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契诃夫的一生

猎物

狗与狼

法兰西组曲

大卫·格德尔：舞会

秋之蝇：库里洛夫事件

孤独之酒

伊莎贝尔

版权信息

契诃夫的一生

作者：[法]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译者：陈剑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月亮一般的契诃夫（序一）

内米洛夫斯基虚构世界里的真实人物（序二）

契诃夫的一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尾声

月亮一般的契诃夫（序一）

袁筱一

《契诃夫的一生》的结尾是在高尔基的回忆中展开的。那是一九一四年，高尔基想起了十年前契诃夫去世时颇具荒诞意味的葬礼。人们以为火车运回的是从满洲来的凯勒尔将军的棺材，参加葬礼的人群几乎与契诃夫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还奏起了军乐。有人在“谈论狗的智力”，有人在“炫耀自己的别墅如何舒服，附近的风景如何美丽”。——一个典型的昆德拉善用的场景，看了让人心凉，可就在心凉得似乎没有了希望，要坠入虚无里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却是笔锋一转，用了温暖来结尾。她写道：“然而，在无动于衷的人群里，契诃夫的妻子和母亲紧紧地偎依着，相互搀扶。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当中，契诃夫曾经真正深爱过的，惟有她们俩。”

是看到这里，要合上书页之时，才能真的明白，什么是“混合着玩笑、伤感和平静的失望”，什么是“水晶一般的冷漠”。在疲惫和孤独的背面，始终希望能够捕捉到一丝让这个世界亮起来的清美的光辉——这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笔下的契诃夫，也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自己。

他不完全是我们先前所了解的，作为文学史里一个词条的契诃夫。那个所谓与莫泊桑、欧·亨利并驾于短篇小说领域的契诃夫。戏剧家契诃夫。《凡尼亚舅舅》《海鸥》《樱桃园》的作者。中国的读者也许多少还熟悉他的《第六病室》，因为这样的作品，日后苏维埃的文化理念也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没有能够活到革命来临的契诃夫。

而伊莱娜让抽象的契诃夫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一个契诃夫用一生塑造却没能使之跃然纸上的人物。

一个远离传奇的契诃夫。因为普通，所以沉重而悲伤。他有黯淡、贫穷的童年，在一个叫做塔甘罗格的小城，“无精打采，昏昏欲睡”，因为“关闭了自己的耳朵，隔绝了外界的动静”。只有暴君父亲带来令人胆战心惊的声响，有时——是极少的时刻——也会带来令人愉悦的小提琴声和歌声。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尽管生活艰辛，这位赎身农奴出身的暴君父亲却尽量让孩子们能够受到教育。因而契诃夫还拥有同样才华横溢，然而同样摆脱不了悲惨命运的兄弟。

是因为童年，以及童年带来的一生挣扎，那种深入灵魂的困窘，契诃夫能够准确地描绘俄罗斯农民的灵魂状况吗？他不带有自上而下的同情，而是真的站在他们的身边，体会到他们“残酷、野蛮、无情和悲惨”的生活，体会到他们对“好好活着”的迫切需求——而不是什么“自由”。“知识界”一贯擅长的所谓理想化的善良淳朴在农民真正的灵魂状况前显得如此苍白。

然而也许同样是因为童年，契诃夫在写到“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时，总是有那么一点力不从心。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尖锐有时的确令人疼痛。在她看来，某一个时期里曾经试图模仿托尔斯泰的契诃夫是失败的。契诃夫和伟大的托尔斯泰不同。托尔斯泰的高贵、激昂和因为对幸福、信仰的追求而造成的大喜大悲，契诃夫终其一生也无法体验。但是契诃夫是一个“生来公正、高尚、善良的人，而且从不停歇地尽力使自己变得更好，更温和，更可爱，更耐心，更乐于助人，更无微不至”。他是个医生，他有医治人类伤痛的欲望。但是与生俱来的、带有反抒情性质的悲观主义让他非常明白，对于人类真正的伤痛，他无能为力。因而他的态度是温和而苍凉的，有时带一点微微的嘲讽。在生命就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带给我们的契诃夫说，我的灵魂倦了。他咳血，身体和灵魂都已经不堪重负，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刻，伊莱娜说，他仍然“没有一刻想过逃避自己的责任”。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普通的契诃夫却能够击中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他的向往——有的时候是对金钱，对能够承担家庭责任的最普通的向往，他的妥协——有的时候是不敢确立自己独特的存在之前那种惶惑不安的妥协，还有他的孤单——有的时候，即便在如潮的欢呼声和温柔的爱情中他还是如此孤单，这一切都令我们感到某根神经被撩拨得疼。我们会想起自己的孤单时刻，即便不是在高处，即便不认为自己承载了人类的命运，我们为什么还会如此孤单呢？谁说只有伟大的人才有资格忧伤？但是我们发现，在民族背负的沉重命运下，对于自己无能为力的清醒和总是要做点什么的努力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光辉。我们似乎能够理解到为什么契诃夫会买下那块荒芜冰冷的土地，满怀欣喜地打扫院子、种植玫瑰，他的所谓“美化、建造、升华”。

伊莱娜借用批评家布宁的话说，“即使在最亲近他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曾真正了解他灵魂深处的全部想法”。或许他并不想让别人了解，为了保护好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迷失和绝望的灵魂。他的致命的温柔也是一种武器，当读到契诃夫半是讽刺、半是严肃地写道：“我也挺想结婚，但请给我一个月亮般的妻子，不会总出现在我的地平线上。”我们应该能够想象到他猫一般的孤单本性了。的确，在外貌的描写上，伊莱娜也没有漏过阴柔的一点：“清癯英俊的面庞，消瘦的脸颊，浓密的头发，淡淡的胡须刚刚显现，嘴角的褶皱透出严肃与忧伤，他的目光是那么与众不同，仿佛具有敏锐的穿透力，同时又温柔而深沉，他的神态谦逊，那是一种年轻女子般的神态……”

只是，在一边建构着意义的同时，契诃夫的灵魂深处是绝望的。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所历经的种种灾难中，加上缺乏自暖的动力（例如，托尔斯泰式的宗教信仰），契诃夫的灵魂从来没有暖起来过。何况他缺少时间。作为普通人，我们总像是在被历史的火车追赶着，气喘吁吁，契诃夫也不例外。他的人生和他的写作是一样的进程：“开头总是满满当当的许诺，……中段便变得皱巴巴怯生生，到结尾……烟花一场。”

烟花一场的契诃夫却没有让伊莱娜失望，虽然为先前我们的阅读所忽略，但他的一生所提供的素材足以让伊莱娜勾勒一个完整的、亲切而令人动容的人物。关键是，走近这颗灵魂，对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连同此时的我们——几乎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像走近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丝毫不用怀疑伊莱娜与“安托沙”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仿佛是她的一个哥哥，在年少时也可能讨厌她的纠缠——就像亚历山大讨厌“安托沙”一样，但是他们分不开，因为他们的灵魂为彼此留了一扇窗，留了让外面的光线照亮一个世界的可能。

是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身上也背负着同样的苦难，而她和契诃夫一样从来没有抱怨过。借助《法兰西组曲》渐渐重新回到我们阅读视野中的伊莱娜也许能够通过《契诃夫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她对于芸芸众生“清醒的同情”，她小说中通过普通人物的眼睛看到的历史场景，她对于细节的喜爱，她对于英雄人物的畏惧和嘲讽，她那略显残忍的冷静（这也是她有时会遭受指责的原因），以及她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同时所做的，属于自己的努力。那一切，在她感受生活之前的半个世纪，契诃夫都曾经体验过。她同样擅长冷静深入的分析与温暖美丽的细节相对照。甚至，在坚强、善良的灵魂之外，他们的身体也都一样羸弱。

从时代的角度而言，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和契诃夫其实相距并不算很远。如果契诃夫不是那么早离世，他们甚至有彼此相遇的可能。在他们错过的这几十年里，俄罗斯仍然没有摆脱动荡的命运：日俄战争的失败、大革命的狂风骤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疯狂……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和父母亲一路颠簸，想要躲避所谓大写的历史的追迫。如果伊莱娜是在逃亡的路上发现莫泊桑的，那她是在什么时候发现契诃夫的呢？

更大的灾难来临之时，伊莱娜倒是没有再选择逃亡。她被法国宪兵带走，从此杳无音信。我们仿佛看到的是契诃夫最后那个轻轻推开妻子的手势，他说，“没人把冰块放在空洞的心口”——难道坦然接受是对于命运最好的反抗吗？

或许，如果灵魂彼此已经重叠到没有缝隙的程度，任何形式意义上的相遇都不再重要。这话也应该送给译者——我想，这个“混合着玩笑、伤感、平静的失望”的契诃夫是属于契诃夫自己的人物，是属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人物，也是属于译者的人物。月亮一般的契诃夫不需要总是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只有在灵魂没有目的、不时刻相随的彼此接近中，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不把我们送入疯狂的希望。

内米洛夫斯基虚构世界里的真实人物（序二）

让·雅克·贝尔纳/文　陈剑/译

一九四二年七月，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涅夫勒省的小镇伊西—勒维克被捕。

她被投进皮斯比尔营，不到几天，即遭流放。

从此音讯全无。

四个月后，她的丈夫及两位小叔被逮捕。他们亦被流放，就此消失。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遗下两个女儿。她们的悲剧，正是成千上万悲剧的写照。欧洲遍地是孤儿……然而，应该说：伊莱娜是幸运的，至少她的孩子们活了下来，与那些失去儿女的幸存者相比，她已算是颇得上天眷顾。

如今，须付出一番努力才得以重现真实。恐怖已是如此寻常，以致很多人觉得它索然无味：一些人出于本能地逃避它，不愿面对；另一些人则由于同情心过度操劳，趋于麻木。

迷人的智慧，优雅的艺术家气质，这样一个卓尔不群的女子在波兰或西里西亚遇害，不过是一条不甚了了的社会新闻。成批成批的生命被赶尽杀绝。受害者是六千万名抑或六千万零一名，并没有多大差别，从罪行的深度看来，那都是无底的深渊。为其中哪一名受害者哭泣，都将顾此失彼，有欠妥当：最默默无闻的死者，也应得到最显贵的待遇。

但是，请允许我们向这位女子致以一份特别的注目，一份追加的哀思。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没有让她的仰慕者们空手而归。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她依然在写作。她的作品并未随着她的离去而中止。一些珍贵的手稿，加上已经出版的著作，巩固了她在文学中的生命。在她的避难所尼韦内，她在酝酿一部反映俄罗斯生活的组曲式长篇小说，可惜如今留下的，只有断卷残篇；但我们会看到，一部完整的小说《世间的财富》以及两三卷中短篇小说即将出版。不管怎样，在她猝不及防地消失之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虚构世界里，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这么一个真实的人物：安东·契诃夫。

他的出现再突兀不过；如果说，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文字世界纯属虚构，他则是着实罕见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她一直都避免描述现实中的人物，避免书写真人传奇。但是，倘若我们承认她笔下的人物都并非真实，可他们却又何其真切！这正是重点所在。无论是财大气粗的生意人，歇斯底里的年轻姑娘，还是命途多舛的小伙子；无论是狂躁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中不安的伊莲娜，《盘中棋》里年轻的克里斯朵夫，还是《狗与狼》中脆弱的亚达，抑或是在激动人心的短篇小说集《有声电影》当中的那些女主人公们，所有这些人物，经由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热情洋溢的头脑创造出来，深深扎根在人类的厚实土壤里，沉浸在生命、活力和激情当中，他们就是你我身边苦乐参半的兄弟姐妹……这便是名副其实的艺术转移。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不到十五年的实际创作时间里，给我们留下了一座众生万象的华丽长廊，而它们的根基，正源自这百态人生。

我们可以从她的作品中抽出某些主题：在西方国家的流亡以及与生活的抗争。生于基辅，伊莱娜背井离乡，来到法国。她笔下的许多主人公都经历同样的转折。与她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来到我们的国家，在这里生活、抗争、吃苦。他们的遭遇出自于她本人的经历。在多少部小说中，我们都能够发现，她童年时代乌克兰的城乡气息，以及她年轻时代在我们首都的生活氛围！……

源自生活的剧幕，在她的创作中得到了普化。然而，戏剧般开始的人生，却以悲剧告终。伊莱娜生于东方，却在西方赴死。未能生活在出生的土地，亦无法死在亲切的国度。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却铭刻下了这样一个短暂而绚烂的生命：一位年轻的俄裔女子，在法语的灿烂书卷上，贡献了增光添彩的篇章。她在我们的国家生活了二十年，让我们将她作为一位法国作家，为之哭泣。

***

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在如今的法国已是众所周知。但长久以来，他对我们而言还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极少有作品会给导演带来如此微妙的困难。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团到巴黎演出《樱桃园》时，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此后，乔治·比托叶夫为我们展示了《凡尼亚舅舅》《海鸥》《三姐妹》这些契诃夫作品是怎样一种节奏。后无来者。比托叶夫领悟了契诃夫式点画法的奥秘，从一种缓慢而有条不紊、难以言喻的层层包裹中，凸显出深刻的人性。由此，向我们生动地演绎了这样一种极为精致，极为个性化的剧作艺术，既具俄罗斯特色，又属于全人类，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有着俄裔血统的优势，因而得以用法语来思考俄罗斯人。比托叶夫成功地诠释了契诃夫的戏剧，而伊莱娜所做到的，乃是诠释他的人生。

出于同样的理由：生在俄国，但长在法国，她已如此深刻地融入了这个成为家园的国度，因此在她所写的作品中，丝毫看不出她的异族血统。然而，在内心深处，她依然不由自主地将同情给予出生的国家，给予那里的人民和事业。面对契诃夫的胸怀，她犹如高山仰止。她无需再转换题材，只要打开心扉即可。正如安东·契诃夫向我们讲述《三姐妹》或《凡尼亚舅舅》的故事，正如乔治·比托叶夫与柳德米拉·比托叶夫将它们鲜活地搬上舞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向我们讲述了安东·契诃夫。

不过是一串串相同的公式罢了，如果我们敢将人生称为公式。同样的笔触前后相接，但每一笔都在成就一个总体的印象。同样的细节看似无关紧要，但每一个都并非徒然。这就是生活的节奏。这就是人生缓慢而痛苦的缠裹。读者，和观众一样，都是在不知不觉地被一只轻柔的手所囚禁、劫持进日常生活的美梦当中。通常他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只是有时候会稍作抵抗。但迷药是不可抵挡的。它的诱惑以难以察觉之势产生效力。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宛如微风拂面般轻柔，却是无所不至的触角。这就是契诃夫笔下中产阶级的悲剧。他自己的人生，而今由一位能将他的母语和我们的语言说得同样出色的女人讲述，为我们重现一个真实的他，他的欢乐，他的痛苦，他的希望，他的遗憾，他一生中非凡的人道主义情怀。

比托叶夫认为，契诃夫的戏剧中没有一处是多余的。最细小的事件也致力于体现生活，而契诃夫的每一笔都绝非无缘无故。改动一个动作，就是背叛了他所运用的缓慢包裹之法，而他正是通过这种包裹，向我们呈现出活生生的生活。也许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忠实原著太过火了。事实上，一个导演在处理文本时若没有出现变形的倾向，那简直是惊人的。但比托叶夫有时候就是这样惊人。

这一构成契诃夫戏剧特色的细节完美主义，也在他的小说中尽显无遗。相对来说，他的小说在法国还远不如戏剧那样为我们所知。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一出小小的戏。有一些只在短短几页纸上，浓缩出一部精雕细琢的微型戏剧。我们多么希望，能有具备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这般水准的作家，为我们呈现出不负所托的翻译作品。

至少从此，我们得以弥补对契诃夫一生的了解。我衷心提议读者们和我一样，走进契诃夫的人生：深入一个如此非凡的生命，一个我们爱戴却不曾了解的心灵。读者不会在这场发现之旅中看到所谓内幕揭秘。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被了解，并不见得就是被贬损。在相当多的传记和回忆录中，曝光甚或中伤都占有一席之地！传记作者似乎是通过拆解偶像，揭露其或许隐藏在天才外衣下的小人本质来体验一种隐秘的快感。这是相当肤浅的游戏。天才当然隐藏着成百上千的弱点。它们是他的代价，他的苦难。但天才也正是从自身的弱点中汲取养分。他时不时地靠着这些肥料结出丰硕的果实。传记作者往往本身正是小人，所以频频出于本能地展示天才的肥料而非果实。他却没有动用脑袋想一想，读者其实既喜欢轶事也喜欢绯闻。穿着拖鞋的伟大人物一样要承受人人必经的琐碎，同时还要负担自己独有的那份痛苦。贬下凡俗的恶意取乐，夺人眼球的广告效应，这就是大部分野史惯用的伎俩。

这本书则绝非如此。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人，并没有因其不幸的身世而遭到贬低。穷困潦倒，拖家带口，体弱多病，安东·契诃夫的一生历尽坎坷。其中艰辛，被朴实的语言一一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他生于苦难，长于苦难。过去，我们只因他的作品而爱戴他，崇拜他。如今，我们对他的爱戴和崇拜将更进一步。这应归功于这本传记。它在世界文学的历史上铭刻下了动人的篇章。经由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契诃夫将令我们感到更加亲切，也更容易接近。

如果说他是我们的榜样，那并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而同样也在于他的人生：勇敢、顽强与勤奋的榜样。诚然，除了物质上的困难，他的起步都相对顺利。他二十六岁业已成名，并很快就家喻户晓。他最初开始写小说时只是玩玩。但他对自己何其严格，也何其不自信！甚至踌躇着不肯署上自己的名字。他需要有人给予他鼓励，帮助他相信自己。我们欣喜地看到，格利果罗维奇在一八八六年给他写了一封漂亮的信，而他则动情地回了信。这一举动着实影响了这个年轻的作家，促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也许，也帮助他开始了自我修炼。年过六十五岁的格利果罗维奇被偶然读到的一篇契诃夫小说所打动，他看出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身上可贵的素质和长远的前途，但也意识到他作为一名新手，很可能会不惜代价、不加选择地大量生产。他写信给这位年轻的同行，怀着双重的关切，鼓励他，支持他。在他的褒奖中，在溢美之词的包裹下，还揉入了两句我们通常没有勇气对初出茅庐、用力过猛的后辈说的话。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老作家所能给予一个年轻同行最宝贵的信任、欣赏和友爱：“别再赶工……宁可挨饿。”

***

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契诃夫。但她为我们介绍这个人物时，已然超越了对其人生的呈现。她的这番呈现，令我们的阅读之旅愈加荡气回肠。

契诃夫的一生是短暂的：疾病令他英年早逝。伊莱娜同样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把她带走的，并非肆虐在她一人身上的疾病，而是践踏了整个世界的恶魔。扪心自问，二者之中，哪一种命运是更为深重的悲剧。结核病尚且让人得以喘息、休憩，甚至还能有些许快乐、零星幻想，较之戕害伊莱娜的刽子手，是不是至少还多几分人性？

契诃夫的一生

一

一个小男孩坐在箱子上哭，因为他的哥哥不肯和他玩了。为什么？他们可没有吵架呀。他用发颤的声音念叨：

“陪我玩嘛，沙加。”

可是沙加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他比这个名叫安东的弟弟大五岁。他已经上学，而且恋爱了。

安东伤心地想：

“明明是他自己先找我玩的。”

曾经是的，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几年……一个礼拜……他已经觉察到，沙加是利用友情来霸占他的玩具。不过这也没什么。他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与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娱乐也许太微不足道了。不过，那些孩子听话得要命！最近，安东曾问过其中的一个：

“你在家常挨打吗？”

那男孩答：

“从不。”

他是在说谎还是……生活真是奇妙。是的，他们哥俩儿玩得很开心。他们把父亲杂货铺里的空盒子偷出来，排成一排，然后躺到地上，头枕着地板，望着被蜡烛点亮的一个个方盒子，仿佛置身于天堂的门槛，木头士兵就住在里面。他们在邻家果园里摘果子，藏起来偷偷吃。他们乔装改扮。他们去海里游泳。如今，一切都结束了，一刀两断。

沙加瞥了弟弟一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安东，这个小家伙早就不如他了。他们没法沟通。他大摇大摆地逛荡到市政公园，把安东独自丢在家里的木箱子上。孩子们的房间又小又破。窗玻璃一片模糊，地板脏乱不堪。屋子外面遍地是污泥，一如这座俄罗斯南部小城市里所有的街道。这就是沙加和安东·契诃夫的家乡。

若是走出家门，步行片刻即可来到海边；朝另一个方向走，则是荒凉的草原。在家里，听得到母亲急促的脚步声，在“大屋”和一旁泥土建造的小厨房之间来回奔走。六个孩子，没有女佣，这可给做母亲的带来了不少负担。也听得到父亲在高声祈祷和唱歌。突然间，祷告停止，尖叫和抽泣的声音传入安东的耳朵。是父亲在用鞭子抽打店里的小伙计。这样过了许久，赞美歌才再度唱了起来，可冷不丁又被一声咆哮中断：

“白痴！”父亲冲着安东的母亲大吼，“你这个蠢货！”

这孩子既不吃惊也不愤怒，他甚至不觉得有什么不幸：这一切都太寻常了……只是他的心抽紧了，因独处而感到既难过又喜悦。独处总会让人有一点点害怕，但至少，不会被烦扰，也不会挨揍。然而，才过了一会儿，恐惧的感觉就又升了上来。他走出房间去找妈妈。她总是脆弱而惊惶，总是大声地哭着，抱怨丈夫和生活。没有人听她说话：她仿佛对着荒漠哭诉。大家都已习惯了她的眼泪。

也许明天，安东就能获准乘船出海，让大家吃上他带回来的鱼了？想到这里，他就兴高采烈起来。他那喜悦的心情，几分调皮，几分温柔。

晚饭马上就要开始，然后全家将一起做最后一次祷告，就这样度过一日。

二

院子尽头是契诃夫家租下的屋子；墙面重新粉刷过一层黏土。在污泥、杂草、碎砖瓦和堆满了院子的垃圾当中，人的脚印勉强地踩出了两条小径，一条通往家门，另一条则通向马厩。这座破屋看上去歪向一侧，如同一个驼背衰颓的老妇。一只木桶放在屋檐下，雨天的时候用来接水：饮用水是很稀罕而宝贵的。小方格的窗子，木头屋檐，三个小房间，一间厨房，这里就是契诃夫出生[1]的地方。其中的“大屋”是父亲的专属，一间小些的，是父母的卧房，再小一些的，是孩子们的房间，里面有安东的木摇篮。“大屋”的各个角落都严格地按东正教的习俗挂满了圣像。每一座圣像前都点着蜡烛，昼夜不息。三脚架上摆着祈祷书和圣经，铜制烛台上点着大蜡烛，烛光照亮了它们。在教堂规定的日子里，契诃夫爸爸会在圣像前焚烧乳香。尽管穷困潦倒、锱铢必较，但他在香火钱上从不吝啬：云朵般的烟雾升腾起来，弥漫了整个房间，令人窒息，直到厨房那头飘来了酸白菜的气味。

屋后种着洋槐树，春天，泥泞的院子里繁花似锦。这座建在亚速海滨的城市名叫塔甘罗格。人们会骄傲地说它拥有“一条欧洲风情的街道”。没看见那些三四层高的楼房还有一家剧院和不少商店吗？店面的招牌上错字连篇，但谁会在乎呢？再说了，这条街的人行道和车行道都铺了数米长的石板路，俄罗斯没有哪座城市敢自诩拥有这般的奢华。不过没走几步，就只剩下人行道了。再远一点，就成了烂泥小路：契诃夫一家正住在这里。草原从市郊展开。这片辽阔的土地，没有山，没有森林，被来自东方、来自亚洲的狂风骤雨肆意横扫。冬季，白雪遍野；夏季，暴雨倾盆。每个季节，港口都会被泥沙淤塞。然而，塔甘罗格的核心就在于港口。这是一座商业城市。曾经，彼得大帝派人在这块荒地上设置堡垒，抵御土耳其的入侵，而后他又建立了一座港口，十九世纪初的塔甘罗格就此一派繁荣。它做小麦出口生意，连顿河畔罗斯托夫和敖德萨都莫敢与之称雄。

当年的塔甘罗格车水马龙、生气勃勃。老人们感慨万千：“俄罗斯最好的演员到我们这来演出，我们有一座意大利歌剧院，正如所有南部城市，正如敖德萨……”之后，艰难的岁月到来了：几百年来被河水冲来的泥沙终于导致了海床抬高，给来往的大船造成了危险……这些新式的船只太庞大了……终于，它的地位跌至谷底！从那时起，一条铁路直接从竞争对手顿河—罗斯托夫连接至弗拉基高加索。塔甘罗格没用了；塔甘罗格废弃了。

数年来，这座小城总是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深蓝的天空、阳光和大海使它远远看去尚显可爱，但一旦进入城中：“多么肮脏，多么愚昧，多么空虚！”它的泥泞和沉寂令游客震惊。秋天，以及融雪时节，穿行在塔甘罗格就像跨越一条溪流一样，得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谁要是一脚踩空，那可就陷进了没过膝盖的泥海里”。夏天，闷热的街道上，尘土卷成厚重的云团缓缓滚动，没有哪个清洁工拗得过它。一只狗嗅着烂果皮；院子里传来口琴声；两个酒鬼在打架……路上很少有人行色匆匆。没人想过要修缮自家的屋顶和门面，或是重新粉刷房子。人们对一切都将就凑合。

在俄罗斯，这种外省城市被称为“聋城”。也的确，再没有比这更恰当的名字了：聋城，海底般的寂静。它们关闭了自己的耳朵，隔绝了外界的动静。它们沉睡着，一如这里的居民，酒足饭饱之后，拉上百叶窗，紧闭门户，密不透风，听命于沙皇和上帝，灵魂空洞。

然而，世上最偏僻最荒凉的角落，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却也变化万千、生机盎然。那时的小安东对他的家乡并不厌倦。他饶有兴味、不知疲倦地望着船只、桥梁、大海。他极喜欢去米特罗方叔叔家吃饭，在那里不时能得到一笔零花钱。家家户户的房屋千篇一律，院子也全都杂草丛生。与他的兄弟和母亲一样，他知道这里每个住户的名字，了解他们所有的生活细节：昨晚吃了什么，谁家死了人，谁家生了孩子，谁家正准备嫁女儿。他喜欢到市政公园散步，那里的台阶一直延伸到大海。

可惜他并不能常常享受到这份自由和巨大的快乐。春天的夜晚，他坐在自家门前歪歪斜斜的台阶上，周围所有的房子都高过他家的屋檐。当白昼的热气散尽，一家人就在屋檐下安顿下来。母亲暂时搁下她的缝纫活儿，孩子们叽叽喳喳打打闹闹。远远地传来调弦的声音，是公园那里要开始演奏军乐了。轰轰隆隆的鼓声，噼噼啪啪的铜管，穿过灰尘弥漫的空气，渐渐变得轻柔、舒缓下来，失去了原本雄赳赳的气势，反而带上一丝朦胧的感伤。

这时，父亲出现了。宽厚的肩膀，茂密的大胡子，粗糙的双手。

“干活去，安托沙。”他说，“成天偷懒，就知道发呆。还不快到店里去。干活去。”

三

契诃夫家有六个孩子——五个男孩和一个女儿。两个大些的，亚历山大（沙加）和尼古拉，已经长成手长脚长的少年了，干瘦的胸部，过长的手臂，腼腆而做作的神情。他们开始鄙视塔甘罗格和这里的居民，开始梦想去莫斯科，开始不满父亲的指令了。他们还不敢太过放肆，但眼神已经表露无遗。他们一旦挨了打，就会用威胁的口气说“做人的尊严蒙受重创”，还会提起自杀。母亲连忙做起祷告来，并且关上房门以防父亲听见。

安东还是个孩子，一个漂亮的金发小男孩，皮肤光洁，脸颊宽阔，神情温柔愉悦。老四伊凡，在兄弟中很不讨喜：他谨慎又倨傲，似乎老是守着饭桌上最好的一道菜，占据离炉子最近的座位。两个年纪较小的是玛丽和米哈依尔，还不能被算在内：他们一个四岁一个三岁，只知道要妈妈。

他们看上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睥睨那些在港口奔忙的黄皮肤希腊小孩和弓着背的犹太儿童。契诃夫家族属于吃苦耐劳的一类人，他们出身贫农，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辛，熬过严冬、饥饿、超负荷的劳动以及鞭打。因此，做父母的天经地义地认为：孩子们的健康乃是老天赐予，可以毫不顾忌地损耗和挥霍。睡眠严重不足，以及穿着破洞的鞋子在雪地里跑，这些都不打紧。保持整洁那是毫无必要而且还很丢面子的。祷告有助塑造灵魂。至于身体，老天会管。

塔甘罗格的人全都是这么想的，他们也还都没错，因为气候和热病极少危及他们的健康。到塔甘罗格度假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没能待上两个月，就因感染了当地的一种热病，不治而亡。而那些穷苦人家的患者却很快痊愈了。他们喝肮脏的水；他们给病人喂无名草药熬成的汤汁；他们用渔网当纱布包扎伤口。但这里的死亡率却不比其他地方高。

农民的身体和生命没那么矜贵。再说，契诃夫家族从地主手中赎回人身自由，还只是不久前的事。也许正因如此，他们对待身体发肤才这么随意和粗暴，就像野蛮人以破坏精致的机械战利品为乐。安东的祖父出身农奴，但他一步步地坐到了总管的位置，还攒了数目可观的一笔钱。在农奴解放之前，他就赎买了自己和家人：每人头七百卢布。农奴叶果尔·契诃夫就是这样从他的主人手中赎回了自己和他的四个儿子。还剩一个女儿，他存的钱不够赎她了，但是老爷发了恻隐之心，把她也顺道发放了，就好像买十二枚土豆时附赠了一枚。

叶果尔·契诃夫是个聪明而冷酷的人，是那些压榨农民的贵族阶级的一条看门狗。他替地主做账，比主子算得更精。因为他了解农民，了解穷人的懦弱和狡黠之处。他是普拉多夫伯爵在乌克兰一座大庄园的管事，小契诃夫们有时会到那里去度假。

叶果尔的儿子米特罗方和巴维尔落户到了城里，但他们一直未能发家致富。尤其是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始终时运不济。他最初给一户商人当伙计，吃不饱，睡地板，受虐待，要打扫店铺，还要卑躬屈膝地挨巴掌。现如今，他已是一个结实粗壮的大胡子，轮到别人听他指挥，挨他棍子。他是“三等行会的买卖人”，社会地位仅比工匠高那么一丁点儿，要是较之塔甘罗格的荣耀——小麦和酒的大批发商，那就差得老远了。

他是个杂货铺老板，贩卖“小麦、糖、咖啡、肥皂、灌肠及其他殖民地商品”——店铺门口的招牌上用黑底金字如是写道。

安东尊重父亲。无论在家还是在店里，巴维尔·叶果罗维奇都是无可争议的一家之主。在俄罗斯的平民家庭里，父亲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现实中屈从权贵的奴役，他就在自己家的王国里独断专行。母亲只能保持沉默；孩子们只能规规矩矩；他的眼中只有上帝，认为自己有责任将所有人的灵魂都引向正途。那么，如何引领？上帝已将坚实的拳头交给人类：双手劳动，自给自足。

亚历山大说他粗暴、贪婪、冷酷。不过亚历山大总爱夸大其词。亚历山大喜欢自欺欺人，有时是为了博取同情，有时是为了捉弄人，连自己的家人也不放过。安东却还是爱着父亲的。比如，他感激他的千杯不醉。其他人喝醉酒会在地上打滚，只有契诃夫爸爸，变得温柔、欢快，还能记起自己的特长来——天知道他是怎么在苦难的童年中获得它们的。他会拉小提琴，还会唱歌。是的，他有他的优点。不过，倘若没有对他唯命是从，那可要当心了！乖戾的暴君立即就会苏醒过来。芝麻绿豆大的差池都会令他暴跳如雷。饭桌上，一盆太咸的汤，就可以导致最可怕的一幕，吓得母亲哭泣，孩子们战栗。

父亲虔诚至极，认定自己的强大和威慑力是来自上帝的旨意。他的宗教感情诚挚而谦卑，粗犷而原始。他不仅在自己身上惩罚他的罪孽，还尤为严厉地以此折磨孩子们的灵魂。他爱孩子们，但在他们的柔弱和百依百顺中，总有些什么会激怒他，令他冲昏头脑，破口大骂，挥掌打人。他并非残忍，只是，他人的痛苦不能令他动容。他自己就是在人家的白眼和拳打脚踢中熬过来的，他的境遇曾坏到不能再坏。所以他很自然地把怒火发泄到妻子、孩子和店铺的小伙计身上：就是这样！他发火的由头常常是：小城贫瘠，生意难做。而且，他厌恶杂货铺。一个人不能没有激情地活着，而他，一个既不酗酒也不好色的人，有着一份崇高的热情，这热情装点他的生命，慰藉一切。那才是他真正的生活。店铺和家所构成的生活，不过是一个表面，一层表象。他爱的是教堂，爱那些弥撒、圣歌、祈祷、乳香的芬芳、敲钟的声音。也许，就如所有独裁者一样，他感觉到孤独。身边环绕着俯首称臣的人，却没有朋友。也许，教堂能够抚慰他，带给他关怀和爱的幻象吧？讨价还价以及清算那点微薄收入，对他而言没有丝毫乐趣。他一找到借口就高喊起来：

“沙加！柯里亚！安托沙！我走啦。你们哪个过来替我看店！”

教堂就在附近。在那里，在教堂的荫蔽下，在结冰的地上，他会一连几个小时长跪不起，甚至用他那农民的粗嗓子唱起歌，唱东正教教会的赞美歌！而这时候，孩子们在店铺里瑟瑟发抖。一片太平。

这些，安东都谅解他，但父亲对他频繁的鞭打，他想，自己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这不是肉体上的疼痛：这是一种被凌辱的感觉。他为父亲，也为自己感到羞辱。可是，他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他并不是一个例外：他的兄弟们也无一幸免。他想，大概所有的父亲都和他的父亲一样吧。

这是事实。一八七〇年代的塔甘罗格居民并不比其他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人脾气恶劣，但粗暴是一种积习，它使人的身体和灵魂变得坚硬。生活荒芜而惆怅，但人们并不时常感觉得到，一个像安东这样的小男孩，自然一下就忘记了。然而，这种荒芜，这种惆怅，一直徘徊在那里，作为生活的大背景存在着，而它也终于糅合进了最纯真的欢乐。安东生来就是那么愉快、活泼、调皮，就算不可能完全无忧无虑，他还是出于本能地爱着优美、善良和礼貌，可环绕他的，却总是粗俗和冷酷。人们虐待动物、撒谎、背信弃义，却正是那一张张说谎的嘴，在教堂里唱着赞美诗。可是，你还是得去亲吻那只刚刚打过你的大手，因为那是父亲的手，“父亲的权威来自上帝”。

四

母亲不爱谈起自己。她是一个纤瘦秀丽的女人，“温柔且安静”。

她若不是在厨房忙碌，就是坐在缝纫机前。她亲手为六个孩子穿衣服，令她烦忧的，都是些看似简单，却怎么也找不到解决之道的问题：怎么才能让安东的大衣再多穿一年？上哪去找布料来加长玛丽的裙子？

她很疼爱孩子们，尤其是安东。这个孩子似乎懂得怜惜她。她多想把他抱在怀里，抚摸他，给他讲故事。可是没有时间。总有做不完的事情等着她。于是，这份无法（或是不知如何）用亲吻，用亲昵的话语来释放的爱，她只好放在心里，折磨着她的心神，她惟有通过给孩子们弄吃的，或是想象给他们弄吃的，来求得安慰。食物充足又便宜，只有最穷苦的人家才会没得吃。身为母亲，能够喂饱自己的孩子，是她心中巨大的慰藉。至于其他，都归父亲来管。他负责提出好榜样、好建议、好故事，来塑造孩子们的灵魂。

不过，在有些夜晚，哄孩子们入睡的时候，母亲会讲起她经历过的漫长旅行，那是在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她曾乘坐汽车穿越整个俄罗斯。

她是商人的女儿。她说起这件事时会带着几分骄傲：契诃夫家族是农奴出身，而她，则是出自俄罗斯社会比较高层的阶级。话虽这样说，她却不由自主地困惑，因为女人的地位是不能凌驾于上帝赐予的丈夫之上的。

她的父亲莫洛佐夫是个呢绒商人。父亲总是出门在外，她与母亲及姐妹住在莫尔尚斯克的一位姑妈家。一年冬天，这所住着妇孺的房子突发火灾；她们从此流落街头。

“真是伤心透顶的一年啊，孩子们。”她说着，摇摇头叹了口气，“不久我们得到消息，说父亲已经过世，是死于霍乱。可是，他是在俄罗斯的哪个角落离开人世，又被埋在了哪里？他是不是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下葬的，葬礼有没有全部按照东正教的仪式？我母亲租了一辆汽车，我们跟着她上了路，去找父亲的坟墓。”

孩子们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想象着那辆摇摇晃晃的小汽车，颠簸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在烂泥地里，在皑皑初雪中……旅途中，遭遇一场又一场暴风雨，也经过一所又一所驿站，那种地方常常脏乱不堪，而且鬼影憧憧，于是她的母亲宁可带着孩子们在草原上席地而眠。

这时候，妈妈会放下手中衣物，讲起一些阴森晦暗的故事来，拉拉杂杂地，诸如克里米亚战争、农奴战争的回忆，或是强盗和巫婆的传说。

这片环绕塔甘罗格的旷野，在妈妈眼中，却是何等富饶！不知多少宝藏，就埋藏在溪流的河床中，埋藏在山峦的脚下。据说，哥萨克人曾从拿破仑的军队劫得黄金，因怕被国家没收，就把它们埋在这片草原之下。而在沙皇彼得大帝时代，也曾有一帮强盗劫掠了一支从彼得堡向塔甘罗格运送黄金的商队。这些金子，总有一天会被发掘出来。

男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鸦雀无声。

屋外，是小城万籁俱寂的深夜。忽有一辆汽车经过，发出老发动机的轰鸣和车轴的嘎吱声，划破夜的空气，仿佛一颗受难的灵魂在哭泣呻吟。一盏烛光照亮母亲的身影，她正俯身在缝纫机前，麻利地任布在她的手下滑过。此时的她被唤起了对往日时光的回忆，所以别太急着催她吧，她还会讲起自己怀着亚历山大逃出塔甘罗格的经历。那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黑海和亚速海沿岸已陷入敌人的炮火。这场如此切近的战争，所有陈年旧事，母亲在二十年前所经历的旅行，混合成令孩子们着迷的传奇。他们全都不出声。

然后，其中一个开口问道：

“那么，外公的墓，后来找到了吗？”

“没有。从来没有。”

想想吧，在如此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在千百万活着和死去的人当中，又怎么可能，找得到那座孤零零的坟头？漫长的跋涉全然白费，所有的疲惫都只是徒劳，孩子们为之震颤了。母亲却收住了话匣子：

“我们一直没有找到那座坟墓。我们穿过了整个俄罗斯，从莫尔尚斯克到塔甘罗格。一直来到了大海跟前，没法再继续向前走。母亲在这座城市里有熟人，他们仁慈地施舍了住处，我们也就渐渐地在这里生活下来。然后，有一天，我遇到了你们的父亲……”

五

契诃夫爸爸的杂货铺既是一个食杂店，也是草药店、缝纫用品店。在这里可以买到茶叶、橄榄油、马的跌打药膏、煤油、通心粉还有咸鱼，所有这些都乱糟糟地塞满了灰尘厚厚的货架，经年不变地堆在角落里。柜台上挂着细绳串起的糖果作装饰，就像威尼斯金币串成的项链。盐水木桶里腌着鲱鱼。至于“殖民地商品”，是那些珊瑚啊，阿拉伯香甜糕点啊，希腊科林斯的葡萄啊，引得一群小孩子在门口张望。顾客都是穷人：农民、水手、希腊小贩。

冬天，铺子里像地窖一样冷，因为店门总是不停地开开关关，任由来自草原的大风钻进来。夏天，货物的气味几乎引来了塔甘罗格所有的苍蝇。不过，这些苍蝇也带来消遣，他们以弄死苍蝇取乐。他们在桌上放一个装满水的广口瓶，在瓶口盖上一片蘸满蜂蜜、捅了小孔的面包，苍蝇就落入水中淹死了。

父亲把小契诃夫们叫去替他看店，倒不是为了招呼寥寥无几的顾客，而是派去监督那两个伙计，安德里乌沙和加维里乌沙，因为父亲老担心他俩会偷东西。安德里乌沙和加维里乌沙是乌克兰穷苦农民家的孩子，他们的父亲认为只有把孩子扔给巴维尔·叶果罗维奇，他们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两个不幸的小家伙，常常挨打，伙食很差，而且还没有工钱，因为他们得做五年学徒。

老板的儿子们在收钱找零，小心翼翼地检查，以避免收到假币，同时还要仔仔细细地记下“茶叶：两戈比；糖果：一戈比两个”，这两个小服务生则到酒窖里去取伏特加酒，因为巴维尔·叶果罗维奇的杂货铺同时还是一个小酒馆。他的酒窖里存着葡萄酒、啤酒，在漫长的冬季夜晚，那些常客便聚在契诃夫家的店里，喝酒聊天。

无论寒暑，店铺早晨五点就开了，没到夜里十一点不会关门。安德里乌沙和加维里乌沙总是犯困，不管是站是坐，只要主人的目光从他们身上挪开一小会儿，他们都能打起瞌睡来。安东就在觥筹交错、嬉笑怒骂的喧嚣声中勉强地温习功课。他渴望能够专注于书本：功课很难，而每一次糟糕的成绩都会招来严厉的惩罚，先是学校，然后是家里。可是，尽管这样，他还是会为那些说话声和脚步声分神。

一会儿是一个水手来买烟，一会儿是一个农民要找一种能够给妻子治病的草药——“她生完孩子后就站不起来。”（父亲卖一些消炎用的草药汤剂，同时还卖些寺院里的平安符。）有时，会有小孩子来买蜡烛，那种装在星星形状的红色木盒子里的彩色蜡烛。

窄小的窗户像监狱一样安装了铁栅栏，地板很脏，柜台上铺一块打过蜡的桌布，破破烂烂，也褪色了。

安东抬起头来，看雪花飘落。书本上摇曳着烛光。关在这地方，想到又一个明天，当小伙伴们在外面玩耍的时候，他还是要被钉在柜台跟前，怎能不感到遗憾。但一个不幸的孩子会到处寻找并且找到幸福的小小残片，就像植物会从最贫瘠的土壤中吸收点滴的养分让自己生存下去。安东的乐趣是观察和倾听。为附近修道院募捐的僧侣们会跑来偷偷喝酒。有时几个水手会讲起他们的旅途。还有些时候，部队司机和小麦倒卖商争执起来，尤其后者，他们是店里的老主顾，干的就是成车成车地购买农民运进城里的谷物，然后倒卖给更有钱的批发商，再由这些批发商倒卖给国内首屈一指的富翁：瓦格里亚诺家族和斯卡拉玛尼家族。不过这些买卖一般都集中在春夏两季。秋末和冬天，倒卖商们就百无聊赖。他们聚到巴维尔·叶果罗维奇的杂货店里，就像上俱乐部一样。

安东把一切都听进去，一拨又一拨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腔调、手势、口头禅以及故事，源自他们的种族和阶层。希腊人、犹太人、俄罗斯人、神甫和商贾，上演着永无止境的戏剧，而惟一的观众就是他，安东·契诃夫。他还从未去过剧院。他有十一二岁了，不过哥哥们曾向他描述过那些舞台、对白、布景，那里奇妙的生活。这里亦如是，总有陌生人、过路人来到这里，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离去。观察他们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更有趣的，是模仿他们：学着小僧侣那哀怨的尖声细语，或是模仿大司祭拿腔拿调，再或者，扮成犹太小伙计来分发茶包。安东用手托着脑袋（这颗脑袋有点硕大，他因此被伙伴们取了个绰号叫“大头”），抛下拉丁文课本，想把他们观察得更仔细些。他的双眸晶亮。回到家，他就为他的兄弟、母亲，还有好心情时的父亲表演，模仿顾客们的举止，学他们的叹气和嘴脸。上个礼拜日他在教堂里看到市政厅的官员，大人物啊！可就是这么个权重势高的人物，跪拜的样子，擤鼻涕的样子，打量在场听众的样子，都显得那么古怪滑稽。安东将在教堂入口迎接这个官员。他早就为此乐不可支了。

然而夜晚是那样漫长。安东和两个小伙计一样，昏昏欲睡：他从来都睡不够。学校、店铺、教堂吞噬了他的休息时间。在父亲看来，男孩子们长大以后有的是睡觉的时候，而年轻时代理所应当是用来劳动，用来帮父母干活的。渐渐地，安东把头伏在了书本上，睡着了。终于，熟客们离去，商店关门，他可以回到他的床上去了。

父亲外出的时候，沙加喜欢取代他的位置对着弟弟们发号施令。但他总是难以令安东服从。他已不再是那个坐在箱子上哭的小男孩了：

“陪我玩吧……”

这个小家伙正一天天地独立起来，沙加想。他在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证明自己的独立：他既不像伊凡那样冷漠严肃，也不似尼古拉那般任性荒唐，他用超人的耐心和坚定抵抗着他人的影响。从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这种奇异的贞洁感，保护着小安东的心灵和意志免受他人的侵犯，就像少女保护自己的身体。然而，沙加握有长兄的特权：他热衷于被人钦佩和追随。有一天，由于安东不肯屈从他的指令，他盛怒不已，动手打人。这事发生在杂货铺里，父亲当时不在。安东跑掉了。

“他准是跑去诉苦了。”亚历山大恨恨地想。

这孩子没有回来。

“没错，他肯定是向爸爸告密去了。”亚历山大这样想着，越来越担心。

他走出杂货铺，做好最坏的打算。他长久而孤独地立在原地。终于，他看见安东和一个堂弟。两个人都走得很慢，一脸严肃地，从这个大哥的身边经过。安东一句话也没有对他说，甚至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仿佛站着亚历山大的这个位置只不过搁着契诃夫爸爸的一个木桶，仿佛亚历山大根本就不存在！

沙加的心中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感觉，混杂着愤怒、耻辱、伤感和尊敬。他的目光紧追着两个渐渐远去的男孩，不知怎地，竟哭了起来。

六

巴维尔·叶果罗维奇既不凶恶也不愚蠢。相反，他有丰富的想象力，有品位，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有对音乐深沉真挚的爱。不过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之于身边人，他们的美德就与他们的恶癖一样令人生畏。

对这个杂货铺老板而言，他生活的激情与诗意，是教堂、弥撒和歌唱。但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祷告和唱歌还不够。在他的童年时代，当他的人身还属于地主所有的时候，村子里的神甫就教会他拉小提琴，以及在唱诗班里唱歌。他如今的抱负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唱诗班，并且亲自指挥。这个唱诗班，上帝已经赐给了他：由他自己的五个儿子组成。他们纯净的歌声昼夜飞升，赞美上帝。天堂里的上帝会知道，他的仆人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契诃夫没有疏忽职责，他把自己的孩子们训练起来服务教堂，并一再灌输他们对主虔诚。

凡是和宗教礼拜有关的事情，巴维尔·叶果罗维奇都是一丝不苟、严格而苛刻的。每逢大节庆，需要做早弥撒的时候，他总是半夜两三点就把孩子叫醒，不管什么天气，也必定要带他们上教堂。有好心人看不下去，对他说，如此剥夺孩子的必要睡眠是十分有害健康的，而且强迫青少年过度损耗胸腔和声带也实在是一种罪过。但巴维尔·叶果罗维奇自有另一番见解……

“难道，在院子里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大喊大叫就没事，去教堂弥撒上唱唱歌就有害？在修道院里，初学修士必须彻夜不眠地朗诵祷文，吟唱颂歌，他们也都好好的。教堂唱诗只会使孩子们的胸膛更强壮。就拿本人来说吧，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开始唱歌，感谢主，我的身体一直很好。为上帝吃点苦，这可不是坏事。”

礼拜天，全家人就到教堂去（东正教的教堂没有椅子，里面的人只能站或者跪）。回到家里，还要唱颂歌给耶稣基督或者玛利亚，他们一齐拜倒在圣像前，母亲和孩子们以额头叩地，父亲主持齐诵。但这还不够让他心满意足。他那诚挚的宗教感情中还掺杂了一丝世俗的虚荣。他想让孩子们的声音得到赞美，让整个塔甘罗格的人都听得到，在希腊修道院，抑或在宫殿礼拜堂。宫殿礼拜堂，人们就是这样称呼这座曾经住过亚历山大一世并举办过他的葬礼的房子，传说，他其实逃走了，用一名士兵的尸体来替代他。

这座礼拜堂里聚集了当地的贵族。亚历山大、尼古拉和安东的歌声因虔诚和紧张而微微颤抖。大蜡烛的光辉照亮沉重的镀金圣像；石板上静静地流淌着蜡泪。父亲感到无比幸福。正是这样的时刻，令他忘却了杂货铺的艰难时光和金钱烦恼。他期望此刻一切都变得称心如意；他拥有一块地，是老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的遗赠，他要在上面建房子。这样，就再也不用交房租了！他要自己当主人！谁来借给他一笔钱吧……另外，没完没了的算账令他疲惫……一切都会好的！他驱走心中的这些忧虑；专注地倾听孩子们的歌声。他们正在表演一曲名叫《大天使之声》的三重唱。父亲听着听着，热泪盈眶。他长久地祈祷，猛力地划着十字。他热爱上帝。

孩子们可无法分享这份快乐。人们祝贺父亲，羡慕地看着他。他把儿子们养得多好！他给了他们超越生活境况的教育，他们想想后觉得，为什么不呢？这些孩子再过些时日会进入大学，然后赡养他们的父母，这样就能让他们过上安适的晚年。小契诃夫们当中，叫尼古拉的那个孩子颇具天分：他会画画，他可能成为艺术家。不过，比教育更值得称道的是，契诃夫爸爸教给了孩子们对上帝的敬畏。这些小家伙难道不为能在众人面前展示才华而骄傲吗？可孩子们只觉得，自己是一群“小囚犯”。

安东永远也无法忘记那种疲倦，那种无聊，那些在教堂中长久的站立，那些往返在冰封马路上的黎明。这种在鞭打之下灌输的宗教，与一份真正的信仰如此不同，以至于最后，他无法再有任何信仰。上帝不可能眷顾这样一个对他颇有微词的安东吧。不过，有些节日他还是喜欢的。复活节之夜，是俄罗斯东正教里最隆重、最盛大的夜晚。那一天，人们甚至不做祷告，“但有着一种欢快……孩子般的，心照不宣，找个借口就溜出家门，投入人群的狂欢当中，也不管是什么活动，反正就跟着四处消遣，接踵摩肩，推推搡搡……热闹非凡的景象直到复活节弥撒上还是显而易见……目力所及的各个角落无不灯火通明……大蜡烛的光辉，噼啪作响的燃烧声……活跃欢快的歌唱……”

同样地，在他的一生中，他也爱着钟声。天气的寒冷，睡眠的匮乏，父亲的严厉，以及疲劳和无聊，已经摧毁了他身上的全部虔诚。然而，若干年后，当他功成名就，悲伤和病痛萦绕之际，写信给他所爱着的女人时，他还是以温柔的祈祷作为信的结语，这该是来自他童年的记忆深处：“上帝保佑你健康……天使们祝福并保护你。”但那些礼仪，那些外在形式，一切他父亲所奉若珍宝的，他都情不自禁地厌恶。

马路黑漆漆的，因为在塔甘罗格，除了市中心，就没有夜间照明了。困得要命的小契诃夫们在烂泥地里艰难地步行回家。为了在黑暗中认得路，他们在衣扣上挂着小灯笼行走。店铺很快又要开门了，于是巴维尔·叶果罗维奇想：那就没必要让孩子们去睡觉啦。

七

在塔甘罗格，辉煌和兴旺是属于希腊人的。据说，瓦格里亚诺一个人的财产就达到五千万卢布。斯卡拉玛尼家族、阿尔菲拉奇家族，还有一些别的家族，是这个城市的巨头。小麦贸易掌控在这些人的手里。被土耳其驱逐，他们就纷纷把家安到敖德萨、塔甘罗格，遍及黑海、亚速海和里海的所有口岸，这些地方，懒散的斯拉夫人扎堆，而他们则从中获利。巴维尔·叶果罗维奇把这些成就归结于某些只有希腊人才知晓的奥秘，若不会说这个民族的语言，没有呼吸过雅典的空气，就无法得到。所以安东一到上学的年龄，就被家人送去希腊人的学校。过些时候，他们还要把他送去希腊旅行，去看看那里是如何生长出这些智慧而谨慎的希腊人，可以把葡萄酒、橄榄油以及小麦的生意打点得如此红火。这样一来，他就会变得富有，成为父母的慰藉，成为他们晚年的依靠。

在塔甘罗格，整个希腊学校不过是一间课室。一张板凳就代表一个班级。其中那个叫斯皮罗的小学教员，同时也是个小麦代销商，只要送他一瓶酒、一桶油或者一盒烟，他就能随心所欲地让学生升级留级（这要根据礼物的分量）——其实也就是从一个座位换到另一个座位。两个教员都粗暴无知，爱鞭打学生。看门的童仆、水手、鞋匠、裁缝的孩子，一个个都脏兮兮的，受尽虐待，性格粗野。他们就是安东的同学。再者，教学全部用希腊语，小契诃夫们学得很痛苦。

巴维尔·叶果罗维奇终于把儿子们从斯皮罗们手中领了出来，并把安东送进城里的寄宿学校。安东很开心。他终于要穿上那身能让小姑娘们神魂颠倒的制服了。安东样貌英俊，有着神采奕奕的面容，自信锐利的眼神和完美的身形，他那穿着短装制服的小小胸膛挺得高高的，纽扣闪闪发光。

塔甘罗格中学一如这个国家和这个年代所有的中学。这是一个充满了政治迫害、恐怖谋杀的时代。在每一个正在成长的小学生、每一个未来的大学生身上，政府仿佛都能看到爆发革命的危险。再没有比苛刻的纪律更愚蠢的东西了，它恐惧一切革新、一切自由，只有冷漠和猜疑……革命成为一场激情的游戏，而他们却企图通过荒唐的戒律，通过一整套复杂的告密系统，来平息青少年的骚动。教师不只监视学生们的“政治观点”，而且还监视其他教师。一名教员在给督学的告密信里写道：

“在教学会议上，我的同事们竟敢擅自吸烟，毫不顾忌这个教员休息室的墙上还悬挂着圣像和伟大沙皇的肖像。”

学校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替沙皇培养恭顺的奴才。人人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然而这片赤诚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塔甘罗格中学，就如同在俄罗斯所有的中学一样，每个少年都在谈论政治，而且思想尤为激进。惟有十四岁的安东·契诃夫，始终和那些秘密集会保持距离，也从不参与那群十三至十六岁的小哲学家们关于破坏和重建世界的宏论。他并没有一腔热血地阅读禁书。别人为他指定该走的道路——有时是他的父亲，有时是他的老师或同学，但他偏偏喜欢独自找寻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出于本能地厌恶那些空话和党派的鼓吹。他总能温和并坚定地避开他人，既不发怒，也不失礼，“他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已然没有人能够完全知晓。”

和他的同学们一样，小契诃夫在青少年时代学习了大量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也和他们一样，他在公园里度过了悠长的时光，在那里，男孩女孩抛开课业，相约在幽暗的林荫小道上，隐藏在丁香灌木丛后面，他们脚下，长长的台阶一直延伸到亚速海边。

教师们搜查园子，寻找小情侣们。那些缠绵的约会就这样被冷冰冰的声音打断了：

“契诃夫同学，回教室去！”

那十一年的中学生涯（有两年他的分数不够以致无法升学：那些在教堂和店铺里的熬夜影响了他的学业）以及那些中学老师，在安东·契诃夫的心里留下的是怎样的记忆？长大以后，他还是常常会梦见一片悲凄的荒原，“滑溜溜的巨石，秋日里冰凉凉的水……当我远远地自河边跑来，我看见前方有一座断壁残垣的公墓，里面正举行一场葬礼，那是给我的旧时老师们的……”

八

十三岁的时候，安东第一次见到了舞台。在塔甘罗格，戏剧依然保持了几许旧日的辉煌，因为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演员们会来巡回演出。这种外省剧院，尽管布景积满灰尘，观众席老旧，机器房也很原始，但是却也有着非常杰出的剧团，在他们的保留剧目里，有不少俄罗斯或外国的经典剧作。

安东为轻歌剧《美丽的叶莲娜》鼓掌喝彩，而后，拉拉杂杂地，是些轻喜剧、情节剧、从法国模仿过来的滑稽歌舞剧，还有《钦差大臣》。

千万留心别碰上学校的老师，他们可不赞成学生出入剧院，不赞成他们看这类思想自由、无视纪律的演出！可对于孩子们而言，能够不只一次地和督学大人对着干，该多么有趣！从这些学监们的鼻子胡茬下溜进剧院，那是怎样的狡黠和得意！在这所谓伤风败俗的殿堂里，他们见识到一种与塔甘罗格截然不同的生活，一种色彩斑斓、自由自在的生活！十五岁时，安东鼓起勇气钻进后台，和演员们聊天。

大厅里所有的人都相互认识，从正厅后座的看官到廊道末尾的观众。趁幕间休息的时候，伏在后排的安东和哥哥们，向前排富有的希腊商人们打声招呼，就坐到舞台正下方的扶手椅上，贪婪地盯着女演员的腿看。一团和气。

回到家里，安东仍无法忘怀剧院之夜，他试图从早熟而杂乱的阅读中重温那些记忆，但他真正的激情还是在戏剧上。他写正剧和滑稽剧，然后自己当起演员，和亚历山大、尼古拉或者中学里的同学们一起表演，他创建了一个业余剧团。

他喜欢乔装改扮，用木炭笔在脸上描两撇胡子出去骗人。有一天，他打扮成乞丐，穿过整个塔甘罗格，大摇大摆地走进叔叔米特罗方的家。这位叔叔由于心不在焉（或是乐善好施），就这么给了他三个戈比。真开心啊！他会在饭桌上即兴创作喜剧，他能天马行空滔滔不绝。这个小安东是多么懂得逗笑取乐！在他的整个人生当中，他都保持了这些愉快的特质，这种温柔的活泼，欢笑的天赋，不只是那种负载着讽刺或寓意的“带泪微笑”，而是一种孩子般纯真和欢快的笑。

小契诃夫们终于鼓起勇气公开表演了。表演在谷仓或者在他们最有钱的一个朋友家进行，他家可以办沙龙。那是多么快活的时光。父亲的生意依然艰难，但他在试图挑战糟糕的运气。他已将房子售出，他要开一家新的商店。这很荒唐：开店给他带来相当多的烦忧，得到的报偿却格外的少。可是在巴维尔·叶果罗维奇看来，未来的商店能解决一切问题。他对光辉的前程充满希望，于是决定尽其所能地培养孩子们：要让他们都上中学。这段时期他甚至还请了位肖邦女士教他们法语，而音乐课则由一位利用业余时间教钢琴的银行职员讲授。

也是在那段时期，小契诃夫们创办了一份刊物，名叫《口吃者》。由亚历山大和安东编撰，尼古拉画插图。而后，两个哥哥离开了：他们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他们离开塔甘罗格，前往莫斯科。安东留下来独自承担《口吃者》的编辑和写作，他没有厌倦，也没有放弃它。

至于安东，正是这些轻松讽刺的幽默刊物、假面舞剧和即兴表演，替代了一般少年人的第一首诗、小说习作以及抒情絮语。在当时的环境下，他那个年纪的少年，受到的是太多轻蔑和粗暴的对待，根本无法自命不凡，也无法抒写——哪怕只是为自己抒写——他的梦想、他的感受。而这些，对于像普希金、莱蒙托夫这种从小就饱受赞誉的贵族公子而言，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作为杂货铺老板的儿子，安东·契诃夫没能有这样的骄傲。可是，他也一样需要一间心灵的避难所，远离父亲的咆哮、母亲的叹气。于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嬉笑逗乐的轻巧喜剧中，找到了它。而后，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他知道不能依赖父母。或许有一天，他可以靠写作赚点小钱？亚历山大在莫斯科就同时给几个幽默刊物撰稿。然而，没有哪个正经少年会真的满心欢喜地打算从事文学，谁都知道，这是个能把人饿死的行当。但他不是要把它当作事业，而是仅仅作为一种增加收入的手段，就像那个银行职员一样，通过教钢琴课补充薪水。这丝毫不会影响他真正的职业。那么，他要选择什么职业呢？他犹豫不决。十五岁这年，他去草原拜访朋友的时候，在炎炎夏日里跳进一条蜿蜒且冰凉的溪流中洗澡，结果患了重病。别人将他送回塔甘罗格时他已奄奄一息，得的是腹膜炎。他被中学里的一名医生救活，他叫斯坦福，一个德裔俄国人。在康复期间，这位医生给他讲起医学和自然科学，于是，安东决定成为一名医生。但他首先得完成塔甘罗格中学的学业。此刻，外省生活在他看来，已经显得面目可憎了。

九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塔甘罗格这样的城市，在某些方面很像那些欧洲的外省小城：人们都一样爱管闲事、搬弄是非、目光狭隘、死气沉沉。然而时不时地，它也会显出古怪与野蛮之处，就像来自近邻亚洲的气流。

从契诃夫家的窗角，可以看到罪犯行刑的广场。鼓声引路，他们站在马车上，双手被缚，胸前挂着一块白板。这些不幸的人将被押上断头台，如果是贵族出身，就用一把长剑来砍他们的头颅。

看客们对犯罪的愤慨远不及对罪犯的同情，这是俄罗斯民众的普遍心理。在重大节日前夕，城里的居民会蛮横地把分发给囚犯的面包和铜板抢回自己家。

夜幕降临后，妇女是不敢贸然独自走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的。有一天晚上，安东的弟弟，年幼的米哈依尔·契诃夫与妈妈刚迈出家门，就亲眼目睹一位少女遭人绑架。尽管受害人凄厉呼喊，可是没有一扇窗户为之打开，更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去救助这名不幸的女子，她就这样被扔进汽车，绝尘而去。

妈妈的耳朵贴着墙，手里拿着毛线针，叹气道：

“他们又拐了个姑娘……”

他们把这些女子送去给土耳其人做妾。某些时候，民众其实和统治阶级同样冷酷无情。

也是在几年后的塔甘罗格，亚历山大·契诃夫听到一名妇女在大街上高声叫骂一个捣蛋的不良少年：

“你婶婶把她那三个私生子塞到哪去了？跟我们说说，她把他们淹死在哪？”

然而，那一本正经的警官，听到这一切时，却自始至终波澜不惊，丝毫没有显出一点好奇来。

亚历山大写信向亲人描述起这一幕，他以一个问号结束此信：

“我的兄弟们，这，不就是塔甘罗格吗？”

“人们住在狭窄逼仄、闷不透气的房间里，木板床上长满寄生虫，他们把孩子关在肮脏不堪的小屋里，仆人则睡在厨房地板上，衣衫褴褛。人们吃味同嚼蜡的食物，喝不卫生的水。”

人们在大马路上散步，“贵族（希腊人）在左，平民在右”，装作自己身处大都会。年轻姑娘们会一窝蜂地把自己穿成橄榄绿或巧克力色，只要她们中有谁打听到这是莫斯科此季的流行。然而，穿过这群跟风“巴黎调调”的年轻人，又会遇上一支游街的队伍，队首是一口敞开的棺材。按照当地的风俗，送葬仪式是这样进行的：死者要最后一次穿越这座城市，面孔被盖住，而蜡黄的额头则在阳光下闪光。

除了闲荡大街和公园，看现场行刑，演业余戏剧，塔甘罗格还有一样乐趣是：游逛墓园。一半信教者，一半世俗人，大家就这样在一起吃吃喝喝，穿行于墓碑与墓碑之间。

终其一生，安东都爱着墓园。他爱塔甘罗格附近村庄的墓园，在那里，樱桃树代替了松柏，夏天的时候，红红的樱桃如雨点般洒落在十字架上，“像一滴滴血”。然后，是莫斯科的墓园，彼得堡的墓园，那里的墓园就建在涅瓦河畔，近得仿佛“鬼魂们都要走下河流”。再然后，是克里米亚半岛上残垣断壁的塔塔尔墓园，还有意大利的墓园，普罗旺斯的墓园。

“在国外的一切事物中，最令他感兴趣的，是墓地和马戏团。”他的朋友苏沃林如是说。

十

契诃夫家的房子还在建，可是已经缺钱了。住处又小又不舒适：契诃夫爸爸被那些包工头、建筑师和泥瓦匠给骗了。他们个个都绞尽脑汁用他的花费养肥自己的腰包。而新屋主却只能糊口度日。他们连忙把所有的空房出租出去。全家人就只住四间房，其他全部都被外人占据。一个寡妇和她的一对儿女，在契诃夫家住了数月。十四岁的安东，一边给那男孩辅导功课，一边向小女孩献殷勤。两个人时而嘴斗嘴，时而面贴面，但这些都是表达爱意的方式。夜晚，当家长们在灯下大口喝茶，他们就在院子里的树影中快乐地捉迷藏。

亚历山大和尼古拉都在莫斯科。家里连一个苏也不给他们寄。这叫他们怎么过活？尽管母亲又是哭泣又是祈祷，但却无计可施。她苦苦哀求，可父亲的回答极其冷漠，说他自己的烦恼已经够多了，让这些小子自生自灭去。要是再坚持几句，他就索性装聋作哑，或者暴跳如雷。“这两个蠢货不是都十八岁二十岁了吗？在他们这年纪，我早就……”

两个愤怒的年轻人写信回来给安东：

“告诉爸爸，”亚历山大写道，“他早该考虑给柯里亚买大衣了。我们没有钱。妈妈总是担心我会对他不好，可是，是她在虐待他，不肯管买大衣的事，而爸爸却还在忙着策划奇迹剧，他竟写信说，可以向别人借钱买件短外套，而且要带貂皮领子的。他（柯里亚）没有长靴。他的衣服破旧不堪。上学路上（尼古拉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大雪齐膝，他却穿着破洞的靴子……在塔甘罗格时我们都嫌他烦，但没有人设身处地为他想过。大家都觉得他只考虑自己……”（莫斯科，一八七五年）

大家也都知道，在塔甘罗格时，这两兄弟喝起酒来，可没有父亲的能耐，“两三杯酒就能把他们灌晕”。然而，出于斯拉夫人顺天安命的性格，家人也就默默地放任自流了：

“他们自己会好的。”话虽这样说，泪却落了下来。

为了房子竣工，契诃夫爸爸曾向当地银行借了五百卢布。由于无法偿还这笔钱，他将面临被逮捕的危险，在那个年代，因欠债而入狱的情况在俄罗斯是存在的。他逃走了。他只来得及跟家人说一声再见。为了不被认出，他没敢在塔甘罗格车站上火车。他一直步行到下一个站台。在那里，他还是躲躲闪闪地钻进车厢，前往莫斯科去找他的大儿子们。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去莫斯科干什么，然而，就像他会寄望于随便找到人替他买大衣给尼古拉一样，他也梦想有“好心人”或者奇迹出现，帮他一把。那妻子怎么办呢？四个孩子还留在塔甘罗格，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安东，十六岁，最小的才十一岁，他们将何去何从？

“他们自己会好的。”做父亲的这样想着，捋着胡子，望着车窗外的大草原。

他们自己会好的。他们卖掉了银汤勺、披肩、锅碗瓢盆。

这一切发生在夏天，天气格外闷热，他们无法再睡在令人窒息的小房间里。安东和弟弟们在屋前的小园子里搭起帐篷过夜。每个男孩都有自己的地盘，安东的地盘在自己种的野葡萄树下。他们在拂晓起身，由安东替母亲出门买菜。他来到集市，像模像样，弟弟小米哈依尔跟在他的身后。一天，他买了一只鸭，一路上就让鸭子叫个不停，“这样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说，“我们，我们也有鸭肉吃。”

被抛弃的少年时代，因债务而蒙牢狱之灾的父亲，这些都令人想到狄更斯的童年，但这个俄罗斯小男孩并不像英国人那样，会因家庭的贫穷和败落而苦恼。也许，安东从来就不曾为此感受到耻辱，而往事不堪回首的耻辱感，却一直折磨着狄更斯。与西方人相比，他更为平和，更为简单。他的确是不幸的，但他不会在不幸中钻牛角尖，他不会被受伤的虚荣心侵蚀，他不会因为穿着破旧的衣服、裂口的鞋子而窘迫地遮遮掩掩。他发乎自然地觉得这些都不是关键，它们既不重要，也不妨碍他真正的尊严。而关于尊严，他有着极其高明而漂亮的见解。

那段时间，米哈依尔从莫斯科给他写信来，用的是这样的落款：

“你的微不足道的弟弟。”

“我不喜欢这样，”安东回信说，“为什么要这样称呼自己？又不是面对上帝，你无需承认自己微不足道。”

这也许带有玩笑的成分，但还是令人情不自禁地欣赏：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这样教育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做人的自尊和骄傲。

一八七七年，米哈依尔已经在莫斯科了。契诃夫家的一个朋友承诺监护巴维尔·叶果罗维奇的妻儿，并且挽救他的房产。他的确挽救了那所房子，不过是为他自己：他把房子拿去拍卖，再自己将其买下，他付清了那五百卢布，就毫不留情地把旧屋主逐出家门。可怜的母亲只好带着米哈依尔和玛丽前往莫斯科，留下安东和伊凡。接着，一个亲戚可怜伊凡，就把他收养了去。只剩安东一个人。

年仅十六岁，没有任何收入，父母只留下一句空洞的叮嘱：“把书念完，自己想办法应付！”他住在不再属于自家的房子里，家具都被变卖，但这种不合情理的境况，在俄罗斯却也随处可见。

在俄罗斯，尽管生活艰难，但还是可以挺过去：要是没床睡，就去睡朋友家；自家没吃的了，就去别人家吃饭。夏天来了，可以到同学家住一两个月，要是这朋友正好要到别的朋友家住，那就跟着去。就这样生活在一群全然陌生的人当中，他们从不会为你的出现感到吃惊，不会认为你冒失。总之，这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已然长成了一个大人，他已经习惯了靠自己。

安东是这样解决生活的：新房东给他提供食宿，作为交换，他为房东的侄子补课。那孩子几乎和安东一般年纪。安东被这个伯父剥夺财产，却和他的侄儿建立了友谊。身处曾经属于他的四面墙中，住在母亲被逐出门外的房子里，安东仿佛没有任何屈辱，任何酸涩。

他不抱怨命运。他勉励家人。家里还剩下一些陈旧的平底锅、长颈瓶、盆盆罐罐。安东负责将它们出售。他把债务彻底偿清，给母亲寄去她本应得的、微乎其微的一点钱，还写去愉快和鼓舞人心的信。他没有停止欢笑。也许，他的心时常是沉重的，但他真的那么不幸吗？他反正从未被娇生惯养，而这又是他人生第一次，得到了自由。不再有父亲！不再有讨厌的杂货铺！不再有教堂！他感到自己是个对自己行为负责的成年人，而不再是受鞭子威胁的小孩子。这是叫人兴奋的。他相信这是一种进步。

“从童年起我就信仰进步，”后来他这样写道，带着他惯有的那种半是调侃，半是伤感的口吻，“因为挨打和不挨打的两个时代对我而言可真是天差地别。”

他可以把所有空余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可以在朋友家逗留，可以去公园跑步，以及追女孩子。她们满怀殷勤地注视着这位聪敏出众的英俊男孩。比起他那些同样生活艰难，却无法独立自主的兄弟们，他幸运得多。他受到弟弟们的尊重，米哈依尔会从莫斯科写信来向他征求阅读建议。安东一丝不苟地给他提了不少中肯意见。《汤姆叔叔的小屋》居然让米哈依尔流泪了？呸！多么枯燥乏味的作品！他应该读读《堂·吉诃德》……还有屠格涅夫的一些评论，不过……“你还看不懂呢，小弟弟。”

这种全新的自由慰藉了安东，但并没有使他变得冷漠。在这三年的孤独时光里，他长大了，坚强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他这样的年纪，正值从童年步入少年的阶段，成长有如剥去一层血肉相连的茧，痛楚的伤口还在流血。

这个年纪，我们开始懂得掂量自己的痛苦，开始审视施加给我们痛苦的父母和师长。

安东对父亲的评价有理有节。诚然，正如他后来写给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从不向外人倾吐心声），“专制主义和谎言已经如此严重地扭曲了他的童年，以致回忆起来就感到恐怖和抵触”，但他并没有怨恨。惟有小人常戚戚。至于母亲，他始终爱着她。目前，她仍是他最珍视的人。他知道她不会忘了他，他知道她一直忧心忡忡，被劳动压弯了腰杆。他写信给住在莫斯科的堂兄，托他照顾这位可怜的妇人，并给予她支持，言语间，是怎样的忧心而温柔！“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父母更值得珍惜的人！”此时，爸爸生死未卜……而妈妈，她应会远远地感应到他的殷殷关怀。

“写信给安东吧，”当生活艰辛到无法承受之际，她这样对亚历山大说，“请写信给他。向他说说我。只有他会同情我。”

在学校里，安东非常用功。他的成绩从未如此优秀。他读施皮尔哈根，读维克多·雨果，他也自己写作；他仍在编撰那份了不起的《口吃者》，寄给莫斯科的兄弟们；他还写一些剧本。戏剧依然是他的激情所在。他初试身手，有的是歌舞滑稽剧，有的是正剧，混杂着盗马贼、被掳的少女、抢火车等各种各样曲折离奇的情节。

这三年中，他曾去莫斯科度过几周时间，回来之后，他发现塔甘罗格是那么小，那么破！小城生活百无聊赖，夏天的夜晚，冷清的街道，弥漫着一股马粪、灰尘和蔷薇花的气味，这正是俄国外省的氛围。窗玻璃上透着点点灯光。在这个钟点，每户人家都在喝着晚茶，反复闲聊着那些嚼烂了的新闻旧闻，打着哈欠，无精打采地玩牌，同时还不知不觉地用油腻的食物把自己撑得打饱嗝，就这样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仿佛从椅子挪到床上去睡觉是要付出超人的气力似的。然而在莫斯科，这样的时刻，宝马香车正穿过人群熙攘的街道。人们去看戏，去听音乐会。女人们美丽又聪慧。“啊！莫斯科，莫斯科！”他并不幻想去征服首都。他不可思议地缺乏野心和抱负。他所渴求的，是滋养想象力与心灵的精神食粮。比如可以仰慕的人：莫斯科大学里的教授、作家、学者，这些人正是他想要认识的。那么可以爱慕的人呢？他早已看透“塔甘罗格那些卖弄风情的姑娘们。有几个长得标致些的，却又矫揉造作、目光短浅，她们的谈吐那么庸俗，思想更是愚蠢。”哦！“塔甘罗格的姑娘们”，这年轻的契诃夫对你们已经薄情了！这位少年渴望的不是征服，不是诱惑，而是尊重。但在这个迂腐的老城里谁又值得他尊重呢？他想到了米特罗方叔叔。孩提时代，他常常和兄弟们一起嘲弄这位叔叔。米特罗方和巴维尔·叶果罗维奇一样是个商人，但在家族中却算是有钱人，亲戚遇到困难时都会向他求助。他爱训诫人，他的教诲、他的道义、他浮华的腔调，都令人厌倦得要命，但他却是由衷的虔诚且仁慈。是的，这个米特罗方，尽管蒙昧、迷信、滑稽可笑，但却是安东眼中，塔甘罗格惟一一位值得他尊敬的人，也成为他衡量他人的标准！……

哦，离开！……怎样的梦啊！……但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必须忍耐，等待着终有一天，获得进入莫斯科大学的证书。

当他厌倦了公园，便去塔甘罗格的郊区，但这些地方与城市本身一样无趣。在海边，有一个地方叫做“隔离区”，是为了纪念很久以前曾经爆发过的鼠疫。那时，塔甘罗格的居民们被驱逐到这个村落。如今，这里盖起了几座别墅。富人们在草原和乌克兰拥有地产，小资产阶级则满足于在“隔离区”避暑。“这是一片光秃秃的小树丛……沿着一条平缓的马路，出城四俄里。往前走，你就会看见：蓝色的大海在左，阴郁的草原在右，无边无际……”

在海边一座廊柱粗笨、外观俗气的小楼里，安东一个人浮想联翩，或是与姑娘们在一起。沙滩上，微微的波浪温柔地低吟。圆柱子的高处用铅笔或是小折刀刻着人名。也许，安东·契诃夫和某个小姑娘的名字仍会互相依偎着存在那里一段时日，直到雨水将之冲淡，或是被其他稚气的签名、粗糙的刻画所覆盖。

在这幢小楼里，他还遇到一帮同学，当他们满腔热血、天真轻狂地谈论政治，当他们大肆发表激进言论、指点时势，安东总是微微低下头，一言不发地听着。在他的一生中，他喜欢倾听胜于发言。

终于，拜暑假所赐，安东又来到了大草原。他到一些朋友家住上一个月，下一个月又去拜访另一批朋友。旅途中，他有时在汽车上睡觉，有时住在破落的小旅馆。那是驿站上的小客栈，供买卖人歇脚，有时，还有盗马贼出入。

当冰雪开始消融，草原再度披上了绿衣，但在烈日的灼烧、大风的摧残下，就只剩下干枯而焦黄的草了。一切都被毁坏，鲜嫩的银莲花、野桃树上玫瑰色的娇艳花朵，还有那些由暴雨带来的“旅行者”，它们都是随着风的羽翼，横穿这片大草原的。

如此辽阔的幅员，让一颗渴望自由无拘无束的灵魂在欣喜之后，又无法承受它的沉默、它的单调了。这片大地上，没有森林，没有山脉，鸟雀噤声，花朵残败，难得有小溪流，也很快就消逝在炙热的土地上，无力再流向大海。

在一些住户家，还保留着原始的生活方式，有点像亚洲人。安东在其中一户人家住过一段时期，他在那里学骑马，学狩猎。狗会自己去寻找猎物，不需要人喂养，它们更像是狼而不是一般家畜。还有飞鸟被气枪击落在饲养场上。虽不能与莫斯科相提并论，但比起塔甘罗格的沉闷来，这里的生活显然快乐多了。

有一天，在乡间，安东独自散步到大草原中的一口井边。他走近它，长时间地凝望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这是一个宁静又炙热的白日。天空似乎“出奇深邃和透明”，没有一片云朵，那样的蓝天无边地延展，仿佛穹顶似的，俯视这片荒芜的原野。这是怎样的寂静啊！忽然间，一个女子出现了。她提着木桶来汲清凉的井水。当她从安东身旁经过时，他发现她不过是一个小姑娘。约摸十五岁吧，很漂亮……她的一双光脚丫踩过高高的草。她把木桶搁在石井栏上。他们互相都没有言语，他们甚至没有抬起眼看对方，但他们在幽深的井水中望见了彼此微笑的面庞。什么都没有说，安东把这个小村姑搂到怀里，抚摸她，亲吻她。她并没有企图挣脱。她没有说话。她像天下所有坠入爱河的女子一样闭上眼睛。她的双唇张开，不为埋怨，不为了笑，只纯然为了亲吻。时间流淌。他们都害怕被人看见。他们松开手臂，却难分难舍。他一把搂住了她，两人的身体一起俯向井边，始终，没有言语。夕阳的余晖落在他们身上，一点一点地黯淡下去，天空呈现灰白色。天色已晚，女孩必须回村子去了。她沉默地离开，手中拎着那只忘了装水的木桶。

几个月后，安东离开塔甘罗格，前往莫斯科：童年，已经远去。

十一

这便是安东·契诃夫一家人（他的父亲、母亲、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自己当时已从家乡塔甘罗格的中学毕业。那年他十六岁）在一八七六年居住在莫斯科时的生活境况。

“咱家生意差极了……钱都已经用完。我们向米沙·契诃夫（住在莫斯科的一个堂兄）借了十卢布，也花光了……没别的新鲜事，翻来覆去就是这些老问题。家里已没有可典当的东西了。”（亚历山大·契诃夫给弟弟安东的信，莫斯科，一八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作为一个破产的杂货铺老板，父亲勉强逃脱了债务引起的牢狱之灾，他来到这儿找事做，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却仍一无所获。然而：

“我们成天、成天上教堂去，”亚历山大不无讽刺地写道，“而且，作为‘前’商人，我们还到交易所里，听别人谈论什么塞尔维亚战争，就这样，每天当我们回到家时，还是两手空空。”

“家”是个困窘凄凉的地方。契诃夫一家不停搬迁，但所有住所对他们而言都太贵了，最后在一处简陋至极的小破屋里落脚：一家人挤一个房间和一间阁楼。到处又脏又乱。他们还收留了一只狗，几只鸟，然后一个年迈的婆婆也搬进来，和他们睡同一间房。俄罗斯式的漫不经心和粗枝大叶平添了几分凄凉的况味。亚历山大在写给安东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生存状态。说母亲身穿破旧的男式大衣砍木头，拖着沉重的水桶，哭个不停。十三岁的玛丽，已经像个女仆一样干活。最小的孩子小米哈依尔，因为家里缴不起注册费而没法进学校。两个年长些的，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得与父母分享他们微薄的收入，他们去教书，给画刊小报撰稿。尼古拉很懒惰，并且酗酒。亚历山大引诱了一个已婚女人，这个女人利用他抛弃丈夫，拖着这个情妇和她那尚在襁褓的孩子，亚历山大从此一贫如洗。为此，亚历山大与父母之间产生了无止无休的争执，哀叹声、哭声、吵闹声不绝于耳。多么悲惨的一家人！“被打的在哭，打人的在骂，”亚历山大写道，“充满了烟味、混乱、逼仄……”（莫斯科，一八七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咱们的父母真是了不得。他们从未问过我是否有钱，怎么赚钱，是否赚到了钱以及钱多不多。他们不关心这些。他们只知道每月定期从我这拿走五卢布，更甚的是，他们每个月至少还会向我借八次钱……”

父亲自我安慰的方式，是高声向家人朗诵他从教堂执事那里买回来的布道书：“大家都在听着，只是有时候，我们的画家（尼古拉）会突然一敲他模特的脑袋，骂道：‘上帝啊，我的老天，米卡，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摆姿势？转四分之三过去！’”

“‘轻点声！杂种！’”爸爸咆哮。

重归平静。朗诵完毕之后，布道书被挂在一枚钉子上，标上编号、日期、说明：“价钱：一戈比。感谢上帝。’”

生活的不幸没有妨碍大家醉生梦死。契诃夫家在莫斯科还有些亲戚，商店职员、小杂货铺主，如此之类……“他们的人生信条都是一样的：既然喝酒会死，不喝酒也会死，那么，不如喝吧。”（亚历山大给安东的信，莫斯科，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常常，在夜里，契诃夫家聚集了男男女女……”（莫斯科，一八八七年三月）

桌上堆满了“不可计数的酒瓶”。大家一边喝着，一边唱起教堂颂歌，“耳根舒服，又打动人心”。醉醺醺，乐悠悠，放松的人们照俄罗斯的传统互相亲吻起来。而那些太太们，“忘却了日常生活中虚幻的忧愁，聊起天来……聊女装短上衣，聊流行趋势，云云”。

然后，全家人都躺到铺在地面的大床垫上，上面睡着：爸爸、妈妈、一堆孩子、再加上一个堂姐妹，还有米哈依尔和狗。

“和他们在一起过日子，”亚历山大诉苦，“简直是苦役犯的生活。”

父亲巴维尔·叶果罗维奇终于得到了一个管账的职位，但他很快就失去了这份工作，原因是：“他们给了我一张纸，”他抱怨道，“可我不知道上面写了些啥，他们说给我听，可我一回到座位上，就全忘光了。”

“我没法再为这个家工作了。”有一天，他这样对亚历山大说。

“当时我真想知道，”亚历山大写道，“至今为止他为这个家做过什么，他完成过什么工作，他又曾担负过什么困难的事务，他回答我说：‘你看看天上的鸟儿。它们不播种，也不收成，它们从不在谷仓中积蓄……天父自会喂养它们。’”

他则心安理得地被儿子们养着。“爸爸和妈妈需要吃饭。”他常常抚摸着他的大胡子，用一本正经的腔调说。在后来的岁月里，安东也不时微笑着重复这句话：当他病了，别人催他多去休息，或者是有人说他写得太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应这样多产，而应该对艺术怀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耐心，他就会半开玩笑半带伤感地说：“可是你知道，爸爸妈妈需要吃饭。”

然而，即便巴维尔·叶果罗维奇拒绝抚养孩子们，他也从不曾放弃哪怕一丁点“天经地义”的家长权利。有一天，家人们惊讶地发现，墙上圣像的下面，挂起了一张作息时间表，由巴维尔·叶果罗维奇精心草拟并抄写出来，用以规范家人的行为。感谢亚历山大，使得这份文本如今还能被我们所读到：

定居在莫斯科的巴维尔·契诃夫家族在家务管理的各种事物和各项家庭职务方面的工作时间表。其中详尽考虑并颁布包括何时起床、睡觉、吃饭、去教堂以及以何种方式开展娱乐活动的规定：

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

尼古拉·契诃夫，二十岁：负责照料和管理内部事务；

伊凡·契诃夫，十七岁：负责总务，并应根据本表执行！？

（亚历山大补充说：标点是原件中就有的，用以表达作者本人极大的震惊之情。）

米哈依尔·契诃夫，十一岁：

玛丽·契诃夫，十四岁：

每逢节日，七时至教堂参加彻夜祈祷式，六时半参加早弥撒，九时半参加晚弥撒。

注意：本表由家长巴维尔·契诃夫批准执行。未严格执行此表者将先受到严厉警告而后改正；处分过程中不得喊叫。

署名：家长，巴维尔·契诃夫。

这张表首先被十一岁的契诃夫（米哈依尔）所修改。动机是：推迟八分钟起床。然而有一天，伊凡被毒打了一顿，以致邻居都被他的哭叫声吵醒，前来制止。忽然有一天，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厌倦了教育家的行当，这张表也就消失了。隐隐约约地，他感觉到孩子们开始批判他，并且开始反抗他。安东对此又是怎么想的呢？他知道亚历山大会不由夸张父亲的粗暴和愚昧，而且在现实之上添加玩笑的成分。但本质还是真实的。就是这样的，他的父母；这就是在莫斯科等待着他的家庭和生活。当时他写给亲人的信，我们已不得而知。一八七六到一八七八年间所有安东的信，都在家人接连不断的搬迁中丢失了——三年里，契诃夫家搬了十一次——或者，是被用来点火时烧掉了。至于亚历山大自己，其实根本不关心安东。他给他写信是为了抱怨父母，为了让他支付开销（“给我寄些烟。在塔甘罗格卖一卢布的烟在莫斯科要卖到两卢布”），还有就是为了给他那些旧日女友们的情书，但他从没过问这个弟弟是如何维持生计的。只有一次，他淡淡地提到了安东的艰难，那只字片言是这样说的：“从上一封信看来，你过的也并不是太好呵！唔！会过去的！”

不过，父亲总算在一间货仓找到了工作：每月三十卢布，并且提供住宿。这对契诃夫一家来说真是幸福的事，他们可以领到一点钱了，而且可以摆脱父亲的管束，因为他不再睡在家里，只有周日会回来。大家都松了口气。

十二

安东·契诃夫，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子，来到了莫斯科。他寒碜地穿着一件显得过于窄小的男式西服，要费好大劲才能把纽扣扣上，头上戴着一顶小得可笑的帽子。他不再是个中学生了，终于！他现在已是一名大学生；他的第一志愿就注册到了医学院；他不再被强制要求遵守中学里那些苛刻的制度；作为独立的象征，他不再去理发，任其在颈后蓬松生长。一簇初生的小胡子出现在他笔挺纤细的鼻子下面。他的面庞是典型的俄罗斯人相貌，而且很乡土气：一张基督受难似的脸，目光深邃温柔，但嘴角却带着一丝嘲弄。

这段时期，他们一家人住在教堂下面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从窗户可以看到街道和行人的脚。那里面是多么阴暗，空气又是多么沉闷！但是安东非常高兴能够与家人重逢，而且能生活在莫斯科。他并不孤单，他在塔甘罗格的两个同学也来同他一起住，他们出的房租可以使契诃夫家吃得好些，还能搬迁——再一次——安置到一处比较过得去的公寓。这个街区都是些简易平房，但这年轻人并不太在意。他对更美好的未来充满希望，充满热情。他踌躇满志。“我将会富有，”他说，“这是铁板钉钉的事。”不过，他既不虚荣，也不贪婪。财富，在他看来，意义非常简单：每天都能吃饱饭，养家糊口，尤其是，能有一个比较平静、整洁的生活。在整个契诃夫家族中，惟有他，有着自律的性格，以及对更高尚的精神生活的渴望。

亚历山大和尼古拉离开了家。父亲也不能指望了。安东成了年龄最大的孩子，成了一家之主，很快，他就（有意无意间）担当起对家人以及对自己的教育，并且终其一生，从未停息。

“这样不好，”他对愣在一边的小米哈依尔说，“撒谎、偷窃、跟妈妈顶嘴、虐待动物，这些都是不对的。”

但他的话不多——没有人比安东更不爱训诫人——他用以身作则赢得尊重。他总是那么谦恭、安静、愉快、性情平和。

渐渐地，这个家又重新振作起来。所有契诃夫家的孩子都天赋斐然。亚历山大写作。尼古拉画画。伊凡是小学教师：很快他就能够养活自己了。连米哈依尔也会通过替大学生抄抄写写来赚点小钱。而他，安东，将成为一名医生。害羞敏感的玛丽崇拜她的哥哥，她自己也长成了“一个勇敢的姑娘”。生活渐渐轻松了，有时候甚至是幸福，只要不去想烦恼的事。

所有年轻人都有十八至二十岁的同学，他们时不时在这个或那个同学家里聚会，最经常是在契诃夫家，因为在俄罗斯，穷人家从不会拒绝开放家门。契诃夫的朋友们在他家寄宿，每个月付二十卢布，这些钱改善了日常伙食。所有的房间都搭起了床铺。大家欢笑、合唱、高声朗诵、并且写作。亚历山大的几个短篇小说登上了画报，还配有尼古拉的漫画。为什么没有安东？在一八八〇年一份名叫《蜻蜓》的幽默小报上所刊登的《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一封信》应该是安东·契诃夫第一篇发表出来的作品。这个开端是微不足道的！他惟一的抱负仅是能时不时赚几个小钱。他写起来毫不费力，“半机械化地写作”，后来他这样说。莫斯科所有的杂志、画刊、讽刺小报都被他投过稿，他不署真名，而是选择用一个笔名：“安托沙·契洪特”。他的兄弟、同学，也像他这样写作，一边赚稿费，一边取乐，他们也和他一样，“写成简短的、有趣的”。有时候，手稿完成却屡遭失败！被拒绝，被粗暴而轻蔑地扔进垃圾桶！没有人会想到照顾一个衣着寒碜，地位卑微，看上去缺乏才华，且愚昧无知的大学生的自尊心。常常，他们连看都不要看他送去的稿子：

“这个，算是小说？比麻雀的鼻子还短！”

有时恰恰相反，他们读后，会嘲弄地回答这个年轻的作者：

“太长了！平淡无味！”

然后又加上一句：

“人只有在评价自己的作品时，才会没那么多批判精神。”

安东却不灰心，烧了手稿，重新再写。他的随和创造了奇迹。他渐渐地适应了顾客的口味。他的文章被越来越频繁地刊登。有人算过，在一八八〇年他就发表了九篇小说，一八八一年有十三篇，如此继续。他的作品产量有规律地逐年增长，到一八八五年达到高峰。这一年，他发表的作品数量达到一百二十九篇小说、短剧和杂文。但他在乎的并非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关键是得到稿酬，这才是最重要，也最困难的。所有这些小报都是过一天算一天，周期性地面临倒闭。必须去恳求、哀求甚至威胁，才能拿回那几个戈比的钱，而更多的是徒劳的等待，和粗暴的拒绝！

“有时候，我们全体到报社主编那里去，一整帮人，为的是比较不无聊。‘老板在吗？’‘在。请你们等一等。’我们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我们失去了耐心，开始拍墙、敲门。终于出来了个睡眼惺忪的家伙，头发上还粘着绒毛，一脸吃惊地问：‘你们要干什么？’‘老板在哪？’‘他早就出去了：赴饭局去了。’‘他没给我们留什么话吗？’‘他说改天再来。’”

通常是小米哈依尔被哥哥们派去，在编辑部与编辑部之间奔走。为了讨回三卢布的欠款……

“三卢布，”对方回答道，“我可没有！你要我上哪去弄？你要不要戏票？或者一条新长裤？你可以找这家裁缝店定做一条裤子。跟他们说把钱记在我账上。”

不由分说。

安东是否在构思和写作中找到一点点乐趣呢？不，没有！他写得很急促，带着厌烦，惟一留心的是不要超过报纸要求的行数。他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在他小时候，就已经在耳光和拳打脚踢中被灌输了谦卑的性格。他无法摆脱这种在家庭、在学校都感受到的卑微。他并不觉得难受。这很自然。他，安东·契诃夫，有才华？别开玩笑了！他的小说是些“废话、蠢话”。的确，它们还很单薄：文笔繁复、调侃干涩、脱离实际，但是，但是……在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见那个真正的契诃夫，带着他温柔而忧愁的微笑。一八八二年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感伤的埋怨：“第一场雪下过了，然后是第二场，第三场，于是漫长的冬天就这样开始，带着萧索，带着寒冷……我不喜欢冬天，我也不相信那些自称喜欢冬天的人。即使有月亮梦幻般的光辉，三套车，狩猎，音乐会和舞会，但冬天很快就令人厌倦了；它太过漫长；它扼杀那些不受庇护的生命、还有病人们……”（《姗姗来迟的花》，1882。）

十三

安东撰稿的报纸都是昙花一现。在那个年代，极少有幽默刊物能够获得广泛的读者和一定的成功。然而，在它们之中，有一家杂志却拥有众多读者，它属于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莱金，在彼得堡出版，名叫《花絮》。莱金本人就是一个相当知名的作家，在文坛和出版界都颇有声望。他很喜爱自己的刊物，并四处网罗有才华但穷困的年轻人，用经济的价格换得他们精彩的文字。彼得堡的作家们骄气又挑剔。所以莱金认为，在莫斯科，他更容易找到合适人选。那是一八八二年的一个冬日，莱金在饱餐之后，叼着高档香烟，与一位朋友坐在雪橇车中，聊起行业的艰难，青年时代的抱负，以及他想发掘一名聪明又谦逊的撰稿人的强烈意愿。当时天还亮着。白雪覆盖了街道。莱金的那位朋友一边听着，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路人。突然，他发现两个衣着破旧的年轻人在向他们打招呼。莱金问道：

“那是谁？”

“是契诃夫两兄弟，安东和尼古拉。一个会画画，一个会写点小说，最近他发表的东西还挺好看的。”

“这么说，”莱金叫起来，“他们可能对我有用！”

他们停下雪橇车。两个人走下街道。在路上没法长时间交谈：因为空气太冻了。莱金、那位朋友以及契诃夫兄弟一起走进附近一家小酒馆里。他们点了啤酒。

“能不能给我看看你们的文章、还有插画？”莱金问道。

当然可以！写作和画画对他们是多么容易的事。安东尤其可以确信自己。尼古拉往往应承下来后，却因太懒散而没能完成他的画，无法在截止日期交稿。他浪费了自己最牢靠的天资，周围的人都这样认为。他不考虑未来。但这个受结核病侵蚀的男孩，也许早已预感到自己并无剩下多少未来。安东则不同，他不惧怕工作，当他望着、注视着这位受人尊敬的莱金先生，这位饱受赞誉的著名作家时，他的心中终于被唤醒了雄心壮志。毕竟，他会期待，也许有一天，自己也能够享有相似的声誉？

他愉快地回答说他可以立刻寄给莱金先生四五篇小说。

“要短小精悍，明白吗？还要趣味浓厚。读者只喜欢这类的。审查机关盯着呢。要避免严肃的主题。最好要轻松、诙谐、灵巧、明快……”

安东全都赞同。生活真是美好。那么，稿酬怎样？

“每行字八戈比。一篇文章四到五个卢布。”

太棒了。

“你还可以给我们寄些短剧、歌舞剧本……”

安东想到他所有那些被拒绝的稿子……这下走运了！还有亚历山大的那些。他从不忘将家人的命运与自己的联系在一起考虑。他不仅要和尼古拉分享这份好运。他还想到了长兄，他此时不在莫斯科。

“明天，明天我就给他写信，”安东想，“让他寄些五十到八十行的小说来……他可以立马写出五篇十篇来的……”为什么不呢？写作就和说话、和呼吸一样简单。年轻的契诃夫从不会知难而退，如若必要，他能上演匈牙利贵族和“半上流社会的巴黎人”（《无用的胜利》，1882），而实际上他从未离开过俄罗斯，他只认识莫斯科的大学生、商人和小市民。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都能取悦大众。“莫斯科的民众完全没有品味，没有文化！”

忽然，契诃夫对莱金说：

“能否给我几本您的书呢？我会珍藏它们。我要把它们精装起来。”

莱金微笑着答应了：这对他是极大的恭维。安东满心喜悦。新朋友们相互道别。

“我们现在有活干了。”剩下他俩独处时，安东兴奋地对弟弟说。

生平第一次，他感到骄傲，不是为自己的作品，而是为将要发表这些作品的刊物。他写信给亚历山大：

“应该说，《花絮》是时下最流行的刊物……到处都有人在读它……我现在有权蔑视其他报纸了。”当然，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至今为止，他甚至还未花功夫去誊清自己的手稿。但他准备动手了，他想，如果必要，他还会修改它们。现在缺的，是时间，是一间安静的房间。是心灵的平静。他二十二岁了，但他还需要向身边的人借五个或十个卢布，借一套西服，借一双靴子。啊，这样的日子总有一天会结束的！只等他当上医生。文学不过是业余的。他真正的事业在其他方面。不过，在聚满了人的餐厅，听着周围兄弟们、同学们的笑声和谈话声，自己也跟着笑着，喝着大杯茶，契诃夫还是在餐桌的角落里，写出了他最初的那些小说。

他同时还替莱金跑腿当记者。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对一切都感到好奇。剧院、诉讼案、街头、商店、入室盗窃或是解剖现场，所有这些都为他的小说提供了素材，也增长了他的阅历。他还非常年轻，但已经见识了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形形色色的人。在塔甘罗格：有小店主、神甫、中学教师、农民、水手。在莫斯科：有商人、官员、碌碌的小资产阶级、大学生、小市民、伙计、马车夫、清洁工。一八八三年，他的弟弟伊凡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座小城市里当起了小学教员，契诃夫一家夏天时便去那里住。安东认识了驻扎外省的军人，还有那里的年轻姑娘们。不久以后，他在一家医院里工作了。在那里，他又认识了新的人。离城不远有一座修道院，安东前去拜访，与僧侣们交谈。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境况，是如此迥异，如此值得关注，它们深深吸引着安东，他创造了一叶扁舟般的世界。有一天，一位作家当面对他说，在他的小说当中很难看出主题：

“您说什么？”契诃夫叫起来，“我的小说可以关于任何人，任何事……”

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他环顾四周，想随便找出一件物品，于是他拿起一个烟灰缸：

“这个！您瞧！我明天就可以写出一篇名叫《烟灰缸》的小说。怎么样？”

年轻、愉快、热情洋溢、朝气蓬勃，他观察世界时惟一的渴望就是从中寻找轻松小说的题材。顾客的需求是这样的。有时，他想写庄重或悲伤的主题。他为此向编辑申辩：“我觉得，”他说，“写上一点点严肃的东西，不会令读者不乐意的。（逐字逐句地说是：不至于倦了读者的眼睛。）”但他知道自己应该当心，人家即便肯通融一次，可终归还是要他写逗乐的小文。这很叫人遗憾，因为，这种不惜一切代价调笑逗乐的职责终于使他心灵疲惫，并且唤醒了内心深处莫名的忧伤。不过，对于正当年轻的契诃夫，只要有巧笑倩兮的女伴，只要与她一起欢笑，对生活也就无甚多求了，但是……写作，并不只是“废话、蠢话”，还应该环顾四周、观察现实，然而现实是相当丑陋和悲苦的。受骗的丈夫们（《双兔难追》，1880）、粗暴无知的家长（《爸爸》，1880）、愚昧的婚姻（《在婚礼前》，1880）中，常常都以苦笑告终。不过人们还是笑了。还能怎样呢？

十四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罗斯，绝大多数民众都希望废除农奴制，渴望社会改革，并期待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他们看来，一切罪恶的根源便是沙皇对农民的奴役。在不断的申诉呼喊中，他们中产生了俄国农民的偶像、楷模。这些人不再被看作一个与百姓并无差别的普通人。俄罗斯的“知识界”，尽管经历了几百年来苦难的侵蚀，还是用尽全力地从光着脚丫、胡茬邋遢的这个伊凡、那个德米特里身上，看到先知，看到圣贤。终于，农奴制被废除，粗鲁蒙昧的农民站了起来，与他们曾经的统治者一样残暴和卑劣。尽管社会解放了，但生活还是同从前一样悲惨。至于贵族，他们已日薄西山。农业部门运行得十分艰难。政府的腐败——在俄罗斯古已有之并且永无止境——从果戈理起就不曾改变过。自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谋杀案之后，革命变得无所不能、一呼百应，那也是尼古拉一世时代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愚蠢的审查，残暴的风气，革命者和政府争相残酷进攻和镇压，这几乎就是八十到九十年代俄罗斯社会的面貌。人们感到的只有失落和冷漠。那么多崇高而盛大的理想，那么多牺牲的生命，为的是什么？人们已经厌恶了政治和社会改革。只剩下工人阶级还在行动，但他们与“知识界”的距离很遥远。后者对农民阶级失望，又忽视工人阶级，或许，他们是担忧自己是否能够了解这个阶级。如今反观，我们已然明了，在那之后的岁月中究竟埋伏了什么，尽管显得那么悲怆，特权阶级的感伤和冷漠，终究走向的，却是最恶劣的结局！

不过，无论在什么时候，人们都会寻找活下去的理由。这里且不谈在青年当中反响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成果要晚些年才会显现。在八十年代，俄罗斯的精神走向分为三个趋势：

首先，是日行一善派的顺从和实践主义（“别白日做梦了，”他们说，“惊涛骇浪的大革命有什么好处呢？不如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尽其职。给饥民提供食物，建造学校、医院，安守本分、善良仁爱，这样就足够了。”）

再者是极端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

最后，是道德的自我完善，由托尔斯泰所提出。

遗憾的是，没有哪条理念能够完全满足“跃跃欲试的人们”。俄罗斯太庞大，太苦难了，它使那些“日行一善派”不得不失望。你可以建立一所学校，甚至十所、一百所，但是，面对千百万文盲，又有何用呢？你可以给一个村、一座城的居民提供食物，但所有其他还在忍饥挨饿的俄罗斯人民，又怎么办呢？在一个不论老少都会偷盗劫掠的国家中，你要如何保持善良本分，又为何要保持呢？再说到个人主义，仔细想想，它也好不到哪儿去：除非你没心没肺，否则，谁又能忘却千千万万无辜人民的苦难？那么，还剩下什么？道德的自我完善，托尔斯泰探索到的真理？这个理论对灵魂固然具有强大的力量，但却同样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八十年代的人们忧愁、焦灼，被懊恼、顾虑、明争暗斗和不祥的预感吞噬着。

没有哪个时代能比那段岁月更异于我们如今的生活。这些人在我们看来是幸福的。他们全然不会明白我们今日所承受的痛苦。他们向往自由。他们没见过压在我们头上的专制暴政。他们住在自己的大房子里，所知的战争不过是在帝国边界，极为遥远的土耳其战争或者一些耕地冲突和罢工，而从来无法想象我们的动荡，无法想象我们有多么羡慕他们！然而，诚恳并深刻地去想一想，他们其实是不幸的，也许比我们还要不幸，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是什么令他们承受苦难。罪恶的统治，就和今日一样；虽然尚不似今日这般，呈现末日灾难的模样，但思想的暴力、卑劣和腐败已然到处都是。和今日一样，这个世界已经分裂为丧失理智的刽子手和逆来顺受的牺牲品，但所有人都自私、狭隘、盲从和庸常。人们等待着作家来说出这种庸庸碌碌，不含愤怒，不含憎恶，而是心怀深切的同情。

于是，在当时，文学对灵魂具有强大的力量。悠闲、有教养、敏锐细腻的读者所追寻的，不是浮夸的消遣，也不是纯粹美学上的满足，而是一种教义。俄罗斯作家对文字有着最好的感觉，他们称得上是大师。人们不会像欧洲的读者那样，含含糊糊地请教：“我们是谁？”他们会焦虑地追问：“我们将何去何从？”而所有作家都在尽力以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卡拉马佐夫兄弟》问世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写出了《戈洛夫廖夫老爷们》。这是最后的叙事时代，完美并且感伤，一个属于屠格涅夫的时代。托尔斯泰是国王，是上帝。在所有受到整个俄罗斯推崇的大师们当中，安东·契诃夫，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只是为着生计，开始写他的小说。

十五

这是凌晨一点钟，在八月。安东正在写作。夜晚，俄罗斯人的家中没有谁会想着去睡觉。他们长时间地喝着夜茶，朋友们经过窗口，看到灯亮，就会上门来，而且一坐就不愿起身。契诃夫爸爸在高声朗读他特别中意的连载小说。他可以接连几个小时高声诵读，不知疲倦。只有他的妻子在听着。安东的几个弟弟在嬉笑聊天。不知是谁打开了音乐盒子，于是《美丽的伊莲娜》的曲调混杂着婴儿的啼哭从邻室传来。那是亚历山大的孩子在哭。亚历山大自己睡在安东的床上。安东则能住哪就住哪去。俄罗斯人的殷勤好客宽宏无边。

亚历山大终于摆脱了他的第一个情妇，但他几乎立刻再度开始了婚姻生活。这次还是一个已婚女人，而且，是一个犹太女子。他在塔甘罗格的海关处谋得了一份职位。（“我的哥哥亚历山大是个滑稽的人，”安东写道，“当他进入塔甘罗格海关时，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盗走了……”）可怜的亚历山大！债务和酗酒使他的生活犹如人间地狱。当他不喝酒时，他活泼、风趣、富有魅力，是一个可爱的同伴，一个诚实的人。但是，只要一杯酒下了肚，他就失去了理智。他向家人、向朋友、向陌生人借钱，却从不曾偿还过一个铜板。他负债累累。他向所有人诉苦。天知道当时是出于什么缘故，是骑士风度还是感情用事，意志薄弱抑或发乎爱情（他自己也不知道），才会把这个堕落中的女人捡回来，而现在这女人令他嫌恶。他辱骂她，有时还虐待她。他动不动就哭。他爱撒谎。他装作爱自己的孩子实际上却对他们不闻不问，拳脚相加。尼古拉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情妇和亚历山大的老婆是姐妹。尼古拉也贪杯，而且咳血。但人们比较常去看望的是亚历山大，当一切都糟糕透顶的时候，他带着老婆、女仆、家具、一篮篮衣服还有孩子，去了莫斯科。他们全都住到安东家里，靠他的收入过活。

安东在写作，不理会音乐盒里的乐曲，父亲单调的朗读，以及生病孩子的哭声。可是，这一夜，亚历山大感到比平时更加不幸。他实在需要找个人抱怨，需要被人安慰，而哪个听众能比安东更合适呢？他打着哈欠，唉声叹气地走进了弟弟的房间。他没完没了地跟他谈孩子的问题。“她肯定是肚子痛，所以才会一直哭。”而安东是医学院的学生：可以从他那得到免费的建议。然后，他又开始了无止无休的叹气、抱怨。他毁了自己的生活。诚然，他有过错，但没有一个人同情他，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他谈起自己的健康（情况恶劣），还有妻子的健康，谈起他的烦恼，他生活的空虚感，他那些趾高气扬或是奴颜婢膝的同学，谈论人生、社会风气、政治以及上帝。安东恭顺地听他说着。婴儿扯开嗓子哭叫，盖过了老人的说话声，盖过《美丽的伊莲娜》的曲子，以及餐厅里没完没了的“闲聊”。“要有一个安静的房间，”安东想，“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他搁下刚刚动笔的稿子。亚历山大直到黎明时分才放开他。哥哥在讲话的时候，安东就把几篇完成的小说塞进信封中，写上莱金的地址，并草草留下这样几行字：

“这次寄发的稿子还不是好的作品。思想苍白，篇幅也太短。我有一个更好的题材，我很快就会把它写出来的，只是这次，我的运气不佳。”（莫斯科，一八八三年八月）

夏天到了，契诃夫一家离开莫斯科。父亲、母亲、孩子们，带着尼古拉的画稿、安东的草稿，还有茶炊、果酱罐和平底锅，到城郊寻找比较经济划算的落脚点。一八八五年，他们租下了巴勃基诺的一座小屋。主人的房子在花园的一头，另一头，就是契诃夫家的住所，一座又长又矮的木房子。

他们在开春时来到此地：

“现在是清晨六点钟。主人家还在睡觉……安静得出奇……当我们抵达时，是深夜一点了……别墅的大门没有关上……没有叫醒屋主，我们就走了进去，点亮了灯，发现这里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房间大极了……家具也超乎所求……安顿下来后，我理了行李，坐下来啃一片面包。再喝上一点伏特加，一点葡萄酒，还有……你知道吗，越过窗台，眺望远处，树木的阴影映上河流，是多么愉悦的感觉……我还听见夜莺在唱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一八八五年五月十日。他写信给留在莫斯科的弟弟米哈依尔。他不喜欢在通信中倾诉心曲。而他对大自然的爱，也属于这种内敛、深沉的感情的一部分，只有在文学作品当中，才会流露。因为写作时是不一样的，那是自然而然的。在那时，文字所抵达的，是一个想象中的、不可见的影子——读者——而不是他的小弟弟米哈依尔，一个有证据嘲笑你的人，他会知道你为了赚稿费，使用了多少次什么夜莺的歌声啦，“树木的阴影”啦，河流啦。但今夜，安东感到很幸福，那些忧虑也烟消云散。首先是金钱上的忧虑：“一次支付二十五卢布太困难了。”（1883）“离开莫斯科，才把我从那些生日宴会中解救出来，花在它们上的钱比任何一次旅行的费用都大。”（1884）“没有钱。《彼得堡日报》还是一分钱都没寄来。《消遣》的稿费不够面包屑。《晨钟》那里也拿不出十个卢布……”（1884）家庭的忧虑：“尼古拉身体很差，又赚不到钱。亚历山大更是糟糕。”（1884）最后才是对健康的忧虑：去年，他已感觉到不舒服，有一天：他咳血了。“出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就像火灾之前跳动的火苗。”

那一刹，他颤抖了。他不想死。生活是美好的。生活中还有那么多迷人的东西——比如，漂亮的女人。他喜欢美女，这是一个男人最正常的喜好，他可不是禁欲主义者。再比如，大自然、散步、书籍、戏剧、友谊。这染血的手帕意味着……死亡吗？他的自救，不是以放弃、傲慢或科学的态度，不是以西方人的效率，而是凭斯拉夫人的懒散，就那么与现实对面而坐，长久地、牢牢地盯着它看，一动不动，不想逃脱，就那么盯着它，直至它终于自动瓦解，消融成一团雾气，然后消散，然后消失。他没有想过治疗，没有想过改变生活。“我有咳血的毛病，”他给亲人写信说，“但不是肺结核。”

不该想到这些的，在这样的夜晚。摆在他面前的，是几个星期的休息时间。他到河里游泳，他去钓鱼——水中满是鱼。巴勃基诺的主人，基塞辽夫一家相当和善可亲。尽管有社会阶层上的差别，但他们对契诃夫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傲慢：“她（基塞辽夫女士）送给妈妈一个果酱罐，”安东写道，“她人真的非常好。”总之，未来看上去是相当光明的。那么，这一年，他完成医学院的学业了吗？很不幸，他的朋友太多了，他们总是打算到他这来，但没有人想到付钱。甚至从外省也要来拜访他。这确是一种肯定和恭维，但像这样的信件咨询是根本不收费的：

“奥诺夫里·伊万诺维奇的小女儿怎么样了？我妈妈跟我提起过这事，但我懂得的实在不多。每天早晨用盐水给她洗澡吧（一两桶清水的量配上一勺的盐。）”

出于谨慎，他又加了一句：

“另外，你们那儿的医生应该比我知道的更多啊。”

在这样一个五月的夜晚，这样一个安静沉睡的屋子里，在所有漂游的遐思当中，惟有一样，从未曾走近他，从不曾侵扰他。那就是对荣誉的念想。它太遥远了！然而……

十六

格利果罗维奇致契诃夫的信（圣彼得堡，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尊敬的安东·巴甫洛维奇：

大约在一年前，我偶然在《彼得堡日报》上读到了您的小说，如今我已忘了它的名字。我只是记得，当时我被它那特别的独创性所打动了，尤其是那出类拔萃的精准，以及对人物和自然的真实描写。

从那天起，我阅读了所有署名“契洪特”的小说，尽管从内心上来说，看到一个人如此看轻自己乃至认为有必要用笔名来写作，使我感到很生气。您知道，我不停地向苏沃林和布列宁推荐您的作品。他们听了我的建议，如今，他们和我一样，丝毫不怀疑您的才华——一种能够使您列入俄罗斯新一代最杰出的作家之列的才华。我不是一名记者，也不是出版人。我所能为您做的，只是阅读您的作品。当我说起您的才华，我是怀着深信不疑的感情说起的。我已经超过六十五岁了，但我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深爱。你们的成功对我来说，是多么可贵。当我在其中看到某些富有生命，富有天赋的作品时，我总是无比欣喜，总是情难自禁——正如你看到的这样——情难自禁地要向你们张开双臂。但还远不止这些。我还想说的是：从您那无可争议的天赋中所体现出的多样才华，您对内心分析的真实，您描写技艺的纯熟（暴风雪，夜，《阿加菲娅》中的背景环境，等等），还有您的审美，比如在某些段落中出现的，对日落时分云彩的完美描绘，您说它“就像燃尽的煤一样”黯淡下去，如此种种，都让我确信，您应该创作出更多佳作，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您若辜负了这份厚望，您就是精神上的罪人。为此您应该做的是：尊重自己身上那份难得的天赋。别再赶工写作。我不了解您的经济状况；如果您境遇贫寒，那么，还是请您宁可忍受饥饿，正如我们曾经经受的那样，但仍要保持您自己的印记，写出有内涵的、完善的作品，不要一蹴而就，而要在灵感的浸润中完成。一部这样的作品将会比小报上内容空洞的炮制品高出百倍的价值；很快地，您会获奖；您会为那些文人雅士所注意，到处都会有人阅读您的作品。

这些天，有人告诉我，您的文章要集结成册了；如果它们署的是契洪特这个化名，那我恳切地请求您致电编辑，要求用您的真名出版。在《新时报》上您最近发表的小说，在《职业猎手》获得成功之后，这个名字将家喻户晓。

格利果罗维奇

契诃夫致格利果罗维奇的信（莫斯科，一八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您的信……如雷电般击中了我。当时的我几欲落泪，动情不已，直到现在，仍能感觉到它在我灵魂里留下的深深印记。您向我的青年时代报以微笑，我也请求上天延缓您的衰老。我，我找不到言语或行为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您若知道普通人是以怎样的目光看待像您这样的精英，您就会明白您的信对我的自尊心意味着什么。这封信的价值胜过了所有的证书，而且，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写作者，这是一份既发给现在也颁给未来的赏金。我如坠云雾。我尚无能力判断自己是否配得上这份崇高的奖赏。我只能再说一遍：这奖赏震动了我。

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尊重的才华，那么，我要在您纯正的心灵前起誓，我从来不曾尊重过它。我感觉，才华我是有的，可是我一向认为这点才华无足轻重。只要有一点简单的外因，就足以使我对自己不公正，对自己极端怀疑，极端不信任。而这类原因，现在回想起来，之于我，是相当多见的。凡是跟我接近的人都一向用鄙夷的态度对待我的写作事业，不断地好意劝告我不要再用这种乱涂乱抹的行当代替正经的工作。我在莫斯科有几百个熟人，其中有二十来个是从事写作的，可是我不记得有谁愿意读读我的作品，或者把我看作艺术家。……我在报刊上混了五年，大家都认为我在文学方面毫无成绩，这种普遍的看法已经深入我的心灵，使我很快也习惯于用这种鄙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也就这样混下去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我是医生，医务工作忙得不得了，因此要说到“两个兔子”这句俗谚让人辗转难眠，恐怕谁也没有我体会更深了。

我写这些，只是为了在您面前稍稍开脱自己的大罪。在这以前我对自己的文学工作一直极其轻浮，漫不经心，马马虎虎。……我一边写，一面极力不把我所珍爱的形象和画面用在小说里，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珍藏起来。

这是一封多么亲切的信啊，首先，它促使我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作品，就像真诚直率的苏沃林促使我做的那样。我正要写一些看得过去的东西，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才华。

就这么突然地，您的信到来了。请原谅我打一个这样的比方：这封信对我产生的效力，就像是官府下达了命令“限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城！”也就是说，我突然地感到一种不容置疑的必要性，必须立刻行动，尽快脱离这个我所深陷的泥沼……

我将摆脱仓促的写作，但这需要一些时间。我不可能脱离现在的常规生活。我拒绝忍饥挨饿，因为我已经受够了饥饿，现在我不用再忍受了……我放弃闲暇娱乐，投入文学，每天两三个小时，以及夜晚的一些时候，也就是说，在做不了重要工作的一些时间里。

夏天，当我有更多空闲，并且开销不大的时候，我就会严肃认真地写作。

在我的书上署我的真名是不可能的事了，因为已经太迟了：书已印刷，装帧完毕。在您之前，彼得堡也有很多人都曾劝我别草草用一个笔名糟蹋了这本册子，但我没有听他们的意见，也许是出于自尊心吧。我并不喜欢我的书。它不过是瓶酸醋调味汁，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学生习作，被审查会以及诙谐小报的编辑扒光了羽毛！我相信，很多人读了它后都会失望的。要是我早知会有人阅读，而且您也在阅读，我真不会让这本书出版。

一切希望都在未来。我才二十六岁。也许我还是能做成些事情，尽管光阴似箭。

原谅我写了这样长的一封信，请别指责这个写信人，他是生平第一次，鼓起勇气允许自己，怀着如此巨大的喜悦心情，写信给格利果罗维奇。

十七

几个星期之前，《新时报》的主管苏沃林致信契诃夫，向他约稿。这并不算荣誉，但却是他的第一道光芒。《新时报》是圣彼得堡最大的报纸。诚然，契诃夫欢欣鼓舞，然而这与读到格利果罗维奇的信时的感觉，还是无法比拟的。他是那么谦逊的一个人，这些年来的文字生涯并不曾使他萌生欲望，却唤起他胸中宽广的敬重。尽管他颇具犀利的批评精神，但当他打算苛刻地评论一部作品的时候，他总是诚意地尊重人本身。作为年纪轻轻的无名小卒，能够受到这样一位同行前辈的赞赏，他深深感动。不过，来自格利果罗维奇的这封信，与其说是令他触动，令他欣喜，抑或是为他铺开了道路，最首要的一点还是：它使得契诃夫更深地认识了自己。

在此之前的他是怎样的呢？一个热情洋溢的孩子，天真地为着能够工作，能够尽其所能，能够赚一点小钱而感到快乐。在一八八五年他写给塔甘罗格的老米特罗方叔叔的一封可爱的信中，安东满意地描述了契诃夫家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取得的显著成果（别忘了米特罗方可是家族中一位富有的亲戚，别人经常在需要时求助于他，这个侄儿则希望能够得到他的看重）：

“……我的行医事业进展顺利。我细心照料并治愈病人……自然，我还没有财富，也不会那么快就拥有，但我过得很舒适，什么也不缺。只要我还活着，并且身体健康，全家人的生活就有保障。我买了新家具，一架上好的钢琴，家里还有两个女佣。有时我会举办小型的音乐晚会，大家唱唱跳跳……曾经有段时间，我们得靠赊账来维持伙食（买肉和一些食品）。如今，我使一切的供给保持正常，我们用现金付款。”（莫斯科，一八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这下一切都改变了。诚实、勇敢、勤劳还并不足够：才华，负载到了安东的肩上。也许，自童年时候起，他就一直拥有它，但这是第一次，他意识到它。他那本将要出版的小书《五颜六色的故事》，并不简简单单只是用来消遣，用来谋生，而是对读者、对评论，乃至对他自己，担当着严肃而沉重的责任。他曾是默默沉睡的作者，苏醒后一鸣惊人。难以想象，不是么？他不禁感到可笑又辛酸，因为名气、同行的嫉妒、读者的崇拜和生活的现实是那样不相称：“我口袋里剩下四个卢布，这就是全部……我又咳血了。”（契诃夫致朋友比利宾的信，莫斯科，一八八六年三月四日）

但这算不了什么。至今为止，他一直是自由的。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从此以后，人们开始期待他的表态。俄罗斯的大作家还不够多么？应该再添一位。广大蒙昧的、具有可塑性的民众期盼着有人来教他们如何生活，如何思考。那么，这位新手将属于哪一派呢？是向着左派还是右派，反动分子还是自由主义？第一步将决定整个未来。已经有人指责他受苏沃林支配。（《新时报》常被左派的人羞辱：怎么可以为这样一个受政府控制，有时还被沙皇阅读的报纸写稿呢？）安东想，约束是可恨并且可耻的。是的，格利果罗维奇的信使他学会去阅读自己，阅读自己的心。直到今日，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厌恶暴力，无论是何种暴力。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强烈渴望捍卫自己的心灵自由，自己的尊严。他成功做到了，尽管有鞭打，有苦难，还有磨人的工作。如今，好运以这样奇怪的、出乎意料的方式降临到他的头上，是否也会将他奴役呢？不，绝不！

然而，必须回应别人对他的期望。此时人们期望的是什么呢？是要他郑重其事，写出长篇严肃的文字，每一行都要富有教益。

他匆匆忙忙地修改自己的小说。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而且是在绝对不曾预想的情况下，他已写出一些杰作来（《英国女子》，1883；《巫婆》，1886；《职业猎手》，1886）。短篇小说想要取得成功所要求的品质，也正是契诃夫与生俱来的素质——其一，幽默的天赋：长篇的悲剧能给人以宏大壮阔的命运感，但一个短篇若是充满太多沉重和灰暗的悲伤则会令人不堪重负，产生抗拒。其二，节制：长篇小说作家可以（并且必须经常）表述自己，而对于一个短篇小说的作者，这是不可能的，时间不允许，由不得作者展露自己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对他而言最明智的做法是：保持距离感。最后，则是在表达手段上的简洁，也许这也正是节制的直接结果。在这一点上，他做记者的经验对他很有帮助：快速地观察和记录，这是做新闻记者的法则，同时它也磨砺出契诃夫的洞察力，赋予契诃夫奇迹般敏锐的思维。在他的文字中已然穿透出显而易见的冷漠，这种无动于衷令他后来遭到指责。但这也是一条法则。一名短篇小说的作者若是对自己的人物表现出同情，就将面临变得敏感而荒谬的危险。也许，他也没有闲暇纠缠于他所刻画的人物。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可以进入限定的环境里，沉浸其中，依恋或是憎恶。但短篇小说则好比是一座陌生的房屋前一扇半开半掩着的门，刹那之间，旋即关闭。我们不禁想到契诃夫医生的身份。他向我们展现的，与其说是一个记者的体验，不如说更多的是一个医生的体验：精细的诊断，不带偏好之情，不怀恻隐之心，而是一份深沉的同情。

契诃夫修改手稿，像读他人的作品一样重读自己的小说。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匆匆写下的，有时太过漫不经心。于是他开始了一项特别而深刻的工作。他走上了一条对作家乃至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逆向而行的道路。不是从自己走向他人，而是从外部世界出发，抵达自身。他是谁，他，契诃夫？后来，描写他的评论和传记都说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八九年间他转变了，变成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作家。事实上，他并没有改变；他只是认识了他自己。这种对自身的体认，这种至高无上的学问，对灵魂产生了与其他所有学问一样的效力：它使他变得更加冷静，也更加伤感。从外表看来，他没有变化。对他的家人和朋友而言，他还是那个愉快、可爱、简单、亲切的安托沙，那么热心、那么快乐地看待周围的一切，提携兄弟，追求姑娘。而在内心里，“成为一名大作家并不是什么巨大的幸福。首先，生活是乏味的。从早到晚地工作，却收入甚微。我不知道左拉和谢德林是如何生活的，不过，在我家里，烟雾缭绕，而且特别冷……”（致基塞辽夫先生的信，一八八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莫斯科）

“所有的人都活得愁云惨雾。当我认真起来，我会觉得那些恐惧死亡的人是没有逻辑的。就我对事物所能做出的理解来看，人生不过就是由丑陋、烦恼以及平庸所构成，相互交叠，接连而至……”（致基塞辽夫先生的信，一八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莫斯科）

不过，荣誉也并非没有其可爱的一面。契诃夫说，人们开始会在路上认出他，向他小献殷勤，甚至请他吃三明治。然后，家人开始分享安托沙的成功。契诃夫在写给塔甘罗格的米特罗方叔叔的信中将这份喜悦表露无遗：“……圣诞节前，一位彼得堡的记者来到莫斯科，他将我带到了彼得堡。我的旅程紧凑，坐的是头等车厢，这对记者来说是很昂贵的。在彼得堡，我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的耳畔始终都萦绕着一片称颂之声。在那里我有一处非常不错的住所，两匹马，饮食丰盛，还有出入各大剧院的免费门票。我有生以来从未像在彼得堡这样生活得如此舒适。人们倾其所能地欢迎我，称赞我，还给了我三百卢布，并且再用头等包厢欢送我返回莫斯科。”

十八

清癯英俊的面庞，瘦削的脸颊，浓密的头发，淡淡的胡须刚刚显现，嘴角的褶皱透出严肃与忧伤，他的目光是那么与众不同，仿佛具有敏锐的穿透力，同时却又温柔而深沉，他的神态谦逊，那是一种年轻女子般的神态（几年之后，托尔斯泰这样说起契诃夫：“他走路时就像一位小姐。”），这就是一八八六年前后的安东·契诃夫，这一年他正成名。他二十六岁。在他那个时代，这个年纪正是一个男人的成熟期。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男人三十岁便已人到中年，而四十岁几乎就是个老人了。契诃夫并不觉得自己风华正茂，年富力强，他已经开始回首过去了。而往事使他产生的是不愉快，甚至是羞耻的感觉：

“一个年轻人，他是农奴的后代，小小年纪就在杂货铺站柜台，从小被教导着服从长官，亲吻神甫的手，崇拜别人的思想，为得到的每一小块面包道谢，而且常常挨打……他虐待小动物，喜欢去有钱的亲戚家吃饭……”这就是几年之后他给自己的自画像，一幅苛刻的、并不公正的自画像，但其中确实存在的，是他对完善自我的渴望，对他的精神、他的作品、他的灵魂所做的漫长而持久的塑造工作，这份自我追求从未懈怠，直至他离开人世。尽管他的读者和评论强烈要求，但契诃夫的作品从不教导别人什么。他从不会像托尔斯泰那样一腔热忱地告诫你：“应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有时，在周围人的催促下，他试着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但话语听起来却那么空洞。相反地，他的文字、他的生活，却在我们面前竖立了一个值得仰慕的形象：一个生来公正、高尚、善良的人，而且从不停歇地尽力使自己变得更好，更温和，更可爱，更耐心，更乐于助人，更无微不至。渐渐地，这却导向一个古怪的结果：他越是向他人表现同情，他的内心深处越感受不到它。所有和契诃夫有过密切交往的人都会说到他身上某种像水晶一样经久不变的冷漠。“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几乎中了一种厌倦、冷漠和敌意的毒。”库普林这样写他，“他能够善良、慷慨，但是没有爱；温柔、殷勤，但是不眷恋。契诃夫一旦认识什么人，就会邀请他到他家做客，请他吃晚饭，招待他，然后，他又会在信中怀着冷漠和厌倦来描述这件事。”

是否因为他太过聪明，太过清醒，所以缺乏爱的能力？在他的心中，他的生活中，是否有这样一种矛盾情结，迫使他向冷漠的人们交付出过多的自己，而后，又匆促地收了回去？他是否只是痛苦地克制着，隐藏起自己的想法？布宁，一位无比透彻精辟的批评家曾就契诃夫作出了堪称盖棺定论的如下评语：“即使在最亲近他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曾真正了解他灵魂深处的全部想法。”

而契诃夫自己，也曾在一本私人记事本中这样写：“既然我将独自躺在坟墓中，那么，本质上说，我是孤独的。”孤独……然而，他有着一个大家庭，有很多的朋友和读者。自一八八六这一年起，他的身边环绕了越来越多名声响亮的仰慕者。柴可夫斯基、格利果罗维奇、柯罗连科，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最显赫的名字，最聪明的人物，都来拜访契诃夫家在莫斯科的居所。这是一座二层小楼，“看上去像个五斗橱”，门户大开，进出自如，很俄罗斯式的处所。“安东喜欢人群。”他的父母如是说。“安东只有在热闹、谈话和欢笑声中才开心。”他的兄弟们也这样表示。也许这是真的？“我需要被很多人围绕着，”他承认，“因为不知何故，我害怕孤独。”

他的家人一直都生活在他身边，保持着人气和喧闹，这对契诃夫的好心情而言十分必要。他的家庭成员一律相当可爱：粗俗、愚昧、粗暴的父亲，习惯在任何场合下大哭的母亲，大哥亚历山大总是不停要钱、缠着家人诉苦，尼古拉过着名节败坏的生活，玛丽则明目张胆、吹毛求疵、错综复杂且歇斯底里地爱着安东，但总的说来，他们还都是些可爱的人。他们彼此互不妨碍。谁想唱歌，谁就唱吧。谁想一诉衷肠，那就说吧。无论他是一个著名艺术家，还是多年前那个默默无闻的大学生，他们对他工作的态度都无差别。

而契诃夫继续争取“蒙请先付二十五卢布”，同时继续写作。

如果忽略掉他年轻时在匆忙间笨拙编造的那些长篇的东西，那么，一八八七至一八八八年间问世的《草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放弃短篇小说的形式，向长篇小说靠拢。

他惶惶不安地创作它，总是感觉被他人的目光盯着：

“一想到我在为一家大杂志写稿（《草原》是写给《北方邮报》的；这份文学杂志在俄国的读者和作家群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一想到人们将一改往日读我那些废话的态度，严肃地来审视我的作品，我就觉得自己像是个被魔鬼推着走的修道士。我在写一篇关于草原的小说。我在写，但我觉得它还没有散发出干草的味道。”（给舍格洛夫的信，一八八七年一月一日，莫斯科）

“写得长”对他来说也是困难的。多年来他受控于短篇小说的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地做到简洁明快。无意地，他把《草原》写成了一系列短篇小说的合成。每一页就是一则完整的短篇。整部小说仿佛是由一个个片段构成的。但他颇为明智地选择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主题，没有什么情节，里面的核心人物是个孩子：孩子的视角是零碎的、急促的，他捕捉转瞬即逝的感觉，一个接着一个，而不把它们归属于一种定向的思维。《草原》就是如此维护了自己的统一性和真实感。

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个小男孩，名叫叶果鲁希卡，他从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俄国南部的一个小村庄。他九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于是他前往一座有大港口的城市（塔甘罗格）。为了到达那里，他日夜兼程、长途跋涉地穿越大草原。就如童年时代的安东·契诃夫从塔甘罗格前往祖父家一样。也如迟些时候，正值少年的他，跟同学、农民、商人、朝圣者，以徒步、骑马、乘牛车的方式穿越草原一样。叶果鲁希卡遇到狂风暴雨；他恐惧；他疲惫；他挨冻；他生平第一次在草丛中睡觉；他快乐，他对一切都感到好奇；他听旅途同伴们的交谈；他似懂非懂；他做梦。这是一个聪慧、多思、有一点忧郁的孩子。契诃夫只描绘这样的孩子。所有他刻画的孩子都是沉默寡言且多愁善感的。叶果鲁希卡病了，在夜里，在小客栈里，就像安东曾经历过的那样。“乌克兰农民、牛、秃鹫、白色棚屋、南部的小河流”，所有安东认识并且喜爱的东西，都出现在了这部小说里。

对于一个童年不幸的作家来说，能从过去的日子中喷涌出诗意的泉水，不失为一份恩赐。写作《草原》的这一年，契诃夫重访塔甘罗格。他已经七年没有回去过了。“如此令人厌恶，以至于莫斯科的泥泞和伤寒都显得讨人喜欢了。”（给妹妹的信，一八八七年）。但是草原！……“连绵的山丘，褐色的、黑棕色的、黛青色的，再远些是淡紫的……草原的气息。我看到了我的老朋友，那些秃鹫。”高尔基后来说，这部小说的每一页都仿佛点缀着精美的珍珠。它获得了成功。然而在契诃夫的生活中，造化总爱弄人，把胆汁掺进蜂蜜。正当《草原》问世之际，契诃夫的第一部正剧《伊凡诺夫》，在莫斯科遭到了反响最强烈、也最不应有的失败。

十九

莫斯科科尔什剧院的老板约契诃夫写剧本，并希望是部喜剧。（在大众当中，契诃夫的名字首先意味着一位幽默小说作家，人们还没有习惯他用温柔严肃的笔调写作，这种笔调，是在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之后成型的。）然而，契诃夫却写了《伊凡诺夫》，也就是说，全然不同的一样东西。他说：“当代剧作家只会在他们的剧本里填塞天使、恶棍和小丑们。我要与众不同。我不要单单塑造一个坏蛋，抑或一个天使……我不会指责任何人，也不袒护任何人……”

在俄罗斯，剧院也未能逃脱狂热的道德教化。人们乐于为那些善良、忠诚、坚毅、正直的人物鼓掌。俄罗斯的资产阶级在聆听关于自由、人类尊严和人民幸福的高尚演说中找到极大的满足感。而他们本人却可以不必受良心的检验，可以继续随心所欲地生活，生活在懒惰、冷漠、自私自利和斤斤计较当中。他们也想象自己抨击当权者，开罪政府，从中得到许多无伤大雅的快感。戏剧的观众从来不喜欢真实，而真实，正是年轻的契诃夫试图向他们展现的。

伊凡诺夫的婚姻很不幸：他娶了一个既不属于他的种族、也不属于他的阶层的女人。他想要当一个英雄，以一敌百地搏斗。他努力地使自己更宽宏，更善良，更无私，他不允许人性的弱点将自己的灵魂变得平庸。五年过去了。他不再爱他的妻子。她患了肺病。她快要死了。得知此事，他感到“既没有爱，也没有怜悯，而是一种空虚，一种疲惫。”他抛弃她，背叛她，侮辱她。他对不幸的萨拉的死负有责任。人们讨厌他，蔑视他，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很真诚。他造成了他人和自己的痛苦，可是……“如果说他是有罪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罪”，“那些像伊凡诺夫这样的人无法将问题解决，却被重负所压倒了……”

自从亚历山大·契诃夫写给弟弟安东的信发表后，我们不由会觉得，伊凡诺夫这个人物有一点像亚历山大，他们的通信向我们勾勒出了他历经坎坷的一生。亚历山大曾是一个出众、聪明的少年。毋庸置疑，在他风华正茂之际，他在契诃夫的眼中曾享有多大的威望。他有灵魂，有智慧。后来的他怎么了呢？他的人生从一场荒谬的私情开始。他做梦也想不出有什么能比他的生活更混乱更可悲了。亚历山大身无分文；他得担负家庭；他必须养活自己的孩子和妻子带来的前夫之子。他结过两次婚。在这两次婚姻中，既没有爱情，也没有理性的存在，只是一种奇怪的感情，混杂着慷慨、幻觉和性格的懦弱。在这两次婚姻中，他都是一个遭人厌恶、酗酒、负债累累的丈夫。他“拯救”了那些不幸的轻佻女人，但他却无法忍受她们。但是，亚历山大是值得同情的。安东对他的审视是严厉的，却也为他惋惜。在《伊凡诺夫》一段著名的独白中（“不要娶犹太女人、疯女人和才女……不要把自己卷入战争，单枪匹马抵挡千万大军，不要和风车搏斗，不要拿脑袋去撞墙。”），我们可以看出它投射了安东对哥哥建议，他的建议沉稳、谨慎、克制，而且悦耳。

但《伊凡诺夫》的意义，在于主人公身上具有这个民族和这个时代的特征。他的缺点和他的痛苦是属于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人的斗志有一种独特的性质：它很快就被厌倦代替了。男人总是踌躇满志，一离开学校的板凳，就想担当起超过自己能力的重负来……但当他们一到三十岁、三十五岁，就开始觉得疲倦和无聊……”（致苏沃林的信，一八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的确，他想到了亚历山大，也想到了尼古拉，他那有着真正的天才却被荒诞的生活所毁掉的哥哥。（尼古拉和一个妓女生活在一起，成日喝酒，而且也死于结核病。）在舞台上，伊凡诺夫自杀了。在生活中，尼古拉三十一岁就死了。亚历山大活了下来，他成了苏沃林的一个小雇员，安定了，但从不知何谓幸福。他道德的败落、对利益骇人的计较、各种各样的失败、他的乖戾、他的不满，也许比早亡更具悲剧性。而许多看了《伊凡诺夫》的人，都从中看到了自己（别忘了，契诃夫赋予主人公一个在俄罗斯非常常见的姓氏，就如同法国的杜朗，他正是打算借此凸显这种普遍的性格特质）。

自然地，此剧遭到了观众的激烈抵抗。这或多——或少——是一次失败；这是一场公愤。契诃夫的家人们坐在剧场包厢里，心惊胆战地等待着。作者自己，则深深藏在后台一个小化妆间里，像犯人关在牢房中。演员表演得很糟糕：他们只排练过四次。安东的妹妹看到半途就昏厥过去了。“我很平静。”契诃夫说。这种漠然，就像是一个遇到一场铁路事故的人，没有受伤，继续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继续机械地向前走。布幕后面，演员们感动了，画着十字，用浓艳的嘴唇低声发出无用的鼓励和最后的——徒劳的建议。

前三幕就这么演下来了。但接着！就连负责提示台词的人，在他三十二年剧场经验里，也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人们尖叫，高喊，击掌，吹口哨。幕间餐时都快大打出手起来。在后排过道上，大学生们几乎要把人从楼上推下来，其中有两个还被警察拖了出去。”（致亚历山大的信，莫斯科，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最后的情形令作者感到一丝安慰，但他若是对自己剧本的成功保存了几分幻想，第二天出现在报纸上的评论还是给了他当头棒喝：“我们从没指望契诃夫先生能拿出什么大作来，但我们从不敢想象，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竟然敢向观众展示这样厚颜无耻、令人发指的东西。”“这部剧多么伤风败俗！昏昏欲睡、无动于衷的观众怎么可能平静地听完这些废话！”

所有的评论都对契诃夫很严酷。在他写作生涯一开始，人们就预言他有一天会醉醺醺地死在某个门廊下，这很伤他的心。他们对《伊凡诺夫》的评价的确令他不舒服，但比起前面这些攻击，触动还不算太大，因为不管怎么说，他的工作是写小说，戏剧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接下来的几篇小说都大受欢迎，《灯火》《命名日》《恐惧》，等等。一八八八年，他被授予一项文学奖（普希金奖的半数奖金），并开始在他那个时代的文学界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他的短篇小说，比之他年轻时候的作品，多了几分严肃的味道。所有的朋友都向他道贺。他终于明白：作家的角色是多么重要，什么是他的职责，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有着苦难命运的国度，一切创造所产生的意义该是多么巨大。他是被托尔斯泰影响了？太好了。他几乎不再允许自己在作品里逗乐了？那多好！从文学成功的角度来看，哭比笑更有价值。但是，在契诃夫的内心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自由，某种细微精妙、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且又生机勃勃的东西，没有任何人能够抑制。他自己也意识到了：“我总是感到，我欺骗了人们，”他说，“以我太过愉快或太过严肃的面容。”

这个热心助人的契诃夫，可以为朋友赴汤蹈火，内心里，却能够对他们置若罔闻；这个性格爽朗直率的契诃夫，却曾秘密地保存并销毁了自己以温柔的爱意创作出来的一部长篇小说，没有任何人读过一行字；这个腼腆谦逊、被全俄罗斯请求变得严肃的契诃夫，也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一言不发，写了一出滑稽剧《熊》。（“要是他们知道我写了一出滑稽剧，真见鬼！”）

当正剧《伊凡诺夫》惨遭挫败，这部滑稽剧却在同一个科尔什剧场的舞台上取得成功。在物质上，这个成功如此巨大，以致让契诃夫生平第一次享受到几个月甚至是一年时间的休息，而不需要担忧金钱。

二十

过了些时日，《伊凡诺夫》被请到彼得堡上演。观众们来了个无法解释的大逆转，这出在去年惨败的戏剧，如今却受到了狂热的欢迎。

“我的《伊凡诺夫》继续取得巨大的、非凡的成功。在彼得堡，此时有两个时代英雄：一个是谢米格拉茨基的《芙丽涅》，全裸的；另一个就是我，穿着衣服的。”（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

戏剧上的成功多少令人陶醉。契诃夫开始喜欢上舞台后台的气氛。复活节之夜，他整个晚上都是与醉醺醺的演员们度过的。他自己也喝酒。他在几天后（一八八九年三月五日）记录道，他去过茨冈人[2]的住处，这大概算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比较令人吃惊的事了。“她们的歌唱得极好，这些野性未驯的生灵……她们的歌声就仿佛是在强烈的暴风雨中，一列火车从高处坠入山谷所发出的爆裂声……”

夏初，和往常一样，整家人出发去乡下。契诃夫很少与家人分离。他习惯他们就像习惯了头盖骨上的隆凸，或是像习惯了一件行李，他这样说。但这件行李的代价不小。他必须写作，为了养活这些人而写作。然而，苏沃林对亚历山大说：

“为什么你弟弟这样拼命地写作？这样太伤身体了。”

而年迈的格利果罗维奇，那位有着长长白发和银色胡须，有着天真愉快、纯洁高贵的神情的老顽童（上年纪的知识分子都特别陶醉于被说成天真），将双手举向天空：“别再让他这样写了！是为了赚钱吗？过去，我们写作可不是为了钱！”

可爱的格利果罗维奇！契诃夫很爱他，但不像以前那么崇拜他。他笑笑，任他说去。“爸爸妈妈需要吃饭。”他认命地拖着整个家庭。连续三个夏天，契诃夫一家都住在巴布基诺。如今，他在乌克兰租了一处小房子——一百卢布一季度。这是建在弃园深处的一座小楼，一条宽阔深沉的河流从旁边经过。每逢节日，乌克兰的农民拉着小提琴，乘船顺流而下。地主们住在大宅子里。有一位母亲，是位和善且有教养的老妇人，阅读绍宾诺，并且崇拜契诃夫。她的大女儿失明了，脑里长了个瘤，知道死亡是注定的，并且近在咫尺。

“我是医生，”契诃夫说，“习惯了垂死的人。当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就在我面前说话，笑或者哭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距离感。但是，在这里，当我看见一个盲女在天台上聆听着我写的书，或是嬉笑打闹的时候，我开始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在于这个女子将要死去，而是在于，我们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死亡，我们还在写书，仿佛我们不必面对死亡似的。”

二女儿腼腆、温柔、安静。这两个女儿都是学医的。第三个女儿还很年轻，身体强健，皮肤晒成褐色，很喜欢笑。她在自己的土地上办了一间学校，在乌克兰的小农当中被当作克雷洛夫寓言。还有两个男孩，其中一个是天才的钢琴少年。

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乡间贵族通常都是些在精神、道德上非常纯洁而高贵的人：他们有教养有文化，公平无私，他们只有在庄严刻苦、清明澄净的气氛中才会感到舒适，就如同山里人要在高山上才觉得呼吸顺畅。音乐、阅读、充实深刻的交谈、爱情的理想，这便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热爱大自然，热爱艺术；他们热情好客、和善可亲、天真淳朴、一片诚挚。在他们的周围，苦难、罪恶和腐败肆虐，他们为之悲叹，为之难过，但他们没有力量对外部的世界做出哪怕一丁点的改变。他们在温和的惰怠，优雅的屈从，以及着手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办学校或者医院，教育儿童——当中哀叹和等待着一个更好的时代。别的一些什么总会到来……满怀美好的愿望，带着高贵的头衔，在日益衰微的土地上生活着，这些人身上的纯正、感伤和懦弱，都深深吸引着契诃夫。最首要的是，他喜爱他们生活的环境：亲近自然的大园子，椴树小径，池塘，主人家简洁优雅的美丽房子，几乎没有装饰的白色房间，小提琴和钢琴的声音在夜晚从敞开的窗户逸出，黄昏时分坐在门前台阶上长聊。对于住在城市的契诃夫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对于曾是平民的他而言，这一切是那么动人心弦。像屠格涅夫一样，他很懂得描述乡村贵族的生活，在他作品的许多篇幅中，都回荡着近乎先知的语调。他向我们描绘的是一个没落的群体，他们是一批被判了刑的人。但首先令他着迷的，还是大自然。

一八八八年五月十日，苏梅，哈尔科夫首府，林特瓦列夫领地：

“在小河边的草丛中，某个地方，有一种神秘的鸟儿在叫，它很难被发现，当地人把它叫做‘公牛’。它的叫声就像被关禁闭的母牛，或是能把死人都唤醒的小喇叭……蚊子是红棕色的，很毒。沼泽和池塘冒着热气……”

然而：

“在夜晚的寂静中我们听到的是怎样的天籁，干草堆清新的气息又是怎样沁人心脾……斯马金家（他们是林特瓦列夫家的远房亲戚）的产业陈旧破落、死气沉沉，宛若一张陈年蜘蛛网。房屋下沉，房门不关，从门板的缝隙中冒出樱桃树和李子树的嫩芽。在我睡的房间里，在窗户和百叶窗帘之间，夜莺在那里筑巢……”

在那个时期，契诃夫的生活中有不少女性朋友。这些可爱而认真的女人爱慕他，向他流露近乎母性的温柔，同时，又极爱卖弄风情，总是闹闹情绪，而作为作家的契诃夫极度保护个人的心灵自由，契诃夫怎么说来着，个人？他是那么私人、内敛、腼腆，令那些与他相处的女人们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动荡不定、遍布陷阱的土地上。所有的英雄都抵抗爱情，或者不愿交付全部身心去爱，契诃夫就有点像这一类人。

在乌克兰度过的第一个夏天，整个儿是那么的可爱。这一年他写给朋友们的信件里，洋溢着优美、俏皮、轻快和童趣。初秋伊始，他到苏沃林在克里米亚的家小住数日，环游黑海和里海。他快乐、幸运；他天真烂漫地享受着成功。

一八八九年年初，生活就因为尼古拉的病而暗淡了下来。长久以来，尼古拉的健康一直都令家人忧心忡忡。契诃夫无法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他的兄弟将死于肺结核。他此时在为自己荒谬的人生付出代价：少年时代的天寒地冻、衣不遮体；穿着破洞的靴子在雪地里奔跑；沉迷酒精；声名狼藉的私生活。“画家的景况恶劣。白天很热。他喝大量的牛奶，但是体温还是那个样子；他日渐消瘦。咳嗽不给他半点喘息的机会。他躺在卧房里，只出去半个小时，动不动就睡着，但在昏睡中也剧烈地咳嗽。”（一八八九年六月四日）大限临近。作为医生的契诃夫，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令人惊慌的、与尼古拉的病症相似的征兆。他第二次咳血，非常剧烈，这是在一八八六年。“每个冬天、秋天和春天，每个潮湿的夏日，我都会咳嗽。但是只有见到血的时候，我感到害怕了。”（给苏沃林的信，一八八八年十月十四日）然而，他还是没有顾及到调养身体，改变生活。他怀着深刻的同情，看着尼古拉病入膏肓。他深爱这个哥哥，并了解他身上巨大的才华。这逝去的才华，尤其令他叹惋。

六月，亚历山大来了，契诃夫想趁此机会休息几日。他渴望跟朋友回斯马金的庄园，回到那个去年曾给他带来无限快乐的庄园去。他想再度躺在那间有燕子衔泥砌巢的房间，看野生的樱桃树枝从地板抽出。但此刻，一切都不同了……半途中，天开始下雨。契诃夫和同伴到达斯马金庄园的时候，“是在半夜，全身潮湿，冻僵了，我们躺在冰冷的床上，在冷雨敲窗的声音中入睡。尽我的一生，我都不会忘记这条泥泞的道路、灰色的天空，以及树木上的树脂。清晨，一个农民给我们带来了一封湿透的电报：柯里亚去世了。”

他们立刻又出发了。在城里，他们必须停下来，等待从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的火车。无所事事的契诃夫只好在阴暗寒冷、荒无人烟的马路上游荡。他走进市政公园，倚在一面墙下。这是剧院的外墙，可以听到演员们在表演，他们在排练音乐戏剧。几个星期前，他曾梦见自己获得一枚奖章（斯坦尼斯拉夫三级勋章）：

“这是你期待的十字勋章，安托沙。”母亲说。

就像所有俄罗斯民族的母亲，她能够读懂纸牌，解释预兆，猜测梦境：

“它是一个十字架，一份苦难……”

第二天，他回到了家。下葬的经过使他稍稍平息下来。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可怜的尼古拉，他的兄弟和朋友们将他的棺材一直护送到村里的墓地。“远远地，可以看见原野中的十字架。仿佛在说，他（尼古拉）将在那里安眠。”

二十一

尼古拉死后，契诃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逃离家庭，逃离丧事的记忆。但是，它们一直纠缠着他。而且，在文学上，他也一直无法逃脱阴郁低沉的忧虑。几年来，他竭力忍受着托尔斯泰的影响。这里指的不是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而是作为理论家、悲观主义者的托尔斯泰，他从一切事物的本质上看到死亡，怀着绝望的真挚，努力想弄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教育人要忘记自身，把全部生命奉献给苦难的人类。在一系列的作品中，《勇敢的人》和《在路上》（1886），《乞丐》（1887），《相遇》（1887），尤其是《没有意思的故事》（1889），这种影响占据了优势的、独特的地位，对契诃夫的艺术产生了最糟糕的作用。这是他在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不是自己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没有意思的故事》很像《伊凡·伊里奇之死》，不过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托尔斯泰充分地达到了写作目的，而契诃夫却是部分失败的。伊凡·伊里奇是个普通人，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与死亡面对面。在死亡的映照下，他凝神回思流逝的岁月，发现它们的徒劳无益和悲剧性的空虚。没有爱，没有高尚的思想，连罪恶的激情和灼热的欲望也缺乏，他活过，但没有生活过。读伊凡·伊里奇的故事，不可能不为人类的生存状况而感到恐怖的战栗。契诃夫还想比托尔斯泰走得更远。他的主人公是一位赫赫有名、受人崇敬的教授。衰老与疾病一起来临；死亡逼近。所有他曾经钟爱的东西，都令他感到厌倦、虚伪、反感。他的妻子、他的女儿，曾经是他那么温柔地爱着的人，如今却只能唤起他的冷漠和厌恶。他收养过一个孤儿，卡提亚，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孩子。他对他的爱中并非全是慈父之爱，更不是稍纵即逝的爱。他想让这个孩子幸福，帮助他生活，教给他真理，但他却无能为力。他活得没有目的，没有信仰，没有真切的生活欲望，他是人类中最无用的一种人。可惜，他没能打动我们。托尔斯泰怀着无比的热情爱着生活、肉欲与爱情，他既诅咒，也感恩。人们同情伊凡·伊里奇，因为他浪费了生命——这场最美妙最独特的奇遇，而老教授则似乎始终存在于抽象中。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具没有灵魂的机械。他要死了吗？和我们有什么相干！人们会说：那是他自作自受。而伊凡·伊里奇则震撼了我们，感动了我们，他与我们相似。老教授对我们而言只是陌生人。

是的，这几年间，契诃夫模仿伟大的托尔斯泰，并没有获得任何成功。这两位作家天性的天壤之别是难以想象的。托尔斯泰充满激情与执拗的崇高；契诃夫则对一切都抱有怀疑和冷漠。一个像火焰一样燃烧；另一个则用清冷温柔的光点亮外部的世界。

大庄园主托尔斯泰将芸芸众生理想化了；而平民契诃夫，则忍受着这些卑微的人儿太多的粗俗与卑怯，以致对他们只剩得一份清醒的同情。托尔斯泰蔑视优雅、奢华、科学和艺术。但契诃夫则爱着这一切。托尔斯泰憎恨女人和情欲，因为他天生的激情和充沛的精力令他难以克制自己。而纤弱的契诃夫则不能理解罪孽的重要性，因为这种罪孽感，根本就从未产生在他的本性深处。但是也许，他们之间不可填补的鸿沟，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托尔斯泰是一个教徒，而契诃夫不是。一个有着痛苦的信仰；另一个则有着冷静的怀疑。托尔斯泰公开表明绝望，而契诃夫则自诩乐观主义者，但事实上，几年之后，当契诃夫说到这位师长：“我不相信他曾有过不幸。”他是有道理的。

托尔斯泰所经历的幸福，大概是契诃夫从不会体验到的，但托尔斯泰永远都得不到满足。他总是不停地追寻着某种人世间所无法找到的东西，他又总是害怕全然弃绝欢乐与忧伤。他强壮有力的身体、坚定有力的性格，把痛苦扩大十倍，也将欢乐扩大了十倍。然而，托尔斯泰作为个人所爱着的，却在作为作家时劝别人放弃，他教导说，人应该不需要通过土地、空间、自由或是人类的爱去寻找自己的灵魂，而应该超越一切，无欲无求。而患着肺病、日益衰老的契诃夫，在这个世界上本就两手空空的契诃夫，一开始还是羞怯地，而后则是激烈地提出了抗议：

“只有死人才什么都不需要。活着的时候，就要全部，要整个人间……上帝创造了人类就是为了让他生活，为了让他知道欢乐、焦虑和不幸……而你若无所欲求，你就不曾活过，你就是一块石头……”（《在流放地》）。

