路矣！所谓北辕而南其辙，亦又安可得也。吾见其人决非豪杰，亦决非有为圣贤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杰，决无有不识豪杰之人；若是真志要为圣贤，决无有不知贤圣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钓鱼之理也？

注释：

[230]任公之钓：《庄子·外物》：“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

[231]鹍鹏：《庄子·逍遥游》中描绘了一个叫鲲的大鱼化而为鹏的情景。

[232]豫且：传说是春秋时期宋国打鱼人。一白龙化作鱼，被他射中眼睛。白龙上天庭告状，天帝未降罪。见刘向《说苑·正谏》。

虎丘记

袁宏道

袁宏道，字中郎，号石公，明代著名文学家，为明代文坛重要流派“公安派”创始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合称为“三袁”，都以文学见长。为人洒脱不羁，蔑视封建礼法。早年中进士，任江苏吴县县令，为政口碑甚佳，但他无意做官，志在访师问学，游历山川。

文学方面，主张抒写性灵、不拘俗套，提倡“文随时变”，反对拟古剽窃的形式主义。散文小品优美生动，格调清新。著有《袁中郎全集》。

本文是他的一篇代表作。以“记”为名，却没有在山光水色上多做文章，而是着重描写中秋月夜游人云集虎丘的盛况，表现其寄兴人文景观，不与俗流同调，鄙弃官场，与民同乐的思想、态度。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233]。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234]，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235]，栉比如鳞，檀板丘积[236]，樽罍云泻[237]，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238]，无得而状。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239]，竟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头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

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240]，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241]，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剑泉深不可测[242]，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243]，峦壑竞秀，最可觞客[244]。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245]。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246]，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247]；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山川兴废，信有时哉！

吏吴两载[248]，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249]。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250]！”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注释：

[233]虎丘：虎丘山，又名海涌山，在今江苏苏州。

[234]迨：及、至于。蔀（bù）屋：贫穷人居住之屋。

[235]千人石：虎丘大石名。

[236]檀板：檀木制造的打节拍的板子。

[237]樽罍：都是酒具。

[238]雷辊（gǔn）：车轮滚滚的声音如同雷声。电霍：闪电。

[239]分曹：分组分班。部署：安排。

[240]荇藻：水中植物，比喻月光照射下的阴影零乱。

[241]一刻：一刻是时间。古代将一昼夜即24小时分为100刻。每刻为14分24秒。如今每刻为15分钟，与古代不同。

[242]剑泉：虎丘水池名，又名剑池。

[243]千顷云：山名。天池：天池山，又名华山，在苏州郊区。案：桌几。

[244]觞客：酒客。

[245]虞山：山名，在今江苏常熟西北。

[246]江进之：名盈科，字进之，万历间进士，曾任长洲（今属江苏苏州）县令。

[247]韦苏州：韦应物，中唐著名诗人，曾任苏州刺史。白乐天：即白居易，也出任过苏州刺史。

[248]吏吴两载：在苏州当过两年官。

[249]生公石：虎丘大石名。

[250]如月：请明月作证的意思。

满井游记

袁宏道

本文是作者任顺天府教授时写的一篇记游小品。他运用动静结合、声色兼备、情景交融的手法，以诗一般的精练文字，描绘北京东北郊满井的初春景色，表达其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热爱、亲近大自然的情怀。

燕地寒[251]，花朝节后[252]，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

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253]，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254]。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255]。游人虽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256]，红装而蹇者[257]，亦时时有。风力虽尚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夫能不以游堕事[258]，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适与余近，余之游将自此始，恶能无记[259]？己亥之二月也[260]。

注释：

[251]燕：古代燕国地域，包括今河北和辽宁部分地区。

[252]花朝节：俗称“花神节”、“百花生日”、“花神生日”、“挑菜节”。汉族传统节日。流行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农历二月初二举行，也有二月十二、二月十五花朝节的。

[253]东直：即东直门，北京城东面最北的城门。

[254]（huì）面：洗脸。

[255]浅鬣：兽类颈上的鬃毛，比喻新出土的麦苗。

[256]罍而歌：饮酒而歌唱。

[257]蹇：骑着矮小的马或驴，指女子。

[258]堕事：耽误工作或正事。

[259]恶能：怎么能。

[260]己亥：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岁当己亥。

叙小修诗

袁宏道

本文是作者为其弟袁中道（字小修）诗集所写的序言。文章从对小修其人其诗的述评中，引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论，并以之作为全文基石，陈述了求变、求真、求趣，不受古法所拘、直抒胸臆、尊重文学艺术的独创精神等独到见解。论理充分，笔锋犀利，语言畅达，颇有说服力。

弟小修诗[261]，散逸者多矣，存者仅此耳。余惧其复逸也，故刻之。

弟少也慧，十岁余，即著《黄山雪》一赋[262]，几五千余言，虽不大佳，然刻画饤饾[263]，傅以相如、太冲之法[264]，视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265]，备极研究。既长，胆量愈廓[266]，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267]，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泛舟西陵[268]，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269]。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270]，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撙节[271]，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齌怒[272]，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273]，又何疑焉！

注释：

[261]小修：袁中道字，公安派主要成员。

[262]《黄山雪》：一作《黄山》、《雪》二赋。当以一赋为是。

[263]饤饾（dìng dòu）：本义是宴会时菜肴罗列，引申为文字烦琐堆砌。

[264]傅以相如、太冲之法：再加上司马相如、左思大赋的语言技巧。

[265]西方之书：指西方传来的书籍，主要指《佛经》。教外之语：儒家理论以外的学说。

[266]廓：开阔、大。

[267]的然：很明确清楚。

[268]西陵：即西陵峡，长江三峡之一，最西段。

[269]野狐外道：歪门邪道。《传灯录》说，有一人谈佛道，因错说一句话而托生为野狐，禅家因此称外道禅为野狐禅。

[270]《擘破玉》、《打草竿》：均是明代流行的民间歌调。

[271]撙节：节制、控制。

[272]“党人偷乐”四句：都是屈原《离骚》中的语言。

[273]楚风：《楚辞》的风格。

徐文长传

袁宏道

徐渭是一流画家、书法家，又是著名诗人、戏曲家。但他“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身后有湮没无闻之虞。袁中郎慧眼识珠，为他刊布文集、撰写传记，使之大显于世。这本身就是一桩功德无量的善举。

传主为人世奇才，事迹属世间奇闻，传记更是传世奇文。序文通篇在“奇（qí，出奇）”和“奇（jī，困顿）”二字上做文章。“无之而不奇（特立独行，才华横溢），斯无之而不奇（终身困顿，命运不济）也”，这是全文的主线。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274]，声名籍甚[275]。薛公蕙校越时[276]，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277]，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278]，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279]。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280]，表上，永陵喜[281]。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282]。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283]，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摸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284]。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

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285]。间以其余[286]，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287]，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288]，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289]。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290]，托以钞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

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石公曰[291]：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292]，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梅客生尝寄予书曰[293]：“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注释：

[274]山阴：今浙江绍兴。诸生：经过考试获取最低资格的学生，俗称秀才。

[275]声名籍甚：名声非常大。

[276]薛公蕙：薛蕙，明武宗朝进士，官至吏部考功郎中，但他未担任过浙江学官。据记载，薛应旂担任过浙江提学副使，并表扬过徐渭。当是误记。

[277]数奇（shù jī）：命运不好。

[278]中丞：胡宗宪时任浙江巡按御史，明朝制度，巡按例带副都御使官衔，雅称中丞。

[279]刘真长：东晋简文帝时任宰相，为人清简，不拘小节。杜少陵：即唐代诗人杜甫，在严武幕府也不受拘束。

[280]表：古代大臣向皇帝上奏章中的一种。

[281]永陵：明世宗即嘉靖皇帝庙号永陵。

[282]不偶：命运不好。

[283]有司：有关部门的官吏。

[284]韩、曾：指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曾巩。流亚：同类。

[285]欧阳公：欧阳修。妖韶：艳冶妩媚。

[286]间：偶尔。

[287]卒（cù）：突然。

[288]张太史：张元汴，徐渭同学张天复之子，曾任翰林院编修，故称太史。

[289]周望：陶望龄，字周望，明万历年间曾任国子祭酒。

[290]同年：科举中同榜录取者都可以称作同年。

[291]石公：袁宏道自号。

[292]间世：世上罕见。

[293]梅客生：徐渭朋友。

核舟记

魏学洢

魏学洢，字子敬，号茅檐，明末散文作家，是因弹劾大阉魏忠贤而惨死狱中的一代名臣魏大中的长子。学洢嗜学擅文，虽终生未仕，仍惨遭迫害，死时未及而立之年。著有《茅檐集》。

《核舟记》为其代表作。以清通、简洁的文字，描述了一件巧夺天工的微雕工艺品，颂赞了著名微雕艺术家王叔远的惊人绝技。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294]。

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闭之，则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295]，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296]，石青糁之。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297]，鲁直居左[298]。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299]，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300]。卧右膝，诎右臂支船[301]，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

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

其船背稍夷，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302]，虞山王毅叔远甫刻[303]”，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

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304]。

魏子详瞩既毕，诧曰：“嘻，技亦灵怪矣哉！《庄》、《列》所载[305]，称惊犹鬼神者良多，然谁有游削于不寸之质，而须麋了然者[306]？假有人焉，举我言以复于我，亦必疑其诳。今乃亲睹之。由斯以观，棘刺之端，未必不可为母猴也。嘻，技亦灵怪矣哉！”

注释：

[294]大苏泛赤壁：即以苏东坡泛舟赤壁为题材。苏东坡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苏洵为老苏，苏东坡为大苏，苏辙为小苏。

[295]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苏东坡《后赤壁赋》中的句子。

[296]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苏东坡《前赤壁赋》中的句子。

[297]佛印：北宋禅师，苏东坡的朋友。

[298]鲁直：黄庭坚，字鲁直，苏东坡的朋友。

[299]比：靠近。

[300]不属：没有关联。

[301]诎：同屈，弯屈。

[302]天启：明熹宗年号。天启壬戌：天启二年（1622）。

[303]虞山：山名，今江苏常熟西北，这里代指常熟。王毅：王叔远名毅。

[304]简：挑选。修狭：长而窄。

[305]《庄》、《列》所载：《庄子》、《列子》书中多记载怪诞之事。

[306]须麋：即须眉，胡须眉毛。

避风岩记

张明弼

张明弼，字公亮，明末清初文学家、社会活动家。登进士第，授广东揭阳知县，政绩卓异。性刚毅，正道直行，屡忤权贵。曾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回乡。入清不仕。

论者称其“早负才望，古文诗赋擅名一时”。著有《萤芝全集》、《蕉书》等。

本文是别具一格的山水游记，也是一篇锋芒崭露的讽刺性散文。说它别具一格，一是名曰“避风岩记”，实则并未着墨于山岩，而是写避风于岩下的经历与感受；二是借景抒怀，写景是为抒怀作铺垫；三是将自然景物与自己仕途上的痛苦经历、感受融合在一起，深刻揭露明末官场上的黑暗与污浊；四是夹叙夹议，出语尖利，风格泼辣，一反游记常例。

避风岩在端州之北三十里许[307]，或曰与砚坑相近。古未有是名，余避风其下，故赠以是名也。

余何以避风其下？崇祯己卯仲秋[308]，余供役粤帷[309]。二十五日既竣事，则遍谒粤之大吏。大吏者，非三鸣鼓吹不启户，非启户则令长不敢入。余东驰西骛，左诇右需[310]，目厌于阍驺卤簿绛旗朱帽之状[311]，耳厌于笳鼓引赞殿喝之声[312]，手足筋骨疲于伏谒拜跽以头抢地之事[313]。眩瞀车上[314]，至不择店肆而解衣卧之。凡六日而毕，则又买舟过肇[315]，谒制府[316]。制府，官厌贵[317]，礼愈绝，控拜数四[318]，颔之而已。见毕即登舟，将返杨山[319]。

九月朏[320]，宿三十里外。力引数步[321]，偶得一岩。江回峰抱，风力稍损，乃息焉。及旦而视之，则断崖千尺，上侈下弇[322]，状如檐牙。仰而睨之，若层衡之列烟上[323]，崩峦倾返，颓石矗突，时有欲落之势，栗乎不可以久留焉。狂飙不息，竟日居其下。胥仆相扶，上舟一步，得坐于石隙草际。听怒涛声，若奔走败马；望沸波，若一群白鹅鼓翼江心，及跳沫山足，又若千百素鳞争跃上岸。石崖磔磔，不沾土壤。而紫茎缠带，青芜数尺，一偃一立，若青狮奋迅而不得去，又若怒毛之兽，风过毛竖，不能自休。身住江坳，目力相界[324]，不能数里，而阴氛交作，如处黑帷。从者皆惨容而相告曰：“日复夕矣，将奈何？”余笑而语之曰：

“第安之[325]，第安之。吾视夫复嶂重峦，缭青纬碧，犹胜于院署之严丽也[326]；吾视夫崩崖倾石，怒涛沸波，犹胜于贵人之颐颊心腑也；吾视夫青芜紫茎，怀烟孕露，犹胜于大吏之绛骑彤驺也；吾视夫谷响山啸，激壑鸣川，犹胜于高衙之呵殿赞唱也；吾视夫藉草坐石，仰瞩云气，俯视重泉，犹胜于拳跽伏谒于尊宦之阶下也。天，或者见吾出则伛偻，入则簿书，已积两载矣，无以抒吾胸中之浩浩者，故令风涛阻滞，使此孤岩以恣吾数刻之探讨乎？或兹岩壁立路绝，猿徒鼯党[327]，犹难托寄，若非习金丹火龙之术，腾空蹑虚，不能一到。虽处大江之中，飞帆如织，而终无一人肯一泊其下，以发其奇气而著其姓字；天亦哀山灵之寂寞，伤水伯之孤清，故特牵柅余舟[328]，与彼结一日之缘耶？余年少有志，养二龙于水壑，调一鹤于中峰，与羽服思玄之徒[329]，上烟驾，登月馆[330]，以望四海三山，如聚米萦带；而心为时夺，至堕俗网，往返数千里，徒以充厮养之役，有才无时，甘于下人。今日见此水石，若见好友，犹恐谆芒、卢敖诸君[331]，诋余以井甃之识[332]，而又何事愁苦于兹岩之下乎？”

从者皆笑，余乃纳以兹名。

岩顶有一石，望之如立人，或曰飞来之塔顶也；或曰当是好奇者，跻是崖之巅，如昌黎不得下[333]，乃化而为石云。岩侧有二崩石，一大一小，仅可束两缆。小吏程缨曰：“当黑夜暴风中，舟人安能择此，神引维以奉明府耳[334]。”语皆不可信，并记之。

注释：

[307]端州：古代州名，今广东肇庆。

[308]崇祯：明思宗年号。崇祯己卯：崇祯十二年（1639）。

[309]供役粤帷：作者临时参加科举考试广东省省试工作。

[310]左诇（xiòng）右需：左右到处看人眼色并说小话。诇：本义是刺探，这里是打探寻找时机。需：通嚅，即嗫嚅，想说而不敢说的神态。

[311]阍：看门人。驺：骑马的随从。卤簿：各种公文。绛旗朱帽：仪仗队的各种角色。

[312]笳鼓：奏乐。引赞：引导唱名。

[313]伏谒：作揖。拜跽：跪下磕头。以头抢地：额头要贴地面。

[314]眩瞀：头晕眼花。

[315]肇：即肇庆。

[316]制府：总督府。

[317]官厌贵：官品级别最尊贵。厌：通餍，满。

[318]控拜数四：跪倒叩头多次。控拜：叩头触地。

[319]杨山：即阳山，今广东阳山。

[320]朏：每月初三。月牙刚刚出现。

[321]力引：指纤夫努力拉纤引船。

[322]上侈下弇：上面宽而突出，下面窄而被遮掩。

[323]层衡：层层的房屋。衡：本义是简陋的门，这里代指房屋。

[324]相界：眼睛所能够看到的界限。

[325]第安：但安静。第：但。

[326]院署：衙门官署。

[327]猿徒鼯党：猿猴和飞鼠之类。

[328]牵柅（ní）：牵扯阻碍。柅：本义是被放置车轮前，阻止车前滑的木块，这里引申为阻碍。

[329]羽服思玄之徒：穿着道服而向往玄虚的人。

[330]月馆：月宫。

[331]谆芒、卢敖：人名，秦始皇时自称得道的方士。

[332]井甃（zhòu）之识：井底之蛙的见识。甃：一般指井壁的砖。

[333]如昌黎不得下：韩愈，号昌黎，当年曾经登华山，在险处不敢下山，曾投书山神。后经人救助才得以下山。

[334]明府：古代称县令为明府。

陶庵梦忆序

张岱

张岱，字宗子，别号陶庵，明末散文大家、小品文代表性作家。出身官僚贵族，少历繁华，喜欢梨园、鼓吹、古董、花鸟，精于茶艺、音乐、戏曲，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晚年穷困潦倒，披发入山，布衣蔬食，安贫读书。一生傲岸不羁，任情适性，淡泊功名，未曾入仕。

为文主张展现性灵，直抒胸臆；文笔清新，时杂诙谐，有很强的感染力。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嫏嬛文集》等。

本文是作者为《陶庵梦忆》一书所写的自序。坦露个人的处境与心迹，抒发身世没落之悲，也隐现着破国亡家之痛。行文中，多处用典，讲究对仗，文字整齐凝练，清丽活泼，饶有诗意，既增强了文章的品位、厚度，又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

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为野人[335]。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336]，因《石匮书》未成[337]，尚视息人世。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始知首阳二老[338]，直头饿死，不食周粟，还是后人妆点语也。

饥饿之余，好弄笔墨。因思昔人生长王、谢[339]，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340]。以衲报裘，以苎报，仇轻暖也[341]。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342]。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343]。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344]。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345]，车旅蚁穴[346]，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

昔有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失足破其瓮，念无以偿，痴坐伫想曰：“得是梦便好！”一寒士乡试中式，方赴鹿鸣宴，恍然犹意非真，自啮其臂曰：“莫是梦否？”一梦耳，唯恐其非梦，又唯恐其是梦，其为痴人，则一也。

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347]，又是一番梦呓。因叹慧业文人，名心难化，政如邯郸梦断[348]，漏尽钟鸣，卢生遗表[349]，犹思摹拓二王[350]，以流传后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

注释：

[335]（haì haì）：同骇骇，怪怪的，令人惊骇。

[336]引决：自杀。

[337]《石匮书》：又名《石匮藏书》，明末清初张岱撰，二百二十卷。有本纪、志、世家、列传，属于史书。

[338]首阳二老：指伯夷、叔齐，因不满周武王伐纣，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

[339]生长王、谢：意谓自己生长在王导、谢安那样的大贵族之家。

[340]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意谓头戴斗笠，脚穿草鞋，报应当年的玉簪皮鞋。篑（kuì）：本义是装土的竹筐，此处是形容鞋子之粗陋。

[341]以衲报裘，以苎报，仇轻暖也：意谓粗布衣服代替了裘皮大衣，苎麻粗布代替了细软丝绸，是对当年轻暖生活的报应。

[342]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意谓用吃豆叶野菜代替吃肉，用粗米代替细粮，是对当年甘甜饮食的报应。

[343]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意谓用草垫子代替高级床，用石头代替枕头，是对当年温柔生活的报应。

[344]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kǎi）也：意谓用绳子代替门枢，用罐子当窗户，是对当年居住高而宽敞房屋的报应。爽垲：宽敞而地势高。

[345]黍熟黄粱：用《枕中记》“一枕黄粱”典故。卢生追求功名利禄，一道士给他一枕头让他枕着睡觉。他在梦中经历无穷的荣华富贵，醒后黄米饭还未熟。

[346]车旅蚁穴：典故出自唐代传奇、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形容人生仿佛一场大梦，或比喻一场空欢喜。常用作浮生无常之典故。

[347]雕虫：指文化艺术。这里指作者写作诗文。

[348]邯郸梦断：即黄粱一梦醒来。卢生行走在邯郸路上，故也称邯郸梦。

[349]卢生遗表：《枕中记》中卢生临终没有遗表情节，当是作者以卢生自拟。

[350]二王：指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

西湖七月半

张岱

本文选自《陶庵梦忆》，这是一篇著名的游记散文。文章的核心是记游湖的人，共分五类，形色各异，一个个生动传神，惟妙惟肖；突出地刻画出封建士大夫和所谓风雅之士的庸俗与鄙陋；也写出了“吾辈”的高雅情调。作者有高超的描摹、刻画本领，着墨无多，即神情毕现。记事、写景、抒情，三者融合无间，结构谨严，形象生动。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傒[351]，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352]，携及童娈[353]，笑啼杂之，还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354]，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355]，昭庆、断桥[356]，呼嘈杂[357]，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358]，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杭人游湖，巳出酉归[359]，避月如仇。是夕好名[360]，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361]，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362]，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363]，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

少刻兴尽，官府席散，皂隶喝道去。轿夫叫船上人，怖以关门[364]，灯笼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拥而去。岸上人亦逐队赶门[365]，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366]。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面[367]。向之浅斟低唱者出[368]，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注释：

[351]优傒（xī）：优伶和仆人。傒：通奚，仆人。

[352]名娃：美女，这里指歌妓之类。闺秀：大家女子。

[353]童娈（luán）：娈童，俊美的少年。

[354]帻（zé）：古代男子的头巾。

[355]跻：登，这里指跻进。

[356]昭庆：昭庆寺，又名菩提院，后晋天福元年（936）吴越王修建。断桥：原名宝祐桥，唐代改称断桥，在西湖白堤东端，靠近昭庆寺。

[357]（jiào）呼：大声乱叫乱喊。

[358]逃嚣里湖：逃避喧嚣的里湖。西湖以苏堤为界分里湖和外湖，苏堤以西为里湖。

[359]巳出酉归：巳时（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出行，酉时（傍晚五点到七点）回归。

[360]好名：追求名声。

[361]擎燎：举着火把。

[362]速：催促。放：划船前去。

[363]二鼓：即二更天，夜间九点到十一点。

[364]怖以关门：用即将关门来吓唬游人。

[365]赶门：急忙赶路进城门。

[366]舣舟：拢船靠岸。

[367]湖复（huì）面：湖水好像新洗脸。

[368]向：先前。

湖心亭看雪

张岱

本文选自《陶庵梦忆》，也是一篇传世佳作。全文不足二百字，寥寥几笔，就描绘出长堤一线、雪漫云山的清丽景色；里面点缀着三个开怀痛饮、自赏清高的性情中人，舟子也满有趣，令人拍案叫绝。是美文，更是一幅奇绝、妙绝的《湖亭观雪图》。

崇祯五年十二月[369]，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是日，更定矣[370]，余挐一小舟[371]，拥毳衣炉火[372]，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373]，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374]，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注释：

[369]崇祯五年：即1632年。

[370]更定：指夜深人静。

[371]挐：牵引，划动。

[372]毳（cuì）衣：皮衣。

[373]雾凇：冬天冷气凝聚而成的白色结晶体，沾于各种树木物体上很美丽。沆砀（hàng dàng）：白气。

[374]大白：大杯。白：酒盏名。

柳敬亭说书

张岱

本文选自《陶庵梦忆》。记述明末清初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精湛、高超的说书技艺，同时也生动传神地刻画了他的外貌、动作、语态、神情，反映出他的个性与人格。文字形象生动，洗练清新，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癗[375]，悠悠忽忽，土木形骸[376]。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送书帕下定[377]，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378]，王月生[379]、柳麻子是也。

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380]，与本传大异[381]。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382]，并不唠叨、哱夬[383]。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384]，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385]。闲中著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386]，稍见下人呫哔耳语[387]，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每至丙夜[388]，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舌死也[389]。

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390]，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391]，故其行情正等。

注释：

[375]疤癗（lěi）：满脸疤痕和小疙瘩。

[376]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语出《世说新语·容止》：“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悠悠忽忽：形容人举止随便潇洒。土木形骸：自视形骸如同泥偶木偶一般，不注重外表。

[377]书帕：明代潜规则，地方官进京拜见长官，要送一书一帕为进见礼，后来用书帕代指礼品。下定：送定金。

[378]两行情人：两个最有行情的人。行情：行业价值。

[379]王月生：当时南京城中最著名的歌妓。

[380]白文：说大书的脚本。说大书是一人表演而没有唱词，即现代之评书。

[381]本传：指《水浒传》中的武松故事。

[382]找：情节的补叙。截：停止、收束。干净：叙述交代清楚利落。

[383]唠叨：啰唆。哱夬（pó guǎi）：重复、矛盾。

[384]謈（bò）：本义是因痛而呼叫，这里是突然的意思。

[385]甓：本义是砖，这里是瓦器的意思。

[386]掉舌：转动舌头，指开口说书。

[387]呫哔（chī bì）：小声附耳说话。

[388]丙夜：半夜三更。

[389]不怕：怕不。（zé）舌死：咬舌头自杀。

[390]口角波俏：口齿伶俐有风趣。

[391]婉娈：妩媚美好。

五人墓碑记

张溥

张溥，字天如，号西铭，明末文学家，爱国社团—复社的领袖。进士得中，授庶吉士，后以葬亲告假，遂不复出。崇尚气节，坚持正义。一生著述繁富，遍及文、史、经学各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写过许多抨击时政的文章。著有《七录斋诗文合集》等。

本文记述、表彰了明末苏州人民不畏强暴与魏忠贤阉党勇敢斗争的事迹，颂赞了五烈士“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融为一体，激扬慷慨，情见乎辞，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392]，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393]，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394]。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395]。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396]，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397]。吾社之行为士先者[398]，为之声义，敛资财以送其行[399]，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400]，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401]。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402]，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403]。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404]。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405]，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406]。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407]，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408]，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409]，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410]，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411]，钩党之捕[412]，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413]，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414]，而投缳道路[415]：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416]，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417]，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418]，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419]，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420]、太史文起文公[421]、孟长姚公也[422]。

注释：

[392]蓼洲周公：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明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万历年间进士出身，在朝为官得罪魏忠贤，辞官归隐苏州，被捕入狱死。

[393]当道：当政有权之人。

[394]魏阉：魏忠贤当政时，各地党羽为其修生祠。魏忠贤死后，都成为废祠。

[395]旌：表彰显扬。

[396]慷慨得志：指官场上善于钻营而意气激昂的人。

[397]丁卯三月之望：即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三月十五。

[398]吾社：指张溥所参加并领导的复社。当时虽未成立，但已经在酝酿并准备中。

[399]敛资财：募集钱财。

[400]缇骑：明代锦衣卫军官，皇帝禁卫军，兼管巡察缉捕，为魏忠贤控制。

[401]抶（chì）：打、推搡。仆之：使之向前倒下。

[402]大中丞抚吴者：即毛一鹭，挂大中丞职衔任江苏巡抚，是魏忠贤党羽。

[403]所由使：是由他指使的。

[404]溷藩：厕所。

[405]按诛：追究定罪诛杀。

[406]傫（lěi）然：聚集。

[407]脰（dòu）：脖子，这里指头。函：用木匣装起来。

[408]大阉之乱：指魏忠贤祸国殃民的祸乱。

[409]缙绅：指官员和士大夫。

[410]编伍：指普通百姓。因为编入户口，古代每五户为一伍。

[411]矫诏：假传皇帝的圣旨。

[412]钩党：牵连罗织同党。

[413]非常之谋：指篡夺帝位的阴谋。

[414]圣人：指崇祯皇帝，即位后废黜诛杀魏忠贤，放逐其党羽。

[415]投缳道路：魏忠贤被放逐，途中听说崇祯皇帝要追杀他，便上吊自尽。

[416]剪发：剪掉头发出家。杜门：闭门不出。

[417]土封：指重修坟墓。

[418]大堤：即虎丘前苏州河大堤，五人墓在此。

[419]扼腕：用手握腕，激动感奋貌。

[420]冏卿：太仆寺卿。因之吴公：吴默，字因之，万历时官太仆寺少卿。

[421]太史：古官名，即史官。文起文公：即翰林院修撰文震孟，字文起。

[422]孟长姚公：姚希孟，字孟长，万历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

狱中上母书

夏完淳

夏完淳，原名复，字存古，明末诗人、早熟作家，少年爱国英雄。聪颖早慧，五岁知书史，七岁能诗文，十五岁随其父，奔走于江浙起义军之间，投入抗清活动。后被清兵捕获，拒降，赋绝命诗，从容就义，年仅十七岁。

悲歌慷慨，诗文俱佳，著有《南冠草》、《内史集》、《玉樊堂集》。

本文是夏完淳在南京狱中写给生母和嫡母的绝笔信，抒发其至死不屈的决心。既是其纯真感情的流泻，更是他高尚人格的体现。文章悲壮苍凉，一唱三叹，雄强恣肆，感人至深。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报母矣！

痛自严君见背[423]，两易春秋，冤酷日深，艰辛历尽。本图复见天日[424]，以报大仇，恤死荣生，告成黄土；奈天不佑我，钟虐先朝[425]，一旅才兴，便成齑粉。去年之举[426]，淳已自分必死，谁知不死，死于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427]，无一日焉。致慈君托迹于空门[428]，生母寄生于别姓[429]，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430]：不孝之罪，上通于天！

呜呼！双慈在堂[431]，下有妹女，门祚衰薄，终鲜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虽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但慈君推干就湿[432]，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慈君托之义融女兄[433]，生母托之昭南女弟[434]。

淳死之后，新妇遗腹得雄，便以为家门之幸。如其不然，万勿置后[435]！会稽大望[436]，至今而零极矣！节义文章，如我父子者几人哉？立一不肖后如西铭先生[437]，为人所诟笑，何如不立之为愈耶！呜呼！大造茫茫[438]，总归无后。有一日中兴再造[439]，则庙食千秋，岂止麦饭豚蹄，不为馁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440]，决不肯舍！

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念。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441]！勿悲勿悲！相托之言，慎勿相负！武功甥将来大器[442]，家事尽以委之。寒食盂兰[443]，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不至作若敖之鬼[444]，则吾愿毕矣！

新妇结缡二年[445]，贤孝素著。武功甥好为我善待之，亦武功渭阳情也[446]。

语无伦次，将死言善，痛哉痛哉！

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447]，视身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注释：

[423]严君：对父亲的敬称。见背：去世。

[424]复见天日：指恢复明朝天下。

[425]钟虐：严重暴虐。先朝：指明朝。

[426]去年之举：指1646年起兵抗清失败。

[427]菽水之养：指对于父母的赡养。《礼记·檀弓下》：“啜菽饮水尽其欢，谓之孝。”

[428]慈君：作者嫡母盛氏。托迹于空门：出家当尼姑。

[429]生母：夏完淳的生母陆氏，夏允彝的妾。

[430]溘然：忽然。九京：即地下。

[431]双慈：指嫡母和生母。

[432]推干就湿：指母亲将孩子推到干的地方而自己在孩子尿过的湿地方睡觉，是古代许多母亲共同的行为。

[433]义融女兄：作者姐姐夏淑吉，字美南，号荆隐，义融当是她的别名或别号。

[434]昭南女弟：作者妹妹夏惠吉，字昭南，号兰隐。

[435]万勿置后：不要用别人家的孩子立为后嗣。

[436]会稽大望：会稽郡的大族。望：望族。

[437]西铭先生：明末著名文人张溥，别号西铭，其生前无子，死后钱谦益等代为立嗣。

[438]大造：指宇宙。茫茫：迷茫不明。

[439]中兴再造：指恢复明朝并重新兴盛。

[440]先文忠：指死去的父亲。夏完淳父亲夏允彝死后南明王朝追谥“文忠”。冥冥：阴间。诛殛：杀死。顽嚚：顽劣不善之徒。

[441]北塞之举：出兵北伐。

[442]武功甥：作者姐姐夏淑吉的孩子侯檠。

[443]寒食：古代在寒食节扫墓，寒食节和清明基本相连。盂兰：盂兰盆节是佛教节日，在七月十五举行盂兰盆法会，布施僧众。

[444]若敖之鬼：没有后代的饿鬼。楚国令尹子文是若敖氏后人，他生前担心侄子会给家族带来灭门之灾，临终时哭着对家人说：“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

[445]结缡（lí）：古代女子结婚，母亲亲自为其结缡。缡：佩巾。

[446]渭阳情：指甥舅之情。春秋时，晋文公重耳是秦穆公太子的舅父，秦国太子送晋文公到渭水之阳，作诗送别，后世遂称甥舅之情为渭阳情。

[447]大道本无生：道家理论，无生无死，人从无而生，死后归向虚无。

清及民国文

26篇

原君

黄宗羲

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世称南雷先生，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学识渊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对史学、经学、天文、历法、数学、音律均有很深的造诣。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思想家”。早年曾与魏忠贤阉党进行斗争；清兵南下，在浙东组织抗清活动，失败后，隐居乡里，闭门著述；清廷屡次征诏，皆坚辞不就。著有《明夷待访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南雷文定》、《南雷诗历》等。

本文选自政论集《明夷待访录》。原君，意即推求关于做君主的道理。文中，激烈地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其文朴素无华，而逻辑严紧，说理透彻，很有说服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1]，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2]，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3]，许由、务光是也[4]；入而又去之者[5]，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6]，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7]，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8]，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9]，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10]，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11]，至废孟子而不立[12]，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13]，固扃[14]，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15]。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16]，而毅宗之语公主[17]，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18]，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19]；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注释：

[1]莫或：没有什么人。

[2]有人者出：有仁义之心的人出现。人：通仁。

[3]量而不欲入：估量利害而不想拥有这个位置。入：进入角色。

[4]许由：传说中的上古高士。尧要传天下给许由，许由坚决不接受，隐居箕山中。务光：商汤要传位给务光，务光坚决拒绝，负石投水自杀。

[5]入而又去：接受君位而又推托掉君位的。

[6]“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语见《史记·高祖本纪》，是刘邦做皇帝之后和他父亲说的话。刘邦二哥会经营家业，多得父亲表扬。

[7]向使：假如。

[8]寇雠：强盗、仇敌。《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9]规规：拘谨、死板。

[10]孟子之言：《孟子·梁惠王下》载孟子回答齐宣王的问话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11]不便于其言：皇帝感觉孟子的话对于帝王不方便。

[12]废孟子：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下诏废除孟子在孔庙中的地位而不祭祀。

[13]摄缄縢（jiàn téng）：勒紧捆箱子的绳索。

[14]固扃（jiǒng jué）：加固锁头。

[15]血肉之崩溃：指不得正常死亡。

[16]“昔人”句：南朝宋顺帝被逼迫出宫时说的这番话：愿世世代代不生帝王家。

[17]毅宗：指明朝崇祯皇帝。

[18]唐、虞之世：唐尧、虞舜的时代。

[19]绝尘：超出世俗社会。

李姬传

侯方域

侯方域，字朝宗，清初文学家。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称“四公子”。少有才名，浪漫不羁，溺于声妓，壮年后有所悔悟。入清后，在河南应乡试，中副榜。诗文兼擅，散文中人物传记尤有特点，形象生动，情节曲折。著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

本文是明末清初传记文学中一篇代表性作品。作者选用两三个典型事例，生动地塑造了金陵名妓李香的艺术形象，着重刻画了她的识见、品格与个性。结构严谨，文笔流畅，绘声绘色，娓娓动听。

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20]。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交接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善也[21]。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称之[22]。少，风调皎爽不群；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23]，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24]。

雪苑侯生[25]，己卯来金陵[26]，与相识。姬尝邀侯生为诗，而自歌以偿之。初，皖人阮大铖者[27]，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28]，持之力[29]。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30]，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31]？”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32]，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33]。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

未几，侯生下第。姬置酒桃叶渡[34]，歌琵琶词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

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锾[35]，邀姬一见。姬固却之。开府惭且怒，且有以中伤姬。姬叹曰：“田公宁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卒不往。

注释：

[20]贞丽：姓李，名淡如，秦淮名妓，李香君的义母。

[21]阳羡：古县名，故址在今江苏宜兴南。陈贞慧（1604—1656）：字定生，与侯方域、冒襄、方以智同称为“四公子”，为明末爱国社团复社领导人之一。曾与阉党余孽阮大铖做斗争。

[22]张溥（1602—1641）：字天如，江苏太仓人，明末著名进步文人。夏允彝：字彝仲，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明末进步文人，与陈子龙等创建几社，与复社相呼应，后起兵抗清，兵败投水自沉。

[23]周如松：艺名苏昆生，明末清初著名曲艺家。玉茗堂：明代戏曲家汤显祖书房，代指汤显祖。四传奇：汤显祖戏剧四部代表作：《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

[24]琵琶词：明初浙江温州人高明所著《琵琶记》。不轻发：不轻易演唱。

[25]雪苑：侯方域的别号。

[26]己卯：崇祯十二年（1639）。

[27]阮大铖（1587—1646）：阉党魏忠贤余孽，先投靠魏忠贤，再依附权奸马士英。后被清兵所杀。

[28]吴应箕（1594—1645）：字次尾，安徽贵池人。复社领导人之一。抗清失败而死。首其事：首先揭发、声讨阮大铖的罪行。

[29]持之力：坚持揭发很顽强有力。

[30]王将军：阮大铖的门客。

[31]盍：何不。叩：询问。

[32]假母：养母，指李贞丽。

[33]吴君：指吴应箕。铮铮：刚正不阿。

[34]桃叶渡：南京秦淮河上一处名胜。

[35]三百锾：即白银三百两。

口技

林嗣环

林嗣环，字铁崖，号起八，明末清初文学家。自幼聪颖过人，博学善文，才华横溢。考取举人时，因文章峭奇卓绝，考官疑为他人代笔，未予录取。后登进士第，授太中大夫。赋性刚直，为官清廉，有惠政，获得百姓拥戴。著有《铁崖文集》、《海渔集》、《岭南记略》、《过渡诗集》等。

本文节选自清代张潮所编《虞初新志》。作者通过绘声绘色地描述一家四口深夜的种种动作，以及突遇火警、众声喧哗、乱作一团的情节，展示了“京中善口技者”的精妙绝伦的表演艺术。口技表演出神入化；文字描写也异彩纷呈，套用《滕王阁序》中一句话，堪称“双美具，二难并”。

京中有善口技者。会宾客大宴[36]，于厅事之东北角[37]，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众宾团坐。少顷，但闻屏障中抚尺一下，满坐寂然，无敢哗者。

遥闻深巷中犬吠，便有妇人惊觉欠伸，其夫呓语。既而儿醒，大啼。夫亦醒。妇抚儿乳，儿含乳啼，妇拍而呜之。又一大儿醒，絮絮不止。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口中呜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夫叱大儿声，一时齐发，众妙毕备。满坐宾客无不伸颈，侧目，微笑，默叹，以为妙绝。

未几，夫齁声起，妇拍儿亦渐拍渐止。微闻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倾侧，妇梦中咳嗽。宾客意少舒，稍稍正坐。

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妇亦起大呼。两儿齐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百千犬吠。中间力拉崩倒之声[38]，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39]，抢夺声，泼水声。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忽然抚尺一下，群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

注释：

[36]会：适逢，正赶上。

[37]厅事：大厅、客厅。

[38]间：夹杂着。崩倒：房屋倒塌。

[39]曳：拉。许许：象声词。

大铁椎传

魏禧

魏禧，字叔子，号裕斋，又号勺庭，清初散文家。明末诸生，后绝意仕进，隐居故乡翠微峰，致力于经史。康熙年间，举博学鸿词，托病不就。长于散文，凌厉雄杰，叙事、议论俱佳。有《魏叔子集》。

本文以细腻、生动的手法，精练、传神的笔墨，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身怀绝技却不为世所用的江湖侠客形象。传主性格特异、相貌非常、行动诡秘，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致。

庚戌十一月[40]，予自广陵归[41]，与陈子灿同舟[42]。子灿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谋兵法[43]，因问：“数游南北，逢异人乎？”子灿为述大铁椎，作《大铁椎传》。

大铁椎，不知何许人，北平陈子灿省兄河南[44]，与遇宋将军家。宋，怀庆青华镇人[45]，工技击，七省好事者皆来学[46]，人以其雄健，呼宋将军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怀庆人，多力善射，长子灿七岁，少同学，故尝与过宋将军[47]。

时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寝[48]，右胁夹大铁椎，重四五十斤，饮食拱揖不暂去[49]。柄铁折叠环复，如锁上练，引之长丈许。与人罕言语，语类楚声。扣其乡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寝，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袜，以蓝手巾裹头，足缠白布，大铁椎外，一物无所持，而腰多白金。吾与将军俱不敢问也。”子灿寐而醒，客则鼾睡炕上矣。

一日，辞宋将军曰：“吾始闻汝名，以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将军强留之，乃曰：“吾数击杀响马贼，夺其物，故仇我。久居，祸且及汝。今夜半，方期我决斗某所。”宋将军欣然曰：“吾骑马挟矢以助战。”客曰：“止！贼能且众，吾欲护汝，则不快吾意。”宋将军故自负[50]，且欲观客所为，力请客[51]。客不得已，与偕行。将至斗处，送将军登空堡上，曰：“但观之，慎弗声，令贼知也。”

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觱篥数声[52]。顷之，贼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一贼提刀突奔客，客大呼挥椎，贼应声落马，马首裂。众贼环而进，客奋椎左右击，人马仆地，杀三十许人。宋将军屏息观之，股栗欲堕。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尘滚滚东向驰去。后遂不复至。

魏禧论曰：子房得力士[53]，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铁椎其人欤？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予读陈同甫《中兴遗传》[54]，豪俊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55]，又何多也！岂天之生才不必为人用欤？抑用之自有时欤？子灿遇大铁椎为壬寅岁[56]，视其貌当年三十，然则大铁椎今年四十耳。子灿又尝见其写市物帖子[57]，甚工楷书也。

注释：

[40]庚戌：康熙九年（1670）。

[41]广陵：今江苏扬州。

[42]陈子灿：作者友人，生平不详。

[43]左氏兵谋兵法：《左传》中的兵法战术。

[44]省（xǐng）：探望。

[45]怀庆：明朝府名，在今河南沁阳一带。

[46]七省：河南以及周边各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湖北等。

[47]过：访问、拜访。

[48]甚寝：非常丑陋。

[49]拱揖：作揖。不暂去：一会儿也不离开大铁椎。

[50]故自负：素来自负自己有本领。

[51]力请客：强力向客人要求同去。

[52]觱篥（bì lì）：用竹做管，芦苇做嘴的一种乐器，声音尖锐凄厉。

[53]子房：张良，字子房。曾雇用大力士为一百二十斤重大铁椎，在博浪沙袭击秦始皇，未果。

[54]《中兴遗传》：南宋陈亮（字同甫）作，记载南渡前后忠臣良将以及游侠大盗等，共二十卷。

[55]泯泯然：衰微泯灭的样子。

[56]壬寅：康熙元年（1662）。

[57]市物帖子：买东西的单子。

奇零草序

姜宸英

姜宸英，字西溟，号湛园。工诗古文辞，擅书法，经学亦功底深厚。一生困于科名，七十岁始成进士。尝任明史馆编修，后因科场案得罪，死于狱中。著有《湛园未定稿》、《苇间诗集》等。

《奇零草》，是明末反清志士张煌言的诗集，本文为其序言。诗集所辑录的只是残余部分，又兼成于风雨飘零、戎马倥偬之中，故以“奇零”名之。在序言中，作者激于正义，无视清政府严酷的思想统治，不畏迫害，大胆赞许张煌言的英雄业绩及其诗文的光辉价值，精神尤为可嘉。文章感情充沛，坦诚率直，大气磅礴，允称佳作。

予得此于定海[58]，命谢子大周钞别本以归[59]。凡五七言近体若干首，今久失之矣，聊忆其大概，为之序以藏之。

呜呼！天地晦冥，风霾昼塞，山河失序，而沉星殒气于穷荒绝岛之间，犹能时出其光焰，以为有目者之悲喜而幸睹。虽其揜抑于一时[60]，然要以俟之百世，虽欲使之终晦焉，不可得也。客为予言：“公在行间[61]，无日不读书，所遗集近十余种，为逻卒取去，或有流落人间者。此集是其甲辰以后[62]，将解散部伍，归隐于落迦山所作也[63]。”公自督师，未尝受强藩节制[64]，及九江遁还，渐有掣肘，始邑邑不乐[65]。而其归隐于海南也[66]，自制一椑[67]，置寺中，实粮其中，俟粮且尽死。门有两猿守之，有警，猿必跳踯哀鸣。而间之至也[68]，从后门入。既被羁会城[69]，远近人士，下及市井屠贩卖饼之儿，无不持纸素至羁所争求翰墨。守卒利其金钱，喜为请乞。公随手挥洒应之，皆正气歌也，读之鲜不泣下者。独士大夫家或颇畏藏其书，以为不祥。不知君臣父子之性[70]，根于人心，而征于事业，发于文章。虽历变患，逾不可磨灭。

历观前代，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71]，齐武帝曰[72]：“粲自是宋忠臣，何为不可？”欧阳修不为周韩通立传[73]，君子讥之。元听湖南为宋忠臣李芾建祠[74]，明长陵不罪藏方孝孺书者[75]，此帝王盛德事。为人臣子处无讳之朝，宜思引君当道[76]。臣各为其主，凡一切胜国语言[77]，不足避忌。予欲稍掇拾公遗事，成传略一卷，以备惇史之求[78]，犹惧搜访未遍，将日就放失也。悲夫！

注释：

[58]定海：今浙江定海。

[59]谢子大周：谢大周，生平不详。别本：另外的版本。

[60]揜（yǎn）抑：因受压制而被埋没。

[61]行（háng）间：行伍之间，指军队间。

[62]甲辰：甲辰年，是1664年。

[63]落迦山：即普陀山，在定海以东。

[64]强藩：这里指郑成功。

[65]邑邑：通悒悒，郁闷不快乐。

[66]海南：指舟山群岛一带。

[67]椑（pì）：棺材。

[68]间：间谍。

[69]羁：拘禁。会城：省会，即杭州。

[70]君臣父子之性：即忠孝的品格。

[71]疑立：疑惑是否为袁粲立传。

[72]齐武帝：南朝齐皇帝，名萧赜。

[73]韩通：后周名将，太原人，字仲达。赵匡胤陈桥兵变中被害。

[74]元：元朝。听：听任。

[75]明长陵：指明成祖朱棣，死后葬长陵。

[76]当道：合乎正道。

[77]胜国：被战胜之国，指前一朝代。

[78]惇史：忠诚正直的史官。

室语

唐甄

唐甄，字铸万，号圃亭，清初思想家。举人出身，曾任山西长子知县，辞官后，流寓苏州。史载，生计困顿，“炊烟屡绝，至采枸杞叶为食”，仍著述不辍。有《潜书》九十七篇传世。对于当时贫富悬殊现象极为不平，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为文独抒己见，条理通达，语言遒劲，颇具特色。

本文选自《潜书》。室语，即在家里说的话。通过与妻妾对话，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封建帝王，发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石破天惊之语，至为勇敢、大胆。文风简洁、畅达，清丽可喜。

唐子居于内[79]，夜饮酒，己西向坐，妻东向坐，女安北向坐，妾坐于西北隅，执壶以酌，相与笑语。

唐子食鱼而甘，问其妾曰：“是所市来者，必生鱼也？”妾对曰：“非也，是鱼死未久，即市以来，又天寒，是以味鲜若此。”于是饮酒乐甚。忽焉拊几而叹。其妻曰：“子饮酒乐矣，忽焉拊几而叹，其故何也？”唐子曰：“溺于俗者无远见，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妻曰：“我，妇人也，不知大丈夫之事；然愿子试以语我。”

曰：“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妻笑曰：“何以谓之贼也？”曰：“今也有负数匹布或担数斗粟而行于涂者[80]，或杀之而有其布粟，是贼乎，非贼乎？”曰：“是贼矣。”

唐子曰：“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三代以后[81]，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帝屠城阳，屠颍阳[82]，光武帝屠城三百[83]。使我而事高帝，当其屠城阳之时，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当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为之臣也。”

妻曰：“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唐子曰：“定乱岂能不杀乎？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杀者二：有罪，不得不杀；临战，不得不杀。有罪而杀，尧舜之所不能免也；临战而杀，汤武之所不能免也；非是，奚以杀为[84]？若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85]，入城而屠其城，此何为者？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偏将杀人，非偏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卒伍杀人，非卒伍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86]，于是乃服衮冕[87]，乘法驾[88]，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彼诚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匹夫无故而杀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是何也？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无故而杀之，其罪岂不重于匹夫？”

妻曰：“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曰：“尧舜岂远于人哉！”乃举一箸指盘中余鱼曰：“此味甘乎？”曰：“甘。”曰：“今使子钓于池而得鱼，扬竿而脱，投地跳跃，乃按之椹上而割之[89]，刳其腹[90]，其甲[91]，其尾犹摇。于是煎烹以进，子能食之乎？”妻曰：“吾不忍食也。”曰：“人之于鱼，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也[92]；甘天下之味，亦类于一鱼之味耳。于鱼则不忍，于人则忍之；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是岂人之本心哉？尧舜之道，不失其本心而已矣。”

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

注释：

[79]唐子：作者自称。居于内：坐在家里。

[80]涂：同途，道路。

[81]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

[82]高帝：汉高祖刘邦。屠城阳：《史记·高祖本纪》载，秦二世二年（前208），刘邦和项羽攻城阳，屠之。屠颍阳：秦二世三年，刘邦攻颍阳，屠之。

[83]光武帝屠城三百：东汉光武帝刘秀大将军耿弇为其“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

[84]奚以杀为：为什么要杀人呢？

[85]窜其市：把居民都赶走放逐。

[86]目眦：眼眶，这里指眼泪。

[87]衮冕：皇帝的冠冕。

[88]法驾：皇帝的车驾。

[89]椹（zhēn）：砧板，切菜板。

[90]刳（kū）：剖开挖空。

[91]（xī）其甲：剔去鳞甲。

[92]不啻（chì）：不只。

婴宁

蒲松龄

蒲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居士，自称异史氏。少有文名，但屡试不第，直到七十一岁时才成岁贡生。为生活所迫，曾一度充任幕宾，此后三十年一直在家乡做塾师。毕生以主要精力撰写短篇小说，著成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继承、发展了唐传奇的优良传统，“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郭沫若语）。另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传世。

本文选自《聊斋志异》卷二。作者以传神的笔墨描写了一对少年男女的恋爱故事。情节曲折，构思新颖，刻画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主人公，天真烂漫，憨态可掬，极有特点。

王子服，莒之罗店人[93]，早孤。绝慧，十四入泮[94]。母最爱之，寻常不令游郊野。聘萧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会上元[95]，有舅氏子吴生，邀同眺瞩，方至村外，舅家有仆来，招吴去。生见游女如云，乘兴独遨。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女过去数武，顾婢笑曰：“个儿郎目灼灼似贼！”遗花地上，笑语自去。

生拾花怅然，神魂丧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头而睡，不语亦不食。母忧之。醮禳益剧[96]，肌革锐减。医师诊视，投剂发表[97]，忽忽若迷。母抚问所由，默然不答。

适吴生来，嘱秘诘之。吴至榻前，生见之泪下，吴就榻慰解，渐致研诘。生具吐其实，且求谋画。吴笑曰：“君意亦复痴。此愿有何难遂？当代访之。徒步于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谐矣，不然，拼以重赂[98]，计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生闻之，不觉解颐。吴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访既穷，并无踪迹。母大忧，无所为计。然自吴去后，颜顿开，食亦略进。

数日，吴复来，生问所谋。吴绐之曰：“已得之矣。我以为谁何人，乃我姑氏女，即君姨妹行，今尚待聘。虽内戚有婚姻之嫌，实告之，无不谐者。”生喜溢眉宇，问：“居何里？”吴诡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余里。”生又嘱咐再四，吴锐身自任而去。

生由是饮食渐加，日就平复，探视枕底，花虽枯，未便雕落。凝思把玩，如见其人。怪吴不至，折柬招之[99]。吴支托不肯赴招，生恚怒，悒悒不欢。母虑其复病，急为议姻，略与商榷，辄摇首不愿，惟日盼吴。吴迄无耗，益怨恨之。转思三十里非遥，何必仰息他人[100]？怀梅袖中，负气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独步，无可问程，但望南山行去。约三十余里，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101]。意其园亭，不敢遽入。回顾对户，有巨石滑洁，因据坐少憩。

俄闻墙内有女子长呼“小荣”，其声娇细。方伫听间，一女郎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举头见生，遂不复簪。含笑拈花而入。审视之，即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骤喜，但念无以阶进，欲呼姨氏，而顾从无还往，惧有讹误。门内无人可问，坐卧徘徊，自朝至于日昃[102]，盈盈望断，并忘饥渴。时见女子露半面来窥，似讶其不去者。忽一老媪扶杖出，顾生曰：“何处郎君，闻自辰刻来，以至于今，意将何为？得勿饥耶？”生急起揖之，答云：“将以探亲。”媪聋聩不闻。又大言之。乃问：“贵戚何姓？”生不能答。媪笑曰：“奇哉。姓名尚自不知，何亲可探？我视郎君，亦书痴耳。不如从我来，啖以粗粝，家有短榻可卧。待明朝归，询知姓氏，再来探访，不晚也。”

生方腹馁思啖，又从此渐近丽人，大喜，从媪入，见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堕阶上；曲折而西，又启一关，豆棚花架满庭中。肃客入舍[103]，粉壁光如明镜，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裀藉几榻[104]，罔不洁泽。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隐约相窥。媪唤：“小荣！可速作黍。”外有婢子噭声而应。坐次[105]，具展宗阀[106]。媪曰：“郎君外祖，莫姓吴否？”曰：“然。”媪惊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来以家窭贫[107]，又无三尺之男，遂至音问梗塞。甥长成如许，尚不相识。”生曰：“此来即为姨也，匆遽遂忘姓氏。”媪曰：“老身秦姓，并无诞育，弱息仅存[108]，亦为庶产[109]。渠母改醮[110]，遗我鞠养。颇亦不钝，但少教训，嬉不知愁。少顷，使来拜识。”

未几，婢子具饭，雏尾盈握[111]。媪劝餐已，婢来敛具。媪曰：“唤宁姑来。”婢应去。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媪又唤曰：“婴宁，汝姨兄在此。”户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媪瞋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识，可笑人也。”生问：“妹子年几何矣？”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复笑，不可仰视。媪谓生曰：“我言少教诲，此可见矣。年已十六，呆痴裁如婴儿[112]。”生曰：“小于甥一岁。”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属马者耶？”生首应之。又问：“甥妇阿谁？”答曰：“无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婴宁亦无姑家[113]，极相匹敌。惜有内亲之嫌。”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媪亦起，唤婢襆被[114]，为生安置。曰：“阿甥来不易，留三五日，迟迟送汝归。如嫌幽闷，舍后有小园，可供消遣；有书可读。”

次日至舍后，果有园半亩，细草铺毡，杨花糁径[115]；有草舍三楹[116]，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闻树头苏苏有声，仰视，则婴宁在上。见生来，狂笑欲堕。生曰：“勿尔，堕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将及地，失手而堕，笑乃止。生扶之，阴捘其腕[117]。女笑又作，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益？”曰：“以示相爱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病，自分化为异物[118]；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119]？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120]，爱何待言。”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121]，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首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语未已，婢潜至，生惶恐遁去。

少时会母所，母问：“何往？”女答以园中共话。媪曰：“饭熟已久，有何长言，周遮乃尔[122]。”女曰：“大哥欲我共寝。”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媪不闻，犹絮絮究诘。生急以他词掩之，因小语责女。女曰：“适此语不应说耶？”生曰：“此背人语。”女曰：“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生恨其痴，无术可悟之。食方竟，家人捉双卫来寻生[123]。

先是，母待生久不归，始疑。村中搜觅已遍，竟无踪兆，因往寻吴。吴忆曩言，因教于西南山村寻觅。凡历数村，始至于此。生出门，适相值，便入告媪，且请偕女同归。媪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124]。但残躯不能远涉，得甥携妹子去，识认阿姨，大好！”呼婴宁，宁笑至。媪曰：“大哥欲同汝去，可装束。”又饷家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姨家田产丰裕，能养冗人。到彼且勿归，小学诗礼，亦好事翁姑，即烦阿姨择一良匹与汝。”二人遂发。至山坳回顾，犹依稀见媪倚门北望也。

抵家，母睹姝丽，惊问为谁。生以姨妹对。母曰：“前吴郎与儿言者，诈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问女，女曰：“我非母出。父为秦氏，没时，儿在褓中，不能记忆。”母曰：“我一姊适秦氏良确。然殂谢已久[125]，那得复存？”因审诘面庞、志赘[126]，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复存？”疑虑间，吴生至，女避入室。吴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婴宁耶？”生然之。吴极称怪事。问所自知，吴曰：“秦家姑去世后，姑丈鳏居，祟于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婴宁，绷卧床上，家人皆见之。姑丈没，狐犹时来。后求天师符粘壁上[127]，狐遂携女去。将勿此耶？”彼此疑参[128]。但闻室中嗤嗤，皆婴宁笑声。母曰：“此女亦太憨生。”吴生请面之。母入室，女犹浓笑不顾。母促令出，始极力忍笑，又面壁移时，方出。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满室妇女，为之粲然。

吴请往觇其异，就便执柯[129]。寻至村所，庐舍全无，山花零落而已。吴忆葬处，仿佛不远，然坟垅湮没，莫可辨识，诧叹而返。母疑其为鬼，入告吴言，女略无骇意。又吊其无家[130]，亦殊无悲意，孜孜憨笑而已。众莫之测。母令与少女同寝止，昧爽即来省问[131]，操女红精巧绝伦。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邻女少妇，争承迎之。母择吉为之合卺，而终恐为鬼物，窃于日中窥之，形影殊无少异。至日，使华装行新妇礼，女笑极不能俯仰，遂罢。生以憨痴，恐泄漏房中隐事，而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语。每值母忧怒，女至，一笑即解。奴婢小过，恐遭鞭楚，辄求诣母共话，罪婢投见，恒得免。而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庭后有木香一架，故邻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时遇见，辄诃之，女卒不改。一日，西人子见之，凝注倾倒，女不避而笑。西人子谓女意己属，心益荡。女指墙底笑而下，西人子谓示约处，大悦。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则阴如锥刺，痛彻于心，大号而踣。细视非女，则一枯木卧墙边，所接乃水淋窍也。邻父闻声，急奔研问，呻而不言；妻来，始以实告。爇火烛窍[132]，见中有巨蝎，如小蟹然，翁碎木，捉杀之。负子至家，半夜寻卒。邻人讼生，讦发婴宁妖异[133]。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笃行士[134]，谓邻翁讼诬，将杖责之，生为乞免，遂释而出。母谓女曰：“憨狂尔尔，早知过喜而伏忧也。邑令神明，幸不牵累。设鹘突官宰[135]，必逮妇女质公堂，我儿何颜见戚里？”女正色，矢不复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须有时。”而女由是竟不复笑，虽故逗之，亦终不笑，然竟日未尝有戚容。

一夕，对生零涕。异之。女哽咽曰：“曩以相从日浅，言之恐致骇怪。今日察姑及郎，皆过爱无有异心，直告或无妨乎？妾本狐产。母临去，以妾托鬼母，相依十余年，始有今日。妾又无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无人怜而合厝之[136]，九泉辄为悼恨。君倘不惜烦费，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养女者不忍溺弃。”生诺之，然虑坟冢迷于荒草。女言无虑。刻日，夫妇舆榇而往[137]。女于荒烟错楚中，指示墓处，果得媪尸，肤革犹存。女抚哭哀痛。舁归，寻秦氏墓合葬焉。是夜，生梦媪来称谢，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见之，嘱勿惊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阳气胜，何能久居？”生问小荣，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视妾，每摄饵相哺[138]，故德之常不去心；昨问母，云已嫁之。”由是岁值寒食，夫妇登秦墓，拜扫无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

异史氏曰：“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而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窃闻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则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种，则合欢、忘忧，并无颜色矣。若解语花[139]，正嫌其作态耳。”

注释：

[93]莒：古国名，后置为州县，故址在今山东莒县一带。

[94]入泮：古代天子所设学校为辟雍，诸侯学校为泮宫。这里代指地方学校。

[95]上元：上元节，农历正月十五，是古时民间最热闹的节日。

[96]醮禳（jiào ráng）：祭神祈祷消灾。

[97]投剂发表：中医治疗方法，用药将病从体内发散出来。

[98]拼（pàn）以重赂：豁出去用重礼聘娶。

[99]折柬：裁纸写信。

[100]仰息：仰人鼻息的意思，比喻仰仗依靠他人。

[101]格磔（zhé）：鸟鸣声。

[102]日昃：太阳偏西。

[103]肃客：礼貌地请客人进入。

[104]裀藉几榻：坐席、茶几、床榻。

[105]坐次：相互落座的时候。

[106]具展宗阀：都开始说自己的家族门第。

[107]窭（jù）贫：贫穷。

[108]弱息：本指幼弱的子女，后多指女儿。

[109]庶产：妾所生。旧社会多妻制，正妻所生为嫡，其他子女皆为庶。

[110]改醮（jiào）：改嫁。醮：古代婚礼上祭神的仪式，后代指婚礼，多指改嫁的简单仪式。

[111]雏尾盈握：指肥嫩的雏鸡。《礼记·内则》：“雏鸡不盈握，弗食。”

[112]裁：通才。

[113]姑家：指婆家。

[114]襆被：抱着被子。

[115]杨花糁（shēn）径：杨花粉粒，如同碎米星星点点散落在小路上。糁：粮谷磨成的碎米。

[116]三楹：三间。房屋前面顶梁柱叫楹。

[117]捘（zùn）：捏。

[118]化为异物：指人死亡。

[119]靳惜：吝惜。

[120]葭莩之情：苇秆里的薄膜，指亲戚间的感情。

[121]瓜葛：指亲戚。瓜和葛都是蔓生植物，比喻爬藤牵扯的亲戚关系。

[122]周遮：遮遮掩掩。

[123]捉双卫：拉着两条驴。驴别称“卫子”。

[124]匪伊朝夕：不是一天两天。匪：通非。伊：语气助词。

[125]殂谢：死亡。

[126]面庞：面部轮廓。志赘：指身体外部的特征。志：即痣。赘：赘疣，多余的，俗称瘊子。

[127]天师符：张天师的神符。天师：道教指东汉张道陵及其后代。

[128]疑参：疑惑参详。

[129]执柯：《诗经·豳风·伐柯》是说到山上砍伐斧柄，直接参照手中拿的斧柄就可以了。这里是到现场参照核实。

[130]吊：哀怜同情。

[131]昧爽：黎明。

[132]爇火：点燃灯火。

[133]讦（jié）发：揭发。

[134]笃行士：品行忠厚的读书人。

[135]鹘突：即糊涂。

[136]合厝：合葬、安葬。

[137]舆榇：用车拉着棺材。榇：棺材。

[138]摄饵：摄取食物。

[139]解语花：唐明皇李隆基称杨贵妃为“解语花”，后世因称善于迎合的美女为解语花。

促织

蒲松龄

本文选自《聊斋志异》卷四。通过主人公成名悲喜交并、祸福转化的奇特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帝王骄奢淫逸、各级官吏媚上责下的罪恶行径，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和尖锐的批判精神。小说情节曲折多变，故事完整，形象刻画生动，语言精练、传神，确是一篇艺术魅力很强的文学精品。

宣德间[140]，宫中尚促织之戏[141]，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142]；有华阴令欲媚上官[143]，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令以责之里正[144]。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昂其直[145]，居为奇货。里胥猾黠[146]，假此科敛丁口[147]，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

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148]，久不售[149]。为人迂讷，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百计营谋不能脱。不终岁，薄产累尽。会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而又无所赔偿，忧闷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觅，冀有万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归，提竹筒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迄无济。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于款。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

时村中来一驼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资诣问。见红女白婆[150]，填塞门户。入其舍，则密室垂帘，帘外设香几。问者爇香于鼎[151]，再拜。巫从旁望空代祝，唇吻翕辟[152]，不知何词。各各竦立以听。少间，帘内掷一纸出，即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成妻纳钱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顷，帘动，片纸抛落。拾视之，非字而画：中绘殿阁，类兰若[153]；后小山下，怪石乱卧，针针丛荆，青麻头伏焉[154]；旁一蟆[155]，若将跃舞。展玩不可晓。然睹促织，隐中胸怀。折藏之，归以示成。

成反复自念，得无教我猎虫所耶？细瞻景状，与村东大佛阁逼似。乃强起扶杖，执图诣寺后，有古陵蔚起[156]。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冥搜未已，一癞头蟆猝然跃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披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157]，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逐而得之。审视，巨身修尾，青顶金翅。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璧不啻也[158]。土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留待限期，以塞官责。

成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159]，死期至矣！而翁归[160]，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出。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161]，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162]。日将暮，取儿藁葬。近抚之，气息惙然[163]。喜置榻上，半夜复苏。夫妻心稍慰，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自昏达曙，目不交睫。东曦既驾[164]，僵卧长愁。

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鸣辄跃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举，则又超忽而跃。急趋之，折过墙隅，迷其所在。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之。

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自名“蟹壳青[165]”，日与子弟角，无不胜。欲居之以为利，而高其直，亦无售者[166]。径造庐访成，视成所蓄，掩口胡卢而笑[167]。因出己虫，纳比笼中。成视之，庞然修伟，自增惭怍，不敢与较。少年固强之。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不如拼博一笑，因合纳斗盆。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少年又大笑。试以猪鬣毛撩拨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少年大骇，急解令休止。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鸡瞥来，径进以啄。成骇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168]。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旋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成益惊喜，掇置笼中。

翼日进宰，宰见其小，怒呵成。成述其异，宰不信。试与他虫斗，虫尽靡。又试之鸡，果如成言。乃赏成，献诸抚军[169]。抚军大悦，以金笼进上，细疏其能[170]。既入宫中，举天下所贡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171]……一切异状，遍试之，莫出其右者。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抚臣不忘所自，无何，宰以卓异闻[172]。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庠[173]。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抚军亦厚赉成[174]。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175]；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176]，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177]，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178]，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注释：

[140]宣德：明宣宗年号（1426—1435）。

[141]尚：崇尚、爱好。促织：蟋蟀的别名。

[142]西：西部，这里指陕西。

[143]华阴：县名，在今陕西。

[144]里正：里长。里：基层居民区，先秦即有此组织，明代基本一百户左右为一里。

[145]昂其直：抬高其价钱。

[146]里胥：管理乡间事物的公差。猾黠：狡猾奸诈。

[147]科敛丁口：按人口摊派费用。科敛：摊派、征收。丁口：泛指人口。丁：指成年男子。

[148]操童子业：读书应考。明清时期没有考中秀才者统称为童生，与年龄大小无关。

[149]不售：不能考取，意谓学习的知识卖不出去。

[150]红女白婆：红妆少女和白发老婆婆。

[151]爇香：点燃香。鼎：三足香炉。

[152]唇吻翕（xī）辟：嘴唇一合一张。

[153]兰若：寺庙，梵语为阿兰若。

[154]青麻头：一种上等品种的蟋蟀。

[155]蟆：蛤蟆。

[156]古陵蔚起：茂密草丛中古墓隆起。蔚：草木茂盛的样子。

[157]掭（tiǎn）以尖草：用带尖的草轻轻撩拨。

[158]连城拱璧：指和氏璧，战国时，赵国得到和氏璧，秦王要用十五座城池交换。赵国使者蔺相如出使秦国，智勇双全而完璧归赵。不啻：不止。

[159]业根：犹言祸根，惹祸的东西。业：佛教术语，业障，罪恶的意思。

[160]而翁：你父亲。

[161]向隅：面对墙角哭泣。《说苑·贵德》：“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

[162]不复聊赖：不再有所指望，不再有什么生活情趣。聊赖：生活或感情上的情趣。

[163]气息惙（chuò）然：气息极其微弱。

[164]东曦既驾：东方太阳已经升起。曦：阳光。驾：古代传说羲和驾驶六条龙拉的车上载着太阳在天空中行走。

[165]蟹壳青：自己给蟋蟀命的名。

[166]售者：购买的人。

[167]掩口胡卢而笑：忍不住要笑，故掩住嘴。胡卢：勉强忍笑的样子。

[168]尺有咫：一尺多远。咫：八寸。

[169]抚军：明清时巡抚的别称。

[170]细疏其能：仔细说明蟋蟀的才能上疏给皇帝。

[171]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都是蟋蟀名品的名称。

[172]卓异闻：以卓越优异的政绩上报。

[173]俾入邑庠：使人进入县学，即取得生员资格。

[174]赉：送给。

[175]蹄躈（qiào）：牲畜的蹄子和肛门，代指牛羊的头数。

[176]贴妇卖儿：典当媳妇，卖儿子。

[177]一跬步：指一举一动。一只脚向前迈一次叫跬，两脚各迈一次叫步。

[178]蠹：蛀虫，这里指贪官污吏。

山市

蒲松龄

本文选自《聊斋志异》卷六。作者描写了故乡奂山美丽而奇特、真实却虚幻的类似海市蜃楼的“山市”景象。是空是色，亦实亦虚，变幻离奇，穷形毕相。景为天下奇观，文乃人间杰作。

奂山山市[179]，邑八景之一也，然数年恒不一见。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180]，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青冥，相顾惊疑，念近中无此禅院。无何，见宫殿数十所[181]，碧瓦飞甍[182]，始悟为山市。

未几，高垣睥睨[183]，连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忽大风起，尘气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惟危楼一座[184]，直接霄汉。

楼五架，窗扉皆洞开[185]；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渐少。数至八层，裁如星点[186]。又其上，则黯然缥缈，不可计其层次矣。而楼上人往来屑屑[187]，或凭或立，不一状。逾时，楼渐低，可见其顶；又渐如常楼；又渐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见。

又闻有早行者，见山上人烟市肆，与世无别，故又名“鬼市”云。

注释：

[179]奂山：山名，今作“焕山”，在淄川旧城西十五里。山市：山市蜃景，和海市蜃楼相似。

[180]孙公子禹年：即孙琰龄，作者朋友。

[181]见：出现。

[182]飞甍（méng）：两端翘起如飞的屋脊。

[183]睥睨：又写作埤堄，城墙上的垛口，也称女墙。

[184]危楼：高楼。

[185]五架：即五个单元。洞开：完全打开，看去如洞。

[186]裁：通才。

[187]屑屑：忙碌纷乱的样子。

醉乡记

戴名世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世称南山先生，清代文学家。擅长史传及讽刺小品写作。因所著《南山集·致余生书》中，引有南明抗清事迹，以“狂悖”罪遭斩，株连人数达三百之众。

本文为愤世嫉俗之作。作者长期过着把笔佣书的困辱生活，对官场社会之龌龊、虚伪，深恶痛绝，在太学时即有“狂士”之称。文中虚议醉乡，而实指现实，对那些醉生梦死、颓废消沉、放浪形骸、麻木不仁之辈，痛加鞭挞。笔锋犀利，痛快淋漓。

昔余尝至一乡陬颓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体为之败乱。问之人：“是何乡也？”曰：“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徜以徉，是为醉乡。”

呜呼！是为醉乡也欤？古之人不余欺也，吾尝闻夫刘伶、阮籍之徒矣[188]。当是时，神州陆沉[189]，中原鼎沸，而天下之人，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而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或以为可以解忧云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然则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

呜呼！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颓堕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者欤？而荒惑败乱者，率指以为笑，则真醉乡之徒也已。

注释：

[188]刘伶：魏晋时期人，字伯伦。竹林七贤之一。平生嗜酒，曾作《酒德颂》。阮籍：竹林七贤之一，曾做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嗜酒，诗文具佳。

[189]陆沉：陆地无水而沉，比喻天下纷乱。

狱中杂记

方苞

方苞，字凤九，号灵皋，又号望溪，清代著名散文家，清中叶重要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创始人。中进士后，历官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他的文名很高，为文主张讲求“义法”，即“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提倡义理、考据、辞章并重。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方苞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入狱，经营救免于死罪，被编入汉军旗，以奴隶身份入值南书房。此文记述了他在刑部狱中的见闻，揭露了清代监狱中贪官枉法、奸吏横行、无辜者负屈含冤的黑暗内幕。内容丰富，素材具有典型性，行文条理明晰，层次井然，寥寥几笔，便勾画出事物的真象。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190]，余在刑部狱[191]，见死而由窦出者[192]，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193]，作而言曰[194]：“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叩所以[195]，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196]，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197]。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198]，屋极有窗以达气[199]。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200]，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201]。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中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202]。其骈死者[203]，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

余曰：“京师有京兆狱[204]，有五城御史司坊[205]，何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206]，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207]，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208]，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倘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曰现监[209]，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倘举旧典，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210]，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惟大辟无可要[211]，然犹质其首[212]。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213]，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214]，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215]。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216]。

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217]，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主梏扑者亦然[218]。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219]：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220]；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221]。”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222]，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223]，犹未敢然。功令[224]：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辞上[225]，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226]。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辞无易，但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227]；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228]，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人皆以为冥谪云。

凡杀人，狱辞无谋、故者[229]，终秋审入矜疑[230]，即免死。吏因以巧法[231]。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噫，渫恶吏忍于鬻狱[232]，无责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233]，颇有奇羡[234]。山阴李姓[235]，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236]，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

注释：

[190]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191]刑部狱：刑部直接掌管的监狱，是最高级别的监狱。

[192]窦（dòu）：本义是狗洞，此处指监狱牢房中开的洞，往外抬死尸专用。

[193]洪洞（tóng）令：洪洞县县令。洪洞：即今山西洪洞。

[194]作：站起来。

[195]叩所以：问是什么缘故。

[196]遘者：得病的人。戚属：亲戚家属。

[197]监五室：每个监牢，有五个房间。

[198]牖：窗户，这里指开窗。

[199]屋极：房屋顶部。

[200]管键：即锁头。

[201]鲜：很少。不疫：不染病。

[202]或随有瘳：或者有人染病，随时就好了。

[203]骈死：成双成对死去，连续死去。骈：并列。

[204]京兆狱：京兆衙门的监狱。

[205]五城御史司坊：五城御史衙门和五城兵马司以及所属的十坊监狱。坊：京兆府管辖的基层政府。实际是当时初级监狱。

[206]九门提督：提督九门步兵统领，掌管北京九个城门（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西直、东直、朝阳、阜成）守卫。访缉纠诘：访察缉捕审问出来的犯人。

[207]十四司正副郎：清朝初年，刑部设十四司，每司长官正的是郎中，副的是员外郎，统称郎官。

[208]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估量他家财产多少作为勒索金钱数额的标准。剂：药方、剂量。

[209]现监：现在监押在案而未定案的。

[210]死刑狱上：判处死刑而且已经上奏的。行刑者：执行死刑的人。

[211]大辟：砍头。无可要：没有什么可以要挟。

[212]质其首：留下他的头做抵押。

[213]主缚者：主管捆绑犯人的人。

[214]大决：就是秋决。封建社会在秋天大批处决犯人。

[215]西市：清代处决犯人的地方，在今北京菜市口。

[216]痼疾：无法恢复的残疾。

[217]刑者、缚者：受刑者和被捆绑的人。

[218]主梏扑者：主管对犯人打板子和上枷锁的人。

[219]以木讯者：用打板子审问犯人。

[220]病间月：病了一个多月。

[221]术不可不慎：选择职业不可以不慎重。

[222]直省：下面的各省。当时各省直接归属朝廷，故云。

[223]上闻及移关诸部：向上奏报宰相或者平移送交各部。

[224]功令：政府的法令。

[225]狱辞上：审判书呈交上去。

[226]狱具：案件已经定好。

[227]主谳：主持审判案件的官员。

[228]口呿（qū）舌挢（jiǎo）：张口结舌，惊愕貌。

[229]无谋：不是蓄意。故者：故意杀人。

[230]入矜疑：归入情有可原，罪情可疑。

[231]巧法：巧妙地玩弄法律，舞弊受贿。

[232]渫：污秽。鬻狱：卖官司。

[233]表里：内外勾结。

[234]奇羡：令人惊奇数额较大的收入。

[235]山阴：旧县名，今浙江绍兴。

[236]顺天府：顺天府监狱。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本文记述了明末东林党人左光斗的生前逸事。左公为人正直刚毅，不畏权贵，因弹劾魏忠贤三十二斩罪，被诬下狱，受酷刑死，后被追谥为“忠毅”。逸事，指不见于正式记载、散失的事迹。本文没有全面记述左公整个一生，而是撷取二三个典型事例，突出其不计较个人生死而以国事为重的高尚品格和识才、惜才的卓识远见。

先君子尝言[237]：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238]，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239]。庑下一生伏案卧[240]，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241]，则史公可法也[242]。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243]，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厂狱[244]，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245]，虽家仆不得近[246]。久之，闻左公被炮烙[247]，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248]，为除不洁者[249]，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250]，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崇祯末[251]，流贼张献忠出没蕲、黄、潜、桐间[252]。史公以凤庐道奉檄守御[253]。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254]。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

史公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第[255]，候太公、太母起居[256]，拜夫人于堂上。

余宗老涂山[257]，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

注释：

[237]先君子：作者自称已故的父亲。

[238]乡先辈：同乡中的长辈。视学京畿：担任京畿地区的学政，即任主管教育的官员。

[239]微行：穿便服而不暴露身份。

[240]庑下：厢房。案：书案。

[241]叩：问。

[242]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明末抗清志士。

[243]瞿然：很吃惊的样子。

[244]厂狱：明代特务机关东厂所设的监狱。多由太监监管。

[245]逆阉：指魏忠贤一党。防伺：防备监视。

[246]家仆：家属和仆人。

[247]炮烙：殷纣王所设酷刑，用烧热的铜器灼人。后泛指烧灼类酷刑。

[248]长镵（chán）：类似铲子的工具。

[249]为除不洁者：装扮成清扫卫生的人。

[250]以指拨眦：用手指分开眼睛。

[251]崇祯：明思宗年号。

[252]流贼：明末以及清代士大夫对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的诬蔑性称号。蕲：蕲州，今湖北蕲春一带。黄：黄州府，今湖北黄冈。潜：今安徽潜山。桐：今安徽桐城。

[253]凤庐道：管辖凤阳府、庐州府一带的官。

[254]番代：轮班替换。

[255]躬造：亲身到。

[256]候：问候。太公、太母：左光斗的父母。

[257]余宗老涂山：我本宗族老人号涂山的。方苞本族祖父，名文。

游万柳堂记

刘大櫆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为桐城派散文的重要作家之一。终生仕途不达，以文名、才气著称。因获得文学大家方苞赞誉：“如苞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遂名扬都下。散文气势雄健，富有文采；诗作也为时人所称道。著有《刘海峰诗文集》、《论文偶记》等。

这是一篇讽世警人之作。万柳堂在北京广渠门内南侧，是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冯溥所修建的一座别墅。作者借万柳堂的兴衰，感慨沧桑迭变、富贵无常，最后落脚在抨击官僚“朘民之膏”、“穷极土木之工”以供逸乐的行径。文短意长，寄怀深远。

昔之人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土木之工，而无所爱惜。既成，则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终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为之。夫贤公卿勤劳王事，固将不暇于此，而卑庸者类欲以此震耀其乡里之愚。

临朐相国冯公[258]，其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而有园在都城之东南隅。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柳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

雍正之初[259]，予始至京师，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260]，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

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然则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贵。彼身在富贵之中者，方殷忧之不暇，又何必朘民之膏以为苑囿也哉[261]！

注释：

[258]临朐：县名，明清时属青州府，今属山东。相国冯公：康熙时宰相冯溥。

[259]雍正：清世宗年号（1723—1735）。

[260]向之飞梁：从前凌空架设的桥梁。

[261]朘（juān）民之膏：刮取民脂民膏。

为学一首示子侄

彭端淑

彭端淑，字乐斋，清代文学家。中进士后，历任吏部郎中、顺天乡试同考官等。后挂冠归里，主持锦江书院，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清代“四川三才子”。苦攻诗文，著述颇丰，文风质实厚重，有《白鹤堂诗文集》传世。

本文为精短散文中的名篇，主旨阐明学习的成败不在天分高低，而取决于主观是否努力。据说，彭氏同族子侄甚多，仅祖父直系即达六十九人之众，而皆成就平平。于是，书此以示训诫。文章语言平实，设喻浅近，情辞恳切，诲导谆谆，令人感怀难忘。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262]，卒于鲁也传之[263]。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264]，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之。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265]！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注释：

[262]圣人：指孔子。

[263]卒：最终。鲁：迟钝笨拙。孔子曾经说过“参也鲁”。而孔子儒家之学是曾参传下来的。

[264]之：到、去。南海：此处指佛教胜地之一的浙江定海境内的普陀山。

[265]顾：反而、难道。

梅花岭记

全祖望

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清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中进士后，被选入翰林院任职；次年因受权贵排斥，离京南归，专心著述，贫病而终。博学多识，夙喜网罗文献，表彰忠义，于宋末、明末史事尤有研究。为文不拘成法，勇于自辟蹊径。著有《鲒埼亭集》、《经史问答》等。

本文热情颂赞了明末抗清将领史可法以身殉国、大义凛然的坚贞气节。作者以高明的手法，组织素材，安排结构，夹叙夹议，穿插对话；着墨不多，就把爱国志士的高大形象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确实称得上名篇佳作。

顺治二年乙酉四月[266]，江都围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267]，集诸将而语之曰：“吾誓与城为殉，然仓皇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军史德威慨然任之[268]。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

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刀，遂为诸将所拥而行。至小东门，大兵如林而至。马副使鸣、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269]。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270]。”被执至南门。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271]，劝之降，忠烈大骂而死。

初，忠烈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殒于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谓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师大起[272]，皆托忠烈之名，仿佛陈涉之称项燕[273]。吴中孙公兆奎以起兵不克[274]，执至白下[275]。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276]，问曰：“先生在兵间，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公答曰：“经略从北来，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畴大恚[277]，急呼麾下驱出斩之。

呜呼！神仙诡诞之说，谓颜太师以兵解[278]，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279]，实未尝死。不知忠义者圣贤家法，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说，所谓为蛇画足。即如忠烈遗骸，不可问矣，百年而后，予登岭上，与客述忠烈遗言，无不泪下如雨，想见当日围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问其果解脱否也；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注释：

[266]顺治：清世祖年号。乙酉：1645年。

[267]督相史忠烈公：史可法以宰相督师，死后谥号“忠烈”。

[268]副将军：副总兵官。史德威：山西平阳人。

[269]副使：按察副使。马鸣：陕西褒城人。太守：汉代官名，这里指知府。任民育：字时泽，山东济宁人，时任扬州知府。都督：武官名。刘肇基：字鼎维，辽东（今辽宁）人。

[270]史阁部：明朝称大学士为入阁,史可法是大学士兼管兵部。

[271]和硕豫亲王：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名多铎。

[272]英、霍山师大起：安徽省的英山县、霍山县出现大批义军，抗击清兵。

[273]陈涉之称项燕：陈涉起义假托楚国大将项燕的名义。

[274]吴中：旧苏州府属地通称。孙兆奎：字君昌，吴江举人，起兵抗清失败被俘。

[275]白下：江宁（今南京）旧有白下城，所以代指南京。

[276]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崇祯十二年以经略的名义总督蓟辽军务，兵败被俘后降清。被清重用，任七省经略，时在江宁。

[277]恚（huì）：惭愧、愤恨。

[278]颜太师：唐代颜真卿，官太子太师，招降叛将时被害。兵解：因被害而解脱成仙。

[279]文少保：指文天祥。大光明法：佛法。蝉脱：如蝉蜕一样留下躯体而成仙。

登泰山记

姚鼐

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人称惜抱先生，清代著名散文家。中进士后，曾任刑部郎中。后乞归，主持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四十余年。著有《惜抱轩全集》，并编选《古文辞类纂》等。

本文是桐城派散文的一篇代表作，几百年间，久经传诵。作者记述了泰山的四围环境与雄奇形势，描绘了雪后的绚丽山色和日出的壮观场景。文章平实凝练，裁剪得当，详略适宜，用语精确，善于描形拟态，给读者留下鲜明印象。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280]；其阴，济水东流[281]。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282]，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283]，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284]，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285]。是月丁未[286]，与知府朱孝纯子颖由南麓登[287]。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288]。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289]，世皆谓之天门云[290]。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291]，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292]，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293]，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294]，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295]，又有碧霞元君祠[296]；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297]。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298]，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桐城姚鼐记。

注释：

[280]汶水：即大汶河，发源于山东莱芜东北，流经泰安。

[281]济水：发源于河南济源西的王屋山,本来入山东与黄河并行入海。

[282]日观峰：泰山绝顶诸峰之一。

[283]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284]齐河、长清：皆山东省县名。

[285]泰安：清朝时为知府府治，辛亥革命后改县。

[286]是月丁未：为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87]朱孝纯子颖：朱孝纯，字子颖，山东历城人，乾隆进士，当时任泰安知府。

[288]郦道元：北魏人，著有《水经注》四十卷。环水：总名中溪，又名梳洗河。

[289]山巅崖限当道：山顶上的山崖如同门槛一样挡住道路。

[290]天门：泰山峰名，习称南天门。

[291]徂徕：山名，在泰安城东南四十里。

[292]戊申晦：晦日是戊申日。晦，农历每月最后一天。

[293]日观亭：亭名，在日观峰上。

[294]摴蒱（chū pú）：古代一种博戏，唐代最流行。其用具中有五木，据说其形两头尖，中间宽而平，立起来如山峰。

[295]岱祠：即东岳祠，祭祀泰山之神东岳大帝的庙宇。

[296]碧霞元君：女神名，相传是东岳大帝的女儿。

[297]皇帝行宫：皇帝出行时居住的宫室。这里指乾隆皇帝祭祀泰山时住的地方。

[298]显庆：唐高宗李治年号（656—661）。

祭妹文

袁枚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别号随园老人，清代著名诗人、文学家、诗论家。登进士第，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溧水、江宁知县，政声颇佳。四十岁后辞官，寓居江宁，在小仓山下修筑随园，著书、交友，诗酒风流。倡导“性灵说”，主张诗要直抒胸臆、展示个性。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

本文是我国文学史上祭悼散文的珍品，表现了兄妹之间深挚的情感。行文中，作者肝肠寸断地娓娓倾诉，情到深处，伤痛欲绝，饱含着震撼读者心灵的巨大感染力。论者往往将其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相提并论。

乾隆丁亥冬[299]，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300]，而奠以文曰：

呜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离吾乡七百里矣。当是时，虽觭梦幻想[301]，宁知此为归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302]，致孤危托落[303]，虽命之所存，天实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予幼从先生授经，汝差肩而坐[304]，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旦长成，遽躬蹈之。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

予捉蟋蟀，汝奋臂出其间；岁寒虫僵，同临其穴。今予殓汝葬汝，而当日之情形，憬然赴目[305]。予九岁，憩书斋，汝梳双髻，披单缣来[306]，温《缁衣》一章[307]；适先生奓户入[308]，闻两童子音琅琅然，不觉莞尔，连呼“则则[309]”。此七月望日事也[310]。汝在九原[311]，当分明记之。予弱冠粤行[312]，汝掎裳悲恸[313]。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314]，汝从东厢扶案出，一家瞠视而笑，不记语从何起，大概说长安登科[315]、函使报信迟早云尔。凡此琐琐，虽为陈迹，然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旧事填膺，思之凄梗，如影历历，逼取便逝。悔当时不将嫛婗情状[316]，罗缕纪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儿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

汝之义绝高氏而归也[317]，堂上阿奶[318]，仗汝扶持；家中文墨，汝办治[319]。尝谓女流中最少明经义、谙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嫕[320]，而于此微缺然。故自汝归后，虽为汝悲，实为予喜。予又长汝四岁，或人间长者先亡，可将身后托汝；而不谓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终宵刺探，减一分则喜，增一分则忧。后虽小差[321]，犹尚殗殜[322]，无所娱遣；汝来床前，为说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资一欢。呜呼！今而后，吾将再病，教从何处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医言无害，远吊扬州；汝又虑戚吾心，阻人走报；及至绵惙已极[323]，阿奶问望兄归否，强应曰：“诺。”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果予以未时还家[324]，而汝以辰时气绝[325]；四肢犹温，一目未瞑，盖犹忍死待予也。呜呼痛哉！早知诀汝，则予岂肯远游？即游，亦尚有几许心中言，要汝知闻、共汝筹画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当无见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见汝；而死后之有知无知，与得见不得见，又卒难明也。然则抱此无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

汝之诗，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传；惟汝之窀穸[326]，尚未谋耳。先茔在杭，江广河深，势难归葬，故请母命而宁汝于斯，便祭扫也。其旁，葬汝女阿印[327]；其下两冢：一为阿爷侍者朱氏[328]，一为阿兄侍者陶氏[329]。羊山旷渺，南望原隰[330]，西望栖霞[331]，风雨晨昏，羁魂有伴[332]，当不孤寂。所怜者，吾自戊寅年读汝哭侄诗后[333]，至今无男；两女牙牙，生汝死后，才周晬耳[334]。予虽亲在未敢言老，而齿危发秃，暗里自知，知在人间，尚复几日？阿品远官河南，亦无子女，九族无可继者。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

呜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注释：

[299]乾隆：清高宗年号（1736—1795）。丁亥是1767年。

[300]素文：名机，字素文，别号青琳居士。上元：清代县名，属江宁府，今属南京市。羊山：位于南京市东。

[301]觭（jī）梦：噩梦。觭：通奇（jī），命运不好。

[302]遇人：遇人不淑的略语，所嫁非人的意思。仳（pǐ）离：妇女被遗弃而离去。

[303]孤危：孤独艰危。托落：落魄。

[304]差肩：并肩。

[305]憬然：清清楚楚。

[306]单缣：细绢单衫。

[307]《缁衣》：《诗经·郑风》中的篇名。

[308]奓（zhā）户：开门。

[309]则则：赞叹的咂嘴声。

[310]望日：农历每月十五。

[311]九原：春秋时期晋国卿大夫的墓地名，后泛指墓地。

[312]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加冠典礼，表示成人。粤行：袁枚二十岁时，曾经去广西看望他的叔父袁鸿。

[313]掎（jǐ）裳：拽住衣裳。

[314]披宫锦：唐代进士及第后披宫袍，后遂称进士及第为“披宫锦”。袁枚于乾隆四年（1739）进士及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冬季请假回家完婚。

[315]长安：代指北京。登科：即进士及第。

[316]嫛婗（yī ní）：本义是婴儿，此处引申为童年。

[317]义绝：指离婚。

[318]阿奶：指母亲章氏。

[319]（shùn）：同瞬，以目示意。

[320]婉嫕（yì）：温柔和顺。

[321]小差（chài）：病情稍微好一点儿。差：通瘥。

[322]殗殜（yè dié）：病不甚重，半坐半卧貌。

[323]绵惙（chuò）：病情危重，气息奄奄之时。

[324]未时：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

[325]辰时：上午七点到九点之间。

[326]窀穸（zhūn xī）：墓穴。

[327]汝女阿印：素文两女，一名阿印，早死，一由袁枚代嫁。

[328]阿爷：作者父亲袁滨，早已去世。侍者：侍妾。

[329]阿兄：袁枚自称。

[330]原隰：平原低洼。

[331]栖霞：山名，在南京市东。

[332]羁魂：寄居他乡的灵魂。

[333]戊寅年：乾隆二十三年（1758），袁枚丧子。哭侄诗：素文曾写《阿兄得子不举》诗哀悼。

[334]周晬（zuì）：儿童一周岁。

黄生借书说

袁枚

“书非借，不能读”是全文核心。文章通过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和自身体验，有理有据地阐发了这个道理。观点警策，层次分明，说理透辟。所论对于敦促世人读书颇有教益。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335]：

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336]、四库[337]，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

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338]，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339]，曰：“姑俟异日观云尔。”

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340]，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341]，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今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惟予之公书[342]，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予固不幸而遇张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

为一说，使与书俱。

注释：

[335]随园主人：袁枚自称。随园：在江苏南京小仓山上，为袁枚中年辞官后所居住之别墅。

[336]七略：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著作，西汉刘向奉命校书所分类。

[337]四库：宫廷收藏图书的地方，后来成为图书分类，即经、史、子、集。

[338]强假：勉强借来。

[339]庋（guǐ）藏：放到书架上收藏。

[340]籍：古代官员的一种名片，是身份证明。通籍：即当官。

[341]素蟫（yín）：一种白色蛀虫。

[342]公书：将书公开，可以外借。

治平篇

洪亮吉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又号更生居士，清代著名学者。登进士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因上书直言吏治腐败，被贬伊犁，次年释归。博学多识，通经史、音韵、训诂及地理之学；诗文创作也颇有成就。著有《洪北江诗文集》、《北江诗话》、《春秋左传诂》、《东晋疆域志》等。

本文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提出问题，讨论人口增长过快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在18世纪清代中叶，不啻空谷足音，起到振聋发聩作用。无奈“言之者谆谆，而听之者邈邈”也！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拥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343]。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

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344]。”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注释：

[343]曾、元：曾孙、玄孙。避康熙讳，玄写作元。

[344]隙地：闲着的土地，指未开垦之荒地。闲廛：没有人住的房屋。廛：古代指一户平民所居住之房屋。

闺房记乐

沈复

沈复，字三白，号梅逸，清代文学家。能文，工诗，擅画花卉。出身于幕僚家庭，未曾参与科考，一度在苏州经营酒业。他与妻子陈芸相知相爱，感情甚笃。因遭家庭变故，夫妻旅居外地，历经坎坷。妻子死后，他入川充当幕僚，以后不知所终。著有自传体散文集《浮生六记》。

本文节选自《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作者感情真挚，观察细腻，所记陈芸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传神拟态，饶有韵味。

余幼聘金沙于氏[345]，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346]，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347]。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余年十三，随母归宁[348]，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349]。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350]。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贻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351]，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既揭，相视嫣然。合卺后[352]，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调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

廿四日为余姊于归[353]，廿三国忌不能作乐[354]，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拇战辄北，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廿四子正[355]，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356]，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妪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妪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舂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注释：

[345]聘：下聘礼，指订婚。

[346]失怙：父亲死亡。语本《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

[347]修脯：指学费。

[348]归宁：古代出嫁女子回娘家看望父母。

[349]脱：摘下。金约指：即金戒指。缔姻：缔结婚姻，指订婚。

[350]乾隆乙未：乾隆四十年（1775）。

[351]乾隆庚子：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二十二日：公历2月27日，是作者结婚的日子。

[352]合卺（jǐn）：旧式婚礼的程序，夫妻用一个葫芦开的两个瓢对饮酒，叫合卺。

[353]于归：古代女子出嫁称于归。《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54]国忌：皇帝或皇后的忌日。

[355]子正：子时之正，即半夜十二点。古代一昼夜分为十二时辰，夜间十一点到下半夜一点为子时，十一点为子初，十二点为子正。

[356]丑末：指将近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丑时是下半夜一点到三点，丑末指这个时辰最后的时间。

登扫叶楼记

管同

管同，字异之，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家贫，淡泊名利，终生未仕，远离流俗，傲然不群。散文清新明快，不事雕琢，笔力健朗；亦有诗名。著有《因寄轩诗文集》、《七经纪闻》、《孟子年谱》等。

此文突出显示了作者散文的风格：信手点染，一体白描，平淡中颇饶雅趣；结构完整，言之有序，先纪游，后述怀，写景与议论浑然一体，寓丰神于音节、字句之中。“贵近”一说，确是现实生活中一个值得深思的哲理。

自予归江宁[357]，爱其山川奇胜，间尝与客登石头[358]，历钟阜[359]，泛舟于后湖[360]，南极芙蓉、天阙诸峰[361]，而北攀燕子矶[362]，以俯观江流之猛壮，以为江宁奇胜，尽于是矣。或有邀予登览者，辄厌倦，思舍是而他游。

而四望有扫叶楼，去吾家不一里，乃未始一至焉。辛酉秋[363]，金坛王中子访予于家[364]，语及，因相携以往。是楼起于岑山之巅[365]，土石秀洁，而旁多大树，山风西来，落木齐下，堆黄叠青，艳若绮绣。及其上登，则近接城市，远挹江岛，烟村云舍，沙鸟风帆，幽旷瑰奇，毕呈于几席。虽乡之所谓奇胜，何以加此？

凡人之情，骛远而遗近。盖远则其至必难，视之先重，虽无得而不暇知矣；近则其至必易，视之先轻，虽有得而亦不暇知矣。予之见，每自谓差远流俗，顾不知奇境即在半里外，至厌倦思欲远游，则其生平行事之类乎是者，可胜计哉？虽然，得王君而予不终误矣，此古人之所以贵益友欤。

注释：

[357]江宁：即今江苏南京。

[358]石头：即石头城，六朝古都南京的一处六朝时期的著名遗迹，遗址位于现清凉山一带。

[359]钟阜：钟山别名，又名紫金山。

[360]后湖：即玄武湖，在南京城东北玄武门外。

[361]芙蓉、天阙：南京南山峰名。

[362]燕子矶：在南京东北郊长江边，矶头屹立江岸，三面悬绝，宛如飞燕。登矶俯视，势极险峻。

[363]辛酉：嘉庆六年（1801）。

[364]金坛：县名，在江苏西南部。王中子：诗人朋友，生平不详。

[365]岑山：小山。

病梅馆记

龚自珍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又号羽琌山民，晚清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他也是近代改良主义、启蒙主义的先驱者。出身于官宦、学者家庭；中进士后，曾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职。他支持林则徐禁烟，力主加强战备，反对君主独裁。为文奥博纵横，自成一家；诗尤瑰丽、奇肆，别开生面，代表作为《己亥杂诗》。有《龚自珍全集》传世。

本文托物言志、以梅喻人，通过谴责文人画士偏爱梅花的病态，以至肆意加以摧残的做法，影射清王朝严酷的思想统治，压制人才成长的罪恶行径，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江宁之龙蟠[366]，苏州之邓尉[367]，杭州之西溪[368]，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

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369]；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注释：

[366]江宁：今江苏南京。龙蟠：龙蟠里，在南京清凉山下。

[367]邓尉：山名，在苏州西南，传说汉代一位名叫邓尉的人隐居于此，故得名。

[368]西溪：杭州灵隐山西北。

[369]解其棕缚：解开束缚梅树的棕绳。

观巴黎油画记

薛福成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近代外交家、散文家。曾任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广览博学，视野开阔，一生撰述甚丰，著有《庸庵全集》。散文长于记事、说理，尤擅政论。

本文形象地记述了巴黎蜡人馆和巴黎油画院这两座风格各异的艺术宝库。全文不过四百字，熔记叙、描写、议论于一炉，写得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层次分明，历历在目，堪称一篇出色的画记。

光绪十六年春[370]，闰二月甲子[371]，余游巴黎蜡人馆。见所制蜡人，悉仿生人，形体态度，发肤颜色，长短丰瘠，无不毕肖。自王公卿相以至工艺杂流，凡有名者，往往留像于馆。或立或卧，或坐或俯，或笑或哭，或饮或博，骤视之，无不惊为生人者。余亟叹其技之奇妙[372]。

译者称：“西人绝技，尤莫逾油画，盍驰往油画院[373]，一观普法交战图乎[374]？”

其法为一大圆室，以巨幅悬之四壁，由屋顶放光明入室。人在室中，极目四望，则见城堡、冈峦、溪涧、树林，森然布列；两军人马杂遝；驰者、伏者、奔者、追者、开枪者、燃炮者、搴大旗者、挽炮车者，络绎相属。每一巨弹堕地，则火光迸裂，烟焰迷漫。其被轰击者，则断壁危楼，或黔其庐[375]，或赭其垣[376]；而军士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卧者，令人目不忍睹。仰视天，则明月斜挂，云霞掩映；俯视地，则绿草如茵，川原无际。几自疑身外即战场，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扪之[377]，始知其为壁也，画也，皆幻也。

余闻法人好胜，何以自绘败状，令人丧气若此？译者曰：“所以昭炯戒，激众愤，图报复也。”则其意深长矣。

夫普法之战，迄今虽为陈迹，而其事信而有征。然则此画果真邪，幻邪？幻者而同于真邪，真者而同于幻邪？斯二者盖皆有之。

注释：

[370]光绪十六年：1890年。

[371]闰二月甲子：闰二月辛丑朔，甲子日是二十四。公历则是4月13日。

[372]亟：多次。

[373]盍：何不。

[374]普法交战图：巴黎油画院著名作品。普法战争指1870年发生的普鲁士和法国的战争。这次战争法国大败，法帝拿破仑三世被俘。次年，法临时政府投降，割地赔款。

[375]黔其庐：战火使毁坏的房屋变成黑色。

[376]赭其垣：战火使断壁残垣变成赭石色。

[377]迨：等。扪：摸。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近代思想家，著名学者，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主张开明专制和社会改良，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后来主要从事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倡导史学革命、诗界革命和新文体。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许多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一千余万字。

本文是梁氏新体散文的代表作，成稿于“戊戌变法”失败、亡命日本之后。热切呼唤“少年中国”，振奋国民精神，寄托了作者期待祖国富强、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文章势如奔马，酣畅淋漓，热情滂沛，风格豪健；熟练地运用比喻、排比手法，从正反两面反复阐发，说理透彻，具有极强的鼓动性和感染力。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378]。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任公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379]，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380]，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381]，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382]，阿剌飞之幽于锡兰[383]，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384]，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拿云之手段[385]，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386]，若何之郅治[387]；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388]，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389]？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390]，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任公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391]，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392]，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393]。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394]，非写几十年白折[395]，非当几十年差，非挨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396]，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397]，外任监司以上者[398]，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亚、欧罗巴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江山，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399]。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400]，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敬贺，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401]，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402]，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箠鞭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403]，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404]，矞矞皇皇[405]。干将发硎[406]，有作其芒[407]。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408]，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作者附识。

注释：

[378]泼兰地酒：即白兰地酒。

[379]浔阳江头琵琶妇：用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典故。琵琶女当年是京城名妓，年老色衰而嫁给商人，晚景凄凉。

[380]西宫南内：用白居易《长恨歌》典故，并囊括开元天宝故事，意谓那些经过繁华的人回忆往事更觉凄凉。

[381]青门种瓜人：用邵平典故。邵平曾经是秦朝东陵侯，秦灭亡后失去侯爵，成为平民，在长安城东门外种瓜为生。

[382]拿破仑：法国人，曾经率领法国军队创造过辉煌，战败过数量占优势的欧洲各国联军，后战败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383]阿剌飞：今译为“阿拉比”，埃及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抗英失败后被流放到锡兰（今斯里兰卡），1901年释放回国。

[384]抚髀（bì）：以手拍大腿，表示感叹。

[385]拿云：用手揽云彩，比喻志向高远。

[386]唐虞：唐尧虞舜。三代：夏、商、周被称为三代。

[387]郅治：即至治，最完美的政治。

[388]十八省：清初全国划分十八省，这里代指全国。

[389]老大嫁作商人妇：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这里比喻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没落，盛世不再。

[390]楚囚相对：典故出自春秋时期楚国人钟仪被晋国俘虏，尚戴楚国式的冠，故称南冠，被称为楚囚。《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南渡大臣周曾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391]澌灭：消灭。

[392]官支：五官和四肢。

[393]《能令公少年行》：见《龚自珍全集》第九辑，写于1821年，表现对理想的追求。

[394]哦：吟诵学习。

[395]白折：进士经过殿试后，授官前参加朝考中所用的试卷。

[396]手本：明清时期下级拜见上级时所用的名帖，分红、白两种。

[397]卿贰：指六部正副职，即尚书和侍郎。

[398]监司：清代各省级官员的通称。

[399]畀：给予、托付。

[400]中堂大人：明清时对大学士的称呼，因内阁大学士实际掌握宰相权力。

[401]走无常：即黑白无常，迷信中认为阎王手下专管钩摄人之魂灵的鬼。

[402]僦（jiù）屋：租赁的房屋。

[403]河出伏流：语出《水经注·河水》：“河出昆山，伏流地中万三千里，禹导而通之。”伏流：地下暗流。

[404]奇花初胎：语出司空图《诗品·精神》。谓奇花之神韵自然蕴涵在花苞之中。

[405]矞矞（yù yù）皇皇：语出扬雄《太玄》：“物登明堂，矞矞皇皇。”形容春光中万物生机勃勃，灿烂美盛的样子。

[406]干将：古代宝剑名。发硎：刚刚磨完很锋利。硎：磨刀石。

[407]作其芒：发出光芒。

[408]哀时客：作者曾经用过的笔名之一。

与妻书

林觉民

林觉民，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少年时即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留学日本，学习文学、哲学，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活动。回国后参加广州起义，受伤被捕，不久即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五岁。

本文是作者牺牲前写给妻子的诀别信。信中洋溢着对妻子、对人民、对祖国深沉无尽的爱，展示了作者宽广而崇高的思想境界与革命情怀。感情真挚，文辞优美，缠绵悱恻，凄婉动人，洵为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善的散文佳作。

意映卿卿如晤[409]：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410]？司马青衫[411]，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412]。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我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词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413]，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

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414]，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415]。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416]，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吾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417]。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唯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辛未三月廿六夜四鼓[418]，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419]，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注释：

[409]意映：作者妻子，姓陈名意映。

[410]彀：同够。

[411]司马青衫：意谓伤心落泪而使衣服湿。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412]太上之忘情：《世说新语·伤逝》：“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413]禁：忍受得了。

[414]望日：农历每月十五。

[415]寸管：代指笔，此处指语言。

[416]依新：作者长子。

[417]的的：的确。忍：忍心。

[418]辛未：当是辛亥之笔误。廿六：即二十六。四鼓：四更，在下半夜一点到三点之间。

[419]诸母：指作者的伯母和婶母。

商鞅徙木立信论

毛泽东

毛泽东，字润之，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当代著名诗人、书法家。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高中。同年6月，学校举行一次作文大赛，他又以此文拔得头筹。秀才出身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柳潜，批阅时予以激赏，当即写了评语，给了满分。

作文不足五百字，而柳潜的评语竟多达一百三十余字：“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420]，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421]。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422]，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423]？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424]，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425]。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426]。乌乎！吾欲无言。

注释：

[420]商鞅徙木立信：《史记·商君列传》载，战国时期，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图强。“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421]罄：尽。

[422]一披：全部批阅一过的意思。披：开卷读书。

[423]綦：很、极。

[424]奸宄（jiān guǐ）：坏人。内部坏人为奸，外部坏人为宄。

[425]孥贫怠：《史记·商君列传》：“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因为懈怠懒惰而贫穷之人，将其妻子没收为奴婢。

[426]噭（jiǎo）舌：饶舌。噭：本义是大声叫或大声哭，这里引申为咬舌头，即说风凉话、讽刺话的意思。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功的失败者：少帅写真集 / 王充闾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16. 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3942-7

Ⅰ. ①成…　Ⅱ. ①王…　Ⅲ. ①张学良（1901～2001）—传记　Ⅳ.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7552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310千字

印　　张：22.5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张　莹

装帧设计：张　莹

责任校对：吕志贵

ISBN 978-7-5470-3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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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人之初

“四大怪”

虎性子

“小顽皮”

望子成龙

故园情

第二章　一代枭雄

少帅眼中的老帅

演“戏”

玩“鹰”

千秋功罪

第三章　“大姐”风范

迟到的“会晤”

凤命千金

更多的是敬重

艰难岁月

意外飞鸿

贤妻良母

第四章　尴尬的四重奏

序幕

尴尬

劝和

对阵

尾声

第五章　只有为了爱

紧握着她的手

亲情关

屈辱关

病苦关

舆情关

第六章　两股道上跑的车

一席话

三条路

两条路

第七章　九一八，九一八

慷慨悲歌

前一个九一八

后一个九一八

三个“错误期待”

不诿过

万世羞

第八章　猛回头

三种人

鸦片烟

排遣

“饮鸩止渴”

遍体针痕

立地成“佛”

第九章　别样恩仇

情感定位

“关怀”

交往三阶段

一石双鸟

“误把溪声当雨声”

“不可放虎”

第十章　道义之交

“不能忘记老朋友”

“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

政治引路人

第十一章　“良”言“美”语

题 解

“良”言

“美”语

“良”言

“美”语

“良”言

第十二章　史里觅道

专修明史

张家父子与李家父子

要破“心中贼”

“同是天涯沦落人”

同是三十七岁

泰山与鸿毛

超然心境

三点一线

第十三章　将军本色是诗人

“汉卿很会吟诗”

长于咏史

即兴寓深情

新诗寄趣

第十四章　庆生辰

不过真生日

九十之年的寿庆

家庭生日宴会

第十五章　情注梨园

早年的堂会

京津名票

难忘的1993

终生的戏迷

第十六章　夕阳山外山

他之所爱在纽约

柏拉图式的绝版情缘

曲未终 人已散

第十七章　鹤有还巢梦

日暮乡关何处是

乡梦不曾休

可怜春过不还家

第十八章　“长寿经”

一个有趣的老头儿

养生重在养心

健康生活方式

第十九章　人生几度秋凉

飘飘何所似？

前尘隔海

十年一觉“洋”州梦

第二十章　成功的失败者

悖论人生

环境四因素

个性与命运

“背着基督进孔庙”

结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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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之初

“四大怪”

我的家乡，水土丰美，地广人稀，民众生活并不特别穷困，但它由于处在几县接壤地带，属于“三不管”地区，开发得晚，成为名副其实的荒乡僻壤。这里，历史上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要说有，就数张学良了。他的出生地，与我的故里相距只有十五公里。所以，当地人关于他的传闻可说是“海海的”，信息量比较大。

这一带，当时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名曰“四大怪”：“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老少三辈对面炕；偷个‘鸡鸡’怀里放；孩子生在大车上。”头一句说的是，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老百姓白天躲进高粱棵里，晚上再回家莳弄园田。第二句，是讲当地的居住习惯：为了冬天屋里暖和，许多人家都搭南北对面炕，小两口住北面，老两口住南面；有的讲究一点，中间挂个幔障。第三句，反映一种可笑的民俗：镇里有座娘娘庙，每逢四月十八娘娘庙会，大姑娘、小媳妇街头云集，看人、看戏、看热闹；而那些结了婚的少妇，还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给“子孙娘娘”上香，“拜佛求子”。到了这里，她们都不再羞涩，变得比较开放，烧香磕头之后，一般都会弯下身去，用手摸摸娘娘脚下泥塑男孩的“小鸡鸡”，有的大胆些，趁势把它偷偷揪下、塞进怀里，带回家去泡水喝——传说这样就会生下男孩。人家远道前来，就是奔着求个儿子；可是，小男孩却把“宝贝儿”丢了，成了“没把的茶壶”，这怎么行！管香火的庙祝只好事先准备很多“配件”，偷走了再安上。最后一句，特指张学良，说他的出生，不在炕头，不在床上，而是“落草”在大马车上，这也算是今古奇闻。

对此，张学良本人是这样说的：

我，实际上不是在地上降生的，我是在车上生的。你看，我的头上都有疤。我们那时正在逃难嘛，我母亲生我在车上。

张作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十八日，遭到辽西巨匪金寿山的突然袭击，狼狈逃窜，率领保险队来到八角台——就是后来的台安县城。所谓“保险队”，还不同于打家劫舍的土匪，而是负责给这个或那个村庄做保险，每月你交付一笔钱，如果有土匪来袭，他们就出面保护，替村里拦截土匪。张作霖就是这么起来的。他从小就在附近的七乡三镇活动，这一带又是他的亲戚窝——他的妻子赵春桂就迎娶自这里。当时正值祸乱丛生，烽烟四起，为了逃难，居无定所又身怀六甲的赵春桂，在旧历四月十七（公历6月4日）这天，带着大女儿首芳，乘坐马车，从桑林子村胡家窝堡赶往张家窝堡她的堂侄赵明德家。路程本不算远，但由于乡村道路坑洼不平，剧烈颠簸，结果孩子生在了马车上。

这个孩子就是张学良。他的生日原本是六月四日，但是，因为后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在这一天，成了父亲的忌日，张学良便把自己的生日改在六月三日了。

张作霖听说生了个儿子，自是万分兴奋，而他的保险队重新拥有了二百多号人马，他还当上了团练长，升官又生子，他说这是“双喜临门”，因而给儿子起名为“双喜”。

那么，桑林子村张家窝堡就成了张学良的出生地。他在五岁之前，一直住在亲戚赵明德家。资料记载，当时赵家，分为三个院落，主人住东院和腰院；赵春桂带着女儿、儿子住在西院，当时叫西园子。据年已九十的赵老太太说：

我是光绪二十八年出生的，比少帅小一岁。我们两家中间只隔一道小矮墙，因为都沾亲带故，两家走得很近。小时候，我们总在一起玩，玩饿了就在一起吃饭，吃鸡蛋，他总是让我吃蛋清。从小，他就特别聪明伶俐，脑袋瓜好使，人小，心眼儿可不小，用当地的话说，叫作“有道眼”、“鬼”、“心里有沫”，人们都叫他“小嘎子”。四五岁时，我们在一起玩“扯拉拉狗”（现在叫“老鹰抓小鸡”），他在最后头，怎么也抓不着他；他去抓别人，常常是假装动一下，你一闪，他就一把把你扯住。小小子（指男孩）在一起“打瓦”（认定一个目标，离开一丈多远，抛掷用石片制成的圆砣，看谁打得准），每次他都扔得很准。还有一种玩法，每个小孩手拿一堆高粱秸秆，都是筷子那么长的，用嘴数数，一、二、三、四、五，谁数得快、数得准，就扔出一根，他脑袋瓜灵，总是他赢；大伙起哄，说他做假了，罚他多拿几根，那也不行，还是他赢。还一块去抓蚂蚱、抓蛤蟆，他更是能手，人小会算计，脚步轻轻的，眼睛尖，手法灵，每次都是他抓得多。我比他小，又是小丫头，心又死，手又笨，个头也小，总是两手空空，气得抹眼泪。他哈哈一笑，像个大将似的，哄着我：“别哭，别哭，看大哥来给你抓。”这样，再出去，我就不下手了，只是帮他拿那些抓现成的。他像个威武的将军，扛着竹竿，摇摇晃晃，走在前面，我就跟在他的身后，像个大老板的“跟包的”。

双喜出生以后，就没有赶上好年成，农村条件很差，母子三人整天以高粱粥、糠饼子、苣荬菜充饥，奶汁缺乏，双喜靠着母亲为他嚼的“奶布子”活下来，饿得皮包骨头。少帅晚年回忆说：

我小时候总有病，身体很不好，还吐过血，我能活下来，自己才叫感到奇怪。那时母亲也有病，没有奶给我吃，吃什么呢？就是把高粱米饭嚼碎了，成糊糊状，用来喂我。我没想到，我还能活到这么大的岁数！

到了三岁那年，张作霖带他到算命先生那里，说：“先生，你看这个孩子，体格这么瘦弱，我挺担心的。请你给他看看面相吧。”

张作霖的名声在当地很响，算命先生自然知道，便谦和地问了小双喜的生辰八字，然后闭上眼睛，运转着手指掐算起来，尔后，毕恭毕敬地奉承说：“公子命相大奇，致身富贵，易如反掌。”

张作霖听了，自是欣喜异常，但还是心存疑问，便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身体这么瘦弱，小时候时运这么不佳？”

算命先生说：“老总这就有所不知了，俗话说得好：‘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这是一节；另外呢，如同所有大人物一样，公子生来烈性，命硬如钢，一克父母，二克兄弟。”

张作霖猛一激愣，赶忙询问：“可有什么办法加以破解？”

算命先生又是一阵掐算，最后说：“找个替身，消灾解祸。可以带上公子到庙里去，许愿给庙上做佛门弟子，才会免遭灾难。”张作霖付上酬金，谢了算命先生，便回去筹备。

于是，在四月十八娘娘庙会上，由妈妈带着双喜去到庙里烧香磕头，由和尚给他剃成光头，象征性地做了小沙弥，然后领着回家。过一些天，再到庙上举行还俗仪式。烧香上供之后，和尚身披袈裟，一面用手抚摸双喜的脑袋，一面念叨着：“自小多灾害，父母担惊骇，自许入空门，全凭佛爷带，前殿不打扫，后殿不礼拜，脱下僧袍来，赶出山门外。”随后，佯装发怒，挥起戒尺便打，逼令双喜逃出，算是“跳出佛门”了。这时，再由长辈领回家去，但须改换名字。叫什么名字，要看孩子逃出后，听到别人第一次叫另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便作为自己的名字。由于换了新的名字，就意味着命硬也好，克爹克妈也好，就与己无关了。这天，小双喜逃出庙门，恰好听到旁边树林里有人呼唤“小六子”，这样，双喜便改名为“小六子”了。

张学良晚年曾忆起了这件事，说：

小时候，我身体较弱，母亲就把我送到庙里去做“跳墙和尚”。什么叫“跳墙和尚”？就是送到庙里去学当和尚；然后再跳墙跑掉。那天，我跳出墙后，恰巧听到有人呼叫“小六子”，所以，家人也就叫我“小六子”。我说笑话，那时如果有人喊“王八蛋”，那我的小名就叫“王八蛋”了。称我“小六子”就“小六子”吧。其实，我排行不是第六，而是第一。

虎性子

张作霖归顺了清廷之后，驻防在新民府，当了五营的统领。这样，他便把妻子、儿女接到了新民团聚。这年，小六子已经五岁了。张学良回…忆说：

那时，新民府很发达，铁路就修到那里，还没有修到省府。记得住在新民府时，有一次，人家过年送礼，抬来一大盒子香蕉，是青香蕉。大家琢磨，这是啥玩意儿。有明白的人，说这是洋茄子。那怎么吃呢？煮着吃，不行，煮着也不好吃，太涩；有的说，生吃，蘸着酱油凉拌吃，结果，凉拌也不好吃。

张作霖小时家境贫寒，没有正经地念书、启蒙，墨水很浅，处事艰难，曾经闹出了许多笑话。因此，他下狠心，要让下一代学好文化，多多读书。转眼间，小六子就到了上学的年龄，七岁那年，张作霖请辽西名儒崔名耀给他正式取名。因为西汉时有位开国元勋张良，崔先生便在中间加了一个“学”字，名“学良”，字“汉卿”。张作霖感到正合己意，十分高兴。于是，后来的几个儿子，学铭、学曾、学思、学森、学浚、学英、学铨，便都按照“学”字排了下去。

崔名耀是清末的秀才，因为学识渊博，深孚众望，张作霖便聘他为主稿员，负责办理统领的文案公务，同时兼任家庭教师，为儿子启蒙、授课。这样，张学良就由《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一直到读完四书五经，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功底。

这年过端午节，老帅请崔先生吃饭。席间，崔先生带着一点酒兴，动情地说：

老夫阅人久矣！这个孩子有些特异的禀赋，长大了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风生水起，涌荡波澜，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老帅听了很得意，因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先生说，其因有三：一是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这叫作：“前牛后虎，万山无阻”；其二，是考虑到遗传、血统、家庭影响，人们不是常常把“将门虎子”连在一块说吗？其三，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至老。”异日为牛为虎，从对这个少年郎的观察、品鉴中不难看出。

张学良的顽皮、捣蛋，无拘无管，“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可说是从小就养成了。一次，他因为惹是生非，遭到了母亲的责难和处罚，他一时性起，竟然操起一把菜刀，向母亲头上砍去，幸亏母亲反应快，躲闪过去，才没有造成流血惨剧。还有一回，父亲以玩笑口吻对他说：“不喜欢你了！”他立刻扑上前去，把老帅的长袍大襟一把扯了下来。看到村里人跳神、求仙、祈祷、算命，他就当面向人家问难，表示强烈反对。有一回，家里请来了一个巫婆跳大神，他趁大人没注意，故意把西瓜皮投掷在“大仙”附体的巫婆脚下，使这位“大仙”摔了个仰面朝天，他却在一旁拍掌大笑，说：“你看大仙灵不灵。”闹得最严重的是，帅府设宴请客，宴席上，酒、菜已经摆满，宾主正在举杯称觞，他发现席上没有自己的座位，便钻到桌子底下，猛然用头一顶，登时杯盘满地、酒肉翻飞。

他十二岁那年，祖母病逝，家里请来工匠搭起一座两层楼高的布棚，布置成高大的灵堂。趁着家人不注意，他一下子攀到顶棚上面，人们惊叫不已，他却若无其事地舞爪张牙，扮着鬼脸。长大以后，更是胆大、冒险，无所顾忌。他说：

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

我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接受得不大多。自幼就具有反抗的性格，反抗我的父母，反抗我的老师，甚至反抗我的长官……凡不得于心者，自以为是，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

在担任东北航空处总办时，他请来教官教他驾驶飞机。这天早晨，他趁教官没有在场，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独自将飞机发动起来，飞向远方。吓得身旁的人惊骇万状，不知所措。正是这种为常人之所不敢为，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冒险精神，为日后的处理“杨常事件”、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性格上的基础。

当日塾师崔名耀的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最终还是真地“言中”了。“年少万兜鍪”，炮火硝烟灼红了他的青涩岁月。在这个东北汉子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莽撞的军人”。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对于他人死死抱住不放的货利、声名，他视若鸿毛，弃置不顾；可是，却特别看重人格，操守。敢做敢当，不计后果，轻死生，重然诺，讲义气，用古话说是游侠，今人称之为豪气。这种饶有古风的价值观、人生观，从小便铸塑成型，尔后，支配了整个一生。

“小顽皮”

张作霖升任第二十七师师长，进驻奉天之后，张学良便随同母亲、姐姐，一同跟着父亲迁入省城；崔名耀也当上了卫队旅的书记官；张作霖便把当年自己的启蒙先生杨景镇接进省城，给儿子张学良授课。

原来，张作霖小时候家里一贫如洗，没有钱上学，便经常到村塾的窗外偷偷地听课，塾师杨景镇很受感动，就免费让他上学，并供给他纸笔和书本。这年，张作霖已经十一岁了，刚读了几个月，就赶上父亲去世，只好忍痛放弃学业，给大户人家做零工，养家糊口。但他始终念记着杨老先生的这份恩情，所以，这次便给潦倒乡关、贫居无聊的恩师找了这份差事。无奈，这位老先生也确实过于衰老，而且陈腐守旧，说话总是文绉绉的，脑后拖着一条干巴巴的小辫子，走起路来颤颤巍巍，摇摇晃晃。张学良看见了，就叫他“老棺材瓤子”。

老先生有一件长袍，家织布的，据说是宣统皇帝登基那年做的。可张学良却认定，从那布料，那样式，那股子馊味来判断，至少应该穿了一百年。擅长恶作剧的他，弄来一些蜂蜜，又拌上一个捣碎的卫生球，然后偷偷地抹到袍子上。这样，老先生走到哪里，苍蝇便跟到哪里，嗡嗡营营，寸步不离。老先生倒是自得其乐，读起书来喜欢吟哦，也就是唱着诵读，意态悠然，十分投入，张学良便偷偷点燃一个炮仗，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老先生口水流出。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谈到了这位老先生：

他的为人顽固守旧。民国已经成立了，他仍保存他的辫子，他不但不剪，还禁止我，也不许剪。我那时心中认为是奇耻大辱，有一年，他归家度岁，我自己把辫子剪去了。等他回来，大为不悦。申斥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说：“老师，那么你是应该留全发的，那你只留一半，岂不是毁伤了？”他说：“这是皇上的意旨。”我说：“皇上已经完蛋了，剪辫子那可是政府的号令哪！”我这位老先生怒气大发，说：“这个没有皇上的朝廷，还能会有多么长久呢？”

私塾要求每天都要背诵，可是，张学良却总是偷翻书本，老先生批评，他便顶撞说：“书是我的，为什么我不能看？”还有一次，塾师以“民主之害甚于君主”为题，让他作文加以论述。他在文章一开头，就引述韩愈《原道》中的“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的话来加以批驳，气得塾师跑到大帅那里告状，说：“我实在教不了这个小顽皮”，愤然提出辞职。

十三岁那年，张学良还曾受教于晚清进士、担任过御史的金梁。后来，金梁对人称赞他：“汉卿年十二三，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

在张学良的老师中，还有一位白永贞，满洲镶白旗人，世居辽阳唐马寨蚂蜂泡村。他不仅是一个知名学者，也是一位很有气节的政治家。史料记载：他“一生嗜读，博学善书，且为人善良正直，深受乡人爱戴。‘九一八’后，白永贞拒绝给日寇充当汉奸走狗，对已附敌的袁金铠悲愤万状地说：‘洁老（袁金铠字洁珊），吾与汝私谊甚厚，然人各有志，国土沦陷，山河破碎，吾痛不欲生，何惜一死！’1944年初，白永贞患疾不起，嘱咐家人：‘吾将走矣！死后送吾回故里，停放于宗祠，吾不甘葬于污垢之地，等国土收复后，大祭大奠。此可谓：待到驱除日寇时，家祭勿忘告乃翁。’言毕而逝”。从他对张学良的称许上，亦可知其颇有识人…之见。

许多年后，张学良在一份“自述”中，对白永贞有这样一番评价：

我小时候是有点儿小聪明，也非常调皮，那时念书，我们共三个人，一个表弟，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就抓着苍蝇放在一个瓶子里，把粉笔碾成粉末，各人有不同的颜色，我是红的，你是蓝的，他是白的，苍蝇就在粉末里扑楞着，满身是颜色。搞完之后，这就是我的兵了。看谁比谁抓的多。上课时，苍蝇坏透了。我们的老师是近视眼，坐在那里看书，苍蝇飞来，就落在他书上。他说，噢，这苍蝇怎么是红的？而且这红苍蝇还扑扑地弹下不少粉末，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见了这情景，都偷偷地笑。老师猜想一定是我们干的，后来就翻我们抽屉，把苍蝇都翻出来了。第二天就打手板。

先生是一位孝廉公，曾任过知府。我虽然曾从他受教只有一年多，可是我得益不少。他对我从未有过怒颜谴责，许我行动自由放任。关于读书做人，他时加劝诱指导。

他教了一年半，二年差不多，他就跟我父亲去说。他说：“你不要你的儿子念书了，他不是念书的料，不是一个坐屋念书的人。他要干什么，你让他干什么就好。”

我父亲是想把我造就为文人哪，那么，我父亲很听他的。

后来，这个白永贞就辞馆走开了。

白永贞在《帅府日记》中记载：“（1928年）九月五日，汉卿赠筵两席，予余贺寿，余对其言：‘汉卿，承你重师生之情，然余不重礼仪馈赠，只愿你爱国爱民。’汉卿言：‘爱国爱民是我为政之本，终生不渝；尊师重道是我为人之本，亦终生不渝。’”

望子成龙

老帅对于张学良的学习、成长极为重视，不仅请了几位国学功底深厚的学界名流，为他奠定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还适时为他请来英文教师，由省城外交署的英文科长徐启东担任。少年张学良在奉天城里住下来以后，老帅有意识地为他创造条件，使之接触到一些外国领事馆和商务代办机构，了解各种新鲜事物。这样，他又跟着帅府内外熟悉外文的人打交道。不久，张学良加入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一些英美籍朋友和外籍专家、学者，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增长了学识。

一天，老帅把张学良叫到身前，说是要考考他。

老帅突然大吼一声：“站好！”

他应声而答：“是。”

问：“李世民是哪朝人？”

答：“唐朝人。”

问：“你喜欢他吗？你愿仿效他吗？”

答：“不喜欢，也不想学他。”

老帅眼睛一瞪，问：“那你喜欢谁？”

答：“我喜欢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丁汝昌。”

老帅哼了一声：又问：“你喜欢日本天皇裕仁吗？”

答：“不喜欢。我喜欢加里波第将军——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还有海战殉国的英国纳尔逊将军。”

老帅夸奖道：“好小子，有种！”

老帅治家谨严，特别是对子女严加管教。少帅弟兄们都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父亲同他们一桌吃饭，平时总是高粱米粥和馒头，逢年过节才能吃上酸菜炖白肉片的大碗菜。有一次，喝高粱米粥，学良不愿意喝，被老帅敲了一筷子，还大骂说：“妈拉个巴子，当年老辈人，若是能喝上一碗高粱米粥，能饿死吗？你当大哥的，应该给弟弟、妹妹立个样子。”

少帅在“口述历史”中说：

我原打算要学医，到现在我还喜欢医生这一行。我父亲他也没说不赞成，可也没有说行，我也没办法。

你知道我这人的性格适合干什么？我愿意干自由职业，像当个医生，画个画儿什么的。总之，干个随随便便的职业。我本来是不想当军人的。我还喜欢女人，喜欢跟女人在一起。我想自自由由地干点事，可一惹上政治，这事儿就不同了。当然，我当了军人，现在我也看到了，不但与父亲有关，与东三省有关，甚至与世界上的变化都有关系。不是我当军人，不是我管东北，也没有这么多的事。

少帅还谈道：

我十五岁那年，一天，父亲跟我说：“你晓得吗？你妈妈死的时候，留下了几万块钱。那个钱，在你姐姐手里，那钱是留给你们三个人的，不是单独给你姐姐的。”我冲着我父亲笑了，说：“你那点钱算什么玩意儿？别说那几个钱，就是你再多再多的钱，我也没看在眼里。”我父亲把眼一瞪，瞅瞅我。我说：“长大了，我能挣，还要比你挣得多！”我父亲看看我，说：“你好大的口气！”他的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欣赏我有志气。他最看不上窝窝囊囊、小里小气的人。

少帅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

吴俊升，就是绰号吴大舌头的，他是黑龙江的督军，我五弟认了他做干爹，我们喊他吴大爷。过年了，他给我父亲拜年，给了我们兄弟每人五千块钱。我父亲一看，就火了，说：“吴大哥，你怎么这样做？”吴俊升说：“过年了，小孩子磕头，总得给点钱花。”我父亲说：“你给这么多钱，就不对了。”吴俊升说：“我的钱，我的一切，都是大帅给的，我得报答报答。”老帅说：“这是什么话！既然这么说，那你回黑龙江去，好好做事，别让那里的老百姓骂我们的老祖宗。这就是报答了，不能拿钱坑孩子！”我父亲当时，那种神态，盛气凌人，凛然可畏，吴俊升趴在地上，连连给我父亲磕头。我在一旁看着，真有点毛骨悚然。后来我听说，吴在黑龙江，名声不怎么好。

故园情

张学良的故居，尽管离我的故里很近，但直到1994年，我才第一次前去瞻仰。村里人介绍说，当时的张家窝堡地处荒原之中，大草场，芦苇荡，户数很少。据张将军后来回忆，也是说：稀稀落落的，只有几户人家。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屋后有一棵枣树，结的大红枣很甜。于是，村里就以此为线索，进行访查鉴定，整个堡子唯有这里有一棵老枣树，而且，当年确曾住过赵姓人家。

这是三间极为普通的农家土平房，前面有一个院落，院墙外一棵柳树，长得十分茂盛；屋后东北角，一棵由三条粗干组成的老枣树，由于年深日久，有些枝条已见干枯，但每年还都结很多红枣。

1991年10月5日，身居台湾的张将军亲口尝到了一别八十余载的故居的红枣。他记起了儿时母亲带着他挥竿扑枣的情景，不禁激动万分，当即给带给他家园红枣的台湾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先生写了封信：

中江先生道鉴：承赠大著及家乡枣果，敬此申谢。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书拜

十月五日

当地民众出于对张将军的爱戴与尊重，他们爱屋及乌，对于这棵红枣树也是加倍呵护，不许有任何损伤。这使人想到《诗经·甘棠》章记述的人们对于召伯虎的怀念。召伯虎为申伯筑城盖房，划分方田，规定租税，劳绩颇著，申伯的子孙和当地一些群众很感激他。为了寄托对召伯虎的深情怀念，他们加意保护召伯虎宅前的一棵甘棠树，并吟唱道：“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居住）。”

1990年，张学良将军九十华诞前夕，当地政府斥资整修了他的故居；并在他的生日那天，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将军的亲属、部属，他的八弟张学铨、四弟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远道赶来出席。现在，这里辟为“张学良将军纪念馆”，挂有一副由河北省张家口市楹联学会会长董汝河撰写的对联：

盛京易帜，西京谏策，百年功业千秋节；

台岛望云，夏岛吟风，一缕乡思万缕魂。

馆中陈设一些将军童年时用过的生活器具，以及400余幅反映少帅叱咤风云的一生的照片，像东北易帜、西安兵谏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历历在目。展厅挂满了少帅亲友和部下及社会各界名流参观纪念馆所题写的墨迹，其中有张学良弟媳谢雪萍的题字——“振兴故里，待大哥来”。

1994年，台安各界人民主动捐款，在县城中心广场为将军雕塑一尊铜像，广场命名为汉卿广场。将军九十九华诞时，以县委、县政府名义，主持召开了“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一本《千古功臣颂》的诗词集。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病逝，噩耗传来，台安人民当即给将军的亲属发去唁电，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表达对老将军的怀念和沉痛哀悼之情。尔后，在距离将军出生地仅三公里的西平森林公园拨出十公顷土地，为他修建了衣冠冢，名为少帅陵，与其父在抚顺的衣冠冢——元帅林相对应。将军的女儿张闾瑛专门为陵园写了一副楹联：“东北易帜中华统一垂青史，西安兵谏团结救国功千秋。”山门楹联为西安市楹联学会名誉会长解维汉撰题：

戎马铸丰功，一曲浩歌担大义；

衣冠还故里，千秋正气贯长虹。

楹联家李忠云也有一副对联：

身诞台安，名动西安，壮举长教千古颂；

情融国土，魂归故土，英灵犹盼九州同。

张将军埋骨他乡，到死也没能偿其回归故土的夙愿。据说，他在夏威夷由赵一荻选定的墓地，紧邻日本神社，周围由日本人墓园包围；日本神社的钟亭就在他的墓室边缘的下方。将军为抗日救国付出了监禁半个多世纪的代价。而他死后，还要时时听到日本神社的钟声，人何以堪，心何以安？所以，台安乡亲在他的出生地建立了他和夫人于凤至的衣冠冢，确有其特殊的意义。将军地下有知，或将笑慰于九泉吧？

由于老帅张作霖在八角台发迹，少帅张学良又在台安境内出生，所以，张学良对台安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这里只讲一件事：1929年，《台安县志》完稿、付梓，县公署请张学良将军为县志撰写序言。当时，张将军身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集军务、政务于一身，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他仍然慨加允诺，欣然命笔。这在当时奉天省五十八县中是唯一的。

第二章　一代枭雄

少帅眼中的老帅

旧时代有两句流传很广的俗话，叫作“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后来被收进童蒙读本《增广贤文》里，成了家喻户晓的格言。

说到“上阵父子兵”，人们会立刻想到三国时孙坚、孙权父子，当时还留下一句“生子当如孙仲谋”的佳话。唐朝开国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赫赫有名的；到了宋朝，就是“杨家将”——老令公和他的“七狼八虎”的儿郎了。那么，现代有没有呢？当然有，最著名的，一个是江南的蒋家父子，一个是东北的张家父子。

关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海外著名学者唐德刚有过这样一段话：

在上世纪初年，他（张学良）本是一位旧军阀的纨绔子弟，吃喝玩乐，挥金如土。这本是清末民初那个荒唐时代所有高干子弟的共同现象。只是张学良这位公子哥儿更会花钱、更会玩乐罢了。因为在民初的“四大公子”中，他的本钱最雄厚。

可是，一旦过了青春期而及于成熟期，他的生活便有了两面性。一方面，他仍然是个旧式军阀的儿子，吃喝玩乐，未改其公子哥儿的本性；但另一方面，他已能随时代进步，成为旧军阀集团内部的青年改革派的领导者。……当“张大帅”那个“行伍”集团搞不下去了的时候，继之而起的改革派首领，却是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它能够自我进化，不断延续下去。……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与他“有个好爸爸”是分不开的。但是，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唐教授在这里辩证地论述了张氏父子互为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

知父莫若子。那么，作为少帅，张学良是怎么看待老帅的呢？他在“口述历史”中说：

我有两个长官，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蒋总统。我对他们两人的评价是：我父亲这人有雄才，无大略；介公有大略，无雄才。

我父亲这人有雄才，我可以讲个例子给你听。有一次，我父亲被人扔了炸弹，三个人联合炸他。我父亲幸免一死，可那扔炸弹的有两个人被自个儿炸死了，剩下一个被逮住。

“你为什么要炸我？我跟你无怨无仇！”我父亲问他。

“因为你要复辟，你跟张勋两个人开会，要搞复辟。所以我们才炸你。”

“这事你误会了，我不但没参加复辟，我还反对复辟。”我父亲说。

“很可惜，我那两位伙伴牺牲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恨复辟！你要复辟，我就要炸死你。”那人说道。

“好！如果真是这回事儿，那你误会了。我现在就放你走！你出去打听一下，假如我是搞复辟的，那你再回来炸我！”

就这样，我父亲把他放了。

老东北军一些将领也这样看，说张作霖气度恢宏，敢用人，肯信人，能容人。

唐教授在听了少帅这番话之后，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所谓“雄才”，比如《水浒》中的英雄，《说唐》里的好汉。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那么，“大略”呢？就是有远见，有策略——这恰恰是张老帅所缺乏的。他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即便是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那还是“以暴易暴”呀！这一点他就弄不清楚了。弄不清楚的结果，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连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两省，在1925年秋，又都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得之军阀，失之军阀，于老百姓有什么干系！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再者，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措施没有认识，结果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1925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总的看来，少帅的这两个长官，最后全都各以其短取败，以至倾覆，如果能够以长相辅，那就会展开另一种局面了。

演“戏”

在探讨张学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我曾经提到：“从他父亲那里，只是继承下来江湖义气、雄豪气概，而把那种投机取巧，狡黠奸诈，厚颜无耻，反复无常的流氓习气滤除了；少了些“匪气”，而多了些“稚气”；少了些沉潜，而多了些浮躁”。现在，我们就来具体展现一下张作霖待人处世方面“投机取巧，狡黠奸诈，厚颜无耻，反复无常”的个性…特征。

张作霖出生于19世纪末期的动乱时代，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经历。他起身草莽，混迹于社会的最底层，做过兽医，出入赌场，曾经落草为寇，接受过清军的收编；在同土匪、恶棍、豪绅、地痞、无赖长期厮混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军阀混战、日俄列强环伺的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不仅锻炼出一副勇敢机智，敢冒风险的坚强品质，还培植了鸷猛、狠毒、奸诈、决绝的枭雄个性和狡猾无赖、厚颜无耻、不择手段的流氓习气。

就连阅人无数、老谋深算的一世雄豪袁世凯，张作霖也照样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还在1914年，张作霖当二十七师师长时，应召进京向大总统袁世凯述职。对于这个握有军事实权、野心勃勃的强势人物，袁世凯是心存戒虑的。对此，张作霖事先已经料到，早蓄“韬晦之计”以作应付。他一进北京，就下令包下八大胡同的所有妓院，暗示部下可以恣意“买春”，寻欢作乐。这种地痞流氓的行径，自然逃不出大总统所设置的耳目。待到晋见那天，大帅更是秉足了气力进行一番表演：只见他进了中南海居仁堂，竟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一般，故意东张西望，对着各种宝物馋涎欲滴。见到了大总统，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跪地便拜。袁世凯不经意地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张作霖立刻歪着脖子张望。袁世凯当场就以怀表相赠。心想：这真是个“土老帽儿”——无能为也！

这样一来，就解除了大总统的疑忌。其表演之成功，真使“青梅煮酒论英雄”中“闻雷失箸”的大耳贼刘备自叹弗如也。

在袁世凯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时节，张大帅装得像个“三孙子”那样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可是，待到一年过后，当袁世凯签订了“二十一条”，特别是“皇帝梦”破碎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际，张作霖便一改故态，呼号奋发，充当反袁的先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样，袁氏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之后，张作霖照样官运亨通，被委任为奉天省督军兼奉天省省长。

这一套闪转腾挪的肆应功夫，张学良哪里具备？

又过了十年，郭松龄倒戈反奉，彻底失败，时任奉军总司令的张作霖，在大帅府举行庆功宴。文武高官、各界名流，齐聚一堂。大帅容光焕发地致词、祝酒之后，突然，大厅门扇洞开，四个武官抬进来一只大皮箱，一个副官趋前敬礼，说：“报告大帅，这只箱子是从郭鬼子军部搜出来的。听候处理。”事情原本是大帅一手策划的，此刻，他却假装不知情，批评说：“你们怎么赶在这个时间捣乱！箱子里都是什么？”副官回答：“报告大帅，箱子里全是密件、信函，是我们奉军内部人私通郭鬼子的。”大帅听了，脸色一沉，怒气冲冲地说：“这还了得！好大的贼胆！”说完，他扫视一下全场，见个个屏息无声，空气紧张得很，便大骂了一通郭鬼子，然后又换成笑容，说：“郭鬼子已经死了，一切了却；余者一概不究。干脆把这些烧掉！不要扫了大家的兴！来，来！干杯！”

这一通收买人心的表演技俩，对少帅来说，莫说是实际做，恐怕叫他去想，他也不会想得出来。

老帅的好戏多着呢，远没有演完，还有更精彩的在后面。

这次庆功会之后，过了三天，老帅又表演了两出戏：《通电让贤》、《辕门斩子》。这是在东三省军政议事会上，主要是处理郭松龄事件的善后事宜。

与会者，有总参议、三省的省长、督办，还有东省特别区的长官，以及师长、处长以上的几十位高官。一开始，老帅就以低沉的声调宣布：“今天的会，暂时还是由我主持，由我来向大家做出交代。”接着，他让秘书长袁金铠宣读一份通电，略称：

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谨此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东北行政暂由王公岷源、军事暂交吴公兴权料理。一俟中央另派贤能主持东北大局，本人甘愿避路让贤。

最先做出反应的，当然是通电中委以重任的王永江（字岷源）与吴俊升（字兴权）了。他们心里透明，老帅这样做，既是“以退为进”，争取主动；又能从中测知哪个人存有野心，于是，忙不迭地申明态度，以免招致误会。王有文人气质，谦卑地说：“有大帅在，担当微职，随时请示，尚可勉为其难；让我独当此任，绝难为力。个人事小，国家事大。大帅不出，如苍生何！”吴氏表面上粗似麻绳，实际里细如毫发，赶忙连声推辞：“我，我，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咱们就一块撂下！”总参议杨宇霆觉得，自己已经牵涉进事件当中——郭松龄所要“清君侧”，“清”的正是他，此刻不能无所表示。他说：“此役身为罪魁，理应明正军法，承蒙大帅宽容，从大局着眼，容我戴罪立功，永生难以为报。”接着，又从分析全国形势入手，说明大帅的绝对权威作用不可或缺，“值此危急存亡之秋，绝非大帅隐退之时”。剩下来的，其他人就是一阵“鸭喧雀噪”，总的调门就是，大帅一退，东北的天立刻就得塌下来。

看看目的已经达到，大帅适时表态：“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干。行！将来若是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要立即让贤。”

大家一看，戏到此处也就落幕了，刚要准备起身，不料，大帅陡然脸色一变，厉声喊道：“常处长！命令你：立刻乘专车到新民去，把张学良给抓回来，我要亲手枪毙他！如果让他跑掉，我拿你的脑袋是问！”常荫槐身为军政执法处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依也不是，违也不是。他和大家都明白，大帅这一招儿，不过是“刘备摔孩子——叼买人心”，是玩儿给大家看的。

只听吴俊升说：“过去没有张军长还将就，现在离开他，一天也不行……”老帅一跺脚，怒吼道：“你胡说！”可是，吴俊升对张作霖，可说是从头发梢认清到脚后跟，早看透了其中的“小九九”，于是不紧不慢地说着：“没有张军长，谁去招抚郭军散兵？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两万人马在山海关，若是和冯玉祥一合股，比郭鬼子力量大几倍。打过来，谁能抗得住？现在，就靠张军长，他一摆手，那些人就回来了。”说得头头是道。吉林督军张作相刚要站起来说话，就被张作霖制止了。老帅觉得火候还未到，还须再加一把火，于是，自己讲了一大篇：

小六子这个损杂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讲他妈的学科、术科，耀武扬威，装他妈的洋蒜。这帮损杂种，算个狗屁！

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奉天来，打一个小行李卷儿，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是没把儿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他感激得把他老婆给我睡他都愿意。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玉麟）二哥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郭鬼子和他拉平辈……

以下才算进入正题，中心是推崇元老派讨郭的功勋。

一骂，一捧，这就达到了激励部属、安抚人心、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那些跟随他闯关夺寨的老将听了，从心眼里舒服，觉得老帅毕竟心里揣着他们，这也就足够了。那么，最后总得有个打圆场的，好让老帅下台呀！于是，总参议杨宇霆出面了，说：“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得对，从大局着想，当今之计，张军长不但不能法办，还得授予他统率全军的大权。至于郭军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怪少帅一人。”

王永江赶紧抓住时机，过来说：“大帅贵体为重，应该为国家保重身体，近来太劳累了，我建议马上休会。”

吴俊升接上话头，笑嘻嘻地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都是狗熊，只有大帅是英雄！”说着，他就和张作相一左一右，架扶着张作霖离席。可是，张作霖脑袋清醒着呢，并没有忽略应有的“过场”，一边走一边喊着：“免去张学良本兼各职，听候查办！”这样，才算把这台戏圆圆满满地演完了。

与老帅相比，少帅要诚实、直率得多。他对郭军反奉所造成的后果，表示心情沉重，主动承担责任。公开表示：“匝月以来，五中忧愤，刺激实深，虽尚黾勉从公，脑筋久已昏瞀，近日来更加沉重”。因此，一俟善后完结，即请求免去他的职务。

他在给东北各省长官发电中，再次申说：

学良束发受书，壮寄戎伍，自惭驽骀，辄凛渊冰。爱识郭某于寒微，遂竟倾心而相属七年，赞翊擘画，多方听合无间，情如手足，方期危舟同济，共挽危澜；孰意鬼蜮横生，变出仓猝！……推原祸始，谁为厉阶？此皆良结交不慎，知人不明，驭下无方之所致也。

事件发生过程中，即便对少帅有些看法的元老派，看他如此诚恳，一再引咎自责，也都衷心予以谅解。而老帅的“辕门斩子”，虽属演戏，但也起到应有的消解作用；对于张学良，痛骂是假，爱护是真。东北有句俗话：“打是稀罕（喜欢）骂是爱”，此之谓也。

玩“鹰”

在内部，老帅是一贯演“戏”；在外部，他就是玩“鹰”。这个“鹰”，不是天上的飞禽，而是地上的群雄，比如那个袁皇帝，还有混战的军阀，这里想着重说说他是怎样同虎视眈眈的恶邻角斗的。

如同说到少帅，总离不开蒋介石一样；那么，说到老帅，是绝对离不开日本人的。可以说，日本人像梦魇一般，纠缠了老帅一辈子，一直到死。他的升沉、存没，都和这个恶邻紧相联结着，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老帅家乡那一带，蛮荒初辟，草野苍茫，“阔大爷”、公子哥们，盛行玩鹰的把戏，出门闲步，手臂上往往架着一只凶赳赳、恶狠狠的苍鹰。当地有句口头禅：“玩了一辈子鹰，最后被鹰叨瞎了眼睛。”老帅可能没想到，这句话竟然成了他的谶语。

在辽宁民间，也包括老东北军中，广泛流传着这样几个小故事——

其一，张作霖因为经常要和日本人打交道，不得不学了几句寒暄用的日语，像“阿里安多”（谢谢）、“巴格牙路”（混蛋），还有“沙约挪拉”（再见），等等。不过，他经常弄混——有人说是故意的，结果闹成了笑话。一次，他在帅府请日本一位贵客吃饭。为了表示诚意，他迎出客厅。在与客人握手时，连连说道：“沙约娜拉！沙约娜拉！”客人感到莫名其妙，正要拂袖而去。经过日语翻译解说，才明白是说错了。宾主尽欢畅饮，客人临走时，老帅亲自送至门口，握手道别，连声说道：“巴格牙路！巴格牙路！”还有一次，宴请日本公使，酒过三巡，副官往桌上续菜时，不小心将菜汤滴在公使身上了，张作霖连忙用餐巾代为揩拭，一面大骂副官：“阿里安多！阿里安多！”弄得日本公使一肚子怨恨，认为他是有意戏弄。

其二，张作霖执掌东北大权伊始，日本驻奉天领事馆宴请他，说是要进行私人会晤。张作霖知道对方的用意，在于诱逼他出让一些主权利益。落座之后，敬献了茶水、香蕉。大帅随手拿起一根香蕉，带着皮一口咬了半截，狼吞虎咽，吃到肚里。凭着他的身份，不会不知道应该扒了皮吃。领事不解其故，连忙拿起一根香蕉，先扒掉皮，然后恭恭敬敬地递给大帅。大帅哈哈大笑，连连摆手，说：“老张从来不怕硬的。”领事听了，立刻脸色大变，心想，怪不得人们说他“不怕死、不要命”，看来，真有股子野劲，邪劲！

这件事，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落座之后，领事恭恭敬敬地捧上一个小皮箱，里面装有日本最新产的小型手枪，要请大帅试用。大帅笑了笑，说：“盛意嘛，领了！只是，敝人妈拉巴子，用惯了国产的‘铁公鸡’。”领事不解，随行参谋解释说：“这种手枪个头比较大，外号叫作“一毛不拔。”领事听了，默然良久。

其三，张作霖当上大元帅了，以元首身份坐镇中南海。虽然那两笔字不怎么样，但“名重好题诗”嘛！日本南满株式会社一位总裁，带上一笔丰厚的酬金，亲来府上，请他题赐墨宝。大帅也没有推辞，只见他把袖子一撸，摊开宣纸，大笔淋漓，随手写了一张“虎”字，落款为“张作霖手黑”，让副官给加盖印章。副官看了，赶忙悄悄地提醒：应该是“手墨”，下边再添个“土”。老帅却大声吼叫说：“老子就是不愿意把‘土’送给日本人！这叫‘寸土不让’。再说，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能行吗？”总裁听了，弄得目瞪口呆。

这些传闻，全都切合张作霖的个性、风格。当然，其真实性尚有待考察。不过，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倒是有这样一段话，无疑是真实可靠的，我们从中同样可以看出老帅的个性特征：

我父亲这个人脾气硬，当时在新民府驻防。新民府离奉天一百二十里地，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那时候，有日本人在那儿，有一些日本的娼妓啊，兵们去玩儿，结果跟人家打架，被日本人给打死两个。那么，我父亲就火了，于是就办交涉。我父亲一定要日本兵给偿命，要惩办凶手。那都是府官给办案，府官出于息事宁人，就给判：每个人赔偿五百两银子。我父亲不同意，非得要偿命不可。但是，人们都怕日本人哪，胳膊拧不过大腿，心中只能憋着一腔闷气。过了几天，他弄了一伙人，抓住三个日本人给打死了。别人害怕得不得了。我父亲说：“这没有关系呀！一个人给赔五百两银子。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就是了。你不是玩吗？老子愿意奉陪到底。你打死我两个，我回敬你三个，反正拿钱抵命呗！”

从那以后，张作霖就出名了，连日本人都知道，说：“这个响马贼，可不好对付。”他们原本以为，张作霖土匪出身，有勇无谋，没有政治头脑，可以很好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真正打交道了，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一个能“玩”会“耍”的高手。当然，日本人也不是好惹的，一旦“玩”炸锅了，就会把他送入死亡的胡同。——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20世纪初，实际上，东三省已经处于日俄分割的局面。在这种态势下，善于观察风向、精于形势分析的张作霖，就把“宝”押在了日本人的身上。他看清了，要在东北大地上立得住脚，没有日本人的支持是不成的。早在他靠近袁世凯的时期，就不断地和日本人相互勾搭，暗送秋波，多次送礼、打躬，疏通关节。他曾露骨地表示，“打算作督军”、“希望得到友邻的援手”。

正是有了这个底子，所以，当日后郭军倒戈，直接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时，便同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密会于沈阳旅馆。张作霖挑明：“目前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二省军队驰援，但恐远水不解近渴；如果郭军进逼省城，敝人想暂避旅顺，希望关东军给予方便。”斋藤当下满口应承，并且表示：“我看不要紧，即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根据条约规定，可以出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入省城的。”这对张作霖来说，无异于“乞浆得酒”，过于所求。看到时机已到，斋藤便立刻提出，需要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如果同意，即请签字。说着，便将事先打印好的五项条款念给他听，张作霖听了，也顾不得更多，救命要紧，随即签字画押。日本出兵干预的结果，正是如其所料。

危急关头，日本关东军帮了大忙；但是事后，这个密约却成了老帅的一块心病——觉得实际上是出卖了东北主权。怎么办？“他妈拉巴子的，老子自有招法。”所谓招法，就是赖账。先是由省议会开会，否决这个密约，不予批准；然后，老帅亲自前往大连拜会关东军长官白川司令。事前，他把存在日本两家银行的五百万日元开出支票。一见面，就惭愧表示，议会作梗，无能为力，只好献上酬金，作为答谢，特意说明这是他的私人存款。尽管数额不小，但胃口大如天的日本关东军，哪里会在乎“这点意思”，他们要的是中国东北的主权。果然，过后不久，便又找上门来；张作霖自然又是一番抵赖。

日本人并未料到，他们扶植起来的这个地方军阀，会爬上中华民国大元帅的高位，手中握有总统的权力。但是，他们已经认清了张作霖的本性：一贯说话不算数，当面“好好好”，过后就赖账，所以感到十分棘手。其间，最令“友邦”恼火的是，张作霖竟然试图利用英、美势力来牵制日本人，把美国资本引进东北修建大虎山到通辽、沈阳到海龙的铁路和葫芦岛港口；而日本提出的东三省和东蒙“商租权”、移让间岛地区（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带）行政权、增修吉（林）会（朝鲜会宁）铁路和开矿、设厂、移民等要求，虽已列入密约，却无一落实，这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深度忌恨与强烈不满。

其间有一个导火索式人物，就是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他们第一次交锋，是在张大元帅于中南海举行的招待外国使节和中国高级官员的国宴上。宴席丰盛异常，其中有两道菜，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向阳葵花丝”，原料很普通，不过是龙须菜、鸡蛋松、火腿、洋粉、红油发菜等，但是，刀工精细，色彩鲜艳，造型庄严整肃；再就是“胜利红桃片”，由龙须菜、虾片、青绿菜蔬等原料做成，看去美观大方。宴会开始后，主客双方纷纷端起酒杯，离席敬酒。芳泽公使用手指着这两道菜，笑着对张作霖说：“这两道菜真好吃，我们日本人非常喜欢吃中国菜。”老帅却报以讥讽的口吻，说：“你们愿意吃？怕是吃不消吧！”一语出口，立刻引发全桌人的笑声。芳泽尴尬地回到座位上。宴会结束，返回帅府，老帅仍然怒气未消，说：“这两道菜，都有象征意义。那道象征国旗的菜，代表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他小日本爱吃，做梦娶媳妇——净想好事！”

第二次交锋，在“皇姑屯事件”之前十几天。据《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记载，5月17日晚，芳泽向老帅面交照会，提出索取满蒙权益的要求，逼他立即答应。同时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大元帅应该对此负一切责任。面对芳泽的威逼恫吓，张作霖勃然大怒，气得把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往地上一摔，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这天晚间，他们足足谈了四个小时，最后就这样毫无结果地不欢而散。

但是，芳泽仍不甘心，当他得知张作霖将要离京返奉时，于6月3日下午一时许，又到中南海来纠缠张作霖，硬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张作霖推说：“现在太忙，等我腾出手来签字以后，再通知你来取。”过了三个多小时，芳泽再次前来索取。张嘱外事人员把他让到客厅等候。这时，张在办公厅内，故意高声大骂：

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做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坟墓的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免得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骂了一通，张作霖便叫人把一沓文件返还给芳泽，说老帅太忙了，不能会见，还请原谅。芳泽心想，反正已经签署了，不见也罢。待他回到使馆，打开文件一看，原来张在文件上，只签了个“阅”字，既未署名，也没有“同意”字样。这时，芳泽才知又上了张作霖的当。

后果不难设想，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着，必然是“图穷匕现”。只是，张作霖缺乏足够的警觉。他总是以为，身为安国军大元帅，堂堂的国家元首，小鬼子“其奈我何”！即使离京，他也要摆摆排场，不能给人以仓皇出逃的败军之将的印象。于是，乘坐前清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挂了二十多节车厢，浩浩荡荡，出关而去。对于日本关东军的无耻伎俩和狡诈行径，他始终估计不足，警惕不够。在这一点上，张氏父子犯下了同样毛病。结果是，未出三年，前者粉身碎骨在皇姑屯，后者蒙羞含垢于九一八。

千秋功罪

张学良对于他的父亲，感情极为深厚；而张作霖对于这个“小六子”，更是舐犊情深，寄予了深深的厚望。多少年以后，少帅还记得：当年父亲离京回奉的时刻，他同杨宇霆、孙传芳等人，都在站台上欢送。老帅和他们一一握别之后，特意把他拉到身边，轻声说：“等回到奉天，爹给你补办生日！”听了，他一愣，值此国事蜩螗、内忧外困集于一身之际，父亲居然惦记着他的生日！当即感动得热泪盈眸。岂料，第二天——正是他的生日那天，父亲竟然身遭重厄，自己的生日成了父亲的忌日。这样，他就再也不在这一天过生日了。直到弥留之际，父亲还郑重嘱托：“叫小六子快回沈阳。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告诉他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

多少年以后，少帅还记起当年父子合作共事的那段黄金岁月。那是1922年，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遭到惨败，退回山海关外。作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老帅决定成立陆军整理处，以便“整军经武”，重振雄风。这时，在他心中，已经明确张学良作为接班人，因此委任为整理处参谋长——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最高层的决策了。这天，他把学良叫到自己的房间，说：“小六子，这一仗我们输得忒暴了，十几万人的队伍，只在长辛店打了七天硬仗，就全线崩溃了。若是没有你和郭松龄两个旅打了几场阻击战，只怕撤也撤不回来了。今儿个我没找别人，就想听听你的实话。看来，奉军非改良不可了，可又拿不准怎么个改法。”

儿子略一沉思，便说：“学良想，主要的事情是培养和提拔军事人才，训练精兵，整编庞杂的队伍，……”

老帅说：“好！就这么办。”

在这次整顿队伍中，张学良经手做了大量实际工作，特别是在协调各方的能力方面，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几十年之后，那些老东北军人还津津乐道讲武堂上老帅、少帅同台讲演的逸闻——

当时，老帅是堂长，少帅担任监督。每期学员结业，老帅都要到场祝贺，一般的都由少帅出面讲话；这次是第一期，老帅特别看重，要亲自给大家训话，特意叫秘书给拟了个讲话稿。他登上讲台之后，刚说了“作霖戎马半生，饱经事变”，下面的词儿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台上台下，寂然无声，他越发尴尬，便说：“他妈拉巴子的，我来之前，讲稿背得滚瓜烂熟矣，看见你们一高兴，竟全盘忘记矣！”于是，他走下讲台，巡视一周，遇到年貌较轻的，便问上一句“什么名”，然后夸他“好小子”。这样闹了一阵，便又重新登台，放开喉咙讲下去：“你们知道现今的潮流吗？中国是谁的？就是咱们的。你们都是好小子，好小子就得好好干！譬如你们毕了业，就可以当排长，不久就给你们升连长，再升营长、团长。只要知道努力，不贪生怕死，有功我必赏。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什么。但是，有一样我不能给，”话音落下，稍作停顿，然后扑哧一笑，“我的太太可不能送给你们。”引起了全场欢声一片。

张学良的讲话，就显得文绉绉的了：

今日为本队第一期毕业之日，尔等学兵历经六阅月之劳苦，获兹圆满之成绩，本人无任欣慰。惟盘桓半载，不日离别，未知后会何日，则又不胜恋恋。今以“望、爱、热”三字为临别赠言，其细听之！望者，希望之心也。望汝等勿以地位卑微而自弃。人人自奋，国力以张；人人自弃，国势必亡。故须抱希望心；爱者，爱人民也。吾军人食国家之粮饷，而欺压百姓，非国家养兵之意也。故须具爱国心；热者，热心也。天壤间事，悉由热力做来。敷衍从事，万事难成，故人人须有热心。……

父子二人“整军经武”的愿望是一致的，但目标不尽一致。从他们的讲演中，就可看出，不仅风格各异、气质不同，而且，在向往与追求方面，是大有歧异的。

整军的效果，加上有利的政治形势，使两年后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大获全胜告终。但此后，少帅与老帅的思想分歧就日益显著了。

“是军人，但不愿为军阀。”少帅这句话，透出了全部的症结所在。作为典型的封建军阀，老帅从个人的权势、地位出发，着眼于扩充实力，扩大地盘，争权夺利，威加全国，因而不惜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要不停地“南下”，一仗接着一仗地打下去；而少帅更多地考虑到，如何把东北建设好；要打仗，应该是冲着帝国主义列强开火，而不能制造派系冲突，中华民族自相残杀。他的这一主张，也得到了以“停止内战，开发东北”为宗旨的郭松龄的全力支持。这样，张氏父子的矛盾冲突，自然会在郭军反奉的斗争中，充分地彰显出来。

但是，作为军人，作为下级，作为孝子，张学良仍然要听从老帅的调遣，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军阀派系的战争。直到1927年6月，张作霖如愿以偿，登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元首宝座，仍然还发动奉军与晋军疆场鏖战。不久，又双方通电，宣告停止军事行动。张学良问他父亲：“你今天跟这个打，打过之后又好了；明天又跟那个打，究竟是什么目的呀？这纯粹是造孽。是谁给老百姓造成的？那就是我们啊！”

一年过去，奉军又和蒋、阎、冯的三角同盟打上了。就在各派血战方酣之际，张学良从冀南前线前往中南海居仁堂面见老帅，简单地报告了战况，他又一次提出撤军的建议。老帅听了，大发雷霆：“我当了快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中国还没有统一，你就想撤兵不打了，你小子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少帅诚恳地劝说父亲：

天下哪有儿子欺骗爸爸的。我说咱们东北军统一不了全国，这是实话，是真话。咱们只有几十万军队，现在过了黄河，再往前就过长江了，孤军深入，乃是兵家大忌。后面没有预备部队和援军，冯玉祥、阎锡山要是抄了咱们的后路，再想撤也撤不了啦！中国打内战，日本最高兴。他对各方都支持，就是鼓励你打下去，这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当时，老帅是听不进去的；后来为形势所逼，败局之下，才被迫罢兵，但为时已晚了。

当然，张氏父子也有完全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他们都深信，国家的前途、命运，最终决定于人力资源，一是人心向背，二是人才培养。因此，他们筹建东北大学，不惜投入巨资，吸收了大批顶尖级的专家、教授；整个校园占地九百亩，发展潜力非常大，这样大的校园，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李鼎彝（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父亲）回忆当日情景，说：“每逢孔子诞辰，张作霖都脱下戎装，穿着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只懂得把教育下一代全都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他的态度，诚恳感人，所以大家都尽心竭力。”

白云苍狗，世事沧桑，时光过去了八九十年，一切已经水落石出。关于张作霖的历史评价，历史学家陈崇桥认为：“盖棺论定，张作霖是个做了许多坏事的封建军阀，但也干了一些好事……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对他持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观点都是不对的。”

张作霖传记作家徐彻指出，所谓坏事，当然指他镇压辛亥革命、五卅运动；连年穷兵黩武，争夺地盘，为害人民；反对共产党，杀害革命领袖李大钊，等等。但观其一生，也有应予肯定的部分。对内方面，重用人才，兴办教育，发展实业，修建铁路，镇压俄国操纵的蒙古民族分裂分子的叛乱，为东北地区的稳定、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对外方面，日本梦想吞并中国东北，对张作霖千方百计威胁利诱，强迫他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他则绞尽脑汁，巧于应对，或推托，或抵赖，或翻脸，或装傻，情况危急时爽快答应日本人要求，过后便断然推翻原来的承诺。这是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人物的特殊做法。对于日本人的威胁恫吓，张作霖根本不在乎，他曾愤怒地声言：“我不能出卖东北，东北是我的家乡。我什么也不怕，我这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徐彻还引述著名学者金毓黻的论断：“日人欲伸其巨掌于东省者久矣，光绪甲辰两役所获已多，犹未餍足。遇中原有事，辄向作霖有所要索，颞颥若不出口。作霖笑而麾之，或折以片言，尝有以关其口而夺其气。故当其世，东省中日交涉迄不得决，号为悬案。日人怯于积威，惮不敢发。然所以蓄怒于作霖者亦至深。故作霖亦终不免饮日人一弹。”最后徐彻做出结论：“总之，我认为，张作霖是一个具有一定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的封建军阀。”

应该说，这些论断都是客观而公正的。

第三章　“大姐”风范

迟到的“会晤”

作为张学良来说，他已经实现了“红尘觉悟”，百年风霜历尽，万事秋风过耳，一切都付之旷怀达观，因此，有“平生无憾事”的说法。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自己比谁都清楚，哪里是“无憾事”，而是憾恨多多呀！甚至可以说，多到“恒河沙数”，难以计筹的程度。那些“重头戏”不去说了，只拣在他的百年生涯中一件说大未必大、说小绝非小的情感方面的缺憾来讲。

1991年，张学良专程赴美探亲。依照常理，他的结发妻子于凤至，尽管二十几年前解除了婚约，但彼此间的情感并未斩断，所以，所探之亲中应该列在首位。可是，令人憾恨的是，竟然来晚了一步，她已经提前走了。她隔海相望了整整半个世纪，“望穿了盈盈秋水，蹙损了淡淡春山”，苦苦地等啊，等啊，最后实在撑持不下去了，不得不颓然倒下，怅憾先行。晚到的责任，当然不能记在张老先生身上。古人说“戴盆难以望天”，铁窗生涯中他身不由己呀！

从张学良研究专家窦应泰所著《张学良在美国》一书中得知，抵美之后，老先生曾在他和于凤至的女儿闾瑛的陪同下，乘飞机从旧金山前往洛杉矶，然后，驱车直奔风景秀丽的好莱坞山。女儿搀扶着他，看了山顶上那幢掩映在苍松翠柏间的风格独特的米黄色建筑，里面陈设的一桌一椅，每一件都是严格按照女主人和张学良在东北的家的样式摆放的。女儿说，这是母亲十二年前以巨金买下来的别墅，她希望有朝一日，夫妻能够共同在这里安度晚年。听到这里，老先生神色黯然，低下了头。他在想什么？是忆念？是愧疚？我们无从得知。他在静夜无眠之时，是否也曾追忆过凤至“大姐”那颀长、窈窕的身影？因而也说不清楚此刻他的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只听老将军以喑哑的声音，催促着迅速前往城外的树林草地墓园，说要尽快地赶往久违了的凤至大姐的身旁。

汽车沿着山麓飞速地前行，穿过了郁郁葱葱的雪杉、红松林，不远处，就见到了这处墓地。小小的一个方块，有矮矮的石墙围着，墓前竖立着一尊白色大理石女神雕像，墓碑用英文刻着“凤至张1899—1990”一行字。就是说，她仍然自认是张将军的结发妻子。而最令人伤情、令人感动的，是在她的墓旁还有一块墓地，说是留给丈夫张学良的。谁知竟然成了空空的等待！

老先生此刻满怀伤感地肃立在墓前，微闭着双眼，声音低沉地叨念着：“大姐，你去得太匆忙了。你若再等一等，我们就能见面了。”是呀，他清楚地记得，“大姐”离开人间的那天，是上年3月20日，再过几天，就整整一年了。

女儿告诉他，母亲总是盼望着，有那么一天，能和父亲在一起。去年年初，她听说父亲要来美国探亲，高兴极了，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万没想到……女儿还说，母亲弥留之际，留有口头遗嘱，大意是：她死去以后，埋在洛杉矶城外的山上，以便能看到遥远的故乡。在她的墓旁，再挖一个空墓穴，留给他……

女儿说，直到咽气，母亲还惦记着要和父亲在一起。

我想，此刻的老将军，感情的洪水该在他的心头掀涛涌浪、放纵奔流着。或许像是撞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百感交集。绵延不绝的记忆之潮，将他推回到迢遥的往昔。冥冥之中，他似乎又见到了这位知情知义、宽厚待人，真情至死不渝的永远的“大姐”。

归途上，他一改往日活泼、开朗的面容，神情凄苦，缄默无言。原来，他正沉浸在往事依稀的追忆之中，他的思绪已经飘回到太平洋彼岸遥远的故乡……

凤命千金

那是民国二年的中秋节吧？他的父亲张作霖因为执行剿匪军务，来到辽北的边城郑家屯，与当地商会会长、“丰聚长”商号老板于文斗相识，并结为朋友。这天，他意外地见到了于家的千金小姐，貌美，端庄，大方，娴雅，而且才学出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学馆中读了很多书，老帅当即动了要娶她做儿媳的心思。《诗经》有言：“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当时，大帅的至交、洮辽镇守使、绰号“吴大舌头”的吴俊升将军，恰好在这里驻节，便锐身自任，主动担起了“牵线月老”的角色。

日后，于凤至对这段成婚的往事，曾有专门的回忆：

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父亲在郑家屯开粮店，我从小在郑家屯上学、长大。当时的驻军一度住在粮店，驻军统领张作霖和我父亲结识，相交很好，拜了把兄弟。张作霖看我读书很用功，常夸我是女秀才。后来，他向我父亲提亲，说他大儿子很听话，肯上进，将来也要在军队发展，需要我这样的女秀才帮助。那时代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决定，我爹娘疼爱我，认为当官的都三妻四妾，会受委屈，拒绝了这门提亲，说我的婚姻需我自己同意才行。张作霖竟然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订了亲，我和他是注定的姻缘啊！我们大了，对于我们的结婚，我娘提出，汉卿的母亲已故世，婚礼要在郑家屯举办，张作霖也同意了。我爹当时念叨：张家是讲情义，看重我们这老兄嫂啊！我娘说，这是他们看重咱们孩子，我也就放心了。婚礼后去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宅院（以后称为“大帅府”）。

回忆中，于凤至还专门谈了她对大帅的印象：

全府各房都对大帅十分服从，有时大帅召集各房家人全体集会，这时是大家互相见面相谈之时。大帅常讲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做人的道理。更说到东北被日俄两国侵占的处境，以及他对老毛子（俄国）、小日本的斗争。他说他要把日俄赶出东北。他常骂各地军阀都是假借爱国爱民之名，实为谋取个人名利。中国的落后、腐败，全是这群军阀造成的，他要一统天下，使中国强大起来。他是草莽出身，但是，努力学各方面的知识，找各方面有学识的人帮他。他听取谏言，大办工厂、企业；兴建水利；发展兵工厂；建立海军、空军；创办了一时之盛的东北大学；把一些东北青年送到海外各国留学。他给东北的军政官员规定了两条：一是只许减税，不许有苛捐杂税；二是不许克扣军饷和虐待士兵，犯这两条的一律杀头。

最后，她深情地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常常在梦中回到我爹娘的身旁，回到郑家屯，回到大帅府。故旧亲朋和乡亲们的面孔，不时出现在我眼前，我牢记汉卿和我离别时的话：“盼望我们能熬过这大难，得到自由，一同回故乡。”这一天能来到吗？

成婚之日，少帅十六岁，夫人长他两岁。为此，日后几十年，他总是以“大姐”相称，当然，这里很大的成分还是出于敬重。而凤至女士，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大姐，对少帅都是无微不至地爱抚、关怀、体贴，从不撒泼、使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她的识大体，有见识，大度雍容，进退有节，以其闺阁风范赢得了丈夫以及阖府上下的特殊尊重。同时，“大姐”的进门，不啻良师在侧，对于少帅的莽撞任性、率意而为，也发挥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1928年6月，大帅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之后，在奉天督军参议臧式毅和奉天省长刘尚清的精心策划下，大帅的五夫人寿懿偕同稳重、沉着的长房媳妇凤至，同理乱局，共渡艰危。她们忍着深悲剧痛，秘不发丧，每日令厨房照常开大帅的饭食，医生天天进入帅府为大帅换药，逐日填写医疗处方，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等巧作周旋，争取到必要的时间，等待少帅秘密潜回，妥善料理。

少帅接掌帅印之后，诸事猬集，公务极为繁忙。只有到了年根底下，才算喘过一点气来。往年一到这个时节，由于老帅喜欢热闹，整个帅府，上上下下，欢声雷动，灯花灿烂，鞭炮轰鸣；可是，今年由于大家怀念老帅，阖府沉浸在悲凉、肃穆的氛围之中。张学良更是打不起精神来，情怀沮丧地斜卧在床上，满脸挂着泪痕。“大姐”凤至的心情也同样难过，但她还是亲切地解劝丈夫：

汉卿，在这除夕之夜，我知道你心情沉重，你是在想爸爸，大帅府里又有谁不怀念他老人家呢？全帅府的人失去了靠山啊！

不过，人死了又怎能复生呢？难过又有什么用？现在你是一家之主，你这样消沉，夫人们岂不更是难过！全家人都这样，怎么行！

所以，汉卿，你千万要克制一些。况且，国事、家事，双重任务在肩，你必须振作起来，可千万别倒下呀！

听了“大姐”的一番话，少帅霍地坐了起来，动情地抓住凤至的手，说：“大姐，你说得对，我听你的。”

大年初一，夫妻二人吃过饭，打扮好，并肩在老帅遗像前肃立、默哀、三鞠躬。然后，于凤至又到各位夫人房里拜年、请安，说：“汉卿初掌全盘，希望各位姨妈支持他、体谅她，大家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然后，又召集各房弟弟、妹妹，说：“你大哥说了，今晚要举行迎春晚会，弟弟、妹妹们每人都要献上节目，让夫人们高兴高兴。嫂子在这里拜托了。”

关键时刻，凤至“大姐”总能拿出主意，铺排场面，俨然成了一个主政的凤姐，理家的探春，博得了帅府上下的一致好评。

出于高度信任，在早年的军政生涯中，少帅确实把凤至“大姐”看作一个得力的助手。他在同唐德刚教授说起果断处置“杨常事件”的经过时，讲到了于凤至一言九鼎的独特作用：

杀杨、常，事前我只与王树常商量过。我说我要放炮，他说万万不可。我也和于凤至商量过。我本来想把杨关起来，不想杀他。她说：“你能关得住他吗？张作相等人为他求情，你是放，还是不放？”这话让我下了决心，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这也是所以我要用银元卜卦的原因。我丢了三次，都是大头在上，我说可能是成色问题。再押反面，丢三次又全是反面。我太太（于凤至）就哭了，她知道我要杀人了。她说：“处决杨、常，是逼出来的，最后只有一条路，你死我活。”

紧接着，凤至“大姐”又提示少帅：事不宜迟，应该马上组织军事法庭，对杨、常进行公审；并且向东三省公众公布他们多年策划战争、勾结日本、妄图谋权篡位的罪行；同时，向南京政府和东北各界，通电说明杨、常伏法等有关事宜。

应该说，此事所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而且，事关全局，风险至大，稍有纰漏，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最终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处置得比较妥善，少帅政治上的日渐成熟，成竹在胸，稳操胜算，起了主导作用；也和老帅在奉系军阀中打下的基础及其身后的余威、余荫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里也应记上一笔凤至“大姐”关键时刻拿定主意、事后又能精心擘划的功劳。

更多的是敬重

结婚十多年来，张学良对于“大姐”，不仅充分信任，而且也是有情有义的。有这样一件事，令于凤至终生念念不忘：在她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病得非常严重，中外医生都束手无策了。当时，少帅的岳母提议，要把凤至的侄女给他娶过来，帮她照料这些孩子。少帅当即予以严词拒绝，说：“这事绝对使不得！她现在病得这么重，若是把她的侄女娶过来，那我不就是这边娶亲，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里多难过呀！”后来，凤至奇迹般的痊愈了，她为这件事，铭感于心。

这样，对丈夫也就倍加关怀，倍加宠爱，以致对于他的放荡生活也完全放任了。“大姐”也清楚，老帅生前对儿子有过“成亲以后，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的承诺，所以，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见了也当作没看见；甚至还曾对少帅这样说：“我比你大两三岁，是你姐，哪有姐姐不宠着小弟弟的！”用少帅的话来讲：“所以，对我也就很放纵，就不管我了，拈花惹草的。”

《于凤至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汉卿掌握半壁江山的权势和大帅遗留的巨大财富之下，很多女人为谋取私利，不顾道德和法律，用一切手段缠住汉卿。汉卿对女人又十分随便，前后有很多人和他发生关系。对此，我从不过问，我相信他决不负我。只有对王正廷的妹妹，他找我，要求我接纳她做二房，说她人品好，留学归国，学识很高，并因王正廷的关系，和政府要人都有渊源，一再要求。为此事，我再三思考后拒绝了。我说，为了我们两人这个家，为了孩子们，我不能同意。最后，汉卿依从了我的意见。我心里感到很安慰。汉卿没有背弃他的诺言。

“汉卿对女人十分随便”。凤至这么说，绝非空穴来风，下面就有一个典型实例。

据窦应泰《战乱中生死相依的天津姑娘》一文记载，1920年，少帅前往吉林剿匪期间，在一次堂会上，同年仅十七岁的菊坛女伶谷瑞玉相识，共同的艺术爱好使他们相互产生好感。尔后，在深山密林中，少帅中惯匪冷枪，身负重伤，多亏谷瑞玉日夜护理，才渐趋康复。这样，爱慕加上感激，少帅很快地便和她走在一起，并带回到奉天城。由于畏惧父亲的威严，也不敢直接面对凤至“大姐”，只好让她寄居在朋友家里。姑娘倒很开通，说：“跟上你，是缘于爱慕，甘愿放弃演艺生涯，也不计较有无如夫人的名分。”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后，她便毅然登上军车，前往烽火弥漫的战场寻找张学良。其时奉军遭到重创，少帅痛苦之极，竟要开枪自杀；谷瑞玉紧紧把他抱住，加以制止，并激励他振作精神，重整旗鼓。回到奉天后，她仍然单独住在外面，由于耐不住寂寞，被少帅政敌杨宇霆的三姨太笼络过去，结果卷进了政治的旋涡。面对这种局势，凤至“大姐”从顾全大局出发，主动地纡尊降贵，到经三路宾馆去迎请谷瑞玉，要把她接进帅府，以免受人利用，危害少帅的前程。但谷瑞玉执意排拒，后来，他们终于离异了。难能可贵的是，凤至“大姐”这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识见与气度，令人十分钦佩。

孰料，事情竟然接二连三地出现。最使凤至“大姐”沮丧、难堪的，是年轻漂亮、美慧天成的天津少女赵四小姐的突然闯入。这次，她确实感受到一种完全失控、直至无法承受的意外打击。为着维护一己之尊严和作为妻子所特有的权利，她本来也可以拼死抗争，闹个沸反盈天，江河倒泻；以她当时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威望，可以赢得家庭内外普遍的支持，就是说，抗拒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念及赵四小姐已经无家可归，没有了退路——父亲登报声明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这就意味着切断了归路；而且，这时的赵四小姐已经有了身孕，不久即产下了婴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是逼着他们斩断情缘，纵使不致逼出人命来，起码也显得她有些残忍、太不近人情了。加上，赵四小姐一进入帅府，就跪在地下向大姐叩头，信誓旦旦地说，永远不忘大姐的大恩大德，许诺一辈子只做少帅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揆情度理，悲天悯人，凤至终于以大度包容的态度，把赵四小姐接纳进来，并用她自己的钱，给赵四小姐买了一处房子；特意吩咐财务人员，从优给她开付工资，表现出一位贤惠女性的博大胸怀。

人们常说，爱情与婚姻常常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并非完全是一码事。少帅同妻子于凤至也正是如此。虽说相敬如宾，彼此十分尊重，感情也不为不深；但敬重、感激是一回事，而爱情又是另一回事。可以说，终其一生，少帅同“大姐”也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爱情。在同海外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交谈时，他曾直言不讳地说过：

我跟我太太啊，我不喜欢我的太太，我们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跟我太太说，你嫁错了人，你是贤妻良母呀，可是，张学良不要一个贤妻良母。我是上战场的人，那打起仗来，真不知道谁能回来谁回不来。我跟你说，她对我实在是很好啊。

这就是说，到头来，面对发妻的付出，张学良作为丈夫，只不过是感激，更多的是敬重，而并非真正的爱情。那么，对于凤至“大姐”来说，当然就只能做一个贤惠的妻子，而绝非亲昵的爱人。

艰难岁月

西安事变爆发之际，凤至“大姐”正在英国陪伴着孩子读书。当她惊悉丈夫被蒋介石拘禁之后，便忍痛把三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友人照料，不顾身躯羸弱，万里迢遥地只身赶到上海，经由宋氏兄妹通融，被允准到溪口同丈夫见面，陪侍在他的身边。

于凤至在回忆录中说：

汉卿的羁押，是由军队、警察、宪兵层层戒守，隔离内外。特务更是吃饭同桌，不离左右，日夜在旁监视。在里外隔绝、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汉卿所受的精神打击很大，十分痛苦。他白天强颜应付，夜晚回房时独自流泪，经常地吟诵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说他愿以自杀来控诉蒋介石如此背信弃义，不守信诺的迫害。我就此向他指出：在军事法庭上，你光明正大地说明西安事变的兵谏，是关乎国家存亡的革命行为，是为了改正错误的政策而兵谏，并不承认有罪。这从得到蒋先生的允诺，采纳我们的主张可以证明。既然我们认为不仅无罪而且行为正确，今天受到非法囚禁，那就要学文天祥等仁人志士的为人才是。我们心有正义，历史会有裁判，怎么能丧失信心！何况，你对东北军几十万将士有责任，对西北军官兵有责任，对儿女有责任，你要战死在前线的心愿未遂，蒋帮如此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报应未见；所以，不但不能自杀，反而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生命，才对得起世人，对得起老帅的在天之灵。他痛定思痛，逐渐认识醒悟，说：“我是应该起来和他们斗到底。”

……

我说，如果我在西安，我是绝不会让你送蒋的，在飞机场我会拦住你。他说，是有人劝我不要送蒋，我不听。你在，飞机场上又有宋美龄，你不许我上飞机，我只有不上飞机。但是，我是从来不后悔的，今天，我无怨无悔，只有恨。

汉卿向我说明了事变前后这些事情，向我指出：“蒋欺骗大家，自然不会放过每一个人。他们公开处死我，可能感到为难，但必要时，会用办法整死我。你要记住：我已同意你的意见，我决不自尽，我要尽力争取保住性命，以求公道的一天；你也要保重自己，为我把这些事情真相原委传递给世人。世道炎凉，人心难测，有的人会出卖我求荣，有的人会背叛我保命。我们二人要坚强，更要冷静去面对明天和面对这些人。”

今天，我在回忆他的每一句话。这么多年来，他所说的一一出现，世道人心是如此冷酷啊！

之后，在凤至“大姐”的陪伴下，张学良被转移到了黄山。五百多公里的路程，在军旅出身的张学良来说，倒不觉得怎么样；而身体素来娇弱又经过大病煎熬的“大姐”，可就吃不消了。经过千辛万苦，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不料，在那儿只住了十多天，南京失守了，为防止出现意外，便又被解往江西的萍乡。两天多的崎岖山路，又使“大姐”受尽了颠折。住上三个多月，再次转移，匆匆赶赴湖南郴州，一路上更是崎岖历尽，苦不堪言。当局选择城外险僻的山顶上一座旧庙作为监禁少帅的场所。当时，那里正疾疫流行，人称“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

住了一段，春节过后，张学良又被秘密押解到湘西沅陵的凤凰山。道阻且长，跋山涉水，乘车上船，一路上，“大姐”跟着他受尽了颠簸之苦，最后住进山巅的凤凰古寺送子殿里。这是一处年久失修的古建筑，木制地板破损得很厉害，走在上面，吱嘎作响。她唯恐丈夫休息不好，连走路都是轻轻地，全副心思都放在他的身上，却把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也亏得凤至“大姐”体贴入微，悉心照顾，耐心开导，为他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柱，才得以顺利挨过那段充满苦难的艰辛岁月。为了表达对大姐的感激之情，少帅苦中作乐，即兴戏吟一首七言诗：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正是在这“非人间”的“天地”、“落魄的凤凰”身体彻底垮下来了。但她为了不给丈夫增添烦恼，忍受着一切的痛苦，从无半句怨言。哪怕是心情百般郁闷，她也还是耐心地安慰他，仿佛这般般苦难都是由她造成的。在此期间，远在伦敦的次子被纳粹的狂轰滥炸所惊吓，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凤至“大姐”肝肠寸断，在全身心地帮助丈夫解除内心愁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着思子之痛——对一位母亲来说，这当是最为残酷的精神折磨。

一年过后，湖南局势也更趋紧张，日本侵略者直逼长沙，于是，少帅又被转移到了贵州。汽车艰难地爬行在蜿蜒的山路上，不时地熄火；凤至“大姐”也像带病运转的汽车，脸色蜡黄，说话没有气力，觉得全副身躯都像散了架子。到达禁所之后，她发现左侧乳房长出三个明显的肿块，有时痛得厉害，竟至冷汗淋漓。经医生诊断，患上了乳腺癌，必须立即转地实施切除手术，才有存活希望。最后，在宋氏兄妹帮助下，允许她赴美就医，由赵一荻来替换，当时是1940年2月。岂料，此番分手，竟是夫妇二人的生死长别！

对此，《于凤至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1939年末，我们又被押解到贵州省修文县。第二年春天我患了乳癌，汉卿沉痛地说：“你要找宋美龄了，要求她帮助送你去美国做手术。你会康复的，一旦病好了，也不要回来。不只是需要安排子女留在国外，而且要把西安事变的真相告诉世人。蒋介石背弃诺言，他是要千方百计伪造这不能见人的历史，你尽量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吧。”

生离死别将临，多少夜二人不能成眠，边谈边泣，商议两人如何面对未来。议及我有可能不治，我要抓紧时间安置好子女在外省的生活，不要回到蒋统治区。汉卿应允我，任何情况下决不自杀，还特别明确指出，永远不会认罪，因为自己没有罪，并且是尽了力报效国家了。汉卿还告诉我：“赵四要来了，她会照料我，是戴笠让她来的。”

意外飞鸿

“大姐”身在海外，心系丈夫，经常给他寄送各种衣物、食品，并天天祈祷上苍，保佑他早日脱离苦海，重新获得自由；盼望着有朝一日，夫妻能够团聚。期间，她还通过报纸揭露张学良被拘押监禁的事实真相，并通过种种关系，在美国国会和司法界，在上层人士中，奔走呼号，呼吁早日释放张学良，给他以人身自由。当时台湾还没有被逐出联合国，于凤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严正抗议，给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这种“救汉卿，我要奋斗到最后一息”的坚强信念，支撑着她一直捱到1964年的夏天。

突然，静如止水的生活，又一次翻起了掀天巨浪。她遭遇到平生最为惨重的致命打击。起因是女儿、女婿从台北归来，带回了父亲的一封信：

我的爱妻凤至大姐：

闾瑛、鹏飞之来，带来了你的信息，知你生活平静，身心健康，不胜高兴，思念之情，稍得安慰。

数十年了，你与我同历盛衰，共赴磨难，汉卿于心何忍。我一人获罪，却连累三人坐牢（还有一荻小妹），我心难安。然而，你从无怨言。芝魂兰韵，谁人可比；昆玉秋霜，再无匹敌。你对汉卿恩之深，爱之厚，关照之重，永世难忘。今生得一凤至为妻，足矣！

反思之，我给了你一些什么呢？只有一世辛苦、半生哀怨。忆之思之，俱汉卿之罪孽。我这一辈子，虽不得其志，至今无悔；只有一件憾事，那就是对不起大姐。欠你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想当年，弟统兵数十万，南征北剿，气吞万里如虎。也曾为开发东北，稳定中原，坚树勃勃大志，大展武运雄风。谁能料到，阴错阳差，舛途生变，无过而遭唾骂，无罪而受牢刑。此间你为我陪牢伴狱，形同犯妇。呜呼，身世浮沉，其非天意耶？奋争固然可贵，成败千古莫测呀！

近年来，小弟超脱凡俗，习读《圣经》，似有所悟，意欲摒弃一切人间苦恼，而皈依基督。然戒律有言，不能一夫多妻，只有一位太太才能受洗。小弟权衡再三，一生所剩时光苦短，且与大姐重逢无日，夫妻之情名存实无。而一荻在我身边，伺奉晨昏，也有几十年光景，遂生求近而舍远之念，请求大姐与汉卿解除婚约。大姐是至明至察之人，对汉卿之心洞若观火，一定能深加理解，遂小弟心愿。何去何从，任由大姐酌定。

弟学良手启

“大姐”读了丈夫的信之后，心痛如捣，泪如雨下。她一向刚强、洒脱，通情达理，包括当年突然面对谷瑞玉的冲击、赵一荻的闯入。这次，确实有些支撑不住了。连续多天，坐卧不宁，茶饭无心，苦苦思考着对方的请求。

尽管两人远隔重洋，身在万里之外，而且，彼此暌隔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她考量问题，仍然像当年聚首时那样，习惯于一切以丈夫为转移。为了心爱的人，她甘愿付出一切，至于个人的苦楚，算不了什么。想到这些，便毅然告诉女儿：“只要能使你父亲得到安慰与欣悦，我任何事情都可以答应。”她想的是：蒋介石把汉卿圈在牢笼里，随时随地都会把他处死。几十年来，我为了汉卿，吃尽了苦，受尽了罪，连死都不惧怕，难道还怕在离婚书上签字？在她看来，对于所爱的人，最高的境界是从其所欲，是成全，那么，留给自己的又是什么呢？只有“打牙咽进肚里”，默默地把苦涩埋在心底。

唐德刚先生曾题诗赞颂《于夫人主动离婚》：

为尊教义礼真神，未许娥英自在亲。

最是贤良称姐弟，平生稽首凤夫人。

贤妻良母

实际上，凤至“大姐”对于离婚一事，并非情愿，更谈不上什么“主动”，这从下面摘录的她的长篇自白中，可以看得鲜明、真切。

1940年6月，我到了美国纽约，在医院做了手术，经治疗得以痊愈。宋美龄、孔祥熙到纽约时，都来看望我，问我有什么要求，要帮助我。孔祥熙特别嘱咐我，不要在纽约、旧金山安家，说这两地情况复杂。为了汉卿来美和家人团聚，找一个其他城市的安静社区住。他语重情长，心意感人。在纽约，不止亲朋故友闻讯纷纷来相见，探询汉卿的情况，以及要帮助我在美生活，更多的是不相识的侨胞知道是我后，都表示对汉卿为国牺牲的敬佩，并且都痛责蒋介石残害忠良。

孔祥熙请友人传话，说洛杉矶好莱坞市的山顶上有一小平房出售，山较高，道路窄小，社区的房屋少，很安静，所以想买下送给我。我到洛杉矶看房，如同他所介绍的，这房子的位置和它的幽静，来此居住很合适，我自己买下来，没有要孔祥熙赠送。对他的盛情心领。在洛杉矶，我依靠我的经济知识买卖股票，每有盈余，就买近处房产出租，在美国安顿下来。孩子逐渐长大，成家立业了。因为在美国，以及我和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一伙不便阻拦和汉卿联系，但也只限报平安而已，每知他安康，我唯有痛哭。

一年一年过去了。1964年，台湾市面上传出了汉卿在几年前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一个杂志发表了，遂即被查封。这是汉卿和我早就预料到的，只是想不到以这种形式出现。这是为了将蒋一伙被赶出大陆失败的责任推给汉卿，用以欺骗世人的手段。汉卿绝不承认有罪，何况他根本没有这个文学水准，赵四在学校没念过什么书，并没有如此文笔。

1964年，蒋介石策划了一个离婚、结婚的自欺欺人的丑剧，用所谓教会要求一妻的借口来堵住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取得自由的路。为了此事，某某（张家某远亲）突然由台湾来美国找我，这位一直没什么联系的人，竟开门见山说是为了汉卿办离婚的事来的。我问他是不是政府派来的，是台湾什么机关？他说，他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但不是奉政府之命，而是为了汉卿的处境安危而来的。我问他，是汉卿委托你来？他犹豫了，回答说，不是，说是汉卿经过多年教育，已经认罪和守法了，愿意和赵四在台湾终老，所以才要办离婚的。并说，这是他到汉卿家里和汉卿、赵四三个人说这事，赵四说的。

我和汉卿电话中说此事，他说：“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由你决定如何应付，我还是每天唱《四郎探母》。”

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字，但我也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结婚。汉卿的话：“我们永远是我们”，够了，我们两人不承认它。宋美龄每年和我都互寄圣诞、新年贺卡。这年，她信封上仍然是写张夫人收。以后每年都如此。

赵四不顾当年的誓言，说永远感激我对她的恩德，说一辈子做汉卿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等，今天如此，我不怪她。但是，她明知这是堵塞了汉卿可以得到自由的路，这是无可原谅的。

岁月如流，时光无情，儿子们都先我而去。我是在苦苦地等待汉卿啊！我只有在看到孙女、孙子们成长时，才略感到一点安慰。汉卿的这一嘱托，我办到了。

凤至“大姐”的屈己待人、雍容大度，着实令人感佩。抛开那些政治联姻者不算，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一个女子对于身边出现一个年轻、貌美的情敌，会无动于衷的，这可说是另一类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然而，她不仅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而且，在尔后的数十年间，始终如一地待之如亲生姊妹；即使最后“鸠占鹊巢”，她仍然说“我不怪她”。直到垂暮之年，她还同子女说：“绮霞小姐对张家是有功的。”看得出来，只要是有功于自己所钟爱的男子，哪怕她是情敌、是对手，她也公平对待，爱人如己。“汉卿的事情，我都是无条件支持的，只要对汉卿有好处，叫我死我就死！”爱一个人能达到这个份儿上，真正是难以企及的高标准了。

爱新觉罗·溥杰见到过于凤至，夸赞她：“生就一张很古典的脸，清清秀秀，宛若一枝雨后荷塘里盛开的莲花。”是的，她真的是一枝“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莲花。就凤至“大姐”来说，我以为，其德、其品、其才诚然可钦，而其情、其遇尤为可悯。尽管她献出了全部爱情，但最终却并没有赢得爱情，一辈子都陷在无望的痛苦等待之中，最后以九十一载惨淡人生，书写了一部令人黯然神伤的人间悲剧。她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忠贞不渝，什么叫生死相许。因亦为诗恸之：

形神磨难苦连年，久染沉疴幸得全。

一世飘零风荡草，涛声如诉意绵绵。

当然，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去看，作为边城僻镇上的一个“小家碧玉”，能够为举世知名，受到时人与后世的关注与赞叹，客观上确也得益于那位多姿多彩的传奇丈夫。唐德刚教授有言：“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套用这句话也可以说，如果不是嫁给张学良，于凤至至多不过是一位普通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颠折、苦难的人生，成就了她的女性光辉、人格魅力，树立了一种东方文化传统的“大姐”风范。

第四章　尴尬的四重奏

序幕

不是说“人生如戏”吗？郭松龄与张氏父子那场血火交迸的军事斗争，就非常富于戏剧性，而且充满了人性纠葛和悲剧色彩。此刻的张学良，作为当事人之一，面临着极为尴尬、极度艰难的处境。他“一手托两家”，斗争双方，一面是郭松龄，他的恩师、挚友，又是他的副手；另一面是他的父帅、“东北王”张作霖，这就注定了矛盾冲突的错综复杂与困境选择的残酷、艰巨。

这里面还隐现着两个重要的配角：郭军方面，有“女杰”之誉的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奉军方面，绰号“小诸葛”的杨宇霆——“郭军反奉”以“清君侧”为号召，剑指的就是这位奸雄。

且从张学良将军说起。

人生易老。转眼就到了他的九十六岁寿辰。夏威夷的初夏，晴光耀眼，微风习习，天气非常之好；老寿星的兴致也特别高。他和夫人赵一荻及其子女们，还有从中国大陆、台北、香港专程赶来祝寿的亲戚朋友，早早地就来到了中华第一基督教堂。大家献花篮，送条幅，致贺辞，气氛欢腾热烈；随后，又有华人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杂技节目；最后，几名少女捧过来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老寿星运足了气力，吹灭了上面的蜡烛，全场一片掌声，寿庆活动达到了高潮。可是，老将军终觉兴犹未尽，亲友们猜想这是由于没有京剧选段的演唱，须知这位耄耋老人是一位顶级的“京剧迷”呀！

于是，过了几天，待老人稍事休息，便又请来当地几位京剧爱好者，在他的寓所里“弦歌助兴”。老将军听得津津有味，拊掌击节，不住地叫好，并且站起来唱了两段《失街亭》与《空城计》。票友们见他对“三国戏”有特殊的兴趣，便由两人分别扮演曹操和关羽，唱起了《华容道》：

曹操：在许昌你许我异日图报，

今日里狭路逢不肯轻饶。

关羽：非是某忘却了异日答报，

奉军令捉拿你岂肯轻饶。

来，来，来，

请上了华容道，

试一试关某偃月刀。

曹操：一见关公脸变了，

吓得曹操魂魄消。

庾公之斯岂忘了？

你本是大英雄，怎忘故交！

听到此处，老将军顺便讲解了戏文中“庾公之斯”的典故：

战国时期，子濯孺子率领郑国兵去攻打卫国，班师途中，遭受到卫国军队的跟踪追击。子濯孺子见追兵赶到，便说：“糟了！今天我的旧病发作了，胳膊抬不起来，弓也拉不开了，我将死于敌军之手。”说着，又随口问他的侍从：“敌军领兵的是谁？”侍从告诉他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一听，欣慰地说：“这可有救了。”部下正惶惑不解，庾公之斯已经站在了对面，问道：“先生你是大名鼎鼎的神箭手啊，怎么不开弓呢？”子濯孺子回答说：“今天我旧病发作，拉不开弓，射不了箭啦。”庾公之斯听了，现出十分为难的神色，说：“我的老师是尹公之他，尹公之他是您的弟子。我怎能忍心用您传授的高超射技，来伤害我的‘太老师’呢！虽然这样说，但我今日是奉命而来，在国事面前，我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抽出四支箭来，一一除去箭头，对着子濯孺子射了四下，便转身走开了。

说到此处，老将军戛然而止，似乎触动了什么心事，一时意兴索然，连声说：“不好玩，不好玩，不玩了。”

“一朝风烛，万古尘埃。”想不到，那早已魂消魄散的郭松龄，此刻又突然闪现在眼前：依旧是微黑的长方形脸膛，蓄着短短的胡须；依旧是炯炯有神的一双大眼；依旧是身材魁梧，胸挺颈直，仪表堂堂……迷离惝恍中，老将军那早经干枯的老眼，竟滚下来两行清泪。怪不得古人说，戏文能够移情动性。起因都是《华容道》的戏文与“庾公之斯”的掌故，触及老将军的心中隐痛，引发了他的感伤情怀，不由得忆起了七十年前一桩惨痛的往事。

尴尬

那是1925年北国的初冬。在短短的三十二天里，用他的话说，真是撞见了“恶煞”神，交上了“华盖”运，钻进了环环相扣、纷至沓来的“魔魂圈”。

尴尬局面之一：

奉天大帅府，凌晨。少帅刚刚洗漱完毕，秘书处就递上了从老帅那里转过来的郭松龄与张学良联署的“反奉”通电，里面明确提出，为“消弭战乱，改造东省”，必须要求穷兵黩武的张作霖下台，由“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的张学良来主持大政，郭某人自愿“竭诚匡助”。

那天，张作霖看过这份通电，登时气得说不出话来，把电报往杨宇霆手里一甩，便拂衣而起，绕室彷徨，最后，狠狠地吐出两句：“这是他妈的什么事！给他（指张学良）去看！”

少帅扫视一过，立刻脸色煞白，双手颤动，感到自己已经被置于极度难堪的境地。

多年之后，他对访谈者作过这样的追述：

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明白这个叛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连我的部下也不知道，不懂得。开始时，大家都不晓得我在这件事儿上处于什么位置，多数人都怀疑是我们两个闹的鬼。你知道，因为我们两个人太好了。那么，现在郭松龄叛变了，又拥戴我，因此，都认为我是叛军总司令，他是副司令。

应该说，对于郭松龄的倒戈反奉，少帅并不感到意外。他清楚地了解，这是奉系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当时，奉军也同其他军阀一样，派系丛生，山头林立。占主导地位的是随同张作霖接受招安而来的“元老派”，都是绿林出身、略识之无的“大老粗”。他们之间有的成为儿女亲家，有的结拜为“把兄弟”。为了扩充实力，后来，他们又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称作“士官派”，首领是杨宇霆，表面上依附于“元老派”，实际上，他们已经逐渐地掌握了实权。再就是“讲武堂派”，包括陆军大学和讲武堂出身的将领。他们以富国强兵、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为旨归，是颇具爱国思想与进步倾向的少壮派。虽为后起之秀，但奉军的精锐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讲武堂派”的精神领袖是少帅张学良；而郭松龄，由于与少帅谊兼师友，受到高度信任、特殊倚重，因而成了这一派的实际掌门人。鉴于迂腐守旧的“元老派”与“士官派”沆瀣一气，攘权称霸，排斥异己，深受国内外革命潮流之剧烈冲激的郭松龄及其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夫人韩淑秀，遂暗暗地积蓄实力，伺机崛起，使双方矛盾日益加深，渐成无可挽回、一触即发之势。

对于张作霖多次发兵入关，争夺地盘，屡起战衅，郭松龄始终持反对态度。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吃了败仗，郭松龄上书老帅，苦劝“罢兵息争，保境安民”，老帅却置之不理。第二次直奉战争取得了胜利，就中以张学良、郭松龄麾下的第三军团出力最大。他们担负山海关一线主攻任务，击败五万直军主力，吴佩孚从海上逃命。从此，张、郭声威大震。事过六十多年，张学良仍然念念不忘：“这次胜利之后，我升上来了。但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在支持着我。”可是，老帅在论功行赏时，却独不及郭松龄。到了1925年，杨宇霆又竭力怂恿张作霖发动第三次战役，进关攻打冯玉样。郭松龄闻讯后，愤慨地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他在江苏弄砸了，断送了东北军三个师，败退回来还包围老帅，再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

为此，郭松龄以养病和观察军事为由，偕同夫人暂避日本。在那里，听说张作霖派人正与日方商谈购置军火，以进攻国民军，他当即表态：“我是国家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郭松龄回国后，就在天津秘密策划反奉，并发电要求张作霖下野，请张学良接管大权；随后，将所辖的七万官兵改编为四个军，克日挥师北上。对于停止内战，反对进攻国民军，少帅是认同的，觉得合情合理，至公至正；但是，事情竟闹到这种地步——要“儿子出面打老子”，推出他来扛“反奉”的大旗，那就无法接受了。

尴尬局面之二：

面对郭松龄的突然起兵，张作霖乱了阵脚，环顾北大营，将在哪里，兵在何处？一时竟没有着落。“完了！完了！”六神无主的张作霖，这两天就像吞下了炸药似的，怒气一触即发，出出进进，不住声地破口大骂“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

这个鳖羔子，和郭鬼子穿一条裤子，六子——鬼子，鬼子——六子，一个鼻孔出气，他除了老婆没让郭鬼子睡以外，吃一个水果都得分人家一半。

小六子上了郭鬼子的贼船，坏了大事，郭鬼子叫他当李世民，还要什么“清君侧”！

骂了一通之后，张作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补上这样一句：“咳！我与张学良，真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

这一切，都使身为老帅副手的张学良饱受心灵之苦，感到万分难堪。

郭松龄字茂宸，1882年出生于沈阳，北京陆军大学毕业之后，投到“东北王”张作霖的标下，担任陆军讲武学堂教官，后来升任步兵第八旅旅长、第三军副军长。由于他人高马大，长得有点像白俄军官，又爱穿粗布野战军服，因而获得一个“郭鬼子”的绰号。至于说到张学良与他“穿一条裤子”，固属挖苦之词，但也不能说全属子虚乌有。少帅自己也不讳言：“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有人甚至认为，郭松龄是少帅的灵魂。早在讲武堂就读期间，张学良就对郭松龄的强烈的爱国思想，高超的军事素养，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十分钦佩，仰慕他的深湛的学养和脱俗的人品。而在郭松龄心目中，张学良则是一个颇具正义感的有为青年，很有培养前途，日后可望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因而经常有意识地向他灌输“强兵救国”、“抵御外侮”的进步思想。

就这样，两人惺惺相惜，以知己相托，在师生情谊之上，又建立了相互信任、相互提携的深厚友情。在之后处理军务、训练新军的工作中，他们一直配合默契，情同手足。两人同睡一张炕，同在一间房里办公，相知相谅，如鱼得水。张学良虽为军团之长，而“该军一切用人、行政和作战计划与战术战略、训练官兵及调动一切事宜，均揽在郭松龄一人之手，张学良概不过问”。换来的是，郭松龄“朝作夜息，事必躬亲，补缺额、汰老弱、勤劳作、严纪律、精器械、足粮秣，将畏其威，士怀其恩。久之，士饱马腾，遂成劲旅”。一方面是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一方面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竭忠尽智，大展才华。

想起这些前尘往事，少帅更是备感伤情，中心如焚。

尴尬局面之三：

为了同郭松龄议和，张学良正在向前线进发途中。突然，一封发自奉天的奇怪电报传到手里。上款是“张汉卿先生阁下”，而发电人竟是他的父亲张作霖。电文说，你现在那个军队，叫我即日下野，公举你为东三省总司令，那就请你快来接事吧！几句话像当头闷棍一般，打得张学良的脑袋轰然作响，几乎失去了知觉。事后，他说：

当时要多难过有多难过，简直是无地自容，只差没有地缝儿可钻了。若不是部下护守着，我就真的投海了。他老先生（郭松龄）啊，可把我整稀了！

尴尬局面之四：

老帅下令，让张学良挂帅去讨伐郭松龄。看来，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处理事情还惯用“绿林方式”，最后亮出了这个撒手锏，也可以说使出一个毒招儿：你小六子不是和郭鬼子“穿连裆裤”、情同手足吗？那好，干脆就叫你去带兵讨伐郭鬼子，看你怎么下手。当然，这一决策还有更深层的考虑，它的“神奇效应”在尔后的作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谁说张作霖是个“粗人”啊？

如果说，前面几件事只是使他愧怍，使他难堪，那么，这最后的尴尬可就动了真格的，他被牢牢地置于彷徨无计、左右为难的困境，逼使他作出痛苦的抉择。对张学良来说，如果践行了恩师“大义灭亲”的主张，通过武力，取父位而代之，就必然遭到“千秋忤逆”的骂名；反过来，如果执行父帅的命令，前去讨伐“倒戈”的郭军，又有悖于公理与良知，完全抹杀了正义与非正义的是非界限，同样陷自己于不义。换句话说，这一仗无论为胜为负，谁胜谁负，都只能是一个尴尬而难堪的结局。

在这两难处境中，张学良陷入了极端苦痛之中。他失眠了，脑袋痛得像要炸开。

“无情未必真豪杰”。可是，感情过于浓重，又会使豪杰难于自处。在你死我活、残酷无情的血火交迸中，深于情者，几乎都没有好的归宿，为此，引发了诗人“英雄无奈是多情”的感叹。庄子有“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的生存体验，看来，豪杰行事，也要“处乎情与不情之间”了。

劝和

绞尽脑汁，最后，张学良终于谋划出一个在父帅与恩师之间都能交代过去的“两全之策”——劝和息兵。他自信，以他们二人之深厚情谊与知己至诚，不愁郭松龄不听从劝阻、罢兵言和。这样，他又稍稍感到了一点轻松，一丝宽慰。

于是，来到老帅面前，先是叩头请罪，接着就谈出了自己的“劝和”想法，这在张作霖来说，自是求之不得的。他也做出一种姿态，为了除掉郭军反奉的部分口实，示意杨宇霆主动辞职。杨氏心领神会，当晚即悄悄溜走，去了大连。动身之前，张学良再次向父帅泣拜，表示“如不能制止郭军倒戈，宁死不归”。然后，就带上秘书、参谋和日本顾问等一干人，由奉天乘火车向前线进发。

当少帅的专车临近山海关时，得知前面的路段已遭到破坏，便退转到葫芦岛，连夜乘“镇海”号兵舰前往秦皇岛，以便与郭松龄及早会面。此时，张学良还充满着自信，心想：只要我们俩一谈，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不需要动武，东北军内部从来没有打过仗。《诗经·小雅》里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枪口还是应该一致对外啊！

但事态的发展，并不像他设想的那么简单。郭松龄当时仍在滦州，以“军务缠身”为托辞，回避同少帅的代表见面。这样，少帅就打算亲自赶赴滦州，谋求一见，但遭到部下的一致反对，认为，那样肯定会被扣下，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最后商量的对策，是由少帅致信郭氏，邀他上船一叙。

少帅在信中写道：“这种内战一旦发生，后患无穷，又可能引起日本军队干涉中国内部争端，负有丧权辱国的历史罪孽，应三思而行。因此，请茂宸军长亲自到兵舰上来一趟，我们两人慎重研究解决问题。”郭松龄看完信后，对来人说：“军事时期，我不想见他；待打完仗回天津后，我们再见面交谈。”“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完全符合郭松龄的个性。既然他拒绝见面，那就等于关闭了和谈的大门。——郭松龄的顾虑是，唯恐知己相见，动摇了他的反奉决心。

这使张学良十分失望。满腹衷肠无由倾诉，感到痛苦不堪，他久久地凝视着窗外，默默不发一语。见此情景，他的日本顾问便又给郭松龄的随身医生、日本人守田打通了电话，要求他再次劝说郭氏，无论如何也要与张学良见上一面。郭松龄听过守田医生的劝告，决绝地说：“我要说的话，在宣言中都作了充分阐述，再没有见面的必要了，就是说，已经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改变主意的余地了。”

终竟由于两人关系实在太深了，而且事关重大，少帅绝不甘心接受师生反目、同室操戈的结局，于是，下决心再做最后努力。他用铅笔给郭松龄写了一个便函，先向老师问候病情；然后写下令人肠断神伤的词句：战局一开，断无完卵，“倘吾沦为天涯孤客，必无后会之期”；末尾郑重写上：“向夫人致敬。”

郭松龄披览一过，默默地把信递给夫人，说：“信上也提到你。”尔后，闭目良久，悄然滴下了泪水，颇有伤情之恸。守田医生见此情景，趁便劝说郭氏应慎重考虑起兵一事。郭彻夜未眠，次日凌晨对守田说：“起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已不能终止。我已经四十二岁，这样的病体，也许活不了多久了。”

尽管拒绝见面，但郭松龄夫妇对少帅仍是一往情深；对于他拘守愚忠愚孝，“义不背父”，深感遗憾与失望。在阵前，韩淑秀声泪俱下，当众宣读了郭松龄与张学良的往来信函：

松龄此次举动，纯为消除乱源，拥我公为首领，改良东北政治，不事内争，休养人民。所发命令，均署我公之名，使部下不忘我公也。……松龄自受知遇，以至今日，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龄一身所有，皆公之赐，故夙夜策励，欲有所建立，以报大德。……凡所希之功名，皆为公而求，所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自矢此身早为公有，区区之心天日可鉴。现在已知不能回奉，故拼将此身，仍以效忠于公为职志。已约束部下，分途前进，以“清君侧”而驱群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如蒙鉴谅，即请暂移租界，稍待数日。如以为不可，即请指示善后办法。

信中，郭松龄表达了对少帅的忠悃之诚。暗示少帅无须亲自出马，只是借助一下名义；稍待数日，即可结束战事，大功告成。

张学良在回电中加以婉拒，备述其艰难处境，希望得到郭氏理解：

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

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

对此，郭松龄颇不以为然，于是，以万分恳切的心情，再次致函，晓以大义，劝他切不可盲从“老子”。“若徒以服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委亲于自危”。信的结尾写道：

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杰；愿公为平民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痛，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徼天之福，大事定后，仍请我公回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以没世。倘因病弱不能以苦力自食，亦唯有伏剑自裁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掬诚奉告。

在疏通无计、劝和无效的情势下，摆在张学良面前的，唯有率兵抵抗之一途，再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这样，一场让两个主角都身受其害——郭氏招致灭顶之灾，少帅终生感到无比痛心——的内部拼争，到底还是交火了。

对阵

这是一场奇绝今古、中外罕见的战事。对阵双方的统帅由同一人担任，张学良既是攻方郭军的最高司令官，又是守方奉军的统一指挥员。一身而兼二任，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既不像神话中的孙悟空那样，一眨眼工夫就克隆出另一个美猴王，也不同于李逵和李鬼，一真一假，混淆难辨。这并非虚构，而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的山海关外的确凿无误的现实。其奇崛诡异之处，莫要说在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中找不到恰切的诠释；即使起克劳塞维茨于地下，这位曾以《战争论》驰名世界的现代军事理论家，也照样莫名所以。

且说，倒戈反奉的郭军在主帅张学良、副帅郭松龄的名下，浩浩荡荡地向关外进发。不，开始时应该说是“鸦默雀静”地穿行，只是由于“策反”未成导致军情泄露，才不得不索性公开化了。这种临时变轨，最是兵家的大忌；只是由于彼此强弱悬殊，对攻方暂未造成更大的影响。当时奉军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掌握在郭松龄手中，包括六个步兵师、两个炮兵旅、一个骑兵旅以及辎重工兵等，总数在五万人以上，并且拥有野战炮二百四十门、迫击炮一百五十门、重机枪一百五十挺；而兵力空虚的守方，由于仓促迎战，未能形成防守合力，连招架之功也没有，致使连山一役遭到惨败。

本来，在防守的同时，奉军还是有机会、有能力阻击的。当总指挥官张学良在葫芦岛“镇海”舰上，从望远镜中发现郭军部队联翩北上时，舰上的炮长请示：“兵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击中目标，是否可以开炮？”张学良摇了摇手，断然地说：“不，不能开炮，那都是我的部下。”是呀，辛苦经营多年的子弟兵，怎能忍心自相残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成为炮灰呢！

第二仗的主战场在锦州。张学良集结残部，正面迎战郭军，战果也并不理想。只是靠着炸断大凌河铁桥，暂时阻遏了对方的强大攻势。照这样打下去，奉天易手，已成必然。可是，世事茫茫难料，人生前路多歧。到了第三仗，打到巨流河时，形势竟陡然逆转，郭松龄功败垂成，彻底走了“麦城”，新民的白旗堡成了他的“滑铁卢”。

恩格斯于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曾有过这样的论断：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巨流河之战，以至整个郭军倒戈反奉的成败，同样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的结果。当然，它们的作用并非等同，而是有大有小，有主有从。在众多的合力中，张学良占据主导地位。郭松龄之所以成了“气候”，由一个普通的赳赳武夫、一介教官，青云直上，而旅长，而师长，而副军团长，统东北半壁之精锐，成万众影随之雄豪，除了个人的才智外，主要是依靠少帅的信任、提携。包括这次挥师出关，之所以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端赖于运用少帅的影响，打着少帅的旗号，否则是很难奏效的。

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问题在于，张学良是个有血有肉有头脑有智慧的活人，他能够为你所用，当然再理想不过了；如果只是一厢情愿，也就是说，他不听从调遣，而是来个“倒戈的倒戈”，又将如何？从郭松龄角度看，上上策是能够像他信中所要求的：少帅“暂移租界，稍待数日”；起码是，虚应故事，装聋作哑，作壁上观。说明白了就是，只打你的旗号，无须你本人出面。因为他很了解张学良的为人，知道他不大可能甘冒“忤逆”的罪名，公开扯起大旗，背父自立。而下下策，也是郭氏所最怕的，是由少帅出任奉军统帅，挥师抵抗。这样，郭军的旗号打不出去，下面的仗也就没法打了。

而现实情况正是如此。与郭军进行正面抵抗的，恰恰是少帅本人及其统率的军队。这样一来，真相便随之洞穿，郭松龄就变得师出无名了。特别是，少帅平日驭下有恩，深受三军将士的爱戴。郭松龄手下的兵愈逼近老家，便愈觉得自己的行为不符合伦理道德中的“忠义”二字。因此，当张学良在两军对阵的前线喊话时，才会产生超出预期的强烈效果：郭军中团职以上军官，几乎个个都通过军用电话与张学良互通款曲；而士兵厌战情绪更是与日俱增，军心涣散得不可收拾，到处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吃张家，穿张家，跟着冤家打张家——图希个啥？”

看来，楚霸王四面楚歌、兵败垓下的命运，很快就会降临到郭松龄的头上。多年以后，当张学良追叙这段往事时，还慨乎言之：

郭松龄夫妇当时犯了两个错误：他们一看我带着奉军讨伐他，已经站到了他们的对面，再保留我这个“名义总司令”没意义了，只好自己出任总司令。——这当然是出于不得已。第二个失算是，不该把我们两人的通信说给部下听。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完全是出于至情，说明我们之间关系如何好，感情如何深，他这一仗如何迫不得已；可是，他们哪里想到，这么一公开，一切真相都大白了，那些旅长、团长洞察了我的真实态度，知道我并不支持他们这么干，那也就不会再接受他的命令了，很多人也就不会再打了。

关于巨流河之战，张学良将军也有一段回忆：

在巨流河布阵与郭军决战，好似命中注定。巨流河一带地形我熟悉，以前在讲武堂时，我与郭松龄就在这里演习过。那时，我是他的学生，演习时打过一回仗，演练过攻防战。这回我们又聚在了一起。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这次不是演习了，是真打。你曾是我的教官，现在我们看一看，是老师行，还是学生行。

由于张学良深知郭松龄的脾性，也熟谙他的战术，这次两军对阵，彻底挑了郭松龄的“软肋”。张学良晓得，“郭茂宸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一定哪硬往哪打，我们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就可取得胜利”。果然不出所料，当发动全线进攻时，郭军主力全部用到正面进攻上了。他没有想到，张学良在军事作战中能够洞悉他的一切，狠狠地攻击着他的侧翼…弱点。

在正常情况下，学生能够如此颖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应该感到欣慰；但是，此刻面对的迎战之敌，竟是自己的“高才生”，却只能自认晦气，真是“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而在张学良看来，这次胜利，带给他的绝无点滴快意，只有彻底的绝望、透骨的悲哀。从此，他将失去一位最崇敬的老师、最忠诚的伙伴、最知心的朋友。

郭军的功败垂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人的介入。据美籍华裔学者、张学良研究专家唐德刚教授分析：

那时唯一能左右郭张内战的是日本的“关东驻屯军”。日本人本不喜欢奉张父子，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人更怕带有共产党色彩的郭氏国民军进入满洲，终于决定不让郭军穿过南满路，并将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移入沈阳。这一来，奉天便成为铜墙铁壁。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日本人曾以调停人的身份，出面斡旋。不满于日本人语带威胁的霸道，郭松龄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这是中国内政”，“我不懂什么是日本人的特殊权利！”而情急之下，张作霖却口头上与日方缔结了密约，以承认日本在我东北有“土地商租和杂居权”等作为关东军出兵的条件。这样一来，在郭军乘胜东下时，日本关东军不仅不允许其靠近南满铁路沿线，并以大批兵力切断郭军后方，焚烧弹药库，还出动飞机配合轰炸，给予郭军以沉重打击。奉军方面，则得以有足够时间，调集黑、吉两省的大量骑兵，前来救援。

从内因来说，除了张学良提出的两个方面，郭松龄在战略抉择、战斗指挥上也颇多可议之处。唐德刚教授说：

郭氏如早怀异志，欲成大事，则应效他的小东人（指张学良）搞西安事变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统帅，然后以三两天工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办法。舍此不图而称兵犯上，一经胶着，旷日持久，则叛军就要作鸟兽散了。——这就是郭松龄原本克榆关、取锦州，势如破竹，然终于12月24日兵败巨流河，单骑走麦城，而夫妻双双被擒伏诛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笔至此，有余慨焉！

尾声

说到郭松龄、韩淑秀夫妇的牺牲，确是很悲壮、很惨烈的。

他们见大势已去，决定取道营口，返回关内。本来，军中有能够追赶火车的快马，郭松龄可以控鞍脱险，但他念及夫人韩淑秀不会骑马，于是，改乘一辆农家的马车。这样一来，没有逃出多远，便陷入了奉军的…网罗。

对于郭松龄，韩淑秀不仅是红尘知己、穷途伴侣，当日还曾有活命之恩。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郭松龄参与了组织工作。韩淑秀当时以小学教员身份做掩护，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成为一个据点。她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人格与才干，由相识、相知而心生爱慕。不久，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遭到逮捕，并被宣判死刑，韩淑秀四出活动，拼力营救。1912年12月25日，郭松龄等被押解到奉天城的大西门外，马上就要行刑了，韩淑秀风风火火地闯进法场，手擎一份当天的《盛京时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原来，报纸上登出了宣统帝《退位诏书》。这样，在千钧一发之际，由于政局骤变，郭松龄等人的生命得以挽救；而郭、韩二人则在生死关头，收获了爱情，结成为伴侣。

现在，这对患难夫妻再一次经历着“生死劫”，逃奔在坎坷不平的乡村土路上。黑龙江骑兵队在后面尾追不舍，当天就把他们抓获了。消息立刻报告给张氏父子。张学良在前线司令部收到电报后，立刻命令秘书处长草拟电稿，叫把郭氏夫妇押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处长问：“你把他们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岂料，电报没有送达，那边已经传过来信息，郭氏夫妇双双遇害了。张学良连连跺脚，叹了口气，连声说：“完了！完了！”紧接着，又传过来两人尸体的照片，张学良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字，不忍目睹其…惨状。

郭松龄被俘后，曾想到要给张学良写一封告别信。可是，刚刚开了个头，说明“私产无多，除酌留一部分赡养年老父母外，其余部分全数捐充教育、慈善事业费用”，后面就再也写不下去了，瞑目良久，掷笔而罢。下文，他究竟想说些什么呢？遗憾？怅惘？悲愤？怀念？一切一切，都不得而知了。

张作霖听说郭松龄夫妇已经被俘，自是十分快慰，当即下令将他们押回奉天，他要亲自进行审讯；而与郭松龄结怨甚深的杨宇霆，生怕夜长梦多发生变化，竟矫命把他们就地枪决。12月25日那天，囚车开进了辽河滩，押解人员喊道：“郭军长，请下车吧！到地方了。”郭松龄和韩淑秀知道下一步的结局，他们手拉着手，从容下车，相互爱怜地深情对望，露出不屈的神色。

同是这一天，十三年前，韩淑秀从法场上夺回了她所敬爱的情人的生命，陪伴他轰轰烈烈地走了一程；现在，她以自己的生命陪伴敬爱的丈夫走上了又一个法场，从此将永不分手，相伴到永恒。

临刑前，郭松龄慷慨陈辞：“我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来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韩淑秀从容地接上说：“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死而无憾。”她告诉行刑者：“先向我开枪，让军长看着我走，好放心。”这样，韩淑秀、郭松龄相继饮弹而死。妻子时年三十四岁，丈夫四十二岁。

由于杨宇霆的插手，使郭氏夫妇的生命彻底失去了挽救的可能。对此，少帅一直耿耿于怀。其实，除非在他们被俘当时，就地放走；否则，即使被押解到大帅府，老帅也决不会饶恕他们，在百般折磨之后，最后还是难免一死。在客观上，这倒使少帅免除了再一次的、更大的难堪与…尴尬。

下列情景完全可能发生：在余愤未平的情势下，老帅会再次采取“绿林方式”，狠“将”少帅一“军”：你小六子不是和郭鬼子穿一条裤子吗？那好，我“成全”你郭鬼子，干脆就叫小六子送你到西天好了。倘若这种局面出现，少帅又将如何措置呢？当众放了，根本没有可能，他们逃不出老帅这混世魔王的手心；开枪吧，又怎能下得手呢？最后的结局，也许是玉石俱焚……幸好这都是不着边际的设想。

戏到这里也就收场了。

八十余年过去，天上白云苍狗，人间陵谷变迁。当年“舞台”上的三个主角、两个配角，一个个都已相继退场。看来，历史老仙翁的宝葫芦，确实不是吃素的，“嗖嗖嗖”地，不住地往里吸人。

如同大家所知道的，在讨郭战事中，张作霖对日本人做出了许多承诺，可是，事后他又变了卦、赖了账，结果，两年半过去，就被关东军炸死了。而杨宇霆，作为最大的赢家，自以为得计，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他万没有想到，少帅执政之后，首先就拿他开了刀。少帅后来有个说法：“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杀杨宇霆，杀杨宇霆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可以这样说，杨宇霆是死在郭松龄的手里，死在郭松龄事件上。”

对于郭松龄，张学良始终念念不忘，在许多场合都曾说起他，其感情之真挚、心情之沉重，令人为之动容。事过一年，张学良在复饶汉祥的信中，以哀惋的心情说：“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冬举事卤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痛至曷极！”

东北沦陷五十周年之际，张学良怀着无限感慨的心情追念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人也许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倒戈一举，不仅丧失了这位出色的爱国将领；而且使奉军遭致严重挫伤。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有悖于郭松龄反奉的初衷，这也是当时他所不曾料到的。

我们谁也不能预卜未来，只能当“事后诸葛亮”。假设郭松龄能够暂忍须臾，静候其变，等到少帅主政东北，那时他们并肩携手，实施“改造东三省”的规划，那么，白山黑水间的膏腴之地，定会辟出一片新天，建设新东北的史册上也将涂写浓重的一笔。然而，历史老人却在关键时刻搬了一个道岔儿，结果，时代列车碾出了沉痛而悲凉的辙迹。

记忆与时间等长。一幕曲终人散的悲剧，使人心潮涌浪，久久不能去怀。在郭氏夫妇的家乡沈阳，在他们起事的沈山沿线，在整个辽沈大地，八十年来，人们一直在言说着这场充满传奇色彩的战事，忆念着郭松龄夫妇与张学良将军。

第五章　只有为了爱

“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

——赵一荻

紧握着她的手

写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自然离不开爱情这个主题。说到张赵恋情，正在写作《西方爱情诗话》的文友W君说：“记得你在一篇文章里讲，百岁高龄的张学良对赵一荻的去世，抱有难以言喻的哀痛。妻子弥留之际，张学良一直紧握着她的右手，直到停止呼吸了，他还抓着渐渐冰凉而又僵硬的手不放，足足有两个小时。他坐在轮椅上，默然无语，泪水缓缓地流了下来。这里得蕴涵着多少深情，多少爱意啊！”说着，W君激动地朗诵起英国女诗人乔金娜·罗赛蒂的名诗《想念》：

请想念我吧，当我已经不在——

不在这里，在远方，寂静的田园。

当你已不能握住了我的手腕，

握住了我的手，我欲去又徘徊。

……

如果原先属于我的思忆，被黑暗和腐蚀留下一丝痕迹——

那么，宁愿你忘怀了而欢笑，不要，不要你记住了而哀悼。

“‘当我已经不在’，‘握住了我的手，我欲去又徘徊’，缠绵缱绻，无语凝噎，写尽了相爱者的深情款曲。”我说。

W君说：“张学良曾经说过，他这一生欠赵四小姐的太多。他的抓住不放，完全发自肺腑深情，这里面有追忆，有依恋，有感激，更有…报答。”

“是的。”我说，“赵四小姐从十六岁开始，就舍弃了一切，而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她心爱的人。可说她是为张学良而生，为张学良而活，为张学良而死的，她的存在似乎只是为着与他相依相伴；直到生命之花渐形枯萎，终于抵挡不住癌细胞的侵袭，油尽灯残，黯然辞世。”

W君说：“一个成功的男人，需要一个温柔的女性在身后予以强力的支持。厮杀累了，可以帮助舒缓疲惫的心灵；受到创伤，能够抚平疼痛的疮口。成功的男人需要女人，是为了活得更好；失败的男人需要女人，则是为了活下去。这已经成为生活中的铁律。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历史虽然由壮士写成，其代价，却由无数母亲和妻子承担。’”

“你讲得很好！这‘代价’二字，正是我想要写的——赵一荻‘过五关’。”我说。

只是为了爱，也只有为了爱，当赵四小姐告别津门，快步跨出山海关之际，前面等候着她的，便是接连不断的雄关险隘。

亲情关

张学良与赵一荻的相识，有如歌德与情人丽莉的邂逅，都是在舞会上。

1926年7月，少帅在津门驻防。那天，他应邀参加怡和洋行蔡老板的家庭舞会，与一荻小姐首次见面。一个是“年少万兜鍪”，风流倜傥；一个是“清水出芙蓉”，豆蔻年华。四目对视，相互传情，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其实，少帅同她的两位哥哥早已在游乐场中相识，甚至连她的父亲也打过交道，因为他曾担任过东三省外交顾问；只是，没有把兄妹、父女关系联结在一起。这次他才晓得，这位姿容绝代的妙龄少女，原来是北洋政府交通次长赵庆华的小女儿，1912年出生于香港，少年时代在天津度过，当时正就读于以接纳社会名流女公子闻名遐迩的中西女子学校。

翌年7月，他们又在北戴河海滨不期而遇。异地重逢，自是欢喜逾常，游泳、远足、听歌、看戏；回到天津之后，两人更是经常出入于舞场和高尔夫球场，少帅也就成了赵家的常客。

1928年夏天，少帅返回奉天，一度患病住院，电邀赵四小姐北上，说是可以就读东北大学。其时，四小姐的父亲已经为她订了亲，算是名花有主；但她出于对少帅的关心与倾慕，也热衷于上学深造，便束装就道，前往沈阳。她绝没有料到，此地一别，从此竟断了归路。

这个期间，赵家变生不测，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兄弟之间陡起阋墙之争，牵连到四小姐的母亲，结果，异母长兄向父亲告状，说是四妹私奔了；随之，惯常拨弄是非的坊间小报，对这起“绯闻”更是大肆渲染，竟闹得沸反盈天。身为政府要员、一向“爱惜羽毛”的赵庆华，怎受得了如此难堪的悔辱！一怒之下，便在《大公报》上刊出醒目的启事，略谓：小女淫奔，按家祠族规，应“消除其名”、“嗣后因此发生任何情事，概不负责”，实质上就是断绝了父女关系。这样一来，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女，就被生生地逐出家门，甚至无路可走了。

至于赵老先生《启事》背后是否还有什么“深心”，论者说法不一。有的猜测，其意为“一箭双雕”，一则可以平衡、止息家室间的矛盾；二则也算是对于亲家的一个“无颜面对”的痛苦交代。这无疑都说到了点子上。还有一种说法，赵父采取了以退为进的“倒逼”策略——由于他对风流少帅的个性比较了解，为了防止出现“始乱终弃”的悲剧恶果，如此铺排，就逼着少帅只有接纳一途，不容轻易悔弃，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吧。少帅的副官陈大章就持这一观点：“依我看来，这是赵庆华为使女儿同张学良结为伴侣所采取的一种手段。”

那么，张学良本人是怎么说的呢？

我跟太太认识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后来，我生病了，她到奉天来看我。她临走时，跟她爸爸说了，说要到奉天看我，她爸爸当时也没吱声。她就拎着个包来到奉天。她哥哥就借机说她跑到奉天去了，老爷子就不高兴了。后来，老爷子登了报，把她赶出了祠堂，这样她就回不去了。怎么办？弄拙成巧了，本来，她跟别人已经订婚了。所以，我说，天下事情就是这样。姻缘之事，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

不管怎么判断，反正是赵老先生同女儿断绝了一切往来，并引咎挂冠归隐，直到1952年病逝，也不肯原谅这个他最钟爱的小女儿。不过，赵四小姐后来听说，父亲弥留之际，曾经把一双象牙筷子交给女佣刘妈，嘱托她日后设法交给女儿，并且说：“她一看就明白了。”如果说，前者是女儿心中的永远之殇；那么，后者就是老父心中的迟回之爱。

爱是不能忘记的。作为女儿，赵四小姐失亲的心痛，尚未完全平复；十二年之后，作为母亲，她又遭遇了别子的伤怀。当时她在香港，突然接到日夜思念着的监禁中的少帅的来信，说：奉化溪口一别，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此后辗转于安徽、湖南、贵州等地。大姐凤至身染乳疾已过两年，近日有转重之势。经向蒋夫人写信求情，蒋先生准予她去美国就医，近日即将起程。因而恳切希望小妹能够惠然前来。信的最后说，小妹如果肯来，务请不要将孩子带到这蛮荒瘴疠之地，况且上峰也不能允许。最好是送往美国友人伊雅格处，既可接受抚养，又能方便就学。

这样，赵四小姐便又再次陷入层层心理矛盾与痛苦的抉择。听说妈妈要走，独生子号啕哭叫，紧紧抱住妈妈的大腿，不肯放开；赵四小姐早已哭得泪眼婆娑，心痛如捣，最后还是毅然决定只身前往。她将未满十岁的唯一爱子，匆匆托付给美国友人之后，便星夜赶赴贵州修文县阳明洞。为了照料说不出名分的至爱，她宁可忍痛割爱，抛离幼子，宁可放弃舒适、安定、优越的都市生活，而自投囚笼，赴汤蹈火。你可以说，她并非合格的母亲，却不能不承认，她是世间绝对顶尖级的理想情人。

屈辱关

如果把上述父女间、母子间的感情纠结，看做是“亲情关”；那么，接下来的便是“屈辱关”。

不管无义的兄长、绝情的父亲出于何种用心，将她拒之于赵家门外，不管好事之徒如何飞短流长，造作事端，最终所造成的痛苦而沉重的负担，斤两不少地全都落在了四小姐纤柔稚弱的身躯上；即便是钟情于她、痴恋着她的少帅，也一点帮不上忙。

除了已经惯于承受社会上的污言秽语，赵四小姐还做好了心理准备，面对少帅元配夫人的冷眼霜颜。不过，凤至大姐并没有当面责难她，只是质问丈夫：赵四进门，身份如何定位？少帅回答，名义是给他当秘书。于夫人表示强烈反对。少帅一气之下，顺手拔出手枪来，于凤至哪会吃他这一套？当即厉声斥责：“你敢？我给你生儿育女，把孩子哺育成人，现在你觉得没用了。那好，你就打死我吧！”少帅赶忙服软、道歉，说：“我哪里是想伤害你。考虑到已经答应了赵四，堂堂的司令官说话不算数，你又不依不饶，逼得我实在没有活路，只有开枪自决。”

于凤至原本是最为体贴丈夫，而且胸襟豁达的；现在，她觉得这个现实实在难以接受。即便是男人娶上三妻四妾，对外也好说；唯独这种“淫奔”、“苟合”，令人无法面对，认为是有辱张家门庭，败坏了帅府家风。最后，她断然说：“你也不要逼我。反正我也没有亲人了，咱们一刀两断，干脆分开。女儿归我，儿子归你，北陵房子给我。”她的本意，是高设门槛，悬置障碍，让赵四知难而退，就是说，斩断他们的情缘；无奈，赵四无比顽强，为了她的所爱，表示就是低头下跪也甘愿承受。事实上，她也真的无路可走了；再逼，就只有死路一条。经过少帅说明缘由，反复劝慰，深明大义的凤至“大姐”最终还是退了一步，对少帅讲：可以容忍下来，但须约法三章：一是永远不许用夫人名义；二是对外称你的秘书；三是对内为侍从小姐。少帅全部应承。赵四小姐更是一一接受。私下里，少帅说：“小妹，我让你牺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女人的心是相通的。四小姐这种宁可牺牲一切也要坚持炽烈的爱的精神，也着实令凤至“大姐”感动。当即决定：将位于帅府东墙外的那栋二层小楼买下来，让赵四居住。这样，既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起到约束作用，又没有违反不让赵四进入帅府的规定。装修完毕之后，她亲自前往北陵别墅，将赵四小姐母子接了过来。二人以姊妹相称，后来倒也处得十分融洽。

但是，对于赵四小姐来说，不过是爬了个小山坡，实际的崇山峻岭还在后面。就是说，屈辱这一关并没有真正过去，更为难堪的事正在等着她。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仅张学良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而且祸及妻孥，连累了赵四小姐，使她再次在国人面前，“臭名远扬”，丢尽了脸面。这是由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马君武的两首诗所引起的。

诗名《哀沈阳》，刊载于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诗一开头就说“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后面又说“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诗的矛头是对准张学良的，而作为“红颜祸水”的领头羊，赵四则首当其冲。这样，不仅张学良的“不抵抗”的恶名传播得更远，进而博得一顶“风流将军”的帽子；还连累了赵四和其他两位女性——朱五和胡蝶，也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

事实上，据当事者何世礼的回忆：九一八之夜，“竞传汉公与胡蝶共舞，确属诬捏之词。盖当夜乃为辽西水灾筹款演戏，汉公亲临鼓动捐款，并邀先父母做客，且请英大使作陪，均同坐一包厢，世礼则随侍左右。”至于那三位女性，则属“误中副车”，“殃及池鱼”。胡蝶翌日即登报辟谣，说“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事后还说，她与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

赵一荻的屈辱并未到此终结，仍有下文。少帅被拘押后，1937年9月，当赵四小姐陪同少帅四弟张学思等前往奉化探视时，蒋夫人宋美龄竟然明令阻止，包括以后转徙各地，都不许她随行，“觉得像个姨太太似的”。这对她的刺激无疑是很大的，万般无奈，只好领着孩子，黯然返回香港。既不能与少帅长相团聚，又无法回到父母身旁，她觉得特别孤单，极为沮丧。

拘禁台湾期间，她和少帅一同信仰基督教，但她在教堂做礼拜时，总是踽踽独行，从来没有与少帅同出同进过，原因是身份不明，不为教规所允许。这种尴尬的处境，一直持续到1964年7月4日与少帅正式结婚并受洗。

赵四小姐伴随张学良七十二载，以正式结婚为分界线，前后各为三十六年。前三十六年间，像这类受屈忍辱的情景，简直多到难以数计，然而她全都“安然”地暗暗地忍受了。

此无他，只是为了爱。

病苦关

不止此也，在她的有生之年，还有第三关、第四关、第五关——要拼，要闯，要挨。

自从她只身到了贵州那天起，她就开始过“苦累关”。上世纪40年代的贵州山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蛮烟夹杂着瘴雨。即便是普通人，生活之艰难也可想而知；何况少帅是在监禁之中！

少帅五十四载的铁窗生涯，四小姐作为不是囚犯的“囚犯”，整整作陪了半个世纪，期间经历了由龙岗山阳明洞、黔灵山麒麟洞到开阳刘育乡、桐梓的天门洞，长达七八年的贵州全程，尔后，又转经重庆，到达台湾。可以说，自从结识了这位“风流将军”，她就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借用两句宋诗来形容：“年年不带看花眼，不在愁中即病中。”

少帅与赵四住过的麒麟洞，我曾去看过。三间矮房，开间很小，少帅住在左边，四小姐和女佣住右边那间，中间供烧饭与进餐用。窗子外面，就是南山，四周满布着铁丝网，当时山上架有三挺机枪，驻扎了三个连的士兵，大门旁边架有三部电话，还有电台。昼夜都有便衣特务环伺着。而在刘育乡，军统对少帅的监视就更严紧了，便衣特务像尾巴一样，形影不离。少帅只能在划定的范围内散步，心情十分苦闷。百无聊赖之时，就在门口的青冈树下坐坐，云天眺望，一语不发。而桐梓的天门洞，简直就是个小集中营，少帅与赵四住的地方，不仅四周圈着铁丝网，沿着住地的山坡上还挖了战壕，修了碉堡，架着机关枪。

四小姐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过活的。除了条件艰苦，最难堪忍受的，还有“牢头”刘乙光夫妇的凌辱、盘查、刁难与虐待。

1946年11月，她又作为“准囚犯”，同少帅一起被押赴台湾。在新竹县井上一个人烟稀少的大山里，他们相濡以沫，一待就是十几年。她身着布衣，脚穿便鞋，几乎洗尽铅华，俨然成为最普通的家庭主妇，不但能够熟练地使用缝纫机缝制衣被，还学会饲养家禽，为少帅提供滋补身体的营养品。她终朝每日，陪侍在少帅身边。尽管相对来说，她比张学良多些自由，还可以获准到美国去探望儿孙，但也仅仅住上两三天，因为惦着少帅，总是疾去急归。即便是平日在家，一当她要出去办事，也必须把少帅寄送到亲朋故旧家中，一如外出工作的职业妇女，把孩子寄托在托儿所里。性好诙谐的老将军，总是对友人说，他经常要进“托儿所”。

那么，第四关就是“疾病关”了。赵四的身体状况，远不如张学良将军。投奔到少帅那里之后，她曾患过险些致命的红斑狼疮；还经受过骨折之痛和膀胱结石的折磨；由于长期吸烟，肺部发生癌变，动过一次大的手术，切除了半边的肺叶，之后便经常出现呼吸困难，只能靠不断地吸氧来维持。而老将军自从1997年之后，先是患老年性白内障，尔后，便罹患了老年痴呆症，严重时会丧失记忆，甚至陷入意识混乱状态，日常眠食都需妻子帮助料理，这更增加了她的负担。晚年的一荻夫人，已经被病魔折磨得浑身剧痛，真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滋味，但她说：“为了张先生，我还必须延续生命，唯恐一旦撒手红尘，自己先走了，实在放心不下他”。她还说：“看来，张先生活过百岁不成问题。可是，我死之后，又有谁能照看他呢？”

舆情关

第五关，是时论的品评、褒贬，姑名之为“舆情关”吧。“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这在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同样也贯穿于赵一荻的生前身后。

按说，像赵一荻那样以全副身心投入到爱情方面，对待所爱的人抛洒、奉献了一切，应该是无可挑剔的了。可是，在中国，古史有“《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之说。意思是，《春秋》这部史书对于贤者的要求是更为严格的。不过，清代的大名人纪晓岚却认为，对于女性应该放宽尺码，不能用士大夫的标准加以苛求，原话是：“《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无奈，世人并不听他“纪大烟袋”的，人们照样还是以“士大夫之义”“律”她这个“儿女子”。这样，说东道西、较短量长，就难免了。

大体上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与少帅正式成婚问题。于凤至回忆录中说：“赵四不顾当年的誓言，说永远感激我对她的恩德，说一辈子做汉卿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等，今天如此，我不怪她。但是，她明知这是堵塞了汉卿可以得到自由的路（指前往美国），是无可原谅的。”一些支持与同情于凤至的在美华人，大致对此持相同态度。

二是，把少帅未能回大陆的账，记在赵四小姐身上。客观地看，赵一荻小姐对于少帅回乡探亲，确是一向持反对态度，原因主要是出于维护少帅的身心健康，担心他回来探亲会感情激动，吃不好、睡不安，情绪波动过大，有害于他的身体；当然，也和她本人对于大陆感情淡漠，甚至印象欠佳，有一定关系。在美国，有的熟悉少帅夫妇的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自始至终，只要说是大陆来的，不论是同乡还是过去和张将军有什么关系，都立即被拒之门外。甚至男女佣都异口同声说，‘夫人有话，张将军不见客’，还说出‘以后也别来了，来了也不见’之类没有礼貌的话。”应该说，为了维护张将军的健康，谢绝客人，以至阻止回乡探亲，其事虽然不得人心，但其情确是有可宥谅之处。

三是，对于赵一荻小姐出于爱心对老将军看管甚严，有些人也持不同看法。张之所以寿登期颐，确是有赖于赵一荻的悉心照料，由于有了这个大管家，他可以免除一切负担，有利于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但也有论者认为，赵一荻这么一管，内外一切全由她来定夺，张也就一切唯赵之命是从，而失去自由、自主，身不由己了。对此，包括张将军自己，也会产生逆反心理。只要看看他到美国之初，在早年女友蒋四小姐（贝夫人）那里居停的反映，就一清二楚了。

贝夫人觉得，当日风云叱咤、活虎生龙般的少帅，在五十四载的软禁中，度过了难以想象的苦涩岁月，实在是太亏欠、太熬苦了！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做一些有效的补偿，这昂藏七尺之躯，岂不是空在阳世间走一遭！“所以，这次，”贝夫人说，“我一定让半生历尽苦难的汉公，真正感知到人生的乐趣”；“要他见见老朋友，广泛地接触各界，也体验一下国外的社会生活，看看我们在美国怎样过日子”。而汉公自从来到纽约之后，就像吞服了什么灵丹妙药，容光焕发，声音洪亮，精神头十足，兴致异常高涨。他说，这是从1937年失去自由之后，最感自由的九十多天。身边既没有国民党的便衣特务跟踪，也没有“监督大员”赵一荻在场，他终于实现了那种向往已久的无忧无虑、无拘无管、无忌无碍的“逍遥游”，过一段最畅怀适意的舒心日子。

话语间，大有“乐不思蜀”之势，也难怪赵一荻要紧急下令，将他立刻“捉拿归案”了。对此，蒋四小姐自然多有微辞；就一般人看，也觉得赵一荻未免做得过分，甚至会以胸襟褊窄、心存嫉妒讥之。当然，从赵一荻角度来品评，这样做有其必然的合理性。投入的越多，便越怕失去，情感上的分割，哪怕是一点一滴也无法忍受。面对她的作为，他人不便置喙，只有“理解万岁”了。

关键是少帅自己怎么看。说来也可能令人有些心寒。少帅这个“大嘴岔子”，有时说话不关后门，他曾对友人说，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荻是对他最好的患难妻子，但不是他最爱的，他的最爱在纽约。这话听来，实在有些残酷——人家陪侍了你一辈子，为你献出了一切，到头来却不是最爱的。其实，赵一荻自己心里明镜似的，你听她说：“若不是蒋介石把他关起来，他那乱七八糟的，也早就把我踢到一边去了。”网上有篇“博客”分析得更为剀切：“只是因为没有了过去那样多的机会去选择，他被固定在一个不情愿的时空里，动弹不得，这才有了后面被人艳羡的‘天长地久’。就是说，这不过是命运诡异安排的意外之果。”

其实，所谓“意外”，是就它的结果而言；要论女性对爱情的执着与坚贞，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可能是天性使然。除了赵四小姐这一最典型的事例；还有那位凤至“大姐”，不也是为了丈夫倾其全力、献出一生吗？本来已经割断了婚姻，所谓“义尽情绝”；而凤至“大姐”却仍然以张氏夫人自命，甚至在墓碑上刻上“张凤至”的名字，还说“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这类情况，在国外也同样存在。

近日翻看俄国诗人叶赛宁的传记，加丽雅的痴情令我心灵震撼。她爱恋叶赛宁，已经达到痴迷的程度，心甘情愿地为他奉献一切。可是，诗人对她却绝情地说，“您对于我来说，亲近得如同朋友，但作为女人，我一点也不爱您”。他只是把她当作一个换乘的驿站，在外面跑累了，不时地回到这里歇歇脚，然后便起身投向一个又一个女人的怀抱。叶赛宁和舞蹈女皇邓肯结婚后，赴欧美巡游期间，给好多人都写了信，唯独漏掉了加丽雅。待到和邓肯仳离，回国疗治心灵创伤，住在了加丽雅家中，加丽雅问他何以没有写信时，叶赛宁却谎称，“在内心的最深处，不知默默地给你写了多少封信”，加丽雅听了，自是乐不可支，于是，当起保姆、护士、佣工来，就更加起劲了。也正是在她的家中，叶赛宁与老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一见钟情，并决定结婚。这样，加丽雅才略微清醒一些，说：“我的童话终结了。”尽管如此，她仍然扮演妻子的角色，照料叶赛宁的妹妹们读书，联系叶赛宁诗集出版事宜；直到叶赛宁在列宁格勒的一家旅馆里自杀，一年过后，这个没有任何名分的女性，又在诗人的墓地，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用生命来祭奠心上的人。她的理念是，死在终生挚爱的人的身边，是最幸福的事。

呜呼！面对这类痴情可哂的女性，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表示十二分的敬重。

第六章　两股道上跑的车

一席话

叙写张学良的朋侪故旧、社会交往，有一个人还需要缀上一笔，那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因为从张学良对于溥仪的殷殷垂注，特别是为这位前朝废帝所设计的人生道路中，可以洞见其人格、品性和卓绝的识见。

溥仪，作为一个政治工具，一个典型的能走动、会呼吸的时代玩偶，就其道路抉择、政治取向来看，诚然是可耻、可鄙的；然而，如果从人性的角度观察，那么，他的人生处境、惨酷遭遇，又确是可悲、可悯的。登基、退位之类的话题，与本书传主、本章主题无关，且不去管它；这里只讲他被逐出紫禁城，日夜筹谋着还宫复辟之事。当时，他的社交圈子很广，皇族、戚属之外，面对的主要是三种人：一是前清的遗老，什么帝师呀，老臣呀，忠仆呀，南书房行走呀，一列很可观的“辫子帮”；二是走马灯般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政客，张家父子可以划入这个类别；三是阴险狡诈、虎视眈眈、居心叵测的东邻野心家。角色不同，心性各异；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千方百计要利用这个政治玩偶，达到其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就中，只有一个人例外，他既没有政治野心，也就根本没有想在溥仪身上打什么主意；只是出于友朋之间的真诚愿望，甚至是年轻人热心、好胜的习性，善意地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他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与溥仪，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中叶，那时他不过二十五六，溥仪也刚过二十岁。他们相会于天津日本租界地宫岛街的张园，那里是溥仪的所谓“行在”办事处；在其他场合也见过面，应该说，交往较多。有人统计，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及张学良，多达二十处。

1990年夏天，张学良在同日本广播协会（NHK）电台记者交谈中，提到了早年他与溥仪会面时的一席话：

我在天津的一个饭馆吃早饭，溥仪突然进来看见我。我劝他把袍子脱掉，把身边那些老臣辞掉，你这些老臣围着你就是在揩你的油，你能天天出来走走，我倒很佩服你。我劝他，你肯不肯到南开大学去读书，好好读书，你做一个平民，把你过去的东西都丢掉，你真正做个平民。如果南开你不愿意去，我劝你到外国去读书，到英国或到哪儿去读书。我说你原来有皇帝的身份，你虽然是平民，你比平民还是高，你要是真正好好做一个平民，将来选中国大总统中有你的份儿。你如果今天还是皇帝老爷这一套，将来有一天会把你的脑瓜子耍掉。

从叙谈情景看，他们并非初识，而是相处已久、相知较深了。言词虽然峻烈，但态度却是诚恳的。他以知心朋友和老大哥的身份，设身处地，置腹推心，给溥仪出主意，导出路，完全出自对溥仪的关心、爱护，而丝毫没有个人打算。正如溥仪研究专家王庆祥所说的：

张学良跟溥仪交往，从来没想过利用“宣统皇帝”这块招牌，恰恰相反，而是劝溥仪脱袍子，辞老臣，“真正做个平民”。然而，他们政见不同，交往中潜藏着对立和斗争。张学良承继着老一辈的交往，同时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原则。

王先生的解读，片言居要，恰中肯綮。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一、“没想过利用”他；二、劝他“真正做个平民”；三、二人“政见不同”，“潜藏着对立和斗争”。

与少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父亲老帅。从王庆祥《溥仪与张作霖》一文中得知，老帅曾经巴结过这位退位皇帝，叩过头，送过两棵高价的东北人参。当年拜见袁世凯大总统时，他也只是送上一棵，价值六千金；那么，两棵呢？自然代价不菲了。前此，溥仪选立“皇后”时，老帅曾主动要把女儿献上，只是由于“满汉不能通婚”的清宫祖制所限，才算作罢。俗话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这一代枭雄精明绝顶，外壳是“忠君”，而内核却是利己——深知问鼎中原，还需利用“宣统”这块招牌。特别是老帅早就把满蒙地区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要提高在这一广袤地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清朝帝室与蒙古王公的特殊历史背景，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当然，以复辟为职志的末代皇帝，也看中了这个“东北王”的政治地位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交相倚重，互为利用，这原本是他们之间的本质特征。

而少帅奉劝溥仪脱去皇袍，辞掉老臣，真正做个平民，却是完全出于一片至诚；而且，这一识见也是绝对的高明。对于溥仪，少帅可说是仁至义尽。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本人已经是弄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之际，仍然不忘拉扯已经泥足深陷的溥仪。据王庆祥文中披露，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夜访溥仪，“假门假氏”、甜言蜜语地说，日军在满洲的行动，仅为反对张学良，而对满洲毫无领土野心，并愿意帮助宣统皇帝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家。溥仪倾向于接受。张学良闻讯，于6日晚，派人往其驻地静园送了一筐水果，里面潜藏着两枚炸弹，意在警告溥仪，祸患临头，让他清醒过来。翌年7月，溥仪任伪满执政四个月后，张学良又通过他的胞弟溥杰，再一次进行规劝。溥杰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

暑假我从日本回国了一次，张少帅大概也得知了我回国的消息，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他的信。记得信的大意是：日本人歹毒异常，残暴无比，我们父子同他们打交道的时间长，领教够了。他们对中国人视同奴仆，随意宰割。你要警惕他们，并要劝诫你哥哥，让他同日本人脱掉干系，悬崖勒马。可惜，我当时为了同溥仪一道恢复满清王朝，对张少帅这些忠言，根本听不进去，真是一桩终生憾事。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当日溥仪能够听进去这番坦诚的劝诫，并能笃信躬行，付诸实践，那么，他就不会背上“汉奸”、“战犯”的恶名，就可以远离那根历史的耻辱柱，余生将会现出崭新的霞彩。

至于说到少帅与废帝两人“政见不同”，“潜藏着对立与斗争”，这是准确无误的。他们确实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岂止不同而已！这在对待日本军阀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次郎的态度上，暴露得至为充分。

三条路

张学良的忠告，对溥仪来说，有如秋风之过马耳；或者说，逆耳之言，根本听不进。这里有主观与客观双重因素。从主观方面说，溥仪复辟意志的顽强与坚定，应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

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他逐出紫禁城，当带兵进宫的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问他“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时，他曾爽快地回答：“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对于他来说，这无疑是最光明的前途，最理想的选择。张学良的劝说，正与此恰合榫卯。

但后来的实践表明，他的这种表态，纯属言不由衷，根本不是真心话。他的真实打算，却是：“我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失掉的宝座上。”其间，北府二十四天，日本大使馆三个月，天津七年，以至后来潜往东北，可以说，无分昼夜，醒里梦里，时时刻刻，都在思谋着、策划着怎样还宫复辟。对此，少帅并非没有察觉，只是出于真正的关心，作为朋友，还是披肝沥胆地掬出至诚，为他做出具体的擘划——到南开大学进修，或者去英国留学；最后，当头棒喝，如果舍此不由，继续走那条幻想复辟的老路，那就等着掉脑袋吧！

除了少帅，可以说，溥仪身边的一切亲朋故旧，再没有人这样地劝过他。包括他的父亲载沣在内。那些遗老旧臣、皇亲国戚，还有军阀政客，用他后来的话说，身旁正有“一群蝇子”，整天嗡嗡营营地，吵得一塌糊涂。有些人，比如他的父亲载沣，头脑昏愦，未谙覆车之鉴，可说是见不及此；而更多的人，则是从个人私利出发，把这个末代皇帝居为“奇货”，当作实现种种目的的政治工具。

溥仪后来回忆说：

我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新“条件”给我指出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有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当时的说法则是“借外力谋恢复”。

我站在这个三岔路口上，受着各种人的包围，听尽了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都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又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细计划。他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给我出主意，抢着给我带路。

表面上，这些人期待复辟的目标是共同的，一致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各怀心腹事”，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以罗振玉为首的“出洋派”，主张“立刻出洋”，日本也好，欧洲也好，他们想望拉着这个末代皇帝，投靠到洋主子的卵翼之下，通过垄断居奇，收获各自的私利。而以帝师陈宝琛为首的“还宫派”，那些王公、旧臣、帝师、翰林们，则是惦记着这些名头，这些高位，使已经丧失了的重新回到手中。这一点，溥仪后来也看清楚了，他说：

我认为，那些主张恢复原状的，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好保住他们的名衔。他们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优待条件。有了优待条件，绍英就丢不了“总管内务府印钥”，荣源就维持住乐在其中的抵押、变价生涯，醇王府就每年可以照支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的岁费。日本使馆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旧历的元旦，我的小客厅里陡然间满眼都是辫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宝座上，接受了朝贺。……

而就溥仪个人来说，复辟复位，是所至望；但他并不愿意重新回到紫禁城去，以免在那里遭限制、受约束；他的目标是“依他列强，复我皇位”。这样，他从北府出来，一头就扎进了日本使馆，实际上，从此也就投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怀抱，开始踏进罪恶与死亡的深渊。他却醉生梦死，酣然不觉，竟说：

在那个时代，“使馆区”和“租界”正是“好客”的地方。我在这里遇到的热情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使馆主人看我周围有那么一大群人，三间屋子显然住不开，特意腾出了一所楼房，专供我使用。于是，我那一班人马——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等又各得其所。在日本公使馆里，“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复了。……这些表示骨气的，请安的，送进奉的，密陈各种“中兴大计”的，敢于气势汹汹质问执政府的遗老遗少们，出进

在使馆的三个月里，我日日接触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我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下，日夜滋长着。

而这种仇恨，到了1928年7月2日，国民政府陆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东陵盗墓事件发生，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末代皇帝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发誓：与国民政府不共戴天，“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可是，事实上，他根本不具备报仇雪耻的实力。怎么办？除了投靠列强、借助外力，就是发展自己的武装势力。他从蒋介石与张氏父子的发迹史中，得到一个重大启发：

这就是若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有了兵权实力，洋人自然会来帮助。像我这样一个正统的大清皇帝，倘若有了军队，自然要比一个红胡子或者流氓出身的将帅更会受到洋人的重视。因此，我决定派我身边最亲信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陆军。我觉得这比自己出洋更有必要。

于是，而有派其胞弟溥杰和三妹夫润麟到日本去学陆军之举。

与此同时，溥仪更是一步步地向日本军阀靠近。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子承父业、执政东北，特别是宣布“易帜”、服膺中国统一大业的张学良，看作是他们分裂中国、吞并满蒙、建立“满蒙帝国”的最大障碍，由过去的百般拉拢，而变为切齿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了。受其影响，溥仪对于张学良的态度也随之而改变。他既不愿意张学良当“东北王”，更对南北统一持强烈反对态度，因为这不利于他实现复辟大计。

两条路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道路可供抉择：一条道路，是继续坚持奉系军阀的路线，沿着他父亲所闯开的老路亦步亦趋，战伐不停，穷兵黩武，使国内仍旧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如果这样做，则势必仰承日本人的鼻息，寻求列强的支持，实行所谓“保境安民”、“满蒙独立”；另一条道路，是改弦更张，同老帅所惨淡经营的什么“东北王”、“满蒙王”——也就是现代“李世民”的路线划清界线，坚决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他毅然选择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中的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的统治者。东北易帜，标志着现代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就张学良个人来说，则实现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将领的政治转变。

在他宣布东三省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之前，日本人曾经连番发出警告；后来见威胁恫吓不成，便又甜言笑脸，百般利诱。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前来拜访，承诺要全力支持他出任满洲“执政”，并表示，只要答应这一点，不管提出什么要求，都将一一照办。张学良却不紧不慢地说：“你想得挺周到啊，只是忘掉了一点。”特使忙问：“哪一点？”他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这番铿锵作响的话语，噎得日本人目瞪口呆，不得不刮目相看。他们原以为这个二十八岁的“愣小伙子”，不过是一只假张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儿，谁知竟是一头无人驾驭得了的兴风怒吼、咆哮山林的猛虎啊！

对于坚持走统一之路的果敢作为，少帅终生引以自豪。那一年，在台南参谒延平郡王祠，他曾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借助称颂郑成功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情怀：

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据《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记载：在同美籍华人、著名史学家唐德刚交谈时，张学良对此专门做过阐释：

“你看出我这首诗有什么意思没有？我是在讲自己呢。是讲东北！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东北不是就没有了吗？我与日本一合作，我就是东北的皇帝啊！日本人真请过我当皇帝，真请过我呀！而且向我申明了，当皇帝！”

“哦，这事是谁干的？”唐教授惊讶地问。

“就是土肥原干的，他搞王道论。”

“他真叫你做满洲的皇帝？”唐教授重复问道。

“是啊，是做皇帝，做满洲皇帝。”

接着，少帅讲了一大篇：

已经把话说明了！为这个，我同土肥原谈崩了。所以，我就知道东北不能了（意为不能安定、平静啦）！那时，他一直不让我同中央合作。他说，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我日本帮你。那个时候，日本在东北奉天负责任的是秦真次，那时他们叫特务长官。我把秦真次找来，我要他换顾问，把土肥原换掉。土肥原本来不是我的顾问，他是北京政府的顾问，跟着我父亲回到奉天，接着就当上了东北的顾问。

我为此事跟他火了。本来，日本“二十一条”上订的，奉天的军人要有两个顾问，一个上校，一个上尉，一定要请日本人。我就跟秦真次说，我要换人。他说，你没有这个权。要不要顾问，这是日本政府的权啊。这可把我气死了。我这个人啊，我这个怪人，事情都是这么引出来的。我说，好，我没权，可他是我的顾问，我没权换，那好，但我有权不跟他见面，这个权我总该有吧？我就告诉我的副官，我说，土肥原顾问随便哪个时候来，我都不见。我说，我可以不见他，我不见土肥原的面！你是顾问，但我不跟你谈话。……没过多久，秦真次调回日本去了，土肥原又回来当上了特务长官。哎呀，这事情可糟了，我晓得这问题大了，他回来当特务长官，那就是升官了，这东北的特务都在他手里头。我就知道要来事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同溥仪打交道的，恰恰也是这个土肥原。下面，我们再听听溥仪的陈述：

他（土肥原）那年是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指九一八事变），只对付张学良一人，“因为他把满洲三千万人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完全不容我再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眼光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也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我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就去！”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