可是，在一八八九年，疲惫、灰心、不安、失望的契诃夫，还没有从托尔斯泰主义中解脱出来。这段时期的作品是他写作生涯中最苍白、最没有说服力的。

二十二

哥哥尼古拉去世后的夏天，契诃夫出发前往萨哈林岛。他周围的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要进行这样一场艰巨、另类的旅行。在那个年代，西伯利亚大铁路还不存在。他不得不买一辆汽车，租几匹马，穿越这片气候严酷、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忍受着天寒地冻，忍受着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匮乏，忍受着身体的疲惫，所有这些，是为了抵达什么呢？萨哈林岛，一座被罚入地狱的岛屿，一个苦役犯的监狱，一片世上最恶劣最匮乏的土地。

当被问及这次旅行的理由时，契诃夫这样回答道：

“我想要生活，在这半年中，我感到自己此前从未生活过。”

他打算在萨哈林停留两个月，而后经由长崎、上海、马尼拉、新加坡、科伦坡、塞得港和君士坦丁堡返回欧洲。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出生于塔甘罗格，十年来不得不局限于同家人在乌克兰或莫斯科郊区度假的人，这些地名对他的心灵和想象力产生了多么大诱惑！但对这个家庭，契诃夫并不是恼火地想要逃离。主要是，他觉得这场旅行对于他返回后要写的书将非常有用。大家都批评俄国的监狱体系，但是谁曾下过功夫去研究过它的缺陷，并给出改善的建议呢？没有人。然而，西伯利亚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俄国最阴沉、最灰暗的现实。“正如土耳其人回到麦加，我们也应该去拜谒西伯利亚。”契诃夫如是说。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在那里受苦，在那里死去。作家觉得，人们不能闭上双眼，不能绕过“这片泪的海洋，这片痛苦不堪重负之地”。返回后，他非常审慎、非常冷静地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也许，多亏有他，这种非人道的制度才能够得到一些改善。而且，他总是热爱改变，热爱崭新而浓烈的印象。毫无疑问，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时日无多。那么至少，应该让生活被感受与景象所丰盈。他在一八九〇年的夏初出发。

这条路似乎没有尽头。他之前没有想到它会是那样令人厌倦。从秋明到伊尔库茨克，他在一片酷寒的天地中行进了三千俄里。正当五月，但天空还在飘雪。不幸的是，河面上的冰层正在消融。一年中的这个时节，河水漫溢，淹没原野。

“货真价实的埃及式水灾”，契诃夫这样写道。水漫道路。时不时地，他就得放弃汽车，改乘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被淹没的小船。“一连几日，成天地坐在岸边，冒着雨水和冷风，等待，等待……”然而，河面上“漂浮着一块块的冰……水流动荡不安……发出奇怪的声响，仿佛有谁在河水深处钉棺材。”

河流给契诃夫带来噩梦。

从托木斯克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天不再下雪，然而北方恶劣的泥泞，使得道路淤陷，车轴断裂，马匹滑倒。食物难吃而且紧缺。“俄罗斯人像猪一样懒（给玛丽·契诃夫的信，一八九〇年六月十三日，贝加尔湖畔），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吃肉不吃鱼，他会解释说是因为缺乏运输条件，等等理由……然而，伏特加却能出现在哪怕是最偏僻的乡村，而且数量绝对让人满意……照理说，吃肉吃鱼是远比喝伏特加来得容易的事，因为伏特加昂贵得多，而且运输起来更困难。可是不！看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畅饮这生命之水，而非花费功夫在贝加尔湖上钓鱼。”契诃夫他们既没有床睡，也没法洗澡，没法换衣服。

过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后，冬天结束了。而契诃夫也将要开始忍受炎热、干渴、尘土和蚊虫。不过，泰加森林，“没有尽头的森林”，是一个美妙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它的边境在哪里。树木覆盖了数俄里。有时，拉普兰人会驾着驯鹿套车，穿过整片森林，到村子上去买面包。他们发现了森林中的小径，但并不知它们通向何方。也许通往一家地下烧酒铺，抑或通往一处逃犯的临时营地？被当地人称为“海”的贝加尔湖无比宽广，有着绿松石般的色泽，它是如此清澈透明，能让人看到骇人的深渊尽处，那些岩石，那些山岳。至于其他，“西伯利亚的景观与整个俄罗斯的大自然（在外表上）并无多大区别……整个儿都是那么单调无聊。”

不过，契诃夫对于能够有惊无险地抵达这么遥远的地方，感到一种天真的骄傲。他身体状况很好，而且在全部行李中，只遗失过一把小折刀。据说丢小折刀的那个地区，每天都有逃犯袭击旅人。不过，这只是一个传说：“这事的确曾经发生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前了……现在，一把左轮手枪都是件完全无用的东西。”“我仿佛刚刚通过考核。”契诃夫总结道。

他终于来到了阴沉的萨哈林。当地的官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允许他参观监狱，和苦役犯谈话，“当然，前提是，不要和那些政治犯有牵连”。这是不言而喻的。

契诃夫考察全岛，深入苦役犯的监狱，看到了他们潮湿简陋的房屋，屋子的墙面上蠢动着虱子臭虫，一块木板上躺着被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们。他钻进枞木屋，那里一贫如洗，脏乱不堪，同居着苦役犯和他们的妻子、孩子，那些女人从俄罗斯来到这里，只得靠卖淫为生。俄罗斯人、鞑鞳人、犹太人、波兰人，各种种族，各种宗教，都聚集在那里。有很多犯罪的人，也有很多无辜的人。一些疯子，一些酒鬼，某天因为喝醉了酒或是气得失去理智，就做出烧杀抢掠的事情，而他们如今已根本想不起自己在偿还的是什么罪过了。

终于，契诃夫认识了那些看守。有的是愚昧鲁莽的人，有的是些虐待狂。通常，最坏的情况，是那种优秀的、怀着一腔热忱的人，却对他们的同胞爱莫能助。契诃夫目睹了死刑和种种酷刑，他们对犯人的每一个微小的错误，都要施行鞭笞。在西伯利亚，在萨哈林岛，如此决绝地洒下疯狂、暴戾、仇恨和死亡的种子，不出三十年，必将酿成可怖的恶果。

在他回来后所写的旅行手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契诃夫在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以医生般的清醒冷静，去讲述所有的暴行惨状。他用节制、谨慎的语言表述出来。这是他说到岛上孩子的片段：

“孩子们用冷漠的目光看着那些戴镣铐的囚犯……他们玩士兵和囚犯的游戏……萨哈林岛的孩子们谈论的是流浪者、荆条……他们知道什么是刽子手……”

一天，契诃夫钻进一间枞木屋，屋里只有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对话开始了：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他回答。

“怎么会？你和你爸爸住在一起，却不知道他叫什么？这怎么可以？”

“那不是我的亲爸爸。”

“什么意思？那不是你的亲爸爸？”

“是我妈的情人。”

“你妈妈结了婚，还是守寡？”

“守寡。她来这儿就是因为她丈夫。”

“这是怎么回事：来这儿是因为她丈夫？”

“她杀了他。”

“你还记得你父亲吗？”

“我不记得了。我是个杂种。”

他们鞭打老人、女人甚至孕妇。处罚是骇人的，但渐渐地，他们也就习惯了，有些犯人在惩罚之下练就了铁石心肠，当看到同伴疯了或是死了，也感觉不到多少痛苦。契诃夫目睹了这些场景后，一连三夜都无法入眠。他希望以最平静、不带偏激的方式描绘这些酷刑，首先撞击读者的心灵，激起他们的愤慨，站起来强烈反对刽子手。然而，大众阅读之后，只稍许战栗，就顷刻忘记自己读过些什么了。

契诃夫可以讲述旅行，讲述疲倦，讲述无眠的夜，但所有这些，对人类的苦难，仍无能为力。让一个作家像托尔斯泰所要求的那样去“服务”是很困难的。契诃夫最终明确了这一点。从此，他要将自己限定于目击者的角色。他一直这样认为：“在写盗马贼时，没有必要也写上：偷马是不对的。”此刻，他确信无疑。

在西伯利亚旅行期间，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很不错。但在回程的路上，他受了风寒，回到莫斯科时还在生病：“此刻我在咳嗽，不停的擤鼻涕，晚上，我感觉自己在发烧。得养一养了。”（给舍格洛夫的信，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十日，莫斯科）他对自己感到满意：他完成了自己最华丽的心愿，踏出俄罗斯的疆土，远离欧洲旅行。“我感谢上帝，”他说，“他给予我力量和才能实现这场旅行……我有了很多见闻，很多感受，对于我，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和有趣……”“我很快乐，很充实，”他还写道，“中了魔法似的高兴，以至于不再渴望其他。如果我患了瘫痪症，或是被痢疾草草地送去另一个世界，我也无怨无悔。我能够说：我生活过！……我到过地狱（萨哈林岛）也去过天堂，锡兰岛。”

这场旅行也为我们带来了美妙的手记。其中最美的，也许要数《在流放地》（苦役犯、夜晚、水岸）和《古谢夫》，一部杰作（写海上一名士兵的死）。在故事的开始，我们就发现，其中隐约呈现出契诃夫在给苏沃林的信中（莫斯科，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九日）所留下的记忆：“在前往新加坡途中，两具尸体被投进大海。眼见着被帆布包裹起来的死尸旋转着落入水中，想到通往大海深处该有多少古里的距离，我们开始感到恐惧，仿佛自己也将这样死去，也将被抛入大海……”

到达日本时，霍乱爆发。契诃夫只得中途靠港，转从香港、新加坡和印度返回：

“……我对新加坡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当我经过那里时，不知何故，我正沉浸在悲伤中。我几乎落了泪。然后是锡兰，那里是天堂。在那人间天堂，我饱览了棕榈树森林和古铜色肌肤的女人。等到我有了孩子，我一定要骄傲地对他们说：‘小兔崽子们，在我盛年的时候，我可是跟一个黑眼睛的印度女人发生过关系呢……在哪里？在结满椰果的森林中，在皎洁的月光下……’”

“世界是美丽的。只有一样东西是丑恶的：我们。”

语气中混合着玩笑、伤感和平静的失望，这就是契诃夫——在他的手记，他的信件，也许，也在他的灵魂中：他的口吻令人难以忘怀。

他没法再继续闲着，此刻他已尝到过长途旅行的乐趣。不过，他知道自己病了。可在一八九一年春天，他还是伴随他的编辑朋友苏沃林出国旅行。他走访了维也纳、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和巴黎。他还从未到过欧罗巴。起先，一切都令他愉悦，令他兴奋：“维也纳的房屋有六七层楼高，商店中可以看到令人惊叹的青铜器、瓷器、皮革……女人们美丽又优雅……”“威尼斯是我今生所见过的最美的一座城……夜晚，若不是习惯了这里，真可以这样死去……泛着轻舟……空气温柔宁静，星光满天……一个贫穷、羞怯的俄罗斯人，在这样一个美丽、富饶而自由的世界，真的太容易意乱神迷。真想永远地停留在这里。当我们站在教堂门口，听着管风琴的奏鸣，真会愿意变成一名天主教徒……想哭，因为在所有的角落，都能听到美妙的音乐和歌声……”

然而，第二天，天下雨了。“美丽的威尼斯”不再那么“美丽”。从水面吹起的愁闷，令人“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尽快解救到有阳光的地方去。”

在罗马和佛罗伦萨，没完没了的博物馆令他感到厌倦和疲劳，他怀念起俄罗斯，怀念起一盘“燕麦汤”。和苏沃林的儿子在蒙特卡洛时，他想出自以为不会出错的赌法，即在每次输钱后都以双倍赌注再押，结果，自然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我的天，在长生花、棕榈树和佛手柑的花香弥漫中，这样的生活是多么可鄙，多么恶心。我爱奢华和富有，但这种赌盘上的奢华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富丽堂皇的厕所。”

总之，“罗马看上去像哈尔科夫，而那不勒斯很脏”。（给玛丽·契诃夫的信，那不勒斯，一八九一年四月）

不过，巴黎令他喜欢，法国人是“优秀的民族”，但他疲倦了，想回“家”。时不时地，他会希望变动，希望看到新的风景，就像对女人的渴望。但他很快就疲倦了。他要寻找新的东西，探索另一片天空。他随身带着一件小小的首饰，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对一个孤独者而言，整个世界就是一片沙漠。”

这片沙漠，他走到哪里都无法穿越，时而是东方，时而是意大利，当他在新加坡或是威尼斯时，他又会沉痛地怀想起自己咳血的莫斯科。他老了。

二十三

契诃夫写作时总在与时间赛跑；他的稿子必须在与编辑定下的日期之前上交，他总是那样一丝不苟，所以从未失约。不惜一切代价在固定日期截稿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由于这个原因，”他说，“开头总是满当当的许诺，仿佛我要写的是长篇小说，中段便变得皱巴巴怯生生，到结尾……烟花一场。”

作家的整个人生也仿佛是“契诃夫式”的写作。充满表演、舞台和多彩经历的童年与少年，而后的青年时代，命运加快脚步，成功与失败纷至沓来。数不清的工作、疾病、旅行、葬礼、爱情。他的一生本该继续下去，漫长而丰盛，然而一切都在飞逝，仿佛有人宣读出这样一句契诃夫经常听到的话：“作品必须在这个日期前完成……”人生的书页上已经写下这个词：完。

二十四

俄罗斯的评论家们想讨好契诃夫，便将他的小说与莫泊桑的相提并论。莫泊桑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尽管他在今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故事通常都太像完美的机械；而契诃夫的小说却是鲜活真切的，带着活生生的人都会具有的缺陷和优点：人性化的不完美，和生活中的神秘颤动。

爱德蒙·雅路曾精准地指出，莫泊桑最好的小说的败笔之处，就在于它们牵强的特性，即竭力想达到某个顶峰，实现某种效果。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像一支箭似的直插入读者脑海的意象中。而契诃夫则渴望营造出音乐流淌般的感受。他小说结尾，或多或少，都带有清亮悠远的回声。

莫泊桑、梅里美以及别的一些作家，都在他们的短篇小说中突出一个情节，一个独立的事件。繁多的人物和场景，那是留给长篇小说的。这样看似很符合逻辑，但事实上，和大多数艺术规则一样，这种规则也具有任意性。当我们在一部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中凸显一个主人公或一个事件时，我们其实会把故事变得贫乏；而现实中的复杂、美丽和深刻，却建立在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此在到彼在，从欢乐到痛苦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

契诃夫努力把许多人类体验包含在短短几页纸的篇幅中。例如，《长舌妇》就讲了一个关于传奇艳遇的故事，这段传奇本身就具有意味深长的悲剧色彩。一个商人偶然在一家小旅馆门前歇脚，讲起从前有一个爱他的女人如何被爱情推向犯罪。商人和农民之间的谈话结束了。他离开了。那些妇人再也没有见到他，但他说过的话，却照亮了至今为止一直掩埋在她们幽暗的心底深处的东西：激情、仇恨、绝望。商人的爱情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它连通着所有的爱情与艳遇；人世间的每一样东西都在影响着自身周围的一切。

《出差》整篇讲述的是一个在枞木屋中，在一个自杀者的尸体旁边度过的夜晚，而一群朋友这一整夜里都聚在舒适温暖的房间里，窗外是狂风暴雪。读者会感到自己身处两扇门之间：一扇通往欢乐无忧的世界，一扇通往肮脏可怖的天地。没有指责，没有歌颂。就是这样，这就是全部，这就是真实。

再说到《大学生》。春天的夜晚，一个年轻人在篝火旁取暖时，向两个农妇讲述耶稣的死。之后，他们分别了。这个故事给人留下的印象犹如音乐的和弦，如此温柔，如此纯净。我们隐约看见了大学生的生活，两位可怜妇人的生活，我们也听见了，恍如回声一般，穿过世世代代，来自千年之前的喧嚣。不到三页纸的故事，却产生出比长篇小说更丰富的意义和共振。

然而，当契诃夫要把某个人物从芸芸众生中挑出来写时，他从不是选择向我们讲起这个人物的某一起生活变故。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就以无与伦比的手法模仿了这个榜样。毫无疑问，是契诃夫教给了她这个秘诀：选择日常的生活，普普通通，没有特例。

《万卡》讲的是一个小小鞋匠学徒给他乡下的爷爷写信。这一天对于万卡来说与其他日子没有什么不同，既没有更幸福，也没有更不幸，但也许正因如此，才深深地将我们打动。令人赞赏的《哀伤》就是如此。一个马车夫失去了儿子。他无法向任何人倾诉丧子之痛，最后只得说给他的马听。没有大事发生，甚至没有最小的事件，只是一场可怕的命运。

现实中（除了一些特殊时刻之外）鲜有大事。读者正是在这些平凡庸碌的生活，单调平淡的日子中看到了他自己。他认出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因为若真有变故加身，那个主人公往往不会是他。也许，真实的他，就只是在平静和无聊之中度过。

总之，即使契诃夫只用半页纸来写他的人物，也能够成功地让我们感受到人物的内在。莫泊桑和梅里美则向我们描绘人物的激情和特征，且满足于此。

让我们回忆一下《项链》中的女主人公。一个爱慕虚荣的小妇人，就这样。现在再看看法尔康，一个有荣誉感的科西嘉人。除了这样，也就没有别的什么了。相反，在契诃夫写的盗马贼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复杂、多彩、深沉的内心世界（《贼》）。

描绘起农民或流浪者质朴简单的性格，他的手法格外出色。但当他把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时，就没有那么成功了。这时，他的故事背景就不再那么令人惊奇，不再对我们产生那么大的诱惑。《没有意思的故事》《决斗》《邻居》里的人物就是一些有教养有文化的男男女女。他们的交谈往往流于肤浅，他们的欲望和梦想只是虚构，不切实际。契诃夫缺乏托尔斯泰所具有的那份极高的天赋：从特殊中发现寻常。当契诃夫描写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物时，他会感到一种胆怯；托尔斯泰无可比拟的宽裕自如正是契诃夫所缺乏的。

契诃夫的小说是悲伤的。它们否认自己的悲观本质，因为小说中的一些主人公宣称：“两百年，三百年后，生活将会变得美好。”但当我们长时间地阅读契诃夫后，没有谁会不感到揪心。莫泊桑是悲观的。自然主义者用消极的目光看待生活。当我们把他们的这种人生观与契诃夫的相比较时，会发现它有些简单幼稚。莫泊桑的人物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贫穷、衰老或生病。他们绝望的理由都是外部的。而在契诃夫笔下，一个人痛苦的原因是，在他眼中，生活没有任何意义。

一位爱上他的女人问他：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他恹恹地回答：

“你问我生活是什么？这不就好比是问：胡萝卜是什么？胡萝卜就是胡萝卜，没别的。”

图赞巴赫也在《三姐妹》中这样说：

“一百万年以后，生活仍会是原来那样：恒久不变，永远如故；它遵循自己的法则，而这套法则与我们无关，或者说，至少我们永远也不会理解它。那些鸟儿，比方说鹳吧，它们飞呀飞，不管它们的头脑里飘忽着什么样的思想，高尚也罢，渺小也罢，它们总是飞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飞翔，要飞到哪儿去。不管它们当中出现什么样的哲学家，它们始终在飞，将来也还是飞；它们爱怎么谈哲学就怎么谈，只要它们仍在飞翔……”

玛莎：那么，这总归有个意义吧？

图赞巴赫：“意义……喏，天在下雪。这有什么意义吗？”

一种平静的幻灭感浸透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有的时候，它们还带有独特、清醒、温柔、安宁的语调。

契诃夫关心自己的作品在创作和文风上最微妙的细节。要想了解他在自我完善中付出的是多么艰辛的劳动，就该重读他最初的和最近这些年的文章：多么大的不同！在他生命的尽头，“他不是在写，而是在刻画他的小说”。尤其是，他不停地反思自己的艺术。他发乎本能地对之进行深思，倾注意志。他最首要探寻的是简洁。句子必须尽可能地简短，每个词都要充分达意，绝不多余。他说自己有一天曾在小学生的作业本上找到了最理想的描写：“大海很大。”那个孩子这样写道。作家承认，再没有比这更确切的表达。简洁、明了、节制，它们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富有启发，不加解释。说起故事来不拘形式，从容不迫。“本能告诉我，短篇小说的结尾应该在读者的脑海中着力浓缩出整部作品的印象。”

一个作家可能遇到的每一个困难，契诃夫都一一经历过。他曾被迫赶稿，匆促写作，然而他的小说却都是精美细致的杰作。“有一天，在我面前，”，马克西姆·高尔基写道，“托尔斯泰赞赏地说起契诃夫的一篇小说，我记得是《宝贝儿》。他说：‘这就像是贞洁的少女所刺绣的花边，在古时候，有那么一群做刺绣活的少女，她们就是这样劳作的……’托尔斯泰激动地说着，热泪盈眶。那一天，契诃夫感到骄傲。他坐在那里，双颊通红，低着头细心地擦拭着自己的夹鼻眼镜。他长时间地沉默着。终于，他吁了一口气，用低沉而羞怯的声音说：

‘这里头……还有些明显的错误……’”

提到契诃夫，总不免要绕回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因为她是他的精神继承人，在生命的尽头，她坚定地认为，一个作家在自我完善和道德提升中，也会完善和提升他的艺术。契诃夫从来没有做出如是的教诲，但他用整个人生为这一真理做出了最好的阐释。契诃夫作为一个人的品质——谦逊、正直、简朴，不懈努力去自律，去修身，去爱他人，去忍受病痛和忧虑，并且让自己尊严地、无所畏惧地等待死亡——都映照在作为作家的契诃夫的作品中。这个曾悲伤地断言生活无意义的人，却成功地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了无比美丽、无比深刻的意义。

二十五

契诃夫与他的编辑苏沃林结下友谊。这个苏沃林可是个奇怪的人物，他是那个时代最遭人厌恶的人之一，因为他是个反动派，尤其还是个机会主义者。然而，苏沃林值得一提的地方似乎并不仅止于他的声名。我们可以通过他留下的《回忆录》来评判他，在这部不是写给公众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他的一生，也不过是一系列的偶然。

阿列克谢·苏沃林和契诃夫一样出身平民，是农奴的子孙。他最初的职业是小学老师，在俄罗斯中部一座偏僻的乡村里教地理，一个月的工资是十四卢布六十戈比。他结了婚，有一个孩子。他想成为一名记者。因此他必须向莫斯科进发。于是，他为家人在距离首都十俄里的地方租了一间枞木屋。他的妻子进城是用步行的，为了不磨损靴子，她就把它们脱下拿在手上，光着脚走在尘土中。过了些时日，苏沃林想去彼得堡碰碰运气，他不得不向朋友借一件大衣出行。他在一家报社当编辑秘书。他做起事来干劲十足，也许，再加上擅于逢迎权贵且嗅觉灵敏，他很快就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日报《新时报》的社长，拥有最重要的几大出版社，最终，所有铁路干线边的报刊亭都掌控在他的手中，他从中获取了巨额利益。嫉妒他的人根据谢德林的一句话给他起了绰号叫“老爷贵干？”因为无论在什么事情上，他都努力迎合政府的观点，而政府也不停地用新的好处回报他。不过，在由苏维埃发行并传播到我们手上的报纸中，他利用报纸的篇幅表达自己对时局和当权者的真实看法，评价起来不留情面。契诃夫敬重他的文学品位、头脑和直觉，而他则毫无保留地欣赏契诃夫。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俩经常结伴旅行，他们对许多事物有着共同的偏好，比如书籍、钓鱼、戏剧，乃至墓地。

“今天，是圣周瞻礼七。我和契诃夫一起来到戈尔布诺夫墓前，打开悬在十字架上的提灯，取出蜡烛，将它点燃。我开口念道：‘耶稣基督复活，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见《苏沃林回忆录》）

如此这般为死者祈祷后，契诃夫和苏沃林继续穿过墓地。苏沃林注意到，这些坟墓距离涅瓦河非常之近：他，苏沃林，将来一定要葬在这里。

“我的灵魂，”他说，“他日将会逸出棺木，在地下一直走到河边，在那里，它将找到一条鱼，钻进它的体内，从此悠游而去。”

契诃夫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一边若有所思地抚摸自己花白的小胡子。这些年来他变了很多，老了很多。他的身子瘦削单薄，他的一双大手因为热病而干燥滚烫。他戴着一副夹鼻眼镜，皱纹爬上了疲倦的面庞。“他看上去，”库普林说，“像一个乡村医生或是外省小城里的小学教师……”第一眼见到他时，他显得平凡无奇，“但接下来，你就会发现一张最英俊、最精致、钟灵毓秀的面孔”。

契诃夫和苏沃林一起观看了加冕礼。“加冕礼的这些日子，”苏沃林在日记中用一种先知般的古怪口吻写道，“天气晴朗，阳光灼人。统治亦将如是灼人。它灼烧的是什么？谁在灼烧？”（《苏沃林回忆录》）

他们俩都有着对戏剧的热忱。苏沃林当年还是个剧作家。他有时会抱怨戏剧界，说那令他厌倦。然而，他还是补充道：

“可是我无法自拔。这其中总有着某种东西在吸引着我。”

至于契诃夫，在与演员们的频繁往来中，在舞台后台的烟尘中，他找到了自己身上始终缺乏的那种充满热情与生命的精神食粮。戏剧对于这两个朋友而言，是一份巨大的慰藉。

终于，这两人都遭遇到了人们投来的某种轻蔑目光：苏沃林被看作是恬不知耻的人，而契诃夫则被认为太过柔弱，不抱幻想。契诃夫东方之行归来，发现在他周围有一种古怪的气氛：“说不清的敌意……人们竞相请我吃饭，对我歌功颂德，而同时，他们也随时准备着把我吞噬。为什么？鬼知道。要是我用左轮手枪对准自己的脑门放一枪，我的朋友和仰慕者们十有八九都会从中得到巨大的快感。”

这种敌意的原因是多重的：人们爱契诃夫爱得太多了，他们自己都对这种爱感到了疲倦。人们嫉妒他：他如此年轻就得到了这般名望！有些批评家尖刻地指责他自诩天才，而其实不过是个“走了运的年轻文人”。

某些人对苏沃林滋生的仇恨也同时波及了契诃夫。四面八方的压力都在逼迫他们放弃这份友谊，但自然地，它坚持了下去。

这种来自公众和批评家们（契诃夫说后者“不是人类，而是一种霉”）的冷漠与不公正，这种孤独、不被理解的感受，最终使得作家成熟。他在精神上的独立变本加厉。他现在甚至起来反对托尔斯泰本人。杰出的《第六病室》诞生于一八九二年，那是标志着契诃夫完全抛弃托尔斯泰影响的时刻。他没有停止崇拜这位艺术家，他依然爱戴这个人，依然把他看作“最伟大的人物”。但他的心中已不再服从他了。他不再将人民理想化：

“我的体内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农民的品性无法令我动容。”

他是一名医生，因此，他无法像托尔斯泰那样藐视科学与进步。在他看来，“懂得利用蒸气为人类造福，要比拒吃猪肉或是坚守童贞所做出的贡献大得多”。尤其是，他不再赞同道德自我完善的理论，这个理论在托尔斯泰眼中，是治愈一切痛苦的惟一解药。他刚刚踏访过的，从莫斯科到萨哈林的俄罗斯疆土，他赞叹不已的西欧，他在自己周围和自己身上所看到的一切，都在告诉他，俄罗斯的生活是丑恶的，必须改变它，如果需要，还应该推翻它，而不是沉浸在一种涅槃、一种徒劳的灵魂冥修中。

我们了解《第六病室》的主题。在一座肮脏阴暗的外省医院里，一个酗酒又粗暴的看守掌管大权，医生放任自流，并说服病人，人间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富人和饿死鬼所承受的痛苦总量是相当的；深锁监狱可以和置身草原一样自由；躺在医院病床上也可以如同身在天堂一般幸福。多么好听，多么安慰人的说法！然而有一天，医生自己病倒了。人家宣布他疯了，把他关了起来。他被护士殴打。他受尽凌辱。这时他才明白别人为他的错误所忍受的痛苦，但是太迟了。

整个俄罗斯都在上演着本质相同的画面……铁窗中的第六病室就是这个帝国，很容易可以给它一个名字，叫暴力帝国。缺乏意志和勇气的医生就是整个“知识界”。这就是契诃夫在写作《第六病室》时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吗？他是起来反对托尔斯泰的教义，还是真的在批评政治体制呢？或者，更深刻地说，是在批评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还是仅限于描绘出一幅真切精准的画面，不赋予其意义？我们无法给出定论，但读者自有公断。这是最重要的。《第六病室》大大提升了契诃夫在俄罗斯的声誉，由于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把他追认为自己人并且宣称，要是他再活一次，他一定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党派。他死后的荣誉出人意料……

然而，他并不快乐，他既感觉不到理解，也感受不到爱。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无用的。他叹气：“为什么写作？为了钱？可不管怎么样，我都从未有钱过。”

于是他逃避到乡下去。他始终热爱乡村。那些宅院，“诗意而忧伤，有着被遗弃的姿态”，他不停地在他的小说中描写它们，他感觉到它们散发出丧事和情欲的味道。有一年夏天，他终于在一所半废弃的房子里租下一层楼。他躺在“宽敞的圆柱大厅里，屋内除了他睡的长沙发，以及一张桌子外，没有任何家具……在安静的白天，古老的火炉噼啪作响；在暴风雨的天气，整座房子都在颤抖，仿佛就要裂成两半，令人有点恐惧，尤其是在夜里，当那十扇大窗户在刹那间全部被闪电照亮之际。”

自他年少时候起，他就梦想着能买一处自己的房产：

“我们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角落，”他对兄弟们说，“这是多大的遗憾！”

从一八九二年起，他拥有了一块土地：梅里霍沃。

二十六

托尔斯泰教导过，拥有财产是一种罪恶。但对于契诃夫而言，成为地产主是多么快乐！不再需要交房租，单是这一条就令人兴奋不已。当契诃夫一家到此地落户的时候，梅里霍沃正覆盖在冰雪之中。房子建在一片荒芜的空地中央，仿佛被遗弃在“一个小型的西伯利亚”当中。全家人很失望。没有人能理解契诃夫的快乐，不过，长久以来，他们就不再试图去理解他。然而，他自己则很满意这所孤立的宅子，这间“有三扇大窗户”的工作室。他起得特别早。他劳作，不仅是脑力劳动，还有体力劳动，后者对他来说是新鲜而美妙的。他亲自清扫院子，把厚重的雪铲进池塘，敲碎坚冰。在这块庭院里，他渐渐营造出一所花园，他种植果树，点缀玫瑰。他的两个不幸的哥哥只会本能地糟蹋和搅乱自己周围的一切，而安东·巴甫洛维奇却被一种相反的力量驱使着：美化、建造、升华。对他人的混乱和缺乏条理忍无可忍的他，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设立了严格如修道士般的纪律。他早晨四点就起床。他长时间地在花园里散步，这个园子由于他的精心照料，已经初具规模，生机盎然。他的两只狗波米尔和奇尼尔，是两条长身短腿猎犬，智力超群，陪伴在他的左右。正午开饭。接着是午休时间。而后，他就一直写作到晚上。他对苏沃林说：“我想当一个秃顶小老头，坐在一间小房间里，对着一张大书桌，写啊，写啊。”“文学有这点好处，”他笑着补充道，“可以让你握着一支笔坐上一整天，不去在意时间是如何流逝，同时，也不会感觉到某些类似于生活的东西。”夜晚，寂静的屋子里只剩下他和父亲通宵未眠。他还在写作。父亲低声唱经祈祷，年纪、安适和尊重的包围令这个老人柔顺、平和下来——已经很难再从他身上找到那个昔日的暴君，那个总是挥着拳头，满口脏话的杂货店老板了。

作为儿子的契诃夫忠诚、恭敬；做父亲的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但他们之间还是有那么些东西无法释然。契诃夫没法完全忘却过去，那些拳打脚踢，那段艰难的童年……而父亲则在顺从的同时，暗暗觉得恼火。

“今天”，契诃夫写道，“在饭桌上，维萨里昂（这是他和兄弟们在少年时代给家里的暴君起的绰号），维萨里昂在高谈阔论，他说文盲比读书人有用。我走进来时，他闭上了嘴。”（写给亚历山大的信，一八九七年三月十一日）

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崇拜着安东，怀着世上最大的热忱，令他的生活不堪重负。有一天，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到梅里霍沃看他，与他共度了一段时间后离去，在归途中等火车时，他在乡村小车站里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安托沙：

我离开梅里霍沃时没有向阿拉特里芒特朗（父亲的又一绰号）告别。他在睡觉，愿主与他同在！愿他梦见鲑鱼和油橄榄。我们的母亲在离别的时候说，我令她伤心了……我钻进汽车的时候，我们的妹妹变得很悲伤。一切都井然有序。无法井然有序的，是我的灵魂。别为我的怯懦逃跑而生气。我对你怀有极大的同情。我是，我也是一个脆弱的人，我无法冷静地承受他人的痛苦。当我看着你，看着你可怕的生活，我由始至终都感到难受……所有一切，无一例外，是你美好的意愿，但结果却完全是事与愿违的误解。为了缓解所有这些误解、相互刁难、泪水、不可避免的痛苦、压抑的叹息，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你最后的决定，你独自离开。

我们的母亲从来就不理解你，也永远都不会理解你。她深深地痛苦着，因为你生病又易怒。她无法走进你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父亲，昨天在树林里，向我反复地抱怨没有人听他说话。他是个聪明人。祖父曾是管事，叶尔戈……你是一个善良优秀的人。上天赋予了你光芒（才华的光芒）。带着这样的光芒你在哪里都能安身立命。因此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保持活跃的灵魂。放弃一切：乡村生活的梦想，对梅里霍沃的爱，以及所有被你埋藏在那里的情感和工作。梅里霍沃并不是世间的惟一。阿拉特里芒特朗在吞噬你的灵魂，就像老鼠啃光蜡烛，这是怎样的感受呢？吞噬它可并不难啊……（洛帕斯尼亚，一八九三年六月）

在孩童时代，安东·巴甫洛维奇做到了对内心自由的保卫，“活跃的灵魂”，这要归功于梦想、沉默以及态度温和却带着讽刺的顺从。成年后，疾病、盛名，也成为了解救他的良药。而在所有一切之上，最令他感到安慰的，是大自然。

“当我看到春天，”他写信给苏沃林说，“我强烈地渴望着在另一个世界会有天堂。”（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七日）他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用于在池塘边钓鱼。

有一天，一个来访者很吃惊地发现，这个池塘里竟然一条鱼也没有。但至少，在水边，契诃夫的心情平静。他给初次见面的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那独特的沉静。他的举止温柔舒缓，他的言谈单纯简洁，他的声音冷冷的，但却保留着孩子般的微笑。（布宁的回忆）

“他有着宽阔白净的额头，优雅的身型，”大约在这一时期认识契诃夫的库普林这样说，“只是，在眉毛之间，在鼻根处，出现了两道垂直的、沉思的皱纹。”

库普林还记录道：“第一次见到他时，发现他的眼睛不是蓝色，而是深暗的，接近褐色……他的夹鼻眼镜，以及他微微仰起头，透过眼镜底边看人的方式，使他的脸庞有时显得有些严肃……”

然后，“在他忧郁的眼睛里闪烁着一丝微笑，所有的额角细纹都微微抖动起来。他的声音深沉、温柔而浊重……”（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回忆）

他日益消瘦，咳嗽，衰老，连他自己都说：“我就像一个溺水者。”但仍然固执地不肯承认他的病，而且，恶劣的健康状况也从未妨碍他坚决地去履行他作为医生的职责。这位病号总是毫不犹豫地在深夜里出门，在汽车里熬过好几个小时的颠簸，待在肮脏污浊的枞木屋里，陪在农民病患的枕边。

“在（全国）所有的医生当中，我是最不幸的一个：我的车马不顶用；我不认识路；我没有钱；晚上，我什么也看不到，很快就会感到疲劳，而最关键的是——我从来都无法忘记自己必须写作，我迫切地希望把霍乱病人送走，让自己能坐下来写作……我的孤独彻头彻尾。”（给苏沃林的信，一八九二年八月七日）

“我感到厌倦。我不属于自己，脑子里尽是痢疾病人，夜里一听到狗叫或是有人敲门（一定是来找我的吧？），就一个哆嗦跳起来，乘坐破马车在陌生小路上前行，阅读的书籍只和霍乱有关，专门等着霍乱病人来访，同时还要全然无视这种疾病以及我所服侍的这些人……”，他再度叹气。（给苏沃林的信，一八九二年八月十六日）

但他是一名医生，他没有一刻想过逃避自己的责任。作为作家，他从这些悲惨的生活画卷中汲取题材。他愈发消瘦；他咳血。“我的灵魂倦了。”他这样写道。但他的作品，在这些痛苦和他人的痛苦中，变得丰满。

两部几乎可以算作长篇的小说，是根据在梅里霍沃的回忆写成的：《农民》和《在峡谷里》。契诃夫描写庄稼汉的笔法深深地震动了该时代的知识界，“这些人，”高尔基辛辣地讽刺道，“这些人终其一生只在试图理解，为什么同时坐两张椅子会那么不舒服？”

知识界向来都把农民理想化，而从不花功夫去了解他们。待在枞木屋里，呼吸农民散发出的难闻气味，跟他交谈，观察他如何生活，如何爱人，如何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所有这些，彬彬有礼的读书人可从没关心过，他们只会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着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的教诲：“庄稼人是善良的，是圣洁的。”

根本不是这样，对于知识界而言，他们信仰理性，但却也有其政治态度。他们希望进行自由改革。政府拒绝了，借口是人民还不够成熟，尚不能采取自由模式。在向政府表明农民是杰出的、道德高贵的阶级时，他们得罪了政府，并夺走了它最好的武器：除此，资产阶级别无他求。

但契诃夫了解农民。首先是发自本能地了解，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液，再者是因为，他去拜访他们，照顾他们，与他们交流，努力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他很清楚，知识界弄错了。俄国农民并非什么圣人。在他们中确实有着性情温良、逆来顺受、总是作为受害者的人，比如《在峡谷里》的利娜和《农民》中的奥莉加。然而，总的来说，是残酷，是野蛮，是无情而悲惨的生活！这些长久生存在奴隶状态下的人们与动物相似，那点作为万物之灵的血统只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会感人地显现。这就是契诃夫眼中的农民。

他们住在阴暗、肮脏、逼仄的房子里。“全是苍蝇！平底锅倾斜在一边，圆木头横七竖八地堆了一面墙，仿佛这枞木屋在瞬间就可能坍塌成一片废墟。”（《农民》）农民还虐待动物（——猫是聋的——为什么？——显然，是被打成残疾的），虐待孩子、女人，一切没有自卫能力的生命。悲惨的生活骇人听闻。食物就是蘸水的黑面包。过节时就在里面加上鲱鱼。他惟一的激情，是在穷困潦倒的时候酩酊大醉，在境况宽裕的时候继续致富，他无所畏惧，从不退缩：他去偷，去抢，如有必要，他还可以去杀人。女人们放荡而吝啬，或者是身世悲苦，从童年时代起就担惊受怕。阿希尼娅一口恶气咽不下，就杀死了弟媳（《在峡谷里》）。“农民没有恻隐之心。他们不教孩子祈祷，不和他们说起上帝……只是在封斋期不许他们睡懒觉……同时，他们又集体崇拜《圣经》，他们温情地、充满敬意地热爱它，而手上没有任何书本，因为没人识字。”（《农民》）

当年迈的父母生了病，子女们就会说他们活得够久了，该是死的时候了。庄稼汉觉得自己被一切抛弃了：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安慰他。“那些比他们更富有、更强大的人也没法帮助他们，因为那些人本身就粗俗、不正经而且酗酒。”（《农民》）“悲哀啊！悲哀！”契诃夫发出感慨。这些生灵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好好活着。请求沙皇开恩给这些人以自由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要给农民好的生活，就必须触动富人阶级的财产利益，这就没人愿意了。因此，受过教育的读者们读到契诃夫所写的农民小说时，就不是那么愉快了。

二十七

契诃夫有一个画家朋友——列维坦。一八九二年春的一天，在乡下，他们两人一道去打猎。列维坦几乎是在无意中打伤了一只鸟，鸟儿落在他们脚下。“长长的嘴，大大的黑眼珠，一身美丽的羽毛……它惊愕地望着我们。”契诃夫写道。怎么办？列维坦苦着脸，闭上眼睛，用颤抖的声音哀求道：

“我的朋友，送它上路吧……”

“我做不到。”契诃夫回答。

鸟儿依旧躺在跟前，“惊惶”地望着他。终于，契诃夫结果了它：“至少还有一只美丽可爱的小生灵，与两个傻瓜一起回到屋里，上了餐桌。”（一八九二年四月十八日）

这一年里，在乡间，有音乐，有池塘边的漫步，有温和的夜，还有可爱的年轻姑娘。春天、月夜、美丽花园的气氛，和无名鸟儿的死，这一切都再现在契诃夫后来所写成的一出戏剧中：《海鸥》。

“我很用力地写它，但以轻柔的调子完成它，和所有戏剧艺术的规则大相径庭。它成了一个全新的东西。我对它的不满多于满意，在阅读自己的全新剧本时，我不止一次地说服自己，我不是个剧作家。每一幕都很短。一共四幕。”

我们知道《海鸥》的主题。一个年轻女子爱上一个著名的作家。她想成为一名演员。她实现了梦想，却只给自己带来失望和痛苦，并导致爱她的男人死亡。这部戏温柔、诗意、朦胧、精雕细刻，事实上，它更像是一篇小说。即使是用来阅读，它也显得另类、新颖、难于理解。契诃夫把它指定给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院，以纪念几年前《伊凡诺夫》在那里取得的成功。一位非常著名的女演员，当时事业正起步的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担当了年轻女孩尼娜的角色。但彩排很不充分：九天后此剧就要上演。第一场演出定于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七日。

契诃夫自己并不期待有大的成功；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只有五分满意。不过，他知道自己受观众的喜爱和尊敬。他觉得这戏不会太出彩，也不会多失败：一般般，过得去。在苏沃林的包厢里，他看上去平静、温顺，就像往常一样。大厅里人很多。幕布升起。几段对白进行下来，契诃夫感觉到自己周围敌意的气息，这种气息，他在六年前从萨哈林岛回来后领略过多次。听得到窃窃私语的声音、人们打哈欠的声音。在舞台上，穿白裙的尼娜，背诵着那段著名的独白：

“……人，狮子，鹰和鹧鸪，长着犄角的鹿，鹅，蜘蛛，居住在水中无言的鱼……”

有人发出笑声。

“一股硫磺味，”一个演员说，“必须这样吗？”

又是一阵笑声。

“这个契诃夫，你看看，你认为他是天才？”一个观众向他的邻座低声说。

“我？我可从没说过！”

一个无名作家插了进来：

“他根本没有天分，根本没有……”

“他想要惊人，想做出些特别的、独创的东西，看吧，现在他干得多愚蠢！”

然而，戏仍在继续。起先人们装作在听，接着耸耸肩膀，又开始笑起来。契诃夫的朋友们在大厅里找他，而他，从包厢里听到他们用怜悯的语气高声地询问：

“那可怜的人，他在哪里？”

评论家们已经在打腹稿准备明天要写的句子：“前所未有的闹剧……我们已经很久不曾目睹这样令人眩晕的砸场了。这部《海鸥》，简直就是一条怪兽长廊。”

其他温和些的，则是满足于指摘这部剧不顾戏剧规则，契诃夫从不知道怎么写戏剧：

“《伊凡诺夫》，你记得吗？事实上，观众最开始的反对声是公正的……”

“是啊！观众的本能，那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啊，即使是契诃夫的小说，也没有人家说的那么好。至于这个《海鸥》！……”

“是只青蛙却想学公牛。”有人故意提高声音，以便让人听见。一个评论家则微笑着把这个句子记下来用在第二天的文章里（这个评论家名叫谢里瓦诺夫，靠着他对《海鸥》的评价，他的名字在他死后仍被记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接下来的若干年里，每逢这场戏成功演出，总会有人回想起倒霉的谢里瓦诺夫所抛出的名句。）

大厅里仿佛全是契诃夫的宿敌。所有妒忌他的人，所有他无意中表示过不信任的人，所有曾不得不在报纸上让出版面登契诃夫小说的人，都来报复了。在这群人中还要加上那些随声附和的人，恐惧一切艺术革新和生活变化的人，一些傻瓜，一些虚伪友人——而且为数不少。

想到自己已事先写好文章预祝这出戏的成功，苏沃林懊恼不已。因为现在，一切都彻底改变了。谁会料到这样大的失败？《伊凡诺夫》在莫斯科的首演，和这场比较起来，简直可算是成功的了。另外，回头反思，观众也并非毫无道理。这出戏的确是另类的。用来阅读时，它令人喜爱，然而里面没有情节。契诃夫不听任何人的话。他此刻正咬着自己的指头。多么古怪的一个人……他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他不听任何建议，顶多是不耐烦地谢绝。难道，这段时间以来，他已经倾向了自由主义？有些人是这样断言的……一切皆有可能。

契诃夫坐在苏沃林身后，在包厢的阴影里。一旁的苏沃林太太，和所有女人的习惯一样，她会在他宁愿沉默的时候不停说话，压低声音絮絮叨叨地安慰他。安慰契诃夫有什么用呢？他听到蓝色和金色相间的戏院大厅中传来喧哗、叫嚷、嘲笑，以及一阵一阵的喝倒彩。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本身演得很差，他记得，在排练阶段几乎没有一次不听到她的哭泣。

第二幕稍稍平静下来。但到了第三幕，观众几乎就是存心捣乱了。契诃夫默默地离开包厢。

戏结束时，苏沃林在大厅里遍寻不到他。凌晨两点钟的时候，一脸苍白、满含泪水的玛丽·契诃夫来到苏沃林家里，说安东一直没有回家，她非常担忧。而这个安东，此时走在彼得堡阴冷潮湿的大街上。正值秋季。梅里霍沃下了第一场雪。他为什么要离开乡下？明天，明天他就要回去，他要把自己封闭在那里。比失败更令他伤心的，是感到自己已经太衰老、太疲惫，以致做不成什么事；是感到自己写得太多，以致“机器终于变形了……”

渐渐地，他平静下来。他回到家里。凌晨三点钟了。他吃了一块冷面包，上床睡觉。当苏沃林焦急地来到他的房间里时，他还未醒来。苏沃林想要开灯。契诃夫在床上对他喊道：

“求您了！别开灯！我不想看到任何人。我只想告诉你：他们把我叫做……早知我就不该再写戏剧。”

他去了梅里霍沃。《海鸥》的第二次上演获得了成功。但不幸已经造成了：评论家们恶意的文字已经被读到。这部戏上演了五次，然后就这样在圣彼得堡终结了它的舞台生涯。

之后，契诃夫将它出版。托尔斯泰读到后，给出了如下评语：

“它的确一文不值：写得就像易卜生的戏剧。”

“您知道我不喜欢莎士比亚。”他微笑着对契诃夫本人说，“但您的戏剧，即使属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作品，也还是比他的更糟。”

二十八

在乡下，契诃夫照料农民，安顿农民，建立学校，改造马路。然而，在俄罗斯，一个聪明人并不能从自己伟大的善事中得到满足感。国家太庞大了，苦难太深重了。任凭谁都会气馁，失去耐性。在一个遍体鳞伤的身体上清洗和包扎一个小小的划痕有什么作用呢？你救起十来个人，可仍有千万人死去。在这广袤的帝国里修一条马路算得了什么？对一个蒙昧的民族而言建一个学校又有何用？政治把一切复杂化。在每五六年就会来袭的饥荒和接踵而至的霍乱中，富人们拒绝拿出钱来，因为半真半假的流言在他们中间散布着慈善基金会管理不善的讯息。甚至有人查实，红十字会私吞他们委托的资金。另一方面，政府阻拦个人筹资。契诃夫徒劳地尝试建立一个救援委员会，却遭到一些人的恶意抵制，另一部分人则表示出不信任。政府终于禁止了所有私人行为。悲伤、愤怒、疲惫的情绪牢牢攫住了契诃夫，就如他从萨哈林岛旅行归来后那样。更甚的是，他的病情恶化了。

一八九七年，他到莫斯科小住几日。正值三月，苏沃林邀请安东·巴甫洛维奇晚宴，但刚刚要到餐馆的时候，契诃夫感到不适：他开始咳血。他要了冰，试着含了几口，但血还是没能止住，“鲜红而可怕的血宛如火苗”。

朋友们都惊愕不已，纷纷把他围住。“这没什么。”他们说。“只是咽喉的毛病。”苏沃林肯定地说。但契诃夫此时明白，血是从右肺涌出的。他想起了尼古拉的死。他曾预感到这个事实，而后不去在意，现在它再度出现了，“……残忍，恐怖……如果，人死之后，个体消失，生命也就不复存在。我无法安慰自己说，我将融化在宇宙万物的叹息与苦痛中，那是一个我无法看见的终点……化为虚无是多么恐怖的事。人们把你送进坟墓，然后回到自己家去，聊天喝茶……想到这个就令人反胃。”

咳血并没有停止。在家里，他感觉好些了，几个小时之后，血又重新涌上来。人们不得不把契诃夫送到莫斯科的一家诊所。当高烧退去，咳血止住后，他又想和往常一样开开玩笑，但医生命令他不要开口；他平躺着，不说话，双手交叉枕在颈后，面色惨白。有人送花来，刚起步的年轻作家还顺带捎上自己的手稿，请求他的指点和修正。他不是正卧病在床吗，那一定没法写作，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他没有抱怨。过去没有，当时没有，之后也没有。他不寻求别人的注意，也不想引起同情。当别人问他感觉怎样时，他就回答：“还好。”然后转移话题。住院无聊吗？

“不，不会，您知道的，”他说，“我差不多习惯了。”

他们给他带来外面的新闻作为消遣。春天了。冰雪消融了。

“当我们给患肺结核的农民看病时，”他对苏沃林说，“他对我说：‘什么也治不好我了，我将随春天的雪水一起消逝。’”

但当春天过去，他觉得自己的病也好了。医生建议他换一换环境。他出发前往比阿里茨，但那里恶劣的气候令他避之不及，于是他去了尼斯。他很享受这次旅行，尽管不通外语给他造成些许不便。“在国外，当我说德语或者法语的时候，有轨电车的司机就要取笑我。在巴黎，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就好像在玩瞎子摸人的游戏。”但一开始，他在法国非常愉快。他在尼斯度过整个冬季。这个疲惫而感伤的病人热爱生活，既然爱生活，也便要爱它所给予的微小而短暂的快乐。天气晴朗的时候，尼斯那“轻抚肌肤、拨动心弦的大海”，崭新的面孔，异国的风俗（“我们真该住在这里学学礼节和精致。婢女就像舞台上的公爵妇人一样微笑——同时也可从她的面庞上看出劳作的疲惫。每走进一间列车包厢隔间，就必须打招呼……即使是对乞丐，你也得称‘先生、女士’。”），狂欢节，法文书，乃至他饶有兴趣阅读着的天文历，一切都令他觉得新鲜有趣。他热心于德雷福斯事件，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他开始冷淡苏沃林。苏沃林是站在反动派一边，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契诃夫对法国怀有深切的同情，他似乎理解法国，并且比大多数欧洲人更能感受到法国人的美德。“忍辱负重，承担全责，这个走在最前列的民族是整个欧洲文化的标杆！”

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长期消受在温柔乡的流放：他想念俄罗斯。一八九八年十月，他的父亲去世；乡下的房子卖掉了，契诃夫来到雅尔塔的格里美生活。

二十九

“我过着修道士般的生活。”契诃夫笑言。事实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人。女人的美貌在他身上并不唤起如托尔斯泰那样的欲望、耻辱和憎恶感。相反，他正常得多，简单得多，他享受女人，享受爱情，与众人无异。然而，在他的整个年轻时代，他都小心翼翼地保管自己真正的爱恋之火。蜻蜓点水的艳遇、暧昧的友谊、脉脉的柔情，这就是他感情生活的基调。“我真想好好爱一场，”有时候他这样说，“没有真正的爱情，人生是很无趣的。”他很讨女人欢心。她们被他的机智、风趣、柔弱所吸引，揣度他身上那份安静的忧伤。但一旦这场游戏过了火，一旦契诃夫感到有人想要拥有他的整个心灵，占据他的整个生活，他就开始逃避，且是以极其温柔体贴的方式逃避，以致对方完全无法对他有所抱怨，那失意的多情人最终变为朋友（但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了伤害）。

他知道自己有病在身；他负担着整个家庭；他经济拮据；他自感衰老，活不过四十岁。何必要一个女人老跟在他的身旁呢？

“我也挺想结婚，”他半是嘲讽，半是严肃地写道，“但请给我一个月亮般的妻子，不会总是出现在我的地平线上。她在莫斯科，而我在乡下……”

也许，那些簇拥在他身旁的女人令他感到有些害怕。她们教养良好，秀色可餐，优雅精致，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和风气对于那个时候的他和他的生活来说，却是难以理解，难以适应的。她们总在渴望某种东西，期盼某种东西，在追求，在叹惋……也许，她们中有些人的确是真诚的，但这种情感状态，大多情况下，只是一种姿态，契诃夫没法把它当真。一旦有年轻女子矫揉造作地迎合“契诃夫式”，想要本色演出《海鸥》女主角，作家就变得犹疑、讥讽、冷漠得令人陌生。

女人们不懂得男人的易燃点在哪里（或者说，待她们明白时，已经太迟了：她们的韶华已逝）。男人要的是她们美貌、可爱和欢快，付出一点真心，但别强求与男人交换心肠，她们要是准备把自己作为祭品献上，那可就危险了，就像《海鸥》中的尼娜，以及所有的女主人公。聪明谨慎的男人，会躲开这样的女人。

塑造了《海鸥》主角的名演员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就是这样的女人之一，被他在有意无意间吸引，随后又被他拒绝。

她身材娇小，有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音乐般美妙的声音，出众脱俗的清秀面庞。戏剧在她看来既不是职业也并非事业，而是某种像使命一样的东西。在俄罗斯有很多这样的女子，她们走向舞台，就像其他人走向人民大众，就像我们走向修道院。对她们而言，艺术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神，需要她们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一九〇三年，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将出演蒙娜·万娜，她这样写道：“我觉得自己没法扮演她——我做不到真真切切地感受她：我太过世俗，陷在凡尘俗物的斤斤计较中……”

在莫斯科，在读《曼弗雷德》之前，她说：

“我在这里——难受，失语，目光黯淡，心灵困顿，因为感到自己无法提升，无法从台阶式的进展升华至灵感的高空。也许我会取得演出上的成功，观众也会认为这就是我，而不觉得是一个表演机器。此刻我必须提升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才能找到自我……”如今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一个演员会有如此真挚而热烈的戏瘾，并对观众产生如此巨大的魔力。

欧洲亦是如此，名角深得喜爱和赞誉，但在俄罗斯，这种崇拜还具有更为纯粹，也更为原始的特质。在欧洲，最优秀的演员是在为他们的艺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观众服务。而在俄罗斯，演员们所追求的东西却更为高远：这种追求正是托尔斯泰、契诃夫的最高梦想，是最高尚的东西——包罗了道德的、社会的、艺术的真理，甚至接近于一种宗教。当然，其中免不了有钩心斗角和哗众取宠，但总的来说，戏剧被这种理想主义升华了。演员们的报酬很低：年轻时候在外省，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一个月的收入是一百五十卢布。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莫斯克温这样的女演员一个月是一百卢布，克尼碧尔七十五卢布，梅耶霍德七十五卢布。我们也不能简简单单地用票房的成功来衡量他们付出的努力和长久的忍耐：这，是出于爱。我们也不能将他们与萨拉·贝尔纳德的成功相比，因为欧洲的观众是不同的：他们更为优雅和讲究，不像俄罗斯的观众那样朴实。在十九世纪的旧报纸上，我们发现一篇对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演出的报道。她谢幕达十五次之久。人们哭了，向她抛掷鲜花，不愿她离开。她已经更衣完毕，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再度返回台上告别。狂热的呼声仍然响彻大厅：“别离开我们！留下来！留在我们这里！”而她，激动得颤抖，满含泪花，喃喃道：“我是你们的。”她看上去就要昏厥了。她哽咽着。大厅里，许多妇女都晕倒了。

欧洲观众可能会从中挑刺儿，说女演员的言辞有矫揉造作之嫌，说大厅里的人们患上了集体歇斯底里症。但在这里不会那样；这是出于彼此之间绝对的真挚感情，灵魂与灵魂的完美对话，以及对某种理想的、缥缈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的渴望。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与她同时代的所有女演员们相比，最能够激起那些为她喝彩的观众们心中狂热却又温柔的情感。

然而，尽管成功，她却并不快乐。她是一个焦虑、病弱、神经质的女子。她总是不停地怀疑自己，生活中或是舞台上哪怕一丁点的失败就足以将她打倒。她在外形上与契诃夫想象中的海鸥有着惊人的相似；小女人，苍白，瑟瑟颤抖，一张同时具有悲剧性和孩子气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就是为尼娜这个角色而生的。同时，奇妙的巧合是，剧中女演员尼娜的虚构生活与女演员维拉·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的真实生活极其相似。

维拉·费奥多罗夫娜有过十分不幸的年轻时代。十九岁结婚，她几乎是立刻就遭到了丑陋的欺骗：她的亲妹妹成了她丈夫的情妇。为了这个奸夫即将出生的孩子，维拉·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同意离婚。出于骑士风度和浪漫情怀，出于悲伤和激动，她极端地把所有的错都承担下来，之后，她悲痛欲绝。这场悲剧过去后的第八年，她进入了剧院，此时她二十九岁了，俄罗斯的女演员到这个年纪通常已算是走到了演艺生命的中年。

在外省登台演出数场之后，她得以进入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院。她害羞而敏感。皇室剧院的管理总是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此外，从保留剧目的演出再到演员的演技，一切都陈旧僵死。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是在演员和观众的怀疑中被接纳进来的。她才演出了两个月，只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剧当中取得过一次成功，这时有人把契诃夫的《海鸥》中尼娜的角色推荐给她。她把剧本读了一夜，深受感动，同意出演。但内心深处，她很紧张：她担心会失败。

《海鸥》在写法上是全然独特的一出戏，在那个时代是全新的尝试，它的上演也是一个创举。在这部剧中，不需要长篇的独白，不需要大幅度的动作，也不需要激情的呼喊，而是靠沉默、内敛以及感伤而温柔的语调。这种戏不是仅仅凭明星就能成功的，它要求的是整体的完美，这是戏剧艺术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是在两年之后，才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柯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来实现的。所以说，这出戏遭遇到的是最残酷、最不应有的一次次失败。维拉·费奥多罗夫娜全心地投入到了表演中去，海鸥，可以说就是她自己。一个好演员总是会将自己与所诠释的角色混淆起来。而在这部戏里，还承载了更多的东西，那是一种真正的灵魂相通。但是，它成为了一次失败的经历，于剧作者，是深重的耻辱，于演员，是巨大的痛苦。

走出剧场的时候她哭了。她回到家里，在母亲的怀抱里抽泣。“她不停地哭，”这位母亲说道，“为了契诃夫，为了《海鸥》，为了她自己。”

几个月后她得知安东·巴甫洛维奇身患重病。她给他写信。“为了我，请答应我的请求。说‘为了我’也许太冒失了！但您应该感受到我的殷切请求！在顿河畔罗斯托夫，有一位名叫瓦西里耶夫的医生。您必须去他那里养病：他会把您治好的。请这样做！请这样做！我不知道该怎样请求您！愿上帝保佑您！”（一八九八年）

面对这样一封信，一个男人要怎样答复呢？契诃夫无比礼貌、无比温柔地感激了她，说他十分感谢她的好意，说她真是个好人儿，说他一定会听从她的建议。但自然，他什么也没有做。

几年之后，在巡演之际，她去克里米亚半岛见了他。她给他寄过相片，还在上面加了几行字（是尼娜在《海鸥》里说的一句话）：“曾经的一切是那么美好……生活是多么明净、温暖、愉快、纯洁，心情仿佛温柔优美的花儿在绽放……”

《海鸥》在彼得堡排练的时候，有一天，在亚历山大剧院昏暗的后台，安东·巴甫洛维奇走到她身边，注视着她：

“我的尼娜有着和您一样的眼睛。”

然后，他就离开了。只字片言，如许温存……“仿佛温柔优美的花儿在绽放……”她曾有过辛酸坎坷的感情经历，而他……他从未有过幸福……她同情他；他是痛苦的、脆弱的，他孤身一人。她感激他创造了这样一个传说，这样一个海鸥，尽管那并不是她本人，但与她的灵魂就如孪生姐妹般相似。膨胀的世俗成功她漠然视之，她想要的是演活一个永恒的形象，一个可谓属于她的形象，她这样坚信。这次是她的错——她不禁怀疑自己，是她太紧张，太不稳定，而且害羞得要命，——是她害得这部戏失败。她感到受伤的不是自尊，而是她的心。她惴惴猜测契诃夫将永远不会原谅她了，或者，应该说，根本就不是原谅与否的问题：他不会忘记这件事，就是这样，在他们之间，这一夜的可怕记忆将永远不能抹去。

此刻，在古里索夫，他们形同陌路。他们之于彼此，只是陌生人。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然而……

这个衣着朴素、明眸皓齿的小妇人，和那位留着花白小胡子，戴着小学教师的夹鼻眼镜，面容疲倦，渐渐老去的男人（一个是名声显赫的作家，一个是风华绝代的女演员）漫步在海边，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沙滩上。他第二天就要离开了。她对他说：

“不，请别走。”

他则要求道：

“为我朗诵些什么吧。”

夜深了。他长久地听着她朗诵。狂风肆虐。她不再分得清自己是那被爱情抛弃的伤心人尼娜，还是名角维拉。但契诃夫，他完全不忘现实，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第二天必须离开（当时他的生活中还有另一个女人，但维拉并不知情）。

她再一次说：

“留下来。”

夜在流逝。他们沉默着。而后她又背诵了尼娜的独白、普希金的诗歌、保留剧目里最美丽的篇章，只为他，只为他一人，这样深沉而纯净的声音，谁人听到，能不落泪。

终于，他轻吻她的手，喃喃道：

“我不走了。”

但第二天，他还是离开了。她给他写去哀婉动人的信，但这些话对于如今知道契诃夫另有爱人的我们看来，却是那么讽刺：

“在古里索夫……我是多么地同情您，以致满怀忧伤……”

她向他索求照片。他给了她，“致维拉·费奥多罗夫娜·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八月三日，暴风雨之夜，在大海的喧嚣动荡中，平静的安东·契诃夫谨上。”

平静……这显然不是她所期待的。四天后，也就是八月七日，她给他发去电报：“我等了您两天。我们明天将要坐船去雅尔塔。您的愚钝让我伤心。您是怎么看待我的？请回答我。”

他回答了（这下她应该明白，他绝对不是愚钝，也许，还太敏锐了……）：

“雅尔塔天冷，海上风浪大。祝您保重身体，心情愉快。上帝保佑您。别为我烦心。”

但她还是无法想象“平静的契诃夫”会想着另一个女人。她安慰自己，心想也许是他太忧伤、害羞、孤独。她不再强求什么。她付出了全部，爱情不成，仍做朋友。

“我没有烦心。但我一想到您的生活，想到它此刻的状态，我的心就揪紧了。”

无论哪个女人都会感到自己骄傲的心受了伤，女性的“尊贵”无法接受失败。但她是那样真诚，她不怨他。她仍然渴望了解他，仍然对他怀有温柔的情愫。三年之后，契诃夫结婚了。维拉再度致信契诃夫，请他允许她将《樱桃园》搬上舞台，因为她“成立了自己的剧团”。

契诃夫拒绝了。“这个剧团，”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坚持不了一个月。”但他错了。它持续了五年。

之后，他们没有再见面。他离世，而她则继续坎坷离奇的人生。她又有了几段爱情际遇，一如她与契诃夫的那般罗曼蒂克，但对方都表现得比契诃夫洞见敏锐。她拥有着艺术家的辉煌成功、巨大喜悦，但那种焦虑、不满足和苦恼的感觉却从未远离她。整个俄罗斯都把她唤作“海鸥”。而她的确就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从一个地方飞往另一个地方，却一直没有找到栖息之所。

现在她四十七岁了。她在外省，在帝国的亚洲边境演出。她反复排演《海鸥》，她最爱的角色。她走进撒马尔罕集市，饶有兴致地挑选旧地毯和衣料。没过几天，她感到身体不适，她染上了一种可怕的病，俄罗斯东亚一带的流行病：天花。她病了几日，全国都在惶惶不安地等待着消息。一天早晨，她幸福地醒来，感到自己快要痊愈了：她“做了一个美妙的梦”，梦中见到了契诃夫，她还和他说了话。四十八个小时之后，她离开人世。

俄罗斯没有哪位作家、哪位艺术家或是哪位政治家有过这样的葬礼。柔弱的躯体从塔什干运往彼得堡，从亚洲到欧洲，每一站，每一村，所有的人都来见她最后一面。俄罗斯的人民含泪与她道别。

三十

在阴冷潮湿的大厅里，光线昏暗的临时舞台上，一群年轻的演员在契诃夫的面前表演。在莫斯科，一个戏剧团体刚刚成立，由一批天才的导演、音乐家、画家、表演艺术家创办。涅米罗维奇·丹钦柯戏剧学校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的艺术协会合并，它们将共同建立独一无二的莫斯科艺术剧团。

目前，剧团本身尚未准备停当：资金不足。他们尽可能地排练。这个秋夜，他们在一所修道院未完工的大厅里表演。大厅里寒冷萧索，光线昏暗，既看不到天花板，也看不到墙，只有无边无际、凄凄惶惶的阴影。在这样一个空间中，人的声音会产生奇怪而低沉的共振。没有舞台脚灯，取而代之的是一排钉在玻璃瓶颈中的蜡烛。外面下着雨。契诃夫身披一件大衣，冷得发抖，一边习惯性地用手轻轻掐着自己薄薄的胡须，一边倾听演员的对白。几天前他们开始排练《海鸥》，涅米罗维奇·丹钦柯希望能在初冬时节就把它搬上舞台。契诃夫为此犹豫了很长时间：他还没有忘记亚历山大剧院的失败经历。但两年已经过去了。他的病情非常危险，因此，某些东西已不再像从前那么重要了，包括那份刻骨铭心的痛苦……而且，他从来不知道如何说不。所以，《海鸥》将于今冬在莫斯科上演，不过它的作者将不会去观看：这里阴雨连绵，他不停咳嗽；他将出发前往南方，到他那流放地一般的雅尔塔，他称之为“温暖的西伯利亚”。也许，这样更好些……他对自己几出戏的某些演出仍保留着难堪的记忆。当他想起第一场《伊凡诺夫》和这部可怜的《海鸥》时，仍然会轻微颤抖……“他在戏剧上实在没有运气。”

他是否知道，他的妹妹玛丽曾专程找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几乎是含着泪水”，恳求他放弃这个演出计划，另找别的剧本？

“不能再冒险去尝试第二次的失败了，”她说，“他病得这样重……这会要了他的命。”

此外，《海鸥》的这次彩排令契诃夫不悦。扮演尼娜的年轻女孩在只应沉默和叹息的地方却用呼喊、哭泣。她没有维拉·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那种赤子般的纯朴。而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导演方面做出了大量的调整……观众可以听到青蛙呱呱，犬吠汪汪，铃声叮咚……这样有什么好？不过，当契诃夫出现的时候，那些演员们全都围着他，把他看作一个神。他在他们面前感到羞涩。一八九八年九月九日，《海鸥》的第一场彩排给他留下的印象不佳，他感到焦虑而为难。

今夜，他来看的并不是自己的戏。他们在表演的是《效忠沙皇》，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一出正剧。他饶有兴趣地看着、听着。这些演员很有天分。姑娘们都很漂亮。其中一个尤其令他喜欢。她饰演的角色是皇后伊莱娜。她表情生动，嗓音悦耳，“既高贵，又热忱”。她的名字叫奥莉加·克尼碧尔。这张显得聪慧的面庞以及薄薄的嘴唇，他在几天前就曾注意到，那是在《海鸥》的排练中；她的角色是女演员阿尔卡季娜，一个轻佻、虚荣、卖弄风情，但有时又显出温柔和忧伤的女人，她演绎得非常出色。今夜，她是可爱的。有时，听着她的声音，他会感到自己的喉咙不由地缩紧。

别人问他对这出戏有什么看法：非常好……伊莱娜尤其令他喜欢，他这样回答。他还笑着补充到，他若是留在莫斯科，他一定会爱上这个伊莱娜……但他第二天就离开了。

“伊莱娜”，年轻的女演员奥莉加·列昂纳多夫娜·克尼碧尔，她自己在见到契诃夫时也感到了强烈的心灵颤动。这是一个主动、聪敏的女孩，很有天分，并热爱自己的工作。她的事业才刚刚起步。她出身良好，父亲是杰出的工程师，来自莱茵河畔的一个省。年轻的奥莉加并不是生来就投身舞台的。然而，她的父亲早逝，只留下大笔债务。一家人只得倾尽全力摆脱困境。母亲、两个舅舅以及孩子们一起住在莫斯科的一所小公寓里。她的母亲是位坚强能干、富有魅力的女性，负责教声乐，其中一个舅舅是医生，另一个是公务员。他们个个才华横溢，神采飞扬，生气勃勃。几年之后结识了这一家人的高尔基，在通信中把他们称为“疯狂的克尼碧尔一家子”。他们活泼而且暴躁，两个舅舅总是争执不休。吃饭的时间总是快乐而喧哗的。孩子们唱歌、朗诵。奥莉加·列昂纳多夫娜一开始教音乐课，然后进入涅米罗维奇·丹钦柯戏剧学校，现在她已经是这个备受期待的年轻剧团中的一分子了。

在莫斯科的小小寓所中，她在练习着自己的角色，与此同时，隔壁房间里，母亲的学生们在唱歌。“嚎叫。”她说。夜晚，一个舅舅高声朗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契诃夫。这会儿，这个安东·契诃夫就这样有血有肉地出现在她的面前；这会儿，正是她，从演技到本人都默默无闻的奥莉加·克尼碧尔，却牵动了作家的睡眠和幸福。这是多么奇妙，多么激动人心的事。也许也有人告诉过她，契诃夫欣赏她。而她，几乎立刻就爱上了他。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海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进行首场演出。这一天，奥莉加患了急性支气管炎，高烧三十九度。但她仍然坚持上台。到场的人很少。演员们感到自己肩头压着沉甸甸的责任。第一幕结束时，整个大厅沉默着，“坟墓一般寂静”。一个女演员晕了过去。“而我自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道，“我也只能是勉强支撑。”

我们知道，他们最终大获成功。

一八九九年春，安东·巴甫洛维奇回到莫斯科。他们专门为他演出了《海鸥》。那真是美妙的时光。奥莉加·克尼碧尔在冬天时就结识了玛丽·契诃夫，两个女人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位女演员被邀请到梅里霍沃乡间小住几日。契诃夫向这个年轻姑娘展露了曾令无数女人为之倾倒的风趣和温柔，而她……她等待着，期盼着，爱恋着。

维拉·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的一个劲敌曾给这位伟大而不幸的艺术家一个残酷的外号，叫“才华横溢的女帽商”，这句幽默又恶毒的俏皮话是有事实依据的。奥莉加·克尼碧尔则恰恰与之相反。她不及维拉有才情，却比她聪明。尤其是，她是这样一位生气勃勃、刚毅果决的漂亮女人，性情温和的契诃夫在她身上找到了一种好斗的力量、青春的热情，以及对生活的爱，这些，都是令他喜欢的。她开朗快乐，知道怎样分忧解愁。她跟他说起她的同事，她的衣着打扮，说起“她刚刚吃过的色拉，由土豆、黄瓜、鲱鱼、西班牙洋葱以及小牛肉制成”，而不只是谈论艺术和戏剧。她不止向他询问他的写作计划，还问及他的衣服是否刷理得当，他用餐时胃口可好，以及雅尔塔的花园里，那些刚种下的花草树木长势如何。她令他开怀。而且，她并不急着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定调。在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女人总是多多少少会刻意依据她所爱之人的愿望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她在各种不同的状态中尝试，就仿佛在一面镜子前试戴帽子，直到她的爱人发出声音：

“这顶很适合你。戴着它。”

奥莉加·克尼碧尔时不时地在风情、梦幻、伤感和不满足之间转换面貌。非常幸运的是，她很快就明白，契诃夫想要的并不是第二个海鸥，而是一个柔情蜜意的女人。

而她，只需继续充满热情保持对大作家的崇拜，就已格外博得这个病弱而孤独的男人的好感。

她在雅尔塔生活了一些时日，目睹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生活的不适与凄凉，他吃得很差，他的佣人都不管事，他的靴子没有打蜡，他的访客频频打断他的工作，但他又没有勇气闭门谢客。终于，她明白他需要一个妻子。不幸的是，年轻姑娘总是能首先意识到某些事情的那一方，而男人，往往后知后觉，有时，永远不觉。

作家与女演员一同前往莫斯科。直到巴赫奇萨拉伊的那段路程，他们都需乘坐汽车。正值八月，克里米亚半岛上无比美妙的季节。这片土地原始而可爱。里维埃拉在这里模糊了与亚洲之间的疆界。全新的白色别墅，建在玫瑰花田、松树林和荒弃的穆斯林墓地之间。他们看见海边一片片平房屋顶，那是鞑鞳人的村庄，然后是现代酒店的高楼大厦，突兀地矗立在鞑鞳山口和一座清真寺之间。水果丰美，空气纯净轻盈。夜晚，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船舶点亮航灯。克里米亚半岛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契诃夫和奥莉加·克尼碧尔共同穿越科库兹山谷，一片浸在蓝色光影中的幽谷（科库兹在鞑鞳语中的意思是“蓝眼睛”）。他们轻轻地说话，抑或沉默不语。作家习惯性地开起玩笑，而这位年轻的女士则温婉动人。他们交换了一个吻，没有再逾越更多。

契诃夫没有在莫斯科停留太久：他身体不适，必须离开。春天，莫斯科艺术剧团一行到克里米亚进行了几场相当成功的演出。契诃夫是多么热爱这样的生活，这些长长的交谈、水边的漫步、花园中的欢宴，而陪伴左右的，尽是聪明的男人和优雅的年轻女士！他是多么热爱戏剧！……对他而言，奥莉加正是这种光鲜自由的生活状态的化身，而他是被排除在外的。他又一次想要离开雅尔塔。他感到好多了，年轻了，甚至痊愈了。但又一次，他无法在莫斯科多待几日。

三十一

而艺术剧团迎来了空前的成功。一八九九年初冬，观众们从凌晨一点钟起就在大街上等待售票口的开放。第一天，排队的人数达到二千五百人之多，售出的门票达十六本。在莫斯科，人们的话题全是关于演出。他们上演莎士比亚剧，上演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效忠沙皇》《伊凡雷帝之死》，上演契诃夫的《海鸥》以及他的新作《凡尼亚舅舅》，其中由奥莉加·克尼碧尔饰演伊莲娜。

《凡尼亚舅舅》已经在外省演出过，取得不大不小的成功。而此刻，在莫斯科，它大获全胜。高尔基看了之后写道：“我像女人似的哭了起来，尽管我绝非一个神经脆弱的男人。”

在雅尔塔的契诃夫一定是在心满意足地阅读对他这出戏的评论报道，等待着隔三差五的来信，以及思念着远方那位年轻的艺术家。她当下的生活是那么的快乐……那么此刻的契诃夫，他的生活又是如何呢？

“今夜，发生了一起火灾。我下了床，从露台上望着火焰，感到彻骨的孤独。”（一八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我在生气。我嫉妒那躲在您舞台木板之下的小老鼠。”（一八九九年十月四日）

而她，则不安地询问究竟是戏还是女人令他如此懊恼。至少，在戏剧上，她认为自己必须竭尽所能为他服务。除夕之夜，《凡尼亚舅舅》第四幕结束后，在挤满了人的大厅里，传来一个无名氏的声音，他说：

“谨代表莫斯科的全体观众，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让我们在戏剧中所感受和经历的一切……”

“我们全都动容了，不知所措。”奥莉加·克尼碧尔这样写道。

诚然，契诃夫倾慕这位艺术家。她知道，她也确信。但她渴望的是别的东西。有人告诉她，安东·巴甫洛维奇出国了。她写信道：

“这不可以，您明白吗？……”

他忘了她？

“不，不，这不可能。我不愿意。为了上帝的爱，写信吧，我等着，我等着！……”

但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很微妙。一个吻，几句温柔的话，接着就是某种客气的友谊，令她十分不满。

“为什么您发脾气了呢？”契诃夫回复她的抱怨，“您在生活，在工作，在希冀……在欢笑……那么您还缺什么呢？而我，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是半入黄土的人。我没法尽情地生活。我爱喝酒，但我不能喝酒，我爱热闹，但我却听不到它。总之，我感到此刻自己的处境就如一棵被移植的树，犹豫着：是应该适应新的环境气候，还是就此枯槁憔悴。”（一九〇〇年二月十日）

她终于发火了。为什么他就不愿理解她呢？“那么您还缺什么呢？”这竟是一个男人提出的问题！“也许男人本身是不缺调情的。”她这样写道。但又一次，她气馁了，他仍用略带伤感的玩笑来回复她，她灰心丧气。

“在我周围，人们谈论着您的新戏，只有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了解。大家一开始都不肯相信，直到我对所有的问题都一脸无辜地耸耸肩说不知道。好了，但愿这就是您想了解的。哦！生活是多么无趣……”（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您真是太不幸了”，契诃夫回复道，“但要相信，这样的情况不会太久，因为很快地，很快您就将登上火车，并且胃口大开地品尝美食。”

夏日临近。年轻的女士出发前往雅尔塔。

一九〇〇年六月三日：“您近况如何？向您寄去我的情谊，并且问候玛莎和叶甫盖尼娅·雅科列夫娜（契诃夫的妹妹及母亲）。妈妈也向你们问好。奥莉加·克尼碧尔。”

一九〇〇年八月六日，塞瓦斯托波尔与哈尔科夫的对话：

“早上好，亲爱的！昨夜过得好吗？”

他们的情侣关系始于克里米亚，也许就是在维拉·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徒劳地试图诱惑契诃夫的古里索夫，也许是在雅尔塔的房子里。女演员来与作家幽会，在夜里，在他的工作室里，在所有人都睡着的时候。花园中，安东·巴甫洛维奇种下的金合欢正在抽出枝丫，“颀长而柔软”。“在气若游丝的微风中，它们若有所思地摆动身体，弯下腰来，在它们的动态中，有着某种奇妙的东西，某种不安与怀恋。”

契诃夫和奥莉加·列奥那多夫娜透过意大利式的大窗子，双双凝望着这月光下的一切。听得到海的喧嚣，以及微风吹过林梢的声响。马路上回荡着说话声和欢笑声，游客们正成群结队地走在美丽的夜色中。年轻人在山间点起了火把，沐浴在月亮的光辉下，他们的歌声一直飘到这所白房子中。契诃夫的母亲和妹妹在她们安静的小房间里熟睡已久……必须小心翼翼不要将她们吵醒。在自家屋檐下，和一个女演员发生的这一幕，一定会得罪她们的，安东·巴甫洛维奇这样想。奥莉加·克尼碧尔则认为两个女人早已经全猜到了……但，总之，他们轻声地说话，压低声音接吻和调笑。她是那么喜欢与契诃夫絮絮叨叨，在这些夜晚，她那些有趣的故事，她那些孩子气的举动（比如拆下自己的发髻，把头发披散在肩头扮演女巫），这一切都令作家感到有趣而动人。她花很长时间为他准备咖啡，然后一起品尝。然后，他们沉默下来。当夜晚结束，他一直送她到楼梯边，脚步声在黑暗中发出很大的声响。

可夏日飞逝，他们又要分别了。他没有开口说出她所期待的话语：他没有决定婚期。他在犹豫。他可以把她从剧院生生夺来吗？她不情愿如此，而他也太尊重他人的自由，以致无法要求这样的牺牲。那么，要是她留在剧院，而他，生着病，留在雅尔塔，这样的结合又算什么呢？孤独感再度来袭，这种“无喜无忧，得过且过”的生活缓缓流逝，空虚的日子里，惟一的前景就是死亡的逼近，而所谓的大事，就是一位女仰慕者相隔很久的来访，还有读报纸，以及夜晚、高烧。而她，在这些时间里，则在莫斯科继续跳舞“直至早晨五点半，穿着金色的舞裙，袒胸露背”，被人们大献殷勤，阿谀赞美，她的生活是那么远，那么远离他！他并不是妒忌。他享受她的快乐、她的成功。然而，他毕竟是一个男人……他更希望他的情人只属于他一个人。当他到莫斯科小住几日，她无法如他所渴望的那样，为他付出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时间：“等我一抵达，我们就出发去彼得罗夫斯科耶·拉祖莫夫斯科耶（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公园）。但条件是可以去一整个白天，而且天气要晴朗，秋高气爽，而你，心情愉快，不会每时每刻都对我说，你必须赶去参加一场彩排。”（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日）

“冬天，你就会忘记我是怎样一个男人，而我，我也将爱上另一个女子，我会遇到新的女人，与你相像的，而一切又将和曾经一样……”

“明天，母亲将去莫斯科，也许，我也立刻就要前往，尽管这样相当可笑。为什么去？为什么？为了我们能够相见，然后再一次分离？真可笑……”

有时，这个如此自控，如此节制情感的男人，也会难以自持地哀怨和责难：

“你冷漠得可怕，”他说，“大概女演员就是这样。别生气，亲爱的，我也只不过，说说而已……”

但她爱他，而且已下定决心将自己托付于他。在俄罗斯，大多情况下，都是女人对这些事情做出决定。而男人，性情温和、耽于幻想、消极被动的男人们，则自愿地把自己的生活交给伴侣全权打理。

她身旁所有的人都知道或是猜到了他们之间的罗曼蒂克。安东·巴甫洛维奇给妹妹写信时还拘谨客套地说：“代我向奥莉加·列奥那多夫娜问好。”

“我们俩都笑起来了，”奥莉加回答，“啊！你真是个大孩子……”

但有时候，她会担忧。他很少写信。他不想再见她了吗？他在对她掩藏什么？他究竟是不是真的再度出发去了国外？为什么？他不准备到莫斯科来几天吗？最近的天气很不错。她像所有女人那样提出了成百上千的问题，但却拒绝回答契诃夫惟一的提问（事实上，他还从未明说过），但在书信的字里行间，这个问题已经很明显：她是否有朝一日可以只属于他，还是要永远地在他和戏剧之间分身乏术？

而她，则施展女性特有的美丽谎言，故作惊讶地叫起来：

“可你的心那么温柔可亲、含情脉脉，为何要让它变得如此坚硬？”

契诃夫无法忍受一切诸如此类的争执、辩解以及对话，争论的双方往往徒劳地努力呈现自己的想法，却从来无法完全地实现它，最后精疲力竭地发现，其实彼此都从未抵达过对方的灵魂。与其如此，不如放弃，不如沉默。

他悲哀地写下这封可爱的信：

“雅尔塔总是不下雨。闹干旱呢！可怜的树，尤其是在山这一头的，整个夏天都喝不到一滴雨水，此时它们都枯黄了。同样呢，也有一些人，他们终其一生都不曾尝到幸福的水滴。也许，这是注定的。”（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七日）

生活在继续，他想。奥莉加来了又走，如此往复。他从来没有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家。也许，这是注定的？

当他再一次邀请她来雅尔塔的时候，她愤怒地拒绝了。她不愿再继续当他的情人，三更半夜偷偷摸摸地去会他——“这不可能，你有那样一颗洞察入微的心灵，而你也需要我！难道你真的会不明白吗？”（一九〇一年三月三日）她坦言无法去面对年老的契诃夫太太忧伤的目光和玛丽震惊的表情。“你应该记得这个夏天我们曾是多么不堪重负，备受煎熬。我们要躲躲藏藏到什么时候？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你对我冷淡了，你不再像从前那么爱我了。只有我去你那里，围着你转你才高兴，这就是全部。你并没有把我看做身边人。”

然而，她的戏剧生活仍在继续。她在莫斯科演出，并前往圣彼得堡巡演。

那是在一九〇一年三月。首都发生暴乱。喀山大教堂前，众目睽睽之下，哥萨克部队挥鞭袭击人群。一些大学生、一些年轻姑娘遇害或是受伤。在其他大城市，流血事件也不断发生。其时，奥莉加·克尼碧尔身着一袭窄口花边领的黑色天鹅绒长裙，与莫斯科艺术剧团一行人在康坦特餐厅吃晚饭。整个彼得堡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易卜生的剧本，以及契诃夫的新剧：《三姐妹》。

三十二

“要是你能向我保证，直到我们结完婚后，莫斯科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那么我一到那里就娶你，只要你愿意。我实在害怕婚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恐惧那些喜庆祝贺，恐惧手握着喷射的香槟，还要夸张地保持微笑。”（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九日，星期四）

如此一来，这个年轻姑娘所有曾有过的想象和担忧（契诃夫的骤然冷漠、无数的隔阂误解、千百遍的空想），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于一点：男人的羞怯和害臊。她笑了，她又一次觉得，也许他不过只是个大孩子，于是便接受了他所有的要求。事实上，婚礼办得像一场秘密仪式，连契诃夫最亲近的亲人都不知道。他的弟弟伊凡·巴甫洛维奇正好在婚礼那天去看他，竟什么都没猜到。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在莫斯科的一所小教堂里，作家和女演员结为夫妻，现场只有四名按规定出席的证人。他俩短暂拜访了奥莉加·列奥那多夫娜的母亲，做母亲的甚至没敢留他们吃晚饭，因为担心契诃夫会不高兴。之后，他们立即出发前往下诺夫哥罗德和伏尔加河沿岸。在莫斯科，医生们不能放心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健康状况，给他开了马奶治疗法。这种疗法似乎在世纪之初的俄罗斯很流行。我们知道，托尔斯泰有时也使用类似的治疗措施。

契诃夫和妻子在伏尔加河岸边的一所疗养院度过春天，而后又出发去了雅尔塔。但他们无法长相厮守：秋天来了，演出季也开始了。奥莉加·克尼碧尔抛下留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丈夫，再度前往莫斯科。

一种奇怪的生活就这样开始，她在两个爱人之间备受折磨。无止无休的分离、懊悔、误解以及虚幻的期盼，还有抱怨。至于契诃夫，更有一阵又一阵的寂寞。

婚姻之初，他曾写信给奥莉加·列奥那多夫娜：

“咳嗽带走了我的全部气力……你自己考虑考虑未来吧。来当一个女主人，你怎样说，我就怎样做。”

诚然，他爱她身上的热情和活力，也许，还有她那女人味十足的优雅外表下所隐藏着的几分男性化的冷漠无情。她经常哭，她“神经脆弱”。她说惟有他能够安慰她，惟有他才能使她平息下来，她说她需要他。但事实上，他不得不看清的现实是，她没有他照样过得很好。他能给她提供一种怎样的生活呢？在悲戚戚、灰蒙蒙的雅尔塔照看病人？让她这样一个有能力工作、旅行、娱乐、学习，总而言之，一个能够生活的女子来当看护？全然别样的生活对她而言无疑是一种牺牲，而他不愿意要求他人作出牺牲。对一个拉丁女子而言，问题会简单得多，但她是一个北欧女子：为男人献出全部身心对她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而在契诃夫看来，这样的馈赠也显得不可思议、野蛮原始。她与他一样，是一个人。她应该充分地体验人生，而他……“也许，我命该如此。”他说。

他甚少抱怨，即使抱怨，也是极其审慎，极其柔和：“没有你，我感到百无聊赖。我已经习惯了你在身边，就如同小时候……”（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爱你，没有你的日子很无趣，你是我的欢乐，我的小德国女郎，我的小宝贝。你的第二封信已明显简短了许多，我很害怕你会对我越来越冷淡，抑或，你会习惯没有我在身边。”（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我疯狂地想要见到我的妻子。远离她，远离莫斯科，我的心惆怅彷徨，但却什么也做不了。我想念你，我几乎每个小时都在想着你。我爱你，我的甜心……”（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她也同样痛苦难耐。她爱他，怀着焦灼的柔情，也怀着满满的愧疚。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在夏季，或是在克里米亚和莫斯科短暂相会时，他们过得那么和谐，那么安宁……她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细致安排他的起居饮食。她不在的时候，饭菜总是很糟，炉子也不添柴，佣人们消极怠工。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母亲和一个年老的女仆照顾他，但她俩一个七十岁，另一个八十了。她们费尽力气也仅只能令他稍稍舒服一点。的确，契诃夫需要有妻子照顾，而她，想到病中孤独的作家，想到他那“亲爱的温柔的面容”，那“迷人的、充满爱意的双眼”，就忧伤不已。于是，她写信说：

“我想要与你在一起。我痛骂自己没有放弃舞台。我没法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真让我生气……一想到你一个人在那里，想到你在难过、在烦恼，而我，我却在这里为着昙花一现的活计忙忙碌碌，而不是全身心地献给自己的爱人，我就感到无比难受。”

她给他写了这样的信，但当他作出赞同的样子（“你想要放弃戏剧了？这是真的吗？”），她就立刻回信说：

“没有工作，我会彻底地觉得无聊。我会漫无目的地四下徘徊，随便什么都会令我恼火。我已经不能习惯无所事事的生活，我已经不年轻了，我无法顷刻间去打碎我通过辛苦付出所得到的生活。”

这些，是发自内心的呼喊。对于一个充满活力、才华横溢的女人而言，要放弃自己合情合理的抱负，真的太难了。契诃夫理解这一点，从此之后，他不再发出任何牢骚。甚而，他以他那非凡高贵的灵魂，倾尽自己所能地去鼓励她，抚慰她，向她表明，她并没有过错：

“你我不能在一起生活，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只怪那魔鬼在我的身上注下病毒，而在你身上注下了对艺术的爱。”

就这样，他们的生活继续着。奥莉加·克尼碧尔要么在莫斯科，要么在圣彼得堡。戏剧的成功，艰辛却成果丰富的劳动，来自赫赫有名的男士以及光彩照人的女士们的友谊：这些构成了这位年轻女演员的幸福际遇。这一季，他们演出的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处女作，大家都热衷于这位新晋作家。人们谈论着易卜生和苏德曼。一些老奸巨猾的老官员们，听到《凡尼亚舅舅》或是《三姐妹》的申诉时，竟也会泪流满面。在莫斯科！在莫斯科！一场场的舞会，演出后的夜宵，无数的鲜花，无数的欢庆！奥莉加·列奥那多夫娜受到了大家一致的热烈欢迎，为她本人，为她自身的才华，而不仅因为她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妻子。她被称为是一位聪慧而杰出的女演员。无论是高尔基笔下的“社会底层”，还是衣着入时的上流女人，她演起角色来都得心应手，轻松自如。她时而（却始终热情不减地）穿着流浪者的破烂衣衫，时而化作社交场上的红裙女郎，出现在涅米罗维奇·丹钦柯的戏剧里。在这部戏剧里，导演拨给她一千二百卢布作为着装费用。（“在第二幕，我将身着火焰一般艳光四射的红色舞裙，上面镶满了闪闪发光的亮片。”）艺术剧团的演员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孤立的圈子里，兴趣仅仅限于舞台。他们走到哪里都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他们在沙皇面前表演，他们也赢得来自穷学生、贵族、高官、富商们的掌声。整个俄罗斯都认识这些演员，他们沐浴在歌功颂德的空气中。

“艺术剧院，”高尔基写道，“其漂亮及重要程度都已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以及莫斯科最杰出的一切不相上下。”

这支年轻的剧团了解人们对它的期望以及它所代表的骄傲。每一次的胜利，都给它带来新的力量。而每一次的失误，不是把它击倒，而是激发它的斗志。时间过得多么飞快啊！排练是长久而细致的。整个准备工作都充满快乐和激情。没有名角儿，全靠群策群力，忘我奉献，共同工作，不计得失，这一切都使戏剧艺术变得理想化，变得崇高。在奥莉加·克尼碧尔的信中，极少会提到酬金，从未见宣传，也几乎没有嫉妒和诡计的存在。对工作狂热的爱使她充满活力。在工作之余，消闲娱乐也在她的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有时是在朋友们家吃夜宵（“菜肴很丰盛：小蘑菇、鲱鱼、冷盘、入口即化的美味小馅饼、鲟鱼、猪肉、蔬菜，还有巧克力冰淇淋。”）有时候演员们凑在一起为自己和朋友们作一场表演（“我们演婚礼直到凌晨四点，简直是疯了……我还玩猫抓老鼠的游戏。”）有时候他们在奥莉加·克尼碧尔家聚首（“公寓里一片狼藉。我们畅饮，我们大吃，我们唱歌，我们跳舞。”）还有，圣诞树，以及一直延续到早上十点的夜宵，因为直到快七点的时候，一直情绪恶劣的夏里亚宾才突然消了气，开始唱起茨岗人的抒情曲。

“你玩得很开心，我亲爱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写道。而她则反驳道：

“你把我们这些天的发疯称作玩？瞧瞧啊，我的朋友！”

事实上，这些对于她而言，是日复一日的家常便饭。她对放弃这些娱乐、追随在丈夫身旁一刻也未曾犹豫。把她留住的，是“贪得无厌的戏剧”。

而契诃夫也自己描述了生活的状况：他连日咳血，但现在好些了。尤其是，请他年轻的妻子不要担心。他正在做药敷，又笨重又不方便。雅尔塔没有奶油；医生们都叮嘱他多吃东西；他已经尽全力了，但有时实在是一点胃口也没有。他逮到过两只老鼠。谁敢说他什么事情也没做？下雨了，天很冷。

他有见客人吗？有，而且太多。“一个朋友刚来向我借六百卢布，借到星期五。他们总是来向我借钱‘借到星期五’。”他妻子不能过来陪他两三天吗？不能？这不可能？真可惜！也许她圣诞节会来？也不？她还有新戏要排？她的日程全都排满了？她很抱歉给他带来痛苦。他在等待她吗？可怜的安东！但是不：“我并不期待你来共度节日，别到这里来，我的小亲亲”，他写信说，“工作吧，我们还有时间生活在一起。我为你祈福，我的小姑娘。”也许她准备在封斋期的第一周去看他吧？

啊，贪得无厌的戏剧！的确，她从剧院抽身出四五天，她来了，她把家打理得像个样子了。她紧挨着他坐在大扶手椅上，或是跪在他的脚边。她给他讲戏剧，给他唱最爱的抒情曲。她又离开了。他独自留在这里。他坐在长椅上，在阳光下，在他喜爱的动物中间，狗在吠，鹳则发出嘶哑奇怪的叫声。他们修剪玫瑰花枝，但这令他十分疲劳，他感到气喘吁吁，只好又一次拖着病体回到长椅上。

他写道：“上帝与你同在。祝你开心并且健康，我的小孩子。给你讨厌的丈夫写长些的信吧。当你发脾气，当你变得年老，变得平凡，当你光彩照人抑或荆钗布裙，你都是一个天使。”（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她会喝酒跳舞直到早晨八点：“你知道么，我是多么羡慕你！我羡慕你的勇敢、你的朝气、你的健康、你的性情……”“我像僧侣一样生活，我的梦里只有你一个……”

是的，这是一对罕有的夫妇，爱情存在于双方之间，毫无疑问，两头都同样深情，同样炽热。但与通常情况相反的是，这回是男方为了伴侣牺牲自己的幸福，而女方则接受这样的牺牲。但这种角色的颠倒显然超出了常理，令奥莉加·克尼碧尔的内心针刺般地愧疚，她从未能彻底地感到幸福。

他们极少谈论是什么将他们分开。说那些有什么好处！随着他一天天衰老，作家变得越来越有所保留、有所节制。他既不愿抱怨，甚至也不解释他想要的是什么。所有的话语都那么虚假。没有人能理解他人。尤其应该避免喋喋不休、道德教化和夸夸其谈。全都是没用的。我们孤独地死去，正如我们孤独地活着。沉默是金。应该全盘接受并默默地服从。“忍受，并且沉默……无论别人说什么，无论你觉得怎样，都沉默再沉默……”

他倾尽全力地想做到从容、超脱。但这并不容易。他坚持想抓住很多东西：戏剧和书的成功，他的妻子，他的健康，他的生活。但一切都将一点一点地，离他远去。

他躺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发着高烧，叹息着：

“活着就是为了死去，这还不算太可笑。但活着时就知道自己会早早死去，实在是糟透了……”

生活没有任何意义。至少，人自己是不可能为生活找到一个意义的；它超出了人的理性。人只能对自身，对自己的灵魂具有力量。执著地付出忍耐、谦恭、庄重、冷静，才得以重塑自己的心灵。也许，只有这一点，是契诃夫所能确定的东西。

他是多么讨厌雅尔塔！克里米亚是美丽的，但这座城市，这座“既有欧洲风情又具小布尔乔亚气息”的城市仿佛一个集市。“一座座匣子般的酒店大厦，装着奄奄一息的肺病患者、嘴脸蛮横的鞑鞳人……香料商店的气味，代替了雪松和大海的芬芳。”雅尔塔始终不讨他喜欢。如今，它简直令他憎恶。他是多么想逃离它！三姐妹曾反复吟叹：“啊，莫斯科！啊，莫斯科！”这分明就是契诃夫自己的心声。莫斯科的钟声，莫斯科冰冷的空气，莫斯科的雪橇，一切都令他想念不已。而莫斯科，还意味着生活、戏剧、爱情！在这里，他漫无目的地沿着海岸闲走。这是一个瘦削的男人，步履轻轻，目光温和，甚至有些女性的柔情。起了皱纹的脸庞显得忧郁，头发永远太长，胡子蓬乱。一些年轻姑娘爱慕地注视着他。他在雅尔塔尘土飞扬的大街边盖了一座白色的小楼。他和母亲住在那里。屋子里总是静悄悄、冷飕飕的。每当夜幕降临，他的案头就亮起两只蜡烛。有时，他整天都一动不动地待在扶手椅里，闭着眼睛。他的老母亲一边踌躇，一边叹气（她知道他不喜欢谈及他的健康问题），而后终于忍不住，走近他身旁，怯怯地问道：

“你不舒服，安托沙？”

他回答：

“我？不，没事。我只是有点头痛。”

当他觉得好一些，他走进花园，望着不远处，阳光下的鞑鞳人墓地。是否有那么些时候，他会想起他曾经轻率许下的誓愿：“……如果幸福日复一日，每个早晨都相同，那我会受不了的。我保证成为一个出色的丈夫，但请给我一个月亮般的妻子，不会每天都出现在我的地平线上。”（给苏沃林的信，一八九五年）

三十三

契诃夫写了《樱桃园》。他想创作一出轻松欢快、通俗滑稽的戏，也许是为了将自己从生活的悲哀中挣脱出来。也不知为什么，渐渐地，《樱桃园》却成了一部悲剧。每个人都在其中嗅到了死亡的气息。被契诃夫搬上舞台的是没落的贵族们，一个遭到毁灭的可爱群体，一群哀怨、温顺、不设防的灵魂。我们在《樱桃园》中看到了巴伯基诺的记忆，看到了乌克兰林特瓦列夫家的房子，听到了夜的回声，还有流逝的年华、消失的面容，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契诃夫的青年时代。他说，他所能描写的，惟有过去：“主题必须从我的记忆中过滤而来，其中留下来的，都是重要或典型的东西。”如今他生活在远离俄罗斯乡村的地方，乡村在他眼中有了新的模样。很自然，《樱桃园》是写给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这一年（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医生们终于允许契诃夫离开雅尔塔。他很快乐。他终于可以再度置身于他所爱的冰雪天地了。看着身上的皮袄和头顶的毛皮软帽，他就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

“似乎，”奥莉加·克尼碧尔写道，“命运似乎决定垂爱他，总算在短暂的一季里，给予他所珍爱的一切……莫斯科、冬天和剧院！”

《樱桃园》大获成功。契诃夫三部广受欢迎的戏剧（莫斯科剧院的《海鸥》还有《凡尼亚舅舅》和《三姐妹》）都是在作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开始了它们的舞台生涯。而他所见证的却都是失败的经验。然而，这一年，命运明显地对他宽厚仁慈起来。观众们在《樱桃园》的最后一幕，看到一个虚弱而苍白的男人走上了舞台：安东·契诃夫。他“格外专注，格外认真地”听着如潮水般涌向自己的欢呼声。他们崇拜作家，他们尊敬人本身。他们不是仅仅把他当成“俄罗斯的莫泊桑”，而是把他看作一个带着尊严和勇气生活着的人，并为之喝彩。人们传诵着他是怎样在传染病蔓延梅里霍沃的时候照顾乡民，他是怎样帮助（他自己却穷困潦倒）雅尔塔所有不幸的人，所有肺病患者。人们尤其喜欢低声重复着他在致科学院辞呈中的字句。不久前，他和马克西姆·高尔基一起入选科学院，但沙皇以政治原因废除了高尔基的当选资格，于是契诃夫也就拒绝名列院士当中。在今晚热烈欢迎他的掌声中，有一部分是附庸风雅，一部分是哗众取宠，也许还有人向他投来犀利而严肃的目光，毫无疑问，契诃夫都能感觉得到。他不会被蒙骗。“他仿佛从极高的地方，像盘旋的飞鸟，凝望着骚动的人群。”但在这烟雾缭绕的浮华荣光中，仍然有着那么一份纯真的、本质的尊重和爱，这令他感到幸福。他几乎无法坚持站立。有人叫起来：“快坐下！请您休息，安东·巴甫洛维奇！”

他拒绝了。人们几乎是强制他坐上了大扶手椅，然后连人带椅抬上舞台。此刻的他看上去更加脆弱，更加苍白了。大家都知道，他们面对着的，是一个被疾病判了死刑的人。这是一九〇四年一月十七日。正是在四十四年前的这一天，在塔甘罗格一户贫穷的人家，一个杂货铺店主的儿子出生了。也许，他想起了遥远的童年，也许，他想到了逼近的死亡。

初夏，他与妻子结伴前往巴登维勒。这是德国的一座水城，阳光明亮，空气清新，被黑森林所环绕。他在柏林度过了几天，德国的医生发现他的心脏出现了疲劳的迹象。至于肺，它们已经严重腐蚀。他只能再活六到八个月，无法再拖了。尽管如此，奥莉加·列奥那多夫娜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契诃夫自己也度过了心情愉快、身体状况相对良好的一段日子，他制定了工作和旅行的计划。然而，一离开柏林，他就立据将属于自己的一笔财产拨至妻子名下。受其嘱托的朋友对此表示惊诧，问他这样做的原因。契诃夫犹豫片刻，答道：

“没什么，”他轻轻耸耸肩，“以防万一而已。”

他找了一家舒适的旅店，四周是美丽的花园。他的房间直到晚上七点前都一直能享受阳光照射。他在阳台坐下来，望着城市、行人和远处的群山。他呼吸困难，病痛发作。他一言不发，可有时，却会有一丝狡黠的神情，掠过他那因高烧而日益枯槁的脸庞。他讲喜剧故事，那种极具契诃夫特色的，温情而轻盈的喜剧，常常令奥莉加·列奥那多夫娜笑出眼泪来。随着死亡的逼近，他变得越来越平静、耐心和温柔，也越来越疏离、飘远，不知不觉地退隐到自身当中，重新回到了心灵深处那座孤独的小岛上。而后，突如其来地，在一个七月的暖日，他感到剧烈不适。一连三天大家都在为他的生命担忧，终于，他似乎恢复过来。心脏仍在跳动。夜幕降临时，他对妻子说他感觉好多了。

“你去散散步吧，去花园里走走。”他虚弱地喃喃道。

她没有离开他：她害怕。然而他一直坚持。于是她到花园中去了，当她回来的时候，她发现他情绪焦虑。她怎么不吃饭？她一定饿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他关心她都超过关心自己。但他们谁也没有听到晚饭的打铃声。奥莉加·列奥那多夫娜在契诃夫床边的小沙发椅上躺下来。她默默无言，忧伤又疲惫，“尽管如此，”她后来回忆道，“我丝毫没有料到，终点已经如此临近。”

为了给她排解忧愁，安东·巴甫洛维奇开始虚构一篇小小说，“描写一座优美宜人的水城，有着许许多多体型肥胖的洗澡者，饱食终日，身体健康，还特别爱吃，都是些英国人或者美国人，面色红润……而当他们统统回到家里，想着能好好吃上一顿晚餐，却发现厨子跑了”。那么这些养尊处优的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时作何反应呢？他说啊说啊，奥莉加·列奥那多夫娜一边听，一边笑。夜深了。渐渐地，旅店、小城都在层层森林和群山的环抱中平静下来，幽幽入梦。病人沉默了。几个小时后，他把妻子唤至身畔，叫她去找医生来。“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奥莉加·列奥那多夫娜说，“第一次自己要求见医生。”

旅店里住满了人，但大家都睡了。契诃夫的妻子置身于无动于衷的人群当中，感到更加无助，更加孤独。她想起附近住着两名俄罗斯大学生。她叫醒他们。其中一个跑去找医生，而奥莉加·列奥那多夫娜打碎冰块，将它放在濒死病人的胸口。他轻轻地推开了：

“没人把冰块放在空洞的心口……”

这是一个闷热的七月夜晚。他们打开了所有的窗户，但病人仍然呼吸困难。医生们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仍无法恢复心跳。到尽头了。有人拿来了香槟。“安东·巴甫洛维奇，”奥莉加·列奥那多夫娜写道，“他仿佛受到某种重力地拉扯，十分艰难地坐起，高声用德语（他的德语说得很差）对医生说：‘我要死了。’然后他握起酒杯，把脸转向我，努力给出他最好的笑容，说：‘我太久太久没有喝香槟了。’他平静地一饮而尽，然后轻轻地往左侧躺下。”

正当此刻，一只巨大的黑色夜蝴蝶飞进了屋内。它从一面墙飞向另一面墙，然后一头扑向点燃的油灯，缓缓地坠落，带着燃烧的翅膀，再度飞起，盲目而宿命。而后，它找到了敞开的窗户，飞向温柔的夜，消失在黑暗中。而契诃夫，停止言语，停止呼吸，停止了生命。

尾声

岁月流逝。俄罗斯经历了日俄战争，战败，以及一九〇五年革命。此时，是一九一四年，又一场更为恐怖的战争来临，第二次的战败，和一场更为残酷的革命也正在逼近。

马克西姆·高尔基此时住在芬兰，生着病。一天夜里，他回忆起逝去十年的朋友契诃夫。他写道：

我已经连续五天高烧，但我还是不想入眠。芬兰灰蒙蒙的细雨给大地蒙上一层潮湿的尘土。大炮对着朱诺堡轰炸……夜里，探照灯伸长舌头舔着云朵……这样的景象是恐怖的，它让人无法忘记施展这场巫术的妖魔：战争。

我刚刚在读契诃夫。他若不是在十年前去世，如今也可能死于战火。他的心中将充溢着人类的仇恨，早早死在战争的毒手之下。我想起了他的葬礼。

这个受到莫斯科“温柔爱戴”的作家，棺材被放在一节绿皮车厢里，车门上用硕大的字母标记着：“牡蛎”。人群中有一部分人，稀稀落落地聚集在火车站，却是因为错认为这是从满洲运回的凯勒尔将军的棺材。于是他们吃惊地看着人们在军乐声中给契诃夫送葬。当他们终于明白是自己弄错了的时候，一些乐天派开始微笑，而后傻笑起来。在契诃夫的棺材后面，缓缓前行着一小拨人——如此而已。我尤其记得有两个律师，都穿着崭新的皮鞋，戴着鲜艳的领带——好像刚刚订婚。我走在他们后面，听到其中一个，瓦西里·阿·马克拉科夫，正在谈论狗的智力，另一个我不认识，正在炫耀着自己的别墅如何舒服，附近的风景如丽。一个穿着何美紫色长裙的贵妇，撑着花边小洋伞，正试图说服身旁那个戴老花眼镜的小老头：“啊！他真的非常非常地亲切，而且那么幽默！”老头从喉头发出一声咳嗽以示怀疑。天气闷热，尘土飞扬。一个肥硕的宪兵骑着一匹肥硕的马，趾高气昂地走到了队列的前面。

然而，在无动于衷的人群里，契诃夫的妻子和母亲紧紧地偎依着，相互搀扶。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当中，契诃夫曾经真正深爱过的，惟有她们俩。

[1]契诃夫生于1860年1月29日，按当时俄国采用的儒略历为1月17日。

[2]在俄罗斯，吉卜赛人被称为茨冈人。

版权信息

猎物

作者：（法）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译者：金龙格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第二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译后记

第一部分

一

“他去哪里呀？”

“我怎么会知道？……他跟家里人在一起，就像个外人一样……”

一家人相聚在客厅里。客厅像个过道，有四扇总是敞开着的门，从那里可以观察屋里人的一举一动。女人们屏住呼吸，谛听让—卢克的脚步声，但他已经走远了。

洛朗·达格尔纳柔声说：

“他是自由的……”

他的反应正如他妻子所预料到的那样：他可能很想叫住儿子，脸上带着他那常常是抑制不住的、像是自嘲而腼腆的微笑说：“过来……你总不着家……”可话到嘴边又停住了，变成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叹息。他默默不语地让儿子走了，然后重新捧起他的那本书。现在，他似乎很幸福。他属于那样的男人，在沉思默想和精神思辨中才会觉得自在安然。阅读带给他的，同酒精带给别人的一样：忘却生活。

达格尔纳家的小楼建在维希纳的北面。那是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汽车在国道上奔驰。离花园不远处，有一个交叉路口，小汽车从花园的栅栏前面经过，刹车的时候，往往会发出难以忍受的嘎吱声，就像焦急的喊叫。但是，到了这个时辰，汽车越来越少。然后，这栋小屋会在沉寂中安息，直到第二天。雨下个不停，大颗大颗的雨珠急不可耐、一刻不停地敲打着屋顶。

洛朗·达格尔纳把书高高地举起来，以便更好地截获一盏有三个灯嘴的分枝吊灯照射出的微弱灯光。客厅里很冷，很不舒服，堆满了一到秋天就会从花园里搬进来的家具。靠墙放着不知用了多少个年头的破破烂烂的藤椅和一串早已退色、拱架锈迹斑斑的槌球。屋子被一个没有鲜花、也不漂亮的花园包围着；古老的黑杉挺拔而壮硕，树枝已经撑到窗户上，台阶上亮着的一盏灯，朦朦胧胧地映照着这些杉树，还有草坪中间的那个石膏坛子，坛子边沿满是雨水和腐烂的树叶。

这栋黄砖楼房看上去就像战前的建筑一样，阴沉、结实、丑陋、朴素、耐用，是洛朗·达格尔纳第一次结婚时建起来的。但他前妻路易丝早早就死了，而且就是在这所房子里死去的，现在他和另一个女人生活在这里……许多年来，由于他身患疾病，建筑师的收益已经少得可怜的时候，一家人就住到了这里，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都没有离开过。在十一月的夜晚，正如那天晚上一样，巴黎显得出奇的遥远……这是因为达格尔纳家没有汽车。

玛蒂尔德·达格尔纳低着头在那里缝补衣物，她那中间分开、紧贴于两鬓的长发布满了银丝，以前它们可都是乌黑发亮的。时不时地，她停下手中的活计，叹口气，皱着眉头，定神地看着前面，两片紧闭的薄嘴唇嚅动着，低声挤出一些数字：

“十二法郎七十五生丁……十二加八……果然不出我所料……二十多法郎……”

她长着一个又瘦又直的大鼻子，一双深陷在眼眶里的忧郁的眼睛。她那天生干燥的皮肤从来都没接触过脂粉，就像因缺少食物而营养不良一样。她的容貌并不缺少姿色，却过早地憔悴了。从身材来看，这是一个高挑靓丽的女人，身段无可挑剔，她那凋谢的面容和完美的身段形成非常奇怪的对比。

结婚的那一天，她给过她的继子让—卢克一份礼物，让—卢克当时才八岁。让—卢克被父亲推过去亲吻她，向她表示感谢，亲完后没多久，不知道是出于好玩还是害羞，他再一次把嘴巴伸过去，她赶紧往后退了一步：

“可是，你已经亲过我了，让—卢克……”

她刚说完这句话便抬眼瞅见让—卢克的眼神，心里想：

“我在说什么呀？……我疯了吗？……”但是这些刻薄的话和责备是在一股无名力量的推动下脱口而出的，而她原本只是有些不安，心意是好的，哪里知道自己是在自作多情，想给他一些爱也是徒劳。这天晚上，她还在想：

“抚养另一个女人的孩子真难啊。”

让—卢克现在都二十三岁了。可怜的洛朗魂归西天的那一天一定会是个悲惨的日子，到那个时候，全家人除了让—卢克，就没有别的依靠了。

洛朗·达格尔纳在德国被囚禁的那段时间，得了一种腰部痉挛的疾病。最后一次手术之后，他的病已经变成不治之症了。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瘦弱的男人，面色苍白，眼神疲惫，深陷的眼眸似乎是朝里面转的，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这种眼神显示出他是一个快要死的人。

唉，过不了多久，家里的主人就变成让—卢克了。他将是他那年幼的弟弟和异母妹妹（玛蒂尔德·达格尔纳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女儿，被她现在的丈夫收养了）的法定监护人。可是，他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她心想：

“他是铁石心肠的人。”

她把缝衣针举到灯光比较明亮的地方，大声说道：

“他今晚不会回来。”

“你问过他了？”

“我可不敢问他。他会让你明白，你这么问他会惹他不高兴。这种事不用对方细说我都明白。”

洛朗不能忍受让—卢克被妻子责备，不管是从她嘴里说出的，还是在心底里掖着的，所以他焦虑不安地嗫嚅道：

“我肯定他会回来。”

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会回来的，我的朋友……别担心。”

洛朗已经在责备自己这么想儿子太儿女情长。他下意识通过想象把让—卢克与约瑟，以及那个虽然不是他的骨血但他还是尽力去爱的小克洛蒂娜区分开来。他把那只轻微得几乎察觉不到的颤抖的手伸过去，抚摸着约瑟纷乱的头发和克洛蒂娜的前额：

“你们怎么样，孩子们？”

他俩没有搭话：父母的声音很少能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克洛蒂娜十六岁了，约瑟十二岁。在这种年龄段的孩子，身体外面围着一堵无形的墙，把他们的感官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有时候，他们的母亲说到某些话时，用尖历刺耳的声音叫他们，传到他们的耳朵边时，他们的身体战栗着，就仿佛从梦中惊醒一样，但洛朗·达格尔纳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坚实的影子而已。

克洛蒂娜，一个已经发育成熟的胖乎乎的小女人，长着一头黑发，粉红色的脸颊上堆满了沉甸甸的肌肉，一副矮胖、壮实、冷漠、神秘的样子，她正在那里缝一件内衣。她无所事事，无精打采地看着周围，内衣搁在大腿上，手里玩着她的银手镯。约瑟坐在她旁边，正低着头，兴奋地翻着一本书，他的头发落在宽阔的前额和美丽的眼睛上。他没有中断阅读，只是猛地一甩头，把头发甩到后面去，然后把拇指塞进耳朵，把指甲扎进脸颊。他的皮肤还很细嫩，像女孩子一样，手指压过后红一块紫一块的。洛朗心里想，他长得像让—卢克，但他得到了很好的照顾，面色红润，很幸福……让—卢克从来就没经历过这样的日子……他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八岁就被关进了学校，总是那么苍白、消瘦，套着一层外表冷漠的护甲。学校都是清一色的男老师授课，同学也都是男孩子，接受这样的教育使他对自己充满怀疑。洛朗又看见长子那棱角分明的脸部轮廓，他那双细小明亮的眼睛，他那两片漂亮的嘴唇仿佛在坚强意志的作用下紧紧地抿着。他的声音很轻柔，但他说话时使用的是短促的句子。洛朗想到他时很伤感，很害怕……“当一个人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心想，“他对一个孩子的感情就像对一个心爱的女人一样。让—卢克那些最简单的动机对我来说都显得很神秘莫测。他现在在哪里？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吗？哪个女人？我儿子会喜欢一个女人吗？还是和一个朋友在一起？……我记得我在他那个年纪，随便哪个男孩子，最笨的最粗鲁的男孩子都很亲近我，在我眼里他们比我自己的父亲更加重要。多少时间都浪费在那些窝囊废身上了，对那个即将死去的人却是那么蔑视、那么不放在心上啊，我现在也像那个快死的人一样。让—卢克可以从我的嘴边听到多少苦涩而又沉重的经历啊，可他却想都没想过这回事……对他来说我算老几啊？我能给他什么？什么也不能给他，确确实实不能给他什么。两年来，他的学费我都拿不出来，甚至连吃饭的钱都给不了他。他在做什么？他怎么生活？他不说，我也不敢问……我害怕知道他不幸，害怕知道他缺吃少喝，害怕知道这些，因为我怎么可能帮他呢？自由吗？他当然是自由的……可是，除了这可怜的自由，我还能给他别的什么呀？他谨小慎微，过早地成熟了。可他幸福吗？自由只是在人们对它充满期盼的时候才美丽，才会让人热烈地渴望，但像这样作为礼物，它有着别样的名字：遗弃，孤独……”

可是，洛朗又能怎么样呢？他上一次做完手术后，就不再工作了。他仅靠国库、税务机关留给他的一点可怜巴巴的年金生活。他现在领的是最后的息票了。他死后将给家人留下一份他以前订立的人寿保险，和维希纳的那栋卖不掉的小楼；小楼卖不掉，因为那是在一九三二年年底，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开始了。让—卢克的前途非常暗淡……

他轻轻地阖上眼睛，为的是在想象中更清晰地看见儿子亲爱的面孔。今天晚上他会回来吗？……从礼拜六到礼拜一，让—卢克住在维希纳，但其余几天，都住在巴黎。今天晚上，房间里还散发着让—卢克存在的气息。他留了几本书在桌子上，扶手椅的扶手上还有他的手表，表带是皮的，太短了，因为箍手腕，他不得不经常摘下，随后就忘在那里了。玛蒂尔德看见丈夫的目光停留在那块手表上，就站起来，拿起手表，放进一个抽屉里。让—卢克抽过的香烟味已然散去，只剩下雨水、秋天和湿漉漉的地面上那些从花园里弥漫上来的难闻的气味。几只猫在黑暗中凄厉地号叫着。洛朗心想，他再也不必接受这些老掉牙的痛苦的想法……害怕明天，担心家人的一日三餐和将来的生活？今天哪个男人幸福得足以做到来去无牵挂？他就像许许多多别的父亲一样……这是做父亲的悲哀，它压在他们中的千千万万的人身上……他叹着气，满怀柔情地看着书，那是一本封面已经破旧的薄薄的英文书。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安慰他的话，他最喜爱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诗歌可以带给他一些慰藉。他读着：

My soul like a ship in a black storm

Is driven I know not within……[1]

“我的心，就像黑暗暴风雨中的一条船，不知会被席卷到多深的地方……”

他抬起头，心情沉重地看着浸沐在雾气中的杉树，和照在树上、映着他们和墙面的苍白的灯光。到了又病又老的时候，谁能凝视着这些一动不动的黑色树木，呼吸着秋天泥土的气息而不瑟瑟发抖呢？……

他问了一句：

“克洛蒂娜，你能把百叶窗关上吗，我的孩子？……能把窗帘拉上吗？……我觉得冷。”

“克洛蒂娜，听见你父亲说的话吗？”达格尔纳太太说道。

克洛蒂娜站起来，拉上了窗帘。

二

读初中上晚自习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的让—卢克经常这样想：

“将来，当我喜欢上一个女人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把她抱在怀里（他想到‘裸体’两个字的时候，脸因为害羞和欲望而涨得通红），我会特别想起这些黑黢黢的墙壁和雨声，以增强我的快感。”

这天晚上，在一个温暖阴暗的房间里，睡在爱蒂身边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古老的往事又涌上心头，但它那么遥远，那么甜蜜，并且很好地去掉了邪恶的成分，以至于他对这件事只是稍微想了一下，并报以微笑。他是那么幸福……他们把灯熄掉了，一个小煤油炉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燃烧着，炉子的红心照着有花枝图案的壁衣，壁衣上印着因为潮湿而已经退了色的帆船。让—卢克是在蒙苏里公园边上的一个小餐馆里发现这种小包房的，由一道不引人注目的楼梯和一扇暗门进出。

他就是在那里与爱蒂幽会。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季节，公园和整栋房子都好像是空的。露台上的铁桌子倒在一个挡雨披檐下面。夜晚抹去了印在门上的“婚宴”两个字。一盏点亮的路灯把灯光倒映在一片黑漆漆的湖水中。雨水轻轻地流淌着，这种水流潜进水里的声音在独自估算和安排着时间。秋天的夜晚，寒气袭人，给人一种苍凉的感觉，但在这个房间里，爱蒂的芳香体味把墙壁都浸透了。房间里有一种闷热的感觉，但很温馨，使身体和灵魂昏昏欲睡。桌子上有一瓶干白葡萄酒，浸泡在满满一桶冰块中。但他们滴酒未沾。他们甚至都没有接吻拥抱。只是紧紧地依偎，一动不动，手紧紧地盈握在一起，爱蒂的手腕都捏出了红印。时间停止了。一扇门轻轻地关上，一个女人的说话声、一阵抑制住的笑声穿墙而过，然后一切都又沉寂下来。雨，下得更大了，这也是洛朗·达格尔纳此刻正在谛听的敲打着屋顶锌皮屋檐的雨。

“天气多好啊。”让—卢克低声说道。

他伸手去摸桌上的香烟。爱蒂点亮了位于两副餐具之间的那盏小灯。

他们充满渴望地凝视着对方，没有一丝微笑。他脱下了西服上装，去掉衣领后，那年轻白净、壮硕有力的脖子露了出来，那一头蓬乱的棕色秀发把他那紧凑苍白的前额遮住了一半；他那头浓密的头发，太茂密，太富有生命力，生长在瘦削的面孔上，就像热带地区燃烧的大地上长出的茂盛的草一样。他用手猛地把它们拢到后面去。他的一些动作还像个未成年人一样稚气未脱，但他的目光已经像个成年人一样大胆、明亮了。当他低下眼睛，那长长的睫毛使他的面容变得很温柔。

她喃喃道：

“很晚了。”

“不晚。”

“晚了，让我走吧。都快午夜了。家里人不许我午夜后才回家。”

“我不在乎你的家人……”

“我在乎呀，我该……”

“那好吧，走吧！”

她站起来，但感觉到男孩的双腿和她的双腿缠绕在一起。他们又慢慢地倒下去，紧紧地搂在一起。

她二十岁了，长着一副专横、精致的脸和一双绿色的大眼睛，几乎没怎么化妆。她的头发半长，用两只玳瑁发夹束在耳朵后面，发夹上镶嵌了钻石。让—卢克摘下她的发夹，散开的头发倾泻到肩膀和脖子上。她的头发是金色的，比她那琥珀色的肌肤还要明丽。她那清丽的面容、纤细的手臂，尤其是那头轻盈的头发，使她有时候看上去还像个孩子。他们天真地微笑着，这种天真在他们的脸上已经很少见了。一面倾斜的镜子映着他们，那是一面老镜子，镜框很重，镀了金，可能是一八八〇年制造的，就像这座房子里的所有家具一样，镜面上划了许多文字和陌生的人名。此时此刻，两人最强烈最美妙的愿望就是像这样，一动不动地待着，永远这样，紧紧地搂抱着进入梦乡，永远也不要再见到他们的父母亲，也不要感受凄清大街上的气息。他们嘴对着嘴说话，凑得那么近，以至于话还没说出来，这些话还是呢喃细语，还是未成型的半语半吻时，就被嘴唇吸了进去。他们好幸福啊。年轻的时候，很少有人懂得品味幸福的滋味，他们甚至都不去追求这种幸福，仿佛觉得这么年轻，还要额外增加幸福，对上帝的要求也太过分，可这无声的狂喜是他们所能了解的最接近幸福的画面。他们不是情人。他爱她。他想把她变成他的妻子。

突然，他们觉得冷了。虽然他们的脸颊热得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但他们的身子却冷得直打哆嗦。他们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小煤油炉边坐下，默默地吸着烟。然后，爱蒂把包里的镜子拿出来放在地上，背靠着让—卢克的膝盖，开始慢条斯理地梳头发。他抓起她放下的香烟，送到嘴唇边。

“没有你很难活下去。”他终于吃力地说道。

像往常一样，在内心激动的时候，他的声音就会变得低沉。他转过头去，为的是不让他的眼神背叛他的激动情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灵魂是耻于谈情说爱的。他的脸已经变得冷峻和平静。当他带着热情抑或是真诚说话时，他的脸上变得没有表情，冷冰冰的，捉摸不透，可是当他的每一个表情都平静下来，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他的脸会由于嘲讽、思考和极度专心而变得生动；他的双眼闪烁着，嘴唇因为平息他的激动情绪而不耐烦地挛缩着，但这种激动的情绪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就像死灰复燃后继续燃烧的大火一样。

她紧紧地靠着他。他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会和你一起待在这里。你是那种让我觉得害怕的女人。你太光彩照人了……而我以前想象的那种女人……”

他没有接着往下说，而是默默地注视着她那往后仰着、靠在他膝盖上的裸露的颈子。房间被煤油炉的火光照亮，暗淡的玫瑰色的火光将爱蒂的身体留在阴影中，也给她的脸和圆圆的金色脖子抹上了一层彩妆。

“亲爱的……你想象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啊？你真是忘恩负义啊……而我，自从我看见你，我就在想：‘我喜欢这个人……’你还记得吗？索邦大学的长廊里，我在那里等向达尔·德斯克莱。天已经黑了，到处都亮起了灯。我们周围没有一个人，而你……我发现你是那么英俊……你想跟我说话，却又没那个胆。”

“从你的装束来看，我就知道你不是大学生，但我假装弄错了。我问了你一个愚蠢的问题……”

“你显得非常自如。我以前一直在梦想找一个像你一样的小伙子……是的，你那瘦削的面孔和美丽的眼睛……那么你，你小的时候，渴望的是另一种女人吗？那是什么样的女人？”

“既是‘拉辛的公主’，又要跪在我的面前。”他微笑着说道。

她立即跪在他面前，笑吟吟地看着他。他摇了摇头。

“这可能还不够……你想想……我需要她忠实于我，听命于我，除了我不依赖任何人，只属于我一个人，把我视为她全部的幸福，她全部的安逸……而你是富家千金，一个年轻的女子，你的全部生活与我天差地远的……可是很快……”

他一手托着女孩歪着的颈子，轻轻地捏着，然后慢慢加大力量，直到她发出痛苦的叫声。他并不问她：“你爱我吗？你永远也不会爱上另一个男人吗？我们永不分离吗？”他很少使用爱的语言，在他这种年纪，爱的语言仍然是那么庄严，说出了就无法收回，他们还没有滥用爱语。最后，他说道：

“我的朋友……”

这是他毫不费力就可以脱口而出的唯一充满柔情的词语，唯一不让他觉得耻辱的词语。

他们紧紧地拥在一起，一语不发。爱蒂突然站了起来：

“好啦，够了，该走了……来吧。”

当她重新梳好头发的时候，让—卢克站了起来，走到紧闭的窗户边。他朝蒙在窗户玻璃上的水汽吹了一下，餐馆露台上一盏锌皮路灯苍白的灯光从窗户那里透进来。

“公园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已经是深更半夜了。”

让—卢克看着那些一动不动的树，它们向大地俯下身子，专心致志地聆听着液流上升的声音，但它们没有快乐得发抖，没有春情荡漾，而是很沉着，很耐心，怀着隐隐的希望……让—卢克取笑它们，谴责它们，可怜它们，因为他那年轻的身体在瑟瑟颤抖，他身上的血液在沸腾在燃烧。他猛地打开窗户，吸着裹挟了雨水的空气，仿佛这空气中放了香膏，可以平息他内心的悸动与狂热。昏暗的灯光把两人的身影透射到露台的玻璃墙上，它们吻在一起，然后爱蒂拾起丢在沙发上的毛皮大衣，先前他们躺在大衣上面互相抚摸着，她把大衣举到脸颊和嘴唇边：

“你的体香……”

他们还在沙发边犹豫了片刻。让—卢克用低沉、热情的声音说：

“不，不，你不会是我的情妇，而是我的妻子。你以为，如果我和你睡过觉，我会放你走吗？……”

“走吧……”

他在那瓶依然很满的酒瓶下面压了一张五十法郎钞票，也是最后一张了……也罢！……有什么关系呢？……他觉得自己浑身是劲，足以托起整个世界！

三

他们在冷冷清清的小加赞街分的手。公园时不时地有个地方被微弱的灯光照亮。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让—卢克竖起雨衣的领子，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雨水在他的头发上、脸上流淌着。又沉又冷的大颗水珠吸走了他脸颊上火烧一般的灼热，他觉得惬意极了。他很幸福。一个人处在幸福之中是多么崇高，多么高尚啊。……风穿透了他的衣服，他肚子好饿，为了买那瓶酒，为了给爱蒂买香烟，他没有吃晚餐，但这么做使他更快乐、更自豪。在他这个年龄，必要的物质能使人受尊重，即使以后再进行报复……对他来说，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那保存完好的力量枯竭，无论是贫苦，超负荷的工作，还是纵情享乐。无眠之夜使他的身体无比的兴奋；他的思维由于饥肠辘辘也变得更加敏捷，更加清晰。他陶醉于自己的青春、热血，以及那副把自信传递给心灵的灵巧而平衡的身体。他又一次微笑着回忆起中学里的事、黑乎乎的墙壁和他的眼泪……所有那一切都已离他远去……平生第一次，时间与他同在，并属于他。童年时，时间过得那么慢，那么沉闷，对别人来说意味着快乐和忘却的时间，现在也开始和他的脉搏一起跳动。他是多么年轻啊！他真想振臂高呼：“谢谢你，青春……”瞬间里，他的力量可以与整个世界抗衡。

他慢悠悠地走在蒙苏里公园周围的小街上，感觉到夜色和寂静很好地掩护了他内心的狂热。公园下面地势较低的地方延伸着一片灯火和喧闹声，成百上千像他这样的小伙子从那里经过，他们同样强壮，同样聪明（同样聪明吗？这个吗，不，不一样，他微笑着想），这些年轻人一无所有，但每个人都梦想用自己的双手牢牢地抓住世界。他在黑漆漆的街上，迟迟不愿回去。他倚在公园的栅栏上，深情地看着湖上的灯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在黑暗中、在雨中、在无边无际的寂静中摇曳的小火光更平静的了。灯光似乎在慢慢地吸收他的目光，慢慢地……这是难以言表的，难以言表……它轻轻地闪烁着，渐渐地平息了他的心跳。

他继续往前走，把那只抚摸过爱蒂的手从衬衫的开口处伸进去，紧紧地贴在胸膛上。时不时地，他把那只手举到嘴唇边，吸着上面的香味。爱蒂……这个富家小姐，是在一个他不了解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他很难想象那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是金融家的世界、政治家的世界（她的父亲就是那个阿贝尔·撒拉，银行家），这个有钱的女孩将会成为他的妻子。爱情只有在两个人互相为对方牺牲时才有价值，而且要彻底牺牲。爱蒂将会成为他的妻子，他至死不渝的忠实伴侣。他只要找到一个谋生手段，就可以娶她。他猜想她的父亲十有八九会反对这门婚事。可是如果必须过穷苦的日子，将是多么糟糕的事情。那种要对女人负责的想法，那种对剥夺女人的奢华和舒适生活——有人不是说它们理所当然属于女人吗——的担心，老一辈的人才会看重。为什么？……爱情应该在努力中，在平等的相互牺牲和彼此忠诚中千锤百炼。当今世界，对男人和女人来说，勇气和自尊才是唯一必不可少的美德。必不可少，但足够了。爱蒂不能胆怯。缺乏勇气的话会把她心中的爱情磨灭掉。当然，生活很艰辛。有谁比他更了解这一点？……为了生存，为了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完成学业——他不能跟他那羸弱、生病、破产的父亲要任何东西，他真的是在玩命地干活。他洗汽车，用两个晚上的时间翻译侦探小说，收费极其低廉地给人上课，含辛茹苦地挣钱，彻底放弃物质享受，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权利，是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自豪地说家里人什么也没给他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他，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打造自己喜爱的生活，既无需等待，也不需要建议和援助。在这种生活中，他将是唯一的主人。

就这样，他一边浮想联翩，一边旁若无人地从人群中挤过，终于抵达奥戴翁广场的一家小咖啡馆，他要在那里会他的朋友塞尔日·杜尔丹。破旧的软皮垫长椅，失去光泽的锌皮吧台，筋疲力尽、昏昏欲睡的女孩子靠在一个苍白消瘦的男孩身边，这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场景。因为，青春是一杯美酒，却通常装在一只粗制滥造的杯子里。然而，他并不觉得痛苦。没有地方比得上这些寒碜的小酒吧，待在那里，就好像迷失、隐藏在城市的低凹处，躲避在黑暗和喧闹的中心，在自己周围重新创造了一个摆脱了世界法则的世界，就像孩提时一样。

他和塞尔日·杜尔丹在那里一直待到清晨，和他一起沉醉在政治之中。他会看着茶托送到小铁桌上来。杜尔丹和他一样孤苦伶仃。他们是在中学里认识的，开学的那天晚上，在寄宿学校的门口，校门即将在他们的身后关闭，两个可怜的孩子迷失在人群中，紧握着拳头，紧咬住牙齿，不让羞耻的眼泪掉下来。

他们将一直待到清晨，他们可能会说话或者保持沉默，在沉默中他们能更好地相互理解。然后，让—卢克会回到他租住的那个房间，在绿岛——那个老弹子房上面，索邦大学的正对面，他将在棋子在棋盘上移动的声音中，在使劲掷出的弹子的当当声中，在酒杯的碰撞声中，在说话声中入睡，就像从前在中学里，在营房里入睡一样，睡得很沉很香，没有梦。

四

一年后，还是在这个破旧的绿岛，在底层的大厅里，在象棋桌和弹子桌之间，让—卢克等着爱蒂的电话。

快到晚上八点钟了，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半天。外面是阴沉沉的秋天，没有任何地方可去……他是多么厌倦巴黎的大街小巷啊，从黎明时分开始，他就在街上谋划，试着推销他的那些吸尘器模型、收音机的焊锡，还有从倒闭的化妆品商店低价买来的肥皂……这是他目前唯一的谋生手段。无论是显赫的文凭、勇气还是工作，没有一样东西能给他带来他所希望的最微小的安全感，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他最起码的愿望。就像人们谈论美国女孩时说“美丽是廉价的”一样，同样，在欧洲，在一九三三年的这个秋天，人的才智一钱不值。

他一个人待在那里，杜尔丹晚些时候应该会来。杜尔丹在一家铁器金属店找到一份每月八百块钱的工作，每天负责出口商品的监管和装车。有时候，他也在绿岛吃晚餐，吃一块“火腿面包”，喝一杯搀了酒的清咖啡。

沉闷的空气中飘着一层厚厚的烟雾，其中夹杂着尘埃和白垩；让—卢克对面燃着一盏黄色的蝶形煤气灯。弹子和象棋的撞击形成沉闷的嘈杂声，在因为疲惫而昏昏欲睡的时候听着几乎是令人沉醉的。

让—卢克坐在一个角落里，闭着眼睛，双臂抱在胸前。当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那细小的铃声在咖啡馆的喧闹声中几乎听不见，他就猛地撑开眼皮，竖起耳朵听着。可是，服务生埃尔内思特站在电话间的门口喊的是“有人找马塞尔先生”，或者“找乔治先生”，或者另一个人的名字，反正不是他，从来都不是他……让—卢克慢慢地放开交叉着的双臂，用两只用力地箍在一起的手把膝盖圈起来，直到他的心跳平息下来。他透过烟雾，目不转睛地看着煤气的火光。他清瘦，脸色苍白，胡子没好好刮，头发特别长，身上穿着一件袖子打了补丁的难看的毛衣。坐在他周围的全是和他一模一样的年轻人，仿佛在他们告别青少年时期之际，营养不良、空气和阳光的匮乏把他们的面孔和身体加工成型，直到把他们变成一个群块，不怎么像人，倒更像是兵营、办公室或者医院里的一个号码、一个单位，而不是彼此区别的个体。他们都穿着毛衣或者旧雨衣，发型也全都一个样，平滑的头发贴在一起梳到后面。胸部都很窄小，非常低矮的活硬领里面，脖子非常细。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急促、很激愤。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亚洲人，比起其他人来肤色只是稍黄一点点。昏暗的照明给所有的面孔都涂上了一层褐色。大厅里没有女人。

所有那些不玩牌不下棋的都在谈论政治，就像让—卢克以前所做的一样……他知道隐含在话语下面的是什么，他们在孕育怎样的梦想，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物质生活的艰难并没有让他们绝望，却激发起他们一种隐隐约约的雄心壮志，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还不大承认。他们将会以怎样的喜悦埋葬旧的世界啊！如果它死了，如果它从四面八方爆炸，就像有人在他们周围对它大喊大叫一样，他们这些年轻人难道不会在那里收集爆炸碎片吗？……对那些年龄上与他们最接近的哥哥姐姐们来说，十五年来，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主宰，那就是金钱。对他们来说，金钱就是权力。这个关键字他们永远也不会说出口，因为它是“忌讳”，但是虽然不情愿，人们还是听到了，隐约显露在他们快捷严肃的评判中，对包括整个世界在内的极度蔑视中，在对政治的热情中——这是唯一能让他们激动的人类活动形式。怎么能不梦想呢？……当今世界还给了年轻人什么呢？……工作找不到，最简单的心愿也实现不了，没有行动。就只剩下这个了……指望一步登天的、以各种名义和党派标签做伪装的残酷而冷漠的热情。

“那我呢？”让—卢克心想。

他像他们一样梦想主宰这世界，可世界在他看来从未如此遥不可及。他从一扇低矮的门进入世界，这是一扇贫穷之门，遗弃之门，背叛爱情之门。他觉得如此孤独……他心想：

“于连·索莱尔尚可以指望社会上的某个阶层。可我们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摇摇欲坠。连金钱本身都不可靠。在我的周围，什么都没有。无依无靠。”

他用牙齿咬住嘴唇，以免发出一声懦弱的叹息。侍者才给他添了白兰地，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他俯身向前，手里玩着那只空烟盒。他重新开始等待。

现在快九点钟了。他突然站了起来，穿过弹子房，往电话间走去。透过电话间的门，他听见一个非常年轻的男人的声音，简直就像一个未成年人的声音，用睡梦中的语调反复说：

“可我已经跟你说过我在父亲家吃晚饭！……妮妮，好了，理智一点！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在我爸爸家！……”

让—卢克靠在墙上，这墙壁以前刷过石灰，现在已经肮脏不堪，写满了名字和数字。最后，电话间的门终于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脸部因喝了酒而涨得通红，胳膊下面还夹了根台球棒。他认得让—卢克，对他微微一笑：

“你好吗，达格尔纳？”

让—卢克一语不发地走进令人窒息的小电话间，他已经在那里打过许多次电话。他下不了决心把听筒摘下来，怕再次听见那个声音：

“你是谁啊？小姐出门了。”

电话间的隔板一直到半高的地方都写满了女人的名字，画了许多人体或者面孔，里面弥漫着一股冷冷的烟味，让人恶心。

轻轻地，让—卢克轻轻地摘下听筒，手在上面抚摸了片刻，然后开始拨号。接听电话的是爱蒂本人，一听到她的声音，让—卢克就大发雷霆，听到沙哑低沉的说话声，他自己也大吃一惊。

“是你……你为什么没打电话？”

爱蒂喃喃道：

“我现在不能说……”

“你听着，爱蒂！……如果你愿意，你只用说是或者不是，可我需要一个回答！一个认识你的小伙子说你订婚了，说订婚日期已经宣布了，定在十一月二十五号。一个星期了，我见不到你，你既不给我打电话，也不给我写信。我想……我想要知道。你回答！……”他狂怒地喊道。

他停止说话了：爱蒂一句话也没说就把电话给挂掉了。

他气愤地摇着电话铃，他怎么弄都是白搭。他把手慢慢地放到脸上。

“婊子，”他咬牙切齿地喃喃道，“她会为此尝到苦头的，我发誓……”

说完，他还在那里待了片刻，定定地看着画在门上的一个女人的臀部。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最后，他打开门，丢给收银员一句“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回到了大厅。

杜尔丹已经坐到他的那张桌子边。他推开杜尔丹放在椅子上的雨衣。杜尔丹小声问道：

“不舒服？”

“什么呀？……没有。”

他们都不说话了。两人的友谊是很谨慎的那种，依然受孩童时的约定影响：不指责，不抱怨，尽可能少地诉说自己的痛苦和错误。从那个小小的脸色苍白的中学生，到让—卢克十二岁时认识的那个膝盖粗硬的小男孩，杜尔丹一直都保持着那种机灵、神秘和优雅的神情，他的手腕很细，那双忧郁的眼睛很难集中到跟他说话的那个人身上，就好像他打量了一下对方后，马上就把目光躲开了。

让—卢克把那片切开的火腿推到他面前。

“给。吃吧。想喝点东西吗？”

“越多越好。我一整天都在北站扛废铁。”

“为了那一个月八百块钱，你现在当起卡车司机来了？”

“偶尔做一下。”

“你给你叔叔写信了吗？”

杜尔丹属于洛林的工业家阶层，他的父亲死于一九一七年。一个家庭董事会负责管理那个建于一八三〇年的水晶玻璃器皿店，等塞尔日成年后必须归还给他。这个家庭董事会是由杜尔丹老爹所能找到的最聪明最正直的人组成的，在出发上前线之前把儿子的股权托付给他们。他们理智地、谨慎地、诚实地经营着这门生意，以至于它不但没有赶上繁荣的浪潮，反而从一九二八年起就开始渐渐衰败，到经济危机的前几个月就破产了。

杜尔丹把酒杯举到嘴边：

“我叔叔吗？……我都收到他的回信了。你等一下就知道，这非常有趣。他在浮日山脉里面有个织布工厂。是那种赚不了几个钱但很惬意的生意。你明白了吗？……工厂十五号开始变卖资产以偿还债务。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四十二岁，一个四十五岁，在信的后面还附了文字，让我在巴黎随便给她们找个什么职位或者工作。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

“有趣，这个词恰如其分。”让—卢克低声说道。

杜尔丹好像醉了，空腹喝酒使他脸部充血。他站起来跟邻座借火。由于疲劳，他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

“你想过吗，纪德的那句话很快就要失去意义了，”让—卢克说道，“一个家庭，它使你厌烦，但好歹有个家在那里，可以帮助你，使你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它是无价之宝……可我，我不知道什么是无价之宝……”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干巴巴的，就好像他在努力克制自己，压抑自己的感情。这些话好像是经过字斟句酌的，为的是弱化思想的重要性，减少思想的影响力，但是，时不时地，一个很不相称的词，诸如“可怕的”、“恐怖的”等等，就像一个出口，一团隐藏着的火从那里窜出来。

杜尔丹和让—卢克之间的对话，常常会使用一些名言引出个人的私事，就像把一块用于书写和阅读密码文件的镂空纸版放在文字上一样，这些文字的意思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杜尔丹明白让—卢克是在想自己的父亲，那个快要死去的父亲，他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他低下头，让—卢克知道他已经明白自己所说的话。

“女孩子，”让—卢克突然痛苦地说，“只有女孩子是幸福的。自由自在，荒淫无度，一门心思追求肉体享受。‘没有危险、毫不担心的’爱情。几代人中她们第一次享受到这种自由。你看看她们。她们多么漂亮，多么风光，看上去是多么幸福……而我们呢？……你看看我们。看看我们周围。我们漂亮吗，嗯？”

“你说的是富家小姐……”

“我说的是其中的一个，”让—卢克说着把头扭到了一边，“你知道我想说的是谁。”他说得更小声了，而且费了很大的劲，“你跟我说过……她要结婚……是真的吗？……”

“是真的。”杜尔丹小声说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好吧！”杜尔丹说道，“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名叫玛丽·贝朗热，她知道爱蒂·撒拉，更确切地说，她以前认识她。这个玛丽·贝朗热和丈夫分居了，是在几年前。分居后，她就没再见过撒拉那家人，他们是她丈夫的远房亲戚，但她从前的一个朋友还跟她有来往，那个朋友说你的那个爱蒂要嫁给贝特朗·博罗歇。你知道这个名字吗？博罗歇家族。大财团，非常庞大的财团。所以我就知道了这个事。告诉我，这个女孩，你和她睡过吗？”

“没有。”

“没有？……你怎么犯这样的错误！应该利用她。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让—卢克重复道。

“你想过吗，在说到女孩子时，‘年轻女子’这个词废弃不用却只说‘女子’[2]，是具有征兆性的。‘女子’，另外还有‘婆娘’，她们就值这个价……但我们会喜欢上她们中间的一些人，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像这个玛丽·贝朗热……”

杜尔丹没有往下说。他把烟头放到空盘子里轻轻地掐灭，然后突然说道：

“我需要钱。我太需要钱了。我不能让玛丽来我家，来那个住着北非人和皮条客的旅馆。我也不能去她家。她正准备离婚，为了得到一笔使她可以活下去的年金，离婚必须以她的丈夫有过错进行宣判。那是一个暴虐的疯子，如果他成功地证明她有个情人，她就会一无所有。我想要一间过得去的房子。我没有钱。可是也许有个办法……你说说，顾忌，你能告诉我什么是顾忌吗？”

“一个人完全蔑视别人，但他也明白对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让—卢克说道。

“你这么认为吗？……也许吧……”

“什么办法？”

“啊！玩点文字游戏。”杜尔丹轻描淡写地说。

“造假？”

“差不多……但更复杂……”

“你得留点神。”让—卢克小声说道。

杜尔丹耸了耸肩膀。

“留神什么？……身败名裂吗，我无所谓！……要知道那会比现在这个样子幸福得多……你想过吗，假如我们生病了，出事故了，我们会怎么样吗？我们会活活饿死……”

“你醉了。”让—卢克说道。

杜尔丹好像清醒了。他费力地站了起来，拿起那件发绿的旧雨衣，揉成一团放到腋下，然后一语不发地走了。

剩下让—卢克独自一人。

五

夜深了。玩弹子的客人走了，接着离开的是玩扑克和桥牌的人，最后走的是下象棋的人。

只有一个人还坐在让—卢克对面，那是一个穿着浪漫诗人的黑斗篷的老头儿，绿岛的一位常客。他坐在那里睡着了，垂在胸前的是一张精致苍白的脸，脸上留着一圈黑色的大胡子。

让—卢克出神地盯着他，却好像并没有看见他，自己也没有动一下……去哪里呢？……秋天的夜晚如此不怀好意……当然还可以去维希纳……但是一想到青蛙的叫声和约瑟的酣声，他就厌恶得发抖。那栋房子太小了。兄弟俩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此外，他最害怕的还是他父亲那惴惴不安的柔情……

最后，睡觉的老头醒了，离开了。让—卢克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这一整夜都很难受。他扑到床上，抱住枕头，死死地抱在胸前，就像在小时候那些非常难过的夜晚一样。她可真会玩他啊！他感到心如刀绞！……他咬牙切齿、怒不可遏地重复说：“不，不，我不想受苦！”他使出年轻人的全部力量，带着愤怒、羞耻和蔑视，拒绝自己的痛苦，憎恨自己的痛苦。“我决不会为一个女人痛苦！……我拒绝为一个女人痛苦！我不想被世界上最低级、最可耻的东西降服，被爱的需要和顾影自怜打败！……啊！她想和我对着干……那好吧！我们走着瞧，我们看谁最厉害，”他大声说道，“我们走着瞧，我的小美人！……我会叫你欲哭无泪。你等着好了，要不了多久……你等着瞧……我将成为最强者！……我！……我！……我！……”

他自豪而又绝望地喊着“我”，就仿佛在向一个无形的神求助一样。无论如何，都必须挺住。他孤军奋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只能靠他自己，靠他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必须锤炼自己百折不挠的意志，要心狠手辣。他一字一顿、充满爱意地低声重复着“心狠手辣”几个字……这天夜里，自我力量的意识和必胜的信念在他身上诞生了。一个年轻人，有一个刚强的灵魂，当他第一次遭受痛苦的时候，他惊恐地发现它是如此强大，而他本人却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但是他马上就会发现它和自己势均力敌，而不是像小时候那样力量悬殊，很快地他就可以骄傲地承受它，而不会变成弱者，不会因此而死去……他把痛苦叫出来，向它发出挑衅，向它挺起胸膛：“那么！来吧，打击我吧！……我不怕你！我不怕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可是，他突然想起爱蒂的一句话，想起一个吻，惊恐地发现眼泪已经夺眶而出，就要在脸上流淌了。为了忍住眼泪，他的整个身体都在抽搐。不，他不会哭。他憎恨软弱。他想起他的父亲，父亲在送他去上学、即将开赴前线的时候哭了，当着他的面哭了，一点也不害臊。看着父亲泪流满面，他是多么怜悯他啊！怜悯！……他可不要任何人怜悯，他！……决不！

他站起来，跑到敞开的窗户边，使尽全身力气让窗框从手指上关过，把手指压在两扇窗扉之间，使劲压着。这么做在很短的时间里对于消除嫉妒和爱情是非常奏效的……他看着鲜血直流，满不在乎地点点头说：

“行啦……现在了结了。”他大声说道。

了结了？……不，还没有……可是很快……一点点耐心，一点点勇气……爱情，这一类的爱情，充满耻辱和仇恨，是一种可耻的感情。尤其是，不要去想它！……别再见她，哪怕她躺在他的两腿中间，主动投怀送抱，他都会拒绝，让她自重……“就让她嫁给她的那个博罗歇吧，”他气愤地想，“但她首先和我睡！……我发誓！……利用她，她就配这个，”他想起杜尔丹的那句话后小声说道，“先利用她，然后，让她见鬼去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但至少我要得到快乐，不上当，不上她的当，不上世界上任何人的当，也不要被我自己的心给欺骗了！……”

他觉得疲惫但很清醒，心里已接近平静。他站在敞开着的窗户边，看着屋顶和早晨烟雾缭绕、低矮灰蒙的天空。他对爱蒂的所有温情和渴望，还剩下什么呢？

他心想：“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柔情了……”是的，感情的事已经结束了，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欲望还在持续，它更富有刺激性，更令人不安……等着瞧，会让它得到满足的……

六

撒拉一家住在大学路，不远处有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栽种了一些光秃秃的树。让—卢克坐在广场的一张凳子上，等了很长时间，却怎么都鼓不起勇气。那一天被确定为爱蒂订婚的日子，《费加罗报》前一天已经刊登了撒拉家举办酒会的启事。让—卢克想溜进那所房子，他还从未跨过那道门槛。他会跟着那批舞客、小伙伴和小白脸一起混进去，他会进去，会见到爱蒂。他必须进去。必须把她从那个博罗歇身边抢过来。必须第一个占有她。他对自己有这个义务。

天气阴沉、潮湿。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借了一套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外面罩了一件不大合身的外衣，在这个季节也显得过于单薄了一些。他冷得直打哆嗦。他的两只手发麻，冻得像冰块一样。他已经在那里待了三个小时了。他看见花商扛着玫瑰花篮走了进去。他看见头一批汽车开到。他看着亮了灯的窗户。撒拉家的公寓在哪一层？爱蒂从来没有同意过在她家里接待他，而他觉得这根本就没什么……他甚至想都不去想。他所爱的这个女孩的家庭、她的房子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心想：

“她觉得我做她的爱情替代品正好合适……”

时不时地，他站起来，穿过广场，一直走到邻近的河堤。像往常一样，水的气息、黑暗和街道上的沉闷的喧闹声使他的心平静了下来。他慢慢地走回广场的那张凳子，等待着。他决定在大批人群进去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去。最后，他大声说道：

“走！……”

每迈出一步都是何等艰难啊！他在马路边踌躇不前。汽车开过时，把泥浆都溅到了他的脸上。走到门边，他忽地停了下来。他是多么胆怯啊！他往后退了退，侧身贴着墙壁。他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还在那里等待着。等一下，就到七点钟了……等一下，就太晚了……他听见钟敲七下……汽车一辆接一辆都开走了。他还在那里等着。两个人出来的时候与他撞了个满怀。他突然想：

“假如他们说到撒拉一家的名字，我就进去。否则……”

刚想到这里，他就听到他们说到撒拉的名字，而且是大声说出来的，就在他身边，几乎是贴着他的耳朵说出来的。他走了进去。

他上楼了，才到二楼，就听见酒会低沉的喧哗声，脚步声、说话声和笑声交织在一起，他还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读中学的时候形单影只，读大学的时候一贫如洗，他从未走进过一个全都是陌生人的沙龙。他怕得发抖。但他还是上去了。他咬紧牙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强迫自己往前走，面不改色，说话的声调也不要背叛自己。

他穿过一条长长的红走廊，然后是一个客厅。来的人可真多啊！……没有人留意他。他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看见了爱蒂。她也在同一个时刻掉转头，看见了他。他们互相看着，没有说话。他们的周围全是客人。可他还是压低声音说道：

“我想修复遗忘。你应该不会漏掉一个老朋友，忘记邀请他参加你的订婚礼吧？”

他用热辣辣的目光打量着她。爱蒂的脸上泛起了潮红，她脸上出现如此局促不安的表情，反而使他几乎平静了下来，在那张锈迹斑斑的凳子上，在那条黑黢黢的大街上，那个酝酿、琢磨、加工了很久的句子，脱口而出的时候还是那么激动、那么惶恐，却被他完完整整地说完，而脸上的肌肉都没动一下。他很快就呼吸顺畅了：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他再也不会惧怕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了！她三跨两步地走到他的身边，目光撇到一边，小声说道：

“走吧！我不能在这里跟你说话。走！……我会去找你的，我发誓！”

“你害怕了？你有什么好怕的呢？你疯了吗？你以为我是来哭鼻子的吗？你以为我在使苦肉计吗？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

他俩都不说话了，两个人都气喘吁吁，脸色苍白。但他首先恢复了镇静：

“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他低声吩咐。

她好像在犹豫，然后把他领到一个五十来岁、头发花白的妇人身边。那妇人耳朵上挂着珍珠，穿着一条粉红色的长裙，头上戴着一顶奇怪的包裹状的帽子，看上去就像一九一〇年或者一九一二年的一幅老照片。她个头很高，脸上带着身材高大的女人常有的那种羞涩。她低着头，缩着脖子，身子前倾，仿佛很想让人忘记她的身高。她的脸上风韵犹存。她朝让—卢克微微一笑，两只黑色的眼眸闪着温柔的亮光：“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她拉着他的手，友好真诚地看着他，低声说道。

让—卢克后面，另外一个小伙子走过来向她致意。她拉着他的手，用同样的微笑，说着同样的话语。一个年轻女孩抓住爱蒂的胳膊问：

“我们去你房间吗？……”

让—卢克跟在她们后面。他们穿过客厅，上了一个狭窄的螺旋形楼梯。让—卢克走进去的那间卧室又小又暗，一张大沙发占去了房间一半的面积。一些男孩女孩躺在那里。一个男孩子把手放在开关上，一旦听见有脚步声便把电灯打开。

让—卢克靠在墙上。打火机的亮光照亮了一个陌生男孩的面孔，一个又黑又滑的女人的小脑袋。没有人在意他。他听见他们说笑，他们的说话声很嘈杂、很小声，说到名字的那些人他都不认识，对一些事情的含沙射影他也懵懂不知。他与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与他们隔着距离。他过去了。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他们显得那么无忧无虑，那么快乐幸福……

有人说了好几次“博罗歇……博罗歇……”。

一个男人的声音，一个非常年轻的声音，用做作的、开玩笑的腔调应着。让—卢克觉得非常好奇。他摸索着把灯打开，博罗歇坐在爱蒂旁边。这个博罗歇看上去和让—卢克年龄差不多，长着一张瘦长苍白的脸，头发又黑又密，酷似一顶帽子……他显得多么气定神闲、不可一世、志得意满啊！……他拥有仿佛饰有光轮一般的神圣的天赋，就是那种安全感。让—卢克知道博罗歇的财富远不只是巨大，它与欧洲的政治经济结构联系得那么紧密，以至于任何战争、任何社会动荡都不能使它受到损害。它可能被动用，可能会减少，但却永远也不会消失，永远也不会遵循普通的命运。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把这个年轻人变成像其他人一样的小伙子，像让—卢克一样的小伙子，对让—卢克他们来说，每天的面包片才是最重要的。

一只手重新把灯关掉。让—卢克把双臂紧紧地抱在胸前，感觉心脏受压迫后，心在疯狂地跳动。傻瓜，双料的傻瓜！……两年来，他一直勇敢地、坚忍不拔地把自己的生活描绘成某种图画，赋予生活一种情调，一种形式，一直到把这种肮脏、艰难、捉襟见肘的生活涂上了某种艺术色彩。他想象要找一个吉拉杜笔下的女孩，“拉辛笔下的公主”，一个矜持而又纯洁、只属于他的爱人……他没有把爱蒂变成自己的情妇真的是出奇的笨啊！……“只有这样才能把她套牢，”他突然想，“这些女孩尝试过肉体之爱后，对她们来说，别的事就都无关紧要了……”他听见她在笑。这压低了的性感的笑，他还从未听见过吧？……

她距离他也就两步之遥，几乎是躺在博罗歇的怀里。突然，他一个箭步冲到她的身边，在黑暗中抓住她的手，用力地握着。他发觉她在犹豫，手在往后缩，而后那只温暖的手乖乖地顺从他自己的手了。自信才是至高无上的灵丹妙药！……一股热血涌到了他的脸上。他的心跳平息了下来。

后来，当博罗歇站起来走了之后，让—卢克轻轻地抓住了她的手腕。她顺从了，跟他待在了一起。她低声问道：

“你还想再见到我吗？”

“是的。”他低声答道。

她站起来，把他带出了房间。他们俩站在黑暗的楼梯上，她悄悄地把他们身后的门关上了。

“当然啦，”她说道，“另外那个……那个贝特朗……跟他在一起不是因为爱情……”

“不是爱情，那是因为什么？……因为钱吗？”

他俩紧紧地搂在一起，任何一丝声音都吓得他们直发抖，他们几乎是嘴巴对着嘴巴说话：

“啊！走吧！……走吧！……我好害怕……”

“害怕博罗歇吗？”

“不！……害怕我父亲，特别是……如果他知道，如果他怀疑……”

“啊！我可不在乎你的父亲！……我想知道！……这个博罗歇！可你不是有钱吗，你？……你不需要这样……”

“你不明白……这牵涉到某种社会地位，某种生活水准……找丈夫的话，必须找一个事业有成的人，而不是像你这样一个毛孩子，所有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没有耐心，我……”她一边说一边把他推开。

“也没有信心。我明白。”他轻轻地说。

“可我还是喜欢你！……我没有撒谎，我向你发誓，我喜欢你。所以，我们还会再见面，你愿意吗？贝特朗要走了。他父亲派他到美国去两个月，我不清楚有什么事务……我将会一个人待着，自由自在，直到……”

她沉默了。

“直到结婚，毫无疑问？”

“噢，是的……还能怎么样呢？……我的婚姻并不能妨碍我什么。你听着，你现在就走。到时候你再回来。回到这里。我让人邀请你到我的朋友家里。我们还像从前一样见面，比从前更方便。那非常简单……”

“太简单了。”他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他拉起爱蒂的手，突然把她一把拉过来，把她的乳房抓在手里，就像一只准备榨汁的水果一样。这种粗鲁的爱抚使爱蒂轻轻地叫了一声：

“粗人！……你疯了吗？……”她喃喃道。

但她马上就心软了，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用沙哑低沉的声音温柔地说：

“我真的好喜欢你！”

门打开了。她一个箭步跳上楼，他也走了。他无不苦涩地想：

“对付一个女人，很容易嘛……”

七

博罗歇走后的那几个星期里，让—卢克经常与爱蒂约会，有时候是在她这个朋友家里，有时候是在她那个朋友家，有时候则是在她自己家里。一开始，他的眼里只有爱蒂，他周围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即使是最智慧超群的孩子，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能与成年人平起平坐。那些老人，他对他们是视而不见的，他同样是带着漠然和蔑视的态度融入到他们中间的。在他看来，他们有着同样的习惯性的动作、同样的着装、同样的神情。他们居住在一个远离他的世界里。于是，对老人而言，年轻一代形成了一个模糊不清的群体，在这个群体当中，只有他们的孩子才比较突出。

他被引荐给撒拉，但过了没多久，他就想不起撒拉长的什么模样了。他认识了撒拉的朋友卡里克特—兰昆，兰昆在最近掌权的葛莱兹的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长。兰昆还很年轻，个子比较矮，肌肉结实，一头黑发在前额上梳成拿破仑那样的发绺，双目炯炯有神，就好像它们只会映照出外面的世界，而决不会暴露自己内心世界里的任何秘密一样。他想到自己对年轻一代来说是权力的代表，所以当别人向他介绍一些他不认识的年轻人时，他会用身居高位者那种冷漠无神的目光，默默地打量他们片刻。但很快，他天生的和善就占了上风，或者不如说是选举会议中的习惯使然……他的脸上漾起了一道迷人的微笑；他一面微笑，一面腆起肚子，仿佛他期待别人走过去拍拍它一样。

这个兰昆，这个撒拉，还有这个雷苏尔——兰昆在议会中的对手，但他们都一起来参加撒拉家的晚宴，并且互相以“你”相称，正是他们这些人掌握了国家财富的分配权，是他们把守着通往自由、金钱、权力的大门。他们拥有的正是让—卢克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关系网。如此至关重要的事情，却只冠上一个如此渺小的名称！……他们知道所有的口令，所有的关键词……对他们来说，世上无难事，一切困难都可以排除，缓和，迎刃而解。取悦兰昆、雷苏尔和撒拉可以为让—卢克省去许多年的等待和徒劳的卑躬屈膝。当他离开爱蒂、离开舞会之后走到大街上，回到暗无天日的绿岛，他就开始想念这些人了……当然啦，他们并不知道他，他是从小门进入到他们家里的，而这扇门是专门留给年轻人的……屋子里有一片空间是用来嬉戏，或者玩爱情游戏的……在那里他更容易被接纳。女孩子们见到他都很高兴，因为他长相英俊，而且被另外一个女孩爱着，小伙子们对他也一视同仁。但那些严肃的事情，那种真正的金钱交易、行贿受贿的事情都发生在他的身边，却又与他咫尺天涯。一段时间被爱情遏制了的雄心壮志又开始在他身上勃发。这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世界，把“我”说出口的合情合理的愿望，也算是雄心壮志吗？……一条生命来到人世间就拥有牙齿、爪子和肌肉。他需要抓东西。他需要用牙齿咬东西，需要吃东西……在他的周围，却什么也没有。

于是，他想到了和爱蒂结婚，当然这并不是他曾经设想过的，她和他患难与共，她把他视为全部幸福和安逸的源泉的那种婚姻……他所设想的那种婚姻不过是孩子般的美梦而已。他想，生活太艰辛，是不允许年轻人的激情持续太长时间的。假如他娶了爱蒂·撒拉，假如利用她，会怎么样呢？……“财和权，”有一天他对杜尔丹说，“是野心家的两只乳房。”“可是有一只已经有一半枯竭，”杜尔丹回答道，“因为现在是著名的金融崩溃的时代。”是的，金钱是稍瞬即逝、昙花一现的东西。他不会只为金钱卖命，除了钱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他娶一个女孩不只是为了得到她的可观的嫁妆，就像二十或五十年前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所做的那样。他所要寻找的是某个世界，接近权力、掌握权力，金钱倒在其次……必须亲自了解组成那个世界的那些人。必须深入透彻地了解他们，直到属于他们的社会象征消失不见，而只见他们的真实面目。必须在他们放松的时候、虚弱的时候，走到他们身边去看他们，才能学到游戏规则，成功越过最初的藩篱，学会利用他们，就像他将利用爱蒂一样……他对爱蒂的感情中，既有欲望又有愤怒。他们的身体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但他们是敌对的双方。他们都想当最强者和最聪明者，两个人都想欺骗对方，两个人从今往后都会拒绝为爱懊悔，拒绝低三下四地爱着对方。

这时，杜尔丹租了一个房间，与情妇在那里约会。他没告诉让—卢克他是怎么弄到钱的，但当他了解到“撒拉大冒险”——他们两个人都这么称呼——的细节后，会每周腾出房间给让—卢克用几个晚上。一天夜里，让—卢克终于把爱蒂带到了那个房间。

夜已深，都快接近凌晨了。他们一起到外面跳舞，然后开着爱蒂的汽车回来。他们都很疲惫。这是一个气候非常温和的一月份，一个让人迷惑的春天。让—卢克手里攥着那个房间的钥匙，跟自己打赌，在天亮之前，他将变成爱蒂的情人。他柔声说道：

“现在，你跟我一起来。”

她耸了耸肩膀：

“去你租住的屋子吗？”

“随便什么地方……你待会儿就知道了……”

“不去。”

“啊！我就知道你没那个胆！你害怕了，害怕我，尤其是害怕你自己，因为你想要我，因为我再也不是你从前认识的那个温顺的小男孩了……因为你害怕爱我……”

他紧靠着她，对着她的耳朵说了这番话，他看见她那漂亮性感的嘴唇因为欲望而瑟瑟发抖。

“来吧，我想要。”他终于说道。

杜尔丹在左岸的一栋老房子里租了一间房子。让—卢克还从未去过那里。那个房间很大，有点暗，床铺隐藏在凹室里。让—卢克打开了床头灯，灯光朦胧地照亮了旧地板、桃花心木家具和一个小壁炉，木柴已经准备好。房间里静极了。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屋顶上已经发亮的天空。

让—卢克拉上窗帘。他们生起火来，在一张小沙发上坐了片刻，沙发在黑暗中轻轻地发出嘎吱声。

让—卢克喃喃道：

“你以为你需要钱，或者一定的生活水准才会幸福，就像你说过的……但你并不了解你自己。可我，我，我了解你。你爱的是爱情。而眼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的爱是我，因为你想要我，因为你喜欢我……”

她默默不语，任由他疯狂地揉捏胁部和乳房。她吃惊地发现，这个她以为对自己俯首帖耳的孩子实际上是个成年人，像主子一样对她发号施令。

火不是很旺，发出低沉的劈啪声，突然它烧着了一张可能是前一天丢进灰烬里的纸，升起了一道明亮的火光，借着火光，让—卢克看见放在壁炉上的一小幅女人的照片。那可能是玛丽·贝朗热吧，他心想，是杜尔丹的情妇。她长着一副纤细的面孔，略略有些长的稀疏的头发，一个大天使的发型，一张嘴角下垂的嘴巴……他把爱蒂拥在怀里，凝视着那幅照片……之后那片火光暗下来了。房间重新陷入黑暗之中，只有床头灯把床单照亮。

爱蒂成了他的情妇之后，他突然看见她哭了。他激动不已。他轻轻地托起她的脸：

“为什么，爱蒂？……你为什么哭了？……”

她摇摇头，没有回答。可是，不一会儿，她主动投进了他的怀抱，而这一次她已经尝到了鱼水之欢，心头所有的恐惧和忧愁全都一扫而光。

八

只需一个小时就足以让爱蒂学会享受肉体快乐，可以预见从今往后那将是她全部幸福的源泉，她永远也不想了解别的东西。

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里，她常常和让—卢克一起去杜尔丹的房间。让—卢克的身体一直有着强烈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诱惑力，并醉心于主宰别人。他为自己拥有可以使她欲死欲仙的能力感到陶醉。做爱之后，在爱蒂的表情和动作中有一种安宁，对此他不可能无动于衷。从投入他怀抱的那副热烘烘的胴体中，仿佛升起了一团火。他既感到自豪又感到耻辱，当然是那种令人陶醉的男子汉的自豪，但一想到他的爱恋和柔情，好不容易才萌生出来，对爱蒂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触动，想到她只爱他带给她的肉体快乐，他就感到无地自容。啊！她多不像自己的梦中情人啊……也就是一个俗气的女孩，一个小婆娘而已……她以为自己爱他，因为她还非常年轻，因为他是她的第一个情人，可是要不了多久她就会发现，世界上任何一个小伙子，只要他年轻，只要他身强体壮，都可以丝毫不差地带给她同样质量的肉体快乐。

让—卢克玩世不恭地想：

“在她发现这一点之前赶快下手……”

当她觉得快乐的时候，就会阖上眼帘，紧紧地依偎着他，靠在他的身边，他感觉到她的全身都在发抖，直至纤细弯曲的脚趾。可是他呢，做完爱后，只感觉到满腹的忧伤和破灭的幻想，这种幻灭隐藏在爱抚之中，就像一枚果子苦涩的心一样。

而此时此刻，在维希纳，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和大难临头的恐慌。洛朗·达格尔纳的病情加重，对家里人来说，死神却姗姗来迟。他们虽然爱他，但他已经一无所有，于是他们身不由己地盘算起那笔也许可以使他们活下去的人寿保险来。达格尔纳一直受着病痛的折磨，却总拖着不死。他只是一个影子，一丝气息，一副了无生气的肉身，但他就是不死。吃药、缴税，偿还那些逼得很紧的债，随时都要用到钱。

杜尔丹借了让—卢克一笔钱，却只够一个星期的开销。他们老早就已经把银餐具、玛蒂尔德留下的一些小珠宝首饰都卖掉了。让—卢克和他的继母暂时达成和解，就像不幸发生前大家都会齐心协力一样，这种因为神经紧张和极度敏感而达成的和解，一旦不幸过去了就会马上停止。他们俩一起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那些可以拿到外面去换几个钱回来的玩意儿，但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让—卢克每次回来，都要带些东西走，有时是一个画框，有时候是一本书，拿到巴黎去卖，第二天拿几块钱回来。洛朗·达格尔纳什么都看不见，也许是装作什么也看不见。他的身体已经消耗殆尽，再也承受不住丝毫的忧虑，陷入了极度的漠不关心的状态中，让别人去白忙活。他听着玛蒂尔德和儿子在那里嘀嘀咕咕，什么也不问，任由他们伺候、料理。有的时候，他以病人或老人的那种几乎察觉不出的嘲笑神情打量着让—卢克，仿佛在说：

“现在轮到你了！……至于我，我的朋友们，我终于可以歇歇了。”那两只颤巍巍的枯槁的手重新拿起暂时放下的书，在书中他才能找到配得上他的智慧。

有一天，家里只剩下两个银烛台，它们曾经是第一任达格尔纳太太的梳妆台上的装饰品，而其他的小瓶子、盒子和梳子早就不知去向了。在弥漫着潮味和硝石味的阴暗小前厅里，玛蒂尔德用报纸把两只沉甸甸的烛台包好，放到让—卢克的腋下。然后，她开始哭了起来，也许是在恨第一个女人过的都是好日子。让—卢克轻轻地抚着她的脸，她在他的怀里靠了一会儿，任由眼泪往下流淌。

“啊！我的孩子……现在，除了你，我没有别的指望了……约瑟还只是个孩子……我们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啊？”

到巴黎后，让—卢克开始一家接一家商店地推销他的烛台，它们把包在外面的报纸磨破了，而且非常沉，让—卢克得经常换手。他并不把这件苦差事太当回事。这些个老古董对他没有丝毫的触动。他的亲生母亲，他几乎想不起来了，而且无论如何，母亲的形象与这两个他一直都觉得可怕的烛台没有任何联系。烛台上镶嵌着爱神、鲜花和箭袋。他希望别人尽可能快地把它熔掉，拿到几百法郎。他沿着圣日耳曼大街往前走，在绵绵细雨中搜寻着银器店的招牌，在这个街区到处都是。迎面就有一个，货架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银器、一尊圣像和一批切甜点的刀具。

“先生，您对这烛台感兴趣吗？”

“不。”

“想不想看一下？”

“我说过了不想看。”

那好吧。对另一位店主：

“太太，我想卖……”

女店主脸上的微笑马上收起来了。

“……这两个银烛台。”

“现在我们什么也不收。”

再换一家。再换另外一家。一扇微微开启的门，示意把包裹打开。不要啊？晚安。他开始继续往前走，雨还在下。街边一棵棵漂亮的树，它们的叶子在春天的暴风雨中掉得精光。渐渐地，一股倦怠向他袭来，这不只是来自身体和因为烛台的重量而变得沉甸甸的胳膊……然而，他得适应这一点。这难道不是他的职业吗？他不是一直在推销谁都不要的劣货？……不是一直在推销肥皂、焊料、拉鲁斯词典、吸尘器、收音机、他的青春、精神和力气吗？……推销……却一无所获……

现在，他走在遍布在圣日耳曼大街周围的小街小巷里，挨家挨户地敲门，有不少店铺矮矮的，被灯光照亮的玻璃上写着白色的立体字：“出售。现款收购金银器。”但他的两只烛台谁也不感兴趣，要不就是别人出的价实在是太低。然后，他继续往前走。

最后，到了六点钟了，他才想起爱蒂要在杜尔丹的屋子里等他。他慢慢地上了楼梯，走了进去。她已经到了。他在炉火边坐了下来，试着把冷冰冰的手指烤暖。先前雨水流进了他的脖子，浸湿了他的衣服和鞋底。他冷得发抖。他已经把那包东西丢在地上，包裹散开了。她问道：

“那是什么东西？”

“给我父亲的礼物。”

他把手慢慢地放到她的脸上。他都快要累垮了……她则靠他站着，微笑着喃喃道：

“来吧……我们一起来……”

上床。她来那里只是为了上床……他气愤地把她推到床边。他的心中已经没有了爱情，只是想让她屈服，并利用她，就像她利用他以便得到肉体快乐一样。他俩在床上躺了下来，两人靠得那么近，赤裸的身体连在一起，天衣无缝，不再有界限，两条腿也纠缠在一起，两个人如此紧密相连，却又咫尺天涯……他像搭脚手架一样搭起他的生活、他的梦想，她却享受着肉体快乐得到满足后的甜蜜的宁静。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成为她的丈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让她放弃博罗歇。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只有一个办法。他向她转过来，再次把她抱住。过了片刻后，她压低声音说道：

“不行，不行，小心点……”

“为什么？”

“我害怕，让—卢克……”

“你害怕有孩子？……咳！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不想……”

他用更低的声音说道：

“你不会嫁给博罗歇。你要嫁给我，明白吗？你要嫁给我，我！”

她靠在枕头上，久久地凝视着他，捋开垂在他脸上的散乱的头发：

“你知道你对我享有一切权利……你在滥用它。但你并不爱我……”

“那你呢？”他柔声问道。

她没有回答。她突然往后倒了下去，欲死欲仙，也百依百顺了，但不是依顺他，而是驻扎在他心中的那个魔鬼。

九

五月初，让—卢克终于收到一封签有阿贝尔·撒拉的一位秘书名字的信。他是多么盼望这封信啊！

“阿贝尔·撒拉先生与您有要事相谈，请您务必于礼拜一上午十一时莅临他的办公室。”

爱蒂终于跟她的父亲说了他俩的事！前不久，她给贝特朗·博罗歇写了封信，宣布取消他们的婚约。差不多两个月了，她知道自己有孕在身。明天，让—卢克就要直接面对撒拉了。终于，终于，他终于要投入战斗了，要行动了，要战胜——不是战胜女人，一个女人也太容易征服了：一些爱抚，一副不知疲倦的身体，一颗若即若离的心，除此之外就不需要别的了——一个男人，那男人是他的一个劲敌。他反复读着那封信，就像看一封情书一样。他感觉到那种心花怒放的激动，那些生来就是为了行动的男人，当他们终于摆脱梦想的时候，他们会如此激动不已。这么多日子以来，他除了梦想，还做了别的什么吗？……

那是一个礼拜天，一个天寒地冻的冬天里的一个冷飕飕的下午。像往常一样，他去了维希纳。在花园里，约瑟种的几棵花已经被冻死了。只有那棵瘦弱的丁香花在寒风中争相怒放，但叶子却被吹光了。叶子掉在那个仿大理石坛子里面，让—卢克发现石坛总是盛着雨水和枯叶。他缓缓地围绕屋子转着圈，等着父亲下楼来。一听到儿子要回来，洛朗·达格尔纳就在客厅里步履艰难地挪着步子。对让—卢克有什么好担忧的？他留给儿子的将只会有在疾病或者死亡面前表现出的某种勇气的回忆，一个不是屈服——谁又真正地屈服过呢——而是沉默、宁静和接受的回忆。他坐在床上，没有力气把睡袍上的腰带系紧，只是轻轻地喘气。

让—卢克走在楼下的小路上。约瑟挖过花园里的土地，他最近对园艺很着迷。让—卢克爱恨交加地看着这所房子和花园。这层厚实的杉树帷幕，在雨水中闪闪发光的砖块，那是他过去最熟悉的生活场景，沉重而又短促。就像他每次所做的一样，他抬起眼睛看着那些彩绘玻璃，镶嵌在两层楼的两端，而这两层楼，拉高后变得细长，屋顶上还装有小钟楼，就像墓地中的小教堂。四扇玻璃都是油漆过的，一块漆成绿色，一块漆成黄色，第三块漆成红色，第四块，也就是杂物间的那一块是深蓝色，蓝得都快成黑色了。小时候，让—卢克常常轮流地透过每一块玻璃看花园，母亲把他抱在怀里，说道：

“这是春天的早晨，这是明媚的夏日，这是秋天的傍晚，”然后指着第四块黑乎乎的玻璃对他说，“这是冬天的夜晚。”

他依然能听见这些话语，但是母亲的声音不见了，还有她的面容……成了一个被遗忘吞没的影子。

他的继母敲着其中的一扇窗户叫他。他走进客厅，洛朗·达格尔纳正在那里等他。摆脱了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枕头，他显得没那么苍白了。让—卢克问道：

“你睡得还好吗？”

“一点也不差。”

“你感觉怎么样？”

“你知道，一天不比一天，但好了蛮多。你别担心，好了蛮多……”

他们都不说话了。让—卢克已经对这种无边的寂静感到麻木了，一段时间以来，这种寂静自然而然就在他父亲的身边形成了。这已经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寂静，坟墓里的那种寂静。这个年轻人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地听见过挂钟的声音。钟摆缓慢的摆动声充满了大厅，占据了整个房间……啊！多么应该抓紧时间活啊！

“孩子，你呢？”

“我吗？”

“对呀。”

“爸爸，我很快就要结婚了，只要……我脑子里盘算的一些计划成功的话。”

洛朗·达格尔纳轻轻地举起他颤抖的手，示意让—卢克到他身边。让—卢克微微一笑：

“这事让你吃惊吗？……怎么会？……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年轻了？……”

“这年月，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了，”达格尔纳低声说道，“需要许许多多的勇气，许许多多的爱……”

“我的未婚妻特别的有钱。她是阿贝尔·撒拉的女儿。那是人们所说的良缘。你别担心。”

“可你爱她吗？”

“当然了。”让—卢克冷冷地说。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掀起窗帘的一角；雨水在窗户玻璃上流淌，就像大颗的泪珠。他能让父亲明白他所追求的并不是金钱，而是进入一个独霸世界财富的世界吗？父亲怎么可能赞成他这么做呢？……在父亲那个时代，成功靠的是工作和机遇。工作很好找。可让—卢克，自从他成人之后还做了别的什么吗？……每个人生下来都带有一丁点运气的。但是到了这年月，仅靠运气还远远不够。撒拉的世界，金融和政界，那是唯一还有可能使他在里面一步登天的世界，一个不会萧条的世界，他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采取行动，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因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工作，什么都不可能，并不过分的升迁的愿望、实现最自然而然的心愿都没有希望，都不可能。他拼命地节衣缩食，才拿到了几张文凭，岂知文凭的分量只是按照那张印了几个字的薄纸的重量来衡量。这就是生活给予他的全部。

他大声说道：

“我向你承认，这件事中智谋的成分要多过爱情。”

洛朗·达格尔纳摇了摇头：

“你还年轻。要留神。”

“我是很年轻。但我觉得自己老了。”

“是这样的，就是这么回事……在你这个年纪，只要寻求快乐和年轻的激情就可以了。野心、盘算，那是晚些时候的事。不应该……不能揠苗助长……”

让—卢克微微一笑：

“我没有选择。”

“我知道，”父亲语调里充满了担忧和羞耻，别人一谈到这个时代，他马上就采用这种语调，仿佛他对儿子身处这样的时代要负责一样，“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过错，但做这种事相当危险。不应该扼杀自己的青春。它会报复的。野心、盘算，那是成熟男子热衷的事情。当我们的人生刚开始的时候，好像都得经历这么一个弱小、盲目、疯狂的时期，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然后，你就会……”

让—卢克喃喃道：

“是的，你所说的都是对的，可是……”

何必费尽口舌去解释呢？人生抽象的那一面对老人才有意义。而对让—卢克来说，他可不允许自己拥有那种从高处俯瞰生活的奢侈。他必须残酷斗争，从别人那里抢到面包、自尊心的满足和物质财富。他把从父亲膝盖上滑下来的被单拉好，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前额。他就像对一个孩子一样对他说：

“你一直说啊，说啊……你已经累了……”

“我累了。”达格尔纳谦恭地承认。

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让—卢克只是在吃完晚饭的时候再瞅了他几眼。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走了。离开父亲的时候，他并不激动。然而，达格尔纳几个小时之后可能就要死了。

十

火车在清晨笼罩着乳白色浓雾的乡村缓缓地行驶。在三等车厢里，窗户是紧闭着的，乘客呼出的气息和烟雾给车厢里面蒙上一层厚厚的雾气，世界就好像封闭和窒息了一样。

让—卢克时不时地用手擦一下玻璃，看着窗外，但他偶尔才能看到一棵树从斜坡边上冒出来，树上的雨水闪着亮光，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车轮每转一圈，让—卢克离自己的家就更远一些……那个阴森可怖的绿色的维希纳，那栋惨不忍睹的楼房，那幅死气沉沉的、破产失败的景象，他是多么恨那个地方啊！……失败，这是他永远也忍受不了的东西！……那种失败的气息，他只是在爱蒂欺骗他的时候，才体会过一次；那个时候，他还爱着她，但它只是像电流一样刺激了他一下，却并没有把他打垮。对于失败，他只接受其中的教训。他只想看见自己从地上爬起来，东山再起。然而，有一些失败是决定性的，无药可救的。他的父亲……想起来都觉得可怕！……啊！尽快把它忘记，一心一意只想未来和成功吧！……他已经急不可耐了。这列火车开得多慢啊！它每一个车站都停靠，没完没了。让—卢克走到过道上，把脸贴到冷冰冰的车窗玻璃上，慢慢地握紧了拳头。终于熬出头了，终于熬出头了！……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他觉得自己把它带到了某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命运必然会重视他，重视他的意愿！……他必须把生活从那么多试图把它夺走的凶猛的敌人那里拯救出来，从贫困、耻辱和气馁中拯救出来，保护它不受别人和自己的侵害。

“总之，”他心想，“只能是这么回事，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如果别人问我：‘你想要什么？……快乐吗？……’不，肯定不是这个……但我想要得到别人拒绝给我的东西，那便是我生活的权利！我不想再等了，不想再在一扇紧闭的大门前原地踏步。我想生存，活下去，说出‘我’这个字！”

他摸着口袋里撒拉寄来的那封信，还从未像这样摸过一封信，即使是在他爱着爱蒂的那些最痛苦的日子里，他也没有这样抚摸过她的一封信。感觉到生活触手可及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啊！……再过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会身处撒拉的办公室……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他。他会毫不退缩地坦白他和爱蒂的关系，还有肚子里的那个孩子……他“以自己的名誉”做担保，这是他青少年时期的最后一个回声。他有点迷信。最让他觉得高兴的是，他想到自己的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而且他刚有了念头，孩子就怀上了，这个孩子撒拉老爹一定会接受的，爱蒂已经接受了……

“这是她给我的最大的爱的证明：没有企图弄掉孩子。”

撒拉会说什么呢？……他会拒绝给钱吗？……很有可能。但他不仅不会真的让自己的女儿在让—卢克的身边饿死，而且还会以这门婚姻将让—卢克带到一个他希望进入的世界。无意之间，他的拳头攥得紧紧的。他会迫使阿贝尔·撒拉重视他，让—卢克·达格尔纳，鞋底都破了洞的穷孩子……平生第一次，他根据一个男人的力量和愿望来决定自己该使用的力量。

火车停了下来。一些妇女大包小包、拖儿带女地上了火车，还带着大束大束香喷喷、湿漉漉的丁香花。女人们走过的时候，都会向这个光着脑袋、头发散乱地落到前额上、站在堆满行李的过道上的小伙子投来微笑，这个小伙子带着天真的傲慢，扬起他冷峻美丽、一脸兴奋的面庞。

火车终于接近巴黎了。雾慢慢地升起来，露出了黑乎乎的烟囱和塞纳河上的桥梁。终于，到巴黎了。

十一

撒拉银行不是让—卢克想象中的那种高楼大厦，倒更像是一幢又老又暗的特别的饭店。

他差不多刚到银行就被领到了撒拉的办公室，那房间装了细木护壁板，天花板出奇的高，一大块退了颜色的红色幕布拉在窗户前，挡住了阳光。

让—卢克看了一眼坐在办公桌后面、一语不发地看着他走过来的阿贝尔·撒拉。让—卢克以前在撒拉家吵吵嚷嚷的宴会上隐约见过撒拉，但已经记不得他的脸部轮廓了。撒拉相对地显得年轻，这让他很吃惊。以前，他一直把撒拉想成是一个老头子——“老撒拉”。撒拉显得年轻、消瘦，一头黑发，只有胡子是灰色的，而且很稀疏。他的脑门很高，向后倾斜着，鼻子很大很肥厚，鼻孔特别大。闪光的镜片遮住了他的目光。

撒拉首先开口说话：

“请坐。”

让—卢克默默地听从了他的吩咐。撒拉摘下眼镜，擦着镜片，然后把眼镜举起来，透过镜片看着他。他的眼睛很小，很深。让—卢克心想：“这就是明察秋毫的目光吗？……假如自己是撒拉银行里的小职员，拿每个月一千二百法郎的薪水，我会发现他那明察秋毫的目光吗？……”

他感觉好像有些失望。他想象中的撒拉的财富和权力与撒拉的外表反差如此之大……可是这盯着他的目光极其专注。这个人身上的哪个地方都知道如何保持沉默，不只是他的声音，还有他的神情，他的肌肉。可以想到，他经常把希望寄托在沉默上，寄托在不动声色、漫不经心上，以此制服最容易激动、更急于出手的对手。

他的声音很尖，但高声平稳准确，给人的印象是很紧张和虚弱，他竭力不把声音抬高，而是压住它，把它变成低语。所以，让—卢克一开始听到的就像是耳语。

“是这样。我女儿爱蒂跟我说你们俩有结婚的打算。在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之前，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见见您。您，难道不是一个出生于卑微家庭、既无工作又无任何职业的穷光蛋吗？”

“一点没错。”让—卢克说道。

“那么……您本人不觉得这个计划很荒唐吗？”

“您想叫我怎么做，先生？”

“很简单，承诺不再与我的女儿见面。”

“开什么玩笑……”让—卢克低声说道。

他终于达到目的了：激怒这个人，迫使他使出浑身解数。撒拉跳了起来，抬高了声调：

“说什么？”

“是的，先生，我不是来向您求婚的。爱蒂跟您说过我们有结婚的计划。您要明白，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把这个决定的所有办法、所有后果都考虑过了，包括会引起您极度的不快，可您要明白，您同不同意对我们来说都无关紧要。”

“我的钱对您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您好好听着。我请您相信我，因为我觉得您非常有眼力，懂价识货。爱蒂没有个人财产。我想您早就知道。在我们家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需要我的人都得服从我。我的女儿也会服从我。否则，她将一无所有。您听明白了吗？”

“您给不给钱，我们都要结婚。我从来也没有向爱蒂允诺过财富。要是我能养活她呢？自我读完中学之后，我就从未向任何人要过一分钱，却照样活了下来。穷困潦倒，我不否认，但我总能租得起一间房子，吃得饱肚子。我能养活一个人，肯定也能养活第二个人。必要的时候，我妻子也外出工作。您知道吗，在我来见您之前，我就没指望会听到您说别的话……但在我们这个年代，金钱是如此昙花一现、稍纵即逝，所以它对我们的命运不会有任何影响。”

“您真是个疯子！”撒拉尖声叫了起来，他没能把尖叫声压下去。

“这一定是他生气时最明显的症状，”让—卢克暗想，“我亵渎了金钱。”

但撒拉好像费了好大的劲才让自己安静下来。他的声音再一次变成了低语：

“我跟您再说一遍，我不想把这件事看得特别严重。我自己也年轻过。我知道年轻人会幻想什么，期待什么……可这件事……是不可能的……这是小孩子的异想天开。您不可能娶爱蒂。”

“我不可能不娶爱蒂，”让—卢克低声说道，“这是非常严肃的。”

“什么？”撒拉问道。

他微微站起身来。有那么片刻，两个男人一语不发地相互看着。让—卢克估计他会暴跳如雷，但他从未见过一个人的表情因为气愤而扭曲得如此突然、如此诡异。撒拉向他扑过去，抓住他的两只手，但他身材瘦小，仅能够到让—卢克的胸部；他自己可能也感觉到打斗是恶劣的、好笑的。于是他停了下来：

“她是……我女儿是您的情妇吗？”

“是的。”

“还有……有孩子了？……你们有个孩子要出生了？……小杂种……小讹诈者，可怜的小家伙！……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两个！……你们这两个……”

当他骂够了，发泄够了，让—卢克柔声说道：

“您不认为您所说的所有这些话都是白费口舌吗？不幸现在已经发生了。”

“犯罪啊！……您的所作所为是犯罪！……我一定会把你们杀了！……”

“……这些金融家可是最后的浪漫派。”让—卢克心想。他心里清楚得很，撒拉必然会同意这门婚事。他重新感觉到狂热赋予他的这种超出常人的清醒。他离开撒拉，走到窗户边，双臂交叉着站在那里，等着撒拉消气。

撒拉终于重新恢复了平静。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他用更低的声音说道，“但总能成功，在一个伤风败俗、卑鄙无耻的可怕年代，您用在年轻女孩子身上更容易得手，一个真正的女孩子！孩子该在什么时候出生？”

“还有六七个月吧。”

撒拉用两只手蒙住脸。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失。这个人真能沉得住气，他的泰然自若真让人吃惊。有一丝亮光，让—卢克以为他哭了……得了吧，他才不会呢，那会很可笑……不会，他不会哭。他蒙住脸，是在那里冥思苦想、深谋远虑。让—卢克对撒拉的感受饶有兴趣。他真的相信爱蒂纯洁天真、头脑简单吗？真是天大的玩笑……爱蒂，随便哪个小伙子想要她，她都会送上门去的；爱蒂只懂感官享乐，没头没脑，比最冷淡的布娃娃都好不到哪里去！……他现在太了解她了。而这个可怜的男人，真的动了肝火，那么痛苦难耐……真的很好笑……真的很感人……然而，爱蒂是多么像他啊！她的举手投足，她的眼神跟他何其相似……是的，眼神的那种专注……在某些时刻……然而，这个撒拉，可能不大会遭受肉欲的折磨。这真的很奇怪……带着同样的专注，撒拉的身上有些特别的东西，让人想起躁狂症患者表现出的那种全神贯注，让—卢克暗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但撒拉没有抬起头。让—卢克拿起丢在一张椅子上的外衣，说道：

“您愿意把您的决定写信告诉我吗？”他低声问道。

撒拉慢慢地把掩住脸部的手放了下来。

“您给爱蒂带来了不幸，但也给您自己造成了不幸，相信我的话。您以为自己已经富有、幸福，已经是阿贝尔·撒拉的乘龙快婿了，是不是？……如果您早知道……知道您是何等……可笑……您可真会打如意算盘啊……但您是枉费心机。您今后会知道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您听好了。您不要插嘴，嗯？什么话也不要说。我不想听到您的声音。您会娶到爱蒂，你俩将会从我这里拿到仅仅是不至于饿死的生活费。至于嫁妆，我很抱歉。没有嫁妆，没有一分钱。我事先通知您，孩子一出生，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拆散你们的婚姻。您听明白了吗？您将来不会说我背信弃义吧？”

“我会自卫的。”

“在我跟爱蒂谈话之前，我禁止您去见她。”

“您还希望我说的是谎话吗？”

“您闭嘴！您走吧，马上就走！出去！给我出去！”他大叫道，他的脸上再次显出因为气愤而失去理智的表情。他停下来，说道：

“当一个杀人犯割破您孩子的喉咙，可以自卫，而现在……行了，出去吧……我希望你俩有朝一日会感觉到……”

他没再往下说，抢在让—卢克前面打开门：

“出去。”

让—卢克走了。

十二

婚礼在几个星期之后举行了。阿贝尔·撒拉果真没有给任何嫁妆，他送给年轻夫妇的唯一礼物是银行的一千支股票，他把它们存在女儿的名下。此外，他的秘书每个月都会汇三千法郎给爱蒂。

他借口洛朗·达格尔纳去世不久，要求婚礼以最简朴的方式举行。教堂里有一个简短的仪式。爱蒂脸色苍白，显然很痛苦。撒拉太太则躲在她那顶粉红色的帽子下面淌眼泪。阿贝尔·撒拉在跪凳上双手捧着脸，像被击垮了一样。神甫讲话的时候，让—卢克看见岳父抬起了头。他脸色苍白，但他既不看爱蒂，也不看让—卢克。他已经把他们忘记。让—卢克再一次被他那种躁狂症患者的专注目光惊呆了。最后，阿贝尔·撒拉终于低下头，再次把脸埋在双手后面。婚礼一结束，在女儿的前额上冷冷地吻了一下之后，他就走了。他把汽车留下了，于是这对年轻的夫妇离开巴黎去了枫丹白露，在那里住了几天。出发之前，让—卢克抽空和杜尔丹在一起待了一阵子，只向他一个人坦白承认这婚虽然已经结了，但并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倒是有一丝隐隐的焦虑让他捉摸不透，也控制不住。

“可我必须这么做，必须这么做……”他反复地说，“这门婚姻是个跳板！”

在枫丹白露度过的那几天，除了在英吉利饭店的窗户玻璃上流淌的又冷又粗的雨水和一张乱糟糟的床铺，让—卢克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在那张床上，他常常在清晨醒来，以为自己还在绿岛楼上那个寒碜的房间里，不明白这副温暖的女人的身体何故会睡在他旁边。

洛朗·达格尔纳死后，维希纳的那所房子已是人去楼空：一家人去了外省玛蒂尔德的一个亲戚家，要在那里一直待到十月份。于是，这对年轻的夫妇决定去那里，一直住到孩子出生。每逢礼拜六，他们都去丽雷，那是撒拉一家位于塞纳—马恩省的府邸，在那里一直待到礼拜一。丽雷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房子，房子周围有草坪、葡萄园和小树林，这样一来，虽然只有一个面积不大的普通的小花园，却好像能俯瞰整个省。目光所及的范围里，只有树木和田园。

撒拉礼拜六晚上很晚的时候回来，第三天再离开。前呼后拥的都是他的那些常客，他的那些奉承者：卡里克特—兰昆，阿尔芒·雷苏尔，还有其他人，金融家和政客。他从不跟让—卢克说一句话。礼拜六的晚宴上，让—卢克总是坐最后面的位子，桌子最靠边的地方，在爱蒂从前的家庭教师和撒拉的秘书中间。

只有岳母有时候会朝他投来微微一笑，但却是偷偷地，带着羞怯，显然害怕触犯了撒拉的严厉禁令。撒拉本人也很少说话。在这张饭桌上，从来不允许有什么放纵抑或是轻浮的含沙射影。用餐的人一起叫，一起笑。但他只满足于伸出脑袋听他们说笑，一副沉思的、接近忧郁的表情，使让—卢克深受震动。

在夏天的黄昏，这里不亮灯；亮光来自花园，树叶上流光溢彩。丽丝·撒拉让自己的花边长袖落在盘子的两边。有些女人总是会在外表上打上某一个年份、某一个日子的烙印，那一定是她一生最重要的日子，她则好像暗暗地烙上了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二那个年段的印记。她那双美丽的黑眼眸，她那白皙的皮肤，她那细瘦的胳膊，她那像包裹一样的帽子，所有这些使她的脸部显得有些奇怪，显得远离这个时代。她非常温柔，她很细腻、善良，那些只经历过幸福氛围的女人才有的善良。她的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动作放松、自然，很是迷人。当客人们沉默片刻，就会听见她在安静中询问她的邻座，语调中确确实实地充满惶恐：

“莫里亚克把世界涂上如此残败的色彩，您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可我，我只找寻事物美好的一面。”

她的脖子和肩部围着一条粉红色的披巾，她漫不经心地玩着这条平纹披巾的长长的角，把手给包住，带着温柔迷人的微笑，透过轻盈的织物看着自己白皙的手指。

说到家里的朋友、每个礼拜天都要来丽雷的兰昆时，她说：

“一个多么优雅的男人啊！……他敏感得就像个女人，像个艺术家，他的心灵是那么美丽……”

说到一个因为品行不端出了名的女人时，她则说：

“可怜的小姑娘，她可真是魅力四射啊！……她名声不好，但她对我无话不说。她的生活是无可指责的。”

而说到阿尔芒·雷苏尔，她说：

“假如你和我一样了解他……他被一个女人无耻地背叛了，他对这个女人曾经是百分之百地信任。我看见过他痛不欲生的样子。真残忍。”

她的缺点是相信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视她为知己，把她当朋友。

“我是我女儿的朋友。”她曾说。她还说她也是自己丈夫的朋友，丈夫却从没有向她以及别人说起过他的生意或者快乐。她说：

“他在没有向我咨询之前，决不会贸然采取行动。没有我，他会六神无主。”

在丽雷，她喜欢躺在一间淡紫色和淡黄色相间的小客厅里，小客厅的墙壁上都是书。她是绝无仅有的珍本收藏家：那些锁在镶有金栅栏的书架里的大开本图书内文她从来都不去剪开。

“漂亮的书，”她眯起眼睛说道，“不是拿来读的，而是像花一样拿来闻的……”

在她旁边的一张小桌子上，总放着一本莎士比亚的书，是袖珍本，灰色麂皮精装。她从来都没打开过这本书，但是，当她下楼到花园里时，总能听到她抱怨的声音叫唤她的仆人：

“朱丽叶，给我拿手套、小阳伞和我的莎士比亚……”

在餐桌上，在漫长的晚宴中，让—卢克总不开口，而是聚精会神地聆听和观察。

他听着卡里克特—兰昆说话，他看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美丽的眼睛在整个饭厅里巡游，永远也不停下来。他听着兰昆的声音，那声音远近闻名，丽丝·撒拉是这样说的：

“部长的声音像美人鱼一样迷人，有时温柔甜蜜，有时洪亮如钟。”

他多么擅长使用自己的声音啊，抑扬顿挫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就像他使用自己的脸、自己的表情和自己那双漂亮的手一样，那双手也是特别引人注目的，纤细、灵巧，手指像纺锤一样细长，到了手指节那里微微鼓起，到了指头那里就变尖了，俨然魔术师的手，幻术师的手。有时候，他把手举到嘴边，轻轻地交叉着放在嘴唇下面，半个面孔被遮住了，向来宾们投去敏锐而探究的目光，但他的目光是如此明亮、如此变幻不定，使人只能看见其光芒，却不见任何思想。

他对别人说数字、说社会上的新闻很反感，但一说到理想和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就来神了。

他用一种十分迷人的漫不经心的神态说：

“我们更明确一些，甚至生硬一些……”

然后就诗兴大发，豪情万丈。

他天真得可爱。有时候，他企图掩饰自己的天真，他抽着雪茄做沉思状，专心得就像一个吃奶的孩子，引得周围的人窃窃私语：

“部长今晚有心事……”

但没过多久，那么做就让他心烦了。他笑着，做出媚态，打趣，陶醉于别人的欣赏和赞美之中，向左右两边兴奋地眨着眼睛，递着狡黠、会意的眼神，仿佛在想：

“我很滑稽吗，嗯？……这么一来，没有谁比我更严肃了，你们知道吗？……我完全不知疲倦！……”

大家听着他的话，表面上谄媚，心底里却在嘲笑，然后，当他沉默片刻的时候，所有的人同时说话，声音又高又尖，足以压过聚集在一个小空间里的二十或者二十三人的喧闹声。女宾总是有些无精打采，默默地听着，什么也不说，一丝含糊的微笑凝固在嘴唇上；她们把手交叉着放在前面，仿佛把她们的光彩都留给在夕阳的余晖中熠熠闪光的精美的戒指。

然后轮到阿尔芒·雷苏尔发言。这个人一身横肉，红光满面，鼻子肥大，但精致的鼻孔在翕动，嘴唇很红很厚，浓密的棕色头发在前额上形成一个发绺，耳朵是血红色的，有很大的耳轮。他带着沙哑的勃艮第口音，讲起话来慢条斯理。他说道：“我守财奴农民的旧地产……”或者“我农民的谨小慎微”。当他说到自己的村庄、自己的房子时，说出的话就变成了抒情诗，尽管他的发言通常比不上卡里克特—兰昆精彩。他也感觉到自己要稍逊一筹，但他试图用冷嘲热讽和真诚的农民的语调来战胜他，但当说到他那“一小块土地”时（“我，也有一小块土地。”他说道），用的是热烈诗意的语言去颂扬它，直让兰昆皱眉头。部长凑到女邻座那边，低声说道：

“这个正直的阿尔芒，当他说自己小时候放过母羊时，忘记了他是把放羊当作消遣的：他的父亲是百万富翁，是当地的小国王。可我呢，我至少知道什么是土地。我在贝利格有一栋破房子，我都是在那里度假。他每四年都要回一次家乡，那倒是真的，但是在选举的时候。”

在雷苏尔深陷的小眼睛里闪着隐隐约约的微光。这两个人显然相互仇视，但雷苏尔觉得自己的样子像个不记仇的老好人，而卡里克特—兰昆决不相信他的宿敌内心深处对他没有某种好感。他俩越过玫瑰花向对方投去微笑：

“这个善良的兰昆……”

“这个正直的雷苏尔……”

然而，到了六月底，人们不再同时邀请他们了。阿尔芒·雷苏尔公开表示反对部长，企图毁掉兰昆。从那一天起，他们俩轮流参加撒拉家的晚宴：这个礼拜天是雷苏尔，下一个礼拜天就是兰昆。

此刻，晚宴结束了。让—卢克下楼来到空寂的花园里。那一年夏天是名副其实的夏天，热得要命，没有一丝儿风，天上也没有一朵云。到傍晚的时候，河面上的天空形成了一片火光。让—卢克慢慢地走着，满腹心事。尽管费了很大的劲，他还是找不到任何工作。他不止一次地想过，他的岳丈跟他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不会没有关系。让—卢克会被撒拉容忍到孩子出生的时候。幸好有维希纳的那所房子，到十月份之前它都是空着的，使他们可以平静地度过夏天，可到秋天怎么办呢？……他该怎么办？继续接受撒拉的钱、他的施舍，直到爱蒂提出离婚的那一天吗？她已经后悔嫁给他了，但她现在还处在婚姻的那个阶段，还羞于觉得自己不幸，而首要任务是“保全面子”。他该怎么办？他将如何生活？……他从来也没想过自己可能被如此排斥在外，岳丈以如此警戒、如此无懈可击的方式把他排斥在外！……在追随岳父的所有那些日常扈从看来，他还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孩子。在他们的眼里几乎没有他的存在。除了一些含含糊糊的客套，他们几乎不跟他说任何话，他本人依然怯生生的，觉得在他们中间自己太另类，不能成功地扮演这个家庭中的半子的角色。

他慢慢地从窗户下面走过。他看着人们从亮了灯的窗户后面走过，就像一个失恋的男子在寻找他无法拥有的女人的影子一样。他知道严肃的生意、真正的金钱交易和接受贿赂现在才正式开始，他则被排斥在这些交易之外。他感觉到他们在那里签订协议、条约，一些紧要的、重大的、严肃的、几乎是危险的事情正在发生，他预感到了，却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他年轻有为，知道自己身上蓄积着豪情、渴望、远大抱负和清醒敏锐的智慧，却又无能为力！……所有这些人，只需一句话，就可以帮他实现自己的宏愿和对幸福的渴求，可他们却对他一无所知，他们更喜欢那些没有灵魂也不体面的木偶，就像卡里克特—兰昆走到哪里都带到哪里的库图，就像其他人。他对这个他渴望进入的圈子一无所知，却能揣测到那是一个做什么都易如反掌的世界，那些大门毫不费力就可以无声地打开，可却不是为他打开！……他们都知道撒拉憎恨他：所以他们不会为他做任何事情！……从某个方面来说，他们都是撒拉的受恩人，他们对他心存畏惧。可是，天赐的礼物常常落到他周围的其他人的头上。每一天，他都会听到这样的话：

“您帮某某一把吧……他能力差一点，但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或者是：

“给杜朗授勋吧。”

“可那是个小无赖。”

“可他是某某的朋友……”

所有这些交易都是以友谊、信任和礼尚往来的名义进行的，如此不费吹灰之力……一句话、一丝微笑、一耸肩，一些笨蛋就被捧上了天，偷鸡摸狗的人就被原谅，无德无能的人就能捞到油水很肥的闲差。看到荣誉和财富像雨水一样任意落到别人的头上，他就觉得气愤，觉得无与伦比的忧伤，有一种被疯狂掠夺的感觉。他惊恐地发现世界在他周围转动，他自己却一动不动，尽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是空欢喜一场。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彻底地完蛋了。没有什么痛苦比得上对失败的恐惧。假如已经失败了，他会勇敢地接受。确信战胜那次失败并非重要。不，他还有一个痛苦的希望，希望是别人弄错了，希望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可是，时光飞逝，青春一去不回头，他却一无所有！……除了面包、住所和一个他不再爱的女人，他一无所有。楼上，爱蒂房间的灯亮了，然后又灭了。她上床睡觉了。他慢腾腾地上楼去陪她。

十三

孩子应该在入秋的时候出世。已经说好爱蒂将在丽雷——撒拉的府邸分娩，但一天晚上，爱蒂出现了阵痛，时间太晚了，让—卢克于是决定把医生和护士叫到维希纳来。他现在正在等他们。他独自一人待在楼下。爱蒂睡在他俩的卧室里，害怕得要命。这种可耻的害怕使他恼火，同时也使他心绪不宁，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命运的忠告……当他听见妻子最初的几声呻吟，当他看见那张苍白恐惧的脸，他感到自己对她的柔情又回来了。于是他走到她的身边，拉起她的手，但被她推开了，她使劲地低声说道：“放开我！……走开！”她好像在恨他。他知道，当他的地位禁止他们俩像正常的夫妻一样生活的时候，她就不再爱他了……他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默默地走了出去。

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十月夜晚。这一年，夏天似乎不甘心就这么结束，下雨也不能带来凉意。雨点刚停止敲打窗户的锌皮边沿，就能听到蚊子在天花板上的嗡嗡叫声。一弯新月照着压到窗户玻璃上的杉树树枝。让—卢克走出了屋子。

他没有叫人打电话给爱蒂的父母亲。要打电话，就得走到一家小旅馆，离那里可有些距离。他不敢让爱蒂一个人待着，哪怕就一次。此外，他还担心岳母在场，害怕她过于热情。

他慢慢地在爱蒂的窗户下、从前种着丁香花的小树丛周围的小径上走着。风中吹来了汽油味、尘埃味和沼泽地的气味。夜晚并不安宁，没有乡村夜晚的那种宁静。每时每刻都有一辆汽车经过，传来嘎吱的刹车声。火车经过时让人听到悠长轻柔的汽笛声。让—卢克在门口移着脚步，听着爱蒂的叹息，然后又走了出去。时间多么漫长啊！……

他的孩子就要出生了……当一个人还年纪轻轻，当生活的压力从四面八方侵袭过来，想着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让一个生命来到人世间，这种滋味可真是五味杂陈啊！……这种生活，才开始品尝它的滋味，才开始认识它，却已经要与别人分享了，很快就得把它让出来了……他再次感到惶恐不安。没有任何快乐可言。真的，像他，让—卢克·达格尔纳，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力让一家人吃饱肚子，怎么开心得起来呢？……“但他将是撒拉家的人，他将什么都不缺，一个胖乎乎的小银行家……”无论如何，一种莫名的内疚涌上心头：这个孩子……这个人质……那么爱蒂呢？……她是不是痛苦，他无所谓。

他回到屋里，把灯关了，这天夜里，这些灯似乎把维希纳所有的蚊子都吸引过来了……他点亮了台阶上的灯笼，好让医生和护士知道哪里是门口。灯光从窗户那里透进来，然后是客厅，他太熟悉这间客厅了……他可以闭着眼睛摸瞎走也不会碰到墙壁……这张扶手椅是老达格尔纳死前坐过的……那一天，他说……他说了什么？父亲的话他总是听不进去，现在那些话却突然回头给他震撼，使他困惑……“你把自己身上的青春都扼杀了……留神……”留神什么？这的确是个奇怪的反常现象：生活到了尽头，却如此强烈地想要挽留住……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有可能活下去！……因为他不幸福。他一无所有。他的希望都化为泡影了。心里既没有爱情，也没有了矢志不渝的忠诚。

“是她的错，”他看着爱蒂房间的窗户，心里想，“如果她早些弄明白……”

突然，他听见一辆汽车在门口停住的声音。他跑过去，打开门，看见撒拉走了进来。他问道：

“怎么？……您早知道了？……”

“不知道。什么？”

“孩子快生了。我在等医生和护士。”

“孩子快要生了？”撒拉喃喃道。

让—卢克把灯打开，惊讶地看着撒拉憔悴的面容。他问道：

“您想见见爱蒂吗？”

“她是不是很痛啊？”撒拉低声问道。

“我不认为。还没到时候……”

“算了，我……我晚一点再去看她……”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突然说道：

“我只是路过，我马上就走。”

他走到窗户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您吃过晚餐吗？”让—卢克问道。

“吃晚餐？”

撒拉就像从梦中惊醒了一样。

“我发誓没有，没吃晚餐……我一整天都特别的累。”

他用有气无力的声音低声重复道：

“特别的累。”

让—卢克请他吃晚餐剩下的东西。

“老实说，没有什么好吃的，仆人也回去了。她不在这里住。但我可以把咖啡热一下。”

“我很想吃点什么。”撒拉说道。

让—卢克去了厨房。当他端着一杯清咖啡和一块冷肉回来的时候，发现撒拉坐在屋子的正中间，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正前方。让—卢克突然感觉到大难临头了。以后回想的时候，他也弄不明白他是怎么猜到的，但此时此刻他的想法就是：

“这个人挨了……”

这种不幸和毁灭的气息，他很小的时候就在自己的父亲周围体会过，现在它又重新回来了……他可以直接叫出它的名字，就像叫一个忠贞不贰的老朋友一样。

他把目光转到一旁，为的是看上去没在打探撒拉，哪怕只是投去质询的目光。他把杯子递给他。

“我放了两块糖。因为杯子很大。”

“我以前没来过这个屋子？”撒拉问道。

“没有。它很难看，是吗？”

他们听见一辆汽车开过来的声音，这一次是接生的医生和护士。让—卢克让他们进来，三个人一起上楼来到爱蒂的房间。她睡在床的一边，脸被床头的一盏灯照亮。要说痛苦，她的表情中恼怒的成分多过痛苦。她问道：

“医生，您为什么没有马上就上楼来？”

“医生才到的。”让—卢克说道。

“可我听见你们在楼下说话。”

“那是你父亲。”让—卢克压低声音说道。

“爸爸？”爱蒂喃喃道，“你提前通知他了？……妈妈来了吗？”

“她很快就到，你放心……”

他想帮她理一下凌乱的头发。她又一次把他推开了。

“别动我！……我很痛，我好害怕！我好害怕。”她重复道，牙齿咬得格格响，“走开！”

护士的那双大脚穿着布鞋，悄无声息地在地板上移动着，她凑到让—卢克的耳朵边，低声说道：

“您最好，的确，应该让太太一个人待着……”

“她会绝对平安无事的，”医生耸了耸肩膀说道，“您不要担心。”

让—卢克重新回到楼下。阿贝尔·撒拉还在原来的地方。他看见让—卢克走过来，用同样奇怪的没有音质的声音说道：

“她很痛吗？”

“医生保证她会平安无事的。”

“那当然。怎么会不平安呢？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一个人的生与死，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嗯？”他的声音中突然充满了恐惧。

“先生，您好像病了？”让—卢克边说边走到他身边，“我能帮您吗？”

撒拉打了个哆嗦。

“病了？……噢！我好得不得了。我只是有些累，这一天让我筋疲力尽……”

他沉默了半晌：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是的，使人筋疲力尽的……我一大早就到了巴黎……我见到一些人，一些十足的混蛋，顺便说一句……人都是十足的混蛋，我的孩子。我觉得我们还从未如此倾心交谈过。但我今天跟你说的，是我的心里话。人都是很卑鄙的。”

他又沉默了，把手慢慢地放到额头上。

“我不想回家。我想亲一下爱蒂。现在太晚了。我要走了。我不去见她了。你告诉她我本来很想见她的。”

“您不等孩子生下来吗？”

“孩子？……啊！是的……”

他好像准备问：“哪个孩子？”

“孩子？……也许，是的……我就等等吧……但要把司机叫走。他还没吃晚餐呢。叫他到村子里去吃点东西，一个小时后回来接我。”

让—卢克回到屋里时，撒拉已经打开了那台无线电收音机，但音量很低，几乎是在窃窃私语。收音机是爱蒂的。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房间里，这个豪华的小匣子令人吃惊。时间过去很久了。让—卢克在抽烟。撒拉不停地扭着收音机的旋钮，一丝轻柔的哨音充溢整个大厅，哨音里夹杂着外国话和不同的音乐，像呢喃细语，几乎都听不见，仿佛有一半已经分解在空中。爱蒂的第一声尖叫突然传到他们的耳朵里。让—卢克脸色有些苍白地站了起来。撒拉关掉了收音机。尖叫过后是一阵沉寂。只听见挂钟的摆动声，接着传来了另一声尖叫，就像是牲口的号叫。

“这样的夜晚，会催人老的。”让—卢克心想。

“你不去陪她吗？”

“不去。有什么必要呢？”让—卢克咬紧牙关说道。

无论如何，他还是离开了客厅，上了几级楼梯，在黑暗的楼梯中，他紧贴着墙，等待着。爱蒂的叫声更加吓人，更加尖利。让—卢克突然有一种单独待着的强烈愿望；他透过开着的门，恨恨地看着撒拉的背脊。

“他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深夜十一点钟，停下全部生意，晚饭也不吃，跑来亲一下女儿？无论如何，他必定是在自杀的前夜？……不至于吧，他喝过酒了。我一直都怀疑他酗酒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他在道德问题和自律方面要求太苛刻，太敏感。而这样的人往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癖好。”

又一声可怕的尖叫声穿越整个大厅。让—卢克忘记了撒拉的存在。他一动不动，紧紧地抓住楼梯扶手。时间过得出奇地慢。撒拉又一次打开收音机，把全世界所有的声音都放到这个死寂的房间里来了。它们在黑暗中回响，就像大海在贝壳里咆哮一样。

过了一会儿，让—卢克推开护士，走进卧室，看见医生若无其事地坐在床边的扶手椅里，正在读一本书并在书上作点评。护士执着爱蒂的手。爱蒂斜靠在床上，用力把身体往前支撑着，惊恐万状，头发贴在汗淋淋的脸上。

“我已经支撑不住了。”在两次尖叫的间隙里，她低声说道。

医生小声说道：

“就好了……耐心一点，这没什么……”

让—卢克没听见她在叫什么。可他更放心了。他拿来了护士要的各种东西，走了出去。再次陷入黑暗和寂静之中，那寂静在爱蒂尖叫的间隙中显得更深更沉……然后是突如其来的叫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猫叫似的婴儿啼叫声……

“是男孩！”护士的叫声从关着门的房间传了出来。

几秒钟后，让—卢克走了进去，亲吻他的妻子，但在他的抚摸下，她显得紧张和不信任。她声音微弱地说：

“我遭了那么多罪……要是我早知道……可你，现在你满意了吧。你想要的不就是这个吗？……遗产有保证了！”

医生已经急急忙忙地扣好了外衣的扣子，说他第二天会过来，然后就走了。做护士的在感情上要更细腻一些，她跑去找“外公”。撒拉进来了。他亲了女儿，看了一眼新生的婴儿。他好像不知疲倦地看着这个红彤彤的小生命。最后他的嘴唇轻轻地挛缩着，用沉闷的声音说道：

“真滑稽……”

说完他就出去了，快得当让—卢克走到花园里时，他已经上了汽车，汽车也开走了。他心想：

“我发誓，这个人已经疯了，要么……”

他没有往下想，若有所思地朝那所老房子走去，一个新生命已经在这所房子里降临人世。

十四

第二天早晨，让—卢克一大早就给丽雷打电话。那边的人告诉他，撒拉很晚才回到家，还在睡觉，而“夫人打算在将近十点钟的时候到维希纳”。他喝了一杯咖啡，看了一下报纸，然后才慢腾腾地朝家中走去，但他刚走到半路，酒店老板的儿子就骑单车赶上了他，给他送来了一张电话留言。他读着留言：

“尽快赶过来。特大不幸降临。丽丝。”

尽管马不停蹄，他还是在中午之前才赶到丽雷。撒拉死了。刚接完让—卢克的电话，丽丝就去了丈夫的房间，发现他躺在床上，已经没气了。他吞下了两瓶巴比妥。怎么都弄不醒了。

是仆人们把所有这一切告诉让—卢克的，那一天他们对他特别恭敬，特别殷勤，他从未享受过这种待遇，今后也可能再也享受不到了。

丽丝·撒拉时而吓得像个傻子，时而陷入绝望的深渊。她不懂得守口如瓶的道理，所以，当让—卢克赶到的时候，屋子里已经人满为患。发生在那里的一幕幕情景使让—卢克大为震惊，并且铭心刻骨，所有那些陌生的面孔出现在这个遗孀面前的时候，甚至都不装模作样地哀悼或者同情一下，他们在整座房子里蹿来蹿去，俨然在自己家里一样，搜寻并且索要那些据他们说由撒拉保管的证券，最后他们咋咋呼呼地要求把死者办公室的门打开。

让—卢克经常看见的那个跟着兰昆来丽雷的库图也在他们中间，在那里穿来穿去，忙得不可开交，就像尸体上的一只肥大的苍蝇一样嗡嗡地叫着。傍晚时分，当屋子里的人终于走空了，所有的人都溜走之后，他就跟在让—卢克的屁股后面。这是一个肥头大耳的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法国南方人的那种白皙的脸色到巴黎后变得更加苍白，脸上长着一圈棕色的项圈一样的大胡子，嘴巴特别红特别肥厚，两只小眼睛明亮有神。他毛遂自荐地要帮助让—卢克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然后，在八点钟的时候把他带到了餐厅。

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出于习惯，仆人们像平常一样把餐桌布置好了，摆设极度奢华。撒拉在世时一向喜欢这种奢华的场面……桌布上摆着这个季节里的最后几束玫瑰花。

库图令人把灯打开，对仆人说：

“那位可怜的先生还剩有阿马尼亚克烧酒吗？……您不介意吧，我亲爱的朋友？”他转身问让—卢克。

让—卢克点头表示同意。库图在仆人出去后，继续说道：

“这里的酒窖的确无与伦比……您将不大享受得到了……您真的是不走运。可是谁又能预测得到呢？您肯定对什么都不知情吧？”

“但我会知道的。”让—卢克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说道。

“撒拉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对您好像比对其他人更加疏远。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您一定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不对？当然，全巴黎的人都知道了，一些日子以来，大家已经在等待丑闻暴露，或者自杀事件发生。我三言两语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您。银行经营的细节我就略过去了。您只需知道通常情况下，它会遭到起诉，但它被最后通融了一次。撒拉需要钱。他通过自己的银行发行贝尔热磨坊地区的维朗地厄矿业公司的通融票据，对期票进行再贴现，而这两家公司都属于他本人。这些通融票据已经两次延期，到期时却无法兑现。虽然如此，撒拉并没有惊慌失措。他想起自己的朋友、现任部长卡里克特—兰昆以前是公司的董事，辞去董事的时间也并不长……他心想，兰昆，那个在无法避免的金融崩溃中会被牵连在内的兰昆会把这件事摆平。但兰昆溜走了。兰昆畏缩了。您也清楚，对他也一样，到了这种时候，事情也不好办……真的不好办……您，年轻人，您的生活过得很安逸，您和您那迷人的年轻太太享受着完美无缺的爱情生活……事实上，那对她是多大的打击啊……您压根儿料想不到生活在高位的人其处境是多么艰难！……现在出事了，兰昆正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他见了撒拉……那是昨天的事。他犹豫，拖延，最后拒绝了。在这件事中，最悲惨的是，请您相信我的话，兰昆是个诚实的人。他对银行事务从来都是一窍不通的。您想能怎么样呢？……我们又不是万能的神……他对撒拉跟他说的一点也听不明白，担心受连累，心想让撒拉自己去解决好了，他不掺和。他对撒拉非常尊敬。现在您的岳父自杀了。而兰昆是不会这么做的。兰昆更狡猾一些。他知道在巴黎、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法律时效问题。对于普通刑事罪，两年。谋杀罪，最多三年……可撒拉这个人，您知道吗，这个人有两个缺点。您不喝点吗？”

让—卢克默默地把杯子伸过去。

“两个缺点……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都有的，是虚荣。比从前黎波那的那个箍桶匠还要赶时髦和冒充高雅，您可以满世界去寻找，找不出第二个来。为了吻一下某位公爵夫人的手，为了在自己家里招待宴请大使先生，为了让自己给别人留下某种想法，某种印象……他宁可自杀，也不愿意失去这一切，不愿意看到一些大门在他前面关上。您别弄错了。一个人是很少为失去钱财而自杀的。他更容易为在别人的心目中失去名誉地位而自尽。以前人们把这称作‘不名誉’。那就是虚荣。一个人是永远也看不清楚自己的。假如他有勇气承认：‘我是个无赖，我是个窃贼！’他就会比别人更坚强，他就会得救。但是一个人如果像个窃贼一样做事，却又要说服自己他的毕生所为就像一个诚实的人，就忍受不了别人改变对他的看法。而后，徒然冒充好汉……有一些感觉，人们从来没有体会过，但会预感到……诉讼，拒绝和你握在一起的手，监狱……”

他仰靠在椅子上，呷了一口陈年烧酒。他说起话来十分流畅，动作幅度大而且丰富多样，声音被酒、食物和一种隐秘的满足感温暖过之后，变浑厚了。

“现在，您想知道钱是怎么去的吗？首先，您回想一下，撒拉严肃、沉默、冷淡，不能容忍在他面前说任何下流或者只是有些轻浮的话。您猜到了什么？”

“一个情妇吗？”

“才一个？……十个，百个，千个……我的老弟。这个人硬是毁在女人手里的。这是绝无仅有的，我确信无疑！而且空前绝后。但他的财富就是在女人的手里化为乌有的。他喜欢梅·蕙丝[3]那种丰满的类型。但您要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这一点。兰昆本人也一点都没预料到。我也被一些事情惊呆了……”

他停了一下，然后低声说道：

“我听说巴黎的某一栋房子里几乎只有您的岳父慷慨赠送的财物。他的兴趣……”

“那么，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已经一无所有……”

“啊，这个吗，我就不知道了，要等清点完财产才知道。但肯定是资不抵债。”

“我岳父的死可以免掉所有的诉讼吗？……还会有官司吗？”

库图摊开双手说道：

“啊，这个我不知道……那取决于兰昆的能力了。取决于方方面面的事情。可是，至于您，我觉得最明智的做法是放弃继承权。说到这里，有人跟我说，您的岳父送了您一千支银行股票，对吗？……确确实实有一千，对吗？……余下的股票，也就是法律允许他持有的，他已经把它们都收购回去了，归他一个人所有……这同样也非常典型……那是一个小暴君……您必定知道一些事情，嗯？……所有这一切对您来说都非常可怕，您还那么年轻，但也有教育意义，噢！多么……您看见的是没有伪饰的生活，人都是些混……”

“昨天晚上，我的岳父就是这么跟我说的。”让—卢克说道。

“怎么，您见过他？”

“是的。”

“啊！”库图只是啊了一声。

他重新把身子靠到椅背上，轻轻地捋着胡子。最后，他对让—卢克微微一笑：

“我亲爱的朋友，有需要的时候，只管吩咐我……答应吗？”

“当然。”让—卢克喃喃道。

仆人进来了，说夫人正守在遗体旁，叫先生们过去。这天晚上，剩下的时间就只是丽丝的哭天抹泪和哇哇大叫了。快到早晨的时候，让—卢克守了岳父几个小时。他看着死者的脸，许多事情已经明朗……可他自己的前程却是那么的暗淡。

十五

撒拉死后，什么都没有了。几个星期里，撒拉的遗孀看着汽车、家具，然后是淡紫色和淡黄色的小客厅，然后是那些原版书，一一被卖掉，那些书仅值二十法郎一本。这对丽丝·撒拉是最致命的打击。有人把价目表给她看，她拒绝相信。她大喊大叫：

“我的那些日本瓷器、中国瓷器，真是趁火打劫啊！……”

这个对人对事如她所言只求其“最美的一面”的女人，现在却只看得到丑恶。她怀疑那些最诚心打算来这里帮她的人的险恶用心。让—卢克用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买下了那本灰麂皮精装本莎士比亚，自以为可以带给她最后一点快乐。她勉强地说了声谢谢。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裙子，坐在丽雷客厅贴了封条的家具中间，绉纱拖在地上，她喃喃道：

“被盗窃……我这一辈子都被盗窃了……被盗窃被欺骗，”她喋喋不休地反复说着，因为她没有考虑到为丈夫破产的原因保密。

就像暴雨过后牛奶会变酸一样，这场风暴也使她变得尖酸刻薄。从前慷慨、花钱如流水，现在却一块糖、一块旧布都斤斤计较。让—卢克跟她争了很久，才终于使她同意给亡夫买一块墓碑，这并不是她想报复，而是现在每一个子儿对她都非常珍贵。她还有一小笔年金，那是嫁妆剩下的。她拒绝和达格尔纳一起生活，以为他们会掠走这笔钱。她去了外省，住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

然而，让—卢克也不得不离开维希纳的那所房子，玛蒂尔德·达格尔纳就要回来和孩子们一起住在那里，她还打算把那套房子变为家庭膳食旅馆。他重操旧业，出售收音机的焊锡和香水。

他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窄小、阴暗，几乎就是工人住的房子，在植物园的后面。他们刚在那里安顿下来，让—卢克就收到了库图的一封短信，跟他约定在圣拉扎尔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啤酒屋里见面。

库图坐在大理石桌子边，用张开的鼻孔和油亮的嘴巴吸着腌酸菜和斯特拉斯堡香肠的味道，伸出的嘴巴就像准备接吻一样，等着让—卢克的到来。他显得很兴奋。他请让—卢克喝了一杯啤酒，仔细地端详着年轻人疲惫的面孔，和他那染过色的、在耀眼的灯光下黑色已经变成绿色的衣服。他说话直来直去，把啤酒杯端到嘴唇边，啤酒的泡沫在他那项圈样的胡子上流淌。

“我现在有可能可以帮您一个忙。您还记得吗？您的岳父去世时，我跟您说过：‘尽管吩咐我。’我没有忘记自己说过的话。”

他停了片刻，等着让—卢克说出感激的话语。让—卢克终于说道：

“怎么谢您呢？”

库图将宽大的背往后一靠，将两只手放在桌子上，充满友爱地看着让—卢克：

“我的好朋友……您想得到吗，我帮您找到了，您认真听好了，我为您找到了撒拉银行股票的买主。”

“撒拉银行的股票？……可它们在公证人的手里，您清楚得很。”

“咳！我说的不是那些，”库图擦着肥厚的嘴唇，它们在棕色的胡须中显得更加肉厚、光亮和新鲜，“我当然知道它们都在公证人的手里。但您那里也有一千支股票，难道不是吗？”

“是的，我跟您说起过。”

“对。它们一钱不值，在现在。它们几乎不能转让，但我可以以四十法郎一股的价格收购。总共是四万法郎，”他做作地强调每一个音节，“四万啊，我的老兄，一分也不少……”

“它们怎么可能值这么多钱？”让—卢克问道。

库图微微一笑，眯起眼睛：

“确切地说，做生意在于卖掉不能卖的东西，年轻人。”

“我明白了。您知道这些股票属于我的妻子吗？”

“决定权掌握在您的手里。”

“我们能考虑考虑吗？”

库图点了点头：

“太好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不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您不会认为我会欺骗您吧？您想知道它们的实际价值吗？您去负责继承股票的那个公证人那里打听一下好了。您也许会认为股市会有动作，股价会涨起来？……认为它们会大涨？……我可怜的朋友，您忘记我们正处在什么年代。我们是在一九三三年。股市已经崩盘。这将是个危险的交易……而且，我还可以向您书面保证这些股票将不会转让，如果转让，您可以从中得到几个点。”

“您告诉我，银行的债务到底怎么样了？”

“对外面公布的是，债务已经解决了。债主们答应了一项清偿协议。兰昆找到了一位同意帮助他的金融家，金融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理所当然的利益。您知道我所说的帮助政府的金融家的理所当然的利益是什么吗？……不知道？您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那是为国家提供各种用品，从中获得丰厚的报酬。”

他说到最后的两句话时，叹了一口气，嘴唇微微前伸，就像一位美食家说到一道美味佳肴一样。他打住话题，沉思了片刻后继续说道：

“无论如何，丑闻还是很快就要发生……那些主要的责任人都受到各方的攻击。此刻舆论的风向已变，牵涉到金融事务，留心观察好了。”

“没有任何人提起诉讼吗？”

库图好像突然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了。他低声说道：

“什么？……没有……您不想让我请您吃一份威尔士兔[4]吗？……这里的威尔士兔真是棒极了。但您可能不大会品尝美食。您太年轻了。要好好品味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快乐，才能了解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快乐是什么。一盘佳肴，一支高级雪茄，这是您永远也不会厌倦的东西。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您的答复？”

让—卢克站了起来：

“明天。”

离开库图后，他慢悠悠地往家里走。他在摩肩接踵的行人中穿行，却对他们视而不见。他试着弄明白这件收购股票的事情有什么蹊跷，但他怎么都理不出个头绪来。诚然，这些股票一钱不值。可是……四万法郎……他生气了。他觉得有两条路可以走，它们应该是像拼图游戏中的拼图一样紧密交错的。但由于他缺乏部分知识，整盘游戏就在他眼皮底下散开了。这里面一定有个阴谋，到目前为止只有库图在一手操纵。他很不高兴自己闭着眼睛被库图牵着鼻子走。当然啦，明智的话就应该是平静地答应库图的提议，管他三七二十一，这能给让—卢克带来四万法郎啊，而他现在穷得叮当响，费了老大的劲才能挣到可怜巴巴的几个钱。可是，按照现在的利率，四万法郎值什么呀？……够一年的生活，勉强能支撑两年。两年后怎么办？……他不会去买一家书店或者一个葡萄酒仓库，所有在别的时代都很合理稳妥的投资方式在这个时代都不管用了。他可以谋划一种更安逸的生活，过几个月舒坦的日子，帮爱蒂解决一些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在这个从前的富家千金看来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是彻底的败落。可就在此时，他也无不伤感地想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我并不操心爱蒂。”

对妻子的幸福、快乐，他已经无所谓了。这年月，容不得你为别人考虑既丰富又仁慈的生活，只能想着自己。否则，你提前就被打败了。啊！库图的话里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他还掌握了什么秘密，让—卢克蒙在鼓里？……他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出来？

突然，他又见到了库图脸上的表情，当让—卢克问到他“还没有任何人提起诉讼吗”这个问题时，他脸上装出的冷漠。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之后又沿着一条空寂的小巷往前走，使劲地拍打着双手。就是这么回事了！……事情已经一清二楚了！股票可能的买主，或者另外一个用化名的人，将提出诉讼。必须有人提起诉讼，才能引发对兰昆的公愤。兰昆以前是银行的董事，已经受到牵连，却奇迹般地大难不死，他才是别人要打击的目标。可卡里克特—兰昆难道不是库图的老板吗？……谁是最容易背叛的人？就是这么回事了，不会是别的。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有个人可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知道这件事……这个亲爱的兰昆……可是我，我怎么做呢？……然而，在还不知道战斗结果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把武器提供给库图的吧？如果这么做……我会觉得难以忍受。这个阴谋无论如何还是值得追踪一下的，至少……但这还是不够。噢！不，这还不够。这个兰昆……他就像我见过的那样，我猜想，他很容易下手。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利用他一把，就像我的岳父利用他，就像这个无法形容的库图想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一样？……是的，可是怎么做呢？……”

他看了看手表。他能不能去看看杜尔丹？最近几个月，他并不经常和杜尔丹见面，但本能地，就像小时候和刚成年的时候一样，他本能地朝他住的地方走去。在跟杜尔丹说这件事的时候，他也许可以把对他来说还是一头雾水的东西弄出个头绪来。

杜尔丹几个星期以来已经不再工作了。然而，他好像很有钱。他在费鲁街租了一间房。让—卢克看见他在家里，睡在小沙发上，光着上半身。当让—卢克推开门的时候，他忽地直起身子，脸吓得变了样，然后他重新躺下，小声说道：

“你吓了我一跳！我在睡觉呢。”

让—卢克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听我说，”他突然说道，“我现在面对一个问题的两个已知条件，我还不是十分明白。我觉得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你能不能告诉我答案是不是对的。”

杜尔丹仔细地听着，点了点头。

“可能是对的。但我不明白你担心什么。你只需把钱拿到手，然后保持沉默就行了。”

“也许还可以捞到更多的东西呢？但这取决于兰昆，或者不如说这取决于我对兰昆形成的看法。我认识他。我是从一些表面现象来看他的，如果这些表面现象我看对了，就会让我平步青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假如我错了，假如我没有那种直觉和预感的能力，我就会失去一切希望和行为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该作何选择：是金钱，现金，还是投靠兰昆的可能性？可那是一笔小钱，对我，对我憧憬的未来没有太大的用处，而如果能有兰昆做靠山，我就能最终踏入那个我觊觎的世界，而且这一次走的是正门，即密友和同谋走的那扇门。”

“这种游戏太危险。”

“怎么危险？什么才是危险？活活饿死。自从我开始面对它的时候开始，我就习以为常了。而且，人也不会饿死。那是想象中才有的事情。但是，生活如此艰难，使人最终会想：努力归努力，危险归危险，最好试图得到最大的利益，取得最好的成绩。”

“你已经被严重扭曲了，”杜尔丹说道，“某些危险与冒险地结婚生子、形成亲子关系是不可类比的。”

“我不否认，”让—卢克低声说道，“但现在，都结束了。”

他看着那张大床，就是在那张床上，他第一次成了爱蒂的情人。他的目光在搜寻那幅女人的小照片，瞅见过一次的……照片还在那里。有一天他会见到这个玛丽·贝朗热吗？十五岁那年，他和杜尔丹一起盟过誓，他们永远也不会认识各自的情妇，省得冒那个险，弄个女人来在他们之间充当第三者。那个时候，他俩的友谊是那么珍贵，那么无可替代……杜尔丹也从未见过爱蒂，甚至都没想过要去认识她。

让—卢克突然问：

“你总去看这个年轻的女人吗？”

“是啊，干嘛问这个？”

“没什么。我原以为……最近一段时间，你看上去很郁闷，”他说话时特意选择一些最中性最平淡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可你有钱了，是吗？”

“有过。都花光了。”杜尔丹没有多说。

让—卢克迟疑了片刻，看着他，然后沉默了。也正是在这一刻，他明白了，杜尔丹，包括爱蒂，并不真的关心他。每个人都要自己同自己的命运搏斗！

他什么也没问，杜尔丹也什么都不说。让—卢克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那包焊锡，低声说了句“晚安”，然后就告辞了。

到了外面，他突然听见关闭的门后面传来杜尔丹的声音：

“达格尔纳！”

他不寒而栗。多么恐怖的声音啊！……他心里面非常清楚，有一个灾难正在威胁着杜尔丹。可他能做什么呢？……他需要自己的精神、勇气和力量，给自己，给自己一个人。但他还是等了片刻。如果听见叫第二声，他就会回去。但杜尔丹没有再叫他。于是，让—卢克走了。他在固定于走廊中间的地毯上蹑手蹑脚地走着，减轻脚步声，屏住呼吸，让他的朋友以为他已经走远了所以没听见叫声。

十六

卡里克特—兰昆在拉斯帕耶大道为自己保留的那套公寓看上去非常简陋，令让—卢克吃惊不已。年轻人还在名片上加上了这句话：

“阿贝尔·撒拉的女婿希望与您商谈一些银行事务，而您曾担任该行的董事。”

如他所料，他很快就被接待了。

他走进卡里克特—兰昆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摆着科尔图产的人造革大皮椅，椅背硬邦邦的，很不舒服，让人想起在已经获得名誉地位的律师家里见到的那些家具，没有必要把顾客挽留太久，想尽快摆脱他们，只要他们把卷宗留下就行了。当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卡里克特—兰昆正站在隔壁房间的门口，跟两个年轻人告辞，其中一人胳膊下面还夹着一部相机。让—卢克听见他说：

“感谢报社派你们来，先生们。感谢给一个无辜的人申辩的机会。”

两个年轻人走了。兰昆握了一下让—卢克的手后，在他对面一张哥特式的雕花高背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依然穿着睡袍和拖鞋。他的面容苍老，疲惫不堪，神色焦虑。他看上去没有好好保养，胡子也没有好好刮过。让—卢克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他会猜到我的心思吗？……这个男人的精神、狂热、雄心、激情和快乐使他一直光彩夺目。就像眼前的一道耀眼的强光，一定会妨碍他把什么都看个分明。然而，他熟悉人类，了解别人。所以，我准备做的事情里面存在不确定因素。而这正是游戏使人娱乐的地方……”

“原谅我，”他说道，“原谅我跑来打扰您，但有人找过我……请允许我隐瞒他的姓名，至少暂时不说出来……有人想收购撒拉银行的一千支股票，这股票现在归我所有，我猜到了他购买股票的目的。”

兰昆把两只手交叉着放到嘴唇边，然后又迅速地分开了。

“什么目的？”他沉默了片刻之后问道。

“他的目的是要提起诉讼，我敢肯定。”

兰昆沉默了。他努力保持镇定，但他的眼睛，让—卢克以前见过的总是那么炯炯有神、闪闪发亮的眼睛好像突然暗淡了下来，深陷在眼眶里面。他终于问道：

“有人叫您卖掉这些股票？他开价多少？”

“四万法郎。”

兰昆叹了口气。

“您来这里可能是想让我出更高的价钱吧？……我会很乐意这么做的，甚至都不会讨价还价。当别人帮我一个忙的时候，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我甚至都不想弄清楚帮我这个忙出于什么目的。”

他停了下来，用眼睛捕捉让—卢克的眼神。他把手伸向一盒香烟，拿了一支出来，却没把它点燃，他用更低的声音说道：

“要是在以前，您来找我是没有错的。但我现在没有钱，达格尔纳先生。是的，您可能……不，您一定会觉得这是不真实的。一位政治家有一个党派支持，到了像我所处的这种危急时刻会站出来助他一臂之力。可我……我已经众叛亲离，达格尔纳先生，我已成了孤家寡人。我从前的那些个朋友都准备落井下石，我，我？……您能想象吗？我这个人，可以毫不吹嘘地说，是该党派选举出的唯一配得上政治家称号的政治家，他们再也选不出像我这样的政治家了……因为，反正您也了解我，比如说我对年轻人的讲话产生了多大反响吧？现在倒好！他们想葬送的人却是我。他们那些失去了理智的人，他们还不明白他们也会把自己葬送掉。我是党的灵魂。您明白吗？一阵狂风袭来，把我卷走。他们以为把我牺牲掉，他们的威信就不会丧失。可那是什么事啊，我问您？叫人来搜查我的生活、我的过去，我用自己的纯洁来回应他们，即使在很小很小的事情上面，我都清清白白。而且，您瞧，这就是证据，最好的证据。您跟我提出的这个交易，我根本就没有可能答应，因为我没有必须的钱。这就是残酷的、痛苦的事实，而且千真万确。然而，如果我像人们指责我的那样去做，如果我帮撒拉发了财，叫我拿出这笔钱根本就不在话下。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已经厌倦了像个罪犯一样为自己辩护，厌倦了只给我带来挫折失望的政治斗争。别……别提出异议……我不否认实现雄心壮志和功成名就带来的快乐，可这一切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对我这种深沉的人有什么意义呢？……诚然，您只看到那个作为公众人物的我，照我说，只是木头人一个，供那些忘恩负义的无知的人使唤。但我是那么与众不同，您要是知道就好了……”

“我对您深表同情，”让—卢克柔声说道，“实际上，您有那种不被理解、众叛亲离的人自卫的本能反应。您自然觉得我来这里是为了一桩肮脏的交易。可是，我来这里看您是有别的意图的。可我现在再也不敢直言不讳地跟您说了。我在您看来，会是那么的……那么的天真……您一定注意到，在成人的精于算计和贪得无厌方面，年轻人有多么缺乏经验，”他用充满敬重和难以察觉的揶揄的柔美声音说道，“您想过吗，我来这里是为了请您拿走这些股票，因为它们对您有用，或者至少可以问问您我该用什么办法才能最大程度地帮您。我不要您的任何东西作为交换，但我跟您再重复一遍，您刚才说的那番话，那么痛苦，使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胜过我从所有的书本上所能了解到的，我感到非常尴尬。谁知道您在这个如此简单的想来帮助您，竭尽所能地想帮助一个我敬佩的人的愿望中发现什么险恶的用心？”

他心想：

“这个圈套是不是太拙劣了？……但用恭维话把人诱入圈套永远都不会太拙劣。唯有奉承，人是经不起的。你要钱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怀疑，开始警觉，但恭维话只会使他飘飘然。”

兰昆低声道：

“不，我从这真诚的声音中听到了天真的慷慨。但愿天真这个词没有伤害您。从我的嘴巴里说出来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溢美之词。您知道我是多么厌倦那些小小的算计，那些卑劣的利欲熏心，那些敲诈勒索，那种无耻行径……现在却有一个像您这样的小伙子，几乎还是个孩子，同情我……是同情，不是吗？您在您的岳父家里见到我，听过我说话。您知道我不是一个坏人。您知道，每天汹涌而来的侮辱和憎恨铺天盖地，要把我淹没。也许是在哪一天，我偶然说出的一句话触动了您？”

“您怎么能猜得到呢？”让—卢克问道，他的脸上闪烁着光芒，还有那种妙不可言的天真，这种天真的表情很容易在年轻人的脸上焕发出来，也是他最有效的武器，“有一天，在那张只谈金钱的餐桌边，您在我面前说：‘虔诚一些吧。真诚一些吧。放弃身外之物。’您的话语，您的语调，我不知道您声音中的什么东西使我……激动不已。您尽管吩咐我，兰昆先生。不要怀疑。我能反对您什么呀？……偶然的机会使我知道了谁是您的敌人，可是，唉！我也帮不上您什么。但是即使是没什么效果的一片衷心也有一种您会了解的意义。现在，”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我告辞了。这是我的地址。我跟您再说一遍，尽管吩咐我。”

“谢谢，”兰昆说道，“谢谢。”

他拉起让—卢克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握了一下才放开。

“您要知道……我很受安慰……您能来真是太好了……那些股票，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像您认为的那么重要，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有意义的是，知道是谁背叛我。”

让—卢克有一刻差点就说出来了，他动了动嘴唇，然后沉默了。兰昆焦急地看着他的脸。兰昆想利用让—卢克，就像让—卢克想利用兰昆一样。让—卢克几次欲言又止，就像诱鸟笛一样。

“您回头再来看我，”兰昆终于说道，他金属般的声音轻轻地掠过每一个音节，“对吧？我想更深入地了解您，您就像我年轻时的样子，那么热情，那么想为理想奋斗。他们却把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啊？您再回来。我会给您写信的。”

说完这些话，他们就告别了。

十七

让—卢克回到家里，发现妻子泪水涟涟。她在两个狭窄的房间里走着，恨恨地看着墙壁、家具和女佣的蓝色围裙。孩子在哭闹。她扑到床上，两只手捂住耳朵。

“我要死了，我要死在这里……”

让—卢克看了他一眼，显得很吃惊。真的，他已经把她忘了。她好像生病了。他说叫医生来吧，但她就像一个赌气的孩子一样，拒绝了。晚饭后，她叫他把灯关上，他几乎同时上床，睡在她旁边，庆幸终于看不到她，也听不见她的声音。

他满脑子都是兰昆，都是他说过的话。从物质上来说，他，让—卢克一无所有。他心想：

“我一无所有。我还一文不名。我还没有掌握控制别人的方法。我只能通过计谋进入那个圈子，只能让比我强的人牵着鼻子走。但兰昆强吗？……他会完蛋吗？……这个，这就要看运气了。但从逻辑上讲，他是不会完蛋的……他们这些人，他们是不会沉没的……再说，我也没有别的机会。假如我把股票卖给库图，我还可以跟他讨价还价一番，谋划一番，多拿到五千或者一万法郎……但也就这么多了，到此为止了……那么，利用只有我才有的东西，利用我对人的某些了解……兰昆是个爱慕虚荣的人，更看重别人对他的仰慕。相较于野心，他更爱慕虚荣。这一类型的人在权力中寻找着某种形式的爱。现在，他已经是孤家寡人了，丧失了他最喜爱的颂扬他的贡品。而一个没什么利害关系的年轻人，忠贞不贰的友谊，所有他昨天还忽略了的东西，现在给他的话，他一定觉得如获至宝。如果我知道往后……而那正是我所要的……我负责这件事。我只要他让我走进那个圈子，熟悉人情世故的技巧，在他们中间活动……必须做伪君子、骗子，必须阳奉阴违……正好合适，我没有别的武器……尤其是必须接受一贫如洗的日子，而那四五万法郎也许能让我安稳过上一两年。可是一两年过后怎么办呢？……这已经不是可以对自己说‘跨出那糟糕的一步就万事大吉’的年月了。今天的这一步一旦跨出，我确信将来还将在原地踏步。对此我确信不疑。经济危机和失业不会过去。这是在冒险。但我的全部生活都是在和苦难玩捉迷藏的游戏……必须赌它一把。”

想着想着，他终于睡着了，只有孩子饿了的哭叫声才能把他吵醒。他在睡梦中隐隐约约听到爱蒂的呻吟。他朝她转过身去，摸了摸她的脸：她在发烧。她呻吟着说肚子和头很痛。他必须起床，去把医生叫来：屋里没有装电话。医生来了，说是严重的卵巢炎发作，当天就得给爱蒂做手术。医生走了。让—卢克坐在床沿上。他看着爱蒂，耷拉着头。护理，疗养院，手术，所有这一切都要用钱。必须去找库图，和他商量……“啊！那不行，”他心想，“为这个我不再喜欢的女人……”因为任何幻想都不存在了，他不再爱她，不会为她做出任何牺牲。他不会为了她葬送自己的前程。

“我没有钱。”她低声说道，“得上……医院。”

她仍在呻吟：

“我不想去医院……我快死了……我不想，我害怕……”

“你理智一点。我没有钱了。除了一日三餐和孩子的牛奶钱，我没有多余的钱了。你明白我所说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布拉什医生会让他们接受你住院。”

“你去找钱！……如果你还爱我……如果你爱过我。”

“到了这种时候最炽烈的爱情都无能为力。”

“假如你爱我，你就会想办法。可你不爱我了，你从来就没爱过我。你娶我，因为我是阿贝尔·撒拉的女儿……我讨厌你……我快死了，我感觉到了，我知道了，我死了责任在你！……”

当她的情绪稍微安定一些，她又叫他：

“让—卢克？……那些股票可以卖吗？……”

“库图跟她说过这件事了。”他心想。从这一刻起，他就只有一个念头：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她不再在这上面打主意。

“我可怜的女人，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了。那个人现在没有办法弄到一分钱，而且那是个无赖，千万得提防……而且我们可能招来最致命的麻烦……今后，也许……我再告诉你一遍，从这边是不可能弄到钱的。”

她转过身去，又开始呻吟起来。他靠近她时，被她推开了。

女人会憎恨那个不懂得帮她远离不幸的男人。

快到中午的时候，救护车来家里把她接走了，让—卢克独自一人待着，等兰昆答应过的那封信。

他一整天都在等，但没等到，第二天也没有。医生立即给爱蒂动了手术。吃完午饭后，他要在探视时间去看她。他沿着水泥小路，在那些砖房之间慢慢地走着。爱蒂躺在一间普通的大厅里，穿着粗糙的病号服。他几乎认不出爱蒂了。他只待了片刻时间，然后就走了，耳朵里满是成百上千的探视者的嗡嗡声，他们慢慢地往前移动脚步，穿过大厅，朝一张病床俯下身子，然后就离开了。爱蒂·撒拉也躺在那里……真是……难以置信……可是怎么就难以置信呢，她和别人一样，都是人……这家医院里住了上千女人。要是她非得治愈的话，她会和别的女人一样痊愈的。

第三天，他终于收到了兰昆的一张蓝色的纸条，邀请他去吃午饭。

吃饭的就他俩。卡里克特—兰昆一上来就谈阿贝尔·撒拉。然后，他问道：

“我很好奇地想知道您是怎么看我的？……公众人物通常是如此不同于亲密的人，唯有亲密的人才是真诚可靠的……您认识我，您听我说过话……您知道我批评别人毫不留情。您以为我在这汹涌而来的憎恨中泰然自若。那我要告诉您，那不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需要被人爱。仇恨使我失望，确确实实。那种感觉我难以言表。”

让—卢克心想，他一定很容易忘记他本人对别人说过的侮辱的话吧。他特别好奇地看着卡里克特—兰昆。对他来说，一切就全靠这个人的本性了。好像很容易明白……可是……一个人总是在某些方面不协调的，他心想……兰昆说道：

“没有人比我要求更低，并不贪求物质财富……您觉得我野心勃勃吗？……可我只求安宁和友谊……我会生活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四面墙壁刷上石灰就足够了，几本书就够了……”

他是真诚的，不只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他住的那个房间装潢的确非常简朴，而他也似乎很满意。他一有可能就离开部里的办公室回家，他说道。阿贝尔·撒拉到底用了什么诱饵，让兰昆也卷入他那已经一塌糊涂而且很容易就一塌糊涂的金融事务的？……可是，没有放诱饵的话，那可能吗？……除非是因为被成功宠坏了的政治家、身居高位的大人物的轻率……可是，这个兰昆，绝不会是个傻瓜。时不时地，一些恶毒的真知灼见透露出他对人的了解，显示出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但这些品质，他似乎并没有在自己的身上发现，他并不赏识它们，更看重被他称为“敏感”的精神价值。这个兰昆，他在某些方面是悲怆感人的，他脸色苍白，他那南方人的本来就有些浮肿的脸因为愁闷而更加肿胀。

他们再次提起阿贝尔·撒拉。

“我岳父的睿智……”让—卢克先开口。

兰昆愠怒地撇了撇嘴，极不情愿地承认道：

“如果您要这么说……那是一种有分析能力的睿智……干巴巴的……可是，我的孩子，那不是一位领袖……他不具有那种快速的洞察能力和判断能力，那才是天才具备的能力……另外，我个人与别人交往并不因为他的智慧。今天，哪个人不聪明呢？……聪明人满街都是。但是直觉、敏感……撒拉完全没有这种品质。还有对金钱的忧虑……”

他张开双臂，一个暴露他宽大胸怀的动作：

“老实说我不懂……”

见坐在自己对面的是个毕恭毕敬的年轻人，他渐渐地重新感觉到自己的完美。当让—卢克说到成功这个词的时候，兰昆微笑着对他说：

“成功只是一个习惯问题。几乎可以这样说，它已经融入到您的生命中，从此再也不能弃绝，我承认，但它并不能带来幸福。相信我，我的小达格尔纳，幸福，就是您二十岁的青春年华。您还需要什么呢？……您什么也不需要……年轻的时候是很贫穷，但生活在贫穷中仍然很幸福。而且，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如今喜欢像斯巴达人一样刻苦耐劳，不是吗？……艰苦朴素的生活，野营，冬季运动，走公路出游，少男少女在一起，自由自在，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更令人陶醉的？……年轻人只需要自由，难道不是吗？……您要是知道我是多么羡慕您……”

他突然陷入深深的遐想中，叹道：

“亲爱的孩子，这就是那个被称作大人物的，被众人利用的木头人的人的真实面目。您老实说，这让您吃惊……老实说……”

现在，他陶醉在自己的柔情和对自己的怜悯之中，然而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计划：确切地知道在他的随从中究竟是谁背叛了他。他谨慎地用几句话来试探让—卢克。

“我怀疑周围的所有的人……我最持久最亲密的朋友……您不知道，去揣测谁是坏人多么不符合我的个性。所以，您也认识的那个库图……”

他停下来，看着让—卢克，让—卢克让自己的眼皮稍微动了一下，兰昆马上就察觉到了。兰昆气愤地说道：

“就是库图，是不是？……啊！我早该预料到了……这个混账东西，我把他从污泥中捡起来……一个应该对我感激涕零的家伙！……库图？……猪东西！……他……真让我难过……”

他的心像是真的受到了打击，让—卢克对人类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深感惊奇：还有什么比痛恨被受自己恩惠的人背叛更自然的事情呢？……他开始感觉到，世界的不公，只是在针对自己的时候才显得忍无可忍……

兰昆站了起来，走到窗户边，久久地注视着窗外。他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最简单的动作，都是由最真挚的感情激发出来的，富有难以形容的戏剧特征，而且来自一个优秀的演员，一个真正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从不夸大其特点的优秀演员。然而，让—卢克清楚地发现他是一个习惯了前呼后拥的人，多年来在各种场合忍辱负重，全心全意，大声说出自己的愤怒和仇恨，周围总是围着一大堆看不见的人，永远都不是一个人。

他朝让—卢克走了过来。

“好啦……我被所有的人抛弃了……”

“还有我呢，”让—卢克喃喃道，他的心隐隐跳动，使他的声调有些激动，这一下终于把兰昆打动了：

“啊！我可怜的孩子！……”他叹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库图，”让—卢克说道，“这个人的个性跟您没有哪一点相像，好像一点也不合乎您对别人的要求……”

“我只要求一样东西，”兰昆言简意赅地说道，“绝对的忠诚……不是对我，我的孩子，相信我，不是对我，而是对我的思想……”

“您可以吩咐我。”让—卢克柔声说道。

兰昆犹豫了片刻，然后他做了一个慌乱的手势：

“是的，但要注意，库图什么都做。我每时每刻都需要他。您能把时间都给我支配吗？”

“当然，我可以……”

“您听着，”兰昆说道，“我们说得更明确一些，甚至丑话说到前头。您确实可以帮我，但我这边现在只能给您很微薄的工资。每月八百法郎。如果您觉得这工资合适，我就让您做我的秘书，私人秘书，没说的。您能从我这里比从书本上学到更多人类热情的机制。至于……至于您前一天来找我说的那件事，我知道了。我会口授一些文件给您签字。那么，说好了。您是我的人了？”

“完完全全属于您。”让—卢克说道。

十八

兰昆给的那八百法郎很难维持生计。三个星期过去了，爱蒂还在住院，用人来家里照顾孩子，让—卢克整天和兰昆在一起，或者为他东奔西走。兰昆委派他一个接一个地拜访他本人在政界的所有朋友，恳求他们找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人为他辩护，可是他们给他的唯一支持就是建议他马上辞职。对他的攻击来自四面八方。但他却无法估计他被人憎恨、被人抛弃到了什么程度。让—卢克带回来的含有一丁点同情的话都会被他抓住不放，而那些话常常是让—卢克自己杜撰出来的。

“他说了他对我表示同情吗？……啊！这种同情，我们知道多少钱一尺……但他的确切措辞到底是什么？……当心，我的孩子，那非常重要……你觉得他真的对我的为人和我的思想表示同情吗？你认为他有可能把他的同情表现出来吗？……他害怕，是的……我明白，他也害怕……可是，说到底，总不能让一个人活活饿死吧，仁慈的上帝啊，因为另外一个人的错误……我要为撒拉的贪赃枉法负责任吗？……他征询过我的意见吗？……我事先知道吗，我？……可是，必须，必须坚持住。”他握住让—卢克的手反复说道，“不是吗？……你相信我吧，我的孩子……你要是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要……”

让—卢克的全部精力都用来激发他那涨落得同样快的热情，这种热情可以激发他最大的但却是时断时续的勇气，而且世界上任何人的崇拜都可以支撑它，只要那个人在他身边，只要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您的旨意，您的工作能力，您的智慧，您那领导人的灵魂……”

这并不是说他心里真的相信那些话，而是那些阿谀奉承的话对激发他去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当让—卢克在兰昆的朋友之间周旋的时候，他想到了他的对手们：只有在攻击别人的时候，才能更好地自卫。然而，兰昆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是无药可救了。他只能轰轰烈烈地与它分道扬镳。阿芒·雷苏尔并不想伤害兰昆本人，那个党派是牺牲兰昆、任其垮台，还是被兰昆弄垮，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必须得到阿芒·雷苏尔的帮助，要他帮助他以前的政敌，与此同时要这个政敌败坏该党的政策，破坏内阁的团结。

让—卢克在库图的斡旋下，努力使这两个人言归于好。这个游戏使他激动：棋子是两个大活人，必须利用他们的弱点、他们的虚荣、他们的仇恨和他们的恐惧。必须安抚他们，奉承他们，依次让他们心神不定。而他本人的目的似乎也达到了：人们都认识他了，习惯了他的面部表情和他名字的每一个音节。他们总是说：“那就去问达格尔纳好了……”“达格尔纳会把它安排好的……”对兰昆来说，让—卢克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人了，因为鞍前马后都是他，因为兰昆的嘴巴动一下，随便做一个手势，他全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些人，他们是多么快就握手言和了啊！……他们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喂养他们将来的对手和政敌的。习惯了抛头露面、讲究排场的生活，他们给人留下的并不是值得信任的印象，而是一种表面上看来值得信赖的友谊，但这对让—卢克来说已经足够了。

日子，在东奔西走、在一通又一通电话、在聚会闲谈中一分一秒地流失。晚上，很晚的时候，他才回到阴暗狭窄的家里，没有被好好照顾的孩子在啼哭。当让—卢克看见这个孩子和系着脏兮兮的蓝围裙、笨手笨脚的用人时，他感觉比看见爱蒂躺在床上更加悔恨。爱蒂不值得给予任何同情，可这个孩子……可是，他不愿意往这方面想……无论为什么献身，为一个人还是为一种思想献身，都是错误中最可悲的错误。老达格尔纳难道不是最好、最慈祥的父亲吗？……可他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除了穷困潦倒，他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任何东西。唉！世界上的好心人不再有太平……

一天夜里，孩子病了。让—卢克很晚才回来，发现孩子用那条蓝色的旧围裙裹着，嘴巴里含着围裙，躺在用人的腿上还没睡着，正烧得厉害。他再次满大街地跑，找一个医生和一家药店，恐惧和深深的怜悯再次交织在一起，几乎使他承受不住。医生建议给孩子洗浴，还开了一长串处方和特定的食谱，但让—卢克是不可能监督到的，因为母亲不在家，而他又整天在外面。让—卢克把水烧热后，灌满了放在厨房里的小浴盆，双手笨拙地将孩子放进了水中。用人站在他旁边，睡眼惺忪，晃着胳膊，看着他在那里手忙脚乱都没想到要帮他一把。刚开始，孩子尖声叫着，挣扎着。水溢到了地板上，弄湿了让—卢克的衣服。一盏小灯半明半暗，照着房间、肮脏的奶瓶和散乱的衣物。突然，孩子变得非常安静了。他浮在水面上，父亲的两只手托着他，他似乎在目不转睛地看着前面。他很瘦，一张小脸凹陷着，没有肌肉。让—卢克心想：

“我从来就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他听着孩子急促的呼吸声，感觉到那个发烫的身体紧靠着他。在这间寒碜的厨房里，在这个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的老妇人旁边，累得半死不活、吃得又差的让—卢克，正担心得发抖，他心想，如果孩子死了，错误将是他酿成的，是他一个人的错误。照在水面上的灯光轻轻地摇晃着，孩子不再哭了，不再动了。尽管让—卢克费力地把孩子的头托出水面，水还是弄湿了他的脸和细细的黑头发。他一直定定地看着前面，可能在看浴盆里的水流。

让—卢克对这个孩子比一个普通的父亲更负有责任。他曾经是那么盼望他出生。他把孩子从那种非常幸福的虚无之中拉出来，不是因为缺乏理智的爱情，而是因为他需要这个孩子，因为他以为这孩子将可能给他带来辉煌的前程和财富。这个婴儿，这个小恶鬼，他可是个活生生的生命；他已经感到揪心的痛了。“可我并不爱他。”让—卢克绝望地想。跟自己撒谎毫无必要，在他的心中，既没有对这个孩子的爱，也没有对爱蒂的爱……他身上全部的爱的源泉都榨干了……他低着头，感觉到孩子在手上的分量，想起了孩子降生的那个晚上，还有另一个晚上，另一天夜里，离孩子降生的那个晚上更遥远，当时他渴望、想象、需要这种生活。一种隐隐约约的、难以忍受的悔恨充满了他的心。但他把它排解开了，竭尽全力把它推开了……“什么呀？……很可惜，我又不是女流之辈……一个孩子，算什么东西啊？还会有其他的，要是这个孩子……”不会的，这孩子会活下去的。啊！快弄到钱，快弄到钱……假如他答应了库图提出的交易，他就会有足够的钱来照顾这个可怜的孩子，照顾爱蒂，他的妻子，无论如何……难道他什么都不亏欠她？他咬紧牙关：“不……什么也不欠……什么也不欠……那个女人，她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对她没有责任……”再说了，他现在能怎么样呢？……他不可能走回头路。覆水难收。哪怕？……不，不！……他的整个身体好像在拒绝向这个孩子屈服，拒绝想象中的义务，在拒绝接受中绷紧了……这时候，医生指定的出浴时间到了。他试图把女佣叫醒，但怎么叫都是白搭。女佣坐在椅子上，下巴碰到了胸部，一团灰色的头发乱糟糟的，她累坏了，睡得正酣，鼾声像嘶哑的喘气。让—卢克把孩子从浴盆里抱起来，把他擦干，让他躺好，就像医生吩咐他做的。这个小恶鬼，他轻轻地呻吟着……让—卢克用笨拙的双手帮他盖好被子，然后他怯生生地摸着孩子的脸，小家伙哭得更凶了。让—卢克把他留在那里，自己则倒在隔壁餐厅里的沙发床上，很快地就只有白天的一幕幕情景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兰昆会做什么？……雷苏尔会说些什么？……如果内阁垮台了，兰昆将参加下一届政府，他将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进去，而让—卢克的职业生涯也确定了……兰昆可能会忘恩负义。“但我会阻止他忘恩负义。”让—卢克心想，“我知道的内幕太多。不，一切都会顺利的，一切都会圆满成功。”

他在乱糟糟的毯子下面窸窸窣窣地翻来覆去折腾了很久，最后终于睡着了。孩子的病好了，但那天夜里，让—卢克终于成功地扼杀了他年轻时代的最后一阵情感冲动。

十九

让—卢克没再见过杜尔丹。一天晚上，卡里克特—兰昆破例地比平常早些让他下班，晚上六点钟他就回家了，发现有一个女人在家里等他。爱蒂前一天从医院回来了，但还得在床上躺着。那女人独自一人坐在小餐厅里，见让—卢克进来，她站了起来。

“我是以杜尔丹的名义来的。我叫玛丽·贝朗热。”

他一下子就认出来了，但她让他失望：瘦瘦小小的身材，弱不禁风的样子，脸色苍白，没有一点儿血色，也没有涂抹一丁点脂粉。她穿着很朴素，甚至可以说很寒碜，一条黑色的短裙和一件穿旧了的收腰短皮上装，镶了红棕色的边。一顶黑色的贝雷帽被她急切地从头上摘了下来，于是他认出了那幅肖像上的发型，不太长的浅色头发只到细颈部，他称之为“大天使的发型”。

他示意她坐下。孩子在隔壁的房间里啼哭。让—卢克再次感觉到那种压抑，以及屋子里的气氛在他心里激发的那种令他恼火的愁绪。

他突然说道：

“在这里说话都听不见。跟我去随便哪一家咖啡馆，随便哪个地方。您可以跟我说话。”

她阻止了他：

“不，不，我等您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您听我说，”她低声说道，“塞尔日被抓起来了！交五万法郎就可以撤诉。我一整天都在挨家挨户地借钱，可我没有亲朋好友，我孤身一人，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做不了，”她绝望地重复道，颤抖的嘴唇显出一副苦相，“可我以前能够弄到这笔钱的。交了钱就可以撤诉。”

“塞尔日被抓了，”让—卢克喃喃道，“什么原因？”

“造假，”她说道，“我见他弄到钱。我没有猜到，甚至没有去怀疑……我要是早知道，我的上帝啊……他是今天早晨被抓的。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只有您……您是他的朋友。”

“您看看我是怎么生活的，”让—卢克指着阴暗的狭小房间和破旧不堪的家具说道，“我到哪里去弄五万法郎啊？”

她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弯下腰，抓起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破旧的小黑包，拉开房门。

“是的，可能……请您原谅。我实在是不知道去敲谁的门。”

她补充说了一句：

“他完蛋了。”

他动了一下，想把她留下来，但她已经消失不见了。他走到窗户边，目送着她穿过大街。她走得很快，在街角就好像被影子咬住了一样。他再次感觉到一个人的渺小和恐惧，站在河岸上，看着一条生命在水里挣扎，却没有能力帮他。可是试都不去试一下是说不过去的。就这么抛下杜尔丹是说不过去的。可他能做什么呢，老天爷啊？

他心想：

“也许通过兰昆……”

但兰昆绝不会同意去关注一个应该受到法律惩罚、应该坐牢的人的。他太清楚别人正虎视眈眈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任何小动作都不会放过。而让—卢克也一样啊，对于他正在玩的游戏，他每走一步都得千万留神。

他慢腾腾地走到爱蒂身边，睡下了。第二天，他想的还是杜尔丹，想去看他，找一位律师。后来，他怕了。他的任何小举动都可能把他和兰昆间接地牵连进去。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他放弃了搭救杜尔丹的念头，任由他接受命运的安排。

过了几个月，开庭的时候，他才再次见到杜尔丹。那一天，兰昆必须对众议院提交的质询做出回复。让—卢克事先为兰昆准备好了发言稿。部长只是简明扼要地告诉他大概的提纲怎么写。这就是领导的工作，剩下的都是些附属的、无关紧要的小事情。让—卢克还拟好了所有的开场对白，这些对白把第二天的会议演变成了一场戏，剧本已经提前写好了，而结局却要接受观众的反复无常和难以预料的各种反应的考验。

在众议院听证会开始之前几个小时，让—卢克去了法庭。面对空无一人的审判大厅，杜尔丹的命运在跟他开起了玩笑。一个被官方指定的外籍律师为杜尔丹作辩护，律师几乎不会说法语。最后，他被判处五年监禁。

二十

位于廊柱中间的议会大厅的专席上，全是正襟危坐的听众，他们在那里等待政界的头面人物们到场，心中暗暗地充满欣喜。这些人对说话的语调、词藻、动作和叫声的优美的感受力，要大大超过发言的准确性和深度。下面的大厅还是空的。雕像，白色的壁龛，仿大理石圆柱周围都是红色的挂毯，挂毯的颜色不再令人想起革命的鲜血，只会让人感受到剧院里的红色和豪华。楼座的观众兴致勃勃地好奇地说道：

“今天，卡里克特—兰昆将会说到撒拉银行的案子。他被牵扯进去很深。你听他说过话吗？他很……”

外面已经是一月的黄昏，黄昏因季节的原因而提前来到。一阵凛冽的寒风从河堤上吹过，让—卢克从法庭走出来，来到议会大厅。他滚烫的脸上还有那又冷又干的寒风留下的痕迹。他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个老头子，自己则紧靠着柱子站着。演说者的专席就像是一部神奇的机器，高踞于空中脚手架之上，议会主席在那里俯瞰整个大厅，卡里克特—兰昆马上就要在那里发表让—卢克为他准备好的讲话。他将在让—卢克为他配器的乐谱中演奏自己的角色。

这档节目的结局如何？……是主演赢得满堂喝彩，还是灰溜溜地逃走，在幕布后面像变戏法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灰飞烟灭？……卡里克特—兰昆的命运在议会和法院，在让—卢克已经走进过的这两座大厦之间左右摇摆。如果一切不顺，卡里克特—兰昆无疑也会坐到刑事法庭阴冷的小厅里，先前杜尔丹坐的那个位子……

让—卢克摇了摇头：不应该去想杜尔丹。确实不该这么做……他必须把他全部的热情、全部的注意力投入到这里，投入到今天将要发生的事情当中，投入到刚开始实现的事情上。

随着一个他没注意到的信号的发出，他脚下的乐池被四面八方涌进来的人挤满了。人们从各种入口、各种开间拥进来。片刻之间，红色的凳子上，众议员——他们是群众演员——就座。从他们的脸部表情看，他们有些心不在焉，有些厌倦。他们在议会任期里听过那么多的演说，在那么多的戏剧中扮演过角色，感觉已经变得相当迟钝。

然而，他们还是得体地准备着他们的角色。当兰昆出现并登上那个专席，周围围着像链条一样的由议会庶务人员组成的人墙，而对面是速记员和记者，众议员用又低又沉的奇妙的嗥叫声迎接他，仿佛在尽情宣泄他们身上的音乐才能。就像管弦乐队最初的节拍响起来一样，听众们明白演出已经开始了，于是把身体前倾，激动得发抖。

兰昆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发起了进攻。从大厅里升起的窃窃私语声使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手势都特别突出。让—卢克听着，沉醉了。真是一流的演员……他是多么善于用自己的声音、面孔和真诚来表演啊。也许可能有人会批评他做了太多的强调，对一些重点语句白费功夫，音质糟糕，平常的声调必须提高，还有，同样的句子不同演员过于频繁地使用，可以说已经失去了威力和影响力，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必须用悲怆感人的声调加以修饰，或者加大讽刺的成分。

现在人们是多么专心地听他说话啊……他开始攻击他自己那个党派的政策，和颜悦色地，使用谨慎的短句，那些不知道其用意的人在犹豫，在等待，害怕蛇的毒液吐在花的下面。时不时地，短暂的掌声从反对党的阵营中响起，但才响起就停下了，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真的决定抛弃他自己的党派吗？……抑或只是伪装？……兰昆让他们等着，让他们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但这时，他的声音抬高了，把让—卢克为他写的那些话砸向人群，让—卢克却已经听不出那是自己写的话。这个卡里克特—兰昆，穿着睡袍和拖鞋的时候，是那么的渺小，现在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渐渐地，让—卢克忘记了自己认识的那个卡里克特—兰昆，看见的只是一个在当众表演的公众人物。这种感觉真的很奇特。他开始接触兰昆的时候，兰昆是那么渺小、柔弱的一个人，现在却又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同仁的关注和听他演说的安静专注的人群，而重新变得高大，而这魅力却是与一个名字、与一些熟悉的表情紧密相连的。

兰昆突然推开堆在面前的演讲稿，走下讲坛，开始即兴发挥。他放开胆子，冷嘲热讽。他时而谴责对手，时而又把他们捧上天。他时不时地用热情到几乎虔诚的声音说到“自由”、“理想”、“进步”等字眼的时候，不仅让人群因为某种肉体的激动而瑟瑟发抖，也使让—卢克战栗不止，这种激动与词句的含义和内容关系不大，倒更是由于声音的颤抖引起的。

只用了一句话，卡里克特—兰昆就把人们对他的指控推得一干二净。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让—卢克事先收集了证据，但兰昆却把它们抛在一边，忽视它们，藐视它们，不是用数字或者确切的话语，而是用奔放的激情和飞扬的文采取而代之。面对抗议声，他提高声音反击，声音那么高亢，轻而易举就盖住了大厅里的喧哗，激起人们的赞叹，就像一个演员有着优秀的音质，毫不费力就达到了非常优美的最高的音域，就像玩儿一样。

现在他可以放心地让他们大喊大叫了，因为他已经确信自己任何时候都能掌控他们。他喘着气，看着脚下的人群，昔日的朋友、对手、嫉妒者、漠不关心者，所有那些把他抛弃的人。乱哄哄的声音向他袭来。笑声、讥笑声响彻整个大厅，“啊！啊！啊！”的声音渐渐地占了上风，使凳子同时摇动，整齐划一得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一条笔直的墨线，然后是雷鸣般的掌声。

让—卢克心想：他们的力量就在这里，一种不能低估的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于人多势众，在于团结一致。是他安排了这些民众吗？……不，他只是那个躲在暗处的作者。所有的功劳都属于那个无与伦比的表演者，而此刻这名看上去并不疲惫的表演者重新讲话了，讲他自己、他的生活、他的心。他的声音里有些歇斯底里的音符，就好像他很难止住眼泪，但他似乎并不为此感到耻辱，恰恰相反，他要让眼泪流下来，让所有的人看见他泪流满面。他猛地张开双臂，然后又收回放到胸前，显示他的心所在的位置、他的痛苦、他的苦难以及纯洁的心意。这是他的最后一着，大厅里欢声雷动。胜利了。卡里克特—兰昆在朋友们的簇拥下离开讲坛，蹒跚地走着，容光焕发。戏演完了，只剩下推翻内阁，让卡里克特—兰昆在他从前的对手组成的新内阁中担任部长一职，并提拔让—卢克担任部长办公室主任。世界终于打开了一扇门，一扇可以进去的门，一扇可以强行打开的门。

第二部分

一

四年之后，自结婚后就没见过父亲的家人的让—卢克，到维希纳来逗留了几个小时。维希纳的房子准备出售了。

克洛蒂娜不久前嫁给了里奥姆的一名律师。她的母亲和弟弟将可能和她一起生活。家庭膳食公寓没有办成功。那栋楼房已经破败不堪，光线昏暗，几乎要坍塌了。一家人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等候让—卢克，厨房里飘出的一股淡淡的味道，与雨水、霉味和像是旧墙呼出的气息的墙硝臭味混在一起。

春天刚开始，这是一个寒风刺骨、变幻不定的季节。花园里的家具像从前一样，堆放在楼下的房间里。那串发绿的槌球在脚底下滚动。在让—卢克最喜欢的那个位置，在窗前，能听到公路上的汽车声，远处火车的汽笛声，外面世界的气息也是从那里进入封闭的、令人窒息的房间，那个位置现在是另一个男孩——约瑟在等待，等待着一时的机遇。他十七岁了。他只知道自己的学校和这栋在寂寞的冬天里显得阴森恐怖的房子，比夏天带来的少得可怜的几个寄宿生更可怕。这是一个瘦弱的早熟的孩子，长着俊美的面庞、深色的头发和达格尔纳家的人特有的额头，皱眉头的时候会在额头上挖出一条笔直的细线条，就像是老达格尔纳遗传给儿子们的家族的标志。

女人们在做缝纫活，白天微弱的光线从黑杉的树枝间透进来。克洛蒂娜有了身孕，身体发胖了，满脸的喜色，而玛蒂尔德还像从前一样又瘦又干。她们在说话，说话声时而低得像窃窃私语，时而升高就像最激烈的吵架，而实际上她们谈的只是要绣的丝线或者围嘴该用什么颜色。啊！不想再见到她们，不想再听到她们说话！约瑟心想。远走高飞！多么美好的梦想！但不是去那个阴森森的里奥姆，而是到巴黎生活，只在巴黎生活，终于开始生活……让—卢克曾经也像他一样孤独，没有钱，无依无靠，可后来他却学会了驾驭别人，成就了一门理想的婚事，功成名就了。“为什么不是我？”约瑟心想。对于撒拉银行的金融崩溃和让—卢克经历过的苦难时期，他知之甚少。现在，可以说，让—卢克有钱了，有影响有威信，有卡里克特—兰昆这座靠山。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从寻常生活中一步登天的壮举，再也不用去干那些把人累得半死不活的卖苦力的活了，为了那点可怜巴巴的活命钱，过那种漂泊不定的日子，而所有这些正是约瑟认识的那些人的遭遇，也会成为约瑟本人的遭遇。诚然，假如他跟随母亲去里奥姆，他的一日三餐是有保障的。“但这还不够，不，还不够。”他一面想，一面把脸紧贴在窗户玻璃上，眯着眼睛，以便更好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别人在他姐夫的一个朋友那里为他找了一个公证人的书记员的差事。不，决不，决不干那种事！那么，去工作、忍耐、受苦？是的，但为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目标和锦绣的前程，为了财富和权力，而不是拿生命去换取别人允诺给他的干面包。他当然知道自己要为母亲着想，要帮助母亲。她难道不总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我全靠你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为她做牺牲，并尽快找到一份差事，因为他得养活她？……不，他的身上有的是力气，有的是勇气，但这都是为自己储备的，为他一个人……他很年轻。他可不想为她失去自己的生活。他心想：

“我决不会跟她走的。我会求让—卢克……他从来也没关心过我。但谁知道呢？现在他做什么都易如反掌了。他出名了，有自己的关系网。当时他不是利用他岳父吗？那我，我将利用他……”

他在记忆中搜寻着哥哥的面容。但他只记得哥哥一些彼此重叠、彼此更换的不同的模样，形成一个远离看得见的现实的让—卢克，但那也许更接近内心的真实。一个少年，光着脑袋，双手插在一件发绿的旧雨衣口袋里，在积满雨水的花园里游荡。一个非常年轻的青年，紧绷着脸，炽热、疑惑、冷峻，睡着了都是那样。夏日的夜晚，他俩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约瑟记得那个半裸着的身体，总是焦灼地把毯子推开。噢！以他为榜样！这个让—卢克，没有关系，没有金钱，无援无助，他怎么懂得征服爱蒂·撒拉，成为卡里克特—兰昆的亲信，并认识那些掌握世界命运、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人的？当然，在他的眼里，就像在许多年轻人眼里一样，国会议员不怎么有诱惑力。但是，由于动荡的金融业风光不再，权力最显而易见的形式无论如何依然掌握在那些议员的手里。让—卢克是多么懂得这一点，是多么懂得利用别人啊！……他的职业生涯还只是刚刚开始，但对约瑟来说，那已经是功成名就了。最艰难的，他心想（就像让—卢克从前想过的一样），最艰难的就是冲破世界在它的财富和年轻人的渴望之间竖起的藩篱。跨越了那道障碍，就可能万事顺遂，什么事情都可能一蹴而就……以让—卢克为榜样，并超越他……他对哥哥的崇拜带有爱情的特点，其中也包含了激烈的对抗。有朝一日，他，约瑟，成为那个“功成名就的达格尔纳”……为什么不呢？

“让—卢克已经三十岁了，”他心想，“三十岁，已经老了……我……”

“看不见了，”母亲说道，“克洛蒂娜，去开灯。”

灯光把约瑟的面孔映在昏暗的玻璃上，上面映着的还有房间里的灯罩下面的两个女人的影子。

玛蒂尔德突然顺应他的想法说道：

“我从来就没求过他什么。老天知道，你可怜的爸爸去世后日子是那么难过……但约瑟是他的弟弟呀。他总不能对他弟弟的前途也不闻不问吧……”

“你太天真了，妈妈，”克洛蒂娜小声地干笑道，“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们……他也不会过问我们的事了……但最使我吃惊的是，他那么让你崇拜。为什么？他是卡里克特—兰昆的部长办公室主任，也可以说是秘书和部下……他有钱。这不足为奇。当一个人娶了一个有钱的女孩，他是不难弄到钱的。”

“那撒拉银行不是出现金融崩溃了吗？”

“那些人会把自己的家人也毁掉吗？……那么做都只是虚张声势而已……撒拉一定给了爱蒂一笔丰厚的嫁妆。至于让—卢克的政治生涯，我觉得太好笑了。他连个议员都不是。”

“他会成为议员的。”

“你觉得那很容易吗？你知道，莫里斯参加了上届的选举却没有选上，”克洛蒂娜说道，语调中充满妻子的柔情，其中有对所爱的人近乎母爱般的自豪和对世界上其他人的极度蔑视，“莫里斯……他是那么聪明，那么能言善辩，那么高贵杰出……而这个小家子气，这个微不足道的让—卢克……他在你的眼里才是大人物，妈妈。你是那么容易上当受骗……”

“是你的莫里斯这么想我的吧？……我经常上当受骗吗？……”玛蒂尔德·达格尔纳发出蝰蛇般的咝咝声，这是女人们在家里吵架时常用的方法，“喂，把剪刀递给我。”

“剪刀在哪里？……就在你眼前……我想说的是你缺乏经验。”

“那你倒是很有经验啦？你让我笑掉大牙！”

“我只是重复了莫里斯所说的。”

“那当然。”

“你嫉妒让—卢克，而与此同时，你又指望他能帮约瑟一把。可这件事……我要再说一遍你很天真，你最好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莫里斯身上，那我会同意的，但你却去崇拜那些不会帮你做任何事情的人。”

“噢！够了，够了！闭嘴吧！”约瑟喃喃道。

但母女俩没听见。他打开窗户，向外面探出身子。……逃走吧！……逃离她们……刺耳的声音继续传到他的耳朵里。他想到爱蒂，四年前，在让—卢克的婚礼上瞅见过一次。她是多么漂亮啊！……但是，女人，最漂亮的女人，现在满街都是……她们是那么容易……她们是那么容易……到手……唯独他渴望的那些才很遥远，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外，刺激着他的欲望。实现的抱负、金钱，它们对于赢得女人的爱情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重要了，但对个人、对自己、对自己的德行却是不可或缺的。一辆汽车，就像现在在公路上行驶的那一辆，一辆漂亮的、静静行驶的汽车，它比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更让人觊觎。那辆汽车在他家的门前停了下来。是让—卢克。

“把台阶上的灯笼点亮。”玛蒂尔德·达格尔纳叫道。

她站起来，像个年轻人一样兴冲冲地跑到窗户边。克洛蒂娜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约瑟的心怦怦地跳得厉害，喃喃道：

“好漂亮的家伙！”

那只不过是兰昆的汽车，让—卢克常常拿来开罢了。但在达格尔纳家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车并不是他的。

大门在让—卢克面前打开了。他在门口停了片刻，摘下帽子。他衣冠楚楚。他和继母、克洛蒂娜拥抱，之后拍了一下约瑟的肩膀：

“现在是个大人了啊！……”

第一个让约瑟震惊的变化是他的声音，他对哥哥的声音，比对他的面孔以及他说过的话记得还要清楚。他记得哥哥那故意变得朴实、单调、中性，但每个字都由于强忍的激情和因一种绷紧的悲怆而微微颤抖的声音，现在却是轻柔的，不变的，只有一点轻微得不易察觉的，有时是嘲讽有时是疲惫的声调变化。让—卢克瘦了，说话特别的少，但非常专心地听别人说话，专心得就像一只正在窥视的猫一样，这是他早些时候从卡里克特—兰昆那里学到的（也许在不知不觉之间）。然后，一个冰冷的面具突然掩盖住了他的表情，他的眼神变得敏锐，不像从前那样冷峻，但更谨慎，更加难以捉摸。哥哥、母亲、克洛蒂娜，他们三个人所说的一切，财产清单、遗产，约瑟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但他带着怎样的兴致注视自己的哥哥啊！让—卢克瞟了一眼墙壁和家具。它们唤不起他的任何感情。

“这样才好，”约瑟心想，“也应该是这样的……人都要摆脱童年时的回忆，就像蛇褪去一层旧皮一样，没有遗憾……换了我……”

他因为心中充满希望而瑟瑟发抖。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不是他呢？……下一届选举，让—卢克会被选为议员，很快就会当上部长。他在让—卢克身边扮演的角色将是现在让—卢克在兰昆身边扮演的角色。让—卢克幸福吗？可是，这年月，谁还去关心是不是幸福？首要的任务是活下去，活下去！保护自己……用爪子和牙齿保护自己不受其他人……

约瑟站在窗户边，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达格尔纳太太说话很激动。让—卢克眯着眼睛听她说。克洛蒂娜刺耳的声音突然尖厉起来，有一刻还试图盖住玛蒂尔德的声音。约瑟听见她说：

“在这个屋子里，没有一样东西价值超过十法郎。”

“可这里，”她母亲辛酸地说道，“有一些对你哥哥来说非常宝贵的回忆，这并不是因为其商品价值，而是有一股感情在里面。我说得对吗，让—卢克？”

约瑟没有听到回答。他溜到屋外去了。他将在花园里等哥哥，跟他一起走。他将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见他一会儿。他也许会从他那里得到的不是帮助，而是一个建议，谁知道呢？他突然觉得虚弱和孤单。

当让—卢克出来的时候，约瑟冲了过去，用因为激动而断断续续的声音问道：

“你能把我带到巴黎吗？……我答应了一个同学……到巴黎后你随便把我放到哪里……”

让—卢克打量着他，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

“上车吧，我的老弟……”

他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看着阴暗的墙壁、点亮的灯笼以及现在几乎看不见的老杉树的影子。他让弟弟上了汽车，他们一起走了。

二

跟约瑟说话的时候，让—卢克第一次在内心深处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人们对此很少在意的。对约瑟来说，他已经是个成功人士，已经成熟了，可让—卢克本人却认为自己还不成气候，仍然站在事业的门槛上，周围尽是些老家伙。他微微一笑，但心里很沉重。他羡慕约瑟。在约瑟的眼里，成功依然保持着梦幻般的美丽和魅力。而对他来说，成功还没有出现，他就开始怀疑成功是否存在。或许会取得部分成就，这些成就受到怀疑自我、痛苦、嫉妒、害怕的腐蚀，但胜利带来的那些强烈的感受，可能才是这个小约瑟所想象的那一切，可这些，只不过是孩子的幻想。总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去攫取。有更稀罕、更艰难、更不易得到的东西需要获取，还有竞争对手，及失败的担忧。在约瑟的年纪，失败甚至是令人激动的。年轻人在痛苦和灾难中会找到一种隐隐的快意。而对他来说，想象中的失败都是不可能忍受的。当他一想到下届选举有可能失败，他就早早地感觉到一种难以容忍的耻辱，这种耻辱把他身上的一切快乐都一扫而光，可是当他想到可能获得议员职位，打开他事业大门的钥匙时，他并不觉得快乐。唉！是的，那时的他就会像兰昆或者雷苏尔一样。他会永远拥有兰昆和雷苏尔喜欢的东西……那之后呢？

这个小约瑟用怎样羡慕的眼光打量这辆汽车和他哥哥的衣服啊！他对哥哥说话时是多么毕恭毕敬啊！他又是多么仰慕地听他说话啊！有那么一瞬，让—卢克品味着宁静，在野心勃勃的人的心中是很少有这种宁静的。这条他觉得那么漫长、走得那么慢的道路，在约瑟的眼里却是极速的旅程。刹那间他对自己永远的不满平息了，消失了。他问道：

“你到巴黎做什么？”

“不做什么。但我可以离开家在外面过一夜，你明白吗？”

“我明白……”

“你幸福吗？”约瑟突然低声问道。

让—卢克心想：

“就这一点而言，他不像我。我永远也不会如此……唐突地问这个。他比不上我谨慎，比不上我有耐心……”

约瑟的皮肤非常嫩，像女孩子，稍一激动，脸颊就会泛起红潮。他焦急地等着哥哥回答。

“我能跟他说什么呢？”让—卢克心想，“与他比起来，我可能是幸福的！”

他大声说道：

“对你来说，什么是幸福？是女人的爱情、金钱，还是实现了抱负？”

“啊！爱情，那个嘛，很容易得到……金钱，按照从前的意思来理解，在战后，我觉得它已经不存在了。嗯？我的意思是说，在金融领域不再有传奇故事，不是吗？”他一边说一边寻找合适的词语，费了老大的劲才找到的，并且如此苍白无力的词，他显然很生自己的气，“今天，只有政治。”

“你母亲跟我说你要去里奥姆生活？”

“是的。”约瑟说完叹了一口气。

“不错啊！”让—卢克说道，“在那里，抱负也是可以实现的。只是有一点点差别，成功也一样，只有一点点差别。”

“你是在取笑我吧？”

“没你讲的那么严重。”

到了巴黎，让—卢克带弟弟进了香榭丽舍大街上的一家餐厅，请他喝酒。餐厅里有许多女人，是那种，他心想，是那种可以讨男孩子喜欢的女人。但他忘记了在约瑟的那个年纪他自己有别的愿望。他把弟弟介绍给一些女子，但约瑟显得无动于衷。

时候不早了。让—卢克看了看时间。

“现在走吧。你想要汽车把你送回维希纳吗？”

“噢！不，我求你了……”

“那你睡在哪里？去我家里睡吗？”

“不，不，你不用担心这个……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借我一张床过夜的。你有急事，那我们走吧。”

“我还要打个电话。”让—卢克说道。

约瑟在电话亭门口停住了，哥哥轻轻地把他推了进去。

“进去吧，没关系的。”

他叫人把电话转到卡里克特—兰昆那里。他和兰昆交谈了一阵子后，突然发现约瑟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是女人，不是发财的迹象，不是汽车，约瑟羡慕的是这个，是他与兰昆的亲密关系，是进入那个掌握权力和财富分配权的世界。

当他们走出电话亭时，约瑟说道：

“你一定会觉得这很可笑，但我万分羡慕你。我前面的生活是那么艰难，那么狭窄，而你……可你是怎么做到的？秘诀是什么？……有没有秘诀？……靠工作、机遇，还是才智？需要什么？……告诉我……我也一样，我想成就一番事业，想出人头地。噢！我这么跟你说话，是因为你让我喝了酒。否则，我是不敢说出口的。你会嘲笑我，是吗？那可不好。也不要跟我说这样的话：‘我成功了——但得不偿失……’”

“那你想要我告诉你什么？”让—卢克耸了耸肩膀说道，“要认得人。这，可能就是唯一的秘诀。但这是学不来的。凭着本能去认识人，要么永远不……”

他把手伸给约瑟：

“晚安，小家伙……”

约瑟低下眼睛，喃喃道：

“晚安……”

让—卢克看着他慢慢地走到香榭丽舍大街上。在茫茫黑夜中、在雨中长时间的漫步，在那些不知道你名字、不熟悉你面孔的行人中被唤起的梦想，有朝一日扬名天下的炽热的希望，对啮咬着你的心灵的成功和行动的渴望，这种渴望从今往后任何爱情都不能与之相比……黑暗中的小酒吧，朋友，跟你一模一样的男孩子，狂热的漫漫长夜，温柔的梦乡，所有这一切都是约瑟现在拥有的财富。

三

不久前，在蒙帕那斯的一家咖啡馆里，让—卢克见到了杜尔丹过去的情妇玛丽·贝朗热。杜尔丹是他的隐痛……“我这一生唯一的懦夫行为，”他心想，“不可饶恕……”然而，他还是走到了玛丽身边，跟她攀谈起来，但没有提到杜尔丹，而是谈她本人，希望从中了解杜尔丹的近况，他的苦难是否已经结束。玛丽同样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让—卢克得知她还住在费鲁街，他好想再回去看看那间房子。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也许跟他想去他生活过的拉丁区一样，跟他想来蒙帕那斯的这家咖啡馆一样，曾经多少次他在这里吃羊角面包、喝牛奶咖啡，跟他想回维希纳一样。只有在那里，在那条走过的路上来回踱步的时候，他心中那种不由自主的深深的不满足才会平息下来。于是，当他跟着一个在街上遇见的女子，当他跟她一起上楼走进那个阴森森的出租屋，他试图通过对过去苦难的回忆，来刺激现在的快乐。红棉布窗帘，冷冰冰的被单和退了色的壁衣，使他想到等会儿，他就会回到那个舒适漂亮的房子，见到从前那个他那么想要的爱蒂……他心想，也只是在这个时候，爱蒂的形象才重新变得美丽娇贵……

玛丽是个娇小柔弱的女人，看上去既非常年轻，又未老先衰。她的胸部和腰都很瘦，脸上不施脂粉，双颊瘦削，微笑时眼睛里看不到喜色，大笑时眼睛更深、更焦虑不安。这第一个晚上，她穿着一件很不起眼的黑色外套，外套的皮翻领已经旧了，镶边是红棕色的，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贝雷帽，就像四年前，她第一次到让—卢克家一样。

从那以后，他们又见了好几次面，他又和她一起回到费鲁街。那条长长的黑黢黢的走廊，走廊的一头被煤气灯照亮，当他看到这条走廊的时候，他感到时间被废止了，感到他走进去将见到躺在炉火前的那张小沙发上的爱蒂。他在门口停留了片刻，像从前一样注视着走廊里的那一道苍白细小的火光，一股从各个方向吹来的看不见的微风时不时地把那道火光吹弯，然后又变直了，直直地一动不动地燃烧着。就是在这里，在这扇门前，他把两只沉重的银烛台放到地上。那一天是多么的冷啊……他是多么悲惨，穿得多寒碜，心是多么沉重啊……也是在那天晚上，他决定把爱蒂弄到手，想把她作为跳板来利用，而她差点就成了毁灭他的祸根。也许，假如他放弃了爱蒂，另一个女人，现在……

年轻的时候，他从来也没有表现出对幸福和宁静如此卑下的需要。那个时候，对于宁静，与其说他渴望，不如说很恐惧。就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只渴望战斗，渴望成功。他想到约瑟，羡慕他的那种年轻人的火热的力量，唯有那种力量可以用不着幸福。

那天晚上与约瑟告别后，他去了玛丽家。当他敲响她家的门，她问是谁、声调里充满期待和恐慌时，他清楚地猜测到她等的人不是他，而是另一个男人。

当她打开门时，他低声问道：

“您在等谁啊？”

但她轻轻地摇了摇头，没有回答。他走了进去，她叫他坐下，用一盏酒精灯为他准备茶。两个人都不说话。后来，她突然问：

“您过去常来这里见爱蒂·撒拉，是不是？”

“是的。您认识她？”

“以前认识她……现在她是您的妻子了……你们一定很幸福吧……”

“我不知道……也许吧。”他漫不经心地说。

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想让人同情，向这个他几乎不了解的女人诉说自己的忧愁和对生活的失望。然而，他羞于启齿，没有说出来。

她说道：

“我也一样，我嫁给了一个我爱他、他也爱我的小伙子。但我并没有觉得特别的幸福。”

她的两眼紧盯着敞开着的、漆黑一团的窗户。她凝望着张大嘴巴的黑暗，带着渴望，带着绝望。

他问道：

“您现在没有家吗？您没生过孩子吗？”

“我没生过孩子，我离婚的时候与家人闹了矛盾。我现在独自一人。”

“您工作吗？”

“是的，我做秘书、打字员、顾问律师，什么都做……在一家小小的律师事务所。他们给的薪水很少，不定时给，但他们到底还是会给我钱。我可以生活下去。在这个年月，这已经很不错了……”

“我可以帮您。”

一开始她没有回答，而后她说道：

“我什么也不需要……”

他惊讶地看着她：这种消极状态与他自己的心态是那么的泾渭分明，但他不知道这个女人身上的什么东西把他打动了。有一些女人——他想到爱蒂——是那么难以击败，是那么轻率，是那么趾高气扬。而另外一些女人，在经历不幸、破产、社会灾难之后，不知所措，放任自流，然后自生自灭。而这个女人看上去是被遗弃了……无亲无故……

他问道：

“您允许我过来吗？”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没有回答。她没有笑。她定定地看着他，但好像没看见一样。她仿佛在内心深处寻觅对一副面孔的记忆和一个已经沉寂了的声音。

四

达格尔纳一家三口住在一栋崭新的白色建筑的最高一层，在布瓦森林边上。住在那么高的房子里，一到晚上，在巴黎大街上听不见的浪涌般的声音，便在窗前呼啸起来。走到玻璃窗户边，能感觉到自己呼出的冷气。天空是恬静的，布瓦森林里的黑黝黝的树梢几乎一动不动，但在这里，在阳台上，在客厅的门边，风不停地游荡、呻吟、呼啸。

那天晚上，就像出了奇迹一样，达格尔纳家里没有客人。

这套公寓，前面的四个大房间，阳台，白色方纹帷幔，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举行酒会，为了说话声和笑声而专门设计建造的。房间里寂静得就像是在举行葬礼。酒会对让—卢克来说，是深思熟虑之后采纳的一种生活方式，尽管他不喜欢上流社会，但他认为那是必不可少的。在吃完美味佳肴之后，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易如反掌。为了各自利益的小交易，相互吹捧一类的事情在两扇门之间是那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人们到他家里来，为的是见到一些政治家和兰昆，毕竟兰昆总是被固定安排到场的。真是奇怪……这种社会上的成功在某些方面让他觉得那么缓慢。但金钱却是如此唾手可得，这让他觉得厌恶。他没有财富，但职位，工作，这些对凡人来说代表了神奇的机遇的东西，于他却是触手可及，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更多的是出于友谊，出于仁慈，出于彰显权力的欲望，而不大是出于阴谋诡计。这些政治家爱打趣，爱开玩笑，满不在乎，他们最大的缺点是需要别人崇拜，哪怕是被一个在他们眼里还是个孩子的让—卢克的崇拜，还有就是显示他们的权力。一句话，一个微笑，一口吐出来的烟，一句“瞧瞧，我的孩子，我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件事处理好……就让我来做吧！……”令人垂涎三尺的职位比辛勤劳作更容易到手。那离财富还差得远，但每月这里弄个三千法郎，那里拿个四千法郎，接待客人，着装打扮，扩大社交圈子，增加这些关系网制造出来的机遇，这些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就都有了。获得权力和实现雄心壮志的梦想在那里充当什么角色呢？……成功，当它遥不可及的时候，富有那种梦幻般的美丽，但是一旦它出现在现实层面，就显得很肮脏很渺小。

在让—卢克的对面，被一盏灯照着的白色沙发上，爱蒂半卧着，露出宽大衣袖里漂亮而光溜的胳膊。她长得美极了，身形有些笨重，动作有点迟缓，但她的脸蛋光彩照人，肤色无与伦比。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缎子晨衣，露出丰腴的、像大理石一样纹理细密光滑的香肩。她那一头金发束在脖颈后面，她时不时地抚摸着它们，动作漫不经心，就像抚摸一只宠物一样。

“真是个漂亮的尤物！”让—卢克心想。

他的心中对这个女人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爱意，没有丝毫的感情了，这个从前他那么渴望得到的女人。

当初他来到她的身边时，心中可是充满了爱啊！他永远也不会原谅她。现在，他心想，她就是自己幻想深度破灭的罪魁祸首。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生活圆满，经历过火热的激情，心灵充实了，就会万事顺遂，就能达到一种内心的平衡，可是现在……这场爱情因为报复的念头，因为利益和算计，早早就变味了……也许他也错了，错在只愿意爱值得爱的人。也许不求回报的自我牺牲才是爱情唯一明确的标志？他皱了一下眉头。爱情……起码，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是一种与成人不相配的感情。现在，他是个成人了，但在他钟情爱蒂的时候，在自己的青葱岁月，爱情，对他那样一个孩子来说，应该有自己的位置，应该存在，并且至高无上，而现在幻想破灭了，酒足饭饱后，其他的忧虑和别样的激情自然就占据了爱情的位置。但他还是有一个渴望，一种欲念，一个梦想……

他气愤地叹了一口气后，站起身来。爱蒂慢慢地把目光移向他，看见他时显得很吃惊。他自己也一样，常常忘记她的存在，就像被惊醒了一样，寻思着：

“这个女人，她来这里干什么？”

他俩彼此都不适应对方。虽然过去了那么多年，一起经历过苦难，有过夫妻间的肌肤之亲，有了孩子，但他们彼此却并不习惯。而且，当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他们并不觉得放松，倒是无意识地感到一种拘谨，两人都希望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让他俩获得解脱。

她用微弱的、很不情愿但还是发出来了的生气的声音说道：

“你还不睡觉吗？”

“不。还不睡。”

“把那盏灯关了……不，是另外那盏。你没发现它刺到我的眼睛了……”

他照她说的把灯关了，然后走到阳台上。待在家里的时候，本能地，他所有的心思都到了外面，到了大街上，那些黑暗沉寂的大街，年轻的时候，他长时间地在那些大街上游荡，那么孤独，那么凄惨，却又那么无牵无挂，满怀一切希望。他叹了一口气，把白布窗帘放下。爱蒂任性地只穿白色，周围的装饰也无一例外地选择白色。这时，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他突然心想，她是多么像阿贝尔·撒拉啊，当然不是说她长得像，而是那种专注，那种不动声色的本事，两人都能沉得住气。但他俩内心深处的秘密是不可告人的，这个女人的秘密和那个死去的人的秘密没什么两样：他们的心中只有虚荣和肉欲。

他从那间屋子里走出来，小洛朗，他的儿子住在最里面的卧室里。他走进儿子的卧室，看着他睡觉。孩子的块头很大，很漂亮，气色很好但像动物一样，没有灵气，没有表情，就像是爱蒂的翻版。他从来也没有喜欢过这个儿子，总是暗暗惊讶地打量着他：“这个奇怪的种子，是我播的吗？”

那个穿着白色罩衣的瑞士籍保姆正在灯光下缝补衣物。他问了问孩子的身体是否好、孩子是不是很乖，这些日常问题。但他没有听她的回答。啊！这个孩子过早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他太执著于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因而不能分出精力来给他，为他付出而不求任何回报……

这也许一直是他和这孩子之间的屏障，就像他和爱蒂一样，他的本能是付出，但却期待、要求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报。而且，在这一点上，他和爱蒂是没有区别的。他们俩总是担心受骗上当，担心在爱情中吃亏，担心信赖对方，牺牲自己。……他们在算计爱情，在爱情的斤斤计较上是何等地顽强啊！……他们的爱情……由于他突如其来的一个动作，孩子惊醒了，捋开盖在前额上的金发，目光转向让—卢克。那个瑞士女人马上示意让—卢克出去。但他没有走，他注视着自己的儿子，儿子把头埋进枕头里。让—卢克走了出去。

才十点钟。也许，在蒙帕那斯的一家咖啡馆里，在烟雾中，在一张他非常熟悉的偏僻的桌子边，他会见到玛丽，她孤身一人……他微微打开门，对动都懒得动一下的爱蒂说：

“我出去……”

他走到大街上，惬意地舒了一口气，就像他旅行结束后回到家里一样。

五

接下来的那几周里，让—卢克多次和玛丽·贝朗热一起去巴黎郊区，在那里待上几个小时。她总是很乐意地接受让—卢克的计划，总是默默地顺从他，他喜欢她的这种百依百顺。一个星期六，当他问她喜欢去哪里时，她不让别人察觉地略略犹豫了一下之后，用令他吃惊的颤抖的声音回答道：

“巴尔比松……不知您想不想去？”

那一年的春天冷极了，五月的树上已经长出了新叶，在冷冰冰的大雨下流泪。整个森林都在流水，天空又低又暗，在平原上能听见大风呼啸而过，而森林里每一根树枝，每一棵灌木上都有小溪般湍急的流水声。汽车缓缓地往前走着，在车辙中颠簸着。他们关上了车窗，雨水轻轻敲打着玻璃，不停地发出簌簌声，如泣如诉。

“什么鬼天气啊！”让—卢克生气地说道，“我们回去吧！……”

她摇了摇头。

“不，不，我求您了……”

她贴着车窗，全神贯注地看着外面。在绿色的亮光中，穿行在湿透了的树叶中间，她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肌肤差不多是透明的。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与爱蒂白皙冷静的美反差太大），在凝视她那纤细的面颊和黑色的眼圈时，他感觉到某种欣慰，这欣慰中有怜爱和说不清的柔情。

他们吃午饭的那家酒店的大厅里空无一人，灰蒙蒙的。窗前种着一棵丁香花，花枝紧贴着窗户玻璃，盛满雨水的树叶沉甸甸的。玛丽推开窗扇，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在阵阵微风中颤抖的湿漉漉、香喷喷的花束。

已经不早了。他们是在两点钟的时候离开巴黎的，现在天空渐渐暗下来了，因为下雨而变得黑沉沉的。午餐吃得很慢，吃了很久。整个酒店、整个村庄都好像空无一人。玛丽突然说道：

“我到这里来过一次，是在冬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天寒地冻，我一整天都待在房间里没出门，也是在这家酒店里……”

她没有说下去。她的脸上从来也没有流露过如此多的激动。他不敢问她是和谁一起来这里的，他害怕听到杜尔丹这三个字。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放下杯子的时候，他的手在颤抖。一种奇怪的锥心般的痛苦感觉像刺一样，扎进了玛丽在他身上唤起的欲望。

午饭后，他们从酒店里走了出来。在酒店的邻街有一个让—卢克熟悉的小酒吧。他们沿着一堵镶了石块的矮墙往前走，那些石块被雨水冲刷后露了出来，湿漉漉的。玛丽偷偷地用手摸着矮墙粗糙的压顶，就像在抚摸一个亲密的面孔。雨一直在下下停停。能听见流水声，檐槽的嘘嘘声，以及风在平原和村庄周围的田野里的呼啸声。玛丽不再说话。她看着街边的房子、树木和小五金店，店里的家用器具中间，有一颗以前圣诞节留下的银星在闪闪发光。她好像认出了每一块石头，每一个街道的拐弯处。她在这里搜寻什么回忆呢？他们从两条道路拐角处的一个喷泉前面经过。她微微闭起眼睛，就好像为了更好地谛听潺潺的流水声一样。而后，她又开始往前走。她摘下了那顶永远不变的黑色贝雷帽，把头伸到雨中。发现她突然步履蹒跚时，他挽起了她的胳膊。

“怎么回事，小姑娘？”他柔声问道。

她没有回答。她冻得发抖，把衣领重新竖了起来。

“您冷啊？……来……我们加快步伐！……”

她摇摇头，微微一笑，这微笑浅浅的，从嘴唇上掠过，使那双黑眼睛显得更深了，忍住没流出来的泪水闪着光。

华灯初上，把房屋照亮；之后，他们听见活动遮板关上的缓慢沉闷的声音，门闩拉上的声音。只有他们两个人，乡村显得更加阴沉。他们走得更快，靠得更近了。他拉起她的手，把它握在手里。天边现出一道红色的透明的色调，乌云好像突然翻腾起来，轻盈地露出明朗天空的隐隐约约的反射光。

酒吧是一栋低矮的小房子，周围是一个有支柱的露台和一座栽种了丁香花的花园。他们走进酒吧的大厅，大厅里空无一人。唯有一只小白猫睡在草椅上，在那个生起了火的壁炉前面。这种温馨的家庭氛围与酒吧的装潢，与浸透了墙壁的陈年美酒的芬芳神奇地融合在一起。

“有火……多幸福啊！”玛丽喊道。

她把手伸到火边。她冷得发抖。片刻之后，她的双颊又恢复了一点血色，这时，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真美妙啊！……”

她冲让—卢克微微一笑，向他伸出手来，这个孩子般的手势把他触动了。

“谢谢！”

他轻轻地搂住她的肩膀。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忧虑和痛苦的回忆……我们一起把它们忘记一个小时吧！……您瞧，这里有火，有一只猫，有一台唱机，有妙不可言的香槟酒，假如您想要……您喜欢吗？还需要别的什么吗？……”

他把一把摇摇椅和一块垫子推到壁炉前面。

“在这种鬼天气，是不会有任何人来的。只要您喜欢，我们就待在这里……”

酒店老板娘是个一头银发的女人，那头银发围着肉红色的笑吟吟的脸梳成圆形，她走过来问他们要点什么，给他们倒了酒后告退，留下他俩单独待着。

他们往壁炉里加了木柴，往杯子里倒了香槟酒，这香槟酒年份很久，所以几乎没什么泡沫，金色也变成了粉红色。唱机在播放曲子。时不时地，湿漉漉的门槛被一辆穿过雾霭的汽车灯照亮，但它随即就消失不见了。屋子里开始暖和了。让—卢克打开窗户，他们都不说话，而是默默地听着雨水滴落在树叶上的声音，在已经湿透了的地面上流动，向地底渗透像爱抚一样的轻柔而又急切的簌簌声。夜幕降临，一个冷飕飕的雾茫茫的夜晚，就像是秋天的夜晚一样。

老板娘推开门问他们还需要什么。

“先生，碰到这种鬼天气真是遗憾……你们原本可以在花园里用晚餐的。夫人，我们有那么美的丁香花，可惜它们没有阳光。先生和夫人一直待到明天吗？”

“不。”玛丽赶忙说道。

让—卢克低声说道：

“我们还不知道呢……”

老板娘出去后，他问道：

“您想在这里过夜吗？”

她坐在炉火边，手托着脸。她沉默了片晌，然后头也不抬地问：

“跟您吗？”

“跟我。”

“不。”

“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她柔声重复道：

“不。”

“瞧啊，”他叹道，“这个回答真是毫不含糊啊。”