溥仪就这样登上了土肥原的贼船，从而一步步坠入了罪恶的深渊。

战后，土肥原被定为日本甲级战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指出：

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佐，一九四一年升到将官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前约十八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显著的任务。

同是面对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特务头子，少帅与溥仪，一个是以清醒的头脑、犀利的目光、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从民族命运、全局利益出发，义正辞严地断然加以拒斥；一个却是纯然出于复辟称帝的一己私利，奴颜婢膝，毫无气节与廉耻地“为虎作伥”，充当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工具。他们由于所选择的道路天差地别，最后的结局也判若云泥：一个成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受世人景仰；一个沦为罪恶的汉奸、卖国贼，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七章　九一八，九一八

慷慨悲歌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了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这首最先在西安校园唱开，而后又响遍多个城市街头的《松花江上》，我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上了初中才听到的。那苍凉悲慨、凄婉动人的歌声，一下子就把我的“少年心”紧紧地攫住了，听着，听着，眼泪便“刷—刷—刷”地流淌下来。

音乐本身就具有移情动性、感发兴起的功能，加之身在曾经沦为殖民地的东北，有着直接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因此，那回环萦绕、反复咏唱的旋律，像是旋动着的一颗螺丝，一步步把激扬澎湃的情感推向顶端，直如万箭攒心，肝肠欲断；最后竟达到这种地步，只要一提到九一八这三个字，耳畔便立刻荡起这悲凉、愤懑的歌声。

后来，我读了民国年间的东北史，又陆续看到一些有关张学良将军的史料，知道原来史册上是记载着两个九一八的。——在那个举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1930年也有一个轰动全国的九一八。二者不同的是，前一个把张学良推上荣誉的巅峰，后一个使他堕入耻辱的泥淖。时隔一年，他就由光华四射的耀眼明星，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真是“世事茫茫难自料”哇！

前一个九一八

1930年中原大乱。经过频繁的幕后活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各派势力，公开亮出了反蒋旗帜，他们一致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逼迫蒋介石下台。当时唯一没有卷入这场战事的，是雄踞山海关外、同样手握重兵的张学良。在斗争双方旗鼓相当、相持不下的情势下，显然，当时有“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之誉的张学良，“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舆论公开地宣称：“谁赢得了少帅的支持，谁就赢得了这场战争，甚至就能赢得整个中国。”因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地位骤然凸显出来。于是，交战双方都费尽心思寻觅能与张氏拉上关系的人物，沈阳城里，冠盖云集，帅府楼前，说客盈门，都竭力争取东北军的支援。

形式上，张学良严守中立；内心里已经意有所属，那就是南京政府。因为他一贯以维护国家和平统一为旨归，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代表中央政府的理想人物。他先是致电阎锡山与冯玉祥，认为“战争对外则为耻辱，对内为人民所不取”，表示“如能同意罢战，愿执调停之劳”，结果遭到拒绝。于是，在9月18日，张学良发出了轰动中外的通电，主要内…容是：

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舍丘墟，人民涂炭，伤心惨目，讵忍详言！战局倘再生长，势必致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何及，此良栗栗危惧者也。

……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与夫民意所归，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当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

电文语意含蓄，措辞温和，并未明显指责某一方，但由于文中有“静候中央措置”字样，客观上已经彰显了他的立场，因而在整个政界鼓荡起一场轩然大波。即此，亦足以见出当时他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电文发出后，张学良即调遣十多万东北精锐之师，浩浩荡荡开入关内，反蒋联盟闻风溃退，迅速瓦解。阎锡山在地上往复兜圈子，边走边说：“完了，完了！咋个办呢？咋个办呢？”立即宣布辞去“总司令”之职；随后，与冯玉祥所率军队全体将领联名复电张学良：“今我公慨念时艰，振导祥和，凡有血气，莫不同情”，“究宜如何循正当之途，以定国是，敬请详示”。至此，军事调停宣告成功，从而结束了民国史上为时最长、投入兵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一场内战。仅用十几天，东北军就平定了华北，平、津、河北政权由东北军全部接收。

很快，张学良就接任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到达南京时，受到了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最高规格的接待，礼遇之隆重，报章上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张学良一行由浦口过江时，江中的军舰和狮子山上的炮台，礼炮齐鸣，向他表示敬意；船至下关码头，早已恭候在这里的国民政府各路大员，齐声问候，鼓掌欢呼；驱车上路，目光所及，满城都张贴着“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的巨幅标语；进了国府大门，蒋介石以对等身份，降阶相迎。

为了酬答张学良的勋劳，蒋氏授予他节制奉、吉、黑、晋、察、热、绥、鲁八省军队之权柄，并将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奉系管辖。俨然与这位未及“而立”之年的少帅平分天下，共掌朝纲。张学良一时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其政治生涯可谓登峰造极，也是他人生最为得意的时刻。这飞来的荣誉，不禁使他有些飘飘然，甚至忘乎所以了。说来也不出奇，毕竟他还很年轻嘛！

后一个九一八

月盈则亏，物极必反。得意，是一种很可怕的心态。正如古语所说的，“福兮祸所伏”，少帅辉煌的荣耀，至上的威权，也埋伏下危机的种子。

就在他统率十余万精锐之师挥麾入关，致令东北兵力空虚，而八省三市冗杂的善后事宜亟待处理，无力顾及东北防务的严重时刻，密切关注、伺机待动的日本关东军，早已磨刀霍霍，杀气逼人。于是，一场陷他于灭顶之灾、使他遭受奇耻大辱的另一个“九一八”，正在暗地里悄悄地等待着他。

1931年夏天，张学良因患重症伤寒，入住北平协和医院诊治，入秋之后渐渐恢复。9月18日晚，东北军政要员为辽西特大水灾筹措救助基金，在前门外中和戏院举行盛大京剧义演，著名青衣梅兰芳领衔演出《宇宙锋》。各国驻平使节及当地仕商名流应邀出席。病后初愈的张学良也一道前来观看。正当全场沉浸在精美绝伦的艺术享受之中，少帅突然被紧急电话唤出，原来，一场震惊中外的事变在沈阳的柳条湖发生了。

当晚22点20分，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奉天北大营附近柳条湖的一段南满铁路，并扔下三具穿着中国军服的尸体，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军守备队。于是，参加夜间“演习”的关东军各部队，分别向北大营、奉天城等预定目标发起攻击。当时，中国士兵群情激愤，要立即予以反击，可是，旅长却下达了张学良发出的“不予抵抗”的指令，当时还有这样的话：“缴械任其缴械，占领营房任其占领营房。”结果，到了第二天上午8时，陆续得到增援的日军几乎未受到任何抵抗，便占领了整座城市，东北军被迫撤向锦州。当时全国最大的、拥有五万名工人的沈阳兵工厂，连同九万余支步枪，两千五百挺机关枪，六百五十余门大炮，两千三百多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二百六十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尔后，四个月零十八天，就占领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整个东北。

难道是真的活见鬼了？为什么张学良竟然鬼迷心窍，做出这样既悖常情、又乖公理的决定？不妨追溯几件近期发生的事情，也许可以给出一定的答案。

前此一两个月，因为“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引发了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怒潮，蒋介石对此十分光火，当即在“剿共”前线，电告南京政府与张学良：

无论此后日本军队如何在东北寻衅，我皆不应予以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以免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场纷乱之虞。

事变发生前几天，蒋介石又当面向张学良交代：

最近，我获得了可靠的情报，关东军在东北就要动手。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你的身体不好，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事交给中央。

这就是说，张学良的下令不抵抗，是奉行了蒋介石的既定方针。

其实，这种不抵抗的政策也并非蒋氏所独创。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对于英、法、美、日、俄等各国列强的侵略挑衅或中外局部性冲突的处理，大多持让步、妥协、忍耐及不抵抗的态度，几十年间，几成惯例。他们还美其名曰：这是另一类的爱国主义——弱者面对强者，出于最低限度的自我保护，只能忍辱负重，在夹缝中求生存。此其一。

其二，蒋介石师法曾国藩当年处理洋人与太平军关系的故伎，将“安内攘外”确立为国民政府的一项基本方略。而不抵抗政策不过是这一方略的逻辑推演与必然延伸。因为他一向把眼皮底下的共产党看成心腹大患，而视东北边陲之外、蠢蠢欲动的日本人为“成不了气候的敌人”。他在1931年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文告中，指出：“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可是，具体落实到张学良身上，就另当别论了。他是一个“爱国狂”，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对日本鬼子早已切齿痛恨，不共戴天；此刻，面对强敌入侵，国土沦亡，东北三省父老乡亲惨遭荼毒，他又怎能坐视不顾，置若罔闻呢？况且，以他那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我行我素的犟牛猛虎，蒋介石只凭着几句嘱托，一纸饬令，就能把这个“东北硬汉子”的手脚缚绑住吗？

我们且听听张学良自己是怎么讲的：

要说我就是不想抵抗，我是一点不服的。但是你要责备我一句话，说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还是把这时的日本看作是平常的日本，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没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一来，你在世界上怎么站脚？

原来如此！

三个“错误期待”

揆情度理，设身处地，张学良这么讲，应该说是可信的。但是，新的一系列问号又随之跳了出来：

作为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为什么你事前竟然没有料到？

为什么“情报不够”，作为最高指挥官，难道不晓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兵法常规吗？

纵使事变当时猝不及防，为什么战局拉开之后，日本军队一日之内下我二十城，略地千余里，就是说，他们已经动真格的了，作为军事统帅，你还是拒不抵抗呢？

本着中国传统史学“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寻根究底也好，“诛心之论”也好，这些疑问都是无法回避的。

其间的症结所在，是他事变前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说：“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之所以如此，不能不归咎于他在整个时局面前，得意忘形，心浮气躁，自恃雄强，而放松警惕。既然东洋鬼子“不过尔尔”，那也就用不着随时掌握什么“情报”、分析什么“动向”、研究什么对策了。

而在战局拉开之后，面对日本军队势如破竹的凌厉攻势，他又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由原先的满不在乎，一变而为“竦然惊惧”；接下来，产生了三个“错误期待”，一个“深层考虑”。

所谓“竦然惊惧”，是在他看来，“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这里不排除有过高地估计敌军实力的偏向；但日军的蓄谋已久，成竹在胸，进而积聚足够的兵力，打有准备之仗，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当时，东北境内的日本正规军，包括一个师团和六个铁路守备队，另有持枪的警察、宪兵、特务团、义勇团等名目繁多的辅助军事力量，总数在十万人以上。

三个“错误期待”：一是期待当时的国联出面干涉，企盼英、美等西方国家制止日寇的侵略行为。当李顿爵士率领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时，张学良曾乐观地认为，一俟调查清楚后，当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二是期待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改变不抵抗的政策，在全国掀起全面抗战。事变当时，张学良曾对东北高级将领说：“现在我既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能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三是期待日本政府制止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野蛮侵略。由于这三个“期待”均没有现实依据，因而，最终全部沦为甜蜜蜜的幻想。

而其“深层考虑”，则是拥兵自重，保存实力。张学良毕竟出身于地方军阀，他所念兹在兹的必然是手下的军队，这无异于他的“命根子”、“护身符”。他曾对部下说：

当时，从政治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抗日，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全军玉碎；更为严重的是，唯恐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灾难。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我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以期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消灭日本侵略者。

对于他来说，“中东路事件”的教训是至为惨痛的。本来是蒋介石下令出兵，并答应一旦开战，中央将派出十万援兵全力支持。可是，当与苏军交战后，竟致一败涂地，东北军损失惨重，而蒋介石却未派一兵一卒，坐视不救。到头来，只有大呼上当，自认霉头。中央发令的事，结局尚且如此；如果违抗中央命令，擅自行动，后患将更加不堪设想。应该说，这是他拥兵自保，不予抵抗的深层原因。

不诿过

至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方针，在张学良来说，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追根溯源，可说是“久矣夫，非一日也”。张学良自幼就痛恨军阀割据，各霸一方，造成国家分裂，民生凋敝；而把蒋介石统治下的南京政府视为统一的象征，寄予深切的希望，并自觉自愿地将自己与东北军置于被统领、被调遣的地位。1929年，蒋介石命令他收回中东路，他即出兵与苏联作战；后来，石友三部叛变南京政府，他即刻应调，率兵平叛。在他眼中，蒋氏即是中央，中央即是统一政府，他把服从中央政府的调遣看作军人应尽的职责。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几十年来，社会各界才一致认为，张学良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才导致东北沦陷，最终成了“替罪羊”的。

据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披露，关于这段历史，他有如是说法：

我是主张抗日的。但在蒋先生心里，他的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能保持他的政权，他什么也不管。他是老谋深算的政客，我是很年轻的。……蒋先生是个投机取巧型的买办，完全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

同时，他还这样说：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我简单地讲这个道理，讲这个事实。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

当晚，根本不知道这就叫作九一八事变，也不知怎么向政府请示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

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我这个人是不受操纵的，但凡做事，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见解。

这番话，再一次显现了张学良的个性特征。“大丈夫要光明磊落，敢作敢当，不能功归自己，过诿他人”。这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各有各的账。无论张学良如何奉行“忠恕之道”；面对日寇的疯狂入侵，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这是板上钉钉，洞若观火的。

万世羞

国土沦亡，山河破碎，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纷纷指责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著名的爱国学者王造时愤怒地指出：

古今中外的历史，丧权的也有，失地的也有，甚至于亡国的也有，但决找不出丧失土地如此之多而不抵抗的例子。有之，只有“九一八”一役！

实行不抵抗主义的人们，还有什么理论可以自行辩护呢？失去东三省不抵抗，失去热河不抵抗，将来失去华北恐怕还是不抵抗；不抵抗主义不但断送了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数千万的同胞，并且，贻我中华民族万世之羞！

九一八事变后，对于张学良，群起而攻之，甚至连吴佩孚都写了讽…刺诗：

棋枰未定输全局，宇宙犹存待罪身。

醇酒妇人终短气，千秋谁谅信陵君！

因为张学良被列入“民国四公子”，故有“信陵君”之喻；“醇酒妇人”，语含讥刺，显然是从“张拥胡蝶共舞”的谣言引申而来。当时的舆论，甚至连他陪同外宾观赏京剧也有所责难，认为在千钧一发的危难之际，竟有闲情逸致去看戏，真可说是“陈叔宝全无心肝”。而在天津的日本特务机关报《庸报》，则故意捏造有关张学良的桃色新闻，上海有的报纸也大肆刊载这类消息。

辛亥革命党人、在政界学界历任要职、颇负诗名的马君武，根据这些传闻，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两首《哀沈阳》的七绝，并自诩堪与清初著名诗人吴梅村痛斥汉奸吴三桂的《圆圆曲》相媲美：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从前面讲到的情形看，事实显然大有出入。但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戴盆难以望天”，除了一再申明：“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倘有卖国行为，将我打死，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只有赧颜受过，打牙咽进肚里。赵四小姐也取沉默态度，未置一词加以辩解。唯有胡蝶连续两天在《申报》上发表声明，郑重进行批驳，说她“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况且，同张学良从来就未曾见过面。声明中揭露，这是日本人的“宣传阴谋”，“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

而“朱五”则以另外一种方式，把这笔账找了回来。“朱五”系北洋政府内务部长朱启钤的第五个女儿，名湄筠，是少帅秘书朱光沐的妻子。事后，在香港，她与马君武在一次宴会上见面了，便端着酒杯走了过去，说：“马老，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酒，感谢你把我变成名人啦！”马君武现出一脸窘相，见势不妙，慌慌张张地溜走了。

当时，同为京师“四公子”的张伯驹在《故都竹枝词》中写道：

白山黑水路凄迷，年少将军醉似泥。

为问翩翩蝴蝶舞，可曾有梦到辽西？

（作者原注：“时东北已失，张学良在京方昵电影明星胡蝶，每跳舞至深夜。”）

显然，他同样也是听信了报纸的传闻，做了并不符合实际的口诛笔伐。

这种批评的风潮持续了很久，直到张学良宣布下野、出国，著名学者林语堂还在他主编的《论语》杂志上登了一首打油诗加以调侃：

赞助革命丢爸爸，拥护统一失老家。

巴黎风光多和丽，将军走马看茶花。

就这样，“阅尽人间春色”、头上罩满光环的张学良，一时间，竟成为一个万口讥嗤、罪不容诛的丑恶角色；东北军也被冠以“误国军”的恶名。

相对而言，著名诗人柳亚子的诗显得客观一些：

汉卿好客似原尝，家国沉沦百感伤。

欧陆倦游初返棹，梦中倘复忆辽阳。

大意是，张学良虽然行侠好客，却未能率国士报国，这比平原君、孟尝君等战国时期的“四公子”更加不幸。而他纵然集家仇国难于一身，却又不能明言“不抵抗”的真相，只能梦中忆念沦陷的乡关暗自感伤。评判之余，饱含深切的同情。

也许是因为这首诗深深触动了少帅的私衷吧，他一直记忆在心里，几十年过后仍感怀不忘。

是呀，正如《流亡三部曲·离家》的歌词说的，“哪里有我们的家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这个有国无家，在异乡养育大的孤儿，梦里还乡，何止千次百次。只是，离别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奉天此日楼千百，只恐重来路欲迷”呀！

第八章　猛回头

三种人

两年前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与供职于贝塔斯曼集团的一位外国朋友闲谈。他看过了我参展的散文集《乡梦》英译本，得知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的农村，又和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同乡，便要我谈谈有关旧日家乡与张学良的遗闻轶事。

我说，在我小的时候，家乡一带出过“三种人”——军阀、土匪、大烟鬼。我怕他不懂得“大烟鬼”为何许人也，便附带解释一句，“大烟鬼”的雅称是“瘾君子”。同时，用手比画一下吸食鸦片的姿势。他笑着说：“明白，明白，就是我们常说的吸毒。”

我说，这三种人同生共长在一条毒藤之上，他们间有着天然的难以分割的联系。土匪当长了，成了气候，就要拉帮结伙，扩大队伍；有的接受了官府招安；个别的幸运儿，侥幸成功，最后成为雄踞一方的军阀。军阀与土匪，都是消耗鸦片烟的“特供专业户”。之所以如此，据张学良讲，由于战斗激烈，环境恶劣，往往连续多少昼夜不能休息，为了挺起精神，就要求助于毒品刺激。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这类人整天在枪林弹雨中闯荡，脑袋挂在裤腰带上，风险大，变数多；又兼没有明确的奋斗方向，醉生梦死，胡度春秋，只知享乐、挥霍。因此，一嫖、二赌、三吸毒，成了这伙人的专门营生。

和土匪相似，出于“暗箱操作”和隐蔽、掩护的需要，大烟鬼之间也流行着黑话和隐语。比如，他们称鸦片为“土黑货”、“熏子”，把烟馆称作“雾土窑子”、“熏窑子”，吸鸦片说成是“靠熏”、“吞云”，贩卖鸦片叫“搬黑佬”。

这位外国朋友听了，拊掌大笑，他说，天下事情真是奇妙无比，许多竟是不谋而合的。西方国家这一行当里，同样也有黑话，他们把吸鸦片和扎海洛因叫作“追龙”，称静脉注射毒品为“打高射炮”，把吸毒成瘾称为“背上一只猴子”；不知道为什么，称鸦片和海洛因为“男孩”。两个倒卖毒品的客商见面了，一个说：“我想要个男孩！”对方答曰：“可以。”这就牵上了线；若是说“随便什么地方”，那就是手头无货，无法成交。

我说，这三种人，和奉系军阀，和张氏父子一家，都有着直接联系。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土匪起家；他们父子都是奉系军阀的统帅人物；张氏父子，以及大帅的几房妻室，少帅的前后两个妻子，都曾经是瘾君子。

“听说，凡是吸毒的人，最后都蜷缩床头，奄奄待毙。那么，张学良将军为什么能够逃过这一劫，而且还能获得百龄高寿呢？”这位外国朋友不解地问。

我说，多亏他意志力坚强，迷途知返，戒得早，戒得坚决，戒得…彻底。

当时，由于我们各自都有急待处理的业务，谈话至此便中止了。但这个话题却始终萦回于脑际，有时间我就思考一番。

鸦片烟

对于吸食鸦片，虽然我没有亲身体验；但个中情境，还多少熟悉一些。从前，家乡一带许多人家都曾种植过所谓“大烟”。他们说不出多少名堂，甚至连“罂粟”这个怪雅致的名字也叫不出来，但对那种阳光照射下娇艳欲滴的猩红色的花朵，人们并不陌生。有的人家妇女生病了，就讨要半个“大烟葫芦”拿回家去调治。老辈人说，当年华佗施行手术之前，都要进行麻醉——关王爷是神人，他是例外了——除了用大麻，就是用鸦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也有过记载。其实，国外应用罂粟的历史要更早一些。据说，早在公元前三千四百年，两河流域就已经开始种罂粟了。在史诗《奥德赛》里，盲诗人荷马把它称作“可以忘忧的药物”。

到了近代，鸦片在国人心目中，形象整个变了，说是洪水猛兽也不为过。人们不会忘记，这种金玉其表而砒霜其里的“药物”，背后竟掩藏着一部血迹斑斑的罪恶史。一二百年前，它几乎倾陷了我们的国家，整个民族为之遭受巨大的创伤。因此，对林则徐的虎门销烟，都许之为大义凛然、轰轰烈烈的爱国行动。民国初年，刑法中明文规定，禁止买卖、拥有和进出口包括鸦片在内的各种毒品。1936年，国民政府还组建了中央禁毒委员会，明令禁止种植罂粟。至于效果，却是很难说的。以我的家乡为例，那里盗贼蜂起，兵荒马乱，对于毒品的蔓延，官府既不能管也不想管，放任自流，愈演愈烈。日本人侵占后，更把鸦片和海洛因作为一种“社会武器”，向中国大量走私。致使全国各地，哪里有日本商务所和领事馆，哪里就毒品泛滥，有些日本人甚至在一些集镇上公开开设大烟馆。那个“末代皇妃”婉容的侍卫长——带有间谍身份的日本人，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扶持婉容吸毒，负责为她提供一切吸毒备品，最后，她也就死在这上面。

我的塾师和开办私塾的叔叔，全都是资深的瘾君子。一进他们的屋里，就能嗅到一种特殊的糊香气味。两人总是面对面地在一张特制的床上侧身而卧，中间隔开一米左右的距离，各自一手托着烟枪，一手拿着一根金属钢针，将扎在上面的鸦片丸送进烟枪顶端的碗里，再凑近共用的酒精灯，使之烧溶、汽化。当烟管中吱吱作响之后，两人便都深深地吸上一大口。这样，连续地抽过三四管烟以后，便都沉沉睡去。一觉醒来，顿觉神完气足，或授课，或清谈，或批改作文，或写大字条幅，简直不知疲倦为何物。有时，兴之所至，还会哼上几曲民歌小调，最常唱的就是那《探清水河》：

提起了宋老三，

两口子卖大烟，

一辈子无有儿，

生了个女婵娟。

小妞哎年长一十六啊，

起了个乳名儿，

荷花万字叫大莲。

名儿叫大莲，

真是好容颜。

只可叹那二爹娘，

爱抽那鸦片烟哪，

耽误了姑娘我的婚姻事啊，

断了弦的琵琶——谁也不来弹。

但是，刺激作用一经消失，他们便如同严霜打蔫的茄叶一般，头再也抬不起来了。原来，鸦片中有几十种生物碱，吗啡占主要成分，可以从中提取海洛因。吞食或注射之后，能够迅速而强烈地影响人的大脑神经系统，产生麻醉、破坏作用。

对于少帅张学良的嗜吸鸦片，他们都耳熟能详，特别是我的那位叔叔。因为他在老东北军里混过差事，里面有许多熟人，说起来更是“有鼻子有眼”，仿佛亲身目睹一般。他们每当说到吸鸦片、扎海洛因，话的由头总是离不开张学良。我就是从他们嘴里听到一些有关少帅吸毒与戒毒的轶事。

在我十一二岁时候，从北满方面传来解放军禁嫖、禁赌、禁毒的信息。塾师和“魔怔叔”这老哥俩，也多次商量，要照着当年少帅的标杆，主动戒毒，并且还到县城里打探过。他们不止一次地讲述少帅吸毒后如何形销骨立，弱不禁风；后来，又如何在外国医生帮助下，狠心戒毒。那种狠劲，听起来令人为之动容。当然，较之后来了解的实际情况，尚有相当大的距离。不过，即便是他们说的那样，少帅的意志力之坚强，已经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排遣

少帅自小就受到吸食鸦片的熏染。他的双亲都有鸦片嗜好，家中烟榻横陈，迎亲待客，不是奉茶让座，而是上床先抽上几口鸦片烟。那时，市面上讲究一点的饭庄、店铺，也都设有吸食鸦片的内室和烟具。酒足饭饱之后，一灯相对，多少争权夺利、谋财害命等不可告人的交易都在这里进行。社会上，一些纨绔子弟，追求时尚，好奇模仿，寻求刺激，冀求从鸦片中获取肉体上的快感和精神上的麻醉，整天在烟雾氤氲之中，消遣时光，打发着脱落世事、飘然欲仙的日子。那时，在反对直系军阀的共同目标下，有所谓“民国四公子”之称，共有两个版本，其一是：张学良之外，还有孙中山之子孙科、段祺瑞之子段宏业、皖系军阀首领卢永祥之子卢筱嘉。这些豪门望族的公子哥儿，往往以吸食鸦片为时髦，用来彰显门阀的阔气，表现其尊贵的身份。

而张学良的情况，更要特殊一些。他以弱冠之年，统领千军万马，制衡各种矛盾，其压力之大，可以想象。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少帅率兵出征，双方相持不下。在苦撑危局中，他的精神长时期地紧绷着，寝不安眠，食不甘味。因此，就在同僚们的撺掇下，尝试着吸食鸦片，借求麻醉神经，从中获取解脱之感。但在当时，只是把它作为逃避苦恼现实，抵制恐慌、沮丧的一种调剂手段，吸食的数量并不大，次数也比较少，更没有成瘾。

翌年冬季，少帅所一向尊敬与倚重的亦师亦友的郭松龄倒戈反奉，兵败被杀，使他受到了巨大的刺激。为了求得暂时的解脱，便重新借助吸毒来摆脱忧思与苦恼，从而与鸦片烟再度结缘。郭松龄一向艰苦朴素，律己甚严，他也严格戒饬张学良，规劝他万勿沾染旧军阀的恶习，绝对不许接触鸦片和烟具。可是，一当这位良师益友下世之后，天性放纵恣肆的他，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加以管束了。“郭军倒戈”一役，他从中接受了教训，不再设置拥有实权的副手。这样一来，军政大事一切均由自己决定，自然加重了身上的负担。每当疲劳困顿袭来，他就靠着吸食鸦片来寻求解脱，从而养成了依赖毒品驱除疲劳、振作精神的恶习。

1927年夏秋之交，开封一战，东北军吃了败仗，于珍所部全军覆没。震惊之余，“阵前思猛将”，他再次想到了郭松龄，感伤于东北军中新派精英凋零殆尽，而“庸碌无为者反获晋升嘉奖，情怀抑郁，莫可言宣”。后来，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我心中有更痛苦的是：每当危难之时，必须选择最喜爱的优秀分子，来担当这困难的任务，方能胜任。明知他此一去，九死一生。可是，待到功成之日，庸庸碌碌者擎功受赏，佼佼者已经化为白骨，只剩下了孤儿寡妇。在无目的的混乱的内战之中，说不上成功成仁，彼不过是私人感情之上，命令严威之下，走上牺牲之路。中国有多少良好军事人才，就是这样白白地断送。我每一思及，心中悲痛，以己度人，在过去内战上，与我同感者，自然不在少数。吸食鸦片，不只是一时兴奋，借助刺激精力，亦含有借酒消愁之意存焉！

偏偏又祸不单行，一年过后，更大的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父亲在皇姑屯遇难。苦恼、伤恸之外，更激起了对日本侵略暴行的痛恨与愤慨。而九一八事变，又使他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接着是热河失陷，举国上下，交口谴责，此刻的少帅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愤恨、愧疚、烦恼、焦躁、忧愁、痛苦，犹如万箭攒集，兜头涌来。于是，他更是变本加厉地吸食毒品，以麻醉身心，摆脱难言之苦衷。时日既久，竟成痼疾，最后陷入无法自拔的地步。

“饮鸩止渴”

其实，广见博闻、聪明绝顶的他，哪里会不晓得鸦片烟的毒害呢！社会上、同僚中、家庭里，那些大烟鬼的堕落情态与丑陋形象，更是彰彰于他的耳目——他经常接触一些自诉口干舌燥、喉咙灼热、胃部不适、食欲不振、失眠健忘、注意力不集中，导致四肢无力，慵懒不堪的病夫，那是处于初始阶段的吸毒者；还有些人，四体麻木，形容枯槁，对周围事物全无兴趣，更懒得注意个人卫生，不愿与人接触，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圈子里，而听力与视觉却变得异常灵敏，醒着时幻觉不断，睡下后又恶梦连绵，这样的吸毒者已经是程度很深了；至于那些终日昏昏沉沉，两肩高耸，形销骨立，龇牙咧嘴，面如死灰，浑身抖颤，满脸鼻涕、眼泪，哈欠连天，像鸦片战争题材的电影《万世流芳》的歌词中所描述的：“牙如漆，嘴成方，背如弓，肩向上，眼泪鼻涕随时淌”，则已经临近晚期，虽生已与死无异矣。

怪不得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要把鸦片和炸药以及其他各种杀人工具等列齐观，说“吗啡是地狱人口剧增的直接原因”。

少帅自己也承认，抽大烟是一种很可鄙、很不光彩的行为。他曾对周围的人说：“一个活人不能叫一个死东西管着。”他所敬重的张伯苓先生的话，更使他深受触动：

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以有霉相！越是倒霉，越是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

为此，主政东北之后，少帅便于当年12月，发布了禁止军人吸食鸦片的禁令：“查鸦片之害，烈于洪水猛兽，不惟戕身败家，并可弱种病国，尽人皆知，应视为厉阶，岂宜吸食！”限定在年底前，“各主管官长都需出具戒除净尽鸦片的保证书”。时人为之雀跃，把这一禁令媲美于清嘉庆晚年一则禁烟的上谕：“鸦片烟一物，其性至为毒烈，贩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气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而少帅自己，则决心带头戒毒，为广大兵民做出榜样。

这时，杨宇霆向他推荐了一种对戒除鸦片烟瘾有“特效”的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出于戒毒心切，也是“病急乱投医”，他吩咐身旁的医生立即采购，然后逐日注射。岂料，这种所谓“去瘾止痛”的药物，只能收效于一时，而因内含海洛因，注射日久，便会产生习惯性依赖。结果，一段时间过后，他放下了烟枪，却再也离不开吗啡针了，不仅未能戒毒，反而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无异于“饮鸩止渴”。

原来，19世纪末，德国化学家海因里奇·德累塞经过临床试验，发现海洛因是一种超过吗啡五至八倍、具有惊人效力的镇痛药，而且制作比较方便，因而在欧美诸国得到了广泛应用。但不久，医学界就对它的致瘾性产生了警觉，认为它能在人体内引起一种化学反应，如果不能周期性地注入药物，也就是当血液中海洛因的成分降低到一定程度，人体就会产生对药物的强烈渴望，以致焦灼不安，狂热难耐，致使肌体逐渐衰竭，最后死于“药物饥渴”。只是由于大多数瘾君子的直接感觉，是海洛因使头脑保持清醒，身心全无痛苦之感，而且情欲高度亢奋，短时间觉察不到它的毒害。那些“助桀为虐”的推销商，更制造出“东方人致瘾程度大大低于西方人”的舆论，因而，他们宁予信任而不肯怀疑。

少帅就是这样过来的。结果，毒瘾愈演愈烈，一天之内需要注射多次，即使在接见宾客，举行宴会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也必须离席注射，以致经常遭人误解，被指责为轻狂慢客。甚至在前线指挥作战时，也片刻不能离开毒品，供应稍微迟缓一些，他便暴跳如雷，整个身心遭受到严重的损害。

昔日英俊洒脱、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少帅，变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委顿不堪，实际上，此时他刚过“而立”之年。他的胳膊、大腿，打针的瘢痕累累，肌肉形成硬结，有些地方甚至连钢针也插不进去。他的外籍顾问端纳初次见他，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肓，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大家都为少帅的健康与前途而深感忧虑。

遍体针痕

东北沦陷、热河失守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为了配合蒋介石借机转移视线并夺取张学良兵权、进而瓦解东北军的图谋，掀起了猛烈的舆论攻势，要张学良立即引咎辞职。监察院更提议要将他严惩法办，以肃国纪。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电约张学良前往保定，要亲自与他面谈。之前，先派人透露了让他辞职下野的意愿，少帅听了，未辩一词，当即表示同意，说：“正好我要休息休息。”这样，蒋即与他会面，说：

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暂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可以借此机会出洋考察，将来以图再起。

军事上的失利，政治上的失意，带来了心态上的失衡。从全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一下子降为平头百姓，自然痛苦不堪，多日里神情恍惚，情怀抑郁。不过，由于豁达的个性使然，过了一些天逐渐也就想通了，觉得到国外走走，换换环境，调整一下心态，确也十分必要。只是，以他现时的身体状况，又怎能坚持得了呢？这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戒毒的决心。

于是，他偕同于凤至、赵四小姐和端纳，一起到了上海。平时，端纳与他交谈都用英语，但此时为了劝说少帅戒毒，却改用汉语交流。他劝诫张学良：趁此下野出国机会，洗心革面，戒除毒瘾，迅速恢复健康，重振体魄和精神，发愤图强，做一名真正的大丈夫！端纳的汉语尽管不怎么地道，但“大丈夫”三个字，还是说得既真切又响亮，使少帅受到了很大触动。

宋子文对他的戒毒也非常关心，在海阔天空、旁征博引，广泛罗列吸毒的危害之后，以十分恳切的口吻，说道：

汉卿！出国之前，我劝你一定要戒除毒瘾，这不仅是为了你本人的健康，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体面、观瞻。你不要忘了，日本人叫我们是“东亚病夫”啊！

这番话对张学良的刺激是异常强烈的：自己虽然被迫下野，但终究还有个“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名头，在外国人眼里，他仍是整个国家的代表。如果真的给人一副“东亚病夫”的形象，那么，国家的尊严何在？西方人甚至会说：怪不得他阵前输手呢，原来是病夫治军，无力抵抗啊！

他想到，一些百对战疆、边关垂老的将军，归田解甲，满身都是出生入死的刀剑疮瘢；而同是军人，在自己的身上，却遍布着荒唐岁月留下的吗啡针痕，真是莫大的讽刺！他深深地以此为辱，不禁渗出了一身冷汗。

与此同时，他的脑子里又闪现出那个令世人不齿的“傅满洲”的形象。这是德国作家阿瑟·沃德笔下的一个中国人。在这个大烟鬼的身上，集中了“东亚病夫”的一切恶习和种种丑态形象。他以毒品贩子的身份，通过各种卑劣手段在西方世界里闯荡，尤其是专门利用鸦片烟来对付敌手。——这原本是西方殖民者和日本侵略军对付中国人的手法，却反转过来成了中国人的无耻伎俩。出于强烈的爱国赤忱，少帅想到，如果自己不能迅速地从这支丑陋的队伍中脱离出来，岂不是丢尽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脸面！

戒毒，在当时有几种方式可供选择：效果最好的当然是直接戒断，这又可分为“顿戒”与“渐戒”两种。“顿”、“渐”是借用禅宗的词汇，亦即立即戒除与逐渐戒除。前者经受折磨非常厉害，非有特大决心、特别坚强的毅力，是难以奏效的；后者，旷日持久，毒品剂量逐日递减，最后达到戒除目的。此外，还有一种药物替代法，即用一种与鸦片、吗啡性能相仿，但无依赖性或依赖性很弱的药物来取代已经成瘾的药物，然后逐渐减少剂量，直到完全停用为止。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替代药物，他是决然不肯再用了。“渐戒”的方式，虽然痛苦较轻，易于施行，但需迁延时日；他此刻的心理，是即使痛苦至死，也要立即摆脱毒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兼出国行期在即，也不容许他逐渐戒除。这样，就唯有“顿戒”之一途了。

立地成“佛”

决心是下定了，但以他的病弱之躯，是否能够承受得起这场巨大的风险呢？于凤至深感担心，因而劝他还是听听医生的意见，再作定夺。

话音还没有落地，少帅登时色为之变，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吼叫着：“什么医生？我算是领教过了，我再也不相信他们！我的命运，由我自己来主宰！”这突如其来的暴怒，吓得周围的人都噤不作声。大家知道，上次戒烟，就是因为过于相信医生，结果染上了更为厉害的吗啡毒瘾，至今他犹有余愤。过了一会儿，少帅也觉得这样发火有些过分，加上端纳的耐心劝说，便也同意请个医生来帮助戒毒。

两天过后，宋子文就为他请来了德国的戒毒名医米勒博士。他对张学良早闻令名，很佩服这个统兵数十万的年轻将领；后来，听说他染上了吸毒恶习，深深为之痛惜，决心帮助他摆脱这场厄运。经过全面检查，认为张学良只是虚弱，并无其他疾病，可以放胆、放手戒毒。

他按照惯例，事先郑重告诫患者：“戒除毒瘾，是个极其痛苦的过程，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意志。”

少帅苦笑了一下，幽默地回了一句：“东三省都让我丢光了，现在所剩的就只有意志了！”

在正式戒毒前，米勒与少帅约法三章：

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必须同时戒毒；

戒毒期间，医生有节制卫队与随从人员的权力；

暂停私人医师的工作，任何人不得擅入病房。

少帅毫不犹豫地答应照办，并亲手写下“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的条幅，以表示一己的决心。最后，还当着众人的面，把子弹上膛的手枪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发出严厉的警告：

你们记住，从我戒治之日起，无论任何人，看见我怎样的难过，也不许理睬我，如果有人拿毒品给我的话，我马上拿这支手枪打死他！

米勒博士采用了“以毒攻毒”的方法。先是从患者肛门输入麻醉药与其他药物，使之沉沉入睡；待麻醉药渐渐失去镇痛效用，病人肠胃里开始翻江倒海，胃壁痉挛，腹痛难忍，肌肉抽搐、剧痛，内脏宛若打了结，起了皱，就像一条条纠缠在一起的长蛇在体内搏斗，由此引起强烈呕吐、腹泻，每天多达数十次。经过这一番折磨，再给病人服药，使其全身发生水泡，然后从水泡中抽出液体，注射到病人体内。之后，一面抽出带有毒素的腐血，一面注入新鲜血液。

戒毒伊始，最为难熬。第一天晚上，少帅在屋内毒瘾发作，“咚咚咚”地，一个劲儿地用脑袋撞墙，这声音像利剑一般刺痛了守候在门外的人们的心。渐渐地，“咚咚”声越来越小，频率越来越慢，最后，屋里沉寂下来，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少帅后来回忆说：“米勒这个人，胆子很大。我的部下看到我痛苦的样子，要揍他。他们对米勒说，‘你要是把他治死，你的命也没有了，你明白吗？’”

米勒博士进入房间，只见少帅双目紧闭，浑身抽搐，知道他正在忍受着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从心底里佩服他意志力的坚强。事后，少帅说：

一个人哪，能够把大烟戒掉了，那人就了不得。我跟你说，戒烟时难受得什么似的，那滋味说不出来。那肉就好像烫了以后没有皮肤一样，大便时都不敢坐，皮肤不敢碰任何东西，那可真疼啊！

痛得撕心裂肺，万箭穿心一般，哀号啊，呻吟啊，不管你怎样折腾，怎么熬煎，“狠心”的米勒也不为所动，像没有看见一样。由于少帅的手脚都被紧紧地绑缚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疼得实在熬不住了，他就用牙齿撕衣服，咬胳膊，衣服都被咬烂了，胳膊咬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通身大汗淋漓，把床铺和垫子都浸湿了。人们都说，没有关云长“刮骨疗毒”的精神，任谁也挺不过去。

就这样，一连七天七夜，经过一番死去活来，真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终于脱离了苦海，戒除了毒瘾。

少帅说：“我的毒瘾戒除以后，好像全身的血液换了新的一样，但四肢仍是无力，身体还虚弱得很。”

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体重迅速回升，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也大大改善了。一个月后，如同脱胎换骨一般，少帅又恢复了往日的潇洒神态。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他特意送了五万块大洋给米勒博士。

第九章　别样恩仇

情感定位

国恨家仇未报，同根萁豆相煎。将军一怒发冲冠。抗日临潼兵谏。　　本是恩将仇报，还玩结契金兰。枭雄手眼不新鲜。一味痴迷堪叹！

《西江月》词一阕，说的是千古功臣张学良与大独裁者蒋介石的恩仇旧事。

一位伟大的哲人说过：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那么，我们也就从当事人的“事后结果”说起。

1975年4月5日，由于心脏病突发，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终年八十九岁。囚禁中的张学良闻讯后，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想到自己与这位逝者近半个世纪的恩怨仇雠，不禁心潮翻涌，百感交集。

真没料到，在他长达一个世纪的生命途程中，竟有一多半时间是在这位雄鸷而残忍的强势人物的支配下度过的。由于这个人的存在，使他的盛衰荣辱，包括整个生命的轨迹，发生了截然的改变。西京之役，是他的命运的转捩点，“搅得周天寒彻”，也“阅尽人间春色”。

须知，蒋介石这个大独裁者可不是好对付的，一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了实施报复，先是按照国法判了张学良十年徒刑，可是，又一转念，觉得不妥——十年过后，这员虎将也才四十多岁，正当壮年，放出来那还得了？于是，又变了个招法，改用“家法”来加以管教。一则，可以蒙上一丝脉脉温情，彰显二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让他人不好说话；二则，从此可以监禁终生，直到垂垂老死。这些，在他人眼中都是洞若观火的“阳谋”，只是，张将军却没有看出个中机窍。“枭雄手眼不新鲜，一味痴迷堪叹”。

且看他送给蒋介石的这副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据说，早在1948年，张将军初到台湾井上温泉时，即曾写下了“爱护之深”、“关切之情”、“国事之争”、“几同参商”等语句，涂涂改改，斟酌过许多次；到了蒋介石去世，这副挽联正式成稿，足足运思了二十七年之久。可见，这十六个字并非率尔操觚的产物，其间的蕴涵还是深堪玩味的。

这里，张将军集中表述了他同蒋氏的特殊关系。其特殊的程度，竟至于我们很难加以准确、鲜明地定位——

想当年，张学良手握三十万重兵，身为北半神州的一方霸主，其角色与身份，俨然与“江湖老大”的蒋介石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他既不同于一般的军阀，更有别于蒋氏的普通部下、一般僚属。此其一。

发展到后来，蒋、张二人，在最高统帅部，一为正职，一为副职，又成了上下级关系；可是，由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和协调中原大战这两个至为关键的时刻，曾经对蒋氏施以有力的援手，甚至可以说是拯危救溺，恩同再造，因而，他在世人心目中，尤其是在蒋氏的心目中，具有他人无与伦比的独特地位。此其二。

在此后的八年间，张学良“一切唯蒋之命是听”，可说是蒋家王朝最卖力、最听话的忠臣良将。耿耿丹心，推诚相与，“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即便最后为了一致对外、团结抗日，被逼实行“临潼兵谏”，其最终目的也不是要把蒋氏打倒。此其三。

其四，他们曾结契金兰，订下“手足之谊”；有人甚至说他们不啻父子关系，比如，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就有“蒋张二人是家长与子弟关系”的说法。不过，若是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这种“父子关系”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郭军反奉期间，由于少帅与“大逆不道的郭鬼子穿一条裤子”，划不清敌我界限，老帅张作霖也曾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最后又演出“辕门斩子”、“刘备摔孩子”的闹剧。可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做给旁人看的，骨子里浸透着纯真的父爱。那么，且问：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张学良也是如此吗？

“关怀”

当然，就张学良自己来说，也可能确曾存在过这种想法。我们不妨听听他在“口述历史”中是怎么讲的：

老先生对我还是不错的了。我不是说过，他死了我写了副对联吗？我这是私人的对联，我吊他的。我说：“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老先生对我，那是很关怀的。我有病，差不多够呛了，他们旁人就想，我要死掉了。那他不但特别关切，还派了医生，派了中央医院的来看我。……

蒋先生是原谅我了，不原谅我，他不把我枪毙呀？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是兵，也带过部下。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

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我当时就说，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们在解读这副联语时，遇到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这里说的“关怀”，究竟做何读解？从张将军本人的口述中，自然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蒋氏对于他是真心关怀的；也就是说，联语中表述的正是作者本意，发自作者内心。以张学良的坦荡胸怀，以他的忠恕之道和与人为善的天性来说，他这样说、这样做，都是情通理顺的。

但是，这样一来，人们马上就会产生疑问：难道世间竟有这样关怀的吗？而且竟是“之殷”，竟是“情同骨肉”！不关怀，又将如何？难道只有杀头才是不关怀吗？百般困惑之余，有人代为求解：认为应该考虑这样一个背景——虽然张将军说吊唁是私人性质的，但他清醒地晓得，悼词最终必然公之于众，不宜苛薄、蹊刻；特别是，当时还处于拘禁之中，先主虽逝，后主还在，因此，他不能不存有某些顾忌，因而免不得会夹带一点冠冕堂皇的成分。而到了十多年后，在做“口述历史”时，也不便改口了，似乎也没有必要改口了，于是，顺水推舟，就这样过来了；况且，留下一个“忠恕”的美名，对他也并没有什么坏处。

后一因素尽管不能完全排除，但我以为，就张将军当时的心境来揣测，主导成分还是前者。张学良之所以为张学良，其实正在于此。

可以说，对于蒋介石的雄猜、鸷狠、阴险、多疑、耍手腕、弄权术的“人性暗箱”，张学良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地弄明白。因而，他一路地赤诚相与，一路地献身卖力，一路地吃亏上当，尝尽了苦头，最终仍然执迷不悟。

从本性上讲，两人就迥然有异，甚至是判若云泥。张学良正而不诡，蒋介石诡而不正。二人的出身、阅历完全不同。蒋氏自幼混迹于十里洋场，只身闯荡江湖，从最底层一步步地爬了上来，历尽人世风波，长于应付艰危局面，最后练成了“通天老狐”，谋深虑远，阴险叵测；而张学良出生于富贵人家，“年少万兜鍪”，万事皆能顺其心志，无须刻意经营，即可达致仕途通显；又兼他在接纳“孝悌忠信”儒家文化的同时，深受西方文化之熏染，因而，少了些磨炼与韧性，多了些张狂与旷达，为人处世，逞义气、重名节、讲感情，相对单纯、率真一些，有时耍一点小聪明，即所谓“黠慧”，而缺乏更深远的谋略。

在张学良的字典里，似乎没有“机心”二字，什么狡狯、权谋、暗算、防范，好像都与他毫不相干。他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轻易地委信于人。对于蒋介石，他就正是这样。即使到最后，他也还是对蒋氏做“有大略，无雄才”的评价，以“才智”作为衡人标准，而无涉于品格、人性、伦理道德。因为他不懂得这一套。而长于政治权术的蒋介石，则恰恰与之相反。

说到二人之间“宛若仇雠”的“政见之争”，他在“口述历史”中说：

我的判断，他对我讨厌极了。所以，后来不能让我自由。他心里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其实，我跟蒋先生两个人的冲突，没有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

看来，根本之点在于如何对待“抗日”和“剿共”上。这一矛盾、冲突，贯穿于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之中。

交往三阶段

细按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交情”，客观地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东北易帜拥蒋，到协调中原战事助蒋，为“蜜月期”，这是两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在他们磕头换帖，结为“把兄弟”的同时，于凤至与宋美龄也结拜为姐妹，于称宋母为“干娘”。随着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便驻节北平，节制冀、晋、察、绥、辽、吉、黑、热八省军事，权力与地位到达了巅峰。

尔后，逐步进入了“摩擦期”，中经九一八事变、热河失守，张学良被逼下野，欧洲考察后复出。

最后是“交恶期”，一方要“剿共”，一方要抗日，结局为临潼兵谏，捉蒋放蒋。

与此相对应，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及其麾下的东北军，始而拉拢、利用，继则遏制、削弱，最后分化、剥夺。总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来也未曾像对待他的嫡系那样真正地信任过。

应该说，张学良对于蒋氏的倚重与信赖，以至后来的“敲打、教训”，绝非源于私人情感上的好恶，或是出于个人的利害权衡，而是出自对国家命运、民生疾苦的关心，他从小就渴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他说：

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实为忏悔。

作为崭新头角的青年将领，他在军阀中首倡罢兵息争。在多次谏诤父帅未能如愿的情况下，愤懑不已，决心“一旦掌权，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要利用自己的机会和优势，尽力为国家的和平与统一做点什么”。但他并没有分疆割据、独霸称王的野心，无论是父亲期望他成为李世民，还是日本人别有用心地劝他做“满洲王”，他都不予理睬。至于问鼎中原，称霸全国，他更是从来都没有想过。他愿意在“一个领袖”之下，实现他的报国济民的宏伟抱负。

在张学良看来，就当时局势而言，在各路军阀中，以蒋介石为最有能力、也最有实力统一中国。原来，他把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北伐的功绩，全部记在了蒋介石的名下，从而坚定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信念；又兼早年对美、英的富国强兵十分向往，而蒋介石已然得到美、英的支持；且其反苏、反共的政治倾向，与当时张学良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因此，早在东北易帜之前的1927年，张学良率军南下时，就试图与蒋介石联络，曾经致电蒋氏，希望能够罢战言和，共商国是，但未能如愿。

第二年，他即主政东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东北三省的生存与发展。他认为，“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才能全力对付日本”；“而欲速谋南北之统一，只有改旗易帜，才能摆脱势孤力单的困境，才能利用统一的力量与日本相抗衡，保住东北免入日本之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他的民族气节和以民族利益为基准的高尚情怀，使他毅然决然摆脱日本的控制，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更是直接救助了蒋介石。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各霸一方。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削藩”行为，引起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军阀的不满，联合起来反蒋，导致了1930年5月的中原混战。四个多月时间，双方相持不下，互有胜负。在这种情势下，拥兵数十万、雄踞东三省的张学良，“左袒”还是“右袒”，对于战争的结局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张学良看来，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只有支持这个政府，才能保证国内统一，也才能保住东北地盘不受外敌侵略。于是，亮出了“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旗帜，同时派兵十万进关，和平接收平津，中原战事迅即结束，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稳操胜券，铺平了通向神州霸主的道路。

张学良以为，靠着白山黑水和中原沃血换来的骨肉深情，应该是牢不可破的，因而，心里充满了踏实感、安全感；而渴望进入中心地位，以期一展长才的报国赤诚，更使他多年来紧紧地追随在蒋介石的左右，没有猜忌，不加防范，言听计从，忠贞不渝。然而，实践表明，他到底还是把人看错了。

随着东三省局势的逆转，蒋张之间的矛盾也在特殊关系的背后日益凸显起来。九一八事变以及热河抗战中，由于执行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造成大片国土沦亡，三千万生灵涂炭，张学良在心理上遭受到极大的刺激，几乎到了彷徨失据、无地自容的地步。而处此绝境，蒋介石却并未施以援手，反而趁机在东北军上大做手脚。这使得张学良有些心寒，思想上露出变化的痕迹。

原来，作为“蹩脚司令”的蒋介石，军事方面虽然并无长策，却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出色政客。他从清代康乾二帝那里学来一套驾驭部下的权谋，经常制造下属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猜忌，形成派别，互不信任，以便于操纵、控制。在他的手下，什么政学系、新政学系、CC系、太子系、中统、军统，派系林立，矛盾重重。他故意引发他们相互监视，明争暗斗；自己则“坐山观虎斗”，高踞上流，左右逢源，必要时分别施以小恩小惠，使之个个都觉得承恩受宠。

他的衡人标尺是，才能远不如忠诚重要。因而用人唯亲，一贯以人划线。只要是黄埔系，浙江人，属于他的嫡系，而且能够铁杆忠诚，即便是吃了败仗，损兵失地，也照样保他升官晋爵；反之，能力再强，功劳再大，也不予以信用。对非嫡系的重要人物，在使用的同时，还要进行分化、限制，防止其威胁到自己的统治。而对于需要拉拢的人，他可以指天誓日，结为异姓拜把兄弟；待到一朝成为竞争对手，或者毫无用处，便翻脸不认人，一脚踢开，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

蒋桂战争前，他尊奉李宗仁为“忠实同志”，战衅一开，便改口称之为“党国叛徒”。蒋冯战争前，他致电冯玉祥：“弟自入党以来，未曾卖友，亦未曾杀戮革命同志一人。至若兄与弟，言公则兄为革命元勋，言私则我辈誓共生死。且兄又居弟之长，弟若稍有不利于兄之处，则人格破产，信用扫地。”但时隔不久，即将“仁兄”冯玉祥开除党籍，下令拿办。对于自己的这种朝三暮四，反复无常，蒋氏本人曾力图加以缘饰，他说：“处世作人的要道，在于随机应变。”

台湾作家李敖算是把他看透了：

蒋介石一生中喜欢以异姓昆弟之交拉拢人，拉拉扯扯，拉帮结拜，但无一个真心朋友。与蒋结交的人无一有好下场。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一石双鸟

张学良自然也不例外。他在蒋介石心目中，充其量只是一个帮手，而绝非嫡系。急难中可以笼络、利用，却不能视同股肱，托为心腹。如同俗话所说的：“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易帜”之后不过半年，1929年7月，蒋在北平接见张学良，授意他以武力接管中东路，以防止“赤化”，即使最后与苏联断交亦在所不惜；并答应“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几百万元军费”。结果，战事一开，东北军即连遭败北，一个旅长战死，另一个旅旅长以下七千人被俘，团长多人阵亡，黑龙江舰队全军覆没。而蒋氏则“食言而肥”，以讨伐西北军为借口，一兵未出，一文未拨。

对此，顾维钧做出分析：“蒋介石的目的是使无充分外交经验的张学良诱入圈套，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蒋在当时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惟吾人深望能达到（对苏）绝交目的，而复对国内共党方面有彻底办法耳。”可说是老谋深算，一箭双雕。

同样目的，同样手法，蒋介石后来又用在驱使东北军“剿共”上。正由于他始终将张学良视为异己军阀，因此，在处理过桂系之后，就着手解决西北问题。在他看来，西北问题十分复杂，既有共产党与红军的问题，还有张学良东北军的问题。于是，1935年9月，急令东北军开赴西北“剿共”，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蒋介石向来都是借“剿匪”之名行“削藩”之实的，让地方军阀与中共互相消耗，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

此际，他的险恶用心正是“一石双鸟”——既可利用东北军消灭红军，又能借以消耗东北军的有生力量。为了控制张学良及其军队，蒋氏往里面派驻了多名亲信：侍从室主任作为参谋长控制军事枢纽，“十三太保”第一太保掌管张学良的政治动向，贴身侍从负责东北军的情报工作。同时，把中央军调到东北军的背后，以防不测。这样，东北军就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抬头面对红军的枪口，回过头来，又有中央军的枪口对着他们。

当时有过这样一幅漫画：两堵高墙巍然矗立，细看，左侧是由滚滚人潮组成的“铜墙铁壁”，右侧是寒光闪闪的剑树刀山；中间狂奔乱跳着一头猛牛；前面明明有一条通道，却被铁丝网罩上，挂着一个“不许攘外”的牌子；身后，一个西服革履的光头绅士，手里挥舞着文明棍，在督催着猛牛，让它向左侧的“人墙”冲去，结果，一冲一个跟头，最后，弄得破头流血。而那个光头绅士却用文明棍不住地戳着牛的屁股，强迫它继续冲向人群。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猛牛回转头来冲向主人，用双角狠狠地把他掼在地下。漫画的题目只有一个字：《逼》，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情境。

东北军进攻陕北红军不足两个月，损失兵力达三个师之多。当张学良请求蒋介石给予补充时，蒋介石的答复却是：“中央没有机动兵员，所损各部，番号自行取消。”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请求对两位阵亡的师长每人发给十万元特恤金，也被驳了回来。张学良慨叹：“我张某人混得连十万块钱都不值了！”伤心、失望之余，张学良开始领悟到，东北军不管怎么卖命，终究摆脱不了受制遭劫的命运。生存尚且不保，更何谈抗日复土，洗亡国之耻，报杀父之仇，雪“不抵抗将军”之羞，救民族危亡之…急呢！

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有人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不论他是哪个阶层的中国人，我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交给他，并且，我愿意无条件地听命于他。”现在，他看得非常清楚，真正抗日的是共产党，是工农红军。于是，便加紧与陕北的共产党秘密协商，双方实现了实质上的和平共处。这件事当然为蒋介石所不容。于是，立即亲赴西北督战，并调集大批中央军开赴潼关；同时放出风去，要撤换“剿匪不力”的张学良。结果，使张学良的对立情绪更加激烈。

这次兵谏捉蒋，有两条直接的导火线：一是当时全国抗日热潮日益高涨，纪念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一周年的游行请愿活动席卷西安城。他们恳挚地对张学良说：“东北沦陷五年了，你还忍心打内战吗？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打回东北老家去！”整个请愿队伍，顶着凛冽的寒风，哭声、吼声响成一片，张学良也禁不住失声痛哭。他当众表示：“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你们。”当晚，他就把学生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回答却是：“对学生就应该用机关枪打！”这使他异常震惊，也极度失望，知道了靠规劝已经无济于事，于是断然决定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他改弦更张。

二是，在这同一天，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让他密嘱《大公报》发表削夺张学良、杨虎城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此前，蒋氏曾依次召见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唯独把张、杨排斥在外，致使二人深感忧惧，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捉蒋的决心。

应该说，兵谏一举，既非蓄意摆脱蒋的领导，更没有谋害他的用心，只是要逼他抗日，可说是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行为的“变型”。这种“忠君”是以爱国为前提的，用兵谏的手段，达成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人湔羞雪耻相统一的目的，不失为彼时彼地张学良的最佳抉择。

在西安、南京和中共三方的共同努力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威信”，使他对联合抗日的“口头承诺”不致反悔，张学良将军毅然决定亲自送蒋回宁，向世人表明了他一不争权、二不争地，为了实现共同抗日而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的耿耿赤诚。

“误把溪声当雨声”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回到南京不久，即施行无情的报复。张学良原以为，蒋氏要他“写一个认罪的东西，以便向南京百官有一个交代”，只是做“应景文章”，很快他就可以获释。岂料，茫茫无际的囚禁生涯，就此开始，一押就是五十四年！

张学良遭到软禁之后，许多要人都为之说情，其中包括宋子文、宋美龄等“皇亲国戚”，李烈钧、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张治中等“朝中重臣”，以及外籍顾问端纳，等等。1937年1月，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致电蒋介石，要求给予张学良带兵的自由。蒋说，张学良他自己要求读书，我怎么办？同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北军将领再次提出把上阵杀敌自由还给张学良，蒋仍置之不理；而在召见东北军代表时，他却说：“汉卿他年轻，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只因读书太少。我留他在这里，让他多读些书。”

九年过去了，全国政协会上，委员们呼吁还给张学良人身自由，蒋介石让邵力子出来代他讲话，说：“张学良的问题不是国法问题，而是家法问题，你们不要管啦！”同年10月，张学良请托前来探望他的张治中在蒋面前代为说情，结果，蒋断然下令：今后任何人见张，都要经他亲自批准。

1949年1月，蒋被迫下野，于右任提出，为了增加与中共谈判的筹码，应尽快放出张、杨。蒋却冷冷地说，你们找李宗仁去说。李宗仁倒是真的答应了，当即给参谋总长顾祝同拍电报，要他负责落实。顾祝同深解蒋介石的用心，便推托说，这要由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来办。于是，李宗仁又派遣程思远去台协商。陈诚说，蒋先生的事，他不便插手；而私下里，遵照蒋的指令把张学良秘密转移，程思远无功而返。同年年底，蒋下达手谕：要严格审查张学良寄出的信件，这就把通信自由也剥夺了。

在旷日持久的拘禁生涯中，张学良自己也曾多次向蒋介石上书求赦，主动承担“罪责”，以求宽宥；请缨赴战，要与日寇决一胜负，“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表述“加意锻炼身心，休养体智，以备钧座之驱使，代国家之驰骋”，“乞钧座念及十年之情，怜及匹夫之志，有以成之”的心愿。无奈，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蒋介石的策略，一曰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二曰水来土掩，虚与委蛇。

一次，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买”。蒋介石却说：“你懂什么，这是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要给他政治权力的钓鱼竿。”不久，他就叫人把一根从美国进口的高级鱼竿送过去。张学良看到这个鱼竿能伸能缩，可长可短，知道他的用意：当即折断扔掉。对于长期丧失自由，身心饱受摧残，张学良以独特的方式向蒋介石提出抗议：他特意捉了一只鸟，把它关进一个精致的鸟笼里，然后作为一件特殊礼品，托人给蒋介石送过去。蒋介石收到后，将计就计，差人做了个更大的鸟笼，作为回赠，派人送给张学良，并捎话说：“我很爱鸟，你再在山上多捉些鸟吧，我有的是笼子。”

1956年，张学良铁窗生涯熬过了二十个春秋，羁身台湾孤岛也已整整十年，又正赶上老蒋七十寿诞，张学良抱着很大希望，把一只珍贵的瑞士名表作为礼物托人送给蒋介石，暗示岁月蹉跎，“管束”应该结束了。蒋介石深知个中寓意，立即回赠一本1936年年历，还有一双绣花拖鞋。看得出他对西安事变那场羞辱始终耿耿于怀，决意要把“管束”永远拖下去，直到张学良老死。

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

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

枕中不寐寻诗句，误把溪声当雨声。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为此，他不知付出了多少惨痛的代价。

“不可放虎”

说到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心理反应，包括对张学良的态度，可以用“一怕二恨”四个字来加以概括。其实，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也就能够回答：蒋介石何以长期扣住张学良不放？

首先说怕。有一次，美籍著名史学家唐德刚问张学良：“汉公，为什么蒋先生不放你？”张学良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引用了国民党元老张群的一句话：

张岳公曾告诉我，他说，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对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吗？那意思就是怕共产党抓住我，怕我跑到共产党那边去。

看来，张学良的“虎”威犹在，是其不能获释的重要原因。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一麾出守，举重若轻，谈笑间化干戈为玉帛，原因在于他手下拥有一支强大的东北军，成了当时全国的最大的实力派。在蒋介石心目中，张学良是一只威震神州的真正的东北虎；而那场震惊中外、至今思之犹使蒋介石心胆俱寒的西安事变，更使他领略了这只桀骜不驯、野性十足的东北虎的赫赫神威；现如今，虽说已经“虎落平阳”，但只要获得自由，他仍然能够凭借他的老本，他的余威，振臂一呼，“啸聚山林”，成为有影响、有实力的统帅，继续率领东北军横行天下。

行伍出身的蒋介石深知，军队就是命根子，有了军队就意味着有了一切。西安事变前，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抗日救国大旗下，相互合作，形成了时人所称的“三位一体”，总兵力达数十万之众。事变之后，这支武装力量并没有消亡，作为“东北王”，张学良既是东北军的主心骨，同时也是“三位一体”的重要支柱。扣住他不放，无疑是涣散以至瓦解东北军以至“三位一体”的关键所在；而“三位一体”内部离心力的日益加剧，又为蒋介石长期扣押张学良提供了信心和保证。

杨虎城的话，可谓一语破的：

张汉卿不回来，我们的事很难办。首先就是团结问题。东北军内部本来就不够团结，他们与我们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张汉卿能回来，东北军内部有个中心，就不会出大问题，东北军与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就比较容易。能团结，就有力量。张汉卿不回来，整个团结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撑持不了这个局面。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蒋介石才决心把张学良扣押到底。每当历史出现转折时刻，或发生重大变故，蒋介石都要亲自过问对张学良的监禁事宜，唯恐出现意外。1946年春，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正式亮出“释放张学良”的议题，蒋介石十分紧张，立即紧急部署，匆匆忙忙将张学良秘密押解到孤岛台湾，为的是怕他在大陆被劫走，或者迫于政治压力被释放出去。押解到台湾以后，他仍然严加控制，因为他担心，张学良一旦“出山”，就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为反蒋的人所利用，干扰国民党的‘改造计划’和‘强人政治’”。

直到临终前，在同“后主”蒋经国谈到张学良时，他还郑重交代：“不可放虎！”中国古人有“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说法。张学良当时大概没有料到，他的这位“关怀之殷，情同骨肉”的老上级，关于他的临终嘱告，竟是这样断义绝情的四个字。

这样决绝的交代，显然不是随意做出的。那么，其意为何？是怕他“东山再起”，重新“占山为王”吗？看来不像。——当年的“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被囚禁了三十八年、已经七十五高龄的老将军，纵然不是“一饭三遗矢矣”，昔日的震山之威，难道还存在吗？他身后的三十万大军已然“灰飞烟灭”，莫非说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老头子，还能揭竿而起，重新向蒋家王朝发难吗？看来，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害怕口无遮拦的张学良获得自由后，会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时，披露出种种于他不利、有损于他的“光辉形象”的内幕。

再来说恨。蒋介石当然对张学良愤恨至极了。一恨张学良挑战了他的绝对权威，让他颜面无光，威信扫地；二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死里逃生，趁机壮大实力，最后国民党一垮到底。事变之后，蒋介石曾说：“此时抗日，坐大中共”；“八年剿匪之功，预期将于两星期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役，几乎坠于一旦。”三恨张学良始终坚守诚信原则，不做违心之言，不肯悔“罪”认“错”。

凡是了解蒋介石的个性、洞悉其为人的人，都知道张学良一经陷入他的牢笼，便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经说过，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气量狭小，睚眦必报，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另一位元老续范亭在谈到西安事变时，指出：

汉卿又一时失策，亲自把蒋送回南京。蒋介石的秉性是世人皆知的，他地地道道就是《红楼梦》中的那两句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果然，他一缓手就把汉卿给囚禁起来，再无出头之日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强烈的报复心理，是张学良不能获释的直接原因。当年西太后有句经典的话：“谁若不让我痛快一时，我就让他痛苦一世。”蒋介石比西太后狡猾，他不说出来，实际做的更狠毒，更厉害：你张学良不是让我委屈十四天吗？那我就一报还一报，还你个一千四百个十四天！结果，足足监押了五十四年。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旨哉斯言。

第十章　道义之交

“不能忘记老朋友”

“死生亦大矣！”一个人在告别这个世界时的遗言，历来被看作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生命嘱托，一种具有纪念性、经典性、持久性的临终交代。如果当事人是一位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一位轰动世界、名垂青史的伟人，那么，他的遗言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周恩来总理在濒临生命终点时，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内政外交，内忧外患，长年累月超负荷的繁重公务，严重地损害了周总理的健康；而“四人帮”的明枪暗箭、百般刁难、重重设障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更使他的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这种长期、持续、强烈的“孤树加双斧”般的折磨与摧残，生生地把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拖垮了，累倒了。尽管他以永生不知疲倦的钢浇铁铸的硬汉著称，尽管他有无穷的精力和惊人的毅力，最后也不得不在疾病与死神面前败下阵来。

已经广泛转移的恶性肿瘤，时刻侵噬着他的内脏与肌骨，消耗着体内的营养物质，使他的身体虚弱至极。最后形销骨立，只剩下了三十公斤半的体重。住院二十个月，经过大小手术十三次，输血八十九次，身上插着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还有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以致连翻身都受到了限制。躺在病床上，他的胸部微弱地起伏着，颧骨高高隆起，苍白的脸庞上布满褐色的老年斑，眼睛深陷着，已经不能再现往日那种发光闪电、炯炯有神的异彩。

总理的头脑依旧非常清晰，思维十分敏捷。面对已经叩响生命丧钟的死神，他态度安详，坦荡自若，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知道生命属于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便抓紧这最后的有限时光，安排好各项重要工作。大至取得毛泽东主席的支持，选定邓小平为助手，统筹四个现代化，遍及经济、科教、外交、军事和“全面整顿”，小到文件的归还、死后骨灰的处理，一一做出最后的交代。

1975年，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异常艰难的一年，举国上下在忧心忡忡中度过。而周恩来的病中岁月，更无异于在刀尖剑芒上翻滚，历经着百倍的痛苦熬煎。入秋之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腹腔内脏，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引致周身上下剧烈疼痛，经常是浑身抖颤，大汗淋漓；各种镇静、止痛药物全然失去了作用。12月20日清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罗青长。可是，待到罗青长匆匆赶到，护士却悄悄地告诉他，总理已经昏睡过去，请他在隔壁房间略等一下。直到中午时分，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亲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边，然后，翕张着干瘪的嘴唇，以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现状，最后，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停顿了一下，又稍加解释：“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

罗青长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四十多年，听过总理多次部署对台工作。他知道，“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首要的一位指的是张学良将军。总理多次同他谈过，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是一位伟大人物，西安事变挽救了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中华民族促成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那么，另一位“姓张的朋友”呢？罗青长也晓得，指的是张镇先生。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1945年10月，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中。在签订《双十协定》两天前，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要员、谈判代表张治中，举行盛大酒会宴请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代表。不料，当晚突然发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途中遭国民党士兵枪击事件。闻讯后，周恩来立刻警觉起来，深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担心，于是，向出身于黄埔军校的旧相识、时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提出“派兵护送”的要求。张镇立即调来宪兵司令的座车，并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红岩。第二天，张镇又进一步加强了警卫工作，凡属毛泽东参加的活动，他都亲自布置警戒。国共和谈协定签字后，张镇得知毛泽东一行要飞回延安，便亲自护送到机场。张镇后来去了台湾，但周恩来一直铭记着这件事，曾经嘱咐过罗青长：“将来台湾解放了，一定不要忘记张镇的这一功劳。”弥留之际，又再次做了提醒，唯恐将来实际处理时有所忽略。

据张学良研究专家毕万闻提供资料称，是年9月，当周总理听说张学良患上了眼疾，有失明危险，感到十分焦虑，当即在一份批示中，要求有关部门查清具体情况，批示的最后三个字是：“托、托、托”，意在郑重委托。这是周恩来生前无数份批示中的最后一份。

周恩来与张学良相识、相知于1936年4月。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35年10月，东北军的团长高福源，率领六一九团进攻陕北苏区榆林桥时，被红军俘虏，尔后，进入政治学习班学习，聆听了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的讲话并受到接见。这使他深受教育，主动提出，回去要面谏张学良，达成与红军共同抗日。经过研究批准，高福源带上了周恩来的亲笔信，返回东北军驻地，说是有重要机密要面陈张副总司令。张学良拆封后，见信中提出，“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东北军应该掉转枪口，对准真正的敌人，即在东北烧杀抢掠的日本军队”，他极表赞同，深受触动，决定与红军高层代表会谈，共商抗敌大计。这样，高福源便于翌年1月16日重返苏区，面见毛泽东、周恩来，转达了张学良要求红军派代表商谈的意见。于是，双方代表坐在一起，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多次秘密商谈，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并建立电台联系等项协议，在红军同东北军之间搭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

在此基础上，4月9日晚9时，时任“剿总”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肤施（延安）清凉山下一个天主教堂里秘密会晤，商谈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体目标；讨论了抗日救国应走什么道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等重大课题，以及通商、交通、互派代表、培养抗日人才等具体事项。商谈中一个焦点，是如何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建立怎样的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张学良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先生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全国主要军事力量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财政、金融、外交等也由他一手包办。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并非不愿意争取他，而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蒋氏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却一直鼓吹‘攘外必先安内’，这与西太后的‘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主张如出一辙。”最后，周恩来表示，只要蒋先生实行抗日，共产党和红军是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的。

5月12日夜，两人又举行了第二次密谈。

现当代党史专家认为，肤施会谈真诚、直率、平等、友善，为不同性质的军队在民族危亡之际，携手御侮，特别是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准备了思想上、组织上的条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双边谈判的一次成功范例。

通过会面恳谈，两位高层领导人各自给对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事后，周恩来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他又致信张学良，说：“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同时，他又提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张学良对这次会谈也感到非常满意，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他知道当时红军经济上正处于窘境，遂以两万银元的私款相赠；回到西安后，又慷慨捐赠了二十万元法币。据红军军需账上记载，这个期间，张学良共接济红军七十六万元。

七个月后，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两人朝夕相处了八天，共商和平解决善后事宜。据《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一书记载，当时，张有千头万绪的事情等着商量：南京方面扬言，要炸平西安，应该如何应对？国民党大老于右任要来西安安慰，应该怎样答复？宋子文要前来谈判，西安方面要怎样提出基本条件？对如何处置蒋氏，意见分歧很大，应该如何统一？……这一切，都有待商量，有待决断。书中记载：

十七日傍晚，周恩来一到，张学良立即热情地将他迎入公馆，然后促膝长谈，直到深夜。张向周介绍了有关情况，并谈了对蒋介石的想法后，征询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阐述了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前途的看法和处理方针。指出：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但它跟革命战争与群众暴动不同，它是趁蒋氏来西安视察，采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做法捉拿了他，这不免带有一点军事阴谋的性质。把蒋捉住了，并不等于胜利；华清池扣蒋，既不同于十月革命中生擒沙皇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活捉拿破仑。因为蒋的政权没有被破坏，他的军事力量还原封未动，西安与南京已处于对立的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

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分析，根据国内外形势判断，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

周恩来接着谈了西安事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一个是好，一个是坏。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本灭亡，这样就会使中国的前途变好；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提供条件，这样就会使中国的前途变得更坏。我们要共同努力争取好的前途，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这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张学良认为，中共关于西安事变的分析、判断，以及处置这一重大事件的构想，与他的观点、主张不谋而合；特别是对于共产党从全局利益出发，捐弃前嫌，深明大义的胸怀与立场，感到由衷的钦佩；而周恩来的高瞻远瞩，洞悉全局，过人识见，超凡气度，尤其令他极表敬服。在此后的八天时间里，周恩来一直同他合作共事，精于筹划，巧于斡旋，使他感到有了主心骨，有了帮手，大大地增强了信心。

此后便是长别，他们再也没有见面机会了。古人论交，有“十日平原”的佳话，用以表明朋友间的暂时欢聚；周、张的几番密晤，也只是“十日缘”——其实，满打满算，不过是八天加上两个夜晚——却建立了历数十年不变的深厚友谊。

“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

世人结交，多种多样。有总角相识，友谊深结，始终坚守不渝的故旧之交；有相逢于危难之中，共济时艰，托契深重，甚至以性命相许的患难之交或生死之交；有志同道合、情趣相投、声应气求的知己之交；有向风慕义、精神上相互信赖、相互砥砺、事业上相互支持的道义之交；当然也有趋炎附势，私利交接，彼此互为利用，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的势利之交或市井之交。

周恩来与张学良兼具知己之交、患难之交与道义之交的共同特色。他们年岁相若，而出身、阅历、教养和成长的政治环境，则迥然不同，尤其是两人的个性、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差异很大，一为沉稳内敛，务实缜密，立身谨严、端庄、肃穆，不苟言笑；一为狂放不拘，任情适性，诙谐、幽默，无所顾忌，随意性很大，有时感情用事。但是，由于为人正直真诚，重义守信，顾全大局，富有政治远见等共同基点，使这两位时代的精英心心相印，一见如故，在国家、民族的公利之上，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道义之上，泯除了出身、个性方面的差异，结为至交、挚友，情深义重，终始如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被周恩来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在接见祖国大陆《百年恩来》专题艺术片的摄制组时，盛情赞佩周恩来，说：“他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我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时，张学良说：“我和周恩来能够相互理解。他反应很快，对情况的判断很准确，说话一针见血，不用对方多说话，就能准确地抓住要害，是个见识很广的人。我和周恩来虽然初次见面，却像老朋友一样，披肝沥胆，一见如故。”

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周恩来属于圣人所说的直友、谅友、诤友。刚一见面，周恩来就毫不客气地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您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只是可惜，您把路走错了！”“您要走抗日救国之路，就一定要走依靠人民群众的路线。”这番洞穿实质、直戳要害的谏言，对于彷徨无计、四面受蹙的张学良来说，不啻醍醐灌顶，当头棒喝。

而当得知张学良要亲自送蒋回宁时，周恩来立即赶往机场，想要劝阻这一莽撞行动；无奈，待他赶到时，飞机已经腾空而去。云天遥望，周恩来怅憾良久，慨然地说：“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太深了，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哩！看来，感情用事，总是要吃亏的。”后来，周恩来每当谈及此事，总是连声自责，痛悔自己“没有保护好汉卿先生”。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说：“在刚才这几分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同年12月，延安各界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指出：“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幽禁了十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的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1961年，在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事变的重大意义，并对张、杨两将军表达了深挚的怀念之情。张学良的四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在给周恩来总理敬酒时，感情冲动，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想起他们，怎能不落泪呢？”

他不放弃任何机会，始终不遗余力地设法营救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密切关注着他的安全与健康；不止一次地对来自台湾的朋友说：“如果张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不好说话了。”1958年12月，周总理听说西安事变中的担保人、已经定居美国的宋子文来到了香港，便托人代为传话，敦促宋子文为释放张学良做出努力。宋子文很不好意思，回话说，当时确有三条保证，停止内战、对日抗战这两条已经兑现了，至于确保张、杨两将军的安全这一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为力，请予谅解。”

四十年间，周恩来无论是置身龙潭虎穴，谈判桌前折冲樽俎，还是戎马倥偬、辗转征途；抑或是执掌铨衡，日理万机；直至缠绵病榻，备受疾病熬煎，日夜与死神搏斗——不管处于何种境况之下，总是时刻记怀着这位相知相重的老朋友。每当谈到张学良将军时，他都是一改平素端庄整肃的常态，情绪非常激动，多次泪流满面。

不仅对张学良本人，连他在大陆的亲属，周总理也关怀备至。母亲死时，张学良年仅十二岁，胞姐首芳长他三岁，担负起照顾弟弟的责任。因此，姐弟二人感情甚笃。首芳后来嫁给了黑龙江督军的儿子，父亲张作霖死后，便被丈夫遗弃了，从此她情怀萧索，郁郁寡欢；西安事变之前，她一直跟随着张学良驰驱南北，颠沛流离；新中国成立后，张首芳定居北京，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出现困难。周总理得知后，特意为她调配了一处住房，并给她发放定期补助，保证其安度晚年。

长时期以来，周恩来总想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写一封信。只是，海峡两岸一水遥隔，要把信传递到受到严密控制的张学良手里，又不致给他带来危害，确是难乎其难。光是选择递信人，就大费周章。据张学良研究专家窦应泰考证，周总理写好了信之后，中央有关部门找到了定居香港的朱湄筠女士。她在台湾有许多亲友，本人又对祖国大陆情感深厚，特别是父亲朱启钤先生，晚年在京承蒙周总理和中央政府的厚待，心存感激。朱女士当即答应，要亲自出面转交密信。她于1962年4月到了台湾，一直等到10月10日才找到了机会。这天，张学良参加一项公开活动，她通过早年相识的一位朋友，把密封在糖果盒底层的信转交到张学良手里。老将军拆开这封天外奇函，看到信笺上赫然写着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从飞扬、凝重的笔迹和情真意切、文采斑斓的辞语上，辨识出这是出自周公之手。他为在北京的老朋友并没有忘记他，为这厚意深藏、一往情深的话语，为老朋友时刻以他的安全为重的周到细心、关怀备至而深深感动，顿时热血奔腾，潸然泪下。

政治引路人

“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周恩来和张学良都是意志力极为坚强的人，是中外闻名的硬汉子。可是，为了张学良的被难，周恩来竟先后三次在大庭广众之中痛哭流涕；而羁身孤岛、沦为阶下囚的张学良，也以同样真情灼灼的泪水与之对接，从而汇成一股连接两岸、绵延不绝的情感涡流。

张学良把结识周恩来引为终生幸事。据毕万闻《周恩来与幽禁中的张学良》一文中记载，西安会面之后，张学良对周恩来一直感念不忘。1937 年2月17日，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受顾祝同的派遣，到溪口拜见张学良。张学良听了何柱国等人的汇报之后，公开地给杨虎城、于学忠各写了一封信，表示凡有利于国者，一切都无足顾惜，嘱告东北军将士和衷共济，“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并要何柱国暗中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这个朋友，指的就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除了写给杨、于的两封信之外，张学良还背着看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何柱国秘密转交。不久，周恩来就收到了此信。主要内容如下：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信中“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这番话，概括了周恩来在此一阶段卓绝艰苦、冒险犯难，对东北军所做的全部工作。周恩来后来曾说：“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这一切，张学良闻知之后，甚为感动，因而写了这封密信，对周恩来的“大无畏精神”深表敬意，对红军的“种种举措”表示感佩。

因为顾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周恩来与何柱国从未对外披露过这封信。

1946年4月19日，周恩来又收到监禁中的张学良从贵州桐梓县天门洞捎来的一封亲笔信：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言。

信，前无称谓，后无落款，当是彼时险恶的处境使然。据有关学者考证，此信应为前往贵州探视的东北元老莫德惠带往重庆交给周恩来的。

张学良说过，他的一生，他的祖国，几乎被日本给毁了。他之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根本目的就是抗日。所以，信中说：“现日寇已经驱出，实最快心之事。”鉴于周恩来抗战后在重庆重开国共和谈，因而有“奔走国事，再做红娘”之说。在张学良看来，“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大胆的人”，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释放蒋介石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抗战胜利后，他祝愿周恩来在国共和谈中“早成佳果”，使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的富强之路。至于信中所谓“近日友人惨死”，有关学者分析，当是指“四八惨案”中王若飞、叶挺等所乘飞机在黑茶山遇难一事。“数难闻之”，可能说的是发生在年初的重庆“白沧堂事件”、“较场口事件”。

出于同样考虑，此信也一直没有公开。

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深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杨极为忌恨，杨虎城一家四口惨遭杀害，就是明证。在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周恩来担心大陆方面对张学良过于直白的关怀和赞誉，会刺激蒋介石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致使张学良的处境更加险恶。因此，曾多次嘱告有关部门，所有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都要严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顾及其人身安全。1974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蒋介石已经身染沉疴，想趁机发动舆论攻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重病中的周总理得知后，在热情称赞这种伸张正义的行为的同时，耐心劝阻他们暂时不要这样做。周总理说，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你们这么一呼吁，戳痛了蒋介石的疮疤，可能会刺激他重演西太后的故伎，在自己临死前，对张学良先下毒手。

张学良愤慨于蒋介石背信弃义、践踏承诺，十年监禁使他吃尽了苦头；他自然渴望着尽早摆脱罗网，恢复自由，可说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这个机会终于出现了。1946年秋，蒋介石迫于各界人士呼吁释放张学良的强大舆论压力，派人前往贵州桐梓，同张学良“谈判”解禁条件。首要一条，就是公开承认，他联合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中了周恩来的圈套，现在，迷途知返，痛悔莫及。面对这场严峻的考验，张学良大义凛然，坚定认为，尽管获得自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决不能以说假话、出卖灵魂、亵渎感情为代价。他当即对前来做说服工作的人士说：

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做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前向他们通风报信。兵谏后，我提出的条件，委员长不答应，南京方面企图搞混水，大兵压境，亲日派蠢蠢欲动，东北军内少壮派要杀蒋的情绪也已经点燃，一时剑拔弩张，西安形势极为危急，有违我发动兵谏的目的。在这样情势下，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才电请周恩来到西安来，参与对事变的解决，为的是实现联共促蒋抗日，拯救民族灭亡的危机。

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只能说在抗日的问题上，在不打内战的问题上，我与共产党取一致的立场，这也是中国人应持的爱国立场，这怎么能说我中了周恩来的圈套呢？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如果为了换得自由，我就那么说，那我还是张学良么？

当然，张学良自己也承认，他之所以对周恩来终生感念，首先是他把周恩来作为“政治引路人”看待，认为周恩来是他长达半个世纪幽禁生涯中一盏闪亮在心中的希望之灯。1976年1月，当他听到周恩来在京逝世的噩耗，累日伤怀痛悼，万分难过。他含着泪水对夫人赵一荻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诵千古的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身难忘的故友。”后来，在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德刚先生交谈中，他又提到：“听人告诉我，周先生重病在身，得知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让他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邓颖超病逝时，已经身在美国的张学良，特意委托在香港的侄女前往北京，替他和夫人送上一个花圈，摆放在邓颖超的灵前。他极为珍视同周恩来夫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直到生命的结束。

这里有一个细节。美籍华裔学者、《张学良探微》一书作者张之宇，在整理《张学良日记》过程中，注意到这样一条记载：

1937年12月4日

同刘、许等乘自行车赴安源，行约15里，抵矿区，遇该矿工程师张某，系营口人，比（利时）国留学生，导余等入矿洞参观。归来已黄昏。

张之宇好奇地问：“张先生，您怎么对矿井这样有兴趣，还专程去探访？”张学良告诉她：“周恩来年轻时在国外留学，曾在井下当过矿工。所以，我也想体验一下矿井的生活。”

“您怎么知道的，周恩来当过矿工？”张女士惊异地问。

“斯诺的书上写的。”张学良回答，书上说：“周恩来在巴黎默默无闻，是个穷困的中国人，当过矿工和侍者等临时工，只有在无产阶级当中受到欢迎。”

说着，张学良长叹一声：“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可是没有实现。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没能再见到周恩来先生的夫人，也是我的终身遗憾。”

第十一章　“良”言“美”语

题 解

自从张学良与宋美龄这两位百岁老人在本世纪初相继病逝之后，世人都在艳说他们的世纪情缘。予不揣谫陋，写了一首调寄《浪淘沙》的词，以“瀛洲外史”笔名，刊载在海外一家华文报纸上：

百岁已堪奇，况此双兮！论交七十六年期。旖旎风流传韵事，烟景凄迷。　　贵贱隔云泥，信守无欺。钟情直到夕阳西。一语千金承重诺，终始不移！

那种绵绵如缕，充满了罗曼蒂克、柏拉图式的浪漫、鲜活的情愫，无疑是纯真而动人的；但我觉得，较之“英雄美人”的风流韵事更为值得珍视的，还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根于良知的重情与守信。

为了展示张学良与宋美龄的持久友谊与信守承诺，现把他们的肺腑之言加以连缀，无以名之，就叫“良”言“美”语吧。

“良”言

张学良说：“如果当时没有太太，说不定还要猛追她呢！”

事情要追溯到1925年6月中旬。

张学良以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陆军中将兼东路军总司令的身份，莅临上海，以稳定局势，保卫上海居民不受外人欺凌为号召，对五卅惨案所引发的中外冲突加以调停。期间，在一次鸡尾酒会上，结识了名震上海滩的待字闺中的美女宋美龄。对于这位少帅，宋小姐于此前已有所关注。南京路大屠杀，上海全埠震动，中外为之震惊。赴沪前，张学良曾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致上海五卅爱国学生电》：

报载上海学生因援助失业工人，遭到英国巡捕的开枪射击，死伤多名。展读之余，曷胜悲悼。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天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兹本人类爱群之心，谨以廉俸所入，捐助二千元。即日由中国银行汇上，慰藉死伤。宵烛寒光，力难远济，聊以尽心而已。

在这泣血椎心、情见乎辞的电文后面，闪现着一位青年爱国将领的高大身影，这使早年留学美国、一直密切关注社会动向的宋美龄产生了良好印象。

一个俏男，一个靓女，出身、地位、年龄大体上相似，两人又都通晓英文，都有接受西方教育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一见倾心，都为彼此的高雅气质、出色才华所吸引。张称宋为“美若天仙”，宋则称张为“莱茵河畔的骑士”。此后一些时日，绝代佳姝便带着年轻而潇洒的将领，频繁出入于十里洋场，被目为两颗光华闪耀的明星。

从少年起，就接受过洋派熏陶、广见世面的张学良，十分谙熟交接礼仪，举止得体，风度翩翩，举凡打牌、跳舞、游泳、打高尔夫球，无不精通老到。这一切，都使这位沪上名姝感到欢欣快活。尤其使她为之倾倒的，是张学良反应迅速、辩才无碍的演讲才能。她万没有想到，张作霖这个“大老粗”的胡匪头子，竟然调教出这样一个“宁馨儿”。

身为少帅临时英语译员的宋小姐，这些天一直陪伴着他参加各种公开活动。据张学良研究专家窦应泰《影响张学良人生的六个女人》一书中记载：

这天，他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意大利记者提问：“少帅对上海的罢工、罢学、罢市有何感想？”显然，这是一个刁钻而敏感的话题，如果答问中措词不周严，则会造成与工人、学生、市民的对立；何况，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岂有压制爱国运动之理！只见张学良淡然一笑，从容地…回答：

我并不赞成国人自己牺牲过大。罢学会让学生荒弃了求学的光阴，而对手方面，正希望我们的学生无知无识；罢市，则华商日损三百万元，对手则不及十分之一。如果能即刻开市的话，不仅能够打败外国商人的垄断，而且能维持华人的生活，其效力如何伟大！罢工仅华商雇工，而对手雇用华工，则反而无一致举动。此乃等于我们自杀。而且我国正宜一致力起，抵御经济侵略。今此现象，实非国家之福。因此，我本人并不赞成罢工和罢学。但是，我上海工人和学生的罢工和罢课，都是不可否认的爱国之举，我本人又颇感同情！……

说得理顺情通，颇为得体，使与会记者也都沉寂下来。宋小姐自然更为少帅的机智与辩才，打心眼里佩服。

在这段美妙的时光里，通过彼此的亲密交接，同样也使张学良对宋小姐产生了刻骨铭心的迷恋。转瞬间，六十多年过去了，他在“口述历史”中，追念前尘往事，还深情脉脉地说：“当时我和还是小姑独处的宋美龄见面，惊为天人，极为倾倒……如果当时没有太太，说不定还要猛追她呢！”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于1927年12月，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不久，蒋介石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张学良，恰好夫人也在场。当他听到夫人亲热地招呼：“Peter（张学良的英文名字），how…are…you？”诧异地问道：“怎么，你们俩认识啊？”宋美龄笑着回答说：“我认识他，比认识你还早呢。”

尔后，宋美龄也一直关注着少帅的行迹，当看到他稳治父丧，临危受命，毅然除掉杨、常两个亲日派元老，坚决维护统一，实施东北“易帜”，以及抓住战机而挥师入关、结束中原战事等种种作为，感到这位意气风发的青年将领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从而平添了由衷的敬意。因此，当张学良抵达南京后，受到蒋介石与中央政府至为隆重的礼遇和接待时，她情不自禁地为之欢腾雀跃。当晚，她即在官邸设宴，以私人名义为张学良夫妇接风洗尘。几天下来，宋美龄与于凤至两人形影不离，结拜为干姊妹；蒋介石也主动和张学良换了金兰谱，结拜为异姓兄弟。

有资料记载，西安事变发生后，当张学良把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安置到城内一间公馆后，蒋曾郑重交代：“汉卿，在华清池的五间厅里，还遗落一个文件包，那是我随时随地带着的，是机密，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呀！”张学良立即赶到那里，文件包还在，打开一看，发现里面除了秘密的军事调防计划，还有张学良几年来给宋美龄写的书信，但似乎未被打开过。有的资料还谈到，1945年在陪都重庆，宋美龄曾经用笔名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往事如烟》的小说，字里行间好像在追述一段远逝的浪漫情怀。这些，也可能是“齐东野语”，但张宋二人的绵绵情愫，却是毋庸置疑、有目共睹的。

“美”语

宋美龄曾多次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张学良说：“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了解，她说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金钱，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

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跟定了蒋介石，可说是亦步亦趋，一切唯蒋之命是从，一切服从蒋的利益。这里有一个年表：

1929年，按照蒋介石的指令，他为中东路的纠纷，发起对苏联的军事进攻，结果遭到惨败；

1930年，各地军阀群起反蒋，他挥师入关，进行有力的军事调停，使得反蒋同盟土崩瓦解；

1931年，日军入侵东北，蒋介石告诉他“不要扩大事态，不要管东北”，他就不管，而后，自然就长期地背上了不抵抗的“黑锅”；

1933年，热河陷落，举国愤怒。蒋氏说，风浪太大了，船太小了，需要下去一个人，才能保住这条船。为了保蒋安全渡险，他主动下野出洋；

1934年，他欧游归来，蒋氏让他去武汉“剿共”，他就把东北军调过去“剿共”；

1935年，红军到了西北，蒋氏让他跟踪追击，他又把东北军折腾到了大西北。

张学良就是这样，一路听指挥，一路跟下去。但八年过去，他越来越觉得，跟着蒋介石干的结果，总是背时、丧气，连连受挫，越跟越倒霉，越跟越没有出路。尤其没有料到的是，听从蒋介石的调遣，千辛万苦奔赴陕北，蒋却又嫌他“剿匪”不力，蓄意要撤换他，实际上是在打“瓦解东北军”的主意。每念及此，都感到“怀里揣冰棒——透心地凉”。而手下的东北军则怨声载道，疑窦重重——放着眼皮底下的日本鬼子不打，国恨家仇不报，却要跑到大西北，“围剿”抗日救国的共产党，真是岂有…此理！

西安事变之前，他曾反复向蒋介石进谏，说，应该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否则，害民误国，终将成为千古罪人、民族败类。说到动情处，竟至声泪俱下。可是，蒋介石有他自己的小算盘，根本不管这一套，对张学良吼叫着：“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看来，苦谏、哭谏一概行不通，最后只有兵谏一途。这样，就逼出了一桩“临潼捉蒋”的惊人壮举。

当南京方面了解到张、杨二将军和中共都无意加害蒋介石，而是真心希望和平解决这一事态后，相继委派宋子文、宋美龄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双方最后达成一致抗日的协议。蒋介石在会见周恩来时，表示要以人格担保：回去后一定“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这种情况下，才决定放还蒋介石，张学良并且要亲自送蒋回宁。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当时的考虑是，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

其实，现在分析，张之决意要陪同前往，也同宋美龄的热诚劝驾、极力催促、全权担保有一定关系。因为从蒋介石角度看，张学良能够陪同他返回南京，这可以大大帮助他争得身份，挽回面子。因此，当宋美龄看到张学良随她登上了飞机，一时竟感动得要哭出来，当即表示：“汉卿，只要有我们在，你就自管放心去南京好了。”

应该说，宋美龄事先确实没有料到，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会翻卦，会反扑。所以，当阎宝航去见她时，她还反复嘱托：“请务必告诉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头头们，张副司令用不了几天就会回去。大家一定要平静，凡事多想想，不要再生出事情。”见阎宝航有些迟疑，宋美龄又补充一句：“我们去西安的时候，汉卿以礼相待，守了信用。现在，我们怎么会回过头来整汉卿呢？”此时的宋美龄，对保证张学良安全返回，还是信心十足的。而张学良的态度是：“我是军人，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任，我没有别的想法。为了停止内战，我决心牺牲自己。”

回去之后，蒋介石就断然反悔，根本不想践履“回到南京，一定要送汉卿回西安”的承诺，这使宋美龄备感难堪，为自己失信于张学良，心里充盈着深深的愧疚。监禁中，张学良曾委托前去看望他的国民党要员张治中，向蒋介石转达他的两点要求：一是希望恢复自由，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什么事情也不做，哪里也不去，委员长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二是希望和看管人员一家分开来住，使自己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静。张治中回到南京后，见到了蒋介石，还没等把话讲完，蒋介石的脸色便阴沉下来，只“啊、啊”地哼了几声，便转换了话题。张治中见状，只好告退。宋美龄听张治中说过情况后，长叹了一声，说：“唉，文白兄，我们对不起汉…卿啊！”

她曾多次向蒋介石痛切陈辞，要他珍视“领袖人格”，履行自己在西安的承诺。她说，张学良“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为一己私利发动政变的人都不同，他是个不为官也不为钱的硬汉子。好在他重感情，所以大令才能化险为夷！”蒋介石只当作没有听见，在一旁默不作声。宋美龄接上又说：

这几天，子文同你吵了好几回了。他觉得没脸再见人了。在西安，我们是作过保证的。端纳先生也告诉我，他对这个结局很失望，打算辞去顾问，离开中国。

大令，我觉得你也应该好好想想，毕竟他们是为你出过力，冒过险的啊！

宋美龄一脸阴郁，眼圈微红，明显有哭过的痕迹。

冒险，冒险！在西安，有谁比我冒的险更大！华清池那天早上，弹雨横飞，乱枪四射，邵元冲、蒋孝先不就被他的部下打死了吗？要是哪颗子弹偏一点点，打到了我蒋某人身上，你们现在还会为他求情吗？政治是要流血的，不是靠感情来支配的！

蒋介石余愤未消，气呼呼地说着，大口喘着粗气，手甚至有些发抖。他见场面有些不好收拾，又有意把气氛缓和一下，搭讪着说：

是他自己要来送我，又不是我蒋某人要他来的。可他来了以后，就由不得他了。再说，交军事法庭审一下，也不过走走过场。到时候我还可以特赦他嘛！

这一切，显然都是托词，都是假话。莫说特赦，即使监禁期限已满，蒋介石仍然不肯放他出来，死到临头还嘱咐儿子“不可放虎”，致使这个“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东北硬汉子，从大陆到台湾，遭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监禁。

“良”言

张学良说：“宋美龄活着一天，我也能活一天。”“夫人是我的保护神。”（西安事变后）“我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蒋先生原本是要枪毙我的，这个情形，我原先也不知道，但我后来看到一份文件，是美国的驻华公使Johnson写的，他写道：宋（指宋美龄）对蒋先生说，‘如果你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离开台湾，还要把你的事情全都公布出去’。这句话很厉害。”

因为开罪于最高独裁者而遭到监禁、流放者，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像张学良那样，一押就是五十四年，翻遍世界历史，也属于罕见奇闻。

对于张学良，蒋介石可说是恨入骨髓。恨他发动西安事变，打乱了他的“剿总”部署，促使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共产党在全民抗战的浩荡声威中得以壮大实力，终至战胜攻取，所向无敌；恨他让自己临潼受辱，在世人面前威风扫地，颜面无光。只是限于种种挂碍，所谓“投鼠忌器”，做不到将他寸磔、凌迟，“食其肉而寝其皮”；但起码也要像西太后所说的：“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让他一辈子不痛快！”这样，就终身剥夺他的人身自由，长期关押，直至老死。否则，是无法解此心头之恨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作为一个谋深虑远的政治家、阴谋家，蒋介石扣住张学良不放，除了感情因素，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他怕把这只桀骜不驯的“东北虎”放出来，会带来更大的祸害；怕三十万东北军在张学良统率下，重整旗鼓，再振军威，成为难以控制的异己的军事集团；怕已经解散了的“三位一体”重新组合起来，对他的“一统天下”再次造成巨大的威胁。

在蒋介石看来，最理想的抉择，当然是尽早把这一后患彻底铲除，免得“刺猬”捧在手里，终朝每日，提心吊胆。那些年，几乎是日寇的铁蹄每向前踏进一步，他都要向负责看押者亲自部署，将张学良转移到一个新的安全地方，以确保其不致趁乱脱逃，或者被劫走。最后，大陆已无安全之地可供押解，只好转送到孤悬海上的荒岛台湾。为了张学良，蒋介石可说是费尽了心机，熬光了头发。毫无疑问，一刀宰之，要比这样处心积虑，不知简单、容易多少倍；可是，他却舍此而不由，始终未敢对张学良狠下毒手。应该说，宋美龄在其间的制约、干预，是起着颇大作用的。虽然她“胳膊拧不过大腿”，不具备让蒋改弦更张的实力，但她总还有一定的威慑力与制衡力。于是，尽一己之所能，终于保住了张学良的性命，并在精神上、物质上予以必要的关照与安抚，尽可能地为张学良多做一点事情，以补偿自己的歉疚之情。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情节。据张学良的私人飞机驾驶员、美国人伦纳德1943年在回忆录中记载：

（送蒋回宁那天，）少帅钻进机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稍后，我听到身后一个带着美国腔的女人的声音：“准备好了吗？”我转过身去，原来是蒋夫人正坐在机舱左手前排。我回答说：“准备好了。”夫人随声说，“好。离开这里，让我们快走吧！”起飞五分钟后，少帅面对我，示意要我向后看。我吃惊地发现总司令（蒋介石）的身影，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我不时地回头打量一下机舱。蒋夫人看着窗外，脸上露出疲惫的微笑。

宋子文偶尔看一下文件，大部分时间都在休息。总司令还在继续睡觉。

我们到达洛阳时，天刚黑，当飞机降落在沙子铺设的飞机场时，学生和士兵朝我们涌来。当他们看见蒋夫人迈出舱门，便止步立正、敬礼，两名军官上前搀扶她。少帅跟着蒋夫人，刚刚站稳，四名士兵就拿枪对准他，一名士兵面向夫人带有请示口气：“我们杀了他！”蒋夫人断然制止说：“不许胡来！让他独自走。”总司令被搀扶下了飞机，脚一落地，前来问候的人立即兴奋起来，他们把帽子抛向空中。有的人眼中闪着泪花，帮助总司令坐进汽车。少帅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汽车，爆竹在他腿边炸响，但没有人威胁他，蒋夫人命令给他贵宾待遇。

看得出来，实际上，离开西安后，少帅就已经进入“危难圈”了。也正是从此刻开始，宋美龄便担负起护卫他的责任。

“美”语

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忘记你。”

事实证明，她并没有食言。

在羁身异域或者局处孤岛，面临着种种困境，加之身体一直不太好的情况下，宋美龄对于张学良仍然念念不忘，不时地致函、寄物，经常亲切地问候，表述关注之殷，感念之诚。这在张学良的日记中都做了翔实记载。

张学良身后留存四大箱信件，有五百多封，多为数十年间同政界要人与亲朋至友的往来函札，其中以和宋美龄的私人通信为最多，计约百封以上，它们真实而明晰地记录了两人之间的诚挚友情。信函的书写，宋美龄多用英文，一直称呼张学良为“汉卿”；张学良则自称“良”，而称宋美龄为“夫人”。从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宋美龄对于软禁中的张学良十分关切，尤其体现在生活上，可说是无微不至。她不仅经常送些珍贵礼物和日用品，还负责代为转递张学良在美亲人、特别是原配夫人于凤至托带的物品、信件。一向习惯于以英文写信的宋美龄，当得知张学良目力不佳后，便改用中文书写，甚是体贴周到。

张学良被押解到台湾的第二年，宋美龄也从美国来到这里。此后，他们便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并先后有六次会面交谈。当时，台湾市场供应紧张，宋美龄不仅带给张学良许多食品、物品；还考虑到少帅对于在美妻儿的挂念，特意在写给张学良的信中，介绍了“凤姐姐”通过炒股赚取巨额收入，在美购置高级住宅；为追怀往昔，“凤姐姐”还按照当日夫妻二人在北平顺承王府居住时的格局，来设置加州的住所；并且通报了他们的次子患病的信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何况是万里之外的结发妻子的信息！张学良铭感之余，当即展纸挥毫，给宋美龄复信：

夫人钧鉴：9月19日的手示敬悉。附所赐果物及凤至捎来的药品统统领到，夫人对良护念周至，使良感谢无极。

展读手札再三，并阅读剪报一则，闻知家乡事，心中情况难以笔述。夫人，大概您晓得海城是良的原籍，良祖父及上代的坟墓皆在该地，真不知今日是何景况。兹借东坡两句诗，可以代表良现下的心境：“纵有锄犁与田亩，已无面目见丘园。”

夫人，请您不要这么挂念，良这里吃穿用度倒还算周备，假如良必有所需，当再上烦钧听。

请释念，谨祝健康并请代叩

介公钧安。

1950年4月，张学良一连收到两封宋美龄的来信。在4月11日信中，宋美龄说：

自我返国，我就一直安排和你见面，所以未给你写信。但每次要去看你时，总是临时有事……但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忘记你。……所以，下周末我将可以来看你。

张学良知道宋美龄身体一向不适，现在听说她要亲自到井上温泉来看他，便急忙复函，劝她“切请勿来，因路远而太坏，余可随时随地往见”。收到张学良的信之后，宋在回信中说：“下周我应该可以和你见面，时间和地点我会通知你。”几天过去，张学良就接到通知，说蒋夫人安排约见。

张学良意念重重，辗转反侧，一夜未眠。早五点半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北行，六小时后到达大溪蒋家别墅，与宋美龄会面，备极亲热，畅叙了家常。这是他们到台湾后第一次相见。这一年，张学良五十岁，宋美龄长他三岁，两人都已过了知命之年。当年被宋美龄称为“年轻骑士”的少帅，头发已经谢顶，而宋美龄却风采依旧。两人见面，久久相对无言。一方心怀愧赧，却又做不了主，有心无力；一方心里憋着千般苦楚、万种委屈，但为了不致使对方难堪，也不好意思张口。吃过了饭，宋美龄问他可有什么要求，张学良提出，“想见见蒋先生”，又说他“需要一些钱”。

从窦应泰先生有关著作中得知，宋美龄于1951年1月12日，曾致信张学良，略谓：

自来台后，余忽对绘画兴趣浓烈，大有寄情山水，两眼皆空之感，而蒋先生也主张余以习画养性。余即延请黄君璧先生教山水，而郑曼青先生之花卉，乃是台湾首屈一指之翘楚，两位才华决不逊于张大千和徐悲鸿。如此一来，余反倒觉得每日过得充实起来，再没有刚来台湾时那种终日惶惶，神不守舍的情绪。

她把张学良奉为知己，通过信函倾吐自己的心曲。

1951年春节到了，在当时物品匮乏、米珠薪桂的境况下，宋美龄惦记着困处山中的张学良，派人从台北送过来许多年货，使张学良极为感动。他得悉宋美龄热心绘事，爱好书法，便从积年珍藏的文物中，挑选几样名家书画作为回赠。其中有一幅苏东坡的手卷《少年游》真迹，这是他早年以重金购入的，多年流离转徙，始终珍藏在身边，视同拱璧，轻易不肯示人。他觉得，唯有这件珍品，才足以表达他的浓情盛意。宋美龄在回信中说：

汉卿，得照片与手卷极美，多谢！早当致意，唯两年来苦于支气管炎，不便作书，目前始渐愈。

《生活》拟刊一文，附余画作照片，出刊后当寄奉一本。余习石涛、沈石田甚勤，以余师谓余笔法风格近此两家之故。然台岛难得真迹亲炙，尽力而已。

农历二月十二，宋美龄生日时，张学良寄去了贺寿函，听说她身体欠佳，特意问候。并从当地人手中购买了以原始方式织染的布料作为寿礼送去。不久，即收到宋美龄的回信：“非常感谢你记得我的生日，你送给我当地（高山族）生产的布料，很可爱，我特别喜欢其亲和的颜色。”

1954年，备受“神经性皮炎”困扰的宋美龄再度赴美就医。返回台北后，立即写信给张学良：

我前两天刚回台北……在旧金山见到凤姐姐，她到医院来看我，次日我们一起吃晚饭。她能说英语，而且，她看来比我十年前见她时还要年轻十岁，我既惊讶，又高兴。……她看起来很快乐，而且心神非常宁静，但她非常想念你。

宋美龄给张学良带来了收音机。当时台湾竹东山区物质条件很差，交通闭塞，尚不通电，与外界联系绝少。有时收到国外友人赠送的小型电器，张学良戏称之为“废物”。为此，宋美龄特意交代：“我已装了电池，你打开就能收听。我希望它带给你乐趣。”

1957年7月14日，宋美龄又托人给张学良带来一盏台灯，信中说：

汉卿：近闻你患严重眼疾，寄美国台灯一盏，此灯不拘位置、角度，极为方便，余在美用之，甚感满意，另奉上旧金山糖果名产些许。另附汉卿家书数札。阅后，可将回信托信使带回，以便转达。

1958年5月17日，宋美龄突然来到西子湾张学良住所，使主人大感意外，措手不及。急忙偕赵四小姐与之相见，这是宋、赵两人第一次见面。寒暄过后，宋美龄巡视了各个房间，送了些糖果与鲜花。并告诉张学良，近日她将有美国之行，可抓紧写封家信，由她给带过去。

这年7月，张学良在日记中记载：21日上午，与宋美龄的秘书等商谈他在美的钱款事。25日上午9时，宋美龄派车将他接到阳明山士林官邸，两人做了一次长谈。分手前，宋美龄久久地注视着他，好一阵才说：“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哪！要有忍耐，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最让张学良感动的是，1959年12月24日，宋美龄派人送来了一棵圣诞树，还有张学良家人的信札和照片。来人说，蒋夫人限时限刻，让给送过来，为的是让张先生能在圣诞节看到家人的来信，享受到节日的欢乐气氛。为了让这深厚的友情永远留存在记忆里，张学良在这令人难忘的时刻，坐在圣诞树前，让赵一荻为他拍了张照片。

1960年1月17日，宋美龄借陪同南越“总统”吴庭艳来高雄参观之机，到西子湾张学良家中探望，出于关切，同他商量了张在美国的存款如何管理，有关赵四小姐与于凤至问题等几件家事。

同年4月5日，张学良得知将要迁居台北，日记中特意注明：“系蒋夫人的意思”。

迁到台北之后，相距很近了，宋美龄不时派秘书送来水果、杂志等各类物品。

从张的5月30日日记中得知，这天下午4点，宋美龄再次过访，事先并未通报，张“仓皇出迎”、“夫人再三询问寓所如何，并至卧室小坐”。主要事项，是要他到她的“私人礼拜堂去做礼拜”，Edith（赵一荻）不必随行，可到另一所礼拜堂去。

6月5日，按照宋美龄的安排，张学良开始到士林礼拜堂去做礼拜。他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见众多国民党元老等上层人士早已坐定，一俟蒋、宋到后，牧师即开始布道。张在日记中写道：“11点30分许，礼拜毕，总统返出时，夫人特向余个人握手，使得众人注目。”蒋夫人的这一举动，实在出人意外；而消失在人们视线之外几十年的张学良的偶然露面，更是令人惊讶。“人生不相见”，“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于是，张群、何应钦等党政要人也都上前问候；有的老朋友通报了名字，可是，张学良仔细端详，竟不认识，“再一细看，惊已改容，非言不识矣”。这是宋美龄精心策划、刻意安排的一个场面。她以握手问候方式，进行暗示，巧妙地让张学良在公众场合亮相。张在日记中写道：“夫人深情”，“使我没齿难忘。”

又过了二十几天，宋美龄派秘书接张学良到阳明山官邸，告诉他：可以自选一块地方，自己建房。张学良有意在阳明山一带居住；宋的看法是，这里“太潮湿，宜夏不宜冬，应该另选他地”。这样，张学良便选定了北投复兴冈。

期间，宋美龄给予张学良影响最大的，是引导他信奉了基督教。1994年，张学良在《我信基督教的经过》一文中，就此做了回忆：

我年轻的时候，在奉天常到基督教青年会打球，在那里认识了不少的基督徒。有时候我到那里听演讲。……无形中，我也对基督教有了好感。后来因为我进奉天讲武堂，毕业以后到军队里做事，就很少跟基督徒来往。……到了台湾后，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那时候情报局派到我们那里负责的人是佛教徒，他就跟我谈佛教，也为我安排去见在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我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一直到我们搬到高雄要塞。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问我看些甚么书，我告诉她我正在研究佛学。她就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望、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她说她希望我也研究基督教。

尔后，宋美龄便为张学良请了三位教师，给他讲授英文、讲解《圣经》。宋美龄希望他通过信教，“摇首出红尘”，取得心定神安，摆脱政治上的纠葛，排遣掉心中的愤懑不平。这样，他就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赵四小姐也跟着他一起信奉了基督教，并最终促成了两人的正式结婚。

2001年10月，张学良在夏威夷仙逝。消息传到纽约，宋美龄忆起两人长达七十余载的深情厚谊，感到无限的悲痛。经过多时的静默，她特意委托辜振甫（曾做过蒋介石的日文翻译）及夫人严倬云专程赶赴夏威夷，代表她参加张学良的追思礼拜与公祭。追悼会上，辜氏夫妇将一束署有“蒋宋美龄”的十字架鲜花，置于张学良灵前。

“良”言

张学良说：“只要夫人活着，我就要把秘密守住。”

张学良坚持要到2002年以后，再向外公布“口述历史”及西安事变有关资料；还曾对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说：“不要采访西安事变，我不想谈，说了会伤害某个人。”

我们可以猜测：张学良唯恐伤害的“某个人”究竟是谁？既然与西安事变有关，那我们不妨用“排除法”一一进行过滤：西安事变主要当事人中，不过五六位。其中，蒋介石、宋子文早已故去，周恩来、杨虎城也都做古了，当时仍然在世的，只剩下他和宋美龄两个人。显然，这个人非宋美龄莫属。据张学良预测，他自己活不过2002年；宋美龄大他三岁，估计到2002年，恐怕也就不在了。那么，为什么他在这里偏要“卖关子”，只说“某个人”而不直接点出来？用意也许在于，直接挑明了，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唐德刚教授认为，张学良有意维护对他极好的宋美龄，怕有些话说出来，会使蒋夫人受窘为难。可是，如果按过去大家所知道的，似乎也没有什么内容可以谈到“伤害她”。由此我们推测，当年的“协议“中，大概还有未曾公开的东西。联系西安事变当时政治、军事的实际，人们猜测，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时蒋曾经许诺，回南京后，任命张学良为全国抗战副总司令；再就是，改组南京军政班底，比如，撤换亲日派何应钦等。这些，作为必要的条件，是由宋氏兄妹当场担保之后，才做出释放蒋介石的决定的。而且，为了给蒋介石壮声色、留颜面，也是由宋美龄出面动员张学良才亲自陪送的，并且做出庄重承诺，确保去了之后如期返回。

可是，蒋介石却翻脸不认人，不但所答应下来的条件一一反悔，说了不算数；而且，一巴掌把张学良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对此，宋美龄自然深感愧疚；而张学良将军却抱着感恩思想，讲道义，重然诺，设身处地，体谅宋美龄的难处，始终不愿翻出旧账，以免伤害了她。张学良曾经说过，在他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对他恩重如山，一个是无怨无悔地陪伴他七十二载的赵四小姐，另一个就是力保他不死的蒋夫人宋美龄。即此，也足能看出张学良的守信重义，宽以待人。

在我们号称“礼义之邦”的泱泱华夏，自古就流传下来“挂剑空垅”、“一诺千金”的美谈。春秋时期，吴国的季札北行出使，路经徐国，拜见了徐君，徐君很喜欢季札所佩的宝剑，可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季札看出了徐君的心思，但是，衔命出使，代表国家，不能不佩带宝剑，因此未能即刻脱手相赠。等到他出使回来，再次途经徐国，马上想到要把宝剑赠与徐君。没料到，徐君已经去世了，感伤之余，季札便把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然后，才安心地离开。随从人员不解地问：“徐君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挂剑空垅呢？”季札说：“话不能这么讲，当初我已经心里答应送给他了，不能因为他不在了，便违背了自己的本意。”至于“得黄金百金，不如季布一诺”的故实，则是发生在汉代的事情。总之，都是远哉遥遥的陈年旧话了。

及至近代，世道浇漓，人情薄如纸，早都把这些老古董抛到了九霄云外。莫说是心中的暗许，即便是“红口白牙”当面承诺的事，到头来，都一股脑儿丢在阴山背后。蒋介石此其尤者。当然，这也是古已有之的。什么“剖符作誓，铁券丹书”，什么“金匮石言，藏之宗庙”，到头来一概都不管用，照样是说关就关，说砍就砍，毫无信诺可言。正因为这样，今天记下那些“良”言“美”语，还是不无警示与借鉴意义的。

第十二章　史里觅道

专修明史

许多政治家都喜欢历史，张学良将军也不例外。尤其对明代的历史，他情有独钟，且研习有得，别有会心。

多年的家塾教育，使他有机会读到《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大量史书，从而培养了对国史的兴趣。进入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接触明代的历史典籍。当时正处于戎马倥偬之际，时读时辍；后来，受到刑事“拘管”，余闲时间增多，有条件集中研读明清史籍，而且写了大量批注和心得笔记。这样，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后期，信奉基督教之后就渐渐中止了。二十余年间，无论是在南方数省，奔走道途，流离转徙，还是羁身台湾孤岛，闷对幽窗，读史成了他的一门常课。

他被押解到台湾之后不久，曾托人给在大陆居住的大姐首芳带去了一封信，说他“眼睛花了，小字书看不大清楚”，请她在北平或者西安“买一部大字本《明史》，打箱寄来，千万别叫它受湿、污损”。信中还特意嘱咐：“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我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面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一碰就破的”。

一次，他致函友人，说：“光阴如流水，转瞬已是十易寒暑。在这悠长的岁月中，我实在读了一些书，并且对于读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近来喜欢治史，尤其爱读变乱时期的历史。”这个期间，有关明代的史实史观，成了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题。在同一位老朋友私下交谈时，他发表了如下见解：“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军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其时，大陆这边内战烽火高燃，国民党正调兵遣将，外围内剿，其势汹汹，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

读明史，他往往侧重于人物的考究。对于抗击倭寇的戚继光和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他十分钦慕。心想，这两位民族英雄都是在三十几岁的青壮年时期，就为国家统一建立了丰功伟业；可是，自己……思来想去，常常恨愤交织，终夜无眠。而对于那些丧失民族气节、觍颜事敌的“贰臣”，则满怀着鄙夷之情。

明末文人钱谦益，官至礼部尚书，降清后，授礼部侍郎，历来遭到史家的讥议。连他为之效力的清王朝的皇帝，也很是看不起他。乾隆帝就因为他“大节已亏，不齿于士林”，下令将其所著书及刻版全部禁毁，并作诗加以嘲讽：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

进退皆无据，文章那有光？

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

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覆酒瓮”，是说著作毫无价值，只能用来覆盖酒缸。“孟八郎”，禅林用语，用来形容那类不依道理行事、强横暴戾之粗汉。

张学良看后，觉得快然于心。

关于潜心读书的情况，他曾通过一首五言绝句，向前来孤岛探望的东三省元老派人物莫德惠表述过：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唯一愿读书。

诗的前两句，化用唐人孟浩然“多病故人疏”的句子，逆其意而用之，意在引出后面的“读书”话题。他还曾对前来探访的旧日朋友莫德惠披露心迹，说自己很想成为一名历史学教授，在台湾大学讲授明史，也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当一名研究员。他甚至曾经幻想，能有机会仿效宋、明两代的大学者朱熹和王阳明，设坛授徒，讲学明道。

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社长刘绍唐曾说：“张学良久修明史，成绩卓著，如能成书，则将裨益史学界。”遗憾的是，张学良的研究成果，一直未能公开，也不知道他的那些学术笔记是否留存下来。

而他自己，对于专注明史研究的这段时光，却是十分留恋与怀念的。后来，他说：

我本来对历史感兴趣，因而热心于明史研究，收获不少。我写过很多关于明史的文章。可是后来彻底放弃了，至今还有些留恋。当然，历史上记载的事，未必都真实，我从最初学历史时开始，一直做笔记，明史上错处不少。中国史官做的史书却有很多虚假。我研究明史时，从朝鲜史的文献中发现了关于永乐帝的资料。历史研究中竟有这种事，我若全说出来了，往后研究历史的人便会失去了乐趣。

……

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发觉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唯一可以治人者，唯学术而已矣！

在他八十九岁生日时，他再次同朋友谈到治史的体会：

我本来想写中国的动乱史，在溪口时蒋先生就送了我一木《明儒学案》，叫我看。我本想研究清史，但明清是一体，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我就托人买了一大堆明史的书来看，还拿了个大盒子做卡片，后来觉得“尽信书不如无书”，许多史书不但看法不全面，还经后人的删节。比如说《明实录》，我看了觉得真差，比我这文笔不好的人还不如，后来才知清朝人把它删了，怪不得文气不顺。

张家父子与李家父子

想不到，历史、特别是明史，竟有这么大的魅力，叫他一迷至此！

我们不妨从内因、外因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1982年台湾《联合报》记者于衡访问他时，他曾说，读史书是为了“增加治国、处世的本领”；“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想从中找出原因。因此，计划先研究明史，接着研究清史，再及于民国史。”在他看来，有明一代，大半时期处于紧张的内忧外患之中，这一历史背景与他所亲身经历的现当代，相似之处颇多。把这一段历史弄明白了，有助于对政府内外政策的制定与运用的分析研究。

他感到，研读历史同他的社会环境、个人身世、亲历亲闻结合起来，更有切肤之痛。明朝的内忧外患，大多发生在东北、华北。早期蒙古领主蠢蠢欲动，企图卷土重来，集中在东北、华北；中后期日本两次进攻朝鲜、窥伺中国，同样在东北、华北；尤其是最后数十年，后金崛起于东北，随之大举侵明，同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国内农民起义势力，形成了三足鼎立、错杂胶葛的政治局面，大体上说，同当下的现实情况若合符契，而且，这种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主战场，都在东北、华北。这两个历史阶段，前后相距三百年，社会性质、时代背景迥然不同，而其内外政治格局与军事斗争形势竟然如此暗合，使他深感诧异。那么，通过相互间的比较、查勘，以及经验教训的总结，其启迪、昭示作用，该是不容忽视的。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作为清末民初的旧军人、旧军阀，统治东北约三十年。无独有偶，明末也有一对父子——李成梁和李如松，也可以说是“老帅”与“少帅”，同张氏父子一样，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佬”，统治辽东大体上也在三十年上下。尽管他们的出身、地位、影响及个性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相似之处亦复不少。李成梁，《明史》本传中称他“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这位明朝末期的东北“老帅”，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对后金的反明活动弹压甚力。1902年，章太炎号召推翻清朝时，曾大声疾呼：“愿辽宁人勿忘李成梁”。而张作霖，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下，第一个面对自身存亡绝续这一严峻课题的旧军阀。他对日本人，既有抵制也有妥协；既想倚重又不愿将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最后被日本人炸死。其政治修为自然与李成梁无法相比；但李成梁到了后来，“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这类行径，和张作霖相较，又大体相同。而“少帅”李如松，作为李成梁的长子，有“大将才”，“骁勇敢战，少从父，谙兵机”，这与少帅张学良也颇为相似。李如松的矢志抗倭，不屈不挠，奋勇杀敌的精神，在张学良看来，亦有“足堪楷模”、“我之先师”之感。

张学良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的东北、华北军政长官和全国“剿总”副总司令。其职位、宠遇以及最后的悲惨结局，同明朝最后数十年抗满、剿寇的一些经略、总督、总理、督师、巡抚大臣，如杨镐、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也不无相似之处。特别是那个饱受攻讦的高第，更使他感慨万端。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曾在报刊上写文章，把他比作明朝末年的高第——这位兵部尚书兼蓟辽经略，曾尽撤山海关外驻防之兵，使清军轻易占领了大片疆土。更有甚者，还有人骂他是“现代的吴三桂”。当时，他自然无法公开站出来加以剖白，但作为封疆大吏，终竟守土有责，对于自己的严重过失，也不能不深感愧疚。私下里曾想，确实有必要把明清之际这段历史搞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挨骂也要挨个明白”。据沈醉等人后来的忆述，事后，张学良曾几次请求蒋介石，希望能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家交流切磋一番，但始终未获批准。

要破“心中贼”

诚然，研习明史，潜心读书，是蒋介石交代给他的；但读书有得，对上述种种加以探索、考究，却并非蒋氏的初衷。在蒋氏看来，读什么书，研讨哪些课题，都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哪里会让他去探讨什么清军入关抵抗不抵抗，明末李氏父子呀，还有什么《明实录》文气顺不顺呀！

1934年，张学良被委任为“剿共”副总司令，作为副统帅，他的职责就是奉命“剿共”。为此，老蒋专程从南京赶到汉口，亲手送给他一部清初学者、诗人吴梅村写的记载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史书《绥寇纪略》，让他了解明末“流贼”的猖獗和崇祯一朝的政事，以加深对蒋氏“剿匪”方略的理解，激发他“剿共”的决心，于开拓“铲共”战局有所裨益。可是，事情并不像设想的那样简单。张学良通过研读这部记述明朝覆灭前夕遗闻佚事和陕北多股义军起事的史书，别有会心地发现，目下政府“暮气沉沉”，“大势已去，人心尽失”，“跟明朝末年一个样子”。从明末陕北义军风起云涌的发展态势，他联想到了当今陕北工农红军驰骋疆场、所向无敌的现实场景。这么一“转向思考”不打紧，说不定已经为他两年后逼蒋“联红抗日”，凝铸成一缕强劲的心丝。这当然是蒋介石始未及料的。

按照西方史学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解读，无法排除研究者主观的意向。从接受美学来说，读史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由于着眼点不同，同一部史书，蒋、张二人读来，竟有这么大的差异。这使人想起《史记》所载，面对秦始皇车驾出巡的豪华、恢宏的气派，汉高祖刘邦脱口而出：“大丈夫当如是也！”艳羡之情溢于言表；而楚霸王项羽则滋长起觊觎的野心，大胆放言：“彼可取而代也。”

在蒋介石心目中，张学良是一只烈性、任性且又充满野性的“东北虎”。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颇为这个血性磅礴的硬汉子不服管教，难于对付，深感头疼。尔后，张学良陪送他到了南京，无异于猛虎自动投笼，可谓天遂人愿，正中下怀。不过，蒋介石并没有为此感到轻松，甚至觉得左右为难——如何处置这个送上门来的“扎手货”呢？宰了他吧，不管以何种手段，都是轻而易举的，但限于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不便动手，也不敢动手；留下来吧，又觉得总是一条祸根，一眼照管不到，早晚还会出事。

对于这种处境，张学良自己，当然也是一清二楚的。后来，他在同台湾著名企业家王永庆交谈时，曾经提到过，在蒋介石眼里，他“这个小家伙，是个刺猬，捧在手里，嫌扎得慌；放走了吧，又有顾虑，怕他出去…闹事”。

那么，怎么办呢？蒋介石从四百年前的一位浙江乡贤那里得到了启发。明代哲学家、政治家王阳明，在“围剿”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闹事”的“百死千难”中切身体验到，对封建秩序造成巨大威胁的，除了有形的“暴民”，还有更危险、更棘手的东西，那就是潜伏在人们心中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反抗意识，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蒋介石把它看作至理名言，终身奉为圭臬。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为了防备张学良逃逸和被人“劫狱”，蒋“委座”的办法多多，无论押送到哪里，都是如临大敌，布置三道防线，重重设障，严加看守，真个是：插翅难飞。可是，“锁身容易锁心难”。蒋介石还缺乏唐僧制伏孙猴子的“紧箍咒”。要想锁住这只“东北虎”的勃勃雄心，让它服服帖帖，彻底就范，单靠外面层层设防是无济于事的；还必须仿效王阳明的做法，亦即按照独裁者的意志去调教他、改造他，也就是“驯心”和“洗脑”。这就要靠读书了，读那些教人“明心见性”的古书。只要设法导引他钻进故纸堆中，沉潜于儒家的“四维、八德”，纲常伦理，纵令不能立刻收到“脱胎换骨”的神效，起码也可以钝化其锋芒，销磨其意志，所谓“十年读书，十年养气”是也。用蒋介石的话说：就是“研性理之学，收调教之功”。

“同是天涯沦落人”

经过一番斟酌、考究，蒋介石首先为“拘管”中的张学良选定了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黄宗羲编撰的《明儒学案》。

这是一部关于明代诸儒的学术思想史，其学问根底盖源于王阳明。全书六十二卷中，有二十六卷是有关“王学”及其流派的。里面有这样的论述：“自姚江（王阳明为浙江余姚人——引者注）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返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关于“致良知”，王阳明指出：“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再一个要点，就是“格物”。王阳明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王阳明把“物”定义为“意之所在”，因而，格物就是格心，也就是“正念头”。

蒋介石不枉推崇这位异代同乡一回，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他要让张学良通过研习王阳明的“心学”，使“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正其不正以归于正”。期待着张学良也能像王阳明那样，来一个“龙场悟道”，深谙格物致知、为善去恶之旨。

三年后，不知是否出于蒋介石的有意安排，张学良果真被押解到了贵州的龙场驿，同贬谪到此地的王阳明一样，不多不少，在那里也居留了三年时间。不过，“改造”的效果并不符合预想。原来，张学良自幼便养成一种内在的反叛精神：你要我如何如何，我偏不听那一套，偏要随心所欲，另起炉灶。何况，在被拘管之前，他就已经形成了定见：“儒家思想落伍。那是做官的哲学，我看不起。”现在所接触的，偏偏又是那一套满含教训意味的“老鸦声调”，所以，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排拒心理。

加之，对于王阳明一派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的言说，他也很不以为然。《传习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云：“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张学良从生活实际出发，认为这种说法毫无道理。他说：

因我心不动，可是风和幡仍在动。风动，幡动，如我心不动，则与我无关。……我不看花，花仍在独立开放，可是我不来看，花与我何关？

不过，张学良也并没有“因言废人”。王阳明的学说，他不表赞同；但对其为人还是很欣赏的。《明史》中说，王阳明刚毅正直，“以直节著”。由于他仗义执言，不但忤犯了大太监刘瑾，还触怒了至高无上的正德皇帝，结果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与王阳明有心志融合、情感互通之处。在龙场驿，他就住在阳明祠正殿旁的厢房里。每次出门都能看到祠门两侧的石刻对联：

三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

一宵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

对于这里的”至乐”和“全才”，他渐有体悟，心为所动。

王阳明遭贬之后，仓皇离京南下，刘瑾曾委派爪牙尾随在他的后面，准备暗中加以谋害。被他及时察觉，遂巧施脱身之计，把衣衫和鞋袜丢在钱塘江边，并附绝命诗一首，然后，迅即搭乘商船疾驶舟山。谁知，这场人为的惊险刚刚躲过，便又遭遇到大自然的意外波折，海上突然刮起大风，商船剧烈地颠簸，生命危在旦夕。他镇静自若，处变不惊，从容写就了一首《泛海》七言绝句：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孤舟一叶，闯荡汪洋，险则险矣；他却视同浮云掠过太空，安危、祸福完全置之度外。想象自己如同一位天外游僧，月明之夜，手提禅杖，足踏罡风，乘着万里洪涛，飘摇自在，任意遨游。思通万里，胸开三界，诗中充满了禅机理趣。即使是面对谪戍荒边的苦难生涯，他也绝不心灰气馁，而是泰然处之，从容应对，终日不改其乐。

这对于同样处在患难境遇中的张学良，未始不是有力的现身说法。而王阳明“文经武纬”的“全才”，更为他所心仪。《明史》本传中记载：“所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数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这也引起了张学良的兴趣。因为他在这个时期还满怀着热切的渴望，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施展他的宏伟抱负，驰骋抗日疆场，得偿杀敌报国的夙愿。

同是三十七岁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史，面对的是古人，可是读着读着，却也常常能够照见自己的身影。在读明史过程中，张学良时常出现这种感觉。

这一天，他在书本上同杨升庵打了照面。杨老先生比王阳明晚出生十六年，两人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但其学术思想、政治观点却有很大的歧异。杨曾批评王的“心学”虚言无实，“使人领会于涉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着摸”。当然，二人也有相通之处，就是具有类似的刚直性格和惨痛遭遇。两人都因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而遭到贬谪、流放，又都在辽远的边陲，一为贵州，一为云南。不过，就苦难程度来说，杨升庵要大大超过王阳明，他活了七十二岁，竟有一半时间是在蛮荒谪戍中度过的。昔日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荣华富贵，瞬间化为乌有，由显宦的峰巅跌入刑徒的谷底。这种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对于他的打击，无疑是致命性的。张学良读书至此，顿起异代同怀之感。

读着读着，张学良又进一步发现：原来，王阳明与杨升庵遭贬之时，都是三十七岁。三十七岁！！！这回他可大为惊骇了：“我不也是三十七岁遭到拘禁的吗？”——真是“无巧不成书”！“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三个贬谪的刑徒，相隔了四百年，竟会有如此惊人的巧合！

不仅此也。他和杨升庵，都是出身官宦之家，都属豪门公子；都是少年得志，一为三军统帅，一为文场状元；遭贬之前，都曾大红大紫，名震神州；都是因为开罪于一个最高独裁者，而遭到残酷报复，终身监禁。

杨升庵的父亲官运亨通，历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当了十八年宰辅。他自己二十四岁中了状元，尔后，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达十二年之久。早期仕途上，飞黄腾达，春风得意。后来，明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遵照《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之礼，由同辈中的一个庶兄弟继承了大统，是为世宗嘉靖皇帝。古礼：“为人后者为人子。”非嫡系之宗藩入继大统，即为前任君主之后嗣，不再做亲生父亲的儿子。而嘉靖皇帝为了提高其本宗地位，偏要否定这种礼制，追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这样，就在朝廷内部掀起了一场“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家系”的所谓“议大礼”的激烈纷争。杨升庵心骄气盛，直接站在皇帝的对立面，坚持要皇帝以武宗之父孝宗为父考，而称其生父兴献王为叔父；并集众请愿，慷慨陈词：“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嗣复联结群臣，撞撼宫门，大哭大闹，声彻殿廷。因而重重地激怒了嘉靖皇帝。十天内，两施杖刑，死而复苏之后，又把他流放到云南永昌卫，永远充军，发誓有他在位，“杨升庵永不叙用”；而嘉靖皇帝在位长达四十五年，这样，杨升庵一直到死也未能回朝任职，直到新的皇帝登极，大赦获罪诸臣，他才得以复官，无奈已经做鬼七年之久了。

这使人联想到张学良。蒋介石弥留之际，还叮嘱儿子：“不能放虎。”结果，直到蒋经国也撒手西去了，张学良仍然没有活动自由。

同张学良一样，杨升庵的情感世界也是很丰富的，在苦难的生涯中，他们都有幸拥有十分惬意的爱情。杨升庵的妻子黄娥，也像于凤至一样，贤慧、多情、才华横溢。于凤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黄娥则擅长吟诗作赋，是明代一位出色的女诗人。她们早年都曾同丈夫鹣鲽相亲，欢同鱼水，后来同样经历了惨痛的生离死别。于夫人与张将军长别半个世纪，最后形单影只，葬身异域；黄夫人与杨状元长别三十个春秋，独自埋骨乡关。

杨升庵获罪谪戍永昌，黄娥远隔千里，无缘得见，相思情笃，发而为诗，题为“寄外”：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在数十载的监禁中，张学良一直有红颜知己赵四小姐相依相伴；杨升庵也有两位如夫人围绕在身旁，茹苦含辛，相濡以沫。她们都是与丈夫休戚与共，生死不渝，以似水柔情纾解羁人的千般苦难，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们的生命之树，从而分别寿登期颐和得享古稀上寿。

泰山与鸿毛

有趣的是，张学良年轻时曾经有过酣歌醉舞的轻狂岁月，过着纨绔子弟的放浪生活；而后半生则至端至正，同当年判若两人。与此恰成鲜明的对照，杨升庵作为世家子弟，从小困缚在封建礼教的轭下，一切中规中矩，那真是：“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可是，流放到了边荒徼外，就开始“脱略礼度，放浪形骸”了。据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记述：升庵贬谪滇中，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为了得到他的诗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绫，当筵侑酒，就便乞书，杨即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升庵在泸州，醉中以胡粉扑面，做双丫髻插花，由门生抬着，诸妓捧觞侍侧，游行城中，了无愧怍…之感。

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一种个性的解放。那种佯狂作态，放诞不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杨升庵愤世疾俗、玩世不恭的逆反心理，是对其终身罪废边荒的过苛处罚的消极反抗。其实，也是他全身远祸、养晦韬光的一种策略，一种方式。《明史》本传记载，嘉靖皇帝对他一直耿耿于怀，切齿痛恨，“每问慎（升庵名慎——引者注）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从这一点看，升庵自知不为当道所容，“故自贬损，以污其迹”，实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正如他的挚友、重庆知府刘绘在《与升庵杨太史书》中所剖析的：

夫人情有所寄则有所忘，有所讥则有所弃。寄之不纵则忘之不远，讥之不深则弃之不笃。忘之远则我无所贪，弃之笃则人无所忌。无所忌而后能安，无所贪而后能适。足下之所为，将求夫安与适也。

看来，张学良羁身台岛时，养花莳草，信教读经，固有其消遣余生，颐养天年的考虑，但是，其间未必没有韬晦的深心。就这一点来说，四百年前的杨升庵，确也为他提供了一些立身处世的经验。不过，与杨升庵的佯狂作态不同，在张学良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任侠好义，敢做敢当，轻死生，重然诺，这饶有古风的价值观，支配了他整个一生。

至于说到张学良与杨升庵两人“获罪”的根由，其间就更是存在着天壤之别。论其分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者重于泰山，一者轻如鸿毛。张学良激于民族大义，同杨虎城一起，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以失去一己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换来国内和平和全民族奋起抗日救国的新局面，结束了十年内战，甚至如国外评论家所言，“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而杨升庵为之拼死相争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皇父”还是“皇叔”，“继统”还是“继嗣”一类毫无价值的皇家礼仪，实在是堪笑亦堪怜的。

半个世纪之后，张学良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有人问他“如何看待过去那段历史”，张学良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杨升庵同样遇上这种场合，那么，他该如何作答呢？

超然心境

其实，张学良在一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中，政治生涯很短，到三十六岁就中止了，若再扣除童年和青少年就学阶段，不过十数年时间。可以说，在惨遭拘禁之前，张学良就已经铺设好了整个成功之路，矗立起一座“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耀眼丰碑；而杨升庵，无论是科第夺魁，翰林富贵，还是拼死哭谏，“以励名臣风节”，都还谈不上什么“名山事业”。若要说起他的生命价值以及功业、文名的实现，倒是亏得那段边荒谪戍的赋闲生涯。这又是张、杨二人的迥异之处。

杨升庵流放到云南之后，当地的贪官污吏忌恨他的刚直、廉正，企图进一步加害于他。面对极度艰难的困境，他“壮心不堪牢落”、“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在朝夕苦读的同时，著书四百余种，写作诗词近三千首，被史家称作“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他不仅经史、诗文造诣深邃，而且，在天文、地理、语言、戏曲、书画、医学、金石、博物等方面，均有建树。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史学方面，“拔戟自成一队”，取得了突出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失败促进了他的成功。“蚌病成珠”，仕途上的惨重蹉跌，为他学术、创作的巨大丰收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物质生活上的损耗，恰恰增益了他在精神世界中的获取。他以摒弃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为代价，博取了传之久远的学术地位。而且，在久居边徼的流人中，就其化育多士、敷扬文教、学术交流的善行来说，有明一代，亦当首推杨升庵。他的足迹遍布川、滇两省，当地士人无论识与不识，都载酒从游。一时，就学问道者塞满山麓，肩摩踵接。

尽管如此，在杨升庵的内心深处，总还存有一块难以愈合的创伤。这又和那段不堪回首的痛苦挫折紧相联系着。不要说后世的论者，就说他自己，数十年后，当以淡泊的心境回思往事时，恐怕也能够悟解，那场闹翻了天的所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大礼议”，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实在犯不上为它而撼门痛哭，直至受杖殆毙，横遭几十年的流放，断送后半生的前程。这里交织着痛彻骨髓的悔恨心丝，同时，体现着一番彻悟，一份迟到的清醒。正所谓：“人生过后方知悔，世事翻来渐悟迷。”

杨升庵晚年写过一部《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上起鸿蒙初辟之时，下至元代，共分十部分，以弹词形式演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其中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是一首《临江仙》。清初，评点《三国演义》的毛氏父子，将它移入这部名著的卷首。结果，许多人误以为它出自早于杨升庵一百五十多年的罗贯中之手，弄出了大笑话。其实，大多传世之作都源于作者血泪交迸的生命体验。除了杨升庵，又有谁能够具备这样深刻的人生感悟呢？原词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白发渔樵”是指名利场外之人，当然也可以看作诗人的自喻。他在这里获得一个俯瞰千古兴亡、冷对是非成败、闲看秋月春风的特殊视角。如果说上阕的“诗眼”是“空”；那么，下阕的“诗眼”则是“笑”。由“空”而“笑”，是一番清醒、透辟的彻悟。任凭世事纷纭，千般变幻，诗人却兀自在一旁衔杯把酒，酌古量今，笑谈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拼死拼活、咬住不放的种种可悲可悯、堪叹堪怜之事。一副超然物外、从容潇洒的风姿，跃然纸上。酒浊神清，意浓词淡。愤火燃烧到白炽化的程度，也就没有了焰色。过分复杂、痛苦的事物，反而会转化为极度的简单、意外的宁静。

杨升庵还曾填写过一首调寄《南乡子》的词，寓意大体相同：

携酒上吟亭，满目江山列画屏。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虎啸龙吟几战争。　　一枕梦魂惊，落叶西风别换声。谁弱谁强多罢手，伤情。打入渔樵话里听。

这类词作，大抵上，既是诗人惨淡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赖以求得自我解脱，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有助于他平衡自己的心态，勉强挨过那段漫长而凄苦的谪戍生涯。

这种红尘了悟、浮云富贵、看破世事人生的超然心境，无疑会对张学良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杨升庵的幡然彻悟、愧憾终生的意念，对于同样置身困境中的张学良来说，却是十分隔膜的。无论从他的大量诗词，还是“口述历史”以及与人交谈中，都找不到类似的心迹。英雄无悔，正是张学良的过人之处。

三点一线

说来，道理也很简单。我们考察一个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无疑需要观照其整体，把握住全局，这是一条总纲；同时，还应特别关注几个要点，即命运的转捩点，生命的闪光点，人生的关节点，所谓“三点一线”。在命运的转捩点上，无论从主观抑或客观上说，杨升庵都是彻底的失败者；至于生命的闪光点，整个前半生了无可言；直到荒边放逐，才不得其宜地略现机缘，尽管置身逆境之中，但总算露了“晚晴”，通过自身才智的充分张扬，终于在人生关节点上，插上胜利的旗帜。但就个人来说，回首前尘，毕竟是伤痛累累，遗憾重重，因而，更多地还是怅惘，还是悔悟。

而张学良则与此截然相反。他的命运转捩点与生命闪光点两相重合，这样，就使得他的后半生显得十分充实，且极富光彩。既谈不上愧疚，也无须更多的期待，完全处于一种怡然自得、快然自足的状态。当然，由于他的生命途程过于绵长，而且，处于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许多严峻的考验——这也就成了他的人生关节点。如果他一念有差，顿悔前尘，晚节不终，那就必将饱尝自毁丰碑的恶果。而他，整个做得十分完美，自然就会享誉于生前，且将流芳于后世了。

说到张学良的修为，令人想起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一篇童话。

一个名叫伊凡的小男孩，发现了一块发烫的石头。上面刻着两行字：“谁把这块石头搬到山上打碎，谁就能返老还童，从头活起。”小伊凡想到，应该把它送给看果园的残废老人，因为他受苦一辈子，孤单单的，瘸着腿，豁着牙，头发过早地白了，一道很深的伤疤弯过颊际，直到嘴唇，就算是笑也现出哭的样子。谁知，当小伊凡说明来意之后，老人竟然一口回绝。他说，你以为我老了，残废了，很不幸；其实，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我这条腿是在推翻沙皇，举行起义时折断的；我的牙齿被打落了，因为在监狱里唱革命歌曲；我的脸是在与敌人作战时被马刀砍伤的。我活得光明正大，充满着理想追求，觉得精神很充实，很自豪。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另一个生命，另一个青春时代呢？

看来，自得自足的心态，原是根植于无悔人生的。

第十三章　将军本色是诗人

“汉卿很会吟诗”

1929年1月27日，《新民晚报》刊载前清遗老、进士出身的金梁赠答张学良的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偃武修文新一统，将军本色是书生。”金梁曾受聘为张学良的塾师，娴熟经史，学富五车，对时人少所许可。应该说，这两句诗的分量是很重的。

说到张学良将军主政东北期间，“偃武修文”，兴办东北大学、同泽中学、新民小学，重视教育事业，筹建博物馆、图书馆，悉心保护并筹划重印《四库全书》，热心文化建设，这一桩桩或为筚路蓝缕，或为踵事增华的煌煌业绩，世人早经传颂，可说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若以书生本色、诗人根性许之，有人也许会瞠目结舌，起码是了解情况不多，不愿遽加认可。

其实，多种传记都做了详细记载，张学良在青少年时代曾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他的父亲张作霖，对自己出身草莽之中，没有机会读书进学，缺乏文化教养，引为终生憾事，因此，发狠心要把他的长子培养成文武全才，以光大门庭，丕振基业。从七岁起，张学良就入塾读书，先后受业于六位硕学鸿儒，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从军、问政之后，他仍然喜欢读史书、听京剧、赏书画、论诗文，纵谈今古遗闻轶事，交结一些饱学之士。几十年的拘禁生涯，更使他获得大量闲暇时间，除了读书治学，没有更多的事情可做。

这里摘录一段他的老朋友张治中的回忆文字：

我到台湾新竹的深山里去看望他，他的屋里摆了一些线装书，记得还有一部《鲁迅全集》，这部书大概他全部阅览过。他对我说，鲁迅笔锋锐利，骂人很厉害。还说他看过不少中国史书，对明史很有研究，还学会了作新旧体诗，那次他就作了一首给我，是一首七言绝句：

总府远来意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

时为1947年10月30日。明清时期称巡抚、总督为“总府”，张治中当时担任西北行辕主任，为一方之统领，故以“总府”称之。

1938年1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拘禁中的张学良，由江西萍乡移驻湖南郴州，下榻在因西汉的苏耽在此修行成仙而得名的苏仙庙里。尽管监禁生涯已经一年过去，但锁得住身子锁不住心，这只活蹦乱跳的猛虎，还不时地狂咆怒哮。屋里待不住，他就爬上山巅，仰天长啸。还向身旁的于凤至念上几首古人的和自己的诗词。其中有一首是他新近写于拘禁途中的七绝：

剡溪别去又郴州，四省驰车不久留。

大好河山难住脚，孰堪砥柱在中流！

前两句交代拘禁的行程，由浙江（剡溪）到安徽、江西，又来到湖南（郴州），“四省驰车”，流离颠沛。用意在于引领出下面两句，这是重点所在。里面用了《晋书》祖逖“中流击楫”，发誓收复中原和《晏子春秋》中“以入砥柱之中流”两个典故。表达河山似锦而尽归敌手，又有谁能够锐身自任，砥柱中流的大局意识与热切期望。语语沉痛，感慨生哀，充分地彰显出他的“中原横溃，持何以救”的悲慨与忧怀。

凤至夫人对于诗文一道也很精通，听了之后，大加赞赏，说：“汉卿，你真是很会吟诗作赋的嘛！”

“是呀，”少帅得意地说，“要不是老帅有意让我继承大业，投身军旅，说不定中国会多一个大诗人哩！”

一次，他站在山头上，望着天际的滚滚浮云和山下滔滔东去的郴江，蓦地想起八百四十年前，北宋词人秦观也是削官遭贬，远徙郴州，万般愁苦中，写下了那首凄绝千古的《踏莎行》词，下阕云：“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问得好啊——郴江本来是环绕着郴山流的，为什么要灌注到潇、湘二水中去呢？原来，它耐不住山城的寂寞，便悻悻然流走了。可是，词人自己却没有这份自由，只好抱着重重苦恨待在这里。一种沟通今古、穿越时空的心灵感应，引发了将军的无边浩叹，“人生忧患，千古同此啊！”说着，两行清泪已经夺眶而出。

两个月后，张学良又被转移到湘西沅陵的凤凰山。这天，他与于凤至一起登上望江楼，眺望着汇合于城西的沅水与酉水，眼底春波荡漾，帆影重重，风景依稀似旧，而人事不堪回首，顿觉“于我心有戚戚焉”，遂口占《自我遗憾》七绝一首：

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鬓发渐渐老，惟有春风今又还。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苦涩的诗心、苍凉的意绪，昭然可见。看后令人感慨重重，历久难忘。

长于咏史

张学良饱览群书，博闻强记，脑子里储存许多古代的诗词名篇。他经常以诗词形式抒发那郁结难舒的情愫。抗战期间，张学良壮怀激烈，经常因为报国无门，仰天长吁，悲不自抑。他有时间就和身边的人谈论、诵读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秋瑾的《宝刀歌》。他说：

（这些诗歌）读起来多么激动人心呀！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有一点压力就卑躬屈膝，别说气节，就连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也都丧失殆尽，这是最没有出息的，即使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看还是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他监禁息烽期间，根据有关人士提议，成立了由宋子文领衔的“张学良财产清理委员会”，全权负责处理张家的财产。知道这一信息之后，他立即给居住在西安的胞姐首芳写了一封家书。内容是：

……财产多少，在何处，我是弄不十分清楚的。除了爸爸给留下来的，我自己买的房子地，或者股票等等，不是为了好玩，就是为了帮朋友忙。我从来不十分注意它们的。我向来抱着“楚弓楚得”的原则，我希望您也是这样。咱们不会饿死的，就是饿死亦是应该了，“暴民暴物”，也不晓得做过多少罪孽事。“披发冠缨”为义，吾愿为之。如果因为钱财事，和人争长争短，那我是不肯做的。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我现在想起了张江陵的一首诗，录于您，您看多么大气：“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几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我们亦当如此。

信中情理兼备，富有文采，里面含有多处典故。“楚弓楚得”，出于《公孙龙子》：“楚人遗（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意思是虽有所失而利未外溢，“肉烂在锅里”。“暴民暴物”，意为损害民众与财物；亦可分开解释，“暴民”谓凶暴作乱的人，语出《礼记》：“暴民不作”。“暴物”谓残害万物，语出《淮南子》：“逆天暴物”。“披发冠缨”亦作“披发缨冠”，语出《孟子》，意谓急于救援，来不及整理冠戴，披散着头发就去了。“为义”是从事义举。“儿孙自有儿孙福”一联，引自古时歌谚，强调让子孙自立自强，不要当“啃老一族”。张江陵，即明朝著名宰辅张居正，籍贯为湖北荆州，古称江陵。“千里捎书”一诗，流传甚广，一说为清代宰辅张英所作。信中不仅反映出汉公的博大胸怀，也显示了他洋溢的诗才与深厚的学养。

1979年中秋节，蒋经国邀约张学良、赵一荻夫妇到阳明山赏月。面对中天皓月，他触景伤情，当场挥毫题写了李商隐“来是空言去绝踪”这首《无题》诗。当写到“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时，悲怀难抑，搁笔长吁，感喟身世、思乡怀远之情痛彻心腑。后来，他还把书写这首诗的手迹赠送给台湾《自立晚报》的主笔。

一次，他与前来造访的美籍华人张之宇女士谈心，引述清人吴梅村《怀古兼吊侯朝宗》中的诗句来感慨世风，针砭时事：

多见摄衣称上客，

几人刎颈送王孙。

原诗为一首七律，这是其中的两句。诗中慨叹，战国时的魏公子信陵君养客很多，但真正能够像义士侯嬴那样，关键时刻以死相报，为了朋友置生命于不顾的却少而又少。“摄衣称上客”，指信陵君以至尊的上客礼遇侯嬴。“刎颈”，信陵君发兵救赵，侯嬴因年老不能从军，于信陵君（王孙）出发时，刎颈自杀，报答公子的知遇之恩。张将军引述这含蕴颇深的诗句，背后肯定是有所指斥的，但形格势禁，未便挑明，连张女士都没有弄清楚“示喻于笔者的又是什么”。

还有一回，他与张之宇谈起当时台湾国民党的政坛，感慨重重地引用了唐人刘禹锡的诗句：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吟罢，久久地怆然无语。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还是自己撰写诗词联语，即兴咏怀，直摅胸臆。他的这些心血凝成的文字，都是时代的反映，心灵的外现，生命的体验。大别之可以分为咏史怀古、抒怀述志和友朋赠答三类，其中以咏史诗的成就为最高。

1928年3月底，奉军沿京汉线南下，兵次邯郸，戎马倥偬中，张学良游览了赵故城。《军次游赵故城邯郸宫》两首七绝，就是这时候写下的：

沽酒邯郸大道旁，村人都说武灵王。

英雄应有笙歌地，不比吴宫响屧廊。

光武艰难定洛中，滹沱一饭困英雄。

当年天下归心日，都在邯郸古赵宫。

前一首咏战国时的赵武灵王，后一首咏汉光武帝刘秀。通过咏怀与邯郸古赵宫有紧密联系的两位古代英雄君主，抒写作者追踵前贤，誓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雄心伟志。

刘秀参加推翻王莽政权的农民起义，以恢复汉祚为号召，积极扩充军事实力，历尽艰辛，终于建立了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他到邯郸来，是为了追杀在此间称帝的王郎。“滹沱一饭困英雄”，里面含有一个典故：王郎原本是个算卦先生，冒充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在邯郸自立称帝，靠着这块“正统”的招牌，迅速扩展了地盘，壮大了队伍。正在河北一带安抚郡县的刘秀，看到王郎以十万户的赏格悬赏捉拿他的通告，考虑到其时自身力量还比较薄弱，无力对付迎面之敌，便带上一拨人向饶阳遁去。到了驿馆，他们假冒王郎的使者，吩咐赶快备饭。由于长时间枵腹奔波，一个个饿得眼花迷乱，见着饭菜就你抢我夺，以致引起驿馆人员的怀疑，当即鸣鼓报警，刘秀等人只好仓皇撤离。可是，逃到滹沱河边，却无船摆渡，正在望洋兴叹中，突然发现河水神话一般迅速结冰，这样，才幸得安然脱险。后来，他又重整旗鼓，挥师北上，攻取邯郸，追杀王郎，住进了邯郸宫。检点往来文书，发现大都是奉承王郎、丑诋刘秀的，刘秀当众全部烧毁。有人埋怨，没把反对者的名字记下来。刘秀说，既往不咎，应该让那些忐忑不安的人安心睡觉。

张学良的诗作不仅立意甚高，而且，能够看出，颇谙写作咏史诗的使事用典之妙，采撷古史，熔铸新词，一一驱遣于笔端，仅用七个字就把上面那一大堆史实包举出来，韵味悠然，寄怀深远。

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也是一位颇有作为的英主。他在位期间，积极运筹富国强兵之策，致力于军事改革，提倡胡服骑射，变车战为骑战，终于灭掉了中山，打败了林胡、楼烦等国，使赵国一度成为各诸侯国中的强国。他在万机之暇，常常以歌舞自娱，在邯郸修筑一座巍峨壮观的丛台，一以阅兵耀武，一以歌舞承欢。所谓“笙歌地”，即指邯郸宫和丛台。“响屧廊”是春秋时期吴国馆娃宫中的一条游廊。吴王夫差为了取悦西施，在游廊下放置一排陶瓮，上面铺上弹性好的木板，西施等美女走在上面铿然作响，清脆悦耳。诗的后两句体现着一种人情味，说明不应一概反对英雄合理有度的娱乐与消闲，只是绝不能像吴王夫差那样沉溺于酒色，以致破国亡身。

诗主性情，所谓“诗情”，其实也就蕴涵着“人间情味”。兵驻邯郸期间，少帅还曾去过丛台遗址，写了七言绝句《丛台怀古》：

武灵按剑却强胡，朝罢诸侯且自娱。

当日将才皆颇牧，君王歌舞有工夫。

廉颇、李牧，都是赵国的名将，时间稍后于武灵王。这里借用他们，来说明当时人才荟萃，猛将如林，所以，君王尽可以好整以暇，从容举事。这首七绝在叙述策略、表现手法上也十分讲究：首句说的是英雄业绩、壮士修为，用以区别那些无道昏君的沉溺酒色，这是诗章立意的大前提，属于必不可少的交代；次句暗中转折，进一步讲清楚是“朝罢”之后的“自娱”；一切铺陈完毕，导出全诗的意旨所在——赞颂人才，呼唤人才。感时伤世，吊古凭今，有着深沉的寄托。

咏史诗的写作特点，是使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完美地结合起来，既不是空泛地议论，也不能单纯地罗列史实而没有蕴涵；而且，忌讳直白浅露，往往是用笔婉转，别有寄寓，言在此而意在彼，取材于历史，着眼于现实。张学良喜欢历史，熟悉古今掌故，因而常常选择“咏史”方式，借古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1958年2月，他在台南参谒过孔庙和延平郡王祠，题写了两首七绝，其一曰：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咏赞的是爱国名将、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被荷兰殖民者盘踞近四十年的台湾的英雄业绩，实际上正是作者的自况与自诩。诗的着眼点在于使台湾纳入中华版图，这也正是张将军“一统江山”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集中展现。将军此诗思潮飞卷，寓意深邃，既寄托仰念之怀，又抒写壮阔的胸襟。“孽子孤臣”，取自《孟子·尽心章上》：“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意思是，人之所以有道德、聪明、本领、才能，经常是由于他经历了灾患困苦。只有那孤立之臣和低贱的庶孽之子才能通达事理，因为他们时常警惕自己，虑远谋深。“强胡”一语，在郑成功那里，是指荷兰，当然也包括满清；而在张学良这里，便是指代日本。

郑成功的“丰功”，并不在于尊奉朱明王朝的正统，而在于收复台湾，使之归入中华版图；同样，张学良此举的“丰功”，也不在于尊奉民国的所谓正统，而是谋求东三省不致沦陷于外敌手中。

另一首七绝是：

上告素王去儒巾，国难家仇萃一身。

若是苍天多假寿，管教历史另翻新。

“素王”，意思是“空王”，指具有帝王之德业而未居帝王之位者，这里特指孔子。唐代诗人刘沧《经曲阜城》诗，有句云：“三千弟子标青史，万代先生号素王。”张学良此诗属于有感而发，由于国难家仇萃集于一身，因而时刻想着摘去“儒巾”，上阵杀敌——老杜不是说“儒冠多误身”吗？后两句，表明一种期望，一种寄托。或为抒写一己之壮志豪情、宏伟抱负；或为论述心目中景慕的历史人物，两方面都可以讲得通。在此之前，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假如阳明先生、总理（孙中山）能多享寿数十年，他们给人类的贡献，一定比现在大得多了。所以，我们为了个人的享寿，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那是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以生民立命、继往开来之诚志，那么，对于养生延年，亦不可忽视。

即兴寓深情

张将军的抒怀述志诗，多为即兴之作，有感而发，往往也都有深远的寄寓。

1930年元旦，当时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邀请大学全体师生和同泽中学的学生代表到北陵别墅，举行迎新联欢大会。他即席赋诗一首，作为节日的赠辞：

大好河山夕照中，国人肩负一重重。

男儿正要闻鸡起，一寸光阴莫放松！

“闻鸡起舞”，典出《晋书·祖逖传》。意为听到鸡叫就起来舞剑，常被用来比喻有志报国的人及时奋起。

1935年秋，张学良将军游览华山，怅望关河，风物与故土不殊，而自有存亡之异。通过吟诗，把他系念东北，厌恨内战，渴望还乡抗日的心情展现出来。

极目长城东眺望，江山依旧主人非。

深仇积愤当须雪，披甲还乡奏凯归。

一年后的10月23日，他陪同蒋介石再度游览以“奇拔峻秀”名冠天下的西岳华山，又即兴吟咏一首七言绝句：

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蒋介石听到许多关于张学良与陕北红军私相联络的信息，一时放心不下，特意到西北战场“剿共”前线来视察，以弄清真相。但他又不想露出惊慌失措、剑拔弩张的姿态，于是，到了临潼，便乘坐火车来到华山脚下的华阴。张学良、杨虎城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刚开始爬山，蒋介石便指着“远而望之若花状”的华山，语意双关地说：“西岳之胜在于险。偶一失足，便会掉到万丈深渊里。”

张、杨二位将军听了，都晓得此时此地蒋介石说这番话的真正用意。而聪明绝顶的张学良将军，则借题发挥，申张他不忘国耻，矢志抗日的夙愿。意在说明，风景再好，如果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用不了多久，也会像我的故乡东北那样，被侵略者所占领，导致“山河无恙”而主人已非。这种爱国情怀，正是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

1947年，张学良被羁押到台湾新竹，东北政界元老莫德惠从南京赶来看望他，少帅口占一绝：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唯一愿读书。

唐人孟浩然有“多病故人疏”之句，感叹命途多舛，世态炎凉。作者反其意而用之，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后两句，反话正说，隐含着牢骚、愤懑。抗战期间，张学良曾致信蒋介石，要求出去抗日，蒋却叫他“好好读书”。这里的“唯一愿读书”，既属实情，也带有反讽意味。

1956年，适逢蒋介石七十寿诞，张将军以一只珍贵手表为赠，含有岁时蹉跎，提醒蒋氏应该早予释放之意。蒋介石却还赠一只手杖，意在劝他安心颐养天年，不要抱任何幻想。张学良痛感失望之余，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描述其懊恼的心境，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

枕中不寐寻诗句，误把溪声当雨声。

1989年4月，他应《张学良在台湾》一书作者郭冠英的请求，题写了一首七绝：

玉炉烟尽嫩寒侵，南雁声声思不禁。

好梦未圆愁夜短，虚名终究误人深！

题罢，他连声说：“第一句不好，不好。”接下来开个玩笑，“不过，第三句倒可以送给女朋友。”

1994年1月5日，夏威夷的一些京剧爱好者举行新春联欢会，并设宴招待前来这里的张将军。席间，这位九十四高龄的老人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一起讲故事、说笑话，写字、吟诗。这时有人拿来文房四宝，请他题字留念。他欣然命笔，题写一幅现成的联语：

惟大英雄能本色；

是真名士自风流。

友朋酬答之类，在张学良诗作中数量不算太多，有的精心结撰，有的信手拈来，尽皆切合身份，清丽可读。

东北易帜之后，张学良加强了与南京政府的往来，1929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五十寿辰，张曾寄诗四首。其中第一首是：

一代谭公子，翩翩浊世中。

乾坤入袍与，时势起英雄。

子弟三湘北，旌旗五岭东。

玄黄今息战，应为首群龙。

诗格典雅端丽，对仗工稳，用语考究，极合赠答体例。首联以《史记·平原君传赞》中“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的典故领起。接上，在颔联、颈联中，以主要篇幅颂扬对方的行迹。“袍与”一词，为成语“民袍物与”的缩写，语出宋·张载《西铭》：“民吾同袍，物吾与也。”意谓世人皆为我之同袍，万物都是我的属类。这里的“袍与”，也可以作“袍泽”理解。尾联以“群龙之首”相期，极尽称扬之能事。“玄黄”指战乱，典出《周易》：“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此类文字往往存有溢美痕迹，当属应酬诗作的通弊。但统观张氏的赠答之什，有一些还是造语贴切，浸透着真情实感的。

这一年的3月1日，张学良为悼念秘书长郑谦，撰联云：

往事话南陂，忽省姓名伤鬼录；

修词问东里，忍将文字概生平。

以文字概括死者的生平，这里重点说了两方面的功业：上联说死者的治绩。郑谦在任江苏省省长时，曾带头集资，整治严重淤塞、泛滥成灾的南京玄武湖，清除淤泥，扩大湖面，修筑堤岸，并在湖边立碑，要求世世代代保护好玄武湖，被人称为善举。“陂”为湖泊，也有堤防的含义。下联说他的文才。郑谦文思敏捷，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之誉。任秘书长期间，举凡往来文书，均由他加工润色。“东里”是个典故。春秋时，郑国贤人子产居东里。《论语·宪问》：“东里子产润色之。”意思是，由子产对政令进行文辞加工。借此来称誉郑谦的文才。联语有很强的概括力，既紧扣本人的身份，又蕴涵着深沉的思念之情，堪称佳撰。

新诗寄趣

前面引述张治中的回忆，说张学良新旧体诗都会写，这并非虚誉。早在1946年，《新民报晚刊》上就登载过张将军写于贵州铜梓囚禁地的两首新诗，后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副刊都曾予以转载。一首为《发芽》：

盼发芽早／

愿根叶／长的茂／

深耕种／勤除草／

一早起／直到／

太阳晒的／似火烧／

呀／

芽毕竟发了

另一首为《顶好》：

到处打主意／

抢粪／偷尿／

活像强盗／

在人前夸口／

为的那样菜／

是我的／顶好／

呱呱叫

论者认为，前一首以“发芽”比喻抗战胜利，里面透出由衷的喜悦；后一首通过“抢粪”这一意象来讥刺蒋介石抢占胜利果实，饱含着辛辣的嘲讽。

张学良将军于1946年10月15日由桐梓经重庆小停半月，于11月3日到达台湾新竹市，初始投宿于市招待所。这是一座十分华美的日式建筑，与当地居民的陋室相比，悬殊很大。他在日记中写道：

早晨我起床甚早，巡视室内外及庭园，几乎使我泪下……仓促中，我以铅笔写下了一首新诗：

台湾！台湾！

我信，我确信，

你会自为的长成，

成为这中国大家庭中的

一个好弟兄，

也许是一个很得力的弟兄！

台湾！台湾！

我盼望你，

我深切盼望你快快的长成。

你好比一些台湾的女性，

来台湾的人们，

有些败类，

只贪图你的色和肉，

看不见你的心灵。

台湾！台湾！

你值得留恋，

你的遭遇相当的可怜，

当中国被异族统制的时候，

把你抛弃。

这不是你的过错，

你有过可歌可泣的表现，

英勇的反抗。

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将军在诗中寄寓了深切关怀台湾命运与台湾同胞的高尚情怀。

他还有一首广为传诵的《九十述怀》诗：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民族英雄岳飞曾有“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名言。张学良借用来表明自己的情志，掷地作金石声，读了令人感发兴起。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将军晚年诗作，依旧是他的主体情怀、胸襟个性的写照，但诗风已有明显的转变，愤世嫉俗、金刚怒目式的慷慨悲歌有所收敛，形式往往是脱口而出，不事雕琢，更加朴素、自然。在通俗平易中，透出一种追求个性自由的情趣，表现出世纪老人丰富而复杂的个性，以及他对人生、人性独特的理解。

中国古代文学，诗词歌赋并提，以其作为文体有相通之处。张将军除了长于诗词、歌吟，还有赋体之作，传诵颇广的是作于上世纪60年代的《医巫闾山赋》：

医巫闾山为阴山山脉之分支，松岭越大凌河而来者，绵亘二百余里。高极四五千尺，迤东低落为大小黑山等，高不过百尺。虞舜封十二州，以此为幽州之镇；隋以医巫闾为北镇。其山拥抱六重，亦名六山。上有仙人岩，镌有吕仙像、补天石，明张学颜书刻。仙女洗头盆，清高宗有刻诗。可怜松，在一片光石上，生一孤松，高宗亦有题诗。产美石，《尔雅》称之为珣、玗、琪（此闾珣、闾玗等名之由来也）；有大庙，俗称北镇庙，祀舜妃、尧女瑛、娥（此闾瑛、闾娥命名之由）。建有行宫，为清高宗避暑处也。此山生于塞外，殊少骚士文人为之诗赋。名山有幸，如蒙大千描绘，不独可传之于世，亦可传于千古也。余为余乡谊之山庆。

原来，张大千先生定居台湾后，与张学良将军结为至交，常相过从。杯酌之余，汉公以作《医巫闾山图》为请。大千居士未曾亲临塞外，与医巫闾山缘悭一面，眼前又没有照片可供参考，汉公遂以文字为闾山写照。很快，大千居士即据此赋，画了一幅《医巫闾山图》，烟云氤氲，气象万千，自可传于千古也。汉公生前珍爱异常，现今，此画挂在女儿张闾瑛旧金山家中的客厅里。

第十四章　庆生辰

不过真生日

1928年6月4日10时许，中南海西侧紧临春藕斋的万字廊——张学良的驻节地，正在举行着气氛热烈的小型宴会。杨宇霆、孙传芳和军团部高级人员以及少数亲友，齐聚一堂，为少帅祝贺生日。

这些天，同僚们的心情都很压抑。奉军节节失利，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又兼日本人出面要挟，提出中日合资修筑铁路的无理要求，张作霖与日本驻华公使发生了面对面的激烈冲突，他声色俱厉地骂道：“他妈拉个巴子的，岂有此理！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叫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他见大势已去，决定接受张学良、杨宇霆的建议，下达总退却的命令和出关通告。

3日夜间，在前门火车站送走了老帅一行之后，杨宇霆、孙传芳就商定，明天要搞一个小型的聚会。因为少帅的生日到了，大家要借此机会庆祝一番，放松放松紧张的神经，老少爷们在一起，乐和乐和，也消消多日的晦气。

可是，世事茫茫，殊难逆料。任谁也没有想到，聚会刚刚开始，少帅就接到了发自沈阳帅府的特急密电：

雨帅皇姑屯遇难，速回奉料理善后。

这十四个字映入眼帘，不啻五雷轰顶，万箭穿心。可是，少帅立刻就清醒地意识到，此时必须冷静。于是，丝毫未现慌乱之态，镇定地告诉大家，返奉途中，大帅受伤，伤势不重，正在治疗之中。因为决策层要紧急议事，与会者也就在扫兴中悄悄散去了。

这是张学良在军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过生日。他感到非常沮丧。

“万事重经始，生民皆有初”。庆生辰，原乃人之情亦理之常也。人是最可宝贵的。这一天，不仅见证了一个家庭新的生命的肇端，也像树木的年轮、崖岸的潮痕，记录下岁月流逝的重重足迹。因此，无分肤色，无分畛域，无分族群，也不论男女老少，都对年年此日，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为祝为颂，饶有兴趣。

可是，在青年时代的张学良来说，却是少有的例外，他对于过生日，一向持消极甚至抵触的态度。这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直接关联。同其他人出生在白光耀眼、净洁舒适的产院里或者温暖的家中，“哇哇”娇啼在火热的炕头上不一样，他落草在一辆飞驰着的大马车上。他睁开眼睛环顾世界，最先入目的是大野的苍茫和天地的空旷。

当时，辽原大地，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他的母亲赵氏怀着身孕，乘坐一辆农村的大马车仓皇逃难，飞奔在乡间坎坷不平的土道上，结果提前把他生了下来。由于颠簸得厉害，他的小脑袋被撞伤出血，直到晚年疤痕还在。母亲抱着他躲进附近一个族侄家里，一住就是几年。到了五六岁，他才被接到新民府。他的父亲张作霖，原本绿林出身，接受招安之后，当了短期的月无定薪、夜无定所的“保险队”头目，处境也十分艰难。就是说，他的童年是在生活拮据、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家里根本没有条件办酒宴，让宝宝“抓周”，吹蜡烛，他也没有吃过爹妈亲手擀的面条、煮的红皮鸡蛋。自幼，压根儿就没有形成“庆生辰”这个概念。

而且，人们常说：“孩生日，娘苦日。”每逢自己的生辰，都会记起母亲临产、分娩的痛苦，所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下至平头百姓，上自帝子王孙，任谁都没有例外。为此，隋文帝曾下令，在自己生日那一天，要为母亲吃素，以报答其苦难与艰辛。而张学良说到自己的母亲，更有一种迥乎寻常的隐痛。由于产前饔飧不继，产后失于调养，又兼惊恐、劳累，经受风寒，生下他来以后，他的母亲就羸弱不堪，饱受疾病的困扰。而她的性格又十分刚烈，生就一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要饭”的嶙峋傲骨，宁可忍饥挨冻，也决不肯向亲戚家求援。日俄战争爆发后，外国军人在这里杀烧抢掠，村屯男女奔逃一空。母亲擦着泪眼，把几块银元绑在他的腰上，催他赶快逃生，嘱咐说：“遇见面善的老头儿，跪下去给他磕头，捧上现洋，请大爷送你到城里，去找你爸爸！”他惊恐地问：“那！妈，你呢？”妈妈哭了：“你不要管我！乱离人不如太平犬，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过后不久，母亲就病死了，时年三十八岁。

“我的母亲没有享过一天福！”张学良后来悲愤地说：“如今虽然极荣鼎盛，光耀世间，可是对于母亲来说，又有何用？”不难设想，在这种心态下，他对于庆贺自己的生辰，还会有什么兴趣呢！

父亲的惨死，更给他带来了无涯之戚。他告诉采访的记者：

我父亲死的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现在的生日是假的，不是我真正的生日。真正生日我不要了，我不能过真生日，一过生日，我就想起父亲。

作为一个孝子，他每逢生日这天，或者当人们提到他的生日，什么喜悦，什么兴致，都会被那种漫天塞地的失母之戚、丧父之痛冲刷得无影…无踪。

尔后，情况就更为复杂了。无论是掌政东北，独当一面，还是戎马征程，南北驰驱，烽烟遍地，尘满征衣，都使他腾不出时间，也没有闲情余兴，去庆贺什么生辰。且不说，那让他久负骂名的九一八事变，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囹圄生涯，既没有条件，更没有心情，过问庆生辰这码事。

九十之年的寿庆

相对于二十八岁那年的倒霉生日，张学良的九十寿辰，倒是过得隆重而热烈，风光无限，体面十足。

不是说他对于庆生辰一向不感兴趣吗？那么，九十之年怎么竟大出意外？原来，这里有个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情节”。

早在1989年初，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就商定，组织代表团前往台北，筹备6月3日为张学良举行八十九寿辰庆典。会长张捷迁教授致函张氏夫妇，邀请他们届时赴会。张学良览信后，断然予以回绝：

捷迁弟大鉴：

来函奉悉。余何德何能，诸公对余深厚友爱关怀。良何人斯，敢以言寿！此间亲友，已酝酿为我做寿，我已严词拒绝。你们诸位，如此一来，等于推波助澜，岂不是对我内外夹攻！避寿不敢言，我只好“逃之夭夭”，离开台北。良对诸位郑重恳求，千万千万，不要万里奔波，虚此一行。我再郑重谈一句，诸位若是来，也绝对见不着我们俩。良绝非是不通人情的人，诸公对我如此深厚友爱，我十分了解，我也十分感愧。诸位也能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我已惯于静默安居，逍遥自在。……诸位既然这样爱护我，自然也会体谅、原宥我。天假以年，后会有期，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手启

看得出，他对于庆生辰的拒绝，是真心真意、实实在在的，体现了他一贯的思想。就外因来说，显然是怕这类活动被赋予政治色彩，招致不应有的麻烦；而从他的心理分析，对此他根本没有兴致。同青少年时代追逐热闹、喜欢聚堆儿的心境截然不同，几十年来，早已习惯于那种无声无息、静水闲云般的恬淡生活，偶有聚会，至多也不超过“两个牌桌”（八人），人一多，他就感到云遮雾罩，“脑袋发大”。他的一句口头语是：“已经成了隔世之人了！”

1990年的这次贺寿，不同于过往任何一次，它是在特殊情况下、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一场聚会。从年初开始，张学良事实上已经解禁了。为此，在台的一些朋侪故旧，想要通过这样一种举动表示庆祝、纪念，同时也是一种告慰，一种昭示。

对如此良苦用心，老将军自是感动与理解。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拘禁五十四年，一直幽居独处，许多故交都不通闻问，今天，那些旧雨新知，厚爱有加，竟然主动安排为他隆重庆贺九秩生辰，岂能不衷心铭感？但他细加揣摩，又有些犹疑：不管怎么看，也不论解禁与否，他终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人物，他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政治影响。而参加这次活动，出头露脸的，又大多是军政要人与社会各界闻人，他不愿意同这些“热场中人”公开地搅和在一起，他尤其不想就此终止往昔的宁静生活，陷入红尘十丈之中。因此，当国民党元老张群资政提出要为他办九十寿庆时，他连声地说：“不妥，不妥。”张群则坐在轮椅上，挥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我不与你争辩！”老将军与张群的友谊十分深厚，在他失去自由的监禁岁月中，张群是看望他次数最多的一个。而且，论辈分，在台湾，以张群与宋美龄为最高。张学良知道，作为大他十几岁的长者，岳公说了的事是无法推辞，必须照办的。

这样一来，果然不出所料，连日里，位于复兴岗的张宅，门庭若市，车盖如云，客厅里摆满了花篮与寿礼，而宋美龄赠送的庆寿花篮则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发自本岛、大陆与世界各地的贺信、贺电，雪片飞来。6 月1日这天，设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十二楼昆仑厅的庆典大厅，更是装饰一新，珠光宝气，喜气洋洋。大厅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张放大了的请柬：写着“为张汉卿先生九秩大庆洁治壶觞共申　祝嘏之忱尚祈高轩莅临以介眉寿”两行大字，下面缀有由张群领衔，包括郝柏村、孙运璇、梁肃戎、宋长志、马安澜、马英九、秦孝仪等九十名党政军要员及社会贤达的署名。另一面墙上，则悬挂着已故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发来的贺电，内云：

忆昔五十四年前，先生一本爱国赤子之忱，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亟，国势危殆之秋，毅然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们景仰。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正午十二时，当张学良夫妇推着乘坐轮椅的张群进入寿庆大厅时，百余名来自台湾、香港、日本和美国的记者蜂拥而上，闪光灯接连不断地闪亮，场面极为壮观。人们看到，寿星老戴着一副茶色眼镜，穿的是一袭黑色西装，系着枣红色领带，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而夫人赵一荻则身着红色套装旗袍，显得雍容华贵，雅致端庄。

张群老人宣布寿典开始，首先致辞，说他与汉卿先生在东北、华北、华中，一直到抗日初期，同生死，共患难，是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为恭贺汉卿先生九十华诞，特意写了一篇《寿序》。然后，就高声诵读起来：

古之良史，不以魁杰英伟之士盛年意气，一失虑失据，而遂非之议之；其必以能悔祸盖愆，卒之守死善道，而伟之重之。如我张汉卿先生者，不当以此论之耶？

祝寿文中，还赞誉张学良“以国家统一为重，力排众议”，东北易帜；协调中原战事，“分崩离析之局复告统一，此又先生有造于国家至大者”；至于治军、理政、发展教育、提倡科学、培育人才等多方面的功绩，更是昭昭在人耳目。

读至最后，张群声调转高，口气加重：

先生得天独厚，阅世方新，今岁六月之吉，寿跻九秩，同人等或谊属桑梓，或性殷袍泽，或为著籍之门生，或为缟纻之故旧，永怀雅谊，愿晋一觞。谚有之曰：“英雄回首即神仙”，其先生之谓欤！至于南山北山台莱之什，不足为先生诵也。

《寿序》出自国民党党史会主任秦孝仪之手，以简古、典雅的文言写成，用典处颇多，“南山北山台莱之什”，指《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一章：“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为传统的颂德祝寿之语。文中有些地方带有官方色彩。

接着，孙运璇应邀发言。他说，我是以学生的身份、感恩的心情来拜寿的。张学良先生创办的东北大学造就了许多人才。自己过去六十年来能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成为有用的人，全依赖当年先生的眷顾。最后，他趋前举杯敬谢，诚恳地说：“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热烈的掌声中，张学良起身，即席敬致答词：

承张岳公还有孙资政这样地奖誉我，使我实在不敢当。人家古人说“虚度”，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自己从来没想到我还能活到九十岁，这真是上帝的恩典！

我现在虽然老了，可是我还没崩溃；耳朵虽然听不大好，但还没至于全聋；虽然是眼力减退了，但是，还没至于瞎。……现在，我虽然是年迈了，假如上帝有什么意旨，我为国家为人民还能效力的，我必尽我的力量。我所能做得到的，我还是照着我年轻时一样的情怀去做，只是我已经老了。

他的腰板挺直，话音与笑声朗朗，显得十分劲健，丝毫未现衰惫之态。不了解他的人，决不会相信他已是耄耋高龄。话语中，倾吐着壮心，撒播着热望。但伏枥“老骥”终有自知之明，最后，曲终奏雅，惨淡地缀上一句“只是我已经老了”，听来令人感伤。

平时，当有人向一获夫人问到老将军的有关情况时，她总是说，关于丈夫的事，我从不参与；或者微笑着看丈夫一眼，说：“有他在，我是不该应答的。”这次却是少有的例外。在老将军九十寿庆时，她觉得有必要在这个场合把憋了几十年的该说的话说出来。于是，撰写了一篇文章：《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刊载在台湾“中央日报”上。主要内容是：

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做的事负责，绝不推诿。他原来是希望学医救人，但是事与愿违，十九岁就入了讲武堂，毕业之后就入伍从军。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争地盘。他开始时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不断的压迫和无理的要求，暴露了侵略中国的野心，亦更加激起他抗日的情绪。他不愿看见自己的国家灭亡，人民被奴役，但是单靠东北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抵抗日本侵略的，所以在皇姑屯，他的父亲被日本人谋杀之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和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够统一，希望全国能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他就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减国家抗日的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为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他都甘心情愿的（地）牺牲自己去做。

整个生日庆典，包括每个人的发言，尤其是这篇文章，再鲜明不过地揭示了，人们是把这一次庆生辰看作一种政治行为。张学良的几十年因功被囚，是本世纪最大的冤案之一。此次祝寿，作为历史聚焦的一个政治切入点，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生命纪年意义。回避也好，掩饰也好，扭扭捏捏、羞羞答答也好，那些与会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任何人都得承认它的实际上的平反意味。

就“寿星”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转捩点。五十四载监禁宣告结束，从此，重新步入自在自由的生活。不过，随着接触渐广，沟通日增，他也难过地发现，这种欢乐的开场，很快便会收场的。夕阳纵好，已届黄昏。昔年故旧已经强半凋零，身旁的熟人越来越少了，真的是“白发故人稀”呀！先是冯庸弃世，接着又传来莫德惠、周鲸文、张大千相继病逝的讯息，王新衡也紧步其后尘，而最令他伤恸不已的，是祝寿刚刚过去半年，一百零四岁高龄的张群也溘然长逝。昔日围桌聚饮、谈笑风生的“三张一王”，现如今只剩下他独自一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免有“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回各自门”，曲终人散、四顾苍凉之感。忆起前尘往事，他曾很伤感地引用了清代诗人袁枚的诗句：

一度秋风一逝波，故人零落渐无多。

苍天留我忙何事？日日桓伊唱挽歌。

桓伊是东晋时的著名音乐家，也是唱挽歌的高手。

人生多故，聚散无常。也许就是在这种黯然神伤的情态下，他渐渐地滋生了出国探亲以至定居域外的向往。

家庭生日宴会

老将军到了夏威夷之后，每年五六月之交，亲友们都要为他举办生日庆典。当然，规模、性质、参加人员与九十寿庆大不一样。如果说，那一次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的话，那么，这里举办的则纯是民间的、亲情的、小型的聚会，亲亲热热，随随便便，欢然道故，促膝谈心，充满了天伦乐趣。老将军对此倒是乐而忘倦，没有产生丝毫的疑虑、感到些微的烦苦。

1994年6月1日，在希尔顿大酒店彩虹厅里，张学良的儿孙们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生日宴会。早在半个月前，张学良与赵一荻所生的儿子张闾琳，便偕同夫人与长子、长媳，分别从洛杉矶和纽约等地飞到了檀香山。外来的客人只有三位，他们都是老将军六十年前的故旧或其子女。席间，儿孙们纷纷向他祝酒、问安，关心地问他：“您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感觉？”他说：“这里的气候，我很适应。现在虽然热了点，但是不像台北那样多雨潮湿。白天太热时，我就打开空调机；傍晚天凉的时候，我还可以到海边看看海潮，眺望海面。这里实在是养老、养病的好去处。”无拘无束，亲切自然，当日庭闱欢聚的情景，又重现在眼前。

对这次庆生辰，他一直留有温馨的、良好的印象。事后，他告诉孙子居仰：“现在我的心情特别好。想想半个月前那次生日宴，觉得很开心。虽然人少，但是天伦之乐浓烈。”不久，他便委托闾琳，以“夫妇年老体弱，没有依靠，投奔儿子”为由，向美国移民局申办长期居留的绿卡。

老将军的九十六岁寿辰，是在悠扬悦耳的欢快的京剧唱腔中度过的。上年九月，五弟学森病逝于北京，至今思之，犹有余痛。所以，亲友们商定，这次庆生辰，一定要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让他最开心、最高兴。这样，就想到了唱京剧。应邀的首选人物是于魁智，一是他的技艺高超，被誉为“最具票房魅力的文武须生”；二是他与老将军是忘年交，早在台湾时就曾被邀到家中做客，而且极力称赞他“唱得好”；三是于魁智是辽宁的小老乡，乡情似酒，久而益醇，老将军一直在想念他。

寿宴上，于魁智首先代表中国京剧院赠送了贺礼——用京剧脸谱精心绘制的“寿”字图；接着，就唱了传统剧目《上天台》的选段，最后一句原本是“又听得殿座下大放悲声”，他机敏地改为“准备下皇封宴庆贺功臣”，以切合祝寿气氛。老将军一直在神情贯注，闭目击节；听到这一句，会心地笑了。

专程赶来祝寿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女、刀马旦马小曼，演唱了《凤还巢》。张学良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道了声：“今个儿高兴，我也唱几口，过过戏瘾。”在满厅的欢声和掌声中，即兴唱了马连良的拿手好戏《空城计》。一段下来，兴犹未尽，他又唱了《武家坡》和《借东风》。夫人赵一荻也和大家一道，欢快地鼓掌、腾笑。小曼逗趣地说：“汉公，您唱的还是老词儿，我教您新词儿怎么样？”汉公倒认真起来：“好，好，你马上就教。”说着，这一老一少，就一对一地唱、念起来。祝寿活动进行了五个多小时，老将军仍觉兴致未尽。他说，这是民国二十六年他被监禁以来，过得最快活、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

2000年5月底，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人士齐集夏威夷，他们并非前来观光游览，而是要近距离地为世纪老人张学良恭祝百岁诞辰。他们清楚地知道，由于老寿星毕竟已年迈体衰，即使置身于这座美丽的海岛城市，也未必就能幸得一见，只要能够靠近他的身边，总是慰情聊胜于无。

去年“九九”生日庆典，是在教堂举行的，里里外外，人山人海，不少人争着一睹老人风采，抢着与他合影，竟致挤翻了老寿星的轮椅。今年老人提出，要以家宴形式，在公寓附设餐厅举行。连日以来，他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为自己能够活过一整个世纪而感到自豪，逢人便说：“我快一百岁啦。”

寿宴由他的七十岁的儿子闾琳主持。全家老少和一些至交好友，团团围坐在老人四周，气氛十分融洽。老寿星身着崭新的藏青色西装，头戴瓜皮帽，颈佩花环，面色红润，精神清爽，笑着向与会亲友招手，喜气洋洋地说：“我能活到一百岁，是福气，我很开心，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他还笑嘻嘻地告诉身旁的孙辈：“我有新洋装穿了。”这些年轻人不解“新洋装”为何意，他们的父母便代为解释，“新洋装”就是新西服，这是20世纪之初的旧词儿。

第十五章　情注梨园

早年的堂会

20世纪30年代之前，我的家乡地方戏曲比较丰富，演出活动也颇为频繁。听老人说，逢年过节，集镇上都有一些草台班上演京戏段子，若是赶上豪门巨贾请戏班子唱堂会，那就更是热闹非凡了。至于“地蹦子”、莲花落、三弦、大鼓、子弟书，平时也都走村串镇，隔三差五就能看到。但到了我记事之后，日寇蹂躏下的乡村，民生凋敝，满目疮痍，这一切文化活动便都消逝得杳无踪迹，只能残存记忆了。长辈们晚饭后聚在一块儿，像是“白头宫女”闲说“天宝遗事”那样，津津有味地追述着那些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而最具吸引力的是“魔怔叔”绘声绘色地对张作霖五十寿庆唱堂会的追忆。

原来，堂会戏创始于清末民初的北京。当时，那里住着许多王公贵族、高官显宦、豪商巨贾。这些人大都喜欢京戏，他们有钱、有闲，又有文化，不满足于戏园里听戏、捧角儿，每逢婚寿喜庆，便都要把戏班儿召到自家府邸，或租用会馆，称作“唱堂会”，用来彰显自己的地位与身份。由于堂会的“戏份儿”（劳务费）要高出戏园子营业戏许多倍，所以，名角儿也乐于接受邀请。

张作霖对于京戏有特殊的爱好，每逢年节，特别是他的寿诞之日，都要请戏班子唱大戏，在大帅府里热闹几天。民国十三年春，赶上了他的五十整寿，那时郭松龄“倒戈事件”还没有发生，他的威望与事业如日中天，正在向着北洋政府末代元首的目标挺进着，他的心也特别盛。

“魔怔叔”是个戏迷，据他自己说，年轻时曾跟着戏班子跑过一小段码头。张作霖五十寿庆时，他正在东北军里混差事，有幸躬逢其盛。他讲，到了农历二月初九这天，东北三省的戏班，都是不请自来，尽数赶至奉天，京、津名伶也都倾城而出，与会的各个行当的名角多达四百号人，真正称得上盛况空前。当时在大帅府和督军署两处搭建了戏台，每天两场，连唱三天；还是答对不过来各方宾客，又在会仙大舞台上演。

被奉为“花部首席”、“青衣独步”的陈德霖，加上王瑶卿、荣蝶仙，这久负盛誉的“老三旦”，全部登场，自不必说；“新三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也都在奉天亮了相。铜锤花脸裘桂仙，架子花侯喜瑞、郝寿臣，文丑萧长华，武丑王长林，一个不少。而最叫座、最出彩的还是有“旷代三绝”之誉的老生、武生、青衣的“三大贤”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合演的《摘缨会》，还有梅、杨主演的《霸王别姬》，都代表了京剧艺术的最高水平。听说，余叔岩的《战太平》、《空城计》，杨小楼的《连环套》，都是由少帅张学良特意单点的。

“魔怔叔”一提到少帅，便立刻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须知，在我们那些少年人心目中，少帅可是一尊偶像啊！

“那次堂会上，你看到少帅了吗？”

“魔怔叔”说：“当时他是一盏灯（用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明星）嘛，怎么会看不到！缺了他，整个帅府就亮不起来了。”

我又问：“什么装扮？”

“魔怔叔”说，他平时总是穿军服，堂会那几天，他除了看戏，整天忙着和那些名伶周旋，进进出出，都是一袭浅色的西装，结着深色的领带，十分潇洒英俊。

“他懂戏吗？”

“魔怔叔”听了我的问话，噗哧一笑，“阖府上下，要说懂得戏文，还找不到能超过他的。他不光懂得，还会唱哩！他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他所结识的都是一流的名角，个个名扬四海，声贯九州。”

从此，在我的心版上，便又增印了少帅的一项新本事。过去，我只知道他是个英风豪迈、带兵打仗的武将军。

京津名票

张学良对京剧的喜爱，源于他的家庭影响。张作霖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是一个“京剧迷”，戎马倥偬之余，不分春夏秋冬，总要找戏班子来唱戏，作为消遣的营生。日久天长，熏陶渐染，张学良便也喜欢上了这种传统艺术。后来，到了北京副司令行营，就更是如鱼在水。那里是京剧的大本营。作为清朝的帝都，北京本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加之，受到慈禧这个“天字第一号”的京剧爱好者的倡导，皇室贵族一股风地卷入了赏戏、捧角、玩票的热潮，使京剧成了中国戏曲的首席代表，在“民族艺术”之外，又添了“流行艺术”的彩儿，变成了京城文化消费的一种时尚。上自王公府第，下至商业剧场，到处都有伶人展才献艺的身影。许多名伶受到特别垂爱，直到“王侯结交，公卿论友”的地步。“五四”前后，尽管有些文化精英予以激烈抨击，鼓吹要以纯粹的新戏来取代戏曲，但其影响有限，因为普通观众并不理会那些文化论争，名角照旧追捧，戏园照进不误；而批评的结果，反而导致了戏曲面貌的更新，从而进一步激活了它的生命力。

当时，京师有“民国四公子”之称，少帅和其他三位，个个都酷爱京剧，成了京剧界的闻人。张伯驹不仅是京剧的“名票”，而且是著名的京剧艺术研究专家。“红豆馆主”溥侗是溥仪的族弟，京剧生、旦、净、丑全能，样样精妙。袁克文为袁世凯次子，年轻时便粉墨登场，擅演文丑；作为一名出色的票友，他和“名票四王”，都是在天津成长起来的。早在道光年间，天津就出现了“票房”和“票友”，像“同光十三绝”中的名丑刘赶三，还有孙菊仙、汪笑侬以及后来的童芷苓等，都是在这里“下海”成为著名演员的。当时，天津京剧空前繁盛，各派名伶竞相前来献艺，他们都把“过天津关”作为衡量自己的水平和是否得到演艺界认可的标志。这里捧红了一大批颇有才华的名角，因而戏剧界流行着“北京学艺，天津唱红，上海赚钱”的说法。少帅长期熏陶在北京、天津这样的文化艺术氛围之中，不能不说是得天独厚。

只要稍得消闲，他就走进戏院；遇有党政要员到京津地区视察，招待项目总离不开欣赏京戏。他最喜欢看老生戏，而老生戏中又最推崇“余派”老生的创始人余叔岩，两人年龄相差十一岁，却来往密切，结为知友。余叔岩的拿手戏《打棍出箱》，张学良能够一字不差地哼唱出来；《三岔口》、《连环套》、《群英会》、《将相和》、《追韩信》等唱段全都谙熟于心，唱词唱腔脱口而出。他到戏园里观剧，说是看，其实经常是坐在那里闭上眼睛听，既能辨别角色，也能听出是哪个演员出场，一腔一板，都能准确无误地判别其优劣、高下。有记者问他这“底子功”是怎么练出来的，他总是笑着回答：“这得益于老家，得益于北京嘛！”

而到了晚年，这种爱好更是有增无减。身在孤岛台湾，又兼行动受到限制，没有条件看戏班演戏，便独自在家里听唱片。据家人介绍，汉公经常在晚上听，以致养成了习惯，听上一段京戏，方可酣然进入梦乡。有一年，他的一位戏友回东北老家省亲，带回了一把乡亲赠给汉公的京胡：细筒、紫竹立杆、黄杨木轴，系由天津高手制作，音质、音量俱佳。汉公视同珍宝，爱不释手，经常边拉边唱，把皮簧戏二百年的沧桑，中华大地的世纪风云，自己的百年凄怆而壮丽的人生，连同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的深情眷恋，一股脑儿地融汇到里边去。

1978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回台定居以后，他们发起了“三张一王转转会”，以年龄为序，张群、张大千、张学良、王新衡，每月聚集一次，轮流做东。除了写诗、作画、研习书法，还有一项必不能少的内容，就是听戏、唱戏。有些京剧段子早年在大陆流传，到了台湾以后听不到了，就由汉公把它一段段地演唱出来，使大家一饱耳福。

汉公曾说过：

我对于京剧的发展史，可说是略知二三，先后听过许许多多京剧名家的戏，第二代“老生三杰”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和第三代“老生三杰”余叔岩、马连良、高庆奎的戏，我都看过。谭派老生第一代创始人，1917年过世，音容声貌，随风飘逝，如今仅有留声机拷贝的录音了。

他说：

青衣，我不大喜欢，青衣也听，那要真好。小生，我喜欢叶盛兰，那唱得真是好，那唱绝了！还有裘盛戎，我这最喜欢，都是辽宁人（原文如此——作者注）。……陈彦衡拉胡琴，那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把交椅，他拉得可真好！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一直想学唱，请陈彦衡教我。他说，有人讲，京剧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你可绝对不能唱。你要想唱戏，只能唱小丑，你五音不全，不能唱，你也不会舞。

汉公还说，北京前门外有个“中和剧院”，这“中和”两个字很有讲究。京剧之外，北京还流行秦腔与昆曲。这两个剧种，他在西安的易俗社和上海的戏院里都曾接触过。总觉得秦腔激昂慷慨，个性鲜明，听了令人血气偾张，但是，过于激越、高亢；而昆曲绵远悠徐，能够移情动性，却又显得过于柔靡、松软；而后起的京剧，兼备二者之长，更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致中和”的审美理想。

他说，中国的人生奥秘，许多都隐含在戏剧里，在欣赏京戏过程中，也就了解了人生奥蕴、生活哲理。只是，唱起来也并不容易，它不像流行歌曲那样，怎么唱、谁来唱都是一个调门儿，京戏讲究的是韵味，是味道；每句戏文后面都隐含着深意，演员文化底蕴缺乏，吃不透个中三昧，那种味道就出不来。

在十四个兄弟姐妹中，汉公同五弟学森来往最多，关系也最密切。学森起先住在台北，后来定居夏威夷。自身也非常喜爱京剧。为了满足大哥的爱好，他一次次往返于两岸之间，请大陆京剧名家到台北演出；有一段时间，每周他都邀请台北名琴师马庆琳到家中操琴、吊嗓子，到时候汉公也都到场练习。人们戏称张氏兄弟是一对“戏胞”。

难忘的1993

1993年，对于汉公这位顶尖级的戏迷来说，确是不平凡的一年。暌违已久的大陆京剧界朋友，陆续来到台湾，一伙接着一伙，一场连着一场，使他过足了戏瘾，也结识了大量的梨园新朋友。

这和当时海峡两岸的政治气候有关。这一年，两岸文化交流开始解冻，在四五月份，北京京剧院和中国京剧院应台湾中华文化基金会邀请，相继组团赴宝岛演出，阵容之齐整，剧目之精纯，在海外戏迷中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怀着对“国剧”的深深渴望，已经九三高龄的汉公，更是欣喜若狂，一改平日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的状态，在这段时间里，经常身临剧场观看演出，并设宴款待张学津、叶少兰、裘少戎等名门之后。汉公激动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一见到你们，立刻记起了你们的父亲——张君秋、叶盛兰、裘盛戎先生。他们的演出，虽然有的我没有看过，但那鼎鼎大名还是早有闻知的。

他亲切地与裘少戎交谈，说：

你的扮相、嗓子，都酷肖你的父亲。当年我看过你父亲不少戏。说到你的祖父裘桂仙老先生，我更熟悉，民国十三年老帅五十寿辰，阴历三月十一，在奉天大帅府，我看过他和时慧宝合演的《上天台》，那个铜锤花脸真是让他演绝了，以后在北京也不只一次看过，后来就中断了，足足几十年。这次连着看了你们九场戏，算是补上了欠账。

在同袁世海、杜近芳、刘长瑜等京剧界名流会面时，汉公说道：“你们知道吗？我看戏的标准很高，我看过谭鑫培谭老板的戏，看过杨小楼的戏，最有趣的是钱金福，有一次在余叔岩先生家中，他学唱梆子名旦侯俊山，非常有意思，简直把我笑坏了！”会面结束时，他又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句：“不看国剧，就不算中国人！”这句话，他又对专程前来拜望的刘长瑜重复说了一次：“不喜欢、不了解京剧，就算不上一个纯粹的中国人。”刘长瑜是汉公旧友周大文的女儿。谈话中，汉公追忆了当年旧事：“那时候，我常和你父亲一起，去余叔岩先生家里练嗓子。”

是年7月，京剧名旦李维康同丈夫耿其昌一道赴台演出，也曾与汉公有过较多的交往。她回忆说：

汉公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的乡音不改，仍然是一口纯粹的东北话；再就是他对京剧的酷爱。我们夫妇在台北演了六场戏，老先生看了五场。此外，我们还在张学森的寓所与汉公欢聚八次，每次相互都要唱上几段。先是我们夫妇二人给汉公唱，他闭着眼睛听，手拍着椅子背，拍得有板有眼，听得有滋有味；然后是老先生自己唱，他的记性很好，只要稍微提醒一句，就能往下唱一大段，词儿都不带忘的。他唱的都是老生戏，有《斩马谡》、《乌龙院》、《乌盆记》、《捉放曹》等，都带着二三十年代老腔老调的味，有点像余叔岩等老前辈。……

汉公还告诉我们：“当年有位知名票友劝告过我，京戏嘛，你哼哼玩玩可以，别正经唱，因为你五音不全。可是我板不住，一有机会，照唱不误。”

说着，她随手翻出珍藏的笔记本，上面有汉公用钢笔题写的赠言：“爱人如己。”她深情地说：“这四个字总在我脑海中翻腾，要付出多少爱，才能做到这样啊。”

10月间，童芷苓应台北剧校邀请，义演《四郎探母》，她扮的是后公主。以当时的心情，她特别想见上汉公一面，因为从小就仰慕他，认为他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一转念，觉得这场戏她的戏不多，就没好意思惊动老先生。不料，张学森早已为她拟订了会见的日子。那天，汉公早早就等候在那里。谈话中，童芷苓主动提出给老先生唱上一段《红娘》，汉公连声说好，热情鼓掌。当她唱到“你看小姐终日愁眉黛”时，她注意到汉公的脸上掠过了一缕神伤。紧接上，老先生的戏瘾就发作了，当场唱了一大段《失·空·斩》，很有余叔岩的味道，尔后又唱了《卖马》、《乌龙院》、《凤还巢》、《坐宫》等选段。当被问到“您怎么会那么多戏”时，他笑着答说：“你不知道我是戏篓子吗？”童芷苓见汉公如此兴致勃勃，便请他“随便题几个字”，张学良笑着点了点头，提起圆珠笔，就写下了“歌声绕梁”四个字。

江苏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沈小梅的回忆，定格在1993年12月28日。她说：

那是在夏威夷，汉公赴美探亲，刚刚来到这里。这天，当地华人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他们夫妇，我也在应邀之列。到了一个生疏的地方，汉公原本不愿抛头露面，又兼旅途劳顿，本应休息；可是，当他听说有大陆京剧界的名角到场，便爽快地答应按时赴约。当场我唱了《宇宙锋》选段，还跟北京京剧团的女花脸齐啸云合唱了一段《别姬》，之后就看见汉公站了起来，向琴师的方向走去。

我早就听说老先生酷爱京剧，却从没想过能亲耳听见他唱。只见他端坐到琴师前面，一张嘴就唱起了《空城计》，虽然他的嗓音有些沙哑，但从那字正腔圆、韵味绵长中可以感受到，他是很有京剧素养的戏迷。那天，他的兴致特别高，连续唱了好几段京剧，令在场的几百名华侨兴奋不已。凭借着京剧这根红线，使我在夏威夷的日子里，与汉公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尔后，1994年、1995年和1997年，我先后三次应夏威夷大学之邀前往教学，每次都去拜访张老先生。我曾向他问起“有没有考虑过回家乡看看”，他沉吟了好久，说，虽然很想家乡，但身体已经不允许自己回去了。彼此为之黯然。

大陆青年京剧演员、正宗余派老生于魁智，首次赴台演出即一炮打响，被誉为“最具票房魅力的文武须生”。当汉公邀请中国京剧院主要演员到家中做客时，听人介绍，《打金砖》中的刘秀和《文昭关》中的伍员都是由于魁智扮演的，他连声称赞：“真是唱得好，唱得好！”特别是听说于魁智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算是小同乡；而且生肖也是属牛，比他整整小了六十岁，更是举起大拇指，夸赞他：“年轻有为，后生可畏。”

几年过后，在夏威夷，汉公又于九六诞辰庆典上见到了于魁智，自是亲热异常，连续几天观看他们的演出。于魁智对同伴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张学良将军，但从没想过能见到他，这真是超越时空的晤面。而真正能维系、促进海峡两岸人民感情交流的，还是京剧，还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根基。”于魁智一行回国后，老将军还多次提到他们的演出，特别是忆起这次活动原本是由胞弟学森在北京安排的，岂料一切停当之后，“搭桥人”却撒手尘寰了，不禁悲从中来，当即拖着沙哑的唱腔，唱出了老生刘备的一段戏文：

庆功宴上把酒饮，

想起了桃园结拜情。

弟兄们创业多艰困，

又谁知中途两离分！

听着这凄惋苍凉、如泣如诉的悲歌，一荻夫人赶紧劝止，说：“莫唱了，汉卿，千万别再唱了！”

终生的戏迷

汉公多才多艺，一辈子兴趣极广，癖好繁多。然而，由于性格与环境使然，多数都半途而废，未能坚持始终。他酷爱书画，书法颇见功力，年轻时不惜重金多方罗致名人法书和绘画；后来，随着兴趣的转移，那些收藏渐渐地都流失了。他说：

明代的书法、扇面，明朝有名的那些人，我差不多几乎没有没收到的。明四大家，明朝那些所谓画工精美的，我就成套地收。现在，这个明朝的书法，那些古董，画啊，我几乎都没了，我都换饭吃了，都卖了。……我有一幅字，当时是花三万块钱买的，二十九个字，一字千金哪。现在，这个东西在日本横滨博物馆里头，王献之的。

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专心研究明史，搜罗史籍，记录卡片，思考很多课题。有一段，曾想去台湾大学教授明史，或者到史学所去做研究员，尔后，却又中断了。就信仰而言，他曾对佛教产生过浓烈的兴趣，读了许多佛经，还曾向佛学专家虚心求教，探索佛禅真谛；后来，听了宋美龄的劝诫，皈依了基督教。以他那样流离颠沛、错综复杂、命途多舛的经历，加之生命途程又是那样的绵长，情随事迁，兴与境偕，原是不难理解的；“百年如一日”，对谁来说，恐怕都难于坚持。

当然也有例外。唯一信守不渝，“之死靡他”的，就是对于京剧的酷爱。即使在长达数十年的拘禁期间，已经没有接触戏班的可能，何况又置身于文化、风习都有一定差异的孤岛，但他还是通过听取留声机唱片，通过挖掘从前的记忆储备，通过宋美龄赠送的高级收音机来欣赏京剧。其实，号称“戏篓子”的汉公，数以百计的京戏段子早已谙熟于心，宛如一部完整的“京剧大观”，已经足够他玩味于无穷了。

一有空闲，他就陶醉在戏文里，沉浸其间，自得其乐。真像京剧传统剧目《戏迷传》中那个伍音似的，由酷爱而入迷，以至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皆仿效京剧的表演。戏中伍妻有四句念白：

奴家生来命儿低，

嫁了个丈夫是戏迷，

清晨起来唱到晚，

不是二簧就是西皮。

如果一荻夫人也会登场作戏，这几句词儿倒是很现成的。

汉公这个戏迷，还不止于爱好，他还称得上是研究专家。从早年开始，他就凭借其优越的地位与特有的条件，在京、津、沪上与几代名伶——那些名闻四海、演艺超绝的各种流派、各类角色的顶尖级人物，还有众多的戏曲研究专家，结为戏友，相与探索、交流有关的学问；他也观赏过无数场具有代表性的京剧节目，所谓“识千剑而后知器”，有幸亲自见证了中国京剧的发展历史。这种情况在梨园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由于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又具备超常的悟性，他在结识名家、观赏戏曲的同时，很好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知识，熟悉了大量历史掌故，直至掌握了丰富的经世智慧、人生体验，使戏曲内涵融汇到整个人生旅程之中。可以说，那些剧目、那些戏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他的生命存在方式，起码是影响了他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处世准则，甚至支配着他的人生道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际，他要亲自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周恩来听说后，立即赶往机场劝阻，无奈迟到一步，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慨然地说：

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太深了，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哩！看来，感情用事，总是要吃亏的。

有大功大德于国家、民族，却失去了自由，惨遭监禁，成为阶下囚，应该说，这是最令人伤恸的事情了。可是，当老朋友、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望他，他却风趣地说：

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了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

这既表明他是性情中人，思想通脱、纯正，处事简单、轻率，确实不是老蒋的对手；同时也能看出，戏曲对于他该有多么深重的影响。由于他胸中积蓄很多现成的段子，戏文与情节已经烂熟于心，因此，用戏曲中的典故、情节来谈人说事、表述世情，便成了他固定的思维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他能够像应用诗文、成语那样，随时随地引出一段戏文，用以表达思想、意见、观点、情感，脱口而出，而且恰中肯綮。因此说，戏文成了他的一种话语方式。一荻夫人就这样说过他：

他一说就是唱戏的事。他说事，总愿意找个戏的话题。京剧《赵氏孤儿》中的老程婴，一开唱就说“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汉卿也是这样说：“我今天给你们说话，我要讲历史，也是千头万绪涌上心头。”

作为本文的煞尾，我从汉公看过的京剧中选出几十个剧目，以“子弟书”的形式编成一个“集锦”小段，聊助谈资，藉博一笑。

《春秋笔》胡诌闲扯寄逸情，

编一段“戏名集锦”奉君听。

《翠屏山》上下翻飞《六月雪》，

《牧羊卷》高高挂起《宝莲灯》。

《马前泼水》浇跑了《十三妹》，

《吕布与貂蝉》、《金殿装疯》。

《四进士》、《法门寺》前《哭祖庙》，

《八大锤》、《武家坡》上《打严嵩》。

《贵妃醉酒》昏迷在《甘露寺》，

《黛玉葬花》哭倒了《牡丹亭》。

《打棍出箱》逃到《三岔口》，

《上天台》为了《借东风》。

《风流棒》打散了《群英会》，

《四郎探母》遭遇了《抗金兵》。

《打渔杀家》结下《生死恨》，

《追韩信》引出《徐策跑城》。

《伐东吴》夺走了《红鬃烈马》，

《铡美案》名头失误错斩了《陈宫》！

《赵氏孤儿》洒血《赤桑镇》，

《杨门女将》同心《战太平》。

《珠帘寨》不行就进《穆柯寨》，

《战宛城》失利再去《战樊城》。

《打龙袍》只因他《游龙戏凤》，

《辕门斩子》为的是《失街亭》。

《双李逵》、《御碑亭》前《盗御马》，

勇《秦琼》、《定军山》上《探皇陵》。

《钓金龟》、《渭水河》边垂竿坐等，

《秦香莲》、《桑园寄子》大放悲声。

《捉放曹》每番看过《三击掌》，

《连环套》错送天霸换来了《审潘洪》。

《戏迷传》梨园几辈传佳话，

百岁缘国粹弘扬说汉卿。

第十六章　夕阳山外山

他之所爱在纽约

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史官为他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史书编成了，多达六千卷。年纪已经不轻的皇帝，日夜操劳国事，一直抽不出时间看，没办法，只好让史官加以缩写。经过几年刻苦劳作，缩编的史书完成了，而皇帝已经老迈不堪，连阅读缩写本的精力也没有了，便要史官做进一步的压缩。可是，没等编成，他就已经生命垂危了。史官赶到御榻前，对波斯王说，过去我们把世界史看得太复杂了，其实，说来十分简单，不过是一句话：“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

我这里所要讲述的张学良将军与蒋四小姐的一场情缘，比起世界史来，当然更是简单得很。无非是：公子、佳人偶然相遇，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后来由于阴错阳差，姻缘未就，直到垂暮之年，异域重逢，欢然道故，尔后就又分手了。

有意味的倒是，这样一个简单且又落入俗套的故事，却令我想起了那位“剑胆箫心”的近代诗人龚自珍的一首“己亥杂诗”，就好像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定公就已经预先为他们写好了：

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

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难免余情绕。

寥寥四句，其间蕴涵着一种生命的密码，渗透着深邃的哲学意蕴。“未济”，为古老的《周易》最后一卦，象征事功未成。诗人以之说明，这是一场没有结果、未能如愿的“断尾”情缘。而世间事物总是失去的更宝贵，没有到手的才是最好的。也就是为此，尽管已届暮景衰年，却还搁置不下这份未了情、相思债。

既然是“夕阳山外山”，那就从后往前说吧。

1991年3月10日，我们的主人公汉卿先生，身着灰色西装，头戴法兰西便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墨镜，在夫人赵一荻女士陪伴下，仪态从容、步履稳健地步入了台北桃园中正机场。他们要从这里乘坐华航飞机，前往美国探亲。这是他第三次出国了。第一次，东渡日本观操，那年他刚满二十岁，自是少年得志，意气扬扬；第二次是1933年，抗战失利，引咎辞职，怀着痛苦、沉重的心情前往欧洲考察；那么，这次的心情又怎样呢？刚一照面，记者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笑嘻嘻地回答：“我觉得很好。我好吃好喝，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心情。”接着，又开起了玩笑：“别人都说我成了电视明星，你们采访我，我可要向你们收钱了。”

说“不知道是什么心情”，自然是调侃；但他此刻的心境，确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表达清楚的。说是悲欣交集，百感杂陈，也不为过。欢快呀，激动呀，自不必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轻松感、自由感可能要占主导成分；再就是，怀念、牵挂与期盼。

此行何为？他向台湾当局讲的唯一理由，就是去看望子女。不过，汉公私下里曾对几位友人说过，要去纽约会朋友，会的是女朋友。这番话，宛如一块大石头投入水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汉公在美国还有女朋友？简直是天方夜谭！莫不是又在开玩笑吧？但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像笑话，因为笑话里的“包袱”，冷不防地一抖，才能抓人儿；哪能说了再说、重复多遍呢！

于是，人们进行猜测：显然不是已经解除婚约的于凤至，这位老人已于一年前去世了；那么，该是蒋夫人宋美龄吧？她可是汉公几十年的良朋挚友啊！而且又长住纽约。不过，据知情人讲，这段时间蒋夫人恰恰不在美国。……不管是谁，反正是有所爱就有怀念，有怀念、有牵挂就有期盼吧！

汉公夫妇所乘飞机在旧金山着陆以后，就被女儿、女婿接到家去了，自有一番诉不完的离绪别肠，说不尽的天伦之乐；四天过后，老两口又去了洛杉矶，数日勾留中，除了同子女欢聚，还拜扫了于凤至墓。然后，夫人留下来，汉公由孙儿、孙媳陪同前往纽约，下榻于曼哈顿花园街贝夫人的豪宅，一住就是三个月。这样，“女朋友”之谜也就揭开了。

关于这位贝夫人，国人知之甚少；幸承张学良研究专家窦应泰先生在其《张学良在美国》一书和《张学良与江南名媛蒋士云》等文中，做了翔实的记载，为我们研究这位女界名流，提供了至为方便的条件。

原来，贝夫人名叫蒋士云，1910年出生于江南古城苏州，由于上有一兄两姊，故称为“四小姐”。她聪明早慧，才貌双全，开始时，在国内学习英语，后随外交官的父亲远走欧陆，留学于法国巴黎；1927年随父回到北京，与少帅相识于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宴席上，互相都留下了美好印象。尔后，他们又在上海重逢，赴宴、伴舞、出游，总是以英语互通情愫，谈得十分惬意。沪上名媛丰姿绰约，关东少帅倜傥风流，两人心底里深深地埋下了爱恋的种子。

少帅诚邀四小姐到奉天的东北大学就读；而她碍于巴黎的法文学业尚未结束，不想半途而废，请求假以时日，少帅表示理解与支持。但阅世颇深的他，也隐约感到，这个窈窕少女如此力攻法文，心向欧陆，其发展方向必定不在国内，这与现实处境不无龃龉；之后，从四小姐寄自巴黎的信中，也知道她心中存在着矛盾。他在回信中写道：

我现在所见到的你，是让我赞叹的全新女性，德才融于一身。以自立为己任，以不依赖别人为前提。然后再求得生存与进步，这是值得男人们欣赏的。士云妹．我对你从心里更加敬重了！

1930年末，结束巴黎学业，蒋士云即匆匆返回上海。她实在难以割舍对少帅的一片恋情，新年一过，就兴冲冲地登车北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他们在北京相见时，却发现少帅身旁，夫人于凤至之外，还有一个女秘书，并且从少帅口中了解到这位捷足先登的赵四小姐的曲折来历。这样，尽管两人欢聚如常，却共认“鸳盟”缘分已尽，最后，唯有洒泪而别。

几个月后，蒋士云即乘意大利邮轮远赴欧洲，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下决心要通过发愤读书来化解失恋的苦楚。一次，在罗马城与旧日相识——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不期而遇。谈话中，知道他因发妻新丧，来到国外度假，解闷消愁。尔后，他们又多次接谈，互倾情愫，一方是悼亡之殇，一方是失恋之痛，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况又曾相识，两颗受伤的心灵，很快便碰撞在一起，敲击出来爱情的火花，蒋士云爽快地应允了贝祖贻的求婚。翌年春初，已经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处于焦头烂额之际的少帅，听到蒋、贝沪上成亲的消息，派员专程送去贺礼，极表祝福之忱。婚后，他们长期寓居国外，鹣鲽相亲，恩爱夫妻长达半个世纪，直到1982年贝祖贻病逝于纽约。贝夫人说，贝先生和少帅有一点很相同：口才好，会讲话，有风趣，爱说笑话，爱热闹。

西安事变前，贝夫人从欧洲回到上海。当她听说少帅送蒋回宁，被关押起来，万分挂念，立即投入营救活动，与于凤至一起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奔走呼号。后来，她从秘密渠道获悉少帅被囚禁于奉化雪窦山，经与军统局联络，获准前往探视。后来，少帅被押解到台湾，知情重义的她，又专程从美国飞赴台北，在一家餐馆里宴请、慰问，并到家中看望。红颜知己的“惊鸿一瞥”，对于已成“涸辙之鲋”的少帅来说，直如清泉灌注，润泽心胸。走后多日，他还感到挚友的知心话语仍在耳边萦绕。而挂在贝夫人嘴上的，则是：

少帅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为人豪爽，重承诺，讲信义。……我认为，张将军是那种可以终身引为朋友的人！我很佩服他这个人！

一般认为，爱缘于情，似乎与理智、逻辑不相干。实际上，只要是认真而实在的爱恋，总都具有严格的选择性，就是说，排除不了理性的参与。当然，爱的根性在于情感，情感常常依凭于直觉。有人对世界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无数种爱恋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在这里，直觉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十分敏捷的逻辑，亦即对所爱者的直觉评判，往往是惊人的透彻与准确。从而，一经认同，便历久不变。蒋四小姐同少帅长达数十年的真情爱恋，可作为研究这一课题的典型实例。

柏拉图式的绝版情缘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已是耄耋之年的两位老人，有幸在万里之遥的异域重逢，重拾旧日情怀于生命的黄昏，给这场“柏拉图”式的绝版情爱，画上一个虽不满足却也满意的句号，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贝夫人觉得，当日风云叱咤、活虎生龙般的少帅，在五十四载的软禁中，度过了难以想象的苦涩岁月，姑无论如山如阜的冤枉、委屈，失意、颠折，单就人的“正常活法”来说，也实在是太亏欠、太熬苦了！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作一次有效的补偿，这昂藏的七尺之躯，岂不是空在阳世间走一遭！“所以，这次，”贝夫人说，“我一定让半生历尽苦难的汉公，真正感知到人生的乐趣”；要他见见老朋友，广泛地接触各界，也体验一下国外的社会生活，“看看我们在美国怎样过日子”。

好在汉公虽已年届高龄，但身体尚称硬朗，尤其是来到了纽约之后，就像吞服了什么灵丹妙药，容光焕发，声音洪亮，精神头十足，兴致异常高涨。为此，贝夫人便精心策划，周密安排各项活动，整个日程都排得满满的。汉公也予以主动的配合、高度的信任。对于一切求见者，他都是一句话：“贝太太就是我的秘书。你任何事情都通过她，由她替我安排好啦！”

而一些媒体记者，早已闻风而至。他们“狮子大开口”，从郭军反奉、杨常事件、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到兵谏捉蒋、铁窗岁月、两岸关系、何时还乡，以及帅府春秋、名人印象、宗教信仰、养生之道，还有同蒋夫人、贝夫人的关系，全都要刨根问底。尽管有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不愿深谈；但从解析历史角度谈论一些往事，他还是蛮有兴趣的。在与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汉语班学生对话时，他说：

我年轻的时候，最不喜欢听年纪大的人讲话。他们一说话就是教训。我设身处地替年轻人想，大概你们也不愿意听我说话。不过，我可以这样说，如果同学中有人对中国清末民初的历史有兴趣，只要是以东北地区为主的，我知道的可能比任何人都多。我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亲身所经历的，老实说，不能不着重北方这一段。可以说，我是唯一的“宝”。

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汉公还经常由贝夫人陪着去华人教堂，或做礼拜，或听牧师布道。有资料记载，4月7日上午10时，当牧师宣布张学良先生到来时，教堂内二百多名会众起身鼓掌，汉公面带微笑，向大家颔首致谢，然后就坐下来聆听牧师布道。结束之后，他刚刚起身，就见一位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的老者，眼含热泪，对他诉说：

少帅呀少帅，我们盼了你多少年，等了你多少年啊！当年在奉天，我远远地望着你骑着高头大马，从北大营出来。少年英雄，让人好钦佩、好羡慕啊！后来听说你西安举事，被关了，被囚了，我心里多少年不是滋味。现在，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

汉公激动地握着老人的手，颤声说道：“学良无德无能，还让身处异乡的故人这么牵挂，真是惭愧得很。”

西方有“足岁祝寿”的习俗，是年恰值汉公九十整寿。寿诞之日还没到，在美的大批亲友，特别是寓居纽约的东北军耆旧和东北同乡会友，便接连不断地前来为他祝寿，先后达八九次。

《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记载，纽约华美协进会为了将寿庆活动办得盛大、热烈，有人曾建议凡交一百美元者，都可赴会为张学良祝寿。东北同乡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容易良莠参差，有失对老将军的尊重。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闻讯后，立即打来电话，主动出资承办。

5月31日晚，曼哈顿万寿宫灯盏齐明，人声鼎沸，大厅中央摆着十几座一人高的大蛋糕，洋溢着吉祥、欢乐的气氛。四百多名中美人士欢聚一堂，为张学良摆下“九秩”寿宴。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孙子，宋子文、孔祥熙的女儿。晚七时许，汉公由贝夫人陪同，兴致勃勃地步入堂内，顿时欢声四起，闪光灯耀同白昼。

向前没有走上几步，汉公突然发现，前方有两列老人，齐刷刷地分立左右。随着“校长，你好”一阵欢呼，左列老人一齐行九十度鞠躬礼，待到抬起头来，尽皆泪花满眼。肃立于队首的是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会长张捷迁，这一列的老人全是当年东北大学的学子。汉公刚要开口答话，只听右列为首的老人、当年他的机要秘书田雨时一声口令：“副司令到，敬礼！”站在右列的昔日东北军军官们挺直腰板，行军礼致敬。

瞬间，汉公仿佛又回到了奉天，正在主持东北大学的开学典礼和在北大营检阅着二十万家乡子弟兵，从而，重温了早岁的桑梓浓情，并在一定程度上找回了他在世人心目中的英雄地位。他深情地凝望着这些白发苍颜、垂垂老矣的文武两班部下，将激动得有些颤抖的右手举向额际，向众人郑重还礼。

目睹这一举世罕见、感人至深的场面，《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索尔兹伯里对座旁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的夫人包柏漪说：“这种荣耀，只有张学良担当得起！”而包柏漪夫人在致词中则说，

1936年发生在中国的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大事。而这一事件的主角张学良将军，是最伟大的历史英雄之一。张学良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实现他生平的三个梦想：祖国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而他要实现这些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他住在城堡中，这限制了他的自由。尽管他无尽地宽恕、忍怨含痛的美德是举世罕见的，但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是改变不了历史的。

这个期间，汉公有机会同当年的老部下、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吕正操开怀畅叙。他说，“我看，台湾和大陆的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并表示，“有生之年愿为祖国和平统一尽点力量”；“我愿保持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得上的”。

贝夫人还帮他联系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历史”，会见一些学界名流。她知道汉公喜欢吃，好玩、好赌，便特意陪他到固定的饭馆进餐，主要是吃饺子；还多次欣赏京剧演出，到华盛顿看跑马，看球赛，看划船；除了经常在家里搓麻将，又去了两次大西洋城赌场，玩了“二十一点”。真是不知老之已至，玩得不亦乐乎。

一位心理学家说过，要想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就看他和你在一起时，有没有活力，快活不快活，开不开心。汉公不止一次地说，在纽约的三个月，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光；也是他自1937年1月被幽禁以来，最感自由的九十天。这大概指的是，不仅身边再没有国民党便衣特务跟梢、侦查；而且，也摆脱了夫人赵一荻出于关心爱护的约束与限制，从而真正做到了率性而为，无拘无束。

在这里，他仿佛重返了青春，回归当日自由自在的本我；透过社会交往这短暂而温馨的“旧时月色”，朦胧地体验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虚幻价值。特别是，幸获机缘，同“一生中最喜欢的女人”畅怀适意、无所顾虑地欢聚一段时光；且因长期隔绝，距离增益了美感。

关于张学良“一生中最喜欢的女人”、“他的最爱在纽约”之类说法，蒋士云本人也并不否认。据窦应泰《影响张学良人生的六个女人》一书中记载，记者曾直白地问过她：“少帅曾多次表示，他最喜欢的人在纽约，就是您吧？”贝夫人腼腆地答道：“随他怎么说，随他怎么说。”

曲未终 人已散

古人云：“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对于汉公天性，聪明绝顶的蒋四小姐，可说是深知深解，尽管彼此相聚无多。她知道，汉公喜欢热闹，愿意与外界接触；喜放纵，厌拘束，不愿难为自己，委屈自己；逆反心理强，你越限制他，他越要乱闯。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任其自然，顺情适意，让他回归本性，还其本来面目。这也是一种补偿，因为他的大半生过得实在是太苦了，应该抓紧时光，好好地享受一把。

这是赵四小姐所无力提供、也不想提供的。应该肯定，出于真爱与痴情，赵四小姐为汉公已经付出了一切。黑格尔老人说过，爱是一种忘我境界。乌赫托姆斯基认为，“爱情不单单是情感，而且是一种奉献”，也就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转到另一个人身上”。赵四小姐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在尊崇个性、顺其自然方面，她缺乏应有的气魄与胆识。起码，她担心如此放手，会累垮所爱，适得其反。而蒋四小姐却认为，老年人只要体力允许，这种“信马由缰”式地解放身心，极为有益。

两个同样竭诚尽力的“保健医生”，所持方略截然不同。实践或许能够证明，后者是正确的。反正在这九十天中，蒋四小姐是胜券在握，赢得了一个满贯。

当然，要说最后的胜利者，还是赵四小姐。与蒋四小姐只有义务、只有感情不同，她的手中握有两宗制胜的法宝：一是道德，黑格尔老人说过，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二是权利，她有予取予夺、支配一切的权利，关键时刻，她可以叫停，刹车。九十天中，她正是祭起这两样法宝，多次电话催驾，要丈夫早些回去。汉公尽管不情愿，但又不忍过拂盛意，只好来个“华丽的转身”。结果，盛筵不再，空留下一腔因情而痛、刻骨铭心的憾恨。

对此，人们也许觉得赵四小姐未免做得过分，有的还以胸襟褊窄、心存嫉妒讥之。应该说，在情感面前，往往“现实的即是合理的”，各有各的理由，很难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判断孰是孰非。作为赵四来说，投入的那么多，七十几年啊，所得怕失去，情感怕分割，自是常规至理。

说到汉公的天性，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多情、好色。不是有人目之为“中国的唐璜”吗？对于这一点，他自己也并不讳言，自述诗云：“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很难设想，一个美食家，一辈子只盯住一道菜，哪怕它是旷世难求的珍馐美味。至于能与赵四小姐厮守终身、百年偕老，那是“拜”独裁者蒋介石之“赐”，风流唐璜失去了“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条件。作为耳鬓厮磨、相濡以沫数十年的知心伴侣，赵四小姐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同样，她也十分了解眼前这位极具竞争力的另一位“四小姐”：饱经欧风美雨的熏沐，谙熟多国语言，思想开放，广见博识，学养深厚，且又活力四射，富有魅力；而她自己，尽管早年为了爱其所爱，也曾千里奔驰，勇决封建罗网，但就家庭影响、个人所处环境而言，终究属于传统型女人。此刻，以一己的衰病之躯，与这位老而弥健，风韵犹存的美妇相对，未免有“自愧弗如”之感，防范当然就成为至关紧要的了。

一场凄婉动人的悲喜剧，随着男主角的黯然退场而落下了帷幕。落寞的女主角，除了无可奈何的追忆，便只握有苦诉与陈情的专利。她说，令我最感困惑的是，自从汉公被赵一荻接回去，直到一年后他们长期定居夏威夷，本来是离得很近的，却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而且断了联系，连通个电话都成为不可能。纽约分手，原以为后会有期，万没想到，竟是永生的诀别！

事过八年之后，在回答祖国大陆访谈者的提问中，她还说到：

和汉公分手以后，我打过两次电话，打不进去。我知道有人阻拦。他不便跟外界接触，大概是觉得不方便，也许不自由。他们的生活很奇怪，没有他的自由。有很多外国人要去看他，他不能见。到底为什么，莫名其妙。我想，他一定觉得很苦。都到这个年纪了，还要怕什么？就是他内人管，这也是多余的。反正这么大年纪了，让他自由好了。自由是最要紧的。

于凤至器量大，这个人很了不起。她将少帅让给赵一荻，自己难过自己克服，少帅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赵一荻器量小、专制，她一向不喜欢少帅和朋友来往，不要他和别人接触，要控制少帅。她不了解，像少帅这种人，怎么可以不见朋友呢！不过，她陪着少帅，幽居了几十年，实在不容易。

汉公第一次到美国来时，那么开心。我很多朋友请他吃饭。他定居夏威夷后，思维依旧清晰，会想这里的朋友，但他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就不懂赵一荻，在台湾跟他见面，赵一荻拦住他，希望最好不要见我。这大概是女人和女人之间总有看不开的地方。在纽约的时候，少帅身体特别好，手杖都不用，脑筋又清楚，说话谈笑风生，特别幽默。我劝他不能坐轮椅，坐惯了轮椅腿就没用了。搬到夏威夷以后，精神就慢慢不行了。现在，大概要整天坐着了，真没意思。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到头来，曲终人散，空留下一番凄美的追忆。此日重寻旧迹，只能在每个礼拜天，看到身着体面服装的贝夫人闪现于华人教堂中的身影，而身旁的汉公已经不见了。

伴随着高耸的穹顶下一波波流转的管风琴浑厚的声音，她手抚《圣经》，低头祈祷，内心里漾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与皈依。定居美国数十年，她一直没有任何信仰。但是，自从每周陪同汉公到教堂来做礼拜和听牧师讲经布道，受到了深深的熏染与陶冶，从此，她便也信奉了基督教。她把所爱的人的信仰作为自己暮年的唯一追求，以此寄托无尽的怀念与追思。

第十七章　鹤有还巢梦

日暮乡关何处是

游子天涯，惨淡年华。可怜春过不回家。老鹤还巢犹有梦，雨暴风斜。 耆旧暗嗟讶，不见归槎。青楼寥寂噪昏鸦；无主空陵开又闭，谢了林花！

——题记·调寄浪淘沙

今古文人都喜欢用“飘零”两个字来状写自己的游走生涯。老杜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算是最形象不过的了；而东坡居士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则道尽了萍踪浪迹的漂泊人生的衷曲。

洎乎现代，最有资格谈论这一话题的，也就是说，对于飘零况味真正有切身体验的，我以为，大概非张学良将军莫属了。他常说，自己是“走星照命”。不是吗？他只能说出祖籍是辽宁海城，而出生地却找不到确切的地点，因为他“落草”在一辆奔跑着的大马车上。尔后，便南北东西，萍浮梗泛，从关外到关内，从北方到南方，从大陆到台湾，从中国到外国，颠沛流离了整整一个世纪。

“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以致定居在檀香山之后，关于家，他还在困惑着。一次聚会中，他的五弟张学森看他坐了很长时间，担心过于劳累，便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愣怔了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还有家吗？”这种凄怆的反问，从另一个层面上，印证了老人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园，思念着故乡的。

也是在国外，一次，《美国之音》资深节目主持人问他：“自从发生西安事变以后，您的住所一直漂泊不定，这些年来您一直住在台湾，现在来到美国看望家人。您觉得您现在的家究竟在哪儿？”

日暮乡关何处是？这个问题着实让老将军犯了一番合计——

如果说，家是指长期居住的处所，那么，他在台湾倒是羁留了几十年。只不过，那并非宴处安居、和乐且闲的饱享天伦之乐的庭园，而是被监禁着、看管着的场所。难道能说监禁场所就是家吗？

如果说，家就是故土，是乡园，是族群血缘繁衍之地，亲人生息之所，香火缭绕之乡，父祖埋骨之地，那么，他的家应该是在辽河之滨，医巫闾山东麓。可是，他离开那里已经六十多年了，那风翻林啸的山光峦影，那日夜喧响的辽河涛声，那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还认得他这个天涯游子，还能接纳他这个有去无回的耄耋衰翁吗？

如果说，家指的是现时的居住地——户口簿上的地址，那么，他可能会说，我的身躯确实在此，可是，醒里梦里，冬寒夏暖，心魂时刻都在回归故乡。在灵与肉判然分割的情况下，你该如何定这个案呢？

老将军经过一番斟酌，最后，繁话简说，采取写实的方法回答了记者：

我年轻时，当然家是在东北。长大了，我飘荡不定，随遇而安。我还想我自个的大陆故土，我还是怀念故土。可是，自“九一八”后，我就没有回过东北老家。

说来，人的情感真也特别有意思，往往是空间距离越大，思念便会越深；故乡离得越远，情感会拉得越近；睡梦里，眼睛闭着，却看得分外清楚，异常鲜明；而年代越是久长，就是说，特别是到了老年，思乡、怀旧的情感便愈益炽烈，越发难剪难理；而且，异乡结梦，几乎梦梦皆真。

有人问了：世界上，有没有一样东西，在你失去了七十年之后，仍然属于自己的呢？回答是：说不清楚。如果硬是要给出一个答案，那么我说，恐怕就是故乡了。不是吗？这个隐藏在心底的故乡，哪怕是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通过大半生的想象与向往，经过浩荡乡愁的刻意雕饰，它就像存贮多年的陈酿那样，已经整个地醇化了，诗性化了。听听老将军在异国他乡对于家园的“旧时月色”的甜美回忆吧：

晚上，有月亮，我就听士兵们在吵。我就说：吵什么？闹什么？他们说看见河里有个鱼，挺冷的天哪，八九月间了，他们下去就去抓，把这个鱼活着给抓上来了，一条白鱼。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船上，搁白水煮煮，那好吃极了，新鲜白鱼那太好吃了。我本来不大吃腥的玩意儿，那个真是美极了。可惜我没有苏东坡作首诗的天分。

……

对人参，我父亲是内行，他对参茸最内行了。他们采人参的人讲，说那大雪，那都下得多厚啊，奉天的冬天，你没到过奉天吧？那冬天什么都看不见，那都是雪啊。采人参的时候，一看那雪有个洞，底下一定就有。他们说，挖人参不是用铁东西挖的，是拿竹子和木头来挖，冬天那很冻很冻的冰啊，不过在雪底下比较软一点，就一定要当时把人参挖出来，要是不挖出来，说它就会跑了。我想那是迷信。

看得出，他对故园的一切，都怀有深厚的感情。

1980年，老将军有金门之行，“故园西望路漫漫”，这在他的铁窗生涯中，是唯一的一次。站在海岛的高地上，他通过高倍望远镜，贪看着海峡对岸的锦绣风光，不禁百感丛生，兴起了浓烈的故园之思。过后，他在一封写给亲友的信中，专门谈了当时的心境，并引用了于右任先生晚年的诗作：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像于右任先生一样，张学良感同身受，甚或过之。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那么，如何来补偿这一缺憾、了断这份情肠呢？于是，便“锦绣家山纸上看”了，寄情于、留意于反映祖国风貌的各种图书、音像、文物。他的眼睛看东西已经十分吃力了，但当来自辽宁的乡亲把大帅府和张氏家族三处墓园以及他出生后寄居亲属家的后园枣树的照片带给他时，他竟连连看上半个时辰，辨认着哪个是大青楼，哪个是小青楼，哪个是老虎厅，他的父亲是在哪个房间谢世的；还给身旁的人讲了父亲死后他在铁背山选定墓地的经过。讲了一阵，便又拿起放大镜，再次把“元帅林”的照片从头看起。

解禁之后，祖国大陆常常有人前去探访，只要是来自故乡辽宁的，他便会细致地追问：“哪疙瘩儿的？那里都有哪些新的变化？”什么什么地方现在怎么样，什么什么人的后代如何，接着，便又是一番深情的追忆。

1992年12月，媒体传出了《大陆文物珍宝展》即将赴台的消息。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兴奋得手舞足蹈，像儿时盼望过年那样，掐着指头一天天地算计着。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早早地赶到现场，看得动情时，竟然离开轮椅，站起来欣赏着一件件珍贵的展品。马王堆出土于荆楚大地，这里是他当年驻节的场所，他详细地询问那里离武汉有多远，是走水路还是走旱路，让人觉得不久他就会踏上这一征程的；围绕着兵马俑，他前前后后转了多少圈，硬是舍不得离开。当他听说出土地点就在始皇陵附近时，他说：“那里是我的旧游之地，临潼离西安不过三十公里。”又看了金缕玉衣，他仿佛又回到了冀北山区，耳畔回响起昂扬激越的燕赵悲歌。他询问整个玉衣用了多少玉片、多少金丝，还问墓主刘胜是不是刘备的祖上。次年8月，在观看《敦煌古代科技展》时，他同前来观展的蒋纬国就“木牛流马”究为何物，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俨然一个十分内行的古代名物专家。

乡梦不曾休

“鹤有还巢梦”，这是铁定无疑的了。至于近期有没有“还巢”的打算，什么时候成行，当时还是未知数。

1991年3月，他首次离开台湾，前往美国探亲，也开始公开露面。当台湾《联合报》记者问到他：“听说中共大使馆很注意您的行程，您有可能转回东北老家看一看吗？”

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注意我的事，我也从未和大陆亲属联络。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

记者又进一步追问：“有没有考虑回东北定居？”

他说：“考虑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回去，考虑什么？”

而当回答“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您有没有打算就便回东北看看您的故土”的提问时，他说：“当然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但时机尚未成熟。”

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您会回去？”

答：“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

看来，在老将军那里，基调已经定下了，这是一句十分关键的话语。只是当时，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

而在大陆政府和家乡人民方面，对于老将军的一切都是深切关怀、高度重视的。诚如台湾记者所说，当他们夫妇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赴美探亲之旅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中共中央确是格外重视。当时，中央做了四项安排：一是当年六月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九十一岁寿庆活动；二是郑重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三是修葺大帅府和元帅陵，为张学良归来迁葬其父张作霖的遗柩，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派出一位党内高级干部，赴美转达中共中央对于张学良还乡的欢迎之意，并具体负责安排有关事宜。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最后选定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吕正操将军——他和张学良是同乡，属于东北军旧部，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参加者，他们有着至为深厚的感情。

期间，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还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亲笔信，诚邀张学良回访大陆。信的原文如下：

汉卿先生如晤：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数十年海天遥隔，想望之情，历久弥浓。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作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年来两岸藩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作故国之游。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兹特介绍本党专使×××同志趋前拜候，面陈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意示之，以便妥为安排。

即颂

春祺

邓颖超

1991年5月20日

关于吕正操与张学良的晤谈经过，窦应泰先生曾有专文叙述。略谓：

5月29日，在纽约贝祖贻夫人的住所，吕正操首次会见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老上司，进行礼节性的晤谈和赠送寿礼。第二天上午，他们又避开所有外人，在曼哈顿一家瑞士银行的经理办公室，交谈了一个小时。吕正操首先转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老将军看后，感慨万端，动情地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接着，吕正操又转达了邓小平、江泽民对他的问候，以及欢迎他趁赴美之便返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的良好意愿。老将军颇受感动，说：“我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6月4日，老将军又主动提出与吕正操再次会面，地点安排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官邸。谈话进行三个小时，范围十分广泛。听了吕正操介绍中共中央关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他极表赞同，并表达了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一份绵薄之力的愿望。

他还请托吕正操转交他亲笔写给邓颖超主席的回函：

周夫人

颖超大姐惠鉴：

×××来美交下尊札，无限欣快，又转述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实深感戴。

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中枢诸公对良之盛意，敬请代向致敬。

另转请×××转陈愚见。

肃此

敬颂夏安

张学良顿首再拜

6月2日

几乎与此同时，老将军在大陆的七位当年的部下，以耄耋之年万里驰函，向老上司陈情：“深盼能不放过我公一生唯一之九秩寿诞，为公面祝南山不老之寿，借叙离情；我公亦可假此机会，探视扫墓，移葬先人。”

此刻，大陆方面已经做好了一切接待的准备：沈阳的大帅府整修一新，清新的花丛、碧草，伴着明窗净几，在默默地等待着迟归的主人；空置了六十年的铁背山元帅林，四柱三楼的汉白玉石坊巍然高耸，三层宝顶闪着青光，闲阶净扫，陵门洞开，前后新栽了几行青松翠柏，静候着老将军主持安灵仪式；西安金家巷张公馆的卧室，按照当日的场景做了重新布置，便于旧主人缅怀飞逝的岁月……乡亲、故旧在翘首迎候，东北、西北在同声呼唤。

而远在大洋彼岸的老将军，像是做有意的呼应，在经由夏威夷飞回台湾途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

我要完全以一个老兵的心情，在适当时候回到东北老家去探亲、访友、叙旧，决不涉及传达两岸任何讯息的事，也不做长期定居大陆的打算。返回东北老家后的第一个心愿，是前往父母的坟前拜祭，以了却几十年来未能亲自扫墓的愧疚。在大陆访问的探亲行程，将由东北亲友代为安排。

他一再申明，回大陆纯为私人活动，与政治无关，希望两岸媒体不要打扰他。“我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脱离政治。我希望人们不要把我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不要这样，我不喜欢这样。”

话虽这么说，但港台记者都注意到了：“何时返回大陆去看看，他一直未定。看来这件事还得等他回到台北见到李登辉，请示、商量以后，才能定夺。”

一直等到第二年秋天，始终他也未能成行。不过，有关张氏伉俪返回大陆的信息，倒是与日俱增，渐渐多了起来。当时，老将军因患感冒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联合报》记者闻讯赶到，直截了当地问道：“出院后，是否就要安排返回大陆的行程？”老人机敏地避开，说：“很抱歉，我没有带助听器，听不清你提出的问题。”夫人赵一荻代为答复：“他现在还躺在床上，你看他这样子，怎么去？”

也许是为了解除夫人的疑虑，主治医师说：“如果张先生想回大陆，体能上绝对没有问题。”这不合时宜的插话，煽动了记者的热情，马上追问：“外界都很关心这件事，张先生能否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正在老人思考过程中，记者又追问一句：“能不能这样说：出院之后会考虑大陆之行？”老将军听了，点了点头，看看夫人。于是，赵一荻告诉记者：“好吧！你可以这么说：我们会在这次出院后，慎重考虑是否回大陆看看。”

意思原是很清楚的，是不是回去，出院后再慎重考虑。可是，后来见报的消息，标题却是明确地亮出：张学良决定近期返乡探亲。文中说，确切日期，将视其身体状况及东北气候而定，一般推测，月底或9月初可能成行。这由记者提示、诱导、发挥所形成的讯息，最后竟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世界。

到了次年3月，报章上又刊出蒋纬国“主动函约张学良伉俪结伴返乡”的信息：此行以扫墓、探亲为目的，重点是沈阳与奉化；其他则以旅游为主，包括的城市有西安、重庆、南京、北京。孰料，两个月后，蒋纬国心脏病发作，在医院里抢救。更糟糕的是，这个期间，赵一荻夫人又患了老年性骨质疏松症，也住进了医院。这样一来，老将军返乡、扫墓的计划，便统统落空了。其实，上述这些安排，本都出自患病前的蒋纬国的设想；至于张氏夫妇是否接受，他们还有些什么想法，尚不得而知。

总之，返回大陆东北的愿望，最终成了幻梦一场。九秩寿诞时，他曾为旧日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题写了一副联语：

鹤有还巢梦，

云无出岫心。

悠悠幻梦而已，尚何言哉！当时人们大概都没有料到，一语竟然成谶。

可怜春过不还家

那么，为什么已经有了回乡之便，老将军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呢？

对此，海内外媒体有种种猜测。一种说法，由于已届高年的张氏夫妇当时身体欠佳，怕适应不了东北的气候。其实，在首次赴美探亲前后，他们的身体尚好。只是定居夏威夷以后，张氏伉俪的身体确实已一天不如一天了，丧失了返回东北的机会。还有人猜测，是由于夫人赵一荻从中加以阻拦。应该说，这是一个因素，赵四小姐确曾公开表示过，不希望张将军回去，主要是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因为他一接触到故乡亲友便会激动万分，情绪久久安定不下来，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当然，如果老将军执意回来，身体又能够坚持，通情达礼的一荻夫人，大概也不会硬性加以阻拦的。还有一个因素，他的一个侄子如是说：“我们长期跟他相处下来，我们都知道，如果回东北他会更难受。因为这是爷爷的地方，他完全丢掉了。他怎么回来面对他父亲留给他的一切呢？……而且，他自己觉得他没有战死在沙场，是他欠了其他人。所以，我们去服兵役的时候，我大伯对我们说，必须要很勇敢去面对所有的一切，不要怕苦，这样出来以后，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现在做客观分析，他之所以最终未能成行，应该说，有外因与内因两个方面。

窦应泰先生认为，政治阴影始终笼罩在这位一生热爱祖国、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的民族英雄身上。众所周知，自西安事变起，张学良就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即便他羁身铁窗之中，与世隔绝，周恩来仍然通过秘密渠道与他有过书信往来。所以，当张学良1990年恢复自由后，他面对海外媒体，曾数次表露出对中共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的思念之情。邓颖超病故，他曾专函嘱托北京友人，代他和夫人送上一只花篮，以志哀悼。而这一切，都触犯了台湾当局的忌讳。老将军在美国的旧友、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捷迁透露一个鲜为人知的信息：汉公于1990年秋天，曾打算去香港参加一位早年朋友的孩子的婚礼。但是，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拦，以致未能如愿。他们认为，香港情况复杂，而且紧邻大陆，张学良一旦到了罗湖桥边，弄不好就会迈过那条界限，回到他日思夜想的东北家乡去，那样，事情就麻烦了。

看来，张学良晚年未能回归故乡，台湾当局给予他的精神打压过于沉重，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积极策动“台独”的李登辉，表面上以张学良的基督教友自居，实际上对于他的自由出入却制造了重重障碍。据台湾报纸披露：

贝夫人讲，少帅居停纽约时，北京派不少人来看他，中共当局已经备妥一架专机，只要少帅愿意返回大陆，专机即随时飞至纽约搭载少帅。贝夫人当时曾力劝少帅回大陆看看，说这是大好机会。少帅说，李登辉只准许他到美国来，他不能借此机会就跑去大陆，这样做对李登辉不好交代，而且也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他又是个讲义气的人，不愿意难为李登辉。再者，既然台湾当局不想让他返回大陆，如果他贸然回去，就等于偷偷摸摸地跑回去，也不符合他的性格。贝夫人劝他，不要管那么多，你就利用这个好时机回去走走。少帅一直犹豫不决，想回到台湾请示李登辉，待批准后再回大陆。贝夫人说：“你不用问他，问也白问。他一定不准。”请示的结果，果然不出所料，李不准他回去。

贝夫人说，少帅上了李登辉的当……

上李登辉的当，是因为张学良没有看清他的本质。归根到底，还是轻信。从前轻信蒋介石，最后又轻信了李登辉。结果，抱憾终身，始终未能圆此还乡之梦。若是说最终的遗憾，这该是主要的一项。他返回台湾之后，为了实现回大陆的愿望，足足等了两年半时间，一次次地试探，一次次地遭到回绝，最后带着满腔幽怨，愤然走出国门，掉头不顾，永生永世再也不想返回台湾了。目的就是为了摆脱控制。只是，风烛残年，身体日渐衰颓，终于有心无力，想要回大陆看看也没有条件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自身的考虑也要占很大成分。人们分析认为，充当了一辈子“政治角色”的他，由于所受到的伤害太严重、太残酷，因此，再也不想卷入两岸纷争的政治旋涡了。这样，在是否返回大陆这个问题上，他始终处于游移状态，含含糊煳，模棱两可。张捷迁先生说：

张将军非常想念家乡，愿意在适当时候回去看看。但是，由于海峡两岸的政治关系影响，现阶段还不想回去。他总觉得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了，不想再卷入政治的旋涡之中，愿意继续等下去；待政治气候晴朗下来，海峡两岸谈判有了完满的结果后，在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再考虑回大陆。

其实，这番心思，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了。他是这样说的：“当然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的，但时机尚未成熟。”“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

1993年，两岸正在举行“汪辜会谈”。老将军对此异常关注，寄予了深切期望；并且表示，愿意为两岸和平统一做点事情。他曾对友人说：“晚年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中国和平统一，自己也可以安居乐业，回家乡看看。”但是，台湾当局根本没有统一的诚意，因此也不想让他介入这件事情。结果，回乡的愿望也就落空了。

至于为什么他非要等到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才肯回去，这个问题的蕴涵就很深了。虽然他口口声声说要“脱离政治”，实际上，他时时刻刻考虑的仍然是政治问题。其间有着很深的考虑，说穿了，也就是虑及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表面上，甚至于心态上，他对过往的一切，已经视为过眼烟云，淡然处之；但在实际上，作为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过浓重一笔的风云人物，尤其是一个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的老派政治家，他还是十分爱惜羽毛的。

他的想法，一是全身而退，洒脱地转身退下，退出历史舞台，为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维持自己的“失败英雄”的完整形象；其二，滤除政治色彩，淡出两岸的纷争，以中间状态出现，使自己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

但是，这种中立状态的出发点，却又不是纯然为着个人，其中有着更为崇高、更为深远的意义在。原来，他想要在“桑榆晚景”中再完成一项有功于国、泽被千秋的伟业。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衷心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再一次发挥其独特作用，起码可以在沟通两岸关系方面充当一名使者，促进两岸和解，进而推动祖国统一。

当记者问到“对第三次国共合作有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说：

我可以促其成功就是了。现在已经老了，在政治上也没什么了，我能帮忙，我很愿意尽我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我这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凡是为国家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帮忙。

他在和当年的部下吕正操将军第三次交谈时，讲得就更加明确了：

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上的。我虽然九十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他之所以特别留意于那种超越于意识形态、政治色彩的“中间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存这个身份”的考虑。

当时，海外许多有识之士对此都乐观其成。美国资深记者索尔兹伯里曾说：

少帅已投身一项新的努力——促进北京和台湾建立统一的中国。他的许多同胞认为，他有可能取得成功。……少帅认为，他本人是中国统一的象征。由于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所受到的尊敬，似乎使人觉得他所做出的不陷入历史纠葛的榜样，可能会取得在西方人看来是小小奇迹的成果。

正是由于他对两岸关系“解冻”比较乐观，充满着期待，因此，他不想因为急于返回大陆，而妨碍充当这一角色，从而妨碍这一神圣使命的完成。

基于这一系列的深层考虑，我们大体上可以认定，如果关于他过去的一切作为，在海峡彼岸并不存在太大的争议，也像祖国大陆那样一致的拥戴与赞赏，那他在回归故土的问题上，也就不会存有过多的顾虑了；如果他的回乡探亲，没有引起各方面普遍的注意，特别是媒体的蜂拥炒作，也许他就可以悄没声地回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了；如果对于他的回乡探亲，没有大陆的高端介入，不是那样准备以最高的规格隆重、热情的接待，只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由东北亲属”来出面安排，也就是摆脱一切政治色彩，也许他就不会那样犹豫不决，顾忌重重了。

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为何定居夏威夷的疑团也就容易索解了。除了那里气候宜人和靠近五弟学森免致暮年孤独这两个因素以外，恐怕还有心理因素与政治因素的考量。在这个既远离台湾又并非大陆，既为美国领土又并非美国本土，孤悬大洋中的“旅游者的天堂”，优游岁月，以终天年，对于这位意志坚强却神经脆弱的“政治老人”来说，是不是可以减轻些许未能回归大陆所带来的心理负担与客观责难呢？

第十八章　“长寿经”

《张学良 人格图谱》一书面世后，广东韶关一位读者来函，说张学良在逆境人生中，一路上“刀山剑树”，万苦千辛，却能长命百岁，寿登期颐。这种情况，在环球著名政治人物中，即使不是仅有，不是唯一，也属于极端罕见的现象，希望我能补写一篇《张学良的“长寿经”》。此议实获我心，因为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充分，而且，确实又是公众共同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一个有趣的老头儿

凡是接触过张学良老先生的人，都有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老头儿。他抱有一种积极乐观的处世态度，具备平和、坦荡、诙谐、幽默的性格。对一切事情都能看得开，放得下，安时处顺，旷怀达观。

他所经受的苦难、波折，可以说，比任何人都多。哪个小孩不是出生在屋舍里、床头上？唯有他在飞奔着的大马车上落草。老辈人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注定了他一辈子“走星照命”，颠沛流离。你看，他萍浮梗泛，南北东西，足迹遍布多半个中国，从大陆到台湾，最后又飘零到异国他乡。一路长驱，别，别，别，掉头而去，一去不回。他三十一岁离开沈阳的帅府，从此便告别了东三省，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三十三岁离开北平，三十五岁离开武汉，三十六岁离开西安，三十七岁离开南京，都是再也没有回去过；四十六岁离开大陆，再也没有回来过；九十三岁离开台湾，飞往地球的那一侧，浪迹天涯，更是再也没有回去过。说来也是很令人伤怀的。换句文言来表述，叫作“于我心有戚戚焉”。

可是，他自己却似乎行若无事，满不在乎。看上去，整天里平和澹定，心无愁念，面无戚容。在他九十岁祝寿会上，旧日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时，他又开起了玩笑，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家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咱们还是离他远点好。”

这天，老先生的兴致特别高，他亦庄亦谐，谈笑风生，时而云遮雾绕，时而月朗风清，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情趣。他讲过了一些陈年旧事，然后又告诉大家：“我一生有三爱：一爱打麻将，二爱说笑话，三爱唱老歌。”接下来就和年轻人一起侃大山。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装事。如果明天要枪毙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够吃得香，睡得甜。”

鬓毛已衰，乡音未改。他仍旧是把“张学良”读作“张肖良”，“爱”读作“耐”，“猜谜”说成“猜枚”，“枪毙”说成“枪瘪”；“哪儿”还是习惯地叫作“哪疙瘩儿”，“疙瘩”读成“嘎瘩”。

日常生活中，他出言诙谐，充满情趣。即使随便交谈，他也常常语带机锋，富含哲思理蕴，耐人寻味。资料记载，在海外一次聚会中，五弟张学森看他妙绪连珠，乐而忘倦，提醒他早些休息，说：

“大哥，咱们回家吧！”

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家在哪儿啊？咱们还有家吗？”

看大家有些发愣，为了活跃气氛，他又嘻开笑脸，像个顽皮的孩子，噘着嘴说：“我不回家。”

五弟便也同他开起了玩笑，说：“你不回家，我要报告大嫂！”

他逗乐说：“那我就向大嫂告状，说你不带我回家。”

五弟见他这样开心，便说：“我带大哥到这里玩，大哥得给我发奖…金啊！”

老先生便从衣袋里取出钱包，然后慢慢地在里面翻找着什么，人们都以为他真要掏出钞票，给老弟发放奖金，谁知，摸出来的竟是一根牙签。他笑嘻嘻地对五弟说：“这牙签就当作奖金吧！”

兄弟俩就这样，言来语去，重现儿时亲情，尽享天伦之乐，给在座者带来了无限温馨。

照一般规律，历经几十载的痛苦磨折，任是金刚铸就，顽铁锻成，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滚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了朝气。他身处逆境之中，却像圣人之徒那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平常总是很开心的，特别喜欢逗趣，经常同人开玩笑。

1967年秋，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应邀在台北举办画展，报纸刊布消息时，误把“张大千大师”印成“张大千大帅”。

一见面，张学良便说：“我的消息太闭塞了，人事多变，几年不见，我大哥张大千竟飞黄腾达成了大帅了，真是文武双全啊！”因问：“大哥，你是什么时候改了行？何时晋升、现在何地统率陆海空三军啊？”

张大千笑着回答：“刚刚加官晋级，而且，不只统率三军，还得加一个军，我是统率笔、墨、纸、砚这‘新四军’啊！”

老先生说话，充满了幽默风趣，总能给身边的人带来欢乐。有一次，他对着身旁一个陪侍人员说：“这世界上有‘三统’：宣统、中统，还有你这个饭桶。”

在台拘禁期间，他一度由军统出身的王新衡负责“管束”。此人早年曾做过张作霖的总参议，后来投靠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前，曾在那里担任特务处主任。一次，老先生同他开起了玩笑，戏问：“哎，我说你们是什么特务啊？西安事变那么大的事儿，你们事前怎么一点也不晓得呀？”王新衡“嘿嘿”笑着，一时竟无以作答。

监禁中，原东北军十几位部属，结伴前来探望他们的少帅。尽管旁边有暗探环伺，碍口的话不能直说，但彼此心源还是灵犀互通的。“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陈寅恪诗）一个个老泪纵横，手紧紧地握着不放，充溢着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规定的会面时间到了，少帅只好断然发出口令：“成三列纵队，列队站好。——向后转，——开步走！”这样，才算缓和了悲凉的离愁别绪。

听说老先生要赴美探亲，美籍华人祖炳民博士前来看望，说：“旧金山有一所佛教大学，是由大陆东北籍的一个出家人创办的，他盛情邀请您前去讲授明史。到时候，不仅是学生，各地的学者、教授都会拥挤着来听您讲学。”老先生听了，神情诡秘地说：“我已经不研究明史了。你猜猜，我正在研究什么？”祖博士说“猜不着”。老先生说：“我现在专门研究男女关系。”说着，就念了一首打油诗：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

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逗得在座的人哄然大笑。

有时记者采访，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就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当记者请他“赐半身照一张”时，他就嬉皮笑脸地说：“你得交代清楚，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发现出版书刊所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嘛！即使面对有意回避的政治问题，他也绝不冷漠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词令断然排拒，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世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闺女。”然后，笑着解释：“我老家那疙瘩儿，称呼自己女儿为‘闺女’。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于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犹如一服解构“庄严话题”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穷追细诘了。

不过，有时老先生也会毫不客气，不讲情面，让人下不了台。在他做客纽约期间，东道主贝夫人接待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著名气功师。寒暄过后，夫人请他给客人治治耳朵。可是，对这类“子虚乌有”的货色，老先生一向不以为然，甚至深恶而痛绝之。一见面，他劈头就问：“你是哪一行的大师呀？佛教呀，印度教呀，还是喇嘛教呀？他们说你能治我的耳朵。若是你能治耳朵，还要医生干什么？”为了缓和气氛，旁边有人说：“这位气功师是中医大夫。”老先生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接着又揶揄地问：“大夫？那你是哪个医院的主治大夫呀？”顿了顿，半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要是在我当年，见着你的时候，就把你枪毙了。”贝夫人赶紧过来打圆场，告诉气功师：“他这个人太犟了！您先给我看。”说着，就把他拉走了。

养生重在养心

当人们处在极端逆境之中，对于身体健康（其实也就是对待生命），往往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情怀抑郁，意志消沉，悲观绝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抱着混的态度；另一种则是主动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保持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爱护身体这一“事业的本钱”，条件越是恶劣，越是要注重养生，争取葆有一副健康的体魄。张学良正是这样。

他的后半生，可说是时时刻刻都在和抑郁、消沉做斗争。依常人之见，像他那样，由大红大紫、高官显位，一下子落入深渊谷底，千重浪里翻腾过，百尺竿头跌下来，如果心路窄，想不开，即便不自寻短见，也早就愁死、闷死、窝囊死了。可是，他恰恰相反，一切都泰然处之。

关键的一条，是抱有坚定的信念，这是一个人身心健康、益寿延年的强大精神支柱；从医学角度看，它能最大限度地增强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调节功能。变化再剧烈，环境再恶劣，处境再艰难，他也总是深信自己所坚持的道路是正确的，为抗日救国牺牲一切都是值得的，从而能够静观世变，笑对未来，坦然面对一切风波险阻、困苦颠折。

养生之要，在于养心。《黄帝内经》中有个著名的律条：“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说的是从心境上、精神境界上去养护正气，以避免疾病的发生。医书上说，心态健康，就自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调节功能，提高抗病、抗衰能力，正所谓：“乐则长寿”。俗话也是这样讲的：“想得通，看得空，才能成为长寿翁”。

老先生有个口头禅，叫作“百折不恼”。“挠”的谐音是“恼”。“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宋代词人张孝祥的两句词，恰可为他的心态写照。认识必然，就是自由。既然命运如此，也就“既来之，则安之”。“活人不叫尿憋死”，总得找个新的生活方式来适应恶劣的环境。

老先生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高明之处在于，他比同时代的许多政治家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随便，很放松。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著差别，是率真、粗犷，人情味浓；情可见心，不假雕饰，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这些都源于性灵，映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大概只有赋性超拔、心无挂碍、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吧。

国民党元老、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张群在张学良九十华诞祝寿词中，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英雄回首即神仙！”看来，张学良的这种情态，无疑就是一种“神仙境界”。“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此言诚不虚也。

在美期间，张学良曾接受过纽约《世界日报》记者的采访，以下是访谈记录摘要：

记者问：即将满百岁啦，您的感受怎么样？

张答：做个小老百姓，最舒服。我也感谢主，给我那么好的生活，那么长的寿命。

问：对于百岁以后的生活，您觉得该怎么过？

答：还是做个小老百姓吧。我现在是政治思想一点也不碰。

问：国民党现在台湾，已经不执政了，张先生知道吧？

答：我连知道都不想知道。我现在就是要做个小小老百姓。

……

问：您的长寿有什么秘诀？

答：我这个人就是没什么思想，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问：您在饮食上，现在特别喜欢吃什么？

答：我有什么就吃什么。

问：听说您很久不打麻将了？

答：我还打啊。

问：没有啊，您很久不打了。

答：我没有钱。（笑着，再追加一句）我一个钱都没有。

问：该是夫人帮您保管着？

答：那我什么也不在乎，我就是睡大觉。

问：夫人陪伴您这么长一段时间，谈谈您对她的感情？

答：我太太很好。最关心我的，是她。

问：您的气色及精神，比前阵子好多了。

答：我就是过简单的生活。

问：张先生，您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

答：我最喜欢小孩子，我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小孩子很天真。

问：外面有传言说，您因为年龄大了，又生了病，所以脑子会有些不大清楚。我看不是。

答：管他呢！我根本不到外边去。

访谈以笑声结束。老人对自己的回答似乎很满意，自得地微笑着。

百岁老人说话简捷明快，思路清晰，有时还夹杂着玩笑、调侃，但句句都闪烁着灼灼真情。这次答记者问，是他的生命途程中的最后一次。因而，也可以看作是向这个世界的告别词。里面有四个相互贯穿的关键词语：“做个小老百姓”、“过简单的生活”、“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管他呢！”应该说，这是非常低调的；然而，也是他的做人准则的至上而超拔的昭示。

试想，一个人若能满足于“做个小老百姓”、“过简单的生活”，那还会有什么声名货利的追逐、得失荣辱的挂牵？自然也就能够抱定毁誉由人的超然态度，“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管他呢！”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这个俗世上，要想做到看空一切，原非易事。这看似简单至极的四句话，实际是过来人的一番彻悟。一般的没有经过大起大落、剧烈磨折，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的人是难以做到的。之所以有“英雄回首即神仙”的说法，即在于回首看红尘这一点。“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讲的是一种由迷到悟的过程，不是过来人，既讲不出来，更难以悟解。

张学良恢复自由之后，曾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医学栏目主笔詹姆斯·林德有如下一番对话：

林德：据说蒋介石大元帅几次决心要处决你，你为此感到恐惧吗？

张：我也没法猜他想不想对我下手，何时对我张某下手。要是我天天这么想，哪怕隔三差五想这么一回，那我还活不活了？我没有办法，哪怕他明天枪毙我，我今天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林德：你感谢蒋夫人吗？

张：终身难忘。

林德：你对赵一荻女士有什么要说的？

张：“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引自《诗经·邶风》，意思是：莫要背弃往日美好的誓言，与你生死相依两不忘。）

林德：你还要感谢谁呢？

张：树和大米。

林德：树和大米？

张：我居住的地方都是远离城市的大荒之地，有一项好处就是树多。树是个好东西呀，它对这个肺呀、皮肤呀，是太有好处了。树是个宝，没有那些树木，我张学良可能就会早早枯萎了。还有一个大米，就是大米熬出来的米油汤，那也是个好东西。我生下来就是米汤喂养的我，以后，我就相信这个米汤。这两点我以前没讲过，今天贡献出来，供你们研究。

健康生活方式

讲健康长寿，人们往往强调良好的身体素质。其实，要论体质，张老先生并不强壮，应该说，缺乏一个坚实的底子。年轻时，沉溺在温柔富贵乡里，纵情声色；并且吸过鸦片，形销骨立，弱不禁风；没到中年，即被监禁在环境恶劣、饮食条件很差的深山古洞里，可说是历经劫难，饱受艰辛。而且，自幼脾气十分暴躁，动辄发烟冒火。好在他有一副坚定的信念，旷达的心性。他好玩、好动，好唱，遇有郁闷不舒之事，善于通过游玩转移心头的积愤，而心里又不装事，随时能够把火气发泄出来。打打麻将，唱唱京剧，什么《四郎探母》、《打棍出箱》啦，唱上三两个段子，怒火一下就慢慢平息了。

近日在《养生月刊》上看到刘学明的一篇文章，说张学良有每天到户外晒晒太阳、做些运动的习惯。1940年，他被监禁于贵州修文的阳明洞，阴暗潮湿的环境使他感到极不舒服。为此，他向军统人员提出，增加户外接触阳光的机会，经过多次力争，获准每天两小时户外活动。这样，只要太阳出来，他就会坐在日光下，饱享阳光的恩赐。1995年后，张学良的体质已不适于室外的有氧运动，但他的家庭医师认为，至少还可以在傍晚时分，坐着轮椅出去转转，因为此时空气中大量有益人体的氧气正在不断增多，置身其中，大有裨益。

看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极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学良得到家庭医师克威·詹姆斯的许多有益的指导、帮助。素有“美食家”称誉的他，遇有适口饭菜，难免贪食，这对养生十分不利；后经医师劝阻，坚持节制饮食。这样，七十岁以后，他仍能保持一副不易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好身材。过去，他的午睡时间太长，有时从中午12点一直睡到下午4点。医师认为，适当午睡是有益的，但如白天过多贪睡，夜间睡眠可能减少，甚至失眠；而白天保持一定程度大脑神经细胞的兴奋状态，有利于防止老年痴呆症。老先生早年有饮咖啡、喝浓茶的习惯，医师指出，咖啡的强烈刺激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而多饮白开水，可稀释黏稠的血液，水的养分也便于正常吸收，有利于健康。医师提醒他，老年人要把防治感冒当作头等大事。因为老人体质十分脆弱，脏腑器官生理机能减退，这时如果频繁遭受寒气侵袭，很易引起内脏病变。

在《生命时报》上，我还读到一篇署名“董仲舒”的文章，讲了张学良的六大爱好，应该说，这也是他的《长寿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爱读书写字。

读书使他沉浸到精神境界中去，忘却世俗人生的种种失意和烦恼。读书时，他习惯于作眉批、尾批，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在龙场驿阳明洞，他一头扎进《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研究之中，有效地解除了心头的郁闷与烦恼。与此同时，他还赏画、评画、藏画，他曾收藏一幅王阳明手绘的山水画，上有题词：“安得于嘉林甘泉间，构一草舍，以老是乡。无怀、葛天之民，求之未远。盖学问之道，随处即是，惟宜读书以先之。”这正是他所向往的闲适生活的写照。无怀氏、葛天氏，为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后来用以指称远古的淳朴之世。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有句云：“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他诵诗，也写诗。抗战期间，坐失报效祖国机会，就常常和于凤至、赵一荻谈论、诵读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秋瑾的《宝刀歌》。他说：“（这些诗歌）读起来多么激动人心呀！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有一点压力就卑躬屈膝，别说气节，就连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也都丧失殆尽，这是最没有出息的，即使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看还是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接着，他感慨重重地说：“这也许是与我的处境有关，读古代和近代的好的诗词，常常使我产生共鸣，给我以生存和前进的勇气与力量。”他体验到，写作吟诗，是一种情感交流、精神宣泄，对于情绪有着良好的调节作用，是一种积极的养生法。拘禁中，身边可以交流的人极少，而读书、写作，则可以上通古人，下启来者，像陶渊明所说的，“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二爱运动健身。

他中年之后，即坚持跑步锻炼；进入老年，不能进行激烈运动，就在院子里散步。即便到了耄耋之年，站不住、走不动了，坐在轮椅上，他也要到海滩上转一转，看一看，舒散一下筋骨，活动一下脑筋。此外，他还喜欢垂钓，坚持森林沐浴。钓鱼可以养性怡情，缓解紧张情绪，消除心脾燥热，起到调节神经、解除疲劳作用。而森林浴，同样也有助于清心、健脑，提振精神。

他的侄女说：“伯父像个老顽童，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觉得好玩。”他曾多次对记者说，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平时散散步，活动活动，有时外出兜兜风，玩一玩。

三爱听戏唱戏。

他说自己称得上是“超级京剧戏迷”。早年常看梅兰芳、谭鑫培、杨小楼、金少山的戏，并把他们请到家中，结成挚友；晚年特别喜欢听李维康的戏，不只是听，他有时自己也唱。

四爱赏兰养花。

他在家中开辟了两个兰圃，一种洋兰，一植国兰。种植、浇水、施肥、除虫，无不亲力亲为。不仅赏心悦目，陶冶性情，而且能够舒筋活骨，锻炼身心。

五爱广交朋友。

年轻时他就喜欢结交朋友，柳亚子曾写诗为赠：“汉卿好客似原尝。”比之于战国时期以好客闻名的平原君、孟尝君。囚禁台湾后，他与张群、张大千、王新衡，每月必有一次轮流做东的“聚餐”，称之为“转转会”。

六爱红颜知己。

他有许多女朋友，曾经说：“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当然，首先还是几十年如一日，悉心陪伴、照顾他的小妹一荻、大姐凤至，爱情的甘露一直浇灌滋润着这棵风雨飘摇中的生命之树。

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和保持良好的心态，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纵观中外古今，凡是长寿者都必然兼备这两点，可以说，绝无例外。这里有两个颇具典型性的事例，可供探讨这个问题、研究此项经验者参考。

一个是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他赋性旷达，心无窒碍，浮云富贵，淡泊名利，对于大自然有天然的亲和力，而且热爱劳动，很会享受生活。有诗云：“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心态非常健康。如果他再有一套合理的生活方式，不愁过不了百岁大关。遗憾的是，他嗜酒如命，贪杯成癖，酒是他须臾不可离的“杯中物”，整天喝得醉意朦胧。结果，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只活了六十二岁。

再一个是晚清名臣曾国藩。他节欲，戒烟，限酒，制怒，严格控制饮食，早起早睡，起居有常，保真养气，日食青菜若干、行数千步，夜晚不出房门，防止精神耗损。生活方式比较科学，可说是最为重视养生了。但是，他中年之后，疾病缠身，体质日见衰弱，终致心力交瘁，中风不语，勉强挨过花甲之年，活了六十一岁。一个重要因素是精神紧张，心态不好。他有过高、过强、过盛的欲望，既要建非凡的功业，又要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这样，就正像他自己所说的，“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功名两个字，用破一生心，自然也就无长寿可言了。

而张学良则不然，两方面都处理得非常好，既讲究生活方式，注重合理摄生；更保持良好心态，时刻消解心灵上的结节，能够“化烦恼为菩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始终处于平和、恬淡状态。如果说，世上真有什么《长寿经》的话，那么，这些乃是核心章节，不二法门。

第十九章　人生几度秋凉

飘飘何所似？

威基基海滩，初秋。

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地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云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坐着轮椅，从希尔顿公寓出来，穿过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行进着。

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丽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先生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他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背着六字金帖、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紫陌、流寓孤岛的鲁滨孙。

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飘零，原本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涛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仿佛从岁月的彼端传来。原本有些重听的老将军，此刻，却别有会心地思忖着——这是海潮的叹息，人世间的一切宝藏、各种情感，海府龙宫中都是应有尽有啊！

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风呼林啸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桠，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的岁月难过得多，它是一剂沁人心脾的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和着三分自惩。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向着两极延伸，身体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怀与心境却时时紧扣着童年。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憧憬着天边；晚岁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而苦涩的命运。

反对内战，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残民以逞，这是他一贯奉行的宗旨。他说：本来要当医生，治病救人，结果却当了军人。这样，钢浇铁铸的硬汉子，倒有着一副柔肠侠骨，饱蕴着菩萨般的悲悯情怀。张将军说，一辈子最见不得老百姓受苦落泪。那是1927年5月，他带兵从河南回来，在牧马集车站上，见到一个老妈妈趴在地下，饿得起不来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状态非常可怜。他就找来馒头送到她的跟前，老妈妈发疯似的连灰带土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老人家，你怎么饿得这样啊？”他诧异地问，“家里没人了吗？有儿子吗？他们都到哪疙瘩儿去了？”

老妈妈呜咽着说：“我也不知道，反正都被抓去当兵了。年轻的子弟拉走的拉走，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天拔地”的，走不动，爬不动，只能受罪、挨饿。”

听了这话，他心如刀绞。心想，这不分明是一千多年前《石壕吏》、《新安吏》场景的再现吗！是谁做的孽啊？哎！都是我们当兵的干的。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后天又合起来打其他人。打死的都是一些佼佼者，最后剩下一些无能之辈前来邀功受赏。若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可这种祸国殃民的南北混战，打起来有什么意思？这一切，究竟是为了谁呀？当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呜呜呜”地号啕大哭起来。在他，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涛似连山喷雪来”。太平洋上的晚风挟着滔滔白浪，一层一层地冲刷着金黄色的滩涂，像是留声机唱盘上的丝丝螺纹。记忆中的六十年前的那场事变，再次在老人的脑海中浮现出来。那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呀！当时，他面对着炙手可热、其势汹汹的蒋介石，义正辞严地进谏：“若是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那样，将使整个国土沦于日寇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吼叫：“什么千古罪人！我只知道剿灭共产党。现在，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既然这样一意孤行，冥顽不灵，死硬到底，“兵谏”就成为必不可免的了。而张学良将军，也因此成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他的成功，不仅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绝对忠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一个“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爱国狂”；而且，基于他的惊人胆魄和超群的识见。组织策划之精严、周密，使此番举事旗开得胜，未出现什么纰漏，充分展现了他的指挥才能。但是，事情毕竟是太突然、太复杂、太重大了。捉拿“刺猬”可说是得心应手；那么，当“刺猬”捧在手上，又将如何消放呢？这可就大费周章了。

当时，他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强大压力。除了事先毫不知情的中共中央表示全力支持，并应邀派出周恩来协助处理善后事宜外，其他尽是责骂、讨伐的声浪。南京方面的亲日派以立即举兵进犯西安相威胁；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却反诬他受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奸”、“叛徒”。待到逼蒋成功，达成团结抗战协议，决定放还时，又遭到部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他要亲自送蒋回宁，更为绝大多数人所不理解。戛戛乎其难哉！

在那强过眼前太平洋上的狂涛怒浪千百倍的压力面前，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东北硬汉子，终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以昂藏七尺之躯坚强地撑持下去。沧海横流，显现出英雄本色。

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我亲自送他（蒋介石）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至于只身闯入龙潭虎穴，会给个人的身家性命、成败得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则全部置之度外，一切都在所不计。连蒋夫人宋美龄都承认：“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金钱，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

从尔后的实际效果看，张将军此行的“讨债”目的是达到了：它不仅加重了蒋氏对既成协议的反悔难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为证人良心上的压力；而且，由于他一身包揽了全部责任，也消弭了内战爆发的种种借口。否则，和平解决断无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这一年的岁尾，中国大地上接连着出现了一系列的爆炸式新闻：“12·12”，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12·25”，张学良送蒋回宁，世界再次震惊。岁序迭更，时间老人换岗，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也互换了角色：先是蒋介石在西安成了阶下囚，后是张学良在南京陷身囹圄；先是张扣蒋十四天，后是蒋扣张五十四年。一个人进了囚笼，四亿五千万人投入了抗日洪潮，挽救中华民族命运于折冲樽俎之间。当然，为作出这一重大抉择，将军本身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确是令万民垂涕而千秋怅惋的。

美籍华裔学者、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有言：

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就凭这一点，当年假抗日之名行营私之实、其功未必不可没而其心实可诛的军人、政客、党人、学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就不能跟张学良这样的老英雄平起平坐了。

前尘隔海

在平平淡淡、无声无臭的幽静生活中，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已经定居几年了。他把一身托付给海上摇篮，一如陆上无家的鸥鸟，日落后便收敛起锋棱峻峭的双翼，在茫茫烟水间怆然入梦。

这天，他参加过亲友们为他举办的祝寿会，黄昏时刻，照例以轮椅代步来到了威基基海滩，护理人员在后面推扶着，坐在另一副轮椅上的一荻夫人陪侍在身旁。

洋面上，风轻浪软，粼粼碧波铺展开万顷蓝田，辽远的翠微似有若无。老将军怀着从容而飞扬的快感，沉浸在黄昏的诗性缠绵和温情萦绕里。不经意间，夕阳——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天宇的标靶上抹去了滚烫的红心，余霞散绮，幻化成一条琥珀色的桥梁。

老将军深情凝视着这一场景，过了许久，忽然含混地说了一句：“我们到那边去。”护理人员以为他要去对面的草坪，便推着轮椅前往，却被一荻夫人摇手制止了。她理解“那边”的特定含义——在日轮隐没的方向有家乡和祖国呀！老将军颔首致意，微笑着向夫人招了招手。

故国，已经远哉遥遥了。别来容易，可再要见她，除去梦幻，大约只能到京戏的悠扬韵调和“米家山水”、唐人诗句中去品味了。世路茫茫，前尘隔海，一切都暗转到苍黄的背景之中。人生几度秋凉，一眨眼间，五陵年少的光亮额头，就已水成岩般刻上了道道辙痕，条条沟壑。

此刻，老将军的心灵向度就被洪波涌浪推向了将近六十年之前。那是1938年吧？南京陷落之后，野蛮的日寇实施残酷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拥塞道途。张学良以“刑徒”身份被押解着，车辆混杂于流离颠沛、一夕数惊的逃难人群之中。由于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哭诉之声不绝于耳。使命感、同情心、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

有道是：大辱过于死。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在旌旗猎猎、杀声如吼的战场上冲锋陷阵，现在，却像地老鼠一般，遮掩着行迹，穿行于烟尘弥漫、层林叠嶂之间，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不难想见，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该是多深、多重、多强、多久啊！

据张学良研究专家窦应泰著作中记载，这天，张学良站在郴州城外的苏仙岭上，望着天际的滚滚浮云和山下滔滔东去的郴江，蓦地想起八百四十年前，北宋词人秦观也是削官遭贬，远徙郴州，万般愁苦中，写下了那首凄绝千古的《踏莎行》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问得好哇——郴江本来是环绕着郴山流的，为什么要灌注到潇、湘二水中去呢？原来，它耐不住山城的寂寞，便悻悻然流走了。可是，词人自己却没有这份自由，只好抱着重重苦恨待在这里。一种沟通今古、穿越时空的心灵感应，引发了将军的无边浩叹，“人生忧患，千古同此啊！”

颇像一座蓄势待发、隆隆作响的火山，却一时半刻找不到一个喷泄口；结果是更加剧烈的痛苦与绝望。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至力竭声嘶，破头流血，当一切拼搏都属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赴台伊始，张学良被押解在新竹井上温泉，后来，蒋家父子为了缓解人们对其“苛待少帅”的非议，确定在台北地区安排他的羁押场所。我从网上《蒋经国为张学良两选宅址》一文中得知，当时，蒋后主曾特地邀请张学良到阳明山一带勘访。望着满山葱郁的树木和点缀其间的亭台楼阁，张学良当即表示满意，认为在此生活对修身养性、研读学问大有好处。但是，在商议住所地点时，他竟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半山腰阳明公墓边上的几间平房。他说：

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在热闹的地方待着，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就住在墓地里。我很喜欢他作的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谁也跑不了这一关，我在公墓居住又有何妨。而且，墓地里的许多人我都认识，有的还是朋友，以后还会有新的朋友补充进来，我可以经常拜访他们，谈心叙旧。

张学良所说的“明朝末年那个人”，名叫归庄，是一位终身野服闲处，誓不仕清的遗民。清代文人钮琇在所著《觚謄·续编》中，记载了他的轶闻逸事：结庐于墟墓之间，萧然数椽，与孺人（妻子）相酬对。尝自题一联于其草堂：

两口寄安乐之窝，妻太聪明夫太怪；

四邻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

张学良巧借明人归庄“结庐墓侧”的故实，来排拒蒋家父子为其“改善”居住环境的深心，绵里藏针，蕴涵着浓重的嘲讽意味，令人哭笑不得。这里也许还有另一层考虑，住在墓地边上，那些牢头狱吏，出于忌讳，不致像尾巴一样从早到晚寸步不离，是否有望减轻一些管束力度呢？

长期以来，老将军一直成为海峡两岸的热门话题。有一部纪录片《闲云野鹤》，用“闲云野鹤”这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海外这段闲居岁月，倒也贴切。一般地说，百岁光阴如梦蝶，椰风吹白了鬓发，沧波荡涤着尘襟，醒来明月，醉后清风，沧桑阅尽，顿悟前尘，认同“放下即解脱”的哲理，所谓“英雄回首即神仙”，“百炼钢”成“绕指柔”，也是人情之常。不过，细加玩味，就会发现，对于这位世纪老人来说，问题未必如此简单。

“神仙”也者，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超乎形骸物欲之上的向往，是生命的升华，精神的超越，或者说，是人的灵性净除尘垢之后，超拔于俗情系累所获得的一种“果证”。在中国，英雄与神仙原是靠得很近的。豪杰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胸襟有如长天碧海，任何俗世功利放在它的背景之下都会缩微变小，看轻看淡；他能把石破天惊的变故以云淡风轻的姿态处之，而并非纯然割弃世情，一无挂虑。

其实，老将军的笑谑、滑稽，乃是兴于幽默而终于智慧，里面饱蕴着郁勃难舒之气和苍凉、凄苦的人生况味。养花莳草，信教读经，固然为了消遣余生，颐养天年，其间又何尝没有刘备灌园种菜的韬晦深心！“虎老雄心在”，炽烈的熔焰包上一层厚厚的硬壳，照样在地底下放纵奔流，呼呼做响。较之从前，无非是形式变换而已。

倒是清代诗人赵翼那句“英雄大抵是痴人”，深得个中三昧。“痴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没有满腔痴情，没有成败在我、毁誉由人的拗劲儿，不要说创建张学良那样的盖世勋劳，恐怕任何事业也难以完成。与痴情相对应的，是狡黠，世故，聪明。其表现，清者远祸全身，逃避现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浊者见风转舵，左右逢源。总之，都不会去干那“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的“舍身饲虎”之事。

十年一觉“洋”州梦

威基基海滩上，又一个秋日的黄昏。

“无限好”的夕晖霞彩，依旧吸引着过往游人，但遮阳伞下纵情谈笑、泳装赤足的姑娘们已经寥若晨星。晚风透出丝丝的凉意，飘送过来吉他的《蓝色夏威夷》悠扬乐曲，人们沉酣在清爽、安谧的氛围之中。多日不见的百岁老人张学良将军，此刻正坐着轮椅在海滨金滩上踽踽独行。一袭灰褐色的便装，衬着浅褐色的墨镜，深褐色的便帽，加上布满脸上的黑褐色老人斑，闪现着一种沧桑感，苍凉感。

轮辙碾着落叶，缓缓地，闲闲地。没有人猜得出，老人是漫不经心地遛弯儿，还是在寻寻觅觅，忆往追怀，抑或是履行一种凄清而凝重的告别仪式。只是偶尔听见他下意识地咕哝着：“太太已经走了。”随之，干涩的老眼里便溢出滴滴泪水。

“十年一觉‘洋’州梦”，醒来时，竟是形影相吊，孤鹤独栖。两个月前，一荻夫人大行，一部撼人心弦的爱情交响曲最终画上了休止符。

1990年代，老将军的亲人像经霜的败叶一样纷纷殒落，只留得他这棵参天老树，镇日间，孤零零地耸峙在那里，痛遣悲怀。先是原配夫人于凤至魂飘域外，紧接着，相继传来妹妹怀英、怀卿、弟弟学森、学铨病逝的噩耗，不久，又送走了女婿陶鹏飞，而最为伤恸、令他痛不欲生的，是百岁生日过后，同“小妹”一荻的惨然长别。

作为饱经病苦折磨的往生者，死亡未始不是一种惬意的解脱；可是，留给未亡人的，却只能是撕心裂肺的伤痛，生不如死的熬煎。过去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的海样深情，竟以如此难以承受的方式，在异国他乡戛然中断，这对于风烛残年的老人，真是再残酷不过了。一种地老天荒的苍凉，一种茫茫无际、深不见底的悲怆，掀天巨浪般地兜头涌来，说不定哪一刻就会把他轰然摧垮。

“英雄无奈是多情”，对于清代诗人吴伟业的这一慨叹，老将军引为同调。所不同的是许多英雄好汉并没有他那份艳福，那种缘分。楚霸王算是一个幸运儿，乌江刎颈时，还有虞姬舍身相伴。后人有诗赞曰：“赢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毕竟是英雄。”而张学良将军在这方面，该是古往今来最为圆满，最为出色当行的了。

他八岁丧母，二十八岁丧父，三十一岁离开家园，三十七岁进了牢笼，家园不能回，国仇不能报，有兄弟姐妹不能团聚，有子女孙儿不能教养。抱憾终天，痛苦难堪。一个人当着情感神经滴血的时候，爱情的温馨是最好的疗伤止痛的灵丹妙药。八十多年间，大姐于凤至、小妹赵一荻，两位风尘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舒解他的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

写到这里，我想起老将军去世后报纸上刊载的一篇文字。字数不多，照录如下：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

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那疙瘩儿，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总是不如意，‘瘸子屁股——两拧着’。”

一席话逗得上帝噗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得到的够多了：爱情、功业、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

“可是，”张学良大声吼叫起来，“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很形象，又很概括。确确实实，爱情、功业、寿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中外古今，无人能够与之媲美。当然，就其失去自由这一终生憾恨来说，也是少有其匹的。这使人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光荣的荆棘路》：一个叫作布鲁德的猎人，获得了无上的荣誉与尊严，可是，却长时期遭遇难堪的厄运与生命的危险。张学良将军一生的际遇，正是这个域外故事的中国版。

一般讲，传世、不朽要借助掀天事业或者道德、文章，即所谓立功、立德、立言。可是，张学良靠的是什么呢？他离所谓“圣贤的宝座”何止千里万里，而且也不以著书立说名世，所以立德、立言谈不到；至于立功，他的政治生命很短，满打满算不过十七八年，到了三十六岁就戛然而止了，以后足足沉寂了六十五年。在这种情况下，沉埋于岁月尘沙之中，完全被世人遗忘，当是情理中事。可是，在他来说，却是一个异数，一种少有的特例。不独在中国大陆，包括海峡对岸，直到世界范围内，张学良都是一位备受世人关注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明星级的当红角色，他极具传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有着无限的可言说性。

《徐霞客游记》中有一段记述华山的文字：“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屼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有些人物就是这样，需要在足够远的距离、相当长的时段里去考究，方能窥其堂奥。张学良将军大概就属于这种类型吧。至于这种超越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的奇特现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简单几句话恐怕很难说清楚。

一般地说，剧烈的颠簸，精神的磨难，压抑的环境，都将像致命的强酸终朝每日地蚀损着当事者的心灵，摧残着他们的健康。因此，几十年来，人们都担心张学良将军会承受不住重重心理压力，以致过早地摧折。可是，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一百零一岁，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可圈可点的世纪大典。

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峥嵘岁月，也苦捱过长达两万日夜的铁窗生涯，在神州大陆和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二十来处。他虽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却目送了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走进坟墓，就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也并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这一关。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早年的汪精卫，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不会有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那段可耻的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热血青年吗！

为此，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造物主偏向了他，使他拥有足够的时间，得以励志图新，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张作霖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大红大紫、风光旖旎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毅然决然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阵前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双方“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异彩和生命张力；如果百岁之前，他在解除监禁、能够向世人昭示心迹的当儿，通过“口述历史”或者“答记者问”，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滩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当时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戏”，看他在新的时空中邂逅自己的过去时，会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做人生最后的交代。人们欣慰地看到，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两岸的现状，他会怎么想？作为“中国统一的象征”（索尔伯兹里语），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会怎么做？“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是他最喜欢也最伤情的两句古诗。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老将军曾经斩钉截铁地宣布：“两岸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伴着海雨天风，太平洋的潮汐终古奔腾喧啸，斜晖朗照下，威基基海滩也照样人影幢幢，只是，那位世纪老人的身影却再也不见了，他已经走进了永恒的历史。

作为既渡的行人，前尘回首，他早已习惯于不矜不躁，但也不会有任何愧赧，立身天地之间，可说是“俯仰无惭”。他曾以做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上荣光，并为之献出一切；他的祖国，也为拥有这个伟大的儿郎而无比自豪。他的生命，如同西塞罗所说，将长存于生者的记忆中。

第二十章　成功的失败者

悖论人生

张学良将军晚年时节，曾经对人说过：

人呀，失败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样会有失败。我的一生是失败的。为什么？一事无成两鬓斑。

他的政治生涯是不同凡响的。尽管为时很短，满打满算不过十七八年，但却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被誉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古人说：“偶然一曲亦千秋。”就此，我们可以说，他的人生是成功的。当然，如果从他的际遇的蹉跌、命运的惨酷，他的宏伟抱负未能得偿于什一来说，又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

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身上充满了难于索解的谜团与悖论，存在着太大的因变参数，甚至蕴涵着某种精神秘码；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红黑兼呈，大起大落，一会儿“鹰击长空”，一会儿又“鱼翔浅底”。1930年9月18日，他一纸和平通电，平息了中原大战，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辉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然而，时过一年，同是在“九一八”这一天，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战争，他束手退让，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红筹股一路狂跌，变成了蓝筹股。辉煌之际，拥重权，据高位，享大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举国膺扬；落魄时节，“走麦城”，蒙羞辱，遭痛骂，背负着“民族罪人”的十字架，为世人所不齿。

他的一生从始至终都与“矛盾”二字交织在一起，可说充满了悖论——

他自认是和平主义者，有志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但是，命运却偏偏搬了个道岔儿，厌恶打仗的人竟然当上了挥麾闯阵、驰骋疆场的上将军。他说：

我本来是不想当军人的，想要做一个自由职业者，画画呀，当医生呀什么的，随随便便，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我喜欢跟女人在一块堆儿玩，我想自自由由的。可是，老帅偏偏让我冲锋陷阵。

从政从军，就意味着放弃自我，服从组织，同自由随意搭不上边。挥师临阵，难免在战场上杀人，有时还会滥杀无辜，以达成其政治需要。1926年，名报人邵飘萍因著文抨击奉系军阀军纪太坏，即被他以“取缔宣传赤化”为名，绑赴北京天桥枪决。同年在内蒙古处理金佛事件中，盛怒之下，枪毙了大批官兵，落下了“嗜杀”之名。包括他断然处决的杨宇霆、常荫槐两位元老重臣，也是“有可杀之理，而没有必死之罪”的。

他对吸食鸦片原本是深恶痛绝的，主政之后，即发布《禁止军人吸食鸦片》令：“查鸦片之害，烈于洪水猛兽，不惟戕身败家，并可弱种病国，尽人皆知，应视为厉阶，岂宜吸食！”孰料，时隔不久，他本人就因身遭厄运，忧患缠身，寻求慰藉，以致吸毒成瘾，形销骨立，几于不治。

他是一个“爱国狂”，对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统一梦寐以求；可是同时，又追求东三省的利益最大化，为保住东北军这个命根子，不惜牺牲整体利益。

他访问过日本，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与法西斯分子本庄繁私交不错；游历过欧洲，曾经对墨索里尼、希特勒推崇备至；可是，却怒斥军国主义，坚决拒绝受日本人的操纵，宣布东三省“易帜”，维护国家统一；直至多次强谏，要求变“剿共”为抗日，最后临潼逼蒋，誓死要为反法西斯战争献身。

他一生憧憬自由，放浪不羁，不愿受丝毫束缚；却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长达半个多世纪。而绝意拘禁他、发誓“决不放虎”的独裁者，恰恰是他多年矢志效忠、有大恩大德于彼的金兰结拜的“把兄”。

他热爱祖国，眷恋乡土，想望着落叶归根，直到弥留之际，还“乡梦不曾休”，神驰祖国大陆；却始终未能还乡一望，在晚年竟然定居海外，埋骨他乡。

……

其实，这也就是命运，亦即人的生命主体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生存状态。

“本来是要驰向草原，没曾想却闯入了马厩。”这种动机与效果、期望与现实恰相悖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性的复杂和机缘的有限。生活在现实中的各色人等，伟人也好，常人也好，都不可能一切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清人胡大川《幻想诗》中有这样两句：“天下诸缘如愿想，人间万事总先知。”既然叫“幻想”，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实际上，世间任何人的愿望、追求，都不能不受制于他人，都无法完全摆脱社会环境的影响。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

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

环境四因素

“人是环境的产物。”在终极的意义上，或者从总体上说，个人的命运是由环境决定的，其中社会环境的作用尤其不容忽视。

就张学良来说，最关键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环境，换句话说，与他关联最密切、影响他整个一生的客观对象，一为他的父亲“东北王”张作霖，一为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一为他的死对头日本侵略者，再就是最后“化敌为友”的共产党与红军。这四个方面决定了他一生的成败、休咎。荣辱、得失集于此，功过、是非、毁誉亦集于此。

父亲张作霖为他的起飞、发展，铺设下必要的基石，而且，给予他以巨大的、直接的影响。他说：

我是可以做些事，确比一般人容易，这不是我能力过人，是我的机遇好，人家走两步或数步的路，我一步就可以到达。这是我依藉着我父亲的富贵权势。我为什么不凭借着这个，来献身于社会国家哪？这使我决心抛弃了那安享的公子哥儿生活，走上了为人群服务的途径。

他从小就生活在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垂涎欲滴的东北地区，亲历“草根阶层”所遭受的践踏与蹂躏。他从小就痛恨那些气焰嚣张的日本军人，“晃着肩膀、耀武扬威”的鬼子顾问；对于出没沈阳街头、扮演着侵华别动队角色的日本浪人和“穿着浴衣，花枝招展地招摇过市”的东洋荡妇，厌恶至极，视为“社会的疥疮”、民族的耻辱。及长，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心底深深地埋下了反抗的种子；主政东北伊始，为了摆脱日本对东三省的控制，他无视田中内阁的蓄意阻挠，毅然实施东北易帜，他以“我是中国人”这掷地作金石声的壮语，回绝日本特使许愿拥戴他做“满洲王”的诱惑。当他得知族弟张学成阴谋叛国，私通日本时，他大义灭亲，就地予以枪决。在推行强硬的反日政策的同时，他大力开发建设东北，修铁路，建海港，鼓励官民兴办煤矿、织厂、窑业，兴办东北大学，开发教育事业。可是，难以理解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国难当头之际，他却做出错误判断，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听命于蒋介石，不予抗抵，一再避让，致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真是咄咄怪事！

对于蒋介石，他一贯忠心耿耿，唯命是从，“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从东北易帜到调停中原大战，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东三省沦陷，又代蒋受过，身被恶名；尔后，日军进犯华北，热河失守，为平息全国愤怒浪潮，他又慨然答应蒋氏的要求，交出军权，下野出洋；旅欧归国后，他又把所接受的法西斯主义影响化作实际行动，积极拥戴蒋氏为最高领袖。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时隔不久，还是这个张学良，竟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果断地实施兵谏，扣蒋十四天，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用他自己的话说：“犯上已是罪当头，作乱原非愿所求”。这对许多人来说，也是难于索解的。

他同共产党、红军的关系，同样充满了曲折，充满了变数，充满了戏剧性。当时，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遭致严重削弱，初到地瘠民穷的陕北，处境艰难。按照张学良的初衷，他是想要“通过剿共的胜利，取得蒋之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打回老家去”。但是，实际接触之后，特别是从损兵折将的深刻教训中认识到，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他们的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我开始想到，我们的政策失败了。为此，开始与中共及杨虎城接触，以谋求合作，团结抗日”。正所谓“不打不成交”，结果，由拼命追剿的急先锋一变而为患难相扶持的真诚朋友。最后，反戈一击，临潼兵变，强迫蒋介石“放下屠刀”，停止“剿共”计划，挽救了民族危机，帮助了中国革命。这一切同样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这种命运的无常、历史的吊诡，“孰为为之？孰令听之？”它使人记起阿根廷著名文学家博尔赫斯那首《棋》的名诗：

棋子们并不知道，其实是棋手

伸舒手臂，主宰着自己的命运

棋子们并不知道，严苛的规则

在约束着自己的意志和退进

黑夜与白天组成另一个棋盘

牢牢把棋手囚禁在了中间

上帝操纵棋手，棋手摆布棋子

上帝背后，又有哪位神祇设下

尘埃，时光，梦境和苦痛的羁绊

在我国南北朝时代的哲学家范缜看来，人生的命运是偶然决定的。他同竟陵王萧子良有这样一段对话（译文）：

子良问：您不信因果关系，那么，世间之人，何以有的富贵，有的贫贱？

范缜答：人生譬如一棵树上的花朵，从同一根树枝上生发出来，都有一个花蒂。这些花被风一刮，纷纷落下，有的穿过窗帘，掉在褥垫之上；有的经过篱笆，落在了粪厕边。掉在褥垫上的，就像您王子；落在粪厕边的，就像我范缜。人的贵贱虽有不同，但因果报应却看不出究竟在哪里。

一切都充满了悖论，充满了未知数，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拨弄着，似乎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决定人一生命运的神秘力量。

实际情况，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个性与命运

一切看似神秘莫测的事物，其实，它的背后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即以人的命运、人的种种作为以及结局、归宿来说，那个所谓的“冥冥之中背后看不见的手”，恰恰应该、也能够从自身上来寻找。

行为科学认为，作为个体的人，是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综合作用的产物，因而构成行为的因素，就包括生理、心理、社会文化三大要素。其中社会文化因素，一方面通过个人后天的习得构成行为的内在基础，另一方面，它又和自然环境一道成为行为主体的活动对象和范围，并处处制约着人的行为，从而也影响到人的命运。它在一个人身上的综合体现，是个性，包括个人的性格、情绪、气质、能力、兴趣等等，其中又以性格和气质为主导成分。

在这里，气质代表着一个人的情感活动的趋向、态势等心理特征，属于先天因素；而性格则是受一定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在个人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二者形成合力，作为个性的主导成分，作为内在禀赋，作为区别于其他人的某种特征和属性的动态组合，制约着一个人的行为，影响着人生的外在遭遇——休咎、穷通、祸福、成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常说，个性就是命运。

气质如何，对于一个人的行为的影响是直接的。前苏联心理学家达维多娃曾形象地描述了四种不同气质的人面对同一情景的不同表现：

他们一同去看戏，都迟到了。怎么办？多血质类型的人立刻想到：无论你怎样解释，检票员也不会放你入场，但进入楼厅容易，于是就跑到楼上去了；胆汁质的人耐心地向检票员说明，剧院里的钟快了，责任不在他身上，而且即使放他进去，也不会妨碍别人，检票员未予理睬；黏液质的人看到入场无望，便自我安慰地想，戏的开头总是不太精彩的，可以先在小卖部坐一会儿，等幕间休息时再设法进去；忧郁质的人则说：运气太不好了，偶尔看一次戏，就这么倒霉！于是怅怅而归。

事情虽小，可以喻大。它凸显了人生选择的脉络，以及今后发展的大体趋势。

那么，张学良该属于哪种类型呢？鉴于他活泼，好动，兴趣广泛，反应灵敏，喜欢与人交往，情绪易于冲动，情感、注意力容易转移，大致是多血质吧！

年轻时期的张学良，性格特征极其鲜明，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正直、善良，果敢、豁达，率真、粗犷，人情味浓，重然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在他的身上，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情、侠气在。那种胸无城府、无遮拦、无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而另一面，则不免粗狂，孟浪，轻信，天真，思维简单，容易冲动，而且，我行我素，不计后果。

他说：

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就毁在“轻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蒋介石的诺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再往前说，九一八事变我也轻信了老蒋，刀枪入库，不加抵抗，结果成为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1933年3月，老蒋敌不住国人对他失去国土的追究，诱使我独自承担责任，结果我又轻信了他，下野出国。他算是抓住我这个弱点了，结果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他说：

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我当作，我就做！……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个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个字眼。

他有一种将生命置之度外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了得偿夙愿，绝不顾惜一切，包括财产、地位、权力、荣誉，直至宝贵的生命。他有一句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他崇拜英烈，看重名节，有着坚定的信念。

当被囚十年届满之日，种种迹象表明，如果他能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对发动西安事变低头认“罪”，违心地承认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就有获释的可能。但他坚持真理，不讲假话，绝不肯以出卖人格做政治交易。“我张学良从来不说谎，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如果为了自由，无原则地接受三个条件，我还是张学良吗？”自由诚可贵，名节价更高。张学良渴望自由，却不肯牺牲名节而乞怜于蒋介石。结果，又被监禁了四十四年。

这使人想到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由于触犯了雅典人的宗教、伦理观念，陪审法院要对他判刑。按照当时的法律，他可以向法官表白愿意接受一笔罚金，或者请求轻判，处以放逐。可是，他拒绝那样做，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承认了自己有罪。这种坚定信念、刚直不阿的态度，被认为触犯了法院的尊严。许多陪审员被激怒了，纷纷投票判他以死刑。对此，苏格拉底有个表态发言，说：

我所缺的不是辞令，缺的是厚颜无耻和不肯说你们最爱听的话。你们或许喜欢我哭哭啼啼，说许多可怜话，做许多可怜状。我认为不值得我这样说、这样做，而在他人却是你们所惯闻习见的。

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个性，就这样决定了苏格拉底悲剧的命运。

这里，坚定的信念，闪光的个性，构成了人生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人性中最具魅力的东西。纵观历史，“死而不亡”的不朽者，代不乏人，而后人对他们的记忆与称颂，除了辉煌的业绩，往往还包含着独具魅力的个性。大约长处与短处同样鲜明的人，其风格与个性便昭然可见。张学良是其中的一个显例。

“背着基督进孔庙”

张学良的多彩多姿、不同凡响的个性，是在其特殊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人生阅历诸多因素的交融互汇、激荡冲突、揉搓塑抹中形成的。

他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军阀家庭。父亲张作霖由一个落草剪径的“胡子头”，像变魔术一般迅速扩充实力，通过腾挪闪转、纵横捭阖，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直至登上北洋军阀最高元首的宝座。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张学良就把父亲奉为心中的偶像，看作绿林豪杰、英雄好汉。他从乃父那里，不仅接过了权势、地位、财富和名誉，承袭了优越、舒适的生活环境，还有自尊自信、独断专行、争强赌胜、勇于冒险的气质与性格。而活跃在他的周围、与他密切接触的其他一些领兵头目，除了郭松龄等少数进步人士，也多是一些说干就干、目无王法、“指天誓日”、浑身充满匪气的草莽之徒。

晚年他曾说过，他一生中有两个长官，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蒋介石，这两个人对他一生的影响最大。如果说，蒋介石是导致他后半生成败、荣辱的关键角色；那么，他的父亲则是在他的早年个性形成的关键阶段起到了主导作用。他父亲的一番话，使他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你要想当军人，就要把脑袋拉下来拴在裤腰带上。虽然不一定被打死，但也许被长官处死。要干，要当军人，你就要把“死”字扔开。所以，在我脑子里，一直没有这个“死”字。

家庭环境之外，文化背景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主要表现为一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话：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从六岁起，张学良就被送进家塾，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先后就教于东北地区享有盛誉的崔明耀、金梁、白永贞等硕学宿儒。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包括“孝悌忠信”、“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自小就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对他的文化人格的塑造影响深远。当年郭松龄起兵反奉，曾以拥戴少帅为号召，敦请他“取老帅而代之”，重整东北政局；而他的回答则是：“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说明封建伦理观念在他的头脑中还是十分牢固的。

当他进入青年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在蓬勃兴起，中西文化、新旧思潮激烈冲击、碰撞，因而，他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又被西方文化投射进来的耀眼光芒所吸引。先是师从奉天督军署一位科长学习英语，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后又结识了郭松龄、阎宝航、王卓然等新派人物，还有几位外籍朋友，逐渐地对西方文化发生了浓厚兴趣。随着视野的开阔、阅历的增长，他性格中的另一面，热情开朗、爱好广泛、诚于交友、豪放旷达，开始形成；社交能力增强，对新生事物充满了好奇心。他后来回忆说：

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愤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熏陶，如今思来，恐受之西方师友者为多也。

人生阅历对于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由于父亲的荫庇，他年未弱冠，即出掌军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将、中将、上将，由混成旅旅长、镇威军第二梯队司令而第二十七师师长，由第三军军长而京榆驻军司令，直到继承父业当上了东北最高首脑，最后出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名副其实的副统帅。一路上，春风得意，高步入云，权力与威望与日俱增。因此，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炼与颠折，而多了些张狂与傲悍。他未曾亲历父辈创业阶段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艰难困苦，不知世路崎岖，人生多故；不像其他那些起身民间，饱经战乱，通过自我奋斗而层级递进的军阀那样，老谋深算，渊深莫测，善于收敛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去适应现实，屈从权势。

他少年得志，涉世未深，缺乏老成练达、圆滑狡侩的肆应能力；加上深受西方习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较简单，经常表现出欧美式的英雄主义和热情豪放、浪漫轻狂的骑士风度；又兼从他父亲那里，只是继承下来江湖义气、雄豪气概，而把那种投机取巧，狡黠奸诈，厚颜无耻，反复无常的流氓习气滤除了；少了些“匪气”，而多了些“稚气”；少了些沉潜，而多了些浮躁。从处世做人方面讲，清除这些负面的渣滓，无疑是积极的；但要适应当时危机四伏、诡谲莫测的社会政治环境，就力难胜任了。

其实，对于自己性格、能力上的短长，少帅还是比较清醒的。他说：

这一切的获得可说未费吹灰之力，当时我还年轻，什么也不知道，迎面飞来的权力，我只是双手把它接住而已。……

但是，也有致命弱点，未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度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张学良的思想观念十分驳杂，而且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经常处于此消彼长、翻腾动荡之中。在他身上，既有忠君孝亲、维护正统、看重名节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旷怀达观、脱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庄、佛禅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于民间和传统戏曲中的绿林豪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宁可人负我，决不我负人”，侠肝义胆，“哥们儿义气”；又有个人本位、崇力尚争、个性解放，蔑视权威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征。这种中西交汇、今古杂糅、亦新亦旧、半土半洋的思想文化结构，使他经常处于依违两难、变幻无常之间，带来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与冲撞，让矛盾和悖论伴随着整个一生。

他的老朋友王卓然有这样一段评论：

张学良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救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务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诚的耶稣信徒；同时，他的谦退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像老庄之流。这些，可能都和他接受的复杂教育有关。

一荻夫人说得更是生动形象：

汉卿是三教九流，背着基督进孔庙。一说话就常说出儒家的思想；可是，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又类似于庄禅。

其实，就他来说，儒家传统、庄禅思想也好，西方观念、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也好，还有什么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他都没有进行过精深、系统的研究，以他的浮躁的性格、多变的气质，许多只是接触一些皮相；有一些东西，不过像是精神上的“晚礼服”，偶尔穿上出入某种沙龙，属于装点门面、逢场做戏性质，一时兴之所至，过后便不复记起。至于遭到幽禁之后，红尘了悟，云淡风轻，先是信奉佛教，后来又皈依基督教，说是精神上的寄托，未为不可；至于哲学层面的信仰、皈依，恐怕也未必然。

当然，再复杂的事物也必有其本质特征，也就是所谓“事物的规定性”。同样，张学良的思想观念无论怎样驳杂，如何变幻不定，其本质特征还是鲜明而坚定的，那就是深沉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思想上的主旋律，他终其一生，坚守不渝，并且不断有所升华。从东北“易帜”到西安兵谏，无一不源于民族大义，系乎国运安危；尤其是捉蒋、放蒋一举，体现得至为充分。

他说，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就成了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要自杀，以谢国人。”他的夫人赵一荻说：“他爱的不是哪一党、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国家和同胞，因而，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他自己也说：“我是一个爱国狂。”

这样，问号就来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会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置东三省沦陷于不顾？应该承认，由于个性的缺陷与认识能力的限制，他的爱国主义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与人为善，轻信，幼稚，常常从良好愿望出发，“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林林总总、变化万端的人和事，在他的眼中往往被理想化、简单化、程式化了。比如，他没有认清蒋介石的本质，始终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他的一个重大失误。他把忠于蒋氏个人与忠于祖国画作同一等号，认为要对抗日寇就必须谋求统一，而要统一就必须唯蒋之“马首是瞻”。他的挚友何柱国对他有过中肯的批评：

（少帅）受封建传统的影响太深，他统率东北军的思想基础是伦理上的忠孝，是绿林中的侠义；对蒋介石的‘四维八德’，曾国藩的‘忠孝就是爱国’，也都听得进。

再就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他也同样缺乏清醒的认识，且又过分迷信国联，为“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政策中的一些漂亮言词所迷惑，因而做出了“日本决不敢这么猖狂地扩张”的错误判断。

诚然，他为民族大义所表现出的一往无前、勇于牺牲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但是，有时流露出一种江湖义气与个人英雄主义，浪漫、狂热、莽撞、冲动，这一切，都构成了他的命运悲剧。

在《卧床静省》一文中，他本人曾就此做过痛切的剖析：

幼年生活优裕，少年即握有权势，钱财任意挥耗，人事如意支配，到处受人欢迎，长达十余年，因之不能充分了解人间善恶……性情急躁，任意而为，经验阅历不足，学识缺乏，因之把事情判断错误，把人观察错误，有时过于天真，有时过于任情，致使把事情处置错误。

结语

人生道路的选择是一次性的，只有现场直播，而没有彩排、预演。“三生石上旧精魂”，原是文人笔下的寄托和幻想。同样，历史就是历史，它是既成事实，不存在推倒重来的可能。当然，如果换一个思路，或者调整一下角度，比如从研究历史、探索规律出发，倒也不妨做出种种悬拟，设计一个应然而未必然的另一种版本。

鉴于张学良的一生命运、成败休咎，都与蒋介石密切相关，我们假设：若是张学良走另一条路子，当他父亲所希望的“东北王”——现代版的李世民，拥兵自重，割据一方，那么，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的调停，也就不会发生，接下来，东北军主力也就不会参与南下平叛了。那么，日本关东军还敢不敢对东三省贸然动手呢？（动手是必然的，无非是拖延一些时日而已。）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自然就等同于其他一些军阀，既不会被任命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也不会唯蒋之命是听了；即使仍然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也不会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以致“自悔自责之深，心情之沉重，令他昼夜难安”了。而且，由于失去了蒋介石的倚重，也就不再具备发动那一“外为国家民族，内可平慰东北军民”的西安兵谏的客观条件，自然也就不会带来后日五十四载的铁窗生涯了。这样的张学良，人生价值，生命意义，又将如何？

实际上，“美国之音”记者已经做了一番假设，曾经问过张学良本人：“如果这半个世纪您没有被软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发挥，统率您的军队，您觉得会对整个中国产生什么贡献呢？”

他的答复是：

此事难说。我当然很痛苦，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是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抗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我请求过几次，蒋委员长没答应，我想这也是上帝的意思。假如我参加中日战争，我这人也许早就没有了。非我自夸，我从来不把死生放在心里。假如让我参战，我早就没有了。

一切都是未知数，当然“此事难说”，回答得可谓绝妙。

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若是真的重新改写，走前面说的那条路子，那么，他的人生道路决不会如此曲折复杂，如此充满矛盾、充满悖论、充满神秘色彩，如此七色斑斓、多彩多姿、惊天动地、名垂万古。那样一来，闲潭静水，波澜不兴，他还会有现在这样的人格魅力、命运张力、生命活力吗？也许正是为此，寿登期颐的老将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才说：

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

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是这样评论的：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撒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后记

从年轻时，我就对研究历史人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喜欢阅读《史记》、《汉书》等古书中的人物传记；同伴们聚在一起，也习惯于运用自己有限的见识品评各类历史人物，像古人所说的，“雌黄出自唇吻，朱紫由其月旦”。而张学良将军，由于是同乡，相隔时间不过三四十年，自幼便听到大量关于他的身世、行迹的轶闻，以及一些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因而评论得更多，有时相互争辩得不可开交。也正是从那时起，在心底暗自盘算着，有朝一日，定要以文学纪实的手法，为他立传，为他写真，把属于个人的独到见解穿插到里面去。

实际上，这项运作，20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期间，我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张学良的散文：《人生几度秋凉》、《将军本色是诗人》、《张学良读明史》、《不能忘记老朋友》、《尴尬的四重奏》、《夕阳山外山》、《良言美语》等，发表在京、津、沪的文学刊物上，而且进入了年度的散文选本，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有些文友看到了，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并且建议能够结集出版。这样，便有了几年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印行的那本《张学良…人格图谱》。

在《题记》中，我写道：“本书为文学作品。文学是人学，它要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特别是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既然是文学作品，自不能以单纯的叙事为满足，还须运用文学的语言，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更需要以史家眼光、哲学思维对事实加以深入的解析，穷原究委，探赜烛微。这样，在强调客观性的同时，作者的主观色彩以及现实期待也就比较鲜明。”其实，这些也正是我多年来创作历史文化散文所一贯奉行的宗旨。

五六年时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审视，感到这部作品也存在一些先天性的不足，集中表现为全书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而且，内容不够全面，存在着重要的缺项。由于半数篇章是多年时间陆续写成的，事先未曾进行统一筹划，结集时由于时间比较迫促，没有来得及做通盘的梳理和整体的关照，致使格调、视角上，不尽协调一致。有些与少帅关系至为密切、甚至举足轻重的人物，像他的父亲张作霖、陪伴终生的至爱赵四小姐等，都没有写进去；包括传主本身有的重要方面也漏掉了，比如他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他的生命历程何以能跨过一个世纪？“长寿经”的根本之点何在？这些为人们所特别关注的问题，都需要做出回答，而当时却统付阙如。

这次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增补与修订，努力方向是争取做到内容全面，格调统一。应该说，作为传记文学，“全面”这个概念，只能是相对的，很难设置一个定量的标准。张学良的绚丽多彩的百岁人生，可以浓涂重抹的未必止是二十个方面，篇幅再增加一倍，也还是有话可说。看来，关键还在于是否抓住了本质、突出了要项，是否体现了基本要求。此其一。

其二，这次重新编撰，对于全部书稿做了统一的梳理，力求体现整体性；新增五篇之外，又对原有篇章重新进行改写，斟酌弃取，补苴罅漏，内容方面做了很多调整。

其三，依作者之本衷，“写真”也者，重在一个“真”字。真，不在貌而在心。写真也就是写心，亦即着眼于展现传主及有关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质素、精神风貌。这也就决定了，写法上不可能是须眉毕现，面面俱足，而应是努力追求清人张岱所说的“睛中一画、颊上三毫”的传神效果。如果叩问：本书何以区别于其他传记？这可视为主要一点吧。当然，这是很难达致的一种文学境界，是一个高标准的愿景。在作者来说，属于一个悬鹄：“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在《人格图谱》题记中，我曾经说过，尽量不与其他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重复。此语，现在我还坚持，但须加以说明，因为重复与否，有个如何看待、怎么认定的问题。喜庆筵席上有一道常见的必备菜——“四喜丸子”，相传是由唐朝名相、著名诗人张九龄始创的。所用原料，当日张相爷的和我们今天的不会有本质不同；但是，由于烹饪技法、作料添加、火候掌握上存在着差异，味道肯定不一样。与此类似，为同一个人立传，叙述的史实、应用的素材互有雷同，是难免的；而视角、立论如何，史观怎样，作者是否有独特发现，所谓“独具只眼”，则决定着传记品位的高下。

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正是有了这些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以及当代学人大量的论述、评介文章，宛如身后耸起一列高大的靠山，眼前摊开涵容万汇的大海，给了我的《写真集》创作以有力的支撑、直接的帮助，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为此，我要在这里恭恭敬敬地奉呈一句：“有劳诸位了，请接受我发自肺腑的诚挚谢意！”

限于精力和水平，书中肯定会有许多纰漏与不当之处，切盼广大读者与方家不吝赐正。

王充闾

2013年10月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蘧庐吟草 / 王充闾著.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2016. 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3554-2

Ⅰ. ①蘧…　Ⅱ. ①王…　Ⅲ. ①诗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1696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290千字

印　　张：20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张　莹

装帧设计：张　莹

责任校对：刘　浏

ISBN 978-7-5470-3554-2

定　　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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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不负蘧庐一宿缘——序诗词集《蘧庐吟草》

1948年

“灯笼太守”

1959年

刺“白衣秀士”

1962年

编辑生活杂咏（三首）

1975年

四十初度（七绝二首）

抒臆（七绝二首）

1980年

村　望

故乡秋咏（七首）

菩萨蛮（二首）

逝川（二首）

1981年

老将行（七绝四首）

登辽南高峰老轿顶

1982年

泰山夜宿

蓬莱阁远眺

1983年

扫街女工

植树节感怀（三首）

1984年

昙花开过即枯黄委地，余心有戚戚焉

题老同志书展（五首）

题顺德桂洲风扇厂

1985年

苏堤怀长公

西子湖

题朽木画

1986年

迎春风筝比赛（二首）

对月有怀

咏闾山国画节（二首）

金牛山诗社成立述怀

赠吕公眉先生（二首）

1987年

集句三首

楞严寺公园假山

友人赴蜀，以葡萄干相赠并附小诗二首

写怀寄友

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感赋（二首）

“六一节”联欢感怀

辽西走笔（五首）

为友人题三十年前旧照

新疆咏怀（五首）

1988年

赠　友

对　镜

题大学生辩论比赛

省诗词学会成立闻歌口占

棒槌岛遣怀

夜半吟哦

吉林吟草（七首）

中秋杂咏（五首）

核潜艇发射导弹成功，张正德同志口占二绝祝贺，敬步原韵奉和

棋盘山水库即景

乡　情

1989年

元宵节金牛山诗社诸友过访

江城子

七　律

昭陵怀古（二首）

赴渝未果，三峡交臂失之

南园漫兴

雨中登凤凰山（二首）

登辽宁彩电塔

瑷珲感兴

辽东行（二首）

朝阳晨望

读书纪感（五首）

1990年

贺《营口名胜古迹遗闻》付梓

题蔡斯民先生留真影展（二首）

题张震泽先生诗书画展

自　嘲

题白族三道茶

访朝诗抄（二十七首）

楚行吟草（三首）

1991年

冰　城

水上市场所见（四首）

挽陈怀先生（二首）

月牙湾漫兴（三首）

题丹东《美之歌年度集锦》

长海即兴

题《辽宁名胜新楹联选》

鸭绿江晨泛

贺沈阳市图书馆新馆落成

七绝二首

秋游白洋淀（十四首）

北国行吟（五首）

1992年

赠　友

滇行杂咏（七首）

西北行（十四首）

沁园春

中秋偕友人登千山“天外天”

贺“海内外中华诗词大奖赛”

1993年

土囊吟三首

1994年

大鹿岛抒怀（二首）

题浑河源头

词二首

九江二首

1995年

自题散文集《春宽梦窄》

题丹东杜鹃花节

邙山怀古（四首）

拟古离别（二十七首）

有感黄仲则（三首）

三江赋别

自　嘲

1996年

严陵钓台二首

张家界（三首）

夜宿衡阳某区噪声聒耳夜不能寐（二首）

题报告文学集《烹饪大师》

云冈石窟纪感

辽阳二咏

题张学良旧居陈列馆

1997年

题散文集《山野菜》

题本溪水洞（四首）

迎香港回归

赠彭定安先生

题全国“芙蓉杯”诗书画印大奖赛（集唐人句）

法兰克福听海顿《告别》交响曲

逝　波

1998年

题《现代家庭教育》杂志

悼鲁野先生

1999年

题吕公眉诗文集《山城拾旧》（二首）

雾中访江郎山不见（四首）

烂柯山

2000年

访幺喜龙先生因题二绝

山庄留别（五首）

咏五龙山城市公园（三首）

为友人题散文集

晨行遣兴

答江南友人

《何处是归程》题记二首

杨仁恺先生获“人民鉴赏家”称号诗以贺之

八桂行脚见各地铲除成克杰所题字迹

2001年

沈延毅先生十年祭，谨吟四首七绝，长歌以当哭耳

越行吟（二首）

题《青石岭镇志》

2002年

悼刘黑枷先生

题文化知识大赛

题《范敬宜诗书画》（六首）

天华山十咏

草木篇（七绝六首）

银幕情深

赠袁鹰先生

有赠（七绝五首）

七　绝

2003年

玉山纪感（三首）

三峡九首

2004年

越缅十章

溱潼五首

杏花村十咏

题《凌水书屋手稿》（七绝二首）

孙文良教授十年祭（七律二首）

祝贺《辽宁日报》创刊五十周年

盘锦行（二首）

题漂母祠（七绝三首）

大连图书馆即兴（七绝二首）

晨兴纪感

2005年

访韩杂咏（五首）

题崔溥墓

赏张善子《十二金钗图》

咏“地球村”

2006年

闾山咏史（三首）

攻　书

芳　园

神　算

扎龙湿地口占

题《采曦诗文集》

拜谒列夫·托尔斯泰墓园

晨起见手术刀痕有感（二首）

东上朝阳西下月（五首）

题熊治祁先生《听江楼诗抄》

2007年

题赠营口日报社诸同仁

成吉思汗陵

戏题清代贡院号舍

题漫画集《百美图》

追怀（八首）

赠文房一号

七　律

当筵遣兴

沈城即景

津门赏艺

访歌德小木屋

岁末抒怀

2008年

小岗行吟（七首）

题《寻梦之旅》

咏奥运·调寄一剪梅

沈阳市图书馆百年馆庆

杨仁恺先生周年祭

尹湛纳希赞诗

题《文溯汇刊》

母校校庆六十年

张蒋别样恩仇·调寄西江月

题张宋情缘·调寄浪淘沙

题大帅府·调寄浪淘沙

子弟书·张学良观赏京剧剧目集锦

戏鉴人生

题《艺品》

贺《剪纸报》复刊五周年

《散文海外版》出刊百期题诗以贺

题《千秋灵鹤》·调寄一剪梅

2010年

题向峰先生《四季咏怀》

原韵奉和张本义先生《谒东坡墓》

序《学林广记》

“华夏诗词奖”终评纪感

《太和邀月》活动赋诗二首

榆林即兴

题刘慎思《赋闲咏怀》

唐山感兴（七律二首）

七　绝

法库行吟

2011年

铁岭新城八景·调寄采桑子

题《刘声宇画集》

2012年

满江红·德国“格林童话路”之旅

悼念端木蕻良先生

咏石榴

2013年

咏庄七律二首

咏庄七绝二首

金缕曲·贺《粤海风》百期芳诞

附：师友赠诗、唱和选录

汪曾祺先生赠诗

吕公眉先生赠诗（十八首）

铁辛先生赠诗（二首）

铁辛先生和诗（三首）

奉和充闾同志《春兴》原韵

王向峰先生赠诗（二十七首）

王向峰先生和充闾诗（十二首）

李仲元先生赠诗

王维阁先生赠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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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蘧庐一宿缘

——序诗词集《蘧庐吟草》

王向峰

充闾同志现在以散文创作名世，具有突出的成就和广泛的影响，但他在艺术本色上却是诗人。他有诗人的情怀、诗人的敏感、诗人的深邃、诗人的素养、诗人的话语，只是他在创作上把时间与精力主要用于散文的写作，而诗的写作或成为散文内的点染，或成为散文写作之余的一种遣兴之笔。这样，再加上时下人们一般好把那些自由体或在形式上分行写的文字认作是诗，所以对于当下写旧体诗词的这些在传统文学中最是文学体式的作手，任其不论创作的有多少，也不论有怎样的水平，一般都不被计入诗人之列。我想，这是充闾虽然不论质与量都是很突出的诗人，却未被社会以诗人特别关注的原因。

近体诗形成和繁盛于唐代，在后代看来它虽与古诗不同，但仍属于旧体。它是一种格律十分严格的诗体，讲究平仄、粘连、对仗、押合乎韵部的韵（主要是“平水韵”的平声韵），而且语言还要文雅而又有诗味，形象鲜明而又富有情思内涵。以上各项条件对于近体诗的创作缺一不可。这些条件实际是对创作主体的综合要求。因此，真正能达到这样全面要求的人，就不可能是太多的。但充闾却是足够条件的诗词作家。他在少年时代即入私塾学习，跨越启蒙阶段后，他熟读“四书”、《千家诗》、唐诗、《古文观止》和经史子集中的多人著作，很多诗文都能背诵不忘，至今犹如数家珍，张口即来。对古代文史典籍知识的掌握能像他那样广泛、深入并又能左右逢源的运用者并不多见。所以，对于在启蒙阶段即已过了诗词格律关的他来说，在丰厚的文史素养基础上写近体诗，即事抒情，创意造言，就成了“自是不为为便得”的方便之事。只是由于他已现实地看到，在今天的文坛上，诗词已不被目为正宗了，所以，他每向写诗词的朋友进言，也总是说“多写文章少写诗”。他自己也只是在情怀不能自禁时才索性写作诗词，如果放开兴致去写，他不知要写出多少了。

在这部《蘧庐吟草》中有许多组诗，在一个标题下，有时一写就是五首、七首、十首、十四首、二十五首、二十七首，皆可谓“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拟。”（陆机《文赋》）他两次过巫峡写诗十首，融情于美妙的山光水色之中，诗意盎然，溢于词外。《秋游白洋淀》写诗十四首，诗中把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与当年雁翎队的抗日军民的英雄壮举融为一体，写得流畅轻捷，草木皆兵，真是“俯仰苍茫天地迥，诗怀凭此孕空灵”，使人美不胜收。他的《拟古离别》，以角色效应为清末一对才子佳人拟人酬答，写得深情款款，体验入微，文辞丰美，缱绻动人。如第十七、十八首：“为有情多憾也多，年年陌上听骊歌；莲塘并蒂红如锦，愁对烟波唤奈何。”“难忘秦淮夜泊船，琴箫协奏有清欢。而今一去人千里，手抚冰弦入梦弹。”诗中的意象情辞极像清末才人所能有；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分寸的掌握上，又恰到好处。

充闾的近体诗以七绝与七律体为主。他的七绝情沛辞达，布列如阵，而七律更见功力。他有一首在越南写的《吊王勃祠》的七律：“南郡寻亲归路遥，孤篷蹈海等萍飘。才高名振滕王阁，命蹇身沉蓝水潮。祠像由来非故国，神仙出处是文豪。相逢我亦他乡客，千载心香域外烧。”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到交趾省父，归途溺毙于南海，遗体随潮漂回蓝江口，当地人民敬重他的诗才，在岸边为他修祠造墓，至今许多遗迹犹在。充闾到越南访问，特意从河内驱车几百里到义安的宜春乡去凭吊遗踪，并以诗文形式向国人发布了这个以前不被人知的信息。这首诗是充闾七律的代表作，诗的情辞并茂，文化内涵丰厚，古风与今意并出，引人乐读。他的另一首写《拜谒列夫·托尔斯泰墓园》的七律，也是以诗为文学巨人立传的佳作：“漫道萧萧墓垄寒，丰碑高矗地天间。百年风暴安然过，万仞门墙讵可攀。名重方知千纪短，才雄不觉五洲宽。尔来冷对邻家事，独拜文宗兴未阑。”这首诗的内涵十分丰富。本来托翁的墓园十分素朴简约，什么碑碣装饰也没有，只有几株早年由托翁自己栽植的树木，坟垄也仅仅是一个长方形的土丘。这诗的第一句是写实，但第二句“丰碑高矗地天间”，则是诗人的墓前心象，说的是真正伟人的德能就是一座顶天立地的丰碑。这样一位文学巨人，他的俄罗斯民族，百年中不论经过多少国家的沧桑之变，也能始终一样地尊重与敬爱他，对此，不能不使人有“名重方知千纪短，才雄不觉五洲宽”的哲理感悟发生，形成为诗中警句。

在当下的中国，虽然旧体诗尚未进入新文学史，但仍然是写旧体诗的人比写自由体诗的人多。此中的原因很多，但是旧体诗的体式非常简洁规范，便于表情达意，因寄所托，古人所崇尚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以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在这种体式中多可实现，不能不认为是诗式取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这样，旧体诗的写作，如果不以寄托为体，意象为用，仅仅是在文字之间演绎平仄、粘连、对仗、押韵的组合阵势，那写出的诗不论怎样合乎程式，也不会取得诗的审美价值。读充闾的诗作，我感到最突出的是，诗篇不论长短，题材不论写啥，其中总有自己的寄托，即使是山川风雪、花鸟虫鱼，他也不是玩味自失，空陈形式，而是妙造自然，惟性所宅，达到了情性所至，妙不自寻的高超境界。如诗集中的《天华山十咏》、《草木篇》、《祁连雪》、《中秋杂咏》、《东上朝阳西下月》等，视听中的山川草木、雪月风花，都被诗人所移情同化，成为有我之物。如“十咏”中的《昂首雄狮》：“昂首云端气象雄，一声咆哮夕阳中。长林寂寞风萧瑟，暮霭苍茫谁与同？”还有《回头溪》：“清泉汩汩出岩间，跳荡奔腾去不还。待得投身浊浪里，始知回首恋青山。”这里的石狮岩、回头溪，全部被写活了，而且都是诗人的意象化之物：雄狮因雄强无俦而寂寞，溪水因汇入浊流而思返，雄狮但凭咆哮的威风却呼唤不到朋友，而溪水一旦流出山涧，无论是汇入清流或浊流，都无法回归源头。这种“自古位高多寂寞”和“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哲理，在诗中都变成了具象形象，自然也都是属人的一种悟性寄托，但却又不离物自体的本然之性。

中国的传统诗词都十分注重意象的创造，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到唐诗、宋词，都有名篇范例为证。意象是主客一体、物我浑融，诗人立象以尽意，意不离象，象不失意，达到情景交融，思与境偕。所以，可以说意象是审美情思托之于感性之物而创造的意态形象，这是作为艺术审美之诗的一种形态上的超越，诗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主要表现在这里。因为意象既是诗的载体，又是诗的本体，所以唐人司空图说：“意象欲出，造化已奇。”要在充闾诗中寻找意象创造，可以说俯拾即是。这在原因上说，是他作诗取材中有寄托，“材”与“寄”之间必然构成为意象的基因，一旦使材成诗，使情成体，诗的意象便自然地被创造出来。他的《祁连雪》是四首绝句的组诗，这条横亘在甘肃、青海境内的雪山，在诗人的笔下已由无生之物被写成了自性具足的情思体，成了诗人在一片陌生地域上的知心朋友，不但入境相迎，境内相随，别时又相送，别后又萦情相梦，真是“依依只有祁连雪，千里相随照眼明”；“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祁连雪成了意象的精灵，穿行于四首诗中，所到之处全部文字皆被激活、照亮，既显示了“众生有情”的禅意寄托，也实现了意象生发的创造。在《北国行吟》中写的是苏联解体时途经莫斯科等地的特殊时境里的心境，诗人感慨万端，这时所见一切境象和物象，都被染上了诗人心中的色调，达到了主体与对象的和谐统一。“无言抑塞对宫墙，游子惊心叹海桑。鸦噪云飞风瑟瑟，钟楼千载阅兴亡。”（《红场抒怀》）“风满苍空雪满城，悠悠涅瓦咽涛声。不堪岁暮长街立，楼阁依然世已更。”（《圣彼得堡纪感之一》）“盟解基倾世已非，当年曾此振声威。只今鸥鹭无心甚，犹逐清波款款飞。”（《雅尔塔谈判会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从宋人邵雍和德国的叔本华的诗论，提出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以及“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的诗论。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是纯然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诗词中的“我”的表现程度与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而意象的创造与表现则更侧重于“有我之境”和“以我观物”。《北国行吟》里出现的物象，皆为“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已使一切入诗的无情之物皆成了历史悲剧的承载者、见证者或反证者，所以入诗的所有物象也就成了诗人的审美意象。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个概括正是揭示这种情思外化为形象的艺术创造，这是遵循美的规律的形象建造。

充闾不断地精勤创造，写出了那么多广为传播的散文，又写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不仅艺术创造力经久不衰，而且其势头愈来愈旺，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二十年前他在《中秋杂咏》中曾期望：“但得文宗挥健笔，一时辽海领风流”；如今二十年过去，他早已文名远播，饮誉神州，只待在诗文创作道路上收获更多的辉煌成果了。

写到这里，面对诗集的书名，我还想说上几句：“蘧庐”一词始出《庄子·天运》篇，是庄子为“重言”而拟托老子之言，其话是说给力主“里仁为美”的孔子听的：“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这话大意是说，仁义是古代圣贤的旅舍，只可以在那里停留一宿而不可久居，因为从走向采真逍遥之游的目标来说，蘧庐不过是暂宿之处而已。庄子在这里没有否定蘧庐作为暂宿之处的意义，但居者务须以其为通向心性逍遥的驿站，不可止住于此。如果以暂居之处为久居之所，就有借地自重之嫌，因而遭到指责。人在世界上有缘居住，虽然比起生生不息的长存世界，作为自然人的个体过往与居住的时间都短而又短，所谓“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但也要珍惜这驿站般的蘧庐一宿之缘，要为住过和走过的地方留下一些创造性的痕迹，以让世界不断变得更为美丽一些，可爱一些。我想《蘧庐吟草》一定会起到这种作用的。

受庄子的启示，也是源于诗集之名与读诗感悟，特题诗五首，以赠充闾：“热肠古道日衰微，傲雪松梅与候违。会意诗文同鉴赏，不求衣马共轻肥。/新诗每作读争先，景慕才思感益虔；奉和几曾求进取，相形见绌怕同参。/千古文章首创难，诗家何处见高端？游心化物如天纵，尺水兴波涌巨澜。/恣肆漆园每悖谈，至人却梦蝶翩然。齐同成毁先谁取，直木鸣鹅讵两全！/得意庄生未忘言，南华内外广存篇；鲲鹏屡振逍遥翼，不负蘧庐一宿缘。”

2008年2月18日

于辽宁大学望云斋

1948年

“灯笼太守”

旧岁年俗，村中常有扮灯官者，俗称“灯笼太守”。除夕之夜，端坐轿中，由青红皂隶护卫，四出巡察，在娱乐的同时寻找因由向殷实民户罚款，用于支付春节期间各项活动费用。元宵节后，乌纱掼掉，一切顿成虚空。塾师带领我们观看，翌日，要求每个学童就此题材交一首习作。这可看作我之诗程轫始。

声威赫赫势如狂，查夜巡更太守忙。

毕竟可怜官运短，到头富贵等黄粱！

1959年

刺“白衣秀士”

技痒心烦结祸胎，几番封笔又重开。

临文底事逃名姓？秀士当门莫展才！

注：当时“左”风甚炽，动辄以“白专道路”和“名利思想”帽子压人。为避免遭灾触忌，向外投稿不得不使用笔名。所谓“刺”也只是暗刺，当时是绝对不敢公开的。但即使是私自发泄牢骚，也不敢道出问题的实质，只是说遇到了“白衣秀士”，归咎于个别领导。

1962年

编辑生活杂咏（三首）

史笔千秋重是非，无须曲意定依违。

抉疵辨误挥朱墨，不管文章属阿谁。

——评报之一

编采由来问舆情，每从议报见分明。

阿侬不是初笄女，头脚人前任品评。

——评报之二

昼采新闻夜拜师，青灯课读似儿时。

苏洵发愤年同我，学海扬帆意觉迟。

——听课注

注：其时我在某新闻单位编辑副刊。单位领导十分重视业务建设，为帮助编采人员提高写作能力，专门聘请知名学者前来讲授古文。予幼曾就读私塾，此日旧课重温，倍感亲切。时年二十七，故有“苏洵发愤”之喻。

1975年

四十初度（七绝二首）

立春之日，适逢四十岁生日。晚七时许海城营口地区爆发七级地震，摇山裂地，楼舍为墟。市民仓皇万状，纷纷避难街头，四处舆论哗然，私以小诗记之。

祸有根由震有源，人天交感岂其然。

书生空洒伤时泪，不惑缘何惑万千？

布衾如铁枕愁眠，梦幻莺花四月天。

弥望残墟都不见，开门见喜雪无边。

抒臆（七绝二首）

十月既望，友人崔君奉调回省，办公室副主任由我“瓜代”。月下哦诗，用纪感怀。

卌载蹉跎鬓有丝，乌纱罩顶敢云迟！

蠧鱼腹饱成何用，惭愧鹪鹩据半枝。

星月争辉映蔽庐，深宵何意久踟蹰？

不成一事年空长，懊恼昂藏大丈夫！

1980年

村　望

一泓清碧柳千条，杏雨桃烟润短桥。

满地犁花春似海，兴酣把笔画丰饶。

故乡秋咏（七首）

廿年暌违赋归来，古道新姿万树栽。

一色方田连碧落，波清风软稻花开。

信步前村认故家，清溪泛碧柳丝斜。

平畴风起蛙如市，一路芦花伴蓼花。

篱豆花开引蔓长，谁家梨早一园香。

村娃嬉笑黄昏后，柳带牵风送晚凉。

苍苍莽莽赞洪荒，游子归来草未黄。

细细南风吹又暖，秋茅丛里走牛羊。

新城一霎起南荒，钻塔如林插碧苍，

千顷芦花九月雪，秋光胜处是家乡。

淡霭轻风不碍晴，长河如带伴车行。

黄云盖野蛙吹歇，稻浪无声诗有声。

长杨夹岸矗天高，巨舸凌波不待潮。

百厂机声喧晓夜，轰鸣如听广陵涛。

菩萨蛮（二首）

攻关颂

东风笑绽花千树，骅骝竞骋长征路。勇探科学宫，关山越万重。 时间长恨少，苦战连昏晓。报国耻空谈，丹心红欲燃。

园丁赞

涤污荡垢林园美，豪情涌似奔流水。瘁力育英贤，何辞雪满颠。 辛勤劳日夜，沥沥倾心血。桃李竞芳菲，丛中笑展眉。

逝川（二首）

于斯初上缪思船，史海文渊结厚缘。

短棹一挥人去也，灯遥岸阔任浮潜。

始信文缘是苦缘，青灯孤影鲜清欢。

为伊消得人憔悴，无悔无尤对逝川。

1981年

老将行（七绝四首）

戎马驰驱忆少年，天涯万里闯风烟。

眼前才俊休言嫩，重担原须早上肩。

飞絮濛濛绿掩红，一年春又去匆匆。

高怀自不伤花落，化作香泥沃稚松。

漫道风华逊壮时，沧桑阅尽启明思。

关心常是新生代，广厦原需万木支。

铁干铜柯不老松，欣看秀木竞凌空。

一腔热望拳拳意，尽在凝眸颔首中。

登辽南高峰老轿顶

历尽崎岖始豁然，秋风澄洗艳阳天。

千原滚雪群羊壮，万木垂珠百果鲜。

神女当惊新岁月，愚公已改旧山川。

长征岂惧登攀险，眼底层峦看等闲。

1982年

泰山夜宿

少小离家夜不眠，情怀老大尚依然。

山行只恐逢晨雨，几度推窗看晓天。

蓬莱阁远眺

抱梦衔情作浪游，三山不见憾空留。

蓬莱清浅原虚话，白浪掀天簸巨舟。

1983年

扫街女工

竹帚钢锹伴晓晨，春寒恻恻汗淋身。

沙沙响似敲篷雨，扫净街尘扫世尘。

植树节感怀（三首）

种树人语

冲寒破土抢春时，条插何曾教树知注。

莫笑纤苗些许大，长林原是手中枝！

注：农谚“插柳不教树知道”，意谓趁树木尚未苏醒时栽植，成活率高。

赠摄影者

一代辛劳百代功，他年回首郁葱葱。

何须画影凌烟阁，自有丰碑在望中。

赞老红军植树

创业当年百战功，豪情依旧倡新风。

清荫留与他人赏，皓首林园种稚松。

1984年

昙花开过即枯黄委地，余心有戚戚焉

一枝素艳惜凋残，旋现旋消补过难。

顾理失时成大错，花中我亦负方干注。

注：方干，唐代诗人，才识超迈，但屡试不第，郁郁以终。后被朝廷追授进士及第，已于事无补了。此处借喻昙花到手后，疏于照管，于今才想到补救，为时晚矣。

题老同志书展（五首）

翰墨辉光映绮霞，宗王范柳各名家。

毫端饱蕴腾波势，临镜何须感岁华。

山惊海立字如人，虎顾鹰瞵力万钧。

戎马平生存浩气，纵横墨沈写尧春。

犹有豪情似旧时，为真为草任由之。

腾波一纵蛟龙势，老树新花绽万枝。

书海探珠如坐禅，功夫深处自天然。

老来奋扫如椽笔，悟出灵机别有天。

徜徉书苑兴偏浓，如坐光风霁月中。

此景诗人描不得，清泉一脉润心胸。

题顺德桂洲风扇厂

举世争雄见妙工，轻轻三叶五洲通。

炎天喜入清凉国，北往南来送好风。

1985年

苏堤怀长公

功业文名羡两全，长堤漫步仰高贤。

六桥烟雨浑相认，梦绕魂萦四十年。

西子湖

驻足姑苏访丽姿，苎萝江畔亦栖迟。

西湖又历空濛雨，也算他乡遇故知。

题朽木画

烂木寻机理，神工出匠心。

奇葩荣四季，不必怯秋深！

1986年

迎春风筝比赛（二首）

的是今春乐事浓，花灯赏罢又牵龙。

千般妙品争雄处，万丈晴空指顾中。

兴逐云帆穷碧落，心随彩翼驾长风。

只缘寄得腾飞志，翘首欢呼众意同。

彩蝶金龙荡碧空，营川儿女竞豪雄。

巧裁形体夸新态，稳上云霄见硬功。

创业有怀凌健翮，拈毫无技捕春踪。

芳时莫抱蹉跎恨，万里鹏程正好风。

对月有怀

名城几度结书缘，喜得浮生半日闲。

问学尝驱千里外，知音已在十年前。

人如春燕来还去，心似秋荼苦亦甜。

手把苏词遥对月，盈亏此事古难全。

咏闾山国画节（二首）

健美鲜灵入目新，画坛接力有来人。

山城四月愁寒雨，笔底千花占早春。

朱墨琳琅秀可餐，模黄范李各增妍。

画图省识神州骨，百幅春绡半写山。

金牛山诗社成立述怀

卅载耽诗愧未工，雕龙无技且雕虫。

明时耻作闲情赋，吟啸潮头倡雅风。

赠吕公眉先生（二首）

相看如对敬亭山，十日平原乐往还。

白石渔洋神髓在，诗思摇曳水云间。

忆君常在水云间，富贵浮沤视等闲。

见说萧然环堵客，南朝陶谢列清班。

1987年

集句三首

著名诗人陈怀先生集毛主席诗词佳句，缀成若干联语，巧慧天成，字亦绝美。赏鉴之余，谨集前贤诗句成七绝三首，聊述倾慕之忱。

集　唐

珠蕊琼花斗剪裁（王　初），

气冲鱼钥九关开（沈佺期）。

平生风义兼师友（李商隐），

俱是人天第一才（白居易）。

集　清

满眼生机转化钧（赵　翼），

千秋文苑此传人（丘逢甲）。

文山诗句眉山笔（邵长蘅），

鬼斧神工出手新（孔尚任）。

集张问陶句

十样蛮笺信手裁，茫茫生面忽重开。

英雄肝胆依然在，尽向毫端滚滚来。

楞严寺公园假山

邑有佳山不在高，风来也自响松涛。

胸中常有千秋鉴，放眼宁无万里遥！

友人赴蜀，以葡萄干相赠并附小诗二首

干瘪不堪上玉盘，包装袋裹敛姿妍。

清疏简淡休嗤笑，蜜意浓情寄也难。

日曝风吹历苦辛，莹光退尽见甘醇。

区区薄礼无多重，巴蜀相随粒粒心。

写怀寄友

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

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

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

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

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感赋（二首）

七　律

裁红晕碧逐时新，五月京华别有春。

奔兢此间无俗客，推敲今日尽诗人。

齐挥白也生花笔，竞写灵均报国心。

志在坤乾存正气，翕张舒卷任天真。

七　古

骚坛雅集逢端午，剚虎屠鲸迈前古。

大匠成风巧运斤，班门我亦挥刀斧。

骚坛逸韵壮神州，屈子高怀日月侔。

官清不碍吟哦兴，奋袂低回气尚遒。

“六一节”联欢感怀

重系童巾喜泪弹，座中相对各华颠。

红缨小哨村头忆，一霎烟飞四十年。

辽西走笔（五首）

九门口

紫塞横空亦壮哉，江山一统九门开。

登高始觉乾坤大，万里游龙入海来。

孟姜女祠

万里寻夫有梦知，痴情牵动古今思：

秦皇霸业空陈迹，却是村姑尚有祠！

塔山英雄纪念碑

卌载烟飞似转丸，当年曾此血流丹。

江山未老英风在，一柱高擎认塔山。

笔架山天桥

天桥连岛水中分，隐现随潮世罕闻。

愿借神簪分碧海注，龙宫有路可通勤？

注：天桥为辽西海滨著名景观，潮水落下，便有一条由石铺就的天桥出现。神话传说，是王母娘娘神簪划海而成。

宁远古城

览胜趁芳时，临风蕴绮思。

泉温人好客，楼隽景殊姿。

一部清前史，千章塞外诗。

风光堪热恋，别后总神驰。

为友人题三十年前旧照

卅年回首感千重，旧梦如烟一笑空。

且莫伤怀悲老大，青春犹在画图中。

新疆咏怀（五首）

乌鲁木齐至库尔勒道中

戛戛轻车去若飞，干沟百里万山围注。

冲开尘网登天界，大野澄明洒落晖。

注：此间极度干旱，寸草不生，黄尘弥漫，童山四围。

天　池

走马昆仑不计程，乱山高下似云横。

一从此会西王母，千古瑶池系客情。

一览瑶池百虑删，宦情消向碧波间。

风轻舟稳云容淡，摇首长吟意态闲。

两腋清风奋跻攀，松魂雪魄镜中看。

从今不再迷仙境，阆苑西天一往还。

访古楼兰遗址未果

大漠沉埋若许年，惊沙狂卷漫遥天。

残垣不见成虚忆，百快当时一惘然。

1988年

赠　友

新一年的日历册，一月五日始见，寄赠友人，并附小诗。

小圃花迟放，折枝赠友人。

岁朝虽已过，还葆整年春。

对　镜

对镜初惊雪渐侵，劳劳不觉又春临。

人生好景中年后，不到中年不解勤。

题大学生辩论比赛

黠慧机锋逞辩才，标新领异阵图开。

枭兵猛将无遮阻，巧思腾冲遍九垓。

省诗词学会成立闻歌口占

雨润风柔柳色新，泱泱诗国又逢春。

升平不用喧箫鼓，曲曲清歌更可人。

棒槌岛遣怀

高楼纵目兴偏豪，滚滚沧溟接素霄。

欲驾飞舟凌碧落，银河渤澥可通潮？

夜半吟哦

缒幽探险苦千般，夜半吟哦入睡艰。

永记船山惊世语：诗中无我不如删。

吉林吟草（七首）

舞会口占

东北三省宣传部长雅集长春市。晚值豪雨，溽暑潜消。东道主举办舞会，盛情邀请客人出场，予坚辞不得，以诗代之。

晚雨生凉祛暑天，未谙歌舞愧华筵。

非关左旧轻时尚，为恋诗书断雅缘。

盛会岂堪人寂寞，良朋空羡影翩跹。

呈诗聊作三生约，重聚春城再比肩。

长白天池即兴（二首）

烟锁云封雾障身，天光开处现真真注。

仙容一瞥休嫌暂，得见仙容有几人？

注：长白天池终年隐于浓雾之中，游人难得一见真容。

虹里头形雾里身，霞晖蜃影总非真。

斯须一闪成终古，过隙驹光不待人注。

注：其时恰值晓日初临，天池上有虹彩，下笼雾气，当游人与日光、虹彩成一直线时，身影依稀可见，但瞬息即逝矣。

松花湖泛舟

一

江山信美悔来迟，五十年华鬓有丝。

翠嶂四围青玉案，澄波千顷碧琉璃。

敲诗虎岛酬今雨，立雪程门忆昔时。

卸却尘劳成小憩，乘槎直欲上天池。

二

白水青山展画图，轻舟容与泛松湖。

人工佳构称观止注，敢向江南问有无。

注：松花湖系人工湖泊。

长白瀑布

晴天长作滚雷声，跳玉喷珠雾雨濛。

万古悬流千丈雪，不知何处有炎蒸。

长吉道中

可是江南六月天？花山叠叠稻连阡。

川原丽景含情对，彩墨浓涂万象篇。

中秋杂咏（五首）

终古劳劳照大千，沧桑迭变感人天。

秋容皎皎无纤介，万影横陈总湛然。

嫦娥玉兔本虚空，桂影依稀在望中。

不晓飞船登月后，砂荒何处觅蟾宫？

情怀不羁思悠悠，学海文山汗漫游。

史是风云诗是月，萧斋兴会读中秋。

诗情每向月中求，万古骚坛咏未休。

但得文宗挥健笔，一时辽海领风流。

佳节双临赤县天，菊黄蟹紫照华筵。

倾杯一愿遥相祝，两岸人圆伴月圆。

核潜艇发射导弹成功，张正德同志口占二绝祝贺，敬步原韵奉和

雷轰电掣划遥空，千里云溟曳彩虹。

天外梯航操胜算，神州此日振雄风。

沧海浮沉指顾中，遥天如意舞神龙。

功成准拟开新界，他日期程探月宫。

附：张正德同志原诗

巨龙破浪直腾空，飞跃重霄气若虹，

忽报中标千里外，欢声雷动唱东风。

驾驭长鲸沉海底，神机妙算放蛟龙。

诸君请诉中宵梦，曾否遨游在月宫？

棋盘山水库即景

为晴为雨两由之，埋首沉酣澹定时。

异样丰穰同样乐，渔翁垂钓我敲诗。

乡　情

盘锦“香稻诗社”举办迎春诗会，应邀寄句，以畅吟怀。

吟坛小圃不寻常，几度欣闻夸稻香。

齐放百花成气候，涵容万派汇汪洋。

人怀旧雨情偏炽，诗寄乡园兴更长。

文运向来关世运，金盘缀锦庆南荒。

1989年

元宵节金牛山诗社诸友过访

一样吟讴庆上元注，人生转盼又经年。

无暇劳燕疏音问，有幸家山续雅缘。

旧雨齐偕今雨至，诗情每在宦情先。

青云凌越无停翼，贪看东风荡纸鸢。

注：去年此日曾参加诗社聚会。

江城子

祝贺《改革之声》创刊五周年

十年硕果不寻常，遍城乡，满庭芳。立国根基，坚守莫迷航，纵有千般难共险，齐奋进，看腾骧。 恢宏踔厉谱新章，慨而慷，意如钢。前景迷人，何惧路途长！过隙白驹争晷刻，休负却，好时光。

七　律

锦州市诗词学会成立，折柬招诗。因公外出，五日后方寄句遥祝。

剖得双鱼五日迟，荆山雅集恰芳时。

赏心月下花千片，悦目风前柳万枝；

妙绪连珠分壁垒，灵犀悟性耐寻思。

春帆慵载归乡梦，且作嘤鸣寄小诗。

昭陵怀古（二首）

关中访古事清游，汉寝唐陵弥望收。

一纸兰亭珍万代，皇王速朽剩高丘。

堪笑唐宗忌物深，红尘撒手不撒心。

平生激赏翻成恨，烂锁兰亭直到今。

赴渝未果，三峡交臂失之

屐痕楚尾并吴头，访遍名园阅遍楼。

剩有峡江留怅憾，最堪游处未曾游。

南园漫兴

昨夜阴霾惹鬓丝，狂澜过后久沉思。

南园莫谓无风雨，树本花根谨护持。

雨中登凤凰山（二首）

未曾相见已相知，顶礼名山雨不辞。

险秀雄奇呈异彩，阴晴昏晓各殊姿。

天然幽境云藏处，绝代仙姝雾障时。

疑幻疑真罗万象，丹青不解且题诗。

极目迷濛雾障中，漫循石径入苍穹。

久歆江右无双誉，来上辽东第一峰；

四面云山凭想象，满堂风雨淡时空。

天公有意藏清隽，美景由来暗处工。

登辽宁彩电塔

纵目苍空一豁然，摩天塔上瞰辽天。

情怀小异登楼赋，襟抱遥同胆剑篇；

球籍激人争上驷，宏猷励己拼中年。

凭高易感风云会，澎湃心潮意万千。

瑷珲感兴

江天寥廓雁纷纷，高阁登临忆国魂。

岁月难平庚子恨，长松如盖已干云。

辽东行（二首）

青山乡抒怀

本色天然赞化工，舟行宛在画图中。

风光贵在标新致，何必江南较异同！

白石砬子林海

揽秀餐霞入画乡，接天林海碧苍苍。

山行陡觉须眉绿，云谷风回草木香。

朝阳晨望

高下川原展翠屏，槐黄柏绿晓风轻。

十年重踏营州路，喜见层峦似画青。

读书纪感（五首）

绮思妙悟耐寻思，天海诗情任骋驰。

绿浪红尘浑不觉，书丛埋首日斜时。

伏尽炎消夜气清，百虫声里梦难成。

书城弗下心如沸，鏖战频年未解兵。

学海深探为得珠，清宵苦读一灯孤。

书中果有颜如玉，戏问山妻妒也无？

如饮醇醪信不诬，朝朝伏案勉如初。

情怀老大无稍减，沧海扬尘或忘书。

探骊寻珠五十春，一番晤对一番新。

于谦妙悟堪玩味：书卷多情似故人。

1990年

贺《营口名胜古迹遗闻》付梓

遗闻不患散如尘，续断钩沉擅写真。

把卷营川浑在眼，卧游端可慰离人。

题蔡斯民先生注留真影展（二首）

画坛耆宿展丰姿，一瞬存真艺冠时。

妙品风标何所似？范宽秋景杜陵诗。

艳写丹青出匠心，炎黄耄耋有知音。

蔡公留影诸公画，一样珍存耀古今。

注：蔡先生为海峡两岸十位高龄知名画家摄影留真。

题张震泽先生诗书画展

四海文林播盛名，诗笺墨沈溢豪情。

驱山走马游天外，笔底波澜老更成。

自　嘲

会海文山羁此身，星辉霞彩任浮沉。

情知仕路诗情淡，俗吏偏耽诵雅音。

题白族三道茶

史影一台戏，人生三道茶。

苍山依旧是，何处觅金花！

访朝诗抄（二十七首）

丁州郡新川里

虹桥碧水画亭幽，金谷青桑衬粉楼。

除却西湖无瘦影，丁州依约似扬州。

山村少女

茅舍疏篱野径斜，清泉一脉瀑如纱。

憨情小犬伏身侧，照影寒塘插鬓花。

妙香山

青山隐隐接层霄，溪啸松鸣慰寂寥。

俯瞰恍疑天上坐，抬头依旧月轮高。

睡　起

悠然一枕香山梦，卸却尘劳滤百思。

睡起忘怀家万里，床头遍觅杜陵诗。

瀑　布

静锁深岩万万春，浑然不解染嚣尘。

虹桥一架通消息，漫曳柔裙惹梦痕。

山　溪

绿树峰头暗，红云碧落横。

山溪匝地响，一路作秋声。

妙香山纪游二十韵

漫踏香山路，摇身入画图。

楼如金字塔，水似瘦西湖。

晴雨一时变，晨昏万态殊。

潭澄鱼漫泳，林密鸟频呼。

侧柏播香远，长松照影孤。

危桥连雾壑，险栈架云途。

飞瀑冲霄落，鸣泉涌地铺。

随行敲碎玉，夺路汇江湖。

我欲林间去，歌从岭上浮。

亭台围绿槛，童稚杂红姝。

舞影腾金浪，歌音荡碧芜。

攀岩诚不易，助兴岂能无！

石磴增还减，栏杆放又扶。

掌声如雷起，语障已烟除。

举臂风摇柳，开喉盘走珠。

朝歌夹汉语，孟姐伴车姑。

意有千钧重，情无半点疏。

有朋来自远，不乐复何如！

浩浩情无限，悠悠日半晡。

清溪牵别意，逝者如斯夫。

记老荣军怀念志愿军战友

会面烽烟里，欢声杂炮声。

拥眠天作被，摸哨月同行。

命运连根蒂，征程共死生。

怀思萦梦寐，西北暮云横。

高丽饭店感怀

浮云轻抹几星孤，人语鸡声一例无。

独倚高楼休怅望，昨宵有梦认归途。

南　浦

南浦清秋景万千，良畴巨港两增妍。

神工堪耀人间世，闸海长堤接远天。

南浦营川一水间，千重白浪百重山。

乡情不管迢遥路，归梦悠悠送我还。

参谒大成山烈士墓

调寄一剪梅

参谒陵园感万重，细雨朦胧，泪眼朦胧。鲜花碧血一般红，此也彤彤，彼也彤彤。 无限风光在望中，万象葱茏，四野葱茏。当年鏖战创殊功，别了英雄，记住英雄。

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

惝恍迷离景倍佳，屐痕顷刻遍天涯注1。

黄云满眼秋将半，一路津津说卖花注2。

注1：厂内设有各国街市布景，备拍摄外景用。

注2：在这里重新观看了影片《卖花姑娘》，归途上鲜花照眼，稻浪铺金，饶有诗意。

板门店

天色澄鲜不染尘，风和日丽幻耶真？

个中确有伤情处，锦绣河山一线分。

新平郡茶亭小憩

茶亭小憩赏秋时，纵目驰神任所之。

流水有情频送远，飞云无迹漫劳思。

鸿泥短暂缘应浅，河岳迢遥会鲜期。

一角白楼堪啸傲，青松红叶好题诗。

茶亭送别

匆匆一会又临歧，情意殷殷费想思。

举目无非泼墨画，萦心尽是感怀诗。

穷通遇合鸿留雪，聚散循环叶落枝。

莫怨青山遮望眼，青山婉转送行迟。

元山松涛园

月明松影绿烟浮，莲舫亭桥画不如。

少了梅花多个海，元山亦有瘦西湖。

东　海

洪波浩淼漾秋鹇，晓雾空濛漫远山。

纵有诗情吟未得，迷茫遥在水云间。

外金刚

无负名山赫赫声，千般石相栩如生。

松多不掩层峦秀，蝉噪偏增羁旅情。

九瀑练裙饶客兴，八潭美目向人青。

何当插翅登天界，遍赏金刚万二峰。

晨　望

绝苍虬翠影深，金刚壁立晓星沉。

登临遍是兴怀地，伫望前峰未息心。

仙女泉

金刚山有仙女泉，传说饮此泉水可祛老延年，仕女争相酌饮，戏占一律。

健步攀岩尽妙龄，羞将华发对山青。

蓬壶岁月谁亲历？尘世烟波我惯经。

胜地传奇终有意，神泉祛老恐无灵。

仙姬怕管人间事，雾霭迷濛匿影形。

三日浦

怪石奇松掩画楼，澄波也解钓王侯。

非因女色倾邦国，酖毒山川恋远游注。

注：三日浦为金刚山著名游览胜地。相传古代有一国王在此游览，原拟只住一宿，沉缅于湖山胜景，流连忘返，三日始归，以致京都为敌国所破。“三日浦”由此得名。

山　行

金刚风物豁吟眸，荟萃奇观世罕俦。

最爱崚嶒山万叠，十峰过处九停留。

策杖清游入画间，穿林跨涧路弯环。

他乡不愿登高望，怕有晴峦似故山。

夜宿东林郡

高瀑千寻下九陔，轰雷奔马撼楼台。

夜阑未听风吹雨，也有冰河入梦来。

也无风雨也无潮，只有悬泉百丈高。

梦断水声凉到枕，漫和松影伴清宵。

江桥握别

盈盈一水本非遥，无那情深未忍抛。

别后还期勤顾盼，有人相忆对江桥。

楚行吟草（三首）

黄鹤楼·电视塔

调寄一剪梅

楼塔巍巍一水间，才下蛇山，又上龟山。风光果似画图鲜，桥跨晴川，阁映晴川。 过客滔滔赞楚天，诗兴翩翩，思绪翩翩。白云黄鹤两悠然，来也流连，去也流连。

编钟乐舞

调寄浪淘沙

眼界豁然开，钟磬盈台。八音六佾出新裁。千古沉埋声未息，响彻天街。 郁郁乎文哉，宫羽和谐。果然三楚有英材。桔颂国殇都奏了，激荡情怀。

三峡即兴

轻舟如箭下江陵，高峡危滩一水争。

短梦未成千嶂过，巫山何处听猿声？

1991年

冰　城

回首天边月半弯，琼楼玉宇在人间。

归来笑说仙乡梦，我自冰城一往还。

水上市场所见（四首）

泰国湄南河上有水上市场，河道相当于街市，木筏、小船上设置货摊，旅客乘快艇、游船购物，就中以外国人居多。

水上墟场岸上楼，湄南风景画图幽。

飞尘不起轮蹄杳，交易全凭百舸流。

木船如鲫趁墟忙，万果千花列货庄。

佛塔巍巍临水立，钟声常伴市声扬。

生计终年一木舟，泰娘声哑蹙眉愁，

无情碧眼黄须客，不买香柑只解游。

买得鲜花未惜钱，哀哀叫卖总堪怜。

萍踪鸿爪何劳问，明日分飞怅远天。

挽陈怀先生（二首）

遥　祭

梦断音容尚宛然，床前揖别隔人天注。

诗翁去后情怀淡，独对青灯作素笺。

注：书法家兼诗人陈怀先生患胰腺癌，新年期间前往探视，床头畅叙移时，临别依依，不料竟成永诀。

集清人句

千年过客太匆匆（张问陶），

聚散浑如一醉中（黄仲则）。

最是春来无限憾（刘友宪），

云霄何处托冥鸿（丘逢甲）。

月牙湾漫兴（三首）

恍疑海市起云间，楼阁参差景万般。

馈我豪情八百斗，新诗题向月牙湾。

涛吟浪舞自年年，秀出一湾别有天。

倒海移山惊世换，青波白鸟故依然。

文蹊政径倦浮名，且棹烟波画里行。

人爱青山予爱海，洪潮昂奋碧澜清。

题丹东《美之歌年度集锦》

扰攘红尘倡雅风，甘泉时雨润空濛。

年年集美存青史，磨杵能收济世功。

长海即兴

遄飞逸兴倚楼台，晓日初临一镜开。

浪静风轻天似洗，万帆齐送海鲜来。

题《辽宁名胜新楹联选》

珠蕊琼花着意裁，毫端顷刻百花开。

江山也靠诗家捧，人爱风光我爱才。

鸭绿江晨泛

春波涌浪碧毵毵，未饮醇醪已半酣。

山绾烟鬟云酿雨，迷离风色似江南。

贺沈阳市图书馆新馆落成

四壁琳琅照眼明，高文典册满楼楹。

攻坚何惧书城固，驱遣胸中百万兵。

七绝二首

新加坡友人周颖南先生发起唱和于右任民治学校园纪事诗，诗以赞之。

髯翁妙绪挹清芬，四海瑶华萃异珍。

七十年间一盛事，文坛雄峙两高人。

漫道奇章和韵难，人间诗境较天宽。

瑶编可抵连城璧，胜业鸿才颂颖南。

秋游白洋淀（十四首）

沧波一棹镜中行，秋水蒹葭忆雁翎，

万顷芦云千里雪，绵绵诗绪绕群英。

轻寒细雨荡秋舲，冲破芦烟宿雁惊。

欲剪湖光留画本，不知身在画中行。

水淀芦塘久擅名，苍苍涵汇古今情。

莫嗟此地无车马，双桨凌波似燕轻。

湖影涵青展画屏，香荷万柄映空明。

轮蹄不到红尘远，一枕烟波梦也清。

芦荡荷塘纪战程，弯弓射日任纵横。

重编水泊豪英传，第一风流数雁翎。

剪水穿云倍有情，寻诗问史纪征程。

英风侠气依稀认，苇阵森森列甲兵。

秋霜未落气先清，古淀风烟画不成。

俯仰苍茫天地迥，诗怀凭此孕空灵。

云罗卷碧诗无字，风苇摇青画有声。

五十寒温惊世换，渔歌水调颂承平。

难得秋江一棹横，独将拙句写娉婷。

等闲久被尘缘误，悟到诗情鬓已更。

眼底沧溟似镜平，鱼香酒洌溢楼楹。

频闻域外风波恶，手把音机着意听注。

注：见一老汉坐水乡新居前，谛听新闻广播，感而赋此。

痼癖烟霞未了情，公余饶兴以诗鸣。

予怀渺渺伊人杳，目断蒹葭百感生。

一篙烟水载秋行，弥望茫茫远市声。

嘹唳征鸿天际去，等闲犹作故园听。

儿女风云写战程，荷塘无处不关情。

饶他余子倾心久，独步文坛未易赓注。

注：赞孙犁先生。

秋舸穿波莫缓行，浮沤沉滓暗流腥。

鸢飞鱼跃成虚忆，辜负明珠赫赫声注。

注：白洋淀污染严重，亟待治理。

北国行吟（五首）

红场抒怀

无言抑塞对宫墙，游子惊心叹海桑。

鸦噪云飞风瑟瑟，钟楼千载阅兴亡。

圣彼得堡纪感

风满苍空雪满城，悠悠涅瓦咽涛声。

不堪岁暮长街立，楼阁依然世已更。

洒血抛颅捍列京，三年固守一朝倾注。

诚知裂变非因战，自古攻心胜举兵。

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军民固守列宁格勒九百天，希特勒终于败退城下。

雅尔塔谈判会址

盟解基倾世已非，当年曾此振声威。

只今鸥鹭无心甚，犹逐清波款款飞。

空中纪感

欧亚穿行万里程，风光几度梦魂萦。

茫然收却生花笔，破碎河山画不成。

1992年

赠　友

长河源尾两知音，断雁零鸿展素心。

六载神交如水淡，清纯若此世难寻。

滇行杂咏（七首）

沈阳——昆明机上

漫道凭高眼界宽，白衣苍狗幻千般。

云涛翻滚披猖甚，藏裹河山不放还。

登龙门

云水苍茫入画间，碧鸡金马锁雄关。

大观楼隘嫌遮蔽，还向龙门险处攀。

翠　湖

陌上花开客到迟，翠湖烟柳已垂丝。

浮云净扫天光碧，万点翔鸥乱撞诗。

山茶花

花气熏人欲破禅注，禅盲似我自陶然。

徜徉十里诸香界，忘却秋霜染鬓边。

注：陆游诗句。

三道茶

未经世路千重境，且饮人生三道茶。

消受个中禅意味，岧峣险阻漫嗟讶注。

注：白族以“三道茶”待客，头道为苦茶，二道为甜茶，三道为回味茶。

洱　海

吞天一海揽滇云，水阔风高荡俗氛。

白雪千层冰万叠，清波织作碧纱纹。

苍　山

碧天凉影点苍颜，古雪神云景万般。

缩取银峦供画本，归来冰玉满胸间。

西北行（十四首）

皋兰山夜景

灯海星河万树花，三台杰阁阅繁华。

金城璀璨天难夜，待泛银潢八月槎。

沙海蜃楼

亭台倒影绿烟浮，万顷澄澜似镜铺。

休怪蜃楼多幻景，尘埃野马本模糊注。

注：语出《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意谓荒漠旷野上的云气、尘埃，飘忽奇丽，乃天地间生命体的气息互相摩擦、激荡的结果。

祁连雪

断续长城断续情，蜃楼堪赏不堪凭。

依依只有祁连雪，千里相随照眼明。

邂逅河西似水萍，青衿白首共峥嵘。

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

皎皎天南烛客程，阳关分手尚萦情。

何期别去三千里，青海湖边又远迎！

轻车斜日下西宁，目断遥山一脉青。

我欲因之梦寥廓，寒云古雪不分明。

阳关口占

浊酒清歌寄意深，沙荒古道荡诗心。

如山典籍束高阁，三叠阳关唱到今。

定西遇雨

烟雨茫茫过定西，干禾扑地望中迷。

秋霖纵美成何用，施惠由来怕失期！

麦积山石窟

卓立尘寰世所稀，孤标不与众山齐。

危崖造像云中窟，复道飞虹月下梯；

似笑似颦瞻法相，疑南疑北赞神。

摩挲细认流连久，绝代精工未可跻注。

注：石窟塑像中，佛陀法相庄严，而容色蔼然，表情似颦似笑，造型十分优美。窟顶壁画中有一骏马，随着人们仰视位置的变化，马头朝向也在转换，堪称一大奇观。

秦安道中

高路入云端，飞车岭上盘。

凝眸寻渭水，俯首瞰秦安。

诗圣情长注，将军梦未残注。

千秋人换世，佳果满林峦。

注：秦安古称成纪，为汉“飞将军”李广故乡，亦诗圣杜甫旧游地。杜甫陇东诗中有“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之句。

龙羊峡水电站

千里游龙一剑横，涡轮转得万方明。

轻车下坂频回首，过此黄河不再清。

泾渭合流

一别兰州古渡头，关中泾渭叹双流。

人生也似黄河水，浊浪清波一例收。

黄帝陵

尊宗法祖聚深情，不剪枝柯万柏青。

华夏重光千载业，开来继往拜黄陵。

陕甘青之旅

调寄天净沙

雪峰草地毡庐，沙山戈壁盐湖。历遍冬春秋夏，七千云路，何殊人世征途！

沁园春

题电视剧《荒路》

七色人生，初涉世路，勇辟蒿莱。喜雏鹰展翅，腾飞致远；精钢淬火，磨炼成才。际会风云，因时乘势，改革平添大舞台。凭谁料，竟龙蛇翻转，境界新开！ 直须抖擞尘埃，任荣辱升沉不介怀。纵征程迢递，常坚信念；难关层叠，尽可推排。往事千端，哲思万缕，一曲清歌亦壮哉！如椽笔，为荧屏增彩，玉剪珠裁。

中秋偕友人登千山“天外天”

难得人圆月也圆，名山佳节会群贤。

灵丹何必嫦娥窃，饱饮清泉也上天注。

注：千山有“天外天”绝景，诸君喝足矿泉水后，鼓足气力，“一步登天”。

贺“海内外中华诗词大奖赛”

湖海襟怀大雅情，千门红紫竞峥嵘。

侬家笔弱无奇韵，且向骚坛送掌声。

1993年

土囊吟三首

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注1。

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

艮岳注2琼宫已作尘，神龙一霎变囚人。

东风不醒兴亡梦，大块年年草自春。

哀婉秦人待后人注3，松江悲咽土囊吟。

荒淫不鉴前王耻，转眼蒙元又灭金。

注1：黑龙江省依兰县有五国城遗址。其地三面为江河包围，状似一敞口土囊。北宋祚终，徽钦二帝及宗室三千余人被金太宗囚禁于此。

注2：艮岳，宋徽宗在汴京所建宫苑。

注3：语出唐人杜牧《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994年

大鹿岛抒怀（二首）

参加东港市大鹿岛乡甲午海战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海天无际，坠绪茫茫，诗以纪之。

战地寻踪倍有情，百年史事问沧溟。

洪涛未泯英雄血，万古东沟播俊声。

血染沧波漫海流，英灵大节重千秋。

黄溟一曲悲歌壮，鹿岛名扬五大洲。

题浑河源头

意绪飘岚入莽苍，高山流水翠云廊。

一川草木通王气，始信源头意味长。

词二首

咏张学良将军·调寄鹧鸪天

风雨鸡鸣际世艰，西京义烈震瀛寰。胸藏海岳居无地，卧似江河立是山。 今古恨，几千般，功臣囚犯竟同兼！英雄晚岁伤情事，锦绣家乡纸上看。

西安兴庆公园即景·调寄一剪梅

借鉴江南构古园，放眼宏观，着手微观。华亭曲槛衬湖山，蝶向花穿，琴向心弹。 袖里乾坤万顷宽，静倚雕栏，寄慨千端。风光虽好莫流连，检点余欢，且跨征鞍。

九江二首

僧童观鱼

江西九江东林寺有莲花池，游鱼队队戏于荇藻之间，一僧童伫立池畔痴望不置，余有感焉。

翠暗红消叹碧池，生机寥寂憾芳时。

禅心未作沾泥絮，鱼跃鸢飞漾绮思。

车陷泥淖中，访琵琶亭未果

遥遥怅望未能前，始信人生有夙缘。

车陷泥塘挥汗雨，一如涕泪染青衫注。

注：白居易《琵琶行》有“座上何人泪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之句。

1995年

自题散文集《春宽梦窄》

行尽天涯梦未宽，每将心迹达毫端。

三分诗笔七分史，留待他年冷眼看。

题丹东杜鹃花节

北地春心托杜鹃，诗情画境两增妍。

十年始与花期会，珍重江城一日缘。

邙山怀古（四首）

圮尽楼台落尽花，当年曾此擅繁华。

临流欲问前朝事，古涧潺湲戏浅沙。

残墟信步久嗤嗟，帝业何殊镜里花！

叩问沧桑天不语，斜阳几树噪昏鸦。

茫茫终古几赢家？万冢星罗野径斜。

血影啼痕留笑柄，邙山高处悟南华。

民意分明未少差，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时快欲千秋骂，任教诗人说梦华！

拟古离别（二十七首）

予初涉文苑，原从小说起步。后虽专事散文、诗词创作，然于小说一途亦未尝忘怀，每读时人佳作，辄见猎心喜。尝构想演绎清末一双才侣之苦恋悲歌，尽写其“求不得”、“爱别离”的怅憾幽怀。并已按情节发展进程，拟作相互赠答诗若干首。惜终因才力未逮，而屡作屡辍，几于流产。自忖韶光驹逝，文债山积，恐难重贾余勇而再作冯妇。遂藉吟稿结集之便，从中拣取七绝若干首，以公同好。

谈瀛海客语从容，一点灵犀已暗通；

北往南归波浩渺，情丝千缕托宾鸿。

款款情深见素心，西楼一霎悟前因。

渔郎识得桃源路，二月春浓欲问津。

记得芳园并倚时，湖山痴恋晚归迟；

回头怕忆长安路，旧梦分明感不支。

画饼疗饥信有之，云天凭此寄遥思。

等闲识得东风面，一树黄花照眼时。

芳衷脉脉闪情波，满腹幽怀蹙黛蛾。

底事花前无一语？一林缟素似银河！

空报佳期鹊踏枝，飞蛛枉自袅情丝。

难堪独立黄昏候，一抹斜阳弄影时。

闷守萧斋百不宜，幽怀落寞数归期。

晨兴忍顾楼西路，绿树依然倩影稀。

未妨惆怅是清狂，但惜流尘暗烛房。

守到清秋还寂寞，小姑居处本无郎。

（集李义山句）

两两鸳鸯护水纹，月楼谁与伴黄昏？

几年始得逢秋闰，莫枉阳台一片云。

（集李义山句）

结伴西行系梦思，分襟南北怅栖迟。

不如意事常千万，想见才人扼腕时。

情深争奈夙缘悭，斗室翻成离恨天。

万种幽怀萦晓梦，娟娟素影付寒川。

料峭东风作晓寒，故都光景尚凋残。

相将何物堪萦念？烂漫春郊二月兰。

怕见公孙树万枝，风前摇曳逗离思。

临歧频拭双行泪，忆得盈盈月上时。

惜别匆匆悔见迟，而今潘鬓渐成丝。

奋飞常恨身无翼，一种秋怀两地知。

（集黄仲则句）

旅食京华计苦辛，等闲憔悴过花辰，

缠绵思尽抽残茧，强半书来有泪痕。

（集黄仲则句）

镰月纤纤映碧池，团圆无计憾芳时。

空阶零落王孙草，怅问南园蝶可知？

为有情多憾也多，年年陌上听骊歌；

莲塘并蒂红如锦，愁对烟波唤奈何。

壑暗林幽一径斜，桃源渺远似仙家。

也知身在情长在，无那人生恨有涯！

锦瑟缘悭一见难，秋来久未抚冰弦。

瑶台月下知音杳，懊恼中宵意惘然。

难忘秦淮夜泊船，琴箫协奏有清欢。

而今一去人千里，手抚冰弦入梦弹。

庭园万木作愁声，辗转床头梦未成。

昨夜东风前夜雨，离怀百物尽关情。

何期连日雨霖霪，帘外潺潺尽入心。

为有幽人归未得，三更翘首看晴阴。

烂漫夭桃映晓帷，玉人南下未曾回。

年年空缀鸳鸯锦，辜负春风几夜媒。

一枕游仙梦未成，百忧如草铲还生，

披衣却向中庭立，倩影蟾宫看更清。

璧月无声却有情，漫移疏影度寒棂。

诗魂夜访浑相认，争奈频频唤不应。

款款盟心亦夙因，多情千载付才人。

零鸿断雁愁难遣，恨袅西风日半沉。

秋草凝烟忆别离，追仙蹑鬼各东西。

河阳此日楼千百，只恐重来路欲迷。

有感黄仲则（三首）

《两当轩集》读后

两当轩里记曾游注1，梦断都门二百秋。

似此星辰非昨夜注2，衡门依旧月如钩。

注１：两当轩为诗人黄仲则故居，在常州。

注2：黄仲则诗句。

黄仲则与黄遵宪

奇峰对峙羡双黄，人境注遥遥逐两当。

脱尽繁华还本色，一篙直欲插三唐。

注：人境庐为黄遵宪故居。

王渔洋与黄仲则

清诗浩荡水流长，秋柳都门各擅场。

安得双峰常在眼，两当轩里赏渔洋。

注：《秋柳》、《都门》分别是王渔洋、黄仲则的诗中名篇。

三江赋别

船歌高亢牧歌甜，碧草如茵接远天。

我与三江期后约，流云逝水两茫然。

自　嘲

煮字生涯岂等闲，负沙搏浪苦浮潜。

熊鱼窃笑贪心甚，功业文名欲两兼。

1996年

严陵钓台二首

忍把浮名换钓丝，逃名翻被世人知。

云台麟阁今何在？渔隐无为却有祠！

江风谡谡钓丝扬，淡泊无心事帝王。

多少往来名利客，筋枯血尽慕严光！

张家界（三首）

著名风景区张家界风致绝佳。相传汉初名相张良终隐于斯，张家界以此得名。又传金鞭岩为秦始皇赶山金鞭所化。山间石壁高耸，旁立一石作儒生状，因名其景为“儒士藏书”。余丙子初夏过此，应友人之约题七绝三首。

秦火滔天却也疏，深山犹自有天书。

当时若得张良见，还向桥头纳履无？

祛老天书匿碧虚，山深未走始皇车。

可怜不得长生术，难免沙丘伴鲍鱼。

千载攻书立险峰，今时犹见古儒生。

凭虚欲问经纶策，地哑天聋唤不应。

夜宿衡阳某区噪声聒耳夜不能寐（二首）

无端南岳受音刑，彻夜狂歌吼未停。

佑我今宵聋且哑，床头揖拜乞山灵。

卡拉通夜扰山城，百怪千奇败市声。

辜负衡山天下景，最文明处不文明！

题报告文学集《烹饪大师》

馔史肴经盖有年，调和鼎鼐喻高贤。

名厨不再伤寥寂，幸倩徐君妙笔传。

云冈石窟纪感

千年沉重仰浮屠，国宝濒危痛欲呼。

但得要津同虑此，明时自不失玄珠注。

注：引述赵朴初原句。

辽阳二咏

浪淘沙

衍水注匿燕丹，丁鹤翔天，公孙虎踞有渊源。塞外河山推重镇，遍野烽烟。 弹指阅千年，风月依然，蜂争蚁斗几周旋。红蓼如焚烧绿岸，蝶影翩翩。

注：今称太子河。

题曹雪芹纪念馆

缘由园址又源流，一梦喧腾二百秋。

史证般般坚似铁，襄平著籍认曹侯。

题张学良旧居陈列馆

板荡风涛事惯经，冲天一举震寰瀛。

千秋健旅知多少，独有将军照汗青。

1997年

题散文集《山野菜》

岁月迢遥浣旧痕，山蔬野簌寄情温。

生涯亦有鸿泥感，华发回头认本根。

题本溪水洞（四首）

钟乳石林叹化工，人间绝景壮关东。

神龙生怕腾云去，固闭深藏古洞中。

流水声中展画屏，一舟容与往来轻。

天生怪诞嵚奇状，我作平和坦荡行。

拊掌倾谈一笑中，沧桑今古认鸿蒙。

石林钟乳八千岁，洞口桃花一霎红。

本地风光原秀美，出山泉水也澄清。

云迷洞府空今古，绝胜他乡万里行。

迎香港回归

南望总神驰，香江系梦思。

临风抒浩气，逐日计归时。

勿忘蒙羞史，常吟励志诗。

金瓯缺又补，壮举振来兹。

赠彭定安先生

学养才情誉沈辽，闳中肆外耸清标。

余霞散绮成新灿，更喜隆名逐日高。

题全国“芙蓉杯”诗书画印大奖赛（集唐人句）

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

高情自与俗人疏（张　籍）。

芙蓉生在秋江上（高　蟾），

桃李清荫却不如（薛　能）。

法兰克福听海顿《告别》交响曲

异国清音存妙谛，秋宵俊赏寄烟霞。

聆琴顿起思乡感，他是归家我去家。

逝　波

青春如梦憾蹉跎，老去狂奔逐逝波。

一卷未终天又晚，人间难觅鲁阳戈！

1998年

题《现代家庭教育》杂志

刊林我爱此奇葩，固本培根益万家。

素质自高心尽美，人才指日灿云霞。

悼鲁野先生

崎岖历尽惜明时，红烛长燃力不支。

珠玉未随清梦杳，文名久被世人知。

萍踪汗漫千程远，噩耗沉埋半载迟。

静夜无眠怀旧雨，一篇薤露寄哀思。

1999年

题吕公眉诗文集《山城拾旧》（二首）

一

被褐怀珠历雪霜，天留一老作灵光。

骚坛饶有三千士，诗酒风流尽瓣香。

二

（集清人舒铁云句）

往日春风结客场，生平知己此难忘。

未妨余事耽佳句，也列门人弟子行。

雾中访江郎山不见（四首）

千里驰驱历险艰，茫茫迷雾隐三山。

世间尤物难消受，归抱舆图纸上看。

雾锁云封一壮观，千重素帐裹羞颜。

江郎也似新娘子，头未梳成不许看。

吟魂缭绕雾云间，妙绪幽思涌巨澜。

倩影何妨凭想象，羞花闭月美千般。

撑持天地与人看，除却江郎莫话山注。

今古一齐提胃口，只听吆喝不开盘。

注：这是当地盛传的两句话。前者为辛弃疾咏江郎山名句，后者是今人的赞语。

烂柯山

烂柯山下少人行，不见王生注见石枰。

斧柄未留留话柄，仙凡一样重虚声。

注：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见两个仙人下棋，一局未了，回头发现斧柄已经烂了。烂柯山由此得名。

2000年

访幺喜龙先生因题二绝

候城艺苑仰宗工，四海何人角两雄。

笔底沧波摄万象，幺家今喜有人龙。

俊才奇艺出群雄，健笔由来夺化工。

文采风流矜大雅，乾坤清气荟楼中。

山庄留别（五首）

一

胜境难忘信宿眠，楼台装点锦山川。

林亭掩映双峰秀，岚影婆娑万景妍。

满目苍茫临碧落，千秋兴废览辽天。

等闲别却江村路，回首还期后日缘。

二

风来月上任由之，瀛苑游仙醉不辞。

好梦每堪三日忆，空山禁得百年思。

禅中机息闲方悟，尘外桃源到始知。

惜取清光舒倦眼，重来期约叶红时。

三

灵府绝尘浴晚风，数声啼鸟噪山空。

王刚哥苦注关情甚，尽付微凉一枕中。

注：山中有棒槌鸟，传说为采参女所化。女有情哥名王刚，采参坠崖而死，女不知也，夜夜哀鸣呼叫“王——刚——哥”，其声凄苦至极。

四

屏息亭台伫望殷，东山为我净尘氛。

纵然不作扬州客，也占澄明月二分。

五

历遍神州景万千，归来六甸览风烟。

山庄占尽人间美，胜绝江南四月天。

咏五龙山城市公园（三首）

一

亭台凸现指轻弹，十里林园叹止观。

华屋参差奔眼底，梵宫错落矗云端。

洞天福地三生业，静水闲花一路禅。

王粲登楼吟未得，游山容易写山难。

二

林峦佳处避炎蒸，胜境盘桓倍有情。

飒飒松风传雅韵，幽幽岚影印轩楹。

远抛俗累兼尘滓，静赏虫吟并鸟声。

莫教愚公移此去，天成绝景壮江城。

三

翠屏高下逐人来，一路灵明展镜台。

静里饱谙清意味，襟怀欣对好山开。

为友人题散文集

为文为政两从容，妙绪遐思尽意中。

眼界胸襟关健笔，成功三昧古今同。

晨行遣兴

万影映清波，晨行傍小河。

不堪抬望眼，路上丑人多。

答江南友人

文园万里有知音，惭愧才人瞩望深。

我欲因之梦吴越，盈盈璧月点天心。

《何处是归程》题记二首

世间无缆系流光，今古词人引憾长。

且敛飞花存碎影，勉从腕底感苍凉。

生涯旅寄等飘蓬，浮世嚣烦百感增。

为雨为晴浑不觉，小窗心路觅归程。

杨仁恺先生获“人民鉴赏家”称号诗以贺之

鉴美弘文五十年，神州域外仰高贤。

宗师德业称型范，霞彩桑榆丽满天。

八桂行脚见各地铲除成克杰所题字迹

贪官偏要久留名，隧道桥涵墨迹横。

死后还须除净尽，锤声响处骂连声。

一字千金解敛财，贪官题匾遍长街。

何曾书道期颜柳，俗世趋炎究可哀。

2001年

沈延毅先生十年祭，谨吟四首七绝，长歌以当哭耳

程门犹记受知时，手泽长存去后思。

十载人天悲永隔，一篇薤露悔成迟。

孤坟岭下雪丝丝，落木寒烟夕照时。

如此高才埋地土，从知绝物总难持。

（沈老墓在盖州青石岭下）

书当快意常收尾，人到相知易别离。

解得庄生参悟语，浮槎终有落帆时。

想见先生旷世姿，弦歌绛帐最堪思。

临风不待山阳笛，独对沧桑唱旧词。

（集沈老诗句）

越行吟（二首）

河内抒怀

一城绿影半城湖，散尽硝烟展画图。

满目青葱秋色里，故园当已雪平铺。

海防——鸿基道中

青山如黛水拖蓝，花未凋疏叶未残。

等是枝间无鸟语，寂寥光景似江南。

题《青石岭镇志》

万象峥嵘蜀道平，雄关阅尽古今情。

名贤已自归黄垄，赖有斯文说废兴注。

注：青石岭下有青石关，为唐王征东时古战场。岭下有沈延毅、吕公眉二名士墓。

2002年

悼刘黑枷先生

一别音容恸渺然，茫茫梦幻隔人天。

凝神每欲踪前影，把卷还期续后缘。

八斗清才钦大雅，千秋健笔羡文仙。

西风飒飒凋黄叶，痛惜秾华逐逝川。

题文化知识大赛

也似精灵解赋形，千般赖汝竞峥嵘。

兴衰成败归人本，文化由来未可轻。

题《范敬宜诗书画》（六首）

墨采光鲜耀大都，新知旧雨漫惊呼。

范家自有连城璧，只恐王郎识碔砆注1。

犹记秦淮夜泛时，狂谈班马醉哦诗。

从来绝艺知音少，愧我无才作子期。

籍甚吴门大雅才，廿年苦滞塞垣隈注2。

江河不废流千古，华采毫端烂漫开。

尺素能参造化工，少年才艺冠江东。

销磨未便情怀减，辉映疏林淡墨中。

不忍高华没草莱，晚教艺苑展鸿才。

素衣未受缁尘染，云影无心出岫来。

宦海经年亦淡如，书生意气总难除。

纵横一管生花笔，潇洒从容似大苏。

注1：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十有“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句，意谓元微之评杜甫未能得其真髓。“碔砆”，石之似玉者。

注2：范公被错划为右派期间，曾在辽西偏远山区“劳动改造”。

天华山十咏

辽东有天华山·大边沟景区，风光独特，石景呈千般幻相，惟妙惟肖。游览一过，胜景奇观时萦梦寐，诗以纪之。

连理松

岂似人间离恨重，匆匆聚散走西东。

终生不解天涯别，连理枝头爱意浓。

白龙涧

一川石磊大如牛，涛吼溪鸣伴白头。

也似人间生死恋，年年水咽大边沟。

昂首雄狮

昂首云端气象雄，一声咆哮夕阳中。

长林寂寞风萧瑟，暮霭苍茫谁与同？

群仙聚会

层峦绝嶂展楼台，聚会群仙望眼开。

毕竟关东饶胜概，秦皇何苦觅蓬莱！

伟人像

文旌长驻彩云间，秋叶春葩自往还。

眼底别开诗境界，天华依约似韶山。

通天洞

奇险神工出峻岩，仙人指路想从前。

腾身一跃超凡界，绿树繁花隐洞天。

万景园

怪态奇形未可攀，遥看幻相景千般。

一当凿径循阶上，乱石纷陈忒等闲。

回头溪

清泉汩汩出岩间，跳荡奔腾去不还。

待得投身浊浪里，始知回首恋青山。

丹枫一树

转眼长林万叶空，流年似水水流东。

从知岁晚芳华尽，落寞丹枫着意红。

天　台

石壁崔巍黛色浓，禅关终日水云封。

冥濛纵有天书在，知在瑶台第几重？

草木篇（七绝六首）

二月兰

嫩叶娇花秀可餐，芳馨如梦佐清欢。

生涯管领闲田地，旖旎春风二月兰。

丝　瓜

芳时易尽小庭幽，数点黄花趁晚秋。

瓜瓞缘墙堪写意，弯弯如月亦如钩。

洋　姜

疏枝大叶影横斜，气宇轩昂壮可嘉。

雨骤风狂浑不管，金冠长剑守贫家。

碧　桃

芳枝镇日舞东风，绽蕊深红间浅红。

一样花开偏寂寞，主人何日赋归程？

香　椿

春半闲庭插寸条，柔枝何日耸青霄？

横窗待扫三更月，厚意隆情伴水浇。

灌水舒根寄意深，遮阳端赖汝成荫。

世间岂有无情物，翠影娟娟更可人。

银幕情深

予素钟情电影，以其有演绎人生之妙——每观赏一过，皆有重历一番人生的感悟。题此以祝颂省电影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

银幕情深结厚缘，赏心娱目几经年。

人生千度从头过，一样悲欢逐逝川。

赠袁鹰先生

天风浩浩起唐音，蕴藉清新寄意深。

生就骚人风骨峻，小窗风雨惨归心。

有赠（七绝五首）

郭峰同志酷爱旧体诗词，每有所作，辄粲然可观，但深藏若虚，秘不示人。近日，偶见其新题七律四首，为述怀，为赠友，为言志，为新世纪颂，蕴涵深邃，意境幽远，洵佳作也。恭赋小诗，以酬佳兴。

弱岁早将心许国，忠怀长似水流东。

寒操劲节黄昏颂，一事当前念党风。

老去心劳志益坚，中华伟业总情牵。

眼前才骏胸中策，远虑深谋意万千。

挥洒从容忆逝川，风云叱咤势凌烟。

岷山雪共龙华血，一样精神史笔传。

劲节清风映绮霞，抒怀述志思无涯。

毫端饱蕴腾波势，临镜何须感岁华！

老去才情胜壮时，峥嵘意象浩然诗。

茫茫广宇心常系，未见星空意已驰。

七　绝

定力坚心铁样牢，浮名虚誉等烟飘。

凭他俗议说三四，珍重斯文慰寂寥。

2003年

玉山纪感（三首）

缅怀于右任先生

日暮途遥瞩望深，临风洒涕惨归心。

可怜耄耋龙钟叟，一曲悲歌哭碧岑。

老觉人间万事非，乡园能望不能归。

鸡鸣故国天将晓（于右任诗句），独立空山泪染衣。

一像何劳动斧斤注？皤然一老胜三军。

金刀难断江河水，万里归心托暮云。

注：玉山峰顶铸有于右任铜像，当局以清除“政治图腾”为由强行拆除。

三峡九首

画苑诗廊浣旧痕，一番晤对一番新。

依稀十载江天暮，书卷多情似故人注1。

仰首高天易损神，临流壁立想前身；

而今展卷烟波上，一览从容慰远人。

千秋壮旅迥绝伦，逼仄终嫌气不伸。

此日中流行自在，平湖高峡倍迷人。

缘结天涯物外因，心安净洗旧嶙峋。

放翁诗句堪玩味：平远山如蕴藉人。

果是青天若可扪，江风浩浩净无尘。

举头不费搜寻力，倩影分明梦里人。

云想衣裳玉想身，婷婷袅袅现真真。

灵峰神女仍无恙，丽影娇姿更可人。

朝云暮雨感清真，结想陈王赋洛神注2。

纵使莺花还入梦，镜波已换昔时人。

九月巫山别有春，停舟暂驻峡江滨。

早知心被灵峰恋，茅结云根效土人。

静对巫云发兴新，痴情直欲结芳邻。

归欤聊作天涯叹，缘浅无由傍玉人。

注1：于谦诗句。

注2：曹植《洛神赋序》：“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2004年

越缅十章

三月初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越南、缅甸。途中闻见颇多，吟成律、绝十首。

吊王勃祠注1

南郡寻亲归路遥，孤篷蹈海等萍飘。

才高名振滕王阁，命蹇身沉蓝水潮。

祠像由来非故国，神仙出处是文豪。

相逢我亦他乡客注2，千载心香域外烧。

注1：唐代诗人王勃赴交趾郡省父，海上遇风罹难，漂尸于越南中部蓝江入海口，当地民众景仰其才情，修墓、建祠、塑像，以神灵祀之。

注2：《滕王阁序》中有“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句。

曼德勒皇宫漫兴

古木森森架绿廊，红宫花海散幽芳。

列强遁矣烽烟净，百族和兮国运昌。

青史几曾存帝绪，书生原不羡侯王。

沧桑不变胞波谊，江尾江头注寄意长。

注：陈毅元帅访问缅甸时，写有“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的诗句。

参观缅甸民族发展大学口占

兴邦厚望寄园中，一代英华百代功。

广纳贤良培沃壤，尽倾心血育才雄。

洪洋应有千江汇，巨厦原需万木擎。

遥想纤纤苗绿处，他年林海郁葱葱。

蒲甘注1杂咏

荆榛丛莽叹凋残，美到荒疏欲画难。

大野空濛千座塔，夕阳影里认蒲甘。

鸟啼花笑亦欣然，话到沧桑总不堪。

目断浮屠荆棘里，茫茫坠绪绕蒲甘。

煌煌帝业已尘烟，江水浮花去不还。

凉月晓风棕树下，阑珊灯火映蒲甘。

人天殊听总根禅，妙悟由来不立言。

万物皆因佛影现，寰球从此重蒲甘。

般般法相示真禅，万笋穿天锷未残。

梵呗声中一回首，空桑三宿恋蒲甘注2。

古槐深处鸟关关，壁圮垣残剩水湾。

一树幽花饶艳冶，故都光景忆蒲甘。

更从何处觅真源，教化人文赖此传。

纵历红羊千百劫注3，无生无灭羡蒲甘。

注1：蒲甘为缅甸佛教圣地，是古蒲甘王朝的首都。

注2：佛经中有僧人“不三宿桑下”的说法，为的是在一棵桑树下住上三宿会产生眷恋。

注3：意指发生巨大灾祸。

溱潼五首

烟花三月下溱潼，怅对山茶浴晚风。

枝上秾华心上血，千年无改尚猩红。

痴蝶娇花未了情，萦心爱恋起无明。

凄清难忘溱潼景，一曲悲歌逐浪生。

为生为死两由之注，阔海高天任骋驰。

鹣鲽幽怀何处见？垂杨尽日袅情丝。

天孙涕落雨如丝，银汉迢迢暗度迟。

千古鹊桥同一慨，两情难得久长时！

盈盈一水漫相思，牛女飞星会有时。

修到神仙还恋此，人间何苦笑情痴！

注：当地流传一对男女青年殉情故事。

杏花村十咏

白酒祖庭

惯作天涯万里行，杏花开处最关情。

垆头玉液知多少，一盏汾清认祖庭。

杏花村

清明一咏总销魂，醉踏春泥访旧痕。

天与诗人留画本，千秋名重杏花村。

汾　酒

三杯信道且怡神，极品真堪早入唇。

更有诗潮波浩荡，生涯我羡晋中人。

竹叶青

遐迩争夸竹叶香，金樽潋滟泛清光。

陶然岁月天行健，不觅仙方觅醉方。

神泉古井注

为有仙翁自献酬，神泉始得醉中留。

缘深一霎琼浆变，千载潺潺涌不休。

注：神话传说：从前，有一仙人到杏花村“醉仙居酒家”饮酒，直到酩酊大醉方始离去。一连几日，都不付分文。最后一天，仙人问清酿酒用的水井后，便将自己喝进肚子里的酒全部吐到井中。从此，这口井的水就变成了醇美甘甜的汾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申明仙态

申明亭下众纷纭，亭上青天卷白云。

暇日哦诗兼把酒，人生得味是微醺。

酒国三清

小杜清吟万古鲜注1，兰成妙句昔增妍注2，

养生佳酿传青主注3，“得造花香”是酒仙。

注1：指唐代诗人杜牧《清明》七绝。

注2：北周诗人庾信，字兰成，所作五言诗《春日离合二首》之二有“三春竹叶酒，一曲鹍鸡弦”之句，为中国古时最早咏竹叶青者。

注3：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傅山，字青主，题写“得造花香”四字匾额，赞美汾酒和竹叶青；传说竹叶青的养生配方出自傅青主之手。

酒史博物馆

堂皇一馆引神驰，往事千秋尽在兹。

世上何人不把酒，悠悠酿史有谁知？

酒都宾馆

酒帘斜挂月当头，把盏凭栏祛百忧。

安得此身重少健，与君同作醉乡游！

杏花村汾酒文化节

诗酒风流近暑天，八方才俊聚华筵。

愿将俚句酬佳节，觞运亨通利涌泉。

题《凌水书屋手稿》（七绝二首）

功业原曾显巨才，文林生面亦新开。

何尝冀望传千古，诗诉衷情墨写怀。

即兴吟成擅雅才，胸中澎湃境全开。

妙将一管生花笔，述志达情寄壮怀。

孙文良教授十年祭（七律二首）

雅集原应庆古稀，挽歌讵料祭灵旗！

高才于我兼师友，清望为人树典仪。

一别竟无重见日，千呼岂有续交期？

斯文未丧归青史，旧雨心香奠帷。

凋零玉树叹匆匆，长恨天心忒不公：

史笔早经千口诵，华年只得六旬终。

郑人幻梦迷蕉鹿，苏子吟魂认雪鸿。

夜雨对床成旧忆，声声雁唳哭秋风。

祝贺《辽宁日报》创刊五十周年

国政民声一纸传，涛惊浪骇每当先。

雕龙缀锦无停翼，激浊扬清未息肩。

五十华年饶胜概，四千万众总情牵。

诗成题赠师兼友，不作箴言作贺笺。

盘锦行（二首）

红海滩

辽东湾北景偏佳，海畔彤彤列绮霞。

绿满蒹葭金罩野，白鸥轻吻碱红花。

风雨芦塘

蛮风烈雨扫芦塘，犹有闲情入莽苍。

绿到须眉天不管，冲霄翠鸟奏宫商。

题漂母祠（七绝三首）

（韩）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录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古道情肠总热温，贫婆舍饭饱王孙。

他年重报掏心曲，人在穷途易感恩。

慧眼识珠瞩望深，人生偃蹇易消沉。

薄施岂望千金报，一怒激扬壮士心。

漫道淮阴解报恩，深心何止重千金。

不因漂母当头喝，鱼钓浑浑老此身。

大连图书馆即兴（七绝二首）

一览琼华眼倍明，霜鸿高翥海天青。

羡他万管玲珑笔，血写哲思泪写情。

嗜书不讳一生贪，得味庄骚史汉间。

目涩始惊天向晚，悠然回首见南山。

晨兴纪感

拥书万卷胜瑶琳，梦里诗成醒后斟。

吟稿渐多人渐老，小窗风雨寄归心。

2005年

访韩杂咏（五首）

光州漫兴

无等山注1前作客游，光州赏罢又罗州。

春香多难添情重，崔溥注2宏才记漫流。

故地迟传漂海录，南原早建广寒楼注3。

艺乡百事堪萦念，愧我匆匆一暂留。。

注1：无等山为韩国光州一带名山。

注2：距今五百年前，朝鲜王朝中层官员、罗州人士崔溥因事乘船海上，遭遇飓风，漂流至中国浙江海域，在中国官员与平民的热情接待下，经杭州、苏州、扬州、徐州、天津、北京、兴城、北镇、辽阳、凤城等地，历时四个半月，渡鸭绿江回国。后用汉文叙写这一奇险经历，名《漂海录》。日本于1769年即翻译过去，而这部“摹写中原之巨笔”，在其所记的本土——中国却迟至1992年始有译本。

注3：产生于朝鲜李氏王朝的文学名著《春香传》故事发生在南原郡，其地邻近光州，有广寒楼、乌鹊桥等古建筑，传说为《春香传》中男女主人公定情之地。

釜山大学林间晚憩

漫踏夕晖结伴行，长林幽渺趁微明。

谁知冷落萧条地，竟酿温馨隽雅情。

静倚松楸留倩影，闲凭石磊作峥嵘。

归来笑语春灯下，数码传输细点评。

古都庆州怀古

雨雨晴晴客帝乡，残墟经眼感沧桑。

陵园废圮兴亡暂，槐柏萧森岁月长。

世事千般随逝水，王朝几度送斜阳。

煌煌霸业归荒冢，剩与游人缀影窗。

题崔溥墓

蹈海余生作壮游，文光千载耀罗州。

世间多少风云客，埋没尘沙死即休。

板荡荒村迹尚留，偶然一曲亦千秋。

不知瀛海烟波上，更有何人可比俦？

赏张善子《十二金钗图》

虎痴妙艺久知闻，掩卷遐思日已曛。

身后丹青谁可匹，且从脚注认山君。

注：张善子腹笥丰厚，博通经史。《十二金钗图》实际上画的是猛虎，共十二幅。每幅均摘取《西厢记》中名句作为题识，就中有“藉实甫之艳词，为山君之脚注”的话。题识既富情趣，更含深意。

咏“地球村”

应是学人眼界宽，纷挐万状遍诸天。

三千弱水一瓢饮，井底蛙鸣太可怜。

2006年

闾山咏史（三首）

荒冢残碑迹未销，自将勘踏认前朝。

强爷无奈儿孙弱，狗尾赓貂葬晚辽。

操戈同室叹阋墙，胜败同归一土囊。

陵谷翻移成幻梦，苍山无语瞰兴亡。

依旧灵山似画图，当年胜迹尽萧疏。

完颜耶律风吹浪，世上升沉一辘轳（陆放翁句）。

攻　书

缒幽探险苦千般，夜半神劳入睡艰。

设问存疑挥战帜，堂堂书阵百重关。

芳　园

兰苑瓜畦绿满门，小园生意荡吟魂。

葵高自可齐天乐，榴赤真堪点绛唇。

摘罢仙桃空剩叶，移来福柿未生根。

繁花知否窗前雨，半是心痕半汗痕？

神　算

在南通珠算博物馆观看“心算”表演，四小童运算神速，令人惊诧莫名。北大教授谢冕爱抚不置，细加询问。此情可感，爰赋七绝。

百千万数计优游，神算如斯世罕俦。

国子先生惊妙技，躬身俯首问从头。

扎龙湿地口占

一篙如画苇间行，双鹤翔空别有情。

醉眼浑疑天在水，白云苍狗共波清。

题《采曦诗文集》

远避浮嚣久忘机，超然胸次自熙熙。

名山勋业诗文灿，皓首痴情赋采曦。

拜谒列夫·托尔斯泰墓园

漫道萧萧墓垄寒，丰碑高矗地天间。

百年风暴安然过，万仞门墙讵可攀。

名重方知千纪短，才雄不觉五洲宽。

尔来冷对邻家事，独拜文宗兴未阑。

晨起见手术刀痕有感（二首）

一

刀兵未见见刀痕，平地风涛险更频。

度尽劫波成妙悟：一重冰雪一重春。

二

留得刀痕似弹痕，病魔凶恶梦重温。

休矜老去顽躯健，岂有金刚不毁身！

东上朝阳西下月（五首）

在一个日升月落的清晨，于抚顺市区浑河岸边闲步。忆及近日漫游清王朝龙兴故地和参观战犯管理所情景，不禁感慨丛生，兴怀无限。

浑河今古浪翻新，悲笑兴亡照影频。

东上朝阳西下月，一般光景有升沉。

十三遗甲困龙伸，星火燎原势若神。

六合乾坤如电扫，兴勃亡忽果何因？

八荒同轨谈何易，寸草为标注虑亦深。

讨债跟踪还债者，拓疆卖国一家人。

兴王祖迹久成尘，谁记当年万苦辛？

鼠尾龙头堪浩叹，英雄自古少传人！

不甘安分做平民，傀儡登场假当真。

日落儿皇春梦醒，十年修得自由身。

注：康熙皇帝有言：宫中什物，即寸草亦不得散失。为使此言落到实处，他把几根草棍放在宫中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了一根都不行，这就叫“寸草为标”。

题熊治祁先生《听江楼诗抄》

豪华刊落现清淳，万卷罗胸笔有神。

探得陶家真髓在，哦诗如对素心人。

2007年

题赠营口日报社诸同仁

雨露风霜五十年，客中相见各华颠。

何当幻入青春梦，重续浮生未了缘。

成吉思汗陵

灭国开疆枉自多，强梁无奈死神何。

衢街枕藉横尸骨，妇孺凄惶说战魔。

踏破山河驰铁马，凿穿欧亚挺雕戈。

长生终竟成虚话，一样金棺伴挽歌。

戏题清代贡院号舍

圣朝设考选奴才，衮衮诸公入彀来。

号舍真堪寒士进，侯门岂为广文开？

经纶满腹成何用？蹭蹬终生究可哀。

地下若逢吴敬梓，儒林外史出新裁。

题漫画集《百美图》

包立民先生编成《百美图》，诗书配画，相映生辉；亦庄亦谐，妙趣横生；蕴涵丰富，寄慨遥深。赏鉴之余，题诗以贺。

谐趣千般百美图，诗书配画妙相符。

人生底蕴多如许，岂止胡卢笑矣乎！

追怀（八首）

崔君玉昆于1997年5月病逝，转眼已是十年。追忆1970年代营川相聚时节，般般情境依稀如在目前。怀思无限，诗以纪之。

好花凋谢好人亡，挚友良朋欲断肠。

又见东风吹絮柳，为君悼惜奠斜阳。

升沉进退总雍容，温蔼宽和长者风。

尽瘁鞠躬全大节，宦辙南北赞崔公。

精思健笔并高怀，襄赞筹谋展大才。

一去十年劳梦忆，风花五月不归来！

忆昔营川结厚缘，艰难时世有清欢。

谁知竟作幽明隔，回首茫茫泪欲潸。

记得郊原踏雪游，相将低语话时忧。

驱寒小酌倾杯再，薄醉归来月满楼。

消雪溶冰柳又新，长堤依旧往来频。

丝丝万缕风情在，记否当年种树人？

沈水辽滨绿满川，垂杨细雨两依然。

碧天云散音容杳，忆旧怀人一泫然。

红尘撒手冷泉台，玉树凋伤痛矣哉！

冥府吾兄应笑慰，一双爱女俱高才。

赠文房一号

云海襟怀大雅情，即从极品见分明。

文行天下功无量，艺溉心灵誉有声。

纸寿千年邀俊赏，墨华七色证人生。

砚田万顷春光满，虎跳龙飞待笔耕。

七　律

友人《盛京皇宫赋》成，索句于余，为诗以贺。

一赋铿锵壮帝宫，华章文物两争雄。

宦怀少累思方畅，才士多情句便工。

五百楼台罗卷上，三千笔阵荡胸中。

天潢紫气托毫素，为有宏篇望益隆。

当筵遣兴

私淑向峰先生垂二十年，书丛文苑，幸结深知。适值先生从教五十周年，诸弟子发起庆祝活动，予当筵赋诗以贺之。

中岁追陪每恨迟，春风秋雨两心知。

缘悭未得程门立，也傍群贤学拜师。

沈城即景

水碧天青展画图，荫荫万木影扶疏。

白云缥缈当头见，为问今朝识我无？

津门赏艺注

文华艺彩逐时新，十月津门别有春。

醉酒清淳邀俊赏，对花灵妙寄情真。

俨然专业夸名票，如此全能托慧因。

摄得戏魂经百载，鸡笼藻井已通神。

注：在天津戏剧博物馆观看戏曲票友演出京剧《醉酒》、黄梅戏《对花》选段，备极精彩。剧场已有百年历史，藻井设计绝妙，形似鸡笼，音响效果极佳。

访歌德小木屋注1

断念割情莫谓痴，天公偏忌挺云枝注2。

丛林寂静人归息，五十年间八句诗。

注1：德国文学家歌德从三十到八十岁，三次到伊尔美瑙林区小木屋过生日，在这里题了一首《漫游者的夜歌》：群峰/一片沉寂/树梢/微风敛迹/林中/栖鸟缄默/稍待/你也安息

注2：歌德有言：“上帝的旨意是不让树木的顶端生长得高达天际。”

岁末抒怀

行藏奥蕴任猜评，暂息蘧庐七二庚。

入仕碍难存至性，耽诗端可慰平生。

青云鸿鹄高天侣，燕石湘兰大雅情。

鸥鹭不争车马道，狂庄圣孔伴鼾声。

2008年

小岗行吟（七首）

安徽凤阳小岗村，三十年前率先实行大包干，开农村改革之先河。日前，参加中国作家考察团得以亲接风采，感慰重重，诗以纪之。

丝丝翠柳弄轻柔，油路清溪傍小楼。

直恐老来诗兴减，淡烟疏雨下濠州。

东风伴我帝乡行，村鼓田歌别有情。

风片雨丝芳草路，菜花黄里过清明。

开路旌旗据上方，冲篱破锁谱新章。

朱皇跃马成何事，花鼓从头说凤阳。

德被生民首重农，家家鼓腹乐年丰。

敢拼性命开生路，拓展阳关一径通。

漫道年华水样流，丰功早已著千秋。

一从小岗燃星火，烈炬燎原耀九州。

卅载风烟似电驰，荒村古陌展新姿。

精描巧绘鹅溪锦，改革原来是画师！

迢遥应恨我来迟，十八先锋鬓有丝。

江北江南春正好，老梧待发凤凰枝。

创业科研重担挑，青衿学子志冲霄。

葡萄香菌连天架，荡我诗心涌巨潮。

万事由来重肇端，至今艳说大包干。

盘空鹰隼无停翼，制胜重攀百尺竿。

秋菊春兰各擅场，求新通变费端详。

风云坛坫无常主，小岗村前路正长。

题《寻梦之旅》

淡妆平步入中年，理想飞扬亦奋然。

瀚海驰车家万里，五环旗下梦初圆。

注：陲婴女士为传扬奥运精神，乘危远迈，瀚海孤征，驰车两万公里，遍游澳洲西部，归来成散文集《寻梦之旅》，余应邀作序，并题诗一首。

咏奥运·调寄一剪梅

北京当代中国书画研究会组织百名省部级干部共书《北京奥运颂》巨幅书法长卷，应邀参加，并题《一剪梅》词一阕。

奥运人文倡大公，世界一同，梦想一同。五环旗下友情浓，共济和衷，其乐融融。 砥柱昆仑矗亚东，大雅雍容，誉满寰中。京城八月仰丰功，体运兴隆，国运兴隆。

沈阳市图书馆百年馆庆

琳琅书阁影参差，我欲鹪鹩借一枝。

千古名贤传妙慧，万方典籍启新知。

沧桑入眼增禅悟，悲喜经心惹梦思。

展卷临风饶意兴，百年馆庆漫题诗。

杨仁恺先生周年祭

灵光鲁殿渺难留，国宝沉埋岁又周。

学术已然名一代，德行犹自耿千秋。>

班荆昔慕扶风帐，遗爱今怀沐雨楼注。

此去公应不寂寞，宗师多被夜台收。

注：沐雨楼为先生书斋名。

尹湛纳希赞诗

传神彩笔重千秋，耀眼风华迹尚留。

继踵芹溪张盛帜，百年后又起红楼。

题《文溯汇刊》

功昭百代传文化，责尽终生振世风。

笑看满园春烂漫，怡然颔首对花丛。

母校校庆六十年

巨变喜流连，回思创业艰。

礼堂无半椅，广厦已千间；

孺子堪调教，良师善授传。

万般皆重本，梁栋有摇篮。

张蒋别样恩仇·调寄西江月

国恨家仇未报，同根萁豆相煎。将军一怒发冲冠。抗日临潼兵谏。 本是恩将仇报，还玩结契金兰。枭雄手眼不新鲜。一味痴迷堪叹！

题张宋情缘·调寄浪淘沙

百岁已堪奇，况此双兮！论交七十六年期。旖旎风流传韵事，烟景凄迷。 贵贱隔云泥，信守无欺。钟情直到夕阳西。一语千金承重诺，终始不移！

题大帅府·调寄浪淘沙

游子殢天涯，惨淡年华。可怜春半不回家。老鹤还巢犹有梦，雨暴风斜。 耆旧暗嗟讶，不见归槎。青楼寥寂噪昏鸦；无主空陵开又闭，谢了林花！

子弟书·张学良观赏京剧剧目集锦

《春秋笔》胡诌闲扯寄逸情，

编一段“戏名集锦”奉君听。

《翠屏山》上下翻飞《六月雪》，

《牧羊圈》高高挂起《宝莲灯》。

《马前泼水》浇跑了《十三妹》，

《吕布与貂蝉》《金殿装疯》。

《四进士》《法门寺》前《哭祖庙》，

《八大锤》《武家坡》上《打严嵩》。

《贵妃醉酒》昏迷在《甘露寺》，

《黛玉葬花》哭倒了《牡丹亭》。

《打棍出箱》逃到《三岔口》，

《上天台》为了《借东风》。

《风流棒》打散了《群英会》，

《四郎探母》遭遇了《抗金兵》。

《打渔杀家》结下《生死恨》，

《追韩信》引出《徐策跑城》。

《伐东吴》夺走了《红鬃烈马》，

《铡美案》名头失误错斩了《陈宫》！

《赵氏孤儿》洒血《赤桑镇》，

《杨门女将》同心《战太平》。

《珠帘寨》不行就进《穆柯寨》，

《战宛城》失利再去《战樊城》。

《打龙袍》只因他《游龙戏凤》，

《辕门斩子》为的是《失街亭》。

《双李逵》《御碑亭》前《盗御马》，

勇《秦琼》《定军山》上《探皇陵》。

《钓金龟》《渭水河》边垂竿坐等，

《秦香莲》《桑园寄子》大放悲声。

《捉放曹》每番看过《三击掌》，

《连环套》错送天霸换来了《审潘洪》。

《戏迷传》梨园几辈传佳话，

百岁缘国粹弘扬说汉卿。

戏鉴人生

懊恼驹光去不还，舞台银幕喜流连。

人生百度从头演，一样悲欢逐逝川。

题《艺品》

正路长驱砥道平，扬清激浊见分明。

民生世运关文化，艺品芳园待笔耕。

贺《剪纸报》复刊五周年

丽景娇姿着意裁，万花顷刻灿然开。

精心巧剪玲珑纸，艺苑奇葩妙矣哉！

五年辛苦岂寻常？报海欣登大雅堂。

艺路奔驰休却步，长为剪纸谱新章。

《散文海外版》出刊百期题诗以贺

芳园春夏苦耕耘，盛绩煌煌四海闻。

皆为衡文凭慧眼，千红万紫汇津门。

题《千秋灵鹤》·调寄一剪梅

千古灵禽一大观，化了丁仙，壮了辽天。翩翩雪羽弄晴妍，绿衬葭蒹，红映金滩。 词客流连感万端，净却尘缘，结契诗缘。王家有女志高骞，苦作年年，撰此宏编。

2010年

题向峰先生《四季咏怀》

畅咏韶华一大观，骚坛沃野簇峰峦。

未登兜率三千界，且托莲华皕四盘。

妙谛苍黄存意象，神思莽荡涌毫端。

谁云诗到唐时尽？放眼新程路正宽！

原韵奉和张本义先生《谒东坡墓》

千秋仰慕深。异代结同心。

堂上歌明月。坟前奉宝琛。

一章传妙谛。四海和清吟。

诗浪兼天涌。混茫似柏森。

本义先生于坡翁备极钦仰，引为千秋知己。八年前即组织“白云吟唱团”，歌咏《水调歌头》、《赤壁怀古》等古典诗词，颇获各界好评。《谒东坡墓》五律一出，和者云集，洵骚坛一盛事也。“奉琛”句有所本，东坡文中屡见“汝等奉琛来觐，已事言归”，“特班琛贡之馀，感佩于怀”等语。

序《学林广记》

承命为南通大学《学林广记》作序，篇终接乎混茫，其意犹未尽也，口占七绝五首以足成之：

南州学府树文旌，炫目琳琅别有情。

老去风花多眼福，浮生万象看分明。

饱览琼瑛喜不支，奇章隽语启新知。

莫轻一纸拳拳意，常惹沧桑百样思。

妙笔雍容畅雅怀，学林一帜阵图开。

诗痕史影春宵梦，人爱风光我爱才。

科甲昔曾干气象注，文华今日耀通州。

世间谁是经纶手？才俊千秋据上游！

注：南通名士张謇曾巍科高中晚清状元。

岂有宏才作解人，豪华刊落剩情真。

戔戔一序倾心力，不负良朋不负身。

“华夏诗词奖”终评纪感

爝火炎晖各有光，骅骝跂耸望孙阳。

凝眉每伴三咨叹，击节频添一瓣香。

创见应融人我见，文场耻作利名场。

疏狂恐有遗珠憾，展卷灯前细品量。

《太和邀月》活动赋诗二首

一

惯道龙廷似战场，静中冷眼阅苍黄。

悲闻霸主烹功狗，愤说佛爷觅罪羊。

露重风高玄鬓冷，钟鸣漏尽黍离伤。

精忠枉自迷青简，回首当抛泪数行。

二

电转蓬飞六百春，太和觞咏忆前尘。

俗将醉眼观醒眼，谁解抽身是爱身！

为蝶为周同属梦，呼牛呼马注任由人。

亦曾桑下经三宿，不为浮名损性真。

注：语出《庄子·天道》，谓毁誉由人，不予计较。

榆林即兴

镇北台

雄风犹为记当初，朔雁秦云入画图。

一统华夷歌胜概，长城今日不防胡。

红石峡

红峡摩崖漫寂寥，西风吹浪苇萧萧。

凭高无限鸿泥感，太息豪英竞折腰。

榆林塞

关河榆塞倦登临，且喜云山解会心。

安得御风如列子，凭虚引吭畅吟襟。

统万城

雉堞连云迹久陈，万邦一统幻非真。

骄奢自古无成计，废垒千年草不春。

杨家城

严城迢递阵图开，宝地河西出霸才。

怕听金沙滩上曲，忠贞多厄古今哀。

红碱淖

万顷清波润碧芜，优游枕梦忘归途。

直贪塞上莺花满，愿遣余生傍圣湖。

无定河

春闺梦里旧吟哦，貂锦胡尘泣血多。

今日承平同跃马，万方击壤奏欢歌。

信天游

龙沙朔漠纵莺喉，裂帛穿云莫与俦。

自愧轩堂声气弱，信天游里荡吟讴。

题刘慎思《赋闲咏怀》

后乐先忧慕昔贤，高怀雅韵以诗传。

将军岂有闲情赋，进退为民不易弦。

唐山感兴（七律二首）

凤凰山

山由垃圾场改造而成，臭腐化神奇，斯须成终古。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于焉生矣。创意可嘉，诗以纪之。

人到他乡惯倚楼，凤凰山上豁吟眸。

鸿图钟阜浮鳌背，粉本沧洲忆虎头。

臭腐神奇惊变幻，斯须终古任迁流。

长桥回首烟波阔，妙绝年来是此游。

凭吊地震遗址

劫历红羊痛不支，沧桑卅载启遐思。

堪惊地裂天崩后，竟现河清海晏时。

化羽抟风鲲万象，涅槃浴火凤千姿。

浓荫处处高楼起，宿草亲邻憾未知。

七　绝

有感于《华君武传》作者王毅人情意之真与运笔之勤，即兴题诗一首，以为赞颂。

史笔从容写画师，日间搜索夜间思。

年华逝去真情在，甘苦灯前一笑时。

法库行吟

一

不到此间三十年矣，其变化之惊人，文字恐难表述也。

白首重来迷旧踪，瓷都万象郁葱葱。

时平大展经纶手，莫道人工逊化工。

二

参观各种高档瓷砖，置身艺术美的世界，视觉享受得以餍足。

如诗如画景依稀，黛色空濛望欲迷。

一片寒波光潋滟，消魂满眼碧琉璃。

三

全县迅速发展绿色能源产业，“风车天上转”亦一大盛景也。

雪色微茫淡有无，鱼梁古塞绘雄图。

冈峦岂耐冬萧瑟，万叶风翻兴不孤。

2011年

铁岭新城八景·调寄采桑子

梭塔凌霄

横波独塔新城美，桥影嵯峨。光影婆娑，头拄青霄脚踏波。 神仙也是勤劳好，天有银河，地有凡河：天上人间巧弄梭。

凤冠笼翠

松云叠翠新城美，聚土成山。碧浪腾翻，轴线中开视野宽。 凤冠龙首遥相映，南北屏藩。岁岁平安，双瑞呈祥一大观。

波临庭苑

晴波潋滟新城美，河在城中，楼在园中，户户朝阳一水通。 秋宵饮罢闻天籁，窗内丝桐，窗外鸣蛩。明月楼头待好风。

赋勒石铭

丰碑镌赋新城美，石上文妍，河畔花鲜。绿遍芳洲白满川。 风光陡起江南忆，难得清欢，婉转流连，珍重平生一日缘。

意洽琴台

琴台如意新城美，含蕴祺祥，寄意圆方。朱雀凌空展翅翔。 沧桑历尽千般顺，好事成双。丽景无双，兴至高吟共举觞。

舟行天水

清波荡漾新城美，一苇杭之。俯仰由之，多彩人生快意时。 七桥次第悠悠过，意往神驰，满目新姿。盛世人歌动地诗。

荷塘逸趣

泱泱莲渚新城美，菡萏飘香，荷叶生光，荇菜参差照眼黄。 柳丝摇曳牵情线。堤上时装，水上红裳：游侣鸳鸯对对双。

湿地幽情

天然生态新城美。花草缤纷，人鸟相亲，野趣荒情得味真。 轮蹄不到嚣尘远，净化灵魂，颐养心神。人性回归认本根。

题《刘声宇画集》

漫漫成功路，悠悠远客情。

高山钦仰止，华夏赏丹青；

对雨浮尘净，拈花妙悟生。

会心三数语，说与解人听。

2012年

满江红·德国“格林童话路”之旅

向往格林，童话路，追随未歇。抬望眼，奇观胜境，诗怀浓烈。地母搴裳极乐土，天神弄影澄波月。看等闲现出万花筒，情真切！ 赏“红帽”，忆“白雪”，喜羊活，笑狼灭！羡牧鹅少女，百年无缺。悦耳笛声除鼠患，俯身热吻倾心血。漫回眸，公主舞霓裳，芙蓉阙。

悼念端木蕻良先生

太息西风扫碧芜，文星殒落水天孤。

书传芹圃留精品，笔绘科旗展壮图。

立雪情真成梦幻，识荆缘尽对空庐。

九泉应有吟魂在，知我灵前一恸无？

咏石榴

烈日烧成一树彤，万花攒动火玲珑。

高怀不与春风近，破腹时看肝胆红。

2013年

咏庄七律二首

逍遥齐物任天真，见说蒙庄有后身。

呼马呼牛随世态，无功无己做神人。

千秋帝业今何在？一代天骄早化尘。

唯此布衣贫叟健，摛文体道久传薪。

神华千古仰文宗，士有庄周后世风。

耻做牺牛衣绣锦，不蔪泽雉入雕笼；

自崖返矣君行远，以道观之吾志同。

死而不亡仁者寿，绝尘超轶耸鳌峰。

咏庄七绝二首

人间浊世漫苍黄，泽雉牺牛各有方。

散木不材为岂易，破头洒血想蒙庄。

困踬乡园一布衣，垂竿织屦久忘机。

畸人不幸常人幸，齐物何曾见物齐！

金缕曲·贺《粤海风》百期芳诞

文苑纷如许。《粤海风》高张胜帜，刊林独步。装点羊城花照海，拼却百期辛苦，赢得了佳评无数。文化批评经世务，粲珠玑，快意说今古。看试手，拓新路。 神州健笔夸翘楚。畅襟怀，扬清激浊，更无他顾。历雨经风寻常事，守正不移有素，但江阔潮平稳渡。芳信天涯播近远，总关情，爱此青青树。兴国梦，春长驻。

跋

我于旧体诗词可说是情有独钟，爱到深处。数十载研习不辍，不仅口诵、心惟、手创，而且在散文创作中亦博征繁引，以至被论者认为“内在地以诗词话语为思维素材和思维符号”。

但是，在痴迷的同时，我又不无几分清醒、几分警觉。如所周知，旧体诗与新诗，文言文与白话文，在遣词造句、表述方式以至体例、程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千余年的文学实践表明，写作古体散文与写作旧体诗词是恰合榫卯，相得益彰的；而我的主业是经营现代散文，这与写作新诗当可相辅相成，反之，若是沉酣于“束缚人们的思想”的旧体诗词而不能自拔，甚或不自觉地成为一种“话语方式”，那就必将有碍于思路的拓展，笔墨的荡开，文势的挥洒。

为此，我曾戏谑地改窜《庄子》中的一个警句：“诗词，作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此言一出，即遭到文友的驳诘：“君不见鲁迅、瞿秋白、郁达夫乎？其旧体诗均出色当行，何以现代散文亦绝妙无俦也！”我一时语塞，有顷，才回应一句：“文章圣手、天纵英才，自非常人可比。”

当然，“清醒”也罢，“警觉”也罢，话是那么说，实际做起来往往还是从兴趣出发，凭感情用事。南宋诗人杨万里“自责”诗云：“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我于诗词也是如此。旧时月色，已经刻骨镂心；不经意间，又回到了故家门巷。这样，在散文创作之余，就有了这部《蘧庐吟草》的面世。不论信手拈来，抑或刻意为之，其为情感的宣泄、志趣的写真则一。展卷遐思，充盈着师友的深情、昔梦的追怀和感兴的喷薄。拂去岁月的尘沙，剩下来的多是美好的记忆。

令我引为至幸的是，向峰先生等诗词大家叠加品题，大开奖饰，“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与有荣焉。

王充闾

2013年岁末

附：师友赠诗、唱和选录

汪曾祺先生注赠诗

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

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

1992年8月充闾同志正之

注：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著名作家。

吕公眉先生注1赠诗（十八首）

读《柳荫絮语》注2感赋

闻道新编众口传，老夫开卷亦欣然。

竹窗一穗寒灯火，分课儿曹五两篇。

拂地长条态自酣，风流笔底更毵毵。

春风春雨无端梦，直使营川作汉南。

龙首风光故垒情，诗人落笔任纵横。

我今拟学十年赋，也向名山策杖行。

山光水色冷诗筒，蜡屐深探造化工。

最是文行寒艳处，碧潭轻点落花红。

载道文章自有真，何须碌碌逐时新。

立言不独唯辞赋，才子原来是美人。

微喻婉讽见文情，如听弦歌识政声。

萧瑟宦囊余典籍，未妨终始作书生。

有感于《人才诗话》注3

一

谁向名花诋狂，尽皆枵腹任评章！

诗人不是闲情趣，郑重风前说海棠。

二

博雅高风出内涵，此中妙谛有谁参。

治经不到工夫处，争信临池下笔惭。

三

天生才智半沉沦，德薄无由感自身。

未必项斯今日少，难能为说项斯人。

四

惯于刍豆无人问，振鬣一嘶寒月高。

莫憾槽头终老卧，此身已识九方皋。

五

明时不碍谏言开，责尔江湖廊庙材。

忧乐只知一己任，有谁理会到人材。

六

才调风华我不如，典论浩瀚尽归渠。

倘教三十年前见，妒煞先生太读书。

丁卯春雨过营川访诗人汪聪注4不遇，以此代柬

风雪元宵一别离，清明又见柳依依。

小桃欲落春犹浅，着意余寒莫减衣。

烟柳丝丝簇绿云，骚人刻意入斯文。

山阿水曲万千树，树树相看总忆君。

自谓今生一识难，先蒙青眼到孤寒。

才高量雅知君惯，只说文章不说官。

何曾咫尺是天涯，争奈缘悭莫自嗟。

别后流光君记否？上元灯火到槐花。

己巳九月十八补作《重阳登高》在营口日报社七楼上，是日晨有西风冷雨，兼怀诗人汪聪二首

节将十月欲飞霜，岩下黄花已褪香。

天意似怜人意淡，故教风雨补重阳。

登高寒色扑衣襟，满目蒹葭感客心。

我欲辽天北向望，雁声嘹呖海云深。

注1：吕公眉（1912——1999），原名吕能宗，辽宁盖州人。诗人、散文作家。金牛山诗社顾问。著有诗文集《山城拾旧》。

注2、3：均为王充闾散文集。

注4：汪聪，为王充闾笔名。

铁辛先生注1赠诗（二首）

奉赠充闾同志

1985年6月23日

风高月黑乱飞沙，徒步亲临野老家。

墨沈满床堆故纸，清泉一盏试新茶。

敲诗未许妨吟兴，顾曲还惊梦笔花。

博雅如君钦素养，衰年何幸接英华。

怀充闾同志

1988年8月20日

辽滨凉露浥蒹葭，遥忆伊人沈水涯。

蔽芾甘棠碑在口，人才谠论笔生花。

云泥分隔时萦梦，文教遐敷远济槎。

何日重聆吟好句，壮游诗赋动京华。

铁辛先生和诗（三首）

奉和充闾同志咏迎春风筝赛原韵

遥天引上众情浓，谁辨真龙与叶龙。

彩蝶似疑离梦境，霓裳宛欲下云中。

红楼妙手传新谱，白雪新词送好风。

忽忆金猴留幻影，异邦赤子此心同。

儿时游钓早成空，蝶翅如轮鹰爪雄。

二月风前轻不举，夕阳山外竟无功。

徒留倔强惭迟暮，莫向飘零觅旧踪。

翘首青云千万朵，老怀欣与乐春风。

奉和充闾同志《春兴》原韵注2

尘居常羡静中闲，乐趣难酬水石缘。

鸿雪行踪增暮感，虫鱼末技未名篇。

折腰宁为一瓢饮，鼓腹长期大有年。

老骥如今仍奋力，门墙深愧话三千。

注1：陈怀（1915——1991），字铁辛，号晚晴楼主，安徽庐江人，书法家、诗人，营口市金牛山诗社首任社长。

注2：《春兴》原诗已佚。

王向峰先生注赠诗（二十七首）

读《鸿爪春泥》

春泥鸿爪纪心程，万象搜求尽赋情。

笔到祁连山有梦，思沉涅瓦水留声。

高天雁去浮云远，满壁书从雅志宏。

宦海飞出诗海客，文章襟抱比肩清。

送充闾出访埃及

瑞雪融融报早春，陵西小聚惜情真。

尼罗河畔归来日，再为征人洗路尘。

2004年

题执化斋赠充闾

天地人间一冶炉，生生不灭自乘除，

有无尽在超然外，难得平怀执化枢。

执相迷津枉作劳，大河横阻渡无桥，

洞明不住生心义，法雨天花漫碧霄。

六尘八苦制身心，何处寻求是法门？

参透庄禅执化理，渔歌入浦悟须深。

执化斋中七卷成，文坛谁可与相并？

素衣未染尘埃路，犹自兢兢作笔耕。

为充闾新作散文引题十首

充闾前时写有《车上文化》、《一网情深》等十篇文章，读后颇有感触，就各篇主题引发为诗。

兴学立人

兴庠施教业多门，大旨归功在立人。

未染素丝悲墨子，德馨孟母几择邻！

车上文化

文化随人到处生，车船逆旅结缘行。

高山流水千秋韵，缘自知音互感应。

重在通识

分工精密不趋同，为器拥才事屡通。

科技人文原一体，两相融汇始从容。

理想追求

人生等次在追求，志向鸿猷竞不休。

放眼游心天地外，始知楼上有层楼。

广场雕塑

街头广场塑群生，随遇观光无蔽屏。

俗雅精粗调汇处，视听同美共服膺。

读写秦淮

妙境通心入翰章，情思理趣各非常。

秦淮千古兴诗地，感慨悲欢任显藏。

茶　境

闲饮清茗品味甘，入心涵养性中天；

三千世界存杯底，俗境超拔体半仙。

生命体验

天地风云万物间，身心体验以情观。

鸟啼花落同人事，生命灵通在悟参。

地球村

人间忽变地球村，交往通达似比邻；

资讯共享成一网，焉能近视自关门！

讲话忌空

听讲人烦空对空，车轮话语捕无踪；

不知能指何方在，深陷迷津道路穷。

读充闾新作《龙墩上的悖论》

独凭只眼看龙墩，但见王冠落地频：

一样兴亡言晋宋，两朝成败话秦陈。

治人反被人谋治，循辙仍由辙迹循。

顺生莫若平常好，休羡皇家九五尊。

题《蘧庐吟草》

热肠古道日衰微，傲雪松梅与候违。

会意诗文同鉴赏，不求衣马共轻肥。

新诗每作读争先，景慕才思感益虔；

奉和几曾求进取，相形见绌怕同参。

千古文章首创难，诗家何处见高端？

游心化物如天纵，尺水兴波涌巨澜。

恣肆漆园每悖谈，至人却梦蝶翩然；

齐同成毁先谁取，直木鸣鹅讵两全！

得意庄生未忘言，南华内外广存篇；

鲲鹏屡振逍遥翼，不负蘧庐一宿缘。

2008年2月18日

戊子初夏赠充闾

隐迹偏能闹市中，不求闲适与从容。

有涯尽付无涯去，除却文缘百虑空。

艺苑争奇志向先，法门不二在心传。

正声赋史依班马，汇入长河涌大川。

洗尽豪华见本真，十年岁月始由身。

杜鹃虽唤春将晚，犹系桑榆万里心。

读《逍遥游·庄子传》

大梦先觉者，庄周独一人。

不为牺牛祭，却甘布衣贫。

却楚拒相位，不事帝王尊。

观古鉴今事，名利等微尘。

入世心出世，高蹈已绝伦。

坐驰役万景，唯在自由寻。

逍遥游四海，南冥息鹏鲲。

齐物同彼此，成毁本一身。

养生主旨论，顺任在全神。

放眼人间世，处处见斧斤。

德充人内在，不可以符珍。

宗师循大道，生命得通津。

帝力本自然，顺势秉天心。

马蹄践霜雪，伯乐夺其真。

秋水连天涌，井蛙匮见闻。

今读庄子传，更觉南华深。

明朝重奋发，就学知有邻。

感悟提升后，花明又一村。

2014年2月9日

重读充闾《逍遥游·庄子传》

一挥折扇现庄周，旷世高人神貌收。

蝶梦翩翩超俗世，逍遥千古传中留。

2014年8月1日

王向峰先生和充闾诗（十二首）

原韵奉和《吊王勃祠》

远奉晨昏万里遥，萍踪孤影雨风飘。

关山难越穷途客，江海偏多瘗命潮。

千载共评绝代序，一言均赋冠群豪。

何当幸过义安地，也献心香祠下烧。

和充闾《拟古离别》

充闾同志几年前拟撰反映清末一双才侣苦恋悲歌之小说，并为之预作互相赠答诗二十余首，题为《拟古离别》，收入《执化斋吟稿》。其诗深情款款，辞采丰赡，体验入微，唯美动人。读后有感，选其中十首步原韵奉和。

闲来更觉不从容，青鸟谁教与信通？

万里蓬山难逾远，高天空见有飞鸿。

相对无言感素心，三生缘定宿前因；

奈何人事偏乖误，缱绻分离隔五津。

惊鸿一瞥闪流波，愿拭妆台扫黛蛾；

相见时难空怅憾，飞星沉渡在银河。

万里西风夜正长，重帏深下莫愁堂，

梦为远别啼难唤，月露谁教桂叶香？

（集李义山句）

人生何处不离群，为拂苍苔检泪痕；

却忆短亭回首处，月楼谁伴咏黄昏？

（集李义山句）

别梦悠悠恨见迟，年华尽染鬓如丝；

天涯不见高丘女，怅惘由来惟自知。

情若多时恨自多，落花流水伴行歌；

云天难计长高远，遂意人生有几何？

曾记秋江共一船，轻风拂浪谱心欢；

谁知云鹤迷归路，为有闲愁泪暗弹。

月晕风摇梦不成，心潮涌动抑还生；

中天雁唳催寒近，耿耿星河水更清。

四谛人生有爱离，分飞劳燕各东西。

从来事愿多相谬，何处寻津觉不迷？

奉和《岁末抒怀》

从文从教事论评，历久时长忘数庚。

难入仕林源自性，愿从翰墨惜荃生。

虽无鸿鹄横天志，却有诗骚赋雅情。

惟憾平平年岁过，又闻爆竹启春声。

注：王向峰（1932——）著名学者、诗人，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仲元先生注赠诗

充闾近有大作《逍遥游·庄子传》出版，为国家课题，三十余万字。癸巳岁暮遥寄。

少年早富五车书，晚岁弘文乐隐居。

清影徘徊人不识，斜阳柳径瘦蘧庐。

蘧庐又著好文章，思古情开智慧光。

且起庄生重化蝶，翩翩辽左觅书香。

注：李仲元（1933——）著名学者、书法家、诗人。

王维阁先生注赠诗

拜读充闾吟长《蘧庐吟草》感赋四绝句

蘧庐内外觅诗魂，六十春秋路有痕。

昔日青丝成白发，潮头吟啸稳扶轮。

域外奔波吊子安，惜才遑论越千年。

崇文敬业真长者，后进孤寒青眼看。

注：王勃字子安，初唐四杰之一，墓在越南。

不负胸中万卷书，写怀述志见功夫。

诗情宦况清如水，慧眼丹心德不孤。

注：《论语·里仁》：“德不孤，必有邻。”

有幸识荆双十春，清词丽句总倾心。

己丑清和月于省心斋，桂月改定

注：王维阁（1943——）诗人，原省档案局副巡视员、研究馆员，辽宁省诗词学会副会长。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历史的苍茫/王充闾著.—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3945-8

Ⅰ.①面…　Ⅱ.①王…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7660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265千字

印　　张：18.5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装帧设计：张　莹

责任校对：刘　锋

ISBN 978-7-5470-3945-8

定　　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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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用破一生心

一

二

三

四

五

他那一辈子

一

二

三

四

五

灵魂的拷问

题　记

难　友

萁豆相煎

拷问（之一）

拷问（之二）

不算结尾

忍把浮名换钓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香　妃

一

二

三

四

五

貂蝉趣话

上

下

撑篙者言

一

二

三

四

寒夜早行人

一

二

三

邯郸道上

一

二

三

四

文成公主

一

二

三

四

五

劫后遗珠

一

二

三

四

五

当人伦遭遇政治

两个男人

两男两女

一男一女

问世间情是何物

一

二

三

四

五

万古丰碑

石柱擎天一女豪

一

二

三

勇哉，卓文君

一

二

三

贤母颂

一

二

三

四

李师师的真爱

一

二

三

叩启鸿蒙

一

二

三

四

五

成功者的劫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说不尽的历史话题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古今智囊

马嵬坡下的三场辩论

一

二

三

四

三个唐僧

屠羊说与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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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破一生心

一

伴随着“皇帝热”、“辫子热”的蒸腾，曾国藩也被“炒”得不亦乐乎。其缘由未必都是市场的驱动，很可能还出自一种膜拜心理：拜罢英明的“圣主”，再来追慕一番“中兴第一名臣”，也是满合乎逻辑的。只是我总觉得，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说得那样可亲、可敬，倒是十足的可怜。他的生命乐章太不浏亮，在那显赫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琐、畏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人们不禁要问：活得那么苦、那么累，值得吗？

关于苦，佛禅讲得最多，有所谓“人生八苦”的说法：生、老、病、死，生与俱来，可说是任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厌憎聚、爱别离、五蕴盛，则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异了。古人说，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

说到欲望，曾国藩原也无异于常人。经书上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出生在农村，少年时代也是生性活泼，情感丰富的。十多岁出外就读，浪漫不羁，倜傥风流。相传他曾狎妓，妓名春燕，于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殁，他遂集句书联以悼之：“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此日竟随春去了；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一时传为佳构。至于桎梏性灵，压抑情感，则是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后。其间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过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岁肄业于湘乡书院，改号涤生，六年后中进士，更名国藩。“涤生”，取涤除旧污，以期进德修业之意；“国藩”，为国屏藩，显然是以“国之干城”相期许。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儒家“修、齐、治、平”的成材之路，也恰切地表明了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终极追求。目标既定，剩下来的就是如何践履、如何操作的问题了。他在这条漫漫人生之路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一方面要超越平凡，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超越“此在”，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

这种人生鹄的，无疑是至高、至上的。许多人拼搏终生，青灯皓发，碧血黄沙，直至赔上了那把老骨头，也终归不能望其项背。某些硕儒名流，德足为百世师，言可为天下法，却缺乏煌煌之业、赫赫之功；而一些建不世功、封万里侯的勋臣宿将，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后，都只能在徒唤奈何中咽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气。求之于历代名臣，曾国藩可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他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应该说是超越了平凡；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在思想、学术上造诣精深，当世及后人称之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

可是，人们是否晓得，为了实现这“两个超越”，他竟耗费了多少心血，历经何等艰辛啊？只要翻开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遍，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是一个终生置身炼狱，心灵备受熬煎，历经无边苦痛的可怜虫。

“功名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自从背负上从儒家那里承袭下来的立功扬名的沉重包袱之后，便坠入了一张密密实实、巨细无遗的罗网，任凭你有孙悟空那样的冲天本领，也难以挣破网眼，逃逸出去；何况，他自己还要主动地参与结网，刻意去做那“缀网劳蛛”呢！随着读书渐多，理路渐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终极追求，便像定海神针一般把他牢牢地锁定在无形的炼狱里。

歌德老人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性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恐怕不是一个“遗传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还应从环境和教养方面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为他做好了精巧的设计，给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别样的选择。他在读解历史、认知时代的过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结构了，最终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制成品。于是，他本人也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了悖论。这样一来，他也就作为父、祖辈道德观念的“人质”，作为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彻底地告别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无法摆脱其悲剧性的人生命运。

二

这种无形的炼狱，是由他自己一手铸成的。其中的奥蕴无穷，但一经勘破，却也十分简单：要实现“两个超越”，就必须跨越一系列的障碍，面对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也就是他进退维谷，跋前踬后，终生抑塞难舒，身后还要饱遭世人訾议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圣人早就教诲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颠危之虞、杀身之祸。

他一生的主要功业在镇压太平军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庐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灭顶的惨败，眼看着积年的心血、升腾的指望毁于一旦，一时百忧交集，痛不欲生，他两番纵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后，又备受官绅、同僚奚落与攻击，愤懑之下，他声称要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还让人购置了棺材。心中惨苦万状，却又“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说，只好“打掉门牙肚里吞”。正如他所自述的：“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滨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那么，获取胜利之后又怎样呢？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同是一种苦痛，却有不同层次：过去为求胜而不得，自是困心恒虑，但那种焦苦之情常常消融于不断追求之中，里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现在的苦痛，是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而并非预期的福祉，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

到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尽管他竭忠尽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用兵过久，兵权太重，地盘忒大，朝廷从长远利益考虑，不能不视之为致命威胁。过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东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对付太平军非他莫属。而今，席卷江南、飙飞电举的太平军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随时都能问鼎京师的，是以湘军为核心的精强剽悍的汉族地主政治、军事力量。在历史老人的拨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个烧饼，湘军和太平军调换了位置，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其实，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总体战略出发，采取多种防范措施，一面调兵遣将，把守关津，防止湘军异动；一面蓄意扶植淮军，从内部进行瓦解，限制其势力的膨胀。破城后，清廷立即密令亲信以查阅旗营为名，探察湘军动静。当日咸丰帝曾有“克复金陵者王”的遗命，可是，庆功之日，曾氏兄弟仅分别获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胆战的是，湘军入城伊始，即有许多官员弹劾其纪律废弛，虏获无数，残民以逞。清廷下诏，令其从速呈报历年军费开支账目。打了十几年烂仗，军饷一毫不拨，七拼八凑，勉强维持到今日。现在，征袍上血渍未干，却拉下脸子来查账，实无异于颁下了十二道金牌。闻讯后，曾国藩忧愤填膺，痛心如捣。“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现。此时心迹，他已披露在日记中：“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

对于清廷的转眼无恩，总有一天会“卸磨杀驴”，湘军众将领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拥立”之念。据说，曾氏至为倚重的中兴名将胡林翼，几年前就曾专函探试：“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看后惶恐骇汗，悄悄地撕个粉碎。湘军集团第二号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写一联，故意向他请教：“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阅后，将下联的“似”改为“未”，原封送还。曾的幕僚王闿运在一次闲谈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虏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吓得不敢开腔，只是手蘸茶汁，在几案上有所点画。曾起立更衣，王偷着看了一眼，乃是一连串的“妄”字。

其实，曾国藩对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么死心塌地的愚忠，只是，审时度势，不敢贸然孤掷，以免断了那条得天地正气、做今古完人的圣路。于是，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继续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采取“断臂全身”的策略，在翦除太平军之后，主动奏请将自己一手创办并赖以起家的湘军五万名主力裁撤过半，并劝说其弟国荃奏请朝廷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以避开因功遭忌的锋芒。他说：“处大位大权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这两项举措，正都是清廷亟欲施行却又有些碍口的，见他主动提出，当即予以批准。还赏赐曾国荃六两人参，却无一言以相慰，使曾氏兄弟伤心至极。

三

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内圣外王”，既建非凡的功业，又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

去世前两年，他曾自撰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上联揭示内心的衷曲，还算写实；下联则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哪里有什么“坦坦荡荡”，恰恰相反，倒是“凄凄、惨惨、戚戚”，庶几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他对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说函札之类本来就是写给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记，他也绝不马虎。他知道，日记既为内心的独白，就有揭示灵魂、敞开自我的作用，生前殁后，必然为亲友、僚属所知闻，甚至会广泛流布于世间，因此，下笔至为审慎，举凡对朝廷的看法，对他人的评骘，绝少涉及，为的是不致遭惹麻烦，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里面倒是记载了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他都要痛自悔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

他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脉把得很准，治疗也是对症的，应该承认，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无异于放了一阵空枪，最后，依旧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赏苏东坡的一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可是，也就是止于欣赏而已。假如真的照着苏东坡说的做，真的能在一个“淡”字上着意，那也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自然，也就再无苦恼之可言了。由于他整天忧惧不已，遂导致长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为他开了一个药方，他打开一看，竟是十二个字：“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尝不懂得黄老之学可疗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标的驱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做万世师表，怎么可能淡泊无为呢？

世间的苦是多种多样的。曾国藩的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冥心孤诣、刳肚搜肠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贺，他的母亲就曾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但这种苦吟中，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曾国藩的苦，和那些终日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诚发自一种真正的信仰，由于确信来生幸福的光芒照临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中堂大人”则不然，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人生中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从一定意义来说，他的这种痛深创钜的苦难经验，倒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

他节欲，戒烟，制怒，限制饮食，起居有常，保真养气，日食青菜若干、行数千步，夜晚不出房门，防止精神耗损，可说是最为重视养生的。但是，他却疾病缠身，体质日见衰弱，终致心力交瘁，中风不语，勉强活了六十二岁。死，对于他来说，其实倒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什么“超越”，什么“不朽”，统统地由他去吧！当然，那种无边的痛苦，并没有随着他的溘然长逝而扫地以尽，而是通过那些家训呀，书札呀，文集呀，言行录呀，转到了亲属、后人身上，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痛苦的传承，媒体的链接。

前几年看到一本“语录体”文字，它从曾国藩的诗文、家书、函札、日记中摘录出有关治生、用世、立身、修业等内容的大量论述，名之曰《人生苦语》。一个“苦”字将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迹活灵活现地概括出来，堪称点睛之笔。

四

曾国藩以匡时济世为人生的旨归，以修身进德为立身之本，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无疑是承传了孔孟之道的衣钵，但他同时，也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他是由儒、道两种不同的传统生命智慧煅冶而成，因而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兼收孔老、杂糅儒道最为纯熟、最见工力的一个。

由于他机敏过人，巧于应付，一生仕途基本上顺遂，加之，立功求名之心极为热切，简直就是一个有进无退的“过河卒子”，因而未曾真正地退藏过。但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机智和韬光养晦的策略上的需要，他也还是把“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奉为终身的座右铭，把黄老之学看作是一个精神的逋逃薮，一种适生价值与自卫方式，准备随时蜷缩到这个乌龟壳里，一面咀嚼着那些“高下相生，死生相因”的哲理，以求得心灵上的抚慰；一面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权谋中，把握其再生的策略。

同是道家，在他的眼里，老子与庄周的分量并不一样。别看他选定的奉为效法榜样的三十二位中国古代圣哲中，只有庄周而无老子，其实，这是一种“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障眼法。庄周力主发现自我，强调独立的人格，不仅无求于世，而且，还要遗身于世虑江山之外，不为世人所求。这一套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旷达恣肆，彻悟人生的生命方式，对曾国藩来说，无异于南辕北辙；倒是作为权谋家、策略家、彻底的功利主义者的老子，更切近他的需要，符合他的胃口，——儒家是很推崇知进退、识时务，见机而作的，孟子就说过嘛：“孔子，圣之时者也。”

他平生笃信《淮南子》关于“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说法。“强”也者，勉强磨炼之谓也，就是在猎取功名上，要下一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勉功夫。但他又有别于那种蛮干、硬拼的武勇之徒。他的胞弟曾国荃刚愎自用，好勇斗狠，有时不免意气用事，曾国藩怕他因倨傲招来祸患，总是费尽唇舌，劝诫他要“慎修以远罪”。听说其弟要弹劾一位大臣，当即力加劝止，他说，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侧目相看，遭贬的本人也许无力报复，但其他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寻隙启衅。须知，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处身险境，不能不考虑后果。他告诫其弟：从此以后，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向掀天揭地处着想。这并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为位高名重，不如此，那就处处都是危途。

清代道咸以降，世风柔靡、泄沓，盛行一种政治相对主义和圆融、浑沌的处世方式。最典型的是道光朝的宰相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身名俱泰。门人向他请教，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有人赋《一剪梅》词，其中有“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之句。曾国藩由于深受儒学濡染，志在立功扬名，垂范万世，肩负着深重的责任感，尽管老于世故，明于趋避，但同这类“琉璃蛋”、“官混子”却是判然有别的。我们也许不以他的功业为然，也许鄙薄他的为人处世，但是，对于他的困知敏学，勤谨敬业，勇于用事的精神，还应该予以承认。

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多无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智性充盈而人性泯灭的有知觉的机器人。

五

对于阅世极深的曾国藩来说，我想，他不会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过是一场闹剧，而扮演角色的无非是一具具被人牵线的玩偶，原是无须那么较真的。他自己就曾说过，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终身暗然退藏。难道是他们有什么特异的天性？不过是因为真正看到了大的方面，而悟解一般人所追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秦汉以来至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踞权要之时，自以为才智高人万万，简直是不可一世；可是，等到他们死去以后再看，跟那些“营营而生，草草而死”的厮役贱卒，原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今天的那些处高位而猎取浮名者，竟然泰然自若地以高明自居，不晓得自己和那些贱夫杂役一样都要同归于汩没，到头来并没有什么差异，——难道这还不值得悲哀吗？

我们发现，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即所谓“分裂性格”。比如，上面那番话说得是多么动听啊，可是，做起来却恰恰相反，言论和行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其结果，自是加倍地苦累，而且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对此，清廷已早有察觉，曾降谕于他，直白地加以指斥：总因“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辞巧辩。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至于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观火了。幕僚王闿运在《湘军志》一书中，对曾氏多有微辞，主要是觉得他做人太坚忍、太矫情了；而与曾氏有“道义之交”的今文经学家邵懿辰则毫不客气，竟当面责之以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左宗棠更是专标一个“伪”字来戳穿他的画皮，逢人便说：“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作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家，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接受程朱理学巧伪、矫饰的同时，却能不为其迂腐与空疏所拘缚，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与圆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他尝以轻世离俗自许，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为如果真的轻世离俗，就说明已经彻悟人生，必然生发出一种对人世的大悲悯，就会表现得最仁慈，最宽容，自己也会最轻松，最自在。而他何尝有一日的轻松自在，有一毫的宽容、悲悯呢？他那坚忍、强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弥笃的强烈欲求，已经冻结了、硬化了全部的爱心，剩下来的只有漠然无动于衷的冷酷与残忍，而且，还要挂出神圣的幌子。他办团练时，以利国安民为号召，主张“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因此，每逢团绅捉来“人犯”，总是不问情由，立即处死。一次，曾国藩路过一村，遇卖桃人与买者争吵，卖者说没有付款，买者说已经付了。经过拘讯，证明是卖者撒谎，他当即下令将其斩杀。一时街市大哗，民众惊呼：“钦差杀人了！”因而得名“曾屠户”。事见《梵天庐丛录》。

他曾亲自为湘军撰写了一首《爱民歌》，让官兵们传唱：“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实际执行情况又怎样呢？曾氏幕僚赵烈文记下了攻破天京后的亲眼所见：“城破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大局”；“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湘军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掳，“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戳以为戏”，“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尸骸塞路，臭不可闻”。湘军将领彭玉麟写过一首《攻克九江屠城》的七律，后四句云：“九派涛红翻战血，一天雨黑洗征裘。直教殄灭无遗种，尸拥长江水不流。”对照这般般记述，再回过头来读一遍那堂而皇之的《爱民歌》，岂不恰成尖锐的讽刺！

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朋友来聊天，看了我写的这份初稿。他说，选取人性阅读这个角度颇有新意。临走前，还告诉我，从他外祖父手中传下来一幅曾国藩的照片，看一看也许有助于了解其人，因为相貌总是精神的一种外现，即使不是全部，起码也能部分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在性格。我赶忙跟他到家，拿过照片来细细地端详一番：宽敞的前额上横着几道很深很深的皱纹；脸庞是瘦长的，尖下颏，高颧骨；粗粗的扫帚眉下，长着长挑挑的三角眼，双眸里闪射出两道阴冷、凌厉的毫光；浓密的胡须间隐现着一张轻易不会嘻开的薄唇阔口。留给人的印象很深，有一种心事重重、渊深莫测的感觉。

是的，我心目中的曾国藩，就是这样。

（2002年）

他那一辈子

一

这里说的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关于这位“李二先生”，我已经琢磨多少年了。起始，还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形象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后来，逐渐逐渐地变得鲜亮，清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挺立在我的眼前，最后，竟然依次显现出四种形象：

首先，他是个“不倒翁”。一生中，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上面坐着阴险的老太后、懦怯的小皇帝，身旁围绕着数不清的王爷、太监、宰辅、权臣，一个个钩心斗角，狗扯羊皮，像掐架的乌眼鸡似的；而他居然能够斡旋其间，纵横肆应，游刃有余，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朝廷的每一件大事都和他挂连着。咱们不妨搬着指头算一算，晚清时期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哪一个不是经他手签订的！他真的成了“签约专业户”。这样，就难免遭来连番的痛骂。可是，骂归骂，他却照样官运亨通，而且官越做越大。单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满朝文武，从他的老师曾国藩算起，包括光绪皇帝的教师爷翁同龢，号称“变色龙”的张之洞，还有后来的阴谋家袁世凯，大概没有谁能比得过他。

这当然得力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他有一套善于腾挪、招架的过硬本领，他是一个出色的“太极拳师”。

他还有一种形象，就是“撞钟的和尚”。“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当时掣肘、下绊者多多，处境十分艰难，话里夹带着哀怨，透露出几分牢骚。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着两首《一剪梅》词：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从容，议也毋庸，驳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百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形象地概括了晚清官场中的流弊。不过，李鸿章的勤政是出了名的，他既做官又做事，不是那种“多磕头少说话”，敷衍塞责，坐啸画诺的混混儿。七十四岁那年，他还奉旨出访俄国，尔后水陆兼程，遍游欧美，历时二百天，奔波九万里。对于大清王朝，他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楷模。

当然，最具哲学意味的还是“裱糊匠”的形象。李鸿章曾把清王朝比作一间破纸屋，自己是个裱糊匠。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正所谓：屋不成屋还是屋，糊无可糊偏要糊。他所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

他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大起大落，却是大红大绿伴随着大青大紫：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儿，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北宋那个“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是“忍把浮名，换得浅斟低唱”；“李二先生”倒是：忍把功名，换得骂名远扬。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

二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蠭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当然，这并非他的初衷。由于深受儒学的熏陶，他从小就立下了宏誓大愿。二十岁时，他写过十首《入都》诗，里面满是“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之类的句子。果然，第二年就中了举人，三年后又中进士，入翰林。他在参加殿试时，借着《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考题大肆发挥：“今当举世披靡之会，使皆以缄默鸣高，则挽回风运之大权，其将谁属耶？”坦然以力挽狂澜、只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骄人气概。

李鸿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途程中，以1862年经曾国藩举荐正式出任地方都抚为中线，前后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直到1901年因病死在任上。他是晚清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任事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核心人物。

热心仕进，渴望功名，原是旧时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但像李鸿章那样执着，那样迷恋，却是古今少见的。一般人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李鸿章则是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总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他把功名利禄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官场，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迷”。曾国藩说过：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著书，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仕进，这是李鸿章的典型性格。

李鸿章一生功业甚多，但他的蜚声中外，以至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务、外交方面。在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鸿章与清廷的外交事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每当大清国外事方面遇到了麻烦、面临着危机，老太后总是“着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于是，这个年迈的衰翁便会披挂上阵，出来收拾残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间，竟连续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密约》、《辛丑和约》等四个屈辱条约。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见，李鸿章在西太后身边，日子是不会好过的。相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李鸿章交谈时，曾暗喻他只会打内战，他听了喟然长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当然无法与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对理想的搭档。书载，威廉皇帝回到后宫，经常愤怒地摔砸器皿。皇后知道这是因为受了老俾的气，便问：“你为什么这么宠着他？”皇帝说：“他是首相，下面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受了气往哪儿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儿出呢？就只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气绝不会比老俾的少，但他敢找“老佛爷”出气吗？

他在甲午战争中，声名尤为狼藉，民怨沸腾之下，清廷不得不给他“禠去黄马褂”的处分。一天，江苏昆曲名丑杨三演出《白蛇传》，在演到“水斗”一场时，故意把台词作些改动，说：“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剥去。”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李鸿章的鹰犬也都在场，恨得牙痒痒的却又不便当众发作，但事后到底把杨三弄得求生无路，惨痛而死。悲愤中，有人撰联嘲骂：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李鸿章的长兄不忍心看着弟弟遭罪受辱，劝他早日离开官场，一起告老退休，他却坚决不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杀李以谢天下”的呼声遍于朝野。而李鸿章则“晏如也”，毫无退避之念，“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故作镇定，撰联悬于书斋：

受尽天下百官气；

养就胸中一段春。

这也是跟他的老师学的——曾国藩当年也曾写过类似的联语：

挺起两根穷骨头；

养就一段春意思。

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一种“挺经”。

你若说他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时候，处境过于艰难，他也会头脑暂时清醒一些，显现出一种平常心来。比如，当他接到已经退出官场的湘军名将彭玉麟的函件后，看到这位故人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逍遥在世虑尘氛之外，不禁涌起艳羡的情怀。复函里说：

弟日在尘网中，劳劳碌碌，于时事毫无补救，又不敢言退。仰视孤云野鹤，翱翔天表，听其所止而休，岂啻仙凡之别！……江山清福，唯神仙中英雄退步，始能独占。下视我辈陷入泥涂如醉如梦者，不知几时可醒耳。

这自是真情流露，但也无非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对于李鸿章来说，官场的荣华富贵毕竟要比湖山的清虚冷落更具诱惑力。

彭玉麟的辞官不就，视富贵如浮云，是出了名的。他曾三辞安徽巡抚，三辞漕运总督，一辞兵部右侍郎，一辞两江总督并南洋通商大臣，两辞兵部尚书。每次辞官，他都情真意切，绝非借此鸣高，沽名钓誉。他能在功名场中陡然收住脚步，“英雄回首即神仙”，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像他在诗中所咏叹的：“黄粱已熟前番梦，白发新添昨夜霜。布袜青鞋容我懒，金貂紫绶任人忙。”“纵使平生遭际盛，须防末路保全难。登场端赖收场早，进步何如退步安。”这种境界，同李鸿章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他的那几句诗：“我笑世人心太热，男儿抵死觅封侯”；“底事老僧最辛苦，利心热透道心微”，简直就像专门说给李鸿章听的，无奈，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最后只能是“马耳东风”。

三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明显。两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二人的气质、取向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着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着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是连说也不说。反过来，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是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是又做又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过，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要显得坦白一些。由此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当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时，他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是很欣赏的。临终前，他还曾荐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是如临深渊，惕惧不已。咸丰末年，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及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这一高官显位，不知使多少人艳羡、垂涎，但曾国藩却并不开心，他说：“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面对天京城破这一期望多年的胜局，他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终夜难眠，认为物极必反，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因而诚惶诚恐。在《家书》中，他特意告诫子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为此，必须持有三种心态：一是不参与，好像事情与己无涉；二是不善终，高位都是险地，居高履危能够善终的很少；三是不胜任，好像在朽烂的跳板上驾驭着六马奔车，随时都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他的韬晦之计，后来发展成为功成身退、避祸全躯的行动。他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直接批评为“无益之请”。他说：“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一冷一热，一退一进，这和他们所处的境遇不同有直接关系。曾氏当政时，清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起义；他所时刻警戒的，集中在功高震主、拥兵自重方面。“打下一个洪秀全，上来一个曾国藩。”这是他最怕听的一句话。而阴险毒辣的西太后，承袭了祖上康熙皇帝的惯用伎俩，善于利用大臣间的矛盾以制衡其权力与威势，她一面重用曾国藩，一面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桢，发展李鸿章的淮军势力。就是说，你曾国藩已经翦除了太平军，我的心腹之患消除了，在你身后，左、李、沈都壮大起来，不怕你曾氏兄弟兴妖、起屁、尥蹶子，没有你这两个“鸡蛋”，我照样能做“槽子糕”。

而在李鸿章当政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虽在，正远征西北；恭亲王已被免除了议政王，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至于翁同龢等帝党头目和“清流派”的张之洞、李鸿藻等，或老朽顽庸，或徒逞空谈，难抵实用。尤其是面临着列强鲸吞之势，要与之斡旋、谈判，折冲樽俎，更非李鸿章莫属。此之谓“形势比人强”也。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时期都得有替君王承担失误责任、代杖受罚的大臣。晚清时期的李鸿章，就充当了西太后的这种角色。他像避雷针那样，把因兵败求和，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朝廷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试想，这样的角色还能倒下吗？

而且，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么古板，也不像左宗棠那么刚愎自用，张之洞那么浮华、惜名，他纵横捭阖，巧于趋避，有一套讨好、应付“老佛爷”的招法，因而能够一路胜出。

一次，朝廷要他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贪墨索贿的案件。他敷衍了几个月，最后上了一道奏折，说吴棠一贯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而且，在籍士绅都赞颂他善政利民。结果是，吴棠安然过关，而原参者却受到申斥。实际上，所参各项都完全属实，只是由于吴棠曾有恩于慈禧，李鸿章便作了这种违心灭良的处置。原来，吴棠任清河县令时，一个老朋友的灵柩路过那里，吴知县派人送去三百两银子作为赆礼。不料，当时河里并排停着两艘大船，仆役把银子错送给邻船了。吴棠盛怒之下处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还，一个幕僚从旁解劝说：邻船上的是入京参选秀女的满洲闺秀，说不定日后成了贵人，还能够借利呢！吴棠听了甚以为是，便换成一副笑脸，登船问候母女三人。那位母亲慨然地说，如今世态炎凉，我们孤儿寡母一路上受尽了冷落，唯独吴老爷古道热肠，真是难得，我们母女誓不能忘。那两个女儿，你知道是谁吗？一个就是后来的慈禧，另一个做了醇亲王的福晋。“只因一回错，便为人上人。”从此，吴棠平步青云，一路飙升。

大清的国运如何，“老佛爷”可以不在乎；唯独“垂帘听政”的大权必须把在手里，拼死也不能丢。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不管签订什么和约，总要坚持一条底线：割地赔款的条件再苛刻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维护“老佛爷”的干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北京，“老佛爷”仓皇逃窜，压在她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就是怕议和中追究祸首追到她的头上。她事先就交代给李鸿章：和议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对此，李鸿章是心领神会的。果真，联军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祸首，他立刻封了门，表示：什么都好说，唯独这个事由不能谈。结果，议和条件苛刻无比。慈禧见里面并未涉及她本人，便也放下心来；至于花些银子吗，她一辈子已经大手大脚惯了，谁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着李鸿章去张罗就是了。不过，这回“李二先生”却破例地撂了挑子，天可怜他，没等“老佛爷”銮驾归来，他就提前“翘辫子”了。

追念这个“裱糊匠”、“避雷针”旧日的勋劳，清廷特旨封谥文忠公，追赠太傅，晋升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赐予有清三百年来汉员大臣生荣死哀的最高恩典。

四

李鸿章死后，有人给他编了个“五子登科”的俏皮嗑儿，叫作：

巴结主子；

搞小圈子；

耍手腕子；

吓破胆子；

死要面子。

说他死心塌地地做奴才，使尽浑身解数，以讨取主子欢心；为结党自固，织成一个密密实实的关系网；在官场中耍尽权术，机关算尽；却被洋人吓破了胆子，一意屈从，奴颜婢膝；日常生活中，他死要面子，端足架子，俨然不可一世。这不仅概括了李鸿章屈辱一生的奴性本色，也为晚清广大官僚阶层绘制了一幅群体的画像，这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中都曾有过淋漓尽致的揭露。

李鸿章巴结主子，趋奉慈禧的高超手法，具如前述；而他的织关系网、搞小圈子的本事，亦非常人所能及。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原本是旧时代官场的通弊；而晚清的办团练和私人幕府制度，又为这种结党营私行为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条件。如同曾国藩的湘军、幕府是曾氏的大本营一样，李鸿章的淮军和幕府，也是他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的直接依托。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于他任用私人，徇情舞弊，做了淋漓尽致地揭露：那些同乡、同事、袍泽、部下，“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出了事还要多方回护，包庇过关，从而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

他生来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经历的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更使他增长了阅历，练达了人生。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难怪他敢夸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亲王奕是不好对付的，他仗着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这一特殊身份，一贯作威作福，眼里放不下人。现在又取代了恭亲王，接手总理北洋事务，成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他一上来，马上就找办洋务的李鸿章，要他拿出一笔经费，支持修建颐和园。理由是堂皇正大的，他撇着京腔儿说：整修昆明湖，兴办海军学堂，这可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呀！李鸿章不慌不忙、笑容可掬地应对道：亲王大人，您的高尚情怀，宏伟抱负，赤诚为国，苦心孤诣，实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尽全力照办。接着，立刻他就把难题推还给了对方：王爷，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禀报哩：增加海军军饷，现在找借无门；四艘军舰即将从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须雇请外国员弁管理；还要出钱备置燃料，日常费用也须一体安排——这些款项，恳请亲王鼎力支持！醇亲王一听，脑袋立刻就大了。这个只知酒色征逐的“阔大爷”，哪里懂得什么筹措资金！可嘴里又不便说出，只好唯唯否否，掉头而去。你看，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斗法”把戏，玩得该是多么精彩呀！

李鸿章对内应付裕如，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少了招法。长期以来，慑于列强的强大威势，使他觉得处处无法赶上人家，从而滋生一种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当时，在晚清朝廷中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极端：不了解西方实际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无视列强环伺的险情；而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对照本国腐朽、庸懦的现状，又常常把敌我力量对比绝对化，觉得事事皆无可为，从而一味主张避战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软骨症。李鸿章属于后者的代表。加之，他还有挟洋以自重的个人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后同样被列强诸国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而李鸿章在洋人眼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这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也就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一方面吓破了胆子，一方面他又死要面子，端足架子。这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是一方镜子的两面。凡是孱头、自卑者，都最怕别人瞧不起，因此就得端足架子，维持面子。鲁迅先生讲到“面子”时有一段话，恰是这种心态最好的注脚：

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时，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抖足了威风。轮船上高悬着大清国的龙旗和特命头等钦差大臣的旗帜，呼呼啦啦几十人，招摇过市。至于李鸿章本人，别看他的官德、口碑很差，却生就一副举止端庄，威仪堂堂的做派。在外国人的笔下，他“长身玉立，具有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文雅和对于芸芸众生的一种超越感”。

他不仅倨傲、矜持，有时还意气用事，甚至打痞子腔。出访俄国期间，土耳其斯坦布加拉王公乘车前来拜见。李鸿章坐在皮椅上不动身，直到王公进了客厅，他才慢慢起身，显得十分傲慢。布加拉王公看在眼里，落座后向李郑重声明，他以一国之君专程前来拜望，这跟你李鸿章个人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尊重中国大皇帝之故。说完，抬身就走了。李听了很不自在，只好把客人送到车上。可是，当王公的车子刚刚起动，他却在后面高喊：“且慢！”王公的翻译从车窗探出头来，忙问“有何见教”。李却不紧不慢地说：“请你转告王公，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他：他的开宗祖师默罕默德从前在中国，后来因为犯罪被驱逐出境，逃窜到了那边，这才给他们创造了宗教。”说完，他扬扬得意，在场的人相顾愕然。而车里的王公，早被这突如其来的反戈一击弄得晕头转向，更不知如何答对才好。

相传，晚清时节，好事者把讽刺明代的伪清高者陈眉公的诗：

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翩然一只云中雁，飞去飞来宰相衙。

加以改窜以后，转赠给了中堂大人李鸿章：

装点天朝大架子，附庸狼虎老名家。

一生百事劳心拙，太息“孱头宰相”衙！

连讥带诮，惟妙惟肖，可谓“谑而且虐”者也。

五

看，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很真实、很有个性的老头子。他的思想轨迹确实是比较驳杂的。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那种刚性，又混杂着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现代成分；娴熟“水鸟哲学”（表面平静，暗里动作），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

李鸿章的为官诀窍，前面已经引述过，即“士人以身许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何谓“得君”？说穿了就是能讨得君王的喜欢，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讨得喜欢，获取信任，首先必须摸准主子的脾气，透彻地掌握其用人的标准。在这方面，李鸿章的功夫是很到家的。他知道，清王朝择臣的准则是，只要你肯于死心塌地当奴才，忠心耿耿地为朝廷卖命，就照用不误，为贤为愚、或贪或廉，都无关大体。对于所谓“名儒”与“名臣”，清朝皇帝向来是不感兴趣的。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

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名臣，往往与昏君、庸君相对应，圣明天子之下还能有什么“名臣”吗？所以，李鸿章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明乎此，也就晓得了对于曾国藩那一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灵的朝圣”，他之所以不以为然，真谛就在这里。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签订各项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精神，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仗义执言，拼死相争，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宠为转移，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18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对外策略，为后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鸿章却把它搬用过来，作为处置内部事务的一条准则。在这种准则支配下，必然是不问宗旨，不管对错，只要你得势了，或预计将能得势，他便会采取审慎的合作态度，明里暗里表示支持；而一当发现你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便会毫不犹豫地弃置不顾。

在对待戊戌政变和维新派的态度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政变伊始，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形势不明，李鸿章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置身事外，不去直接参与。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申明这一立场。维新党人张元济不晓得个中微妙，曾恳切地请求他：“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申斥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但是，当维新派遭到慈禧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定为“乱臣贼子之尤”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暗地里输诚相与，采取保护的对策。因为他了解到日、美、英诸国对维新派是支持的，推测康、梁日后定会大有作为。如果完全跟着老太后跑，一旦维新派在外国支持下掌了大权，自己将难予处置。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对他们的关心。朝廷指令他铲平康、梁祖坟以儆奸邪，他则以“香港近有新党欲袭广东，恐过激生变”为由，建议稍缓进行；而在慈禧面前，则极力贬斥、丑诋维新派，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就是这样“脚踩两只船”，运用两面手法，来保全自己，预留后路。待到后来，当他观察到变法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清廷又紧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将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故常，断然采取严厉打击的行动，不仅迅速铲平了康家的祖坟，还把清政府缉拿康、梁的赏银，由十万两提高到十四万两。可见，他一切都以保全自己为前提，以对己是否有利为转移。

其实，这种实用主义在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念中，人们是并不生疏的。实用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与功利主义相通。孔夫子一向被认为是重仁义而轻功利的，可是，正是这位“圣之时者”，把“敏而有功”作为区别是否仁人的一条标准。他也特别讲究灵活变通，一次，他的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的生命，那人感激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牛，就给大家宰吃了。孔子表彰他，说这事做得对，救了人有肉吃，有好处，将来鲁国的人就都愿意救人了。依照鲁国的法令，主家的奴隶被人赎回，要交赎金，可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出于廉洁，却不收赎金。孔子责备他，认为这样过分清廉效果并不好。可见，孔老夫子是非常灵活的。他公然声称，自己是“无可无不可”的，以致被墨家目为“污邪诈伪”。

在民间，典型的实用主义表现在对待神佛的态度上：你能给我带来好处，我就信；否则我就不信。旧戏里有一出《打城隍》，就是因为得不到实惠而打将起来。这是从实用出发，而并非建立在信仰的层次上——宗教信仰是不讲条件的，我得到好处了，感谢上帝的赐予；我现在境遇不好，没有获得幸福，那也是上帝在考验我。总之，享福受罪，心甘情愿。

官场实用主义在李鸿章身上发扬光大，有其深刻的根源。

其一，他是儒学中“活学活用”的典范。在他来说，精研儒学并不是为了传道立人，志在圣贤，而是要掌握取悦人主、谋求爵禄的手段。他认为学问不是知识，而是从人生体验中来，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他把学识提升到智慧、谋略的层面上。

其二，他的圆融、圆通的个性和热衷仕进的政治追求，起到了催化、触媒作用。

其三，晚清的社会时代使然。社会越是混乱、无序，人们便越是注重实利，讲求实惠，直到鄙视操守，厌弃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最讲求实用：战国时期，五代十国，还有晚清。它们分别都产生了许多代表性人物：比如战国末期的李斯，他通过研究茅厕里的老鼠，悟出了人生必须有所凭借的现实道理；五代时的冯道，“历事五朝长乐老”，靠什么？靠的就是娴熟的宦术；再就是晚清的实用派“李二先生”。一冯一李，两个不倒翁，一对老滑头。

（2004年）

灵魂的拷问

题　记

我喜欢踏寻古迹。定居沈阳二十多年，凡是在历史上有点名堂的地方，几乎我都到过；唯独龙王庙的遗址至今还不知其确切所在。翻遍了各种书，也问过许多人，最后还是茫然不晓。这也难怪，因为它原本是清代初年布满盛京的几百座庙宇中最普通的一座，而且，可能坐落在城外的浑河岸边，料想也是非常简陋的。只是由于一位名人在里面寄宿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使它与众有所不同，在史书上留下了名字。

我说的这个人名叫陈梦雷。他是有清一代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编纂过著名的典籍《古今图书集成》。在一次突发事件中，陈梦雷被他的“知心朋友”李光地出卖了，结果，人家吞功邀宠，步步莲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他却险些脑袋搬了家，后来亏得同僚说情，圣上开恩，被判作戴罪流放，流落到此间给一户披甲的满族之家当奴隶，干苦力。

提起这类背信弃义，卖友求荣的勾当，心里总是觉得十分沉重，郁闷杂着苦涩，很不是滋味。看来，它同嫉妒、贪婪、欺诈、阴险一样，都属于人性中恶的一面，即便算不上常见病、多发病，恐怕也将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世代传承，绵延不绝。“啊，朋友！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朋友。”亚里士多德的这番话，未免失之过激，但它肯定植根于切身的生命感受，实为伤心悟道之言。

远的不去说它，只就我们这辈人的有限经历来讲，大概很多人对于过去一些政治运动中的投机、诬陷、倾轧，直至出卖朋友的行径，都不会感到生疏。而当这种种恶行发生于那种“政治异化”过程中，则更是花样翻新，变本加厉。有些人竟然以革命的名义，在“打倒走资派”、“批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堂堂正正的旗帜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在这种情势下，那些充满个人的无助感、卑微感、绝望感的受害者，迫于当时的强大攻势，不大可能进行绝交、申讨之类的直接对抗。加之在所谓“群体性的历史灾难”中，个人的卑劣人性往往被“时代悲剧”、“体制缺陷”等重重迷雾遮掩起来，致使大多数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环境因素，而轻忽了、淡化了个人应负的道义责任。充其量，止于就事论事，辨明是非，而很少有人能够烛隐抉微，透过具体事件去进行心灵的探察，灵魂的拷问。

世事驳杂，人生多故，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这类问题？轻轻地放过，固然不可取，但简单的牙眼相还，睚眦必报，也只是一时痛快而已。我以为，不妨参照陈梦雷的做法，坚定地守护着思想者的权利，在痛定思痛，全面披露事实真相的同时，能够深入到心灵的底层，从人性的层面上，揭示那班深文周纳、陷人于罪者居心之阴险，手段之龌龊，灵魂的丑恶。这样，不仅有功于世道人心，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宝贵的人生教训；而且，可以净化灵魂，警戒来者，防止类似的人间悲剧重演。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拂去岁月的埃尘，翻开三百多年前的史页，旧案重温，再现陈梦雷上当受骗，沉冤难雪，终于痛写《绝交书》，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的血泪交迸的历程，确是不无教益的。

难　友

陈梦雷出身于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诗书门第，父亲教子有方，管束极严，在他的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因而，他得以年少登科，刚刚十二岁就入泮成了秀才；八年后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又过了一年便高中庚戌科的二甲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即授翰林院编修。真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康熙十二年，由于母亲在京师不服水土，他临时请假护送南归，返回原籍福建侯官（福州），从而结束了三载安富尊荣的京宦生涯。这一年刚刚二十五岁。他万万没有想到，此番南下竟成了他“运交华盖”的人生转捩点。可怜一枕还乡梦，断送功名到白头！

陈梦雷回到家乡不久，就赶上了“三藩之乱”爆发，靖南王耿精忠拥兵自重，据闽叛清，一时间闹得人心浮荡，满城风雨。为了网罗名士，壮大声威，硬逼着陈梦雷改换门庭，出任伪翰林院编修，由于本人拒不接受，而降授为户部员外。陈梦雷无奈，便披缁削发，躲进了僧寺，托病不出。叛军还是不依不饶，三天两头地催逼就道，他脱身无计，只好虚与委蛇，准备寻觅机会一走了之。

就在这时，与他同为福建乡亲，同年考中二甲进士，同为翰林院编修，而且有很深交情的李光地，也因为探亲返回了家乡。由于李光地是著名的理学家，在当地名气很大，耿精忠想要借助他的声望招摇作势，便派人到他的安溪故里，召他出仕。他趁着耿精忠亲自接见的机会，悄悄来到了侯官，暗地里与陈梦雷会面。两个知心朋友好久没在一起谈心了，而今难里重逢，自有诉不尽的衷肠，说不完的款曲，足足倾谈了三个晚上，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对待面临的艰危形势，筹谋应付叛军的对策。

他们考虑到，陈梦雷已经陷身罗网，轻易脱不了身，只好因势乘便，暂时留下来出面周旋，同时做一些了解内情、瓦解士心的工作，待讨耿清军一到，便做好内应，以应时变；而尚未出任伪职的李光地，则赶紧藏匿起来，并且尽快逃离福建，然后设法与朝廷取得联系，密报耿军实情，剖白两个落难臣子的耿耿忠心。

握别时，陈梦雷激动不已，当即向李光地誓约：他日如能幸见天日，那时我们当互以节操鉴证；倘若时命相左，未能得偿夙愿，后死者也当会通过文字来展示实情，使天下后世知道，大清国养士三十余年，在海滨万里之遥的八闽大地，还有一两个矢志守节的孤臣，死且不朽。李光地听了这番情辞恳切的内心剖白，颇有一番感慨，在点头称许之余，趁便向陈梦雷提出代为照料家中百口的要求，并嘱咐他安心在这里留守：“光复之日，汝之事全部包在我的身上。”

这样，李光地便放下心来，返回安溪，然后遁迹深山，筹措出逃之计。由于此间远离侯官六百余里，消息十分闭塞，为了更多地掌握耿军内情，了解其发展态势，他又几次派人专门到陈梦雷那里去打探虚实，进一步摸清底细，以便北上之后，向朝廷进献讨逆破敌之策。

过了不多日子，李光地就顺利出逃了。在陈梦雷的多方周旋下，叛军对李潜逃一事没有加以深究，其家口也赖以保证了安全。这壁厢的陈梦雷，身处叛军之中，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日夜翘首北望，企盼着挚友有信息传来；那壁厢的李光地，脱开虎口之后，则鸿飞冥冥，杳无踪影，再也没有只言片纸告慰别情。原来，他已经把由陈梦雷提供的耿军内情和行阵虚实全部整理成文字，用蜡丸封好，作为密疏上报给朝廷，并提出建议：南下清军应以急攻为主，不宜迁延岁月，以免日久生变。而密疏上却只署了自己的名字，丝毫没有提及陈梦雷曾经参与其事。康熙皇帝得报，如获至宝，真是“欲渡河而船来”，立刻将它遍示群臣，同时命令兵部抄寄前方，使将帅知之，采取相应的对策。康熙帝满口称赞李光地：“真忠臣也！”很快就加以厚赏重用，超授李光地为侍讲学士。

康熙十六年，清军收复福建，叛将耿精忠率众投降。这时，李光地又以平叛功臣和接收大员的姿态再次莅临福建，声威赫赫地出现在侯官衙署。在接见陈梦雷的时候，亲口告诉他：“你做了大量尽忠报国的事情，不是一样两样，吾当一一地向皇帝秉告。”并且题诗相赠，有“李陵不负汉，梁公亦反周”之句，赞扬他身在伪朝，不忘邦国，像投降匈奴的李陵、身仕北周的梁士彦那样，能够苦心孤诣，勤劳王室。一番经过刻意构思、措辞美妙的甘言旨语，说得满脑袋书呆子气的陈梦雷，像是泡在蜜糖罐里，身心舒泰地回到了家里，静候着回黄转绿、苦尽甘来的佳音。每天每日，他都可怜巴巴地想望着：朝廷如何重新启用他，给他以超格的奖掖；纵不能如此，退出一万步去，圣上也必能体察孤臣孽子在极端困苦处境中的忠贞不渝的苦心。

萁豆相煎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也是合该着陈梦雷倒霉晦气，“福建之乱”中偏偏有一个叫作陈昉的人主动投靠了耿精忠的叛军，并被授为翰林院大学士，由于他们同姓，又同在叛军中供职，结果，京师中就把这个人误传为陈梦雷。为此，他受到了刑部的传讯。紧接着，收降的叛军里又有人举报陈梦雷曾经参与倡乱。这样，刑部便以“从逆”的罪名逮他入狱。陈梦雷万万没有料到会有这一遭——靖逆的功臣没有当上，反倒成了祸患不测的阶下囚，正是“有怀莫剖，负谤难明”。

当然，尽管他的深心里非常痛苦，但还抱有足够的希望：一是他认为康熙皇帝洞悉其中内情，最后总会公正、客观地对待他（他满以为李光地已经如实上报了）；二是身为朝廷命官、皇帝宠臣，又对事实真相一清二楚的李光地，更会不忘前情，践履旧约，鼎力加以营救。可是，他哪里知道，事实恰好相反，那个满口应承必定予以厚报的李大老爷，早把这个昔日的“知心朋友”、患难中的救命恩人丢在了九霄云外。对于面临灭顶之灾的陈梦雷，不但避之唯恐不远，未置片言只语以相救援，反而在其著述中，借着叙述当年在福建的那段遭遇，把陈梦雷写成甘心事敌还不算，并且企图陷害朋友于不义，要把他也拉下水，用以表白自己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这么一“撇清儿”不打紧，可就把陈梦雷送上了绝路——进一步坐实了他的“从逆”罪证，使之成为一桩铁案，结果是以死刑论斩。而最后拍板敲定这个死刑案的，恰恰是康熙皇帝。

对于完全出于无奈，被迫就任伪职的陈梦雷——且不说在被拘中他还有立功表现——科以如此重刑，许多与此事毫无瓜葛的局外人，都觉得量刑过于酷峻，未免有失公允；尤其为李光地的背信弃义、卖友求荣深致愤慨，因而明里暗里站在陈梦雷一边，帮助他说了一些好话。与李光地同为侍讲学士的徐乾学，出于怜才惜士之殷，劝说李光地应恪尽朋友情谊，勇于出面，上疏营救，不要坐视不顾。而李光地却以“恐怕无济于事”为辞加以推脱。在徐乾学一再催促之下，才勉强答应以他的名义上疏，但呈文要由徐乾学来代拟。与此同时，明珠太傅也上殿说情，奏请康熙皇帝从宽发落。最后总算免除了一死，把陈梦雷流放到盛京，给披甲的满洲主子为奴。李光地则在紫禁城里独享富贵，稳做高官，声望日隆；视陈梦雷如同陌路之人，未曾有过片纸通问，什么往日的深恩，当面的承诺，早已淡忘如遗。

对于陈梦雷来说，这场奇灾惨祸如果也还有什么裨益的话，那就是从中认识到仕途的险恶、人事的乖张，也擦亮了眼睛，看清了所谓“知心朋友”的真面目。他是一个心实性善的厚道人，虽说通今博古，满腹经纶，却未免过分迂阔，带有浓重的书生气。他真正识破李光地的心术与心迹，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而长期的过程的。当他开始得知李光地并没有在蜡丸中如实披露事实真相时，虽然有些震惊，深感失望，但还觉得情有可原，李光地有其难言之隐，主要是为了回护自己，洗清干系，以免横生枝节；当时他绝没有料到，李光地竟会趁机倾陷，落井下石，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已。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心胆俱寒的事实亮了出来，才完全暴露出李某人的嘴脸，这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也痛恨到了极点，正所谓“不救之失小，而下石之恨深”。

他长时期沉浸在极度苦闷之中，有时甚至不想再活下去。平素他是最尊崇孔圣人的，懂得“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道理；他也十分欣赏庄子，对于《南华经》中所倡导的心斋、坐忘的超人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人生理念，从小就谙熟于心，而且经常说给别人听，讲得头头是道；可是，真正临到了自己头上，却无论如何也修炼不到那种火候。他曾经幻想过，哪一天喝上一杯“孟婆茶”，或者饱饮一顿“忘川水”，把过往的一切愤懑、忧烦，伤心、气恼，统统地丢到耳旁脖子后去；也曾想，学学那位华山道士陈抟老祖，连续睡上一百天，架构一场“梦里乾坤”，换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可是，一切都是徒劳，不要说沉沉地睡上一百天，就连一个晚上也未曾安眠过。那噩梦般的前尘往事，无日无夜不在纠缠着他，困扰着他，直弄得他“千辛百折，寝食不宁”。

经年的困顿已经习惯了，沉重的苦役也可以承担，包括他人的冷眼、漠视统统都不在话下，唯独“知心朋友”的恩将仇报，背信弃义，是万万难以忍受的。如果说，友谊是痛苦的舒缓剂，哀伤的消解散，沉重压力的疏泄口，灾难到来时的庇护所；那么，对友谊的背叛与出卖，则无异于灾难、重压、痛苦的集束弹、充气阀和加油泵。已经膨胀到极点了，憋闷使他片刻也难以忍受；如果不马上喷发出来，他觉得胸膛就会窒息，或者炸开。因而，在戴罪流放的次年秋天，他满怀着强烈的愤慨，抱病挥毫，写下了一纸饱含着血泪的《绝交书》。

拷问（之一）

《绝交书》全文四千余言，大体上包括四层内容：开头以少量文字交代写作意图；接着叙述他和李光地面对叛军逼迫，筹谋对策的原委；三、四部分揭露李光地背信吞功、卖友求荣的事实真相，并对此予以痛切的谴责，进行灵魂的拷问，为全文的重心所在。下面，摘要引述《绝交书》中的部分内容：

自不孝（陈梦雷自称）定案之后，洊历寒暑，年兄（指李光地）遂无一介，复通音问，其视不孝不啻握粟呼鸡，槛羊哺虎，既入坑阱，不独心意不属，抑且舞蹈渐形。盖从前牢笼排挤之大力深心，至是而高枕矣。

……

然奏请者有人，援引释放之例者有人。年兄此时身近纶扉，缩颈屏息，噤不出一语，遂使圣主高厚之恩，仅就免死减等之例，使不孝身沦厮养，迹远边庭。

老母见背，不能奔丧；老父倚闾，不能归养。而此时年兄晏然拥从鸣驺，高谈阔步，未知对子弟何以为辞？见仆妾何以为容？坐立起卧，俯仰自念，果何以为心耶？

夫忘德不酬，视危不救，鄙士类然，无足深责；乃若悔从前之妄，护已往之尤，忌共事之分功，肆下石以灭口，君子可逝不可陷，其谁能堪此也？

……

向使与年兄非同年、同里、同官，议论不相投，性情不相信，未必决裂至此！

回思十载襟期，恍如一梦，人生不幸，宁有是哉？

引文的大致意思是：

自从我罪案判定之后，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你老兄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寄过，再也不复过问，看来我在你的心目中是没在丝毫地位的，简直如同手里抓着一把米可以随意吆喝的小鸡，如同圈里的随时准备饲虎的绵羊。既然我已经落入陷阱一般，系身牢狱，你便不但完全不把我放在心上，而且，高兴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果说，从前你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到了现在，过去对我进行牢笼、排挤的大力深心，就完全放了下来，高枕无忧了。

……

案发之后，许多人都对我表示同情，给予关照，有的给皇帝上疏，奏请圣上法外施恩；有的援引已往的成例，要求将我无罪开释。那么，此时正飞黄腾达、身近内阁（明清时宰辅所在之处为“纶扉”）的你老兄又是怎么做的呢？你在一旁缩着脖子，屏住气息，噤若寒蝉，不发一语。致使圣上虽然施恩高厚，也仅仅依照罪行减等之例，免除了我的一死，结果造成我沦为卑贱的奴隶，流放到辽远的边庭。老母去世，我不能前往奔丧；年迈的父亲整天地倚门伫望，我也未能归养。而你老兄，此时却晏然处之，心安理得，出行时，骑卒传呼喝道，前呼后拥，坐下来，高谈阔论，意气扬扬。我不知道，对于了解情况的子弟们，你将用什么言辞来交代？见到仆从和妻妾们，怎么去雕琢粉饰？行走坐卧，展转思量，如何才能安顿下这颗心来？

那种知恩不报，见危不救的行为，如果发生在鄙陋不堪的俗人身上，固然不足加以深深的责备，而你身为堂堂的理学名臣、一代道德冠冕，竟然这样掩饰自己从前的过失，不仅独吞两人合作共事所获得的成果，而且心怀忌恨，暗中落井下石，企图灭口销赃。士可杀不可辱，可以从容面对死亡，却绝不能忍受这种无端的倾陷。

……

我也曾想过，如果我们不是同年登第、同乡，又同在翰林院供职，如果相互间素无情谊，没有共同语言，性情也不投合，彼此不相信任，今天大概也不至于决裂到这种程度。你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人痛心疾首了！回想我们十载交情，相互期许，于今恍如一场梦境，全部化作虚无。人生难道还有比这更不幸的吗？

作者是有清一代的学问大家、文章巨匠，《绝交书》写得声泪交迸，震撼心扉；即事论理，层层剖断，极富说服力、感染力；而且，在叙述策略上也十分考究：他考虑到此文必将流布天下，并能上达宸听，因此，充分利用“哀兵必胜”的心理，采取“绵里藏针”的手法，以争得广泛的同情，占据主动地位。当然，也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素来讲究“交绝不出恶声”的传统礼仪有关。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肯撕破脸皮，把朋友间的龃龉彻底张扬出去；即使公开决裂了，也还要讲究说话的方式方法。

晋代的嵇康写过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在文学史上是赫赫有名的。山涛，字巨源，原本“竹林七贤”之一，后来丧失操守，投靠司马昭当了选曹郎，他在调升散骑常侍以后，想举荐嵇康来充任这一职务。当时，司马氏篡魏自立之势已成，嵇康在政治上与之处于对立地位。山涛却要举以自代，拉着他一同下水，在嵇康看来，这是对他的人格的蔑视与污辱。于是，投书加以拒绝，并断然与之绝交。

而陈梦雷的这份《绝交书》，则着眼于剖白蜡丸密疏真相，彻底揭露李光地“面诺背违，下石飞矢”的伪君子面孔。这对于满口仁义道德、孝悌忠恕，以“理学名臣”彰闻于世的李光地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因此，一当《绝交书》面世，李光地便立刻授意子弟，组织人四处查收、销毁。然而，效果不佳，反倒欲盖弥彰，流传更为广远，直至“分赠诸师友，转相抄诵，而使万人叹赏”了。以不畏权势名重当时的黄叔威，有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他说：《绝交书》“前面多少含忍，后面则痛心已极，无复可奈。不知是泪是血，是笔是墨？其文气一往奔注，有怒浪翻空，疾雷破柱之势”。赞扬陈梦雷“慷慨激烈之气，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后死有人，当不令如此大节，遗落天壤也”。反过来，对于李光地则痛加鞭挞，竟至呼出：“噫！安得立请上方斩马剑，一取此辈头乎！”

拷问（之二）

看到这里，我想，读者一定会循着《绝交书》中质问的“何以为辞”、“何以为容”、“何以为心”的线索，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李光地如此丧心昧良，难道他就没有丝毫顾忌吗？

“首先，他将如何面对陈梦雷这个过去的‘知心朋友’？”

其实，对付的办法说来也很简单。当陈梦雷对面责问时，他只是“唯唯而已”。这样一来，你也就拿他没有办法。在“当红大佬”李光地的心目中，陈梦雷，一个永无翻身之望的戴罪流人，不知哪一天就将填尸沟壑，即使勉强得以苟延残喘，也是“有若无，实若虚”也，“不啻握粟呼鸡，槛羊哺虎”，是可以随意摆布，甚至完全否定他的存在，连正眼都无须一瞬的。

“那么，作为著名的理学家，孔圣人的后学嫡传，二程、朱熹的忠实信徒，他总该记得孔夫子的箴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能什么也不怕吧？他总该记得曾子的训导：‘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在清夜无眠之时，总该扪心自问：为人处世是否于理有亏，能否对得起天地良心吧？难道他就不怕良心责备吗？”

“三畏”、“三省”的修养功夫，孔、孟、颜、曾提出的当日，也许是准备认真施行的；而当到了后世的理学家手里，便成了传道的教条，专门用以劝诫他人，自己却无须践行了。他们向来都是戴有多副人格面具，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至于所谓“良心责备”，那就只有天公地母知道了，于人事何干？你同这类人讲什么“天地良心”，纵不是与虎谋皮，也无异于夏虫语冰、对牛弹琴了。

“那么，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你李光地可以不在乎陈梦雷，也可以不去管什么‘天地良心’，难道就不怕社会舆论、身后公论吗？”

那他也自有应对的办法——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厚起脸皮来，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有道是：“身后是非谁管得”？“青史凭谁定是非”？

“私谊、公论全不在乎，身后是非也尽可抛开不管，对付这样的人也真是毫无办法。不过，能够直接决定他的命运的康熙皇帝怎么看他，那他还得认真考虑吧？康熙老佛爷可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

康熙皇帝精于世事，这不假，但他也要分别情况。对于这类“狗咬狗”的琐事，他老人家才不会作兴去管哩！在这个雄鸷、精明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眼里，汉族官员都是一些奴才坯子，一些只供驱使的有声玩具，是无所谓“义”，无所谓“德”的。恨不得他们一个个斗得像乌眼鸡似的才好哩！互相攻讦，彼此监控，那就更容易加以驾驭、箝制了。

本来，对于李光地的心术、品行，万岁爷也好，一般僚属也好，上上下下都看得十分清楚，“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全祖望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榕村（李光地号）大节，为当时所共指，万无可逃者”。可是，由于皇帝的百般回护，尽管告讦、揭发者不乏其人，他还是仕途顺畅，一路绿灯，后来以七十七岁高龄卒于任所。康熙帝深情悼惜，无限感伤地说：“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者也无有过于李光地者。”雍正帝对他也十分赏识，即位之前即曾亲笔赐赠“昌时柱石”的扁额，表彰李光地的劳绩；登极后，在日理万机的劬劳之余，还记怀着已经作古多年的李光地，特予追赠太子太傅，并恩准其入祀贤良祠。

原来，在这些封建帝王脑子里，社会伦理学是服从于现实政治需要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你是否效忠于朕躬本身，是否效忠于大清王朝，你为捍卫“家天下”的帝统和巩固皇权做出过什么贡献，是否算得上一个够格的忠顺奴才。在这方面，应该承认，李光地是无可挑剔的。连陈梦雷都曾对康熙帝说过：李光地虽然愧负友人“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对于李光地来说，只这一句话就够了，等于加上了千保险、万保险。这也就无怪乎康熙皇帝对这位“真忠臣也”，恩波浩荡，褒赏有加了。从这儿也可以看出陈梦雷的忠厚而颟顸的书生本色。这样的“直巴头”来和八窍玲珑、鬼精鬼诈的李光地过招儿，自然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了”！你看人家李光地怎么说他：“自甘从逆”，“辜负皇恩”。专拣要害的地方叼，用语不多，却字字着硬。

说到底，那些所谓“圣帝贤王”是绝对靠不住的。早在初唐时期，位居“四杰”之首的王勃就曾在《滕王阁序》中提出过疑问：“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说的是两汉，实际上意在本朝。汉、唐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所以，我对于一些历史小说和电视剧狂热地吹捧康、雍、乾祖孙三辈，一向不以为然。最不可理解的是《康熙王朝》的主题歌中，竟然深情脉脉地替这位老皇上畅抒宸衷：“我还想再活五百年！”这还得了？如果他老人家真的再活上五百年，那就要横跨七个世纪，在金銮殿的龙椅上一直坐到2222年，那样，我们中华民族就还得在封建专制的铁轭下弯腰俯首二百几十年，你说悲哀不悲哀，可怕不可怕呀？

不算结尾

西哲“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切入。读史，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而并非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驳诘，清算，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在这种重新演绎人生的双向心路历程中，只要每个读者都能做到不仅用大脑，而且还能用心灵，切实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渗透进生命的体悟，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那么轻松，那么从容自在了。

（2004年）

忍把浮名换钓丝

一

那篇以信札形式写的绝妙的山水小品《与宋元思书》，吸引我花了几倍于陆路行车的时间，乘船溯富春江而上，自富阳至桐庐，而后又畅游了七里泷。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那该是多么自在逍遥，任情适意呀！此刻，我对当年驾着一叶扁舟在富春江上恣意闲游的吴均，真是艳羡极了。

吴均生当南北朝时代，精于史学，曾奉诏撰写《通史》；而一部《齐春秋》却使他招了祸，梁武帝恶其实录，下令焚书、免职。看来，他的仕宦生涯并不是很顺畅的。这从这封短简的最后，偏要浓重地缀上一笔：“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意思是，即使像苍鹰那样直上青云的追求高官厚禄者，仰见这样奇丽的群峰，也会止息他们的久慕荣利之心；而那些整天忙于经营世务的人，窥望如此隽美的幽谷，更将在此间流连忘返），也可以察知一二。其间，固然有向友人极力张扬富春山水无穷魅力的用意，但主要的还是抒写其对于避官遁世、退隐山林的向往之情，反映了作者的恬淡情怀，也透露出他的身世之感。

客轮继续在碧绿如油的江流中缓缓行驶，航路回环曲折。但不管怎样左弯右拐，眼前面对的总是连绵起伏的屏风一般的翠岭晴峦，尤其是七里泷，天光、水色、林影、岚烟，澄鲜一碧，景色绝佳。早在两汉之交，严子陵老先生就选中了这个地方，隐居度日，渔钓终生，他的好眼力，好运气，着实令人叹服！

严光，字子陵，会稽郡余姚县人，早年曾同南阳郡的刘秀一起四出游学，彼此结下了很深的交谊；刘秀起兵之后，他帮助拿过一些主意，因而深得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器重。可是，当刘秀夺得了天下，登上皇帝宝座之后，文官武勇，风虎云龙，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唯有严光却躲得远远的，改名变姓，高隐不出。

光武帝深深仰慕他的才情、人品，很想请他出来协助治理天下，便凭着往日的记忆，着人图写严光的形貌，下令各个郡县按图察访。后来，有人上书报告，在富春山下，发现一个身披羊裘，渔钓泽中的男子，形迹颇似其人。光武帝当即派人访查，果然是那个严光。于是，备下车辆和璧帛前往延聘，但是，严光却推辞至再，拒绝出山，使者往返三次，才勉强登车来到京城洛阳。

官居司徒的侯霸，与严光也是老朋友，听说他已到京，便遣人送信，邀他晚上在相府会面。

严光问来人道：我的老朋友侯霸一向傻乎乎的，现在可好一些了？

来人答说：他已经位至三公，没有看出来怎么傻呀。

严光紧着摇头说：我看他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

使者忙问其故，严光笑道：你说他不傻，那他为什么不想想：我连天子都不肯见，难道还能见他这个臣子吗？

最后，应使者苦苦请求，严光口授了一封短简给侯霸。大意是，位至鼎足而立的三公高位，很好。以仁义辅佐君王，天下人都欢迎；如果一味阿谀顺旨，可要当心送掉自己的脑袋。

侯霸看过，便把短简呈送给光武帝，光武帝笑说：我这个狂妄的伙伴啊，还是那个老样子！说着，便马上登车来到了严光住所。

当时，严光正在躺着休息，皇帝来了也不肯起来。光武帝无奈，只好走进他的卧室，抚摸着他的肚子叫道：

“喂，子陵！难道你就不能协助我治理天下吗？”

严光仍是佯作睡去，闭目不应，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熟视，说：从前唐尧以盛德著称，但仍有巢父隐居不仕。人各有志，何必相逼呢？

光武帝无可奈何地说：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可是，竟不能屈你为臣呀！说罢，叹息登车而去。

过了几天，光武帝再次亲自前来敦请。他们在宫中忆叙了旧日的友情，讨论了治国之道，相对累日。谈得困倦了，便同卧在一张床上，严光竟“以足加帝腹上”，于帝王之尊，视之蔑如。第二天，太史慌忙奏报：有客星犯帝座，情况十分紧急。光武帝笑着告诉他：不必大惊小怪，是我与故人严子陵共卧一床啊。

光武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但他坚决不肯接受，执意回去隐居，皇帝不便勉强，只好听其自便。这样，严光就回到了富春山下七里泷中，钓他的酸菜鱼去了。

十二年后，光武帝再次聘他入朝辅政，他仍然不出，最后寿登耄耋，安然故去。后人就把他隐居之地称为严陵濑，指认江边两座拔地而起的突兀石台为严子陵钓台，并在钓台旁边修了一座严先生祠，历代奉祀不衰。

参谒过祠堂之后，我应主人之邀，即兴题了两首七绝：

忍把浮名换钓丝，逃名翻被世人知。

云台麟阁今何在？渔隐无为却有祠！

江风谡谡钓丝扬，泊淡无心事帝王。

多少往来名利客，筋枯血尽慕严光！

二

七里泷既然是严子陵避官归隐、耕读渔钓的所在，当日无疑是非常阒寂的；今天却已经熙熙攘攘，游人云集了。但桐庐人毕竟是高明的，他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没有趋时媚俗，像某些风景点那样，在钓台搞一些粗俗不堪的仿古建筑或者游乐设施、神怪景观，而是以弘扬华夏文明为宗旨，坚持高雅、朴素的原则，把钓台建成一处兼具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的高档次的文化景区。从江边的严子陵祠堂到山上的钓台原有一条六百多个石阶的通道。为了增加文化内涵、减除游人寂寞，他们依据山势起伏，在绿树、修竹掩映中，另建一条婉若游龙的长达四百米的碑林长廊，选刻了历代吟咏钓台的诗文名篇，书法家均属当代国内一流，遍布三十一个省、区、市以及港、澳、台地区，题诗、作字的还有国外的一些汉学名家。

风景管理区还从六朝到明、清曾经游访、吟咏过钓台的著名文学家中遴选出二十一位，雕塑成二米高的石像。一个个绰约生姿，神情毕现。

李太白悠然斜卧在青花石板之上，与他所爱慕的“高山安可仰”，“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长结芳邻。

陆放翁、辛稼轩，分别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诗人、爱国词人，他们风格、气质十分接近，又生活在同一时代，只是由于奔波南北，平生缺乏接触条件，令人引为千秋憾事。现在，他们一前一后比肩而立，总算有了诗酒谈欢，酌诗论文的机会。

在翠竹琳琅，亭阁参差的大自然怀抱里，一切纷争、矛盾都会得到淡化、冰释。当年，北宋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一为反对新法的领袖，一为变法的首脑。二人年岁相仿，游处相知之日甚久，却是一对政敌，议事每相龃龉。司马光曾三次致书王安石，对新法陈列了四大罪状，进行无情的攻击；王安石也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予以针锋相对地驳斥。他们在同一年死去，直到最后也未曾和解。九百多年过去了，此刻，闲居于钓台之侧的王安石，正意兴悠然，捻须漫步，一改其生前的峻急、激烈之态；那边，司马光也在信步闲行，二人离得很近了。不妨设想，他们聚在一起，肯定会谈起严光、钓台以及富春山水的话题，也许要说：严子陵真是个老滑头，他可比我们逍遥自在多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竟活了八十岁，了不得，了不得！

我们时而在石径上漫步，仰瞻这些文豪、巨擘的丰采，同他们一起徜徉于青松翠竹之间，欣赏着水色山光，林峦佳致；时而沿着碑廊，骋心游目，不断地为那些警策的诗篇和灵动的笔势拍掌叫绝，完全忘记了登山的劳累。

历代吟咏钓台的诗文，各自的着眼点不同，见解也常有歧异，集中到一块来展读，颇似参加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对于严子陵的品格风范和价值取向，多数诗人、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宋人黄庭坚的诗，可说具有代表性：“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他的意思是，虽然子陵与光武是故知，却不肯入朝享受三公之贵。那么，是否就没有支持光武帝呢？当然不是。严光以其桐江垂钓的一丝清风，使令汉家天子的身价重于九鼎。

有的诗以二者相比，结论是：“世祖（刘秀）升遐夫子（严光）死，原陵（光武帝墓园）不及钓台高”。有的诗说，“汉家世业成秋草，江月年年上钓台。”在久暂、存亡的对比之中，显现出二者价值的高下。有些诗文借高士严光来讥讽那班热心荣名、奔趋利禄之人。道光年间进士李佐贤有句云：“经过热客知多少，尝被先生冷眼看。”

最有趣的是李清照的《夜发严滩》诗：“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深宵过钓台。”宋室南渡后，女诗人只身漂泊于浙中一带，此诗就是她从临安去金华，船经钓台时所作。

也有一些诗善作反面文字，读来饶有情趣。元人贡师泰有诗云：“百战关河血未干，汉家宗社要重安。当时尽着羊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可说是责问得有理，抓住了要害。是呀，如果都像严光那样披着羊裘钓鱼去，汉家江山还要不要了？那样，云台麟阁的功臣就再也没有了。

还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讥刺严子陵虽以渔钓避官，却也有沽名钓誉的一面。不然，为什么偏偏要披羊裘以立异呢？想来即使起子陵于地下，恐怕也难于置辩。而且，自古以来，一提到“钓鱼”，人们便会联想到磻溪钓叟姜太公“直钩钓王侯”的传说，想到那位“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志在建不世之功的“海上钓鳌客李白”；直到今天，人们还把以小取大的投机行为称作“钓鱼”。

但是，平心而论，综观严子陵屡征不就、决意归隐的全部经过，又确实觉得这种“诛心之论”有些过于挑剔，不免为严老先生叫一声“冤哉枉也”。明代诗人汪九龄有一首七律，劈头就讲：“竟日垂纶江上头，先生原不为名钩！”接着，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有力的辩白，好像是专门为此而作的。围绕着“羊裘”问题展开一番讨论，这也算得是骚坛上的一重公案吧？

三

看过了碑廊，我们又循着蜿蜒的石径继续往上攀登。经过几度曲折，来到一处叫作中亭的地方。这里恰在山腰正中，丛林掩映中现出一棵高大的石笋，旁面伸出两条岔路，分别通向左右上方的东台与西台。我们稍事喘息，便顺着路标的指引，向着东面的严子陵钓台奔去。

站在百丈高崖之上，眺望滚滚江流，遥想子陵当年僻处江隅，过着耕樵渔钓的近乎原始的生活，该历尽多少艰辛，付出何等代价呀！过去看到一些描写隐士生活的诗文，往往是北窗高卧，长松箕踞，或者寒林跨蹇，踏雪寻梅，都是逍遥自在得很；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词中所描写的，就更是充满了逸趣幽思，诗情画意。实际上，这种诗化了的隐逸生活，只有少数人可能享得，大多数隐士是沾不上边的，起码严子陵不具备这个条件。

古代的隐逸之士为了逃避世俗的纷扰，总要寄身于远离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栖隐在山林岩穴之中，过着一种主动摒弃社会文明的原始化、贫困化的经济物质生活，自然难免饥寒冻馁之苦。做过彭泽令的陶渊明，尚且时时苦吟：“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饥来驱我往，不知竟何之”，更何论其他呢！

看来，隐士并不是好当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物质条件的匮乏与贫贱的折磨，而是精神层面上的痛苦，所谓“隐身容易隐心难”。隐士幽居与烈妇守节有些相似，与其说要过物质上的难关，毋宁说，主要还是战胜心灵上的熬煎。就是说，找一个远离尘嚣、摆脱纷扰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顿下来，比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使心神宁寂，波澜不兴，却须破除许多障碍，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炼功夫。

士者仕也。“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摆在中国古代士人面前的，不是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开放的多元价值取向，而是一条人生的单行线，万马千军都要通过登朝入仕这条独木桥。任何一个隐逸的士人，自幼接受的也都是儒学的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目标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三不朽”抱负，从小就在头脑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子。他们总是以社会精英自居，抱着经邦济世、尊主泽民的理想，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

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的抱负，就必须凭借权势，正如汉代学者刘向说的，“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说苑》）。他说，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为什么？就因为一者有权位，一者没有权位。对于封建时代的士子来说，如何才能取得权位呢？唯有沿着立朝入仕的阶梯一步步地爬上去。而避官归隐，却是与此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

古代士人的隐心，分自觉与被动两途。有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磨损胸中万古刀”，逐步收心敛性，战胜自我，实现对传统的人格范式的超越。也有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为旨归，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不“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价值观，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门圣教，在阐发“自然无为”的道家哲理中体悟到人生的真谛，领略着人生的乐趣，并获致精神的慰藉。甚而如同禅门衲子一般，卸掉人生的责任感，进入政治冷漠、存在冷漠的境界，不仅对社会政治不动心、不介入；而且对身外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使冷漠成为一种性格存在状态。

隐心，就要使灵魂有个安顿的处所，进而使心理能量得到转移。隐逸之士往往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安宁感、轻松感。他们往往把山川景物作为遗落世事、忘怀人伦的契机，或者向田夫野老觅求人情温暖，向浩荡江河叩问人生至理，在文学艺术中颐养情志，在著述生涯中寄托理想，用来化解现实生活中的苦恼和功利考虑，使隐居中的寂寞、困顿和酸辛，从这些无利害冲突、超是非得失的审美愉悦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价值的补偿。

隐心，还须战胜富贵的诱惑，陶渊明就有过“贫富常交战”的切身感受。父祖辈望子成龙的期待目光；妻儿、戚友们殷殷劝进的无止无休的聒噪；朝廷、郡县的使者之车的不时光顾；同学少年飞黄腾达、志得意满的显耀，都必然带来强烈的诱惑与浮躁。隐逸之士只有坚守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着这种精神支柱的支撑，才能从身心两方面来战胜强烈的诱惑。

这里就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了：“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李白诗），那样透彻、决绝，义无反顾地避官遁世，究竟出于何种考虑？

坐在钓台高处，披襟当风，登临远目，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同所有的真正隐士一样，严光是要以痛苦的磨砺为代价来换取一己之高洁。为的是获得一种超然世外的心理宁帖，“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葆性命之期”（仲长统语）。

一个人在其生命与人格进入成熟期后，都会有面对人生的自我设计。在那“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各种社会力量互相搏斗、人际关系异常复杂的封建时代，人生总是难以安顿的。从他呱呱坠地、步入滚滚红尘伊始，便被命定地抛向了随时制约他的外部世界，周旋于各种社会角色之间，即使耗尽毕生精力，也难以肆应自如。

严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老庄哲学的影响，面对风波险恶的世路和污浊、腐朽的官场，设想通过避官遁世、归隐山林，挣脱这个锦绣牢笼，给自己营造一个心理上的避风港，进而寻回自我的本根，实现其人格的自我完善。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过高的期求，但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却须以终身的安贫处贱为代价。

当然，严光的毅然决然高飞远引，还有全身远祸的考虑，所谓“贤者避世，明哲保身”。西汉初年屠戮功臣的血影刀光，彰彰犹在眼目。正像后来的诗人所咏叹的：“遂令后代登坛者，第一思量怕立功！”光武帝在历代帝王中虽为少见的未杀功臣者，但他的废黜发妻郭后和太子疆，难免时人的腹诽心谤，后代的诗人就更不客气了。明初的学者方孝孺写过这样一首诗，算是窥见了严子陵的深心：“敬贤当远色，治国须齐家。如何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见几，独向桐江钓烟水。”从内容上可以判定，这首诗是批评光武帝的，诗人却偏偏标为《题严子陵》，也透露了个中消息。

其实，杀戮功臣这类举措和封建制度相关，原不宜以君王的个人品质、性格作简单的诠释。封建君主要维护其万世一系的“家天下”，就必然要对那些可能造成威胁的佐命立功之臣和封疆大吏严加防范，因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君臣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它的性质与利害关系决定了最后必然导致冲突的爆发。而且，封建君主的独裁专制也容不得臣子的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严光要摆脱王权的羁縻，把握一己的命运，维护其人格独立，就唯有逃开伴君如虎的官场之一途。

严光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果然，在他死后四年，就发生了伏波将军马援蒙冤遭谴的事件。马援戎马终生，功高盖世，北征朔漠，南渡江海，“受尽蛮烟与瘴雨，不知溪上有闲云”（袁宏道诗），立志为国家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最后，竟因从交趾载回一车薏苡粒，被诬陷为私运明珠、文犀，在“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的情况下，光武帝勃然震怒，削官收印，严加治罪。其时马援已死，妻孥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唐代诗人胡曾深为马援鸣不平，有句云：“功成自合分茅土，何事翻衔薏苡冤！”

劳苦功高如马伏波者，尚遭遇如此惨痛下场，等而下之的就更被君王玩于股掌之上，操纵其生杀予夺之权了。严光尽管隐身渔钓，对于朝中故人的情况想必也有所知闻：侯霸只是因为举荐了一个为光武帝所不喜欢的人，险些遭致杀身之祸。而他的继任者韩歆，因为直言亟谏，触怒了光武帝，最后，被逼自杀。

四

从严子陵的避官遁世，大家自然地联系到了隐士的类型以及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

隐士本是一个群体，他们各各不同，但总有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大家觉得有必要画一幅能够概括这些特点的粗线条的隐士肖像：

一是隐士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层次和道德修养的士人——古代的士人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

二是虽然他们的智慧与才能高出于一般人，但却不求闻达，不入仕途，洁身守素，远居山林，许多人在经济生活方面都处于一种原始化、贫困化的状态；

三是他们以放弃仕途的富贵荣华为代价，博取更多的精神自由和更高雅的审美体验，看重个体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动的自由自在；

四是他们忽视物质的享受，追求精神的超越，鄙弃以利相交、虚伪夸饰的人际关系，向往恬淡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

五是他们往往都有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

就封建时代的士子隐居遁世的情况来考察，清人陈日浴说：“或有执志而有所待者也；或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也；或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续高士传》序）这里既含有对客观现实的评价，也包括主体的价值判断，应该说，有一定的概括力。

但要排列顺序，首先应是“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如传说中的帝尧时期的巢父、许由。晋皇甫谧《高士传》中记载，许由初隐于沛泽，因帝尧欲以天下让之，而逃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后来，帝尧又召之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而洗耳于颍滨。适逢巢父牵牛犊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缘由，便责备他隐居不深，欲求名誉，以致污秽犊口，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这类自甘退出社会舞台，彻底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关怀，绝对排斥入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当属于原根意义上的隐士。严子陵也应属于这方面的典型。

他们认定社会现实、仕途官场是污浊的，因而不愿与时辈为伍，与俗流同污，洁身自好，独立超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要在攫取爵禄、奉侍王侯之外，创造自身的存在价值，实现自我选择、自我主宰，保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否定外在权威，卸却自身责任，远离功利，逆俗而行，成为他们处世待人的标志。据《庄子》记述：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奋力追求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对于此类隐士来说，这就是一切。

唐代诗人贾岛对于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涯有过生动的描绘：“虽有柴门长不关，片云孤木伴身闲。犹嫌住久人知处，见拟移家更上山。”这使人联想到庄子讲述的南郭子綦的故事。他隐居于山洞之中，齐国君王来看望他，引得周围许多人向他致贺。他据此进行反思：我必定是先有所表现，他人才能够知道；我必定是名声外扬，对方才前来找我；我有了行动表现，名声外扬，才招惹周围的人前来致贺。经过这么一番痛切反省，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从而变成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实现了主体心智的全面泯灭。

至于“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最典型的应是庄子。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做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宁可终生安贫处贱，也不去涉足“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置身于严重无序状态的乱世，更不去当那时时有性命之虞的卿相。庄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乱世全身之隐者，还有阮籍、嵇康。魏晋之际是中国社会最动荡、政治最混乱的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火并激烈，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年不断，“名士鲜有存者”。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嵇、阮无时不存忧生之惧和避祸之念。他们佯狂隐迹，肆情放诞，或箕踞啸歌，或纵酒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力求弭灾避祸，保性全身。在这种所谓“魏晋风度”的影响下，当时仕与隐的界限比较模糊，先隐后仕，先仕后隐，亦仕亦隐，五花八门。但佯狂自全的特征却是一致的。

当然，有的也不能尽如所愿。嵇康在山阳隐居二十年，不求仕进，不问功名，但是，最后终因隐身而不能隐心，还是做了司马氏的刀下之鬼。阮籍比嵇康聪明一些。司马昭为了把他拉到自己的圈子里，要娶他的女儿作儿媳，而阮籍既不情愿结这门亲戚，又不敢公然拒绝，便从早到晚喝酒，整日烂醉如泥，连续沉醉六十天，媒人无奈，怅然走开，司马昭也只好作罢。下场虽然不像嵇康那样惨，但他内心的苦痛却是无时或已，异常强烈的。他常常驾车载酒，漫不经心地向前行驶，突然马停了，原来路已到了尽头，不禁放声大哭，把那无边的积懑一股脑儿地抛洒出来。

在中国，历代隐逸的士人，多是社会制度不合理的产物，总体上说，隐居避世也是对统治者反抗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反抗往往是消极的。面对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忧患频仍的现实，当一些仁人志士舍身纾难、拼力抗争之时，他们却置身尘外，不预世事，彻底卸去两肩责任，一味考虑保性全身，追求生命的怡悦。虽然，较之同流合污甚至助桀为虐、为虎作伥者高洁得多，但是，终归难免“无补于世”之讥。

当然，人们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大动乱时期，就创造、保存和传递文化成果、文化精神来说，隐逸的士人有时能够起到那些入世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在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历代隐逸之士都奉《庄子》为圭臬。《庄子》一书对后代士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玄远、旷达、淡泊、飘逸，成为士人追求的人格美，从而也成为文学艺术的审美追求的高标。正是由于隐逸之士对政治与事功的背弃，实现了价值取向的调整与精力的转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文化博大宏富的万千气象。

所谓“有执志而有所待”，是指一些隐逸之士有大志也有能力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并不急于出山，而是审时度势，择主而从。隐居待时，一出即为帝王师，是这类士人的理想际遇。他们奉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孔门圣教，在他们看来，出世与入世是统一的。隐居并非忘世，乃是养志守道，为将来的闻达作思想与智能的准备，隐居山林的过程也是充实、完善自己的过程。正由于他们把“隐居”与“行义”看作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所以，虽然身在山林，却并不完全脱离朝政，而且，往往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时的吕尚，三国时的诸葛亮，元末明初的刘基等。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即常常会友交游，纵谈时政，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后经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建业，终于夙志得偿。

还有身在山林却萦心魏阙、心系朝廷，甚至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的隐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称的南北朝时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岁之前，曾被朝廷辟为诸王侍读，后来，因求宰县未遂，而挂朝服于神武门，辞官归隐。梁武帝即位后，屡次召他入仕，均被拒绝。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找他咨询，月中常有数信往来，时时参与朝廷政务，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员。

另有一类隐士，实际是以隐逸作掩护，而从事最前沿的政治。他们绝不与朝廷合作，以至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如殷朝末年的伯夷、叔齐，明末的八大山人、王夫之、黄宗羲等。黄宗羲认为，没有亡国之痛就是无人心，遗民的责任是以不仕新朝、不予合作来表示抗议，但又不能止于抗议。一味地“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终究无济于事。所以，必须“不废当世之务”，也就是要落到实际行动上。这些遗民中的隐士，往往以道德抉择代替理性判断，有些人始于狂热而终于冷漠，最后由绝望堕入虚无。这种人往往都是政治家、思想家。

至于以退为进、以隐求官者，如唐代的卢藏用之流，则不应纳于隐士之列。若要算上，以备一格，也只能说是假隐士。据《旧唐书》本传和刘肃《大唐新语·隐逸》篇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后，未得调选，便先去长安南面的终南山隐居，学炼气、辟谷之术，但心中却时刻结记着登龙入仕，被人目为“随驾隐士”。后来，果然以隐士的高名被朝廷征聘，授官左拾遗。品格十分卑污，以谄媚权贵获讥于时。有道士名司马承祯者，尝应召入京，届临还山之日，卢藏用想要夸耀一番自己曾经隐居的地方，便指着终南山说：“这里面可是大有嘉处啊！”司马承祯毫不客气，徐徐答曰：“依我看来，不过是仕宦的捷径罢了。”从此，“终南捷径”就成了从事政治投机的讽刺语。