“跟它的问题一样。”

他把身子凑到离炉火更近的地方，把双手伸到火边：

“您没有情人吗？”

“没有。”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他低声问：

“您多么像被遗弃了一样啊！……遭遇不幸之后，有些女人重新站起来时会更加强悍，像毒蛇一样，只想着咬人……另外一些女人则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像关在一所监狱里一样。”

“的确，”她喃喃道，“一所监狱……”

“您是那么孤独……我不会给您爱情。只是一个依靠，一个朋友……”

“噢！”她第一次转过头来，用哀求的眼神看着他，说道，“只做我的朋友吧。您别生气。您不要走。我不想做您的情妇，您本人也别那么坚持……您别说话……女人在您的生活中不会占据太重要的位置。可我，我是那么孤独……我再也不能允许自己失去唯一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她突然低声说道。

“那我呢？……”

“您很幸福……”

“不。”他叹着气说道。

终于有一个女人，他不必去战胜她，去迷惑她……她是那么贫穷，在她面前他不必担心暴露自己的穷困潦倒、一无所有……就是在这一刻，他承认了自己的忧愁，感觉到了内心深处的安宁，它们唤醒了他心中的爱情。

六

第二天晚上，夜阑人静的时候，达格尔纳夫妇和卡里克特—兰昆参加完舞会后，准备回家。他们的朋友住的那栋房子建在奥德意的最里面，周围环绕着花园，所以要到停车的栅栏门那里，必须走很长一段路。爱蒂挽着兰昆的胳膊，兰昆则带着她沿着花园里的小路往前走，小路湿漉漉的，才下过雨。孟加拉焰火在树下燃放，发出微弱的光。

爱蒂像平常一样，身着白色的礼服。没有什么能让她更加美丽了。兰昆时不时地把少妇滑下去的白鼬皮短装拉回到肩膀上。让—卢克看着他们表演，却满不在乎。爱蒂在他身边，在他的房子里，在他的心目中不比一件家具更重要。

他们登上汽车。兰昆在高谈阔论。兰昆坐在爱蒂旁边，让—卢克则坐在对面，双臂交叉着，低着眼睛。当他们从一盏煤气路灯的亮光下经过的时候，爱蒂装模作样、漫不经心地把手放到头发上，抚摸着它们，捋着沉甸甸的发髻，发髻低低地束在颈窝处，照该季的时尚裹在一个镀金的发网里。看得见她的指甲和手指上的钻石在熠熠闪光。这时，兰昆往车厢尾部靠过去，不再说话了。他的脸上闪耀着喜悦的光芒，显得更年轻了。他朝前面亮出白色的牙齿。他神气活现地咬着一支雪茄。让—卢克想起四年前的兰昆……他现在是多么精神抖擞啊，身体也好，发胖了，一脸的幸福！

真是个令人赞叹的兰昆……那时，他要让—卢克以“你”来称呼他。现在，当让—卢克用“你”来叫他时，这位部长却显得有些不快，不过这生气的表情很快就在诚挚的微笑下面，在一句“我善良的小达格尔纳，行啊”后面消失了。他拍拍他的肩膀，一边动作幅度很大地张开双臂、敞开心扉，一边说：

“这孩子，会前途无量的，假如他愿意听我的话……”

然后，他慢慢地放下手臂，在讲坛上的习惯使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拖长了，虽然这么做在日常说话中并无必要。即使是现在，在让—卢克和爱蒂中间，当他说一些最简单的话时，他都会边说边抬起手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仿佛他在给无数的人作演讲一样，而这只手抬起来后，会一动不动地停留很长时间，好像要让观众们好好看清楚一样，因为他知道观众的感觉是非常迟钝的。然后，他把手慢慢地重重地放到膝盖上，矫揉造作地学着拿破仑的气势。

让—卢克还记得他的眼泪……是的，他不止一次地趴在他的怀里哭过，这个善良的兰昆……那可是真眼泪，涩涩的，沉甸甸的。

“我对他是多么穷追不舍啊，”让—卢克心想，“我……嫉妒他吗？当然有可能，当然了。我想要他的位置。我想进入人生的那一个阶段，一切都已经在一条平稳的大道上提前投入和计划好。每一个职业，在起步之后，都会有一段时间的停滞不前。机器在犹疑，命运在犹疑……这时，人会重新感觉到精力消耗和急不可耐，内心深处还在怀疑，这一切也许得不偿失。”

他叹了口气，然后突然睁开眼睛，因为兰昆突然的沉默让他觉得奇怪。只是一瞬间，但他清楚地看见兰昆的手在爱蒂的毛皮短上装下面搂住了她的腰。他不由自主地往前动了一下，随即那只手不动了，隐藏了起来。让—卢克把头扭到一边，透过车窗玻璃，专注地看着夜色。当他重新把目光移向他的妻子和兰昆时，发现他俩隔开了一段距离，兰昆把手交叉着放到胸前，两只手被雪茄的火光照亮了。

“错不了！”他心想。

他太了解爱蒂，他们肯定有私情。他注视着兰昆，大腹便便的，头发做作地捋到后面，圆溜溜的小下巴很结实，下巴上面还有一条小沟，他的两眼闪闪发亮，透着自信的预言家的庄重。发生在他们之间的有可能是爱情吗？……至少包含有爱蒂使用这个词时所表示的意思？……不，这一次。依然是利益关系。“她一直都喜欢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心想，同时想起了博罗歇。他根据现在依然感觉到的隐隐约约的痛苦，惊奇地估量着他和爱蒂那段毫无意义的插曲在他的生活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

汽车现在沿着河堤前行，球形电灯，有规律地间隔一段时间后，把车厢照亮，坐在车子里面的人一个个都不说话。让—卢克闭着眼睛，回到了平常的姿势：两臂交叉着紧紧地抱在胸前，脸扭到了一边，而他的妻子和兰昆则悄悄地分开了。汽车在兰昆的门前停下了。

七

让—卢克和他妻子的口角是因为哪一句话不投机引起的，两人都已经忘记了，此时此刻，他们气喘吁吁地听着对方脱口而出的话，恶言恶语像是从内心最黑暗的地方喷发出来的，连他们自己都觉得陌生。

他们从不吵架。他们只有对彼此的冷漠和疏远，这是一种已经把他们牢牢控制住的接近动物般的厌恶。他们睡在黑暗中，恐惧地感受着邻近的那副身体的气息和热量，如此接近却又如此不共戴天。他们还在克制着他们的声音，但是谁也不把床头灯打开，这起码能让脸上的表情自由地表现出他们的忧伤和仇恨。他俩的身体都僵持着，尽可能地远离对方，但是他们每动一下，两个人已经彼此习惯了的、极不情愿地贴在一起的身体，就因为生气而一起颤抖着，就像从前他们一起因为欲望而颤抖一样。

“你从来就没爱过我！你没心没肺。你从来就没给过我一点点温情。”

“那你呢，你可真是阿贝尔·撒拉的女儿啊，利欲熏心，爱慕虚荣，除此之外一无是处。”

她轻轻地干笑一声。

“利欲熏心？我建议你说这个词！……嫁给你这样的一个穷鬼，我得了什么利啦？……想想吧，想想吧！那时你既没有钱，又没有前途，甚至连职业都没有，而我，我是……”

“是的，我知道，你是撒拉家的千金小姐！……前程似锦，养尊处优！……还有丰厚的嫁妆……我们等来的却只是拍卖行、执法员……可我指责过你吗？我没把你养活吗？”

“靠你养？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你以为我对你和兰昆同流合污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吗？……你以为我不知道股票的事情吗？我当时病得那么重，孩子才出世，我们一无所有，一分钱也没有，每天就吃点面包，反正你能弄到钱，可以照顾我，救我，可你却没有做！……你以为我不明白你的如意算盘吗？得了吧，你还嫩着呢，”她小声说道，声音里充满了仇恨，“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当你还是个可怜巴巴的穷学生，在沙龙里既不知道怎么站也不知道怎么坐时，所有那些同流合污的事情我就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你想闯进兰昆的核心圈子，参加到他的秘密勾当中，一有可能就准备敲诈勒索，利用他的政治才华来实现你自己的野心……噢！不要笑……你必定非常嫉妒他，我看得很清楚……”

“不至于。”他柔声说道。

“嫉妒这个词也许并不准确……你是觊觎……就是这个词……你的心里只有觊觎和怨恨……而且你一直是这样……一边是自己的前途机遇，一边是妻子孩子的痛苦，哪一个做丈夫的，哪一个做父亲的会像你这样算计、谋划、思虑、权衡？我和孩子，我们俩在你的前程规划中是两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承认吧！……我们只是个一无是处的负担。假如那个时候我可以死掉，孩子也跟我一起死，你是不会惋惜的，嗯？这就是你所需要的。这就是你希望的。”

“那时我们举目无亲，周围都是些漠不关心的人，我没有钱，没有工作，只有一个希望：兰昆。我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你还指责我这么做？……为什么？……你从我的盘算中，从我的野心中捞到了好处，你是第一个从中捞到好处的……我承认自己不大想到你，可你呢，难道你很关心我吗？假如我当时答应接受那几万法郎给你治病，一旦你的病治好了，美貌也恢复了，你会不急着把我甩掉，就像你现在准备做的一样？一旦花掉那笔钱照顾你，让你过上舒适的生活，给你快乐，那我还剩下什么呢？啊！要是你以前能让我信任，要是我能感觉到你的柔情和忠贞……我现在就会全心全意爱你，”他突然说道，更像是对自己而不是对她说话，“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是你，是你把我变成我现在的这个样子的！什么也不要指责我。我是铁石心肠，没有错，但我热烈地希望，在这个流氓婊子的世界里，我这颗冷酷的心不要改变，这颗心是你把它榨干了，你难道没发现吗？”

“是我？……你疯了……”

“你还记得博罗歇吗？”他喃喃道，即使是在过了许多年后，每每说到这个名字时，他的心都会隐隐作痛。

“博罗歇？……你的记忆力还真不错……”

“我什么都没有忘记，”他低声说道，“你让我心里充满仇恨，因为我全心全意地为你牺牲，而你却只想着这个：利用我对你的全部的疯狂的爱，因为你知道，你得到了我的爱……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你的爱情中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利益和野心的。你知道，不是吗？是的，你想利用我的天真、柔情、希望和青春，然后欺骗我，并嫁给博罗歇！……是的，我非常清楚，这很平常，很普通……只是，这让人刻骨铭心。”他轻轻地说。

“孩子气的玩意儿……”

“没有孩子气……这是唯一刻骨铭心的东西……过后，忘记了……过后，原谅了……所以，你，我非常清楚你要离开我去投奔兰昆。你以为这会伤害到我吗？……去吧？谁拦你了？去吧……”

“兰昆？谁告诉你……”

他笑了：

“妻子撒谎的本能反应。你把什么话都跟我说了之后，开始退缩了……这么点不足挂齿的小事。你希望这种事影响到我什么？……这个正派的兰昆会为我服务到底的。我们再也不能在一起生活了。我们可能会分道扬镳。可现在，就像以往一样，他又在听我的吩咐了……‘这个女人妨碍你了？那好我来负责吧。’有意思的兰昆！……他还以为我蒙在鼓里！……但他一贯如此……他总以为是他在推动世界前进，是他在指挥国家机器，因为他在后面跑，吹着大喇叭……你和兰昆，你俩在一起，可真是天生一对宝啊！”

“他比你强多了！……”

“得了吧！……别过早地把你那部长夫人的角色太当回事……你跟我一样了解他……你知道他的无能、他的自负、他的谎言。在我和他之间，你选择他，是因为在目前，跟他最划算。他已经被打倒被踩过，后来他又重新站起来了。所以，他是最厉害的……你将把从我夺走你的那刻起失去的生活接着过下去。这是一个年龄更老一点的博罗歇，也许也没博罗歇那么有钱，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可靠，你知道如何随心所欲地使唤他。一切都会非常如你所愿地……”

她低声问道：

“我们离婚吗？”

“你什么时候想离就离。”

“那孩子呢？”

“孩子？”

他让人难以察觉地叹了口气，但他知道自己根本不关心这个孩子，也不关心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除了玛丽……

“孩子当然跟你了。”

她的呼吸更舒畅了，低声说道：

“这更好……”

他们不再说话了。但他们在一起躺了很长时间，睡不着，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屏住呼吸，忍住不让奇怪的、冰冷的眼泪流出来。

八

让—卢克的非凡天分，在于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命运：现在棋子从他手上溜走了，玩它们自己的游戏去了，这一点自由的迹象他也得派上用场。

他坐在兰昆的对面吃午餐，听他说话，心里寻思着：

“我要离开爱蒂和他……爱蒂是我这一辈子看得见摸得着的失败。我现在比我年轻的时候更加雄心勃勃。我渴望在感情上和物质上取得同样的成功。所以，要摆脱爱蒂，与此同时让那个我照顾不到的孩子的命运得到保障。爱蒂是个错误，一个没有结果的办法。会有其他女人接踵而至的，会有另外一个女人来到我的生活当中……与此同时，离开兰昆……兰昆能够给我的，我都弄到手了，人际关系、影响力、对政界和政坛人物的认识。现在，我可以用不着他了。再说，他是我的政敌了。他现在还不知道。可我，我感觉到了，我看见了。我知道太多的事情。我见过他落难时的样子……我见过他泪流满面……这些事情是忘不掉的……让兰昆把爱蒂娶回家，让这两个人在我的一手安排下结合，这将是阴谋的一个高尚的结局。而我，我自由了。”

他一边想，一边还在跟兰昆说话，回答他的问题，听他说话：

“我的好孩子，请你相信我，我已经知道情况了，我只会说我已经了若指掌的事情。多亏我的努力，一场战争被避免了，这场战争如果打起来，对我们的拉丁文明会是灾难性的，而且可能会动摇世界的根基，意大利……”

兰昆说话声富有金属质感的音色，像一首美妙动人却没有灵魂的诗歌一样，叩击着让—卢克的耳膜，一段时间以来，他都在练习低沉、热烈、拿破仑式的声调变化。他没有低估兰昆的智慧和才能，但透过今天这个志得意满的兰昆，他总会看见一个穿着睡袍、趿着拖鞋的男人的影子，一个疲惫不堪、焦虑不安、众叛亲离的男人，也是在这同一个餐厅里……是那么孤独……这个正直的兰昆，他现在满世界都是朋友！电话机放在两副餐具之间，电话铃每时每刻都在响起，他抓起听筒，回话，然后对让—卢克说道：

“没什么事，对我十二号的演说表示祝贺。无法形容的激动。我早就知道了。在发表那个演说的时候，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一生中已经有一两次出现过这样的直觉，一个内在的声音仿佛在对我说：‘注意啊，我的老兄。将来你毫无疑问还会口若悬河、引人注目、思想深刻，但你终其一生将只有两三次能如此打动那群听众的心。’你想了解这种能力有什么奥秘吗，达格尔纳？……奥秘在于要有绝对的自我牺牲，没有任何内心的盘算。我的孩子，这个，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是雄性的力量，是领袖的力量。奉献自己的同时控制别人。”

他打住话头，叹了口气，带着美丽的伤感说道：

“然而，这些话到了明天就会被忘记得一干二净。或者，谁知道，这些话被曲解，被歪曲，满足贪婪者的胃口。可是，罢了！‘竭尽所能’，这是我的座右铭。”

有人过来倒咖啡。他站了起来：

“你记住。我怀念你给我做秘书的那个时候。你想自己单飞了吗？嗯，小家伙？”

他走到他身边，拧住他的耳朵。让—卢克心想：“是摊牌的时候了。”

“你听着，”他说道，“我必须和你谈谈……谈谈我……”

“谈你？”兰昆问道。

他显得并不着急，也不吃惊，只是提前感觉到极度的无聊。

让—卢克赶忙接着说：

“谈我但也和你有关，要是你喜欢……”

听到这里，兰昆的眼睛重新来了神，不过，他的脸上还是显示出了猫窥视时的专注神情。

“我听你说，我的老弟，但要简明扼要。你知道我的生活……”

他的肩膀做了一个疲惫的动作，让人想起压在他肩上的义务和工作的重担。

“你相信我对你的友谊吗？”让—卢克沉默片刻之后问道。

“你在我被所有的人抛弃的时候，帮了我许多忙。”

让—卢克有些激动。兰昆竭尽全力地说道：

“是的，我一定要说出来！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生活会把我们带走的。但是，在胜利的时刻承认我感激你给我的友谊，对我来说是非常愉快的。你信赖我。像我这样一个男人，在生活中的某些时刻，一个小伙子，几乎还是个孩子（实际上你还只是个小孩子，即使是今天！你才多大年纪呀？）的信任，带给我的安慰相当于最有效的帮助。不，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是如何走进这里，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吃午餐，也忘不了我说过的话，什么也忘不了，包括那段可怕的岁月。”

“那一天，”让—卢克说道，“你跟我说你自己，你那深沉的个性，我还记得起来。你让我看出公众人物和芸芸众生之间的区别。你让我明白雄心壮志在你的生活之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此外，还有一种感情……”

“哪一种？”兰昆迫不及待地问道。

“爱情……”

“啊！我可怜的孩子，爱情和我已经沾不上边了！爱情和幸福，我把它们留给你自己，留给年轻人！”

“爱蒂爱你。”让—卢克柔声说道。

“你说什么呀？你疯了吗？”

“你也爱她，卡里克特。”

兰昆脸色煞白。他没有把目光移开，但他的眸子更加明亮了，让人捉摸不透。

“你不至于认为我们……”他终于说道，“你不会以为我欺骗你了吧？……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我对你就像对自己的儿子，让—卢克，我对你俩都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情……”

让—卢克残忍地由着他结结巴巴地申辩，既不说话，也不附带任何表情：他不只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声音，还学会了不外露脸上的任何表情。兰昆的尴尬和担忧让他感到一种极度的快感。

他终于回答说：

“不要去猜测我的话有什么弦外之音。我没有怀疑你对我有任何卑鄙的行为和背叛……”

“谢谢，谢谢！”兰昆喃喃道。

“但你也不要跟我说是我搞错了。那不像你的为人。你爱我的妻子。”

兰昆低下了头。

“我的孩子，你知道一位英国大作家说过的那句辛酸的话吗：‘老年人的悲剧并不是人变老了，而是依然年轻。’那好！是的，是真的！我重新感觉到了……有什么必要否认呢？感觉到了爱情……我……”

让—卢克心里想，刚开始时，他是在演戏，而现在他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创造的某种形象却变成了现实。

“也许，你并不懂得如何做这个年轻女人所希望的爱人？我发现她对你越来越不满意。我开始时爱她是因为我对你的友谊。现在……可怜的孩子，我可不想当第三者插足你们的生活。我们分开吧，让—卢克，她会忘记我的。”

“啊！不，”让—卢克嘲笑兰昆同时也自嘲地想，“你想一边充好汉一边甩掉我，一箭双雕？这么做，没门。”

他忧郁地摇了摇头。

“太晚了，我的朋友，我和爱蒂把话都说绝了。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爱情了。你不像你以为的那么有过错。可能吧，我不懂如何让她幸福。但现在还不算太晚。既然你爱她，就不要有什么顾忌了。她是自由的。”

“那孩子呢？”兰昆小声道。

“爱蒂负责照顾孩子。”

兰昆突然跨到让—卢克前面，抱着他，吻了他一下。让—卢克非常吃惊地发现，兰昆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确确实实的激动。

“一个家庭，让—卢克，有家了！……说实在的，这一直是我缺少的，你瞧……你想象不到我是多么的孤寂！你永远也不知道，当我看着你俩那么年轻，我以为你们那么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时，我的心里是多么的苦涩和自责……”

他的手动了一下。他的两眼闪着真正的泪光。

“这真是左右为难，是个让人不舒服的两难抉择。一方面是感激和友谊，另一方面是我对自己欠下的感情债。当幸福来到身边时，我能拒绝幸福吗？我活着并不只是为我自己。成千上万的人将会从我犀利的思想、我的活动，以及幸福带给我的青春焕发中得到福祉……”

“他对感情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新鲜感，”让—卢克心想，“这些人只有在亲身经历之后才会明白死亡、爱情或幸福的真正含义。现在，兰昆像个年轻人一样，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几代年轻人老早就体会到的一切。”

“这么说，你答应了？我马上就去办理那些必要的手续。离婚很方便……”

“是的。可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是真的吗？”兰昆忐忑不安地问道。

“没有，我的老兄……”

“那么，”兰昆犹豫着说道，“你还和我在一起工作吗？……那会非常微妙，不可能……”

两个人都沉默了。

“阿尔芒·雷苏尔的确对你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党损失了你的优秀才华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大选就要到了。你还需要什么？钱。因为，其他的一切……你结识了许多要人，你也习惯了与人在场外交谈，你机智，说话还有些生硬和平淡，但判断力已经非常成熟了，这一点我很愿意向你表示敬意。而且，你在我身边干过！”

“这是真的，我的朋友，”让—卢克一边说，一边带着同样多的鄙夷和同样多的喜爱看着他，“在你身边，我学会了如何入木三分地看一个人。”

九

那个位于偏僻街区却充满回忆的房间对让—卢克的吸引力要超过玛丽本人。这样一来，在世界上终于有个角落，在这个角落里无须你死我活地勾心斗角，无须时刻警惕着别人的只言片语，也无须无休无止地专注于一种迅速被岁月耗损的愿望……

当他的双脚迈进那条在尽头闪烁着煤气火光的黑暗的走廊里时，已经有一种宁静的感觉传遍他的全身。他走进房间。窗户是开着的。那是在晚上，照常在很晚的时候。春天终于来临，灼热而焦躁。树上的叶子和花儿同时生长，但它们很快就被烧焦，落满了一地。

从前，在这个季节里，让—卢克开始时是被关在一所中学里面，而后进了一个营房，然后遭遇了大萧条年代，年轻人只顾得上应对自己的悲苦命运，看不见周围青春的光华。

只是到了现在，他才终于允许自己停下来歇一歇。

他发现玛丽总待在同一个位置，坐在一张铺着用旧了的红色棱纹绒桌布的桌子边，就着灯光读书。她的双颊消瘦，肌肉纤细发亮。他不知疲倦地看着她那一头深色的、色泽柔和的金发，和她那精致的疲惫的嘴，嘴角深深地凹了进去。然而，他一点也不觉得有爱情在发生。在赋予爱情一个名字、一个看得见的形式之前，必须在心中迎接爱情。他心想：

“这个女人不让我讨厌……”

他心想：

“她的身段很迷人。她最终会和我上床的……”

他明白她不爱他，但依恋他，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来看她、关心她。他本人曾是那么悲苦，那么孤寂，完全能够明白在一座偌大的城市的角落里那种孤苦伶仃的滋味。她既没有家庭，也没有朋友，肯定连情人都没有一个。她整天都在含辛茹苦地工作。真是奇怪啊！……从前，他渴望爱蒂，是因为她与自己截然不同，因为她过的那种富有、光鲜、幸福的生活使他兴奋，让他向往和骄傲。但是，他心想，他对玛丽的兴趣却是因为他们之间同病相怜的感觉。

她很少说话，而且从来不提杜尔丹。但她会问他中学时代、年轻时候的往事，这样虽然没有说出杜尔丹的名字来，她还是能够重新捕捉到情人的形象，而让—卢克却没有察觉。

她听他说话，坐在离他有一点距离的地方，并不抬眼看他。有一天，天气令人窒息，晚上当他准备告辞的时候，她抓住他的手，柔声说道：

“别走……”

他朝她走过去。当他亲吻她的时候，她突然睁开了眼睛，用惊恐、陌生的神情看着他，仿佛才醒过神来。她说道：

“这不是，这一定不是爱情。今后别责怪我。也不要爱上我。今晚，我是那么孤单和绝望……”

她委身于他，但没有启开嘴唇说一句话，接一个吻。

十

爱蒂走了，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走了。她准备去戛纳生活一段时间，就像往年一样。但是到秋天的时候，她将不会再回让—卢克那里了。到时候，可能会宣布离婚。兰昆主动提出把一切事情摆平。在某些情况下，兰昆的保护使让—卢克在生活中的梦想容易得让人瞠目结舌。在梦中，人们才会像这样渡过激流，越过高山，像乘风翱翔一样悠然自得。这种轻而易举使让—卢克吃惊，也使他忧心。时不时地，他惶恐而又气愤地察觉到兰昆的势力，一股冲他而来的势力……但兰昆惧怕他，他心想，兰昆谨慎对他，因为他本人也比较谨小慎微，已经有足够的经验不给任何人留下任何把柄，给兰昆留下的把柄比其他任何人还要少。他太了解兰昆了。

爱蒂走的时候，他建议爱蒂把自己喜欢的家具和物品拿走，不必等到判决分割财产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地说：

“不，我什么也不想要。我恨这套房子……我恨使我回想起我们的婚姻的所有东西。”

他心想，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和他在一起经受过的贫穷。有些女人可以原谅男人的残忍和背叛，但她是想把物质生活中的苦难都留给他。孩子被带走的时候，这个他可能极少有机会再见到的孩子离他愈来愈远的时候，让—卢克感觉到一种揪心的、忧虑的怜悯之情，这也许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父爱的闪现。只是，他感到伤心的，不是这种孤寂——因为这是他热烈期待的，而是社会关系的缩减。那个女人和那个孩子把他变成了现在的这个达格尔纳，在生活中坚实地扎下了根，有了保障，有了金钱。

一个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从前的那个小让—卢克，无依无靠，漂泊不定，自由自在，太自由自在了……

他等着年底的大选，届时他可能会得到阿尔芒·雷苏尔和他的集团的支持。现在他可以让自己什么也不想地过几周。夏天来了，议会放假了，让他有些不安静的闲暇时刻，却是这个时代的人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最靠近幸福的东西。

他晚上和玛丽在一起，夜里也和她在一起。他还没有给这场爱情一个名分。他心想：“这是个令人愉快的情妇……”“这段关系会一直持续到秋天……”

但是，他的内心还没有弄懂的东西，他的身体已经提前知道了，当他在人群中，在咖啡馆的门口，在大街上认出她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瑟瑟发抖。

有时候去赴约，他会心烦地想：何苦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浪费时间呢？她能带给他什么呢？……

他一边等她，一边想她的面容，想等待着他俩的夜晚，没有急不可耐，没有欲望。门开了，他马上就想：

“她来了。要记得我得早一点回去，我还有工作要做……”

与此同时，他的身体不听话地因为快乐和爱而颤栗。

她在他身边坐下来。他像平常一样对她说话，轻松自如，彬彬有礼，有些冷冰冰的，但是他情不自禁地寻找玛丽的体温，捕捉到她的体香，被他紧紧靠着的那副细腰，和他在黑乎乎的车厢里抚摸的那只乳房。他等着和她做爱，还有做完爱后的那段时刻和只有在她的怀里才能找到的宁静。他摇晃着这副轻盈苗条的身子，无论是对他那生病的妻子还是孩子都从未有过的那种深深的爱怜，现在这个陌生的情妇（因为他了解她什么呀？），这个女人却终于让他产生了这种感情……以前他从未有过这种怜爱，这种内心感情的流露。在这间寒碜的房子里，他感觉是多么的舒心啊！……从前，和爱蒂在一起，即使是在做爱的时候，他都得强加自己的意志，维护自己的威信，征服，“保全面子”。现在，却是另外一回事。然而，她并不爱他。也许她会爱上他的……

他温柔地紧搂着她那光溜溜的腰。

“你为什么和我上床？”有一天他问道。

当时，他们躺在床上，在一间沐浴着阳光的房间里，六点钟的时候，七月的一个漫长的日子。他给她送来的那些鲜花丢在灼热的阳光中，枯萎而死。

“不为什么……”她就像个孩子一样说道。

“你喜欢我吗？”

“您不让我讨厌。”她微笑着说道。

他用“你”称呼她，她则以“您”做答。和他在一起，她百依百顺，几乎像个奴隶一样，可她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

“可是，你到底有没有别的情人啊？你有过别的情人吗？……你回答啊，你总得说话啊。”

“这跟你何干？”

“那为什么又跟我呢？为什么？”他低声问道。

她慢慢地朝他转过身来说道：

“那好，告诉你，我也有生理需求。”她喃喃道。

她常常说些玩世不恭、不着边际的话，而爱蒂在沉默中，在一丝颤抖和眨眼的动作中，什么都显露无遗。这个女人说出的话比她的沉默更深藏不露。

他看着她，轻轻地摇摇头。

“不，不只是为了这个……没那么简单……”

在感觉到对她的爱恋之前，他已经以一种几乎是肉体的方式，与他们两人之间和爱相关的一切难舍难分了。与在她身边吃的水果、与那床红色的压脚被、与照在毯子上的阳光、与从邻近的学校传来的停在空中的叫喊声难舍难分了，那些叫喊声在某些时刻穿透墙壁，穿过时空，他在半睡半醒中听着，内心充满了宁静。

就这样，他习惯了幸福。

十一

九月的一天，让—卢克收到玛丽的一封信：“您能在六点钟的时候到奥赛站台的那家咖啡馆，抑或到火车站里面的大厅吗？玛丽。”

一段时间以来，他见她的机会没以前那么多了，有的时候他整晚整晚地等她。对于他的指责，她几乎不做分辩，要不就说她在工作，她生病了。他不想为她痛苦。他不允许自己嫉妒、哀求她，为她掉眼泪。

前一天夜里，他也一直在等她，却也是白等了一场。在一家大咖啡馆里，在洪亮的管弦乐队的音乐声中，他的两眼紧盯着时钟，等待着。他周围的面孔在浓浓的烟雾中消失了。除了钟上慢慢地，慢慢地移动的指针，他什么也看不见。九点十分。九点一刻。这个时候嘛，还不算太晚。她会来的。九点二十分。那扇不停被推开的门，不停地拥进来、从他面前经过然后消失的人流……每一次一个女人的身影在门口出现，他心中那个可怕的希望……他想起从前他是如何等待爱蒂的……可是那个……那是多么的不一样啊！……爱蒂，在他的眼里不只是一个女人，还是虚荣心的满足，是梦想，是他的欲望和自尊心创造出来的一个半虚构、半真实的造物。而现在这个女人……

九点二十五分……那白色的钟盘以这种方式挂在他的正对面，就好像他怎么都躲不过一样。指针已经超过了五那个数字。她还会来吗？……唉，不会了，永远不会了……刚开始的时候，想着自己等待的那个人死了，这还可以忍受。然后，什么也不想了。觉得痛苦，但还在等。“她工作脱不开身？她病了？不，她背叛我了！”啊！太糟糕了，只要她能来，只要她在场，只要能闻到她的气息！只要片刻时间的安宁……十点差一刻。十点钟。没有人来。她肯定不来了。

“这样最好了。她走了，我会忘记她的。”

那天晚上，在走进车站大厅的时候，他的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他推开那间小咖啡馆的门，他必须在那里等她。他没有见到她。他的心中马上充满了忧虑和一股无名之火。他穿过站台，在因烟雾和早到的黄昏而变黑的玻璃天棚下面来回走着。他心想：

“我在干什么呀？我疯了！我不能这样找她！”

他回到咖啡馆里，绝望地搜寻着她的面孔。看见她就行了，只看她一眼就行了！然后，就让她走吧，既然她必须走的话……在搬运工的嘘声中，他寻觅一个人影，一个声音，一张爱恋的面容……可怎么也找不到……他离开大厅，走到站台上。他的心脏因为担忧而怦怦地乱跳着。火车一列列地开过来，然后又开走了。此起彼伏的尖叫和奇怪的呻吟声让他瑟瑟发抖，奇怪的呻吟声就像是遭受痛苦打击后发出来的，实际上却只是口哨声、呼喊声和汽笛声。忽然，他看到她了。她的手上提着一只小箱子，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头上戴着那顶永久不变的贝雷帽。她走到他的身边，问道：

“您为什么没有等我？我现在必须走了。我原来想和您道别的。”

“可是你去哪里呀？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没有回答。她拉起他的手往前走。

他问道：

“你要去很久吗？回答我呀，玛丽！”

她终于说道：

“我不知道。”

他们停下脚步。他们紧靠着一张凳子，人群从他们面前经过。她说道：

“我去找杜尔丹。杜尔丹被释放了，但他不能在巴黎居住。他被禁止在巴黎居留。我跟他一起走。我去和他一起生活。”

“你不要走！……杜尔丹和你……”

“我爱他……”

他身上的虚荣心在本能地起作用。有些人的虚荣心是那么强烈，使得他们无论是从肉体上还是从骨子里都摆脱不掉。“首先，不要承认，不要让她看出我坠入情网……”而与此同时，他惊恐地发现一些哀求的话语、懦夫般的祈求已经涌到了嘴边。他拼死抵抗，用超人的力量使自己平静下来，喃喃道：

“我事先一无所知。”

“是的，但我一直都在跟您说我有朝一日会走的。原谅我……我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您很幸福，您，您有家庭，有事业，您会忘记我的……”

她紧紧地贴了他一会儿：

“原谅我……我当时是那么的孤单……您是不会明白的。但只要是女人都会理解我的处境。当时我都绝望了……为了得到一个朋友，得到温暖的怀抱，有一个鲜活的身体在我的身边，我本来都可以把自己的灵魂奉献出来的……可是，塞尔日，我爱他……您的心中只有野心，您只爱成功。您不会明白……”

“玛丽，那你怎么生活啊？”

她耸了耸肩膀。

“我不知道。”

“留下来吧！留下来和我在一起！我的妻子走了。我会照顾你。我会娶你。你会很富有，很幸福。”

他突然问自己为什么从来没把爱蒂的离去告诉她。他们真的是很奇怪的两个人，然而，要失去玛丽，他的心会碎的。

他还没有认输。他哀求她，抓住她，答应给她财富和快乐。一些男人习惯了支配别人，即使是面对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甚至是死亡的时候，他都不死心。火车开动了。她不再看他，也不再听他说话。她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绝望地吻着她那冰冷的手，无论他说什么话，她都用“不，不”来回答，声音极其温柔。火车尖厉的汽笛声时不时地盖过了他的声音。

“你现在要去找的那个人，你不理解他。牢狱、不幸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堕落、乖戾、与你曾经爱过的那个小伙子截然不同的人！你会受苦的……玛丽……我求你听我的话……你这么做是出奇的疯狂……你并不爱他。你只是在可怜他……”

“放开我，我必须走了。”她说道。她没有听他说话，试着把他用力地抓着的手抽出来。

“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他喊道，“玛丽！……你看着我，瞧你一身的破衣服，你的脸色那么苍白！我会给你财富……我会给你……”

“不。”

“我会给你许许多多的爱。”他说道，说着这些话的时候，眼泪终于夺眶而出，那是耻辱的眼泪。

她挣脱开了，跳上车厢的踏板。突然，她朝他俯下身子，伸出手来：

“永别了……您走吧！……您快走吧！……别为我惋惜。我不值得您留恋的……”

火车徐徐驶离车站……

十二

玛丽离开后，让—卢克绝望地开始政治上的运筹。运筹对他的生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就像猎人要了解自己的猎物的出没习惯和狡猾一样。但这种运筹再也不能带给他任何幸福，连他经常体会到的那种强烈的自豪感都没有了。他回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诚然，没有什么比得上一个人壮志凌云，却感觉到时间停滞不前，且不能把别人从他们占据的位置上撵走更可怕的了。但没有什么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几乎收获不到幸福更辛酸的了。只剩下一个可能的安慰了：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幸福。可他想念玛丽，想她的身子，想她那迟缓的忧郁的微笑，她就是带着这样的微笑接受他的亲吻的，然后他觉得幸福就在那里，或者至少有一种宁静的感觉，一种酣畅甜蜜的心灵的憩息，这也正是他所失去的。

他还在拼死抵抗，他心想，屈服于爱情对男人来说是不值得的，但是他不能同自己生命的这个部分做斗争，他的这部分生命渴望柔情，这种柔情在他身上复苏，需要养料，但他惊恐地感觉到这一次自己沦落为它的猎物。恋爱……爱情……这些字眼本身就让他无地自容。他的精神，他的个性，他身上最热烈最坚强的东西，只想了解、只迷恋生活刚强有力的那一面，只迷恋政治、成功和运筹，但他的内心却只有一个愿望：想要玛丽在身边，他要的还不是她的爱情，而是她本人，她的声音，她的体温。他知道在生活面前，一种刚强有力的态度才是唯一最重要的，唯一值得的，其他的一切则是卑下的、耻辱的，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在青春年少的时候，爱情很容易战胜，因为年轻人的身上有太多的渴望……可他三十岁了，到了某些快乐已经失去了激励作用却又没到习以为常的时候。所有他喜欢过的东西，所有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比不上玛丽在身边。

这一年的九月又干又热。晚上，他在那套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工作，训练自己的思想和愿望。他不许自己去想玛丽。有的时候，他也能做到。但是没过多久，他就突然把手稿材料推到一边，俯下身子，头耷拉在胳膊上，闭着眼睛，一段时间来被严格控制的痛苦像海浪一样涌上来，占据了他的全身，于是开始疯狂地渴望玛丽，渴望她在身边，渴望她的体温。然后，那阵剧烈的痛苦减轻了，退潮了，只留下一阵阵像针扎似的隐隐约约的忧伤。这时，他就工作不下去了……他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阳台上，回到爱蒂的卧室和小洛朗的房间。他把窗户开得大大的，试图放进所有可以呼吸的空气，但是那些个夜晚，天气是那么闷热，气流连一丝清凉的幻象都不给，使他身上的汗水怎么擦都擦不干。他光着脚丫，在四面墙壁之间来回踱步。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一阵不间断的风吹得桌子上用一块厚厚的水晶镇纸压住的信函哗啦哗啦地响。玛丽……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扑到床上，把枕头紧紧地抱在怀里，就像从前在绿岛楼上的那个小房间里因为爱蒂一样……当年他是如何战胜对爱蒂的爱情的？他绞尽脑汁，试图找出是什么样的冷酷逻辑使他远离了爱蒂。那个时候，他只会去爱接受他并百倍回报爱情的女人……但现在他却不需要玛丽给他爱情。即使她不忠实，他也爱她。即使她还爱着杜尔丹，他照样爱她。他是他内心深处的一股狂暴势力的牺牲品，他并不了解这股势力，它让他感到恐惧，比他更加强大。他重新感觉到孤儿般的痛苦，他心想：

“真滑稽。我现在只为我这一生中缺少的东西感到痛苦。孤独，心冷，年轻的时候愉快地忍受的那一切，所有被人们以为是磨练意志、培养毅力的东西，所有这一切，现在都一起向我袭来。这不只是玛丽的离去，不只是唯一的不幸……而是所有不幸的总和，握紧拳头，咬紧牙关，默默地，毫无怨言地，不允许叫苦连天地忍受所有不幸，而这些不幸，无论你做出多大的努力，都难以抹去……”

这些令人窒息的夜晚，让—卢克哭天抹泪并不只是因为她失去了玛丽，而是因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温情，因为爱蒂背叛他，因为他没有了儿子，因为他感到冷，因为他觉得饿。他心想：“人的一生总是在战斗中度过，气喘吁吁，奋不顾身。人们自以为是胜利者，但所有的屈辱，所有的失败，所有的失望和苦难，所有这一切都蛰伏在你的身上，等待着时机，有朝一日卷土重来，让你窒息，就好像孩子的脆弱在成人的心中警戒着一样，准备把他击败，把他打垮。”

黑夜过去，白日来临。他重新开始工作，但他不能抑制内心深处的惶恐，对温情的渴望，以及对爱情的极度渴求。

十三

从让—卢克开始寻找杜尔丹住在哪一座城市的那一天开始，他就知道自己完蛋了。他气愤地想：

“可我何苦要喜欢那个女的？何苦呢？”

他可能会出发去寻找。他可能试图把玛丽从杜尔丹手里抢过来。她会同意的……她对他有一点点温情，似乎有点像是感激……谁知道呢？也许可能还有点爱情？……没有被她爱上，他是不甘心的。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可怜的希望。可怜吗？不，相反，它是那么强烈，那么顽强，那么不顾一切。虽然玛丽已经走了，虽然她已经说过那些话，他还是不能把这个希望驱走。

“她和杜尔丹在一起快四个月了。她和他一起过着缺吃少穿的穷苦日子。谁知道呢？”

他还拒不承认地想：

“也许，因为他，她会同意？……只有我一个人能帮助他们……”

他总是左右着自己的命运，他从来就不甘心，在爱情上也一样，他努力地见机行事，利用她本人的软弱。他会接受杜尔丹的，但他需要这个女人，他需要满足这种失去理智的痴情。他利用自己在爱情上的能力，利用他已经在日常事务中使用过的技巧：狡猾、耐心、对人心的洞悉及对人性的洞察。在人生的某些时刻，心灵中只有感情的唯一的位置。雄心壮志、贪得无厌和已经习惯了的征服，到目前为止他所拥有的一切，统统融化在这种感情之中。一得到杜尔丹的地址，他随即就出发了。

杜尔丹住在卢瓦尔地区的一座小城里。让—卢克是夜里到的。他走出火车站的时候，租了一辆由一匹老马拉着的马车，马车穿过一条条黑漆漆的沉睡的街道和一座灯光很暗的桥。一座小山冈上亮着一些微弱的灯光。他听见活动遮板关上的声音，门背后上锁链的声音和街上的马蹄声。然后他们离开了河堤，在一个阴暗的小咖啡馆前停了下来。

让—卢克走了进去，楼下的大厅里空无一人，地上铺了一层木屑，走在上面没有脚步声。桌子已经沿着墙壁摆好了，椅子叠着堆放在一个角落里。然而，在隔壁的那个房间里，有一盏灯亮着。几个男子还在那里玩牌。还不到九点钟。让—卢克问他们杜尔丹在哪里。

他们给他指了指二楼的一扇门。楼梯很窄，镶入两面墙壁之中。让—卢克在黑暗中摸索着，慢慢地走上去。他敲门，听出了杜尔丹的声音，然后进去了。

房间里除了一张桃花心木做的特别大的床和两张草椅之外，没有别的。玛丽躺在那张床上。杜尔丹在写东西，腿上放着一张吸墨水纸。他发出忍了一半的惊叫：

“是你？”

杜尔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他的脸色更加苍白，而且显得病恹恹的。让—卢克向他伸出手。杜尔丹犹豫着要不要去握它，最后冷冷地问：

“你还记得我？”

他补充说道：

“我知道玛丽去求过你……”

让—卢克没能启开嘴唇。杜尔丹推了一张椅子给他：

“原谅我们，这里太小了……”

他自己则坐到床上，坐在玛丽的旁边，玛丽面色苍白，默默不语。

“你干吗要生我的气？”让—卢克终于问道，“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帮不了你。我既没有钱，又没有势力。现在情况可能不一样了……”

“是的，只是，现在，太晚了……但我一点也不恨你，老……一点也不，”他用嘲笑的、尖厉的声音说道，“那你，你好吗，你幸福吗？你妻子好吗？”

“干嘛要说我呢？”

“那干嘛又要说我呢？……你还关心我也真是太好了！你以为我已经是个没有用的废物，不能独自安排自己的生活吗？在监狱里生活和在别处生活是一样的。现在过的是出狱后的生活。当我不再被监禁在这里的时候……”

让—卢克看见玛丽那哀求的眼神，使他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他知道杜尔丹可能会拒绝来自他的任何帮助。可是玛丽可能很高兴见到他，希望他帮助他们……他心想：

“就这样把她控制住……”

杜尔丹知道什么吗？他可能从玛丽的嘴里听到什么吗？……不会，玛丽在发抖，他看见了。她害怕一句话泄露了他们之间的私情。好了，他把她牢牢地控制住了。

他感到更平静了。他说道：

“你至少可以答应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会来找我帮忙吧？”

“那当然，老兄，那当然……”

他俩都不说话了。让—卢克走到那扇小窗户边，看了一眼空寂的大街和门前的一盏路灯：

“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从我出狱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杜尔丹用几近歇斯底里的奇怪而又尖厉的声音说道，但他的脸上却没有表情。

让—卢克心想：

“他快要死了，他爬不起来了。她一定明白这一点。她会回到我身边的……”

“我从玛丽那里听说你是卡里克特—兰昆的至交，你是下一届议员。你来看我，就不怕受到连累吗？”

“你知道不会，”让—卢克轻轻地说。

他等了片刻后，补充说道：

“你听着，假如觉得见到我很难受，就跟我说实话。我会理解的……”

“什么？”杜尔丹突然喊道，“你能理解什么？你以为我羡慕你，是不是？你以为我不可能不带仇恨地看着你那张幸福的面孔和那身漂亮的衣服吗？可是，你知道你本人看上去也不是很幸福吗，我的让—卢克朋友？……你既不是很平静，也不是很快活。也许，你也缺了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嗯？可哪能啊，你能缺什么呢？你听好了，我们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我至少要对你坦诚相待。是的，我看到你很难受！我不怀疑你来这里是出于特别的好意，但我求你了，别管我！我跟你发誓我什么都不需要。我每个月从我叔叔那里领到几百法郎，你知道的，那个破产的叔叔？……是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但他能够给我寄这些钱。眼下，我不需要别的东西。能够活下去我就觉得很幸福。好了，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你安心回巴黎吧。过你那荣华富贵的生活。我希望你当上议员、部长、共和国总统，希望你心想事成，得到所有让你喜欢的东西！现在，你走吧，我的老兄！走吧……”

就在让—卢克准备下楼时，杜尔丹转身对玛丽说：

“跟他一起下去。给他带路。”

她从杜尔丹的手中接过那盏点亮了的油灯，对让—卢克说：

“您跟我来！”

他俩从咖啡馆的大厅里穿过。她把油灯放在一张桌子上，和让—卢克一起走了出去。天在下雨。马车在街道的角落里等着。他抓起她的手，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道：

“来！跟我走！”

她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让—卢克问道：

“他知道了，是不是？”

“我什么也没说过，但他起疑心了，猜到了，我觉得……我好担心您那边采取什么措施，写一封信什么的……我跟他说过我认识你……”

她怎么都没法把手从他的手中挣脱开，雨打在他们的脸上。他倒是更平静了，信心十足。她受他的支配。他重新找回了力量。

“假如我能成功地让你离开这里，让杜尔丹获得大赦，你会更幸福一些吗？”

她不回答。他们的头顶上，杜尔丹把窗户打开了，他用尖厉的声音叫道：

“玛丽！”

她抬起头，打了个手势。窗户重新关上了。她绝望地说道：

“那样做也许能救我们，可是您从中能捞到什么好处？……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他，您还没有明白……”

“找一个借口到巴黎来。我把什么都安排好，我什么都能弄到。只要能再见到你，把你留在我身边，”他边说边想起了把脸埋在玛丽的臂弯里，把整个世界都忘记的那些漫漫长夜，“只要这个……这种内心深处的安宁，只有你能给我的安宁……我不会嫉妒的，他也什么都不知道……你只要能来，能来……你听着，我对你发誓，只要你一来到巴黎，你就会在我家里拿到杜尔丹的特赦令，得到他完全的自由，我向你发誓。我将为这件事东奔西走。我什么都会做，我向你发誓……”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

“啊！每当需要讨价还价，施诡计，您的兴致就来了……您现在走吧，走吧！”她急切地说道。

她登上台阶，推开门。他看见她穿过大厅，拿起那盏灯，然后不见了。他也走了。

十四

两个月过去了。让—卢克等待着。就好像从前，当他押宝兰昆，把希望寄托在兰昆身上时的等待一样，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他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以获得杜尔丹的特赦，只剩下最后一些手续了，玛丽一来，那些程序很容易就能办好。因为他可不会做任何无用功……他需要玛丽来到他的身边：把她买下来。他接纳杜尔丹，但他会采取威胁的手段，或者用金钱把他打发走。对他来说，无情的意志、粗暴、狡猾，都没有失去，但他会把它们投入到爱情之中。这时，他的事业出现了时有发生的那种停滞不前的状况，而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一帆风顺，无往不胜。他不得不放弃某些职位，因为在这些职位上他太公开地照应着兰昆的个人事务。他想这样最好不过了……对于正拉开的选举运动，他最好暂时把与金钱相关的事情搁到一边，让人忘记他是阿贝尔·撒拉的女婿。这事情也真是奇怪，以前几乎没有人知道，现在却突然在一些不怀好意的文章中，在周围人的闲聊和含沙射影中出现。他低估了爱蒂对性格柔顺的兰昆的影响：现在既然她就要成为他的妻子了，自然就取代了让—卢克从前在他身边所占据的位置。兰昆是透过她的眼睛来看别人的。她成功地让他明白让—卢克是他的对手，他的天敌。这种敌意，让—卢克只是预感到而已，他还没有尝到恶果。他在阿尔芒·雷苏尔家里再次见到兰昆，兰昆已经变得冷若冰霜，心不在焉，一副“大老板”的派头，像天神之父朱庇特下到死人中间，蒙上了一层谨慎和沉默的面纱一样。

看着他俩在一起，看着他俩势不两立的样子，阿尔芒·雷苏尔好像找到了一些微妙的快乐。时不时地，他把目光从让—卢克身上移到兰昆身上，就好像他在评判他们，对他们进行估价一样。让—卢克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极度的倦怠。他为之牺牲了一切的、打理得如此井然有序的事业，现在对他来说却显得如此无聊和暗淡，就像一条危险重重、充满艰难险阻的漫漫长路，却只通往一个确定无疑的结局，那就是死亡。权力和成功，那只是孩子的幻想。再也不存在成千上万的小国王在里面分享遗产的王国了。他离开了这些人，他太了解他们的情趣、反应、手势和话语，然后回到自己那套空荡荡的房间，想着玛丽，等待着她。

他肯定她会来的。只要有耐心和时间。而，实际上，他发现她来到他家。就像四年前她来求他帮助杜尔丹一样……见到她时，他并没有感觉到幸福，而是有一种极度的兴奋感觉。他柔声说道：

“一个星期之后，杜尔丹就可以回到这里了……我会帮他找一份工作。你别担心。什么也别想。我会帮助你。我爱你……”

他抓住她的手，抚摸着她的脸和头发：

“你！……你终于来了！……”

他紧紧地抱着她，发现她的身子由于发烧而颤抖得厉害。她那苍白的脸已经走了样，冷冰冰的手指把他吓坏了。

“玛丽……你病了吗？”

“是的，”她说道，“就因为这个，他……塞尔日终于答应您的帮助……我们没有钱，我们什么也没有。在那个小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所以他找不到工作。他必须离开那里，必须走。”她的手指以一种他没见过的方式扭动着。

“我会给你钱的。”他说道。

她推开他，摇摇头说：

“不，不要……永远也不会要！……我要过您一分钱吗？我不想要您的钱。您给他找份工作……救救他！而我，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要。”

她急促地疯狂地说着这些话。他帮她在沙发上躺下来，低声说道：

“你在发抖……你发冷……别动……休息……”

她紧紧地靠着他，他身上的欲望没有了。以前他从未显露过的那种疯狂的，无论是他的妻子、孩子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没有在他身上唤起的深情，现在却以一种可怕的力量把他控制住了……平生第一次，他不希望任何东西来替代他的痛苦。他坐在玛丽的旁边，她则把他冰冷的双臂紧紧地抱在胸前。

“等等。盖上这个，”他一边说，一边把一床暖暖的毯子盖在她身上，“试着睡一下吧……”

她突然睁开眼睛：

“我好想爱你，”她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可是，你对我的这种缺乏理智的疯狂，也正是我对他的感情，没有别的。跟你无法忘记我、离不开我一样，没有他我可能都活不下去。”

他卑躬屈膝地哀求道：

“玛丽，我只想再见到你。你不会拒绝我吧？我不会奢望从你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我也不会强求，但是当你俩都在这里的时候，请允许我去看你。我发誓，今天夜里，假如你想走的话，我让你走……”

她勉强一笑：

“我会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妇……”

“答应我，玛丽！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他张开哆嗦着的嘴唇，痛苦地说道。

她怜悯地看着他：

“我觉得，我给你带来了厄运……以前你是很幸福的……”

“不，”他的话里带着一股使他吃惊的力量和真诚，“我从来就没幸福过……我从来就没去寻找过幸福，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吧，幸福也从来没有光顾过我。我需要你，玛丽。杜尔丹与我相比真是幸福。可你都不会怜悯我……”

她闭上眼睛，挛缩的嘴巴颤抖着。他不说话了，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贴在自己的胸前，然后她睡着了，靠在他的怀里，梦着另外一个人。

十五

玛丽还在睡，让—卢克几个星期没见到的弟弟约瑟跑来敲他家的门。让—卢克没有睡觉，他一整夜都守候在玛丽身边。他给约瑟开了门，一时间仿佛没有认出他来。

约瑟吃惊地看着他，说：

“我请你原谅……我打搅你了……我……”

让—卢克慢慢地把手放到他的前额上。

“你？”他说道，“不，你没打搅我……进来吧。”

他压低声音，以免吵醒睡在隔壁房间里的玛丽。约瑟误会了，问道：

“你妻子还在巴黎吗？……我原以为……”

让—卢克把他带到爱蒂的空荡荡的小客厅。约瑟看着彩色的墙壁，叹气道：

“这里多漂亮啊……”

他接过哥哥给他送来的咖啡。让—卢克问道：

“那你不在里奥姆吗？”

“我不去里奥姆，”约瑟猛然说道，“我想住在巴黎。噢！我来这里不会向你索要任何东西，只是，无论如何，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想知道，假如在必要的时候，我能不能投靠你？……等等，我重申这并不是要你资助和马上救助。我暂时还是可以应付的，我打零工，我找到了一份助理摄影师的职位，在一家报社里。我勉强能生活。可是，今后，假如全都失败了，我想知道、想确定我是不是必须落寞地离开巴黎……”

“你何苦要这么做？你原来已经有一份职位了，有稳稳当当的谋生手段……要是我，在你这样的年龄，我会很满意的……”

“不。”约瑟低声说道。

“你这样认为吗？也许……可是，你现在的工作有什么让你觉得多么了不起的？”让—卢克用疲惫的声音说道。

“首先，可以自由地、尽可能地过我自己的生活，不求任何人，也不让任何人今后有权力干涉我自己的生活。”

“我明白。”让—卢克说道。

但他似听非听的，他的一切思想都凝聚到玛丽身上了。她还在睡吗？她感觉好些了吗，休息好了，还是更难受了？……他看着站在窗前的约瑟，他那张棱角分明、闪烁着智慧的面庞，他那双冷峻的眼睛……这冷酷无情的目光第一次让他震撼，这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在世界上只寻找它们自己反光的地方。他问道：

“那你的母亲呢？”

约瑟皱了皱眉头：

“她走了，她……”

“据我对她的了解，你那么容易就得到她的同意，我很吃惊……”

“我没有费太大的劲……她没法阻止我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除了放我自由，她也不能为我做任何事情。这是最起码的了……这是父母亲给我们的唯一有效的帮助。你不信？”他忽然问道，一边问，一边抬起头，把头发猛地甩到后面，甩头发的动作迅猛、不耐烦，几乎还是孩子式的。

让—卢克把手指压在嘴唇上。

“嘘！别那么大声……你会吵醒……”

“你妻子吗？对不起……”

他压低声音，怯生生地说道：

“我准备走了，让—卢克。”

但他并没有走，他好奇而又焦急地看着哥哥，终于打动了让—卢克。

让—卢克更加柔声地问道：

“我以为你来这里问我一些经验教训一类的东西……不是这些吗？”

“不是。可我还只是个孩子。你呢，你已经在里面挣扎了好多年了。你也是像我一样开始的。说到底，我们是同一代人。我们出生得太晚了，有些生不逢时。”

“‘生活盛宴上的不幸宾客’，小蛋糕都一个不剩了，酒吧招待把鸡尾酒调和器都锁起来了。”让—卢克说道。

约瑟微微一笑，他的微笑本身都好像充满怀疑，嘴唇才启开一点点，微笑随即就消失不见了。

“妈妈对我说我没有权利就这么牺牲她，说她在世界上没有别的依靠，首先为她着想是我的义务。可这不是真的，对吗，让—卢克？……我们只有一生，如此宝贵却又如此短暂的一生……”

“放心吧，”让—卢克心想，“生活，与别人想的恰恰相反，在你这个年纪才会显得短暂。当你没有了那种自命不凡的感觉后，生活会很漫长。那种感觉少得可怜，人们转了一圈后很快又回去了：成功，失败，短暂的快乐时光……”

但他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他突然想，他应该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告诉父亲的，告诉一个老人，而不是这个孩子。在这个孩子面前，他为自己已经变得老气横秋，变得温情脉脉而感到羞耻。

他换了一种语调问道：

“可是，现在的工作实际上能给你带来什么呢？你的这种新生活吗，一定很艰难，很难过吧？”

“我可以见到许多人，”约瑟激动地说道，“你笑，你！这一点自然很像你。你忘记了……你知道维希纳的那个家是怎么回事吧？还有，在你那个时候……”

“噢！我几乎不了解……”

“那当然，我总说你运气出奇的好……可我呢……我母亲、克洛蒂娜，还有中学。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周围有那个世界，却是陌生的，可望不可即的，你明白吗？现在可好了，我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触摸到它，”他一边说，一边伸出双手，就好像他真的感觉到世界在他的手指下战栗，“这……真是难以言表……”

“是的，激动人心，但徒劳无益。”

“怎么说？”

“要知道人们如何行动，只要有智慧就行了。而要知道自己该怎么行动，则需要经验。”

“我每一天都试着严格自律，”约瑟低声说道，“我觉得我很了解自己……”

“我不怀疑。”让—卢克以难以察觉的嘲讽口吻说道。

能跟约瑟说什么呢？……他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隐约看见对他来说什么是真理，它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不想与别人分享。他心想：

“假如我跟他说，我这个做哥哥的，你崇拜我的沉着冷静、我的冷酷无情、我的功成名就、我那实现了的抱负，但实际上我却成了最卑鄙可耻的爱情的猎物。还不是爱情，是我自己，是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的，所有我摒弃的，所有我觉得耻辱低下而实际上也的确是耻辱低下的……这才是最可怕的。我非常清楚我这是一种可鄙的懦弱，一种卑劣的感情，但它比我强大，我斗不过它。约瑟什么也不会懂的。我的父亲从前不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吗？可我没有听懂……这种事情仅凭本能或者理智是理解不了的，而需要在吃饱肚子、心情平静、内心有更高的要求的时候……啊！多糟糕……聊以自慰的是，那些步你后尘的人跟你一样傻傻的，同样脆弱，同样不幸……”

他动了一下，好像听到了玛丽的声音，她在叫他。他一心只想把约瑟打发走，单独（就那么点时间，我的天老爷啊……）和玛丽在一起。他拿起丢在桌子上的钱包，抽出一张五百法郎的纸币，把它塞到约瑟的手里，然后站起身来。约瑟明白了，接下了钱。让—卢克心想他来就是为这个的。他轻轻地把他推到门口。

“原谅我……有人在喊我……你想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约瑟终于走了。让—卢克赶忙朝玛丽走过去。

十六

“塞尔日不想到巴黎生活。我们离开法国。抱歉。”

在穿越那座小城的马车里，让—卢克不断地重复着这几句同样的话，写在昨天收到的那张纸条上的话。玛丽走了。他永远也见不着她了。塞尔日知道了，猜到了他和玛丽之间的事情，于是把她带走了……多亏了让—卢克的帮忙，多亏了他那疯狂的爱情，他俩现在自由了。他激动地想：

“我受骗上当了，我做起事来就像个孩子。我痛苦啊。我应该听天由命，永远也不再去见她的，可我做不到，我不甘心啊……”

他又一次回头去找杜尔丹，打算哀求他，威胁他，收买他，从他那里得到这个女人。他绝望地想：

“可她连漂亮都谈不上啊？……到底是为什么呀？”

他俯下身子，朝车夫喊道：

“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车夫挥动着马鞭，但是，几乎在同一时刻，那匹马又慢了下来。他们过了那条河和林荫道，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宁静。那是一个三月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没有认出那些房子和街道的布局。他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在这座小城里找到杜尔丹和玛丽，说不准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在哪里？他像个疯子一样寻找玛丽，他必须触摸到她，听到她的说话声。他对她是如此的期待，如此的渴望……可是现在！……要是碰不到她的头发，摸不到她的乳房，他会死的……如此受折磨真是奇耻大辱啊！他会杀了杜尔丹的，假如他的死可以让玛丽回到自己身边的话。但最好是给他钱。“他是不可能拒绝的！……即使私下盘算着回来把玛丽抢走……可他爱玛丽没有我爱玛丽那么深……没有她，他还不照样过了五年……可我……”

他心想：

“可到哪里去弄钱呢？”

因为在他周围的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同时坍塌了一样。这是因为兰昆表现出的敌意，还是自己已经到了人生的这个节骨眼上，周围的一切同时散开、动摇并且土崩瓦解了？……肯定是死亡的先兆……他的职位一个接一个丢了，钱也没了。他只剩下一线希望了，在下一届议会任期里的议员席位，可是就连这件事也是千头万绪，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把这项沉闷的工作理出个头绪，并努力做好它。他对所有那些人都是嗤之以鼻。他们拉帮结派，沆瀣一气，而他却是孤军奋战，他从来都是孤军奋战。他刚开始生活的时候，就缺少家庭、朋友和一个团队的支持。这个兰昆就是被他人为地吹捧、想象出来的。他觉得脱离兰昆这步棋走错了。但他能怎么样呢？有个爱蒂横在他们之间。啊！所有的棋子都掉转头来对他穷追猛打。但所有这一切都无足轻重，所有这一切……只要玛丽……他绝望地重复着她的名字：

“玛丽……”

除了玛丽，世界上的一切他都腻味了！……他已经厌倦了这种不停地从手指间溜走的生活，这种必须无休无止地组织再组织，塑造再塑造的生活……

只有和玛丽在一起，他才能歇一口气，休息，找回在许多年以前，在成长为一个青年之前，在成年之前才体会过的那种妙不可言的逍遥自在的感觉……但是，事实上，他真的体会过了吗？他好像一直以来总是这样，总是那么紧张、辛苦、怀疑、郁闷。只有跟她在一起，他才心甘情愿成为一个最卑微的人，愿意付出比回报更多的东西，也只有依偎在她的怀抱里，他才能体会到安宁，那种妙不可言的酣眠，在这种酣眠中欲望安息了，那种痛苦的自尊也沉睡了。

马车停了下来。他走下马车，在街上徘徊良久都不敢敲那扇门。咖啡馆里空无一人，就像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最后，他还是走了进去，穿过大厅，走在铺着木屑地面上听不见他的脚步声。他走进隔壁的一个办公室，一个女人告诉他，杜尔丹先生和夫人都不在家，但他们随时都可能回来。他问道：

“他们还没有走吗？他们不会走吗？”他希望那个女人说出这些让人安慰的充满希望的话：

“没有……他们还在这里……”

她补充道：

“我认为他们月底就要走了……”

“去哪里？”

“啊！我不知道。我想他们要离开法国。我知道他们十二号要在波尔多上船。但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她好奇地看着让—卢克，可能很吃惊，这个衣冠楚楚的先生怎么会对一对流浪夫妻感兴趣。她突然转身问他：

“先生是杜尔丹先生的哥哥，是不是？”

“不是。”让—卢克惊讶地回答道。

那女人抱歉地说：

“对不起，我还以为……你们长得很像……”

让—卢克记得童年的时候，别人确实觉得他和塞尔日·杜尔丹长得很像。那时他是多么喜欢他啊！……可现在，杜尔丹对他来说只是最可怕、最无情的障碍。

“可他比我更幸福。”他泄气地想。

他坐在咖啡馆的一个角落里。夜幕很快降临。寂寞的大厅里只听见一个挂钟的声音，它整天都在走动，但被别的声音盖住了，被脚步声、说话声和玻璃器皿的撞击声盖住了。现在，它开始反扑，大厅里全是它的声音，它那嘶哑的叹息，它的嘎吱声，它的摆动声。让—卢克听着钟声，在人生的某些时刻，甚至在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人会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上。他听着钟声，痛苦地想：

“好像它会发出威斯敏斯特大排钟的钟乐。”

没有，它只是发出几声哀鸣般的当当声，然后又回到了意味着时间流逝的沉闷而又可怕的钟摆声。百叶窗关上了，他推开一扇，大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冷冷清清的。他继续等着。

最后，他终于见到他们了。他们手挽手地走在一起。他们走得很慢，不慌不忙，洋溢着幸福。他看不见他们脸上的表情，但知道他们很幸福。她依然穿着那件很窄小的旧外套，他再熟悉不过了。他站起身来，心怦怦地跳着。慢慢地，门开了。他们走了进来。

杜尔丹第一个看到他。他们在那里站了一会儿，都不说话。杜尔丹比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显得更平静，更幸福……是的，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了，让—卢克心想，他很幸福……这个穷鬼，这个被普通法判为有罪的人很幸福……

他感到特别气愤。但他还是用一种哀求的语气说道：

“请原谅。在你走之前，我得跟你谈一谈，这事非常严重……”

“好吧，”杜尔丹说道，“上楼吧。这里马上就会坐满人。每晚都有政治会议，正在准备选举运动了。这个你肯定比我更了解……”

让—卢克默默不答。他没怎么在听。他凝视着玛丽。他们慢慢地登上那个通往杜尔丹的房间的楼梯。

十七

让—卢克在上楼，就像在一些梦里一样，狭窄得只能走一个人的螺旋式楼梯仿佛在不停地向前延伸，永远也没有尽头。杜尔丹手上提着的灯照亮了一根漆成灰色的轻便木扶手，以及墙壁上的一幅色情画。

他们走进房间。让—卢克又看见那张盖着红色羽绒被的大床、生了火的壁炉和那扇复折屋顶窗。是的，他没有弄错，尽管表面上很寒酸，这个房间对跟他一起进去的两个人是温馨亲切的。

玛丽在炉火边坐下来的时候舒了一口气，这口气是惬意的，安逸的。他们很穷，他们举目无亲，但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就要走了。他们很年轻。他们的生活重新开始了。杜尔丹一语不发地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着，整理文件，并不看让—卢克。

让—卢克终于开口说话了，尽量保持平静的语气：

“你们要走了？”

“是的，”杜尔丹说道，“玛丽给你写信了？”

“你已经知道了？”

他没有回答。

“你们去哪里？”

“去南美洲。那地方的名字你不会感兴趣。”

“你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了？”

“是的。”杜尔丹轻描淡写地说道。

“玛丽不跟你去。”让—卢克低声说道。

杜尔丹突然抬起头，他好像没看见让—卢克。他去看玛丽的脸。他俩不说一句话，但让—卢克捕捉到的目光是信任的、平静的。可能她已经把什么都说出来了。

“你知道她做过我的情妇吗？”让—卢克还在追问。

他强迫自己用平静不变的语调，但他的双手在颤抖，他也没能控制住嘴唇的抽搐。杜尔丹和玛丽一动不动、默默不语，好像在那里等着。

“她不该走。你让她过的是一种如此……如此悲惨的生活。你那么穷，塞尔日。你什么也没有。可我……她知道她和我在一起将很幸福。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幸福，塞尔日。”

玛丽动了一下，想说话，但塞尔日轻轻地摇了摇头，她便止住了话头。

“她和我在一起很幸福，我发誓！你即将过的那种生活，怎么受得起一个女人的拖累？你好好想一想！那是不可能的，很可怕的。塞尔日，你听着，我会弄到一笔钱，”他绝望地说道，“你想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只是，你离开！……把她留下……你不必马上就回答我。你好好想清楚！……你已经……完了……你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钱，你的生活注定要失败的。你们满怀希望地去到那边，但是你们会被迫过上贫苦、耻辱的生活。而当你一个人的时候，用我给你的钱，你就有可能得救！你们已经分开了。你们在一起生活过了！好好想一想吧，塞尔日。记住，你们现在不接受，可半年以后，你们将会因为拒绝了我而后悔的……”

他抓起玛丽的手：

“来，我求你了！来。他会更幸福的，相信我。来……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楼下的大厅传来越来越大的喧闹声，脚步声和说话声交织在一起。突然，杜尔丹打开门，把让—卢克猛地推到外面。那座狭窄的楼梯没有平台，让—卢克被推到最上面的那一级楼梯上。杜尔丹从紧咬着的牙缝里费力地吐出一个字：

“滚！”

“塞尔日，我不会放弃她的。你不懂。你不了解我！我从来就不强求什么，可是这个女人……我需要她。”

从他嘴里说出的话是多么笨拙和苍白无力啊！……用语言是无法自卫的，而要用牙齿和拳头。他不由自主地朝杜尔丹的脸挥起了拳头。

“我揍……”

杜尔丹突然往后退了一步。后来，让—卢克想到，由于他的这个威胁性的动作，从前的那个习惯了暴力的犯人感到害怕了，还有，他的这种卑鄙的暴跳行为，杜尔丹永远也不会原谅，那张到那时为止还很平静庄重的面孔突然因为气愤而变得扭曲起来。他尖声叫道：

“救命啊！……救命啊！……”

楼下听到椅子的挪动声。一扇门打开了。一些人出现了，吃惊地看着黑暗的楼梯。

“救命啊！他想杀了我！他想打我！这人就是达格尔纳，让—卢克·达格尔纳，雷苏尔那个党的希望，未来的议员，他到这里来想用钱封住我的嘴巴，要我不要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事情张扬出去！……他是撒拉的女婿，你们知道吗？……那个破产的撒拉！……他和撒拉一起瓜分了储户的钱！……”

让—卢克揪住杜尔丹的肩膀。两个人一起滚到了楼梯下面。众人把他们拉开了。在可怕的喧闹声中，还能听见杜尔丹在那里大喊大叫：

“达格尔纳！……你们好好记住他的名字！……达格尔纳！……”

让—卢克的双手被擦破了皮，衣服弄脏了，最终他走到了外面。

十八

随着大选日期的临近，整个国家都是记者，在守候着丑闻的发生。袭击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一份地方小报就刊登了这条丑闻。巴黎的一家报纸做了转载，人们在让—卢克的人生经历中发现了撒拉的名字。

人们早就知道他娶了撒拉的女儿，但在巴黎什么事都会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所以这个名字几乎唤不起什么回忆。但那些反对雷苏尔的报纸抓住这件事大肆渲染，大做文章，还刊发了让—卢克结婚时的一幅照片。这严格地说并不是杜尔丹事件引发的丑闻，而是那些闪烁其词的谣言，兰昆差点也和让—卢克一样遭殃，因为他的政敌们急于利用这件小事使他名誉扫地。只是，兰昆经常受人攻击和失去人气，所以对他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发表一次演说，态度诚恳一些，许下一些诺言，就可以再一次为他扭转乾坤。

但对达格尔纳来说就不一样了：雷苏尔毫不隐讳地说出了他将要面临的困难。他用沙哑的农民腔调，他的说话方式，他那从不看对面的炯炯有神的小眼睛，温柔地、几乎带着慈爱和同情地接待了让—卢克。

“这件事可真麻烦啊，我的老弟……这件事是无中生有的，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的确也就是这些事情让人有口难辩……风言风语，人言可畏啊！……去弄明白这件事的后面暗藏着什么玄机……在撒拉那个时代，这件事可能不会给你带来那么多的损害，因为那个时候，有明确的、完整的指控。可是现在，我再跟你说，能怎么办呢？……只能是保持沉默，夹着尾巴做人，让暴风雨过去……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你本人的利益……”

让—卢克极度厌烦地听着。他心想：

“这种事不会再让我高兴……嗨，这才是最可怕的。这个才会要我的命……生活的趣味和意义已经失去了。我太熟悉游戏规则了……很早就知道了其中的细枝末节……我还有可能获胜，我还有可能激动，但是我对此已经毫无兴趣，它不会带给我任何乐趣……”

他离开了雷苏尔。他完全明白，假如自己参选，失败是确定无疑的。让—卢克寄了一封雷苏尔等待着的信给他：“经过深思熟虑……为了党部的利益……”

雷苏尔让库图给他回信，库图接替了他的位置，名字出现在所有的布告栏前面。

“您的选择是明智的。您是那么年轻……您还可以等待……”

在选举中，库图和兰昆一样被选上了。那天晚上，让—卢克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消息。那天晚上，他独自一人，听着高音喇叭用沉闷的鼻音向人群吐出候选人的名字。时不时地，播音员停止说话，在遥远的外省聚集，在大街小巷的人们中，升起一阵阵低沉的几乎恐怖的声音，暴风雨般的叫喊声，时断时续的歌声。让—卢克全心聆听着。他多想重新感觉到那种壮志未酬的失望，那种仇恨和对权力的渴望啊！……那样还能拯救他自己……可是，他什么都没有感觉到……他的血液里只有爱情，如此卑下的爱情，就像一股毒液……

十九

十二号，让—卢克去了波尔多。他什么都不指望了，什么也不期待了，但去一次那里的念头把他折磨得心力交瘁。他到达波尔多时，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个由石块、阳光和水组成的、几乎没有树木的城市，接收和反射着夕阳的光辉，让它们穿过一层白色的耀眼尘埃，就像是大理石尘埃一样。

在玛丽出发去波尔多的前几天，冒着被杜尔丹看见的危险，他给她写了一封信想碰碰运气。他乞求她在客轮出发之前去他的旅馆。她会来的，他心里想……也许因为她对杜尔丹也怀有这致命的绝望的爱情，所以比另外一个女人更能理解让—卢克对她的需要，以及和她见上一面的渴求。因为，现在他什么也不求了，既不要她的爱情，她的同情，也不要她的身子，只要能再见到她一次。

他下榻的那家旅馆建在剧院广场边上。当他走进那个光线明亮的房间，他感觉到一阵惬意。太阳此刻正在西沉，阳光在广场上，在粗大的石柱上，在剧院的台阶上闪耀着。旅馆的对面，一扇玻璃窗熠熠闪光。

让—卢克坐在两扇成直角的窗户中间。从他坐的位置能看到大街。他会从所有那些打那儿经过的女人中一眼就认出玛丽来。他等待着。他来这里没有别的目的。他等待着夜幕降临。他等待着玛丽的脚步声在门前响起，等待着她的面容、她的声音。她会来的，然后……他不再怀有把她留住的希望，他知道她要走的。他还会等下去……等黑夜过去，等太阳出来，等枕头上她睡过的地方变冷。在费了好大的力量想象这一切的时候，他给自己提了一个愿望：就一次，就一个小时……她一定会同意的……他等待着，在他周围，在他的身上，生命停止了，时不时地，他看着被阳光照过的窄小的白床，发现隐藏在这家旅馆里，躲在漠不关心的人群中间，潜伏在芸芸众生之中，终于找到一种他一直在逃避的温暖，感觉挺好的。

黄昏仿佛是从大地上升起来的，升到房屋半高的地方，而与此同时，屋顶上面和一些窗户玻璃还反射着大片的光芒。这是吃晚饭的时候。广场很快就空了。人们能听见关门的声音，百叶窗翻下来贴住窗户的声音。让—卢克半闭着眼睛，想起他最后一次见到玛丽的那座小城……他不停发抖。最后一次……不，不，不可能……然而已经超过七点钟了，轮船明天上午出发，有人跟他说过的。她会来的。

他俯身向前，用整个灵魂看着空寂的广场和尽收眼底的所有街道，她必定从其中的一条街道走过。

一些鸽子猛地扑向剧院的台阶。已经很晚了。他对面的那条小街越来越暗。现在他可能什么也看不见了，灯光只照射着柱廊和铺路石，行人则变得影影绰绰的。几分钟之后，咖啡馆就会向广场吐出一群看不清的人影。他闭上眼睛，只谛听旅馆里面的脚步声、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叫人然后又止住的声音。但都不是她，从来都不是她……

他又重新开始估算自己有多大的机会，算得人都迟钝了，出现了谵妄。首先是那封信，那封信到了她手上吗？……杜尔丹把那封信截留了吗？……机会好像非常渺茫，然而，他知道她会来。他扑到床上，两只手紧紧地抱着冷冰冰的枕头，把它紧紧地贴在嘴巴上。他发狂地等待着，希望着。

他知道，这一次，不管是他的激情还是他的勇气，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得上他的忙，但是，这种绝望的顽强，是他最后的武器，唯一的武器。他不再想了。他不再痛苦了。只因为在他的心里，一种压迫感，一种生理上的窒息感是如此强烈、纯粹，有时能够排解掉痛苦。他似乎觉得他的呼吸将不会再从他那哽咽住的喉咙里经过。又一个惶惶不安的时刻，又一个满怀期待的时刻——是她，是她的脚步声，他听出来了，他在床上坐起来，他的牙齿咬住嘴唇，脚步声却走远了。

他多少次想象这急促的、犹疑的、在他房间门前减慢的脚步声，想象那轻轻转动的门把手和他自己的声音：“是你吗，玛丽，你终于来了吗？”以至于当一切如愿地实现时，他反倒没感觉到惊喜，也几乎没感觉到幸福……现在必须把她留住，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用尽全部的力量，永远也不再松开。

她走了进来。她在他身边的床沿上坐了下来。他没有开灯。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她的容颜，也不是她的眼神，而是她所有的一切他都可以得到，她那柔滑的肌肤、她的体温和她那微微颤抖的手指。

“玛丽！玛丽！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我一直在等你。我已经等你好久了，你知道吗？”

她任由他亲吻着。她感受到这种爱情，感受到让—卢克的这种疯狂的痴情，一直都觉得很甜蜜，跟她对杜尔丹的爱情是那么的相似。只是有的时候，她会表现残忍的一面，表现女人们对她们不爱的、没有看中的男人的那种近乎野蛮的残忍，但此时此刻，她可怜他了。她低声说道：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另一个女人？为什么，我可怜的小伙子，为什么？”

他用手指抓住她的乳房，揉捏着，眼睛都不看她地喃喃道：

“一次，就一次，最后一次……”

“不……”

“玛丽……已经有一次了，回想一下……因为疲倦，因为烦恼，为了在你身边感受到一个活着的生命的体温……可现在轮到我了……我是那么孤独，你要是知道……”

“不，不，像这样，对你没有爱情，没有欲望，爱的是另外一个人，离开你去找另外一个人，这能给你带来什么幸福啊？”

他用生气和痛苦的声调说道：

“这不是幸福！这只是暂时的忘却，只有你能给我……”

她没有回答。吻她的时候，他发现眼泪从她的眼眶中流了出来。

“你可怜我吗，玛丽？”他柔声问道。

她喃喃道：

“可怜你……可怜你……”

然后，她由着他要了最后一次。

二十

让—卢克等到黑夜的尽头，等到轮船驶离的时刻，就像他事先答应自己的一样，直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再给自己一点点时间的宽限……（杜尔丹可能会死，战争爆发，还有什么别的事可以阻止他们离开？……）他等到他们俩交颈时在枕头上落下的印记消失，然后，他也走了，朝巴黎返回；然后，他心想，要把落下的生活重新调整到正常状态。

三个星期之后，初夏一个已经很炎热的夜晚，想要一千法郎和一顿晚餐的约瑟给让—卢克打电话后，应邀来到哥哥的家里。他知道哥哥没有参加大选，但他猜想这里面又有许许多多的阴谋诡计。他发现让—卢克很疲惫，面容苍老了许多，目光也很暗淡，但他的声音和从前一样平静，语调里略微带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苦涩、更加倦怠的嘲讽。他身上的衣服脱了一半，坐在阳台上，手里拿着一本书。生平第一次，约瑟发现让—卢克的面孔和他们父亲是那么的相像。他和洛朗·达格尔纳一样，看上去很谨慎。约瑟心想：

“他的失败给他多大的打击啊！……我啊，什么东西都不会使我气馁。”

和让—卢克在一起，约瑟从来也没表现出不信任或者冷漠，就像年轻人对他们的大哥哥一样。他是带着信任来找他的，跟他交谈就像跟一个同等的人一样，但让—卢克惊异地感觉到和弟弟在一起有着同样的烦恼……以前，在学会洞悉兰昆那帮人和雷苏尔那帮人之后，他常常想，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要比那些熟谙生意之道、被岁月耗尽精力的人更富有智慧、更有知识，因为他们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到最后只看得清自己。现在，这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坐在他对面，用尊敬和嘲讽兼而有之的语气跟他说话——他熟悉这种语气，是他自己年轻时的缩影，他却不喜欢这个约瑟，他身上缺少了什么东西：机灵、对现实的迅速把握，以及那种最冷漠的男人从流失的岁月中获得的温柔。这个约瑟，他是多么的冷酷无情啊，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不闻不问！……他坐在让—卢克脚边的一个小搁脚凳上，两只手紧紧地抱着膝盖，乱蓬蓬的头发垂到他那俊美的前额上。已经有一阵子没听他说话的让—卢克突然问他：

“你在给我打电话的同时还给一个女人打了电话，那女人是谁啊？请原谅，你刚挂电话它又响了，但当时我的电话可能还是和你接通的，所以我就听见了……你有情妇了？”

约瑟耸了耸肩膀。

“那是一个规矩的女孩子，”约瑟犹豫着如何措辞，“但这并不妨碍她和我第二次见面后就跟我上床，可你知道女人是什么东西……她的年纪比我大，已经二十岁了。”

“那你呢，已经？”

“十八岁了。”

他沉默了半晌后，声音更低地说道：

“我蛮喜欢她的，但时间不会太长久。我发现她……要的东西特别多……当然不是结婚，而是别的东西，爱情……我……瞧，我宁可告诉你我也一样，我……她很有魅力……但一个人生活太艰辛了。”

他突然补充说道：

“你知道迪斯累里[5]老的时候说了句什么话吗？他说人很难控制。说得多正确啊……”

让—卢克摇了摇头。

“别信他……相反，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把自己的愿望和自己的梦想跟人们提出来就行了。而极度难以控制的，是一个人自己，是他自己的心。”

他说最后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更低，仿佛他为说这些话感到羞耻一样。

然后，他就缄口不言。约瑟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可现在他的哥哥甚至都不装模作样地听他说话了。他突然站起来，走进客厅。客厅里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他开始从一面墙走到另一面墙，根本没在意正一脸吃惊地看着他的约瑟。他已经忘记了约瑟，这是显而易见的。他走到窗户边，掀起一块窗帘，站在那里，背对着大厅。约瑟只能看见他把手放在窗帘的褶子上，用急剧而不连贯的动作把它揉皱。

约瑟站了起来，走到哥哥身边，让—卢克的面孔像平常一样冷峻、封闭，无动于衷。约瑟的呼吸更顺畅了一些，他心想：

“如果他能把钱给我，我就马上走……我使他心烦了……”

然而，他没有张嘴。让—卢克这时朝他转过身来，显得很迟疑地问：

“你跟我去喝一杯吗？”

“如果你想……”

“那好！走吧，我马上就来……”

约瑟朝门口走去，但让—卢克一直都没有动，而是一直凝望着窗户里那块被昏暗摇曳的灯光照亮的四方形的天空。约瑟叫了他好几遍，但他好像没听见。最后，他喃喃道：

“等我一下……我去穿衣服……”

他重复说了一遍：

“就在这里等我……”

他从约瑟前面走过，走进自己的卧室并关上了门。几乎就在同时，约瑟听见一声枪响，是一种很轻很脆的咔嗒声，约瑟一开始并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朝那间卧室冲过去，猛地用肩膀顶开那扇门，但房门并没有关，倒是这个撞门的动作使他松了一口气。

让—卢克倒在地上，但还活着，还有气息。不知所措的约瑟把他抱在怀里，突然，他感觉到哥哥把他紧紧地抓住了，用惊人的力气把他死死地抱住，抱得那么紧，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想逃走，大喊救命，但临死前的让—卢克用冷冰冰的双手，用已经一动不动的整个身体的重量死死地抓住他。只有他的眼睛还活着，一些话语堵在已经翕动不了的嘴唇上。那嘴唇使尽全力想动一下，但发不出任何声音，勉强能听见一丝呻吟，奇怪的呻吟。然而，最后的那一刻，他似乎恢复了神志。也许他认出了约瑟？他可能以为向他俯下身子的是另外那个人的面孔？他的头转到一边，脸贴在手上，阖上了眼睑，死得那么安详，约瑟连他最后咽气的声音都没听见。

译后记

金龙格

《猎物》首次出版于一九三八年，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短暂一生中的晚期作品，也是其较为成熟的作品。作者在纳粹集中营惨遭屠杀之后，这部小说也像她的十几部作品一样尘封了半个多世纪，战后的那一代人没有人知道作者，法国文学史上没有作者的名字，直到作者的遗作《法兰西组曲》荣获二〇〇四年法国雷诺多文学奖之后，人们才重新发现这位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才女作家的文学地位及其作品的价值。

小说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为时代背景，描写一个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在社会上苦苦挣扎、渴望飞黄腾达，以及因为爱情幻想落空而自我毁灭的故事。

世界历史不会忘记，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华尔街爆发了“黑色星期四”之后，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迅速从美国蔓延到欧洲，法国出现金融崩溃，工业生产倒退，失业人数剧增，农产品价格下降，国家财政出现严重赤字，几十万家庭陷入贫困。对于这场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美国作家也许更有切肤之痛，福克纳曾回忆说，由于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他的经济状况不佳，三四十年代为好莱坞各大制片公司共创作了电影剧本四十部之多，却依然不能摆脱经济压力。美国另一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更是以经济大恐怖为背景，以血和泪写成了《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等作品，反映那个时代农民催人泪下的悲惨命运。翻开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文学史，虽然可以发现许多描写两次世界大战的作品，也可以看见罗曼·罗兰宣布“整个欧洲就是一所疯人院”、“对欧洲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之类的文字，却鲜见直接以造成社会经济生活严重混乱的大萧条为背景的小说。幸运的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猎物》中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以及经济危机给法国各个阶层的生活和命运带来的冲击，虽然作者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描写那段历史，但我们很容易从作品主要人物的遭遇中看出那是一个何等悲惨的时代。我们先来看看作者着墨最多的主人公让—卢克·达格尔纳。

主人公让—卢克·达格尔纳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八岁那年，父亲洛朗·达格尔纳再婚后上了战场，从此让—卢克就被关进了学校，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儿”。他的整个童年时代都是在寄宿学校里度过的，孤苦伶仃，只有另一个身世同样可怜的同学杜尔丹与他同病相怜，并结下了友谊。洛朗·达格尔纳在德国被囚禁的那段时间得了一种腰部痉挛的疾病，最后一次手术后，他的病已经变成不治之症，从此家庭收益就少得可怜了。父亲知道自己什么也不能给他的这个儿子，“两年来，他的学费我都拿不出来，甚至连吃饭的钱都给不了他”。让—卢克也非常清楚自己不能跟他那羸弱、生病、破产的父亲要任何东西，为了生存，为了在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完成学业，他不得不玩命地干活，洗汽车，用两个晚上的时间翻译侦探小说，收费极其低廉地给人上课，含辛茹苦地挣钱，彻底放弃物质享受，什么活儿都干过。“从黎明时分开始，他就在街上谋划，试着推销他的那些吸尘器模型、收音机的焊锡，还有从倒闭的化妆品商店低价买来的肥皂……这是他惟一的谋生手段。无论是显赫的文凭、勇气，还是工作，没有一样东西能给他带来他所希望的最微小的安全感，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他最起码的愿望。就像人们谈论美国女孩时说‘美丽是廉价的’一样，在欧洲，在一九三三年的这个秋天，人的才智一钱不值。”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工作，什么都不可能，并不过分的升迁的愿望、实现最朴素的心愿都没有希望，都不可能。他拼命地节衣缩食，才拿到了几张文凭，“岂知文凭的分量只是按照那张印了几个字的薄纸的重量来衡量”。这就是生活给予他的全部。在这个著名的金融崩溃的时代，连金钱都是稍瞬即逝的东西，他常想，“于连·索莱尔尚可以指望社会上的某个阶层。可我们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摇摇欲坠。连金钱本身都不可靠。在我的周围，什么都没有，无依无靠”。

让—卢克的生活状态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就是在“一切都摇摇欲坠”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作品展开了让—卢克的爱情故事和奋斗历程。年轻孤寂的灵魂更渴望爱情，在索邦大学的长廊里，让—卢克与富家小姐爱蒂一见钟情，他那瘦削的面孔和美丽的眼睛吸引了爱蒂，爱蒂的一头金发和清丽的面容也令他十分迷恋，他爱她，他想把她变成他的妻子，但他同时也感觉到她这位富家千金太光彩照人了，她的全部生活与他天差地远，而他自己理想的女人“既是‘拉辛的公主’，又要跪在我的面前”，忠实于他，听命于他，除了他不依赖任何人，只属于他一个人，把他视为全部的幸福和全部的安逸……他们在一起“好幸福”，然而这幸福也和金钱一样昙花一现。交往一年后，让—卢克在报纸上看到爱蒂和一个大财团家的公子贝特朗·博罗歇订婚的消息，被欺骗的感觉使他咬牙切齿、怒不可遏，他使出年轻人的全部力量，带着愤怒、羞耻和蔑视，拒绝为一个女人痛苦，发现这一充满耻辱和仇恨的爱情是一种可耻的感情。经历这件事之后，他对爱蒂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柔情了，但他并不甘心就这么失败，决定“先利用她，然后，让她见鬼去吧”！他运用自己的智慧，成功地把爱蒂变成了自己的情妇，并怀上了孩子，使爱蒂与博罗歇解除婚约，自己则成了银行家撒拉的“乘龙快婿”。然而结婚后的让—卢克并不快乐，因为这并不是他曾经设想过的，她和他患难与共，她把他视为全部幸福和安逸的源泉，她一点不像自己的梦中情人：爱蒂只懂感官享乐，没头没脑，比最冷淡的布娃娃都好不到哪里去！“也就是一个俗气的女孩，一个小婆娘而已……”每次欢娱之后，让—卢克只感觉到满腹的忧伤和破灭的幻想，这种幻灭隐藏在爱抚之中，就像一枚果子苦涩的心一样。而爱蒂在欲死欲仙的时候，也百依百顺了，但让—卢克发现，她依顺的不是他，而是驻扎在他心中的那个魔鬼——肉欲。女儿嫁了个穷小子，爱慕虚荣的阿贝尔·撒拉感到没有任何面子，所以他没有给女儿任何嫁妆，他送给年轻夫妇的惟一礼物是银行的一千支股票，而在撒拉的干预下，让—卢克找不到任何工作，在追随他岳父的所有那些日常扈从看来，让—卢克还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孩子。在他们的眼里几乎没有他的存在。除了一些含含糊糊的客套，他们几乎不跟他说任何话，他本人也觉得在他们中间自己太另类，不能成功地扮演这个家庭中半子的角色。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他惊恐地发现世界在他周围转动，他自己却一动不动，尽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却是空欢喜一场。时光飞逝，青春不再，他却一无所有；除了面包、住所和一个他不再爱的女人，他一无所有。而孩子降生的第二天，撒拉的银行倒闭，撒拉吞下了两瓶巴比妥自杀。撒拉死后，那个银行世家什么也没有了。几个星期里，撒拉家的汽车、家具和房屋被一一卖掉，让—卢克的前程变得更加暗淡。

就在让—卢克为生计发愁，对未来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想用四万法郎高价收购他妻子那一钱不值的一千支股票。虽然他此时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但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大有文章可做，弄不好就可以成为他人生命运的转机。他通过分析，机智地发现别人收购股票的目的是为了搞垮曾担任撒拉银行董事的现任财政部部长兰昆。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接近兰昆，鞍前马后地侍奉他，为他摆脱重重危机，最终成为兰昆的秘书，后兰昆提拔让—卢克担任部长办公室主任。世界终于为他打开了一扇门，一扇可以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门。

如果说作品的第一部分写的是让—卢克不甘屈服于命运，与命运抗争，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命运，并取得成功的故事，那么第二部分则开始描写命运是如何残酷地作弄让—卢克，让他一步步走向深渊的故事。让—卢克进入政界后，住进了豪华的房间，在巴黎过起了一种上流社会特有的光彩夺目、花天酒地的生活。尽管他不喜欢上流社会，但他认为那是必不可少的。上流社会的晚会，流淌着香槟的晚餐舞会，在吃完美味佳肴之后，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易如反掌。为了各自利益的小交易在两扇门之间是那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金钱，如此唾手可得，都让他觉得厌恶。令人垂涎三尺的职位对凡人来说代表了神奇的机遇的东西，对他来说却是触手可及。每月这里弄个三千法郎，那里拿个四千法郎，那么接待客人、着装打扮、扩大社交圈子、增加这些关系网制造的机遇等等这些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就都有了。然而，他渴望的成功，当它遥不可及的时候，富有那种梦幻般的美丽，但是一旦它出现在现实层面，就显得很肮脏很渺小。他极度失望的还有爱蒂，从前他那么渴望得到的女人，现在他的心中对这个女人却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爱意、没有任何感情了。当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他们并不觉得放松，反而感到拘谨，两人都希望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好让他们俩获得解脱。让—卢克从家里走出来，走到大街上时反而感到很惬意，就像别人旅行结束后回到家里一样。

从前，他只渴望战斗，渴望成功。现在，有钱有地位的他却需要幸福和宁静。就在这个时候，杜尔丹的情妇玛丽·贝朗热走进了他的生活。杜尔丹因为涉嫌造假而被判处五年监禁。第一次见到玛丽的时候，让—卢克很失望，她瘦瘦小小的身材，弱不禁风的样子，脸色苍白，双颊瘦削，没有一点儿血色，微笑时眼睛里看不到喜色，穿着很寒碜，根本就谈不上漂亮。她既没有家庭，也没有朋友，肯定连情人都没有一个。她整天都在含辛茹苦地工作。为了排解心中的寂寞，玛丽常和他在一起，并委身于他，她总是很乐意地接受让—卢克的计划，总是默默地顺从他，他喜欢她的这种百依百顺。他觉得和她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她则唤醒了他身上的爱情。在茫茫人海里见到她时，他的身体不听话地因为快乐和爱而颤栗，而当他的双脚迈进那条在尽头闪烁着煤气火光的黑暗的走廊里时，已经有一种宁静的感觉传遍他的全身。他情不自禁地寻找玛丽的体温，捕捉她的体香及被他紧紧靠着的那副细腰，抚摸她的乳房。他等着与她做爱，还有做完爱后的那段时刻和只有在她的怀里才能有的宁静。他摇晃着玛丽轻盈苗条的身子，向她传递着无论是对他那生病的妻子还是孩子都从未有过的那种深深的爱怜。这个他一点也不了解的陌生的情妇，这个女人却终于让他产生了这种感情……他慢慢地习惯了这种幸福。

然而，他的爱情梦想在杜尔丹出狱后即刻化为乌有。玛丽仍然深爱着杜尔丹，无论让—卢克许诺给她多少财富、爱情和幸福，玛丽都执意要回到杜尔丹身边，哪怕过的是那种穷困潦倒的生活。玛丽走后，他对她朝思暮想，想她的身子，想她那迟缓的忧郁的微笑，想她带给他的那种宁静的感觉，那种酣畅甜蜜的心灵的憩息，他惊恐地感觉到这一次自己已经不可救药地沦落为她的猎物。失去玛丽之前，他的妻子爱蒂已经跟兰昆走了，他的职位也一个个地失去，竞选议员的机会也落空了。年轻的时候他有一颗刚强的灵魂，当他第一次遭受痛苦的时候，虽然惊恐地发现它是如此强大，但是他马上就会发现它和自己势均力敌，很快地他就可以骄傲地承受它，而不会变成弱者，不会因此而死去……而现在，这么多痛苦同时袭来，他觉得自己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他的血液里只有爱情，如此卑下的爱情就像一股毒液，已经使他无力回天了。小说第二部分第十九章里面写到让—卢克最后一次在宾馆里发狂的绝望的等待：“太阳此刻正在西沉，阳光在广场上，在粗大的石柱上，在剧院的台阶上闪耀着。”“他等待着……他等待着夜幕降临。他等待着玛丽的脚步声在门前响起，等待着见到她的面容，她的声音。她会来的，然后……他不再怀有把她留住的希望，他知道她要走的。他还会等下去……等黑夜过去，等太阳出来，等枕头上她睡过的地方变冷。”读到这样的文字，谁能不潸然泪下呢？

《猎物》像所有的传统小说一样，以心理描写、人物刻画见长，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人物描写上更具功力，作者往往寥寥数笔就能把一个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给人一种妙笔生花的感觉。我们不妨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刻画她笔下人物的：描写又老又病的洛朗·达格尔纳时，她这样写道：“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瘦弱的男人，面色苍白，眼神疲惫，深陷的眼眸似乎是朝里面转的，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这种眼神显示出他是一个快要死的人。”描写洛朗·达格尔纳的妻子、一个辛苦地做继母的女人：“她长着一个又瘦又直的大鼻子，一双深陷在眼眶里的忧郁的眼睛。她那天生干燥的皮肤从来都没接触过脂粉，就像因缺少食物而营养不良一样。她的容貌并不缺少姿色，但却过早地憔悴了。”描写老谋深算却毁在女人手里的银行家阿贝尔·撒拉：他“显得年轻、消瘦，一头黑发，只有胡子是灰色的，而且很稀疏。他的脑门很高，向后倾斜着，鼻子很大很肥厚，鼻孔特别大。闪光的镜片光遮住了他的目光”。而极富表演天才的财政部部长卡里克特—兰昆“还很年轻，个子比较矮，肌肉结实，一头黑发在前额上梳成拿破仑那样的发绺，双目炯炯有神，就好像它们只会映照出外面的世界，而决不会暴露自己内心世界里的任何秘密一样”。再看看银行倒闭前后的丽丝·撒拉的变化，之前她“非常温柔，她很细腻、善良，那些只经历过幸福氛围的女人才有的善良。她的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动作放松、自然，很是迷人”，而银行倒闭、撒拉自杀后的她“就像暴雨过后牛奶会变酸一样，这场风暴也使她变得尖酸刻薄。从前慷慨、花钱如流水，现在却一块糖、一块旧布都斤斤计较。让—卢克跟她争了很久，才终于使她同意给亡夫买一块墓碑”。而对主人公让—卢克的描写则贯穿了整部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鲜活、有血有肉的人物。

《猎物》是一部颇具司汤达风格的小说，它以柔美的故事、敏锐的观察、生动的细节、诙谐的语言、纯静冷峻的笔调、悲天悯人的情怀，生动描写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如实记录了大萧条给人们带来的苦难、痛苦和迷茫，塑造了一个在摇摇欲坠的世界里疯狂地向深渊奔跑的人物形象。作者对于人性人心的恶毒阴险、人类感情的复杂多变和人类命运的冷酷无情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作品的成功更在于它描写的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疯狂年代滋生的狂热激情和幻灭的希望。伟大的作品是超越时代的，这部作品的现实性使它历久弥新，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不无现实意义。

[1]出自英国悲剧作家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1586—1639）的作品《白恶魔》（White Devil）。

[2] 法语中fille有女子，也有妓女的意思。

[3]梅·蕙丝（Mae West，1893—1980）：20世纪30年代最著名的美国性感女星，由于她的胸部非常丰满，所以充气式救生衣也称为Mae West。

[4]威尔士兔：一种威尔士小吃，烤热的面包片上有融化的奶酪。

[5]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两度担任首相。

版权信息

狗与狼

作者：（法）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译者：管筱明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狗与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译后小识

狗与狼

一

希纳一家出生并居住的乌克兰城市，在城里的犹太居民看来，是由三个不同的层面组成的，就像古老的画卷上所表现的那样：被上帝排斥的人处在下层，为地狱的黑暗与烈火所吞噬；平凡的人住在中层，被微弱的光线照亮；而处在上层的，则是上帝选民的居所。

住在河边下城的人，不是贱民、不可经常与之来往的犹太人、小手艺人，就是租下那些脏不拉叽的店铺的小商人、流浪汉。一大帮儿童成天在泥水里打滚，说的是一口意第绪语，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衬衣，细瘦的脖颈和又长又黑的鬈发上，罩一顶宽大的工作帽。远处，是生长着一圈圈葱茏的椴树的山丘。丘顶建有俄罗斯高级公务员的公馆、波兰贵族的府邸，还有几座精美的宅第，属于几个有钱的伊斯拉埃尔人。他们选择在这个地段安家，不仅是因为这里空气纯净，更是因为在俄罗斯，本世纪初在尼古拉二世治下，当局只允许犹太人在某些城市、某些区段、某些街道，有时甚至是某些街道的某一边居住，其余地方一概不许犹太人涉足。然而，禁令只对穷人有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贿赂攻不破的禁令。即使是最严厉的禁令也不过如此。这些犹太人引以为傲的事情，就是无视这些禁令，在不许他们居住的地方安身。这倒不是出于有意对着干、出口怨气的想法，或者为了面子的缘故，而是为了让别的犹太人知道，人家就是比他们强，挣的钱比他们多，甜菜或小麦卖得比他们好。这是一种得体地展示财富的办法。一个犹太人，出生在隔离区，二十岁时有了几个钱，就在社会生活上升了一级；他搬了家，住到了市场附近，那里离河很远，处在下城边缘；待到结婚时，他又搬了家，住到了街道对面的禁区；接下来，他还在攀升，住到了法律规定任何犹太人都不得出生、居住或者死亡的街区。人家对他肃然起敬。他成了亲友们羡慕的对象、希望的化身：犹太人竟能升得这么高！有了这样的榜样，饥饿就算不得什么了，寒冷、肮脏也算不得什么了！在下城，许多人都怀着这份希望，举目瞻望富人住的青翠丘岭。

在下城与富人住的山丘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那里平淡的气候虽然催孕不出巨大的财富，但也让人穷不到哪里去。那是俄罗斯、波兰和犹太布尔乔亚的居住区。大家住在一区，倒也并无太多冲突。

然而，这个处在中间的城区本身也分为一些小帮。它们互相嫉妒，又互相蔑视。社会上层被医生、律师、大公司经理占据了，卑贱的下层则由小店主、裁缝和药店职员等人组成。

不过，社会上有一类人充当了联系不同街区的纽带。他们从上城到下城，在走家串户中艰难地赚钱度日。亚达的父亲伊斯拉埃尔·希纳就是这群“代理人”中的一员。这些人的职业就是收进卖出。甜菜、食糖、小麦和农业机器，凡是乌克兰出产的东西，都是他们经营的商品。不过，只要顾客需要，他们的供货目录上也可以添上丝绸、茶叶、阿拉伯糕点、煤炭、伏尔加河的鱼子酱和亚洲出产的水果。他们乞求、哀求顾客跟他们做生意，贬低竞争对手的货色；他们叹怨自己命苦，不惜对天发假誓；他们为了拿到订单，想尽办法，用尽心机；从他们匆匆的行色（在别人都不着急赶路的时间和地段）、急促的话语、连比带划的手势、低三下四的态度、软缠硬磨的精神，以及其他种种为他们所独有的品质，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他们。

亚达差不多还是个婴孩的时候，有时就跟着父亲在外头东奔西跑。父亲是个眼睛忧郁的瘦小老头。他喜欢亚达，每次把她抱在怀里，就觉得有了慰藉。他放慢步子行走，好让她跟上；他俯下身子问她累不累，走不走得动；他帮她整整披在旧外套上的灰色羊毛大围巾，理理带护耳的棕色小绒帽。当冬天刮起大风时，他就伸出大手捂住她的嘴巴：街角上，凛冽的寒风在觊觎着行人，不时欢欢喜喜地蹿出来，猛掴他们的耳光。

“当心！你不冷吧？”父亲问。

他叫女儿用围巾裹住嘴巴，透过羊毛吸气，好把冰冷的空气加热。可是不行，女儿受不了，觉得憋闷。等父亲刚刚把头掉回去，她就用指甲把围巾抠出一个洞眼，试着把舌尖伸出去，接天上飘下的雪花。她身上裹了那么多衣服，只看见两条细腿上支着一个小小的方布砣。走近一点，透过深色的绒帽和灰色的围巾，才看清两只黑溜溜的大眼睛。由于有棕色的绒帽圈着，眼睛显得还要大，射出的目光直愣愣的，十分容易受惊，就像一头小野兽。

她刚满五岁，就开始观看周围的世界。迄今为止，她在一个很大的世界游荡，与她弱小的身子比起来，这个世界是那样大，大得她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都把她压麻木了。她对这个世界的关心，不会超过一只藏在草丛里的昆虫。不过她长大了，现在开始认识生活了：在一户户人家门口，站着些一动不动的巨人，他们的胡子上挂着一根根冰棱，面前呼出一股发臭的酒气（它很奇怪地变成了一束水汽，接着又变成了雪花的小针）。这些巨人其实就是普通人，下人，看门人。她也与一些人熟悉了。她觉得那些人的头伸进了云端，身后拖着闪闪发亮的马刀。有人管他们叫军官。那些人很吓人，因为父亲一见到他们，就赶紧往墙边躲，身子好像更矮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她觉得他们还是人，属于人的群体；一段时间以来，她也敢望他们几眼了。他们中间有几个，灰色的宽袖长外套上有一道红色（当他们登上雪橇时，她看见那条猩红色的布带露了出来，那是他们将军的标志），还有几个蓄着白花花的胡子，就像她爷爷。

在广场上，她停下脚步站了一会儿，观看来来往往的马匹。冬天，马身上披了红红绿绿带绒球的络头，防止马蹄带起的雪泥溅到马身上。这里是市中心，有几家漂亮的旅馆、商店、酒家，有五颜六色的灯光，有不绝于耳的车马喧阗。不过，父女俩再走几步，很快就踅进了一些窄街小巷。它们都有一些坡度，由高而低通到河边。街面铺了街石，可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几盏风灯射出惨淡的光亮。最后，父女俩在一户人家门前站住了。屋主有可能成为希纳老爹的顾客。

他们走进一间低矮、幽暗、烟气腾腾的房间。里面有五六个人在扯着喉咙叫喊，就像被人宰杀的鸡鸭。他们一个个面红耳赤，额头上青筋都暴了出来。他们或者举臂向天，或者捶胸顿足，说：

“要是我说了谎话，就让老天把我杀死，就死在这里！……”

有时，他们也指着亚达：

“凭这个纯洁的女娃娃的脑袋起誓，我要请上帝作证，我买下这匹丝绸的时候，它可是好好的！……只不过在路上被老鼠啃坏了一段，可这能怪我吗？能怪我这个可怜的犹太人，有一大家子要养的犹太人吗？”

他们生气了，一个个冲走了，把门掼得山响；可是走到门口，他们又停住步子，转身回来。买家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端着带银托的大玻璃杯喝茶。代理商们（总有五六个代理商闻到生意气息，同时在场）则相互指责，不是说对方没有诚意，欺诈顾客，就是短斤少两，犯下滔天大罪，似乎恨不得要把对方吃了，吞进肚子才罢休。接下来，局面恢复平静，原来生意做完了。

亚达的父亲牵起她的手，两人一起走出门去。来到街上，父亲长吁一口气，摇摇头，发出一声沉重而痛苦的叹息：“上帝啊，我的天老爷啊！”不管是因为生意[1]没有做成，几个星期的时间与努力打了水漂，礼物白送了，路也白跑了，还是因为赢了对手，把生意抢过来了，父亲都要吁口长气，发声叹息：上帝是不变的，永远在场，像蜘蛛趴在蛛网中央，窥视着每个人的表现，人若是得意忘形，显出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样子，他就准备加以惩罚。上帝永远在那里，又热心又嫉妒。人必须敬畏上帝，同时要感谢他的慈悲。但千万不要让上帝认为人的心愿完全满足了，不然，他就会有所懈怠，停止保护人。

接下来，父女俩去了另一户人家，再接着又去了一户人家。有时，他们一直走到上城的富人家里。亚达留在前厅等候，看到那里精美绝伦的家具、人数众多的仆役、厚重柔软的地毯，她觉得又激动又慌乱，便待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她坐在椅子边沿，眼睛睁得大大的，连大气也不敢出。有时，她掐一掐自己的腮帮子，怕自己睡着了。最后，父女俩手牵着手，默默地搭有轨电车回家。

二

“西蒙·阿尔卡迪耶维奇啊，”亚达的父亲说，“我是作为一个犹太人，来向一个扎迪克（tsadik），一个圣人抱怨的，求他赐给我脱贫的办法……”

伊斯拉埃尔·希纳喃喃地向圣人念苦经：

“圣人啊，我是个苦命人，我有十个孩子要养，妻子脾气暴得很，岳母身体经得起熬，不但精气足，而且胃口好……你叫我怎么办哪？帮帮我吧！”

圣人回答说：

“带十二只羊回家吧。”

“可是带回去干什么？家里已经挤得一塌糊涂，就像腌在木桶里的鲱鱼。一家老小都睡在草垫上。人都憋不过气来，你那些山羊还在哪里养？”

“听我说，心不太诚的人啊，你带着山羊回家，你要赞美上帝。”

过了一年，可怜人又来了。“怎么样？幸福些了吧？”圣人问他。

“幸福？我的生活简直是地狱！要是还让我养那些羊，我还不如自杀！”

“嗨！现在你就要摆脱山羊了。你会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见不到那些羊角，闻不到它们的膻味，你会觉得那幢破屋子就像座宫殿。在这片土地上，一切感觉都是比较出来的。”

“西蒙·阿尔卡迪耶维奇，可我还是和原来一样。我对老天有些意见。我要把岳父接到家里照料，要抚养女儿。我辛苦工作，累死累活，可一家人还是吃不好。不过，男人本就这样：流大汗挣小钱。我不应该抱怨。只不过我现在得到了哥哥的死讯，嫂子要带着两个小家伙投奔我。又多了三张嘴巴。干吧，累吧，苦命的男人，可怜的犹太人：将来两眼一闭，到了地下，有的是时间休息……”

这样一来，亚达就知道了两个堂姊堂兄的存在，以及他们要来的消息。她努力想象他们的模样。一连几个钟头她都沉浸在这种游戏之中，身边的事情视若不见，充耳不闻。接着，她像从一场梦中突然醒过来，听见父亲对西蒙·阿尔卡迪耶维奇说：

“有人跟我谈起从士麦那来的一车葡萄干。您想买下吗？”

“别烦我了！你叫我拿你的葡萄干做什么？”

“您别生气，别生气……尼杰尼的棉布，价钱便宜，要不要给您弄一点？”

“让你的棉布见鬼去吧！”

“一批巴黎女帽，就因为一次铁路事故，弄坏了一点点，被拦在关外，只要一半价钱，就可以弄过来。要不要？”

“唔……什么价？”

当父女俩走到街上时，亚达问：

“伯母和堂姐堂哥要来？”

“是。”

他们顺着宽阔的大马路往下走。按照一个宏伟的规划，城里新辟了几条大街。街面宽得很，两行椴树之间，可以容骑兵连操练。不过有风从街这头刮到那一头，发出快活的尖啸，卷起阵阵尘埃。这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天空明朗，红光四射。

“家里会有一个女人来照看你。”父亲愁苦地望着亚达，终于说道。

“我不要人照顾。”

父亲摇摇头。

“也要人看着女佣，免得丢东西。另外，你也不必成天拖着脚步，跟我东奔西跑……”

“你不乐意我跟着吗？”亚达小声问，声音发抖。

父亲轻轻地把手放在她头发上。

“我乐意。可是我怕累坏你的小嫩腿，不敢走快。要知道我们这些代理人，就是靠两条腿跑路来挣饭吃。跑得越快，到富人家就越早。别的家伙挣得比我多，就因为他们跑得比我快：他们可以把小家伙留在家里，暖暖和和地有人照顾。”

他想到：

“有过一个女人……”

不过他不能提起死人，怕不吉利，因为照迷信的说法，一说死人就会招来疾病灾难的注意（鬼怪时刻在窥视你），也怕孩子伤心。生活不容易，靠不住，总是准备把你最珍贵的宝贝夺走，这些，孩子将来有的是时间知道……不过，往事终究是往事。要是老想着往事，就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亚达就这样一天天长大了，却几乎不知道死去母亲的名字，因为她从没有去过她的坟地，也从没有听人说过一句有关母亲、有关她短暂一生的话。家里有一张母亲的模糊照片。那上面的她还是个姑娘，穿着校服，黑色的长辫散开来，披到肩上。相框上扎着黑纱，相片被黑纱的阴影遮去了一半，似乎带着指责的眼神盯着活人。“我，我原来也和你们一样，”她的眼睛似乎在说，“为什么你们都怕起我来了？”不过她尽管那样温和，那样腼腆，还是叫人害怕，因为她住在另一个王国，在那里，用不着吃喝，用不着睡觉，也没有恐惧，更没有刺耳的争吵，总之，人间的麻烦事，什么也没有。

亚达的父亲其实害怕嫂子和侄儿侄女到来，可是家里也太乱太脏了，再说，小家伙也需要有个女人照料。对他来说，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可怜男人的生活，他已经过惯了，也认了，虽说娶妻结婚的当口他还是有过一番梦想的……总之，他本人，他自己的欲望，倒是无关紧要。人们干活、生活，图的不就是孩子们将来有出息。难道他们不是你的血肉？只要亚达将来比他富有，比他过得好，他就心满意足了。他想象着孩子穿得体体面面的样子：一条绣花的漂亮裙子，头发上打了一个结，像富家小姐那样。他这样的人，怎么会打扮孩子呢？亚达穿的衣服太大太长，一身上下颜色发暗，所以人看上去灰头土脸，很是显老。他买那些衣服图的是布料牢实。有时……他朝孩子身上瞧了一眼。孩子穿着苏格兰花呢的连衣裙，上面罩一件黑天鹅绒的短上衣，那是他让厨娘纳斯塔琪娅做的，乡下老妇人常穿那种式样。他也不喜欢女儿的发型，额前那刘海太长了，一直垂到了眉毛，还有那黑色的发鬈，参差不齐地搭在颈根上。可怜的颈根是这样细瘦……他伸手搭过去，把女儿的颈根轻轻地握着，心里涌起一片柔情。不过，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光是梦想让女儿吃得好，穿得暖，得到很好的照顾，长大嫁个好丈夫还不够，他希望在她身上发现某种才华，某种非同寻常的天赋。她将来就不能做个音乐家或者演员？既然他只有个女儿，他也就肯定不会抱什么大想法，不会生出漫无边际的奢望。唉！实现不了的希望，落空的愿望！……要是有个儿子该多好！……一个男的！……可是上帝不肯开恩！……不过想到某些个朋友，儿子给他们的晚年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耻辱，是命运看得见的惩罚，他也就觉得释然了。他们那些孩子卷进了政治，被政府投进监狱，或放逐他乡。还有一些人的儿子在远方，在外国流浪。将来，他也许不会不肯把亚达送到瑞士、德国或者法国去留学……不过，眼下他得干活，做生意，得孜孜不倦地积累财富。他在一个小本子上记载了要推荐的商品的种类，此刻他摸出这个积满污垢的小本子，翻了一下，就加快脚步走起来。

三

晚上，在狭小的餐厅里，大家挤在一张皮沙发上喝茶。滚烫的浓茶里加了柠檬片，嘴里同时还嚼着糖块，大家喝了一杯又一杯，直到亚达在她的椅子上睡着为止。厨房门始终敞着，炉灶的黑烟从那里飘出来。纳斯塔琪娅在碟子堆里翻来翻去，不时地拨一拨炉膛里的柴块，有时她也唱上几句，或者用带着醉意的声音抱怨什么。她光着脚，头上罩块手帕，身躯又胖又沉，不过一身肥肉倒是软沓沓的，周身散发出浓烈的酒气。她长年遭受一种慢性牙病的折磨，宽阔的红脸上总是包一条退色的围巾。尽管如此，她却是街区里最招引男人的女人。夜晚，厨房里她那张床铺撕裂的肮脏帏幔前面，总是立着一双军用靴子，那是邻近军营某位士兵脱下的。不见靴子的夜晚很少。

亚达的外公住在女婿家。这是一个精致的老头儿，周正的面盘上围着一圈白胡子，鼻子又长又尖，脑门塌扁。他的生活很不平常，年纪轻轻地就逃出了隔离区，在俄罗斯和欧洲游历。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追求金钱，而是为了求学。回来时，他和动身时一样贫穷，却带了一大箱书籍。在他出门期间父亲去世了，他有个母亲要赡养，姐姐妹妹也尚未出嫁。他从未对人说过在外游荡的事，也没有透露他的人生经验与梦想。他接下了父亲的珠宝生意，经营一些价格便宜的银器以及嵌有乌拉尔宝石的戒指和别针。买主都是下城的新婚夫妇。不过，白天他虽然守在柜台后面照应生意，可是夜幕一落，他就关上店门，锁上挂锁，还要加上铁链，然后回家打开书箱。他抽出一沓稿纸，拿上一支在纸上吱吱作响的旧笔，写起东西来。亚达从未看到外公把那作品写完，仅仅知道它的名字：《歇洛克的性格与平反》，不过她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店铺就在希纳家的底层，一家老小就住在楼上。喝过晚茶，外公就夹着手稿，拿着墨水瓶和笔下楼到仓库。桌上点着一盏冒烟的煤油灯。火炉里塞满劈柴，炉火呼呼直响，把热力与红光散向四方。父亲又进城寻找主顾去了，亚达丢下纳斯塔琪娅，让她去与她的大兵搂抱睡觉，自己揉揉困倦的眼皮，下楼来守着外公。她悄悄地爬到墙边一把椅子上坐好。外公只管读书或者写字，并不注意她。一线冰冷的气流从门缝里钻进来，把外公的胡子尖梢吹得飘起来。这些冬日的夜晚是亚达一生中最温馨的时刻，尽管平和之中有一丝悲凉。现在，由于赖莎伯母和堂姐堂兄的到来，这一切就要失去了。

赖莎伯母是个单瘦女人，表情冷淡，反应敏捷，下巴和鼻子往上翘，舌头一动起来就不饶人。她的眼睛光芒四射，就像针尖一样扎人。她对自己的身材相当自负，身体已经够苗条了，可是还套着旧时的紧身褡，扎着带扣的细腰带。她的头发是红棕色的，火样的头发盖着一张憔悴的窄脸，显得十分怪异和难看。她梳着伊薇特·吉贝尔[2]那样的发型，额前和脑门上堆着上千个红色的小发鬈。她站立的时候身姿笔挺，上身因为想努力直起来而微微向后倾，薄薄的嘴唇紧紧抿着，半垂的眼帘里射出一股凶巴巴的可以穿透一切的目光。脾气好的时候，她的脖子微微鼓胀起来，肩膀轻轻抖动，让人联想到一只又细又长的昆虫在抖动翅鞘。无论从身型的细瘦、行动的敏捷，还是从锋芒毕露、容易激动的个性来看，她都像一只大马蜂。

赖莎伯母年轻时不乏追求者。至少，常有人游说她的婚事。可她是个有抱负的女人，于是嫁了个印刷厂的老板。自从老板去世以来，她就觉得自己落到了社会底层。她带着一丝骄傲而自嘲的微笑说，过去她结识的不是名流就是雅士，而现在她却成了个寄人篱下的穷亲戚，是被人出于怜悯才收留的！而且，她还落到了最底层，竟住到犹太人的街区来了，底下就是个可怜的小店铺！

“不过，伊沙[3]，”她对小叔子说，“就为着你的姓氏，你不也应该选个干净、安静点的街区去抚养孩子吗？你好像把姓什么给忘了，而我呢，只要活一天，就会记着我可怜的丈夫，还有你，姓希纳。”

亚达坐在那张破旧的长沙发平常坐的位置上，听伯母说这番话。堂姐里拉和堂兄本坐在她两边。这是赖莎伯母来后不久的事情，也是亚达记得起来的最早的往事之一。大家在一起喝晚茶。外公、父亲和赖莎坐在一些装有藤垫的黑背靠椅上。亚达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管它们叫“维也纳椅”，虽然它们都是从市场广场的旧货商那里买来的。孩子们坐在棕色的高背皮沙发上。在亚达看来，屋里总是阴森森的，缺少人气，这是因为，确实……这是一座老房子；四间卧室周围，不是采光不好的小走廊，就是又深又大的壁橱，房间也不在一个层面上，要在屋里走一圈，得在瘸腿的楼梯上爬上爬下好几回，还得穿过一些壁凹和密室。那些隐秘的小房间铺了地砖，冷冰冰的，也不知派什么用场。晚上，等夜幕降临，院子里就有一盏风灯亮起来，透过一扇老虎窗，把它惨淡而摇晃的光亮照进来。在这幢老屋里亚达常常感到害怕，不过长沙发是个避难所：她在这里做游戏，等待父亲回家。晚上，她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大人们在她周围聊着家常，却没有人想到要把她送到床上。她在破软垫后面藏了一些旧画片、破玩具，还有彩色铅笔。她最宝贝的就是那些玩具。沙发旧了，皮子开裂，有些地方烂成一条条的，人一坐下去，弹簧就吱嘎吱嘎直响。不过她还是喜欢这个破沙发。可是现在，在沙发上躺着的却是本，她觉得空落落的，若有所失。

她两手捧着满满一杯茶，小心地吹着面上的茶叶，神情是那么专注，整张小脸仿佛都被巨大的杯口遮住了，只看见额前厚厚一排褐色的刘海。

伯母看着她，想显得亲切一点，对她说：

“过来吧，阿多斯卡[4]。亲爱的，我来给你扎头发。我有条漂亮的丝带，来扎个花结。”

亚达顺从地站起来。可是一边是客人伸着的腿，一边是餐桌，中间的过道很窄，要一步一步找准放脚的地方，走起来也就很慢，等她好不容易走到伯母面前，伯母已经把她忘记了。亚达在父亲膝头坐下来，一边听大人说话，一边试着伸手去捉父亲烟卷里冒出的烟圈。可是她的手刚伸过去，那一个个淡蓝的轻盈的烟圈就消失了。

“我们都是希纳家的人，”赖莎伯母自豪地说，“在这个城市，最有钱的人是谁？所罗门·希纳老头。欧洲呢？”

她朝亚达的外公转过脸：

“您，艾哲基埃·勒沃维奇，到各国走过，您在伦敦和维也纳见过希纳家的宫殿吗？”

亚达的父亲愧疚地笑笑，说：

“我们跟他们也不那么近。”

“真的？不那么近？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亲奶奶不是老希纳的表姊妹吗？两人小时候光着脚，一起在泥地上跑。后来，她嫁给你爷爷。你爷爷那会儿在贝尔迪契夫做衣服和旧家具生意。”

“大家管那些东西叫旧货。”本突然插话说。

“别插话，”母亲严厉地训斥道，“你不知道什么叫旧货。旧货商是自己背着破衣烂衫，挨家挨户上门推销。而你爷爷有一家店铺，还雇了伙计。平常年间是一个，年景好的时候是两个。所罗门·希纳就是在那时期干活发的财，他子孙发达，财也发得更大，几代人积下来，到今天恐怕和英国大阔佬罗斯柴尔德不相上下了。”

不过说到这里，她从大家怀疑的神情上，觉得自己也吹得太过了。

“当然，他们比罗斯柴尔德还是要少几百万、两三百万吧，确数我也不清楚。不过他们确实很阔，而且我们跟他们是亲戚。这是不应该忘记的。可怜的伊斯拉埃尔呀，你要是胆子大一点，要是早点换掉这副惨兮兮的模样——你哥哥在时说过，你生下来就是这样——你这会儿没准也是本城的一个人物了。钱是钱，天生归天生。”

“钱……”父亲轻轻地说。

他叹了一口气。心虚地笑了笑。大家都不出声了。他往杯子里倒了一点茶，低头喝了。对大家来说，钱是好东西，可是对犹太人来说，钱却是像水，像空气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没有钱怎么生活？拿什么去贿赂？当报名人数超过招生名额时，怎样让学校收下自己的孩子？怎样获得四方游走搞推销的许可？怎样逃避兵役？啊，上帝，没有钱，怎么生活？

外公微微张了张嘴，继续使劲回忆他的作品十二章七节需要引用的一首圣诗。在他看来，叔嫂两人的闲聊仿佛不存在似的。只有那些不会抛开利益去冥思遐想，不会陶醉于纯粹的精神享受的凡夫俗子，才会把外部世界看得重要。

赖莎伯母看着这间寒伧而零乱的房间，掩盖不住内心的鄙夷与嫌恶。从厨房里冒出来的柴烟被风一带，直往他们身上蹿。印着银色棕榈枝的深绿色壁纸早已肮脏不堪，多处出现裂痕。唯一的长毛绒扶手椅已经磨损，且高低不平。这时，传来一阵非人的惨叫，原来是河坡上一个醉鬼，被警察逮住一顿暴打。现在，赖莎伯母没有别的指望，只能依靠自己发财了。然而，她以前做的就很尽力了。作为一个年轻姑娘，她对媒人的帮助不太满意，就自己在本城的大学生中寻找佳婿，料想以他们的聪明和认真，能够谋个上好的社会地位。她反复寻找了好几个，从不气馁，直到他们中有一个掉进陷阱，被她费了一番功夫逮住！那么多个黑夜，她不声不响，在闺房里耐心地给丝裙缲边，给旧帽子翻新！在故乡这座城市的大街上，每到黄昏，就有那么多待嫁的姑娘和那么多英俊青年在大街上亮相，展现自己的风采，而她也在街上走过那么多长路！为了把意中人从那么多美丽又富有的女友那里抢过来，她默默忍受了多少白眼，遭受了多少侮辱，又费了多少心机，做了多久的梦！不声不响的酷烈争抢，持续了多久时光！可是到头来，她成了个可怜寡妇，无依无靠，还能干什么呢？她老了，费那么多工夫、用那么多心机征服来的丈夫突然间就死了（一个好丈夫，本城第一个印刷厂老板），留下一儿一女，漂亮的老大里拉年方十二，还有本这个淘气的家伙！里拉成了她唯一的希望。

里拉穿一条校裙，她皮肤白皙，长一头棕发，漂亮脸蛋显得娇嫩又严肃，长长的头发披下来，用一条黑缎带在后颈上盘了一个大花结。而本则长着一头黑色的长鬈发，脖子细瘦，皮肤白得透明。两姐弟并排坐着，上身挺直，好奇的目光里夹着一丝惊疑，直往四处溜着。此外，本的样子看上去更像嘲弄，而不是恐慌。他有六岁了，这个年龄应该算小毛孩，可是脸上那些嘲弄、精明、痛苦的表情（如果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能够体验这些感情的话）却使他看上去要大一些。他的举止行为不时让人想到体弱多病却又诡计多端的猴子。他的脸上一刻也不曾平静，身子总在不停地颤抖。他的话不多，但是微笑和目光很有感染力。他挥着手，努着嘴皮，一会儿模仿母亲，一会儿模仿叔叔和外公。他这样做，不单单是出于嘲弄，还是因为一种无意识的模仿。屋里的一切都让他觉得新鲜、有趣。他揭开一只糖罐，盯着被关在里面的一只苍蝇，然后眨眨眼睛，做了个可怕的鬼脸，低下头，瞅准它那些小爪子的运动，突然伸手把它捉住，握在手心弄出来，扔进亚达的茶杯。他又抓住叔叔的怀表，灵活的指头七摸八弄，一下就把表盖打开了，那些表针被他拨弄得团团转。隔上一阵子，他就从位置上溜出来，走到窗边，把苍白而眉目不清的小脸贴在玻璃上，可是玻璃被冰蒙住了。于是他把头左右来回转着，哈出的热气在玻璃上形成了一个湿润而阴暗的圆圈。这样一来，他就看见了外面的街道，在那里，所有的店铺都熄了灯，一个人影也没有。于是他回到里拉身边。

在烟雾蒙蒙的旧天花板上，在人影与斑渍之中，亚达寻找一个白色的人像，那人像十分窄小，只有她一个人看得见。她微微倾侧身体，保持一定的角度，就能看见。那人像朝她俯下身，发了个神秘的暗号。亚达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躲到父亲背后，紧贴着他的肩膀。慢慢地，她闭上眼睛，睡着了。

四

亚达满了七岁，已经慢慢地习惯了与伯母和堂姐堂兄一起生活。里拉和本也不烦她。伯母只在父亲面前才照料她。父亲不再带她出门，在家休息时也不怎么管她，于是她就比从前更加无人照料，独自不声不响地在破旧的长沙发上或院子里玩耍。礼拜天，里拉会带小堂妹出门走走。在与城里的男生约会时，带上这个小妹妹方便多了，她会乖乖地跑在前面，从不搬弄什么，回来时要她编什么谎话都成。

冬天，年轻人在糕点铺约会（他们到了爱情刺激胃口的年龄）；他们在这里要了数量惊人的心形糕点。那里面灌了奶油，盖了玫瑰色的糖面。他们也大方地分一些给亚达吃。吃糕点时可得当心，不要把粉屑落进大衣缝里，要是叫母亲那明察秋毫的眼睛看见，就会明白她们干了什么。母亲在提到里拉的时候，总是带着嘲讽的口气说：

“我闺女是不会骗我的。一个波西米亚人不会让别人骗。”

这句本地谚语的意思是，老子就是欺骗别人的老手，你再狡猾，也别想骗过老子。当然，赖莎伯母似乎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不过她从没有注意里拉回到家里时那红红的面颊、描黑的眼圈、凌乱的头发。夏天，年轻人在公园见面。城里有四座公园：尼古拉广场、植物园、山上的沙皇花园和商人俱乐部。在灰尘弥漫的礼拜天，姑娘们戴着扁平的窄边草帽，手牵手在音乐亭周围散步，围裙扎得紧紧的，突显出已经有些隆起的胸脯，腰下的裙子鼓鼓蓬蓬地撑开。男孩子们穿着浅色罩衫，扎一根嵌有血淋淋的帝国鹰徽的皮带，后脑勺上扣一顶法国军帽，一副胜利者的样子。男孩女孩交换过温情脉脉的目光，也传递过情意绵绵的纸条。军乐团的铜管乐在粉红的黄昏里震荡。中学的学监不停地这里那里奔走，留意孩子们的那些爱情伎俩。规约是严厉的。可是孩子们自有办法对付。当天色黑下来，他们就到了栅栏外面，沿着空阔的大街缓缓行走，整条大街上只有一个摇着铃铛卖冰淇淋的小贩。亚达从堂姐那里双手接过一只小贝壳装的巧克力冰淇淋，跑在她和小男友前面，仔细观察着可疑的幢幢屋影，要是发现有人经过，就吹声口哨。在晚间温热的空气里，冰淇淋慢慢化了。

春日的一天，里拉带着亚达，和她的小男友去植物园散步。那是个相当荒凉的地方。几只铁笼子里关着一些无精打采的动物：一只身上长了虱子的高加索雄鹰，几头狼，还有一头渴得直喘粗气的老熊。有一只笼子空着，据说，原来里面关了几只狐狸，可是几年前它们在地上打了洞，逃走了。就剩下一些铁棍、一把生锈的大铁锁，还有一块写着“狐狸”两字的牌子。牌子在风中咣咣地晃荡。不过亚达总是希望哪只小狐崽子能够回到这里。她把脸贴在栅栏上，徒劳地呼唤：

“来吧，让我看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你在这儿！”

到后来，她失望了，才闷闷不乐地离去，把一块面包掰碎，扔给狼和鹰吃。可是动物们病恹恹的，动也没动。亚达悄悄看一眼里拉，见她正坐在小男友身边，根本没有想到要照看小堂妹。那天被她选中的是个殷勤的小男生，年纪不过十五岁。亚达觉得无聊，蚊虫缠着她裸露的胳臂一个劲地蜇；于是她绕小径慢慢地兜了一圈，接着单脚跳，一直跳到两块大石头前面，当地人称那两块石头为“didko”和“babko”，就是“老爷爷”“老奶奶”的意思。它们线条模糊，形状隐隐有点像人。有人告诉亚达，在古代，这两块石头曾经是异教徒的偶像：男的是雷神，女的是他妻子，掌管生育的女神。在这两块石头脚下，至今还看得出当年的祭坛，还有在石头上凿出的承接牺牲者鲜血的槽沟。不过，在亚达看来，这是两个亲密的朋友，真的，就是被太阳晒得暖和和的，正在家门口打盹的爷爷奶奶。她在两块石头后面用树枝与枯叶搭了个小窝棚，虽然比一只鼹鼠夹子高不了多少，可是在她的想象里，这就是他们的家，白天他们出屋晒太阳，晚上他们进屋睡觉。她用黄色的雏菊扎了个花冠，戴在凶狠的偶像额头上。花冠上缀着黑色的心形叶，发出辛辣的气味。接下来，她爬上老雷神的肩膀，像摸狗一样抚摸它。可是不久她就觉得乏味。

她过来扯里拉的裙子，说：

“来吧，我们去走走。”

里拉叹口气。她性子太柔，耳根子软，禁不起亚达死磨硬泡。她想用糖果和气球来收买这个小妹妹。气球是用红色的羊肠薄膜做的，卖的人管它叫“后娘舌头”。只要往气球嘴里吹气，气球就胀大起来，发出一种刺耳的尖声。不过亚达不是听到一点许诺就改变主意的人，再说，里拉也没钱了，她的小男友也没有。

因此他们只好放弃那个由树叶和苔藓构成的隐蔽角落，出了植物园，往山顶上走。

好多漂亮房子！亚达从没来过这里。家家户户前面都有一道紧闭的高大栅门，走到每一道栅门前面，她都要走近去观看里面种着椴树的花园。有时，街面上有一辆马车驶过。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富有、安谧。在一道镏金的栅门前面，亚达看见停着一辆马车。一个年纪与本一样大的小男孩由一个女人领着从屋里走出来。亚达从未见过穿得这样好看的小孩子。她认识的男孩，不是穿着中学的校服，就是穿着犹太街区的破衣烂衫。这个孩子穿一件乳白色柞丝绸上衣、一条棉质的大披领。不过他的模样与本十分相像，都是黑亮黑亮的发鬈、尖细的小鼻子、细长的颈子——太长了，而且往前倾，就像一只形象怪异的鸟儿——两只眼睛亮亮的，却又有些发蒙，就像强烈的光亮照在油里面……亚达抓紧里拉的手，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将头朝那个男孩点了点。马车开动了。

“那是希纳家的人。”里拉的小男友说。

接着，他望着里拉：

“跟你们同姓哩，嗯？你们是亲戚？”

“我不清楚。我想不是吧。”里拉低声说，看着眼前这座房子，想起自己所住的下城破屋，不由得脸红。

“这是些犹太富人。”小男友半带敬意半是嘲讽地说。亚达虽然很小，可是对这怪异而微妙的语气却听得出来。“那小家伙名叫哈里。”

他伸出双臂搂住里拉的腰，专横地命令亚达：

“捂住眼睛，数到一百下才能松开。”

亚达照着做了。里拉与小男友久久地拥抱在一起。亚达从指头缝里偷看他们。接着，她觉得这没有意思，就登上一块石头，透过栅栏空隙，看着里面古老椴树遮荫的房子。那座房子带着立柱，高大轩敞，气派不凡。

迄今为止，她只是以一个聪慧的孩子天生的好奇心来认知周围的事物，对外界的注视从没带来什么特别的快乐。现在，她忽然感受到了这种快乐。它就像一道闪电，锐利地，但又柔柔地钻进她的内心。她头一次看见了天空的美丽颜色，那是一种淡淡的紫色，紫中带黄，就像果汁冰糕。一轮淡黄淡黄的月亮，圆溜溜的，没有光晕，浮现在仍然明亮的天空。一丝丝轻盈飘逸的云霞在天边流动，好像是被月亮吸引，又像是要融进月光。亚达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天空。也从未见过希纳家这么气派的房子。暮色初起，一眼眼窗户开始亮起灯火，亚达扫视着它们，想猜出哈里住在哪个房间。她选中了右边那眼像星星一样明亮的窗户。她把发烫的脸贴在铁栅上，轻声念着：

“哈里……哈里……哈里……”

望着绚丽的天空与漂亮的房屋，亚达感受的是同样甘美的几乎带着痛苦的快乐。这个陌生的名字，怪异的名字，和悦雅致的名字从她的双唇间发出来，那滋味就像一个亲吻。

五

纳斯塔琪娅每年洗一次窗玻璃。一般是在复活节前夕。其余时间，玻璃上总是积满污垢。外面，是雨水留下的污迹，里面，则是小孩的脏手与哈气留下的印渍。就是阳光最明媚的白日，房间里也是光线微弱，若明若暗。再说，亚达从前也没有注意到这点，只是在她和本同时病倒的那年，不得不在自己房间里躺了将近一个月，才觉得屋里有点暗。

这是一间阁楼房，地板漆成黄色，墙上贴了绘着中国男女图案的壁纸。发烧的时候，亚达就和本一起，小声数着从床上看得见的人物，数了一遍又一遍。那些中国男人戴着大草帽，拄着手杖，裸着两腿望着中国女人，那些女人则忸忸怩怩，躲在阳伞下装娇使媚。红男绿女，可是有一条天沟从壁上经过，深色的水渍洇化了颜色，将之合成一种介于李子与雁来红之间的紫色。每张床头上方，孩子们耐不住无聊的手指早就撕掉了壁纸，用铅笔在雪白的石灰壁上描绘了一些人脸与动物。房间一角，从天花板上挂下来一张蜘蛛网，它一边等待复活节前夕的扫帚来发落，一边在厨房不停吹来的气流中摇颤。厨房在这套房间深处，门始终敞着，为的是让纳斯塔琪娅的那些情郎随时可以上来。

每次亚达或本生病，赖莎伯母就拿点猪油在烛火上加热，拌上松油精，抹在她干瘦的手上，在孩子胸部和背部搓擦。接下来，她拿来滚烫的茶水，喂他们喝下。要是病情确实显得很重，她就会拿一块纱布，抹上一匙蓖麻油，敷在孩子颈上。为了让嘴里的药味早点消除，里拉悄悄地把从城里买的鸡蛋蔬菜小馅饼和从崇拜者那里得来的糖果拿给他们吃。糖果在那些男孩兜里放了一个多星期，早就变得黏糊糊的了。这样一来，在亚达和本看来，生病就是好事情了。只不过病得久了点。发烧、无力、咽喉疼、耳朵涨，总是没个消停。最后，孩子们厌烦了，整日整夜都睡不着，也不再用纸剪娃娃了。病了将近三个星期之后，本才冒出一个爆炸性的想法，他们乏味的日子才有可能得以改变。

他们就像地球上的所有孩子，开始玩围岛游戏。他们两人瓜分了一些想象的地方，可是还不够。后来，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亚达还是本头一个发现了他们称为“游戏”的活动。活动内容是，所有孩子在一个早上集合，跟随亚达和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并在那里独立生活，绝不要一个大人加入。他们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军队，自己的部长。泥瓦匠的孩子建造城市，画家的儿女则负责涂抹墙壁。这个地方应该很难进去，四周都是嶙峋巨石，再说，也没有人会想到去那儿寻找他们。因为他们认为，大人们摆脱了孩子的麻烦，只会感到太高兴！他们不是听到父母不断抱怨吗？样样东西都这么贵！……穿的，吃的，还有教育……孩子长大后，是闺女得给她陪嫁，是儿子得助他成家！……现在，得知他们在远方生活，快快活活，做父母的哪有不高兴之理！

亚达闭着眼睛，一脸烧得彤红，想象着出发的情形。这是一天清早。或者，夜里动身更好，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大人还在睡觉。孩子们光着脚丫子，悄无声息地从每座房子里走出来。每人都带着一盏小风灯（这点最为重要），藏在大衣下面。他们在远离城市的某个地点集合，然后出发。他们走起来自然比父母快得多，因为父母老了，身体笨重。即使父母想把他们抓回去，也不可能赶上他们的步伐。那支队伍的成员，亚达都看到了，他们都是本区、本城、全俄罗斯的孩子，是在阴暗的森林里或河岸上集合露营的灵活小身影。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他们要在路上走很久，几周，几月都说不定。那地方在哪儿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相信会看见那里。那里有野兽可以打猎，有敌人可以玩战争游戏，有干燥的土地可以耕种或征服。

“本，我们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呢？”

可是，在取名问题上，他们总是无法达成一致。

“可要是家里人报警，让警察来找我们呢？”

“为什么？你以为还有人会惦记我们？”

“可是，你记得，去年裁缝的女儿小洛兹死了，她母亲哭得死去活来……”

“可那是死了，傻瓜；我们，我们可是活得好好的！”

“可要是大人生气，说我们没经准许就离家出走，要派警察来把我们抓回去，怎么办？”

本的眼睛晶亮晶亮。

“皇子们会跟我们一起走。警察自然得听他们的。”

“你认为皇子们会跟我们走？”

“那当然。他们跟我们一样。你以为他们不喜欢自由，不想盖房子，不想在商店讨价还价买东西？”

一天又一天，这个游戏有了更多的细节和新的冒险活动。孩子们会有自己的制服、自己的装饰、自己的文学、街道、法律。

“可是谁来当头呢？”

他们互相瞟着对方：小男孩仰卧在床上，把盖毯与盖在身上的灰羊毛围巾一直拉到下巴上；小女孩一肘支身，坐在枕头上。她只看见本秀气的长鼻尖与一绺黑发。她烦躁地摆荡着额前的刘海，因为发烧，她嘴唇干焦，面颊发红。她穿着短衬衣和一件里拉穿旧的短上衣。从过于宽大的袖筒里，看得见两条细瘦的裸胳膊在活动。她没有睡衣：为穿在外面的衣服花点钱，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可是花钱买人家看不见的内衣，那就不值了。她做了个短促而果断的手势。

“你和我，我们都不做头头，因为我们两个差不多。如果我们当头头，就会弄出两个政府，会引发战争。”

“好啊！为什么不打仗呢？”本问，“你可以指挥那些女孩，我指挥男孩。”

“可是，蠢家伙，必须有个最高长官，来裁决最后打赢的是谁！”

“等我们把你们打败以后，就不要谁来决定是什么人得胜了。”

“可是在开战的时候，”亚达激动得叫起来，“在打的时候，谁来为头呢？总要……”

她做了个模糊的手势。

“别的人……不喜欢打仗的人……”

“你说让谁做呢？”本狐疑地问。

亚达低下头，轻轻说：

“哈里·希纳。”

仅仅说出这个名字，她的心就猛地一紧。她把这个名字藏在心里好久了。自从见到他那一刻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她也没有再见过他。不过她没有一刻将他忘记。就这样轻轻地唤声他的名字，她就觉得他突然出现在她寒伧的房间里，站在她与本之间。

本冷笑道：

“那是个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比你还高大！”亚达叫起来，声音气愤得直颤抖。她以了解男性的女性本能确信，她寻找并且找到了男人心里的脆弱点（本有八岁了，可是个子偏矮）。

“他至少比你高，”她用手比画着哈里的身高，“也比你壮！他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他会骑马。”

“你看见他骑马了？”

她点点头，表示自己没有说假话。

“假的！”

“不，真的！”

他们气得脸都变了形，扯开喉咙，互相朝对方扔了一通“假的”“真的”。当他们吵累了，嗓子嘶哑了，终于不做声了，就听见纳斯塔琪娅在厨房里有气无力地唱起歌来。赖莎伯母在阿尔什旺家订衣，她那身城里人打扮就是从那个裁缝那里来的。男人们各忙各的事情去了。里拉去了学校。

“那你发誓！”本最后说。

亚达像纳斯塔琪娅那样发誓：匆匆画了个十字。

“我以圣十字的名义起誓！”

“骑马不难，”沉默一阵过后，本又开口了，“倒是买一匹马很难。不过，他肯定爬不了电车，不敢揪着电车门在城里游一圈而不让警察发现；也不敢带着犹太区的孩子与市场区的孩子开仗，也不敢一个对十个……”

“你一个对十个来着？什么时候？”

“女孩儿，你还没长牙的时候，我就干过不止一次了。”本回答道，带着深深的不满，学着纳斯塔琪娅回答一个卖鲱鱼的女贩子的口气。那女贩子是她的情敌，骂她嫁不出去，说那些情郎没一个想娶她。

可是亚达和本毕竟早就吵累了，都不出声。再说夜晚已经来了：这是冬季，天黑得早。一只蟑螂舞着触须，不急不忙地穿过房间。另一些在墙上爬。房间里烧了暖炉，它们觉得暖暖的，十分舒服。家人都不驱赶蟑螂，这是家有钱财的象征。透过结冰的窗玻璃，看得见附近鞋匠铺微亮的招牌。那是一块镀金铁皮剪成的靴子，配了马刺，上面盖上了雪，由低矮的路灯照着。天地间一片静穆，不过沉闷、乏味。亚达把脸埋在枕头里，闭上眼睛。透过低垂的眼帘，她在茫茫夜色中看到一条漫长的道路，不过那是一个夏夜，夜色浓重，气候温暖。她与哈里并肩行走。哈里累了，她伸手搀扶，哈里饿了，她给他吃的。接下来，是她感到恐惧，是她觉得冷，是她浑身不舒服。于是哈里安慰她，保护她，给她打气，让她放心。游戏变得像一场梦，画面虽然清晰，可是光线却有些特别，灰暗、惨淡，就像晨曦初露时分。而声音（与他们一同出走的孩子们的声音、哈里的笑声、他们行走的脚步声）虽然清晰，却像隔了一定距离，轻微而悠远。哈里！多么可爱的名字……多像个王子……光这个名字就足以让人生出爱情……即使她没有见过他的模样和他家的房子……要是能够进屋，哪怕只在门口，看看哈里的卧室，瞧瞧他的玩具该多好啊……没准他会同意她摸摸那些东西。没准他会把一本本书、一盒盒彩色颜料、一只只皮球塞到她手里，说：

“拿去吧。大伙儿分着玩。”

她几乎以为听到哈里在她耳边悄悄地说话。她兴奋得进入了一种似睡似醒的状态，觉得那想象的男伴跟她脸贴脸，他的脸清凉嫩滑，像只果子。她抓着他的手，睡着了。

六

下城的犹太人都信教，而且死守他们的风俗习惯。住在富人区的犹太人也严格地恪守传统。在下城的犹太人看来，犹太教已经在他们身上扎下了根，要他们抛弃这种信仰，就像要他们把心肝剜出来一样难。而在富人区的犹太人看来，忠实于父辈的礼仪似乎是一种教养、一种尊荣、一种美德，相当于，甚至还要超过一种真正的信仰。而处在这两个各以自己的方式表现虔诚的阶级之间的，是以另一种方式生活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提到上帝是为了做成一笔生意，治愈一个亲人、一个配偶、一个孩子，事情一完，他们马上就忘记了上帝；要不，他们想到上帝，既是出于一种迷信的恐惧，又是出于一种隐约的怨恨：你向上帝祈求的东西，上帝从不恩赐……

亚达的父亲不时到神殿去拜一拜，就像去拜访一位大财主家，那财主要是愿意，可以帮你把生意做成，也可以把你拉出苦海脱贫，只不过有太多的人需要他保护和帮助，另外他也太富有，太伟大，太强盛，不可能想到你这个地上的卑微人物。然而，他想不到你，你还是可以到他经过的路上去拦他……为什么不呢？他没准会把你认出来？……或者，当处境变得十分糟糕的时候，你会在嗫嚅中、在叹息中提到他：“上帝啊！我的好上帝啊！”你怀着隐隐的希望，也带有一丝苦涩而无奈的责备：你为什么把我扔下不管？

不过传统实在过于复杂、太不正规，没法不折不扣地遵守，丝毫也不走样。人们接过传统，又留下传统。每年有一天斋日，逾越节这天，人们只吃没发酵的面包。在那一天，如果盘子里放了平常的俄罗斯面包，就犯了一宗大罪。不过由于粗心，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倒也没见弄出什么灾祸：上帝并没有把一家老小处死。人们照样活着。亚达小时候确实见到周围大人们诚惶诚恐过斋日的情形（她后来甚至把这个情形也忘了）。父亲告诉她，人的生命中，这一天是很严肃可怕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上帝在膝头上翻开一本大书——“和你外公的账本一样大”——在正面记上每个人做的善事，在背面记上犯的罪孽。于是亚达明白了，这一天要不吃不喝来打动上帝。可是在她看来，她是不应该饿肚子的，因为她年纪太小，身体太瘦；再说，孩子们的良心上也没犯下什么大罪。要犯也是以后的事。她从不知道究竟是父亲只知道这么点儿宗教知识，还是觉得她太小，说了也不懂，干脆不往下说。

至于赖莎伯母，她从出嫁起，就属于一个更加发达的阶级。那个阶级荣誉攸关的事情，就是尽可能远离普通犹太人，被他们（多么轻蔑地）叫做穷光蛋的犹太人。

这样一来，在希纳家，犹太教就不仅不再带来快乐，而且带来许多烦恼。大家真恨不得扔下这些穷鬼，让他们守着他们的破落、穷困和迷信好了。可惜因为这所破房子、底层这个店铺，还有这条街道，大家没法把他们完全忘掉。这条街道虽然不在隔离区，却离隔离区不远，闻得到那里的气味，听得到那里的声音，还不算其他更严重的，有时更悲惨的苦难：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亚达有八岁了，虽然没有见过屠杀犹太人的情形，但是正如人们知道有死亡一样，亚达也知道有两大危险存在，虽然它们也威胁别的地方的人类，但是尤其青睐这座城市、这个街区的居民。不过，这两大危险既可以出其不意地落到她身上，也可以大大方方地放她一马：这种不确定的状态足以使她安下心来。再说，由于大人们在她周围那么频繁地谈论这两个危险，他们的话也就不再影响她的想象。正如一个出生在火山附近的孩子绝不会想到火山有可能喷发，至少他从未亲眼见过火山喷发。这两大危险就是大屠杀和霍乱。

亚达认为，大人们谈论这两个危险，都是一个模样：压低声音，连连摇头，抬眼望天，发出长长的叹息。当三伏热天，在下城已经闹腾得非常厉害的瘟疫更加肆虐的时候，当春天，香客们带着遍体鳞伤和一身虱子出现时，当发生饥馑和干旱的日子，人们便悄悄地议论：“今夏，逃不过这一……”当俄罗斯发生某个事件，幸运或不幸的事件（如实现和平、发生战争、获得胜利、遭受失败、久盼不至的某个皇室继承人降生、一场谋杀、一起讼案、爆发革命或者国库亏空），就会嘀嘀咕咕响起同样的声音：

“这一年是逃不过了，不是下个月，就是今夜明日……”

亚达漠不关心地听着大人们的议论，以至于大屠杀真的来了，她还浑然不觉，虽说八天来大人们一直在她面前谈论动乱、屠杀、店铺被抢、妇女被杀、姑娘被……每次说到这里，大人就低下头，里拉脸上就显出一种特别的单纯，好像是在说：“你们在说什么呀？我可不愿意听。再说，我就是听见了，也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里拉越长越漂亮，开始把长辫盘成一个沉甸甸的大发髻，堆在后脑勺上。窄小的前额和脑门上，则垂挂着松松散散的头发。她的皮肤白得透明，头发却暗得发出蓝蓝的光泽，鲜明的对比招来众人的注目。她的手秀气、娇嫩。虽说她在公园里与一些男生约会，也与一些人互相亲吻，却没有染上什么恶习，赖莎伯母这样认为，在这方面她有的是经验。

赖莎伯母把希望寄托在里拉身上……里拉是那样甜美，皮肤白皙，脚步很轻，女人味十足。尤其是她由于内心渴望被人爱慕，举手投足之间就有了一种娇羞而温柔的妩媚，就像是一种召唤，具有强烈的魅力。可爱的里拉……大伙儿都喜欢她。本经常说：“她是一只母鹅，一只漂亮的小母鹅，又白又嫩……吃起来一定鲜美得很。”本又加上一句。他虽然才九岁，可是比十五岁的姐姐还要理解生活。母亲对里拉总是又怜爱又担心。就像一大棚赛马里面，添了一匹漂亮的小母马，马棚主人对它是又慈爱又不安，因为它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如果在跨越第一个障碍时不把腿摔断，它没准会在哪天不负众望，取得优胜。

总之，在女儿身上，赖莎伯母是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光想到给她找个好丈夫还不够！不行！还有别的事情要想！……里拉……另一种命运在等待里拉。她不是当个演员，就是做个舞蹈家……要不，就到大歌剧院做个歌唱家。她是这样柔顺，可塑性这样大。母亲完全可以按她的意愿来塑造她。里拉可不像亚达，那个亚达是没有什么希望了！……那个小家伙一时闷头闷脑，一时骄蛮无礼，脾气犟得很，总是心不在焉，不知想什么……总之，她可不会为亚达费心思。自己两个孩子的事情还忙不过来，还有工夫管她？有句俄罗斯谚语她总是挂在嘴上，那意思是：“自己的衬衣离自己近。”不过，当赖莎伯母说“孩子……我的孩子……”的时候，心里想的其实只有里拉。因此，动乱一起，她就把里拉送到乡下一位亲戚家避难。那是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家庭，境况不错。因此在那个屋顶下面，也就不会有什么危险。至于亚达和本，看看情况再说。

这一年，亚达头一次发现了外公的书籍。她还没有上学。入学考试的日子她正好生病。不过家里给她请了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做家教，除了供给午饭，一年还送两双皮鞋。她学得不错，表现聪颖，很有悟性，不像本那样迷糊，也没有他那样暴躁。然而赖莎伯母对此却不高兴。

“为什么一个犹太孩子，不是聪明透顶，就是愚蠢至极？”她尖刻地问道，“里拉的脑子像个八岁小孩，而本呢，你要是说他一句，他会像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回你十句。现在亚达又学上他了。他们怎么就不能和大家一样，既不太聪明，也不太愚蠢呢？”

不过，她这个问题，没人能够回答。

外公的书籍不是俄国的作品，就是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古典作品的译本。整整一个陌生的世界在亚达面前敞开，那个世界是那样绚丽多彩，使得现实世界相形见绌、顿失颜色。波利斯·戈杜诺夫、魔鬼、阿塔莉、李尔王说些深奥难懂的话，每个音节都是无法形容的珍贵。而在亚达看来，父母那些单调乏味的话有什么意思？人们口耳相传的那些消息没有多大意思：“据说将军兼总督收到了死亡威胁？……据说宪兵队长受了伤……据说有些犹太人被捕了……这是真的吗？……很不幸……甚至，若不是真的……上帝保佑我们……”

有一天，亚达总算把书放下，正要上床睡觉，却听到街上传来一阵奇怪的低沉声音。平时，在这个季节，街道上总是安安静静。这是一个二月的夜晚，还不算太冷，可是雪下得很厚，风也很猛。那些人在外面干什么呢？亚达走到窗户前面，往玻璃上哈了几口热气，化掉上面的冰，然后贴上去往外瞧。她看见一群人激动地在街道上来来去去，不时地喊上几声，发出几声啸叫。亚达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赖莎伯母进了房间。她脸上现着一块块红晕。每当她生气或者很激动的时候，皮肤上就会突然冒出这样的色斑。她一把抓住亚达的胳臂，把她从窗边推开。

“你在那里干什么？多么难带的小孩！”伯母咆哮道（她显然乐意手下有个侄女儿，因为恐惧也好气愤也好全可以往孩子身上发），“需要你的时候，你总不在场，用不着你的时候，你却总是钻进人群凑热闹！……亲爱的小宝贝，这样不安全。”这时她的语气突然变了，原来亚达的父亲在门口出现了。

亚达对这突然的变化并不惊奇：她早就知道伯母有两副面孔，两种声调，而且刚才还在破口大骂，转眼之间就可以变得柔声柔气，那种变幻自如的本事，简直令人无法想象。这回又是一样，尖厉的叫骂刚刚从嘴里出来，马上就变成了柔媚的埋怨，嗓音就跟笛声一样和悦好听。

“孩子，你太不懂事了。不是早就该上床睡觉的吗？十点钟早过了。去吧，阿多契卡，去吧，小乖乖，不过……”

她与小叔子交换了一个眼色。

“不要脱衣，也不要脱鞋。”

“为什么？”

大人没有回答。

“今夜不会发生什么。”外公也开始说话了。“他们砸碎一些窗玻璃后就会回去睡觉的。等军队赶来，那时，只要……”

他没有说完。三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走近窗户。房间里没有点灯，只从隔壁房间借了一丝光亮。可即使如此，亚达的父亲也走过去，把灯拿在手上，把灯芯拧得很低，只让灯发出一星黑烟袅袅的红色微光。亚达好奇地看着几个大人。他们在黑暗中紧紧地挤在一起，悄悄地说着什么，还轮流往黑乎乎的玻璃上哈气。可是亚达年纪还小，睡眠的需要突然一下就占领了她的身体，就像喝醉酒似的。她深深地打了好几个哈欠，摸黑走到床边。因为伯母叮嘱过她，她就和衣和鞋在床上躺下来。她钻进被窝深处，一丝微笑挂在嘴角上。这张旧床干爽爽、暖融融的，她就在下城的窗玻璃被第一批石头砸碎的声音中睡着了。

七

头几天，破坏还只限于黄昏临近时开始的这种骚乱，人们叫上一阵，骂上几句，砸一顿玻璃，然后就平息下来。白天还是比较平静的。然而，大人不再允许孩子出门，他们就只好并排坐在旧沙发上，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继续他们创造的游戏，不过在玩的时候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到后来，游戏成了一个真正的史诗，人物上千，有战争，有投降，有围城，有胜利。每晚都有一些新的传奇故事冒出来，就像一棵老树生发的新枝。这个游戏忙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身体发热，嘴巴发干，连黑眼圈也出来了。但等黄昏降临，他们就玩不成了，因为大人不许他们点灯。整个下城的人都躲在阴暗、狭小、燠热的房间里，缩在双层玻璃后面，连大气也不敢出。

不过，有一天，真实世界终于比梦想世界更强大，本与亚达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幻觉，不再倾听对方说什么，两人脚打着沙发木档，异口同声地用一种低沉而平板的声音说话，突然，他们听见那些流言，那些呢喃细语不再刺激他们的耳膜，他们听见一种野蛮的、非人类的喧哗响起来，离得那么近，就好像是从他们屋里、从墙里或者从陈旧的地板下面响起来的。与此同时，房门开了，一个人，他们没有认出那张恐惧得变了形的脸来，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后面，抓住他们，推着他们，拖着他们往外走。本的鞋子掉了，叫嚷着要他松手，好让他捡回来，可是那人不听。那人拖着他们穿过房间，从厨房门里出来，被一些人抓着手腕、手掌、双腿，拉的拉、送的送、扔的扔，终于从一道楼梯来到屋顶下面的阁楼层。

他们落到楼板上，在黑暗中摸到一个放箱子的角落，楼板上放着一个古老的烛台。这是顶层的一个杂物间。亚达的父亲——现在他们从门那边他粗重而急促的呼吸声里听出是他：他的心脏猛跳，气喘吁吁，呼吸刚刚狂跑了一阵，心脏好像要蹦出来了——他从锁眼里对他们小声说：

“别动，别哭。藏好。”

接着，父亲又更低地说一句：

“别怕……”

“可是，我不想待在这儿！”亚达叫道。

“别叫，倒霉鬼！别动。一句话也不要说。不要出声。”

“可是，爸爸，我们不在这里睡！”

“叔叔，我们要吃东西！”

门锁上了。他们使出全身力气捶门。可是父亲匆匆地下了楼。他们听见他抽走了楼梯。等到两人独处时，本冷静下来了。

“叫也没用。做什么也没用。他走了。”

阁楼间朝向一个天井。四面高墙，封锁着又窄又深的井筒。一时可怕的喧嚣沉寂下来，人声远去了，他们以为发生了奇迹，听见汹涌的大海在古街上流动，浪涛拍打着屋墙。一时间，士兵、流浪汉、职业抢匪还有歇斯底里的犹太人聚集在隔离区入口，而且这事就发生在他们家门口，就在他们家的几道门之间，可是亚达与本一点也不知道。从民众中间传出一些疯兽的吼叫。人群往前冲去，像古代破城用的羊头撞锤一样撞击着屋墙，想把它冲破、冲裂，可是屋墙岿然不动，他们往后退，再次涌上前，可是屋墙仍然没动。

两个孩子紧靠在一起，坐在箱沿上。事情来得太突然，他们都麻木了，哭不出来。渐渐地，他们从千百个人声形成的单调喧闹中，听到了这种那种不同的声音。他们两手发抖，竖起耳朵，凝神捕捉这些声音。他们觉得这些声音不那么可怕，因为他们听得出来：

“喏，这是砸碎玻璃的声音。你听见碎片落地了吗？这是石头砸在墙上、商店铁门上的声音。这是人群的笑声。有个女人在叫，好像人家剖开了她的肚子。为什么？……这个，是士兵在唱歌。而这，是……”

他们不出声了，试着理解这种有节奏地传来的深沉声浪是怎么回事。

“这是在祈祷。”本说。

爱国的颂歌、俄罗斯教堂的祈祷、开始敲响的钟声，听见这些熟悉的声音，两个孩子倒也觉得快乐……

几个钟头过去了。两个孩子虽不像原来那么害怕了，但越来越觉得所处的地方不舒服：不光是冷，箱子角还硌人。再说，他们也饿了。

本冒出个想法，就打开箱子来看。里面似乎装的是旧纸和破布。他们摸索着在里面翻搅，弄成了一个可供躺卧的褥垫。两个人都抢着把软和一些的布头往身下塞，而把箱底的报纸往对方那边扔，彼此都弄得不愉快，嘀嘀咕咕，争吵起来。褥垫上一股灰尘和樟脑丸的气味，呛得他们一个劲地打喷嚏。最后，他们可以并排躺下来了。他们躲在安全的地方；而且现在比刚才暖和多了，可是他们又怕箱盖倒下去，把人闷死。他们睁大眼睛，在黑暗中紧紧盯着箱盖，慢慢地看出了那微微发亮的铰链锁头。

外面，喧哗在继续。突然，亚达猛地坐起来，发出一声叫喊。那不像她平日的声音，更加粗重、深沉，好像有个人附在她身上，在叫喊救命：

“我受不了啦！再闹下去，我会死的。”

“还会闹下去的，”本生气地说，“我甚至还要告诉你——你可以叫，可以呻吟，可以祈祷，可以哭泣，直到明天早上。没有一个土豆会掉到你嘴巴里！”

“这……没……关系，”亚达结结巴巴地抽泣说，“永远挨饿都没关系，只要他们不闹就行！”

“他们中没有一个会闭嘴的。”本说。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亚达一下就安静下来，再过一会儿，她就变得很开心了。

“来，我们玩游戏吧？”她说。

“玩什么？”

“这是一条船，”亚达兴奋地说，“一条遇到风暴的船。你明白吗？风很大，浪很急。”

“对呀！我们就是海盗。”本叫起来，并着双脚在箱底上跳起来，箱底的板子像迷失航向的船壳一样吱嘎作响：“解帆！下三角帆，下顶帆，下旗！靠岸！靠岸！靠岸！”

现在，他们高兴了；吹到他们肩膀上的冷气流，就是在黑暗中擦过的冰山的呼吸；晃悠悠的箱子底板的声音、这些拴狗绳一样的布条子甚至这种折磨他们的饥饿都不再是现实，而是一种传奇，一种奇遇，一个梦。外面，依旧传来那些叫喊、求救、喧闹，老街上依旧在禁受那场风暴，那是波涛的轰响，暴风雨的喧哗。好像从遥远的海滩传来凄厉的警报声和断续的祈祷声，他们欣喜地凝神谛听。

本在口袋里摸到一盒火柴、一截粗芯蜡烛、一些面包屑，还有一只口哨和两只忘了吃的核桃。这时他们高兴得到了顶点。

他们把核桃分吃了，这是从最后一棵圣诞树上弄下来的，外面涂了金色，里面的仁却是干的，有点涩口。他们点燃蜡烛，用蜡汁沾在箱子边上。幽微的烛火在阁楼冰冷的空气里摇摇晃晃，更让人生出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他们处在一个阴森而动乱的，又像是幻觉，又像是游戏的世界。黑夜就这样退去了。外面的喧闹终于平息下来。被叫喊、饥饿、怪异的环境搞得晕晕乎乎的两个孩子，这时忽然落到箱底，昏沉沉地睡着了。

八

一大早，赖莎伯母就把门推开了。一进来没有见到孩子，她就慌了，不安地四处张望寻找。两个孩子猛一下从箱子里站起来，吓得她大叫一声。他们的衣服脏兮兮的，揉得皱皱巴巴，头发蒙了一层灰，显得灰蒙蒙的。赖莎一手一个，把他们抱出箱子。

“现在街上没有人，”她说，“你们快去里拉的朋友家里躲一躲。现在就可以走。也许要在那里睡一两夜。”

两个半睡半醒的孩子懵懵懂懂地跟着赖莎下楼。他们的手脚冰凉，身子沉沉的，这里那里都不舒服。他们无意识地用手指揉着满是污垢的小脸蛋，想尽力睁大眼睛，可是做不到：两块眼皮沉甸甸的，滚烫滚烫，刚一睁开又合上了。

不过，跨过厨房门槛的那一刻，他们忽然一下醒了：

“不叫我们吃早饭吗？”

“去里拉那儿吃。”

“为什么？”

“今早没生火。”

“为什么不生？”

赖莎伯母没有答话，不过，两兄妹穿衣服的时候，她递给他们一人一块黑面包。这大概是为他们做的，因为她是从一只小包里拿出来的，小包里还有几件衣物。

“你们一人一件衬衣，一双袜子，都在里面，要是……要多……”

“要多……什么？”

“别说了，亚达。要多住几天嘛。”

“我们去那儿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别说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那儿呢？”

“傻瓜，你怎么问个没完呀？”赖莎伯母摇着儿子的肩膀，轻轻地说。

她小心地打开临街的大门。纳斯塔琪娅守在外面。

“现在，快走！”

她送他们走了几步。她没戴帽子，也没穿外套。两个孩子从未见过她这个样子出门。外面寒风刺骨。她的脸冻青了，嘴唇发乌。本抓起母亲的手，体贴地说：

“跟我们一起走吧，妈妈。”

他有生以来是第一次这样说话。

“我走不了。得帮着亚达的外公照看房子。”

“人家对他干了什么？”本问道。亚达的脸唰一下白了。她低下头，望着地上。她不知道为什么怕听到回答。

“没干什么，”赖莎说，“只是把他写的东西烧了。他现在像疯了似的。”

“为什么？多蠢哪！”本做了个鬼脸，“要是他自己被扔进火里，这还说得过去，可是为那些破纸片，值不值？”

“住嘴！”亚达突然叫吼起来，眼泪滚滚而下，“你什么都不懂，你！你是个……”

她想不出足够有力的话来骂他，就甩了他一个耳光。本还了她两耳光。赖莎伯母把他们拉扯开。

“够了，够了，孩子们！快跟纳斯塔琪娅走！走吧！”

她拥抱了两个孩子，就回身走了。纳斯塔琪娅加快步子。两个孩子扯着她的裙子，跟着小跑，一边惊慌地扫视着周围。这就是他们熟悉的街道吗？他们都认不出来了。它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又荒凉，又凄惨。街边三四层楼高的房子受的破坏还不大，只碎了几扇窗户玻璃。而贫民区里众多的破棚子、小摊子、平常屠宰牲口的地方，那些底层一间店堂、中间一间阁楼、上面有个破顶的店铺，一夜之间全不见了，仿佛刮了一场龙卷风，或者发了一次洪水，被连根拔了出来，堆做一堆。还有一些房子，不是缺了门，就是少了窗户，墙壁被熏黑，墙体被捅破，一副被剜了眼珠、惊恐不安的样子。地上一片狼藉，满是五金件、玻璃片、铸铁块、地板条、残砖断瓦，还有许多说不出名字的破烂，有时从里面认得出一只靴子、一只泥盆或者一只锅柄，再远一点有一只女鞋，鞋跟都扭弯了，接着是几把椅子、一只几乎是新的漏勺，还有一只上了蓝釉的陶壶、几只断颈的空瓶。抢劫者把这些东西扔到外面，可是仍有一些东西逃过了洗劫，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就像有时发生火灾，某件易燃易碎的家具反倒留了下来。所有的店铺都被搬空了，橱窗黑洞洞的，玻璃全碎了。

一些白色和灰色的羽毛在空中缓缓悠悠地飘摇，它们是从房屋上层被撕破的羽绒被里漏出来的。

“快走！快走！”纳斯塔琪娅催促道。

他们怕这些荒凉凄清的街道，怕这些惨遭劫掠的房子。

在下城与上城的街区之间，隔着一道阶梯。逢上集市日，妇女们用篮子和桶装着鲜鱼、果子和撒了罂栗子的松脆的薄羊角酥，摆在阶梯边叫卖。那羊角酥有一股水和沙子味道。女人们自己就蹲在篮子和桶后面。

纳斯塔琪娅和两个孩子希望赶快逃离这些遭受洗劫的街道。他们以为，只要走出下城，就能见到平常的场景，见到那些快快活活逛商店的人、那些不急不忙散步的人，见到摆满商品的商场。可是，等他们踏进上城的地界，却发现这里的情况似乎也不对……也许，是因为早上光线不好，灰蒙蒙的，看不太清楚吧。这里那里，还有几盏路灯亮着。空气冷飕飕的，预示着要下雪了。亚达穿了不少衣服，可是从未觉得这样寒冷：因为她有生以来头一次没有喝一杯滚烫的茶水就出门了。面包是昨天的，又冷又硬，她好不容易才咽了下去，喉咙都被硌痛了。

他们穿过空荡荡的大马路。店铺还没有开门，橱窗上都还罩着护板：有些商人是犹太人，自然不敢开门，另一些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怕那些地痞流氓和“打赤脚的”不分宗教信仰趁火打劫，也不敢营业。不过，那些住着东正教徒的屋子都在阳台上挂着圣像，希望暴民对圣像的敬畏能够制止暴行。

两个小家伙试着让纳斯塔琪娅开口说话，可是她好像没有听到他们问什么，她阴沉着脸，凶巴巴的，毫无反应。平时赖莎指责她把男人留在厨房里过夜，或者把肉烤煳了，或者喝醉了，她也是这样一副模样。她把下巴下面的围巾拉紧，不接孩子们的话，只管往前走。

在教堂前面，他们才第一次看到了人脸。有几个女人站在门廊下看着远处，在激动地议论着。有个女人看到纳斯塔琪娅，大声问：

“上哪儿去？”

纳斯塔琪娅报出里拉的朋友住的街道。

女人们围上来，叽叽喳喳地说：

“愿上帝保佑你！别去那儿了……一些哥萨克喝醉了，把一个女人摔倒在路上，就让马蹄从她身上踏过去……她可是谁也没有搭理，只是安安静静地走路……哥萨克们骑马冲上人行道……不，他们以为她想逃跑：她手上拿了一包衣服；他们想抢过来，她不情愿给，就……不，她和那些大兵争抢起来，马被吓坏了……她想跑过马路，可是摔倒了……可就是不出这档子事，她也免不了一死，还要搭上几个孩子……”

两个孩子扯衣袖，拉裙子，把纳斯塔琪娅拖了出来。他们的围巾被风掀起来，拍打着他们的靠拢的脑袋。

亚达哭起来。有个女人试着安慰她，另一些则呵斥她。那些喝叫的女人争吵起来，互相开骂，最后竟动了手。纳斯塔琪娅劝了这个劝那个，一会儿牵着两个孩子往街尾跑，一会儿又原路跑回，叹息着说：

“我该怎么办呢？去哪儿呢？好人们哪，给出出主意吧！……下城有人抢劫，这里有人杀人……去哪里呢？怎么办呢？”

有个稍稍站在一边的女人朝他们跑过来，叫道：

“喏，他们来了！他们到了！他们杀红眼了！见到什么就踏什么！耶稣基督啊，怜悯我们吧！”

一些哥萨克骑马跑过大街。在接下来的奔逃推搡之中，亚达、本与纳斯塔琪娅被挤散了。他们在慌乱中跑进一家院子，又从那里插进另一家院子，然后进了一条小巷，最后转回到大街上。他们听见哥萨克的叫喊，听见战马的嘶叫，听见马蹄踏在冻土上的声音。两个孩子害怕极了，只知道手牵扯着手，气喘吁吁地往前跑，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们相信那些骑兵是来抓他们的，刚才他们险些像那女人一样被马蹄踏死了。他们穿着冬天的大外套，又笨又重，跑不动。本把帽子跑丢了：头发太长，老是遮住眼睛。每喘一口气，他就觉得心口像扎了一刀。亚达只看见一次哥萨克。她朝后面扫一眼，看见有个男人在笑嘻嘻地骑马小跑。马鞍上系了一块绒布，可是结子松了，绒布就垂下来，在化雪的泥泞里拖着。亚达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块绒布的颜色，那是一种接近淡紫的粉红，还闪着银光。现在天色完全亮了。

两个孩子本能地背向隔离区，往山上跑，越跑越高。最后，他们听到后面没有声音了，就停下来。哥萨克没有追赶他们。可是他们孤孤单单两兄妹，不知道往哪里去。

亚达无力地在一块界石上坐下来，开始抽泣。她的帽子、手套和手笼都跑丢了，外套的贴边撕裂了，软不拉叽地垂着。她用两只拳头揉擦着面孔，那没有血色的窄小面颊上沾上了一些黑印。泪水调和着昨日的灰尘，在脸上留下一道道长长的污迹。

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们下山去，想办法找到里拉。”

“不！不！”亚达歇斯底里地叫道，“我怕！我不想去那里！我怕！”

“听我说，我会告诉你怎么走的！我们从房屋后面的小路走，谁也见不到我们，我们也见不到谁。”

可是亚达坚持说：

“不！不行！”

她两手抱住界石，好像这是她在这个世界唯一的避难所。

他们是在城里最阔气也最平静的一条街上。街道两边都是花园。整条街道洋溢着祥和的气氛。住在这里的人大概不清楚河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一个哥萨克跑来打搅他们的安宁。也许他们看到了隔离区里的混乱和恐怖，就像看戏的观众一样，稍稍有些不安，可是舒适的安全感马上就让他们平静下来：“我是绝不会遇到这种事的。绝不会。”幸福啊，他们是多么幸福！可是，他们是和她一样的犹太人吗？亚达想象他们像那些天使，从天堂的阳台探下身子，漠然地看着悲惨的尘世。她就想待在天堂，待在那些天使中间！她不愿往山下走。

“待在这里吧，本！”她低声地请求。

本生气了，称她是“疯子、白痴、胆小鬼”。可是她明白，本也不想离开安静和平的街区。

他们拉起手，信步走起来。亚达走累了，靠在堂哥的臂膀上，一跛一跛地走着。下一个坡的时候，本的裤子被撕开了，膝头流血。

“我们没准会碰到什么人，叫我们进屋休息？”亚达怯生生地说。

本冷笑几声：

“哼！你真是异想天开，以为有……”

“本，”沉默了一会，亚达又说，“希纳一家就住在这里。”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他们是我们的亲戚……”

“你难道想去他们那里？”

“为什么不呢？”

“他们会赶我们走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富人。”

“可我们又不向他们讨钱！”

本又一次称她做“白痴”。她没有回嘴，只是伤心地叹口气，又开始行走。她觉得旁边的本冷得直打哆嗦。

“他们就住在那里。”亚达指着那条街说。

“我才不管他们住哪里呢。”

可是风刮得更猛了。亚达抓起哥哥的手：

“我们也许可以在他们家的门廊下躲一会儿。我记得他们家有个门廊，有柱子，还有顶盖……大理石的。”思考一会儿之后，她添上一句。

“大理石？”本耸耸肩膀。“为什么不是纯金的。”他冷笑着说。

“不管怎么说，那里有个门廊，可以遮风。”

“可你怎么进花园呢？”

“你好像吹嘘过自己的本事，说再高的栅栏都翻得过，对吧？”

“我吧，可能是，可是你呢，小丫头片子！”

“我不会比你笨。”亚达生气地说。

“是吗？照照镜子吧！什么样子，才走了半个钟头，就在雪地上一拐一瘸起来！”

“哼！可你呢？你跑的时候没有摔倒？膝盖没有流血？”

“我打赌，等我一直爬到栅栏顶，跳到院子里，你还没有上到第一层！”

“那就看吧！”

“好！”

他们跑到希纳家门口。这时已经过了九点，路上有些人影了。有几个是急着赶往市中心的菜场和商场的女佣。有一个男仆在遛几条狗。一个农夫在扫雪。两个孩子选准一个看不见人的时刻，开始爬栅栏。两人都还灵活，虽说加了棉花的外套有些碍事。本第一个翻过去，带着嘲弄的神情看着亚达。亚达祈求上帝保佑，不肯叫哥哥帮忙，成功地把脚插进了上层两根镀金栅杆之间的空隙。这是最重要的一步：至于下去，总是有快有慢的嘛……她跳到草地上，草上覆着厚雪，她差不多一半身子被雪埋掉了。本向她伸出手，又是推，又是拉，又是举，好不容易才让她站起来。他们从灌木丛后面走到了房屋门口。那里确实有个门廊，几根单瘦的石柱撑着一个蛋圆形的顶盖。本和亚达溜过去，紧贴着冰冷的墙壁，等待……他们不知道等待什么……风被挡住了，他们起初觉得暖和了一点，可是马上又难受起来，因为他们比什么时候都觉得疲乏和饥饿。

亚达小声提议，声音有些含糊：

“按铃吧。”

本冷得一脸发青，还能摇头表示“不”，可是比刚才虚弱多了。亚达按了铃。两兄妹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心儿怦怦直跳，紧盯着大门。门开了，一位整理房间的女佣，黑头发褐皮肤的胖姑娘出现在门口。一张红润的大面盘上可笑地盘了个花边结。她阴沉着脸，做了个手势，要赶他们走。可是本已经把手抵住两扇门叶，不让它们关上。亚达急忙说：

“我们想看看老希纳先生。我们是亲戚。”

“你说什么？”女佣怀疑地问道，朝她低下头来。

“我们是希纳先生的亲戚。我们想见见他。”亚达更加肯定地说。

女佣犹豫不决。两个孩子自从从门缝里见到了前厅，感到扑面而来的温暖气息，就鼓起了最大的勇气。他们推开女佣，大胆闯了进去。于是女佣只好说：

“好吧！我去告诉太太……可，你们就待在这儿别动！”

她转身进去了，两个孩子也跟了进去。他们知道人家会把他们打发走。不能让这些阔亲戚有思考的时间。

希纳一家子正在挂着红色锦缎窗帘、摆着昂贵的实木家具的餐厅里吃早餐。在进来报告的女佣身边，突然冒出两个野孩子。他们脸色苍白、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表情又是恼恨、又是傲慢、又是畏怯，充满了吃东西、暖身子以及弄清这家人究竟怎样对待他们的强烈愿望。

本开始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讲述自己与这家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来到这里。他的话很长。亚达只顾往屋里看，而且她不仅是看周围的一切，还痛饮着周围的一切，就像一个渴死了的人，一旦看见茶水，就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端着杯子不放手。这样一来，客厅里的每种颜色、每件器物的形状、每个陌生人的面孔，就都装进了她心底一个隐秘的地方。直到现在，她才意识到这个地方的存在。她站着不动，吃惊又不安地睁大眼睛，注视着红色窗帘那厚重的不透光的料子、高靠背乌木锦垫椅子和明亮的乳白色墙壁。屋里的大红地毯、乌黑家具，餐具柜里的银器被墙壁的颜色一衬托，显得分外富贵。

餐厅中间摆着很大的餐桌，餐桌周围坐着一些女人，哈里就坐在她们中间。亚达一眼就认出了他。他穿着紫红的室内便袍。亚达从没见过这样又厚又亮的缎子。她想哈里一定是生病了，才穿这样的衣服，受到这样的照顾。他面前摆着一只白色的像蛋壳一样薄的瓷杯，还有一只放带壳溏心蛋的鲜红的蛋杯。一只碟子里放着两片黑面包。有个女人从一只小水晶盆里取了点奶油，抹在面包片上。盆盖上饰着银质的松球。另一个女人拿起一只长嘴的银壶，往哈里的杯子里倒咖啡。第三个女人往杯子里加奶，并举着一只单柄眼镜寻找牛奶表面的奶皮，用一只小银匙舀去。第四个女人从一只装满滚水的红盆里拿出鸡蛋剖开，但她不是用刀子，而是用专用的镀金圆剪，亚达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件东西看起来比其他物件更不平凡。

虽然已经是上午了，可是四个女人中间还有两个穿着花边浴袍，戴着硕大的钻石耳环。这是哈里的母亲和一个出嫁了的姨妈。她们体态丰腴、矮胖，皮肤白皙，头发乌黑，两边脑门上各扎着一个发亮的花结。她们就像两朵硕大的白牡丹，光彩照人。她们一副心满意足的主妇那种餍足、慵懒、慢吞吞的模样，一个轻蔑的撇嘴，两只冷漠的眼睛，完全是一副生活优裕的阔太太的做派。另外两个年轻一些，是还没有出嫁的小姨。她们一副英国式的打扮，穿着料子粗糙、有男性风格的筒裙，粗布上衣，衣领像铁颈圈一样僵硬。她们像年轻一代的犹太富人一样得体，颇有贵妇气派，既朴实又威严，好像每个举动都是这样的考虑：

“瞧，我真不想引人注目。我想和大家打成一片，让他们忘记我是谁。”

看到本和亚达出现在客厅里，大家都停止进食。单柄眼镜举起又落下。几个人同时惊叫起来：

“怎么回事？”

当本说话的时候，哈里的脸变白了，饭也不吃了，恐惧地望着这个蓬头垢面、膝头流血的男孩，和这个脸色苍白、没戴帽子的女孩。女孩子的头发被灰尘与汗水黏在一起，像一绺绺流苏，纷乱地垂盖在眉毛上面。

本发现了这点，开始修饰自己的讲述。迄今为止，他带着一种阴暗的欲望，讲述一路上见到的流血景象、尸体，和十来个被开膛剖肚的女人，讲得还算准确、生动。突然，哈里把碟子一推，脸色煞白，在椅子上颤抖起来。

本停下来，匀匀气息。亚达用微弱的声音说：

“请给我们一点吃的。”

她朝餐桌走过去，可是几个女人一齐站起来，用身体保护哈里。

“别让她靠近！他们也许很脏。也许有病！别过来，小女孩！留在原地。我们给你吃的。多莉，让人领他们去厨房。”

“我们不脏，”亚达叫道，“你们要是在箱子里关一夜，漂亮的袍子也会撕破的，脸上也会沾满灰尘的。”

“你们哪天也会吃这份苦的。”她想，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主人吩咐女佣把“这两个小家伙”领到厨房，给他们一人一杯茶，一块面包，然后等命令。这时哈里溜到椅子下面，不见了。女佣领着两个孩子走出去时，哈里又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老头，模样很像亚达的外公，就像是骨肉兄弟似的。大家都不出声了。这就是一家的主人希纳先生。他是这样富有，以至于在犹太人的想象里，只有罗斯柴尔德才在声望和财富上面超过他（沙皇尼古拉二世才占第三位）。

他面孔削瘦，面色发黄，皱纹麻密，一只大鼻子形状怪异，好像被一拳砸成了两半，眉骨突出，眼窝深陷，眼圈几乎暗得发紫（据说他患了癌症，这是最明显的症状），眼球布满血丝，眸子发绿，目光锐利，让人不舒服。可是对本和亚达来说，他的白胡子、像鸡蛋一样光溜溜的秃头、伛偻的脊背、瘦长的手指、像羊角一样又硬又弯的泛黄的指甲还有那意第绪口音，都是亲切熟悉的东西：有钱的希纳和隔离区那些老头，和那些卖旧货的、收废铁的、摆摊修鞋的没有什么两样。面对这位老人，两个孩子充满了崇敬，可是并不怕他。

本再次说起他们的遭遇。亚达站在稍远的地方。她觉得虚弱、不适，突然一下不关心自己的命运了。不过她对自己说，她就要晕倒了。在书里，要是一个孩子晕倒了，大家就会马上救他，会拿东西给他吃，会让他在干净暖和的床上躺下——想到这里，她都羡慕得发抖了。她努力闭上眼睛，由于费了那么大的劲，脑子里顿时响起一种低沉而平和的声音，就像是大海的涛声。她在等待某个时刻，可是她并没有晕倒；她遗憾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靠着墙壁，两手叉放在胸前，望着周围的人。几个女人显得很气愤、很冲动，一齐嚷着叫着，朝两个孩子投来惊恐的、几乎是仇恨的目光。

“她们很坏。”亚达心想。不过，就像有时发生的那样，她脑子里同时生出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天真幼稚，另一种成熟、明智而宽容。她觉得她身上有两个亚达。一个明白人家为什么要赶他们走，为什么要气愤地对他们说话：这些饥饿的孩子突然出现在富裕的犹太人面前，就像是一种命运的提醒，一种残酷而可耻的回忆：他们曾经也是这样，或者他们原本可能是这样。谁也不敢这样想：哪天他们又会沦落成这样。

亚达躲进窗帘后面，几乎是半睡半醒的状态。每隔一阵，她就把手塞进嘴巴，轻轻地咬一口，让自己清醒。这时大家就看见锦缎褶皱中露出一张苍白的写满惺忪睡意的小脸。她以为大家都没看见，悄悄地朝那几个女人的方向走几步，向她们吐舌头。

当女佣把她从那里拖出来时，她竟一边走一边睡着了。大家把她和本推进一间大房间。那是老希纳的书房。仆人给他们支起一张小桌，他们吃了东西。亚达是那样饥饿，只顾往嘴里塞吃的，老人提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答。甚至她都没有听见。过一会儿，本会狠狠地嘲笑她的。可是这会儿他说得太多、太快，小嗓子子非常激动、非常感人。

“伊斯拉埃尔·希纳是你伯伯？我听人说过他。他是个老实的犹太人。”

老人缓慢地说出这句话，带着敬意和同情。当人们说下城某个犹太人老实时，怎么不会对他表示惋惜呢？可怜的人儿，上帝一定是忘记给他爪子和牙齿来保护自己了。

“你叫他来找我，”他说（原本给卡尔柯夫的经纪人下的单子，交给一个勤劳而且靠得住、似乎不太聪明的人也不坏），“我让他赚几个钱。”

他转过身，让两个小家伙安安心心吃饭。他走到窗边，从那里看得到下城的屋顶。亚达隐约地生出一个念头：老人望着下城那片既远又近的破烂街区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了解了解说不定很有趣呢……可是一个如此富有的人的思想，常人大概琢磨不透，因为他们是像天堂的居民一样被培养起来的，也像天堂里的人一样怪异。再说，她是那样疲乏，觉得像在做梦，周围的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或者像幻觉。直到第二天，在里拉的朋友家里，她才回到真实的外部世界。父亲得到希纳家的通知，把她和本领到这里。她整整昏睡了二十四个钟头。

九

富有的希纳没有食言，给了亚达的父亲一个做事的机会。虽说他同意给的佣金非常微薄，可是有一个那么富贵的家庭做靠山，就足以让伊斯拉埃尔·希纳这么个男人身价大增。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有些什么品质，竟能让上城的国王来找他做生意呢？

在此期间，伊斯拉埃尔的保护人去世了，忙着处理遗产继承等重大的后事的商人们委托他做了几单大生意，他都圆满地做成了。于是人们又交给他一些更大的生意。两年之内，他就发了，不算富有，至少也算小康了。在犹太人那里，命运是无常的。幸福与不幸，兴旺与潦倒，随时都可能落到你头上，就像天雷随时可能砸在牲畜头上一样。正是这点让犹太人常怀希望，又永远觉得不安。

这时期也突然发生了另一个事件，使得赖莎伯母可以实现她的一个梦想了：外公过世了。自从那夜犹太人遭受蹂躏以来，他就好像患上了痴呆症，很少出来走动，也不怎么进食，很快就一命呜呼了。他一死，希纳一家也就失去了住在下城的主要理由。

一家人搬到城市的中间地段，离山上和隔离区差不多远。

赖莎伯母不是那种容易满足的女人，现在她得管一管里拉的教育了。首先，得让她学法语。当时希纳家住的城市有个上年纪的巴黎女人，在给富人家孩子教授法语。大家管她叫咪咪太太。至于她娘家姓什么，谁也不清楚。她体形苗条，优雅大方，浑身透出活力，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小巧的鼻子弯似鹰勾，虽然掉了一些头发，可还是算得上漂亮。可惜一条腿僵硬得很，因为她患了风湿病，可是这并不妨碍她在圣诞节的家庭舞会上跳舞，也不妨碍她优雅地撩起塔夫绸的裙子（按照时髦的样式，这裙子的长度超过了大袍子），也不妨碍她为学生的健康喝“一点点香槟”。她教他们（说法语，唱《东京小女孩》，读苏利·普吕多姆的《打碎的花瓶》，以及）如何过上一种可爱、温馨、充满欢笑的乐观生活，粗鲁的犹太人靠自己是不可能发现这种生活的。她年轻时住在彼得堡，她曾透露，她与那里的某个亲王保持了一种暧昧的关系……（她在叹息中吐出了一个昔日很响的姓氏。）不过这种关系并没有损害她的名声，请她任教的家庭反而因为接待这么个曾在上流社会大出风头的女人而感到荣幸。因为大家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女人知道怎样得体地吃芦笋（用叉还是用手），会用最好的法语来教孩子：法语的发音是那样难，隐语是那样有趣。

她很快就喜欢了里拉和亚达。

“老大走到哪，爱情就跟到哪。”她说。

她那些枯瘦的指头优美而敏捷地一比画，就像天女散花一般，就在里拉的道路上播下了一些无形的追求者。

“至于小的……嗯！是个有个性的。她要是爱上谁，就会爱一辈子。”

亚达觉得大为受用：在爱情方面，法国女人的判断是无可争议的。这就像一个被海难抛到蛮荒之地的大厨谈起故乡的菜谱，听得入迷的土著只有景仰的份儿，没有说话的资格。咪咪太太既不懂，也看不起生意、佣金、经纪，尤其是经纪人为让人有优先自己而发生的争吵。希纳一家子和希纳一类人是靠此为生的。然而，说到感情，这就是她的专长了：大家不能不听她的。这样一来，赖莎伯母便梦见里拉乘一辆花车，去卡恩城参加花战，而亚达却更爱哈里那个影子，那个幽灵。自从蹂躏犹太人事件以后她就没有再见过哈里，可是哈里的身影却一直盘踞在她心头。

只有一份痴迷可以与对哈里的痴情比一比：这就是对绘画的喜爱。她总是这呀那的画个不停。可是直到十岁那年，家里人才送给她一盒颜料，她便开始描绘窗下覆雪的大街、三月灰蒙蒙的天空和人脸……她从不厌倦。不管是纳斯塔琪娅红脸膛上细小的黑眼睛，穿着曼陀林形状的紧身褡、双手叉腰的赖莎伯母，还是穿着细布长裙、浑身优雅、带着鹡鸰鸟那种嘲弄神情的咪咪太太，她都感兴趣，都想画下来。不过，她不停地画的，还是哈里的面孔留在她心里的模样。

她把自己的画拿给咪咪太太看。有一天，咪咪太太看出有一幅画的是哈里，就说：

“我可以让您（法国旧时上流人士喜欢称对方为‘您’，以示礼貌）和这个男孩玩。”她炯炯有神能够看透人心的目光紧盯着亚达。

亚达的脸一下白了。

“这么说，您……您认识他？”

“我在他家上课，与一家人关系很好。这样吧，您记着，明年二月……”

“二月？”亚达复述道，紧张得气也透不过来。

“要是你们，您、您姐姐、赖莎伯母出席法国同盟节，我就给你们做介绍。”

法国同盟节每年组织一场业余演出，接下来还有一场舞会。门票收入用于慈善事业。中城的市民把活动地点挤得水泄不通，上城居民有时也悄悄在那里露面。咪咪太太一边有意安排节日约会，一边叹气说：

“唉！时光不再喽！过去在我的亲王朋友的宫殿里举办舞会，宾客如云，喝掉的香槟酒可以成河，波尔卡和玛祖卡舞曲一直响到第二天早晨，我跳起舞来轻盈得像蝴蝶……”

“您跳得还是那么好。”亚达说。

于是咪咪太太轻轻地提起裙环，在带镜子的衣柜前匆匆探了一个滑步。虽然只有一步，可是凝聚了她的全部优雅、全部活力，还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的自嘲。亚达被她迷住了。“啊！我要是能把您这样画下来多好！可是，您认为伯母会带我和里拉一块去吗？”

“会的，肯定会的。我负责！”

这会儿才是秋天，要到来年二月才举办舞会。亚达想，明年二月，她就能见到哈里了。她会和哈里一块儿跳舞、游戏！到那时，他眼里的她，再也不是那个小叫化、流浪儿、下等人，那个下城的小犹太人了。她现在会说法语了；她的言谈举止得体了；她和“别人”一样了。这个哈里，她虽然勉强算得上认识，却把他看得很清楚，他是为她，而不是为本、为赖莎伯母而生的。在冬季阴暗的街道上，当她走出学校，匆匆回家，冷得直往指头上哈气，觉得大雪和寒风冻得眼皮生疼的时候，她几乎觉得哈里就在身边，她与他说话，编造他的回答。她自编自演一出充满惊喜、邂逅、争吵、和好的喜剧。

二月的节日终于到了。一大早，希纳家厨房里就传出了烧熨斗的气息，还有廉价香水的气味。里拉打开那些小瓶子，反复地闻着，不安地做着比较。里拉和亚达在床上准备她们的黑线袜和上过浆的裙子。姐姐还要穿一件崭新的灰色人字呢紧身褡。里拉要在一出小戏里唱歌跳舞、对白。戏名就叫《玫瑰与蝴蝶》，是咪咪太太专门为这个节日写的：这个女人拥有各种才华。

“我会在一幕戏里出场，大家都会给我鼓掌的。”里拉说。

因为快乐，她开始在房间里旋转起来。她极为妩媚，又很轻盈，脚很小，腿也瘦，是战前人们喜欢的那一种，踝骨秀气，小腿肚子却是溜圆，大腿稍许肥胖。

里拉与亚达待在赖莎伯母的房间里。亚达长高了不少；粗硬不服的头发已经梳理成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不过额前的头发保留了下来，齐眉剪成刘海，不过也有发丝没有剪去，一直落进眼睛里。这时她就像躲在一丛矮林后面的小动物，眼睛亮亮的，惊慌不安地朝外面张望。

白昼慢慢地过去了。终于到了掌灯时分。厨房里在煮晚餐吃的红菜，房间里充满了红菜的香气，甚至盖住了卷发钳的气味。

餐厅里，本在接待一个朋友。一个读中学的男孩，名叫伊万诺夫。本与他极为友好。伊万诺夫才十一岁，金色的头发，粉红的皮肤，稚嫩的腮帮子红红的，绒毛还没有褪。同学们都喜欢掐他玩，指头捏得多的地方，就留下了雪白的印子，而脸上其余的地方则是殷红的，乍看上去，好像这团肉是用樱桃和牛奶揉出来的。两个孩子坐在餐厅的灯下面，小伊万诺夫文文静静，面带微笑，张着大大的蓝眼睛和多肉的小嘴巴，在不声不响地听本说话。本说个没完，怕母亲听见所以声音不高，身体却在不停地活动，脸上虽然没有表情，双手却在比画，比声音更有感染力。

他在讲一个荒唐的故事，一段编造的经历：他一人独战六个男孩，那六人都比他大，个子也高，而且都拿了石头。他把那一仗描绘得栩栩如生，就好像确有其事。他讲述每一个细节。他做出最神圣的赌咒，说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陶醉于自己这个荒诞的创作，连自己都相信讲述的每个细节都是真的。他只觉得身体忽冷忽热，看到小伊万诺夫双手托头，凝神倾听，好像把他的每句话都喝进了身体，他有时恨不得抓他揍一顿，有时又想拥抱他。小伊万诺夫不时轻轻地问一句：

“真的吗？嗯？你说实话，这不是真的，对吧？”

“是真的，我发誓！我要说假话，上帝来惩罚，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死！喏，我这儿还中了一块石头……”

他指着眉弓，用激动的小手撩起额前垂落的头发。小伊万诺夫需要不停地重复问题，好像念咒：“他说谎。他说的不是真的。我知道这是假话。这是个谎话连篇的坏犹太人。他要是额头上中了石头，就会留下疤痕。”可是，这难道不是疤痕？本在额头上又是按又是揉，又不停地把那些发卷儿往前拉后撩，终于在眼睛上方弄出了一块红印。

“你看到位置了？看到了？”

他为什么这样热衷于撒谎呢？为的是让他喜欢的小伊万诺夫听得眼睛发亮。唯有伊万诺夫的敬佩和友情才能满足他心中的渴望。这点，连他自己都不大清楚。

“这样，你明白了，伊万诺夫，你明白我是可以保护你的……跟我在一起，你什么都不用怕。我比雅柯列夫或者波洛夫还要强、还要诡（这是他的竞争对手）。听我说，伊万诺夫，你为什么要跟他们玩？等春天来了，大家都睡了，我们就爬窗户出去，在河岸上烧一堆火，我教你怎样打火把捉鱼，”他说，为自己的想象飘然了起来，“一人举火把，火星四溅，把你的头发映红，另一个就甩渔钩，每次都能钩起一条鳞光闪闪、活蹦乱跳、鳃边还在淌血的大鱼！你只要伸手去捡就行了。早上，我们把鱼拿到市场卖了。积上一阵子，等钱够了，就买支步枪，还有真正的子弹，或者还有……”

他想入非非地补上一句：

“……一辆自行车……”

这时，他总是滚烫的小手就会因这个愿望而变得冰凉。“伊万诺夫，愿意和我一起玩吗？”

“愿意。”

“可是，你明白，我要带你一起玩，就得弄清楚，你是更喜欢跟雅柯列夫、波洛夫还是跟我玩。”

“我更喜欢这种玩法。”

“这么说还不够。明天起，你就避开他们。不再跟他们玩了。他们又笨、又傻、又粗野。跟他们在一起，你能玩出什么名堂？”

“我不能答应你……”

“太好了！我也不要你答应我。我另找一个同学就是了。”

“可我为什么不能同时跟你们做朋友呢？”伊万诺夫绝望地叫起来。

“这不可能！”本生硬地回答，“要么做朋友，要么做敌人。你选择吧，选择吧。”他重复说，把头低下来，黑色的发卷碰到了伊万诺夫粉红的膝头。

看到他明亮而威严的目光，小伊万诺夫觉得很不自在，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我选好了。”

“跟我一个玩。”

“跟你一个。”

本突然往后一倒，仰坐在椅子上。他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在象征上和幻觉上得到了。因为事实上得到想要的东西不如幻觉上一时拥有想要的东西重要。现在，他得干别的了。他得迷惑雅柯列夫和波洛夫，接下来，还得迷惑忍受不了他的自然科学老师，最后，还要迷惑亚达，不听他的话、总是反对他、尖刻嘲弄他的亚达，那个小妮子……哼！总有一天，他要逮住哈里那小子来报复！亚达从来不谈哈里，可是本知道她想着那可恶的富家小子，做梦都在想他。今晚她就要见到他……正是为此，本才不肯跟母亲和姐姐去参加晚会！本每次想到哈里，总会感到一种比仇恨更奥妙更复杂的情绪，就像对一个揍过你、向教师告发过你的同学可能怀有的情绪。这种情绪里混合着佩服、嫉妒和仇恨。伊万诺夫过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而哈里却不同……“他本来有可能是我，而我也本来有可能是他。”本这样想道。他吃过的苦头，他是多么想让那家伙也尝一尝啊，让他生冻疮，让他的小脚被太紧的鞋子磨破，让他挨母亲的耳光，被老师粗暴训斥……同时，他又想象自己处在哈里的位置。在精神上，他感到自己像他一样穿衣，吃饭，被人宠爱，像他一样阔气。总之，伯伯与母亲说得对：一个犹太人，只有发财才是得救。哈里和他，同根同祖同姓……可是一个的周围只看到微笑，另一个……

这会儿，两个姑娘正在穿过节的衣服。里拉穿一件白色的塔拉丹布连衣裙，扎一根云纹腰带，一双金褐色皮鞋，一顶假花扎的花冠。一周来，里拉与亚达又是裁啊又是缝，把绢纱做的勿忘我都扎到黄铜丝做的花茎上。亚达穿着校服，系着节日的白围裙，头发上用一条红绸扎了个大花结。

里拉往手帕和腰带上洒了几滴香水，又用指头蘸了香水往颈子和上嘴唇抹。亚达张大嘴巴看着这一切。

“你为什么要往那里抹？”

“嗬！喏……”

“哦！里拉，你以为有人会亲你？会亲你的嘴？……你的颈子？……哦！”

“嘘！别说了！妈妈来了！”

“那你给我一点，好吗？”

“为什么？”里拉笑这个小妹妹，“你也希望有人吻你，调皮的小家伙？”

里拉要逗弄她，往她的头发上倒了几滴香水。亚达一时惊呆了，慌乱不堪，顾不上和里拉一起笑闹。人们既禁止亲吻，又渴望亲吻，这是什么原因？确实，和本亲吻，她感觉不到半点快乐！可是，假如她真的和哈里成了朋友，说不定也会与他亲吻的？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一想着这事，身上就一阵热，一阵冷。

突然，她走出房间，往杂物间跑，要到那里躲一躲。那里面黑幽幽的，一股灰尘味。她抽开门闩，在房间中央跪下来，合上双手，祈祷上帝：

“让他看见我吧。让他的目光投在我身上。”

她有些犹豫。纳斯塔琪娅做完祈望，总要画个十字，可是在她看来，这说不定是一种亵渎？不过……她还是顶不住这个念头，伸出颤抖的手，在额头上和胸前画了一个。她站起来，走出杂物间，沮丧地发现袍子弄脏了，围裙的膝头部位也起了皱。不过，也没有办法。

她在里拉身边坐下来，一声不吭地看她收拾完毕。接着，赖莎伯母来叫她们动身。她穿着紫红的绸袍，红色的环形鬈发上扎着一个假钻的蝴蝶夹，袖笼上部鼓鼓蓬蓬的，充满了希望。

十

晚会大厅装点着彩纸花饰，摆着绿色植物，悬挂着三色小旗。节目刚刚开始。厅里的椅子摆得挤挤密密的。开演之前，等得不耐烦的母亲们坐在上面，压得椅子嘎嘎直响。可这声音现在再也听不到了。因为她们的单柄眼镜都对着舞台，正在专心看表演，早已忘记了动弹。台上，二十五个小姑娘在合唱：

“这是一只从法国飞来的鸟……”

母亲们脖子粗大，后脑上盘着黑色的大发髻，挂着钻石耳环。依据丈夫的社会地位和成就，那钻石的亮度也有高低之分。银行家以下的太太，戴一串珍珠项链就会被认为不得体，而从最低的层次，即二级批发商开始，戴钻石耳环则可以接受。在这些受人尊敬的老板娘中间，赖莎伯母终于谋到了一个位置。再说，她们都坐在一个小台子下面。那台子是作为包厢，专给富人希纳家留着的。

节目演出之中，希纳家的人来了。在座的人看见他们进来，都像是受了抬举，又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与希纳一家同场看节目，这是莫大的荣幸，不过，最好还是不要忘记自己姓甚名谁：同场看节目又怎么样，你还是姓莱维，姓拉比诺维奇嘛。然而，每个女人还是鼓起了胸衣，晃动着钻石耳环，小声地交头接耳：

“听说，总督大人都亲自参加他们家的舞会呢……”

哈里坐在包厢中间。他这时有十三岁了。如果他穿的是一身黄金衣服，亚达也不会吃惊，可是今晚他穿得却很朴素，也很与众不同。底下是一条珠灰色的长裤，上面是一件黑色罩衣，戴着伊顿中学的圆领。他的样子羞怯，表情阴郁，但在亚达看来，这反而更显出威严。他的头发梳得多好啊！他手里拿着一张亚达绘的节目单，面前放着一盒打开的巧克力。在取糖果的时候，他的手松开了，节目单落下来，在空中飘飞一阵，最后落到亚达脚下边。亚达把它拾起来，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直颤抖。

这时，一个头发鬈得像鬈毛狗一样的小姑娘在台上背诵卡米耶[5]的台词，在剧本作者高乃依当年标出的地方大方地加上了三个音。全场观众深深地沉浸在剧情里，听她念道：

“罗罗罗马，我唯一的悔悔悔恨之地！”

一个大腿粉红的胖小子出现在台上，开始说：

“断枝上可怜的叶子干枯了……”

接着他停下来，眼泪双流，好像从一道翻板活门遁入台下不见了。

再下来，是玫瑰与蝴蝶的芭蕾舞。里拉在好些胖姑娘的簇拥下翩翩起舞，跳得十分优雅：她挥动着许多彩带，对着大家温柔地微笑，好像在问：

“你们为什么不喜欢？应该喜欢我呀。”

这段舞蹈不仅仅是成功，而且是胜利。赖莎伯母在椅子上正襟危坐，虽然嘴角露出不怎么样的神气，心里却在美滋滋地品味她的快乐，同时心想：

“你们以为我会让她像我一样，在这个外省小城里虚度青春，埋没人生，糟蹋力气和才华，去寻找一个仅仅过得去的丈夫吗？不，绝不！里拉理应过得更好！好人们啊，你们还会听人谈论里拉和她母亲的！”

无论如何，悲剧女演员拉雪儿原来是什么人？不过是个出生在大篷车上的犹太姑娘嘛。没有什么事难得住犹太人。条条道路都是敞开的，都通到让人头晕的高处。对于里拉来说，把辽阔的俄罗斯整个儿拿来做舞台都还不够大，不够辉煌。（何况，莫斯科和彼得堡还不准犹太人进去。）不！她必须去巴黎。只有巴黎才值得她碰运气，值得去拼一拼！多漂亮的孩子！谢幕这一躬鞠得多么优雅！她天生就是上舞台的料。最后一场她上台来，挥动那些红的绿的彩带，喝彩就像打雷一样，把大厅都要震塌。

接着，舞会与游艺活动开始了。哈里与一个姨娘一起，悄悄站在一边。咪咪太太来找亚达。她们纵向穿过大厅，全场的人都看出亚达将被介绍给她富有的亲戚。他们是近亲，但是隔着那么远的距离，这点谁也不觉得惊奇，因为一边是金钱，在巴黎开银行，另一边却是贫穷，没受教育，在隔离区开小店……大家反感的，不如说是咪咪太太这种做法。这些法国人呀……

咪咪太太向哈里示意。

“喏，我的小哈里，这个可爱的小姑娘想认识您。您可以和她跳舞。可以好好来一曲华尔兹。”

哈里抬起头来，认出了两年前见过的那个小女孩。那个蓬头垢面、一身灰尘、手脚开裂的女孩，那个突然从一个可怕的、肮脏的、充满血汗污秽的世界冒出来的女孩。那个世界距他是那样遥远，但毕竟是那样神秘，而且又是那样可怕地与他联系在一起。他整个身体都竖了起来，就像一条养尊处优的小狗，听到野狼，它那野性的兄弟在森林里饥饿的嚎叫。他连忙往后退：

“不，不，我不跳舞……”

同时，他也羞愧得要死。他想起那次对他们的态度，他是那样冷漠、高傲。他知道自己又会为今晚的举止感到愧疚：他有一颗敏细而高尚的心。但是他宁愿跟一个最最肮脏的乞丐握手，也不愿意拉着这个小女孩的手跳舞。他在她面前之所以这样惧怕，并不是因为她代表了贫穷，而是因为她代表了一种不幸，而不幸是很有传染性的，就像一种疾病。

咪咪太太推他向前：

“好吧！你们就不跳吧。可是你们去跑呀，去玩呀！”

哈里嗫嚅着说：

“咪咪太太，不行。”

“为什么？”

“您很清楚……”

啊！他得说出什么话，得编出什么由头，才能让小姑娘更快地走开，才能不看到这双望着他的焦灼眼睛？

他终于说了：

“您知道，家里人不让我与别的小孩玩耍。”

这时，在亚达心里，极端的爱与极端的恨交织在一起，汇成一种非同寻常的感情，它是那么强烈、那么矛盾、那么烦乱，简直要把她撕成两半。然而，哈里的想法，并不比她的想法简单：他一方面怕亚达，一方面又为她所吸引；他带着一种痛苦又痴迷的好奇看着她。有一阵子，他对亚达的好感变得那么强烈，终于说：

“很遗憾……”

他的脸红了；他那张小脸平时黄黄的，与本是那么想像，而此刻，却变得通红通红。他的眼睛充满泪水。这样看来，他的心里只剩了对亚达的爱。

咪咪太太急匆匆地原路折返，小姑娘低着头跟在后面。亚达觉得全场每个人都在盯着她，都在嘲弄她。她的脸上显出一种那样奇怪的表情，既痛苦又克制，咪咪太太看出来了，就停下来安慰她。

“亚达，”她说，“不要看这么重。”

“太太，我没有别的办法。”

“感情上的事，要看淡一点。对待生活，要像慷慨的借主，想得开，不要像放高利贷的，吃不得一点亏。”

“我没有别的办法。”亚达重复一句。

她低头朝前走，什么也没看见。咪咪太太叫住一些玩耍的孩子，让他们邀亚达一起玩。可是游戏圈子早就形成了。捉迷藏的人满了，玩花牌和抢木凳的人也不要她。最后，大家让她参加猫捉老鼠的游戏。她一上场就被捉住了。后来，当她从这边跑到那边，试图捉住尖叫着逃跑的小姑娘时，觉得在这一圈好奇或嘲笑的面孔中间，感到了从未这么强烈的悲伤。

十一

时间差不多是半夜了。可是晚会开得很成功，咪咪太太和赖莎伯母太兴奋了，舍不得分手。法国女人接受赖莎伯母的邀请，同意到希纳家去喝杯茶。里拉很快就上了床，并且马上睡着了，只看见她黑色的发辫露在毯子外面。亚达的指头无力而冰冷，只能慢慢地脱衣。她上了床，可是睡不着。墙那边，赖莎伯母和咪咪太太在说话，每句话都传到了亚达的耳朵。

“她天生就会打扮。”咪咪太太说。

她指的是里拉。亚达并不觉得嫉妒：里拉幸福，她也由衷地感到高兴。可是，在黑暗之中，她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

“要是把这个孩子留在这个破地方，那就是犯罪呀……”

“啊！亲爱的咪咪太太，我的心思您都知道了！在这个野蛮的国家，她能干什么呢？”

“再过五六年，她就是巴黎的一个王后了……她得学几门功课，比如朗诵、仪表……上巴黎音乐学院……”

这几句话具有神奇的效果，赖莎伯母一听，就发出一声哽咽的尖叫，声音里既有向往又有遗憾的意思：

“进巴黎音乐学院，您认为？”

“她的嗓子这么好……”

“这是个蠢姑娘，”赖莎伯母突然非常粗鲁地说，“得时时盯着她，不让她随便爱上什么男人。这就是我不把她独自送到巴黎去的原因。她会把自己断送掉的（言下之意：她会听任自己被某个没有财产的小伙子诱惑的）。”

“您为什么不去那边生活呢？您应该知道，不管什么年纪，都可以移居国外，都可以碰碰运气，跟命运博一博。像我这样……”

“我不一样，我要靠别人。要别人供养。我是个可怜的寡妇。”赖莎伯母激动地说。

亚达从没有听到从伯母的嘴里说出这样直率的话。老妇人的所有愿望、梦想，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埋在心底的想法，都化做这声声叹息、这哽咽的惊叫，这潸潸的眼泪，倾倒出来。

“唉！人没有钱，又不自由，是多么不幸啊！我一想到希纳家，就会生出这样的叹怨！您不是告诉我，他们要离开俄罗斯，去欧洲生活吗？要把小孩送到巴黎培养吗？他的命是很辉煌，可对我的儿女却是多么不公啊！不过，我会留在这里，就过这种无聊平庸的日子，我预计我的女儿也是这种命！咪咪太太，我生来不是过这种日子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只有您理解我……”

“您的小叔子……”

“伊斯拉埃尔是那样胆小、窝囊！上帝啊，男人是多么窝囊！他绝不会接受移居国外的想法。更不要说把我们送到那边！要是他女儿，也许会送，可里拉只是他侄女……”

“我向您表示，里拉可以住在我家……”

“住在您家，太太？”

“对。我继承了一小笔遗产，买了俄罗斯的国家基金。这样，我就不必为未来担心了。我打算明年春上回巴黎住。只不过我不敢完全负担里拉……您明白，一个这么漂亮这么年轻的姑娘……不要去招惹麻烦……一个孤单的母亲……”

“当然，是啊，当然，”赖莎伯母连声重复，心底在暗暗计算，“要是让他女儿也去，我会让伊斯拉埃尔明白事理的……”

两个女人突然压低声音，下面的对话亚达听不清了。最后，两人长久的密语被咪咪太太的一声惊呼打断：

“确实，这孩子有些才华……天性又是那么与众不同，那么用心……”

“是啊，是啊，她可以在巴黎读书，这是肯定的……”

亚达在床上坐起来，心怦怦直跳。她们说的是她吗？能不能仅仅想象一下这是指她呢？然而，赖莎伯母可是说得明明白白的：

“他爱他女儿……为亚达他什么牺牲都舍得做！要是培养亚达做艺术家，他会那么高兴！唉！要是我可怜的里拉不是孤儿，那该多好啊！可是命就是命。命运给你什么你就得接受什么。”

“您可以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咪咪太太，您在那边有很多熟人吧？”

“我认识很多人。”老妇人说。

她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又装出那种愉快轻松的声音。人有时这么做是为了麻痹自己，就像有时用唱歌来壮胆一样。

“从前，全巴黎的人我都认识。大家管我叫……您不要告诉别人：这是我的外号，我打仗用的名字……是啊，我生活在一个太出类拔萃，太引人注目的圈子里，那里面人人都有外号……大家管我叫纸叶子，因为我太喜欢玩牌……这都是久远的事了，不过，我保留了，当然，应该保留了一些朋友，一些忠诚的，有活动能力的朋友……”

她不出声了。有一阵子，亚达只听见小匙搅动茶杯底部的声音。

赖莎伯母在脑海里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呢？还不能完全肯定她把里拉与她自己，年轻的她本人，把里拉的命运与她的命运搅和在一起……她从来没有这么喜爱女儿。她甚至由此而对别人也生出几丝柔情。提到亚达的时候，她动情地说：

“如果不努力培养我这个侄女的才华，那多可惜呀。她有天才……她会成为大画家的。明天我就跟她父亲说。”

十二

这是犹太精神的特点，如果把里拉和亚达送到巴黎是去学门手艺，好谋一个平凡的但是靠得住的职业，如裁缝或者会计什么的，伊斯拉埃尔会长久犹豫，下不了决心与孩子们分开。然而送她们去是学艺术，他也就同意了。孩子们这一去会搅乱他的生活，还要增加家里的开销。女儿终于还是离开他了。巴黎路途遥远，旅费昂贵，这一去两三年之内不能指望见面……不过这里不是谋个体面的或者平凡的职业的问题。问题不在于理智，而是一个梦想。这一去就是跳进了陌生的世界。也可能客死他乡，也可能发笔横财：亚达有可能成为著名画家，里拉则成为伟大演员。上帝给她们安排的是什么命运，谁又可能知道呢？诚然，花费是会不少，可是，为了他的孩子，为了他的血肉，他有什么舍不得呢？他只是对亚达暗暗怀有些歉疚：她本来是可以更幸福一些的……可是孩子他妈死得早，这也怪不得他这个可怜男人，赖莎伯母脾气大，本鬼里鬼气，也都不能怨他……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要亚达原谅生养了她。当然，这不是一个漂亮礼物……至少他可以把他走运的、幸福的那一份给她呀。

他同意赖莎伯母带三个孩子去巴黎：如果没有母亲看着，本在俄罗斯不会干出什么好事，而且，对于一个犹太小男孩的成长，俄罗斯也不是个理想的国家……为他选择职业、服役（永远是一场噩梦）、进大学的麻烦很快就会开始……还是让本去巴黎为好。

春天的一个早上，伊斯拉埃尔看着他们带着一大堆箱包、食品甚至还有一些家具登上火车。

这是一九一四年五月。

战争的头两年，伊斯拉埃尔定期给他们汇去食宿费。希纳家几个人住在巴黎，与咪咪太太合租了一套小公寓。情形并不完全像咪咪太太从前所说的那样好……老太太没有找到几个朋友，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其余的不是死了，就是去遥远的外地。还有一些似乎记不起她来了。最后，战争又爆发了……

头两年希纳家的人与咪咪太太的生活虽然平庸、凄凉，但还算平安。后来，俄罗斯闹起了革命，革命的滚滚洪流把伊斯拉埃尔·希纳的生活、财富，甚至记忆，连同其他的残渣碎片全都吞噬、带走了。

伊斯拉埃尔定期汇出的生活费取消了，俄罗斯国家基金的利息收入也没有了。赖莎伯母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平庸女人，这时正是她显示自己不是平庸女人的时候。她利用救出来的几个小钱买来一些布料、服装图样、两个衣服架子，又让女儿和侄女去上裁剪课，狡猾或者强行地把咪咪太太最后一点财物，如珠宝首饰、亲王的礼物、当年好日子时的纪念品夺了过来，就开起了裁缝铺。

一个可怜的犹太女人，从乌克兰一个偏远省份来到巴黎，向巴黎女人兜售衣袍，即使还有几分心气，那也是她没有想到的。

她把咪咪太太的套房转租出去，又在泰纳街区租了一套三间的小公寓。那个地段是平民女子和献殷勤的男人见面碰头的地方，他们就像一条河的两股水流，有时混合在一起。

这套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一股灰尘气味。还有一股廉价裁缝铺特有的气味：厨房的油烟味、羊毛衣料的膻味、顾客身上那种廉价香水呛人的香味。窗户很少打开。赖莎伯母和咪咪太太都吹不得风。里拉进了一家音乐厅；本负责给顾客送货；亚达则被伯母雇下来干杂活：缝衣服，收拾别针，裁剪衣样，复制偷偷弄来的样板。她的吃住由赖莎负责，但也受够了她的打骂。吃的穿的赖莎倒不克扣，不过她现在越来越暴戾。不仅是因为亚达现在成了她的负担，而且是因为亚达不断地让老妇人想起里拉的沦落。这个里拉，从前让她怀有那么大的希望，现在却只是在音乐厅勉强演了个裸女的角色。里拉的红颜衰退，早已失去了娇艳，却连个有钱的情郎也没有找到。虽然所有的男人都爱恋里拉，可是命运却总是跟她开玩笑，她碰上的男人总是些穷光蛋：不是有家有室、舍不得吃穿、前怕狼后怕虎的小市民，就是干不出什么大事的冒险家。

等到亚达满了十五岁，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伯母对她的怨恨就深到了骨髓。亚达也不把伯母当做长辈尊敬。这是她童年以来最有效的武器。说来也怪，只要亚达狠狠地回上一句刁钻无礼的话，老妇人的怒气立刻就消了。话说回来，她也没有吃亏。赖莎这条尖利的舌头也只有亚达才让她有机会用一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她还得感谢亚达才行。这就像一个喜欢决斗的人，愿意在决斗场上见到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不幸的是，她也有妇人的通病：喜欢陶醉于自己的胜利。就因为这一条，两人争吵对骂的场面就从不停息，而且，她的记性又好，不肯把旧爪子换掉来用新的，一旦吵起来，总是把陈年往事翻出来，这就使得吵骂的主题不断得到沿袭与丰富，而吵骂的词语则被她们以真正的艺术家意识不断加以改变和翻新。这就像一只黄蜂狠狠地把针扎在你的肌肉上，然后围着你不停地飞，嗡嗡声久久不散。

亚达顶撞她，不服她管教，尤其是越来越躲进深深的内心，她的精神状态变得这样奇怪，于是不会被任何事情冒犯或伤害。每次赖莎伯母骂她，她就有意观看那张尖戾、明理而又冷酷的脸，不过她不是以一个受虐待的姑娘，而是以一个画家的眼光来观看，然后她就从练习簿上撕一面纸，把刻记在心里的每一笔都描下来。

有时，她甚至为逼真地描绘出伯母盛怒时嘴角的细小皱纹而高兴，这种嘲讽而冷酷的表情让她着迷。这种表情就像是草地上蹿出的一条蛇尾巴，倏忽一闪就不见了，根本不可能捕捉到！它让亚达感到害怕，但也给她带来一种奇特的快乐。整个有形世界充满了种种形状和颜色，你没法把它们记住，因为它们在不停地逃避你，但是寻找那些形状与颜色，追求那些形状与颜色，就成了地球上最宝贵的事业。

“你像是中了魔，成天在想入非非。”里拉说。

她还加上一句：

“你都满十五岁了，还像只有十二岁的样子。你整天画画，别的什么也不管，会把最美好的年头白白糟蹋的。”

画室下面就是街道。她两手支在狭窄的窗台上，望着外面。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对于早春时节，气候未免沉闷了一点。每一层上都有一些神经质的孩子在叫喊。亚达心想，她得试着把这条大街，这片不时被闪电穿透的冥冥暗色、这块黑云压城像有火星迸溅的天空，还有那个在路灯下行走戴孝的女人、那个扎着红色彩髻的卖花女人画下来。那个戴孝的女人不时抬起一张受惊的面孔，好像感到憋闷，要吸吸新鲜空气，那张脸被铅白色的灯光照着，像打了一层粉。

里拉懒懒地在床上躺下来，仍然问道：

“你就从没有碰到个稍稍喜欢一点的男人？”

什么？里拉问什么？她亚达从没有碰到……不，不。她摇着头，一副自负又怀疑的样子。她要过的生活与里拉的不同，两人的乐趣也不一样。她的情感没有人能够理解，更谈不上分享。然而……一个十五岁的姑娘，人家在她周围说出的一些话语，如男人、快乐……等，都会在她心里再次响起来，会被一个内心的声音低声复述，会激起一种沉闷的几乎带有威胁性的回声。

咪咪太太就在房间里，头发全白了，两条腿又细又僵，一双手因为风湿，已经结节变形，但是腰杆却挺得笔直，眼睛仍是炯炯有神。这时她说：

“亚达还想着哈里·希纳呢。”

“不想了，咪咪太太！”亚达叫起来。

里拉咯咯笑了。赖莎伯母冷笑两声。本则发出一种轻蔑的埋怨：

“她还能想吗？”

咪咪太太像开玩笑似的，又用深沉的声音重复了一次。这个苍老的预言家，只有说起爱情婚姻，喉咙里才冒出这种声音，就好像这是她与众人唯一扯得起来的联系，而且这个联系已经被时光毁掉了一半。

“你还想着他。你永远忘不掉他……”

里拉附在她耳边说：“你知道我们和他是邻居吗？”

“邻居？”

“是啊。他就住在我们附近，星辰广场另一头，美叶街四十号。我是从电话号码簿上偶然见到他的姓名的。”

亚达无意识地探头观看通往星辰广场的大街。在巴黎他们住的地方竟然比家乡那座小城距离还近。在乌克兰，他们中间隔着下城、两边栽着白杨树的长街和那些山冈。想到这里，她心里浮起一种怪怪的感觉。

大家在她周围发笑，她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什么年月的荒唐事儿了，到现在还记着。她想：

“这也怪不得我。这是因为，有些面孔、有些房子、这样那样的场面，一旦见到了，我就永远无法忘记。他们无动于衷，或者见过就忘，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记性。而我呢，我是记着的，忘不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不幸，它逼我记着惊吓过我的每种面容，打动过我的每句话语，我快乐或者痛苦过的每个时刻。哪天我去看看他住的房子。”

然而，一个又一个月过去了，她却没有打定主意。去看他的房子有什么益处？多么幼稚的举动……尤其是，它不可能给这个梦，这个渐渐变成无伤大雅的往事，变成半实半虚的空中楼阁的梦提供新的养料。随着她一天天长大，这个梦也渐渐被她淡忘，就像童年读过喜欢过的一本书，年纪一大就被忘记。其实她还爱他，只是当时她不相信。现在她知道这只是一首诗，一篇虚构，一种幻想，其他什么也不是……她得当心，不要再冒出上门看看的愚蠢想法，那道门已经永远对她关上了。她得当心，不要再打听他的某个具体的细节，比如面容、声音、目光，那样会突然唤醒她的梦想，会给她的梦想以真实的质感、光亮和味道。亚达就在这样的心态下过了两年。

十三

有一天，亚达刚刚给美叶街送了一件袍子。客户家离四十号没有几步路。她就慢慢地，犹豫不决地朝那里走过去。上帝啊，为什么不去看看呢？这是一种单纯的快乐，而她又难得有什么快乐。既然偶然的命运让她从童年所喜欢（现在她承认那段感情那不可改变的荒谬性质了，它确实有点像爱情）的人家附近经过，为什么不走近点，去看看那所房子呢？难道怕被哈里撞见吗？她不慌不忙地往前走，心却怦怦直跳。接下来，她看到了一座单独的公馆，不太大，三扇高高的落地窗下面伸出一个石头阳台。她隐隐地记起一幅法国小学的图画，那里面的窗户也像这样，朝一个公园开着。公园里有一座地面铺着黑白石板的小亭子，里面有些撑着大裙袍、面色红润的女人在跳舞。

房屋周围绿树成林，阳台掩映在六月葳蕤的叶簇之中。她看见枝叶间闪现出一些青年男女的身影。又听见远远传来一支乐队的乐声，还有欢聚时欢笑打闹的人声。这是举办舞会的季节，是跳舞的时辰。是啊，他们在跳舞，在欢乐。透过打开的窗户，看得见里面的一对对男女，另一些则在阳台上支着手肘。这是一个快乐的世界，高雅的世界，是她所不了解的世界。她甚至没有想过这个世界，因为它离她是那么遥远，与她是那么无关。她们是多么幸福啊，那些姑娘！天色不早了，将近七点，阳光显得特别柔和、金黄，消融在清澈和燠热的暮色之中。那些男孩子中间，哪个是哈里？根本不可能把他辨认出来。她寻找一个最英俊的、最匀称的男孩子，就在心里管他叫哈里。

有个年轻姑娘在阳台支着手肘，手腕上缠着的弯弯曲曲的彩带垂在外面。她穿的袍子颜色艳丽，迷住了亚达。那是绿中带银的颜色。天气燠热，亚达觉得干渴，嘴巴沾了灰，火辣辣像在烧灼。她走了很久的路。可那件袍子就像被雨水洗润过的青青草地下的一汪碧泉，那种绿色仿佛洗尽了尘埃，让她心里顿觉一片清凉。她欣赏美，欣赏那些姑娘的幸福，可是她并不羡慕她们，就像她并不羡慕画上的人物。相反，她感谢她们为她带来这些节日的碎片，这段音乐、这些笑容，还有头发在六月光线照耀下的闪光。

“我喜欢画这样的场景，”她想，“虽然这并不完全合我的风格……我喜欢画更阴暗、更肮脏的场面，可是，顺便也不妨……这些花一样鲜艳的裙袍，这个清澈的夏日黄昏，还有树上披洒的这种淡淡的光亮……多美啊！”

她从包里掏出速写本和从不离身的一截铅笔头，匆匆地勾下那个俯身栏杆手缠彩带的姑娘的姿态。在她后面，站着一个男子，正在往她这边瞧。说不定是哈里？……说不定是哈里在往这边瞧？……亚达身边，有群司机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气，也在漠然地看着这群跳舞的男女。大户人家的仆人就是这样监视主子的嬉闹的。亚达朝他们转过身，匆匆地问道：

“请问这所房子是希纳家的吗？”

她的心怦怦地跳着。她没有猜错，这果然是哈里家的公馆。

“他们家的公子叫哈里，对吗？”她又问。

“你是说他？”一个司机指着阳台上那个青年男子，“对啊，那就是他们家的公子。”

她以画家深刻而又锐利的目光贪婪地打量他。哈里的面庞秀气，富于表情，透出一种嘲讽意味；鼻子细细的，颈子长长的。他与本是那样相像，亚达再次感到惊讶。

“典型的犹太类型，饱经患难，忧郁、聪慧。没准这些金发粉肤的姑娘都喜欢他？唉！问题不在姑娘们喜欢他，而在于他能够喜欢谁……”

突然她闭上眼睛，好像进入了一个梦境，冒出了一种幻觉。似乎她在呼唤梦境和幻觉，因为在梦境和幻觉里，脑子里想象的场景变得和生活本身的场景一样真实，一样清晰。

她看到了自己儿时走进哈里家的情形。她又回想起这段往事，不过现在将它做了些改变。她想象出另一个亚达，高一点，胆子也大一点的亚达，她本应该朝哈里走过去，拉起他的手。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肯定哈里会跟她走……那么围着他叽叽喳喳个不停的那些女人怎么办呢？……嗨！谁管她们呀？他会跟随她走的。

“我永远只爱你一人，”她带着沉重的感觉想道，就像承认命中注定有苦难和不幸似的，“我可以在赖莎伯母的裁缝铺里过一辈子，变成一个老太婆，也不跟你说一句话，或者，相反，嫁给一个别人，但是一辈子也忘不了你。我永远也不会停止爱你。我对自己的生命都没有这样肯定！”

她看着鞋跟走得弯弯扭扭、蒙了一层尘土的鞋子，看着被针扎过多次的双手，一股酸苦的嘲意在心里涌上来，压也压不住：

“但丁和贝雅特里丝，”她想，“人家要是知道了，会笑话我的！”……但是各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要不，或许只有犹太人才这样？我们这个种族如此饥渴，长久以来总是挨饿，现实从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让我们吃饱喝足。我们还得做不可能的事情。而哈里，他还希望什么？当然是超出他本人的什么东西，就像我现在这样？某种那么巨大的东西，一种那么圆满没有人能够给他的幸福。“啊！天色不早了！”她突然想起来，“赖莎伯母该骂人了。”可是她不想离开这里。那些男男女女又开始跳舞，跳得那样轻松，那样陶然……现在一些仆人端着托盘出现了……大概是给人送冰淇淋……在这样一个炎热的晚上，吃杯冰淇淋一定很爽……可是得离开了……别了，哈里……

十四

她轻轻地推开门，希望悄悄地进去，不引起大家注意，可是赖莎伯母已经在门边尖叫起来：

“是你呀？你还愿意回家呀？还记得时辰啊？你是六点出门的，现在都八点了。老子供你吃的喝的，就是让你在外面像公主一样闲逛吗？我以为你被车子压死了，死丫头！真要死了，我可不会哭的……说吧，到哪儿去了？和谁一起？”

“我一个人，独自在外面走。”

“你一个人？我知道你们这些姑娘的德性！”

“你知道你女儿的！”

赖莎伯母威胁道：

“你想挨耳光是吧？”

她那枯瘦生硬的手动辄就甩过来，亚达与里拉挨了耳光，虽然十分委屈，却并不反抗，就像忍受恶劣的天气一样，可是眼前这个场面，这些咆哮、威胁、粗暴的言行与亚达刚才见到的那一幕反差实在太大、太强……

“我也不是八岁小娃娃了，”她说，“我比你有力气，我会自卫的！”

赖莎伯母倒退一步。

“把袍子钱给我。我想，人家付了钱吧？”

“对，人家当然付了钱。喏，你的钱……哦……”

她止住话头，脸上显出恐怖的表情。她刚刚发现，她的小包不见了。顾客那八百法郎的袍子钱到哪儿去了呢？她拿着干什么去了呢？她是在匆匆赶路的时候把包落在街上，还是把它放在哈里家附近的长椅上忘了拿呢？……她使劲回忆：

“我在包里拿了铅笔和本子，接着……我把那些东西都放下，看着那个指着哈里的人……一定是把包落在长椅上……”

钱丢了，当然是可怕的事情，可是她那个本子，那些珍贵的速写……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我什么也没有了……”

她没有感觉到耳光的痛苦。她忘记了自卫的决心。她像从前一样，咬紧牙关，一声不响地忍着。

“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赖莎伯母吼道，抓着她的肩膀使劲摇着，“回到街头，回到你张开两腿躺着的旅馆房间！滚！我要赶你出门！”

她们还是站在狭小的门厅里。亚达就靠着门，她转过身，打开门，悄悄地走了。她经常渴望离家出走，可就是鼓不起勇气，来面对在这座陌生城市里的孤独、贫穷和饥饿。不过在这种事情发生多次之后，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无论如何，流落街头，死在街头，也比在家里痛快！

眼泪迷糊了她的双眼，她一手扶着街边的铁栏杆，一边信步往前跑，不时将受惊的眼睛扫一扫那些咖啡店和破旅馆，寻思人家是否同意她免费住一夜，或者还是投到随便哪辆车子的轮子下更干脆。她同时又想，希纳家的舞会一定结束了。跑到那儿求救怎么样？……她已经向他家求过一次了。不行！那些人与她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突然，她听到身后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一只手抓住她的肩膀。她怕得发抖，一边继续气喘吁吁地向前跑，一边回过头，认出是本。这一刻，她恨他，也恨赖莎伯母。她挑战似的瞪了他一眼，叫道：

“松手！滚开！别来烦我！我绝不回去！”

“亚达！够了，听我说！”

他们停下来。本紧紧地抓着她的两条臂膀。她不敢挣扎，因为咖啡店里有人看着。不过街上空空荡荡，阒无一人。

“亚达！别冲动！你想在监狱待一夜吗？”

她突然想起自己十七岁了，这有可能招致危险。逮捕、教养。于是不挣扎，也不叫喊了。

“亚达！别这样望着我！我，我可从没害过你。”

他挽起她的手臂，强迫她跟着走。

“来吧。我们离开这里。我们去街区走一走。跟我来。”

“去哪？”

他耸耸肩膀。

“难道我知道吗？你害怕了？你别哭，”他匆匆说道，用力握紧她的手腕，痛得她一叫，“难道还会发生更坏的事情？”

她咕哝着说：

“我没哭。”

“亚达！我们有一次也这样迷了路，孤孤单单，就我们两个，你记得吗？”

“记得。可那次我们知道上哪儿去。我们有个家。”

“随便哪家破旅馆，哪间阁楼，或者塞纳河上哪个桥洞，都比我们住过的房子更有保障。就算你父亲活着那会，住的也是个破窝，而且总是受威胁，亚达。”

“本，放开我，走你的！”

“亚达，小时候你就恨我，现在还恨？”

她转过身，没有回答。两个人身子都在颤抖，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你还记得游戏吗？”

“什么游戏？”

“你发明的……或者我发明的那个？趁大人们睡着了，半夜独自出发的那个。”

“傻瓜。我那时才八岁。”

“那又如何？”本说，“难道我们变了吗？”

“没准变了。”

“我呢，一直不断地梦见这个游戏……我们那时孤孤单单，可怜巴巴，没人照料，可是也没有人来打扰，不管是你厌恶的人，还是喜欢的人，都没有。”说到后面他压低了声音。

她停下步子，往街边的长椅上一倒：

“本，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亚达，你那会儿在哪儿？和谁在一起？”

“你想说什么？你疯了？你现在相信赖莎伯母了？”

“你刚才去哪儿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副模样。你的头发乱做一团。脸色苍白，身子在发抖。你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本轻轻地说。

“我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可是我不能告诉你。本，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你会笑的，而且有理由……”

“你只要告诉我，你是不是和一个男人待在一起来着？”

“我？一个男人？”

看到亚达幼稚的惊愕，本不由得笑起来。他低下头，用硬邦邦的两只大手捧住亚达的脸庞，用童年就用来发泄的残忍动作在她的腮帮上狠狠地拧了一把，痛得她大叫起来。接着他小声地说：

“从十三岁以来，我就夜夜梦见你……”

亚达抿紧嘴唇，使劲把本推开：

“你疯了？你想干什么？我不喜欢你。”

“亚达，你听我说。你现在得回去。你就让我妈叫几声，或者打几下。你什么也不要说。我呢，我去打短工，设法对付对付，弄点钱，过几个星期，几个月，找个好日子，我们就一块动身，就像这样，什么人也不告诉，然后我们就结婚，亚达。”

“什么？”

他发火了：

“我们就结婚，我跟你说！我只要弄到一些钱，够住几天旅馆就行了。这就是我要你给我一个期限的原因。再过六星期，我就二十一岁了。”

“我呢，我还不到年龄。”

“我会安排好的。我们总会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法律上说，你父亲还没死。我们可以假装得到了他的允许。这很容易。我来安排。你以为有人会在这上面找我们的碴？谁会对我们感兴趣？啊，要是哈里·希纳结婚，当然要按照神的法律和人的法律，把婚事办得规规矩矩，漂漂亮亮。可是我们，谁会操心来管我们的闲事呀？”

他这番话说得又快又急，从前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来迷糊伊万诺夫的。

“你就这样喜欢走弯路啊，本？”

“弯路？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啊，有两条路，一条干净、平坦，明亮，另一条崎岖，黑暗，长满荆棘，每走一步都有可能遭受惩罚、蒙羞受辱，你就不害怕吗？”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吧，”本笑着说，“这是因为我想不出别的办法。而且我要再说一次，谁又会操心来管我们的闲事呢？我们受苦谁会流泪呢？没有人会关心我们的。”

“的确，没人管我们的事，我们饿死也没人管，”亚达说，“你说呢？”

“我？饿死？为什么？”他夸张地叫起来，“绝不！绝不！亚达，绝不饿死！饿死只会好了别人！饿死！你要知道有许多窍门可以活下去……你放心吧，用不着偷，也用不着杀人！买进、卖价、跑跑路、说说假话、走点私、做点假货，都可以活下去！”

“嗬！你在瞎吹哩，”亚达耸耸肩膀，“你还是老样子，本！你以为你比别人强，比别人狡猾。人家会把你吊起来的，就那么一下完事。到了绞架上面，你还会叫喊‘看啊，我比你们高得多！’”

“傻瓜，”他像儿时那样，不屑而又尖刻地骂一句，“你什么也不懂吗？是啊，我是在瞎吹，我在胡编乱造，可是只要你想得心诚，想得迫切，开始是你想象没有的东西，最后是你没有想象的东西，它们都会归你所有。”

“你真这么认为？”亚达小声问。

她伸出双手捂住脸，接着摇了摇头。

“现在不行，我认为你是在嘲弄我。再说，现在你都疯了。”

“我们俩都有点儿疯！我们不是有逻辑头脑的人，我们也不信笛卡尔主义，更不是法国人！人到了十七岁，还像八岁时一样爱个陌生男人，这难道算得上理智？”

“住嘴！”

“哼，被我说中了吧？”他低声说，狠狠地握着他刚才抓过来没有放开的手，“好吧，我不笑，你明白吗？你也别嘲弄我了，好吗？亚达，我向你发誓，过六个星期，我就会弄到足够的钱，除了买只戒指，还可以在旅馆住几夜。然后，我们就一起过日子。我也没有别的话跟你说。我们一起过日子好了。”

“可是我不需要你，”亚达叫起来，反抗的眼泪滚滚而下，“我能够养活自己！我可以自食其力。我不喜欢你。有一天我会离开你的。”

他喃喃地说：

“嗯！将来……我不在乎……我只看到我们一起动身的日子，再远一点，我就不想了。到那天，吃过午饭，我们分头动身，我呢，去拿包裹，你呢，去春天百货配货，等我们回到那里，就是夫妻了。”

他放声大笑，笑得那样响，那样神经质，连眼泪都滚了出来：

“你看见我妈那张脸吗？看见吗？她一气之下会把我们两个都赶出门的。天哪，我们一起动身吧。亚达，别再说你能独立生活，自食其力了。你还太小，太嫩。我呢，我让你画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他扶她站起来：

“来吧；我们虽然受虐待，挨打受骂，冷嘲热讽，可我们却在暗中准备一个复仇的计划，还有什么比这更妙的事？因为我妈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会气得喘不过气来的！亚达，来吧……我经常遭人嘲笑，人家都不跟我玩，我想：‘总有一天，你会像老子这样遭人排斥，总有一天，老子会成为天下最强的人。’”

“你成为天下最强的了吗？”

“现在成了。”他嬉皮笑脸地说。

天上开始落下豆大的雨点。亚达跟着本跑起来。

过了几星期，本弄到了一些钱，还有结婚所需要的文件证明。一切都像他所说的：有一天，他们分头出门，去给家里采办货物，然后到市政府会合办手续。回到赖莎伯母家时，两人已经是夫妻了。赖莎伯母果然把他们赶出家门。那天他们是在旅馆过的夜，从此就作为夫妻，过起了日子。

十五

美叶街，希纳公馆，白天的舞会到八点结束。

哈里的母亲与姨妈们按照年轻时故乡城市的时髦用语，管这些舞会叫“疯狂的白昼”。她们带着侨居法国的岁月并没有抹去的、只是受了某种洗礼的乡音（如她们不再以俄罗斯的方式用大舌，而是用小舌发R音，这就使她们说的一些优雅、礼貌、极其精练的语句具有一种郊区风味）发出邀请：“能否赏光，携同漂亮女儿前来参加寒舍十七日的疯狂白昼。”这时人们便觉得，这种邀请肯定别有一番旧时的东方情调。有人甚至说具有“斯拉夫情调”，不过没有任何恶意。

到八点钟，摆了冷餐台的绿色大客厅里嗡嗡声低了好几度。里面的笑声和单独的交谈声都听得清楚了。而在一刻钟以前，那里面响着的，还是上百人的话声、脚步声、音乐声交织的一片混响。不过女主人仅仅是在受过训练的耳朵听到一只鸟在花园树上鸣叫时（这是一只迟归的鸟，被灯光诱骗来的），才开始希望得到真正的休息。她站在苋红色的走廊门口，握着告别者的手，机械地说着再见的客套话，那个慷慨劲儿，就像园丁把喷壶里的最后几滴水，一股脑儿淋在花朵上。

“亲爱的太太，我都几乎没有见到您……我们得趁着白天……亲爱的孩子，向您母亲问好……”“肯定快九点钟了。”她想，可是还得招呼那些迟迟不肯离去的、那些永远心不在焉的客人，那些苦等某个女人、不肯放弃希望的嫉妒鬼，那些待在石头露台上的恋人。再说，家里来了客人，她像俄罗斯人一样，很高兴，也很好客，可是今晚，她急着想和哈里独自待一待，想了解他们进展如何！

一个钟头前，当哈里和劳伦斯·德拉舍走进餐厅时，她就猜出了几分。姑娘在前面几步，哈里热烈深情地看着她，那种眼光，做母亲的是多么熟悉啊……啊，从那一刻起，她就颤抖了！哈里的面部表情就像是一本打开的书，上面写了什么她看得清清楚楚。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一如所有母亲，她对于真实情况是既清楚又糊涂：显露得明明白白的东西她不知道，而哈里本人还不明白的东西她却察觉了。在她看来，儿子的灵魂是个隐迹本子，上面写的文字有时只有一个字可以理解，但这却足以让人豁然领悟了整篇文章。她想，如果做母亲的不是头一个看出儿子脸上那种既卑微又苛刻，为尚未自知的爱情所特有的神情，那要什么样的母亲才是名副其实的母亲？她在回忆中又看到了儿子那种神情，不由得把手按着胸口，指头上的钻戒在夕阳光照下闪射出蓝色的光辉。

“钻戒戴多了……总是戴得太多。”她的大姑小姑这样说她。可是珠宝不是为了收在保险柜里而制作的。她那些大姑小姑穿衣打扮那么单调，那么像男人……哈里的伯伯们便鼓励她买些珠宝：就是凭她自己，凭她这个姓氏，她也应该去买，而且这也迎合了他们东方人的那种追求财富的秘密爱好，因为买了珠宝，就可以让财富在自己手上流动，在心口收藏。她也是这种看法。就是在今晚，看到自己白胖手指上这些辉光，她也暗暗地感到安慰……她很需要安慰……今晚她很不痛快……她觉得哈里与那个年轻姑娘一定谈到了一些严肃的话题，没准还是影响前途的话题呢。上帝啊！她儿子还这样年轻！她用俄语叹息说：“唉！老天爷呐！老天爷呐！”她每次脑子混乱的时刻，法语就说不灵光了，一说就出错，虽说她是从三岁起就跟一个巴黎女人学了法语。她连着重复了好几次：

“看到你们这么早就走，我很抱歉……”她又不安地低声问：

“我儿子……我儿子在哪儿？”[6]

大姑小姑们都知道她这个弱点，好几次恼火地跟她提到一则众所周知的犹太故事，一位富有的银行家太太分娩时呻吟说：“上帝啊，痛死我了！”可是丈夫只在听到她用意第绪语唤他时才赶来，因为他知道，这才到了孩子即将出世的紧要关头。不过大姑小姑们都很刻薄，令人厌恶。再说，她也不会说意第绪语！她又不是在下城长大的！不过也不能否认，思想一紧张，就记不住法语那些语法句法规则，因为它们也委实太难了。

在阳台上，几对男女迟迟不散，还在沐浴着夜晚的清凉。哈里在哪儿？天呐，他不可能就想结婚吧？他才二十一岁哩。

“唉！儿啊，我的独生儿子啊，我的心肝宝贝啊，”她内心在频频叹息，“虽说结婚是件喜事，可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又怎么预见呢？上帝的意愿是什么呢？婚后的事儿谁来安排呢？”伊斯拉埃尔民族遭受的种种磨难大概成了骨子里的回忆，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来。她站在老地方，下意识地对围在她身边的女人说些雷同的送客话，深沉而有神的漂亮眼睛却显露出惊慌和失望的神色。她焦躁不安地扭头四顾，好像她闻风察向，看灾难会在哪个方向出现。因为儿子要是完婚（但愿上帝不允许！她在心里用俄语默念一句，并且悄悄地，若无其事一般地摸了摸一张桌子的贵重木头，以消灾避难：有两个咒语总比一个强，她的思想相当开放，可以接受不同民族的迷信），儿子要是完婚，谁又能肯定他会幸福呢？她可不希望儿子招来风险！她带着某些母亲蛮横的自信，认为这场婚事是不会带来幸福的。恰恰相反，她总是觉得人家要害哈里，要中伤他，侮辱他……不管与谁结婚，都充满了巨大的危险。婚容易结，危险却很难防范，就像在俄罗斯，某些节日前夕，人们走出教堂时要点蜡烛：不管刮风下雪，蜡烛总是点得燃的，可是要一直燃到家里，要照亮阴暗的街道，要顶住一阵阵寒风的袭击，那就不容易了。很少有人能够一直点到家里。她本人的家庭生活算得上幸福，虽说此刻她不无歉疚地回想起一些醋意大发的场面，夫妻生活中一些任性的往事……不过，要紧的是，她和她丈夫说同一种语言，从某个意义上说，也就互相理解，而那个姑娘虽说人很漂亮，也是好人家出身，却终究是个外国姑娘。而且，这些法国的灵魂怎样，你又怎样去了解？那个姑娘头发那么浅淡，脸色那么粉嫩……一时间，希纳太太展开想象：她儿子皮肤那么深褐，那漂亮姑娘是雪肤金发，从他们的结合里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呢？再说，姑娘家信天主教的父母又会同意吗？要是他们不同意，哈里必将遭受屈辱，想到这里，她预先感到了痛苦，她的心已经在流血了……（上帝啊，救救我们，保佑我们吧！）“为什么犹太人在爱恋的时候，觉得爱就是颤抖的同义词？”她想。这么一来，她就待不住了，决定去找哈里。她故意拉住一个妇人的手臂，大声说：

“不要走，不要走，再坐一会儿，我不愿让您走……来喝点什么吧……天气这么热，来杯冰淇淋？不行！不行！不要拒绝，来吧！”

她绕冷餐台走了一圈。哈里不在那里。她把那位女客拖向阳台（“里面闷死了，您不觉得吗？”）在暮色之中，她看见哈里和劳伦斯·德拉舍单独在那里。一阵沉默。

希纳太太想努力表现得可爱一点，脸部在抽搐了几下之后，终于挤出了一丝和悦而凝固的微笑，那副模样，就像一个贩卖旧货的老女人正在迎接顾客。她那张收缩变小的嘴巴试图努成丘比特之弓的形状，她那双滴溜溜乱转的黑亮眼睛以惊人的迅捷扫过姑娘的脸蛋和身体。“好像在估价我能带来的东西。”劳伦斯心想。

她没有想错。可是做母亲的估价的东西，不是用苏[7]，也不是法郎，而是用幸福的可能性来衡量的。她的心深受嫉妒、不安、憎恨和温情的折磨。

过了一会儿，有人来找劳伦斯。现在，客人差不多都走了。从阳台望过去，看得见一连几间阴凉的大客厅。客厅的窗户都是打开的，从那里射进淡弱的绿光。在用微微泛着银光的白缎包裹的家具中间，最后一批客人在找女主人道别。哈里微微一笑，挽起母亲的手臂：

“来，妈妈。”

她有点迟疑：

“哈里，哈里，”她小声地呼唤儿子，爱怜又伤心地望着他，那种表情，只有在她照顾生病的儿子时才出现在她脸上，那样子就好像是她本人得了偏头痛和胸部炎症，“哈里，我的儿，告诉妈妈一句话。”

“等一会，妈妈，等一会，等剩了我们俩再说。”

“你向她求婚了？”她用法语问道，忘了在巴黎大家都会这种语言。平时她一犯糊涂就这样。其实她如果不希望被人家听去，应该用另一种语言。

“求了。”儿子说。

她手指间搓揉着粉红色的薄纱手帕，神经质地把它按在唇上和鼻孔上。她有极好的家教，知道不应该用诅咒、尖叫来表达痛苦和沮丧。不过无论如何，她出身的阶层要比大姑小姑她们低一些，她家只是两代富有，而希纳家是三代。她本来可以用嘴唇的颤抖，用高傲的摆头来表露痛苦，可是她还没有学会这样做。在挚爱的兄弟去世时，大姑只用一个动作表达她所遭受的打击就赢得了全家的敬重：她低下头，好像在祈祷，然后她抬头望天，不说一句话，这就表现了遵从天意的意愿、真诚的悲伤以及她所受的良好教育。可是希纳太太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她还得慢慢地绞着戴满戒指的指头，眨着眼皮，呻吟，叹息，一句话，用一种表演似的方式来表露压迫她的情感，不论是严肃的、深沉的，还是简单的情感都是如此。

她爱儿子。她为儿子担心。然而哈里却是怜悯地有些不耐烦地望着她。

她嗫嚅道：

“我知道会有祸事发生……我整夜都梦见一汪浑水。”

“你认为我与劳伦斯·德拉舍结婚是祸事，妈妈？”

哈里知道抿紧嘴，垂下眼帘，保持镇静。可是她看出来了，她感知到了一个孱弱的、神经质的、敏感的身体的颤栗。孩提时期，哈里每次受责备（那是多么和气的责备啊！），她都从没有听到他抱怨，不过，接下来，他要颤栗好久。

“亲爱的，你还这么年轻。”她说。

“那么，妈妈，接下来听到劳伦斯拒绝了我的求婚，你一定会高兴。”

“她拒绝你？为什么？”

哈里没有回答。他想走开，可是希纳太太插在前面，拦住他的去路。

“她凭什么拒绝你？”

“她父母不同意。”哈里简短地说。

她朝天举起双臂。是啊，她在惊骇之中，从一面扭曲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便朝空中挥了挥手。她怒不可遏。她儿子，哈里，竟被那个姑娘拒绝，遭受侮辱！她儿子，不幸的儿子！她因为他而感受的每种痛苦，看到他不幸的痛苦，害怕失去他的痛苦，不是一个健全身体遭受的真正伤害，而是一处旧伤遭受的狠命一击，打得伤口更大，不停地化脓流血。

“我们比她家有钱！”她高傲地说。

“妈妈！”哈里用哀求的口气说。

她马上变得卑贱了：

“你爱她吗？亲爱的，你爱她吗？”

这一刻，要是让她跑到天涯海角，去乞求尘世的权威主宰（谁去乞求呢？难道不是她，处在这些主宰的她？这让她感到一种奇特的困惑），她也会在所不辞，她会跪在石头地上，祈求众神将那个姑娘许配给她儿子。就在几分钟之前，她还在担心儿子要娶那个姑娘。

“她会答应的。”哈里轻轻地说，与其说是给专心想事、一身颤抖的母亲，不如说是给自己听。“我还会求她的，我会变得讨厌、会低三下四、苦苦哀求，会向她施加压力。”他想。

他心里升起一分压抑不住的希望，这是从失败中产生，由失败孕育和滋养的希望。

他母亲还在说话，他懒得回答。他轻轻地把母亲推开，径直朝一个正在向他的姑妈们告别的客人走去。稍后，最后一辆车子也开走了。哈里回到自己房间。这时，突然生成的雷雨将头一批雨点砸到了巴黎的地面上。

十六

虽然法国的老牌德拉舍银行与希纳国际银行关系良好，可由此而认为劳伦斯与小希纳的婚姻可期，甚至可能，那就大错特错！从这点可以看出这些外国佬的蛮横无理；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我们好意收留他们，可是他们在我们国家摆出的架势，就跟征服者似的。劳伦斯的父亲这样想。他假装没有注意到女儿哭红的眼睛。这事说起来真是让人气愤。爱情？废话！她才十八岁哩！他觉得自己刚看见女儿穿着短裙和短袜，在夏日的早晨跑进乡间别墅餐厅的模样……（她有一件起花的小背兜兜……）现在竟谈起爱情，要结婚了。诚然，他是会让她嫁人的。但那是将来的事……他气恼又沮丧地偷看了她一眼。他对女儿的爱，是一个忙碌的、强壮的、充满阳刚气的父亲的爱，他的声音干脆，动作果断，不会婆婆妈妈、黏黏乎乎。他有四个儿女，当他们中的某个要与他说话时，老德拉舍总是劈头盖脸一句：“好！什么事？那又如何？”声音显得很不耐烦，很不愉快。他的手迅速地一挥，似乎预先就把他们的论据、理由扫掉了、排除了。接下来他提高声调说：“我，我可告诉你们……”或者：“这就是你们应该做的。”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已经到了经受生活磨砺的年纪。两个女儿嫁了人，儿子也有二十五了，他们都变得比小时候听话、乖觉。可是拿这个十八岁的丫头片子怎么办呢？她还在又愚蠢又固执，撞了南墙还要撞的年纪，就像一只蜜蜂，围着窗玻璃嗡嗡飞，碰了一次又一次……劳伦斯有无可能真的坠入爱河了呢？……一想到她与那个小希纳的爱情，德拉舍就觉得血涌上了硕大的头颅，充满了斑白的头发。他愤怒地挥舞着餐刀与餐叉。劳伦斯什么也不会对他说……在他面前，她总是怯生生的，有话总是藏在心里。而他也希望这样。无论如何，一个年轻姑娘家谈论爱情……总是有害无益的嘛。她父亲是个法国人，充满了羞耻心。一桩由他来安排、婚约细节和陪嫁由全家人讨论的婚事，才容易为他所接受。这样才会美饰、掩盖与一场结合的物质基础有关的一切。可是爱情！一个年轻姑娘的爱情，算了吧！不过他还是受了感动。与孩子一起，他常常有一种复杂的感受，既兴奋又烦恼。他们生病或者应该挨罚的时候，他对他们是既怜悯又气愤，就像一种隐约的厌恶。他的思想敏锐、明确，他很欣赏自己这个优点。但是在与那些没有理智的人来往时，这个优点没有多大价值。因此他无法禁止自己把他们——女人与孩子看做下等人。那是一个没有把握的领域，在里面，他总是怀着极大的疑虑和恐惧往前走。他是往前走吗？不是！他更愿意像现在这样，转身往后走，低下头，不说话。这样一来，当他认为这样做更理智时，谁也不知道这个粗暴的能说会道的男人还有一些私下的想法……再说，生活最终教会你，不管你多有诚意，多有爱心，你都没法帮助人家……不，不管人家是痛苦、患病还是死亡，你都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他头一次强烈地生出这个感触是在妻子分娩的时候。那次她痛了四十八个钟头才生下劳伦斯。从此，他就构想出一套特别的哲学，涵盖了家庭生活的所有方面。这套哲学自有其威严的地方，也有其灵活之处。大人应该塑造孩子的生命，如果需要，要大力引导他们朝大人认为对他们最有利的道路走，但是大人不能越俎代庖，替他们受苦，而是应该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当孩子想跳进水里摘一朵闪闪发亮的花儿的时候，你就要用强有力的手拉住他，当他想要什么东西没有得到的时候，你要尊重他的失望。在与行为有关的问题上，要表现出威严来，甚至要像个暴君，不要想一直深入到服从于你的人的心灵之中。

不行！这样的婚姻不是理想的婚姻。不仅劳伦斯的父亲信天主教，而且……再说，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一个犹太人，还在于一个外国人。他家不能接受一个外国人，他女儿也不能嫁给一个外国人。不行，这或许是一个太高傲太武断的裁决。其实外国人在他脑子里是分了三六九等的。要是女儿嫁个盎格鲁—萨克逊人、拉丁人，还说得过去……他一个姐姐就嫁了个西班牙人。她那场婚姻，家里人没有什么话好说，因为那可怜女人难产死了。他不禁认为，要是姐姐嫁的是法国男人，会生下一些儿女，绝不会死于难产。不过虽然这样想，他与姐夫的关系还是不错。因此他并不是排斥外国人，不是，而是……所有从东方来的人都让他觉得可疑，这种感觉怎么也消除不掉。斯拉夫人、地中海东岸人（指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犹太人，他不知这些词语中哪个最让他厌恶。他不清楚他们的情况，觉得都靠不住……就拿希纳家的财富来说吧。诚然，那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甚至太大了，这样一笔界限不清、变动不定的财富……有乌克兰和波兰的糖厂。据说，乌克兰的糖厂在俄罗斯革命爆发之前就卖掉了，而在波兰的糖厂经营得不错，每年带来大量收益：瞧吧！这一切都空泛得很，不固定，也不明白……一笔外国的财富，总是天方夜谭……啊！这不好，靠不住……就是那家银行，现在属于哈里的伯伯，哈里在里面学习，直到有一天以合伙人的身份进入的那家银行，在国际上著名的银行，也因为那些国际关系、名声和神秘力量的传说而让他恼火。一家实力雄厚的像他这家这么可靠的银行，会与这些外国人的银行联姻？不会。他这家银行起初只是一家外省的老牌银行，一直是父传子承来管理的。而希纳家的银行……起初大概是个兑换钱币的商铺、卖旧货的摊子，或者是放短期印子钱的钱庄。啊！他是多么厌恶这种结合呵！这种敌意的基础也许是一种身体的印象。哈里的几个伯伯都是小矮个，面色不正，尖嘴猴腮，眼睛贼里贼气。德拉舍则是身躯凛凛，相貌堂堂，浓眉大眼，气色鲜朗，声如洪钟。他经常在希纳家吃晚饭，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总是抱怨胃疼、要吃特定的伙食，餐后只来“一指头莱茵葡萄酒”的可怜家伙。莱茵葡萄酒？在法国喝莱茵葡萄酒？在出产白兰地和香槟酒的国度！这真是一种无礼。还有他们走起路来无声无息，像猫一样在地上滑移。另外，他们都是一副模样！他们是孪生子。可是你永远弄不清是在跟所罗门，还是在跟伊萨克说话。他们突然一下从你身边冒出来，带着他们那个种族特有的嘲弄般的焦虑不安的微笑。希纳家的一切他都不喜欢。一种品位低下的豪华。一种失去理智的浪费！那些女人……啊，天呐！那个做母亲的，那个浑身珠光宝气的胖婆！还有那些姑子，装腔作势，假模假样，还读尼采呢……那一家子人！……斯拉夫人、德国人、犹太人，都是半斤八两，一路货色。都是一团迷雾，一片混沌，看不明，猜不透……最后，那小伙子本人也不讨他喜欢。这是最要紧的。首先，哈里的身体让他厌恶：又小又瘦，弱不禁风，还神经质。他的头发……老德拉舍想到了那又粗又硬的灰头发，那小伙子每天早上大概得毫不留情地抚平一头天生的鬈发，他的眼睛倒是清澈明亮，就像一汪燃起火焰的油。他的脸色苍白泛黄，像患了肝炎……按他的年纪，这种脸色一点也不年轻、清新。

“他显老气，”德拉舍轻蔑地想，“劳伦斯喜欢他，这可能吗？女人真是不可思议。”

这时德拉舍家精美丰盛的晚餐结束了。劳伦斯的姐姐哥哥看到父亲板着脸，显然心情不好，便大声说话，想转移父亲的注意力。只有劳伦斯没有说话。吃餐后甜点的时候，父亲突然朝她转过身，说道：

“你要是累了，就上房间休息吧。像你这样感冒了还上桌吃饭，真是再蠢不过了。”“她眼睛都浮肿了。”父亲耸耸肩膀，扭头对家里其他人说。“去吧，闺女儿！”

他能为女儿做的，就是这些了。允许她独自待着，在枕头上洒几滴眼泪。劳伦斯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来拥抱父亲。

“明天就没事了吧，嗯？”他小声问道，带着她熟悉的那种不耐烦的揶揄神情。她甚至喜欢这种神情，因为对她来说，这就是男性力量的具体表现。

她低下头，伸过面颊来让父亲亲吻，然后望着父亲说：

“不知道。”

就是这点让老德拉舍担心。

十七

两年以后，哈里在劳伦斯住的街道拐角上等她。劳伦斯独自一人从家里走了出来。谁也没有察觉到她在与人约会。虽然这些约会规规矩矩，却让她心里充满内疚。在罪过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会遭到内心的某种抗拒，以至于领略不到绝对合法的快乐。还在孩提时代，她就不曾享受过不听话的快乐。她只能在一个事事清晰、处处明白、没有半点迷茫混沌的世界里呼吸和生活。尽管如此，她还是接受了约会。因为她喜欢哈里。

好长时间以来，她都惧怕这种爱情。她天生不愿意不加任何提防，就让一股如此混乱炽热的感情侵入内心。说实在的，在她看来，这样一种感情，它极端浪漫的戏剧性的一面，就算不可笑，至少也显得怪异。因此，她微笑着在内心称其为“凯普莱特——蒙太古”式的爱情[8]。而且，和父亲一样，凡是怪异的东西、外国的东西，她一开始都不喜欢。不，她不会像亚达可能表现的那样，像久旱逢甘雨一样欢迎这场爱情，而是敏锐地、审慎地、矜持地对待它。这就像法国花园里一些美丽的玫瑰，一场暴雨过后，虽然浸透了水，却一片花瓣也没掉，一片叶子也没皱。大颗水珠在花瓣上滚动，却只能渐渐地洇进润进花心。哈里在心里经常拿劳伦斯与这些清新而孤挺、微微绽开的花蕾相比。要进入她暗中反抗的内心并非易事，可是他现在却在里面安营扎寨，发号施令了。这是对他长期忠诚不渝、热烈追求的回报。他是多么爱她呀。在空荡荡的大街上，他跟在她后面行走（这时才早上九点，姑娘上学校去，不必担心别人撞见），神色是那样怪异、反常，吓得劳伦斯小声说：

“别这样看我。”

“为什么？又没人。”

“你那目光让人羞死了。”

他知道，劳伦斯身上这种羞耻心不是假装的。他也知道，与其说姑娘对他冷漠，不如说这是热血沸腾、担心不能自持的表现。他牵起她的手，紧紧握着，还把指头插进她的手套。她偏过头来说：

“哈里，我又跟父亲说了。”

他停下脚步，脸一下白了。劳伦斯从没看见一张人脸表现出这么多层次的痛苦，从恐惧一直到受伤的自尊，全部都写在脸上。不过他却没有言语和动作来表现快乐。她很同情哈里。她想看到他容光焕发、喜气洋溢的样子。虽然他稚气未脱，但是这张心事重重、不苟言笑的脸总是显得比真实年龄老。他听见劳伦斯说：“他同意了，哈里。”哈里变得焦虑和怀疑。

不过，过了片刻，他那苍白的面颊就猛地浮上了一团红晕，好像他终于明白了，好像那些话一直深入他的心底，让他那不肯平静的焦虑睡着了。

他低声说：

“这是个伟大胜利。”

他虽然比别人痛苦，却也善于享受他的胜利。这是一种清醒的陶醉，仅仅是它就足以用其怪异的幸福来抹去这么多年的痛苦。他曾经因她，因这陌生的遭人嘲笑的爱情而不幸……现在，她终于接纳他了，她是爱他的。现在，就是让他为她去死，他也会高高兴兴，在所不辞。

“这是真的？他是怎么同意的？他说了什么？”

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复述父亲的话。两年来，她一直在与父母斗争，不曾稍歇。她父亲头一个感到厌倦。她曾经那样盼望这个时刻，然而现在盼来了，她却几乎感到后悔了，因为这一刻已经被怜悯和内疚毒化了。她从不曾注意，父亲在这两年老了多少啊，就是头一天，他还气得颤抖地说：“那好！你要嫁就嫁好了，不过以后不要来求我，不要来向我诉苦！”就是在那一刻，她看见父亲脸上深深的皱纹，往上翘起的下颌，干瘦的颈子上喉结特别突出。从前她被爱情蒙住了眼睛，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些。哈里呢，现在他是喜出望外了！他刚才说什么来着，一场胜利？是啊，他胜利了，可她却从骨子里感到了父亲的失败。

父亲说的话，她能向哈里复述吗？那么多狠心话、不公正的话、无益的话……可是哈里似乎猜出来了。他脸上的喜气顿时一扫而光。他痛苦地说：

“他说了什么话，我意识到了。”

他不做声了。两人一起上了车。在车厢的黑暗里，劳伦斯怀着柔情、怜悯和一种特别的感觉，把她的初吻给了他。

十八

有一天，同事给里拉介绍一个外国人。“他是库尔德人或是印度人，”同事说，她和里拉一样，也在一家音乐厅当脱衣女，“不过他显得可怜。”

库尔德人或印度人爱上了里拉，开始给她送花和糖果。他显得很卑微，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激起里拉满心的怜惜之情。但由于她并不把委身看得多么重要，男友有一天就挨了她深情的责骂：

“你真是疯了，把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弄得这么复杂。你是想跟我睡觉？那你就明说：‘我想跟你睡。’送这些花和糖果有什么用？大家活得都很艰难。你也别太破费。”

听了这番诚朴的话，男人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做出反应。他用紧张的声音问道：

“这么说，你不知道我是谁？”

她不知道他是谁。他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了里拉。他是东方一个小国的专制君主。他那个国家出产石油供应英国。出于这个原因，王室的专用款是用英镑支付的。他对里拉说，他从未见过如此看淡钱财的女人。他吻着里拉的手向她表示，是她的斯拉夫性格和善良吸引了他。另一方面，她又是这样漂亮……里拉愿意吗？她只觉得头晕目眩。她都看见自己成了国王的妻子、王子的母亲。不幸的是国王已经娶妻。不过他给里拉提供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命运：在他的都城给里拉一座宫殿，里面刚刚安装了中央供暖系统；同时在巴黎给她一套公寓，还有许多裙袍。而她必须跟他旅行，因为他次日就要离开巴黎。

里拉想找一个人说说自己遇到的好事，但又不想对赖莎伯母说，于是想起了小堂妹亚达，便风风火火来到她家。她们有时还见见面。当赖莎伯母发现生米煮成了熟饭，也就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对这两个敢于违抗她的小家伙，她心里还是暗暗佩服。说来也怪，从前泰尔纳街的住所阴冷凄清，现在亚达却觉得相当温馨和睦；无论如何，她也只有这个家才能落一落脚。新婚之初，她拼命工作，做过裁缝、售货员、打字员。近几个月，本挣了几个钱，于是她又可以绘画了。她现在有二十岁了，动作干脆，面色苍白，表情丰富。遇到激动的时候，瘦瘦的脸上就显出红晕，起初是桃红，由浅转深，最后变成暗红。而平时，她脸上没有血色，看上去精神不振，像是有病。尤其是她又不喜欢涂脂抹粉，即使有时化化妆，也化得非常笨拙，所以脸色就愈显蜡黄。她身材矮小，尽管略嫌单瘦，但是匀称。结婚之后，她的体形稍稍丰满了一些，但是还像小女孩一样苗条，而且她还像从前，说话做事都是风风火火。现在，她把头发往后梳，但是干活的时候，头发又恢复了儿时的形状，一排刘海齐刷刷地落到眉毛上面。她年轻的额头带有画家的记号，即两道眉毛之间那几条纵向的皱纹，这是因为太专心太投入地注视她所观察与再现的目标所致。亚达与本居住的房间很寒伧，但是整洁明亮。里拉进来的时候，亚达正在给一个女人画头像。她是玫瑰街的一位年轻犹太女人，皮肤细腻得像羊脂，眼睛又黑又亮，显得很有心计的样子。她已经有双下巴了，颈上戴着一副假珍珠项链。头发亮亮的，两鬓鬈起来，压在面颊上。她是从立陶宛移民来的，因为毗邻而居，亚达有时就请她当模特。

里拉不等她走，就气喘吁吁地说起了自己的遭遇。

“温柔的小火鸡。”亚达心想。这位堂姐似乎天生就是有这种好运的。她只是被动地接受生活给她的东西——或是抚摸，或是耳光。由于愚蠢，她避开了一个种族不可能消停的诅咒，却在不断而且徒劳地寻求超过上帝。亚达觉得她带来一股喜气。

“我不会忘记你，亚达。我会帮你的。我会寄钱给你。”

亚达微微一笑，表示感谢。她很清楚，里拉只要一过国界，就会把一切都忘掉。这不是她的过错，而是她的福气……这个鸟脑袋……他们两姐弟差别多大呀。她想。

“你们过得怎样？”

“还不错，”亚达回答，“当然，不是法国人所谓的幸福生活。”

在家里，大家都很不信任地看待本和亚达的生活。这些似乎还不知道怎样做出一顿热饭、一盆土豆炖牛肉、一锅好汤的年轻人，这些操着陌生的语言、在你面前低着头匆匆走过、似乎怕你的年轻人，其实……对，他们就是一些外国人……喏，这个词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一些漂浮的人，没有根基的人，一些移民，来历不明的人。一般而言，大家本能地憎恶本，而同情亚达。不过就是这样，在一个富同情心的女邻居和亚达之间，也存在着不理解的鸿沟。女邻居是这样想：“可怜的姑娘，要一个人打发漫长的白昼。”而亚达却是瞒着众人，生活在真实世界的边缘，过着半是现实半是幻觉的生活。至于舒适的设施，精心准备的小菜，用打折买的一米绸带缝制的帽子，至于伴着油灯，膝上枕着婴儿，看着对面的丈夫套着拖鞋读报纸的温馨夜晚，至于这种如此美妙、如此和谐、如此让人羡慕的法国式生活，那就是……不错，那种生活是惬意的，但也是艰难的，尤其是本和亚达觉得那不是自己的生活，就像游牧民族觉得定居民族在富饶平原的生活与自己无关一样。

“唉！你呀，你总是像个梦游者一样生活。”里拉有点看不起的意思。

她突然走到亚达身边，抱着她亲吻。

“亚达，亚多契卡，原谅我吧，我是个蠢女人，是个傻瓜。我向你发誓，永远不会忘记你：可是我们不清楚，永远不清楚……那么，趁我在这儿，我想送你一份礼物。听我说，我包里有一万法郎。是啊，他刚刚给我让我买箱子，买路上穿的衣服的。我们把它分了。不过这份心血来潮的礼物只给你，不给本。”

“为什么不给本？”

“不靠你和我，他也弄得到钱的。我还没有见过什么样人比本更有自信，知道水淹不了他火也烧不了他。”

“你给的钱，他会找到的。还是给他吧。”

“傻妹子，你把它藏好呀。”

亚达拿了里拉给的五千法郎。堂姐走后，亚达先去检查刚才画的作品。她睁着敏锐的眼睛，检查画面上那张胖脸、鹰钩鼻、假珍珠和肘部磨破了的缎袍。这里那里，都有画得不错的地方……那支旧蜡烛黄色的光焰与用老鹳草红画的嘴唇正好形成对照，还有沉重的眼皮里面转动的眼波。可是缎子的光泽还不够蓝。她拿着调色板踌躇半晌，最后还是把它扔了。这幅肖像既吸引她，又让她厌恶。为什么不画些漂亮姑娘在秀美的花园游玩，不画些颜色浅淡的帽子、水柱、六月的鲜花呢？她画不了那些。这不是她的错。她非这样做不可，硬要拼命地孜孜不倦地寻找那些忧郁的面孔、阴沉的天空所隐藏的秘密。她把额头抵在窗户玻璃上，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里拉给的钱，出了门。

她朝哈里的公馆走去。自从嫁了人，有了行动自由以来，她就常来这些窗户下面走走，虽然她这是嘲弄自己，但在这种无用的寻踪里，她也找到了一种纯粹的、热烈的、然而有点卑贱的快乐。现在她寻找的不仅仅是哈里的身影、哈里的存在，而且是那些生活的光辉。他那种生活比她的生活美好、甜蜜，尤其更加人道，因为她现在觉得自己的生活有点不正常了。总之，她不止一次碰到哈里和劳伦斯在一起。她跟着他们走，听他们说话，注视他们，想象他们怎样恋爱。她猜出哈里和劳伦斯订婚了。她认为，一个法国姑娘如果没有答应嫁给一个男人，是不会单独和这个男人出门的。有时他们只是惊鸿一现，因为马上坐上哈里的汽车走了。不过，有时他们一直要走到街角。那里有家旧书店。他们进了书店。亚达透过玻璃注视他们。只见哈里拿起一本本精美的旧书摩挲。看着他褐色的双手在黄色或红色的封皮上轻轻移动，亚达感到一种真正的迷惑。几个星期前的一天，亚达看见他们在为一个珍本讨价还价，最后还是没有买走，而且亚达听见他们走出书店时劳伦斯说：

“我向你肯定，这是发疯……”

她多有理性啊……亚达心想。有理性多好啊！如此看来，这个外国姑娘一定会挑选自己的裙袍、客厅的家具、孩子的家庭女教师还有漂亮的餐巾桌布。她想象劳伦斯置办新娘嫁妆的情形：拿起被单搓一搓，看看料子细不细。不过今日，她亚达有能力满足一回哈里的心血来潮。亚达看见哈里不止一次把这本书拿在手里把玩，知道他早就想要这本书。这本书放在店铺最打眼的地方，要价……差不多就是里拉给的那个数目。亚达进了书店，要伙计把书拿过来，她好奇地看着。这就是他想要的那本书？也许他已经忘记了……可是她却要买下来送给他。除了里拉和咪咪太太，她从未给人送过礼物。即便是送给她们，也是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而且送的都是三钱不值两钱的小玩意或者一小把花。送礼时她心里那份感受是多么美呀……送个礼物给本？可他既不喜欢漂亮衣服，也不喜欢精美食物，更不喜欢珍本书籍。本身上有个苦行僧。给他送礼物，几乎和在狼脖子上系条缎带一样怪异。可是哈里……她微笑起来；她的眼睛在放亮。她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情：没有半点疯狂或者算计。哈里爱恋、追求那个外国姑娘。他大概一心只想着那姑娘，整个心房装着的也是她。而现在亚达却在他们中间插了进去。他会对这份礼物感兴趣的（当然，她会把这本书送到他家，说是给他的，然后二话不说就走）。他会询问旧书商的。但他绝对猜不出真相。不过他可能不禁想到亚达，虽然并不认识她，就像长久以来她徒然想他一样。她会让他做个梦，发声叹息，生出一种欲望。除了这些，她也不可能做别的指望。

她进了哈里家，把书递给前来开门的仆人。她是这样激动，以至于说不出一句话：她担心嗓子颤抖，只是指了指包裹背面用铅笔写的地址。

“里面有信吗？”仆人问。

她不得不开口，不得不用清晰的声音说：

“没有，里面没有信。”

她有可能是低着头、浑身颤抖着小声说的。

仆人惊讶地望着她，关上门。亚达没戴手套，就把两手插进上衣口袋，忽然一下恐惧起来，赶紧跑下楼梯，一直跑得远远的，到了邻街才停步：在这里她感到安全了。

现在她嘲笑自己，粗暴地责备自己。她真是疯了。一个二十岁的妇人，竟还像个十二岁女孩一样行事。“可我不是个妇人，”她想，“有些人是没有年龄的。我就是这样的。我十二岁就是老太婆了，我心里早就是一头白发了，可今天我还是这个年纪。为什么要觉得羞耻呢？”

哈里爱恋的那个姑娘，那个法国女孩，她要是知道了，也会笑话的！突然，在亚达的内心，冒出一段狂烈的祈祷：

“上帝啊，您为什么不把他赐给我？他是为我创造的，是派给我的，而我也是派给他的……把他赐给我吧！我什么条件都答应：痛苦也好，羞耻也好，甚至放弃——哪天他厌倦我了，我就放了他——只要您把他赐给我！如果爱情没有结果，我就不可能爱得这么长久，如果您不愿意让我们结合，我就不可能爱得这么长久！上帝啊，把他赐给我吧……”

街道黯淡无光，空寂无人。没有人看见亚达流泪。

十九

哈里与劳伦斯结婚三年后，有一天去看母亲，哈里在街角的旧书店门前停下来。他看见那些精装的旧书中间，摆出两幅小画。两幅都是风景画。一幅画的是一条上坡的街道，街上的积雪已经开始融化，街道两边是低矮的小屋。在凄清怪异的铁灰或褚石的黄昏里，只看见一星红光（一扇窗户里面点着冒烟的油灯）。第二幅画的是一座春天的园子，气氛已经不那么肃杀，开始显出一片嫩绿，有花开始绽放，而蓝天上流云滚滚，分外生动。整个画面透溢出一种异国的温度与富足。哈里觉得似曾相识，便在记忆中搜索。哈里被一种又模糊又强烈的印象震撼，心想，这些景色肯定在哪儿见过，在梦里，或是在童年。这三月飘雪的阴沉天空，这短暂的溽暑曾经鲜花盛开，现在却处在半荒之中的花园。

他把手搭在眉头，似乎要遮住过于强烈的光线，因为回忆总是夹带着幸福与忧伤（只要是回忆而不是梦想，就总是这样）。他也不知为什么……这样一来，有些陌生面孔、陌生房屋就在记忆中浮现出来，唤醒一种忧伤而甜美的感觉，好像找到了昔日生活的物证。不，这不是梦想，而是一种遥远的，早就被舍弃的现实……现在，他又看到了它们，故乡三月的日子，那时，城市的天空上骤然下起了暴风雪，然而在室内，在双层窗玻璃的保护下，最早的风信子作为春天的报信者，却已经开始绽放。他在回忆中把那种花与生日蛋糕联系在一起，觉得现在还闻得到花香。他的生日是在三月。儿时，几乎每一年的那个生日，他都病了，或者，至少是家里人以为他病了。他咳嗽，家里人怕他患了百日咳；或者他没睡好，或者会发高烧。于是更加小心地照料他，让他待在家里，关在烧得暖暖的房间里。房间里虽然有很多玩具，但是他碰都不碰，只是忧郁地凝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说来也怪，他还记得巧克力大蛋糕那浓烈的有点让人倒胃的气味。蛋糕上用糖浆写着哈里的名字。在天空那片灰蒙蒙的柔和的光亮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圈子，一串人，其中有似曾相识的、有被忘记的：那是一些佣人、宠物、老师，还有他生着鹰钩鼻子、一双眼睛能看到人心里的祖父，和瘦小谦卑、从来过不惯家里奢华生活的祖母：他又见到她抱着小哈里坐在靠椅边沿，伸手梳理着孙子的头发，一边轻柔地说着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只有她还在说意第绪语，大家都不情愿听她说话。

接着哈里把目光投向第二幅画。炎热的夏日，卖冰淇淋的小贩的铃铛，脚下践踏、手上搓揉的花，茂密的青草，盛开的鲜花；一股过于甜蜜的香气，扰乱心神催人入眠；光线太强，亮得蛮荒，有鸟在天空啁啾：他看出来了，这是他的故乡，他的过去。

他不由自主地走进书店。不过，出于一种无法解释的羞怯，他还没有要求看看那两幅画，只是顺手拿着一些书摩挲、翻阅、把玩。最后，他问道：

“你们现在也卖画了？”

“不，哈里先生，”书商回答，哈里读中学时书商就认识他了（从他十五岁开始，书商就渐渐地帮他建起了一个珍本图书室），“不过那两幅画的作者要我关照，把画摆在这儿展示。那是位年轻画家，我不认识。”过了一会，他又补上一句：“是个少妇。”

“哦！”哈里应了一声。

画家是男是女与他何干。

“我想看看这些画。”

书商马上将画递过去。哈里把画摆在一摞书上面，沉下心来，凝视那片阴沉的天空、那些低矮的似在禁受大风的破屋。当他把目光投到那座浴着金晖、暖意盎然的花园时，感到一种强烈而美妙的喜悦。北国的春天，人们从寒雾中走出来，从暴风雪的呻吟中走出来，由这里进入令人陶醉、欢悦的夏天……此情此景，他怎么可能忘记呢？

“画得不错。”他大声说，同时却强迫自己冷静。

“不是吗？是画得不错，尤其是当你想到，这是个不出二十岁的姑娘画的时候。不过我想你认识她，嗯？”

“我？不可能。”

“你看到她的姓名了？”

哈里还没想到这一点。他在画面一角辨认出了作者的签名：“亚达·希纳”。

“嗨，这就怪了。”他承认作者与他同姓。“你说，她是个二十岁的姑娘？她长得怎样？”

书商微微一笑：

“你真的不知道她是谁？”

“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样问？”

“因为……你记得吗，几年前，你结婚前一天，有个人悄悄地送你一本书？买书人就是这个少妇。”

“这不可能！”哈里惊得一退，叫着说。

“她把画送来时，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一个褐皮肤的女子，长得很美，样子像外国人。”

“这些画放在你这儿多久了？”

“好几个月了。你从这里经过了不下二十次，从来没有望过它们一眼。我想这个女子再三恳求我同意将这些画摆在这里，就是希望你哪天注意到它们。我同意这样做，多少也是这样想的。再说，她说得那样恳切……我从没见过谁有这么大的说服力。你到最后不可能不答应。”

哈里皱皱眉头。他差不多猜出事情的真相了，尽管他并没有把亚达的形象与一个蹂躏犹太人的风雪天在他家出现的小女孩联系起来。不过他明白，这是个同胞，是个犹太女人，大概在巴黎孤独一人，举目无亲，想攀附有钱的希纳家的姓氏，把这当做最后的希望。一如所有的犹太人，由于犹太人特有的弱点，他比一个基督徒更容易感到气愤。这个固执劲，这种近乎粗暴的得到欲望之物的需要，这种对别人可能产生的看法不管不顾的盲目，都在他的脑子里归为一档，标签只有一个：“犹太人的强蛮”。

他根本不想见这位亚达·希纳。

他对书商说：

“我愿意买下这两幅油画，不过要请你出面交易，而且请不要说出我是买主。这个女子大概是我的一名远亲，我一点也不想认识她。不过我还是很喜欢这两幅画。请你问问她价钱。”

二十

哈里虽然不愿意认识亚达·希纳，但是不能禁止自己谈论她的油画，家里来了客人，也免不了要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大家都喜欢它们，觉得它们既有一种怪异而粗犷的诗意，又很现实。劳伦斯宴客的时候，总有一些人问她，“陌生画家的油画”挂在哪儿。那两幅画，哈里把它们收在自家一间漂亮书房里，那里一扇窗户装饰成了一个花篮。从花篮里漏进来的光线照在画面上，显得特别柔和。

这样一来，亚达的名字就在一个阶层流传开来。在亚达贫穷和孤独的时候，这个阶层对于她来说，就像遥远的外星一样模糊。有一天，哈里和劳伦斯请一些朋友来家里吃饭，这些朋友说，无论如何，这个少妇一定还有一些别的作品可以拿出来，它们应该和这两幅一样有意思。他们提议，如果她住在巴黎，如果还活在世上，那就不妨去她的画室看看。他们想，对她来个不宣而至，出其不意地登门造访，让她眼里闪现幸运与荣耀之光，那一定非常有趣，不过他们差不多忘了寻思一下，她是否会满足他们在她身上寄予的希望。当然，他们并不是这样表达的：他们都是有教养的人，知书识礼，与人为善，充满了良好的意愿，只不过好奇心重了一点，想找些新的感觉。总之，他们喜爱艺术超出一切。他们中间有一个美国女人，脸蛋红扑扑的，头发却白了，总是说：“我没有音乐就无法生活。要是萨尔茨堡有乐队演奏《小夜曲》，我会不顾一切赶来听，就是孩子生病我也不会管。”不过她的话还真是起了作用。她无法知道孩子生病时她会干出什么，因为她只有几只狗。

也不知为什么，哈里试图打消他们的动议，可是他们的愿望是这样强烈，就像一群只盼着看到新节目的孩子，最终把主人也说服了。

“可是，哈里，你还如此喜欢这个女人的作品哩！”

“不。我觉得她既有才气又很笨拙。而且，她有粗野阴暗的一面……”

“可你喜欢的正是这点……”

他没有回答。怎样才能让他们明白，当他乍一看到这两幅油画的时候，身上怎样滚起一阵迷信的震颤？那种感受，就像走进从前熟悉的、热爱的人死后弃置的空房一样。可是说出来又有何益？最好还是顺从他们的意愿，于是他好意地回答：

“要是你们愿意，我也乐意去。”

男人们在劳伦斯家饱食佳肴，畅饮了陈年老酒，一个个红光满面，待女人们重施脂粉，打扮完毕，就朝亚达的住地进发。他们早在美叶街旧书店老板那里打听了地址。

他们登上没铺地毯的楼梯，在亚达家门口按了门铃。亚达来开了门。她显得极其年轻。他们想，差不多是个孩子。她穿着一条短裙，更给了他们极其年轻的印象。她的袍子有些年头了；几年穿下来，现在太短了，膝盖都露了出来。亚达一见到来了客人，马上想到这条裙子不得体，脸唰地一下就红了，眼睛噙满泪水。她倒退几步，显得很是不幸，又惊又疑。哈里看到了亚达低垂的眼帘下面射来的目光。那是一种迅疾的闪亮的目光，一碰到人马上就转开了，好像是向家里的四面墙壁求救似的。

“可怜的姑娘。”哈里心想。

他想让她放心，就温和地说：

“请原谅我们不请自来，这样闯进您的画室。不过我最近买下了您那两幅小油画，我和我的同伴都很喜欢。我们想把我们的喜悦告诉您。”

她向他们表示感谢。她的话不长，声音起初有点抖，到后来就相当沉稳了。亚达明显的激动触动了劳伦斯，她突然觉得亚达对她非常冷漠，甚至怀有敌意。这些外国人真有勇气！……虽然表面上显得粗鲁可笑。现在这个女人似乎一点也不紧张了。只有哈里看到她把手放到背后，免得叫大家看到她发抖的指头。亚达点点头，指着门口：

“进来吧。”

看到他们盯着室内简陋的家具，她的脸色又是一红。他们围聚在画架周围，这些杂糅着好奇心、善意、出风头和消遣、寻找刺激的愿望的情感让他们精神昂奋，围在亚达身边，啧啧有声地赞叹，就好像在动物园，围着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珍稀野兽。

“您多大年纪？”

“二十三。”

“这么年轻！……您怎么画得这样好呢？”

“我很努力。”亚达回答。

不过解释太简单了点，满足不了每个人心中都有的打探奇迹的需要。于是他们叫起来：

“不对！这是因为您画得这样真实，这样有才气，有力度！迷人的正是这一点！”

一个女人举着单柄眼镜打量亚达，小声嘀咕道：

“你们不觉得她身上有点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味道吗？”

“您是哈里·希纳的亲戚吗？”

亚达与哈里相视一笑。她分开围着她的圈子，朝哈里走过去，低声问：

“您是我的堂兄吧，哈里·希纳？”

“是的，我见过您，现在我想起来了，不过这就像做梦一样难解。”

“您还记得伊斯拉埃尔·希纳吗？在那边长期为您祖父采办供货的那个人？”

“想不起来了。”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有一天在您家避难，记得吗？一个蹂躏犹太人的日子。”亚达说，犀利的目光朝周围一扫，声音压得更低了，好像被允许参加神秘仪式的人在人群里说出一句只有一个人明白的箴言。

“也记不起来了。”哈里说。

他平日冷静而厌倦的面孔突然变得那样热烈，那样专注，与从前的他是那样相像，以至于亚达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羞怯。

“真的，您回想回想？”

“是啊：一个小男孩，衣服撕破了，一个小女孩，眼睛美极了，额头上一线刘海，一头黑发没有梳……我怎么没有认出您来呢？这可以说是我童年印象最深、最受震撼的回忆，现在我还心痛，还梦见。是啊，我常常在梦里见到您。”哈里吃惊地望着亚达，嗫嚅说。

亚达想象他在那张法国式大床上，在睡着的妻子身边梦见她的情形，一种非同一般的幸福感涨满胸腔。

哈里微笑着补充一句：

“可是这种梦最后总是变成噩梦。您闯进来，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不知什么地方……”

他笑着，可是嘴角紧张得微微有些抽搐。

“您不会生气吧？”

“不会。可是，即便在梦里，我也没法害您。”

“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

“我嫁了他。”

“他有点丑……不过，那张脸也让人无法忘记。”

“您记得那边的天气，气候吗？”亚达突然问，“晚上河边的景色？您那个街区呢？那里街道两旁种满椴树，春天在街上走，头上是花，脚下也是花。还有灰尘，夏天的灰尘呢？”

“还有街上的叫卖声，地毯商的叫卖声。”哈里轻声说。

“一个鞑靼人，一家一家叫过来，是吗？”

“是啊。还有红头发的小孩子，还有走钢丝的，冬季来巡回演出，就在窗户搭棚子，对吧？”

“有个老疯子，原来是歌剧院的歌手，以为自己现在还在唱，就在身上披满铜箔，头上戴顶枯叶扎的桂冠，手舞足蹈，以为自己在表演，可是嘴里没有发出半点声音，是吗？”

“是啊。而且他冒着大雪，胡子被风吹得翘起来。要是孩子不听话，保姆就恐吓他：‘别哭了，再哭，我就叫疯子歌手来。’”

“几年前您送我一件礼物，这是为什么？”哈里突然问，既不是调情也不是唐突，而是带着一丝奇怪的不安，“为什么要干这种傻事？”

“我不知道，需要呗。”

“多傻呀！”哈里又说一句。

这一次，她不自寻烦恼了。她望着哈里，神情忧郁，似有心事。

“您不知道您对我是多么重要。”

“可是，这……那边……事情过去好久了……”

“是啊，可是那边……那边发生的事情，也许比您认为的，比其余的一切，比您在这边的生活、您的婚姻都重要得多。我们是在那边出生的，我们的根在那边……”

“您是想说：在俄罗斯？”

“不是。更远……更深……”

“这不是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某种气候，”哈里喃喃说道，“而是爱的一种特别方式，表达愿望的一种特别方式……”

“您在世界上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娶的姑娘。您呢？”

“您清楚。”

“您要是这么想得到他，跟我当初想得到劳伦斯一样无奈，那么，我就觉得您值得同情。”

“无奈？为什么？您不是得到她了吗？”

“是得到了，”他不无辛酸地说，“就像得到水中月，镜中花，一个影子，一个映像，抓不着，闻不……”

他忽然打住：

“别听我胡说。我就是要做办不到的事。事实是我现在很幸福。”

有人走了过来。他匆匆说：

“我愿意帮您，想再见您……我能帮您什么忙？”

“什么也不用帮，是啊，什么也不用帮，”亚达突然说，“那两幅小画在您那儿，我就高兴了。”

“那个小男孩，就是您丈夫也不需要帮忙吗？”

她摇摇头。

“不用，什么也不用。”

大家围了过来。她没有再说一句话，离开了他。

二十一

哈里夫妇的孩子有二十个月了。夫妻俩从亚达那里一回到家，劳伦斯就去看孩子，把他抱在怀里，来到哈里身边。这时要吃晚饭了，孩子也该上床睡了。他一桩接一桩，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看着孩子在地毯上翻筋斗，给他唱支歌，又让他骑在自己肩膀上四处走动，还假装与他拳击，最后，等孩子玩得高高兴兴，兴奋得两边脸蛋发红，头发鬈得缩起来，乱作一团，才把他交到瑞士保姆手里。

哈里回到书房。劳伦斯把小桌子，连同烟灰缸、翻开的书、一只赫雷斯白葡萄酒搬到扶手椅旁边，打开电灯。“她做这些真是利落，”哈里又一次想道，“谁都不会像她这样善于插花、安排灯光、选用灯罩。”新婚之初，哈里认为看着妻子来来去去，忙一些最平凡的事情，永远不会厌倦。秘密订婚期间，他最常想象的，最愿意想象的，就是在她对面吃饭，静静地凝视她那张被灯光照亮的面孔，就是与她并肩散步。这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吗？大概，他算不得薄情郎，不会对劳伦斯忘恩负义。他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让劳伦斯幸福、开心。要说幸福，劳伦斯确实幸福……有时甚至太容易开心了：一条漂亮毛巾、一束鲜花、一件出乎意料的礼物就满足了……一方面，他对劳伦斯这样容易满足表示感激，另一方面，又不安、怀疑。他不相信她真这样容易满足。婚后头几个月，他不断地问她，那个固执劲真会把劳伦斯惹恼（幸好她比哈里明智，就是不发火）：“你真的开心吗？这一切如愿吗？”兴许劳伦斯还不了解这种难以满足的幸福渴望？亲爱的劳伦斯……当劳伦斯拿着他下意识寻找的裁纸刀朝他走过来的时候，他一把握住她的手（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寻找裁纸刀）。

“我需要什么，你都比我先知道。”他说。

她粲然一笑。

“我时时都在看着你。海员根据云的形状就能预见会下大雨还是不下雨。我也像水手一样，能够读你的表情。”

哈里想，她这么善良、用心，这么温娴平和，真是世上最好的女人。他为什么想不出别的话，用更深情更平和的语气跟她说话呢？

“我的好劳伦斯啊……”

他是这样爱她！可是她一下就闪开了，像是嘲弄他，又像是害羞……啊！一个太甜蜜的嘲弄，不过，最终……“你这种东方人的爱，野蛮人的爱……”她说。有时，你来到法国花园里，看到绚丽的玫瑰，手伸得太急太贪，也会被玫瑰刺儿扎伤的。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只能痴迷地、疯狂地、不顾一切地爱，要不，就……中止爱。他们并排坐着，没有说话。

“那女人做的事情，看来很让你高兴？”她低头窝火，一边缓缓地抚弄碧玉项链，一边问，“我们进去时，你见到画架上那幅画了吗？那片低垂的云层，那些在雪地跟在一辆拉着棺木的雪橇后面行走，脸颊上悬挂耳环的怪人？”

“一个犹太人的葬礼。”哈里说。

“你不觉得不吉利、不祥和吗？再说，那又不是什么新东西。那些灰的褐的色调，那种银白色的线条，看过都不止一百次了。”

“可是你不可能知道这画画得多好、多像，”哈里说，激动地朝她低下头，“你明白吗，不能用绘画鉴赏者的眼光去看。她的技巧是不行，可是她的表现方式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忘记了画作的存在，找到了自我。这大概就是她画的目的。通过迂回的怪异的道路，我找到了自我……”

他不作声了。

“然而，”他伸手抚摸劳伦斯的头发，“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我属于一个有特权的阶层。我们这个阶层死了人，葬礼的排场要大一些。再说，家里人都宠我，不吉利不快乐的事情都不让我看见。我想，我小时候从没见过死人，甚至死动物都没见过。要是有送葬的队伍从门前街上经过，家庭女教师就接到指令，想方设法转移我的注意力。尽管家里人费尽心思不让我看到那种哀伤场面，我却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在心里感觉到。”

他想：

“我在心里也感觉到她……”

他深情地低声说：

“是的，劳伦斯，即便没有见到，我也清清楚楚地知道，连它的细节，尤其是它让人无法忘记的本质。因为没有风，细小的雪花就稀稀落落地直落下来，那大概是秋天的第一场雪。雪花落到水洼里、烂泥里，马上就化了……那具棺材，你注意到了吗，它是放在雪橇上的？放得不稳，歪歪斜斜的……人家没有把它放正；就是把它当做一件无用之物随便扔在上面的，就像扔块石头……跟在后面的人，踏着深深的辙印，他们的面孔你注意了吗？对死者的冷漠，因为再流眼泪也不可能把死人哭活，对永恒的生命不抱任何希望，同时，他们脸上又显出一种渴望，一种痴迷……前面，一个孩子，黑色的大眼睛占去半边脸，一双腿却又细又小；那样的犹太小孩，我见过多少哇！……就是我自己，虽然身子洗得干净一点，衣服穿得好一些，却还是个像他那样的小犹太人。”

劳伦斯微笑着望着他。

“可怜的哈里，你在胡说哩……我看过你的照片，我向你保证，你根本不像亚达·希纳女士的那些人物。你从前是个漂亮的小男孩，长着一头漂亮的发鬈。你看上去身体很好，也活得很快乐，你怀里搂着一只大波斯猫。”

他们有一阵子都没有说话。

“作为女人，”哈里仍旧在下意识地抚摸劳伦斯的头发，一边问，“作为女人，你喜欢她吗？”

她迟疑不决，一方面对亚达有一种本能的憎恨，一方面又想做得公正，于是想出一句恰当的话：

“很难把她当做一个女人来谈论……”

“是啊，你说对了，正是这话，”哈里突然叫起来，“我寻思她的品质与别人不同：她一点也不像女人……还像个孩子……而你呢，亲爱的劳伦斯，要是明天把你扔在一座荒岛，最初的慌乱过去之后，你就会去捡羽毛、贝壳来打扮自己。如果我与你在一起，那你就是为我打扮，如果我不在了，你就是为纪念我打扮。”

“那当然，”劳伦斯说，“好在那些姑娘，那些外国女人不会打扮，没有意识，也没有心情。”

“亲爱的，你是这样认为吗？”

“至于野心嘛，是的，倒是有一点，”劳伦斯继续往下说，带着一种特别的兴奋语气，“她表面谦卑，骨子里却一股傲气，我觉得很可恶。”

哈里轻轻地推开她，摸了一根烟，专心地点燃。

“我认为她的谦卑绝不是装出来的，”他终于说道，“主要是缺乏自信，也不相信别人。”

“为什么不相信别人？我们把她当做同等人来接待，来对待。为什么还信不过我们？这不公平。”

“不要忘记她特别的生活条件……那种贫穷和孤独，以及才气总是使人产生的一种意识：不在别人之上，至少也要远离别人。可惜人一不幸，就拢不住才气。所以我想帮一帮她，劳伦斯。得让人认识她。哪天晚上，我们为她请几个朋友。”

“在这里？”她望着哈里问道。

“当然，在这里。”

她没有马上回答。她从座位上起身，走到壁炉边，伸出手去烤火。

“不行，哈里。”

“为什么？”

“从某个方面说，我不愿意帮助这位姑娘。我无法保证她的人品，因为我不了解她。”

“你这样一说，好像我是要把一个流浪女领进富人家似的，好像她会把富人家的银器偷走似的！”哈里生气了，咆哮起来。

劳伦斯冷冷地望着他。

“哈里，别冲动！”

“你还说她不相信人！你自己不相信别人，不公正！为什么对这些人怀有偏见，把他们当贼对待？”

“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是不会让生人进屋的，明白吗？你买了她的画，又谈论她，那你就去介绍人认识她好了。这足够了。”

“你这是施舍，不过是扔在门口的施舍，扔在打蜡房间门槛外的施舍，就像你那些农民家一样。”哈里说。

“是啊。主要的问题不在于谨慎，而在于尊严，你不是这样理解吗？我不喜欢这种低下的好奇心。你过去厌恶它，今天我也厌恶！我只接待能够以朋友相待的人，而不接待稀奇动物一样的人。”

哈里站起来，在房间里踱了几步。

“劳伦斯，”他走到她身边，终于说，“求求你，不要拒绝我。我曾经对不住这个姑娘……”

“你想说什么？你不了解她。”

“我了解她，我见过她，有一次……在祖国，在‘我们的家乡’……不过，劳伦斯，不要让我做解释。你不可能理解，你也不必理解。相信我。同意我在家里接待她，欢迎她……这很重要，劳伦斯。”

“这是心血来潮。”

“这么说，你不肯？”哈里吼道。

“我不喜欢她。她身上没有一处讨我喜欢。对不起，哈里，你自己说过好多次：犹太人特有的那股既高傲又卑贱的味道……”

她打住了。但跟着又说：

“我说着玩的。”

哈里没有回答。不过他的面孔一下变得煞白，脸也拉长了，两片嘴唇直颤抖。

“哈里，我不喜欢神经质的男人，”劳伦斯说，语气中有点冷酷的意味，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我原来觉得你的自制力较强……”

“而你呢，也更能包容……”

“有时你有点儿歇斯底里，这……确实不讨人喜欢。我经常注意到这一点。”

哈里不做声了。他的自尊心受了伤，气得发抖。他咬牙切齿，面部表情如此怪异，以至于劳伦斯觉得他的仇恨就像劈面给她的一拳，于是她立即做出自卫反应：

“我曾在儿子身上发现了这点，只是不知道原来是你传的。”

的确，孩子突然爆发的哭闹、极度的快乐和气愤，都表现出性格的喜怒无常。两口子常常为此担忧。劳伦斯凭着女性可靠的本能，选择了对哈里最有杀伤力的一招。不过，当人猛一下挡开朝你刺过来的致命一击的时候，也有可能将剑头引向另一个同样重要、同样珍贵的要害，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岔开话题，于是哈里叫起来：

“你是嫉妒吧？如果是，你就说出来！这可能更好些！也更合乎你的身份！”

“嫉妒？嫉妒那个丑女人，那个寒碜的女人？”

“我不觉得她丑。”哈里慢声慢气地说，假装天真。

“要是你喜欢那样的女人，那我绝不会与她们竞争！”

“可你还是嫉妒！”

“不是！不是！就不是！”

“你知道，”他突然感慨道，“她从童年起就喜欢我吗？‘我们的童年’，在‘我们的国家’。你记得结婚前我收到的那本书吗？我们一直不知道是谁寄来的那本？你知道吗，那是她送的！因为她想用这种办法来占据我的思想，把我的思想从你身上转走，哪怕只是一时半刻！”

“那事要真是她做的，那她就疯了。你要真的欣赏她赞成她这么做，那你也和她一样疯。”

“我欣赏她赞成她这么做！我喜欢你的时候，要有同样的机会，也会这样做！”

两人面色苍白，浑身发抖，都不说话了。

“既然你不同意在家里接待她，”哈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气愤之下他的脸拉得更长，发青的面颊更加瘦削，仿佛陷了进去），“我就让母亲来给她举行一次招待会。参不参加随你！”

“她是有丈夫的人了。你请不请她丈夫？”

“为什么不请？”

“可是那丈夫的情况，你可能什么也不知道！你既不知道他的出身，也不知道他现在的身份！你是想和一个陌生人、一个冒险客来往？”

“你难道不明白，正是你的态度才使我把那个陌生人、那个冒险客当兄弟看待？”

“而把我，你妻子，当做外人，是吧？当心点，”她越说越气愤，“我们现在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接待那个女人的事情。我们面临的是更深的分歧，是更严重的不和！”

“哦！你是这样认为？”

她痛苦地爆发了：

“我尽管做出种种努力，想方设法理解你，可我从没明白你是怎么想的，你希望干什么？这话是你说的，不是吗？我一直还以为你很幸福。”

“我从没幸福过！一个钟头，一分钟也没幸福过！”

哈里想压住声音，可是他的声音还是变得高亢尖利。他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芒。他双手掩面，跑了出去。

二十二

亚达急急忙忙地穿衣。她的袍子是黑色的，式样简单。好在这一年女人的所有袍子都像衬衣……她花费高价，买了一条假领、一副上等细麻布活袖、一双丝袜。穿上这套行头，真是舒适惬意！她久久地打量自己的鞋子，鞋跟还算直，可是府绸鞋边已经磨破了：因为这双鞋本是里拉的。八天来，亚达没有碰一下画笔，为的就是裁剪缝缀袍子。无论如何，在赖莎伯母那里学的手艺还是派上了用场……袍子还是说得过去了。她给自己配了顶深色的小毡帽，虽然有点男帽的意味，却很好地衬出了脸蛋。最大的问题是外套，她的外套穿旧了，不过她倒并不担心，因为在俄罗斯，出门访客，外套肯定要留在衣帽间的。本站在妻子身边，一副嘲讽神情，一声不吭地打量着她。

“行了。”他说。

她转过头来。本的在场扰乱了她的兴致，把她从美梦中惊醒。自从接到哈里的邀请，她就沉浸在这个梦中。就像倒着放一部电影，她在梦中回到了从前她的真实生活中断的那一刻，虽然表面看上去不像，那却是她唯一过过的真实生活：她由咪咪太太牵着，走进那间用鲜花与法国小旗装饰的客厅，迎着哈里走过去的一刻。现在她删除了一些年头。她亚达，应邀来到希纳家。他们家为她专门举行一个招待会，把她介绍给巴黎的上流社会。当然，她从不可能做这样的美梦。不过她心里自动把过去与现在，把梦境与现实混在一起。说来也巧，她觉得这一天与那一天也很像，一样云垂风止的天空，一样的下雪之前的凄冷空气。她和本并排行走，她望着本，寻思他会怎么想，可是猜不出他的心思。怪异而又不可琢磨的本啊！在街上，在到达希纳家的公馆之前，她以半挑衅半恳求的语气说：

“你不会向他们提什么要求吧，本？”

本微微一笑：

“你是多么怕我啊！”

“你憎恶他们！”

“我一直在想应该爱他们还是恨他们。其实只要他们能够帮我，这就够了。”

“可正是这点我不愿意！”

“真的吗？可这是为什么呢，我的小姑娘？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难道我干了什么坏事？我尽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养活我们。我又不杀人，又不偷东西。为什么要阻止我像从前那样，要求他们帮助和保护？”

“你要他们怎样帮你？”

“你的哈里可以帮我……把我介绍给他几个伯伯……”

“他不会愿意。”

“你认为？为什么？我又不向他们讨年金，只是要他们雇用我，给我一个职位，一个小小的职位。我跟你说，亚达，他们会答应的。”

“接受你个鬼。”亚达生气又同情地嘀咕。

“不，我了解那些人。他们虽然成了欧洲人，文明人，照你所说的那样，对像他们一样艰难创业、打拼的人，心里其实还保留了一份同情。因为说到底，希纳家虽然有赛马，有著名的收藏，他们的父辈小时候也就是我这样的顽皮孩子，挨饿，挨打，受欺侮，这就使人与他们有了共同关系，不是因为种族，也不是因为血缘，而是因为流出的眼泪。你明白吗？为什么你不肯让我去碰碰运气，亚达？……在这尘世你让我除了金钱，还指望什么？指望我已经失去的你吗？”

“你说什么？”

“你爱那个可恶的小子。”

亚达心里充满深深的怜悯。她望着本不慌不忙地说：

“本呐，你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可是你不仅是我丈夫，还算得上我的兄弟。求求你，不要卷进那些富人的生活。至于我，如果需要，我可以和你一起走，我不再见哈里。见他又有什么用？他已经娶了别人。这是一场梦，儿时干的一件傻事。走吧，我们回家。”

“不行！”本耸耸肩膀，阴阴地说，“从童年起，我们三个的命运就搅在一起了，谁也无法改变。”

“你不想放过这个发财的机会。”她带着苦涩的悔意说。

他咬紧牙关挤出这些话：

“我不能……放过……手到擒来的机会……我就是这样……怪不得我……”

希纳公馆到了。他们伫立在那儿，心怦怦直跳。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跨入拱门，走进公馆，并且不发怵地直视前来开门的仆人啊！

亚达看见一些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走进客厅，赶紧脱下外套跟进去。

希纳老夫人握住她的手，大声说：

“我想，我们是亲戚吧！”

赖莎伯母一直以这种亲戚关系为荣，要是她亲耳听见有人当着大家的面这样说，那该多好啊！亚达小声道：

“是的，夫人，我认为我们是远亲。”

“可是您孤身一人，在这个大都市生活，却从来没想到来找我们！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确实没有想到，夫人。”

“不过您今天来了，事情也就过去了。这是一些欣赏您的人，想认识认识您。”

这么多好奇的面孔！这么多微笑！这么多朋友！现在，哈里总算朝她走过来了。他发现亚达有些厌倦、为难，而且几乎要流泪了，于是挽起她的手臂，领她穿过餐厅。一个夏日的傍晚，在独自流落街头的时候，她曾经观看这里举行的舞会，在闪闪发光的影子中依稀看到这间餐厅。她经常努力想象客厅的情形，可是想象不出来。哈里把她领进一间无人的小客厅。

“您就在这里坐一坐，不急不忙地喝杯香槟，看着这些人，不必跟他们说话，也不必向他们微笑，就像在戏院一样，行吗？”

“我已经像看节目一样看过他们。”

“什么时候？”

她就把那次经历说了。

哈里平静地指出：

“可怜的姑娘，您从不曾幸福过。”

那种平静，在他可是非同寻常的。

亚达扫了他一眼，那股嘲笑意味，几乎让他不知所措：

“您也一样。”

“这话怎么讲呢？”

“我虽然不幸福，但还是自由的。我如果高兴，可以干一整天，或者什么事也不做，睡一整天，不会有人操心我的事，也不会有人来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可以沿着塞纳河走一下午，看河水的颜色。我知道，巴黎没一个人会想知道我是死是活，夜里回没回家。”

“您认为这是一种幸福？”哈里好奇地问。

“无论如何，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幸福，也是我能够介绍给别人的唯一幸福。”

“您丈夫呢？”

“他是终日忙碌，到处奔波。有时好几个月我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纵然如此，他却还是我唯一的朋友。”