五

隐士的话题，可谈的实在太多，还是回到严子陵吧。

这里要提到两部书，一部是《古文观止》，里面选了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另一部是《留青日札》，载有朱元璋的《严光论》。前者是人们所熟知的，在历代赞颂严子陵的诗文中，可说是调子最高昂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真是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后者就十分生僻了，绝大多数人都未必知道朱元璋还能够撰写史论，而且，着眼的居然是隐士严光！文章劈头就讲，严光的行迹，“古今以为奇哉，在朕则不然”。接着阐述理由：严光“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最后得出结论：“朕观当时之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仕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斩钉截铁，切齿之声可闻。

其实，这种思想并不是这位朱皇帝的发明，宋代诗人杨万里在其《读严子陵传》一诗中就曾写道：“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易曹操为赤眉等，用事更显贴切。当然，他所师从的不是文弱的诚斋先生，而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专门为帝王提供对付士人权术的战国时的韩非。在韩非看来，许由、务光、伯夷、叔齐之辈，都是些不听命令、不能使令的“不令之民”。他们“赏之誉之不劝（不能受到鼓舞），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恩威并用，软硬兼施，都无动于衷，那还怎么办？干脆杀掉。韩非首创以思想罪、独立罪除杀隐士，后世付诸实践的代不乏人，朱元璋乃其尤者。

看过严子陵祠堂和碑林之后，我曾想，应该把朱元璋这篇《严光论》刻出来，让它与《严先生祠堂记》列在一起，使寻访钓台踪迹、研究隐逸文化的人，对于古代中国如何对待隐士的问题，有个全面的理解。

其实，尊隐也好，反隐也好，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无非是维护统治、巩固政权、治民驭下的两种相反相成的手段。不管推行哪一手，都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历史上，一般是把光武帝刘秀划为尊隐一派的。他有一封《与子陵书》，是古代小品中的名篇，后人评说：“两汉诏令，当以此为第一。”全文只有五句话：“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但是，“唯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痏，须杖而行”。我实在离不开你。——可谓情辞恳切，语语动人。

光武帝还下过一个《以范升奏示公卿诏》。起因是这样：太原隐士周党被征召，面见光武帝时，自陈“愿守所志”，拒绝行臣下拜君之礼。博士范升启奏，要求以“大不敬”罪惩治周党。光武帝在诏令中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结果，不但没有加罪，还赐帛四十匹，遣归田里。朱元璋的文章，直接针对着严光和周党这两个人，实际上，对于光武此举，也是大不以为然的。

看来，朱皇帝毕竟是个粗人。他没有看清楚，东汉开国当时是很需要这类高士的。当王莽篡汉之际，绝大多数公卿、士大夫都非常看重仕途、地位，而并不重视名节。因此，进表、献符、俯首称臣者实繁有徒。对此，光武帝深为戒虑。所以，开国之初，尽管百端待举，万事缠身，他还是拿出很大精力，去一一访求那些不事二姓、避官归隐者。为了提倡名节，对于那些“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的隐士，不但厚予赏赐，旌表嘉奖，而且，调整了西汉末年的取士标准，把这类人列为四科取士之首。严光、周党这些名士，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他所要树立的标杆。

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这些名士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完全脱离政治的旋涡，绝不会给朝廷带来任何麻烦。这恐怕是光武帝尊隐的一个大前提。非徒无害，而且有益，这桩生意，光武帝当然乐得做了。

一篇《严先生祠堂记》，曲折道尽了光武帝和严子陵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妙谛。一方面是“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节高之”；一方面，归卧江湖，“泥涂轩冕，唯光武以礼下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没有严光，不能成光武之大；没有光武，也难以遂先生之高，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说开来，尽管隐逸之徒极力摆脱政治的羁绊，但是，常常不免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统治者的工具。由于隐逸的实质是远离政治纷争，不介入社会矛盾，以极度冷漠完全消解其入世之心，进入一种无是无非的超然状态，“万事无心一钓竿”，因此，尊隐必然能够收到缓解社会矛盾、减轻朝廷压力的消释作用。这叫作无用之为大用。

尊隐的另一种考虑，是隐士的“滤毒效应”。“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因此，“莫不攘袂而议进取，怒目而争权利，悦愚谄暗，苟得忘廉”（见《梁书·处士传序》和沈约的《高士赞序》）。封建统治者清醒地看到，提倡隐逸的高风，有助于激励士风、荡涤时浊。唐明皇之所以特意颁发一个《赐隐士卢鸿一还山制》，目的就是要借助嵩山隐士卢鸿一的“固辞荣宠”，以敦士品，以厚风俗。既然鼓励一大批士人遁迹山林，有助于树立廉让不争的良好士风，进而可以减轻士人争相入仕，“粥少僧多”的压力，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以为，严子陵的高风，经范仲淹提倡之后，在北宋初年得以大行其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恰好适应了当时天下底定，四海承平，释兵权、削相权、集皇权的政治气候的需要。

闲翻史籍，看到有些帝王为了博取礼贤下士的令名，往往发优诏，备安车，礼聘隐士入朝，以装潢门面，点缀太平。如果一时找不到隐士，有的甚至要特意造作，结果传为笑柄。据《晋书》记载，桓玄推翻东晋王朝，自立为帝之后，看到历代均有隐逸之士，唯独本朝没有，“乃征（西晋隐士）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然后指）令（他）让而不受，号曰高士”。由皇帝出面，亲手制造“隐士”的假冒伪劣产品，这也够得上旷世奇闻了。

六

凭眼睛看，两座钓台相距很近，可要一一攀登上去，却也颇费周折。原来，它们中间隔了一道堑壑，先要傍着一丛丛的长林古木，从东台下去，走到岔路丫口，然后折转身来，拐个六十度的锐角，再沿着那条通往西台的曲折山路，穿过林莽，一步步走上去。

太阳渐渐地热了起来，原来站在东台的高处，“桐江波上一丝风”，吹到身上甚是凉爽；现在回到山坳坳里，顿时觉得热汗涔涔。好在这段山路不算太长，耐着性子，很快就走到了。上到西台，依然是凉风扑面，而且，视野更加开阔一些。出乎意料的是，西台的石亭竟逃过了“十年浩劫”，有幸保存下来，亭子前面，立着刻有谢皋羽的名作《登西台恸哭记》的石碑。石亭的两边柱子上，镌刻着清人徐夜的诗联，是描写南宋著名爱国志士谢皋羽的“生为信国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邻”。这副对联简要地概括了谢皋羽的生平。

他为人耿介拔俗，少有大志。早年应试科举，不第。1276年，元军南下，文天祥（因他进爵至信国公，故称“信国”）从海路至福建，任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传令各州郡发兵勤王。谢皋羽率先响应，尽散家财，招募乡勇数百人加入抗元队伍，被委任为谘事参军，与民族英雄文天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年后，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押解燕京，在三年的囚禁中，面对元世祖忽必烈的威逼利诱、百计劝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282年，慷慨就义于燕京柴市。

对文天祥之死，谢皋羽悲痛至极，终生引为恨事，从此避匿民间，杜门不出。但时时缅怀故交，经常梦中相见；每逢文天祥忌辰，都要痛哭野祭，寄托哀思。一次，他登上富春江边严子陵钓台的西台，面对渺渺苍空，下临滔滔江水，北望吊祭，哀恸欲绝。这篇感天动地、泣血吞声的《登西台恸哭记》，记叙了这次祭悼亡友的经过和愤激、隐秘的心曲。此后，便往来于浙江中部，遍访宋末遗老，历游山水名胜，四十七岁时病死于杭州，归葬与严子陵钓台隔江相望的白云村，这里也是唐代著名诗人方干的终隐之地。

正如作家黄裳先生在《钓台》游记中所说，并立着的两座钓台，似乎向游人分别宣示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一种是在鸡鸣风雨、暗夜如磐的破国亡家之际，以极热的心肠，椎心刺骨，奔走呼号；另一种则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以至一头扎进寂寂的空山，完全与世隔绝，表现出至重至深的超拔与冷漠。但事物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不似画图中的颜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比如，严子陵与谢皋羽，表面看来，他们代表了上述两种划然对立的思想境界，各据一端，如隔重城。其实，并不这样简单。综观严子陵的言行，他的避官遁世原有逃避“新莽”的意向在焉，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钱牧斋在序《钓台汇集》时就曾指出了这一点。

也是在《钓台汇集》序言中，钱牧斋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世上的学者全都不了解严子陵的深心，揣度起他的“不仕光武”之故，各执一词，却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唯独南宋的谢皋羽深知此中奥义。“何地不可痛哭，而必于西台？以谓子陵之于西京，信国之于南渡，其志其节，有旷世而相感者也”。钱牧斋认为，严光对于西汉，和文天祥对于南宋，有“旷世而相感”的深情，所以，谢皋羽才选中了钓台这个特殊地点悲歌痛悼的。

对于一度觍颜事清的钱牧斋，后世一向是薄其为人的，他的有关严子陵的发覆，人们也未必一体认同。但是，隐逸不仕，恰如钱氏所言，实在是一种颇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如果只从避离俗尘、寻求解脱这一角度来加以诠释，必然会失之简单，流于肤浅。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度，曾像古代中国那样出现过那么庞大的隐士阶层。如何对这一社会现象予以恰中肯綮的剖析，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应该是研究隐逸文化的学人共同关注的课题。可惜，我这篇文字已经不算短了，只能到此打住。

（1999年）

香　妃

一

我总觉得，她像一株冷艳的寒梅。

这也许是由于古人习惯以梅花来比拟心志高洁的佳人吧？再不就是受了唐人王建的诗句“天山路旁一株梅，年年花发黄云下”的感染……实在说不清楚。反正一想起她来，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暗香浮动”、“疏影横斜”的意象，渐渐地，这种意象竟活灵活现，袅袅婷婷地走过来了，“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姜白石词）。

这已经是第三次访问北京的陶然亭了。没有风，空际云幕低沉，是一种酿雪的天气。果然，走着走着，丝丝片片的雪花，就漫空飘舞起来。水木明瑟的平湖、高阜，还有那弯弯的柳径，淡雅的兰畦，脱尽了昔日的青青翠影，冷森森、白光光地默对着游人。平时，这里就不怎么嚣烦，此刻更是清空寥寂了。拾级步上高高的台地，在山门内檐瞧了瞧已经有三百余年历史的金字匾额“陶然”二字，又匆匆浏览了两边的对联，记得还有一副“十朝名士闲中老，一角西山恨有情”的联语，来不及寻看了，赶忙朝那北向的门窗纵目望去，立刻，前方雪影中闪现出几幅“素以为绚”的清妙的册页。

令我万分惊异的是，那满布着衰草寒枝的土坡上，分明挺立着一枝傲雪的寒梅。我知道，这肯定是一种错觉——在幽燕大地上，怎么可能见到那“惨淡江南白玉妃”的踪影呢？揉了揉眼睛，再定下神来，细看上去，原来竟是没有飘落的枝间红叶，闪烁在雪虐风饕里。我知道，这次所要寻访的“香冢”，就在它的下面。于是，我匆匆地走下亭台，沿着铺雪的石径，很快就来到银妆素裹的土阜旁边，一盔三尺孤坟累然展现在眼前。

二

关于香冢，一如墓主的身世、遭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扑朔迷离，令人如堕五里雾中。我是相信这样的传说的：此间就是香妃的埋骨之地。披着满身的雪花，我静静地伫立在石碣前，一个字一个字地咀嚼着那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哀感顽艳的铭文，并且依照流布已久的传闻轶话，凭着我的理解加以诠释、印证。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起首的四个短句、十二个字，形象地概括了香妃这位充满悲剧性、传奇性的女性凄苦、劫难的一生，堪称是以简驭繁、片言撷要的范例。古人驱遣文字的功夫着实了得。你看，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的开头，也是用了同样的字数和短句，就把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大兴土木，修建阿房的过程，交代得一清二楚。

传说，香妃是一位出生在西域的貌美超群的人间绝色，回眸一笑，唇红齿白，能令人心醉神迷；而且，心地善良，性情温柔，天真活泼。由于她生来便体有异香，因而名为“伊帕尔罕”（维吾尔语：香姑娘）。她的童年时代，在亲人的爱抚下，整天过着无忧无虑的甜美的生活。可是，绮梦不长，这样一位貌似天仙、天真可爱的美人儿，长大了之后，偏偏赶上浓愁浩浩、劫难茫茫的动乱的年代，命运把她抛在一个动乱的地区、动乱的家族里，最后酿成一场“短歌终，明月缺”的悲惨结局。

她的丈夫霍集占是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区当时称为“回部”的和卓木（教长或首领），当时参加了一场西部边疆的叛乱活动，把清朝派去的副都统、回部招抚使杀害了。乾隆皇帝派将军兆惠率兵讨伐。霍集占兵败逃亡，带着妻子、仆从三四百人遁入巴达克山，他本人被山民擒杀，香妃被清军劫获到大营里。

对于香妃的美艳绝伦，乾隆皇帝早有知闻，兆惠临行前，即有意暗示，在讨伐过程中，必须设法保护好香妃，并把她安全地带回京师。听到她已经被俘获的消息，皇帝又勅令沿途官吏悉心护视香妃的起居，万不可损蚀了她的玉颜姿色。进京“献俘”之日，乾隆皇帝一见倾心，惊为天人，立即下令，在宫内妥为安置。尔后，又几次去看她，觉得她神光高洁，有一种凛然不可犯的气概，因此，没敢伸出指尖去触她一触，只嗅得缕缕异香扑进鼻管来。心说，好一个绝代天仙，好一个香草美人！今得相见，也算是百世奇缘，三生厚福。当即赏赐了大量的珠宝衣饰，并嘱咐宫女、太监：只要香妃提出要求，一切都予以满足。

为了讨得美人的欢心，乾隆爷不惜破费巨量资财，在今天的新华门那里，专门给她修建了一座伊斯兰式的豪华住宅，名曰宝月楼，里面一切设施，包括浴池、壁砖、衣镜、装饰画等等，以及生活起居、日常习惯，都和在西域的情形没有什么两样。还在宝月楼的对面，特意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在皇城墙外，盖起“回部”市廛楼台，设置了“回回营”，辟出一条“回回街”设肆售货，演奏体现“回部”风情的乐曲，使香妃有身在家园的感觉。但是，乾隆皇帝到底失算了，这种浓郁的环境氛围，不仅没能慰藉香妃的思乡之情，反而更加撩拨起心灵深处的背井离乡的痛楚。

三

自从入宫以来，香妃一直是冷若冰霜，对于皇上的种种垂顾，全然不加理睬。就是万岁爷的圣驾到了，她该着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旁若无人一般，一任皇帝在那里怔怔地望着，她只是噘着嘴巴，垂着眼角，木然没有半点反应。皇帝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朕和香妃，怎么就这般无缘！难道真是天仙下凡，可望而不可即吗？

皇帝走后，宫女们赶忙过来相劝，说，后宫佳丽三千，哪个不翘首望幸！别说皇帝主动登门，就是有机会被瞧上一眼，也觉得无比荣幸。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女人一辈子图希着什么？还不是夫荣子贵，终身有个倚托！你若是肯于顺从皇上，说不定一年过后就生下一个王子，马上就会成为正式的皇帝后妃，风光一世，万古留名。你怎么就这么任性，这么倔强，这么想不开事呢？

限于所受到的封建道统的浸染，宫女们的思维脉络，大概也只能这么想、这么说、这么劝解，应该说也没有什么恶意；可是，在香妃听来，却比挨一顿臭骂还难受得多，觉得极不顺耳，极度反感，便冷冷地还了一句：各人有各人的追求，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更看重的是个性的独立，人身的自由。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她觉得胸间郁闷难舒，于是，便又“突突突”地冒出了一团烈火般的话语：人终究是人，两条腿是用来站立的，不能像牛马那样四脚着地爬行，不能听从人家任意摆布！我才不想窝窝囊囊、委委屈屈地享受什么“荣华富贵”呢！

香妃生长在所谓“化外之邦”，处在一个与内地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里，那里没有受到那么多的封建礼教的污染，男女之间地位是平等的，关系是开放的。在她看来，爱情发自内在的情感，是最纯洁、最真诚的，掺不得假，勉强不得。她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三宫六院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女子，怎么全都泯灭了自己的意志，眼巴巴地盯着一个皇帝，得不到满足还哭哭啼啼。——她不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儿。

是呀，男人女人，皇帝宫女，不都是人吗？为什么女人就不能有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爱的选择和追求？霍集占犯了事，由他自己去承担，那叫自作自受，犯不上要把妻子搭上。香妃是清白无辜的，香妃的人身是自由的，人格是独立的，她有权利选定自己的出路，安排自己的情感取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为什么要像对待牲口似的，不吃草硬按脑袋？为什么硬要逼着去顺从皇帝？——皇帝又怎么样？

四

香妃的话语不多，却使宫女们听起来如雷震耳。个性？独立？自由？女人，特别是打入深宫的女人，同这些是根本不沾边的。虽然她们不能理解，也并不认同，但是，从此之后，对香妃却添了几分敬重，不能不另眼相看。几天过去，她们又来解劝香妃：皇帝可不是好惹的，“金口玉牙，说啥是啥”，万一龙威震怒，可就活不成了；就算是舍不得杀了你，哪一天，高兴了，忍耐不住了，硬把你弄过去，动了真格的，小胳膊还能拧过大腿吗？香妃听了，冷笑一声，说，人活百岁，终有一死，我早就做了这一手准备，一旦把我逼急了，我就……说着，“嗖”的一声，从衣服下摆里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这可把宫女们吓傻了，天哪，自刎也好，刺人也好，后果都是不堪想象的。

她们慌忙跑到皇后富察氏那里，不敢隐瞒，把这种种见闻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皇后也觉得事态严重，但又想不出什么办法。自从香妃过来之后，皇帝早已把她冷冷地甩在一边，不闻不问，尽管恨满心头，嘴上却绝对不敢露出半个“不”字。最后，倒是乾隆的母亲——皇太后钮钴禄氏，一锤定了音：设法除掉她！因为她了解自己的儿子，极端任性，当面一定劝他不转，莫如下个狠心，干脆来个“釜底抽薪”，也就断了他想望的念头。于是，趁乾隆皇帝到天坛祭天之时，安排两个太监，悄悄地在宝月楼把香妃绞死了。“郁郁佳城，中有碧血”。哀哉！

因为一切都是太后策划的，乾隆皇帝也不便发作，只是，终日惨然寡欢，怔怔忡忡，失魂落魄一般。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吩咐太监将香妃用上好棺木装殓起来，找个风景绝佳、环境幽静的地方埋葬下。于是，右安门内的南下洼，陶然亭北的土坡下，便有一座新坟掩映在荒烟蔓草里，给后世才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缠夹不清的话题。“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如此而已。

依皇帝旨意，原本要在这里建一座规模宏丽的陵寝，设计方案已经定下，但未及开工就停下了。1933年，清代著名工匠曹发达的后裔曹献瑞，迫于生计，将祖传下来的清朝各项工程图样转卖给北平图书馆与中法大学。整理图卷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篇《香妃陵工图说》，详细记载了奉旨设计年月、工程图案、陵园地址，以及因太后干预，未能动工等情由。经核对，图样中所标示的地址正与香冢所在地点完全吻合。但是，“四十五言铭古冢，埋香瘗恨总模糊。”——那座短碣上的“瘗香铭”究竟刻在何时，是不是安葬当时就立下了？铭文出自谁人之手？如何索解？一切一切，都已为历史的烟尘所湮没，成了一个无人能够破解的谜团。“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五

雪已经停了，陶然亭公园内依旧见不到几个人影。我一时还无意离开，便在香冢周围随意地闲步，忽然联想起流传在域外的一桩故实。人世间的事情，往往是无独有偶，呈现意外的巧合，说来也是蛮有意味的。

十多年前，我在前苏联的雅尔塔，参观过一处著名古迹巴赫奇萨拉伊，这里曾是古克里米亚汗国的首都。在始建于16世纪初的鞑靼王基列伊的宫殿的旁边，有一座非常显眼的用白色大理石镶嵌的喷泉，上面高悬着一钩金属锻造的弯弯新月，相传是基列伊国王为寄托他对痴情苦恋的一位波兰郡主的哀思而修建的。整整过去了三百年之后，伟大诗人普希金有克里米亚之行，从一位女友那里听到了这个动人的传说，于是，花费三年时间，把它写成了一部题为《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著名长诗。后来，剧作家又把它改编成一台名叫《泪泉》的四幕芭蕾舞剧。

剧情是这样的：波兰郡主玛丽雅·波托茨卡娅聪明美丽，活泼可爱，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不料灾祸突然降临——可汗基列伊率领鞑靼大军像河水一样涌进了波兰，父王惨遭杀害，郡主本人也成了俘虏，被关在巴赫奇萨拉伊的豪华宫殿里。后宫里有无数妖姬美妾，可是无论哪一个，可汗都没有动心，甚至连年轻美貌的皇后莎莱玛也抛在脑后了。唯一情有独钟的是那个外来的波兰郡主。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玛丽雅却对可汗冷峻得像一块铁石，一柄利剑。这天晚上，可汗又来到玛丽雅郡主身旁，摘掉了王冠，脱下了斗篷，显得殷勤备至，恭谨有礼，可是，玛丽雅却全然不理不睬，憎恨他剥夺了她的自由和欢乐，葬送了美妙的青春。可汗无奈，只好悻悻然离去。玛丽雅在无边的孤寂中静静地睡去。这时，王后莎莱玛像幽灵一样走过来了，她发现可汗的王冠和斗篷留在那里，又看到郡主梦中伊甸园天使般的幸福的笑容，顿时妒火高燃，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抽出利刃，向郡主的胸膛刺去，一场惨痛的悲剧终于酿成了。可汗看到这种惨状，愤怒得简直要发疯了，当即命令卫士将王后抛入大海，予以最严厉的惩罚。为了寄托对玛丽雅郡主的无尽哀思，在王宫幽静的一角，修建了一座喷泉。

……

从“记忆之宫”里转游出来，我朝陶然亭公园的大门走去，最后向香冢投去依依惜别的目光。这两个影像——香冢与泪泉，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叠合在一起：

两个同样的惊才绝艳又志高行洁的女郎；

她们同样被迫离开可爱的家园，被幽禁在皇宫深处；

她们面对的是两个同样贪婪好色的独裁者；

同样因为酷爱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而坚贞不屈；

最后又遭遇同样悲惨的下场——死在两个同样凶狠毒辣的女人手里；

特别是，一瞑之后，同样没有身名俱亡，幸遇文坛知己，写下了各自的《瘗香铭》，使她们像两盏耀眼的明灯，闪烁在封建专制王朝幽暗的夜空里。

（2003年）

貂蝉趣话

上

事情的发生，源于一次晋中访古。那天，我们乘车从太原到忻州去，为的是访察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故居、墓地和“野史亭”。不料，半路上出了个岔头，一个牌坊式的大门赫然出现在眼前，门额上写着：“欢迎远道客人来访貂蝉故里”。车上立刻一片哗然。

有人嚷道：“貂蝉原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历史上本无其人，怎么出来一个貂蝉故里？”

有人接上了话茬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李翰祥导演过一个黑白片《貂蝉》电影，近些年又热播《三国演义》电视剧。村里人逢场作戏，趁机开辟一个旅游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乱抢名人的现象到处都有。”

“异想天开，胡编历史，倒是什么点子都想得出来。可是，怎么偏偏选在这里？总不能毫无依傍吧？”一位文友立刻问难。

当地作陪的文友解释说：“有一种说法，貂蝉出生在忻州。据说，早年时候，这个村头曾经有过一块‘貂蝉故里’的石碑，还传说这里有她的墓地和祠庙。”

我说，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貂蝉这个人，是存在争议的。目前，学术界许多人还是倾向于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女子。关于她的出生地，也有不同意见，大致有米脂说、临洮说、忻州说三种观点。至于说到“貂蝉故里”石碑问题，恐怕来自元人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剧中描写董卓专权，荒淫残暴，太尉杨彪请司徒王允设计除之。戏文中有一段貂蝉对王允的自报家门：“您孩儿又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遴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因此唤作‘貂蝉’。”汉灵帝将她赐予并州刺史丁原，丁原又把她许配给义子吕布。战乱中，貂蝉与吕布失散，流入王允府中。一次，她在后花园焚香，祈求神灵保佑吕布，被王允发现。问知情况后，王允大喜，厚待如亲生女儿，因与密议，巧设了连环计。

“那么，元人戏曲中把貂蝉定为忻州人氏，是根据民间传闻，还是史有所据呢？”那位问难的文友继续刨根问底。

我说，这部戏曲的本事，出于《三国志平话》卷上《王允献董卓貂蝉》和《吕布刺董卓》两节。不过，有关貂蝉身世的交代，原文十分简单，只说：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我想，如果历史上的忻州真有貂蝉其人，这样安排乃是纪实；若是纯属虚拟，它的根据，也许和下述情况有关：王允是历史人物，献帝时先后当过太仆、司徒，他是太原人，离忻州很近；吕布出生于内蒙古包头西面的九原，也曾在太原服役过。这样，貂蝉与丈夫失散后，以乡里之谊流入王允府中，也说得过去。巧还巧在，罗贯中也是太原人。因此，忻州开辟个“貂蝉故里”的旅游点，也自有依凭。

不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连环计的情节，在元人戏曲基础之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三国演义》第八、九回，叙述董卓迁都长安后，愈益专横跋扈，司徒王允欲诛之，苦无良策。其府中歌伎貂蝉素被王允待如亲女，见允忧思愁闷，知有大事要做，愿以一死报之。王允乃设下连环计，先请吕布赴宴，令貂蝉把盏，吕布悦其美貌，王允即许以为妻。数日后，王允又请董卓赴宴，仍令貂蝉侑酒，董卓为其美色所迷，王允又把貂蝉献给了董卓。由此，吕布对董卓更加衔恨，又兼貂蝉巧施计谋，使二人矛盾日益激化，吕布必欲杀之。后来，经过王允进一步策划，终于把董卓除掉。《三国演义》改动了《三国志平话》和元人杂剧中貂蝉与吕布原本是夫妻的情节，显得更合乎情理。

说到司徒巧设连环计，当地作陪的文友又讲了一个“貂蝉换头易胆”的故事：

司徒王允定下连环计之后，却苦于选不到风情、魅力足以迷人惑志的美女。名医华佗在侧，便建议道：“这有何难，叫你府中的女伎貂蝉前去，万无一失。她的父母为董卓所害，又素承司徒深恩，当无见却之理。”王允说，我早就考虑到她了，只是觉得她的相貌平平，恐怕难以引令吕布与董卓争风夺艳。

华佗听后，沉思良久，作别而去。几天后，他手提一个包裹来见王允，说：“我这几天跑到了西施故乡诸暨——那里以出美女闻名于世，恰好碰到一个刚刚死去的绝代佳人，我赶紧把她的头颅割下，带回来准备换给貂蝉。”经过华佗的一番绝妙的手术，换头成功，七天七夜之后，貂蝉苏醒过来。王允见后，称赞说：“真的是西施再世。”

于是，就把连环计向她述说一遍。貂蝉非常愿意为国除奸，为亲报仇，只是，她的胆气不足，还没等实际操作，早已吓得浑身乱颤。华佗见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马上赶到燕赵慷慨悲歌之地，壮士荆轲的故乡，弄到了一个特大的胆囊，经过手术再植，貂蝉换胆成功。从此，这个佳人不仅有西施的美貌，而且，具备荆轲的胆量，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除奸的任务。

“这样说来，当地人打出貂蝉这块招牌，还是有一定根据的。”问难的文友感到惬意。恰好，这时车子也开到了韩岩村元好问的墓园，于是，有关貂蝉的话题也就此打住了。

下

关于貂蝉的话题临时打住，但仍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探讨。比如，前面引述的除了杂剧，就是小说、平话，都是出于文人之手，既可以像《三国演义》那样，凭借着一定史实，踵事增华，添枝加叶；又可以凭空结撰，羌无故实。那么，有关貂蝉、吕布的历史真迹，是否有踪迹可寻呢？

生活于明代弘治、嘉靖年间的著名学者杨升庵，在《升庵外集》中最先提出：世传吕布妻貂蝉，史传不载，但在唐人李贺诗《吕将军歌》中，确有“吕将军，骑赤兔，独携大胆出秦门，金粟堆边哭陵树”之句，看来，还是实有吕布其人。杨升庵之后，清代学者梁章钜也认为，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然她的名字未见于正史，但其事未必全虚。这里是指《三国志·魏书》中的一段记述：吕布奉董卓之命把守中阁，遂与董卓侍婢私通。恐事泄露，心不自安。这些记载，起码说明了戏曲、演义中的“吕布戏貂蝉”与王允巧计除奸，并非凭空构想，而是于史有据的。但也只此而已，既不能否，也不好定与吕布私通的侍婢就是貂蝉，所以，成为一个悬案。

还有，关于貂蝉的评价问题。一般认为，清人毛宗岗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装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谓貂蝉之功，可书竹帛。”

不过，批判的声音也很强烈。早在嘉靖年间，明“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在《见有演〈关侯斩貂蝉〉传奇者，感而有述》一诗中写道：“董姬昔为吕，貂蝉居上头。自夸予帷幄，肯作抱衾裯。一朝事势异，改服媚其仇。心心托汉寿，语语厌温侯。忿激义鹘拳，眦裂丹凤眸。孤魄残舞衣，腥血溅吴钩。兹事岂必真，可以快千秋。旦闻抱琵琶，夕弄他人舟。售者何足言，受者能不羞？宁为楚虞姬，一死不狥刘。”诗的前四句，说貂蝉开始事董卓，后又投身于吕布，甘心做人的姬妾；五至八句，说她在吕布失败之后，又献媚于吕布的仇敌关羽；九至十四句，言貂蝉为关羽所斩，此事虽未必然，但亦足以引为千秋快事；十五至十八句，说她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一无足取；最后两句，通过颂扬殉项而誓不从刘的虞姬，否定貂蝉的人格。

再就是，关于她的结局和归宿问题。大概有以下五种不同的结果：

其一，大家所熟知的，是《三国演义》的处理方式：吕布助王允诛灭董卓后，以貂蝉为妾，后来，曹操擒杀吕布，将她载回许都，此后，便下落不明。

其二，元人杂剧《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只存曲目，不详内容。从题目上得知，貂蝉死于关公刀下，这与民间传说相似：曹操绞杀吕布，貂蝉落到刘备手里，刘备、张飞都想娶她。关公怕误了国事，一刀斩之。

其三，传说曹操打败吕布后，把貂蝉赐给关羽。这样，一则可以笼络住这个将才；二则可以让关羽沉湎女色，丧失斗志；三则能挑拨他们兄弟间的关系。不料，这个计谋早被关公识破，坚决拒绝接受。曹操无奈，只好让关公把她杀掉。貂蝉觉得非常委屈，一片赤诚报国，最后竟落到这个下场，便伤心地痛哭起来。关公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放她出走。可是，到哪里去呢？貂蝉表示要削发为尼，远离世事。于是，关公便护送她到了几百里外的净慈庵。

其四，貂蝉还有一种结局，是事成之后，主动悟解迷津，看破红尘，最后修仙得道，成了正果。事见明人诸葛味水撰写的《女豪杰》杂剧。

其五，近时，又有新编川剧《貂蝉之死》，共分五场：水淹下邳；貂蝉修书；关羽慕蝉；群雄惊艳；残月芳魂。写刘、关、张随曹操攻吕布，水淹下邳。貂蝉劝吕布归顺曹操，吕布不肯。为了拯救全城百姓，貂蝉派遣秦宜禄送信给素所钦慕的关羽，请他转致曹操以百姓为念，立即将水退下。关羽敬服貂蝉的品识，顿生爱慕之心。数日后，秦宜禄缚吕布来降，曹操缢杀吕布，为了笼络关羽，将貂蝉赐之。成婚之夜，貂蝉柔情似水，即兴吟唱《倾心曲》，关羽亦心旌为之摇荡。刘备恐怕误了大事，遂提醒关羽勿忘“扶汉兴刘”大业。关羽无奈，只好忍痛遣走貂蝉。貂蝉突遭骤变，万念成灰，拔剑自刎，保持了侠骨柔肠、忠肝义胆的完美形象。

说到貂蝉的结局，我联想到了西施。论其行止，二人颇有相似之处，其事可嘉，其情可悯。当然，就其实质来说，她们都是做了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最后的归宿并不美满，原亦意料中事。貂蝉如上所述，那么，西施又怎样呢？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越王勾践灭吴之后，西施跟随范蠡泛舟五湖，隐居起来。这倒有些风流潇洒，很合乎一般士人的心理要求。范蠡是很有远见的，他早就发现勾践这个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自己“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因此，破吴之后，便急流勇退，改变姓名隐遁下去。

对于西施偕范蠡归五湖的做法，清代大诗人吴伟业极为欣赏，有诗云：“霸越亡吴计已行，论功何物赏倾城？西施亦有弓藏惧，不独鸱夷（范蠡别号）变姓名。”这应该算是最理想的收场。可是，核诸史籍，发觉这种结果并不存在。一是，上述情况《史记》中没有记载，只讲吴亡后范蠡变姓名，“浮海出齐”，并无西施随行之说。二是，《吴越春秋·逸篇》载：“吴王败，越浮西施于江。”《墨子·亲士》中亦有类似记载，“西施之沉”，以“其美也”。细想一下，这是符合越王勾践阴险狠毒、刻忌寡恩的本性的。虽然同是悲剧角色，相形之下，倒觉得貂蝉的悲惨程度要差一些。

近日，网上刊载一首晏菲作词并演唱的《貂蝉》歌曲，也可以看作千载以还对于这位美貌女子的欣赏与孺慕：“风带不走你的泪／云挽不住你的美／羞的月儿盼的月儿也为你沉醉／伤心人痴心人心碎／你是谁让英雄如此地追／你的美早已为江山所累／是谁的伤让你如此地憔悴／是谁的爱让你走了千山万水／你将一江春水化作相思／恩爱难舍总难回味／昙花一现繁华梦／也要相爱几轮回／无数的英雄爱你的美／不爱江山相互依偎／不顾风烟骤起战鼓／只愿携手丽人归”。

至于反映到美术作品上，貂蝉似乎略输了丰采。我曾见到一部根据《三国演义》编绘的貂蝉图像册，多少有些失望：不仅故事显得干涩无味，形象也黯然失色。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三国演义》的故事、人物，特别是作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光彩夺目的形象，从小说、戏曲、电影到电视剧，早已深入人心，可以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活灵活现、美貌绝伦的貂蝉，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要多可爱有多可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任何画像、图解，弄得不好，都会成为蹩脚、无谓的赘余。

（1997年）

撑篙者言

一

这分明是一番梦中场景，一幅山水画卷。

滔滔汩汩的九曲溪宛如一条飘逸的玉带，纡回萦绕在丹崖翠嶂之间，流贯了武夷山大部分景区。一曲数峰，一峰多景，数不尽的婉转迷离，使有限空间增添了无尽的容量。随着清溪的流转，四围山景不断地变换着形态，时而壁立如屏，时而穿云似塔，一眨眼间，断笋孤根又幻化为莲花并蒂，各自都争奇赌胜地展现着妩媚娇姿。在这天造地设的奇境中，游人坐在竹筏上，可以悠然自得地骋怀纵目，恣意赏玩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初冬的一个响晴天。我们中国作家闽北采风团一行六人，在游过了云窝、天游景区之后，匆匆用过了午餐，便驱车来到星村码头，登上了竹筏，开始了“武夷九曲”的漫游。两位篙工一男一女，都很年轻、漂亮，而且知识面宽，富有情趣，口才也都很好，据说，他们在上岗之前，都曾经过专门的培训。两人神采飞扬地站立在竹筏的两头，见我们已经坐稳，便合力撑篙，把竹筏划向中流，同时风趣地说：“欢迎各位作家上了我们的贼船。”大家一齐笑了起来。

竹筏自“第九曲”启航，顺流而下。一舟容与，载浮载沉，翻腾的浪花不时地扑打在衣襟上，沁凉心脾。笑语喧哗杂着涛声林籁，激活了寂静的群山，顿觉两旁的云峦竹树都鲜活灵动起来，满眼生机盎然。前行不远，右侧山壁上忽然现出一处摩崖石刻，细看原是一首七言绝句：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

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

这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九曲棹歌》组诗的最后一首，带有总结、收场性质，所谓“曲终奏雅”。

陪同游观的东道主、作家S先生说，正像人们到了西湖定会记起白居易、苏东坡，登上岳阳楼不能不提到范仲淹和杜甫一样，来到武夷山是必然要接触到朱熹的。这一带是朱夫子的“过化之乡”，他在此间前后寓居四十余年，足迹遍布川原村社，茶场书坊，最后选定一个叫作黄坑的村落，作为他的夜台长眠之地。八百年过去了，至今还随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流风遗韵，其深远影响，遍及整个中华大地以至朝鲜、日本和东南亚。至于身后是非，为毁为誉，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是的，”我接上说，“作为理学大师，朱熹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但是，即使在旧时代，对他说东道西，甚至猛烈抨击的，也所在多有。”有的不仅痛斥他扼杀人性，批评他制造情感悲剧、宣扬禁欲主义，甚而连类及于诗文。性灵派的主将袁枚不用说了，这里只引述清人张霁南的诗句：

浪填僻典苦搜罗，芳草斜阳信口哦。

更有程朱称李杜，诗中迂腐逼人多。

平心而论，朱熹的诗与其他道学家的不同，往往是寓理趣于叙事、抒情之中，还是比较活泼有趣的。比如，刚才看到的那首棹歌，就比较清新自然；文字简约生动，意蕴十分丰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桃花源记》中的故实，并不属于“浪填僻典”，因为这是读书人尽皆通晓的。诗中一、二两句，纳入了陶潜文中“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内涵，描述“九曲”过尽，眼前所见的村原实景；三、四两句是一种倒装语法，意思是说：除非“别有天地非人间”，否则，世外桃源便非此莫属了。

竹筏顺风顺水，很快地便进入了“八曲”、“七曲”。大家兴致勃勃，在饱游饫看山光水色的同时，一路上，不断地欣赏着朱夫子的其他几首《棹歌》，觉得像“却怜昨夜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一类诗句，都是可圈可点的，既含蕴着深刻的禅思、理趣，又并没有使人感到枯燥乏味。

二

一直在沉思默想的散文作家V女士，突然插了一句：“朱熹诗句确也不错，九曲溪的景观更是妙境天成。可是我总觉得，如果要给它编排次序，总该是顺着流向，一、二、三、四地往下排列，现在却是‘九曲’‘八曲’‘七曲’地一路倒数下去，实在有些别扭。”

“是呀，游程刚一开始就演奏《九曲棹歌》的尾声，我也觉得这么‘倒尾为头’的做法，非常滑稽。”诗人G先生说，“当时，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真实的故事：‘文革’中某市一个造反派头头，抡大锤的出身，‘文化水’很浅，刚刚走上领导岗位。这天，他出面主持一个大会，秘书事先给他起草好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他也没有细看，就分别放在左右两个衣兜里。由于他事先并没有弄清楚会议的主题、开法和讲话稿里的意思，跨上了主席台，就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通，结果，开幕式上竟把闭幕词念了，闹出了大笑话。……朱老夫子可是硕学鸿儒啊，莫非他老先生也要幽我们一默？”

诗人真是富于联想，你看他说着说着，就带出来一个“‘文革’笑话”。

“显然，这和朱夫子当年逆游九曲溪有直接关系。”男篙工说，“各位刚才都经过了，‘七曲’之上一滩高似一滩，顶着激流漩涡，撑篙难度很大；不像我们这样顺水漂舟，省时省力。所以，当地有两句俗话，叫作：‘古人是笨蛋，今人是懒汉’。”

“其实，”我说，“顺行、逆行，各有各的道理。走顺水船，‘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以吹衣’，淋漓酣畅，充溢着一种快感；可是，过眼云烟，不像逆水行舟那样，可以深思熟想。打个比方，前者属于诗人气质，后者就有点儿像哲学家了。这位朱夫子整天在那里细推物理，格物致知，自然就喜欢船走得慢一点。听说，他终生不吃豆腐，这倒不是因为滋味不鲜，也不是觉得做起来费事，只是由于他发现豆腐做出之后，重量超过豆、水、配料的总和，反复‘格致’也不得其解。”

大家笑说，这真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

我们正在这么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突然发觉，这些欢声笑语竟然招来一阵阵的空谷响答。篙工说，竹筏已经到了“六曲”的响声岩。这里两岸高峰壁立，岩壑纵横，形成一处天然的回音壁，因而山鸣谷应。

九曲溪在这里绕了个大弯子，北侧就是著名的云窝和天游峰，为武夷山的第一胜境。上午我们已经游览过了。云窝者，云屯雾聚之地也，其高可想。古人有诗：“白云本是无心物，寻得溪岩便作窝。”天游峰下，面对九曲清溪，有一座高达四百米、平滑如镜面的巨型岩壁，上面布满了斑斑水迹。斜阳映射下，晴光闪烁，宛如素练悬天。晒布岩，大概是由此得名吧。

怪不得我们站在天游峰上俯瞰，那一弯碧水缓缓流动着竹筏，竟像古画上的“曲水流觞”一般；此刻，我们坐在竹筏上遥望峰头的几伙游人，简直就是一行行的墨点；靠近一些的，可以依稀地看见有些人在向我们招手。我真想对他们哦诗相应：“君岸已登我在筏，羡从峰顶看迷津。”

舟行“五曲”，男篙工指了指对面的山峰，告诉大家说，朱熹在这座隐屏峰下建立了武夷精舍，经常到这里来传经讲道。这时，竹筏过处，恰好闪现出摩崖石刻上朱熹的《棹歌》诗句：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

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我说：“看得出来，朱老夫子当时的心境是十分孤寂的。”

“自鸣清高，孤芳自赏。”V女士陈述了她的看法。

“也可能是撇高腔儿。弄不好，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女篙工说，“诸位往左上方看，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山洞。民间传说，当年里面住着一个聪明、美丽的狐仙女郎，化名胡丽娘。每当黄昏人静之后，她都要到武夷精舍去，悄悄地和朱熹幽会。当时称为小妾，现在时髦的说法，叫作恋人。”

男篙工有意逗趣，偏要反话正说：“人家可不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书本上考证了，那个时候，朱老夫子的老婆已经病故了，所以，人家就是再娶一房，也是顺理成章的。”

“就算是老婆死了，再娶。朱熹可是信奉孔孟之道的，也应该遵照圣人的教导，‘非礼勿动’，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说一套，做一套，难怪人家说他言行不一。”女篙工口口不咬空，也是够厉害的。

朱老夫子究竟有没有这桩风流韵事，史无明文。也可能是当地民众颇不满于他那可憎的道学面孔，有意识地作践他、取笑他——越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越要给他抹上一鼻子白灰。

三

不过，要说朱熹言行不一，倒也并非游言无根，而是有迹可察的。鲁迅先生说过：“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

这个“无告的官妓”指的是天台营妓严蕊。这是一起典型的冤案。据晚于朱熹的南宋词人周密记载，唐与正守台之日，曾与严蕊有过交往。朱熹想要惩治这位唐与正，就指控他行为不轨，“与蕊为滥”；并把严蕊捉进官府里来，刑讯逼供，以进一步索取唐与正奸邪放荡的口实。可是，严蕊并不为权势所屈，始终未有“一语及之”，结果，“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应该说，这和朱熹所标榜的“仁者，本心之全德”，“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是大相径庭的。

其实，抹杀人性，压抑人的正常情感，原本是朱熹这些道学先生的一贯态度。史载，与朱熹同时期，有个胡铨，为南宋名臣。他曾上疏朝廷，请求将秦桧等卖国求和的贼臣斩首示众，结果，却被秦桧倒打一耙，枉加罪名，贬谪岭南十年。流放期间，胡铨在广州恋上了一个名叫黎倩的女子，遇赦之后，带上了她，从贬地北归。朱熹得知这一消息，当即写下两首七绝，予以指责、批评。其二曰：

十年湖海一身轻，唯对黎涡尚有情。

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在朱熹看来，“人欲”是一种险恶可怕的东西。一旦跌入这个罪恶的深渊，任凭你曾经是条铁骨铮铮的硬汉，也会误尽平生，一蹶不复。因此，他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以一种“蹈虎尾，涉春冰”的危惕意识和养正、居敬的功夫，去压抑情感，制服人欲。其中为害至烈的，就是鼓吹女人全贞守节，反对寡妇再嫁。

实际上，古人早就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望是生命之所以成为生命的决定性本质。清代学者戴东原曾批驳说，离开人欲，何谈天理？生与欲不可分，要生，又怎么能完全否定欲呢？

两位年轻的篙工都来自武夷山南麓的建阳农村，当年朱熹曾长期定居于此。女篙工说：“各位作家不是前来采风吗？建议能到建阳看看。”

他们说，建阳过去有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贞节牌坊随处可见。看上去倒是挺壮观的，可是，人们知道，每一座牌坊下面，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孤孀的灵魂在低声啜泣，每一座牌坊下面，都掩埋着一部辛酸悲惨的血泪史。

一般的无法统计，这里只说那些声名赫赫、载入旧县志的节妇烈女的典型，仅清代就有五六百人之多，数量远远超过青史留名的全县的举人进士、文武官员。有一户老陈家，婆婆、媳妇、孙媳妇都是青年丧夫，有的根本就没有见过丈夫的面，只是苦苦守着一个“名分”——说开了不过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就这样，祖孙三代，同时孀居守节，最后换得一座两层楼高的“三节坊”。

“这种现象真是世间最残酷，最凄惨的。”女作家小N一扫平时天真烂漫的常态，沉痛地说：

“我觉得，贞节观念简直比迷信天堂、来世还要荒唐、虚妄。一些善男信女为了虚无缥缈的来生，为着一种无法验证的灵魂寄托，不惜以牺牲现实的今生为代价，心安理得地去等待呀，向往呀，整天以苦为乐，沉醉在无限憧憬里，直到生命终结也不晓得那手中握定的绳子的终端原本空无一物。说来也是很可悲的。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有着一种信仰追求——执着地信奉冥冥中确实存在一个美妙的天国。

“而节妇烈女所追求的是什么呢？一片漆黑。这些孤苦无告的弱女子所面对的，是捆缚着她们的封建礼教的绳索，是强大如山的世俗舆论压力，是残酷、冰冷的现实，是生不如死的漫漫长夜。为着严守那个‘失节事大’的训条，她们不得不咬紧牙关，斩断情缘，苦捱死撑，极人世未有之艰辛，从妙龄少女一直熬到白头老媪，最后，在乡里建坊、官家赠匾的闹闹嚷嚷、吹吹打打中，告别了凄凉的人世。”

“不须更觅桃源路”，在朱夫子心目中，这里分明就是人间的理想世界。可是，阴错阳差，恰恰在这充满无限生机的情山媚水之间，在过去的数百年中，竟有难以计数的孤孀嫠妇，以其凄凄切切、惨惨戚戚的酸辛血泪，涨满了滔滔东下的九曲溪潮。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四

“人事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武夷山水是清白无辜的。亿万斯年，这从万山丛中奔泻而出的一线清流，无论其为涓涓、潺潺，还是滔滔、滚滚，也不管前路如何崎岖险阻，纡回曲折，它总是满怀着旷世痴情，矢志不移地环绕着丹峰翠嶂，紧相依傍，难解难分，体现出一种动人心魄的炽烈真情。世间还有比这更清淳、更缠绵、更执着的醉心依恋吗？

可是，情到浓时，又常常为造物所忌，结果免不了要出现令人扼腕的悲剧性结局。竹筏漂流到了“二曲”，面对着风姿绰约的玉女峰，女篙工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传说。

她的叙述方式很特别，没有急于铺陈故事，而是先把故事中的一个个形象鲜明地摆在听众面前。这有点儿像古典小说前面的“绣像全图”，也和现代剧本开列一个“剧中人物表”相似。她首先引导大家欣赏玉女峰的丰姿、俊采：玉立亭亭，俯瞰着一溪碧水，娇羞不语，楚楚怜人，实在是俏极了，美极了。接着，又指点着前面的大王峰，看！多么巍然高拱，英气不凡。最后，向大家介绍夹在两峰中间的铁板嶂：身材扁窄，体貌黝黑，一副形神委琐的样子。

三个形象都定位了，女篙工这才开始叙述情节：玉女和大王原本是玉皇大帝的爱女和侍卫将军，由于耐不住天庭寂寞，二人偷偷下凡，赋形为两座隽秀的青峰，在风光绮旎的武夷山朝夕聚首，相亲相爱。不料，后来被面貌奇丑、心性阴暗的铁板鬼发现了，告了密，玉皇大帝便吩咐他严加监管，确保两人永生不得聚在一处——把这作为铁板鬼亡魂超度的条件。在这个鬼魅的蓄意破坏下，这对恋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咫尺天涯，遗恨绵绵。而那个破坏者也作法自毙，自作自受，成了一座隔在两峰中间、永世动弹不得的铁板嶂。

面对着这种深情爱恋，任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的。可是，道学先生朱熹却不然，在玉女峰前，他竟板着面孔，冷冷地吟出几句诗来：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

道人不作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听着大家读诗，撑篙女工插了一句：“其实，这是矫情。”

两个小时的游程就要结束了，“一曲”已经抛在我们身后。下筏前，大家卸下马甲式的救生衣。男篙工故意学着赵本山的腔调，逗乐说：“脱了马甲，我也会认出你们来的——希望我们能够再见。有道是，十年缘分同船渡，百年缘分共枕眠。看来，咱们至少都有十年的缘分。”

“这么说，你们两位是有百年缘分了？”我对他们颇有好感，因而这么随便问了一句。

“不是。”女篙工笑着摇了摇头。

“白天同摆一条船，夜晚回家各自眠。朱老夫子英灵在上，山野小民是不敢胡来的。”男篙工的话刚一落音，立刻又引发出一阵哄堂笑声。

（2001年）

寒夜早行人

一

“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一位大人物年轻时说的一句话。这里的“近人”有特定时限，既非泛指古人，也并不涵盖时人。时间过去近百年了，如果依照这个时代范围，站在今天的角度，认定我所拳拳服膺者，倒是觉得略晚于曾公的张謇，堪当胜选。套用前面的句式，就是说：“吾于近人，颇服张謇。”

其实，表述一己的观点，说“独服张謇”亦无不可。只是考虑到，知人论世，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视角选择问题，亦即看问题的角度。角度不同，结论会随之而异。参天大树与发达的根系，九层之台与奠基的垒土，孰重孰轻，视其着眼于功用抑或着眼于基础而定。而且，评判标准往往因时移易。前人有言，品鉴人物不能脱离“一时代之透视线”；“一时代之透视线”变化了，则人物之价值亦会因之而变化。看来，涉及这类主观色彩甚浓的事，还是避免绝对化，留有余地为好。

既然说到曾国藩了，那么，我们就来研索一下：论者当时所“独服”的是什么。叩其主要依据，不外乎在近代中国他是唯一真正探得“大本大源”，达致超凡入圣的人物；“世之不朽者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曾公乃“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也就是传统上说的立功而兼立德、立言；实质上，亦即曾公所毕生追求的“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在晚清浊世中，曾公诚然是一位不同凡俗的佼佼者，堪资令人叹服之处多多，仅其知人善任、识拔人才一端，并世当无出其右者。但也毋庸讳言，他的头上确也罩满声闻过实的炫目虚光，堪称是被后人“圣化”以至“神化”的一个典型。泛泛而言“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固无不可；如果细加检索，就会发现，他的精神底蕴仍是恪守宋儒“义理之学”的型范，致力于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克己省复、困知勉行，以期达到自我完善，成为圣者、完人。说开了，就是塑造一尊中国封建社会夕晖残照中最后的精神偶像。志趣不可谓不高，期待视阈也十分宏阔。可是，即便是如愿以偿，终究是个人的事；到头来又何补于水深火热中的苍生？何益于命悬一线的艰危国运？至于功业，举其荦荦大端，当属“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这又怎样？无非是使大清王朝“延喘”一时，挽狂澜于既倒罢了。

再说张謇。观其抱负，实不甚高：“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没有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天纬地、惊天动地之志，不过是“不与草木同腐”而已。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

张公活了七十三岁。前半生颠扑蹉跌于科举路上；状元及第之后，做出重大抉择——毅然舍弃翎顶辉煌、翰林清望，抛开传统仕途，转过身来创办实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他确立了“父教育而母实业”的发展思路，先后创办了二十多个企业，涉及纺织、印染、印刷、造纸、火柴、肥皂、电力、盐业、垦牧、蚕桑、油料、面粉、电话、航运、码头、银行、房产、旅馆等多种行业，涵盖了轻重工业、银行金融、运输通信、贸易服务等门类。看得出，他所说的“实业”，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第一、二、三产业。在他所兴办的三百七十多所学校中，中小学之外，重点是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包括师范、女子师范和农业、医务、纺织、铁路、商船、河海工程等）；同时创建了工科大学、南洋大学，并积极支持同道创办复旦学院，将医、纺、农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以后的南通大学，还联合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酝酿高师改为大学，东南大学因而正式成立。他的设想，是“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从而创建了从学前教育的幼稚园到中小学直至高校，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种教育、社会教育，形成一个门类齐全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兴办规模如此宏阔的实业、教育，显示出他的远大抱负与惊人气魄；而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筚路蓝缕，勇为人先，进行大量开创性的探索，则凸显了他的卓绝识见与超前意识。实业方面，他成功地摸索出“大生模式”，推进了中国近代企业股份制，最早创办了大型农垦公司和企业集团；教育文化建设中，他所兴办的博物馆、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刺绣艺术馆、新式剧院、戏剧学校、盲哑学校以及气象台等，都是在全国首开先河。他在创建图书馆、伶人学会、更俗剧场和多处公园、体育场的同时，还将目光和精力投向弱势群体，兴办了养老院、育婴堂、残废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栖流所、济良所等一大批慈善事业。而无论是办实业、兴文教、搞慈善，全都着眼于国计民生，为的是改造社会，提高国民素质。

思想理论建树，有所谓“照着说”与“接着说”的差别。前者体现传承关系，比之于建筑，就是在固有的楼台上添砖加瓦；后者既重视传统，更着眼于创新、发展，致力于重起楼台，另搭炉灶。张謇作为开创型的实践家，当属于后一类。两类人物，各有所长，缺一不可。但从历史学的角度，后人推崇某一个人，总是既考察其做了何等有益社会、造福群黎之事，更特别看重他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我说“颇服张謇”，其因盖出于此。

二

如果说，曾公的言行举止，与其所遇时代、所处社会、所受教育完全统一、若合符契的话；那么，张公则在许多方面恰相背离，甚至截然相反。为此，人们总是觉得，这位“状元实业家”身上充满了谜团、悖论，从而提出大量疑难问题：

——张謇四岁至二十岁，从名师多人，读圣贤之书，习周孔之礼，可说是浑身上下，彻头彻尾，浸透了正统的儒家血脉。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由封建社会按照固有模式陶熔范铸的中坚分子，怎么竟会走上一条完全背离传统仕途的全新道路？岂不真的应了那句俗话：“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明清两朝制度，非进士出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出身不得做宰相。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攀上科举制金字塔顶尖、获授翰林院修撰的状元郎张謇，距离相府、天枢已经“近在咫尺”；可是，他却弃之如敝屣，意外转身，掉头不顾，追逐“末业”，从“四民”之首滑向“四民”之末，究竟是为了什么？

——传统士人的思维模式，是每在行动之前，必须为自己寻求某种道义上的依据。那么，张謇走上这条新路的道义依据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理想追求赋予他以超常的勇气和动力，使他突破“学而优则仕”的陈旧格局，摆脱重道义而轻功利的价值观？

——存在决定意识。在晚清封闭的社会里，他没有进过新学堂，没有出国留学过，一生大部时间侷处通海一隅；那么，他的新思想、新思路、新眼光，是怎么形成的？

——封建士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老成持重，“不为天下先”，重性理而轻经济，尚虚文而不务实际，而张謇不仅勇开新路，并且脚踏实地，始终专注于经世致用，这又是怎么养成的？

那天，我们到海门市叠石桥参观，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绣品市场。沈寿园里，绣女们在全神贯注地穿针引线。我惊喜地发现，一位女工正在绣着张謇的大幅肖像。在盛赞其精美绝伦的绣功的同时，我凝神静睇张公的眼睛。记得他曾说过：“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为此，我想透过绣品，寻索他的眼光，进而搜求某些答案。可是，看来看去，也并未发现有什么特异之处。原来，目光、眼力也好，视野也好，说到底，都是一个识见问题。有了超凡的识见，才会有超常的智慧、勇气与毅力。

世间种种看似神秘莫测的东西，其实，它的背后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即以人生道路抉择、人的种种作为来说，那个所谓的“冥冥之中看不见的手”，往往植根于自身素质、社会环境、文化教养、人生阅历诸多方面，并以气质、个性、文化心理结构形式，制约着一个人的进退行止，影响着人生的外在遭遇。

张謇出生于江海交汇的海门。这里天高地迥，望眼无边，视野极为开阔。而居民均为客籍，来自江南各地。江南为吴文化区域，是东西方文化汇接的前沿地带，尽得风气之先。这些移民原本就思想比较开放，具有一定的市场观念、商品意识；而移居到“江海门户”，沙洲江岸的时涨时坍，耕田方位的时北时南，生涯变换，祸福无常，更增强了忧患意识和顽强拼搏精神，练就了善于谋生、勇于自立的本领。这些特征，在张謇父亲的身上都有所体现。儿子四岁时，他就送进私塾，延聘名师调教，激励其刻苦向学，成材高就；但他又有别于一般世家长辈，十分通达世务，晓畅经营之道，看重经世致用，诫勉儿子注重接触实际，力戒空谈，经常参加一些农田劳作与建筑杂活，使“知稼穑之艰难”。人是环境的产物。张謇从小就浸染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又兼乃父的耳提面命，身教言传，为他日后养成开拓的意识、坚毅的性格、务实的精神，进而成为出色的实业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謇从小就坚强自信。一次随祖父外出，过小河时，不慎跌落桥下。祖父惊骇中要下水把他拉起，他却坚持自己爬上岸。说是“要自己救自己”。一天，塾师的老友来访，见天色转暗，便顺手燃起红烛。客人见张謇在侧，有意考考他的文才，遂以红烛为题，令他以最少的字作答。张謇随口说出：“身居台角，光照四方。”还有一次，塾师正在给张謇讲书，见门外有骑白马者经过，便即兴出句，“人骑白马门前过”；张謇对曰：“我踏金鳌海上来。”看得出他自小就志存高远，吐属不凡。

在求知请益、读书进学方面，张謇也有其独特的悟性。他熟谙经史，却不肯迂腐地拘守章句，而是从中摄取有益养分，择善而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有些合理内核是可以超越时代，成为现代精神资源的。比如，儒家所崇尚的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族兴亡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就在张謇身上深深扎下了根。在他看来，儒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以应世变之需。因而对于孔孟的“义利之辨”，他便加以扬弃与改造，提出“言商仍向儒”的新思路——从一开始，便着眼于国计民生，坚持诚信自律的伦理道德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返本回馈思想，超越一般唯利是图的市井商贾，而成为追求社会整体效益的新型实业家的前驱。张謇特别鄙视传统士人脱离实际、徒尚空谈的积弊：“日诵千言，终身不尽，人人骛此，谁与谋生？”主张“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在一次乡试答卷中，他援引圣人的实践以阐明自己的思想，说，“孔子抱经纶万物之才”、“裕覆育群生之量”，亦尝为委吏、乘田之猥琐贱事，而且，务求将会计、牛羊管好，“奉职唯称”，做“立人任事之楷模”。而这一切，都为他毅然勇闯新途提供了道义依据。

在人生道路抉择中，有三个重要关节点对张謇影响至大。概括起来，是敞开了一扇门——实力报国之门；堵塞了两条路——科举与仕进之路。

张謇走出国门，前后不过三次。有两次是分别参加日、美博览会；就中以光绪八年（1882年）随吴长庆赴朝参战，磨炼最多，获益最大。当时他二十九岁。起因是清朝的藩属朝鲜爆发了反抗封建势力和日本侵略者的“壬午兵变”，日驻韩公使馆被烧，日本借机出兵干预。吴长庆麾下的庆军，奉命援护朝鲜，张謇以幕僚身份随行，“画理前敌军事”。处此列强相互争夺的远东焦点，他在近四十天时间里，通过与朝鲜、日本众多官员、学者交流政见，切磋时局，增广了见闻，弥补了旧有知识的缺陷，形成了纳国事于世界全局的崭新视野。特别是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全面进行社会改革，“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经验，在国内洋务派一意趋骛西方“利器”、“师敌长技”之外，找到一条全新的路径，使认识高度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光绪二十年（1894年），对于张謇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可说是人生道路的分水岭。他从十六岁考中秀才，后经五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三十三岁才有幸中举。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尽遭失败。至此，他已心志全灰，绝意科场。这次，因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设恩科会试，他本无意参加，但禁不住父亲和师友的劝进，才硬着头皮应试。状元及第，竟于意外得之。当师友们欢庆他“龙门鱼跃”时，他却无论如何也兴奋不起来。他没齿难忘：科举之路上二十六载的蹉跌颠踬；累计一百二十昼夜“场屋生涯”的痛苦煎熬——那时的考棚窄小不堪，日间弓身书写，夜里踡伏而卧，炊茶煮饭，全在于此。“况复蚊蚋肤，熏蒸烈日。巷尾有厕所，近厕号者臭气尤不可耐”。日夜寝馈其间，导致经常伤风、咳嗽、发烧以至咯血。且不说科举制、八股文如何摧残人才、禁锢思想，单是这令人不寒而栗的切身感受，已使他深恶痛绝，从而坚定了创办新式学堂、推广现代教育的信念。

几个月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蕞尔小国”面前，“泱泱华夏”竟然不堪一击，遭致惨败，随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重的民族危机，使他惊悚、觉醒，改弦更张，走上了一条全新道路。他对晚清积贫积弱的根源作如下剖析：中国之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则力不聚而弱见，暗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足由于教育未广，力不聚由于实业未充”；“国威丧削，有识蒙垢，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以已”。于是，毅然决定抛开仕途，走实业、教育兴国之路。

第三个关节点，是“戊戌变法”伊始，在慈禧太后操控下，恩师翁同龢被黜，开缺回籍，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事对张謇刺激极大。他们交谊三十年，“始于相互倾慕，继而成为师生，终于成为同党”，患难与共，至死不渝。对于两朝帝师、官居一品的资深宰相，作如此严厉处置，为有清一代所仅见。这使张謇预感到，“朝局自是将大变”，因而“忧心京京”，心灰意冷。生母临终前谆谆告诫的“慎勿为官”的遗言，仿佛又响在耳边。面对帝党、后党势同水火，凶险莫测的政局，“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对于这一重大的人生道路抉择，张謇是慎重、清醒、谋定而动的。病逝前一年，他曾回顾说：经“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謇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所决，遂无反顾”。

三

关于张謇，胡适于1929年做过这样的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伟大英雄”、“开路先锋”，评价准确而充分，胡博士毕竟是明于知人。在暗夜如磐、鸡鸣风雨中，能够像张謇那样，“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通过个人努力，开创难以计数的名山事业，取得如此广泛的成功，晚清名流中确是屈指可数。

张謇一生经历曲折复杂，活动范围广泛，身兼晚清状元、改革思想家、资本主义企业家、新式教育家、公益活动家和政府官员多种角色，“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而能“适于时代之用”。他把道德自觉、伦理规范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功利基础之上，直接同物质生产联系起来。就身份类型来分，他属于行者，而不是言者；但他的许多论述十分精当，而且富有实践理性。他善于融各种角色及其资源于一体，将中国古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族兴亡和黎民疾苦，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同西方工业文明中的创新、进取精神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中国实业家精神，并娴熟地运用于各项事业之中。

论其功业，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状元，他开创了一条由封建士子“学而优则仕”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通过实业教育救国的新路；作为中国近代化的早期开拓者，他是晚清社会中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实业先驱的一个标本；作为出色的实业家，他摸索出一条以城市为龙头、农村为基地、农工商协调、产学研结合的南通模式。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成功人物”，张謇获得票数最高。而其成功要素，前人认为：一曰纯洁，二曰创造性，三曰远见，四曰毅力。

说到失败，张謇同任何成功人物一样，在其奋斗历程中总是难免的。而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环境下的民族工业，面对外国资本的冲击，生存艰难甚至终被吞并，本属常事。其价值在于创辟了一条新路，提供了可贵的标本、模式，在于进行了成功的实验。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事业遭受挫折，却仍可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正如钱穆所言：“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

当然，张謇并非完人。我们肯定其事业之成功，绝不意味着他在各个方面都完美无缺。他勇立潮头，呼唤变革，却害怕民众革命；他为实现强国之梦而苦斗终生，但直到撒手红尘，对于这条新路究竟应该何所取径，也似明实暗。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的思想、见地，并没有跳出近代民主主义的藩篱。在历史人物中，这种功业在前，而政见、主张相对滞后的现象，是常有的。

作为一个智者，张謇颇有自知之明。晚年，他在南通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上，作过一次演讲。他说：“謇营南通实业教育二十余年，实业教育，大端粗具”；“言乎稳固，言乎完备，言乎发展，言乎立足于千百余县而无惧，则未也未也”。“实业教育，大端粗具”，说得恰如其分。而“完备、发展”，就任何前进中的事物来说，都不能遽加肯定。这不等于承认失败，也并非谦卑自抑，恰恰反映出他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与此相照应，他在生圹墓门上曾自撰一副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回首平生，他还是比较惬意的：一生事业已经大体完成，死无憾矣；现在到了回归自然、与秀美的五山长相依伴的时刻。

一位史学家曾经说过：“张謇与南通这两个名字已经紧紧联结在一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是呀，先生“五山归卧”已经过去八十五个年头了。可是，无论是走进工厂、车间，放眼当年围垦的粮田、草场，还是置身于他所创办的大中小学；无论是潜心浏览于博物苑、图书馆，赏艺于电影院、更俗剧场，还是在濠河岸边、五公园里悠然闲步，都会从亲炙前贤遗泽、享受他所创造的成果中，感受到张謇的永生长在。先生的事业立足于通海，而他的思想、抱负却是面向整个中国，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借用古人的话：“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近年来，我曾两入南通，一进海门，看到过张謇生前在各个场合的留影，还有数不胜数的画像、绣像、塑像。他那粗茁的浓眉，智慧的前额，饱含着忧患的深邃目光，留给我难以忘怀的印象。面对着书刊上、广场上、影视中张謇的形象，我喜欢作无尽的联翩遐想。这样，就有一幅饱涵诗性的画面成形于脑际，浮现在眼前——

一个霜月凄寒的拂晓，在崎岖、曲折的径路上，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踽踽独行。看上去，既没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革命家的豪迈，也缺乏诗人“杖藜徐步过桥东”的闲适与潇洒，又不见一般年迈之人身躯伛偻、迟回难进的衰飒之气，而是挺着腰身，迈着稳健的步子，向着前方坚定地走去，身后留下了两行清晰的脚印。

既然叫一幅画，就总得起个名字，那就题作《寒夜早行人》吧。

（2011年）

邯郸道上

一

年轻时候填写履历表，我常常把祖籍和出生地混同起来，一律写成“辽宁盘山”；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这一支源出河北大名，就是《水浒传》中的北京大名府，卢俊义卢员外的所在。

这里靠近“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邯郸。“邯郸道上，欲望无穷”这句俗谚，从小我就听到过；但是，直到花甲之年，我才有机会踏上这方热土。

漫步邯郸街头，遥想两千多年前那些慕仁向义、慷慨悲歌的往事；一个个凛然可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形象，宛然如在目前。这里的民风素以勇悍、尚武著称，既不同于中原、关陇，也有别于齐鲁、江浙。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认为，此间地近匈奴，经常受到侵扰，师旅频兴，所以其人矜持、慷慨，气盛、任侠。加之胡汉杂居，耳濡目染，通过血缘的传承和文化的渗透，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在春秋时代，当政者就已患其桀骜难制，中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任侠之风更加浓烈。

《庄子·说剑》中记载，赵惠文王喜好剑术，养了三千多名剑客，剑士站在大门口两侧，昼夜为国王表演击剑，一年要死伤一百多人，而赵王好之不厌。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整个赵国男子都擅长骑射，惯见刀兵，“相聚游戏，悲歌慷慨”；有些女子也是“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在一篇传记文学中记载，宋太宗时，常山郡北七里的唐河店，一位无名老妇，凭着机智与胆略，赤手空拳赚杀了一名契丹骑兵。“一妪尚尔，其人人可知也。”他说，此地民众习于战斗而不怯懦，听说敌虏来到，父母帮助拉出战马，妻子忙着取来弓箭，甚至有不等披戴好盔甲，就跨马出征的。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但是到了唐代以后，大文学家韩愈却认为，风俗与化移易，现时情形将有异于古昔，因而对于古时的“感慨悲歌之士”如果活到今天还能否受到礼遇表示怀疑。清代著名诗人吴梅村更是慨乎言之，有诗云：“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这里引用了《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典故：

信陵公子到夷门迎请侯嬴，侯嬴身着破旧衣冠，径直坐上车中的尊位，毫不谦让，而公子却愈加恭谨。到了家中，首先请侯嬴坐在上座，并向宾客一一介绍，客人都很惊异。后来，侯嬴果然不负厚望，向魏公子献了“窃符救赵”之计；自己因年迈不能陪伴信陵君奔赴疆场，于送行时刎颈自杀，以死相报。

当然，吴梅村引经据典，吊古伤今，慨叹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得宠者实多而酬恩者甚寡，像侯嬴那样死报信陵君的人，再也不易见到了，也不是无谓而发的，大抵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战国、秦、汉时期，邯郸不仅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和交通中心，也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全国性的文化名城。在先秦诸国中，古赵文化以平原文化与高原文化，内地文化与边陲文化，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的多元构成，而独树一帜。

正因为它是驳杂的、复合的，所以，这里不只是尚武任侠，激扬耿烈，还有博戏驰逐，歌舞侈靡的一面。勇武任侠与冶游佚荡，作为古赵文化中两个突出的特点，分别在战时与平时凸显出来。古时邯郸的女子以美艳著称，日与游侠豪俊征逐，颇善修饰，弹筝鼓瑟，目挑心招。赵歌、赵舞、赵鼓、赵曲等，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艺苑中，都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占据着重要的一席。

学术思想的活跃，也是赵都邯郸的一个显著特点。当时，这里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学者，荀况、慎到、公孙龙、虞卿、毛公都曾驻足邯郸，著书讲学。灿烂的文化积存，良好的人文环境，吸引了众多的俊士名流，留下了传诵千古的轶闻佳话。

邯郸素有“成语之乡”的盛誉，诸如“围魏救赵”、“义不帝秦”、“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毛遂自荐”、“因人成事”、“邯郸学步”、“纸上谈兵”、“南辕北辙”、“奇货可居”和“二度梅”、“渑池会”、“将相和”、“黄粱梦”等成语典故和故事传说，产地都在这里。

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燕赵悲歌”的人文气质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作用。如果说，历史是过程的集合体，那么，作为联结社会交往的中介的文化，则是这些历史过程的符号，是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总和。无论它以哪种方式传承，是垂直式的文化继承——积淀，还是水平式的文化交流——融合，都会通过“获得性遗传”，对于人们的性格、气质、心理、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这个意义来说，文化就是人化，人既是社会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的制成品。

二

作为某种文化的载体，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仅经常接受一定文化的濡染，同时又不断地汰洗着某种文化的影响。因此，一定地域的文化构成，总是多元复合，而并非清一色的。这次，我在邯郸考察古赵文化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即与悲歌慷慨，积极用世，借以体现自身价值的人文精神相对应，还存在一种鄙薄功业，粪土王侯，崇尚避世，倡导无为的思想追求。这要从以“黄粱梦”的传说闻名遐迩的吕翁祠说起。

吕翁祠在邯郸市北郊黄粱梦镇，距市区十公里。始建于宋代，明嘉靖年间扩建，形成了现在这样宏阔的规模，占地面积达一万三千多平方米。整座建筑坐北朝南，前院丹房对面的照壁上，书有“蓬莱仙境”四个雄浑恣放的草体大字。门内八仙阁迎门而立，小巧别致。丹房北面为中院，一方莲池映着碧树蓝天，显得格外清新雅淡。院内有殿宇三楹：前面为钟离殿，钟、鼓楼分列两侧，中间是吕祖殿，乃古观的主殿，还有拜殿、配殿、回廊，十分雄浑壮伟；后为卢生殿，内有一尊用大青石雕刻的卢生睡像，侧身偃卧，睡意浓酣，壁上的绘画展现了卢生梦中的美妙经历。

“黄粱梦”的故事，源于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

唐朝开元七年，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卢生骑着一匹青驹进京赶考，在邯郸一家旅店里遇见了道士吕翁。寒暄之后，卢生谈起了自己的胸襟、抱负，说读书人应该建功立业，名垂竹帛，而自己才华毕具，可以出将入相；但是，眼前却处境困窘，英雄没有用武之地，流露出愤懑不平的情绪。说着说着，他觉得目暗神昏，沉沉思睡。这时，店主人正在煮黄粱米饭，吕翁顺手从囊中取出一个方形瓷枕，递给卢生，让他睡下。

梦中，卢生回到了山东老家，娶了崔氏为妻，美貌异常；自己也官运亨通，由进士及第，出任陕州牧，擢为京兆尹，不断升迁。先是凿河利民，乡人刻石纪德；后又出征讨寇，斩首七千级，拓地九百里，边民立碑于居延山以颂之。归朝册勋，恩遇极盛。结果，横遭构陷，被捕入狱。

他慨然对妻子说，吾家有良田五顷，足以抵御饥寒，何苦汲汲求禄？现在若想像当年那样，骑着青驹，徜徉邯郸道上，已经不可得了。后来，幸得平反，再度起用，最后晋封为燕国公。五个儿子都是达官厚禄，娶妇高门。他一生富贵寿考，儿孙满堂，五十多年安富尊荣。活到了八十岁，生病久治不愈，正当弥留之际，却欠伸而寤。

卢生梦醒之后，见自己卧于旅舍，周围一切如故，吕翁仍是坐在身旁，主人的黄粱米饭尚未煮熟。卢生问道：“难道这是一场梦吗？”吕翁说：“人生适意，也不过如此罢！”

从这里，卢生感悟到富贵无常，浮生若梦。

吕翁祠的一副对联，把这一主旨揭示得十分清楚：

睡至二三更时　凡功名皆成梦幻；

想到一百年后　无少长俱是古人。

邯郸梦与邯郸道，后来成为虚无之事和空幻之路的形象说法。前人有诗云：“只因旧日邯郸路，梦里卢生误着鞭。”

根据这篇题材新颖、艺术成就颇高的唐人传奇，许多作家进行了再创作，敷衍出一系列的戏曲作品，著名的有元代马致远等人的《黄粱梦》、谷子敬的《枕中记》、无名氏的《吕翁三化邯郸店》，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临川四梦”之一的《邯郸记》。

唐人传奇中，还有一篇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主旨与《枕中记》大致相同。到了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写了《续黄粱》（见《聊斋志异》），主题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续黄粱》的主要情节是，福建的曾孝廉新科得中，意气骄扬，尝以宰辅自命。一天，与游侣避雨毗卢僧舍，悠然坠入梦乡。忽接天子手诏，拜为太师，大权在握，颐指气使，三品以下随意升黜。平日丝恩发怨，一一为报，颇快心意。凭借着炙手可热的宰相威权，侵吞资产，霸占民女，贪墨无度，昼夜荒淫。结果，九卿朝士交章弹劾，奉旨籍没了全部财产，发配云南。路上，被昔日受害的冤民劫杀。

到阴曹地府后，他先遭油炸，次上刀山，最后被拉去吞饮金钱的熔液，都是当年聚敛所得，“流颐则皮肤臭裂，入喉则脏腑腾沸。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一辈子的罪没有受够，再世又变为女身，投胎到乞丐家里，终日不得一饱，身着败絮，风寒刺骨。十四岁卖给人家作妾，大妇悍毒，动辄以赤铁炮烙胸乳。后来遭到诬陷，以奸杀罪凌迟处死。在剧痛哀号中，被身旁的游伴叫醒。他“盛气而来，不觉丧气而返。台阁之想，由此淡焉”。

沈既济与李公佐都生活在中唐时期，分别做过吏部员外郎和举过进士，而蒲松龄则屡应省试，皆落第，终生困顿，家境贫寒，较之沈、李对下层民众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对旧时官场的腐败尤为深恶痛绝。因此，他不满足于《枕中记》的只写“幻梦空花，徒劳把握”，而是痛下针砭，无情揭露，通过续写“黄粱”，抒发其对魍魉世界的满腔愤懑。郭沫若先生说他“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续黄粱》当是一个显例。

这类作品的创作手法，都是将幻境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梦境中潜意识的折射，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价值取向。尽管作品中流露出人生虚幻、世事无常的遁世思想，甚至有人目为“酸葡萄心理的产物”，就是说，是那些渴望荣华富贵而终于不能得的人写的，内容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因作者是以否定的态度，通过梦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官场的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钩心斗角和士人们对功名利禄的狂热追求，客观上起到了揭露作用，具有鲜明的讽喻意味和一定程度的认识价值、警世效果。

三

传奇小说家沈既济本是吴县人，大部分时光又是在长安度过。不晓得他何以要把这种虚幻的故事情节安排在“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上来展开。难道只是邯郸才有吕翁祠吗？显然不是。但卢姓确为河北大族，卢生自叹困穷，苦于壮志难酬，也似乎典型地体现了北地士人对于点燃生命之火的冀求与失望。可能是一种巧合，就是说，在燕赵大地上出现一个邯郸道、黄粱梦的传说，纯属偶然；也可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把积极用世与消极遁世这样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放到一起来探究。耐人寻味的倒是，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两者竟然并行不悖地融汇到一起了。

儒家的入世态度和行为方式，不仅熏陶着上流社会的文臣武将、硕儒名流，也激励着世俗风尘中的豪杰义士、剑客游侠。鲁迅先生说过，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作为墨派的孑遗，游侠家奉行一种积极入世精神，具有中国传统伦理中令人感奋和赞誉的古典英雄主义品格。在道德理想方面，他们崇尚气节，知恩图报，疏财仗义，除暴安良，重信诺，轻死生，为救人之危可以赴汤蹈火，死不还踵。

他们和儒家的主张有些相似，勇于进取，力行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着眼于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这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主张虚静无为，崇尚自然，着眼于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各有旨归，各异其趣。无论是从社会属性、社会功能上，还是从人生角色的标志及其追逐的最终目标上来考察，都是划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

应该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尽管儒家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占居主宰地位，但是，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一色清纯的单维存在。道家文化在人生与艺术的天地中，始终与儒家文化争奇斗异，各领风骚，在铸造民族气质、精神、性格和模塑人的思维方式、智力结构、文化心态方面，各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

更为有趣的是，儒、道这两种角色体系，虽然迥然不同，却并非互不相容和彻底分裂的，二者经常出现相反相成的互补现象。前者是封建士子入世之理想、行为的规范；后者则是他们失意时寻求心理平衡的妙方。避世与用世的对立统一，正是中国文人的典型心理结构。它们作为两种人格面具，常常因时因地交替使用，互换位置。在封建士子看来，实现二者的统一，亦即获得进退、出处的互补，才体现了人生的完美、精神的满足。

如果说，儒家“兼济天下”的宏伟抱负，铸造了封建士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因而执着、热切地追逐“为王者师”、“献经纶策”的人生极致；那么，道家出世的隐逸心态，则使他们在“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时候，能够见几知命，急流勇退，安顿下一颗无奈的雄心。

四

我觉得，积极进取与避退消沉这两种心态的形成，或者说这两种价值观的建构，无论达官显宦还是学者文人，甚至包括普通民众，都和年龄、阅历、处境有很大关系。我的父亲便是一个例子。

在他年轻时，“社会的自我”占主导地位，时时追求他人的注意与重视，看重地位和荣誉，很爱打抱不平、管闲事，任侠尚武，轻财重义；迨至后来年华老大，家道凌夷，几个亲人先后谢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变而为心灰意冷，“心理的自我”便占居了优势，顿有看破红尘之感，由关注外间世务变为注重内心修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由热心人事转向寄情山水，所读诗书也多是苍凉、失意之作。

记得，那时他最喜欢吟诵的，都是“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众中论事归多悔，醉后题诗醒已忘”（陆游），“绝顶楼台人散后，满堂袍笏戏阑时”（赵翼）之类消沉、悲慨的诗句。

父亲对我说过，他每次回大名故里，路经邯郸，总要到黄粱梦村的吕翁祠去转一转。他还讲，康熙年间，有个书生名叫陈潢，有才无运，半生潦倒，这天来到吕翁祠，带着满腔牢骚，半开玩笑地写了一首七绝：

四十年来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

我今落拓邯郸道，要向仙人借枕头。

后来，这首诗被河督靳辅看到了，很欣赏他的才气，便请他出来参赞河务。陈生和卢生有类似的经历，只是命运更惨，最后因事入狱，一病不起。说到这里，父亲读了一首自己唱和陈潢的诗：

不羡王公不羡侯，耕田凿井自风流。

昂头信步邯郸道，耻向仙人借枕头。

吟罢，他又补充一句：“还是阮籍说的实在，‘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呀！”

“文革”时期，他曾对我说过：“有些人确实把个人的名利得失、荣辱升沉看得过重，而不能超然自拔。如果他们能够读一点庄子，理解‘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的道理，就会把浮名浮利这些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轻一些，就可以减去许多无谓的烦恼。”这些，当然都是他在晚年的悟道之言。

鲁迅先生在《过客》中有一段非常警辟的描述，当过客问到“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时，七十岁的老翁答复是：“坟场”；而十岁的小女孩却说：“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这时，过客昂首西顾，仿佛微笑，说道：“不错。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也常常去玩过，去看过的。但是，那是坟。”

应该说，老翁和小孩讲的都对，但都只是强调了一个侧面。之所以各执一词，是因为女孩正值生命的春天，含苞待放，内心一片光明，充满蓬蓬勃勃的生机，因而注意的是鲜花簇簇；而老翁已进入暮年，一切人生的追求都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和波惊浪诡的蹭蹬世路所消磨，正所谓“五欲已消诸念息，世间无物可拘牵”，所以，注目的不过是坟场一片。这是从不同的主观条件对相同的外界环境所作出的截然对立的反应。

（1996年）

文成公主

唐代的文成公主，与一般的古代中国女性不同，她的整个历史是同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她的光辉历程肇始于远嫁吐蕃赞普（藏王称号）。这样，今天我们言说这位女性英杰的丰功伟绩，自然也必然要从西藏高原、吐蕃王朝以及她的丈夫——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谈起。

一

一觉醒来，见窗外一片皎然，以为天已破晓。披衣起坐，极目云山，不料竟是一天朗月，看了一下表针，刚到凌晨三点。在淡青色的天幕上，这里那里，闪烁着几点疏星，冰轮般的满月挂在西南方的鞍形山脊之上，幽辉粼粼，照得群山峡谷分外凝重，分外庄严，分外神秘。西藏高原上的苍茫大地，正熟睡在沉酣、甜美的梦境之中，一切都显得静谧，苍凉，浩渺。

睡魔已经遁去，脑子里浮现出老杜的“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的名句。索性步出门外，在万籁俱寂之中，好好地受用一番雪域高原的夏令月色。水，也是有的，雅隆河就静卧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是在江南，风花五月，正是红映帘栊、绿到天边的芳菲时节，大概无论如何也不能同“雪域”联系在一起；可是，在这里，冰峰雪岭就在人们的目力所及之处，仿佛举足能上，挥手可扪。山舞银蛇，月映金川，空明、澄澈中总透露着几分萧瑟，几许寒凉。这里地势高耸，海拔三千六七百米，大气层透明度高，没有污染，所以，月光格外明亮。我一边在庭前漫步，一边随意地翻开手掌，端详着十指上细细的螺纹，竟然箕斗分明，纤毫毕现，更不要说看报上的文字了。

我以为，在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上，西藏高原最具特殊的魅力。它的神奇的自然环境和特异的高原风光，它的特色鲜明的社会历史、民族风情，它的独树一帜的雪域文明，对于外部世界有着永久的诱惑力。特别是传奇的史事，特殊的风习，以及浓烈而神秘的宗教文化氛围，随时随地都能引发人们雄奇的想象和缥缈的情思，自觉不自觉地沉酣在形上思维和梦幻意识里。

有人说，藏民族具有高超的形象思维能力。一点不假。你随便接触到一座峰峦，一脉河川，一泓湖泊，都会感受到人化自然的鲜明印迹。在它们身上，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倾注了生命的汁液，涂饰了神秘的色彩，构思了无数的优美动人的故事。一踏上这片土地，你就会感到仿佛置身于超现实的世界，游弋在神话传说的海洋里。海拔的高差，稀薄的大气，群山的阻隔，特殊的人文环境，不利于这个民族同外边世界的广泛接触和交融互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发展进程；但另一方面，却也使它避开了外间的人为的袭扰，较多地保持了自己的完整生命文化形态。

对于一个旅行家、探险家或者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来说，如果他还未曾到过中国的西藏，那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桩憾事，一项重大的缺课。而若考察西藏，自然要去那些摩天雪岭、峡谷冰川，要去看看神山、圣湖，去跳一场“果谐”与“锅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了雅隆河流域这雪域文明的摇篮。否则，他就无从认知西藏的文明史和吐蕃王朝的兴亡史。

现在，天色已经大明，天边的皓月悄悄地减了光色，遁身山后，而悠悠北去的雅隆河却亮出它那清丽的倩影。微风起处，河面上浮动起细细的涟漪。我蹲下身去，双手捧起清波，咕嘟嘟地猛劲儿喝上两口，顿觉遍体生凉，清入心脾。藏族佛典上说，秋天的雅隆河水有八种神效：甘甜，凉爽，绵软，轻盈，清冽，不腐败，不损喉，不伤腹。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赶上秋天，也许是因为我一时仓促，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这么多种神功奇效并没有一一感受出来。但是，清冽、净洁却是千真万确的。如同许多民族的发生、发展都同一条或大或小的河流相关联一样，藏民族的起源也同这条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雅隆河以其乳汁一般的一线清流，孕育了藏民族的祖先，润滋了古代吐蕃王朝的兴王故地；正是在雅隆河畔，整个西藏的文明史掀开了辉煌的首页。

用过了富有民族风味的藏式早餐，我们驱车来到地处雅鲁藏布江南岸、雅隆河口的山南地区首府泽当镇。当地的藏族同胞，勤劳勇敢，朴实纯真，能歌善舞，热情好客。他们把世世代代生活在民族历史文化的源头引为荣幸，听说我们是来“采风”的，便主动地导引我们参拜了西藏四大神山之一的贡布山。他们说，听先辈人讲古，这座山之所以“神”，因为它是由四位神灵抬着的，东面马王，西面神像，北面孔雀，南面灵龟，它们用神力把贡布山托在半空，所以，这座山不同凡响，站在山上，能够同时看到仙境和人间。

仙境总是虚无缥缈的。我们没有灵根夙慧，既看不到神山四灵，也感受不到它同其他普通的山峦有什么差异，只是看到山腰间有三个仙洞。可惜，由于高山缺氧，一个洞也爬不上去，只能在气喘吁吁之下，望山兴叹了。藏文史籍记载，这里为西藏古代人类的发祥地，是人类的始祖居住的地方。神话传说，三座仙洞里分别住着公猴王、神魔女和普贤菩萨，当年由菩萨做媒，猴王与神女结婚，从此繁衍了后代。而山前的平坝子，便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泽当，藏语意为游戏的平坝。据说，住着猴王的山洞，方圆有三米左右，岩洞深处的壁上雕有猴子像，形态活泼，亲切可爱。至今保存完好，一年四季香火不绝。

藏族朋友介绍说，据远古传闻，在天的中心之上，住着天神之子弃端己，他的儿子聂赤下界到人间，降临于雪山高耸的中央、清水奔流的源头、净洁无尘的雅隆河谷，在六牦牛部为王，做了传说中的吐蕃第一代赞普。神话传说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虽然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迹，但其中往往含杂着史实，是原始人生活、思想的有趣的反映，因此，可以从中窥察人类生活史的第一页。看来，聂赤从天上下凡到人间，当了“王”，实际上，也许就标志着从原始社会进入出现阶级萌芽的社会形态。

这第一代赞普的“宫殿”，就在雅隆河东岸的一个山头上。这是一座名叫“雍布拉岗”的碉楼式的石体建筑，上窄下宽，好似一顶大帐篷罩在那里。藏语意为母子宫。相传建于公元前1世纪聂赤赞普时代，是西藏第一座殿堂建筑。至今，残壁犹存，只是屋顶早已崩塌了。“宫殿”旁面还有一座方形塔楼，当是后人修筑的。里面保存许多壁画，描绘了出现第一代赞普、修建第一座“宫殿”、开垦第一块耕地的故事，形象生动，十分逼真。站在山头上，雅隆河谷的秀美风光一览无余。在藏族同胞的指点下，我们俯眺了传说中的藏族的第一个村落和第一块农田。他们还自豪地介绍说，也是在雅隆河一带，诞生了藏族文字的创始人，产生过藏族第一部诗集、第一部藏戏，建筑了西藏第一座寺庙。

雅隆河流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号称西藏的粮仓，畜牧业也十分发达；这里的民族手工业有悠久的历史，氆氇、围裙、木碗、石锅、竹器、藏被、地毯等传统手工艺品，以造型奇特、富有民族特色，驰誉中外。氆氇，系藏语音译。是一种手工生产的羊毛织品，结实耐用，可制作服装、鞋帽，也可做床毯、铺垫用。明代戏剧家汤显祖《邯郸记》中有“氆氇登台，绣帽狮蛮带，与中华斗将材”之句，是讲少数民族武将身穿氆氇做的战袍、头戴飘着蛮带的绣帽的穿着打扮。

二

车出泽当镇，沿雅隆河谷西南行，我们来到了穷结县城。一千三百多年前，这里在唐代汉文文献中称跋布川，是吐蕃王朝的都城。从第六代到第九代赞普，在半山腰上，先后兴建了六座宫殿，俗称“青瓦六王宫”，是古代藏王的第二大宫堡。现在，宫殿遗址仍清晰可见。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木惹山上的藏王墓——7世纪至9世纪的历代吐蕃赞普的墓葬群。在方圆三公里的山坡上分布着九座坟墓，有的如山如阜，高达几十米。除了因为风雨剥蚀，方形平顶已经渐渐变为圆形之外，内部基本保存完好，据说未经发掘过。雅隆河流经山下，在斜阳的照射下，闪着金色光波的河水悠悠地平静地流淌着，似乎在向游人安详地诉说着千古兴亡的往事。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吐蕃王国的创建者、藏民族的杰出的代表人物松赞干布和他的妻子文成公主的陵墓。墓顶平台上建有祠庙，正殿中供奉着墓主的画像。7世纪上半叶，同中原的大唐王朝相辉映，强盛的吐蕃王朝在祖国西南边陲鹊然兴起。如同唐王朝的繁荣总是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样，吐蕃王朝的兴盛，也是同它的开创者松赞干布和他的妻子文成公主分不开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且，生活在同一时期。唐太宗年长松赞干布十八岁；松赞干布年长文成公主六岁。

隋义宁元年（617年），松赞干布诞生于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城西雍布拉岗堡中一个吐蕃贵族家中。这一年，李世民正随同他的父亲、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次年三月隋亡，五月建立了大唐王朝。松赞干布的父亲论赞弄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将领。他曾率领万名精兵渡过雅鲁藏布江北征苏毗，兼并了吉曲河（今拉萨河）流域和苏毗王国其他许多地方，从而被各家贵族尊奉为如天之高、如山之坚的赞普，从部分贵族的首领一跃而为雪域高原各部的共主。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松赞干布从小就在知识、智慧、谋略、武艺诸方面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养成雄豪果决、勇于进取的性格。在他十三岁这年，父亲被叛臣进毒谋害，诸臣和母后家族纷纷举兵反叛，敌国苏毗的旧贵族也趁机从外部呼应。在这内忧外患交织的危急关头，松赞干布在叔父论科耳和宰相尚囊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登基继位，成为第三十三代赞普。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灭了宫廷内部的反叛势力，从而稳定了王朝的根据地山南地区。然后，以惊人的胆识，果断地决定迁都逻些（后称拉萨）。当时宣称，先祖是普贤菩萨的化身，早年曾在逻些的红山建功立业，后来隐居修行，所以，吐蕃历代子孙都尊崇此地为祈福降祥之圣地。现在，迁都到这里，正是顺天意而庇祖荫。当然，松赞干布还有着更深层的考虑。

他深知，吐蕃旧贵族势力长期盘踞在那里，盘根错结，尾大不掉；这些人曾对他的父亲下过毒手，因此，对他们不能不存有戒心。从战略意义看，逻些地处全藏中心，北依念青唐古拉山，南临吉曲河，可以视为两道天然屏障，位置十分重要。而且，经济文化发达，地域开阔，较之山南地区有更大的发展余地。迁都后，即着手内部政治改革；然后，松赞干布率兵西征，实现了西藏高原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国。

松赞干布认为，当务之急是实现与大唐王朝的结好，凭借大国之威伏制四方，以进一步提高吐蕃在列国中的政治地位。尤其是后来听说突厥与吐谷浑的可汗都迎娶了唐朝公主，就更强化了他与大唐王朝和亲的愿望。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从提出请求到最终实现，前后迁延近七年之久。中间还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唐战争，出现了类似后来戏曲中“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以武力逼婚的戏剧性情节。

事态发展的经过是这样的：先是唐王朝主动派人前往吐蕃持书通好，松赞干布予以热情接待，并派出使者带着大量金帛入唐回访，上表求婚。当时，唐太宗以为吐蕃僻处西陲，一向接触很少，又兼缔交伊始，情况不明，想要观察一段再作考虑。可是，这倒难为了吐蕃的使者，他们觉得回去后不好交代，如果实话实说，会大大伤害了年少气盛的赞普的自尊心。正在计无所出之时，恰好新继位的吐谷浑可汗也到长安来朝见，吐蕃使臣便把这个倒霉鬼抓住了，说是由于受到了他的挑拨，大唐王朝才没有允婚。松赞干布一怒之下，便发兵讨伐吐谷浑；大获全胜之后，又挥师东进，陈兵于唐属松州的西境。声言：如果唐朝不嫁公主，便要提兵深入，大战一场。战事就这样发动起来，结果，吐蕃方面遭致失败，不得不引兵退还。

败绩与挫折，使松赞干布头脑变得清醒了，也更加认识到大唐王朝的雄厚的实力。于是，遣使入长安谢罪，并再次诚恳地向唐王请婚。唐太宗不愧是豁达大度的英主，当即答应他们的请求。松赞干布闻讯，喜不自胜，立即备下五千两黄金和数百件宝物珍玩，作为丰厚的聘礼，由宰相禄东赞率领使团，于640年10月，赴长安纳聘迎娶。

宰相禄东赞在拜见唐太宗时，首先代表松赞干布当面谢罪。说，我们的赞普年少气盛，眼见突厥、吐谷浑均蒙陛下恩准结亲，唯独吐蕃遭拒，心中难免不平；又加上误信使臣谎言，以为大唐小视我们，一时冲动，才铸成大错。松州一役之后，他已痛悔失策，立即罢兵回朝，并派出使臣登阶请罪。其中种种曲折，想陛下当能谅解。一番话，说得唐王龙颜大悦，当即应允派遣宗室女文成公主赴吐蕃和亲。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在《步辇图》中对这一场景作过生动的描绘。至今，这幅名画还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

为了等候公主起程，禄东赞在长安住了三个多月。唐太宗非常重视这门婚事，曾多次召见他。一次，故意严肃地对禄东赞说，按照大唐的规矩，凡来迎娶者都必须回答一系列难题。如果有一个题答不上，也休想把公主带走。接着，他就说出了五件难办的事：

一、要把一根绵软的丝线从九曲明珠的细孔中穿过来；

二、要把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马驹的母子关系分别辨认出来；

三、要在一天之内喝完一百坛酒，吃完一百只羊，并鞣好一百张羊皮；

四、迎亲者夜晚出入宫室不得迷路；

五、把将去和亲的公主混杂在两千五百名美女中，要一眼就把她认出来。

列出五件事之后，唐王问他能否一一解决。禄东赞答道：为了能成功地迎娶公主，纵有千难万苦，臣下也在所不辞。

唐太宗马上让宫女取来九曲明珠，交给禄东赞去穿线。他接过来宝珠，仔细端详一番，立刻有了主意。他叫手下人取来一条马尾鬃和一点点蜂蜜，又蹲下身去抓了一只蚂蚁。然后，在宝珠细孔的一端外面抹上一点点蜂蜜，并小心翼翼地将马尾鬃拴在蚂蚁的腰部，再把它从宝珠细孔的另一端放进去。只见蚂蚁闻到蜂蜜的甜味之后，便沿着弯弯曲曲的孔道一路向前寻找下去，不一会儿就从宝珠的另一端爬了出来。禄东赞松了一口气，忙把绵软的丝线接在作为引线的马尾鬃上，用手轻轻地一拉马尾鬃，丝线便顺利地穿过了九曲明珠。唐太宗高兴地称赞说：“真聪明！”

接着，禄东赞又着手解决第二道难题。对于这个在草原上长大的智者来说，这也许算不上是太难的事。他叫手下人先把两百匹小马驹和母马分开来圈养，并且断绝了马驹的草料和饮水供应。一天之后，再把母马和马驹同时放出，一个个又饥又渴的小马驹各自飞快地跑到母马的腹下找奶吃，母马也用嘴巴亲吻着小马驹的尾脊。这时，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马驹的母子关系已一目了然。

……

就这样，一般人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解决办法的五道难题，在禄东赞面前一一有了理想的答案。唐太宗爱才如命，赞赏不置，当即宣布一道圣旨：文成公主择日成行。

三

文成公主生长在皇家，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熟读经史，多才多艺，而且胸怀远大的抱负，具有坚强的毅力。订婚之后，唐太宗曾经几次召见她，希望她以汉朝的王昭君为榜样，从唐蕃友好的大局出发，在吐蕃干一番事业。公主尽管对即将远离父母和家园感到情怀难舍，但她并没有整天沉浸在忧伤之中。通过与禄东赞详细交谈，她了解到许多情况，事先准备了吐蕃所缺少的日用物资和粮谷、蔬菜种子，以及佛教、儒学方面的经典、史籍，农艺、医药、历法、工技等书籍，带上了一大批精于纺织、刺绣、农事、建筑等各类技艺的熟练工匠。

641年1月，文成公主启程上路，唐太宗命族弟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并亲自赐宴，为吐蕃使臣和文成公主饯行。在吐蕃那面，松赞干布也按照约定的日期，亲率禁卫军在柏海（今青海扎陵湖、鄂陵湖）迎候。到达逻些时，文成公主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万人空巷，群情振奋。松赞干布与大唐公主的婚礼，成为吐蕃人民最盛大的节日。

当日的逻些，虽然已经作为都城，但建筑物不多，仍然给人以荒凉、萧疏的感觉。那里的发展与建设，多是在文成公主抵达以后展开的。为了迎娶大唐公主，松赞干布提出要专门修建一座城堡。据说，最早的布达拉宫就是为文成公主修建的，后来毁于雷火与兵燹，但当日结婚时的洞房遗址和他们的塑像至今还保存着，松赞干布神采奕奕，英姿焕发；文成公主则端庄沉静，健美丰腴。

松赞干布对文成公主一往情深，十分尊重。公主笃信佛教，她跋山涉水，万里迢迢，把一尊释迦牟尼的佛像带进西藏。为了供奉这尊佛像，松赞干布授意，由文成公主组织随行的工匠，完全依照唐朝式样修建了一座寺庙，这就是著名的小昭寺。松赞干布极力拥护文成公主弘扬佛法的主张，觉得佛教的教义有利于巩固王权，维护统治。

雪域高原自然灾害很多，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于战胜这些灾害缺乏信心。过去人们信奉的苯教，宣传自然界有宁神、龙神、地神三大神魔，人类如果触犯了他们，就会遭致疫疠、病苦和各种自然灾害的报复，除了禳祓、趋避，没有其他办法。松赞干布对于现实的敌人，包括那些暗杀他的父亲的内奸和境外入侵的强敌，他是无所畏惧的，也有办法对付；可是，对于这些给人类带来各种灾害的魔神，却感到无能为力。现在，寄希望于佛教，期望它能提供一种制伏灾祸的超自然的力量。

当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伊始，便显示了她的超人的智慧。就在小昭寺开光典礼上，一名歹徒为了破坏唐、蕃友好关系，企图刺杀文成公主。由于发现及时，未能得逞，但凶手却被杀掉，显然是为了灭口。松赞干布明知凶手的幕后必有在场的内奸指挥，但苦于无法察出。当下，文成公主向赞普进言：“我自大唐带来一口金钟，能够辨识忠奸邪正。方法十分简单，只要把它挂在一间暗室里，在场的每个人都去触摸一下，便知分晓：若是正直贤臣，抚摸之后，金钟寂无声响；如果有奸邪作乱者，手一碰到金钟，就会响震不停。在长安时，皇帝曾多次试验过，灵验无比。我们也不妨一试。”

松赞干布点头称善。当即叫公主取来金钟，布置暗室。不大工夫，一切就序。于是，全体王臣依次进入暗室摸钟。但是，自始至终，金钟也没有响过。难道，奸人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没有在场？还是确有奸邪，但因金钟失效，没有侦察出来？人们正在狐疑之中，公主突然下令“点灯照明”，并让每人都伸出双手给赞普查看。只见绝大多数人都是手染烟黑，唯有两人手上干干净净。公主厉声叫把他们拿下，经过审问，二人对谋划行刺的罪行一一供认不讳。原来，公主事先布置，在钟上涂以厚厚的松烟，她料定奸人由于心中有鬼，必然不敢抚摸金钟，这样，就会把自己暴露出来。经过公主一番解释，赞普和满朝文武，人人都赞服她的智慧。

松赞干布在与文成公主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中，对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工艺，始而感到新奇，继则极度倾慕与向往，萌发了学习大唐文化，改变吐蕃某些落后习俗的强烈愿望。他率先换上了唐太宗赐予的华贵袍服，在他的带动下，有些大臣也都脱掉了笨重的毡裘，穿上了丝绸做成的中原服装。过去藏族上层贵族与普通民众，都是“以毡帐而居，无城郭屋舍”，汉族工匠便向他们传授了建筑房屋的技术。吐蕃旧俗，人们常以赭色土粉涂面，公主看了觉得不太文明，松赞干布便发出号令改变这种习惯。一时间，唐风所被，濡染了整个逻些。所以，晚唐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中有句云：“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文成公主十分喜欢雅隆河谷的景色，认为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润，花木繁茂，水碧山青，与故都长安有些相似，遂定居于泽当的昌珠寺。松赞干布万机之暇，也经常到这里来居住。寺内至今还珍存着据说公主用过的酒壶、陶盆、炊灶和亲手刺绣的珍品；昌珠寺周围的柳林，传说也是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留下来的。

公主在逻些和山南地区，亲自教授藏族妇女纺线、织布和挑花、刺绣。还发动来自内地的工匠，向当地民众传授平整土地、开挖沟畦、加筑田塍等耕作方法，以及安装水磨、制造农具、酿酒、制陶等多种技术。松赞干布非常赞赏中原工匠的工作，下令免除他们的差役。

为了扩大汉、藏两族人民的亲密合作和经济文化交流，唐、蕃双方大力整修道路，增设驿站，实施保护商旅的政策，内地各种货物源源输入雪域高原，尤以锦缯制品特别为藏族人民所喜爱；西藏的麝香、嫠牛尾等土特产以及一些手工艺品，也畅销于中原各地。《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中，锦衣军从宁国府查抄的物品里，有三十卷氆氇。有学者考证，就是来自雪域高原的贡品。

据统计，从贞观八年松赞干布第一次派遣使臣赴长安请婚开始，到会昌六年吐蕃王朝崩溃的二百一十三年间，唐、蕃双方使臣往来多达一百九十一次，形成了“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的良好氛围。

继松赞干布之后，他的五世孙赤德祖赞又迎娶了大唐的金城公主，进一步加强了唐、蕃之间的亲密联系。在尔后的一百多年间，双方先后会盟八次。最后一次是在唐穆宗长庆年间进行的，所以称为“长庆会盟”，盟文以汉、藏两种文字刻在石碑上。作为汉、藏两族人民友好关系的象征和历史见证，这块无比珍贵的唐蕃会盟碑，一千多年来一直矗立在古都拉萨的大昭寺前。

“和亲”一词，早在先秦的文献中就已出现。但那时是指一般的邻国修好活动，并没有姻亲关系。严格意义上的和亲，是指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高层次的婚姻关系。这种名实相符的和亲，始于西汉初年，中经隋、唐两代更趋盛行，后来，一直延续到清代，粗略统计，至少在一百五十次以上。和亲公主的身份，从皇妹、皇女，亲王女，到宗室女、宗室甥女，到功臣女、家人子，直到一般宫女、媵女，多种多样。目的也不完全相同，但总的都是服从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

如果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恩格斯语），那么，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就更是一种道地的政治行为。而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雪域奇缘，则是在政治行为之外，加上了一层发自真情的爱恋。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特殊现象。

可以说，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在中外政治史上，特别是上层社会里，震古烁今的人间奇迹。他们自幼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民族各异，信仰不同，语言、年龄、生活习惯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可是，当他们从数千里外走到一起之后，却能破除种种看似难以跨越的障碍，十年如一日，政治上志同道合，思想上相互信任，事业上全力支持，从而为雪域高原的繁荣发展、汉藏民族的友谊合作、经济文化交流，创建了丰功伟绩；而且，在爱情生活方面，赤诚相与，互敬互爱，亲密无间，称得上是“天赐良缘”，完美无瑕的千秋懿范。

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之后，对唐王朝一直以子婿自居，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唐太宗征高丽回朝，他即派宰相禄东赞奉表致贺。表文中说，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地皆为臣妾。作为子婿，自然比其他臣民更加百倍地高兴。因此，他特制金鹅一只奉献皇上。鹅高七尺，黄金铸成，里面可盛酒三斛。后来，唐朝使臣王玄策出使印度，归国途中，带回的名贵财物被人劫掠一空，从骑五十人全部战死，玄策只身逃往吐蕃西境，驰檄求救。松赞干布立即派出精锐部队前往接应。

649年5月，唐太宗病逝，高宗继位。授予松赞干布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松赞干布欣然接受，同时奉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求祭奠于太宗灵座之前，表示他的深切哀悼与怀念之情。高宗非常赞赏他的忠诚友好态度，加封为宾王，并为他刊刻石像，列于昭陵（唐太宗陵墓）玄阙之下。这是当时朝廷的一种特殊礼遇。只有为唐王朝建立过丰功伟业的勋臣和吐谷浑、和田诸王才能享受到这种恩宠。

“世间美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一年过后，藏族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松赞干布病逝于逻些，年仅三十四岁。文成公主悲痛逾常，忆及夫妻将近十年时间政治上的精诚合作、生活上的亲密无间，日日潸然垂泣。但她决心继续留在雪域高原，要将余生全部奉献给佛祖，奉献给吐蕃人民。赞普英年早逝的消息传到长安，唐高宗震惊之余，痛悼不已。朝廷下令为之举哀，并派遣特使带着皇帝诏书前来参加祭吊仪式，给予松赞干布以异乎寻常的身后哀荣。

又过去了三十个年头，680年，文成公主也辞别了人世，享年五十五岁。斯人虽去，风范长存，世世代代活在雪域高原广大藏族民众的心里。

四

一千三百多年来，藏族同胞一直深情地怀念着文成公主，每年有两个纪念节日：藏历十月十五日文成公主的诞辰和藏历四月十五日文成公主到达逻些的日子。

原来，藏历与汉族的夏历大致相同，这次到西藏采风，我们正好在雅隆河谷赶上了藏历四月十五日这个值得永远纪念的节日。大家早早地赶到了昌珠寺，见到许多老年藏族妇女备上果供，陆陆续续赶来祝祷；有些藏族老伯口中诵念祷祠，手里转动着嘛呢经轮；女孩子们则身穿节日盛装，头戴纸帽，载歌载舞。我之得知寺内陈列的陶盆、瓦灶为当年文成公主旧物，就是在这里听一位藏族老妈妈讲的。这一天，又是释迦牟尼诞辰及圆寂的日子，称为“沙噶达瓦节”。当地民众说，文成公主也是神佛，所以和佛祖一样，向她烧香进供。

告别了西藏的古都，我们踏上了唐蕃古道，要实地感受一番那里的特异风采。古道东起西安，西到拉萨，经过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四省区，全程约三千公里，多数地段都在三千米高程以上，难怪人们称它为“天路”。它像一条金色的哈达，把广大藏区同祖国的心脏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当年，文成公主入藏，唐、蕃使节往来，商旅、驿路传输，走的都是这一条道路。我们这次属于“逆向行驶”，只走西线一段，取道拉萨、那曲，沿青藏公路南段东北行，然后穿越唐古拉山口，再循青康公路北上，直抵西宁。尽管今天已经铺设了柏油公路，而且有汽车代步，但山高路险，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大部分都是穿越人烟稀少的牧区，环境之困苦，行迈之艰难，仍然是其他任何地带所无法比拟的。实在难以想象，一千三百多年前，担负着发展唐蕃友好关系、增进汉藏民族友谊的重任而穿行其间的文成公主一行，该是付出何等代价，历经多少艰辛啊！

这里是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首府结古镇。我们稍事休息，便随着一位藏族牧民打扮的导游，溯巴塘河南行，经过白边草滩，进入了奇峰对峙，林木葱茏的白纳沟。大家的眼睛唰地一亮，原来，一座清幽古雅、褐色斑驳的庙宇，像一幅镶嵌在山崖峭壁上的精美浮雕，赫然出现在眼前。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文成公主庙。庙门旁边立着一块不大的石碑，导游告诉我们，上面刻的是古藏文，简略地记述了建庙经过。寺庙为独立的藏式平顶建筑，内塑文成公主坐像一尊，头戴朝冠，耳佩金环，身着唐代盛装，双目正视，显得意态娴静，法相庄严。两侧各有立像四尊，分列上下两层，都是在石壁上雕凿成形，后施彩绘的，均系唐代艺术风格。

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在此地停留，向藏族群众传授耕作、纺织技术，群众深情怀念她，便在石壁上图形造像，后又建筑庙宇，永志不忘。每年都有许多藏传佛教信徒和中外游客，来此瞻仰朝拜。

当地群众传说，由于文成公主的造化、功德，白纳沟所有的岩石峭壁都神奇地出现了佛祖的如意化身和各种佛像、经文，但肉眼凡胎却看不见，以致附近居民谁也不敢随意动用这里的石头。有一年，从拉萨来了几位传经布道的高僧，路过白纳沟，想要支锅做饭，便到下面去寻找石块，结果，发现每块石头上面都有佛像、经文，只好作罢。我们接触几位老人，都说文成公主是天上下凡的菩萨，下界生民都把她当作神佛来奉祀。

第二天，我们继续驱车北上，来到了玛多县的黄河沿，这是黄河源头的第一个城镇。“玛多”就是黄河源头的意思。黄河沿，在历史上名气很大，许多古书上都有记载，因为它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口岸。过去却连一顶固定的帐篷都没有；如今，已经发展为一座五业比较繁兴的城镇。黄河在这里奔腾东下，河身上架起一座钢筋水泥大桥，有“万里黄河第一桥”之誉。此行的目的地，是去访察三十多公里外的黄河上游两个最大的湖泊。扎陵湖和鄂陵湖，古称柏海。当年，松赞干布曾在附近扎营设帐，迎候文成公主的到来。

此间气候凉爽，地域辽阔，水草丰美，是理想的夏令旅游观光胜地。我们来到的这一天，正值四月下旬，晴空一碧，苍穹若洗，朵朵如絮如绵的白云飘荡在湛蓝的天幕上，映衬着波光潋滟的明湖和连绵起伏的青山，令人心旷神怡。遥想公主当年，在这般诗情画意的环境里，会见心仪已久的年轻、英俊的藏王，一定也是神痴心醉、意兴盎然的。

出行之前，翻检文献史料，得知文成公主赴藏途中曾经翻越日月山。我们原以为一定是一座齐云摩天、横空出世的高峰，中间还会有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日月山”，顾名思义，不就是高接日月的山峦吗？现在，当我们站在它的面前，实在感到有些名实不符，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要说，在万山如簇的青藏高原，即使放到内地去，它也显示不出半点儿雄姿胜概。

唯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山上色彩斑斓，土呈红色，雨后尤为鲜艳，所以又称作交马赤岭。古时，中原王朝和吐蕃使者往来，都要在这里互相换乘坐骑，方准入境。这里还是农区与牧区的界岭，是倒淌河的发源地。东面，万木葱茏，村落密集，阡陌纵横，粮谷繁茂；而西面则人烟稀少，荒草离离，山峦绵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地民间传说，日月山因文成公主摔碎的宝镜而得名。宝镜有二，一曰日镜，一曰月镜，乃唐太宗所赐。当时，唐王告诉她，镜中贮尽了中原胜景，每逢思家之时，只要把它打开照上一照，离愁便会划然消解。这一天，文成公主路经此处，立马山前，见到“马后桃花马前雪”，两边光景迥不同，思亲怀土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于是，她把宝镜找出来照了一会儿，一时悲从中来，失声痛哭，竟然泪水成河，滔滔西去，她随口吟出：“天下万川皆东去，唯独此水向西流。”这就成了今天看到的倒淌河。但是，她很快就清醒过来，察觉到这种情感不对头，不应眷恋私情而忘怀肩上担承的和亲重任。想到这里，随手便将两方镜子抛了出去，结果甩在东面的日镜变成了日山，甩在西面的月镜变成了月山。美丽的传说，完整地塑造出了一个儿女情肠和英雄肝胆相统一的女杰形象。

从西藏到青海，走遍藏族地区，随处都能听到对文成公主的颂赞。作为未曾出过都门一步的少女，以其宏伟的抱负、非凡的胆识和千古卓绝的献身精神，毅然离开温柔富贵之乡，放弃安乐尊荣的生活，踏上了冰封雪裹、岭峻山高的天涯险境，来到荒凉僻塞、言语阻隔、风习迥异的雪域高原，充当促进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实在是旷古罕闻，难能可贵的。

五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两个兄弟民族的和解，不能说不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和亲政策，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种陈旧过时的民族政策，但在古代封建社会里，却不失为维护民族友好关系的一种最佳的选择。就这方面的贡献来说，和亲匈奴的王昭君与和亲吐蕃的文成公主，可称为光照千秋的“汉唐双璧”。离开长安时，唐太宗就曾以昭君为榜样来勖勉文成公主。实践证明，她没有辜负君父的重托与期待；而且，在许多方面做得更为出色。

但是，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历代以昭君事迹为题材的诗歌，数量之多是惊人的，仅我所接触到的就不下七八百首；而唐、宋以降的诗人中，咏赞文成公主的作品却寥寥无几。既然，功业不殊，经历相似，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我想，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与西藏高原的路途阻隔、人迹罕至有直接关系。当然，由于史臣的偏见，造成史籍失载，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为几多帝王将相作了家谱，哪管是笨伯、白痴，酒囊、饭袋，淫棍、暴徒，也一无遗漏，大书特书。可是，这样一位对历史有过重大贡献，简直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旷代女杰，竟然在新、旧唐书上没有留下几行传记，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没有记载下来。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遭到诗坛的冷落，确实是很遗憾的；但是，若从未曾受到扭曲这方面来看，也许倒是幸事。在歌咏昭君的诗词中，“公主琵琶幽怨多”，是普遍的基调。多数诗词撇开民族和好这个主题，不去歌颂昭君对当时与后世的贡献，却一味地描写昭君的悲怨，片面地加上“红颜薄命”的传统看法，表达对昭君出塞的哀怜；有的还带有民族偏见，把出嫁匈奴看作是一种屈辱，说什么“汉室空成一土丘，至今仍未雪前羞”；个别的甚至从反对和亲出发，荒谬地说：“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还有的写昭君出塞后如何眷恋君恩，无视和亲之前昭君掖庭冷落，未曾见过君王一面的基本事实。无非是封建文人借昭君的眼睛流自己的泪水，既歪曲了昭君形象，又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所以，董必武老人批评说：“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文成公主没有受到这么多词客的“青睐”，她那不可磨灭的形象却镌刻在藏、汉两族普通民众的心上。那口耳相传，多如山积的关于文成公主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遍布唐蕃古道和拉萨、山南地区的旧址遗迹、壁画石刻，就是最好的证明。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人心，随着内地与西藏交往的增多，广大作家、艺术家纷纷拿起笔来热情歌颂这位雪域高原的拓荒者、中原文化在西藏的播种人，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作品层出不穷，戏剧界更是红火，仅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先后看到过天津市越剧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北方昆曲剧院分别以越剧、话剧、昆曲形式演出的《文成公主》，从心底里感到莫大的欣慰。这次，我们在拉萨还有幸观摩了“八大藏戏”之一的《文成公主》，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当然，民间传说也有失真之处，而且存在着把文成公主拥上神坛的倾向，对于松赞干布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同素有“小西天”、“小天竺”之称的雪域高原的浓烈的宗教文化氛围有直接关系。在这里，冷峻的自然物都被赋予了跳荡的生命，涂上神秘的色彩，现实的物质世界与超现实的精神世界奇异地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藏民族又是具有高超的形象思维能力和梦幻意识的民族，当他们发现沿袭了千百代的帐篷一变而为宫室房屋，粗重的毡裘为轻美的华服所代替，万古不毛之地长出了上百样的庄稼、蔬菜，一些疫疠、恶疾经过医生的诊治药到病除，一句话，当暂时还比较落后的雪域高原腾起高度发达的大唐文明的浪花的时候，那里的信教群众怎能不把为他们带来奇迹的年轻的赞普和大唐公主奉为天神呢！

哲人费尔巴哈有一句名言：“如果太阳老是待在天上不动，它就不会在人心中燃起宗教热情的火焰。只有当太阳从人眼中消失，把黑夜的恐惧加到人们头上，然后又再度在天上出现，人这才向它跪下……”神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高高筑起的。

（1998年）

劫后遗珠

一

山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境内雄关险隘甚多，什么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娘子关……简直数不过来。历史上，这里出现过许多英勇善战的名将，像霍去病、关羽、薛仁贵、杨业父子，都是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的武艺高强的人物。所以，过去有“山西出将，山东出相”的说法。

在人们的印象中，古代山东多辩士，一说起鲁国都城曲阜，除了那孔庙、孔府、孔林，人们总会想起战国初年那场儒、墨两家的激烈论战；而提到齐国都城临淄，就会自然地想到那个活跃了一百三四十年的稷下学派，想到那里的百家争鸣，想到孟子、荀子间的“性善、性恶”之辩，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之争。与此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山西，却是人们富有尚武精神，那里战将如云，到处都是战场。西汉与匈奴，隋唐与突厥，五代十国走马灯一般地来来去去，全都是以三晋地区为其搏斗的舞台的。

其实，这个说法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没有反映全面。

由于我这次漫游晋北，是想赴大同、上五台、过代朔、走浑源，欣赏古代建筑的瑰宝和精美的雕塑艺术，所以，我首先要说，整个三晋地区就是一座艺术殿堂、文化宝库，若是谈论山西的特点，自然应当以此为最。

听我谈了这个观点，任职省上、全程作陪的东道主Ｇ兄讲了个折衷的意见：“依我看，还是两者兼容并蓄——亦文亦武，文武双全。”显然，他对山西的形胜和历史更感兴趣。

上车后，他突兀地问我：“你喜欢崔曙吗？那个唐代诗人。”

我说，这个人做诗不多，传世的更没有几首。

“可是，我倒特别欣赏他的‘三晋云山皆北向’这个律句。”他说。

“为什么？”我问。

他说，这句诗概括力很强。在神州的版图上，山西是“表里山河，称为完固”，地理环境十分独特。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自南而北，逶迤连绵，像屏障一般壁立在东西两侧——这就是所谓“云山北向”吧？黄河蜿蜒纡曲，千里来龙，南下而东折，像一条玉带围住了西边和南边。中部的地形地貌尤为特殊，自西北而东南，依次为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一条古驿道像红线串珠一般，纵贯南北，成为沟通中原与塞外的重要通道。其间，自古以来即有煤、盐、良马之利，是北方的一条主要的农牧业经济带。

“可是，每个盆地，在历史上，又都是锋镝遍野、炮火连天的战场。”我补充了一句。

“正是这样。”他接上说，就周边环境看，山西北部面对着阴山、朔漠，那里自周、秦以来，相继聚居着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多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它们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秦、汉、晋、隋、唐、宋的皇权。而这些中央集权的王朝分别建都于咸阳、长安、洛阳、汴梁，又都在这条南北通道的左右。由于山西的地势北高南低，中部的五个盆地呈阶梯状顺势而下，所以，对于古代车、骑、步旅作战，自然是有利于南下而不利于北上的。无论是西出汾河河谷，直抵关中，还是沿沁河、丹河河谷南下，威逼中原的河洛地区，都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的。因此，山西，特别是晋北的中部地区，从古至今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

二

说起山西的古战场，自当首推平城（今大同）。我们一起吟哦着李太白“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的诗句，驱车来到了大同市东郊二十里外的汉初古战场白登。

原来，春秋、战国以后，匈奴就逐渐成为华夏北境的强敌。为了防备它的南侵，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在秦、赵、燕旧有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实际上，长城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他说，汉初，匈奴冒顿单于非常厉害。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他的老爸爸要废长立幼，于是采取借刀杀人办法，派他到月氏去做人质，然后就发兵进攻月氏。月氏当然要杀他了。他却偷偷地逃了回来。这下就和老单于结下了深仇。

我插了一句：“毛泽东的词里有‘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之句，鸣镝，今天称为响箭，据说就是冒顿发明的。”

“是的。”他说，冒顿就是用这种响箭，在出猎时射杀了他的父亲，自立为单于。当时，匈奴武力空前强盛，控制了北方大部分地区，渐渐地侵吞着长城内的边地。当时正值西汉立国之初，在降将韩王信的配合下，匈奴一度夺取了晋阳（今太原）。兵力所及，最近处距离西汉都城长安不过七百里。面对这一十分危急的形势，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0年，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北上征讨。初战告捷，在晋阳一举击败了韩王信及匈奴大军。

有人提议，应该乘胜进击。汉高祖开始时还比较审慎，先后派出十个使者进行侦察，一致报告：冒顿部下大多是老弱残兵，不堪一击。于是，刘邦决心穷追到底。他唯恐慢了一步，放跑了敌人，便带领自己的一队骑兵先追上去，把大队伍扔在了后面。

他们刚刚赶到平城东郊，突然听到一声唿哨，匈奴兵马立刻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一个个兵强马壮，刘邦这才知道是中了圈套。只好带上这支骑兵拼命打开一条出路，占领了白登山，守住了山口要道。大部队却被挡在半路上。他这里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看来只好坐以待毙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

多亏谋臣陈平献计，带上了大量黄金、珠宝和一张美人图，去拜见阏氏——单于的皇后。皇后高兴地收下了黄金、珠宝，却对那幅美人图皱起了眉头，说：“这有什么用？”使者解释说：中原皇帝恐怕大王不答应退兵，准备把我们那里的头号大美人献给大王，先带来图像看看样子。皇后听了，一个劲儿地摇晃着脑袋，说：“这用不着，赶紧带回去。我请大王退兵就是了。”晚上，阏氏便对冒顿单于说，匈奴消灭不了汉朝，也离不开汉朝。不如放他们出去，以后多送些金银财宝，比啥都好。单于也觉得，匈奴不可能离开草原，更不愿意与汉家结下怨仇，决定网开一面，送个人情。这样，刘邦才得以仓皇脱险。

这天，我们站在设有战迹标志的高阜上，环顾了白登的全貌。这是一片极为辽阔的丘陵地带，可以纵横驰骋，左右奔突，非常适于骑兵作战。冒顿选择这么一个地方来实施他的包剿战略，说明他对这一带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更可见其才智过人。如果不是后宫专宠干扰破坏了他的全盘部署，后果实在不堪设想。用一句古话说，正是：“汉之为汉，未可知也。”

六十七年之后，刘邦的玄孙汉武帝刘彻，开始了全面讨伐匈奴的战争。其战略是，先从东西两面切断匈奴与羯族、羌族的联系，然后在中部集中主力部队，给匈奴以正面的打击，第一仗就安排在平城南面的马邑（今山西朔县）。无独有偶，他实施的也是诱敌深入的战术，这叫作“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武帝采纳大臣王恢的建议，以三十万兵力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然后差遣曾与匈奴做过买卖的当地商人聂壹，到北地去引诱匈奴部队入境抢掠。

军臣单于没有冒顿那样的机智，一时为现实利益所驱动，便贸然出动十万骑兵，向云州、朔州一带进发。可是，当大军走到距离马邑百余里的地方，发现原野上牲畜很多，却不见一个牧人，单于感到有些蹊跷。经过多方探问，才察知了山谷中藏匿大量伏兵的秘密。于是，下令迅速撤兵，逃逸到边境之外。汉武帝原以为抓住了这个战机，不仅可以为其先人湔羞雪耻，而且能一鼓聚歼匈奴劲旅。不料，功败垂成，枉劳师旅，其愤恼之情可想而知。当然，倒霉的还是出谋划策的王恢，最后以畏罪自杀告终。匈奴单于毅然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从此拉开了长达几十年的战幕。

到了西晋十六国时期，五个少数民族的铁骑一直驰骋于晋北。后来，鲜卑族拓跋部建立了北魏，适时进行改革，加之军事上控制了由塞外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凭借晋北有利的地形条件，得以高屋建瓴之势，相继扑灭了一个个敌国，最终结束了十六国对峙的混乱局面。隋、唐两代主要的强敌是北方的突厥，因此，山西仍为军事重镇。唐朝和尔后的后唐、后晋、后汉先后定都于长安、洛阳、开封，但都是以太原为根据地而夺取天下的。

因此，有的学者论说：整个五代史，可以看作以建都于汴、洛的中央政权同以太原为根据地的割据势力激烈斗争的历史。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太原割据势力的胜利而告终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汉、晋、隋、唐至五代、宋、辽，数百年间，主战场一步步地向南推移，先是平城，尔后到雁门关，一直推到晋阳。这是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王朝武备的衰微和国防力量的减弱？

三

第二站，我们访问了代县城北二十公里外的雁门关。

雁门关又名西陉关，古称勾注塞。《吕氏春秋》上讲：“天下九塞，勾注其一。”“吕览”大约成书于公元前239年，那么，雁门古塞至少已有两千二百多年历史了。旧关建在峰峦耸峙的雁门山上。相传自古以来，每年春秋两度，雁群北去南归，由于崇山峻岭挡路，便都从雁门关口穿行，“雁门关”以此得名。后来，关址东移。现在的关城建于明洪武年间，邻近太原到大同的公路。站在关前眺望，但见四面层峦高耸，峭壑幽深，中有一条盘旋纡曲的山路，奇险天成。

关门两边对联的字迹已模糊难辨，陪同的向导指认为：

三边冲要无双地；

九塞尊崇第一关。

用这样的字句来概括雁门关的战略地位，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长城宛如一条灰色的巨蟒，起伏于危峦叠嶂之间，将雁门东西十八隘牢牢地衔接在一起。关门左侧有边靖寺，俗称李牧庙。相传战国时期赵国名将李牧曾在此大破匈奴十万骑兵。对面的六郎庙，是民间为纪念传说中的爱国名将杨六郎而兴建的，于今也仅存遗址。

附近有一个外小内大的葫芦形地带，这就是当年“雁门关伏击战”的战场。1937年10月，八路军七一六团在这里伏击日本侵略军，毙敌二百余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打响了进军晋北的第一战。

有资料记载，从此上溯到周贞定王十二年（公元前457年）赵襄子兼并代国，两千三百九十四年间，雁门关一带由于形势险要，又当南北交通要道，共发生过大的、较大的战争达一百三十多次。

史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三月，契丹十万大军进犯雁门关，北宋代州守将杨业率数百名骑兵迂回到辽兵后面，乘其不备，自北向南发起猛攻，大破敌兵于山下，杀了契丹驸马侍中萧咄李。因此，获得“杨无敌”的称号。辽军闻风丧胆，每当看见杨业的旗帜，便自行引退。可是，这一赫赫战功却遭到北宋其他将领的妒忌。六年后，宋军在歧沟大败于辽军。副将杨业引兵护送晋北各州官民内迁。当他们撤退到朔州城南时，正赶上辽兵攻克附近的寰州。杨业见辽兵来势甚凶，认为不宜与其正面交锋，建议绕道而行，于途中的石碣谷布列三千强弩，这样，就能保证宋军安全转移到境内。可是，这个正确的意见，却被护军王侁等指责为畏缩不前，说他空负“无敌”之名，其间恐怕另有打算。主将潘美不明确表示态度，实际是支持这个错误主张的。

杨业已经觉察到这些人的险恶用心，显然是要把他逼上死路；但是，作为一个北汉归降宋朝的将领，万万不敢违抗主帅的军令，尤其不能忍受对宋朝怀有二心之类的诽谤，只好违心地出兵迎击。在率军开拔时，杨业老泪横流，对主帅潘美说：我绝不是贪生怕死，只是认为形势于我们不利，不应带着士卒去白白送死。既然你们这样决策，那我就别无选择了。当时，他郑重地请求潘美布置步兵强弩，分左右两翼埋伏在陈家谷口，准备救援面临全军覆没的部队。可是，潘、王等并没有认真作出救援部署，在陈家谷口等了一阵不见消息，以为辽兵败走，急忙率兵北上抢功；半路上，得知杨业所部被敌围困，便慌忙撤兵。致使杨业的兵马陷入重围，其子延玉与全体将士一道殉难，他本人奋力杀敌，身受几十处重伤，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

这次，我们专程来到代县枣林镇的鹿蹄涧村，瞻拜了后人为旌表杨业一家而建立的杨忠武祠。

有关纪念杨业一门忠烈的祠庙，北宋当时即已出现，神宗朝出使辽国的苏颂就曾写过《过古北口杨无敌庙》的诗。这里的祠堂始建于元代，现存建筑及塑像大多为明代遗物。祠分前后两院，前院奉祀杨业后裔；后院有正殿五间，台上正中塑杨业与佘太君像，八个儿子的彩塑分列两侧；东西南三面供奉杨氏家族历代名将，共二十二人。

村中居民大部分姓杨，都是老英雄杨业的后代。听说我们还要去看当年的主战场金沙滩，管理人员说，出于对祖上忠烈的敬仰和同情，这里的人对金沙滩不感兴趣。在鹿蹄涧唱戏，必须唱杨家将，演《七郎八虎出幽州》、《杨六郎威震三关》，绝对不能演《金沙滩》——这一仗，老令公八个儿子只回来两个，人们嫌它晦气。

在枣林镇的东留属村，我们还看到一座用黑色石块堆砌的古墓葬，石碑上镌刻着“宋赠武勇将军延兴杨公神墓”十二个大字。这就是传说中的民族英雄、北宋名将杨业第七个儿子杨七郎的墓地。关于他，当地传说很多。说他生下来就是黑头黑脸黑皮肤，偏偏有一双特别明亮的眼睛。七岁能单臂举石锁，十一岁跟随父兄身临战阵，十三岁刀枪拳棒样样皆精，十五岁登台打擂，一拳打死了潘美的儿子潘豹，从此，两家结下了深仇。当年杨业被迫出兵，也是潘美一手策划的。那天，杨业兵到陈家谷口，一见没有宋军的一兵一卒，就知是潘美做了手脚。但因他是主帅，只有通过他才能搬来救兵，因此还是派遣七郎前去向他求情。

潘美早就要抓住七郎给儿子报仇，现在见他主动上门，便施出诡计，说“杨将军辛苦杀敌，我这里备下三杯水酒，表示慰问”。杨七郎在马上欠身致谢，喝过三杯之后，便觉眼前一黑，跌下马来。原来，里面下了蒙汗药。当即被绑缚在后花园的花椒树上。潘美叫来一百多名弓箭手，一字排开，齐向七郎身上发箭。不料，箭到身上都纷纷落下。原来，七郎有一种护身的“瞅箭法”，只要双眼一瞅，即使箭似飞蝗，也无济于事。潘美老谋深算，知道要破此法，必须把他的双眼遮住。于是，用宝剑把七郎额上的皮肤割开，使之罩住双眼，这样，便把七郎射死了。后来，人们拿那棵花椒树出气，便用一条大铁链把它锁了起来。

车出代县城，我们见到路西有一片苍苍莽莽的沙原，上面布满了一米多高的黄土堆，原以为这就是金沙滩。经问询得知，其地离此间尚远。那么，这些土堆又是什么呢？当地群众讲，一种传说是汉、唐以来掩埋阵亡战士的荒冢；另一种说法，是古代战争中用以迷惑对方的“谎粮堆”。不论哪个说法成立，都会使人产生一种苍凉、震怖之感。一霎间，我想起了唐人李华的名篇《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

“古战场，古战场”，我嘴里叨念着，不觉陷入了沉思之中。……

四

Ｇ兄拉了我一把，笑着说：“像‘拉洋片’似的，掀过了一片再一片，晋北的艺术瑰宝你再看看！”

于是，我们驱车向五台山进发。我感到这种安排很有意味，大概是让我先了解一番战乱频仍的千秋劫运，然后再去欣赏那些劫后的艺术瑰宝，这样，就益发显现出“遗珠”的珍贵。

国宝之最是南禅寺。寺院名气极大，可是，在五台山却是范围最小的，而且，所处的位置也十分僻塞，距离五台山佛教中心区在一百公里以上。佛寺建在李家庄西部的一个土岗上，四周山峦环抱，果木成荫。

寺院坐北朝南，由两座相连的小型四合院组成，总面积仅为三千平方米，但殿堂、法像一应俱全，内有山门、龙王殿、菩萨殿和大雄宝殿等建筑二十六间。

其中，大雄宝殿比其他配殿高出一头，显得特别闳阔魁伟，建筑风格疏朗、大方，质朴、苍古。大殿的斗拱用材颇大，三间殿宇的用材约合一般的七间。殿堂内没有柱子，也没有天花板和梁架，制作简练，宽敞明亮。大殿底层台基宽大，下部结构敦实稳固，中间略有收束，上层放开，轮廓十分美观。由于出檐很深，四角挑起，虽然那么沉重的殿顶压下来，看去却不觉得沉闷、压抑，而是给人一种轻盈、昂奋的感觉。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唐代的杰作。

佛寺创建的具体年代已无从查考，据碑石记载，始建时用的是郭家寨、李家庄的香火钱，其时约在唐代前期，尔后，逐渐扩大了规模。大雄宝殿重修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就是说，重修后的建筑，存世也已超过一千二百年了。这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号称“神州一绝”。

当下，我问寺庙的住持：“这千年古刹，起码经历过两方面的劫难：一是自然的侵袭。它历经了几十万个日日夜夜的风雨剥蚀，历经了八次五级以上的地震的严峻考验，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实在是不易呀！二是人为的劫难。845年，唐武宗的‘会昌灭法’，当时毁掉寺院四万多处；过了一百一十年，后周世宗又一次毁佛。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自然都是首当其冲。那么，这座大殿是怎么逃避过这两重劫难的呢？而且，南禅寺紧临雁门关古战场，为什么没有遭到兵燹战火的毁坏？还有‘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它又是怎么过来的？”

住持说：“谈起南禅寺幸免于难的缘由，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一言以蔽之，它是得利于优越的地理位置。”

他说，木质建构，一怕潮湿，二怕烽火。从自然环境看，晋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东部，由于太行山脉的阻隔，来自海洋的温湿的夏季风对它影响较小，而受源于大陆内部的冷干的冬季风影响较大，因此，气候比较干燥。这是十分有利的因素。从人文环境看，这里是一个偏远的山沟，离五台山佛教中心区比较远，距五台县城也将近五十华里；而且，寺院较小，向来香火稀疏，历代不被器重，不受世人注意，州、府、县志和佛教经籍均无记载。香火冷落，无人理睬，这是坏事；可是，却使它悄然地逃过了重重劫难。

他说，记得明、清鼎革之际，有人借吟咏劫余的乔木来抒发自己的感想：“眼前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时成大厦，亦应随例作灰尘。”庄子说的“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故能长寿，与此有共通的道理。

我笑说，禅师怎么讲起道家的《南华经》了？住持抿嘴一乐，双手合十，口称：“善哉，善哉！”

随后，我们又看了佛光寺的东大殿。这里距五台山佛教中心区三十五公里，创建于北魏时期，是五台山最负盛名的大刹之一。当年，除祖师塔外，佛光寺的全部建筑都毁于“会昌灭法”。875年，寺僧募资重建，后又屡遭劫火。东大殿为“鲁殿灵光”，硕果仅存。

大殿面宽九间，进深四间，八架椽，单檐五脊顶，以朱土涂刷，未施彩绘。斗拱翻飞，翼出深远，传递着梁架上承载的殿顶荷重，仿佛大鹏展翅欲飞，备极壮美。殿内有唐代和明代的彩色泥塑五百三十五尊，荟萃一堂，蔚为大观，这在五台山是首屈一指的。尽管较之南禅寺大殿要晚七十五年，但是，由于它建筑规模宏大，殿宇巍峨，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平和科学价值。作为唐代木构建筑的代表作和佛教艺术精华，在中国和世界建筑史、文化史上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赵朴初先生视察了这两座唐代的大殿之后，曾题词咏赞：“二唐寺，瑰宝世间无。千劫何缘存象法？明时自不失玄珠。沉海庆昭苏。”词意是说，这号称世间瑰宝的唐代两座佛寺，经受过无数次的浩劫，幸免于难，今天如沉海明珠一样被重新打捞出来，放射出奇光异彩。

五

要论建构奇巧，别出匠心，还有浑源境内、坐落在恒山脚下半崖峭壁间的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后经唐、宋、明、清历代重修。整个建筑利用力学原理，在陡壁上凿洞插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楼阁间有栈道相连。上戴危岩，下临深谷，楼阁悬空，望之如浮雕在壁。登游时，攀悬梯，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回廊，跨飞栈，时出时入，忽上忽下，宛如置身神话世界。难怪走遍天涯、眼界宽广的徐霞客要赞许它为“天下巨观”。

我们此行的终点站，是大同市武周山南麓的云冈石窟。在东西一千余米的延长线上，罗列着洞窟五十三座，造像五万一千余尊，大部分为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作品。《魏书·释老志》赞之为“雕饰奇伟，冠绝一世”。在我国三大石窟中，素以石雕造像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彩见称，是我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蜚声世界的大型艺术宝库。

面对这一尊尊精美的艺术珍品，面对一千五百余年的凝固的历史，对于我们的先民，我真是由衷地赞佩，倾心地敬服。

他们当时的生产手段，可说是窳陋不堪的，不要说同今天那些遨游太空的上百吨的飞行器、每秒钟运算几亿次的计算机，以及把人们观测宇宙的范围扩展到百亿光年的射电望远镜和天文卫星无法相比，就是可以称之为机械的普通工具，当时也并不具备。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是极为低下的。所需一切，且不论质，即以量计，都无法得到满足。可是，他们凭着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历尽千难万险，居然创造出横绝一世、光照千秋，直至今日还让世人惊叹叫绝的艺术奇观。

当然，越是想到这些，就越是感到肩上有着不堪重负的千钧压力。

文物，是特定历史时代留下的文化纪录，是无可代替、不能再造的。比如，南禅寺、佛光寺那两座称雄世界的唐代的大殿，那座构思奇巧的悬空寺，云冈石窟这些精美绝伦的佛像石雕，还有应县的木塔，代县的雁门古塞，坍塌了便不能扶起，毁坏了也无法再造。因为，重新扶立起来便被视作重修，而复制品或可称为艺术，但它们绝对不是文物。

这些保存了千余年、数百年的旷代奇珍，它们已不再属于某一个区域，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财富，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作为硕果仅存的“劫后遗珠”，它们是幸运的；可是，它们今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想到五台山的许多寺庙终日香火高燃，浓烟缭绕；想到武周山下运煤车辆昼夜穿梭，不仅石佛雕像披上一层尘灰的“袈裟”，而且整座石窟不断经受剧烈的震动，势将变得结构疏松……真有些不寒而栗了。

市里的同志拉着我和Ｇ兄，要在十七米高的三世佛石雕前合影。摄影师嫌Ｇ兄神情严肃、心事重重，让他稍微放松一下。

他却说：“我原来想，先看战场，再看艺术珍品，这更能显示出那些劫余珍品的可贵。没料想，这却加重了我的思想负担：这些稀世瑰宝，饱经烽火，历尽劫难，得以保留到今天，实在不易。现在我们把它承继下来，又幸逢和平建设时代，不要说烧毁了、震塌了，就是出现某些人为的蚀损，也是无法向后人交代的。”

我说：“你说得好。借助赵朴老的清词，我也跟着诌上几句：

千年沉重仰浮屠，国宝濒危痛欲呼。

但得要津同虑此，‘明时自不失玄珠’。”

在场诸君听了，会心一笑。

“咔嚓”一声，摄影师按下了快门。

（1997年）

当人伦遭遇政治

朝发沛县，暮宿淮阴，此番苏北之行，原本是要踏寻古迹，连带着体察一番运河两岸、淮上人家的风物人情；没想到转游起来，竟发起了思古之幽情，不经意间就同政治与伦理这类沉重而复杂的课题撞个满怀。这倒应了那句古老的谚语：原本要跑向草原，却一头扎进了马厩。

两个男人

古沛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龙兴之地，而淮阴为韩信故里。虽说已经事过两千多年，可是，穿行其间，依然随处可以感受到这对君臣搭档的遗泽，似乎湿润的气流里也都弥漫着两个男人为代表的汉廷风雨的因子。

作为皇上，刘邦自命为神龙之子；而韩信者流，在他的眼中却只是一条狗。他曾当着诸位功臣的面，率直无隐地说：“诸君见过打猎的吧？追赶走兽啊、野兔啊，把它们逮了来的，是狗；而发号施令、指示兽类所在的，是人。诸君只能够擒拿走兽，所以都是功狗啊！”

这么一个怪怪的名词，亏他这个“大老粗”竟能想得出来。也许同他从小爱吃狗肉这一家乡特产有些关联。沛县狗肉生意的开山祖师是汉初名将樊哙。他和刘邦同乡，又是连襟——他们都娶了吕公的女儿。樊哙年轻时以屠狗为业，开办一个狗肉餐馆。由于肉嫩色鲜，浓香扑鼻，很快就红火起来。有道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馋嘴贪杯的刘邦自然成了座上常客。位登九五之后，刘邦衣锦还乡，设宴招待父老兄弟，也用狗肉来佐饮。从此，沛县狗肉就插上了翅膀，伴随着《大风歌》名扬四海；樊家的狗肉生意也世代传承，至今不衰。沛县街头到处都是狗肉广告，足资作证。

“功狗”也是狗，只是因为他们战功卓著——“了却君王天下事”，因而加个“功”的谥号。但是，既然是狗，也就注定了被宰遭烹的命运。至于时机怎样把握，手段如何选择，全看操刀者的心计。越王勾践、刘邦与朱元璋，手黑心辣，剁起脑袋来没商量；而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一以柔术这一温情脉脉的面纱罩住政治暴力的狰狞，一以醇酒妇人、物质利益笼络功臣宿将。手法不同，目的则一。

刘邦晚年刻刻在念的，是铲除隐患以确保“家天下”长治久安。在他看来，谁的功劳最大、威望最高、能力最强，谁就是最大的隐患。这样，韩信自然首当其冲。于是，一当项羽败亡，便被刘邦削夺了兵权。不久，即有人上书告他谋反（这是封建帝王谋杀功臣时惯用的政治圈套），高祖采纳陈平的计策，伪游云梦，会聚诸侯，意在趁机擒拿韩信。那边的韩信却傻乎乎地捧着皇帝仇人的脑袋前来拜见，当即被绑缚起来，这时才慨然长叹：“果真像人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已经失去存在价值，原在剪除之列；而此时的“功狗”韩信却傲然自视，日夜怨望，甚至逞能炫力，不懂得韬光养晦。一天，高祖与他闲谈，问道：“以我的才能，能够带多少兵？”韩信回答：“陛下最多不超过十万人。”又问：“那么，你呢？”回答是：“多多益善。”再问：“既然你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什么还会被我擒拿呢？”回答是：“陛下不善于带兵，却擅长于掌控大将。这就是我之所以受制的原因。”说到这个份儿上，实际上一切都已经摊牌了。不能说韩信对于自己的厄运毫无觉察，只是为时已晚了。

当然，还是后代诗人看得最清楚。唐人刘禹锡有诗云：“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由韩信这一盖世英豪的可悲下场，导出后代登坛拜将者害怕建功立业的惊世骇俗的结论。大功告成之日，正是功臣殒命之时。为什么是这样？晚清袁保恒的诗作了回答：“高祖眼中只两雄，淮阴国士与重瞳。项王已死将军在，能否无嫌到考终？”登坛拜将之后，韩信以五载之功，定三秦、掳魏王、服赵国、下燕代，东平齐国、南围垓下，击败西楚霸王、打下汉室江山。这里已经没有你的事了，赶快到死亡女神那里去报到吧！

作为一个将领，你不能斩将搴旗、追奔逐北，每战必败，属于无能之辈，肯定也站不住脚；可是，当你发挥到了极致，达到“将略兵机命世雄”的高度，又会功高震主，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后，那些佐命立功之士，如果不是战死或者病死，就必然面临着两种抉择：或者像范蠡、张良那样，及早从权力的峰巅实行华丽的转身，功成归隐，主动退出历史的舞台，或者像越国的文种和汉代的韩信那样，引颈就戮，最后发出“兔死狗烹”的哀鸣。

儒家礼教倡导“五伦”之义，讲究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以维护封建秩序。其中君臣关系被尊为“人之大伦”，起着统率作用；以冲突、斗争论，它也最为剧烈。“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出将入相，皆须“得君”；而帝王要维持其一家一姓的统治，也需要那些“功狗”为之驰驱卖命。什么经邦济世，什么致君泽民，剥去那一层层漂亮的包装，就会露出政治交易的肮脏的“小”来。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责之以“过河拆桥”，负心忘义，有始无终。其实，相互依存立足于互为利用，原本无“义”可言。范蠡曾说：越王为人“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处乐”。这里有个君王的忍耐度问题。同是谗言，当面临敌国外患的威胁、朝廷急需贤臣良将时，君王就顾不得那些闲言碎语，还是用人要紧；待到忧患解除，天下治平无事，贤愚价值渐就模糊，君王已无须那么宽容。于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悲剧就连台上演了。

两男两女

黄昏里的淮阴故城，一片平和静谧景象。岁月的烟尘掩埋了一切物质的孑遗，眼前的韩侯钓台、韩信庙、漂母祠等地面建筑，无非是近年修造的劣质赝品。临风吊古，有人慨叹物是人非，说什么“一切没有生命的依然存在，而一切有生命的全都变得面目全非了”。其实，这话是不确的，没有生命的同样也在变化，甚至彻底消失。倒是那些古代诗文联语，作为精神产品的遗存，仍在鲜活地昭示着前人的哲思理趣，予人以深邃的启迪。

韩侯祠里，空空如也，令人感到沮丧。倒是从晚近复制的碑廊里，看到清人赵翼的一首好诗：“淮阴生平一知己，相国酂侯而已矣。用之则必尽其才，防之则必致其死。……独悲淮阴奇才古无偶，始终不脱妇人手。时来漂母怜钓鱼，运去娥姁（吕后）解烹狗。”旁边还有一副对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一诗一联，交相辉映，以高度概括的语言，从韩信同萧何、吕后、漂母的关联中演绎其一生的悲喜剧。

韩信原为项羽部属，由于没有得到重用，他便弃楚归汉。但在刘邦麾下，同样未得伸展。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丞相萧何，这样，他的奇才异能才被发现。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仍然未见拔擢，大失所望之余，他只好悄悄出走。萧何闻讯后，如失至宝，急忙跨上一匹快马，日夜兼程，总算追上。经过一番情辞恳切的劝说，韩信才勉强跟着回来。当时，刘邦听到有人报告丞相也逃亡了，又急又气，及见萧何返回，便问他为何逃跑。萧何说：“我不是逃跑，是去追赶逃亡的韩信。”刘邦不解地问：“逃亡的人多了，何以单独追他？”萧何说：“诸将易得，韩信国士无双。王欲夺天下，共谋大事，非他莫属！”这样，刘邦便选择吉日良辰，斋戒登坛，隆而重之地拜韩信为大将。由此，韩侯视萧何为知己。

一晃儿，十年过去了，功高震主的楚王韩信已经失去了高祖的信任，被贬为淮阴侯。在刘邦北征陈豨，由吕后坐镇京都时，有人报告淮阴侯与陈豨串通“谋反”。吕后料到韩信不会轻易就范，便同萧何秘商对策。最后由萧何出面，谎称北方传回捷报：叛军溃败，陈豨已死，敦请韩信进宫向吕后贺喜。韩信万没想到这样一位知己竟会设圈套谋害他，结果，一踏进宫门，就被预伏的刀斧手捆绑起来。吕后全不念他的“十大功劳”，迅即在长乐宫钟室将他斩首。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故实，确实令人慨然于人情的翻覆、道义的脆弱、人性的复杂；不过就萧何来说，无论是当初的怜才举将，还是后日的献计谋杀，所谓“用之则必尽其才，防之则必致其死”，显然都属于忠君报国、“扶保汉家邦”的政治行为，不应简单地以个人恩怨以及品格高下、人性善恶进行衡量。政治有其自身的逻辑，用西方政治家的话说，那是一个既艳色迷人又容易使人堕落的处所。在美轮美奂的封建堂庑中，这类人伦充当政治婢女的现象，可说是随处可见，无代无之。

和政治家萧何的取向不同，作为普通老百姓，漂母同韩信的友情就纯洁而朴素得多了。韩信年轻时贫困潦倒，饱遭人们的凌辱。一次，在城下淮水边持竿钓鱼，临流漂纱的老妇见他饿得两眼迷茫，有气无力，就把自己带来的饭分给他吃，这样连续好多天，韩信非常感激，说“以后我要好好地报答您”。老人生气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连饭都吃不上，真没出息。我是瞧你这个小伙子太可怜了才送你饭吃，谁希图你来报答！”这使韩信受到很大的刺激与鞭策。传为千古佳话的“漂母饭信”，纯然出于同情与怜悯，绝对没有“国士无双”，“王欲夺天下，则非信莫属”的政治考量，甚至也剔除了一般的现实功利。因此，当韩信承诺异日必当厚报时，才会怒而斥之——漂母觉得施恩图报，是对友情的亵渎，更有损于自己的人格。

当然，人是复杂的动物，即使作为政治人物的萧何，也同样有其多面性。据明清笔记载录，广西一带有韦土司者，系淮阴侯后人。当日韩信罹难时，家中一位门客把他的三岁儿子藏匿起来。知道萧何为韩侯知己，便私往见之。萧何仰天叹曰：“冤哉！”泪涔涔下。门客感其诚恳，以实情相告。萧何考虑到吕后的势力遍及中原，只有送到边陲才有望保全。便给素日关系很好的南越王赵佗修书一封，请他帮助照应。赵佗不负所托，视之为己子，并封之于海滨。赐姓“韦”，取“韩”之半也。萧何书信和赵佗赐诏，后来都刻在鼎器上。

从这里可以看到，萧何还是很讲人情的，可说是“善补过者”。他感念故人冤情，“泪涔涔下”；且在紧急关头，甘冒巨大风险，托孤救孤，使韩侯得以“子孙繁衍，奉祀不绝”，总算尽到了朋友责任。

一男一女

按照《周易·序卦》“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的说法，人伦关系当以夫妇为先。“夫妇，人伦之至亲至密者也。”（朱熹语）作为爱情的实现目标，作为一场历经情爱考验而获得的胜利果实，那种完全剔除功利考量的两情相悦、两性结合，确乎令人神往。可是，这甜蜜蜜的人伦关系，一当困缚于权力争夺的轭下，遭到政治斗争的无情绑架，沦为一种政治行为、商品交易，便会出现异化而腐蚀变质。

刘邦与吕后的婚姻便属于这种人伦异化的类型。

同刘邦一样，吕后也是一个虑远谋深、机敏善断的政治家，她协助丈夫平定天下、赚杀诸侯王，对维护刘汉统一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也为自己日后总揽朝纲做了充分准备。史载，有人告发梁王彭越谋反，高祖抓获后，念其昔日战功，予以从轻发落，免治死罪，罚为庶民，送到蜀地青衣县安置。途经郑县，遇吕后从长安来，彭越流着眼泪，口称冤枉，请求吕后说情，改在故乡昌邑当平民。吕后满口答应，当即把他带回洛阳。面见高祖后，吕后说：“彭越是个壮士。你把他送到蜀地，必遗后患。要办就得办个透底，索性杀掉算了！”于是，吕后指令告状者再度控告。结局是，彭越被剁成肉酱遍赐诸侯，并且夷灭了三族。

她和刘邦的联姻，一开始即维系于政治。当年，吕父因见刘邦状貌奇伟、高贵，有王者之相，才把女儿嫁给他；婚后，据说吕氏发现，凡是丈夫栖身之地，上方必有云气缭绕，她可以根据云气所在，寻觅丈夫的踪迹。几十年间，由于缺乏牢固的情感基础，两人一直是同床异梦，关系比较疏远；加之楚汉战争中，吕后和刘邦的父亲作为人质，曾被楚军长期囚禁，受尽了折磨、凌辱，使她的心理饱遭伤害，强化了猜忌多疑、阴险毒辣、刚毅倔强的个性，夫妻间根本谈不上推心置腹，相互信任。

而刘邦的移情夺爱已经很久了。就在太公、吕后被掳的同时，刘邦也受到了楚军包围，趁着一场卷地狂风，尘土高扬，天昏地暗，他才得以乱中逃脱。在一个村落里，巧遇戚家父女，刘邦为美色所动，当即解下佩玉作为聘礼。这样，十八岁的戚氏女便被纳为夫人，一年后生下了赵王如意，宠幸与日俱增。刘邦曾多次想要废掉太子刘盈，直接危及生母吕后的地位。虽然限于客观条件，太子没有换成，但夫妻间的感情纽带已经彻底断裂了。

淮南王鲸布反，高祖指令太子带兵讨伐，由于吕后力阻，只好御驾亲征，以致胸部中箭。每当箭伤作痛，他都怨恨吕后母子，甚至她们前来问病，也会被骂出去。高祖早已觉察到，吕后经常自作主张，不成体统，这次又听到有人密报：樊哙“党于吕氏”，筹划一旦皇上晏驾，便杀害戚夫人与赵王如意。这恰好触发了他的心病，于是，立刻召来谋士陈平和大将周勃，命令他们立即赶往燕国，将樊哙斩首。为了防范日后吕氏兄弟作乱，高祖还特意召集众大臣歃血盟誓：“此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对于吕后，他一直是心存戒虑的。

既然早有所料，为什么高祖不在去世前先把吕后除掉？宋代文学家苏洵是这样作答的：“不去吕后，为惠帝计也。”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久历锋镝，素为诸将所畏服。在主少国危的情势下，某些人即使图萌不轨，有吕后在，也足以镇伏、控制。这样，高祖便面临着两难抉择：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诸吕兴风作浪的险情；而迫于形势，又不能断然剪除吕后。怎么办？他采取了“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的限制策略。对此，苏老先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堇是一种草药，俗称乌头，有毒，而它又可以用来治病，收以毒攻毒之效。在高祖眼中，吕后有如毒堇，既可利用其威慑作用，又必须控制在不致动摇国本的限度内。一纵一收，具见高祖权术的高明，也显现出他实际上的无奈。

当人伦遭遇政治，君臣、朋友、夫妇关系已将发生质变；那么，以血缘为纽带的父子、兄弟关系又如何呢？同样没有例外。被称为“相斫书”的二十四史，尤其是隋唐时代杨家父子、李氏兄弟间的血影刀光，可说是形象的注脚。

（2010年）

问世间情是何物

一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元好问的这两句词，我是在读高中时记下的。前些天，忽然见到有的文章说是台湾作家琼瑶之作，不禁大吃一惊。细想想，又觉得怪也不怪，十多年前，不是有个文艺出版社编选了《琼瑶的诗》，竟然把“蒹葭苍苍”和《红楼梦》中林黛玉的《问菊》诗都列在了这位当代女作家的名下吗？说来真叫人脸红，还是到此打住。

记得那天教语文的石先生给我们讲的课文是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当谈到诗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为反抗封建礼教的压制，分别“举身赴清池”与“自挂东南枝”，以死殉情时，他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两句词。说，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写过两首有关殉情的词，课后同学们可以找来看看。至于这两句，他并没有多加阐释，可是，却给我们这班初涉世事的年轻人留下了一道终生都在叩问、求索的课题。是呀，情是何物？竟有如此巨大的震撼力量！

那天，石先生还说，堪与这首被明人称之为“长诗之圣”的经典作品比美的，在西方还有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时的中学生与今天的不同，眼界十分闭塞，读书范围很窄，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的名字。先生便略为详细地讲述了剧情，讲了年轻、勇敢、纯洁、善良的一对恋人终因两个家族的世仇而双双赴死的人间悲剧。最后，以嘶哑的声音朗诵着罗密欧自杀前的那段话：“你无情的泥土，吞噬了世上最可爱的人儿，我要擘开你的馋吻，索性让你再吃一个饱！”

先生年轻时当过副刊编辑，文学修养很深，三四十年代在沈阳的《盛京时报》、大连的《泰东日报》上发表过许多作品。教我们课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仍然豪情似火，充满了诗人气质。平素感情容易激动，有时一件细微的物事，也会激起他奋袖低昂，情见乎辞，脸上经常浮现着红艳艳的华彩。据校医说，这和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也有直接关系。这天，他又是带着两颊潮红，像是醉酒一般，讲了一大篇，然后匆匆地离开了教室。

几天后，先生便因咯血住进了医院。我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受班上同学委托，到病房去慰问他。这天，他精神很好，在询问过课程的情况之后，又从《孔雀东南飞》谈起了“情死”这个话题。说，过去在编辑部，听一位南方籍的同事讲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一部类似《孔雀东南飞》的长诗，名字记不得了。据说，这个少数民族历史上殉情的事十分盛行。

此后不久，反右就开始了，石先生被错划为右派。批斗中，由于大量咯血，终致惨死在会场上。当时一条突出的罪名，就是他曾经在课堂上大肆宣扬爱恋和殉情等“极不健康”的内容，严重地毒害了青少年的稚嫩的心灵。可是，我们这些学生却私下里议论，课讲得最棒的是石先生。别的老师克勤克谨，照本宣科，尽管也是严肃认真，但只是一般地授业、解惑；而石先生则能够以其汪洋恣肆的才情和富于魅力的讲演给学生以感染。他交给学生的是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一大堆颇富情趣的问号和渊深渺远的联想。

二

四十年倏忽飘逝，石先生的面影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可是，那堂颇有特色的语文课，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遗憾的是，先生谈到的那部少数民族的杰作却始终没有见到，后来读大学中文系，曾经向业师请教，也没有弄出个究竟。我曾经怀疑是否先生记错了。又过了许多年，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吧，我在省图书馆偶然翻检到一部《纳西族文学史》，从中发现原来纳西族有一部名为《鲁般鲁饶》的东巴叙事长诗。从文学史中叙述的内容、情节看，完全符合石先生所说的，但只有片断的引文，全诗却无从看到。

今年秋天，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采风活动，来到了云南丽江，这里正是纳西族聚居的地区。放下了行囊，我还来不及洗去脸上的征尘，便连续跑了两家书店去寻觅那部长诗。谁知，营业员竟连《鲁般鲁饶》的书名都没有听说过。我只好拜托当地一位熟悉的文友代为物色，结果仍是落了空。

第三天，参观丽江七大喇嘛寺之一的玉峰寺，听说上院有一株树龄近五百年，每年春天开花两三万朵的古山茶树，被誉为“云岭第一枝”，有人为诗以赞：“树头万朵齐吞火，残雪烧红半个天。”刚刚踏进了院门，突然，一位文友告诉我，山下一个书摊上有《鲁般鲁饶》这本书。听了，我便不顾一切地跑到山下，唯恐迟到一步被他人买走。万朵山茶就这样失之交臂了。不料，赶过去一看，并非原书，不过是收在东巴文化论集中的一篇论述《鲁般鲁饶》的文章。我也还是兴冲冲地掏钱把它买下——纵使没有见到卧龙先生，能够遇见他的老弟诸葛均，也算“慰情聊胜于无”，刘玄德不是照样步上草堂施礼，再三殷勤致意吗！

那些天，为着寻找这部《鲁般鲁饶》，真个是魂萦梦绕，茶饭无心。天天想的，日日盼的，梦里见的，嘴里念的，无非《鲁般鲁饶》。这个“劳什子”实在是害人好苦。

一天早上散步，我在丽江旅行社的橱窗前偶然停步，不经意地往里瞄了一眼，忽然发现书架上摆着一本《东巴经典选译》。我想，作为一部代表作，这部经典性的长诗肯定是要录入的。当时还没有开门，我便转到后面，找到一位值宿的老汉请求帮助，老人告我必须等到八点半上班时才能开橱销售。看了看表，刚刚六点一刻，我便四下里闲逛，一直捱到开门才算把书买到。翻检一过，《鲁般鲁饶》赫然印在里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时的兴奋劲儿实在难以形容。尽管已经过了饭时，饿了半天肚子，心中仍然感到无边的快慰。

原来，“鲁般鲁饶”是“牧奴迁徙下山”的意思。“鲁”字意译为牧奴，“般”是迁徙，“饶”是从高山上下来。它是纳西族东巴祭司用原始象形文字写下的古代书面文学，主要描述奴隶制度下牧奴的爱情悲剧。故事的梗概是：

在很古的时候，一群纳西族的青年男女牧奴在高山牧场里放牧，他们搭起帐篷，吹笛子，弹口弦，相亲相爱，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住在平坝上的牧主不能容忍这种自由的心性和举动，勒令他们迁徙下山。但牧奴们向往的是自由婚恋，为了摆脱拘束，拒不从命。一次又一次地催促，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拒绝。牧主怕他们逃跑远游，就在山下修了几道石门加以拦阻。青年牧奴们推倒石门，逃逸而去。前路被金沙江隔断，洪水滔天，他们便造船、溜索，战胜了重重困难，聚集在新的牧地。

这时，牧女开美久命金发现情人祖布羽勒排不见了，不知道他已在半路上被父母拦截回去，便请托善飞的黑乌鸦捎带口信到祖布羽勒排家里去问讯，结果遭到其父母的一番咒骂。可怜的开美久命金在绝望中踏上归程，来到什罗山的大桑树下，用一条牛毛编结的绳索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口里还叨念着要去那雪山上的“十二欢乐坡”，会见爱神游主阿祖。七天七夜后，因为寻找丢失的牦牛来到什罗山的祖布羽勒排发现恋人已经吊死在树下，悲痛欲绝，便将她的尸首从树枝上卸下，投入到熊熊烈火之中，同时自己也葬身火海。生时没有得到幸福结合的自由，死后共同奔向理想的“山国乐园”。他们相信，那里是个风景绝佳，没有尘世污浊的净洁之地，在那里，处处是鲜花，冰雪酿美酒，白鹿当坐骑，没有嫉妒和干扰，情侣自由爱恋，永远年轻。

纳西族中还流传着一个“情死树”的故事。说是在剌是坪坝上，长着一株亭亭如伞盖的硕大无朋的古树，树身伛偻着，枝杈像虬龙，笼罩的阴凉有几十平方米。传说，当年开美久命金就是在这棵树上吊死的。从此，远近村寨的青年男女，每当遇到自由选择的婚姻受阻时，就跑到这棵树下来结束生命，每年至少有几十对。有人夜间从附近经过，发现树下点燃着熊熊篝火，周围几圈人围着它跳阿蒙达舞。远近传闻：这棵树聚结了情死者的精魂。

三

据纳西族的学者考证，丽江纳西族是西北河湟地区古羌人的后裔，他们的身上世世代代流淌着这个古老游牧民族的奔腾、炽热的血液。高耸的雪山，幽深的峡谷，急折陡转的金沙江，浩渺苍茫的连天牧野，造就了这个民族刚烈、奔放，渴望自由，视死如归的性格。这里，长期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古老婚姻习俗，男女结合极为自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唯一需要的就是两人之间的真挚爱情。这种自由自在、了无拘禁的性爱观念，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深深地积淀在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后来在汉族文化的强力冲击下，他们在充分享用社会文明成果，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一些人特别是老一代人，在观念上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儒家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的毒害。可是，男女青年们骨子里却依旧按照本民族传统的情感方式去理解和追求他们的爱情。这样，两种文化的剧烈冲突出现了，殉情悲剧也随之而愈演愈烈。丽江，因此而获得一个“殉情之都”的艳称。

世世代代，为了实现美丽神圣的爱情自由，无数恋人相约到丽江城外的玉龙雪山去赴死，寻找那传说中的“十二欢乐坡”。而《鲁般鲁饶》中的开美久命金则开其先河。当然，有理由说，这只是一种传说。可是，在没有史书记载的地方，作为早期历史的折射，神话传说确有其不可忽视的认识作用。人们可以从神话传说中窥见已经失载的人类早期社会的影子。事实上，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幻想世界有时比哲人的记述还更为精辟。因为并非所有的生活都能被语言所阐释。那些疑幻疑真的神游情思，常会在如梦如烟的网络中显现出某些真实的影像。

一位美籍学者指出，在这里，“神话事件构成了原型情境，所颂扬的神话主人公的经历是类似情境中活着的人们再体验。这样，活着的人又成为神话主角”。那些年纪轻轻的人愿意在生命的花季里潇洒地离开人世，以为这样，青春与幸福就会永远地伴随着一对对情侣。按照纳西人的信仰观念，情死者深信，殉情并非生命简单的结束，而是从此进入了一个美妙无比的胜境。他们在那里啜饮露珠，在云彩中漫游，与自己的情侣永世恩爱。在他们看来，情死绝非对于生命的轻抛虚掷，而是一番求真求美的生命实验。因此，出发前，男女青年总要梳洗打扮，穿上平时最喜欢的衣裳，好像要做新郎新娘一样。

听当地的朋友讲，现在这种“情死”的现象很少了，一是包办婚姻不合潮流，为人们所抛弃；二是纵使遇到这种情况，当事者抗争不成，也会一走了之，出现了“跑婚”现象：两人一起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过自己向往的自由生活；或者一方跑到对方家里偷偷藏匿起来，待到生米做成熟饭之后，再托人到家里说亲。数百年来，无数青年男女无法逾越的天堑，在当代恋人的脚下，一步就跨越过去了。

往者已矣。古老、神秘的“情死”本身，原是一种爱情遭受摧残后的感情变形，终竟属于过去制度下的一道风景。但它所蕴涵的那种渴望爱情自由，誓不与陈规旧制妥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争精神，却是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美学意蕴的。

四

文友们说，要想深入探究“情死”这个蕴涵丰富的话题，了解一番“十二欢乐坡”的奥秘，就必须去造访玉龙雪山。这个冰清玉洁的所在，恰是纳西人心灵世界的写照。在这里，不仅残存着玄奇、幽缈的原始风韵，而且，每天都在生发着新的神话，每造访一次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我以为，关于雪山的话题，当地文友讲得非常到位。玉龙雪山无疑是最佳的一处旅游景点。那透着寒凉、闪着幽光的银雕玉砌的万代冰峰，仿佛要刺破苍天，遗世独立。晴雨晦明，风晨月夕，雪山景观总在交替变幻着，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画面。山间分布着北半球最南端的现代冰川和雪海，被专家誉为“我国天然冰川博物馆”。主峰扇子陡五千六百米，是世界上攀登难度最大的险峰之一，至今仍为处女峰。雪山的观赏效果，当然是必须肯定的。可是，文友们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浅近的层面上，而是突出强调其认识价值。

长期以来，玉龙雪山被纳西族人民赋予了许多瑰奇、神秘的色彩。只要你凝眸一望，就会铸定终生相许的情怀；只要你面对雪山有过一段深沉的思考，你的心灵就会从此被它牢牢地占据。由于举目可见，你会觉得它就在身旁，离得很近；可是，当你想到罩在它的头上的魔魇的光环，神话的空灵，传说的奇诡，又仿佛面对一个扑朔迷离的梦境，只能在想象中认知，而无从确实地把握。你会觉得，对于它的阐述，充其量是在表述环境，烘托氛围，若要潜入它的内界探索更深的奥妙，还须解开许许多多的谜团。

比如，纳西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理想之国建立在这个冰雪世界之中？是一些什么因素使它获得了灵山圣境的光环？一对对相爱的人们，为了爱情宁愿将生命抛向这晶莹的世界，这么巨大的魅力从何而来？面对这座图腾式的庞然大物，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族群，感到的是轻松抑或沉重呢？作为一个民族的象征，一种古老文化的载体，玉龙雪山不仅象征着神圣与豪纵，而且也映衬着悲凉和苦难。这种神圣、豪纵、悲凉、苦难，体现出纳西族的哲学思想、民族心理、生命情调、价值取向以及自然观、情爱观，需要我们进行全方位地探索。

秋初的一个响晴天，我们驱车向雪山进发。出了丽江城，驶过一片铺满沙砾的白沙坝子，便有一条水清见底的溪流从雪山深涧中涌出。车子停了下来，陪同的友人指着向左前方岔开的一条狭窄的山路，说，顺着这条小路走过去，穿过那一大片原始森林，就到了雪山脚下的云杉坪。这是一个神秘的所在，据说，《鲁般鲁饶》中描绘的“欢乐山国”——十二欢乐坡就在那里。我想，纳西族那些痴迷倾倒的世世代代的殉情者，走的该都是这条路吧。山路弯弯，望眼迢遥，若隐若现，伸入了莽莽的丛林。应该说，人们所见的只是一条世俗之路，而殉情者真正踏上的不归之路却是无形的，那是一条除了自己，其他人谁也看不见的心灵之路。

在穿过云杉林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置身于一座庄严肃穆的大教堂。一棵棵光滑笔直、高耸天际的林杉宛如支撑堂奥的排排支柱，而透过林梢倾洒下来的光束，不就是从哥特式的窗子照射进来的吗？走着走着，突然一阵山风乍起，高高的林梢间掀起一场骚动，原先还在喁喁低诉的丛林一下子腾起了滚滚涛声，几只鸦巢像洪波中的扁舟似的摇晃起来，群鸦“鸹——鸹”地惊叫着，听来有些像晚祷的钟声。又走了一段，犹如武陵人闯进了桃花源，眼前豁然开朗，一片茫茫无际的巨大草坪唰地摊开。山风掠过，缀满了杂花野卉的绿茸茸的草海，翻腾着五彩浪花，一直荡漾到雪山脚下。

云杉坪又名锦绣谷，海拔三千二百多米。按照通常想法，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草场面前，总会感到一种轻松与宁静，生发出心旷神怡的快感。可是，我从踏上这块草地伊始，便经历着心灵之海的浪激潮涌，感受着感情的风雨的飒飒、潇潇。我觉得，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具有鲜活的生命，都潜伏着一个个情死者的柔弱的凄婉的幽魂。不要说在草坪上狼奔豕突，肆意践踏，哪怕是采撷一株青草、一朵野花，也不忍心，也下不得手。或许是关于云杉坪就是“情死坡”的观念太浓烈了，我以为，在这里一切喋喋浮言都是多余的。它需要用心灵去感受，去体悟，而不是用嘴巴，用眼睛。

五

是的，草木花鸟都是有知觉的。这在中外古今的传说中可说是连篇累牍。晋人干宝《搜神记》卷十二中记载，战国时有个韩凭，为宋康王的舍人。妻子何氏饶有姿色，康王夺之，而把韩凭囚禁起来。二人相约坚守爱情，以死抗暴。韩凭自杀，妻子也投台而死。他们遗言，希望能葬在一起。康王忌恨，偏把他们分开埋葬。两坟相望，不久，各长出一棵大树，根须环抱，枝叶交织。人称之为连理枝。“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历代诗人为之谱写出无数凄婉动人的华章。就中，元好问的两首词可说是千秋绝唱。

金泰和五年，年仅十六岁的元好问从故里秀容到并州去赴试，途中听一位捕雁的人讲述：“今天我捕获一只大雁，把它杀了。没想到，侥幸脱网的另一只雁竟然婉转悲鸣，哀哀不肯离去，尔后自投于地，惨然死去。”词人深受感动，便掏钱买下了这两只死雁，葬于汾水之旁，累石作记，号为“雁丘”。他即兴写了一首《雁丘词》，后来作了润色，调寄《摸鱼儿》。

全词紧紧扣住一个“情”字。上片以拟人化手法，为雁作传，赞叹雁为情死的“痴”操。开头两句就是前面引过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以问领起，笔势凌厉，震撼人心。表面上是在提问，实际上申明了作者这样的见解：必要时献出宝贵的生命，才称得上真正有情。在这里，词人寄托了无尽的哀思，也表达了深深的赞誉。接着是：“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处，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先说空间，无分东西南北；后说时间，无分春夏秋冬，大雁总是双宿双飞，形影不离。既有为情而欢，也有为情而苦，而且和人间的痴情儿女一样，更有为情而死的。“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意思是：殉情的孤雁如果能够说话，它会这般哭诉：层云漠漠，暮雪茫茫，叫我这单身孤影去追踵谁人，投向何方？言下之意，除了殉死一途，别无选择。凄怆之辞，催人涕下。下片由雁及人，直抒胸臆，写下了词人的深沉感慨。最后说，这对殉情的大雁绝不会像寻常的莺莺燕燕那样与时间俱逝。“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予以深重的期许，崇高的评价。

无独有偶，也是在泰和年间，元好问听说，河北大名府一对民家儿女，“以私情不如意”双双赴水。人们跟着巡查，没有见到踪影。后来，挖藕的人发现水里有两具尸体，经过验证，正是这两个青年。这一年，池中荷花盛开，全都是并蒂的。于是，他又填写了《迈陂塘》这首词：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　　香奁梦，好在灵芝玉露。中间俯仰千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风雨。

一开头，作者就抒发了无限的感慨。以莲丝缕缕象征这对恋人的缠绵无尽的情思，以莲心苦涩表现他们的悲惨遭遇。“双花脉脉娇相向”，刻画出这对殉情精魂的深沉爱恋尽在凝眸不语、含情睇视之中。紧跟上就愤愤地逼问一句：既然坚贞不渝的爱情可以感动上苍（死后化生出满池的并蒂荷花说明了这一点），那为什么就不能在人世上白头偕老，非要在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后才能获得相爱的自由呢？“夕阳无语”——作答的只是斜阳一抹，死一般的静默。看来，即使是人神相恋而不得通其情的江妃，追寻舜帝英灵而失声长泣的湘水女神，比起这一对殉情的痴儿女，都算不上怎样的断肠了。好在这种坚贞之情当会像灵芝玉露一般，俯仰千古，永世长新。纵使海枯石烂，情缘也在，黄土又岂能埋没得了这巨恨幽怀！然而，自然界毕竟布满了风霜雨雪，当西风掠地，大野寒凝，连高大的相思树都要落叶飘零，更不要说这弱质纤柔的荷花了。因此，还是暂驻兰舟，多多看上几眼这并蒂莲吧，只怕下次载酒重来，已经是残红委地，风雨凄其了。

两首词都寄寓了作者对世间美好事物（包括坚贞爱情）的由衷赞颂和对殉情儿女的深沉的悼惜之情。可是，我仍然觉得似乎还没有说清楚究竟“情是何物”——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似的问题。看来，还是泰戈尔说得巧妙：“爱情是个无穷无尽的奥秘，就连它自己也说不明白。”

（2000年）

万古丰碑

“都江堰”，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也是一项历史悠久、名震中外的水利工程，更是一位伟大历史人物的万古丰碑。

是的，国内外都有一些这样的所在，它们往往同某位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像但丁之于意大利佛罗伦萨、马克思之于德国特里尔城、孔夫子之于山东曲阜、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等等，都像蜀郡太守李冰之于都江堰那样。只要你置身其间，就会感受到他们的不朽的存在。就是说，他们的一生功业，行藏休咎，都同这些地方有着紧密的联系。

前年我去江苏南通市参加一项文化活动，遍游市区，足迹所至之处，时刻都感到，仿佛爱国实业家张謇至今仍然健在，而且就在身旁。可以说，整个城市，就是他的一座丰碑。当时，我就联想到了李冰——他在都江堰不也是如此吗？当然，两人也不尽相同，他们分据于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首尾两端，一者启其先，一者断其后；一个作报晓的鸡鸣，一个奏黄昏的挽歌。而且，论其影响所及、流风泽被，李冰也要远远地超出张謇。其实，何独是张謇先生，就功业来说，放眼浩荡神州，披阅千秋简册，真正能够同其比肩者，又有几人！

翻开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或者纵览一番画影图形、名标青史的凌烟阁，以及彰表公侯将相的纪功碑，在整个封建时代里，所谓“建功立业”，不外乎以下种种：或为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名将，开疆辟土，攻城夺寨，斩将搴旗，血流漂杵，结果是：“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或为张良、陈平那样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臣，“兴亡大计无寻处，却在先生一蹑中”；或者张巡、许远之类誓死不降的铁杆忠臣，“唐室兴亡系公等”，“百战孤城挫贼锋”；或为“英风犹想入关初，相国功勋世莫如”的萧何之类富有政治远见的名相：“独收秦丞相御史律令藏之，因而能够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之事”；或为“百度修明诸弊革”，“神皇初政迈中兴”，治绩炳然的张居正那样的改革家；还有一种特殊的功勋建立者，像王昭君那样的“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尘”的和亲美女……他们都是功垂简册，广为后世文人讴歌咏叹的。

而李冰所创下的功业，则属于另一种类型。史载，上古之时，封闭于层峦叠嶂间的古蜀国，内则水旱相接，外无舟车之利，绝少对外交流，属于蛮荒之地。秦蜀郡太守李冰率领当地民众，凿离堆，修都江堰，穿内、外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引溉郡田，沃润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把西夷荆榛荒芜之地，化为锦绣繁华之府，沃野千里，号称“天府”。此外，他还在成都建七座桥、修石犀溪，疏通乐山、宜宾、什邡、崇庆等地河道，治洪防涝，引水灌田，发展水运交通，以济舟楫之利；并建冶铁基地于临卭，凿盐井于广都，“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使水利灌溉、航运交通和盐铁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以其巨大的科学价值与经济效益，在人类史上书写了灿烂的篇章。

我们把李冰所做的贡献同上述列举的种种功业相比较，就会发现它有三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其一，具有超越性。超越时间、地域、国度、集团、阶级范围，它的成果与效益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受政治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因而更加具有普泛性与持久性。

其二，是第一点的延伸，即功业的纯粹性，即是说，众所公认，不会有任何不同的争议。比如，建功绝域，拓土开疆，自古以来，就屡屡受到人们的质疑，有的诗人写道：“自古边功缘底事？只因嬖幸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骷髅！”对于改革、和亲等政治行为，也往往是言人人殊。当然，这么说，也并非意味着只要从事征服自然的事业，就一定能够立功立德，名扬后世。隋炀帝开凿运河，“水殿龙舟”之事，招致天怒人怨，自不必说；就是那个元代的那位“总治河防使”，不也是有“贾鲁治黄河，功多怨亦多”之说吗？何况，治水本身还有个是否遵循规律的问题，否则，筑坝堵截洪水的鲧伯也就不至于丢官受戮了。

其三，李冰不仅以其骄人、盖世的丰功伟业名留青史，而且，作为一名官员，在品德、人格、作风方面，也为后世树立了楷模，他是一位把立功与立德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典范。生建奇功传万代，死留型范重千秋，此之谓不朽。作为出色的教育家，孔夫子是当之无愧的“万世师表”；那么，蜀郡太守李冰，应该说是“千古官模”了。

他是一位难得的既体恤民情、心系百姓，以民为本的贤太守，又精通专业知识，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的水利工程师。他“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切实做到“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本来，身为郡守，完全有条件为儿子谋求一个官职，像后世一些官员那样，“一人得势，鸡犬升天”，依势横行，敛财致富。而他的儿子二郎，却始终跟着父亲干活吃苦。他勤政敬业，身体力行，且工作讲究科学性、创造性，注重调查研究，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尊重自然规律，从而规划、修建了选点正确、布局合理、造价低廉、施工简便而又功能持久、效益卓著的大型水利工程。他在两千年前，为中国官场开创了一个踏着官阶从事科学技术实践的先例，而不是像后来那样把一批批颇有造就的学者磨炼成只知夤缘求进的巧宦、官僚。政治在他眼里，是弭患消灾，而不是钩心斗角，是奉献而不是索取。南宋年间，诗人陆游参观都江堰，见到李冰的画像，在盛赞其“奇勋伟绩”之余，慨然兴叹：“寥寥后世岂乏人，尺寸未施谗已众。要官无责空赋禄，轩盖传呼真一哄。”可谓语重心长，洞穿要害了。

遗憾的是，这样出色的一位贤臣，留在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实在太少了。他大约出生于秦昭王五年（公元前302年），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原籍在楚，后迁居秦地陇西，秦昭王三十年被委任为蜀郡郡守。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上说：“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华阳国志》记载：“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有关李冰的形象，倒是种种色色，代有更迭。三十年前，出土于都江堰外江河床的东汉石质塑像，李冰身着官服，手置胸前，意态雍容，风格质朴，为汉代郡守的官员形象；宋代始封为王，上面所述陆游的诗，就是因观“英惠王”李冰画像而作，画像中的他峨冠高耸，俨然王者之尊；明代以降，尊为“川主”，奉若神明，甚至传说为护佑都江堰的水神，从而在仰敬之上又涂抹上了神秘色彩；而现代的李冰像，则显现出深思静虑，富有书卷气，这当是考量他的水利工程师的身份，以之作为智慧的象征。从不同朝代对于他的形象设计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时代特征与价值观念。

而在民间，则广泛流布着神化李冰父子的神话传说。说他有天赋的神力，仿佛掌握“四两拨千斤”的太极奇功，指腕运转之间，高山大川全都听从调遣，轰隆隆、哗啦啦，开出了天彭门，凿通了玉垒山、宝瓶口，让江水的灵性和大地的丰饶滋养“天府”四川，润泽千秋万代。除了神化他通渠治水，还有降伏孽龙、通灵显圣，以及最后升天成仙等传奇。而流传最广的是“斗江神”的故事：

岷江江神极为凶恶，每年都要向人间索取两名少女作为妻子。稍有怠慢以至违抗，则掀风鼓浪，造作各种灾祸。郡守李冰得知其事，就说这一年他要把自己的女儿献出去。到了嫁女之日，他先给江神敬上一杯酒，然后自己也斟上，一饮而尽，而江神的那一杯却没有动。他大声斥责其无礼。霎时，李冰消失了踪影，只见江岸上有二牛在搏斗。有顷，李冰气喘吁吁地对下属说：“我已疲惫至极，你们应合力相助。要记住，头朝南、腰系白带的是我。”一转眼，两条牛又斗了起来。于是，众人齐上，帮他把那条兴妖作孽的牛刺死。自此以后，水害遂息。此项传闻，亦见于东汉古籍《风俗通》。

至于有关李二郎的神话更是连篇累牍：他以“二郎神”的神化形象出现在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和戏剧《宝莲灯》里。在《西游记》中，二郎神是玉帝的外甥，现居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他的法力无边，统领一千二百草头神兵，斧劈姚山；武功更是了得，连齐天大圣与他斗法，最后都败下阵来。只是没有说清楚，这样一位大罗神仙，怎么竟成了郡守李冰的儿子。

神化也好，传说也好，作为一个物质载体，李冰早已化作埃尘，杳无踪迹；而他所创造的人间奇迹，却历数千年而不泯。于今，站在都江堰这一世界级的伟大工程面前，那“披云激电从天来”，“江流蹴山山为动”（陆游诗句，下同）的气势，使我惊骇，使我振奋；而尤其令我引为骄傲、感到自豪的，还是这位不朽的英雄：“呜呼秦守信豪杰，千年遗迹人犹诵”；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它将泽流万古，沾溉无极。

历史的灵魂，是人。一座城市，一个著名风景区，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失去相应的名人作支撑，那么，它的真正魅力也将无从体现。“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如同西湖有了岳飞与于谦两个忠贞耿介之士，都江堰也因为有了李冰父子，他们让人鼓舞奋发，让人激扬踔厉，让人说起来口角生香，看上去流连忘返，走了之后永难忘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永远占据崇高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李冰是都江堰市的一座万古丰碑。

（2008年）

石柱擎天一女豪

一

闲翻旧籍，见到清代闺秀诗人谢香堂的一首七绝：

倾城直欲作干城，忠孝由来出至情，

异代有人还继武，桃花马上请长缨。

这里彰扬了两位中国古代的女英雄，一位是北魏时的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一位是明代末年驰驱南北、战功卓著的秦良玉。诗从木兰说起——倾城美色的佳人，出于忠孝至情，成为“国之干城”、赳赳武夫。“继武”，跟着前人的脚步继续前进。“武”，是步伐。“请长缨”，用《汉书·终军传》典故，意为立志报国，上马杀敌。这里说的“继武”与“请长缨”，指的都是秦良玉。

看到这里，我记起了身边接触到的两桩见闻：

头一桩见闻是，上世纪60年代初到北京出差，下榻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一个不太大的宾馆里。闲逛中，见到一条名叫“四川营”的胡同。经请教一位长者，得知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四川女将军秦良玉当年北上勤王时曾屯兵于此。后来，四川人士为了纪念这位巾帼英雄，在这里建立了四川会馆。馆额上书：“蜀女界伟人秦良玉驻兵遗址”。胡同旁边还有棉花头条至棉花九条，名字来源于秦良玉驻军时，女兵们曾在此间为置办军服纺绩棉花。

另一桩见闻，是前几年沈阳市组织重修地方志，征询我的意见。我建议要把明清之际的“浑河血战”写进去，发掘一下民族英雄秦良玉及其兄弟邦屏、民屏的英勇事迹。据《清太祖实录》、朝鲜《李朝实录》、《明史记事本末》等史籍记载，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兵数万直逼沈阳，在城外浑河边上，意外遭遇秦良玉麾下的数千石砫（后改为柱）土司兵，双方发生了一场激战。土司兵由秦邦屏、秦民屏指挥，他们骁勇强悍，身披坚甲，手持少数民族特有的刀剑长矛，连番击退八旗兵的步兵猛攻，后续的八旗骑兵上来，也纷纷落马。这时，已投降后金的原明朝将领李永芳利用沈阳城中的大墩台，架上大炮，重金买通一些明军中的炮手，居高临下，猛轰川兵，并派出骑兵从两翼围杀，秦邦屏和明将周敦吉等以下数千人殉难，其中石砫兵死伤过半。秦民屏身负重伤，突围脱险。与此同时，秦良玉在榆关（山海关）与后金兵展开了同样的激战。其子马祥麟眼睛中箭，犹“拔矢逐贼，斩获如故，敌惊退，军中誉之为赵子龙”。后金兵在南北两线，损伤都极为惨重。

兵部尚书张鹤鸣为此上书奏报朝廷：“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邦屏既没，良玉即遣使入都，制冬衣一千五百，分给残卒，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关。上急公家难，下复私门仇，气甚壮。”（见《明史·秦良玉传》）清人魏源也在文章中记述：“是役，明以万余人当我数万众，虽力屈而覆，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宋代散文家欧阳修在谈到太祖赵匡胤当年用兵，生擒南唐将领皇甫晖、姚凤于滁州东门外时，曾慨乎其言地说：“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我那篇建议发出之后，也曾经按照有关史料的记述，漫游浑北、城南，踏勘“浑河血战”的现场，所见除了高楼林立，绿树葱茏，同样是任何遗迹也没有看到。其实，欧阳修所谓“久矣”，为时不过百年；而浑河之战，算来已经过去将近四百载了。

秦良玉，字贞素，明万历二年（1574年）出生于四川忠州。其父秦葵贡生出身，良玉自幼得以接受正规的儒学教育。二十二岁那年，嫁给了四川石砫（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土司马千乘为妻。后来，千乘遭到太监邱乘云的诬陷，冤死于云阳狱中。朝廷考虑到其妻良玉屡建功勋，战绩卓著，遂批准由她袭任其职。土司属地方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马千乘即为宣抚使。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朝廷下令，让播州（今贵州遵义）土司杨应龙出兵抗击倭寇，但他不仅抗命不从，还乘机发动叛乱。长期以来，他实行地方割据，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这次，朝廷决心予以惩治，遂集结重兵围剿。马千乘率兵三千随从官军出征，秦良玉又统领精悍士卒五百名，自备军粮马匹，前往贵州配合作战。她所率领的石砫兵，一律手持顶端呈钩状、矛尾有圆环的特制长矛，以利于攀援山地险峻地形时前后搭接。兵员一般比较矮小，而矛杆甚长，均以白杆制作，时人称之为“白杆兵”。正月初二这天，军营置酒欢度春节。良玉预料到叛军有可能发动夜袭，提醒千乘加以戒备。深夜时分，杨应龙果然率部前来袭营。官军猝不及备，惊慌失措；唯独千乘夫妇领兵奋勇迎战，迅速将其击败，并追入叛军老巢，连破金筑等七寨，直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

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适逢秦良玉返回四川征兵，奢崇明想要与她结援，派遣使者带上金帛前来联络。良玉斩其来使，率领胞弟民屏及兄子翼明、拱明，溯江西上，急趋重庆南坪关，阻断叛军归路。经过三年奋战，终于扫平叛乱，安定全川。

为维护国家统一，扑灭地方分裂势力，秦良玉多次做出卓越的贡献。

二

作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英雄，秦良玉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多个“唯一”与“第一”：

第一个“唯一”，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凭战功封侯、唯一由国家正式颁饷的女将军，也是“二十四史”中，皇帝后妃传、列女传之外，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单独列传的女性英才。

当年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皇帝因她战功卓著，想要委以重任，但她力辞不就，终于回家孝敬父母。传说中的穆桂英，作为“杨门女将”中的杰出人物，出征保国，屡建战功；还有南宋时期的梁红玉，与丈夫韩世忠一起抗击金兵，力尽伤重，落马而死。她们都未获正式封侯。

著名学者胡适早在1908年就曾评论说：“中国历史有个定鼎开基的黄帝，有个驱除胡虏的明太祖，有个孔子，有个岳飞，有个班超，有个玄奘，文学有李白、杜甫，女界有秦良玉、花木兰，这都是我们国民天天所应该纪念着的。”把秦良玉和这些光耀千秋的伟人排列在一起，评价不可谓不高。

作为女性军事统帅、民族英雄、军事家，秦良玉戎马生涯四十余载，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明史》本传中说她“为人饶胆智，勇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俨然有大将风度。她一生中，先后参与、领导了扫平播州之乱、出兵援辽、平定奢氏叛乱、勤王抗清、讨伐张献忠等诸多重大战役。直到晚年，仍然坚持高举抗清义帜，七十三岁高龄，还准备前往福建抗清，后以郑芝龙叛变，成行未果。两年后，病死于石砫大都督府。墓碑题文为：

明上柱国光禄大夫镇守四川等处地方提督汉土官兵总兵官持镇东将军印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保忠贞侯贞素秦太君墓

墓碑题文长达五十三个字，官衔多达八个，这在中国历史上，包括男性在内也是仅见的。

第二个“唯一”，她是历史上唯一获得皇帝赐诗旌表的女将军。

良玉曾三次从四川出发，驰驱数千里，奔赴北方抗清前线，参加战斗。第一次，在“浑河血战”、榆关大战中，良玉一家两代四口，洒血沙场，“负弩前驱”，长兄邦屏壮烈捐躯。第二次是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后金兵攻到北京城下，其时，袁崇焕因被反间逮捕入狱，京城危于累卵。秦良玉再次奉命进京勤王，到达北京后，驻兵于今宣武区四川营胡同，俨然“国之干城”，成为清军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三次是崇祯三年（1630年），清兵直逼北京城下，永平、滦州、迁安告急，朝廷诏令天下勤王。可是，各方将领拥兵自保，畏葸不前，唯独秦良玉踊跃响应，率领侄子翼明捐出家财济饷，昼夜兼程，再次驰援京师。

京师围解之后，崇祯皇帝在皇宫平台召见了这位战功煊赫的女将军，优诏褒奖。当即赋诗四首，并亲手书写以赠，旌表其功。

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

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蜀锦征袍手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

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

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

凭将箕帚作蝥弧，一派欢声动地呼。

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首先，说她娴熟兵法，掌管兵符，发号施令。巾帼可以成为战场上的英雄，领兵打仗的不一定都是男子汉、大丈夫。“八阵图”，三国时诸葛亮创设的一种阵法，布石阵，开八门，变化万端，据说可挡十万精兵。诗中以秦良玉与王昭君作比。昭君为争取汉家和平、安宁和兴旺，请求出塞和亲；而良玉是领兵出征，“倾城直欲作干城”。“箕帚”是扫除工具，指妇女操持家务。“蝥弧”指帅旗。用在女性身上，说她放下箕帚，举起帅旗慷慨出征。“作蝥弧”三字，原为“扫虏胡”。良玉的玄孙马宗大，在乾隆时为了免遭“文字祸”，把原文三个字挖下、换掉。诗作原件，现藏于秦良玉大都督府内玉音楼。

清代忠州白鹿书院院长陈攀凤，曾就此写诗颂赞：

堂堂白杆播威名，艳说夫人善用兵；

召对平台天子喜，亲挥宸翰表忠贞。

第三个“唯一”，秦、马两家，满门忠烈。这在中国边疆民族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据《明史》、《石砫厅志》、《马氏家乘》、《秦氏家乘》等史籍记载，除了秦良玉，她的丈夫马千乘忠于国家、忠于朝廷，被陷害冤死云阳狱中；她的哥哥秦邦屏、秦邦翰战死于辽东前线；弟弟秦民屏、儿子马祥麟身受重伤；在平定土司奢崇明的叛乱中，秦民屏又捐躯沙场，其子佐明、祚明皆重伤；在地方平暴中，良玉之子马祥麟、媳张凤仪相继殉难。因此，后人有“报朝廷，甘向沙场死，一门内，忠贞矢”的词句。陈攀凤诗云：

兄为名将弟元戎，子效丹忱妇效忠；

试问古来麟阁上，谁家似此尽英雄。

“麟阁”，即麒麟阁，汉朝供奉功臣的所在。

三

第四个“第一”，作为女性，纯粹以个人功业，而非由于美貌绝伦或者悲惨遭遇，引发后代诗人关注，竞相以文学作品赞美的，数量之多，分量之重，秦良玉也成了中国历史之最。

歌颂、赞美秦良玉的文学作品，连篇累牍。为数可观的说部、戏曲、影视作品之外，据不完全统计，仅诗歌就有一百四十余首。其中明代的四十二首，清代的三十一首，民国年间的二十九首，当代著名文学家的三十四首。另有忠州秦良玉祠庙、墓园、四川会馆、秦少保屯兵遗址、北京四川营遗址、万寿山门、巴县双忠祠等多处对联，达几十副。

诗词内容丰富，有借助歌颂秦良玉的辉煌功业、传奇人生而书写一己宏图壮志的。如革命烈士、“鉴湖女侠”秋瑾的《满江红》：

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豪杰。良玉勋名襟上泪，云英事业心头血。醉摩挲长剑作龙吟，声悲咽。　　自由香，常思爇；家国恨，何时雪。劝吾侪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须思安种类，繁华莫但夸衣玦。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

这首词大约写于秋瑾加入同盟会后、牺牲前的1906年，中心是为争取女权与民族解放而大声疾呼。词中上片开头四句，讲娥眉压倒须眉，领起全篇。接着，正面引出秦良玉的功业、勋名和理想、抱负。这里提到了明朝末年的著名女将沈云英。她文武全才，有胆有识，青年随父征战，父亲战死后，继承遗志，组织父亲旧部解危纾难。“云英事业心头血”，指此。下片讲对自由爇香顶礼，衷心向往；对国恨家仇，刻刻不忘。奉劝姐妹们应该提振精神，关心种族复兴大业，改革陋习积弊，不要只沾沾于衣着打扮。

秋瑾女士还为以秦、沈为题材的清人杂剧《芝龛记》写下了八首七绝，现摘录其中四首：

搘撑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

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

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谪来尘世耻为男，翠鬓荷戈上将坛。

忠孝而今归女子，千秋羞说左宁南。

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

状哉奇女谈军事，鼎足当年花木兰。

第一首说，女英雄能够独当一面。“搘撑”意为支撑。第二首说，女姓中也有英豪。“平台诗句”指崇祯皇帝赐诗。第三首说，秦良玉是贬谪到尘世的仙人，但她却耻于为男子。至于与她重名的明末将领左良玉，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左宁南”，左良玉曾被封为宁南伯，故以此代。由于他拥兵自重，骄横跋扈，部队烧杀劫掠，被称为“勇于虐民、怯于斗敌的大军阀”，声名很坏，甚至千年以后，人们都会耻于说起他来。第四首说，满朝文武尸位素餐，真正救国尽忠的却是这两位女将。她们与花木兰一起，鼎足而三。“肉食”，指享有厚禄的官员，他们以食肉为常。典出《左传》：“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乾隆年间进士、四川丰都县知县、石柱厅直隶同知王萦绪在赞诗中写道：

桃花战马锦征裙，召对平台策大勲。

多少登坛飞将在，须眉都愧女将军。

卸却金钗排虎符，提兵十万上皇都。

西南嫠妇援东土，愧煞中原少丈夫。

“嫠妇”，孤居的妇女，这里特指秦良玉。

乾隆年间进士、黔江知县翁若梅，拜谒秦夫人墓时，曾写过一首七律：

一腔热血长松楸，忠爱堂前目未收。

明季衣冠臣半妾，边陲节钺妇通侯。

合门尽足垂终古，末路犹能正首丘。

石柱勋名铜柱上，回龙何日拜山头。

首联“长松楸”，扣紧墓地。颔联上句“明季衣冠臣半妾”，讽刺明朝末年很多大臣寡廉鲜耻，没有骨气，奴颜婢膝，半数都成了“妾妇”；下句以秦良玉进行对照：一个女子，身在边陲，却能仗节挥钺出征，封侯掌印。颈联，说她满门忠烈，自己最后死在乡关，取“狐死首丘”之义。尾联“铜柱”，用东汉将军马援典故。当年马援征服交趾，在边界上竖立铜柱，以记边功。

清代诗人吴世贤，写过一首《秦夫人赞》：

万里烽烟落日惊，蚕丛愁听乱蛙鸣。

绣襦甲帐桃花马，知是夫人白杆兵。

“蚕丛”，蜀人的祖先，这里借指蜀地四川。

当代大文豪、秦良玉的异代同乡郭沫若，写了四首七绝，热情予以颂扬。其一、二云：

石柱擎天一女豪，提兵绝域事征辽。

同名愧杀当时左，只解屠民意气骄。

兼长翰墨世俱钦，一袭征袍万里心。

艳说胭脂鲜血代，谁知草檄有金音。

头一首，以同时挥师于北方抗清前线的“二左”相比。“当时左”，指左良玉。第二首，说秦良玉不但战功煊赫，而且文采斑斓，擅长辞翰。“草檄”，指她曾作《固守石砫檄文》：针对张献忠“犯蜀，石砫震恐，有议降者，有议迁者”，特“传檄布告父老军士，同心御侮”。“金音”，说她为文有金石激越之音，意为颇富战斗力。

（2012年）

勇哉，卓文君

一

古代说到男性中的勇士，总忘不了战国时的孟贲和夏育，还有刺虎的卞庄子。那么，女性中有没有勇士呢？当然也有，而且很多，就中我最佩服的是汉代的卓文君。如果说，贲育之勇在于膂力，“力拔山兮气盖世”；那么，文君之勇则在于心志，对于她所深爱的人，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勇闯世俗藩篱，夤夜私奔，成为女性中我国最早的自由恋爱的先驱。

史载，蜀郡临邛县有一户开发铁矿致富的大财主，名叫卓王孙，家里有奴仆八百名。他有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儿，叫作文君。古书上形容她：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特别是才气纵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善鼓琴，通音律。可惜，年轻轻地就守了寡，住在娘家。当地许多门当户对的官宦人家、豪富子弟纷纷向她求婚，她却不肯俯就，一一予以拒绝。

这天，卓翁请客，宴请名士司马相如，县令王吉要亲自出面作陪。只见屋内院外，宾客云集，车马喧阗。上百名陪客者已经到齐，酒席也都摆好了，唯独要请的主客司马相如还没有到场。过了一会儿，捎来信息，说是“身子不太舒服，只好心领了”。这下可急坏了卓大富豪，觉得没有面子。于是，王县令忙着带领几个随从，亲自登门去劝驾。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先生也不便继续矜持，便整装出场了。

人们也许要问：这个司马公究竟是个什么角色，架子有这么大？

据林汉达先生《前后汉故事新编》中记载，司马相如原是成都人士，字长卿，从小极爱读书，也学过剑，并精通音律。他小时颇受父母疼爱，昵称他为“狗儿”，长大起名时，由于深慕战国时代蔺相如之为人，便也名为“相如”。当时正赶上蜀郡太守文翁大兴文教，设立学校，招收民间子弟，司马先生就在这里做了教师。不久，文太守死了，他也无心在这里住下去，决意去京城长安，做大官，任大事。他的心志很高，在离开成都路过升仙桥时，曾在桥柱上题写了十个字：“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由此，这座桥便有了新的名字“驷马桥”。到了长安，开始时并不得志，后来遇到了梁王刘武，被收为门客。这期间，他撰写了一篇长长的文赋，叫《子虚赋》，颇受一辈文士热捧，从此，便名动京师，声闻遐迩。后来，梁王死了，他也无心长住下去，便回到了故里成都。这里交代的是第一个因素，司马相如确实文才出众，而且名动京城。

下面再说第二个因素。临邛县令王吉是他的好朋友。因为当初王县令对他说过，如果在外面混得不如意，就到他那里去。这样，司马相如便投靠到这里来。王吉为了帮他抬高身价，就请他住进都亭一间公房里，自己每天都毕恭毕敬地去拜访他。全城人一看，这人来头可真不小，便也都另眼相待。包括卓家这场宴请，也是王县令一手策划的。

还有第三个因素：司马相如确实是一表人才，长得很帅（《史记》说是“甚都”）。这天一出场，他那潇洒的仪容便立刻引起在座的人一阵惊讶。待到酒酣耳热之际，王县令谦恭地捧琴至前，对司马相如说：“闻君雅擅琴操，请弹一曲，如何？”司马相如略作推辞，尔后，便弹了一支曲子，边弹边唱，声动四座。这就是著名的琴曲《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世上知音者稀，但不能说没有。这天，司马相如终于遇到了知音，那就是卓王孙之女文君。原来，她早已听说司马相如的文名，今天父亲请客，恰恰请的是这位文豪，心中早已抑制不住欢愉之情，便躲在屏风后面，偷偷观看。这种情事，早被玲珑剔透的司马相如发现了。于是，他便有意地作了“琴挑”，把那含蕴着满腔柔情蜜意的琴曲，声声都弹在文君的心弦上。而在文君那里，早已芳心暗许，她被司马相如高华的气度、出色的才情和隽美的丰姿所深深打动；这一曲《凤求凰》求爱的情歌，更令她心旌摇荡，如醉如痴。后世的女诗人潘素心有句云：“一曲琴声两意投”，说的正是这种情景。

宴会结束之后，相如又在王县令的帮助下，通过文君的侍婢向她转达了“心焉慕之，愿结百年之好”的意愿。卓文君知道父亲不会同意这桩婚事，就痛下决心，私自跑到司马相如的都亭，决心跟他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样，两人便连夜逃回成都。待到老父发觉，他们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直气得卓翁三阳起火，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却又不便公开声张出去，因为“家丑不能外扬”。一口气出不去，狠了狠心，就跟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

古人说，读古人之书，说古人之事，须通古人之心。那么，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站在卓文君的位置上想一想：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小女子，生于豪富之家，长在闺阁之内，未曾经过人世间的种种历练，竟然敢于同世俗挑战，向封建礼教冲杀，该有多么浩大的勇气、坚强的意志呀！这种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的女性，实在是令人佩服。好在武帝时“独尊儒术”还只限于上层，纲常伦理的枷锁尚未普遍捆缚民间阵地，市民心理也还没有被“男女之大防”所占领，因而文君所受到的社会舆论压力还不那么强烈。

卓文君对于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对自己婚恋的勇敢抉择，不仅为两千年来无数华夏情侣提供了榜样的力量，而且在后代文学艺术天地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一些话本、小说、戏曲，有的就是以它为题材，踵事增华，宣扬颂赞，如戏曲作家、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卓文君私奔相如》、明人孙梅锡的《琴心记》、清人舒位的《卓女当垆》，都是直接把卓文君的故事搬上舞台；有的在演绎爱情故事过程中引述了文君的事迹。元人杂剧《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把婚姻自主看作是人生的应有权益，认为像卓文君那样私奔是合情合理的事。因此，当她爱上了裴少俊，便学着卓文君的榜样，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并且在公爹面前，摆出文君私奔相如的“千秋义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西厢记》中的张生，隔墙弹唱《凤求凰》，说：“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

二

且说文君跟着相如来到成都家里，发现家徒四壁，空空如也；而她出走时慌张，更没带上金银财物，眼下衣食无着，困难丛集。但她丝毫没有翻悔之意，当即把随身的首饰变卖了，勉强对付着过上一两个月。这样，他们又返回临邛，再谋生计。终于想出了办法，卖掉了代表身份的车马、宝剑，在临邛街头租了一间房子，开设个小酒店，卖酒为生。

相如穿上一条短裤，洗涤杯盘瓦器；文君则站在柜台前，招呼主顾，掌管酒店业务。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相如能够这样做，亦自不易；而文君，作为当日的富家小姐，如今沦落到这种仆役生涯，抛头露面不说，还要充当贱役，不怕人讥笑，不为世俗偏见所拘缚，更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

文君、相如在临邛当垆卖酒、抚琴自娱，留下了许多遗迹。杜甫有咏《琴台》诗：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

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

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

归凤求皇意，寥寥不复闻。

首联说，司马相如闲居茂陵后，患有消渴症（糖尿病），但夫妻尚恩爱如初。颔联写历史，“酒肆”、“琴台”都是当年遗迹。原诗有注：“司马相如宅在州西笮桥，北有琴台。”

颈联写诗人所见，野花艳丽、蔓草缤纷，令人想象文君的俊美的脸庞和铺展的罗裙。尾联是怀古——于今，物是人非，斯人已杳，诗人寄慨遥深。

陆游《文君井》诗云：

落魄西州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

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

这些都是后话。单说当日夫妻二人来到临邛，过起了艰难日子。无论多么苦累，一对美满夫妻为了实现爱情的理想，总还安之若素；真正难堪的倒是文君的老爸。他觉得这两个冤家，是有意让他在人前丢人现眼、抬不起头来，多少天藏在屋里，不好意思露面。朋友、兄弟们都劝他：“长卿毕竟做过官，虽然贫困一些，他的人材还是靠得住的，将来总有出头之日。女儿既然愿意嫁给他，也就算了吧。与其这么僵持下去，莫如分给他们一份财产，让他们出去好好过日子。”卓翁心想，这样做虽非所愿，但事出无奈，也只好走这一步了。于是，就分给了女儿、女婿一百个奴仆，一百万钱财，又把女儿穿的用的衣物用车送了过去。这样，小两口儿也就关闭了酒铺，心满意足地回到成都，买房屋、置田产，开始过上富裕的生活。

俗话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司马相如当日困穷至极，走投无路，“一个大钱也能够憋倒英雄汉”；而在成了富翁之后，立刻运转时来，官运亨通。不久，即由同乡杨得意介绍，前往京城做了大官。

原来，汉武帝看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便对身旁随侍的杨得意说：“这篇东西写得真好。不知道写赋的是哪朝哪代的人。如果和我们生在同时代，我真想见一见他。”杨得意听了，万分得意地说：“陛下，他是我的同乡啊！现在正在家里闲居哩。”于是，司马相如被召到朝廷，汉武帝接见了他，问他道：“《子虚赋》是你写的吗？”司马相如回答说：“是的，陛下，《子虚赋》正是为臣的笔墨。不过，那是写诸侯的事，没有什么可看的。听说陛下喜欢游猎，那么，为臣可以随侍，然后写出一篇天子游猎赋，献给陛下。”

汉武帝听了，喜之不尽，很快就对这个才华横溢的文士做出了妥善安排，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还带着他到上林苑参加游猎。几天过去，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脱稿了，当即呈献给汉武帝。武帝看了，非常满意，于是，封司马相如为皇帝的侍从官，那时称作“郎”。

作为《子虚赋》的姊妹篇，《上林赋》“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鲁迅语），描写了上林苑的恢宏壮丽和天子游猎的盛大规模，歌颂了统一王朝的声威和气势，堪称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

后来，司马相如还曾作为皇帝的专使，招抚夜郎归顺了汉朝。当时，对于“沟通西南夷”是否必要，朝中一班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武帝首先征询了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邛、笮等地和蜀郡相去不远，道路也不难打通。那里，秦代曾置为郡县，到本朝建国时才罢除。现在，若能再度与之沟通，进而设郡置县，其价值是远胜“南夷”诸国的。武帝听了，深以为然，便拜封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委之以全权处理有关“西南夷”事务的使节重任。后来，有人上书汉武帝，告发司马相如出使时曾接受过很多金钱贿赂，武帝信以为真，就罢免了司马相如的官职。

三

司马相如家中富有，也乐得清闲自在，就把家搬到茂陵，与卓文君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不过，后来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据汉晋之际的《西京杂记》记载：“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白头吟》共十六句，四句为一节，层层递进，展示女主人公思想、性格以及感情变化的过程：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

躞蹀御沟止，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开头四句，以比兴起，先用高山积雪、云间皓月之洁白，象征爱情的纯洁无瑕，烘托出自己当日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可是，结局却是男人的移情别恋，这该是何等意外，何等痛苦，何等沉重打击，何等无法接受！于是，采取断然决绝的态度。真是力重千钧，咄咄逼人。

第二段四句，写分手的场景：今日斗酒相会，实际是告别的宴饮，明日将各奔东西，像御沟里的水东西分流一样。

第三段四句，通过反思昔日爱恋的过程，发出震撼心弦的呼喊：“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最后一段，揭示文君的爱情观与深刻领悟。簁簁（shāi shāi），形容鱼尾像沾湿的羽毛，鱼儿欢快地跃动，形象地描写爱情的欢悦。那么，这种爱情必须建立在情志相通、意气相重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受金钱势利所左右。

传说，在《白头吟》诗后面，卓文君还附有一封信：

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琴尚在御”，说明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可是，已经“彼物而新”，喜新厌旧了。朱弦、明镜，朝露、芳时，全都成了过眼烟云，只剩下“白头吟，伤离别”了。锦江水长流，与君永决绝。

既有缠绵悱恻的感伤，又有断然决绝的警戒。

相如览后，愧悔交加，纳妾之意遂绝。一场险些断裂的恋情，就这样在文君的凛然正气感召下，获得了成功的挽救。

说来，司马相如也真是太令人失望，太辜负卓文君的万种真情、一片芳心了。好在“知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也算是善于改过者。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卓文君的应对举措和坚决态度，是值得赞佩的。面对丈夫的“移情别恋”，一般的女性有三种选择：一是泼妇似的狂吼乱叫，直闹得“天地为之动容，风云为之变色”；二是隐忍不发，逆来顺受，屈辱地当代罪的绵羊；三是为了勉强维持虚假的爱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负心人的“偶发善心”上，一味地哀哀求告，乞怜丈夫回心转意，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是，或者造成一个烂摊子，局面最终无法收拾；或者助长负心人的“无行”，等于“与虎谋皮”，于事无补。卓文君不是这样，面对深重的精神创伤和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她既不是悲悲切切、懦怯无力，也不是张牙舞爪，仓皇失措；而是以理智、镇静的态度，痛苦中追思昔日的温馨与情分，冷峻中显现出果断与决绝。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司马相如毕竟走得还不算太远，存在着挽救的可能。为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申之以义，断绝其幻想，最后终于收到理想的效果。

卓文君堪资赞颂之处多多，而最为后人所佩服与欣赏的，还是她的惊人的勇气和超凡的胆识。为了争取婚姻自由，她勇于做挑战封建礼教的闯关猛士、开路先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私奔，一向被视为奇耻大辱甚至大逆不道。而她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跟着心爱的人毅然逃出家门，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不惜抛弃优裕的家庭环境，去过当垆卖酒的贫贱生活。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那要终生承受着周围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当然，由于汉初的社会人文环境比较宽松，不像后世礼教网罗的森严密布，她所遭遇的压力并不算大，吐在身上的唾骂、谣诼的口水也不太多；再者，旧时代的女性，原本属于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无法得见天日，而她，不仅没有遭到鞭笞，反而留下一段流传千古的风流佳话。就这一点来说，较之她的同类，卓文君还算是幸运之辈的。

（2012年）

贤母颂

一

山东友人发来邮件，邀我著文支持其以孟母诞辰为“中华母亲节”的提案。提案略云：

我们理应有自己的充溢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的中华母亲节，而不是外来的母亲节，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回眸中华民族的历史，孟子母亲仉氏是最突出的中华贤母形象，……从孩子成长的外部环境到学习的内部规律，她都注意到了，终于使孩子成了大器，她自己成为教育子女的贤母典范，被誉为“母教一人”，至今仍传为懿范，孟母堪可作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用以彰显母亲的伟大和伟大的母爱，激励一代代母亲，激发作为人子的爱心、孝德。

提案所述，实获我心。从小读《三字经》，就记诵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词句。后来，读西汉两位学者所写的《烈女传》和《韩诗外传》，细致地了解到这位古代贤母“三迁择邻”、“断织励学”和“买肉立信”等故事内容——

孟子名轲，字子舆，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父亲早丧，母亲仉氏守节。童年时期的小孟轲，跟随母亲，先是住在一处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的孩子一起学着大人的样子，办理丧事，做跪拜、哭嚎的游戏。孟母看到了，皱起了眉头，心想：“这怎么行呢！看来，孩子住在这里不合适！”于是，就带着孟轲搬到一处市集旁边。小孩善于模仿大人的行为，由于靠近市集，旁边又有杀猪宰羊的屠户，这样，小孟轲便又和邻居的小孩一道，学起做生意和杀猪宰羊的事。孟母发现后，又犯了合计：“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便再次搬家。新居紧邻一所教育场所，也就是文庙。每到初一这天，官员们都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揖让，彬彬有礼。小孟轲看在眼里，一一都记在心里。这次，孟母很满意，点点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呢！”

孟轲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关心地问：“学习怎么样了？”孟轲说：“跟过去一样，没什么好学的。”母亲见他那份无所用心的样子，十分恼火，便用剪刀剪断了织好的布。孟轲大为惊讶，忙着问母亲为什么要断织，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如同我剪断这丝缕一样。女人如果荒废了家务劳动，不去生产全家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男人如果放松了自己的修养和德行，那么，一家人纵使不做强盗、小偷，也就只能从事奴隶劳役了！”孟子听了，悚然惊悟，自此，从早到晚，勤奋学习不辍，拜孔子的嫡孙子思的门人为老师，终于成了有大学问的圣贤。

一次，小孟轲碰上了东邻杀猪，他便问母亲：“邻居为什么杀猪？”孟母逗他说：“为了给你吃肉。”话说过之后，她就后悔了，心想：“为了进行胎教，我在怀着这个孩子时，席不正不坐；肉割得不正不吃。现在他刚刚懂事，而我却欺哄他，这不是教他不讲信用吗？”当即，拿出钱来，买了东邻的猪肉给儿子吃，用以证明她没有说假话。

三则教子故事，内容并不复杂，里面却饱含着深刻的哲思理蕴。

首先，它阐明了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环境与主体的辩证关系。作为伟大的母亲，孟母不仅富有深厚的责任感、使命感，而且，深谙教子成才的规律和方法。按照一般的认识，往往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自身的管教上，而忽视环境、条件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她却敏锐地发现了客观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环境，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不仅此也，尤其可贵的是，她并没有满足于获得理想的环境，认为从此万事大吉；而是，特别重视主观的努力。在她看来，即使环境再好，如果主观努力跟不上去，仍然是无法成才的。为此，她借助“断机杼”来给予儿子以极大的刺激，使他刻苦努力，勤奋向学。

其次，孟母用织布来比喻学习，用断织来比喻废学，说明学习必须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决不能半途而废。形象生动，比喻恰当，即事喻理，极富说服力与感染力。

第三，以身作则，诚信不欺；从小就教育孩子立诚重信，不搞欺诈、哄骗。

第四，孟母教子，方法得当。言传身教，循循善诱，而不是采取粗鲁、野蛮的方式，痛快一时，乱打一顿。

作为子思学派的传人，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素有“亚圣”之称。在这方面，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伟大母亲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二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母教优良传统，历朝历代都流传着许许多多贤母教子的动人故事，载录史籍的数不胜数。其中最有名的是“四大贤母”：除了战国时期孟子的母亲仉氏，还有晋代名将陶侃的母亲湛氏，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宋代著名军事家、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姚氏。她们以其高超的识见、卓越的品格和动人心弦的事迹，垂范百世，光照千古。

陶侃生当两晋之交，遭逢乱世，而他能以优异的战功和政绩博得世人称颂。史载，“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路不拾遗”。他具有高尚的品格，《晋书》本传中，说他“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平时凡有馈赠，他必定问明来源，如果是通过自己劳作所得，他收下之后，要加倍地补偿、回赠；如果是贪污官家所得，则立即退还，而且还要给予严厉批评。终日危襟正坐，办事极度认真。当时正在造船，他以高度的责任心，管理公共财物，竹头、碎屑、断木等，他都收拢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大雪过后，天晴融解，官府厅前道路泥泞，便把木屑铺上，方便大家进出。他分外珍惜光阴，对部下饮酒赌博严加管束，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者，严加训斥之外，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东晋时期吏治腐败，不可收拾。陶侃这种严谨、清肃的作风，实属少见。

他以身作则，终日勤于吏职，常对人讲：“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他曾在边远的广州任职十年，这里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衙署闲居，他便早早起来，把一百块砖从室内搬到院中，晚上再把这些砖一一搬回屋里。对他的做法，多人不解，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原来，他怕生活过于安逸，养成怠惰习惯，从而丧失斗志，难以担承重任。人们听了，无不感佩。

陶侃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完全得力于优良的母教。他家境贫寒，父亲早世，母亲湛氏悉心教导他。史书上记载了她的三个动人故事：

一是“截发筵宾”，事见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贤媛》。同郡好友范逵等数人，途经陶侃的家乡新淦，正赶上冰雪封道，而且天色将晚，便到陶侃家里来投宿。可是，家中贫困至极，空空如也，着实没有招待客人的条件。正在陶侃为难之际，母亲过来说：“你且出外留客，由我来想办法。家中虽然贫寒，但做人不可失礼。”无钱买米，母亲便趁客人们闲坐交谈之际，毫不犹豫地拿出剪刀将长发剪下，出门卖与邻人，换回了粮米酒菜；没有烧柴，劈了屋角的边柱，聊供薪火；又把垫在床上的草席扯出、切碎，权做客人的马草。整个接待非常周到。范逵等一行感其厚意，至洛阳，相与传为美谈。人们都说：“没有这样的好母亲，不可能教育出来陶侃这样的优秀人才！”陶侃为官以后，始终保持着“恭而好礼”，热诚待客的优良作风。

二是用三件土物饯行。陶侃博览群书，精通兵法，后来由太守范逵举荐当了县令。赴任之际，母亲把儿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为娘拿不出什么东西为你饯行，就送你三件土物吧。”到了官府之后，陶侃打开包袱一看，里面包着一块坯土，一只土碗和一方白色土布。他先是一怔，过了一会儿，才慢慢领悟到母亲的用意。原来一块坯土是教导儿子永记家乡故土；一只土碗，是教导儿子不要贪恋荣华富贵，要保持自家本色；一方白色土布，则是教导儿子为官要尽心恤民，廉洁自奉，清清白白，永不变色。母亲的箴告，深深打动了陶侃的心。后来，陶侃在仕途上果如母亲所望，正直为人，清白做官。

三是退回腌鱼。陶侃在海阳做县吏的时候，恰好监管渔业。生性孝顺的他，念及一生贫居乡间的慈母，心中总觉歉然不安。有一次，趁下属出差顺路之便，嘱托他带了一坛腌鱼送交母亲。谁知几天过后，母亲却将这一坛鱼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并在信中写道：“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鱼和回信，大为震动，愧疚万分。他决心遵循母亲的教导，清贞自守，廉洁为官。

后人赞曰：“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有不理哉？”

三

古代“四大贤母”中，宋代占了两位：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和著名军事家岳飞的母亲姚氏。两位贤母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一文一武盖世英才，功莫大焉。

欧母的事迹见于欧阳修写的《泷岗阡表》，里面说（大意）：

我（欧阳修）四岁就失去父亲，母亲立誓守节，家境贫苦，在生活上自食其力；边抚养边教育，使我能健康成长。母亲经常告诫我说：“汝父为官清廉，而且爱好施舍，喜欢结交朋友。他的俸禄虽少，但常不使有余，说，不要因此成为我的牵累！所以到他死时，没有留下一间屋、一垅地，供我们赖以为生。那么，我凭恃什么能够苦守呢？……汝父岁时祭祀，必定流泪，说，‘死后祭祀再丰厚，也不及生前菲薄的奉养。’有时喝点酒，吃点肉，也要落泪，说，‘从前生活困苦，现在多有赢余，可惜来不及奉养双亲了。’你父亲做官时，夜里披阅公文，一再停笔叹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一桩死刑案件，我想为他寻找一线生机，可是没找到。’他进一步解释：‘经过找，没找到，这样，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憾了。即使是这么找，有时还会出现错判呢！’你父亲还嘱咐我，要把这番话告诉你。他真是心地仁厚之人。这就是我确信汝父必有好的后代的依据。你好好努力吧！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主要在于孝顺；做好事虽然不能及于万物，但只要能够心存仁道就行了。”

母亲为人，恭敬、节俭、仁慈，而且，坚守礼法。从家庭贫穷的时候起，她就以俭约治家，以后家境丰裕了，也总是不让开支超过原先的用度。她说：“我儿子不能苟合于世，不可能大富大贵，这样做，是为了他日后能够度过患难啊！”

后来，我曾被降职到夷陵县，她老人家照例有说有笑，像往常一样，还对我说：“你家本来就穷苦，我处在这种环境已经习以为常了。你能够安于这种处境，我也就放心了。”

史载，欧阳修的母亲病逝，清江知县李观曾写祭文一篇，全文仅二十字，堪称古代祭文简短之最：“昔孟轲亚圣，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轲，虽死何憾。尚飨！”祭文指出，欧阳修一生的成就，得自母教，并把欧阳修比作孟子，而把欧母比作孟母，这真是最高最美的赞誉。

岳母的事迹传播极广，她的声望等同于孟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儿子背部刺上“精忠报国”四字，在国家危亡之际，励子从戎，尽忠报国。故事始见于清乾隆年间《说岳全传》；此前，岳飞背上刺字一事，在元人所编的《宋史》本传中也有记述，但未载明究是何人所刺：“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字深入肤理。”明成化年间成书的《精忠记》，嘉靖年间的《武穆精忠传》，明朝末年的《精忠旗传奇》，也都有关于岳飞背部刺字的记载。

岳母姚太夫人出身乡野，识字不多，但为人刚直，极有主见。她对岳飞自小就施以严格的家教，教育儿子要刚直不阿，勇于任事，克服各种苦难，做一个忠心报国的男子汉。故乡汤阴沦陷后，岳母跟随着儿子，颠沛流离，辗转南北，后病逝于湖北鄂州。高宗赐葬于江州（今九江县）株岭山。出于对岳母的敬爱，其墓地，历经八百七十余年，至今保存完好。现为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岳母祠上方横匾为“一代贤母”，两边对联是：

鞠育劬劳，励子从戎尊懿范；

躬行慈教，尽忠报国仰干城。

祠门两边的楹联：

精忠报国惊寰宇，点点背花，依稀宋史纵横，斑斑犹渍英雄血；

贤母义方树懿模，煌煌彤管，弈叶江州形胜，赫赫长留姓氏香。

四

在满怀敬意地叙述了古代贤母的感人事迹之后，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许多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首要一点，“母德在教”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极为珍贵的优良传统。叩其源流，可以追溯到太古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当时儿女出生后，只知有母，教养责任自然也就落到母亲头上；加之母氏当政，较之其他任务，教育后代必然被列为头等重要地位，而且，母亲不会把这一重任委之他人，肯定要亲自承担。即使后来转入父族当权，出于母爱的天性，母亲作为人生的第一位教师，仍然会把教育子女一事主动担承起来；特别是父亲或做工，或入仕，或从军，或经商，长年在外，家教重担不能不落在守护着子女的母亲肩上。

其次，这几位贤母，都是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她们的出身与个人境况惊人地相似——都是丈夫早丧，家境贫寒，艰苦持家，抚孤自立。她们并非出身名门望族，也没有受过特殊的培养教育，不过是普通的女性，而其远大的眼光、超人的识见、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又远远超出一般的女性。

第三，在母教内容上，四位贤母也是大体上一致的，体现了一定的规律性。她们教育儿子，有两个共同的重点：一是，都强调敦品励行，以德为先，着重于砥砺品格、立身做人；二是，读书向上，通经达史，增长才干。其实，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后者为前者打下良好的基础；前者又为后者提供了思想保证、精神支持。

第四，在教育方式方法上，为后世提供了成熟、有效的经验。一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孩子的品格修养、智能成长、行为模式纳入真正的关切、深厚的情感之中，使之入脑入心，乐于接受；二是以身作则，垂范立式，给孩子做出榜样，增强说服力、信仰力；三是摆事实讲道理，看得见，摸得着，力戒空泛说教。

第五，母教带有终身性质。在中国古代，有所谓“胎教”的说法。古人认为，胎儿在母体中能够感受孕妇情绪、言行的感化，所以孕妇必须谨守礼仪，遵循道德行为规范，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子女出生以后至十岁之前，从吃饭的基本仪节，男女相处之道，都由母亲亲自训诲；并在读书向学的基础上，母教配合进行忠、孝、信、义、廉、勤等品性方面的培养；待到子女长大成人，为人父母、为民官长之后，母亲也往往长相伴随，教子为善，诫子勤俭，终生不放弃言传身教的责任。

尽管“往事越千年”了，但这些贤母的懿言嘉行，至今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无论从青少年教育角度讲，还是从弘扬母教文化、优化母亲意识的角度讲，都有其直接的现实意义。特别是面对当代女性和母教事业的现状，这个问题尤其不容忽视。概括来说，当前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从事各项建设事业、参与社会生活同担负教育子女重任的矛盾。现代女性走向社会，走出家庭，有的还是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都有很强的追求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压力大，负担重，任务多，逼使她们更多地关注职业角色，而忽视甚至放弃母亲角色，这和古代的母亲有很大的差异。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听听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苏联时期有一位名叫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家，他的话发人深省：“无论您在工作岗位的责任多么重大，无论您的工作多么复杂，多么富于创造性，您都要记住：在您家里，还有更重要、更复杂、更细致的工作在等着您，这就是教育孩子。”

二是即使担负起母亲角色，投入很大精力于子女的抚养，但往往更多地关注身体发育成长、生活照料，满足子女的物质需求，而在培养教育方面下功夫不够。

三是关注智能发展，应对考试、进级，而对教育子女崇德尚贤，培养他们树立高尚的人格、良好的德性，缺乏足够的重视。

这使我们想到高尔基的一段话。他说：“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情，可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是国家的一桩大事了，需要才能和全部的生活知识。”

于今，左个系列，右个丛书，上自皇帝、名臣、奸相，下至阉宦、军阀、妓女，充斥于影视片、出版物，唯独没有一部关于中华贤母的书画、影视作品。真是令人感慨无限。难道是那些贤母不重要吗？当然不是。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得最深刻不过了：“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母教一事，真可以说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了。

为此，我已经致信山东友人，表示愿以此文支持他们关于以孟母诞辰为“中华母亲节”的倡议。

（2012年）

李师师的真爱

一

在两宋之交，李师师可是个大名人。由于她出身歌妓，正史上不予记载，但在当时的笔记、野史、小说、评话中，诸如《大宋宣和遗事》、《东京梦华录》、《耆旧续闻》、《贵耳集》、《墨庄漫录》、《靖康中帙》、《浩然斋雅谈》等等，却到处闪现着她那丰姿绰约、曼妙窈窕的身影。

她的漂亮自不必说。明武宗时，京城有个绰号“佛动心”的名妓，说是她的美貌会引得佛菩萨也不免动起凡心。我想，李师师的美丽肯定会大大超过她，不然，也不会邀得浑身都是艺术细胞的宋徽宗的青睐。当然，女性的动人之处，主要的还在于气质，而李师师的气质是绝对一流的。容颜隽美，温婉韶秀，而且气质清淳，不卑不亢，这在上述那些古籍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李师师出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原本姓王，父亲王寅是汴京城内的一个染房业主。出生之后，一直未曾啼哭，家人深以为虑。旧俗，为了厚生祈福，可以到僧寺寄名出家，只举行出家仪式，受持法名，但不在和尚数内。三岁那年，父亲便把她寄名佛寺，在举行仪式时，老方丈为她摩顶，她突然放声大哭。老方丈认为她很像佛门弟子，便赐名为“师师”——旧时，对出家人往往以“师”相称。

也是她时运不济，一年过后，父亲因罪死在狱中，从此便流落街头，被娼家李姥收养，这样，师师便随了李姥的姓氏。这个李姥阅人无数，当日慧眼识珠，看出师师不同凡响，便请来高明教师教她琴棋书画。师师原本绝顶聪明，又兼名师点拨，一时间成为汴京色艺双绝的名妓。

据说，李师师由于童年生活凄苦，心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不仅偏爱格调苍凉、哀婉凄清的诗词乐曲，衣着装扮也分外清淡素雅，这样一来，也就予人以更大的吸引力。最后，便陷入了皇帝的手掌。

这里说的皇帝，就是大宋王朝的第八任君主——徽宗赵佶。他和李师师相识于大观三年（1109年）。徽宗当时二十七岁，已经做了九年皇帝；李师师才十九岁。见面之后，皇帝自然是无限倾心，就像《长恨歌》中所写的：“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李师师温婉灵秀的气质使宋徽宗如痴如醉，慨叹过去枉活了二三十年。不过，在李师师心中，却并未作如是想，更不会怎么留恋于枕席缱绻之情；相反地，她倒是一面应酬着委身于皇帝，一面却另外有所倾注——在她的心灵深处，还屹立着一个令她倾心钟爱的男子。这个人就是周邦彦。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他出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杭州度过的。有关传记中称他“疏隽少检”，“落魄不羁”，但“博涉百家之书”，妙解音律，工于文词。他少年时代所写的《汴都赋》，深得神宗、哲宗、徽宗皇帝赏识，楼钥在为他的文集作序时，说：“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者之荣莫加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稍稍奔走一下权门，即可以“坐拥青紫”、飞黄腾达；可是，他心性淡泊，又很矜持，从他作品中看不出他对政治有多大兴趣，因而“坐视捷径，不一趋焉”。

当时，他的文名很高，特别是在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堪称是“名冠当时、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人物”。南宋的陈郁在《藏一话腴外编》中说：“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尽管诗人已经五十多岁了，但岁月的沧桑使他获得了睿智和情趣，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因而深得李师师的芳心，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憾。

综观周邦彦的生平，大都是在地方做官，做京官的时间较为短暂。就是说，这一对相知相重的情侣，总是离多会少，劳燕分飞。从周氏的年谱中可以看出，他从哲宗绍圣四年到徽宗政和元年这十五年间，虽然在汴京任职，但由于李师师年龄小，就算从她虚龄十七岁算起，相聚时间至多也就是五六年。尔后，周邦彦就外放，一直到政和六年，才从浙江的明州回到汴京任秘书监，提举大晟府，前后也仅仅三年时间，他六十一岁至六十三岁。此后，到他六十六岁辞世，始终都在外地任职。

周邦彦的《清真词》中，有一首调寄《玉兰儿》，有人考证，认为是记述他和李师师初见的情景：

铅华淡伫新妆束，好风韵，天然异俗。彼此知名，虽然初见，情分先熟。　　炉烟淡淡云屏曲，睡半醒，生香透肉。赖得相逢，若还虚过，生世不足。

这位年逾半百的旷代词人，倾倒于李师师“天然异俗”的“风韵”，而李师师更是喜欢他的丰标俊采，绝世文才，乐于和他接近，交往日久，二人关系甚为密切。

宋人陈鹄《耆旧续闻》记载：美成至李师师家，为赋《洛阳春》云：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莫将清泪湿花枝，恐花也、如人瘦。　　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依栏愁，但问取、亭前柳。

《洛阳春》又名《一落索》。词中凝聚着周邦彦对李师师的赞美和同情，并规劝她找个知心之人出嫁，以解愁苦。李师师肯定也考虑到自己的日后出路，可是，问题并非想象得那么简单。因为这里面插进来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嫖客——皇帝徽宗。周邦彦也为此险些断送了前程。

二

宋代张端义《贵耳集》中记载：“道君（即宋徽宗）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概括成《少年游》云。”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这是一首描写恋情的名篇。寥寥五十一个字，曲折入微地绘出一双男女的情怀宛曲。上片先是烘托室内和暖的气氛。皇帝进得屋来，拿出新鲜的橙子。师师伸开纤细的手指，将橙子剥开。这时，小丫头进来用汤婆子将锦被温热；为了增加情调，还点上檀香，然后悄然离开。这时，屋里只剩下两人，他们相对而坐：女郎素手调筝，试试它的音响；男的显然也精于音律，在从女的手中接过笙来试吹几声之后，再交还给她吹奏曲子。仅仅三句话，就写尽了两个人的情态。

最精彩处还是下片，换头三字，直贯篇终，先是以女性口吻小心打探；接上说，时间已经不早了；然后又转而说，“马滑霜浓”，走了放心不下，意思是：索性不要走了吧。语语商量，句句转折，把女性的细腻、机灵等心理活动，逼真地描绘出来。

过了几天，宋徽宗再次前来，李师师因为喜爱这首词，一时兴起，便对皇帝唱了这首《少年游》。宋徽宗听了先是一怔——这般情事怎么全都写进词里？他料得李师师是作不出来的，便反复追问。师师不敢隐瞒，只好告诉他是周邦彦所作。徽宗勃然大怒，便想找碴儿治他一下。于是坐朝，宣谕蔡京说：“开封府有个周邦彦，他是负责监税的，听说税额不足，怎么开封府尹不查处他？”蔡京不知道内情，忙着答应“马上查问”。可是，当他找到府尹一问，实际情况竟然是只有周邦彦收税最多。蔡京说：“不管怎样，按照皇帝旨意，就是要惩治他。”最后，还是以“周邦彦职事废弛”为由，立即将他革职出京。

一两天过去，徽宗再次来到李师师家，可是，师师不在；问其家人，说是去送周监税了。徽宗等了很久，直到夜深，师师才回来，“愁眉泪睫，憔悴可掬”。

徽宗怒问：“你去哪里了？”

师师泣答：“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皇帝来了，死罪，死罪。”

徽宗问：“曾有词否？”

师师回奏：“有《兰陵王》词。”

徽宗说：“唱一遍看！”

师师抹去泪痕，曼展歌喉，唱了起来：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唱罢，徽宗大喜，复召周邦彦为大晟乐正。

现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说“此条所言失实”，理由是，“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岁，官至列卿，应无冶游之事”。看来，所论有些武断，“五十六岁，官至列卿”，就不会有“冶游之事”吗？根据实在不足。一个“应”字，说明在王国维先生那里，也是有些犹疑的。或者有意“为贤者讳”，也未可知。

不管怎么说，词作还是上上精品。词分三片，自然就成了三段。

第一段写柳，借折柳送别，抒写“京华倦客”的感伤心绪——临别时才发现无人识得，暗写怀才不遇的感慨；

第二段写离筵上的依依惜别之情。对“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转眼“人在天北”，用一个“愁”字概括；

第三段，通过写离人渐行渐远，愁堆恨积，以“斜阳冉冉春无极”作衬托，展现心中的加倍愁苦。

词中人与物，情与境，浑然成为一体，“绮丽中带悲壮”，美丽里现凄凉，再经过师师满带着感情的吟唱，繁音促节相和，就更加沉郁顿挫、酣畅淋漓了。

第二年，周邦彦就出知隆庆府了，直到六十一岁回京；两年后又放了外任，最后客死他乡。

有资料说，靖康元年末，金人大举进攻中原，攻入了都城汴京。金人主帅在塞外很早就听说了李师师乃中原第一美女，想要抢占师师，但是李师师誓死不从，吞金簪自杀。然而，李师师没有死，她被尼姑抬到慈云观抢救，得以复生。李师师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在汴京待下去了，便化装潜逃到了南方。也是天假人愿，李师师经过一家农舍的时候，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竟是周邦彦。两人相见痛哭一场，各自诉说了别后的遭遇，都感慨不已。叹惜之余，周邦彦遂写下《瑞龙吟》词一首，中云：“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

这里有许多矛盾：一是，此词作于绍圣四年，词人当时不过四十二岁，李师师只有七岁。根本不可能在异地相见；二是，资料里说，于靖康年间相遇，这时，周邦彦已经作古六七年了，哪里还会与李师师相见？

三

关于李师师的结局，当代学者龚令民综合归纳、考证抉梳，认为有“殉国说”、“被俘说”、“出家说”、“南渡说”等四种说法。

“殉国说”以传奇《李师师外传》为代表。说是金人攻破汴京后，金主也久闻李师师的大名，让他的主帅挞懒去寻找李师师，但是寻找多日没有找到。后来在汉奸张邦昌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李师师不愿意伺候金主，先是用金簪自刺喉咙，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又折断金簪吞下自杀。龚先生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金人搜取北宋王朝的妃嫔是按照降臣提供的名单进行的，而师师由于一直未被正统儒家认可，不大可能列在名单之内；况且，根据其他文章记载，在汴京沦陷前，徽宗已把师师从宫里除名，因此，被点名索取一说很难成立，更谈不到以身殉国。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东京梦华录注》，认为《李师师外传》“一望而知为明季人妄作”。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李逸侯《宋官十八朝演义》，也都认为是作者借李师师以讽世，实无其事。

“被俘说”：汴京失陷后一片混乱，李师师被俘北上，后来嫁给一个病残的军士为妻，最后凄凉地死在北国的荒漠里。后世小说如清人丁耀亢《续金瓶梅》等皆从其说。龚氏认为，“这一说法更是漏洞百出，经不起半点推敲。首先，师师并非寂寂无名之辈，想她名动京华，在汴京姹紫嫣红之时，有多少富家子弟、皇室贵胄一掷千金，只为一睹其芳容。虽说后来世道变了，供求关系不稳定，但人终归还是要生活啊。凭师师的长相，名气，才艺，怎么也不可能沦落到嫁给一个病残军士为妻”。

“出家说”称，名臣李纲发动东京保卫战，师师将全部财物捐赠出来，资助宋军抗金。“靖康之难”中她逃出汴京，到慈云观中做了女道士。这一说法也缺少堪资佐证的材料。

“南渡说”，也就是“归老江湖说”，所据资料相对较多，臆测成分较少，也比较合乎情理。龚氏认为可信，极有可能是师师真正的结局。

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称，李师师“流落来浙，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明人梅鼎祚《青泥莲花记》载：“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两宋之交的诗人刘子翬的《汴京纪事》，其实，也是有力的证据：

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

镂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还有一首七律，作者不详，但可以相互佐证：

芳迹依稀记汴梁，当年韵事久传扬。

紫宫有道通香窟，红粉多情恋上皇。

孰料胡儿驱铁马，竟教佳丽死红羊。

靖康奇耻谁为雪，黄水滔滔万古殇。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看过一出名叫《皇帝与妓女》的新京剧。剧作家宋之的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宋人轶事汇编》和《李师师外传》，把“靖康之祸”中徽、钦二帝伙同朝中的投降派，残酷镇压主张抗金的将领和民众，甘心为侵略者效劳的种种恶行，搬到了舞台上。主角是妓女李师师和宋徽宗。剧情以她为线索一步步地展开，再现了当时错综复杂、内外交织的矛盾、斗争。当然，由于戏剧本身是文学创作，故事情节有些出于合理想象，未必与史实尽合榫卯，但它往往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几十年过去了，剧中的一些情节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脑子里——

金兵攻下开封之后，钦宗签下了降表，抗金将领吴革率兵勤王，自陕北前线归来。就在他节节胜利，杀得金兵马仰人翻，即将活捉敌军渠帅的关键时刻，朝廷却以“破坏和议”的罪名，要捉拿他归案。吴革“情愿做不忠之鬼，不愿做亡国之臣”，抗命杀敌，结果，却被伪装助阵、实为内奸的投降派范琼从背后施放冷箭射倒。当时，台下观众悲愤填膺，传出一片唏嘘之声。

另一件事发生在金军的囚营里。羁押中的道君皇帝，像个丑角演员似的，强装出笑脸，陪同金军将领们踢球打弹，斗鸡走狗，或者吟咏歌功颂德的诗篇，背地里却心态悲凉，愁苦万状。这一切，被天真善良的妓女（其时也遭捕入狱）、陪伴歌舞的李师师偶然见到了。出于同情和信任，她便把刚刚获得的一个信息透露给他。原来，吴革在结义弟兄李宝等的悉心护理下，箭伤得到了康复，他们策划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时，趁着金人歌舞狂欢之际，带领一些勇士潜入金营，同三千在押囚犯里应外合，刺杀金军统帅，大张义旗，重整旗鼓。届时，李师师通过献歌侑酒，加以配合。

可是，李师师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无道又无良的亡国之君，竟然把她出卖了。结果，一场精心筹划的义举，最后以吴革等被捕杀、李师师当场自刎而告终。赵佶及其左右侍臣的“逻辑”是：万一举事失败，他们必然会受到牵累，到那时，想要屈辱苟活亦不可得；即使侥幸成功，最后起义军把金人赶出去，得利的也不是他这个太上皇，而是南朝的现任天子。综上分析，于是得出结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这是剧作家笔下的李师师的又一结局。

（2012年）

叩启鸿蒙

一

佛经上有“浮屠不三宿桑下”的说法，为的是在一棵桑树下面连续住上三宿，僧人会产生眷恋的情怀。

也许事实果真是这样。“黄莺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四五声。”——唐诗中如是说。鸟犹如此，号称“感情的动物”的人，自然更不必说了。

我就有这样的实际体会。近日，在贺兰山下住过了几天，一种流连忘返之情渐渐地潜生心底。

这里地处流光溢彩、飞金洒银的河套平原，贺兰山绵亘数百里，宛若一列壁立千仞的天然屏障，拦阻了西面蒙古高原的卷地风沙和凛冽寒潮；东面是南北流向的滔滔滚滚的黄河，连同开凿于一两千年前的秦渠、汉渠、唐徕渠，为浩茫无际的沃野平畴输送了川流不竭的充足水源。所以，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的民谚。

眼下正值“天凉好个秋”的丰收季节，连续多日都是弹得出声音、照得见身影的响晴天。金黄的稻海浮荡着万顷微澜，把一个偌大的银川平原装点得光华灿烂；山麓、草场上游走着一群群雪团、棉絮似的身躯臃肿的肥羊。与展现在高远无垠的湛蓝天宇上的层层片片的云罗霞锦，上下交辉，遥相映衬，织成一幅丽景天成、悠然意远的图画。

应该说，这里的山川确实雄浑壮美，大地也是富丽丰饶的。然而，我之所以婉转低回、流连无限，却并非着意于此。真正使我动心动容、感发奋起、兴会淋漓的，乃是贺兰山的岩画——这形成于混沌初开的鸿蒙时代，被称作“人类早期艺术的活化石”,“游牧民族用艺术形象描绘的史诗”。

对此，早在5世纪，我国北魏学者郦道元就在他的名著《水经注》中作了记载：黄河所经的石山上，“悉有鹿马之迹”，“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

贺兰山岩画属于北方草原文化类型，是由不同的游牧人群按照不同的心理意向，先后凿刻在绵延数百里山崖上的文化遗存。经“地衣测年法”鉴定，岩画的制作时间上自远古狩猎时代，下迄宋、元与西夏末叶，跨度将近万年。已经炸毁、剥蚀的不算，现今尚存五千余组，个体形象多达数万，最大的画幅长十余米，最小的仅一二厘米。穷形尽相，光怪陆离，构成了一个含蕴无穷的造型艺术的大千世界。

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岩画从开始诞生，就紧密地同人们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交织在一起。可以说，每一组岩画，都闪现着远古先民智慧的灵光，承载着他们在大自然面前既无能为力又并不甘心的痛苦抉择，记录着他们筚路蓝缕、与时共进的艰辛历程。

二

此刻，我正站在一幅构图奇异、耐人寻味的岩画前。

画面上，左右两旁各有一个左手印，左边手印下刻着一只低头的山羊和一只前腿下跪的牛，右边手印的上下方各有一个人面像。两只手印的中间站着一个双臂扬起的人，上面的显著位置刻有一个环眼圆睁的桃形人面像。画图十分生动有趣，可是，它的意蕴究竟是什么呢？端详了半晌也未得其解。

后来经过向专家请教，才弄清楚原来这是一份具有“契约”性质的文件——以岩画的形式确认了古代两个部落之间的隶属关系。手印是象征着权力的。左边那个部落已为右边部落所征服，随之它的人口与牲畜也全部划归右边部落所有。桃形人面像象征着神祇。有神、人共鉴，石画为凭，这份“契约”自然具备着无可置疑的效力。

在向阳的山崖斜坡上，我还看到一幅凿刻得很精致的射猎图。画面上，一个人正在弯弓射箭，七只硕壮的山羊惊惶逃窜，其中五只向东奔跑，两只向西逃逸，而猎犬却回身伫望着主人。猎人形象凿刻得很小，表明他所在的位置距离羊群较远。由此可以看出，那时的先民已经注意到了运用透视关系来进行构图处理。也说明，在很古的时代，水草丰美的银川平原就已成为各游牧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劳动创造、游牧狩猎的理想乐园，也是各种家畜和野生动物的繁衍、栖迟之所。

一组游牧风情图的宏大画面上显示，牦牛、骆驼、花斑马、梅花鹿、北山羊散放在原野里，有的在欢乐地角抵、奔逐，有的静静地低头吃草，有的在悠然闲卧。旁边站着一个游牧人，顶上的头发盘结起来，腰间斜插着一根木棍，胯下拖着一条又长又大的尾巴。身后跟随着一只猎犬，懒洋洋地呆望着主人。画图的右边，聚集着一队歌舞腾欢的人群，男人头上有的装饰着兽角，有的插着羽毛，有的戴着尖顶或圆顶的帽子；女性则长发下垂，也有挽着发髻、装着头饰的。场上，翩翩的舞影，忘情的啸歌，衬着多姿多彩的穿戴和装饰，渲染出原始艺术粗犷、质朴的特色。

为浓郁的生活气息所吸引，此刻，我也仿佛置身其间，随着欢乐的人群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尽情尽兴，和先民们一起发出欢腾的吼声。此间，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大自然焕发出勃勃生机。丛林掩映中，一些平生未曾寓目、而今多已灭绝的动物蹿跃其间；一队前额低平、眉骨粗大、目光迷惘的人群，正在咿唔呼啸着追奔射猎。回望山崖，发现那里还有一些人在紧张地劳作着。趋前细看，他们手持石刀、铁錾，或凿、或敲、或磨、或刻，正全神贯注地制作着各种人面和动物的图像，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他们的手下赫然展现出来。……

我正在忘情地欣赏着这一切，不料，稍微一愣神，忽然发觉山崖上的人形已经淡出、隐没了，逐渐逐渐地幻化成山垭口处一伙凿石垒渠的人群。伴随着各种敲击的繁响，一道清溪从山坳里冲出，顺着渠道滔滔汩汩地流淌下来，顿觉遍体生凉，神清气爽。于是，我也憬然惊寤了。

心头的意念一收，时间的潮水，哗——哗——哗，一下子流过了几千年，我也随之而返回到现实生活里。

三

贺兰山岩画本身就是一部文化传承的史书。它是地处祖国西北的许多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现在，人们一提起银川，就把它同西夏联结起来，漫步街头，随处可见“昊都大酒店”、“西夏贡酒”、“昊王宫”等与西夏王国有关的商标、名号，这固然有其重要的依据。但是，严格地讲，它仅仅是一部分，而并非全体。

早在数千年前，就有许多少数民族在这一带游牧、畋猎，繁衍生息。见诸史籍的，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贺兰山下主要游动着猃狁、羌、戎等部族；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先后有匈奴、鲜卑、氐、羯等族；隋唐两代，突厥、回鹘、吐蕃等族聚居于此；迨至两宋、西夏时期，这里主要是党项族；元代则为蒙古族所领有。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跃上历史舞台，次第更迭，薪尽火传，演出了一幕幕威武悲壮的历史活剧。

随着时序的推移，他们有的迁徙了，有的变化了，有的消失了，像成群结队翱翔于万里秋空的候鸟一般，忽剌剌地飞来，又急匆匆地逸去，许多重大活动，文字都没有记载，甚至煌煌正史上也尽付阙如。事实上，当然并非落地无痕，杳无踪影，而是一站接着一站传承着社会文明的熊熊爝火，为建构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传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遍布贺兰山上，由五千多组岩画连缀而成的艺术长廊，就是绝好的历史见证。

我们怎能不由衷地感激那些伟大的民间艺术家——成千累万的无名的岩画制作者！是他们以其独特的艺术创造，为后世人民留存了形象鲜明、信息丰富的时代屐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研究古代文明史的第一手资料。

高尔基说得好：“人，按其本性来说，就是艺术家。他无论如何处处力求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美。”游猎的先民在浩瀚无垠的荒原上，通过与大自然的艰苦拼搏，培植了粗犷豪放的性格，也播下了信念、追求与热望。他们在呼啸、奔逐、游牧、畋猎之余，借助于岩画的创作，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忧思感奋、所见所闻一一凿刻于山石之上，以获取心理上的满足与快感，达到抒发情感、愉悦身心、恢复体力、消解疲劳的作用。

岩画开创了人类艺术的先河，是一部融汇着理性与野性、现实与幻想、稚拙与灵动的无声的交响乐。同时，又是一个活的解释系统，它无异于一部古代游牧民族的百科全书，向后人展示着先民对于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的认识，把他们敬仰的神灵、崇拜的图腾、朦胧的遐想、放牧狩猎的经验以至于七情六欲等深层次的内涵如实地记录下来。

四

黄河，这祖国的母亲河，历史之河，文明之河，在她的身边，岩画与神话并存。它们作为人类精神活动、艺术实践的智慧之果，都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本原的沃土之中。那些借助于想象与幻想，把自然力加以拟人化，反映远古先民对于世界起源、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神话传说，在贺兰山岩画中同样有所展现。

关于伏羲、女娲这两位始祖神的传说，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古籍，同时，广泛流传在黄河流域一带的民间。与两位始祖神“本为兄妹”、“蛇身人首、尾部相交”等传说内容相对应，贺兰山口一幅极为古老的岩画上也有他们的造像——人面蛇身，共同交尾于一条长蛇之上。画像要早于伏羲、女娲其他造像几千年，极为简单、原始，却是鲜活动人。

就一定意义上说，神话原是某种风俗、习惯、信仰和宗教的反映；而岩画则是从艺术的角度予以形象地记述与描绘。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山海经》中有关“戎，其为人，人首三角”的记述，实际上，指的是人的头顶上的兽角装饰，贺兰山口的人面形岩画中就有这种头戴三角的装饰形象。岩画与神话互为印证，表明古代一个时期西戎族的先民曾在这一带生活过。

《史记》和《竹书纪年》中都有关于“感生神话”的记载，如说周始祖后稷之母在野外见到巨人的足迹，心忻然悦，践之，遂有身孕，及期生子。这在岩画中亦有所反映。据专家解释，所谓“践巨人足迹”云云，原生状态乃是一种生育舞蹈动作——男女相伴而舞，踏着轻盈的脚步，然后野合做爱，从而得怀身孕。贺兰山的岩画就是这样表现的：在一对脚印旁边，一双男女在纵情地狂欢、跳舞、拥抱，集中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于生育的崇拜与渴望，以艺术形式给予“感生神话”以精彩的图解和印证。

原来，原始人的思维处于人类思维的童年形态，带有“巫术性”的成分。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是一个相信万物有灵、凡事迷信前兆的世界。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受着超自然的力量支配，诸如日月的升沉，四时的更迭，草木的荣枯，动物的繁殖，人世的生老病死、穷达休咎，背后都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操纵着。他们既满怀畏惧，却又不甘心任其摆布，总想通过一种特殊的行为来影响它，利用它，于是，便产生了巫术。

在先民的心目中，岩画中的动物就是生活中的实物。因此，只要在山崖上凿刻出交媾与生殖的画面，就能实现人畜兴旺的愿望。同样，为了扩大狩猎的战果，便在岩石上不厌其烦地制作着大量的动物图形和游猎场面，他们确信，只有把动物的形象画在山石上（有的还要用箭镞射中它），才会产生游猎预期的效果。

看着这些千奇百怪的画面，也许有人会觉得它们过于粗糙、简单，甚至荒诞无稽。可是，远古的先民正是凭借着这些普通至极的线条与符号，描绘出了整个的万有世界，一如音乐的七个音符，可说是再简单不过了，靠着它们却能谱出情动三军、绕梁终日的万曲千歌。

五

当然，也毋庸讳言，作为史前社会的文化遗存和符号系统，作为图腾艺术的物化载体，贺兰山岩画尽管意蕴之深邃、视野之闳阔为世人瞩目，但它们全由图像组成这一共同特点，却是振古如兹，一成未变的。千年前的也好，万年前的也好，线条、画面、构图、命意，几乎看不出太多的变化。无论其为象形图式，表意图式，还是情感图式，都一无例外地以图像寄寓意义。单就“不确定性”这一点来说，与文字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历史在这里似乎经久地原地踏步。

时间在这里似乎凝固了。

人生易老，年寿有时而尽，对于时间的飞逝，现代人总是特别敏感的。几度花飞叶落，一番齿豁头秃，常使人感慨重重，蓦然惊悚。

当年，党项族的首领建立大夏国之后，仿照中原王朝的模式，不仅在都城和林峦佳处建起了金碧辉煌的玉宇琼楼、离宫别馆，还选定了贺兰山东麓为其历代君王夜台长眠之地，在五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留下了数百座大大小小的“金字塔”。

时间仅仅过去了几百年，于今，当日的千般宏丽，万种豪华，已经踪迹无存，只剩下几盔荒冢、数堆瓦砾，萧条破败，零落在秋风里。相反，当人们面对这些“粤自盘古，生于太初”的岩画——这些远古游牧时代的文化遗存，想到它们阅千古而长新，历万劫而不磨，神奇地存留到今天，又怎能不为之而感到惊异、感到庆幸、感到振奋呢？

可以说，解读岩画就是在叩启鸿蒙，等于翻检一部已经失传了的史前典籍。画面上的犀牛、野马、北山羊、单峰骆驼等珍稀动物，不是在一两千年前就已绝迹了吗？而那幅岩画上的大角鹿，据古生物学记载，原是百万年到一万年前的远古孑遗呀！沧桑迭变，岩画长新。时间峻厉无情，然而却又是万分公正的，它善于选择，它并没有吞噬一切。

时间，时间，我们现代人在这里真正感受到了时间！

当年，大诗人白居易曾经一往情深地咏赞西湖：“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现在我却要说：“未能抛得银川去，全部勾留在此图。”

通过解读这些变形夸张、耐人寻味的岩画，不仅获得一番值得永生忆念的艺术享受，而且，接受了一次认识生存根基、启发生态自觉意识的教育——拨开重重的朦胧烟雾，可以重温人类蒙昧时期的宿梦，聆听远古历史微弱的回声，透视原始先民与生物环境同生共存的真实景象，进而悟解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链中的恰当位置，克服诛求无限、为所欲为的狂妄心态，真正实现回归家园、认清本源的觉醒。

（2001年）

成功者的劫难

一

“劫难”一词始见于佛学经典，含义大体上与“灾难”、“祸患”相当，蕴涵要更普泛、更深刻一些。

世路维艰，征程迢递，各色人等都难免会遭遇到劫难，成功者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唐僧西天取经，就曾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而传世名作《红楼梦》，更是文学天才曹雪芹受尽贫病熬煎的劫难和饥寒、落寞之苦，耗尽心血和生命的产物。但本文想要说的，并不是这种类型的劫难。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创造煌煌业绩的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种种代价，虽然有些也表现为劫难，但严格地讲，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灾祸。这里所说的“劫难”，是指已经获得成功之后所面临的“不虞之毁”，这样一种新的困境，新的威胁。

这种“新的困境，新的威胁”，来自于周围人群的嫉妒心理，所谓“一山突起丘陵妒”，“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说来，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愤懑、感到沮丧的沉重话题。

应该说，成功者是不畏艰险，不怕劫难的。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强者、勇士，不是硬骨头，创造辉煌业绩就无从谈起。为了取得大乘佛法的“三藏真经”，为了实践一个坚定的信念，唐僧师徒四众坦然踏上漫漫征途，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什么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黄风岭、八百里流沙河、八百里荆棘岭，什么妖魔鬼魅——从红孩儿怪、白骨精、南山大王、九头驸马到假国王、假公主、假如来、假观音，千难万险一一踩在脚下。

可是，成功者在嫉妒心理所形成的强大压力面前，却少有不败下阵来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嫉妒再加上谗毁，常令英雄气短，功臣扼腕，壮士寒心；至于受损害、遭欺凌的普通黎庶，更是沉冤莫白，只能暗夜里嘤嘤垂泣；而忧时伤世之士，则仰天长啸，徒唤奈何。

二

功成见嫉，自古已然。

战国时期，魏国的乐羊收复了中山之后，返而论功；魏文侯却示之以谤书一箧。本来，乐羊有大功于国，是应该因功受赏的，可是，面临的竟是周围人的层层嫉恨。这真是没处说理去。

还有楚国的屈原，怀王时，他担任左徒官职，“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靳尚与他爵位相同，一心想要独得楚王的宠信，便嫉其才能，极尽谗毁之能事。《离骚》中“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餍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讲的就是这种情境。“岂知千丽句，不敌一谗言。”（陆龟蒙诗）最后“抱石沉江”的悲惨下场，是众人皆知的了。

我想，唐僧师徒包括白龙马在内，最后或成佛祖，或做菩萨、罗汉，顺利地实现了“五圣成真”的圆满结局，亏得他们是“受命于天”，人事想要干预也没办法；否则，周围的同辈岂肯甘心，还不得“谤书”旁午，密信盈筐！——毕竟，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些“辫子”可抓的。

三

嫉妒，作为一种情感、一种欲望、一种心理活动，属于精神范畴，但就其实质而言，却存在着一种鲜明的趋利性。嫉妒是功利计较、名位争夺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其最深层面是利益冲突。一切嫉妒者瞄准的都是现实的功利，即成功之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说“嫉贤妒能”，其实，准确地表述，应该是嫉名妒利。在嫉妒者的眼中，贤、能并没有实际价值，他们所看重的是贤、能背后的声望、地位，归根结底，是种种实惠。

正像囊空如洗、衣衫褴褛的人不必担心遭劫被抢一样，那些穷途末路、潦倒终生的人向来也不忧虑遭人嫉妒。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说过：“不结果的树是没人去摇的。唯有那些果实累累的才有人用石子去打。”我国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说得更简捷、深刻：“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

嫉妒，既然产生于相互比较，这就决定了当事者双方必然彼此熟悉，且又限于看得见、接触得到的范围之内。所以，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嫉妒心理的强弱，与引其发作的对象的距离成正比。这和磁性引力有些相似，距离越近，力量越强。如果上官大夫之流与屈原不是同在楚国、同参朝政，那就不会“各兴心而嫉妒”了。

嫉妒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存在着相互比较的可能性，一般称之为“同辈的嫉妒”。诗人不会嫉妒科学家的发明，老年人也不可能去嫉妒“少壮派”，初试镜头的学员对于明星角色只能产生崇拜心理，三军统帅的地位在普通士兵眼中带有命定的性质。嫉妒的对象，一般的多属同僚、对手或者邻人、朋友。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在才智方面嫉妒诸葛亮，甚至诘问天命：“既生瑜，何生亮？”大有誓不两立的劲头；战国时期，魏国的大将庞涓担心老同学会取代他的显赫地位，便进谗于魏王，结果，孙膑的膝盖骨被剜掉了，成为终身残废。有时，嫉妒也发生在亲人、骨肉之间，由于夺位或者争宠，兄弟之间、姊妹之间互相嫉恨、反目成仇的事，在旧时代也时有发生。

四

西汉时期，因事系狱的邹阳上书梁孝王，有“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的沉痛之言；意大利的古小说中，也有“后宫与朝廷乃嫉妒滋生之地”的说法。它们都表明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纷争，常常以嫉贤妒美的斗争形式表现出来。

刘邦在咸阳一睹秦始皇的威仪，喟然太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看见秦始皇游会稽，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这些议论的实质，都是对于至高无上的威权与地位的一种妒羡，一种觊觎，属于典型的嫉妒表现。

那么，已经取得了最高权位的皇帝，是否就不会产生嫉妒的心理呢？当然不是。因为人的欲望是无尽无休的，君王的地位再高，权势再大，也不可能“万物皆备于我”，于是，就会利用手中的特权，去夺取其他各式各样堪资妒羡、而自己却尚未具备的优势。正是这一系列的意向与行为，构成了宫廷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

说到这类性质的嫉妒，我首先想到了浪子兼暴君的隋炀帝杨广。

史载，薛道衡自幼“专精好学”，“其后才名益著”，“时人目为一代文宗”。隋炀帝攘夺君位之时，他正在外任。由于素知其才，炀帝令他还朝，准备委任秘书监之职。而这位不谙世事的书呆子，大概是要对圣上的“知遇之恩”有所表示吧，同时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才气，回到京师后，便递上一篇《高祖文皇帝颂》的表文，里面对杨广的父亲杨坚（隋文帝）的神功圣德和“大孝”、“至政”颂扬备至。炀帝看过，觉得很不是滋味，以至气急败坏，妒意横生。

他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话说明白了，就是你薛道衡美化先朝，颂扬我的父亲如何德高望重，用意就是为了衬托我的荒淫无道。原来，《鱼藻》是《诗经·小雅》篇名，内容为思武王之德政以讥刺昏暗的幽王。这样，就对薛道衡衔之入骨，准备找个借口置之于死地。反过来，对于贬抑先帝，向他献媚邀宠的人，杨广则大加赞赏。郭衍曾劝他“五日一视朝”，尽量超脱、逸豫一些，不要像文帝那样，忙忙碌碌，劳而无功。他听了特别高兴，说：“唯有郭衍心与朕同。”

薛道衡的挚友察觉其处境的险恶，便规劝他匿迹韬光，杜门谢客，谨言慎行。他却由于求进心切，全然没有在意，竟把这些忠告当作了耳旁风。不久，朝廷讨论新的法令，久议而不能决。道衡便议论说：“向使高顃不死，令当久行。”结果，这番话很快就传给了隋炀帝。高顃是炀帝的死对头，两年前在太常卿任上，因批评皇上荒淫侈靡而被处死，罪名就是“谤讪朝政”。这样，新仇旧怨一齐聚上心头，炀帝断然下令，将薛道衡逮捕下狱，最后将其缢死。这位“一代文宗”就这样悲惨地作了宫廷政治斗争中父子争锋、君臣猜忌的牺牲品。类似事例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可说是俯拾皆是。

其实，薛道衡致死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炀帝特别嫉妒他的文学才能。他的古诗《昔昔盐》中有“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之句，颇受时人称誉。这对“善属文，不愿人出其右”的隋炀帝来说，当然是不会甘心的。道衡死时，炀帝曾以快意的口吻问道：“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还有一位诗人名叫王胄，其诗“庭草无人随意绿”传诵尤广。他也死于炀帝之手。死时，炀帝也是这样说：“庭草无人随意绿”，你还能作出这样的诗吗？炀帝每以才学出众自负，并以此骄天下之士。曾对侍臣说，天下都说我承借先帝的余绪，其实，假如我也能和士大夫一样参加遴选，按照我的才能，也早就应该作天子了。

看来，遭逢乱世，不幸而身为文人，如果碰上一个远离翰墨的顶头上司，未必就是坏事。否则，若像薛、王两位诗人那样，遇见“善属文，不愿人出其右”的杨广者流，真要担心，早晚有一天会遭致灭顶之灾的。这大概也就是道衡的友人劝他韬光养晦的深心所在吧？

五

嫉妒未必和遗传有直接关系，但后天的影响却不可否认。说到杨广的嫉妒，熟悉隋代历史的人会自然地联想到他的母亲独孤皇后。由于她妒意极浓，隋初，后宫一直不许选送美女进御，诸王及朝臣私蓄妾媵者，一经发现，必令马上斥逐，皇帝也毫不例外。

隋文帝曾宠幸一个宫女，独孤皇后侦知后，便趁着文帝视朝，偷偷地把她杀掉。气得皇上单骑驰入山谷，发誓不再回朝。他对前来解劝的大臣们愤愤地说：“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当时，高顃劝说最力，其中有一句话打动了文帝的心扉：“应该着眼大局，万不可因一妇人而轻天下。”这里所说的“妇人”，很大程度上是指那个倒霉的宫女；可是，传到皇后的耳朵里，就成了专门指斥她、贬抑她的恶言谰语，因此，衔恨至深，终于将高顃罢黜。

在旧时代的宫廷之中，女人能以美貌承恩、邀宠，这在其他后妃看来，自然也算是成功之举，因此，必不可免，要遭到很多人的嫉妒，所谓“好女入室，恶女之仇”。清人陆次云的宫词，对这种情性描绘得异常逼真：

外庭新进美人来，奉诏承恩贮玉台。

闻道天颜无喜色，六宫笑靥一时开。

明代诗人谢榛有一首咏花诗，借用牡丹这个意象，对于遭受嫉妒的美女表示深切的同情，实际上是别有寄托，真实的用意或者说最深的层次，在于慨叹自己因才见忌的可悲命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诗写得很有韵味，也是一首七绝：

花神默默殿春残，京洛名家识面难。

国色从来有人妒，莫教红袖倚栏干。

红袖莫倚栏干，属于“悟道之言”，画外音是：封建时代的官场波诡云谲，怀瑾握瑜之士应该接受高才见忌的教训，懂得藏锋匿彩，保护自己。

六

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自是嫉妒所由产生的焦点，但不等于此外都是净土，均与嫉妒心理绝缘。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凡有人群的场所，只要存在着利益与私欲的冲突，且能通过直接的对阵或间接的客观比较，显现出优劣、高下、智愚、胜负来，就都有可能孳生出嫉妒的毒菌。当然，情况和特点各有不同。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当时积极性很高，三天两头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通讯报道，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按说，这对于这张报纸本是好事；不料，却遭到了总编辑的无理指责。这天，他找我谈话，告诉我：“以后不要在自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文章——当然也不是让你向外投稿，我们不能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要是想写，署上‘本报记者’就可以了，不要落个人的名字。”接着，他又有些愤激地说，劳动人民创造了世界，也没见哪座山头、哪片大地刻上某某的名字。写个“屁眼儿大的”方块、一两千字的小稿，算得了什么？

原来，他听到了人们议论：总编是个“草包”，某某某是有真才实学的。因此，他对我写文章、“出风头”，感到异常恼火。有的朋友劝我，此地不可久留，要设法早点离开。事有凑巧，没过多长时间，省报决定各地记者站充实一批年轻记者，点名调我前去工作。可是，总编却以“他不是党员，采访重大活动不方便”为由，予以“挡驾”。几天过后，省报又来人商谈，认为选调条件可以适度放宽，眼下虽未入党，但具备近期发展条件的也可以。这回，总编说得更加干脆：“你们放下这颗心吧！三五年内，该同志入党没有希望。”这样，调离的事就算彻底告吹了。

既然觉得我在那里“碍眼”，遮盖了他的光华，调出也就了事了；可是，偏偏他又把住不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感到困惑不解。一次，去渔村采访，见到渔民驾着舢板在河中撒网，同时带上两只鸬鹚捕鱼。它们不时地在水中钻进钻出，每次都叼出一条大鱼放进舱里。我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便好奇地问：“它们为什么不把鱼吃掉呢？”渔民笑说：“它吃掉了，我还吃啥？”说着，让我看鸬鹚脖子上的皮套。原来，如果让鸬鹚随意吞食，不仅造成很大浪费，而且，它们饱食之后也就不再干活了，所以必须带上脖套，使它抓住大鱼也难以下咽，只有眼馋的份儿。但每隔一会儿，也要喂它一点小鱼，以示鼓励。又要它叼鱼，又不让吃饱，利用与限制相结合，这就是驾驭鸬鹚的权术。我突然彻悟了，自己不也正是处在这种“鸬鹚的苦境”吗！

从这件事，我也悟解了总编对我扣住不放的原因——把我放走，谁给他干活呀？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一种对立情绪，一度痛下决心，今后再也不干那种“费力不讨好”的蠢事了，不能再让他当作“鸬鹚”来使唤了。无奈，一个人既已同缪斯女神结下了“孽缘”，就有如妖魔附身，像舞女穿上了红色的魔鞋一般，竟至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这样，我就继续把笔不辍，并练习写作散文、特写。为了减轻周围人的嫉妒心理，缓解环境的压力，我便变换着笔名，偷偷地往外寄稿，但终归还是“露了馅儿”，结果以“埋头走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严重”的罪名，遭到大会上点名批判。气恼之余，我写下了一首七绝，借以抒发愤懑：

技痒心烦结祸胎，几番封笔又重开。

临文底事逃名姓？秀士当门莫展才！

真没想到，已经死去八百多年的《水浒传》中“白衣秀士”王伦的幽灵，生生被我撞上了。

七

上述发生在高层与下层的两种类型的嫉妒，思想根源都是自私心理在作祟；但表现形式存在着差异。如果说，前者是着眼于攘夺，或为夺权、夺位，或为夺名、夺利，总的都是向他人夺取自身所不具备的各种优势；那么，后者则是为了保住自身既得的实利。就是说，由于嫉妒者的虚荣心特强，尽管他的实际利益并未直接受到损害，但是，如果别人由于成绩优秀而受到表彰，也就等于凸显出自己的低能与失败。因此，想要永远保持自己固有的地位与优势，就必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嫉妒意识。这种嫉妒心理的行为表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拼力贬损、压制以至打击、陷害强过自己的人；另一种是，把对方作为自己的私有财物，紧紧地拢在身边，不使飞离半步。

嫉妒者缺乏的是自信力，而多的是患得患失心理。他们是低能者，自己不思长进，也不许旁人出人头地。由于私欲作祟，他人的一切优势，才华、美貌也好，功业、名望也好，财富、地位也好，都感到是对自己的一种直接威胁，因而，很容易把自己的失败与低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失落感、恐惧感化为一种敌意，投射到优胜者身上。

其后果，就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帕金森在《官场病》一书中所指出的，在这种“集无能与嫉妒于一身”的场合，必然造成人人自危，都把自己的才干隐藏起来，装出一副低能又好说话的模样，而担任着“消灭才干”的侦察员，由于愚蠢之故，即使遇上了干才，也是视而不见的。

嫉妒与竞争表面上有些相似，实际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两者在情绪上都有不服气、不甘心的成分，性质都是相互排斥的。但竞争者是在承认对方的优势地位的前提下，从磨炼内功、提高本领上下功夫；他们公开宣称要奋力拼搏，独占鳌头，甚至明确提出要以对方为赶超目标，把这作为内驱力来激扬下属的志气；竞争者之间在理性的轨道上，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进行；他们所奉行的原则是，你好，我要比你更好。

而嫉妒者绝对不会公开承认对方比自己高明，一般的都以贬损对方为能事；他们是黑箱操作，暗算别人，因此，见不得阳光，摆不到桌面上；他们也是眼睛紧盯着对方，但不是为了寻找可供学习、借鉴的长处，而是抱着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希图从对方的失算中获得心理的平衡、精神的慰藉。在他们看来，旁人的失败就等于自己的胜利，因此，所奉行的原则是，我不行，咱们谁也不行才好，其结果，就是“武大郎开店”——满屋都是矬子。竞争的效应是积极的，它能促进人心向上，社会发展；而嫉妒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同狡诈、欺骗、残忍、贪婪一样，直接妨碍着正常的人际关系的建立。

八

在关于嫉妒的心理模态及其悲剧性效应的揭示上，我觉得当代著名作家陆文夫的中篇小说《井》有其独到之处。

小药厂的技术员徐丽莎，自幼就受到家庭出身的困扰，嫁到东胡家巷朱家之后，更是一头扎进“是非坑”里，历经了悍姑与恶夫制造的种种磨难。开始时，也曾获得小巷中马阿姨们的同情、信任与关注，暗中为她鸣不平、出主意；可是，一当她事业有了成就，地位得到提高，社会上给予尊重之后，事态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这时的徐丽莎，在马阿姨们的眼中，风风火火地像“吃了回春药”，人变得丰满了，衣着也入时了，而且成了新闻人物，电视上有影，电台里有声，报纸上登出介绍她先进事迹的大块文章，她像模像样地登台领奖，出出进进车接车送，从此，便遭到了人们的冷眼。原因何在？小说点拨得很清楚：“若干年前人们同情过她，因为她当时是弱者，现在变成强者了，对于强者，人们除掉折服之外，往往就是嫉妒。”

结果，当单位领导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心理惯性出现，使她再度遇到种种麻烦时，当她在家庭婚姻生活中，遭受巨大创伤而身心备受折磨时，当她被历史的沉积与现实的惰性交织而成的罗网紧紧裹缚难以解脱时，井边上的舆论对她就十分不利，甚至满含着敌意了。不仅不再重新援之以手，反而以彻骨的冷漠和蔑视，使她在刻毒的流言面前丧失了生存的勇气，最后含冤投井，了却残生。

小说透过对市井人群中心理沉积的恶垢与尘污的揭示，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弱点”和“国民的劣根性”。他们有善良的一面，同情弱者，对于社会的不公正一般也能表示强烈的愤慨。但狭隘、委琐，带有比较浓厚的庸人气味。他们“永远是戏剧的看客”（鲁迅语），存在着隔岸观火的“看客心理”和由社会冷漠所造成的“旁观者效应”。

闲居无聊，他们特别喜欢收集他人的“情报”，习惯于窥视他人动静，特别是有关男女之间的闲话，这倒不是出于关心，也并非因为这类事情和他们有什么实际联系，只是出于一种嫉妒心理，希望从他人的麻烦、烦恼、苦痛、失意中，获取一丝心灵上的快意，给原本单调的日常生活增添一点点“作料”，也就是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他们一般地不肯明确指出问题的所在，而只是模模糊糊地摇头，或摆出一副全然不屑的姿势，使不了解真相的人摸不着头脑，不知严重到何种程度。他们喜欢播弄是非，鼓动情绪，往往是捕捉到一点踪影，便通过口耳相传的业余“小广播”迅速传开，而且添油加醋，旁生枝节，顷刻间苍蝇便成了大象，弄得满城风雨。

九

这种不健康的心理习惯，作为带有习惯性、本能性的“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生活存在方式，已经长久而稳定地积淀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扎根在市井民间的板滞的土壤里。

据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列朋和塔尔德的研究，这种“集群心理”有一系列的内在特征：

一是同质、同向现象，大家有着共同的动因，共同的指向，因而存在着鲜明的情绪联系；

二是被暗示、受感染与模仿心理，在集群环境的影响下，个性融汇于群体之中，个人与他人融为一体，很容易接受他人的影响，就像传染病源扩散感染那样，群体的情绪、观念以及兴奋点，能够迅速地向周围的人传播；

三是情绪过激与非理智行为，在群体气氛中，情绪性高于理智性，显示出原始化、简单化的特点；

四是责任分散心理，人们处于集群状态，容易出现“法不责众”的责任分散心理和社会冷漠现象，相对地降低了人们的同情心、罪恶感和内疚意识，某些超常、失范的行为，常常会在过激情绪和责任分散心理的支配下出现。

这种集群行为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往往以貌似公允的姿态，构成一种“无主名无意识”的强大的舆论压力，有时比蛊惑人的巫术还要厉害。尽管多数情况下，原初并没有包藏蛇蝎般的害人之心，但是，这种情绪很容易被人利用，成为心怀叵测的造谣诽谤、诬陷中伤者的帮凶，不自觉地“助桀为虐”，最终使被攻击的对象陷入“人海战术”的重罗密网之中，只有含愤受辱，忍气吞声，而没有当众辩解与申诉的可能，直到超越了委屈承受的极限，走上饮恨捐生之一途。徐丽莎式的“上了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的道德人格性的悲剧结局，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形成嫉妒心理的社会根源是平均主义。差异原本是客观存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从事物发展规律看，差异就是矛盾，它是有利于相竞而生，有利于促进人才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可是，过去在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形态下，长期奉行儒家的消极平衡理论，使平均主义在思想、生活领域，同经济领域一样，也占了上风，人们看不得别人冒尖，更不允许他人超过自己。这是嫉妒情性恶性膨胀的一种沃壤。

十

不论嫉妒的范围、嫉妒的形式、嫉妒的内容，表现得如何纷繁万状，光怪陆离，宫廷中的政治斗争也好，普通人群中的欲望追逐也好，市井小巷中的集群心理也好，归结到一点上，都可以从人性的弱点方面寻根探源。

古往今来，人们形成了共识，公认嫉妒是一种病态心理，是人性中至为恶劣的一种秉性。京剧《法门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这天，大太监刘瑾亲自审案，提审对象是刘媒婆。刘瑾脱口而出：“咱家最恨这一档子人了！”他怕小太监听不懂，接着又解释一句：“咱们用不到她！”原来，专以营谋男女婚事为职业的媒婆的出现，对于一个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生理缺陷的人，无异于直接揭破心灵上的疮疤，公开触痛其无法补偿的、见不得人的丑陋、残缺与忌讳，因此表现出极端的恼恨。

走笔至此，我记起了鲁迅先生对于法海禅师卑劣行径的痛斥：“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太监也好，和尚也好，这类典型事例共同告诉我们，阴暗心理是嫉妒所由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作为一种社会与自然的双重存在物，人是什么？哲人早就指出了，“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嫉妒，就正是善恶并存的人性中的“恶”的一面。

十一

对于嫉妒，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引述过《圣经》中称为“凶眼”的说法，还说，“嫉妒能把凶险和灾难投射到它的目光所注的地方”。佛经中也有“恶见”之说，指的是包括嫉妒在内的人们的各种恶意恶行。我觉得，如果能和印度古代的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结合起来阅读，可能会加深对于“凶眼”、“恶见”的意蕴的理解。

史诗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这天，婆罗门乔尸迦坐在一棵大树下面背诵《吠陀》圣典，突然，树上的一只鹳鸟拉了屎，不偏不倚，恰好落在了他的头上，使他遭受了玷污。他抬起头来，对着那只鹳鸟狠狠地盯了一眼，觉得胸中的怒火化作一道凶光从眼睛中射出，竟把树上的那只鹳鸟杀死了。面对这种情景，乔尸迦感到很痛苦。心想，欲望这种东西真是可怕极了，假如它能够自我实现，假如每一次愤怒、每一番轻率行为，都能帮助欲望产生直接效果，那将出现多少令人悔恨的事情啊！

嫉妒作为一种欲望，它的杀伤力是非同小可的。莎士比亚的不朽剧作《奥瑟罗》中，有个叫伊阿古的小人物，不过是个旗官，却有一套翻云覆雨、兴风鼓浪的惊人本领。作为恶的现实的物质承担者，他靠的就是嫉妒这一杀人不见血的法宝，而他造作事端的根由，也是出于嫉妒心理。他这种人，属于心理极端阴暗、精神上有缺陷的那种类型，忍受不了他人的纯洁而幸福的爱情，根本不可能成人之美。因此，当他看到奥瑟罗和苔丝狄蒙娜这对真诚相爱的情侣终成眷属，陶醉在宴尔新婚的甜蜜生活之中时，他就感到受了极大的刺激，发誓定要把它毁掉。他说：“啊，你们现在是琴瑟调和，看我不动声色，就叫你们松了弦线走了音。”

作为无德而又失意的龌龊小人，伊阿古对于有威望、有地位、饱享爱情幸福的奥瑟罗满怀嫉妒之心，是必然的。“因为人的心灵如若不能从自身的优点中取得养料，就必定要找别人的缺点来作为养料。而嫉妒者往往是自己既没有优点，又看不到别人的优点的，因此，他只能用败坏别人幸福的办法来安慰自己。”（培根语）

伊阿古在认准了奥瑟罗这个靶心之后，他又开始寻找箭镞，结果选中了他的顶头上司、副官凯西奥。在他看来，这真是一件“一箭双雕”的精美设计。一方面，可以破坏奥瑟罗的美满婚姻，一方面又能剪除他的直接的对手。他说：“要是凯西奥活在世上，他那种翩翩的风度，叫我每天都要在他的旁边相形见绌。”由此，激起了必欲杀之而后快的变态心理。于是，他就巧施诡计，诬陷栽赃，使奥瑟罗相信凯西奥与苔丝狄蒙娜通奸，从而引发出狂热的仇恨，以致丧失了理智。正如奥瑟罗自己说的，“我的心灵失去了归宿，我的生命失去了寄托，我的活力的源泉枯竭了，变成了蛤蟆繁育生息的污池”，以致亲手杀害了爱妻，最后自己也同归于尽，酿成了一场凄绝千古的人间惨剧。

十二

按照黑格尔老人的说法，罪恶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两面派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是在高度自觉、极端清醒的状态下策划种种罪恶活动的。明明用的就是点燃妒火的撒手锏，可是，伊阿古却偏偏煞有介事地提醒奥瑟罗：“您要当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它的牺牲，就要受它的玩弄。”完全是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一副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难怪奥瑟罗会引为知己，深信不疑，上当受骗。

看到这里，真有毛骨悚然的感觉，这类极端诡诈、口蜜腹剑的角色，实在是太凶险了。禁不住想：善良的人群如果都能够从中汲取教训，提高警觉，增强识别能力，不使那些“人样的东西”得逞，那该能免除多少悲剧性的结局呀！

“嫉妒——是心灵上的毒瘤。”这是诗人艾青的名句，应该说，形容得非常确切。但我也想过，毒瘤毕竟发生在局部，虽然为害甚烈，但只要发现得早，是可以一刀切除的；而嫉妒却是渗入骨髓、弥漫全身的沉疴、顽症、痼疾，远非刀圭所能奏效。至于古书上所说的“仓庚为膳，可以疗妒”，原属荒诞不经之言。

为了有效地“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鲁迅语），我倒相信这样一个“疗妒金方”，简称为“八字诀”：扶正祛邪，治本攻心。当然，大前提是要辨症施治——就这一点来说，本文也许能够发挥一点效用。

（2003年）

说不尽的历史话题

一

说到历史，人们一般都会想到古老的语言，悠远的年限和神奥的密码，认为它离开现实生活很远，既深邃，又神秘，只有走进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或者钻到故纸堆里，才能有机会和它打个照面。

其实，历史老人和时间少女一样，都是人类自觉地存在的基本方式，是随处可见，无所不在的。比如，前些天我在苏州的同里和周庄，就曾经和历史老人不期而遇，时相过从，觉得这两个千年古镇都有说不尽的历史话题。

还没等到我们踏上那片土地，就已经充分感受到那里所迸发的人文历史的炫目光焰了。在汽车上，司机给我们讲了它的“命名三部曲”——

由于交通便利，灌溉发达，土壮民肥，同里最初的名字叫作“富土”。

到了宋代以后，人们觉察到这样堂而皇之的矜夸、炫耀，不太聪明、得体，一是加重了赋税，二是无端招致邻乡的嫉妒，三是经常不断受到盗匪、官兵的光顾，于是，就想到了改名。他们把“富土”两个字叠起了罗汉，然后动了“头上摘缨，两臂延伸，屁眼打通”的手术，这样，“富土”就成了“同里”。

十年动乱期间，为了赶“革命”的时髦，造反派给它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叫“风雷镇”，但是，群众并不买账，为时很短，人们就又把它改回来了。

简简单单的一个镇名，就经历了这种传奇般的变化，焕发出这么多的文采，真要令人赞叹历史的绚丽多姿了。

至于小镇本身，抛开其他话题不讲，单说一个“古”字，且不问它始建于何时，只是换取今天这个名号，就已经七八百年过去了。摆摆“老资格”还真有条件哩！

二

这是烟雨江南的一个罕见的晴和春日。我们一行前来采风的散文作家，徜徉于古香古色的里弄间，踏在已经磨得光滑的石板路上，指点着一座座枕河漱流、历经沧桑的老宅深院，古巷长街。

据统计，同里镇上现有的民居，明清时代的约占四成左右。这就是说，那些倒影在溪流中的蠡窗照壁，那些苔藓斑驳的岁月留痕，至少已经阅过了二三十万次太湖的潮涨潮落，照临过四五千次月圆月缺了。

整个古镇，宛如一座随处都在振荡着历史回声的博物馆。可以说，每一座宅院，每一个里巷，每一架石桥，每一条河道，都叠叠层层地沉积着古老的灿烂文明，演绎着数不清的令人动心动容的故事。穿行其间，空间并没有走出多远，时间却觉得仿佛已经跨越了百年、千年，人们会情不自禁地生发出一种“抬脚走进历史，转眼似成古人”的感慨。

历史风烟在眼前唰唰地掠过，那淹沉于往昔的万种喧嚣，千般角逐，已经消逝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而生者自生，死者自死，人生舞台上总是在永续不断地上演着种种色色的悲喜剧。这样一来，众生、万物、两戒、诸天，也就同无终无始的时间长河一般，在文字传承和现实记忆中彼此衔接起来，而成为一页页绿叶婆娑、生动鲜活的历史，装点着时代的昨天与前天。

同里地处太湖之滨，大运河畔，四周为五湖环抱，街缘水曲，路靠桥通，镇区被蛛网般的十五条小河分割成七个岛屿，它们像一朵朵美丽的睡莲，浮浮漾漾，舒展于蓝天碧水之间。与此相仿佛，周庄也是四面环湖的水乡名镇，四条呈“井”字形的河道将它分割成八列长街，粉墙乌瓦的庭院依水而筑，照影清浅。水，对于这两座古镇来说，是宝贵的生命线，也是最靓丽的风景线。

古希腊的哲人说过，人不可能两次涉足同一条河流，流向你的永远是不同的水。就是说，水在人们心目中，每时每刻总是现出一副崭新的面孔，似乎是最没有往昔的了。可是，只要你抬眼望一望清溪两侧的苍苔密布、蚀渍斑斑的石驳岸，看一看那上面长出的绿树青藤，就会相信，即使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激流活水，也不能不留下岁月的斑痕。

三

在日光斜射、林影斑驳之下，游人们船头散坐，畅游周庄，一一指认着早已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历代名人宅第。船出双桥，拐进了银子浜，就见到一处沿河临街、坐东朝西的大宅院。舍舟登岸，跨进前厅，看到门额上标着“张厅”二字。原是中山王徐达之弟徐孟清的后裔于明代正统年间兴建，清初为张姓所有。

宅院前后共为七进，整体建筑属于前厅后堂格局，正厅中间高高挺立着四根粗大的楠木柱，柱础为木鼓墩，敲之铮铮作响。这是一处典型的明代民居建筑，其规模之宏阔，保存之完好，即使在江南古镇中也并不多见。

南行不远，就到了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后人建于乾隆初年的敬业堂，现在习称“沈厅”。走进了这处七进五门楼，一百多间房屋，占地两千多平方米的豪宅，人们自然免不了感慨系之地谈论一番沈万三的发迹史及其最后的可悲下场。

沈万三的祖上以躬耕垦殖为业，到了他这一辈，就借助此间的水网条件，进行海外贸易，从而获利什百，资财巨万，田产遍于四方，富可敌国。无奈，搞生意，他虽然堪称高手，可是，玩政治，却是一个十足的笨伯。他同所有的暴发户一样，见识浅短，器小易盈，不懂得封建政治起码的“游戏规则”，一味四出招摇，不肯安分守常。孔方兄不仅涨满了他的左右库房，也烧得他头昏脑涨，忘乎所以。结果，接二连三干下了种种蠢事，最后竟招致杀身惨祸。性格便是命运，信然。

为了拍皇上的马屁，他竟然心血来潮，晋京去奉献什么“龙角”，还有黄金、白金，甲士、甲马，并斥资建筑了南京廊庑、酒楼。这下可爆出了名声，显露了富相。恰似“欲渡河而船来”，朱元璋修建都城正愁着银根吃紧呢，这回可算抓住了一只呆鸟，当即便责令他承包南京城墙三分之一的建筑工程。

修城嘛，毕竟还是一桩善举，无偿赞助也就罢了，可是，他“抓了个棒槌就当针”，竟然胆大妄为，异想天开，还要拿出一大笔资财去犒赏三军。修东建西，收买民心，已经犯了大忌，现在还要收买军心，这还得了？一下子惹翻了那个杀人成瘾的皇帝老儿，怒气冲冲地说：“匹夫犒天子之军，乱民也。宜诛之！”亏得马皇后婉转说情，才算免遭刑戮，发配到云南瘴疠之地，最后客死他乡，闹得个人财两空。

正是：“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朝荣夕悴，转瞬成灰。

如果说，这个堪笑又堪怜的悲剧角色还留得一点历史痕迹的话，那就是周庄街头随处可见的名为“万三蹄”的红烧猪膀蹄。这是当年沈万三大摆宴席的当家菜。据说，有一天，朱元璋带着亲信到他家里来做客，他受宠若惊，一时竟不知用什么珍馐美味招待是好。恰巧，这时膳房里飘出来一股浓烈的肉香味，皇帝问他是什么佳肴，他便让厨师把炖得皮鲜肉嫩，汤色酱红，肥嘟嘟，软颤颤的猪蹄膀端了上来，然后从容地从蹄膀下侧抽出一根刀样的细骨，轻盈地划了几下，皮肉便自然剖开。朱皇帝见了馋涎欲滴，一面大快朵颐，一面连声称赞：这“万三蹄”真是好。从此，这道沈家名菜便誉满了江南。

四

无独有偶。“万三蹄”之外，周庄还有一种列入江南三大名菜的“莼菜脍鲈羹”，它也同样联结着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

西晋文学家张翰，尽管和异代同乡“沈大腕儿”生长在一块土上，喝的是同一太湖的水，但他却是典型的潇洒出尘、任情适性的魏晋风度。史载，一天他正在河边闲步，忽然听到行船里有人弹琴，便立即登船拜访，结果，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大相钦悦”。许是像俞伯牙与钟子期那样，以旷世知音相许吧。反正是已经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最后，他竟随船而去，而未告家人。

到了洛阳，他当上了大司马东曹掾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后来，因见朝政腐败，天下大乱，遂在秋风乍起之时，托言思念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而买棹东归。朝廷因其擅离职守，予以除名，他也并不在乎。他说，人生贵在遂意适志，怎能羁身数千里外，以贪求名位、迷恋爵禄呢？后人因以“莼鲈之思”来表述思乡怀土之情。

作为隐逸文学的高手，张翰写过许多诗辞歌赋，可惜留传下来的不多。他的“黄花如散金”的名句，曾得到诗仙李白的激赏。里人怀念他的遗泽，把他当年寄情游钓的南湖称为张矢鱼湖。

隐逸，作为一种绝尘出世、回归自然的行为与心态，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它的原发性哲学诱因是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理论。但隐与逸又是两个层次，两种境界。隐为初级，只是“身隐”，属于技术操作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执、待，就是说，一当遇到适当机会还会再度出山；而逸则是“心隐”，体现了一种放纵不拘，萧散自适的审美状态。历代隐逸之士多数属于前者，他们或仕或隐，亦仕亦隐，身在江湖而心怀魏阙，张翰先生则不在其列。

作为一个真正的逸士，他在摆脱了爵禄的羁縻和王命国事之累，实现了人格独立，重新获得身心自由以后，“不闻世上风波险，但见壶中日月长”，完全以一种艺术化、审美化的取向来填补人生维度上的虚空，寄情诗书，放怀山水，在参与创造隐逸文化的进程中，实现了生命价值的转换。尼采有言，诗人在某些方面必须是面孔朝后的生灵，艺术正是休息者的活动。在张翰身上，可说是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

隐逸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园林艺术。一些隐逸之士不满足于从前豪门望族庭院中有限的花园绿地，把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哲学观念，引入自成系统的古典园林的营造与鉴赏之中。他们追求一种形迹之外的悠闲、淡雅的情调，或者说，通过一定的景观形象，建构一种弥漫着耐人寻味的玄想氛围和精神环境，在有限的空间感受无限丰富的意趣。这种传情达意的时空综合艺术与心理活动空间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归隐者摆脱政治操作后的人生实践的缺憾。

这里一个典型实例，便是晚清人士任兰生的退思园。如果说，沈万三是周庄的热门话题，那么，在同里则是言必称退思园了。

任氏曾外任武职多年，官场失意后，作为一种心灵寄托，回乡建造了一处豪华园林，取名“退思”，以示补过，兼有养晦韬光之意。园中荟萃了江南园林的亭台楼阁、廊坊厅堂、舫桥轩榭、花木泉石，各类建筑参差错落，疏密有致，一一紧贴水面，如凌波而立。设计、施工者以慧心巧手，赋予有限天地以难于想象的包容量，使方圆不足十亩的庭园蕴藏着至为丰厚的文化内涵，被誉为江南园林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然而，也正是这座精美的园林及其早已化为埃尘的主人，却引发出后世无尽的话题。在我见到的涉及退思园的近百篇文学作品和研究论文中，关于园主任兰生的功过是非的叙述，竟然迥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有的说他搜括了无数民脂民膏，回乡来肆意挥霍，不然的话，建园耗银十万两，从何而来？有的则引述史籍：任氏“去官之日，士民顾念旧恩，遮道攀辕，数万人无不泣下”；至于贪贿问题，当时就有人举报，经过京师大员查办，结论却是“查无其事”，这是见诸光绪十一年《清实录》的，也可说是凿凿有据。

再比如，退思园的结构是西宅东园，成“一”字形横向排列，而没有像同时期多数园林那样，纵深布局，气势轩昂，庭院深深。有的文章解释为，它体现了“退思补过”的深意，不愿过分铺张，引人侧目；有的说，这是一种勇于打破陈规的创新，也是出于充分采光和避免东西日照的考虑；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迫于实地环境使然，无非因地制宜、顺其自然而已——因为私家园主缺乏皇家园林那样的绝对权威，在土地和房屋所有权已经长期稳定的社会条件下，他只能按照实地环境来安排设计，没有条件像一些官家园林那样讲究排场。

六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歧见重重、言人人殊的现象，一言以蔽之，这里有一个对于历史如何叙述，亦即取什么视角来作当代阐释的问题。

原来，历史包括客观过程和对客观过程的反映、叙述这样两个界面。一切历史话题也都存在着历史活动者意向与历史解释者意向两个界面。前者通称史实，后者属于史学、史观的范畴。由于历史的叙述是一种追溯性认识，是从事后着手，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因而人们不能回避也无法拒绝对于历史的当代阐释。这种当代阐释必然要印上叙述者思考的轨迹，留下记述主体、研究主体剪裁、选择、判断的凿痕。

欲知往事如何，当然最好是在诉诸语言、文字等符号历史的同时，能够请出当事人来核实、对证，可是，上帝已经不准许向他们发放出场券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有些历史话题就是说不清楚，那么，不说也罢。好在一些特定的历史单元，有如海天深处的艨艟巨舰，人们所最关注的，原是它的浮沉兴废、进退往还的整体情境，至于舱中某一角落某一个体悲欢离合的细节，对他人与后人来说，终竟不像“当下”置身其间那样关怀痛切。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放翁老人的诗蛮有意思：“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周庄沈万三，同里任兰生，他们自己都不能管得，我又管它作甚？

（2001年）

古今智囊

听说当年里根和卡特竞选总统时，双方的智囊机构都出了很多主意。鉴于里根当过电影演员，长于演讲，而卡特出身于农村木匠，不善应对的情况，里根的智囊团胡佛研究所给他出个主意：同卡特在电视上进行辩论。他们嘱咐里根，在电视辩论过程中，任凭卡特讲他在任职期间做了多少事情，都不要插话。等他讲完之后，马上提出一个问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们摸一摸衣袋吧，看看这几年的收入是多了还是少了。如果多了，你们就投卡特的票；否则，就选我里根来当总统。”原来，胡佛研究所事先掌握了选民的心理：他们对这几年收入减少颇有怨诽之言。这叫作“哪壶不开提哪壶”。果真一举击中要害，卡特失败了。当然，里根之获胜，未必只是由于这一招儿。但起码可以看出，智囊们对里根的上台，是出了很大的力的。

智囊制度在国外，大约有三四百年的历史，17世纪30年代，瑞典国王斯塔夫二世在他的军队里，以不正规形式设置了助手。当国王有事情要研究时，便请出他们来进行咨询。17世纪中叶，法国军队首先设置了参谋长。后来渐渐推开，各国普遍设立起军事参谋机构，专门从事战术决策研究。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过去那种以政治权术和军事韬略为专长的智囊，逐渐为以经济、技术为中心的多学科综合的专家集体——现代智囊团所代替。

至于我国的智囊史，就更是悠哉久矣，大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据《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那时，群雄并起，“邦无定交，士无定主”、“诸侯卿相，皆争养士”，一时蔚成风气。一部《战国策》就是专门记载这些有智谋有本事之人的言行的。

当时的五霸之首齐桓公，认识到“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道理，一度集中了八十名游士，为其出谋划策。还供给车马衣裘，让他们周游列国，延揽四方贤士。战国初年，国君魏文侯、齐宣王、燕昭王，贵族楚春申君黄歇、赵平原君赵胜、魏信陵君无忌，都以“善养士”著称于时。特别是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尤为好客，时称“侠奸六万，门客三千”。宾客不分贵贱，一律接待，按其智能水平，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士以此多归之。秦昭襄王称赞说：“孟君门下，如通都之市，无物不有。”

应秦昭襄王的请求，齐湣王派孟尝君率领大批门客，结队入秦。昭王原拟任命孟尝君为丞相，秦诸大臣恐夺其权，从旁进谏说：孟尝君素有贤名，又是齐国的贵族。他若做了秦相，必将有利于齐而严重地危及秦国。秦昭襄王遂改变了主意，将孟尝君囚于馆舍，准备伺机杀掉，以绝后患。孟尝君见势不妙，托人带上白璧二双，私谒昭王的爱妾燕姬，请为说情、调解。燕姬知道孟尝君有一件天下无比、价值千金的白狐裘，便提出愿以此物为交换条件。可是，这件白狐裘在孟尝君入秦时已经献给昭王了，又到哪里去找呢？正在孟尝君无计可施之时，随同他来秦国的门客中，有一个“能为狗盗”的人，自告奋勇，答应为他帮忙。这个人潜入秦宫库藏，乘守藏吏熟睡之际，取出钥匙，开启藏柜，偷出了白狐裘。孟尝君托人把它献给燕姬，燕姬立即说服昭王释放了他。

孟尝君料定昭王事后必会反悔，于是，带人立即逃出都城。夜半时分来到了函谷关，关门早已上锁，按规定要待鸡鸣天晓后才能开关放行，那样他就难逃虎口了。恰好门客中有一个会学鸡叫的人。夜半时分，他在城内学着鸡叫，结果带动了群鸡尽鸣，关吏以为亮天了，即大开关门，这样，孟尝君一行也就得以及时逃出。待到秦昭襄王的兵马赶到追捕时，他们已经跑得很远，再也追不上了。

驰归齐国后，孟尝君说：“吾之得脱虎口，乃狗盗鸡鸣之力也！”唐代诗人胡曾有一首题为《函谷关》的诗，就是咏叹这段历史故事的：“寂寂函关锁未开，田文车马出秦来。朱门不养三千客，谁为鸡鸣得放回！”

集中养士，这是古代建立智囊团的主要形式。后来也有分散使用的，朝廷有重要事情，前往就地咨询。南北朝时的道教学者、医学家、文学家陶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没到二十岁就被朝廷引为诸王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正当春风得意之时，他主动辞官，隐居茅山，自号“华阳隐居”。梁武帝早年与他常相过从，对他十分敬重。即位后，屡次招他出仕，均被拒绝。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事先向他咨询，听取他的意见。每月要有数次信使往来。当时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

梁武帝后期，把持政府权力的士族日趋腐败。一些士大夫宽衣博带，戴大帽子，穿高跟鞋，整日侈谈玄理，对农事和军事一无所知，过着白痴和寄生虫般的生活。对这种情况，陶弘景深感忧虑，临终前，他写了一首诗：“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意思是说：现在朝廷内外竞谈玄理，不习武事。结果都像晋朝的王衍（夷甫）那样散漫放诞，像三国时的玄学家何晏（平叔）那样，专事空谈，坐而论道。这样下去，国势日衰，危机重重，堂皇富丽的昭阳殿要变作单于宫的！

在这里，陶老先生为梁武帝撞击了响亮的警钟，也可以说是出了最后一次主意。当然，他是“不幸而言中”了。十二年后，果然发生了侯景之乱，人们都很佩服他的卓识远见，但为时晚矣。

智囊、门客、山中宰相，形式不同，名称各异，但他们起的作用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在充分发掘智力资源，促进知识智能社会化、实践化方面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今后，依靠个别领导人的聪明才智和经验进行决策的方法必将为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决策方法所代替。也就是领导人不仅要依靠自身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不仅要依靠领导成员集体的智慧和经验，而且，要依靠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依靠各种专门的决策研究班子的智慧，依靠那些知识和信息以及实践反馈信息的综合体，采取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集体研究，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决策方法的根本性变革。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化的大生产的蓬勃展开，给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和信息量急剧地增加，各种需要决策的问题，如山如阜，其内容之广泛，变化之迅速，参变量之繁多，相关性之复杂，是任何个别领导人（即使是非常杰出的天才）单凭个人的智慧和经验难以掌握、难予应付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各种智囊团和咨询机构，建立一个由不同知识结构组成的，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可以互相补充、启迪的知识信息综合体，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1998年）

马嵬坡下的三场辩论

一

唐玄宗李隆基的妃子很多，但后来走上京剧舞台，展现女性优雅、凄美形象的大概只有两人，一个是程派名剧《梅妃》里的江采萍，一个是梅派名剧《贵妃醉酒》里的杨玉环。同梅妃的生前寂寞、死后萧条形成鲜明的对比，杨妃生前大红大紫，炙手可热，死后更是闹得沸反盈天，以她为核心展开的争论，至今仍在进行。我这里就杨妃的历史评价及其生死谜团归纳出来的“马嵬坡下的三场辩论”，便是鲜明的例证。

为了帮助读者掌握这几场辩论所依凭的历史背景，首先，简要地叙述一下以这位女主角为中心的“本事”。

杨贵妃，小字玉环，原籍山西蒲州，唐开元七年（719年）出生在四川的蜀州。史书上说她：自幼养于叔父家，善歌舞，通音律，身材丰艳，姿色超群。她原本是唐玄宗的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妻子，嫁过来当时只有十七岁。后来，玄宗因心爱的武惠妃谢世，深情怀念，哀痛不已，后宫虽有几千美女，却没有一个人中他意的。有人报告称，寿王李瑁的妻子玉环杨氏，美貌惊人，绝世无双。皇帝一看，果然是名下无虚，当即神魂颠倒，意注心驰。于是，授意她自愿申请出家，去当道士，当即获得一个“太真”的道号。这边，又重新给寿王李瑁另娶了一个王妃。一切安排停当，便把玉环秘密接到皇宫里。这一年，玄宗六十一岁，玉环二十七岁。

由于玉环肌肤丰满，体态艳丽，气质高华，而且精通音乐，又兼生性聪明机警，善于迎合皇帝的旨意，进宫不到一年，就得到了玄宗的极度宠爱，视同掌上明珠，一切礼仪都和皇后一样；宫中都称她为“娘子”。天宝四载（745年），玄宗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封赠她的父亲杨玄琰为兵部尚书，任命她的叔父为光禄卿，两个堂兄分别为殿中少监和驸马都尉；贵妃的三个姐姐，个个姿容艳丽，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也都在京城赏赐住宅，每年还有千贯钱作为脂粉之资。其从祖兄国忠，受封为金吾兵曹参军，特准他可以随供奉官出入宫廷；后来步步登高，总揽大权，专擅朝政，势倾天下。杨氏一家，全都裂土分封，荣显盛于一时。

天宝年间，玄宗统治的后期，内宫纳宠，日益昏庸，荒怠政事，朝中实权先后由奸相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妒贤害能，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穷奢极侈，朝政腐败日亟。天宝十四载，兵权在握、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玄宗带领杨妃及其家族和公主、皇孙，还有亲近的宦官，仓皇向西逃遁。

据《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唐纪》记载，玄宗一行到了兴平县西部的马嵬驿，禁军哗变，以为祸起杨家，不肯前行，大将军陈玄礼杀了杨国忠，连同他的儿子和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军中将士的怨恨仍未解除，宦官高力士奏以“祸本（指杨贵妃）尚在，军心不安”，要求玄宗忍痛割爱。玄宗犹豫不决，身旁大臣劝说：“众怒难犯，安危在顷刻之间，请陛下迅速裁决。”出语沉痛，并且叩头流血。玄宗说：“贵妃一直在深宫，怎么知道杨国忠阴谋？”高力士说：“贵妃当然没有罪，可是，将士们已经杀了她的哥哥，而她仍然留在皇帝身边，大家怎能放心？将士不安定，陛下也不可能安定。”玄宗只好差遣高力士带贵妃到佛堂，用绸带将她勒死。贵妃时年三十八岁。

二

首场辩论的参加者，是历朝历代的诗人。辩论是从价值层面上展开的：如何评价杨贵妃这个历史人物？她是不是“安史之乱”的祸胎？

对此，自从杨贵妃在马嵬坡香消玉殒那天起，迄于今日，千余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诗人们尤其予以特殊的关注。大体上，有批判、肯定、同情这样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类，持批评态度。以唐代著名诗人杜牧《过华清宫》（三首之二）为代表：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唐玄宗沉湎女色，不理朝政。在各方强烈的反应下，朝廷派出探使，前往渔阳，侦察安禄山的虚实。但是，由于探使接受了贿赂，回来虚报了军情，盛赞安禄山如何赤心报国，忠于皇上。这样，玄宗便与贵妃更加耽于享乐，日日沉醉在“霓裳羽衣”的轻歌曼舞之中，直舞到“千峰”之上，最后，把整个“中原”都舞破了。诗人运用生动的形象，以夸张的手法，寄托深刻的寓意。杨贵妃固然不能直接舞“破”中原，但中原之“破”，却实实在在由于唐玄宗无尽无休的酣歌醉舞，沉湎女色，不理政事所致。为此，杨贵妃是不能辞其咎的。

白居易的《长恨歌》，就其实质来说，也当属于这一类。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开头的大段描写，反映了祸乱酿成的因果关系，集中渲染了玄宗自纳娶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行乐，如何终日沉湎酒色之中。所有这些，都是酿成“安史之乱”的根源。

同时，白居易在新乐府《李夫人·鉴嬖惑也》中写道：

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

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

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

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

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诗中说，不独汉武帝嬖幸李夫人，古代还有周穆王嬖幸爱妃盛姬的事。他为美人盛姬筑台，状如重垒之璧。他在台上怀拥盛姬，共浴夕阳，伴她度过了人生的美好时光。后来盛姬病死，穆王依皇后之礼葬毕，大哭三日。白居易批评他“心轻王业如灰土”，“一人荒乐万人愁”。诗的最后，落脚在李、杨的爱情上。泰陵是唐玄宗的陵墓，这里代指玄宗。

而批评最为尖锐、严苛的，应数南宋时的商挺的《骊山怀古》：

女色迷人祸更长，千年烽火化温汤。

无情一片骊山月，照罢周家又到唐。

诗中以杨贵妃比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爱妃褒姒，认为她们都以女色祸国殃民，招致动乱。

明永乐年间进士薛瑄《马嵬》七律，有“号令风行遍九州，六军何事此淹留”；“路边三尺妖姬土，长带千秋万古羞”之句。“妖姬土”，“万古羞”，无异于指着鼻子破口骂詈。明末进士王思任的《马嵬歌》，持同样批评态度：“夜半无人语未寒，大家好住魂先逸。不是三郎（唐玄宗）负玉环，玉环自引胡儿缢。”意思是，贵妃之死，祸由自取——由于她宠爱“胡儿”安禄山，最后，“胡儿”反叛，她便也跟着搭上了性命。

第二类，对杨妃持肯定态度。诗的数量很大，意见也比较集中。唐末至五代时的状元诗人徐夤题《马嵬》七绝一首：

二百年来事远闻，从龙谁解尽如云。

张均兄弟今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

诗人题诗时，上距“安史之乱”大约二百年。“从龙”，随从帝王创业，这里指跟着唐玄宗逃到四川的人，语含讥刺。宰相张说两个儿子张均、张垍，分别官至刑部尚书和九卿之一的太常，可是，却都接受了安禄山所授的伪职。诗中说，那些大臣们一个个都跑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个妃子，最后以死相报。

清嘉庆进士、山西赵城县知县杨延亮《题马嵬驿》：

孤负凭肩誓后身，六军相逼太无因。

肯拚一死延唐祚，再造功应属美人。

清代剧作家洪升《长生殿》写玄宗与贵妃“夜半凭肩（手搭肩上）私咒”。这里说，玄宗与杨妃当年无比亲昵，凭肩发誓他生也要相聚，一切一切都“孤（辜）负”了。

清代诗人李羲文《过杨太真墓》：

马嵬永诀六龙骖，匹练酬恩意自甘。

拼却红颜安反侧，美人于此胜奇男。

诗的大意是，杨妃“匹练（缢死时用的绸条）酬恩”，以安“反侧”（反叛）。美人于此，胜过奇男。

还有清代女诗人万叶丹的《书〈长恨歌〉后》七绝，也都是鲜明地站在杨贵妃一边，直接予以颂赞的：

翠羽西行唤奈何，六军兵谏逼金戈。

拼将一死纾君难，愧杀从行将士多。

第三类，对杨妃之死表示同情、惋惜，代替死者讲公道话。这类诗歌占的比例也比较大。

最早的是唐代诗人李益，“马嵬坡之变”时，他已经九岁了。许多事情，可说是亲历亲闻的。因而，尤其值得重视。他的《过马嵬》诗：

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反罪绮罗恩。

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

由于写的是本朝事，他在落笔时还是有些顾忌的。“汉将”其实就是唐将。诗的中心是代杨妃鸣不平：满朝文武，谁也不肯向皇帝直言相谏；等到贼寇到了，天下大乱，反而把罪愆推到一个女子身上，岂非咄咄怪事！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由于他对陈玄礼逼死杨贵妃持有异议，所以，在《再题马嵬驿》诗中，指责陈玄礼说：

万岁传呼蜀道东，鬻拳兵谏太匆匆。

将军手把黄金钺，不管三军管六宫。

“鬻拳”，人名，春秋时楚国宗室后裔。因事诤谏楚文王，文王不从，乃以兵器威胁文王，强使改正错误。袁枚以陈玄礼比喻鬻拳。

晚唐时的著名诗人罗隐，在《帝幸蜀》一诗中，写得更巧妙，更尖锐，更具说服力：

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地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晚唐中和元年（881年），黄巢攻克长安，唐朝第十八任皇帝、终日嬉玩游乐的唐僖宗李儇，也跟踪当年唐玄宗，同样逃往四川避难，在那里躲避了四年之久。诗人借助这件事情，对指责杨贵妃的人予以回击——这回死去多年的“阿蛮”（唐玄宗的小名）可要站出来说话了：“你看，李儇也跑到四川来了，看来，还是不要埋怨杨妃为好。”

无独有偶，唐末进士韦庄在《立春日作》一诗中，发表了同样的见解：

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

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那么，究竟应该归罪于谁呢？清道光年间进士赵长龄的《马嵬》诗，做了直截而明确的回答：

不信曲江信禄山，渔阳鼙鼓震秦关。

祸端自是君王启，倾国何须怨玉环。

矛头所向，直指皇帝；而且，有理有据。“曲江”，唐开元年间的尚书丞相张九龄的别称。他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当年曾向唐玄宗建议：“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可是，玄宗听不进去，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备加信任。

三

起死人于地下，把他们的三种不同的见解罗列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确实可以看作是一场生面别开的辩论。这是第一场。

那么，第二场辩论的主题是什么呢？

绝大多数人根据历史记载，都承认杨贵妃在“马嵬坡之变”中，确实是被处死了。不过，对于她是怎么死的，死在了什么地方，却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对此，史家与诗人各有所见，各执一词。

关于杨妃的死，正史《旧唐书》、《新唐书》的本传和《资治通鉴·唐纪》，以及野史《杨太真外传》等，都明确地记载着是“缢死”。何谓“缢死”？词典上解释，“勒人之颈而使之死也”。既然是勒颈而死，自然就不会有血溅出了。可是，到了一些诗人笔下，却与史家持截然不同的见解。就中，尤以唐代许多诗人为甚。

且看有“诗史”之盛誉的杜甫。“马嵬坡之变”发生时，他已经四十四岁，可说是同时代人。恰巧，第二年春天，他又到了都城长安。他沿着流经城东南的曲江行走，一时，触景伤怀，感慨万千。《哀江头》一诗就是当时心路历程的写照。在写到“昭阳殿里第一人”时，下了这样两句断语：“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前面引述的李益诗中，也有“托君休洗莲花血”的诗句。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也写到了：“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另外，杜牧《华清宫三十韵》中，亦有“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之句。“血污游魂”，“休洗莲花血”，“血泪相和流”，“喧呼马嵬血”，血，血，血！显然，在这些诗人的心目中，杨妃绝非如正史所记是被缢而死的。

既然不是被缢而死，那么，“佛堂前”、“梨树下”之类的记载，也就值得怀疑了。这又产生一个死的去处的争议。相当一部分论者，认为杨妃是死在乱军之中。且看《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中关于这段乱象的记载：

吐蕃王国使节二十多人，正拦住杨国忠马头，诉苦说找不到饮食，杨国忠还没回答，士卒们就大声呼喊说：“杨国忠联合胡人叛变！”有人一箭射出，射中杨国忠的马鞍。

杨国忠惊骇逃跑，逃到驿站西门里，士卒们一拥而上，把他乱刀砍死，并像杀猪一样，剁下他的四肢，用长枪挑起人头，竖在驿站门口；同时，诛杀他的儿子、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杨暄，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总监察官魏方进斥责说：“你们怎么敢谋害宰相？”士卒又把他砍死。最高监督长韦见素得到混乱消息，出来察看，士卒扑上去，用铁器猛击他的头部，打得脑血齐流。……

已经失去理智控制的士卒，多年的积愤无处喷发，现在实在忍无可忍了，便进行了疯狂报复。

冤有头，债有主。在这种情况下，把罪魁祸首杨氏家族“一锅端”、剪草除根，是他们共同的意志。既然，随行的两个姐姐全都被杀掉了，贵妃也完全有可能死在乱军兵刃之下。

因此，诗人们所写的，未必都属无根之谈。

其实，诗，是完全可以用来证史的。现代史家就颇为推崇所谓“以诗证史”的治史方法，也就是以“诗”为史料来证史、说史，解读历史。在这方面，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做出了楷模式的探索，达到了高妙的境界。关于为什么可以“以诗证史”，陈先生说得十分清楚：“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

当然，有些史家对“以诗证史”的做法，也持有异议。认为，包括诗在内的文学创作，固然也须有真实的史实为原形素材，尤其像诗史性的作品，其纪实的成分很大；但是，文学作品毕竟有其特殊的品格——既可虚构，也可纪实，它对“史实”的处理方式远比史学来得自由，所以不能无条件地据此进行论证。

这场辩论的结果，即使不能“定于一”，但多一种认识就会多开辟一条解读的渠道，对学术研究终究是有所裨益的。而我，更加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互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现象。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加有趣、也值得深思的研究课题。这里有三个环节：一是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所据史实的渠道不尽一致。史书所记载的，来源于官方的正式文件（包括史官记载的种种资料）；而诗人记载的则是当地（有的还是当时，如杜甫、李益等）口耳相传的传说，也不排除军中将士、当地民众等某些亲历者的见闻；二是出于“为尊者讳”和其他某种考虑，官方史料存在着规范化、统一性、选择性的事后精心加工的特点；而诗人所听到的，当是杂沓的、错乱的“言人人殊”的信息，同样存在着整理、加工的性质；三是就史料的严谨性、规整性来说，或者就对待史料的态度来说，“正史”有其特殊的品格，因为史家强调“无征不信”；而诗人则相对地要情感化一些，不可能、也不要求他们必须“出言有据”。

职是之故，把诗人列为承辩者的一方，是完全必要的、正当的。

四

如果说，第一场辩论的三方都是诗人；第二场辩论的双方是诗人与史家；那么，第三场辩论的双方，则是民间口头传播者及当代某些学者为一方，古代的史官与史家为一方。这场辩论的主题是：“马嵬坡之变”中，杨贵妃究竟死没死？如果没有死，那么，她的下落何在？

史家认为，杨贵妃之死是凿凿有据的。《资治通鉴·唐纪》中，专门记载了这样一段：玄宗下令把贵妃尸体抬到驿站庭院，召唤陈玄礼等将领进去察看。陈玄礼看过后，叩头请求宽恕，玄宗慰劳嘉勉，命他们向士卒解释。这说明杨贵妃确实死了，并经陈玄礼等人确认。这还有疑问吗？

可是，民间传说认为，那场动乱中，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辗转流落到了民间。这在史学界，根本未予置信，甚至连考证与驳辩的兴趣也没有。他们分析认为，持“未死论”者大约出现在晚唐至元明之间，一些口头民间文学传播者，出于善良的愿望，觉得这样美丽的妃子不该让她死去。他们虽然同属底层人物，但与当事者（造反军民）不同，对于玄宗的淫逸、贵妃的骄奢没有切肤之痛，已经脱离了愤怒，一变而为对这位“牺牲品”、“替罪羊”的同情与怀念。

但出乎意料的是，现当代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在《长恨歌的质疑》和《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等文章中明确指出，杨贵妃是辗转到了日本定居。经过对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的考证，他得出了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的结论。归纳起来，论据大致有三：一是《长恨歌》中写贵妃马嵬之死闪闪烁烁，证明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而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则正史所载“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二是据陈鸿《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显然，贵妃已被使者牵去，藏匿到远地了；三是《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可是，“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竟连尸骨都找不到，进一步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

近日见到当代学者王菡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杨贵妃之死，很成为前些时间的热门话题，而在数十年前，俞平伯就曾根据《长恨歌》及《长恨歌传》提出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坡的观点，周作人自日本朋友处知道日本山口县有杨贵妃墓，及有关杨贵妃在日本的一些传说，便写信告知俞平伯先生。俞平伯复信中曰：“传说虽异，证据亦足为鄙说张目，闻之欣然。不知能否由日本友人处复得较详尽之记叙乎？”如此往返讨论的几封信，今天尚可看到，亦是难能可贵了。

由此可知，俞先生的论点也是获得知堂老人的支持的。

说到杨贵妃日本有墓，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2008年3月中旬，我率领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到日月潭观光，接待我们的是南投县文化局长，他是一位文学博士。在同我们交谈时，他说，有一次访问日本，见到了杨贵妃的墓，便问有关人士“根据何在”。

答复是：“你们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写得很清楚嘛！”

博士反诘：“杨贵妃不是死在马嵬坡吗？《长恨歌》里分明讲：‘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眉马前死’。”

日本朋友的答复是：“《长恨歌》里还讲：‘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海上仙山在哪里？就是日本嘛！”

博士说：“这种颠倒迷离的仙境，原都出自当事人与诗人的想象。”

日本友人答复是：“什么不是想象？‘君王掩面’，死的是丫环还是贵妃，谁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才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博士局长最后对我说，想一想，日本友人所说的也许有些道理。其实，李商隐的七律《马嵬》，更值得注意。它在一开头就说：“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的传说，可说是进一步的佐证。

据网上提供的信息：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时，在马嵬坡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爱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合谋，以一侍女代死。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在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网上信息说：据日本学者渡边龙策在《杨贵妃复活秘史》一文中考证，杨贵妃逃出马嵬坡后，得到唐代舞女和乐师的帮助，辗转到了扬州，在那里见到了日本遣唐使团的藤原制雄，在藤原的协助下，杨贵妃搭乘日本使团的船，在日本的海边渔村久津登陆，时间为757年。到日本后，杨贵妃受到天皇孝谦的热诚接待。后来，杨贵妃以她的智谋帮助孝谦挫败了一次宫廷政变，从此名声大震，获得日本人民尤其是日本妇女的好感。至今，还有日本妇女说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现在，日本本州岛西南端、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山口县，有一个名为“久津”的海边渔村，那里有一座杨贵妃墓，已经被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京都等古城还有杨贵妃的塑像。

（2012年）

三个唐僧

打开关于“唐僧”的网页，实在惊诧不已。绝没想到，人们对于这位亦人亦神的和尚竟然如此感兴趣。当然大多是拿他当“话耍子”来搞笑，来开涮的，什么“唐僧办教育”，“唐僧的隐私”，“唐僧评先进”，“唐僧评球”，“唐僧的网恋”，“唐僧引进股份制”……数不胜数；光是杜撰唐僧的著作，就有《家书》、《日记》、《回忆录》、《密信》、《遗言》、《自述》、《报告》、《废话》等许多种。至于从学术方面进行研究、探讨的却少得可怜——当然不是没有话题——比如，作为古代一位大知识分子、著名翻译家、汉传佛教历史上伟大的学者之一，唐僧就很有研究的价值。只是，一些人对此不那么感兴趣而已。而我，在这种情势下，偏要一本正经地从历史真实、文学作品、民间传说的多重视角来探索唐僧的多种形象，也算得上“痴情可哂”了。

幼年读《西游记》，唐僧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他不仅软弱怯懦，进退失据，在困难面前动辄惊慌流泪，而且昏庸迂腐，耳软心活，常常误信谗言，敌我不辨，所谓“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反过来，当时对孙悟空，我却怜爱备至，情有独钟。因此，每当看到唐僧残忍地惩治、处罚为取经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行者悟空时，我都遏制不住心头的愤慨，有时竟至两三天内，“于心有戚戚焉”。

及长，方知《西游记》中的唐僧，不过是文人笔下塑造的文学形象，并非玄奘的本来面目。通过阅览唐代史籍和《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了解到他的感人事迹和高尚的人格风范，伟大的精神追求，方知过去是错怪了他。

唐僧俗姓陈，本名祎，河南偃师县缑氏乡陈河村人，十三岁出家，法名玄奘。他自幼聪敏好学，悟性极高，通过熟读各种佛经，走访远近名僧，发现各名师所讲经论互有歧异，各种经典也不尽相同，而且疑伪杂陈，真假难辨，于是，矢志赴天竺取经求法。前后历时十七年，跋涉五万里，亲历一百一十余国，克服了重重险阻，带回六百五十七部佛经、七件金银佛像，还有许多果菜种子，为加强我国同南亚诸国的友好往来和开展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随后，他又潜心译经七十五部，并写出一部《大唐西域记》，记录了西游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印度等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艺和山川、风物等诸多内容，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他是举世公认的杰出的翻译家、旅行家和宗教哲学理论家。鲁迅先生赞颂中国的“脊梁”，其中“舍命求法”者即包括他在内。他不仅在国内有深远的影响，而且，世界各国对于他都有很高的评价。

近些年我又获知关于唐僧的第三种形象。我在寻访古代丝绸之路过程中，意外地听到许多富有传奇色彩、把唐僧加以神化的传说。比如，横亘吐鲁番盆地东北部、名闻遐迩的火焰山，《西游记》里说它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唐僧师徒来到山下无法穿过，便由孙悟空三借芭蕉扇，连扇四十九扇，断绝火根，永不再发，取经队伍才得以通过，继续西行。

可是，当地的传说却是这样的：若论唐僧的法术，原本可以顺利通行，无须在此耽搁时间。但他一向以仁爱惠民为本，当看到这里烈焰蒸腾，上无飞鸟，下无草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便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智擒牛魔王，取得纯阳宝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甘霖普降，从此这一带才广种棉花瓜果，人民赖以养生发展，世代康宁。至今，当地维吾尔族同胞还指认火焰山胜金口旁的峭石为唐僧当年的“拴马桩”，并热情地带领我们看了葡萄沟断崖上的“牛魔王洞”，和高昌古城中的唐僧讲经台。

说到葡萄，这里也有一个传说：唐僧西天取经归来，路过已经熄灭多年的火焰山，把从域外带回来的葡萄种子交给当地七位贤人，并点地出泉，穿岩造井，传授葡萄栽植技术。经过当地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劳动，这一带成为世界闻名的“葡萄之乡”。这种说法显然是带有附会性质，因为《史记》载明，早在西汉年间张骞通西域时，这里即已普遍栽植葡萄。当地人民将这些善举一概归美于玄奘，反映出他们对这位高僧的无限仰慕之情。

后来，我又访问了洛阳、偃师及唐僧故里缑氏乡。如果说，西行取经沿途的传说，对于唐僧主要是神化；那么，他的故乡所流传的则富有人情味，紧密贴近生活实际。当地人民对于唐僧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那里流传着许多关于唐僧的童年生活故事和取经传说。

“玄奘井”开凿于北齐年间，相传玄奘自幼饮此井水，智慧早开，颖异过人，因此被誉为“慧泉”，“神水”。“皂抱凤凰槐”是一棵能够扭颈的皂角树，传说玄奘西天取经时，树头向西，归国后，树头又扭向东边。因此，又称为“望子树”。西原墓地有玄奘父母的合葬墓。当地传说：玄奘西天取经，一去十几年杳无音信，母亲思子心切，日日燃香拜佛，为远在天边的儿子祈福。玄奘取经归来，得知母亲已经去世，却又找不到坟地，心里十分难过，便牵着白马，漫步郊原。忽然，白马长啸一声，前蹄在地上踏出一个大坑，涌出泉水，待大水退后，玄奘母亲的坟墓便清晰地展现出来。还有“晾经台”，传说玄奘取经归来，在少林寺遇水，他们便把洇湿的经卷放到高台上晾晒。恰值观音云游过此，在空中见此情景，便吹过一阵轻风，很快就把经卷吹干了。从此这里香火兴旺，名闻遐迩。

近期又欣喜地看到，由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发起的《玄奘之路》大型文化考察活动，正在顺利展开。确信，此举不仅能够充分揭示沿途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内地、与古代中国的密切联系；同时，还可以大大补充过去史料的不足，搜集到大量载记于文献、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唐僧取经的故事、传说，这将会进一步丰富唐僧的不朽形象。

（1988年）

屠羊说与卜式

甲：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这样一个警句：“人难再得始为佳”，强调了存在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乙：此句导源于“佳人难再得”，故实引自《汉书》：武帝时，著名音乐家、歌唱家李延年“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武帝胞姐）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一般的都把这个典故用于佳姝美女；龚自珍的诗：“拊心消息过江淮，红泪淋浪避客揩。千古知言汉武帝，人难再得始为佳。”也是用于女性的，诗人前面有个交代：“杭州有所追悼而作”。有的学者考证，此诗是为悼念他的表妹而作的。

甲：也不一定都要用于女性。1961年，冰心女士就曾以《人难再得始为佳》为题，悼念梅兰芳先生。她在文章中追忆早年欣赏梅先生演出《汾河湾》的情景：“流水般的踱步，送出一个光彩夺目的人儿，端严的妙目，左右一扫，霎时间四座无声。也许是童年的印象最为深刻吧，这几十年来许许多多男女演员之中，我还没有看见过像梅先生在那时那地所给我的端庄流丽，仪态万方的体态与风神！”这也可以称作“人难再得”吧。

乙：看来，“人难再得”，既可用于女郎，也可用于男士；既可用于今人，也可用于古人。关键在于它的唯一性。

甲：《逍遥游——庄子传》中指出：“庄子就是庄子，他是天才中的天才，只能有一，不能有二。就是说，庄子在世间已经成了绝版——从他辞世那天起，原版就毁掉了，永远也无法复制。”其实，何止庄子本人，包括他所创造的一些典型人物，比如《让王》篇所记的那个楚国以宰羊为业的高人，也莫不如此。

乙：你说的是屠羊说吧？

甲：是的。当日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一败涂地，昭王弃国奔逃，到了随国。屠羊说便也跟随着楚昭王出走，并在逃亡途中，帮助昭王解决了好多实际困难。待到楚国复国，昭王论功行赏时，想到了他，便派大臣去问他希望做个什么官。可是，屠羊说却说：“皇上丧失了国土，我失去了屠羊的活计；皇上回国复位了，我也跟着回来，继续干着屠羊的活。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可是，昭王还是坚持要给他以报偿。屠羊说坚持不接受，说：“皇上失去国家，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必承受惩罚；皇上回国复位，也并非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奖赏。”

昭王听了汇报，便要亲自接见他。屠羊说仍是予以拒绝，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是受过重赏、立过大功的人，才能受到皇上接见。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当时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皇上、护卫皇上的。现在，皇上却要废法毁约来接见我，这可不是我所愿意传闻天下的事。”闻听此言，昭王认为，屠羊说守本分，不贪功，不邀赏，而且，虽然身处卑贱却能陈述高明的道理，越发觉得人才难得，便让大臣司马子綦亲自出面奉劝，一定要他接受三公之位。屠羊说坚决推辞，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铺子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的收入豪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背上滥行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自己屠羊的铺子。”最后，还是没有接受。

乙：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能够有这样的见识、这样的觉悟，确属难得。

甲：作为庄子笔下创造的一个典型人物，屠羊说是庄子思想的化身，是其价值取向、人生追求、精神境界、处世准则的形象体现。为了达到以自我为主体的逍遥境界，庄子强调，必须超越“人为物役”、“以身殉物”的“异化”现实。他自甘清苦，不慕荣利，摒弃世间种种浮华虚誉，尤其拒绝参与政治活动，不同达官显宦交往，即便偶涉官场，也要尽早抽身，辞官却聘；他强调知足知止，对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对于身外之物，决不贪求，以免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像屠羊说这种类型，莫说当时是唯一的，后世恐怕也难以再现。咱们不妨打开史书找一找。

乙：我倒觉得，汉代的卜式有点类似。《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河南郡人卜式，在山中牧羊十多年，后来羊群发展到一千多头，他就买了田宅。那时，朝廷屡次征讨匈奴，卜式上书，说愿将家产一半捐赠给政府，以助边防。武帝听说后，就派使者前去询问：“你这么做，是不是想当官？”卜式回答说：“我从小只知放羊，不懂得做官规矩，所以，不愿当官。”使者又问：“那你是不是家有沉冤，要向皇上申诉？”卜式说：“我生来跟别人都是和平相处，没有闹过纠纷。贫苦人家，我接济他们；为非作歹的人，我耐心教育他们。乡里人民，都尊重我的意见，谁会来冤枉我？没有什么话要禀告皇上。”使者说：“那么，你捐赠那么多财产，究竟是为了什么？”卜式说：“国家跟匈奴作战，是一种抵抗侵略的义举。我认为，贤能的人应该战死边疆，有钱的人应该捐输粮食。这样，才能将匈奴消灭。”使者将他的话原原本本地奏报给皇帝，皇帝听了很感兴趣，便把这事说给了丞相公孙弘。不料，公孙弘却说：“这不是人情之常。恐怕他另有所图，不可以因为权变而乱了法纪。”

甲：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和前面提到的楚国大臣司马子綦比较起来，这个丞相可就差了一等。公孙弘这个人口碑很差，史书上说他“曲学阿世”；又说他工于毒计、工于谄媚。

乙：卜式后来还是当了大官。武帝认为他既贤且能，想要尊崇他、表彰他、重用他，用以激励全国人民。

甲：表面上看，卜式与屠羊说有其相似之处，实际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屠羊说匿身草泽，远离魏阙，像《周易》中所讲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卜式所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

乙：是的。开始时，皇帝让他当郎官，卜式不愿意干。皇帝说：“皇家的羊都在上林，那你就去管理它们吧。”这样，卜式就穿着麻衣和草鞋去牧羊。过了一年多，羊群肥壮又加速繁殖，皇帝颇为赞赏。卜式说：“不止是牧羊，对老百姓的治理也是这样。按时让他们休息；有不良分子就赶开，别让他妨害了大家。”

甲：这个说法，倒是与老子的思想有暗合之处。从前的读书士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隐于市者，有隐于野者，卜式应该算做隐于牧者。

乙：卜式属于“内儒外道”者流。武帝觉得他说得很深刻，就任命他为缑氏县令，结果四境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又改任成皋县令，同样是考绩优良。皇帝就提拔他为齐王太傅；时值南越反叛，他上书说：“主忧臣辱，我希望父子和齐国习船者一同前往死战。”皇帝许之以忠义，赐爵关内侯，并黄金六十斤，田十顷。后来又做了御史大夫，由于反对盐铁官营，又兼不善文辞，贬为太子太傅，以寿终。

甲：“伴君如伴虎”啊！“以寿终”——应该说，这就是很好的结局了。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中有一段话，大意是：宰相，是人人都想当的。汉武帝接连诛杀了几位宰相以后，又命令公孙贺去当宰相。闻讯后，公孙贺哭了，他实在是不想赴任，因为他想到了前几位的悲惨下场。但是，君命不可违呀！后来还是被迫当上了宰相。结果呢，不只自己送上了一条老命，还闹个满门抄斩。

乙：屠羊说算是彻底的超脱，因而也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不过，这种逍遥游世，既明且哲的人生取向，在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旧时中国社会，实在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了。绝大多数人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甲：所以，精明盖世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屠羊说予以激赏，在给他的胞弟曾国荃的生日赠诗中，写道：

左列钟鸣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感慨祸福无常，升沉难料，认为最高明的还是那个屠羊说，所以应该低头礼拜，奉他为师。

（2013年）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话人生 / 王充闾著.—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4150-5

Ⅰ.　①诗…　Ⅱ.①王…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6245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260千字

印　　张：18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张　莹　杨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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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70-4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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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意足不求颜色似

画家多擅诗文

扬州旧事

文经武纬各千秋

一

二

三

名人效应

一

二

三

从卞和说到赵普

闲话私谒

自　荐

一

二

三

四

想起了于谦

切忌随人脚后行

换个角度看问题

“清谈”辨

“言以文远”

皮格马利翁的期望

陆放翁为海棠鸣不平

马太效应

虞坂遐思

过犹不及

“老处女”的自嘲

害怕时间

一

二

三

一首《放言》诗的解读

为“好好先生”题照

三首《贾生》诗的论辩

镜子上面有文章

楚材晋用

张公子的叹恨

废物——放错了位置的有用之材

辨　伪

冷泉亭对联趣话

钟馗遭贬

托物寄兴

嫩笋·小松·细柳

赌徒心理

材大难为用

唐人笔下的小松

一言为宝

蛟龙不能失水

南郭先生

郑板桥写竹

说　项

说“格”

未必人间无好汉

“错认颜标”的笑话

唐代诗人的牢骚

施惠由来怕失期

三种境界

公道站在时间老人的门口

法布尔的忠告

庄王之量

扼住命运的咽喉

青蝇诗话

三国英主善用人

拿“金色护照”的人才

茶余漫话

谈龙录

文　脉

轻着力　转身时

且与时人话短长

流俗多误

逢　遇

两首题画诗的启示

泪泉血雨绽奇葩

老树春深更着花

《诗经》一解

古代歌谣中的“材论”

功在做人

功夫在诗外

“门下”

尴尬引发的反思

“祖师爷的饭碗”

官应老病休

“荡荡”与“戚戚”

“醉翁”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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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足不求颜色似

宋代诗人陈与义的五首《水墨梅》七绝，颇负盛名。其四曰：

含章殿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

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据说，宋徽宗看到这首诗以后，击节称赏，当即会见了作者，有相识恨晚之憾。陈与义自此名播海内，并被拔擢晋用。

诗，确实写得很好。前两句为一般的铺叙，大意是说：南朝宋武帝的含章殿下，有你（梅花）美丽的笑靥，大自然孕育名花的功绩，全靠一支兔毫画笔完成。精彩之处在于三、四两句，借咏墨梅提出了一个富有哲理的思想。

中国古代诗论中，有过“古诗之妙，专求意象”的说法。中国古典艺术最讲究摄取事物的神理，而遗其外貌，像九方皋相马那样，达到那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境界。“意足不求颜色似”，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原来这里面有个典故，据《列子·说符》记载：

秦穆公问伯乐说：“你岁数很大了，你的后辈里有没有能够接你的班，善于相马的呀？”

伯乐说：“我的后辈只能凭着形容骨相去相一般的良马；至于天下无双的千里马，看上去神奇恍惚，难以捉摸，跑起来飞蹄绝尘，不留迹印，这光凭骨相去识别就不行了。我有一个自幼一起担柴挑菜的伙伴叫九方皋的，此人相马本领不亚于我。”

这样，穆公就把九方皋请来了。按照穆公的要求，九方皋四出相马，奔波了三个月，终于在沙丘一带找到了一匹千里马。

回来禀报时，穆公问他：马是什么样的？

九方皋答说：“是黄色的母马。”

但是，前去取马的人回来了，却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

穆公很不高兴，责备伯乐说：“你推荐的那个相马之人，简直是胡闹。竟连黄、黑毛色和公、母性别都分辨不清，怎么能鉴别马的优劣呢？”

伯乐答道：“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他对马的观察，深入到马的神理，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视其所视而遗其所未见。他重视的是马的风骨、气质，而把毛色、性别等次要因素都抛开了。”

后来，经过实际检验，果然是一匹天下稀有的佳骏。

这种抓本质、看主流，摄取事物神理而遗其皮毛外貌的做法，不独对于赏花相马、论诗评画具有指导意义，以之论才取士，同样是适用的。世上并无完人。我们选拔人才也应“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不以一眚掩大德”。

我国古代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讲过：“志有所存，顾不见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当一个人专心致志于某一学问或事业时，他可能连泰山也视而不见，连身边的事情也无暇顾及。

法国大画家罗丹关于艺术人才也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在著名的画家与雕塑家的传记里，满载某某前辈的天真可笑的趣闻。但是要知道，伟大的人物因不断思考自己的作品而忽略日常生活。更要知道，有许多艺术家，虽然他们颇有智慧，但表面上好像肤浅得很，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口才和应答不敏捷的缘故。可是，对于那些浅薄的观察家来说，善于辞令是聪明伶俐的唯一标志。

“意足不求颜色似”，重视神理、本质，而不胶柱于牝牡骊黄，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无疑是必要、正确的。但是，人才毕竟要比“马才”复杂得多，人事工作者不应以此为借口而粗心大意、马虎从事。在这方面，我们应提倡更耐心些，更细心些，多问几个为什么，多多看上几眼。

走笔至此，想起《儒林外史》中《周学道校士拔真才》一段故事：

五十四岁的童生范进，考了二十余次，迄未中举。这次，提学道周进主考，将范进的答卷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怎么喜欢，想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便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又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倒是有些意思。末了又看过第三遍，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上加了三圈，填上了第一名。

周老先生可贵之处，在于他爱贤惜才怀有一片赤诚之心。他想的是“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这样，才能一看再看，细致认真，终于摄取神理，得其真髓。这一点，也是我们汲取九方皋相马的经验时，所不可忽视的。

（1987年）

画家多擅诗文

北宋诗人、画家张舜民有句云：“自古词人是画师。”这句话应该说是凿凿有据的。你看，许多他的前辈或者时人，像王维、杜牧、苏轼、晁补之这些文豪，哪个不是长于绘事？当然，一千多年之后，我们继踵前贤，也可以把这句话翻转过来说：画家大多都擅长诗文，而且有更多的实例堪资佐证。古代的赵孟頫、倪瓒、米芾、唐寅、徐渭、文徵明、董其昌、沈周、石涛、郑板桥，现代的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陈半丁、刘海粟、张大千、潘天寿、陆维钊、吴茀之、何香凝、林散之，都是出色当行的作手。洎乎当代，在那些从事有色画的水粉、油画，无色画的素描、速写以及版画创作的画家中，写作旧体诗词不那么盛行了，但他们的文章往往都出色当行，比较典型的像黄永玉、范曾、冯骥才、陈丹青、吴作人、叶浅予，等等，同样也可以列出一张大名单。有鉴于此，我给出了“画家多擅诗文”的结论。

许多知名画家，对于诗文似乎情有独钟，常常予以特殊青睐，高看一眼。齐白石老人甚至自许其诗为第一，印次之，画又次之。这种说法，世人也许并不完全认同，就是说，总觉得他的画是最好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诗写得确实好。且看他的两首题画诗：

鹦鹉能言命自乖，樊笼无意早安排。

不须四面张罗网，自有甜言哄下来。

重阳时节雨潺潺，四五花蔬院不宽。

老欲学人篱下种，种花容易折腰难。

无论是题鹦鹉，还是题秋菊，都有景有情，寄怀深远。只是，画名太盛诗名掩，人们往往只记得他的画，而不顾其他，不及其他了。徐悲鸿先生的题画诗句，也极富蕴涵，楚楚有致：“直须此世非长夜，漫漫穷荒有尽头。”“山河百战归民主，刬尽崎岖大道平。”逸韵悠然，引发人们无尽的幽思遐想。

郁达夫先生在谈到著名画家丰子恺时，曾经慨乎其言：“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丰子恺先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之一，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他不仅是著名的艺术家、学者，而且是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或叙事、抒情，或状景、释理，都渗透着作者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具有文笔细腻、结构谨严、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多彩、语言流畅优美、可读性强的特点。

他的散文名篇《白鹅》，1946年作于重庆。文章幽默、风趣，笔下形象活灵活现，意蕴深刻、邈远，已经被选入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其中有这样一段：

鹅的步态，更是傲慢了。这在大体上也与鸭相似。但鸭的步调急速，有局促不安之相。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平剧里的净角出场。这正是它的傲慢的性格的表现。我们走近鸡或鸭，这鸡或鸭一定让步逃走。这是表示对人的惧怕。所以我们要捉住鸡或鸭，颇不容易。那鹅就不然：它傲然地站着，看见人走来简直不让；有时非但不让，竟伸过颈子来咬你一口。

一个小学生的读后感，是这样写的：“白鹅，不仅是给丰子恺老先生在苦闷的避难生活中带来了乐趣和精神的寄托，也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快乐，它那可爱又可笑的行为，让我从鹅身上体会到了盎然的生机和丰富的情趣，成了独特的‘物外之趣’。”

而一位学者则评论说：丰子恺具有绘画美：他在描写一些景物与事物时，能够把事物的棱角与状态形容得非常地美，在散文中表现为无意中勾勒的完整的图画，使作者要表达的抽象而虚幻的事物变得具体形象，让读者能够毫不费力地感觉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和一种极充实的美感。

当代的知名画家黄永玉和陈丹青，都是文学界所公认的散文大家。前者的《比我老的老头》，后者的《退步集》，都是我的案头书，每番披览，辄受益良多。论者指出，黄永玉的散文正如他的画作一样，斑斓而不失庄重，简单而不失机智。在自由洒脱的文本中，他以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批判精神，艺术家的纯粹气质，以及鲜明的湘西本土个性，表达着对特殊年代的碎屑记忆，对当下社会的犀利批判，对文化艺术的虔诚皈依，对童年故乡的深情眷恋。这四者的融合，生成了一个厚重的文化读本。（见林铁、张建永论文）黄氏的文章，洒脱、率真，古朴、自然，经常以顽童的心态书写文章，如清波流泻，白云舒卷，散漫无羁，又极有风趣。

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他描写在首都体育馆观看日本大相扑的感想，同时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另一位知名画家李可染先生的语言、动作。两位画坛巨擘的形象刻画、语言表达才能，简直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仪式十分隆重，只是我个人不太习惯彼此回合太短，匆忙而就，倒是准备动作太多。回家后谈到这种感想时，可染先生也非常同意，于是他离开椅子表演出来：

“你看，这么对面来个骑马式，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忽然松下劲来，各人在竹箩里抓一把盐，那么撒，这么撒，东撒，西撒，撒过了，拿花扇子的人又唱起来，又是对面来个骑马式，又是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拿花扇子的人高举起扇子，发出几次怪声，以为要扑上去了，哈！又松下劲来，又去抓盐……

“好不容易等到真扭在一起的时候，‘哗’的一声，出线就完，不到三秒钟！”

他是一边笑得满脸通红，一边做出像极了的动作，比观看真相扑有意思万倍。

“画家多擅诗文”这一有趣现象的出现，可以从多个侧面、多种角度来加以阐释——

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诗文与画艺存在着相符互通之处。它们都处在一个纷纭万变、色彩斑斓的有形世界之中，可说是同源共生，若合一契。北宋哲学家邵雍有言：“画笔能使物无遁形，诗笔能使物无遁情。”掌握了绘画艺术，诗文创作如虎添翼；反之亦然。

表面上看，绘画属造型艺术、空间艺术，而诗文为音律艺术或时间艺术；画重形象，强调可见性，诗文关注情意，重视可感性，二者似乎歧途分向，不相兼容。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国画历来主张“迁想妙得”、“传神写照”，贵在传神，所谓“意足不求颜色似”，而不取简单地模拟物象的做法。这和诗文创作是完全相通的。画家平时作画，讲究驱遣意象，写起文章来，同样也需要随处点染，幻成一片化境。明代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说一个是“画”，另一个是“化”。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包括画家在内，艺术家的学问，并不以知识的面貌出现，而是化作悟性，亦即经由知性的路径，升华、炼化为人格、智慧、性灵与艺术。

在中国，古代也好，近代也好，文人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必读的“四书五经”，非诗即文，即便是尔后逸出仕途，专门从事艺术创作，诗文仍然是重要的基本功和竞技场。有人说，画家不懂得诗文，充其量只是个技艺型的画匠。事实上，在古代，整个士子阶层，也包括专精绘事的画家，无一人不懂诗文，无一日不说诗文，无一画不入诗文，形成了画必题诗、诗画一体的特有现象。为了提高作品的艺术品位，历来的书画家都十分注重诗文的修养。潘天寿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地说：“我以为一张画，有时凑上一句或一首好诗，也像山水得风而鸣、得雨而润。能作诗的画家，他可以集中精力作画，把画所不能及到的，用诗去补救；不会作诗的画家，知道自己无法补画不足，拼命在画上雕琢，反使画不自然。这是不会作诗的画家吃亏的地方。”

画家的艺术个性与创作追求，更使其诗文写作直接受益。画家个性，志在创新。他们总是勇于突破成规，独辟蹊径。正像郑板桥所说的：“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黄永玉先生的散文，标新立异，不主故常；当有人向他请教写作经验时，他说，我“不懂文学规律”，“胆子特别大”。正是由于他才气纵横，又有胆有识，敢于突破成规旧矩，我行我素，才赢得了他在文学界的特殊地位。而这种胆识与勇气，恰恰是许多散文作者所欠缺的。

画家的独特视角和观察事物的方式，生成于画家的艺术个性与职业需求。黑格尔说过：“人能够把本来不实在的东西想象成好像是实在的。”我们把这称之为赋形能力。而画家带有直觉型的思维特点，这种赋形能力当然就更强些。画家的视角对形、象极度敏感，他们善于用绘画的语言把内在的情理转化为画面与影像，在他们那里，客观事物总是以图形的面貌出现。按照唐代诗人兼画家的王维的说法，就是“审象求形”、“凝情取象”。这种“象”或“形”、“凝情”之外，同时也具备事实阐述与论证推理的功能。

画家对于各种造型之间的联结、对比与分辨，具有很强的悟性和感受力。相比较而言，他们观察事物，要比一般人更为周严、细致。同样是走过一条街，经历一件事，接触一个人，画家所观察到的不仅要比一般人的既多又细，而且，内在的蕴涵也要丰富得多。《新周刊》的记者采访陈丹青时有一段话：“我发现你（指陈丹青）看美剧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被它的故事所吸引，而你，有时候是在看它的时代，看里面的人穿的衣服，看它的道具、时装，琢磨哪个气氛是对的、台词是对的，表演程式是对的。——你会关注这些东西。”这一切，对于文学创作都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

（2014年）

扬州旧事

在扬州宽阔的石塔路的中心，矗立着一座千年石塔。从前这里还有一座僧院，名叫惠昭寺。如今寺院已经荡然无存，可是一段与寺院有关的文坛轶话，却从唐代一直流传到现在。

王播年轻时贫无所依，寄食惠昭寺，靠那里的和尚供养。每当听到吃饭的钟声响了，他便溜到寺院饭堂，跟和尚一道用饭。日子长了，和尚们有点讨厌他。有一次，故意先吃饭后敲钟，让他扑了个空。

这对王播的刺激是很大的，于是，他怫然离开了惠昭寺。后来，他中了贞元年间的进士，当了盐铁转运使，不久又出任淮南节度使，开府扬州。惠昭寺的和尚们得知这个消息，心情很是紧张，为了讨好王播，特地将他当年题在壁上尘封已久的诗，用碧纱笼罩起来，以示尊重。王播回到扬州，重游旧院，发现这种情事，不禁感慨万端，便提笔写了《题惠昭寺木兰院》七言绝句二首：

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

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

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诗中谈到，阇黎（和尚）饭后敲钟，使他特别难堪，一气之下，断然出走，忽忽二十年过去了。“尘扑面”、“碧纱笼”，说的是诗，实际上正是写人，道尽了世态炎凉、人事沧桑之感。

人在未成名之前，其成就不易得到社会的承认；及至成了名人，有了地位，又会过蒙关怀，备受推崇。诗，还是旧日的诗，人也是“前度刘郎”，可是，随着地位的变化，立刻就“声价十倍”了。

我以为，对于和尚当日的厌烦情绪，包括“饭后敲钟”的不甚友善的做法，无须苛责。一个大活人，自己不长进，肩不担担，手不提篮，整天凑在一群僧人堆里跟着混饭吃，难怪人们下眼瞧他。相反，如果辩证地看，这对王播成才还有一种促进作用。“本事是逼出来的。”刺激，未始不是一种有效的推动力。

问题倒是在于，王播的诗才当日必然已经显露，可是，却没有任何人予以重视，对壁上的题诗大概也没有谁肯去看上一眼。这，当然不是因为诗无足观，只是由于作者门第寒微、地位卑下而已。自古有言：“最难名世白衣诗”呀。

就此，我倒想起了发生在扬州的另一桩文坛轶事：

北宋的晏殊，当过一朝宰相，又是一位出色的词家兼著名诗人。在他当政时期，引用了一大批贤能的人，像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有一次，游览扬州的大明寺，发现壁上题诗很多，便让随从给他一一诵读，但“戒其勿言爵里姓名”。就是说，只看诗作水平，而不以门第、名位论其高下。直到遇见佳作，才询问作者的情况，结果，发现了诗才出众的王淇。当即请他来衙署一见，并招待饭食，然后把他由县主簿提拔为开封府推事，直至两浙、淮南转运使。这种做法，一时传为美谈。

还有一层。你们那些和尚，既然已经怠慢了那位专吃闲饭的，也就罢了；有什么必要，当这位“王大官僚”开府扬州时，非要用碧纱笼诗，以故意讨好呢？如果说，“饭后敲钟”还可以略迹原情的话，那么，这种“碧纱笼诗”的举动，就有些俗不可耐，令人作呕了。假如起苏季子于地下，让他问上一句：“何前倨而后卑也？”你们该如何作答呀？

王播这个人入仕多年，官声并不怎么好。不过，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还算得当。除了写下两首诗发了一番感慨之外，没听说他对这种“睚眦之怨”采取什么报复行动。看来，和尚们是过虑了。当然，对王播的做法，也有人很不以为然。比如，宋代著名文学家、大诗人苏东坡，就曾写过一首题为《石塔寺》的诗，对王播展开了尖锐的批评：

饥眼眩西东，诗肠忘早晏。虽知灯是火，不悟钟非饭。

山僧异漂母，但可供一莞。胡为二十年，记忆作此讪！

斋厨养若人，无益祗遗患。乃知饭后钟，阇黎盖具眼。

诗的大意是说，当日王播，只顾闷头作诗，弄得目眩神迷，忘记了时间的早晚，错过了饭时。山僧缺乏向韩信施食的漂母那样的识度，但是，那种饭后敲钟的“恶作剧”，却也是堪可供人莞尔一笑的。对于这样一件区区小事，身为“节度使”大员的王播，二十年后又何必重提呢！看来，这个人真不怎么样，那些和尚，你别说，还真是挺有眼光哩。

苏东坡喜欢作翻案文字，录此，或可有助于增添情趣，扩展思路。

（2001年）

文经武纬各千秋

一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古称邛都。这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早有记载。

原来司马相如，对于开发祖国西南边疆，促进这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原腹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可是，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才华盖世、辞赋出色当行的文学大家，又是一个“忒煞情多”的风流种子。他曾偕同美女卓文君私奔，家贫，文君当垆卖酒，相如着犊鼻裈涤器于市，传为千古风流韵事。他还替那位被打入冷宫的陈皇后写过一篇《长门赋》，希望引起汉武帝重念旧情，回心转意。为此，作赋人得到了百斤黄金的酬报。寥寥千余字，却换来这么多的金子，这个“润笔”可不算低了，只是，那篇赋却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们且把时光拉回到公元前130年（西汉元光五年）。当时，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夜郎（今贵州西部一带）。这是僻处西南边疆的一个部族，四周高山环绕，与中原素无来往。部族首领竹多同从来没有到过其他地方，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以为夜郎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当下便问唐蒙：“你们汉朝，有我们夜郎大吗？”从此留下了“夜郎自大”的话柄。及至他们见到唐蒙带来的丰盛礼品，才大开了眼界。唐蒙乘便宣传了汉朝的地大物博、文明强盛，使夜郎及其附近的诸多部落深感向慕，表示愿意归附。

签订了盟约之后，唐蒙返回长安，向武帝报告了结交夜郎等部族的经过。武帝便把这些地方改为犍为郡，并指令唐蒙负责修筑一条通往这些地方的大路和栈道。为此，唐蒙在巴蜀地区大肆征集人力。由于工程浩大而且艰巨，士兵和民夫死伤了不少，一时谣言四起，蜀郡民众纷纷出逃避难。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便派遣以《子虚》、《上林》两赋受到赏识的司马相如为特使，前往安抚百姓，纠正唐蒙的阙失。

司马相如入蜀后，写了一篇《喻巴蜀檄》，讲明朝廷沟通“西南夷”和筑路的意义，说这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为了解决“道里辽远，山川阻深”的困难。而唐蒙的一些做法，“皆非陛下之意”，希望各地仰体圣衷，免除惊恐。司马相如是个有心人，在妥善处理这起案件，圆满完成出使任务的同时，顺便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及其与内地的关系，做了比较详尽的调查。

夜郎的归附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邛都、笮都（今四川西昌及雅安、汉源一带）的一些部落也都想比照夜郎的待遇归附称臣。当时，对于“沟通西南夷”是否必要，朝中一班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汉武帝首先征询了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邛、笮等地和蜀郡（今成都）相去不远，道路也不难打通。那里，秦代曾置为郡县，到本朝建国时才罢除。现在，若能再度与之沟通，进而设郡置县，其价值是远胜“南夷”诸国的。汉武帝听了，深以为然，便拜封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委之以全权处理有关“西南夷”事务的使节重任。

司马相如带着一批助手，很快来到今四川西部、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与当时的邛、笮、冉、骁、斯榆等部落，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各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都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而撤去了旧时的边关，西边以沫水、若水为界，南边扩大到牂牁，打通了零关道，修筑了孙水桥。“还报天子，天子大悦。”紧接着，汉朝就在这里设置了十几个县，全部隶属蜀郡。

相如出发前，曾针对蜀地父老和某些朝廷大臣反对开通西南边疆的意见，写过一篇《难蜀父老》的辩难文字，假托有二十七名荐绅、耆老对“通西南夷”提出责难，从而引出作者的正面阐释与答辩。文中阐明了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同时，对外宣扬了西汉王朝的偃甲兵、息诛伐、德泽广被、教民化俗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

关于司马相如，历代论者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他的文采，特别是辞赋方面的成就。同为西汉辞赋大家、后于司马相如一百二十多年的扬雄有言：“长卿（司马相如字）赋似不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耶）！”晚清进士刘文麟的诗，对于他的辞赋同样给予崇高的评价：

辞赋凌云绝代无，汉家才子说相如。

高车驷马须臾事，一纸长留封禅书。

近日，在网上看到一首颂赞司马相如的《贺新郎》词：

神化长卿赋。凤求凰、子虚乌有，上林名著。万古流芳称赋圣，文采风流仰慕。真乃是、临风玉树。司马有评佳史记，让清奇歌者长留驻。卓汉代，妙千古。　鸳鸯交颈心谁互？羡文君、琴心相挑，私奔潛渡。云布雨施歌遐迩，山谷清泉万圃。至仁处、德洋恩普。大赋散文皆惊众，是丽文璀璨开新曙。为尔醉，沁君露。

笔墨所及，范围颇广，但仍然没有提到司马相如对于开发祖国西南边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原腹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宋代学者黄徹竟然认为，“司马相如开巴蜀，以困苦乡邦，其过已多”，更是颠倒是非，令人无法接受。

通过对于西汉时期司马相如开疆勋业的研究、探索，我们还可以得出如下三个结论：其一，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大小凉山一带即已划入中央政府的辖区，此间居住着彝（当时称“夷”）、汉、藏等多种民族；

其二，当时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策略是“羁縻勿绝”，即只是着眼于羁縻、牵制，而并非斩杀灭绝，割断联系；

其三，大、小凉山地区处于西南边疆的要冲，自古就形成了“邛通则路通，邛阻则路阻”的局面。

因此，打通凉山，历朝历代都受到官府和民间的重视。其地与蜀郡的沟通，尽管官方往来“至汉兴而罢”，但民间商贾贸易始终未曾隔断，并不是“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先后开通的邛笮道、牦牛道、清溪道、西川道等，尽管称谓不同，但其为横跨大、小凉山的通道则无异。它们北接巴蜀，南连滇越，最后全部汇入古代有“南方丝路”之誉的“蜀身毒道”。

三

说到南方丝绸之路，人们会联想到那条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西北丝绸之路；记起那位与司马相如同时代的“凿空”西域、开拓中西交通的先驱者张骞。

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曾两次出使西域，以其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为加强我国各民族的联系，促进民族间的融合，扩大中外友好往来，经略西部疆域，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他还曾为开发祖国西南边疆，特别是疏通南方丝绸之路做过贡献这一点，知道的人恐怕就不是很多了。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后，于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曾对汉武帝讲，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一带）见到过蜀地生产的麻布和邛都之竹所作的手杖，询其来路，据云乃当地商人从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一带）采购的。大夏国位居中国西南，距离约一万二千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此间既然有蜀地产物，推想自“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路程一定不会太远。鉴于西域一路险阻颇多，建议打通从巴蜀经“西南夷”地区直通身毒、大夏的通道。

汉武帝当即采纳了这个意见。派遣使官十余人，带着财物，分四路深入蜀西南地区，探寻通往身毒的道路。可惜，多次派出的使者，均在现今的云南大理一带受阻，最后无功而还。

继张骞之后，杰出的军事家班超先后在西域奋斗三十一载，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无独有偶，与两位军事家开发西域相对应，经略西南边疆的，竟是两位杰出的文学家。踵步司马相如后尘，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汉武帝侍从官身份，奉命出使邛、笮、昆明等地，既建立了事功，又掌握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大量资料，为日后撰写《西南夷列传》创造了条件。

看来，武将和文人不仅功业迥然不同，而且，“鸿爪留痕”也大相歧异。也许真的应了“千秋定国赖戎衣”这句话，西域沟通之后，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在西域得到广泛推广，丝绸、漆器等大量手工业品源源流入西域；同时，西域的葡萄、苜蓿、胡萝卜以及骆驼、良马等物种也传入内地，尤其是那里的音乐、舞蹈，对汉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相比之下，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及其与内地的联系就差得太远了。由于交通阻塞，那里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其封闭状态。结果，在西北丝绸之路上，张骞有碑，班超有城，青史标名，万人仰颂。可是，在西南地区却没有见到过“两司马”的任何遗迹。当然，他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语），又是张骞、班超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就是“文经武纬各千秋”吧！

（2010年）

名人效应

一

所谓“名人效应”，指的是名人作用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是借助名人的声望所达致的扩大影响力、增强吸引力的一种效应，它是社会文化现象与公众心理现象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赖以存在的是受众与顾客的一种喜爱，一种关注，一种信任。

大前提是这个人物必须有名气，而且为公众所熟知、所认可；然后推人及物，体现到产品、作品、商品上，大体上相当于品牌效应。当今之世，最常见的是广告宣传了，它所依仗的就是名人效应与品牌效应。再如电影、电视剧，也往往借助于名人效应这一支撑点。而这种名人效应，却又是非实物的，是一种无形资产。这种效应的展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日见其影响之深远、范围之扩大，可以说，已经达到无孔不入、无远弗届的程度。当然，名人效应的存在，由来已久，远非自今日始。

传说古代有个卖马的人，一连三天都无人问价。情急之下，他找到了相马专家伯乐，请求帮忙。伯乐说：“我又不想买马，怎么来帮你呢？”卖马的人说：“您的名气大，人们都知道您善于相马。只要您围着我的马看几圈，走开后回头再看一看，我就感激不尽了。”伯乐推脱不了，只好照办。结果，他刚一离开，马价立刻暴涨了十倍。你看，这名人效应该有多么厉害！

古代也懂得争名人。诸葛亮的故乡在山东，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于是，便在他的隐居地上做文章，湖北襄阳的人说卧龙冈在襄阳，而河南南阳的人则说卧龙冈在南阳，都说自己那里就是当年诸葛亮出山前的躬耕之地。互相争持不下，最后，两家各自设了一处景点。前些年，还有争李白、岳飞出生之地，楚霸王、李自成去世之地，黄帝、蚩尤的战场的。他们争着在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名传千古的大诗人、大英雄身上做文章，自然为的是博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以提高知名度，吸引众多游客观光旅游，招徕远近客商投资，振兴本地的经济。

说来也十分可笑，为了扩大知名度，各地不仅争美名，有的连不美的名，甚至臭名也要争。“夜郎自大”是个饱含贬义的成语。可是，据前几年的《东方新报》披露，湖南省的新晃县和贵州省的赫章县，为了争着改名为“夜郎县”，争得不可开交。赫章县甚至在《关于实施历史文化兴县的意见》中，把争取改名为“夜郎县”作为工作的重点，专门成立了更名小组，向毕节地区行署申报，并报材料给国家民政部。这件事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当地人当然有他们的考虑：名字虽然不那么好听，但由于知名度高，也就在所不计了。

二

到过陕西省丹凤县的，都会寻访一番四晧墓与四晧祠。这里位于丹江之滨、商山脚下，秦末，有四个年届八十、须发皆白的老者——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隐居于此，时称“商山四皓”。四皓祠与四皓墓，隔丹江而遥对，传为汉孝惠帝所立，现存之庙为清代建筑。著名书画家郑板桥有诗赞曰：

云掩商于万仞山，汉庭一到即回还。

灵芝不是凡夫采，荷得乾坤养得闲。

提起“商山四皓”的“荷得乾坤”的伟绩，人们就会记起一个从争名人中直接受益的古老故事：

汉高祖刘邦宠姬戚夫人生子赵王如意。子以母贵，刘邦想要废掉太子刘盈，立如意为太子。刘盈的母亲吕后着急了，赶紧找张良拿主意。张良说，这件事是不能靠口舌言语来争取的；要解决问题得靠“商山四皓”出面帮忙。原来，刘邦曾经费尽心思，想请出他们四位前来辅政，但由于他一贯轻蔑儒者、侮辱士人，这四位老先生不愿理他。不过，刘邦从内心里对他们还是异常企慕的。

张良告诉吕后，要让太子备上安车驷马，不惜重金，恭请四位老人出山，把他们奉为上宾，经常与他们交往、议事，并且让皇上能看到这种场景。太子遵命而行，四位老人果然来了，同太子刘盈结为忘年挚友。

一个偶然机会，刘邦发现了，大感惊异，急着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交谈中，四位老人争相叙说太子的贤能，因而获得他们的尊重与爱抚。这样一来，太子就直接受益了，皇上打消了“易储”的主意。这个刘盈就成了后来继统的孝惠帝。

三

注重名人效应，在国外就更加突出了。美国的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海明威和斯坦贝克，在世纪之交先后赶上百年诞辰，整个国家特别是作家的故乡人民对此非常重视。除了开展一些学术性纪念活动，还都借着纪念名人来开发旅游资源，繁荣地方经济与文化。1999年，为了纪念海明威百年诞辰，媒体、出版界、学术界和他的家人，以及与之有关联的地方和单位，一道进行了总动员，组织电视台、重要报纸和网络媒体，竞相开展宣传活动，不仅重印了海明威的作品，还编写了《记述海明威》、《海明威研究指南》、《海明威基本资料揽要》等大量书籍，其中一本《海明威菜谱》，是根据作家小说中提到的一系列食品，结合实地调查编纂而成的。几乎所有与海明威有关的地方都举办了热火朝天的纪念活动，他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海明威基金会”，早在1993年就买下了他出生的那座房子，他们说：“这座房子在本州的文化遗产旅游项目中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看来，作为“文化赋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名人效应确实有其强大而积极的影响。但是，如果举措失当，重名而不重实，也会导致盲从、轻信甚至道德风险等诸多负面效应，也是应予警惕与戒除的。

（2010年）

从卞和说到赵普

相传春秋时楚国人卞和在荆山得到一块璞玉，外表看去与普通的石头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卞和却认出这是一块真正的美玉，于是，便把它郑重其事地献给了楚厉王。厉王找来玉工察看，玉工讪笑说：“这哪里是什么玉，分明是一块顽石！”厉王以为卞和有意欺诳他，一怒之下，砍掉了他的左脚。

厉王死后，武王即位，卞和拄着拐杖又去向皇帝献璞。皇帝又把玉工找来，看了一通，结论还是石头。结果，武王又把卞和的右脚截去了。

待到楚文王即位，被砍去了双脚的卞和已经没办法再去京城献璞了。想到忠而获罪，识宝无人，便抱着璞玉痛哭于荆山之下，整整哭了三天三夜，最后到了泣血的程度。文王得知后，命令玉工把这块石头剖开，果然是一块稀世的美玉。文王非常高兴，下令把它制成玉璧，名之为“和氏璧”。对卞和这种不畏伤残，坚持真理的精神，予以高度赞美。楚文王说：你真是个“扳不倒之翁也”。

后来，大诗人李白在一首诗里，满怀深情地写道：

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

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残毁。

荆山长号泣血人，忠臣死为刖足鬼。

一面是对卞和的矢志不渝、坚持到底的精神予以热情的赞颂；一面又对无知的“鱼目”者和恶意谗毁的“青蝇”进行无情的嘲笑与鞭挞。卞和地下有知，亦当有以自慰了。

清代诗人陆次云写过一首《题荆山石壁》的七绝：

寄语山灵听啸歌，连城再刖叹如何。

人间碧眼应难遇，莫产琼瑶误卞和！

诗中表达了对卞和的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同时，借着卞和怀宝不遇的故实，对于旧时代人才不能遇合的悲剧，抒发了强烈的愤慨。话说得很巧妙，很委婉，但批判的力量还是强大的。说是：山灵啊，你可再不要出产琼瑶美玉了，人间已经遇不到青眼识宝之人，到头来，徒然使得卞和之类的“愚人”跟着遭灾受罪，又何必呢？真是下笔如刀，力透纸背。妙在借题发挥，意在言外，发人深思。

对于卞和的做法，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在荆山抱玉岩下的卞和庙里，有人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一玉何须太认真，两遭刖足竟忘身。

至今遗庙伊谁仰，嗤煞当年抱玉人！

对于这件事情，尽可以从多种视角来研究，做出不同的评价，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但有一点应该加以肯定，就是卞和那种“太认真”的精神、执着的态度，还是颇为可贵的，它反映了为真理而献身的坚定信念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意志。如果遭到一点挫折，遇到某种谗毁，就放弃坚定的信念，打退堂鼓，卷旗收兵，也就谈不上什么事业的成功、理想的实现了。

说起这种“太认真”的顽强精神，我倒想起另外一位古代的人士，那就是北宋初期的宰相赵普。他像卞和不遗余力地举报美玉那样，反复多次、不避风险地推荐贤才，直到最后贤才得到承认为止。据《宋史》本传记载：

宋初，在相位者多龌龊循默，普刚毅果断，未有其比。尝奏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看来，赵普真是算得上另一个卞和了。在封建专制时代，为了举荐一个“称职”之人，竟然不惜冒犯“龙颜”，据理请命，一而再，再而三，那种执着、认真的劲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1987年）

闲话私谒

祖国语言的精确，着实令人叹服。比如，公署、公廨、公堂、办公室，顾名思义，都是处理公务的场所。反之，如果因私事而有所干求、请托，就要悄悄地溜进达官显宦的私邸去“走门子”，现代语言叫“走后门”，古时则称为“私谒”。

战国时期，孟尝君奉齐湣王之命行聘于秦，开始时受到了秦昭王高规格的接待，还要任命他为丞相。这样一来，遭到了朝廷里权臣的妒忌，因而向昭王进了谗言，结果被囚禁起来，准备一杀了之。孟尝君见形势急转直下，赶忙托人到昭王的爱妾燕姬那里“走门子”，请她给调解、说情。燕姬听说孟尝君有一件天下无双的狐白裘，便提出以此为交换条件。无奈，这件宝物已经作为见面礼献给了秦王，只好由随行人员中一个“善为狗盗”者设法将它盗回，再转献给燕姬。

燕姬见了，喜上眉梢，当即进言于秦王曰：“我听说孟尝君乃天下之大贤，现在来此，本为秦国的幸事。置而不用，也就罢了，怎么还要杀掉呢？真是没有道理。君王如负此杀戮贤才之恶名，我恐天下之贤士皆将裹足而避秦矣！”昭王甚以为是，马上下令：给孟尝君备车马，发驿券，放他出关还齐。看来，“走门子”这种社会存在，由来已久了；而且，效力还是蛮大的。

私谒，核心是个“私”字，得趣在一个“便”字上。私谒者一般都避开旁人的耳目，悄没声地进行活动。明末，写过《燕子笺》、《春灯谜》等传奇的阮大铖，颇负才名；但他奸诈猾贼，嗜权罔利，时人称之为“小人中之小人”。他脚踏两只船，先是厕身于东林党人间，后又投靠大宦官魏忠贤，私拜为“干祖爹”，经常夜半私谒，外表却佯装与魏阉疏远。他每次离开魏府时，都要花大价钱把递送的名片从接待人手里买回来，以掩饰其奔走权门的痕迹。这是“私”字。

那么“便”字呢？夤缘求进，可以开门见山；馈遗往还。无须半推半就。有时，“灶王爷爷”不开面，遇上了窒碍，还可以通过私谒，请求“灶王奶奶”代为转圜，打通门径。秦昭王的爱妾燕姬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明代文学家宗臣在《报刘一丈书》这篇著名散文里，用漫画式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干谒求进者的丑态和权门的赫赫气焰：私谒者日夕策马候于权者之门，守门人不放入，则甘言媚语求情，并袖金以私之。而权者又不即出见，只好立于厩中仆马之间，忍受着恶臭的气味与饥渴、毒热的熬煎，耐心地静候着。到了晚上，里面才传出话语：“相公已倦，谢绝客人，明天再来。”明日又不敢不来，照旧立于厩中仆马之间。经过这样几度腾挪、辗转，始得一见。出门后，却招摇过市，虚言“相公厚我”，借以骄人。——这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

古往今来，一切私谒者走的都是热门。哪个人位高权重，那他的私邸便宾客盈门，肩摩踵接。本来素昧平生，也要通过曲折的关系附凤攀龙。而一当罢黜遭贬，就立刻“门庭冷落车马稀”了。唐代李适之为宰相时，每值退朝，宾客云集，道是“朱门长不闭，亲友恣相过”。可是，一当他被李林甫谗毁、罢相之后，立刻就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他在一首诗中感慨无限地写道：

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

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走门子”这种社会弊端，原是私有制的产物。在贪贿风行的封建时代，有其深厚的孳生土壤，可谓天下滔滔，俯拾皆是。但也有少数清官廉吏，为了一己的清名也好，为着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也好，能够克己奉公，正身黜恶。“任公平而塞私谒”。这在史书上时有记载。诸如，汉代的申屠嘉，史称“为人廉直，不受私谒”。三国时期，东吴的诸葛瑾出使蜀汉，通好刘备，“与弟（诸葛）亮公会相见，退无私面”。唐代杨绾为吏部侍郎，“典选公平，清贞自守，未尝私谒”，等等，就都是千古传颂的显例。

有些人更进一步，不仅贞洁不染，严以律己，为了对付私谒，还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处置办法。闲翻古籍，记下了几则颇有教益的轶闻佳话——

宋司马光任宰相，亲书一榜悬于家中会客室墙上。榜文曰：“凡于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明确宣布，不要到家里来谈个人的“身计”，有事应该呈进状纸，由众官在公署合议施行，公事公办。

乾隆时，刘统勋居相位。尝有人怀揣银两昏夜叩门求见，刘公断然予以拒绝。第二天早晨，来到政事堂，把那个深夜求见的人招呼出来，说：“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其人嗫嚅而退。私谒意在徇情营私，干的是见不得人、摆不到桌面上的勾当。“众前言之”，自然有口难开，只好“嗫嚅而退”了。

康熙时，礼部尚书张伯行任苏闽巡抚，一住下来，地方官吏便竞相私谒，送来许多名贵特产。张伯行一向深恶此风，便亲笔写下一道檄文，晓谕各级官员：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虽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公开声讨，以正视听，这也是一种整治“走门子”的验方。

清太祖努尔哈赤行伍出身，对付“私谒”的态度更加决绝，索性发布一圣训：“国人有事，诉于公所，勿得诉于诸王臣之家。其有私诉者，付以鞭索，俾执而责之。”读到这里，谁人不感到痛快呢？

现在，对于干谒求进的歪风，多数当政者不胜其烦，觉得讨嫌；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爱吃这口食儿，结果免不了贪饵吞钩。古语说：“受恩多则立朝难。”既承私惠，必谋酬报。结果，赤裸裸的交换活动代替了党性的尊严，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变成了谋求一己私利的工具。“虽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这确是值得深加惕戒的。

（1983年）

自　荐

一

翻阅古籍，偶然看到这样一则故事：宋代贫士胡清才冠当时，只因无人赏识，落拓山中。他不甘寂寞，借咏叹轩旁小柏写了一首述志诗：

栽傍岩隈未足看，谓言斤斧莫无端。

他时直入抡材手，不独青青保岁寒。

本来是要写自己如何才华出众，但第一句却欲扬先抑，说我像这棵“栽傍岩隈”的小柏一样，本无足观；第二句揳入主题，意谓后生可畏，不可等闲视之，采樵者（象征豪强之辈）切莫无端地加以摧折。第三、四句接着讲，日后如能被“抡材手”选为栋梁之材，那就不独善保寒操，坚贞自守了，言外之意是一定能够经邦济世，大有一番作为。这首自荐诗，后来被一位文人出身的惜士怜才的浙江漕运使看到，当即加以遴选，厚礼相待，还赠与他一份官田。胡清由此得以致身富贵。

自荐，古人也叫“自举”，就是自我推荐。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对面直陈，像平原君的门客毛遂那样自告奋勇；有的通过给当政者写信，或向皇帝、大臣飞章、献表、上疏、进奏，李白写信给韩荆州，韩愈连番进书宰相，即属此类；有的呈递诗文作品，以求赏识，像白居易写了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诗，使名士顾况击节称赏。这在古代，是屡见不鲜的。

清代文人邓嘉缉工诗、善书、能文，但半生沦落，抑居下僚，只捞得一个“候选训导”的闲职，他借着咏平原君，抒写其郁积的情愫，这里就包含着上干王侯，自荐求售的意思：

翩翩公子有遗祠，想象风流奠一卮。

臣亦毛生思脱颖，不知可有处囊时？

古代有些帝王为了罗致人才，主动颁发诏书鼓励人才自荐。李世民、武则天都曾号召文武高才“诣阙自举”、“以求进用”。汉高帝《求贤诏》、汉武帝《求茂材异等诏》，除了要求地方官举荐贤才，自然也包括了贤才自荐的内容。纵观历史，一些贤达之士，对自荐、自举的做法，一般都是持同情与肯定态度的。

二

在现代人才学上，有的把这种自荐活动称为“人才的自我表现”。它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献身社会为目的，以公开、主动地表现自己的抱负，借以引起当政者的赏识与注意为其行为特征。今天看来，自荐确有其显著的积极作用。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浪潮所推涌，无数立志成才的青年，怀着振兴中华、建设祖国、发展自己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不甘落后，勇于进取，渴望得到信用，接受重托。他们不隐瞒自己的感情，勇于表达个人对社会变革的基本态度，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从自我举荐中获得一种动力：这里包括为实现自己诺言而奋力拼搏的献身精神，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和不安于现状的强烈的进取心。因而，这种行动是积极的、有益的，在多数场合也得到了各级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支持。

当然，由于传统观念和封建意识的束缚，也有的人把它视为异端，认为自荐是显示自己，妄自尊大，是利己主义，甚至看成有个人野心，而把安于平庸、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当作美德加以提倡。面对着这种情况，作为自荐者应该进行不懈的努力，通过一定量的优势积累，来冲破种种障碍，达到脱颖而出的目的。关键在于拿出自己的真本事，让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在事实面前受到教育。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年轻时拜访哲学界的泰斗康德，希望得到他的提携与支持，不料康德却没有理睬。费希特知道这是因为他年少才薄。于是，废寝忘食，发愤学习，刻苦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写出了题为《一切天启的批判》的哲学论文。他把这份文稿寄给康德，并说明这篇论文就是他的自荐信。康德看后，大加赞许，当夜写信给费希特，祝贺他的成就，并邀请他前来一道工作。这个事例说明了，当自荐活动未有达到预期效果时，不应怨天尤人，灰心气馁，而要“反求诸己”，努力争取用创造性的成果来赢得伯乐们的青睐。

三

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的。在谈到自荐的积极效果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否认，确确实实有那么一些人打着“自荐”的旗号，在那里钻营奔竞，伸手要官，直至跑官、买官。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一些人以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央的方针政策，任何纯正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都会走样、变味。改革开放伊始，上级强调解放思想，放开搞活，他们就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同样，组织上提倡自荐，有些人就“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要官，而把抵制这种歪风邪气的则斥之为观念保守，思想僵化。

当然，他们“要官”时也并非赤裸裸地伸手，总还要包装一下。比如，在给上级领导写信或面谈时，一般都是首先表白一番自己“过关斩将”的劳绩；进而说明眼前的处境：官卑职小，难堪舆论的压力；最后，总要说一些“趁着年纪尚轻，身体还好，愿意更多地为改革发展出些力，担些担子”之类的话，从而扣住主题。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了古人曹翰的一首诗。

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初名将曹翰平江南有功，后归环卫，数年未得升迁。一日，御宴赋诗，曹翰因是武人未得参与，于是，写了一首七律，自陈太宗。诗曰：

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尝得预时髦。

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

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

庭前昨夜秋风起，羞见盘花旧战袍。

诗写得比较含蓄，较之今日之要官者算是委婉得多了，但意旨还是十分明确的。概言之，一曰夸功，二是诉穷，三是说，发展潜力还大，还可以担任更高的官职。《宋史》中说他“多智数，好夸诞，贪冒货赂”。看来，官声并不太好，但战功卓著却是事实，因而，太宗看了诗句之后，恻然心动，“骤迁数级”。

引古可以鉴今。从曹翰这面土花斑驳、铜绿茸生的古镜里，约略地能够映出今天的一些官欲甚炽之人的路径和手法。当然，情况不同，气质有异，表达的方式也会存在差别。有的对计较职位、待遇还有些羞于启齿，未免“足欲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有些人却是惊人地“坦率”，丝毫不加掩饰，甚至理直气壮地质问组织：“我也没有什么错误，为什么老当副职？”“某某能力平平，为什么他能提拔，我就不能？”当组织上指出“这样伸手要官不好”时，他还会振振有词地辩解说：“这不是要官，而是勇于自荐。”

四

表面上看，要官与自荐有些相似，实际上，二者是有原则的分野的。自荐者出以公心，以尽展才能，献身社会为依归。他们为形势所鼓荡，怀着振兴中华、建设祖国、奉献一己的责任感与自信心，不甘埋没，勇于进取，渴望得到信用、接受重任；而伸手要官者萦心注目的无非是一己的升迁，满足个人的权欲，而很少考虑社会的责任。自荐，是把竞争机制引进人才选拔制度中来，是一种社会性的选择，立足于公开的、民主的、平等的竞争，像体育竞赛一样，完全建立在自己实力的基础之上。千里马在赛场上公开亮相，优胜劣汰，毫不马虎，可以避开择人者个人感情、认识、利害关系等主观因素所造成的弊端。而伸手要官者靠的是奔走权门，夤缘求进，馈遗往还，私相授受。一公一私，泾渭分明。

令人深思的是，之所以有人敢于公然要官买官，总是由于有人在那里给官、卖官。因此，要杜绝这种现象，一要端正党风、严格组织纪律；二靠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1999年）

想起了于谦

在反腐倡廉中，影视屏幕上推出一位清代的名臣于化龙；我也想凑个热闹，从历史上再找出一位于姓的名臣，这就是明代著名政治家、爱国英雄于谦。

同于化龙相似，于谦在任期间，也是轻骑遍历各处，延访父老乡耆，大力兴利除害。他曾上书朝廷，建议：“以河南、山西各积存的数百万石谷物，在每年的三月借给缺粮贫户，待秋收后收还；对因贫穷、疾病无力偿还者，可以予以豁免。凡州县官吏任满当迁者，如预备粮不足，不许离任。此事由风宪官员按时稽核巡查。”得到了朝廷的批准，贫苦农民受益无穷。在巡抚河南时，他发现河堤经常溃决，对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破坏，便组织民众筑堤治水，设置亭长，专门负责河堤修缮事宜。在山西，他剥夺边镇军官私占土地，改作官府屯田，以资边防所需。

最值得称颂的，还是于谦把保持高尚的节操看得重于一切。“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安用求！”这是他的名言。他还写过这样一首诗：

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

所以古志士，终身甘缊袍。

胡椒八百斛，千载遗腥臊；

一钱付江水，死后有余褒。

苟图身富贵，睃剥民脂膏，

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

作诗寄深意，感慨心忉忉。

诗的前四句，颂赞古代志士贤人重节操、轻利欲的嘉言懿行。中间四句，列举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实例，进一步阐述其为政务须清廉的观点。唐朝宰相元载贪得无厌，后被抄家籍没，仅胡椒就抄出八百石，足见其受贿敛财之巨，结果遭人唾骂，遗臭万年；东汉时会稽太守刘宠，清正廉洁，离任时，郡中几个老年人送给他一百文钱，刘宠只接受了一枚，当即掷入水中，从而芳名流传百世。后面四句说明，如果贪图不义之财，剥削民脂民膏，即使暂时侥幸逃脱国法的制裁，也定会遭受公论的谴责。最后两句作结，说他写这首诗是忧心忡忡，寓意深远，寄慨遥深的。

于谦言行一致，怎样说就怎样做。史称，他任河南、山西巡抚十九年，每议事京师，皆空橐（口袋）以入，未尝持一物交结当路者。后调任兵部右侍郎进京，其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百官拜进必献纳金银及名贵特产，左右劝他也带些当地土特产，如手帕、蘑菇、线香之类，以交结权贵，理顺通道。他朗声大笑，把两只袖子举了起来，说：“我带有两袖清风！”并做诗一首：

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结果，遭到了权倾朝野的宦官王振的忌恨，借故加以陷害，不仅受到降职处分，还坐了三个月的大牢。后来，由于山西、河南两省公众据理吁求，朝廷才恢复了他的两省巡抚的职务。

于谦不送礼，不行贿，更不受贿。因而无论是登朝执政，还是居家燕息，都感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这在他的另一首诗里反映得很充分：

剩喜门前无贺客，绝胜厨傅有悬鱼。

清风一枕南窗卧，闲阅床头几卷书。

“悬鱼”，是个典故。东汉庐江太守羊续拒绝收受各种贿物。一天，下属给他送来一些鲜鱼，他谢绝不成，便将那些鲜鱼高高地挂在屋檐之下，任它风吹日晒干瘪下去，送礼之风从此大为收敛。而于谦则更胜一筹，由于根本没人登门送礼，所以，连“悬鱼”的做法也免去了。

在“土木堡之变”中，于谦保卫北京城立下了卓绝的战功；后来，朝廷政局发生了变化，于谦反而蒙冤遭受杀害。抄家时，人们发现他家里“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唯独正室锁得很严，都以为是藏匿了金银财宝，打开一看，原来是皇帝赐与的蟒袍、剑器。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同读书、做学问有三种境界一样，我以为，在廉洁自律、拒绝接礼受贿问题上也有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是防范在前，通过各种形式发出拒贿告示；遇有送礼者，加以严厉谴责，并对送礼的行为表示出明确的排拒态度，绝不含糊、暧昧。羊续“悬鱼”当属这种情况。

第二种境界，是清廉自守，“有所不为”，使人心存戒惧，不敢在他的身上做出越轨的事。就是说，由于拒贿的决心已为公众所知，使行贿者心生畏葸，见而却步。唐代贤臣李廙，律己极严，生活清苦，官至尚书左丞，官府厅堂里却挂着一条破旧门帘。他的妹夫、户部侍郎刘晏，托人编织一个新的门帘，想要送给他，但“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

第三种境界，是不要说接礼受贿，人们根本就不去打他的主意。即使逢着本人寿诞、儿女婚嫁等类节庆吉日，也没有人想着要去给他送礼，于谦四十五岁生辰，“门前无贺客”，即属于这种更高层次的境界。

（2001年）

切忌随人脚后行

明代诗人谢榛写了一首咏牡丹的诗：

花神默默殿春残，京洛名家识面难。

国色从来有人妒，莫教红袖倚阑干。

牡丹向有国色天香之誉。这里，诗人用拟人化手法以倾城国色来形容牡丹。说是咏赞名花，实则别有寓意，原是深情慨叹人才难得而易遭谗妒。借题发挥，寄怀深远，堪称一首出色的诗篇。

但是，后来，作者发现早在数百年前唐代诗人羊士谔即有“莫教长袖倚阑干”之句，认为与之雷同，便把自己的牡丹诗从诗集中删除了。

羊士谔的诗也是一首七绝：

红衣落尽暗香残，叶上秋光白露寒。

越女含情已无限，莫教长袖倚阑干。

两首诗，看似相似，实则有很大的差异。前者写的是春末牡丹，后者写的是秋日荷花；前者是从国色易遭人妒的角度来讲“莫倚阑干”的，后者则是说，红销翠减的景象容易触动越女情怀，令她感伤无限，因此，还是“莫倚阑干”为妙。境界有别，立意各异，原无蹈袭之嫌。

但是，前人把独创看作是艺术的生命力，他们奉行这样的准则：“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宋人戴复古句）有虑及此，所以，谢榛还是断然割爱，把自己这首七绝从集子里删除了。

类似情况，历代所在多有。据南宋徐度写的《却扫编》记载，一天，刘贡父去拜访王安石，正赶上主人在饭厅进膳，便由小吏安排到书房坐候。贡父见砚池下压着一份草稿，顺手翻看，原来是一篇谈论兵法的文章。贡父记忆力极强，读罢，又把它放回原处。

他考虑到，自己是以下属身份求见的，径入书房，又偷看了人家未曾公开的文稿，未免有失礼仪，便退到厅堂旁的厢房里等候。待王安石吃完饭走下厅来，才又跟随着主人到书房里，重新就座。

两人交谈了很久，安石忽然问起：“你近来可曾写些文章？”

贡父狡黠地眨了眨眼睛，有意开个玩笑，便说：“写了一篇《兵论》，刚刚打个草稿，尚未最后完成。”

安石原本是随意问了一句，没想到贡父也在研索用兵之道，便非常感兴趣地请他谈谈《兵论》中涉及到的主要内容。事已至此，贡父只好“就坡上驴”，一路敷衍下去，就把刚才看过的安石原稿中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见解加以回答。

安石听了，感到有些沮丧。送走了客人之后，回到书房，取出原稿，看了一过，便把它撕个粉碎。原来，王安石平时制作文字，发表议论，为了出人意表，总要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体现自己的独创精神。所以，当他发现自己的作品竟与他人的暗合，便认为没有存留的价值了。

看过《三国演义》的，当会记得第六十回的这样一段描写：

（杨）修曰：“公（指张松）居边隅，安知丞相（指曹操）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

杨修把上述情况禀告曹操，曹操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令扯碎其书烧之。清人毛宗岗在其“夹评”中写道：“不是曹操蹈袭他人文，却是曹操之文被张松蹈袭去了。”

现在分析，孟德烧书一节未必实有其事，很大可能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看了宋人《却扫编》中关于王安石撕毁文稿的记载，从中受到启发，把它移植到曹操身上的。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但这些记述都足以说明古人耻于依傍，刻意求新的文风与学风。

古今中外，人们都把艺术的独创性看得至关重要。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说，“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英国著名诗人雪莱也说过：

我不敢妄图与我们当代最伟大的诗人比高下。可是，我也不愿追随任何前人的足迹。凡是他人独创性的语言风格或诗歌手法，我一概避免模仿，因为我认为我自己的作品纵使一文不值，毕竟是我自己的作品。

模仿、蹈袭，当然比独创要容易得多。但模仿、蹈袭绝不是艺术，它只能使人倒胃口。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某客店主人为了使在客店中歇夏的旅客高兴，暗中叫一个人藏在丛林里模仿夜莺歌唱，非常逼真，赢得了大家的普遍赞誉。但是，当人们得知这美妙的歌声竟是由人模仿的，马上对原以为美的声音感到讨厌了。

艺术如此，科学也不例外。创造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一部科学技术史，就是一部发明创造史。如果停止了创造，科学就会停止发展，社会也就停止了进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由于模仿他人而成为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的。俄国著名思想家别林斯基有句名言：“独创性不是为天才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天才必要的属性，是区别天才和单纯的才能或才赋的界限。”他还说过：“人才，永远是精神的创造力量的化身，生活的新的报知者。”所以，培养创新意识是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标志。要想成才，必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勇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解决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舍此绝无他途。

当然，我们强调独创，绝不是否定师承与借鉴的作用。社会与历史，科学与艺术，都是有继承性的。即使前面谈到的那个谢榛，他在提倡独创性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学诗者须“取李杜十四家最胜者，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因为任何独创都须奠基于坚实的基础，植根于肥腴的土壤。

师承百家与发展个性，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广泛地学习与借鉴，重视人才的师承作用与互补效应，才能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克服“习惯性思维”，不落窠臼。这是发展艺术、科学的正途，也是人才成长的必由之路。

（1987年）

换个角度看问题

日本畅销书《怎样进行创造性思维》中记叙这样一则故事：

一家儿童玩具店购进许多新奇玩具，很讲究地摆放在柜台里。可是，出乎意料，儿童们来到商店却全然不顾，而是去附近其他玩具店买那些大路货。店老板请来一位中小企业咨询员帮助分析原因。这位咨询员四周巡视一番，便坐在地板上把视线降低到小孩子所能看到的高度，这回发现了问题：原来，大人容易看到的地方，对于小孩子来说，却是一个死角。于是，他同店老板一面用膝盖在地板上行走、观测，一面按照小孩子的视线高度，把玩具重新摆放一遍。尔后，这家儿童玩具店的生意便空前兴隆起来。

由此可见，观察事物的角度，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同是这座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诗）；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语）《绣珠轩诗抄》载，晚清女诗人郭六芳写过一首《舟还长沙》的七言绝句：

侬家家住雨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

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

家在自己眼中，朝夕晤对，原也平淡无奇；可是，当换个角度从江上去望，却发现它宛在画图之中，融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

事物本来是复杂的、多向的，因此，应该从多种角度去考察。解决问题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去探索。主体考察、审视思维客体时，只有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多向思考，才有可能获得全面、正确的认识。可是，在日常实践中，我们却经常看到，有些同志坚持直线式思维，考虑问题往往局限在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上，一条道跑到黑，钻牛角尖，闯死胡同，而不愿多想几种可能性，多开辟几条解决问题的途径。

比如，以前发生过的为了发展粮食生产而毁林开荒、拦海造田的失误，就同这种直线式思维有关系。有些同志坚持习惯性思维，头脑僵化，习惯于用过去的教条解释现实，在已知的旧路上徘徊。凡是过去存在过的，或曾被证实过的东西，就认为绝对正确，万无一失，而对现实中与传统相抵触的新事物，则往往不予承认。

再比如，一谈到防治害虫，人们便习惯地想到种类繁多、浓度不断加大的化学农药。实际上，这是囿于一种旧框框。如果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就会发现治虫是可以不用农药的。有些植物本身具有毒杀作用，而且为某些害虫所爱吃；有些植物的根、茎、叶、花含有挥发油、生物碱等化学物质，害虫对它们避而远之。如果我们在农作物区选择适当的农业生态体系，利用某些植物的毒杀、忌避作用，不施农药，同样可以防治害虫。

作战有正攻、反攻和绕到敌人后面或侧面进攻的迂回战术；思维科学中也有反向思考、侧面思考、多向思考等形式。在中国古代，孙膑以减灶擒庞涓，而虞诩却以增灶破羌兵，因时因地制宜，变换战略战术，这是克敌制胜之道。思维活动也是如此，一个方向受阻了，不妨换个角度做逆向思考。《丝路花雨》中英娘反弹琵琶的舞姿，日常生活中“推推不成拉拉看”的俗话，对我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思考，都有直接的启示。

早年清除灰尘，不是用现在这种根据真空负压原理制成的吸尘器，而是用吹的办法。1901年，在伦敦一个火车站举行新式除尘器公开表演，就是用吹的办法把灰尘赶跑。可是，当把它实际应用于火车车厢除尘时，就立刻显现出了弊端，这么一吹，使扬起的烟尘呛得整个车厢的人透不过气来。当时，一位叫做赫伯布斯的人心想：吹尘不行，那么，反过来吸尘行不行呢？回家后，他就用手帕蒙住鼻子和嘴，趴在地上猛力吸气，结果，灰尘都被吸附到手帕上了。于是，带有灰尘过滤装置的负压吸尘器问世了。

运用逆向思维进行发明创造的事例，还有很多。诸如，削铅笔由动刀不动笔，转化为动笔不动刀，因此，诞生了卷笔刀；由声音引起震动，反过来把震动还原成声音，于是，发明了留声机；等等。

当人们陷入某种盲目性之后，往往像陆逊进入诸葛亮的“八阵图”一样，怎么也走不出来。反之，动动脑筋，换换角度，或者经人指点，变单向思维为多向思维，则会产生新的思路，进入新的境界。听说，巴黎有一家旅馆，住客乘电梯上下，抱怨速度太慢。老板发愁了，若是重新设计、安装，这要花一大笔钱。一位心理学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在电梯室里装上几面镜子。老板依此行事，果然奏效——批评电梯太慢之声遂息。原来，住客走进电梯室之后，都要对镜整装、梳理一番，这样，不但不嫌速度慢，反面觉得电梯太快了。

从相反的事物有同一性、既对立又统一这个前提出发，明确思维的多向性，这是开阔思路，克服直线式、习惯性思维方式的有效途径。

（1987年）

“清谈”辨

“清谈”亦称清言、雅谈。据鲁迅先生考证，它的历史比较悠久，祖师爷是生于魏晋时期的何晏。与何晏同时代的还有一大批人，为了明哲保身，脱离政治现实，规避政治干扰，便饮酒、集会，日以清谈为事，其中最著名的有七个人，即所谓“竹林七贤”。

唐代诗人周昙在一首咏史诗中写道：

六合谁为辅弼臣？八风昏处尽胡尘。

是知济弱扶倾处，不属高谈虚论人。

诗中所写的是王衍。他出生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从兄王戎为“竹林七贤”之一，以清谈名世，素有善于鉴赏人物的高名。晋武帝司马炎听到王衍的名声，就问王戎当世哪个人可以跟王衍相比。王戎说：“没有见到当世谁能跟夷甫（王衍的字）相比的，只能从古人中去寻求。”王衍外表清秀，风姿文雅，还在少年时，就见重于竹林名士山涛，说：“不知道是哪位老妇人，竟然生出了这样俊美的儿子！（‘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未必就不是这个人啊！”王衍在西晋王朝，曾历任中书令、司徒、司空、太尉等要职。

史称：王衍位居宰辅，却不以经邦济国为计，专门师法何宴、王弼，崇尚玄学，整天高谈虚论。在朝廷中，一时蔚为风气。为人又十分贪婪腐败，却伪饰清高，绝口不谈“钱”字。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司马氏皇族中一些人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互相冲突，连年混战、仇杀，烽火遍地，白骨盈野，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晋永嘉五年，羯族首领石勒寇犯京师，消灭了太尉王衍所部十余万晋军。不久，攻下洛阳，俘获了晋怀帝，屠杀王公以下三万余人，王衍本人也被活埋了。“八风昏处尽胡尘”，讲的就是上述情况。王衍临死时有所省悟，曾叹息说：“呜呼！我辈即使比不上古人，如果从前不效法提倡浮华虚无，合力来匡救天下，还可不至于弄到今天这步田地。”

诗的后两句是全诗的主旨，说明王衍之流尽日“高谈虚论”，名为辅弼重臣，却不掌握“济弱扶倾”之术。对此，早一些的葛洪、干宝、范宁，后来的顾炎武等，都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甚至说，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夏商两代的昏君）”。东晋时期，桓温北伐中原，登上城楼眺望，慨然兴叹曰：“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这种“清谈误国”说，主要是从当时产生的后果来立论的。

但事物总是非常复杂的，未可一概而论。对于清谈一事究竟应该如何评判，向来存在着明显的歧异。据《世说新语·言语》记载，早在东晋之初，书法家王羲之和政治家谢安就曾辩论过这个问题：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

王羲之引古鉴今，说明在四方多难之时，凡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力戒虚谈、浮文，以大禹王、周文王为榜样，身体力行，多干实事。这一看法原本是不错的，谢安也未必持有异议，而他的驳诘，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针对性。因为当时确有一干人把东晋政治的糜烂、民生的凋敝、战祸的蔓延，统统归罪于清谈者。对于这种说法，他是不认同的。“国”确是误了，但“任其责”者主要的应该是哪些人呢？是一群说理谈玄的哲学家，还是那些执掌铨衡的帝王将相呢？“秦任商鞅，二世而亡”，不能说是“清言致患”，因为那时还没有所谓“清谈”这码事。

作为一种学风，魏晋时期的名士清谈，乃是对于汉代经学的一种反拨与逆挽。汉代经学家为官方学术，属于对儒家经典、圣经贤传的注解、诠释之学。国家遴选经师为博士，负责解经、注经，其章句动辄数十万言，旁征博引，烦琐不堪。经师之间又各立门户，壁垒森严，学生只能固守师规，不许有任何发挥、独创。而魏晋时期的名士清谈，是由汉末的清议转化过来的，它提倡平等地进行论辩，既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也无门户之见、师生之别，都是以《周易》、《老子》、《庄子》等所谓“三玄”为基础材料，从中提炼出一些重大的论题，如“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养生之辩”、“才性之辩”、“声有无哀乐之辩”、“圣人是否有情之辩”等。他们并不拘守固有的经典，而是直接面向社会、人生，直至宇宙本体，往往涉及到一些思辨性很强的哲学命题。

他们以汉代经学的烦琐主义为戒，主张言简意赅，辞约旨远。研究方式也颇具特色，自由辩论，对抗性强，能够启迪智慧，富有思想魅力。清谈分为主客两方，或者“自为客主”，一方诘难，一方答辩。明其论旨，称为“通”，其他人质疑、问难，称为“难”。一来一往，称为“一番”，几个回合，称为“几番”。有时设“判”，作为辩论双方的评判人或调解人。最后，以义理精深、表述机智、辞喻警拔者为胜。从学术角度来探究，清谈确有其鲜明的特点，是不应一概加以否定的。

台湾学者周绍贤著文指出：

“清谈之实际，除作理论之解辩而外，犹如吟诗结社，有以文会友之乐，无妨于所任之本职。而世之论者，谓名士放废世事，甚至谓清谈误国，可谓‘羌无故实’之论。当时功业昭著之大臣多善清谈，例如何晏办理正始内外众职，颇得人才，一时称盛。晋初元勋王祥、羊祜等皆善谈理。东晋支撑危局之名臣庾亮、谢安为清谈名流，军功政绩，震耀当时。魏晋之亡，不责庸君叛臣，而曰清谈误国，讵不谬哉？”（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

当然，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一千六七百年，今天重新来观照历史上的事物，不能不带上时代的印痕。过去几十年，之所以重提“清谈误国”的历史教训，是有其实际意义的。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之初，俄国就曾出现过所谓“革命空谈”或“政治空谈”。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后来，中国的王明也曾以“左倾机会主义”的空谈来糟蹋中国革命。其流弊影响深远，一些人醉心于被列宁斥之为“令人厌恶的折磨人的疥疮”的空谈：或抓工作，则泡在会议之中，清茶浓烟，坐而论道，只满足于海阔天空地空泛议论，而不接触各种实际矛盾；或做报告，则一、二、三、四地一大篇，满是“为了”、“必须”，用不切实际的空谈来代替具体分析和实际举措；或学经验，则只夸“好箭”不“张弓”，材料塞满提兜，却不应用于思想、工作实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所以如此，出发点自然与何晏、王衍不同，他们并非崇尚玄学，“矜高源诞”，也不是对于哲学思辨有特殊的兴趣，而是由于清谈是一件省心快意、不费气力、又很时髦、很吃香的事，此其一；有的不精通业务，不熟悉下情，只好乞灵于套话和空谈，实施所谓“原则领导”，此其二；有些人老于世故，明哲保身，专用空话来搪托塞责，说对了有功，讲错了因过于空泛也无从追究责任，此其三；另外，在问题成堆、矛盾交错的情况下，一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用空谈来敷衍一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话又说回来，清谈，如果只是一些哲人雅士在一起评古判今，高谈阔论，倒也无可厚非。但若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特别是一些掌权者，若是徒逞空谈，不干实事，那就要蠧民害政了。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从这种情况看，我们提出务求实际，不尚空谈，还是颇有实际意义的。

（2003年）

“言以文远”

《文心雕龙》有“言以文远”的说法，叩其渊源，当是来自孔子的论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今天我们旧话重提，对于疗救时下文坛的一些流弊，可能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当前，受消费主义倾向影响，某些文学作品在逐渐地向商业化、消费性靠拢，不仅意蕴稀薄，缺乏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只是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展现；而且，文采匮乏，粗制滥造，语言质地很差，或则学养不足就拼命煽情，或则满篇西崽口吻，拉洋旗做虎皮。

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是以审美语言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有人说，文学语言是创作者进入文学殿堂的身份证。固然文学的成功，未必都归结到语言上；但是，如果语言不过关，那么，这部作品肯定不会流传广远。文学语言与认知性、逻辑性的语言不同，不是知识、理性的堆砌，而是意境的生发，它要有比、兴，要形成文学境界和美感性质，往往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征实的。古人有言：“文征实而难巧。”这使人联想到清代文学理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的：“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实际上就是讲如何驾驭文学语言。

文学语言由于是象征的语言，它的功能不是要证明什么，也不是直接叙述，而是要通过情感上的感染，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它要造成一种意象，一种意境，使人能从中感受到、体验到，从而获得美的享受。它不是知识和理性的堆砌，而是情感的氤氲、意象的生发。文学语言有时是违背逻辑原则、词语结构的，特别是诗。

古人的文章讲究声韵。唐宋文家一般都重视声音之美，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声调抑扬铿锵，掷地作金石声。唐宋文家一般都重视声音之美，有助于打动读者。

文学作品应该是个性化的、匠心独运的，诗文的生命力在于独创性。明代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非常欣赏其弟小修的诗，说他“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个性化，强调“有我”。清代大诗人袁枚说：“有人无我，是傀儡也。”而稍后于他、另一位著名诗人张问陶则说得更加斩截：

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

莫学近来糊壁画，图成刚道仿荆关。

文学语言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过程，是一种立体化、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文学语言既要有规范性，又要跟上时代的潮流，不断创新，这两个是辩证统一的。完全强调规范，没有创新不行，可是，如果完全不要固有的艺术规范也行不通。语言也在不断地产生新的词汇，有人统计，一年时间大概有上千个新的词汇出现，加上许多外来语。文学语言的规范性，可说是越来越难以把握了。一个当代搞创作的人，特别是小说、报告文学作家，如果不注意吸纳新的语言，总是陈陈相因，是不行的。

“圣人立象以尽意”。明人李贽论述艺术创造时，有“画、化”之说。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则是能把客观的物象化作心灵的东西，反过来再把这种心象转化成诗性文字。英国的鲍山葵说，要“使情成体”。作家、诗人通过形象的选择、提炼与重新组合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它是主观意念与外界物象猝然撞击的产物。它往往表现为一种瞬间出现的情结。

古代哲学思想和学问、智慧的传播，经常借助于富有文采的文字。大家知道，《论语》一书是讲说道理的，但却不是板起面孔进行说教。《先进》篇载：孔子与子路、冉有、公西华谈心，曾点在旁边悠闲地鼓瑟，孔子便问他：“点，尔何如？”于是，曾点弹瑟的手指在弦上一拢，铿的一声把瑟放下，站了起来答道：“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里有形象，有哲思，有诗情画意。

庄子的文章不仅气势磅礴，雄辩滔滔，词锋敏锐，而且，以东方民族的诗性智慧作为自我的思维方式，超越一般的知识形式和形而上的逻辑限定，始终洋溢着艺术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和诗人的激情；汪洋恣肆，缥缈奇变，鲜活灵动，一无滞碍，因而得以秀出群伦，独张异帜。你看他写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还有那著名的“庄生梦蝶”：“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欤）！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闻一多先生称赞说：“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

强调文学的形象化，并不等于重复、模拟日常视听中的生活表象，应该通过想象力的发挥，有所创新，构建出高出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新闻式地、被动式地还原生活，将文学的可信感完全寄生在生活事实表象上，形成了没有活力的，黏滞的琐屑的连续文脉，减缩了文学创造中的精神超越，贬抑了个体主体性对存在的形而上观照，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

散文创作的艺术性表现，天地十分广阔，可以融合进去象征、隐喻、虚拟、通感，以至意识流等多种手法，有的是驱遣意象，因情造境；有的是从遣词造句、文字结构方面下功夫。写人，离不开刻画人的形象；有的还要揭示他的内心活动，写人性深处的东西。被鲁迅先生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为古代散文的典范，就具有这个长处。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优美的抒情短文：《春夜宴桃李园序》，只有120字。作者李白以清新隽雅的诗性语言为我们描述了他与诸弟春夜聚会于桃李芳园饮酒赋诗的情景。文章层次分明，句无虚设。一入手，作者就纵览宇宙，俯仰古今，抒写在空间广阔无垠、时间飞速流逝的背景下，人生有限，莫失片刻良机的怀抱。接着，次第点出会芳园、赏美景、叙天伦、伸雅怀、乐觞咏的设宴本衷。在神采飞扬、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作者不忘美诸弟之才，惭自家之拙，显现出古人豁达、谦抑的风致。精读全文，仿佛走进古人诗酒风流的聚会场所，饱享高雅的精神盛宴，感受潇洒出尘的幽怀逸趣，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进而领略作者对生命、对生活、对友情、对自然的珍爱，体会其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欣赏并学习那种以简驭繁、挥洒自如的高超的写作手法。

从重视文采角度，我们不妨向古代散文作品学习。

（2010年）

皮格马利翁的期望

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雕刻家，名叫皮格马利翁。他钟情于自己雕刻的女神，把她当成有生命的姑娘，日夜向她倾诉着爱慕之情和祈求她获得生命的期望。在雕刻家虔诚的守护下，后来，这个雕像竟真的变成了活人，并做了他的妻子。心理学家借用这个神话故事，把对别人寄予深切的期望，使之成为对方的内在动力，从而收到变期望为现实的神奇效果，称作“皮格马利翁效应”。

这种“效应”实践结果如何，我没有做过考察，不敢妄加评论。但我以为，一个人如能经常对自己寄予深切期望（它可以表现为理想、追求、自信力、进取心），并肯为之付出扎实、艰苦的劳动，这对于个人成才，肯定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高尔基说过，一个人所追求的目标越高，那么，他所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实践表明，一个不明白自己的理想横竿应该放在什么高度的运动员，是永远跳不到理想的高度的。这是因为，符合实际的理想、追求、抱负，往往能够构成一种内在动力和外设压力，它会激发、逼迫你把这种追求变成一种社会存在，唯有奋力实现之一途，而没有逃避、退缩的余地。

事实上，人的内在潜力是很大的。而且，它的发挥程度往往同内在动力和外设压力成正比。如果我们立下坚定的志向，肯于向自己挑战，就有可能使内在的潜力变为现实的能力；反之，如果失去自信力，听任惰性去发展，那么，内在潜力也就无由展现，自消自灭了。“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啮着心灵的毒蛇，它吸取着心灵的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

唐代诗人聂夷中在一首诗中阐述过这样的观点：

出处全在人，路亦无通塞。

门前两条辙，何处去不得！

“门前两条辙”，就看走不走。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行则塞者亦通，为则难者亦易。俄国寓言大师克雷洛夫有一句名言：“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架在河流上的桥梁。”不付诸行动，再好的期望也只能成为幻想。所谓“路亦无通塞”，我们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当然，如果把它看成社会环境和成才的条件，路还是有通塞之别，境还是有顺逆之分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去利用它、改造它。

人是脱不开环境的影响的。一个人生在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时代和环境中，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对于自己来说，是无法选择的。但是，环境只能起到一种制约和影响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成才与否的唯一因素。环境对于人才的影响，取决于个人如何对待它。对于献身事业、自强不息的人来说，再艰险的环境，再恶劣的条件，也阻挡不了他去开拓闪光的人生之路。而且，“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逆境成才，恰是中外人才史上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宋人方子通有一首《滟滪堆》诗，是这样写的：

湍流怪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

自是世间无好手，古来何事不由人！

诗人通过咏赞长江上的船工穿越激流险礁，稳驾轻舟的娴熟技术，阐明人定胜天、事在人为的思想。古今无数事实说明，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和利用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善于发现和利用条件，使之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这种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外部环境的能力，是区别于动物，而为人类所独有的。

对这番道理，一些聪明的古人也在实践之中领悟到了。宋代诗人孔武仲写过这样一首诗：

推倒西墙半日功，暑天饶作一窗风。

人间岂有炎凉隔，只在施为向背中。

他从官舍中开辟西窗这件小事中看到，凿窗之前，屋里燠热难当；辟了西窗，立刻有凉风飒然而至，从而得出“人间岂有炎凉隔，只在施为向背中”的规律性认识。

实际正是这样，你若希望获得优越的条件、顺利的环境，就应首先立足于不利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去奋力争取，等是等不来的。

（1986年）

陆放翁为海棠鸣不平

海棠是很美丽的。在四百多个品种中，西府海棠更擅胜场。未开花时，它的蓓蕾像胭脂般鲜红；开放后，花姿妩媚，艳冠群芳，朵朵向上，三五朵合成一簇，经雨之后尤为绚美。“秾丽最宜新着雨，娇娆全在欲开时”。这句咏赞海棠的著名唐诗，可说是抓住了它的神韵。前人尊奉海棠为“花中神仙”；形容它：“其花甚丰，其叶甚茂，其枝甚柔，望之绰约如处女。”宋代诗人苏东坡风流倜傥，更是俨乎其然，说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当然，也有人讥弹它空有姿色而无香气。对于这种过苛的吹求，南宋诗人陆放翁十分愤慨，特意写了一首诗，为海棠鸣不平：

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

讥弹更到无香处，常恨人言太刻深！

按理说，鲜花是应有香气的。花而不香，指出这点不足之处，未为不可。但是，不应采取讥弹、挑剔的态度。令人奇怪的倒是，花太香了，也要遭到人们的指责。说来近乎荒唐，可是历史上却实有其事。

明末一个很有名气的史学家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一书中就写过这样的话：

我亦有五恨：一恨河豚有毒，二恨建兰难栽，三恨樱桃性热，四恨茉莉香浓，五恨三谢、李、杜诸公多不能文。

他认为，河豚鱼味虽鲜美而有毒性，建兰花虽有幽香却难以栽培，樱桃好吃而其性偏热，茉莉花香失之过浓，谢灵运、谢惠连、谢脁、李白、杜甫只能写诗而不长于写文章——凡此种种，都应引为恨事。责备求全，刻意挑剔，到了这种程度，真是有点“岂有此理”了。

亏得那位陆老诗翁在四百年前早就做了“稽山土”。不然，如果他得见这段“五恨”的奇文，还不得气炸了肚皮！

当然，假若闲来无事，只是随便地品评花鸟虫鱼，见仁见智，议论一番，倒也无关宏旨。但是，如果度事量人，辨才取士，同样采用这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就非同小可了。

唐代宰相陆贽说过：

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

汉代的王充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长与短的问题，他说：“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一个人的精力、时间有限，有所为必有所不为，有所专必有所偏。这不是提倡偏，也不是不愿意做到两全，而是客观规律、客观条件不允许。“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人言刻深，求全责备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多数属于思想方法问题，有些执政者出于不切实际的善良愿望，总想找到那种“面面称心”的完人，实际上是把人才理想化、神秘化了。在他们看来，人才不是奔驰在地上的千里马，而是四蹄凌空、腾云驾雾的天马、神骏。也有一些人基于嫉贤妒能的阴暗心理，他们唯恐才胜于己者得到合理的使用，使自己相形见绌，因而不择手段地贬损他人。貌似严格要求，实际是对人才的排挤与压抑。

不管属于哪种情况，都是十分有害的。因为按照求全责备者流的逻辑，人必完人而后可用，那么可用之人还能有吗？古往今来，这种“求全之毁”，不知葬送了几多人才，演出了多少埋没英杰的悲剧！对此，陆老诗翁是寄慨遥深的，他何尝只是为海棠鸣不平呢！

（1986年）

马太效应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对唐代诗人杨巨源这首传诵千古的《城东早春》，人们习惯于从“诗家三昧”去解释，认为说的是诗人必须感觉敏锐，独具慧眼，善于捕捉新鲜事物，这样才能写出新的意蕴，开辟新的境界。也有人说，没有那么复杂，无非是写诗人对早春景色的热爱。这些理解，当然是不错的。可是，我却觉得，诗的蕴涵大概不止于此。我们能不能把它引申一步，看作是诗人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手法来论述发现、识别、选拔人才的道理呢？

我们可以从中悟出，选拔人才须有卓识远见，不失时机地把那些确有才能但暂时还处于卑微地位、尚未被人注意的人发掘出来。这好比诗家写诗，应该抓住早春时节，及时描写那些清丽、活泼的新鲜景物。这个时候，柳枝刚刚发出淡黄的嫩叶，绿色尚未均匀地铺开，但已显露出发展的前景。人才也是一样，在开始显露头角时，可能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如果我们求全责备，等到他们像上林之花灿若云锦时再去识拔，那就错过了时机，为时晚矣。

人才宝贵，古今并无异议。但人们的习惯往往是只注重“显人才”，只承认成功，而很少关心与注意“潜人才”在成功道路上的奋斗与挣扎。因此，当成功到来之前，这个阶段是难熬的。不要说按门阀取士、凭年资选官、靠恩荫供职的封建时代，就是在今天，由于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偏见的影响，在人才成长过程中，也往往是不服气者有之，挑剔者、忌妒者亦有之。这个时候是最需要支持、鼓励、拔擢与帮助的。

国内外人才学专家提出，人才从“潜”到“显”需要克服“马太效应”。原来，《圣经·马太福音》中记载一个“按才干授责任”的故事：

主人要到外国去，找来三个仆人，按其才干给他们分银子：仆甲得五千，仆乙得二千，仆丙得一千。

主人走后，他们分头去做买卖，仆甲用五千银子作本钱，又赚回了五千；仆乙也赚了二千；唯有仆丙怕失掉主人给的一千银子，将它埋在地下保存。

过了许久，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算账。首先，赞扬了仆甲一番，说：“好，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让你享受主人的快乐。”也表扬了仆乙，夸他能干、会理财。却把仆丙骂了一顿，并把那一千银子夺回，给了拥有一万银子的仆甲。

故事讲完后，用这样一句话作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借用这句话提出一个“马太效应”的概念，来概括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对已有相当声誉的名家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尚未出名的“潜人才”则不肯承认。

要成事，必先成名，这在中外古今是一体皆然的。有了名，一切事都好办，“名人效应”随处可见；与此相对应，“无名小卒”则窒碍重重，所谓“最难名世白衣诗”，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清代著名文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刻过一方朱文印章，印文是“二十年前旧板桥”。原来，他年轻时虽然在诗、书、画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但是因为没有名气和地位，作品无人问津。二十年后，中了进士，声名大振，时人竞相索求，门庭若市。他在感慨之余，刻了这方印章来讥讽世情，针砭时弊。

这种情况，今天也还存在。当人才没有崭露头角时，常常无人注意；而一当取得了某些成果，在社会上出了名，又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采访、照相、编辞典、下聘书，包括一些庸俗的捧场和商业性的借光炫耀，弄得应接不暇，无法摆脱，产生了所谓的“名人之累”。这使人想起《聊斋志异》中那个胡四娘。最初，这个弱女子受尽了家人、亲友的冷遇和奚落；可是，一朝发迹，便声名鹊起，简直闹得沸反盈天：“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杂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

当然，这绝不是说，对声名显赫的人才不该宣扬与关心。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本文只是想提醒一下，爱才尤贵无名时。与其热衷于在人才荣显之后揄扬备至，优礼有加，干些“锦上添花”的事，何不“雪里送炭”，于幼芽掀石破土之际，多给一些实际的帮助呢！

（1986年）

虞坂遐思

那年在三晋大地上转了十来天，几乎是时时处处都和古文化打交道。地面上有形的，像大同的云冈石窟、太原的晋祠、平遥的古城、解州的关帝庙，这自不必说；即使那些载诸史籍、今天已荡然无存的，亦在在使人悠然意远。大的像尧、舜、禹的都城、故里，小的像这里所要说的那个虞坂，都使我逸兴遄飞，流连忘返。

古代典籍《战国策》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秦穆公时有个孙阳，善于相马，因此，人们都以神话中掌管天马的星宿“伯乐”来称呼他。一天，他在虞坂这个地方，见到一匹良马正拉着盐车攀登太行山坡，累得伸开了蹄子，弯屈着膝盖，垂散着尾巴，压伤了内腑，口涎洒地，白汗交流，到了山的半坡，怎么也拉不上去。孙阳走过去扶住了良马，痛惜地哭了，并解开身上的麻衣给马披覆在身上。结果，这匹马低着头喷气，又仰起头长鸣，声达于天，非常响亮，可能它感到遇见了知己吧。

由于这则故实令人感发兴起，使我爱屋及乌，对这个虞坂也产生了兴趣。我想，既然说拉着盐车攀登太行山坡，可见，它应该处在山西运城一带——至今，这里仍有池盐生产。可是，具体在哪个地方呢？问了几位文友，都是“敬谢不敏”，茫然莫晓。后来，我到了平陆县，承当地一位老先生指点，才知道虞坂原是中条山的一支，为古时南北交通要道，地处平陆县的北张店和夏县的庙前镇之间。据考证，《左传》中记载的，晋献公先后两次“假道于虞以伐虢”，借的就是这条要道。虞国在今平陆县北；虢国（北虢）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其时为公元前658年和前655年，和秦穆公时的孙阳相马，时间大体上相差无几。

听到了这些，自是欣慰不置。于是，专程前往察看。山还是那个山，坡还是那个坡，其他就满目萧然，物是人非了。白衣苍狗，变幻斯须，更何况已经过去两千六百多年呢！

所幸，历史长新，斯文不坠。那么，还是就文论文，就诗论诗吧。还说那位被称为“伯乐”的孙阳老先生。唐代诗人汪遵读过《战国策》这段记载之后，感慨重重，为了赞颂这位伯乐，特意写了一首七绝：

蜷曲盐车万里蹄，忽逢良鉴始能嘶。

不缘伯乐称奇骨，几与驽骀价一齐。

诗人说，如果不是伯乐慧眼识良驹，这匹千里马几乎要与驽马等同身价了。实际上，这是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通过为骐骥作幸语，反衬出当世士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有才无运、遭逢不偶的悲凉。

而同时代的诗人胡曾，却又轻轻地荡开一笔，虽然也借这个题材写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但做了深入一层的探索：

悠悠虞坂路欹斜，迟日和风簇野花。

未省孙阳身没后，几多骐骥困盐车！

这正是对前面“幸语”的反诘。意思是：得遇孙阳，困顿于盐车之下的千里马受到赏识，得以解脱，这只是偶然性的机遇。古往今来，服盐车而上太行的良马是无量数的，它们又都怎么样呢？诗人最后发出无限的感慨：不知孙阳死去以后，将会有多少良骐骏骥在虞坂上受困哩！这就使得诗的主题大大地深化了一步。

汪遵也好，胡曾也好，名为写马，其实都是在写人。马之幸与不幸，乃是士之遇与不遇的映衬。在这方面，清代诗人洪亮吉的诗，就显得更为直截、显露一些：

烈士伤心古道旁，一生曾未值孙阳，

却看老骥还千里，正服盐车上太行。

诗中同样写了一匹千里马服盐车而上太行的艰难情景，但不是直接写，而是从一个终生怀才未遇，在古道西风中伤心垂涕的志士眼中观察到的。千里马逢千里马，畸零人叹畸零人。把命运相似的志士同良骥联结在一起来描写，“惺惺惜惺惺”，感染力就更强了。

用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来反映识才、选人问题，是一个老题目，“前人之述备矣”。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大文豪韩愈的论断：“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然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一过，冀北之群遂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文章强调了识才之眼在人才发掘中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直到今天，我们也还习惯地沿用这个典故，来阐明识才与选才问题，而且经常可以听到“伯乐太少”的慨叹。“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滕王阁序》中的这些名句，不知倾倒了多少英雄、才子！

可是，细细揣摩一番，又觉得并不尽然。世上的良马多得很，并且常常与平庸的凡马、驽钝的劣马混杂在一起，单靠几位伯乐先生的青睐，又怎能适应多方面的需要呢！“未省孙阳身没后，几多骐骥困盐车！”早在一千多年前，胡曾就已揭示了这种矛盾。

另外，伯乐相马还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相马者伯乐只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长，而良马（也即是人才）的特长却表现为各种各样。对于自己专业范围内的千里马，伯乐是能够发现、识别的，而在非其所长的领域里，恐怕就难以做到发现及时、识别准确了。加之，伯乐在识才、选才过程中，难免会夹杂一些个人的情感因素，有时也会造成种种悲剧性的后果。

解决这类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伯乐功能的社会化、制度化。就是说，一方面坚持选才、识才上的群众路线，使领导与群众结合起来，大家都来做伯乐，都做识别人才、开发智力资源的工作。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人才生活在群众之中，群众最有能力也最有资格，选拔、鉴别带领自己从事创造历史活动的人。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有利于人才成长与发展的人才管理制度。只有从“个体伯乐”过渡到“群体伯乐”、“制度伯乐”，才有可能做到大规模地发掘人才资源，既做到“野无遗贤”，又能够才尽其用。

（1987年初稿，1998年定稿）

过犹不及

美学上讲究逸韵悠然，有余不尽，忌讳一览无余，因而有“不到顶点”的说法。怕的是到达顶点就到了止境，捆住了想象的翅膀。龚自珍有诗云：

未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处好。

吟到夕阳山外山，世间难免余情绕。

踏不上的泥土，总被认为是最香甜的。何妨留下一片充满期待与想象的天地，付诸余生忆念，纵使他日无缘踏上，也尽可神驰万里，向往于无穷了。

也正是为此，才有人说，充满希望的旅游比到达目的地好。人们对于已经占有、已经实现的事物，不及对于正在追求、若明若暗、可然可否的事物那样关心。张恨水的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至如愿又平常”反映了这种心态。往古来今，有谁未曾从不断的追求中获得快慰呢！

清初“四明四子”之一的郑南谿，写过一部《纪游集》，为自己起了个“五岳游人”的雅号、实际上，他只游了泰、华、恒、嵩四岳，有意识地留下南岳衡山未去。“我不尽游者”，他说，“留此一岳付之余生梦想耳”。

同旅游一样，为文作画也应该讲究留有余地，不可太满太露。记得过去看过一幅题为《我的手最干净》的艺术摄影。作者意在表现儿童们爱整洁、讲文明的崭新风貌，但他没有去拍摄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如何洗手洗脸，讲究卫生，甚至画面上连一张娃娃的笑脸也没展现；而是别具匠心地摄下一双双高高举起的令人喜爱的白胖小手，正在雀跃地接受卫生值班员的检查。简单的画面包含着丰富的意蕴，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余地。在这里，观者想到的要比看到的多得多。

同样，白石老人的画虾，也表现了这位艺术大师的无比高明。他并没有像一些平庸的画匠那样，纤细无遗地将大虾腹下的节足一一描出。从外表上看，似乎形体不全，朦胧不显。可是，虾的动态、虾的神韵却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画面上的生物景象，而且还感受到一种亲切、开朗的，使人感发奋起的愉悦情绪，一种春天般的，对生活充满肯定与热爱的心态。

这使我想到中国艺术传统那么讲究、那么强调的所谓“象外之旨”、“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其中奥秘，我觉得就在于以不全求全，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其要旨，仍然是要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余地。

在这方面，唐代的张彦远说得十分透彻：“夫画物，特忌形象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后人把这种“了”与“不了”的辩证法奉为绘事秘宝。元代的饶自然在《绘宗十二忌》中，更把满幅填塞，不给欣赏者以想象余地的画法列为首忌。

为文也是一样，切忌过直过露，过黏过满。清代剧论家李渔说：“大约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耳。”美国现代作家海明威说得更加形象、生动。他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形诸文字的，好似冰山露出水面部分，不过八分之一；而作品中的蕴涵，如同冰山没在水下部分，要达到八分之七，这要靠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和思考去加以补充。作家的本事就在于实现艺术形象的有限性与艺术内容的无限广阔性的完美统一。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篇古代的著名短文。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深情怀念惨遭杀害的亡友嵇康、吕安。一次，路过嵇康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于是，写成了《思旧赋》。文字非常含蓄、简练，除了小序，正文只有十二句。鲁迅先生在纪念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柔石、白莽等五位作家时曾谈到：“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鲁迅的这段文字也写得非常含蓄、简练。它们都令人反复思索，回味无穷。我想，假如当日向子期或者鲁迅先生，临文嗟悼，哓哓不休，不仅无助于感染力的增强，反而会冲淡那怀人愤世的浓烈的感情色彩。

这里，确实有个实际效果问题。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讲过这样一个例子：

有个礼拜天，我到礼拜堂去，适逢一位传教士，在那里用令人哀怜的语言，讲述非州传教士的苦难生活。当他说了五分钟后，我马上决定对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捐助五十元；当他接着讲了十分钟后，我决定把捐助数目减至二十五元；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我又在心里减至五元。最后，当他又讲了一个小时，拿起钵子向听众求助，我已经不想捐助，甚至要从钵子里拿走两块钱。

五分钟的讲述，留给作家大量的想象余地，这里面自然要加上作家平日所听到的关于非洲传教士的凄苦生活的感受，所以，立刻得到了深切的同情；而在超过了一两个小时后，作家的想象余地早已排除净尽，剩下的唯有对于他们“宣传”、“敛财”的反感。

古人有“大成若缺”、“过犹不及”的至理名言。凡事都要讲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我们通常讲的艺术与技能的熟练，无非是说恰到好处，能纵能收，善于控制。

德国艺术理论家、剧作家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家对待人物的表情的描绘要有控制，不宜“选取情节发展中的顶点”，要“避免描绘激情顶点的顷刻”。这自然仅是从审美需要考虑的。但是，这种“不到顶点”的主张，也揭示了艺术的普遍规律。

针对莱辛说的“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我国著名美学家王朝闻有一段透辟的解说：“作为艺术创作的自然形态——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本身，都不能没有一定意义的顶点（高潮）。然而它对人们在感受上的反映，最富于魅力的，经得起挑剔的，不是矛盾解决，而是矛盾接近解决的那一环节。为了避免观众感到意味索然的一览无余，艺术家不作兴选取和突出这样经不起反复欣赏的环节。”

与这个道理相通，我国古代诗人也提出：

美酒饮教微醉后，

好花看到半开时。

盛开的鲜花意味着飘零衰败，熟透的果实面临着腐烂发酵，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登上泰山极顶后再往前走就是下坡路了。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

当然，莱辛讲的“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看”，也和一个人的胸襟、器度有直接关系。从前，抚顺高尔山的一座凉亭上有这样一副楹联：

到此已穷千里目，

何须更上一层楼。

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眼睛自然也不想看得更远。而清代的鄂容安的对联则是：

到此已穷千里目，

谁知才上一层楼。

换了三个字，境界全新。同样是登上顶端，但由于把它看作是新的里程的开始，眼界与追求便迥然有异。

古人说：“天道忌全，人情忌满。”原来，这里有很深的学问。

（2010年）

“老处女”的自嘲

我这里想说的是有关用人的问题，先从清代大诗人袁枚的一首诗说起。

《商丁孙尊歌为秦将军作》中有这样四句话：

人才那得如金铜，长在泥沙不速朽！

愿公爱士如爱尊，毋使埋淹嗟不偶！

立意十分清楚。诗人通过为出土的商代铜尊作歌，向执掌铨衡的当政者呼吁：爱惜那些怀瑾握瑜的隽秀之士，及早选拔、任用他们吧！不要使他们像古代铜尊那样终古沉埋，不见天日。铜尊埋淹几千年，一朝出土，光洁如新；人才却埋没不得，数十载光阴驶过，他们就会老朽的呀！

寥寥二十八字，蕴蓄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确如袁枚所言，人才不像古董和矿藏那样，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使用。如果硬要用物质产品作比方，人才倒有点像放射性元素，一个“半衰减期”过去，放射性元素原有的核数就要减去一半。人的知识像人本身一样，随着世事推移、形势发展、时代进步，也是会不断老化的。

人才学专家王通讯认为，人才的选用有一个时机问题。这是因为人才之才并不是均衡发展的，它在客观上存在一个类似“抛物线”的过程：才能萌发——才能发展——才能鼎盛——才能衰减——才能薄暮，像人由少而壮、由壮而老一样。

王通讯还引述了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渡边茂的调查资料：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大致分为成长、活跃和总结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到二十七岁，第二个阶段从二十八到五十四岁，第三个阶段从五十五岁到八十一岁，各为一万天左右。对于从事开拓、开创性工作的人才来说，如何在其发挥才能的最佳时期即活跃阶段，选用到最适宜的位置上，实现才尽其用，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架机器、一座房屋弃置不用，所造成的浪费是有形的，损失价值也易于计算，因而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人才的埋没与老化是渐进的、隐蔽的，损失价值难以计算，在一般情况下很容易被人忽视。所以，诗人在这里大声疾呼：“人才那得如金铜，毋使埋淹嗟不偶！”

但是，这种现象，在旧时代“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功”的用人制度下，却是难以避免的。梁启超在其名篇《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曾经激昂愤慨地指出：

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挨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

这样无限度地拖下来，封建制度下的读书士子，就只能是待到捞得“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时，已是“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了。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了宋代的一个典型事例。宋仁宗嘉祐元年，“散文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以文才名震京师，许多名臣向朝廷推荐他，欧阳修专门写了《荐布衣苏洵状》，但足足拖了七百多天，朝廷才召试他。气得苏洵托病在家，拒不赴试。他想的是，即使马上起程，赶到京师，也得几个月；到了京师待命，还得几个月；诸公考其文，更要一两年；如果有幸合格，交相府拟议，又要一年时间。这几关都能闯过，才能得到一官半职。但捱到这时，他已经老迈不堪了。后来虽有宰相韩琦极力奏荐，但苏洵终其一生，也只做了一任九品小官。

苏洵大器晚成，和他的儿子苏轼不同。《三字经》里说：“苏老泉（苏洵的号），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苦奔苦曳，捱到了四十七岁，才遇到欧阳修、韩琦两位大贤人，慧眼识珠，鼎力举荐，希望朝廷能够破格使用；可是，宰相富弼却认为，提拔太快不好，主张“姑少待之”。这样，就等啊，等！结果，两年过后才召试他。八年过后，苏洵便赍志以终。一个王佐之才就这样生生地被埋没了。苏洵死后，韩琦深深悔恨，写了“名儒升用晚，厚愧莫先予”的诗句痛悼他，但已经无济于事了。

在旧社会，这类人才悲剧多哉伙矣，可说是俯拾皆是，无代无之。宋代詹义登科后写过一首《自嘲》诗：

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

佳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还有个乾隆时代的老书生谢启祚，屡试不第，直到九十九岁才考中了举人。他也写了一首自嘲诗，以老处女自喻，抒写他中举之后苦辣酸甜、百感交集的心情：

行年九十九，出嫁弗胜羞。

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

自知真处女，人号老风流。

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据说，这位谢老先生一直活到一百二十多岁。幸亏他得享高寿，不然，也就衔恨于九泉，永抱无涯之戚了。

由于官职得来艰难，这些封建官吏便视之如命，唯恐失去。结果许多人只好“十分精神，三分办事，七分奉上”，唯恐稍有疏怠，前功尽弃。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尖锐指出的：虽有耆寿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为新进之楷模，但往往因阅历已深，顾虑重重，畏葸惧事，以致尸位素餐，玩忽职守，整天懒懒散散混日子，更不肯自动请求去官，直到老死为止。而那些埋没下层、无缘得进的英才奇士，却不能直接取而代之，照例要循官阶、按资格，一步一步地往上蹭。这就是当时有用之才奇缺的根本原因。

对这种极端不合理的现象，有些封建君主也曾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力图纠正。金大定二十八年四月，德高望重的阿鲁罕被拔擢为副宰相，四个月后，以疾乞致仕，不久便病故了。中兴令主金世宗万分感慨地对臣下说：

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若拘以资格，则往往至于耄老，此不思之甚也！

针对这个问题，他决定采取三项果断措施：一是命令那些老不堪用的官员及时离职；二是打破按资格升迁的陋习，明确提出要破格选用人才；三是注重培养年轻人，使他们早日参政，得到锻炼。但这些很好的打算，后来并未得到切实的贯彻。由于阻碍重重，最后以破产而告终。

（2003年）

害怕时间

一

人在幼小时，与时间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对于韶光的流逝，基本上是没有察觉的；因而，什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的概念也就并不存在，更谈不上有什么惧怕。当然，那时也有惧怕，就我个人来说，晚上在家怕黑暗，日间出外怕恶狗，进入冬季最怕号风飞雪，因为屋子冷，衣被单薄。青年时代，外出读书，而后便下放劳动，怕什么？就怕发大水。大河一涨水，我们就得抗洪、堵坝，昼夜巡逻，倦极困极，可是，蚊虫、跳蚤，四下骚扰，还不时有水蛇出没，不能入睡，也不敢入睡。我曾经问过一位族叔：你最怕啥？他说，最怕下苇塘：“人怕下苇塘，驴怕进磨房。”割芦苇的活儿是最苦最累的。

那么，人过中年，特别是到了老年，又害怕什么呢？唯一害怕的是时间。“岁月疾如下坂轮”，一眨眼工夫，就垂垂老矣。世间万事万物，似乎都存留于时间之中；而时间总是掉头不顾，像脱缰野马一般逃逸，它会掠夺一切，带走一切，“有力量消灭世人所爱的一切对象”。西方哲人说：“凡是在时间之内的都是暂时的”，“永恒并不是在无穷的实践之中持续着，而是存在于整个的时间过程之外”。

这种感觉，小时候绝对不会有。那时觉得日子特别漫长，一年到头经常处于等待之中，上学等待放学，开学等待假期，想吃美味、想穿新衣、想放花炮，便焦急地等待着过年过节。

列夫·托尔斯泰说，测量时间的标准有两种，一种是客观标准，如用年、日、小时等测量时间；另一种是主观标准，是用我们所度过的生命来测量。就一个三岁的小孩一年中所感受的印象的数量和强度而言，一年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而对于一个三十岁的人来说，一年只是他的生命的三十分之一。对于小孩子，一切都是新鲜的、重要的，在他们看来，一年好像一段很长的时间。这就说明为什么人们年纪越大，就会感到时间过得越快。而幸福的岁月，正是那消失了的儿时岁月，瞬息即逝的花样年华。

人们谈论时间，其实，经常指的是生命。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时间也就是生命的流程。正如美国著名诗人爱略特所说的，我用“喝咖啡的勺子，一勺一勺量走我的生命”。我们说：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就过去了半年，参照系往往是自己的生命，身旁的晚辈，或者已逝的亲友。“旧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我们看京剧《武家坡》，当会记得这样一段对唱：

王宝钏：一见血书心好惨，果然是儿夫转回还。开开窑门重相见，（白）唗！

我儿夫哪有五绺髯？

薛平贵：三姐不信菱花照，不如当年彩楼前。

王宝钏：寒窑内哪有菱花镜？

薛平贵：（白）水盆里面。

王宝钏：水盆里面照容颜。（白）老了！啊！容颜变！十八载老了我王宝钏。

二

时间之所以可怕，正在于生命这时间的载体，对于所有的人都只有一次，而且只有消耗，而不可能重生再造。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世上；有之，靠的是虚幻的宗教，或者靠一种生命的转移，以另一种形态转移到新的生命中去。如同一株植物死了，它的生命要靠种子传承、延续下去。而作为个体的人，无不生活在时间与空间的一个交叉点上，无论你怎样渴望久远，冀求永恒，最后所得到的也只能是稍纵即逝的瞬息。像朱自清先生在散文《匆匆》中所描述的：

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里，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诚然，记忆、回望、追怀，可以使人类从流逝的时间中挣脱出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连接，而获得一种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完整统一的生命感；但是，这种记忆的本能、回望的习惯及其所产生的对比效果，又会像薛平贵和王宝钏那样，由于生命的暂驻和变更之剧烈，而陷入伤怀以至绝望，从而加剧痛苦与悲凉。

清晨起来，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崔永元做的节目《电影传奇》，常常看到同一个演员在不同年龄段的场景，真是令人沮丧，令人气短。当日朱颜秀发、美目流盼、光彩照人的妙龄女郎，一变而为白发苍苍，皱纹满脸，目光呆板，老而且丑。那么，昔日的花容月貌，究竟哪里去了？而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一座墓室里的铭刻，就更使人觉得时间老人实在是太残酷，太峻厉无情了。“原来喜欢走动的人现在被禁锢着；原来喜欢穿戴盛装的人现在则穿着旧衣服沉睡；原来喜欢畅饮的人现在置身于没有水的地方；原来富有的人现在来到了永恒和黑暗的境界。”在与时间老人的博弈中，可以说，个个都是输家，任何人都不可能稳操胜算。

写到这里，突然记起了古希腊的一则神话：阿波罗答应满足女先知（女巫）的任何一个请求，女先知说，她希望永远不死，但却忘记了请求永葆青春。这样，她果真长寿了，但是，伴随着光阴的飞逝，她变得越来越衰老、越来越丑陋了，而且，终日营营役役，得不到片刻安息，以致人们问她最后还有什么愿望，她说：只求一死。

三

时间，除了残酷无情，也还有它的温馨可人方面，用时新的词语，不妨说是积极性、正能量。时间的本质特征，是它的不停运转，万古长新，体现出无穷无尽的创新求异精神。清代大诗人赵翼那首诗，说得多好啊：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过了千年又觉陈。

时间老人是万分公正的，对于任何人都没有例外。“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而从社会价值上说，时间又是最善于选择的，存其所应存，而弃其所当弃，它既不是保留一切，也并没有吞噬一切。对于世间生物中唯一追问自身存在之意义的人来说，悲剧在此，完美也在此。说到鲁迅先生的价值，著名学者何满子指出：

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历时愈久，对鲁迅生前死后加之于他的污泥浊水，明枪暗箭，不怀好意的抬举，有心的中伤和无意的曲解，都将愈益黯淡失色。人们所看到的将只是经过澄清了的历史长河的运行，以及巨人在历史中的伟岸风姿，他如何和历史气息相通，扮演着引涛疏流的光辉角色。

其实，所谓时间流逝，从哲学上讲，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正如东坡先生《前赤壁赋》中所说的：“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东晋著名佛教学者僧肇关于时间的相对性，是从另外一种视角来谈的：

人则谓少壮同体，百龄一质，徒知年往，不觉形随。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都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躯体上。所以说，是原来那个人，又不是那个人。（见《物不迁论》）

时间，时间，我们在这里真正感受到了它的魔法，它的威严，它的无情，它的魅力！

（2012年）

一首《放言》诗的解读

白居易的《放言》诗的第三首，是讲辨识人才的真伪的。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选拔和使用人才的前提是识别人才。这是一门大学问。古代把察人、选官的工作称作“铨衡”。本来这是衡量轻重的器具，后来借用来表达考察、评选官吏的工作。由于人才的情况十分复杂，所以古人反复强调要“精察之，审用之”。

如何精察、审用？从这首诗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

——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考验，事物的本来面目才会显现出来。“试玉要烧三日满”，作者有原注：“真玉烧三日不热。”按古代的传说，玉在火中烧三日三夜，颜色不发生变化，如果是石头就不行了。“辨材须待七年期”，作者也有原注：“豫章木生七年而后知。”过去认为，豫与章这两种不同的树木，小时不易辨识，必须长到七年才能区别开。

这两个例子都是强调时间的检验作用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同试玉、辨才一样，要准确地识别一个人，也应该经过一定时间的铨衡、考察，通观其全部历史。草率从事，是要失误的。

宋人写过这样一首诗：

少年胯下安无忤，老父圯边愕不平。

人物若非观岁暮，淮阴何必减文成！

诗的一、二句讲了两个典故，涉及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淮阴侯韩信，少时曾受胯下之辱，人皆以为怯，而他有大的抱负，不同无赖少年一般见识，因而安然忍受，没有发作。可是，当他建功立业、兵权在握之后，却没能坚持“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而是“以市井之志利其身”。像司马光所批评的那样，“失职怏怏，遂陷悖逆”。

另一个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年轻时在下邳的桥边遇到黄石公，这个老人故意把鞋丢在桥下让他去拾，他曾“愕然不平”，“欲殴之，为其老，乃强忍”。年少负气，似乎不够成熟。但在后来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为刘邦出了好多重要的主意，屡建奇勋，死后被谥为文成侯。

诗的第三、四句是说，如果不看他们二人的晚年，就不能得出韩信不如张良的结论。

这首诗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注重时间检验、通观全部历史，对于识别人才高下、优劣的重要作用。

——必须正确对待周围的不同反映。人才出现之后，有时毁誉不一。如何准确地加以辨识，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即使各方面的反映是一致的，也需要认真在实践中检验。

两千多年前的孟轲说过：“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如果其间不含有求全责备，人要完人的因素，那么，这种选拔人才上的群众观点，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正确对待周围的不同反映，一个重要问题是敢于摒弃那些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和闲言碎语。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被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尊为圣贤，但他也曾受到流言困扰。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大权独揽。他的兄弟管叔、蔡叔等人不满，制造流言，说周公将干出不利于成王的事，意思是他有篡权的野心。周公听了以后十分恐惧，赶紧避难“居东三年”。后来，成王通过实际考察，了解到周公果是一片忠贞，便亲自接他回来辅佐朝政。谗言足以误国，忌妒倾陷贤才。关键在于当政者善于识别真伪，敢于为贤才撑腰。

——要善于透过现象认清本质。诸葛亮在《将苑》一书中说过：“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西汉末年的王莽可算是一个“貌恭而内欺”、“温良而为诈”的典型。他在篡位之前，为了骗取皇帝和群臣的信任，长期装作仁爱待人，谦恭下士，以致“公卿咸叹公德，皆以周公为比”。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下士”是假象，而篡汉谋国才是他的本来面目。

为了能够透过现象认清本质，诸葛亮曾提出七条“知人之术”：

向他提出矛盾的理论、观点，看他的辨别力和坚定性；

同他反复辩论，看他对付驳诘的辩才和应变能力；

请他出谋划策，看他分析问题和审时度势的能力；

告之以危险情境，看他的勇敢、牺牲精神；

在纵情饮宴的情况下，看他的自持力和醉后显露的本性；

给他提供有利可图的机会，看他能否做到廉洁公正；

与他约定公务活动，看他能否不负所托。

今天看来，这种考察方法和考察内容，不见得很科学，很完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矛盾复杂的环境中进行多方面的实践检验，对于甄别人才，辨识本质，确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1988年）

为“好好先生”题照

唐代诗僧寒山写过这样一首诗：

世有一般人，不恶又不善，

不识主人翁，随客处处转，

因循过时光，浑是痴肉脔。

看得出这是为“好好先生”题照的。

关于“好好先生”行为特征的出现，可说是“久矣夫，非一日也”。但“好好先生”一词正式见诸文字，却是始于明人笔记。东汉末年，司马徽由河南迁到湖北的荆州隐居避祸，绝口不谈是非。本来他是以善于品鉴人物、具有知人之明著称的；可是，到了荆州之后，出于种种考虑，却是无论提到谁，他“美恶皆言好”。明人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指出：“今人称好好先生，本此。”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称这种人为“乡愿”或“乡原”。一天，孟轲和他的弟子万章在一起闲谈。万章问起了“乡原”是怎样的一种人，孟轲没有直接答复，而是讲了一些情况。他说：“乡原批评狂放之士说：你为什么志行高远呢？又批评狷介之士说：你为什么落落寡合呢？乡原的主张是，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人、做事，只求过得去便行了。”

孟轲的结论是：乡原就是八面玲珑、四下讨好的人。这种人，要指责他，却又举不出大的错误；要责骂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责骂的，他只是同流合污。为人好像忠厚老实，行为好像方正廉洁，容易给人留下好的印象，他也自以为一贯正确。

看来，“乡原”或“好好先生”，并不是为非作歹的坏人，但也不是真正合乎标准的好人。“不恶又不善”，这五个字概括得可算绝妙。

从前面的一些例证和论述来分析，这种人的特点大体有二：一曰圆滑，浑和圆通；二曰因循，得过且过。有个顺口溜形容他们：“头戴安全帽，脚踩西瓜皮，专说模棱话，遇事和稀泥。”对照起来，倒也十分相像。

清人潘德舆在《养一斋札记》中绘过一幅《乡原图》，粗粗看去，只是两个圆圈，细细考究一番，确是大有文章：外面的圆圈是光滑的；内里是一个不规则的浓墨圆圈。作者注明：此乃“昏墨曲屈，以媚俗为肝者也”。运用简单的两个圆圈，把“好好先生”的内涵与外表刻画得淋漓尽致。

道光年间，有人填《一剪梅》词：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此画此词，都可说是穷形毕态，入木三分。

据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一日，荣禄在朝廷与人争论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相国王文韶意见如何，王只是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垂问，王仍痴笑不止。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笑如前。《清史稿》上也说，“文韶更事久，明于趋避”。这位王老大人亲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在地方当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中央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亨通。他这个不倒翁的唯一诀窍，就是圆滑模棱，明哲保身。

“乡原”或“好好先生”，从他们出现的那一天起，名声就不怎么好。记得有一首《恶圆》诗，代表了古人痛恶圆滑的态度：

宁方为皂（隶），不圆为卿；

宁方为污下，不圆为显荣。

如果说，由于遭逢乱世，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人们讲直言、说真话，司马徽者流只好硬着头皮去当那份“好好先生”；那么，生当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今日，若是还那样做，就实在没有道理了。我们提倡讲真理不讲面子，坚持原则，明辨是非，一贯反对做“老好人”。因为多方讨好，到处逢迎，作为一种处世哲学，具有明显的腐蚀性、破坏性；反映在实际工作中，“老好人”行时之地，必然正气不张，邪风大炽。“乡愿，德之贼也！”孔丘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讲的这句话，今天读来，仍有教益。

当然，我们反对“好好先生”的浑和圆通，是说不要在原则问题上敷衍、迁就，不要拿原则做交易；决不是提倡“为斗争而斗争”，机械地、横暴地对待同志的缺点、错误，也不是主张锱铢务较，睚眦必报。属于原则问题，应该真正负责地、诚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一些非原则问题，包括一些生活细节，则不必过分严苛，吹毛求疵，尽可以宽容、通融一些。叶剑英在《怀董老》的七律中，有这样两句诗，“日常生活称老好，原则从未许通融”，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1987年）

三首《贾生》诗的论辩

说起古代的治国精英，我觉得有两个人绝不应该遗漏掉——

一个是“磻溪一老”，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吕尚。传说他在八十岁的时候，垂钓磻溪，被周文王发现了，载回朝廷，尊为“师尚父”，后来辅佐周武王灭了殷商。他是中国历史上久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

另一个是“洛阳年少”，西汉初年才华横溢、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贾谊。他在十八岁时，就经老师吴廷尉推荐，应征召入朝，被汉文帝立为博士，倍加重用。但是后来，以高才见嫉，屡遭排挤，仕途颠踬，一波三折，年仅三十三岁就英才早逝。

一个八十，一个十八，如此悬同霄壤，看似偶然，其实有必然的因素在。用老用少，用早用晚，既有古代士子本身的个性、命运、机遇问题，又同朝廷对待人才的态度、政策直接关联着。宋代的邢居实，少年有俊声，曾写诗给著名诗人陈无己，说：“微意平生在江海，尘冠今日为君弹。”说的是，我志在江湖，无意于仕进；今天，为您弹冠相庆，祝贺您即将出仕了。陈无己写了两首和诗作答，其一曰：

汉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群飞接羽翰。

今代贵人须白发，挂冠高处未宜弹。

诗意是：以你这样超迈凡尘的少年英俊，如果生在汉代，是一定能够得到重用的。可是，现在不行了，如今看重老成练达，只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才能登上高位。所以，还是尘冠高挂吧，如今并不是弹冠出仕的时候。

这里说到了汉初朝廷重用少年英俊，确也是事实。贾谊就是一个显著事例。文帝时，每当提出问题组织朝臣们讨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个“子午卯酉”；而少年贾谊却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对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他口若悬河，对答如流，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其他的博士们都认为贾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看法，非常佩服他的才能。因而得到文帝的高度赏识，一年之中三次超迁，官至太中大夫，还打算进一步把他提拔到三公九卿等更高级的职位。

贾谊上书文帝，主张改革政制，逐步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以全力击溃匈奴，强调民为邦本，慷慨陈词，指斥朝政。有一些意见已被文帝所接受，付诸实行；但也因此触犯了当时一些当权大臣，如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等的切身利益，因而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为由，联合起来，对他加以排挤、攻讦。再加上贾谊年少气盛，看不起文帝的宠臣邓通，认为他不学无术，只知逢迎、拍马。为此，邓通怀恨在心，经常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汉文帝便对贾谊逐渐地疏远了，直至把他贬出京城，安排他去做长沙王的少傅。

对此，唐代文人多持批评态度。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刘长卿过贾谊故宅时，也恨憾交识，写下了“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的诗句。“圣主”也好，“有道之君”也好，全抵挡不住身旁奸佞的谗毁。而贾谊自己，就更是满怀着悲愤，抑郁不平。他想到了与自己身世、命运相类似的爱国诗人屈原——他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的！于是，惺惺相惜，感怀不尽，在他南行路过湘江时，写下了一篇《吊屈原赋》，表达其对前贤往哲的无限景仰之情，也倾吐一番自己的怨怼与悲愤。

后来由于文帝的思念，贾谊又曾一度被召回长安。不过，当时尽管老臣灌婴、周勃等，或已死去，或遭罢黜，但是那个宠臣邓通还在皇帝身边，这样，贾谊仍然未能获得实际上的重用，不久，便被派往山东定陶，到梁王那里当了太傅。不过，人才是难以埋没的，是金子总要发光，锥处囊中也要脱颖而出。

贾谊不愧是一个盖世奇才，虽然远离枢要，却能高瞻远瞩，居安思危，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里面潜伏着的严重危机。针对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治安策》，就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问题，写出见解深刻、针对性极强、富有高度预见性的政治评论。

单就文学性来说，这也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秀散文，以其说理透彻、逻辑严密、气势磅礴而垂范千古，传之久远，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曾说，贾谊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毛泽东也予以高度评价，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围绕着他的身世、际遇，包括是否得到了重用、信任这类问题，后代诗人写出了许多史论式的诗篇，提出了不同看法。就中以唐宋诗人的三首《贾生》诗，最具有代表性。

我们先来看宋代诗人张耒的《贾生》诗：

贾生未免孝文疑，自古功名叹数奇。

逐得洛阳年少去，白头绛灌亦何为！

诗的主旨，是要说明为政应该起用新生力量，充实新鲜血液，提拔年轻有为之士，否则，就会暮气沉沉，因循守旧，无所作为。作者明确指出，汉文帝把“洛阳年少”贾谊逐出朝廷，剩下那些白发苍颜的周勃、灌婴一辈老臣，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是从不重视提拔新进的角度批评汉文帝的；当然，用意在于借古讽今，说的是汉文帝，剑指的却是本朝掌权者。

唐代诗人李商隐也写过一首《贾生》诗，同样批评了汉文帝。“可怜”二字，表明了他对汉文帝虽然召“访逐臣”，却并未加以重用的惋惜之情：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诗所写的背景是：贾谊在长沙住了几年以后，文帝又把他召回长安，并于祭神祈福之后，在未央宫的正殿（宣室）接见了他。谈话中，问到鬼神的本源等问题，贾谊都对答如流，文帝听得入神，不觉向前移动，以便靠得更近一些，这时已经是夜半了。

李商隐的诗是说，汉文帝求贤才，访逐臣，一片思贤若渴之情，十分可嘉；但是，当贤才果真来到了身旁，却又只问鬼神之事，而并不涉及治国安民的大计，这哪里是真正重用呢！

关于这个问题，向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认为，封建统治者“叶公好龙”，拉开很大的架势，似乎要重用贤才了，实际上却根本不知用人，李商隐的诗可说是这种意见的代表。另一种看法，以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的《贾生》诗为代表：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王安石认为，汉文帝实际上还是重视贾生的，尽管没能提拔他为三公九卿，但他的政治主张已被施行，所以不能说贾谊是怀才不遇。自古以来，又有多少位列三公九卿之人，获得的只是一个爵位，而对其政治主张，皇帝则根本置之不理啊！所以，遇与不遇，恩宠厚薄，不在乎爵位之高低，而在于他的政治主张是否得以实施、采用。

应该说，王安石的诗抓住了要害问题，它不仅阐明了有关用才方面的卓越见解，而且，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就是这样写的：“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看得清楚，王安石的诗正是从这两句史论中化出来的。

当然，从普遍意义上说，李商隐的看法也很有道理。知而不用，用而不专，多疑善忌，“叶公好龙”，恰恰反映了封建君主在选才、用才上的阶级局限性。

（1987年）

镜子上面有文章

汉代刘向在《新序》一书中讲了一个赵鞅悲叹无人指斥过失的故事：

春秋末年，赵鞅任卿相的要职，执掌赵国的权柄。有个叫周舍的人，在府门前伫立了三个昼夜。赵鞅诚挚地询问他：

“先生有何见教？”

他说：“人贵自知。如今您位高权重，听到的都是一些奉承的话，这对您的执政是很不利的。我愿做一个谔谔之臣，随时记下您的过失，及时给您指摘出来。”

赵鞅听了很高兴，便把他留在身旁，以便经常能了解下属对自己的批评意见。

可是，没过多久，周舍去世了。赵鞅放声大哭，深情地说：

“从前，殷纣王拒谏饰非，昏昏而亡；周武王从善如流，谔谔而昌。自从周舍死了之后，我再也听不到对我的过错的指摘了。一个执政者不能随时听到对他的过失的批评，或者虽然能够听到却不加以改正，最后，必然要遭致灭亡的下场。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我非要垮台不可。”

无独有偶，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对大臣说过：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死后，我丢失了一面镜子。

镜子是客观的。它的功能，就是忠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不以人的好恶、喜怒而有所曲顺或更改。所以，古人用镜子来比喻直谏的忠臣、谔谔的诤友，把它看作是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有益工具。

唐代诗人郑谷有一首诗：

举世何人肯自知？须逢精鉴定妍媸。

若教嫫母临明镜，也道不劳红粉施。

诗中说明：举世有自知之明的人很少。要想分辨出是非、善恶、贤愚、美丑，得靠明镜这个客观的工具予以帮助。即使面丑心善的黄帝的妃子嫫母走到明镜前面，镜子也会告诉她，用不着打扮了。意思是说，已经鉴别出她面容虽丑而心地是很善良的。

由于修养和识见上的差异，人们对待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的人，看法并不一样。有些人自欺欺人，讳疾忌医，喜欢听奉承话、唱喜歌，而对忠言、直谏，指摘阙失的人不抱好感，甚至视同眼刺肉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正是针对这种流弊，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写了一首寓言诗，叫《昏镜词》：

昏镜非美金，漠然丧其晶。

陋容多自欺，谓若他镜明。

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

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

锦带以纹绣，装匣以琼瑛。

秦宫岂不重，非适乃为轻。

诗的前面有个小引，说磨镜工人摆出十面镜子来，放在妆奁里出售。打开一看，只有一枚明澈，其余九面都是漠漠然、雾蒙蒙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镜工解释说，并非他的制镜手艺低劣，乃是为了适应世人的心理需要而有意这样做的。——凡是来买镜子的，必定要仔细观照一番，面容姣好的人自然喜欢明镜了，但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仅占十分之一吧？而丑陋、衰老的人却不愿在镜中看到自己的陋容与衰颜，因而他们都喜欢“漠然丧其晶”的昏镜。

诗的主旨是讽刺那些护短自欺、文过饰非的人。他们以昏镜为宝，看不清真实容貌以后，就可以把自己随意想象成百般妍美，一天照上四五次，自诩有倾城之貌。结果，对昏镜饰以绮绣，宝若琼瑛，什袭珍藏起来。传说中的可以照见人的肝胆的秦宫明镜，并不是不贵重，只是因为不适合陋貌衰容者的心意，便被看成一钱不值了。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那些讳疾忌医的人，如果执一方之政，事情当然难以办好；以之律己，也是肯定不能有所成就的。

（1964年初稿，1984年定稿）

楚材晋用

《东周列国志》第五十八回有一段关于晋楚对阵，各自借助对方力量侦察敌情的生动描写：

却说楚共王直逼晋营而阵，自谓出其不意，军中必然扰乱。却寂然不见动静，乃问于太宰伯州犁曰：“晋兵坚垒不动，子晋人也，必知其事。”州犁曰：“请王登轈车而望之。”楚王登轈车，使州犁立于其侧。

王问曰：“晋兵驰骋，或左或右者何也？”

州犁对曰：“召军吏也。”

王曰：“今又群集于中军矣。”

州犁曰：“合而为谋也。”

又望曰：“忽然张幕何故？”

州犁曰：“虔告于先君也。”

又望曰：“今又撤幕矣。”

对曰：“将发军令也。”

又望曰：“军中为何喧哗，飞尘不止？”

对曰：“彼因不得成列，将塞井平灶，为战地耳。”

又望曰：“车皆驾马矣，将士升车矣。”

对曰：“将结阵也。”

又望曰：“升车者何以复下？”

对曰：“将战而祷神也。”

又望曰：“中军势似甚盛，其君在乎？”

对曰：“栾范之族，挟公而阵，不可轻敌也。”

楚王尽知晋国之情，乃戒谕军中，打点来日交锋之事。

楚之降将苗贲皇亦侍于晋侯之侧，献策曰：“自令尹孙叔之死，军政无常。两广精兵，久不选换，老不堪战者多矣。且左右二帅，不相和睦。此一战楚可败也。”

髯翁有诗云：

楚用州犁本晋良，晋人用楚是贲皇。

人才难得须珍重，莫把谋臣借外邦！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保持着自由往来关系，各国的人才可以自由往返，造成了人才流动的有利条件。因此，各国君主选拔与荟集人才，都不仅仅限于自己所辖范围，“楚才晋用”，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秦国，自穆公以来，卫国的商鞅，虞国的百里奚，西戎的由余，晋国的公孙支，宋国的蹇叔，魏国的张仪、范雎、尉缭，楚国的甘茂、李斯，燕国的蔡泽，韩国的韩非，郑国等许多人才，相继源源入秦，造成了秦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使之在列国纷争的局势中，得以按照历史发展的要求，进行较为彻底的经济与政治的改革，成为实力雄厚的强国。中国古代的历史实践表明，人才引进对事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洎乎现代，这种借助外部力量服务于科学发展和建设事业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1969年，当美国“阿波罗11号”将人类第一次带上月球的时候，人们未必会想到，这项登月计划的总指挥，有着“火箭之父”盛誉的韦尔纳·冯·布劳恩，当年曾经是希特勒党卫军的少校、纳粹德国平尼蒙德导弹基地的总指挥。布劳恩1912年出生在一个德国贵族家庭，后来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并取得物理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开始为德国陆军部武器处设计试验液体驱动火箭，其A系列火箭飞到了二千二百米的高度，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具有独创性的。希特勒上台后，他研制的A4导弹，达到了音速四倍、八十四点五公里的高度，成为世界上第一枚地对地导弹。德国战败后，布劳恩带领一百多名助手逃往南德，并在那里投降了美军。这份战利品，对于美国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馈赠。当时，布劳恩的技术水平超出美、苏科学家十年以上。尔后的二十年，始而是中程弹道导弹，接上是“丘比特”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发，直到把美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

另一个实例，就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吸纳了三百多名作为战俘的日本关东军飞行队员，组织他们协助创建东北航空学校，帮助中国培养第一代飞行员。以林弥一郎为队长的飞行大队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队，拥有一批资深的飞行员和教官。航校建立后，林弥一郎被任命为飞行主任教官，他和其他教官以及飞行员受到了充分的信任，工作尽职尽责，成效突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三年半，在林弥一郎及其部下精心指导、严格要求下，一百六十名飞行员迅速成长起来，后来成为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成长为闻名世界的空军英雄。1949年开国大典，参加阅兵式的二十三名飞行人员全部来自东北航校。林弥一郎被中国人民尊称为“永远的空军之友”。

由于人才引进政策的巨大效益，现在国际上特别是美、苏、日本和西欧各国，都把输入人才当作一项重大国策。早在工业化初期，美国就开始从国外大量引进人才。据统计，从1820年到1859年，共有一百零五万技术工人和四万一千二百名专业人才移入美国。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分子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结果使欧洲两千名科技人员尽归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曾专门派遣三千名科技人员到战败后的德国，对科学界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调查，然后将大批德国科学家接回去，给以高薪雇用。1949年到1973年，美国共从各国“进口”科学家、工程师十六万人。1973年以后，每年仍有六千名以上的科学家、工程师进入美国，这些人为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依靠外国科学家研制成功的。当时，研究设计和装配第一颗原子弹的洛斯阿拉摩斯科学实验室，设有七个研究部。其中高级研究部是来自意大利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费米领导的：理论研究部由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弗兰克·贝蒂挂帅；苏联物理、化学家基斯卡柯夫斯基主持爆炸研究部；匈牙利核物理学家、被誉为“氢弹之父”的泰勒，丹麦核物理学家玻尔，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等，也参加了研究工作。空间技术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前面谈到的德国科学家布劳恩，则是用“土星”、“V”形火箭实现了“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一份资料载明，当代美国第一流科学家、工程师约有十二三万人，其中美籍华人占四分之一左右。

西欧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引进人才。它们正在与美国进行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尤里卡计划的实行，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挥高级科技人才的作用，避免人才因无地用武而再次大批流入美国。与此同时，它们不惜以高昂代价从外国引进大批高级科技人才。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当然要立足于依靠本国人才。但有计划、有组织、有选择地从国外引进一些人才，也是充分挖掘人才资源的一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1986年初稿，1994年定稿）

张公子的叹恨

《聊斋志异·鸽异》中讲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却又发人深思的故事：

山东的邹平有个张公子，癖好养鸽，搜得许多世间难觅的珍稀鸽种，精心培育，爱惜备至，即使是至亲好友前来索求，也不肯轻易送给。

一日，贵官某公见到了张公子，问他“畜鸽几许”，公子以为这位父亲的老朋友也有同样的爱好，想要送上两只，实在又舍不得。思来想去，觉得“长者之求，不可重拂”，最后还是忍痛割爱，精选了两只上等的良种鸽送过去，自以为千金之赠亦未过此也。

公子觉得给长者办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几天过后，当他再次见到这位贵官时，却没听见说上一句道谢的话，心里有点纳闷。最后，实在忍不住了，便主动问询：“前两天给您送去的鸽子怎么样？”贵官淡淡地回答说：“还算肥美。”公子听了，惊骇不已，急问：“难道您把它们杀吃了？”贵官点了点头。公子哭丧着脸，愤然地说：“这可不是平常的鸽种啊，乃俗所谓‘靼鞑’者也！”贵官回想了一下，说：“吃起来味道也并没有什么两样。”

吃，吃，颠来倒去都是吃！真是“削圆竹方杖，漆却断纹琴”，大煞风景。“夏虫不可以语冰”，张公子除了沮丧，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叹恨而返”。

蒲松龄老先生通过这则寓言式的讽刺小品，想要阐明的是如何识别人才、使用人才的问题。是呀，再出色的良才，如果“明珠暗投”，不遇识者，也只能“吃起来味道也并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终古埋没，与草木同朽。可见，识才、知遇是极为重要的。

宋代诗人梅尧臣有感于许多英杰之士，大才槃槃，却没有施展机会，像那些千里马一样，徒怀绝尘之志，枉负驰骋之心，“空传八骏名”、“压抑头不起”，最后郁郁以终，遂写了一首名为《伤骥》的古诗：

驽骥同一，迟速能几里？

当其被问时，举策数耳耳。

驰骋心独存，压抑头不起。

空传八骏名，未遇穆天子。

意思是很清楚的：把千里马与驽马同驾在一辆车上，是无法辨识其快慢、考察其优劣的。换句话说，要识别人才，就应该给他提供施展才智的条件，营造有利的环境，让“千里马”能够跑起来。

王安石在《材论》一文中，以类似的比喻讲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把良骥和驽马一起关在厩中，让他们一起吃料饮水，嘶鸣踢咬，那是难以辨其优劣的。唯一的办法是安排它们负重长驱。——良马拉着重车，不用再三鞭策，只要一墩缰绳，“千里至矣”；而驽马拉车，即使昼夜不停地跑，弄得筋败骨伤，也是无法赶上去的。

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的千里马诗，讲得更清楚：

笑将龙种骋中庭，捷巧何施缓步行。

待看流沙遥万里，须臾踏破古丰城。

将千里马放在中庭小院里，即使它再捷巧，也只能缓步前行，而无所施其伎；假如放它去万里之遥，那么，它就会很快地踏破丰城，跑遍天涯。人才也是这样，只有在合适的条件下，通过合理的使用，才能鉴别其高下。

同篇首提到的贵官某公恰相反衬，汉文帝不仅懂得千里马要当千里马用，而且知道应该把它放在足以充分施展其才能的处所。史载，有人给汉文帝奉献一匹千里马。文帝说，你们看，我出行的时候，前面有“鸾旗”开路，后面有“属车”相随，日行不过三五十里。即使我用上这匹千里马，它也没办法率先到达目的地，充分展示其奇材异秉。于是，下诏曰：“朕不受献也。”

事情虽小，但寓意很深，它对于我们识才、用才是颇有启发的。

（2007年）

废物——放错了位置的有用之材

清代诗人顾嗣协有一首《杂兴》诗：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

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

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

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客观事物各具所长，也各有所短。人才也是一样。世界上全才极少，甚至是没有的。绝大多数人具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长处，同时又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缺陷。汉代的王充在《论衡》里讲过：“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为什么？他从认识论的角度加以阐释：“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心神专注于某种事情，就往往会对与此无关的其他事物加以忽视。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就每个人或每个时代的认识来说，又是有限的。成才的规律表明，人必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

这就提出一个要求：用人者必须知人善任，做到随才器使，用当其才。在这方面，汉高祖刘邦是做得好的。他深知“绛灌无文，隋陆无武”，因而，安排厚重少文但能带兵打仗的周勃、灌婴担当指挥军旅的重任，充分发挥其连兵百万、决胜千里的才能；而对长于谋划、有游说特长的隋何、陆贾，则令其运筹帷幄之中，或出使诸侯各国，同样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如果刘邦不掌握部下的所长与所短，稀里糊涂地“乱点鸳鸯谱”，比如说，派遣隋何去指挥作战，而让口吃很重的周勃去游说四方，那岂不大大败事？

这类教训，历史上是不少的，有时连杰出人物也难以避免。史称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说明他颇有参谋、幕佐之才，实际上他也曾为蜀汉王朝出过一些好的主意。但是，诸葛亮却弃其所长，用其所短，偏偏派他去带兵镇守街亭，与魏兵对阵。结果，因为马谡缺乏实战经验，错误地扎营山顶，最后遭致惨败。这就是《杂兴》一诗中所指出的：“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了。

过去有一首咏史诗说得很好：

苏秦善逞悬河辩，马谡原非大将才。

器使因长无弃物，“材难”今古莫徒哀！

古人慨叹：“材乎，其难哉。”说是人才难得，确是事实。但是，如果能扬长避短，用当其才，许多看似无用的人、平庸之辈，也还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废物，是放错了位置的有用之材。”就一定的意义来说，这话也是一种真理性的认识。

明朝的陆容写过一篇《阿留传》，说是书童阿留看起来很痴呆，什么事也不会做。主人周元素叫他扫地，他扫了半天连一间屋子也扫不净。主人外出回来，问他有什么人来过，他记不住一个人名，只说有矮胖的、有瘦瘦的、有漂亮的。主人家的床腿断了一只，叫他去砍个树杈换上，他寻找了一整天，空手而归，说：“树杈全都向上，没有一个向下的，用不上。”闹得主人哭笑不得。但周元素并没有赌气把他赶走，而是耐心观察这个书童究竟擅长什么。一天，周元素濡笔作画，见阿留站在一旁，便半开玩笑地问他：“你可会这个？”阿留说：“这有什么难处！”说罢，提笔作画，浓淡适宜，画面和谐，俨然一个绘图老手。周元素发现阿留这个特长之后，就安排他专门作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件事告诉我们：扬长避短，合理使用，则天下尽多可用之才。关键在于要有惜才之心，识才之眼。如果不是周元素那样既能容人之短，又肯于耐心细致地去发掘其固有的特长，恐怕有十个、百个阿留，也早就被当作废物弃置道旁了。

（1987年）

辨　伪

唐宪宗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在去江州的船上，他忆起了多年来所经所见的世事，不禁激情涌动，感慨万千，当下写了五首富有哲理的《放言》诗。其中的第一首是：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所谓“放言”，就是任意而谈，不受拘束的意思。这样来写，易于鲜明地宣达作者的思想，揭示事物的本质。这首诗就是运用比喻，借助形象，放开思想，阐明政治上的辨伪，亦即近世所说的识别以伪装面目出现的两面派的问题。当然这里也包括透过假象，识别人才这方面的内容。尽管是以议论为诗，讲了一些哲理，但由于出语纡徐婉曲，行文跌宕有致，读起来还是富有情趣的。

人的情况至为复杂，有时本质为现象所遮蔽，假象掩盖着本来面目。诗人颇有感触地写道：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都出现过。有的早晨起来还装得道貌岸然，俨然君子；可是，到了晚上就暴露了全部假象。春秋时的臧武仲，被当时的人目为圣人，实际上却是奸人；宁武子本来是贤才智士，却偏偏佯装愚蠢、驽钝。世人为假象所蒙蔽，不辨真伪，混淆贤愚，只爱臧生那样“诈圣”，而不愿赏识宁子式的真贤。实在可慨可叹！草丛间的流萤，尽管也有光亮，但终究不是大火；荷叶上的露水，虽然也呈球状，可是，它绝不是珍珠。

那么，对这类鱼目混珠现象应该如何识别呢？诗人认为，对比是辨伪的最有效方法。有比较才能鉴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取来燔柴（借喻大火）和照乘（指明珠）与流萤、露珠一比较，就一切都看得分明了。遗憾的是，许多人往往不从本质上看事物、别真伪，惯常被流萤般的闪光和露珠样的晶莹所炫惑，结果，不免得出完全颠倒了的结论。

至于有些人只凭“耳食之言”妄加臆测，根据传闻、舆情擅作结论，以之判定是非、臧否人物，就更容易出纰漏了。对此，南宋时期的大诗人陆游在一首《咏史》七绝中，曾做过尖锐的批评：

南言莼菜似羊酪，北说荔枝如石榴。

自古论人多类此，简编千载判悠悠。

莼菜生于河汊湖泊之中，茎叶饱含黏液，如做羹汤，与羊酪迥不相同；用石榴来比喻荔枝，也很不准确，很不贴切。但是，由于没有亲见，就以耳为目，人云亦云，最后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其实，只要按照“江州司马”说的去做：采用对比的方法，把两种东西拿来一比较，就什么都清楚了。当然，以之辨奸识人，是要比这复杂得多的。

陆游《咏史》诗中讲的“自古论人多类此”，绝非空泛之言，当是有感而发。这里引述一桩发生在陆游青年时代的史实：

张浚尝与赵鼎在一起论述人才，并极力推荐秦桧。开始时，赵鼎的头脑还比较清楚，说：“此人得志，吾辈无所措足矣！”可是，当赵鼎做了宰相之后，看到秦桧先意承旨，唯命是从，觉得张浚之言也有道理，于是，对秦桧由有所警惕变为产生好感，最后竟亲自拔擢他登上高位。秦桧得势后，反过手来，残酷迫害那些主战拒和、坚持正义的忠臣良将，不出几年，赵鼎也死在了他的手下。

回过头来考究一下，张浚根据什么极力推荐秦桧呢？原来他有这样一个理论：“人才虽难知，但议论刚正，面目严冷，则其人必不肯为非。”由此，他认定秦桧是一个“不畏死，有力量，可共天下事”的人才，这样，就把一个元凶大憝彻底地看错了。而赵鼎始则戒备，终获好感，结果为这个“千古罪人”搭设了晋身的阶梯。

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不能以言取人，必须听其言观其行；不能为假象所迷惑，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

（1986年）

冷泉亭对联趣话

西湖灵隐寺前，有一座著名的亭子，它的名字叫冷泉亭。为唐代中期杭州刺史元葵始建。他的继任、大诗人白居易为之题写了“冷泉”二字；后由另一位大诗人、宋代的苏轼，续写了“亭”字。

冷泉亭原本建在灵隐寺西南隅的水中，明万历年间，才被移到岸上，也就是现址，由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撰拟并亲题了对联：

泉自几时冷起？

峰从何处飞来？

有趣的是，上下两联全都是问号。这在古代楹联中是颇为罕见的。

后来，晚清进士、杭州著名学者俞曲园拟联答对：

泉自有时冷起，

峰从无处飞来。

他的妻子姚文玉看了，认为可以改作：

泉自冷时冷起，

峰从飞处飞来。

他们的次女俞绣孙却别开生面，主张改成：

泉自禹时冷起，

峰从项处飞来。

曲园先生看了，说：“禹时冷起”还好理解；“项处飞来”有什么根据呢？

绣孙答曰：“项羽《垓下歌》有‘力拔山兮气盖世’之句；如果不是他将此山拔起，安得远地飞来？”夫妻二人听了，不禁纵声大笑。

绣孙也是诗人，天资聪慧，酷嗜诗赋，有《慧福楼幸草》传世，为光绪九年刻本。

其实，清代以来，冷泉亭迭出名作，大多是继踵董香光，从“冷”与“飞”二字上来作文章：

清代进士林启所撰楹联，意蕴深邃，寄怀旷远：

菩萨也具热肠，泉水何尝着意冷；

世界分明实地，峰峦怎见是飞来？

近代山西学者赵铁山的对联，也颇有韵味：

山峰且有飞来悔；

泉水偏从冷后传。

还有一副楹联，寄慨遥深，意在言外：

春秋阅尽水长冷；

风雨到来山欲飞。

（2004年）

钟馗遭贬

除夕又到了。记得小时候过年上街，经常看到店铺里挂有《钟馗捉鬼图》、《从鬼渡河图》等类彩画，也见到有些人家把钟馗作为神祇贴在门扇上。

听父亲讲，钟馗本是唐武德年间终南山一带的读书人，在赴京会试途中，经过一座山谷时，为一群鬼怪所迷困，脸颊受了严重损伤，形容变得十分难看。结果在礼部举行的春闱中，虽然考中了第一名会元，却因面貌丑陋而被罢黜。他羞愤万分，当下头撞殿阶，含冤而死。与他一起应试的同乡举子杜平将他殓葬起来。钟馗死后，冤魂不服，诉诸天庭，玉帝很赏识他的为人和才干，封他为斩祟将军。

后代人们之所以对他充满信赖，祈求他祛恶除邪，禳灾降福，大概同这个“斩祟将军”的职衔有关。人们还传说，钟馗为了感戴杜平的恩义，曾亲率小鬼于除夕回到家里，将其小妹嫁给了杜平。后来便由此衍生出《钟馗嫁妹》这个传统剧目。

在旧时代的笔记小说中，像钟馗这类因面貌丑陋而遭受贬斥的事例记载了不少。据说，明初进士应履平，当了三年知县，依例参加吏部甄别考试。这一关非同小可，如果过不去，已经扣在脑壳上的乌纱帽还会飞走的。但这位县太爷胸有成竹，凭借着诗文兼擅、对策尤精的本事，他自信定能稳操胜券。谁知竟落选了。理由也是“其貌寝陋”。他一怒之下，提笔在吏部门墙上写了一首打油诗：

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胡须及肚长。

更有一般堪笑处，衣裳浆得硬梆梆。

四句俚言把当时官场中重外貌、看衣裳而不讲究才学的弊端刻画得淋漓尽致。所幸主考大员十分开明，看到这首讽刺诗以后，不仅没有怪罪于他，反而上报有司，擢升他为郎中。

野史无征，未必实有其事，至于钟馗的传说更属子虚乌有。尽管宋初以来记载颇多，包括《梦溪笔谈》这类价值很高的学术著作也都有所论列，但后世许多学者仍坚持认为，钟馗其人并不存在。有人说，它只是一种舞蹈；有的考证说，它是一种驱魔辟邪的器物。可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但前面论及的以貌取人的问题，在旧社会确是所在多有。甚至被封建时代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夫子，也有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阙失。因此，清人吴世涵专门写了一首《杂诗》，列举古代大量的富有说服力的事例来抨击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取人以貌言，尼父犹有失。

如何操鉴者，沾沾持斯术！

绛侯固讷讷，啬夫乃无实；

子房不魁梧，江充有奇质。

斯人苟并列，谁进谁当黜？

卓然张廷尉，举错论密勿。

巧令固鲜仁，惧君未识察。

诗的大意是说：孔子以貌取人，使澹台子羽这样貌陋而德高的人才受到了冷落；以言取人，使“利口辩辞”的宰予曾一度博得好的印象，但实践证明他是一个“朽木不可雕”的庸人。以貌、以言取人，身为“至圣”尚有失误；为什么后代执掌铨衡的人却沾沾自喜地坚持这种做法呢？

接着，作者又列举了汉代的一些故实：一天，汉文帝到上林苑去，询问畜养禽兽的情况，上林尉答不上来，而掌管虎圈的小吏（啬夫）却应答如流。文帝十分赏识，想提拔他做上林令。随从的张释之进谏说：绛侯周勃老实厚道，德行很好，这您承认；可他却是木讷寡言的。这个啬夫倒是长于口辩，但他却并无实际本领。提拔了他，恐怕“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这将造成很坏的影响。文帝接受了这个意见。

还有汉初的“三杰”之一张良（子房），看去柔弱得像是妇人孺子，但他却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汉武帝时的江充倒是“为人伟岸，容貌甚壮”，结果却造伪奸诈，为害甚大。如果这两个人站在一起，那该提拔谁、罢黜谁呢？还是廷尉张释之高明啊，他对提拔、废置什么样的人极为审慎。花言巧语、伪装和善的人，肯定是德行很差的。就怕当政者不能加以识察呀！

这首诗通篇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论述识才、用才问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其实，“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形貌如何本是天生的；它与后天获得的德才学识状况原无必然联系。清代治才施世纶相貌十分丑陋，外号“施不全”。初做县尹时拜见上司，上司掩口而笑，施公严肃地说：“您大概是因为我相貌丑陋吧？人面兽心，可恶；像我，兽面人心，又有什么妨害呢！”

西方有一种颅相学，其创始人吾尔认为，人的各种心理才能，都在脑子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并在颅骨外形上有所反映。例如，他看到聪明人前额隆起，就将这个部位定为“智慧”，他看到有的扒手耳前有一隆起，便将这个部位定为“贪得”。吾尔将人的头骨分为三十三区，每区都标以号码，分别代表有关才能特征。在中国，也有所谓面相学、手相学。这同中国古代戏曲中那种奸臣必然白脸，坏蛋一定尖嘴猴腮、贼头鬼脑的“脸谱化”，同样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戏曲中这么处理，人们或可接受，但在实际工作中，如果凭它来取士量才，就要大大误事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得好：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但不能这样来评论一个人。

“取人以貌言”，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今天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它的流毒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有些当政者在识才选才上，只看表面现象，不注意考核本质；有的听其言而未观其行，结果把那种夸夸其谈、不干实事的人选了上来；有的把资历同水平画等号，不论才能，只看资格；不问品德，只凭辈分。凡此种种，都是封建时代以貌、以言、以资取人在当前选才、用才问题上的反映，是我们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的。

（1986年）

托物寄兴

在故宫博物馆的明清书画展中，有一幅水墨大写意《墨葡萄图》。粗放的主藤横逸斜出，下面纷披垂荡着一些枝条与叶片，里面结缀着一粒粒晶莹鲜翠的葡萄。画面笔意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与疏狂恣肆的动态感。在左上方巨大空白处题写了一首署名“天池”的七言绝句：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珠玑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徐渭的一幅代表作，向来被推崇为诗、书、画三绝。诗意悲怆愤激，字体放荡恣野，与画面相映成趣。有了诗，画的内在情韵昭然若揭；有了画，诗不仅可以从文字上感受，而且，还能从线条上去加以赏玩了。它们共同烘托出作者傲岸不群的品格。

名为题画，实际上是“夫子自道”——诗人以野葡萄自喻，愤慨地发抒一番个人怀才不遇、沉沦下流的感喟。诗中反映了他那胸怀“明珠”而无人赏识，被社会“闲抛闲掷”的悲凉意绪，极富感人力量。诵读这首七绝，不禁令人记起明代散文大家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中的论述：“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

徐渭，字文长，别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恰如诗中所抒写的，他确确实实经历了一番颇为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徐渭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吏家庭，幼年即以诗文兼擅为乡里称誉，但却只勉强地考中一名秀才，以后便久挫文场，屡试不第，终生颠踬困穷于仕途。由于他关心时事，热衷于抗倭战争，曾应邀参加东南军务总督胡宗宪的幕府；后来，胡宗宪在朝廷的权力倾轧中失败被捕，徐渭也受到牵连，横遭政治迫害，致使忧愤成狂，在精神病发作过程中自杀未遂，却把自己的继室杀害了，为此还坐了六七年牢。据有关专家考证，写作这首题画诗时，大约从监狱出来不久，时年五十三四岁。

说到徐渭的《题墨葡萄》七绝，人们会联想起另外两首与之意蕴相近、手法类似、韵律全同的题画诗。先看宋初诗人李九龄的《山行见桃花》七绝：

一树繁英夺眼红，开时先合占东风，

可怜地僻无人赏，抛掷深山乱木中。

从诗句看，这首诗也是托物寄兴，借题发挥，抒写怀才不遇、识宝无人的惆怅心情的。但是，作者后来的际遇却较为顺达，资料记载，入宋之后，李九龄曾于乾德二年中进士第三名。由于境况不同，较之“天池山人”的题画七绝，诗作里就少了那么一点激扬愤慨的情感。

应该说，这首诗还是咏物寄怀诗中的上乘之作，而且，看得出来，徐诗似乎对此有所借鉴，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来说，后者是略胜一筹的。

与徐渭的题画诗相似，还有同时代的另一个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的题《王楚玉画兰》七绝：

年来空谷半霜风，留得遗香散草丛。

只恐樵人溷兰艾，红颜收在束薪中。

诗也是写得很好的。在霜风凄紧的空谷之中，散着幽香的芳兰和野草长在一起。令人担心的是，粗心的打柴人会把香兰和艾草胡乱地捆束在一起，挑回家去通通烧掉。这里以香兰比喻杰出人才，以杂草、苦艾比喻平庸之辈，而把那些有眼无珠、贤愚不辨的当政者比作粗心的樵子。一片惜士怜才之情溢于纸上。

但就陈继儒的为人来看，由于他自称隐士，却经常周旋、应酬于官宦、仕绅之间，颇为时人所讥评，就人格来说，比起徐渭来则大有逊色。

（1988年）

嫩笋·小松·细柳

爱惜人才，这是古诗中一个常见的主题。但在写法上，却是斗艳争奇，各呈新意，绘出了一幅幅绚丽多姿的画卷。

唐大和七年，李商隐赴长安应试不第。八年春，入兖海观察使崔戎幕中。一天，他尝到了新鲜的竹笋，不禁触物兴怀，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

皇都陆海都无数，忍剪凌云一片心？

首句以初出竹林、钻出箨壳、乍露香苞的嫩笋自喻，说明他初出家门，乍露头角。次句说，於陵（属淄州，兖海观察使幕所即在此附近）一带竹子十分稀少，所以竹笋尤其珍贵，几与黄金等价。第三句说，通都大邑水陆美味应有尽有，何必单单吃笋。末句以问作结，语意双关：笋有凌云气概，象征青年人蓬勃向上的精神，对它加以剪伐，未免太残忍了。言外之意是对年轻有为的人应该加以扶植，而不要去摧折他。诗中满含着对执政者惜士怜才的期望，也表露了诗人自己政治上遭受摧折的愤懑之情。

南朝梁文学家吴均也写过一首爱才诗。他借小松来做文章，说：小松刚刚长出几寸，就被杂草淹没。因而谁也没有见到它的笼云雄心和凌霜傲骨。鉴于纤弱的茎干很容易被摧残和凌忽，所以希望小松快快成长，一当长到数千尺高，铁干凌云，清荫障月，就可以不再受制于恶草了。原诗共有八句：

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

未见笼云心，谁知负霜骨？

弱干可摧残，纤茎易凌忽。

何当数千尺，为君复明月。

借咏物以抒写爱才惜士情怀的，还有宋代诗人董颖的七言绝句《江上》：

万顷沧江万顷舟，镜天飞雪一双鸥。

摩挲数尺沙边柳，待汝成荫系钓舟。

它与前二首不同，不是从嫩笋遭人剪伐、小松被草淹没的角度发出呼吁，而是借咏细柳，以满怀殷切的期望，从正面倾诉他的爱才心情。前两句紧扣“江上”这个题目，沧波鸥影，属于衬笔。三、四两句揳入怜才爱士的主旨，诗人手里摩挲着沙边细柳，寄托着望柳成材、维舟江岸的深情厚望，极富感染力。说是咏柳，实则写人，寄希望于年轻一代，期待他们日后成为栋梁之才。

人才的成长，固然有赖于个人的奋发努力，但社会环境、客观条件，同样也不容忽视。封建时代，交通闭塞，信息阕隔，许多奇才异能之士没身草莱，不为世人所知，这是最常见的。有的幸得知闻，被人发现，但在举荐过程中，又会受到门第、资格、年龄的限制，难以及时脱颖而出。即便是这些关口一一跨越了，又会受到执掌铨衡者个人品德、识见、器度的制约，还有周围的人的谗毁、忌妒，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真可说是唐僧取经一般，有七灾八难横在前面。

这三首诗，立意有别，角度各异，着眼点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的作者，掬出满腔热望，借物咏怀，反说正说，深说浅说，直白地说，婉转地说，呼吁社会各界，特别是手握选才用才权柄的当政者，要怜才惜士，关心年轻一代，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施展才干积极创造条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1987年）

赌徒心理

在从拉斯维加斯返回洛杉矶的途中，我结识了国内的一位社会学家张先生。他考察过世界几个著名赌城，眼下正在从事赌徒心理的研究。于是，我们就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了话题。

赌博有瘾。这种瘾如同毒蛇一般，一经缠在身上，就再也难以摆脱。这是无分中外都没有差别的。凡是赌徒都有渴望赢钱的心理，嬴了还想赢，输了更想赢，要赢就得赌，赌上就没完。所以有“只怕你不来，不怕你不赌”的说法。结果，有些嗜赌终生的人，把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全部押在赌注上，“聚之尽锱铢，散之如泥沙”，最后，一贫如洗，走投无路。

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赌瘾的成因，源于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如同酒瘾来之于酒精，烟瘾是由尼古丁所致。据英国的格里菲斯博士最新研究显示，人在赌博时体内分泌出一种叫作内啡肽的化学物质，它可以使人获得一种超乎寻常的快感。正是这种快感，诱使赌徒一次又一次地拿起赌具而不想放开。因此，一些科学家设想找到一种可以抑制内啡肽分泌的阻滞剂，以救助赌徒消除赌瘾，跳出迷津。

这种观点完全排除赌瘾与金钱的诱惑、与人的精神状态有关等社会因素，单纯地看作是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起码是不够全面，甚至可以说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应该承认，一个人之所以耽于赌博以至逐渐成瘾，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心理影响、精神状态和思想意志。即使确有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那它也只是久赌之后所产生的果，而不是因。

我以为，西方也好，东方也好，赌徒的形象可说是大同小异。小时候我在旧中国的农村看到过嗜赌成性的赌棍，这次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又仔细观察了一些全身心投入进去的赌徒，觉得大体上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的吐伦特老头相似——平素总是无精打采，散荡游魂一般，可是进了赌场，就立刻变了个样：面孔急得发红，眼睛睁得很大，牙齿咬得紧紧的，呼吸又短又粗，手颤抖着。坐在那里仿佛是个疯子，又像是服了兴奋剂一样，片刻也安定不下来，紧张，激动，贪婪，狂想。当然，这是那类初涉赌场、财力相对微薄的人群。而那些沧海惯经、精于此道的职业赌徒，则呈现另一副神态。他们一个个安详地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下着赌注，显得成竹在胸，老谋深算。即使是等待着观察结果，也还是冷冷的静静的。他们坐在那里，除了手中的赌具，对于其他任何事物都很淡漠。外表上总是一副超然姿态，好像是一具石雕塑像。

至于赌博的方式方法，中外城乡的差异却是很大的。张先生年轻，他很想了解一下旧时国内赌场的情况。我说，那时城市的赌场我也没有见过，但农村的聚赌情景倒是熟悉一二。解放前夕的东北农村，赌博极为盛行，没有现在西方那种吃角子老虎机，主要是推牌九、摸大点、看纸牌、掷骰子，还时兴一种叫做“押会”的赌博形式。

“押会？”张先生说，“过去只是听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说，据传：押会起源于浙江黄岩，时在道光初年；但也有人说，清初，广东即有人发起，拣取三十六位无稽可考的古人姓名作为会名，当地俗称“买古人”。《清稗类钞》上也讲，最初是书写三十四（一说三十六）个古人名，任取其一，各注钱数，中者以三十倍酬之。由于古人名不易区别与记忆，设赌者便在古人名下缀以花牌图案，因而又以“花会”名之。在东北农村，可能是受当地土匪帮规、习俗的影响，三十六个会名中，许多都和匪帮的“字号”相似，什么天龙、龙江、太平、至高、万金、青云、坤山、茂林、光明、元吉……有的类似土匪的黑话、隐语，像“板柜”就是棺材，“红春”就是婊子，“根玉”隐喻男性生殖器，等等。

张先生说，由于赌博是将随机性、偶然性掩藏在某种超验的非理性的模式之中，以侥幸、投机、冒险为存在的基石，致使胜负之争蒙上了一层先定的神秘命运色彩，所以，封建迷信在这里大有市场。

我说，正是这样。赌博活动和一般的比赛完全不同，胜负的取得不仅与整体的体力、智力的高下无涉，甚至也不关乎当下的客观条件。它植根于人性弱点的现实把握和对人类理性的完全蔑视，迎合了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回报，甚至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说到迷信，最典型的就是通过扶鸾来寻取会名。扶鸾也叫扶乩，是旧时迷信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红楼梦》里多次写到这种活动，第九十五回里说，邢岫烟走到栊翠庵，便求妙玉扶乩。妙玉先是推辞，后来见拗不过，只好笑了一笑，叫道婆焚香，在箱子里找出沙盘、乩架，书了符，命岫烟行礼祝告毕，起来同妙玉扶着乩，不多时，只见那仙乩疾书道：“噫！来无迹，去无踪，青埂峰下倚古松。欲追寻，山万重，入我门来一笑逢。”书毕，岫烟便问：“请的是何仙？”妙玉说是拐仙。下面的事就是找人去解那“仙机隐语”。鲁迅先生在小说《高老夫子》中也写到了乩坛请仙的事。

这一切，明显是骗人的，可是，当时人们已经陷入一种痴迷状态，竟然坚信不疑，结果自然是照样输钱。个别也有凑巧碰正的时候。有一回求乩，沙盘上画的是一个圆圈，周围又涂了一些小杠杠，人们这天就押了个“旱云”。原来，会名里的“旱云”是隐喻乌龟的。结果押正了，赢了一笔钱。然而，这种“瞎猫碰见死耗子”的事，可以说是百不一遇。

押会形式的出现，表明了赌博的社会化，设局的职业化，形式的集中化、规模化。赌场老板多数都得到了地方官警的或明或暗的支持，有的同时又是土匪，有的与黑社会存在着天然联系，黑社会因赌博业的存在而注入了生命血液，赌博业则有赖于黑社会的支持，从而获得长足发展与畸形繁荣。

当时报刊上登载过几首竹枝词，专门讲述赌博之事，也提到了押会，现在录以存证：

俗尘扰扰事纷纭，喝六呼三枉费神。

赌博场中无胜客，歧途险境可怜身。

赌博由来尽是欺，况如押会更离奇。

花名三六天天配，赚得愚民日日迷。

三年嗜赌债如山，生死艰难两鬓斑。

入室凄凉无一语，夜深风雪对饥寒。

贪利一钱十倍三，奸徒设饵诡千般。

投缳刎颈随时见，除却长平［注］无此残。

注：战国时秦将白起击败赵国军队后，于山西古城长平坑杀赵降卒四十余万人。

（1995年）

材大难为用

“洪炉思哲匠，大厦要群材。”人才关系到国家的盛衰、荣辱，事业的成败、得失。历史上，每个时代都呼唤着并实际造就出大批的人才。但是，在旧时代，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无数人才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往往怀抱利器，悒郁以终。而且，越是槃槃大材，这种矛盾现象便越突出，越尖锐。

杜甫写过一篇著名的七言古诗《古柏行》，是借咏叹孔明庙前古柏，表达他对怀才不遇的感慨和夙志难酬的哀怨心情。诗的后半部分是：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

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

诗人采用比兴的手法说明，当前急需栋梁之材，而这里已经生长出来。尽管它朴素无华，不自张扬，但其标格、才力却已骇世惊俗，引人注目。令人忧叹的是，古柏自身虽然不辞剪伐，甘愿为世所用；可是它重如丘山，又有谁能把它送进廊庙做栋梁之用呢？而且，它即使有献身事业的苦心，它的余芳也能为君子所赏识，却难免遭受奸人的谗毁。面对着这种既不合理又很自然的可悲现象，奉劝贤才志士不要伤怀怨愤。自古以来，就是“烈士多悲心”、“材大难为用”啊！

杜甫通过咏叹巨材不见用，正面抒写他对怀才不遇的悲慨。而宋代诗人居简则借助咏赞“盆荷”这个细物，在“小”字上做文章，从反面表达同样的思想感情。古柏、盆荷，一巨一细，恰成鲜明的对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居简的诗是这样的：

萍黏古瓦水泓天，数叶田田贴小钱。

才大古来无用处，不须十丈藕如船！

这里有个典故：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写过一首题为《古意》的诗，开头两句是：“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居简引用过来，故作反语，以抒发他的愤激之情。

在过去，长才能否得以施展，主要决定于当时政治制度的清明与浊暗，特别是君主的志趣、识见的高低和倚重、信任的程度。有雄图者始能驾驭雄才。三国时，刘备一心匡复汉室，所以格外重视人才，一时云龙风虎，济济一堂；而后主刘禅只知安逸享乐，胸无大志，结果身旁聚集了一些声色犬马之徒。从来英主识贤俊，未有庸人不忌才。岳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未能实现其“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的壮志，就是一个显例。

古往今来，都有这种现象：当拔尖人才尚未崭露头角，默默无闻的时候，大家可以相安无事，甚至有些褒赞之辞；一当出人头地，显露了杰出的才能，各方面的非议与挑剔立刻接踵而来。所以，古人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忌妒，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私有制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它的存在，对于人才的成长，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所以，鲁迅慨叹，在旧社会，“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

凡是杰出人才，往往都有个性。他们不肯媚事权贵，阿谀取容，随俗俯仰，有的甚至桀骜不驯，结果难以见容于当时。这也是“材大难为用”的一个原因。

现在，从根本上破除了摧残人才的社会关系，从而为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志士幽人”再也无须“怨嗟”了，只要确有真才实学，又立志为祖国献身，就一定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1987年）

唐人笔下的小松

古代诗人常常喜欢用青松来形容人才。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以“郁郁涧底松”比喻才能出众而出身寒微、屈居下位的贤士；诗圣杜甫有感于当时贤才遭埋没、恶人盈道途的极端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曾发出“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呼喊。但是，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三位唐代诗人分别以小松为题写的主旨相同而各具特色的七言绝句。

章孝标的《小松》是：

瓜叶鳞条龙不盘，梳风幕翠一庭寒。

莫言只是人长短，须作浮云向上看。

前两句描写小松的形态与气概。瓜叶鳞条，一庭寒翠，说是小松，实际上已具苍然之势。接着，作者告诉人们：不要说它只有几尺身姿，未具惊人之貌；后生可畏，前程正远，我们应该当作秀出云表的栋梁之材仰头去看。宋代诗人吴子良有“君看三丈树，原是手中枝”之句，同这首诗一样，都含有“少年心事当拿云”、“丈夫未可轻年少”的深意。

杜荀鹤亦以《小松》为题，指斥时人只重视功成业就的名家，而对刚刚冒头，正在成长着的“小字辈”却不予理睬，直到某一天他们崭露了头角，这才掉过头来跟着大唱赞歌。原诗是这样的：

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到凌云始道高。

前面写小松的成长过程，后面批评时尚只承认参天大树而不注意扶植新苗。称小松为“凌云木”，是很有意味的。尽管它刚刚钻出草丛，崭露头角于蓬蒿之上，但如同正在成长的人才一样，是富有发展前途的。诗人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应该识拔贤才于未遇之时，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予以热心的关注和有力的支持。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在旧社会，由于“时人不识”，有多少小松一样的很有希望的人才，遭摧残，被砍杀啊！

崔涂的题为《涧松》的诗，则荡开一笔，另辟蹊径。

寸寸凌霜长劲条，路人犹笑未冲霄。

南园桃李诚堪羡，争奈春残又寂寥。

开头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明小松凌霜渐长以及遭到路人鄙笑的情况。寥寥十四个字，包括了前两首七绝中“抽鳞条”、“出蓬蒿”、“只似人长短”、“不识凌云木”等多层意思。然后，诗人突然笔锋一转，从“笑”字接下去做文章：涧松刚刚露头，尚未凌霄，小则小矣，确实不如南园的夭桃秾李那样艳丽娇娆；可是，请不要忘记：待到春残花落的时候，桃李都将归于寂寥，较之“凌霜不改青青色”的涧松，究竟谁更值得称羡呢？诗人以劲拔、冷隽的笔调，歌颂了苍松一般的卓有才能、兼具操守的志士贤人。言简意深，回味无穷，确实称得上短章中的妙品。

（1988年）

一言为宝

据古籍《襄阳记》记载：杨颙入蜀任丞相主簿，见诸葛亮事必躬亲，尝亲自校核簿书，遂批评道：“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言外之意是，诸葛亮有点包办代替。他建议诸葛亮要干丞相的事，不要上下相侵，这才是为治之道。诸葛亮听了，十分感动，表示愿意接受杨颙的批评。后来，他任命杨颙为东曹属典选举。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得力的干才不久便去世了。诸葛亮悲恸地说：杨颙之死，是朝廷的很大损失，因而垂泣三日。

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为此事专门写了一首赞美诗：

痛哭杨颙为一言，余风今日更谁怜？

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

“诸葛大名垂宇宙”、“功盖三分国”，可资赞颂的丰功伟烈很多很多。而慧眼独具的王安石却偏偏选中这么一件“小事”来歌之咏之，大书特书，其道理在于：它反映了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尊贤惜士、从谏如流的高风善举；而这一善举恰恰关系到“区区庸蜀支吴魏”这样一个兴衰成败、命运前途的大问题。诗人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时至今日，更有谁珍重、爱惜这种求贤若渴的流风余韵呢？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诸葛亮的深情赞许和对世态时风的无限感慨。

“不是虚心岂得贤”有双重含义：既隐括了刘备三顾茅庐、虚心求贤，并抑赖贤才辅佐得与曹魏、孙吴抗衡争雄的史实与经验，也是对诸葛亮本身善用贤才，辅佐庸主，继续支撑三国鼎立的局面垂四十年之久的治绩的肯定与赞誉。应该承认，在封建社会里，诸葛亮的治才是杰出的。不仅功业昭著，像后代史官陈寿所称许的，乃“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而且在识才用才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他的《便宜十六策》、《将苑》等论著，都是古代人才理论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杨颙的批评意见的实际价值。诸葛丞相治理国家，精明有度，“抚百姓，约官职，从职制，开诚心，布公道”的政绩和“夙夜忧叹”、“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忧国至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实属可嘉可羡。但他的巨细无遗，事必躬亲，以至对下属事务有些包办代替的工作方法，却并不可取。诚如杨颙所言，“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诸葛亮作为一国的丞相，最基本的职责是运筹谋划，操持大计，总揽全局；而他竟至亲校簿书，流汗终日，这确是使不得的。

就一个人来说，时间与精力毕竟是一个常数。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谁也没有办法同时骑两匹马。假如硬要勉为其难，本末兼顾，细大不捐，且不说这会直接影响经邦治国的大局，没能充分发挥其高级指挥员应有的作用；单就健康与精力来讲，也难以承受那过重的负担，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史载，有一次，汉文帝问政于群臣，左丞相陈平答道：“陛下如果若问一年断狱几何，可以专找廷尉；要想了解一年收粮多少，应该咨之内史。至于丞相的职责，则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所谓为政之道，陈平认为，最关紧要的就是必须明确上下责任，做到权责分明，各司其职。这番话，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是颇有教益的。

领导科学告诉我们，作为高层的领导，既要按照所辖地区的现实基础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工作秩序；同时，还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环节。凡属应由下属来干的事，就应放心放手地交付下属去做，不能“越俎代庖”，包揽一切。否则，就会陷入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既浪费了领导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又会助长下属的依赖性；反过来，更加重了自己的负担。科学的领导者，应该善于分清主次，正确处理事关全局的根本性工作与具体事务的关系。只有那些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才会不分轻重缓急，样样齐抓，事事全管，甚至颠倒主次，“大事用力不大，小事用力不小”，最后必然导致因小失大，玩忽职守的阙失。

当然，情况还要具体分析。即以诸葛丞相而言，世所公认，他绝非属于那类陷入“芝麻堆里”的事务主义者，而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善于统筹全局的卓越的战略家。他曾含泪诉说：“我不是不知道超脱一些好，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像我那样尽心竭力啊！”耿耿赤心可鉴，我们应该略迹原情，予以充分的理解。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正是由于这样，他便巨细无遗，事必躬亲，以致过度操劳，心力交瘁，最后事与愿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为后世留下了无边的怅憾和深刻的教训。

一千七百多年前，杨颙就提出了各司其职，上下不能相侵的科学主张，实属难能可贵。今天看来，它对于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正确发挥领导作用，实施科学管理，仍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1987年）

蛟龙不能失水

唐监察御史、著名诗人元稹，原在京城长安供职，后因弹劾贪官暴吏，得罪了权臣，被调到洛阳东台任职，不久又被贬作江陵士曹参军，掌管工役事项。期满回京，靠着好友李绛、崔群、白居易等说情、辩护，才得转任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充任通州刺史的佐僚。到任之后，元稹写信给白居易，备述通州艰苦、穷荒之状。

白居易看了来信，怅然有感，写了四首七律，其四云：

通州海内恓惶地，司马人间冗长官。

伤鸟有弦惊不定，卧龙无水动应难。

剑埋狱底谁深掘，松偃霜中尽冷看。

举目争能不惆怅，高车大马满长安！

乍看，这只是一般的怀友怜才之作。说，我的朋友处在悲惨惊骇之地，当个并无定职的闲员，由于屡遭贬谪，久困下僚，像惊弓之鸟、失水困龙，像深埋狱底的宝剑和备遭冷遇的寒松。长安城内尽是达官贵人的高车大马，可是，元稹却怀抱利器久被沉埋，怎不令人举目惆怅！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精辟地提出了一个“蛟龙不能失水”的问题。也就是说，要使人才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伤鸟有弦惊不定，卧龙无水动应难”。整天像惊弓之鸟那样提心吊胆，惨怛恓惶，或者像失水的蛟龙那样，没有施展长才的条件，即使奇才盖世，也是无能为力的。

就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来说，制约着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应该考虑：

首要的是社会时代。如所周知，唐代文学人才兴旺发达。当时最高人口数字不过五千二百多万，而有传世之作的诗人，就超过两千三百多名，差不多每两万人口中就有一个。如果算上其他方面的文学家，比例就更大了。究其原因，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唐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整个社会特别是上层人物，要求文学艺术事业能够与之相适应地发展，以满足和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二是唐初全面实行科举制，以声律取士，极大地鼓励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进取精神，寒族人士有了表现才能的机会。正如《全唐诗》序中所说的：“盖唐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三是当时在文化艺术方面实行了较为开放、自由的政策。正是这些因素，为文学人才蔚然群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同样出色的人才，其遭遇却迥然各异。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严复与日本的伊藤博文同在英国留学，而且同班。论学业，严复名列第一，伊藤居于第三。伊藤回到日本后，正赶上明治维新，日本社会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亟需熟谙西方政治经济的人才。因此，伊藤得以三任首相，大显身手。而严复所处的社会时代，却是清廷门户虽被列强打开，但封闭式的基本国策并未改变，腐败程度有增无减。致使这位曾是壮怀激烈的留学生，报国无门，最后，从译述《天演论》等著作启蒙他人转为用鸦片烟来麻醉自己。这个事实，说明了社会时代对于人才的成长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人才问题上，当政者态度如何，也至关重要。王安石说过：“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他尖锐地指出了妨碍人才辈出的“三蔽”：一是君主自以为高明，一人就可以主宰全局，“去辱绝危”，而人才之得失是无关大局的；二是“谓吾之爵禄富贵足以诱天下之士”，故“吾可以坐骄天下之士”；三是只待人才自发产生，而不去千方百计发现和培养人才，甚至还认为天下实在无才可取。上述三种情况虽然用心不同，但压抑人才的成长，“其致一也”。

最后，从私利的本性和各种阴暗心理出发的妒贤忌能的恶习，以种种方式压制人才。最常见的是谗言恶语，闲言碎语，冷言冷语。俗话说：“舌头底下压死人。”又说：“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要使人才顺利成长，必须随时清扫社会环境，搬开这些无形的绊脚石。

（1987年）

南郭先生

战国时的齐宣王爱听吹竽，每次都要组织三百人的器乐大合奏。有个南郭先生，并不会吹竽，但他看这里有空子可钻，便到齐宣王那里自荐，说他很善于吹竽，愿意为大王效劳。宣王听了自是喜欢不尽，便把他安置在大乐队里，并发给他同其他人一样的薪俸。这样，南郭先生就混在乐队里面跟着凑数。后来宣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是为齐湣王。他也爱听吹竽，但与乃父大异其趣，偏偏喜欢听独奏。他把乐队找到眼前，一个一个试吹。这样一来，南郭先生就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溜之乎也”。

宋代文学家、大诗人苏轼有一首题为《寄刘孝奴》的诗，便借用了这个故事：

平生学问只流俗，众里吹竽谁比数。

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

自从《韩非子》记载了这个“滥竽充数”的故事，两千多年来，南郭先生便一直成为人们嘲笑、揶揄的对象。虽说有点令人难堪，但细究起来倒也怪罪不得他人，确是咎由自取。——立身天地之间，总须学一点真实本领。一无所长，整天跟着人家混饭吃，终究不是办法。不会、不懂也罢，有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也好，偏偏他又不懂装懂，假充内行。这就逃脱不了最后“抱竽出逃”的狼狈下场。

这场闹剧的出现，南郭先生自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可是，如果我们动脑筋想一想，进而追问一下：一个本来不会吹竽的人，为什么竟能轻而易举地混入了宫廷乐队，而且可以装模作样地吹了许多年呢？一个尸位素餐的混饭吃的人，又为什么能够和乐队的其他乐手一样领取薪俸呢？这么一追究，作为组织领导者的齐宣王，就难以辞其咎了。看来，齐宣王好讲排场，但并不真正懂得音乐，无非是逢场作戏、附庸风雅而已。自身不学无术，也就谈不上什么知人之明。由此可以得到启示，要准确地识拔英才，汰除庸才，首先领导者必须是英才，而不是庸才。

南郭先生之所以能够混迹于宫廷乐坛，除了当政者齐宣王昏庸这样一个因素以外，也和当时“大帮轰”、“大锅饭”的吹竽体制、演奏方式有直接关系。唯其数百人“拉大帮”合奏，才有可能给滥竽充数的人以可乘之机。如果像齐湣王那样“单兵教练”、“分灶吃饭”，无论是南郭先生、北郭先生，十个有十个要露馅的，最后都得陷入“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的尴尬境地。正如唐人黄滔诗中所讲的：

齐竽今历试，真假不难知。

欲使声声别，须令个个吹。

有一部电视剧《南郭后传》，说是南郭先生露丑以后，逃回家乡，狼狈不堪，连小孩子都嘲弄他。可贵的是，他并不气馁，而且知过必改，认真吸取了失败教训，再次投到百里老师门下，从头学起，刻苦钻研，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吹竽本领。哪里跌倒哪里爬。最后重返齐宫，当了一名出色的乐师。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必须彻底打破“大锅饭”的体制，不给那些“阿混”们提供各种“滥竽充数”的逋逃薮。我常想，如果齐宣王当政时就能采用“齐竽历试”的办法，也许南郭先生早就发愤成才了。

（1987年）

郑板桥写竹

我国是竹子的故乡，栽培竹子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由于竹子用途极广，大有功于人类，且具备“中通外直”、“宁折不弯”的品格，所以，古往今来，无数画家、诗人创作了难以数计的赞颂竹子的艺术作品。特别是清代号称“诗书画三绝”、“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画竹咏竹，尤擅胜场。他的这些诗、画，优美生动，丰富多彩，并不是单纯表现客观对象的天然形态、特征，而是借竹咏人论事，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因此，每幅诗、画中都有深刻的寄托。

郑板桥少有狂名，落拓不羁，但他对新生力量却充满了感情，对新一代人才的成长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且看他写的这样两首咏竹诗：

老竹苍苍发嫩梢，当年神化走风骚。

山头一夜春雷雨，又见龙孙长凤毛。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写竹，实际上正是写人。用竹笋经雨破土而出，来比喻新一代人才的旺盛成长，是十分贴切的。后来者居上，一代胜过一代，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诗人通过日常生活情景，启发人们重视新秀，惜爱后生，同时提醒老一辈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扶植新一代的成长。

诗人针对世俗轻视新生力量的偏见，写了下述两首题画诗，启发人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人看事：

且让青山出一头，疏枝瘦干未能猷。

明年百尺龙孙发，多恐青山逊一筹。

画根竹枝插块石，石比竹枝高一尺。

虽然一尺让他高，来年看我掀天力！

说明对新生力量切不可轻视，尽管他们暂时看来还不够强大，还不够成熟（即所谓“疏枝瘦干未能猷”），但是，后生可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后胜利必然是属于他们的。这里也含有激励新生力量奋勉自强，努力上进，力争“强爷胜祖”，超越前人的意思。另外，字里行间也寄寓了诗人自己不肯屈居末流的冲天壮志。

他还写过这样两首激扬踔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咏竹诗：

谁家新笋破新泥，昨夜春风到竹西。

借问竹西何限竹，万竿转眼上云梯。

我有胸中十万竿，一时飞作淋漓墨。

为凤为龙上九天，染遍云霞看新绿。

郑板桥生当腐朽、黑暗的封建时代，触目所及，遍是打击新生力量、压抑人才成长的不合理现象。但他并不为腐朽、反动力量的其势汹汹所吓倒，透过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看到万竿上云梯、云霞染新绿的光明前景，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期望。作为一个旧社会的文人，这是很值得称颂的。

（1986年）

说　项

自古以来，流传过许多荐贤举能的佳话，也产生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文学典故，“说项”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它来自一首唐人的七言绝句：

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作者杨敬之，唐元和年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也是一位十分爱才的诗人。当时有个项斯，诗才不凡，品行尤好，但不为世人所知。杨敬之发现这个人才后，就写了这首诗，极力加以举荐。人以诗传，从此，项斯声名大噪，第二年即擢为上第。诗的大意是：几次看见项斯的诗，都觉得很好，及至见到本人，却觉得他的标格（这里包括外在美和内在美，亦即仪容、气度与才能、品德）比诗格还高，心中更为敬服。我平生不会隐藏他人之善，所以，逢人总要称颂这位项斯。

类似的事例，还有明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当过应天府通判的祝枝山奖掖、提携唐寅的佳话。唐寅小祝枝山十一岁，其时在他父亲开的酒店里当跑堂。祝枝山常去喝酒，发现唐寅聪慧过人，便主动给他讲授艺术心得，悉心培养，并向一些社会名流大力举荐。一次，唐寅运用娴熟的水墨写意技法画了一幅竹，祝枝山看后，击节称赏，欣然题诗一首：

唐郎写竹如写字，正以风情韵度高。

我解平章不能写，未曾分得凤凰毛。

寥寥二十八字，把一位前辈名家为使年轻后进脱颖而出，不惜贬抑自己，甘做人梯的赤诚，生动地烘托出来，确是感人肺腑。

这种懿行善举，在国外也可以见到。李斯特巧荐肖邦，就是突出的一例。1831年，二十一岁的肖邦从波兰流亡到了巴黎，那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匈牙利的钢琴家李斯特已誉满乐坛，他一眼就看出肖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音乐天才。为了使肖邦在观众中赢得声誉，在一次演出时，李斯特先坐到钢琴前，等剧场的灯光变暗了，他就悄悄让肖邦代替自己演奏。果然，观众被琴声所征服，报以热烈的掌声。可是灯光一亮，人们发现，演奏者不是李斯特而是肖邦，这样，肖邦一下子就轰动了巴黎。当时，人们不仅赞美李斯特的高尚风格，而且称赞他巧荐贤才的智慧。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看到，奖掖后进，荐贤举能，首先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如果杨敬之、祝枝山与李斯特不具识才之眼，或者说，如果他们本身不是贤才，那么，即使具有更多的项斯、唐寅、肖邦在侧，也会视而不见、交臂失之的。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荐贤者要有良好的品德，即“平生不解藏人善”的高尚风格。

孔子说过：“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引自《韩诗外传》）光有知人之明，还不够，必须仁义为心，邦国为怀，才能乐于荐贤、推贤、引贤。如果不具备这种品格和胸怀，就会见人之善却不以为善；或者虽然知其为善，但因怕贤者超过自己，也故意缄口不言；甚或颠倒是非，指善为恶，蓄意倾陷。这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吕氏春秋·赞能》篇中有一句名言：“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有了伯乐，就可以找到更多的千里马。宋代文学家苏洵认为，齐国大治，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固然与管仲的辅佐有关；但首功应该记在推荐管仲的鲍叔牙身上。所以，古代有“荐贤者受上赏”的说法。

（1988年）

说“格”

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愤慨于封建社会特别是清王朝阻塞贤路、压抑人才的积弊，渴望一场暴风迅雷般的政治变革，以改变不合理的人才制度，从而出现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生气蓬勃的局面，这在夜气如磐的封建社会，当然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一声饱含着血泪的哀唤。

“格”，作为一种标准，首先反映为资格与资历。就我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看，无论是秦汉的“察举征辟制度”，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还是隋唐以来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尽管其间有过种种改革，但资历、资格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北魏时崔亮首创一种“停年格”的选官制度，以做官时间久暂考察政绩，靠计算年限来确定升级。尔后，唐代吏部尚书裴光庭“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

其危害，正如宋人孙洙所指出的：

今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抏弊（意为凋敝、衰败），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

资格，除了表现为年限，还反映在“品”上，即家世、门第、出身上。“九品中正制”规定：“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出身于名门望族者，可尽先拔擢；而家世寒微者，即使才能出众，也往往摈弃不用。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赵翼：《廿二史札记》）

汉宣帝时丞相黄霸，为政外宽内明，重视农桑，政绩时称“天下第一”。但即使这样的贤相，在当时的门阀制度下，思想也跳不出“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格局。本来，丞相的职责是“总百官，进贤退不肖”，大力荐举各种贤才；但黄霸却极力荐举宣帝祖母的内侄、乐陵侯史高为太尉。根据只是门阀显赫。好在汉宣帝还比较清醒，批评丞相荐非其人，说：外戚史高乃帷幄近臣，我很了解他的材质。最后把住了关口。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专就这件事，写了一首论史诗：

从古求贤贵拔茅，素门平进有英豪。

勋名可惜黄丞相，一纸殷勤荐史高！

诗人借题发挥，抒发他的荐贤举能应该眼睛向下的见解。史高并非奸佞之徒，问题在于黄霸只是盯住皇亲、贵戚，这就有失其职了。所以，诗中为勋名卓著的贤相感到惋惜。

“素门平进有英豪”，这是真理。古往今来，无数英杰起身于草莽之中。战国时的著名思想家孟轲就曾列举过一些所谓“圣君贤相”出身微贱的事实：“舜发于畎亩（田野）之中，傅说举于版筑（木瓦工）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东周列国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平公时，下卿栾盈发难，任命勇将督戎为先锋，攻打绛都，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南门。大元帅范宣子拥晋平公逃入固宫，形势万分危急。在督戎的威风凛凛、杀报腾腾的强大攻势下，晋将解雍、解肃、牟刚、牟劲先后节节败退，一时满朝文武，心惊胆落，束手无策。这时，范宣子身旁有个奴隶，叩首问道：“元帅心怀郁郁，莫非忧督戎否？”原来此人名叫斐豹，因其父犯罪，他没身为奴，在中军服役。范宣子问他可有什么计策战胜督戎，斐豹叹道：“小人名在罪籍，枉有冲天之志，也无处讨个好的出身！”范宣子答应他可以立功赎身。斐豹智勇双全，终于智赚督戎，将他击毙，遂解固城之围。潜渊先生有诗云：

督戎神力世间无，敌手谁知出隶夫？

始信用人须破格，笑他肉食似雕瓠！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破格用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在社会主义的今天，那种“稽谱牒”、拘门第的做法已经罕见，但在选才用人中，由于受封建主义的保守、陈腐观念影响，“论资排辈”现象还时有发生。有的热衷于在资历上搞平衡，开“大锅饭”；有的搞“一刀切”，统一划线，规定哪一年以前参加工作的晋级，哪一年以前毕业的提教授，结果造成一些人熬年头、混资格，产生了保护后进，打击先进，限制人才成长的消极作用。

当然，我们讲不拘一格，并非主张选才无格。选拔人才，总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德才兼备，就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1988年）

未必人间无好汉

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初即位。为了充实、完善中央政权机构，要大臣封德彝负责举荐贤才。但等了几个月，也没见选上来一个。太宗发出了责问，封德彝答复说：“并非老臣不尽心竭力，实在是找不到奇材异能之士啊！”太宗严厉地批评了他：

前代的圣君明主选用人才，好比使用器物，各取其所长。他们选拔有用之才都立足于现实，难道还能向异代去借用人才吗？其实，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有贤才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认真地加以识拔。

可谓批评得正确，责问得有理。

无独有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罗兰夫人曾认为法国遍地都是侏儒，没有人才。列宁不同意这种观点，把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偏见，斥之为“罗兰夫人的错觉”。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

人才多得很，只是需要抛弃那些尾巴主义的思想和清规，只是需要让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计划”和“谋略”能自由发展，那时我们才配做伟大革命阶级的代表。

中国古代一些哲人也都说过：“十步之内，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贤才之生，日月相属，未尝乏绝。”（王符）“经纶中兴业，何代无长才！”（杜甫）“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这些论述和诗句，都阐述了人才历代都有、到处都有的道理。纵观数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灿若群星的各类人才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成为民族的脊梁，创造出丰功伟业。

那么，为什么有时却会感到人才难得呢？

古代人才论者大体上有以下三种看法：

就人才自身来说，屈居下流，没身草泽，没有机会施展才智，脱颖而出，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西晋文学家左思所说的：“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所以，应该注意从“隐处”求才。对此，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有过透彻的剖析。大意是：

楹柱以用笔直的木头最为坚固，辅世以公道、正直的人为贤才。而直木生长在僻静幽深的树林里，直士来源于人民群众之中。因此，君主选拔人才，一定要到下层去。这些贤才的情况多种多样：许多人居于隐处，或怀才恋土，有乡土观念，甘愿与一般人同处；或有卓越才能，因有种种考虑，不愿应召入仕；或忠君、孝亲、善事师长，地方上有贤名，但无人加以推荐；或以隐居、行义造就名声，指望朝廷慕才而见用；或忠质于君，但被朋党毁谤排挤，外人不明真相。