“您现在多了一个朋友了。”他低声说，碰碰她的手。

亚达的一番话使他深受感动。与劳伦斯在一起，他总是紧张地听她说出的每句话，想象她没有说出的是什么意思。在这里，甚至话语都是没有意义的：声音的变化、目光的强弱，都透露了她心底的想法。

本在敞开的门外走过来又走过去。在这群引人注目的宾客中间，他就像在站台上一样粗鲁地行走，他短发鬈曲，眼睛晶亮，脸色发青，面盘尖瘦，这些，使他既显得怪异，又给人以强烈印象。

他一认出哈里，就朝这位少爷走过来。亚达走开了，回到客厅里。有人跟她说话，她怯生生地回答，两只眼睛却始终不离本和哈里。过了一会儿，她看见一个面色发黄的老头朝他们走过去。老头长着一只勾鼻子，两只黑黑的大眼睛。亚达心想，这大约是哈里的某个伯伯。这样看来，本再次以自己的热情、苦功和蛮劲，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我也是一样。”亚达心想。她再次望了望周围的人和物，显得好奇和吃惊。厅里的女人个个美艳如花，引人注目，男人们则温文尔雅，嗓音清亮而轻柔。不过，纵然如此，希纳家这场招待会与那天偷窥的舞会之间，还是隔有一段距离，那就是现实与梦想的差别。

亚达发现哈里又来到她身边。

他问：

“这场招待会，您高兴吗？”

“高兴，”她回答，“只不过……那天在下面看到的舞会，还要好些！”

二十三

本从布鲁塞尔回来。宗教节日前夕。火车上挤满了从法国北部朝圣归来的信男信女和孩子。几个钟头的路程，本一直待在走道上，拿一只不属于他的箱子当坐凳，摇摇晃晃地睡着了。车厢每晃动一下，他的头就要撞一撞钢铁的厢壁。他不觉得疲劳，恐惧、饥饿和失望也对他不起任何作用，或者不如说，它们对他的刺激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他忘了虚弱的身体。有些过度的感觉似乎使他进入非我的领域，赋予他一种超人的活力和韧性。

快到巴黎的时候，他醒来了。好奇而又不屑地看看两边车厢里的男人。他们动作迟缓，行动笨拙！他们拖家带口，老婆孩子，行李包裹！即使是一些没有职业，像他迄今为止所干的那样，从一座城市流落到另一座城市的人——旅行推销员、流动商贩、巡演的戏子——也显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行动不便；而他却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平时与今日一样；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价值；进哪个地方无所谓，出哪个地方也不在乎。从童年开始，不论什么机会，大家都让他明白或者感觉到他不属于任何地方，也不属于任何人。哦！他们到达目的地了。（本总是想着其他人，管他们叫“他们”，不把他们看做敌人，也不把他们看做友人，只把他们看做不可理喻的人。）是啊，他们到了，现在他彻底自由，没有任何羁绊了。漂泊无定，了无牵挂，多好啊，因为他身上的占有心要是苏醒了，就不会那么容易压下去，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忘记。

别的乘客还在找票，呼唤孩子，招呼朋友，给狗拴上颈套，他就在车厢里站着，并且站了好一阵子了。他出门旅行从不带箱子。拿套旧睡衣，用报纸包块肥皂，塞到衣服口袋里就行了，别的就不需要了。这样，他就总是第一个赶到客户那里，总是准备从竞争对手那里抢走生意。而随后赶来的对手们却总是抱怨。这多不公平啊！其实他们只要学他的样就行了！难道他像法国人一样浪费时间，在老婆怀里温柔纤绻，在床上喝牛奶咖啡享受，抚弄小猫咪逗乐，旋着收音机选节目消遣，或者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缓慢而体面地吃着早就想吃的美餐了吗？他并不是厌恶这种习俗、做派！恰恰相反。他只是不理解、不习惯这样做。他需要赶时间，尽快实现一个愿望，要超过所有竞争者，因为他知道，如果被别人打败，他就只有死路一条。有谁会关心他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呢？谁会把倒在尘土里的本扶起来呢？谁会给他包扎伤口呢？只有亚达……纵使这样，她也不是出于爱情，只是出于同情心，只是出于连带关系，因为没有人爱他。至于别人……现在，说不定一切都会改变？他正走在一条发财致富的路上：有钱的希纳家对他感兴趣。啊！在谨慎的不连累自己的条件下对他高看一眼……不过人家是否尊重他，他并不在乎。他去所罗门府上揽生意时，那老头甚至都不请他坐，再怎么说他们也是亲戚嘛，可他也觉得无所谓。只要人家不时地扔块骨头给他啃，他就心满意足，不再有别的奢求了。他拼命地干活，因为他知道，两个老头子在关注他。在认识他们之前他就感觉到了。他们虽然年纪大了，精力不济，舒适奢华的生活过久了，身子骨也不硬朗，不过记忆力还是有的，想得起自己的出身，而本的热情和干劲也迎合了他们很久以前的某种喜好。他们也许意识不到了，但是这种喜好比他们的枯老骨架更有生命力。是啊！跑到遥远的地方，进入一些人家，了解其成员和秘密！……比起讨厌的哈里来，本这个小子不是更有资格来继承他们的衣钵吗？

本轻声自语：

“慢点，慢点……”

这样，他就可以通过颈套，拉住一只躁动不安的牲畜。不过，急于成功的渴望，这种迫切的心情有其长处也有其弱点。他在内心已经把自己看做圣人中的圣人，看做伊萨克和所罗门之后的英雄，看做坐在哈里位子上的银行主人！到了那个位置，能做多少大生意！……能干多少漂亮事情！世界会因之完全改观。不过，在一个摇摇欲坠的世界上小心谨慎地积聚财富，为了赢得大家的尊敬、感受外部的虚荣而牺牲一切有什么益处？……现在他本需要的，希望的，是猛然而大胆地做他几笔，一夜之间赚个几百万，然后再赌他几把！……当然不是诈骗，不是！而是生意。盯着亚洲欧洲那些混乱的国家……把钱借给他们，从他们手里拿矿山、油井，修铁路，办公司。人就是这样发起来的！……在这个摇摇晃晃、身子不是碰到这边就是那边的三等车厢里，在郊外的冷清小站上，本开始构架他的大生意，想象他的金融操作，就像一个艺术家，用其全部作品来构建一个世界。车厢里烟气弥漫，吵吵嚷嚷，外面则下着冬天的夜雨。只有他一人知道自己能够干出多么伟大的事业，知道自己的价值。他见了那么多世面，认识了那么多人；他的阅历经验完全抵得上一个老人。种族的特点在他身上也许起了作用：也许他和所有犹太人一样，隐隐地而且令人害怕地觉得自己背负了比其他人悠久得多的历史。别人需要学习的地方，他只要回忆就行了。至少他这样认为。

巴黎终于到了！他跳下车厢。车站人山人海。他抢在别人之前出了站。因为他善于钻进排得紧紧的队列，善于在障碍里寻找最薄弱的地方，并且使其让步；善于本能地计算出最短的路线。他戴顶旧帽子，披件破风衣。浓密的黑发翻着小波，覆在额前。他的面孔不讨人喜欢：这点，他一直是清楚的。倒不是丑陋，而是脸太窄，五官紧密地叠在一起，似乎没有足够的地方。红棕色的眉毛细细弯弯的，直接接上了鼻子，夹紧的鼻孔翕动着，紧挨着上面的嘴唇。下颌和嘴巴的位置小得令人难以置信，牙齿倒还细密，就是几乎重叠在一起。这张面孔从不曾消停过，总是颤抖不停，像一片活水的表面。他一开口，每句话总要显出十种表情，每种表情都会做到极致：不论是气愤、高兴，还是好奇、不安，他的面孔都不打丝毫埋伏，让它们纤毫毕现。别人表露情感是长波大浪，有起有落，他却是短波小浪，连绵不断，这就使得他的面孔成了永久冲突之地，千百道波浪在其中你催我顶。他不得不停了片刻：刚才他穿过马路，进了一个地铁站。可是地铁的小门刚刚在他前面关上了。他觉得这个凝固的时刻是个折磨。他咬着指甲，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他把帽子脱了，拿在手上搓揉。这时下一趟地铁到了，他把帽子戴回头上，朝二等车冲去，好像是死是活就在此一举。

他的嘴巴翕动着，却没有发声，灵活的指头敲着膝头，或者地铁的黑玻璃。他跳到站台上。到了。看看时间，午夜已过。他走进家，开了房门，唤道：“亚达！”没有回应，但是画室的长沙发上有个躺着的人影。人影支起身子，费力地坐着。他认出是咪咪太太。她理了个蝴蝶式的发型，头发全白了。

“亚达在哪儿？”

咪咪太太害羞地把腿上的丝质浴巾拉拢。她穿着睡衣，睡觉时就在身上搭上这条浴巾。就是给她一个帝国，她也绝不会显出衣冠不整的样子。她的发型也经过优雅的整理，用橙色的丝带扎着。

“我的好小伙子，你吓了我一跳。”她叹息道，目光有些犹疑，又有些敏锐，停在本的面孔上。似乎有话要说，但要先看看对方的脸色。虽说上了年纪，她的眼睛有些黯然，但有时还是犀利得咄咄逼人。

“现在您睡在这里？”

“是啊。你不会觉得不便吧？亚达独自一人……”

“她在哪儿？”

咪咪太太站起来，走过去开了灯。

“吃过晚饭了吗？没有什么大事，我只是怕……”

“我问您，亚达在哪儿？”

“去音乐会了，孩子。”

他没有再问“和谁”，只是把帽子往一把椅子上一掼，一屁股坐下去。

咪咪太太又问一声：

“吃过晚饭了吗？”

“吃了块三明治，一杯啤酒。”

“唉！你啊，还是老样子……被魔鬼追着不放！我给你热碗汤吧。”

“好，不，我不饿……您要愿意……”他嘟哝着说。

咪咪太太走了出去。本这时才发现房间里充满玫瑰香气。扭头一望，是啊，那里摆着一束鲜玫瑰。他从未见过如此娇艳的花儿。花束上应该有送花人的名片，但他没有找着，脸上便掠过一种凶残而痛苦的嘲弄表情。这种伤人的嘲弄是冲他本人来的，没有人比他更精于此道。它与他的自尊、傲气搅合在一起。才片刻工夫，他就在内心射出千百支有毒的利箭，它们将把他的身子射穿千百个窟窿。他走近花束，畏怯地触碰一下：它们委实迷人。香气沁人心脾！……他低下头，把仍然滚汤的面颊贴近花瓣，感到紧实的小花苞擦着皮肤，舒服地吐出一口长气。咪咪太太托着一个托盘刚刚进来，叫道：

“本呐，别碰花。”

本离开一步，阴阴地恨恨地看着咪咪太太，像个挨打的孩子。他低声埋怨道：

“说了我不饿……”

“那么，上床睡觉。”

他不回答，又坐下了。

咪咪太太端起他没有碰过的汤，小口喝起来，不时从碗上迅速地扫他一眼，目光就和梭镖一样尖利。

“美丽的花儿，不是吗？从前，我更喜欢大红玫瑰。从前，亲王……可是我要说什么来着？这种事都过去了，早过去了，被人忘却了……啊，那些玫瑰园到哪里去了？我曾在那里面采摘玫瑰装点衣服。喏，在戛纳，我用这样的玫瑰来插头发……是啊，用花打仗，还把花儿缀在阳伞上，挂在马耳朵上……你要干什么，打算坐在我对面，整夜都不动吗？”

“您睡吧！”

“在一个年轻男人面前睡觉？走吧！把扑克牌拿给我。”

他无意识地洗了牌，拢好，两人默不作声地玩了一会儿，她终于开口问道：

“你嫉妒了？”

他不回答。

“我相信你是不会这样没出息的，本呐……”

“她现在想干什么？您知道？离开我？”

他轻轻地说，没有望咪咪太太；他显得很平静，不过大颗大颗的汗珠从脸上滚下来；他用手背将汗水抹去。

“闷死我了。”他忽然说，把牌一扔。

狭小的房间里确实十分闷热。大概整天没有开窗透气，暖气又开得太大。这就说明，亚达昨天没有在家待一个钟头，因为她在烧暖的房间里待不习惯。

“咪咪太太，她想离开我？”

“她没有跟我说过你。”

“这么说她达到目的了。”他低声说，十分辛酸。

咪咪太太把双手交抱在胸前，就像一个怒气冲冲的看相算命的老太婆，声音低沉缓慢，与平时尖锐而又匆急的声音大相径庭，听来让人吃惊：就像一些鸽子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嘶哑一样。

“唉！你们两个都一样！……在一道紧闭的门前都不冷静，不会想法用巧计或用强力打开门，深入上帝不许你们进的地方。你们不是忍着，等待良机，就是大声擂门，直到有人开门为止……你从来就是这样，本呐。你妻子也像你。你就是这样得到她的，她也是这样……”

本闭上眼睛。老太婆的声音在他耳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嗡嗡声。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他再次低声问道：

“她要离开我？”

“听我说，”咪咪太太朝他弯下身子，用鸟爪般干瘦的手握住他的手，“你一直就知道的，她并不爱你。亚达这个姑娘并不适合你：她是某个……”

“我也一样，”他带有一丝骄傲说，“再给我几年时间，我就能成为许多人和物的主宰。现在有些人把我当做他们鞋底的烂泥，以后都得管我叫老爷。”

“她不爱你。”

“她像石头一样冷漠。”本小声说。

“不，本。”

“只要她愿意……留下来……我不再求别的……我让她……与哈里生活……文明人的习俗也有一些好处，”他声音里有一丝痛苦的嘲讽意味，“受不了的是……失去她。她一直与我在一起。您也知道，您……我们先是睡一间房。我一醒过来，就看着她的黑头发……我们一起在下城的街上溜达……我从没有真正感觉不幸，或者被人抛弃，因为我知道她与我在一起。她不能离开我。”

“别出声，”咪咪太太说，“他们回来了。”

二十四

亚达与哈里走进屋内。两人高声说话、爽朗大笑。本听到这种笑声，既觉得气恼，又觉得惊愕：从亚达嘴里发出的这种声音，他是那样难得听到。与他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一声不吭，不愿见人，终日沉浸在幻想之中。现在，她总算回到了人间。本望着亚达，心想。她仍然穿得十分简朴，简直可以说寒伧。不过她好像快活多了，更年轻，更有女人味，脸上好像被一道强烈而又温柔的光辉照亮，可是她一见到本，脸色马上黯淡下来。

两个男人无声地打量着对方。

“我现在回家了，”本说，“请你离开。”

哈里搂着亚达的肩膀说：

“跟我走吧，亚达。最好是一劳永逸地解决。”

直到此时本还保持冷静。可是他一听到哈里叫亚达的那种语气，火一蹿就上来了。哈里是用法国人的方式发那两个音的，重音放在达字上，在本看来，这显得很做作，几乎含有侮辱的意味。他的愤怒爆发开来，变成咆哮、嘲骂、诅咒。他一时用意第绪语、一时用俄罗斯语咒骂，哈里几乎听不懂。在哈里看来，他那些仇恨的咆哮、咒骂和手势可恶而粗鲁。此刻，他想到了劳伦斯说他歇斯底里时脸上的可怖表情。这种复仇之神的疯狂、咆哮、狂呼乱叫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冒出来的。

“我要叫你死在我眼前！”本说，“我要让你死无全尸！我要让你不得安宁，不得睡眠，不得好死！我要让你的后代遭千人指万人骂！让你子孙替你挨骂！”

“住口！”哈里大喝一声，“这里是法国，不是乌克兰的隔离区！”

“可你和我和她一样，是从那里出来的！你要是知道我是多么恨你就好了！你这个家伙，居高临下地看我们，看不起我们，不愿意和我们这些犹太贱民有共同之处！等着吧，等着，你会重新和犹太贱民混在一起的！你是从贱民堆里出来的，你以为永远摆脱了贱民，可你将来仍旧会是贱民！我是多么憎恶你啊！就是因为亚达喜欢你的理由！因为你是阔佬！因为你穿着干净衣服！因为你过着幸福日子！可是你等着吧！我们会看到，谁是最幸福的人，谁最有钱，是你，从小就娇生惯养的富家公子，还是我，贫穷可怜的犹太人！有一天你也许会知道，你在我身上失去的东西，几百万呐！亚达，只要你有耐心等一等，我本可以把这几百万送给你啊！”

“你闭嘴吧，肮脏的冒险小子，”哈里叫起来，“你怎么就不明白，此时此刻谈论金钱，把金钱卷进来是多么可恶啊！”

“呵！你们这些欧洲佬的装腔作势，我恨透了！你们称作成功、胜利、爱情、仇恨的东西，我只管它们叫金钱！一样的东西，不同的叫法！我们的父母就是这样说的！这就是我们的语言！你很清楚她为什么爱你！因为我们头次进你家那天，你戴了干净的假衣领，活套袖！不幸的是，那天我们一身尘土，我还受了伤，流了血！我们之间的差别，就是金钱造成的！而不是血统和种族！……那天在你家，我曾对自己说：本呐，你是团烂泥，人家是王子！去你的！你算什么王子！你看看自己的模样：和我一样的勾鼻子，一样的短鬈发，而且你也虚弱有病，像我一样饥饿不幸……不过你不是缺吃的，你是缺别的东西，缺别的东西也是饿，不能像别人一样得到满足！……本来我可能是你，你也可能是我！亚达，你为什么喜欢他不喜欢我呢？看清楚，你把我们看清楚！他和我，我和他，我们是一块料子做的！我们是兄弟！”

哈里双手捂脸：

“不！不！不是这样！”

“喏，看看他！难道这是欧洲人的做派？他怕望着我！他怕看到自己的影子！亚达，留下来，跟我一起！我们不再提这段丑事，也不提你那些文明人的傻事。我知道从童年开始的痴情、欲望是怎么回事。太好了，你已经尝过味、解了渴！”

“本，我从没爱过你。本，你以为我们像你，其实是你到处看到自己的形象。我不需要金钱，本，甚至也不需要幸福。我只想过另一种方式的生活，你明白吗？我只想尝试一种不仅是工作与欲望，而且是安宁、温柔和平静快乐的生活。你叫喊、咒骂，你充满了恼恨，你遍体都是伤。可怜的本呐，你让别人痛苦，自己更痛苦。放我走吧，别闹了。啊！本，你听我说！……”

哈里默不做声，叉着两手，随他们两人去理论。无论如何，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亚达坐在本身边，伸手搂着本又长又细的脖子。哈里听不见她在本的耳边说的悄悄话。他们的脸颊贴在一起，头发绞缠在一起。哈里不舒服，摸了摸自己的面孔。他知道自己像本，然而（这是他的不幸）五官之中又只有几处像本，其余地方都不像，就和不像劳伦斯一样。可是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绝不会！他永远会被人从这一方推到那一方，又会不断地被两人推开，要是本犯了过错，他得不断地为他弥补。不过他内心的苦楚、暗暗的屈从却可能像本！他觉得本就像个陌生的肉体，紧贴在他身上，只有撕开自己的皮肉，才能将之请走。于是他焦躁地叫起来：

“求求您，放了他，来吧，亚达！”

亚达正要起身，被本一把抓住肩膀。哈里以为他要揍亚达，一个箭步跳过来。可是本只是捧着亚达的面孔端详，就像盖棺之前凝视一个死人。接下来他一把推开亚达，跑着穿过房间，不见了。

二十五

两年后，一个五月的早晨，希纳家的伊萨克和所罗门两兄弟，银行的现任主宰，在等侄儿哈里到来。他们很迟才起床，泡过澡，淋过身子，把瘦弱衰老的身子擦干，又叫指甲修剪师修了指甲。那是几个美女，他们经常请到家里来修指甲，只是他们老了，没有能力抚弄了，只能远远地看着，带着一丝兴奋与遗憾，就像在玻璃后面观花。他们精心地穿衣打扮，格外仔细，最后把一件便袍罩上干枯的身架。从绚丽的色彩与精致的做工来看，这件便袍是一件顶级的艺术珍品，将东方艺术与伦敦艺术汇集一身。这也多多少少是他们刻意追求的目标：在他们身上展现豪华与精致的精美结合。迄今为止，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是恰当得体的，让人无可挑剔，只是稍许有些异国味道，就像一些东方树木，香气经久不灭。他们两个特别相像，都是七十六岁，瘦削而轻捷，头发白了，卷着小波，脸色褐中带黄，眼睛周围有深色眼圈。

他们曾经拼命干活；他们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大名鼎鼎的老希纳，乌克兰犹太人的偶像与楷模还没有积起巨大的财富。他们是家中的老大，应该早早挑起家中重担的人。对于小的，人们一般比较宽容，但是老大，他们就应该在惯坏之前，在被过度的安全措施与奢华生活磨灭意志之前就挑起重担。这是一些只应该知道责任而不知权利的太子。他们离开俄罗斯时只带了微薄的收入，因为父亲挣下的财产被不断地拿去冒险，不断地遇到问题，被再三拿去赌一种无止尽的幸福。而他们的风险却极其巨大。他们几乎和父亲一样清楚，一旦受挫，他们无人可以依靠。当然，他们可以回乌克兰，吃穿不愁，但却不可能参与家族的生意，因为老希纳还健在，在向死亡挑战。

不过在欧洲，他们成功了。他们建立了一家小银行，起初只有一些遥远的殖民地企业成为他们的客户，慢慢地，银行业务扩大。成了……他们终于有权讲讲排场摆摆气派了！他们这家银行，当年曾有一些国王也来讨钱！经过他们长期不懈的努力，银行扩大了，生意兴隆。现在，它就像一具人体，依靠自身的运转生存了下来。两兄弟老了，只是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上宽阔的总裁办公室坐坐，不过对于银行的经营管理，这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也没有实际影响，其作用顶多也就相当于墙上挂着的父亲和祖先的立像。不过，无论如何，在最亲近的合作者中间，他们还是深受尊敬。他们就像一对可敬的瓶装酒，身上蒙着灰尘，结着蛛网，可还渴望尊敬，只有把瓶塞拔掉，除去封蜡，把葡萄美酒倒入酒杯，送到唇边，你才终于发现，在久酿久藏之后，年龄已经走气，失去了所有的芳香，只能扔掉了。

他们自己意识到了吗？哈里独自一人的时候，经常这样问自己。他每次走进这间餐厅总觉得不舒服，就像进了一座巨大的陵墓。在这间巨大空阔的房间里，墙上挂着珍贵名画，勉强看得见这里那里露出富丽的墙色，他发现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黝黑的手上各端着一只杯子。他们穿着金丝红线编织的便袍，就像两个蛮族的偶像，不顾自己的年龄、心悸和失眠，以同样的动作，喝着浓烈的土耳其咖啡。是啊，他们意识到失去了管理银行的权力了吗？他们愿意把自己封闭在一种只有奉承者和仆人才能进入的退休状态吗？他们知道自己慢慢失去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吗？他们清楚自己过的这种日子，好像世界还是一九一四年前的世界，问题还是那些问题吗？他们还会把自己的麻木当智慧，把自己的厌倦当谨慎，把缺乏想象力当经验吗？因为哈里坚信他们缺乏想象力。因为从小就认识他们，他说不定没有注意到他们不露声色的神态下面那贪婪的灵魂之火。希纳家的人多少都吃过苦，都有这股热情……在这里，两代人的误解达到极致：在哈里看来，两个伯伯没有一点人情味，而在两个伯伯看来，哈里是继承人。是不惧一切艰难险阻要剥夺他们财产的东方式继承人，两个老人心想。他是假装超脱和不在乎吗？这是为了更好地欺骗他们。他对生意来往显得嘲弄厌恶，这是假装的？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麻痹他们，让他们高枕无忧，放心大睡。不过他们还有力量，可以把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让他等吧！让他耐心一点！他们不也是等到父亲去世才接手的吗？他们等了那么久，等到成为这大笔财产的绝对主宰，已经五十有二了。这大概就是他们从不原谅哈里的原因。他还是个黄毛小子，就继承了祖父遗给他的那份财产。好在他们是监护人：他们把那一份全抓过来了。后来，到了监护人交账的时候，他们把那份财产使用得那么巧妙，谁还会那么傻，竟不承认他们两个老人有保管那笔金钱的权利呢？再说，还有银行。银行将来是要交给哈里的。在那之前，他们还是要生活在机密之中。他们保留暗探，安插亲信，用了一大批王党，目的就是尽可能让哈里远离生意。他们或许是两个被描绘出来的古老偶像，人家要是碰一碰，就会被斥为大胆、渎圣，因为那两双衰老的手既脆弱又有威胁性。甚至他们的虚弱也是危险的。怎样与这两个枯瘦轻飘的老人斗呢？他们穿着亮闪闪的便袍，让人想到一些死蝴蝶。

哈里其实并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对他们有些厌恶。哈里只是觉得他们有点古怪，既让人恼火又让人感动。两个老人做出同样的动作，向他伸出冰冷的指尖。伊萨克示意哈里坐下；所罗门指指开了一条缝的窗帘，那里有一线日光透了进来。仆人走过去放下窗帘，于是一片泛红的富贵的幽暗笼罩住房间，就像葡萄酒或者玫瑰花的颜色。仆人托着果盘，无声地走进来。这是两个主人的早餐。他们上了年纪，血液黏稠，流动不畅，早餐就吃水果，降低血的浓度。伊萨克坦然地接受服侍，用一把古老的长剪刀，从仆人手里剪下金黄的冻葡萄，就像一些富贵鸟，伸着长喙接受食物一样。所罗门则更为警醒，生命力通过焦躁和怀疑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他盯着仆人的每一个动作，有时皱皱眉头，示意仆人有两颗葡萄上有红色的污迹。他推开面前的碟子，仆人立即将它收走，换上一个新的，一个酸果绿的瓷盘，里面盛着红艳艳的草莓。他们用的每件瓷器都是精美的珍品。

“可怜的老鸟儿。”哈里心想。

他谢绝了水果和咖啡。不过他耐心地等待两个伯伯用完早餐。因为他知道，只有等他们吃饱喝足之后，你说的话他们才肯听。所罗门现在慢慢吃起了糖蘸草莓。他的鼻子与兄弟不一样，鼻梁太薄，有两处好像折断了，鼻头又长又尖，几乎碰到了嘴唇。而伊萨克则是个大鼻子，沉甸甸地垂下来，像枚东方的果子。两个老兄弟都有一双犀利的大眼，就像波斯细密画上年轻人的眼睛。他们似乎觉察到哈里等得不耐烦了，尽管哈里凭借经验，尽量掩饰自己的不安。于是他们尽可能吃得缓慢，把早餐仪式般的架势摆得更足。终于，所罗门拿起细麻布餐巾，擦了擦指头，伊萨克则示意仆人拿出几封信让哈里过目。那些信都已经被秘书拆阅分类，叠成一小札，就像金色托盘上叠放的吐司。

这是最后的仪式。伊萨克一手将裁纸刀举到齐眉处，一边匆匆将已经读过的信纸再读了一遍。信纸上凡是要紧的致命的东西都被抽掉了。接着他满不在乎地叹息一声，将信放下。所罗门则在浏览晨报。

在封闭的餐厅里面，在红色的暗影之中，发散着浓重的水果香气，在两个伯伯周围，似乎还飘逸着一丝胡椒生姜的气味。哈里不得不振作精神，提防自己昏昏然睡过去。他常常生出麻醉的感觉。老人的在场就像一帖麻醉剂。他们慢吞吞的动作、慢条斯理的话语，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迷幻。“我们虽然很老，但我们也很睿智，”他们似乎在说，“你以为可以教我们什么？我们看到事情开头，就知道它会怎样结尾。”

他的语速开始加快，变得更加急促，而这，正合他的希望。

“伯伯啊（哈里出于本能，总是对所罗门说话，因为他身上还多少有些人味），伯伯，近年我们同意给政府贷款的名单上是不是又增加了两个国家？”

两个伯伯都不回答。所罗门慢慢地折好《费加罗报》，把它放在空盘上。一只蜜蜂嗡嗡叫着，大概是被草莓的香气熏醉了。也不知它是怎样钻进这间关得严严密密的房间的。伊萨克恼怒地挥着手上的裁纸刀，要赶它出去。

“是阳台上的花儿招进来的。我这么说你不会相信，可是昨天在卧室，我就听到一只蚊子在床边飞来飞去……五月才开始，巴黎就……”

所罗门扭头望着侄子。

“你年轻，身手灵活，能去把它赶走吗？”他说，声调里既有嘲笑也有愁苦的意味，好像每句话他都在想：我们这些老家伙没有用了，只有扔进火里烧掉了，您说呢，年轻的先生？……那么，快去架起柴堆，将它点燃。不过，您也不要因为我们还在抵抗就觉得惊奇！

哈里冷冷地说：

“不要碰它。它不会蛰你们。”

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们还没有回我的话呢。”

“亲爱的孩子，你说什么来着？我没有听清楚，对不起。”

哈里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起来。两个伯伯疑惑的目光跟着他。

“银行的业务让我不安，”他说，“一段时间以来，它变得有些冒进。甚至那些利润也让我担心，因为超出了正常的比例。”

“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年轻人看到一家老牌银行，一家他准备继承的银行改变经营套路就抱怨了？银行只不过是顺应现代条件，到财富所在的地方去求财嘛。”

“我眼下就有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我们以种种形式提供援助的国家：太多了，欧洲和东方的所有国家都包括在内，尤其是东方，正是这点让我不安。”

“那你把我们从中得到的好处列张表看看？”伊萨克不急不忙地问道，“我们吞并了多少巨大的机构啊。我们支持那些政府，作为交换，那些政府向我们出让一些资产，那都是实实在在的数额可观的财富啊……让我们干下去，哈里，直到你对我们的经营方式不再抱怨为止。”

“我不是抱怨你们；不过，两年来，你们对一个小小的，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冒险家百分之百信任……还有那些对外国政府的贷款，那种做生意的手法，都不合我们家族的精神……”

“你是在跟谁说话？”所罗门问道，“你提到的家族精神，只可能在你堂弟的灵魂里找到更适合的联系。还有，请允许我告诉你，哈里，如果祖父回到人间，会认为你堂弟，而不是你，更像他。”

“可是迄今为止，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不也活下来了，生意也做得兴隆。”

“不，不论是银行的业务活动还是经营方式，都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有大变化，哈里。我们把钱借给一些国王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哩。”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哈里不耐烦地摇头，“不要把我当小孩。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两年来，我们到处做生意，采黄金，开铁矿，贩枪炮，收铂金……下城那些掮客就是这样毫不在乎地收进抛出士麦那的葡萄干、塔吉克斯坦的生丝的。而这种没有理智的做法，将来是要我，要我一人来承担后果的！”

“你的肩膀也单薄了一点，确实担不起，”伊萨克说，“不过我们希望多活几年，等到银行的继承人表现得有能力接班之后再死不迟。”

哈里心想：“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心话，还是在嘲笑我，或者是看不起我，因为人是不会吃苦费力给一个孩子采摘珍稀花朵的，人只会把最平常、最易采的花给孩子。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这就是，必须扼住他们衰老的身体，才能进入生意核心，拯救他们，从而把我也一并救出来。然而，本这个家伙在遭受极端措施之前不会后退，而我又太文明，下不了狠手。”

“据我看，德拉舍家对我们的事情非常关心，”所罗门指出，“你岳父跟我聊过，他的说法，就跟你今天的差不多。”

“您是怎么回答的呢？”

所罗门微微一笑，但是那笑意在唇上一闪就消失了，就像一道涟漪在池塘的阴暗水面上一荡而过。

“有什么必要回答？”

哈里想象他与老德拉舍面对面说话的神气。他认为看到了伯父一闪即逝的笑意，还有举手搭在眼前挡光的动作。

“您总是这么神秘兮兮的做派，”他小声地嘟哝，“所以招来很多人仇恨。”

他伯父一下站起来；脸上现出一种骄傲而又嘲笑的神情，一时给他苍老的脸庞罩上了一层青春的辉光。

“你以为这么说会让我害怕？可怜的孩子！迄今为止，除了仇恨，我还见过什么别的东西吗？它是我生命的一个基本元素。哪有鱼儿怕水的道理？”

“我真的认为，”哈里突然说，“通过中间人，您今日确实再度体验了您最美好的情绪……”

两个老人没有回答。他们不喜欢被人猜度。

日光消失了。富丽而闷人的房间变得阴暗。咖啡壶侧边闪烁的银光熄灭了。老所罗门做了个手势，仆人走进房间，扶他站起来。闪烁生辉的便袍一件接一件消失在门外。室内，只剩下哈里一人。

二十六

“我们最好分开。”劳伦斯说。

春天漫长的周日，紧闭的门里总是响起这样的争吵。这是最乏味的夫妻斗嘴：没有叫喊，没有眼泪，也没有任何互相理解的希望。仆人们躲在门外，却只听见一些喃喃低语。有时，劳伦斯颤抖的声音也会传出来。她总是重复着一句话：

“不可能。我们最好分开。”

劳伦斯的几个姐姐都是嗅觉很灵的女人，隔老远就闻得到奸情，就像猎狗隔老远就闻得到山鹑。几个月前，当劳伦斯从她们那里得知哈里供养“那女人”，他们曾一致同意分开。可是那会儿她一个劲地抽泣，拼命地责备丈夫；于是做丈夫的为自己辩护，又带出了从前的怨气。最后，争吵就成了如人们所说的这样一件事：夫妻吵架是大病，但是不要命。头天吵完，第二天又和好了。但是，疾病看上去好像医好了，机体里还留着死亡的芽苞，夫妻吵架也一样，表面看似和好了，其实相互间还不信任，渐渐地，窘迫就像一种毒药，毒害了夫妻一起度过的所有时刻。

头天，劳伦斯告诉他，有人邀请她乘豪华游轮去海上旅行，问他愿不愿意同去，他回答：“不去。”

自从头次因亚达争吵之后，他们就没有再提过她。而哈里现在也明白，妻子一直没有放弃看到他和亚达分手的希望。

他不知道，在劳伦斯身上，希望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他也不了解亚达。这个女子可以擂一张闩紧的门，把拳头擂肿，也可以像她住在外省的祖父母一样，耐心地缝补一条花边，从不灰心丧气，即便在外人看来这条花边已经成了破布。因为她们知道，通过针织技艺，通过不眠的长夜，一切都可以缝补，一切都可以修复一新，只要不吝惜力气与时间就行。劳伦斯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巩固还是中断都无所谓，事实已经摆在那儿：正如她辛酸地对自己所言，亚达占据了她的位置。如果亚达是哈里的情妇，她可能不会怎么担心，让她惧怕的恰恰是亚达是哈里的女友。当哈里回到她身边时，不像一个被爱情弄得筋疲力尽的男人，想重新在夫妻生活中找到安宁和恬淡（真要如此，她会原谅哈里，从前她不也曾见过母亲像这样欢迎德拉舍回家吗？），而是像离开了平静的避风港，驶入风狂雨暴波涛汹涌的大海的船只。这点，她就不理解了。自从第一次吵架，也就是唯一一次吵架之后，她不是一直表现得贤惠，从不高声说话，从不抱怨被抛弃，也从不逼他给自己做保证承诺吗？可每次哈里回到她身边，总担心会干出什么事情，做出某种伤害。甚至他的脸色也是如此，离开亚达时还是明朗的，灿烂的，过了几分钟回到家，马上就阴沉下来，显出疲态。

在她看来，相信自己胜利才算得救，可这是不可能的。

这天发生了一件事，与哈里的私情毫无共同之处，终于给这个长久的、耐心的、但是无益的工作规定了一个期限。每个月的头一个星期四，小两口都要把孩子送到奶奶家。由于劳伦斯很有责任心，有时就独自去接孩子。这天，她到婆婆家时，发现老人很气愤。原来孩子摔了跤，把膝盖碰破了，出了血，瑞士保姆只肯用清水冲洗伤口，心痛的奶奶递上消毒水、消炎粉和药膏，可是那保姆把它们全推开，还发出轻蔑的讥笑。劳伦斯的小家伙自己也感到害怕，正一边大吵大闹一边打滚哩。

劳伦斯便对瑞士保姆说：

“给他洗脸洗手，带回家，晚饭不许吃甜品，好让他知道，不能受一点小伤就哭闹。”

保姆带孩子走了，剩下婆媳两人无声地互相打量。

“夫人，我还是要谢谢您，因为您没有助长孩子怕苦的倾向。他以为自己不幸，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这孩子太娇气了。”劳伦斯冷冷地说。

“狠心的母亲，”老太太气得发抖，狠毒地剜了劳伦斯一眼，“可恶的女人！唉！我要是能够带走亲爱的孙子，永远不再见到你就好了！”

她大声回了一句，语气却很平静，气得劳伦斯不能自已。

“孩子还小了点吧，就这么严厉？”

“我不这么看。”劳伦斯干脆地回答。

“他父亲这么大……”

“您是按您那个国家、那个种族的习俗养他的，可是……”

那张搽了粉、过于苍白、又画了黑眼圈的长脸愤怒得直抽搐。

“我养他是为了让他幸福，可他没有得到！”

“是啊，可是我呢，”劳伦斯不急不慢地说，“我养儿子是要让他忍耐，让他牺牲，让他控制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您明白吗？”

“是啊，”老妇人想道，“在知道没有谁会碰他的时候，这样说，这样为孩子的前途着想都很容易。可是我呢……首先，我得保护孩子不受欺侮，尤其是在我之前，成千上万个我这种血统的女人不得不保护孩子不受虐待，不挨饿，不染上流行病，不陷入贫困，不遭受不公正的仇恨……我们永远记得那种生活，我们总是处在提心吊胆之中；可是，这些事儿，这个外国女人，这个幸运种族的姑娘怎么可能理解呢？”

劳伦斯突然奇怪地觉得一阵虚弱。事后她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如此憎恶这个女人。这一点，迄今为止她连亲生母亲也没有告诉：

“夫人，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不知您听了是难过还是高兴，因为您从没有爱过我：我打算离开哈里。”

希纳太太做了个吃惊的举动，不过显然是装出来的，因为是那样虚假，那样做作。劳伦斯的脸唰地变得煞白，问道：

“您不觉得吃惊？您已经知道了？从您儿子那儿？”

这次她是真诚地为自己辩护：

“不，不，我向您发誓，我不知道！我要是说谎，天打雷劈，永远见不到儿子……”

“可是您知道，是吗？”

“是的。”她小声回答。

接着，她又压低声音：

“您明白吗？他是我儿子……有什么还瞒得住我？他虽然不说，可是他那张脸能够说话。”

“您知道他……那个女人……”

“是啊，知道……”

“那您应该高兴啊，”劳伦斯叫起来，“看到他终于与你们家族的人……”

“高兴，我？”

她显然说的是真话，因为她愤怒得发抖。

“一个下城的平常女子！可能发生的事情还要糟哩！我一直就担心这种事！我想把他从这种灾祸、这种不幸、这种倒霉事里救出来，可是没用！……他还是沦落到他们中间了……”

“他们是谁？”

“那些人……那些冒险家。我跟您说过，他们带来不幸，可是躲不掉。他们把我们拖到他们中间。”

劳伦斯跟哈里交谈的时候，想起了这些话。与婆婆这番谈话之后，她觉得事情再清楚不过，不该为自己辩护了：如果哈里不是为爱情和家庭所驱使而走向那个女人，那就是因为血统的隐秘召唤。要对抗血统的力量，她是无能为力的。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夺回丈夫。尽管他们办理了所有的世俗和宗教的婚姻手续，哈里却不是她，而是另一个女子的丈夫，因为他被永远地许配给了那个女人。

她想：

“我没有办法了。”

于是她说：

“我们最好分开。”

仆人们躲在两道门后面，又隔了厚厚一道帘子，什么也没有听到。不过，根据突然而至的静穆里那特殊的不祥意味，他们明白，夫妻俩分开已成定局。于是他们也不声不响地走开了。

二十七

从外面看，本的出走没有改变亚达的生活。但她不肯离开老房子，在哈里看来，那房子简直就是一个窝棚。她也不接受情人的金钱。

她卖掉几幅油画，又给几家著名的报纸画漫画。一时间围绕她的名字掀起了一场好奇的运动。可是无论那些人是附庸风雅、赶时髦，还是好热闹、看稀奇，或者乐于见到新的才华，或者具有职业热情，她都没有满足感。如果要她利用与哈里的关系在上流社会抛头露面，结交人物，赚钱得利，她会觉得脏。其实，她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会始终是个怯生的孩子，只有在完全没有外人的时候才觉得自在。劳伦斯说得对。亚达不是个女人，没有任何女性的缺点，也没有任何女性的美德。她既不知道装点可怜的陋室，让它成为令人赏心悦目的家中一景，也不善于在周围营造一种温馨而宁和的气氛。相反，她吸的空气都带有无声的渴望。不过，虽然这有点奇怪，但恰恰是这点首先把哈里与亚达绑在一起。她给哈里带来一种从未见过的养料，哈里虽然不知道，但是非常需要这种养料。这就是深厚的热情、内心的激情，它使每一份细微的快乐都有了价值，它成功地把悲观失望、烦恼愁苦从不知什么苦涩的野性快乐中排除走了。

哈里欣赏亚达身上这种自愿的舍弃，欣赏她对外部世界的鄙视。迄今为止，他在自己周围，在家里看到的人，和亚达是那么的不同。在他家人们的血脉中流动的稠厚而富有的血液，在亚达身上简直看不到。然而，亚达身上流动的仍然是血，它保持了快速的流动性。哈里微微一笑，心想，那是野兽，是还没有驯化的动物的优点。

和本一样，她也可以不吃不睡，玩命干活。她不需要与人来往，不需要修饰打扮，也不像劳伦斯那样喜欢完美的环境。

“你好像生活在一座荒岛上。”哈里说。

“我从来就没有在别处生活。将来要失去的东西，何苦死抱不放呢？”

“可是亚达，为什么要失去呢？”

“这我不清楚。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曾经属于我的一切现在都失去了。”

“可我呢？我？你还爱我吗？还属于我吗？”

“你啊，是另一回事。从前我没见到你，也几乎不认识你，可你就像现在一样属于我。我呢，虽然不断地担心灾祸，可我从不担心失去你。你可以忘记我、抛弃我、离开我，但你仍然属于我，而且只属于我一人。你是我的爱，你是我创造出来的。你远不止是我的爱。你是我的造物。正因为这点，你才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属于我。”

他们躺在亚达房间里那张灰色人字斜纹呢的窄沙发上。桌上一个粗陶盆子盛着几只水果，亚达刚刚做过临摹。在这间四壁空空，像牢房一样简陋的房间里，有几样属于哈里的东西似乎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几本精装书，一条棕色底子上嵌银丝的英国旅行被，一台烟箱大小的美国无线电收音机，还有哈里每天都送来的鲜花，不过插花的却只是一些普通的玻璃花瓶。余下的一切都差不多：白木桌子，一把断腿的椅子，还有本从前从俄罗斯带到欧洲来的旧箱子，箱盖是鼓起的，钉了金属配件。箱子里面，有亚达和本还是孩子时贴的花鸟蝴蝶图片。

亚达在被子里翻了个身，把脸压在裸臂上。两个人小声地说话。房间里很冷，可是被子很厚，加上两人紧挨着的身体的温度，倒也营造出一片温暖、近乎兽窝的气氛，哈里心想，这种安逸滋味，什么也无法与之相比。他们回忆在冰冷的空气里坐雪橇散步的情景。他们穿着毛皮大衣，觉得在冷风中平静、麻木，一直暖到了心里。

他说：

“将来，等我们一起旅行……”

亚达打断他的话：

“一起？……可是……做得到吗？”

“你想不想？”

四只黑眼睛闪闪发亮；亚达的脸上浮出一团红晕：

“不，不想，这不可能！……啊！我为什么不去你富有的家，在你结婚之前，像我从前梦见的那样？我会让你喜欢……你会追我的……不，不行，这已经太晚了！……为什么你不始终像本，像我们？为什么你要出生在富人家里？为什么你要被那些家具呀、油画呀、书籍呀、银行账目呀牵扯住，要在身上套这么多索链？不过我也一样，”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现在被惯坏了，被这个国家的幸福空气腐蚀了。再过几年，我就会开始希望得到整套厨具，或者一只挂袍子的衣橱，好像这是人间最大的幸福！……啊！现在，我已经在希望……”

“希望什么？”

她只是笑，不回答。哈里伸手搂着她的脖子，说：

“你真是纯洁，亚达！又纯洁又野性，心灵和肉体都是……”

她不好意思地说：

“你知道，既然春天来了，愿望就没有原来强烈了，去年冬天……有年冬季，天黑是那么早……有时下午四点就黑了，我从早上起来就干活，接下来要去看你，我不想让你见到我太憔悴、太疲惫，就在这里躺一躺……可是，每到这个时候，孩子们又放学了，于是我就不禁想到所有那些在暮色中冒雨赶路接小女儿的女人。你不知道我要是她们，会付出什么代价……你不知道，”她不安地重复一句，“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想象着对你的爱情，现在我和那时一样，想象到了下午四点钟，就匆匆赶到学校，牵着孩子回家，想象不能忘记带涂黄油的面包片，雨天不能忘记带雨披。不过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上帝把我造出来不是干这事的。他只让我待在真正的女人生活的边缘，在女人熟悉的道路之外找到我的快乐和痛苦。”

“不对！你一直在等我。现在我来找你了，”他小声说，“你要是愿意，我们一起动身。”

亚达明白哈里的意思。她浑身一震：

“她知道了，是吧？”

“早就知道了。”

“哦！哈里……她离开你？”

“我们不吵不哭，友好分手。”

“儿子呢？”

“她不打算夺走我的儿子。我可以经常去看他。假期归我带。”

“你们会离婚？”

“是啊，到时我娶你。”

她做了个惊恐的动作：

“你想看到我主持你的晚餐，接待你的朋友，听你姑姑们谈绘画？你想看到我头戴那种可笑的像茶杯托一样的小帽，还插着花的样子？”

“你要愿意，不戴帽子也行，”哈里笑着说，“并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了女人必须戴帽子。”

可是亚达笑不起来。她的嘴唇发抖，眼睛噙满泪水：

“我害怕……怕把你拉过来……”

“你想说什么？”哈里和气地问道。

她把双手捂住脸。

“我在梦中进了你家，你与母亲姑姑们坐在一起，你被她们看守和包围。可是我是从后面进去的，没有人看到我，我一把揪住你的长头发——哈里，你像女孩一样，头发鬈鬈的……”

“是啊，行行好，”哈里微笑着说，“别再回忆这种可怕的往事了……”

“我揪住你的头发，就像大利拉揪住参孙的头发[9]，对你说，来吧！你就抛下一切，跟我走了。可是我带你去什么地方呢？这正是我不清楚的问题。我在幸福的颤抖中醒过来了。现在我清楚了！我不会朝你升上去，而是要你降下来，我要强使你落下来，一直落到我身边！”

“亚达，我首先属于你而不是别人。在这一点上劳伦斯没有弄错。我要和别的与她相似的女人来往，她也许会原谅，可是与你来往，她绝不原谅。命中注定属于别人的东西，我们是没法拿过来的。”

二十八

八月底的这天晚上，亚达独自待着。哈里与劳伦斯将开始启动离婚的程序。亚达几乎不能相信，她的生活就将这样改变，她将成为哈里的合法妻子……然而……她生活中的一切不会融为一体，像天上的雷霆一样朝她砸下来吧？一切，幸福与不幸。因为上帝让一些人走的是平坦安全的大路，让另一些人走的却是崎岖小道，随时都可能遇到悬崖峭壁。亚达这样想着，而父亲的话则从久远的过去传来，在她耳畔萦响。他的声调忧郁，有一丝嘲意：

“上帝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事情。他给那些倒霉鬼轻捷灵活的脚步，在悬崖峭壁边上可以退步抽身。雷雨落在他们身上，却不致命。他也给他们大福大贵，与灾祸一样出乎意料，也几乎一样可怕。”

有人拉门铃。不可能是哈里，因为他刚刚离开。她走去开了门，发现是本。现在这个本似乎和几年前出走时一个模样：工作、时光、疲劳都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印迹。他好像永远在遵从一些不属于凡夫俗子的法则：一时沮丧可以马上变老，一刻希望又使他立即年轻。他偷偷摸摸，蹑手蹑脚，像幽灵一样无声无息，身子一闪就溜进了房间。亚达突然心想：“他还是和过去一样。”有一次他到下城去干他的营生——夜里偷偷地去河上钓鱼，就是这样进屋的。

也和从前一样，亚达朝他扑过去，抓住他的胳膊摇着，问道：

“你来这里干什么？”

“跟你道别。”他回答。

“你要走。”

“对。”

“今夜？”

“对。”

“你干了什么？”

他走进房里，坐在床上。

“有人告我，要打官司。”他说，倚在枕头上闭了会眼睛。

亚达问：

“只有一个官司？”

“姑娘，你总操这么多空心。”他笑着说。

她握住他的手：

“好哇！走好了！快，快逃！等着你的是什么？”

“夜里不逮人。再说，等他们那一切，警察、行政、司法的笨拙机器运转起来，我早就跑远了……”

“可你干了什么？”她再问一句，带着祈求和恐惧的意味。

他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把壁柜门打开又关上。

“你找什么？钱吗？”

他不回答。

“饿吗？”她问。

“不饿。只是有点渴。渴死了。快给我喝的。”

她给他倒了一杯水。

“来点葡萄酒吧，亚达。”

“你好像已经醉了！”

他不听她的，终于找出了一点白葡萄酒，把它掺进水里，站着小口小口地啜饮。

“没有行李？”

“没有。”

“和以前一样，口袋里一本护照，包里三件衬衣，一件雨衣，时刻准备动身，来去就像风一样轻……”她小声念叨着。

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你为什么希望我改变？你倒是变了，我现在看到的是阔佬希纳的情妇了！”

思索了一会儿，他补上一句：

“你知道吗，我不是一个人走。”

“这是什么意思？”

“有个人——他肯定也没有料到这种结局——此刻睡在一张优质法国床上的一个人，从明天，不，从今夜起，就会学我的样，如果他不想像我一样失败的话。”

“你疯了？喝多了吧？”

“我没有疯，也没有醉。你很快就知道我讲的是谁了。”

“你把哈里拖进那些不干净的生意，那些可疑可恶的生意了？”她叫起来。

“正是。”

“哈里？这不可能！他和你毫无共同之处！”

“他和我是毫无共同之处，可是他的银行，他伯伯和我有很多麻烦事，讨厌事。”

“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

“明天报纸上会说的！”

亚达两眼射出怒火，朝他扑过去：

“马上说！快说！可恶的家伙！”

“希纳银行破产的消息至今还是秘密，明天就会公开，”他说，“到时会引来所有常见的后果：官司、丑闻、民众的愤怒……”

他那修长灵活的指头一刻也不曾休息，在空中画了个阿拉伯图案，一张怪诞的像花边一样复杂的网。他微笑着注视这张网。

“你知道，所有太大、太耀眼的生意，基础其实不牢，很脆弱，一碰就垮。我们做了一连串的黑生意。有什么办法呢？过去只有个人破产。我们是跟一些没有支付能力的政府打交道。它们一个接一个垮掉了，一场革命、政变或战争之后，总有一个政府破产，而我们则始终处于困境，矿山被水淹了，工厂毁坏了，铁路收归国有了。真是灾年！这十二个月吃的苦比十二年还多。我是竭尽全力了……”

他停住话头，望着亚达：

“是啊。你猜出来了。我遇到任何障碍都不后退。我想争取时间。在这样的赌局中就看谁撑得久。人们拆墙补屋直到整座房屋垮掉……碰上好运就捡了一条命。人家指控我做假账。”

他耸耸肩膀：

“你得面对冤家对头，面对希纳家那些精明鬼。近六个月我……对，确切地说……模仿他们的签名。这是免不了的。总之，资产簿上有些文件，我做了些安排……改了日期，好让债权人放心。只要不走漏风声，再有几个月，事情就有救了。可是革命把一切毁了。政权更迭。我所指望的天然财富仍然在那里。只是需要不断地收买人员。就是这个太贵……对我对他们都贵。其中有一个自杀了，那是个为我服务的小伙子。我以为只要玩弄数字就行了，那些数字是不会调皮的。可是事情总要人来做。而人肯定是不完善的，可你不能不用：小小的野心呐，可怜的爱情呐，害怕呐。一个蠢东西昏了头，自杀了，死前向国家总检察官写了一封举报信，于是事情就穿帮了。希纳家的人，他们知道吗？”他缓慢地说，与其是问亚达，还不如是问他自己，“大概不知道，至少开头不知道。再说，他们又不说话，因为他们明白能够赚到什么。他们是那么兴奋。他们跑在前头，什么也看不见，也忘了障碍，就像一些老马，在马棚里关久了，”他苦笑着说，“听见喝令和鞭响，就没命地跑起来，直到累死为止。不过，至少我让他们好好跑了一程。他们跟我过了些愉快日子。多亏我他们才得到一些东西，而他们本来可以得到的东西更是亏了我。那些东西有多大价值你都无法想象！他们的银行很大，很有名，牌子也老，可是没有活力，迟钝、麻木、僵化，死气沉沉，几乎是一具僵尸！你别弄错了，是我让它恢复了活力！”

“哈里的伯伯，那两个老头，听你说过吗？”

“哦！我求助的就是他们身上的老气。”他轻声说。

“哈里呢？”

“我们做了安排，他什么也不知道。”

“可这样一来，他就没有责任了，”亚达欢叫起来，“他不可能为你做的事情承担责任！”

“这要由辩论来决定，亲爱的。”本嘲讽说。

“什么辩论？”

“这……会有一场预审、一场调查、一些法官，我知道什么呢？”

“总之，一个丑闻！你想要的就是这个？一个丑闻？”

本不回答。

“你很可鄙，本。你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我看不起你，恨你！就因为你，一些无辜的人要吃官司，一些不幸的人死于非命。一个诚实的人会因为你破产，败坏名誉！而你，你却一跑了之，逍遥法外，两手插在裤袋里，潇潇洒洒过日子，口袋里装满……”

“你弄错了，我没有一个铜子。”

“去跟别人说吧。”亚达冷冷地回答。

“我对你发誓。我何必要向你说谎呢？我身无分文。当百万银钱被我本人，被我的智力、我的天才创造出来，在我周围流淌，你以为我会像奥凡涅或者弗兰德斯的老农妇那样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钱吗？你别笑，亚达。你不能因为我输了，就不承认我有天赋，就不承认我和你一样聪明。说到底，你那些画是什么东西呢？你是想强迫人们通过你的眼睛看世界。而我呢，也是一样，我希望按我的想象和激情来折叠世界。正是这点让我来劲，而不是往口袋里塞钱，或者给希纳银行增光。”

他是带着仇恨的口气说出希纳这个姓氏的。亚达忍不住叫起来：

“其实你是想断送哈里！你在报夺妻之仇，因为我离开你跟了他。你很自负自傲。其实你只是个可怜的嫉妒虫！作为最平庸的丈夫，受骗的小店主，你想报复！”

本摇摇头。

“不，不，”他平静地说，“我玩的游戏是那样刺激人，让人那样陶醉，我甚至都忘记了哈里……不过把他扯进来，对我也是个安慰。自从四十八个钟头以前，我知道丑闻将要爆炸以来，自从我颤抖以来（因为我是在你面前充好汉，你是了解我的，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我颤抖，好保持你的冷酷，好不对我表示怜悯），自从那一刻以来，只有一个想法让我觉得慰藉：哈里的命运终归与我的相似。为什么不呢？我们是亲戚，我们有同样的血统，我们模样也差不多。啊！看到我们的照片排在一起，我会很高兴的。哈里·希纳。本·希纳。明日，从报纸上看到我们照片的读者不会弄错的。他会说：‘两个外国混蛋。大概是两兄弟……看呐，一样虚伪的眼睛，一样贪婪的嘴巴！他们真丑啊！判他们坐牢吧，两个人都是罪有应得！’”

他看到亚达的脸忽地白了，便朝她低下头。

“可我并不想把他送进大牢，知道吗？你可以通知他，让他像我一样行动！让他走吧！让他消失！他没有一个铜板了，你知道吗？……希纳银行会倒闭。他可以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买货卖货，倒腾外汇，做旅行推销员，根据情况和顾客需要，或者经销假花边，或者贩卖走私军火。过十年，再看哪个人，甚至一个恋爱的妇人，甚至就是你亚达本人，能不能看出我和他有什么不同。”

“永远别想！不可能！他永远和你不一样！”

“不。他会沉下去，而在他下沉的地方，我会浮起来。”

他们听到时钟敲响四点。本打了个寒噤。

“我走了。”

亚达一身颤抖，脸色铁青，眼睛冒火，小声说：

“是啊，滚吧，求你快滚，因为我……怕忍不住……我想杀你……”

“亚达，跟我一起走。”

“你是疯子！现在，我知道了，你是疯子！”

“亚达，他不适合你，你也不适合他。我是了解你的，我差不多就是你亲哥哥，跟我一起走吧。他，是个什么人呢？对你来说，差不多是外人！来吧！”

他的狂热收敛了。一直支持着他的假装的激动消失了。他平静地说话，平常地，既不望她，也不朝她做什么动作。

“你认为，他要是走，你会跟他走。可是他不会走的，他会低头等待。他会承受不该他受的惩罚。他没有勇气把一切抛弃，像我这样一走了之！我还会尝到别的幸福，还会有别的不幸。可是他的生命将就此打住了。他会被羞耻，被无能为力的遗憾折磨死的。他会等待丑闻爆发。接着，他会等待判决，会等待人们将他忘记。可是等到那天，他早就死了。而你要是跟我一起走……”

她粗暴地打断他的话：

“你刚才不是说你们相像吗？”

“就像狗和狼一样相像，”他耸耸肩膀，“亚达！你是不是想象他会原谅你？”

“我？我又没做什么！”

“你把他拖进我们中间，犹太贱民、冒险家、移民、外国佬……他现在成了什么人？他本来有朋友，有家庭，有财产，而且娶了个法国女人！你想象过这点吗？你想象过我们之间的对比吗？对我来说，丑闻算什么？名声臭了算什么？人们从来就没有尊敬过我！流亡对我算什么？我从来就没有祖国。可是他……你认为他会原谅你？”

她只能断断续续地嘀咕：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我要咒骂你！我只盼你早死！死了还无人收尸！”

她怕自己说出更粗痞的话，赶紧住口。

本再次说：

“跟我走吧！嗯，亚达？”

他突然用几乎稚气的声调说起话来。童年夜里，他在窗下唤她，叫她去河边玩耍，用的就是这种声调。她也像童年一样拉开门，在他面前回答：

“不。你一个人走吧。”

他低下头，在亚达手上吻了一下。接着走下楼梯，不慌不忙地出了屋子，消失在外面。

二十九

亚达跟在本后面跑下楼。她起初是想跑到哈里家。不过她了解他，知道他不会逃跑自救。他不会扔下两个伯伯不管，也放不下受丑闻威胁的银行。还有这么多羁绊拉扯着，他怎么可能逃跑呢？不会的，去找他没有用。再说，她也怜惜哈里，现在还不到五点，他还可以好好地睡一觉。最后，她也有点怕哈里。本说得有道理：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哈里怎么可能原谅她呢？她把他拖出亲人圈子，来到她的荒野森林。不！她不去哈里家。可是她不去，她身边剩了谁呢？可以从谁那里得到支持，向谁讨主意和帮助呢？除了赖莎伯母和咪咪太太，她在世上再没有一个亲近的人。自从里拉抛下君主，跟宫廷首席音乐家私奔之后，赖莎伯母就回了法国。

亚达登上赖莎伯母家的楼梯。几年前，她挨了耳光，脸上火辣辣的，从这道楼梯上冲下来，去跟本会合，投进他的怀抱。二楼有个木头做的小壁龛，刷了油漆，没供神像。她记得曾在这里停了一会，然后再冲下楼，跑到街上。现在，她却是朝赖莎伯母跑去，要向她求救！

当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时，她一把将它抓住，并让它停留了片刻，品出了它所包含的带有嘲弄意味的安慰。“如果你忘记了这件事，你也会忘记哈里和本。”她想。

赖莎伯母家到了。她拉响门铃，又拍了好几下门。终于，赖莎伯母出现了。她还算单瘦，身手也还灵便，只是棕红的头发全白了，原来冷漠和凶巴巴的表情不见了，换上了怀疑和假装顺从的神气，好像她在想：“哼！我不再指望您什么了！事情我也知道了，您不必告诉我。在我看来，一切都结束了，牌局散了，牌也扔了，我只能看别人打，自己就不参与了。好在别人还能容忍我。”

“好，还有什么事？”她望着亚达叫着问。

“我来看本。”亚达说，觉得自己的声音分外平静，但也显得十分遥远，好像不是她发出的，而是另一个人的回声。那人为了嘲弄她，原本可能用最平淡的语调，说出让人绝望的话：“本走了。今夜人家要逮捕他。”

赖莎伯母没有说什么，不过她的面颊和额头上显出一个个红斑。平时她一激动就是这样。她有一个强处就是从不流泪。她说：

“要不进来，要不出去，别让我吹风着凉。”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阴沉，一点也没有变。亚达听到她这么说，觉得好受了一点。

她跟赖莎伯母走进屋。一如从前，狭小的客厅里乱摊着布料、别针、衣服样板。赖莎伯母无意识地收拾折叠起摊满一桌的时装图样。可是，她突然停下来，抖抖索索地，出人意料地伸手去摸面颊和额头。

“在我这把年纪，这个打击太狠了。”

“是啊，伯母。”亚达同情地说。

她没有想到开灯。房间一个角落里，立着一个灰布衣模，一丝微弱的晨曦照在它身上。两个女人坐在长沙发上，一时都没有说话。过一会儿，赖莎伯母问：

“他怎么样？”

亚达耸耸肩膀。

“和平时一样。”

“是啊，就是在绞架上，他也不改本性，充满希望。你还要他怎样？你们分手了。”

亚达没有回答。

“你打算跟他走？”

“不。”

“你错了。丑闻爆发后，也会落到你身上，因为你是他妻子，而且同姓。不管你愿不愿意，你们都是捆在一起的。你应该跟他走。留在这里你会有什么好事？情人也会离开你的。他卷进这桩丑闻，都是你的过错，他不会原谅你的。”

“咪咪太太在哪儿？”亚达问道，声音颤抖。

咪咪太太成了她最后的希望。咪咪太太不会像本和赖莎伯母这样，翻来覆去地说她亚达背叛和断送了哈里。

赖莎伯母指着隔壁房间。

“去她那儿吧。她睡着了，听不见你的话。她睡得像铅一样沉。我呢，夜里都合不上眼啦。不过她没有孩子，从没有孩子，幸运的女人，所以她睡得着哇！”

亚达走进里面的小房间。咪咪太太就住在这里。不过她发现老太太不在床上，而是坐在一张小桌前，不免大吃一惊。小桌上点着一盏灯，摊着一副牌。老太太肩披一条带流苏的红丝巾，抬头看着亚达的面孔，平静地说：

“来，可怜的闺女，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难道硬要被人抛弃，心里不痛快，才来这里？”

亚达一听这话，再也忍不住，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这种情形在她还是头一次。她往一把椅子上一坐，就低声地、断断续续地把本的话复述了一遍。

“咪咪太太，我该干什么？”她小声问。

“什么也不干。等。”

“可是，不行！”亚达焦急地叫起来。

老太太难以觉察地笑了一下。

“唉！你正是这样，你们大家都是这样。一直挣扎到底。”

“您和我一样清楚，”亚达用同样遥远而冷漠的声音说，“只有他妻子，只用那个法国家庭能够救他。”

在她听来，她的话就像是从一个外国女人的嘴里出来的。

“亚达，他们要愿意才行。”

亚达眼睛里闪现出一丝快乐。

“哼！要是他们不愿意，他就只有我了……”

可是她想起了本和赖莎伯母的话，又说：

“不管怎么说，他是因为我才被断送的……”

亚达本希望从两个老妇人这里讨点主意，可是她现在明白了，什么也没有改变：她过去是孤身一人，将来仍是孤身一人，没人帮她，只能从自己身上拿主意，一种双重的，既破除了幻想又通达智慧的主意。

于是她提高声音，与其是对咪咪太太，不如说是对自己说：

“不是吗？无论如何，我没什么可以抱怨的。总之，早在乌克兰时就有人对我说，哈里迟早有一天会为我抛妻别子……”

她重复一句：

“为我……”

“你堕落了！你觉得这种堕落是多么快乐，得意的快乐……”

她又像孩子似的央求说：

“啊！咪咪太太，我要去找谁，才能得到这份勇气？……唯一能救哈里的勇气。让他妻子知道我跟本走了，让他相信这事！……这样，她就会回到哈里身边，因为她爱哈里，她不可能允许人家毁坏丈夫的名声，不会让丑闻……他们有个孩子。哈里要是一个人过，或者跟我，什么都没有。和她过，有她那个强大家庭做靠山，他就得救了。”

“你呢？”

“我回这里。或者去别的地方。这都无所谓……没有人关心你的时候，在这个城市消失是太容易了。因为他是不会寻找我的。我正是为这点难过。他爱我，但是他不会寻找我。当你真心寻死的时候，有人过来夺走你的枪，你会让他夺，不会抵抗，因为你内心还是怕死的。而我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解脱、一次再生，或者一种死亡。”她压低声音说。

咪咪太太点点头。

“是啊，可以做这样的安排。诉讼还可以撤回。他背后有一个可敬的家庭，一个法国的姓氏，我认为对哈里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我去跟哈里说，可是你……”

亚达没有回答。她已经趴在了床上，似乎早就筋疲力尽了。咪咪太太看看她，去找了床被子给她盖上，然后回原位坐下。她上了年纪，有老年人那种处变不惊的外表，好像不近人情，其实不用说一句话流一滴泪就能给人以安慰，因为她本人就是遗忘和万事终结的活例证。亚达并没有睡着，只是闭上眼睛想事儿。

三十

当天晚上，从亚达那里出来，哈里发现时间还不晚，还可以到巴黎周围的朋友那里坐个把钟头。他们早就邀他去玩。他推掉了晚饭，可是招待会要到次日清晨四五点钟才结束，而他可以在子夜赶到那里，于是他就动身了。

他进了朋友家。天气炎热。仆人们告诉他，主人和宾客都在花园里。他不想麻烦仆人通报，就说自己进去行了。露天座上有盏聚光灯照着小径，那里有人跳舞。花园深处是一片幽暗。

他在树下走远一点，寻找凉爽的地方。有几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坐在一边，正在热烈交谈。哈里没有听清他们说什么。他无声地往前走：希纳家的人脚步都不重，他也一样。等他走近，朋友们才发现他。有人大声“唔”了一声，好像要提醒说话人注意似的，于是大家静了下来。

哈里明白大家正在说他，不过他也不怎么在意：他怀疑大家议论的是他和劳伦斯分手的事，因为他和亚达的关系，走得近的朋友早就知道了。他们对这件事关注他并不觉得奇怪。要是他宣布自己的第十次婚姻，他也不怕他们评头论足、说三道四。他生活在一个富有的资产者社会，在这个圈子里，离婚呀私通呀都是常事，没有人会大惊小怪。他甚至准备听到一些影射和讽刺，那边的某位女士也许会小声开个玩笑。在他结婚前，甚至结婚以后，那几位女士或多或少都想得到他的“垂青”。不过她们并没开口，这就让他觉得意外了。有个男人大声说：

“您躲在哪个鬼地方呀？我们正好谈论您来着。什么地方都见不到您的人影。”

他的声音响亮而热情，不过是假装的，通常人们想掩盖自己的秘密想法，就会本能地这样说话。

哈里心想：“这是做掩饰，怕我走过来时听到他们提我的名字。”

他觉得有些气恼。他们想干什么？为什么不让他清静？……想到这里，他停住了，觉得如此看重这些背后议论未免荒谬。可是，纵然是这样想，他的声音在回答时却有些犹豫和慌乱：

“是啊。我有那么多事要做……”

接下来是又一次冷场。他说的每句话大家都认真听。他们虽然没有明显表露出敌意，但是可以感觉到。当他好不容易说出一句经过仔细斟酌的废话时，寂静又延长了几秒钟。多余的几秒钟。……就像人们在凝神谛听石头落地的声音，好判断隘谷有多深。哈里觉得他与众人隔着的鸿沟在不断扩大。末了，大家一齐笑起来，同时说：

“这时候，还有那么多事？”有个人问道。

哈里记得，自从劳伦斯动身以来，他没有在任何地方露过面，即便是六月份。在这个月，有个小集团的成员一天见了十五次面，而且是在不同的地方，于是他急忙向朋友们肯定，他确实是有很多事情。

“那您就是走运，”第一个跟他搭话的男子说，“至于我呢，也可以把公司关了，出门六个月：都走吧，再也受不了啦。”

有个女人问劳伦斯的消息，既不是说蠢话，也不像有恶意，只是随便问问，免得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来。

他含糊其词地简短地做了回答。有一对男女离开了。另一对也跟着走了。两个女人一声不响，留在原地吸烟。

“这里凉快。”

他看出她们也有离开的意思，便主动向她们提供这个借口。两位女士似乎乐于接受。

谁知她们一齐叫起来：

“是啊，难道不是吗？可时候不早了。从池塘吹来的风有些阴冷哩。”

她们站起来，朝他嫣然一笑，就走了。他坐在原地，看着池塘水面上闪烁的一线微光。

哈里低着头，两只瘦手搂着膝盖，细长的脖子倾斜着，就像栖在枝头的一只孤鸟。其他鸟儿不是一类，它只是远远地望着，不敢向它们靠拢。他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出这幅图像，并且不再消失。他想使自己快乐、自尊，便强自振作起来。总之，他究竟干了什么，要这样觉得自己有罪呢？

“没干什么呀，”他努力回忆，“什么也没干呀。我和妻子是自愿分手。再说，这是我家的私事，与别人无关呀。他们今晚是怎么啦？”

他试着让自己放心。他已经不止一次吃惊地发现，自己是多么脆弱。听到一句指责，遇到一个冷眼，他就急于辩解！

“这些家伙，我才不在乎呢。”他愤怒地说。

又激烈地重复了几遍：

“我不在乎！不在乎！”

天气凉了下来，可他额头上却覆满汗水。他神经质地绞着指头。

“出事了，”他想，“他们知道，他们，我却蒙在鼓里。”

蓦地，他想到银行。一周以来他连银行大门都没有进。从两年前开始，他就生活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威胁之中。说来也怪，这种巨大的威胁，这种惧怕、担心的状态，不仅不让他惊愕，反似乎得到他的承认，就像一个在海边出生长大的人，回乡的时候先是唇上感觉到海的苦涩，然后才听到海的涛声。虽说并不清楚自己惧怕什么，但是他本能地产生了可以与焦虑并存的自卫反应。他已经知道人家可以接受什么想法，可能驱除什么想法，人家怎样处心积虑掩盖真相，然而终究有一天大家要面对真相，拦是拦不住的。他学会了忍受失眠和不安，学会了控制听到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和门铃时那惊慌的心跳。学会？不！他从来就会。

几个穿粉红裙袍的女人从树下走过。有些男人在笑，他们雪茄烟头上的火点照出几张平静而快活的脸蛋。这就是他的朋友。他从没发现他与他们有什么不同。他现在自问是不是弄错了，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真要遇到不幸，他们会怎样对待他。

因为他清楚，出事了。他预感到了，闻到了灾祸的气息。就像大雨将至，畜生先知……他回忆着往事。这只紧抠心口的冰冷的手，这股停止的气息，这张气喘吁吁的嘴巴，这种干渴，这份沉重的忧愁，什么也不能让他震惊，不能动摇他无声的忍受和不可战胜的希望。（“需要鼓起勇气，拼命工作。我有的是干劲和勇气，世上有谁能够吹嘘比我的干劲还大，比我的勇气还足？再说，事情总会过去的。虽然灾祸来了，我不知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来的，可是我既已失去了一切，就要把它们夺回来。灾祸确实没什么了不起，就是死也没什么了不起！”）他看破了所有的幻觉，所有的焦虑。他不时地像从梦中清醒，想道：

“可究竟发生什么了呢？这些人冷淡地接待我，仅此而已。究竟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呢？在这些女人中间，至少有两个向我发了邀请，到最后一刻才取消，仅此而已。不过这也够了，男人是个蠢东西！……总之，我知道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再说一次，我什么也没做！我是无辜的！”

可是他从来就确信自己是无辜的，会被别人谅解，会得到人家的爱慕吗？不！他天生如此，觉得自己犯了莫须有的罪，知道没有人会为他说情，为他赎罪，他得独自面对面可怕的魔鬼。

他突然忍受不了自己的孤独，就站起来，加入路过的一些人群。他听到女人的笑声。他一直走到塘边，又回到朋友家里。剩下的人不多了。他走进半空的客厅，要仆人把自己的汽车开过来。穿过露天座的时候，他听到有人在后面低声叫：

“哈里·希纳……”

他打了个寒噤。是谁叫他呢？他转过身，等着。可是没有，没人叫他。人家只是在说他。今晚大家都在说他。他觉得自己完了。

上了汽车，他开始很平静，坐得很直，可是慢慢地，手臂就落下去了，额头就低下来了，肩膀就垮下来了。他细小、瘦弱、怕冷，两只秀气的手互相握着，身子在黑暗中微微摇晃。在他之前，那么多兑币商在柜台前，那么多犹太法学博士俯身在书本上，那么多移民在船舶甲板上，都是这么摇晃的。他也像他们一样，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孤立无援，完蛋了。

三十一

亚达这样的女子，要消失也真容易！房子是连家具一起租下的，付过房租，把本那只箱子装满书，不多的衣服布品装进一只小箱子，把画从墙上取下来，把哈里给的那床温暖软和的被子折好，放进一只旧帽盒，她就可以走了。

“您不留个地址吗？”看门女人问她，“要是那位先生，您知道……要是他问您的消息，我该怎么回答？”

“就说我跟丈夫走了。”

“啊！是吗？”

看门女人怜悯地看着她。大概警察已经找她问过本的情况了。

亚达心想：

“要是他真想找到我，省政府的外国人管理处可以给他提供信息。不过他会认为我跑远了，过国境了。这会儿他不可能离开法国去找我。这样更好。当然，这样更好。”

在一家邮局，她给哈里写了一封信：

“我跟本走了。别了。”

还要写别的话吗？她心情沉重，像石头一样冰凉。她的思想总是那样兴奋、灵活，这会儿像是麻木了，睡着了，要不就是冻僵了。虽说现在她只希望就这样麻木下去，如果是这样，前景似乎还可以忍受，但是她知道自己过几天就会醒来，到时候就会意识到失去什么了。

有两天时间，她在劳伦斯的住所附近转悠。先是想找到她，跟她解释自己眼下的处境，让她理解自己假装离开哈里的苦心，自己为哈里做的牺牲。她想象劳伦斯的慌乱、惊奇和钦佩（因为劳伦斯确实钦佩过她），不由得感到一阵快乐。当然，这种快乐并不高尚，有点像看戏时的快乐，不过它是确确实实的……她在滚烫的人行道上行走（时当八月下旬，天气闷热难当），不时抬头羡慕地望着那些高大的窗户。紧闭的百叶窗后面那些房间一定宽敞阴凉！等下要是仆人把她带到劳伦斯身边，她会说：“您把他收回去吧。我想要的得到了。我不求更多了。我不愿害他完蛋。”她恨自己把自尊掺到爱情里面。难道自尊真是心的基础？《圣经》谈到的“那颗冷酷的心”。它就连自己的血统也不再能摆脱？

在这个季节，富人区家家门窗紧闭，公寓无人。亚达担心劳伦斯也出了巴黎。不，她打听过了，德拉舍一家还留在城里。在亚达看来，这就是个希望的信号。哈里与妻子的联系并没有切断。劳伦斯还关心哈里，不愿离开他。“没准她是编造了什么借口留在巴黎的？”亚达想。当她想象哈里的孤独和潦倒时，一股野性的、几乎是母性的痛苦撕扯着她的肝肠。这时她就认为自己会有勇气闯进劳伦斯家，把她拖出来，一直拖到哈里家门口。可是她却不敢这样做。已经过去四十八小时了，就像做一个混乱的吓人的梦。她在信里告诉劳伦斯：

“我丈夫被逐出法国。我跟他走了。你们明白我永远不会回来了。你们俩可以把我忘记……”

可是她停下笔，撕了信纸。她得亲耳听到劳伦斯保证，回到哈里身边，尤其是老德拉舍不会抛弃女婿……这就是亚达藏在心里的希望。只要能救出哈里，让她在世上干什么都行。可是，如果救不出来呢？……要是在别的时刻，她会想：

“我就假装消失好了。一切都会安排好的，到时候，我就……”可是危险实在太大，太紧迫：人不能为了避险就牺牲所有幸福的机会。

“我要是这样做，上帝会惩罚我的。”她寻思。

她远远地望着天主教堂。在这些炎热的日子，教堂的门都敞开着，透过门洞，看得见里面点燃的大蜡烛。亚达走到教堂门口停住了，就像在劳伦斯家门口一样。这一切是另一个阶级的一部分，她不能进去。她不停地走着，嗓子眼渴得冒烟。她在劳伦斯家那个街区的一个小广场坐了一会儿。那里有一道喷泉，泉水清凉。她把手和额头打湿，接着又走起来。

终于，在第二天傍晚，她看见劳伦斯走出家门。她只见过劳伦斯一回，迄今为止，她每次想起她来，总是记不起她的模样：这就是哈里的太太，属于那群光辉灿烂的人物，她和哈里一生下来，那些人就把他们围住了。那些人在亚达的眼前闪烁，就像天上的星星，又冷，又模糊不清。现在，她看到劳伦斯了，这是个年轻美丽的女人，但不是亚达想象的那种超凡脱俗的年轻与美丽。她不是天仙。只是个皮肤很快就会老皱的金发女郎。因为天气炎热，她满脸通红。亚达的心情突然乱了，她觉得惧怕，又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嫉妒。惧怕，是因为她突然认为劳伦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这样一来，她的所有想法就变了，所有的希望就像被大风刮起的草叶，一下就不见了。她开始怀疑法国家庭有没有那无所不能的本事。她原来以为，只要把哈里交到德拉舍的手上，他就有救了，可真是这样吗？就没有别的有本事的人可找吗？她的父辈正是这样，他们在尘世生活时，总在寻找权势更大、地位更高的靠山，可总也找不到，因为他们不断地怀疑原先的靠山有了上帝做主子，就把他们给忘了。感到至高无上的劳伦斯离得这么近，看到她和普通女人差不多，亚达总算理解了女人的嫉妒：她是想到了与妻子和好的哈里，也就是说，与妻子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抚爱妻子的哈里。一股野性的恨意充满她的心。她想：

“我可以看到哈里最终与我一样，吃同样的黑面包，可我犹豫不决……我愿意把他还给妻子孩子，还给他餐厅的那些名画，还给他珍贵的盖着法国国王纹章的古籍，还给使他成为我的陌路人的一切吗？不愿意，绝不愿意！”

她哭了。一些路人望着她。不过这不是第一次。她在街上、在人群里哭得多了，比在家里关起百叶窗，拉起窗帘哭还要经常。她并不觉得流泪是什么丑事。她知道没有人会关心她，她坐在这张长椅上，想怎么哭就可以怎么哭，除了把一个警察招过来，不会引起别的反应。那警察耸耸肩膀，小声嘀咕：

“喂，喂，闺女呀……犯不着这样哭吧，来……”

她头发散乱，脸也被长椅上的铁件硌伤了，在林荫道的树下哭了好久。只有一个男孩停下来，带着认真的兄弟般的同情望着她。她透过泪帘，冲他笑笑，孩子胆子大了，问道：

“你孩子生病了吗？”

她摇摇头。这是个脏兮兮的小男孩，可是大脸蛋儿红扑扑的，粉嫩粉嫩。孩子走拢来，用一双小脏手揉了揉亚达的膝头：

“你有小孩吗？”

“有啊。”她说。

这样一个问题，她是不敢向自己提的。回了陌生孩子的话之后，她觉得内心平静了一点，就擦去泪水。

既然她不哭了，就像所有大人一样，又变得可怕和不可理解了。孩子这样判断。于是他后退一步。亚达怎么唤他，他就是不过来。不过，他也不走，只是远远地注视她，带着几分怀疑，又有几分害怕。亚达觉得，这最后一个朋友也抛弃她了。她站起来，回到劳伦斯家门前。这时是晚上八点。刚才少妇只穿了一件便装，应该会回家吃晚饭的。亚达等了很久，才见劳伦斯终于回来了。甚至在认出她之前，内心一个奇怪而突然的冲动就使亚达有了感应。她匆匆朝劳伦斯走去。

劳伦斯站住了，甚至朝后退了一小步。亚达心想，她这是害怕和厌恶哩。亚达望着她，现在不带仇恨了，而是非常专注，就像在仔细观察一个模特的面孔。她想：

“应该从她的眼睛，而不是从她的话语来判断她同不同意这样做，然后，再按照她的目光来确定我的生活……”

她说：

“我过一个钟头就动身了。”

“是吗？”劳伦斯说，往旁边走了一步，想绕过去，不过这个动作犹豫、缓慢、柔弱，就像你在梦中挣扎，想摆脱那些冷不防冒出来，要拖你进去的深水、流沙、泥沼一样。

“夫人，我永远不会回来了。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哈里。”

“求求您，快走吧。”

亚达突然抓住劳伦斯的手。

“听我说，”她快速而激动地说，“只有您一人知道。哈里以为我跟丈夫走了。这是个谎话。我在巴黎。我可以随意动身或者留下，守在他身边，努力把他夺过去。可是我向您发誓，只要您认为这样可以救他，我就不会再接近他，不会跟他写信、通话，让他再想起我的存在。”

劳伦斯没有说话，但也没有走的意思。她也不安地盯着亚达的面孔，大概想读出这个外国女人的心思。

“您愿意帮他吗？”

劳伦斯低下头。在大街上演这么一幕，她似乎受不了，好像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粗俗行为，更增加了她的怨恨、痛苦。亚达心想。转瞬之间，她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可怜的哈里……跟她不幸，跟我也不幸，在两个种族、两团烈火之间，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你们有没有能力帮他？”

劳伦斯低声说：

“不是我。是我父亲。”

“是啊，我正是这么想的。他愿意帮他吗？”

“愿意，只要我们放弃离婚。哈里曾……”

她停住了，脸难堪地红了。

“哈里曾试图找过您吗？”

“没有。”

她不出声了。亚达还问道：

“夫人，您认为一切都有挽回的可能吗？像从前一样，像我来之前一样？”

劳伦斯不回答。不过透过精致的皮手套，她的指头在抽搐。

两个女人都带着恐惧和仇恨的心情，一声不响地互望着。亚达没有动，她觉得一旦离开劳伦斯，她就失去哈里了，一切就会像从不曾存在过似的。

“就像在童话里似的，”她惊讶地想道，“当你来到一面破镜或者一盏熄灭的灯旁边时，幻觉就消失了。”

是啊，这个女人，这个劳伦斯，就是联系她与哈里的纽带，唯一的活纽带。只要说一句话，走一步路，一切就将结束。她再次把生命反转过来。她又回到了起点。她艰难地离开了劳伦斯。她没有跑，她是低着头，不急不慢地走的。不过这颗从未放弃希望的心开始颤栗，开始小声嘀咕：

“我曾失去他，又找到他。也许，还会来一次？……”

不行！必须做出完全的牺牲。她努力地克服这种顽固的幸福的欲望。不过，这一次，它却荒谬地、不可理喻地留在她心里：哈里命中注定是她的。

她扶着路边的栅栏，吃力地往前走。她的嘴唇发烫，两条腿死沉死沉，很是疼痛，但是，她没有流泪。

三十二

亚达很少收到信，因此，当一封写着她的名字的平信寄到她所居住的门牌时，她有一阵子生出盲目的希望。不过不是哈里的笔迹。这只是一封驱逐令，期限为八天，要办一些不可减免的手续。本是找不到了。人家也不一定认真地缉查他。自从德拉舍接手打理女婿的案子之后，正如大家所称，围绕“一家国际金融家所办银行丑闻”的议论马上平息了，而本作为案件主角，大家避之唯恐不及，因此绝不希望他留在法国。不过，正如浪涛把落水者的身体连同逐浪浮游的海藻贝类一起带往大海，富有远见的司法机关也就要把随同著名的本·希纳流亡的人，他的家庭、母亲和妻子逐出法国。

这件事办得尽可能谨慎：没有一家报纸得到了消息。哈里也一无所知。他的案件按正常程序办理。开始有家晚报就此案发表了一篇大文章，过了几天，人们才在第二版上读到有关此案的后续报道，而且字体也要小一些。再过几天，它就从第二版上下来了，只是作为加了边框的短消息，出现在社会新闻栏里。再以后，就完全消失了。只有几家敲诈勒索的小报还在拿此案做文章，就像一条饿狗，捡了人家扔掉的骨头，翻来覆去地啃。它们发出几次泛泛的威胁，下了一次最后通牒，接着突然冒出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此案也就无人过问了。

这场惊吓之后，古老的家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尊严，就像一个病人，在谵妄中述说自己的青春年代，说自己的过去怎样可耻，爱情怎样卑鄙，但是醒来后却全然记不起自己所说的话（即便记起来，他也会宽自己的心：周围只有一些专业人员，不是医生就是看护，他们不会把他这些丑事说出去的）。

收到驱逐令以后，赖莎伯母连忙去找亚达，央求她去找哈里来救他们。她到哪里去呢？有哪个国家会收留她呢？怎样过日子呢？

以后她接到一封神秘的电报，就平静下来了。亚达知道她有了本的消息。本很快就会在南美一个遥远的国家开家新商场，名叫“小巴黎”或“法国时装”。于是干瘦而急躁的赖莎伯母把头发染成鲜红色，恢复了元气与活力。她已经开始人前屋后地忙碌，寻找要带走的服装式样，当然多少有点走私，同时还在尽力活动，让人撤销对她采取的措施。

晚上，赖莎伯母的朋友，都是她在巴黎结识的移民，一个接一个赶来看她。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集会。到会者一个个面容憔悴，身体臃肿，目光黯淡。她们中有些是从敖德萨或基辅来的犹太女人，有些人曾经是俄罗斯皇后宫中的女官，是一只脚踏进上流社会的人物，流亡之初还光辉过一阵子，现在却像她们所说，吃起了黑面包。有些是金融家的太太或遗孀，她们的丈夫不是死了就是跑了，要不就是坐了大牢，或者另找了相好。在所有这些女人看来，一个伙伴收到驱逐令自有明确而不祥的含义，这就意味着，她们迟早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哪天她们也会要舍下带家具租下的房子，放弃熙熙攘攘、热热闹闹、映着蓝天白云、走着谦恭过客的巴黎街道，拖着脚步来到领事馆门口，等着拿到领事馆答应给的护照，然后动身去某个异国他乡，寻找靠不住的谋生手段。白天，她们不敢露面，因为到处有警察和暗探。一到晚上，她们就有了胆子，登上赖莎伯母家的楼梯，围坐在灯下，看着客厅中间打开的箱子——别具威胁力的象征。接下来，一有动静，或是看门人上楼的脚步，或是敲门声、电话铃声，她们就提起裙裾，溜之大吉，就像一窝鸡鸭，只要一只被追被捉，其余就四散而逃。

她们小声地交换一些地址和情报：

“我认识一个派出所所长的太太……”

“我呢，我房东的女儿在内政部当秘书……”

她们白发苍苍，眼睛忧郁，披着俄式围巾的肩膀伛偻了，只有黑裙子还闪闪发亮，秀气的小手还保留着当年的美丽，只是指甲禁不起家务劳动的折腾，已经破损了。她们把头凑在赖莎伯母的灯下，从不离手的烟卷总是使她们周围烟气缭绕。亚达对她们感到好奇、着迷。现在，她们用平和悦耳的嗓子，比较着不同国家的优点：

“我丈夫写信来，说委内瑞拉……”

“啊，亲爱的，别跟我提这个国家……据说巴西……”

“可是气候，还有蛇……”

“听说加拿大还有移民名额……”

因为她们大多上了年纪——年轻的有别的问题，不会来赖莎伯母家——渐渐地，她们就谈起做菜或做袍子的方法，聊起了老年的生活，因为老年人也要轻松，也要抛开忧愁，也要逃避现实，也要闭上眼睛忘记前程，哪怕是迫在眉睫，最具威胁性的前程。她们的谈话中夹杂着轻轻的浪笑、假装的惊叫、某人或某人的叹息。一般来说，她们并不同情亚达和赖莎伯母：

“你呀，闺女，你还年轻。你这个年纪……再说，你要愿意……”

因为赖莎伯母半是钦佩半是怨恨，把亚达的事情原原本本说给她们听了。亚达阴沉着脸，埋头听着，一言不发。

她生出羞耻感，便比较她与这些女人的距离。在与哈里的接触中，她不幸变得文明了。这些女人所显示的贫困，对潦倒的顺从，难道就是她的命？如果她跟着赖莎伯母，到处都会碰到这些涂脂抹粉，像残垣断壁上匆匆刷了一次白灰的面孔。她们在世上一无所有，没有丈夫、没有孩子，也没有房子。过去她不屑一顾的东西，现在要失去了，她才拼命地珍惜。过去她经常嘲笑哈里，说他不是财富的主人，而是财富的奴隶：

“你属于那套珍贵的南京瓷杯，”她说，“属于你收藏的那些宝玉、古本……”

属于一个人或一件物，或一套传统、习俗与成规，是多么幸福啊！……现在她是这样认为。拥有也好，从属也好，有什么关系呢？要紧的是拥有这些联系，不管是脆弱的还是扎实的，轻便的还是笨拙的联系，而不是像这些女人，像她本人，没有根基，随风飘零……

到了喝茶的时候，伯母从厨房里端茶出来，茶杯不成套，糖缸打碎了，盛糖的是一只茶杯托。亚达走开了，到一张长沙发上躺下，盖上哈里送的那床被子。这是她唯一的财产了。整个白天，她都勇敢地把哈里的图像推开，现在，是哈里回到她脑海，占据她心田的时刻。无论如何她要感谢上帝，还保留了儿时制造幻觉和奇迹的能力。幻觉比真实世界离她更近，更现实。一周来，她没有碰一下画布画笔：绘画，此时未免太沉重。想到不可能把作品拿给哈里看，听到他的批评或表扬，她就画不下去。不过，这种缓慢的工作是不由自主的，并不服从精神的支配，这倒是它的好处。于是她重新创造了哈里，她去见他，跟他说话。那些女人的声音时起时伏。说来也是神奇，在这条巴黎的街道上，她们竟让她走上了回忆之路，一直走到久远的过去。她没有听到本在隔壁房间背诵希伯来语课文吗？她没有见到小姑娘的她，刘海遮着惺忪的睡眼，在不停地等待和希望吗？她用双手捂住脸。没有人看见她哭。她们都流过那么多泪，但是都没有注意，就像没注意秋雨滴落一样。

“这就是我的家人；这就是我的家庭。”亚达寻思。

然而，在法国的居留许可到期那天，亚达还是向赖莎伯母道了别，拥抱了咪咪太太，默默无言，噙着泪水，扔下本，扔下对本和哈里的回忆，扔下希望，独自动身了。有人给她办了东欧一个小国的签证。

三十三

时当三月。亚达要生小孩了。她住在东欧一个小城一家旅馆的客房里。旅馆下面是一个市场。她在医院里没有找到床位。因为在这个战祸频仍的国家，内战引起的骚乱已经在几天前转化为一系列的罢工和报复。医院首当其冲。有人对亚达说，你要是本地人，还可能找得到床位，可你要是外国人，休想。

亚达屈服了。她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再说，她也不是完全断了生活来源。在巴黎度过的十年就是有效的证明。她在大街上的百货店找了份售货员的工作。她又恢复了原来的发型。人家利用她的黑头发来试“巴黎式的帽子”。那些太太们试过之后，买下有花装饰的茶托形女帽，或者围有细眼纱网的头巾式女帽，将它们斜扣在金黄色或棕红色的头发上。当亚达看累了周围那片黑灰色时，就乐于把眼睛停放在这些像小麦或黄金一样灿烂的头发上。冬季很长：阳光在雪地上闪耀了几个时辰之后，就射出一道血红的利箭，穿透河上的雾霭，然后就熄灭了。当亚达从商场下班出来，周围已经是一片黑暗。这不像巴黎的夜晚，有店铺招牌和路灯照亮，这里是冰冷的黑暗，冷酷而幽暗的天幕上，清晰地映印出覆雪的高楼屋顶。街道两边有很深的车辙，她每走一步，都怕掉进去，所以总是低着头，咬紧牙关，甚至都没想到看看冷漠而耀眼的星星。这里的星星离地近，也就比巴黎的亮。

星期日她也不出门，关在房间里画一整天。她一拿起画笔就觉得快乐，因为她的全部意愿就在于从银白两种颜色中间选择最适合她神秘欲望的色调，或者望着白天看到的那些面孔，那些金发妇人。日光消失之后，她想起自己的身体状况需要多走动，吸取新鲜空气，就吃力地下楼散步，一直走到河边。河流从中间穿城而过，把城市分成两部分。有些河段有人溜冰。有一块冰面已经用一根彩灯绳围了起来，一些人影轻捷而飞快地在里面滑过。一支小乐队在奏乐：奏的是一支笨拙而嘈杂的铜管乐，可是亚达听起来却觉得悦耳，因为太尖利的噪音和铜号的轰鸣都被风带走了。一些雪橇从此经过，它们的信号灯在冰面上投下舞动的黄光。一些滑冰者滑出了圆圈，他们衣服上也别着油纸扎的灯笼，每滑一步，就倏地闪出一道光来。

有时，某个男人看见站着不动的亚达，被那头在白脸蛋上飘摆的黑发吸引，会朝她走来，可是很快发现她有孕在身，二话不说，马上离开。亚达乐意在那里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可以尽情回想去年前年的往事，尽情回忆、悔恨、哭泣，直到桥上的铁栏杆冻住她的指头，她觉得僵硬疼痛为止。她回到家里，女邻居给她从附近的食堂端来一份简单的晚饭。这个女人也是移民，曾到过美国和德国，都被赶了出来。她有两个儿子在欧洲某国，一个女儿在另一个国家。丈夫被关在集中营。这些人构成了一个特别的阶级，超出种姓与种族的阶级，一个特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互相帮助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亚达挣钱较多，需求不大，有时就接济这位女邻居几个银钱，或者送她一条旧裙袍。而她就为亚达办一些费力的事情。当然，她们这种互助几乎不用吩咐，出于某种半是默契的相互理解。将来孩子出生之后，也会由这个女人——罗莎·列比格照料，亚达继续上班挣钱。

孩子出生前几天，骚乱爆发了。一大早，人们就看见士兵在空荡荡的市场里横冲直撞。士兵经过之后，亚达从窗口探身外望，发现雪地上到处是筐篓、面包、篷布、葱头蒜脑，一片狼藉：一些农妇是带着商品连夜赶来的，看到大兵就逃跑了。枪声响了好几个钟头，接下来是一片死寂。逃散的女人们又牵着驴子、提着篮子回来了，老的哭，年轻的笑，市场又响起叫卖吆喝声，一直传到亚达的耳朵。她没有力气起来。她恐惧地想，也许得坐上一辆弹簧断了的汽车，在硬石路面上颠簸好一阵，赶到医院。当人家告诉她医院没有床位时，她反倒松了一口气。

罗莎·列比格说，尽力而为吧，就在家里生。于是把房间烧得暖暖的，把襁褓准备好，还准备了一个摇篮，医生也不缺。旅馆里住满了中欧来的难民，大多是医科大学生和助产士。亚达以为自己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其实他们都了解亚达的情况。这一天她受到了一生从未有过的关怀和宠爱。有人给她送来苹果，有人拿来垫子，给她和孩子用，有人送来维也纳的糕点、犹太人的蜜渍果仁，还有小瓶科隆香水。送东西的人都不进屋。亚达在床上听见他们的脚步停在门口，显得有些犹豫，一只手悄悄地把一个小包放到楼梯平台上。痛苦持续了一天一夜，有时她甚至失去知觉。昏迷中她忘记了哈里不在身边，动情地寻找他，呼唤他的名字。她好像见到自己叫喊着，跟在他后面跑，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跑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不过看护她的人只听到低沉的、断断续续、好像害羞似的呻吟和一些用法语说的话，可是他们听不懂。

夜里她清醒过来，看见房里只亮着一盏灯，用一条绿色的丝巾罩着，其余地方都是黑乎乎的。她觉得不是头一次受这种苦，她在一张同样的床上躺过，生过一个孩子。这个感觉是那样奇怪、那样模糊，使得她猛然撑起身子，伸出颤抖的手摸到旁边放着的一只枕头，轻声问：

“孩子呢？……孩子在哪儿？”

有人用凉水蘸湿她的额头与嘴唇。有一会儿她认出是罗莎·列比格。两人对视着。

“罗莎……孩子的父亲在哪儿？”亚达突然问道，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我知道他这会儿挂记着我。”

“是啊，是啊。”罗莎同情地附和道。

她走开了，消失在房间的阴暗部分，留下亚达一人与一些幽灵相处。这些幽灵从房间各个角落冒出来，其中有赖莎伯母、本、咪咪太太和劳伦斯。只有哈里没有露面。亚达觉得她的心都碎了。最后，痛苦平息了。可是孩子还没有生下来。有几个接生婆悄悄走到床边；有人用糖拌了橙子，劝亚达吃，她吮了几口，觉得好受一些了，长了力气。周围有人说话；说昨天南郊大工厂的骚乱死了多少人。

有人叹息道：

“什么时候，生孩子碰上这种日子……而且还是个孤单女人。”

可是罗莎说：

“别说了，最有钱、最有人疼的女人，生头胎时也觉得自己孤单，就和死去的女人一样孤单，和生头一个儿子的女人一样孤单。”

这是罗莎·列比格在说话吗？要不就是亚达听到自己内心在这样说。内心这个声音比她本人理智，年岁也大一些。它不是已经多次安慰过她了吗？她在大床上动了一下，那熟悉的单调声音又响起来了：

“据说加拿大还有移民名额。据说，波斯领事的姐姐认识……的秘书，通过她，可……”

亚达闭上眼睛。她在哪儿听过这些话？在巴黎，在另一个世界，在几个世纪之前。一切都搅在一起，变得模糊，渐渐远去，最后消失了。她是真的认识哈里吗？或者，这只是个梦？想到自己在乌克兰的儿童房间醒来的情形，发现自己早就想象过这些年头的幸福与苦难，她不觉颤抖了好一阵。

“这么说来，我也没有遗憾了，”她想，“这么说来，我也算幸福了。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得到过幸福。我被人爱过。而且我知道，尽管相隔万里，天各一方，人家仍然在爱我。我眼睛看得见，手脚能动，有一份好工作。”

她没有想孩子，在孩子即将出生的这一刻，她却把孩子忘记了。别的什么人想着孩子，而忍受着分娩之苦的母亲却想着别的事。亚达不时惊愕地问自己：

“为什么这么痛？天啊，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呀？”

最难受的黑夜将尽。在那一刻，疼痛似乎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有人甚至担心亚达会死。在那一刻，谁也没有亚达想得那么多：她要死了，孩子怎么办？

她蓦地想起从前在纳斯塔琪娅房间里看到的一幅古老的圣像，便祈求他保佑这又一个犹太女人，一个身上怀着珍贵的身孕，从一个国家流落到另一个国家的女人。

就在这一刻，孩子呱呱落地了。

亚达听到了市场的声音，那快活的叫卖声一直传到她的房间。这是个晴朗日子，无雪也无风。大家把床铺推到窗边光亮的地方，把孩子放在亚达身边，就退了出去。罗莎·列比格在一个角落里做针线活儿。就像走过长路以后人们渴求晚上的休息，就像经过炎热蒸烤、灰尘蒙蔽之后皮肤渴望洁净的被褥、床铺的温馨，亚达闭着眼睛，感觉一种物质的，差不多是动物般的幸福进入体内，它比迄今为止她所感受过的幸福都要舒适。她微微地移动着手，与被褥的接触使她充满了安逸的快乐。她望着照向窗棂的阳光，发出舒心的微笑。她觉得她的身体，被痛苦撕裂的身体，只有在灵与肉的某个角落痛苦的时候，才能恢复其统一，其忍受痛苦的可怕能力。她的身体已经走出了被奴役的状态，分化和形成了千百个小亚达。她们都保留了各自的自由，快快活活过日子，不用操心别人，尤其是真正的亚达及其过去。她亚达真的有过过去吗？她把自己的生命给了新生儿，不过新生儿也送了她一份美好的礼物：他将与母亲分享他的好处：睡觉的本事，无知的本事，也许还有忘却的本事。

孩子睡在她怀里。她与孩子同睡同醒。孩子醒来，开始哭泣，而她醒来，笑微微地望着孩子。孩子额头宽大，稀稀落落长着几根黑头发。他谁也不像，她仔细端详，想看出他像谁，可是白费气力：看不到与谁相像的地方。同时，孩子显得老成、睿智，就和所有处在生命最初一刻的孩子一样。

她感知身边有一颗心脏在轻轻地搏动，一种既快又匀和的冲动，它伴和着她自己的心跳。于是她想到哈里，想到他躺在自己怀里的情形。不过哈里似乎离她很远，又恢复了在她梦中的位置。她拥有过哈里，又失去了哈里。当然，他的命运是艰难的，难以理解，不过，也不知为什么，亚达觉得自己即将得到一种解释，一个真相，它也许会突然一下揭露不公，解决问题。毫无疑问，孩子是知道部分真相的，不然，他不会显得这么老成，这么睿智。而她知道另一部分真相，所以她才不再斗争，不再要求，不再悔恨，才觉得如此轻松又如此疲惫。这两部分真相也许会汇合在一起，构成一片灿烂的光明？火焰把一棵又一棵树吞噬，最后就把整座森林烧成一片火海。

她扳着指头算数，好像一个孩子在清点自己的财富：

“画、小家伙、勇气：有这三样就可以活下去了。可以活得很好了。”

罗莎·列比格见亚达没有出声，不免有些担心，就直起身子，朝床这边张望。

“你们两个没事吧？”她问。

“我们都好。”亚达回答。

她微笑着重复了一声“我们”……心想，这是她头一次以确定的口气说出这两个字，这种感觉真好。

译后小识

管筱明

笔者是怀着一分特别的虔诚和沉重来捧读和翻译《狗与狼》的。也是，面对一个在世界上遭受了千年迫害的民族的成员，面对一个被无情的命运拨弄，先是为十月革命的风暴所席卷，后又遭受纳粹的蹂躏与折磨，最终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女性，我们轻松得起来吗，随意得起来吗？

乍一读起来，《狗与狼》似乎只是一部平常的爱情小说。犹太姑娘亚达从小暗恋着犹太男孩哈里，想方设法与之接近，却因个性与社会的鸿沟而无结果，多年后两人在巴黎重逢，虽然一个发达，一个贫贱，但是乡愁成了联系他们的纽带，相互的激赏与共同的志趣使两人冲破婚姻的藩篱，走到一起。然而，祸从天降，为了挽救心上人的名誉与地位，亚达勇于做出牺牲，把哈里还给他有权有势的妻子，自己则远走他乡，孤身在千里之外生下并抚育哈里的血脉。一见钟情，异地相逢，凄伤离别，惨痛牺牲，爱情小说该有的元素都有，能说它不是爱情小说吗？然而，读完这本小说，在流下同情的眼泪之后，读者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只感得异样的沉重，不像读别的爱情小说，流泪之后是喜悦，是轻松。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作者在这部爱情小说的框架里，加进了犹太民族数千年积淀的苦难，和处在社会边缘与下层的民众的梦想和希望。这就使得作品别具一种普世的悲悯情怀，对人的命运表现出特别的关照与关怀，也就有了一分别样的深刻与厚重。

这部小说一开头，就给我们来了一段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希纳一家出生并居住的乌克兰城市，在城里的犹太居民看来，是由三个不同的层面组成的，就像古老的画卷上所表现的那样：被上帝排斥的人处在下层，为地狱的黑暗与烈火所吞噬；平凡的人住在中层，被微弱的光线照亮；而处在上层的，则是上帝选民的居所。”

亚达家住在河边下城，那是下层犹太人集中居住的地方，邻居不是贱民、小手艺人，就是小商小贩、流浪汉。“一大帮儿童成天在泥水里打滚，说的是一口意第绪语，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衬衣，细瘦的脖颈和又长又黑的鬈发上，罩一顶宽大的工作帽。”亚达的父亲伊斯拉埃尔·希纳是一个掮客，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牙人”，干这行全靠伶牙俐齿，舍得跑腿。为了拿到订单，“他们不惜乞求、哀求顾客，贬低竞争对手；他们叹怨命苦，不惜对天发假誓”。亚达的父亲能力不强，又有孩子拖累，因此属于被上帝排斥的人，只能处在社会下层。

而哈里的境况完全不同，作为同姓希纳的犹太人，他的爷爷因为善做生意而发了财，成了极少数发达的犹太人。他们可以破例违禁，搬离河边的犹太人隔离区，住到树木围绕、绿树成荫的上城。他们是下城所有犹太人羡慕的对象。下城的许多犹太人怀着改变命运，提升社会层次的希望，“举目瞻望富人居住的青翠山岭”。一个偶然的机会，还是个孩子的亚达来到上城，看到了富家小少爷哈里，从此生出终生不渝的爱恋。这种感情虽然是自发的，而且十分朦胧，但潜意识里很难说没有改变命运，提升社会层次的成分。

由于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犹太人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在世界各地迁徙流浪，成了许多国家不受欢迎的居民，受到统治者和非友好势力煽动的民众的迫害。小说里就多次提到，政府一遇到麻烦，就掀起排犹浪潮，以转移视线，转嫁危机。犹太人尤其是下层犹太人，成了种种政治失误、经济危机和天灾人祸的牺牲品。他们遭受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在逾越节的前几天，城里又掀起了排犹浪潮，暴民们砸犹太人的店铺、房屋，抢劫犹太人的财物。更有军队借口镇压爆乱来趁火打劫。为了躲避排犹主义的暴乱，亚达被迫和她的小堂哥本在阁楼的一只箱子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走到街上一看，犹太人住的街道完全变了：“这就是他们熟悉的街道吗？它那荒凉凄惨的景象，他们都认不出来了。……众多的破棚子，小摊子，平常屠宰牲口的地方，那些底层一间店堂，中间一间阁楼，上面有个破顶的店铺，一夜之间全不见了，仿佛刮了一场龙卷风，或者发了一次洪水……还有一些房子，不是缺了门，就是少了窗户，墙壁被熏黑，墙体被捅破，一副被剜了眼珠、惊恐不安的样子。地上一片狼藉，满是五金件、玻璃片、铸铁块、地板条、残砖断瓦，还有许多说不出名字的破烂，有时从里面认得出一只靴子、一只泥盆或者一只锅柄，再远一点有一只女鞋，鞋跟都扭弯了，接着是几把椅子，一只几乎是新的漏勺，还有一只上了蓝釉的陶壶，几只断颈的空瓶。……一些白色和灰色的羽毛在空中缓缓悠悠地飘摇……”

下层犹太人就过着这种时刻提心吊胆，动辄遭受洗劫与打击的悲惨日子。上层犹太人由于住在富人区，安全较有保障，可是他们在精神上，却仍然受到排斥。为了逃避战争，避免受到革命的冲击，哈里一家来到巴黎。虽然他作为这家国际知名的希纳银行的继承人，富甲一方，可以过上优裕生活，却为了娶巴黎姑娘劳伦斯为妻，忍辱含垢，苦苦等待了两年，因为在巴黎的老德拉舍看来，希纳家却是些来历不明的人，是放印子钱出身的。他口口声声称希纳家为外国佬，其实这外国佬三个字，就简洁而形象地概括了他对犹太人的蔑视与排斥。因为，“外国人在他脑子里是分了三六九等的。要是女儿嫁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拉丁人，还说得过去……他一个姐姐就嫁了个西班牙人。”

在故国苏联，在乌克兰的基辅，亚达与哈里是难以产生爱情的。社会的偏见与阶级的鸿沟把他们远远地隔离开来，然而，在巴黎，他们却能成为挚爱的一对。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共同的乡愁。亚达用自己的画来吸引哈里注意，而她画的就是儿时故乡的情景。哈里从她的画里，感受到了浓浓的乡情，回忆起了儿时的情形。他对醋意浓重的妻子劳伦斯说：“是的，劳伦斯，那个场景，即便我没有见到，也清清楚楚地知道，连它的细节，尤其是它让人无法忘记的本质。因为没有风，细小的雪花就稀稀落落地直落下来，那大概是秋天的第一场雪。雪花落到水洼里、烂泥里，马上就化了……那具棺材，你注意到了吗，它是放在雪橇上的？放得不稳，歪歪斜斜的……人家没有把它放正；就是把它当做一件无用之物随便扔在上面的，就像扔块石头……”两人能够挚爱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身在异国的哈里在与亚达的交往之中，找到了彼此的共同语言，接上了民族的血脉，发现了民族的文化基因，唤起了民族感情。而这一点他与法国妻子劳伦斯在一起，是感受不到的。亚达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哈里说是得到他的妻子。亚达问：“你不是得到了吗？”他不无辛酸地说：“是得到了，可就是像得到水中月，镜中花，一个影子，一个映像，抓不着，闻不……”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两人的爱情就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这就是同根同祖的两个犹太青年，一起用倾心的相爱来对抗外界的排斥与歧视，来营建同文同乡的理解与认同。

笔者拿到本书，便对《狗与狼》这个书名生出疑问：究竟写的是什么内容？为什么要用这个书名？事实上我的疑问并非多余，因为在GOOGLE搜索引擎上打入这几个字，调出的几乎全是描写动物的读物。随着翻译的深入，疑问并没有得到解答，直到译到第二十八章，心里才豁然一亮。在那一章里，亚达问本：“你刚才不是说哈里与你相像吗？”本回答：“就像狗和狼一样相像。”是啊，哈里和本是很相像，不仅面孔，还有犹太人的性格。可他们有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哈里是条有温暖的家室，有舒适的条件，有安定的生活的“狗”，而作为他的堂兄弟，本却像狼一样，每天要去寻找猎物，要面对饥饿、贫穷、遭人驱逐捕猎的威胁。在小说里，本是一个有志向有能力的男孩，从小就喜爱亚达这位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小妹，并且长大后成功地将她娶了过来。然而亚达爱的不是他而是哈里，爱的是“狗”而不是“狼”。作为一个饱受磨难的犹太女作家，我们能说作者这样写没有寓以深意吗？我们难道不能从中解读出犹太民族渴求家园，渴求安定生活的强烈愿望吗？

因此，愚意认为，《狗与狼》不是一部平常意义的爱情小说，而是一部反映一个民族的苦难，表达一个民族愿望的爱情小说。作品的结尾很有象征意义：中欧一个小国接受了亚达的移民申请，她在那里安顿下来，在祈求圣像保佑“这又一个犹太女人，一个身上怀着珍贵的身孕，从一个国家流落到另一个国家的女人”的时候，生下了哈里的孩子。亚达心想：“画、小家伙、勇气：有这三样就可以活下去了。可以活得很好了。”可是，她能否如愿呢？这条“小狗”的呱呱落地，是否意味着从此有了安定的生活呢？看来并不如此。至少作者惨死集中营这个事实，就说明亚达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不过，笔者认为，在今天，在拥有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可以让九泉之下的作者彻底放心的。

[1]原文为意第绪语。

[2]Yvette Guibert，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歌唱家，红磨坊当红歌星。

[3]伊斯拉埃尔的昵称。

[4]亚达的昵称。

[5]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剧作《贺拉斯》中的人物。

[6]这句话是用法语说的，“我”这个主有代词应该是阳性，却被希纳太太错用成阴性。

[7]法郎的辅币。

[8]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两人分别属于意大利贵族世家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世家彼此仇视。

[9]大利拉和参孙都是圣经人物。参孙是有名的力士，在妓女大利拉的诱骗下，透露其巨大力量来自长发。大利拉趁其睡着，将他的长发割断，交给了敌人。

版权信息

法兰西组曲

作者：（法）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译者：袁筱一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第一部 六月风暴

一 战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第二部 柔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附录一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手稿注释

附录二 一九三六—一九四五年的通信

致谢

译后记

序言

米利亚姆·阿尼西莫

一九二九年，贝尔纳·格拉塞被一部名为《大卫·格德尔》的手稿深深打动了，手稿是从邮局寄来的，他立即决定出版。正欲与作者取得联系之时，他却突然发现，这位作者许是害怕遭到拒绝，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只留下了一个信箱号。于是他在报纸上登了启事，希望作者前来与他见上一面，彼此认识一下。

几天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贝尔纳·格拉塞几乎不能相信这位看上去活泼、平静，在法国刚刚度过十个年头的年轻女性竟然能写出如此才气逼人、残忍、大胆且笔法如此老到的作品。应该说这是一部作家到了成熟境界才能够成功写就的作品。尽管他已经开始欣赏眼前的这位女性了，但是还在怀疑，他问了她很多问题，直到最后才确认，她的的确确就是作者，而不是代替某个希望躲在幕后的知名作家而来。

一经出版，《大卫·格德尔》便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乃至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也随之迅速成名，彼此之间相去甚远的作家——比如说犹太作家约瑟夫·凯塞尔和极右翼君主政体拥护者、反犹作家罗贝尔·布拉西雅克——都给了她高度褒扬。生于基辅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从小就跟家庭教师学法语。除法语外，她还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波兰语、英语、巴斯克语和芬兰语，并且，她还懂意第绪语，我们在她一九四〇年所著的《狗与狼》中能够感受得到意第绪语的痕迹。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就这样轰轰烈烈地进入了文学界，但是她并没有因此飘飘然。甚至，对于人们如此看重《大卫·格德尔》，她还颇感惊讶，因为在她自己看来，《大卫·格德尔》只是一本“没什么分量的小说”——这里面没有一丁点假谦虚的姿态。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她写道：“你怎么会以为，仅仅因为一本书，我会忘了老朋友们呢？一本人们谈论半个月之后就要忘得光光的书，就像其他一切事情，在巴黎，一切都会被忘记的。”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基辅这个当时俄国犹太人聚居的城市。她父亲雷翁·内米洛夫斯基的家庭来自乌克兰一个叫做内米洛夫的城市，该城市是十八世纪犹太哈西德运动[1]的重要中心之一。内米洛夫家族从一八六八年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开始遭到一连串的不幸，一八八一年，沙皇在伊丽莎白格勒掀起了迫害俄罗斯犹太人的巨大浪潮，并持续若干年。雷翁·内米洛夫斯基的家庭早先做稻谷生意，四处旅行，而后进入金融界，积聚起可观的财富，成为俄国最为富有的银行家族。在雷翁的名片上赫然印着：雷翁·内米洛夫斯基，沃罗内商业银行董事长，莫斯科联合银行总裁，彼得堡商业私人银行理事。他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地势较高的街区买了一座豪宅，位于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房子周围是花园与椴树林。

伊莱娜完全被托付给家庭女教师照料，她所接受的，都是颇为杰出的家庭教师的教育。她的父母很少把心思放在家庭上，在童年，她是个特别不幸、孤独的孩子。她很喜欢和欣赏她的父亲，只是父亲全部精力都扑在生意上，大多数时间出差在外，要不就是在赌场挥霍财产。她的母亲——母亲让别人叫她范妮（她的希伯来名字叫做法伊嘉）——之所以生下这个女儿，完全只是为了取悦其富有的丈夫。但是母亲将女儿的出生看成是自己女性魅力走向衰落的开始，所以生下女儿后就把她完全抛给了奶妈。范妮·内米洛夫斯基对女儿有一种强烈的憎恶，因此女儿未曾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一丁点母爱。范妮成天坐在镜子前窥伺着每一根皱纹的出现，涂脂抹粉，做按摩，其余的时间她都不在家，在外寻求夫妻关系之外的艳遇。这个对自己的美貌颇为自负的女人满心恐惧地看着自己的线条一天天松弛下去，看见自己彻底变成也许日后只能靠钱养小白脸的女人。然而，为了证明自己还年轻，她拒绝承认伊莱娜已经长大，而是一直把她当成小女孩来看，很长时间里，她强迫伊莱娜像一个小学生那样穿着打扮。

在家庭女教师告假的日子里，伊莱娜就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阅读之中，她已经开始写作，绝望地反抗着，内心对母亲的仇恨越来越强烈。这样的一种激烈反抗，这种母女之间违反人伦天性的关系在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作品中占有中心位置。因此，在《孤独之酒》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句子：“在她的内心，对于母亲有一种奇怪的仇恨，而且，随着她日复一日长大，这仇恨也越来越强烈……”“她从来不干脆地发出‘妈妈’这个词的两个音节；这两个音节从她紧闭的双唇间颇为困难地被挤了出去；发最后那个‘妈’的时候，她几乎只是咕哝了一声，而且速度很快，是她好不容易从心里拽出来的，带着一种暗暗的、隐隐的、小小的痛苦。”

还有：“母亲的脸因为狂怒而抽搐着，离她越来越近；她看见了母亲因为愤怒和恐惧而睁大的、充满仇恨的双眼，闪闪发光……”“上帝说过：‘我保留了复仇的权利……’啊！算了吧，我不是一个圣人，我不能够原谅她！等着，等一会儿，你会看到的！我会让你哭的，就像你让我哭一样！……等着吧，等着吧，我的老太婆！”

随着《舞会》《伊莎贝尔》和《孤独之酒》的出版，复仇终于达到圆满。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风格最为鲜明的作品描述的都是犹太人和俄国人的世界。在《狗与狼》里，她描绘了早期的商人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些商人享有在基辅居住的权利，而根据尼古拉一世颁布的条令，从原则上来说，这个城市不允许犹太人居住。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并不否定东欧的犹太文明，她的祖父母（雅各夫·马尔居里斯和贝拉·丘吉德洛维奇）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文明，尽管家族有了钱之后，他们远离了它。但是，在伊莱娜的眼里，对于金钱的操纵、积聚由金钱堆砌起来的财产都是不名誉的行为，虽然在她的少女时代，包括她成年以后，过的都是大资产阶级的生活。

在描绘犹太人社会地位的上升时，伊莱娜拾起了所有反犹主义的偏见，将那个时代为犹太人所勾勒的种种偏见性的描述安在他们身上。犹太人的一幅幅画像就这样从她的笔下冒了出来，用的都是最残忍、最讽刺的语句，而她则带着一种心醉神迷的恐惧欣赏着，尽管她承认自己与他们属于同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一点，正是她日后遭受一系列悲剧事件的根由。

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的竟是如此一种对自己的仇恨！在一种令人晕眩的平衡之中，首先她接受了犹太人属于低价值的“犹太种族”的观念。在她看来，犹太种族的种种区别性标志十分容易辨别，尽管，我们无法用三十年代“种族”这个词的含义，无法用后来纳粹德国普遍所指的那种含义来谈论人类的种族。下面就是她作品中安在犹太人身上的某些特点，某些用来定义他们、让他们成为一群具有共同特性的个体所选择的词组：卷曲的头发，弯鼻，柔软的手，钩状的手指和指甲，茶褐色、黄色或是橄榄色的脸色，接近黑色、油光光的眼睛，瘦弱的身体，发黑的厚嘴唇，苍白的面颊，不整齐的牙齿，总是一动一动的鼻孔，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他们的贪得无厌，好斗的性格，歇斯底里，以及他们在“买卖蹩脚货、炒作外汇、做旅行推销商、做冒牌礼服或贩卖军火的中间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代代相传的天赋。

撕开一个又一个“犹太贱民”的词语标签，在《狗与狼》中，她写道：“就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比起一个因种种犹太缺陷而感到耻辱的基督徒来，他的耻辱感更为强烈，更为痛苦。而这份根深蒂固的能量，这种几近狂热地想要得到所欲求的一切的需要，这种对于别人怎么想所抱的一种盲目的蔑视，在他的精神里，这一切都汇聚在唯一的一张标签下：‘犹太人的傲慢无礼。’”非常矛盾的是，在小说的结尾，伊莱娜却显示出某种温情而绝望的忠诚：“这就是我的亲人，我的家庭。”而突然，她又重新推翻了这个观点，借犹太人之口，她写道：“啊！你们这些装腔作势的欧洲人，我多么恨啊！你们所谓的成功、胜利、爱、恨，我，我把它们统统叫做钱！这是另一个词，说的却都是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内米洛夫斯基对犹太精神、对东欧犹太文明的丰富与变化一无所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为《犹太世界》所做的一次访谈中，她说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骄傲，回应那些将她视为犹太民族敌人的人说，在《大卫·格德尔》中，她所勾勒的，不是“已经在法国扎了根、生活了几代的法国犹太人，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的确不存在所谓的种族问题”，她所勾勒的是“四海为家的犹太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对金钱的爱代替了其他所有情感”。

《大卫·格德尔》是伊莱娜一九二五年在比亚里茨开始创作的，一九二九年完成，小说叙述了格德尔——一个来自俄国的国际金融巨头史诗般的一生：他一步步走向成功，达到辉煌，接着是银行突然间全盘崩溃。还有格德尔渐渐老去的妻子，大家都知道他的妻子对他不忠，这个女人生活奢华，总是问他要更多的钱，好拴住情人。这个证券界曾经的巨无霸彻底被击垮了，斗败了，重新变回年轻时在敖德萨的那个小犹太人。突然，出于对那个姿色平庸、举止轻薄的女儿的爱，他决定重建自己的财产。在成功地完成最后的搏击之后，他精疲力竭地死去，在一艘飘荡在狂风巨浪里的货轮上，他迸出了几个意第绪语的词。一个和他一起在克里米亚的辛菲罗波尔登船前往欧洲、希冀着更好生活的犹太移民，听到了他最后的叹息。就这样，格德尔也算是在自己亲人的陪伴下死去了。

在俄国时，内米洛夫斯基一家生活奢华。每年夏天，他们都会离开乌克兰，不是去克里米亚，就是去法国的比亚里茨、圣让—德吕兹、昂代，或是蔚蓝海岸。伊莱娜的母亲住在宫殿里，而女儿和家庭女教师却寄宿在别人家。

十四岁，法语教师去世了，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开始写作。她坐在沙发里，膝盖上摊着一个本子。她对叙事技巧已经有所考虑，基本上是采用伊万·屠格涅夫的那种方式。写小说的时候，她不仅仅写故事本身，也写故事带来的所有思考，所有的，不加以任何删减。她还非常明确地了解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包括次要人物在内。这些东西就足够她涂满一个又一个的本子，她详细地描绘这些人物的外貌特征、性格、所受的教育、童年、生活的不同历史阶段。当所有的人物都达到这样一种明确程度之后，她会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画出她要保留的主要特点；有的时候只有几行。然后她很快地转向小说的构成，对此进行修改，确定下来，开始写作。

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内米洛夫斯基一家住在圣彼得堡一座漂亮的大房子里，他们一九一四年就搬来这里了。“房子……的建筑方式非常特别，从前厅可以望见另一头的房间；通过打开的一扇扇大门，可以看到白色和金色相间的一连串的客厅。”在那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小说的《孤独之酒》里，她这样写道。对于俄国很多作家与诗人来说，圣彼得堡是一座神秘的城市。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这座城市里看到的只是阴暗的、白雪覆盖的街道，还有从散发着腐朽、恶心味道的运河和涅瓦河上吹来的刺骨的寒风。

由于生意上的关系，雷翁·内米洛夫斯基经常去莫斯科。他在那里向皇家卫队的一位军官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公寓，当时那位军官正好被派往俄国驻伦敦使馆工作。内米洛夫斯基将一家人安置在了莫斯科，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危险，但是一九一八年十月，恰恰是在莫斯科爆发了最为激烈汹涌的革命。外面子弹狂啸的时候，伊莱娜正在开发那个学识渊博的德·埃赛因特军官家的图书室。她发现了于斯曼、莫泊桑、柏拉图和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肖像》是她最喜欢的一本书。

从外面的街道上看不见内米洛夫斯基一家藏身的这所房子，房子嵌在周围其他高楼之中，而且还带着一个院子，前面又有一座地势比它高的房子挡着。等到外面没有人的时候，伊莱娜便偷偷地下去拣弹壳。五天的时间，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就躲在这座房子里，靠一袋土豆、巧克力和沙丁鱼罐头维持。趁一次暂时停火的机会，内米洛夫斯基一家逃回了圣彼得堡，而当布尔什维克开始悬赏通缉伊莱娜的父亲时，父亲失去了公开出入的自由，不得不转入地下。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边境尚未关闭，伊莱娜的父亲于是趁机组织全家化装成农民逃亡，将一家人带到芬兰。伊莱娜在位于雪地间的三座彼此相连的木头房子里度过了一年的时光。她希望能够重新回到俄国。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她的父亲经常偷偷潜回俄国，试图挽救他的财产。

伊莱娜平生第一次享受到了安宁与平静的时刻。她成长为一个女人，受到奥斯卡·王尔德的影响，开始写散文诗。俄国的情况越来越严峻，布尔什维克离他们也越来越近，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在一次长途旅行之后到达瑞典。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待了三个月的时间。伊莱娜一直都还记得那里，记得在春天的花园里突然盛开的淡紫色百合。

一九一九年七月，一家人登上了一艘前往鲁昂的小货轮。他们航行了十天，由于遇到了可怕的暴风雨，货轮中途没能停靠任何地方，而正是这场暴风雨给了伊莱娜《大卫·格德尔》最后一幕动人场面的灵感。在巴黎，雷翁·内米洛夫斯基接手了自己银行的分支机构，得以再度创建起自己的财富。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索邦大学注册，并以优异的成绩拿到文学学士的学位。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卫·格德尔》并非她的最初尝试。她进入文学界是从她所谓的“滑稽小故事”开始的，她将稿子寄往每个月一号和十五号出版的半月刊插图杂志《异想天开》，杂志采用了她的稿子，付给她每篇六十法郎的稿费。接着她又将一篇小故事寄给了《晨报》，《晨报》也采用了。然后是寄给《自由作品》的一篇小故事和一个短篇，再接下去就是她第一篇比较长的小说《误解》——写于一九二三年她十八岁时；一年以后，又有了一个短篇《天才儿童》，后来更名为《神童》，一九二六年二月刊登在《自由作品》上。

《神童》叙述了伊斯马埃尔·巴鲁赫的悲惨故事，这是一个在敖德萨贫民窟里出生的犹太小孩。一个贵族被他的天真和早熟的诗歌天赋所吸引，在小溪边遇到他后，将他带到一座宫殿里，供自己的情人消磨时光。受到公主的宠爱，小孩子在公主身边过着无比快乐的日子，但公主实际上只是把他当成一只什么都懂的宠物猴来看待。

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危机之后，孩子成长为少年，他失去了童年时代可以用来装扮自己的优雅，觉得以前给自己带来一切的那些歌谣和诗歌根本毫无价值。他想在阅读中寻找灵感，但是文化不仅没有让他成为天才，相反却毁了他的特性和本真。于是公主就像丢弃一件毫无用处的东西一般抛弃了他，伊斯马埃尔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到故乡敖德萨的犹太区，回到他的贫民窟和陋室之中。但是在这个已经被贵族同化的年轻人身上，没有人认出他就是以前的伊斯马埃尔。遭到亲人的抛弃之后，他在这个地方没有栖身之所，只能投身于港口的腐水之中。

在法国，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生活色彩没有那么悲苦了。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很快就融入法国社会，在巴黎过起了一种大资产阶级特有的光彩夺目的生活。上流社会的晚会，流淌着香槟的晚餐、舞会，豪华的海滨或乡村度假。伊莱娜喜欢动，喜欢跳舞。她在各种节日招待会间跑来跑去。她承认自己喜欢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有的时候她还去赌场。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她写道：“我度过了彻底疯狂的一星期：从一个舞会跳到另一个舞会，现在我还有点醉呢，几乎认不得应该走哪条路。”

还有一次在尼斯：“我像个精神病人一样，成天停不下来，为此我感到羞愧。我跳舞，从晚上跳到早上。每天，在不同的饭店有着不同的盛大晚会，而且我桃花运不错，会碰到一些花花公子，我玩得很好。”

从尼斯回来后：“我不乖……想要改变……在我离开的前一天夜里，就在我们住的内格莱斯克酒店有一个盛大的舞会。我就像个疯子，一直跳到凌晨两点，接着，我和男人在冷风中调情，喝着冰凉的香槟。”几天以后：“舒拉来看我了，给我上了两小时的道德课：我似乎有点过分了，像这样把小伙子弄得神魂颠倒的……您知道我把亨利给甩了，那天他来找我，脸色苍白，双眼失神，一脸恶毒的样子，口袋里揣着把枪！”

就在这些舞会的旋涡里，她遇到了米哈伊，又叫米歇尔·爱泼斯坦，一个“脸色很深的棕发小个子男人”，他毫不迟疑地开始追求伊莱娜。米哈伊在圣彼得堡拿到了物理和电气工程师证，他在位于加永街的北方国家银行里做代理人。伊莱娜觉得他很对自己胃口，和他调了一番情之后，于一九二六年嫁给他。

他们住在贡斯当—柯克林大道十号一套漂亮的公寓房里，房子的窗户正对着塞纳河左岸一座修道院的花园。他们的女儿德尼斯于一九二九年出生。在得知自己做了外婆后，范妮送给伊莱娜一只长毛熊。他们的另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出生。

内米洛夫斯基家的朋友有特里斯当·贝尔纳和演员苏珊娜·德沃约，与奥勃朗斯基公主也经常往来。伊莱娜在一些温泉城治疗过哮喘。有电影制片人买下了《大卫·格德尔》的改编权，后来，影片由哈里·波尔主演，于连·杜卫维埃执导上映。

尽管声名鹊起，挚爱着法国和法国上流社会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却没有能够得到法国国籍。在一九三九年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背景下，同时也是因为十多年来社会上的反犹主义烈焰一直在熊熊燃烧着——反犹主义将犹太人说成是存心作恶、唯利是图、尚武好斗的入侵者，他们热衷于权力，煽动战争——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决定和孩子们一起改宗天主教。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她在巴黎的圣玛丽教堂受洗，由内米洛夫斯基家的一位朋友——罗马尼亚的基卡大主教主持洗礼。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战，就在前一天，伊莱娜和米歇尔·爱泼斯坦将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德尼斯、伊丽莎白以及孩子们的奶妈塞西尔·米肖送往索恩—卢瓦尔省的伊西莱韦克，奶妈就是在这个村庄出生的。孩子们的奶妈将两个孩子交给自己的母亲米苔娜夫人照管。伊莱娜和米歇尔·爱泼斯坦回到巴黎，从此他们经常往返于巴黎和伊西莱韦克之间去看望孩子，直至一九四〇年六月划定了禁止通行线。

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颁布的第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法令明确规定了犹太人在社会上和司法上的地位低于他人，犹太人因此沦为贱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令以种族的标准对法国政府眼里的犹太人进行了定义。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遭到了清查，他们不仅是犹太人，而且还是外国人。米歇尔无权再在北方国家银行工作；出版社也要使其出版人员和作者“雅利安化”，伊莱娜无法再出版任何作品。他俩离开巴黎，和两个女儿一起住在伊西莱韦克的旅游饭店里，和他们同时住在饭店的，还有魏玛共和国的士兵和军官。

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条关于“犹太种族的外国侨民”的法律出台，法律规定犹太人只能在集中营或指定住所范围内活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的法律又代替了一九四〇年十月的法规，使得犹太人的处境更加岌岌可危。它揭开了逮捕并关押犹太人、将他们运往纳粹灭绝营的序幕。

内米洛夫斯基一家的受洗证书毫无用处。不过小德尼斯还是第一次去领了圣体。后来，按规定必须佩戴表示犹太人身份的星形标志，德尼斯去镇里小学上学时都戴着这种黄色和黑色相间的星形标志，缝在大衣上，十分显眼。

在饭店住了一年以后，内米洛夫斯基一家终于在村里租到一座资产阶级的大房子。

米歇尔·爱泼斯坦为女儿德尼斯写了乘法运算口诀表。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脑子相当清醒，她从不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将以悲剧而告终。但是她仍然读大量的书，写了大量的东西。每天早饭后，她就出发了。有时她会走上十公里的路，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坐下来。然后，她开始工作。下午，吃过午饭，她再次出门，直到晚上才回家。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以及反犹报纸《格兰瓜尔》分别同意用两个笔名发表她的作品：皮埃尔·内雷和查尔斯·布朗卡。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在伊西莱韦克，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和她丈夫一样佩戴着黄色星形标志，写完了《契诃夫的一生》和《秋之蝇》——这两部作品到一九五七年才得以出版，并雄心勃勃地开始着手写作《法兰西组曲》，幸而她还有时间为这部作品标上“终”这个字。作品包含两本书：第一卷《六月风暴》描绘了一连串的逃亡画面；第二卷名为《柔板》，是以小说的形式写成的。

内米洛夫斯基仍然保留着以前的习惯，她还是从眼下工作的笔记开始，从法国形势给她带来的思考开始。她确立了人物清单，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一一确认是否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将这些人物都用上。她梦想着写一本一千页的书，交响曲般的构成，只是分成五个部分，根据不同的节奏、不同的色彩。她想要模仿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就在她被捕前不久，她意识到自己也许没有时间来完成这样一部皇皇巨著，她预感到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但是她仍然在继续写她的笔记，与书同时进行。她将这些清醒的、带有犬儒主义色彩的注解取名为《关于法国状况的笔记》。这些注解表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对法国人不抱有任何幻想，对法国民众面对溃败、投降时那种麻木不仁的可恨态度不抱任何幻想，对自己的命运也同样不抱任何幻想。而第一页上，她不正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吗：

为了举起如此沉重的负荷

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

我并不缺少完成这项工程之心

但是目标长远，时间却如此短暂。

她痛斥恐惧、懦弱以及接受侮辱的态度，痛斥种种迫害和屠杀的行径。她非常孤独。文学界和出版界很少有像她这样拒绝投降的。每天她都去找邮递员，但是没有她的信。她不准备以逃跑的方式来躲避即将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厄运，比如说到瑞士，瑞士在那个时候经过严格审查，可以接受来自法国的犹太人，尤其是女人和孩子。她觉得自己被遗弃了，六月三日，她起草了写给女儿托管人的遗嘱，希望托管人在孩子们的父母离去之后能够精心照料她们。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遗嘱里对所有事情一一加以明确，她列出了从家里所能带出来的全部财产，这些财产换成的钱可以用来付房租、烧暖气、买壁炉，可以雇个园艺师打理菜园，保证她们在食品配给期间吃得上蔬菜；她列出了为女儿看病的医生的地址，明确了女儿的饮食禁忌。没有一句反抗之词，只有对眼下形势的清醒认识。也就是说只有绝望。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她写道：“显然就是如此了，除非事情一直延续下去，在延续中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不管好坏，但愿都结束吧！”她觉得眼下的形势只能是一系列的强烈动荡，能够置她于死地的动荡。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她坐在松林里工作，身下垫着她的那件蓝色粗羊毛衫，“在一片腐烂的枯叶的海洋里，前一夜的暴风雨浸湿了叶子，我双腿盘坐，好像坐在救生筏上”。

同一天，她写了封信给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文学负责人，言辞之间让人觉得，她已经肯定，在这场德国人及其同盟军对犹太人的战争中，自己一定不可能存活下来：“亲爱的朋友……想想我吧。我写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些一定都会成为我的遗作，但是这可以打发时间。”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法国宪兵敲响了内米洛夫斯基家的门。他们带走了伊莱娜。七月十六日，她被关进卢瓦雷省的皮蒂维耶集中营。第二天，她被塞上六号车，运往奥斯维辛。她的号编在比克瑙灭绝营，由于身体虚弱，她在雷维埃[2]停留了一段时间，死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七日。

伊莱娜离开之后，米歇尔·爱泼斯坦还没能明白，逮捕和关押就意味着死亡。每一天，他都在等她归来，每顿饭都要求在饭桌上摆上她的餐具。他绝望地与两个女儿守在伊西莱韦克。他写信给贝当元帅，解释说自己的妻子身体很弱，请求能够代替她去集中营劳动。

维希政府对此做出的回答是于一九四二年十月将米歇尔也予以逮捕。他先是被关押在科佐，接着被关押在德朗西，有关他的搜查记事簿上记着，他被没收了八千五百法郎。之后，他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被运往奥斯维辛，到的当天就被送进毒气室杀害。

在逮捕米歇尔·爱泼斯坦之后，宪兵很快就到镇里的小学搜捕小德尼斯，幸好德尼斯的老师将她藏在自己的床间通道，躲过了这一劫。

法国宪兵没有气馁，他们狂热地到处搜捕两个小女孩，想要强迫她们也承受父母的命运。她们的托管人非常机灵地剪下德尼斯衣服上的犹太人星形标志，将两个孩子送往边境的另一边躲避。她们还曾在一座修道院度过几个月的时间，接着又躲在波尔多地区的地窖里。

战争结束后，两个孩子知道父母再也回不来了，她们敲响了外祖母家的门，战争期间，她们的外祖母在尼斯过得舒舒服服。外祖母拒绝给两个孩子开门，隔着门大叫说如果父母死了，她们可以进孤儿院。外祖母一九七二年死在威尔逊总统街的大房子里。在她的保险箱里，人们只发现两本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书：《伊莎贝尔》和《大卫·格德尔》。

而《法兰西组曲》的出版经过也颇为曲折，堪称奇迹；这里我们有必要陈述一下。

在逃亡过程中，托管人和两个小孩子带着的一个箱子里装有照片、家庭的证明文件和伊莱娜最后这部手稿，为了节省墨水和战争时期紧缺的劣质纸张，手稿上的字非常小。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这部最后的著作里无情地描绘了一个懦弱的、被战胜、被占领的法国。

箱子陪伴着伊丽莎白和德尼斯从一个藏身之所前往另一个藏身之所，所有的避难处都不安全，因而也都只能是暂时的：先是在一所天主教的寄宿学校，只有两个修女知道两个小女孩是犹太人。德尼斯有了个假名字，但是她总也习惯不了，老师批评她不守秩序，因为在课堂上叫到她的名字，她不回答。还有那些总也不死心的宪兵，这些宪兵觉得再也没有比找到两个犹太小孩送给纳粹更重要的事情了，他们发现了孩子的踪迹，孩子们只好离开寄宿学校。她们在地窖里度过了好几个星期，德尼斯感染了胸膜炎。可是把孩子们藏起来的人不敢送她去看病，就用自己的土方松树树脂为她进行治疗。由于差点被发现，她们不得不再次逃跑，身边一直带着这只理好的、紧急状况下随时可以带走的箱子。托管人在孩子们登上一列火车前对德尼斯说：“把你的鼻子藏起来！”

当从纳粹集中营回来的幸存者开始陆续抵达火车东站时，德尼斯和伊丽莎白每天都到那里去。她们还去接待集中营关押犯人的露特西亚饭店，举着写有她们名字的纸牌。有一次在街上，德尼斯以为自己看见了母亲，于是她拼命地跑。

德尼斯救出了这本珍贵的簿子。她不敢打开，看到簿子在，对她而言已是足够。有一次，她想看一看里面的内容，但是太痛苦了。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

她和妹妹伊丽莎白商量后决定，将母亲最后的这部作品交给现代出版档案馆，而此时改姓为吉尔的伊丽莎白已经成了一位出版社的文学负责人。

但是在与手稿分离前，德尼斯决定将手稿打出来。借助于放大镜，她开始了漫长而困难的辨认工作。《法兰西组曲》有了电脑稿，接着，又按照原来的样子誊抄了一遍。和她想象的不同，这不是简单的笔记或是私人日记，这是一幅色彩强烈、非常清晰的壁画，是给法国和法国人拍下的一张活生生的照片：逃亡的公路，挤满了精疲力竭、饥肠辘辘、争相在乡间破屋走廊里一张椅子上小憩一会儿的女人和孩子的村庄，装满家具、床垫、被褥和餐具的汽车，缺少汽油停在路中央的汽车，被粗野的乡下人弄得倒足胃口、试图挽救自己那些小摆设的大资产阶级，被匆忙间举家逃离巴黎的情人抛弃的妓女，将孤儿院的孩子们送往暂避之处的神甫——孤儿院的孩子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受到任何压抑，最终杀了神甫，寄住在某个资产阶级家庭里、在婆婆的眼皮底下勾引战俘年轻妻子的德国士兵。在这幅令人痛苦的画面上，只有一对平常夫妻保留住了自己的尊严。他们的儿子在最初的战役中受了伤，一路上，在那些残兵败将中，在喧闹的、将伤员运往医院的军车里，这对夫妻徒劳地找寻着自己儿子的足迹。

当德尼斯·爱泼斯坦将《法兰西组曲》的手稿交给现代出版档案馆时，她感到十分痛苦。她毫不怀疑母亲最后这部作品的价值，但是她还不曾让一位出版社的人读过，因为此时，她病重的妹妹伊丽莎白·吉尔正在写《战俘营哨所》，一部出色的关于母亲的虚构性传记作品，母亲，那个她还没能来得及了解的人，纳粹将她杀害时，伊丽莎白只有五岁。

第一部　六月风暴

一　战争

天热了，巴黎人想。春天的风。这是战争期间的夜晚，空袭警报响起。但是夜晚会消失的，战争也还遥远。睡不着的人，那些蜷缩在床上的病人，那些担忧前线的儿子的母亲，那些因为流泪而目光暗淡的情网中的女人，他们听到了第一声警报。这一声还是那种沉沉的送气声，像是从窒息的胸膛里发出的一声叹息。又过去了一会儿，整个天边布满了爆炸声。爆炸声从远处、从地平线的那一头传来，还真像是不紧不慢的呢！睡梦中的人们仿佛看见了大海，一波接着一波，推着海浪和卵石往前涌，又像是三月摇动着森林的暴风雨，或是一群奋蹄疾奔、隆隆踏过地面的牛，直到睡意渐渐退去，男人勉强睁开眼睛，咕哝了一声：

“是警报吗？”

更为警惕、更加清醒的女人已经站起身来。有些人关好窗子，合拢百叶窗后，便又躺下了。昨天，六月三日，星期一，开战以来第一次，炸弹投在了巴黎城内，但是大家都很安静。只是前方传来的消息不太好。没有人相信。可是如果宣告说打了胜仗，那恐怕更没有人相信。“我们真是搞不明白。”大家都说。借着手提小灯的光，大人给孩子穿好衣服。母亲用双臂整个儿地将沉沉的、温热的小身体抱起来：“过来，别害怕，别哭。”是一次空袭。所有的灯都灭了，但是在这六月金黄、澄净的天空下，每一座房屋、每一条街道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而塞纳河就像是一面多棱镜，将无数散乱的灯光围拢起来，反射出百倍的光芒。没能藏好的窗子，在柔和的阴影里闪烁着的屋顶，还有大门上每一处凸起都泛着微光的金属装饰，亮的时间似乎比别的要长的几盏红灯，也不知道为什么，塞纳河尤其吸引它们，它们被塞纳河捉住了，在它的水波里嬉戏。如果从高处看，塞纳河应当白得像条牛奶河。有些人会想，这样的河水会给敌机指明方向。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实际上，大家什么也不知道。“我还是待在床上吧。”半梦半醒的声音在嘟哝，“我不怕。”“不管怎么样，一次就够了……”更清醒的人答道。

新的大楼里，透过紧急备用楼梯的玻璃门，可以看见一簇、两簇、三簇小小的跳动的光：这是六楼的居民从高处逃下来。尽管有规定，他们手里的小电灯还是亮着。“我最好还是不要在楼梯上把脸摔破，你跟上了吗，爱弥尔？”大家都压低了声音，好像这里到处都是敌人的眼睛和耳朵。然后是关门的声音，一扇接着一扇。在居民区，地铁里的人依旧不少，躲在散发着臭味的隐蔽地方，而有钱人则待在看门人那里，耳朵分辨着外面炸弹落地的破裂和爆炸声，神情专注，竖着身体，仿佛临近狩猎之夜时焦灼不安的动物。穷人并不比有钱人更害怕，他们没把自己的命看得那么重，但是他们更喜欢人云亦云。穷人和有钱人此时互相需要着，需要臂挽着臂，需要一起颤抖一起笑。天很快就要亮了。一束淡紫色和银色的天光滑过小街，滑过河岸的护栏，滑过圣母院的塔楼。沙袋将主要建筑遮没了一半，把歌剧院侧面的卡尔波[3]的那组舞女遮没了，也吞没了凯旋门上高奏着的《马赛曲》的歌声。

炮声开始还在远处回荡，接着这声音就近了，每扇玻璃都随之震颤。人们堵住了窗户，不让一丝灯光泄出窗外，孩子们就在这闷热的房间里出生，他们的哭声让女人忘记了警报和战争的声音。在垂死的人听起来，这炮声显得软弱无力、毫无意义，仅仅就是再多一点声音而已，而恶毒的、巨大的嘈杂声早就要将他们吞没了，如同吞没一朵浪花一般。小东西贴着妈妈暖烘烘的腹部安静地睡着，轻轻咂着嘴唇，仿佛吃奶的小羊羔。警报拉响时被扔掉的流动摊贩车散落在街上，车里装满了鲜花。

红艳艳的太阳仍然升起在没有一丝云彩的苍穹上。又一声炮响，这一次离巴黎如此之近，竟让小鸟从建筑物的顶端惊飞而去。天际高处滑过巨大的黑鸟，在太阳下伸展着映成玫瑰红色的翅膀，飞过就不见了，然后飞过来的是美丽的、肥嘟嘟的、咕咕叫着的鸽子和燕子，麻雀安静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蹦蹦跳跳。塞纳河边的每一棵杨树上都栖息着一串棕色的小鸟，它们非常卖力地歌唱着。地窖深处，人们终于听到来自远方的一声召唤，因为距离，这三个全音组成的军号声显得非常细弱。警报结束了。

二

佩里冈一家在沮丧的静默中听完了法国广播电台的晚间新闻，但是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评论。佩里冈一家都很正统。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举止，他们来自天主教徒和资产阶级家庭的遗传以及他们和教会的关系（他们的长子菲利普·佩里冈是神甫），这一切都让他们对共和国政府持有一种蔑视的态度。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博物馆馆长的佩里冈先生，他的处境也让一家人更倾向于一种能为神职人员带来荣誉和利益的体制。

一只猫一直叼着块满是刺的鱼，小心翼翼地：它不敢将鱼一口吞下，可是嚼碎这块鱼又让它觉得挺遗憾的。

最终，夏洛特·佩里冈夫人认为只有男性的头脑才能对目前这些奇怪而严重的事件做出冷静的判断。但是她的丈夫和长子都不在家：丈夫在朋友家吃晚饭，长子不在巴黎。如果是关乎存在的日常事务——不管是佣人的行为举止，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是丈夫的事业前途，佩里冈夫人一向实行铁腕政策，决不采纳他人的意见。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领域。首先应该由某个权威来告诉她，应当相信什么。一旦踏上了正确的道路，她就会开足马力往前跑，任何障碍对她而言都不再是问题。哪怕有人用就在手边的证据向她证明，她的看法是错的，她也会报之以冷冷的、高傲的笑容：“我父亲对我说过。我的丈夫很清楚。”然后，她那双戴着手套的手在空中做上一个小小的、不容置疑的手势。

丈夫的地位让她感到飘飘然，（也许她更喜欢待在家里的生活，但是我们温和的救世主啊，他就是我们的榜样，尘世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带着他的十字架！）利用外出的间隙，她才回到家中，监督孩子们的学习，给最小孩子喂奶的情况以及仆人们的工作，但是她还没时间脱去她那套外出的行头呢。在佩里冈家孩子们的眼里，母亲似乎随时准备好了要出门，头上戴着帽子，手上套着白手套。（由于她非常节俭，她的手套散发着修补时染上的一种汽油味，就是皮革匠家的那种臭味。）

今天晚上同样如此，她也才回来，站在客厅的广播前。她穿着一身黑，头上戴着这个季节流行的小帽子，特别小巧的那种，插着三朵花，额前垂着镂空的面纱。面纱下是一张苍白而惶恐的脸，年龄和疲倦在这张脸上留下了特别的痕迹。她四十七岁，有五个孩子。显然，上帝原本想把她塑造成一个红发的女人。她的皮肤特别细腻，但是由于岁月的缘故，已经起了皱纹。她那庄严而颇具分量的鼻子上布着红斑。绿色的眼睛如猫一般，投射出尖锐的目光。但是，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造物主大概犹豫了，觉得色泽如此明亮的头发与佩里冈夫人无可指责的道德以及行为举止不太相配，于是便给了她一头棕色的、暗淡的头发，而且，在生了最后一个孩子后，这头发便开始一缕一缕地掉。佩里冈先生是一个严谨的人：他的宗教信仰不允许他有太多的欲望，而且，出于对名声的考虑，他一向远离那些不道德的场所。于是，佩里冈家最小的孩子才两岁，而在长子菲利普和最小的孩子之间，还有三个彼此之间有一定年龄差距的孩子。这三个孩子，佩里冈夫人不太好意思地称为三场事故，孩子们都活着生下来了，但是直到分娩之前，这三个孩子都没有显示出活下来的征兆，而且，每次他们的出生都将母亲带到了坟墓的边缘。

客厅里此时正回荡着广播的声音，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比例匀称，四扇窗户朝向德莱塞林荫大道。客厅的修饰颇具古典风格，宽大的扶手椅，配有金黄色的坐垫。老佩里冈先生的轮椅停在靠近阳台的那一边，老头已经不能走动了，年龄太大，有时反倒让他重新回到童年的状态。只有在谈到他数额巨大的财产时（他是马尔泰特家族的佩里冈，是里昂赫赫有名的马尔泰特家族的继承人），他的脑袋才空前地清晰。而战争和战争的变化几乎对他没有任何触动。他漠然地听着，节奏分明地晃动着他那银白色的漂亮胡须。在这家的女主人后面，孩子们站成了个半圆，包括最小的、躺在保姆怀里的婴儿。保姆有三个儿子都在前线，她抱着婴儿过来和女主人道声晚安，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听一下广播，她焦急地、专注地听着发言人的话。

佩里冈夫人已经猜到，其他佣人此时一定站在半掩的客厅门后，焦急的贴身女仆玛德莱娜已经几乎站在门槛上了，在佩里冈夫人看来，这种违反常规的举动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因此，凶险来临时，所有阶级的人都站在同一座桥上，但是寻常百姓没有接近疯狂的抵抗意识。“这些人是多么随遇而安啊。”她不无责备地想。佩里冈夫人还算是那种相信寻常百姓的资产阶级。“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引导他们就好了，他们并不坏。”她总是用一种宽容而伤心的语调说，就好像在说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一般。她的仆人一般都能够跟着她做很长时间，对此她深感骄傲。他们生病时，她坚持亲自照料他们。玛德莱娜得咽峡炎的时候，佩里冈夫人亲自为她调制漱口水。由于白天抽不出空，因此她总是晚上从剧院回来后再着手准备。惊讶地醒悟过来的玛德莱娜事后才向她表示感谢，而且是用相当淡然的口吻，佩里冈夫人想。这就是寻常百姓，从来不会感到满足，而如果对他们越不好，他们就越摇摆不定，越忘恩负义。但是佩里冈夫人只期待上苍的回报。

她转向前厅这队阴影，十分真诚地说：“如果想听新闻，你们可以进来听。”

“谢谢夫人。”仆人们用尊敬的口吻说，踮着脚溜进了客厅。

玛德莱娜、玛丽和贴身男仆奥古斯特走了进来，跟在最后的是厨娘玛丽亚，她的手上还带着鱼腥味，因此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是新闻已经结束了，现在听到的是关于“严峻，但还未至危及”的局势评论，发言人在安慰大家。他的声音如此坦率、平静、温和，每一次在发诸如“法国、祖国和部队”这样的词时显得尤为响亮，竟将乐观主义的精神深深播进了听众的心里。在谈及通报中所说的“敌人继续向我们部队驻地发起猛烈的攻击，但是遭遇到我军的顽强抵抗”时，他采用了自己特有的方式。他用轻描淡写、充满讽刺和蔑视的语调读了前半句话，仿佛要说：“至少他们想让我们这样认为。”相反，读到后半句的时候，他将每一个音节读成重音，特别强调了形容词“顽强”和“我军”，而且充满信心，让人不自禁地想：“我们这样烦恼是不对的！”

佩里冈夫人看见了大家射向她的充满疑问和希望的眼光，她坚定地宣布道：“听上去不是很糟糕！”

不是因为她确信如此，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高周围的人的士气。

玛丽亚和玛德莱娜叹了口气。

“夫人相信吗？”

于贝尔，佩里冈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今年十八岁，长着胖嘟嘟的、玫瑰色的脸颊，看上去只有他感到绝望和恐惧。他神经质地用揉成团的手绢擦着脖子，用尖厉甚至时不时变得嘶哑的声音叫道：“这不可能！我们不可能等在那里！但是妈妈，他们究竟还在等什么，为什么不号召大家拿起武器？十六岁到六十岁之间所有的男人，立刻参战！这才是他们应该做的，您不这样认为吗，妈妈？”

他跑到学习室，拿来一张很大的地图，在桌子上展开，发狂一般地测算着距离。

“我们完了，我跟您说，完了，除非……”

他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我，我明白我们想干什么了。”他开心地笑起来，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宣称道，“我真的明白了，我们肯定是让他们前进，前进，然后，我们会在这里等着他们，就这里，瞧，妈妈！或者是……”

“是的，是的。”他的母亲回答道，“赶快去洗手，还有，别忘了整理好你的这簇乱糟糟的头发，都快掉进眼睛里去了。看看你像什么样子。”

于贝尔将愤怒埋藏在心里，折好地图。只有菲利普认真对待他，只有菲利普用平等的口气和他说话。“家庭，我恨你。”[4]他在心里暗暗吟诵，走出客厅时，为了报复，他一脚踹开了弟弟贝尔纳的玩具，贝尔纳叫开了。“这是给他上的人生一课。”于贝尔想。奶妈赶紧将贝尔纳和雅克琳娜带出客厅，婴儿艾玛努埃尔已经在她的肩头睡着了。她大步地向前走，手里牵着贝尔纳，为自己的三个儿子哭泣，她在心里看见了自己的三个儿子，三个都死了。“真是悲惨和不幸啊，真是悲惨和不幸啊！”她一边摇着灰色的脑袋一边低声重复道。她打开浴缸的龙头，开始给孩子们的浴盆注入热水。她一直咕哝着这句话，在她看来，这不仅可以用来描述目前的政治局势，而且更是她个人生活的写照：年轻时在地里劳作，然后守寡，媳妇们脾气都不大好，还有，自她十六岁开始，就从东家到西家做奶妈。