诸葛亮本身就有这方面的经历。“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唐汪遵诗）所以，执政者深入下层，主动访贤延士，是很必要的。

从识才者角度讲，有一个如何认识贤才，对待贤才，亦即坚持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执行什么样的用人政策的问题。没有顺乎潮流、比较宽容的人才政策，就不可能发现和发掘出各方面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南宋诗人刘克庄有一首《贺新郎》词，是这样写的：

国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试看取当年韩五：岂有谷城公付授，也不干曾遇骊山母，谈笑起，两河路。　少时棋柝曾联句，叹而今登楼揽镜，事机频误。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君莫道投鞭虚语。自古一贤能制难，有金汤，便可无张许？快投笔，莫题柱。

作者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呼吁济困扶危、力挽狂澜的英才。上阕以国家命脉到了危险的境地领起，慨叹自己没有机会投身战场，杀敌制胜。接着指出：英才是有的，关键在于要能放宽用人的标准。并以出身行伍的抗金名将韩世忠为例，说他既没有黄石公授予兵书，也未曾遇到骊山母为说《阴符》，但他在北宋末年统率少数部队，在河北东路、西路一带屡次打败金兵，克敌制胜。

下阕说，自己少年时很喜欢下棋联句，但现在衰颜已现，功业无成。听说元兵南侵正急，边城受到严重威胁，切不要以为敌军渡过长江是不可能的。面对敌寇猖獗的形势，要保卫边防，不能只依靠金城汤池这坚固的防御工事，主要的还是要依靠人才，依靠张巡、许远那样大有作为的贤杰。最后呼唤广大读书士子投笔从戎，共赴国难。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才成长环境、主要是社会风气问题。曾国藩在《原才》一文中有一段很好的论述。大意是：

古代圣帝贤王治理天下，使贤能者居要职，掌权势，教化民众以仁义道德，那时社会规范统一而风尚相同。后来世道衰微，那些贤能之人不能全都在重要岗位上，但他们的志向主张还会宣扬出来得以广泛传播而造成声势。这样，势必吸引众多的人跟着实行，逐渐也能形成一种风尚。随着志同道合、相率成习者集聚增多，一时的人才也就产生出来了。像《周易》中说的“水就湿，火就燥”的原理，凡所感召都能得到呼应、感应。现在的掌权者，往往说“没有人才”。他们身居高位，却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造就人才，反而以“无才可选”相推诿，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人物产生于风气”，不独古人这样认为，今人也多有论列。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其《历史地理与文化》的演说中，曾就此做过专门的阐述。他说：

人须有生气，在人格上、学识上、性情上，各方面都该有生长，如在春风中，经过一段气候，才成长一人物。……《易经》上说“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是一片自然产生万物。人文陶冶，教化作育，是在这许多原料中精制出很多理想的品种来。我们的社会，历史，文化，是另一个天地，这个天地，在我们人的自己手里，要能造成气候，生长人物。……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中，要提倡有一种风气，在此风气之下，须能作育，陶铸人才。有了人才，才能改换历史。在某时代，某地区，具备这种风气，就出人物了。这种风气过去了，人物就不出了。

他还举出北宋时的实例，说朱光庭到程明道先生家住了一个月，回来后，别人问他，你到了程先生家，得到什么印象？他说，如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也有人说，程明道非常和气，你一接触到他，你的感情、理智各方面，都会受到这种和气的滋养，成长为一种人格境界。

看来，人才济济的生动局面的出现，固应归因于多种因素，但是，关键还取决于当政者的思想与行动。就是说，“这个天地，在我们人的自己手里，要能造成气候，生长人物”。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两句诗：“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在人才方面，如何破解这一“禅关”，应该是一切为政者都须认真加以考虑的带有根本性的课题。

（1986年）

“错认颜标”的笑话

旧籍《唐摭言·误放》中记载了一个“错认颜标”的故事：

郑熏在做主考官时，看到一份答卷的作者署名颜标，便想当然地认定此人乃是杰出书法家、政治家颜真卿的后代，于是，特意拔擢他状元及第。实际上，这位颜标与鲁郡公颜真卿除了姓氏相同而外，丝毫没有瓜葛。结果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举子赋诗嘲笑这个郑熏：“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史称郑熏“举引寒俊，士类多（赞美）之”。但这件事干得实在太不高明，难怪人们要骂他“冬烘先生”了。

这是属于他人错认的情况，后来还发生过自己冒充贤达后代的事。吉州有个士子赴省赶考，为了引人注目，便在行李担子前面挂个牌子，上面写着“庐陵魁选欧阳伯乐”八个大字，意在暗示他是欧阳修的后人。也有人赋诗加以讥讽：

有客遥来自吉州，姓名挑在担竿头。

虽知汝是欧阳后，毕竟从来不识修（羞）！

士子欧阳的问题更复杂一些，单就主司郑熏来讲，他在认识上有个明显的误区，就是贤才的后代必然也是贤才。这种观念的形成，自然和封建社会中注重血统、强调门第的传统宗法观念有直接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的取士制度。开始时大抵还坚持以才定品，不太讲究门第的高低、家族的地位。但当遴选官吏的大权落到豪门世族手里之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就形成了，“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就是评定人物品级时，首先要看被选人的家世，结果变成了所谓“门选”。

南朝规定，高门世族的子弟二十岁就可以登朝入仕，尔后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坐致公卿”。这样一来，那些“清华贵重”的官职，几乎全被他们所垄断。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世族地主宣扬“世庶天隔”的观点，他们绝不与寒门通婚，甚至共同坐在一起都觉得有辱令名。因此，当时门阀世族非常重视家谱和族谱，把祖上哪一代做过哪些大官，出过什么贤达、名流，一一记载下来，以显示其血统的高贵。九品中正制最终成了变相的世袭制。

隋唐以来实行科举制度，本意是想打破门阀垄断，但实际上仍未跳出重家谱、拘门第的格局。有宋一代，“恩荫”之风大炽，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当官。这就难怪那个吉州士子要死乞白赖地硬往同姓的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身上靠拢了。

至于世系源流、先祖禀赋对于后代的血缘影响究竟有多大，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是否那么灵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典型事例来加以剖析、验证。如果按照“血统论”的逻辑，宋朝的卖国汉奸秦桧的曾孙，肯定也是奸佞祸国的角色。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秦桧的孙子秦巨却是一位忠贞不渝、为国捐躯的爱国英雄。嘉定十年，金兵再度南侵，宋宁宗召集群臣商议抗敌之计，满朝文武束手无策。老将赵放出面举荐人才，说，秦巨正当盛年，文武兼备，报国心切，可当领兵退敌之大任。这时，根深蒂固的“血统论”又出来作祟了。有的老臣极力反对，说：“秦巨乃逆贼秦桧之曾孙，万不可加以重用。否则，必将贻误大事，祸国亡家。”赵放据理力驳：“人各有心，心心各异，安能观其祖以判其后耶！”双方争持不下，宋宁宗采取了折衷办法：使用，但不委以重任，封为蕲州通判兼领守备事务。秦巨到了任所，决心竭尽全力，报效国家。面对着十万金兵的赫赫声威，他毫不畏缩，一面加强防务，激励将士勇敢杀敌，一面急告朝廷请求救援。他亲自登城督师，拼力抵抗，金兵死伤甚多。但终因寡不敌众，金兵破城涌入，秦巨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后毅然投入烈火，壮烈捐躯。面对这一活生生的史实，那些迷信血统、侈谈门第的人，总该从中获取一些教训，改变固有的成见吧？

当然，我们反对“血统论”和门第观念，绝不是否认父、祖辈的影响和家庭环境熏陶在人才成长中的作用。古往今来，确实存在着许多艺术家、科学家出自同一家庭，父祖辈卓有成就，其后代亲承惠泽，同样成名成家的现象。比如，我国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是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的儿子祖日也精通天文和数学。尤其令人惊异的是，祖氏前后十三代人全是数学家。再如北宋时期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是卓有成就的著名文学家。朱德委员长游眉山三苏祠，曾即兴题写一首五言绝句，谈的就是这种现象：

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

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这在人才学上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做“人才链”；也有些社会学家把它称为“家庭优势”。其成因，用现代遗传学解释，或许有智商的遗传因子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可能还是后天的家庭影响、环境熏陶所致。如所周知，家庭作为人生的第一课堂，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至大。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血缘、姻亲关系，互相经常接近，感情易于融洽，尤其是青少年时期，人的兴趣、爱好、职业的选择，都同家庭影响、父母思想行为的感染有直接关系。

论及“三苏”父子成才问题，已故学者郭绍虞在一首《沁园春》词的上阕是这样讲的：

冲雅颖滨，豪放东坡，凝练老泉。考两朝唐宋，大家仅八，三苏父子，角逐其间。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此语唯心未必然。凭自述，知读书有得，家学相传。

郭老先生正是从家庭影响和后天努力来解释“人才链”现象的。

（1987年）

唐代诗人的牢骚

慨叹怀才不遇，发发牢骚，讲点带刺的话，在古代诗歌中是常见的。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诗人李白发出过愤懑的呼喊；“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词客温庭筠抒写了绝望的情怀。无论是沉痛的哀吟，还是苍凉的慨叹，都还限于言外寄意，泛泛而谈，至多是指向那些飞黄腾达的达官显贵，所谓“青云士”一流。而唐代另一个诗人罗隐则无情地进行冷嘲热讽，把笔锋直接对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他在七言绝句《感弄猴人赐朱绂》中写道：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

黄巢起义之后，唐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名存实亡。史称：“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公元901年，宦官韩全海胁迫唐昭宗离开长安，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朱全忠带兵七万入关，宰相崔胤“促全忠以兵迎驾”。两年后，李茂贞杀宦官韩全海等七十余人，与朱全忠和解，并将昭宗交给了朱全忠，这样，皇帝才又回到长安。在逃难期间，唐昭宗不思选用贤才，安邦治国，而是醉生梦死，贪图享乐。当时随驾的有一个弄猴的杂技艺人，猴子训练得很好，居然能跟皇帝随朝站班。唐昭宗非常喜欢，赐给弄猴人五品官职，身穿红袍，并给以“孙供奉”的称号。实际上，此人并不姓孙，而是借用猢狲的“狲”字谐音，意谓以巧驯猢狲供奉御用。

老诗人罗隐听说这件荒唐无聊的事之后，愤然写下了这首讽刺诗。他以自己屡试不售的辛酸遭遇与弄猴人侥幸得官作对比，效果十分强烈。诗中说，我十多年来，一直辛辛苦苦地进京应试，久违了家乡的“五湖烟月”，但一次也没有考中，一个官职也没有谋到。怎比得上那个耍猴的“孙供奉”，博得君王开颜一笑，便穿上了佩带朱绂的五品官服！看似自嘲，实际正是尖刻地讽刺无道昏君在亡国惨祸面前，不思引用贤才，只知求欢作乐。

在唐代上层社会中，这种沉酣嬉戏的风气早已形成。唐玄宗就曾在宫廷内修建斗鸡场，凡获胜者均可得到恩宠。所以，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意思是用不着读书应试，只要交游一些贵族子弟，通过斗鸡走狗，照样可以走上登朝入仕的终南捷径。诗人李白对此却不屑一顾，他在《行路难》一诗中激愤地写道：“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雉赌梨栗。”表现出可贵的品格和节操。

这种情况，也充分暴露出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本质。不要说唐玄宗、唐昭宗之类的庸主，即使古代一些所谓“圣帝贤王”，也往往逃脱不开这种阶级的局限。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这样一首《咏史》诗：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

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

诗中提出：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贾谊深明经邦济世之道，乃匡定天下之奇才；而卫绾以善玩车戏的小技侍奉君主。他们同时遇到汉文帝了，那么，谁应该位居显贵呢？按说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事实却与人们的认识全然相反：贾谊由于受到大臣灌婴、冯敬等人的忌妒与排斥，遭贬长沙，抑郁而终；卫绾却以车戏小技取悦文帝，被提拔为中郎将，后来竟官至宰相，封建陵侯。

诗人通过这两个人荣枯不同的际遇，讽刺号称英主的汉文帝只图一己的欢娱，而置帝业、贤才于不顾。妙在偏偏不去点明，故意向读者作猜谜式的发问。这样曲折用笔，就可以取得更加警策、隽永的效果。

（1987年）

施惠由来怕失期

据《随园诗话》记载：乾隆年间，一位名叫陈浦的老寒士，带着他的一册诗稿，请求当时的诗坛巨擘袁枚评阅。袁枚日夕游宴于权贵、诗翁、才女之间，对这位尚无名气的寒士的诗稿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手放在一边，没有认真过问。几年之后，想起这件事来，取出诗稿细看一遍，才发现作者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诗作水准很高。于是忙着打听其人的下落，不料，这位老寒士早已在贫病交攻之下黯然死去。袁枚满怀深情地录下这位已故诗人的七绝《醉后题壁》，把它收在自己编的《随园诗话》里：

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

放眼古今多少恨，可怜身后识方干！

然后，袁枚凄然地在《诗话》里写道：“呜呼！余亦识方干于死后，能无有愧其言哉！”这里说的方干，是唐代的诗人，很有才识。但生性亢直，不肯夤缘求进，科场失意后，便息影山林，郁郁以终。后来，朝廷发现并承认了他的才干，追认他进士及第，但逝者已矣，已经于事无补了。

像方干这样死后中进士的事固属少见，但在旧社会，一些高才逸士由于无人赏识，匿身草泽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因为封建社会坚持任人唯亲的路线和世族垄断的政策，崇尚门阀，论资排辈，如果无人汲引、保荐，即使是盖世奇才，也只能终古埋没。结果，就像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与崔群书》中所指出的：“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得意；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

大诗人白居易也曾借吟咏晚桃花来慨叹、揭示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

寒地生材遗较易，

贫家养女嫁常迟。

这种“身后识方干”的情况，在现代西方世界里也时有出现。挪威青年数学家尼尔斯·亨里克·阿贝尔，十八岁时父亲死去，便挑起了赡养老母和照看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重担。尽管家境极度困苦，但他仍然奋力钻研数学，终于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为最终解决三百年来困扰几代数学家的“方程可解性”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他发明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整套函数。有人认为：他的发明留下的大量后继工作，足够数学家们忙上三百年。

二十五岁的阿贝尔，把这两项成果当作自己的“科学护照”，在朋友的资助下，兴冲冲地访问了欧洲大陆数学界，希望能得到承认。论文经巴黎科学家提交给大数学家奥古斯丁·路易·柯西。但是，因为阿贝尔是个“无名小辈”，柯西根本没有看，便把论文搁置起来。在急切的期待中，阿贝尔苦苦等了半年，始终没有回音。他只好重新撰写，最后在一家杂志上刊登出来。

这时，另一家杂志《天文学家报告》发表了德国数学家卡尔·古斯塔勒·雅各比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出了相同见解的椭圆函数论文。之后，雅各比读到了阿贝尔的论文。他折节称赞，一再说：“这是我望尘莫及的。”当他听说阿贝尔两年前就向巴黎科学院寄出了论著而未被理睬时，大为愤慨，公开提出抗议。这才引起了巴黎科学院的重视，从天棚上找出尘封已久的阿贝尔的论文，正式进行评审，认为很有学术价值，决定发给大奖。可惜，阿贝尔早已溘然长逝了。

死后中进士、获大奖，受到各界的承认与重视，固然比终古沉埋，“没世而名不称”要好一些，但其为时已晚，无补于当事者，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确实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及早做一些爱护人才、发现人才、拔擢人才的实事，力争多有补于社会，而少留下一些遗憾。

日常生活中，这类情况也并不少见，经常会引发一些感慨。1992年秋，我到甘肃省定西县参观访问，赶上了一场瓢泼大雨，顿时水满沟畦。当地农民都说，这若是下在伏天，可就成了“救命甘霖”了。现在下雨等于“孩子死，来奶了”，啥用没有！有感于此，我即兴吟了一首七绝：

烟雨茫茫过定西，干禾扑地望中迷。

秋霖纵美成何用，施惠由来怕失期！

（2009年）

三种境界

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三种境界说，形象、生动地阐明了治学与成才三段必经的历程：

第一种境界，引自北宋诗人晏殊《蝶恋花》词。原词是写恋人离别的愁苦心境：水阔山长，天涯望断，凭高远眺，百感交集。王国维借用它来说明，要想成才，必须高瞻远瞩，选定前进的目标，具有远大的理想。古人写过这样一首诗：

天下无难事，在乎人为之。

不为易者难，为之难亦易。

吾非千里马，但有千里志。

旦旦而为之，终亦成骐骥。

视野开阔，方能纵横驰骋，一往无前。树立了“千里志”，就会“旦旦而为之”，坚持不懈，奋力攀登。崇高的理想之光，是燃亮心头火炬，激励人们克服困难，冲出逆境，奋发向上的巨大精神力量。

第二种境界，引自北宋词人柳永《凤栖梧》词。本意是描写爱情的执着与坚定的。王国维引用它来比喻古今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之死靡他”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攀登科学高峰，犹如唐僧去西天取经，需要经受无数磨难，历尽千劫万险。这里有困难与失败的考验，有富贵与安逸的诱惑，也有诽谤、忌妒，围攻、非议直至疾病、死亡的威胁。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为真理、为科学而献身的抱负，是无法达到光辉的顶点的。

清代史学家谈迁，家境贫苦，嗜书如命。为了完成一部信实可靠的明代编年史，他到处借书、抄书，寻访史迹、轶闻，积累资料。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百卷的《国榷》。但是，这部呕心沥血的史学巨著，却在一天夜里不幸被人偷去。悲恸之余，他决心重新写作，几年后，一部新的《国榷》又问世了。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

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

寥寥二十字，可说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拼力著书的真实写照。

第三种境界，引自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词人在铺叙了元宵盛会种种绮靡繁华气氛之后，突然掉转笔锋，着意塑造一个迥异于寻常醉生梦死之徒的别有寄托的少女形象。情人到处寻觅她，起初以为她一定和大伙一起凑着热闹，观灯赏景；不想后来猛地回头，却发现她悄然独立在灯火零落、游人稀疏的所在。王国维借用这幅“彩绘”来比喻刻苦治学的人不同凡俗，自甘寂寞，经过艰苦探求，终于豁然顿悟，有所突破的情景。

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七绝《观书有感》，描写的就是这种豁然顿悟的境界：

昨夜江中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作者以春潮漫涌，巨舰轻浮，安然自在，放乎中流为喻，表达他在苦读精思的基础上，顿悟妙谛，融会贯通的愉快心境。

三种境界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治学与成才的发展过程。文字不多，内涵丰富，堪称今古不刊之论。

（1986年）

公道站在时间老人的门口

那年秋天，我从广州乘汽车到珠海去。这里地处珠江三角洲，物阜民康，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由于往来车辆过多，公路显得有些狭窄。可是走着走着，突然有较长一段路变得宽阔起来。从两旁高大的路树看，已是“盖有年矣”。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这段路是三十年前修的。当时，这里的区委书记预见到经济建设的发展必然带来交通事业的繁荣，公路过窄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修路时，便把他负责的这一段加以拓宽。谁知，为此竟受到降职处分，错误是：劳民伤财，好大喜功。

“现在不那么看了吧？”我插问一句。

“当然，现在都赞扬他有胆识，有远见。县委已经纠正了对他的错误处分。”

听了这些，我有很深的感触。

多年来，似乎形成了一条原则，无过即有功。有所作为、有所创新的，总要冒一定的风险，免不了出漏子，犯错误。而不求进取，但求保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平庸庸混日子，到头来却太平无事，落得个好下场、好名声。有些事情，由于当时客观条件和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以及保守思想和狭窄眼界的束缚，原本是正确的，却被看成是错误的。至于受错误路线的影响，将黑作白，以是为非，就更是屡见不鲜了。

报载：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河北省隆化县县委书记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全县人民栽植几百万棵红果树，“一年上马，二年入园，三年成树，四年见钱”，闯出了开发山区、广辟财源、脱贫致富的一条新路。这本是一件好事，谁料却被指责为“不务正业，干扰了学大寨”而遭到批判。

设想，如果这两位书记当时谨遵上级的部署，修窄路，单抓粮食，或者明哲保身，什么也不干，大概不仅不会受到处分，而且可能得到表扬。这里的“机锋”，他们当然都懂得，但是，事业心和责任感，驱使他们要为人民干一番事业，对历史负责，而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置之度外。为着开创革命宏基，造福子孙万代，无数英雄儿女“欲挽颠危甘尽瘁”、“拼将热血洒神州”，死都不怕，更何惧乎降职、批判！这是与混世哲学大相径庭的另一种得失观。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在一个地方工作多年，毫无建树，乏善可陈，不曾也不想切切实实为群众干几件值得忆念的好事，实在有负于“人民公仆”这一称号。早年四川蓬溪县有个县令，曾在县衙署门上自题一副对联：

扪心自惭兴利少，

极目唯觉旷官多。

实际做得如何，尚待考察，但这两句话还是可取的。大诗人白居易在任职期间，也曾发出过“不才空饱满，无惠及饥民”的慨叹。今天，我们作为人民的勤务员，承受着历史的重托，肩负着人民的厚望，清夜无眠，更该扪心自问：“我究竟为广大群众兴了什么利？办了几件值得永远纪念的好事？”每思及此，我是深感汗颜的。

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在一篇策励谏官的散文里提出，把谏官的名字一一刻著于石。这样一来：

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其实，何止谏官一职，哪一个当政者身后没有人评议呢！他们的政绩如何，群众的心里是有一本账的。这将比直书的史笔、传世的刻石还要分明，还要厉害。

有一年我到号称“五省通衢”、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去参观学习。公余之暇，围绕着这座历史名城转游一番，意在访求一些汉兴以来“虎斗龙争”的故迹，重温“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那首古代山歌的遗韵。谁知听到的却是与武战毫无关联的大文豪苏轼率领群众抗洪治河的业绩。真是出人意外！

当地父老传闻，宋神宗年间，苏轼出任徐州太守，莅任三个月就赶上黄河泛滥，全城面临着淹没的危险。苏轼下令紧闭四门，并亲自登城指挥抗洪抢险，奋战七十昼夜，终于筑起一道阻水长堤，使徐州城安然脱险。为了纪念这场抗洪斗争的胜利，根据各界群众的要求，太守苏轼主持在城内建起了一座黄楼，由胞弟苏辙撰文，他自己挥毫书写，找来名匠刻石，立碑于黄楼之中。后来到了徽宗年间，奸相蔡京下令查禁苏轼等人的诗文，黄楼碑也在砸毁之列。可是，一夜工夫，石碑竟不翼而飞，杳无踪影。原来，当地父老出于对太守的感激和怀念，事先把它沉入护城河中保护起来。九百年过去了，至今长堤遗址与石碑尚在，它们无言而雄辩地向过往行人昭示着当年这位贤宰的政绩。

从这件简单的史实中，我悟出一条深刻的道理：人民群众是最富有感情的。只要是为民兴利，哪怕是区区小事，都会家弦户诵，历久不忘。“李唐赵宋风吹浪”。什么凌烟阁、纪功碑，都将随着岁序的迁流而荡然无存，唯有刻在人民群众心头上的丰碑，将历久不磨，巍然永在！

说起为民兴利，当然也看到，某些时候也会碰到截然相反的意见和反映。这就应该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而不能迁就个别的时议，单纯着眼于眼前的细微得失。元朝末年，黄河暴溢，平地水深两丈，民不聊生。都漕运使贾鲁督率十几万民工，采取疏塞并举的方针，奋战七个月，引河复归故道，“民百世受其益”。但在当时，怨言是很多的，讥评其“过疾刻深”，督责过急者有之；弹劾他“劳民伤众”，招致民怨者亦有之。如果贾鲁当时缺乏应有的胆识，迁就一时浮议，就无法完成这项利国利民的大业。后人写诗咏叹他：

贾鲁治黄河，功多怨亦多。

百年千载后，功在怨销磨。

公道，站在时间老人的门口。为功为过，为是为非，在历史的检验面前，显现得一清二楚。广东的那段公路，不是经过三十年的检验，终于是非澄清、功过分明了嘛！

（1985年）

法布尔的忠告

一个青年向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请教，说他每天都不知疲倦地把全部精力用在自己爱好的事业上，可是收效甚微，这是因为自己低能，还是成才之路太难走呢？法布尔赞许地说：“看来你是一位立志献身科学的有为青年。”

青年的答复却是：“我不只是热爱科学，还很喜欢文学，我还爱好音乐和美术。就是这么多的兴趣和爱好，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

“噢，是这么回事。”法布尔找到了这个青年事倍功半的症结所在。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放大镜，给青年示范，说：“把你的精力集中到一个焦点去试试，就像这块透镜一样。”

在人才学中，“聚焦成才”是一条重要的规律。它的含义是，要在认识自己的最佳才能，选准成才目标的前提下，集中精力去作重点突破。就像通过凸透镜把众多光束集中到一个焦点，从而引起燃烧一样，人的智慧和力量也可以在“聚焦效应”作用下形成成才所需的必要能量。实践表明，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的论点是无比正确的：

人的思维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某一项事业，那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成绩来。

“聚焦”，这是治学的需要。任何一门学问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清代诗人曾世霖说：“学问尚精专，研摩贵纯一”，“专力则必精，分途恐两失。”一些青年人精力充沛，求知欲强，兴趣广泛，这是正常现象。但是，由于思想缺乏稳定性，往往控制不住自己，贪多旁骛，浅尝辄止，今天学习这个，明天钻研那个，造成注意力不断地转换，这是很难跨上成功的彼岸的。

古往今来，除了少数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物可以在众多领域同时作出杰出的贡献以外，绝大多数人的智力常态，都要靠“聚焦效应”来取得一定的成果。有些人可能在几个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才能，但并不等于在这些方面都能达到平均水准以上的高度，更不要说尖端水平了。由于目标分散，四面出击，不但固有的某些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而且会暴露出更多的缺陷，以致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我国古代思想家庄周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世路无穷，人生有限。每条事业与学问之路，又都是“漫漫其修远兮”，不付出毕生的精力去探求，很难窥其堂奥。而任何人都不是千手千眼佛和掌握“分身法”的孙悟空，面对着千支万派的学问，只能尝其一脔。如果撒网太宽，胃口过大，硬要去一手抓十个跳蚤，最终可能一个也抓不到。

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有一首《怜愚》诗，讲的正是这种情况，语重心长，发人深省。

一个浑身有几何，学书不就学兵戈。

南思北想无安着，明镜催人白发多。

当然，法布尔说的把精力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并不意味着主攻方向之外绝不涉及其他事物。知识的偏枯，同样是治学的大忌。一切知识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而不要目标分散，平均使用力量。专与博是相辅相成的。无博，专则孤立无依；无专，博则泛滥无归。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许多人的成才实践证明，在确定一项专业之后，再按照专业的需要去钻研与涉猎其他各种知识，这样，专中有博，博而能专，就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1987年）

庄王之量

唐代著名诗人李颀写过一首《绝缨歌》，咏赞爱贤胜于爱色的楚庄王，不因小过责罚臣下，终于取得“果却一军全社稷”的巨大成果：

楚王宴客章华台，章华美人善歌舞。

玉颜艳艳空相约，满堂目成不得语。

红烛灭，芳酒阑，罗衣半醉春夜寒，

绝缨解带一为欢。

君王赦过不之罪，暗中珠翠鸣珊珊。

宁爱贤，不爱色，青娥买死谁能识，

果却一军全社稷！

据《东周列国志》记载，绝缨会的故事是这样的：

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平定了斗越椒之乱，举行“太平宴”，会文武百官于章华台上。正当楚庄王的爱妾许姬离席给百官敬酒时，突然，一阵大风将灯烛吹灭。这时，有人趁黑暗之机扯住许姬衣袖捏她的手，被许姬反手将冠缨揪下，那人才慌忙撒手。许姬捉缨在手，向庄王附耳相告，要求立即下令掌灯，以便查出失落冠缨之人。

可是，庄王不但没有下令点烛，反而叫所有与会者都把冠缨摘掉，扔在一起，待百官遵命照办之后，才下令明烛。这样一来，究竟是谁调戏了许姬，就无法查核了。散席后，许姬埋怨庄王过分宽容忍让。庄王说：“酒后狂态，人情之常。若察而罪之，显妇人之节而伤国士之心，使群臣俱不欢。”

后来，在抗击犯楚的吴军的战役中，有个名叫唐狡的，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庄王问他何以这样勇敢，他说：“绝缨会上，牵美人之袂者，即臣也。感君王不杀之恩，故舍命相报。”庄王叹道：“使寡人当日明烛治罪，安得此人之死力哉！”遂为唐狡记了首功。

后人写诗赞美楚庄王的雍容大度、惜士怜才：

暗中牵袂醉中情，玉手如风已绝缨。

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清。

古语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要想得人之心，广纳贤才，必须豁达大度，不计私仇，能够容人之过，念人之功，谅人之短，扬人之长。能否具有江海之量，容纳和任用各种各样的人才，在历史上是经常被作为事业成败的经验教训来加以总结的。

有些人在平常情况下也能容人，并不属于忌刻褊狭之辈。但是，一当个人的威严、私利受到损伤时，就失去了应有的度量。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曾下令蠲免江南诸郡租税，可是，几个月后却变卦了。大臣周衡直言进谏，说：“陛下诏蠲租税，天下幸甚。今复税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朱元璋心中不悦，但又无理可驳，只好同意。没过多久，周衡请假回乡省亲，晚回来一天，朱元璋大怒道：“朕不信于天下，尔不信于天子。”借着这一点小事，便把周衡杀掉了。

相比之下，楚庄王该是何等聪明、大度啊！——爱妾为臣下所侮，这对于一国之主，可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他以大局为重，捐弃私嫌，终能赢得臣下以死力相助。

江海之量，应表现在善于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三国时会稽太守淳于式，曾上书告讦陆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陆逊并不记仇，反而向孙权推荐淳于式为“佳吏”。孙权问他：“淳于式告讦你，你为什么还要推荐他？”陆逊说：“淳于式告我，是为了爱护百姓。我怎能为此而混乱主上的视听呢？”孙权深为叹服。

同样，齐桓公对待曾有射钩之仇的管仲，晋文公对待被难时拆过台的头须，唐太宗对待曾是政敌的谋士魏徵，都表现了深远的识见、宽广的胸怀和豁达的度量。

江海之量还应表现在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人。比较起来，这要更难一些。一则容易遭致周围人的极力反对；二则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就是说，光靠度量不行，还必须有胆有识。历史上，李自成处理郝摇旗问题，可算是成功的一例。

郝摇旗是个有流寇思想的草莽英雄。他过不惯屯田整军生活，一度拉走了队伍。重归之后，李自成不记前愆，照常加以重用，不久，郝摇旗又因大意轻敌，丢失要塞，险些招致全军覆灭。像这样屡犯错误的将领，还能够继续信用吗？

李自成首先分析了郝摇旗的本质。他考虑到郝在要塞失守后，明知要按军法受斩，左右亲信也都劝其逃走了事，可是，郝却毅然回营请罪，说明他对义军一片忠贞，而且能够正视错误，改正错误。其次，李自成坚持客观地看人看问题。郝摇旗回营后，诸将怒不可遏。李自成说：“他不是咱们老八队的人，我不能像严格要求你们那样来对待他。”

据《明史北略》记载，李自成死后，义军大部溃灭。在这种严重关头，郝摇旗独举义旗，奋力抵抗，一直坚持到顺治三年慷慨就义，用自己的最后一滴血，染红了百万义军的历史篇章。实践证明，李自成那样对待犯过错误的人是完全正确的。

（1987年）

扼住命运的咽喉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这些条件，实际上构成了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结果，有的人际会风云，因势乘便，在顺境中建功立业；有的人历经磨难，劳形苦心，在逆境中展现奇才。这里所说的逆境，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或为遭谗毁、受打击，或为疾病、伤残、失恋，或为败绩、挫折、贫困，对于人才的成长，无疑都会起到压抑与阻碍的作用。

比起逆境来，顺境常能提供良好的条件、优越的环境，自然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正如意大利诗人但丁所说的，白松的种子掉在英国的石头缝里，只会长成很矮的小树，但若是在南方肥沃的土地里，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所以，为了促进人才的成长，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如同生长在南方沃野里的白松并非都能长成参天大树一样，有些人尽管生活在良好的条件、优越的环境之中，却并没有成才。相反的，倒是有许多身处逆境之中的人，奋发图强，刻苦自励，像烈火中的纯钢、怒雪里的红梅、暴风雨中的海燕，放射出奇异的光彩。

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

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

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

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

像老骥在凛冽的朔风里奋鬣疾驰，像鸷鸟迎着凌厉的秋霜展翅高飞，身处逆境中的雄才志士，由于艰辛困苦的磨砺，更加激发了昂扬的斗志，奋力向前冲去。

原来，事物都有两重性，环境和条件对于人才的成长也有两重性。毛泽东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人在安逸环境中，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进退雍容，优游岁月，如果自觉性、自制力不强，就会渐渐颓唐、松懈下去；而在逆境中由于抱有紧迫感、危机感，容易激发出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从而发挥巨大的潜力，释放出意想不到的能量。

正如一句谚语所讲的：“人只有在他被追赶的时候，才是跑得最快的。”一个人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中，往往杂务从脞，诸事蝟集，抽不出空闲时间来学习和思考；可是，当身处逆境之后，社会交往活动显著减少，没有更多的事务需要应酬，这倒可以专心致志地钻研、探索，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既定的目标上去。人们处于顺境，特别是青云直上之时，头脑容易发热，常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欲望；可是遭受挫折后，客观环境逼着你放弃各种空虚的幻想和盲目乐观情绪，从而把主观愿望同客观实际较好地结合起来，这些都是走向成功之路的必要条件。所谓“殷忧启圣，多难兴邦”、“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刘禹锡还写过这样一首七绝：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

这是一首富于形象化，而且含蕴着深刻哲理的好诗。意思是说，山明水净的夜晚，寒霜降落，几树红叶出现在浅黄色的秋林之间。登上高楼远眺，那满眼清凉萧瑟的秋光使人清爽入骨，精神振奋；但是，你可知道，那千娇百媚、姹紫嫣红的春色却会惹人迷乱发狂呵！诗人把令人清醒的秋光和惹人迷乱的春色相比较，形象地说明了艰难的境遇使人头脑清醒、意志坚强，而舒适安逸的顺境却容易令人沉醉昏迷，消磨斗志，从而提出了一个逆境与顺境在成才过程中的辩证关系问题。

当然，环境如何只是一个客观条件，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猛虎当路，挥拳搏击者有之，辟易惊退者有之，葬身虎口者亦有之。逆境能造就强者，也可以吞噬弱者。同是处身逆境之中，有人成才，有人却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以致困惑、苦闷、迷惘，甚至悲观绝望，丧失勇气，自暴自弃。巴尔扎克说得好：“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

所以，逆境成才，尽管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它是有条件的。套用一句成语，就是：你要成才吗？那就应该是强者！我们可以用贝多芬的一句名言为本文作结束语：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妄想使我屈服，这绝对办不到。──生活是这样美好，活他一千辈子吧！

（1986年）

青蝇诗话

唐代诗人李商隐写过一首七绝：

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

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

诗中说，李白、杜甫的才情、学养各有千秋，不相上下。他们都能通过一支生花妙笔，使包括自然与社会的大千世界的万般景象在诗中端倪毕现，一览无遗。他们也曾分别在金銮殿与集仙殿受到唐玄宗的接见，一度颇受赏识。但是，由于佞人的谗毁，混淆了事情的本来面目，迷惑了玄宗皇帝，终于未获重用，未能充分施展他们的奇才。在这里，诗人以苍蝇比喻皇帝左右的谗佞之辈，用曙鸡形容李杜的万丈光焰。

在古代文人骚客的笔下，苍蝇一直是令人憎恶的丑恶形象，而且总是被借喻为谗佞之徒。明人谢肇淛写过一篇斥骂苍蝇的精悍、犀利的讽刺小品。他说，京城一带苍蝇多，齐、晋一带蝎子多，三吴一带蚊子多，闽、广一带毒蛇多。蛇、蝎、蚊子都是害人的东西，但是，苍蝇更为恶劣。它虽然没有毒牙利喙，可是搅闹起人来格外厉害。它能变香为臭，变白为黑，驱之倏忽又至，死了还会孳生，简直到了无处可避、无物可除的地步。最后作者说：“比之谗人，不亦宜乎！”

宋人张咏也写过一篇《骂青蝇文》，说：青蝇之所以这样坏，我怀疑是奸人之魂，佞人之魄，郁结不散，托蝇寄迹成形的。欧阳修在《憎苍蝇赋》中极尽形容之能事，可谓生动、形象，揭皮见骨：

引类呼朋，摇头鼓翼，聚散倏忽，往来络绎；

……逐气寻香，无处不到；顷刻而集，谁相告报？

其在物也极微，其为害也至要……

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国，诚可嫉而可憎。

古代诗文引述典故、论说事理，都讲究来历、出处，李、欧、张、谢的诗文亦然，可以上溯到《诗经·小雅》。它的《青蝇》篇是这样写的：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第一章以脏秽可憎的苍蝇比喻谗人，劝谏统治者切勿听信谗言；第二章申说谗人为害至烈：肆意挑起祸端、制造混乱，使四方国家迄无宁日；第三章讲到作者自身，由于谗人诽谤构陷，以致深受其害。

“言语之恶，莫大于造诬”。无数史实证明，谗言是非常厉害的。唐代诗人陆龟蒙有一首《感事》诗，讲述到谗言能够杀人灭族，毒害极大：

将军被鲛函，只惧金矢镞；

岂知谗利箭，一中成赤族。

锐利的金属箭头可以射穿鲨鱼皮制作的铠甲；但谗言这支毒箭还要厉害百倍，一经中的，就会阖家遭斩，赤族灭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史有明证的。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武安侯田蚡与魏其侯窦婴在汉武帝面前互相攻讦，各不相让。最后，田蚡胜利了，因为他使用了“流言杀人”的杀手锏，说了一番耸人听闻的话：

天下幸而安乐无事，我得以成为朝廷肺腑之臣，平生所爱好的不过音乐、狗马、田宅而已；不像魏其、灌夫那样，日夜招聚豪杰壮士相互议论，不是仰观天象，便是俯首画策，窥伺于太后与皇上之间，希冀天下变乱，从而成就他们的谋国宏图。

言外之意是，我这个人胸无大志，平生所追求的无非是声色狗马；而他们则是野心勃勃，眼睛时刻盯着皇帝的御座。你这做皇帝的可要权衡利害，多多当心啊！“岂知谗利箭，一中成赤族”。结果，汉武帝听信了田蚡的谗言，将与魏其侯窦婴深相结纳的将军灌夫及其家属全部正法，窦婴本人也在渭城被处决了。而田蚡却因为“举奸”有功，安安稳稳地做着他的丞相。

鉴于谗言可以杀身灭族，乱国亡家，宋人罗大经写过一首《听谗诗》，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将听信谗言骨肉析离、君臣猜忌、兄弟残杀的危害一一列出，不啻一篇讨谗的檄文：

谗言谨莫听，听之祸殃结。

君听臣遭诛，父听子当诀，

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

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

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

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

谗言谣诼，固然厉害，但事在人为，并非没有对付的办法。唐代诗人著名的朴素唯物论者刘禹锡对此抱着坚定、乐观的态度：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他说，不要以为谗言像恶浪那样渊深莫测，也不要说，因受谗毁而遭贬谪的忠贞之士，会永远像沙石一样被埋没着。尽管需要长时间的辛苦淘漉，但历史是公正严明的，最后总会吹尽狂沙露出金子，使是非分明，功过昭然。鲁迅先生说得更是直截、痛快：“谣言虽有效，却也有限。”在真理与事实面前，它是不攻自破的。

对付谗言的有效办法，首先是不信。这就要善于辨奸识佞。作为一级负责人，对于下属人员总应该有个基本看法，不能闻风是雨，一告就信，一信就查，一查就造成种种混乱，直至不可收拾。早在两千多年前，大思想家荀子就有过十分透彻的说法：结党营私之徒相互吹捧，君子不能听取；陷害好人的坏话，君子不能相信；忌妒、压抑人才的人，君子不能亲近；凡流言蜚语、无根之谈，不是经过公开途径而传播的，君子一定要慎重对待。

其次，对于造谣生事的恶行不能听之任之。要追索谣源，弄清真相，对构成诽谤罪、诬陷罪的，要依法严加查处，实行反坐。使人们认识到，凡蓄意谗毁、中伤他人者，绝不会有好下场，从而知所戒惧。

第三，“是非来入耳，不听自然无。”作为被谗毁者本人，对那些“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诉”（《荀子·致士》）应以一副不屑一顾的气概，完全不去理会它。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或者像苏东坡说的那样：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987年）

三国英主善用人

三国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当时的代表人物曹操、刘备、孙权，各据一方，都企图通过建立区域性的安定局面，为结束封建军阀混战和地方豪强势力割据、实现统一、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条件。作为一国的英主，他们都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采取了比较开明的用人政策，以实现其夺取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主动权，战胜敌对势力，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目的。

清代学者、诗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曹操生当东汉末年群雄角逐之际，没有尺寸的凭借，而能草创宏基，鞭挞宇内，实为非常之人。起兵当时，群雄乘势并起，董卓、吕布、袁绍、刘表，重兵在握，各据一方。但他根本没有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他所推重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刘备，二是孙权。他曾说：“夫刘备，人杰也。”而“生子当如孙仲谋”，更是他的一句名言。为此，清代诗人叶舒璐在《论古》诗中赞美他：

鼎足中原势未分，英雄魄力自超群。

阿瞒（指曹操）眼底空余子，只重孙郎与使君。

宋·洪迈《容斋随笔》中指出：曹操“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这个论断是准确的。曹操不仅有识才之眼，更有比较高明的用才之略。他坚持广开才路，唯才是举，随才任使，因而一时人才涌集，出现了战将如云、谋臣如雨的人才鼎盛局面；同时，他又十分讲究策略，比如，刘备当时兵败势穷，没有立足之地，前来投奔他。程昱进言：“刘备有雄才，应该锄掉。”曹操却说：“今收揽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就是说，不是不该杀，是现在不是时候。所以，赵翼说：曹操的用人，是“以权术相驭”。

孙权用人，赵翼说是“以意气相投”。当刘备伐吴之时，有人向孙权告密，说“诸葛瑾已经遣人往蜀”，暗地进行联络。尽管诸葛瑾是诸葛亮的胞兄，但孙权完全信任不疑，说：我和诸葛瑾有“生死不易之操”，他的不会背叛我，正像我不会背叛他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继承并发展了父兄的事业，通过实行有效的用人政策，倚重一班老臣，识拔、重用各种贤才；同时，招纳与团结江南地区一些有代表性的名门望族，以江东六郡之地，破曹操百万大军，取得了同魏、蜀抗衡的三足鼎立地位。南宋词人辛弃疾称赞他：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英主，身旁聚集了一批贤臣能将。《容斋随笔》中记载：

孙吴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于（孙）策、（孙）权之雄略，然一时豪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

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己者，此诸贤则不然。孙权初掌事，肃欲北还，瑜止之，而荐之于（孙）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后瑜临终，与权笺曰：“鲁肃忠烈，临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肃遂代瑜典兵。

吕蒙为寻阳令，肃见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结友而别。蒙遂亦代肃。蒙在陆口，称疾还，权问“谁可代者”，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无复是过也。”逊遂代蒙。

四人相继西边三十四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虽更相汲引，而孙权悉心听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

“更相汲引，而孙权悉心听之”。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不是英主，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一般的就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忌为“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中外古今，这样的事例是史不绝书的。

三国之中，蜀国立国最晚，力量最小。刘备既没有北魏曹操那样比较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东吴孙权那样父兄的余绪。在寄人篱下，无寸土可凭的困境中，立稳了脚跟，开创了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以性情相契”（赵翼语），求贤若渴，真诚地吸纳人才。在关键时刻，他抓住变被动为主动、由失败到盛兴的重要契机，接受了徐庶的举荐，三顾茅庐请诸葛。诸葛亮感其至诚，为他剖析了天下大势，制定了占据荆、益二州作为根据地，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进一步建立三分天下的霸业的战略方针，为后日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人周昙的《蜀先主》一诗，是对上述史实的恰当的概括：

豫州兵败信途穷，徐庶推能荐卧龙。

不是卑词三访谒，谁令玄德主巴邛！

从汉灵帝中平年间曹操起兵开始，至晋太康元年吴末帝孙皓归降为止，近百年时间里，得贤者兴、失贤者亡的历史规律，表现得十分明显。就此，晚唐诗人李九龄写了一首题为《读三国志》的七言绝句：

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

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

诗人在这里强调了人的因素，特别是贤才在兴邦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批驳了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的带有历史唯心主义色彩的论点，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当然，同时也应指出，人的因素也不仅仅表现为少数英杰贤俊的历史作用，更重要的是人心的向背、群众的意愿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少数杰出人才只有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才能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应有作用。

（1986年）

拿“金色护照”的人才

唐代诗人周昙的咏史诗中，有这样一首七绝：

定获英奇不在多，然须设网遍山河。

禽虽一目罗中得，岂可空张一目罗！

诗人就战国时毛遂使楚，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使赵国为天下所重的史实，发出了“定获英奇不在多”的议论。但是，这只是文章的领起，诗人真正用意却是借此来说明另外一个道理：延揽英才必须“设网遍山河”──把工作做到全国各个角落去。否则，就会造成平原君那样的失误：“相士千人”，却把自己门下的“国士”毛遂漏掉。

为此，他引用了古籍《申鉴》中一则寓言故事：

捕鸟人张巨网于林下，获鸟甚多。旁面有一个人观看，发现一个鸟头只钻一个网眼，就认为张那么大的网实在没有必要，回去后，他用一截一截的短绳结成一些小圈圈，用来捕鸟，结果是徒劳无功。

如果我们剔除诗中把人才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设网张罗这样一种封建意识，从中汲取其重视人才、务求必得的积极含义，还是大有裨益的。

其实，这首诗的意义尚不止此，除了有助于我们认识、把握选才的规律之外，还可以加以推广、演绎，比如联系到治学与成才问题，同样也有启示作用。

人才的成长，讲究智能要素和智能结构。就才能的基本要素来说，应该包括学识、能力与识见。而学问与知识又是人才赖以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列宁早就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古代的哲学家、科学家无一不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的人。亚里士多德对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美学等都有深湛的研究，就是一个显例。

当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飞速发展，构成了多层次、多序列的错综复杂的立体知识网络。它们相互渗透，彼此交叉，既高度分工又高度综合，而综合化是发展的主要趋势。大批的边缘学科、综合性学科（如环境科学、生态科学、能源科学等）与横向学科（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自己的知识面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科学视野不宽，就很难取得更大的成就。据美国对一千三百一十一位科学家的论文、成果、晋级等方面历时五年的详尽调查，发现有成就的科学家很少是仅仅精通一门专业的“专才”，大多数都是以“通才”取胜的。

因此，许多国家提出了“通才教育”的思想。日本一些大学纷纷设立综合学部、综合学科，十分注重综合研究。美国大学本科一般只设系而不设专业，要求学生学好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文科要学点理、工，理、工科要学点人文。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著名的理工科大学，但在它的斯倍管理学院中却开设了多门社会科学课程，培养出的学生都有工程技术和管理这两种学位。

实践表明，“通才”一般具有知识面广、思路开阔、后劲足、应变能力与创新能力强的优点和专业知识综合化、职能多面化的特点。所以，他们在社会上深受欢迎，被称为拿“金色护照”的人才。

（1988年）

茶余漫话

一不会抽烟，二不爱喝酒，每当读书、写作过分疲劳时，为了寻求一点淡淡的刺激，常常泡上一杯清茶，提神助兴。但喝则喝了，对于茶道我却向无研究。早年看过陆羽的《茶经》，诸多记述，通通忘记了；只是他曾品定天下之水为二十种，以无锡惠山泉为第二，这个故实我还记得。又兼阿炳《二泉映月》的名曲时萦耳际，印象颇深，所以，去无锡参观时，特意到锡惠公园看了素有“龙津螭唾”之誉的“天下第二泉”。

泉分上中下三池。上池水质最好，秀色澄明，清冽可口；中池水质稍差；下池泉水自螭口流出，叮咚有声。从前听人讲过，“惠泉品茗”乃江南一大雅趣，汲上一壶上池的泉水，放在特制的竹炉上煮沸，注入放了阳羡茶的宜兴紫砂壶，一杯在手，逸兴悠然，简直是仙家境界。本来附近可供游观的去处很多，诸如御碑亭、云起楼、泰伯殿、春申涧、忍草庵、听松石床……可以开列一个大单子，无奈，一时慕名心切，硬是要到二泉亭上啜茗品泉，学一学那古代的茶圣陆羽，其他就只好割爱了。

但是，看景不如听景，声名过实，常常令人感到失望。有时，读了前人的记述，神驰胜境，妙绪千端；可是实地踏寻一番，不过尔尔，未免徒增怅惘。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他的祖父在绍兴家中专以惠山泉水煮茶待客。而一位叫闵汶水的老人竟把惠山泉水运往南京去煮茶。有的书上说，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请书法家蔡君谟写字，特意以惠山泉水做礼物送至汴京，足见其推崇之至。

可是，我们坐定之后，喝了两碗惠山泉水泡的茶，觉得实在平平，甚至不如鼋头渚戊辰楼上的毫茶有味道。当时，顺口诌了几句诗：

空言螭唾与龙津，浪得虚名到而今。

纸上难分真共假，从来万事贵躬亲。

回来后与一位朋友论及此事，他见我流露出失望的神色，便劝慰说：“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不要小看这一杯惠山泉水，里面却反映着官声、人品哩！”接着，他讲了两个与惠泉有关的故事：

最早推崇惠山泉水的，是唐朝宰相李德裕。他素喜以惠泉烹茶，地方官员为他运送泉水到长安，常常置驿传递，不远数千里。对这种做法，早在宋代就有人大不以为然。唐庚在《斗茶记》一文中说：“吾闻茶不问团铤，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千里致水，真伪固不可知，就令识真，已非活水。”问题的要害，当然并不止此。试想，这位李相爷为了逞一己之私欲，摆偌大的排谱，要耗费几多时间，动用几多民力、几多资财！比起历代那些权臣奸相来，李德裕当然还不能归入荒淫无耻一流，但其为人、为政，可议之处也所在多有，《旧唐书》上说他“才则才矣，语道则难”，可见是颇有微词的。单就上举以权谋私、扰民乱政一事，应该说也是十分典型的。

说到惠泉水，人们会想到另一位著名的官员——清代康熙年间的江苏巡抚张伯行。一到江苏任所，他便通令告知所属府县官员，严禁馈送礼品。他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虽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但在旧时官场，夤缘求进，馈遗往还，已成通例，哪里禁止得了！无锡县令夙闻张伯行的脾气，不敢直接赠送钱财，便变换一个方式用以讨好，他只是给巡抚送过去一罐惠泉水。张伯行以为，惠泉就在无锡，当是县令自己汲取的，便坦然收了下来。过了几天，听人说这罐水是派遣民夫特意汲取，然后征调民船运送过来，这才感到问题并不简单，遂将原物退回。

在同一泉水面前，两位高官的操守竟是截然相反，一贪一廉，一直一曲，泾渭分明。

走笔至此，我想起了古代“贪泉”的故事。广州石门有水名贪泉，相传饮了此水，即使是廉士也要变成贪官。晋代吴隐之居官清廉，任广州刺史，路经石门泉所，酌而饮之，并赋诗一首：

古人云此人，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他认为，为贪为廉，关键全在于人，并不关乎泉水。素以廉洁见称，非义不取的古之名士伯夷、叔齐，即使是饮了贪泉的水，相信他们也不会变易其操守的。实践证明，这番话确是真理性的认识。

区区一杯泉水，竟有这么多文章，给予人们如此深刻的教益。看来，惠泉之行还是值得的。

（1984年）

谈龙录

龙，可以说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

我生也晚，没有赶上“真龙天子”坐龙廷的年月，但龙还是见过的——从画片上，从古建筑“九龙壁”上，从端午节的龙舟赛事和元宵节的舞龙灯会上。至于现实中，则迷离惝恍，统付阙如了。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尽管可以造飞船、制潜艇，“九天揽月”、“五洋捉鳖”，却还没有办法创造出一个意念中的新物种，做到无中生有。

作为一个想象中的怪物，龙为多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的标志。它集鳄首、鹿角、蛇身、鱼鳞、鹰脚于一身，舞爪张牙，其势汹汹，瞄上一眼，都会令人生怖。因此，从小就对它没有什么好的印象。等到看得懂《西游记》了，那与袁守诚画押打赌、违犯天条、惨遭斩首的泾河老龙，那跋扈鹰愁陡涧、吞掉唐僧坐骑的孽龙形象，便时时浮现在眼前。但也随之产生不少的疑团：“龙之为灵，昭昭也”，可是，说来也怪，神通广大、威严无比的神龙，怎么竟被降龙罗汉收进钵盂里，化作几寸长的蚯蚓呢？实在令人难予置信。

龙是中国神话中的一种善于变化，能够兴云布雨、以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传说能隐能显，春风时登天，秋风时潜渊，为众鳞介之长，居四灵（龙、凤、麒麟、龟）之首。后来，不知为什么竟然成了皇权的象征，历代帝王都自命为龙，子孙后代称为龙子龙孙，皇帝使用过的器物都要以龙为装饰；皇帝高兴了叫“龙颜大悦”，触犯了皇上叫“逆批龙鳞”，皇帝发迹的地方叫“龙兴故地”，皇上一命呜呼了叫“龙驭宾天”；皇帝的车驾称为“龙辇”，皇帝的大褂叫作“龙袍”，御床称作“龙榻”，圣意叫作“龙心”……

龙，尽管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但在中国古籍中却多有记载。只一部《周易》，就有“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等多种表述。《吕氏春秋》引述介子推的诗：

有龙于飞，周遍天下，

五蛇从之，为之丞辅。

龙返其乡，得其处所，

四蛇从之，得其露雨。

诗中，介子推以飞龙隐喻晋文公，以五蛇隐喻诸臣，表述他人都“得沾雨露”，唯独自己遭受冷遇的抑郁不平的心情。之后，又有人把秦始皇称为“祖龙”。这些，恐怕都是后世以天子为龙的化身的滥觞。

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整个文化体系之中。除了在中华大地上得以世代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环球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此，“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龙成了华夏民族的代表，中国的象征。

这样，龙在人们的心目中，便有了崇高的地位。而我，随着读书渐多，知识范围的扩展，对龙的看法也逐渐地有所改变了。懂得龙是远古先民想象中的一种象征理想生活的祥瑞动物，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考古学、宗教学、民族学的研究证明，龙的崇拜大体上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步发展，迨至原始社会行将解体时，在夏部落达到了高峰。尔后，作为一种共同的观念和意识形态，龙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因此，才有了“龙的传人”之说。

这是有“文献足征”的。据说，我们的老祖先伏羲先生、女娲小姐，就是人首蛇身的神龙。汉代文物中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正是“龙的传人”的形象说明。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考证，中国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为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为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而龙正是红山文化的典型标志。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遗址，属于“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大约八千年。近年在这一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出土了由红褐色石块堆砌的“龙形堆塑”，长近二十米，宽近两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石龙。作为红山文化策源地的辽西的子民，我们自当为此而自豪。

当然，今天我们谈龙，还在于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提供的一些有益的观念与启示。

我首先想到的是“龙马精神”。你看那神龙振鬣昂头，掀爪摆尾，雄豪矫健，吐雾兴云，升腾于碧空之间，翻跃在沧溟之上。“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飞凤舞”“龙举云兴”“龙骧豹变”“龙跃鸿矫”，不管什么物事，只要沾上一点“龙气”，就具有无限的生机、活力，反映出中华民族昂首奋进、一往无前的雄姿俊彩。唐人诗句：“四朝忧国鬓如丝，龙马精神海鹤姿。”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不正是需要这种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忧患意识和奋斗精神吗！

据古籍记载：河津龙门两岸峭壁对峙，黄河流经至此，水势湍急。每岁季春，有无数鲤鱼自海及诸川竞来赴之，溯流而上。跃过龙门乃化为龙，未能登者，曝鳃门下望而兴叹，或触破头额，败退而回。这使我联想到，在当前国际国内市场激烈竞争的形势下，我们的企业为了立足于不败之地，跻身先进之林，必须奋力拼搏，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以高科技来武装生产、设备，不断增强竞争能力，“乘云而成龙”，否则，就只有“曝鳃点额”，咨嗟兴叹了。

而要化鱼为龙，就必须有足够的胆识和勇气。“叶公好龙”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了。近翻旧书，见《纬略》中有这样一则轶事：

北宋年间的郑獬，未贵之时，病疲困甚。梦至一处，若官阙，有吏迎谒。郑曰：“吾病烦热，思凉浴以清肌肤。”吏遂导至一室，有小方池，水光滟滟，以手测之，清泠可爱。郑坐其上，引水沃身。俄顷，两臂皆生白鳞，顾水中影，头上角出。公遽惊走。吏曰：“惜乎，公不入玉龙池！入当大贵。然得沾洒已幸矣。公是白龙翁，虽贵不至一品。”梦觉，大汗而愈。郑后登第，乃戏为诗云：

文闱数载夺先锋，变化须时自古同。

霹雳一声从地起，到头元是白龙翁。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新事物层出不穷，要勇于创辟新路，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畏首畏尾，踯躅不前，或者稍有蹉跌，即像叶、郑二公那样，“失其魂魄，五色无主”，那还有什么开拓、创新之可言呢！

（1988年）

文　脉

在皖南之旅中，从宣城到当涂，当地朋友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有一条千古文脉。

南齐的著名诗人谢，年轻时生活在建康，自幼接受了那里山川丽景的熏陶。弱冠以后，又广泛地接触了三江、荆楚的山水。三十二岁出守宣城，因为仕途的险恶引起了内心出处仕隐的矛盾，更加有意识地放情山水。而宣城恰是山水名都，为他的山水诗的创作，提供了富饶的资源，这个时期的诗作，不仅数量颇丰，而且成就巨大。以他的五言诗为旗帜的“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由古体转变为近体架设了一座桥梁；对于盛唐王维、李白、杜甫的诗歌的影响，至为深远。因此，被文学史家看作是一个文学流变的分水岭。

两个世纪之后，诗人李白曾经七到宣城，对于谢倾心追慕，写下了“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相去数百年，风期宛如昨”等许多抒发其景仰之情的诗篇。清代诗人王士祯有诗云：

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

白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

李白对谢的追慕，当然主要是着眼于他在诗歌艺术方面的高度成就；但我以为，可能也和两人在政治抱负、仕途遭际、思想基础、生活阅历方面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有一定关系。正如杜甫所写的，“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里面有悲慨，有同情，也有知己相托，惺惺相惜。同李白类似，谢始终期望着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他也是既缺乏政治家的胆识和气质，又没有适应宦海惊涛的经验与韬略，只是以一个才情洋溢的诗人，被卷进激烈斗争的政治旋涡，推涌到郡守、尚书吏部郎的官位上，最后被诬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

李白殁后六年，著名文学家韩愈诞生。他特别崇拜李白，由于深情怀念，“夜梦多见之”，晚年，跋山涉水，专门到宣城来筑室而居，以体认高怀，亲近遗泽。尔后，相继又有白居易、杜牧、欧阳修、梅圣俞、苏轼、黄庭坚、文天祥、李东阳、文徵明等无数文化名人接踵而至，在宣城写下了许多凭吊李白、谢的诗文。元帅诗人陈毅在抗日战争戎马倥偬之际，还曾在宣城题咏：

敬亭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

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

足见谢、李二公诗文影响入人之深。

当涂城南十五里，有座名叫“青山”的小山，林壑幽深，风光秀美。谢朓出守宣城时，尝筑室于青山之阳，与客遨游吟咏，双旌五马往来于湖山杳霭之间。李白爱屋及乌，对青山怀有特殊的感情，曾多次前来凭吊谢公宅、谢公井，寻访谢?的遗迹。太白既殁，原殡于龙山东麓，五十年后，友人之子范传正根据太白“悦谢家青山”和“宅近青山邻谢”的夙愿，迁葬于青山西北麓，李、谢终于结为异代之芳邻。

一千二百年之后，有“诗书画三绝”和“当代草圣”之誉的书法艺术大师林散之先生，心仪李白，先后十余次驻足采石，放歌横江，泪洒青山，立誓“归宿之期定与李白为邻”。林先生1989年病逝于南京，经请示中央同意，马鞍山市政府为筑墓园于太白祠侧，并就地建立了林散之艺术馆。

谢宣城、李青莲、林散之，生前死后得偿其青山同聚、魂魄相依的夙愿，也是一桩文坛幸事。

我以为，这种所谓“文脉”，实质上反映出一个文人相重的现象，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的文化传统。

（1997年）

轻着力　转身时

现在，人们议论比较多的，是一些人跑官、要官，或者借汲引之名行其售官、鬻爵之实。其实，事物是复杂的，世间所呈现的矛盾总是多种多样的。在用人问题上，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比如，有些才智超群之人，由于无人发现、无人汲引，而长期“没身草泽”、“沉居下僚”，这也并非极个别的现象。

当然，这在旧时代就更为普遍了。唐代诗人钱起有一句诗：“名宦无媒自古迟。”他是有感而发的，寥寥七个字，寄寓了诗人深沉的感慨。在旧社会，不知有多少人才由于无“媒”引荐，迟迟不得用世，最后竟怀瑾握瑜，郁郁以终。

古诗中表现这种内容的很多。有的是通过咏史的形式抒发个人的感慨，也就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像唐代诗人胡曾的《渭滨》：

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钓。

当时未入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

讲的是传说中的周文王姬昌拜访姜子牙的故事：

周文王这天出去打猎，出发前卜了一卦。卦辞说：此行将有大收获，猎取的不是熊也不是羆，而是一位贤师，他将辅佐君王治理天下。这就是所谓“非熊兆”了。文王当日趁着这个“兆头”，驱车来到渭水之阳的磻溪，果然见到一位名叫姜子牙的隐士在那里钓鱼。奇怪的是：钓竿悬空，钩上无饵。文王惊异，知道这是一位非凡之士，当即上前拜见，请他出山。姜子牙却说：“你是出猎游玩至此，并非专为访贤而来。再说，我已是八十老朽，还能发挥什么作用？”文王见他傲岸自恃，更觉得非同凡响，于是回去斋戒沐浴三日，然后带着文武官员和车驾，专程再到磻溪。为文王的礼贤下士、求才若渴的精神所感动，姜子牙便随他回宫，先后当了文王、武王两朝的军师，协助平定天下，建立西周，立下了不朽功勋。

诗的后面两句设的是反语，和杜牧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大体相似。这里说的是，如果当时碰不上“非熊兆”这个机遇，那么，姜子牙就只能渔钓终生，披着满头白发，空对着斜阳哀叹不遇了。

还有一类诗歌，是采用借喻手法来讲人才的机遇的。像宋代诗人梅尧臣的《使风船》：

清淮直上水连天，坐看高帆后复前。

自是乘风有迟速，不由人力爱争先。

这是借用淮上帆船乘风行驶，说明客观条件在人才成长中的关键作用。

清人笔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某寒士屡试不第，潦倒乡关，整日推磨作食。他的妻子感到没脸见人，就嘲骂他没有出息。他在深感愧赧之余，便以石磨为题作诗一首，来为自己辩解：

但求心中正，何愁眼下迟。

得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

不料，四句短诗竟不胫而走，传播得很广。知县看到以后，为之击节称赏。于是“轻轻着力”，予以破格拔擢，这个落魄书生也就从此“转身”了。

这类故事，今天看来，也许没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在人才的成长上，更多地有赖于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应过分强调客观机遇的作用。但是，无数事实表明，由于社会条件、客观因素的诸多限制，这种“轻着力”的工作，有时还确属必要。有些人本来很有作为，只是由于传统偏见、习惯势力作怪，不能脱颖而出。后来遇到那种有胆有识的当政者，敢于冲破束缚，力排众议，说几句公道话，果断地加以拔擢，问题也就“轻轻地”解决了。

（1987年）

且与时人话短长

清代诗人陈皋写了一首题为“马耕田”的寓意诗。小序中说：作者在葛沽道中看到一匹带夹板拉犁杖的马，骨立形销，神情沮丧，简直像一条狗（韩卢），无从偿其万里攒行、追风逐电之志。道旁忽有骏骥联骑而过，这匹马立刻昂首振鬣，两目发光，似乎要跟着去驰骋一番。可是，驭手却一面控住缰绳、铁勒，一面鞭棰频加。马受刑不过，长啸一声，踢翻了农具。看到这种情况，诗人不禁慨然悲叹，写下了一首长歌：

燕郊二月兴农工，有马服轭行田中。

婉转局促似不进，夕阳影瘦如山崇。

回毛在膺已无取，神骏沮丧韩卢同。

万里有志不得骋，四蹄空说能追风。

道旁侧闻联骑过，昂首振鬣明双瞳。

谁知牧者不释手，控羁收勒鞭无穷。

长啸一声蹶耒耜，平生夙志畴能庸？

噫吁嚱，悲哉！吾闻锦不作帢稻不虀，

以凤司晨不若鸡。世无通材胡能全，

用违所长适足怜。——君不见马耕田！

说的是马，着眼在人。作者列出以锦做帢、用稻为虀、扭凤报晓、役马耕田等种种不合事物常理的乖舛的做法，意在抨击社会上不能量才器使以致贻误人才的现象。诗作采用夹叙夹议方法，形象鲜明，论析透辟。

“用违所长适足怜”，为一篇主旨。作者认为，世间堪怜之事，在于有用之材的糟蹋与浪费，而用违所长，弃长取短，乃其最重要之一端。管理科学中有句颇为警策的名言：“废物，是放错了位置的有用之材。”反转过来，也可以说，有用之材如果放错了位置，有时也会成为无所可用的废物。

人，固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改变不适宜的环境，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但这总须凭借一定的基础，而且，任何举措都会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就是说，不可能为所欲为、随心所欲。有些人怀瑾握瑜，确有某个方面的真本事，但由于放错了位置，用非其才，结果，连普通人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所谓“万里有志不得骋”、“以凤司晨不若鸡”，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反之，一些表现平平的人，经过适当调整岗位和环境，却能做出优异的成绩。这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揭示了一条规律，“世无通材胡能全”，关键在于适材适所，用其所长。

明代理学家吕柟所著《泾野子·内篇》中，讲述一则寓言故事，说西邻共有五个儿子，“一子朴，一子敏，一子矇、一子偻，一子跛。乃使朴者农，敏者贾，矇者卜，偻者绩，跛者纺，五子者皆不患于衣食焉。”你看这位西邻老人多么明智啊，他把五个儿子中质朴老实的安排去务农，让那个聪颖伶俐的去经商，这叫用其所长。那么，那三个残疾在身的孩子怎么办呢？西邻老人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关键在于扬长避短。失明者，记忆力强，于是让他去学算卦；驼背者，分派他去绩麻，搓麻绳；跛足者，叫他去纺线。这样，五个儿子各得其所，均无冻馁之虞。就此，张锋题诗予以称赞：

自古完人何处寻？用才尽可效西邻。

劝君参透短长理，自有人才涌似云。

知人始能善任。要做到择能而使，首先必须知人长短。昏庸的领导者，不谙下情，偏听独信，到头来，必然演出凤司晨、马耕田之类“乱点鸳鸯谱”的笑剧。而高明的领导者，对下属既深知其长，又洞悉其短，因而能够做到因材器使，合理安排。

史载，清初施世纶曾任泰州知州、顺天府尹，素有操守。后湖南按察使出缺，大学士伊桑阿等保举施世纶去充任。康熙帝却不同意，说：这个人我很了解，律己甚严，但有偏执的毛病。鉴于他操守清廉，最好是委以钱谷之事。按察使乃职掌一省刑名、按劾之大员，倘性情偏执，则易出纰漏。这样，就委派施世纶当了漕运总督，在任期间，革羡金，斥贪吏，漕船及时得到解运，政声很好。

要做到知人善任，因材器使，还须坚持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对已有专长的人，要让他的才能继续发展下去，不轻易地改行。在这方面，列宁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一次，列宁同高尔基谈起发明家亚历山大·伊格纳切夫。列宁说：“一定不要让他担任别的工作啊，如果我们能把所有这些技术家都安排在理想的工作环境里，那么，二十五年以后，俄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的先进国家。”

还有一次，列宁听说要安排杰出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当官，而诗人不愿意干。列宁说：

不要去打搅他吧！如果说，革命前他在担任行政工作，那只能说是他的不幸，环境迫使他这么做的。可是，现在他最主要的是要用自己的笔来为苏维埃政权和政党做更多的工作。瞧，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诗，写得多么美！杰米扬·别德内依是作家，是诗人，在他发挥自己创作才能的时候，不要去妨碍他。

对专门家，一个是“一定不要让他担任别的工作”，一个是“不要去打搅他、妨碍他”。这既充分体现了革命导师爱惜人才的光辉思想和善用人才的领导艺术，同时也给我们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硬拉某些专家去当官做长，让他们舍长就短，效果究竟如何？

（1988年）

流俗多误

据大型古代文献《艺文类聚》记载：

宋国有个蠢人，在梧台东面的燕山拾到一颗有彩纹的石子，便视为稀世珍宝，急忙拿回家里，用黄丝绢包起来，足足裹了十层。这样，他还不放心，又用十个雕花木盒一个套一个装起来。

有个珠宝商听说后，登门拜访，想看一看这件宝物。主人为了表示虔诚和郑重，斋戒七日，熏香沐浴之后，戴上大礼帽，穿上玄色长袍，最后才一个个掀开木盒，一层层揭去丝绢，亮出石子。珠宝商一看，掩口而笑，说：“这是一块燕地的石头，和碎瓦片一样，不值一文钱。”

宋国人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出于忌妒而蓄意贬低。从此以后，他对这件“宝贝”视之愈珍，藏之愈固。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第五十首，专门嘲咏了这件事：

宋国梧台东，野人得燕石。

夸作天下珍，却哂赵王璧。

赵璧无锱磷，燕石非贞真。

流俗多错误，岂知玉与珉。

诗的主旨，是通过揭露“流俗多错误”这一常见的社会现象，讥笑世人有眼无珠，不识贤俊，而庸才反得用世，并反转过来非笑真正的贤才。可谓切中时弊。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看重流品、资格的门阀制度，卖官鬻爵的赀纳制度，以及世袭制、封荫制的推行，由于封建统治者往往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去任用人才，再加上负责铨选人才的人本身识宝无才，认珉做玉，或忮忌刻削，吹毛求疵，致使庸才用世、奸佞当道，而杰出人才却备受非笑，遭到压制、排斥。结果，像屈原所愤慨抨击的“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可悲局面，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正是针对这种极端不合理的现象，杜甫写了一首形象鲜明、颇富哲理的《恶树》诗，抒发他对恶木（象征奸人与庸才）深恶痛绝的心情：

独绕虚斋径，常持小斧柯。

幽阴成颇杂，恶木剪还多。

枸杞固吾有，鸡栖奈汝何。

方知不材者，生长漫婆娑。

这里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表明除恶务尽、害马必除的决心。手持斧柯，遍绕丛林，见着恶木就加以剪伐。二是深深慨叹恶木伙聚，庸劣成群，剪不胜剪，无法实现其扶正祛邪的愿望。三是从枸杞、鸡栖（皂荚树）蔓延成长的现象，悟出了贤材很难成长而恶木易于滋生的道理。同本诗的主旨相同，杜甫还曾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借以抒写他对贤才之孤标特立难以扶植，而奸佞之聚伙成群难以驱除的愤慨心情。

在这类诗作中，清代诗人宋湘的《题兰》七绝，是颇有特色的：

楚山无语楚江长，曾得骚人一瓣香。

风雨劝君多拂拭，世间萧艾易披猖。

诗人引用屈原《离骚》中“何昔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句意，采用比兴的手法，用香兰比喻遭受压抑的屈原那样的志士贤才，以艾蒿一类的植物形容那些披猖无忌的奸佞之辈。对于“萧艾披猖”的腐败现象，诗人充满了愤慨；而对遭受风雨袭击的香兰，则表现了崇敬与爱惜之情。语意深沉，爱憎分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7年）

逢　遇

宋代的邢居实，少年有俊声，曾写诗给著名诗人陈无己，说：“微意平生在江海，尘冠今日为君弹。”意思是：我志在江湖，无意于仕进；今天，为您弹冠相庆，祝贺您即将出仕了。陈无己写了两首和诗作答，其一曰：

汉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群飞接羽翰。

今代贵人须白发，挂冠高处未宜弹。

诗人答复邢居实说：以你这样超迈凡尘的少年英俊，如果生在汉代，是一定能得到重用的。可是，现在不行了，只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才能登上高位。所以，还是尘冠高挂吧，如今并不是弹冠出仕的时候。

原来，宋初以来即颇重老成。据《茶余客话》记载，何朝宗，十八及第。太祖曰：此人未有须，恐未老成，不宜与第，且令读书。《宋人轶事汇编》里，还记载了一个名相寇准为了升官进行“人工老化处理”的故事：“寇准年三十余，太宗欲大用，尚难其少。准知之，遂服地黄兼芦菔以反之，未几须发皓白。于是拜相。”迨至神宗死后，用老之风益炽。当时，哲宗即位仅十岁，实权握在保守派总后台、哲宗祖母高太后手里。她废除新法，斥逐变法派人物，同时起用了一批年高老成的守旧派人物。所以，诗中有“今代贵人须白发”的说法。

实际上，这种情况古已有之。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从前在周地有个白发老翁，坐在路旁哭泣。过往行人问他为啥哭得这样伤心，他说：

“我的命运太不好了。活了这么大岁数，却没有遇到一次做官的机会。”

行人奇怪地问：“怎么会一次好机会都碰不到呢？”

老翁回答说：“我年轻时学习为文，学成之后准备考官，却赶上当时的皇上喜欢任用年长的大臣。后来，这位专门用老的皇上死了，新上来的皇帝又崇尚武功。为了能登上仕途，我只好弃文就武。可是，等我学成武艺之后，又赶上这位喜好武功的皇帝去世。少主新立，专用年轻人，可是我年纪老了，武艺再高强也不被重用。就这样，碰来碰去，直到头白发秃，也没有碰上一次做官的机会，怎不叫人伤怀呀？”

在封建社会，这种埋没人才的悲剧，有其产生的内在根源，即使在所谓“文景盛世”也未能避免。史载：颜驷，汉文帝时为郎（内充侍卫，外随作战，职务不太高），一直没有得到升迁。一次，武帝的车辇经过郎署，见颜驷庞眉皓发，问他“何其老也”。意思是，怎么这样大的年纪还在充当侍卫呢？颜驷对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老于郎署。”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中所谓“逢遇”问题，实际上很大程度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一人的习好。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凭一人之好恶，决定着万千贤士的命运与前途。正如王充在《论衡·逢遇》篇中所揭露的：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人才的选拔使用，全凭封建统治者的主观好恶，或尊老，或爱少，或论资排辈，或不次升迁，或好文好武，或专取容貌，都不是按照德才标准来选贤任能。在这种情况下，贤豪埋没，佞幸当朝，就成为必然的了。

（1987年）

两首题画诗的启示

清代画家戴熙有一首《题画竹》的五言绝句：

雨后龙孙长，风前凤尾摇。

心虚根柢固，指日定干霄。

诗的意旨十分明确。作者是借题画竹，讲述成才的道理。前两句通过描述雨后龙孙（竹）茁壮生长的姿态，暗喻在良好的环境下新的人才正源源不断涌现。后两句用竹子的虚心和根柢坚固的特点，说明成才的必要条件。

成才要从练好基本功开始。如果把成才比作建高楼，那么，练好基本功就是打地基。地基不坚固，高楼起不来。《百喻经》里讲到一个愚人，看到人家的三层楼轩敞宏丽，就想单造那第三层，一层，二层都不想要，结果遭致可笑的失败。许多人才成长的过程，都证明了年轻时打下牢固坚实的基础，是保证后来长足发展，获得巨大成果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有的科学家讲：“在科学上，成年人思维的发展，只能到达青年时期打的基础所能支撑的高度。”

成才之路漫长而艰苦。世界上从来没有唾手可得的成功，也没有一蹴而就的伟业。中国古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为了给写作《本草纲目》打好基础，二十七年间，除了上山采药，向农民、樵夫、药农、铃医调查研究以外，还参考了历代医药及其他有关书籍八百多种，抄录了一千多万字的材料。人们无不赞佩莎士比亚剧作语言的精美、词汇的丰富，可是，却未必知道他为写作三十七部剧本，曾经下过多么大的苦功！有人统计，莎翁著作中使用词汇达一万七千个之多。而普通的英汉词典所收词目也未必达到此数。这是说，成才的关键在于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要打下坚实的基础，就必须虚心向学。“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盲目自满，自以为是，古往今来都是成才的大忌。“心虚”，这是“固柢”、“干霄”的前提条件。

就内在因素来说，成才的另一个条件，是要培养创新意识。勤于探索，勇于创新，善于克服“习惯性思维”，敢于突破前人的藩篱，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郑板桥画过一幅竹子，特意让它冲出纸外，题为《出纸一竿》，并写了一首七绝，以广其意：

画工何事好离奇？一干掀天去不知；

若使循循墙下立，拂云擎日待何时！

这也是借题画竹讲述成才之道。首句故意设问：画家怎么这样喜欢标新立异？次句讲了标新立异的表现：把一棵竹子画出纸外，如同掀天而去，不知所止。三、四两句是就事论理：这好比做人，如果你一味拘谨胆怯地依墙而立，不求突飞猛进，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干出一番拂云擎日的功业呢！

人才的本质特点在于创造。失去了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就谈不到成才。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凡作诗文者，宁可如野马，不可如疲驴。”做人亦须意气风发，思想奔放，当然，这是就精神状态和思维特点而言。思想奔放，并不是胡思乱想，也不是怀疑一切。

打下坚实的基础与培养创新意识，两者是统一的。单纯从事积累，迟迟不进入创造过程，积累往往带有盲目性；而在根柢未牢之时就急于创新，也不易收到预期的效果。积累为了创造，创造促进积累，二者相辅相成，保证人才的迅速成长。

（1987年）

泪泉血雨绽奇葩

记得冰心老人早年写过这样的几句诗：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寥寥数语，道出了一个千古不易的真理：成功来自艰辛的劳动。“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像《红楼梦》那样震古烁今的鸿篇巨制自不待言；即便是一首出色的短诗，又何尝不是艰辛劳动的产物！“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欲枯”，“生当无辍日，死是不吟时”——这些描述前人苦吟的诗句便是明证。赫尔岑说得好：“在科学上除了汗流满面，是没有其他获知的方法的；热情也罢，幻想也罢，以整个身心去渴望也罢，都不能代替劳动。”

诚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灵感；从事科研活动也常会碰到意外的机遇。人脑，这个神奇的存储器，存储了客观世界的大量信息。随着思维活动的不断深化，信息的不断丰富，联系也日益紧密与连贯。这时如果受到某种激发和启迪，就会使存储的信息活跃起来，各种联系豁然贯通，迸发出灵感的火花，出现构思活动中质的飞跃。这种心理现象看似难以捉摸，其实，它的基础正是艺术家的生活实践、艺术实践，包括长期艰苦的构思、探索。所谓“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说的正是这种情况。“灵感是对艰苦劳动的奖赏”（列宾）。它既非神的意志的体现，所谓“福至心灵”；也不像柏拉图所解释的，是什么“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

19世纪30年代，法国一位女作家写了一本小说，说巴尔扎克有一根具隐身魔力的粗大手杖，凭借它，巴尔扎克可以隐身于各种场合，访察到其他作家难以知晓的种种社会真实情况，这便是他成功的秘诀。显然这是很荒唐的。在我国，也有许多传说，像诗人李白少时梦见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遂“天才赡远，名闻天下”；江淹年轻时诗文兼擅，卓有才名，后来在梦中一个美丈夫向他索还了五色笔，此后作诗，遂无佳句。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无论是巴尔扎克高产，李白富才，还是“江郎才尽”，都直接同他们的生活实践、艺术实践相关联。抛开勤奋学习，刻苦实践，枯坐在那里等待灵感的降临，无异于守株待兔，缘木求鱼。宋代诗人姚宏过梦笔驿时，写过一首寄慨遥深的诗：

一宵短梦惊流俗，千古高名挂里闾。

遂使后生矜此意，痴眠不读一行书。

诗中慨叹一些后生希图侥幸，冀求“彩笔”，不肯孜孜向学，以致贻误终生。寓意是很深刻的。

在科研活动中，当人们聚精会神探索问题时，有时会因特定事物的启发而产生一种领悟。如能抓住不放，寻根究底，常常可以成为一项重要发现的依据，导致科学上的发现和技术上的发明。这种灵感，或曰机遇，是在实践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紧张的观察、思索的产物。

公元前200多年，欧洲叙拉古国王希罗，把一锭黄金交给珠宝工匠，让他打造皇冠。皇冠制成后，国王怀疑里面掺有白银，便委托宫廷科学家阿基米德进行测试。为了探索皇冠的奥秘，阿基米德废寝忘食，穷思苦想，简直着了迷。

一天，他去洗澡，跨进浴缸后，发现水往外溢，身体浸入越多，水溢出的也越多。

这下他获得了灵感，当时竟忘记是光着身子，跨出浴缸就往家跑，连声高喊：“我找到啦，我想出来啦！”

回去后，他把等重的金块、银块和皇冠依次浸在盛满水的同一容器中，发现银块排出的水最多，皇冠次之，金块又次之，于是得出结论：这顶皇冠并非纯金打制，而是金银的掺合体。以此为依据，他进而发现了浮力定律：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其所减少的重量等于同体积的该液体的重量。

阿基米德的这一重大发现，似出偶然，然而却是他长期苦苦思索、孜孜不倦地探求的结果。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过：“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如果换上另外的人，没有阿基米德那样丰富的学识、敏锐的观察力和顽强的探索精神，纵使碰上更多次的启示，也会视而不见，交臂失之的。

泪泉血雨绽奇花。社会、时代为广大青年开辟了广阔的成才之路，但要实际获得成功，还须通过自身的刻苦努力。不肯付出艰辛的劳动，只热衷于觅捷径，碰运气，找机会，是绽放不出明艳之花的。“幸勿贪机遇，图存在更生。”我们应该把徐特立老人的忠告奉为座右铭。

（2004年）

老树春深更着花

在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中，许多老同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以革命、建设的大局为重，主动退休离职，在个人进退问题上，表现出了磊落胸怀和高尚情操。离开工作岗位之后，绝大多数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共产党人、革命者有晚年而无闲年。他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当然，也有一些同志产生一种失落感、衰惫感。多年来忙碌、紧张惯了，一旦生活节奏松弛下来，在情绪、兴趣、心理、行为等方面一时还觉得不适应。这也是很自然的。

有些人不理解老同志的心境，以为他们贪恋禄位，不想交权，实际上并非如此。老同志戎马倥偬、艰苦奋斗几十年，夺得了新中国诞生的伟大胜利，总想伸开膀子猛干一场，没想到十年动乱，不仅把大好光阴虚掷轻抛，而且，身心惨遭摧残。待到重新站起来工作，已经濒临老境，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恰似古人所云，“盼得河清身又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难怪有些老同志每念及此，总是感慨、留连，不能自已。这原是革命事业心、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是，话又说回来，“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陈代谢毕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驰骋疆场，开基创业；而今，终竟“廉颇老矣”。所以，到站下车，适时交班，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退离领导岗位，并非退出了革命事业。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离休对老同志来说，不是革命生活的结束，而是开始了一个“参加革命”的新阶段。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写过这样一首诗：

人谁不愿老，老去有谁怜。

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

废书缘惜眼，多炙为随年。

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细思皆幸矣，下此便倏然。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

这是一首赠答诗。开头四句以叙家常的口吻，形象化地描写了人老的形态；中间四句承上启下，谈到老人保重身体的需要和阅历丰富的优势；最后四句说：我们活了六七十岁，细想起来也是幸事，再往后就更可以自在安适，无拘无束了。且不要说太阳沉山，天已向晚，晚霞光芒四射，还是能够照彻天宇的。字里行间，既含慰解，又有勉励，充满了乐观进取精神。

现代科学证明，人的寿命正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而逐渐增长。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可是在今天，活过八十、九十，是颇为平常的事。有人把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二十岁之前，为长知识、长身体的时期；二十岁至六十岁，为贡献社会、创业进取时期；六十岁之后，开辟了“发挥余热”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过去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学有专长的同志没有条件从事自己的专业，有的即使处在专业的岗位上，也不能集中精力做学问，搞研究；而退休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既摆脱了繁杂的行政事务，又挣脱了人际关系的干扰，可以潜心研讨学术课题，专心致志著书立说。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可以说，这是一个从事专业、实现理想、回归自我的绝好机会。退一步讲，即使没有专长，也仍然能够随心所欲地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参加各种有益的活动。总之，完全是可以有一番新的作为的。而且，这段时间并不短，少则十几年、二十年，多则可以达到三十年。

即使在古代，许多重要的功业、伟大的成就也同样可以在老年阶段完成。春秋时期的兵家孙武，退休之后写出了震古烁今的名著《孙子兵法》；唐代大政治家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等资政名篇，也是写在当了散官之后；明代的伟大医学家李时珍，花甲之年写成了《本草纲目》。至于近现代，这种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是在七十多岁，又掌握了两门外语；黑人作家杜波依斯，九十三高龄写成了《黑色的火焰》三部曲。

据某些心理测定，六十左右岁的人智商并不亚于中年人。大脑存储的知识，总是随着岁月的增加而增加。就智力效应来说，专心致志的老年人往往要比欲望无穷、忙乱分心的中青年人略高一些。一般地说，届临退休年龄的人，绝大多数还都处于智力“充实时代”和智力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特别是人到老年，由于阅历丰富，兼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政治上比较成熟，更易于掌握知人论世、安身立命的主动权，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我们认为，所谓老，应该是一个由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哲学等多种学科构成的综合性概念。因此，看一个人老或未老，年龄固然是主要因素，但并非唯一的因素，这里还有个精神状态、思想风貌以及更高层次的世界观问题。“苍龙日暮还得雨，老树春深更着花。”顾炎武的这两句诗，堪资作为退出第一线的老同志的座右铭。

写完上述文字，意犹未尽，率成《老将行》七绝六首，以足成之：

弱岁早将心许国，忠怀长似水流东。

寒操劲节黄昏颂，一事当前念党风。

戎马驰驱忆少年，天涯万里闯风烟。

腾骧骏骥休言嫩，重担原须早上肩。

老去心劳志益坚，中华伟业总情牵。

眼中才骏胸中策，远虑深谋意万千。

飞絮蒙蒙绿掩红，一年春又去匆匆。

高怀自不伤花落，化作香泥沃稚松。

漫道风华逊壮时，深长阅历擅哲思。

关心常是新生代，广厦原需万木支。

铁骨丹心不老松，满山新秀竞凌空。

一腔热望拳拳意，尽在凝眸颔首中。

（1986年）

《诗经》一解

人才问题，古已有之。在中国的历史上，早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解决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就产生了人才的选拔、考察、任用问题，由此萌发了人才思想的幼芽。私有制出现以后，选拔与使用人才的思想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的对立，随之而产生了人才遭受排挤、压制、迫害的现象。这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了鲜明的反映。

《诗经》选辑的主要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它从多方面描写了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作为对社会斗争的成败、得失发生重大作用与影响的人才问题，自然在这里也有所表现。这类人才观念、人才思想，不仅体现在那些揭露当时政治的黑暗与混乱，反映人民的劳动与爱情的民间诗歌中，即使那些主旨在于歌功颂德，宣扬统治者承天受命思想的《雅》、《颂》部分的一些诗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政的得失、人才的遭际，表现了对于周室不重视选用贤才，以致趋于衰落的不安和忧虑。从这一点来说，“以诗证史”确是一个重要门径。

《诗经》中有些篇章阐述、描写了人才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大雅·文王》篇，在歌颂周文王姬昌的政绩中，突出地总结了他重视贤才的成功经验：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

王国克生，维周之桢。

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大意是说：那世世代代做着诸侯的周朝子孙，虽说不甚尊显，他们却都能辅佐国家政事，十分谨慎小心。更希望那许多人才，生在这个国度里，成为国家的栋梁。正是这贤才济济的局面，使文王为天子的周王朝得以稳定、安宁。与得贤则兴相对照，如果失去贤才，国家就必然遭致危困，《大雅·瞻卬》篇尖锐地指出：“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当良臣贤士都走光了的时候，国家必然要颠危、倾覆。

《诗经》中对有德君子注意培养、选用贤才倍加赞美。例如：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小雅·鹿鸣》）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小雅·伐木》）

都反映了统治者对于贤才的爱慕和渴求，赞颂那些有德君子注意延聘人才的德政。

《国风·缁衣》三章，据著名学者高亨先生解释，是描写郑国某一统治贵族遇有贤士来归，为他安排馆舍，供给衣食，并亲自去看望的实况：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一片求贤若渴之心，跃然纸上。

《诗经》中有的篇章呼吁最高统治者深入山林、草野访贤选士，劝告他们应该任用在野的贤才。《小雅·鹤鸣》二章是这样写的：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鱼潜在渊，或在于渚。

乐彼之园，爰有树檀，

其下维箨。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鱼在于渚，或潜在渊。

乐彼之园，爰有树檀，

其下维谷。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中运用比兴手法，以鹤鸣于深泽、鱼藏于渊渚，比喻隐居不仕的贤人，用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作砺石琢磨玉器来比喻贤才可以入朝辅佐国政，匡正阙失。

有些篇章则反映了贤士怀才不遇和遭受迫害的哀怨。《国风·麟之趾》三章以贵族打死麒麟象征统治者对有仁德、有才智的人的迫害：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这里用麒麟比喻有仁德、有才智的贤人。“于嗟”二字是表示悲伤怨恨的感叹词。“于嗟麟兮”，也就是对于贤才遭受迫害的哀婉和痛惜。

《诗经》中还有一些篇章，涉及到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人才的修养与治学等诸多问题。总之，举凡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等各方面，《诗经》中都有所反映，而人才问题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7年）

古代歌谣中的“材论”

有关人才问题的论述，散见于我国历代的诗书典籍中，同时也反映在一些民间的歌谣、散曲里，就中以讽刺内容居多。西晋的杜预在注解《左传·僖公五年》时说道：“童龇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以或有所凭借，其言或中或否。博学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这番话反映了古代人民已经认识到，童谣、民歌是民意、舆情的反映，明确指出它具有映射当时与鉴戒后世的作用。

从前，流传得最为广远的要算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那首讽刺贡举的民谣了：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

歌谣尖锐地指出，那时的所谓“秀才”，其实无学；所谓“孝廉”，其实不孝；自我标榜“清白”的人，其实是最污浊的；而所谓“良将”，则怯懦得像池蛙一样，听到动静就惧伏下来，噤默无声。统统名不副实，成了一堆笑料。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世风日下。一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士大夫，为了能得到察举和征辟，往往蝇营狗苟，夤缘求进，甚至不惜弄虚作假，矫情欺世，以激扬名声，抬高身价。有个叫许武的，被推举为孝廉之后，便和两个弟弟分家，并且自己要了最好的一份。两个弟弟并不计较，仍然与之和睦相处。事闻乡里，被举为孝廉。这时，许武才大宴宾朋，说明自己有意成全两个弟弟的令名。还有个赵宣，父母死后，悲恸欲绝，为了尽孝守丧，独自在墓道里生活二十余年。于是，被乡里称为“至孝”，州郡举为官员。实际上，他在守丧期间，根本没有忘情私欲，一连生了五个儿子。可见，当时那些被推荐为孝廉、贤良者，不少是盗名欺世的伪君子。难怪民谣要作那样辛辣的讽刺了。

宋代吏治腐败，卖民鬻爵现象严重，官员多得惊人。当时有“恩荫”法，皇帝可以随意对皇族宗室，官吏子孙、亲属以至门客授官。有的襁褓婴儿不但有官号，还有食禄。“恩荫”授官，数目惊人。灾荒中，富户向国家纳粮多者；修筑工程，地主雇用民夫数量大者，都可以授官。后来竟至公开卖官。所以，宋徽宗时，有民谣云：“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反映的都是真情实况。

据《契丹国志》：辽代末期深受金国欺凌。天祚帝耶律延禧讨金失败，无所作为，遇到军国大事，便与宰相吴庸、马人望、柴谊等商议对策。几个人老迈昏聩，庸懦不堪，不能裁决。于是，老百姓就编出一首民歌来讽刺他们：

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

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管女直？

女直，即女真族，这里指金朝统治者，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称为女直。

元代无名氏写了一首题为《感志》的散曲：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

不晓事倒有人夸荐。

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

说的是“老天心偏”，实际是一份讨伐封建时代腐败的人才制度的檄文。

元末，盐贩张士诚乘时局混乱，占据苏州一带，拥兵数十万，自号“吴王”，但对元朝则称作丞相。他重用了一些专事趋奉谄附的小人：一个姓黄，一个姓蔡，一个姓叶。他们无恶不作，干尽坏事。后来，张士诚被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徐达擒获，解到南京自杀身死。老百姓编了一首十七字的“瘸腿诗”，讽刺他用人不当，自取灭亡：

承相做事业，专用黄蔡叶。

一朝秋风起，——干瘪！

史载：明末，权臣马士英请免府、州、县学童应试，议定：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得赴院试。又开捐纳之例：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纳银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纳银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推知衔各为一千两，监记、职方百两不等。时谚讽刺说：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

监记多如羊，职方贱似狗。

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

扫尽江南钱，堪塞马家口。

针对清代后期良材毁弃、驽劣当朝的不合理现状，当时，戏剧家李调元写了一首《麻雀》诗进行讽刺：

一窝两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

食尽皇王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

先看开头两句，无异于孩童的家常话，顺口溜，意兴索然，乏味得很。可是，通过三、四两句的逆挽，立刻灵动起来。严肃的主题，辛辣的讽刺，出之以谐趣的语言，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86年）

功在做人

有些同志往往把科教兴国片面地理解为技术兴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科学、教育与技术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这里只谈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在科教与技术方面所起的作用有着显著的差异。

其实，单从技术操作层面上讲，在从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整个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要言之，一曰导向，二曰支撑。譬如，我们讲经济、管理，必然要涉及到怎样进行资源配置、怎样生产、谁来生产、什么时间生产、为谁生产、生产多少、怎样销售、如何搞好售后服务、产品利润如何分配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与解决，哪一点能够离开人文社会科学呢？单讲技术操作，单纯依靠自然科学，恐怕是无能为力的。

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

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和职能的范围之外。

这里的“科学”显然是指自然科学。近些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行素质教育，这对于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综合国力的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推行素质教育，就要仰赖人文社会科学。还是爱因斯坦讲得对：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社会伦理准则）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却是最基本的。

现代科学技术纷繁万端，不需要，也不可能做到每一个人都能全面掌握；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素养却是每个人都不可或缺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们健康的成长和前进的方向。美国成功学大师戴尔·卡耐基说，人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建立在技术上，其余的依赖于人文工程。没有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的传授，只是着眼于德行的培植和信仰的形成，固然称不上现代的、真正的教育；但是，如果缺乏人文素质的教育，只是传授知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教育的根本功能，简言之，在于做人，在于塑造人的灵魂。为此，台湾淡江大学索性就以“功在做人”作为自己的校训，这是有深刻寄意的。当代著名学者王向峰有诗云：

兴庠施教业多门，大旨功归在立人。

未染素丝悲墨子，德馨孟母几择邻。

记得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一位学者说过，从整体上说，城市规划界人士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不如所谓“文化人”、人文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那么敏感。这和规划界人士大都是工程专业背景有关。这里绝对没有贬斥工程专业的意味，只是谈一种社会分工所带来的职业敏感或职业习惯。一般地说，从事建筑、工程的专业人员，对单体建筑工程的艺术感觉比较强，艺术要求也比较自觉，而对城市整体文化环境，对城市历史文化背景往往认识不足。这不应归咎于某一社会群体自身，而是和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的领导工作重心长时期忽视人文社会科学有直接关系。

其后果，是造成了现代化进程中有些学术领域只重视技术理性、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的偏向，致使一些学人视野不开阔，知识面狭窄，对社会现实问题淡漠，缺乏人文关怀与担当意识。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有效或无效、适当或不适当、经济或浪费之别，而无价值高下之分，抹杀了思想、理论的客观性。这对于整个人才队伍，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

（2008年）

功夫在诗外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八十四高龄时写给他的幼子子聿一首五言古诗：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

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

怪奇亦间出，如石激湍濑。

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

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

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

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在这里，陆老诗翁简要论述了诗人自己所经历的创作道路，也可以说是总结了毕生诗歌创作的经验。他说，在初学诗的时候，只知追求文词的华丽；到了中年以后才渐趋“宏大”，向李白、杜甫学习。结尾处，一语千钧，力透纸背，提出了“工夫在诗外”的精深见解。那么，我们就要研究了，这诗以外的工夫究竟何所指呢？恐怕至少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曰：品格、识见、襟期，或思想基础；二曰：社会实践，或生活基础。概言之，就是学诗先学做人。

作为诗坛巨子，陆游当然知道声韵格律、辞藻意境等创作艺术的重要。但他尤其懂得，诗如其人，诗品反映人品。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诗歌不仅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反映，也是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重要表现，是诗人思想、人格的表现，是作家生命的重铸、灵魂的复现。

南朝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篇《程器》，论述作家思想品德修养同创作的关系。在《情采》篇里也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他明确提出，不重视作品内容，光追求对偶、声律、辞藻不行。桃树李树虽然不会说话，树下的土地却被踩成小路，因为它们有甘美的果实；相传男子种兰开的花不香，因为他们没有爱花的真情实感。草木无知，还要依靠甘美果实，注意真情实感，何况以言志抒怀为旨归的诗文呢！

清代文学评论家叶燮讲得更深刻了：

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鲁莽，为无知，其言悖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只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若在骚坛，均为风雅之罪人。唯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安有随人之是非以为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宁独在诗文一道已也？

这里所说的“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鉴别，属于世界观、方法论的范畴，人们是靠它来辨是非、明去就、定行止的。

其实，这个规律性的认识适用于一切人才的成长过程，“宁独在诗文一道已也？”据人才学研究者论证，人才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创造性、进步性、社会性的统一。就是说，人才之有别于一般人，一是具有较高的创造性；二是能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作出较大的贡献；三是智慧之花植根于社会实践的沃土之中。他们应比一般人具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积极的人生态度，更自觉的献身精神，更顽强的毅力。而这一切，都是同进步的人生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相联系的。

古往今来，凡有大成就的人往往都具备美好的道德形象：鲁迅是“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牛；法拉第是“燃掉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居里夫人是“春蚕的化身”；富兰克林在成才之路上为自己制订了十三项道德标准，而且身体力行五十多年。

品格识见并不是虚空玄渺的东西，它总是作为世界观、方法论，对人才成长起着引导、促进作用。它为研究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的各门科学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方法，而且，帮助人们越过一些狭隘的、似是而非的习见，从一个更博大、更深邃的角度去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爱因斯坦就曾说过：“即使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才能的学者，也可以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做出正确的解释。”特别是在知识、信息呈爆炸状态的今天，面对着纷纭万端的事物，要想在科学领域获得预期的成果，就更需要善于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抓住本学科范围内的根本性问题（亦即主要矛盾），否则，就会像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社会实践对于成才（包括文学创作）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的思维越发达，智慧就越高，能力就越强。而思维能力和思维素质的提高，离不开实践中的培养、锻炼。培根说过一句与陆游的诗句相似的话：“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观察也是实践。实践出智慧，实践出真知，人们正是在社会实践中发展自己的才能的。无数政治、经济、科学、文艺方面的人才都证明了：一个人实践经验越丰富，他的创造力也就越强。在这方面，陆游写给儿子的另一首诗可资借鉴：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当然，我们强调品德识见和社会实践对于成才的重要作用，绝没有鄙薄技术、轻视书本知识的意思，更不是要否定知识基础。古今中外的哲人都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马克思也说过：“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也不会带来任何利益。”陆游在提出“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这一见解的同时，不是深以自己未能参透李杜作品的精髓为憾，而且对元白的浅尝辄止进行了尖锐批评吗？特别是在另一首诗中将“纸上得来”和躬亲实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主张书本知识与实践两相结合，发挥互补效应。

敦品和治学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是一切有志成才者的必由之路。

（1987年）

“门下”

“门下”这个说法，其来有自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这样的记载：“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

“门下”是个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在府上找个混饭吃的角色，或者说谋个差事。有的做门下食客、门客、幕僚，有的做权贵之家供使唤的人；后世在含义上，也包括了门生、弟子、门下晚生。在旧时代，有没有这样一层关系，可是非同小可的。那些弄权者，往往把它作为后日派系的基础、发迹的阶梯、党争的凭借。

公元1100年，宋哲宗赵煦死去，徽宗赵佶继位。此后的六年中，政局曾发生过两次很大的波动：徽宗即位伊始，由皇太后向氏听政，新派代表人物、宰相章惇被免，而一班被章惇派系所贬斥的官吏逐渐被召回，因而旧派出现了复苏的势头。但向太后听政只有七个月，徽宗亲政之后，变质的新派人物蔡京独掌大权，目旧派人物为奸党，大起党祸，这样，旧派势力重又衰落下去。他们闹来闹去，无非是凭借那些派系人物。

诗人黄庭坚目睹这种政海波澜，看到新派、旧派“走马灯”般地轮番排斥异己，大闹党争，心下有很深的感触。他在组诗《病起荆江亭即事》中，对于当时的政局得失，做出了比较客观、正确的判断。组诗共十首，其中第五首是：

成王小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

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

他的意思是说：周成王继承了大统之后，十分谨慎小心，和前代的周文王、周武王有些相像；而辅政大臣周公和召公，他们的意见与举措却略有不同，其实，这又何妨？只要大家都能像周公、召公那样公忠体国，从国家大计出发引荐人才，立身行事，也就算得上至公至正了。何必一定要出自我的门下，成为我的派系，才算人才呢？这首诗主要是针对当时激烈的党争而作，但它提出的问题，却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从来就有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条是任人唯亲的路线。

唐太宗李世民曾公开声明：“我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以其选才、用才的实践来检验，他还是说到做到的。有个庞相寿，早年曾在李世民的秦王府当过幕僚，后来出任濮州刺史，在任上犯了贪污罪，被革职为民。他跑到唐太宗那里叙旧、拉关系，企图求得宽恕，重新留用。唐太宗听了魏徵的劝告，认识到用人要公道正派，“不得独私故人”，便给了一点钱财，打发他回老家去，庞相寿只好“流涕而去”。

而项羽则是任人唯亲的一个典型。正如陈平所说，项王所任用之人，不是他们姓项的一家，就是他妻子的兄弟。大批智能之士被排斥，受压抑，就连他身边的几个突出的奇才也未能信用，最后导致了别姬、自刎的悲惨下场。东汉时期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公卿将相多数都是名门望族。特别是刘秀故乡南阳的人拔擢、重用的过多，甚至儿女婚嫁都要在这个特权范围内选择。以致一些名门望族门生故吏满天下，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派别与私人集团。六朝时的梁朝对士族尤为尊崇，完全按照东晋时编的《百家谱》来选官取士。有的士族由于与非士族的人家通婚，竟被视为大逆不道，禁锢终身。武则天时的夏官尚书吴之恩公开宣称：“凡与我为善者，即为善人；与我为恶者，即为恶人。”这可以说是“以我画线”的典型。

明代的政治家刘基，针对“任人唯亲”的门阀制度，写过一篇寓言，予以辛辣的抨击。他说：郁离子的马生了一匹好马驹，别人对他说，这是一匹千里马，应该把它送到皇帝那里去。于是，他把马驹送到京城。皇帝看到后，首先叫管马的太仆查阅《方贡》——一部专门记载各地进贡特产的书籍。太仆查阅一番，禀告说：“马，确实是良马。只是它并非冀北所产。”这样，这匹千里马就被放置在外面了。

“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黄庭坚的诗从正面阐述，一语破的；而刘基的寓言，则是运用曲笔，进行旁敲侧击。一个直截了当，一个含蓄隐晦，二者殊途同归，用意都是一样的。

（1987年）

尴尬引发的反思

2005年5月11日，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清华大学时，清华大学校长向他赠送了一个条幅，上面用小篆体书写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赠给梁启超的七言绝句：

寸寸河山寸寸金，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由于这个“”字十分罕见，加上又是篆书，一时读不出来，卡了壳，结果引发了人们的议论。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掌门人，这已经比较难堪的了。岂料，事情竟然无独有偶，纰漏接连出现：当晚，清华大学一位知名教授、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在应邀做客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时，又郑重其事地把清华大学这幅书法赠品的“小篆”体说成是“小隶”，大出洋相，再次掀起了舆论的波澜。

其实，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媒体上犯不上大动干戈。应该说，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或者那位“日本通”——国际问题专家，缺乏某些古代文化方面的素养，原无足大惊小怪。即便是专业文史工作者，读个错字，有时也难免；君不见那些“口力劳动”专家——播音员、主持人，把人家的爸爸说成“家父”，把“晝”读作“畫”吗？何况那位校长，“不知为不知”，态度是比较老实的。只是由于他们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这种举世注目的场合表现如何，关系至大，就不能不引起各种各样的评说，自然也会超出事件本身而连带引发出一些感慨。

比如，有人就慨乎其言地说，当前新的一代自然科学家的人文素养，要比老一辈的相差很远。钱学森、华罗庚、竺可桢、梁思成、苏步青、杨振宁……都是学贯中西、文理兼擅的大学者，他们不仅在本专业方面高张胜帜，卓有建树，而且都是一代人文之翘楚。可是，现时一些自然科学家，能够步其后尘者又有多少呢？有人甚至断言，当代之所以不能产生大师，其症结即在于此。而从事外交工作与国际问题研究，可能比自然科学家更需要文史知识、人文素养。周总理、陈毅元帅，博学多文，堪称这方面的典范，自不待言；就说前面提到的那位外交家黄遵宪，他的诗写得多好啊，不然，怎能成为晚清诗界革命的魁首呢！

事实上，掌握多方面知识，特别是对于人文科学的作用，许多自然科学家都有深切体会。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S.格拉肖说过：

往往许多物理问题的解答，并不在物理学范畴之内。涉猎多方面的学问，可以提供开阔的思路，比如多看看小说，有空去逛逛动物园，也会有好处的。这可以帮助提高想象力。

他还谈到，“对世界或人类活动中的事物形象掌握得越多，就越有助于发展抽象思维”。

也有论者认为，要求一般科学家都能达到大师一级的“通识”，并不现实，也不需要；但以之要求国内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的一校之长，则并非苛求，否则，就不足以当此重任。这还不仅仅是有碍观瞻之类的场面上的事，它直接关系着国内一流人才的培养，也代表了中国最高学府的学术水平。

从“吃一堑长一智”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次尴尬的出现，也许是一件好事。它暴露了当前社会发展、智力开发、人才培养中的一些偏颇，应该引起当权者和上层人士的一些反思。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令人尴尬局面的出现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我国长期以来忽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直接后果。近些年来，人们普遍叫喊国民素质低下，传统文化断层，究其根源，片面强调技术理性、工具理性，长期忽视人文科学，该是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著名学者王向峰有诗云：

分工精细不趋同，器使因材运始通。

已是天人成一体，两科融汇始从容。

我觉得，当下起码应该反思这样几个问题：

其一，从发展战略来说，在从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整个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起着导向与支撑作用。所谓“科学兴国”就应该体现这一点。因为科学里同时包含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双重内涵。可是，由于许多人把科学兴国等同于技术兴国，结果只重视技术的作用，而忽略了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上个世纪以来，在西方许多国家，杜威的工具主义（否定思想、理论的客观性与价值）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冲击力，致使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大行其时，而价值理性却遭受不应有的忽视。今天，我们应该以此为戒。

其二，从实际工作来说，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理解，加上干部考核中出现的唯GDP马首是瞻的弊端，致使许多人只重视眼前看得见的效果，修马路、建厂房、抓项目，而对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的科学、教育、文化则不肯投入足够的力量。

其三，从用人来说，有个因材器使、用其所长问题。像清华这样的名校，请出一位大科学家来当校长，是绝对必要的；当然，又不是任何一位大科学家都能当此重任。

当年，美国制造原子弹原是爱因斯坦提议的，由他来担任“曼哈顿工程”的总负责人，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美国政府却偏偏选中了奥本·海默这个二流物理学家来担任这个要职。原因在于，奥本·海默具有知识面广、善于团结人、组织能力强等特点，——这是这项巨大工程的组织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几年后原子弹成功地爆炸了，证明这个人选非常合适。

这一切，都说明知人善任、因材器使是何等重要！

（2010年）

“祖师爷的饭碗”

人们一定以为，那位被誉为“环球独一青衣”和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是一个有独特的禀赋、非凡的天资的人。实际上并非如此。据他的姑母回忆：在他八岁的时候，家里把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请来，替他说戏。那时一般开蒙的戏，无非是《二进宫》、《三娘教子》一类老腔老调的简单的玩意儿。谁知，四句老腔，教了多时，还不能上口。朱先生见他进步太慢，认为这孩子学艺没有希望，就对他说：“祖师爷没给你饭碗！”一赌气，再也不来了。梅兰芳成名以后，有一天他们又在后台见面，朱先生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我那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而梅兰芳却笑着答道：“我受您的益处太大了，要不是挨您这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发愤苦学呢。”

的确，梅兰芳的成功是从苦学苦练中获得的。《艺苑趣谈录》记述了两则十分感人的轶闻：在梅家早年的书房中，有一个小号的绍兴酒坛子横放在木架上。初来的客人谁也不晓得它有什么用处。原来，是梅兰芳练嗓子用的。他每天除了坚持早晨出外溜弯、吊嗓子外，白天也要在家里提高调门，反复练习唱腔和道白。为了不扰乱邻居的安宁，便站在木架前对着坛子口练，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到了名满寰宇，演技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也还坚持从难从严要求自己，一刻也不放松艺术的训练。

另一件事是，梅剧团1951年到武汉演出《抗金兵》，他扮演梁红玉。这出戏中韩世忠与金兀术水战一场，梁红玉照例要亲自擂鼓助战，增加战斗气氛。他考虑到自己已经多年未演此戏，怕打起鼓来不能均匀、有力，便事先抓紧时间练习。可是，下榻的交际处，客人很多，如果把堂鼓抬进来练习，一定吵得四邻不安。于是，就拿自己的大腿当堂鼓，天天坚持猛击，结果，大腿上被鼓槌打出了两块铜钱大小的青斑。

梅兰芳常说：“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我的学艺过程与一般艺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不知道取巧，也不会抄近路。我不喜欢一些颂扬的话。几十年来，一贯地依靠着我那许多师友们很不客气地指出我的缺点，使我能够及时纠正与改善。”

古往今来，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了：勤奋是成功的秘诀。华罗庚讲得好：“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鲁迅也说：“伟大的成功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的人，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即使是所谓“神童”、天才，也绝不例外。

明代主编过《永乐大典》的解缙，自小就有超人的智慧。但他的本领主要是靠勤学苦练得来的。他小时家境贫赛，除了读书，还得干大量家务。但他善于安排时间，干活时脑子也不歇闲，总是用来吟诗作对，长期坚持，从不间断。一天早晨，他正在扫地，门外有人向他询问“董郎中”（医生）的住处，他随口答道：“一路往前去，转弯却向东。粉墙书大字，便是董郎中。”扫完地后，去揭鸡笼，又高吟道：“净扫堂前地，轻移笼内鸡。”他父亲听了说：“干活时候，吟什么诗！”解缙紧接着续成了后两句：“分明是说话，却道我吟诗。”尽管这些诗句的确是通俗如话，没有多少诗味，但由于坚持经常练习，对于他掌握成章造句、对仗押韵，培养迅速反应事物的能力，大有帮助。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和诗人，同这种勤学苦练是分不开的。

反之，倚仗着固有的天资，后天努力跟不上去，天才的火花也会逐渐熄灭。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记述过一个叫方仲永的人，五岁时，“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当他的“神童”名声播扬乡里之后，每日求见者车马盈门，有些豪富人家重金迎请。其父见有利可图，便成天带着他走乡串寨，到处表演，而不让他坐下来读书深造。结果，长大后同一般小伙子没有什么区别了。

现代科学从生理化学和高级神经活动的物质角度，证实确实有某些儿童天资颖悟，才能特异，智商远远超过普通儿童。但是，天资并不等于现实的智力水平，它只是给这些特异的儿童提供了学习和实践的优越的物质条件。如果失去后天的培养，缺少本人的艰苦努力，任何天才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歌德说过：“天才在于勤奋。”爱迪生是一位天才，可是当人们赞扬他的“发明天才”，夸他有“满脑袋的灵感”时，他却说：“天才吗，那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凑合起来的。”日本教育学家木村久一说：“从种种事实来看，天才还是庸才，与其说是由先天的遗传、禀赋等因素所决定的，莫如说是由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等因素所决定的。”这个道理，连封建时代的一些清醒的智者都懂得。当群臣称赞康熙皇帝知识渊博，“由天授，非人力”的时候，康熙驳斥道：“你们这样称赞我，却恰恰否定了我勤学的优点。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他自己正是通过勤奋自学，掌握了天文、历算、西方的解剖学及拉丁文等新鲜知识。

勤奋学习，刻苦实践，是成功的基础，是获取知识、增长才干的根本途径。所以，唐代诗人李群玉在《劝人庐山读书》一诗中写道：

怜君少隽利如锋，气爽神清刻骨聪。

片玉苦磨唯转莹，莫辞云水入庐峰。

诗意是说：他非常惜爱你年少聪慧，才思隽利，绝顶聪明。但你就像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一样，功夫还不到家。只有经过刻苦的磨砺，才能成为晶莹美好的宝玉。希望你赶紧去庐山求学，不要因为云水阻隔、道路遥远而放弃这宝贵的机会。诗人以生动、优美的比喻，说明一种成才的道理：即使天资颖悟的人，也要经过勤奋学习刻苦磨炼，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才。

（1986年）

官应老病休

老则致仕，古已有之。那么，多大年龄算老呢？历代说法不一。据《文献通考》记载，晋为六十六岁，隋为六十岁，唐为五十五岁，宋为六十岁。《尚书》里说：“伊尹既复政，厥辞告归。”《春秋·公羊传》中也有“退而致仕”的记载。但是作为一种人事行政制度，法定退休大约始于汉代。到了唐代，规定得更明确了：“诸职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行致仕。”所以，宋代著名诗僧文莹在《湘山野录》中引述孙冕的诗：

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他人。

莫待朝廷差致士，早谋泉石养闲身。

实际上，由于古人不及今人健康长寿，五十几岁因病退休、致仕的也有很多。说过“官应老病休”的杜甫，五十几岁即挂冠归田；写出“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一名句的韦应物，也是五十四五岁就辞去了苏州刺史职务的。魏徵年满五十七岁时，以老病为由恳求退位，说：朝中“英彦如林，无容痼疾之人”。尽管唐太宗十分倚重他，但考虑到他情真意切，还是批准了他的请求，免除了侍中职务，拜为散官“特进”，仍让他参与商讨朝廷大事，监察为政得失。不仅此也，为了策励群臣老病休官，唐太宗还曾专门树立了一个楷模。战功赫赫的李靖没有到退休年龄，但因患足疾，自动上表请求去职，情辞恳切。唐太宗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其任，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

在中国古代，凡致仕者，在政治上、生活上朝廷都给予一定的优厚待遇。汉朝杜延年致仕，赐黄金、牛酒，加致医药；薛广德、史高致仕，赐黄金六十斤、安车驷马。太子宾客贺知章请求隐退会稽原籍为道士，唐玄宗赐千秋观为其住宅，以镜湖景区为其休憩园林，辞朝之日，亲自为其饯行，赋诗留念，意在励俗勉士，造成一种主动让贤，绝不恋栈的社会风气。这是从正面看，那么，若是从背面看、反面看，就不难发现，当时确有相当数量的官吏，对老则致仕还是有一定的思想阻力的。

《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描写贾政引领众清客和宝玉观景题匾，当走到稻香村时，贾政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凿，此时一见，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作为皇帝赐封的额外主事，且又晋升为员外郎，贾政的所谓“归农之意”，不过是寒暄中的话头，实际上，并非作如是想，起码是从书中看不出这种迹象来。针对这句话，脂砚斋特意加批：“极热中，偏以冷笔点之，所以为妙。”康熙年间著名诗人黄莘田的诗，虽无特指，但在揭穿这类言不由衷的仕宦“热中人”的老底方面，可谓一针见血：

常参班里说归休，都作寒暄好话头。

恰似朱门歌舞地，屏风偏画白洲。

道理在于，退位归田就意味着告别了风光无限的“万能圈”，而成为平头百姓，那样就一无职、二无权、三无势了——这对于那些热中仕进、迷恋权势的人来说，无异于腾飞中折断了翅膀，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坠舟，其失落与困惑实在是无法想象的。其心态，一如白居易在《秦中吟·不致仕》中所讽刺的：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

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

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

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

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

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

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

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

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

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

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

诗有四层含义。第一层是讲礼法明文规定七十致仕；第二层批评有些人贪荣恋栈，对此规定置若罔闻；第三层讲：爱富贵、恋君恩，乃人之常情，但是，年高告退原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怎么年轻时都讥诮别人贪恋禄位，而现在轮到自己头上却因循犹豫呢？第四层借歌颂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主动辞职归田的嘉行，慨叹现时缺乏这样精神，结语十分冷隽。

另据宋人笔记，唐宪宗元和四年，刺史韦丹以《思归寄东林澈上人》为题写了一首诗：

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

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闻。

“平子”，即东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官拜侍中。因受宦官谗毁，他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其中有“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悄悄而思归”的词句。韦丹诗的大意是：整天勤劳王事，世事纷乱如云，我已做了归休的打算，你在庐山当会闻知的。

但诗僧灵澈并不相信这是真话，因而戏作答诗：

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

事实上，韦丹的话也真的没有兑现。可见，旧时代一些满口忠君报国、居仁行义的士大夫，言行是并不一致的。

今天，在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中，许多老同志主动辞职休致，完全不同于旧式官宦的消极退隐，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而是着眼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共产主义的千秋伟业，建立在党性原则和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刘伯承同志在《辞职申请书》上写道：

我们共产党人要为人民谋利益，不为自己谋私利。人老了，就要主动让位，这应该成为一种制度，使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年轻化，使我们的队伍永远朝气蓬勃，使国家的政治生活更加民主健全。

这充分表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广阔胸怀和高尚情操。而他们所提出的到了年龄就应退休，“这应该成为一种制度”的建议，尤为可贵。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也正是这样做的。

（1987年）

“荡荡”与“戚戚”

“四书五经”中许多名言警语早都忘怀了；唯独孔老夫子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话，倒还时时记起。征诸古籍，“君子”与“小人”，在西周时期原是分别代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中的劳动人民的；迨至春秋末年，含义有了变化，成为有德者与无德者的称谓。照此解释，这两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有德者心地平坦宽广，无德者却经常局促忧郁。

我生也晚，没有见到过那种“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忘怀得失，不慕荣利的高士黔娄或隐君子陶潜，但心地光明、坦荡无私的革命者，却接触过许许多多。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列举了共产党人的种种高尚品格，其中一条就是：“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借用古语来表述，也可以说是“君子坦荡荡”吧。

同样，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看到那种心地褊窄，猥琐不堪，丝恩发怨，耿耿不能去怀的人。他们“得利则跃跃以喜，失意则戚戚以忧”，庸人自扰，患得患失，有时竟会闹到凄凄惶惶的地步。

读过契诃夫小说《一个小官吏之死》的人，当会记得庶务官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的猥琐形象。在看戏时，他无意中打了个喷嚏，本来并没有喷出多远，但当看到坐在前面的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文职将军正在一个劲儿地擦自己的秃顶和脖子，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他心中不免犯了合计：坏了，我那该死的喷嚏喷到他的头上了，这可该怎么办呢？他始而惴惴不安，不能自释；继而想到，应该向这位高官认认真真地解释一番，诚心诚意地道歉。于是，他把身子向前探去，凑近将军的耳根，一而再、再而三，没完没了地说，“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弄得人家莫名所以，很不耐烦。这使他更加忧心忡忡，第二天，又来到将军的接待室，继续道歉，依旧是那番话，没完没了，将军说“这简直是胡闹”。他觉得，之所以弄到这种地步，是因为话没有说透，这样，第三天便又前去解释，赔礼道歉，将军恼怒已极，突然脸色发青，周身发抖，大吼一声：“滚出去！”这样，他算彻底崩溃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到了大街上，拖着步子慢慢地走着”，“肚子里似乎有个什么断裂掉了”，最后，往长沙发上一躺，就一命呜呼了。这个可怜虫的下场，实在是可笑而又可悲的。

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吃亏在一个“怕”字上，他怕无意中的喷嚏会被大人物误认为有意的亵读；怕上司产生不良印象，日后再也无法巴结；怕得不到权贵的谅解，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小人长戚戚”的根子，正是种种私心杂念。“荡荡”与“戚戚”，就其本质来说，是个胸襟、风度、气质、精神状态问题，透彻地展示了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

清正刚直的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凭原则办事，靠真理吃饭，毁不吾伤，誉不我喜，“心底无私天地宽”，自然会襟怀坦荡，无惧无虑。而那些夤缘求进，附凤攀龙，专事请托、干谒、走后门、跑关系的势利小人，那些受陈腐观念严重束缚，满脑子利己主义，专门打一己的小算盘的人，必然整天跋前疐后，穷于应付，凄凄惶惶，心劳日拙。

当然，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凡是忧心戚戚者都是私心作祟。忧乐本身并不代表事物的本质，关键要看为公还是为私。近代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在流放新疆途中，赋答难友邓廷桢写过这样一首诗：

扬沙瀚海行犹滞，啮雪穹庐味早谙。

知是旷怀能作达，只愁烽火照天南。

他把戍途酸苦视若等闲，一心为国，别无私念。明知应该旷怀达观，无奈，强敌入侵的连天烽火已经照彻了东南沿海，而朝廷的卖国求和活动正在日益猖獗，实在令人忧心忡忡啊！同样，范仲淹《岳阳楼记》中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文天祥的《正气歌》中写的“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都反映了仁人志士忧国忧民，浩气凛然的襟抱，它同斤斤于一己的蝇头微利、蜗角虚名，是有天壤之别的。

（1987年）

“醉翁”如是说

营口戏校的十岁上下的小演员，在赴京汇报演出中，场场爆满，“下不了台，闭不上幕”，受到观众热情的欢迎，这是堪资赞颂的。而一些京剧界的名流、耆宿，关心剧坛、奖掖后进的高尚风格，尤其令人感动。他们为京剧后继有人而欢欣鼓舞，竞相称颂、汲引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诚心为这批有前途、堪造就的新一代的成长鸣锣开道，极尽扶植之能事。这种做法、这种精神十分难能可贵。

人生有限，事业无穷，浪续薪传，后来居上。历史上许多有头脑有作为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宋仁宗嘉祐二年，苏轼举进士。他的“无所藻饰”、行云流水般的文风，一反当时“险怪奇涩”的“太学体”积习，受到了执文坛牛耳的知贡举欧阳修的特殊重视。这位才冠当时的醉翁先生，很有一点风格，曾欣喜地致书友人：“不意后生能达斯理也。吾老矣，当放此出一头地。”借助这个故事，后来的诗人陈无己写过一首《赠魏衍》的七绝：

敏捷为文笔不休，何妨缩手小迟留。

名驹亦自思千里，老子终当让一头。

寥寥二十八个字，活灵活现地道出了那种为后进让路，使之高出自己一头的高尚风格。

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旧社会里，这毕竟是少见的。而忌才匿贤、妨功害能的现象则所在多有。从前看过一出名叫《访白袍》的戏，演的是唐朝大将尉迟恭，发现一个白袍小将骁勇善战、武艺超群，便亲自到张士贵营中察访。卑鄙猥琐的张士跚眼见这个白袍小将薛仁贵要脱颖而出，取代自己，便煞费苦心把他藏匿起来。如果不是尉迟恭下定了不见白袍不罢休的决心，走遍营房明察暗访，细心寻觅，恐怕薛仁贵这员名将也就遗落草泽，永无出头之日了。

毋庸讳言，妨贤妒能之事，今天也尚未绝迹。有的人囿于一己私利，有意埋没贤才，或因见识浅短，吹求苛刻，纵有贤才也交臂失之。我曾听到一位同志讲述个人的经历：50年代末期，他在一个小单位工作，人员不多，党员更少，尽管他的工作表现很好，屡获表扬，而且多次提出入党申请，但就是解决不了组织问题。原来，竟是单位的头头从中作梗。此人的逻辑是，如果他入了党，本单位就再也留不住了（他走了，就少个挑大梁的）；即使能留下，日后也将取其位而代之。于是，就袭用了渔人对待鸬鹚的办法：在脖子上套个卡子，让它既能下水叼鱼，又无法吞食它费劲捉到的鱼鲜。心机费尽，无非是为了一己的私利。

上述事例当然是个别的，但颇有典型性。它提示我们，要做到举贤荐能，必须具有高尚的情怀，也就是要“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首都一位京剧界老前辈在一篇赞扬营口戏校小演员的文章中，劈头就讲：“作为一个基本上已经告别舞台的老演员，我所关心的不是个人艺术的长短得失，而是瞩目于新的一代接班人能否健康、迅速、保质保量地成长。”有了这种精神，自然就能甘当人梯，做到“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了。

（1987年）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逍遥游：庄子传/王充闾著.——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3941-0

Ⅰ.①逍…　Ⅱ.①王…　Ⅲ.①庄周（约前369～前286）——传记　Ⅳ.①B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7558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234mm

字　　数：390千字

印　　张：30.75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张　莹

装帧设计：张　莹

责任校对：吕志贵

ISBN 978-7-5470-3941-0

定　　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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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言

诗人哲学家

一

二

三

乡关何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遥想战国当年

一

二

三

四

不做牺牛

一

二

三

困踬乡园一布衣

一

二

三

四

善用减法

一

二

三

四

“要将宇宙看稊米”

一

二

三

故事大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拉圣人做“演员”

一

二

三

四

出国访问

一

二

三

四

失去对手的悲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讲道授徒

一

二

三

四

五

“道”的五张面孔

一

二

三

四

五

十大谜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结语

千古奇文

一

二

三

四

五

文化渊源

一

二

三

哲人其萎

一

二

三

四

五

身后哀荣

一

二

三

四

文脉传薪有后人

一

二

三

四

五

诗人咏庄

一

二

三

四

附录一：庄子行年简表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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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逍遥游”这个词语，深受我国古代先贤的青睐。庄子自不必说了，先于他，《诗经》中早就有“所谓伊人，于焉逍遥”，“羔裘逍遥”，“河上乎逍遥”之类的抒怀；而在他的身后，《楚辞》里“服清白以逍遥兮”，“聊逍遥兮播光”，“意逍遥兮欲归”云云，多得难以一一例举。至于“游”，在号称“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的《周易》中，就已经露了面；而在不足七万字的传世版本《庄子》中，竟出现了一百零八次，用于人名的还未计算在内。

继起的文人、学者，望风怀想，高咏低吟：“寄怀广莫（漠）外，任运逍遥游”；“所期逍遥游，一息视八荒”；“会当无何乡，同作逍遥游”；“聊为逍遥游，凌风听天籁”——把它作为一种人生志趣、生命境界、精神追求；大而关涉生命哲学、艺术哲学，小而揭示一种生活态度。

不过，任何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往往是一当引起重视了，便会招来许多人跟风逐浪，或为效颦学步，或为弄景添花，直至完全走样变形，失其故态。历史上，就曾出现过一些赶浪头的人竞相戴“逍遥巾”、穿“逍遥服”（稻畦帔）、乘“逍遥子”（轿）、坐“逍遥椅”的现象；至于兴建“逍遥台”、闲步“逍遥园”、隐居“逍遥馆”者，更是史不绝书。这就把“逍遥”一词用滥了，弄俗了，搞偏了。他们只是追逐物质形式，着眼于表象、实用，而忽略其精神蕴涵和内在本质，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庄子“逍遥游”的主旨。它使人联想到庄子及其学说遭到后世道教绑架、利用的悲剧命运。庄子之道，具有典型的形上品格，体现为一种重悟性、尚虚静、崇自然的人生境界状态，结果却被赋予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披上了宗教外衣；而庄子本人也由旷代哲人一变而为满身妖气的南华老仙。难怪宋代诗人黄庭坚慨乎其言：“漆园著书五十二，致意最在逍遥游。后来作者逐音响，百一未必知庄周！”知庄周者，百里无一，其他只是“逐音响”、捕风影，均不能得其要领，说来也是很悲凉的。

《庄子》一书，“致意最在逍遥游”，作者把它冠为首篇，意在通过多种形象比喻，开宗明义地昭示一己的“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人生观与生命观。这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弥漫于战国时期的文明异化、人性扭曲、心为物役、“世与道交相丧也”的生存环境中，如何从精神上、心灵上寻找出路，获取自由，追寻个体意识的觉醒，实现对自身局限性的超越，体现个人精神意志的自主选择，这是庄子的人生鹄的和终极追求。而以闲散不拘、优游自在、恬淡怡适、心无挂碍为基本标志的“逍遥游”，则被视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我之所以选取它作为庄子传记的书名，也正是因为舍此不足以映现传主的精神境界，难以概括其具有全息性质的不凭借外物、无任何拘缚的自由意志的内在蕴涵与本质特征。

应该说，对于《庄子》这部书，我还是充满了感情、倾注了心血的。自束发受书，展卷初读，于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去年春天，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统一安排下，受命撰写庄子文学传记，重新把卷研习，心惟手记，对于章节字句、义理辞采，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究。日夕寝馈其中，凡十六阅月，心无旁骛，亦未敢稍有懈怠。眼前这部三十几万字的书稿，算是对这段时间集中读书、思考、写作的一次系统的总结和综合性的汇报。

前人读书倡导“八面受敌法”，我之读《庄》、解《庄》，也是“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读前选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内容，依次推进。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不仅初步连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传主的身世、行迹、修为，而且从中读出了他的心声、意态、情怀，以至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寻索到一些解纽开栓的钥匙与登堂入室的门径。经过几度梳理、整合，像展开一把折扇那样，在传主这一轴心统领下，向外辐射式地伸出二十支扇股。亦即围绕着“逍遥游”这个主旨，按照这二十个大体上以传主生命流程为序，相互联结、彼此照应、互不重复、各有侧重的专题，逐一充实、撰写，一如劳蛛缀网，渐次成篇；并按照题材基本内涵，析为五组——

一至三章为第一组，开篇统照全局，对传主作绪论性的综述，然后分别就其国属、里籍和家世、身世以及社会时代背景，从空间、时间两方面做文章；四至七章为第二组，从传主精神追求、价值取向、胸襟视野、身份与个性特征诸方面，分章展述；八至十二章为第三组，从交游、出访、授徒、著书等侧面，叙写传主的出处与行迹；十三至十六章为第四组，突出传主哲学、文学方面特点与成就，发掘其吊诡、矛盾，追溯其思想文化渊源；十七至二十章为第五组，从庄子之死写到身后哀荣，薪尽火传，泽流百世。

传主的肖像，算是粗线条地勾勒出来了，无疑这是画手（作者）心灵感应、目光折射、意到笔随的产物。那么，这位两千三百年前的伟大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是不是真正地从历史册页中血脉贲张、意态鲜活地站立起来？能否基本上符合他的精神原貌？自己实在没有足够的把握，尚有待于读者和方家的鉴判。

这里想说两句话：一是，在我确已竭尽了全力；二是，背后凭恃一座强大的靠山。

写作过程中，依据《庄子》本文及相关史料，充分借鉴前辈与时贤的研究成果，悉心组织素材，反复斟酌弃取；以散文形式、写实手法，钩沉出处行迹，展现人物精神风貌；凡有细节勾勒、形象刻画，尽量注意出言有据、想象合理；征引寓言故事，取譬设喻，坚持抽象与具象结合；立论采取开放、兼容态度，展列不同观点，择其善者从之。转述《庄子》本文，按照实际需要，或原文摘引，或分段语译，均注篇名；引述原文，遇有难解字句，附以注释或意译。顾及文学作品特点，按编辑要求，尾注尽量作简化处理。

需要着重交代的是，语译、注释与研究评述，都曾参考了时贤与前辈的译《庄》、解《庄》、注《庄》、评《庄》著作；撰述中还大量引用、吸收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成稿之后，又得到了丛书编审委员会专家的精心指导。坦诚地说，如果不是凭恃上述基础条件，或者说是靠山，书之成否，未可知也。铭感之余，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水平与功力，错误与不足肯定不少，敬希批评指正。

2013年7月

诗人哲学家

一

我们的传主庄周老先生，按照名人辞典的界定，应该是“战国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这种定位，无疑是很完整、很规范、很标准的。不过，如果再个性化一点，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人哲学家”。

哲学与诗，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创造力的产物，它们以不同形式，共同诠释生命、彰显个性、演绎人生。历史上，真正伟大的哲学家，无不重视对艺术中的美的体验，其本体往往是诗性化的，而且，他们的哲学著作大都富于直觉的体悟，具有想象性、形象化与鲜明的个性色彩，有的还颇具浪漫的激情和狂恣的幻想。

哲学，不仅是理性思维的果实，它也常常是诗性思维的产物。也正是为此吧，所以，西方哲人甚至认为，只有诗人或者艺术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哲人。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闻一多先生对此有深切的体验，他说：“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庄子的哲学“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他所表现的感情既简单，又神秘，“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一个诗人”。在这里，诗，既是一个文学概念，也是一个哲学概念。

庄子接受感官的呼唤，放射出激情火花，又能随时运用理性的抽象，营造出幽思玄览。如果说，他从诗那里找到了灵感的源头；那么，哲学则使他获得了悟解的梯航。在他的身上，诗与哲学实现了有机统一，统一于对宇宙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与追问，统一于对庞大的外在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弃置，而着眼于对生命、对命运、对人性的形上思索和诗性表达。可以说，庄子的不朽杰作，是在一个诗性最匮乏的时代，却以其熠熠的诗性光辉，托载着思想洞见、人生感悟、生命体验，而泽被生民，垂范后世。

“诗人哲学家”之外，如果我们再推演一步，亦即普泛一点说，庄子又是一位“时代巨人”。这就引出了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的话题。

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神奇的现象：几乎在同一时期——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世界范围内几大文明古国，在相互隔绝、独立发展的情况下，都分别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中国有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他们对于人类所关切的宇宙、社会、人生等最高层次的根本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两千余年的漫漫征途中，润泽着人类饥渴的心灵。

雅斯贝尔斯认为，这是标志着人类意识觉醒、人类文明精神重大飞跃的时期。他突破了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对我们来说，轴心期成了一种尺度。在它的帮助下，我们衡量各种民族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意义”；“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此后的每一次新的飞跃，都会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原动力”。由于这几百年间成批出现了世界级的思想、文化巨人，所以，学者们又把它称作“巨人时代”。

在中国，最先关注这一奇特现象，并从文学方面予以阐释的是闻一多先生。在1943年，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理念六年之前，他就凭借其天才的直觉，敏锐地指出：“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

这个“巨人时代”，在中国恰值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无疑是典型的衰世、乱世与浊世，但它又是以“百家争鸣”为标志的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群星灿烂、光焰四射的文化昌盛期。现代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乱世衰世。所谓大人物，他不仅在当世，还要在身后，对历史有影响有作用”。比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孟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庄子，“其影响后代中国，实在大极了”。

记得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在谈到契诃夫的《樱桃园》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时，曾以“如来佛的掌心”作喻，说：“就是现在，有时也觉得是在他们的掌上似的”。这个说法很形象、很新颖，也很深刻，不过，只就一部剧作就做出如此绝高的评断，未免稍有过誉之嫌；但是，如果把这个比喻移植过来，用于那几位“中国历史上第一等大人物”，说是我们至今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从本源上讲，仍然没有跳出他们的掌心，大概还是确当、中肯的。

相对于东西方的其他文化巨人，庄子的哲学思想、思维取向，有其瑰奇特异、卓尔不群之处。

就学术内容看，古希腊哲学家，以求知而谈哲理，一般都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博大精深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其中许多人“上穷碧落三千界”，“不问苍生问本根”，探索的多是“万物究竟起源于水还是起源于火”之类的抽象问题。早于庄子二三百年的泰勒斯，一到夜间，就翘首企足，仰观天象，心神过于集中了，以致不慎坠入旁边一个水坑里，遭人嘲笑只顾关注天上的星辰，却忽视了身旁的一切。与古希腊哲人恰成对照，“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1]尤其是儒家学派，很少在纯精神领域中耗神费力、驰骋想象；他们所关注的都是人的社会性，世道人心，伦理教化，特别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一人生鹄的。

而集道家思想之大成的庄子，却能独辟蹊径，兼备二者之长，既关注天道、自然，又重视社会、人生。正是庄子，“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时空这对范畴，为时空下了定义，明确它在哲学上的意义”[2]。他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本末）者，宙也”[3]。庄子认为，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4]；道，“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②；道，凌于物际，超乎时空，充塞天地。——这些方面全都具有形上品格；而生命哲学，举凡人性、人生、命运、生命意识、心灵世界的感悟与认知，更是他所着意研索的课题。庄子哲学显现诗性特征，是充分个性化的，有些方面近于艺术；它重精神、重境界、重感悟；超越政治、现实，超越物质、功利，围绕着把握生命、张扬个性、崇尚自由而生发智慧，启动灵思。

就学术品格、精神境界看，庄子思想尤其可贵的是具有鲜明的包容性。在庄子看来，宇宙原自无始，世界没有绝对，事物皆是“固有所然，固有所可”，这正是交流、对话所应具有的容忍、理解、“进入对方”的那种品格。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庄子思想意境宽广，概念、观念、命题十分富足，易与异质文化形成多领域、多层次的接触面，构成交流、对话的语境；庄子思想为中国文化消化吸收异质文化提供了观念的通道、思想的桥梁。他既质疑一切固有的观念、模式，又以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学派的建树；庄子承认和尊重个体的差异性，以为各种事物、各种歧见“然与可”的判断，都各有成立的依据。作为中国第一部学术史，《庄子·天下》篇综述战国诸子的学说，对其中各家之评断相当公允，体现出宽容、开放的学术精神[5]。

相形之下，儒家学派就要褊狭得多，对于异质思想具有极大的排斥性。与庄子处于同时代的孟子，力辟杨墨，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到了后世，宗儒者韩愈更是变本加厉，对于佛老这一“异端”，在批判、制止的同时，还要“人其人（逼令还俗），火其书，庐其居（寺观改作民房）”，显现出一副势同水火、有我无彼、你死我活的纯然对立姿态。

庄子具有高远的精神境界和开阔的胸襟、视野。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庄子不是这样，什么先王的遗范、现世的礼制，在他的心目中，都缺乏应有的权威；而人身的偶像、神鬼的灵明，他更是不予理睬。至于那些“拘于虚（受空间限制，‘虚’同‘墟’）、笃于时（受时间限制）、束于教（束缚于仁义、礼教）”[6]等外在的框限和内在的束缚，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缠夹不清，甚至无法摆脱的；而在他那里，尽数得到了化解——“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他人非议），无鬼责（鬼神责备），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燿（炫耀），信矣而不期（期求）。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纯粹，其魂不罢（疲乏）。虚无恬惔，乃合天德（合乎自然禀性）。”[7]他的襟怀旷远，气魄绝大，他要“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8]；他要“登天游雾，挠挑无极（腾跃于无极之境）”[9]。他的目标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者”[10]。当代著名学者陈鼓应先生指出，庄子讲“至人无己”，这里的“己”，是指为功名、智巧、形骸、嗜欲所困缚的小我。“无己”，并非没有自我；乃是超越执于一偏的小我，扬弃世俗价值所拘系的小我，使自己从狭窄的局限中提升出来，而成为拥有大我的至人。这个大我，非生理我，非家庭我，亦非社会我，乃是达于天地境界的我，与万物相感通、相融和的我，亦即宇宙的大我。

庄子以其极度的清醒，本着超越世俗的价值标准，揭示了遭致遮蔽的生命真实，尖锐地指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何）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11]就是说，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举世的人沉溺于世俗奔逐，都为身外之物而改变本性，为某种目的而牺牲自己，无论其为伯夷式的“君子”，还是盗跖之类的“小人”，尽管所追索的目标不同，亮出的名堂各异，但就其损蚀本性、戕残生命来说，其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面对世界的荒谬、社会的黑暗、民生的疾苦，庄子并非高踞上游，迥隔尘凡，脱略世事，也不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同流合污；而是在与众生同游共处之中，坚持自我的价值取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12]，实现精神对现实的超越。《大宗师》篇中有“游方之内”与“游方之外”的说法，实际上讲的也就是入世与出世。庄子所秉持的，既非真正的入世，也不是纯然的出世，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游世”，或曰“间世”。逍遥尘垢外，“乘物以游心”。

他并不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实用价值，对现实功利不屑一顾，更无意践行儒家那一套“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方略；也不认同老子的政治道德，奉行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他拒绝参与政治活动，同统治者保持严格的距离；却又不同于上古的隐士许由、巢父，栖身岩穴，洁身自好，不预世事；也不像后世的佛门衲子那样遁入空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对于那种通过身心逃遁、精神麻醉以求得浮世安闲的取向，他是嗤之以鼻的。

作为首倡人的自由解放的伟大思想家，庄子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自然天性、逍遥境界为人生的终极价值；主张与道冥一，物我两忘，忘身忘心，不立名分。当代学者涂光社指出，“庄子学说是批判世俗伦常的哲学，是悟化的生命哲学——追寻精神自由和维护人类自然天性的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庄子最早以个体生命精神的自由为出发点，鼓吹士人从‘殉名’‘殉利’‘殉天下’的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他是“追求精神自由并欲穷究其真谛的第一人，全面批判‘文明’进程中人性‘异化’的第一人，关注生死和精神营卫，力图揭示生命意义以及演化规律的第一人，深入考察精神现象，揭示美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第一人”。

在庄子看来，万物本乎自然，一切都是相对而存在的；万物本齐，物我可泯，死生一如，有无、大小、美丑、是非，无不处于相对状态；唯于生命自由、精神解放持绝对态度。这种不依凭任何条件的“无待”的绝对自由，尽管不过是停留在精神层面上的一种理念，但在天下滔滔、举世迷狂的时代，面对颠倒众生的心为物役、人性异化的残酷现实，仍不失为一副净化灵魂、澡雪精神、提振人心的清凉剂。也正是这种绝对自由的精神追求与思想理念，使他获致了一种超拔境界与恢弘气象。宇宙千般，人间万象，在庄子的视线内，物我限界一体泯除，时空阻滞化为乌有，大小不拘，久暂无碍，通天入地，变幻无穷。

二

历史上，天才思想家有两种类型：一类犹如北斗之类的恒星，终古如斯，照临着遥夜；一类像划破夜空的流星，冲入大气层之后，在剧烈的摩擦中发出耀眼的光华，倏忽消逝。

庄子无疑属于前一类。

他所沾溉于后人的，无论其为哲学思想，抑或是文学、美学，都可以说是恒久的。其影响所及，主要是读书士人，或曰知识分子。在中华大地上，历朝历代的文人，向来都喜欢他，以至有人讲，三天不读《庄子》，就感到“舌根子硬”。这里也包括那些“崇文之主”——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算是典型的一个。鉴于《庄子》一书“文理可尚，但传写讹舛”，他曾诏令词臣详加“校定”。一次，真宗宴会近臣，语及《庄子》，遂命将《秋水》篇奉上，当即有一着绿衣、梳翠鬟的女童上前朗朗诵读。为此，闻一多先生曾赞许赵恒为“最善解《庄子》”者。

从前的读书士子，未曾诵读过《庄子》、言说过《庄子》的，恐怕是少之又少。鲁迅先生有言：“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林语堂先生说得更加斩截：“官吏尊孔，而作家、诗人崇尚庄子。”

即便是那些崇儒之士，甚至对于道家心怀怨怼的人，他们也大都对庄子其人其书颇感兴趣，就连“儒家的内阁总理大臣”朱熹[13]也不例外。朱夫子分明晓得庄子专门掘他的“祖坟”，而他却偏偏对其爱赏不置，尤其佩服庄子的学识、文采。他说：“庄子是一个大秀才，他事事识得”；“庄子文章只顺口流出，煞高！”

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表明，分别以官方思想与民间思想为其本质特征的儒道两家，既有对立、对抗的一面，也有互通、互补的一面。庄子哲学对于文士的精神导引、心灵抚慰作用，正是在儒道互补与对立的“张力场”中大显身手的。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之一，它在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与孔孟之道同生共长，相互呼应，或交替，或交锋，或交错，或交融，时隐时显，忽断忽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当代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指出：“庄子水平最高，提出的问题多而且深刻，是汉代以后所不及的。”他还说，庄子倡导的自由精神——摆脱功名利禄、金钱权力等外在的种种束缚而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超越；老庄共同提出的“无为”思想——抵制统治者对民众、对社会、对自然的过度干预，这些方面都是极富现实针对性和普世价值的。

中国士人的价值取向，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开放多元，自古就以从政做官为正宗，甚至是唯一选择，因此，解褐入仕的意识特别执着、强烈，以致争相求进，相互倾轧。庄子摆脱功名利禄、“不为有国者所羁”的思想，对此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同时，提供了一条与登龙入仕大相径庭的回归自然本真、回归生命本体、超越世俗功利的人生道路。

读《庄》、解《庄》，有不同的层次，取舍万殊，门径各异，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但归根结底，还应和人生观、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就是说，应该着眼于人生境界、生命智慧，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知识层面上。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事例：

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非凡的功业，又要做天地间的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超越；这样，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外在的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为树立高大、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他从切身体验出发，感慨祸福无常，升沉难料，因此，特别欣赏《庄子·让王》篇中的不邀功、不窃禄、恪守本分的楚人屠羊说，表示要“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他还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

脉象把得很准，处方也开得正确，说明他的头脑非常清醒，确是绝顶聪明。无奈，生命是不能模仿的。他从庄子那里获取的只是认知，只是见识，而无关乎自己的个性，无关乎人生境界。个性与价值观决定了，他只能在那里徒唤奈何，最后依然找不到自我。当然，如果他真的按照庄子说的去做，真的能拜屠羊说为师，真的“在一‘淡’字上着意”，剔除太切的名心、太重的俗见，那他还是“用破一生心”的曾国藩吗？

林语堂先生曾经设想：“如果希特勒在猛扑之前有一些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累积到了满溢，不如及时停止）的智慧，人类就不会空洒那么多的鲜血。”这可就显得过于天真，未免有些学究气了。以“战争魔王”希特勒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怎么可能具有“持盈保泰”、“知止不殆”的道家思想呢？充其量只能挂在嘴上，用一句俗话来形容，是“老虎挂念珠——假装正经”。当然，希特勒就是希特勒，他才不会去“挂”去“装”哩！

庄子哲学是艰难时世的产物，体现了应对乱世的生命智慧。庄子无意逃避现实，但也不取凌厉进击、战胜攻取的强者姿态，唯以坚守本性、维护自由为无上律令。他所探究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在乱世、浊世、衰世中养性全生、摆脱困境，其中涵括了也饱蕴着一代哲人对其所遭遇的种种痛苦的独特生命体验。

“人世难逢开口笑”，“新鬼烦冤旧鬼哭”。这样，每逢灾祸频仍的时日，那些处于“倒悬”之境的士子，穷途失意的文人，或者虽曾春风得意、后来却屡经颠踬磨难而豁然开悟的“过来人”，几度沧桑历遍，世事从头数来，他们都会想起《庄子》中那些警策的教示，祈望从中获取灵魂的慰安、心理的平衡，寻求解脱的路径、生命的皈依。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庄子》是失意者的《圣经》。它告诉人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活下去，可以从另一种视角看待问题、观察事物。长期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有言：“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在失意的时候是道家。道家这种‘以退为退’‘顺应自然’的态度，曾经减轻了中国人在失意的时候的苦恼，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苦中的乐趣。”

明朝万历年间有位学者名叫冯梦桢，曾经说过：“余弱冠时，所遭多变，掩户日读庄（周）文、郭（象）注，沉面濡首，废应酬者几两月，嗣遂如痴如狂，不复与家人忤，亦遂不与世忤，一切委顿，萧然至今。”此人年轻时仕途多舛，快到三十岁了才中进士，一度飞黄腾达，后“因伤于流言蜚语”而辞官归隐。这样，庄子的逍遥游世、随遇而安的思想，遂成为他化解戾气，“不与世忤”的药石。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还讲过这样一番人生经历：

忆余二十一岁时，病咯血，失眠六夕，且殆。忽忆及《南华》‘恶知乎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因自笑曰：今日之病，予为丽姬入晋时矣。竟废书而酣寝。医至诊脉，大异曰：愈矣！余曰：《南华》之力也。

今年六月后，病癃不得前后溲，在医院中读自注之《南华》，倏然卧以待死，一无所恋已，得善药而愈，距咯血时盖五十年矣。然则《南华》一书，固与余相终始乎？

这里讲了他五十年间，几次以《南华经》（即《庄子》）为“善药”，治愈咯血、失眠与肢体麻木的切身体验。文中引述了《齐物论》中“丽姬入晋”的故事：艾地封疆守者的女儿丽姬，为晋国国君所迎娶，开始时哭得衣襟都湿透了；待到入宫之后，与国君同睡一床，共享美味，才后悔当初不该哭泣。庄子以此为喻，说：“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我怎能知道死去的人不后悔自己当初努力求生呢）！”而林氏以丽姬为喻，同样也是说，参透了生死，无所忧伤，无所顾念，因而得以酣然入睡，结果病痛竟不治而愈。

《庄子》竟然成为疗疾祛病的“善药”，难怪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要说，“道家文化很像药店”，“身体健康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在意药店在哪里，生了病马上想到的，就是药店或者医院”。那么，儒家文化呢？他也说了，是“日常生活中的粮食店”，人要活下去，每天都离不开五谷杂粮。就此，我也悟解了宋代诗人李洪说的“《南华》一卷是医王”的道理。

诚然，说庄子能够治疗疾病，不要说他人会视为天外奇谈；恐怕连他本人也绝对没有想到。他一不是救苦救难的南海大士观音菩萨，他没有祛除人间千灾百病的神奇法术；二不是神医国手，不具备扁鹊、仓公那样手到病除的本领，甚至对把脉之法、岐黄之术也毫无研究。就是说，他不能“戡天役物”，救死扶伤，没有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本事。他的思想，他的学问，他的功力，主要是作用于心灵层面与精神境界，也就是通过释放精神能量，使身处困境的人群在逍遥畅游中卸却种种负累，解脱重重羁绊。——如果用医学术语来表述，可说是起到一种“消结化瘀”、“疏肝理气”的作用。

庄子有言：“兵莫憯于志，镆铘为下；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14]其意若曰：兵器没有比心意更锐利的，莫邪良剑还在其次；伤人没有甚于阴阳的，充满于天地之间。其实，并不是阴阳来伤害的，乃是人们心神自扰，而使自身受到伤害。心病的产生来自于心神自扰，源于自身的烦乱。

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层。《黄帝内经》有“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已经病倒了，当然需要治，能够治好也十分可贵，但这终究属于被动应对；而“治未病”，亦即在患病之前早自为计，事先掌握预防的主动权，方为上策。《庄子》一书正是这样，其作用乃在于醒世、觉迷，释疑、解套，能够启发人们增长智慧，识机在先，获得一种解除外在枷锁与心中魔鬼的困扰，疗治精神创伤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视角。

醒世、觉迷，释疑、解套，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以超越的眼光、豁达的心胸、高远的境界来观察和处理客观事物。德国哲学家尼采有言：“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不要说处于人祸连绵、战乱频仍的乱世，人们的心灵滴血，饱受创伤；即便是太平年月，在正常情况下，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完全摆脱精神的困境：

首先，人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存在，不仅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而且，很难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悠哉，辗转反侧”。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身为形役，所谓“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

其次，人生多故，世事沧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人心处无二三”。荣与辱、顺与逆、成与毁、得与失，相伴而生，随时为变。每一番颠折的结果，带来的都是痛苦与烦恼。

其三，人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动物。纵使自身未曾面对生死大限，亲人、友好间的生离死别、浮沉聚散，也依然会带来愁苦悲伤。

其四，嫉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也在时时作祟，给心灵带来种种愁烦[15]、般般痛苦。

那么，如何才能消解与摆脱这些内心酿造的苦闷与忧伤呢？这就用得上《庄子》了。人们常说，“既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现在急需的就是要“放得下”。庄子的哲学思想，可以为“放得下”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

英国历史学家饶列说：“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确实如此。常人也好，伟人也好，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罹患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过几次，就会领悟到许多过去从未思考过或者经常被忽略的道理。如果不是正常状态下的自由公民，而是贪官污吏，罪犯刑徒，这类体验则更多地来自于锒铛入狱，镣铐加身。平时颐指气使，气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濒临死境或者失去自由的时刻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无论其为万亿富翁，还是高官显宦，到头来同穷光蛋、拾荒者并没有多少差别。什么赫赫威名、巍巍权势，什么豪宅别墅、名表名车，什么金条银锭、粉黛佳姝，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转眼之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疯狂聚敛，贪得无餍，恣意搜求，究竟所为何来？

问题在于，人若是都得等到行将就木或者身陷囹圄之际方才觉醒，岂不是为时太晚了吗？因此，最佳选择还是这种“红尘解悟”，能够早些，早些，再早些。

那么，从读《庄》、解《庄》中，是否有望提前获得一些启悟和警示呢？

比如，领会“削迹捐势，不为功名”，“物物而不物于物（主宰外物而不为外物所宰制），则胡可得而累邪”[16]的深刻蕴涵，能不能有助于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呢？

比如，记取庄子说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阳光掠过空隙），忽然而已”，“此身非吾有也”[17]的警世恒言，是否可以看清世事，厌弃奢华，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超脱一些，从而自觉地戒贪渎、“不伸手”，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呢？

再比如，庄子说过：“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18]；“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19]——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这种人生的有限性，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懂得了这一点，是否有望在现实生活中“多做些减法，少做些加法”呢？

——从平衡心态上做文章，防止和避免认识上的绝对化。在庄子看来，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失去，从另一面来看却是获得；一件东西的生成，对另一件东西来说是毁损。“以道观之，物无贵贱”[20]。在“道”的世界里，事物是齐一的，并无本质的差别。而且，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与流转之中；人生的种种际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视角不同，衡量标准有异，情况、状态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看开了这个道理，自然会化解许许多多胸中积闷、眼底波澜，使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明代诗人祝允明有“医经士典都余策，一卷《南华》万物平”之句。

北宋大文豪苏轼深得庄学三昧，他在《超然台记》中说：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遮蔽）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顺应自然，以理化情。庄子强调，“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这并非说，要完全杜绝七情六欲；而是主张种种情感应该因应自然、顺化自然，并且能够融理性于情感之中，做到以理化情。他说：“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1]。冯友兰先生说，在庄子看来，情对于人，是一种束缚，而理（理性与理解），则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化解，进而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结果，就是得到了自由。

——游心于恬淡之境，清静无为，顺着事物的自然本性而不用私意。虚静其心，用心若镜。《应帝王》篇讲，不要占有名声，不要暗藏机谋，不要承担负累，不要运用智力；体会无穷无尽的变化，逍遥于无迹无象的境界，完全活出属于自己的本色来。用心应该像镜子一样，对外物的来去，既不送也不迎，只反照回应而不收藏，且随时清场，不留存前尘往迹。这样，就能够承受万物变化而没有任何损伤。这段原文是这样的：“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文字比较艰深一些，但内蕴十分丰富。

这些都是超拔于智能、认知层面的，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心性修养。以此来观照客观事物，处置人生课题，就会摆脱种种烦恼，除掉无谓纠缠，免去般般计较。

清人吴世尚在《庄子解·序》中评论：“吾观庄子之文，最为入情入理，高处着眼，大处起议，空处落笔，淡处措想。”应该说，这是十分精到的概括。

三

同轴心时代其他思想巨擘一样，庄子及其哲学占据着三个制高点：

一是居于古代巨人时代的峰值位置，既标志着人类意识的大觉醒，更参与实现了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春秋末期以降，直到战国中后期，哲人、泰斗相继登场，天才杰作、经典著述层见错出。在这种众声喧哗，群星聚耀的情势下，任何一个思想家，要想秀出群伦，独张胜帜，是艰难无比的。庄子在哲学（当然还有文学）方面的骄人创获，实属一个罕见的特例。

二是具有普世性的品格。庄子从宏观现实出发，基于人的本性和人类共时处境的思考所提出的自然观；其生命哲学关于生命现象的思考，关于生命精神的积极营卫；以及追求自由精神，防止和克服人性的异化——这些方面都具有跨地域、跨时代的普世价值。

三是生命力的持久。时间，显然于庄子有利，因为哲学也好，文学也好，只要能反映本质、诠释人性，生命力都是最长久的。庄子的思想、精神，植根于人的根本属性，不依托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也不受地域、种族的框限，因而不会因时因地而改变。作为体现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帮助世人从东方古老的智慧中寻求现代的灵感。

一切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当代性。20世纪以来，庄子的生命智慧及其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视角，逐渐引起世人的重视，其当代性、普世性价值正在日益充分地显现出来。比如，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下，人类主体的最大丧失是自我的丧失、本性的丧失；而庄子思想所给予我们的珍贵启示，恰是通过弘扬自由精神、实现精神的超越，寻找与确立本真的自我。再如，大批有识之士期待着通过创造性地解读《庄子》，特别是围绕“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问题，寻求解决现代所面临的一系列世界性课题的途径。钱穆先生指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西方人喜欢把“天”和“人”割离开分别来讲，把“天命”与“人生”别分为二，分作两个层次、两个场面，分别各有所归，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

当代学者彭定安先生指出，伴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经济、高福利生活以及由此“三高”所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时代危机、社会弊端、人类困境，引起了人们的“三大反思”：针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大破坏、传统的过度流失、人类本性的摧残所引发的对于现代化的深切反思；针对科技在迅猛发展中带来的负面效应所引发的对于科技战略、科技思想的深切反思；针对人类生存中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权力、金钱、享乐、感官刺激的膨胀所引发的对于最佳生活方式的深切反思；在此基础上，同时提出了向自然、向传统、向相对朴素生活的“三个适度回归”的设想。

应该说，深切反思也好，适度回归也好，它们的诸多内涵，我们都能从道家哲学特别是《庄子》一书中找到新的思想契机与理论资源。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就以其天才的预见，敏锐地觉察到人在物质层面日益进化，而在精神层面却日渐退化的趋势；指出作为人的异己力量，物质技术正在成为人性异化的本源；他在由衷地赏鉴出神入化的各种手工技艺的同时，提醒人们警惕智能竞争、滥用技术而导致的“人为物役”的后果；他从自然、社会、人生诸多方面，预见到技术与道相违、使人异化的弊端，发出了“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22]的严正警告，呼唤回归本真，回归先民的未被功利、权势、知识、智谋污染过的“赤子”情怀。

崇尚自然，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这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这个“自然”应该是广义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盖自然境界，并具有本性、本然、本根的内蕴。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大量属于人化的自然。为了使环境更适合于生存、发展，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自始就极尽其重塑自然、改造自然之能事。而人类的行为绝不是无影灯，光亮的背后总伴有一片黑暗。这样，在获致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过度的开发、攫取，也带来了无穷的祸患。英国现代派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艾略特在20世纪30年代就心情沉重地指出：“由于毫无节制地实行工业化，正在导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资源的匮乏；而我们大多数的物质进步，则是一种使若干代以后的人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进步。”天道好还，施无不报。于今，人类已经踏上了追逐财富与贪图舒适的不归路，结果，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也“物化”了自己，“醉中忘却来时路”，“反认他乡是故乡”。

庄子曾明确提出：“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23]他把顺应自然所赋予的本来面目，作为人生的根本依据。他看重人类的尊严，但反对以人为中心，认为人于自然万物，无异于“毫末之在于马体”；他看重自我，提倡个性张扬、精神解放，但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其最高生命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4]。他呼吁：要摆脱狭小的视界，突破以人的标准为中心的框限；站在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的高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就此，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曼·罗兰予以高度评价：“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学家。”

面对“以人害天”、“人为物化”，人们肆意干预自然的严酷现实，庄子在《秋水》篇借助北海若之口，大声疾呼：“无以人灭天，无以故（智巧）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返）其真。”指出天地之间皆有其自然之造化，不能失其所养。但是，这类空谷足音般的提醒与呼唤，千百年来，却很少得到认同与响应。其原因，在于缺乏痛切的感知，正如《镜花缘》中所说的：“福近易知，祸远难见。”科技成果的应用，益处当下可见，而其危害和所付出的代价——生态环境的恶化，这种结构性的变迁，具有累积性、叠加性，要经历一个分散的、渐进的漫长过程，宛如“温水煮青蛙”一般，世人不易体察，以致疏于警觉、疏于戒备。

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石破天惊一般抛出一部《寂静的春天》，指出潜伏在我们环境中的重重灾难，完全是由“现代的生活方式发展起来之后，由我们自己导入人类世界的”；强烈呼吁要把地球与人类从贪欲、从技术的陷阱中拯救出来。它像茫茫暗夜中的一束强光、一声呐喊，使广大公众悚然惊寤。尽管当时遭到了围攻与恫吓，终究还是在人们的头脑中注入了新的意识：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对于科技的负面效应提高了警觉。于今又过去了半个世纪，人们对于科技的“双刃剑”特性，对于过度开发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的深度破坏，特别是损害人类健康、戕残人性的灾难性后果，总算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德国物理学家兼思想家、诺贝尔奖得主海森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曾在多次演讲中，援引庄子关于“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会干扰、破坏灵魂的纯朴与宁静的论述。他在《当代物理学的自然图像》中说：“很清楚，这则古老故事包含了许多智慧，因为‘灵魂追寻’中的这种‘不确定性’，也许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我们现代危机中的人的状况。”

现在，就世界范围来说，地球母亲已经到了疮痍满目、遍体鳞伤的地步；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下，更是加倍地承受着发达国家以高能耗、高代价、高污染为特征的“物化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劫难。言念及此，我们重温一番庄子的“顺物自然”、“人与天一”、“天与人不相胜”、“无以人灭天”等一系列生态哲学主张，以及由此衍生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该是何等亲切，又是何等警策、何等震撼啊！

庄子思想的普世价值，在域外的文学艺术界，同样产生强烈的反响。

美国作家梭罗在生活的坎坷、意志的顽强以及个性的坚守方面，与庄子有其相似之处。他赞同《庄子》中的很多见解，尤其崇尚庄子旷放自得的精神生活，向往、追寻庄子所倡导的清新、空灵、诗意、简约的生活方式：期望从蛙鼓声声、鸟鸣嘤嘤中得到欢愉，在晨曦暮霭、朗月清风里收获宁静，决意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告诫世人不要为纷繁复杂的俗务所迷惑，以致失去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他曾孤身一人跑到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自建了一个小木屋，在周围隙地种植玉米、豆类、萝卜和马铃薯，自食其力，过着原始、简朴的生活，总共住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他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于今，近两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小木屋以及瓦尔登湖，已经成为融入大自然、疏离社会群体和挑战物质文明、告别城市喧嚣的一种象征。

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对于庄子——用他的话说，“这个生活在黄河边上，长着一双杏眼的智者”——由衷地崇拜。“他有幸得到一本当时最好的《庄子》英译本，读完之后，竟然进入一种如痴如醉的状态，并且著文向国人介绍他在《庄子》中的伟大发现：‘如果你们真正了解了庄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一定会吃惊得发抖的！在我看来，我们中的任何人，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庄子那摧毁性批评的巨大力量，他的民族自傲心就会立即消失殆尽的。’”[25]王尔德还曾说过：“这部完成于两千年前的中国书，对欧洲人来说，依然早了两千年。”这说明，作为一种永恒的存在，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不仅超越了地域的空间，也超越了历史的时间。

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成功地借鉴中国戏剧艺术经验，特别是从庄子那里汲取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他像当年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和研究《庄子》，不仅从中获得表现主义戏剧的理论支撑，而且激活了创造性思维，开阔了学术视野，从哲学层面上推进了认知的深度与广度，从而“由一个欧洲人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人”。对于《庄子》这部哲学杰作，他是五体投地地折服，曾说：“这样的书，在我们这里再也写不出来了，因为缺乏这种智慧。人们只能在自家的作坊里炮制思想，结果这种思想总也摆脱不了迂腐气息。”他在《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例外与常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等多部剧作中，引进了《庄子》的思想蕴涵，通过“古为今用”、“中为西用”的高明手段，使其戏剧作品既增添了艺术情趣，又散发着迷人的哲学魅力，成为西方文艺家中仅见的“曲翻古调填今事，义探新思改旧观”的一个典范。

而作为痴迷的说梦者，阿根廷的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对于庄子更是顶礼膜拜，推崇备至。早在青年时代，他就通过一个英译本，潜心研索《庄子》，并在作品中屡屡引用。从有关资料中得知，他对《天下》篇中讲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无限着迷；“庄周梦蝶”的寓言故事，更使他悠然神往，竟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向他的老师、阿根廷著名作家马塞多尼奥讲解，并把它写进作品《漆手杖》里：“我瞅着它，我想起了庄子。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后不知道究竟是人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人。”他还把《齐物论》中“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尔后知此其大梦也”这一论述，作为小说《圆形废墟》的主题。在小说《另一个我》中，描述1969年2月的一个上午，在英国剑桥，他遇见了1914年在日内瓦的自己。为了证明二者是同一人，1969年的博氏谈了他于1914年在日内瓦的往事，而1914年的博氏却说，这达不到证明的效果，“如果我梦见了你，你当然会知道我的事情。”1969年的博氏只好说：“若是今天上午和我们的会面都是梦境，那么，我们都得相信自己既是做梦人，同时也是梦中人。也许我们已经清醒，也许我们还在做梦。”他真是把庄子哲理美文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论者认为，博尔赫斯的文学创作，成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早在20世纪30年代，博尔赫斯就写出了《叙事的艺术与魔幻》的论文；日后，更以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使东西方文学界霑益无穷。可是，他却谦虚地说：“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两千多年前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无愧。”

墨西哥的著名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斯，对于庄子也是殷殷眷注、拳拳服膺。1964年，他与法国姑娘玛丽·何塞结婚，在赠诗中，他将爱侣与自己共同镶嵌进庄子的“蝴蝶梦”里：

一只蝴蝶在汽车丛中/飞来飞去

玛丽·何塞对我说

那一定是庄子/正路过纽约

但那只蝴蝶/不知道是梦见成为庄子的蝴蝶

还是梦见成为蝴蝶的庄子

蝴蝶不会疑惑/它自在飞舞

帕斯曾深情灼灼地说：“我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是位中国人——庄子。我的确认为他对我们有用。我推荐所有人都读读庄子的书，它与蒙田的著作一样重要。”在16世纪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很少有人像法国的蒙田那样受到现代人的普遍尊崇和接受，所以，帕斯把庄子同他相提并论。

实际上，域外研究庄子、崇敬庄子的文人、学者，绝不止于上述几位，人们还可以随便地举出很多。比如，苏联时期那位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就曾说过：“不久前，我被一篇中国小说中的语词震慑住了。一个人梦见一只蝴蝶，醒来之后他便陷入沉思，不知是他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他。”这里说的无疑是庄子。在这位文艺批评家看来，那个古老的“蝶梦寓言”，就是一篇精短小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也曾多次说过：“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出在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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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那些发生在过去的时段，曾经被所谓“相斫书”或“断烂朝报”所大书特书的人和事，无论其为王朝递嬗，列国争锋，还是祸起萧墙，沙场喋血，都在终古如斯的时序迁流中，随着历史帷幕的落下，统统地收场了，除了一抹斜阳落照，几块断碣残碑，任何影子也没有留下，后世之人早已淡忘如遗；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智者，关于社会、自然、人生，人性、心灵、命运等课题的思考与阐释，却仍然像磁石一般，强有力地吸引着千秋万代的来人。庄子乃其佼佼者。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伟大人物可以塑造一个时代；而一般的人只能被时代所塑造。无疑，庄子是伟大的，但他却既未能、也根本不想通过事功去影响社会、塑造时代；当然也谈不上“被时代所塑造”。他，只是自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我。他从来都不是公众人物，终其一生都与世俗观念相忤，更不屑于为着那些身外之物而营谋、奔走；他的最高需求只是身心自由。《养生主》篇讲，一种生活在水泽边上的野鸡，虽然谋食比较艰难，但也不希求被畜养在笼中。那样，尽管物质生活充盈，但却失去自由，因此，很没有意思。原文是：“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旺），不善也。”这可以看作是庄子的自白，或者自画像。

应该说，他的一生，是过得足够的轻松自在，足够的自得自足，足够的从容潇洒的。

现代著名学者钱宾四先生说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往往有并无事业表现，而其人实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文化传统中的大人物，他们承前启后，从文化传统来讲，各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庄子正是如此。在苦涩的“人间世”，做超越的“逍遥游”；他在为后世创辟了一条回归生命本体的路径，开启了一扇走出生命“围城”的门户之后，便像清风、白云一般飘然而去，没有留下一丝身影、一行脚印。

这样一来，就使我们所筹谋的穿越藐远、神秘的时空隧道，追寻他那幽渺虚灵的踪迹，进而直窥灵府的堂奥，充满了艰巨性和复杂性。

[1]陈寅恪语。

[2]任继愈论庄子。

[3]《庚桑楚》。

[4]《大宗师》。

[5]崔大华、涂光社等。

[6]《秋水》。

[7]《刻意》。

[8]《齐物论》。

[9]《大宗师》。

[10]《逍遥游》。

[11]《骈拇》。

[12]《外物》。

[13]冯友兰语。

[14]《庚桑楚》。

[15]《山木》。

[16]《庚桑楚》。

[17]《知北游》。

[18]《知北游》。

[19]《秋水》。

[20]《秋水》。

[21]《德充符》。

[22]《天地》。

[23]《骈拇》。

[24]《齐物论》。

[25]滕守尧：《文学的边缘》。

乡关何处

一

我国文化传统讲究“知人论世”；孟老夫子就强调：“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

我曾多次设想，有朝一日，我要走进庄子的故里，踏着他的屐痕，实地考察一番中原大地，体味他的灵思，亲炙他的遗泽。这个愿景终于可望实现了，可是成行之日，却又有些踌躇、甚至茫然，因为找不到立足的“原点”，弄不清楚他究竟“乡关何处”，像宋人诗中所说的：“翁也家何在？悠然天地间！”于是，就坐下来阅读有关历史资料、学术论文。岂料，不看还好，看得多了，反而弄得蒙头转向——歧见纷呈，无所适从，引用一句《左传》中的成语，真是“治丝益棼”了。

记述庄子的行迹，最早也最具权威性的当属《史记》。司马迁是历史上最为谨严的一位史学家，被誉为“史界之造物主”。他的生年上距庄子辞世不到一百五十年，而且，曾南游江淮，北涉汶泗，“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1]。其间，肯定亲自访察过庄子生前到过的许多地方，接触过大量的前尘遗迹与故老传闻。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见诸文字——他未曾为庄子专门立传，只是在《老子韩非列传》中，附笔记叙了二百三十四个字，堪称“惜墨如金”。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种解释是，司马迁继承他父亲《论六家要旨》中的思想，推崇“黄老之学”，接受道家无为而治，“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主张，但落脚点在于“治世”，在于“务为治”；而对“芴漠无形，变化无常”，“大抵率寓言也”的《庄子》，则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甚至连真正体现庄子思想的“内七篇”，在本传中都只字未提。司马迁秉持儒道互补的立场，把儒家积极进取的阳刚精神和道家清静寡欲的阴柔气质统一起来，兼取二者之长，而自成一家之言。关于孔子，尽管他也有所批评，但主导方面是尊崇的；因此，对于《庄子》中的“诋孔子之徒”、“剽剥儒墨”方面的论述，未必完全认同。

另外一种解释是，相比较而言，庄子当时的知名度还不算太高，“毕生寂寞”，“死后还埋没了很长的时间。西汉人讲黄老而不讲老庄”，“两汉竟没有注《庄子》的”[2]。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否则，就不易理解，连上古的许由，太史公还要登箕山访其墓冢；为踏察战国时魏信陵公子“不耻下交”，礼遇侯嬴的遗迹，他还“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垂涕想见其为人”。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庄子却只是淡淡地写下了三个字：“蒙人也”，既未标明他是哪国人，也没有交代“蒙”所在的地域。这在先秦诸子的几位大家中，应属特例，比如老子，详细到国、县、乡、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他如：“孟子者，邹人也”；“荀卿，赵人”。这样一来，关于庄子的国属、故里，就给后代学人留下了一个特大的谜团，以致众说纷纭，言人人殊。

在这种情况下，历代治庄学者就只好到他的著作中去钩沉、寻索了。当然，这也并非易事。晋人郭象在《庄子序》中就曾说过，观其书，自以为“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惚怳之庭矣”，“遂绵邈清遐，去离尘埃，而返冥极者也”，说得神乎其神，令人望而却步。但舍此更无他途，毕竟原著中还是闪现着作者不灭的灵魂，依稀散发着微煦的体温，留存了他大量的生命印迹。

首先，从书中考察庄子的国属。

《列御寇》篇有宋人曹商“返于宋，见庄子”的记载；又谓：“人有见宋王者，锡（通“赐”）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稚（傲慢）庄子”，这足以证明庄子乃是宋国人。再就是，《史记·宋微子世家》篇，有唐人司马贞的《索隐》，里面征引了一段《庄子》佚文：“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蒙人止之”。桓侯当时是宋国君主，名字叫“辟”，而前驱开道的人不知，径直呼“辟”（让行人避道、回避）。蒙人出于对国君的敬畏，遂出面制止这种无礼行为。可见，战国时蒙地属于宋国；而且，“未出城门”，就有蒙人制止呼“辟”，说明蒙地距离宋国都城很近。

韩非出生于战国末期，略晚于庄子，他在《难三》篇中引述：“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意思是，如果认为善射的后羿能够见雀必得，不漏一个，那就错了；可是，若是以天下为网罗，那雀可就无所逃了。此语出自《庄子·庚桑楚》篇，可见“宋人”系指庄子。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别录》云：“庄子者，宋之蒙人也。”其后，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句注云：“名周，宋人。”东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写过一篇《髑髅赋》，里面拟庄子自白：“吾宋人也，姓庄名周。”东汉时人高诱注《吕氏春秋》、《淮南子》亦云：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也。出生于东汉末年的皇甫谧在《高士传》中也说：“庄周者，宋之蒙人也。”看得出来，两汉人士对于庄子出生于“蒙”，“蒙”属宋地，是一体认同的。而且，这一结论也为晋、唐时期绝大多数治庄学者所接受。比如，西晋著名学者兼军事家杜预就说：“宋国梁地有蒙县，蒙为宋县，可知（庄）周为宋人。”

宋国，为商纣王的庶兄微子的封地，都城设在商丘。其疆域在今河南东部，并领有山东、江苏、安徽一部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国势日衰，辖区有所缩小，但直到灭亡之前，宋国始终拥有商丘及蒙地。这里一直处于南北文化的交汇、对接地带。由于土地平旷，交通便利，与周边各国往来频繁，因而形成了以殷商文化为基础，以道家文化为核心，广泛接受多种文化影响的特色独具的文化质素。

庄子为宋人，在唐代之前已经成为定论，并无异议；但是，宋代以还，开始出现了不同说法。首倡“楚蒙说”的为北宋的乐史，接下来，王安石、苏轼、张耒，南宋的罗愿、郑樵、朱熹，明代的归有光，清初的王夫之，现代的王国维，都认定庄子出生地之“蒙”，在楚而不在宋。此外，还有“梁蒙说”、“齐蒙说”、“鲁蒙说”相继出现。初唐的魏徵在《隋书·经籍志》中，即有“梁漆园吏庄周”的说法；陆德明也说，庄子“梁国蒙县人也”。主张庄子为齐人的，古时有南朝僧人智匠，今人有教授蔡德贵等；主张“鲁蒙说”者有近人王树荣等。但二说影响有限，从之者甚少。

二

除了国属，争议最多的是庄子的出生地，也就是“乡关何处”。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各地对文化名人加倍重视，竞相挖掘这类文化资源，延请专家学者参与认证，从而论辩此伏彼起，争竞不休。概括起来，大致有“河南商丘说”、“河南民权（考城）说”、“山东曹州说”、“山东东明说”、“安徽蒙城说”五种。

我于1997年、2005年、2012年，曾前后三次，带上《庄子》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战国卷》，还有一些治庄学者的论辩文章，耗时近一个月，往返于南北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公里的狭长地带，踏访了上述这些地区。

三次访察的重点有所不同，方法各异：

第一次是按照传闻中的庄子遗迹，定点、聚焦，实地访察，去了商丘、开封、曹州、凤阳（濠梁）等地，获取了一些直观印象；

第二次，按照《庄子》一书中提供的线索和现当代学者考证资料及制订的庄子活动年表，北起曲阜、淄博、菏泽，中经商丘、开封，南下淮北蚌埠，旁及邯郸、大名、徐州等地，亦即战国时的宋、魏、楚、赵、鲁、齐等国的部分辖区，察其川泽丘阜，遍览府州县志，凡是庄子可能到过的区域，尽量实地踏查一番；

最后这次，在菏泽、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属六个县区，先后十几次邀请有关人士，包括当地一些治庄学者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交换看法，搜集资料，获得许多有益的启发，掌握了一些新的线索。

漫步在鲁西南、豫东、皖北大地上，但见稻麦蒙茸，河渠纵横，高速公路坦平如砥，两侧遍是良田、沃野，完全不是意念中的丘壑起伏、河泽密布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观已经同《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所记载的迥然有异。无情的时间之水，把一切都带向远方，埋入地下。似曾相识的黄沙，远树，夕照，炊烟，又有哪一样还残存着旧日的踪影？古籍中提到的勾渎之丘、中丘、乘丘、梁丘、青丘、左丘、犬丘、陶丘、襄丘、富丘、谷丘、黎丘、沈丘和汳水、濠水、濮水、雕水、泓水、蒙泽、孟诸泽等没有生命的自然景观，已经百分之百地变形，甚至从地面上消失了；更不要说有生命的百代人生——饮食男女，生育死亡，饥馑流离，刀兵战乱，伴随着悠然远逝的碧水清风，荣枯代谢的庭花岸柳，尽数淘洗得杳无踪迹。

道理很简单，由于今昔政治社会的变迁，加上长期生产实践对于地理环境的改造，特别是此间处于黄泛区，黄河几十次泛滥、改道，泥沙层层淤积，致使固有的地貌人烟，已经完全改变了形态。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感慨系之。当年欧阳修滁州访古，苏东坡赤壁夜游，所接触的景区的嬗变，长者不过几十年，短者仅三阅月，他们却分别发出“向之凭恃险阻，刬削消磨”；“曾岁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慨叹。而今，“岁月其徂”，两千三百年过去了，还能指望留存什么遗迹呢！

一千九百年前，东汉的张衡在这片中州大地上，“游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步马于畴阜，逍遥乎陵冈”，以科学家而兼文学家的超常想象力，悬拟与“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负玄霜”的庄子的髑髅，展开一场凿破时空、混同幽明的对话。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奢望了；而我，却有着更大的胃口，幻想着依托梦境——这人类永恒的美学资源、无穷无尽的心灵财富，能够同庄子本人做一次面对面的深入访谈。当斯时也，心中记怀着宋人张耒“白头青鬓隔存没，落日断霞无古今”的诗句，同一位绝古空今的前贤往哲，作一番祛除时间界隔的晤对，那该是何等惬意的满足啊！

我想，既然中唐时期的文学家沈亚之可以凭借梦境的幻化，穿越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隧道，从公元九世纪返回到公元前的七世纪，直接与春秋时代的秦穆公畅然交往，尔后写出一篇脍炙人口的《秦梦记》；那么，我怎就不能踵其后尘，在一场悠悠幻梦中，拜会那“蘧蘧然”的庄老夫子，“俄然觉”后，也完成一篇《庄梦记》呢？

但是，热血沸腾之后，稍一冷静下来，脑子里便画出了一个大问号：人家沈亚之醒转过来，得知所住旅舍原来紧靠着秦穆公的坟墓；可是，庄老夫子的墓地又在何处呢？河南、山东、安徽几个地方都各据传闻，竞相认定，争执不休，弄得我迷离莫辨，无所适从，即便想要“与鬼为邻”，又到哪里去寻梦、结梦、圆梦、述梦呢？

觌面肯定是无缘了，我便“中心藏之”，付诸遐想——

也许，就像我在今天奔走路途，苦心搜索着他的物质家园那样，庄子当日也正在昼夜躜行，寻觅着他的精神家园。西哲不是说过“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吗？“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3]。这个“家园”，非是物质，纯属精神；不在外界，而存乎内心。所谓回归家园，亦即归根返本，亲近本源，回归自己的本性。

庄老先生一生的足迹，绝大部分都是刻印在家乡的黄土地上；然而奇异的是，他却时时刻刻抱有一种穷愁羁旅、客中思家的孤独感与漂泊感。作为一个辛苦的旅人，他在那晚钟摇动的黄昏，此刻，料应正向着无尽的苍茫，搜寻着仅仅属于自己的一缕炊烟吧？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无语草芊芊。

不难想象，其时，他的情怀是落寞的，心境是凄苦的。他为那些浑浑噩噩的世人，处于“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的种种无家可归的“异化”状态，而感到沮丧，感到惆怅，嘴里喃喃地说：“苶然（困顿之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耶）！”[4]

我仿佛看到，在那“还乡”之路上，庄老先生身穿一袭缀满补丁的粗布衣裳，脚着系着绑带的草鞋，肩背一个破旧的行囊，晓行夜宿，穿行于蜿蜒起伏的山陵丘壑之间。困乏劳顿之态，令人心生哀悯；但他却乐此不疲。寻寻觅觅，走走停停，大自然予他以无尽的充实、无穷的逸趣：“山林与（欤）！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5]而复杂多变的社会自然环境与生生不已的物种演化，更使他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奥蕴深邃、繁富多彩，从而激发了活力、启迪着灵思，强化了超常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形成他的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文学风格。

据当代学者刘成纪统计，《庄子》一书中，写到飞鸟二十二种、水中生物十五种、陆地生物三十二种、虫类十八种、植物三十七种、无生命物象三十二种、虚拟的神性物象三十四种。无疑，这些飞潜动植、草木虫鱼的生机迸射、逸趣天成的动人场景，都为庄子的“乘物以游心”以及诗性生活的描写，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

三

进入新世纪以来，山东东明关于庄周故里的研究论证活动，十分活跃，先后召开过三次研讨会，整理出一大批文字资料。实际接触中，一个突出印象，是这里研究庄学的人士，意念专注，兴趣浓厚，而且脚踏实地，投入大量艰苦细致的劳动，就中以李福禄的学术考证和王守义的碑碣发掘，最为突出。

《史记》上讲，“（庄）周尝为蒙漆园吏”。那么，漆园在哪里呢？东明学者认证，其地在本县陆圈镇裕州屯。所据文献是唐初的《括地志》和明代的《一统志》。前者说：“漆园故城在曹州宛句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后者记述：“漆园城在东明旧县（今东明集村）东北二十里，今名漆园村，内有庄子庙，以其常吏于此也”。此论亦见于明《濮州志》，清《山东通志》、《曹州府志》。而且，他们还找出地下文物为证，近年在当地挖出多块与庄子有关的明清石碑，其中一方有“庄子为吏处”的记载。

他们还从《庄子》一书中找到古濮水、古黄河与东明的关联：《秋水》篇称“庄子钓于濮水”，说明他的住所当离濮水不远。这条河流今已不在，战国时期，济水流经今河南封丘一带，分出支流是为濮水，尔后与济水平行向东，东明恰好处在两水之间，更接近于濮水。《庄子》书中至少有两处提到黄河，一是庄子家贫，往贷于监河侯，间日而至。这个“侯”所监测、管理的“河”应该就是黄河——《左传》中多见河、河上、河东、河西、河内、河神字样，一律指的是黄河——而且，工作地点必然在黄河岸边。庄子走了将近一天，大约是几十里路程吧；二是《秋水》篇说，“秋水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也是指的黄河。水势之大，竟至“两涘渚崖之间”连牛马都分辨不出来了，肯定是庄子当日所亲历亲见。现在的东明，西部与北部都有黄河流过。那天，当地学者陪我看过。时届夏初，河水尚未暴涨，但那种滔滔滚滚的气势，还是十分壮观的。

陪同人员说，东明地处平原地带，这里的山多为几十米高的丘阜，积土而成。此间的南华山，还有县内沙古堆的白云山，龙山集的龙山，都是这样。经过两千多年的流水冲刷和风雨剥蚀，高度大大削减。清咸丰七年修筑黄河大堤时，为节省土方，曾借助南华山部分山体。当地久有传闻，庄子就在南华山下结庐著书；死后，葬在百米外的龙山夏商文化遗址的高阜上，其所在地就名为庄寨村。关于此地的庄墓，明《一统志》亦有记载。那天，现任“庄氏宗亲会”会长庄付阁女士还告诉我，从《庄氏族谱》得知，庄子一脉传到今天，已有七十九代，其第五十八代嫡孙庄全来此定居后，当地始有“庄寨”之名。

当时，我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庄子墓就在南华山下，那么，为什么山不在了而墓却存在？李福禄解释说，当年修筑黄河大堤时，庄氏家族中有身份的人，多次与监修官交涉，出于对这位历史名人的尊重，最后制定了修堤“躲墓不躲山”的原则。庄墓原本就在夏商文化遗址的高阜之上，加上庄子后裔及历代县官春秋祭扫，填土封坟，使之保存完好。墓地旁边，还建有庄子观。

出东明，经菏泽市区，南行到了曹县，先后会见了治庄学者萧若然与潘建荣。为论证漆园故城在曹州，他们除征引唐《括地志》所记外，还提出，此论亦为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所援引，并加注：“其地古属蒙县。”唐《元和郡县图志》载：“宋州小蒙故城，县北二十二里，即庄周之故里。”据考，小蒙城在今曹县西北，县境内尚有漆园城、庄子观以及庄子垂钓之濮水、钓台等遗迹。近年来，在曹县西北部的地下，挖掘出记载唐玄宗册封庄子为“南华真人”的石碑。

“可是，东明学者却说漆园、濮水、南华山、庄子观、庄子墓等遗迹都在他们那里。这又如何解释？”

对我的询问，潘建荣做如下回答：“实际上，这些遗迹大多数都在曹县地面上，或者扩大一点范围，是在东明、曹县所归属的菏泽辖区内。东明县过去不论从地缘上，还是历史文化上，都和庄子搭不上边；要说发生联系，是在金代正隆年间，为了避开河患，东明县城迁往黄河北岸冤句故城之后；特别是明弘治年间再次迁到濮水北岸的南华之境，这才和庄子挂上了钩。”

潘建荣说，濮水自河南封丘出于济水，流向所经，全在今豫东和鲁西南菏泽之境。《括地志》明确标出，濮水“在曹州离狐界”——唐代离狐县城在今菏泽市区西北四十里李庄集村。唐《元丰九域志·曹州·南华县》条下记载：“濮水在县南五里”，庄子当年垂钓之地，显然应在这一带。而南华原名离狐，辖区范围很大，包括今东明县东北部、菏泽市区西北部、鄄城县西南部。金大定八年，南华县、冤句县、曹县的县城，同时圮于黄河水患。

于是，我又实地考察了南华山遗址。当地学者认定，从李庄集所在的南华故城往西延伸三十里，直到东明县菜园集庄子庙村，这一带连绵不断的土丘，就是当年的南华山。明嘉靖年间修撰的《山东通志》记载：“曹有南华山，世传为庄子栖隐之地”；“（庄周）隐于曹州之南华山，因名其经曰《南华》”。当地村民也世代口耳相传，庄子曾隐居南华山，死后即葬在龙山遗址上。战国时，此地周围尽是长满漆树的高大土丘，环境幽雅，交通闭塞，远离干戈扰攘，在此隐居，当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处所。

四

交谈过程中，大家形成了一点共识，就是要弄清庄子出生地，核心问题在于“蒙”在何处。因为“庄子为蒙人”这个结论迄无争议；可见，蒙之所在弄清了，庄子故里所在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中说：“庄周，《汉志》云宋人，《史记》云蒙人，尝为蒙漆园吏。汉蒙县故城，在今河南商邱县东北，故宋境也。”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也说：庄子“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

当代庄学史专家方勇先生认为，庄子故里应在今商丘市东北，古称蒙县；并引述东晋戴祚《西征记》：“城在汳（汴）水南十五六里，即庄周之本邑也。为蒙之漆园吏，郭景纯（东晋著名学者）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也。”戴祚曾从刘裕西征姚秦，作《西征记》，亲践北土，书中所言当为亲历亲见，不会有什么错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也说：“汳水又东迳蒙县故城北，俗谓之小蒙城也。”如果把郦道元和戴祚等人的话结合起来看，我们便可确定庄周故里即在商丘之东北；更具体地说，也就是在商丘东北的蒙县城北、汳水南十五六里的地方。那么，其地离商丘故城到底有多远呢？唐《元和郡县图志》谓庄周故里在宋城县治北二十二里。

方先生还引述《淮南子·齐俗训》：“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孟诸或盟诸便是蒙泽，无疑在宋国境内。具体位置，据班固《汉书·地理志》“睢阳”下自注说：“故宋国，微子所封。《禹贡》盟诸泽在东北。”可见，庄子钓鱼之孟诸就在商丘市之东北。他在《庄子里籍考辨》一文中说：

那么，司马迁自己心目中的“蒙”到底指哪儿呢？今案《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云：“攻丰。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复攻砀，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定魏地。”这里在叙述周勃的进军路线时，所提到的丰，在今江苏丰县；砀东，在今安徽砀山县；留，在今江苏沛县；萧，在今安徽萧县；下邑，在今安徽砀山县；虞，在今河南虞城北；魏地，指今河南开封、郑州一带。显然，司马迁所提到的这些地方，基本上可看成是在一条直线上，那么，既然处在这条直线上，而又离下邑、虞最近的“蒙”，也就自然非商丘东北的“蒙”莫属了。由此可见，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庄子者，蒙人也”之“蒙”，必指商丘东北的古蒙县无疑。

我是认同方勇先生关于庄子故里的判断的。这里，想根据实地所见，做一点补充：蒙邑或者蒙县，在商丘东北，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得到考古成果验证。2005年去商丘访问，我听当地学者介绍：六年前，中美联合考古队考古发掘，发现商丘古城遗址呈叠压形，最下层为东周宋城，中为汉唐睢阳城，最上为明商丘城。东周宋城共有六门，其东北门称蒙门。清·顾炎武《日知录》：“凡宋城之门，皆以所向之邑名也。”就是说，蒙邑在商丘故城东北方向。康熙年间《商丘县志》载，商丘城东北四十里，为汉代蒙县县治所在地，庄周故里在此。

关于两千多年来蒙邑的变迁，商丘本地学者赵云峰做了如下考证：周武王封微子启于宋，奉商祀，建宋公国，国中有蒙邑；秦时置蒙县；西汉时封梁国，辖蒙县；宋至清初，黄河多次决堤改道，其城址逐渐淹没于地下。1971年，文物部门在宋国故城东北方向的蒙墙寺村（今属商丘市梁园区李庄乡）发现汉代古城遗址；其地多庄氏、严氏（东汉时，庄氏为避明帝刘庄之名讳，改姓严）后裔。

实地考察中，由商丘本地学者陪同，我还看了现存的传说中的庄子遗迹。蒙墙寺西向偏北约五公里，今民权县老颜集乡唐庄村有庄子墓，为圆形土冢，清乾隆五十四年重修时立石碑一通，上有阴刻“庄周之墓”四个擘窠大字。石碑背面，镌刻着州县官员以及黎民百姓共三百二十六名立碑人的姓名。

蒙墙寺向北偏西约七公里，今民权县顺河乡青莲寺村有庄子故里遗址，2002年定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村落范围不大，两条主街呈“十”字形。村民介绍，现在的北街原为古巷，称为“庄子胡同”，系庄子故居所在。故居南端为庄子讲学堂，后毁于兵火、水患。在“庄子胡同”的东南隅，有一口古井，名为“庄子井”。井深数丈，井壁坚如文石，光泽似黑玉，泉清而味甘，传说为庄子汲水处。后来，几遭黄河水患，屡次进行整修，保存至今。

民权县对庄学的研究起步较早，这里有一批土生土长的治庄学者。两番造访，我都曾与他们交谈过。因为我幼年的塾师刘汝为先生曾经说过，庄子故里可能就在商丘之东北、考城以东。为此，我特意向当地学者做了咨询。他们说，民权县的两处庄子遗迹，原来均在考城，是1956年划过来的。早在唐代，经学家陆德明就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讲过，“庄子生于蒙，亦考城人”；南宋史学家罗泌《路史》中，亦有“蒙即考城，为庄子生处”之说；南宋祝穆所撰地理总志《方舆胜览》，详于介绍名胜古迹，书中说：“考城东名蒙泽，乃庄周故里也。”

他们还告诉我，历代有许多诗人到此凭吊庄子，咏怀述志；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本地人士的题咏，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故老传闻，耳濡目染，更是“其来有自”。南朝诗人江总有“玉洁蒙县，兰熏漆园。丹素可久，雅道斯存”的咏庄诗句。江总是考城县江集村人，生在公元六世纪之初，自称是庄子的异代同乡。

因为幼年接受塾师谈话的影响，后来又看到一些资料和较多的地面实物，我曾一度倾向于“庄子故里考城说”，并有过两点附议与猜想：

其一，曹州、东明、商丘市郊与民权等地，全都声称庄周出生在他们那里，并且各都亮出了大量证据，或方志记载，或古史钩沉，或碑碣物证，或口耳传闻，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晋唐时期，起码也都在明清之前，就是说，并非今人为了某种需要炮制出来的。那么，这一相互雷同又相互排斥的现象，是在怎样条件下产生的？为了破解这个谜团，我曾大胆猜想：这几个地方同属战国时宋国的蒙邑或汉初的蒙县；而且，商丘北部的蒙墙寺遗址，与民权的两处庄子遗迹所在的唐庄村、青莲寺村，以及曹州的庄子遗迹（传说庄子晚年隐居的南华山），相互距离很近，甚至接壤联片，大体上呈三角形；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他们所说的其实是同一个地点，只是所持角度不同，或南、或北、或西，各执一端而已？

其二，那么，如何解释这些地方都在商丘西北或北部而并非东北方向这个矛盾现象呢？当时分析认为，蒙邑范围较广，县城所在地在商丘东北，而庄子故里虽属蒙邑，但所在位置却在县城之西或西北。

这些都是过去的想法。不过，即使在当时，头脑里也始终划着一个问号：现今的民权、曹县（也包括东明）一带，从前都属于黄泛区，春秋战国以来，黄河多次改道，许多丘陵、山阜都已淤成平地，哪里还会留下村庄、胡同、墓园、水井的遗迹？那次去开封，察看汴河故道；听说汴河桥已经埋在十米之下。北宋距今不过千年上下；若是再上溯一千三百年，又该怎样？所以，一般地说，凡是那些描绘得十分具体、逼真，能够一一指认的上古遗迹，难免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五

1997年，经行楚地，曾有皖北之行。那天，在当地一位学者陪同下，我们车经凤阳城，直奔古钟离郡的临淮关，去走访“濠梁故地”。

郦道元《水经注》有“濠水北入于淮”的记载；唐人成玄英在《庄子疏》中指出：濠水“在淮南钟离郡，今见有庄子之墓，亦有庄、惠遨游之所”。

途中，我诵读了清代著名诗人黄景仁凭吊这一遗迹时所写的《濠梁》七律：

谁道南华是僻书？眼前遗躅唤停车。

传闻庄惠临流处，寂寞濠梁过雨余。

梦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

平生学道无坚意，此景依然一起予。

“僻书”云云，引自《唐诗纪事》：令狐绹曾就一个典故向温庭筠请教，温说：“事出《南华》，非僻书也。”开头两句，诗人说，谁道《庄子》是冷僻的书籍呢？里面涉及的遗迹随处可见呀！眼前，我就碰上了一处，于是，赶紧召唤把车子停了下来。三四两句，交代地点、时间——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庄子、惠子濠梁观鱼处；一场冷雨过后，石梁上杳无人迹，显得很寂寞、荒凉。五六两句，诗人通过庄蝶两忘、鱼我合一的两个典故来抒写自己的感慨，是全诗的意旨所在。结末两句是说，尽管我平素缺乏坚定的学道意识，但依然觉得此情此景对自己有深刻的启发。

正在热烈的交谈中，忽见一道溪流掠过，上有石梁飞架，我忙向陪同者问询：这就是濠梁吧？他摇了摇头。又过了二十分钟，眼前再次现出类似的景观，我觉得很符合意想中庄、惠观鱼的条件，可是一打听，仍然不是。当地学者莞然一笑，说：

“这种心情很像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见到崔州平以为是孔明，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以为是孔明，见到诸葛均、黄承彦以为是孔明，足见想望之急、思念之殷。想不到沉寂两千多年的濠梁故地，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这个东道主感到自豪。”

一番妙喻，博得同车人齐声赞许。

突然，汽车戛然煞住，原来，“庄惠临流处”就在眼前。但是，不看还好，一看竟然大失所望。濠水悠悠依旧，只是太污浊了。黑黝黝的水流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悄然北去。周围不见树木，也没有鸣虫、飞鸟，看不出一丝一毫“诗意的存在”。关于庄子的墓地，询问当地几位故老，都说早年听说过，可是具体地点谁也不清楚。

世异时移，沧桑迭变，一切都无复旧观，不仅人非物亦非了。我想，当年如果面对的竟是这样的浊流污水，庄老先生不仅无从看到“鯈鱼出游从容”的怡然景色，怕是连那点恬淡、闲适的心境也要荡然无存了。

十五年后，我又访问了皖北、淮西的蒙城。这里和东明、民权一样，也拥有一支既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又十分热心庄学的研究队伍，而且都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司马迁的惜字如金，语焉不详，令后人迷离扑朔，摸不着头脑：“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但也激发出人们浓烈的探索情趣——何处是乡园？宋蒙？梁蒙？还是齐蒙、鲁蒙、楚蒙？最后掀起了三省多地的研究热潮。反过来，其他未曾涉及的省市地区，就较为消沉宁寂了。

我在蒙城参加过三次座谈会，同夏茹冰、马杰等当地学者进行了深入交谈。听着与会者的方言土语，联系《庄子》中一些楚地神话故事、人物形象，所谓“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心想，这当是一些学人顽强坚持“楚蒙说”的一份依据吧？

访谈期间，除了充分听取当地学者本人的见解，还阅览了他们所提供的有关“楚蒙说”的大量学术论文与参考资料。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六国时，楚有蒙县，俗谓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再就是王安石的《蒙城清燕堂》诗，就中有“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之句；比较集中的是朱熹的一些论说。《朱子语类》载：

李梦先问：“庄子、孟子同时，何不一相遇？又不闻道及，如何？”

朱子答曰：“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孟子只往来齐、宋、邹、鲁，以至于梁而止，不至于南。”

朱熹持“楚蒙说”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他还论及《庄子》的奇异特色与楚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今人主此说者，多以宋时学者“楚有蒙县”、庄子“楚之蒙人”的说法为前提，并提出一些新的论据。如当代学者孙以楷认为，要确定庄子为蒙城人，考察漆园所在，是非常重要的。“据《尚书·禹贡》：‘荆河惟豫州……贡漆。’今安徽蒙城属《禹贡》中讲的豫州，漆园当在其地。商丘东北之小蒙城，史称蒙泽，其地并无漆园；山东曹州有漆园，但显系后人所为，因为那里不是产漆之地。既称蒙而又有漆园者，唯有蒙城。”又，《秋水》篇记庄子与惠施辩于“濠梁之上”，“其在蒙城以及怀远县南濮水入淮处，都不过数十里之遥。如果庄子不是楚人，而是宋人，且又不做官，居家又极贫，无隔夜之粮，又怎么可能奔波三四百里来濮水钓鱼，并与惠施论辩游鱼之乐？”

当代学者常征从反面论证庄子不可能是宋人。“终春秋战国之世，楚宋间大都处于敌对状态。楚平王曾使太子建率重兵屯城父（在今亳县南）以备宋，宋为避楚，也曾迁都于相、于徐。楚威王安能派遣使者，持奉重币，堂而皇之地深入敌国去礼聘庄子？若庄子果为宋人，贤名远播于江汉，而竟不为宋君所留意，这也不合于事理。故我认为，《史记》中庄子所出的‘蒙’，和做漆园吏的‘蒙’，与宋国睢阳以北的蒙县不相干，而当在楚境。易言之，庄子非为刘向等所说生居宋国，而当是楚国的隐而不仕的学者。”

几日的交往，在一起厮混熟了，和当地一些学者成了要好的朋友。我笑着诘问：“论文与资料，我一一读过，这些该不是‘一面之词’吧？”

他们倒也非常实在，随口应答：“很难说。”当即介绍了几份辩难的论文。

针对朱夫子的论点，当代学者刘生良论辩说：

庄子怪异的思想，奇幻的文思，确实与楚文化比较接近；但若以此断言“庄子自是楚人”，显然理由不足。首先，从地缘关系看，宋国南面紧邻楚国，庄子“其学无所不窥”，不仅遍览楚国的典籍；而且，曾身到楚国，从而接受楚文化的影响，是自然不过的。其次，从文化渊源看，宋国所承传的是殷商文化，它在历史上曾对楚文化产生过影响，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好占卜、爱神话、尚玄想、喜幻游等特点，宋人古已有之；宋、楚两国的文化本来就比较接近，属于远亲近邻。神异浪漫之特色非楚文化所专有，奇异怪特之文化人也并非都是楚人。春秋战国时期，各地都出过一些瑰奇怪异的文士，庄子之外，还有郑人列御寇、赵人公孙龙、齐人邹衍、秦人杨朱、宋人宋钘，等等。第三，从《庄子》一书内容和文化背景看，所记远古帝王传说和北方人物故事，尤以宋国人事为多，可见庄子为宋人，当无疑义。几十年前，现代学者马叙伦亦曾做过分析：“宋亡后，魏、楚与齐争宋地，或蒙入于楚，楚置为蒙县，汉则属于梁国。庄子之卒，盖在宋之将亡，则当为宋人也。”

方勇先生认为，“蒙城县为庄子故里之蒙，实属无稽之谈”。西汉至唐初并无此蒙城，汉代这里为沛郡山桑，直至唐天宝二年，才改称蒙城县。显然，此蒙城与庄周“为蒙漆园吏”之“蒙”，并无关联。

针对常征所提疑问：“楚、宋为敌国，楚王安能派遣使者堂而皇之地去礼聘庄子”，有的学者辩驳说，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诸侯越出封界招揽贤才以图强，士奔驱列国游说君王以逞能，是司空见惯的事，并举出了《战国策》中所载梁惠王“遣使者黄金千金、车百乘”，前往齐国礼聘孟尝君的实例。

六

各有所据，言人人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客观和主观因素：

一是，《庄子》一书本身带来的困惑。我们的传主庄老夫子不仅自己披露得过少，而且，即使偶有述及，也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像是有意弄得云山雾罩，任凭后人去猜哑谜、打“三岔口”。

二是，历史上多种因素，导致问题更趋复杂。六国时期，由于征伐、兼并，有些地区或为宋辖，或为梁辖，或为楚有，或为齐有，变动比较频繁；秦汉之后，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庄子有关的豫、鲁、皖诸省部分县市，区划、建置时有调整，地名屡经变更，许多地方实同而名异，或名同而实异；加上后世出于种种缘由，如魏晋崇尚玄学、唐代南华封仙、宋明重文尊古，以及道教向民间延伸等，许多地方出现了庄子祠、观、钓台、漆园之类的纪念性建筑，都增加了庄子籍里考订的难度。

三是，地理方面的特殊情况。庄子故里及其生前活动区域，处于中原地带，离古黄河较近。民间说法，黄河是“铜头铁尾豆腐腰”，意为上游在山谷间，石锁峡束，从不泛滥出槽；入海处像摊开的扇面，从容舒展，也比较固定；唯有腰部——大约指河南、山东的黄泛区，河道淤积严重，黄河成为“悬流”，堤防无力承受，任凭洪水肆虐，翻滚无定。这样，许多古代遗迹便都淹没于地下，无从查考；由于水患频仍，不少村落、城址更是不断迁徙，后人难以认定、辨识，必然歧见纷呈。

四是，还有一些人为造成的因素。近世一些地方官员、耆宿，为提高本区域文化品位，扩大知名度，在组织修志过程中，往往按照历史某一时期的建置、区划，作选择性的取舍，收录历史名人于本州本县，以壮声势，这更进一步加剧了确认的难度。再就是随着地理环境、生产条件的变化，庄子后裔大多向邻近省区迁徙，择地而居，为了缅怀其先祖遗泽，往往在新的住地修建庄子祠堂、墓园等纪念性场所，以祧承香火，开展祭祀活动；有些还命名所在村落为“庄村”、“庄寨”。比如，《庄氏族谱》记载，“始祖讳周，公下五十四世祖讳百万，字广财，系二门后裔……明永乐二年，自山东青州府益都马儿山阳枣林迁居曹邑今址，因构筑寨墙而名庄寨”；“五十六世祖讳武，字允文，系三门后裔，住菏泽县城东南十六里庄庄”。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遗迹、轶闻，往往与庄子故里和实际活动地区混淆起来，很难加以辨识。

尽管存在着上述诸多困惑和疑点、难点，但是，经过十五年来的三次实地考察，特别是参阅《庄子》一书，以及历代有关典籍和广大治庄学者的论述，我以为，还是可以做出如下基本判断的：

——庄子生前的活动范围，宽泛一点说，大致在今豫、鲁、冀、皖四省范围内；今河南商丘市区、民权（考城）县和开封市区，山东菏泽市区、曹县、东明和曲阜市区，河北的邯郸市区，安徽凤阳的古钟离郡（濠梁所在）等，皆有可能为其曾经驻足之地。我很赞同崔大华和刘生良两位学者的意见。崔先生认为，“庄子的活动范围，以商丘为中心，南到淮河，北至邯郸，东止于鲁国，西到过大梁，向南北东西四个方向呈椭圆形展开”；刘生良说，庄子“言之具体、略可见其行踪者，当是西至梁国，南到濠梁，北观黄河，东临大海，又曾钓于濮水，居于宋之‘穷闾陋巷’，主要活动于宋、魏之地”。

——其国属为宋；世居蒙地。

——至于其故里所在，当为宋国都城商丘的东北部，即蒙县城北、汳水南十五六里的地方。而具体地点暂时尚难指认，除非未来有重大考古发现，比如地下发掘出竹简、碑碣、墓葬等实物。

上述三个梯次，大体上呈三个以商丘为中心的同心圆形，层层收进，逐渐缩小，最后聚焦到“出生地”这个原点上。

[1]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2]闻一多语。

[3]闻一多语。

[4]《逍遥游》。

[5]《知北游》。

遥想战国当年

一

如果说，研索庄子的国属、里籍及其平生活动区域——做空间方面的文章，面对的是多项选择而无所适从的话；那么，做时间方面的文章——钩沉、探赜庄子的身世出处、生卒年代，则无异于捕风捉影，大海捞针，迷离、困惑之外，还带有一种神秘感。

叩其原因，主要是这位老先生像是天外飞来，不知其所自出，也不晓得他要到何方去。说是一条“神龙”吧，亦未见得准确——“神龙见首不见尾”，就是说，在云烟缥缈中，总还现出头角峥嵘，夭矫天半；而庄子，人们却全然不清楚他的先世、远祖的来历，甚至连祖辈、父辈、子孙辈的情况，世人也一无所知。至于本人的生涯、行迹，年寿几何，归宿怎样，社会交往、治学根脉、后世传承状况，则统付阙如。一切都是“恍兮忽兮”、“芒乎昧乎”，可以说整个就是一个谜团。加上荒诞不经的明人话本小说作俑于前，多种戏曲剧目接踵其后，什么《蝴蝶梦》呀，《大劈棺》啦，闹闹营营几百年，弄得神神鬼鬼，乌烟瘴气，更给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罩上一层怪诞不经的面纱。

应该说，太史公所记，语焉不详，确实为庄子身世的研究、探索，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但也产生一种“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有余不尽的审美效应；而且，这种开放性的未完成状态，也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余地和思索空间。它使人联想到西方的断臂美神维纳斯。

自从“米洛的维纳斯”的断臂雕像在卢浮宫展出之后，一些艺术家、历史学家、考古专家便筹划着为她复原双臂、恢复原有姿态，并给出了多种整修方案。这样，也就做出了种种设计、种种猜想——

一种是，原来的维纳斯，是左手拿着苹果，搭在台座上，右手挽住下滑的腰布；

另一种设想，维纳斯原本是两手托着胜利的花环；

还有一种推测，维纳斯右手擎着鸽子，左手拿着苹果，像是要把它放在台座上，让鸽子啄食；

有的设想更加离奇，认为维纳斯正要进入内室沐浴，由于不愿以裸体现身，右手紧紧抓住正在滑落的腰布，左手握着一束头发；

还有一种猜测，维纳斯的情人、战神马尔斯战胜征服者，载誉归来，两人并肩站着，维纳斯右手握着情人的右腕，左手轻轻地搁在他的肩上；

……

当然，最后的结局是：由于争议不休，哪一种方案也未获采纳；人们公认还是现有的断臂状态为最美。这里只是想说，那个美丽的断臂女神雕像，正是由于它的不完整性，或者说是不确定性、模糊性，才使得人们可以无限度地驰骋想象。

就史料的残损不全来说，庄子与此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维纳斯属于雕塑家创造的艺术品，而庄子却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非“艺术空筐”，不容凭虚架构。在载记阙如的情况下，后人只能从传主本人的著作及相关史籍中，通过钩沉、索隐，对这件“绝世精品”进行织补、连缀，“踵其事而增华”，使之尽量接近原型、展现原貌。大前提是复原，而不是再造。就是说，它的想象余地是有限的。

在这方面，今人做出了可喜的努力。前有马叙伦的《庄子年表》，后有曹础基的《庄子活动年表》等一批有价值的考证资料，大都严谨可信，起码是提供了可贵的研究线索与参考意见。

考索传主的身世，离不开本人的著作。这里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庄子》一书中的寓言。南怀瑾先生认为，寓言就是比喻。庄子所说的寓言，也就是印度因明（逻辑）学所讲的“喻”。比喻是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所以用了“寓”字。这是庄子最先提出的。后来翻译外国神怪虚幻小说，还有《伊索寓言》，借用了庄子的这个词。一些年轻学子不知其所由来，一听说寓言，便以为都是虚假的谎言。这是观念上的误会。

关于庄子寓言的真实性问题，料应会有较大的争议；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庄子》中的寓言都是虚假的谎言，纯属无稽之谈。太史公在庄子本传中，也只是标定“《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并未全盘否定。至于作者本人说的，“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不可以庄语”，正如同《红楼梦》作者自己所说“满纸荒唐言”一样，原是一种自觉的理性选择，就是说，出于一种叙事策略。清人刘熙载说得很形象：“庄子之文，如空中捉鸟，捉不住则飞去。”其效应，反映在客观上，由于是“藉外论之”，似非己出，既增加了说服力、可信度，又可以避开并世持异议者的指责、非难。所述无须证实，且亦无法证伪；从主观上来说，则是对于语言传达功能的局限性的一种应对方式；而且，由于它的开放性、多义性、模糊性，也为容纳、融合与接受多种规定性提供了可能。

明确了这个基点，再细按现今传世版本，看到庄子本人形象，在全书有一定情节的故事中，共出现了二十几次。以此为基础，同时参照其他有关记述和庄子活动年表，对其八十几年的生命历程，粗线条地加以梳理。大体上明确下述一些问题：

关于庄子的家世，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庄子是宋国土生土长的贵族后裔。当代学者张松辉推断：“庄子出身于宋国的没落贵族，应该是宋庄公的后裔”。庄公的孙子公孙固，在成公时担任大司马。《史记》记载，公孙固杀了成公，尔后，他又为成公之弟所杀，时在公元前620年；到了前609年，宋文公时，庄氏家族又参与了一场叛乱，为首者遭到诛戮。“庄氏一族在宋国先后受到过两次政治打击，再加上庄族后裔与公室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那么到了庄子时代，庄族人员只保留贵族名义，而不再担任国家重要职务，也是情理中事。”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庄子先世是楚国人，后来迁徙到了宋国。当代学者杨义、崔大华等均主此说，并做了详尽的考索。《通志·氏族略》载：庄氏出于楚庄王，以谥为氏。在“庄氏”这一条目下有注：“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漆园吏”。庄子的年代距离楚庄王已经二百余年，大约在他出生前二十几年，楚悼王任用吴起实施变法，为节省开支，重点“抚养战斗之士”，“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汰洗一些散官、闲官，贬为庶民，遣送到北境边陲。庄子父祖辈有可能在这次被迫迁徙中离开了楚国。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吴起变法，激起了部分宗室大臣的忌恨和反抗，悼王一死，便被射杀，“并中悼王尸”，这就犯下了“夷宗”重罪。肃王继位后，追查、论罪，死者七十余家。庄子家族在这场内乱中受到了牵连，为了避祸，北迁宋国。崔大华认为，“庄子家世的面目，已被世代久远的历史风尘剥蚀、覆盖得无法辨识了。但是，庄子超脱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中所内蕴着的那种袭人心扉的没落感，想象神奇、变幻无端的汪洋文字，特殊的楚方言，等等，却又清晰地显示出他与衰落了的楚国公族及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楚国文化，有完全可以肯定的、很近的亲缘关系。”

说到庄子本身，大体上可以粗线条地划分为三个时段：

青少年时代——

《史记》本传中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以这两位战国时期著名的国君作为参照系数，应该说是有据可查、确凿无误的；至于具体年限，大致可以认定，约在公元前369年，庄子出生于宋国都城商丘东北的蒙地。

大约在二十四五岁前，主要是在故乡读书访学。

这个时期，也许受到父祖的庇荫，家境尚称丰裕，不是像后来那样“奔走于衣食”，为生计而发愁、受窘；这样，客观上便为他读书、治学提供了必要条件。战国史专家杨宽先生认为，当时由于学习上的需要，传写的各种古书比较以前增多；又由于丝织业的发展，绢帛生产的增多，当时的书不仅写在竹简上，已开始写到绢帛上，绢帛便于抄写，也便于保存和携带。《墨子·明鬼下篇》说：“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这时，一些大学者都有较多的藏书，例如墨子，“南游使卫，关（扃）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书籍收藏的增多与流传的广泛，无疑有助于学者们治学、论辩、授徒，著书立说。

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幼，庄子必然接受过系统的教育，起码是阅读过大量的传世藏书。当时，伴随着乡校的出现，教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普及，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与思想话语的承载者，由过去的高度统一转向了相对分离的状态。这样，思想文化便逐渐出现了独立的发展空间，知识阶层也就是“士”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壮大。作为贵族的后裔，或者没落的贵族子弟，庄子应该置身于“士”的队伍之中。有的学者甚至推测，他曾亲历过一小段贵族生活，有着类似曹雪芹的经历，由贵族世胄屈居漆园小吏，进而沦为下层平民。他把“天上人间”游了个遍，才看透了一切，大彻大悟，从而“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1]借用《红楼梦》里的话，他很可能是一个“翻过跟斗”的过来人。因此，他有一种沧桑感，能够体会到那些荣显终身、不知患难困穷为何物的天潢贵胄或者与富贵从不搭边的普通民众所无法体察的东西。

从《庄子》一书的记载中看得出，他比较熟悉金工、玉工、漆工、织工、陶工、木工、洗染工、屠宰工等的操作技术，特别是一些高级手工艺人“惊犹鬼神”、“不失毫芒”的精确、奇巧的技艺，而对于农业以及农民田间劳作的情况，相对而言，涉猎较少。就此可以推知，他应是自幼就生活在市郊或者小城镇里面。

中年时段——

大约从二十五岁到六十岁，这三十余年间，庄子的生计日见艰难，直至出现冻馁之虞，织屦、渔钓不足以自给，向监河侯借粮又耻遭白眼。

多数时间，闲居索处，读书、思考；同时也进行一些社会交往，或辩对访谈，或深入市井民间，接触手工艺人、畸人隐者。

性喜闲适、幽静，平生结交友朋甚少，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同乡辩友、名家代表人物惠施。约在公元前344年、庄子二十五岁左右，与惠子初次见面。

三年后，惠子相魏不久，庄子又前往见之，惠子恐其夺己相位，搜寻三日夜，庄子主动出面，以“猜意鹓雏”讥之。

公元前340年，宋·剔成自立为君，大约在此前后，庄子为漆园吏，时年二十八九岁。次年，楚威王遣使聘庄子为相，庄子却之。

三十一二岁时，又主动辞去漆园吏职。此前，宋君剔成之弟戴偃，发动宫廷政变，逐兄自立。

他曾遍游宋国各地，以增广社会见闻；在三十五六岁时（公元前334年），前往大梁，见魏惠王，后又南游楚地，东游于鲁，北游于赵。

四十四岁左右，在家乡见到了邑人曹商，曹商归自秦国，自我炫耀，庄子讥其“舐痔得车”。

三年后，公元前322年，庄子曾有皖北之行，与惠子濠梁观鱼，以良好的心态，欣赏“鱼之乐也”。

庄子五十七八岁，妻死，鼓盆而歌，惠子前往吊丧；大约又过了两年，公元前310年，惠子因病殁于故乡，庄子痛失知己，深情悼惜。

老年时段——

六十岁之后，庄子晚境苍凉，独身栖息故园，课徒著书以自遣。弟子数人，书中留下名姓的，只有蔺且一人。

一次，为人送葬，过惠子之墓，慨然悲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期间，与弟子蔺且等，先后游于山中和雕陵之樊。

一说，庄子晚年尝隐居于曹州的南华山。

“其学无所不窥”，“著书十余万言”，共五十二篇。一般认为，“内七篇”为自撰，时间靠前；“外篇”、“杂篇”中一些篇章，可能出自弟子之手。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表示反对。

约在公元前286年，庄子以衰病辞世，享年八十三周岁。

一说，葬于曹州南华山的夏商文化遗址。

关于其生卒年，由于史籍失于记载，学界意见并不统一。[2]至于月日，就更无从谈起了。不过，据鲁西南地区庄氏家族聚居地的民众世代流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九和八月二十四为庄子的生辰与忌日。在这两个日子里，鲁、冀、豫等省的庄氏后裔，前往庄氏宗祠祭拜，时日已久，赓继不绝，据说已经延续了七十多代。

二

看得出来，庄子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虽不复杂，却也是丰富而充实的。他信守“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3]的人生旨趣和处世态度，以一个大彻大悟的“过来人”身份，洞察世事，解悟人生。

当年孔门弟子谈到他们的“至圣先师”的学业修为、思想造诣时，曾以宫墙作譬，说，夫子的宫墙有几丈高，如果不得其门而入，那么，里面宗庙的雄伟、房舍的繁富就根本看不到。当然，能够找得到大门的人恐怕也不多。有的从“道”直接切入，说，夫子之道，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力钻研，越觉得深。看着看着，似乎在前面，忽然又转到后面去了。到了这个境界，就是要想再向前迈进一步，又不知怎样着手了。

现在，我们读解的是古代中国的另一位旷世哲人。面对庄子其人其书，清人林西铭有言：“只见云气空濛，往返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要说我个人的直接观感，如果取譬设喻，就像东海一般浩瀚，泰山那样巍峨，定睛看时，仿佛有狂流飞瀑奔腾直下，漫天星雨云外飞来，心头油然涌荡起一种定要叩问其根由、研索其究竟的强烈欲望。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就主观来说，我们不像那些“孔门高弟”，无缘成为前贤往哲的及门弟子，“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足足相距两千三百多年啊！而这个客观对象——庄子的境界之超邈，思想之复杂，身世之隐秘，又远远超过孔子。简直是疑团处处，迷雾重重，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凿空无术，索解为难。光说“不得其门而入”，就未免有些简单化了。

诸如：

为什么同是置身乱世，庄子会迥异于其他先秦诸子——对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会有那样清醒的认识？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会做出那种独到的剖析？

为什么庄子对于个体生命在乱世中的生存处境，会有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对身心自由、个性解放会有那么强烈的呼唤？

为什么庄子对于人生悲剧特别是读书士子的悲剧命运，竟有那么深切的敏感与痛感？

为什么在整个社会的激烈阵痛中，庄子在广大士人热情奔赴政治活动、猎取功名利禄的洪流中，能够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

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中，庄子能够以其独特的识见，穿透黑暗现实的重重雾障，守护内心深处的精神尊严，予后世知识分子以精神的支撑与慰安？

为什么庄子对于远古时代有那么美好的向往？庄子向往原始的浑沌蒙昧，难道真的是想复古吗？

为什么在庄子心目中，社会政治竟是那么污浊、那样险恶？为什么庄子会把社会的黑暗、时世的污浊、民生的痛苦、人心的异化，看得那么透彻，那么决绝？

为什么庄子那么厌恶官场，绝意仕进，远离权力阶层，尽一切努力摆脱功名利禄的羁縻？

为什么在庄子笔下，“暴君昏上”的形象那么集中？笔下几乎没有一个理想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圣君贤相，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在庄子笔下出现那么多“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畸残人物？

为什么庄子要借髑髅的话，发出生不如死的慨叹？

为什么庄子要坚守避世、游世的立场？

为什么《庄子》的众多篇章中，都涉及对战争和杀戮的批判？为什么庄子的悲剧意识与痛苦情怀那么强烈？

为什么说，庄子处世的着眼点，是弱者的求全？

为什么庄子要说：“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他的“散木情结”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宋代的陈忱、黄震要说“《南华（庄子）》是一部怒书”、“乱世之书”？

为什么庄子会成为整个世界思想史上最深刻的抗议分子？

为什么有的学者说：在人类思想史上，庄子是“追求精神自由并欲穷究其真谛的第一人，全面批判‘文明’进程中人性‘异化’的第一人，关注生死和精神营卫，力图揭示生命意义以及演化规律的第一人，深入考察精神现象，揭示美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第一人”[4]？

为什么庄子对技术会那么戒备，那么反感？

为什么庄子说：“以天下为沈（沉）浊，不可与庄语”？为什么著书要采用“三言”形式？

……

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所由产生的来源要到社会存在中去寻找的原理，研索庄子的思想脉络、价值取向、人生态度，同样需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生阅历、生命体验，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全面分析，从而解读他何以会有那样的认识，他究竟想要说什么，为什么要那么说。这样，面对庄子所产生的重重疑问，或可有望一一获解了。

作为时代、社会的产物，庄子其人其书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从春秋末年起，横亘整个战国时代，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社会转型时期。这时各国间的兼并、征伐，较之春秋时代的列强争霸，势态更加激烈，规模更加扩大，战祸连年，绵延不绝。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伴随着铁器的普遍应用，牛耕的渐次推广，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农业、手工业快速发展，科技显著进步，水陆交通便利，商贸日趋活跃，各地相继出现一批繁荣的商业都市。这样，各个阶级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调整，社会分化严重，加速了经济、政治制度改革，促进了文化、思想交流。

春秋战国之际，文化知识从官府散入民间，所谓“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作为一个自觉的社会集团，新兴的士的阶层形成了。“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5]。他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各个学派自由竞争，相互批判、辩论，“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又相互影响，“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6]，呈现出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局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百家争鸣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军事、科学、文艺等各个领域，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学说成为后代思想家的学术资源和理论形式。

当时，各国当政者为推进变法改革、保持国家强盛，竞相礼贤下士，收罗人才；一些权臣枢要更是罗致大批有一技之长者，延揽客卿、门客，为自己效劳。一些平民出身的策士，纵横捭阖于诸侯之间，通过游说国君，有的竟以一席话立获重用，致身富贵。士，成了战国时期最为活跃的一个阶层。

19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中，以下述文字描述转型中的欧洲社会形态：“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代，那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景无量，我们的前景渺茫；我们都在直奔天堂，我们都在直奔相反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似，当时有些喧嚣之至的权威，坚持只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描述它，无论好坏。”把这番话移用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可说是略相仿佛，甚至是恰合榫卯。

三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后期，堪称是中国社会典型的乱世，既有政治的动乱，社会的混乱，又有人心的紊乱，思想的淆乱；既诱发出人的欲望无限放纵、喷薄膨胀，又表现为活力四射、激情洋溢。由于它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全面的转型与裂变，因而呈现出社会整体的动荡不安、险象环生。说是“天崩地坼”，不为过也。

——战乱飙风口。“战国”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二百四十八年中，竟发生二百二十二次不同规模的战争，长则几年，短则数月。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之间，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争城夺地，杀人盈野，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散之四方，“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痛情景，时有发生。

庄子所在的宋国，是个夹在几个大国之间的小国，所谓“四战之地”。由于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拥有当时初现繁荣的商业都市商丘、定陶，结果长期为周围的列强所垂涎，不断遭受到赵、魏、齐、楚等国的进攻；而宋君偃又是个道地的“战争狂人”，穷兵黩武，四出挑衅，东伐齐，南侵楚，西败魏，灭滕、攻薛，最终为齐所灭。在庄子的有生之年，一直是战祸连绵，无时或止。

——暴君昏上图。宋君偃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开声言：“寡人所说（悦）者勇有力也，不说（悦）为仁义者。”[7]他骄纵无道，以皮袋盛血，悬挂起来，然后对它放箭，叫作“射天”，还鞭打土地，砍烧谷神、土神的牌位；辱骂劝谏的老臣，掊击驼背人的背脊，砍断清早过河人的腿骨，“所杀戮者众矣”；“又多取妇人为淫乐，一夜御数十女”。为此，众诸侯都称他为“桀宋”，并说他又重蹈其先祖商纣王的覆辙，“不可不诛”；最后，终于导致“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8]。

庄子生活在这个暴君肆虐的政治环境中将近半个世纪，耳濡目染，所获得的都是最为真切的实际感受。

在《列御寇》篇，庄子通过“探骊得珠”的故事，从侧面揭露了宋君偃残暴的行径：

宋国有个政客拜见刚刚自立为王的宋君偃，宋王很高兴。欢快之余，便赏赐给他十辆车子。

他见到了庄子，便以此来炫耀。庄子对他说：“你呀，先坐下来，听我给你讲个故事：河上有个贫寒人家，世世代代靠着编织苇席来谋生。他的儿子会潜水，那天扎进深渊里，想寻摸一点什么财物，摸着摸着，突然发现一颗价值千金的宝珠。高高兴兴地拿给他父亲看。他的父亲不但没有兴奋，反而劝告儿子：‘赶快找块石头来把它砸碎。为什么？那千金之珠肯定得自九重深渊里黑龙的颔下。你是正赶上它在睡觉，偷偷地摘取下来的。一当它醒转来，发现脖子上的宝珠没有了，那还得了？你就等着遭到吞食的命运吧。’

“现在宋国水深莫测，不止于九重的深渊；而宋王的凶猛，更不次于那条黑龙。你能得到十辆车子的赏赐，一定是正逢他睡着了的时候。若是等他醒转过来，你可就要粉身碎骨了。”

在《人间世》篇，庄子又假托颜回和孔子的对话，借助春秋时代的史事背景，揭橥在权谋诡诈、战乱频仍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战国时代的黑暗现实：君主专横独断，残民以逞，社会成了人吃人的血腥屠场，令人惨不忍睹。他把卫君作为这个时代“暴君昏上”的典型，说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行为专断，一意孤行；处理国事，随意性很强，却从不反省过失；草率出兵，不顾士兵死活，一仗下来，死尸满坑满阜，多如积草，老百姓呼天抢地，走投无路。

见到这种情况，颜回抱着儒家匡世救民的情怀，要挺身而出，去卫国扶危济困。当他把这个想法说给老师之后，久经世事、阅历丰富的孔子，听了却长叹一声，说，只怕你到了那里要惨遭杀害呀！然后接着说下去：

信誉坚实、德行纯厚，未必能投合世人口味；虚以待己，与世无争，也难以获得人们理解。而以仁义绳墨之言，陈述于暴君面前，会被视为以人之恶炫己之美，有意损害别人。害人者，人必反害之。这样，你就危殆了。纵使卫君喜贤才而恶不肖，朝中亦自有人，何待你去显摆！

那么，你将何以自处呢？除非缄口不言，否则，将会被抓住把柄而穷加究治。彼时，你会不知所措，目将荧之，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等于以火救火，以水救水，一味地助长恶行，长此顺随，迄无宁日。莫说无从进谏忠言良策，最后还将死于暴君之手！

孔子说这番话，是事出有因的。《左传》记载，公元前480年，也是在卫国，当时太子、贵族间发生动乱，同样是孔子的大弟子，子路身为卫国大夫孔悝的家宰，因卷入这场斗争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还是在卫国：

颜阖被请去担任卫灵公太子的师傅。上任之前，他去请教素有贤大夫令誉的蘧伯玉，说：

“现在有一个人，天性残酷暴虐，杀人不眨眼。请问，我该怎样与他相处呢？如果不讲原则，一味迁就、放纵，肯定要危害国家；如果讲究原则，事事较真，那就必定要危害自身。他的聪明足以明察别人的阙失，却无视自己的过错。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蘧伯玉说：“你问得很好。处此逆境，你必须加倍小心谨慎。首要一条，是身子要立得稳，外貌应表现出亲近之态，内心要存着调和、诱导之意。尽管如此，也还有一定的隐患。亲附他不能太过分，诱导他不能太显露。过分亲附，就会陷身其间，遭致覆灭；诱导的意图显露出来，他会以为你贪图声名，难免招灾惹祸。”

这岂不就是后世所常说的“伴君如伴虎”吗？

——生民水火境。庄子所在的宋国，“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以致“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9]被处死的人骸骨堆积，戴镣铐的人相推相拥，连绵不断，遭刑戮的人随处可见。个体生命处于无常状态，危机四伏，命运惨酷，人心惶惶，简直就是“游于羿之彀中（弓弩射程之中、必中之地）”；到处都是“机辟”（陷阱）、“网罟”，人生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一系列残杀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再加上，水、火、虫、风、疾疫等自然灾害频仍，内忧外患绵延不绝，生民处于“倒悬”状态，陷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痛苦深渊。

《庄子·则阳》篇中记载：

柏矩到齐国去，在市街上看见一具受刑示众、挺立在那里的僵尸，便推动他使之倒卧，并解下自己的衣服给他覆盖在身上，尔后，仰天嚎哭，悲悯地说：“先生呀，先生呀！天下有大灾大难，你就先遇上了，真可怜啊！过去总告诫说，不要去做强盗、不要去杀人。……可是，现在树立的却是人所诟病的，而聚敛的是人所争夺的东西，使人的身体困顿而没有休止之时。这样一来，要想不走到这种地步，又怎能办得到呢？”

相对于整个社会都已陷入苦难的深渊，个人的困穷、灾难以至于惨遭刑戮，已经无足轻重，失去了它的震撼力量，更何从昭示公理、伸张正义呢！

——精神“失乐园”。比起社会动乱，环境险恶，蒿目时艰来说，更使庄子精神极度痛苦的，是人心险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追逐财富与权力的精神沉沦。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对此有所描述：“财富、享受、欲望在不断积累和增加，赤裸裸的剥削、掠夺、压迫日益剧烈。‘无耻者富，多信者显’，贪婪无耻，狡黠自私，阴险毒辣……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罪恶和苦难，怵目惊心，从未曾有。”

人们在充分享得文明恩赐的同时，也日益感受到它的负面效应——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异己力量。就是说，伴随着社会分化、职业分工、货财积累、贫富悬殊，造成了人的等级分化，机心、机巧愈演愈烈，世风、人性每况愈下，生态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种“异化”现象，庄子慨然兴叹：“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10]“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11]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种种精神创伤与文明异化，使庄子备感情怀抑郁，沮丧悲观，所谓“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12]。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一位出色的思想家，没有比碰上一个恶象环生、复杂多变的时代更为幸运的了。时世愈艰危、愈动乱，真正的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就愈接近于根本，亦即表现为一种终极关怀。从其为精神世界提供思维动力与心理张力来说，正是时代塑造了旷世哲人庄子。

四

作为感觉最为敏锐、因而思想也最为痛苦的时代灵魂，庄子以一介平民，对于政治的污浊、人间的苦难、生民“桎梏”、“倒悬”一般的生存困境，特别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有着独特的认知与深切的体悟；并通过自己的心智、性灵、情感的陶铸，把这种生命体验以言语和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构成了一份撼人心魄的精神遗产。

这种特殊的生命体悟，决定了他所感受到的社会危机意识和悲悯意识，不仅严重，而且异常深刻。恰如唐·成玄英所言：庄子“当战国之初，降衰周之末，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爰著斯论”。就是说，庄子思想肇源于对悖谬时代、荒唐社会、苦难人生的切身感受与深度思考；而这也正是我们理解庄子及其思想产生的非常重要的社会背景。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存在，同苦难大众有着紧密联系的庄子，自然是悲剧意识填胸塞臆。论其基调，应该属于入世情怀，但他却以出世的冷眼观之；而在悲凉、绝望的背后，在其生命的底层，更是翻腾、涌动着茫茫无尽的愤激之情。就此，闻一多先生指出，在庄子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里面，实际上含有无限的悲情，流露出一种苍凉的气息”。

这种悲剧意识与激愤情怀，彰显在如下几个方面：

——艰难时世中个体生命的生存惨剧。

庄子的悲剧意识，是客观存在作用于主观情志、社会现状反映在心灵世界的产物。他在《齐物论》中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大意是，人承受形体而出生，就执着于形体的存在，直到生命尽头。它与外物相互较量、摩擦，追逐奔驰，而不能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终身劳碌却看不到什么成功，困顿疲惫而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不是很可哀吗！

作为“役人之役”（奴隶的奴隶），人生不啻一场恶梦。源于此，才有冢中枯骨乐死而恶生的诉说。它形象地表明，生当战国之际，人的生存环境以及普遍存在的外在压力，使人的精神自由遭致剥夺，竟然达到生不如死的地步。

明朝末年，有两位同样身处乱世的明眼人，对此看得至为透彻：小说家陈忱有言：“嗟乎！我知古宋遗民（指庄子）之心矣。穷愁潦倒，满腹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藉此残局而著成之也。……昔人云：《南华》是一部怒书，《西厢》是一部想书，《楞严》是一部悟书，《离骚》是一部哀书。今观《后传》之群雄激变而起，是得《南华》之怒。”而思想家陈子龙则说：“庄子，乱世之民也，而能文章，故其言传耳。夫乱世之民，情懑怨毒，无所聊赖，其怨既深，则于当世反若无所见者。忠厚之士未尝不歌咏先王而思其盛，今之诗歌是也。而辨激悲抑之人，则反刺诟古先以荡达其不平之心，若庄子者是也。”

——战祸频仍、黑暗统治等人为灾难所造成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社会悲剧；就中，栖身乱世的知识分子的处境尤其惨痛。

《人间世》篇楚国狂人接舆所唱的哀歌，语语沉痛，令人心灵震撼：

凤凰啊！凤凰啊！德行何以如此衰败呀？

要来的无可期待，已去的不可追回。

天下有道，圣人可以成就事业；

天下无道，圣人应该保全性命。

当今之世，仅仅免于刑戮罢了。

幸福轻于羽毛，不知如何把握；

灾祸重于大地，不知如何避开。

算了吧，展示德行，必致危辱；

危险啊，画地而趋，自拘自苦。

养晦韬光，我行无伤；

满地荆棘，勿伤我足！

“方今之世，仅免刑焉”，“殆乎殆乎”，“祸重于地”，处世之艰，莫可言喻。于是，紧接着，庄子就以经典性的语言给予士人以暮鼓晨钟般的警示：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人性迷失、文明异化所造成的精神悲剧。

人为物役，沉溺在欲望之中，导致人性的迷失；而贪欲无度，或为名，或为利，或为权势、地位，又会招来无穷祸患。其悲剧性在于世人对此竟安之若素，熟视无睹。

《天地》篇就此做了进一步阐释：

世俗的东西占据了优势，这是毫无办法的。三人同行，若是一人迷惑，要去的目的还可望到达，因为迷失的人少；若有两人迷惑，可就徒劳无望了，因为迷失的人多。现在是天下人都在迷失，虽然我有明确的期求方向，也无济于事。这不是可悲吗！

有鉴于此，庄子在《徐无鬼》篇借南伯子綦之口发出哀叹：

“嗟乎！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所谓“人之自丧者”，就是指那些追逐名利以致丧失自己天性的人。下面两重“悲夫”，表明对这一事态的严重，认识在不断加深，其后将日益远离炫鬻而达到淡泊无心、寂静无为的境界。

——失望以至绝望带来的心灵悲剧。

庄子最感悲伤的，还是其所衷心向往的精神超越、生命自由根本无望实现。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连身家性命的维系都大成问题，遑论生命的价值、精神的自由！什么“乘物以游心”，什么“得至美而游乎至乐”，都沦为甜蜜蜜的幻想。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大觉”之后前路迷茫、孤独无告的悲剧。

庄子沉痛地说：“梦饮酒者，旦（早上，这里指醒来）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13]这使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最痛苦的莫过于清醒后的无路可走。庄子的悲剧意识，正来源于清醒之后对于所处社会、时代的深刻认知与批判；而尤其沉痛的，却是终究无路可走。

——除了社会、时代因素造成的悲剧，还有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身所自然形成的悲剧意识。

这源于无法抗拒的铁的自然法则，亦即时间的限定性。诸如“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郤（隙），忽然而已”[14]；“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15]。难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要废然哀叹：“时间以它的力量，使所有的东西在我们手中化为乌有，万物从此而丧失了真正的价值。”

悲剧意识包含在生命的本质之中，是生命意识觉醒的反映，体现了人类的生命自觉。因此，对于庄子的悲观思想、悲剧意识，不能认为是什么“没落阶级思想情绪的表现”；应该看做是面对广大民众特别是读书士子，在社会变革时期遭受到空前未有的灾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一种苦闷的象征，一种困惑情绪的映射。俄国伟大思想家、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曾产生过悲观绝望、虚无主义的思想。对此，有些人批评说是没落贵族意识；可是，列宁却明确指出，这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制度的社会变革时期，广大尚未觉悟群众的意识；“悲观主义、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是这个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思想体系”。庄子思想产生的背景与此相似。

[1]刘生良：《鹏翔无疆》

[2]关于庄子的生卒年份，学术界大体上有五种说法：马叙伦认为，约在公元前369——前286年；吕振羽认为，前355——前275年；范文澜认为，前328——前286年；杨荣国认为，前365——前290年；闻一多认为，前375——前295年。笔者从马叙伦说。

[3]《外物》。

[4]《说文解字》。

[5]班固：《白虎通义·爵》。

[6]《汉书·艺文志》。

[7]《吕氏春秋·顺说篇》。

[8]《墨子·所染》。

[9]《在宥》。

[10]《则阳》。

[11]《缮性》。

[12]《齐物论》。

[13]《齐物论》。

[14]《知北游》。

[15]《养生主》。

不做牺牛

一

《史记》本传中记载，庄子曾为“蒙漆园吏”。蒙邑，经考证，在宋国都城商丘东北部，也就是庄子的出生地。蒙邑的漆园当是国家所属的漆树种植园，可能也包括制漆作坊。这个吏职，级别甚低，而且不属于行政范畴，只是一个经济管理性质的下层小职员。

漆树是我国特有的经济树种，其所产之漆在我国古代应用范围很广。由于它有防潮、防腐和美观、耐磨的功效，不仅应用于宫殿、舟车、乐器、家具、器皿、棺椁等方面，而且，对于战车、战船、矛杆、弓弩等战备用品，漆也是不可或缺的。

经考古发现，早在四千多年前，我国先民就已开始从漆树上取漆，经过制作，用于生产生活多个方面。宋国疆域属于古豫州范围，《尚书·禹贡》篇有豫州“厥贡漆、枲、、”（漆以及织成布和未成布的麻、葛类，同为周时贡品）的记载。战国时魏国史官所著史书《竹书纪年》里讲：“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郸伐卫，取漆富丘，城之者也。”说的是赵国南侵卫国，夺取富丘（在今商丘之北菏泽境内）盛产的漆，并筑城于此。这个时节，庄子十多岁。看来，先秦时期，漆及其制品确是当时国计民生中一项重要产品，在宋、曹等国的许多地区都曾广泛种植漆树。

学界大抵认同，庄子为漆园吏时间很短。大约任职于公元前340年左右，两三年后，便主动辞去了这个职务，其时庄子刚过三十岁。

期间，还发生了庄子却楚之聘、“不做牺牛”的事件。当代学者曹础基根据明·焦竑《老子翼·附录》：“（周）显王三十年（楚威王元年），楚聘庄子为相，不就，隐濠上漆园”的记载，断定楚威王遣使聘庄，当在公元前339年或稍后。

对此，《庄子·秋水》、《列御寇》篇和《史记》庄子本传中均有记载，然间有异辞。《秋水》篇记载：

这天，庄子正在濮水岸边钓鱼。楚威王派遣两位大夫先去表达心意，说：“我们的国王希望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先生。”

庄子手持钓竿，头也没有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特地用竹箱装着，手巾盖着，把它供奉在庙堂之上。你们说，这只龟，是甘心死了，留下骸骨，受到尊贵待遇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呢？”

两位大夫答说：

“它当然愿意活下去，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

庄子说：

“那么，你们就请回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

庄子本传记为：楚威王闻知庄子的贤名，专门派出特使，带着厚重的礼金前往迎聘，许诺要请他出任卿相。

庄子说：

千金，这真是重利；而卿相，就更是尊贵的高位。可是，你看没看见过祭祀用的牺牛啊？精心饲养了几年之后，就被主人披上五彩绣衣，牵到了太庙里，宰杀献祭。到那时候，莫说是做牛，它即使想要做一头孤弱的猪崽，能够做得到吗？请你快走吧，别污浊了我。我宁愿整天游戏在污泥之中，以自得其乐，决不愿意受统治者的羁累。我将终身不仕，以快心适志。

做如是选择，自然是取决于庄子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屈身作吏，覥颜事人，是他所鄙弃不屑的；他也完全没有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立功立德的期望；更不像同时代的孟轲那样，抱有“发政施仁”，“救民水火”，“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家国情怀。他所追求的只是真正的身心自由、生命自主；哪怕是做一只草泽里的野雉，只要能“不畜樊笼”，全靠自力，无恃无待，无累无患[1]。这个愿望可谓普通至极，平凡至极，可是，真正能够做到，又谈何容易！

成书于汉代初年的《韩诗外传》中对此有一段阐释：“君不见大泽中雉乎？五步一噣，终日乃饱；羽毛泽悦，光照于日月，奋翼争鸣，声响于陵泽者何？彼乐志也。援置之囷仓中，常噣粱粟，不旦时而饱；然犹羽毛憔悴，志气益下，低头不鸣，夫食岂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

庄子以极度的清醒和超凡的远见，洁身自好，特立独行，逍遥于政治泥淖之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始终和统治者保持着严格的距离。这同其他的晚周诸子，在观念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在那种社会昏暗、政治污浊的环境中，绝大部分读书士子，都迷失了自我，摒弃了生命价值，“莫不以物易其性”，“危身弃生以殉物”，“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2]。对此，陈鼓应先生有个解析：“先秦时代，士人群起而出，然而大多是依违于仕隐之间。庄子则超越了仕与隐的冲突与两难，既‘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又‘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在板荡的时代中，做一位清醒者、殊异者。”

他在政治上，既傲然独立，绝不苟活以媚世，又能随物适变，无所可否，摆脱世务，使自己无所可用；生活上，则选择极度简单的方式，坚持自食其力，靠着编草鞋、钓鱼虾来勤俭度日，维持低标准的生存状态；这样，在人格上，就可以保持自我的尊严与高贵，不受任何政治派别、社会集团的控制与影响；精神上，潇洒、超拔，营造一种从容、宁静、宽松、澹定的心态，以超群的智慧化解现实中的种种矛盾，祛除一切形器之累。“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悠哉游哉，聊以卒岁”[3]。

为了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庄子终身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的价值观，从而成为“官本位文化”坚定的反叛者，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轻松感。

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者，庄子熟知各国的史事，特别是那些在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诸如，生活于春秋时代的道家始祖老聃和儒家的创始人孔丘，还有早于自己三四十年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等等。老聃号称“古之博大真人”，《庄子·天下》篇说他，“人皆取先，己独取后”，“人皆取实，己独取虚”，“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韬光养晦，奉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理念，以养性全生为宗旨。而孔丘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历经十四个春秋，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一路上，饱遭长沮、桀溺、楚狂接舆、荷蓧丈人等的讥讽、批评，郑国人甚至嘲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狗”；但其所推行的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却最终也找不到买主。尽管“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4]；但那些霸主、时君却无意于施行儒家的所谓“仁义之道”。迨至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未见扭转，甚至有以过之。当商鞅向秦孝公进行类似的说教时，孝公竟酣然睡去，醒转过来还斥之为“妄人”。商鞅从中接受了教训，最后以刑名、法术之学取悦于孝公，变法图强，卒成霸业；但他自己却并未因此而获得好运，最后的下场是：“作法自毙”，惨遭“车裂”，分尸示众。

如果说，发生在秦国的这场惨剧犹在西陲之远；那么，在此前十七年和此后九年发生在宋国都城的两场宫廷政变，对于庄子来说，就都是昭然皆在目前了：先是剔成杀戮了奢侈无道的宋桓侯，自立为国君；后来，他的弟弟戴偃，又“依样画葫芦”，逐兄自立，剔成逃奔到齐国。这一切，都彰彰在人耳目，纵非宫廷中亲历亲与，听起来也令人汗毛倒竖，齿根发冷。庄子自然不肯和那些虎狼之徒搅合在一起，于是，便痛下决心，抽身脱险，远远离开政治这个“是非坑”。

其实，即使不存在这类政治风险、杀身之祸，就庄子的秉赋与天性来说，他也确实不是一个做官的材料。拉他从政，无异于套牛拉磨，驾犬耕田，不仅官当不好，自己也会跟着吃苦遭罪。

无分中外古今，基本上可以肯定，哲学家成就不了出色的政治家。哲学家所拥有的，是一颗整天都在思索问题的无比沉重的大脑，一颗时刻都在滴血的敏感的心灵，他们把灵魂受难看成是精神享受；他们可以有洞见，有卓识，有妙赏，有深情，却缺乏政治家所断不可少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魄力，更不谙戡天役物的手段、覆雨翻云的权谋。难怪赫拉克利特执意要把王位继承权让给兄弟，并且说：“宁愿跟小孩子一道掷骰子玩，也不去摆弄政治。”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如此，那么，庄子何以还偶涉官场，在漆园里谋个临时差事呢？现在猜想，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为了养家糊口，出于“稻粱谋”的无奈；如同孟子所说：“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为贫。”二是，老朋友惠施看他实在衣食无着，便出面举荐，而他难拂盛意，只好虚与委蛇，实际上并不热衷于此，更没有久于官场的打算。

他虽然并不适合从政，但从《人间世》篇看得出来，庄子对于官场腐败、仕途险恶、宦海浮沉的观察，却是至为透彻而深切的——其间波诡云谲，凶险莫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遭致灭顶之灾；即使没有性命之虞，由于世路多艰，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处兹乱世，参预政事，也极端不易：“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被追究责任，横遭罪谴；“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办事总须付出代价，而且难免招人反对，“佐阴则伤阳，佐阳则伤阴”，无论是成功与失败，都必然遭致祸患[5]。

他曾假借孔子与弟子颜回的对话，道尽了“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同最高统治者相处的艰难。孔子说，好名，就会互相倾轧；而智巧，则是争斗的工具，两者都是凶器。除非你不发一言，出言便会惹出麻烦。你若坚持在暴君面前畅谈仁义规范这一套主张，那就等于用别人的短处彰显自己的高明；在你尚未取得信任之时，就率性直言，一定会惨死在暴君的屠刀之下。以为只要修己励行，就能博得君王的喜欢，这更是一种误判，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从前，关龙逢之见诛于夏桀王，王子比干被商纣王剜心，就是实例。这两位大臣都勤于修身，爱护百姓，但由于居下而拂上，所以，君王就利用他们的道德修养加以迫害。这都是好名的结果。[6]

二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庄子率先提出了人的自由问题；他把自由精神作为生命的最高准则，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辞官却聘，“不做牺牛”，“不为有国者所羁”，这类纯乎出于高度自觉的人生道路抉择，都和这种自由精神紧密地联结着。就是说，它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追求自由，珍惜自由。

那么，何谓自由？自由应作如何理解？一般从字面上阐释，自由就是任情随意，无拘无束，可以从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这种看法不尽科学，也不符合庄子所倡导、所追求的自由的原义。庄子是从哲学层面上提出问题的，认为自由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感受与追求，那种自由境界，是一种主客观之间无任何对立与冲突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无任何牵系与负累的超然心境，首先体现在“逍遥游”上。按照陈鼓应先生的解释：“逍”是消释而无执滞；“遥”是随顺而无抵触；“游”是象征无所拘碍的自由自得状态。总括言之，即形容精神由解放而得到自由活动的情形。

但同是自由，也要分成多个层次：《逍遥游》篇说到的大鹏与列子的情态，固属诗意盎然，任情适意；但那都只是相对的自由状态，而不能算作绝对的自由。“九万里风鹏正举”，凭借的是六月飓风所掀起的波涛的托浮，然后才能背负青天，毫无阻碍地飞往南冥；“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过了十五天而后回来，同样要依恃风力的撑持，因此，也不能算作真正的逍遥，原因是还“有所待”。“所待”的条件不在己，条件一变，自由便随之丧失。而庄子所向往的，乃是真正的逍遥，是“无待”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称得上是绝对的自由。

在那社会激烈转型的时代，鉴于许多人终日营营役役，跳踉腾挪，或成为专供他人驱使的两脚工具，或沦为自己情志、欲望的奴隶，或变作种种身外之物的殉葬品，以致完全忘却自己的真实面目与人生本色，庄子就个体生命这一命题，给出了三个著名的观点：

一是，生命的存没乃自然之理，所以要听命自然，服从自然，皈依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由此，衍生出性分所至，人本无为的观点：“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吾身非我有也”[7]；

二是，因此，应该超然对待生命的存在，“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8]；

三是，个体生命本身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反对身为物役，明确提出：“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治理国家、天下，不过是“绪余”而已。“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9]

三者统一构成庄子的生命观，它的实质、它的核心乃是自由观，最后落脚在生命自由、精神独立、“不做牺牛”、“不能危身弃生以殉物”上。一、二两点与第三点并不抵牾，前者说的是生命的自然形态，后者强调的是生命的价值，它们的着眼点不同。其实，《齐物论》篇“不亡以待尽”的后面，接着讲的就是重视个体生命的意义：“苶然（困顿之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

庄子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俯瞰世间种种沧桑变化，以天才思想家的高度敏感性，感时伤世，最早地揭示了“人为物役”、“心为形役”这种生命存在的悲剧现象，开启了两千年后一些西方哲人关于“人的异化”思想的先河。我们阅读西方现当代一些哲学家、文学家的著作，常常感到庄子的在场。发现他们有些观点竟然同庄子的惊人的一致，比如，认为个人是本原，是圆满自足的整体，社会和国家不过是它的派生物（庄子称之为“绪余”），因而无须依靠社会、国家来判定其价值。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工具或手段；只有人，才是唯一的目的”；“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这些论点都同庄子的思想暗合榫卯，如出一辙。

同“不做牺牛”的生命宗旨相呼应，在庄子心目中，为君也好，为臣也好，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生命价值；相反，其所作所为，往往以爱民为名，乃“害民之始”。在《徐无鬼》篇，他曾就此对魏武侯提出了尖锐批评：“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口鼻”；直至发动战争，屠杀他国的士民，并吞人家的土地，以满足一己的私欲。而下面的官吏，即使是至微至末的职位，也免不了要充当媚上欺下、鱼肉百姓的帮凶角色。所以，依庄子之见，最佳的选择，就是做个远离政治的布衣、隐士。

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阶层，也就是“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以道自任”，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道义的担当者，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吊诡的是，社会却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的政治权力，而要获取一定的权势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像孔夫子那样，栖栖皇皇，奔走道途，争取解褐入仕，取得君主的信任和倚重。显然，这种获得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于破解的悖论。古代士人的悲剧性正是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臣服于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不仅丧失本性，丧失精神自由，更为惨痛的还会危身弃生，性命不保。“达摩克利斯”之剑，一天到晚，总是高悬在头顶上。

当然，也有部分读书士子，选取了独善其身的避世、隐逸之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更看重个体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动的自由自在；要在攫取爵禄、奉侍王侯之外，创造出另一种自身的存在价值，保持其独立人格与自由的意志。他们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和道德修养，智慧与才能往往高出常人，但由于认定社会现实、仕途官场是污浊的，因而不愿与时辈为伍，与俗流同污，而是洁身自好，独立轶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他们否定外在权威，卸却自身责任，远离功利，逆俗而行；以放弃仕途的富贵荣华为代价，博取更多的精神自由和更高雅的审美体验；忽视物质的享受，追求精神的超越，鄙弃以利相交、虚伪夸饰的人际关系，向往恬淡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秉持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

但是，说来容易，而要实际践行，却又难乎其难。那些真正的隐逸之士，为了逃避世俗的纷扰，总要匿迹于远离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栖隐在山林岩穴之中，过着一种主动摒弃社会文明的原始化、贫困化的物质生活，像庄子所说的，“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10]。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艰难困苦，还不是物质条件的匮乏与贫贱生活的折磨，而是精神层面上的苦境，所谓“隐身容易隐心难”。

隐士幽居与孀妇守节有些相似，与其说要过物质上的难关，毋宁说，主要还是战胜心灵上的熬煎。就是说，找一个远离尘嚣、摆脱纷扰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顿下来，比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实现心神宁寂，波澜不兴，使灵魂有个安顿的处所，却须破除许多人为的障碍，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炼功夫。为此，他们往往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一种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轻松感，使隐居中的寂寞、困顿和酸辛，从那些无利害冲突、超是非得失的审美愉悦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价值的补偿。

翻开晋·皇甫谧的《高士传》，那类尘心荡尽、真正安于隐逸的人士，为数并不很多。上古的许由、巢父，可以拔得头筹。许由初隐于沛泽，因帝尧欲以天下让之，而逃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后来，帝尧又召之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便洗耳于颍滨；适逢巢父牵牛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缘由，便责备他隐居不深，欲求名誉，以致污秽犊口，遂牵牛至上流饮之。

还有一位善卷先生，据《庄子·让王》篇记述：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

汉代的严光，早年曾同南阳郡的刘秀一起四出游学，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刘秀夺得了天下，文官武勇，风虎云龙，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唯有严光却躲得远远的，更名变姓，高隐不出。光武帝仰慕其才情、人品，令各郡县四出寻访。找到之后，严光却拒绝出山，使者往返三次，被逼不过，勉强登车到了京城洛阳。见到刘秀之后，他严词加以责问：“从前唐尧以盛德著称，但仍有巢父隐居不仕。人各有志，何必相逼呢？”光武帝无可奈何地说，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可是，竟不能屈你为臣呀！说罢，叹息登车而去。严光也就回到了富春山下七里泷中，钓他的酸菜鱼去了。

像这类自甘退出社会舞台，彻底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关怀，绝对排斥入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当属于原根意义上的隐士。

但更多的却是“有执志而有所待者”，比如西周初年的姜太公，“隐迹磻溪七十余，钓滩清浅鬓萧疏。满怀韬略为香饵，只钓文王不钓鱼。”[11]还有那位志存高远、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南阳高卧，耕田读书，闲来抱膝长吟，无非是等待时机，献身明主。至于那类以退为进、以隐求官，把隐居作为晋身仕宦的“终南捷径”者，也代不乏人。他们属于政治投机者流，同隐士更是搭不上边。

不过，庄子的隐居闲处，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隐者。他既无意于像儒家那样积极入世，不想卷入险恶的政治旋涡，就是说，不属于“有所待者”；也并不主张遁迹山林，逃避社会，远离人群；而是采取“顺世”、“游世”、“间世”的态度——既不完全脱开，又能拉开距离，处于“逍遥游”的人生理想境界。他说：“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12]“隐，故不自隐。（不是遁迹山林，而是寄迹人间；心隐而身不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智）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意为命途多舛、世运不济所造成的）！”[13]

可见，他的隐居闲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客观形势所迫而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

三

适逢“千金买马骨”、“诸侯争养士”的战国时代，以庄子的天纵之才，既有学问，又有思想，更富卓见，地地道道的学派领袖、一代宗师，只要他能稍微俯身迁就一下，还愁无官可做、无禄可求吗？可是，他为了追求精神自由，活得逍遥自在，宁可长期过着饥寒、困窘的生活，决不肯以精神沦落来换取物质享受。

《外物》篇记载：

庄子贫穷，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只好到监河侯的衙署去，想要借贷一点口粮，以暂渡难关。

监河侯说：“好啊。等我收了封邑里的税金，就借你三百金，你看可以吗？”

庄子忿然作色，板着面孔说：

“昨天我到这里来，中途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车辙里有一条小鲫鱼，在那儿跳呢。我就问鲫鱼：‘你在那里干什么呢？’小鲫鱼说：‘我是东海龙王的当差，现正处于困境，你难道不能用升斗的水救活我吗？’我说：‘好的。我这就要南行，游说吴越之王，等我引来西江的水来营救你。你看，可以吗？’这个小鲫鱼沉着脸说：‘我失去了水，处在艰危的困境。所求不多，只要得到一斗一升的水就可以活命。可是，你却这样说话，那还不如索性到干鱼店里去找我呢！’”

贫困的庄子，除了遭遇监河侯的冷眼，还曾受到过邑人曹商的无耻奚落。《列御寇》篇记载：

曹商受宋王之命，出使秦国。他到了以后，一见面，秦惠文王当即赏赐他几辆车子；待到正式交谈，秦王倍加喜悦，赏赐车辆百乘。他志得意满地回到宋国，见到了旧日相识的庄子，便语含讥讽并大肆夸耀地说：“老朋友啊，要论忍饥耐寒，处于穷闾陋巷之中，终年累月困窘织屦，最后弄得面黄肌瘦，这是我所赶不上你的；而办理外交事务，会晤大国君王，一举而从车百乘，那可就是我的长项了。”

庄子说：“听说秦王有病，召请医生，赏格定得很高：能给他的脊背破痈排脓的得车一乘，能给肛门吮脓舔血的得车五乘。所治部位越是往下，手法越卑污的，得车愈多。你是不是整天在那里，给人家吮痔疮、舔屁股呢？不然，怎么会得到那么多车辆的赏赐呢！你赶紧走开吧！”

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评述的：“庄子属于极端厌恶官吏的一类人，他既不愿服官，更不肯叩头，所以一贯地洁身处世，而且，总是把尖锐的矛头指向官场的奢华和显贵，对以势骄人者、趋利之徒、权贵人物，极尽挖苦之能事。”

有这样一句话：“财富和地位不会改变一个人的长相，但可以让他撤除伪装，原形毕露。”两千年前的曹商正是这样。遗憾的是，这类吮痈舐痔、厚颜无耻的丑行，在后世的官场中从来没有绝迹。旧籍中记载这样一则故事：

五代时后蜀有个徐姓县官，年龄已经很大了，却总是寻隙觅缝，想要找个晋升的机会。幸好貌美年轻的女儿，被当朝的宰相看中了，选做了姨太太；于是，趁着“之子于归”，也就是女儿出嫁，悄悄地嘱咐她，多在宰相面前美言几句，替老爹求个情——原来，他已经认准了“彭州牧”这个肥缺。说着，就涎着脸皮，把事先写好的一首诗，塞到女儿手里：

深宫富贵事风流，莫忘生身老骨头。

因共太师欢笑处，为吾方便乞彭州。

应该说，庄子之所以“不愿服官，更不肯叩头”，一贯地洁身自好，是由于他秉持着一种超越凡俗的处世哲学。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奉行虚静的自然之理，就“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14]。对于这种处人、处己、处世的态度，魏晋时的嵇康做过最中肯的阐释：“故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畎亩，被褐啜菽（意谓身体劳累，衣食很差），莫不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则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生命恬适之要领，在于求得内在的自足；内心生活充实了，方寸不为外物所累，就无往而不自得其乐。从容自得，不仰外求，这是庄子处世处己中最为光华四射的一点。

针对一些隐者必须遁迹山林，否则心神难以安顿的想法，庄子曾鲜明地托出自己的观点：“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夫流遁之志，决绝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与（欤）！”[15]大意是说，人如果能够游心自适，哪里有不悠游自得的呢？人如果不能游心自适，哪里有悠游自得的呢？至于流荡隐遁的志向，决绝弃世的行为，大概不是智能高超、禀赋深厚的人所会采用的！

后世的陶渊明深谙此中三昧，有句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与陶氏大体上同时的史学家、《后汉书》的作者范蔚宗在《逸民传·序》中也说：“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湖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这里所谓“性分”，其旨归正是庄子所说的那种不仰外求、内生于心的本性。

就此，林语堂先生有过一段议论：

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如果一个人离开城市，到山中去过着幽寂的生活，那么，他也不过是第二流隐士，还是环境的奴隶。城中隐士实是最伟大的隐士，因为他对自己具有充分的节制力，不受环境的支配。

这里说的是一种境界。之所以誉为“最伟大的隐士”，林氏的着眼点，在于当事人的立身行事之高。就是说，如果夐绝尘寰，山林遁迹，远离世务，那么，人际间的一切纠葛便也随之而消弭了；而现在是“结庐在人境”，“游于世而不僻”，“非伏其身而不见”，“非闭其言而不出”，“非藏其知（智）而不发”，这样，就必然面对一个如何处人、处己、处世的问题。

在这方面，庄子表现出了卓绝的人生智慧。

天才，注定要为其超越于时代、超越于常人付出应有的代价，甚至要献出宝贵的生命。比如中国的嵇康、李贽，西方的布鲁诺、伽利略，弯起指头来可以数出几十个。可是，作为天才中的天才，庄子却不在其列。应该说，这得力于他的“散木情结”。

在《人间世》、《山木》等篇中，他曾列出两组鲜活的事例进行对比：一组是，“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桂可食，故伐之”；另一组是，栎社之树、商丘之木因“不材”而得以免遭砍伐，白颡之牛、亢鼻之豚、患痔之人因不宜祭神而得以全生，支离疏以残形痼疾而终其天年。前者表明：有用则自戕，有用是灾难；后者揭示：无用则无患，无用有大用，不材可以自存，无为、无求能够免除祸患。两相对照，得失立见，道理至为鲜明，至为警策。

唐人白居易写过两首《闲卧有所思》的七律，其二曰：

权门要路是身灾，散地闲居少祸胎。

今日怜君岭南去，当时笑我洛中来。

虫全性命缘无毒，木尽天年为不才。

大抵吉凶多自致，李斯一去二疏来。

“有所思”，思什么？思的是进退去留、祸福吉凶的道理。这里提到了三位古人：李斯拜荀子为师，学成后，决定西去秦国。辞别老师时，他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这就叫“李斯一去”。到了秦国，逞才用智，尽展所能，结果为权臣赵高所忌恨，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二疏”为西汉时的疏广与其侄疏受。他们深得朝廷信任，官至太傅、少傅，叔侄同时担任太子的老师，一时传为美谈。就在那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人生极致时刻，疏广对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而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伯叔亦称诸父）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疏受欣然同意。于是，两人就推称有病，执意请求去职，最后得到了皇帝允许。回乡之日，许多官员、朋友前来送行，车子有几百辆。过路行人见了，都赞叹说：“贤哉，二大夫！”这就叫“二疏归来”。

散木不材也好，无用无患也好，一个大前提，或者说出发点，是以名位为轻、生命为重，视身心自由为至高无上。世间大多数人，从认识上，大概能够赞赏“全身养性”、“功遂身退”的明哲，也会认同《庄子·让王》篇所设喻的“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的不足取；但是，“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认识是一码事，践行却另是一码事，此其一；其二，实利就在眼前，而祸患往往隐于身后。这样，许多人在名缰利锁与权势地位的诱惑面前，就会迷失本性，难以脱身了。

《列子·杨朱》篇记载了一段杨朱与孟氏的对话：

问：人为什么要功名？

答：以名者为富。

问：既富之后，为什么不停止？

答：为贵。

问：既贵之后，为什么还不停止？

答：为死。

问：人死之后，又为什么？

答：为子孙。

生动地描绘了人们为寿、为名、为位、为财、为子孙而奔波拼命，以功名利禄为终极追求的扭曲心态。堪资嗟叹的是，这种心态至今也未曾绝迹，即便算不上“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起码它并非罕见的特例。

走笔至此，脑子里涌上来几句俚诗：

人间浊世漫苍黄，泽雉牺牛各有方。

散木不材为岂易，破头洒血想蒙庄。

[1]《养生主》。

[2]《骈拇》。

[3]晋·潘岳：《秋兴赋》。

[4]《天下》。

[5]《人间世》。

[6]《人间世》。

[7]《大宗师》。

[8]《大宗师》。

[9]《让王》。

[10]《刻意》。

[11]宋·王十朋诗。

[12]《外物》。

[13]《缮性》。

[14]《养生主》。

[15]《外物》。

困踬乡园一布衣

一

在古代，一个读书士人，不肯做献祭的“牺牛”，“不为有国者所羁”，就意味着自绝于仕进之路，甘心做一个平民百姓，一个布衣知识分子。

说到“布衣”，人们会联想到那位“卧龙冈上散淡的人”诸葛亮。他在送呈皇帝的《出师表》中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也曾想要借用这番话来状写庄子，可是，细一琢磨，就觉得有些拟于不伦了——开头那个“臣”字，并不符合庄子的意愿。须知，他可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1]的旷世超人啊！

庄子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思想绝对超前，而且学问精深，博闻广见，大到宇宙、时空，远至南冥、北冥，小至蝼蚁、稊稗、浮尘、芥子，近及牛羊、鸡犬、彩蝶、游鱼，他无不涉猎。在哲学史上，是他最早提出了时空概念，为时空下了准确的定义。他能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事例，来表达天道与人道的微言妙义；许多看似日常生活化的议论，都蕴涵着深邃的哲理。

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同样，我读庄子书，也想见其为人。中外历史上，有些思想家、文学家，你可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却未必欣赏他的为人，所谓“可信者未必可爱”；庄子这个人，却是人们既喜欢他的作品，又都欣赏他的为人。

按照一般人的揣度，凡是那些须仰视才可得见的大师级人物，特别是凭着思想和头脑营构世界的大哲学家，必然都是神情冷漠、凛然不可侵犯，令人产生一种高不可攀的惶悚感与疏离感。可是，这种心理用到庄子身上，并不符合实际。他不是那种道貌岸然、正襟危坐、卓尔不群的圣者形象；也并非像后世道教徒所描绘的，长髯飘拂，庞眉修目，一副仙风道骨；或者如同遥远的藐姑射山上的神仙，“不食五谷，吸风饮露”，迥绝凡尘，无一毫“人间烟火气”；当然，也不像孔门弟子形容他们的老师那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可望而不可即。

庄子是平民，庄子就在人间，就在我们身旁。在我的读书印象中，觉得如果给他画像，不应忽略这样三个特征：首先是那种宠辱不惊，心平气静，悠然自得，潇洒从容的神情和气度；其次，要把他那饶有风趣、好开玩笑、滑稽幽默、富于感染力的智者形象表现出来；最后，形貌上看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属于那类钻到人群里很难辨识出来的普通人物；引人注目之处，是身形瘦削，“槁项黄馘”——干瘪、细长的脖子，托着一个面色枯黄、前额笨重的脑袋。

庄子居住在宋国都城商丘东北部的一个小城镇里，这里距离市区不过二三十里。作为宋国公族的后裔，或者流落到宋国的楚国公族的后人，自然曾经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即便是由于家道衰落，未曾进过贵族的官学；那么，当时私学之风已经盛行，肯定也能置身其间，受到良好的栽培。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出身高贵、满腹经纶，精神生活极度充实、非常富有的大学者，却忍饥耐寒，居贫处贱，物质条件相当匮乏，生活十分困苦，困苦到要靠织屦、捕钓糊口；终年穿着破衣敝履，即使是面见“万乘之君”，也还是这身打扮。他自甘清贫，安之若素，却绝不出去营谋仕进，同其他百家诸子持截然相反的态度。

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生鹄的所支配的儒家学派的读书人，明确提出要“上致君，下泽民”，“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遑遽、忧悼貌）如也”；孟子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只要是身为儒者，无论其为“性善”论者，还是主张“性恶”之说，一例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定位与调适合作，维护“君君臣臣”的社会政治秩序，而不会站在平民百姓立场上。

李悝、商鞅等法家人物，尚刑名之学，主张以法治国，实施变法图强，无疑是直接为君主政治效劳的。兵家的孙膑、庞涓等，师事鬼谷子，习“纵横捭阖”之术，最终要实现的理想，仍然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纵横家张仪虽有贵族后裔身份，家境却十分贫寒，苏秦则出自农家，按说，他们应该保留一些平民意识，可是恰恰相反，这两个人天天想的、日日盼的、嘴里念的、梦中见的，全都是时君、权相，绝不会是那些赤脚汉、草根族。张仪游说楚国宰相，结果被诬偷窃了人家的玉璧，横遭鞭笞数百。妻子说：“你如果不是学了那套纵横术，专门巴结君王，何至遭受这番毒打！”张仪说：“舌头是我的本钱，舌头在，就不愁没有出头之日。”于是，鞭伤稍见痊复，便继续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周旋于朝廷内外，攀高结贵，遍干诸侯，钻营奔竞，争名逐利。

庄周则异于是。他像一只“高鸣向月”的丹顶鹤，超凡脱俗，挺身特立。作为一个具有草根性质的知识分子，他和周秦之际的其他思想家、哲学家最显著的分别，是他完全脱离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那些“治人者”严格划分界限；他的思想倾向、所持立场，许多都是站在平民百姓一边。这一点，也有异于同是道家祖师的老子。老子具有一整套的治国方略，譬如在《道德经》中所载记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国有利器，不可示人”；“以道作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天下神器，不可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如何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大国若烹小鲜”；等等，无一不是关乎治术、关乎国家的。我们通观《庄子》全书，看不到有关封建政治的积极言论，很少发现他对帝王权贵建言献策；相反的在他的笔下，倒是充斥着暴君昏上的形象，及其种种残生害民的恶行。

可能是由于他身居草野，远离上流社会，长期同底层民众在一起，因而始终存有浓重的平民情结。他不仅同那些贫贱的农民、勤劳的手工业者有着相同的身份、境遇，而且，常常出入市廛，置身于百工居肆，有时本人还从事一些手工业方面的体力劳动。这样，作为其中的一员，他就有机会、并能注入深厚的感情，同那些耕夫、渔民、屠户、木匠、驭手和编织匠、洗染工、采漆工等被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底层民众，以及拒不出仕的畸人、隐者，拉近了距离，进而建立良好的关系。

如果说，布衣身份尚属于外在因素，随着地位的调整，服饰、身份会因时而变——从前不是有“解褐入仕”的说法吗（当了官，就要脱去平民的粗布衣裳换上官服）；那么，平民情结则深深地打上心灵的烙印，进入了人生观、世界观的层面。历代一些富有良知的读书士子，对于劳苦大众也都怀有同情心理，所谓“体恤民瘼，恫瘝在抱”，“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于反动统治者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肆意搜刮民膏民脂的恶行，更是极表愤慨；这些人在登科入仕之后，致力于惠民兴利、造福乡梓；或者立身清正，除暴安良，大胆实施政治改革；或者直言敢谏，力矫时弊，甚至不惜断头流血。他们无疑都是流芳百世的仕宦楷模、贤臣良宰。但在封建王朝的整体环境下，他们的立足点，还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必然采取一种俯视群伦的“临民”姿态，而把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圣帝贤王身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们即便是一朝沦落，削职为民，挂冠归里，成为事实上的布衣，但那种鲜明的阶级胎痕还仍然留存在骨子里，而与道地的平民情结无涉。

二

商丘，作为“首善之区”，是一个比较繁华的都市，也是战国中后期的一处手工业制作中心。城内城外，聚集着铁匠、木匠、漆工、织工、首饰匠、洗染工、琢玉工、皮革工、制陶工、砖瓦工、缝纫工等各种工匠师傅，他们都是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贡献技艺，给自家谋求生路。

庄子在读书治学的间隙，常常喜欢进城游观，顺便在店铺里歇歇脚，同这些工匠师傅唠唠家常；他们也都把庄子看作是自家人，愿意同他说一些心里话。特别是一些近乡同里的人，都知道这位先生是和自己身份相同的平头百姓，居住不过两间茅屋，出行全凭一双脚板，穿着打扮，饮食习惯，都和大家相差无几，甚至生活标准还要低上一等。而庄子，则对这些穷苦人的生产生活相当熟悉，有的技艺，比如编结草鞋、刻制竹简、制漆、捕钓等，他也能够熟练地操作。单就这一点来说，他倒是有些像创建墨家学派、自称“北方之鄙人”的墨翟——纯粹出身于农民，从小放牛、打柴，参加多种体力劳动，以吃苦为高尚。也正是因为庄子具备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才能在书中那么逼真传神地描绘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诸如善于粘蝉的驼背人、操舟若神的船夫、捶制钩带的工匠、神乎其技的庖丁，为齐王训练斗鸡的纪渻子，等等。

他游踪不定，一会儿进到屠户棚中，唠起宰牛的闲嗑儿；一会儿，又蹲在河边上，擎起鱼杆，屏息注视钓丝的摆动；一会儿，同那些畸人隐者道出一段尖刻无比的寓言，充当一个世路人生的解剖师；一会儿，又漫步在黄沙古道上，负手低吟：“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成为一个道地的诗人。他还乐于同那些残疾人打交道，神情凝重地听他们诉说惨淡的人生、曲折的经历。

他很善于讲故事，是一个想象力超群、表情丰富、善于模拟的故事大王。举凡飞禽、走兽、游鱼、草蛇、蝴蝶、鸣蝉、蚊虫、蚂蚁，到了他的口中、笔下，都活灵活现，生动传神，而且被人格化、情感化、形象化了。对于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有很真切的观察和表述。你看他写马：“喜则交颈相靡（摩），怒则分背相踶（踢）”；写鸟：“随行列而止，委虵而处（宽舒自得之态）”；写鸱鸺（猫头鹰）：“夜撮蚤（捉跳蚤），察毫末，昼出瞋目（瞪大眼睛），而不见丘山”。

庄子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对于物性，有极其精细的体察。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喂养猛虎的实际体验，由于家境贫穷，大概连骡马之类的大牲畜也没有豢养过。可是，他对这些动物却观察得非常细致。你看，他在《人间世》篇讲到：饲养老虎的人，不敢拿活物给它吃，因为担心它在扑杀活物时，会怒气勃发，激起其凶残、暴戾的天性；也不敢用完整的动物去喂虎，必须切成碎块，否则，老虎在用牙齿撕裂动物的时候，会激发怒气，恢复其残酷的本能。他还说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喜欢马的人，用精致的竹筐去接马粪，提着珍贵的器皿给马接尿；当发现蚊虻叮在马身上，出于感同身受的由衷怜惜，“啪”地一拍，没想到马竟然受到惊吓，咬断口勒，毁掉笼头，挣碎胸络，狂奔起来。本意出于爱惜，结果却适得其反。庄子还注意到了生活中“螳臂当车”的悲剧现象：螳螂不知道自己力不胜任，凭着一股狂妄的心性，奋力举起臂膀去阻挡车轮，最后闹到粉身碎骨的下场，而车轮照常前进。

当然，我们的哲学大师，并非像一般动物学家那样停留在物情、物象的观察上，他在体察物性的背后，还有深刻的寄寓在。当代学者王博指出，庄子笔下的养虎人，是精通政治的，他对老虎一直采取顺的态度，以换得与老虎的和平共处；如果是逆，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生活在政治与权力的世界中，无异于生活在老虎旁边。君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老虎，你要小心着不能让他发怒，要顺从他，而不能和他“对着干”；即便你“对着干”完全是出于一片忠心，可是，君主是没有闲暇来关注你的用心的，爱马者的例子表达的正是这一点。“对庄子来说，如下的问题一直是挥之不去的：我爱某个人，可是这个人愿意接受我的爱吗？或者他会理解我的爱吗？”庄子还告诫世人，必须有自知之明，不要把自己的才能估计得过高，只有既了解自己，又了解这个世界，才会找到合适的角色和位置。

庄子的人生，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应色彩，感性体验至为丰富，对于浮生百态，世故人情，更是体察入微，洞若观火。这在先秦诸子中，绝对能够拔得头筹。在《列御寇》篇，他曾借孔子之口，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外表不显露，感情藏得深）。”对于人的心理活动，他尤其谙熟。他写被流放到远方的人，离开国境几天之后，见到自己所熟悉的人，就感到很欣慰；离开十天半月之后，见到自己曾在本国见过的人，即便并不熟悉，也会感到十分亲切；等到去国一年之后，哪怕是碰见像是本国的人，也高兴得不得了。这岂不就是离开故人愈久，思念就愈深吗？流落到空山幽谷里的人，连野兽来往的路径都被杂草塞满了，他在里面住得很久很久，一听到人的脚步声，就会欣然色喜，更何况是兄弟、亲戚在身边谈笑呢！[2]

对于人情世故，庄子确有实际而深入的体会。《天运》篇讲：“忘亲易，使亲忘我难”。这里包括双层寓意：一层意思，父母舐犊情深，不论子女年龄多大，也总当做孩子，而子女就不一样了，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另一层意思，作为子女，若要做到不使父母牵挂累心，得以顺情适志，实非易事。庄子还说：“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母亲必须等到断奶之后才有可能孕育弟弟。这样，哥哥就会认为，父母舍长而育幼，已经失爱于双亲，因而啼哭不止。《天地》篇讲：“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说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妻子在半夜生下小孩，他就急忙取火照亮，心情忐忑地观看孩子的长相，唯恐他会长得像自己一样丑陋。寥寥数语，曲尽人生百态。诚如清代学者林云铭所评论的：庄子是个“最近情”的人，“世间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屠宰之末，离合悲欢之态，笔笔写出，心细如许”。

《外物》篇讲环境对人的影响，说：“婴儿生无硕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婴儿生下来，不靠师匠教授便会说话，这是和会说话的人在一起的缘故。讲得更为深刻的是：“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意思是，生活中应该留有空间以容其私。室内如果没有一点空隙，私人生活空间非常狭小，时刻都好像处于被人监视之下，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即所谓“牢狱文化”；这样下去，婆媳间就免不了要互相吵架、争斗。如果延伸一步，放大到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想境界似乎是“亲密无间”。但这样就好吗？恐也未必。两人若是过于亲密，一点距离、一点空隙、一点差异都没有了，彼此间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同一的，私人空间完全丧失，其结果是物极必反，反而会使亲情、友情化为乌有，最后会导致疏离与破裂。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做后盾，会能体察得如此细腻，如此深刻。

类似的人生感悟，还有很多，比如《人间世》篇所说的：“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意思是，凡事逼得太过分了，人家就会兴起不善之心（恶念）来对付他、报复他。《大宗师》篇讲的“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更是极为警策的格言。一个人如果一味沉溺于嗜好欲望、感官享受，那么，他的层次就必然是很浅薄的，谈不上有什么灵思慧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钱穆先生引证了《列子》中的一则寓言：一个人入市，见到金子就肆意窃取，旁若无人，结果被人捕获了。问他：“你怎么胆子这么大？”他说：“那个时候，我眼睛里，只见金子不见人。”窃夺金子的嗜欲太深了，太重了，以致虽有他人在场，也视而不见，行若无人，原有的双眼的天机完全被窒塞了。也是在这一篇，庄子还讲：“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在艰苦条件下，人们尽力相互照顾、相互救助，这虽然可贵，但是，若能在自由生活的天地中，免去这些刻意的照应、救助，岂不是更好吗！

《渔父》篇讲：

有人害怕影子、憎恶足迹，想要抛弃它们而干净利落地行走。可是，老也躲不掉。怎么办呢？干脆就快跑，结果，跑得越快而足迹越多，跑得再快，影子始终紧跟不舍；自己还仍然以为跑得慢，便越发加快脚步，快跑不停，最后，弄得力尽气绝而死。

说到这里，庄子慨叹道：“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大意是，他就不知道，到了没有光线的背阴地方，影子就会消失；停下脚步来，足迹自然也就不见了。真是太愚蠢了！

庄子《达生》篇关于“外重者内拙”的论述，也非常有趣，而且涵蕴深刻。他以赌博为例：

用瓦块做赌注的，可以从容应对，心理毫无负担；用衣带钩做赌注的，因为有一定价值，这时心里就有些紧张；而用黄金做赌注的，心神就会紊乱，因为或输或赢，关系至大。本来，无论哪种情况下，人的技巧都是一样，并没有发生变化；可是，由于有所顾惜，思想里加重了负担，便对外物分外重视。而凡是重视外物的人，内心就必然笨拙。

联系到国际间的体育竞技比赛，特别是球类比赛，我国的运动员总是内心负载过重，心理承受不了，仿佛十三亿人都在那里盯着他们——由于上层领导与广大观众带有过高的期望值，过强的功利心，似乎一场赛事赢了还是输了，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临深履薄，心怀惴惴，技艺再高超，动作再熟练，也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还有一种常见现象：就是外科医生操刀，给重要人物或者至爱亲朋做手术，尽管技术十分娴熟、十分高超，而且倍加认真对待，但是，由于心理负担过重，有时是越怕出纰漏，偏偏就出了纰漏。这类面临重大抉择时的失手，可以说，不是失给对手，而是失给自己；不是败于马虎，而是败在内心的过于“在乎”。

……

普通人，平常心，家常话，俗世情，说得丝丝入扣，撄攫人心。这是庄子哲学的一道亮色，一定意义上，也映照出了庄子的人生本色。

庄子是人不是神，他的德行、他的修为，并非一朝一夕精进到这样的地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即便是天才，他离开娘肚子的第一声哭，也同平常的婴儿一样，而绝不可能是一首美妙的诗或者是一曲动听的歌。庄子之所以能够参悟天地的奥蕴，省识人生的玄秘，应该说，端赖于他的困踬生涯和多舛经历。天佑哲人，给予他以特殊机遇，使其能在世态常情之上，步入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

而这类切身体验，对于思想家来说，未始不是一种特殊的偏得。和劳动者的直接接触，恰如钱锺书先生所言：正是“取譬于近，假（借）象于实，以为研几探微之津逮”的极好机会。

一是，在实际参与或深入观察劳动实践中，“格物致知”，透过掌握物质生产属性，进入“直观体道”的精神境界；

二是，学习应用普通劳动者的思维方式、表述方法，把思索的道理穿插到故事的讲述之中，或者通过生活细节的感触与体验，画龙点睛地加以点醒，有效地改造集中说理的话语方式；

三是，作为一种哲学表达、思想交流的手段，充分运用寓言故事的譬喻效果，在本体与喻体之间架设一道认知桥梁；

四是，寄意于象，化抽象理念为可以感知的形象符号，为理念找到一个客体对应物，使一些精深的哲理获得直观的、形象的阐释。

三

《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可是我们展读开来，就会发现，里面随处可见大量形象逼真、性格特异、各有所长、活灵活现的人物，大别之，有六种类型：

第一类是各种残疾人。散见于《庄子》内七篇的，有生下来就只有一只脚的右师，有遭受刖足之刑的王骀、申徒嘉，有被砍断脚趾、只能用脚后跟走路的叔山无趾，有肢体变型、形态扭曲的哀骀它，有曲足、伛背、无唇的跂支离无脤，有颈间瘤大如盆的瓮盎大瘿；还有形态极为怪异的丑陋者，像脸部隐藏在肚脐下、肩膀高过头顶、颈后的发髻朝天、五脏的血管向上、两条大腿和胸旁肋骨相并的支离疏，有腰弯背驼、面颊隐于脐间的子舆等。这些人大都具备优良的品德，高尚的操守。

清人宣颖在评析这些篇章时，有个形象的描绘：

劈头出一个死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死者，又一个恶人，又一个跂支离无脤，又一个瓮大瘿，令读者如登舞场，怪状错落，不知何故。盖深明德充全不是外边的事，先要抹去形骸一边，则德之所以为德，不言自见。却撰出如许傀儡，劈面翻来，真是以文为戏也！

这些人，一个共同特点，是身体残疾、形貌丑陋，有的是“以恶（丑陋）骇天下”，有的是以“陋貌而弃于四方”，奇丑到了极限。可是，他们却都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就是说，他们都具备上好的品格、素质，有出色的道德修养；因而博得庄子的情有独钟，在提到他们时，总是神凝气聚，“笔端常带感情”。这些残疾人大多数都是庄子哲学思想的形象鲜活的践行者。

在庄子看来，“天地之养也一，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短。”[3]就是说，众生平等，天地的养育原无二致，居高者不应该自以为尊贵，处下者也毋须自伤卑贱。庄子还特意指出，比起常人来，这些身残处贱之人，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自身，全真养性；而与此相反，那些美姿、长髯、身长、高大、强壮、华丽、勇迈、果敢者，虽然在这些方面超乎常人，却难以逃脱遭受役使而陷入困穷的窘境。正所谓“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4]。

庄子在《德充符》篇，还通过孔子同鲁哀公的对话，特意地宣扬：

才质完备而德不外露的哀骀它，虽然形貌丑陋，但他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未曾开口说话就能取信于人，没有事功也能赢得他人的钦慕，能使别人把自己的国家交付给他，还唯恐他不肯接受；他具有无穷的魅力——男人见到他，倾心景仰，愿意与他相处，不肯离去；女人见到他，竟向父母提出请求：“与其做别人的妻子，宁愿给哀骀它做小妾。”存有这样想望的女人，多达十几个，数量还在增加。

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应用这个典故，写过这样两句诗：“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重结再生缘。”纳妾是奴隶制、封建制残余，应该摒弃，那么，想慕一个人，索性就寄厚望于来生吧。

第二类是各类体力劳动者。木瓦匠、粉刷匠、乐器匠，斫轮工、铸工、锻工，宰牛的、屠羊的、灌园的、种田的、捕鱼的、捉蝉的、驾车的、制陶的、卖浆的、养斗鸡的、喂猴子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宫廷到民间，从闾巷到村落，从户内到野外，从农业到百工。行业之全，工种之多，几乎涵盖了社会、民生的各个方面。

第三类是“神乎技矣”，“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专家型”人材，以及具有高超技艺的形形色色的工匠师傅，诸如庖丁、轮扁、梓庆、伯乐、纪渻子、真画者、任公子、佝偻老人、吕梁丈夫等；还有大量的各有所长的百工技人。

对于那类精于技艺的“专家型”人材，庄子时有微词，认为他们对人对物虽能尽展所长、各极其致，但往往违反了天理、人性，比较典型的是对于伯乐。在《马蹄》篇，庄子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饿了吃草，渴了饮水，高兴了就扬蹄跳跃，这是马的真性情。即使给它高台大屋，也没有什么用处。待到伯乐出现之后，说什么“我善治马”，于是，烙印、剪毛、削蹄、套上笼头，再用绳索把它们拴在一起，圈在马厩里；然后，又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衔勒的痛苦，后有鞭棰的威胁，结果就厄运丛生，没有生气了。伯乐等人都是普通的民众，并不属于上层统治阶层。庄子这样讲，显然不是针对他们个人，而是借用这种活的道具来说事论理，寄寓一己的某些思想观点。

借之以说事，还有许多事例。比如《天道》篇里的轮扁：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木匠轮扁在堂下砍削木材，制作车轮子。这时，轮扁放下椎凿工具，走上堂来，要同齐桓公对话。

“请问，大王您读的是什么书呀？”

桓公说：“是记载圣人之言的书。”

轮扁又问：“那么，圣人还在吗？”

桓公说：“已经死去了。”

轮扁说：“看来，您所读的书，不过是圣人留下的糟粕罢了。”

桓公闻言大怒，说：“我读书，是件庄严无比的事；你一个做车轮子的匠人，怎么能随便出言议论呢？你给我接着说下去，如果能说出道理，我可以放过你；如果没有道理可说，那我就要把你处死。”

轮扁说：“我是从我做的事情里看出道理来的。比如说，砍削木材，制作轮子，速度慢了，车轮就只是光滑却并不坚固；反过来，如果动作过快，车轮就会粗糙不堪，而不合乎规格。只有不快不慢，才能心手相应，制作出质量最好的车轮。这里面有规律存在，但是，这种规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不能明白地告诉我的儿子，我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得到制做车轮的经验和方法。所以，我已经七十岁了，还在独自来做车轮。我要说的是，古代人和他们的经验、智慧，都是不能言传的东西，已经一起死去了；那么，您还在那里读他们的书，岂不是只能接受古人留下的糟粕吗！”

第四类是摒弃有为而归于无为，从而成为一介布衣的隐者。像善卷、伯成子高、汉阴灌园叟、徐无鬼、老莱子、子州支父、石户之农、北人无择等等。他们多是知识者，在庄子笔下，往往是作为“道”的一种存在形态出现的。

第五类是狂者、社会越轨者，比如楚狂接舆、盗跖等。

第六类，行为独特、乖异人伦、不同流俗的所谓“畸人”。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于司马迁的《史记》曾许之以“传畸人于千秋”；实际上，早在两个世纪之前，庄子就已经这样做了。在他的笔下，那些“内美”者，脱略凡俗，情怀落寞，而魅力四射，真气淋漓，令人历久难忘。

关于畸人，在《大宗师》篇，他曾借助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作出如下界定：

子贡问：“请问那些不合于流俗的畸人是什么样的人？”

孔子说：“畸人是异于世俗常人而与天道相合的人。所以说，天道所认为的小人，世俗却认为是君子；而世俗认为是君子的，天道却认为是小人。”

异于常人，不合流俗。庄子何尝不是如此！

说到这些畸人的命运，我想可以借用明人袁中郎评述徐文长的一句话，“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畸）也。悲夫”！因成四句小诗以足成之：

困踬乡园一布衣，垂竿织屦久忘机。

畸人不幸常人幸，齐物何曾见物齐！

四

如果我们深入一步探究，就会发现，在庄子的平民情结中，还有更深刻的寄寓在。

其一，在他所殷殷垂注的那些“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特殊人群身上，寄托着他的深邃的美学观、伦理观、价值观。他要借助那些丑陋的形貌、残缺的肢体和高贵的心灵，宣示他的灵重于肉、心贵于形，张扬生命内在价值的审美观念与精神境界。

台湾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有言：“只要平心静气地去了解，便可以承认在《庄子》一书中，凡他所假设出来的残缺丑陋的人物形象，无非藉此以反映出其所蕴藏的意味之美，灵魂之美。”而闻一多先生说得就更为直白：“其实，我们所谓健全不健全，不是庄子的健全，我们讲的是形象，他注重的是精神。……庄子自有他所谓的健全，似乎比我们的眼光更高一筹”。归根结底，庄子是在倡导一种游于形骸之外、超越身体外形而追求“道”的本质与自然本性的哲学理念。

《德充符》篇引证孔子的说法：

我出使楚国，碰巧看到一群小猪崽吸吮刚刚死去的母猪的奶汁。不一会儿，一个个小猪崽突然惊惶地眨巴着眼睛，抛开母猪逃跑了。原来，猪崽们发现母猪不再看它们，不像活着时候的样子。

可见，小猪之所以爱母亲，并非是爱它的形体，而是爱主宰这个形体的精神。战场上牺牲的战士，没有棺材装殓，因而也用不着棺材上的装饰品；遭受刖刑、脚被砍断的人，对于过去穿过的鞋子没有理由再去爱惜。这都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本体的东西已经失掉了。

俗话说：“宁看三流演出的现场，不听一流演出的唱片”，道理也就在这里。

关于“心灵的美”与“美的光辉”，陈鼓应先生概括为：他们不自废自弃，不让萎缩的残体侵蚀充实的心智；他们有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追求形体之外的更高价值的东西；他们重视整体的人格生命，在崇高的生命中自然流露出一种吸引人的精神力量。

其二，取其所取，弃其所弃，重其所重，轻其所轻。所谓“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是说，一旦心灵上相通，道德上契合，即使形体上有所残缺，也会视而不见，疏于计较。在他的眼里，那些表面上的缺陷不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美感也好，价值也好，更多地体现于内在精神上。

《山木》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阳子来到宋国，住在旅店里。旅店主人有两个小老婆，一个美丽，一个丑陋。丑陋的受人尊重，而美丽的却遭人轻贱。杨朱感到很奇怪，便问询其中的原因。旅店的差役回答说：“那个美丽的自以为美丽，我却感觉不到她美在哪里；那个丑陋的自己觉得丑陋，我却感觉不到她怎么丑陋。”

阳子说：“弟子们记住：行为贤明，而又能去掉以贤明自居的行为，到了什么地方能不受到人们的喜爱呢？”

其三，庄子所欣赏的，乃是一种美学意味上的审美行为。他借助于劳动者工艺操作的神乎其技，构建一种人与自然深度契合的全新的生活境界。就此，当代学者颜世安做了深入一步的阐释：庄子虽然与社会下层劳动者很熟悉，并且在思想上接受一些劳动者自然朴实的生活风格的影响，但他并不像墨子那样，认同体力劳动者的基本价值观。在庄子的理论中，劳动者的基本趣味是被否定的，物质欲望和利益追求都是他不屑一顾的东西；他所接纳的只是淳朴的、在劳动技能方面富有美学意味的劳动者形象。就是说，劳动者的某种生活和劳作形态，为回归自然的理想生活提供了原型依据。

与布衣身份、平民情结相联系，我们也注意到庄子在社会观、自然观、审美观等方面的时代局限性。黑格尔老人有句名言：“没有人能够真正超出他的时代。”庄子自然也不例外。

庄子所向往的远古“至德之世”，实际上也就是他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像《应帝王》、《马蹄》篇中所描写的：“其卧徐徐，其觉于于”（睡时安闲舒缓，醒时逍遥自适），“其行填填（满足之意），其视颠颠”（高直之貌），“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口含食物而嬉戏，挺胸鼓腹而遨游）。人们过着无忧无虑、无拘无束，身心完全解放的绝对平等自由的生活。在那里，人际之间既不存在贫富尊卑之别、美丑善恶之分，更没有什么仁义礼乐的内在束缚和功名利禄的浮世征逐。总的是处在一种无知无识、蒙昧未开的混沌状态。“这种原始人之所以不是恶的，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阻止他们作恶的，不是智识的发展，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感情的平静和对邪恶的无知”[5]。

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诚然美好诱人，西方的文学巨子王尔德甚至说：“不包含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瞥的”；但它终究只是一种空想，即便远古时代曾经存在过，那么，在战国之世的残酷现实中，也是绝对寻觅不到它的踪影的。当然，也可以作另外一种解释，就庄子本意来看，也许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而是着眼于它的现实批判作用，所谓“慕古在于讽今”。

再如，庄子反对任何破坏自然形态、违反生物本性的行为，这里必然也涉及一些促进社会进步的创新举措与文明发展。他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6]对于马、牛等动物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制约、束缚、扰乱人的本性了，当然更在他的批判之列。什么儒家的以仁义治国，法家的以刑罚治国，他都一律采取否定态度。他在《天地》篇借伯成子高之口，对大禹说：“昔者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

一言以蔽之：“凡是存在自然与社会对立的地方，他（庄子）都肯定自然，否定社会。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他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反对仁义礼智等社会属性，甚至要取消人类的文明。”[7]这就未免有些偏颇了。

[1]《让王》。

[2]《徐无鬼》。

[3]《徐无鬼》。

[4]《列御寇》。

[5]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6]《秋水》。

[7]任继愈语。

善用减法

一

如果以初级算术来设喻，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大致可以找到三种类型的人物：一类人专门使用加法；一类人善用减法；还有一类人，加法、减法混合用，有的前半生用的是加法，后来跌了跟头、吃了苦头，红尘觉悟，改用减法。

专门使用加法的，具体一点说，是哪些人呢？一般认为，宗儒、崇儒者居多，并且举出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为证——“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有的也可能想到上古时代治水的大禹，十三年如一日，奔波于山川、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实现一种崇高的理想、宏伟的目标，“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体现出可贵的进取意志与牺牲精神，借用天文学的名词，叫做释放“正能量”，这类人物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足资彪炳千秋，垂范万世，不属于我所说的做加法的典型。

我所说的那种人，其典型特征，是个人欲望无穷，贪得无厌，从来不会知止知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肯把双手松开、贪心放下。按照这个标尺来衡量，我们会立刻想到两个封建帝王：一个是“千古一帝”秦始皇，一个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如果觉得单调，还可以再配上一个洋皇帝，那个放言要征服全世界的法国的拿破仑。他们都是雄心勃勃，也是野心无限膨胀的。——雄心、野心，汉语中这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在英语中却是同一个词。

说来，秦始皇的欲望真是多极了，大极了：既要“振长策而御宇内”，征服天下，富有四海，又要千秋万世把嬴秦氏的“家天下”传承下去；既要一辈子安富尊荣，尽享人间的快乐，又要长生不老，永远不和死神沾边；即便是死，也要尸身不朽，威灵永在，在阴曹地府继续施行着他的统治，指挥那声威赫赫、列阵堂堂的千军万马。难为他，想象力竟然那样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宋代诗人陆游有一句非常形象的诗：“利欲驱人万火牛。”说是在欲望的驱使下，人就像有万条“火牛”在屁股后面顶撞着，疯狂地奔逐，拼命地追赶，什么饥寒劳累，崎岖险阻，万夫当关，刀山火海，都视若无物；哪怕是破头流血，甚至拼上一条命，也全不在乎。其顽强意志、拼搏精神、闯关的劲头，可说是“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

秦始皇的一生，是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也是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是充满希望的一生，壮丽、饱满的一生，也是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遇到失望以至濒于绝望的一生。他的“人生角斗场”，犹如一片光怪陆离的海洋，金光四溅，浪花朵朵，到处都是奇观，都是诱惑，却又暗礁密布，怒涛翻滚；看似不断地网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结局逼近。“活无常”在身后不时地吐着舌头，手中拎着一条亮铮铮的锁链，准备伺机把他领走。在整个生命途程中，每一步，他都试图着挑战无限，冲破无限，超越无限，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有限回归，向着命运缴械投降，最后满怀怅恨地辞别人世。这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人生的无奈。

黑格尔老人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其实，这也是常识以内人们所熟知的“性命之理”。可是，对这一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绝对法律”或者“性命之理”，成吉思汗却从来不予承认，他自视为“长生天”的天神，冀望于规律之外的“例外”。当然，面对日渐衰弱的身躯，他还是觉察到了死神的套杆正在头顶上晃动；只是不肯乖乖地束手就擒而已。他把征服一切的欲望作为助燃剂，去继续点燃长生幻想的火焰，用以取代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结果，直至弥留之际，仍然带着无限的依恋，不无伤感地说：“朕之子孙后代，将衣金衣，就美食，跨宝马雕鞍，拥绝色美妇。然而，彼等将不记忆，此等荣华富贵所赖何人而有之也！”波斯国王契克西斯率领百万大军远征归来，望着如狼似虎的军队，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他想到，这支坚不可摧的帝国大军，一百年后，一个人都不会存在了。所以，悲从中来，哭得跟孩子一样。

“功成身退”，原本是自然界的极为普遍、极为正常的现象。日月经天，昼出夜没，寒来暑往，秋去冬来，都是在时序交接中悄然退去，毫无恋栈、迟回之态；草木花卉，鸟兽虫鱼，在完结了生存使命之后，也都是默默无言地殒落了、消逝了，了无留意。唯有人，对于死，心有不甘，永远想在不可能把握中冀求把握，不可能永久占有中贪图占有。唯有人，贪心无厌，欲海茫茫，“人有牧羊而寝者，因羊而念马，因马而念车，因车而念盖，遂梦曲盖鼓吹，身为王公”[1]。

至于声威赫赫、势焰熏天的大人物，就更不用说了，活着要成为“长明的灯盏”，“翘辫子”了，也要做“不坏的金身”。即使从理性上承认死亡的必至性，但当死亡真的临头时，仍会感到无边的失落。用老百姓的话说，叫作“死不起”。而且，生前拥有的越多，死的时候就丧失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对于那类一意攫取、不知止足者而言，生而必死的规律，实在是太残酷了。

拿破仑同样也是“死不起”的，因为他拥有一般人所追求的一切一切，什么荣耀、权力、地位、财富、金冠、美女，他都应有尽有。不同的是，他比前两个霸主稍微地清醒一些，他曾坦率地承认：“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一天快乐的日子。”

看到这里，有人会得出结论，原来专做加法的都是那些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这倒也未必。说一个平民的故事：

“世界七大奇迹”中，有一座阿苔密斯月亮女神庙（《圣经》上译为亚底米神庙），地处小亚细亚的埃弗兹。神庙建于公元前560年，以结构复杂、规模宏伟、设计精妙著称于世。当时有个叫埃罗斯特拉特的人，处心积虑，想要扬名天下，震烁古今，于是在公元前356年7月22日晚上，潜入神庙，放火把它烧毁了。审判官了解纵火犯的作案动机，便在处以极刑的同时，下令：“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不许提到他的名字”，“他不是为了出名吗？那就坚决不让他的名字传播开去！有谁违反了这个决定，也将把他判处死刑。”不过，决定归决定，最终，“埃罗斯特拉特”这个名字还是传播了开来——人们把它作为“疯子”的同义词。

为了出名，竟然以生命为代价；归根结底，还是欲望在作祟。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说，欲望是产生痛苦的根源，痛苦是生命死亡之前的全部内容；但人类的可悲，正在于总是任凭欲望的无限增长，将人置于万物之首，贪婪地抢夺物质以满足自身肉体的欲望。而人类文明的创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多地占有他人财物，因而不断地开发人类的“聪明才智”，向外，表现为对大自然的无穷探索与征服、利用；向内，则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攀比、争夺。

先用加法，后来改用减法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少年得志，红紫纷呈，中年以后主动退隐的，像清代的袁枚，后来以《随园诗话》名世；有的是踌躇满志、欲望蒸腾之际，突遭剧变，被迫下马的，像明代的状元杨升庵；有的是心存“烹狗藏弓”之惧，功成身退的，像春秋时期的范蠡、汉代的张良、明代的刘伯温等等，晚清的曾国藩，也可勉强算作一个。

而终身都在应用减法，且又出于高度自觉的，最典型的就是庄子了。作为战国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在那个“诸侯争养士”，特别重视智慧、才能的群雄竞斗、列国纷争的时代，庄子如果有意飞黄腾达，高踞统治上层，原是不难如愿以偿的。可是，他却避之唯恐不远。就是说，并非他不见容于社会，为现实所抛弃，而是他不肯接受那个社会，主动放弃出人头地的机会。要说退避，这是真正的退避；要说减法，这是真正的减法。

诚然，这种生存方式，原本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其较低层次来说，确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明哲保身，全生免害；而它的至高层次，则是追求生命的自由解放，保持人生的个性本色。作为生于乱世的弱者的一种生存智慧，与一般意义上的利己主义、悲观厌世迥然不同；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绝处逢生的新的路径，使你在遭遇挫折、濒临困境时，能够从中悟解出超越现实、解困身心、振作精神的道理。这就不难理解，历代那些“知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失意、失败、失路之人，何以会那么倾心庄子、选择庄子、皈依庄子，且多有相识恨晚之憾了。

诚然，就庄子自身来说，他的应用减法，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他与那些“先加后减”，即早年跻身上流社会，后来主动抽身、急流勇退者不同，那些人或有祖上的庇荫，或有余禄、余威足以依凭，即便退隐田园，仍然衣食丰足，可以优游度日；而庄子最直接的困厄，便是衣食无着，饥寒交迫，面临着生命难以存续的严重威胁。在中国古代，“士之失仕，犹农之失耕”，庄子家庭原本就十分拮据，主动辞去漆园吏职以后，没有了俸禄，固定的“岁入”就完全断绝了。他栖身于偏僻、狭窄的里巷，靠着编织麻鞋、钓鱼、捕鸟来谋生糊口。从前，人们一说到困穷，就会搬出孔门高弟颜回的例子，孔子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现在看来，庄子的困穷程度，较之颜子，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何认识苦乐、对待苦乐，是因人而异的。庄子的苦乐观，有其超越的视角和独特的标准：

一是，迥异于浮世常情。在《至乐》篇，庄子曾发出疑问：

天下有没有至极的欢乐呢？有没有足以养活身家性命的方法呢？如果有，应当做些什么，依据什么，回避什么，留意什么，从就什么，舍去什么，喜欢什么，嫌恶什么？现在，人们所尊重的，无过于富足、显贵、长寿、善名；所乐者，无过于安逸、美味、华服、艳色、雅音；所厌弃的，是贫穷、卑贱、夭折、恶名；所苦恼的，是得不到安逸享受，吃不得美味佳肴，穿不上华丽衣服，见不到娇姿艳色，听不到悦耳音声——失去这些感官享受，就大为忧惧。以此为标准，来满足形体需要，岂不是太愚昧了吗？

庄子说明，常人以为苦的，他并不看作是苦；而世俗以为快乐、幸福的，诸如物质的充盈、欲望的满足、官能的享受等等，他却视之为身外的负担，人生的重累，性命的桎梏，只会导致人性的异化、本根的丧失。

二是，“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如果说“天下真有至乐”，那就是无为，无为才能无惧无虑。可是，“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三是，在庄子看来，苦乐都不是在物质层面上；苦也好，乐也好，都来源于精神。一个人只有精神解放、心灵自由、意态放达、了无拘牵，才谈得上快活、适意；反之，心灵的拘禁、精神的闭锁、身心的扭曲、人性的“异化”，都是最大的苦恼。

四是，以超然态度看待苦乐，做到“苦乐不入于心”。他从认识并承认人类的有限性出发，客观地对待无可奈何的现实，从一己的小天地中超拔出来，转换心态，化苦为乐；做到自觉地解除困苦与焦虑，从而达到心胸旷达，心态宁静，心情愉悦，心境悠然。

二

庄子运用减法，从行为层面进入深藏于精神本体的内在追求与价值取向，表现为一种深积淀、多层次的思想境界：

——自甘清苦，不慕荣利，摒弃世间种种浮华虚誉，尤其拒绝参与政治活动，不同达官显宦交往，即便偶涉官场，也要尽早抽身，辞官却聘。这些行为上的、外在方面的减法，属于栖身遁迹的隐士层面。这对世俗常人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坚持的了。

——为了达到以自我为主体的逍遥境界，他强调必须超越“人为物役”、“以身殉物”的“异化”现实；不能满足于远离权势、名利等外在事物的诱惑，还须自觉地摆脱内在的种种束缚。这个层面就更深入了一步。诚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外在的任何功业、事物，都是有限和能穷尽的；只有内在精神本体才是原始、根本、无限和不可穷尽。有了后者之母就可以有前者之子。

——而要实现内在精神本体的超越，庄子提出，就要“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2]大意是，必须毁弃意念的悖乱，解开心志的束缚，祛除对于德的拖累，疏通大道的阻塞。这就要摆脱尊贵、富有、显赫、威严、声名、利禄这些可以迷情惑志的外在欲求；去掉容貌、举止、面色、情理、血气、意念这些束缚心性的东西；限制厌恶、爱好、喜悦、愤怒、悲哀、欢乐这些能够累害德行的情感、情绪、情志；戒除去职、就任、取得、给予、智巧、才能等有可能阻塞大道畅行的行为、意向。

——强调知足知止。知足，是就得之于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知止，是从内在上讲，主动结止、不要。知足，使人不致走向极端，不会事事、处处与人攀比。一个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为了生存；大部分来源于攀比。知止，可以抑制贪求，抑制过高过强的物质欲望。世上常情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庄子曾慨乎其言：“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3]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穷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那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

少读苏诗，看到“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两句，心头陡地一震。坡公这里用了《后汉书》中马援兄弟的典故。伏波将军马援出征交趾归来，被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在庆祝会上，对下属说：

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短毂）车，御款段（缓步）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飞鸟堕落状态）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

说明他对功名之累有所认识，起码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但时隔不久，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又主动请缨前往讨伐，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由于受到诬陷，妻孥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以至此！坡公说，等到“飞鸢堕”才想到从弟的劝告，为时已晚；而马援却是“飞鸢堕”后，再次自投“网罗”，确实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强调韬光养晦，藏锋不露。《徐无鬼》篇讲了一个“骄猴中箭”的故事：

吴王渡过长江，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见人来，都惊慌地跑开，逃到荆棘、丛林中。只有一个猴子，从容地攀着树枝跳跃，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的身手。吴王用箭射它，它能够敏捷地一一接住。吴王便命令身旁的射手一齐放箭。结果，骄猴中箭身亡。

吴王回头对他的朋友颜不疑说：“这只猴子自以为灵巧，仗着身躯敏捷来傲视我，才落得这样的下场。要引以为戒呀！唉，不能以骄傲的态度对待人啊！”

颜不疑回去就拜董梧为师，去掉骄纵习气，摒弃享乐，谢绝荣华。三年之后，获得了国人的赞誉。

准此意向，宋代诗人范成大写过一首《咏蛩（蟋蟀）》诗：

壁下秋虫语，一蛩鸣独雄。

自然遭迹捕，窘束入雕笼。

夜幕降临，墙根处秋虫乱语，其中一只叫得特别凶，其自鸣得意、趾高气扬之态，宛然可见。结果被人们按迹捕获，投入雕笼之中，现出一副惶束、颓靡的窘态，再无半点生气了。这同被捕前形成鲜明的对比。诗中形象生动，构思奇巧，而且寓意深刻，颇有警世作用。

其实，许多野生动物是非常明智的，在人类的疯狂捕猎面前，它们会机敏地实施自身保护的策略。《左传》记载，“雄鸡自断其尾”，预先做出防备，免得因为美丽的尾羽而遭人捕杀；西域产牦牛，尾长而劲，当有人射猎时，它便忍痛自断其尾；蚺蛇被人取过胆后，幸而未死者，见人便显示它的创处，以示无胆可采[4]。

生而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就更应该警醒了。为此，庄子主张：处兹乱世，应该“自埋于民，自藏于畔，（意为隐居）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不随波逐流），是陆沉（虽在陆地，却有如沉于水中，比喻隐居而不离开世间）者也”[5]。即便才德出众，也要形同无知，大智若愚，像是无知的婴儿一样；真正做到“行贤而去自贤之行”，“恬淡寂漠，虚无无为”。这样，就符合“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了——天地覆载万物，生养群伦，从来不自大，故能成其大，不居功，故能成其功；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生无爵，死无谥，实不聚，名不立”，“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6]。

由此，想到了孔子对于卫国贤大夫甯武子的评论：“甯武子，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意思是，在国家太平时节，甯武子便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当天下大乱之时，他就韬光养晦，藏锋不露，在一旁装傻子。他的智能，我们是容易学得到的，可是，那种韬光养晦的人生智慧，就很难达到了。

——坚守做人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始终保持低调。庄子在《让王》篇通过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来寄寓他的价值取向、处事准则。

楚国有个名字叫“说”（悦）的隐士，隐藏在民间，以屠羊为业，因而人们都称他为“屠羊说”。

当时，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一败涂地，昭王弃国奔逃，到了随国。屠羊说便也跟随着楚昭王出走，并在逃亡途中，帮助昭王解决了好多实际困难。待到楚国复国，昭王论功行赏时，想到了这个屠羊说。于是，派大臣去问他希望做个什么官。可是，屠羊说却说：“君主丧失了国土，我失去了屠羊的活计；皇上回国复位了，我也跟着回来，继续干着屠羊的活。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

昭王还是坚持要给他以报答。屠羊说坚持不接受。说：“皇上失去国家，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必承受惩罚；皇上回国复位，也并非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奖赏。”

昭王听了大臣报告，便要亲自接见他。信息传来，屠羊说不是受宠若惊，而是予以拒绝，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是受过重赏、立过大功的人，才能受到君主接见。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当时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君主、护卫君主的。现在，君主却要废法毁约来接见我，这可不是我所愿意传闻天下的事。”

闻听此言，昭王认为，屠羊说不贪功，不邀赏，而且，虽然身处卑贱却能陈述高明的道理，越发觉得人才难得，便让大臣司马子綦亲自出面奉劝，一定要他接受三公之位。屠羊说坚决推辞，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差事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的收入豪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背上滥行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自己屠羊的铺子。”最后，还是没有接受。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此予以激赏，在给他的胞弟曾国荃的生日赠诗中，写道：

左列钟鸣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感慨祸福无常，升沉难料，最高明的还是那个屠羊说，所以应该低头礼拜，奉他为师。

——善用减法，符合“为道”的准则。“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7]。为道不同于为学，为学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增长知识、经验，需要逐日积累，不断地增添，这是做加法；为道是一个逐步减损的过程，悬置定见，破除我执，化解知识，去掉贪欲，则要讲究做减法，消减种种生理的欲望、心理的情绪、意念的造作，最后达致“虚一而静”，这应该是最高的境界。

三

戒贪、戒得、戒欲的道理，在于“贪”逆天悖理，定会触犯刑法；“得”就是“失”，总须付出代价；“欲”将蚀损本性，纵不身败名裂，也会堕志损真——现实的声色货利，正在吞噬着人的本性与良知。所以，老子有“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8]的警告。庄子在《盗跖》篇，也曾借助知和之口，告诫世人：“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

可是，实际情况恰恰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得无餍，欲壑难填。

林语堂先生讲过这样一个笑话：

一个人要从幽冥降生到人间去，他对阎王爷说：“如果要我回到人间，你须答应我的条件。”

“什么条件？”阎王爷问。

那人说：“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的住室四周要有一万亩地，有鱼池，有各种花果；我要有一个美丽的太太和一些姣艳的婢妾，她们都要待我很好；我要满屋珠宝，满仓五谷，满箱金银；而我自己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

阎王爷说：“如果人间有这样的人可做，我自己也要去投生，就不让你去了！”

清代乾隆年间，坊间刊刻一部《解人颐》的读物，里面有这样一首俚诗，同样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这种情态：

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

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

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

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

槽头拴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

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

作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

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看来，知足知止，说来容易，实际做起来却难上加难。正如《红楼梦》里跛足道人所吟唱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看到世人贪得无厌，至死不悟，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写了一篇警世寓言《蝂传》：

蝂是一种善于背负东西的小虫子。爬行时一遇到东西就取过来，抬起头把东西背上去。背上东西越来越重，虽然弄得非常疲劳，还是不肯罢休。它的背很粗涩，因此，积聚的东西不易散落。这样背下去，终于跌倒地上无法起来。有的人可怜它，替它拿掉背负的东西；但它只要能爬行了，又依然攫取如故。它还喜欢爬高，哪怕用尽了力气也不肯停下，一直到摔在地上跌死为止。

接下来，作者评论说：

现在社会上贪取的人，一遇到财物就不肯放过，拿来增加他的家产，不知道这样做会成为自己的负担，总是只怕财物积聚的不多。等到他稍有疏忽而跌倒了，就会罢官、降职、远谪，这已经够困苦的了；但他只要能东山再起，便又克制不住，天天想提高自己的官位，增多自己的俸禄，变本加厉地贪取财物，以至于临近倾危跌落的边缘。他即使看到前面有人贪财丧命，也不知警戒。这种人，虽然他的形体比蝂高大，名称也叫作“人”，但他的智慧却跟小虫一样。这也够可悲的了。

比庄子出生整整早了一百年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长年光脚赤足，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长袍，在雅典街头演说。经过市场时，看到商品琳琅满目，布满街头，他感慨地说：“这里竟有那么多的东西，是我根本用不着的！”他长得很丑陋，像个胼手胝足的脚夫，却被雅典美少年崇拜为神祇。他说：“是的，一无所需最像神。”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当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年薪为一万六千美元，他主动要求减至三千美元，人们大惑不解。他解释说：“每件多余的财产，都是人生的绊脚石；唯有简单的生活，才能给我以创造的原动力！”“简单的生活，无论对身体还是精神，都大有裨益。”他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不发讣告，不搞葬礼，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这样，什么墓地呀，故居呀，纪念碑、纪念馆呀，统统都与他无缘。可是，又有谁不承认他的盖世勋劳、伟大精神、永恒价值呢！听说，伦敦的著名医院汤普森急救中心的接待大厅里，镌刻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说这句话的是美国好莱坞影星利奥·罗斯顿。1936年，他在英国演出时，因过于肥胖导致心力衰竭，被送进了这所医院。尽管医生竭尽全力，但这位影星的生命还是没能挽救过来。临终前，他留下了这句遗言。

后来，这座医院又为美国石油大亨默尔治疗心力衰竭，取得了成功。出院后，默尔将价值几十亿的公司卖掉，所得全部捐献给社会慈善、卫生事业，自己则到苏格兰一处乡间别墅，颐养天年。在答记者问“这是出于何种考虑”时，他说：“是利奥·罗斯顿那句话提醒了我。”原来，他从中领悟到，巨额财富跟肥胖的躯体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获得一种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对多余财富的追逐，只会增加生命的负担。人要想活得健康，活得自在，就必须舍弃多余之物。

其实，这个真理性的认识，早在两千三百年前，《庄子·逍遥游》中就讲过了：“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

就在庄子坐在乡下一间简陋的茅屋里，发表这番宏论的同时，那个小于他十几岁、号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建立了横跨欧非亚的马其顿王国的西方大人物——亚历山大大帝，正在领兵从埃及出发，经中亚进入印度的恒河流域，展开浩浩荡荡的东征，追逐着他的征服全世界的狂想。这天，他在路边意外地发现，一个人不停地在原地跺脚。对这一举动，他感到很奇怪，便派人前去问个究竟。原来，这是一位识机在先的东方哲人。这位智者的答复，竟是冷冷的一句话：“即使你征服了整个世界，最后得到的也不过是脚下这一点点。”

“广厦千间，夜眠七尺。”这句民间流传的俗语，恰好是“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注脚；而那位东方智者告诫亚历山大大帝的格言，与此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佛禅讲究“放下”。何为“放下”？就是凡事放得开，不计较。“放下”不是放弃，任何东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选择，放弃多余之物，卸掉背上沉重的负担，不能贪得无厌，像小虫蝂那样，见到什么东西都要攫取过来，驮在背上。“放下”，既是一种解脱的心态，豁达的修为，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其实，即便不是多余之物，而纯属需要的东西，如果处置不当，也同样会产生庄子所说的“累人之害”。苏东坡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9]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产生审美愉悦；再珍奇之物，也不致带来得失的痛苦。而“留意”，亦即出于自身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占有欲，则有别于审美欣赏的“寓意”，无论其为尤物还是微物，都足以为病。——“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

这使我想到法国女作家加尼哀的一篇小说。故事梗概是，一个生活穷困、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那天，他和妻子散步，发现林中有一栋小房子，充满了唯美、浪漫情调；可是，房价太贵：一万法郎！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价。本来，应该是“事到无成意转平”，可是，他们却真正“留意”了，醒里梦里放置不下：想象着买下之后，该如何装修它、美化它，甚至连小屋的名字都起出来了，在不着边际的期盼中，贪享着占有的乐趣。夏去秋来，收获的季节到了，画家的画作也有了买主，这样，一万法郎便到了囊中。欢快之余，小夫妻便筹划着这笔钱如何使用。最先闯进妻子意念的仍然是那栋房子。于是，他们便再次前往林中探看。可是，不看则已，看了竟大失所望，入眼的景色完全变了样，干枯的黄叶散布在周围，夏日明亮的阳光不见了，代之以阴暗、潮湿与沉闷。原来，当初小夫妻是以审美的心情来观赏房屋，此刻，则是以买主（占有者）的身份来看的，幻梦、憧憬统统被蒸发掉了。他们默默地踏上了归路。料想不到的是，两人爱情的热度竟也随之而骤减，似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应该说，庄子的做减法，绝不仅仅是着眼于是否需要问题，根本出发点是“虚而待物”，悟道存真，关键体现在一个“忘”字上。著名学者牟宗三先生有言：“道家智慧是‘忘’的智慧。”这里的“忘”，兼有解脱、化解、消减、摒弃的多重含义。

《大宗师》篇有一句名言：“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又说：“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涸辙之鲋”，彼此靠着吞吐口水，相濡相嘘，根本不可能做到相忘；只有置身于江河湖海的广阔天地，鱼才能达到相忘境界。同样，人优游于浩瀚无涯的大道之中，就能相互忘记，逍遥自适；而当遭遇道术沦丧时，情况就不同了，人人自危，难于相处，必然斤斤计较，磕磕碰碰，麻烦不断。

忘，不仅在己，而且在人。日常生活中，备受关注，是人所普遍向往的；可是，吊诡的是，人恰恰是在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注”中，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由，丧失了主动。试看那些“名人”、“名家”，哪个不是这样？反之，处于“天放”状态，处在畅怀适意、悠哉游哉、浑然相忘的状态下，倒是可以得遂性命之情，感受到自由放任，天趣盎然。

在悟道过程中，人的心灵就更容易获得一些天启，解识某种天机。所以，庄子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嗜好和欲望太深太重的人，他的心智必然被堵塞得严严实实，那样，天然的人生领悟力就必然很浅了。民间有“火要空心，人要虚心”的格言：生火时，不能把炉膛里的柴禾填得过满，否则，火就烧不旺了；做人也是如此，《人间世》篇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说法：心灵不能堵塞得太满，必须扫除一空，才能透亮、发光。只有清空虚静的心（室），净除任何尘滓杂念，才能悟出大道（白），生出智慧，进入清澈澄明的境界。

关于“忘”的功夫，庄子强调，要通过“三外（忘掉、遗弃）”的路径，达致“三无”的境界。在《大宗师》篇，他借得道者女偊之口，讲述了学道、体道的过程。前三步都是“外”：“三日而后能外天下（遗忘世故，放弃对外界的关注）”，“七日而后能外物（忘掉万物，包括功名利禄，卸掉各种包袱，做到‘不为物役’）”，“九日而后能外生（把生死置之度外，心境澄明洞澈）”，这与《知北游》篇所讲的“吾身非吾有也”遥相呼应，高度一致。这样，就可望成为“至人、神人、圣人”，达致“无己、无功、无名”[10]的境界。它的标志，是去除自我中心，摒弃为名缰利锁所束缚的小我，让自己的精神穿透形骸，实现与天地精神往来。

庄子《达生》篇还讲了梓庆“削木为”的故事：

梓庆做成了一个野兽形状的钟架，人们见了都惊为鬼斧神工。

鲁侯问他：“你是靠什么秘诀做成的？”

梓庆说：“我是一个工人，哪里有什么秘诀？虽然这样，我还是有一点可以说道的。我在准备做钟架之前，向来不敢耗损气力，一定要靠斋戒来平定内心。斋戒三天，不敢存想奖赏爵禄；斋戒五天，不敢存想毁誉巧拙；斋戒七天，往往忘记自己还有身体四肢。这个时候，不再想到是为朝廷做事，只专注于技巧，而让外来的顾虑消失；然后，深入山林，察看树木的自然本性，遇到形态躯干适当的，好像看到现成的钟架，这才动手加工；没有这样的机会，就什么都不做。”

这里的准备工作，分忘利、忘名、忘身三个阶段；然后再以虚静之心，观察树木的天性；进而看出哪种树木即是未来的钟架。这样，再动工制作，就巧夺天工了。

禅宗有两首著名的佛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朝朝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神秀和尚的偈子，将身心比作菩提树、明镜台，看来，仍然有所执着，没有达到开悟的境界；而六祖惠能的偈子，则是“四大皆空”，通篇突出一个“忘”字：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之所以要“忘”，为的是减少负担，免除干扰，去掉计较的心理。在《达生》篇，庄子借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这个道理：善于游泳的人，忘水；精于潜水的人，视深渊如山陵，同样无视于水。这样，他们到任何地方都会轻松自在。

道理是互通的，不仅游水是这样，即使像放牛这样的粗活，艺术创作这样的精工，也莫不如此。《田子方》篇讲了这样两个故事：

虞国的百里奚，被卖到秦国去为人放牛，由于他没把爵位、俸禄放在心上，所以，养牛而牛肥。最后，秦穆公竟忘掉了他的地位卑贱，而把国家大事交付给他。

宋元君打算找人画图，所有画师都到了，行礼作揖之后站在一旁，吮笔磨墨。这时，有一位画师晚到一步，只见他意态悠闲地走进来，拜揖之后，也不站立恭候，就直接到画室去了。宋元君派人去察看，只见他解开衣襟，裸露上身，盘腿端坐着。宋元君说：“行了。这才是真正的画师哩！”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忘己”。何为“忘己”？在《天地》篇，庄子曾借用老子的话加以解释：人的动静、生死、穷达，都不是自己主宰得了的；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忘掉外物，忘掉自然，这就叫作忘己。忘掉自己的人，可以说是与自然合一了。

“己”，通常理解为自我。在庄子笔下，自我，有两种指代，也就是两种形态、两种概念。一种是与道（自然）为一、与天地万物为一的，超越的自我，或曰本质之我、真我；一种是与道相对的，世俗之我，或曰欲望之我、小我。庄子在《齐物论》篇，曾假托高士南郭子綦之口，谈到一个“今日吾丧我”的哲学命题。“吾”之含义属于前者，亦即超越的自我；而“我”之含义，则为后者，即世俗的我。“今日吾丧我”，也就是今天吾摒弃了偏执的我，去除了抱有机心、成心、成见的我。

四

作为运用减法的核心观念，“忘己”、“丧我”都属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范畴。它们的外化，必然反映到自然观、社会观与政治观等方面。

庄子在《秋水》篇借用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阐释了这个问题.。

河伯问：“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为？”

北海若答：“牛马生来就有四只脚，这叫作自然；给马戴上笼头，给牛鼻穿个孔，这叫作人为。所以说：不要以人为去摧残与毁损自然，不要用智巧去改变与破坏命定，不要为贪得而追逐名声。谨守这些道理，勿违勿失，这就叫作回归真实。”

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就其本性来说，都应该是自然而无为的。《知北游》、《至乐》篇分别有所讲述：

天地美妙无极，却从来不发一言；四时规律昭然，却并不加以论议；万物赋有既定的成理，却不做任何说明。圣人就是要存想天地的美妙，而通达万物的至理；所以，至人无所作为，大圣绝不妄动，正是观察天地的缘故。

天无为，所以能够清朗；地无为，所以能够安宁。这两种无为互相配合，万物才得以化合、生长。恍恍惚惚，似乎没有什么来源；惚惚恍恍，似乎没有什么形状。万物不断化生，都是从无为中繁衍出来的。所以说：“天地无所作为，而所有的一切却都是由它们造成的。”

同样，就人的自然本性来说，也应该是无为的。庄子在《庚桑楚》篇指出，本性是生命的实质所在。感物而动，称为作为；作为虚伪，称为过失。要保持人的本性，就必须处于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这万物的本然状态。

《天道》篇讲：

水面静止时，才会显得明亮，又何况人的精神呢！圣人的心是清静的，可以作为天地的明鉴，万物的明镜。至于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万物的本然状态，也是道与德的真实内涵。所以，古代的帝王、圣人都止息于此。止息，才能达到虚空；虚空，才能达到充实；充实，才可实现完备。虚空才可清静，清静才可活动，活动才可自得。清静才可无为，无为才可各尽其责，无为才可自在愉悦，自在愉悦的人才能不为忧患所困，年寿自然长久。

庄子提倡恬淡无为的自然观，力主除掉人为、矫饰、欺诈、做作，让天地万物本真地存在，让人本真地存在，让艺术本真地存在。所以，后来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学家。”

这类富有形上思维的道理，普通民众未必能够说得出来，但是，他们同样也有自己认可的生活哲理。

报载：

一个在大都市生活惯了的年轻人，去云南丽江旅游，那里给他的突出印象，是生活节奏缓慢，人们显得特别悠闲、自在。而他却从来不知悠闲为何物，走在街上行色匆匆，一边快速赶路，一边忙不迭地往嘴里塞着食物，突然看到前面的公交车进站了，更是一面小跑着，一面把剩下的食品一股脑儿塞进嘴里，喘着粗气冲向车门口，否则这趟车就错过了。想着每天都发生的这一幕幕情景，再对照一下丽江人的生活，他忍不住向当地一个老妈妈问道：

“阿婆，你们这儿的人，怎么都是慢腾腾的？若是加快一点，收入不就多一些？也能多享受一些呀！”

老妈妈听了，没有即时作答，却反问一句：“那我问你，人生的尽头是什么？”

年轻人说：“是死亡呗！”

老妈妈说：“对了，是死亡。既然生命的尽头是死亡，那我们为什么着急忙慌地往那儿奔？怎不好好享受一下经历的每一刻？”

年轻人听了，半晌答不出话来。

在政治方面，庄子更是主张无为而治。他认为，古代养育天下苍生的人，无欲而苍生自己满足，无为而万物自己化成，沉默寂静而百姓得以安定。[11]“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12]

庄子在《胠箧》篇指出，君主尚智使巧，逞能役物，是导致天下大乱的根源：

在上的君主若是喜欢智巧而违离正道，天下就会大乱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弓箭、鸟网、机关这类的智巧太多了，鸟在天空受到惊吓就会乱飞；钩饵、渔网、笱篓这类智巧太多了，鱼在水中受到惊吓就会乱游；栅栏、兽槛、兔网这类智巧太多了，野兽在山泽里受到惊吓就会乱跑；智数诈伪、钩心斗角、颠倒错乱、强词诡辩，滑稽坚白之智、诡谲同异之谈，这些花样太多了，世俗百姓便会受到煽惑，导致迷离混乱，无所适从。所以，天下每每大乱，罪过全在于喜好智巧。

在《山木》篇，庄子还假借一位隐士之口，描述了遥远的南方“建德之国”的情形，宣扬他的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

那里的百姓愚钝而又质朴，很少有私心和欲望；知道耕作而不知道储存，给与别人什么，从不希图酬报；不明白义的归宿，不懂得礼如何实施；随心所欲，任意而为，竟能各自合乎自然的道理；他们生时自得而乐，死时安然而葬。

庄子指出，古代的人，处在混沌蒙昧之中，世人全都淡漠无为。那时，阴阳和谐宁静，鬼神不来侵扰，四时合乎节序，万物不受伤害，众生没有夭折，人们虽有智谋却无处可用；后来，天赋本性不断堕落，施行治化，使人心由淳朴变为浇薄，离道求善，矫情以行，去自然之性，生分别、计较之心。彼此更相谋虑，即使有所知也不足以安定天下。然后，再添上文饰，加上博学，文饰泯灭了质朴，博学陷溺了心智；于是，民众开始迷惑与混乱，再也无法回归恬淡的情性，恢复自然的本初了。[13]庄子在这里指出，即使出于仁德之心，也确实求安于天下，但是，因为背离了人的天性，最后带来的也必然是祸乱重重。

在《应帝王》篇，庄子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阳子居去见老聃，请教说：“假如有人，素性聪慧，心智敏捷，透彻明达，学道精勤不倦，像这样，可以和明王相比吗？”

老子说：“在圣人看来，这不过是胥吏治事，为技能所累，劳苦形骸，扰乱心神。须知，虎豹因为毛皮上有纹饰而遭人捕猎，猿猴因为敏捷所以被人捉来拴住。这种因为华彩、技能而困累其身的人，怎能和明王相比呢？”

阳子居觉察到自己拟于不伦，有些惭愧地说：“那么，请问明王是如何治理政事的？”

老子说：“明王理政，功劳广被天下，却好像与自己无关；化及万物，而百姓并不觉得有所依赖；虽有功德，却推功于物，不显其名；他能使万物各得其所，而自己却立足于不可测识的地位，看上去行若无事。”

这就叫作无为而无不为。

依庄子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为而累”。从表面上看，有为显示了人的作为，反映了人的制服外物而为我所用的自由意志；但是，与此同时，自身的意志与行为又为外物所牵累，最终不免“为物所囿”、“为物所役”、“为物所累”。

记得南宋诗人陆游曾写过一首《读易》的七绝：

揖让干戈两不知，巢居穴处各熙熙。

无端凿破乾坤秘，祸始羲皇一画时。

诗人说，原始初民巢居穴处，整天欢蹦乱跳，熙熙攘攘，既不懂得干戈扰攘，也不知道什么礼让雍容。偏偏是伏羲皇爷多事，他要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制作出那神奇的“八卦”，在那浑圆、混沌中，多此一举地画出一条曲线，分出了“阴阳鱼”，从而凿破了乾坤的秘密，设置下“男女之大防”。这样一来，可就给后世带来了无穷的麻烦，简直是没事找事！

黑格尔老人也有过类似说法：“亚当和夏娃在从知识树上摘食禁果之前，都赤裸裸地在乐园里到处游逛。但是，一旦他们有了精神的意识，意识到自己的裸露，就感到羞耻了。”

芸芸众生，悠悠万事，整天纷纷扰扰，动荡不宁。在庄子心目中，许多东西都是外在的、附加的、多余的——

何必要那么多王治礼制？

何必要那么多改造征服？

何必要那么多权谋机巧？

何必要那么多利欲贪图？

[1]苏轼：《梦斋铭序》。

[2]《庚桑楚》。

[3]《齐物论》。

[4]引自钱锺书：《管锥编》。

[5]《则阳》。

[6]《徐无鬼》。

[7]《知北游》。

[8]《老子》四十六章。

[9]苏轼：《宝绘堂记》。

[10]《逍遥游》。

[11]《天地》。

[12]《在宥》。

[13]《缮性》。

“要将宇宙看稊米”

一

先节录一首诗：

君行我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1918年，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将赴日本留学，他的朋友、时年二十五岁的毛泽东题诗赠别，祝愿远行人能像鲲鹏一样，“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同时，劝慰他胸中有日月常新，视宇宙如微末无比的稊米，要忘怀得失，勿以“沧海横流、世事纷纭”为虑。诗中用了“鲲鹏怒而飞”与“太仓稊米”两个典故，分别取义于庄子的《逍遥游》和《秋水》篇。

说到“太仓稊米”，我联想起唐人白居易的两首诗：

人生百岁内，天地暂寓形。

太仓一稊米，大海一浮萍。

临高始见人寰小，对远方知色界空。

回首却归朝市去，一稊米落太仓中。

上述毛诗与白诗中的“要将宇宙看稊米”和“临高始见人寰小”，其真理性已经获得了太空归来的宇航员的证实。世界首个登上月球的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回到地球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他说：

当我们踏上月球之路的时候，眼看着地球越来越小，第一天的时候，看着地球还像圆桌面那么大，第二天的时候，地球像篮球那么大，第三天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只有乒乓球那么大。

其实，这类景况，中国的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看来，这里有个眼界、视野与视角、视点的问题。眼界越开阔，视野便越扩展，那么，所见到的客观事物的范围，便会越加宽广了；而随着视点、视角的变化，客观对象则会随之而发生变化，人们的认识也会有新的领悟，新的提高。

关于这个问题，庄子在《秋水》篇里，讲得很形象，也很透彻——

秋天的雨水应时而来，众多大川、小溪的水都灌注到了黄河，河面水流顿时宽阔起来。这样，两岸及沙洲之间，远远望去，连对岸游走的究竟是牛是马都分辨不出来了。于是，黄河之神河伯欣然自得，以为天下所有的壮美都聚集在自己身上。他顺着水流向东而行，到了北海，朝东面望去，根本看不见水的尽头，海的边界。这时，河伯才变换了原先扬扬得意的心态，望着海洋，对北海之神感叹地说：

“俗语说：‘听了上百条道理，就以为没有谁能比得上自己了。’看来说的就是我啊！……现在，我总算看到了您的难以穷尽的广大。我要是不到您这里来就糟了，我将永远被有道之士看笑话了。”

北海若说：

“井底之蛙不可以对它谈论大海，因为它拘限在自己狭小的空间里；夏季的虫子不可以跟他谈论寒冰，因为它受到生存时间的限制；孤陋寡闻的书生不能跟他谈论大道，因为他所受的教育束缚了他的思维。现在，你从河岸上走了出来，看到了浩淼无涯的大海，总算认识到自己的鄙陋，这便可以跟你谈论大道了。

“天下的水，没有比海更大的；千万条河川都汇流到这里，不知什么时候才停歇，可是，大海却不会满溢；海水从尾闾泄漏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停歇，可是，大海却不会干涸。无论春季还是秋季，它的水量始终没有变化；不管洪涝还是大旱，对它都没有影响。它的容量远远超过江河的流量，已经不能用数字来计量了。但是，我从未因此而自以为了不起。我知道，自己的形体寄寓于天地，气息得自于阴阳交感，自己在天地之间，就如同小石头、小树棵存在于大山之中。这么渺小的存在，又怎么敢自满自夸呢？

“这样算起来，四海存在于天地之间，不就像蚁穴之存于大泽；中国存在于四海之内，不就像米粒之存于谷仓吗？世间物种，数以万计，人只是其中之一；人群聚集于九州，使五谷得以生长，舟车得以通行，个人也只是其中之一。个人与万物相比较，不是像一根毫毛之于整个马体吗？”

这里讲的是大小之别。

那么庄子，他是怎样讲述的呢？他不是枯燥地在那里说教，而是通过形体不同的两种形象——一个是北海若，“天下之水，莫大于海”，可是，他自己却从未因此而自以为了不起；另一个是河伯，他以自我为中心，欣然自喜，自我陶醉。在鲜明的对比中，展示了他们生动的对话。

其间，刻画人物的动态心理非常精妙：河伯尚有自知之明，能够依所处环境、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视野，扩展心胸，从感性、直观方面，认识到自己的鄙陋，从而剔除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而北海若则通过现身说法，从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上，为之阐释“大道”，说明万事万物的大小都是相对的——如果把时空扩展到无限大或者缩微到无限小，那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的第二次对话，是从河伯的发问切入的——可否把天地看成大，把毫毛看成小？北海若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简单做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他通过展示时空的无限性和事物变化的复杂性，说明对事物的认知并做出确切判断是难度颇大的事情。

北海若说：

“万物体量无穷，时序没有止期，得失没有定准，终始循环演变。所以，有大智慧的人，观察到远近问题，就感到体量小的不一定少，体量大的不一定多，因为他知道其间在无穷地变化；他也明白今昔原本如一，所以，不为远不可致而烦闷，也不因近可撷取而强求，这是因为知道时序是没有止期的；洞察盈虚之理，所以得而不以为喜，失而不以为忧，因为知道得失是无常的；明白了死生是每人必走的坦然平等之大道，所以活着不以为喜，死去也不看成灾难，因为他知道终始是变化无定的。

“计算人所知道的，总比不上他所不知道的；人活着的时间，总比不上他未曾活着的时间。以极其渺小的生命去探索极其庞大的领域，难怪会陷于迷惑混乱而无法安然自得啊！由此看来，又怎么知道毫毛为最小的定量，而天地是可以穷尽的最大的领域呢！”

第三次对话，更深入一步，涉及物无论大小皆为有形，只有道是例外的问题。

北海若说：

“从细小事物的立场来观察巨大的事物，是不可能穷尽的；从巨大事物的立场来观察细小的事物，也是无法看清的。两者各有其便，这是情势使然。……无论精粗、细大，都一定是有形的东西。无形的东西，不能用数量来划分；不能界定范围、也就是无限大的东西，无法用数量来穷尽。可以用言语来谈论的，是粗大的事物；可以用意念来传达的，是精细的事物；至于言语所不能谈论，意念所不能传达的，就超出精粗的范围了。”

大小、精粗，各有其便。我们从北海若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庄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从不拘限于“芥豆之微”、“秋毫之末”，但他并不抹杀细微的分辨；强调既应从整体的立场观察事理，又须注意从各个角度做全面、细致的透视，以避免“自大视细者不明”的弊端。

至于所说的无须用精细与粗大的尺度来衡量，或者说超出精粗的范围，指的正是幽邈玄同的“道”，他把那一系列的问题最后都归结到道上。原来，在大小、精粗之外，还有一个道与物的命题。庄子说东道西，旁征博引，“定于一”的最终落脚点，总离不开道，有如万水朝东，条条归于大海。

二

河伯与北海若之间的对话，已经进行到第四次了，话题也由事物的外形判断，深入到事物的内在质素——贵贱之辨、大小之分、有无之差、是非之别上。就认识论的范畴来看，如果说，前几次基本上反映的是视界、视野问题；那么，这一次主要是集中在视角、视点，或者我们常说的立场上。

河伯说：“那么，从一物的外表方面，或者从一物的内在方面，要依据什么来分辨贵贱？依据什么来界定大小呢？”

这一问不打紧，可就像开启了闸门似的，一下子拉开了北海若的话匣子。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从大道、自身、世俗、差别、功用、取向等不同立场与视角，观察客观事物所获取的不同结论、不同结果。

北海若讲了六个方面，分别是：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一个是道，一个是物。在庄子看来，客观世界分作两个层次，或者说存在着两种境界。一种境界是有形的，在平常情况下，任何人都举目可见、挥手可触，这样，就能够计量、可以权衡，从而必然产生层次高下、形体大小、数额多少的比较，这就是所谓低而且浅的物的境界；而道的境界则异于是，它并非实体，因而是无形的，隐蔽在物的境界的背后，属于本源性的存在。在道的境界里，一切比较、计算都泯除了，事态与物性是齐一的。

何为“道”？庄子认为，道乃自然、本体，是宇宙万物之本原与最高认识。道是公正客观，无党无偏、无私无蔽的。古代典籍《礼记》中，曾引述孔子的话：“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称作“三无私”。道所体现的正是这样境界。庄子区别于常人或曰“俗士”的特异之点，正在于他观察事物总是站在道的立场之上，或者说体现一种道的境界。

在道的视界里，纷纷万物、芸芸众生，都是一体平等、没有差别的。人也好，物也好，在它眼里，一切等级、畛域都模糊不见了。“以道观之”，立足点高。犹如我们乘坐飞机，刚刚起飞之际，俯视地面，举凡楼舍、河川、山峦、林树，高低大小，历历分明；但当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再向下俯视，就会发现种种差别尽皆模糊，以至统统不见了。孟子所说的孔子的“小天下”与“小鲁”，那是囿于泰山与东山有限的高度差异；若是到了几万米高空之上（且不说大气层以外），如果还能够看得到，那么，泰山也好，东山也好，也不过是两个小小的山丘，又有谁能够分清它们的大与小呢！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是非的争竞，闹得沸反盈天，其实，如果立足点高一些，就会发现，完全没有太大的必要。

以道观天下，就能摆脱任何束缚，采取新的视角，放弃蜩与学鸠式的浅薄的嘲笑态度，破除井蛙式的“拘墟之见”，换上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从一人一物看来，都把自身看得高贵，不可或缺；而把他人他物看作卑贱不堪，可有可无。这个视角，就是上面所说的物的境界中的视角，是可触可见的、浅层次的、外在的。这种视角，由于取向甚低，不能不受到种种私见、偏见、成见的遮蔽，所以，观察事物、认识问题，必然缺乏应有的客观态度。

比如“文人相轻”，这是世间常见的一种典型例证。在《典论·论文》中，魏文帝曹丕指出，出现文人相轻，一是由于“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一是由于“暗于自见，谓己为贤”。钱锺书先生评论说，“善于自见”适即“暗于自见”或“不自见之患”；“善自见”而矜“所长”，与“暗自见”而夸“己贤”，事不矛盾，只是说法不同。那么，结果呢？就必然是以己所长，轻人所短。

——“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世俗的立场，是缺乏定见，随人俯仰。《庄子·在宥》篇说，世俗之人，都喜欢别人与自己相同，而厌恶别人与自己不同。其实，也可以翻过来说：世俗之人，都习惯于自己与众人相同，而没有勇气特立独行，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结果是，众人说贵，自己也跟着说贵，众人说贱，自己也跟着说贱，人云亦云，赶风潮，随大流，还美其名曰：“吾从众者也”。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世俗之人经常要通过周围人们的反映来认知自己，以致凡事都须看别人的眼色，毫无自己的主见。庄子提出：“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不会更加积极），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沮丧，消极）”[1]。世俗之人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自信力与心理定力。

庄子以习常见惯的生动事例，语重心长地告诫那些“此以域进，此以域退（受环境所左右）”，目光如豆，苟安自得的人，提醒他们要想得更深一些，看得更远一些。《徐无鬼》篇讲了这样一则寓言：

猪身上的虱子，选择猪毛稀疏的地方待下，自以为是广阔的宫苑园林，在蹄边胯下，乳腹股脚之间，以为找到了最安全便利的处所。哪里知道，总有一天，当屠夫举起手臂，铺上柴草，生起烟火来，那些虱子便和猪毛一起被烧光了。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这里说的是，万物的大小、差异都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当相互进行比较的时候，选取什么角度。从等差上看来，顺着万物大的一面而认为它是大的，那就没有一物不是大的了；顺着万物小的一面而认为它是小的，那就没有一物不是小的了。明白了天地如同一粒小米的道理，明白了毫毛如同一座山丘的道理，就可以看出万物等差的情形了。

——“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这里说的是，有用与无用属于价值判断。凡是价值判断，都取决于主观视角，就是说，最后的结论都是相对的，而没有一个纯客观的标准。关于这个问题，庄子讲得非常充分。《人间世》篇说，曲辕之地那棵被奉祀为土神的栎树，虽然无比高大，却既不能制作舟车，也不能用来做梁柱、做棺材。这是从世人的角度看，认为它“无所可用”；可是，就栎树自身来说，它之所以能够寿算千年，长期存活，靠的正是无用。那你说，它究竟是有用还是无用呢？

再者，有用与无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庄子讲，脚下方寸之地，供人驻足就够了，周围的土地并无实用价值；但是，如果把周围的土地全都挖掉，那方寸之地还能用吗？[2]同样，东对于西来说，大对于小来说，上对于下来说，多对于少来说，都是相反相成的——彼此相互对立，又互为依存的条件，谈不上哪个更加有用，哪个更加必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庄子才说：“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

这一切，里面都充满了辩证法。

——“以趣（取向）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自以为然而相互对立、相互非议），则趣操（略同于取向、立场。“操”疑为“舍”之误）睹矣。”

取向、取舍，属于价值判断范畴，因而都是相对的，都依主观视角的改变而改变。这里体现了典型的庄子的相对主义。

既然一切都是辩证的、相对的，依主观视角而决定，那么，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在实际生活中，面对着出处进退、辞受取舍，应该如何处置呢？——河伯紧接着提出了这个问题。

于是，北海若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以道观之，无所谓贵贱，贵贱是反复无端的；所以，不要拘束你的心志，致使和大道相违。无所谓多少，多少是互相更迭变换的；所以，不要执着于一己的行动，而要与道相配合。要端正严明，悠然超然，包容万物，没有偏向。万物齐一，谁短谁长？道无终无始，物有死有生，不可依恃一时的成就；时而空虚，时而盈满，没有固定不移的形体。岁月无法挽留，时间不能停止；消减、生长、充盈、空虚，终结了还会开始。这就是讲大道的原则，谈万物的条理。万物的生长，犹如快马奔驰，一举一动都在改变，无时无刻不在迁移。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没有一定之规，一切都会自行变化的。

北海若的谈话，自始至终，都贯穿着“顺应变化”这样一条主线。正因为万事万物，时刻都在变化，盈虚消长，周而复始，无时或息，所以，我们必须顺时应变，一切本于自然，与道相通、相契，而不相互龃龉。

化，是庄子之道的本质性的特征。青年学者付粉鸽指出，老庄都认为道是万物之宗，但老子之道重“常”，以恒常不变为其基本品性；而庄子之道重“化”，面对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强调因顺变化，认为“化则无常”。他“既讲‘物化’，又求‘自化’，还有‘独化’；不仅要求形体生命的和顺委蛇，随环境、时机而变化，而且更追求内在精神的转化，使精神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提升”。

三

通过读解《秋水》篇，我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哲学研索本身，原是一种视角或曰立足点的选择，视角与立足点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判然有异。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爱因斯坦看人看世界，用的是宇宙的眼光，因而能够跳出“人为中心”这个成见，得出“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尘——没有骄傲的理由”的结论。一部《红楼梦》，鲁迅先生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还有人谈到，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这个艺术形象，你如果从“目的论”的视角去看他，觉得十分荒诞；可是，若用“过程论”的视角去看他，又会觉得他很了不起；假如用世故的眼光去看他，觉得他简直是个疯子，实在不可理喻；而用小孩子的眼光去看他，会觉得他非常有趣，竟然是个天真的赤子。

古书上记载：

有个楚国人娶了两房妻子。邻人调戏楚国人的长妻，没有得逞，还遭到一顿狠狠的痛骂。邻人又转过头去调戏那个少妻，结果，那个少妻接受了他。

过后不久，那个楚国人病死了。这时，有个客人对那个邻人说：

“现在丈夫死了，两个女人都在孀居，你可以任意娶上一个。那你将选择哪一个呢？”

邻人不假思索地说：“我当然要娶那个长妻。”

客人不解地问：“那个长妻对你并不好，曾经痛骂过你，而少妻顺从了你，你为何不娶她呢？”

答复是：“作为局外人，我自然喜欢顺从我的女人；现在是给自己选妻子，就要挑选那个作风正派、忠于爱情的女人了。”

这个古老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站在什么立场上，从什么角度看问题，确实是观察事物、判断是非、决定去取的关键所在。

庄子在《秋水》篇通过北海若与河伯的对话，阐释了视野、视域、视角、视点对于认知客观事物的直接影响以至决定性作用。如果“以道观之”，世间许多认识都会随之而变化，不要说各种社会事物、文化现象，就连自然界也是如此。比如，我们通常说的益鸟、害鸟，益虫、害虫，什么东西有营养，什么东西对身体有害处，这些都是基于人类主观意志的认识；就自然来说，从天道来说，各种生物的生存价值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此高彼低、此益彼害、此是彼非的差别；一切事物“固有其所是，固有其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所以，树枝与屋梁，丑女与西施，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从道的立场来说，都可通而为一。庄子正是基于道的立场，建立了他的“齐物”思想。

在《齐物论》中，他以思辨形式，层层演进，由思维方式导入生命哲学，进到人的生存状态、人生理念等多个层面，最突出的特色是相对主义，即所谓“齐物”。概言之，就是万物齐一，没有差别，或者说，一切差别都是相对的。庄子论述成与毁的相对性，认为有所分解，就有所生成；有所生成，就有所毁灭，总体上的分导致个体上的成，新事物的生正是旧事物的毁；分与成，生与毁，相反相成，对立统一。

已故学者张恒寿指出：

庄子和普通人不同的最大特点，是观察问题总是从‘天’（指宇宙、自然）的立场出发，而不从人类的立场或小己的立场出发。因此有许多论点，从常识为基础的哲学家看来，认为属于谬论。比如《齐物论》篇的这段话：“我且问你：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患腰痛或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人住到树上就会担心受怕，猿猴也会这样吗？这三者，谁知道真正舒服的住处是哪里？人吃肉类，麋鹿吃青草，蜈蚣喜欢吃蛇，猫头鹰与乌鸦喜欢吃老鼠，这四者，谁知道真正可口的味道是什么？”普通读者觉得很有兴趣，而不知如何回答；专门学者则批评其为混乱了‘类’的逻辑，认为人的是非不能和其他动物并论，所以是非常错误的。实则这一节所举例证，不是说对于同一对象，人和物有不同的好恶。这不属于价值判断，而属于事实判断。从‘天’的立场看，很难说哪一种动物的喜怒是最正当的，各种物的生存价值，都应该是平等的。有些论者，不着重看他对于哲学问题的敏感、深刻，而只从一般常识的观点，世俗的观点，予以反驳和责难，这是不恰当的。

在《骈拇》篇，也是从“以道观之”的视角，庄子讲了残生伤性问题：

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的人无不为了外物而改变本性。小人牺牲自己来谋利，士子牺牲自己来求名，大夫牺牲自己来为家，圣人则牺牲自己来为天下。这几种人，事业不同，名号各异，但是，损害本性、牺牲自己，却是一样。男仆与小孩结伴去放羊，结果两人的羊都走失了。问男仆在做什么，他说是手捧竹简在读书；问小孩在做什么，他说去掷骰子玩游戏。两人所做事情不同，但丢失羊却是一样的。伯夷为了名，死在首阳山下；盗跖为了利，死在东陵山上。两人赴死的理由不同，但其残害生命、损伤本性，却是一样的。何必偏要说伯夷是对的，而盗跖是错的呢？天下的人都在牺牲生命啊！牺牲是为了仁义，就被世俗称为君子；牺牲若是为了财物，就被世俗称为小人。本来，他们牺牲生命是一样的，却有的被称为君子，有的被称为小人。原来，这里就有个视角问题。如果就其残害生命、损伤本性来看，则盗跖与伯夷并无分别，那又何必一定要在他们之间区分君子和小人呢！

庄子的视角，无比博大开阔，既不拘限于人类，更不拘限于自我，而是推及宇宙、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庄子的最高境界。

说到宇宙、自然，庄子对于时间的终始与空间的极限，是持怀疑与否定态度的。在《齐物论》中，他是这样说的：

宇宙有它的“开始”，还有它的“尚未有开始”的阶段，更有它的“尚未有尚未有开始的阶段”；宇宙有“有”的状态，又有“无”的状态，还有“尚未有有无”的状态，更有“尚未有尚未有有无”的状态。忽然间出现了“有无”之说，也不知道何者为“有”，何者为“无”，哪个是“有”，哪个是“无”。

在庄子看来，既然无法弄清楚这些问题，那就运用相对主义观念，泯灭空间上的大小与时间上的久暂问题的界限吧：天下没有比“秋毫之末”更大的东西，而泰山却是小的；天下没有比夭殇的婴儿更长寿的人，而彭祖还算短命呢！这里强调了空间的相对性与时间的相对性。

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承认时间的相对性。他说，测量时间，除了按年、月、日、时这个客观标准来测量，还有一个主观标准，就是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进程来测量——相对性主要体现在这方面。就一个三岁孩子一年中所感受的印象的数量和强度而言，一年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而对于一个三十岁的人来说，一年只是他的生命的三十分之一。对于小孩子，一切都是新鲜的，重要的，在他看来，一年好像一段很长的时间。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年纪越大，就会感到时间过得越快。

是呀，尤其是过了中年，“岁月疾于下坂轮”。弹指一挥间，繁霜染鬓，“廉颇老矣”。米兰·昆德拉说得很形象：“一个人的一生有如人类的历史，最初是静止般的缓慢状态，然后渐渐加快速度。五十岁是岁月开始加速的时日。”东晋的军事家桓温，渐入老境之后，看到当年亲手种植的柳树，都已十围，慨然兴叹，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京剧名段《武家坡》里，薛平贵“一马离了西凉界”，兴冲冲地回到阔别一十八载的武家坡，想不到结发妻子王三姐竟然对他觌面不识，诧异地问道：“儿夫那有五绺髯”？薛平贵及时地提醒她：你也是同样，“不是当年彩楼前”了，“寒窑里找不到菱花镜，且到水缸上照容颜”。不照还好，一照，王三姐哭了起来：“呀，老了！”

年龄的少与老、长与短，直接关系到生命的进程。在《逍遥游》篇，庄子就这个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的阐述。他说，从朝生暮死的朝菌和夏生秋死的蟪蛄的短暂存在来看，人的一生不能不算长久；不过，若是同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的楚之冥灵（灵龟）相比，同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上古大椿相比，人的生命又短暂得可怜。因此，所谓长或短的判断，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如果我们把这个只具相对意义的认识看成是绝对的标准，那便是可笑又可悲了。

把相对意义绝对化的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人对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认识。我们的地球母亲，已经有四十六亿年的高寿了，在她诞生了十多亿年之后，才开始有生命形成，而人类的出现，大约只是二三百万年前的事。人和一切生物都是自然的创造物，自然则是人类诗意的居所。在直立之前，人类和所有的动物共同匍匐在漫长的进化之路上，依靠周围世界提供必要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生存繁衍，发展进化，原本没有资格以霸主自居，摆什么“龙头老大”的谱。可惜，后来，人类逐渐地把这个最基础的事实、最浅显的道理淡忘了，结果就无限制地自我膨胀，恣意攫取；声威所及，生态环境遭受到惨重空前的破坏，制造出重重叠叠的环境灾难。“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种种苦头，人类自身今天算是尝尽了。

我在辽西地区，看到过一块新出土的鸟化石，经过科学鉴定，认为是一亿四千万年前形成的，对着它我沉思了良久。与这块鸟化石相比，一个人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以浪漫主义著称于世的唐代诗人李贺，发挥无边的想象力，也只是吟出：“王母桃花千遍开，彭祖巫咸几回死”。天宫里的王母娘娘的仙桃，三千年开一次花，开过一千遍也不过三百万年，不到这块鸟化石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有八百年寿算的彭祖，也不知已经死过多少万次了，更何况普通人呢！《圣经》上说，亚当一百三十岁时生了儿子塞特，以后又活了八百岁；塞特在八百零七岁时还生儿育女，前后活了九百十二岁；塞特的儿子以挪士活了九百零五岁。这些都是神话。须知，上帝、神仙是长生不死的呀！普通人能活上一百岁，就被称为“人瑞”了。可是，即便成了“人瑞”又怎么样？也只是这片鸟化石的一百四十万分之一呀！不过是“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经过这么一比较，就会觉得那些俗世纷争、人间龃龉，蝇头微利、蜗角虚名，真是连“泰山一毫芒”也谈不上了，闹腾个什么劲头？真该抓住有限的瞬间，干些有意义的事！

在这文明异化、物欲横流的疯狂时代，庄子的哲学思想不失为一副清凉散、醒心剂。而世俗间的般般计较、种种纷争，置入他的价值系统和“以道观之”的宏大视角之中，纵不涣然冰释、云散烟消，也会感到淡然、释然，丝毫不足介意了。

[1]《逍遥游》。

[2]《外物》。

故事大王

一

从小我就很喜欢庄子。这里面并不包含着什么理性抉择、价值判断，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古怪的老头儿很有趣儿。

庄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井底蛙、土拨鼠、多脚虫、尥蹶子马，蝴蝶、蜗牛、鸣蝉、野雉，还有龟呀、蛇呀、鱼呀、鸟呀，都是我们日常接触过的，眼熟得很；至于那栖居于藐姑射山上的“肌肤若冰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仙人，对于小孩子就更具吸引力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神仙也许比村长、乡长还要熟悉得多，因为早在杨柳青年画里就都露过面。而且，那些仙人也好，动物也好，故事里面都寄寓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庄子的可爱，还在于他富有人情味，有一颗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还增加几分亲切感。这和“被人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的孔老夫子不同。孔子给人的印象，带有浓重的崇高感、神圣感。连他的属于贤人一流的弟子，都要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那么，我们这些庸常之辈、后生小子，就更是找不着“北”了。那么，老子呢？他倒不是“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凛然不可侵犯的大官僚，更不是指挥若定、叱咤风云、耀武扬威的大将军，但是，说起他来，总觉得这个人肚子里奇谋妙算太多，什么“知雄守雌”，“先予后取”，可说达到了众智之极的境界。但凡一个人聪明过度了，用智太多，就会给人权诈、狡狯的感觉；何况，一部《道德经》多是为统治者立言，毕竟离普通民众远了一些。

若是给这三位古代的学术大师来个形象定位，可以说，孔丘是被“圣化”了的庄严肃穆、不苟言笑的师表，老聃是苍颜鹤发、道貌岸然、深于世故的谋略家，庄周则是一个耽于狂想、兴味盎然的哲人，也是一个浪漫派的诗人，尽管他并不写诗。

老子也好，孔子也好，精深的思想，超人的智慧，只要认真地去钻研，都还可以领略得到；可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个性特征，却很不容易把握。这当然和他们的人格面具遮蔽得比较严实，或者说，在他们的著作中自身袒露得不够，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字字珠玑，掷地作金石声，可是，除去那些“微言大义”，见不到人物形象，更缺乏令人开颜解颐的故事、笑话，难怪人家说，“读《道德经》如入无人之境”。庄子却是一个喜欢敞开自我、袒露襟怀的人，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当你翻开他的著作，就会觉得一个神清气爽、超凡脱俗却又鲜活灵动、血肉丰满的哲人形象，赫然站在眼前。连远哉遥遥的欧洲作家王尔德都说：他是“生活在黄河边上，长着一双杏眼的智者”。其实，庄子本人也曾有个自画像，也可称作自白：“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从思想到言论，还有心灵，说得多么贴切！

庄子的特异之处，还在于他特别擅长把某些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所要表达的“道”，巧妙地揉合到一起，然后以讲故事的形式把它生动地描绘出来，使你难以把形象和哲理截然分割开来。

他的讲故事，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是，惯于运用虚构的手法，翘首天外，结想无端，所谓“皆空语无事实”。先秦诸子中，韩非子也经常运用寓言故事来说理论事，但他笔下的寓言故事，大多取材于现成的民间传说，距离现实环境比较近；而庄子的许多故事，却出自个人虚拟，凭空结撰，异想天开，靠的是大胆的形象创造和海阔天空、出神入化的狂想，玄虚幽邈，荒诞不经，读来和《山海经》的神话故事有相似的感觉。

二是，庄子讲故事，往往并不明确点出所要说明的道理，不是靠着雄辩滔滔、逻辑推理，而是凭借特异的形象思维，通过有趣的人、奇突的事、“芒乎昧乎”的语言文字，自然地展现出来，说完了转身离去，掉头不顾，“白白了”，或者袖手站在一旁，听任读者去恣意猜想。

三是，讲述的人物形象、离奇故事，以及“练话”、趣谈，具有模糊性、多义性，可以做多种阐释，留下广阔的思索空间，需要读者反复地玩味，才能领悟其深层含义；而且，随着视角的不同，读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谓“一百个人读了，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这在先秦诸子中，也是最有特色的。

四是，所讲述的内容，富有哲学意蕴，有些是人们习常见惯的事情，却含有深邃的道理。作为一个“散淡的人”，他不喜欢涉及那些其他读书士子经常挂在嘴上的出将入相、安邦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救世情怀，莫说去做，他连说都不愿意说，脑子里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些理念。

看了庄子的这些“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寓言故事，又考虑到“小说”之名确是始见于《庄子》，我们会自然地联想到后世的小说作品。宋人黄震有言：庄子“眇来宇宙，戏薄世人，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世诙谐小说之祖也”。从他的寓言故事中想象、虚构成分占很大比重这一点来说，那些文字，即使不能直接目之为小说，起码可以看作是小说的雏形以至滥觞。其实，外篇中的《盗跖》与《说剑》，单就体裁来看，与后世的短篇小说无以异也。

二

表面上看，庄子对世情很冷漠，很冲淡，似乎什么都毫不介意，无动于衷；实际上，他对于世道人心，不仅极为熟悉，而且也十分关切。他在许多寓言故事中，蕴寓了深刻思想，显现出卓绝见地。但论说的方式方法，却是平静、安详的，而且含蓄蕴藉，不动声色，令人忍俊不禁。

他在《山木》篇讲述了孔子的故事：

孔子周游列国，历经艰难险阻，结果却到处碰壁。究竟什么原因呢？他左想右想也弄不明白。这天，他向著名的高士子桑雽请教，说：

“我两次被我的‘父母之邦’鲁国驱逐出境；在宋国境内，我在一棵大树下休息，他们竟然砍倒大树，威胁我的安全；在卫国又曾被禁止居留。身在这些商、周后裔之地，我竟然饱受污辱，备遭窘迫，还曾被围困在陈、蔡交界的地方。这些我都认了，暂且不去说它；可是，最为困惑不解的，也是最想不通的，是当我遭遇到这些患难的时候，亲戚故旧不但不予以同情，反而更加疏远了，学生朋友也纷纷离散了，人情怎么竟会浇薄到这种地步呢？”

子桑雽说：“你没有听说过假国大逃亡的故事吗？当时，有个逃难的人叫林回，他舍弃了价值千金的玉璧，却背起一个婴儿逃走。有人看到了，不理解，说：‘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说是为了钱财，婴儿并不值几个钱；那么，是为了减少累赘吗？婴儿的累赘真是多得很，重得很。’于是，他向林回发问了：‘你舍弃了千金的玉璧，背起了满是累赘的婴儿逃走，究竟为的是什么？’

林回的答复是：‘我和玉璧是利益的结合，我和婴儿是天性的关联。’由此可见，以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到了危难、祸患来临之际，就互相遗弃了；而与天性相关联的，到了危难、祸患来临之际，就能互相结合在一起。互相联结与互相遗弃，两者真是天差地别呀。

“再说，这里还有君子、小人的区别：君子之间的交往，清淡如水；小人之间的交往，甜蜜得像醇酒一样。君子情怀清淡而能相亲，小人甜言蜜语，关系极易断裂。不是因利益而结合的，就不会因为利益而分离。”

孔子听了，深受启悟，说：“我诚心地接受你的指导。”

他漫步安闲地走回去，从此，终止了课业，抛开了书籍，不再要求学生恭敬地礼拜如仪。这样一来，师生之间的感情倒是与日俱增了。

历史上未必真的就有这番对话。庄子在这里，不过是通过孔子这个“活道具”来讲述两种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念：“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以利相合者，经不起危局困境的考验。这个“利”应该是广义的，不仅包括钱财，也应把一切私人打算，诸如保命、护权，争名、夺位，都统统包括在内。在这种种私利面前，很难设想经得住严峻的考验。

幼时读《庄子》，接触过“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这句话，好像塾师也讲解过，但过后统统忘记了；直至读了鲁迅先生的《华盖集·忽然想到》，才再次与它碰面——文章煞尾处问了一句：“那么，弃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么？”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是呀，“弃赤子”的该是什么人呢？古往今来，着实不少，最著名的恐怕就是汉朝那位开国大皇帝了。刘邦极端自私、残忍，存在着人性、人格方面的缺陷。楚汉战争全面展开后，彭城之役，汉军的主力被楚军围困，尽归覆没，刘邦率数十骑狂奔逃命。他带着一双亲生儿女——后来的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乘坐在驾术高超的夏侯婴的马车上。当时，挽马已经疲惫不堪，后面的敌人又穷追不舍，刘邦察觉到惨遭俘获的危险逼近眼前，于是，想尽办法加快奔逃的速度。车上的物品早已抛个精光，只剩下他和一双儿女三个活人，他却要继续往下精简，便屡次用脚去狠踢两个孩子，非要把他们丢下车去不可。听到两个孩子哀哀啼叫，夏侯婴心里十分酸楚，他不忍心看着两个无辜的孩子丧命，便一次次地把他们从地上抱起。这自然要影响到马车奔跑的速度，刘邦气急败坏，如果不是因为要他驾车，也许一剑就把夏侯婴的脑袋砍下了。其为人之鸷狠，于兹可见。获得统治大权之后的转眼无恩，“藏弓烹狗”，杀尽了功臣、宿将，自然都无足奇怪了。

三

《则阳》篇记载：

魏国与齐国约誓立盟，可是，后来齐国的田侯背叛了盟约，那么，应该如何报复和处置呢？

魏国朝廷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魏王气势汹汹，怒不可遏，主张派人去刺杀田侯。

大将公孙衍认为，堂堂万乘之国的君王，竟要用匹夫的手段去报仇，很不光彩；主张带兵二十万，前去攻打齐国。

可是，谋臣季子（苏秦，字季子）却不同意，说是全国苦于战乱久矣，现在总算休战了，已经七年，应该珍惜这个安居乐业的和平局面。

大臣华子认为，主张伐齐、反对伐齐的，都是好乱之人。

魏王问了：“那你说该怎么办？”

华子说：“君王寻求虚无之道就是了。”表现出明显的超现实的倾向。

正在大家争持不下的当儿，由宰相惠施引见，来了一位客人，他是个贤者，名叫戴晋人。

客人劈头问了一句：“有一种叫作蜗牛的东西，请问君王：您知道吗？”

魏王说：“知道。”

客人说：“有一个国家盘踞在蜗牛的左角上，叫作触氏；另一个国家在蜗牛的右角上安营扎寨，叫作蛮氏。这两个国家时常为了争夺土地而打仗，战死的有几万人，胜者追逐败军，要十五天才能回来。”

魏王越听越纳闷，忍不住问道：“啊？——这是虚构的故事吧？”客人说：“我来为您证实这件事。依您推测，四方上下有穷尽吗？”

魏王说：“没有穷尽。”

客人说：“当您的心神遨游于茫茫无尽的太空境域之中，再回过头来想想目力可及的人马舟车所能到达的地方，就会感到似有若无，微不足道。君王您说，是这个道理吗？”

魏王说：“是这样。”

客人说：“在舟车通达的各国之间，有一个魏国，魏国中有一个都城大梁，大梁中有一个国君。那么，国君——您，与蛮氏有什么分别呢？”

魏王说：“可能没有什么分别。”

客人告辞出去，魏王怅然若有所失，追逐奔竞之心顿时化为乌有。

这时，惠子上前求见。

魏王说：“这位客人，真是了不起，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也不能与之相比。”

惠子说：“吹竹管的，声音还很大；吹剑头小孔的，就只有咝咝声了。尧、舜是人们所称赞的，但是，在戴晋人面前谈起尧、舜，就好像那咝咝一声响动啊。”

这个故事寓意十分深刻。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事物、研究问题、判断形势、实施决策的视角问题，也就是《秋水》篇所讲的“以俗观之”，还是“以道观之”。从中起码可以获得三条启示：

其一，魏王也好，主战者与非战者也好，都是“以俗观之”，用一副有限的眼光看待问题，就事论事，自然跳不出眼前的小圈子；而戴晋人则是以“游心于无穷”的无限眼光，也就是跳出眼前舟车通达的这块土地，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界，实现了对事实判断与价值取向的超越。

其二，故事中，戴晋人只是提供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而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齐国背盟面前，不是消极地报复或者被动应付，而是反求诸己，励精图治，与民休息，富国强兵，也就是“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扎紧自己的篱笆，使野狗无缝可钻”；守好自己的边境，让敌国无隙可乘。这不是上上之策吗？《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其三，当我们看到小小蜗牛的两只角上，竟有两个国家在那里“争地而战，伏尸数万”，血流漂杵，一定会觉得特别可笑。其实，如果联想一下生活中习常见惯的诸多事情，所谓“螺丝壳里做道场”，难道还少吗？那么，这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这样一首七绝：

焦螟杀敌蚊巢上，蛮触交争蜗角中。

应似诸天观下界，一微尘内斗英雄。

焦螟，是古代传说中最小的虫类；蛮、触，是庄子寓言中的蜗牛角上的两个小国；诸天，佛经中语，可以理解为无穷无尽的大宇宙，从这里看人世间，便获取了一个无限的视角。眼前所处的有限天地，同大宇宙相比，不过是一粒微尘而已。诗中讽喻说，人们常常为一些极末微的事情争斗不已，宛如焦螟在蚊巢里杀敌，蛮、触在蜗角中争雄。如果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把这些人和事放在茫茫宇宙里来观察，就会发现，这无异于是在一粒微尘里争强赌胜，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

四

庄子在《徐无鬼》篇，还讲过这样一个讽喻性的故事，主角是徐无鬼和魏武侯。故事分前后两段：

二人一见面，武侯就慰问徐无鬼说：“哎呀！先生实在是太疲惫了，住在山林里，生活苦不堪言，所以才来见我。”

徐无鬼说：“我没有什么需要慰问的，我倒是要来慰问君侯。君侯现在面临着两难处境：要是满足嗜欲之好，增长爱憎之情，就将损伤心性；可是，如果摒弃嗜欲，去除好恶，耳目口腹又要受屈了。选择取舍，左右为难，很不容易处置。所以，我特意前来表示慰问。”

武侯未做回答。

过了一会儿，徐无鬼说：“现在，我想向君侯谈谈我的相狗术——

“狗中下品贪食，以饱腹为满足，这种标格类似性贪的狐狸；中品明察，看得高远一些；上品精神寂静专一，好像躯体并不存在一样。

“不过，我的相狗术，又不如我的相马术。我所察验的马，能够听从驾驭，跑起来，能直，能曲，能方，能圆，直的合于绳，曲的合于钩，方的合于矩，圆的合于规，这是国马。可是，还比不上天下马。天下范围内的好马，具备无须训练的天生材质，若亡若失，好像忘记了自己，像这样的，奔逸绝尘，不知所终。”

武侯听了，大悦而笑。

徐无鬼是个隐士，却也愿意陈说政事，原本想要“直奔主题”，可是，刚开了个头，发现魏武侯了无兴致，闷闷不乐，方知他意不在此，只好改换个话题，尝试着用声色狗马来投其所好，通过曲线进入，果然获得了成功。

于是，在第二次见面时，就开始进入实质性的交谈：

徐无鬼说：“我又来慰问君侯了。”

武侯问：“你说什么？——来慰问我？”

徐无鬼说：“是呀，我要前来慰问你的精神和形体。”

武侯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徐无鬼说：“天地养育万物是均等的，占据了高位的，不可以自认高人一等，身处卑贱的，也不必觉得矮人三分。你现在身为万乘之主，役使着全国百姓，以满足一己的眼耳口鼻之欲。我想，一个与神明相通的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与神明相通的人，总是喜好和谐而厌恶偏私；偏私，这是一种病态，所以需要我的慰问。”

武侯说：“我很久就想要晋见先生了。”

在做好上面必要的铺垫之后，接下来，徐无鬼讲了筹思已久、比较成熟的意见：

“君侯决不要在城楼下面陈列强大的军队，不要在祭坛前面集合大量的步兵与骑兵；不要背理去贪求，不要以巧诈胜人，不要以谋略胜人，不要以征战胜人。像那种屠杀他国人民、并吞他国土地，用以满足自己私欲的战争，又能给君侯带来什么好处呢？有什么胜利之可言呢！君侯不如停下这一切，来修养内心的纯真，顺应天地的自然，而不搅扰他物。”

五

庄子讲故事，可谓“顺手牵羊”，触笔生妙。有生命的动物，像那龟呀、鸟呀，自然可以信手拈来，为我所用；甚至连那颠倒迷离的梦境、人们毫不在意的影子，同样也能拉过来，赋予它们以深刻的寓意。他的惯用手法，是把深邃的思想蕴涵灌注到寓言故事的讲述中去，使你不经意间，就从轻松自如的谈笑中接受了他的观点。

他在《外物》篇讲过一个“神龟托梦”的故事：

宋国国君半夜梦见有人披头散发，在侧门边窥视，并且说：“我来自名为宰路的深渊，清江之神派我到河伯那里去，结果被渔夫余且捕捉住了。”

国君醒来，找来卜者为他占梦。

卜者说：“这是一只神龟。”

国君问：“渔夫有叫余且的吗？”

左右的人答说：“有。”

国君说：“命令余且前来朝见。”

第二天，余且来到朝廷。

国君问他：“你捕到了什么？”

余且说：“我网住了一只白龟，周圆有五尺长。”

国君说：“把你的龟献上来！”

白龟献上，国君又想杀它，又想养它，拿不定主意。于是，叫卜者占卜。

卜者说：“杀掉白龟，用来占卜，吉利。”

于是，就把龟挖去了肉，留下龟甲，用来占卜，接连七十二次都没有失误。

孔子说：“神龟能够托梦给君王，却不能避开余且的渔网；它的智巧能够占卜七十二次都没有失误，却不能避开挖肉的祸患。这样看来，智巧有穷尽之时，神妙有不及之处。即使有最高的智巧，也还需要有万人帮助谋划。鱼不害怕渔网而害怕鹈鹕；摒弃小智巧，大智巧就显露出来；摒弃自以为善，则善行自然露出。”

这个故事，寓意很深，道理也讲得非常透彻，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多方面的启示：

比如，智巧是一把双刃剑，而且有其鲜明的局限性。智虑、巧思、谋划，再高超，再周严，也总有它照覆不到的地方，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才有所不赡，智有所不及”，最后仍然不能免于祸患。那么，怎么办呢？还是应该“离圣弃智”，随顺自然，抛开小聪明，臻于大境界。

与此相关联，我们还能从中领悟到“虽有至智，万人谋之”的道理。这则寓言故事，可为自恃聪明、盲目自信、固持一己之偏者戒。

寓言中还讲述了小智与大智的区别。何为大智？超越于智识层面的有限性，而达于“道”的无限性之谓也。

庄子讲故事，像摇动万花筒一般，真是奇观迭现，妙绪层出不穷，亏得他能够想象得出来！

下面，就看看《寓言》篇中讲的“罔两问景（影）”：

影外微影（罔两）向影子（景）发问：“刚才你俯身下去，现在又仰起头来；刚才你束发整妆，现在又披头散发；刚才你扑在地下，现在又悄然起立；刚才你抬腿走动，现在又止步不前——这么变幻不断，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影子说：“区区小事，何劳问询呢！我虽然在那里活动，却并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像蝉脱下的壳吗？我像蛇蜕下的皮吗？像，却又不是。遇上火亮和阳光，我就出现了；遇上阴影和暗夜，就会消失掉。我时时在疑问：烛火和阳光，是我所要依恃的吗？或者，我竟是无所依恃的呢？它来，我便随之而来；它去，我便随之而去；它活动不停，我便也随之活动不停——不过是自然而然的活动罢了，又有什么好问的呢？”

影子完全处于被支配的状态，就是说，它是“有所待而然”。影子离不开形体，又离不开阳光与火亮。世间有些人也是这样，看着整天忙忙碌碌，奔走不停，却是随人“步亦步，趋亦趋”，自己毫无主动选择的自由。

清代诗人袁枚有一首《咏箸》诗，说的也是类似情况：

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

一世酸咸中，能知味也否？

箸就是筷子。它的典型特征是，尽管一辈子都浸在酸咸之中，却并不知味。诗人借助筷子席间忙碌不停，最终却尽饱他人口腹的现象，来讥讽那些随人俯仰，自己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的可怜虫。

诗中形容筷子的动作，用了“攫取”二字，这又与影子的纯然被动有所不同。人世间，确有一类人，虽然也是受人支使，但是恣意掠取，倚势凌人，直至“为虎作伥”，成为“帮凶角色”，就更是为人所不齿了。

六

庄子在《应帝王》篇，还讲过一个“浑沌”的故事：

从前，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有这么三个帝王：南海的帝王名字叫倏，北海的帝王名字叫忽，中央的帝王称为浑沌。

南北两方距离太远，这样，他们每次聚会，便都选在浑沌所在的中央地带。这位中央的帝王，待他们都非常好，热情、和善，又特别周到。他们心存感激，总想着怎样报答一番浑沌的美意。

他们商量说：“人人都有七窍——两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一张嘴巴，用来观看、听闻、饮食、呼吸；唯独浑沌什么也没有。我们得试着为他凿开。”

于是，他们就动起手来，每天为浑沌凿开一窍。首先开凿眼睛，然后开凿耳朵，再继续开凿鼻孔，开凿嘴巴。

他们边凿边说：“这回就好了，他就能和我们一样，看美景，听乐曲，享受口腹之欲了。”谁知，话还没有落音，就发现浑沌已经呜呼哀哉了。

这里所喻指的是，有为的政治会给民众带来意想不到的灾害。

“浑沌”象征质朴、纯真、毫无机心的普通民众。掌政的人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举措，有的也可能出自善意，但是，纷纭、烦重的政举，却造成民不堪命，最后置于死地的后果。我们还可以引申一下，像当代学者韩秉方所分析的：这个寓言象征着人类社会原始自然状态遭到破坏，人们本来过着的自在安适的生活，已不复存在。我国由于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侵伐并吞，战祸连绵不断，人民痛苦不堪。而诸子百家为了争宠于国君，将原本天人合一、混元一体的大道，分割支离，变为一是之偏、一己之见。天与人，无为与有为，自由与必然，相互对立，以至“浑沌死”，“道术亡”。这是对每况愈下的动乱社会的强烈抗议，对有为着迹的诸子百家学说的有力批判。

与此相接近，庄子在《至乐》篇，托孔子之口，讲了一个“鲁侯养鸟”的故事，寓意也十分深刻：

从前，有一只海鸟停留在鲁国国都的郊外，鲁侯感到很新奇，就让人把它捕捉住、送过来，并且以接待贵宾的礼仪迎候它——在太庙里给它敬酒，演奏《九韶》的音乐，使它愉悦心神，宰杀了牛、羊、猪三牲作为它的食物。结果是，海鸟被弄得眼花缭乱，目眩神迷，忧虑悲伤，身心劳瘁，一块肉也不敢吃，一杯酒也不敢喝，三天过去，就被折腾死了。

这个“海鸟之喻”，在《国语·鲁语》和《左传》中都曾有过记载，原本讲鲁国老臣臧文仲派人去祭祀爰居（海鸟），这里将臧文仲换成了鲁侯，并加以敷陈演绎，踵事增华。《国语》中是展禽（即柳下惠）对此提出批评；这里则搬出权威人士孔夫子来，由他来进行既剀切、精当，又鲜明、生动的“点评”。意在阐明，“以鸟养养鸟”，即按照海鸟生活所需要的方式去饲养它，才合于治道，合于天然，合乎自然本性。

鲁侯一片诚心，只是他太不明智了，他是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养鸟，而不是按照养鸟的方法来养鸟。如果是按照养鸟的方式来养，那就应该让它栖息在深林里，漫游在海滨沙滩上，漂浮在江湖河海之中，随时随地，都能捕捉到小鱼小虾，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鸟类最怕听到人的声音。你应该知道，它和人不一样，并没有音乐的细胞。如果在洞庭之野，演奏《咸池》、《九韶》的音乐，禽鸟听了会远走高飞，野兽听了会惊骇逃窜，游鱼听了会沉入水底；可是，行人若是听到，却会立刻围拢过来，快意欣赏。鱼在水里才能生存，人在水里就会淹死。人和鱼的禀性各异，因而，好恶也就迥然不同了。

七

也是在《应帝王》篇，庄子讲了一个“神巫”的故事：

郑国有个“神巫”名叫季咸，他能通过相面，预知人的死生、存亡、祸福、寿夭，具体卜算出某年、某月、某日，准确如神。致使许多郑国人，看到他，都纷纷走避，生怕被他言中。

列子见到他，非常崇拜，赶忙回去告诉他的老师壶子，说：“原先我以为，先生的道术是最高深的，现在，又发现一个比先生还了不起的人物。”

壶子说：“我教你的只是名相，真实的道理还未讲述给你，你就以为得道了吗？只有雌鸟而没有雄鸟，那样产出的卵怎能孵化呢？你用表面的虚文与世人周旋，而求人家信任，所以被人窥测到你的心思。这样吧，你把这位先生请过来，让他给我看看相。”

第二天，列子带领季咸来见壶子。见过面，出来后，季咸告诉列子：“你的老师快要死了，不能活了，过不了十天。我看他神色有异，面如湿灰。”

列子听了，哭得衣服都湿了，回来把这个信息告诉壶子。

壶子说：“刚才我显现给他的，是静态的地象，不动又不止，他看到我闭塞生机。你再请他来看看。”

第二天，列子又邀季咸来见壶子。季咸出来，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幸亏遇见了我，有救了，全然恢复了生气。我看到他闭塞的生机开始活动了。”

列子进去，告诉了壶子。

壶子说：“刚才我显示给他的是天地相通之象，名和实都不存于心，一线生机从脚跟发出。他大概是看到我生机发动了。再请他来看看。”

第二天，列子又邀季咸来，见过壶子后，季咸对列子说：“你的老师动静不定，我无法为他看相。等他平静下来，我再来给他相面。”

列子进屋，把这番话转告壶子。

壶子说：“我刚才显示给他的，是没有朕兆可见的太虚境界。他大概是看到我神情平衡的生机了。鲸鱼盘旋之处形成深渊，止水之处形成深渊，流水之处形成深渊。深渊有九种情况，我在这里显示了三种。再请他来看看。”

第二天，季咸来见，还没站定，就慌忙逃走了。

壶子说：“快去追他。”

列子追出去，已经逃得不见踪影了。

壶子说：“刚才我显示的是完全不离本源的状态，我以空虚之心随顺他，使他捉摸不定，如草随风披靡，如水随波逐流，他不知所措，所以就逃走了。”

经过这次，列子才明白自己原本什么也没学会，于是，告辞回家，三年不外出，替他妻子做饭，喂猪就像侍候人一样，对于世间事物毫不在意，抛弃雕琢而回归朴素，超然独立于尘世之外，在纷扰的人间世守住本性，终身如此。

对于这则故事，可以做多层次的解读——

从壶子与神巫季咸斗智、斗法的角度看，季咸智能高超，能够通过相面，预测人之吉凶、福祸，自以为天下无匹；没想到遇见了技高一筹的壶子，“强中更有强中手”。壶子通过调神理气，不断变换自己的功能状态，以迷惑对方，使之无法做出正确判断，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后神巫只好败下阵来，悄悄溜走。

从政治观、社会观的角度来理解，庄子通过壶子与神巫的故事，倡导无为，而批判有为。——寓言的中心思想，是应时处世应该深藏若虚，一个“藏”字，一个“虚”字。推之于为政，就要藏锋敛势，守素抱朴，虚己无为。神巫之得与失，都源于有所作为、有所表现，从而让对方得而测之，意向被人猜透了，人家便找到了对策；而壶子的虚静无为，则无所表现，即使表现，也是不断地变换招法与之周旋，这就使得对方神情淆乱，不知就里，无从得而测之。

从悟道的角度理解，壶子应付季咸，成竹在胸，四见而四变，外貌与神情可作千形百态，而内在的真我却岿然不动，安稳如山。

列子对自己误信巫师小术，未能明于大道，感到愧怍，从中悟解了顺应自然，养性葆真，不依凭外在力量的道理。

在今天看来，这则故事对于破除迷信，提倡科学，也有一定的作用。

八

与上述悠悠絮语、娓娓道来形成鲜明的对照，还有一类寓言故事，谿刻、尖锐，无论是语气还是内容，都持比较激烈的批判态度，堪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比如，《外物》篇讲儒者盗墓的故事：

一个夜黑天，两个穿戴着儒冠儒服的一大一小的读书人，蹑手蹑脚，悄没声地来到荒郊野外，摸索到一处刚刚埋葬不久的有钱人墓地。他们听说，这个有钱人生前虽然极端吝啬，但死后陪葬品颇多，珠玉财宝无数，光是嘴里含的珠子，就价值千金。因此，他们就动了掘坟盗墓的念头。

但是，儒者盗墓，不同于那些专事掘坟盗宝的惯贼，他们毕竟是饱读诗书、晓畅周礼的，尽管攫取财物的目的并无二致，但在形式上、手法上，应该注重斯文，有所讲究。

只见二人肃立坟前，口中咕哝了几句圣贤的教义，然后，又躬身作了长揖。这也就是所谓“先礼后兵”吧。尔后，两人便动手挖掘起来。

掘了一阵，坟墓的洞门终于凿通了。小儒身材矮小，首先爬了进去。大儒在外面望风，打探四周的动静。这时，他用衣袖擦了擦汗水，顺便看了看天色，急着问道：“太阳快要出来了，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小儒在里面回答：“长裙和上衣还没有脱下。哎，我看到了，嘴里含着的那颗大珠子！”

大儒说：“书卷果不欺人呀！《诗经》上早就写着：‘青青的麦穗呀，漫山坡上平铺。生前不布施呀，死后何必含珠！’你要加倍仔细，先抓起他的头发，再按住他的胡须，然后用小铁锤轻轻敲打他的下巴，慢慢地扒开他的两颊，小心谨慎，一定不要碰坏了口里的珠子。”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描形拟态，形象逼真，人物对话，惟妙惟肖。对于有些儒生满口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的虚伪面孔和卑劣行径，极尽讽刺之能事。

至于在故事中专门安排儒生做盗墓贼，在庄子那里，亦有深意存焉——儒者依靠捃摘古人的《诗》、《书》打发日子，摆出一副雍容礼让的仪态来装点门面。他们饱谙先王之道，张口“子曰”，闭口“诗云”，言必称圣经贤传，却口是心非，干着“以诗、礼发冢”这类见不得人的勾当。

说到“儒以诗、礼发冢”，唐初道士、御赐“西华法师”的成玄英作“疏”如下：“是以田恒资仁义以窃齐，儒生诵诗礼以发冢，由是观之，圣迹不足赖。”这里把发动政变、窃夺齐国政权的的田恒（田成子）和鲁国的儒生捆在了一起来谈，实属触笔成妙，二者确有共通之处。

接着田成子这个话题，我们来看《胠箧》篇中的一则有事有论、叙议结合的故事：

为了防范那些撬箱子、掏袋子、开柜子的毛贼，人们总是绑牢绳索、扣紧锁钮。这就是世俗所谓的小聪明。殊不知，大盗一来，抬起柜子，搬起箱子，背起袋子，拔腿就跑，唯恐绳索不结实、锁钮不牢固。显然，这种世俗的小聪明，正是为江洋大盗做着聚敛财富的准备。

让我们来试作申论：世俗所谓的智者，哪个不是为大盗积累财物的呢？所谓的圣者，哪个不是为大盗守护财物的呢？为什么这样说？且看：从前在齐国，邻近的村落，彼此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方圆两千余里，都是齐国人民捕鱼射猎、犁锄耕耘的地方。全国四境之内，用心设立宗庙社稷、管理各级行政区域的，何尝不是取法于圣人呢？但是，田成子一旦得势，便杀掉了齐国的君主，窃夺了他的国家。难道他所盗取的只是国家权力吗？他把整个齐国圣智的礼制、法度都一起盗取过去。这样一来，田成子虽有盗贼的恶名，却处在一个像尧舜那样安稳的环境，小国不敢批评他，大国不敢讨伐他，子孙十二代都稳固地擅据齐国。这不正是窃夺了国家，又连圣智的礼制、法度一起拿走，从而维护其窃国之行、盗贼之身吗！

被鲁迅先生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的晚唐诗人罗隐的讽刺小品，在《谗书·英雄之言》中：对这类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他说，物品的隐藏不露，是为了防备盗贼。人也是一样，盗贼也是人，同样要设法隐藏，同样要戴帽穿靴，同样要穿着衣服。“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就是说，“盗亦有道”，总要找个冠冕堂皇、名正言顺的借口，为之辩护，为之粉饰。

九

这些故事，运用的都是讽刺手法。类似的还有《盗跖》篇满苟得对于儒家伦常、义理的批判：

子张问于满苟得，说：“为什么不进行品德修养呢？须知，没有德行就不被信赖，不被信赖就不受任用，不受任用就没有利禄。所以，从名来考虑，由利来计算，行仁义都是很要紧的。即便是抛弃名利不谈，纯然出自内心反省，那么，读书人的行为，也不能一天不行仁义啊！”

满苟得说：“无耻的人富有，自夸的人显达。获得名利最多的人，几乎全是借助于无耻与自夸。所以，从名来考虑，由利来计算，自夸都是最要紧的。……现在是小盗被拘捕，大盗做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齐桓公杀兄纳嫂，而名臣管仲却做他的臣子；田成子杀了君王窃夺了国家，孔夫子却接受他的赏赐。论议的时候表示轻视，而实际做起来却甘心顺从，言行不一，冲突、交战于胸中，这不是很矛盾吗？所以，古书上说：‘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这和后来说的“胜者王侯败者贼”同义。）

子张说：“你不修养德行，将会亲疏之间没有伦常，贵贱之间没有规矩，长幼之间没有次序。那么，五伦、六纪又要如何区别呢？”

满苟得说：“帝尧杀害长子，帝舜放逐胞弟，亲疏之间有伦常吗？商汤流放夏桀，武王杀了纣王，贵贱之间有规矩吗？王季僭越王位，周公杀了哥哥，长幼之间有次序吗？儒者言辞虚伪，墨者主张兼爱，五伦、六纪有区别吗？并且，你正在求名，我正在逐利。名利的实质，是不合乎常理，也不见于大道的。我曾与你在无约面前争论说：‘小人为财牺牲，君子为名牺牲。他们用以改变真情、更易本性的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离弃自我而追逐外物的实质却是一样的。’

“所以说，不要从事小人所追逐的，要反求你自己的本性；不要从事君子所追逐的，要顺从自然的道理。是曲是直，要听任自然；观照四方，应随时而变。或是或非，掌握循环变化的枢纽；独自修炼你的意念，与大道一起进退。不要执着于德行，不要推行你的仁义，否则，将会失去自我；不要追逐财富，不要企求成功，那将丧失天性。王子比干被剖心，伍子胥遭到挖眼，这是尽忠的灾难；直躬证实父亲偷羊，尾生践约抱柱而死，这是守信的祸患；鲍子立而绝食，枯干以死，申生不为自己辩护，自缢身亡，这是廉贞的过错；孔子未能替母亲送终，匡子未能与父亲见面，这是行义的缺失。这些都是前代的传闻、后世的谈资，认为读书人必须言必正而行必果，以致获取灾殃，遭到祸患。”

在这篇对话里，通过满苟得之口，对于儒家的仁义道德、孝悌忠信、伦理纲常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揭露与批判。子张是孔门高弟，他的言论自然代表儒家思想；而满苟得的说法，则和盗跖相似，有些观点符合道家的基本立场。

十

如何对待生命，这是一个重大的哲学课题。庄子自然有他的独到见解，但他不是以议论出之，而是通过寓言故事来表述。

他在《达生》篇讲了这样一件事：

祭祀官穿着黑色礼服，来到猪圈，对着待宰的猪猡说：

“看得出来，你是很怕死的。我就不明白，那有什么可怕的呢？你看，我花了三个月功夫喂养你，然后，守戒七天，行斋三天，再来送你到应该去的场所，做祭祀鬼神的供品——要用白茅草做席位，把你的双肩双臀放在雕满纹饰的供桌上。你看这该多么风光荣耀啊！你怎么还不愿意呢？”

这里提出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什么叫生命价值？要什么样的生命价值？怎么看风光荣耀？

如果设身处地，真的是从猪的立场上来想问题，也就是替猪着想的话，那么，什么“白茅席位”、“雕花供桌”，还真不如饲以糟糠，让它安安稳稳、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猪圈里。可是，若是为自己打算，也就是在那个祭祀官看来，由于名利欲、虚荣心作怪，就会希望活着的时候能够享受富贵尊荣，死后能获得尊严、获得厚葬——装在采饰的棺材里，放在雕满花纹的灵车上，那样真是风光无限。为猪着想，会抛弃白茅、雕俎；而从人的角度着想，则贪恋轩冕灵车。说到家，就是满足一己的欲望。一个要安稳地活着，一个主张风光地死去，各有所求。从这个视角来看，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在庄子看来，生命应以自然的方式存在，既不伪饰、造作，更不逐求身外之物，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维护生命本色。可是，世人由于观念里附加上了种种社会意识，诸如伦理观、名利欲、虚荣心等等世俗的挂碍、功利的束缚，这样，就“以物易其性”，导致人性的异化。

汉武帝时有个主父偃，少时研习纵横之术，但一直穷困潦倒，四处碰壁；后来投靠权贵，晋身朝廷，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青云独步，飞黄腾达，于是，疯狂敛财，贪得无厌。他的一位老朋友看不惯，便点拨他：“你这么肆无忌惮地弄权，就不怕丢了性命吗？”主父偃的答复是：“大丈夫生不得五鼎食，死亦当五鼎烹！”

这里可做两种解释：一是，如果不能荣华显贵地活一回，过上钟鸣鼎食的风光日子，那就在死的时候，轰轰烈烈地闹一场，否则，也太没有意思了。后人还有类似的说法：“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二是，只要生时能尽情享受，即便最后鼎烹而死，也算值得。正读也罢，侧读也罢，反正主父偃的下场极为悲惨，不仅本人被杀头了，连亲族也都受到了株连。司马迁在其传后，更进一步申说：“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拉圣人做“演员”

一

讲故事，就要有人物。在《庄子》一书中，各色人等，棋布星罗，不可胜数，其中，我们经常碰面的有三个熟面孔，他们都是大人物：老子、孔子，属于庄子的老前辈；还有惠子，是他同时代的好朋友。就中以孔子为出场最多，也最为活跃。有人统计，现存的三十三篇中，有二十二篇提到了这位先师，其中“孔子”一词出现八十三次，“孔丘”出现六次，“孔氏”出现四次。

说来也很有趣，如果从祖上论起，庄子同孔子竟然称得上是异代同乡。大约孔子去世后一百一十年，庄子出生在宋国都城商丘的近郊；而商丘，正是孔子先祖的定居地，他们曾是宋国显赫的公族。孔子的十世祖弗父何，是宋国君主湣公的长子、厉公的长兄；七世祖正考父，曾连续辅佐宋国的戴公、武公、宣公，政绩卓著；其子孔父嘉，官为大司马，在一次宫廷动乱中遭到惨杀；此后，即由木金父（孔子的五世祖）带领家族避祸北迁，到了鲁国的陬邑（在今山东省曲阜市），并以“孔”作为姓氏。从此，孔氏家族便彻底地沦为平民。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开国之君微子启；有人考证，微子启也是庄氏的祖先。此说如果成立，那倒应了那句老话：“五百年前是一家。”

现在，就涉及庄子对孔子的态度了。这个问题很微妙，也很复杂，简直是疑云片片，纠葛重重，难怪历代治《庄》学者，对此都备加关注，多有论议。

综其要，大致上，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取得共识：

一是，庄子对于孔子是很看重的，特别是对其品格、操守、精神境界予以足够的肯定；否则，就不会花费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与篇幅来言说他，不时地抬出他的大驾，借重他的声威，铺排世情，谈经论道；

二是，尽管国属不同，且相隔一百余年，但庄子对于孔子及其学说，还是非常熟悉的。看得出来，他曾下功夫研究过孔子的著作及其行迹，这里也包括他的几个主要弟子；

三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庄子对于儒家学说并不赞同，但他对于这位儒学大师的丰富性、复杂性还是予以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妖魔化、简单化、模式化，当然，也不是圣化与神化。总体上看，庄子还是把孔子与儒家群体作适当地分割，特别是把他同当时的“小人儒”、后来的俗儒、腐儒，严格区分开来。这样，也就决定了庄子对于孔子的态度，依违其间，变换不定，很难用某种单纯的词汇来加以概括。

人们注意到，《庄子》一书中孔子的形象定位，纷纭错乱，很不统一。有时甚至在同一篇里，孔子的立论也前后矛盾，互有歧异。《人间世》篇有这样一段记述：

叶公子高要出使齐国，行前向孔子请教。

孔子说：“天下有两大戒律：一是命，一是义。子女爱父母，这是自然之命，也是人心所不可解除的；臣子侍奉国君，这是人伦之义，这在天地之间是无可逃避的。这叫作大戒律。所以，子女奉养父母，无论在何种处境下，都应让他们觉得安适，这就是孝的极致；臣子侍奉国君，无论任何事情都要让他觉得妥当，这就是忠的典范。懂得调养自己心性的人，不受哀乐情绪的影响，知道这些是无可奈何的事，也就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就是德的极致。……

“再者，顺着万物的自然状态，让心神自在地遨游；把一切寄托于不得已，由此涵养内在的自我。（‘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这就是自处的最高原则了。”

前面讲的是典型的孔门圣训；可是，后面的“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特别是“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则分明是道地的庄子主张。

在《庄子》二十几篇涉及孔子的文章中，孔子的角色定位不断地变换，时而是正面形象，俨然一位宣扬道家思想的导师；时而又摇身一变，成为长梧子、叔山无趾、子桑户、老聃、太公任、温伯雪子、老莱子、渔父等隐者、高人的陪衬人或者对立面；时而低眉顺眼，毕恭毕敬地向老子虚心求教，直至皈依于道家；时而又以固有的儒家形象，成为饱受讥评、屡遭训诫的对象；时而圣人，时而庸人；时而备受尊敬，时而横遭议。与其说，意在重现历史上真实的孔子，毋宁说，他是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或者说，是一个备用的“演员”，到时候就粉墨登场，成为一副随叫随到、百依百顺的“活的道具”。

诚然，“道家”一词始见于《史记》；在《庄子》以至整个先秦典籍中，尚未露面；但是，恰恰是从庄子开始，创辟了儒道两家作为先秦重要学派正面交锋、冲撞、溶融、互补的先河，只是在晚周诸子那里，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名辩思潮”中，名家曾先后与墨、儒、道家展开论辩，到了战国后期，儒家、法家对于名家又展开猛烈的批判；可是，对于庄子“诋孔子之徒”的言论，他们却从未置评。即便是名家代表性人物惠子，也主要是批评庄子学说大而无当、没有实用价值；在尔后的多次论辩中，虽曾提到儒、墨、杨、秉（公孙龙）正在同他辩论，也未曾涉及儒道之间的是非，更没有涉及庄、孔关系问题。

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在孟子之后、集儒家之大成的荀子，对于庄子恣意批评儒家、纵情摆布其祖师爷的放肆言行，竟然置若罔闻，无动于衷，未曾以片言只语反唇相讥。莫非他根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因为他曾批评过庄子：“滑稽乱俗”，“蔽于天而不知人”。可见，他是通读过其书的。这种情况的产生，溯其缘由，当和荀子时期儒学已经兼容道、法、名、墨诸家，而有别于固有的“儒家正统”有关。至于法家的韩非，虽然也曾不点名地指斥庄子行“天下之惑术”，但其着眼点在于对道家学说作改造性的阐释；而对于孔子在庄子笔下的形象如何，地位怎样，借用一句现成话来说：“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

二

关于庄、孔的分歧，明确著文指出的，应首推西汉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中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论一出，在尔后的千年学术史上，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庄氏批儒”，遂成定论。可是，到了北宋年间，大文豪苏东坡却突发异见，首倡“庄子助孔”之说。他认为，司马迁的论断，“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内心是倾向他，可是，文章里没有挑明；表面上排挤，暗地里却是帮助）”。他还举出《庄子·天下》篇加以论证：“其论天下道术”，各家都说到了，包括庄子自己，都作为一家对待，唯独没把孔子列入其中，可见“其尊之也至矣”。苏长公一向喜欢作翻案文章、发惊人之语，雄辩滔滔，翻江搅海；但此论却予人以出言武断、根据不足，理不胜辞之感。尽管如此，由于他的显赫声名与特殊地位，其言在庄学界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入清之后，治《庄》者著述綦多，而持“庄子助孔”之见者亦甚夥。当代著名学者方勇先生在《庄子学史》中举其荦荦大端者，有：清顺治年间的林云铭在所撰《庄子因》中，明确提出“庄叟可谓尊孔之至”，“与孔子异而同”，“凡书中贬圣处，皆非本意”的见解。康熙年间的吴世尚著有《庄子解》，认为庄子直接继承、阐发孔子之道，“子思、孟轲而外，庄周一人而已”；他还指出：“庄子之学，所见极高，其尊信孔子，亦在千古诸儒未开口之前”，“人皆谓庄生非毁孔子，此盲人以耳语耳，一无所见者也”。到了乾隆年间，胡文英《庄子独见》一书中，亦附和此说，认为庄子推尊至圣，“当时亚圣（孟子）之外，知夫子者，惟漆园一人”；与其同时的陆树芝，在《庄子雪》中质问：庄子如真的批孔，为何不正面摘取《论语》诸书？可见，他“实欲驾老子以卫孔”也。

看来，若要探究这个问题的真相与实质，应须弄清这样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庄子这样处理，用意何在？他所实施的方法与策略是什么？最终的落脚点在哪里？

在展开这些话题之前，有必要综观一番战国中后期的学术发展大势，也就是应该把上述问题放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加以考量。

儒家学派，随着它的创立者孔子地位的显著提高，特别是代表儒家两派——理想主义的孟子和现实主义的荀子的先后崛起，在诸子百家中逐渐占据了首要地位，但它也受到了与之分庭抗礼、其势汹汹的墨家学派的挑战与批判；与此同时，先后以老子与庄子为旗手的道家学派也声威鹊起，三者渐成鼎足之势。郭沫若先生在《庄子的批判》一文中，就此做了深入的分析：

从庄子的思想上看来，他只采取了关尹、老聃清静无为的一面，而把他们的关于权变的主张扬弃了。庄子这一派或许可以称为纯粹的道家吧？没有庄子的出现，道家思想尽管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受着温暖的保育，然而已经向别的方面分化了：宋钘、尹文一派发展而为名家，田骈、慎到一派发展而为法家，关尹一派发展而为术家。道家本身如没有庄子的出现，可能是已经归于消灭了。然而就因为有他的出现，他从稷下三派吸收他们的精华，而维系了老聃的正统，从此便与儒、墨两家鼎足而三了。在庄周自己并没有存心以“道家”自命，他只是想折衷各派的学说而成一家言，但结果他在事实上成为了道家的马鸣、龙树[1]。

正是“想折衷各派的学说而成一家言”，实际上，也是出于“弘道”的需要，庄子遂搬出重量级人物，劳动孔夫子的大驾，来为自己树旗、代言、壮声色、增分量。这在《寓言》篇中，已经透露了个中消息。作者交代，为了增强言道的说服力，使其真实可信，需要通过他人之口，更要借重古人、尊者的话。这样一来，既是他人，又是古人，更是尊者的孔老夫子，就成为庄子的首选对象了。于是，在强势话语的“庄氏大舞台”上，按照实际需要，经过梳妆打扮、揉搓塑抹，儒家祖师爷孔夫子，最终便成为一个全天候、多功能的标准“演员”。

方勇指出，在《庄子》一书中，孔子呈现出三种形象：一是以儒家面貌出现——虚心向人求教，勤勉好学；死抱仁义、礼乐，不知随时变化；四处奔走，极意营谋天下。二是由儒而入道——内忘仁义，外去礼文；息奔竞之心，入恬淡之境；遗形去智，乃悟求道之方。三是以道家面貌出现——虚心以游世；不以死生、穷达为念；德充之为美。

近代学人叶国庆则认为，《庄子》中的孔子，有三种形态、三种性格。他以“内篇”为据，说一是庄子化的孔子；二是学“庄学”的孔子；三是道外儒内的孔子；而在“外篇”，除了前两类，第三类的孔子则是返回儒家面目。所不同者，“内篇”非孔，止于讥笑；“外篇”则至于谩骂。

台湾学者胡孟杰着重分析了庄子为孔子设计不同角色的着眼点与落脚点：一是，将孔子模拟为道家的圣人，并借孔子之口说出庄子自己的思想。我们很难单从这些字句中归纳出庄子对孔子的态度，毕竟这不是庄子的目的；“庄子为颜氏之儒”或“孔子实为庄子心中‘至人’的典型”等结论，并没有特殊的意义。二是，以得道者的立场，批评孔子入世的思想。这些文章中较能表达出庄子对孔子的态度，但这些批评多少有“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嫌疑。三是，庄子从现实政治环境出发，以孔子为主角，批判儒家与权力结合，文字辛辣，而能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但这些批判，不能说是专对孔子而发的，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不受重用，正是因为他不愿因为国君一人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的立场。

准此而言，庄子究竟是“诋孔”还是“助孔”，在学术史上，固然不失为一桩重要公案；但从孔子作为庄子的一个“道具角色”来讲，究竟是“批”是“助”，本身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了。即便是批判、诋，显然，矛头对准的也未必就是孔子本人，因为到了庄子所处的战国后期，儒家已经分裂成不同的派别，一分为八也好，一分为十也好，各派之间，“是其所是”，相互存在着许多差别；到了后世，就更是“百相杂陈”，不断地变换底色。同样是尊孔崇儒，又都是儒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宋代“二程”与朱熹心目中的孔子，已不同于汉代董仲舒所尊崇的孔子；而明代王阳明所尊崇的孔子，映现在晚清大儒康有为的心目中，就更是迥异其趣了。

庄子毕竟是学术高人、斫轮老手，他的运作方式，借用儒家的一句名言，叫作“极高明而道中庸”——曾被朱熹誉为“恰到好处的一种做法”。为了使人信服，能够入人之心、服人之口，也出于对孔子本人的尊重，庄子基本上采取了客观、平实的态度，掌握分寸，不为已甚，包括对儒家学派，也尽量避免过激、过分之词（《盗跖》篇疑为后学所作，不在此列），摒弃那种漫画式的丑化、妖魔化的做法。一般情况下，给孔子定位总是一个谦和、厚重、高于常人的智者、导师的形象。即便是一些陪衬人物，如发问者、对话者，特别是颜回、曾参、子贡等孔门硕秀，也都基本上体现了这一原则。书中尽量照应孔子的身份、个性以至“语录式”的话语特点，摒除夸张、虚饰、谐谑风格，更不见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

着眼点在于增强说服力、可信度。虽以寓言形式出现，但尽量避免明显的违背历史真实的做法，可说是纯正的“庄语”。比如《外物》篇中讲老莱子召见孔子，历史上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因为《史记》老子本传中，有“老莱子与孔子同时”的记载。再比如，孔子见鲁哀公，在《德充符》、《列御寇》篇凡两见，二人确是同时，《左传》中还记载过鲁哀公祭悼孔子之事；至于是否真有上述两篇中的对话，这就很难说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在《田子方》篇，却有庄子见鲁哀公的记载，这原是庄子有意为之的“无端崖之辞”，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一一征信了。

叶国庆认为：“寻常在社会上一个人地位既高，要借他来说话的人便夥。孔子的地位既一天一天地高升，借重他的也就多了。借重的办法，或者是替他捏造事实，或窃取前人所记的重为改装一下，《庄子》中的孔子，便是这样变为信史了。”叶氏指出，宋人围攻孔子和孔子观于吕梁这两件事，分别载于《秋水》篇、《达生》篇，原本属于庄子假托之言；可是，却先后被《说苑》和《孔子家语》收录进去，后来遂成信史。

叶先生为前辈著名学者，对于《庄子》有精深独到的研究；但说庄子关于孔子行迹的记述均属捏造，恐亦未免涉于武断。当年刘向、王肃编书，载记先师孔子的圣迹，采录了《庄子》所记，固然足以说明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而他们如此著录，特别是刘向出生在公元前，距战国时期不远，焉知其没有其他依据！至于《家语》这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当在汉朝以前到汉朝早期经不断编纂而成，虽自宋代以来，有人怀疑其为魏·王肃伪作，但其重要价值不容否认。而到了清代，著名文史学家孙星衍，号称深究经史文字之学，校刻古书最精；但他在编纂《孔子集语》时，竟也大量征引庄子之文，以为信史。足见在学术界并不认为庄子说孔、述孔、记孔纯属无稽之谈。

三

现在，就来看看庄子安排孔子这个“工具角色”来弘道，主要在哪些方面做文章。

——讲道术的修养。《天地》篇安排了一个孔子向老子问道的情节。

孔子问：“有人修道却似乎与道相违，不可行的认为可行，不正确的当作正确。善辩的人还会说：‘坚是坚，白是白，就像时间与空间之差异。’这样的人可以称为圣人吗？”

老子答：“这样的人如同胥吏治事，为技能所累，劳苦形骸，扰乱心神。狗因为会捉狐狸而被人役使，猿猴因为行动敏捷，而被人从山林中捉来。

“孔丘，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无法听到也无法说出的道理。大凡具备人的形体但糊里糊涂的人很多，既具备有形的人体而又拥有无形无状的‘道’的人，却一个也没有。人的动静、死生、穷达，都不是自己安排得来的。一个人所能做的，是从外物、从自然中超脱、化解出来，这样就叫作‘忘己’。忘掉自己的人，可以说是与自然合一了。”

孔子向老聃请教治道，老聃告诉他：治人者必须忘己。己而能忘，天下又有何物足资挂怀呢？物我兼忘，事理俱忘，方可冥会自然之道。

——讲至人的境界。与道术修养紧相联结的，是何为至人，如何达到至人的境界。《田子方》篇记载：

孔子去见老聃，老聃刚洗完头，正披着发等待干，凝神定立，一动也不动，看去像个木桩一样。孔子就退出来，屏蔽在隐处等候。

稍后，见了面，孔子说：“是我眼花了呢，还是真的如此？刚才先生的身体直立有如枯木，好像排除外物，脱离人间而独立自存。”

老子说：“我遨游于万物初始的境地。”

孔子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老子答：“至阴之气寒冷无比，至阳之气炎热异常；寒冷之气自天而下，炎热之气由地而上，这两者互相交汇融合，就产生了万物，也许有什么力量在安排秩序，却又看不见它的形体。万物有消有长，时盈时虚，夜暗昼明，日迁月移，无时不在作用，却看不到它在施功。生有所缘起，死有所归趋，始与终相反而没有开端，也不知将止于何处。如果不是这样，又有谁是这一切的主宰！”

孔子问：“请问遨游于物之初，是怎么回事？”

老子说：“处在那种境地，是最美妙也最快乐的，就可以称为至人。”

孔子说：“我想听听有什么方法。”

老子说：“吃草的动物不怕变换草泽，水生的虫类不怕变换池沼，只做小的变换而没有失去大的常规，所以，喜怒哀乐不会进入心中。天下，是万物所形成的一个整体。了解这是一个整体，就会把万物视为同一，即使四肢百骸都要化为尘垢，而死生终始犹如昼夜的变化，并不致受到扰乱，何况是得失祸福这些小事呢！

“抛弃得失祸福这些累赘，就像抛弃泥土一样，因为知道自身比这些累赘更可贵。可贵在于我自身不会因变化而失去。而且，万物变化从来就没有止境，那么还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已经得道的人就能了解这一点。”

这里借助孔子的求教，由老聃较为系统地阐明了道家心目中的至人境界。陈鼓应先生指出，老聃说“游心于物之初”，所谓“物之初”，即一切存在的根源。认识一切存在的根源，认识自然运行的规律，认识“天地之大全”，是为“至人”。自然界充满着美与光辉，至人可以“得至美而游乎自乐”。

如果说，上述两点——道术修养与至人境界，是从正面阐述的话；那么，下面两项，戒名智，隐形迹，则是从道术与至人的反面予以提醒。

——讲名与智皆为凶器。

《人间世》篇记载：颜回要到尸横遍野、人民走投无路的卫国去，想以自己的所学去帮助治理一番。他就此征求孔夫子的意见，孔子明确表示反对，透彻说明：人间的种种纷争，从根本上讲，都源于求名、用智。争名，必然会造成互相毁损，最后使德流失丧真；斗智，则必然开启竞争、倾陷之隙，尔虞我诈，交相攻讦，从而造成无穷忧患。所以说，二者皆为凶器。

孔子说：“唉！你去了只怕是要遭受杀害呀！‘道’是不宜喧杂的，喧杂就多事，多事就受到搅扰，搅扰就引致忧患，忧患到来时自救也来不及了。古时候的至人，先求充实自己，然后才去扶助别人。如果自己都还没有立稳，怎能去揭露、制止暴君的行为呢？

“你知道德之所以失真、智之所以外露的原因吗？德的失真是由于好名，智的外露是由于争胜。好名，人们就会互相倾轧；而智，就是人们互相争斗的工具。这两者都是凶器，不可尽行于世。

……

“以前夏桀杀了关龙逢，商纣杀了王子比干。这二人勤于修身，爱护百姓，但由于居下位而拂逆上峰，所以，君主就利用他们的修养来加害他们，这是好名的结果。再者，以前，尧之所以攻打丛枝、胥、敖，禹之所以攻打有扈，使这些国家变为废墟，百姓灭绝，国君也遭到杀害，就是因为他们不断用兵，贪得无厌。这些都是求名争利的结果。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名与利，连圣人都无法克服，何况是你呢！”

——那么，怎么办呢？只有抛弃功名，捐迹削势，与世无争，才可以免除祸患。《山木》篇中记载：

孔子被围于陈、蔡之间，七天没有生火做饭。大（太）公任去慰问他。

问：“你几近死亡了吗？”

孔子答：“是那样。”

又问：“你嫌恶死吗？”

答：“是的。”

大公任说：“我给你说说不死之道。东海有一只鸟，名叫意怠。这只鸟，飞行缓慢，好像没什么本事；要靠别的鸟带领才肯飞翔，栖息时也夹杂在众鸟之中；行进时不敢领先，后退时不敢落后；饮食时不敢先尝，一定吃剩余的。所以，它在鸟群中不会受排斥，而人们也无法伤害它，因此，它能免于祸患。挺直的树木先遭砍伐，甘美的水井先被汲干。

“你有心夸耀聪明来惊世骇俗，修饬品行来凸显别人的污浊，到处张扬，好像举着日月在走路，所以不能免于祸患。

“从前我听领悟大道的人说过：‘自夸的人没有功绩，功成不退的就要堕败，声名彰显的就要受到损伤。’谁能抛弃功名而还给众人啊！大道流行而不显耀自居，德行广被而不自求声名；纯朴平常，同于愚狂，隐匿形迹，抛弃权势，不求功名。所以无求于人，人也无求于我。至人总是默默无闻，可是你，为什么却那么喜好声名呢？”

孔子说：“说得好啊！”

进退处中，不与物竞；功成弗居，推功于物；削除圣迹，损弃权势；不谴于人，无责于我。这一切，都是道家的思想精髓。

四

弘道，一个有效的路径，就是安排孔子这个“演员”来现身说法。

——讲孔子之道不行于时。

孔子率领弟子，“遨游于仁义之域，卧寝于礼信之乡”，顽固地奉行古法古制，不能随时而变。这种做法，无异于“陆地推舟”，更是迹近“已陈刍狗”（“刍狗”一词最早见于老子的《道德经》。从前，祭祀时用草扎的狗来代替活狗作为祭品，祭祀完了以后就成了废物，被人随地丢弃），必然徒劳心力，忧愁困苦，陷入无比狼狈的境地，甚至要身遭祸殃。

《天运》篇讲了这样一个事例：

孔子率领弟子西游到了卫国。

颜渊请教太师金说：“我的老师这次的游历，您以为会怎样呢？”

太师金说：“可惜了，你的老师会陷于困境啊！”

颜渊问：“为什么？”

太师金说：“刍狗还没有献祭的时候，用竹筐盛着，用绣巾盖着，巫师斋戒来迎送。等到献祭以后，刍狗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行路人便践踏着它的头部和脊背，樵夫也会捡去当柴烧了。作为不祥之物，若是有人再拿来用竹筐盛着，用绣巾盖着，起居睡卧都在它的旁边，那就不但无益，反会贻害于人：即便不做噩梦，那他也一定会不断地遭受妖魔的惊吓。

“现在你的老师，也是捡起了先王用过的刍狗，聚集弟子，游历居处，睡卧在它的旁边。所以，他在宋国树下讲学，树被伐倒；到了卫国，被禁止居留，不得志于商、周等地，这不是他在做噩梦吗！围困在陈、蔡之间，饿了七天，临近死亡边缘，这不是遭受妖魔困扰吗！

“水上通行莫过于用船，陆上行走莫过于驾车。以为船能行驶水上，便想把它推上陆地，那就一辈子也走不了多远。古和今的不同，不就像水和陆吗？周和鲁的不同，不就像舟和车吗？现在企求将周朝的制度施行到鲁国，这就像要推船到陆地行走，不仅徒劳无功，自身还会遭殃。

“你的老师的弱点，就是不懂得随时应变，做到永无穷尽地与外界的形势相应合。”

——通过孔子师生对话，现身说法，阐明“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这一典型的道家立场。

《让王》篇有如下记述：

孔子对颜回说：“你过来，我想问你：你的家境贫穷，居处简陋，为什么不出去做官呢？”

颜回回答说：“我就是不愿做官。我在城外有五十亩田，足够喝稠粥了，在城内有十亩田，足够种植和织作丝麻了，这样可以保证衣食无忧；而精神上，弹琴足以消遣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足以自得其乐。我不愿做官。”

孔子变容改色，说：“好极了，你的心志！我听说过：‘知足的人不因利禄累害自己，自在的人遇到损失也不忧惧，修养内心的人没有爵位也不会愧怍。’我讲述这些话，已经很久了，如今在你身上才见到，这真是我最大的收获。”

——讲立身处世固守无为之道。《知北游》篇记载：

颜渊问孔子，说：“我曾听老师说过：‘无所送，无所迎。’请问它的道理。”

孔子说：“古时的人，随外物变化而内心凝静不变；现时的人，内心多变而不能随外物变化。能随外物变化的人，就是因为内心持守不变。他能安于变化，也能安于不变化。要能安然与变化相顺应，而不妄自增益。……

“圣人与物相处却不伤物，不伤物的，物也不会伤害他。正因为无所伤害，才能与人更好地送迎往来。

“山林呀，原野呀，都能使我欣然快乐啊！快乐还没消逝呢，悲哀又接着出现。悲哀与快乐来临时，我不能抗拒，离去时我也不能阻止。可悲啊！世人只不过是外物寄居的旅舍罢了！

“知道自己所遭遇的，而不知道自己不曾遭遇的；能做自己所能做的，而不能做自己做不到的。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本来就是人所不可避免的局限，岂不是很可悲吗？

“最高明的言论，是没有言论；最高明的作为，是没有作为。平凡人所知道的一切，实在是太浅陋了。”

通过孔子与弟子颜渊的对话，阐明固守安顺、无为之道，做到“外化、内不化”，“安化、安不化”。所谓“外化、内不化”，是说古人纯朴，多与道相合，外形与物相随，而内心凝静；所谓“安化、安不化”，是说化与不化，都随物流转，听任自然。

——讲守性保真。

《渔父》篇塑造一个谦虚谨慎、诚恳好学的正面孔子形象，目的在于宣扬“法天贵真”，人与物都回归自然的道家宗旨。

孔子到缁帷的树林中游玩，坐在杏坛上休息。弟子们读书，孔子弹琴唱歌。

一位渔父下了船，向这面走来。他须眉皆白，披着头发，卷着衣袖，左手抵着膝盖，右手托着下巴，静静地在一旁聆听着。乐曲终了，他向子贡、子路招手，二人就一起过去。

渔父指着孔子问：“他是做什么的？”

子路答以“鲁国的君子”。

渔父又问：“孔子有什么专长？”

子贡说：“他生来持守忠信，努力践行仁义，修饰礼乐，序列人伦，对上效忠国君，对下教化平民，想要以此造福天下。”

渔父听说，孔子既不是“有土之君”，也不是“侯王之佐”，便笑着往回走，边走边说：“说仁，可以算是仁了，恐怕自身不能免于祸患；费尽心思，累坏身体，危害到自己的本真。唉！他离开‘道’实在太远了。”

子贡回来把这番话告诉给孔子。

孔子说：“这是圣人啊！”说着，便主动地前往河岸去拜见渔父。见面之后，先是退后几步，又施礼上前，说：“刚才，先生的话没说完就走了，请您多说几句，以对我有所帮助。”

渔父说：“唉！你真是太好学了。”

……

孔子愀然叹息，再度行礼起身，说：“我两次被逐出鲁国，在卫国被禁止居留，在宋国遭受伐树的侮辱，还被围困于陈、蔡。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过失，竟然遭受到这四番耻辱。”

渔父悲凄地变了脸色，说：“你真是太难觉悟了。有人害怕影子，厌恶足迹，想要摆脱而逃跑。结果，跑得越多，足迹也越多，跑得再快，影子也不离身。他自以为是速度慢了，便更加快跑不停，最后力竭而死。他不懂得处于蔽阴地方就可以让影子消失，停下脚步来足迹便可以不见。实在是太愚笨了。你探讨仁义的关系，考察同异的分别，观测动静的变化，掌握取舍的分寸，疏导好恶的情感，调和喜怒的节度，结果仍然不能免于祸患。你要谨慎修身，保持你的本真，使人与物各都还归自然，那样就没有累害了。现在，你不谨修己身，却去要求别人，不是很疏陋吗？”

孔子悲伤地说：“请问何谓本真？”

渔父说：“本真乃是精诚的极至。不精不诚，就不能感动人。所以，勉强哭泣的人虽悲而不哀伤，勉强发怒的人虽严而不威猛，勉强亲热的人虽笑而不和悦。真正的悲哀不发于声却极其哀痛，真正的愤怒不形于色却无比威严，真正的亲热没现笑容却十分和蔼。真性存于内心，神采形诸于外，这就是本真的可贵。……

“礼仪是世俗之人制订的，而人的本性禀受于自然，自然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圣人效法自然，珍视本真，不受世俗的拘束。愚昧的人却相反，不能效法自然，而去忧心人事；不知珍视本真，却终日碌碌，受世俗影响而变。所以差得太远了。可惜呀，你太早沉溺于世俗的虚伪中，而太晚听闻大道啊。”

孔子又再拜而起，说：“得遇先生，真是幸运。先生不嫌弃我，耐心训诲，我当作为门人勤服驱役。请问先生住在何处，我当趋前侍奉，以闻大道。”

渔父说：“我听说，可以往还的，与之达于妙道；不可与往还的——不知其道，那就不要授与他，这样才能免除过疵。你好自为之吧！我走了，我走了。”

于是，撑船而去，慢慢地进入芦苇丛中。

作为出色“演员”，孔子应时而出，随时登场，在庄子的掌控下，操着不同的腔调，扮演着生、旦、净、末、丑各种不同的角色。

[1]引者注：马鸣、龙树为大乘佛教的开创者。

出国访问

一

从前有“一出国门，便成万里”的说法。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国”，有大有小，差异很大，许多国家甚至没有今天的一个省范围大。比如，在今河南省的疆域内，那时，除了东面的宋国，西面还分布着陈、蔡、郑、魏、卫诸国，加上韩、楚的一部分，还有定都于洛邑、日见衰微的东周王室。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周室东迁后，王纲解纽，号令不行，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最多时候，诸侯国有一百二十多个；二是罗致人才、招贤纳士，是各个诸侯国的图强富国的基本国策，导致人才流动极为频繁。像略晚于庄子的苏秦、张仪，分别以合纵、连横之术，游说各国诸侯，苏秦曾佩六国相印，后起的公孙衍也取得了五国相位。

在这样两种情况下，各国之间的边界不可能是控制得很严的。数百年间，见诸历史记载的，似乎只有楚国的伍子胥过昭关和齐国的孟尝君过函谷关，遭遇到紧严的防守；再就是，楚昭王聘请孔子出任要职，路出陈、蔡，遭到拦截，理由是：“孔子圣贤，其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病，若用于楚，则陈、蔡危矣。”其他跨越国界的，除了执行军事任务和衔命出使者需要验证符节，一般读书士子，进进出出，好像未曾受到什么限制，入境也无须出示证明、护照。还不像远古时代，需要有公认的信物作为出入凭证。当然，必要的规定还是有的，比如，对内，有“出疆必请”之说；对外，“出疆载质”（“质”同“贽”，“载质”即带上礼物），还是必不可少的。

总体上看，那个时节，读书士子出国游说、求仕、观光、访问，要比后世容易得多，方便得多。当然，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开化程度的限制，活动的范围还是有限的。似乎中原地带，或者说关东六国，人们出行更密集些。孔子周游卫、曹、宋、郑、陈、蔡、齐、楚诸国，唯独漏掉了秦国，致使后世的韩愈发出慨叹：“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说他摘取了一般星宿，却遗漏了太阳和月亮。除了上述限制，要说是还有障碍，恐怕主要是心理层面的。尤其是离开父母之邦，心情总有些恋恋不舍。孟子说过：“孔子之去齐，接浠而行（浠，淘米。意为不等把米淘完、晒干，抬身就走）；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一迟一速，判然有别。

作为拮据、困窘的布衣之士，庄子出行的难处当会更多一些。姑无论关山难越，道阻且长，若是再遭遇风雪载途，山洪暴发，其艰难困顿可想而知；单是经济条件的制约，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艰于衣食的他，即便是到国外去，大概也只能背上一个简易行囊，备足几双草鞋，揣上十天八天的干粮，然后就开动“双脚机器”，用大步来丈量土地。不要说无法和“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数国之间”的孟夫子相媲美，哪怕是稍微体面一点，乘坐上一辆马车或者牛车，大摇大摆地驰出国门，也都属于幻想和奢望。

如此说来，庄子在八十年间，能够出国访问五六次，远涉南北的楚、鲁，近游西面的魏、赵，也就不能算是很少了。当年的孔老夫子，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十四年间，周游列国，也不过是走了七八个国家，而且，它们多在今鲁、豫两省，紧相毗连，距离都不算太遥远。

至于离乡去国前前后后的心情，似乎庄子也与常人无异。尽管想象中的出游，是那么潇洒、豪纵：“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无所窒碍）”，“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似乎甩手天涯，毫无顾念；但是，一当真的付诸实施，却又是情见乎辞，不能自已。《徐无鬼》篇讲：越之流人，“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整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则阳》篇里也说：“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芒昧不分），入之者十九（十之九被掩盖了），犹之畅然。”这种凄怆动人、缠绵悱恻的情怀，均当发自内心，而出之于切身体会。

二

庄子最先造访的外国，是宋国的近邻魏国。魏国原来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当时的国王是魏文侯、魏武侯；到了第三代君主惠王之时，都城迁到了现在的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从商丘到大梁，也就是二三百华里吧，路程并不算远。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334年前后。过了“而立之年”的庄子，来到他的老同乡惠施相爷那里做客，顺便会见了魏国的国君。

《山木》篇记载：

那天，庄子穿着一件补了破洞的粗布衣服，脚上的鞋子也破了，用麻绳绑着，去见魏惠王。

惠王见其形容憔悴，诧异地问：“先生！你怎么困顿、潦倒到这种地步啊？”

庄子回答：“我这是贫穷啊，并不是困顿、潦倒。读书人怀抱道德理想却不能实行，这才叫困顿、潦倒呢！衣裳破旧，鞋子残破，这是贫穷，而并非困顿，也不是潦倒。这就是所说的生非其时啊！

“你没发现擅长跳跃的猿猴吗？当它遇上楠、梓，豫章这些高大的乔木，便可以攀援树枝，纵横如意地奔跃其间，而称王称长，即使善射的后羿、蓬蒙也拿它没有办法；可是，如果它穿行在柘、棘、枳、枸这类纠结多刺的灌木丛中，就只能小心谨慎，危行侧视，战栗不已。——这并非因为筋骨拘挛，变得不再灵活了，而是处势不利，无法施展它的才能啊。

“现在，处在主昏于上、臣乱于下的时代，怀道抱德，不能见用，只能晦迹远害，明哲保身，想要不潦倒、不困顿，怎能做得到呢？古代的比干，忠心耿耿，却遭受到剖心挖腹，就是一个明证啊！”

贫困属于经济状况，而潦倒、困顿则是一种心境，一种精神状态。就是说，庄子只是形容憔悴、身体倦怠不舒——这起因于物质生活的匮乏，而并非精神上疲累、颓丧，心灵上空虚无聊。俗话说：“人可以有霉运，不可以有霉相。”霉运归因于客观，而霉相则是主观的映现。正如年龄大了，身体多病，这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而老境颓唐、晚景衰靡，则是一种疲惫的精神状态。

一句简短的问话，引出来庄子这一篇宏言谠论，显然有借题发挥、旁敲侧击之意。他是要借着这个话题，抨击由于世道黑暗所带来的有志之士精神困顿、心情苦闷的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现象。

《史记》本传中说，庄子与梁（魏）惠王同时。实际上，惠王要年长庄子二十多岁。惠王即位于公元前369年，那一年庄子刚刚出生。据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考证，孟子出生于公元前385年，见到魏惠王时，年约六十六岁，因此，惠王才恭敬地以“叟”相称。是年为公元前320年，惠王也已年过七十，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个年头，第二年就去世了；直到其子襄王继位，孟子才离魏去齐。这段历史表明，庄子与孟子同魏惠王相见，前后相差大约十四年，所以，他们失去了碰面的机会。这倒是很令人遗憾的。

后来，庄子还曾到过鲁国——也是宋国的近邻。鲁国的都城在今山东的曲阜，自从西周初年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封于鲁国，在此建都，一直到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49年）为楚所灭，历经三十四代君主，建都长达八百七十余年。

那么，庄子访鲁具体在哪一年呢？由于史籍失载，已经无从考证了。

这天，庄子面见了鲁国国君，鲁君也不太客气，开头就说：

“我们这里有很多儒士，很少有学先生道术的。”（意思是说，鲁国盛行仁义之教，又是孔夫子的故乡，一向服膺儒学，而道家无为之学，是很少有人问津的）

庄子说：“其实，鲁国的儒士是很少的。”

鲁君说：“整个鲁国，到处可见身着儒服儒冠的人，怎么能说少呢？”

庄子说：“我听说了，儒者戴圆帽的，懂得天时；穿方头鞋的，知道地势；腰间若是佩有以五色丝带系着的玉玦，这种人遇事都有决断。实际上，真正掌握儒术的君子，并不一定要有这样的装束；而着意于这种装束的，未必就真的懂得儒术。

“问题在于，君侯既然不以为然，那你为何不在国中发布一道命令：‘凡是不懂得儒术而着儒服儒冠的，都要处以死罪’呢？”

听庄子这么一说，鲁君果真如此这般地下了命令。五天过后，整个鲁国再也没有谁敢于身着儒服儒冠了。只有一个男子，穿着儒服站立在公门前面，鲁君即刻召他入朝，询之以国家大事，问题千转万变，纵横错杂，他都能对答如流。

庄子说：“你看，整个鲁国，只有这么一个儒者。难道能说很多吗？”

《田子方》篇记载，庄子访问鲁国，当时的国君是鲁哀公，这显然出于有意的假托。在《德充符》篇，庄子分明写了“鲁哀公问于仲尼（孔子）”；饱读史书、满腹经纶的他，自然也知道，鲁哀公早在他出生九十九年前（公元前468年）就去世了。可是，他偏偏要这样写，说明是故意以寓言形式出之，特地营造一种“悠谬”、“荒唐”、“恣纵”、“芒昧”的氛围，达到“姑妄言之”、“信不信由你”的混沌、模糊的效果。《天下》篇中有言：“以天下为沈（沉）浊，不可与庄语”。南宋理学家林希逸解释说：“以天下之人愚而沈浊，不可以诚实之言喻之。庄语，端庄而语诚实之事也。”

在这里，庄子假托“鲁哀公”，实际是有意卖了一个“关子”，偏偏不肯明说究竟是同鲁国哪位君主有过交往。郭沫若先生曾说：“哀公如系景公之误，则非寓言。庄周适当鲁景、平二公时代。”

齐国同鲁国紧相毗邻，距离宋国也不算远。那么，庄子是否也曾到过齐国呢？古今一些学者根据《庄子》一书中言及齐者近二十处，认为庄子与齐文化有一定的学术渊源，而且完全有可能去过齐国都城临淄。

司马迁说，庄子与齐宣王同时，如果没有任何干系，干吗要带上这么一笔呢？闻一多先生就曾认为，他“在齐国待过一晌”；可是，郭沫若先生却持否定意见。如果以南朝陈·释智匠所编《古今乐录》为据：“庄周者，齐人也。明笃学术，多所博达。后有达庄周于湣王，遣使赍金百镒以聘相位，周不就。”那么，曾“在齐国待过一晌”的说法，自可成立，起码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战国时齐国的疆界比较宽广：“南有泰山，东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渤）海”。不过，释智匠之说，清初学者马骕、阎若璩等都断然予以批驳，认为此乃“异地同名、张冠李戴”之误。

当代学者蔡德贵认为，从语言风格上看，“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这正是齐文化的语言风格。《齐谐》，乃齐国谐隐之书；“齐东野语”，即齐地野人之语。《庄子》一书中直接或间接引述齐地流传的神话很多；齐文化中的阴阳说，《管子》中的静心说，齐人甘德“天圆地方”说，都在书中有所反映。特别是，庄子如果未曾亲临齐地，那他仅凭想象，是不大可能对大海进行那样深入细致的描写的。

三

相对于齐、鲁来说，庄子同楚国的关系可就比较密切了。

当代学者崔大华认为，庄子为宋国蒙人，“然而，《庄子》中的那些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和充满丰富想象的描写，又清晰地显示它和楚国文化有渊源关系”：《庄子》中多次出现“昆仑”；其中“神人”之名，亦多和楚人所作的《山海经》印合；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庄子》多用楚语，例如“迷阳迷阳，无伤吾行”，“迷阳”为楚方言中的有刺野草；“蟪蛄不知春秋”，“蟪蛄”也正是楚语；再就是，一些楚国的国故旧闻，湮灭已久，《庄子》中却时有所见。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其根由“可能藏匿在已经模糊了的庄子的家世中”，就是说，他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

那么，是否还可能存在着另外两种因素呢？一是，由于家世方面的情愫，庄子成年后，曾经几次去过紧邻宋地的楚之疆土，做过风物考察，故土寻踪；甚至包括郢都（在今湖北省荆州市纪南城），庄子也有躬身前往的可能。在《天运》篇中，庄子就曾说过：“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意思是，到楚国郢都去，向北望去，由于太远，根本见不到坐落于河南信阳的冥山。颇似亲历者的口吻。二是，参加《庄子》外、杂篇撰写或整理的弟子、门徒中，有的就来自于楚国。

据史籍可查的，庄子曾经两次做过楚国之游。

《韩非子·喻老》篇载：

庄子听说楚国要兴兵伐越，遂向庄王进了谏言。

庄子先是发问：“请问大王，你为什么要征伐越国呀？”

庄王答曰：“因为那里政局混乱，而兵力又十分软弱。”

庄子说：“我对你的这种举措，深以为患。人的智识，有如自己的眼睛，能够看清百步之外的事物，却不能自见双眼的睫毛。你说越国政乱兵弱，那么，你这个楚国又是怎样呢？大王的军队，败北于秦、晋，丧地数百里，这足以证明兵力也是很弱的；庄蹻在境内，公然为盗，而官吏无力禁止，这足以证明贵国的政局也是混乱的。楚国的弱而乱，并不次于越国呀！而现在，你却执意要讨伐越国，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智之如目”吗！”

庄王听了，深以为然，于是，决定收回出战的命令。

所以说，“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自见之谓明。”

南宋乾道本《韩非子·喻老》篇中，“庄子”作“杜子”，清·王先慎作《韩非子集释》时，依据北宋著名类书《太平御览》所引《喻老》篇，改正了过来。另据清乾隆朝校勘大家卢文弨考订，篇中“楚庄王”乃“楚威王”之误。“庄蹻在境内，公然为盗”，其事即发生在威王在位时节。经过推算，庄子谏止威王伐越，时在公元前333年，也就是庄子会见魏惠王的次年。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疑问：其一，在公元前333年，庄子是否有可能见到楚威王？当时楚国都城在郢，距离豫东，何啻千里。其二，史书《六国纪年》记载：是年楚国兴兵伐越，并灭亡之。但实际情况是，楚国伐齐，进兵徐州；越则亡于公元前306年，即在二十四年之后。

但驳辩者认为，关于一，根据宋、楚相距遥远，就遽下结论否定庄子的楚国之行，实属臆断；何况，也还存在着二人相见于邻近宋国的楚国北方地区的可能性。关于二，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威王原本打算攻越，听了庄子的进谏之后，遂转过头来，兴兵伐齐。

这里还有一层，就庄子的政治观来说，他似乎不大可能像惠子那样直接给君主出主意。不要说直接献言，即使像老子那样，坐而论道，徒托空言，他也是不肯做的。因为他对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兴趣。当然，也可以做如是解释：庄子关心民瘼，不愿眼见黎民百姓无辜丧命，因而主动出面制止兵战征伐的行径。而且，六年前，威王曾有远道遣使、跨境聘相之举，尽管庄子当时予以谢绝，但总还念记着这一份旧情，此番相见，诚恳地亮出自己的看法，也算是一番“琼瑶、木桃之报”，借输“献曝之诚”吧。

另据《战国策·楚策》记载：公元前322年，魏惠王接受纵横家张仪的游说，任用张仪为宰相。这样，惠施不仅失去了相位，而且，被迫离魏入楚。有的学者推测，就在此后不久，庄子作第二次楚国之行，南游皖北。此番最大的收获，是与罢相赋闲的惠施一道，徜徉于紧邻淮河的钟离郡，从而发生了那场“濠梁观鱼”的著名辩论。

就是在这次访楚途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奇闻：

庄子路过一处空旷的野地，四无人烟，萧条阒寂，原来是一个荒凉的坟场。

因为走得有些疲乏了，他便停下了脚步，随便向四处张望一下，突然在草丛中发现一个死人的头骨，毫无光泽，却还有生人头颅的形状。这个头骨，究竟是属于壮年人还是老年人，已经无法分辨了，反正是空空的，干干的，不知道风吹日晒了几多岁月。

庄子就顺手操起一根短棍，在髑髅上敲了一敲，然后发问：

“哎，先生！你是怎么致死的呢？是因为贪生悖理，遭到刑戮，而落到这种地步的吗？还是由于国家败亡，受到刀兵斧钺的砍杀，而死于战乱的呢？抑或是做了见不得人的错事、丑事、坏事，给父母妻子丢了脸，而愧怍自尽的呢？还是遭遇饥寒冻馁，而置自身于死地呢？还是衰颓老迈，疾病缠身，年寿已尽，导致自然死亡的呢？”

说完了这番话，一阵倦意袭来，庄子深深地打了个呵欠，便摆弄了一下头骨，把它作为枕头，安然地睡下了。

睡到夜半，庄子梦见髑髅对他说话了：

“听你这番谈话，觉得你倒很像个辩士。照你所说的那些，其实，都是活在世上的人的拖累和负担；人死了以后，哪还有这些说道呢？你想要听听人死了是怎么个情况吗？”

庄子说：“我很想听听这些。”

髑髅说：“人死了，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一切都处于平等状态了。也没有四季的冷热寒暑，更卸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劳苦。可以自在从容地与天地共长久。即便是南面称王的君主，也没有这样快乐呀！”

对他所说的，庄子并没有深信，便用试探的口吻，同他商量：“我请掌管生命的神灵，给你恢复形体，补还给你骨肉、肌肤，再把你送回到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里，你愿意这样吗？”

髑髅听了，眉目之间，显露出忧愁的样子，说：“我怎能抛弃国王般的快乐，而回到人间，再去经受劳苦呢？”

此文见于《至乐》篇。在这则寓言故事里，庄子借助髑髅之口，揭露了人间的种种牵累与祸患。从他所设问的五种致死的原因——死于刑戮、死于战乱、死于自裁、死于饥寒冻馁、死于衰老疾患，不难想象当时生民处境的困踬、艰辛；而人死了之后，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一切都处于平等状态了，更映衬出封建专制下，普通民众遭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境遇。

对此，晋人郭象的注释是：“旧说云：庄子乐死恶生。斯说谬矣。若然，何谓‘齐’（齐一、等同）乎？所谓‘齐’者，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生死之情既‘齐’，则无为（用不着）当生（在生、有生之年）而忧死耳，此庄子之旨也。”

郭注自有道理。不过，庄子在这里，着眼点并非是“齐死生”，而是旨在对乱世、浊世的抨击和对社会政治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乐死恶生”，亦无大谬——他只是借此发出愤激之辞，并非真的就恶生乐死，主张弃绝人世。

四

《说剑》篇记载了庄子游赵之事。

赵立国之初，都城设在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后来迁都到中牟（在今河南省鹤壁市），公元前386年，再迁都到邯郸（在今河北省邯郸市）。

庄子就是在邯郸王宫里见到赵惠文王的。

赵惠文王特别喜欢剑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结果，剑士们投其所好，纷纷前来献技，以至宫门两侧聚集着三千多人。他们日夜在惠文王面前相互拼杀，一年死伤一百余人。而惠文王仍然兴趣不减。这样三年过去，导致民间尚剑成风，耕种无人，田园荒芜，国势日衰。其他诸侯国图谋攻取它。

太子悝对此深感忧虑，召集左右大臣商量，说：“如果有谁能够说服君主，使他停止收养剑士，我要赏赐给他千金。”

左右大臣说：“庄子大贤，当能止剑。”

太子也听说过这位庄先生，便派遣使者，带上千金，前往宋国敦请。

庄子见了使者，辞却了千金厚赏，便跟随着一道来见太子。

他问：“殿下，你赐我千金重礼，不知有何见教？”

太子说：“早闻先生明达睿智的高名，特向您奉上千金用来犒赏仆从。可是，先生却拒而不纳，这样，我就不敢说什么了。”

庄子说：“听说太子起用我，是想要我说服君主，戒绝他对剑术的爱好。如果我向上劝说君主而违逆了他的心意，向下又不合太子的心愿，那就会受刑而死，那我要那千金又有什么用处呢？假如我对上能够成功地说服君主，从而得以顺遂太子之宏愿，那么，我在赵国又要什么没有呢？”

太子说：“是像您说的那样。不过，我想提醒一句：君主所接见的，只有剑士。”

庄子说：“这样倒好——我是很精通剑术的。”

太子说：“须知，君主所见到的剑士，都是头发蓬散，鬓毛突出，帽子低垂，冠缨粗实，衣服后身短小，怒目横眉，一出场就相互责骂。这样，才能赢得君主的宠信。现在，您却是儒服上朝，这会大大违背皇上的旨意的。”

庄子说：“那好，就请给我准备剑士的服装。”

经过三天的准备，庄子穿上了剑服，来见太子。太子便带引他去朝见赵惠文王。

惠文王拔剑出鞘，以白刃相对。

庄子进了殿门，并不急趋，见到了君主也不下拜。

惠文王说：“太子介绍您来，您将何以赐教寡人？”

庄子说：“我听说大王喜好剑术，因此，特地前来，以剑术拜见大王。”

惠文王说：“您的剑术，有什么绝招可以制伏敌手？”

庄子说：“我的剑，能够十步杀一人，千里无抵挡。”

惠文王听了，大为高兴，称赞说：“如此，则天下无敌矣！”

庄子接着，侃侃而谈：“善于使剑的人，先要示人以空虚，诱之以实利（留下可乘之机），后于对手发出，先于对手到位。愿大王赐给机会，让我得以一试。”

惠文王说：“先生先到馆舍休息，等我安排好后，再请先生献技比剑。”

于是，惠文王通过严格的剑术比赛，选拔出击剑高手，七天中，死伤剑士六十余人，最后，优中选优，挑选出五六位来，让他们挂剑恭候于殿下。

于是，对庄子说：

“今天，请您和剑士对剑。”

庄子说：“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

惠文王问道：“先生所持的剑，长短怎么样？”

庄子答说：“长短皆宜。不过，我有三种剑，听凭大王选用。请允许我先说一说，然后再进行比试。”

惠文王点头，说：“好，我愿听听那三种剑。”

庄子说：“有天子之剑，有诸侯之剑，有平民之剑。”

惠文王好奇地问：“天子之剑怎么样？”

庄子说：“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作为剑锋，把齐国、泰山作为剑刃，把晋国、卫国作为剑脊，以周朝、宋国作为剑口，以韩国、魏国作为剑柄，用四夷包着，用四时裹着，以渤海为环绕，以恒山为系带，用五行来制衡，用刑德来论断，以阴阳为开合，以春夏来护持，以秋冬来运作。这种剑，刺出去，没有东西能在前面；举起来，没有东西能在上面；按低了，没有东西能在下面；挥舞着，没有东西可在近旁。在上可割浮云，在下可断地脉。这种剑，一旦使用，便可以匡正诸侯，威加四海，令天下宾服。这就是我所说的天子之剑。”

惠文王听后，茫然若失。又问：“那么，诸侯之剑又怎样呢？”

庄子说：“诸侯之剑，以智勇之士做剑锋，以清廉之士做剑刃，以贤良之士做剑脊，以忠贞之士做剑口，以豪杰之士做剑把。这种剑，刺出去，也没有东西可在前面；举起来，也没有东西可在上面；按低了，也没有东西能在下面；挥舞着，也没有东西能在近旁。在上效法圆天，以顺三光；在下效法方地，以顺四时；中间和顺民意，以安四方。这种剑，一旦使用，像万钧的雷霆那样震撼摇动，四境之内，一体宾服，而听从君主的命令。这就是诸侯之剑。”

惠文王接着问：“那么，平民之剑又怎样呢？”

庄子说：“平民之剑，持剑者头发蓬散，鬓毛突出，帽子低垂，冠缨粗实，衣服后身短小，怒目横眉，一出场就相互责骂。相击于大王之前，上斩脖颈，下刺肝肺。看来，平民的比剑，实无异于斗鸡。一朝命丧黄泉，也于国事无补。现在，大王坐在天子的位置上，却喜好平民之剑，我真为大王感到很不值得！”

惠文王听了，立刻起身，牵着庄子的手上殿。命令厨师杀鸡置酒，热情加以款待。惠文王绕桌子转了三圈，不能安坐。

庄子说：“大王且请安坐下来，平定一下气息。关于剑事，我已回奏完毕。”

听了庄子的一番高论，赵惠文王深有领悟，三个月未曾出宫。那些剑士不复受赏，忧惧气闷，纷纷在那里伏毙自杀。

庄子伶牙利齿，雄辩滔滔，铺张扬厉，冠绝古今，自能说服赵王，除其所好，大有功于社会、人生。

不过，关于这篇作品，自唐代韩愈以来，许多学者都持怀疑态度，有的推断它是战国策士之作。我觉得，当代学者崔大华的看法，比较客观、公允：“《说剑》虽然没有和内篇思想相关联之处，但和外篇《田子方》、《达生》在运用名物词语上却有所犀通。所以，若认为是庄子后学模拟策士之文，似乎更为妥切。”

是呀，既然你庄先生可以借助孔子、老子的“重言”来谈经体道、宣扬自己的思想；那么，后学中的倾向纵横家观点、抱策士之见的，为什么不能“依样画葫芦”，假借名人以自重其言，劳劳庄夫子的大驾呢！

即便是如此，也不能得出庄子未曾到过赵国的结论。在没有足够根据可以证伪的情况下，还是“宁可信其有”也。

失去对手的悲凉

一

叙述过庄子的五次出访，再来说他同惠子的八番论辩。

庄子思想深邃，才气纵横，视野开阔，且又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无论在精神追求、生命格调、生活情趣哪个方面，都超离于凡尘浊世。这样一来，就面临着一个知音难觅，曲高和寡的问题。“堪怜举世嫌疏阔，谁与斯人慰寂寥？”所幸他的同乡中还有一位学富五车、辨才无碍的惠施，不仅博学多闻，而且，对于探索知识、追求真谛，也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们就结为真诚的朋友，同时又是旗鼓相当、各擅胜场的论辩对手。在先秦时期，这两位分别在哲学与科学领域同时攀上巅峰的顶尖人物，攒集在一起，有如双星聚耀、奇峰对峙，相映生辉。这在中外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都成了动人的佳话。

两个理想的论辩“搭档”，同时又是一对“欢喜冤家”。他们虽然具有相同的历史文化渊源、理论观念背景和相对自由的心态；但在个性、取向、情趣、品格方面，却判然有别，甚至大相径庭。对于惠子，庄子一方面欣赏其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另方面，又为他的诡辩、偏执，“逐万物而不反（不知回头）”，“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而深感惋惜，不时地加以劝诫。

不过，他们之间的显著差异，恰恰为其学术论辩、思想交锋提供了必要的张力。两人只要见面，便都开启灵府的闸门，展开滔滔的雄辩，尽管很少出现某一方拳拳服膺、由衷信服的结局，但那种相互驳诘、相互激活、相互吸引、相互砥砺的场景，总还是令人心动神驰的。

智慧的火花只有在碰撞、敲击中才能闪现。学术发展进程中，如果没有对立面，也就失去了激活的动力，无法使各自的论说更趋充分、缜密和完善，直至促进思辨的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庄、惠的结成“对子”、成为朋友，不是由于相同，而是由于不同。越是不同，便越能在论辩中，各展词锋，从而奇观迭起，波澜涌荡，逸趣横生。应该说，正是由于有了惠子的批判、问难与叩击，才使庄子获得了展示思想、阐释见解、激发活力、调整知识结构的场所与机会。

就此，当代学者邓联合有一段很剀切的论述：

古代学者，一般的看法是，内七篇为庄子亲笔所写，集中且真实反映了庄子思想原貌。而按照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的观点，这最精彩、最重要的七篇文章，很可能是庄子由于同惠施辩论受到对方思想的“刺激”而写出的，或许径直就是庄子为了反对惠施的思想而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没有惠施以及他对庄子的屡屡刁难，也就没有《庄子》其书，以及思想家庄子其人了。

这是从庄子的角度讲的，若是把“主观镜头”扫向惠子：

作为哲学家，惠子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流传下来，他那许多深刻的思想，是依靠《庄子》一书才得以传世的，而其他的先秦典籍一概没有具体记述。从这个角度说，惠施真得要感谢庄子或庄子的弟子，他甚至还欠了庄子师徒一个“大人情”呢！

关于惠施的生年，学术界大体有两种意见：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在其所作《惠施行年略表》中讲：公元前334年，惠施三十六岁，为魏相；公元前322年，惠施四十八岁，被张仪逐至楚，转入宋。这就是说，惠子出生于公元前370年，长庄子一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早在公元前390年，惠子就出世了。不管如何判定，有一点是绝无疑义的，那就是惠施死在庄子之前。

惠子因病辞世，大约在公元前310年。这一年，庄子刚好六十周岁。

对于惠子的病逝，庄子是怅憾重重、深情悼惜的。《徐无鬼》篇记载：

那天，庄子给一位亲友送葬，路过已经作古的老朋友惠施的墓地。忆起往昔两人的亲密交往，不禁感慨丛生。他回过头来，对跟随在后面的弟子说：

“楚国首都郢城有个泥画工，用白垩土在墙上作画，不小心，将一块白土滴在了自己的鼻尖上，很小，像蝇子翅膀一样。他就请匠石师傅替他削掉。匠石站在他的面前，看了看，便挥起了斧子，照准鼻尖砍去。伴随着斧头带起的呼呼风声，那小块的白垩土已经干干净净地削除了，鼻尖却没有受到丝毫损伤。其时，无论匠石怎么“运斤成风”，郢城那个泥画工，总是镇定地站在那里，面不改色。

“后来，这件神妙无比的事，被宋元君听到了。他便把匠石请过去。说：‘你干得真漂亮。那就麻烦你，再给我表演一次吧。’

“匠石说：‘要论我的功夫，确实能做得到。只是，这并非个人所能完成的，需要有个镇静不动的人予以配合。而我的那个搭档——郢城的泥画工，已经死去多年了。’”

说到这里，庄子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讲：

“自从惠施先生去世，我就再也没有够资格的对手了，再也没有能够交谈的对象了。”

原话是：“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惠施卒，而庄子深瞑不言（闭着眼睛长时间不发一言），见世莫可与语也。”

“无以为质”也好，“莫可与语”也好，说的都是失去对手的旷世悲凉。言下流露出一种知音难觅的伤感。

寻觅知己，“求其友声”，这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自古就流传下来许多动人的佳话。《淮南子》记载：“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惠施死，而庄子寝（停止）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

原来，春秋时代，楚国郢都有个叫伯牙的人，善于鼓琴，而钟子期善于听辨。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鼓琴每动一念，钟子期均能得之。后来，子期病死，伯牙谓：世上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到了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又踵事增华、添枝加叶，编成了话本，并附上诗句：

摔破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

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

感时追昔，寄慨遥深，看了令人唏嘘久之。

二

“战国从（纵）横，真伪纷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1]那些奋逞口舌的辩士，为了“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以打动“时君世主”、击败对方，创造、发展了一种思想直接交锋的话语方式，即后世所说的“辩对文化”。其功能至强，作用至大，所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而形式则多种多样，或论证，或驳诘；或设喻取譬，或引经据典；或从个别事物推演普遍性的结论，或通过阐释普遍原理而引发新知。不管采取何种形式，运用逻辑思维、通晓世事人情、娴熟语言技巧，都是必不可少的。

阅览先秦诸子著作，发现有两种形式占据主流：一种是独白，自说自话；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对话——如同对立的两极，相互交接，相互逼进，又相互对垒，相互驳诘。对话的前提，应是相同水准，不同视角、不同观点。水准相当，才能“棋逢对手”；而视角、观点的差异，方可“炮声不断”，“好戏连台”。这在《庄子》一书中，不仅随处可见，而且，奇思迭现，异彩纷呈。在讨论问题时，无论是双方思想相同、相近，抑或是明显对立，都普遍应用了对话形式。

当代学者张洪兴在《〈庄子〉“三言”研究》中指出，为了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书中的辩对采用了多种方式方法：

直陈法——两人在辩对中，直接就问题展开陈述。或者以地位较低、年龄较小的人向位高年长者请教的方式提出问题，并就此展开论述；或者是持不同观点的人就有关问题展开辩论。这种方法是庄子最常用的辩对方法。

迂回法——不直接陈述道理，而是间接论述，迂回展开。有的是先予否定，再加肯定；有的是从讲述故事入手。

譬喻法——用各式各样的比喻进行论证，明喻、暗喻、借喻、象征，不一而足。

铺陈法——在辩对过程中，使用各种修辞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同一问题进行反复论证。

当然，最丰富、最繁复、最精彩的，还是以庄子同惠子的思想交锋为最，可说是集“辩对文化”之大成，而且贯穿了庄、惠几十年的整个生命历程。《庄子》一书中，记载二人论辩的寓言故事有十一则，论辩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自然哲学、人生哲学、认识论、审美观、价值观等诸多哲学命题；从辩证关系与认识误区的角度，讨论了有用与无用、有情与无情、益生与不益生、“知鱼之乐”与“不知鱼之乐”、“公是”与“各是其所是”等充满机锋、理趣的问题。

作为著名政治家，惠施的从政生涯很早就开始了，但其声名远播，则是在“马陵战役”之后，他为身处困境中的魏惠王出了高明的主意。《战国策·魏策》记载，齐、魏两国战于马陵，魏国惨败，公子申被杀，十万大军覆灭。惠子向魏惠王献策：欲报此仇，与其出兵伐齐，不如折节向其朝拜，然后使人离间齐、楚关系。惠王依计而行。果然，“楚王怒，自将而伐齐，赵（国）应之，大败齐于徐州”。惠施出仕魏国，长达二十年时间，其间十多年担任宰相要职。

庄子与惠子初次相见，据钱穆先生考定，应在魏惠王二十七、二十八年，也就是“马陵战役”之前。庄子出生于魏惠王元年，就此推测，初见惠子时，大约是二十七八岁。

从庄子这面看，也许是年轻气盛的心性使然，也许是对于接谈的长者抱有过高的期望值，总之，两人初次见面，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惠子留给他的印象并不好，说是失望、沮丧也可。古籍《太平御览》引述《庄子》佚文：“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焉。庄子曰：‘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鹊耳。’坐者皆笑。”寥寥数语，表现出青年庄子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几年过后，惠施当上了魏国的宰相，庄子前往大梁（今河南开封），去拜访这位乡邦长者。这个信息，不知是怎样传播开来的，结果有人就凭着臆想，说，庄子此行，来者不善，想必是要夺取魏国的相位。说者也许无心，可是，听者却在意了，惠子闻讯，极度惶恐不安。显然，惠施对于庄子的志趣、禀赋，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尽管此前有过短暂的接触，但毕竟知之不深，因而轻信了他人放出的谣言。于是，在城中搜查了三日三夜。庄子却主动出来相见，对惠施说：

“南方有一种鸟，叫作鹓雏，你知道吗？它从南海出发，飞往北海，不是梧桐树它不停下休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吃，不是甘甜的泉水它不饮。这时，有一只猫头鹰得到一只腐烂的死老鼠，看到鹓雏从上面飞过，便仰起头来，惊叫一声：‘吓！’

“现在，你也‘吓’了起来，是惊怕我来抢夺你在魏国的相位吗？”

庄子在《秋水》篇这个寓言故事中，以传说中的五凤之一——高洁的鹓雏同龌龊的猫头鹰相比，意在表明：楚国以堂堂相位相礼聘，我都一口回绝，难道会来魏国抢夺你的宝座？词锋锐利、峻刻，却以含蓄之语出之。惠子当时是怎样答复的，文中没有交代；想来，他一定是特别尴尬。

据《说苑·杂言》篇记载：

那年，魏国的宰相去世了，惠施闻讯，日夜兼程，赶赴魏都大梁。途中，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惠施心急如焚，来不及等待渡船，便涉水而过，险些被激流卷走，幸亏有个船夫赶来，将他从水中救起。问道：

“既然你不会水，为什么不等待渡船呢？”

惠施说：“时间紧迫，我要紧急赶往大梁，去谋取相位啊！”

另据《吕氏春秋·不屈》篇载，惠施初至魏，见魏国积贫积弱，当即向时任宰相的白圭，献上了使魏国富强兴盛之策。白圭却以“新娶妇”不该指责夫家的弊端陋习而责怪之。说明惠施初到魏国，在旧有卿相眼中，地位与声望还是比较低微的。

《韩非子·说林》篇亦曾记载，惠施对陈轸说，你虽然在君王面前，善于树立自己的威信，但是，朝廷内部想要铲除你的人太多了，你必然面临严重的危险。这番话当是出自他对魏国官场相互倾轧的切身体验，难怪他满怀着地位不稳、岌岌可危的忧惧感。

三

庄子在大梁期间，曾多次与惠子见面。《逍遥游》篇记载：

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给我一种大葫芦的种子，我把它种下了，后来结出果实，大到足有五石的容量。做什么用呢？用它来装水吧，它又不够坚固，无法负荷那么大的重量；把它剖开做瓢用吧，它又大得没有水缸能够容得下。这葫芦，不能说不够大，可是，丝毫没有用处，我只好把它打碎了。”

庄子听得出来，这是在影射他的学问大而无当，无所可用，但他并不直接戳破、加以反驳，而是从容地说：

“先生，你真是不善于使用大的东西啊！咱们宋国有一个人，擅长调制一种可使手不皲裂的药物，他家世世代代都以漂洗丝絮为职业，这药还是派上了用处。有一个客人听说了这个药方，想要用一百金的高价来收买。这个宋人便召开家庭会议商量，说：‘咱们家，世世代代漂洗丝絮，所得不过数金而已；现在遇到这个买主，药方出售给他，一下子就能得到百金。那么，咱们还是卖出吧。’

“客人拿到了药方之后，便去游说吴王。适值越国兴兵来犯，吴王就派他担任将领。他率领军队，趁着寒冷的冬天，去和越国人打仗。由于他有不皲手的药，得以占据优势，大败越人。吴王高兴地割地予以封赏。

“你看，同样一个不皲手的药方，有人因之得到割地封赏，有人却只是应用于漂洗丝絮。这就是使用方法的差异。现在，你拥有五石容量的大葫芦，却发愁它派不上用场，大而无用。你为什么不把它绑在身上，当作腰舟，浮游于江湖之上，却顾自担心水缸容不下它呢？可见，你的心还是茅塞不通，没有开窍啊！”

几天过后，惠子公务处理完了，又来到庄子下榻之处，两人漫无边际地闲谈起来。

惠子说：“我住的宅邸前面，有一棵大树，人们都叫它‘樗’——也就是臭椿。树干臃肿不堪，疙疙瘩瘩，长满了树瘤子，根本不合绳墨；上面的枝桠，也弯弯曲曲，不中规矩。高高地矗立在大道边上，多少木匠师傅走过，连正眼也不瞧。我联想到你的言论，正好像这棵臭椿，内容广博而毫无用处，大家自然都会弃置不顾的。”

庄子说：“难道你没有见到过野猫和黄鼠狼吗？它们平常总是卑伏着身子，隐蔽在暗处，静候着出游的小动物。待到小鼠之类的猎物一出来，它们便上下跳踉，左奔右窜，肆意地追捕，根本没有顾及自身的危险。结果，踩上了捕鼠的机具，陷身罗网之中，死得很惨。还有那牛，身躯庞大无比，望去有如垂落天边的云朵。尽管它不能捕捉老鼠，可是，它的功用却是够大的了。

“现在，你拥有那么一棵大树，却担心它无所可用；你为什么不把它移植到虚无之乡、广漠之野，在它的浓荫密布之下，畅怀适意地徘徊闲步，逍遥自在地静卧安眠呢？那样，你将会同它一样，既无斧斤砍伐之虞，又没有受害遭灾之患。无所可用，这样就会自由自在，免除忌恨倾轧之苦了。”

后来，他们又见面了，惠子再次就“有用与无用”这个话题，同庄子展开了辩论。据《外物》篇记载：

惠子一上来，劈头就讲：“不管你怎么辩解，反正你谈的东西没有用。”

庄子说：“晓得无用了，才能和你来谈有用。大地，该是多么广阔博大呀；然而，人所用的只是立足之地，也不过是一尺见方吧？其他，似乎都与你无关。可是，你却不能把你立足以外的其他地方，都挖除掉，一直掘至黄泉。如果那样，你所站的那一小块地方还能用吗？”

惠子说：“那就确实无法用了。”

庄子说：“可见，无用之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是呀，一般的都以为，眼前可以把握的东西，对自己才是有用的；殊不知，有用与无用，是相对应而言的，不应该把它绝对化。在《徐无鬼》篇，庄子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故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蹍（踩）而后善博也；人之于知也少，虽少，恃其所不知而后知天之所谓也。”大意是，脚踏的地方很小，就因为小，所以要凭借那没有踏到的地方才能走得远；人之所知，对于其所不知，是很少的，就因为少，得依靠不知道的东西，才能了解天地自然之道。未践之地，未掌握的知识，看似无用，实际上成了有用的基础；所谓“有用”，总是有赖于周围大量看似“无用”的东西作支撑。此即所谓无用之为大用。

庄子与惠子，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态度上，确实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惠子长期处于统治阶层，免不了染上摆架子、讲气派的官僚气息；而这，在“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的庄子眼中，当然会极度鄙视的。《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惠子路过孟诸，身后从车百乘，声势煊赫。

正在持竿垂钓的庄子，远远地见到了，感到一阵恶心。心想：你搞那么大的声势，弄那么多的车队，有什么必要呢？

这样一来，竟连自己所钓到的鱼也嫌多了，于是，把它们全部抛回水里，用以表示对凭借威权以张扬声势的惠施之不屑。

关于惠子在官场上的作威作福，讲究派头，《吕氏春秋》中的一段记载，可资作证：

匡章当着魏王的面，责问惠子：“地里的蝗螟，农夫都痛恨无比，见着了立刻捕杀。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它们祸害庄稼呀！你现在出行，车辆多达数百乘，跟随步行的还有几百人；少的时候，也有几十辆车，跟随步行的数十人。你和那些狐假虎威的帮凶们，都是不耕不耘，专吃闲饭的，其危害禾稼、鱼肉平民，不是更甚吗！”

可见，《淮南子》所记，并非空穴来风。

四

后来，庄子有皖北之行。期间，惠施恰好也在楚国，两人便结伴出游，来到了濠水边上，其地在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二十里外的临淮关附近。濠水流到这里，成南北走向，水流比较开阔，而水质极好，碧水澄鲜，映出楚天的晴光云影。前面正好有一座渡桥，二人便站在桥上，随便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事儿。

这时，水中正好有一队白鱼晃着尾巴游了过来。

庄子说：“你看，这些白鱼结队而出，从从容容地游水，这是鱼之乐呀！”

惠施并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一听庄子这么讲，反倒较起真来。当下问道：“你并不是鱼，怎么知道（“安知”）鱼的乐趣呢？”

庄子立刻回问一句：“若是这么说，那你也不是我呀，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之乐呢？”

惠施说：“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了；你本来就不是鱼，那你不会知道鱼之乐，是肯定的了。”

庄子说：“那我们就要把话题从头梳理一下（“请循其本”）——既然你问：‘你安知鱼之乐？’说明你已经承认我晓得了它们，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呢？我是从濠水之上知道的。”

辩对文化，为了出奇制胜，说服对方，非常讲究策略与技巧。《秋水》篇的这则故事，就揭示了论辩的一种技巧。有的论者指出，庄子的“请循其本”，显然是利用“安知”二字双义解读的特点，来为自己辩解。所谓“双义”，是说它既可做“怎么可能知道”理解，又可做“是怎样知道的”理解，前者为惠子所用的原义，后者为庄子所选取的含义。经过庄子这么一转移概念，立刻就使自己占据主动了。

抛开这次对话的具体内容不谈，单看庄、惠二人判然有别的眼光、视角，也非常有趣。在这里，他们二人分别以两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眼光、不同的心境来观看出游的鱼群。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在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他不肯臆断鱼之快乐与否；而庄子则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诗人身份，从鱼群的从容出游，“相忘于江湖”，想到自己的逍遥游世，“相忘乎道术”；他从艺术的视角去观察，把自己从容、悠闲的心情移植到了游鱼的身上，从而超越了鱼与“我”的限隔，达到了物我两忘、主客冥合的境界。

物我两忘的结果，是客体与主体的合而为一。如同朱光潜先生从美学的角度所剖析的：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际，无暇区别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个性传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传承给“我”，这样，“我”和物的界限便完全消失，“我”没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没入“我”，“我”和大自然连成一气，在一块生展，在一块震颤。

情趣的产生，原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在庄子那里，实现了人生艺术化，逍遥游世，心境悠然，万象澄明，一无挂碍，目之所接，意之所想，无不充满情趣，内则孕育着一己的怡然心态，外则映现着自然的无穷逸趣，于是，流水、游鱼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情感化了。这样，庄子就能够以闲适、恬淡的情怀与知觉，对客体作美的观照、美的欣赏；或者像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所说的，进行无利害的、超功利的“趣味判断”。而惠子则异于是，他以科学化的思维方式和求实的认知态度，进行理性的解析，用他的以现实功利为主导的认识判断来研判庄子的无目的的、超利害的趣味判断，所以，就显得扞格不入，有如圆凿方枘。

在这里，艺术创造工程中的通感与移情两种心理效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通感，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人与物之间的冥然契合，才会成为可能；而通过移情，艺术家亦可借助于感应、经验来认知外物，同时又把自己的情感移植到外物身上，使外物也仿佛具备同样的情感。正是在这种通感与移情的作用下，诗人才会吟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华灯一夕梦，明月百年心”的名句来。

当然，这里说的是艺术欣赏与趣味判断；而惠施那种“无征不信”，“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求实精神与认真态度，在科学研究中，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方向不同，对象不同，自然就情趣各异。所以，后世的文人都是把欣赏的目光投向庄子，并把他的那种怡然情趣概括为“濠梁之思”。到了崇尚超拔的意趣、虚灵的胸襟的魏晋南北朝文人的笔下，还有个更为雅致的说法，叫做“濠濮间想”。

《世说新语》记载：

晋简文帝到御花园华林园游玩，对左右侍从说：“令人领悟、使人动心之处，不一定都在很远的地方，你们看眼前这葱葱郁郁的长林和鲜活流动的清溪，就自然会联想到濠梁、濮水，产生一种闲适、恬淡的思绪，觉得那些飞鸟、走兽、鸣禽、游鱼，都是要主动地前来与人亲近。”

东坡居士曾有“乐莫乐于濠上”的说法，可见，他对这种体现悠闲、恬淡的“濠濮间想”，是极力加以称许，并不懈追求的。只是，后人在读解“乐在濠上”和“濠濮间想”时，往往只着意于人的从容、恬淡的心情，而忽略了“翳然林水”和“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种物我和谐、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环境。

五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

惠子政务操劳，形倦神疲，身体一直不太好，终于在临近花甲之年，赋闲回到了宋国。这样，庄子与惠子在故乡见面的机会，就相对增多了。

前此，惠子大部分时间都在魏国，勤劳王事，南北驰驱。他在皖北与庄子濠上一别，不久，就被并不怎么看重他的楚国王室“礼貌地”送回到老家；但很快，他就又从宋国去了魏国。两三年后，又有一次荆楚之行，那是为了外交事务，奉魏王之命，南下郢都，出使楚国；尔后，又曾北上邯郸，赴赵国访问。

惠子还乡后，就赶上了庄子家的丧事。那天，他听到庄周妻子因病去世的消息，便带上一份礼金作为奠仪，匆匆赶到丧家来吊唁。路上，心里还盘算着如何劝慰老朋友，节哀顺变，注重身体；可是，进门一看，不禁瞠目结舌，只见庄子两腿八字张开，坐在棺材旁边，正敲着瓦盆唱歌呢。

《至乐》篇记载：

惠子看了，当下加以责问：“妻子和你相处几十年，为你生儿养女，现在老病而死，你不悲伤哭泣也就罢了，怎么还要敲着盆子来唱歌呢？你不觉得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吗？”

庄子说：“不是这样。在她刚弃世的时刻，回想过去的情分，我确是十分悲戚、非常感伤的；可是，转而一想：起初，我们本来都是没有生命的；岂但没有生命，而且，连形体也没有啊；岂但没有形体，连魂魄、气息也没有啊！正是在恍惚芒昧之间，魂魄、气息悠悠出现了，然后，气变而成形，形变而为生命。现在，反转过来，一切都丧失了，变而为死亡。这样，生死循回，交相变换，犹如春秋冬夏四时运行那样。

“人家劳累了一辈子，从我这斗室里迁徙到了天地的大屋中，安息静卧，而我却要在旁边嗷嗷不休地嚎丧，我总觉得这不符合达生之道，有违于顺乎生命自然之理。所以，我就止住了哭泣，敲打起瓦盆来。”

惠施听了，无言以应，放下礼金，拔腿就走了。

翻检方志，发现中原以至楚地，古时民间丧事，确有“鼓盆而歌”（俗称“丧鼓”）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各代。文学作品中，亦有关于“鼓盆歌”、“鼓盆悲”、“鼓盆之戚”的记述。可见，《庄子》书中所记，当属纪实之笔。

且说，惠子那天听过庄子的一席话，考虑到治丧这种特殊场合，没有当面驳诘，但心里却老是觉得郁塞不舒，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几天过后，遇到了庄子，便又就着相关话题，展开论辩。显然是“达生之道”辩说的延续。

《德充符》篇记载：

两人一见面，惠子就发问：“人本来就无情吗？”

庄子说：“是的。”

惠子接着诘问：“人如果无情，那他怎么能称为人呢？

庄子说：“天道赋予人形貌，自然赋予人形体，怎么就不能称为人呢？”

惠子反问：“既然称之为人，怎么会无情呢？”

庄子说：“你这个‘情’，并非出自天性，而是世俗好恶影响下产生的。我所说的‘无情’，是说不要放纵自己的好恶，以免内伤其身、戕害本性；应该顺应自然，无须进行人为的增益，以免给生命造成多余的负担。”

惠子问：“不益生、资培，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

庄子说：“道与之貌，天与之形，赋予人以一切；我们应该随任自然，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之情而内伤其身。现在，你驰骛于外物而不知内守，伤害心神，损耗精力，待到辩论疲怠至极的时候，便倚树而吟，据琴而睡。我们的形体，原本是自然授予的，可是，你却恣意损耗，不知爱惜，整天以‘坚白之论’去争鸣、论辩！”

青年学者王博认为，庄子所谓的无情，说的是人“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因此，所谓的无情，其实是和心相关之事。好恶自然是情，但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就已经不是情，而是用心了。这种用心，就是“不以人灭天”，不因自己的好恶而改变事物的自然。譬如生，可以养，绝不可以益。养生是尽其天年，益生则是在“天”的上面再增加内容，但既然是天，又如何能加呢？

同时，我们也看得出来，对于惠子的劳形苦心，恃智争辩，坚执不化，庄子是很不以为然的。

与此相关，《寓言》篇还记下了这样一件事：

这天，庄子对惠子说：

“孔子生年六十，而六十年中总是与时俱化——起初他所认为对的，最后又加以否定了。其实，今天所认定为‘是’的，完全可能正是五十九年来所批判的‘非’。”

惠子说：“这是孔子勉力用智的结果。”

庄子说：“你说的也许是孔子年轻时的情况，他到后来已经放弃用智了，因而未曾多言。孔子说：‘人从大道自然中禀受才智，在天赋中含伏灵性，不是靠后天勤奋而获得的。那种发出声音都必须合乎韵律，说起话来都不离法度，利也好，义也好，是非好恶的辨别，一切都摆得清清楚楚的，都不过是服人之口罢了。只有使人从心底里服气，而不产生抵牾，这样，社会才能底定、安稳。’算了，算了，不多说了，比起孔子来，我们哪里赶得上呢！”

同样一件事，在不同观点、不同视角的人看来，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关于孔子“与时俱化”、“觉今是而昨非”，庄子归结为得道、心悟，惠子则目之为勉力用智。其实，从这里可以鲜明地看出，庄子借助表扬孔子不固执己见，与时俱化，而且放弃用智，所针对的恰恰是惠子。采用的方式，正是前面说过的辩对中的“迂回法”。

六

过了一阵子，庄子和惠子又聚到一起了，他们的话题是时下各派的学术争论。这当是两位老朋友的最后一次辩论。

《徐无鬼》篇是这样记述的：

这天，庄子首先挑出一个话头：“就比如说射箭吧：一个射手没有依照事先预定的目标来发射，结果却误中了，他便自诩为神箭手。照此下去，那么，举世的射箭之人，岂不都成了后羿了。你说，这样可以吗？”

惠子一反辩才无碍的常态，只是漫应了一句：“可以。”

庄子又问了：“世间不存在共同的、统一的认可（“非有公是”），都是把自己的认识说成是唯一正确的结论（“各是其所是”）。结果，天下人就都成为帝尧了。你说，这样可以吗？”

惠子依旧是回答一个词：“可以。”

庄子这才导入了正题，接着说：“那么，儒家、墨家、杨朱、公孙龙（秉）四家，加上先生你，总共五大家，都是各执一词，究竟谁说的正确呢？或者像从前的鲁遽一样吗——

“鲁遽的弟子说：‘老师的道理我学到了。我有本事能够做到冬天烧开鼎釜，夏天造出冰凌。’鲁遽说：‘这算什么本事？不过是冬至一阳生，以阳气引发阳气而为火，夏至一阴生，以阴气引发阴气而为冰罢了——这并不是我所说的道理。现在，就把我的道理演示给你们看。’说着，他就调整两张弦瑟，一张放在厅堂上，另一张放在厅堂后的寝室里。结果，弹拨这张瑟的宫音，另一张瑟也跟着动起了宫音，弹拨这张瑟的角音，另一张瑟也应之以角音。其机理在于两张瑟的音律是相互协同的。如果把其中一张瑟上的某一条弦调整了，这就跟原定的五音不合了，若是再弹拨它，那么，二十五条弦就都跟着变动了。调整后的五音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随着这条弦上变调的主音而改变。你们这五家，不也都是像这样吗？”

惠子说：“现在，儒、墨、杨、秉四家，正和我辩论着。互相以言语相抗衡，以声音相压制，各都自以为是，谁也不承认自己错了。这怎么说呢？”

庄子说：“齐国有人把儿子放在宋国，做个守门的阍者。因为守门人都是选择肢体残缺的，便砍断了儿子的腿，使他不健全；而他自己，却对一个长颈的小钟无比珍视，层层包裹起来，珍藏在身边，爱惜器物竟然胜过爱惜儿子。寻找失散了的儿子，他并不出城，只在家门口转游。这都是丧失伦常、违背公理的。

“还有一个楚国人，蛮不讲理，借住在别人家里，却辱骂这家的守门人。渡河乘船，更深夜半时节，和船家打架，结果，船还没有靠岸，就同人家结成仇怨了。”

庄子列举出愚蠢的齐人爱器物胜过爱亲子，鲁莽的楚人不顾艰危的处境而结仇招怨、造作是非的事例，意在批评惠子之流的辩士，迷失本我，轻其性命之情而不知自保，只是留意于词辩、名物之间，徒逞一时口舌之快，颠倒重轻，混淆本末，完全不得要领。

这就涉及《天下》篇收尾处那段评述惠子的文字了：

“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

意思是，惠施发挥一技之长、充实一家之说还算可以；如果进而重视大道、追求大道，那就差不多了。可是，他不能以此更好地安顿自己，反而为纷杂的万物而分散心志，不知满足、厌倦，最后博得一个善辩的名声。实在是可惜呀！惠施的才气横溢而不得循正道，追逐万物而不知回头，这就等于用发声来制止回音，形体与影子竞走，可悲呀！

有赞许，有惋惜，有讽喻，有惋叹。语重情长，寄慨遥深。

[1]《汉书·艺文志》。

讲道授徒

一

庄子到了晚年，妻子故去了，老朋友兼论辩搭档惠施也遁入了黄泉，像后世文人写的《叹逝赋》中所说的：“亲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茕茕孑立，满目苍凉。这时，外出也很少了，主要是蛰居故里，著书授徒。

一说，晚年的庄子，曾隐居于靠近蒙泽北部的曹州南华山。这里邻近黄河，林木葱茏，气候温凉适度，环境清幽、僻静，民风质朴。于是，老先生便带领几个弟子，在此住了下来。[1]

说到传承弟子，道家与儒、墨两家有很大的差异。儒者特别看重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强调“古之学者必有师”，“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2]孔子门人之众，古今罕有其匹，素有“三千门弟子，七十二贤人”之说，这恐怕是夸张的说法。但仅在《论语》一书中露面的，就将近三十位。墨者通过上下关系，有如后世的帮派，构建传承延续思想的轨道，因而“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3]。在“止楚攻宋事件”中，墨子自言，有三百门人守卫宋城之上。据清代学者考证，墨子弟子中有姓名可考者为十五人。而道家，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由于主张不立文字，只是口头讲学，亦即以教学为立论方式，使人“言下大悟”。这些讲学之言，流布开来，大多成了“如是我闻”。这样，也就难以捕捉其起源及传承的痕迹，只是一些思想路数大致相同的，或聚或散，时往时来，声气相通，遥相呼应，逐渐成为一种思潮，一种派别。所以，庄子的弟子是多是少，比较模糊，书中正式提到的，共有三处：《山木》篇有“弟子问于庄子曰”；“（蔺）且吾闻之夫子曰”；《列御寇》篇有“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郭沫若先生断定，庄子的门徒一定很多，根据是：在外、杂篇中，我们可以看出至少有四五个人的笔墨。但弟子究竟都是何许人，却语焉不详，有名有姓的仅止蔺且一人。

魏国的公子牟，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及门传人；但也有学者推测，他曾就学于蔺且，那么，就属于庄子的再传弟子了。他在河北的中山国拥有领地。《让王》篇中记载了庄子对他的评价：“公子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对于公子牟的身世，我们了解得实在有限。学界有人考证，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20年，二十岁前后，在魏都大梁见到了略长于他的名家辩手公孙龙，两人共同参加过一些学术活动。越五六年，中山国灭于赵国，公子牟遂流落他乡；但其心中并没有完全忘怀旧日的情景，因而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说法。这个期间，他曾问道于楚国“贵生主义”的学者詹何。詹何年龄较大，宗法道家学派，可能是杨朱的弟子，有的学者考证，他也曾登过庄子之门。

光阴易逝，很多年过去了。魏公子牟与已经成为平原君的门客公孙龙，邂逅于赵国首都邯郸。作为庄子学说的一代传人，魏牟以其深广的学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同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名家辩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讼。

《秋水》篇记载：

公孙龙对魏牟说：“我在年轻时候，学习先王之道；及至壮年，又通晓了仁义之行。我能把事物的同和异混合为一，亦即一般所说的‘合同异’；也能够以一块石英石为例，论证‘坚’属于触觉，‘白’属于视觉，它们完全是两码事，这就是‘离坚白’。我最擅长作翻案文章，把不如是说成如是，把不可以说成可以，难倒百家的知识，困服众口的辩论。我自以为最为明达、臻于至妙了。可是，今我闻庄子之言，迷茫莫解，十分惊异。弄不清楚是我的辩才落后于他呢，还是我的知识有所不及。现在，我已经无法张口了，请问这是什么道理？”

魏牟听了，靠着桌子长叹一声，然后，仰天而笑，说道：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井底之蛙’的故事吗？它对东海之鳖说：‘我快乐极了，出来在井栏上跳跃着，再跳回去歇息在井壁砖缝里，游到水里，水就托起我的两腋、抬起我的两腮，跳到泥里，淤泥遮住我的脚踝，没过我的脚背，回头看看井里的赤虫、螃蟹与蝌蚪，它们都没有我快乐自如。我独占着一洼之水，盘据着一口浅井，这就是最大的快乐了。先生，你何不随时进来看看呢！’

“东海之鳖左脚还没有伸进去，右脚就已经被绊住了。老鳖于是退转回来，对蛤蟆说：‘我给你说说东海吧，千里之远不足以形容其大，八千尺之高不足以测量其深。大禹时代十年九涝，海水未见增加；商汤时节，八年七旱，海岸并未因而退缩。不因时间长短而有所变更，不以雨水注入多少而有所增减。这也是东海的大快乐啊！’

“浅井之蛙听了，惊慌失措，茫然自失。

“你的才智不足以判断是非的究竟，却还要探索庄子的学说，那真像让蚊虻背大山、蜈蚣渡长河一般，肯定是不能胜任的。况且，你的才智原不足以把握极微妙的理论，而自己却满足于一时口舌之便捷，这不和浅井里的蛤蟆一样吗？庄子的道理，至深至高，下及黄泉，上达青霄，无分南北，不论东西，四通八达，毫无阻碍；起于幽深玄渺的尽头，回到无所不通的境界。你却琐屑地想通过察辩来寻索，这无异于用竹管看天，以锥子探地，岂不是太渺小了吗！

“你还是回去吧，你在赵国应该听说过燕国寿陵的少年到邯郸学习走路的故事，他不但没有学习到赵国都城的人的走法，反而忘掉了自己原来的步法，最后只好爬着回家。现在你还不走开，只怕将要忘记你原来的技能，失去固有的学业了。”

公孙龙听了，心神恍惚，嘴张着，合不拢来，舌头翘着也不能放下，最后，急匆匆地溜走了。

作为庄子的高足，公子牟体道清高，所见者大，对公孙龙不明大道，浅薄无知，却热心世务，逞口舌之辩，严加针砭，语多讥刺。

二

蜗居乡僻，困处一隅，对于一位思想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局限。恩格斯曾经说过，费尔巴哈的晚年，思想出现停滞状况，这与他乡居生活有关。由于遭受德国反动政府的迫害，费尔巴哈不得不远离城市，长期在农村过着孤寂的生活，以致不能同与其才智相当的友好正常交往，更无法在敌对的论战中，磨砺思想锋芒，丰富、发展自己的学说。

庄子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好。尽管他没有像孟子那样，常年奔走、游说于诸侯之间，直到七十余岁，才“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但他中年以后，在潜心治学、著书立说的同时，一直没有间断同一些慕名来访者的交往，包括同才智相当的辩友的论辩；除了同畸人隐士、百工庶民深入交往，还经常主动地同弟子们谈论天道、人道、世道，随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发表一些关于安时处顺、逍遥游世、人与天一、养性葆真，以及对当时当世的看法。许多思想的火花，都是在相互交谈中激发、碰撞出来的。

在传道、授业方面，从中外的古代思想史上了解到，大凡创造型的天才思想家，一般都不特别看重文本的传授，更不肯像乡村塾师那样，郑重其事地按照高头讲章，字斟句酌，照本宣科。无论是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漫步学派，还是儒家的孔子、道家的庄子，他们的施教方式，大都属于随机式、即事性的开示，采取一种超乎文献、诉诸直觉体验的言说方式；或者海阔天空般的、纯属神聊海侃式的闲谈；或者在林荫路上，一边走着，一边向门徒们谈天体道；有时，独自一人负手闲步，思考问题。所以，中国古代有“从游”之说，意为老师教学生，不用教案，不用照本宣科，而是像海里的大鱼领着一队小鱼从容地游泳。

道家的传承，着眼在一个“悟”字上，这一点有些类似后世的禅宗。它的路径，主要是强调依靠自己去领悟、去体验、去发现，而并不看重逻辑分析与知识传授。

据《山木》篇记述：

那天，庄子在雕陵的栗园里徜徉，忽然发现：一只怪异的大鸟从南方飞来，翅膀张开，长达七尺，眼睛圆睁，径过一寸。扑腾一飞，翅膀扫过庄子的额头，停息在栗树林里。

庄子颇感诧异，脑袋里画个问号：这是什么鸟啊？翅膀那么长却不能飞得更远，眼睛那么大却目光迟钝。于是，提起衣角，加快脚步，跟了过去。当时，他手里还持有弹弓，便躲在一旁，留心观察它的动静。

树上有一只蝉，正藏身在树叶下纳凉，竟然忘掉了自身的存在。可是，那边却有一头螳螂，已经盯上了它，借着枝叶的遮蔽，悄悄地伺机捕蝉，由于食物即将到口，同样放松了警惕，忘掉了自己的形体。这时候，那只异鹊已经做好了捕杀螳螂的准备，同样是见利而不见害，遗忘了自己的真性。

静观了这整个场景，庄子惊悚地说：唉！世间万物，从私利出发，形成一种可怕的链条，相互招引，相互累害，相互倾轧，相互捕杀。

他当即扔掉了弹弓，抽身走开。由于走得慌张，招致了守园人的怀疑，以为他偷摘了栗子，而边追赶，边斥骂。

庄子回到家里，此后三天，闭门不出，心情一直郁结不舒。弟子蔺且发现了，问道：

“先生，为什么这几天，心情一直不好呢？”

庄子说：“我只是顾念着守护形体，反而忘记了本性、真身；习惯于观照浊水，反而对清泉感到迷惑了。从前，我从夫子那里听说过：到哪里，就要服从那里的禁令，遵守那里的风俗习惯。这次，我到雕陵来游玩，而忘了自身，那只异鹊的翅膀扫过我的额角警告了我；可是，异鹊飞到栗树林中，同样忘却了真性；而我，意在异鹊，遂忘了栗林的禁令，结果遭到守园人的斥责。为此，连续几天，我的心情都不太好。”

如果在先秦诸子中拔擢最标准的的人生导师，孔子自当成为首选，“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退而求其次，我觉得庄子也还够格。可贵的是，他不仅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对弟子们进行深刻而实际的生命教育；而且，不以神圣、庄严、高贵自居，绝对不摆“教师爷”的架子，以高度的自觉性，现身说法，反躬自责，其态度之真诚、恳挚，令人感动。

他把“螳螂捕蝉，异鹊在后”这一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从中导出规律性的认识。指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种可怕的链条：人们从私利出发，相互招引、相互算计、相互制约、相互倾轧，形成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他通过实际事例告诫弟子：逐利忘形，必招后患；应该严加警惕，不能为追逐眼前利益而迷失本性、忘乎所以，以致成为杀手猎取的对象，身处险境而不自知。同时，反省自己“守形而忘身”、“游于雕陵而忘吾身”、“游于栗林而忘真”的教训——由于未能“入其俗，从其令”，存有猎取异鹊的欲望与行为，以致遭到虞人的怀疑与辱骂，最后陷入“捐弹而反走”的尴尬境地。他之所以三日未出门庭，情怀抑郁，正是在主动进行深刻反省，总结、吸取教训。

平日，庄子大多数时间都在思考问题，有时喜欢一个人单独游游逛逛；但弟子们鉴于“雕陵之樊”遇到的风波，因而，每当他出行时，便都跟随在身后。

那天，师徒们走到一座山脚下，见到一株大树，枝叶异常繁茂，远远望去，十分显眼。可是，伐木的人停在一旁，却不去砍伐它。庄子感到奇怪，便问这是什么原因；伐木者回答得很简单：“无所可用。”庄子听了，回头对弟子说：“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矣。”

为了进一步阐发这一道理，庄子旁征博引，接连讲了两个故事。其一：

齐国的曲辕之地，有一棵栎树，被当地民众作为土地神奉祀着。这棵树高大无比，树身高达山顶，树干有百尺粗，树下可供几千头牛遮荫。光是可供造船用的旁枝，就有十几条。观赏的人群如同赶集一样；可是，木匠师傅却看都不看一眼，一直往前走去。

他的徒弟深感不解，忙着上前去问：“自从我背着斧子，跟师傅学艺以来，还没有见到过这么出色的木材；师傅却不瞅不看，径直向前走去，这是怎么回事呀？”

师傅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这是那种毫无用处的散木啊！用它造船，入水就得沉没；用它做棺材，不长时间就腐烂了；用它做器具，很快就会折毁；用它做门户，往外流黑色的污浆；用它做梁柱，就会被虫蛀。这是一种不材之木。不过，也正是因为它没有一点用处，所以，才获得这么长的寿命。”

其二：

南伯子綦到商丘来游玩，见到一棵大树，异于寻常：浓荫之下，可供千乘车马憩息。子綦惊叹地说：

“这可是什么树啊？这么出奇的高大！”

说着，仰起头来，看它的枝桠，曲曲弯弯，却根本做不了栋梁，低下头来，看它的主干，木心分裂，更无法做棺材；舔舔它的叶片，唇口溃烂伤痛，近前嗅一嗅，人就迷醉昏沉，三天醒不过来。

子綦恍然大悟，说：“这就是那类不材之木啊！活得这么长久，长得这么高大，都是由于它不成材呀！”

宋国荆氏之地，土质不错，适合种植楸树、柏树、桑树。刚长到一握两握粗细，就被人们砍去用来拴猴子了；长到三围四围粗，就被人家砍伐，做了高屋的梁栋；长到七围八围粗，富贵人家买走，用它去做棺材。之所以不能享尽天年，中途夭折于斧斤，都是因为其材可用，而引来了杀身的祸患。

栎树无用，免遭斧斤；白额之牛，鼻孔上翻之猪，身患痔疮之人，都被巫师看做是不祥之物，不堪享祭，所以，向河神献祭的时候，才弃而不用。这样，他（它）们才没有被投进河里。

这两个故事均见载于《人间世》篇，庄子在这里揭露了人间世的黑暗面：社会动乱，世道浇漓，人际关系纠结重重，生活环境险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弱者，为了全生远害，只能韬光养晦，以无用为大用。

这种“无用之用”的思想，后来广被人们接受。宋代诗人方惟深见到一棵因干枝蟠曲而得享天年的古树，写了一首七绝：

四边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

若使当时成大厦，也应随例作埃尘。

是呀，这棵千年古树，正是以其不材而免遭斧斤。如果当年被“匠石”看中了，选做栋梁之材，那么，它肯定早就毁于兵火，化作埃尘了。

也是在《山木》篇，讲述了庄子和弟子们山行的见闻。

这天，他们一路闲谈着，不觉天已向晚，便加快脚步，从山中走了出来，留宿到庄子的一个故友之家。

主人高兴不置，忙着张罗晚餐，让仆人杀雁来款待贵客。

仆人问：“咱们家里这两只雁，一个能鸣，一个不能鸣，杀哪一只呀？”

主人说：“那还用问！当然，杀不能鸣的。”

次日，出了朋友之家，弟子便忍不住发问：

“先生，昨天，咱们走在山里，见着山中的大树，由于不材，无所可用，得以终其天年；可是，到了主人家里，他们的雁，却因为不材而被人饱了口腹。这么一来，弟子可就弄糊涂了。请问先生，人生到底应该何以自处呢？”

庄子笑着回答：

“如果一定叫我在材与不材二者之间有所选择的话，那么，我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不过，材与不材之间，似乎是稳妥的位置，其实未必然——这样简单地应世，还是不能免于祸患。若是顺乎自然而处世，就不是这样了：既没有美誉，也没有毁辱，有时像龙那样腾飞、跃动，有时像蛇那样蛰伏、静处，随着时序推移、形势变化而施展运作，不偏执于任何一个固定点，或进或退，或上或下，一切以顺应自然为法则，游心于万物的本原，主宰外物而不为外物所役使。那样，还会有什么可以拖累的呢！上面说的这些，都是神农、黄帝的应世的准则。

“而万物的私情、人事的习惯，就不是这样了：有聚合就有分离，有成功就有败毁，锐利的会受挫折，尊崇的恒遭物议，有为者常有亏缺，贤能者总遭谋算，没有作为又会受到欺侮。世间一切事物又哪里有什么必然的呢！弟子们，要记住，要想免除祸累，凡事只有与时俱化、顺其自然啊！”

上面，实际上亮出了三种不同的应时处世的观点与路径，而且都是庄子自己在不同场合说出来的：一、“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二、“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三、“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以和为量”。应该说，第三种，是比较全面的。这样，就可以进退自如，不为外物所羁绊，不为浊世不必要的矛盾、纷争而苦恼。

有人认为，不管作何种选择，即便是第三种，也终究觉得庄子的应世态度过于被动、消极，甚至是悲观厌世的；还有人指责，其进退去取之说，摇摆不定，语涉圆滑。如此论议，不能说是无的放矢；不过，我们在对此做出价值判断时，如果考虑到下面三种情况，也就会觉得庄子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一是，庄子生逢乱世、衰世与浊世，暴君昏相无恶不作，而首当其冲者正是那些读书士子；二是，在读书士子中，庄子所代表的是弱者，也就是说，所持观点出于自我保护意识，立足于全身免祸；三是，虽然同为读书士人，但如同李泽厚先生所言，儒者是从人际关系中来确定个体的价值，而庄子则从摆脱人际关系中来寻求个体的价值，这样说来，要“免乎累”，也就不能不采取规避态度了。

对此，陈鼓应先生有所评述：

不能说庄子是厌世的，而应该说，庄子是愤世的。庄子的退隐，是不愿意在功名利禄的追逐中迷失自己，不愿意被纳入封建统治结构而成为权威人物的工具价值，是要在乱世之中保存自己的性命，来另外开辟自己的精神天地。他的退隐，是“时命大谬”而“不当时命”，既不是厌世，也不是出世，而是一种避世，并且这种避世，是有他的苦衷的。

三

“有山来枕上，无事到胸中。”

近几年，庄老夫子闲居乡僻，很少外出，心境就更加安适，畅然了。静下来，有时坐在窗下的案几前，在竹简上写写划划。

这天早晨，弟子蔺且洒扫过庭除，又进入老师住室，帮助清理一下案上的东西。发现许多支竹简整齐地排列着，扫了一眼，有这样几行字：“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4]他歪着脑袋，细细地玩味着里面的含义：看来，老师讲的是古代体道的真人，他们不拒绝寡少，不炫耀成功，不专事图谋；出现过失不会后悔，处置得当也不得意。这样，登高不会颤栗，入水不会浸湿，闯进火堆也不会觉得灼热。只有达到与道契合的境界，才能做到这样。

这时，蔺且突然记起：上个月，也是清晨，还曾听到老师朗声诵读：“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5]

老师过后曾给他们讲过，这种神人，这种德量，将会混合万物而融为一体，世人寄望于他治理乱世，可是，他哪里肯劳心费力去管世间那些俗事！这种神人，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即便是洪水滔天，也不会被淹没，大旱使金石熔化、土山枯焦，也烧不着他。正是神人所不屑做的尘垢杂事造就了尧舜，那么，又有谁还肯把世间俗务当回事！

据他悟解，老师所说的真人也好，神人也好，很难确指其生活在哪朝哪代，因为未必实有其人，不过是一种形象寄托，作为体道、悟道的一种象征。

当然，庄子更多时候，还是同弟子们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谈论一些对世事、人生、自然、本性的看法。

《外物》篇记载，这天，庄子谈到了顺适本性、安于自然的问题：

人如果能够旷怀达观，胸次洒然，那么，就无往而不悠然自适；人如果不能自得其乐，安时处顺，那么，就没有办法活得安然自在。那种随俗浮沉、逐物流荡的心志，孤僻固异、与世决绝的行为，都不是厚德大智者之所当为。他们面临着颠覆倾坠而不知悔，顺着邪路飞奔而不肯回头。不知道社会上虽然有君臣贵贱之别，只是时势所致，世道一变都会随之而变的。所以，至人立身行事，能够与时俱化，是不会执着于一种行为的。

尊崇古代而鄙薄当今，那是不知随时为变的腐儒作风。如果依据太古的狶韦氏时代的风气来观察现今的时世，那还能不发生偏颇吗？唯有至人能够游心于俗世而不流于邪僻，顺应世道人情而不丧失自己的本性。既不俯从世俗之教，也用不着刻意去排拒它。

眼睛通彻叫作明，耳朵通彻叫作聪，鼻子通彻叫作颤（灵敏），口舌通彻叫作甘，心灵通彻叫作智，智慧通彻叫作德。凡是通道都不能堵塞，堵塞了就发生梗阻，阻塞了不处理就会相互抵牾。抵牾的结果，是各种祸患一齐迸发出来。

物类凡是有知觉的，靠的都是气息。气息不顺畅、不旺盛，毛病出在人事上，而并非自然的罪过。自然使气息贯穿于各个孔窍，日夜运行不止；而人的嗜欲无度，就会阻塞自己的孔窍。人的胸腹内空虚，才能容纳脏腑，脏腑空虚，才能通达气液；心灵空旷、超拔，才能无拘无束地遨游于自然之中。居室内没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婆媳间没有回旋的余地，还要发生争吵呢；何况心灵，如果不能畅适地游于自然，七窍必然错乱不堪，而相互干扰。深山老林之所以适于人居，着人喜爱，也正是因为那里足够的空旷，人的心神是不堪尘嚣的干扰的。

那天，他的精神很旺盛，心情也好，只见他时而坐下，时而站起，有时还在屋场上往复闲步。走着走着，意兴盎然、满怀激情地说起自然之道：

我师法自然之道啊，我师法自然之道啊！杂糅万物而没有人说它暴戾；泽流万世，恩及百代，也没有人向它唱仁慈的赞歌；从上古时代它就开始生长，没有人说它长寿；笼覆上天，负载大地，塑造出形形色色的物象，也没有人说它工巧。这就叫作“天乐”，也就是天然的乐趣。

悟解天然乐趣的，他存在时，顺乎自然而行，死亡时便也随物转化。安静时与阴气一致，运动时同阳气合流。所以，悟解“天乐”的人，不怨恨上天，不指责他人，不受外物的牵累，也没有神鬼的责罚。

所以说，他的运动像天体一样运行，他的静止也同大地一起安定，一心凝定而天地归正；他的体魄不受病侵，他的精神不知疲倦，一心凝定而万物宾服。这就是说，把虚静推行于天地之间，疏通于万物之中，这就叫做“天乐”。所谓“天乐”，便是以圣人之心包容天下啊。

看得出来，《天道》篇所记述的庄子关于“天乐”的谈话，其实是在阐明一种逍遥悟道的超然境界。

顺着“天乐”这个话题，庄子又谈了对所谓“得志”的看法。据《缮性》篇载录，他是这样讲述的：

古代保全自身的人，不用巧辩去装饰智力，不用机智去累害天下，不用智力去困扰德性，独立自处于世间而回归自己的本性。这样一来，他还有什么要做的呢！

道，本来就不是琐屑的行为；德，本来就不细微的认识。细微的认识会伤害德，琐屑的行为会伤害道。所以说，只要立身端正就可以了。保存内心纯朴的天性，叫作快意自适，也就是“得志”。

古人所说的“得志”，不是指高官厚禄，富贵显达，而是指保全纯粹充实的天性，这样，心中的快乐就无以复加了。现在所谓“得志”，乃是指高官厚禄。高官厚禄加在身上，并非性命固有的东西，而是外物偶然的寄托。寄托的东西，来了不能抗拒，去了也无法阻止。认清了这一点，就能够做到：不因富贵荣华而放纵心志，不因穷困潦倒而趋附世俗；身处显达与身处困穷，其乐相同，所以没有忧愁、挂虑。如今的人，寄托的外物一旦离开，就再无快乐可言。即便是暂时得到快乐，由于总怕失去，依旧是心慌意乱，片刻不宁。所以说，为追求外物，患得患失而葬送自己的，由于受时俗左右而迷失本性的，就叫作本末倒置的人。

为了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他还给弟子们讲了两个实例[6]：

韩国和魏国互相争夺边境的土地。子华子前去拜见韩国国君昭僖侯。

昭僖侯心事重重，面有忧色。

子华子说：“现在，使天下人在你的面前写下文书誓约，誓约上这样写：‘左手夺到它，就要砍去右手；右手夺到它，就要砍去左手。然而，这样可以保证你拥有天下。’那么，你愿意去夺取吗？”

昭僖侯听了，猛地一激愣，仿佛真的手就要失去了，忙说：“那我可不干！”

子华子说：“这样看来，两只手臂比天下重要；整个身体又比两只手臂重要；韩国远比天下为轻，而现在所争夺的土地，又远比整个韩国为轻。那么，您又何必因为这个愁坏了身体，危害到性命，而去担心得不到这块土地呢！”

昭僖侯说：“说得好！劝我的人很多，可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透彻的话。”

庄子最后做了总结：

“像子华子这样，可以说是懂得轻重了。”

紧接着，他又讲了隐者颜阖拒收鲁哀公财物的故事：

鲁哀公听说颜阖是个得道的贤人，便派人送去一些钱财、礼品，表达心意。

颜阖住在陋巷之中，穿着粗布衣服，自己在喂牛。国君的使者来了，颜阖亲自出面迎接。

使者说：“请问，这是颜先生的家吗？”

颜阖答说：“这是我家。”

使者当即恭敬地把钱财、礼品奉上。

颜阖说：“不会是送给我的吧？是不是你听错了？你得问个明白，免得将来受到责备。”

使者一想，也对，便转过头回去查问。待到他把情况弄清，再来访问时，颜阖已经不知去向了。

庄子对弟子说：

像颜阖这样的人，真正是厌弃富贵了。

所以说，道的真实本体是用来调理生命的，它的残余部分用来治理国家，它的糟粕部分用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帝王的功业乃圣人之余事，并非用以全身养生的。现今世俗的君子，多是危身弃生去追逐物欲，岂不是很可悲吗！

当圣人有所行动时，一定要看清楚他所设定的目标与采取的办法是否协调。如果有人在此，用随侯的宝珠，去弹射高飞的麻雀，世人一定会取笑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用的东西贵重，而所换取的东西轻贱。那么生命，不是更比随侯的宝珠还要贵重多少倍吗？”

四

有时，师生在一起还会谈起一些心性修养的方法与途径。

《人间世》篇记载，庄子讲述了颜回想要游说卫君，帮助卫国解困的事。孔子听了，告诫他：

“卫君骄气横溢，喜怒无常，平常人都不敢违背他。他就是通过压制别人对他的劝告，以求得内心的平衡。这种粗暴的人，每天连日渐进步的小德都不能形成，更不要说大德了！你劝说也无益，他肯定是执迷不悟，顽固不化，即便表面赞同，内心也不会接受。”

接着，颜回说出以天道为师、以世人为师、以古人为师等多种劝谏君主的办法，孔子都说不行。最后，颜回只好向老师请教；于是，孔子教之以“心斋”之法。

孔子说：“你先去斋戒，我再告诉你。有心要做感化卫君的事，那可不是很容易的。如果真的那么容易，就不合乎自然之理了。”

颜回说：“我家境贫寒，已经几个月没有喝酒、吃肉了。这样，可以算是斋戒吗？”

孔子说：“这是祭祀之斋，而不是心斋。”

颜回说：“请问什么是心斋？”

孔子说：“你要排除心中欲念，达到心志专一，不要用耳去听，要用心去体会；不要用心去体会，而要用气去感应。耳的作用止于聆听外物，心的作用止于体察现象。气，乃是一体空明而能容纳万物的。只有在空虚状态中，道才会展现出来。这种空虚状态，就是心斋。”

颜回说：“我在不懂得这个道理之前，实在不能忘我；接受了心斋教育之后，就感到顿然忘却了自己。这样，可以说是空虚状态吗？”

孔子说：“对了。我告诉你，如能悠游在藩篱之内而不为名利所动，意见能被接纳，你就发言，意见不可能被接纳，你就沉默。没有执着，也没有成见，心神凝聚，而处理事情常寄托于不得已，这样就差不多了。”

《大宗师》篇记载，庄子通过颜回之口，讲了“坐忘”方面的心性修养体会。所谓“坐忘”，也就是在“心斋”（洗除心中杂念）基础之上，彻底忘却物我、是非差别以及道德功利计较，摒弃世俗观念意识，达到与道冥合的境界。

这天，颜回告诉孔子，说：“我有进步了。”

孔子问：“你说的进步，指什么说的？”

颜回说：“我忘掉仁义了。”

孔子说：“很好。但是，还不够。”

过了几天，颜回见到孔子，又说：“我进步了，我忘掉礼乐了。”

孔子说：“很好。但是，还不够。”

又过了几天，颜回见到孔子，又说：“我进步了，我坐忘了。”

孔子颇感突然，问道：“什么叫坐忘？”

颜回说：“忘却了自己的肢体，抛弃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离弃了形骸，除却了心智，同化于大道而溶为一体，这样就叫坐忘。”

孔子说：“能同，就没有什么偏私；能化，就没有什么执着。你真的成了贤人！我也希望随你一起努力。”

当代学者王向峰先生指出，在庄子那里，道是生天、生地的本根，又是无为无形的，它蕴涵着宇宙的真谛、万物的规律。人若能达于道，就实现了自由与无限。而在现实的纷扰中，“心斋”与“坐忘”乃是体道游心、达于虚静的必由之路。所谓“心斋”，就是去除一切欲念与外在束缚，亦即老子所说的“涤除玄览”，使人心性空明，无执无住，虚无恬淡，心为道存。“心斋”的最高境界是“坐忘”，不仅忘利、忘形，还要忘心——祛除意识、意志活动，“去智与故”。“坐忘”不是“尽忘”，应如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所言：“忘其所忘，不忘其所不忘，绵绵若存而精气自与志相守”。在体道过程中，念念不忘的是生命本真和道，忘的是种种世俗功利得失的羁绊，从而能在虚静的心理体验中，捐除一切挂碍，获得“天乐”所形成的内在生命价值。

在与弟子交谈中，庄子强调养生重在养神，强调精神虚静。《达生》篇记载一个“佝偻承蜩”的故事：

孔子到楚国去，在树林中，看见一个驼背老人在竹竿顶端抹上胶状物质用以粘蝉，动作极为熟练，就像从地上捡取一样轻松自如。

孔子问他：“你技巧这么娴熟，可有什么诀窍？”

老人说：“当然有啦。先是经过五六个月的练习，我在竹竿顶上放上两个弹丸而不会掉落，这样去粘蝉，就很少失手了；接下来，我放上三个弹丸也不会掉落，这样，失手的机会不过十分之一；等到我放上五颗弹丸而不会掉落，粘蝉就像在地上捡东西一样了。我站稳身体，像一棵直立的树桩子；我举起手臂，像是树上的枯枝。那个时节，天地虽大，万物虽多，我所关注和察觉的只有蝉翼。我决不分散精力，想东想西，对于我来说，蝉翼成了唯一，蝉翼就是一切，你即使拿出万物都不能用来交换。这样，还怎么会粘不到呢！”

听到这里，孔子回过头来对弟子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说的就是这位弯腰驼背的老人啊！”

庄子提醒弟子们，养心、养神，一定要警惕谋虑、智巧、声名之类的干扰。《外物》篇记下了他的这样一段话：

德在求名中溢失，名在争暴中损毁，计谋适应紧急情况而出，机智产生于争竞，闭塞起源于固执，公事成功于符合众人的心愿。……

心气宁静可以调治疾病，闭目养神可以防止衰老，镇定可以平息急躁。虽然如此，这些不过是劳者之务，逸者却未尝过问。圣人所用来惊动天下的策略，神人未尝过问；贤人所用来惊动世间的策略，圣人未尝过问；君子所用来惊动一国的策略，贤人未尝过问；小人所用来投合时世的伎俩，君子未尝过问。

著名学者牟宗三先生说过：“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庄子看重个人生命在世间的存在意义，而并不看重人在世间的社会价值。

五

庄子经常通过寓言、故事、对话等言说形式，以多重观照、多维视角、多边思考的开放性，同门人以及来访者，形象、生动地阐述关于大小、久暂、有无、美丑、善恶、是非、荣辱、死生、贵贱、寿夭、成毁、盛衰、物我、聚散、出入、清浊、赏罚、利害、盈虚、有常无常、有涯无涯、有为无为、有用无用、然与不然、可与不可等种种处于两极相对的价值观念，体现了相对主义、齐物观念和辩证思想。

庄子力图证明，种种是非判断都是相对的，而且可以相互转化；也就是说，世间不可能确立一种共时性的恒定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准则。“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草茎）与楹（木柱），厉（丑妇）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无毁，复通为一。”[7]分合、成毁，辩证统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挂在说书人的嘴上；至于建设与毁坏相反相成的道理，更是世人皆知。阿房宫平地而起，这无疑是建设；可是，如果从山林、树木的角度来观察，却又是不折不扣的破坏，“蜀山兀，阿房出”。

台湾学者傅佩荣认为，庄子达到了智慧的顶点。这里有三个步骤：一是超越谁是谁非的争论，因为人世间的是非总是有相对的成分，而每个人也难免有其主观的想法；二是超越万物之间的区分，“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三是超越对万物存在的肯定，如能觉悟“未始有物”，亦即根本不曾有万物存在，“本来无一物，何得染尘埃”！这第三步，应该是最高智慧。

在《齐物论》篇，庄子说：

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彼”的，也没有不是“此”的。从“彼”的方面就看不见，而从自身的角度来看就知晓了。所以说，“彼”产生于“此”，“此”也依存于“彼”。这也就是说，“彼”与“此”的观念是相对应而生的。虽然如此，但任何事物出生的同时就伴随着死亡，死亡的同时也伴随着出生。刚刚还认为可以，马上就会认为不可以；刚刚认为不可以，而立刻又认为可以了。有因而认为“是”的，就有因而认为“非”的；有因而认为“非”的，就有因而认为“是”的。因此，圣人不走这条路子，而是观照于事物的本然，这也是因任自然的道理。

“此”也就是“彼”，“彼”也就是“此”。“彼”有它的一套是非标准，“此”也有它的一套是非标准。果真有“彼此”的分别吗？果真没有“彼此”的分别吗？让“彼此”都失去各自的对立面，这就是“道”的关节点。把握了“道”的关节点，才能占据“环”的中心，以此顺应无穷的变化。“是”的变化是没有穷尽的，“非”的变化也是没有穷尽的。所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止息那种个人的小智小明。

用大拇指来说明大拇指不是手指，不如用非大拇指来说明大拇指不是手指。以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不如用非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其实，从事理相同的观点来看，天地就是“一指”，万物就是“一马”。

说到当时儒、墨、名家各派学说的是非辩论，庄子发表了一系列的独到见解。比如，对各个学派的争辩之风的剖析：

识见高的悠闲自大，识见低的斤斤计较，长于雄辩的人气盛于理，拙于言辞的人哓哓不休。那些辩士睡觉的时候心神不宁，醒来的时候形体也不得安静，接触外界缠夹不清，整天耗心费力不停地争斗。有的出语迟缓，有的暗藏机锋，有的谨慎致密。小者担忧，惴惴不安；大者担忧，神情沮丧。他们发言好像放箭，专门寻觅对方的是非来攻击；他们不发言的时候，如同诅咒盟誓，静默地等待致胜的机会；有的衰颓得像秋冬景物凋零，表明他一天天地在销毁；有的已经陷溺其中不能自拔，无法让他回头；有的闭塞、伏藏，如受捆缚，表明已经衰惫不堪；有的心灵已经僵死，再也无法恢复活泼的生机了。他们时而喜悦，时而愤怒，时而悲哀，时而快乐，时而忧虑，时而嗟叹，时而诡变，时而怖惧，时而浮躁，时而放纵，时而张狂，时而做作。如同乐声发自空虚的箫管，地上的湿气蒸发而生的菌类。这种种形态日夜交替变化于眼前，却又说不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算了吧，算了吧！有朝一日，悟解出其中的道理，那也就明白这些情态发生的原由了。

那么，各个学派的辩论是怎么产生的呢？庄子认为，都是由于辩者的“成心（成见）”在作祟。所谓“成心”，也就是人的已有之见，表现为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它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一经形成，便融入主体之中，并构成一种思维定势。从这种植根于主观的“成心”出发，就会导致无尽无休的是非争论。

说到这里，庄子进一步切入到问题的实质：

道，何以被障蔽而有了真伪？言，何以被障蔽而有了是非？道，何以流行了却又不存在？言，何以存在了又不被认可？看来，道，是在一知半解、小有所成的情况下被障蔽的；言，是被华而不实的浮辩之辞所障蔽的。儒、墨两家的是非争辩，他们都从各自的主观成见出发，以对方的所非为是，以对方的所是为非。与其一味地是非非是，无法得出定论，莫如以空明的心境去观照事物的本然，显示其本来面目。

庄子最后做出了结论：人不能固执一己的成见。

如果把自己的主观成见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那么，哪个人没有一个标准呢？何必一定要深谙自然变化之理的智者才有标准，愚人也照样有嘛！如果自己的见解还没有定形，就有了是非的判断，那就如同“今天到越国去，昨天就已经到了”——将没有看成有了。这种将无作有，就是神明的大禹也弄不懂，更不要说我辈常人了。

庄子力主不争，这和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强调的不争是最大的胜利，有同样的道理。“既使我与若（你）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耶）？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实际上，很难说清楚。那么怎么办呢？只好找他人来评判；而找他人来评判，同样是难以奏效——

那么，我们请谁来评判是非呢？假使请意见和你相同的人来评判，他已经和你相同了，怎么评判呢？如果请意见和我相同的人来评判，他已经和我相同了，怎么能够评判呢？假使请意见和你我都不同的人来评判，他已经和你我相异了，怎么能评判呢？假使请意见和你我都相同的人来评判，他已经和你我相同了，怎么能评判呢？看来，我和你及其他的人，都不能评定谁是谁非了，那还等待谁来认定呢？

前面，对于辩论的必要性，庄子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亦即从事物的相对性这一根本问题上加以动摇与否定。接下来，又从事物的相对性说到价值判断的相对性，给出“辩无胜”的充分理由——既然无从判断是非、决定胜负，那还要辩论什么呢！

[1]见清初《曹州志》。

[2]韩愈：《师说》。

[3]《吕氏春秋》。

[4]《大宗师》。

[5]《逍遥游》。

[6]均见《让王》篇。

[7]《齐物论》。

“道”的五张面孔

“道”，在道家祖师爷老子那里，是一个悬空的概念上的存在，“玄之又玄”，“惟恍惟惚”，神秘难测。正由于它具有典型的形而上的品格，所以，老子才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如果可以说得出来，付诸文字，那么，它就不是永恒的道了。这一论断，获得了明代的全能大儒、著名哲学家王阳明的高度认同。当弟子问到这个问题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

不过，老子的说法也还存在着矛盾。既然幽玄、恍惚，不可捉摸，那又怎么能够听得到呢？他曾经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2]意思是，有悟性、最聪明的人，听了道，就努力去践行；悟性不高的普通人，听了道，将信将疑，半信半疑；而完全没有悟性、俗陋不堪的人，听了道，会哈哈大笑，采取鄙薄、讥笑的态度——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人人都能轻易地悟解，那还能称之为“道”吗？

认识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到了庄子笔下，“道”，就要丰满得多，具体得多，不仅可以言说，可以听闻，可以捉摸，而且，变得具象化了，直至揭开神秘的面纱，亮出了它的多张面孔。

一

第一张面孔，是生活化。这是从道的外在形态上讲的。

道也好，哲学也好，如果它是可说、可闻、可见的，能够体悟的，那就必然来源于现实生活，植根于客观实践，不可能脱离具体的事物而悬空浮置；而且，可以通过喻象性的方式，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加以解释。庄子的哲学就正是这样，因此，把它称之为生活的哲学。

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对于道，庄子同老子一样，视之为最高的精神抽象；

“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3]但是，他又承认，道无处不在，道现身于具体事物之中，可见可闻，可说可议。

《知北游》篇记载：居住在东郭的顺子先生，这天来到庄子的家里，要同他一起讨论一下有关“道”的问题。

东郭子说：“请问先生：所谓的‘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庄子回答得很简捷，很干脆：“无所不在。”

东郭子说：“一定要指定一个具体所在，然后才能得到认可。”

庄子说：“在蝼蛄、蚂蚁身上。”

东郭子有些不解，便问：“怎么这么卑下呢？”

庄子说：“在稊草和稗子那里。”

东郭子问：“怎么更加卑下了呢？”

庄子说：“在瓦片、砖块那里。”

东郭子问：“怎么愈来愈卑下呢？”

庄子答说：“在屎尿中。”

东郭子再不作声了。

说到“道在屎溺”，我忽然记起晚清的一则趣闻：

李鸿章特别热心洋务，十分注意钻研一些现代科技方面的名词。这天，他向一个下属询问：“这个‘抛物线’是个什么名词呢？”下属旁征博引，讲了一大通，可是，李鸿章仍然没有弄懂。那个下属急中生智，脑子有些开窍了，便说：“中堂大人，你不是经常撒尿吗？撒尿时那个弧度的线条，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听了，开怀大笑，一下子明白了，幽默地说：“各位，你们都听明白了吧？从前的庄子，不是说过‘道在屎溺’吗？原来，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啊！”

当然，话是这么说，同样承认道是无处不在的，同样知道道在生活中随处可以体认；其间却有悟和未悟的差异。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李鸿章真的悟解了《庄子》，那他还会不会那么热衷仕进，把功名利禄看作命根子，像他的老师曾国藩所说的：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少荃（鸿章）拼命做官”呢？

禅宗对话录中，记载这样一个有名的故事：

那天，马祖道一法师来找慧海法师，问道：“您现在修行还用功吗？”

慧海答说：“用功呀。”

马祖问：“那您是怎么用功的呢？”

慧海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马祖听了，有些糊涂，问道：“只要是个人，谁不是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呢？难道他们那也叫用功修行么？”

慧海说：“其他人吃饭睡觉，和我的吃饭睡觉，是大不一样的。”

马祖问：“怎么个不一样法？”

慧海说：“他们该吃饭的时候不吃，百种需索；该睡觉的时候不睡，千般计较。这就是我们的不同之处呀。”

别人是“百种需索”，“千般计较”，即使也是吃饭和睡觉，但那根本谈不上什么修行境界。这就是悟和未悟的区别所在。

看得出来，古今中外之道有其共通性，不见得那些深奥的至理都悬置于藐远的天庭，或者封存在象牙之塔里。正是为此，中国古人才说：“道不远人。”而且，在道的面前，无所谓大小，一粒菜籽的内蕴，可以同须弥山一样大，所以，佛经中才有“纳须弥于芥子”的说法。

报载，有人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问询一位白发苍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您的成就那么辉煌、博大，请问是在哪所名牌大学、哪个顶尖的实验室学得的？”这位学者答道：“在幼儿园里。童年时节，我在这里学到了人生最基础的道理：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了事情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周围的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些。而正是这些普通至极的人生道理，为以后的征程铺下了牢固的基石。”

下面，书归正传，继续述说庄子与东郭子的交谈。

见东郭子愣在一旁，没有作声，庄子便接着上面的话题，做进一步的阐释：

“先生的问题，本来就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有个监管市场交易的人，名字叫‘获’。他向屠夫问询：在检查中，如何把握猪的肥瘦程度？屠夫告诉他，猪的下腿处难有肥膘，所以，只要用脚踩一下猪的下腿就知道了。