贴身男仆奥古斯特悄悄地回到厨房。在他那一本正经的愚蠢的脸上，有一种蔑视，是针对很多事情的蔑视。佩里冈夫人也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个精力超常的女人总是利用孩子们洗澡和晚饭间的十五分钟让雅克琳娜和贝尔纳背诵课文。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地球是一个球，没有任何支撑。”客厅里只剩下老佩里冈和小猫阿尔贝。今天的天气真是太好了。傍晚的霞光温和地照耀着茂盛的栗树，小猫阿尔贝没有什么高贵血统，纯粹是孩子们的玩伴，此时，它似乎颇为自得地享受着这个美妙的时刻：它在地毯上打着滚儿。它跳上了壁炉，咬住一支芍药的顶端。芍药插在一只很大的蓝色夜壶里，夜壶放在托架的一角，精致地镶嵌着铜雕的狼嘴装饰。接着，它又纵身一跃，落在老佩里冈的扶手椅上，在他耳边喵呜喵呜地叫着。老佩里冈将手——他那总是冰凉的、紫色的、颤抖的手——伸向猫。小猫害怕地逃开了。晚饭即将上桌。奥古斯特出现在客厅里，将不能行动的老人推到餐厅。大家在餐桌前就座，女主人正在喂雅克琳娜喝糖浆，突然间，手还举在空中，她停了下来。

“你们父亲回来了，孩子们。”伴随着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她说道。

的确是佩里冈先生，一个胖乎乎的小个子男人，温文尔雅，有点笨拙。他平常都是红光满面，神色安详，一副衣食无忧的样子，今天却脸色苍白，而且这苍白似乎不是因为害怕或焦灼，却是因为实实在在吃了一惊。就好像在某次事故中突然死去的那些人，在几秒钟的时间里，还来不及痛苦或害怕，就是这样的一种表情。这些人原本都在看书，或是透过汽车的玻璃望着窗外，他们在想着自己的事情，正要去餐车什么的，但是突然之间就被带到了地狱里。

佩里冈夫人微微从座椅上欠起身来。

“亚德里安？”她用一种惶恐的音调叫了一声。

“没什么，没什么。”他匆匆地嘀咕说，用眼神示意孩子们、父亲和仆人都在。

佩里冈夫人理解他的意思，做出继续吃饭的样子。她勉强地吞咽着放在面前的食物，但是，每一勺都似乎那么难以下咽、淡而无味，就像一块滞留在喉咙口的石头。尽管如此，她仍然在重复三十年来的每顿饭几乎都要重复的、已经成为某种礼仪的话。她对孩子们说：“在喝汤前别喝水。我的小宝贝，注意你的刀子……”

她仔细地切分着老佩里冈先生的鳎鱼脊肉。一直以来，老佩里冈享有特殊烹调，极为精致和复杂。佩里冈夫人也坚持亲自为他服务，替他倒水，替他往面包片上抹黄油，在他的脖子上系餐巾，因为在餐桌上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时，老佩里冈先生总是流口水。“我觉得，”佩里冈夫人对朋友们说，“如果让那些仆人动手，这些不能动弹的老人可就遭罪了。”

“我们必须赶快向爷爷证明我们的爱，我的孩子们。”佩里冈夫人还要教孩子，她边说边看了眼老人，用一种可怕的温柔目光。

老佩里冈先生在中年时已经建立起不少慈善事业，其中的一项尤其让他牵挂在心：十六区小小忏悔者团体，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帮助那些在道德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孩子恢复信心。一直都说老佩里冈死的时候会给这个组织留下一笔钱，但是老佩里冈总是用一种让人恼火的方式来进行这一切：他从来不明确这笔钱的数目。假如他讨厌某道菜，或是孩子们太闹了，老佩里冈就会突然从浑浑噩噩中醒来，用虚弱但却清晰的声音宣布道：“我准备向这个慈善组织捐赠五百万。”

随之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寂静。

相反，如果他吃得很好，或是在阳光下的扶手椅里好好睡了一觉，他就会向儿媳抬起他那双如同婴儿和新生小狗一般苍白、模糊和不知所措的眼睛。

夏洛特很有分寸。她不像其他女人那样会叫嚷起来，她总是温柔地回应说：“您是对的，我的爸爸，您有充分的时间好好考虑，我的上帝啊！”

佩里冈家的财产数额巨大，而且实际上，别人指责他们觊觎老佩里冈的遗产是不公平的。他们并不看重钱，相反，是钱看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多东西天生就是该他们的，其中就有他们本人也许永远都不会花的“里昂马尔泰特家族的数百万家财”，这笔钱，他们更大程度上是为自己孩子的孩子保留的。至于小小忏悔者团体，他们都非常在意这个慈善组织，佩里冈夫人每年还为这些不幸的小孩子组织两次古典音乐会，她亲自演奏竖琴，并且可以肯定，弹到某些段落时，大厅的阴影里会回荡起哭泣声。

老佩里冈的目光专注地随着儿媳的手转动。而她是如此心不在焉、不知所措，竟忘了他的菜汁。他摇动着自己的白色胡须，以示警告。佩里冈夫人回到现实中来，赶紧将和着碎芹末的新鲜黄油汁浇在象牙色的鱼肉上，但是一直到她想起来在盘边放上一片柠檬，老人的脸上才恢复了宁静。

于贝尔冲弟弟斜过身去，轻声嘀咕说：“情况不太好？”

“是的。”弟弟点点头，并用眼神表示肯定。

于贝尔颤抖的双手落在膝盖上。他驰骋在想象的王国里，沉浸在想象中的战役和胜利之中。他是童子军，他和他的同伴可以组成一支志愿军团，做誓死保卫祖国的自由射手[5]。就在这一秒钟之内，他在自己的脑中穿越了时空。他和他的同志们，一支以荣誉和忠诚为标志的小分队，他们战斗，在晚上战斗。他们拯救了硝烟与战火之中的巴黎。多么令人激动、令人心驰神往的生活啊！他的心狂跳起来。但是战争是一件可怕而野蛮的事情。他陶醉在自己所看到的这些景象中。他紧紧地握着手中的餐刀，以至于切下的一块烤牛肉跳到了地板上。

“真笨。”坐在他身边的贝尔纳煽风点火地说，还指了指桌布下面的牛肉。

贝尔纳和雅克琳娜，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两个孩子都是金发，有点瘦弱，长着朝天鼻。甜点之后，两个人都被打发去睡觉了，而老佩里冈也已经在窗边的老位子上睡着了，窗户开着。窗外，每一次灯光的颤动都比前一次更加柔弱、更加精妙，似乎每一次颤动都是向大地充满遗憾与爱恋的永别。小猫坐在窗边，满怀乡愁地望着远方的地平线，瞪着绿色的眼珠。佩里冈先生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

“后天，也许明天，德国人就会到巴黎城下。据说最高指挥部已经下决心在巴黎城前、城内和城后部署战役。幸亏大家还不清楚，因为从此时开始到明天将会有大队人马涌向火车站和公路。明天一早必须出发，到您母亲家，夏洛特，到勃艮第去。至于我，我的使命很重要，我将与属于我看管的珍宝同命运。”

“我想，我们会在九月疏散博物馆。”于贝尔说。

“是的，但是布列塔尼的临时博物馆不太合适，因为它曾经受过潮，像地窖一样。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曾经组织过一个保护国宝委员会，大家分成三个大组和七个小组，每个小组都由若干专家组成，负责在战争时期将一部分艺术品撤退到临时博物馆，而就在上个月，临时博物馆的保安提醒我们说，油画上出现了一些可疑的斑点。是的，米尼亚尔[6]的一幅肖像画杰作上，人物的双手落上了绿色的斑点。我们赶紧将那些珍贵的箱子又召回巴黎，现在我还在等命令，看看能不能赶紧将它们送到更远一点的地方。”

“但是我们呢，我们怎么走？我们单独走吗？”

“明天，您带着孩子们和两部车子先走，平静一点，把所有能带上的东西都带上，比如说家具，当然还有行李，因为必须承认，从现在起到这个周末，也许巴黎会被彻底摧毁、烧光，市场会被抢掠一空。”

“您真是让人吃惊。”夏洛特叫道，“您谈论这一切的时候竟然能够如此镇定！”

佩里冈先生转向他的妻子，他的脸色渐渐恢复了往日的那种红润，但这是一种垂死的红润，仿佛刚遭宰杀的猪一样。

“这是因为我不能相信。”他温和地解释道，“我跟您说，我理解您的意思，我们决定抛掉我们的房子，踏上逃跑之路，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您明白吗？您快去准备一下，夏洛特，明天一早都得准备好，晚上你们就可以到您母亲家吃晚饭了。只要能够脱身，我就立刻来和你们会合。”

佩里冈夫人摆出一副顺从而尖酸的表情，就像她在孩子们一起生病时穿上护士服时的表情。一般说来，孩子们总是商量好似的一起生病，尽管得的病各自不同。那些日子，佩里冈夫人手里拿着温度计，从孩子们的卧室里走出来，仿佛摇动着殉道者的棕榈勋章一般，而她的所有观点只是一声尖叫：“你们会认出你们的亲人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我的小耶稣们！”此时，她只是问道：“菲利普呢？”

“菲利普不能离开巴黎。”

佩里冈夫人高昂着脑袋走出了客厅。重负从来不会将她的脊柱压弯。她会安排好一切的，明天一早，一家人就可以出发了：不能动弹的老头、四个孩子、仆人、猫、银器、最珍贵的器皿、皮草、孩子们的所有东西、食物、应急的药物。她不禁颤抖起来。

客厅里，于贝尔在恳求自己的父亲。

“请您允许我留下来。我和菲利普一起留下来。您……您不能嘲笑我。您不认为我可以去找同学？我们年轻、结实，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们可以组成一支志愿军团……我们可以……”

佩里冈先生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我可怜的小东西！”

“这就完了？我们已经输了？”于贝尔结结巴巴地说，“这，这不是真的吧？”

突然间他放声大哭起来，令他自己害怕的是，他知道自己会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他像个孩子一般地哭着，哭得像贝尔纳一样，张大嘴巴，嘴巴周边满是皱纹，眼泪像潮水一般，弄得满脸都是。夜晚来临，温柔、宁静的夜。一只燕子飞过，在已经暗淡的天光中掠过阳台。小猫发出贪婪的叫声。

三

作家加布里埃尔·科尔特在露台上工作，在树林移动的阴影与塞纳河上渐渐暗淡下来的金绿色夕阳之间。周围多么安静啊！他最熟悉的人都在他不远的地方。白色的大狗，它没有睡着，可是一动不动的，鼻子搭在冰凉的廊柱上，眼睛半闭。他的情人正在他脚边安安静静地收拾着他散落在地上的纸页。他的仆人、秘书都应该在那闪闪发光的落地玻璃后面，这会儿看不见，反正是藏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在他所希冀的那种生活的里层，那种如同芭蕾一般光彩夺目、庄严但却遵循一定规律的生活。在不同的日子里，他分别扮演着宇宙主人与可怜的、被艰苦而徒劳的工作压弯了腰的作家的角色。他在自己的写字台上刻着：“为了举起如此沉重的负荷，西西弗斯，我们需要你的勇气。”他的同仁嫉妒他，因为他富有。他曾经不无苦涩地谈起自己入选法兰西院士时，有人提议投他一票，而有个投票人只是干巴巴地回答道：“他有三条电话线！”

他颇为英俊，有着猫一般懒洋洋的残酷神情，柔和的、富有表现力的手，恺撒式的、略微有点胖的脸。他只接受芙洛朗丝——他严肃意义上的情人——睡在他的床上，与他一起过夜（其他女人从来不和他一起睡），也只有芙洛朗丝有可能会知道他有多少张面具，知道在这睫毛和女人一般尖尖细细的眉毛之下，是怎样一颗只剩了两个空空口袋的灵魂，与过气的风流女人无异。

今天晚上，他像平日一般在工作，半裸着。他在圣—克鲁的这幢房子建得非常巧妙，连同阳台在内，基本上都能避开外界的目光，房子很大、很美，周围种着深蓝色的瓜叶菊。蓝色是加布里埃尔·科尔特最喜欢的颜色。如果身边不放上一块深蓝色的、小小的天青石，他就没法儿写作。另外，芙洛朗丝身上最让他心动的，也是她那双一览无余的蓝眼睛。他对芙洛朗丝也经常说，她的眼睛和那小块天青石一样，给他一种清爽的感觉。“你的眼睛让我陶醉。”他常常这样呢喃道。芙洛朗丝有着略微显得松弛的柔和下巴，女中音的嗓音依旧美丽，纯净的目光如小牛犊一般，加布里埃尔·科尔特对朋友说，我喜欢这样。一个女人应当像一只小牛犊，温和、可靠、大方，身体如奶油一般白皙，你们知道的，就是那种到了一定年龄的演员的皮肤，长期按摩使得这皮肤变得非常柔软，化妆粉也都深深地渗了进去。加布里埃尔伸展了一下自己细长的手指，像个小混混那样，将指节弄得嘎吱作响。芙洛朗丝递给他一个柠檬，他咬了一口，接着他又吞下了一个橘子和几个冰凉的草莓。他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水果。芙洛朗丝望着他，几乎是半跪在他面前，下面垫着一块天鹅绒的垫子，带着他喜欢的那种欣赏的目光。（再说他无法想象，她望着他还能用别的目光！）他有点疲倦，但是这是幸福工作之后的疲倦，比做爱之后的疲倦要好——就像有时候他自己会这样说。他带着某种善意望着自己的情人。

“嗯，进展得还算不错，我想。你知道，中心部分（他在空中划了个三角形，指指三角的顶端），这个部分已经过了。”

她知道他的意思。灵感往往会在小说进展到一半时减退。因此科尔特还得像匹卸不了车的马一样努力工作呢。她的双手做了个表示欣赏和惊讶的优雅姿势，握在一起。

“已经过了！我向你表示祝贺，亲爱的。现在可以比较顺利地进展下去了，我可以肯定。”

他颇为忧虑地嘀咕道：“但愿上帝能听见你的话！但是吕西安娜让我感到很担心。”

“吕西安娜？”

他扫了她一眼，眼睛中有一种生硬的、冷冷的、让人颇不舒服的东西。在他情绪好的时候，芙洛朗丝就会说：“你又用那种蛇怪般的眼神看人了。”他会笑的，仿佛受了恭维一般，但是处在创作激情之中的他痛恨玩笑。

她一点也不记得吕西安娜这个人物。

她撒了谎。

“啊，当然了，瞧瞧！我刚才都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也在想你是怎么回事。”他用一种受伤的苦涩语调说。

但是她看上去如此悲伤、可怜，他不自禁地同情起她来了。他软了下来。

“我一直和你说，你总是不太关注次要人物。一部小说应当像一条满是陌生人的街道，其中只有两三个人物——仅仅两三个，不能更多——是我们真正了解的。看看普鲁斯特之类的作家，他们很善于运用次要人物。他们会运用这些次要人物来嘲弄、淡化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在一部小说中，再也没有比这种对主人公的嘲弄更加让人受到教益的技巧课了。你还记得吗，在《战争与和平》中，在公路上，安德烈王子车前跑过的那些不起眼的农妇，她们笑着跑过来看他，他和她们说话，就在她们耳边，而读者的视野一下子就得到了提升，这不再是唯一的一张脸，唯一的灵魂，读者会发现不同的模型，等等，我想让你读读这一段，这段非常出色。把灯开开。”他说，“天已经黑了。”

“飞机。”芙洛朗丝指了指天空。

他咆哮道：“他们连片刻的安宁都不给我吗？”

他痛恨战争，战争威胁的不仅仅是他的生命和他的舒适自在，战争每时每刻都在摧毁他的虚构世界，唯一能够令他感到幸福的世界。这种摧毁，仿佛喇叭那刺耳、可怕的声音一般，使得他辛苦建造的、隔绝他与外界的脆弱的水晶城墙轰然坍塌。

“上帝啊！”他叹了口气道，“烦死人了，真是一场噩梦！”

但是他还是回到现实中。他问道：

“你有报纸吗？”

她没说什么，把报纸拿给他。他们离开了露台。他浏览着报纸，脸色越来越阴沉。

“总的来说没什么新内容。”

他什么也不想看。他用一种受惊的、厌烦的手势将现实一把推开，就像一个熟睡的人从梦中突然醒来。甚至连姿势都是一样的，他将手遮在眼睛前面，仿佛为了避免过于强烈的光线刺激。

芙洛朗丝走近广播。他制止住她。

“不，不，还是安静一点。”

“但是，加布里埃尔……”

他因为愤怒而脸色苍白。

“我跟你说，我什么也不想听。明天，明天再说吧。现在，这些坏消息（有了政府里的这些混……只能是坏消息）会抑制我今晚的激情，截断我今晚的灵感，也许会令我处于一种恐惧的危机之中。瞧，你最好把苏德尔小姐叫进来。我想，我要口述几页纸！”

她赶紧服从命令。就在她通知好秘书回到客厅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是议会主席于勒·布朗先生，他想和先生通话。”贴身男仆说。

她小心翼翼地关上所有门，不让一丝儿声音溜进加布里埃尔和秘书工作的房间。不过，贴身男仆仍像往常一样，正在准备主人非常喜欢的凉汤。加布里埃尔饭吃得很少，但是到了晚上经常会饿。除了汤之外，还有冷的小山鸫、桃子，芙洛朗丝亲自从左岸一家点心店里订购的奶酪小点心和一瓶波美里香槟。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之后，加布里埃尔总结出来，只有香槟不会让他的肝病恶化。芙洛朗丝一只耳朵听着电话里于勒·布朗精疲力竭、几乎要到失声地步的声音，另一只耳朵里却传来所有家里熟悉的声音，碗盘杯盏柔和的叮当声，加布里埃尔疲倦、沙哑、深沉的颤音，让她觉得他仍然生活在混乱的梦中的声音。她挂上了听筒，叫来贴身男仆。贴身男仆已经在他们家待了很长时间，总是站得笔直，就像那种所谓的“家庭机器人”。这种对伟大世纪[7]风范的下意识的滑稽模仿很是讨加布里埃尔的喜欢。

“怎么办呢，马塞尔？于勒·布朗先生劝我们走……”

“走？走到哪里去，夫人？”

“随便到哪里。布列塔尼，中央高原。德国人迟早要渡过塞纳河。怎么办呢？”她重复道。

“我可不知道，夫人。”马塞尔用一种冷冰冰的声调说。

现在正是问他意见的时候。他暗地里在想：“应该前一天就走的。能看到这些富人、名人的判断比动物高明不了多少，这也不算一桩很糟糕的事情，动物还有感知危险的能力呢！”对于他来说，他不害怕德国人。一九一四年战争的时候他就见过德国人。他已经不属于征兵的范围了，所以不会拿他怎么样的。但是如果不拿这座房子、家具和银器当回事的话，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他暗暗叹了口气。他，他应该早一些打点好的，将一切都藏在箱子里，放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对于自己的主人怀有一种充满感情的蔑视，就像对那种白色小猎兔一样，它们很漂亮，就是没脑子。

“夫人最好早点通知先生。”他最后总结说。

芙洛朗丝向客厅走去，但是才开了一点儿门，加布里埃尔的声音就传到了她耳朵里。加布里埃尔的声音告诉她，这是他最糟糕的日子，充满忧虑的时刻，他的音调缓慢，声音嘶哑（并且时不时地被神经质的咳嗽声打断）。

她对马塞尔和贴身女仆交代了一下，在想哪些东西最为珍贵，哪些东西是逃命时和身处危险之中一定要带的。她将一口轻便但结实的箱子放在床上。首先，她将自己小心翼翼从保险箱里取出的珠宝放了进去。在上面，她放了一点换洗衣物，梳洗用具，两件可以替换的外套，一条晚餐时穿的小裙子——这样，在抵达某地时可以有衣服穿，因为路上肯定要耽搁一些时间——一把梳子，绣花拖鞋，粉盒（粉盒占了很大的位置），当然，还有加布里埃尔的手稿。可箱子关不上了。她挪了挪首饰盒的位置，又重新试了一次。还是关不上，看来一定要拿掉一点东西。但是拿掉什么呢？一切都是那么必不可少。她将膝盖抵在箱子上，用力往里推，试图将锁扣上，还是不行。她简直要发疯了。最终只好喊来了贴身女仆。

“也许您能将它关上，朱丽叶？”

“塞得太满了，夫人。肯定关不上。”

芙洛朗丝迟疑了一会儿，在粉盒与手稿之间，最终她选择了粉盒，关上了箱子。

可以把手稿塞到装帽子的纸箱里，她想。啊，不！我了解他，他一定会狂怒的，会因为恐惧而发病的，得带上他的心脏药洋地黄。明天就清楚了，最好今天夜里准备好一切，明天就出发，他自己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再看事情会怎么发展……

四

里昂的马尔泰特家族遗赠给佩里冈一家的不仅仅是财产，还有易感染结核病的基因。结核病夺走了亚德里安·佩里冈两个姐妹的生命，在她们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在几年前，菲利普神甫也感染了这种病，不过在山间度过的两年时光似乎让他得以痊愈，就在他终于被任命为神甫之后不久。但是他的肺由此变得非常脆弱，所以战争宣布开始时，他退役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他是个强壮的男人，脸色红润，眉毛又黑又浓，看上去质朴健康。他是奥弗涅大区一个村庄的神甫。自打他决定了自己的志向开始，佩里冈夫人就把他丢给了主。不过她原本希望，作为回报，他应当给她带来一种上流社会的荣耀，能够有远大的前程，而不是在奥弗涅大区多姆山省给微不足道的农民上天主教的教义课。既然教堂没有赋予他伟大的责任，那她也宁愿他主持一座修道院，而不是主持这个可怜的堂区。这是浪费，她对他说，字字铿锵有力。你浪费了上帝赋予你的天赋。但是想到恶劣的气候反倒比较适合他，佩里冈夫人多少觉得有所安慰。他在瑞士的两年使得他似乎已经离不开高山上的空气了。回到巴黎曾经熟悉的马路上，他大步地穿街走巷，脚步灵活，跨度很大，行人都不自禁地要笑出声来，因为教士似乎不应该用这样的步态走路。

今天早上他就是迈着这样的步子，来到了一幢灰色大楼前，走进了散发着白菜味道的院子：十六区小小忏悔者慈善团体占据着这里的一座旅馆，旅馆的前面是一座用来出租的高房子。正如佩里冈夫人在每年写给慈善团体赞助人（创建会员：每年五百法郎；施恩者：每年一百法郎；参与者：每年二十法郎）的信中所说的一样，孩子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物质条件和道德条件都很好，他们在这里学习不同的职业技能，做一些健康的体力活动：在屋子的旁边建一座有玻璃的小工棚，小工棚里有一个细木工活车间和一个修鞋铺。透过玻璃窗，佩里冈神甫看见两个孤儿圆圆的脑袋，听见他的脚步声，这两个小圆脑袋抬了一下。在台阶与工棚之间的一小块花园里，有两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在学监的命令下干活。他们没有穿制服。这里可不愿延续某些人已经经历过的作为苦役犯的记忆。他们穿着慈善人士捐赠的衣服，而慈善人士正好也借此机会把自己穿剩的羊毛衣物处理掉。一个男孩穿着一件苹果绿的粗羊毛衫，露出了长着汗毛的细长手腕。他们在翻土、除草，十分听话地、默默地将花栽进盆里。看到佩里冈神甫冲他们微笑，他们也致以问候。神甫的脸很平静，这脸上的表情是严厉的，有点忧伤。但是他的微笑很柔和，带一点羞怯和温和的指责，似乎在说：“我爱你们，为什么你们不爱我呢？”孩子们看着他，默不作声。

“天气多好啊。”他轻声说道。

“是的，神甫先生。”他们回答道，声音冷冷的，非常克制。

菲利普又说了两句，便进了前厅。房子里的基调是灰色的，非常干净，他所在的这间房里几乎什么都没有。两把藤椅就是所有的家具。这是探望孩子用的会客室，这个慈善团体还能容忍有人来看望孩子，但不鼓励！再说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孤儿。隔上很久的时间，才会有几个认识孩子去世父母的邻居，或是外省的、还记得孩子们的年长的嬷嬷，他们的探望是被接受的。但是佩里冈神甫从来不曾在这会客室碰到过人。而这里负责人的房间与会客室朝向同一个平台。

负责人是一个苍白的小个子男人，红色的眼皮，鼻子尖尖的，老是像嗅到食物味道的鸟嘴一样抖个不停。这里的孤儿都叫他“老鼠”或是“貘”。此时他向菲利普张开双臂，两只手凉冰冰、潮乎乎的。

“对于您的好意，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才好，神甫先生！您真的能够带这些孤儿离开？”

孩子们明天必须撤离。而他却因为远在中央高原的妻子生病而无法……

“学监还害怕局面无法控制呢，害怕一个人应付不来我们这三十个孩子。”

“他们看上去很听话。”菲利普指出道。

“啊！他们都是好孩子。他们已经被我们训练得比较温顺了，对于那些特别顽固的，我们进行了严格的教育。我倒不是自我吹嘘，这些事只有我一个人做。学监们都比较胆小怕事。再说战争使得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

他不满地噘了噘嘴。

“如果能够不改变自己的习惯，那当然是最好了，但是也就不能有任何的创新，一杯水就能把这样的人淹死。回到正题上来吧，我真的不知道该向哪位圣人祈祷，让他保佑圆满地完成这次疏散，就在这时您的父亲对我说，您恰好路过这里，说明天您才出发回山里，而且您不拒绝帮我们一把。”

“我非常乐意。您计划如何让这些孩子离开？”

“我们可以给您两辆卡车。我们的汽油也够量。您知道，孩子们暂时躲避的地方离您的郊区只有五十公里的路，所以这不会让您绕太大的弯子。”

“一直到星期四我都有空。”菲利普说，“我的一个同事暂时顶替我的工作呢。”

“噢！旅程不会占用这么长的时间的。您父亲曾经和我说过，说您知道那位女施主暂时借给我们用的房子。房子很大，坐落于森林之中。房子的主人是去年继承的遗产，战争爆发前不久，她将房子里的漂亮家具都卖了。孩子们可以在公园里露营。在这美丽的季节，他们会多么高兴啊！战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在科来兹的一座城堡里过了三个月，那也是一位女施主非常友善地提供给我们的。在那里，我们没有取暖设备。早晨起来必须将罐子里的冰打碎。可孩子们的身体从来没有这样好过。时间过得真快啊。”负责人说，“那是战争之中小小的安逸与甜美。”

神甫看了看时间。

“如果和您一起用午餐，我将十分高兴，神甫先生！”

菲利普拒绝了。他今天早上才到巴黎，赶了一夜的路。他还害怕于贝尔，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来，于贝尔来找过他，不过今天全家就要出发去尼埃弗勒。菲利普打算送送他们。多一个人帮忙总不嫌多的，他微笑着想。

“我去对孩子们说，您将要替代我陪在他们身边。”负责人说，“也许您想对他们说几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和年轻人沟通一下。我本来想亲自和他们说几句的，让他们意识到祖国正在遭受战争，但是我四点钟就要走了，而我……”

“我会对他们说的。”佩里冈神甫说。

神甫垂下眼睛，将合拢的指尖抵在唇上。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沉重而忧伤的表情，与他本人相违背的、与他本心不符的沉重和忧伤。他不喜欢这些不幸的孩子。他怀着自己所能够有的最大诚意温和地接近他们，但是他们的存在只能让他感到冷漠和厌恶，没有一丁点爱的绽放，没有一丁点那种救赎最可怜的罪人时所能体会到的神圣的激动。比起这些孩子的话语与目光，夸夸其谈的无神论者和渎神的人都还显得谦卑。他们表面的顺从十分可怕。尽管受过洗，尽管这个慈善组织也举行圣事，尽管他们做忏悔，任何救赎的光都未曾照耀在他们身上。黑暗中的孩子，他们甚至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向往光明，他们感受不到光明的存在，他们不希冀光明的来临，他们不因为缺少光明而心存遗憾。佩里冈满怀温情地想起了他堂区里的那些天主教的好孩子。哦！他对他们可不存在过多的幻想。他也知道恶已经扎根于这些年轻的灵魂之中，牢固而坚硬，但是有时，当他谈起耶稣受难，这些灵魂又会迸发出怎样的柔情，怎样纯洁的感恩之心，怎样怜悯与害怕的战栗啊！此时他真希望赶紧再见到他们。他想起在下个星期天，是他们第一次领圣体的仪式。

但是他还是跟着负责人来到了大厅，慈善组织的孩子们才集合好。百叶窗关着。黑暗中，他在跨越门槛时踩空了一级楼梯，打了个趔趄，为了不至于跌跤，他不得不抓住负责人的手臂。他看着孩子们，等待着，甚至希望他们爆发出某种压抑的笑声。有时这一类可笑的突发事件可以打破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坚冰。但是没有！没有一个孩子动弹一下。苍白的脸，紧闭的唇，低垂的眼睛，他们站成一个半圆，背靠着墙，年纪小的孩子站在前面。前排的孩子在十一岁到十五岁之间。孩子们比他们的年龄看起来还要小，都很瘦弱。后面站着的是十五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少年。他们当中的有些人额际较低，还长着杀手一般的沉甸甸的双手。再一次，和这些孩子站在一起时，佩里冈神甫感到一种极度的憎恶，甚至害怕。但是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战胜这种感情。他向他们走去，而他们不知不觉地往后退去，仿佛想嵌进墙里。

“我的孩子，从明天开始直到旅程结束，我都将代替负责人先生，和你们在一起。”他说，“你们知道，你们即将离开巴黎。只有上帝知道属于我们的士兵、我们祖国的命运，只有他，以他无边的智慧，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即将面临的命运。非常可能，我们的内心都承受着痛苦，因为大众的不幸是由无数个人的不幸组成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像我们这样盲目的、庸庸碌碌的人才能够意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彼此相连，我们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我希望从你们这里得到的，是对上帝的信任。我们每个人嘴上都在重复：‘但愿您的愿望能够实现。’而实际上，我们都在内心深处叫着：‘但愿我的愿望能够实现。’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找寻上帝？因为我们希冀着幸福：正是基于对幸福的渴求，人才之所以为人，而这幸福，上帝可以立刻给予我们，无须等到死亡与复生，只要我们接受他的意愿，只要我们把他的意愿当成我们自己的意愿。我的孩子们，但愿你们都把自己交给上帝。但愿每个人都能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上帝，但愿每个人都能够将他的生命交付到上帝无与伦比的双手之间，而神圣的和平很快就将降临到他的身上。”

他等了一会儿，望着他们。

“让我们一起念一小段祈祷文。”

三十个孩子尖厉、冷漠的声音一起背诵着《天父》，三十张消瘦的脸庞围绕着神甫；当他为他们画十字的时候，他们的额头突然低下，动作非常机械。只有一个长着苦兮兮的大嘴巴的淘气鬼将目光转向窗户，透过关闭着的百叶窗的缝隙钻进来的一缕阳光照在他娇嫩的、满是雀斑的脸上，还有他那细细窄窄的鼻子上。

没有一个孩子动一下，也没有一个孩子有所回答。随着学监的哨声，他们排好队，离开了大厅。

五

街上空荡荡的。商店的铁制卷帘门关上了。在一片寂静之中，只听得铁门发出的金属声，在暴乱或是战争时期的清晨穿透人耳膜的那种声音。就在这条街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米肖夫妇看见停在各大部门前塞满了东西的卡车。他们摇摇头，和往常一样，手挽着手，穿过歌剧院大街，来到办公室大楼前，尽管今天早上，街上根本没有什么人和车。他俩都是银行职员，供职于同一家机构，不过丈夫已经在这家银行工作了十五年，是个会计，而妻子是几个月前才受聘来这里工作的，只是“战争期间的临时职位”。她原来是教唱歌的老师，去年九月份，她失去了所有的学生，因为害怕遭到轰炸，学生都被家里送到外省躲起来了。丈夫的薪水从来不够养活一家人，他们唯一的儿子又应征上了前线。多亏了这份临时的秘书工作，他们得以摆脱困境，维持到现在，就像她总说的那样：“不要奢求不可能的事情，我可怜的丈夫！”自打违背父母意愿逃出来结婚的那天开始，他们的生活一直比较拮据，长期以来都是如此。在她消瘦的脸庞上，还保留着美丽的痕迹。她的头发已经灰白。男人个子很小，神态疲倦、漫不经心，只是有时候，当他转向妻子，看着她，冲她微笑的时候，眼睛里才会燃起略带嘲讽的、温柔的火焰——她还是那样，他想，是的，真的，几乎和过去没有分别。他搀着她跨上人行道，拾起她掉在地上的手套。她轻轻捏了一下和她握在一起的他的手，表示感谢。其他的职员正急急忙忙地冲向银行敞开的大门。他们当中的一位看到米肖夫妇经过，问道：

“我们终于能走了？”

米肖夫妇一无所知。这天是六月十日，星期一。前一天晚上他们离开时，一切似乎都还很平静。银行只是把证券送到外省，而对于如何安排银行职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们的命运将在一楼得到裁决，负责人的办公室都在一楼，还有两扇加厚的、漆成绿色的大门，米肖夫妇迅速地、默不作声地走过大门。在走廊的尽头，他们分手了，他上楼到会计部，而她则留在特权地带：她是负责人之一、银行真正的管理人员科尔班先生的秘书。另一个负责人是弗利埃尔伯爵（他和索罗门—沃尔姆斯家族的女子结了婚），他主要负责银行的外联，他所掌握的客户虽然有限，但都是一流的大客户。这家银行只优先接受大地主和冶金界的巨头。科尔班先生一直希望他的同事弗利埃尔伯爵能够帮助他进入马术协会。这几年来，他一直处于这份期待之中。弗利埃尔伯爵则认为他为科尔班先生所提供的好处，比如邀请他参加晚宴或弗利埃尔家族的狩猎活动已经大大抵消了银行为他提供的某些便利。晚上，米肖夫人会为丈夫模仿两位负责人见面的情景，他们尖酸的笑声，科尔班先生的怪相，伯爵的目光，这样可以稍微平复一下日常的单调劳作。但是这段时间以来，这项娱乐活动也无法进行了：弗利埃尔先生应召入伍上了阿尔卑斯山的前线，科尔班先生独自一人掌管银行。

米肖夫人带着信件走进紧挨经理办公室的一间小房间里，空气中飘荡着一种淡淡的香气。闻到这种香气，她立刻意识到科尔班的办公室里一定有人！他包养了一个舞蹈演员：阿尔莱特·克拉伊。科尔班的情妇都是舞蹈演员，似乎他对其他职业的女人都不感兴趣。再年轻、再漂亮的打字员也无法改变他的这种独特爱好。对于他的女职员，不论美丑，不论是年轻的还是上了年纪的，他都显得一样暴躁、粗俗和吝啬。这颗脑袋里发出的声音出奇地小，简直很难想象支撑这脑袋的，是这么一具肥硕、沉重、营养过剩的身体。他发火时，声音就会变得尖细，还打着颤，就像女人的声音。

今天，米肖夫人如此熟悉的这尖细的声音穿透紧闭的办公室门传出来。一个银行职员走进米肖夫人的办公室，低声说：“我们要走了。”

“什么时候？”

“明天。”

走廊里，窃窃私语的影子在蹿来蹿去。大家趴在窗户上说话，或是站在办公室的门口。科尔班先生终于打开门，让舞蹈演员走出办公室。她穿着绛红色的套装，染过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大草帽。她身材苗条，比例匀称，脸上的线条比较生硬，由于经常化妆而一脸倦色。她的面颊和前额上布着一些斑点。看上去她非常生气。米肖夫人听见她在说：“您希望我走着去？”

“赶快回到修理行去，您从来都不听我的。别那么小气，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汽车会修好的。”

“因为我已经跟您说过了，这不可能！不可能！您听得懂法语吗？”

“好了，我亲爱的朋友，那您还指望我说什么？德国人已经到巴黎城脚下了。而您还要走凡尔赛那条路？首先您得明白您为什么要去那里？坐火车走吧。”

“您知道火车站的情况吗？”

“公路也好不到哪里去。”

“您……您真是毫不知情。您就这么走了，您有两辆车……”

“我要带上档案，还有一部分人员。您让我把这些人扔哪里去？”

“我请您不要那么粗鲁！还有您妻子的汽车呢？”

“您想坐在我妻子的车里？这个主意倒是很妙！”

舞蹈演员转过身去背对着他，吆喝着一路奔跑跳跃的小狗。她牵着狗的项圈，手因为愤怒而颤抖。

“我的青春都给了一个……”

“行了，别再节外生枝了。晚上我给您打电话，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解决办法……”

“不，不。我非常清楚，我只有死在马路边的沟渠里了……啊！行了，您别再说了，您真是让我恼火……”

他们终于发现秘书正在听他们说话。他们压低了声音，科尔班拽着情妇的胳膊，一直陪她走到门边。然后他折身回来，瞟了一眼米肖夫人，米肖夫人迎着他回来的方向站着，成了他恶劣情绪的第一个受害者。

“请把所有的部门负责人都喊到董事会议室来。立刻！”

米肖夫人走出办公室，传达他的命令。过了一会儿，职员们陆续走进那间大会议室。会议室正对着现任董事长奥古斯特—让的全身像。由于年龄太大，这段时间以来奥古斯特—让的思维大不如前。与现任董事长全身像并排的，还有银行创始人的大理石半身塑像。

科尔班先生站在椭圆形会议桌后面等着他们，桌子上放着九个装有吸墨水纸的垫板，指明了行政管理委员会九个人的座位。

“先生们，明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出发前往图尔的银行分部。我的车子会把银行董事会的卷宗带走。米肖夫人，您和您的丈夫陪我一起走。有车的人过来带上银行的同事，明天六点钟在银行大门前集合，这是指我指定必须走的人。至于其他人，我会尽力安排，否则就请他们乘火车走。谢谢，先生们。”

他消失了，大厅里响起了七嘴八舌、充满焦虑的低语声。科尔班前天还宣布说他没打算离开，说那些弄得大家惶惶不安的人都是叛徒，说银行将会坚守阵地，如果说其他机构不负责任，本行将会尽心尽责。既然我们那么谨慎才敢说出口的“撤退”是如此突如其来，也许一切都完了！女人擦拭着噙满泪水的眼睛。穿过人群，米肖夫妇站在一起。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们的儿子让—玛利。他最后一封信是六月二日的。只有八天的时间。这八天以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的上帝啊！在惶惶不安中，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对方在自己的身边。

“我们不用分离，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她在他耳边轻声说。

六

夜幕即将降临，但是佩里冈一家还在门口等着。他们在车顶绑上了二十八年来一直装饰着那张夫妻大床的又厚又软的床垫。行李箱上又绑上了孩子们的小车和自行车。他们想要带上家里所有的包、大小行李箱，以及装着三明治的篮子、装着点心的保温瓶、孩子们的奶瓶、冷的鸡、火腿、面包，还有专门为老佩里冈先生准备的含乳面粉，最后还有猫篓，但是根本装不下。之所以拖到那么迟，首先是因为浆洗店的老板没能把床单还来，而且电话又联系不上他。佩里冈一家似乎很难放弃这些大床单，因为它们也是佩里冈—马尔泰特家族遗产的一部分，和首饰、银器以及藏书一样重要。整个上午都花在找这些床单上了，浆洗店老板本人也正准备出发。最后，他终于将佩里冈家的财产还给了他们，只不过成了一团又潮又皱的破布。佩里冈夫人连午饭都没吃，亲自监督将这些床单包裹装箱。还有，本来说定仆人、于贝尔和贝尔纳乘火车走的，但是所有火车站的铁栅栏都关上了，而且有卫兵把守。人群贴着栅栏的铁条，摇动着，然后又涌向周围的街道。女人边哭边跑，手里抱着孩子。最后的出租车被拦住了，有人出三千法郎的高价离开巴黎。“到奥尔良就行了……”但是司机统统予以拒绝，他们没有汽油。佩里冈一家总算回到家里。他们最终找到一辆小卡车，能带上玛德莱娜、玛丽亚、奥古斯特、贝尔纳以及还需要抱在手里的小弟弟。至于于贝尔，他将骑车跟在车队后面。

德莱塞林荫大道上，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从一座房子的门口陆续走出一队女人、老人和孩子，开始时还试图保持安静，很快他们就变得狂热起来，最终带着一种近乎病态、疯狂的激动将家里人和行李塞进一辆雷诺、一辆旅行轿车和一辆老式双座敞篷汽车。透过窗户看不见一丝光亮。星星开始出现在天际，春天的星星，闪耀着银色光芒。巴黎散发出最为柔和的一种味道，那是正在开花的栗子树的味道、汽油的味道和齿间咀嚼稻谷时的那种李子一般的味道。黑暗之中，越来越能感受到危险的存在。空气中都能嗅出恐惧的气氛，静谧之中的恐惧。哪怕平日里最冷漠、最安静的人也无法阻止这种混乱和致命的恐惧。每个人在看自己的家时，心都不自禁地揪紧了，他们在想：“明天也许它就将毁于一旦，明天，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没有伤害过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同时，他们的心里也会掠过一种无所谓的感情：“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些石头、木头，一些呆滞的没有活力的东西！最主要的是逃命！”谁会想到祖国的不幸？反正不是这些人，不是今天晚上走的这些人。害怕废黜了一切非本能的东西，它是一种动物性的颤抖。要抓住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其他的根本顾不上！……在这个夜晚，只有活着、能呼吸、能哭能爱的东西最有价值！很少有人会惋惜自己的财富；双臂间拥着的，是女人或者孩子，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在烈火中毁于一旦。

竖起耳朵能够听到天上的飞机声。法国的飞机还是敌人的飞机？没人知道。“快点，快点。”佩里冈先生说。但是他们一会儿发现忘了花边盒，一会儿又发现忘了熨衣板。根本没办法让仆人注意条理。他们害怕得直抖，他们想要离开，但是机械服从的意识超越了恐惧，他们坚持按照某种仪式完成一切，就像出发去乡间度假前那样。箱子里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摆放在往日摆放的地方。他们根本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好像在两个时间的跨度中行动，一半是在现在，一半沉浸在过去，似乎所有这些事件只渗入他们一部分意识，而且是最表面的那部分，而深层的那个意识区域则在不安之中昏睡着。奶妈披散着灰色的头发，紧闭着双唇，眼睛因为过度流泪红肿不堪，她正在叠刚刚熨好的雅克琳娜的手绢，动作之有力与准确，令人着实吃惊。已经坐进汽车里的佩里冈夫人叫她，但是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没有回答，甚至没有听见。于是只好让菲利普上楼找她。

“来吧，奶妈，你怎么啦？必须走了。你究竟怎么了？”菲利普握着她的手，柔声地重复道。

“啊！不要管我，我可怜的小东西。”她呻吟道，她忘记自己很久以来只叫他“菲利普先生”或是“神甫先生”，仿佛出于本能，又像很久以前那般用“你”称呼他，“别管我，你走吧。你是好人，但是我们都迷路了！”

“不是这样的，别这样伤感，我可怜的老奶奶，不要管这些手绢了，赶快穿好衣服下楼，妈妈在等你。”

“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儿子们了，菲利普！”

“不会的，不会的。”他说，他亲自为老人梳理头发，将她散落的几缕乱发整理好，为她戴上黑色的草帽。

“你会为我的儿子向圣母祈祷的，是吗？”

他在她的面颊上轻轻地吻了吻。

“是的，是的，我向你保证。现在走吧。”

在楼梯上，他们碰到了前来找老佩里冈先生的司机和看门人。一直到最后一刻他们才来找他，省得他经历那种混乱的场面。奥古斯特和看护刚给他穿好衣服，老人前不久动过手术，他身上绑着交叉纵横的绷带；这个季节的夜晚还比较凉，他们给他系上了一条又大又宽的法兰绒腰带，以至于他整个身体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好像一具木乃伊。奥古斯特为他扣上老式皮靴的袢子，递给他一件保暖而轻便的毛衣，然后又给了他一件外套。老佩里冈先生之前仿佛一个直挺挺的老布娃娃，任由他们摆布，一句话也没说，此时却突然从梦中醒了似的，咕哝道：“羊毛背心！……”

“先生，会热的。”奥古斯特提醒他说，不想理睬他，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

但是主人用苍白、呆滞的目光盯着他，提高声音重复道：“羊毛背心！……”

他们把羊毛背心给了他。接着为他穿上长外套，披上披肩，围着脖子绕了两圈，在后面用保险别针固定好。然后他们把他弄进轮椅里，要把他从五楼抬下去，轮椅进不了电梯。看护是一个结实的阿尔萨斯人，红头发，他眼见轮椅进不了电梯，于是倒退到楼梯那里，张开双臂抱着这个沉重的负担，奥古斯特自觉地在后面帮他撑着。两个男人在每一层的楼梯平台上都要停一会儿，擦拭额头上的汗水，而老佩里冈先生则一脸肃穆地欣赏着天花板，微微地晃动着自己漂亮的胡须。没有人知道在这匆忙的出发时刻，老先生究竟在想什么。但是，和人们所猜测的正相反，对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他非常清楚。给他穿衣服的时候，他低声说：“一个明亮的、美丽的夜晚……我倒是不会感到惊讶……”

他似乎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在过门槛的一瞬间，他才把他这句话说完：“我倒是不会感到惊讶，如果我们在半路上被炸死！”

“怎么能这么想，佩里冈先生！”看护感叹道，出于职业习惯，他对所有事均抱乐观态度。

但是老人已经又恢复到一贯的那种深深的漠然。大家好歹算是把他的轮椅抬出了家门。老佩里冈先生被安置在车内右手的角落，那里吹不到穿堂风。他的儿媳伸出因为不耐烦而颤抖的手，为他围上一条苏格兰围巾，因为他喜欢拿围巾上长长的流苏编着玩儿。

“一切就绪了？”菲利普问，“那好，现在赶快走吧。”

如果明天早晨之前能出巴黎城门，他们就算幸运了，他想。

“我的手套。”老人叫道。

大家把手套递给他，好不容易才将手套拉上他因为穿着毛衣而格外粗的手腕。老佩里冈先生丝毫不给人省心，还硬是叫人把搭扣给扣上。最后总算一切就绪。艾玛努埃尔在奶妈的怀里哭叫。佩里冈夫人拥抱了丈夫和长子。她紧紧地抱着他们，没有哭，但是他们都能感觉到她急促的心跳就贴着自己的心口。司机发动了汽车。于贝尔也骑上了自行车。老佩里冈先生举起手。

“等一等。”他用平静、虚弱然而清晰的声音宣布道。

“怎么了，我的父亲？”

但是他做了个手势，表示不能和儿媳说。

“您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他低下头。车子停下来。佩里冈夫人因为恼火而面色苍白，她向车门探过身去。

“我想爸爸大概是忘了什么东西？”她冲站在走廊上的那一小群人叫道，那是她的丈夫、儿子和看护。

车子往后倒到门口停下，老人做了个小小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手势，将看护叫过来，在他耳边低声咕哝了点什么。

“究竟怎么了？真是发疯了！照这样我们明天还在这里。”佩里冈夫人激动地叫道，“您到底要什么，我的父亲？他到底要干什么？”她问看护。

看护垂下眼睛。

“先生想要我们把他抬上去……他有件小事情要嘱托我们……”

七

空荡荡的客厅里，查尔斯·朗日莱跪在地板上，亲手包装他的那些瓷器。他体态肥胖，有心脏病。从他那几乎喘不过气来的胸膛里发出的一声声叹息总是带着一种嘶哑的声音。空旷的公寓里只有他一个人。七年来一直为他打理家事的夫妇今天一早就吓坏了，因为巴黎人醒来，发现城市笼罩在人工烟雾之中，就像是下了酸雨一般。他们很早便出门去买食物，再也没有回来。朗日莱先生不无苦涩地想起，自从他们来到他家，他曾慷慨地付给他们那么多工资和奖金，他丝毫不怀疑，这些钱足够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买一座安静的房子或是一座远离尘嚣的小农庄。

朗日莱先生早就该走了。现在，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就像那些领导一样，无法舍弃自己很久以来养成的习惯。他怕冷，性格傲慢，在这世界上，他只爱自己的公寓和此时散落在他脚边地板上的东西：地毯已经卷起来了，放好樟脑，藏在地窖里。所有的窗户上都装饰着玫瑰色和淡蓝色相间的纸带。这是朗日莱先生亲手贴的，用他那双肥胖又苍白的手将纸带布置成星状、船状和麒麟的形状。这些纸带的确赢得了朋友们的赞赏，但主要是他自己无法生活在一种枯燥与粗俗的环境之中。在他周围，在他家里，一切组成其生存方式的东西都闪烁着美的光彩，有些东西并不怎么值钱，有些东西很珍贵，但最终，这些东西一起构建了一种特殊的氛围，柔和却光彩夺目的氛围，他觉得，应该是唯一能配得上一个文化人的氛围。二十岁的时候，他戴的一个戒指内面就用英文刻着：这美的事物是永远的罪（朗日莱先生自言自语时情愿用英语：这充满诗意和力量的语言很适合他在某些时刻的心态）。这的确有点孩子气，他后来就将这枚戒指摘下不戴了，但是这句铭文一直深深刻在他的内心，他忠实于它。

他单膝撑地，直起身来，深深地、不舍地望了一眼周围所有的东西：窗下的塞纳河，将两个客厅分隔开来的优雅中线，带有那种老式柴架的壁炉，高高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明澈的灯光。灯光透过杏色麻布的百叶窗照到阳台上，如河水般呈现出一种绿色而透明的色彩。

电话铃不时会响。巴黎城里还有些犹豫不决的人，一些怀疑弃逃是否妥当、在等待着不知什么奇迹的疯子。朗日莱先生叹着气，慢慢地摘下听筒。他鼻音很重，音调平静，仍然带着那样的超脱和幽默，他的朋友们——非常有限、非常巴黎化的一个小集团——所谓的“无法模仿的音调”。是的，他决定离开。不，他无所畏惧。他们是不会保卫巴黎城的。可在别的地方，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本质区别。危险无处不在，但是他所躲避的不是危险。“我见过两次大战。”他总是说。的确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自己诺曼底的一处房子里，因为他有心脏病，所以不需要服兵役。

“亲爱的朋友，我六十岁了，我害怕的不是死亡！”

“那您为什么还要走呢？”

“我无法忍受这种混乱，这种仇恨的爆发，战争这种令人厌恶的场面。我要去一个安静的角落，在乡间。我在那里靠几个苏过日子，直到人们重新变得明智为止。”

回答他的是一声轻轻的嘲笑：他出了名的吝啬与谨慎。别人总是这样说他：“查理[8]？他把所有的金币都缝在旧衣服里。”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尖酸、冰冷的笑容。他很清楚，别人都嫉妒他过于舒适的富足生活。他的这位朋友果真叫道：“哦！您不会不幸的。可不是所有人都像您，有那么多钱，唉！”

查理皱起了眉头，他觉得她不知分寸。

“您去哪里？”她又接着问道。

“到我在西布尔买下的一幢小破屋里去。”

“靠近边界那里？”这位朋友终于完全失去控制了。

他们冷冷地道了别。查理重新跪在半空的纸箱旁，隔着稻草和丝纸，他轻轻地抚摸着他的瓷器，南京的茶杯、韦奇伍德[9]的大餐桌摆设、塞弗勒的花瓶。这些东西，只要他活着，就永远不会与它们分开。但是他的心揪紧了，他也许没有办法带走那张梳妆台，那件萨克森瓷器，还有卧室里那件带有玫瑰花饰镜的珍品。这一切都要扔给迷路的野狗了！有一阵，他一动不动地跪在地板上，黑绳拴着的单片眼镜垂下来，碰到了地面。他高大健壮，细腻的头皮上头发已经不多了，但是非常精心地梳理过。在他的脸上，平日里总有一种虚情假意、充满怀疑的表情，就像一只在壁炉一角满足地呜噜呜噜叫的老猫。前一天的疲倦在这张脸上无情地留下了痕迹，松弛的下巴一下子垂了下来，好像死人一般。刚才那个傲慢的女人在电话里都讲了些什么？她的意思是说他要逃出法国！这个可怜的蠢货！她想激怒他，让他感到羞愧！但是毫无疑问，他是要离开的。只要他能到昂代，他就能想办法穿越边界。他可以在里斯本短暂停留，然后离开血腥得令人恶心的丑陋欧洲。他在脑中想象着这个欧洲，一具几乎支离破碎、伤痕累累的尸体。他打了个寒战。他不属于这样的世界，不属于这具死尸，不属于这条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蠕虫，不属于这个残酷、野蛮、自相残杀的世界。他望着自己这双漂亮的手，这双从不曾劳作过的手，只是用来抚摸雕塑、古代金银器、精装书，有时，这双手也会抚摸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家具。他，查尔斯·朗日莱，如此优雅精致，如此一丝不苟，已经达到了某种他自己意识到的高度，这一切已经成为他性格的最深层面，像他这样的人，在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里能做什么？他会遭到烧杀抢掠，就像一只可怜的、被投进狼群的狗。他虚弱而苦涩地笑了，看上去好像迷失在丛林之中的金色毛发的北京猿人。他和其他人之间没什么共同点。对于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懦弱和他们的抱怨，他觉得无从体会。他生活在一个和平而明亮的世界里。他生来便注定要遭到仇恨和欺骗。想到这里，他又想起了自己的仆人，冷笑了一下。这是新时代的开始，是警告，是预兆！他的双膝跪得生疼，于是他颇为费力地站起身来，双手撑腰，去厨房找来锤子和钉子，将箱子钉上。他亲自将箱子抬下楼，装进汽车：不需要让看门人知道他带走了些什么。

八

米肖夫妇五点钟起的床，因而他们还有时间在离开之前将这套小公寓房彻底地整理一下。当然，如此精心地对待这些一文不值的东西着实有点奇怪。再说，只要巴黎遭到轰炸，它们肯定也会在第一时间里毁于一旦。但是，米肖夫人想，我们总是精心地替死人穿好衣服，为他们梳妆打扮，而他们也注定要在泥土之中腐烂的。这是最后的敬意，是对自己亲爱的东西所表达的至高无上的爱意。而这座小公寓的确是他们最亲爱的东西，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十六年。他们不能把所有的纪念品都带走，再说这样做也没有用，最好的纪念品都将留在这里，留在这些可怜的墙体之间。他们整理好书架底层的书和拍着玩儿的相片，以前总是说要将这些相片贴到相簿上，可是总也没有实现，从抽屉的齿槽间拿出来的这些相片已经有点发黄发卷了。让—玛利孩提时代的一张肖像已经进了手提箱，放在下面，在一件备用裙里面。银行只允许米肖夫妇带很少一点必用品：一些内衣和梳洗用具。终于，一切就绪。他们吃了饭。米肖夫人用一张大床单将床罩上，她不想让床上的玫瑰色丝绸床罩沾上灰尘，尽管床罩已经有点旧了。

“我们得走了。”丈夫说。

“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她用一种恋恋不舍的声音说。

他照她的话做了，让她一个人待着。她进了让—玛利的房间。关闭的百叶窗后面，一切都是那么静谧、阴暗和悲伤。她在他的床边跪了一会儿，高声说：“上帝保佑他。”接着她关门下楼。丈夫在楼梯上等她。他拽过她，一声不吭地用力将她紧紧拥在怀里，疼得她轻轻叫了一声：“哦！莫里斯，你弄疼我了！”

“没关系的。”他嘶哑着嗓子，低声说。

银行里，所有的职员都聚集在大厅里，每个人的膝上都放着一只包，彼此间低声交换着最近的新闻。科尔班不在。人事科长在发号码牌，每个被叫到号的人可以登上分配给他乘坐的汽车。一直到中午，出发秩序井然，而且几乎没什么大的动静。中午时分，科尔班进来了，行色匆匆，一脸心烦意乱。他下到地下室，走进保险库，然后又上来，手上拿着个半藏在大衣之下的包裹。米肖夫人在丈夫耳边低声说：“这是阿尔莱特的首饰。还有他老婆的，是前天提出来的。”

“但愿他没忘了我们就好。”莫里斯感叹道，语调中带着讽刺与焦虑。

米肖夫人毅然站到科尔班经过的地方。

“经理先生，说好的，我们和您一起走，是吗？”

他做了个肯定的表示，咕哝了一声，让他们跟着。米肖先生抓住手提箱，三个人一起走出银行。科尔班先生的汽车等在那里，然而，等到他们走近，米肖眨着他那双近视的眼睛，用温和而有点拖沓的声音说：

“我看我们的位置已经被占了。”

阿尔莱特·克拉伊带着她的狗和若干箱子，占据了汽车最里面的座位。她发疯一般打开车门，叫道：

“您也许会把我扔到马路上？”

一场男女之间的争吵开始了。米肖夫妇后退了几步，但是每个字仍然清晰地传到他们耳朵中。

“但是到了图尔，我们就要和我妻子会合了。”科尔班最终边叫边给了狗一脚。

小狗呻吟了一下，躲到阿尔莱特的双腿下。

“真粗鲁！”

“啊！闭嘴，您真该闭嘴！要是前天您没和那些英国飞行员闲逛的话……水底下还有两个，我倒是想见见的……”

她重复道：“真粗鲁！真粗鲁！”声音越来越尖，但是突然，她用最为平静的语调说：

“在图尔，我有一位朋友。我不再需要您。”

科尔班看了她一眼，目光颇为残忍，但是看上去他已经听从了她的意见。他转向米肖夫妇。

“我很抱歉，你们瞧，没有你们的位置了。克拉伊夫人的车子出了点问题，她请求我把她带到图尔。我无法拒绝。一个小时后有班火车，你们还赶得上。也许会很拥挤，不过旅程也不是很长……无论如何，你们自己解决吧，尽快和我们会合。我相信您，米肖夫人。您比您的丈夫更有精神，对了，顺便提一下，米肖先生，您必须显示出更多的活力（他着重强调了‘活力’这个词的几个音节），而不是像这段时间以来这样。我再也无法忍受得过且过的态度了。如果您希望继续在银行工作，就必须照我说的做。最迟明早，你们俩必须到图尔。我希望银行里所有的人都在。”

他微微挥了挥手，上车在舞蹈演员身边坐下，车子开走了。米肖夫妇站在走廊上，彼此看了一眼。

“这倒是个好办法。”米肖的声调仍然是无精打采的，他轻轻耸了耸肩膀，“冲着即将要抱怨你的人大吼大叫，这种办法还总能奏效！”

他们无法自控地笑了起来。

“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我们回去吃饭。”妻子恼火地说。

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家里挺凉的，厨房里的百叶窗关得好好的，家具都蒙上了罩子。一切都具有一种神秘、友善和温和的色调，似乎在阴影之中有个声音在呢喃：“我们在等你们。一切都秩序井然。”

“我们留在巴黎算了。”莫里斯建议道。

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伸出消瘦而细腻的手，像往常一样轻轻替他按摩着太阳穴。

“我可怜的小东西，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得生活，我们一个苏的积蓄也没有。你知道的，自从我动了手术以后，储蓄所的账户里只剩下一百七十五法郎了。你也认为科尔班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把我们赶出门去的好机会。经历了这样的劫难，所有机构都会裁员。无论如何我们也要赶到图尔。”

“我觉得我们根本没办法赶过去。”

“必须如此。”她重复道。

她已经站起身，重新戴好帽子，拿上手提箱。他们出了门，向火车站走去。

他们一直没能进入关闭的候车大厅。大厅的门是锁住的，由军队看管着，还有人群，贴着铁栅栏拥在一起，也组成了一道屏障。他们在火车站一直待到天黑，徒劳地抗争着。周围的人都在说：“算了。我们步行吧。”

他们带着一种疲惫不堪的恐惧说着这句话。看上去他们并不相信自己能这么做。他们望着四周，等待奇迹的出现：一辆汽车、一辆卡车，或者随便什么能将他们带走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出现。于是他们朝着巴黎城门的方向走去，穿过城门，在漫天灰尘中拖着自己的行李，走着，往郊区、农村走去，一边走一边想：“我是在做梦吧！”

和其他人一样，米肖夫妇也踏上了远征之路。这是六月一个闷热的夜晚。走在他们前面的是个穿着丧服的女人，白色的头发上歪歪斜斜地扣着一顶饰有黑纱的帽子，她在路上的石头间磕磕绊绊地走着，一边做着疯疯癫癫的手势一边咕哝着：“祈祷吧，幸好我们不是在冬天撤离……祈祷吧……祈祷吧！”

九

六月十一日到六月十二日的这个晚上，加布里埃尔·科尔特和芙洛朗丝是在自己的汽车里度过的。他们傍晚六点钟抵达，而旅馆里只剩下顶层的两个小房间。加布里埃尔怒气冲冲，大步走完了这两个房间，猛然推开窗子，倚着灯光下的扶栏探出身去，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毅然说道：“我不要在这里。”

“我们没有别的房间了，先生，我很抱歉。您想想看，有那么多避难的人，连我们的台球桌上都睡满了人。”饭店老板脸色惨白，精疲力竭，“你们已经算是舒服的了！”

“我不要在这里。”加布里埃尔一边跨过门槛，一边重复道，他一字一顿地说，用那种金属撞击般的声音，那种和出版商讨论到最后的声音。“如果这样，我就无话可说了，先生！”出版商于是乎软下来，将稿酬从八万法郎提到十万法郎。

“我没有别的房间了，什么房间都没有了。”

“您知道我是谁吗？”突然，加布里埃尔平静地问，平静得令人害怕，“我是加布里埃尔·科尔特，我告诉您，我情愿在我的汽车里过夜，也不会要这样的老鼠洞。”

“您走出这个门，就会在楼梯平台上看到十家人。”受到伤害的饭店老板反驳说，“他们会跪在地上求我把房间租给他们。”

科尔特爆发出一阵夸张的、冰冷的、蔑视的笑声。

“我肯定不会和他们争的。永别了，先生。”

他不会向任何人，包括在大厅里等他的芙洛朗丝承认，为什么他不要这个房间。刚才向窗户走去时，他看见就在旅馆附近有一个油库，稍微远一点的广场上，他觉得好像还停着坦克和装甲车。

“我们会被炸死的！”他想，不由一阵发抖，那么突然，那么深入骨髓的一阵颤抖，以至于他想：“我病了，我在发烧。”是害怕吗，加布里埃尔·科尔特？不，他可不能害怕！他带着一种蔑视和怜悯微笑着，仿佛是在回答一个看不见的对话者。他当然不是害怕，但是，由于他再一次探出身去，他看见了阴沉沉的天空，那里仿佛随时都会投下战火与死亡，于是这种可怕的感觉又一次占据了他，先是深入骨髓的战栗，接着是虚弱，恶心，五脏六腑的抽搐，他觉得自己就快要晕倒了。管它是不是害怕呢！现在他逃走了，身后跟着芙洛朗丝和贴身女仆。

“我们去车里睡，”他说，“一个晚上很快就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想起来，他们本可以早点换家旅馆的，但是就在他犹豫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就在巴黎过来的这条公路上，缓缓地流淌着一条由小车、卡车、大车、自行车组成的车流，其间还掺杂着丢弃了农庄、逃向南方、拖着孩子和羊群的农民的套车。到了半夜十二点，整个奥尔良地区已经没有一个空房间，没有一张空床了。人们在咖啡馆、在大街上、在火车站席地而卧，头靠着箱子。车子堵成这样，根本没办法出城。有人说已经设了路障，好留条路给部队。

汽车将车灯全部熄灭，悄无声息地陆续来到广场，车里满得都像要爆开了，载着行李、家具、孩子们的小车，鸟笼，放置内衣的箱子和篮子，每辆车的顶上都牢牢地系着床垫。这些车组成了东拼西凑的一个脆弱整体，似乎不需要借助引擎的力量，单靠自身的重量便可以沿着斜坡慢慢地滑到广场上。这条车流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出口，车子仿佛渔网里的鱼一样彼此贴着，甚至让人觉得，只要一提渔网，就可以把它们一股脑儿地拎起来，扔上可怕的海岸。听不到哭声、叫喊声，连孩子们都没有出声。一切都那么安静。有时，车窗摇下去，会出现一张脸抬头长久地仰望着上天。压抑的呼吸，叹气，低声的、仿佛怕被躲在暗处的敌人听了去的交谈，组成了一种虚弱、喑哑的嘈杂，在人群中蔓延。有些人想睡一会儿，额头撞在箱子角上，双腿痛苦地缩在狭窄的板凳上，或是将灼热的脸颊贴着车窗玻璃。不同车内的年轻的男男女女彼此呼唤着，有时还发出快活的笑声！但是星光闪耀的天际出现了一个黑点，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笑声停止了。这不是单纯意义上所说的焦虑，而是一种奇怪的忧伤，不包含任何人类情感的特征，因为这里面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希望，只是像动物等待死亡时那样。就像嵌在渔网里的鱼，望着渔夫的影子走过来走过去。

飞机突然出现在他们头上，大家都听见了它纤细然而尖锐的声音，一会儿远去消失了，一会儿又重新回到城市上空，引领着城市里成千上万种声音，令所有急促的呼吸声无法继续。河流、金属桥、铁轨、火车站、工厂的烟囱都泛着柔和的光芒，那么多的“战略要点”，那么多可供敌人攻击的目标。而对于这静默的人群来说，就是那么多的危险！乐观主义者说：“我觉得这是法国的飞机！”法国的、敌人的，没有人知道。但是现在它不见了。有时可以听到远方传来的爆炸声。“幸亏炸的不是我们。”人们幸福地感叹道：“炸的不是我们，是别人。我们真有运气！”

“什么样的夜晚啊！什么样的夜晚啊！”芙洛朗丝呻吟着。

加布里埃尔就像将骨头扔给狗一样扔给她一句话，几乎听不太见，仿佛是从紧闭的双唇间挤出的一丝气流：“我就不睡了吗，我，是不是？像我一样做就行了。”

“但是，我们本来可以有间房的！因为我们本来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相信，可以有间房的！”

“你还说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好运气？就那间污秽不堪的屋顶房？那间散发着恶臭和阴沟气味的破房子？你没有注意到吗，它就在厨房上面？你让我住在那里？你希望看到我在那样的房间里？”

“但是加布里埃尔，你又把它看成自尊心的问题了。”

“好了，让我安静一会儿吧，行不行？一直以来我都想过这个问题，有些很细微的东西……”他在寻找合适的词语，“一些很细微的可耻之处，你感觉不到。”

“我感觉屁股疼。”芙洛朗丝叫道，在这一瞬间，她突然忘记了自己这五年以来的生活，她用戴满戒指的手拍打着自己的臀部，像个下等人那样用力地拍着，“哦！行了！行了！我真是受够了！”

加布里埃尔转向她，气得脸色苍白，鼻子也一歙一张。

“那你滚啊！行啊，滚吧！我把你扔出去好了！”

就在他说话的这个当口，一束强光突然照亮了广场。这是飞机丢下来的烟火。话语凝结在加布里埃尔的唇边。烟火熄灭了，但是天空似乎布满了飞机。它们在广场上来来回回地飞着，大家都这么说。人们纷纷抱怨：“我们的飞机呢，我们的飞机在哪里？”

在科尔特的左手边有一辆可怜的小车，车顶上除了床垫以外，还系着一张客厅用的独脚小桌，圆桌面，还带着沉重又粗俗的青铜装饰。车里坐着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和两个女人，一个女人将孩子抱在腿上，另一个女人则拿着鸟笼。他们想必在路上遭遇了车祸。车身被划伤了，防冲击装置也弄得坑坑洼洼，还有那个拿着鸟笼的胖女人，她的头上绑着布条。

右手边，加布里埃尔看到一辆小卡车，装满了那种农民去集市卖家禽用的柳条筐，而此时这些柳条筐装的都是猎犬。卡车的车门离加布里埃尔的车门很近，加布里埃尔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妓女模样的人，橘红色的头发乱成一团，额头很低，线条生硬，眼眶画得五颜六色。她定定地看着他，嘴里嚼着面包。他不禁抖了一下。

“多么丑陋啊，”他咕哝道，“多么可憎的面孔！”

他被击垮了，转过头，冲着车里，闭上了眼睛。

“我饿了。”芙洛朗丝说，“你呢？”

他示意说不饿。

她打开柳条箱，取出几块三明治。

“你今天晚上没吃饭。听着，理智一点。”

“我吃不了，”他说，“我想我一口也吞不下去。你没看到那边那个又老又丑的女人，拿着鸟笼，包扎的布条全是血的那一个？”

芙洛朗丝拿了一块三明治，将其余的分给贴身女仆和司机。加布里埃尔用手捂住耳朵，不想听见仆人咀嚼面包的声音。

十

佩里冈一家在路上快一个星期了，他们着实不太走运。在日安，他们停留了两天，因为汽车故障。又走了一段以后，在这难以想象的混乱与拥挤之中，小车撞上了装着仆人和行李的小卡车，这事情发生在讷韦尔附近。幸好佩里冈一家在哪里都能找到一两个朋友亲戚什么的，而且都有大房子、漂亮的花园，食品柜里也都是满满的。有一位里昂马尔泰特家族分支的表亲收留了他们四十八小时。但是恐惧渐渐在蔓延，就像熊熊火焰一般，从一个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城市。车子勉勉强强算是修好以后，佩里冈一家又重新上了路。星期六中午，非常不幸，如果车子再不检修处理，就一步也动不了。佩里冈一家在离国家公路不远的一座小城镇停下来，还希望能找到一间空房。但是城镇的街道上已经停满了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空气中回荡着使用过度的刹车那吱吱嘎嘎的声音；河流前的广场成了波希米亚人的营地；精疲力竭的男人席地而卧，其他的就在草坪上梳洗。一个年轻的女人在树上挂了一面小镜子，站在那里涂脂抹粉，梳理头发。另一个女人就着喷泉洗孩子的包袱。镇上的居民都走出家门，怀着深深的恐惧欣赏着这一幕场景。

“可怜的人！不过真是得看一看才知道！”他们不无怜悯地说，同时隐隐地有一种满足：这些难民来自巴黎，来自北面、东面，来自那些即将被侵占、受到战争威胁的省。然而他们，他们还过着安静的日子。时光在流逝，士兵在打仗，然而五金制品店老板和服饰用品店老板杜布瓦小姐仍然在继续卖他们的锅子，卖他们的缎带，继续在厨房里喝着热汤；晚上，关上木头栅栏，继续将他们的小花园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绝开来。

白天，汽车都在等着加油。油已经开始紧缺。镇上的人问难民有什么新消息，难民也不知道。有一个人宣称说“我方在莫尔万山等着德国人”。但是对于这些话，大家都是半信半疑。

“瞧，他们在十四号没能挺进很远。”胖胖的药店老板一边摇脑袋一边说。所有的人都表示赞同，仿佛十四号那天流的血组成了一道能够永远抵抗敌人的神秘的屏障。

其他的车也陆续地抵达，接着又是一批。

“他们看上去多么疲惫，多么热啊！”这些人重复道，但是没有一个人想到打开门，请某个不幸的人进去，让他进入在屋后能够隐隐约约看见的树荫下的小天堂，给他一张位于树荫下，醋栗树下或玫瑰花丛中的木凳。太多疲倦的、失血的、满是汗水的脸，太多哭闹的孩子，太多颤抖的嘴在问：“您知道哪里还有房间吗？还有床位吗？”“您能不能告诉我哪里有餐馆，夫人？”这一切打击了镇上人的慈悲之心。这可怜的人群已经没有人样了，仿佛溃散的畜群。而这些人之间有种奇怪的一致性。衣服都是皱巴巴的，面容憔悴，声音嘶哑，这一切让他们彼此极为相似。他们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手势，说着同样的词语。从汽车里出来，他们都有点步履蹒跚，仿佛喝了酒一样；他们都将手撑在额头上，撑在生疼的臀部。他们都会感叹道：“上帝啊，什么样的旅途啊！”他们都会嘲讽说：“我们可真够漂亮的，嗯？”他们都会抬起手，指一指某个看不见的地方说：“不管怎么说，似乎到那里就会好些的。”

在火车站的一个小咖啡馆附近，佩里冈夫人让她的车队停了下来。他们开箱取出了一个食品篮。然后要了啤酒。隔壁那张桌上，有个漂亮的小男孩正在平静地吃着一块面包片，他穿着优雅，只是绿色的长外套已经破了。小男孩旁边的椅子上，一个躺在垫着衣服的篮子里的婴儿在哭叫。佩里冈夫人凭借自己的眼光，一下子就瞧出这些孩子出生良好，觉得可以跟这样的人家说话。于是她友善地和小男孩打了招呼，等孩子母亲出现时，又和母亲攀谈起来。她是从兰斯来的，她颇为羡慕地看了一眼佩里冈家孩子吃的点心。

“妈妈，我很想要块巧克力来就我的面包。”穿着绿色外套的小男孩说。

“我可怜的小东西！”年轻女人将婴儿抱在膝头，想要让他安静下来，“我没有，我没能有时间去买，今天晚上到了外婆家你会吃到很好的甜点。”

“您能允许我赠送给您几块饼干吗？”

“哦！夫人！您太好了！这可不行！”

“可是我请求您……”

她们用一种最活泼、最优雅的语调在说话，都像是平时接受或拒绝一块小点心或是一杯茶时的动作和微笑，但是婴儿在哭闹。一波又一波的难民走进咖啡馆，带着他们的孩子、行李和狗。一只狗闻到了篮子里小猫阿尔贝的气味，欢快地叫着跑到佩里冈一家的桌下，而穿着绿衣服的小男孩无动于衷地吃着饼干。

“雅克琳娜，你的包里还有麦芽糖。”佩里冈夫人一边说一边做了一个小小的手势，她看了雅克琳娜一眼，意思是在说：“你很清楚，应该和一无所有的人共享，在不幸之中，大家应该互相帮助。这是将你所学的基督教教义用于实践的时刻。”

她觉得颇为自得，一方面她发现自己什么都有，另一方面她发现自己是多么仁慈！应该说这体现了她的远见和她的善心。她不仅将麦芽糖送给小男孩，还送给了一家比利时人，这家人是和鸡笼一起挤在一辆小卡车里来的。她为孩子们添了一点葡萄小面包，又叫人拿来了气泡水，还为老佩里冈先生准备了淡味的浸液。于贝尔离开去找房间了。佩里冈夫人也走出咖啡馆，她问了路，她在找市中心的教堂。很多家庭就在教堂的走廊上和大石阶上安营扎寨。

这是一座白色教堂，很新，她还能闻到刚刷上的油漆的气味。在她的内心世界，她过着双重的生活，一面是世俗的日常节奏，另一面却是狂热而奇怪的存在。教堂的一角，一位修女正在换圣母脚下的鲜花。她不紧不慢地，带着平静、温和的微笑，将枯枝剪去，把新鲜的玫瑰花扎成很大的一束。大家都能听见她拿剪刀修枝的声音和踏在石板上轻轻的脚步声。一位老神甫走向告诫座。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椅子上睡着了，手里拿着念珠。圣女贞德的雕像前点着很多大蜡烛。在这阳光下，在这耀眼的白墙间，所有这些小小的火焰都在舞蹈，苍白、透明的火焰。在两扇窗户之间有一块大理石板，上面用金字刻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战士的姓名，闪闪发光。

但是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像潮水一般涌进教堂，震动着教堂的墙壁。女人、孩子，她们来感谢上帝能够让他们一直走到这里，或是在为接下来的旅程祈祷。有些人在哭，有些人受伤了，头上扎着布条或者吊着胳膊。所有的脸上都布满了红斑，衣服都是皱巴巴脏兮兮的，破烂不堪，看上去这些人应该是衣不解带地睡了好几夜。在一些失血的、满是灰尘的脸上，流淌着如同泪珠一般的大汗珠。女人突然就闯了进来，扑进教堂，仿佛扑进一处不可侵犯的避难所。她们是那么激动，那么狂热，似乎根本无法安静下来。她们从一个跪凳移到另一个跪凳，跪下去，站起身。有些女人撞到了椅子上，神情之间充满了恐惧和惊慌，仿佛夜鸟飞进了灯光明亮的房间。但是渐渐地，她们还是安静下来，将脸埋在手中，站在黑色的大十字架前，精疲力竭、哭干了眼泪的她们终于找回了安宁。

佩里冈夫人念完祈祷，走出教堂。走到街上，她想补充一下因为自己的慷慨大大减少的饼干，走进了一家大食品店。

“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夫人。”营业员说。

“什么？连一小块黄油、一个香料蜜糖面包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

“什么也没有了，夫人。所有的都卖光了。”

“那给我一斤茶，锡兰红茶，可以吗？”

“什么都没有了，夫人。”

佩里冈夫人问还有没有别的食品商店，但是在别的商店，她也一无所获，什么都没买到。难民把这座城镇抢掠一空。在咖啡店附近，她遇到了于贝尔。他没有找到房间。

她叫道：“什么吃的也没有，商店里全空了！”

“我嘛，”于贝尔说，“我倒是找到两处家具完备的房子。”

“啊？真的？在哪里？”

于贝尔由衷地笑起来：“一处是卖钢琴的，还有一处嘛，是卖葬礼用品的！”

“你真傻，我可怜的孩子。”母亲说。

“我想，事情照这样发展下去，珍珠花圈一定会走俏的。我们可以囤积一点，您不认为吗，妈妈？”

佩里冈夫人只是耸耸肩。踏进咖啡馆时，她看见了雅克琳娜和贝尔纳。他们满手都是巧克力和糖，正在向周围人分发。佩里冈夫人一步便跳了过去。

“你们是不是想回去！你们都在干什么？我禁止你们碰食物。雅克琳娜，你会受到惩罚的。贝尔纳，你父亲会知道这件事情。”她拽着两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重复道，孩子们都吓坏了，可是她坚如磐石，丝毫不为所动。基督教的仁慈，数个世纪文明所沉淀的宽容仿佛无用的装饰一般离她而去，暴露出她那颗冷漠的、赤裸裸的灵魂。在这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们是孤零零的，她的孩子和她。她必须保护她的孩子，不能饿着他们。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

十一

莫里斯·米肖和让娜·米肖一前一后走在种着杨树的宽阔马路上。他们的周围、前面、后面全都是逃亡者。公路起伏不平，一个个地势稍高的地方将公路切成了一块块广场，他们到了其中一个地势稍高的地方后，极目眺望，看见的是在漫天灰尘中拖着脚步的混乱人群，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稍微有点钱的还能有辆两轮推车什么的，或是孩子的小车，再或是那种架了四层板的大轮推车，车子上堆满了行李，几乎被箱包、猎犬、沉沉睡去的孩子的重量压弯了支架。而这些人都是穷人，最倒霉的人，老弱病残，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的人，被挤到最后的人。当然，他们之中也还有一些胆小怕事的人，一些直到最后仍然为了车票价格、旅途花费与危险而犹豫不决的吝啬鬼。但是突然之间，他们也像别人一样，感到非常恐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跑：整个法国都身处战火之中，到处都是危险。他们肯定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倒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在想，他们也许再也起不来了，他们也许就死在这里，而既然是死，还不如死得平静一点。飞机靠近的时候，他们是最早一批站起身来的人。在他们之间，有一种怜悯，一种仁慈，有一种只有平民老百姓之间才会有的积极、谨慎的同情，特别是在充满恐惧与悲苦的时刻。不下十次，一旁粗壮的大嫂向让娜·米肖伸出胳膊，架着她往前走。让娜自己也牵着别人的孩子，而她的丈夫肩上一会儿背着一包衣服，一会儿又背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一只活兔子和一些土豆，那是来自一位步行离开楠泰尔的瘦小老太太的唯一财产。疲劳、饥饿、焦虑，可是莫里斯·米肖没有感觉到不幸。他的思维方式颇为奇特，他很少关注自己；想到自己时，他不像其他男人一样，觉得自己是无可替代的稀有生物。对于这些正在承受苦难的旅途同伴，他抱有一种怜悯之心，但是这种怜悯是明澈而冷静的。无论如何，人类这种大规模迁徙也许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他想。也许，定期的大规模迁移对于人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兽群需要转地饲养一样。他从这样的想法中得到了一种奇怪的安慰。他周围的这些人以为命运特别不愿放过他们，不愿放过他们这可怜的一代人。但是他想的不一样，他想到的是自古以来所发生的人类大规模逃难。多少人就在这片土地上（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倒下，血泪交加，将孩子紧紧地抱在胸口：没有人会满怀同情地想到这些不计其数的死者。在他们的后代看来，他们与被割破喉咙的鸡之间没有多大差别。他想象着，他们那哀怨的身影从公路上竖起来，冲着他耳边低声道：“我们比你更早地经历了这一切。为什么你要比我们更幸福？”

他身边的一位粗壮的大嫂呻吟道：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可怕的事情！”

“不，夫人，不是这样的。”他温和地回答道。

看见第一批溃败的军队时，他们已经走了三天的时间。法国人的信心也许是太强了，看到这些士兵时，难民们竟认为法国是要全面投入战斗了，认为一定是司令部下了命令，让这些至今毫发无损的部队分小队赶到前线会合。这种希望支撑着他们。士兵的话不多。几乎所有人都很阴郁，心事重重。有些士兵缩在卡车里睡着了。坦克在漫天的灰尘里慢慢前行，周身都用树枝做了掩护。在被炽热的太阳晒焦的枯叶间，是一张张苍白、疲倦的脸，脸上的表情，是一种极度的愤怒与极度的疲倦。

米肖夫人总以为儿子就在他们之中。其实没有一天她真正看见儿子部队的番号，但是她处在某种幻觉里：每每出现一张陌生的面孔，每每接触到他人的目光，每每听到耳边响起年轻的声音，她的心都不自觉地揪紧了，她会突然停下来，用手捂住胸口，虚弱地喃喃低语：

“哦！莫里斯，这不是……”

“是什么？”

“不！没什么……”

但是他没有被糊弄过去。他摇摇头。

“你看谁都是你的儿子，我可怜的让娜！”

她只是叹口气。

“他们很像，你不觉得吗？”

不管怎么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他可能会突然出现在她身边，她的儿子，她死里逃生的让—玛利，用他那快乐、温柔的声音，那种虽然男性化可是非常温柔的声音冲着她喊：“你俩在这儿干什么呢？”

噢！只要能看见他，紧紧地抱着他，用唇去感受他那清凉、粗糙的面颊，看见他那美丽的双眼，四目相对，看见他那具有穿透力的生动的目光，这就够了。他的眼睛是浅褐色的，像女孩子一样有着长长的睫毛，这双眼睛看得透那么多事情！从他孩提时代起，她就教他如何看待周围人滑稽而感人的一面。她喜欢笑，总是对人抱有同情之心，“你的狄更斯精神，小妈妈。”他总是说。他们之间是多么心有灵犀啊！他们总是在一起快活地——有时也会毫不留情地——嘲笑他们不喜欢的人。接着，只消对方一个词，一个动作，一声叹息，他们就立即作罢。莫里斯和他们不一样：莫里斯更严肃，更冷漠。她爱莫里斯，欣赏他，但是让—玛利……哦！我的上帝啊，让—玛利是她想要成为的人，是她所梦想的一切，他具备她身上最优秀的品质，她的快乐，她的希望……“我的儿子，我的小爱人，我的让诺特。”她想，他五岁的时候，她就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那时，她总是轻轻地拽过他的耳朵，抱着他，让他的脑袋冲后仰着，她用她的唇逗弄着他，他爆发出一串串的笑声。

越往前走，她的思维越是混乱和狂热。她很擅长走路：年轻的时候，逢到短假，莫里斯和她总是背着背包在乡间游荡。没钱住旅馆，他们就这样不停地走，带上食物和睡袋。因此，比起她的同伴来，她并不觉得非常累，但是这万花筒一般的场景，这些陌生的脸不停地从她面前经过，出现在她眼前，又从她眼前离去、消失，令她感到一种揪心的痛苦，比体力上的疲劳还要糟糕。“就像旋转木马，我掉进了陷阱。”她想。在人群之中，汽车就像水面上漂浮的草茎一样，激流经过，它们会因为某种无形的东西彼此连在一起。让娜转过头，不去看那些汽车。汽车所散发出来的汽油味污染了空气，它的喇叭声震得行人耳朵都要聋了，可是毫无作用，人们根本不会给它们让道，让它们通过。看到司机无可奈何的愤怒，看到他们只好闷闷不乐地服从，难民的心里感到一种快慰。他们互相告慰：“他们并不比我们跑得快！”一种共同承受不幸的感觉让他们感到很温暖。

逃亡者分成一个个小组。谁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偶然性让他们在巴黎的城门口彼此团结在一起，反正现在他们不会分开了，尽管没有人知道身边的人叫什么名字。和米肖夫妇走在一起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穿着一件可怜的破旧长外套，还戴着假首饰。让娜一直在想，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能够让一个女人逃亡时还不忘在耳朵上挂两个镶碎钻的大颗人造珍珠，在手指上套几个红红绿绿的石头，在外套上别一枚镶黄玉的玻璃别针。跟在米肖夫妇身后的是一个看门人和她的女儿。母亲是小个子，面色苍白；女儿胖乎乎的，很粗壮。两个人都穿着黑衣服，拖在身后的行李中有一张画像，画像上是一个留着浓密的黑色小胡子的男人。“这是我丈夫，他是守公墓的。”母亲说。母亲的妹妹已经怀孕了，也和她走在一起，还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睡着个孩子。这个女人还那么年轻！她也是的，每当经过军人的车子，她总是颤抖着，在人群中找寻什么人似的。“我丈夫就在那里。”她说。那里，或者也许是这里……一切都是可能的。而让娜也上百次地告诉过她……但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的儿子也是，我儿子也是……”

他们还没有遭受到扫射。因此开始时，他们丝毫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听到了一声爆炸，接着又是一声，然后是叫喊声：“快逃命啊！卧倒！趴下！”他们本能地将脸贴在地上，让娜混乱地想：“我们的样子一定很滑稽！”她不害怕，但是她的心狂跳不止，她气喘吁吁地用手捂住胸口，靠在一块石头上。她感觉到自己嘴巴下面有什么东西在摩挲着她，是一株顶着玫瑰色铃铛花的小草。她想起来了，刚才他们躺在地上的时候，有一只小蝴蝶不紧不慢地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终于，她听见耳边有个声音在说：“结束了，他们都走了。”她站起身，机械地掸了掸满是灰尘的裙子。她觉得似乎没有人受伤。但是走了一会儿，他们看到了第一批死人：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的身体已经被炸散，但是出于偶然，三个人的脸都完好无损，那么暗淡，那么平庸的脸，神情愕然、专注，甚至有点愚蠢，似乎想要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帝啊，对于战争中的死亡，人们是多么无能为力！对于死亡，人们又是多么无能为力啊！女人终其一生大概只说过“韭葱又涨价了”，或是“是猪弄脏了我的地砖吗”之类的话。

但是我又知道些什么呢？让娜问自己。也许在这不高的额头下，在这暗淡、散乱的头发下有着某种智慧财富和某种柔情。可是在别人眼里，莫里斯和我，我们不就是一对贫穷的小职员吗，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是什么？从一方面来说的确如此，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是罕见的，珍贵的。我也知道这一点。“多么可耻的浪费。”她接着想道。

她靠在莫里斯肩上，颤抖着，满脸的泪水。

“再往前走一点。”他轻轻地拽着她。

两个人都在想：“为什么？”他们也许永远也到不了图尔。银行还存在吗？科尔班先生没有和他的卷宗一起被埋在瓦砾下吗？他的股票呢？他的舞蹈演员呢？还有他妻子的首饰！但是真这样就太好了，让娜突然间残忍地想。然而，莫里斯和她还是一瘸一拐地上了路。只有向前走，只有将自己重新交付到上帝的双手间。

十二

星期五晚上，米肖夫妇和同伴组成的这支小队被收容了，一辆军用卡车带上了他们。这天的剩余时间他们是在卡车上度过的，就睡在箱子中间。他们到了一座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名字的城市。他们被告知铁路完好无损，他们可以直接乘火车去图尔。在往小镇方向走的路上，让娜走进了她所遇到的第一户人家，请求主人让她稍事梳洗。厨房里已经挤满难民，他们在洗碗槽里洗衣服，不过主人还是将让娜带到小花园，她就着花园里的水龙头洗了洗。莫里斯买了面带根小链条的小镜子，他将镜子固定在树干上，刮了胡子。接着他们都感觉好一些，可以去军营前排长队了，那里在供应汤。他们还要去排更长的一列队伍，那就是火车站三楼柜台前的队伍。他们吃过饭，穿越火车站广场，而此时，轰炸开始了。三天以来，敌人的飞机一直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盘旋。警报不停地在响。警报器用的是过去一个旧火警警报器。在汽车的喧闹声、孩子的哭叫声和受惊人群发出的声音中，这低沉而可笑的叮当声依稀可辨。人们到达这座城市，从火车上下来，听到这声音都会问：“嗨！这是警报吗？”人们回答说：“不，这表示警报已经解除了。”可五分钟过后，这低沉的鸣音再度响起。人们都笑了。这里还有商店开着门，走廊上也还有小女孩在玩造房子游戏，古老的教堂附近，小狗在灰尘中奔跑。甚至对于静静地在城市上空逡巡的意大利和德国飞机，人们也不感到担心。大家最终都习惯了。

突然，一架飞机离开天空，冲向人群。让娜想：“飞机掉下来了。”接着，她又想：“不，它要开火，它会开火的，我们完了……”她本能地捂住嘴，没让自己叫出声来。炸弹落在火车站和稍远一点的铁道上。玻璃门窗被炸得粉碎，弹到广场上，广场上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一些女人害怕极了，仿佛扔掉一个沉重的包袱一般扔开孩子逃命去了。另一些则抓住自己的孩子，紧紧抱着他们，要把他们再度塞回肚子里似的，仿佛那里才是唯一安全的地方。一个不幸的女人滚到了让娜的身旁：就是那个戴假首饰的女人。假首饰仍然在她的颈部和手指上闪闪发光，血从她碎裂的脑袋上流下来。热血喷溅上让娜的裙子、胳膊和鞋子。幸好她没有时间欣赏身边的死人！受伤的人在碎裂的石头和玻璃间喊着救命。让娜终于和莫里斯会合了，还有另外几个试图清扫碎瓦碎玻璃的人。但是她没法儿安静下来，她做不到。她想到了那些在广场上跑来跑去寻找自己母亲的可怜的孩子。她呼唤着他们，牵着他们的手，将他们带得稍微远一点，让他们集中在教堂的门廊下。然后她重新跑向人群，她看见一个急疯了的女人，从一个广场跑到另一个广场，她用平静而有力——如此平静，如此有力，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声音说：“孩子们都在教堂门口。快点去带他们。所有和孩子失散的都到教堂去找。”

女人们冲向教堂。有的女人哭了，有的女人大笑起来，有的女人发出一声狂野的、令人窒息的尖叫，这尖叫和任何场合的叫声完全不同。孩子们平静得多，他们的泪水很快就干了。母亲们将他们各自领走，紧紧地抱在胸前。没有人想到对让娜表示感谢。她回到广场上，人们告诉她，城市基本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只是一节载着伤病员的火车驶进车站时遭到了轰炸。不过，往图尔去的这条铁路线没有受到影响。甚至火车这会儿已经在挂车厢了，一刻钟以后出发。于是这些人已然忘记了死者和伤者，仿佛溺水之人抓住救生圈一般牢牢抓住他们的箱子和帽子往火车站冲。人们为了一个座位又吵又打。米肖夫妇看见了第一批担架，上面躺着受伤的士兵。实在是太拥挤了，他们没有办法接近这些担架，看清上面的面容。人们把他们卸到匆匆忙忙征集来的卡车、民用和军用汽车上。让娜看见一个军官跑向一辆装满孩子的卡车，一位神甫带着这些孩子。她听见他们说：“我很抱歉，神甫先生，但是我不得不占用您的卡车。必须把我们的伤员带到布洛瓦。”

神甫冲孩子们做了个手势，孩子们开始下车。

军官重复道：“我很抱歉，神甫先生，这大概是所学校？”

“是孤儿院。”

“如果我能找到汽油，我会将车子还给您的。”

孩子们大约在十四岁到十八岁间，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小行李箱，下了车以后，他们围在神甫身边站好。莫里斯转向他的妻子。

“你过来吗？”

“我要过来的，不过等一下。”

“还有什么事？”

她努力地想要看清陆续穿过人群的担架。但是人实在太多了，她什么也看不见。在她身旁，有个女人也踮起脚尖。她的双唇在嚅动，可是没说什么让人听得清楚的话：她在祈祷，或是重复某个名字。她看了让娜一眼。

“我们总以为很快就能看见自己的亲人，是不是？”她说。

让娜轻轻地叹了口气。也许，的确是没有任何理由，她的亲人，她的儿子，她最心爱的人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而不是别人的亲人。也许他正在某个安静的角落。即便是最可怕的战争也会有所遗漏，总有些区域没有受到任何攻击，在战火的屏障之间得以完善地保留下来。

她问身边这个女人：“您不知道这列火车是从哪里来的吗？”

“不知道。”

“死了很多人吗？”

“据说有两车厢的死人。”

她不再反抗，任由莫里斯将她拽走。他们好不容易为自己开辟出一条小路，一直走到火车站。一路上他们踩着碎石子、成堆的石块儿和碎玻璃。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没有遭到轰炸的第三站台，那里，开往图尔的火车正在挂车厢。外省的那种小火车，静静地，黑色的小火车，车头吐着浓烟。

十三

让—玛利两天前受了伤：他就在那辆遭到轰炸的火车里。这一次他倒是没有被炸到，可是车厢着火了。他想要离开自己待的地方，挣扎到门边，这一来伤口又开了。等到人们过来将他抬上卡车时，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直直地躺在担架上，车子每颠一下，他的脑袋就重重地撞在空箱子上。三辆装满士兵的车子沿着一条刚刚遭到扫射、才勉强恢复通行的道路慢慢前进。敌人的飞机就在车顶盘旋。有一阵子，让—玛利从高烧中短暂地苏醒过来，他还想：“大概遭到山鹰袭击的家禽和我们此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吧……”

在混乱之中，他似乎重新见到孩提时代放复活节大假时总会去的奶妈的农庄。院子里洒满了阳光，鸡在地上啄食稻谷，在烟灰中嬉戏，接着奶妈瘦骨嶙峋的大手向它们伸去，抓住其中的一只，把它的脚绑起来，带走，五分钟以后……血流出来，伴随着它轻微的、滑稽的咕咕声。这就是死亡……而我也给抓住了，带走了，他想……抓住了，带走了……明天，消瘦的我会被剥光衣服，扔在地上，我不会比一只鸡好看到哪里去……

他的额头又撞在了箱子上，那么重，以至于他发出了虚弱的反抗声，他没有力气叫，但就这小小的声音惊动了睡在他旁边的同伴，他伤在腿部，可是比让—玛利的伤要轻。

“怎么啦，米肖？好点了吗？”

“给我点水喝，把我的头搁得舒服一点，赶走我眼睛上的这只苍蝇。”让—玛利想说。但是他只是叹了口气。

“没什么……”

他闭上眼睛。

“他们会安排好的。”同伴咕哝道。

就在这时，炸弹落在车子周围。一座小桥被炸毁了，去布洛瓦的路就此被截断。必须向后退，在难民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或是经旺多姆走，反正半夜之前大概到不了。

这些可怜的小伙子，少校看着米肖想，米肖是受伤最严重的，必须给他注射一针。车子重新出发了。两辆载着轻伤士兵的车往旺多姆的方向驶去。让—玛利所在的车走一条斜路，这样可以缩短几公里的路程。但车子很快就停下来，因为油不够了。少校开始找寻可以安置他的士兵的房子。这里离撤退的大军有点距离，车流在下面流淌。少校登上一座山丘，透过这六月温和安宁、呈现出一种浅紫色的黄昏，他看见了远处黑色的人群，正是从这人群之中，流淌出喇叭不和谐的、模模糊糊的声音，叫喊声，呼唤声以及一种揪心的、滞重而阴郁的喧闹声。

少校看见了几座彼此相连的房屋。房子里都有人，不过只有女人和孩子，男人都在前线。他叫人把让—玛利抬进了其中的一户人家。旁边的人家接待了别的伤员。少校发现一辆女式自行车后，宣布他要去最近的城镇找急救人员、汽油和卡车，总之，找他能找到的东西……

“如果真是命该他死，”就在女人正在暖床、铺被时，少校告别了一直躺在担架上、此时正等在人家厨房里的米肖，他想，“如果他真的要在这里长眠，至少他可以躺在干净的床单上，这总好过死在路上……”

他往旺多姆的方向骑去。他骑了一夜的车，进了城，最终落在德国人手里，成了德国人的囚徒。然而，由于没看见他回来，村里的女人自己跑到镇上，把情况告诉医生和医院里的嬷嬷。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因为在上次爆炸中受伤的人都被抬到这里。士兵只好继续留在村里。女人很有怨气：男人都走了，她们的活够多的，除了强加给她们的这些伤员以外，她们还得干田里的活，还得照看牲口！让—玛利勉强睁开灼热的眼睛，看见床前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长着长长的黄鼻子，一边织毛衣一边看着他叹气：“如果我知道那个老家伙在哪里的话，可怜的孩子，他得到的照顾就是一个与我没有丝毫关系的人得到的照顾……”让—玛利听见钢针碰撞的声音，毛线球在他的压脚被前跳跃。由于高烧，他觉得毛线球似乎长着尖尖的耳朵和尾巴，于是他伸出手抚摸它。有时，农妇的儿媳会走到他身边来。她很年轻，面容娇嫩，红扑扑的，轮廓稍微有点粗，有一双生动而清澈的棕色眼睛。一天，她为他带来了一捧樱桃，放在他的枕边。他不能吃任何东西，但是他将樱桃贴近像火一般灼热的面颊，他心安多了，几乎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十四

科尔特一行人离开奥尔良，往波尔多方向继续他们的行程。让事情变得复杂的是，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究竟要去哪里。开始时他们朝着布列塔尼的方向，接着他们又决定去中央高原。现在，加布里埃尔宣布他要离开法国。

“我们不可能活着走出去。”芙洛朗丝说。

她感到的不完全是疲惫和恐惧，更是愤怒，一种内心油然而生的愤怒，令她窒息、盲目而疯狂。她觉得加布里埃尔解除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心照不宣的合同。对于他们这样的情况，在他们这样年纪的男女之间，爱情就是一种等价交换。她将自己交付于他，因为她希望作为交换，她从他这里能够得到一种保护，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在这之前，她的确以金钱的方式、以名誉的方式得到了这种保护。但是突然之间，她觉得他是那么脆弱，那么让人蔑视。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去国外干什么？我们怎么生活？你所有的钱都在这里，因为你做了件蠢事，把钱全从伦敦弄回来了，说到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以为英国比我们受到的威胁更大。我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军队充满信心，你总不能因为这个指责我，不是吗？再说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感谢上帝，我到哪里都很出名，我想应该是这样！”

他突然住口，将头靠在车门上，然后又愤怒地仰起头。

“又怎么啦？”芙洛朗丝朝天翻着眼睛，嘟哝道。

“这些人……”

他指了指超过他们的那辆车。芙洛朗丝望了一眼这些占据他们位置的人。在奥尔良，他们的车挨在一起过了一夜，就在广场上：破车、膝头抱着孩子的女人、头上包着布条的女人、鸟笼，还有戴鸭舌帽的男人，这些都很容易辨认。

“哦！不要看他们。”芙洛朗丝有点厌烦地说。

他用力敲着手肘下的箱子，敲了好几次，那是一只饰有黄金和象牙的随身小箱。

“像撤离这样痛苦的插曲，像大批逃难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具备一种高贵的意味、一种伟大，那就根本不值得经历！我不能接受这些商店小老板，这些看门人，这些脏兮兮的人，不能接受他们又哭又闹的样子，他们那副猪相，他们的粗俗，这让一出悲剧变得猥琐。但是，看看这些人！他们又来了。他们在冲我按喇叭，是冲着我的话来的！……”

他冲司机叫道：“亨利，加点速，瞧瞧！您就不能甩掉这些贱民吗？”

亨利甚至没有回答。小车往前走了三米，停了下来，陷入一团难以想象的混乱之中，周围布满了汽车、自行车和行人。再一次，加布里埃尔看到那个头上绑着布条的女人就在距离他两步之遥的地方。她的眉毛又黑又浓，牙齿很白很亮、长长的、排列紧凑，嘴唇上方的汗毛很重。布条上都是血渍，黑发贴在棉花和布条上。加布里埃尔觉得恶心，他呻吟着，转过头，但是那个女人却兀自冲他微笑，而且还要和他说话。

“真是走不快呢，是吧？”她讨好地、透过摇下的车窗说，“不过我们还算幸运，走了这一边，另外一边遭受了可怕的轰炸！卢瓦尔河沿岸的城堡都被炸毁了，先生……”

终于，她看见了加布里埃尔呆滞、冰冷的目光。她没再说下去。

“也许你不明白，我是摆脱不了这些人了！”

“别看他们就是了！”

“说得倒是简单！真是一场噩梦！哦！这群人是如此丑陋、粗俗，如此可怕地低贱！”

图尔已经离得不远。加布里埃尔打了好一会儿哈欠：他饿了。从奥尔良开始，他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他总是说，他就像拜伦一样，平日奉行节制饮食的原则，只吃蔬菜、水果，喝一点气泡水，但是每个星期，他需要吃一到两餐丰盛的、热量比较足的饭。现在他觉得自己有此需要。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吭，闭着眼睛，英俊而苍白的脸上掠过一种痛苦的表情，就像刚才他在脑子里构思书的开头时一样。他的开头总是没有水分的、纯粹的句子（他喜欢这些如同知了一般轻盈、喧闹的句子，过了开头以后他会使用一种喑哑的、充满激情的语调，他所谓的“我的小提琴声”——“让我的小提琴来吟唱。”他接着会说）。但是，今天晚上，他的思维被别的东西占据了。他强烈地想念起芙洛朗丝在奥尔良递给他的三明治来。那时候他看到那些因为天热而显得软塌塌的三明治，觉得一点胃口也没有。一些是涂了鹅肝酱的奶油圆球蛋糕，另一些是夹着黄瓜薄片和生菜叶的两片黑面包，想上去那种三明治应该不错，有一种可口的、新鲜的、酸酸的口味。科尔特又打了个哈欠，他打开柳条箱，只找到一张斑斑点点的餐巾和一瓶酸菜。

“你找什么？”芙洛朗丝问。

“三明治。”

“没有了。”

“什么？刚才还有三块呢。”

“蛋黄酱都流出来了，不能吃，我给扔了。我们也许可以到图尔吃晚饭，我希望。”她补充道。

图尔的市镇就在眼前，但是车流不再往前动。路口交叉处竖起了一道路障。只好等，等轮到自己接受检查。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加布里埃尔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现在他所梦想的不是一块三明治，而是淡淡的热汤，有一天从比亚里茨回来时在图尔吃过的那种用黄油炸的小点心（那一次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他从比亚里茨回来。真是奇怪，他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姓名和面容。留在他记忆里的，只有这种黄油小点心，在甜腻、光滑的点心里还藏着一块半月形的块菰）。接着，他又想念起肉来：一大块红色的、带血的烤牛肉，上面是贝壳状的黄油，在柔嫩的牛肉上慢慢融化，多么美味啊……是的，他需要的是这个……一块烤牛肉……一块牛排……烤牛排……迫不得已也可以换成一片羊肉，一块羊排。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是一个清爽的金色夜晚，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令人窒息的暑气，神圣的一天结束了，温馨的阴影笼罩着田野和道路，仿佛一扇翅膀……从附近的树林里散发出淡淡的草莓味道。有时，透过因为汽油和尾气而变得滞重的空气还能看见草莓。汽车走两步停一下，就这样慢慢地来到了一座桥下。女人在小河里静静地洗衣裳。在这安宁场面的烘托下，这些事情显得尤为可怕和奇怪。很远的地方，磨坊的风车依旧在转。

“这里应该出产鱼。”加布里埃尔满怀憧憬地说。两年前，在奥地利，在一条和这条河一般水流湍急、清澈的小河边，他曾经品尝过蓝色鳟鱼！在珠蓝色的鱼皮下，鱼肉如同小孩子的肉一般，泛着玫瑰色！还有那些蒸土豆……那么简单、那么传统的菜，放了一点新鲜的黄油和香芹末……他充满希望地望着城墙。终于，车子进了城。但是他们的脑袋才伸进城门，就看见了一群难民站在街上等。大家说那是一个施汤站，在给饥民分发食物，但是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

一个穿着讲究的女人手里牵着个孩子，转向加布里埃尔和芙洛朗丝说：“我们在这里已经待了四个小时。”她说：“孩子在叫，真是可怕……”

“真是可怕。”芙洛朗丝重复道。

他们身后，那个头上包着布条的女人突然跳了出来。

“没必要再等下去了。施汤站已经关门，什么也没有了。”

她微微做了一个干脆的手势。

“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连一小块面包皮都没有了。和我一起走的朋友分娩才三个月，她从昨天开始就什么都没吃了，而且她还得给小家伙喂奶。之后他们还会冲你说：多生孩子。孩子就是不幸，是的！他们真让我觉得好笑！”

人群低声咕哝着，彼此之间传递着不幸消息：“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说‘明天再来’。还说德国人已经靠近了，说部队今天夜里就开拔。”

“你们有没有到城里看过，那里也什么都没有了吗？”

“想想看吧！所有的人都走了，几乎是座空城。而且有人已经开始囤积，您想得倒美！”

“真是可怕。”芙洛朗丝再次呻吟道。

她激动地冲着破车里的人说。那个将孩子抱在膝头的女人面色苍白得如同死人。另一个女人则阴郁地摇摇头。

“这，这根本不算什么。这里的都是富人，工人才最受苦受难。”

“我们怎么办？”芙洛朗丝转向加布里埃尔，做了个绝望的手势。

他暗示她离开这里。他大步往前走着。月亮才升起来，借助月亮的光辉，他们毫不费力地辨别出城里的方向，向城里走去，家家户户都是紧闭门窗，没有一盏灯，没有一个人出现在窗口。

“你要知道，”他压低声音说，“这不会是真的……只要付钱，就不可能找不到吃的。相信我，总会有疯子留下来，还有些精明鬼，把食物藏在安全的地方。就是要找到这些精明鬼。”

他停下脚步。

“这是帕莱—勒—莫尼亚勒，是吗？瞧瞧我找到了什么。两年前我在这家餐馆吃过饭。老板应该还记得我，等着。”

他拼命敲着紧锁的大门，用一种盛气凌人的声音叫道：“开门，开门，我的老朋友！是一位朋友！”

奇迹真的出现了！先是脚步声，接着是钥匙在锁孔中转动的声音，最后出现了一只焦虑不安的鼻子。

“瞧，您应该还认识我，是不是？我是科尔特，加布里埃尔·科尔特。我都快饿死了，我亲爱的朋友。是的是的，我知道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可是对我……再好好找找看……您真的什么都不剩了？啊！啊！您现在想起来了？”

“先生，我很抱歉，我不能让您进来。”饭店老板嘟哝道，“我会被包围的！您一直往下走到街角，在那里等着我。我会来找您的。我只希望您能够尽量舒服一点，科尔特先生，但是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那么不幸，好好找找看……”

“是的。是这样的，好好找找看……”

“对了，您不会和任何人说吧？您简直不能想象今天发生的事情。疯狂的场面，我的妻子因此生了病。他们会吞掉一切东西，然后，不付钱就跑了！”

“我相信您，我的老朋友。”加布里埃尔将钱塞进老板手里说。

五分钟以后，芙洛朗丝和他重新往车子的方向走去，神秘地挽着一只篮子，上面盖着餐巾。

“不知道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加布里埃尔小声说，用一种冷淡却满怀憧憬的语调说，平素他对女人、对那些他想得到又还没得到的女人就用这样的语调说话，“不，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是我想，我应该是闻到了鹅肝酱的味道……”

就在这时，一个阴影从加布里埃尔和芙洛朗丝之间蹿过去，一把抢过他们手上的篮子，一拳将他们俩分开。受了惊吓的芙洛朗丝用两只手抓住脖子，叫道：“我的项链，我的项链！”但是项链一直都在，和他们带在身边的首饰盒一样都在。小偷只抢食物。她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便跑到加布里埃尔身边，他一面用棉条擦拭着生疼的下巴和鼻子，一边重复道：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们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

十五

“你不该这样做。”那个把新生儿抱在怀里的女人叹了口气说。

她此时恢复了点面色。几乎散了一半架的破旧雪铁龙还真够灵巧的，摆脱了混乱的人群，车里的人正坐在一片小树林的青苔地上休息。一轮皎洁的圆月照耀着他们，即便没有月亮，地平线那头熊熊燃烧的烈火也足以照亮这场面：到处都躺着人，这里、那里、松树下；这些一动不动的汽车；还有就是年轻女人和鸭舌帽男人身边这只打开的食物篮，篮子已经空了一半，旁边还有一瓶开了瓶的香槟。

“不，你不该这样……这让我感到很尴尬，不得不这样做真是不幸，于勒！”

男人又瘦又小，整张脸上只看见额头和眼睛，嘴巴很小，石貂一般的下巴，他反驳说：

“要不还能怎么办？饿死？”

“随他去吧，他做得对。啊！”头上绑着布条的女人说，“你要我们怎么办？那两个人根本不配活着，我跟你说！”

他们都不再说话。头上绑着布条的女人以前是个佣人，嫁给了一个雷诺汽车厂的工人。战争开始时的头几个月，他还得以留在巴黎，但是二月的时候，他还是走了，现在不知在哪里打仗呢。她丈夫参加过一战，他们家的四个孩子中他年龄最大，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特权、例外、照顾，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在她心里，累积着一层层的仇恨，彼此相叠而不混淆：农民的仇恨，对城里人本能的厌恶；仆人的仇恨，那种厌倦了在别人家的生活，并且因此变得尖酸的仇恨；工人的仇恨，因为就在前几个月，她顶替丈夫去工厂工作，她不习惯这种男人的工作，这份工作让她练就了生硬的胳膊和灵魂。

“但是你见过他们，于勒。”女人对她弟弟说，“有一点我向你保证，我没想到你能下手！”

“可我看见阿丽娜都快昏过去了，而这两个混蛋却满载香槟、鹅肝而归，我就什么都不管了。”

阿丽娜显得更加羞怯和温和，她试探地说：“我们也许可以问他们要一小块，你不认为吗，赫尔坦丝？”

她丈夫惊呼起来：“你想什么呢！啊！不，这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些人！他们会看着我们死，看着我们比狗都死得难看。你真是想好事！”

“我了解他们，”赫尔坦丝说，“这些人是最坏的。那个男的，我曾经在那个庸俗可笑的老女人巴拉尔·杜热伯爵夫人家见过，他写书和剧本。一个神经病，他的司机说的，还说他像他的脚丫子一样蠢。”

赫尔坦丝一边说一边把剩下来的食物整理好。她那双红红的、粗壮的手做起事来却是出人意料地灵巧轻盈。接着，她抱过婴儿，解开襁褓。

“可怜的卷心菜，多糟糕的旅程啊！啊！他很早就开始了解生活了，这个小东西！也许这样更好。我经常在想，在艰苦中长大并不是件坏事情：知道如何用双手创造生活，有些人就不能说这话！你还记得吗，于勒？妈妈死的时候，我十三岁还不到。我一天到晚得去洗衣服，冬天，破冰舀水，背上背着一包包衣服……我用满是裂口的手捂着脸哭。但是同时，它教会了我应对困难，教会了我无所畏惧。”

“这是当然，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难住。”阿丽娜欣赏地说。

给婴儿换好尿布，擦干、洗好身子后，阿丽娜解开上衣，将婴儿贴近胸口，其他两个人微笑地看着。

“至少他还是有东西吃的，我可怜的小东西，快点吃吧！”

香槟上头了，他们感觉到一种轻微、混乱的醉意。他们带着深深的麻木望着远方的火焰。他们不时忘记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奇怪的地方；为什么会离开自己里昂火车站附近的那间小公寓；为什么会上路，会在枫丹白露树林里跑来跑去，会抢劫科尔特。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不甚明了，就像一场梦。鸟笼挂在一根低矮的树枝上。出发的时候，赫尔坦丝还没忘记为鸟儿带上一包稻谷。她从口袋里面挖出几块糖，扔进热腾腾的咖啡里。暖水杯没有在意外事件里受到损伤。她啧啧作响地喝着咖啡，噘起两片又厚又大的嘴唇，一只手挡在宽阔的胸前，防止咖啡滴下来。突然间，人们都在说：“德军今天早上已经进了巴黎。”

赫尔坦丝放下还有一半没喝的杯子，她那张肥嘟嘟的脸更红了。她低下头开始哭。

“我这里有点……这里有点，这里。”她指着心脏的地方说。

她流下了滚烫的泪水，她很少流泪，这是一个很少同情自己也很少同情别人的硬心肠女人的泪水。一种愤怒、悲伤和羞愧的感情占据了她的心，那么强烈，以至于她感觉到了一种肉体的疼痛，心脏附近阵阵尖锐的刺痛。她终于说：“你知道，我爱我的丈夫……可怜的路易，我们只有两个人，他辛勤工作，不喝酒，不往外跑，而且我们相爱，我只有他，但是人们却告诉我：你再也看不到他了，他在他该死的时候死了，而我们凯旋而归……唉！我更喜欢这样，啊！我向你保证，这不是开玩笑，我更喜欢这样！”

“啊！那是当然。”阿丽娜说，她想找到更为有力的表达，但是没有找到，“当然我们会感到厌烦。”

于勒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那只接近于麻痹的胳膊，正是因为这胳膊，他得以逃脱战争时期的兵役。他自言自语道：“我的运气真好！”可同时，又有一种令他感到困惑的东西，他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接近悔恨吧。

“行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我们无能为力。”他对两个表情黯然的女人说。

他们又重新开始谈论科尔特。想起刚才就在这里吃的晚餐，他们感到非常满意。终于，他们在对科尔特做出判断时没那么激烈了。赫尔坦丝在巴拉尔·杜热伯爵夫人家见过作家、院士，甚至有一天，诺阿耶伯爵夫人还对她们谈论过她所知道的作家院士们的逸闻趣事，笑得她们眼泪都掉下来了。

“他们不是坏。他们只是不懂得生活。”阿丽娜说。

十六

佩里冈一家在城里没有找到位置，不过，在旁边的小镇上，就在教堂的对面，他们在两位老姑娘家找到一间很大的空房。孩子们和衣睡下，他们已经疲倦得难以支撑。雅克琳娜用颤抖的声音要求一定要把猫篮放在她身边，她总是觉得猫会跑掉，再也找不回来，觉得猫会饿死在这路上。她的手从篮子的竹条间伸进去，对于小猫来说，篮子的竹条仿佛一扇小窗，它在这扇小窗里面瞪着它那警觉的绿眼睛，长长的胡子因为愤怒竖了起来，可只有它比较安静。艾玛努埃尔被这陌生的房间吓坏了，看着两个老姑娘像受惊的冒失鬼一般不停地跑来跑去。她们一边跑一边嘟哝着：“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真是令人同情……可怜的不幸的人啊，他们是无辜的……可怜的、温和的耶稣……”贝尔纳仰天躺着，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他们，一副痴呆相，嘴里吮吸着一块糖。这块糖他藏在口袋里三天了，天气太热，融化的糖和口袋里的一段铅笔芯、一张褪色的邮票以及一小段绳子粘在一起。房间里的另外一张床上躺着老佩里冈先生。佩里冈夫人、于贝尔和其他仆人就在饭厅的椅子上过的夜。

从开着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月光照耀下的一个小花园。璀璨而宁静的月光流淌在花园小路银色的鹅卵石和一串串散发着清香的白色丁香上，一只猫轻盈地走过。饭厅里，聚集着难民和镇上的居民，他们在一起收听法国广播电台。女人在哭。男人一声不吭，纷纷低下头。他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绝望，而是拒绝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被魇住了的感觉，仿佛是在梦中，沉沉睡意就要消散、天就要放亮、已经感觉到天光、一切都在向着光明而去、梦里人在想“这是噩梦，我就要醒了”的时刻。男人一动不动，每个人都掉转头，回避着别人的目光。于贝尔关掉广播，男人一言不发地走了。房间里只剩下一群女人。她们低声交谈着，感叹着：为祖国的不幸而哭泣，透过还在前线作战的丈夫、儿子那熟悉的轮廓，她们看到了这不幸的存在。她们的痛苦比男人的痛苦更加直接、更加单纯，也更坦率。通过指责、感叹，她们可以松一口气：“这样……费了这么大劲真是值得！到了这个程度……这还不算不幸……我们遭到了背叛，夫人，我跟您说……我们被出卖了，现在是穷人最倒霉……”

于贝尔听她们絮絮叨叨，握紧了拳头，愤怒在心中燃烧。他在这里干什么？一堆多嘴多舌的人，他想。啊！只要他再大上两岁！在这之前，他还稚嫩，还肤浅，还显得比他实际年龄小，但是突然之间，一种成熟男人的激情和痛苦在他心中苏醒了：对祖国的担忧，想要牺牲的炽热欲望，羞愧、痛苦和愤怒。不管怎么说，这是平生第一次，如此沉重的命运安排在呼唤着他的责任心，他想。不能仅仅因为背叛而哭泣和叫喊，他已经是个男人了；他还没有到上前线作战的法定年龄，但是他知道自己比起上前线的那些三十五岁、四十岁的老东西更为强壮，更耐疲劳，更加灵巧，也更加精明，而且他是自由的，他可不受家庭和爱情的羁绊！

“哦！我要走。”他低声道，“我要走！”

他冲向母亲，握住她的手，拽住她：“妈妈，给我食物和我放在您随身小箱里的红毛衣，还有……请亲吻我。我要走了。”他说。

他说不下去了，热泪流过他的面颊。他母亲看了他一眼，明白了他的意图。

“瞧，我的孩子，你疯了。”

“妈妈，我要走。我不能留在这里……如果我必须留在这里，就这样，无能为力，抱着双臂，而……我会死的，我肯定会自杀的。您不明白，德国人就要来了，他们会招募、强迫所有的壮小伙为他们打仗。我不愿意！让我走吧。”

他不知不觉提高了声音，现在简直是在叫，他无法控制地叫着。他被一群瑟瑟发抖、吓坏了的老女人围住了。有一个小伙子，看上去和他差不多大，是这里一个地主的侄子，红红的脸，金色的卷发，长着一双单纯的蓝色大眼睛，他加入了于贝尔的阵营，用轻微的南方口音（他的父母是政府官员——他出生于塔拉斯孔）重复道：“当然得走，而且今天夜里就走！瞧，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在圣女树林里就有部队……我们只要骑上自行车，溜过去就……”

“勒内。”他的姑妈姨妈都围了过来，扯住他，“勒内，我的孩子，想想你妈妈！”

“让我走，我的姑妈，这不是女人的事情。”他一边回答一边推开她们，可爱的脸兴高采烈的。他为自己能说出这样精彩的话而骄傲。

他看了一眼泪痕已干的于贝尔，于贝尔站在窗前，面色阴沉，态度坚决。他靠上去，在他耳边轻轻说：“我们走？”

“我们走，一定要走。”于贝尔用非常低的声音回答道。

他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夜里十二点，我们在镇上的出口处等。”

他们彼此偷偷地握了握手。他们周围，所有的女人都在劝说他们，恳请他们放弃计划，为未来保存如此珍贵的生命，可怜可怜他们的父母。就在这时，楼上传来了雅克琳娜的尖叫。

“妈妈，妈妈，快来啊，阿尔贝跑了！”

“阿尔贝，您的第二个儿子？啊，上帝啊！”两个老姑娘惊呼道。

“不不，是小猫阿尔贝。”佩里冈夫人觉得自己都要疯了。

然而，深沉而喑哑的声音撼动着空气。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周围到处都是危险！佩里冈夫人跌坐在椅子上：“于贝尔，听好了！你父亲不在的时候，由我掌管一切！你还是个孩子，只有十七岁，你的责任是为未来保存好你自己……”

“为了下一次战争？”

“为了下一次战争。”佩里冈夫人机械地重复说，“而在此期间，你唯一可做的就是闭上嘴，服从我。你不许走！如果你还有点良心，像这样残忍、这样愚蠢的念头，你根本连想都想不到！你是不是觉得我还不够不幸，也许？你还不明白吗，一切都完了？德国人马上就到，你跑不出一百米就会被他们逮住，杀掉！你给我住嘴！我根本不想和你说话，你真的要出去，就踩着我的尸体出去好了！”

“妈妈，妈妈。”可是雅克琳娜还在那里叫，“我要阿尔贝！去给我把阿尔贝找回来。德国人会把它带走的！它会被炸死，被抢走，它会迷路的！阿尔贝！阿尔贝！阿尔贝！”

“雅克琳娜，闭嘴，你会吵醒哥哥弟弟的！”

所有的女人都在叫。于贝尔颤抖着双唇，离开这群混乱的、做着各种各样姿势的、头发乱蓬蓬的老女人。她们怎么就不明白？生活是莎士比亚式的，是令人激赏的，是悲剧性的，她们却将生活贬低为一种快乐。世界正在坍塌，成了一堆废墟残瓦，而她们丝毫未变。这群低等的生物，她们没有一丝英雄主义，没有一丝成就伟大之心，没有信仰，没有牺牲精神。她们只知道将自己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将自己范围内的一切变得渺小。哦！上帝，看看一个男人，握住一个男人的手！甚至爸爸也行，他想，但尤其是亲爱的、善良的、伟大的菲利普。他那么需要菲利普在身边，以至于泪水再次涌上眼眶。接连不断的炮声让他倍感焦虑，他十分激动，身体一阵阵发颤。他像一匹受了惊的马，猛然把头转向右边，然后又转到左边。但是他不是害怕。不，不是的！他不害怕！他迎接死神的到来，甚至能够抚摸死神。为了这已经失败的事业，死神将如此美丽。这总比一九一四年滞留在战地壕沟里强。如今，我们在开阔的天空下作战，在六月美丽的太阳下，或是在这璀璨的月光下。

他母亲已经上楼，去雅克琳娜身边了，但是她采取了措施：他想去花园时，发现门已经锁上。他拼命地敲啊，摇啊。房子的主人也已回到自己的房间，她们抗议道：“不要动大门，先生！很晚了。我们很疲倦，我们困了。请让我们睡觉。”

她们当中的一个补充道：“您快去睡吧，我的小朋友。”

他愤怒地耸耸肩膀。

“她的小朋友……这个老菜皮！”

他母亲回到了餐厅。

“雅克琳娜太紧张了，神经出了点问题。”她说，“幸亏我的包里有一瓶桔子味花露水。别咬指甲！于贝尔，你真是让我恼火。好了，躺在这张椅子上睡觉。”

“我不困。”

“我不管，睡觉。”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而且非常不耐烦，就像在对艾玛努埃尔说话。

带着充满反抗之情的一颗心，他一屁股坐在老的印花扶手椅里，椅子在他的重压之下嘎吱作响。佩里冈夫人翻了翻眼睛。

“你真是够笨拙的，我可怜的孩子！你把椅子都要弄坏了！安静地待在那里。”

“好的，妈妈。”他顺从地说。

“你有没有记着把车子上的雨衣拿下来？”

“没有，妈妈。”

“你什么都想不到！”

“可是我不需要，天气很好。”

“明天可能会下雨。”

她从包里拿出毛线。毛线针叮叮当当地响着。于贝尔小的时候，他上钢琴课，她就这样坐在他身边打毛线。他闭上眼睛假装睡着。过了一会儿，她也睡着了。于是他从打开的窗户跳了出去，跑到停自行车的小棚子那里，将栅栏门打开一条小缝，溜了出去。现在，一切都在沉睡之中。炮声也听不见了。屋顶上的猫在哭叫。在难民们用来停车的一条大道间，矗立着一座教堂，大玻璃窗在月光下闪耀着蓝色，美得令人赞叹。没有在居民家找到安身之处的人睡在车里或草地上。即便在睡梦中，他们苍白的脸上仍然保留着害怕和恐惧的痕迹。但是，他们睡得如此深沉，看来不到白天，任何东西也惊醒不了他们。这一点非常明显，他们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从熟睡步入死亡。

于贝尔从他们之间穿过，怜悯而又惊讶地望着他们。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倦。超乎寻常的激动支撑着他，推动着他。他不无悲伤与悔恨地想起了被他抛在一边的家庭。但正是这悲伤与悔恨让他尤为激动。他并非一无所有地投入这冒险，他为祖国所牺牲的不仅是他自己的生命，还有所有亲人的生命。他仿佛一个年轻的神，背负着现在，前进在自己的道路上。至少他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他出了村子，来到一棵樱桃树下，趴在樱桃树的树枝下。一种温馨的激情让他的心突突直跳：他想到了即将与他分享光荣与危险的新同志。他几乎不认识这个金发的小伙子，但对他怀有一种强烈的、难以言表的柔情。他曾经听说过，在北方，一支德军部队踩着在战斗中倒下的同伴的尸体过桥，他们一边过桥一边唱：“我有一个同志……”他理解这种感情，这种纯粹的爱，这种几乎称得上野蛮的感情。下意识里，他想找人替代菲利普，他那么爱菲利普，但是菲利普带着一种无与伦比的温情摆脱了他，一种太过严厉、太神圣的柔情，于贝尔想，菲利普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别的，就是基督的那种爱，那种激情。

于贝尔这两年真的感到非常孤独，就像故意安排好似的，他的同窗不是粗人就是贵族。而且他自己几乎都不知道，他对肉体之美也非常敏感，勒内就有一张天使的面孔。是的，他在等他。每听到一点声响，他都不自禁地颤抖，抬起头来。十二点差五分。一匹马经过，上面没有骑手。不时地会出现这样一些奇怪的场面，让人想起灾难和战争，但是剩下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安静。他摘下一根长疯了的草，放进嘴里嚼着，接着他翻了翻自己的口袋，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一块面包皮、一个苹果、几个榛子、一点已经揉碎的香料蜜糖面包、一把小刀、一团绳子，还有他的红色小记事簿。在第一页，他写道：“如果我死了，请通知我的父亲，巴黎德莱塞林荫大道十八号的佩里冈先生，或者我的母亲……”他又添上了尼姆的地址。他想起他还没做晚上的祈祷呢。他跪在草丛间，专门为家里人念了一遍信经。他深深叹口气，站起身来。他觉得自己在对待他人与上帝时应该说是无可指责的。就在他祈祷的时候敲响了夜里十二点的钟声。现在得准备出发。月亮照着那条路，可是他没看见任何东西。他又耐心地等了半个小时，然后便有些急了。他将自行车放倒在沟里，迎着勒内所在的村庄走去，但是他找不到。转了半个圈后，他又回到樱桃树下，继续等，翻了他的第二个口袋：几根揉皱的香烟、钱。他点了根烟，没觉出有什么好抽的。他还不习惯烟草的味道。他的双手神经质地颤抖着。他掐下几朵花，接着扔掉。一个小时过去了，也许勒内……不，不……他应该不会食言的，因此……他也许是被姑妈姨妈什么的留住了，关起来了，但是他，于贝尔，母亲的措施不是没能阻止他逃走吗？他母亲，她应该还在睡着，她很快就会醒的，然后呢，她会怎么办？人们会到处找他。他不应该留在这里，这里离镇上那么近。但是如果勒内来了呢？……他会等他一个晚上，直到太阳升起再走。

当朝阳的光芒洒满道路时，于贝尔终于离开了那里。他来到丘陵上的圣女树林。他小心翼翼地爬上去，手里推着自行车，心里正在准备待会儿见到士兵时的演讲。他听见有人讲话，还有笑声，马的嘶叫声。有人在叫。于贝尔停住了，几乎不能呼吸，是德语。他迅速躲在一棵树后，看见就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出现了那种灰绿色的军服，他丢掉自行车，兔子般撒腿就跑。接着，他回到了国家公路上，掉进了难民的汽车阵中。汽车发疯般地向前开，真是疯了一般的速度。他看见一辆汽车（一辆灰色的鱼雷型敞篷汽车）将一辆小卡车撞翻在沟里，而司机甚至没有减速便一溜烟跑了。他越是向前走，发现这车流的速度越快，就像在一部失常的影片里一样，他想。他看见一辆装满士兵的卡车。他做着绝望的手势。卡车没有停下，不过车上有人伸出手，将他拽上去，拽到大炮和防雨布箱间，大炮还伪装着树叶呢。

“我想要告诉你们。”于贝尔气喘吁吁地说，“就在这附近的小树林里，我看见了德国人。”

“他们无处不在，我的小伙子。”士兵回答道。

“我能和你们一起走吗？”于贝尔羞涩地问道，“我想要（因为太激动，他都没法儿连贯地说下去），我想要投入战斗。”

士兵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看上去，无论什么样的话，无论什么样的场面，都不能令这些人感动或震惊。一路上，于贝尔得知他们还收留了一个怀孕女人，一个在爆炸中受伤的、被扔掉或者自己迷了路的小孩，一只被炸断了脚的小狗。他还了解到我方想要尽量拖延敌人过河——如果可能的话。

“我再也不离开他们了，”于贝尔想，“现在好了，我已经参与到战争中来了。”

越来越庞大的难民队伍围住卡车，挡住卡车的路。有时，士兵根本无法前进。他们抱着胳膊，等人们让出路来，让他们经过。于贝尔坐在卡车后面，双脚吊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混乱喧杂的思绪和感情令他激动不已，但是在他心中，最为强烈的是对整个人类的蔑视。这种感情几乎是一种物质性的。好几个月前，平生第一次，同学让他喝了酒——劣质红酒残留在嘴巴里的那种胆汁与烟灰的可怕味道，此时他仿佛又体味到了。他小的时候是个乖孩子！世界在他的眼里单纯而美丽，人人都值得尊敬。人……一群懦弱、野蛮的动物。那个煽动他逃跑，此时却躲在羽毛被子里享受美好生活的勒内，而法国正面临着重重危机……这些拒绝给难民提供一杯水、一张床的人，这些将鸡蛋卖到天价的人，这些在汽车里塞满了行李、包裹、食物，甚至家具，却对从巴黎一路步行过来、疲倦得要死的女人和孩子说“您不能上来……您没看见没有位置了吗”的人；还有这些浅黄色皮箱，这些坐在一卡车军官中间、画得五颜六色的女人，如此自私自利，如此怯懦，如此残忍而徒劳的冷酷，这一切令他的心揪紧了。最为可怕的是，对于牺牲、英雄主义以及某些人身上所具有的善良，他做不到无动于衷。比如说，菲利普就几乎是个圣人，还有这些没得吃没得喝（军需处的军官一早就走了，他没能按时回来）却要为绝望的事业而战斗的士兵，他们都是英雄。人类中存在着勇气、忘我和爱，但是这本身就很可怕：善良的人背负着事先注定的命运，菲利普曾经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过这一点。他在说话的时候，似乎光彩照人，激情涌动，浑身发烫，好像被纯净的炭火笼罩着，但是于贝尔经历过信仰危机，菲利普离他远了。外面这个失去和谐、丑陋的世界是用地狱的色彩绘制的，地狱，耶稣永远也不会降临的地狱。“因为他们活该被砸得粉碎。”于贝尔想。

敌人向卡车进行扫射。死神在上空盘旋，突然之间，在苍穹上排开了一列飞翼，钢嘴向这条沿着公路蜿蜒的、蠕动的黑色之线投掷下炸弹。所有的人都趴在地上，女人趴在孩子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们。等火熄灭的时候，人群中出现了几道深沟，仿佛经过暴风雨的麦穗或是被击倒的树所形成的那深而窄的沟。只安静了一会儿，人群中便响起了呻吟声、呼唤声，此起彼伏，任何人都听不见的呻吟声和徒然的呼唤声……

人们重新上了停在路边的汽车，再度出发。但是一些车就这样被抛下了，车门还开着，车顶上还系着行李；有时，由于司机逃命心切，想躲开袭击却出了事故，一只轮胎就在沟里躺着。不过，这司机也许再也回不来了。车里，在被遗忘的包裹间，有时能发现一条拖着皮带的狗在狂吠，或是一只猫被关在篮子里喵呜喵呜地狂叫。

十七

加布里埃尔·科尔特的某些反应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人所应该有的：别人伤害他的时候，他首先是抱怨，然后才是自卫。此时他拖着芙洛朗丝，匆匆忙忙地在帕赖勒莫尼亚勒找市长，找宪兵，找议员，找署长，总之，找任何一个权力机构的代表偿还他失去的晚餐。但是真是奇怪啊……街上没有人，屋子里也都静悄悄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撞到一群似乎毫无目的地在闲逛的女人，那些女人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这里的人。我们和您一样是难民。”其中的一个补充道。

六月柔和的风将一阵淡淡的烟味送到他们面前。

过了一会儿，他们想起了自己的车子，车子在哪里呢。芙洛朗丝认为车子应该在火车站附近。加布里埃尔想起那附近应该有座可以作为标记的桥；安宁的、美轮美奂的月光照耀着他们，但是这座古老的小城里，似乎所有的街道都是一样的。到处都是鸽子，古老的界标，街道旁微微倾斜的阳台，黑色的胡同。

“舞台剧的拙劣背景。”科尔特呻吟道。

气味本身也像是剧院的，寡淡、满是灰尘，远远的还有股厕所的臭味。天很热，汗水顺着科尔特的额头流下来。他听见身后芙洛朗丝在叫他：“等等我！停下来，胆小鬼，混蛋！你在哪里，加布里埃尔？你在哪里？我看不到你，加布里埃尔，你这只猪！”她的叫喊在古老的墙间回荡，声音像子弹一样地反弹回来，到处都可以听见这回音：“猪，老混蛋，胆小鬼！”

她终于在火车站附近追上了他。她向他扑来，打他、扇他、啐他，而他则用尖声的叫喊进行防卫。真是难以想象，加布里埃尔·科尔特平素一贯低沉、疲倦的声音竟然包含如此具有震颤力、如此尖锐、如此女性化、如此野蛮的音符。饥饿、害怕、疲倦令他们丧失了理智。一眼之间，他们看见了空荡荡的广场大道，立刻明白上面已经下命令疏散了。

其他的人都已走上了那座月光下的桥。只有几个精疲力竭的士兵席地而坐，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坐在人行道上。其中一个非常年轻，面色苍白，戴着一副大眼镜的小伙子站起身来，过来分开了芙洛朗丝和科尔特。

“行了，先生……瞧，夫人，你们不感到羞愧吗？”

“但是我们的车哪里去了？”科尔特叫道。

“都走了，上面的命令。”

“谁下的命令？为什么？可是我们的行李！我的手稿！我是加布里埃尔·科尔特！”

“我的上帝，您会找到的，您的手稿！我可以告诉您，别人失去的可比您要多！”

“没有教养的人！”

“的确如此，先生，但是……”

“谁下了这个愚蠢的命令？”

“这个，先生……我必须向您承认，我们得到很多并不比这个高明的命令。您会找到您的汽车和您的手稿，我可以肯定。不过在找到它们之前您不能留在这里。德国人一会儿就要进来了。我们奉命炸毁火车站。”

“我们上哪里去？”芙洛朗丝呻吟道。

“回到城里去。”

“可是我们住在哪里？”

“地方可不缺。所有的人都逃走了。”一个士兵走近他们说，他站在离科尔特几步远的地方。

一轮明月默默地洒下蓝色的光辉。站在科尔特身边的男人长着一张严厉的、厚嘟嘟的脸：在他丰厚的面颊上有两道竖褶子。他搭上加布里埃尔的肩膀，似乎还没怎么用力，就让他转了一圈。

“快走吧，快点！我们不想再看到你们了，明白吗？”

加布里埃尔有一瞬的冲动，想要扑向那个士兵，但是肩膀上的那只手如此坚硬有力，在它的重压之下，加布里埃尔弯下了身子，后退了两步。

“我们自星期一开始就在路上了……我们饿了……”

“我们饿了。”芙洛朗丝像回声一般地叹道。

“等到早上。如果我们还在，你们会有汤喝。”

戴着大眼镜的士兵仍然用他那温和而疲惫的声音重复道：“你们不能待在这里，先生……好了，走吧。”他拽住科尔特，轻轻地推了他一下，就像把客厅里的孩子赶出去睡觉时那样。

他们再次穿越广场，只是现在他们肩并肩地走着，拖着疲倦的脚步；他们的愤怒烟消云散，支撑着他们的那股子蛮劲儿也随之烟消云散。他们实在是没劲儿了，都没有气力再找一家饭店。他们敲门，可是门都紧闭不开。最终他们麻木地跌坐在教堂边的一张板凳上。芙洛朗丝作了个痛苦的表情，将鞋子脱掉。

夜晚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火车站一直还在广场上。有时能够听到从附近的街道上传来士兵的脚步声。有一两次，几个人从板凳前经过，他们甚至都没有看一眼芙洛朗丝和科尔特，这两个人在黑暗里蜷作一团，两颗沉重的脑袋靠在一起。一股变质的肉味飘过来：镇上的屠宰场遭到了轰炸。他们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等他们醒过来的时候，他们看见士兵拿着饭盒从眼前经过。芙洛朗丝发出了觊觎的叫声，声音虽然柔弱，不过他们也听见了，士兵给了她一碗汤和一块面包。光明重现，加布里埃尔也找回了一点做人的尊严：他没敢和情人争这一口汤和面包！芙洛朗丝慢慢地喝着。然而她停了下来，转向加布里埃尔。

“把剩下的吃了。”她对情人说。

他还反抗道：“不，你自己也就这点点吃的！”

她将盛满滚烫液体的铝杯递给他，汤散发出白菜的味道。他用颤抖的双手抓住杯子，将嘴巴凑到杯子边缘，大口地喝着，几乎都没有停下喘口气，喝完了之后，他幸福地叹了口气。

“现在好些了吗？”士兵问道。

他们认出来，这正是昨夜将他们从广场上赶走的那个士兵，不过，清晨的阳光让这位野蛮队长的轮廓变得柔和了些。加布里埃尔想起自己口袋里还有几根烟，他将烟递给队长。两个男人静静地抽了会烟，没说话，而芙洛朗丝在一边穿鞋，但鞋子穿不上了。

“如果我是你们，”士兵终于开口说，“我就赶快逃命，因为德国人肯定会来的。他们现在还没到已经够让人吃惊的了。但是他们不用着急，”他苦涩地补充道，“现在这太容易了，一直到拜约那……”

“您认为全完了吗？”芙洛朗丝羞怯地问。

士兵没有回答，突然离开他们。他们蹒跚地向前走去，往城里小镇的方向。这座到目前为止似乎一直空无一人的小城突然间三三两两地蹦出了许多带着行李的难民。到处都是，彼此挨着，就像暴风雨之后彼此找寻、重逢的迷途羔羊。他们走向士兵把守的桥，士兵让他们过去。科尔特和芙洛朗丝此时便在桥上。他们头上是闪闪发光的蓝天，没有一丝云彩，没有一架飞机。脚下流淌着美丽的、波光粼粼的河水。桥的对面是通向南方的公路，还有一座小树林，树的年份不是很长，长着嫩绿色的叶子。突然，树林似乎在动，迎着他们的方向前进。伪装好的德国卡车和大炮向他们驶来。科尔特看见前面的人举起胳膊往回跑。就在这时，法国军队也开了火，德国的机枪在回应。在两股火力之间，难民朝各个方向鼠窜，剩下的就在原地转圈，似乎疯了：一个女人跨过护栏，跳进河里。

芙洛朗丝抓住科尔特的胳膊，指甲深深嵌在他的肉里，吼道：“我们回去，来！”

“可是桥就要被炸毁了。”科尔特叫道。

他抓住她，拖着她往前去，突然间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非常奇怪的念头，炽热、尖锐，就像一道闪电，他觉得他们是在跑向死亡。他将她拽到身边，用力护住她的脑袋，将她藏在自己的外套底下，就像处死某人前绑上他的眼睛一样。他蹒跚着，气喘吁吁地，几乎半抱着她走了几米，来到河对岸。尽管心仿佛一口钟一样突突地跳着，他并非真害怕。他怀着某种模模糊糊的炽热愿望，想要救芙洛朗丝的性命。他有信心，一种无形的信心，仿佛有一只庇护之手向他伸过来，伸过来。他是那么脆弱，那么悲惨，那么小，以至于很可能被命运之神忽略，就像无能抗争风暴的一根麦秸。他们穿过桥，紧挨着德国人往前跑，穿越枪林弹雨，穿过德国人灰绿色的军服。公路没有关闭，死亡被他们甩在身后，突然之间他们发现——是的，他们没有弄错，他们都认出来了——那里，在一条森林小路的入口处，停着他们的车子，忠实的仆人在等他们。芙洛朗丝禁不住呻吟道：“朱丽叶，谢天谢地。朱丽叶！”司机和贴身女仆的声音传到科尔特的耳朵里，就像那种在昏迷状态里时隐时现的嘶哑而奇怪的声音。芙洛朗丝哭了。过了一会儿，在半信半疑、半清醒之中，科尔特才好不容易慢慢明白过来，他的车子回来了，他的手稿回来了，他的命回来了，而他，已经不再是个平庸的、痛苦的、饥饿的、既勇敢又怯懦的男人，而是一个上帝特别眷顾的、摆脱了所有恶的生物——加布里埃尔·科尔特！

十八

于贝尔终于和路上遇见的人一起抵达阿列河沿岸。他们到达时是六月十七日星期一的中午，支援者加入了士兵的行列——游击队，塞内加尔人，还有军人，队伍溃败、重新组建不成、怀着绝望的勇气加入每一场抵抗战役的军人，当然，剩下来就是像于贝尔·佩里冈这样离开家庭或是半夜出走、要“加入队伍”的淘气鬼。这些话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座农场传到另一个农场，“我们就要加入队伍，避开德国人，在卢瓦尔河后面重新整合”，一张张十六岁的嘴巴在重复。这些孩子背上背着小包（含泪的母亲匆匆忙忙将前天晚上吃剩的点心与毛衣衬衫裹在一起）；他们都有着红扑扑、胖嘟嘟的脸蛋，沾满墨水的手指和喑哑的声音。其中三个孩子是父亲一块儿陪着来的，他们的父亲都是“一战”的老兵，因为年龄、伤口或是家庭原因，自九月宣战以来，总算一直远离战火。大队指挥部设在平交道口附近的一座石桥下。于贝尔数了一下，铁道和河岸上大约有两百人。由于毫无经验，在他看来，面对敌人的这支队伍已经足够强大了。他看见排放在石桥上的数吨麦宁奈特炸药，他不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已经找到了用来引爆的比克福特导爆线。士兵们一声不吭地工作，再不就是席地而卧。自昨晚以来他们什么都没吃。将近傍晚，开始分发瓶装啤酒。于贝尔不饿，但是这金黄色、带着苦味和泡沫慢慢退去的液体给了他一种幸福的感觉。他需要凭借它来得到勇气。的确，似乎没有人需要他。他从一个人身边跑到另一个人身边，羞涩地为他们提供服务，可是没有人对他做出任何反应，甚至没有人看他一眼。他看见两个士兵拖着稻草和木柴向桥那边走去，另一个推着沥青桶打他面前经过。于贝尔抓住了一大捆木柴，可是他太笨拙了，松枝弄伤了他的手，他发出小小的呻吟。过了一会儿，估摸着应该没有人听见，他正暗自羞愧难当，好不容易将木柴扔在桥前，此时听见一个男人冲着他叫：“你在那干什么呢？没看见你多碍事吗？嗯？”

于贝尔受到伤害，走远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圣普尔桑公路上，面对着阿列河，他看着那些人正在完成在他看来根本不可理解的事情：将浇了沥青的稻草和木柴堆放在桥上，旁边就是装了五十升汽油的油桶；他们希望凭借这道堤坝阻挡敌人军队，而一门七十五毫米口径的大炮正准备随时引爆麦宁奈特炸药。

接下来的一天还是如此，晚上和第二天早晨他们也都在忙这个。时间就像高烧一样，似乎没有尽头似的，非常奇怪，非常不和谐。一直没得吃没得喝。年轻的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水灵灵的，因为饥饿，他们脸色苍白，再加上尘土满面，头发蓬乱，双眼灼灼，他们一下子就老了，成熟了，显现出一种固执、痛苦和生硬的表情。

河对岸出现第一批德国人时是下午两点。是今天早晨跨越帕赖勒莫尼亚勒的摩托纵队。于贝尔张大了嘴巴看着他们顺着桥迅速前进，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仿佛一道蛮横的军人之电闪现在安宁的乡村之上。这一切只持续了一瞬：炮弹引爆了数吨的炸药，形成一道屏障。桥、军车和人的碎片在空中横飞，接着又落在阿列河中。于贝尔看见士兵在他面前奔跑。

“太好了！我们发起了进攻。”他想，他的皮肤一下子变得冰凉，喉咙发紧，就像小的时候听见大街上响起军乐时那样。他往前冲去，撞在已经开始燃烧的稻草和柴堆上。沥青的黑烟进了他的嘴巴和鼻孔。在这面保护性的幕帘后，机枪齐鸣，阻止德国坦克的进攻。于贝尔被沥青呛得咳嗽流涕，往后退了几步。他很绝望。他没有武器，无能为力。人们在战斗，但他只能抄着双手，不能动，没有用。不过，想到周围的人也只能是忍受着敌人的炮火无法回应，他感到了些许的安慰。他还以为，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出于战术的考虑，直到他终于明白，他们根本没有弹药。然而，他对自己说，既然让我们留在这里，这本身就说明人们需要我们在这里，说明我们是有用的，说明人们都知道，我们在保护法国主力部队。他在每一个时刻期盼着，希望看见精神饱满的队伍出现在圣普尔桑的道路上，一边向他们冲来一边叫道：“我们来了，孩子们，别担心！让我们来对付他们！”或是其他什么战争的豪言壮语。但是没有。他看见身边有个人满头是血，像喝醉了酒似的踉跄了几步，最终倒在壕沟里，坐在树枝之间，姿势非常奇怪，非常不合适，下巴垂在胸前，双腿弯在身子下面。他听见一个军官愤怒地感叹：“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救护车！你们要我怎么办？”

有人回答他说：“征税处花园还有个伤员。”

“可是你们要我去那里干什么，上帝啊？”军官重复道，“就让他在那里待着吧。”

炮弹点燃了城市半边天。在六月灿烂的天光下，火焰有一种玫瑰色的、透明的色彩，形成一缕缕烟柱升上天空，在阳光的照耀下，硫磺和硝烟划出一道道金色的痕迹。

“小伙子们都跑了。”一个士兵指着放弃钢桥的机枪手对于贝尔说。

“为什么？”于贝尔沮丧地叫道，“这是溃败！我参与了一场最大的溃败，比滑铁卢还要糟糕。我们全都迷失了，我再也看不到妈妈，看不到亲人。我要死了。”他觉得自己迷了路，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处在一种疲倦而绝望的可怕状态中。他没有听见撤退的命令。看见人们在枪林弹雨中奔跑，他也冲了出去，翻过花园的栅栏，花园里还有一辆混乱中留下的婴儿车。然而战斗还没有结束。人们还在抵抗，没有坦克，没有大炮，没有弹药，就在这几平方米的范围内，在这桥头，胜利的德国人从四面八方涌进法国。于贝尔突然爆发出一种绝望的勇气，像疯了一样。他想，他这是在逃跑，而他的责任应该是冲向战火，冲向这不断在耳边响起的由手枪机枪组成的德国人的枪林弹雨，和德国人一起死。冒着每一秒钟都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险，他再一次穿越小花园，花园中散落的玩具全被他踩扁了。这家的人上哪里去了？他们逃跑了吗？在子弹的呼啸声中，他先是在金属栅栏上匍匐前进，好在没有受伤，接着他掉在公路上，重新开始往河的方向爬去，手和膝盖全是血。他也许永远爬不到河边。不过爬到一半的时候，世界完全安静下来。此时他发现天色已黑，他明白过来，他先前应该是累昏过去了。但是，突然，正是这奇怪的寂静让他回到自身。他坐了下来。脑子空荡荡的，一口钟似的响着。明亮的月光照在路上，不过他藏在一棵大树的阴影之下。维拉尔区仍然在燃烧，只是所有的武器都闭上了嘴。

于贝尔放弃了有可能遇见德国人的公路，他穿过小树林。有时他停下来，想要知道自己这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五天之内已经进入法国半壁江山的摩托纵队明天一定就能抵达意大利、瑞士和西班牙边境。他躲不开他们。他忘了自己没有穿制服，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参加过战斗的东西。他肯定自己会被俘虏。他本能地跑着，将他带至战斗地点的，与现在让他远离那片火海、破桥和让他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死人的噩梦的，是同一种本能，他神经质地估算着德国人早上所能够行进的距离。他在想象，一座座城市相继沦陷，想象残兵败将，扔得一地的武器，因为没有汽油留在路上的卡车，还有坦克，还有反坦克的大炮——他以前看过复制品，曾经那么为之赞叹，还有所有落入敌人之手的战利品！他在颤抖，一边手脚并用地在这月光下的田野里往前爬，一边哭泣，可是，他还是不相信他们就这样被打败了，正如年轻而健康的生命会将死亡的想法推得远远的一样。士兵应当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他们会重新集合，重新开始战斗，而他会和他们在一起。而他……和他们一起……“但是我都做了什么？”他突然想，“我甚至连一枪都没有开过！”他为自己感到羞愧，那么羞愧，以至于眼泪再次流淌了下来，灼热的、痛苦的眼泪。“这不是我的错，我没有武器，我只有双手。”他又重新看见那个拖着柴堆往河边走去的自己。是的，他甚至连这个都做不了，而他还希望能够冲向铁桥，率领身后的士兵，一边高喊着“法兰西万岁”一边冲向敌人的坦克呢。他沉醉在疲倦与绝望之中。有时，一些奇怪的成熟的想法会来到他的脑海：他想到了灾难，想到了他所肩负的具有深刻意义的事业，想到未来，想到死亡。接着他想到了自己，想到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渐渐地，他又回到现实中：“妈妈会怎么看我呢，肯定会说哎呀呀！”他喃喃道，在他那张苍白的、缩紧的、似乎两天之间就苍老和消瘦的脸上，有一秒钟的时间里，闪过了孩提时代的美好笑容，天真、灿烂的笑容。

在两片农田之间，他发现了一条深入乡村的小路。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与战争无关。泉水流淌，夜莺歌唱，每到整点，钟发出叮当的响声，所有的篱笆间都有花儿，所有的树上都长着嫩绿的树叶。他将双手和嘴唇浸在小溪里，接着又将手合拢成杯状，捧起溪水喝了几口，觉得好些了。他在枝头寻找水果，但是没能找到。他知道现在不是季节，但是他仍然处在相信奇迹的年龄。小路的尽头又是公路。他看到界碑上写着：克莱桑日，二十二公里，他不知所措地停下来，接着，他看见一座农屋，犹豫了很长时间，他叩响了百叶窗。他听见屋里传来脚步声。里面的人问他是谁。听他回答说自己迷了路，肚子很饿，屋里的人便让他进了门。在屋里，他看到三个法国士兵在睡觉。他认出了他们，他们也是守卫穆兰的桥的。现在他们在板凳上打着呼噜，苍白消瘦、脏不拉叽的脸朝后仰着，像死人。一个女人一边织毛衣一边守着他们，毛线球滚在地上，一只猫和毛线球玩得正起劲。度过了这八天之后，这场面是那么熟悉，同时又显得那么奇怪。于贝尔一屁股坐了下来，盘着腿。在桌子上，放着士兵的钢盔，他们在帽子上插了树叶，省得在月光下太耀眼。

一个士兵醒了，用手肘支撑着，抬起身子。

“你看见他们没有，小伙子？”他的声音嘶哑低沉。

于贝尔知道他说的是德国人。

“没有，没有。穆兰之后没看见一个德国人。”

“看上去，”士兵说，“他们都懒得抓俘虏了。俘虏太多。他们缴了俘虏的械之后就随他们去逃命算了。”

“看来是这样。”女人说。

他们没再说话。于贝尔吃了东西：他们给他送来一盘汤和一点奶酪。吃完东西之后，他问士兵：“你们现在做什么？”

士兵的同伴也睁开了眼睛。他们讨论起来。一个想要去克莱桑日，另一个回答道：“为什么要去那里？到处都是德国人，到处……”他一副受惊的样子，仿佛一只不知所措的小鸟，用那种痛苦、惊惧的目光看着四周。

他仿佛真的看见他们就在身边，这些要抓住他的德国人。他不时地爆发出断断续续的、苦涩的笑声。

“上帝啊！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也参加了，现在看到这……”

女人心平气和地织着毛线。她的年纪非常大，戴着一顶白色的带褶软帽。

“我可见过一八七〇年的战争[10]……”她咕哝说。

于贝尔听他们说，带着某种惊恐欣赏他们。在他眼里，他们显得非常不真实，仿佛幽灵一般，仿佛从法国历史的书页中跳出来的阴影。上帝啊！现在以及现在的灾难总比这些逝去的光荣、比历史中升起的这股子血腥气味要强。于贝尔喝了一杯非常热的黑咖啡，那种咖啡渣似的咖啡，谢过女人，与士兵打了招呼之后，他重新上路，他下决心要在上午赶到克莱桑日。在那里他也许能够联系上亲人，告诉他们自己现在的情况，让他们放心。他走了几个小时的路，在距离克莱桑日几公里的地方，他闻到饭店里飘出来的咖啡和新鲜面包的味道。此时于贝尔觉得自己再也走不动了，觉得双脚不再听他的使唤。他走进挤满难民的小饭店，问是不是还有房间。没有人能回答他。人们告诉他，老板娘出门为这群饥肠辘辘的流民找吃的了，应该马上就能回来。他走到马路上，透过房子底层的窗户，他看见一个女人在化妆。她手里的唇线笔掉了出来，正好滚到于贝尔脚边；于贝尔赶紧将笔拾起来。女人微微弯过身，发现了他，冲他笑了笑。

“现在怎么办呢？”她问道。

她伸出光溜溜的手臂，她的手很白。涂了指甲油的指甲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小小的闪电划过于贝尔的双眼，这乳白色的光，这棕红色的头发仿佛一道强光刺伤了他。

他垂下眼睛，嗫嚅道：“我……我可以给您送过来，夫人。”

“那好吧，烦劳了。”她说。

她又重新绽放出笑容。他走进了饭店，穿过咖啡厅，走上小小的黑色楼梯，看见一间玫瑰红的房间敞着门。太阳透过可怜的红棉布窗帘照进来，整个房间都充斥着一种闷热的、生机勃勃的深红色调，仿佛玫瑰花丛一般。女人将于贝尔让进房间，她正在修指甲。她拿过唇线笔，看着他：“哟，他快不行了！”于贝尔感觉到女人拉住他的手，扶着他走了两步，坐进扶手椅里，女人还在他脑袋下面塞了个枕头。他没有昏过去，只是心跳得很厉害。周围的一切都在舞动，就像晕船时的那种感觉，身子一会儿冰凉，一会儿发烫。