“看来，观察的所在越是卑下，就越能显示问题的实质。不要认为至道存乎物外，其实，道是绝对离不开物的。最高的道也好，最宏伟的议论也好，莫不如此。

“‘周’、‘遍’、‘咸’这三个词，分别代表整体的、普遍的、共同的，说法虽然不同，表现道的实质和含义，却是毫无二致的。”

庄子接着说：

“上面，你按照你的理解问‘道’，我按照我的理解来说‘道’；现在，咱们还是再进一步，让我陪同你神游一番无何有之宫，混同一体来探讨终极无穷的道理吧，尝试着共同领会无为的境界——它是恬淡而静止的，寂寞而虚空的，谐调而安闲的。我的心志，寥然而虚寂，无所往，也不知其所往，去了又来，也不知要停留在哪里；我已经去去来来了，究竟终结在什么地方，却不晓得；置身于广漠虚廓的境界，大智之人与道相契，却不知道它的终极。

“造物者（道）与物融为一体，它们之间并没有界限；至于以一己为中心而形成物的分际，那是万物自己在互相划分界限。没有界限的形成界限，那是道散而为物；形成了界限而没有界限，那是物化而归道。说到盈虚盛衰，道使物有盈虚，而它本身并没有盈虚；道使物有盛衰，而它本身并没有盛衰；道使物有本末，而它本身并没有本末；道使物有聚散，而它本身并没有聚散。道主乎物之中，却出乎物之外。”

这也就是所谓“曲终奏雅”吧——庄子又把话题拉到了道的本原上去。

综上所述，看得出来，庄子突出地强调了四个要点：

一、道无所不在；

二、道存在于每一具体的物象，即所谓“生活化”，但又不为每一具体物象所拘囿，这体现了道的超越性；

三、作为存在的本原与根据，道与具体事物并没有截然分割的界限；

四、道始终恒定性地存在着，不会随着具体物象的变化而变化。

二

道的第二张面孔，表现为自然性。这是从庄子之道的根基上讲的。

庄子之道是自然的哲学，在他看来：

——天地间原本有自然的秩序，万物都处于自然、自得、自足状态——“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所以应该“放（仿）德而行，循道而趋”[4]，顺应其自然的存在方式；提倡“天人合一”、“物我齐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反对人为地干预自然、破坏自然；

——应该宗法自然，亲近自然，任情适意，随性而发，维护性命的真实，从源头上遏止人性的异化；反对通过仁义、智巧、物质技术这些外在的东西，雕琢、改造、损毁人的本性；

——秉持自然主义立场，对于违背自然法则、扰乱自然秩序、损害人的本性的思想行为深恶痛绝，持严厉的批评、抵制态度。

三者共同的旨归，是“回归于朴”，回归自然；所遵循的共同准则，都是无为，“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5]。

关于自然的蕴涵，陈鼓应先生指出，自然应有不同的含义，有物理的自然，有人文的自然，有境界的自然。老庄的自然，不是物理的自然，而是人文的自然，是境界的自然。

庄子认为，为治之道，在于无为，应当顺人性之自然，而毋庸横加干涉。可是，现实的社会制度、专制政治，却都是凭着国君的意志去制定礼仪法规，并须遵照施行，这完全是扭曲人的自然之性。“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6]。这该是何等的荒谬！

在《庚桑楚》篇，庄子借助得道者庚桑子之口，发表对于古代的尧舜举贤任智，干扰人的自然本性的看法：

“尧、舜这两个人，又怎么值得称赞呢？他们对贤者、能人、善行、利益的分辨，就像胡乱捣毁城墙，却种植蓬草来做屏障一样！挑着头发来梳理，数着米粒来下锅，这样斤斤计较，劳而无功，又怎么能够救助世人呢！推举贤者，人们就会互相倾轧；任用智者，人们就会互相欺骗。这些做法，都不足以使民风淳厚。民众追求私利十分迫切，于是，子杀其父，臣弑其君，白昼行抢，正午穿墙。我告诉你们，大乱的根源，必定起于尧、舜之时，而其流弊将影响到千年之后。千年之后，必有人吃人的惨象发生。”

在庄子看来，人的朴陋的自然本性，多为仁义的雕琢所伤害，多为文明的智巧所异化。要“回归于朴”，必须剔除仁义的伪饰，去掉智巧的较量，提倡恬淡无为的社会观、自然观，反对虚伪，突出本真，除掉人为、矫饰、欺诈、做作，让天地万物本真地存在，让人本真地生活，这才是最美好的、最健康的生存境界。

与此意蕴相近，《大宗师》篇还有一段许由和意而子的对话：

意而子去见许由——两人都是上古的高士。

许由问他：“帝尧对你说些什么？”

意而子说：“帝尧告诉我，要实行仁义之道，搞清楚人间的是非。”

许由说：“那你来我这里是为了什么呢？既然帝尧已经用仁义之行、是非之念损伤、毒害了你的天生的本性，那你还凭借什么悠游于自由逍遥的路上？”

意而子说：“但我还是愿意进入这个境界。”

许由说：“不是那么简单。盲瞽之人毕竟看不清楚眉目颜色，分辨不出礼服的花纹。”

意而子说：“后天的塑造，像炉锤冶炼一样，诚然会使人丧失天然本性，像无庄（古代美人）失去了美色，据梁（古代力士）失去了勇力，黄帝失去了智慧；不过，天地毕竟是公正的，虽然我的本性遭受到仁义、是非的损伤，又怎么知道，造物主不给我补偿机会，使我能改过自新，乘可成之道，来追随先生呢？”

许由说：“我不能确认你的想法是否对，不过，我可以给你讲一点道理。天道啊，调和万物，不自以为义；泽及万世，不自以为仁；长于上古，而不自以为老；覆载天地，雕琢众形，不自以为巧。你就遵循这个大道去领悟吧。”

中心是讲，要领悟大道，就须一切顺应自然，听任自然。

庄子除了揭露仁义、是非之毒害，对于智巧，他也抱有高度的敏感与警惕。在《胠箧》篇中，他讲：

在上位的喜好运用智巧而不循正道，天下就会大乱。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弓箭、网罗、机关的智巧多，天空的鸟就要被搅乱了；钩饵、渔网、竹篓的智巧多，水底的鱼就要被搅乱了；木栅、兽槛、兔网的智巧多，山泽里的野兽就要被搅乱了；欺蒙诈伪、钩心斗角、诡辞强辩、坚白同异这些花样多了，世俗之人就会被迷乱了。所以，天下常常大乱，罪过便在于喜好智巧。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说是借重圣人来治理天下，却为盗跖提供了大大的便利。圣人制定斗斛作为量器，盗贼却连斗斛也盗走了；制定权衡作为秤量的工具，却连权衡也一起盗走了；制定印章作为信物，就连印章也一起盗走了；制定仁义来加以矫正，最后，连仁义也一并盗走了。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你没看见：那些偷盗腰带钩的人被处死了；而窃国大盗却成了诸侯。诸侯家里的仁义多得很呢！

在庄子看来，自然的正道，在于不失其性命的真实，合在一起的不算是并生，分歧而出的不算是多余；长的不为有余，短的不为不足。所以，野鸭子的腿虽然短，若是硬接上一段，会很痛苦；白鹤的腿虽然长，若是给截去一段，那可就悲哀了。就是说，本性长的不要截断，本性短的不必接长，一切都顺乎自然，就没有什么可忧愁的。或许仁义本身就不是人的真实吧，不然，那些所谓仁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忧愁呢[7]！

庄子认为，“天人，一也”，“天与人不相胜（二者不是冲突、对立）”，“不以人助天”[8]，“无以人灭天（不要以人为去摧毁自然）”；“知天人之行，本乎天（本乎自然）”[9]。这里有个规律性现象，只要谈到“天人之道”，庄子总是誉自然而贬人为；凡是说到奇人、真人、至人，他们的一个标志性特征，都是顺应自然，合于自然。

青年学者时晓丽认为，庄子主张人以自然的方式生存，社会以自然的秩序运行。对于大自然无意识而合目的、合规律运动的诗意体察，是庄子道的来源之一。在庄子思想中，渗透着强烈的自然崇拜意识，他所重视的乃是道的自然性与自发性；他推翻了神创造说与主宰说，他把世界看成是自然地存在与运行，不使其坠入宗教的神论中。这在人类思想史上迈进了一大步。

庄子极力反对短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否定人类出于功利目的，对自然进行种种干扰与破坏；认为物无贵贱，都有同样的生存发展权利。他在《在宥》篇，痛心地描绘了由于打乱自然秩序、背弃生物本性所造成的鸟惊兽窜，草木不得生长，昆虫无处栖身，万物失去生存环境的惨景，并通过云将（治者）与鸿蒙（悟者）的对话，表达了他对于生态平衡的关切之情：

云将到东方游玩，经过扶摇神木的枝头，恰巧遇见了鸿蒙。……

云将说：“我有个问题，想就教于先生。”

鸿蒙抬起头看了看云将，漫应着：“嗯！”

云将说：“天气不和顺，地气郁结着，六气不协调，四季又失序。现在，我想融合六气的精华，来养育万物，应该怎么做呢？”

鸿蒙拍着腿，像麻雀一样跳着，转过头去，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云将没办法再问了。

三年过去，云将再次东游，经过宋国的郊野，恰巧又碰上了鸿蒙。云将高兴极了，快步走上前去，说：“您忘了我吗？您忘了我吗？”叩头行礼，希望鸿蒙能够给他一些指点。……

鸿蒙说：“扰乱自然的常规，违逆了万物的真情，自然的状态不能保全，群兽离散，飞鸟夜鸣；殃及草木，祸延昆虫。这应该是你们治理人民的恶劣后果呀！”

云将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鸿蒙说：“噫！修养心境，加强内心的修养。你只要顺应自然无为，万物就会自生自化。忘掉你的形体，抛开你的聪明，与外物泯合，和自然元气混同，释放心神，无所计较。万物纷纷纭纭，各自回归根本。不必询问它的名称，不必察看它的真相，万物本来就是自行生长的。”

云将说：“您把天道传授给我，用不言之教的静默来点化我。我亲身寻求天道，现在总算得到了。”叩头礼拜，告辞而去。

庄子的基本观点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必须摆脱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局限；人的行为必须本乎自然；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他强调人要与自然融为一体，把自己托付给大自然，融身于大自然。

庄子终朝每日，都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他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生寄死归，人死了，临丧哀泣是不懂得人的本性。为此，当他的妻子去世后，他遂“鼓盆而歌”，因为她安静地睡在天地的大屋子里，是真正回归了大自然。

当代学者何林军认为，庄子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法天贵真”的行为准则和审美原则。自然是人的肉体的家园。人之肉体、生命、子孙后代，乃“天地之委形”、“天地之委和”、“天地之委顺”、“天地之委蜕”[10]；自然更应该是人的精神的最后家园。人来于自然，最后归于自然，人死不过是结束在社会上短暂的流浪，而回到宁静的自然这一永恒的家。为人类心灵找到一条回家的路，这就是庄子美学的精髓和魅力。

三

庄子之“道”落实到社会生活，落实到处人、处己、处世上，形成了第三张面孔，这就是游世的心态。

古代士人有“进退雍容”、“趋舍异路”的说法，其间含有入世与出世的抉择。一般认为，儒家、墨家、法家持积极入世的取向；而佛禅与道家则是消极避世，也就是出世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笼而统之地说，难免陷于表面化、片面化。不仅庄、禅的取向不尽相同，即便是老、庄并称，他们的分际也是比较明显的。老子可说是出世的，但他在政治观、人生观方面，存在入世的因子。他讲“无为而无不为”，着眼点在于“无不为”；他讲“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着眼点在“取”字上。

过去，有些学者往往把庄子纳入出世一途，实际上，他的出世，是有别于一般的处身岩穴、遁迹山林的隐逸之士的。相对于避世来说，他更欣赏的还是游世。他说：“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11]，内在追求的是一种“逍遥游”的境界。他要“与世俗处”，寄沉痛于悠闲之中。按照陈鼓应先生的说法，“庄子是以‘出世’的精神入世。庄子要扬弃现实世界中的世俗价值网（如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价值网），从中解脱出来。这种‘出世’精神与宗教的离弃此世截然不同，因为庄子并不舍弃这个世界本身”。

庄子的心态是超脱的。童心，天放。他能够品味寂静，消解孤独，随遇而安。他并不主张完全脱离现实、遁入山林、隔绝世界；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超脱的境界，也就是所谓“游世”。这种游世，介乎出世与入世之间，是一种超越世俗、超越物累的大自由、大自在的境界。他能够做到，得意时不忘形，失意时不失志，冷眼看待得失，等量观察荣辱；“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不为之倍加奋勉）；举世而非（非议、指责）之而不加沮（不感到沮丧）；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并没有去汲汲追求）”。[12]

《大宗师》篇有一段关键的话，有助于我们研索庄子的游世心态：“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为友。”

作为一种共同的精神追求——相交而出于无心，合乎自然；相助而不着形迹，合于本性；进而精神悠游于物外，直至达到忘怀生死的超然境界。

他们说出了这番话以后，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陶然忘机地一笑，彼此心里已经灵犀互通了，遂结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不为死生之情所悬缚，安于所化，从而获得精神的大解放。

为了对这段关键的话加深理解，下面我们听听南怀瑾先生结合儒、释、道三家的宗旨所做的既有深度，又充满情趣的解说。

他说，这里是讲生命的几项原则，也可以说是几件事：

“第一项，是‘相与于无相与’，寓相同于无相之中。关于无相有相，庄子早提出来了，不等佛学传来。他说，哪一个人能够做到彼此相同地活在无相之中？那就是不着相，活着的这个生命，一切不着相，不被现状所迷。第一句话是做到了不着相，不着相就解脱了；解脱了以后，就万事不管吗？

“第二件呢，‘相为与无相为’。光解脱了也不行啊！要能够入世，能够有所作为。虽然入世，虽然还在做一个平凡的人，一切所作所为不着相。因此，我们可以讲，道家始终处在出世、入世中间；儒家是偏重入世的，譬如孔孟，绝对懂得这个道，悟了这个道，但是偏重于入世，以仁爱大悲的心情，明知这个世界是不可救的，他也硬要济世救人。不是他笨，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圣人之行。

“佛家呢，老实讲，不管你大到什么乘，最后还是偏重于出世。道家则站在中间，可出可入，能出能入，要出要入，都可以。道家始终是站在门的中间，你说进来吗？他抽腿就出去了；你说出去吗？他拔腿又进来了。始终在这个之间，这是道家之妙。

“研究禅宗的，往往说禅宗是受了老庄的影响，这倒不尽然。不过，禅宗与老庄的思想非常相合，尤其禅与佛学的很多名词，借用老庄的太多了。譬如刚才提到的‘相’，庄子早就提出来了。这两句话，是两个重点的观念；‘孰能’，‘孰’就是谁，谁能做到相同在无相中间玩？这是游戏三昧，游戏人间。

“第三件，‘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他说，哪一个人能到天上去？要到太空云雾里头去玩玩，这还不算，还在那个虚空中腾云驾雾，挠挑无极。‘无极’又是一个名称，代表无量无边的大宇宙。把这个空空洞洞的太空，无量无边的宇宙，用指头挑起来，像是我们玩铜板儿一样，随便在手里翻转。谁能够做得到？

“‘相忘以生，无所终穷’。……忘记了现象界的生命，‘无所终穷’，抓住了生命一个真正的主宰，无量无边，无尽无止。

“这个生命的几个大原则，哪个人能够做到？所以，许多修道学佛的朋友，我看他性格相近的，就建议他：去读《庄子》就好，读《庄子》比佛学好。读了佛学，太宗教化、太严肃；读了《庄子》呢，没有这样严肃，非常解脱”。

看来，逍遥、游世，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也体现了一种生命境界。它的本质，无疑是坚守孤独、清净，以至冷漠、困穷，断然拒绝与现实世界同流合污。然而，正由于它与精神自由、生命自主同义，处于一种解脱束缚、限制的超然状态，所以，它又有着上述几个方面的逍遥自在，精神飞扬，令人悠然神往的形态，有着放弃世间种种责任、追求、欲望的轻松感。

应该说，庄子的逍遥，是他的高洁应世，也是他的无奈抉择。

四

庄子之“道”的第四张面孔，是心性化。道，体现在心灵层面，进入了精神世界。

这里有三个基点：

其一，庄子对于老子的思想，有所继承，有所吸收，也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创新、发展方面，主要是他把老子关于宇宙本体的道，转化为心灵世界之道。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庄子主要的思想，是将老子的客观的道，内在化而为人生的境界，于是，把客观性、精、神，也内在化而为心灵活动的性格。

其二，庄子与孔子不同，对于“修、齐、治、平”之类的家国政事，他了无意兴，更不想涉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创业垂统、泽流百代的鸿猷伟业。他所看重的不是那些社会性的外在的附加的东西，而是人的自身的生命自由，着眼于人的心性，人的情感，人的精神世界。在他看来，“个人是人生的最后事实，自己本身即是目的，而决不是人类心智创造物的工具”[13]。

其三，他着眼于人的心性，渴求自由生命、逍遥境界，可是，由于遭逢乱世，现实中根本无法获得。那又该怎么办呢？悲观失望自不必说，他的选择余地也是特别狭小的。他并不寄望于后世，什么佛家的来生，或者基督的天国，莫说当时尚无此说，即便有，他也根本不会理睬。这样，唯一的出路，就是面对自己的心灵世界了。

《庄子》成书于两千多年前，作者的思维方式、表述习惯，文本的语境以至语言，都同今天有显著的差别；但是，我们读起来却没有隔膜之感，觉得作者就在我们身边，读着读着，他的声音、他的情感、他的思想，就会随时随地地蹦出字面。这样，我们在饱享作者与读者之间心灵对话的亲切感的同时，总能接触到一种超迈、旷远、从容的精神境界。看来，处在心灵旅程中的思想者，无论置身于哪个站台，总有碰到知音的希望；当然，更多的还是那种“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悲怆感、寂寥感、苍凉感。

庄子与老子不同，他是性情中人，怀有极其鲜明的恨和爱，而且，形诸语言，诉于笔下。他在“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地抽打着生存的现世及其统治者，心中充溢着愤懑、恨怨之情，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有时还血气贲张，现出“时日曷丧（何时而亡），予及汝偕亡”的“愤青”架势。在《庄子》一书中，“怒”字凡四十二见，不独人的情怀激愤，怒气满腔；就连草木也是“怒生”，大鹏是“怒而飞”，螳螂是“怒其臂”，老虎是“达其怒心”，猿猴也是“众狙皆怒”。难怪前人要说“《南华》是一部怒书”。而对于陷身水深火热之中的黎庶，他则充满了同情与悲悯。尽管如同朱熹所说，他“事事识得”，“却不肯如此做去”；但他的心还是有所系念的。系念什么？往大了说，是挽狂澜于既倒，解“倒悬”于当今吧！

在庄子的灵性思维中，多从逆向的、相对的视角和立场，质疑与否定传统的观念，彰显着鲜明的思辨性，透露出解构的冲动、批判的本能，这是主导的方面；但是，同时还往往带着一副感伤的情怀，甚至绝望的心理，有时，说着说着，就流布出来。且看《齐物论》中这一段文字：“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意为活着等死）。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困顿之态）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耶）！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仅仅七十三四个字，就出现一连串的“悲乎”、“哀邪”、“大哀”字样，整个弥漫着苍凉、悲慨、失望的气氛。

再看《知北游》中，庄子假托孔子之口说的这段话：“山林与（欤），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旅舍）耳！……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务免乎人之所不免者，岂不亦悲哉！”左一个“哀”，右一个“悲”，此老心中该有多少伤恸啊！应该说，庄子之文七分洒脱中夹杂着三分无奈。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

看来，解读先哲的一个便捷方式，是从人性的角度切入，把着眼点放在心性上。庄子的心灵世界极度复杂。他是相当孤独的——凡是先知和大智慧者都是孤独的，因为他们的神理过于高妙，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其智不可及，其“愚”尤不可及。庄子的内心里，确实是丘壑纵横，风雷密布，块垒重重；只不过他善于化解，能够以理化情，随时把它们排解开罢了。不妨说，三十三篇，大都是他及其弟子对于自身命运的艰辛思索，有一些更是透彻的解悟之后的产物。

这样，我们要真正读解《庄子》，除了动脑子思索，还必须借助人生阅历、生命体验，形成开阔的精神空间和深邃的审美意境，以期达致读者与作者之间情感的疏通和精神的契合。闻一多先生说得切实而又深刻：庄子的情，“只超人才载得起他那种神圣的乡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庄子仿佛说：那‘无’处便是我真正的故乡。他苦的是不能忘情于他的故乡。‘旧国旧都，望之怅然’，是人情之常。纵使故乡是在时间以前，空间以外的一个缥缈极了的‘无何有之乡’，谁能不追忆，不怅望？”

闻先生说：

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折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许什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地）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正由于庄子之道是心灵的哲学，所以，我认为，读《庄》在于心灵介入，无诉诸于口，而应诉诸于心，要有心境的契合、灵魂的对接。而且，还应该借鉴王国维先生关于“人生三境界”的思路，把握住读书的三个步骤，拓展出三种精神境界：

第一种境界——依照庄子提供的思路，“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存诸己者”，首要的是去名、去争。“德荡乎名（德的失真是由于好名），知出乎争（智的外露是由于争胜）。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不能够、不应该尽行于世）。”[14]

第二种境界——像庄子那样，营造虚静、空明的心态。俗世人生，苦于生死、时命、欲望、情感所构成的精神困境；而读《庄》，则可以脱离这般般苦境，而尽情享受那种超然物外的心灵愉悦，体味着庄子的游世精神、逍遥境界，培植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空明心态。

第三种境界——读出一种“遗世独立”的旷邈情怀，确立“不为物役”、精神自由的人生鹄的。比如《逍遥游》篇，我们读着读着，很快就会“入乎其内”——庄子笔下那一系列或大气磅礴，或飘然远举，或清灵俊逸，或虚无缥缈的哲学意象，都展示出这位旷代哲人的艺术化的生命形象和终极理想。“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形不亏”；“去知与故（抛开智力与机巧），循天之理。故曰：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15]。

当然，这些都是圣人的“至境”与“天德”，常人是难以企及的；我们可以努力践行或心向往之的，是将生命的真实完全展现，去除世俗负累，不使“心为物役”，活出个自在自如来。

在庄子之道中，与游世精神相呼应的，便是“游心”——“乘物以游心”、“游心于物之初”、“游心乎德之和”、“游心于淡”、“游心于无穷”、“心有天游”等等，说的都是遵循自然的规律，顺应自然的法则，最大限度地实现精神的超越和解放。游，是一个凝聚着审美性与诗性的美学范畴。而所谓“游心”，有的学人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一是，就心灵本身来说，实现心灵的自由，使心灵处于一种开放状态，把精神从现实的种种束缚中解脱出来；

二是，扩展它的思想空间与精神内涵，扩展到整个生命，使之升华为一种生命形态，使生命活动从封闭状态中超拔出来，体现生命的主体性；

三是，从心与物游到心游物外，营造一种和谐、恬淡、合乎自然的境界。

心灵也好，生命也好，境界也好，全都体现了心灵哲学的特征；而且，无不与证道、体道、悟道相关。

五

庄子之“道”的第五张面孔，是审美化与诗性化。在庄子哲学中，美具有核心地位。

当代学者周桂钿认为，从宏观上进行分类，哲学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求真的、求善的、求美的。西方哲学家求真的是主流，他们侧重研究客观世界的实际情况，探讨事物的本质，最终目的是要认识宇宙的本质或宇宙的终极本原；在中国，以求善的哲学家为主，比如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他们都是想提出一个可以把天下治理好的理想方案，都是善的理论。而庄子，既不侧重研究宇宙的本原问题，也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只是追求自己的精神自由。他所讲的道，实际上是讲艺术精神。追求美，追求精神自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李泽厚先生也说过，庄子的哲学是美学。

美，是庄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美”字在全书中凡五十一见，其中近半数是作为道之美出现的。美源于道；而道作为一种无意识、无目的，却又合于目的的精神主体，回过头来，又成了美的本质所在。在庄子那里，道是美的灵魂、美的归宿，美是道的丰标、道的至境。庄子的美学，在内由道而生发，又围绕着道来向外展开。思想、意象也好，灵感、激情也好，一经成为美的感受对象，便都是道的外化。物我一体，心与道冥，泯灭自我，与道为一。庄子有言：“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16]。

这种美的境界、诗的境界，应该说，属于一种纯哲理境界，不具备实践的品格，并非一种实有境界。

庄子的美学，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特点：

——以自然为基础。老子有“道法自然”之说，这个“自然”，其本义为自然而然，本然如此，亦即不假人为而自成的天然。庄子除了认同并接受这一思想，又赋予它客观存在的本真的自然界的内涵。主张崇尚自然，还归自然，与自然相亲，人与自然高度和谐，而且以自然为美，还要保持自然本性，反对人为施加影响。在庄子看来，美是与自然相通的，美是对大自然灵性的一种深刻解悟；美要到大自然中去寻求；自然之物与审美之思相互贯通，随时随地都可以转化。“濠梁观鱼”与“梦为蝴蝶”，展示了一个酷爱自然，永葆童心，沉醉东风，相忘江湖的生命本体。

这种双重意义上的“自然”，是庄子美学的一个基点。

——从自然出发，带来美的另一本质性特征，就是素朴。庄子美学主张素朴、清淳、纯真，大巧若拙，认为“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是美的极致。《庄子》一书中多处谈到素朴：“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17]；“素朴，而民性得矣”[18]；“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从外在的雕饰和磨合复归于素朴，强调一种朴实无华的内在美）”[19]；“明白入素，无为归朴（心地明净，达到纯素境界，从而返归自然）”[20]；“能体纯素，谓之真人”[21]。

——与自然和素朴相关联的，还有所谓“大美”。何为“大美”？指的是与天地相通的、完整的、全面的、内在的最高境界之美，是一种顺乎自然、齐一醇和、无差异、泯物我的浑沌之美。这里说的“大美”，还不是壮美，也和西方美学中的崇高的含义不同；它的本质特征，是体现一种超越性——超越有限的拘缚和小我的主观偏见，皈依自然之道，与天地相通；超越世俗的美丑观念，强调内在美、人格美、精神美，主张“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否定以貌取人、重形轻德；认为美在心灵，最深刻、最持久的美是心灵之美。“大美”，是庄子最早提出的一个原创性的美学命题。他认为，天地本来含有大美在其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22]。大美与至美同义，“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23]

——庄子以其诗意的审美情怀，着眼于生命境界的审美升华，而不屑于诉求实用主义的理性目标，更不醉心于种种世俗的利益关切，解决某些现实的具体问题。他的哲学视角与审美取向是很独特的。他否定功利化、实用性，以无用为大用。他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24]；“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且余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25]。这是一种审美性、鉴赏性的判断。这种判断不是理智的、逻辑的，而是一种情感的判断。就是说，它并不指向实用，也不表现为理智的认知，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这也是艺术的本质所在。

——庄子认为，作为审美主体，人必须处在精神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审美活动才有可能。“逍遥游”强调“无待”，强调“游心”，讲的是一种纯精神的绝对自由的审美享受。诸如功名利禄的迷惑，人事关系的纠结，礼教仁义的重负，生老病死的牵制，都会损害以至消解对美的诉求与欣赏。后世的海德格尔也曾说过：“在作美的观照的心理的考察时，以主体能自由观照为其前提，站在美的角度眺望风景、观赏雕刻时，心境愈自由，便愈能得到美的享受。”

——庄子美学的主体是人，但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反对以人的主观体验作为判断美的标准，从而揭示了审美的相对性。世俗人生总是把所厌恶的视为臭腐，把所喜爱的目为神奇，这种美丑、善恶、功过、是非的判断，都是人所赋予的一种社会价值判断。就这个问题，他在《齐物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

关于“正色”：毛嫱、丽姬是众人欣赏的美女，但是鱼儿见了她们就潜入水底，鸟儿见了她们就飞向高空，麋鹿见了她们就迅速逃跑。庄子问了：四者差异如此之大，谁知道天下真正赏心悦目的美色是什么？

关于“正处”：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痛，甚至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人住到树上，担惊受怕，猿猴也会这样吗？庄子又问了：这三者，谁知道真正舒服的住处是哪里？

关于“正味”：人吃肉类，麋鹿吃青草，蜈蚣喜欢吃小蛇，猫头鹰与乌鸦喜欢吃老鼠。庄子又问了：这四者，谁知道真正可口的味道是什么？

——庄子哲学，展示着一种独具魅力的精神气质，亦即诗性的风采。“天海苍茫处，诗心一往还。”对于庄子，美是一种诗意情怀的展开。诗与哲学，实现了理想的融合与完美的嫁接。他的看家本领和拿手好戏，便在于擅长把以形象诠释人生与以抽象演绎人生完美地结合起来，以艺术化的形象反映形而上的理蕴，用“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和奇幻莫测的意象表述玄渺深邃的思想。

他以特殊的生命体验和无比发达的想象能力为依托，通过审美的直觉、奇异的灵感的运作，营造出一种富有精神张力、思维活力、艺术感染力的诗性空间。他的诗性情怀、诗性智慧，是悲剧化的，在他的著作里，我们可以体察到一种沉痛的心结，苦闷、郁勃以至绝望的心境。他把“现实的人生看得毫无意味。他常常在慨叹，有时甚至于哀号”[26]。

庄子的美学思想与人生哲学是一致的，它的最终落脚点：是理想人格的建构与诗性境界的提升。这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的精神遗产。

庄子从存在论的立场出发，倡导可信与可爱双重价值肯定的人格主体。这种人格主体，注重理想人格的发展与完善，反对人为物役、人性异化，追求身心的绝对自由和逍遥独立、淡泊从容的精神气质。把现实的生存世界转化为审美的生存境界；把肉体生命物欲享受、感官满足转化为精神生命的觉解与欢歌；把世俗的功利计较和实用、占有关系，转化为人生的诗意把握。

而诗性境界的跃升，有赖于虚静这种自然的本质、生命的本质、艺术的本质。通过“心斋”、“坐忘”的途径，人的精神境界可以进入一种虚静状态。庄子十分看重这一心理素质，在《天道》篇三致意焉：“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虚静，既是实现“逍遥游”的前提条件，同时又是艺术创造的重要心理特征，有了它，想象、虚构才有足够的施展空间；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超以象外、含蓄蕴藉，才有可能出现。所以，《文心雕龙》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

当代学者颜翔林指出，庄子以东方民族的诗性智慧作为自我的思维方式，超越了一般的知识形式和形而上的逻辑限定。他的言说显现汪洋捭阖的审美想象和玄妙抽象的哲学思辨的完美叠合。以往美学一方面在西方旧形而上学的理性阴影下蹒跚行走，成为一个哲学背景下陪衬式的可怜角色；另一方面，它又被抛掷在“感性”的旋涡，导致诗意的丧失和审美灵感的窒息。而庄子以“逍遥以游”的寓言方式，打通实证世界和幻觉世界的界限，从而使审美活动获得超越知识和认识的绝对自由，使诗意生存和艺术人生成为可能。

现在，人们经常谈论西方哲人关于“诗意的栖居”这一哲学命题。实际上，诗意的栖居，与诗性化、审美化的生存同义，这也正是庄子美学中的一项核心内容。

[1]《老子》一章。

[2]《老子》四十一章。

[3]《大宗师》。

[4]《天道》。

[5]《至乐》。

[6]《应帝王》。

[7]《山木》。

[8]《大宗师》。

[9]《秋水》。

[10]《知北游》。

[11]《外物》。

[12]《逍遥游》。

[13]林语堂语。

[14]《人间世》。

[15]《刻意》。

[16]《刻意》。

[17]《天道》。

[18]《马蹄》。

[19]《山木》。

[20]《天地》。

[21]《刻意》。

[22]《知北游）。

[23]《田子方》。

[24]《外物》。

[25]《人间世》。

[26]郭沫若语。

十大谜团

前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强调的是，不厌其烦地反复读解。为此，东坡居士发明了“八面受敌”读书法：一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而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不可能一次就洞悉全部精髓，只能集中注意力于某一方面，“每次作一意求之”；这次完成了，下一次再换一个角度，再读一遍，逐次加以突破。他在攻读《汉书》的过程中，就是应用了这种方法，每抄读一遍，都带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读第一遍，他从中学习“治世之道”；读第二遍，求索用兵之法；读第三遍，则是专门研究人物和官制。读过数遍之后，《汉书》中多方面的内容，便一一通晓无遗。

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科学的，实用的。因而多年以来，我一直应用它于《庄子》的探赜发微，试图用它来解开庄子的千千心结。

同世界上一切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一样，庄子的人生哲学、心灵世界、生命关怀、精神境界、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生活态度，充满了相互纠结的矛盾。因而，我在读解《庄子》过程中，总有一种浩茫幽邈、恍惚迷离的奇异感觉，觉得其间遍布着难于索解的谜团，存在着太多的因变参数，甚至蕴涵着某种精神密码。“八面受敌法”帮助我渐渐地摸到一些门径，获得某些新的发现，新的认知，新的感悟。整个状态是，时而迷雾四塞，时而茅塞渐开，时而执经问难，时而强作解人。

人，是需要理由的动物。面对一些难解的悖论——庄子称之为“吊诡”，不找出具有一定说服力的答案来，心里觉着憋得难受。

一

我碰到的首要谜团，是庄子何以眼睛最冷，而心肠又最热？

朱熹对于庄子，应该说是知之较深的。关于庄子，他有个概括性的评价：“事事识得”，“却不肯如此做去”。意思是庄子的眼睛很“毒”、很冷，穿透力很强，事事看得开；可是，却只说不做，不肯动手。清代的治庄学者胡文英更加明确地阐发了朱夫子的意思，他在《庄子独见》中说：

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肚。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庄子表面上看，悠哉游哉，不预世事；内心却充满着忧患意识、悲剧情怀，可说是“寄沉痛于悠闲”[1]。循此而论，对于所谓“眼冷”，还可以从胡文英的说法中作一种解读：

庄子开口就说没要紧的话，人往往竟算作没要紧看。要知，战国是什么样时势、风俗？譬如治伤寒病的一般，热药下不得，补药下不得，大寒、凉药下不得；先要将他一团邪气消归乌有，方可调理。这是庄叟对病发药手段。看作没要紧者，此病便不可医。

就是说，庄子并非真的冷对世情，只不过是“寄沉痛于悠闲”，是在那里运用一种“对病发药手段”。

是呀！如果他真的完全脱略世情，他也许就不会那么热心讲学、授徒，参与对话、辩论，特别是著书十余万言了。——须知，际先秦之世，此岂易为哉？那么多字，且不说他和弟子们像缀网劳蛛似的，呕心沥血，巧构精思；单讲，记下这十多万字，总得数千支竹简吧？他们是怎样书写上去的？又是怎么刻制出来的？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肯于付出如许大的毅力与艰辛，还不是着眼于苍生疾苦，满怀着由衷的热望！

庄子头脑极为冷静，而情感却至为丰富。他既是一位探索精神、创新意识极强的哲人，又是一位不满现实、满怀理想、激情四射的诗人。闻一多先生说得特别形象：“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崖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

眼冷心热，是庄子知人论世、待人处世的一个基本特点，在然疑之间翻腾，在冷热之际涌荡。之所以如此，当与庄子的间世或游世的人生态度紧相关联。庄子既非绝迹红尘、山林栖隐的出世者，作为一个思想家，也不是那种完全钻进象牙之塔、纯然与世隔绝、醉心于抽象思考的“老学究”；而是生活在热辣辣、光闪闪、气腾腾、血淋淋的人间世里，苦闷地求索着，绝望地挣扎着，却又采取不即不离、相对超脱的游世态度。唯其置身于红尘浊世，方能看到种种乱象，从而热心关注，愤世嫉俗；唯其拉开一定距离，方能保持清醒头脑，冷眼相看，对于各种权力体系、统治方式、钻营手段、龌龊行为，保持高度的警惕，采取极端的鄙视与批判的态度。

当然，热心肠毕竟表现为一种参与意识、担当精神，说是不介入，实际上还是介入了；而冷眼，既是一种客观态度，又必然聚结为一种批评行为。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是没有的。既然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文，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从这个意义上说，热心与冷眼，二者又有其同一性。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以至绝望也好，强烈的悲剧意识也好，批评立场、怀疑精神也好，既可以视之为冷眼相看，又何尝不是热心以对的直接结果！如果不是热心肠，索性就视若无睹、不闻不问，或者眼睁眼闭、作哑装聋罢了，何必要持批评立场、怀疑精神，热望、失望直至绝望呢！

“感慨万端，终不下手”，“虽知无用，未能忘情”。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一种理论与实践、认知与操作方面的隔膜与距离。这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绕不开的矛盾，庄子何尝例外！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了。

要之，“眼冷心热”这一对矛盾概念，完整地塑造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人格精神、价值取向与超越意识。在权力结构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笼罩下，庄子能够洁身自好，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保持人格的高洁与独立，确属难能可贵；“他虽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样，眼光见地超出世俗之上，超出‘形骸之外’”[2]，表现出一种冷峻的历史理性和罕见的超越意识。庄子之所以为庄子，标志、特色正在于此。

二

第一个谜团还没有彻底解开，第二个又跳了出来：庄子既然心肠最热，那就说明他还是深于情的。如果问题就止于此，那也倒是简单明了，入情入理，没的可说。可是，情况偏偏并不如此简单。当惠子问他：“人故无情乎？”庄子答复为“然。”惠子又问：“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答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怎么能）不谓之人？”[3]那么，庄子究竟是有情无情？

看来，这里有个如何理解所谓有情与无情的问题。

很显然，后人对此认识是不尽一致的。闻一多先生说，《庄子》中洋溢着“一个哀怨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之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看来，他是承认庄子有情的。

而冯友兰先生则认为，庄子由于对万物的自然本性有完全的理解，所以无情。可是，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情感。这宁可说是，他不为情所扰乱，而享有所谓“灵魂的和平”。庄子说，人之所以有情感，是因为人的知识不够，若有充分的知识，则不会有情感。按照西方哲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说，情感是人的束缚，若人有完全的知识，就可以把这束缚打破。人之所以不能摆脱情感的束缚，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人不能避免情感的发生，而更在于“心累于物”，也就是情感发生后，不能为理所化，而累系于物。因此，庄子主张以理化情，所谓“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陈鼓应先生指出，庄子之情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真、质、实的意思，还有一种就是感情的情。庄子所谓无情，并不是说人没有感情，只是不要被感情捆绑住。

年轻学者付粉鸽认为，庄子说的无情，是无世俗之情。世俗之情有两种，一是指由欲望、心智而生的是非、好恶之情，这种情会引发贪欲、物欲、情欲，诱导人去役心于物、醉心于名，既会惰志伤身，又能造成自然心灵的蒙蔽。因此，庄子力主去除它。第二种世俗之情，指的是儒家仁义道德所滋育之情。从这种道德情感出发，要求人们做君子、建事功，为仁义而献身。庄惠之辩中，惠子作为世俗之人，求功辨名，以一己之认识与情感评判、取舍天下事物；而庄子则随顺自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两人之情，判然各异。对这两种世俗之情，庄子都竭力予以批判，表现为所谓无情；而对生命的自然之情，也就是“性命之情”，庄子则极力赞扬与追求。这种情，与真相通，可谓真情。从性命之情、自然之情、真情出发，庄子对于鲲、鹏、龟、蝶，花、草、木、石，都充满了感情；在他的眼里，物物皆有情，甚至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充满情的场所。就此而言，庄子确实是天下最有情之人。

综合上述诸家观点，我觉得，对于庄子所说的情与无情，可以作如下理解，即分为三个层次来阐释——

第一个层次，从一般意义上讲。庄子所说的情，指的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情感，包括七情六欲，还有《齐物论》中所说的狂喜、愤怒、悲哀、欢乐、忧愁、叹息、反复、恐怖、轻佻、放纵、张狂、造作等心理活动，由此交替演化，交织成情感、情绪。早在《诗》三百篇中就已经讲到了：“隰有苌楚，猗傩（义同婀娜）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4]知，欲也，情也，思虑也。说低湿之地的苌楚（猕猴桃），无知无虑，故能婀婀夭沃，枝叶茂盛。而人就不同了，有身为患，七情炽盛，百感萦怀，必然是形役神劳。准此而言，唐·元结诗云：“借问长寿翁，何方自修育？唯云‘顺所然，忘情学草木’。”唐·李贺与南宋的姜蘷说得更直截：“天若有情天亦老”；“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先秦以降的心理学说认为，性不得其平而为情，情是平静的心态遭受骚扰而产生的。不平便情动于中，宛如水之因风鼓浪，气之缘热力而上腾。韩愈便曾说过：“物不得其平则鸣”，庄周不平，“以其荒唐之辞鸣”。

这些情感、情绪如果不能得到正当控制，则不利于保全天性和颐养身心。释家当然更极端一些了，在佛教话语系统中，爱，竟然与贪、嗔、痴这所谓“三毒”连在一起，认为它是解脱的障碍、烦恼的根本，“爱为秽海，众恶归焉”[5]。看得出来，庄子所主张的无情，就是要去除世俗的情感。他的理想境界，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高耸貌）大哉，独成其天”[6]。

第二个层次，对于有情无情，采取分析、辨别态度。庄子所反对和批判的是世俗之情，却并不否定“自然之情”。尽管他认为情感是生命之累，强调情感之于人类精神的诸多负面效应，但在他的思想深处，并不是全然否定情感，并非真的认为，人应该绝情去欲，像后来的释家那样；而是强调应具“自然之情”。所谓“自然之情”，也就是真情，亦即摒弃了矫揉造作的虚情假意的自在、自然的情感。

第三个层次，以理驭情，以理化情。且看庄子自己是怎样做的：

应该承认，他的言说同他所追求的生命存在方式、所采取的生活态度是统一的。比如他的妻子故去，他就“鼓盆而歌”，这是以理化情的结果。这个理，一是想到生寄死归，生死一如——“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二是想到“人且偃然寝于巨室（从斗室里迁徙到了天地的大屋中）”，我又何必在那里嗷嗷不止地嚎丧呢！破除了对生命的执着与妄念，因而停止了哭泣[7]。从一定意义上说，庄子之无情，乃是“太上之忘情”。

至于“《庄子》是一部怒书”，书中洋溢着“哀怨之情”[8]，如果此说成立，这又该作如何解释呢？当代学者颜翔林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庄子一方面主张‘无情’，另一方面又隐喻着对至情的仰慕”，“庄子是一个对生命万象充满同情和仁爱之心的诗性主体，是最富有感情的哲学家和诗人”。

既然是哲人而兼诗人，又怎么可能是无情的呢！这么说来，便又回到前面的“眼冷心热”上去了。

三

庄子坚持远离政治旋涡，拒绝与官府往来，不肯“为有国者所羁”，不做牺牛，态度极为决绝，没有一丝权变的表现；然而，他又奉行游世态度，明确提出“顺人而不失己”的主张。他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如实反应，无所隐藏），故能胜物而不伤。”[9]要能顺应自然秉赋而与之遨游，“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耶）！”[10]庄子这种行为委顺、应顺时势、自然，与其精神的凌虚高蹈，其间似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又是一个谜团。

对此，当代学者颜世安分析认为，世界的复杂性和人自身的多向性，决定了人生心路历程的变化，我们无权选择所拥有的世界，但有权选择自己客串的角色，只有诗化的人生，才能在模糊的视线中把握心路之门。他说：

庄子游离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中，遭遇的总是力不从心，总是失意、无奈，这使他不敢真正面对人生，只有借助理想的精神世界来寻求一种慰藉。这种矛盾、对立的处世哲学，恰恰反映了游世思想的本质。游世，表层地看，似乎庄子在以一种心如死灰的委顺，来寻求内心的安宁；而深层的意义是，庄子在彻底的游戏态度中找到的精神解脱，最终不是趋向灵魂的宁静，趋向平庸的自赞自乐，而是趋向不停顿的否定，趋向把“自我”放逐在没有任何可靠性的黑色虚无中。人的灵魂在这黑色虚无中的游荡，真正的感情是嘲讽一切。这种嘲讽不是站在干净的岸边发出的，而是通过投身黑暗的浊流，以夸张的浮滑堕落，对自己所属的整个人群进行自虐性的羞辱来表达的。

这里涉及庄子的处世观问题，其核心在“保性全生”四个字上。他之所以远离政治旋涡，“不为有国者所羁”；他之所以却楚之聘，卸任漆园，都完全是着眼于此；而行为委顺，“与时俱化”，“不将不迎”，落脚点也正是：“则胡可得而累耶！”前者是为了避险，出于被动的不得已；后者采取主动，意在安时处顺，摆脱困累。从全生保性的角度看，二者原无二致。

四

与此相关联，又出现了第四个谜团，或曰吊诡：

《山木》篇中，魏王见到庄子，问他：“何先生之惫邪？”结果引出庄子关于“士有道德不能行”，“非遭时也”，“处势不便”的一番议论。这似乎和庄子的价值取向、处世态度不相吻合，甚至完全背谬——既然辞官却聘，不做牺牛，“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既然尘垢功名，秕糠富贵，珍视一己的独立人格，又怎么会有生不逢时、“处势不便”的慨叹？

对此，学术界有两种相反的思路，因而出现截然不同的种种说法。

一种是，大前提承认它的吊诡，它的背谬。那么怎么解释呢？结果和儒家挂上了钩。比如台湾学者傅佩荣认为，“士有道德不能行”，这里的道德是指道德理想，是念书人学习之后用来济世的。这个用法比较接近儒家立场。如果是道家，则行与不行全在自己，又何惫之有？这样，就会导出两种答案来：一是，如有的学者所说，庄子是由儒入道的，思想中个别方面还存有某些儒家痕迹；二是，也存在着庄子弟子中个别人以类似儒家的观点，对先生的思想加以阐释的可能性。

当代学者崔大华指出，思想史上，一个本来具有鲜明思想特色的思想流派，在其发展中，逐渐吸收、渗入一些对立的、异己的思想观点，表现出某种折衷的倾向是屡见不鲜的。在先秦，庄子思想既以儒家思想为对立面，同时也是以儒家思想为理论背景而出现的。当庄子后学失去庄子本人那样独特的精神感受和理论境界时，他们就不能清晰分辨和努力坚持这种对立，不自觉地从儒家思想中吸收某些观点，表现出某种折衷倾向是自然的。

与此思路、观点不尽相同，但有其相通、相似之处，可以清末学者王先谦为代表：

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请，内（纳）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知于同声之友，况余子乎？

其意若曰，庄子只是弃仕而并非弃世，因而救世之心未泯。既然“意犹存乎救世”，而遭逢不偶，自然就会顿兴“士有道德不能行”之叹。

不从庄子及其后学接受儒家思想影响入手，而是着眼于分析庄子发此议论的语境，及其确切涵义，这是又一种思路。

可以认为，庄子对于时君世主满怀恶感，纵使没有进行当面指斥，也完全可能抓住机会，借题发挥，予以旁敲侧击，也就是借着“何先生之惫耶”这个话头，抨击一番由于世道黑暗所带来的有志之士精神困顿、心情苦闷的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现象，里面有愤慨，有悲痛，有同情。至于他的“时命、逢遇”之谈，原是话题引线，着眼点在发泄不满。

当代学者涂光社指出，庄子的“非惫也”，基于能行“道德”的精神强势，能够不知疲倦地求索与遨游，足以笑傲王侯、睥睨势要，在精神意气上压倒魏王。他讲了个寓言：腾猿获得处势之利，就能“王长其间”，反之，则危机四伏，难以自全；随后说，士人“处昏上乱相之间”，须避免重蹈比干覆辙，彻底泯绝留骨高堂的企望，甘于曳尾泥涂。寓言批判了黑暗政治，宣示了庄子安贫乐道的守持，其中也包括对迫于时势而走投无路的贫士的同情。

五

庄子提出“顺人不失己”，“不以物害己”，反对“丧己于物”；可是，他又在多处提出“忘己”、“大同而无己”、“虚己以游世”，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原来，这个“己”，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含义。“己”，通常都理解为自己，也就是我；可是，在庄子那里，“我”被看作两种形态，往往是用“吾”与“我”加以区分：“吾”是破除我执，与道合一，而“我”则相悖于道。“我”是有成心、成见的，有了成心、成见，就与自然真实的本我背离了。庄子在《齐物论》中说：“今者吾丧我”，意为今天的本我摒弃了偏执的“我”，打破了自我中心的“我”。“吾”与“我”对称，也就是本我与语言包装之后的“我”的对称。

不失己，是强调个人的独立存在价值。庄子讲，他的精神世界，“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11]这里的“独往独来”，并非主张离群索居，不预世事，也不是为所欲为，一意孤行；而是要保持一种“独有”状态，就是在与人共处中保持自我，拥有自己的内在人格世界，换句话说，就是充分肯定自身的独立存在价值。

那么，庄子同时又强调，在与人相处中要能够“虚己”，这又当作如何解释呢？《山木》篇中以“虚船撞舟”为喻：

一艘船在渡河时，被另一艘没有人的空船给撞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再急躁的被撞者，也不会发怒；可是，如果撞船的上面有人在，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一当发现对面有船驶来，存在相撞的险情时，必然呼喊对方赶紧转舵避开；一次呼叫不听，二次呼叫不听，到了第三次就会口出不逊，骂出难听的话来。同样是撞船，原先不发怒，现在却发怒了，就是因为原先无人，现在有人。看来，“虚己”至关重要。人若能空虚自我（虚己）而在世间遨游，那么，谁还能恨怨他、伤害他呢！

再者，庄子强调“大同而无己”，这里讲的是一种生活态度，甚至是一种精神境界。像庄子《在宥》篇中所讲的：至人独处时寂静无声，行动时变化无常。引领纷杂的人群，游于无始无终的境域；独来独往，与日俱新；容貌形躯，合于万物同化的境界；万物大同，以致完全忘却了自我。

看得出来，在“虚己”、“无己”与“不失己”中，“己”的含义是判然有别的。

六

庄子指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不能干预）”；又说：“古之真人，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喜），其入不距，翛然（自由自在的样子）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12]。既然如此，那就听其自然好了。可是，他却特别注意、反复强调保身、全生、尽年，其间显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生的执着与死的解脱，形成了一个两极对立的谜团，这又当如何解释？

其实，这是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不应视之为相互抵牾，甚至两极对立。

一个层面，是从生命可贵应该爱惜这个角度来说的，它的性质，属于价值判断。海德格尔有言：“死把一切完成都超完成了，死把所有一切限制都超限制了”。死亡既是完成，更是一种消解，它把人生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全部带走，使之消失净尽。所谓“死去原知万事空”是也。

当代学者杨国荣指出，以确认个体存在价值为前提，庄子将生命价值提到了重要地位，他说：“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13]。也就是生命的自然延续未因外在戕害而中断，以此为“知之盛”，显然表现了对生命存在的注重。生命存在首先与感性之“身”相联系，必然相应地体现为对身体的关注。

在《让王》篇，庄子谈到，“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对于这种“危身弃生以殉物”的行径，他是颇为不屑的，讥之为“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

而另一个层面，是从生与死的同一性来说的，这个命题属于事实认定。生与死，不过是一种生命形态向另一种生命形态的转化；生死是同一的，同归于“道”这个本体。“道”是生命的归宿，也是万物的归宿。生即是死，死即是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生者死之徒（同类），死也生之始”，“已化为生，又化为死”[14]。既然消解了生死的差异，那么，对生或者死，也就应该无动于衷。所以说：“死生无变于己”。

七

说到吊诡，庄子在对待言语问题上，表现得至为明显。这算作第七项吧。

庄子一方面怀疑以至否定语言表达的有效性，说是“道不可言，言而非也”[15]，意思是，真正的“道”是不可言说的，任何具体言说，都只会使“道”受到损害，或者遮蔽；另一方面，他又不只一次地在多种场合，对于“道”作反复的阐述，有人统计，“道”在《庄子》一书中，共出现三百五十三次。既然“不可言”，为什么偏要“言”，还要不厌其烦地反复阐述呢？

原来，“道”与“言”是一个矛盾结合体，它们的关系很密切，却积不相能。人们进入认知世界，必须借助概念、借助语言，所以说：“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可是，语言同时又会成为人类的精神桎梏，成为认识世界的一道屏障，因而有“语言的牢笼”之说。庄子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他说：“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16]前者表明，道不能依靠言说，有时越是言说，越容易招致误解，对道的理解，需要建立在自我心灵的内在领悟上；后者发问：既然已经是同为一体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说的？既然已经称之为“一”了，怎能说是无言呢？“严格地说，大全，宇宙，或大一，是不可言说底（的）。因为既是至大无外底（的），若对之有所言说，则此有所言说即似在其外。”[17]此其一。

其二，语言具有局限性，它未必能反映精神深处的本质，因此应该超越它。庄子《秋水》篇中指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不能依赖精或粗的概念来界定）。”在庄子看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都会使原意大打折扣（“言辩而不及”），从而引申出“言尽悖”的结论。这一点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日常接触到、感知到的事物，都是立体的、多维的；可是，一当诉之于语言、文字，就成了平面、直线、单维的了；会有大量的信息、内涵被过滤掉。这是从表达角度讲，若是再把理解这一层加进去，由于读者或者听众的视角选择、理解程度上的差异，更会使得原貌的复原难以实现了。

还有第三层，叫作“不说也罢”。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说过这样一件趣事：小时候，她酷爱一首唐诗，叩其缘由，并非由于它的内容，而只是欣赏它的声调和韵味。后来，有人把这首诗做了详细的分析、讲解，尽管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她听过解释之后，却再也不想读这首诗了。原来，唐人作诗，惟适己意，并不刻意求解；好像那种神奇而模糊的虚灵境界，一经求其“甚解”，哪怕是偶涉唇吻，也会倏尔消失似的。

还有两句上古时传下来的民间谚语：“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肝而能语，医师色如土。”那些专门为人看坟地风水的阴阳先生，面对山川、陵谷，说得头头是道，活灵活现；可是，假如山川、陵谷也能够起来说话的话，这些“葬师”便没处混饭吃了；医生之于肺肝，也同样面临着这样严峻的挑战。

此间的吊诡在于，既然“道”不能用语言来表达，那么，请问庄老先生：您的“道”不也是靠着语言来传播的吗？莫非说，您那洋洋洒洒的十余万言，并未起到阐述、流传的作用？就此，有的论者做如下阐释：《庄子》一书中无论是“寓言”、“重言”还是“卮言”，都属于诗性语言。作为一种诗意言说的话语方式，它们已经超越了普通语言的逻辑根性和工具本性，从而跳出了“言道的悖论”的陷阱。这应是庄子及其弟子的一大话语策略。

当代学者林春红认为，在《齐物论》中，庄子指出了“有我”的本质是人类对语言的发明与运用，因而，他本人不得不借用语言来表达他的思考。但借用归借用，事实上，庄子还是不可避免地表示怀疑，流露出对自己所“言”的吊诡心理，以致于最后终于连“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也无法分辨了。语言是人类文化的承载工具，否定了语言，也就等于否定了文化。庄子用他独特的吊诡之言，树立了一种反文化的姿态，但现实中并不可能真正否定了文化，庄子的意义在于他最先扮演起我国文化史上的反叛角色，成为与正统儒家文化相得益彰的另一个传统。

当年，大诗人白居易曾以诗致诘老子：“言者不言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智）者，缘何自著五千文？”我欲效颦，于是套用白诗，也写下几句俚词：“道不可言还要言，蒙庄吊诡自难圆。多亏十万珠玑字，留得千秋说梦篇。”

八

与“言尽悖”相对应的，是“辩无胜”。庄子认为，辩论没有必要。本来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可是，辩者却“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结果“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最后双方都没有赢家，更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既然如此，那么，在实际生活中，庄子又为什么参与多项的辩论，特别是同惠子？

这真是一个待解的谜团。

庄子对于是非之辩，是持否定态度的。当代学者就此多有阐发与论列：

王博指出，在庄子看来，事物之间，没有同是，也没有同非，这世界是不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切割的。既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一个“正”，又何必要争一个“正”呢？庄子一定是厌倦了这世界上的争论。他要从根本上来摧毁这些争论的基础。

杨国荣认为，争论的各方往往从一偏之见出发，仅仅抓住“道”的某一方面，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所谓“辩也者，有不见也”。如此争辩的结果，则是愈辩而离道愈远，“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而作为整体的道，也往往由此而被片面化。

不仅此也，而且，还有一个辩对形式的效果、作用，亦即有没有必要的问题。且看庄子在《齐物论》中是怎么说的：

假如我同你辩论，你胜过我，那么，你真的对吗？我真的错吗？我胜过你，你没法胜过我，那么，我真的对吗？你真的错吗？是一人对，一人错吗？还是两人都对，或者两人都错呢？我与你都无从知晓。世上的人都被偏见所遮蔽，那么我要请谁来做裁判呢？请与你意见相同的人来裁判，既然与你意见相同，怎么能够做出公正的裁判？请与我意见相同的人来裁判，既然与我的意见相同，怎么能够做出公正的裁判？请与你我意见都不相同的人来裁判，既然与你我意见都不相同，怎么能够进行裁判？请与你我意见都相同的人来裁判，既然与你我的意见都相同，怎么能够进行裁判？如此看来，我与你以及其他的人，都不能判断谁是谁非了，还要期待别的什么人吗？

基于此，庄子做出了应该取消辩论、中止判断的结论。

当然，庄子的这些意见，都是针对前人、时人、他人而发的，而并不包括自己。

当代学者颜翔林就此做出了剖析：“庄子主张中止判断，是对于以往的意识形态而言；而他自己常常是以自己的观念，对现象和其他观念不断地下判断的。他的中止判断，只是消解他者之见的方法，或者说是解构已经成为定论或‘正见’的观念。另一方面，庄子反对各种辩士和辩论，而他自己如同所有辩士一样，非常喜爱辩论，例如他和惠子之间，无时无地，不择题目、对象，进行辩论与争执。他的辩才卓荦超群，‘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奇见之也’。因此，庄子本身也存在着矛盾和悖论。”

“庄子本身也存在着矛盾和悖论”，这当是并非结论的结论。

九

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所谓艺术精神之上”。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的这一论断是很准确的。受其启示，我在读《庄》中碰到了第九个吊诡——

庄子在文学方面成就之高、给予后世的影响之大，是绝对出乎他的预料之外的；而按照他自己的本意，着力点也并不在此。他对于文学艺术是鄙薄的，想来这可能与他抱持“无为”的思想态度有关。无心为文，而文章上启诸子，下开百代，成为中华文苑中的绝世奇葩，说是吊诡也好，说是谜团也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说怪不怪，从创作规律的角度，我们可以略窥端倪。

哲学与文学统一、结合，相融相生，互为支撑，相得益彰，这是《庄子》艺术上取得成功的关键环节。闻一多先生曾经指出，文学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那思想与文字、外型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的极致。

当代学者刁生虎认为，庄子其人其书成就卓越、地位崇高的原因，实与其所采用的独特的表意形式密切相关。那就是庄子借助以文学写哲学、以诗入思、以艺进道的方式，将自己的哲学观念进行了极为巧妙的文学转化，从而使其突破了哲学的界限，而跨入了文学的殿堂。为了突破哲学的界限，实现文学转化，做到了哲学理论的形象化，哲学概念的生命化、人格化、境界化，以及哲学语言的诗性化。

文学创作是与功利目的绝缘的。郭沫若先生认为，庄子“天才的秘密”，就在于“不敢怀庆赏爵禄，不敢怀非誉巧拙，辄然忘吾四肢形体也”这句话上。“人能泯却一切的占有欲望而纯任自然，则人类精神自能澄然清明，而人类的创造本能便能自由发挥而含和光大”。文学创作“法天贵真”，以“自然流露”为最佳。

这些精辟的分析，是与庄子的创作实践恰合榫卯的。唯其能够超越现实的狭隘的政治功利与物质功利，他才能以其包容万有的开阔胸怀，纵横如意，挥洒自如；唯其能够“法天贵真”，“自然流露”，才能“一语天然万古新”，无论是以形象状写人生，或是以抽象演绎人生，都能充分揭示人与世界的终极奥旨，具有范式意义。

中国传统文论主张，文格映照人格；“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正是庄子的独立不羁的人格，追求超越性的精神价值，使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

而这一切，又都是不期然而然，于无意中得之的。

十

如果说，上述这些“连环结”、“迷魂套”还可以解开，那么，庄子的最后这个吊诡——他的“前古典”的立场与“后现代”的眼光，是怎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对我来说，可就是处于无解状态了。

我弄不明白，崇尚上古“至德之世”，质疑知识、科技，向往文明社会形成之前的敦厚质朴、无知无识的自然状态，在在都反映出前古典立场的庄老夫子，何以会在许多哲学理念方面——诸如强烈的批判精神、解构性的思维方式、包容性的学术态度、反理性倾向和多元化思想等——与当今西方的后现代哲学恰相吻合呢？

庄子的哲学思想中，含有一种虚无主义、神秘主义色彩，这使人想到西方那位后现代理论的先驱海德格尔；而作为异质文化的代表，庄子的反传统、反常规的哲学立场，又会让人把他和专门颠覆权威与真理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联系起来；庄子崇尚天道，反对权力对于人的压抑与扭曲，反对体现权力的“有为”与“机心”，又同福柯的消解权力与知识的合谋，有某些契合之处。

正如当代学者陈怡所分析的，从时间上来说，庄子与后现代毫无关联；但在空间上，庄子反对个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消解了社会上的成见，改变了人类认识的固定结构，将物质主义引向精神主义，崇尚精神自由及个性解放，这些和后现代的内涵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庄子是当今后现代的思想先驱。

这一现象的出现，再一次印证了钱锺书先生的卓见：“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西文化虽然思想方法、话语模式不尽相同，但从根本上来说，却自有其相同相通之处：“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思辨之当然，出于事物之必然，物格知至，斯可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

可不可以作如是观——庄子的怀疑精神、相对主义和超前眼光，他的哲人而兼诗人的气质，多向度、多元化的思维方式，个人因素固然占主导地位，属于基本成因；而从人类社会学角度看，时代、社会的因素，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战国中后期是社会大发展、大变革、大动荡、大交替的时代，惨酷、多变、转型的社会现实，生存的困境与压力，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扭曲，理想与现实的激烈交锋，都应是酿成这种奇异的思维方式、思想观点的催化剂。

“正言若反”[18]也好，吊诡、悖论也好，它们并不牵涉对错问题，目的不在于提供知识、经验；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语言艺术与话语策略，最终归结到智慧层面上。我一直在思考，庄子在《齐物论》中说的那句话：“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真实用意何在？它究竟是宣泄一种知音难遇的旷世的悲哀，还是昭示一种坚定的自信呢？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不管如何解释，有一点当是确切不移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超前眼光与创造性思维，肯定会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理解与重视。

结语

概括地剖析上述十个方面的吊诡或曰谜团，大别之，可以划归三类：一类是属于庄子自身（个性、情感、取向等）内在的矛盾，比如眼冷心热、有情无情、凌虚高蹈与委顺自然、前古典与后现代之类的命题；一类是庄子所提出的系列的悖论性思考，比如言尽悖、辩无胜、文无心等；还有一类，介乎两者之间，像忘己而不失己、生与死、时与命等，既具有自身内在性质，又纯属于思辨范畴的命题。统而观之，涉及人生哲学、性命之理、生命体验方面诸多重大课题。认真加以阐释、剖析和破解，有助于加深对庄子本身的认识，揭开庐山的真面。

至于吊诡现象的出现，有一些反映了对于庄子其人其书解读中的不同视角、不同认识；个别也有逻辑推理方面的问题；更多的属于传主本身固有的矛盾性。其实，作为一位绝古空今的思想巨人、文学天才，思想、言行方面呈现一些吊诡、背反情况，原是正常现象。崔大华在《庄子研究》一书中，对此做了明确的分析：“任何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些矛盾不仅出现在这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甚至就在同一时刻，一个人就可能出现自相矛盾的思想或行为”。因此，“从矛盾的角度去分析、理解庄子思想，是符合实际的，是科学而合理的。我们不能因为庄子讲了几句齐生死、甚至死比生好的话，就真的认为庄子热爱死亡，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养生保命、曳尾涂中呢？我们不能因为庄子讲了几句齐是非的话，就真的认为庄子的头脑里没有是非观念了，如果真是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大骂当时的统治者、批评儒墨诸家学说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庄子视为一个活生生的、思想感情相当复杂矛盾的人看待，承认矛盾，分析矛盾，理解矛盾，这就是我们研究庄子的基本思路”。

[1]陈鼓应语。

[2]胡适语。

[3]《德充符》。

[4]《国风·隰有苌楚》。

[5]《人本欲生经》

[6]《德充符》。

[7]《至乐》。

[8]陈忱语，《后水浒传》。

[9]《应帝王》。

[10]《山木》。

[11]《在宥》。

[12]《大宗师》。

[13]《大宗师》。

[14]《知北游》。

[15]《知北游》。

[16]《齐物论》。

[17]冯友兰语。

[18]老子语。

千古奇文

一

《庄子》是先秦时期一部高妙、精深的哲学名著，又是一本泽流万世、传之无穷的散文精品。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认定其为“天下第一奇书”，还把它同《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列为“六大才子书”。现当代中国两位文学巨擘鲁迅与郭沫若先生，对于庄子的文学成就，也都给予极高的评价。鲁迅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重点放在当时；而郭沫若则着眼于后世，他说，“不仅晚周诸子莫能先，秦汉以来一部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

面对《庄子》这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元典，宛如置身一座光华四射的幽邈迷宫，玄妙的哲理，雄辩的逻辑，超凡的意境，奇姿壮采的语言，令人颠倒迷离，眼花缭乱，意荡神摇，流连忘返，不禁叹为观止；可是，要升阶入室，尽窥堂奥，又谈何容易！在这座思想、艺术宝库里，有永远挖掘不尽的宝藏，值得人们千秋万世开发下去。借用大家都熟悉的“愚公移山”寓言中的一句话：“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当代学者白本松先生则认为：“庄子在文学上的成就与影响，一点也不比其哲学逊色，甚至可以说，作为文学家的庄子要比作为哲学家的庄子更加高明，更加伟大。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庄子哲学的意义可能会缩减，而庄子文学的意义，则永远不会消退；人们有时可能不喜欢他的哲学，但永远也不会不喜欢他的文学，也就是说，使庄子具有永恒价值的，最终可能是他的文学。”美籍学者刘若愚先生甚至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庄子》一书于中国艺术影响之深，是任何一书所无法比拟的。”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也说：“在庄子以后的文学家，其思想、情调，能不沾溉于庄子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今天我们看到的《庄子》，并非原初的形态。据《史记》本传中讲，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可是，现在传世的版本，尚不足七万言；《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庄子》是五十二篇，现存仅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晋代学者郭象在给《庄子》做注时进行了编纂，他把那些自认为质量不算很高的给删掉了。

现今庄学界基本认定，内篇为庄子自撰，而且成篇较早；外篇与杂篇，有一些为庄子所作，有一些出自后学之手。我很赞同中国哲学史家严北溟先生的看法：年代湮远，史料残阙，要严格确定哪篇是庄子自著，哪篇是他人所作，是难得有一致结论的。好在庄子是道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这为历来所公认。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正是以整部《庄子》为基础，而不是其中某一篇、某一节。也就是说，作者纵非一人，而发生影响的主体，则非庄子莫属。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把《庄子》一书，看作是以庄子思想为主的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道家专著，而不必对书篇作者为谁去做茫无结果的烦琐考证。至于以内、杂等篇思想内容上有某些不一致为理由，而怀疑庄子思想体系的完整性，也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种从著作中表现出思想内容的不一致，是多数哲学家的正常现象。对庄子来说，我们正可以通过这点来看清作为一个道家各派学说集大成者的思想特征。

纵观全书，内、外、杂篇内容各有侧重。唐人成玄英在《庄子注疏》中说：“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当代学者王钟陵认为，从艺术上说，《逍遥游》和《齐物论》无疑是内篇中最为优秀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体认庄子的代表文风和意象思维特点。外篇可分为两种：《骈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五篇为一组，颇具后世能文者之文风特征；其他各篇则仍具《庄》系文章的特征，《在宥》、《天运》、《秋水》三篇为其杰出者。然而，与内篇相比，则均不如也。

我们通常把哲思与诗性的完美融合，看作是文章的化境。《庄子》一书就达到了这种境界。美国学者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历史上确曾有过哲学与诗之间真正合作的情形，但这种合作只有在既是诗人又是思想家的人那里才可以找到。”本传开篇时就专门谈到了，庄子就正是这样的诗人哲学家。他善于运用离奇的形象、夸张的言辞、荒诞的情节，来绘制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言“道”画卷，里面散发着浓郁的诗性、诗情，闪烁着缜密的理性光彩，产生了常读常新的艺术感染力。

当代学者姚曼波说：“在《庄子》中，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紧密结合，水乳交融，相互补充，其契合之巧妙，如同演双簧戏的两个角色，在形象思维的一举手一投足背后，都清晰地透出了逻辑思维的理性声音。它真正是思想的文字和幻想的文字的和谐结合。”

通过哲与诗的联姻，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哲思老人插上飞翔的翅膀，带来欢愉、生机与美感，灌注想象力与激情；而穿透时空、阅尽沧桑的哲学慧眼，又能使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巨大的心灵撞击力，引发人们把对世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

闻一多先生有言：“读《庄子》，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和文字、外型和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台湾学者施章认为，对于《庄子》一书，“与其用哲学的眼光读他，不如以文学的眼光读他，较为得当。因为庄子的人生，他看宇宙是充满了生命，一草一木，以至一架骷髅，庄子对之都发生同情，而幻想他的生命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态度。庄子也常常用文学的技术来表现他的高超的意境”。

读《庄》，是一种惬意的、美妙的艺术享受。当代学者周桂钿描述说：“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许甚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地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二

《庄子》的卓越成就和特殊的影响力，固然源于它的深刻性、超越性的思想蕴涵，但其述学方法、表意方式与语言形式，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就是说，我们既要探索它表述了什么，同时还要研究它是如何言说、如何表述的。语言是思维方式的外壳。采用何种语言形式与述学方法、表意方式，往往取决于作者的思维类型；随着思维方式的不同，语言形式与展示方式亦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因之，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至为独特的思维方式。

作为人们思考问题的程式与方法，思维方式是由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与个性习惯所构成的。而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又往往与精神风貌紧相联结，因此，在分析庄子的思维方式之前，有必要展示一下他的精神风貌与个性特征。宋代学者黄震说过：“庄子以不羁之才，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必无之事”，这是十分确切的。那么，我们就问了：他何以能够做到这样？原来，在庄子的头脑里，根本没有什么既定的框范、固有的模式；他要求绝对的思想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是他的精神向往；他不仅具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气质和无穷的想象力，而且，那种超凡的气魄和惊人的胆略，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什么“长鲸跃海，天马行空”，什么“摘王母娘娘的蟠桃”，“往上帝的金杯里撒尿”，全都不在话下。

明确了这个前提，再来探讨庄子的思维方式就好说了。学术界一般把它概括为直觉思维。这里说的直觉，是指超越于一般感性和理性，采用非分析判断、非逻辑推理的方法，通过感悟、借助诗性等途径，实现直接的本质理解和综合的整体判断，属于中国传统的一种整体认知方式。有的学者考虑到它的突破常规、冲决框范、不受时空限制，以想象、联想和逆向、侧向为其基本特征，称之为“非逻辑思维”；也有的称之为“意象思维”，即用某种具体的形象来说明抽象的观念或原则，实现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飞跃；落实到文本上，是哲学概念的生命化、形象化、境界化。要之，庄子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并不特别注重外在客观性的知识，以及概念的分析、剖断；他所着意的是心物冥合、道艺相间，是实际生活的体悟、主体内在的感受。而无论其为直觉思维，抑或是意象思维，又无不充盈着理性、意蕴的投影。

有的论者认为，这种直觉思维的表现形态，包括直觉的判断、直觉的想象、直觉的启发等多个方面。其基本特征，首要的是直接性，即心灵不经中介环节而对认知客体的直接把握。《养生主》篇有“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之说，其中的“神遇”即心灵的直接把握。其次是意会性，即不能以言辞表达而只能以静默之心去体悟、认知客体。“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寓言故事，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三是整体性，即不以分解的方式，而是从整体上去把握认知对象。如同《天地》篇所说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其四是模糊性，由于庄子不重逻辑分析，从而使其思维方式具有模糊无序的特点。《庄子》一书中，“天”等概念的多义性和“混沌凿七窍”寓言中的“混沌”等，便是典型例证[1]。

庄子思维方式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相对性。要点有二：

一是，道“未始有封也”，“未始有是非也”。庄子认为，道原本是没有封界的，语言原本是没有是非定准的；可是，人们为了争议是非，特意划出许多界限来。如果承认事物彼此的界限，就难以避免是非争议；而是非的争议，正是绝对统一的道遭致败坏的原因[2]。

二是，“道枢（道的关键）”的无偶性（不能相互对立）。当代学者赵馥洁指出，庄子说过这样两句话：“道未始有封”，“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3]。意思是说，道是没有界限的，无对偶是道的关键；把握了道的关键，才如同居于圆环的中心，旋转自如，以应付无穷的差异和流变。显然，“道枢”的无偶性，决定了思维的相对性。运用相对性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遵循道的法则，站在道的立场上来思维，即所谓“以道观之，何贵何贱？”即是说，事物之齐与不齐，因人的观察和思维的角度不同而异；而在客观事物那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有差异还是无差异的问题。所谓差异性，不过是认识主体从某些观察角度出发而赋予事物的。如果把事物放在道的坐标系中考察，那么，一切差异性就消失了，万物就齐一了。

与思维方式相联结的，是视线、视角的选取。每个人的眼睛，实际上都长在自己的心灵上。就是说，纯客观的认知与体验是不存在的。电影学中有“主观镜头”的说法，即拍摄电影时，常常选取影片中一个线索性人物（其身份往往是主角），以他的视线角度作为定位的基准点。比如《红楼梦》中，就是以贾宝玉的视角，或曰“主观镜头”，作为影片的基准点。如果把《庄子》一书作为一部电影来看，那么，作者庄子的视角，就形成了“主观镜头”。各个篇章的人物，孔子也好，老子也好，惠子也好，王骀、曹商、蔺且、监河侯也好，还有那些古代的圣帝贤王、当世的暴君昏上，百工居肆的能工巧匠，各个角落里的隐者畸人，他们的言行举止、角色定位，全都通过这个“主观镜头”来映现，各种事物的观察、情节的展开，也都以庄子的视线角度为基准，其间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其次，是哲学范畴的创设与运用。

作为一部杰出的哲学著作，庄子圆融纯熟地驾驭和运用了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哲学范畴，从而把这座哲学理论大厦建造得至为和谐、严谨，而且美妙绝伦，妙曼壮观。通过范畴的创设与运用，使其独具特色的理论形态和表述方式得以充分发挥，完美地展现了它的无比丰厚的理论蕴涵，体现了闳阔的精神视野、严密的思维能力、敏锐深邃的洞察力和峻刻入微的批判锋芒。

涂光社在《庄子范畴心解·引论》中指出：

《庄子》的理论范畴，主要用于表述有关精神活动、思维运作和调适人的个体生存方式的思考，其中有不少是新创设的：有的用于解脱世俗的精神枷锁，求索自由，如“游”、“忘”；有的用于对思维规律的揭示，如“言意之辨”和“体道”之“体”；有崇尚自然方面的“天”、“适”、“迹”；也有用于探究生命奥秘和事物生成、演化方面的“气机”和“物化”；有论证事物相互依赖又相互限制的“待”；也有用于对主客体关系的思考，对个性价值的发现和伸张的“独”，以及由“自”或“独”组合的概念系列：“自取”、“自适”、“自为”、“自乐”和“见独”、“独见”、“独有”、“独正”，等等。

其三，召唤结构、模糊语言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艺术整体，《庄子》本文展现出“召唤结构”的纵深层面。诗性特征，其可解性本来就是多向度的，内涵与外延往往大于概念性的语言文字。青年学者刘生良指出，《庄子》一书从总体上看，是极其典型、极具魅力的召唤结构——作品本身具备奇幻而丰赡的未定性，读者可以在阅读中通过发挥想象力予以充实、完备和具体化。

而其所为理论文章，则突破以实证为基础、以抽象的、严密的逻辑推理为凭借的固有规范，而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绝古空今的天下奇文，许多部分，用王国维先生的话说：“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

庄子在回答问题、阐释哲理时，往往采用一种类似禅宗偈语那样的不受逻辑与常识的约束、模糊混沌的言说方式，给出一些与常识相左、看来十分悖谬的答案，如“人固无情”、“道在屎溺”、“虎狼，仁也”、“天在内，人在外”、“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等等，这颇有助于突破“言不尽意”的语言局限，收取“义生文外”的效果，又可以引起对方的注意，类似现代的形式主义者的“陌生化”的做法。

再者，庄子寓言故事，一般只是作纯客观的叙述，说出某种道理后即告终结，不做结论，个中三昧留待读者自行体悟，有如禅宗的所谓“参话头”，只是提出问题，答案由读者自己去寻找。

其四，是对话类型、虚拟情境。

就表达者与接受者的关系来说，《庄子》一书的交流形式，基本上属于对话型。有的学者统计，全书共有对话一百五十八处，除《胠箧》、《骈拇》、《马蹄》、《刻意》、《缮性》、《天下》六篇没有对话外，其余二十七篇大都以对话体写成。这种对话体形式，一般的都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交流完成自我意识的表达；而不像《老子》那样，缺乏自主意识的客体，顾自在那里独白。

同是采用对话形式，《庄子》的特异之处，在于它的虚拟性，或者说，虚拟与实录相混合，令人真假莫辨。经常是唐人刘知几所说的，“伪立客主，假相酬答”，不时地和古人、时人、虚拟的人，甚至动物、植物、髑髅、影子，或坐立倾谈，或同席而议，营造一种现实感、临场感、亲切感的氛围。

青年学者宁登国认为，作为诸子之文的翘楚，《庄子》采用托言的方式，假设问对，借口代言，构建独特语境以传达抽象哲理信息，开古代文学主客自由对话之先河。同史传散文中的实录式对话相比，无论在对话主体、对话方式还是对话信息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它把文学的浪漫虚构、寓言的指事类情和逻辑的抽象推理三者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寓“钩深索远”之旨于光怪陆离虚象之中的奇妙论证方法，使单调的说理性对话转化为“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审美性自由对话形式。在这种奇开妙结、形散神聚的言说方式背后，含蕴着深邃的对话意义，产生奇妙的对话效果、深远的文体影响。可以说，在庄子那里，对话就是内容本身，就是哲学思想的表达。

其五，对话交流也好，直接叙述也好，庄子都惯用一种回旋式思路与表意方式。

当代学者崔大华指出，在庄子看来，道是无形、无限的，以有形、有限的言辞难以状述，因此，需要借助“无端崖之辞”。“真理和神性一样，是永不肯让我们直接识知的。我们只能在反光、譬喻、象征里面观照它。”[4]为了体悟回环运行的道，就要诱导人们进入回旋式思路；其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运用轮转无端、回环往复式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且，它的妙处，还在于“其每一形象、故事后面，都站立着一个哲学观念或命题”。

三

大量采用“寓言”、“重言”、“卮言”的言说形式与述学策略，是《庄子》一书最大的创新和最突出的特色。

如果把这部天才杰作喻为摛文缀锦的艺术花环，那么，一个个异彩纷呈的寓言故事，便是装点这只花环的紫万红千的绚丽花朵。据统计，现存的《庄子》三十三篇中，大小寓言故事多达二百左右个。这样，以全书总量不足七万字计算，平均每三百余字，就夹有一个寓言故事。庄子及其门人，正是借助这些五光十色的“三言”，来阐明其观点立场、价值取向与处世准则的。

“寓言”，寓道之言，也就是有所寄托的话语。庄子托辞以寓意，说是“藉外论之”（假借外人来论说）。为什么要这样？庄子说了，“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亲生父亲不给自己的儿子做媒人。父亲赞誉自己的儿子，不如他人的赞誉更为真实可信。在全书中，这类“藉外论之”的寓言，占了十分之九的比例；

“重言”，是借重先哲、时贤的话，以增强论说的说服力与感召力。它又占了寓言部分的十分之七；

“卮言”，是指依文随势的随机之言、应变之言、无心之言、支离之言，散漫流衍，层出不穷。

说是“三言”，但后人多以“寓言”概之。司马迁就是这么说的：“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寓言”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它是作为一种语言叙述方式、述学形式出现的；后来，被应用于某种文学形式，如翻译国外的伊索寓言，就借用了庄子说法。二者相通之处，在于都是以寄托为依归，即对一个事实或道理并不直接说出，而是寄寓在另一个类似的故事里，人们通过故事来理解其语意；不同之处是，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后者专指用假托的自然物或故事的拟人手法来阐述某个道理。

研索《庄子》一书的文化生成及其表现形式，包括采用“三言”的述学方式，除了要充分考虑作者本身思维方式独特、想象力超群等主观因素，还应注意研索庄子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特征以及语言本身的局限性等客观条件，诸如：

战国中、后期，“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5]，社会淆乱、思想驳杂的时代背景；

当时知识界的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思想出现独立发展空间的社会发展趋势；

这是一个时兴论辩、需要论辩，并已产生论辩艺术的时代；

学术论争的风气——党同伐异，是非淆乱不清，“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6]；

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如“道不可言”、“言不尽意”、“言尽悖”、“辩无胜”等表达困境；等等。

这几方面的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作用于庄子的话语方式和叙述策略。也就是说，庄子之所以做出这种自觉性的选择，书中之所以呈现出如下独特而鲜明的艺术特征，并不是偶然的。

其一，采用“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叙述方式，“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有助于表述自由的精神和超拔的思想。其间既有对于神话传说的改造加工，也有对于人们认为最可信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想象虚构，更不乏自出机杼的即兴创作，尤其善于把深刻的哲学思想寄寓在扑朔迷离、真伪莫辨的虚拟情节中，营造一种超现实的艺术氛围；并且充分运用直觉思维与超语言、非逻辑形式的内在体验和生活经验，来演绎“归趣难求”的理蕴。闻一多先生指出，庄子寓言之所以大大超出晏子、孟子以及一般游士说客的寓言，正是由于它充满了隽永的谐趣、奇肆的想象、奇幻的设想、滑稽的趣味，从而愈能发人深省。

比如，庄子为着阐明经世者当志于大成、要有远见与气魄的道理，便虚拟了一个任公子钓鱼的寓言故事。《外物》篇记载：

任国的公子打造了一个大钓钩，拴在一条黑而粗的绳子上，用五十头犍牛作为鱼饵。他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于东海。天天在那里垂钓，整年都没有钓到鱼。忽然间，一条大鱼来吞饵了，牵动钓钩沉下水去，奋鳍翻腾，波涛涌起，白浪如山，海水震荡，声闻千里。

任公子把这条大鱼钓上来之后，剖开鱼腹，把它腊干，从浙江以东，到岭南的苍梧以北，没有不饱餐这条鱼的。后世那些爱耍小聪明又好放言驰论的人，都惊诧莫名，奔走相告。

故事最后，作者加了两句议论，卒章以显其志：

如果只是举着一个小钓竿，到小水沟里去守候泥鳅、鲫鱼，又怎么能够设想捕钓大鱼呢！以浅薄的学说做标榜，去追求高名美誉，这样，距离领悟大道是很遥远的。

其二，寓言重视文学性，多用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重言重视思辨性，多以抽象思维出之；卮言形象、抽象二者兼用，更具随意性。“三言”的言说方式的突出优势，是具备开放性与多义性，辞义多变，混沌模糊，这也就兼顾、容纳了多种规定性，为延展、接受多种规定性提供了可能。

其三，采用寓言、重言方式，“藉外论之”，仿佛所述观点、意见皆非己出，自家并不介入，这就既可提高可信度，有利于读者接受；又能跳出是非判断的圈子，避开争辩、驳议的干扰，破除无谓的猜想；而且，能够平添一种亦庄亦谐的趣味，从而增强说服力与感染力。

比如《齐物论》中，就有这样一则寓言：

瞿鹊子问长梧子说：“我听孔夫子说过：‘圣人不去营谋那些世俗的事，不贪图利益，不躲避危害，不喜欢妄求，不拘泥于道，无言如同有言，有言如同无言，而心神遨游于尘俗世界之外。’夫子认为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言，而我认为这正是领悟妙道的行径。你怎样认为？”

长梧子说：“关于圣人之说，黄帝听了都犹惑不解，而孔丘又怎么能了解呢？你未免操之过急，就像是见到鸡蛋就想得到报晓的公鸡，见到弹丸就想煮吃鸮鸟。现在，我说说看：圣人与日月同明，怀抱宇宙，和万物契合一体，是非淆乱置之不问，把世俗上的尊卑贵贱的分别，看作是一样的。众人熙熙攘攘，圣人浑朴相安，他糅合古今无数变异，而自己却精纯不杂。万物都是一样，互相蕴涵于精纯浑朴之中。”

其四，大胆运用神话、童话故事传说，有助于突破常规性思维的局限。《秋水》篇中河神、海神对话，已经够奇异的了；而独角兽、多足虫、蛇、风等不同物象还能相互交谈，更是匪夷所思；《至乐》篇中竟有庄子与髑髅问答，髑髅给庄子托梦的记载。无论是鸟兽虫鱼，还是风云山水，以及索隐行怪的畸人、奇幻缥缈的仙山、荒诞不经的情境，到了庄子笔下，都能有思想、有情感、善酬答、能判断，体物入微，形神毕肖，这在先秦诸子中是独一无二的。

有时，庄子还故意打乱时空、颠倒历史、混淆真相。《德充符》篇已有“鲁哀公问于仲尼”的记载，而《田子方》篇又讲：“庄子见鲁哀公”。庄子与孔子生年，至少相差一百八十年，怎么可能都同鲁哀公会面呢？显然，这是有意为之。再如《盗跖》篇中，孔子与柳下惠对话，谈及他的弟弟盗跖，事实上，他们三人本不同时。但作者却偏要这样错置颠倒地写，目的就是求得这种虚虚实实、亦真亦幻、混乱模糊的荒诞效果。——这些“如是我闻”，信不信由你；你让我证实，我做不到，但你也无法证伪。

四

作为诗性化的散文，《庄子》一书气势之磅礴、声色之宏阔，令人心神振奋，目不暇接。“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搏。”[7]而且，变化多端，异彩纷呈。“有空写，有实写；有顺写，有反写；有淡写，有浓写；有远写，有近写；有半写，有全写；有加倍写，有分帮写等不同写法。言外立言，意中出意，层层相生，段段回顾，忽而羊肠鸟道，忽而叠嶂重峦。文法之变化，如行云流水，天马行空。”[8]文章能够作到这个份上，真是进入妙境、化境了。

之所以收到如此神奇的效果，端得力于庄子调动了、用活了各种文学手段。

——取譬设喻，驱遣意象，描形拟态，摇曳生姿。清·宣颖有言：“庄子之文，长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脱变化，有水月镜花之妙。且喻后出喻，喻中设喻，不啻峡云层起，海市幻生，从来无人及得。”比如，《齐物论》中通过子游与子綦对话，阐明对“人籁、地籁、天籁”的体道、悟道过程。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高深难懂，更是难以表述得清楚的道理。可是，庄子通过设譬的手法、形象的描写，就使它变成一个生动有趣的审美画面。译成白话更好理解一些：

子游说：“请问其中的道理。”

子綦说：“大地吐出的气息，名字叫风。这个风，不发作则已，一发作则万物的孔窍都怒号起来。你难道没听到过狂风呼啸的声音吗？山陵中高低错落的地势，百围大树上的大小窍穴：有的像鼻子，有的像嘴巴，有的像耳朵，有的像瓶罐，有的像瓦盆，有的像石臼，有的像深池，有的像浅洼。发出声音来，有的像湍水冲击，有的像羽箭离弦，有的像呵叱，有的像吸气，有的像呐喊，有的像嚎哭，有的像呻吟，有的像哀叹。前面的风呜呜地唱着，后面的风呼呼地和着。小风则小和，大风则大和。强风吹过之后，所有的窍孔都寂静无声。你难道没有看见这时草木在摇摇摆摆的模样吗？”

子游说：“这样说来，地籁是众多孔窍所发出的声音，人籁是从箫管所吹出的声音。那么，请问天籁是什么呢？”

子綦说：“风吹万种孔窍，声音各自不同，但都是由于孔窍自己去发声。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使它们发声的还有谁呢？”

人籁则箫管之类，地籁则窍穴之徒，都属于物态，可以耳闻眼见；唯有天籁，才是体现自然，出乎天然，咸率自知，不借他物；才能臻致物我合一的境界，从而进入最高的审美层次。

傅佩荣先生指出，天籁是以虚灵之心接受所有的声音，已由“所听的声音”转变为“能听的主体”，既超越比较之心，也化解因果观念。只有透过个人的觉悟，才能明白天籁之意。很难想象，如果不用取譬设喻、形象描绘的手法，如何才能把这样一番深邃的道理讲清楚。

汉·刘向《说苑》中通过一则故事，说明比喻的作用：

客谓梁王曰：“惠子言事善譬，王使无譬（不让他用比喻），则不能言矣。”

王曰：“诺。”

明日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直言无譬也。”

惠子曰：“今有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什么样）？’曰：‘弹之状如弹。’喻乎（明白吗）？”

王曰：“未喻也。”

惠子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

王曰：“知矣。”

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知矣。”

王曰：“善。”

——运用夸张、浪漫的手法，通过抒情性想象与叙事性想象，虚构变幻莫测的艺术世界，表现了高超的写生技巧和营构境界的能力；特别是在运用形象生动、丰美诡异、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方面，可说是达到了极致。

说“大”：“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9]。

说“小”：在一只蜗牛的左右角上，盘踞着两个叫作触和蛮的国家，他们各据一方，为了争夺那有限的疆土，彼此争雄、血拼，直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10]。

说寿命长：“古有大椿，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说寿命短：“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11]。

庄子文笔挥洒自如，善于把枯燥艰涩、深邃难解的理论，以浑浩畅达、奇趣盎然的语言出之。“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12]。不要说并世诸子，即便是百代以下的文学家中，也罕有其匹，堪称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

请看《养生主》篇对“庖丁解牛”的描写：

庖丁为文惠君宰牛。他用手抓的时候，用肩靠的时候，用脚踩的时候，用膝盖抵住的时候，“哗啦咔嚓”的声音，进刀时骨肉分离，牛体被解开时的声音，全都合乎美妙的音律，既符合《桑林》之舞的节奏，又符合《经首》乐章的韵律。

文惠君说：“哎呀，太妙了！你的技术怎么竟会达到这种地步啊？”

庖丁放下手里的刀，回答说：“我所追求的是‘道’啊，已经超越了技术了。当我刚刚开始宰牛的时候，所看见的是一头完整的全牛；三年之后，看到的就不再是完整的全牛了；到了现在，我运用心神与牛接触，而不是用眼睛去看它，感官的作用停止了，而心神则充分运作。依照牛的自然生理结构，劈开筋骨交接之处，令其分离，引刀进入骨节之间的缝隙，顺着牛的自然结构去分解；经络聚合之处和筋肉连结的地方，都未曾用刀碰撞，更不要说大骨头了！

“优秀的厨师一年更换一把刀，他们是用刀切割筋肉的；普通厨师一个月就得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要用刀砍断骨头；如今，我这把刀已经用了十九年了，所宰杀的牛达到几千头了，可是，刀刃却还像刚刚用磨刀石磨过的一样。因为牛的骨节之间有缝隙，而刀刃并没有厚度，用没有厚度的刀刃插入有缝隙的骨节，对于刀刃的活动、运转来说，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用过了十九年，而刀刃还像新磨过的一样。虽然如此，但我操刀之时，每当遇到筋骨聚结的地方，发现难于下刀，就特别小心仔细，倍加警惕，眼神专注，动作放慢，动刀十分轻微。最终，牛就哗啦一下完全解体，像是一滩泥土散落在地上。

“这样，我提刀而立，环顾四周，为刚才获得的成功而踌躇满志；然后，把刀擦干净收藏起来。”

文惠君说：“真是太好了！我听了庖丁的这番话，从中领悟了养生之道。”

宰牛，原本是一项粗拙费力的体力劳动，可是，到了庄子的笔下，不仅展现出娴熟的技艺，而且富有审美的意味。文章富有现场感，形象生动，语言优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俨然一派从容镇定、气度超凡的大将风度，体现了一种自在自如的逍遥境界。

——作为抒情天才、丹青妙手，庄子善于运用形象刻画、场面铺陈的手法，来阐明道义、展现情怀，在《庄子》一书中，所在多有：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3]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欤）！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14]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大儒说：）‘接其鬓，压其（胡须），而以金锥控其颐，徐别（慢慢地分开）其颊，无伤口中珠。’”[15]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画工）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安详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蠃。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16]

“山林与（欤）！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亦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17]

“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返），君自此远矣！”[18]

飞扬的意象，诗意的语言，读来真是一种惬意的美的艺术享受。

五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同臻妙境，各擅胜场。《论语》蕴涵深远，清通简要，属于标准的记言体；《墨子》逻辑性强，论证明确而严谨；《老子》义理玄妙，多以名言警句出之；《孟子》气势磅礴，雄辩滔滔，词锋敏锐，但有时表现为强词与独断。庄子则博采众长，以东方民族的诗性智慧，运作独特的思维方式，超越了一般的知识形式和形而上的逻辑限定，始终洋溢着艺术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和诗人的激情；汪洋恣肆，缥缈奇变，鲜活灵动，一无滞碍，从而秀出群伦，独张异帜。为此，闻一多先生赞誉他，堪称先秦诸子中“唯一的文学家”，“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

为了展示周秦诸子在思维方式、语言形式、表述方法上的异同，我们不妨进行一番对比。即以中国哲学思想中具有始基性的“天命观”为例。这一话题，可以说，遍及儒、道、墨、法各家，百家诸子几乎人人都有所论列。

比如，孔子主张畏天知命，他曾说过：“君子有三畏”，而把“畏天命”作为首要一条。他还说过：“五十而知天命”；“君子居易以俟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他的弟子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孟子则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

后来的荀子，一方面说：“天行有常”；但又主张：“制天命而用之”。

老子认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在对于天道、天命的观念上，看不出来他与孔、老、孟子的根本性差别；他曾说过：“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但他不满足于这种一般化的表述方式，他要进行探索与创新。作为一位出色的文学家，他选取了一种全新的纯文学方式，通过形象艺术和夸张的手法，来展示他的天命观。

《大宗师》篇有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在一起谈话，说：“谁能把‘无’当作头颅，把‘生’当作脊梁，把‘死’当作尾椎；谁能明白生死存亡是一体的，我们就和他做朋友。”四个人相视而笑，契合于心，于是结为朋友。

不久，子舆生病了，子祀前去探视。

子舆说：“真是了不起呀，造物主竟然把我变成这样一副拘挛的样子！”子舆腰弯背驼，五脏挤在背部，脸颊藏在肚脐下，双肩高过头顶，颈后发髻朝天。气血错乱不顺。可是，他却心境悠闲，若无其事。

子祀问道：“你讨厌这副样子吗？”

子舆说：“不，我怎么会讨厌呢？假使把我的左臂变成公鸡，我就用它来报晓；假使把我的右臂变成弹弓，我就用它来打鸟，然后烤了吃；假使把我的尾椎变成车，把我的心神变成马，我就乘坐它出走，难道我还要找别的马车吗？

“再说，有所得，是靠时机；有所失，就要顺应。安时而处顺，哀乐之情就不会侵入心中。这是古人所说的解除倒悬。那些不能自行解脱的人，是被外物束缚住的。人力不能胜过天然，由来已久，我又有什么讨厌的呢！”

不久，子来生病了，呼吸急促，看来快要死了，妻子儿女围在床边哭泣。

子犁前去探望，对子来的妻子说：“去，走开！不要惊动将要变化的人。”

他倚在门边对子来说：“了不起呀，造化的力量！它又要将你变成什么？要把你送往何方？把你变成鼠肝吗？把你变成虫臂吗？”

子来说：“作为子女，无论东西南北，都要唯父母之命是从；自然对于人，无异于父母。它要我死，而我不听从，那就是忤逆不孝。它有什么过错呢？天地给我以形体，用生使我劬劳，用老使我清闲，用死使我安息。所以，那妥善安排我生的，也将妥善安排我死。现在，有个铁匠在炼铁，铁块跳起来说：‘我一定要做镆铘宝剑！’铁匠必定会认为，这块铁是不吉祥的。现在有人偶然获得了人的形体，就说：‘我是人，我是人！’造物主也一定会认为，这是不祥之人。因此，应该把天地当做大熔炉，把造化看作大铁匠，又有哪里去不得呢！”

子来说完，酣然睡去，又自在地醒来。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这是清代著名文艺评论家刘熙载对于庄子之文的确评。

除了通过人物描写、巧妙对话、现场描述以寄寓哲思理蕴；他在说理性文章中，还采取了多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比如，《天运》篇有这么一段，劈头就提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问个不停，堪称是屈原《天问》篇的原始版。译成语体，大意是：

天在运行吗？地在静止吗？日月在争夺位置吗？那么，是谁在主导这些？谁在维系这些？谁会闲来无事去推动这些？是不是有机关操纵，而不得不如此呢？或者是顺势运转而自己停不下来呢？云层是为降雨吗？雨是为了蒸气成云吗？谁在兴云降雨呢？谁会闲着无事，乐于做这样的事？风从北方来，忽东忽西，在天空飘动，谁在嘘气成风？谁会闲来无事而扇动风生？请问：这一切都是什么缘故？

庄子谈道，还惯常应用类似后代散文、骈文的铺陈、排比的方法：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光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豨韦氏（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得之，以挈（提举）天地；伏戏氏（伏羲，三皇之首）得之，以袭气母（调合阴阳）；维斗（北斗）得之，终古不忒（不离轨道）；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昆仑山神）得之，以袭（入）昆仑；冯夷（河神）得之，以游大川；肩吾（泰山神）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高阳氏，五帝之一）得之，以处玄宫（北方帝宫）；禺强（水神）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西方神山），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长寿七八百岁）得之，上及有虞（舜帝），下及五伯（春秋五霸）；傅说（殷商贤臣）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大宗师》篇这部分文字，是集中谈道的。一开头，阐述了道的生成，道的特性——无形、无极、无限；自“豨韦氏得之”而下，展示道的无边效应。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简直是一场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与神祇的“群仙会”，手法还属于“重言”，是要借重他们来阐扬道的效应。

紧承此段，便是一个对话，讲述关于闻道、习道、体道的过程。原本是说：道，得之于书册、诵读、见闻、心得以及种种实践；可是，庄子却“以文为戏”，作形象化处理，给那些枯燥的词语，分别起个怪怪的名字，变成了活生生的九个人物：

“南伯子葵曰：‘子独恶乎闻之（你从哪里听到的）？’（女偊）曰：‘闻诸副墨（书册）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诵读）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所见），瞻明闻之聂许（所闻），聂许闻之需役（所为），需役闻之於讴（歌谣），於讴闻之玄冥（渺茫），玄冥闻之参寥（对虚寂的参悟），参寥闻之疑始（猜测万物的起源）。’”

对此，明人陆西星赞叹说：“庄子巧立名字，大是戏剧。”

[1]引自刁生富、刁生虎论文。

[2]《齐物论》。

[3]《齐物论》。

[4]歌德语。

[5]《天下》。

[6]《寓言》。

[7]宋·高似孙语。

[8]清·吴世南语。

[9]《逍遥游》。

[10]《则阳》。

[11]《逍遥游》。

[12]清·方东树语。

[13]《逍遥游》。

[14]《齐物论》。

[15]《外物》。

[16]《田子方》。

[17]《知北游》。

[18]《山木》。

文化渊源

一

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指出：“任何特定时代的智慧状态，只有在与前一代的智慧状态联系中才能理解。”那么，我们要探索处于人类智慧巅峰地位的庄子的哲学思想、艺术精神，自然也应该到他的“前一代的智慧状态”，亦即属于人类思想史、学术史范畴的思想文化渊源中，去钩沉索隐，探赜发微。

庄子所在的宋国，处于中原腹地，素有“天下之枢”的称誉，它的地理条件、社会环境、文化气息，对于庄子及其学派的开放胸怀和广阔视野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宋国疆域虽然并不辽阔，但其历史悠久，按其建国于公元前11世纪来推算，到庄子出生时，已经有七百多年历史了，历史文化积淀十分雄厚。

而庄子的故里商丘一带，一直是商、周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这里又是先秦时期多个学派创始人的诞生地——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祖上为宋国商丘人；战国初期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战国中期政治家、哲学家、著名辩客、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都出生在商丘。春秋末期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出生地苦县，道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列子的出生地郑州，离这里都不算远。这些学术大师，以其璀璨夺目的思想光辉，映照着这片中原沃土；他们的学术思想泽被其间一代代的学人。

庄子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亲炙那些前贤往哲的遗泽，从而获得良好的熏沐与陶冶，加上京城内外聚集着各国前来游说的名流学者，更使他开阔了视野，增益了学识，有效地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养。而他的天资颖慧，自幼即十分勤奋向学，“其学无所不窥”，在广泛涉猎前代传世典籍，钻研书本知识的同时，能够直接与多个流派的学者交流、切磋，从而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宋国作为诸侯国，政治上隶属于周朝，而其文化却承袭着先世殷商的传统。这里的宋人是殷商的遗民，因而庄子思想中存贮着殷商文化的基因。钱穆先生认为，商俗尚鬼，信仰鬼神，带有浓重的宗教气氛，商人又好玄理，他们往往重理想胜过人生的实际。由于他们崇信鬼神，所以，其文化色彩充分地带着超现实的气韵。

殷商重视商品的生产与交易，商丘一带手工业发展比较迅速，水平也相对高超一些；其文化传统一向被视为中国浪漫主义最早的源头之一，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郭沫若先生认为，殷人是比较爱好艺术的民族。从殷墟所发掘出的古文物看，无论是铜器、石器、骨器、白陶，乃至甲骨上镌刻的文字，都富有艺术的风味；较之周朝文物的质拙，有明显的差异。

《列子·说符》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国有一个能工巧匠，按照国君的旨意，用了三年功夫，把一片玉石（《韩非子》、《淮南子》说是象牙）雕成了树叶，“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放在树枝间，大小啊，光泽啊，厚薄啊，竟然和树叶完全一样，人们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树叶，哪个是玉片。国君非常满意，这个工匠从而获得了丰衣足食。

在这种艺术氛围比较浓重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庄子，文学艺术方面自然趋向于浪漫主义。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神话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系统：一个是昆仑神话系统；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而“庄周居于宋，偏近东方，把这两种神话都接触到了”。这一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与地理位置，使庄子有条件广泛接触古代神话。因此，顾先生认为，《庄子》中的神话性描绘，乃是昆仑系统和蓬莱系统神话融合后的产物。

时晓丽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神话是庄子思想飞翔的起点，是它的源泉之一。上古神话不仅为他的著作提供了素材，培植了他超常的想象力和多彩的语言风格，而且是庄子审美生存思想产生的土壤，直接启发了他审美人格的创造；他的自化、自生、生死的转化思想都与神话有关；但他又有所超越，在保留神话基本意义的同时，赋予其强烈的人文思想；创造性地改变了神话中的宗教观念，使之由教化实用变为审美，由神圣虚幻变为现实的生存之道。

关于庄子的思想渊源与文化成因，青年学者刘生良从宋国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与文化构成，从庄子的身世、个性与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加以探讨。认为它是以殷商文化为源头，中原文化为依托，道家文化为核心，借助商丘处于东西南北文化的交会点上这一有利条件，并广泛接受周边多种文化之影响而形成的。

说到接受周边多种文化之影响，这里要突出分析一下楚文化在这方面的独特作用。当代一大批学者对此有所论列。杨义先生指出，作为楚国的公族，在吴起之变中，庄子的父祖辈避乱到了宋国；而楚国文化的精髓，包括楚地的神话传说、民俗信仰、市井风情，以及楚人的宇宙体验与思维方式，对于庄子来说，都成了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与精神脐带，成为终生受用的“南国情结”，有效地开发了、丰富了他的浪漫情思和想象能力。

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来探索，无分中外古今，几乎所有文学名著都和民俗生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中国的《水浒传》、《红楼梦》，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法国的巴尔扎克和雨果的小说，乃其尤者。《庄子》作为古代文学经典，更不例外，大量的楚地原始民风民俗，都在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崔大华先生说，庄子和楚文化那种比较深层的、观念的联系，这个环节可能藏匿在已经模糊了的庄子的家世中。作为楚国贵族的后裔，庄子的超脱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中所内蕴着的那种袭人心扉的没落感，想象神奇、变幻无端的汪洋文字，特殊的楚方言等等，清晰地显示出他与衰落了的楚国公族及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楚国文化，有着完全可以肯定的很近的亲缘关系。

庄大钧认为，宋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现实，使庄子学派深刻地认识到统治者的虚伪和凶残本质，以及等级、宗法、专制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人生的黑暗；同时，他们对于西周正统文化中那些禁锢人心、压抑个性等等不合理因素和现象，十分厌恶与反感，于是，很自然地接受了相对自由开放的荆楚文化的影响。李严亦主“宋楚合流说”，认为庄子学派诞生于宋而成长于楚，如果说宋国的社会文化气候孕育出庄子学派思想个性及文学倾向的幼苗，那么，楚文化的雨露阳光，则使它们成长壮大并趋向成熟。

《庄子》一书中，言及齐者近二十处，带有鲜明的齐文化的“胎迹”。就此，当代一批学者也强调了他与齐文化的学术渊源，认为他对于齐文化比较熟悉，而且，很有可能到过齐国一些地方。

蔡德贵力主“齐文化背景说”，指出：从语言风格上看，《天下》篇说：“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这正是齐文化的语言风格；《逍遥游》中说到的《齐谐》，乃齐国谐隐之书，还有“齐东野语”，即齐地野人之语；《庄子》里面还引用了大量或肇源于或流行于齐国的神话传说。从学术范畴上检索，齐文化中的阴阳说，《管子》中的静心说，齐人甘德“天圆地方”说，都在《庄子》中有所反映；再就是从庄子对大海的认识、大海的描写，也可以看出齐文化的背景——如果只有宋、楚文化影响，而不熟悉齐地，那他仅凭想象，是不可能对大海进行那样深入细致的描写的。

孙立认为，庄子鲜明而独特的齐地文化特征，可以从远、近两个方面予以溯源。东周时期，子姓的宋国就与齐鲁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庄子故里蒙地，既有中原文化的质素，也曾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从近处看，庄子与略晚于他的齐国邹衍的风格十分相近，他们具有相似的喜言神仙、善用譬喻、富想象力、风格谲怪、狡黠聪慧等特征。这些都说明庄子与齐文化有重要的联系。《庄子》一书中直接或间接引述齐地流传的神话很多，还涉及齐地一些人物和民俗，使之增添了浓郁的浪漫色彩，是形成庄子独特文化品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说到庄子的学术师承与知识体系，这要比历史背景、地域环境、文化土壤、人文积淀等影响更为直接，当然也更为复杂，更为纷乱。宋代著名学者朱熹甚至说：“庄子，不知他何所传授，却自见得道体。”以朱子的学识造诣，尚且有“茫然无措、不知所踪”之感，更不要说后世一般的研究者了。

关于这个问题的探索、研究，似应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首先明确两个相互联结、相反相成的基本观点：

其一，庄子的思想学说，并非凭空产生的。尽管他是旷世奇才，但他的思想却并非纯由天赋达成、生而知之的，就是说，同样离不开后天的滋养。它不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而是在“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前进途程中，融汇思想文化发展之“茫茫九派”、滚滚众流，渊源有自。

其二，在承认这一大前提的基础之上，还应看到，庄子属于“大师无师”之类的天才人物。天才完全是个案，不可能存在复制的胎模；谓予不信，那就看你有什么办法，按照原型再造一个凡·高、歌德，或者马克思、爱因斯坦！天才又是超越时空的，时代与环境无疑是他成长的摇篮，但同时又是他起跳、飞翔的踏板，就是说，有其独特的成材路数。朱子说的“却自见得道体”六个字中，或可透出一些个中消息——庄子的“道体”是怎么来的？自己“见得”。

古代中国儒家强调所谓“道统”，其基本特征是按部就班，传承、继往：“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1]。而道家的传统，庄周之于老聃，固然也有继承，但却是以改造、创新为其主导方面。其独特之处在于，庄子的思想学说、艺术精神的形成，既凭借于固有的学术渊源、人文积累，又超越于现实基础与传承规范，而独辟蹊径，开创新途。即便是继承，也并非简单的吸纳与传输，像物质产品那样，从一个仓库倒换到另一个仓库；而是相关者主观意志、思想观念的交错、互动与转化、蜕变；至于创新，就更需要经历一种极其复杂的撞击与扬弃的文化动力学的过程。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那么，为了弄清庄子的知识体系、文化渊源与学术师承关系，除了充分揭示其社会环境、地域影响、文化土壤、家族背景等外在因素，就其本人来说，还须进行两个层次的研索：

第一个层次，是通过博览先秦诸子著述，弄清庄子之前与同时的各种相关的学派、学人的思想，检索其同于或近于庄子思想观点之处，进行对照式、联结式的梳理，发掘庄子对于这些思想资源的继承、批判、发展、创新的脉络，穷源溯流，寻踪察迹。应该说，这种思想史、学术发展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属于基础性的工作。幸运的是，这项工作，许多先秦思想史家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人士，“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积多年之功，通过艰辛的梳理，详尽的论证，科学的辨析，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源。

不过，更为关键、难度也更大的还是第二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层次。鉴于庄子是天才型的创造性的旷代哲人，属于俯视群伦、截断众流、超迈往昔的原创型的哲学家，他的成长路径、成才规律有其独特性与唯一性。在创造思想学说、构建知识体系过程中，首先是放开度量，大胆吸收，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但又绝非集纳式的、撷花缀锦式的，囊括无遗，全盘吸纳；而是采花酿蜜，大冶熔金，极端重视选择与扬弃，在分析、批判方面下功夫。对此，鲁迅先生的概括是：“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在此基础上，“自出机杼，熔铸新机”，耻于依傍与模仿，而创造出全新的精神成果。

这种创造历程，使人联想到世界级大文豪关于典型人物塑造的体验。巴尔扎克认为：“典型是‘类的样本’”，“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骨。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所塑造的人体里”。鲁迅先生塑造典型人物也是这样做的：“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对于天才思想家来说，那些学派也好，代表人物也好，不过是一个个模特儿，而最后创造出来的思想体系、艺术精华，才是“类的样本”。这里所凭借的，就是天才思想家的超常的悟性，超凡的创造性思维，超群的想象能力与整合能力。

庄子对于道家学派的批判式继承与创造性发展，是十分明显的。世称“黄老之学”，《庄子》书中也有一些篇章说到了华夏的人文始祖黄帝，但纵览全书，看不出接受过他的什么影响。郭沫若先生说，《天下》篇把关尹、老聃称为“古之博大真人”，在庄子或其后学自然是以关尹、老聃为合乎他们所理想的人格了。然而，从庄子的思想上看来，他只是采取了他们清静无为的一面，而扬弃其关于权变的主张。《天下》篇中叙述各种方术时，提到过宋钘、尹文：“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逆）于众”，“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淡为内”；对于世间的矛盾、纷争，持柔顺、调和态度。而彭蒙、田骈、慎到，主张摒弃人的知性与个人偏执，“与物婉转，舍是与非”，秉持相对主义。庄子的思想、主张，与其有相近之处；但他能够向前推进一步，不仅主张顺世随俗，而且强调追求逍遥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了对道家诸子的超越。

列子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他崇尚虚无，倡言无为，尊重自然，自甘贫寒，终身不仕，穷而面有饥色，但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清代文艺评论家刘熙载甚至认为，《列子》实为《庄子》所宗本。事实上，恐怕未必如此。庄子在《列御寇》篇，曾借伯昏瞀人之口，告诫他不可炫智，“巧者劳而知（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遨）游，汎若不系之舟”。

还有杨朱。他确立了人的个体存在的价值，明确提出“不以物累形”、“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全性保真”、“重生轻物”、“贵己为我”的观点。由于他早于庄子，又是邻近宋都商丘的魏国人，《庄子》书中曾多次提及，论者认为不应忽视他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庄、杨可能就是一人，这当然属于臆断。实际上，庄子并没有全盘接受他，而且是多有微词的。

惠施是与庄子有过直接交往的唯一著名学者。他们有同样渊博的学识，有相似的辩证思维，共同从“至大无外”的“大一”和“至小无内”的“小一”那里，领略事物“毕同毕异”，破除人们固定而狭窄的视角；惠子说“物方生方死”，庄子也有“方生方死”的说法。看得出来，他从这位辩友兼知己那里还是有所吸收、有所借鉴的。不过，正如当代学者刘效敢所指出的：“庄子并不停留于对具体事物的探讨，而是能从更高的层次上，对世界做出更为一贯的哲学概括。”庄子批评惠子：“自以为最贤”，“存雄而无术”，“弱于德，强于物”，“卒以善辩为名。惜乎！”

庄子与隐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颜世安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庄子的思想是战国时代隐者文化的结晶。《庄子》中记述了众多的隐逸人物，这些人士及其思想，应是庄子思想活动的精神背景。庄子思想的起点，与春秋以来隐者传统在乱世寻求避祸自保，同时在逆反流俗的意义上寻求个人生活的新意义这些基本主张，较为一致。当然，庄子有其独自的思想体系和评判标准，毕竟和那些隐者不同。

庄子的思想渊源，和儒家也存在一定的关联。前辈学人章太炎先生有“庄子出自颜回一宗”的说法。对此，郭沫若先生表示赞同，他说：“我怀疑他本是‘颜氏之儒’，书中征引颜回与孔子的对话很多，而且差不多都是很关紧要的话，以前的人大抵把它们当成‘寓言’便忽略过去了。那是根据后来所完成了的正统派的儒家观念所下的判断，事实上在孔门的一二代，儒家并不是那么纯正的，而儒家八派之中，过半数以上是已经完全消灭了。”郭氏进一步论证说，庄周并不曾自命为道家，《说剑》篇虽然是假托，但他的后学说他“儒服而见赵王”，可见他们的一派依然是自命为儒者。而崔大华先生则认为，对于庄子思想来说，儒学只是构成一种学术的观念背景。“学说或思想体系间的学术背景关系和理论渊源关系是有区别的”：渊源关系表现为两种思想学说在基本概念、命题、思想方面的继承和发展；“而背景关系则是指一种在先的学说思想所产生的理论环境、社会后果，构成一种激起新的学说思想形成的契机、条件”。

近代学者秦毓鎏，1913年，因讨伐袁世凯，被捕入苏州陆军监狱，狱中三年，精心研究《庄子》，作《读庄穷年录》，《自序》中说：

世之论庄子者，或曰宗老，或曰尊孔，吾皆以为不然。宗老之论，发自史迁，后之人多从之。然观《天下》篇周之自述，道术出乎关尹、老聃之上，其于老聃之死，且以遁天倍情讥之，谓之宗老，周岂任哉！言尊孔者出于儒家者流，苏子瞻、王介甫至谓其推尊圣人，自居于不该不偏一曲之士，其于庄子，去之远矣。吾统观全书，未尝无推重孔子之处，亦间有不足词。谓之尊孔，不可；谓之黜孔，亦不可也。至韩退之谓周之学出于子夏，其言无可考证，殆不足信。然则庄子者果为何如人乎？吾则曰：庄子者，负绝世之知，而兼过人之情，处乱世不自得，高言放论，以自快其意者也。惟其情之过人，故受情之累也深。彼知情之累我，以我有生，欲求解脱，非拔本塞源不可，是以堕肢体，窒聪明，一生死，忘物我，浑成毁，同是非，绝情去知，同于大通，体逝合化，无所终穷。斯其为说，发前古之所未发，卓然成家，而为神州哲学之宗，谓之大知，谁曰不宜。

这番论述，理蕴的涵盖性很强。“负绝世之知，而兼过人之情”，“斯其为说，发前古之所未发，卓然成家，而为神州哲学之宗”，其一是说：庄子的天纵之才，不是单凭师承所能达致的；其二是说，庄子哲学的历史地位，应予充分肯定。

三

探讨、开掘庄子的思想文化渊源，应该说，处于关键地位的还是老子。

司马迁判定庄子学说的核心乃归依于老子，这无疑是准确的。二人同为早期道家的哲学大师，有着基本上相同的道论、认识论、形而上学与逻辑推理；而且，庄子在《庚桑楚》、《在宥》、《天运》、《天道》、《知北游》等十三篇中，共二十一处讲到老子，多处直接征引老子的言论，并安排这位前辈以先知、导师的身份出现在孔夫子面前，足见其对于这位伟大哲学家的推重。

崔大华先生认为，“庄子和老子都是把‘道’作为一种超越人的感性经验之上的宇宙万物最后根源来理解的”。老子把“道”看作世界万物的本原，最先使之具有了客观实体的意义；庄子继承了这一思想理论，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说，老子思考的重心，是对天道、世道、人道作全面的终极的理解；那么，到了庄子那里，则侧重于探寻无待、无恃的自由境界，解除人为的桎梏，实现心灵的超越。老子之道，是外在客观的，着眼于对天地之母、万物之始的探询；庄子在承认道是其他一切存在的源头的同时，又把它引申到人生方面，更多地关注于“人间世”，包括对于人的生存困境、多舛命运、苦难现实、人生安顿的思考，期求寻觅一条通向精神解脱的道路。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径称庄子为老子的门徒。孟子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意思是说，他未能亲登孔子之门，只是就学于子思之徒，作为隔代的“私淑弟子”，得闻孔子之道。而庄子却从来没有自称是老子的传人；从他的著述中也看不出来他是如何师承老子的。我们只能说，在继承、发展老子思想过程中，由于庄子同时还接受了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加上他的独创性的天才发现，通过新的整合、新的改造，从而奠定了他在道家学派的崇高地位。

人们说到儒、道两家，总是习惯于将孔孟与老庄并称；其实，庄子在道家中的地位与贡献，要大大超过孟子之于儒家。有了庄子，道家方能提升到与儒家、墨家鼎足而三的对垒态势；而且，使道家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得以深邃化、心灵化、生活化，从而博得更多人的欣赏和喜爱。

杨义先生指出，《庄子》一书最早、也几乎是最多地记述了老子的言行；但这些都只能说是庄子心目中的老子，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原本的老子。庄子以敬仰的方式，把老子加以“庄子化“了。庄生梦蝶，迷惑于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同样，庄子述老子，也令人迷惑于庄生述老子，还是借助老子述庄生。“这种迷迷糊糊的述学方式，使老子之学自从认了庄子这个后生之后，就变得非常有趣，非常潇洒，而为世世代代的士人所倾倒、所陶醉了”；“老学因有庄学为继，而使道家的那几亩园地变化得秀色宜人，令人不禁有道家餐风饮露、多造奇才之叹。”

看得出来，在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方面，老、庄二人同中有异，同而不同。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自史迁以来，均谓（庄）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浑沌’，其‘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胥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而始圆备。”

至于体道的路径，老、庄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老子之道着眼于入世，谈的多是入世之道；庄子之道更多的是思考人生，纵谈性命，着眼于精神自由，思想解放。老子是以哲人的身份、超然的视角来论道的——他侧重于论说，侧重于逻辑思辨，侧重于理论的分析与阐述；庄子更多的是生命的悟入，是从精神层面上来体道、悟道，表现为一种人生追求、生命境界。庄子的取径，主要是依靠生命体验而并非诉诸客观认知，就是说，他更重视个性自由的直观体验与妙悟，因而，并不认同逻辑推理，很多都是通过形象化、诗性化的意象来表达的。

在政治观、社会观、伦理观方面，老、庄都深刻揭露儒家倡导仁义道德的虚伪性，指出一切道德仁义都是对于人的天性的背弃与摧残。老子主张“绝圣弃知（智）”，“绝仁弃义”，认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2]。他们共同认为，上古之人从来不懂所谓仁义道德，只知“织而衣，耕而食”，这是人的“常性”；可是，随着社会上出现了圣人，提倡仁义，推行礼乐，导致了社会的不安与分化。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并不一致。李泽厚先生认为，老子是积极问世的政治哲学；庄子则是要求超脱的形而上学。与老子及其他哲人不同，庄子很少真正讲“治国平天下”的方略道理，他讲的主要是齐物我、同生死、超利害，养身长生的另外一套；他关心的不是伦理、政治问题，而是个体存在与身心问题——这才是庄子思想的实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庄氏之学，与老子相似而实不同”。

老、庄都属隐者之流，但两人阅历不同，所处时代、身份背景差异很大。老子做过周王室的史官，熟谙自古及今的治乱兴衰、得失进退之理，因而《道德经》中谈政治原则的内容较多；《庄子》则异于是，其中见不到正面言说政治原则、政治方略、政治观念的内容。在对待所处时代的社会矛盾、人际关系上，对于强国与弱国、贵族与平民、都市与乡鄙、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的看法上，老、庄也有明显的差异。

对于统治者，老子的基本出发点，是关切，是维护，是补台，他告诫人君要具备远大的眼光和宽阔的胸怀，应该效法天地，把治国理政看成是自己的本职，不能居功，不为已甚，“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3]；要“去甚、去奢、去泰”[4]，不应只满足于自己的享受，而要顾念天下百姓，关注民生疾苦。他还深刻分析了造成民众现实艰难处境的原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5]老子还特别提醒执政者，必须有预见性和洞察力，做到见微知著，把矛盾解决在萌芽阶段。指出：“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6]。特别是老子还鲜明地亮出战胜攻取的纲领性的政治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7]总之，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去参与社会政治，对治国安邦提出了一整套方案，目的是使社会矛盾不致发展、激化，从而维持周室的牢固统治。

庄子则不然。作为徜徉于政治泥淖之外的逍遥哲人和自由诗人，在他的心目中，那些“暴君昏上”、贵族、政客等各种类型的统治者，即便不是罪魁祸首，起码也是打手、帮凶，都是一些残民以逞的无耻之徒，其灭亡迹象已著，不可能加以挽回。出于愤激，他不但不肯帮助他们拾遗补阙，给予救助，甚至抱有一种“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仇恨心理。面对当时污浊的现实和严重的社会矛盾，他由愤世嫉俗转向逍遥游世。他以治天下为累，说到治天下，一副不屑之态跃然纸上：“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他说，道的精华部分是用来治身的，它的剩余部分则用来治国，它的糟粕部分才用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生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他把这种行为比喻为“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8]。庄子所珍视的是生命自由：“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9]。在他看来，离社会政治愈远愈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悟“道”，达到“至乐”的境界。

通观《庄子》全书，看不到有关政治的积极言论和对帝王权贵的建言献策；相反的在他的笔下，倒有大量“暴君昏上”的反面形象。庄子明确否定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生活，他所向往的是远古的至德之世。而这种“至德之世”，就是没有贵贱尊卑的分野，没有仁义礼乐的束缚，没有功名利禄的争逐，人人过着无忧无虑、安闲自在的平等生活，身心获得完全的自由。其实，庄子强调“至德之世”的真实用意，与其说，是要使之成为现实，毋宁说，是亮出一块与现实社会针锋相对、尖锐对立的招牌，用以对于现实社会进行抨击、批判。也就是说，庄子之崇古、慕古，其意在于刺今、非今。

老、庄都崇尚无为，崇尚自然。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0]。庄子也说：“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11]。领导者应该尽量减少施行命令；不要实行使下属负担过重的政策；对下属的各种活动尽量避免介入或干预。“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12]。他反复论证人为的危害，指出，人的干预活动，诸如络马首，削其蹄，剪其毛，绊其足，把它拴绑起来，圈进槽枥，整个破坏了自然形态，因而主张“无以人灭天”。

“无为”，一也；但二人的侧重点有异——

老子说：“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13]；“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14]；“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15]，后来形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老子强调：“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国之利器，不可示人”[16]。这一系列政治主张，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政治权谋，因而被称为“君人南面之术”，老子本人也被奉为“中国古代政治之父”。老子学说在本质上是致用的，亦即致用以治世。

而庄子的“无为”，着眼于“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主张逍遥处世。庄子的无为，作为自然的本体，人生的归宿，是面对浊世的一种隐退和自守，“无为”往往是出于“无奈”。

不仅此也，徐复观先生还做过进一步引申：“老子的人生态度，实在由其祸福计较而来的计议之心太多，故尔后的流弊，演变成为阴柔权变之术；而庄子则正是要超越这种计较、谋算之心，以归于‘游’的艺术性的生活。所以，后世山林隐逸之士，必多少含有庄学的血液。”

立足点和视角不同，观察问题、处置世务的取径，得出的结论也会随之而异。鲁迅先生说过：“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么天差地远。”同样，老子与庄子都是面对鱼鲜，老子想的是“治大国，若烹小鲜”[17]——从鱼想到治国上。“烹小鲜”不可翻动，不可烦扰，翻动与烦扰则鱼必然碎烂，治大国当无为，多为之则民必受损伤，他着眼于治国理政；庄子游于濠梁之上，见到“鯈鱼出游从容”，想的却是“鱼之乐也”[18]，他属意于审美境界。事虽细小，却反映了两位哲学家志趣、襟怀方面的差异。老子欲以道术治国安邦，起码要营建一个小国寡民的乱世桃源；庄子却是整天想着“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19]。老子身在江湖，心怀天下，经常亮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求进心态，庄子却只顾编织自己的麻鞋，累了就抬头望一望窗外的荒野。

就二人的风格、个性而言，朱熹说过：“老子收敛，齐脚敛手；庄子却将许多道理推翻说，不拘绳墨。”老子机警，庄子豁达；老子是冷静的、抽象的、思辨的，其文本有玄奥的哲学底蕴；庄子则是活泼的、灵动的。《庄子》中写了数不清的鲜活人物，头角峥嵘，各有特色；而《老子》一书从头到尾，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一个古怪的老头，在那里，“嘴里吐棍——胸有成竹”。《庄子》文本最大的特点，是在哲理之外闪烁着浪漫的诗性风采，作者的想象力如凌空而至，变幻无常，令人目眩神迷，魂摇魄荡。——“书成却待凌风奏，鬼怨神愁夜悄然。”

看来，老、庄之间风格、个性上的差异，实不亚于他们的思想趋向。

[1]唐·韩愈：《原道》。

[2]《老子》三十八章。

[3]《老子》七章。

[4]《老子》二十九章。

[5]《老子》七十五章。

[6]《老子》六十三章。

[7]《老子》五十七章。

[8]《让王》。

[9]《达生》。

[10]《老子》五十七章。

[11]《天地》。

[12]《在宥》。

[13]《老子》四十七章。

[14]《老子》二十二章。

[15]《老子》六十三章。

[16]《老子》三十六章。

[17]《老子》六十章。

[18]《秋水》。

[19]《逍遥游》。

哲人其萎

一

转瞬间，庄老先生已经到了垂暮之年。

近年，体质大不如前，而他的经济状况却依然十分拮据，亏得有几个弟子时常接济一些，才聊可勉强度日。无奈，入秋以来，一直是咳嗽不断，只好缠绵病榻。几个贴身弟子，明知师徒已经聚日无多了，更是时时守护在老师身边。

弟子们记起先生在《大宗师》篇，曾经借助子舆之口说过这样的话：

伟大的造物者要把我变成这样一个拘孪不伸的人哪！现在，我一切全都听从他来安排了：假使把我的左臂变成雄鸡，那我就用它来报晓，假使把我的右臂变成弹丸，那我就用它去射斑鸠，然后烧烤了吃，假使把我的尻骨变做车轮，把我的精神化做健马，那我就乘上它，纵辔前行，也就用不着再驾轮车了。

先生还曾借助子犂的话说，“要化作鼠肝呀，虫臂呀！”想起这些话，弟子们不禁暗暗地抽泣起来。

庄子虽然身体十分虚弱，但头脑却仍然非常清醒。他明白弟子们的心理，便坦然地笑着说：

我还借助子来，说过这样的话哩：“自然对于我，无异于父母，无论是去东西南北，都要唯命是从。大自然给我以形体，用生使我勤劳，用老使我清闲，用死使我安息。生是死的连续，死是生的开始。所以，善待吾生者，也同样善待我死也。”

想开了这些事，你们就不会为我的死感到难过了！

弟子说：

先生的德泽，使我们终生受益无穷，我们经常苦于无以为报。因此商量着，如何在先生大归之时予以厚葬。

庄子接连着咳嗽几声，然后，喘着气，用微弱的声音说道：

我把天地当作棺椁，把日月当作双璧，以星辰为珠宝，用万物做殉葬。这样的葬礼难道还不完备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弟子说：

没有棺椁厚葬，我们担心先生会被乌鸦、老鹰给吃掉了。

庄子淡然一笑，说：

在天上被乌鸦、老鹰吃掉，在地下被蝼蛄和蚂蚁吃掉，二者有什么不同？从乌鸦、老鹰嘴里夺出来，送给蝼蛄、蚂蚁，何必这么偏心呢！

从《列御寇》篇记载的这几段对话，看得出庄子的胸襟该是多么豁达，观念该是何等超拔啊！是呀，“以道观之”，人受命于自然，理当回归自然，这没有什么可计较的。精神固然需要寄寓于形体，然而，子之“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爱那赋予形体生机与活力的内在精神）”[1]。相对于精神来说，形体不过是一件存贮器；取之天地，返诸天地，万物死生均安处于天地的怀抱之中。从这一点出发，确实可以说，生犹死也，死犹生也。

停顿了一会儿，庄子又就这个话题做了进一步的引申：

以一家之偏心、偏见去平衡万物，这种平衡其实是不平衡的；用一家之偏心、偏见来谋求征信，这种征信其实是不足征信的。自炫明智的人只会为外物所役使；只有任随天性的人才能无往而不征信。自炫巧智的明者，比不上任随天性的神者，是由来已久的；而昏愦惑昧的愚者，却依恃一己的偏见而溺于人事，终致徒劳无功，岂不是太可悲了！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当是弟子们所听到的这位哲学大师的临终遗训。

哲人其萎。他把一个浑沌的宇宙纳入了博大的胸怀；而时间却在他的身上停止了走动。也正是这一年，公元前286年，庄子的祖国——立国七百六十一年的古宋，为北方的强邻齐国所灭。

先生享年八十三周岁。

这在科学尚不发达、医疗条件有限的上古时期，无疑称得上高寿。当代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说过，许多中国、外国的哲学家都很长寿，这跟他们的精神境界有关。真正的哲学家，能够站在宇宙的、社会的角度看问题，视野开阔，心胸宽广，有一定的思想高度，看问题深远，凡事看得开，一般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为小事所羁绊。活得洒脱，自然长寿。庄子就正是这样。

诚然，凡是生命，都必然面临着生物的、物理的双重限定，任何强大的力量也无法改变“终有一死”的自然法则；但是，当“活无常”板着无情的面孔，一手摇着破芭蕉扇，一手提着铁索和算盘，冷冰冰地宣布这一必至的结论时，总还会遇到两个方面的严峻对抗与挑战——哲学与艺术作为人的物质生命之外的精神延伸，分别以其超越的思想和撼人心魄的魅力，习惯于对“死”之现实说“不”。而且，从哲学的角度看，生命的时间性限定也是可以超越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就曾表达过这样的信念：“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它在一个时候有一个终结称为死，在另一个时候又再生出来，但是永远地不会消亡。”实体遭到毁灭，精神却永恒地传承下去。

星灭光犹在。旷代哲人的身影在古黄河岸边一个荒村僻巷中消失了，带走了他的天才和智慧，也带走了他的全副的诗性情怀，而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遗产、哲学与艺术的精品——《庄子》。

二

在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有两样东西与形体相伴生成，不约而至：一者为病，一者为梦——短的是病魔，长的是梦境。

如果说，病魔所带来的是精神与躯体的缠绵不断的痛苦；那么，梦境则在睡眠时通过生命律动与心灵运营，万花筒一般，无规则地、不由自主地实现着某种“幻象构成”，发挥其调节、激活与诱惑作用。后世的西方哲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一种完全合理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满足。而对于从事形象思维与艺术创造的庄子来说，梦，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更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心灵财富，不仅属于清醒状态的精神活动的延伸，而且赋予种种艺术创造活动以灵感的启发和幻想的滋养。那位大约与孔子同时代的哲学前辈——赫拉克利特说得更精彩：“清醒时，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而睡梦中，我们却拥有各自的天地。”

晚年庄老夫子的白昼与黑夜，是在病苦与幻梦的交相陪伴下度过的。作为心灵的财富，梦境在庄子那里，总是受到特殊的关注。那种依照旧说附丽于形体而存在的魄、游离于形体之外的魂，经常是在深夜里，不期而至，织成蛛网一般的多维、多向、多彩的迷离梦境。其中所展现的，多是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的旧事，入梦的有老聃、孔丘，还梦见过兀者王骀、得道的女偊；也曾途经“七圣皆迷”的襄城之野，进入远古的“盛德之世”，还到过平生未曾涉足的南冥、北冥。那天晚上，与老朋友惠施魂梦相交，悠悠生死几经年，一会面，两人自是有诉不尽的离衷别绪，可是，说着说着，就又针对一些现实中的问题争辩起来，醒后还觉得有些口燥舌干。

当年，孔夫子也做梦，到了晚年曾经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作为儒学的奠基人，周公是孔子最崇敬的一位古代圣人。而庄子却是以道为师，他在梦中所向往、所追慕的所谓“大宗师”，亦即“古之真人”，是天道的体现者。他对弟子们说，古之真人，睡觉时是不做梦的，醒来时也不忧愁，饮食不求精美，呼吸自在深沉；不人为地促成有所不足的事物，不自我夸耀事物的成功，不对任何事情多所考虑；古之真人，不知道贪生，也不知道怕死，出生不欣喜，入土不排拒，顺其自然地来，顺其自然地去，不忘记自己的始原，也不究诘自己的结局。[2]

庄子还讲述过这样一场梦境：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生动活泼的样子）胡蝶也。自喻适志与（欤）（自己觉得快活惬意呀）！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惊疑的样子）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区别）矣。此之谓物化。”[3]

庄子述梦与设喻的目的是什么？他没有点破。我们不妨做两方面的解读：一是，用觉与梦、寤与寐，隐喻生和死，人之向死而生、向生而死，犹如人之由寐而寤、由觉而梦；觉与梦、生与死只具相对意义，实际上不过是生命状态、生命形式的转换而已；另一方面，是想要说明万物等同、物我齐一的道理：我即梦中之物，物即梦中之我，达到一种主客浑然一体、物我恍乎两忘的境界。

不论其为前者还是后者，庄子的叙述方式都充满了诗性的、浪漫的情调。对此，清初的文学家张潮别有会心，他说：“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幸与不幸之别，端在于有无自由，有无拘碍，是否能够任情适意，自在飞翔。应该说，这也正是庄子的寓意所在。当然，话是这样说，但又并非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与张潮大约同时的黄周星，曾经为此作注：“惟庄周乃能梦为蝴蝶，惟蝴蝶乃能梦为庄周耳。若世之扰扰红尘者，其能有此梦乎？”

原来，这位张潮，对于庄子其人其书，不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而且，怀有特别深厚的情感。他以“心斋”为号，即取自《人间世》篇；在其清言小品《幽梦影》中，他说：“愿作木而为樗，愿在草而为蓍，愿在鸟而为鸥，愿在兽而为鹿，愿在虫而为蝶，愿在鱼而为鲲”，用以表达他对逍遥自在、隽雅超俗的向往。这里所列举的六类草木、鸟兽、虫鱼，亦多出自《庄子》。

“庄生晓梦迷蝴蝶”，不管我们如何解读、如何认知，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庄子所追寻的原是一种超现实的境界，其意在于体道、悟道、述道；可是，后来的一些道家，特别是道教人士，竟然带上沉重的物质性、功利性、目的性，以迷惘的心态、愚蠢的行为，作虚幻的求证，妄想通过炼丹服食，拔宅飞升，以求长生不死、羽化登仙，实在是可笑又可悲的。

与“梦蝶”相关联，庄子在《齐物论》中，曾借长梧子之口，提出“人生不过是一场梦”的看法：

一个人，晚上梦见饮酒作乐，早晨起来却悲伤哭泣；晚上梦见悲伤哭泣，早上起来，却游猎作乐。人在梦中，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在梦中，还要探讨梦的吉凶如何，醒来时，才知道原来是在做梦。只有非常清醒的人，才知道人的一生不过是一场大梦。可是，愚人却自以为特别清醒，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整天，君啊，臣啊，真是鄙陋极了！

庄子还说：“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4]做梦的时候，或如鸢飞戾天，或如鱼跃于渊，心里并不知道那是梦境；待到醒转过来，以为脱离梦境，进入了清醒状态。那么，我要问说这话的人：你真的觉醒了吗？

庄子的人生，是超拔、解脱的人生，又是“游于世而不僻”的人生[5]。所谓“游于世而不僻”，是指他既不脱离现世，像禅门衲子那样，完全跳出红尘之外，又不执着于浮情，汲汲于名利，斤斤于计较，将整个生命投入到物欲追逐、俗世纷争中去；而是保持一种不即不离、不粘不脱的悠游状态。

既然浮生如同梦境一样茫然无据，难于把握，失去它就像得到它一样偶然，既然“汝身非汝有也”[6]，那又何苦陷溺其中、执迷不悟，直至无法自拔呢！这种对于生命与梦境的深刻认知，反映出庄子迥然有别于其他先秦诸子的特异之处。

三

在生命链条中，死亡是一种兼具物质与精神双重特征的现象。对于大千世界中的纯物理现象，比如星体的殒落，物种的消亡，山石的风化，源泉的枯竭，可以借助观察、实验、分析、归纳等科学的手段、逻辑的方法，予以认知和探索；而人的死亡，作为以精神因素为其本质特征的生命现象，其瞬间的心理体验、精神启悟和直觉感应，是无法传递给他人和昭显于人世的，只能眼睁睁地任凭死者带着一切，飘然而去。这样一来，要研究与把握其间的奥秘，人们就只有通过非科学、非逻辑的途径，作猜测式、直觉式的心理还原。其难度与迷惑以及不确定性，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而有分别从宗教、美学、艺术理念出发，对于生死问题特别是死亡意蕴、死亡情境，进行文化哲学的多维度、多视角的剖析、判断，昭示其不同的主张，展现各自的面目。鉴于死亡瞬间的感官知觉、心理体验是无从把握的这一生理特征，因而历代学人往往把探究的重点，更多地侧重在生命价值与死亡意蕴方面。

东晋杰出的书法家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感叹世事沧桑，人生多故，说：“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里的古人指的是孔夫子。《庄子》中两次记载了孔夫子的这句话。其间所反映的正是儒家的重生畏死之情。儒家重视人生价值、人际关系、人世情感，而当时遭逢乱世，现实生活中充满偶然性，人们感伤于命运无法掌握，浮生若寄，生死无常，因而生出多重感慨。所谓死生之“大”，乃是由于如同对待生存、生活一样，赋予死亡以社会性的理性内涵，通过追逐“立德、立功、立言”这人生的“三不朽”，来体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因而有“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说法。

“列子贵虚”。他那一派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认为“死后之名，非所取也”，完全摆脱贵贱、名利的种种羁绊，对客观存在抱着虚无的态度。在记录其言行的《列子》一书中，借用杨朱之口，说：“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也，孰知其异！”“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迟速之间耳。矜一时之毁誉，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后数百年中余名，岂足润枯骨？何生之乐哉！”

杨朱主张为我、贵生、享乐。认为为我就要贵生，贵生就须享乐，即便是“死有万世之名”，而“生无一日之欢”，又有什么意义？他鲜明地肯定了欲望的合理性，把享乐与纵情同生死的终极价值等量齐观，开启了后世道教纵乐长生思想的先河。

老子一方面承认死亡是无可避免的，是现实的、客观的存在；同时又提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7]认为太空的元神不死而永生，绵绵不断，永世长存。就是说，冥冥中有一种超现实、超物质的精神存在。

大约与老子同时的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谈到死亡问题时，推测人死之后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死亡有如长久的睡眠，摆脱了痛苦，剔除了烦恼，再没有俗世间的折磨与不义，只有深沉的平静与安宁；另一种是，如果真有所谓“灵魂不死”，那么，死后就可与古圣先贤精神往来，继续讨论哲学，那将是天下一大乐事。而略晚于庄子的古希腊另一位哲人伊壁鸠鲁，则认为“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贤者既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他们都是抱着一种超然的心态来对待死亡的。

而庄子的生死观，作为诗性生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充满了审美的思辨，蕴涵着机锋玄邈的形上色彩。简言之，就是“生寄死归”，死生一如。生命只是偶然的有限的历程，生是死前的一段过程，活着时宛如住在旅馆，死去就是回家了，回归永恒的家园；生与死不过是一种生命形态的变化；生死是同一的，同归于“道”这个本体。

人生，乃是生生死死的连环套。在《知北游》篇，庄子有言：“生者死之徒（继承者），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极）！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庄子还曾几次说到“物化”：有的是作为事物的变化，比如说梦中蝶变，“此之谓物化”；更多时候是指死亡：“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8]；“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9]意思是，若是已经化做某种物体，那就意味着等待未来不可知的再一变化，反正一切都听其自然，顺乎天道好了。

对于“生死为徒”，后来的《淮南子》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表述得也更为形象。他说，吾生也，有七尺之形，死了有一棺之土，生，比于有形之类，死，沦于无形之中。造化创造万物，犹如陶匠和泥制作陶器，从地上取出土来做成器皿，这同它没有离地并无差异；待到陶器破碎了，变成土块，散落在地上，和器皿也没有什么差别。而东汉的张衡则在《髑髅赋》中，借庄子之口说：“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唐代寒山子的诗对此做了明确的解释：“欲识生死譬，且将冰水比：水结即成冰，冰消返为水。”

在庄子看来，“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10]；“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说（悦），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固定）也”[11]。既然属于命定，关乎天道，也就生而不悦，死无所哀，无须存有什么感伤意味。

从这一点生发出去，庄子明确地表示了对于厚葬的批评意见。他曾借孔子之口，表彰孟孙氏关于丧事从简的做法。说“孟孙氏尽之矣（做人做到了家），进于知（智）也。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12]

庄子提出这个问题，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据南怀瑾先生讲解，“三代至周秦之间，对于父母的丧事，办得太严重了。棺材外面要有椁，所谓衣衬棺椁，死者有几个女儿女婿，就要盖几条被子；古代又是多妻制的，如果有二十个女婿，死者的身上就盖二十层被子。几个儿子，穿几条裤子。所以，棺材里头，春夏秋冬的衣服俱全”，“棺材里都装不下。棺材外面的东西就更多了，什么茶叶啦，石灰木炭啦，各种东西，你们看都没看见过，另外还有嘴里头含的什么，手里拿的什么，这个之多叫作一塌糊涂，非常复杂。”

四

《庚桑楚》篇记下了庄子的这样一段话：

古代的人，他们的智力达到了一种境界。什么境界呢？他们认为，不曾有物存在，这是最高明的见解。已经完美了，没有可能再超越了。其次，是认为有物存在，不过，却把出生当作丧失，把死亡当成回归，这已经有所分别了。再次，是认为起初是无有的，后来有了出生，出生尔后又死亡；把无有当作头，把出生当作身体，把死亡当成尾椎。谁能了解有、无、死、生本来是一体的，我就与他做朋友。

当代学者肖兵指出，在庄子看来，如果还有生和死的区分，那还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应该是“不知死不知生”，或者叫“不死不生”，“与道为一”。庄子认为，“以生为丧，以死为反（返）”，仍然有分别心，这种思想比起“以为未始有物”的最高境界来，就属于次一级的境界了。《庄子》中多处谈到“不知死不知生”或者“不死不生”的境界，如《寓言》篇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曰：“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不文雅），二年而从（不固执），三年而通（不受拘束），四年而物（与物混同），五年而来（前来归附），六年而鬼入（神化），七年而天成（合于自然），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大宗师》篇女偊向南伯子葵讲述自己教卜梁倚学道的过程：“吾犹守（坚守）而告之，参（三）日而后能外（遗忘）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透彻通达）；朝彻而后能见独（别开新境，见常人所未见）；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由是可见，庄子生死观的最高境界，就是“不知死不知生”。

在《知北游》篇，庄子曾借老子之口，说：

人都是由于阴阳二气所合成，生存于天地之间，只是暂时作为人，将来都会返本归宗。从本源上来看，所谓生命，就是有气息之物。虽有寿夭之分，但两者相差几何？不过片刻而已。

人生天地之间，犹如阳光掠过空隙一样，忽然而已。万物蓬蓬勃勃，没有不生长的；变化衰萎，没有不死去的。……解开自然的束缚，卸却自然的包裹，转移变化，精神消散，身体随之消逝，这是返归大本啊！

正因为这样，所以，对于死亡，应该采取一副超然心态，坦然以对。在《养生主》篇，庄子还曾假托老子故去，秦失往吊，来申抒他一己的观点：

老聃去世了，秦失去吊丧，号了三声，（哭而不哀，按世俗之礼，）就出来了。

老聃的弟子问：“你不是我们老师的朋友吗？”

秦失说：“是！”

弟子又问：“那你就这样吊唁他，合适吗？”

秦失说：“是呀，开始的时候，我把他当作一般的人看待了，后来醒悟到，并非如此。（老聃是安时处顺之人，不应等闲视之。）刚才，我进来吊丧，看到里面有老年人在哭他，就像哭自己的孩子一样；有年轻人在哭他，就像哭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们聚集到这里来，一定有不想吊唁而吊唁、不想痛哭而痛哭的（并非所有的人都出于真情，而是按照世俗礼节行事）。这样做，是失去本真、违背至情的，忘记了自己所禀受的天性所在。古人把它称作违背天理自然所得到的惩罚。

“你们老师是有道的尊者，他来到世间，是应时而生；离开世间，是顺命而死。安于时命而顺应处境，哀乐之情就不能侵入心怀。古人以生为“悬”，以死为“解”，他现在获得了天然的解脱。”

讲到这里，庄子又特意加上一句：“指（脂）穷以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意思是，人的生命，有如以脂膏为薪火，烧尽了乃是一种转化，并非就地消灭了，不过是随其时而顺遂之，不足以为哀乐也。当然，“太上忘情”，也只是限于“古之真人”；以生为“悬”、以死为“解”也好，“不知悦生，不知恶死”也好，常人是很难做到的。绝大多数人还是讳死、恶死、畏死、避死的。《应帝王》篇谈到，郑国有一个相面的神巫，名叫季咸，能够占卜出人的生死、存亡、祸福、寿夭，说的年、月、旬、日非常准确。因此，郑国人见了他，都远远地避开，唯恐被他说中了，倒霉。记得当代著名物理学家，那个专门研究宇宙论和黑洞理论的斯蒂芬·霍金，讲过这样一段趣话：“我注意到，即便那些声称一切都命中注定的，而且我们无能为力改变的人，在过马路之前，都会左右看看有没有汽车过来。”

畏死、避死的后面，是贪生、恋生，这在古今中外大多数人来说，是共同的心理。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一座墓室里有这样的铭刻：“原来喜欢遨游四海的人，现在被禁锢在斗室里；原来喜欢华服盛装的人，现在则穿着破碎的衣服沉睡；原来喜欢狂喝痛饮的人，现在置身于连水都匮乏的地方；原来权重、富有、声威赫赫的人，现在来到了永恒黑暗的世界。”铭刻反映了对生的依恋和对死的恐惧，渴望着能够死后复生，重享生的快乐。

逃避死亡，尽管这是人类永远解决不了的课题，可是，有些人却仍然幻想着要彻底征服死神，永远不和他打交道。七百多年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西征凯旋，踌躇满志地说：“直到如今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不能击败的敌手。我现在只希望征服死亡。”但是，这话出口不久，他就在西夏的清水县行营一命呜呼了。这又一次证明了庄子的明断：“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世间其他的苦难，都可以设法躲避，实在躲避不开就咬牙忍受，一挺也就过去了，唯独死亡是个例外。

不过，话又说回来，人类确实永远征服不了死亡，但是，死亡也同样战胜不了人类。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过，死亡征服不了伟大的灵魂。人类心中有许多种感情，其强度足以战胜死亡——敌忾压倒死亡，爱情蔑视死亡，荣誉感使人献身死亡，巨大的哀痛使人扑向死亡。唯有怯懦、自私，使人在还没有死亡之前就先死了。

五

佛经里有“生死疲劳”的说法，意思是，人死了不到四十九天又投胎，投胎之后又是生老病死，死了再生老病死，永远在那儿轮回，无休无止，疲于奔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倒用不着去管它，但在有生之年，摆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苦痛，却是实情；而且，佛家还觉得这“四苦”不足以统括全盘，于是，又翻了一番，折腾出来所谓“人生八苦”。生、老、病、死之外，再加上四种苦情：爱别离（亲爱之人分别、离散）、怨憎会（恨怨憎恶之人反而常相集聚）、求不得（喜欢的得不到）、五蕴盛（涵盖了人的身心的色、受、想、行、识“五蕴”炽盛）。有这么多的苦相伴，难怪那个名震全球的大作家歌德，在他年届七十五岁之时，要说：“这一辈子，快乐兴奋的日子，前后算起来不足四个星期。”

整整二十年前，我曾经历过一场重大的生命劫难，直接面对着死亡这个魔鬼的威胁。——年轻时得过肺结核，当时本已治愈，想不到三十多年之后，在原发病灶上又出了大的变故，可怕的病魔竟然“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结果，肺部挨了一刀。这样，我便由“五花教主”变成了“四叶亭侯”。

记得林语堂先生说过，读者选择作家是去寻找与自己相似的灵魂。而我卧病当时的选择庄子，除了这一点，还有战胜病魔的考量，也就是要从庄子的自然观、生命观、价值观中，获得领悟，汲取力量。除了我自己床头读解，口诵心惟；恢复健康过程中，还经常同几位文科教授、文化学者在病房里开怀纵谈，而生与死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

那天，我靠着枕头斜欹在床上；G先生和H女士分据着两个沙发；眼镜S坐在椅子上。这些靠书卷以遣有涯之生的书呆子，三句话不离本行，话题首先就从读书与疗疾的关系展开。G兄年长，学问也最大，当然是由他开篇了。他说，西汉学者刘向说过：“书犹药也。”宋人也有“赖得《南华》怜我病，一篇《齐物》胜医方”，“欲识道人真静处，《南华》一卷是医王”的诗句。诗翁陆游说得最为剀切：“愁得酒卮如敌国，病须书卷作良医。”意思是，心中郁积愁烦，把酒浇愁，犹如献粮资敌，只会使愁烦雪上加霜；而好的书卷如同良医，确是疗疾祛病所不可缺少的。他还有一首七绝：“儿扶一老候溪边，来告头风久未痊。不用更求芎芷辈，吾诗读罢自醒然。”清代学人阐发其意，说：“忧愁非书不释，愤怒非书不解，精神非书不振”，“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

H女士接上话头，说，当然，嗜书也像用药一样，必须对症、对路。要论养心、安神，古今书卷，当以《庄子》为上上品。就按治病疗疾来说，病，有“三分治七分养”的说法。养病贵在养心。“百感忧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特别是那些内科疾患和心理疾病，精神、情绪、心态惊扰不宁，即使华佗再世、扁鹊重生，也无能为力；而《庄子》一书，恰恰在“解套”方面，最有办法，也最见成效。

眼镜S插言了：“孔子对于死亡问题，一向采取回避态度，当弟子子路问到他时，便很不耐烦地回答：活人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活着的时候应该怎样做人还没有弄懂，哪里有时间去研究死人的事情！而庄子正好相反，他总是不待弟子发问，便主动地谈，反复地谈。有人做过统计，《庄子》一书中说到死亡问题的，竟多达二百多处。关于生命，庄子重在养生、适己，明确提出‘不做牺牛’，反对追逐名利、冀求成功，因为那样会丧失自由，损蚀天性。而儒家就不同了，他们要把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

H女士认为，无论怎么理解，生命可贵，应该爱惜，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庄子奉行相对主义，但他却热情赞扬尊重人民生命的大王亶父，而极力反对“以物易性”的做法，因为那样会丧失人之为人的根本。所以，他在《让王》篇里说，能够尊重生命的人，即使富贵了，也不会因为享受而伤身，即使贫贱了，也不会因为贪求利禄而累害自己。现在世间身居高位的人，却唯恐失去官职，见到利禄就不顾自己的性命，岂不是太迷惑吗！

说到这里，H女士下了一个结语：“这种迷惑的人生，许多人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恐怕也是一种宿命吧。”

在另一次论谈中，H女士缺席，D博士补了进来，我们四个人再次围绕死亡问题，畅谈了各自的见解：

眼镜S从死亡的恐惧说起。他说，人们之所以畏惧死亡，在于存在一种对于死亡所引起的价值虚无的意识，因为人有思想，所以人是唯一知道死亡痛苦的动物。老托尔斯泰说过，要是一个人学会了思想，不管他的思想对象是什么，他总是在想着自己的死。动物没有思想，就感受不了这种存在论上的幻灭之苦。上帝是很残酷的，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却不许人们像自己一样长生不死，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普遍性的悲剧现象：终归幻灭的肉体总是羁存着一个渴望不朽的灵魂。由于人总是不满足于生命有涯而追求无涯、追求永恒，因此，才苦苦地期望着：从无意义中创造意义，从无价值中实现价值。我们说一个人“不朽”，是指他通过物质或精神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可以永世流传的社会财富，从而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不朽的“价值生命”，死了也还能存活在后人的心中，存活在历史之中。

“你说的是儒家的思想。”G兄接上他的话题，说，庄子却是另外一种观点。庄子把生看成负累，把死视为安乐，看作是回归家园；把生看作是气的凝结，像身上的赘瘤一般，把死看作是气的消散，像脓疮溃散了一样。他认为，死亡是对于人生负累的解除；死亡因此而具有了生命的价值。所以，在《齐物论》里说，谁说悦生不是一种迷惑，而恶死不是流落他乡的孩子忘了回家的路呢？庄子认为，参透生死，则世间万物莫足以扰心。“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D博士正在作评论庄子“内七篇”的论文。他说，在《齐物论》中，庄子发问，终身忙忙碌碌，困顿憔悴，总是在追逐着什么，却连最根本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归宿都不知道，怎能不让人悲哀！这样的人生，即便是不死，又有什么意义呢？人的肉体逐渐衰老枯萎，人的心灵、精神也随着肉体一道萎缩干瘪，这难道不是人生和生命的最大悲哀吗？人生在世，必然就是如此的昏昧吗？还是只有我如此昏昧，而另有不昏昧的人呢？——这个“灵明之问”，大概也只有庄子自己能够作答，可是，他偏偏到此为止，不往下说了。

这两次，文友们各就各位，倒也平静；可是，有那么一回，争辩到激烈处，竟然互不相让，搅成了“一锅粥”。看来，文人们打嘴仗，比“妇姑勃谿”要热闹、有趣得多。直到今天，那种动人场景，还时时浮现在脑际，致令我想要拿它与“庄惠之辩”较短量长。

于今，岁月的河川中，已是千帆过尽，昔梦追怀，只剩下雨丝风片，倒影屐痕，还在陪伴着渐近老境的文友们，在苍茫的暮色里匆匆地行走。而最令人悽怆不尽的是，在我病后的第二年冬天，G兄竟以花甲之年死于车祸，提前“物化”，成了历史人物。淡烟斜日，凭吊无踪矣！

[1]《德充符》。

[2]《大宗师》。

[3]《齐物论》。

[4]《大宗师》。

[5]《外物》。

[6]《知北游》。

[7]《老子》六章。

[8]《刻意》。

[9]《大宗师》。

[10]《大宗师》。

[11]《秋水》。

[12]《秋水》。

身后哀荣

一

在浩瀚的史海中，有些人是生前热浪蒸腾，死后却阒然沉寂；而庄子则恰恰相反，在他没后两千多年，远比他在世时风光得多，喧闹得多。后世的学人对于庄子其人其书，贬之者固然所在多有，但誉之者更是为数极多，注《庄》、解《庄》、论《庄》者，代不乏人。他们不仅从哲学的层面上解读《庄子》，而且在人生道路抉择、客观事物解析、价值取向探究方面，渗透着异代同心的深情理解，回响着一声声沉重的悲慨与叹息；特别是在文学与美学方面，更是热衷于分析、判断，赏识庄子的才情，接受《庄子》的影响。正所谓：“名理孕异梦，秀句绣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1]郭沫若先生有言，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庄子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他还说：“庄子固然是中国有数的哲学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

先秦诸子中，最早关注《庄子》一书的，是晚于庄子约半个世纪的赵国的思想家荀子，他对庄子曾有所论列。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引述《庄子》的内容比较多。经当代学者刘笑敢考证，现存的《庄子》三十三篇，至少有十四篇曾被它们引用过，占42%；如果按五十二篇计算，就是说加上已佚的十九篇，那么，被引用的假定还有六到八篇，总数达二十至二十二篇，看来，数量是相当大的。

汉初，贾谊最早在文赋中化用庄子的思想；淮南王刘安除自著《庄子略要》、《庄子后解》外，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同样对于《庄子》作了大量征引；特别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还为庄子写了传记，并加以概括而较为全面的评论。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汉代比较重视落实，讲究“强本节用”，着眼于政治化、实用性，这样一来，相对于“道”来说，把“术”就看得更重了。这从太史公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中即可见其大概：它所强调的是“务为治”，是“立俗施事”，是“其为术也”。当时，“黄老治术”也好，“独尊儒术”也好，最后都落脚在“术”上，而以“道”为旨归的《庄子》，显然是不甚合乎时宜的。

特别是，“自从董仲舒的建议批准以后，汉代初叶再生出来的一切文化思想，都要站在儒家学说的法庭之前，遭受审判，判定其生存或宣布其死刑。儒家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变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的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2]。在这种崇儒术、黜百家，其他文化思想遭到箝制的情况下，庄子之学受到冷落，对于它的研究处于沉寂状态，是势所必至的。

迨至魏晋南北朝，形势发生了急遽变化，伴随着玄学的勃兴，呈现出学者群起解《庄》、注《庄》的热潮。就中以郭象的《庄子注》，对后世影响最大。此前已有向秀、崔譔、司马彪的注，据《世说新语》记载，同时注《庄》的还有几十家，可见当日“大畅玄风”之浩荡声势。当然，解《庄》、注《庄》的着眼点并不一致，多是借托以为己用，或为弘儒，或为当时士大夫的社会生活张本，成为“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3]。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有“《庄》、《老》、《周易》，总谓‘三玄’”之说，并且把后出的《庄子》列为“三玄”之首。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庄子道脉、文脉的服膺者、传承者，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的纵情遂性，以及后来的陶潜的复返自然，“二谢（谢灵运、谢脁）”、“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艺术张扬，通过冲决儒家礼法的枷锁，弘扬了自由精神，滋育了任放不羁的“魏晋风度”，开启了尔后千余年的清新、飘逸的诗性品格与艺术风范。

唐朝开国之后，伴随着老子登上教主“太上老君”的宝座，道家继起者而且集其大成的庄子也备受重视。天宝元年，玄宗皇帝下诏赐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尊其书为《南华真经》，《庄子》由“子学”上升为“经学”，并被列为科举考试内容；当时，皇帝还下诏改离狐县为南华县（今属山东省菏泽市）。

洎乎宋代，庄子研究呈现新的高潮，许多知名学者投入到这项活动中来，写出大量学术专著。这和朝廷对于庄子的特殊眷顾与带头倡导，也有直接关系。宋代皇帝大多崇尚道教，真宗曾诏令校定摹刻《庄子释文》；徽宗还晋封庄子为“微妙玄通真君”，并诏令太学置《庄子》博士。政治权力的介入，固然有利于扩展庄子的影响，但对于其学说的研究、发展，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有的学者从学术发展史上分析，认为处于三教争衡的背景之下，道家与道教结合的趋势日渐突出；后来道家思想又被引入禅宗，对佛禅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儒学复兴，理学昌盛，更促进了庄学与儒学的结合，一些理学家在阐扬儒家伦理道德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吸纳了老庄的思想。在这种形势下，庄子的影响以及对于庄学的研讨，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形而上学、本体论方面较少，而侧重于认识论、人生观、精神境界和文学艺术，于这些方面着力较多。

明代以来，以儒解庄、以佛解庄、以道解庄、以文解庄，众流齐汇，使庄学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当代庄学史家方勇指出，明代越到后来，越是表现为心学、佛禅与老庄思想的合流，晚明时期一大批著名文人学士，既承祧王阳明心学宗旨，以获得心性的解放，同时又十分崇尚老庄思想，借此来表达其超然适性的人生态度和素朴求真的美学思想，这对庄学的复兴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对于嘉靖、万历年间，注庄、释庄、论庄成为风气所尚这一现象，当代学者罗宗强认为：“明代后期是一个在思想潮流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狂禅与纵欲，在一部分士人中相当流行。对于庄子的爱好，正是在这种风气下出现的”。他们“借着对于庄子思想的解释，加以引申，表达自己的思想，如袁小修的《导庄》，袁宏道的《广庄》，和后于他们的王夫之的《庄子通》等等。这一类著作，往往带有更多的解者个人色彩”。

清代的《庄子》研究，由宋明学人的重义理、重心性转而为重训诂、重校勘。影响较大的，前有林云铭的《庄子因》，后有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和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方勇先生认为，“清代的庄子学肇始于明遗民，多为借阐释《庄子》以抒发其遗民胸臆。自康熙中后期到乾隆时期，庄子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庄子》考据之学便异军突起”；到了清末，庄子学“在义理、艺术阐释和考据方面，都有高水平的著作问世，其中不少著作还自觉引进了近代的思想和学理，从而成为民国时期新庄子学的先声”。所谓“新庄子学”，主要是指民国时期在《庄子》阐释上，对于西方新思想、新思维、新方法的主动引进和积极利用，这为庄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与广阔前景。

近现代，特别是民国时期，庄学研究十分活跃，硕果累累；而在当代，庄子的研究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态势。当代学者姚曼波指出：“庄子提出并试图解决的，是人类生存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人类的精神生存，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人性的保全，以及人类灵性智慧的开拓、精神潜能的开发。其哲学视野的广阔与思辨的深刻，使他的精神本体论显得博大精深，在人类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下，如何防止异化、确立本真的自我，建立以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内心世界的关系，在在都可以从庄子思想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一部庄学发展史表明，自秦汉以迄近现代，庄子的思想、精神，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中，举凡哲学、美学、文学艺术，以及读书士子的人格心理、心性修炼、道路抉择、文化生成等各个方面，无不显现其硕大的身姿，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侯外庐先生有言：“从其影响于中国士大夫的历史来看，实在不是‘异端’，而是‘正统’”。

作为开创性的哲学家、反传统的思想家和天才型的文学家，庄子的学术价值、精神风貌与艺术贡献，他的直观、辩证的思维方式，追求人格独立、身心自由的精神，以及“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奇文异采，永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

从方勇先生的《庄子学史》中可以看出，两千年来，对于庄子其人其书的批评、研究，迄未中断。由于立足点、出发点不同——有的站在崇儒卫圣的立场上；有的着眼于教民励俗、世道人心方面；有的从社会发展进步或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批判的着眼点和侧重面也各有差异，大别之，可分为哲学角度（学术观点，如相对主义、虚无思想），政治角度（社会发展、科学文明、秩序建立），人生观角度（价值取向、人生道路、处世态度）等多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是五花八门，各极其致：有的以儒解庄，有的以释解庄，有的以道解庄，有的以程朱之理通庄子之意；有的采用传统的考证方法，有的以时文（科举时代应试之文）方法，有的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研究方法，有的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一切，都决定了庄子批评、研究的“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独特现象。这种情况，不要说在先秦诸子中为仅见；即便是在整个中外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恐怕也是十分特殊的。

誉之所至，谤亦随之。庄子在世时，就曾受到好友惠施的指责。惠施是以现实的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庄子的学问，说它大而无用，不切实际。几十年之后，又遭到荀子及其弟子韩非的批评。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斥之为“滑稽乱俗”；他还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韩非则在其著作中，不点名地批评庄子：“离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天下之惑术也”。

到了汉代，扬雄以十分激烈的笔触，诋庄子“罔君臣之义”，“荡而不法”。西晋葛洪则承袭惠子的观点，指斥庄子学说不切实际，没有实用价值，就像宝剑缝不了衣服，大象捕不到老鼠，金属做的船不能凌波航海一样。而在东晋时期，就连以“真率萧闲”、“高古超妙”著称的书圣王羲之，也出于修神仙、求长寿之虚想，认为庄子的一死生、齐彭殇，是虚诞与妄作。王坦之则进一步发扬扬雄的见解，著《废庄论》，对庄子予以全盘否定，指斥“其言诡譎，其义恢诞”，“坏名教，颓风俗”，“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唐代的李磎接着又写了《广废庄论》，批判庄子对仁义、礼乐的否定，说他“诡圣败法”，“理自乖舛”。

宋代两个对立的学派——崇尚性理的理学和主张事功的永熹学派之间，分歧很大，但是对于庄子，都抱持批评态度。理学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哲学为准绳，批评庄子的自然主义人生哲学，以及精神修养方法、人生取向、处世态度。理学的宗师程颐态度较为决绝，据说他曾宣称一生不读《庄子》。不过也未必，因为他曾说过：“庄生形容道体之语，尽有好处”；还说：“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如果他对《庄子》真的未曾寓目，怎么会得出上述结论？朱熹对于庄子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吸收庄子的学说，赞赏其奇才卓见；一方面又对其中大量观点，抨击得不遗余力，甚至认为庄周是孔子最厌恶的“乡愿”的同类，“贼德之尤”者；还说：“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稍晚于朱熹的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说庄子“知圣人最深，而玩圣人最甚”，其罪“大于诸子”；所堪虑者，是“庄周之书，祸大而长存”。南宋末年的黄震，认为《庄子》乃“乱世之书”，这原是说得不错的；但他竟然主张“一火焚之”，就未免过激了。

明初庄学研究，包括对庄子的批评，以“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为主导。方勇教授在《庄子学史》中有专章论述。我们从中得知，正是宋濂，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庄子说成是一个“狂者”；他还说：“不幸其书盛传，世之乐放肆而惮拘检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礼义陵迟，彝伦斁败（人伦败坏），卒掊（终于击破）人之家国，不亦悲夫！”而他的学生、同样被推尊为大儒名宿的方孝孺则批评庄子，“其辞浩浩乎若无穷，于道邈乎未有闻”，不足以明道也。而翰林学士薛瑄的观点则是：“老庄虽翻腾道理，愚弄一世，奇诡万变，不可模拟，卒归于自私，与释氏同”；“老子、庄子不述前圣之言，自为新奇之说，所以为异端也”，尤“不可多诵”，“不可深溺”。

清代乾嘉之际的经学家洪亮吉，则侧重于治术。他说：“老、庄、文、列四子，实三代以后治术、学术兴替分合一大关键。老子、文子上承黄帝，开西汉之治者也；庄子、列子则下导释氏，启魏晋六朝之乱者也。唐玄宗时升老、庄、文、列四子之书为经，而无所区别，此开元、天宝治乱之所以分也。”

民国时期，由于引进了西方的哲学观点与思维方式，对庄子的批判包括各方面的评论也更具特色。这里开列出影响颇钜的三大家：

胡适先生对于庄子有所肯定，比如在名学方面，说“是与非是”，相反相成，“含有一个真理”；但批判却是多方位、多侧面的，而且也特别严苛。一方面说，“庄子的学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十分玄妙神秘之处，只是粗浅的寻常道理”；另方面，对于庄子的“命定论”、出世思想，又看作“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疾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他还指出，庄子一派奉行的是“怀疑主义”：在庄子看来，“一切关于是非真伪的辩论，都是不必要的和无效的”，从而“否定了辩论的价值，否定了一切逻辑的区别，更动摇了知识的地位”。特别是认为“庄子等古代圣贤”，阻碍了“中国人向外探求、改造自然和社会，增进人类工艺和物质进步”；庄子本人也被封为“守旧党的祖师”。对此，当时有人就予以批驳，说胡先生“未免拿西洋大礼服，披在老庄的身上，总觉得有些不合体”。

鲁迅先生在许多方面，吸收、借鉴了《庄子》中的精华，但也有所批判，主要集中在庄子的“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处于材与不材之间”的“不死不活的入节妙法”，和“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方面。

郭沫若先生认为，庄子的“处世哲学结果是一套滑头主义”；“人生只是一场梦”，“把人生说得一钱不值”，也始于庄子。

同这些着眼于学术、心性、思想观念、处世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解放后有些人站在极左的立场上，对庄子予以全盘否定，包括《庄子》的精华部分，也一律粗暴地加以“横扫”。最典型的是上世纪60年代之初，关锋从政治需要、阶级斗争的角度，对于庄子所进行的政治批判。他首先下了定论：庄子“是一个反动的思想家”；然后，从哲学体系、哲学思想、哲学观点上判断：一、“是一个彻头彻尾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其特征是：“虚无主义、阿Q精神、滑头主义、悲观主义”；二、“是没落的、悲观绝望的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反映”；三、“他的哲学观点、所达到的结论，则都是错误的、荒谬的，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四、“庄子的唯心主义，是最坏的唯心主义”；最后指出：“庄子哲学毒性最烈的，就在于使人醉生梦死、精神堕落，特别是它被裹上了一层糖衣”；“庄子哲学思想，是人类的精神堕落。每一个历史转折的时期，反动的没落的阶级，总是这样来毒化人类的”。通过这样全盘否定、无情批判，庄子其人其书的一切价值，就都被这个“笔杆子”一笔勾消了。

当然，我们反对对庄子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并不意味着庄子的一切都是正确无误的，一概都应加以肯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客观、全面地进行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看他为思想文化传统提供了哪些前辈们所没有提供的有益的东西，又有哪些他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而他却没有做的事情。

同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思想学说一样，生活在两千三百年前的庄子及其哲学思想，充满着内在的矛盾，也存在着鲜明的历史局限性。

当代学者汪国栋认为，庄子对于权威和知识的认识存有片面性。由于他仇恨反动统治，他对曾经被利用的包括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圣智与知识，也一概加以怀疑、否定与反对，主张回复原始状态。他对于社会意识的作用也有片面的认识。他反对任何约束，否定社会意识的作用，认为礼乐、仁义都是多余的，如同骈拇、枝指一样。其实，人之所以为人，正是由于人是社会的人，具有社会性和社会意识。再者，庄子在黑暗政治之下，认识当时行事之艰难，交往的困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如何对待上，庄子偏向逃避一面，这应该说是消极的。对于历代中国文人人格的塑造，崇古意识与游世避祸心理，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庄子强调对功利的超越，认为“不治之治”是最好的治；反对“以人灭天”，主张一切顺应自然，不对自然进行人为的加工，批判人类粗暴地征服、控制、掠夺大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此而主张绝对的安命无为，反对对大自然进行任何改变，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这也是一种偏颇。从对人生的悲叹转到对自然的屈服，从过分强调客观必然性，转到对所谓天道的盲目崇拜，从而绝对否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后倒向了宿命论，这也是不可取的。

庄子出于对血腥、黑暗的当时社会的批判与憎恶，发出对远古“至德之世”的向往和重返人的自然本性的呼唤，这自有他的道理；但不应因此而慕古怀旧，认为“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4]最为合理，进而得出“文明原罪”的结论，把问题的产生全部记在文明的账上。文明制度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其根本宗旨是建设一个有秩序的人类群体，推进社会的进步；至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种种偏差，甚至产生“异化”，成为一种破坏力量，这并非文明本身的过错。

庄子“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把一切都看得太透彻了。如茫茫人海，各人也浑浑噩噩像乌龟似的爬来爬去，忙忙碌碌像耗子似的东奔西窜，然而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忙了些什么，为得着什么。一旦省悟时，便会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如此的（地）莫名其妙……看开了，一切都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你就会不屑于任何事物，任何行动。然而，这样的社群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如果每个人都像庄子笔下的南郭子綦‘隐机而坐’，进入到‘荅焉似丧其耦’的境况，那末，个人和社会岂不近于静止？”[5]否定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政治改良的种种努力，对人生、世事抱持悲观、虚无态度，这也是庄子思想中的消极成分。

至于庄子的这种消极悲观情绪、虚无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当代学者刘笑敢有过深入、中肯的剖析：他说：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社会发生重大动荡变革的紧要关头，许多思想单纯的人都毫不踌躇地投入了一种社会潮流，或不知不觉地跟随着一种潮流走了下去，而少数深刻的思想家却因看到的更多、想到的更远而感到进退维谷，踌躇不前。庄子的消极悲观就有似于这种情况，他比别人更敏感地感受到了社会生活中的客观必然性，更深刻地看到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贪婪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更懂得自己及自己所从属的社会力量是无法根本扭转混乱的社会现实的；他也比别人更清醒地认识到每一种行动、每一种愿望都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他感到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悲哀，感到有所为不如无所为，有所求不如无所求，然而他又比别人更强烈地渴望精神的独立自由，这就造成了他思想上深刻的矛盾。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说，人类是完全能够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人的自由和客观必然性的统一是完全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然而这一切在庄子的时代却是不可能的，“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6]，所以庄子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性人物，庄子思想中的矛盾是历史的悲剧性冲突的反映。庄子之所以消极悲观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敏锐地看到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正确解决的矛盾，这就形成了思想深刻的人似乎比一般的人更容易犯错误的悲剧结局。

三

庄子的悲哀，不在于遭受到后世多方面的批评。批评首先是一种关注；批评只要准确，而且具有足够的深度，那它对于学说的传播与发展是绝对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有的批评，失之于期望过高、要求过苛，甚至不着边际，毫无道理，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眼明的读者自会慎思、明辨，决定弃取。也正是为此吧，所以，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才说，他不担心被证明有错误，却担心被误解。

鲁迅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论断：“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文人或者学人，“一瞑之后，言行两亡”；而“无聊之徒”出于“沽名获利”的目的，“谬托知己，是非蜂起”，确是堪叹亦堪悲的。

曹雪芹为《红楼梦》自题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天才人物总要为他们的超越时代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庄子的悲哀，也正在于他的著作“解味”者不多，未能得到世人充分的、足够的理解，以至于长时期地遭到冷落，无人问津；后来的情况是，出于不同需要、不同考虑，被扭曲，被肢解，被利用，被改造。

似乎他在生前就已经预见到自己学说的命运了。我们当能记得那句令人感慨生哀的话：“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7]对此，成玄英“疏”解为：“且世万年而一逢大圣”，“如此解人，甚为希遇”。

当代学者张京华指出，庄子思想的精髓，既不是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也不是养生哲学的社会观，而是抽象思辨的本体论。庄子是以抽象思辨的本体论，而非具体某种政治主张，来实现他对宇宙万物的根据和原则的探求的。庄子代表了中国古代理论思维的最高成就。道家的巅峰不是老子，而是庄子。庄子不仅继承了老子，而且极大地发展了老子。庄子在诸子百家中的理论地位最高，而其实际境遇最差。庄子之于后世，先是被冷落，一直到两汉，寂寞达数百年；尔后，便是被借用，被改造。

实际上，这种“被改造”的情况，从庄子“一瞑之后”甚至在世时就已经在他的后学中间开始了。按照刘笑敢的分析、判断，庄子后学可分为述庄派、无君派与黄老派。除述学派以继承、阐发庄子思想为宗旨外，无君派与黄老派对于庄子思想都曾有重要改造，有的甚至相去甚远。这在学术发展史上，也是无可奈何且又十分常见、十分正常的现象。

到了汉代，太史公可说是庄子的异代伯乐，正是依凭他的史笔，后人才得知战国中后期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旷世奇才；然而，即便是知己如太史公者，他对庄子也还存在着认识不足甚至偏颇的缺陷。台湾学者王邦雄指出：

“庄学”的厄运，始于司马迁的《史记》。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把庄子当作“老学”的生命智慧向申、韩政治权术转变的过渡人物，《庄子》是道与法之间的转关，从而造成了学术的误解，对后代的“庄学”研究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梁启超说，《史记》把老、庄、申、韩同列一传，是最得真相之见。于是，江瑔在《读子卮言》中，便认定由老转向申、韩，庄子是其中的关键。

看得出来，司马迁评价庄子，还只是着眼于政治实践方面，“本归于老子之言”和诋孔子、剽剥儒墨，而对庄子在抽象思辨上超越儒墨方面的价值和水平，则关注得不够，像集中反映庄子发展观、矛盾观的《齐物论》，涉及道的本根的《大宗师》，体现庄子哲学精髓、崇尚精神自由的《逍遥游》这些至关重要的篇章之所以未能列出，恐怕也和这种取向有直接关系。

晋人郭象，乃大有功于《庄子》者，他在文本的阐释与传播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劳绩；但他在解《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理解或者需要，加杂进大量个人的私货，以致有人调侃说：“郭象注《庄子》，乃《庄子》注郭象耳！”正是由于他所秉持的基本是传统儒家的观点，因而对于《庄子》的诠释，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比如，庄子对于现存社会、伦理、政治、人伦秩序等等，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他却从合理性的角度加以解析，做出“名教即自然”的论证。还有，如果传世的《庄子》版本确是经他手定的，把五十二篇减为三十三篇，剩下的十九篇尽皆毁弃，那么，这究竟是功呢，还是罪呢？反正从此以后，人们就再也见不到《庄子》一书的原貌了。

看到儒家援庄以弘儒，释家便“照单请客”，也拉拽着庄子去证佛，或者以佛解《庄》，将庄子梳妆打扮成释迦牟尼的同道。那种情景，正如宋人黄郛所说的：“道家援之以入道，儒家挈之以合儒，释家引之以证释。千歧百出，淆乱是非，豪夺巧偷，莫知所可。”

在这个问题上，魏晋唐宋各朝的道家后继人、阐释者，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许多人不是把功夫下在对庄子学说的体悟上，而是如朱熹所讽刺的，他们“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破瓮破釜”。

这种情况，令人联想到中国“古建”的命运。对于有价值的但已经破损的古代建筑，有些人出于愚昧无知，有的则是以“发展经济，带动旅游”为名，按照现代的标准、规格进行改造翻修，名曰重建，实是破坏，所谓“建设”中的破坏，为害尤甚。历史上的庄子，也曾遭遇到类似的命运。

当然，后果最严重的还是庄子及其学说被道教的绑架与利用。一个崇尚自然本性、贵虚尚静、淡泊无为的伟大哲人，竟然和那些画符念咒、烧丹炼汞、白日飞升、周旋于斋醮祭坛的方士搅合在一起，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就连他在唐代被道教推崇者封为“南华真人”，宋元之际又被封为“南华老仙”，如果地下有知，他也会挺身而出、毅然反抗的——活着他不愿做献祭的牺牛，死了又岂肯成为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有其主观与客观的双重因素。客观上，当时道教的盛行与发展，需要借助一种理论支撑，一个“道”字把道家与道教联结在一起；就主观上分析，则和对于《庄子》本文、庄子思想的曲解、误读有直接关联。本来，庄子的道属于境界形态，并非实有，因而不可能成为超自然的力量；而他所追求的精神自由，只在于破除我执、防止人性的“异化”；即使他在一些篇章中提到神人、真人，也只是用以体现一种精神生命境界，绝对不含宗教的色彩。诚然，庄子确曾设想“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登天游雾，挠挑无极”，超越时空限制，实现寰宇遨游；应该说，这是文学天才的超凡想象力的产物，是形象描述、艺术构思，哪里会真正想望着展翅飞天，腾云驾雾！可是，后世的道士们，却以此作为服食求仙、肉身超升的宗教修炼的依据，把它演化为长生不死、得道飞升的神仙法术，背离庄子的思想何啻十万八千里。

郭沫若先生针对超然物外的庄子思想竟为鄙俗的方士之流所窃夺、利用的悲剧现象，曾发出如下的感慨：庄子“也在防盗，他来一套大法宝‘磅礴万物以为一’，这不仅是‘藏天下于天下’，简直是藏宇宙于宇宙了。然而依然给他盗了”；“他理想的恬淡无为，也被盗窃了成为二千多年来的统治阶层的武器。上级统治者用以御下，使天下人消灭了悲愤抗命的雄心；下级统治者用以自卫，使自己收到了持盈保泰的实惠”。

当然，这种悲剧现象，也不只发生在庄子身上，老子又何尝不是这样！即以儒学的一代宗师孔老夫子来说，他同样也未能逃出这尴尬的命运，而且更加凄惨。活着的时候，四出弘道、求售，“累累若丧家之狗”；死后，两千五百年间，一直被当成历史的傀儡，或工具，或器具，或玩具，或道具，被绑架，被利用，被肢解，被扭曲，何曾得到过片刻安宁！随之，他的命运也变幻无常，时而被捧上神坛，时而又被踩在脚下，时而被圣化，时而被丑化，时而当“王者师”，时而成“落水狗”，像一个面团那样，被揉来揉去、捏来捏去，“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8]，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把玩于股掌之上。岂不悲哉！

四

两千多年来，庄子思想精神已经溶入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性、民间信仰、文化爱好之中，形成了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成为民俗民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学者杨义谈到，先秦诸子在创造其学说的时候，除了面对有限的文字文献系统之外，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异常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传统和原始的民风民俗。同样，今天我们在还原庄子思想、形象时，也不应忽视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积淀。

我几次深入鲁西南、豫东、皖北三个地域的一些县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那里的有关庄子的民间文化积存十分丰厚。史志记载、口头传承、说唱艺术、图画故事等，形式多种多样；特别是大量民间传说故事，蕴涵了这位古代哲人对自然的思索，对社会的审视，对人生自由的追求等丰富的内涵。此前，山东省东明县从大量口头传说故事中整理出四十篇有代表性的庄子遗闻轶事，被批准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涵盖六个方面：关于庄子姓氏名号来历的传说故事；关于庄子漆园为吏和游历列国的传说故事；关于庄子隐居南华、著书授徒的传说故事；关于庄子升仙求道的传说故事；关于庄子墓、庄子观的传说故事；关于庄子相关物品及与当地风俗相关的传说故事。

在安徽省蒙城县，我曾亲自听到一个“庄子求道，还家度妻”的民间传说故事；联系到京剧《大劈棺》和黄梅戏《劈棺惊梦》，发现它们的情节大同而小异——

庄周得道之后，路遇一个新寡的少妇在丈夫坟前用力扇扇子，以便及早土干，尔后改嫁，他受到了很大刺激，遂回家试探妻子田氏。他在家中，伪装病死，封棺入殓；又幻化成楚王孙，携一家僮来家款叙。田氏接谈之后，对王孙顿生爱慕之情，决定委身于他。洞房合卺之夜，王孙忽患头痛，谓死人脑髓可治。田氏乃挥斧劈棺，意欲挖取亡夫之脑。庄周突然跃起，责骂田氏，田氏羞愧自杀，庄周乃弃家出走。

说不清楚，戏曲中所述与明末文人冯梦龙的话本小说《醒世恒言》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何者为源，何者为流。关于冯氏这篇话本小说，台湾学者金荣华做过考证，它脱胎于明代无名氏的话本小说集《啖蔗》中的《叩盆记》。当然，总的源头还是在民间说书人那里。这使人想到南宋诗人陆游的诗：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还有清代温州诗人郭钟岳的《瓯江竹枝词》：

呼邻结伴去烧香，迎面高台对夕阳，

锦绣一丛齐坐听，盲词村鼓唱娘娘。

有名的“中郎”蔡邕也好，没有留下芳名的“娘娘”也好，即便是再响当当、亮光光的“权威人物”，一当退出人生舞台，也会完全丧失其支配自己命运的能力，最终难免落得被后人随心所欲地恣意编排、涂红抹黑，遭曲解、被误解、受肢解的可悲下场；至于成为说书人的口头故事，在普通民众中世代流传，或者演绎成作家的话本小说和舞台戏曲，更是极为常见的现象。

关于庄子的传说，其传播渠道也正是这样。这里一个突出问题，是由于道教的渗透力和深远影响，使具有民间特色的研究方向趋于世俗化、宗教化、地域化，导致庄子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与变形。

在河南省民权县的顺河乡青莲寺村，自发形成的纪念庄子的庙会，据说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据《唐会要·尊崇道德》篇记载，唐天宝元年（742年）二月十二日，唐玄宗追赐庄子为“南华真人”，其所著书被崇奉为《南华真经》。蒙泽村人为祭拜庄子，建寺一座，取名“青莲寺”，蒙泽村也改名为青莲村。

山东省东明县庄寨村，以庄子后人身份，成立了宗亲会。这里自古就流传着“二月祭生、八月祭死”的习俗——每年二月初九和八月二十四（传说为庄子的生日和忌日），前来祭拜庄子的民众络绎不绝；直到现在，每逢这两天，河南、山东、黑龙江三省八县区三十多个村的庄氏家族代表，都齐集庄子观前，叩头祭拜“庄老爷”（对庄子的昵称）。即使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庄子观前也香火不断。在重修庄子观时，各地许多宗亲捐资献款。应该说，这种信仰的形成，来之匪易，是世世代代心理积淀的结果，绝非靠着行政指令或者金钱买动所能达致的。被神化了的庄子，在当地人心目中，成了降福消灾的神明，读书士子求他保佑高科得中，行商坐贾向他祈祷生意兴隆，种田人拜求五谷丰登，患病者叩乞消灾祛病。地方志记载，清代这里就有“庄子酒楼”、“庄周山木行”；民国年间建有“大宗师讲学堂”、“秋水浴池”等。

东明、民权、蒙城等地，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分别举办了几届庄子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和庄氏宗亲会成员代表应邀出席。这些县区都分别成立了民间庄子研究会，组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研究队伍，许多中学教师、方志编者、政协委员、退休干部参与进来。他们把文本研究和方志整理、地下文物发掘结合起来，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整理出关于庄子的大量民间传说，编辑、撰写、出版多种学术著作、论文集，还有一些书画作品；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如地方志中的庄子、古代诗词中的庄子、民众心目中的庄子，等等；发掘出不少埋入地下的明清以来纪念庄子的碑碣文物；整修与新建了一些庄子观以及博物馆、纪念堂等。

这一切表明，这位平民思想家在后世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1]清·龚自珍诗。

[2]翦伯赞：《中国史纲·秦汉史》。

[3]闻一多语。

[4]《马蹄》。

[5]陈鼓应语。

[6]恩格斯：《致裴·拉萨尔》。

[7]《齐物论》。

[8]鲁迅语。

文脉传薪有后人

一个时期以来，尽管脑子里装满了“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死生无变于己”和“死也生之徒”、“方生方死”、“物化”、“知归”等旷达之论，但是，待到这部文学传记真的写到庄子之死时，心中仍不免怀有丝丝的怅惋。好在这种凄怆的感触为时不长，当我想到，就其精神与文脉千古传承、绵延不绝来说，这位平民思想家又何尝离开过人间半日！他将茫茫无际的思考空间留给了后继者，薪尽火传，斯文不坠，从而延续了整体生命。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寿”[1]，其斯之谓欤！

诗人海涅说过：“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道路，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被庄子引入了文学道路，文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大批大批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

因成七律二首：

逍遥齐物葆天真，喜见蒙庄有后身。

呼马呼牛随世态，无功无己做神人。

千秋帝业今何在？一代天骄早化尘！

唯此布衣贫叟健，悠悠文脉久传薪。

神华千古仰文宗，士有庄周后世风。

耻做牺牛衣绣锦，不蕲泽雉入雕笼；

自崖返矣君行远，以道观之吾志同。

死而不亡仁者寿，绝尘超轶耸鳌峰。

一

魏晋南北期，就形势之混乱、人心之芜杂、世路之艰难来看，都和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有些相似。而其时，读书士子对庄子之青睐与关注，也达到了空前甚至绝后的程度。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说，魏晋时期，“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但是，当时有些玄学家、清谈家，不过是侈谈玄理、徒逞舌辩，并未能真正悟解庄子之道，而抉其神髓，窥其堂奥。倒是以文采与异行著称于世的魏晋之际的嵇康，神追心慕，身体力行，庶几近之。

说起这位嵇康来，人们会记起这样两件事：

“竹林七贤”之一山巨源，由选曹郎升迁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出于关怀与器重，郑重地举荐了他的朋友嵇康填充空出来的位置。不料，嵇康却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严加拒绝，并宣告与他断交，语意决绝，词锋犀利，借明心志。信中，嵇康详尽地说明了自己不愿做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必不堪者”，主要是着眼于生活习惯、个性癖好方面：一是好睡懒觉，“卧喜晚起”，不堪差役呼唤；二是性喜“抱琴行吟”、钓鱼射鸟，不惯吏卒守候身旁；三是不堪正襟危坐，揖拜上官，又兼身上长满虱子，“把搔无已”，身着官服极为不便；四是“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堪公文酬答；五是不堪“降心顺俗”，吊死送丧；六是不喜与俗人共处，厌烦“宾客盈座，鸣声聒耳”；七是不堪官事烦劳，“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而“甚不可者”，则属于价值取向、天性秉赋方面的问题：一是，一贯否定商汤王、周武王，鄙薄周公、孔子这些儒家崇奉的精神偶像，这是正统、礼教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信中说他，“纵逸日久，情意傲散”，“又读《庄》、《老》”，就更加放纵而毫无拘束了。上进求荣的心，一天天地低落；而放任本性、不愿做官的情怀，倒是与日俱增。就好像飞禽、野鹿，小的时候进行驯养，容易服从约制；待到长大以后，你再把它束缚起来，那就必然急遽四顾，横踢乱蹦，即使给它戴上黄金打制的马嚼子，喂它美味佳肴，它也会愈加想望高大的树木，怀念丰茂的野草。

尽管信中申明，他不愿出仕，纯粹是为了脱略世事，借以养性全身，而并非自鸣清高，更不是与新朝有什么过不去；但由于其情绪愤激、语言尖刻，多处有所冲犯，最后还是为此得罪了当政的司马氏集团。显然，这封通信，无异于一篇与当权者彻底决裂的宣言，难怪“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

另一件事，是司马氏的亲信钟会，久慕嵇康之名，有意与他结交，这天，“轻衣肥乘，率众而往”。当时，嵇康正在和友人向秀在树荫下抡锤锻铁，对钟会的到来，完全不加理睬，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钟会自觉无趣，于是，悻悻地起身，准备离开。可是，这时候，嵇康却发问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没好气地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下了深深的仇隙。诚如鲁迅先生所言：“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

嵇康对于庄子，有特殊的尊崇与喜爱。《晋书》本传中，说他“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他自己也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猗欤庄老，栖迟永年”。晋人好言老庄，但将这两位道家始祖相提并论，实始于此。作为“正始诗人”的杰出代表，嵇康存世的五十三首诗中，引证、化用、阐释《庄子》中的词句、意蕴，随处可见。特别是在思想形成与人格建构方面，嵇康从庄子身上汲取了深厚的资源。可以说，庄子是嵇康的人生导师，嵇康则是庄子思想的积极阐扬者与忠实践行者；而且，他在接受与阐发过程中，也“把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把它从纯哲学的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他的游心太玄，他的求之于形骸之内，求意足，已经不是空无，不是梦幻，不是不可捉摸的道，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生，是一种淡泊朴野、闲适自得的生活”[2]。

史载：当嵇康听说好友向秀将为《庄子》作注时，颇不以为然，他担心向秀只作章句学问，而丢弃庄子思想的精神实质，因说：“此书讵（岂）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应该说，历代文人中，真正能够理解并积极践行庄子的人生观，遵行其傲然独立的人格，皈依其养性全真、顺时应命、任顺自然的思想，对其人格风范、精神境界予以极高评价的，当以嵇康为最。嵇康接受了庄子的“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的人生准则，心之所适，意之所安，行之所由，与庄子的逍遥游世，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他和庄子同样，不做“牺牛”，善用“减法”，又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悲剧情怀和批判精神，都属于那类“热肠冷眼”的游世主义者。

庄子以相对主义的齐物思想，抛弃对名位、荣利的眷恋，化解对是非、好恶、生死、穷达的执着；嵇康则以“意趣疏远，心性放达”自遣，奉行“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的养性原则。庄子视富贵荣华、功名利禄如敝屣；嵇康亦甘愿“方外荣华”，“游心于寂寞”。庄子主张“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嵇康则奉行“外不殊俗，内不失正”的做人准则。庄子以先王为刍狗，嵇康则“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庄子认为：“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3]；嵇康也说：“至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甚至在亲自参加体力劳动，成为劳动者一员方面，二人也完全相像。庄子家贫，靠编织草鞋为生；嵇康本传中说：“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挥锤打铁）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

但是，嵇康学习庄子，终究还不到家。志在养性全身，最后却以言行愤激，得罪当局，死得很惨，终年还不足四十岁，如同一颗瞬息消逝的陨星，在穿越大气层的剧烈磨擦中，刹那间放射出夺目的光焰，上演了一出短暂而惨烈的人生悲剧。时人孙登于惋惜之余，说了一句确切的评语：“君（指嵇康）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当然，嵇康毕竟还深得蒙庄之真髓，而且，从自己的人生惨境中，也接受了深刻的教训。他在受戮之前，曾有一篇写给儿子的《家诫》，嘱咐他做人要谨慎小心，免遭不测。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摘引了两条：

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告密的嫌疑。（原文：“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宿留。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或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

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原文：“人有相与变争，未知得失所在，慎勿豫也。且默以观之，其是非行自可见。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

前一条说，宦情险恶，宜多加防备，这使人想起庄子在《人间世》篇所讲的做臣子的难处和“言语风波”的困扰；后一条说，不要参与争议、辩论，这使人想到《齐物论》篇中的“辩无胜”，“论而不议，议而不辩”。可见，庄子的思想、精神已经深入到嵇康的骨髓之中。

二

嵇康，还有阮籍，这些竹林名士，在传播与弘扬庄子思想方面，起到了桥梁与纽带作用；由于他们都师承庄子，本人都是著名的诗人，文章做得出色，因而对于后来的文士，其影响相对就更深远一些。为此，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说：“归自然，得自然……授自然，与陶潜‘复得返自然’意同，而嵇康实为先驱。”

陶潜字渊明，是东晋后期的大诗人。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儒、道两家的影响，而尤以道家的影响为深。他比庄子整整晚生了六百年，但其思想、取向、人生道路抉择，却是远承这位诗人哲学家。

陶潜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与父亲都曾做过太守；他出生后，家道中落。由于幼年深受儒学濡染，所以，青年时代，在仕途中也曾怀抱“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雄心，但很快就发现官场政治黑暗，完全与本性乖异，于是辞职隐居；后经叔父推介，出任彭泽县令。到职八十一天，赶上浔阳郡督邮下来巡察，下属提醒他应该穿上官服，“束带迎之”，他极端反感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即赋《归去来兮辞》，挂冠而去，从此终身归隐。他从二十九岁步入仕途，到四十一岁辞官，为时十三年，所以，《归田园居》诗中，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之句。

从这里说的“误入尘网中”和《归去来兮辞》中写的“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看得出他对于以前一段仕宦生涯的追悔。而脱离仕途之后的心理感受，则是“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真正解脱了“心为形役”的困境，回归田园，重返丘山，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陶潜的这段经历，特别是在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使灵魂逍遥在没有空间与时间之限的自然中这方面，和庄子极端相似。庄子说过，水泽里的野雉走十步才能啄到一口食，走百步才能饮到一口水，可是，也决不祈求被豢养在樊笼里。而陶潜则是跳出樊笼，重返自然。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认为，魏晋时期，人们对庄子自然之道的理解，陶潜胜出一筹。确是如此。法天贵真，张扬个性，陶潜对于大自然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在他现存的一百二十余首诗歌和十几篇散文、辞赋里，欣赏自然、颂赞自然、享受自然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成了陶潜诗文的骨架与灵魂中枢。在大自然中劳作，在大自然中饮酒，在大自然中会友，在大自然中啸傲，他从大自然那里汲取了无穷的乐趣，心无一累，万象俱空。诸如，“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句子，随处可见。

当然，同欢娱、开朗的心境形成鲜明的对比，陶潜的物质生活却是困难与凄苦的。从他的诗文中，我们不难发现，与这样一个孤高倨傲的生命个体相依相伴的，竟然是令人心灵震颤的悲情与苦况。从他辞官归里到告别人世，二十二年间，绝大部分都是挣扎在饥寒贫困的边缘。遇到丰收年景，可以“酌春酒，摘园蔬”，聊免饥寒之累；而当灾荒年月，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尝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有句云：“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这种困顿生涯，在诗中有全面的反映：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

诗的前面有个小序，略云：“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诗中五六两句，较为生僻，稍作解释：“惄如”，饥饿难熬的样子。“九饭”，一个月只吃九顿饭。典出《说苑》：“子思居卫，贫甚，三旬而九食。”下句说，盛暑时还穿着讨厌的冬装。

另有一首诗，标题就叫“乞食”，开头四句是：“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此情此景，竟然发生在一个世界级的大诗人身上。确实如作者所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南史》本传记载，陶潜“躬耕自食”，“偃卧瘠馁有日矣”，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前往探问，劝他出仕，不要“自苦如此”；而他却以“志不及也”作答。临走时，檀道济馈以粱肉，也被他挥手谢绝了。看得出来，陶潜的归隐，既出于向往自然的本性，更有逃逸人世，明哲保身的考虑。他的饥寒交迫的困境和远离官场，避之唯恐不远的心态，完全与庄子相一致。

与庄子极为相似的，还有他对待生命与死亡的态度。去世前，他写了《挽歌诗》三首，从入殓、出殡写到下葬：表现出精神上的旷达与超脱：“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为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其中第三首尤其精彩，诗情与哲理结合，表现出一种达观的情怀和安详的心态，读来亲切感人。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潜与庄子，表现在饮酒方面，有明显的差异。陶潜嗜酒如命，贪杯成性，据徐志摩在《结算陶渊明的一笔酒账》中统计，陶诗中有酒的句子多达四十六处，酒字占三十二个，其他觞、醉、斟、壶、饮、酌、杯、酣、酤等字不下四十个，加上酒字，共七十多个。诗中有酒的句子，约占全部句子的三分之一。甚至还写到死后也没有忘记饮酒，《挽歌》之二云：“昔在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说从前没有酒喝，现在酒菜摆在面前，喝不到嘴里了。《庄子》一书中提到酒的也有十几处，《齐物论》中说，“梦饮酒者，旦而哭泣”；《达生》篇有“醉酒全生”之说——醉酒的人摔下车子，虽伤而不致死；《渔父》篇有“饮酒则欢乐”和“饮酒以乐，不选其具”；《列御寇》中说，“醉之以酒而观其则”。看得出来，庄子对酒还是有兴致的，起码是不厌恶、不反感；但他却绝不贪杯嗜饮。之所以如是，当是出于养性贵生的考虑；当然，也可能是条件所限，由于家贫，像颜回那样，“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

古代文人嗜酒者，堪与陶潜比并的，当以李白为最。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太白有诗皆咏酒，渊明无酒不吟诗”。

三

李白的思想比较驳杂，儒道的教义与游侠之风，在他身上都有所体现。一方面要做帝王的辅弼，一方面又喜爱栖隐山林，逍遥任性，入世与出世两种矛盾困扰着他的一生。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言：“庄（周）、屈（原）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李）白始。”当然，就其实质来说，李白的清逸气脉、潇洒风神，超尘拔俗、崇尚自由、落拓不羁、傲睨一切的气质，主要还是脱胎于庄子；这在后期，表现得尤其显著。

《侯鲭录》载：

唐开元年间，诗仙进谒宰相，擎着书有“海上钓鳌客李白”的手版。

宰相问道：“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

答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

又问：“以何物为饵？”

答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

宰相闻之悚然。

几句简单的答问，生动地展现了这位诗仙的神韵，真实地刻画出他的高蹈、超拔、狂肆的精神世界。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4]，痛饮狂歌，飞扬无忌。

这种“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的天性，和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加上残酷的现实又无情地粉碎了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就成了生活乐章的主旋律；而庄子笔下的那只抟摇直上、横绝宇宙的大鹏鸟的形象，就通过这位“谪仙人”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有人统计，李白诗歌中引用《庄子》中的典故多达七十多处；他在《大鹏赋》中，以“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领起全篇，然后，挥洒夸张、恣肆的笔墨，展现大鹏凭陵昆仑，“上摩苍苍，下覆漫漫”，“六月一息，至于海湄”，“溟涨沸渭，岩峦纷披”的雄强、健伟的形象，以诗赋形式，重现了庄子《逍遥游》篇的意境与风采。

解读李白的诗，最令我们震撼的是他的丰富、奇幻的想象力。那“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的司马将军，那“坐令鼻息吹虹霓”的斗鸡儿，那“犹能簸却沧溟水”的大鹏鸟，那“大如席”的燕山雪花，那“三千丈”的缘愁白发，哪个形象不让人心神震撼，牢记终生；哪个超拔的想象，奇肆的夸张，不让人联想到《庄子》的海样襟怀，如椽巨笔！

你看诗人笔下的黄河与华山：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

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

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

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

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

这种气魄，这种豪情，就诗文来说，除了《庄子》，真不容易找到堪资匹敌的。在表现手法上，正如清人方东树所说：“大约太白诗与庄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型。”至于在蕴涵、意境、格调方面，李诗、庄文相通相似之处，更是随地可见。诸如：

李白诗中反映生死观的：“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5]

写自由精神的：“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6]

描绘超然心境的：“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7]；“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8]

反映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闲适生活的：“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9]

特别是展现自然观的《日出入行》：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

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

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诬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中心是说，日出日没，四时更迭，都是自然规律，而人是不能也不应违背与变改的。“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因而必须委顺与适应自然精神，同自然融为一体（同科），否则，就是悖逆天道，违反自然规律。遗憾的是，世上“逆道违天，矫枉实多”的蠢事，实在是太多了。

当然，尽管李白也有“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的向往，但他的精神境界，毕竟与庄子的超然物外、脱略世情不尽相同。经邦济世、一展长才的鸿图伟志，令他割不断同战乱中的国家、人民的缕缕心丝，时时刻刻，还不忘“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脱颖而出”，“吐气扬眉，激昂青云”[10]；结果呢？却是“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亏得借助于庄子的超越意识和恬淡忘我、虚静无为的处世哲学，使他能寄情于诗酒风流、锦山绣水，从貌似静止的世界中看出无穷的变态，把漫长的历史压缩成瞬间的过程，以审美的眼光和豁达的态度来看待政治上的失意，达到一种顺乎自然，宠辱皆忘的超然境界，使其内心的煎熬有所缓解。但他毕竟是一个豪情似火的诗人，只要遇到一种触媒，悲慨之情就会沛然倾泄，这样，他便再次陷入无边无际的烦恼，悲吟着“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了。

作为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踬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

四

“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

诵读《庄子·秋水》篇中的名句，我蓦地想起了苏轼，想起了“韩潮苏海”这句成语。

是的，无论就其才华、学识、气度，还是从诗文的气势磅礴、波澜壮阔来说，苏长公确实称得上这个“海”字。

苏轼的思想，同李白相似，也是儒、释、道杂糅的。如若统观他的功业，基本上归于儒学的影响；而他的艺术成就，包括诗词、文赋、书画、茶、酒、棋、琴各个方面，则颇得力于道家的庄子。说来似乎有些矛盾，其实，在中国历代读书士子身上，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难怪鲁迅先生说：“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这，一方面说明了庄子的超乎寻常的魅力；另一方面，也揭橥一条文艺传承的规律：在中华大地上，凡是才气纵横的艺术天才，必然结契于庄子。正如一切建功立业的政治家，必然深受孔孟思想的甄陶一样。

早在少年时代，苏轼就非常喜欢庄子，在给友人信中说过：“某龆齿好道，倾心《庄子》”；而且有深刻的领悟：“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11]不过，在走上仕途之后，年轻气盛，踌躇满志，也曾同绝大多数读书士子一样，志在社稷，功名心切。其词云：“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他曾多次上书皇帝，希望“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其中有一份《议学校贡举状》，说：“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弗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然哉！”对于“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之说，也曾表示过怀疑。

但是，尔后一连串的政治蹉跌，使他这个迁客、谪人，逐渐悟解了世路人生，一步步改弦更张，同庄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因为反对“新法”，被贬为杭州通判，时年三十四岁。后来流离转徙，陆续到了密州、徐州、湖州；直到“乌台诗案”发生，被捕入狱；一番折磨过后，又被贬谪到黄州，先后到过汝州、常州、登州、颍州、扬州；五十八岁那年，又横遭贬谪，到了岭南的惠州，三年后再度遭贬，谪居荒远的海南岛的儋州。经过三十年间这十二个“州”的折磨、颠簸，终于投入了庄周的怀抱。

多舛的人生，颠踬的仕途，耗损了他的生命，摧折了他的健康；如果说有所获取的话，那便是诗文的特大丰收。如同他所概括的：“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当然，还有一条，就是对庄学的领悟和把握。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后一项，他的诗文绝对不会有如此的丰神，如此的机锋，如此的超拔，如此的透辟。进而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庄子》的领悟，恐怕很难设想，他将如何度过后半生的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贬谪岁月。生命都不能正常地维持，又何谈创作的丰盈！

正因得益于庄子的“逍遥”、“齐物”之论，寻找到了精神的伊甸园、灾难的逋逃薮，苏轼的精神世界才能那么超拔、洒脱，心境才能那么旷远、达观。且听他的吟咏——这是写于以罪人身份编管黄州期间的《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途中遇雨了，没带雨具，同行皆很狼狈，唯有他从容不迫。他从中悟解到了有关人生的哲理。

还有一首《临江仙》词，也是写于黄州谪所，其下阕云：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身非我有”，出自《庄子·知北游》。苏轼痛恨自己不能掌握“此身”的命运，整天为功名利禄而奔走劳神，亟须以庄子思想为依托，获得心身自由。而回归“江海”自然，正是他此时的真实心境。

他还有一首纯用家常俚语写的词，题目就叫“无愁可解”：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问愁何处来？更开解个甚底！万事从来风过耳，何用不著心里。你唤做展却眉头，便是达者也则恐未。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欢游胜如名利。

道即浑是错，不道如何即是。这里元无我与你，甚唤做物情之外？若须待醉了方开解时，问无酒怎生醉！

一是说，解愁还不算达观，因为毕竟有愁要解。只有像庄子说的，忘情物我，游于自然，做到无愁要解，才称上乘；二是说，按“齐物”之说，人间本无物我之分，因而也就谈不上放情物外。

他在颍州期间，曾写过一首七古，开头四句是：

太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

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

这里阐扬的是庄子的思想。《齐物论》云：“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在黄州期间，他也曾引用《齐物论》的观点，批评战国时宋玉的《风赋》：“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他在散文《宝绘堂记》中指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产生审美愉悦；再珍奇之物，也不致带来得失的痛苦。而“留意”，亦即出于自身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占有欲，则有别于审美欣赏的“寓意”，无论其为尤物还是微物，都足以为病。——“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这些深邃的思想、超拔的见解，都源自庄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

还有记游散文《超然台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根源在于“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这里所说的“物内”、“物外”，同样也源于《庄子》。

综览苏轼诗文，脱胎于《庄子》的清言胜义，可说是比比皆是。诚如宋·邵博所言：“东坡早得文章之法于《庄子》，故于诗文多用其语。”[12]当代学者陶白统计：《苏轼诗集》所引《庄子》中典故、词汇，约有三千六百余处，足见其所受影响之大、陶冶之深。

五

从公元前286年伟大的思想家而兼文学家的庄子去世，到公元1715年伟大的文学家而兼思想家的曹雪芹诞生，中间整整隔了两千年。在这两千年时间长河的精神航道上，首尾两端，分别矗立着两座辉映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世界文明的两座摩天灯塔——两位世界级的文化巨匠。他们分别以其哲学名著《南华经》和文学名著《红楼梦》，卓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作为清代雍乾时期的一位伟大作家，曹雪芹距今不过二百多年，他生前的活动范围，也只有南京、北京两个地方；可是，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却十分稀少，甚至连生卒年都存在着争议，这倒和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十分相像。而且，从已知的有限记载中得知，他的身世、出处、平生阅历，也和庄子大体上类似——

他同样是没落贵族的后代；少年时节，家族遭遇政治剧变，从而繁华梦断，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由从前的“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时代宠儿，一变而为社会弃儿，终身过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寒、困窘的生活。据友人所记：所居房舍，“土屋四间，斜向西南，筑石为壁，断枝为椽，垣堵不齐，户牖不全”。看来，《红楼梦》中所写“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当属完全写实。

他与庄子一样，都参加体力劳动：庄子是靠编织草鞋维持生活，曹雪芹则是以扎绘风筝赚取收入；庄子熟悉并能亲自操作编结草鞋、刻制竹简、制漆等工艺生产；曹雪芹除擅长扎绘风筝外，还是金石、编织、织补、印染、雕刻、烹调与脱胎漆器等工艺美术方面的行家里手。

更主要的是，他们有着相近的个人气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曹雪芹对于庄子其人其文极度倾慕，还借助以“槛外人”和“畸人”自命的妙玉之口说：“文是庄子的好。”曹雪芹中年时节，当时任吏部侍郎并主持皇家画苑的著名画家董邦达，曾热诚聘请他到皇家画苑任职，但被他一口回绝了。他和庄子一样，都厌弃官场，绝意仕进，始终与权势者保持着严格的距离，不做“牺牛”，不肯“以身殉物”、“心为物役”。

他们都是旧的传统礼教的叛逆者，反对儒家的仁义教条，厌弃“学而优则仕”的世俗观念，批判专制，警惕“异化”。要之，他们都是物质生活匮乏而精神极度富有的旷世奇才。

他们的思想都与现实社会环境极不协调，甚至尖锐对立；他们的言行举止，超越凡俗，脱离固有的社会价值、伦理观念的框范，而不为世人所认同与理解。这样，处世就不免孤独，而作品更有“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悲凉感。

鲁迅先生针对生民处于水火之境的艰难时世，说过一句痛彻骨髓的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接上又说：“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曹雪芹和庄子都生活在社会危机严重、理想和现实完全对立、“艰于呼吸视听”的浊世，根本无路可走。这样，他们两人便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梦境。一个是文人写梦的始祖，一个是织梦、述梦、写梦的集大成者。前者托出一个“蝴蝶梦”，将现实追求不到的自由，融入物我合一的理想梦境之中；后者奉献一部“红楼梦”，把诗化情感、悲剧体验、泣血生涯合盘托出，在卑鄙、龌龊的现实世界之上，搭建起一个最凄清、最干净、最美妙的理想境界，编织一场再清醒不过的人生幻梦，藉此安顿自己痛苦的灵魂，消解心中的块垒。而两部传世杰作，归根结蒂，又都是作者的“谬悠说”、“荒唐言”、“辛酸泪”。诚如《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所言：“《庄子》为蒙叟之哭泣”，“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应是引用《庄子》中典故、成语、词句最多的一部作品，作者顺手拈来，触笔成妙，看着觉得眼熟，结果一翻，竟然分别出自内篇（《人间世》、《大宗师》）、外篇（《胠箧》、《秋水》、《山木》）和杂篇（《盗跖》、《列御寇》），令人惊叹作者学识的渊博。《红楼梦》中众多人物都喜欢《庄子》，特别是宝玉、黛玉这两位主人公，对于这部哲学经典，已经烂熟于心，能够随口道出，恰当地用来表述人生境界、处世态度、思想观念、生活情趣。当然，作者称引《庄子》，绝非矜富炫博，装潢门面，而是为了彰显他的价值观、倾向性与人生态度。

庄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争取和捍卫人的自由的思想家。高扬自由意志，追求个性解放，可说是《庄子》的一条红线，也是庄子思想影响后世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曹雪芹，则把自由的思想意志奉为金科玉律，当做终身信条，他正是通过贾宝玉这一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来集中阐扬这种精神蕴涵的。宝玉的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放纵不羁、自由任性的个性特征，以及他所赞赏的“无知无识、无贪无忌”的赤子般的精神境界，显然，其间都有庄子思想的影子。当他听到黛玉“感花伤己，哭了几声”，遂想：唯有“逃大造，出尘网，始可解释这段悲伤”。这“逃大造，出尘网”，虽然不即等同于《庄子》的逍遥游世，但在反叛世俗、离弃传统方面，有其共通之处。还有，宝玉曾多次谈到死亡，他说：“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的。——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儿，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凭你们爱那里去，那里去就完了。”这也让人联想到庄子关于死亡的那番旷达、超迈的话语。

人们耳熟能详的《好了歌》及其注解，还有那句至为警策的话：“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骨子里所反映的“万物齐一”、“悬崖撒手”，一切都具有相对性与流变性的观念，不也正是庄子的人生观及其所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写照吗？

至于这两部天才杰作的叙述策略与话语方式，也同样有其相似之点：一个隐喻为“假语村言”，“荒唐、无稽之辞”；一个则明确地讲，“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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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先生认为，“庄子的兴趣并不在于去探究或论证宇宙的本体是什么”，而“只是为了要突出地树立一种理想人格的标本”，即“人的本体”。嵇、陶、李、苏、曹五位大文豪，分别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中期与晚期，前后绵延一千五百年，他们所受庄子的影响，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接受“一种理想人格的标本”，即“人的本体”。而这种天才人物之间的吸收与接纳，递嬗与传承，必然作用于内在，并且是创造性的，个性化的。

当然，师承也好，赓续也好，只能具有相对性。天才不会重复，更没有可能“如法炮制”。庄子，作为天才中的天才，只能有一，不能有二。就是说，庄子在世间已经成了绝版——从他辞世那天起，原版就毁掉了，永远也无法复制。

[1]《老子》三十三章。

[2]罗宗强：《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

[3]《在宥》。

[4]杜甫诗句。

[5]《拟古十二首》之九。

[6]《赠孟浩然》。

[7]《山中问答》。

[8]《忆东山》之二。

[9]《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10]《与韩荆州书》。

[11]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12]《邵氏闻见后录》。

诗人咏庄

翻阅《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诗》、《全宋词》、《全金诗》、《清诗别裁》、《晚晴·诗汇》和元曲、元明诗选等古籍，再加上各地的方志、史籍，粗略统计，有关咏庄的诗、词、曲、赋，不下几千首。据当代学者萧若然统计，仅东明、曹州、民权、商丘、蒙城等县志所载，吟咏庄子以及漆园、濮水、濠梁、钓鱼台、南华观等遗迹的，自唐至清，就有近百名作者、一百五十多首诗作。看得出历代文人雅士、官员黎庶、各色人等，对于庄子其人其书，有着浓烈的兴趣，一直予以热情的关注。

一

历代诗人颂赞庄子人格、个性、精神风貌、思想境界，倾诉景慕之情的诗篇，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魏晋·嵇康《赠兄秀才入军》第十四首：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诗是写给即将参军入伍的哥哥嵇喜的。分为三段：开头四句，写实境：休息在兰圃，喂马于山坡，射鸟在草地，钓鱼于长河；中间四句，写境界，写情趣，写性灵：目送飞鸿，手抚琴弦。游心于天地，随时领悟自然之道；重心在末段，表达对庄子的无限仰慕之情。最后用《庄子·徐无鬼》篇匠石运斤为郢人斫垩的典故，抒发知己难寻的感慨，与《晋书》嵇康传中说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完全契合。

晋·夏侯湛：《庄周赞》：

迈迈庄周，腾世独游。遁时放言，齐物绝尤。

垂钓一壑，取戒牺牛。望风寄言，托志清流。

《晋书》本传称，“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

诗中赞颂庄子“腾世独游”的超迈思想与行径。最后表明写诗的用意，在于凭借咏赞古人以寄言托志。

南朝·江总《庄周颂》：

玉洁蒙县，兰薰漆园。丹素可久，雅道斯存。

梦中化蝶，水外翔鲲。出俗灵府，师心妙门。

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是笼樊。

江总为南朝陈的亡国宰相，故里在豫东考城，邻近庄子出生地蒙县。

诗篇全面概括了庄子的品格与修为。以“玉洁”、“兰薰”称颂庄子的“雅道”——高雅的品格；“化蝶”、“翔鲲”，形象地描绘他的浪漫的情怀和不羁的心灵。最后，列出庄子的“却楚之聘”，跳出“笼樊”，不为物役，赞美他的自由精神。

唐·陆希声《观鱼亭》：

惠施徒自学多方（有多方面学术造诣），谩说观鱼理未长。

不得庄生濠上旨，江湖何以见相忘。

诗中借“濠梁观鱼”故事，批评惠施情怀执滞，理有未达；阐明庄子“相忘于江湖”的意旨。

宋·李九龄《写〈庄子〉》

圣泽安排当散地，贤侯优贷借新居。

闲中亦有闲生计，写得南华一部书。

作者说他处于闲散境地，借得新居，干什么呢？抄写《南华经》。——此一“闲中生计”，殊可嘉也。

宋·寇准《南阳夏日》：

绿杨阴密覆回廊，深院帘垂昼景长。

人静独闻幽鸟语，风来时有异花香。

世间宠辱皆尝遍，身外声名岂足量。

闲读南华真味理，片心惟只许蒙庄。

寇准身为当朝宰相，万机之暇，难得有此逸趣。

诗分两部分，前头六句，备述时间（夏日、昼景）、环境（风来人静、鸟语花香）、心情（宠辱不惊、声名不计），为后两句做铺垫：闲读《南华》，深谙个中奥理，表达对庄子的仰慕之情。

宋·王安石《题蒙城清燕堂》：

清燕新诗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

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

庭下早知闲木索，坐间遥想御丝桐。

飘然一往何时得，俯仰尘沙欲作翁。

历史上有两个田甲，一为战国时的齐国贵族，曾以暴力劫持齐湣王，后被湣王的堂弟田弗所杀；另一为汉代蒙县的狱吏。此应为后者。

《史记》载：韩安国犯法被判罪，蒙县狱吏田甲羞辱他。安国说：“难道死灰就不能复燃了吗？”田甲说：“复燃了，我就撒尿浇灭它。”过了不久，梁国内史出缺，朝廷任命安国来担任。田甲闻讯，弃官逃走。安国下令：“田甲若是不回来归案，我就夷灭他的宗族。”田甲于是袒衣谢罪。安国说：“像你这种人，值得我惩治吗？”终于善待田甲。

木索，泛指刑具。木，指“三木”——加在犯人颈、手、足上的三种刑具；索，就是用以拘系犯人的绳索。“御丝桐”，指摆弄乐器。“木索”既闲，又丝竹并作，说明政简民安，气象和平。

作者误将汉代韩安国坐法服刑的梁国蒙县（庄子出生地）当作亳州的蒙城，故有“民有庄周后世风”之句。汉时蒙县为沛郡山桑县，隶属梁国，距蒙城甚远。

宋·钱选《题山居图卷》：

山居惟爱静，白日掩柴门。寡合人多忌，无求道自尊。

鹏俱有意，兰艾不同根。安得蒙庄叟，相逢与细论。

前四句写山居景况与心态；后四句表达见解，抒发感慨。“鹏”出自《庄子·逍遥游》篇。斥与大鹏，一小一大，各安其意；兰花与艾草，一香一臭，根性不同。

宋·郑刚中《幽趣》：

幽趣无人会，人应为我愁。山深云易聚，市远酒难谋。

恃力惊鹿，争巢鹊避鸠。老夫春睡美，蝴蝶是庄周。

作者生当秦桧擅权之际，屡遭奸党构陷，看惯了“恃力惊鹿，争巢鹊避鸠”的严酷斗争情势（他在《别家山》诗中有“闻说仕途巇险甚”，“未肯微官缚此身”之句，与此涵蕴相同），因而十分羡慕庄子的逍遥游世境界。

宋·辛弃疾《念奴娇·和赵国兴知录韵》下阕：

怎得身似庄周，梦中蝴蝶，花底人间世。记取江头三月暮，风雨不为春计。万斛愁来，金貂头上，不抵银瓶贵。无多笑我，此篇聊当宾戏。

词中讲的是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的选择。作者明确表示对庄子逍遥人生的景慕。

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有《答宾戏》一文，讲述主客二人论辩，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两种人生选择——汲汲于功名利禄和沉潜于文章著述。“金貂”代指权贵；“银瓶”常被用来比喻男女情事，这里似应作饮酒解。杜甫诗中有“指点银瓶索酒尝”之句，相对于“万斛愁来”，作饮酒解，当更切合实际。

宋·岳珂《夜读庄子呈高紫微》：

蒙园傲吏（指庄子）御风仙，聊以卮言后世传。

小大升潜同此地，智愚工拙岂其天。

众途适正何劳问，一理观心本自然。

从此二经束高阁，为君终夕读名篇。

《诗》、《书》二经均为儒家经典，要把经书放下，专读《庄子》，这在理学昌盛的宋代，可谓超拔独步。

宋·李壁《临川节中寄季和弟》：

平生旷达慕庄周，老觉悲来不自由。

节里忆君频梦见，遥传掬泪过江州。

临川，今抚州市；江州，今九江市，同属江西省。作者宋宁宗时任礼部尚书，节日期间，给在江州的弟弟李埴（季和）寄诗，抒写向慕逍遥、旷达的庄子，想要摆脱仕途羁困的心情。

宋·朱熹《梅》：

姑射仙人冰雪容，尘心已共彩云空。

年年一笑相逢处，长在愁烟苦雾中。

“姑射仙人”，见《庄子·逍遥游》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这里借用来形容冰雪为容、涤净尘心的寒梅，实为作者自况。“愁烟苦雾”喻污浊的人世。

清·郑廉《漆园吏》：

噫噫漆园吏，身世视蜉蝣。

微笑谢楚人，不肯为牺牛（指庄子却楚之聘）。

以兹全其真，得与造物游。

譬彼鸿冥冥，矰缴（弋射飞鸟的系绳短箭）焉所求。

庄生乎庄生，荦荦（清楚、分明）大人流。

我今读其书，犹可医穷愁。

通篇都是对庄周的赞誉。中心是说，庄子“与造物游”，志存高远，洞明世事，宛如翱翔于九天的飞鸿一般；试图用爵禄、名位这些浮世贪求去网罗他，就好像用那种系绳的短箭去弋射九天的冥鸿一般，真是堪笑又堪怜的。

清·何名隽《庄楼梦蝶》：

天地飘茫一寄身，形骸参破梦还真。

三千大界谁先觉，十万余言（《庄子》原为十万余言）我自亲。

栩栩梦来躯亦赘（形体成为多余），蘧蘧觉后物皆春。

勋华事业（指庄子思想与文章）垂今古，未许漆园作外臣。

这也是一篇庄子赞。“栩栩”、“蘧蘧”均见《齐物论》篇。

清·李曾裕《漆园吏隐》：

烦扰苦民生，漆园怀傲吏。

何当起九原，与论无为治。

由当时社会民生多艰，不堪烦扰之苦，想到庄子“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于是，对这位漆园傲吏顿生怀念之情，真想起之于地下，同他好好讨论一番“治术”这一话题。

清·殷希文《草堂漫兴》：

庾园虽小足相羊，荣辱何关一草堂。

裘马五陵空自艳，菊松三径未全荒。

雨窗酌酒杯还润，花槛题诗句亦香。

更有南华供细读，逍遥游拟学蒙庄。

作者做过长治知县，有《和乐堂诗钞》传世。

“庾园”，是他对自家园居的称呼。北周·庾信曾有《小园赋》：“余有数亩弊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后世因有“庾园”之称。“相羊”，亦作“相徉”，意为徘徊、盘桓。《离骚》有“聊逍遥以相羊”之句。

诗人说，自家的松菊三径尚未荒芜（用陶潜《归去来辞》意），绝不羡慕那些豪门权贵的轻裘肥马，颇有自足、自得、自在、自适之感。最后落脚在庄子的“逍遥游”上，画龙点睛般地抒发其向往的情怀。

二

咏庄诗中，以阐释庄子思想，进而抒怀寄慨，引发个人感悟者为最多。

唐·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其九：

庄周梦胡蝶，胡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

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浅流。（意为沧桑巨变）青门种瓜人，

旧日东陵侯。（邵平曾为东陵侯，秦亡后为平民，种瓜东门外）

富贵故如此，营营何所求！

诗篇借助“庄生梦蝶”这个话题，阐明人生如梦，梦亦人生，世事变化无常的道理。最后作结：既然穷通、富贵都属常态，更何必营营役役，苦苦谋求呢！

唐·高适《宋中》：

逍遥漆园吏，冥没不知年。世事浮云外，闲居大道边。

古来同一马，今我已忘筌。

“一马”出自《庄子·齐物论》，意为万物皆一；“忘筌”出自《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筌、蹄，是捕鱼、捕兔的器具。原义是说，筌、蹄、言皆为工具，目标还是鱼、兔、意，只要得到和领会了精神实质，那么，这些工具就都可以忘掉了。

唐·白居易《读庄子》：

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

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何是本乡。

诗中说，由于领悟了庄子的思想，从而视贬谪为返真归本（“知归”）和回到“无何有之乡”，做到了旷怀达观，无忧无虑。

白居易《池上寓兴》二绝选一：

濠梁庄惠谩相争，未必人情知物情。

獭捕鱼来鱼跃出，此非鱼乐是鱼惊。

何谓“寓兴”？是指诗中所叙，还寓有他意。诗中借用濠梁“庄惠之辩”来说事，暗喻他晚年急流勇退的内心活动，时人未必能够知晓。水獭以鱼为食，比喻残民以逞的当权者；鱼，则是诗人自喻。意思是说，庄子眼中的游鱼，出游从容，自得其乐；而我这条游鱼，却是时时自危，惊魂不定。

宋·宋祁《濠上》：

惠非蒙叟叟非鱼，濠上全知鱼乐无。

春水未深鱼易乐，要须真知（智）是江湖。

从濠上观鱼讲到庄惠辩论“鱼之乐”，再从“知之濠上”落到“鱼相忘于江湖”，层层递进，寓怀深广。

宋·欧阳修在七古《绿竹堂独饮》中有句云：

吾闻庄生善齐物，平日吐论奇牙聱（议论荒诞难解）；

忧从中来不自遣，强叩瓦缶（指瓦盆）何（形容声音嘈杂）；

伊人（指庄子）达者尚乃尔，情之所钟况吾曹？

愁填胸中若山积，虽欲强饮如沃焦（胸中愁闷，喝多少酒也浇不掉）。

乃判自古英壮气，不有此恨如何消？

“绿竹堂”是欧阳修任职洛阳时的居室。此诗原本为哀悼妻子而作，所以，里面谈到了同样遭逢妻子亡故的庄子：即便像以“齐物”为标榜的达人庄子，在妻子故去，“忧从中来”之际，还要“鼓盆而歌”；那么，“情之所钟”如我辈者，“愁如山积”，填胸塞臆，就更是难以消解了。

宋·邵雍《川上观鱼》：

天气冷涵秋，川长鱼正游。

虽知能避网，犹恐误吞钩。

已绝登门望，曾无点额忧。

因思濠上乐，旷达是庄周。

全诗都是围绕着鱼来做文章，实际上讲的是人事。

“登门”，指鱼跃龙门，鱼化为龙；“点额”，旧说：鱼上渡龙门，未能跃而为龙者，点额而还，用以比喻仕途失意，落第而归。

诗中借助咏川中鱼的悠游自在，既不期望富贵腾达，也无“点额”之忧虑，抒写自己的旷达心境。

宋·王安石《绝句》：

万事黄粱欲熟时，世间谈笑谩追随。

鸡虫得失何须算，鹏逍遥各自知。

诗中说，蜗角争持，鸡虫得失，这些细微小事，原都无须计较；还是安于自在逍遥，大鹏也好，斥也好，都可以自得其乐，体现了庄子安时处顺的思想内蕴。

宋·苏轼《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

岂独不见人，嗒然忘其身。

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

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苏轼诗文善于活用庄子思想。这首诗里就运用了庄子“凝神”、“坐忘”、“嗒然忘身”的掌故，阐明只要集中心力，全神贯注在一个对象上，作画便能出神入化的道理。

宋·黄庭坚七言绝句《寺斋睡起》之一：

小黠大痴螳捕蝉，有余不足夔怜蚿。

退食归来北窗梦，一江风月趁渔船。

前两句的故典，都出自《庄子》。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因此说是“小黠大痴”；夔是一足兽，蚿是多足虫，诗意是说，巧或诈，智或愚，相倾相斗，与此数虫无异，很难讲谁得谁失。因此，诗人说，还是北窗一梦之后，趁着满江风月，驾着渔船，逍遥自得，远远离开那争名逐利的场所吧！

宋·李《早夏偶作》：

闲愁不觉过年光，强半精神似醉乡。

几度雨来成恶热，有时云断见斜阳。

古人事业尘空满，故国园林草自长。

赖得南华怜我病，一篇齐物胜医方。

作者从日常生活起居说起，讲环境，讲心境，最后落脚于读《庄》（南华经）受益。大诗人陆游也曾说：“病须书卷作良医”。

宋·苏颂《游逍遥台》：

忆昔初读南华篇，但爱闳辨如川源。

沉酣渐得见真理，驰骛造化游胚浑

（“胚浑”义同混沌，指传说中宇宙形成前的景象）。

潜心四纪（古时以十二年为一纪）不知倦，间日讲解时寻温。

其言无端极放肆，大抵顺物尤连犿

（“连犿”语出《庄子·天下》篇，意谓与物相从不违）。

作者暇日游逍遥台，见到了庄子的塑像，歆然顿起怀古之思，遂写了一首一千四百字的七言诗，成了古今咏庄诗中最长的一篇。诗中讲述他四十余年研习《庄子》一书的过程，描绘了他的种种心得。此为起首八句，从中可以略见全篇的概貌。

宋·吴芾《和四二侄》：

华发萧萧日夜疏，奔驰不止欲何如。

得抛印绶心方适，归见湖山气始舒。

世事转头如蝶梦，人生到此似蘧庐。

我今已作终焉计，却悔当年赴鹤书！

作者为南宋进士，以刚直见忌，不得志于朝廷，诗中反映了这种处境与心情。

通篇贯穿着庄子的思想。诗中说，华发萧疏，奔驰不止，究竟为了什么？“蘧庐”，暂住的旅舍。语出《庄子·天运》。“抛印绶”、“终焉计”，都是说主动致仕。“鹤书”，即鹤头书，指招纳贤士的诏书。最后一句，说他后悔当年不该前往应聘。

宋·辛弃疾《卜算子·用庄语》：

一以我为牛，一以我为马。人与之名受不辞，善学庄周者。

江海任虚舟，风雨从飘瓦。醉者乘车坠不伤，全得于天也。

词的上阕取自《庄子·应帝王》篇“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之句，意为任人称之为马、牛，浑同自然，毫无物累。《天道》篇亦有“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意同，都是一切听任自然，受而不辞。

词的下阕“飘瓦”与“坠车”两个典故，均出自《达生》篇：“虽有忮心者（怀恨者），不怨飘瓦（不会怪罪空中飘下来的瓦片）”；“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其神全也”。意思是，顺应自然（得之于天），可以化解灾难。

宋·方凤《题庄子梦蝶图》：

素来梦觉两俱空，开眼还如阖眼同。

蝶是庄周周是蝶，百花无口骂春风。

诗中讲的是“齐物论”：做梦、觉醒，庄周、蝴蝶，都是空；眼睁与眼闭，也没有什么不同；言外之意是，花开、花谢也是如此。可是，百花不懂得这个道理，却在那里埋怨春风无情。

明·张锷《病中读南华》组诗，其二云：

适来夫子时，适去夫子顺。指（脂）穷薪火传，未尝见其尽。

顺处而时安，悬解匪天遁。泽雉畜樊中，岂若啄与饮！

卓哉彼良庖，恢恢然游刃。千牛十九年，新铏验然迅。

满志善刀藏，好道技亦进。余病思全生，斯言良古训。

缘督以为经，不随无涯震。免殆可保身，天人那复问。

作者为山东曹州举人，自幼酷爱《庄子》。

全诗一百个字、二十句，概括了《庄子·养生主》篇的全部精髓，诸如指穷为薪、薪尽火传、安时处顺、泽雉畜樊、一饮一啄、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发铏新试、善刀而藏、技进乎道、缘督为经等成语、典故，尽数涵盖在内，内容十分丰富。

三

也有许多诗人，通过读《庄》、释《庄》或者凭借有关庄子的人文景观，畅叙幽怀，寄寓感慨，既富自然之趣，又得真情之妙。

北周·庾信《拟咏怀》（选一）：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

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

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

庾信《拟咏怀》，是他自南朝梁出使到北朝周被羁留的后期诗作，艺术水准很高。诗共二十七首，此为第十八首。

诗人借咏叹迷离颠倒的蝴蝶梦，婉转抒写自己对故国的思念情怀。开头四句，铺叙情境：愁肠百结，入睡艰难；而幽咽的琴声又传到耳边，就令人倍感凄凉。中间四句，抒写情怀：先说梦中的蝴蝶不是庄周，而是诗人自己；接下来运用秋和月两种意象与蝴蝶梦相衬托，描绘出一幅秋夜怀乡的画面：天上的残月分明是来时的初月，而异域的秋天亦酷似故园的秋天。最后四句，分两层写，前两句以景拟情，情景交融；后两句，以论作结，余韵悠然。

唐·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五：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

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

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

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

作者以庄子美学为基准，讽刺雕琢弄巧，反失其真有如效颦东施、寿陵余子，而慨叹《大雅》不作、《颂》声崩沦的局面难以挽回。

诗中说的“丑女效颦”、“寿陵失步”，分别见于《庄子》的《天运》、《秋水》篇；“棘刺沐猴”出自《韩非子》，说是有个卫国人以自己能在棘刺尖上雕刻沐猴来欺骗燕王。诗人对这类蚀损天真、专弄小巧的雕虫小技，表示不屑；而对《诗经》中的《大雅》和《颂》则备加推崇。最后两句，用《庄子·徐无鬼》篇匠石“运斤成风”和郢人“无以为质”的典故，抒发自己虽有宏伟抱负，却无人理解、无人响应的悲慨。

唐·白居易《疑梦二首》之二：

鹿疑郑相终难辨，蝶化庄生讵可知。

假使如今不是梦，能长于梦几多时。

诗人写他仕途遭挫，理想破灭，整日惝恍迷离如在梦中的心境。

诗中用了两个著名的典故：“蕉叶覆鹿”与“庄生化蝶”。前者出自《列子》：樵夫击毙了一只鹿，怕人发现，临时用蕉叶盖上；但等到他再去寻找时，却忘记了地方，遍寻不得，便以为自己是做了一场梦。归途中，述梦给别人听；有人就按照他说的路径去找，果真找到了。这样，便引起了一场争讼。由于案情怪诞，情节迷离，久而未决，后来郑国君主得知，便征询国相意见，国相说：“梦与不梦，臣所不能辨也。”

诗人通过庄周梦蝶和郑国樵夫得鹿、失鹿并引起争讼的故事，比喻人生得失无常，有如做梦一样。

白居易《读庄子》：

庄生齐物同归一，我道同中有不同。

遂性逍遥虽一致，鸾凰终校（较）胜蛇虫。

“同中有不同”在哪里呢？同，是说万物都能各遂其性，自得逍遥；不同在于“百鸟之王”的鸾凤，不食腥膻，不践垢秽，而蛇虫，形象丑恶，身处污浊，犹如阴险小人。二者高下分明，判然各异，怎能齐一相等呢！

唐·吕温《夜后把火看花南园》：

夭桃红烛正相鲜，傲吏闲斋困独眠。

应是梦中飞作蝶，悠扬只在此花前。

自晋·郭璞诗句“漆园有傲吏”传世后，士人多以“傲吏”称呼庄子，这里是用以自诩。

诗中应用庄生化蝶典故，阐明自己的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

宋·蔡襄《唐公以公累出知濠州》：

湛湛清渠风力微，濠梁行客布帆归。

到官应过庄生庙，试问鹪鹏两是非。

蔡襄是北宋著名书法家，作为朝廷谏臣，素有“贤御史”之誉。

诗赠以公事遭受贬谪（“公累”）的“唐公”。濠州在今安徽北部，为庄、惠当年“濠梁观鱼”之地，附近有庄子庙。诗中劝慰逐臣，要旷怀达观，应以“齐物”观点看待是非、荣辱、进退之事。

宋·苏颂《碧澜堂》：

北渚清泠十顷波，偶来凭槛意如何。

且观秋水蒙庄论，休听沧浪渔父歌。

面对十顷清波，作者联想到古代两篇传世的名作——庄子的《秋水》篇和载记于典籍的《沧浪》渔父歌，“且观”、“休听”，态度鲜明。

《秋水》篇通过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对话，讨论物质世界在时间、空间方面的相对性，价值判断方面的相对性，同时描述了庄子自己的超拔境界，显示其自信、自得之乐。而《沧浪》歌中渔夫劝屈原的话：沧浪之水清时，就洗濯自己的冠缨，沧浪之水浊时，就洗濯自己的双脚，意为审时度势，随波逐流，不要执着于自己的理想追求。

宋·傅察《逍遥堂五咏》之三：

欲识逍遥乐，都忘利与名。讨论惟百氏，来往有诸卿。

静觉羊肠险，闲看蜗角争。超然穷妙理，知不愧庄生。

从“逍遥堂”说到庄子的忘名、忘利，又联系到“蜗角相争”——《庄子·则阳》篇：“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从而悟解人生之至理：有什么要紧去拼死拼活地争那一点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呢？

宋·钱时《蜗牛》：

雨浥蜗牛绕砌行，与吾同乐本同生。

挤排蛮触分疆界，可笑蒙庄自起争。

诗人从另一种视角来做蜗牛的文章，同样生动、别致，富有情趣。

他说，本来蜗牛与人同生共处，相安无事；而庄子为了讥讽战国君主的相互征伐，却在蜗角上做起了文章，挤排蛮触，强分疆界，这岂不是自起争端！

宋·徐夤《初夏戏题》：

长养薰风拂晓吹，渐开荷芰落蔷薇。

青虫也学庄周梦，化作南园蛱蝶飞。

诗人以自然界青虫化蝶现象，比喻庄子的蝴蝶梦，巧妙、风趣，且有深刻蕴涵。

宋·还阳子《师勉》：

早向忙中认取闲，休将心力役机关。

花依时节重开得，水向东流定不还。

春色潜偷青鬓发，风光暗换少年颜。

须知世事堪悲叹，尽在庄周一梦间。

借用庄周梦蝶寓言故事，解说水流花谢和“暗换青青发”的自然与人生现象，取譬新颖，寄慨遥深。

宋·晁说之《过雁》：

庄周口舌过平生，择雁何为贵不鸣？

默默高飞宁有乐？人间生死本来轻。

意思是：庄子一生逞口舌之辨，可是，他却以缄口“不鸣”为贵；原来，他是从养性全身角度来考虑的。不过，如果真的整天“默默高飞”，那还有什么乐趣呢？

宋·周必大《刻文苑英华千卷》：

倚树而吟据槁梧，自怜尔雅注虫鱼。

汝曹更作书中蠹，不愧鲲鹏海运欤！

《文苑英华》是北宋初年编的一部文学总集。南渡以后，宋孝宗曾命令专业人员修订，但质量很差；于是，周必大在告老辞官以后，又承命带领一些学者再次进行校订、刊行。

全诗句句都运用形象、借助典故以表达思想、行迹，从中可以窥见古人作诗之妙：“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靠着几案休息）”，原是庄子说惠子的，见《德充符》篇；这里用来描述作者的编书、校订活动。《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由于所涉及的语言知识不易被人理解，因此，后代又出现了许多注释、考订著作；作者用它来说明校勘《文苑英华》之勤。蠹鱼，即蛀书虫，用以形容一同编书的读书人。“鲲鹏海运”，借用《庄子·逍遥游》篇的典故，肯定、彰显同仁的精神劳作价值。

金·丘处机的《满庭芳·述怀》词：

漂泊形骸，颠狂踪迹，状同不系之舟。逍遥终日，食饱恣遨游。任使高官重禄，金鱼袋、肥马轻裘。争知道，庄周梦蝶，蝴蝶梦庄周。 休休。吾省也，贪财恋色，多病多忧。且麻袍葛屦，闲度春秋。逐疃巡村过处，儿童尽、呼饭相留。深知我，南柯梦断，心上别无求。

作者为金末全真道道士。所谓“述怀”，就是宣示自己的人生取向和生活态度。金鱼袋，代表官吏服色，从唐代开始，三品以上着紫袍，佩金鱼袋。省，即省悟。疃，村、屯。“状同不系之舟”，“食饱恣遨游”，取自《庄子·列御寇》篇。

明·祝允明《读〈庄子·逍遥游〉》：

颇疑梦蝶翁，与世太相避。

曳尾泥中龟，岂希留骨贵！

梦蝶翁，指庄子。诗中说他避世太深。何以见得？同是以龟为喻，他宁肯生而曳尾于泥涂之中，却不希望“留骨而贵”，死后被供奉在庙堂之上。典出《庄子·秋水》。

明·徐渭《读庄子》：

庄周轻死生，旷达古无比。何为数论量，死生反大事。

乃知无言者，莫得窥其际。身没名不传，此中有高士。

这首五言诗的大意是：

庄子本来讲，“生寄死归”，不悦生，不恶死，确实是旷达无比；可是，书中却借孔子之口，说了两次“死生亦大矣”，这里暴露了庄子思想的矛盾。看来，还是“无言”为妙。不过，无言也有无言的缺陷——由于“无言”，“没世而名不称”，使许多高士受到了埋没。

诗中寓意，婉转迂回，曲折有致。

明·李鹏翼《无题》：

曾寄逍遥物外情，遽然化蝶有余清。

风尘不到庄生梦，浪得人间傲吏名。

作者以咏庄子为由头，抒发个人感慨。

寄情物外，任性逍遥，获得一个“傲吏”的名称，引以自豪自慰。

清·刘德昌访商丘，有诗云：

我怀漆园吏，漆园今安在？

傍人指其处，望之唯蒿莱！

不是说这里未曾有过漆园，而是感叹物换星移，沧桑迭变，旧景难寻。

寥寥数语，寄慨遥深。

清·李佶《庄子钓台》：

台与人俱去，名同地并留。

不知今旷野，此处果垂钩？

陵谷宁堪问，乾坤卒未休。

逍遥天际客，不愧往来游！

面对已经成为茫茫旷野的荒台遗迹，自作问答，发出乾坤运转不停而人事幽邈难寻的感叹。

晚清·释敬安《西园放生池观鱼二首》之一：

春风梅柳自成村，潭影闲云对笑言。

到此忽生濠濮想，人鱼同乐是西园。

释敬安，因曾于阿育王寺烧残二指，并剜臂肉燃灯供佛，故又号“八指头陀”。

苏州西园建于元代，是一座历史悠久、富有传奇色彩的集佛教文化和古典园林建筑于一体的宗教寺院园林。“濠濮想”，亦作“濠濮间想”，典出《世说新语》：“（晋）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与下句“人鱼同乐”，均用《秋水》篇庄惠濠梁观鱼典故。

四

还有大量诗作，凭借历代流传的庄子的遗踪、遗闻、遗事，即景、即兴抒怀，借抒一己怀抱。

唐·王维《漆园》：

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

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

题曰“漆园”，实际上是借题发挥，表明诗人一己的生活态度。

诗的大意是：庄子却楚之聘，并非自鸣清高，孤狂傲世；而是自知缺乏经世之才，因而甘心做一个漆园小吏，婆娑婉转于漆树林间。言下之意是，借此微官，以寄形迹而已。看似咏叹古人，实乃诗人自况；当然，这也是从另一角度赞誉庄子。

此诗曾受到宋代大儒朱熹的激赏。朱子说：“余平生爱王摩诘诗云：‘漆园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以为不可及，而举以语人，领解者少。”

唐·李中《经古观有感》：

古观寥寥枕碧溪，偶思前事立残晖。

漆园化蝶名空在，柱史犹龙去不归。

丹井泉枯苔锁合，醮坛松折鹤来稀。

回头因叹浮生事，梦里光阴疾若飞。

诗人说，庄子（“漆园化蝶”）、老子（“柱史犹龙”）都不见了，道士炼丹场所（“丹井”）泉枯水涸，祭神坛场（“醮坛”）松折鹤稀。时移世异，古观苍凉，岂止人非物亦非，空留下无边怅憾。

唐·胡曾《濮水》：

青春行役思悠悠，一曲汀蒲濮水流。

正见涂中龟曳尾，令人特地感庄周。

作者行经濮水，见龟曳尾于泥涂中，很自然地想到庄子，从而怀思不尽，感慨丛生。

唐·陆龟蒙《访僧不遇》：

棹倚东林欲问禅，远公飞锡未应还。

蒙庄弟子相看笑，何事空门亦有关。

庐山东林寺为佛教净土宗发源地，晋高僧慧远居此，世称“远公”，此处代指和尚。和尚出游称“飞锡”。

宋·苏轼《题清淮楼》：

观鱼惠子台芜没，梦蝶庄生冢木秋。

惟有清淮供四望，年年依旧背城流。

此为《濠州绝句》中的一首。惠子台没入荒草，庄子墓木叶凋零，作者登高临远，慨叹物是人非，感怀无限。

宋·吕愿中《南华洞》：

乱崖深峭水淙幽，六夏来游俨似秋。

安得蘧蘧一觉梦，倚岩栩栩访庄周。

想望在梦境中造访那蘧蘧然的庄周和栩栩然的蝴蝶。

明·徐渭《任公子钓台》：

公子椎牛此地留，珊瑚树底拂鱼钩，

今来沧海移何处？笑拂青山坐石头。

《庄子·外物》篇讲了任公子椎杀五十头犍牛用作鱼饵以钓大鱼的寓言。传说其地在浙江省新昌县县城西郊的南岩，那里有任公子钓台遗迹。

唐人诗曰：“南岩寺，本沧海，任公钓台今尚在。”“本沧海”，意谓原本曾是大海，今已不见；那么，到了明代，又过去了数百年，无怪乎徐渭会发出问号：“今来沧海移何处？”

明·张登云《游庄台》：

高台耸翠岁华侵，目断濠梁思不禁。

已向庄台释了悟，还因蛱蝶动微吟。

堂虚风月偏来客，径转松篁半是阴。

最爱涡湄多秀色，晴轩芳草梦中深。

豫、鲁、皖诸省，多处有庄子台遗迹。此诗中提到的濠梁和涡湄，作为庄子台的衬景，当在皖北。

明·桑溥《钓台》：

我爱庄生达，来寻旧钓台。荒祠余瓦砾，断碣长莓苔。

梦蝶穿花去，涂龟曳尾来。斯人不可见，汀水自潆洄。

庄子钓台亦有多处。由于庄子曾垂钓于濮水，一般倾向于钓台当临濮水之滨。而作者桑溥恰为濮州（今山东鄄城、河南范县一带）人氏。“涂龟曳尾”，庄子却楚之聘，不做神龟，“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见《秋水》篇。

明·刘教《过漆园怀古》：

尝怀漆园吏，今日过蒙城。蝶化非真境，鱼游有至情。

岁月风烟老，郊原草树平。前贤已尘迹，况是逐浮名。

作者道经蒙城，就想到曾在漆园为吏和留下“鱼游”、“蝶化”故实的庄子，足见这位前贤往哲的入人思想之深。

清·李浣《漆园怀古》：

漆园吏隐此仙游，忽化尻轮作转周。

浮世功名天海阔，淡情富贵水云流。

鹏搏龟曳随吾分，佛苦儒酸讵等俦。

轻松文章新境域，南华一卷妙全收。

《庄子·大宗师》篇，有“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假使把我的尾骶骨变作车轮，把我的精神化为马，我就乘坐它走）”的说法，形容安时而处顺的心态。后四句说，与儒酸、释苦相比较，觉得还是道家的《庄子》文笔清新、境界高远，最称绝妙。

尾联“轻松文章新境域”的“松”字，于平仄不协，恐为误植，暂从方志所载。

清·逯蓉《漆园吏隐》：

爱读南华数十篇，漆园遗迹想依然。

委形天地身将隐，寄傲林泉吏是仙。

幻化通灵醒蝶梦，逍遥得意忘鱼筌。

马蹄秋水寻何处？古观荒凉夕照边。

此篇也是对《庄子》一书的赞美。由漆园遗迹想到《马蹄》、《秋水》等各个篇章；眼前唯见古观荒园，寒烟落照，一片苍凉景象。

清·张良珂《怀古》二首：

一抹林园带夕阳，名贤故里井泉香。

居民莫作沧桑感，此水于今尚姓庄。

读罢南华锦绣文，焚香肃拜庄周坟。

贤愚自古皆归土，谁似先生百世闻。

二诗分别咏庄周井与庄周墓。井、墓分别在今河南省民权县顺河乡和老颜集乡。

※　　　　　　※　　　　　　※

吟诵着这林林总总的咏庄诗篇，宛如出席一场以庄子其人其书为中心课题的诗词研讨会。这个生面别开的“研讨会”，跨越时间地域，泯除种种界隔，规模盛大、广泛。与“会”者既有大批顶尖的以至世界级的诗人、文学家，也有历朝历代的一些达官显宦、名流学者和普通的读书士子。时间自魏晋、六朝、唐宋以迄清末民初，历时一千七八百年。

这种话题汗漫无涯，却又主旨集中、中心明确的研讨，涉及的范围，广及宇宙之大，细至虫介之微，举凡天道、人生、世情、物性，无不涵盖其中，其间尽多生命的介入，灵魂的撞击；充分地反映出特异的庄子与玄奥的《庄子》的无限的可言说性、可阐释性。而正是这种特异与玄奥，浸透着智慧与机锋，流露出狂欢与悲情、渴望与憧憬、孤独与愤懑、探索与追求，汇成了一部人生艺术化与艺术人生化的诗性盎然的交响乐。

“诗言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从诗的认识、教化、审美作用来看，以之评庄、解庄、述庄，应该说，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现在，我又把《诗人咏庄》纳入正文，作为这部文学传记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条独具特色的交流渠道，进一步加深对传主的探索与理解。

《庄子·徐无鬼》篇曾明确宣称：“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纵有喙长三尺，其如“不言之言”、“不道之道”何！看得出来，依他的本性，绝不愿意后人去言说他，议论他——“吃鸡蛋就是了，何必还要折腾老母鸡！”当然，更不希望身后存留下任何痕迹、任何影响。可是，吊诡之处在于，两千多年过去了，他的身影、他的精神、他的诗性，他的丰采，时时刻刻都活在世人的心里，每当说起他来，总觉得心神愉悦，口角生香，总能带来新鲜与感动。借用一句陶诗，可说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样，著文也好，题诗也好，发言也好，反正评庄、论庄、述庄之类的“研讨会”，今后千秋万代，还将不断地延续下去。

附录一：庄子行年简表

为庄子作年表，洵非易事。现以当代著名治庄学者曹础基所作《庄子活动年表》为依据，略加增删、梳理，列一行年简表，以飨读者。

公元前369年（宋桓侯十二年）　庄周于此年前后，出生在宋国国都东北的蒙地。

关于其先世，一种说法，庄姓肇始于宋第十六代君主宋庄公，原为宋国公族，可能在其父辈或本人少年时期沦为庶人；也有学者认为，庄子先世为楚国人，大约在庄子出生前二十年，楚悼王任用吴起实施变法，触犯一些贵族利益，遭致强烈怨恨。悼王死后，宗室大臣作乱，射杀吴起并中悼王尸，论罪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庄子家族可能在这场内乱中受到了牵连，遂避祸北迁到了宋国。

庄子青少年时期，家境尚丰，接受过系统教育。后来生计日见艰难，直至出现冻馁之虞，织屦、渔钓不足以自给，向监河侯借粮又耻遭白眼。多数时间，是闲居索处，读书治学；同时也进行一些社会交往，或辩对访谈，或深入市井民间，接触畸人、隐者、技工。

前344年　庄子与宋人惠施初次见面，当在此年前后。

关于惠施，一些学者认定，出生于公元前390年，至少年长庄子二十岁。但历史学家侯外庐《惠施行年略表》称：公元前334年，惠施三十六岁，则仅长庄子一岁。

《太平御览》四六六引《庄子》佚文：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焉，庄子曰：“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鹊耳。”坐者皆笑。

前341年（魏惠王二十八年）　惠施此年或稍后至魏，得到惠王信任，擢为国相。庄子往见，惠施甚恐，庄子以“猜意鹓鶵”讥之。惠施后有孟诸之行，大摆排场，庄子鄙之。

《秋水》篇：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淮南子·齐俗训》：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

前340年　宋剔成自立为君。庄子为漆园吏，大约在此前后。

漆园在蒙地，位于今河南商丘东北。

治庄学者张远山考证，庄子弟子蔺且约于此年前后出生于宋国。

前339年（楚威王元年）　楚威王使大夫往见庄子，欲聘其为相，庄子却之。

《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日：“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史记·老子申韩列传》：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犊，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焦竑《老子翼·附录》：（周）显王三十年（即楚威王元年）楚聘（庄子）为相，不就，隐濠上漆园。

前337年　宋君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奔齐，偃自立为宋君。上一年，秦孝公死，商鞅遭到车裂。大约此后不久，庄子主动辞去漆园吏职。

前334年　魏惠王采用惠施策略，和齐威王在徐州相会，尊齐为王。庄子见魏王当在此年或稍后。就其见魏王“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及有关谈论看，似已非在职官吏。

《史记》本传中说，庄子与梁（魏）惠王同时。而惠王要年长庄子二十多岁。惠王即位于公元前369年，那一年庄子刚刚出生。据著名学者杨伯峻考证，孟子出生于公元前385年，见到魏惠王时，年约六十六，因此，惠王才恭敬地以“叟”相称。是年为公元前320年，惠王也已年过七十，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个年头，第二年就去世了；直到其子襄王继位，孟子才离魏去齐。这段历史表明，庄子与孟子同魏惠王相见，前后相差大约十四年，因而他们失去了碰面机会。

前333年（楚威王七年）　或谓庄子是年南游楚国，并谏阻楚王兴兵伐越。

《韩非子·喻老》篇：楚威王欲伐越（威字原作庄，顾广圻引《史记·西南夷列传》及高诱《吕氏春秋·介立篇》注，证为威字），庄子谏之（庄字原作杜，杨倞《荀子》注改杜作庄，《御览》三六六引亦作庄。《文选·广绝交论》注引作庄周子）。

也有学者提出疑问：当时楚国都城在郢，距离豫东，何啻千里；另，史书《六国纪年》记载：是年楚国兴兵伐越，并灭亡之。实际情况是，楚国伐齐，进兵徐州；越则亡于公元前306年，即在二十四年之后。驳辩者认为，郢都固然较远，但以此否定庄子与楚威王会面，似嫌武断。《天运》篇中，庄子有言：“夫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见冥山，是何也？则去之远也。”意为前往楚国郢都，向北望去，由于太远，根本见不到坐落于河南信阳的冥山。颇似亲历者口吻。至于伐齐之举，有可能威王听从了庄子谏言，遂改伐越为伐齐。

前328年　宋君偃自称为王。有人巴结他，获赐车十乘，以骄庄子。其事应在此时或稍后。

《列御寇》篇：人有见宋王者，锡车十乘，以其十乘骄穉庄子。庄子曰：“……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齑粉夫！”

前325年　秦惠文君自称为王，次年更元元年。庄子当在此时或稍后，在家乡见到邑人曹商。曹商归自秦国，自我炫耀，庄子讥其“舐痔得车”。

《列御寇》篇：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悦）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前322年　是年或稍后，庄子或南行至楚。其时，张仪相魏，逐惠施入楚，楚王受之，后听冯郝言，复纳之宋。庄子与惠施濠梁之辩，以及“庄子之楚，见空骷髅”，并与之对话，可能都在此期间。

《秋水》篇：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其地在楚邑淮南钟离郡。）

《至乐》篇：庄子之楚，见空骷髅……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鉞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骷髅，枕而卧。……”

前312年　庄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惠子前往吊丧，见此情景，颇不以为然。尔后，两人又论辩“人故无情”与“有情”的问题。

《至乐》篇：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是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德充符》篇：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

曹础基案：这次辩论，似与庄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有关，故附于此。

前311年　庄子与惠施辩对五家是非，约在此年或稍前。

《徐无鬼》篇：庄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庄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尧也，可乎？”惠子曰：“可”。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公孙龙）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

前310年（魏襄王九年）　惠施病故，应在此年或稍前。自此以后，庄子深瞑不言。

钱穆《先秦诸子纪年》一二五：《史记·魏世家》：“哀王（襄王之误）九年，与秦会临晋，张仪归于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鱼曰：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其言不及惠施。以施在魏地位言，犹高于三人，疑其时己先卒。然则惠施卒年，殆在魏襄王五年（惠施）使赵后，魏襄王九年田需卒前。

《说苑》卷十六《说丛》：惠子卒而庄子深瞑不言，见世莫可与语也。

前309年　庄子年已六十。此后，晚境苍凉，独身栖息故园，课徒著书以自遣。

期间，与弟子蔺且等，先后游于山中和雕陵之樊。

或谓庄子晚年尝隐居于曹州南华山。

其地有大量庄子遗迹传闻。

前300年（齐湣王元年）　或谓庄子曾辞齐湣王之聘。

南朝·陈僧人智匠《古今乐录》：“庄周齐人，湣王聘以相位，庄周谢。”同时而略晚的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中引李颐云：“庄子与愍（湣）王同时”。二者均就庄子晚年而言；至云其为齐人，则不确也。

前299年　宋王偃置太子为王，即宋元君。庄子过惠施之墓，当在此年之后。

《徐无鬼》篇：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曹础基案：钱穆据《战国策·赵策》推断，宋置太子为王即楚怀王入秦之时。而庄文言及宋元君，故当在宋已置太子之后。

前298年（赵惠文王元年）　或谓庄子曾前往赵国，与惠文王说剑。

《说剑》篇：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赐之千金。”左右曰：“庄子当能。”……庄子入殿门不趋，见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闻大王喜剑，故以剑见王。”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一四五：惟依《赵世家》，惠文初立，年不过十一岁。今《说剑》篇谓其太子患王之好剑，乃募能说王止剑士者。量其意绪，非甚童弱。

则其事最早当在惠文初元二十余年后。《世家》：“惠文二十二年，置公子丹为太子”，即孝成王，不言其前有废太子事，乌得别有太子悝？且其时庄子年最少亦逾八十，而谓其远道而来，为太子治剑服三日，以见赵王论剑，而冒不测之险，必不然矣。……然则庄辛尝留赵，推其时，与《说剑》篇所云略相当，岂传说之初，本以为庄辛而后乃误以属之庄周者耶？

曹础基案：钱氏之说可信。

前296年　赵武灵王伐灭中山。中山公子魏牟流落江湖，所谓“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巍阙之下”。曾问道于楚人詹何，后成庄子再传弟子，其师或即蔺且。（据张远山考证）

前286年　庄子因病辞世，享年八十三周岁。是年，齐灭宋，宋王偃死于魏地温。

《列御寇》篇：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意林》引桓谭《新论》：庄周病剧，弟子对泣之。应曰：“我今死则谁先？更百年生则谁后？必不得免，何贪于须臾。”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1）《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2）《庄子》，傅佩荣译解，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

（3）《庄子浅注》，曹础基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

（4）《庄子歧解》，崔大华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庄子译释》，姚汉荣等，河南民权庄子研究会编。

（6）《庄子学史》，方勇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7）《庄子諵譁》，南怀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8）《老庄新论》，陈鼓应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庄子评传》，颜世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庄子心解》，涂光社著，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

（11）《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刘笑敢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2）《庄学研究》，崔大华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庄子研究》，张松辉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4）《闻一多全集》第9卷《庄子编》，闻一多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庄子哲学辨析》，张京华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6）《庄子评传》，汪国栋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7）《庄子怀疑论美学》，颜翔林著，稿本。

（18）《老庄美学新论》，王向峰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9）《庄子还原》，杨义著，中华书局2011年版。

（20）《庄子文学新探》，刁生虎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自由与必然——老庄生命哲学研究》，付粉鸽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2）《庄子审美生存思想研究》，时晓丽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3）《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版。

（24）《庄子哲学》，王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5）《庄子探奥》，姚曼波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6）《庄子的思想世界》，杨国荣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7）《庄子故里考辨》，潘建荣主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

（28）《庄子补正》，刘文典著，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9）《庄子译诂》，杨柳桥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0）《十家论庄》，胡道静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1）《名家品庄子》，冯友兰等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

（32）《〈庄子〉心得》，傅佩荣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33）《庄子浅说》，陈鼓应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34）《中国文化丛谈》，钱穆著，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

（35）《庄子“三言”研究》，张洪兴著，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

（36）《庄子十日谈》，陈宁宁等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7）《老庄词典》，王世舜、韩慕君编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8）《庄子说道》，张荣明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9）《庄子新探》，张恒寿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0）《庄子现代版》，流沙河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1）《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2）《庄子的文化解析》，叶舒宪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3）《庄子这个人》，邓联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44）《文化的边缘》，滕守尧著，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45）《禅宗与道家》，南怀瑾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6）《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葛荣晋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7）《21世纪的儒道》，王邦雄著，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

（48）《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9）《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50）《世纪新梦》，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1）《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罗宗强卷》，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

（52）《庄子》，郭象注、陆德明音义，扫叶山房印行，民国十一年版。

（53）《老子校释》，朱谦之撰，中华书局1984年版。

（54）《列子集释》，杨伯峻撰，中华书局，1997年版。

（55）《论语译注》，杨伯峻编著，中华书局，1962年版。

（56）《孟子译注》，杨伯峻编著，中华书局，1962年版。

（57）《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8）《钱穆作品系列》，三联书店2000年版。

（59）《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60）《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6年版。

（61）《中国史纲》（第一卷、第二卷），翦伯赞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62）《战国史》，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尚有大量单篇学术论文，恕未一一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