他有点害怕，可是又为自己感到骄傲。她问他：“累的？饿的？可怜的孩子，你怎么啦？”

他特别地夸张了一下颤抖的声音，回答道：“没什么，只是……我从穆兰一直走到这里，我们在那里守桥。”

她望着他，非常吃惊。

“可是您才多大？”

“十八岁。”

“您没有参军吧？”

“不，我是和家里人一起出来的。我离开了他们，找到了部队。”

“这很好。”她说。

尽管她确实用他所期待的一种赞赏的口吻在说，可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她的注视下，他的脸红了。凑近了看，她不是很年轻。精心化妆也没能遮掩她脸上的细微皱纹。她非常苗条，非常优雅，长着一双绝妙的腿。

“您叫什么？”

“于贝尔·佩里冈。”

“美术博物馆不是有一位姓佩里冈的馆长吗？”

“他是我的父亲，夫人。”

她一面和他谈话，一面站起身，为他倒了杯咖啡。她才吃完饭，餐盘和空了一半的咖啡壶还放在桌上，餐盘里有一碗奶油和一些烤肉。

“咖啡不是很热了。”她说，“不过还是喝一点吧，对您有好处。”

他听话喝了。

“下面有这么多难民，真是让人不知所措，我原来还以为明天以前他们都到不了呢！您应该是从巴黎来吧？”

“是的，您也是吧，夫人？”

“是的。我先到的图尔，然后从图尔过来。在图尔，我碰到了轰炸。现在我想到波尔多去。我估计大剧院的人应该是撤到波尔多了。”

“您是演员，夫人？”于贝尔尊敬地问。

“舞蹈演员，阿尔莱特·克拉伊。”

除了在巴黎夏特莱剧院的舞台上，于贝尔还从来没有见过舞蹈演员。几乎出于本能，他好奇而略带贪婪的目光转向她长长的脚踝和闪光丝袜下的柔软肌肉。他脑子彻底乱了。一缕金黄色的头发落在眼睛里。女人用手轻轻地替他将这缕头发顺上去。

“那您现在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于贝尔承认道，“我家里人先前停在距离这里三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子里。我很想去找他们，不过德国人应该已经到那里了。”

“这里不久之后也会有德国人。”

“这里？”

他受了惊一般，站起身来准备跑。她笑着拽住他。

“不过他们能拿您怎么样呢？像您这样的小孩子……”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参加过战斗。”他抗议道，这句话伤害了他。

“是的，当然，但是不会有人告诉他们的，不是吗？”

她沉思了一会儿，微微皱起眉头。

“听着，您这样。我这就下楼为您要间房。这里的人认识我。这是间很小的旅馆，但是饭菜可口，我在这里过了几次周末。饭店老板会把他们儿子的房间给您的，他们的儿子入伍了。您可以在这里休息一到两天，然后就可以通知您的父母。”

“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夫人。”他低声说。

她离开房间。等过了一会儿，她回来时，于贝尔已经睡着了。她想要撑起他的脑袋，将手臂绕过他宽阔的肩膀和微微起伏的胸膛。她仔细地看着他，替他将散落在额际的金发理好，再一次用一种梦幻般的目光打量着他，仿佛一只馋嘴猫欣赏小鸟一般，叹道：“他还真是不错，这孩子……”

十九

村子的人在等德国人的到来。一些人想到这是第一次看到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征服者，便感觉到一种绝望的羞愧；另一些人则觉得害怕；但是更多的人只是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好奇，仿佛即将上演一出惊世骇俗、前所未有的戏。头天晚上，政府官员、宪兵、邮局职员接到了出发的命令。不过镇长还在，这是个患痛风的老农民，似乎没有喜怒哀乐，任何事情也触动不了他。村子就这样处在没有领导的状况下，不过好像也糟糕不到哪里去！中午，就在阿尔莱特·克拉伊就餐的喧闹的餐厅，途经这里的人带来了停战的消息，女人哭成一片。据说局势非常混乱，有些地方士兵还在抵抗，市民都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大家一致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一切都完了，现在能做的只有让步。所有的人同时开口说话，空气都变得无法呼吸。阿尔莱特推开她的餐盘，走出餐厅来到饭店的小花园。她随身带着香烟、折叠躺椅和一本书。从巴黎出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当时她处在一种接近疯狂的恐慌之中，而在经历了许许多多不可否认的危险之后，她变得非常冷漠而安静；并且，她现在已经肯定，不管什么样的困境都难不倒她，她具备在所有情势之下尽可能获得舒适与安逸的天赋。这份变通，这份透彻，这份超脱，在她的职业与感情生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她才看清楚，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在特殊状况下，这些特质也同样如此有用。

现在，想到自己曾经乞求科尔班的保护，她不无同情地笑了。就在图尔遭到轰炸的时候，他们到了那里。科尔班那只装有个人证券和银行资料的箱子被埋葬在碎瓦残片之中，而她从一片混乱中脱身时却没有丢失任何东西，甚至一块手绢、一个粉盒、一双鞋。科尔班害怕得瘫软的样子浮现在她眼前，她想，以后不妨和他谈谈当时的场景，想到这里她觉得很有趣。过了一会儿，她又想起他那深陷的、死人一样的下巴；真是让人想给他装个护颌，好把他的下巴给撑起来。真是可悲啊！她把他留在图尔可怕的混乱与嘈杂之中，自己弄到汽油后便开车离开了。她到这座村镇已经两天，吃得很好，睡得很好，而那些可怜的人只能睡在谷仓里和广场上。她甚至还大发善心，将自己的房间留给那个可爱的男孩儿，那个小佩里冈……佩里冈？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挺无聊的，不过受人尊敬，非常富有，与军界、政界和产业界巨头的关系非常好，因为他们与里昂的马尔泰特家族的血缘关系……关系……她烦恼地叹了口气，想到这段时间以来，她为了勾引热拉尔·索罗门——弗尔尼埃伯爵的大舅子所付出的努力，想到今后必须修正在这件事情上的所有想法。她的这番努力没什么结果，平白浪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

阿尔莱特微微皱起眉头，看着自己的指甲。看着这十面小小的镜子，她陷入了抽象的思辨之中。她的情人都知道，当她带着这种沉思的神情看着自己的手时，就是要表达自己的某种看法了，对于政治、艺术、文学、时尚的看法，并且，通常来说，她的看法尖锐而准确。就在刚才的这会儿工夫，熊蜂在她身边的鸡冠花丛中采蜜之时，这位舞蹈演员正在思忖自己的未来。最终她的结论是，对于她来说，一切都不会改变。她的财产一部分是首饰——首饰只能越来越值钱，另一部分是土地——战前，在中央高原地区，她做了几笔好交易。再说这还都是次要的。她最大的财富是她的腿，她的身材，她在出谋划策方面的天赋，而这一切唯一能受到的威胁只是时间。不过这倒是个黑洞……她想起自己的年龄，立刻从包里掏出镜子，就像掏出驱除命运魔咒的护身符一般，仔仔细细察看起自己的脸来。这时她想起一件事情，颇感不快：她用的粉是美国的一个牌子，而且只用这个牌子。在未来的这几个星期里，她很难弄到这个牌子的粉。这很破坏她的情绪。好吧，好吧！事情的表面还是会有所变化的，不过实质仍然不可动摇！一定会产生新的富人，所有灾难之后都是如此，这些人愿意花大价钱买乐子，因为他们的钱来得太容易了，爱情也依然如此。但是，上帝啊，但愿动荡早点平息！但愿某种生活方式——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很快得以建立。所有的这一切，战争、革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动荡，这一切只能激励男人，而女人……啊！女人所能感受到的只是烦恼。她敢肯定，所有女人对于这些事情的想法都和她一样，烦恼得让人哭，烦恼得让人提不起劲来，所有伟大的词汇，所有伟大的情感都没了！至于男人……不知道，也不好说……在某些方面，头脑简单的男人不大让人看得懂，但是女人嘛，她们有从一切非日常生活、非尘世生活的东西中恢复的能力，至少能够保证五十年不再受其影响……她抬起眼睛，看见小饭店的老板娘正趴在窗子上张望。

“怎么啦？古洛夫人？”

古洛夫人用一种严肃然而发抖的声音回答说：“小姐，是他们……他们到了……”

“德国人？”

“是的。”

她本想站起身来，到栅栏那里去，因为那里看得见街上的情景，但是她害怕自己一离开，就会有人强占她的帆布躺椅和树荫下的这个位置，因此她没动。

其实这还算不上德国军队，只是一个德国人：第一个。村子里的所有人都躲在紧闭的门后，透过半闭百叶窗的缝隙或是谷仓的小天窗看他。他将摩托车停在空地上。他双手戴着手套，穿着绿色的军服，戴着钢盔，当他抬起头的时候，便会露出帽檐下那张瘦长的粉色的脸，甚至可以说是一张颇为孩子气的脸。“他很年轻！”女人低声道。她们在不知不觉中认为自己原本应当看到个怪物，反正是奇怪而可怕的魔鬼的样子。他环视周围，想找什么人问问。于是那个参加过“一战”的办事员走出小店，他穿着胸前别有十字勋章和军功章的军服走向敌人。有一会儿，两个男人就这么面对面地站着，一句话没说。接着德国人指了指香烟，用蹩脚的法语问办事员借火。办事员用蹩脚的德语回答他，因为在一九一八年的时候，他曾经占领过马恩斯。小镇太安静了（整个村镇都屏住了呼吸），因此听得清他俩所说的每一句话。德国人在问路，法国人回答了他，然后进一步大胆问道：“停战协议签了吗？”

德国人张开双臂。

“我们还不知道，希望是这样。”他说。

这句话当中所包含的人性的成分，这个手势，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眼下这个人不是个凶残的魔鬼，而是一个普通士兵，和其他人一样。这突然间打破了村里人与敌人之间、打破了农民和入侵者之间的坚冰。

“他看上去不坏。”女人悄悄地说道。

他将手举到帽边，不过动作一点也不生硬，而且面带微笑，这是一个不确切的手势，仿佛还没有完成，不能算是军礼，和普通市民之间彼此说再见的手势没什么不同。他向紧闭的窗子投去好奇的一瞥，摩托车重新发动，很快消失了。人们陆陆续续打开房门，村里的人都出来了，走到广场上，围住办事员，而办事员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双手插在口袋里，皱着眉头凝视远方。他脸上的神情表达着某种矛盾：一切都结束了的轻松和一切以如此方式结束的悲伤与愤怒，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恐惧。所有的这些情感都反射到其他人的行为上。女人擦拭着满是泪水的眼睛，男人一声不吭，一副顽固和生硬的神情；一度心思不在游戏上的孩子此时回到了他们的弹子和造房子游戏的方格上。天空泛着银色的光芒，如同每一个明媚灿烂的日子一样，一团不易察觉的柔和的虹彩在天际飘过，虹彩里似乎汇聚了六月里所有新鲜的颜色，而且更加丰富，更加柔和，就像透过水面看到的种种颜色。

时间静静地流逝。公路上的汽车少了。不过自行车仍然全速前进，就像仍然被那股一个星期以来从东北面方向呼啸而来的狂风夹带着一般，那股不幸的人组成的狂风。又过了一会儿——令人震惊的场面——一些汽车出现在公路上，只是和一个星期以来车流的方向正相反，这些车是回巴黎的。看到这个场面，人们真正可以相信，一切都结束了。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家中。主妇在厨房里洗碗的丁当声再度响起，还有给兔子喂草的小个子老妇人轻巧的脚步声，甚至某个小姑娘一边用水泵汲水一边还在哼着歌儿。小狗在打架，在灰尘中打着滚儿。

现在已是晚上，柔美的黄昏，透明的空气，蓝色的阴影，最后一缕夕阳抚弄着玫瑰花丛，还有召唤信徒前去礼拜的教堂钟楼。就在此时，公路上出现了一种声音，而且越来越大，不像是这些日子以来的那种喧闹声。这声音低沉、沉着，似乎是不紧不慢地前进的轰鸣，令人窒息，冷酷无情。一队卡车往村镇的方向驶来。这一次真的是德国人来了。卡车在广场上停下来，车上的人也陆续下了车。第一批卡车之后，紧接着又是一批，然后又是一批。很短的时间里，从教堂到市政府，整个灰色的古老广场便停满了钢铁色彩的汽车，阴沉沉的一片，一动不动，远远望去，还能分辨出些许伪装后留下的枯枝。

多少人啊！人们重新走出家门，静静地、专注地望着广场上的人，听他们说话，估算他们大概有多少人，可是根本算不出来。德国人从四面八方涌出来，占满了广场和街道，而且一批又一批地接着到达。自从九月以来，村镇已经不习惯听到脚步声、笑声和年轻人的声音了。在这绿色军服的浪潮所带来的喧闹声中，在这健康人的气味中，在这新鲜的肉体的气味中，尤其是在这陌生的语言中，小村镇似乎有点闷住了，喘不过气来。德国人闯进镇上的人家，闯进商店和咖啡馆。他们的靴子踩在厨房的红砖上发出响声。他们要吃的，要喝的。他们抚弄着走过的孩子。他们做着大幅度的手势，唱歌，冲女人笑。他们那幸福的表情，那种胜利者的醉意，那种狂热，那种疯狂，那种掺杂着怀疑——仿佛他们自己对发生的一切也不敢相信似的——的极乐，这一切都形成了一种压力，一种震颤，好像是暂时忘记了忧伤和仇恨的被征服者一般。而真正的被征服者则张大嘴巴，看着他们。

在那家小饭店里，就在于贝尔一直沉睡的房间楼下，大厅里回荡着叫喊声和歌声。很快，德国人开始要香槟（“香槟！食物！”），香槟瓶盖在他们的手中蹦来蹦去。有些人在玩弹子球，有些人把一堆红彤彤的生肉片带进厨房，扔在火上，肉噼啪作响，冒出浓烟。士兵们还从地窖里将小瓶啤酒拿上来，不耐烦地推开想帮他们的女招待。一个脸蛋红扑扑的金发小伙子自己在炉边敲鸡蛋，还有一个在花园里摘第一茬草莓。两个几乎脱光了的小伙子将脑袋浸在才吊上来的冰凉的井水里。他们大嚼大咽这尘世里的所有好东西，他们逃过了死神，他们年轻，充满活力，他们是胜利者！他们用急促的、快速的语句，用蹩脚的法语倾吐着他们极度的欢乐，他们和每一个愿意听的人说，他们指着自己的靴子，重复说：“我们走，走，同志倒下，一直在走”……大厅里，他们的武器、腰带和帽子丁当声此起彼伏。在睡梦中，于贝尔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这一切，他将这一切与前天的记忆混在了一起，似乎又看见了穆兰桥战役。他非常激动，叹着气，推开他也不知道是谁的一个人，他在抱怨，他觉得很难受。终于，他在这陌生的房间里醒来。他睡了整整一天。于贝尔受惊似的动了一下，揉着眼睛，他看见了在他熟睡之际走进房间的舞蹈演员。

他结结巴巴地说着感谢和抱歉的话。

“现在您大概饿了吧？”她说。

是的，真的，他饿极了。

“但是最好就在我房间里吃晚饭，您知道吗？楼下简直难以忍受，全是士兵。”

“哦！士兵！”他冲向门口，“他们说什么？形势好些了吗？德国人在哪里？”

“德国人？他们就在这里。楼下是德国士兵。”

他吃了一惊，害怕地从她身边跳开去，好像一只被追捕的动物。

“德国人？不，不，您是在开玩笑吧？”

他想找到另一个词，可是没能找到，于是他用颤抖而低沉的声音重复道：“是开玩笑吧？”

她打开门，伴随着一股酸酸的浓烟，胜利士兵的声音传了上来，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叫声、笑声、歌声、靴子的声音、将重型手枪扔在大理石桌面上的撞击声、钢盔撞到腰带铁扣发出的声音，总之是来自幸福人群的欢愉的轰鸣，是因为胜利而产生出的狂热与沉醉。“就像赢得比赛的橄榄球队。”于贝尔想。他好不容易才忍住了谩骂和泪水。他冲到窗边，向外看去。大街现在已经开始空了，但是四个人并排走过，用拳头敲着家家户户的门，他们叫着：“灯，都关上！”灯光顺从地相继熄灭。只剩下月亮皎洁的光芒，照在他们的钢盔与枪管上，发出蓝色的幽光。于贝尔两手紧紧抓住窗帘，神经质地用窗帘捂住嘴，哭出声来。

“轻一点，轻一点。”女人说，她带着一丝同情，轻轻抚摸着他的肩膀，“我们也没有办法，不是吗？我们能怎么办？世界上的所有泪水加起来也不能改变什么。日子会好起来的。必须活下去，才能看到好日子，无论如何，必须活下去……必须挺着……不过您已经表现得很勇敢了……如果所有人都能这么勇敢……而您还这么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

他摇摇头。

“不是吗？”她低声道，“是个男人了？”

她不再说话。手指微微地颤抖着，指甲嵌进了小伙子的手臂，仿佛俘获了一个活生生的猎物，在塞进齿间饱餐一顿之前还要好好揉捏一番。她用一种残忍的语气低声说：“不要哭。孩子才哭。您已经是男人了，一个男人在不幸的时候知道自己能够寻找到……”

她在等答案，可是没能等到。他低下眼睛，紧紧闭着痛苦的双唇，鼻子皱着，鼻孔仍在抽动。她只好用虚弱的声音继续说：“爱情……”

二十

在佩里冈家孩子们睡觉的那个房间，小猫阿尔贝已经做好了自己的床。一开始，它跳上了雅克琳娜脚边的提花压脚被，它搓揉着被子，轻轻撕咬被子上的提花图案，觉得有一种胶水和水果的味道，但是奶妈突然进来，把它赶跑了。如此反复了三次，于是等她一转身，它便静静地一跃，姿态如飞机一般优美，重新占据自己的位置，但是最后，它还是不得不放弃了斗争，在扶手椅上入睡。椅子上放了件雅克琳娜的裙子，它就睡在裙子下面。房间里的一切都在睡梦中。孩子们安静地休息，奶妈在数念珠做祷告，念着念着睡着了。小猫一动不动地睁着一只绿色的眼睛瞪着月光下闪闪发光的念珠，另一只眼睛仍然闭着。它的身体藏在玫瑰红法兰绒裙子里，然后，它慢慢地伸出一只爪子，接着又是一只，动作异常轻柔，它的爪子向前伸去，踏在藏在柔软温暖毛皮下的弹簧上，它感觉到从高处的关节一直到尖利透明的爪子都在颤抖。它纵身一跃，跳上了奶妈的床，一动不动地望着奶妈，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它那纤细的胡子的两端有一点微微的颤动。它探出爪子，玩起了念珠。开始时仅仅是轻轻地摇动珠子，接着它觉得这些在它爪子间滚动的完美小球触上去非常光滑，而且凉凉的，很好玩；它加大了动作的幅度，念珠滚落在地上。小猫害怕了，消失在扶手椅下。

过了一会儿，艾玛努埃尔醒来，发出了尖叫。窗子和百叶窗都开着。月亮照耀在小镇的房顶上，房顶上的瓦片仿佛鱼鳞一般闪闪发光。花园里静静的，散发着一阵阵的香气，银色的月光好像透明的水波，晃动着，又轻轻地落在果树上。

小猫用嘴挑开扶手椅的流苏，用一种严肃、吃惊、做梦一般的神情望着眼前的场景。这还是一只年纪很轻的猫，只知道城市的生活。在城市里，只能远远地感受到六月的夜，比如说有时能够呼吸到那种湿热的、醉人的空气，但是在这里，鼻子里都是香气，香气包围着它，让它无处可逃，浸透它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弄得它昏昏然。半睁着眼睛，它感觉到一阵阵强烈而柔和的气味向它涌来，最后一批百合花的味道，带一点即将腐败的臭味，在树间流淌的汁液的气味，深不可测的土地散发出来的泥土清香，动物的气味，小鸟、鼹鼠、老鼠等所有猎物的气味，毛发、皮肤散发出来的麝香，血的气味……它贪婪地打了个哈欠，跳上窗台。它在窗台的沟槽上踱了很长时间。前天晚上，就是在这里，一只有力的手捉住它，将它扔到抽泣的雅克琳娜的床上。可是今夜，它不会被捉住的。它用眼睛测量了一下从窗台到地面的距离。穿越这段距离对于它来说有点玩命的意味，不过也许它很愿意通过自己的眼睛，通过夸大这一跃的困难程度来抬高自己。它用一种凶蛮的、胜利者的姿态抬起臀部，黑色的长尾巴扫过窗台，耳朵向后一撇，冲了出去，落在一块刚翻过的土地上。它犹豫了一下，嘴巴拱进地里，而现在它站在中心，站在最深的中心所在，站在黑夜的中心。它必须感受到的就是这大地；香气是在这地里，在树根与鹅卵石中间，香气还没有蒸发，还没有消散在天际，没有溶解在人类的气味里。这香气在倾诉，有一种秘密的意味，热热的。这香气充满了生命力。每一种香气都包裹着一块小小的生命，幸福的，可以食用的……金龟子、田鼠、蟋蟀，还有这声音中似乎含着晶莹泪珠的蟾蜍……小猫的长耳朵竖了起来，粉红色的耳朵，银色的绒毛，尖尖的，不过在耳朵里犹如旋花一般精巧地卷起来。它听着黑暗中的各种声音，如此之轻，如此细腻，如此神秘，只有它能够听得清楚：鸟巢里，小鸟孵蛋时稻草摩擦发出的沙沙声，羽毛的声音，小鸟啄树干时的声音，扑腾翅膀的声音，鞘翅的声音，老鼠的爪子轻轻擦过地面的声音，甚至还有正在发芽的种子发出的爆裂声。金黄色的眼睛在黑夜里闪过，在树叶下沉睡的麻雀，巨大的黑色山鸫，山雀，还有雌夜莺；雄夜莺醒着，它在歌唱，在森林间，在河岸上与雌夜莺彼此呼应。

我们还能听见别的声音：每隔一定时间就会响起的爆炸声在空中升起，如花朵般绽放；爆炸声停下的时候，便能听见村子里所有的玻璃窗都在颤抖；黑暗中，百叶窗打开，又重新关上，充满忧虑的话语在空中飘荡，从一扇窗传到另一扇窗。开始的时候，每一声爆炸都会让小猫受惊跳起来，尾巴竖得笔直：一道道波光掠过它的毛皮，它的胡子因为激动而陡然翘起，接着它就习惯了，而且爆炸声越来越近，也许它把这爆炸声和雷声混淆了。它在花坛里翻了几个筋斗，用爪子揉碎了一朵玫瑰：玫瑰已经盛开，只消一口气便能让它坠落，逝去；白色的花瓣雨轻轻地飘落在地上。突然，小猫爬到一棵树的树顶；它的跳跃与松鼠一样迅捷，树皮在它爪子下纷纷裂了开来。受惊的小鸟四散飞开。站在一根树枝的顶端，它跳起了一种野蛮的舞蹈，仿佛战争之舞，傲慢而大胆，嘲弄天，嘲弄地，嘲弄动物，嘲弄月亮。它不时地张开那张狭而深的嘴，发出尖锐的喵呜声，这是对周围所有猫的召唤，挑衅的、尖利的召唤。

鸡棚里、鸽棚里，所有的动物都醒了，都在颤抖，它们把脑袋埋在翅膀里，感受着石头和死亡的气味。一只小白鸡跳到了吧台的小木桶上，打翻木桶之后匆匆忙忙地逃走了，咕哒咕哒地乱叫着。但小猫此时跳到草地上，它没有动，它在等待。它那金色的圆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接着是树叶晃动的声音。等它回到原地时，嘴巴上已然叼着一只失去知觉的小鸟。它轻轻地舔噬着从小鸟伤口中流出的血。它闭着眼睛，怡然地饮着热血。它将爪子放在小鸟的胸前，一会儿松开，一会儿深深地嵌进小鸟柔软的肌肉和轻巧的骨头里，它的动作缓慢而富节奏感，直至最后，小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它不紧不慢地将小鸟吃完，舔着自己的尾巴，给这尾巴上光。刚才，湿润的夜在这条漂亮的毛尾巴的顶端留下了一条潮湿的、闪光的印记。现在，它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发善心的准备了：一只鼩鼱在它爪子下溜过，它没有抓住它，接着是一只鼹鼠，它也只是给鼹鼠的头部来上一击，鼹鼠的嘴角边流下鲜血，而它就听凭鼹鼠处在这样的半死状态，没有再做什么。它的鼻孔倨傲地抽搐着，它欣赏着眼前的鼹鼠，不过没有碰它。现在它感觉到了另一种饥饿，是来自腰间的饥饿，它抬起脑袋，又喵呜了一声，而喵呜声最终变成了王者嘶哑的叫声。鸡棚上，一只棕红色的老雌猫出现了，在月光下蜷成一团。六月的夜很短，马上就要结束，星光渐渐暗淡下去，空气中散发着奶味和潮湿的青草味道。月亮的一半身影躲进了树林里，只剩下玫瑰色的一角，也渐渐在晨雾中隐去，此时，猫懒洋洋地回来了，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身上沾着露水，嘴里在嚼一根稻草，它溜进雅克琳娜的房间，蹿上她的床，在她瘦小的脚边寻找一块温暖的地方。它仿佛一只开水壶般打起呼噜来。

不久之后，火药库爆炸了。

二十一

火药库爆炸了，可怕的爆炸声才勉强平息（这地方的一切似乎都搬了家，所有的门窗都在颤抖，公墓的一面矮墙也坍塌了），教堂钟楼那里便燃起了熊熊火焰，而且还发出巨大的呼啸声。火灾的爆裂声与军火爆炸的声音混在一起。仅仅一秒钟的时间，整个村镇都沦为火海。工具仓里还堆放着干草，谷仓里有稻谷，这些都是燃料。屋顶掉了下来，天花板一裂两半；逃难的人群冲向外面的街道；村镇里的居民则冲向鸡棚与马厩，想要救出家畜家禽。马在嘶叫，直立起来，因爆炸声和火灾的声音受了惊；它们拒绝离开马厩，而是仰起头，抬起蹄，与火墙奋力抗争。一头牛跑了出来，头上还顶着着火的干草，于是疯狂地甩着头，发出痛苦而惊惧的哞哞吼声；燃烧的草秸向四面八方飞舞。花园里，一棵棵正在开花的树被这血一般的神奇光芒照耀着。如果是在平常的日子，救援工作是可以开展的。而人们在经历了最初的可怕时刻之后，也基本能够安静下来。但是这次不同，接踵而来的不幸令他们完全丧失了理智。再说，他们知道消防队员在三天前就接到命令开拔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救援物品。他们觉得完全失去了方向。“男人，哪怕只要有男人在也行啊！”农妇叫道。但是男人都在远方，淘气鬼们跑啊、叫啊，忙成一团，使得这一切更是乱上加乱。难民也在叫唤。他们当中就有佩里冈一家，衣服还没穿整齐，脸都是黑黑的，披散着头发。就像在公路上那回，爆炸之后，所有的呼唤声同时响起，彼此交错，所有人都在叫——村镇整个地陷入一片喧闹之中，“让！苏珊娜！妈妈！爷爷！”——所有人一起在喊。可是没有人回答。几个从着火的车棚里救出自行车的小伙子推着车子冲向人群。但是，奇怪的是，这些人仿佛都还保持着冷静，似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并没乱了方寸。佩里冈夫人将艾玛努埃尔抱在手上，雅克琳娜和贝尔纳挨着她的裙子（妈妈把雅克琳娜从床上拎起来的时候，雅克琳娜甚至还得空把小猫放进篮里，此时她神经质地将猫紧紧地贴在胸口）。佩里冈夫人在脑子里不停地重复着：“最要紧的是逃命！上帝保佑！”她的首饰和钱都缝在一个鹿皮袋里，用别针别在她的衬衫里，此时就在她的胸前，她一边跑一边能感觉到这东西在撞她。她还记得带出了她的毛皮大衣和放在枕边的那只装满钱的箱子。孩子们都在：三个孩子！有时，她的脑海里会闪现出菲利普和于贝尔，虽然像闪电般一闪而过，可是会刺痛她，两个大孩子此时都不在她身边，也许都身处危险之中。于贝尔的逃跑曾令她非常绝望，然而她又为他感到骄傲。这的确是未经思考、不听话的举动，不过这是一个男人的举动。这两个，菲利普和于贝尔，她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但是这三个小的！她救出了她的三个孩子！前天晚上她好像有预感似的，她想，她让他们半和衣而睡。雅克琳娜没穿裙子，但是在她裸露的肩头披着一件紧腰上衣，她不会着凉的，这比穿衬衫要强；婴儿包在被子里；贝尔纳的头上甚至还带着他的贝雷帽。至于她，她没有穿长筒袜，赤脚穿了双红色高跟凉拖鞋，胳膊紧紧地围住婴儿，小东西倒是没叫，不过眼睛害怕得骨碌碌直转。佩里冈夫人在充满恐惧的人群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根本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什么样的世界，而天上，她觉得有数不清的飞机（实际上只有两架！）在来来去去，发出邪恶的胡蜂般的嗡嗡声。

“但愿别再向我们投炸弹了！但愿别再炸我们！但愿……”这些话一直在她低垂的脑袋里盘旋，同样的话。她高声叫着：“别松手，雅克琳娜！贝尔纳，别叫了！你又不是小姑娘！好了，我的小宝贝，没什么的，妈妈在这里！”她机械地吐出这些话，自己心里则在不停地祈祷：“但愿别再炸我们了！但愿炸的是别人，上帝啊，不是我们！我有三个孩子！我要救他们！怎么样都行，就是别炸我们！”

终于走过了村里狭窄的街道。她现在身处旷野之中，火海已经在她身后，火焰在天边像扇子一般地弥散开来。此时距离榴弹投在钟楼上的黎明时分才一个小时。公路上，还有从巴黎、第戎、诺曼底、洛林和法国各地逃出来的汽车。车里的人在打瞌睡，有时他们会抬起头，无动于衷地看着远处的火海。他们看了太多的事情！奶妈跟在佩里冈夫人身后，似乎害怕得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她的嘴唇在颤动，可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手里拿着她才烫好的打褶便帽，帽子两边还有平纹细布的带子。佩里冈夫人向她投去了愤怒的一瞥。“怎么，奶妈，您就真的不能带点有用的东西吗？”老太太费了很大的劲想说点什么。她的脸都憋紫了，满眼是泪。“主啊。”佩里冈夫人想，“这个人已经疯了，我又会怎么样？”然而，女主人严厉的声音倒是让奶妈神奇般地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她又找回了以往一贯的语调，那种恭敬却尖酸的语调回答说：“夫人不会希望我落下它吧，它可并非一钱不值！”这顶便帽是她们之间不和的导火索，因为奶妈讨厌强加给她的这种发型——“这种发型多么合适。”佩里冈夫人一直认为，“仆人就是应该梳这样的头发。”在佩里冈夫人看来，每一个社会阶层都应该佩戴表明自己境况的标记，这样可以避免判断上的错误，就好像商店里都要给货品贴上价格标签一样。“谁都能看出她不是干洗衣、熨烫之类的活儿的！”奶妈总是在配膳室说。她颤抖着手，将帽子蝴蝶似的缎带系在脑袋上，夜里她就已经梳好了用来戴这顶帽子的头。佩里冈夫人望着她，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是说不出来。一切都是那么模糊，世界是一个可怕的梦。她在一个大土坡上坐下来，将艾玛努埃尔交到奶妈手里，用尽气力说：“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离开这里。”她仍然坐着，等待奇迹的出现。没有奇迹，不过一驾驴车正好经过，看到驾车人看了她和孩子们一眼，并且慢了下来，佩里冈夫人的直觉又起作用了，这种直觉源于富有，有钱人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可以卖。

“停一下！”佩里冈夫人叫道，“离这里最近的火车站在哪里？”

“圣—乔治。”

“乘您这车，需要多少时间能到那里？”

“嗯，大概四个小时吧。”

“还有火车吗？”

“据说还有。”

“那就好。我上来了。来，贝尔纳。奶妈，抱着小东西。”

“但是，夫人，问题是我不走那个方向，这样来回就要耗掉我八个小时。”

“我会出个好价钱的。”佩里冈夫人说。

她上了车，计算着，如果火车正常运转，她明天早晨可以到尼姆。尼姆……她母亲家，她的卧室、浴室。想到这里，她感到有些支撑不住了。火车上还会有位置吗？“有这三个孩子。”她对自己说，“我什么都能办到。”佩里冈夫人总是一派王者风范，因为她是一个大家庭的女主人，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自然而然占据着首要位置……她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可以让别人忘记其特权的女人。她抱着双臂，用胜利者的姿态欣赏着乡间风光。

“但是夫人，汽车呢？”奶妈呻吟道。

“估计汽车已经在某个时刻化为灰烬了。”佩里冈夫人回答说。

“那箱子呢，孩子们的东西呢？”

箱子都在仆人的小卡车上。灾难发生的时候只剩下三个了，三个箱子里盛满了衣服……

“我不要了。”佩里冈夫人叹了口气，眼睛望着天，在甜美的梦中，她看见了尼姆堆满细布和亚麻珍宝的橱子。

奶妈丢了自己的铁锁箱，还有一只仿皮的手袋，她哭了。佩里冈夫人想让她明白天意不可违的道理，可是没有用。“想想看吧，您还活着，我可怜的奶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驴子一路小跑。农民选择的是近道，路上全是难民，黑压压的一片。十一点钟，他们到了圣—乔治，佩里冈夫人终于登上一辆开往尼姆的火车。周围的人都在说已经签署了停战协议。有些人说这根本不可能。但是无论如何，炮声、炸弹声都没有了。“也许噩梦已经结束？”佩里冈夫人在想。她再一次看了一眼自己带出来的东西，她“救出的所有东西”：她的孩子、她的箱子。她摸了摸缝在胸前的首饰和钱。是的，在这黑暗的时刻，她是那么坚定、勇敢和冷静。她没有乱……她没有丢掉……她没有……她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她将手放在脖子上，脑袋向后仰去，从喉咙口挤出了窒息一般的嘶哑叫声。

“上帝啊，夫人！夫人不舒服了！”奶妈也叫出声来。

佩里冈夫人嘶哑着嗓子，终于哼哼道：“奶妈，我可怜的奶妈，我们忘了……”

“忘了什么？到底是什么？”

“我们忘了我公公。”佩里冈夫人哭着说。

二十二

整整一夜，查尔斯·朗日莱没有离开过方向盘，他在从巴黎到蒙塔日的路上，就这样，他也身处大众的不幸之中。但是，他表现出心肠很硬的样子。在他停下来吃饭的小饭店里，周围的一群难民都在哀叹一路上的可怕情景，拖他作证说：“是不是这样的，先生？您看到的和我们看到的一样吧？可不能说我们在夸张！”而他则用干巴巴的语调回答说：“我什么都没看见，没看见！”

“什么？连个炸弹也没看见？”饭店老板娘吃惊地问。

“没有，夫人。”

“没看见着火？”

“连一起车祸都没看见。”

“那您的运气真是太好了。”老板娘迟疑了一下说，可是她怀疑地耸耸肩膀，仿佛在想：“这可真是个怪人！”

朗日莱用唇边碰了碰才给他端上来的煎蛋，旋即推开盘子，低声说“简直没法儿吃”，然后就结账离开了。这些所谓好心肠的人询问他，原本指望得到些许乐趣，却在他这里碰了壁，他感到一种奇怪的快意，因为这些人，这些卑劣而粗俗的生灵，他们自以为这是一种人类的同情心，实际上只是对传奇事件的低俗的好奇心。“这个世界，粗俗无处不在，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查尔斯·朗日莱悲伤地想。每当他发现现实世界里竟然住满了从来没有看过教堂、雕塑、绘画的可怜人，他就会觉得受到侮辱而火冒三丈。更何况，他一向自诩属于极少数幸福的人，然而，这些所谓幸福的人在面对命运时，竟然也是和穷人一样怯懦，一样愚蠢。上帝啊！想想这些人吧，想想他们会怎么说这次“逃难”，会怎么说“他们的逃难史”吧。他们会说些什么，他都知道，自命不凡的老女人会尖声说：“我不怕德国人，我才不怕呢，我冲他们走过去，对他们说：先生，你们是在一位法国军官母亲家——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另一个女人会说：“子弹就在我身边呼啸，可是真奇怪，这一点也不令我感到害怕。”他知道，所有人都会在自己的故事里加入可怕的场面。至于他，他会回答道：“真是奇怪，在我看来一切都很平常。公路上有很多人，如此而已。”他想象着他们吃惊的表情，笑了，得到了某种安慰，他需要安慰。只要想到巴黎的房子，他的心便很疼。有时，在车里，他会转过头去，温柔地看着那些装有瓷器、装有他最珍贵的宝贝的箱子。一件卡波迪蒙特群像瓷器令他颇为担忧：他一直在想是不是在瓷器周围放够了丝纸屑。包装到最后的时候，丝纸不够了。这是一件放在餐桌中央的大瓷器，上面画着年轻姑娘和心上人以及小动物翩翩起舞的图案。他叹了口气。他将自己比作在火山熔岩到达前出逃庞贝城的罗马人，放弃了奴隶、房屋和金子，但是在自己的内长衣里，却放上了几尊陶土的雕像，一个形状完美的花瓶，或是做成美丽的乳房形状的高脚酒杯。想起自己和其他人如此不同，他有一种既欣慰又苦涩的感觉。他垂下了苍白的眼睛。车流一直往前，那些个阴沉、焦虑的脸彼此之间没什么两样。可怜的孬种！他们究竟在担心什么？无非是吃什么喝什么？而他，他想的是鲁昂的大教堂，卢瓦尔河岸的城堡，想的是卢浮宫。这些值得尊敬的石头啊，只要一块就能抵得上一千条人命。他已经靠近日安。天际出现了一个黑点，就在一闪念的功夫，他突然想到这条难民流很可能成为诱惑敌机的目标，于是他转到反方向的道路上。十五分钟后，就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那些也想和他一样离开公路的汽车相继冲了出来，惊慌失措的司机完全乱了手脚。汽车纷纷摇晃蹒跚着，直到最后冲进田野，将行李、床垫、鸟笼散了一地，还有好些个女人受了伤。查尔斯听见一阵混乱的响声，但是他没有回头。他向一座茂密的树林逃去。他将车停在树林里，等了一会儿之后又重新出发，准备走乡村小路，因为毫无疑问，国家公路已经十分危险了。

有一阵子，他暂时抛下了鲁昂的大教堂，他要好好想想自己可能碰到的麻烦，他，查尔斯·朗日莱。他不想让自己沉浸在这样的思绪之中，可这些最令人不快的情景就是要进入他的脑海。他细腻而清瘦的一双大手紧紧地抓住方向盘，有些微微的颤抖。他现在所处的地方没有什么汽车经过，也没有什么房子，问题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在朝什么地方去。他的方向感一向很差。没有司机的旅行他一点儿也不习惯。他在日安附近游荡了一阵子。可是，意识到汽油有可能不够的问题时，他更加紧张了。他叹口气，摇摇头。他早就料到会发生这一类的事：他，查尔斯·朗日莱，他根本无法适应这种粗俗的生存。日常生活的重重圈套对于他来说简直无法承受。汽车停了下来。没有汽油了。他做了个小小的、优雅的手势，就像人们在可怜的勇气面前所表现出的某种敬意。这下什么也做不了了，他也许得在树林里过夜。

“您不能让给我一点汽油吗？”他问路过的一个车主。

这个人拒绝了，查尔斯的脸上显出讥讽而忧伤的笑容：“瞧啊，这就是人！自私的、硬心肠的人类。在不幸之中，没有人会给他的兄弟分一口面包、一瓶啤酒、一点可怜的汽油。”那个车主又回过头来冲他叫道：“距离这里十米的地方，有个小村庄……”

村庄的名字随着他的远去消失在风中，不过查尔斯已经向前走去，绕过一些树。他觉得自己好像看到了一两座房屋。

“可是汽车呢？我可不能把汽车丢在这里！”他绝望地想，“再试试看吧。”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浑身上下都是灰尘，简直像根粉笔，此时，有几个看上去像是喝醉了的年轻人，吵吵着，仿佛苍蝇一样粘满了一辆几乎无法前进的汽车，车里面、车座上，甚至还有车顶都是人。

朗日莱不禁战栗地想：“真是一群无赖啊。”可是，他还是用最彬彬有礼的口吻问：“先生们，你们能给我一点汽油吗？我没法儿开了。”

他们那显然是疲劳过度的刹车发出可怕的声音，然后汽车停了下来。年轻人看着查尔斯，讽刺地笑了。

“您付多少？”终于，他们当中的一个问道。

查尔斯觉得自己本应该回答：“您要多少我就付多少！”但是他很小气，更何况他害怕自己太露富，让这些无赖想入非非。最后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怕自己上当白付钱。

“我会付合理的价钱。”他傲慢地回答。

“没有。”这辆颠颠簸簸、一路呻吟的汽车主人说。

他重新发动车子，沿着林间满是灰尘和沙子的小道向前开去，而朗日莱吓得赶紧挥舞着手臂想要叫住他。

“可是等等！停一下！至少开个价呀！”

他们甚至没有回答，留下他一个人。可是他一个人待着的时间不是很长，因为夜晚来临，渐渐地，难民侵入了树林。他们没能在饭店找到房间，而且沿途的住家也都挤满了难民，所以这些人决定在树林里过夜。很快，这里就好像在七月的伊丽莎白维尔一样，一派野营的场面，朗日莱有点恶心地想。小孩子你争我夺，青苔上盖满了揉得皱巴巴的报纸、湿漉漉的衣服和空罐头盒。一些女人在哭，另一些在叫或者在笑。可怕的、脏兮兮的孩子走近查尔斯，查尔斯没敢训斥他们，赶他们走，因为他害怕孩子父母纠缠，可是，他瞪圆愤怒的眼睛。“这是贝尔维尔[11]的败类。”他惊恐地低声说，“我究竟掉在什么样的陷阱里啊？”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他查尔斯过于快速和紧张的想象，巴黎最下三滥的区域之一的居民全都聚集在这里。他觉得所有男人都像是强盗，所有女孩子都像是骗子。一会儿天就完全黑了，在这浓密的树荫下，六月透明的影子被冰凉的白色月光切成一块块黑色的阴影。所有的声音都戴上了一种特别的、可怖的回声：天上的飞机声，落在后面的小鸟的声音，还有沉闷的轰鸣声，谁也不能确定究竟是炮声还是轮胎爆炸声。有一两次，有人在他周围不怀好意地闲逛，凑近了看他。他听到了些让人发抖的话题。平民百姓的精神状态可不是原本应该的那样……他们在说富人逃跑都是为了将自己的皮草和金子藏起来，他们全部都拥堵在公路上，而穷人呢，只有腿，走得几乎累死。“照这样说他们应该不是开车逃难的。”查尔斯愤愤地想，“那这些也许是偷来的车子！”

一辆小车停在他身边，车里的小伙子和年轻姑娘看来比其他的难民要上流一点，查尔斯感到特别宽慰。小伙子的胳膊稍稍有些变形，他故意一直将这只胳膊伸在前面，仿佛贴上了一行大字“不适合参军”。女人年轻、漂亮，脸色特别苍白。他们分了块三明治，似乎很快就要入睡，并肩坐着，脸靠在一起。查尔斯也想这么睡一会儿，但是，疲倦、超常的激动和恐惧让他难以入睡。一个小时以后，查尔斯的邻居，那个小伙子睁开了眼睛，他轻轻地动了动，点燃一根香烟。他看见朗日莱也没睡。

“真是难受啊！”他冲查尔斯轻声说道。

“是啊，非常难受。”

“不过，一个晚上很快就过去了。我希望明天能到博让西，从反向的小路走，下面的公路已经没法儿走了。”

“真的吗？好像那里遭到了猛烈的轰炸。您能走真是幸运。”查尔斯说，“我一滴汽油也没了。”

查尔斯犹豫了一下。

“也许我能请您帮我看一下车子（这个人看上去是个诚实的人，他想），我想去附近的村子里看看还有没有剩下一点，有人说那里有。”

小伙子摇摇头。

“唉，先生，什么都没有了。我要了最后几罐，价格简直离谱。我到卢瓦尔河边应该是没问题的。”他指着绑在汽车后备箱上的汽油罐说，“可以在他们炸掉桥之前过去。”

“什么，我们要把桥炸掉？”

“是的，所有人都这么说。据说要在卢瓦尔河边打上一仗。”

“那么说您认为已经没有汽油了？”

“哦！我可以肯定！我很想让给您一点，但是我自己也刚刚够。我必须把我的未婚妻带到安全的地方，带到我父母家。他们住在拜日拉克。只要穿过卢瓦尔河，找到汽油也许比较容易，我希望是这样。”

“啊！这是您的未婚妻？”查尔斯说，他实际上在想别的事情。

“是的。我们本应该六月十四日结婚。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先生，请帖发出去了，戒指买好了，婚纱应该今天早晨送到。”

小伙子陷入了遐想之中。

“不过暂且搁一搁而已。”查尔斯·朗日莱彬彬有礼地说。

“啊！先生！谁知道我们明天在哪里？我也许不该抱怨。像我这样的年龄，本该去当兵，不过，我的胳膊……是的，因为中学里的一次事故……但是我觉得，在这场战争中，市民所承受的风险比军人所承受的还要大。据说某些城市……”

他压低了声音：“据说某些城市已经化为灰烬，到处是死尸，遍地都是。他们还说了好些非常残忍的故事。您知道吧，监狱、疯人院全都开了门，先生。我们的领导人丧失了理智。犯人没人看管，满街乱跑。据说有个监狱长就在接到打开监狱大门的命令时被犯人杀了；这事就发生在距离这里两步之遥的地方。我亲眼看到好些人家被抢，一片狼藉。而且他们还袭击过路的，偷汽车……”

“啊，他们偷……”

“这种大规模的出逃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说：‘你们只要待在自己家中就可以了！’他们还真是好。待在家里，等着被飞机扔下的炸弹和枪炮杀死。我在蒙弗尔—拉默里租了一座小房子，想结婚以后在那里安静地过上一个月，然后再去我的岳父母家。可是六月三日，小房子被炸掉了，先生。”他气愤地说。

他说了很多，而且很兴奋，他似乎已经累得脸色灰暗。他温柔地用手指轻轻抚弄了一下熟睡中的未婚妻的脸蛋。

“但愿我能救出索朗日！”

“你们俩都很年轻吧？”

“我二十二岁，索朗日二十岁。”

“她这样很难受。”查尔斯·朗日莱突然温柔地说，声音温柔得连他自己都觉得陌生，仿佛蜜一样甜，而他的心却跳得厉害，“为什么你们俩不到稍微远一点的草地上去伸展一下呢？”

“可是汽车怎么办？”

“哦！我会帮您看着的，别担心。”查尔斯压抑地笑了一下说。

小伙子还在犹豫。

“可我想尽早走。但是我睡觉很沉……”

“我可以叫醒您。您想什么时候走？瞧，现在刚刚十二点。”他看着表说，“我四点钟叫醒您。”

“哦！先生，您真是太好了！”

“不。只是二十二岁，我也曾经爱过……”

小伙子做了个局促不安的手势。

“我们应该在六月十四日结婚的。”他叹着气重复道。

“是的，当然，当然……我们处在一个可怕的时期……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这样抱着方向盘那才叫荒唐。您的未婚妻非常疲倦呢。您有什么可以盖一下的？”

“我的未婚妻有件很大的风衣。”

“草地上是那么美好。如果我不是因为风湿病，这病有些年头了……啊！年轻人，二十岁是多么美好啊！”

“二十二岁。”小伙子纠正道。

“你们还能看见更加美好的时光，你们总能摆脱困境，而像我这么一个可怜的老人……”

他就像一只要打呼噜的猫，垂下了眼睛。接着他用手指着一块借助月光才能勉强分辨出的浓密树荫下的空地说：“到那里一定好极了……会忘记一切。”

他等着年轻人的回答，然后又故意用一种假装出来的无所谓的声音说：“您听到夜莺的歌声了吗？”

鸟儿已经叫了一段时间，它栖息在一根很高的树枝上，对一切声音，对难民们的嘈杂声，对他们在草地上燃起的驱逐湿气的火堆不理不睬。它啼唱着，乡间的其他夜莺都在和鸣。小伙子听着鸟儿的歌声，歪着脑袋，胳膊环着熟睡的未婚妻，过了一会儿，他冲未婚妻低声说了点什么。她睁开眼睛。他又凑近她说了几句，像是在恳求什么。查尔斯转过头。可是还是听到了一点。“因为这位先生说可以帮我们看着车子……”还有，“您不爱我，索朗日，不，您不爱我……可是您……”

查尔斯故意毫不掩饰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用一种蹩脚演员的夸张语调，似乎也不针对谁地低声说：“我大概很快就要睡着了，我……”

于是索朗日不再犹豫。她紧张地低声笑着，吻着小伙子，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否认说：

“如果妈妈看见我们这样……哦！鲍勃！您真是可怕……您以后不会因此指责我的，是吗，鲍勃？”

她倚在未婚夫的怀里走远了。查尔斯看见他们在树荫下往前走，搂着腰，互相轻轻亲吻。接着就不见了踪影。

他在等。这半个小时似乎是他平生所度过的最漫长的时光。但是他没有思考。他觉得害怕，同时还有一种出乎意料的快感，他的心跳得如此猛烈，简直有点疼，他呢喃道：“这心脏不好……真是承受不了！”

但是他知道，自己从未曾有过这么强烈的欲望。好像一只猫，平素都是躺在天鹅绒垫子里，嚼着美味的鸡肉，出于偶然来到乡间，站在一根冰凉的、嫩红的干树枝上，齿间是仍在扑腾的血肉模糊的小鸟，它体会到的应该是同样的恐惧，同样的残忍的快感，查尔斯想，因为他太聪明了，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正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他轻轻地、轻轻地爬上身旁的车子，尽量不把车门弄出什么响动，他解开汽油罐（他还拿了食用油），打开油罐的封口——打开封口时他划破了手，为自己的汽车加满油，然后，趁着好几辆汽车发动的机会，他上了路。

出了树林，他回过头，微笑着欣赏了一下月亮的清辉下那银绿色的树梢，想道：“不管怎么说，他们六月十四日要结婚的……”

二十三

街上的嘈杂声惊醒了老佩里冈。他睁开一只眼睛，唯一的一只眼睛，混浊、苍白，这只眼睛里满是惊讶与责备。“他们这是在干什么，那么吵？”他想。他忘记了这一路的旅程，忘记了德国人，忘记了战争。他以为还是在儿子家呢，德莱塞林荫大道，尽管他的目光停留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他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他这个年龄，过去的情景总是比现实显得更具力量。他看见的仿佛是巴黎寓所床上的绿色床罩。他那颤抖的手指伸向桌子，每天，他一早醒来的时候，桌上总是放好了一盘麦片粥和几块指定牌子的饼干。没有盘子，没有杯子，甚至没有桌子。就在这时他听见附近的房屋着火的声音，闻到了烟味，他猜到一点发生的事情。他张开嘴，无声地喘着气，仿佛一条游出水面的鱼，接着他就昏了过去。

但是屋子没有被烧掉。只是屋顶的一角被烧坏了。极度混乱和可怕的场面之后，火灾平息下来。低处广场的瓦砾之中仍然隐藏着火苗，而且还能听到爆裂的声音，但是小旅馆没事。傍晚，人们发现了老佩里冈，一个人躺在床上。他咕哝着，言语混乱。人们把他抬到了修道院的收容所。

“他还是在那里更好，我没有时间照顾他，想想看！”老板娘说，“难民，还有马上就要来的德国人，还有火灾，这一切……”

她没有说出最让她揪心的事：丈夫和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三个人都上了前线，音信杳无……三个人都处在这不确定的、一直在摇摆不定的、可怕逼近的被称之为“战争”的区域里……

在圣体教堂嬷嬷们的打理下，修道院收容所非常干净。人们把老佩里冈先生安置在窗边一张舒适的床上。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六月里郁郁葱葱的大树，在他周围有十五个安静的老者，都不说话，静静地躺在雪白的床单上。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有时，他似乎在和自己那双青色的、交叉放在灰色被罩上的手说话。他断断续续地讲了几句，非常严厉，然后他一直在摇头，直到喘不上气来才闭上眼睛。他没有被烧到，也没有受伤，但是他正发着高烧。医生正在邻近的另一座城市里抢救在轰炸中受伤的人。很晚的时候，他终于来替佩里冈先生做了检查。他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医生太累了，他已经四十八个小时没有睡觉，抢救了六十个伤员。他给佩里冈先生打了一针，答应第二天再来。对于嬷嬷们来说，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她们成天和奄奄一息的人打交道，从他们的一声叹气、一句埋怨或是冰凉的汗珠和麻木的手指就能嗅出死亡的气味。她们还找来了陪医生一起到邻近城市的神甫先生，这位神甫先生睡得可不比医生要多！他替佩里冈先生做了圣事。老人似乎神志清醒过来。神甫先生离开收容所时，对嬷嬷们说可怜的老人正在和上帝交涉，说他会有一个完美的基督教人生结局。

一个嬷嬷是小个子，很瘦，白色的修女帽下是一双深邃、狡黠、充满勇气的蓝眼睛；另一个则温和、羞涩，红红的脸蛋，总是牙疼，因此在诵经的时候，她总是将念珠举到疼痛难忍的牙边，她的笑容总带一点谦卑的味道，好像觉得在这悲伤的几天自己所受的苦难太轻似的。佩里冈先生就是对她突然说道（已经过了十二点，白天的嘈杂平息下来，此时只能听到修道院花园里的猫叫声）：“媳妇儿，我感觉不好……赶快把公证人叫来。”

他把嬷嬷看成自己的儿媳妇了。在他半糊涂半清醒的状态下，看见儿媳妇戴着这样的修女帽照顾他，他还是感到非常惊讶，可是无论如何，这只能是她！他温和地，耐心地重复说：“诺加莱先生……公证人……最后的遗愿。”

“怎么办？”圣体教堂的玛丽嬷嬷问天使教堂的玛丽嬷嬷。

两个头戴白色修女帽的人弯下身来，脑袋几乎在那具平躺的身体上方碰到一起。

“这个时候公证人没法儿来，我可怜的先生……睡觉吧……明天我们叫公证人来。”

“不……没时间了。”佩里冈低声说，“诺加莱先生会来的……打电话给他，我求您。”

两位修女又商议了一番，其中一个走开了一会儿，回来时拿来一杯很热的药茶。佩里冈试图喝几口，但是很快他就将药茶还给她们，药茶沿着他白色的胡子流下来。突然间，他好像特别激动，咕哝着发出命令：“让他加紧点……他答应过我……只要我喊他……我求您了……得快点儿，让娜（因为此时在他脑中出现的不再是他儿媳妇了，而是他已经去世四十年的妻子）。”

圣体教堂的玛丽此时感到牙齿一阵钻心的剧痛，以至于她没法子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她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一边用手绢摩擦着面颊，一动没动，可是，她的同伴下定决心地站起身来。

“得去找公证人，嬷嬷。”

她具有炽热而好斗的个性，同伴无所作为的样子让她绝望。她本来想跟医生和神甫一起去城里的，但是她不能把收容院的十五个老人就这么留下来（她不太相信圣体教堂的玛丽，她做事可不那么主动）。着火的时候，开始那个玛丽只知道戴着修女帽哼哼。她成功地将十五张床推出室外，还自己准备了梯子、绳子和水桶，不过火没有蔓延到距离被炸的教堂两公里的收容院。于是她等着，看到受惊的人群、闻到烟火的气味也不自禁地发抖，但是她一直牢牢地坚守岗位，并且准备好应付一切。然而什么都没发生。受伤的人全都被送到医院去了。要做的事情只是准备十五个老人的汤，当然还有佩里冈先生的突然到来，这在瞬间激发了她的所有能量。

“必须去找公证人。”

“您这么认为吗，嬷嬷？”

“也许他有什么非常重要的愿望要说。”

“可是公证人夏尔波夫先生也许不在家？”

天使教堂的玛丽嬷嬷耸了耸肩。

“十二点半的时候不在家？”

“他不会愿意来的。”

“我倒要看看！这是他的职责。如果需要，我就把他从床上拽起来。”年轻的修女气愤地说。

她走了出去，可是来到外面她又犹豫了。修会里有四个修女，其中两个在帕赖勒莫尼亚勒修道院，还没能回来。修会还有一辆自行车，但是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修女敢骑，她们害怕骑车会让村民感到不够庄重，而天使教堂的玛丽嬷嬷自己也一直说：“必须等到上帝赐给我们紧急情况时再骑。比如说，有个病人快不行了，必须通知医生和神甫！每一秒钟都很珍贵，我跨上自行车，大家都不会说什么的！可是如果再有第二次，他们就不会再大惊小怪了！”紧急情况还没有出现过。可天使教堂的玛丽嬷嬷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骑上这器械了！以前，她还没有进入修会的时候，和姐妹们有多少快乐的聚会啊，经常上街买东西，经常野餐。她将黑色面纱翻到脑后，对自己说：“这是最好的机会。”她抓住了车把，心因为兴奋突突地跳着。

过了一会儿，她就来到了村里。她费了点功夫才让夏尔波夫先生醒过来，夏尔波夫睡得很沉，然后，她又费了点口舌说服他必须立刻赶到收容院。这里的年轻姑娘都叫夏尔波夫先生“大宝宝”，因为他长着胖嘟嘟的红脸蛋，嘴唇也很红润，而且他性格随和，他还有个总是能吓住他的老婆。他叹了口气，穿好衣服，往收容院赶。他到的时候，佩里冈先生醒着，因为发烧满脸通红。

“公证人来了。”修女宣布道。

“请坐，请坐。”老人说，“别浪费时间了。”

公证人叫来了收容院的花匠和花匠的三个儿子作为证人。看到佩里冈先生如此急切，他从口袋里掏出纸，准备执笔。

“您请说，先生。先请告诉我您的姓、名和身份。”

“您不是诺加莱？”

佩里冈恢复了神智。他看了一眼收容院的墙，床对面的圣约瑟夫石膏雕像，还有天使教堂的玛丽在窗口采的、插在蓝色窄花瓶的两朵玫瑰。他想要弄明白这究竟是在哪里，他又为什么会一个人待在这里，但是他还是放弃了。他快死了，就是这样，必须按照程序死去。这最后一幕，这死亡的情景，这遗嘱，他曾多少次地想象过，一个佩里冈—马尔泰特家族的人在世界舞台上最后的、精彩的演出。十年来，他只是一个需要别人为他擤鼻涕、穿衣服的老人，不过在最后的时刻他可以突然间找到自己的全部重要性之所在！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惩罚、补偿；他可以让人失望，可以让人满足，可以让人平分他的地产，可以统治别人、影响别人，可以占据首要的位置。在这之后，只有在某个仪式上他还能占据首要的位置，不过那是在一个黑箱子里，被搁在支架上，在鲜花丛中，但是那时他只能作为一个象征或是飘荡在空中的某种精神代表而出现。而此时，这一次，他还活着……

“您怎么称呼？”佩里冈低声说。

“公证人夏尔波夫。”公证人谦卑地说。

“好吧，叫什么都无所谓。开始吧。”

他慢慢地、费力地开始听写，仿佛他念给公证人的，是专门为他本人写下的句子，也只有他本人才能看得见。

“当着夏尔波夫先生……公证人的面……兹有……见证。”公证人咕哝着，“佩里冈先生亲立……”

佩里冈先生只是稍稍做了一点努力，想要丰富、美化一下这个姓氏。他必须省着点气，再说他根本已经无法呼喊出这些充满魅力的音节了，他那双青紫色的手在床单上挥舞了一阵，像个木偶。在他看来，公证人正在白纸上画着黑色的、粗黑醒目的符号，就像以前他在卡片、证券、买卖单据和契约的下方签的那样：佩里冈……佩—里—冈，路易—奥古斯特。

“家住？”

“巴黎德莱塞林荫大道十八号。”

“虽身体状况不佳，但神志清醒，这一点公证人和证人都可以见证。”夏尔波夫抬起眼睛，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但是他被这个垂死之人震住了。夏尔波夫有点经验，他的客户当然主要是周围的农庄主人，但是富人立的遗嘱几乎大致相同。这是个富人，他肯定不会搞错的，尽管让他睡觉的时候人们给他穿上了收容院的粗布衣衫，可是能感觉出来，这可能是个大人物！可以这样见证他临死的场面，公证人夏尔波夫感到有点飘飘然。

“您希望将您的儿子列为所有遗产的继承人，是吗？”

“是的，我将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遗赠给亚德里安·佩里冈，并委托他立即、毫不耽搁地为我所建立的十六区小小忏悔者慈善团体注入五百万资金。慈善团体必须保证为我制作一幅肖像，大小等同于我葬礼上所用肖像，或者制作一个能够重现我轮廓的半身雕塑。上述肖像或雕塑需交付给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制作，完成后放在该慈善团体的前厅。我尊敬的母亲，亨利埃特·马尔泰特，她留下的财产曾经引起我和我深爱的姐姐阿黛尔—爱弥莲娜—路易丝之间的不和。为了补偿她，我现在将我在一九一二年得到的敦刻尔克的所有地产遗赠给她，同时包括在敦刻尔克所建的所有房屋和同样属于我的码头。我委托我的儿子完全执行该承诺。我希望将位于卡尔瓦多斯省[12]沃朗日地区的布雷沃维尔城堡改造成战争重伤员收容所，那些瘫痪的和精神受到严重创伤的伤员可以优先考虑进该收容所。我的要求仅仅是在墙上挂上一块简单的匾，上面写着：佩里冈—马尔泰特家族慈善机构，谨纪念在香槟省阵亡的两个儿子。等战争结束……”

“我想，我想……战争已经结束了。”公证人夏尔波夫怯怯地低声说。

但是他不知道，佩里冈先生已经回到了另一场战争中，那场夺去他两个儿子生命、使他财产翻了三倍的战争。他回到了一九一八年，胜利的前夕。那时，一场肺炎差点要了他的命，全家人都聚集在他的床前（包括北面和中央高原的旁系亲属也都闻讯赶来），他基本上完成了临终时必须重复的那些步骤：他也让人记下了他的临终遗愿。而现在，他觉得这些遗愿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他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挥。

“等战争结束，我同意在我的遗产中拨出三千法郎，在布雷沃维尔建立阵亡纪念碑。纪念碑上方首先用金色大字写上我两个长子的名字，接着空一段，再……”

他闭上眼睛，精疲力竭。

“再写上其他人的名字，用小一号的字体……”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以至于公证人焦虑地看着两位嬷嬷。他怎么了？……一切已经结束了？但是天使教堂的玛丽嬷嬷平静地晃动着她的修女帽。他还没死，他在思考。尽管这身体一动不动，回忆却已经跨越了大段的时空距离。

“我所有的财产几乎折换成了美国证券，据说收益非常好。我不再相信这个说法。”

“我不再相信。我希望我的儿子立即将证券兑换成法国法郎。还有黄金，现在也没有必要持有黄金。还是卖了吧。在布雷沃城城堡底楼的大厅，也要放上我的一张复制肖像。我遗赠给我忠实的贴身男仆每年一千法郎的年金和养老金。对于以后出生的家族后裔，我的名字可以让他们继承，如果是男孩，可以叫路易—奥古斯特；如果是女孩，可以叫路易丝—奥古斯蒂娜，孩子们的父母可以自行选择。”

“完了吗？”夏尔波夫公证人问道。

他摇动着长胡子，示意是的，结束了。对于公证人、证人和嬷嬷来说，这些断断续续的时刻也许非常短暂，但是对于眼下的佩里冈—马尔泰特来说，这些时刻却是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如同一场高烧，如同一场梦。就在这些时刻里，他反方向地再次穿越他在尘世间的旅程：家里的晚餐，德莱塞林荫大道，客厅的午睡，那只叫阿纳道尔、坐在他膝头的猫；他和哥哥的最后几次以两个人的怒气冲冲而告终的会面（他私下里买了哥哥的股份）；让娜，他的妻子，因为风湿病蜷缩在花园里一张稻草编的长椅上，手里拿着一把纸扇（八天后她就死了）；还有三十五年前，在布雷沃维尔的让娜，那是他们新婚的第二天，蜜蜂从窗户飞进来，叮在婚礼用的百合花束和扔在床跟头的橘花花冠上，让娜笑着，躲在他的怀里……

接着他也许感觉到了死神的来临。他做了个非常简短、幅度很小的手势，似乎表示吃惊，好像走过一扇对他来说过于狭窄的门，他说：“不。您先请。请。”他的脸上显现出吃惊的表情。

“是这样吗？”他似乎在说，“就是这样吗？”

吃惊的表情不见了，这张脸变得严肃、阴沉，夏尔波夫公证人赶紧写道：“……正在我们意欲将笔递给立遗嘱人，让他在该遗嘱上签名之际，他努力想要抬起头，可是没能成功，随即他便断气，此场景公证人与证人均准确观察无误，公证人与证人在阅读该遗嘱后均按照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署上各自姓名。”

二十四

不过让—玛利还是苏醒过来了。整整四天，他发着高烧，处于昏睡之中，直到今天他才感觉自己有了一点体力。医生前天晚上终于来了一趟，他重新包扎了伤口，让—玛利的体温降了下来。从让—玛利躺的这个位置，在他躺着的这张灵床上，可以看见光线有点暗的大厨房，有个带白色便帽的老妇坐在厨房的一角，让—玛利看见墙上挂着的锃亮的锅，还有一本日历，上面画着一个法国士兵，脸色红润，胖乎乎的，抱着两个年轻的阿尔萨斯姑娘，这是前一场战争的纪念品。看到另一场战争的回忆在这里竟然如此栩栩如生，还是有点让人觉得奇怪。在最显眼的位置，有一张四个穿军服的男人的肖像画，肖像的一角挂着一个小小的三色领结和绉纱的饰结。在他身旁，还放了一套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图画书，黑色和绿色的装帧，是准备让他在康复期间打发时间的。

在他听到的谈话中，他经常听到“凡尔登、沙勒罗瓦、马恩省……”这样的地名和“在另一场战争中，我们……”“我占领米卢斯的时候……”这样的话。关于现在的这场战争，关于溃败，人们很少谈论。这场战争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脑海，只有在几个月之后，也许是几年之后，甚至要等到让—玛利在门前的栅栏上方所看到的那些个脏兮兮的孩子长成人之后，它才会在人们的眼里变得生动而可怕。这些个孩子都带着破烂的草帽，长着棕色的或是红扑扑的脸蛋，手里拿着长长的绿树枝，又害怕又好奇地穿着木鞋爬上栅栏，想要踩高一点，看见里面受伤的士兵，而只要让—玛利稍微动一下，他们就立刻消失了，就像青蛙跳入水中一般没了踪影。有时，门开着，会进来一只鸡，一只面容严肃的老狗，或是一只巨大的火鸡。只有在吃饭的时间，让—玛利才能看见收留他的这家人。白天的时候，他都由那位戴着便帽的老妇人看管。等到了晚上，会有两个年轻的姑娘坐在他的身边。一个叫塞西尔，另一个叫玛德莱娜。开始时，他以为她们是姊妹。但不是！那个叫塞西尔的姑娘是这里的女农庄主的女儿，而玛德莱娜是这家人救济的孩子。两个姑娘看着都挺让人愉快的，谈不上漂亮，但是充满朝气，塞西尔的脸很大，红红的，一双棕色的眼睛非常生动；玛德莱娜是金发，长得更细巧，双颊很有光泽，光滑粉嫩，宛如苹果花一般。

通过这两个姑娘，他知道了这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所有的这些事，通过她们的嘴巴说出来，通过她们那种略有些叽叽喳喳的语言说出来，似乎都失去了原本的悲剧色彩。她们一直在说：“这真让人难过。”“看到这样的事情当然不会让人感到愉快……”“啊！先生，大家都烦恼极了！”听到这些，他就在想，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人都这么说话，或者是更深层一点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年轻姑娘的心，是因为她们的青春，一种直觉告诉她们，战争总要过去，侵略者总要离开，即便生活已经变形，已经残缺不全，却一样会继续。让—玛利的母亲以前总是和他感叹，一边看着炉子上炖的汤，一边织着毛衣说：“一九一四年？那年我们结婚，你父亲和我。我们后来非常不幸，不过开始时非常幸福。”然而，在爱情的照耀下，这凶险的一年变得柔和了，带上了别样的色彩。

同样，对于这些年轻姑娘来说，无论如何，一九四〇年在她们的记忆里仍然会是她们二十岁的花季，他想。他不愿去想；思考问题比肉体的病痛更加糟糕，但是所有的一切重新回到他的脑际，所有的一切都在围绕着他的脑袋不停地转：五月十五日他应征入伍，在昂热待的四天，火车走不了了，士兵就睡在车厢的地板上，像牲口一样吃饭，接着是警报、轰炸、雷泰尔战役、撤退、索姆河战役，再一次撤退，那些从一座城市逃往另一座城市的日子，没有头，没有命令，没有武器，最后就是那节着火的车厢。他激动起来，呻吟着。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现实中真的作战，还是在因为饥渴和高烧引起的梦中作战。瞧，这不可能……有些事情根本是不可能……好像有个人在讲色当？那是一八七〇年的事，在那本红封皮历史书某一页的上面，他好像能看见那本书呢。那是……他轻轻地、抑扬顿挫地朗诵着：“色当，色当溃败……色当的那场可怕的战役决定了战争的命运……”墙上，挂历上的脸，这个笑容满面、脸色红润的士兵和那两个露出白袜子的阿尔萨斯姑娘。是的，是梦，是过去，而他……他开始颤抖，说：“太好了，没什么的；太好了，没有关系……”此时，有人在他冰凉、僵硬的脚上塞进了个热水袋。

“您今天晚上看上去好些了。”

“我是感觉好多了。”他回答说。

他要来面镜子，看到下巴上长了一圈黑胡子，他笑了。

“明天我得刮刮胡子……”

“如果您有力气刮胡子的话。您为谁收拾得那么漂亮啊？”

“为你们。”

姑娘们笑了，走近他。她们很好奇，想知道他从哪里来，在哪里受的伤。可有时她们又犹豫上了，打断自己的话题说：“哦，不能让我们跟您这样聊天……这会让您感到疲劳的……再说我们之间也会因为您争吵的……您是姓米肖吗？……叫让—玛利？”

“是的。”

“您是巴黎人？您做什么的？工人吗？不，我知道了！我从您的手就看得出来。您是公司职员，或者也许是公务员？”

“我只是个大学生。”

“啊！您还在学习？为什么？”

“的确，”他在思考，说，“我也在想是为什么！”

真是滑稽……他和他的同学，他们努力学习，通过各种考试，获取一个个文凭，其实他们都知道毫无用处，什么用处也没有，因为战争就要爆发……他们的未来都已经事先被规定好，他们的事业是上苍注定的，就像人们以前总说“婚姻是上苍注定的”一样。他获准在一九一五年出生。在战争中出生，并且为了战争而生。在他的这种思想里，没有任何病态的成分，他和很多同年龄的小伙子都沟通过，这种思想真是非常逻辑而合理。但是，他在想，既然现在最糟糕的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将改变。他再一次有了未来。战争结束了，可怕的、可耻的战争，但是它结束了。于是……有了希望……

“我想写书。”他羞涩地说，这个愿望他几乎从来没有表达过，是他心里的一个秘密，这会儿却对这两个村姑，这两个陌生人说了出来。

接着，他希望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他所处的农庄的名字。

“这里远离一切。”塞西尔说，“是乡下。啊！我们每天过得可不是那么有趣。一天到晚照料牲口，自己都快变成牲口了，不是吗，玛德莱娜？”

“您似乎来这里不久，玛德莱娜小姐？”

“有三个星期了。是她母亲给我喂的奶，和塞西尔一起。我们吃的同样的奶，我们俩是这个意义上的姐妹。”

“你们相处得很好，我看得出来。”

“我们的想法不总是一样的。”塞西尔说，“她想进修道院！”

“有时……”玛德莱娜微笑地说。

她的笑容很美，慢吞吞的，有点羞涩。

“我倒是想知道，她来自何方？”让—玛利想。玛德莱娜的手红红的，但是形状优雅，她的腿和脚踝同样也很优雅。救济院的孩子……他感觉到一点好奇，一点同情。他感谢她，她引发了他的模糊的遐想。这个可以让他分点心，不再想自己，想战争，只是非常遗憾，他现在还这么虚弱。他没法笑，没法和她们开玩笑……但是她们期待的就是这些，也许！在乡村，男孩和女孩之间很流行开玩笑来逗乐的……这样是合适的，历来如此。他不和她们一起笑，她们一定感到失望，一定感到不知该怎么办好。

他努力笑了一下。

“会有一个男孩子来改变您的想法的，玛德莱娜小姐，那时您就不会想进修道院了！”

“我都说过了，只是有时候会想！”

“什么时候呢？”

“哦！我不知道……在悲伤的日子里……”

“这附近没有多少小伙子。”塞西尔说，“我跟您说过，这里远离一切。再说，就算这里有一些，也都去打仗了。所以呢？啊！我们是女孩儿，真是不幸！”

“所有的人，”玛德莱娜说，“都有自己的不幸。”

她在让—玛利身边坐下，活泼地直起身子。

“塞西尔，你忘了！我们没擦地砖。”

“今天轮到你了。”

“真是的，你的脸皮真厚！真厚啊！”

她们争吵了一会儿，最后以两人一起干而告终。她们特别灵巧，充满活力。很快，红色的方砖便在清凉的水下闪闪发光。从门槛那里传来青草、牛奶和野薄荷的混合味道。让—玛利将面颊靠在手掌上。真是奇怪，这绝对安宁的场面和他内心的喧闹之间形成了对照，因为最后六天那地狱一般的混乱一直就在他的耳边，只需片刻的寂静，他立刻又回想起这一切：金属摩擦的声音，铁锤敲击、落在巨大的铁砧上那种喑哑而缓慢的声音……他颤抖着，身上全是汗……这是遭到扫射的车厢的声音，横梁、钢铁爆炸飞溅的声音，还有人的叫喊声。他高声说：

“无论如何必须忘记这一切，不是吗？”

“您说什么？您需要什么东西吗？”

他没有回答。他已经认不出塞西尔和玛德莱娜了。她们摇着头，有点沮丧。

“他的体温又高上来了。”

“你让他说了太多的话，这也是原因！”

“你以为！他什么也没说。一直都是我们在说！”

“这也会让他感到疲劳的。”

玛德莱娜冲他弯下身子。他看见她的脸颊就挨着他的，她的脸颊散发出草莓的味道。他吻了她！她满脸通红地直起身，笑着，整理好掉出来的碎发。

“好了，好了，您让我感到害怕……看来您病得不是那么重！”

他则在想：“这个女孩是谁？”他吻她，就好像是将一杯清水捧到唇边。他在发烧，他的喉咙、他的嘴巴里面好像烫得都裂了，因为火焰的灼热干得要命，这清亮、温和的皮肤能够让他得到缓解。可同时他的脑子很清楚，失眠和高烧给他带来某种清晰的思维。他忘记了两个姑娘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想要弄清现在的状况，在这对他来说又变得陌生的地方的状况，所需付出的精力已经不是他身体所能承受的。他精疲力竭，可是模模糊糊中，他的灵魂有一种安宁和轻盈的感觉，就像是水中的一条鱼，是被风带走的一只小鸟。他看到的不是自己，不是他，让—玛利·米肖；他看到的是另一个人，一个不知其名的士兵，打了败仗，但是没有屈服；他看到的是一个受伤的、可是不愿意就这么死去的年轻人，一个没有绝望的不幸的人。“必须摆脱这一切……必须从这一切中走出来，这血，这让人身陷其中的泥浆……无论如何不能在这里躺倒，死去……不是吗？嗯？如果这样就太愚蠢了。必须坚持……坚持……坚持……”他喃喃道。是的，他又回来了，他睁大了眼睛，抓住枕头，在床上竖了起来，看着这满月的夜晚，这芬芳、静谧的夜晚，这洒满清辉、温柔的夜晚。在一天的燥热之后，敞开门窗的农庄迎接着这样的夜晚，好让它抚慰伤者，让伤者得到一点清凉。

二十五

佩里冈神甫带着孩子们重新上路，孩子每人带着自己的包袱，背着一个布袋，在漫天灰尘里拖着脚步跟在他身后。此时，他们正往地区中部走去，离开了危险无处不在的卢瓦尔河前往树林里去的时候，他们发现部队已经驻扎在那里了。神甫想，有了这些士兵，飞机很容易确定目标，这矮树林里隐藏的危险并不比卢瓦尔河沿岸要少。于是，神甫放弃了国家公路，选择了一条到处是石子的羊肠小道。他完全将自己交付给直觉，希望能够听凭直觉引导，找到一处远离一切的房子，就像那时候在山间，他领着滑雪的人在迷雾与暴风雪中找到某个避处一样。此时却是极为美好的六月的一天，如此灿烂，如此炎热，孩子们觉得非常陶醉。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一直很沉默、顺从，甚至是太顺从了。不过现在，他们在打闹，在叫喊，以至于佩里冈神甫听到他们的笑声和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歌声，都觉得有点奇怪。他仔细地听，听到在他身后传来几句淫秽的歌词反复，好像是半张着嘴，从唇间咕哝出来的。神甫曾经提议选一首圣诗作为旅途之歌，他起了头，抑扬顿挫地唱着那些歌词，可是几乎没有人应和。再过了一会儿，所有人都闭嘴不唱了。他自己也是，一声不吭地向前走，他在想，也许这突如其来的自由唤醒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心中某种难以名状的欲望？是什么样的梦想呢？一个小孩子突然停下来，叫道：“蜥蜴！哦！蜥蜴！看哪！”太阳下，两块石头间出现了蜥蜴灵活的尾巴，接着又消失了。它们细而平的脑袋探了出来，颈部一上一下，迅速地、受了惊吓般地抽动着。兴高采烈的孩子们盯着蜥蜴在看，有几个甚至跪在小路上。神甫耐心地等了一会儿，接着示意他们出发。孩子们顺从地站起身，但就在这一秒钟的时间，石子从他们的手指间弹了出去，那么灵巧，那么迅速，那么出乎意料，两只接近灰蓝色的蜥蜴，最漂亮、最大的两只被就地砸死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神甫不高兴地大声说。

没有人回答。

“为什么？这样做很无耻！”

“但是它们和蝰蛇一样，是咬人的。”一个面色苍白、长相猥琐、鼻子尖尖的男孩说。

“蠢话！蜥蜴根本不伤人。”

“啊！我们不知道，神甫先生。”男孩子用无赖口吻反驳道，里面有一种装出来的无辜，神甫才不会上当呢。

但是神甫想，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场合和时间都不合适。于是他只是轻轻地侧了一下脑袋，仿佛对他的回答感到满意似的，不过还是加了一句：“那你们现在知道了。”

他让孩子们排好队，跟在他身后。直到现在，他都没看着他们，就让他们这么跟着他走。但是，他忽然想到，他们当中可能会有人想逃跑。他们如此顺从地听他指挥，如此机械，似乎对哨声、对排队、对顺从和必须的沉默已经非常习惯，以至于神甫想到这些，心都揪紧了。他扫了一眼这些突然间阴沉、暗淡的小脸，是的，这一张张的小脸突然关闭了，真的就像一座座看上去已经关闭的房屋，门上了锁，心躲进自己的角落，或者根本没有心，或者心已经死了。神甫说：“我们必须加紧了，这样才能在夜晚来临的时候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只有我知道我们今天可以在哪里过夜，等我们吃完东西后（因为你们很快就会觉得饿的！），我们可以组织篝火晚会，你们想在外面待多久就待多久。”

他走在他们中间，跟他们谈起自己在奥弗涅管的那些孩子，谈起滑雪，在山里上的那些课，努力想提起他们的兴趣，让他们亲近他。可是这些努力都白费了。他们似乎没有听他说。他终于明白，别人说的任何话，不管是鼓励的、责备的，还是教育性的，根本进不了他们的脑子，因为他们的灵魂已经关闭，围上了，不会有任何反应，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如果我可以陪他们久一点……”他想。但是在他的内心，他知道自己不希望这样。他所希望的，只有一件事情：尽快摆脱他们，摆脱他们加在自己身上的那份沉重的责任和不安。一直以来他都觉得爱的准则还是比较容易执行的，因为上帝给予他极大的圣宠，他谦卑地想，现在他却没法儿听从于此了：“因此，也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需要付出值得称赞的努力，这是真正的牺牲。”他叫过来一个总是落在后面的小孩子。

“你累了吗？还是鞋子把脚弄疼了？”

是的，神甫猜的是对的：小淘气的鞋子太紧了，弄得他很疼。神甫拉住他，帮助他一起走，他和小淘气温和地说着话，并且，看到他因为支撑不住而拱着肩，弯着背，神甫就轻轻地揪住他的颈子，给他一点支撑，让他能够撑住向前走。小东西没有反抗。相反，他的眼睛望着远方，神情冷漠。他将颈部靠在这只手上，靠在这默默的、坚决的压力之上，而这奇怪的、暧昧的亲昵，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份对亲昵的等待让神甫禁不住热血上涌。他用手转过孩子的下巴，希望看到他的眼睛里去，但是，孩子垂下了眼皮，他的眼睛根本看不见。

他加快了脚步，就像往日在悲伤的时刻那样，他试着在心里默默念起一种祷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祈祷。通常，这祷告用的都不是人类通用的语言。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静思，而静思之后，他能够得到充分的愉悦和安宁。但是今天，他既没有愉悦也没有安宁。他的同情之心被焦虑和苦涩的情绪破坏了。很显然，这些可怜的存在缺少恩宠：激不起他的恩宠。他原本希望能够将这份恩宠慢慢地倾泻在他们身上，为这些冷漠的心灵灌输信仰和爱。当然，也许需要耶稣基督的一口仙气，需要某位天使轻拍一下他的翅膀，奇迹才能够发生，但是他，菲利普·佩里冈，他难道不是上帝派来温暖这些灵魂、开启这些灵魂的人吗？上帝派他来，不就是让这些灵魂准备好迎接上帝到来的吗？对此无能为力真令他感到十分悲伤。他没有那种怀疑的时刻，教徒所有的这种突如其来的无情没有让他成为这世界的王子，而是将他抛弃在介于撒旦与上帝之间的半路上，将他浸在这深不可测的黑暗里。

不过此番对于他的诱惑是另外的一种东西：一种神圣的急不可耐，希望能够将所有得到救赎的灵魂集聚在他身边，这是一种令人震颤的匆忙，一旦为上帝征服了一颗心，便立即转向别的战役，而他因此一直处在一种对自己感到沮丧、不满和不快的情绪中。这不够！不，耶稣啊，这还不够！那个忏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领了圣体的老异教徒，那个放弃了自己罪行的道德败坏的女人，那个希望受洗的异教徒。不够，不，还不够！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收藏黄金的吝啬鬼一样，总嫌不够似的。然而还不完全是这样。这让他想起小的时候在河边度过的某些时光，想起每次抓到鱼时那种幸福的战栗（他现在真不明白那时怎么能喜欢这样残酷的游戏，甚至现在他都不那么愿意吃鱼。蔬菜、乳制品、新鲜面包、栗子，还有那种乡间浓得可以粘住勺子的汤对他来说已是足够），但是孩提时代他是一个疯狂的钓鱼爱好者，他至今都能想起太阳从水面隐下去时他的那份恐慌，收获还很小，可是假期已经终结。别人一直指责他过于细致。他自己也害怕这些孩子们不是打上帝那里来的，而是来自于另一个……无论如何，他从不曾像今天在这条路上一般体会到这样一种感觉，在这闪过致命飞机的天空下，在这群他也许只能挽救身体的孩子们中间……

他们走了一会儿，终于发现了有个村庄，看见了位于村庄最外边的房子。这是个很小的村庄，没有受损，空落落的：居民都逃走了。然而，在离开之前，他们牢牢地锁上了门窗，带走了狗，还有兔子和鸡。这里只剩下几只猫，在太阳下的花园小径上睡觉，或是在低矮的屋顶上散步，一副满足而安静的神态。由于现在正是玫瑰季节，因此在每家的门廊上，都盛开着一朵怒放的、笑盈盈的美丽的花朵，任由胡蜂和熊蜂进入它，并啃噬它的心脏。在这个被人抛弃的村庄里，既听不见说话声，也听不见任何乡村的声音——两轮车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鸽子的咕咕叫声，家禽叽叽喳喳的叫嚷声，此时这里成了小鸟、蜜蜂和大胡蜂的王国。菲利普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听见过鸟儿这般震颤、快乐的歌声，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飞来飞去的昆虫。干草枝、草莓、黑茶藨子，还有装饰着花坛四周的香香的小花儿，每一座花坛、每一处树丛、每一根草茎都流淌出水车的那种呼噜噜的歌声。这些小花园都得到过精心的打理，得到过主人充满爱意的照料。每个小花园都有一座盖满玫瑰花的拱廊，一个至今还开放着最后一批丁香的棚架，两把铁质的椅子，一张搁置在阳光下的凳子。这里的茶藨子很大，透明的，色泽金黄。

“今天晚上我们有多么好的甜点啊。”菲利普说，“小鸟不得不和我们分享这美餐，我们采摘这些水果不会对任何人犯下过错。我们每个人的背包都能装得满满的，我们不再会忍受饥饿的痛苦。不过，可别指望在床上睡觉。我想在美丽星光下过上一晚应该不会让你们感到害怕吧？你们都有充足的铺盖。瞧，我们需要什么？一块草坪、一捧泉水。你们也不会介意谷仓和牲畜栏的，我想！我也是一样……天气如此晴朗。来，去吃点水果给自己打打气，跟我来，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好位置。”

他等了一刻钟的时间，孩子们在拼命地往嘴里塞草莓。他很注意地看着他们，怕他们踩到花或者蔬菜，但是他没什么好看的，他们真的很乖。这一次，他没有吹哨子，只是抬高了声音说：“我们走吧，留一点放到今天晚上吃。跟我来。如果你们在路上不拖拖拉拉的，我就允许你们不排队。”

他们又一次听从了他的指挥。他们望着树、天空和花朵，而菲利普根本猜不到他们在想什么……他只是感觉到，他们喜欢的、能够和他们的心灵对话的，不是能够看得见的这个世界，而是他们呼吸到的纯净的、充满自由的醉人空气，这对他们来说是从未曾有过的。

“你们当中没有人了解乡村生活吗？”菲利普问。

“不了解，神甫先生。”“不了解，先生。”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回答道。

菲利普已经注意到，只有在几秒钟的静默之后，他才能得到他们的回答，仿佛他们总是在编造点什么，在编造谎言，或是他们总是弄不懂别人究竟想问他们要什么答案……总令人感觉到似乎是在和一群……非人的……存在打交道，他想。他高声说：“走吧，我们快点。”

等他们走出村子，他们看见了一个很大的、维护得不太理想的公园，一个深不可测的、清澈透明的池塘和山丘上的一座房子。

也许是城堡，菲利普想。他按响了铁栅栏边的门铃，希望这座房子里有人住，但是看门人的小房子关着门，没有人前来应答。

“这里的草地似乎是为我们准备的。”菲利普用手指着池塘边那块地方说，“你们还想怎么样，我的孩子们！我们的破坏不会很大，总要比在那精心维护的小花园里要好。在这里，我们会比在路上舒服，如果有暴风雨来，我们也许还能躲在小浴室里……”

公园四周只有一圈铁丝，他们非常轻松地穿了过去。

“别忘了。”菲利普笑着说，“别忘了我这是给你们做了个破坏围墙的坏榜样，因此我要求你们绝对不能破坏这里的东西，不要折断一根树枝，不要将一张报纸遗忘在草地上，不要留下一个空罐头盒。说好了，嗯？如果你们听话，明天，我会允许你们去池塘游泳。”

草很高，一直到孩子们的膝盖。他们踩到了花儿。菲利普告诉他们什么是圣母花，那种白色的、六瓣的星状花朵，还有圣约瑟夫花，一种淡色的、几乎是粉色的丁香。

“我们能摘吗，先生？”

“是的，这些花儿你们尽管摘。只需要一点点雨水和阳光，这些花就又能重新长出来。那边的就需要精心的照料了。”他指着城堡周围的花坛说。一个站在他身边的男孩抬起他那张方方的、棱角分明的小脸，冲着那些禁闭的大窗户说：“那里面应该有不少东西！”

他声音不高，但是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沉闷的尖锐，令神甫不安。由于神甫没有回答，小淘气继续说道：“是不是，神甫先生，那里面应该有不少东西？”

“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房子。”另一个孩子说。

“也许吧，也许里面会有很漂亮的东西，家具、绘画、雕像……但是很多城堡的主人都败落了，如果你们以为可以在里面看到什么精美绝伦的东西，也许会失望的。”菲利普活泼地回答说，“你们感兴趣的，我猜应该是食物。不过，这里的人似乎很有远见，他们应该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再说无论如何，既然这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进去，我们还是不要去想的好，还是用我们有的东西来解决问题吧。你们分成三个小组：第一组去捡枯枝，第二组提水，第三组准备饭盒。”

在他的指挥下，孩子们工作得又快又好。池塘边燃起熊熊篝火；他们吃啊、喝啊，在树林里采草莓。菲利普还想组织他们玩游戏，但是孩子们了无兴趣地玩着，而且很拘束，不叫，也不笑。夕阳下池塘不再那样波光粼粼，光芒有点暗淡，青蛙在池塘边呱呱叫着。篝火照亮了已经钻进被子、一动不动的孩子们。

“你们要睡觉了吗？”

没有人回答他。

“你们不冷吧，不是吗？”

又是沉默。

他们肯定不会都睡着的，神甫想。他站起身，走在一排排孩子间。有时他低下身，替那个比别人都要瘦小孱弱的身体或是替这个理着平头、长着招风耳的小脑袋盖好被子。他们都闭着眼睛，装出睡着的样子，或者，也许他们是真的困了。菲利普回到篝火边，读起他的日课经来。时不时地，他抬起眼睛，望着水中的倒影。这静思冥想的时刻平复了他所有的疲劳，补偿了他所付出的所有辛苦。爱再一次进入他的心田，仿佛干旱的土地迎来了甘露，起初是一滴一滴地，沿着卵石间的小道艰难地流淌，接着就变成欢畅、急促的水流，重新流向他的心灵所在。

可怜的孩子！他们当中的一个正在做梦，在梦中，孩子吐出一串长长的、重复的抱怨之词。神甫在阴影中抬起手，替孩子们低声念了祈祷，为他们祝福。“主爱你们。”他喃喃念道。对教理讲授班的那些孩子，每次他激励他们忏悔、服从和祈祷时，他都喜欢说这句话。是啊，他怎么能认为这些孩子，这些不幸的孩子缺乏圣宠呢？也许他得到的圣宠还不如他们？也许这些孩子当中最堕落的也比他享有更多来自上帝的宽容和温情？哦！耶稣啊！原谅我吧！这是骄傲所致，这是魔鬼的陷阱！我是什么？比一切都更加微不足道，我是你可敬的脚下的一粒尘土，主啊！是的，我自童年时代开始就得到了你的爱，你的保护，就被引领着来到你的身边，因此毫无疑问，你完全有权对我有所要求！但是这些孩子……一些孩子是被上帝选中的……另一些……圣徒会将他们重新赎回……是的，一切都很好，都很好，一切都是恩典。耶稣啊，请原谅我的悲伤！

池塘里的水泛着微光，夜晚圣洁而宁静。阴影之中，他无时无刻不依存的这神灵，这气息，这注视，一切都集中在他身上。一个躺在黑暗之中、依偎在母亲怀抱里的孩子根本不需要光线便能分辨出母亲熟悉的轮廓，她的手和她的戒指！想到这里，他甚至愉快地笑了，声音很低。“耶稣，你就在这里，你又一次来到我身边！留在我身边，我可敬的朋友啊！”一块黑色的木炭中蹿出了长长的、生机勃勃的红色火苗。天色已晚，月亮升了起来，但是他不困。他拿过一条被子，在草丛间伸展开来。他就这么躺着，睁大了眼睛，花朵轻轻地蹭着他的脸颊。大地的这个角落没有一点声响。

他并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只是第六感告诉他，两个孩子正往城堡的方向溜去。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开始时，他还以为自己是在梦中。他不想叫，不想因此惊醒别的孩子。他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沾着草茎和花瓣的长袍，然后他自己也向城堡的方向走去。厚厚的草皮吞没了脚步声。他现在想起来，刚才自己也曾注意到城堡有扇窗户的百叶窗没有关好，微微露了一点缝隙。是的，他没有搞错！月光照在房子的这一面上。一个孩子正在推那扇百叶窗，拼命想弄开它。菲利普还没时间叫出声来阻止他们，玻璃窗已经被砸碎了，玻璃碎片落在地上。孩子们如猫般一跃，消失在屋内。

“啊！小坏蛋，让我来帮帮你们，我这就来了！”菲利普叫道。

他将长袍卷到膝盖，也和孩子们一样进入了屋内。现在他来到了一间客厅，客厅铺着那种冰冷的大地板，家具都蒙上了罩子。他摸索了一会儿，找到电源开关。把灯打开后，他一个人也没看见。他犹豫了一会儿，望着周围（孩子们肯定是躲起来了，要不就已经跑掉了）：这些沙发，这架钢琴，这盖着波状褶裥的罩子的扶手椅，还有窗前飘动的湖蓝色窗帘都可以藏人。他在一扇很深的窗洞下往前走去，因为那儿的窗帘在动。他突然拉开窗帘，一个孩子就站在那里，是年纪最大的一个孩子，基本上可以算是个男人了，黑糊糊的脸，非常漂亮的眼睛，低额，厚厚的下颌。

“你们到这里来做什么？”神甫问。

他听见身后有动静，于是转过身去。另一个孩子也在房间里，就站在他身后。他的上下嘴唇紧紧地抿在一起，黄黄的脸上显现出一种不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暗藏着兽性的那种人。神甫已经有了戒备，但这两个孩子来得太快了，一瞬之间他们已经冲向他，一个将他绊倒，另一个掐住了他的喉咙。菲利普没有叫，却十分有效地抵御了他们的进攻。他抓住一个孩子的领子，完全抑制住他的攻击，于是孩子只好放开手。就在他摆脱之际，从他的口袋里掉出了点东西，落在地上：是钱。

“不是我夸你，你的动作还真快。”菲利普有点气喘吁吁地说。他坐在地板上，在想：“不管怎么说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悲剧，把他们带出城堡，他们会像狗一样地跟着我。明天，我们走着瞧！”他接着说：“够了，嗯！你们做的蠢事够多了……快滚出去。”

他们没说什么，可他才说完这句话，他们再一次冲向他，这一跃野蛮而绝望，其中的一个孩子咬了他，鲜血溅了出来。

“他们要杀了我。”菲利普不无恐惧地想。他们粘在他身上，像两匹狼。他不想弄疼他们，但他还是尽力防卫。他又打又踢，将他们推开，可是他们又再次发疯般地冲上来，几乎丧失了所有人性，完全成了魔鬼、动物……原本不管怎么说，菲利普应该比两个孩子的力量都大，但是他的头被家具打了一下，那是一张青铜桌角的小圆桌。他倒在地上。倒地的时候，他听见一个孩子跑向窗户，吹了声口哨。这之后他便什么也没能看见：他没看见二十八个突然间醒来的孩子，穿过草坪向这里跑来，爬上窗户；他也没看见涌向这些脆弱家具的人潮，对这些家具，孩子们开膛破肚，抢掠一空，还从窗户把家具扔出去。他们沉醉其中，围着躺在地上的神甫跳起了舞，他们叫啊唱啊；一个很小的、小姑娘模样的孩子双脚并拢跳上沙发，沙发的老弹簧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年纪比较大的孩子发现了一个利口酒酒箱，他们把酒箱拖进客厅，用脚将箱子往前踢；打开箱子后，他们发现箱子是空的，但是他们根本不需要酒就已经醉了。杀人这件事已经足够令他们感到兴奋，他们从中感受到一种可怕的幸福。他们拖着菲利普的脚，将他拽出城堡，把他弄上窗子，再让他重重地摔落在草地上。到了池塘边，他们控制住他，摇晃他，就像在摇晃一只包裹——哦！站起来啊！去死吧！他们用嘶哑而尖厉的声音叫着，其中有些孩子还没变声呢。但是他落进池塘里的时候也还没死。一种自卫的本能，或是最后的勇气迸发将他留在生命的这一边，他双手抱着一根树枝，努力地想将脑袋浮出池塘水面。他的脸因拳打脚踢受伤非常严重，红红的，肿了起来，变得很大，很可怕。孩子们朝他扔石头。开始他还挺着，牢牢地抱住摇来摇去、即将断裂、滑出他双手之外的树枝。他努力想游到池塘的另一边，但是石头如雨点一般落在他身上。最后他只好抬起胳膊，护住脸，孩子们就这样看着他直直地沉入水中，穿着他那件黑色的道袍。他不是溺水身亡：他被池塘的泥沙托住了。他死的时候就是这样，竖在水中，水深到腰际，脑袋往后仰着，一只眼睛里还插着块石头。

二十六

在尼姆的圣母院教堂，每年都会为佩里冈—马尔泰特家族过世的人举行一次弥撒。但是，由于住在尼姆的只剩下佩里冈夫人的母亲了，通常，这个仪式都是在侧面的小礼拜堂举行的，速度很快。参加的人只有那个半瞎的、肥胖的、嘶哑的喘息声盖过了神甫声音的老太太，还有在老太太家已经做了三十年的厨娘。佩里冈夫人出生于克拉冈家，与马赛靠食用油生意起家的克拉冈家族有姻亲关系。当然，她觉得这个出身也挺体面的（她的嫁妆是两百万法郎，战前的两百万法郎），只是在夫家的光芒之下显得有点暗淡。她的母亲，老克拉冈夫人在这点上和她看法一致，因此，隐居在尼姆的她一直非常忠诚地参与这些庆祝祭祀仪式，为逝去的人祈祷，为生者祝福。逢到有人结婚或受洗，她就奉上贺信，就像伦敦在庆贺英国女王生日的时候，远在殖民地的英国人只好自己喝得酩酊大醉。

对于克拉冈夫人来说，这每年一度为死者举行的弥撒真是件让人惬意的事情，因为在仪式之后，从教堂回家的路上，她总是去点心店坐一会儿，在那里喝上一杯巧克力，吃两个羊角面包。克拉冈夫人非常胖，医生让她严格控制饮食，但是在这样的日子，她起得比平时早，再加上需要穿过整座教堂，从雕花的大门一直走到自己的凳子旁，这让她颇为疲倦，于是她一点也不内疚地吞下这些滋补性的食物。甚至在有些时候，令她颇感畏惧的厨娘转过身子，直直地、默默地站在门边，手上拿着两个人的祈祷书，胳膊上搭着克拉冈夫人的黑头巾，她还会趁机拽过点心盘，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吞下一个圆形泡芙，或是一个樱桃小蛋糕，再或两个都吃了。

外面停着克拉冈夫人的马车，两匹老马，由一个几乎和克拉冈夫人一样肥的马车夫驾着，马车静静地在阳光下和苍蝇的环绕中等待她们。

今年，一切都乱了。六月事件之后躲在尼姆的佩里冈一家刚刚得到了老佩里冈—马尔泰特和菲利普的死讯。老佩里冈先生的死讯是修道院收容所的嬷嬷宣告的，说老人有一个“非常安宁的、值得欣慰的基督教徒的结局”；圣体教堂的玛丽在信中写道：“他充分表达了对自己亲人的善意，想要在遗嘱里尽早地传达清楚，不遗漏任何细节。”

最后一句话，佩里冈夫人又重新读了一遍，叹了口气，眉宇之间有一种焦虑的神情，但是她随即换上了在得知自己所爱的人被圣人带走之后那种基督教徒应有的严肃表情。

“你们的爷爷现在就在亲爱的耶稣身边，我的孩子。”她说。

两个小时之后，这个家庭承受了第二次打击，但是这一次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卢瓦雷一个小镇的镇长告诉佩里冈夫人，菲利普·佩里冈神甫被发现死于一场事故，镇长寄来了可以确定无误死者身份的神甫的证件。至于他领的那三十个孩子，他们都不见了踪影。由于此时的法国，大家都忙着找来找去的，所以这件事情没有惊动任何人。据说就在离菲利普出事地方不远，有一辆卡车翻在河里，因此，菲利普的亲人一直都认为，这辆卡车一定和菲利普以及那三十个孤儿有关。最后，佩里冈夫人还被告知，于贝尔在磨坊战役中牺牲了。这一次，灾难真的是完整了。达到圆满的痛苦让佩里冈夫人发出了一声尖叫，尖叫里带有一种绝望的骄傲。

“我生了一个英雄，一个圣人，”她说，“我的儿子们为他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她凄切地喃喃低语，看了一眼克拉冈家族的一位表姐妹，这个表姐妹的独生子在图卢兹的居民防空部门谋得了一个平静的小职位。

“亲爱的奥黛特，我的心在流血，你知道，我曾经为我的这两个孩子而活，我曾经是他们的母亲，仅仅做一个母亲该做的事情（克拉冈夫人在年轻时举止轻佻，此时她低下了头），但是我向你发誓，我所感受到的骄傲让我忘记了自己的丧子之痛。”

她挺挺地站着，非常骄傲、威严，已经感觉到黑纱在身边飘扬，她陪着表姐妹一直走到门口，而她的表姐妹谦卑地叹道：“哦！你是个真正的罗马女人。”

“我只是一个善良的法国女人而已。”佩里冈夫人干巴巴地回答说，冲她转过身。

这几句话稍微减轻了一点她的痛苦，活生生的、深切的痛苦。她一直很尊重菲利普，在某种程度上，她知道他不属于这个世界。她知道他梦想过要做传教士，如果说他后来放弃了，那是出于一种特别纯粹的谦卑，为了侍奉上帝选择了对他而言最为艰苦的事业：屈从于最为平常的责任。她敢肯定儿子此时一定在耶稣身边。在谈到自己的公公时，她也这么说，但是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她自己也觉得不应该的怀疑，可不管怎么说……至于菲利普，她想：“我看得见他，就像我在他身边一样！”是的，她可以为菲利普感到骄傲，这颗灵魂的光芒照耀在她身上。但最为奇怪的是于贝尔在她内心所引起的这一切，在中学得鸭蛋的于贝尔，咬指甲的于贝尔，弄得满手都是墨水的于贝尔，他那胖乎乎的脸蛋，他那张大大的、红润的嘴。于贝尔英雄地死去，这……真是出人意料……当她向深受感动的朋友们讲起于贝尔的离去时（我想留住他，我也知道我不可能留住他。他还是个孩子，一个勇敢的孩子，他为法国的荣誉而倒下），就像罗斯唐[13]说的那样，“在没有用的时刻，一切都更加美丽”。她重建了过去。她觉得仿佛是自己讲出了这些令人骄傲的话，是她亲手将儿子送上了战场。

尼姆的人，一直到此时为止都觉得这个女人不无尖酸，但此时对于这个身处痛苦之中的母亲表现出了一种几乎接近温柔的尊敬。

“今天，城里所有人都会来。”老克拉冈夫人带着一种悲伤的满足叹道。

今天是七月三十一日。十点钟，为佩里冈家族故去的人所举行的弥撒就该开始了，如今，故去之人的名单上又悲剧性地添上了三个名字。

“哦！妈妈，这是干什么？”女儿回答说，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因为这种安慰方式令她感到颇为受用，还是因为压根儿就看不上她的同乡。

城市在炽热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在居民集中的区域，有一股暗暗的、干燥的风摇动着门口珠色的门帘。苍蝇到处乱叮，能够感觉出暴风雨的气味。往常的这个时候，尼姆还在沉睡之中呢，如今却挤满了人。因为缺少汽油和卢瓦尔河暂时封锁，涌进城里的难民至今仍滞留在这里。街道和广场变成了停车场。没有一间空房。到了今天，对于没有床的人来说，能在街头占个位置或是有捆稻草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对于承担并且超额承担这些难民，尼姆不无得意之情。它张开双臂迎接这些难民，将他们揽入怀中。然而，没有一个家庭对这些不幸的人表达了好客之情。只有遗憾，遗憾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太长了。食物会成问题，而且，尼姆认为，这些长途跋涉、精疲力竭的可怜难民很容易感染上各种传染病。因此，每天，尼姆的居民都在不停地祈求上苍让他们尽快走，报纸上在隐晦地祈求，居民则更为直接地祈求，可是眼下的状况根本不允许难民离开。

克拉冈夫人将自己的家人全部安排好，这样她正好有充分理由拒绝对其他难民施以援手，连两张床单的请求也可以拒绝。不过她也尝够了不断传到她耳朵边的这份喧闹，话里不无嫉妒之情，好在嫉妒的色彩如今算是与日俱减。她在吃早饭，同时吃饭的还有佩里冈家的孩子，过一会儿他们要去教堂。佩里冈夫人看着他们吃，却一点没碰自己面前的东西，虽然在数量上有所缩减，这些食物还是非常诱人的，多亏宣战之后，家里的大橱里贮藏了不少食物。

克拉冈夫人将雪白的餐巾铺在自己肥硕的胸前，她已经吃完第三片黄油烤面包，她感觉到自己很难消化这些面包片。女儿用冰凉的眼神盯着她，让她感到很难受。有时，她会停下来，不好意思地看着佩里冈夫人。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吃，夏洛特。”她说，“其实根本消化不了！”

佩里冈夫人冷冷地讽刺道：“是啊，您得花点劲儿才行，妈妈。”

佩里冈夫人将摆在母亲餐具面前的满满的巧克力推开。

“好了！再给我来半杯，夏洛特，但是不要超过半杯！”

“您知道吗，这已经是您的第三杯了？”

但是克拉冈夫人好像突然间耳朵聋了似的。

“是的，是的。”她一边摇头一边含糊地说，“夏洛特，你说得对，在悲伤的典礼前必须吃饱。”她一口气便将泛着泡泡的巧克力喝了下去！

然而此时门铃响了，仆人为佩里冈夫人带来一个包裹。包裹里是菲利普和于贝尔的肖像照。她将儿子们的照片送去装裱了。此时，她久久地端详着孩子们，然后站起身来，将照片放在靠墙的小桌子上，后退一步，判断一下效果究竟如何，接着她走进房间，拿着两朵玫瑰花形绉纱徽章和三色缎带回到厅里。她用这些东西将相框周边装饰好。就在这时，站在门口、抱着艾玛努埃尔的奶妈哭了起来。雅克琳娜和贝尔纳也开始哭。佩里冈夫人一手拉着一个，轻轻地将他们拽起来，走到墙边的小桌子前。

“亲爱的孩子们！好好看看你们的两位哥哥。向圣人祈祷吧，让你们也成为哥哥这样的人。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做一个听话、顺从而勤奋的孩子。他们曾经是那么好的孩子。”佩里冈夫人因为痛苦有些哽咽，“所以，上帝为他们颁发殉道者的荣誉，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不要哭。他们都在圣人身边。他们在看着我们，保护着我们。他们会在那里迎接我们，在天上，在这一刻来到之前，在尘世的我们应当为他们感到骄傲，就像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法国人都会为他们感到骄傲一样。”

现在所有人都在哭。克拉冈夫人也抛开了巧克力，用颤抖的手寻找她的手绢。菲利普的照片与本人非常相像，真的再现了他那深邃而纯净的目光。他似乎面带有时会浮现在他脸上的那种温和、宽容和亲切的微笑，欣赏着自己的亲人。

“……还有，不要忘了为那些和他一起不见的孩子祈祷。”佩里冈夫人在结束前说道。

“也许，他们并没全死？”

“也许。”佩里冈夫人心不在焉地说，“很可能。可怜的小东西……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项慈善事业负担很重。”她补充道，思维回到公公的遗嘱上。

克拉冈夫人擦拭着眼睛。

“小于贝尔……他是那么可爱，那么爱开玩笑。我还记得，有一天，你们到这里来的时候，午饭后我在客厅里睡着了，他撕下了荧光灯上的粘蝇纸，把苍蝇轻轻地抖在我的头上。我醒了，发出尖叫，那天你好好教训了他一下，夏洛特。”

“我不记得了。”夏洛特干巴巴地答道，“不过，妈妈，喝完你的巧克力，我们得赶紧了。车子在下面等着。很快就要到十点了。”

他们陆续下楼来到大街上，先是外祖母，沉沉的，呼吸短促，拄着拐杖；接着是佩里冈夫人，一身的黑纱；接着是两个身着黑色衣服的孩子和穿着白衣服的艾玛努埃尔；最后是几个身着丧服的仆人。马车已经就绪。车夫跳下车开门，这时，艾玛努埃尔突然用她那小小的手指指着人群中的某个人说：

“于贝尔，是于贝尔！”

奶妈机械地转过头，望着孩子手指的方向，面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发出一声窒息的叫声。

“耶稣啊！我的圣母啊！”

母亲的唇间也发出一种嘶哑的吼声，她将黑色的面纱撩起来，往于贝尔的方向走了两步，接着滑到了人行道上。这时马车夫及时上来扶住了她，她瘫倒在马车夫的臂弯里。

真的是于贝尔，一缕乱发耷拉在眼睛里，油桃一般红扑扑的、闪着金色光芒的皮肤，没有行李，自行车也不见了，可是也没有负伤。他向前走去，大嘴咧着，微笑着。

“你好，妈妈！你好，外婆！所有的人都好吗？”

“是你吗？是你吗？你还活着！”克拉冈夫人又哭又笑，“啊！我的小于贝尔，我就知道你没死！你那么淘气，不会死的，我的上帝啊！”

佩里冈夫人恢复了神志。

“于贝尔？真是你吗？”她结结巴巴的，声音不是很自然。

对于这样一种迎接，于贝尔又是高兴又是尴尬。他向母亲的方向走了两步，向她伸过自己的面颊。她吻了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接着于贝尔站好，身子左右摇摆着，就好像在中学里拉丁语翻译得了零分时那样，尴尬地站在母亲面前。

她叹了一声，叫着“于贝尔”，搂住了他的脖子，抱住他，不停地吻他，泪水弄得他一脸一身。被感动的一小群人围住了他们。不知所措的于贝尔只是敲着佩里冈夫人的背，好像她呛住了一样。

“你们不是在等我吗？”

她摇了摇头。

“你们要出去？”

“可怜的小东西！我们正要去教堂做弥撒，为你的灵魂安息做祈祷！”

“不开玩笑吧？”

“可是，你究竟在哪里？这两个月你做了些什么？他们说你在穆兰那里被打死了。”

“可您瞧，这不是真的，我现在不是在这里吗？”

“但是你是去参加战斗了吗？于贝尔，不要撒谎！你可是硬要去那里的，小傻瓜！你的自行车呢？你的自行车在哪里？”

“丢了。”

“当然！这个孩子简直没法儿让我安生！好了，快说吧，说说看，你在哪里？”

“我想找到你们。”

“你根本不应该离开我们。”佩里冈夫人严厉地说。“你父亲知道后会高兴的。”最后她抽泣地说。

然后，突然之间她发疯般地哭起来，再一次拥抱他。可是时间不早了，她擦了擦眼睛，只是泪水还是一个劲儿地流。

“好了，上楼去，洗一洗！你饿吗？”

“不，我吃过一顿很好的午饭，谢谢。”

“换块手帕，换上领带，洗洗手，穿得庄重些，我的上帝啊！然后，赶快到教堂来和我们会合。”

“怎么啦？你们还要去教堂？可我还活着，你们还不如换成大吃一顿呢，去饭店不好吗？”

“于贝尔！”

“又怎么了？就因为我说了‘大吃一顿’吗？”

“不，可是……”

“真是没法儿和他说，像这样，在这大街上真是难以想象。”佩里冈夫人想。她抓住他的手，将他拽上马车。

“我的孩子，有两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首先是爷爷，可怜的爷爷死了，然后是菲利普……”

他接受打击的方式颇为奇怪。两个月前他一定会放声大哭，透明的、咸咸的泪水会流过他那红扑扑的脸蛋。可这次他的面色变得煞白，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她简直不认识的表情，一种成熟甚至有点冷酷的表情。

“爷爷，这对我来说无所谓。”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说，“可菲利普……”

“于贝尔，你疯了吗？”

“是的，我无所谓，您也无所谓。他年纪很大了，又有病。现在到处都乱七八糟的，他还能怎么样呢？”

“喂！”克拉冈夫人发出了抗议，她感觉受到了伤害。

但是他根本没有听，继续说：“可菲利普……但是首先一点，你们能肯定吗？会不会和我的情况一样？”

“唉，我们可以肯定……”

“菲利普……”

他的声音在颤抖，几乎说不下去。

“他不属于这个世界，别人虽然都在谈论上天，但是他们属于尘世……而菲利普，他从上帝那里来，此时此刻他应该非常幸福。”

他将脸埋在手中，很长时间一动没动。教堂的钟声敲响了。佩里冈夫人碰了碰儿子的手臂。

“我们走吧？”

他表示同意。所有人都上了马车，后面还有一辆。他们来到了教堂。于贝尔走在妈妈和外婆中间。他跪在自己跪凳上的时候，两个人也把他夹在中间。别人认出了他。他听见人们嘟哝着，压低了声音感叹着。克拉冈夫人没有预料错，城里的人都来了。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就在大家来为家族故去的人祈祷的这一天，这个死里逃生的人来感谢上帝的仁慈，放他一条生路。总的说来，大家都很高兴：像于贝尔这样的好孩子避开了德国人的子弹，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正义感和对奇迹的渴望。每一个自五月以来失去孩子消息的母亲（她们可是人数众多！）感觉到自己的心里跳动着希望！她们几乎不可能那样尖酸地想——原本她们是有可能这样的：“有些人真是太有运气了。”因为，唉，可怜的菲利普（据说是位非常杰出的神甫）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

因此，尽管这个场合是如此庄严，不少女人还是冲于贝尔微笑。于贝尔没有看她们，他还没从母亲那句话所带给他的惊骇中回过神来。菲利普的死令他心碎。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一种可怕的精神状态，就像在磨坊桥开始绝望而徒劳的抵抗前，那种溃败的时刻所带给他的精神状态一样。“如果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是可以把猪和狗放在一起的！”他望着所有在场的人想，“这也还可以理解。但是，像菲利普这样的圣人，把他发配到这里来干什么？如果是为了我们，为了赎回我们的罪恶，这就好像是用一袋石子换了一颗珍珠。”

而包围着他的这些人，他的家庭，他的朋友，在他心里激起一种羞愧和愤怒的感觉。在路上，他看到过这些人，或是和这些人差不多的人，他想起了装满军官的车子，军官带着他们漂亮的黄箱子和画得五颜六色的女人在逃跑；他想起了那些放弃职守的政府官员，那些因为恐慌一路上将秘密文件、案宗撒了一地的政客，还有在签订停战协议的那天非常恰当地哭了之后、如今已经和德国人互相安慰的姑娘。“真想不到，竟然不会有人知道这一切。包围着这一切的，是撒谎的缄默，以至于我们日后还会在法国历史上书写伟大的一页。根本找不到，所谓的忠诚，所谓的英雄主义。上帝啊！我看到了怎样的一切啊，我！大门紧闭，敲了半天想要一杯水都不可能，还有这些将居民住所抢劫一空的难民，到处如此，从上到下，混乱、怯懦、虚荣、无知！啊，我们真够漂亮的！”

然而他嘴上还是跟大家一起念着祈祷文，只是心事如此沉重，如此沉痛，让他真的感到不舒服了。有好几次，他都发出一种嘶哑的叹息声，令他的母亲非常焦虑。她冲他转过身，透过黑纱，能够看见他的眼睛满是泪水。她低声道：

“你没什么不舒服吧？”

“不，妈妈。”他冷冷地看着妈妈回答说，虽然他为自己的这种目光很是自责，但是他没有办法不这么做。

对于自己的家人，他的评判也相当严厉，不乏苦涩。他没有直接地将这些不满说出来。在他的心里，这一切以一系列强烈而短暂的形象显示出来：他的父亲，一边念叨着共和国的“腐朽体制……”，一边在同一天晚上，在家里摆上了二十四副餐具，铺上了最漂亮的桌布，还有极其鲜美的鹅肝酱、名贵的红酒，宴请一位曾经做过部长、如今又再登部长宝座的客人，佩里冈先生希望能够得到他的照顾。（噢！母亲将嘴巴噘起来，说：“我亲爱的主席先生……”）还有，他们装满衣服和银器的车子挤在逃跑的人群中，他的母亲，指着那些步行的、手里挽着用手绢扎起来的几件衣服的女人和孩子说：“瞧瞧，耶稣对我们是多么仁慈啊。想一想，如果我们处在这些不幸的人的位置上，我们会成什么样子！”真是虚伪！真是伪善！还有他，他来这里干什么？他的心里满是反抗和仇恨，却装出为菲利普祈祷的样子！但是菲利普是一个……上帝啊！菲利普，我亲爱的哥哥！他低声念着，仿佛这些词有一种让他平静下来的神圣力量，他的心仿佛一下子开了口，流下了急促的、滚烫的泪水。一些温和而宽恕的想法进入了他的内心。这些想法并非来自他，而是来自外界，仿佛有一位朋友冲他弯下身，在他耳边轻轻地说：“能够生出菲利普的家庭和血统不可能坏的。你太严厉了，你只看到了事件外在的一面，你不了解灵魂所在。恶是容易看见的，它会殷勤地出现在每一双眼睛前。一点恶就足以让你对牺牲、对流淌的鲜血和泪水视而不见。”他望着那块大理石板，上面刻着……另一场战争的牺牲者的名字。这里面有克拉冈家族和佩里冈家族的人，他不认识的舅舅、叔叔和表兄弟，一些并不比他大多少、在索姆河、佛兰德、凡尔登丧命的孩子，他们等于死过两回，因为他们死得毫无意义。渐渐地，在这片混乱之中，在这些矛盾的感情之中，他得到了一种奇怪的、苦涩的完满。他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他知道，不是通过一种抽象、书本上的方式，而是通过曾经如此激烈跳动过的这颗心，通过在穆兰守桥时被撕成碎片的手，通过在德国人庆祝胜利时吻过一个女人的双唇。他知道这些词都意味着什么：危险、勇气、恐惧、爱情……是的，爱情本身……他现在感觉到自己很好、很强，对自己很有把握。他不再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而且同时，他今后所爱的，所相信的，都会完完全全属于自己，而不是受到别人的启发。他慢慢地合拢双手，低下头，最后，完成了祈祷。

弥撒结束了。在教堂前的广场上，人们围住了他，拥抱他，向他的母亲表示祝贺。

“他的脸蛋还是那样可爱。”女人们说，“这么累都几乎没让他瘦下来，他没变。亲爱的小于贝尔……”

二十七

科尔特一行两人在清晨七点钟抵达大饭店，累得步履蹒跚。他们心怀恐惧地看着面前的一切，仿佛他们已经有所准备，准备好一旦走进旋转门里，就会掉进一个噩梦般的不和谐的世界：难民们可能都睡在客厅奶白色的地毯上，而就这客厅，还需要写信预订，门卫认不出他们，拒绝给他们一间空房，他们也没有热水梳洗，炸弹又落在大厅上。但是，感谢上帝，法国最好的温泉没有受到任何损害，湖水似乎有些不平静，沸腾着，但是总的来说，一切正常。温泉的工作人员也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温泉的负责人证实说一切都处于匮乏中。不过咖啡还是不错的，酒吧里也还有冰镇饮料，水龙头仍然可以根据客人的需要供应冷水和热水。开始的时候大家也很着急：英国极不友好的态度让人担心，封锁是否会继续下去呢？这样威士忌根本到不了，不过这里有大量的库存。他们可以等。

一走上大厅的花岗岩，科尔特和芙洛朗丝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再生：非常安静，只能勉强听到远处传来电梯轰隆隆的声音。透过开着的窗户，可以瞥见公园草地上给草坪浇水的水柱，形成了一道道颤抖的、液体的虹彩。这里的人认出了他们，围了过来。二十年来，科尔特年年都会到这里来，大饭店的负责人张开双臂，对他们说，一切都完了，人们掉进了黑暗的深渊，必须重新教会人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伟大。接着，他告诉他们，据说政府的人要过来，从昨天晚上开始，所有的房间都必须保留，说玻利维亚的大使睡在台球桌上，可只有对他，对加布里埃尔·科尔特例外，他会安排好一切。总之，和当年在多维尔看赛马时，他在诺曼底饭店说的那套差不多，当时他才当上那里的副经理！

科尔特将疲乏无力的手搁在自己几乎要爆炸的额头上。

“我可怜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给我在盥洗室放张床垫就行了。”

一切，他周围的一切人，都用一种谨慎的、轻盈的、很有分寸的方式在履行职责。不再有在壕沟里分娩的女人；不再有迷途的孩子；不再有如烟火般散落的桥梁，负载着未能准时爆炸的麦宁奈特炸药，将旁边的房屋化为灰烬。服务人员将窗户关上，免得他吹到穿堂风，然后又打开他面前的一扇扇门，他感觉到脚下踩着厚厚的地毯。

“您所有的行李都在吗？什么也没丢？您真有运气！很多人到这里，连一件睡衣、一把牙刷都没有。甚至还有一个不幸的人由于遇到爆炸，到这里时已经衣不蔽体。他就这么光着身子从图尔过来，身上只裹了张被单，伤势严重。”

“我差点丢掉我的手稿。”科尔特说。

“啊，上帝，那将多么不幸啊？您完好无损找回来了吧？不管怎么说，我们以后就会知道的！我们会看到的！对不起，先生，请原谅我，夫人，我走在您前面了。这就是我给你们准备的房间，在五楼，你们会原谅我的，是吧？”

“啊！”科尔特喃喃道，“现在对我来说什么都无所谓。”

“我理解。”饭店经理忧伤地歪着脑袋，“在这样的混乱之中……我虽然是瑞士籍，可内心是个法国人。我理解。”他重复说。

他一动不动地停留了一会儿，低着脑袋，就像在坟墓前向死人致敬一般，不敢那么快就冲向出口。几天以来，他经常表现出这样的态度，连那张殷勤的、胖乎乎的脸都有点变了。他一贯脚步很轻，声音温和，因为这是职业的要求。可是此时，他更加夸张地表现了这种自然禀性，在房间里悄无声息地兜着圈儿，真的好像在死人房间里一样，而当他问科尔特“我叫人把早饭给你们送上来好吗”时，他的声音是那么谨慎，那么悲伤，就好像指着一位亲爱的人的尸体在问他：“我能不能再最后一次抱抱他？”

“早饭？”科尔特叹道，勉强才回到现实和那些微不足道的小麻烦里来。“我已经二十四小时没有吃过东西了。”他补充道，微笑显得很苍白。

搁在昨天确实如此，但是此刻这么说就不对了，因为就在今天早上六点钟的时候，他才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饭。不过他也没有撒谎：那顿早饭他吃得非常心不在焉，因为他疲倦极了，也因为祖国的不幸让他陷入一种混乱之中。他觉得自己似乎还空着肚子。

“哦！可是您必须强迫自己吃点。哦！我不希望看见您这样，科尔特先生。您必须对自己负责。您属于全人类。”

他做了一个小小的表示绝望的动作，他是说，他知道这点，他也并不抗议人类加在他身上的义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要求他具备某种勇气，那么这要求根本不能超过对一个非常普通的公民的要求。

“我可怜的朋友。”他转过身去，不愿别人看见他的泪水，“不仅仅是法国在死亡，还有精神。”

“只要您在，就不会，科尔特先生。”饭店经理热忱地说道，在法国大溃败以来，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好几遍了。在一系列悲惨事件发生之后，科尔特是第十四个抵达该饭店的名人，也是到这座宫殿来避难的第五个作家。

科尔特虚弱地笑着，要求咖啡一定要烫。

“滚烫的。”饭店经理保证说，在用电话传达了必要的命令之后，他走出了房间。

芙洛朗丝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她反锁上房门，惊愕地望着镜子。平常，她的脸是那么柔和，那么精致地扑着粉，那么容光焕发，此时却被汗水浸透了，汗水就像一层闪闪发光的涂层。她的脸再也吸收不了任何乳霜和脂粉，乳霜和脂粉在上面结了厚厚的块，就像变质的蛋黄酱，鼻翼收紧了，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嘴唇软塌塌的，一点光泽也没有。她惊慌地转过身去，背对着镜子。

“我有五十岁。”她对贴身女仆说。

其实这是最真的真相，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那样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口吻，那样一种恐惧。朱丽叶于是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五十岁，作为一种形象、一种暗喻，只是用来形容极度衰老而已。

“在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我能够理解……只要夫人睡上一小觉就会好的。”

“不可能……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听见炸弹的声音，看见那座桥，那些死人……”

“夫人会忘记的。”

“啊！永远不会！您能够忘记吗？您？”

“对于我来说不同。”

“为什么？”

“夫人还有那么多别的事情要想！”朱丽叶说，“我是不是把夫人的那件绿裙子拿出来？”

“我的绿裙子，就我现在这样？”

芙洛朗丝任由自己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但是突然，她又重新聚集起已经分散的精力，就像一个指挥官，尽管需要休息，也观察到自己的手下已经没有什么作战能力，可还是疲倦地蹒跚着，重新拿起指挥棒，指挥部队冲向战场。

“听好了，下面是您要做的事情。在给我准备洗澡水的同时，先给我准备好一张面膜，三号的，是美国美容学院的那种。然后打电话给美发店，问他们吕吉是否一直都在他们那里，让吕吉带着指甲修剪师三刻钟后到这里来。最后为我准备好那套灰色的小套装，再把玫瑰红的尼龙短上衣拿出来。”

“就是那件领子是这样的短上衣？”朱丽叶用手指比划着，意思是领口开得很大的那件。

芙洛朗丝犹豫了。

“是的……不……算了……就那件吧，还有那顶小小的、带有矢车菊的新帽子。啊！朱丽叶，我还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戴它了呢，那顶小帽子。算了……您说得对，不要再想那些事情了，我们会发疯的……我在想他们还会不会有那种赭色的粉，最后一盒……”

“我们会知道的……夫人非常明智，带了好几盒。这粉可是从英国来的。”

“啊！我知道这是从英国来的！瞧，朱丽叶，我们还没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这些事件根本无法预计，我跟您说，无法预计……好几代人的生活将要因此改变。今年我们会挨饿的。您帮我把那只金色搭扣的麂皮包拿出来，就是款式很简单的那只……我在想巴黎现在成了什么样子。”芙洛朗丝一边走进浴室一边说，不过朱丽叶才打开的水龙头的声音淹没了她最后几句话。

然而，科尔特想的事情比芙洛朗丝严肃多了。他也躺在浴缸里。开始的时刻，他非常快乐，享受着这种乡间的宁静，那么深沉的宁静，简直令他想起了童年时代的美妙时光：咬到满是奶油的冰夹心烤蛋白时，将脚浸入冰凉的泉水时，把一件新玩具紧紧抱在怀里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幸福。他觉得自己在热热的液体上漂浮，水轻抚着他，温和地刺弄着他的皮肤，洗去他身上的尘土和汗水，钻进他的脚趾，滑过他的腰际，就像一位母亲托起一个睡着的孩子。浴室里散发着沥青皂、洗发水、古龙水、熏衣草水的味道。他微笑着，伸展着四肢，让他长长的、苍白的手指关节发出声响，享受着躲开炸弹，在这炽热的一天洗一个清爽澡的神圣而简单的快乐。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何时，苦涩进入他的内心，仿佛一把刀插在水果上一样。也许是他的目光落在放在椅子上的、装着他手稿的箱子上时，也许是香皂落入水中，他必须付出某种努力将香皂捞出来因而打扰了他的快乐时，但是就在某个时刻，他皱起了眉头，那张刚才似乎变得比平时更为纯净、更为光滑、更为年轻的脸又带上了一种阴郁而焦虑的神情。

他会变成怎样？他，加布里埃尔·科尔特？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明天的精神会是怎样？或者，也许以后人们只想着吃，不再会有艺术的位置？或者会产生新的理想，就像每次危机过后那样，新的理想会拥有绝大多数的公众？一向玩世不恭、懒洋洋的他，现在却想着“新方式”的问题！但是他，科尔特，他已经太老了，无法适应新的趣味。在一九二〇年的时候，他已经更新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再来第二次是不可能的。他根本跟不上，这个即将诞生的世界。啊！谁能预料呢，从一九四〇年这场坚硬的战争模具——就像那种青铜铸造模具一样——出来的世界会是怎样一种形状，也许是巨人，也许是畸形（或者是畸形的巨人），这个我们已经感受到其最初的震荡的世界啊！如果弯下身，仔细看这个世界，真是可怕……而且根本无法理解。因为没有任何内容。他想起了自己的小说，从大火、炸弹中抢出来的，此时正放在椅子上的手稿。他突然体会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气馁的感觉。他所描写的激情，他的灵魂状态，他的一丝不苟，这个属于他这个时代的故事，这一切都是那么陈旧、无效、过时。他绝望地吐出这个词：过时！香皂再一次滑入水中，仿佛一条鱼，消失在水中。他骂了一句粗话，站起身来，疯狂地揿铃。他的仆人出现了。

“替我擦一下身子吧。”他用颤抖的声音叹道。

仆人用马鬃手套和古龙水替他擦腿的时候，科尔特才觉得好些了。然后他光着身子刮胡子，仆人在一旁为他准备衣服：亚麻衬衫，薄呢西装，蓝色的领带。

“这里有我们认识的人吗？”科尔特问。

“我不知道，先生。我见到的人还不太多，但是据说昨天晚上到了很多车子，很快又离开了，是往西班牙的方向。这里面有于勒·布朗先生。他去葡萄牙。”

“于勒·布朗？”

科尔特呆住了，将满是泡沫的剃须刀举在半空。于勒·布朗去了葡萄牙，他逃跑了！这消息给他带来了沉重打击。就像所有的人都会从生活中尽量得到舒适与享受一样，加布里埃尔·科尔特也有一位他所效劳的政界要人。通过精美的晚餐，盛大的招待会，芙洛朗丝所协调的一些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有几篇应景的文章，他从于勒·布朗（几乎在所有内阁担任过部长的职务，两度担任议长，四度出任战争部长）那里得到了无数可以让生存变得比较容易的特权。多亏了于勒·布朗，才会有出版社向他订购这“伟大的情人”小说系列；在去年冬天，他还在国家电台做了关于这个小说系列的节目。也是在电台，于勒·布朗还多次让他发表演讲，有时是爱国主义，或是政治的、道德的训诫，根据形势的变化。于勒·布朗坚持让一家日报的负责人付给科尔特十三万法郎作为小说稿酬，而不是他们最初商定的八万。最后，他还允诺过科尔特，要授予他三级荣誉勋位。在他所处的这台机器中，于勒·布朗虽然平庸，却是个必不可少的齿轮，因为天才不可能只在天上飘荡，而是要在地上具体操作。

得知他的朋友已经逃跑（他是不是应该妥协呢，支持这绝望的决定，他，他不是一向喜欢说在政治上，溃败是胜利的开始），科尔特感觉到非常孤独，被抛弃在深渊的边缘。又一次，他有这样一种可怕的强烈感觉，觉得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是为他所不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也可能是出自奇迹，所有的人都变得纯洁、公正，拥有最为高贵的理想。但是，出于对植物、动物和人的自卫本能，一种随大流的心理让他回答道：“啊！他走了？这些玩家、政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补充道：“可怜的法国……”

他慢慢地套上蓝袜子。就这样仅仅穿着袜子和黑色丝质吊袜带站在那里，身体的其他部分赤裸着，他的身体没有毛，白白的，非常光滑，泛着象牙色。他做了几个胳膊的伸展动作，弯了弯上身。他带着一种赞许的目光注视着镜子当中的自己。

“看上去的确好多了。”他对仆人说，好像想通过这句话为他带来某种很大的乐趣似的。

接着他穿好了衣服。将近中午他下楼来到酒吧。大厅里看上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能够让人察觉出一种慌乱，似乎是远处发生的什么重大灾难震动了世界的其他地方。厅里有很多人们遗忘的行李，乱七八糟地放在平常用来跳舞的地方。厨房里传来叮呤咣啷的巨大响动；还有面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女人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想要找一间房，电梯也不运转了。一个老人在门卫面前哭泣着，因为门卫拒绝给他一张床。

“您知道的，先生，不是我不想给，但真的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先生。”

“只要房间一角就行了，”可怜的人恳求道，“我约好我的太太，在这里等。我们在埃唐普遭到轰炸时走散了，她会以为我已经死了的。我七十岁了，先生，她六十八岁。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他用颤抖的手拿出钱包。

“我给您一千法郎。”他说。

在他那张典型的中产阶级法国人诚实而谦和的脸上，显现出一种平生第一次行贿的惭愧表情，同时也有一种要与自己的钱分离的心疼。但是门卫拒绝了伸过来的钞票。

“我已经和您说过了，这不可能，先生。您到城里去试试吧。”

“城里？可我正是打那里来，先生！从早晨五点钟开始，我敲遍了所有的门。可都像狗一般被打发出来了！我也不算是随便什么人，我是圣奥梅尔高中的物理教授。我有棕榈勋章。”

看到门卫早就不在听他说话，并且已经转过身去，他捡起刚刚丢在地上的一个帽盒——里面应该是他的行李，一声不吭地走了。门卫这会儿正在和四个脸上扑着粉的黑头发西班牙女人纠缠。其中的一个抓住了门卫的胳膊。

“如果只有一次，那还可以忍受，但是两次太多了。”她用蹩脚的法语大叫大嚷道，声音嘶哑却有力，“经历过西班牙内战，逃到法国来，又陷进这样的事情里，太多了！”

“可是，夫人，对此我无能为力，我！”

“您可以给我一间房！”

“不可能，夫人，不可能。”

她想找到什么尖刻的话来反击，一句咒骂，但是没有能够，愣了一会儿，她扔出了一句：“瞧，您根本不是个男人！”

“我？”门卫叫嚷起来，突然间失去了职业性的耐心，在受到侮辱的情况下跳了起来，“好啊，您是想继续侮辱我，是吧？首先您是外国人，不是吗？给我闭嘴，要不然我就叫警察了。”他非常尊严地结束了他的话，为这四个用西班牙语破口大骂的人打开门，将她们推了出去。

“什么日子啊，先生，什么样的夜晚啊。”他对科尔特说，“世界都疯了，先生！”

科尔特找到一条凉爽、安静而阴暗的长廊，通向一个非常安静的酒吧。所有的闹腾就在这道门槛戛然而止。百叶窗全都关上了，大大的窗子保护着这个酒吧免受暴雨前炽热阳光的烘烤，这里能够闻到铜器、优质雪茄和肉质细腻的隆头鱼的香气。酒吧招待是个意大利人，科尔特的老朋友。他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接待了他，向他证明，能再见到他是多么高兴，同时也对法国所遭遇的不幸表示同情。这是一种贵族的方式，非常有分寸，从来不会忘记外界的事件或是他低于科尔特的地位所必然要求的一种谨慎，他做得如此到位，科尔特得到了很大安慰。

“真高兴再见到你，我的老朋友。”他高兴地说。

“先生离开巴黎很困难吧？”

“啊！”科尔特只是非常简单地叹了一声。

他翻了翻眼睛，而约瑟夫，那个酒吧招待，做了一个腼腆的、小小的手势，仿佛要将秘密推开，拒绝唤醒那些才发生的、如此沉重的记忆似的，他用一种面对身处危机之中的病人时，医生所用的口吻说：“先喝了这个，然后您再向我解释一下您的情况。”他尊敬地低声说：“为您准备一杯马爹利，是吗？”

一个因为冰凉而雾气朦胧的酒杯放在他面前，酒杯旁还一左一右地摆着两个小碟，一碟橄榄，一碟炸薯片。科尔特冲着这包围着他的熟悉环境露出一个惨淡、模糊的微笑，接着，他向才走进酒吧的人望去，一一认出了他们。是的！他们都在这里，这位院士，前某部部长，这位工业巨头，这位出版家，这位报社总编，这位议员，这位剧作家，还有这位用“X将军”的笔名发表了那么多资料充分、严肃、专业的文章的先生，这些文章都登在巴黎一家很大的杂志上；他为那家杂志评论军事事件，让广大的群众也能有所了解，而且他还会用上自己的观点，总是很乐观，但是比较模糊（比如说，他会这样写：下一次军事行动的舞台将会在欧洲北部，或是巴尔干半岛，或是在鲁尔地区，或是在三个地方同时登场，更或是在地球某个难以确定的地方）。是的，他们都在，身体健康。有一瞬，科尔特好像是惊呆了。他不知该怎么说，就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他曾经觉得旧世界坍塌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残垣破瓦上。看到这些或为朋友、或为敌人的名人——此时对他而言是不是敌人已经不重要了——他感到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宽慰。他们站在同一边，他们在一起！他们彼此互为证明，毫无疑问，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都和原来一样，这并非什么史无前例的激变，并非我们原先所想象的世界末日，这只是纯粹的人类关系问题，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总之，只能深深地触及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他们交换了悲观的甚至是绝望的观点，但是语调颇为轻松。一些人已经充分享受过生活了。他们已经到了欣赏年轻人表演的年龄：“就让他们去对付吧！”另一些人匆匆忙忙地在脑子里汇聚起自己曾经写过的东西，发表过的演说，这些东西也许在新体制下能有用。（由于他们或多或少地惋惜法国已经失去了崇高意识和危机意识，不再那么孩子气了，他们在这方面显得非常平静！）政界要人则相对焦虑一些，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完全妥协，正思考着怎么颠覆盟军。剧作家和科尔特则在谈论各自的作品，他们忘记了这个世界。

二十八

米肖夫妇根本没能抵达图尔。爆炸摧毁了铁路，火车停了下来。难民又回到公路上，此时与德国纵队混杂在一起。他们接到了返回的命令。回到巴黎，米肖夫妇发现巴黎城一半是空的。他们步行回到家中。离开家也不过两个星期的时间，但是他们却觉得如此漫长。本来以为回来时，一切都将是乱七八糟的，因此，走在毫发无损的街上，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有的东西都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暴风雨前的太阳照耀着百叶窗紧闭的房屋，和他们离开那天的情景一模一样；突如其来的热浪烤焦了梧桐树的叶子，没有人清扫落叶，难民拖着疲倦的步伐踩在落叶上。食品店看上去都关着。有时这副人烟稀少的景象还是让人颇为吃惊，就好像是经历过鼠疫的一座城市，就在揪心地大声叫着“所有的人都走了，或者死了”时，面对面地却站着一个穿着得体、化着妆的小个子女人；或者，好像米肖夫妇所遇见的一样，在上了铁门的肉店与面包店之间，他们看见有家理发店却开着，还有一位女客人在烫头发。这是米肖夫人的理发师。她叫了他一声。他本人，他的助手，理发师的妻子和客人，都跑到门边，发出了惊叹：“你们这是赶路回来？”

米肖夫人指了指没穿袜子的腿，还有乱七八糟的裙子，和她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脸。

“你们瞧！我家怎么样？”米肖夫人焦急地问道。

“没事儿！你家可都好好的。我今天还从你们家窗底下走过。”理发师的妻子说，“一切完好无损。”

“可我的儿子呢？让—玛利？你们有没有看见过他？”

“他们怎么会看见呢，我可怜的妻子？”这时莫里斯说话了，“你真是失去理智了！”

“那你呢，你的冷静足以要我的命。”她激烈地回答道，“不过，也许看门人那里……”她已经冲了出去。

“别累着自己，米肖夫人！那里什么也没有，我路过的时候问过，再说邮件根本就到不了！”

让娜试图用微笑来遮掩这残酷的失望之情。

“好了，那只有等待了。”她说，但是她的嘴唇在颤抖。

她机械地坐下来，喃喃道：“现在怎么办？”

“如果我是您，”理发师说，他是个小个子，胖胖的、圆圆的、轮廓柔和的脸，“我就先洗个头。这样可以理清思路，我们还可以让米肖先生也凉爽一下，在你们洗头的同时，我的妻子可以给你们炖点东西。”

事情于是就这样安排了。正在理发师用熏衣草精华液为让娜按摩头部的时候，理发师的儿子跑过来告诉他们停战协议签了。由于米肖夫人正处在极度疲惫的状况中，她几乎理解不了这条新闻的意义，就好像在一个垂死之人的床边，大家都哭干了眼泪，等到这个人真的咽气时就没有眼泪了。但是莫里斯，他想起了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想起他参与过的战斗，伤口、痛苦，他觉得心头涌上了一股苦涩的潮水。然而他没有什么好说的，于是他沉默着。

他们在若斯夫人的店里待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从那里出来回家。据说法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并不多，但是战俘达到了两百万之多。也许让—玛利也被俘虏了？他们不敢期望别的。他们走进自己的家，尽管若斯夫人事先已经向他们保证过，可他们还是不能相信家仍然在，而不像上个星期，在奥尔良，他们所穿过的马尔特罗广场上的那些大楼一样燃为灰烬。但是就是这里，他们认出了大门，看门人的小屋子，信箱（空的！），等待他们回来的钥匙，还有看门人！圣徒拉萨尔重见光明之时，看见自己的姐妹和炉子上炖着的汤，想必体验到的也是类似的一种掺杂着惊惧和默默的骄傲的感情：“无论如何，我们回来了，我们在这里。”他们想。可是，让娜又立即想到：“可这又有什么好呢？如果我的儿子……”

她望着莫里斯，莫里斯冲她勉强地笑了一下，接着高声对看门人说：“您好，诺南夫人。”

看门人年纪很大，耳朵几乎聋了。米肖夫妇尽量简短地叙述了外逃一路上发生的事情，也尽量让对方说得简单些，因为诺南夫人跟着女儿——她女儿是个洗衣店老板娘——一直走到意大利国门口。到了那里以后她和女婿发生了争执，于是她回来了。

“他们不知道我现在怎么样，他们会以为我已经死了。”她得意地说，“他们以为已经得到了我的储蓄。她倒不是坏。”在谈到女儿时她补充道，“她只是脾气太急。”

米肖夫妇告诉她，他们非常疲倦，然后他们上了楼，电梯坏了。

“这真是最后的打击。”让娜呻吟着，不过还是笑出声来。

丈夫慢慢地爬着楼梯时，她冲在了前面，又回到了做姑娘时的那种状态，双腿轻盈，一点不喘。上帝啊，有的时候，她还会抱怨这阴暗的楼梯，抱怨这缺少壁橱、浴室（于是只好把浴缸安在厨房），而且在冬天最冷的时候暖气老是出毛病的房子！这一切现在回来了，这个小小的封闭的世界，舒适的、她生活了十五年的世界，在这几堵墙里包裹着那么柔软、那么温暖的回忆。她倚着楼梯栏杆，望着下面的、仍然很远的莫里斯。她一个人。她靠在门上，将嘴唇贴在木头的大门上，然后抓住钥匙，开了门。这是她的房子，她的避风港。这是让—玛利的房间，这是厨房，这是客厅，还有晚上，她从银行回来、让她伸展疲惫的双脚的沙发。

想到银行，她突然间抖了一下。一个星期以来，她都没去想它。等莫里斯进门时，他看见她忧心忡忡的，回到家的那种快乐已经荡然无存。

“怎么了？”他问，“让—玛利？”

她犹豫了一下：“不，银行。”

“上帝啊！为了到图尔，我们已经做了人类能做的一切事情，甚至超出了人类所能的范围。他们不能指责我们什么。”

“他们的确不会指责我们。”她说，“前提是如果他们想让我们留下。可我仅仅是战争时期的临时职位，而你呢，我可怜的朋友，你和他们一向处不来，所以说，如果他们想摆脱我们，这正是好时机。”

“我也想到了。”

和往常一样，在他不表示反对而是完全同意她的意见的时候，她却完全换了意见。

“不管怎么说，他们也许还不是最混蛋的混蛋。”

“他们就是最混蛋的混蛋。”莫里斯温和地说，“你不知道吗？我们有我们的担忧。我们在一起，我们在自己家里。别去想其他事情了……”

他们没有谈论让—玛利，如果讲到这个名字，他们不可能不流泪，但是他们不愿意哭。在他们心中，总充满着一种对幸福的炽热向往。也许是因为他们非常相爱，他们每天都在学习生活，心甘情愿不去想第二天的事情。

他们不饿，于是打开果酱瓶和饼干罐，让娜精心地准备着咖啡。咖啡只剩下四分之一了，是那种非常纯正的摩卡咖啡，历来都是逢到最重要的场合才用的。

“我们还会有什么更重要的场合呢？”莫里斯说。

“反正不是今天这样的情况，我希望。”他的妻子回答说，“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我们可不能很快找到这样的咖啡。”

“你简直赋予这咖啡一种罪恶的味道。”莫里斯深吸了一口从咖啡壶里散发出来的香味，说道。

吃完这顿简便的饭之后，他们在打开的窗户前坐下来。每个人的膝头摊着一本书，但是他们都不在读。最后他们靠着睡着了，手握在一起。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几天非常安静的日子。由于邮路不通，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得到任何消息，好的或是坏的。只有等待。七月初，德·弗尔尼埃先生回到了巴黎。德·弗尔尼埃伯爵打过一场漂亮仗，一九一九年“一战”结束了之后大家都这么说：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如同一个英雄，身处危险之中，接着他娶了个非常富有的年轻姑娘。于是他就不那么想死了，这是当然！他的妻子有一些地位很高的亲朋好友，但是他没有利用这些关系。他不再故意寻求危险，但也不躲避。战争结束时他没受一点儿伤，他对自己，对自己在战火中的漂亮表现，对自己内在的自信和肩上的星星感到相当满意。到了一九三九年，他基本上在一流的上层社会确立了地位。他的妻子是所罗门—沃尔姆斯家族的，他的妹妹嫁给了麦格勒侯爵，他是马球协会的成员，他组织的晚餐和狩猎活动颇负盛名。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大女儿才订婚。比起一九二〇年的时候，他的钱要少得多了，但是他却更清楚摆脱金钱或利用机会积累财富的方式。他接受了科尔班银行的负责人一职。

科尔班的确是一个非常粗俗的人。他创立自己这项事业的方式极为低级，而且非常无耻。据说他最早只是特鲁代纳街一家信用机构的服务生，但是他很有银行家的才能，总之，他和伯爵相处得很好。他俩都是非常聪明的人，知道彼此之间都很有用，因此，在某种热忱的彼此轻视的基础之上，他们之间确立了某种友谊，就像某些又酸又涩的液体，混合了之后却能产生出一种怡人的芬芳。“和所有贵族一样，他几乎是个白痴。”科尔班说。“这是个用手指吃饭的可怜人。”弗尔尼埃感叹道。伯爵用自己在马球协会的身份作为诱饵，从科尔班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总之，弗尔尼埃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舒适。而本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弗尔尼埃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努力读书的孩子，安静本分，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角色，可是别人再一次剥夺了他的乐趣。他差一点就要叫出声来：“一次还行，两次就太多了！活见鬼！这次该轮到别人了！”怎么？他已经尽过责任了！他已经被剥夺了五年的青春，现在又要来抢他如此美妙、如此珍贵的成熟时光，一个男人，到了这样的年龄，才明白自己即将失去什么，才懂得享受的迫切性。

“不，这太过分了。”在征兵的那天，告别科尔班时，他说，“那上面写着，我不能幸免。”

他是预备役军官，他得走，当然他原本可以安排好这一切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想继续让自己受到尊敬，在他内心，这种愿望非常强烈，因此总用一种讽刺与严厉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他走了。跟他处境相同的司机对他说：“必须去，我们走吧。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这次和一九一四年一样，那他们就错了（在他的脑子里，这个‘他们’指的是某些所谓的权威人士，觉得自己出于职业责任和激情将别人送上了战场），如果他们以为我们还会再像以前那样来一次（他咬住指甲，发出咔嗒的声音），超出我们所必须的范围再来一次，他们就完全错了，我跟你这么说。”

德·弗尔尼埃伯爵当然不会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他的想法与司机的想法也不乏相似之处，而且，司机的想法可以说是代表了许多老兵的精神状况。带着一种默默的仇恨，或是一种绝望的反抗，反抗命运在他们的一生之中两度将这残酷的事情强加在他们身上，大多数男人还是上了前线。

在六月的溃败中，弗尔尼埃所在的军团几乎全部落入敌人之手。他本人有了一次得救的机会，他抓住了。在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中，他还可能想要英雄地死去，放弃在灾难中幸存的机会。但是在一九四〇年，他宁可活着。他重新回到已经在为他哭泣的妻子身边，回到两个可爱的女儿身边，大女儿才举行过一场盛大的婚礼（她嫁给了财政部一位年轻稽核），回到德·弗尔尼埃城堡里。他的司机就没这么好运了：他被囚禁在七A号战俘集中营，编号是55.481。

伯爵回家后，就立刻开始和住在自由区的科尔班联系，两个人一起着手将银行分散在各地的部门整合起来。会计部在卡奥尔，证券部在巴约讷，秘书处往图卢兹走的时候，在尼斯与皮尼昂之间不见了。没有人知道银行的全部有价证券现在在哪里搁着。

“一场混乱、混乱，说不出来的混乱。”科尔班和弗尔尼埃第一次会面时就说。

他在夜里通过了自由区和占领区的界限。他在自己家里接待的弗尔尼埃，在他巴黎的公寓中，而他的仆人全都逃出了巴黎。他怀疑他们带走了他的新箱子和衣服，这更增添了他内心对国家的愤恨：“您了解我的，不是吗？我不是个敏感的人！我差点哭，我亲爱的朋友，当我在边境那里看见第一个德国人的时候，差点像个孩子般地哭出声来。那个德国人举止非常到位，一点也不像法国人那样散漫，你知道的，法国人的那种‘把猪赶到一块儿’的散漫神态。不，那个德国人真是非常好，小小的敬礼，坚定的态度，一点也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非常好……但是对此您能说什么呢？嗯？对这一切，您能怎么说？我们的军官可真够漂亮的！”

“请听我说。”弗尔尼埃用一种粗暴的口吻说，“我不认为军官有什么应该受到指责的地方。没有武器，和一些被宠坏了的、腐朽的、只想着要……和平的人在一起，军官能怎么办？首先得给我们人手！”

“啊，但是他们说的却是：‘我们没有得到命令！’。”科尔班说，他很高兴激怒了弗尔尼埃，“这是我们私底下说的，我的老朋友，我亲眼看到了可悲的场面……”

“如果没有这些市民，没有这些胆小鬼，没有这塞住公路的难民潮，也许还有机会得救。”

“啊！您说得对！这种惶恐真是可怕！人们真是特别害怕。这些年一直在说：‘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他们早就应该有所准备，可不是这样的！很快就是惶恐、混乱、逃跑，为什么？我倒是想问问你？这真是不正常！我也走，因为银行接到了走的命令。如果不是这样，您明白的……”

“图尔的情况很可怕吗？”

“哦！很可怕……但原因都只有一个：逃难的人流。在图尔附近的地区，我连一张空床都没能找到，我不得不睡在城里。自然，我们遭到了轰炸，还有轰炸后的大火。”科尔班想起乡间的那个小城堡，非常气愤。他在那里遭到拒绝，因为小城堡庇护了来自比利时的难民。他们没被炸，科尔班却差点葬身于图尔的残垣破瓦之下。他重复说道：“这混乱啊，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真是自私啊！这真是可以用来说明人！至于您的职员，他们真是糟糕透了。没有一个能够到图尔来跟我会合的。他们之间也互相失去了联系。我早就要求过他们，不要走散。真是见鬼！一些人现在在南方，一些人在北方。我们根本不能相信别人。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们往往能够对人做出判断，他的活力，他的斗志，他的勇气。一群窝囊废，我告诉你，一群窝囊废！只想着自己逃命！根本不管银行，也不管我！我告诉你，我肯定会解雇掉几个。再说，我想我们的日常事务也不会很多的。”

对话转向了技术性问题，这让他们又找回了那种意识到彼此重要性的令人安慰的感情。最近这些事情发生以来，这种感情有点淡了。

“有一个德国集团，”科尔班说，“会重新收购东部的炼钢厂。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说站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虽然鲁昂码头那里的生意的确……”

天色暗下来。弗尔尼埃告辞了。科尔班想陪弗尔尼埃走到门口，在百叶窗紧闭的客厅，科尔班按动了电灯开关，但是没有灯。他骂了句粗话。

“他们切了我的电，混蛋。”

“这个人真是粗俗。”伯爵想。

伯爵劝慰他道：“打个电话，很快就能修好的。电话还通。”

“但是您简直无法想象，我的家里乱成什么样子。”科尔班强忍住怒火说，“仆人全都跑了，我亲爱的朋友！所有的都跑了，我告诉您！我敢说他们肯定抢了我的钱。我妻子不在。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好，我……”

“科尔班夫人在自由区吗？”

“是的。”科尔班咕哝了一声。

他妻子和他之间有过比较艰难的时刻。在匆匆忙忙逃离的混乱之中，也许是出于某种恶意，贴身女仆在科尔班夫人的随身物品中放进了属于科尔班先生的一个小相框，相框里是阿尔莱特的一张裸体照片。裸体本身也许倒没有激怒这位合法妻子：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问题是舞蹈演员的脖子上戴着一条精美绝伦的项链。“我向你保证，项链是假的！”科尔班先生说，他烦恼透了。他的妻子并不相信这一点。至于阿尔莱特，她音信全无。不过，有人说她在波尔多，有人看见她经常和德国军官在一起。想到这里，科尔班先生的脾气更坏了。他拼命地揿铃。

“现在我只有一个打字员了。”他说，“一个我在尼斯捡来的小淘气。笨得要命，不过很漂亮。啊，您来了。”他突然对才进来的年轻的棕发女子说，“我的电被切了，您看看该怎么办。打个电话，向他们抗议，反正您看着办。还有，过会儿把我的信件送来。”

“信件？您没拿上来吗？”

“没有，还在门房那里。快去啊，把信给我拿回来。我付钱给您，难道您什么都不做吗？”

“我要离开您了，您让我感到害怕。”弗尔尼埃说。

科尔班无意中发现了伯爵略带蔑视的微笑。他更加恼火。“装模作样的骗子。”他心里想。

他高声回答道：“那您要我怎么办？是他们弄火了我。”

信件送来了，里面有米肖夫妇的一封信。他们去过巴黎的银行，但是没有得到明确的信息。于是他们写信到尼斯去，信又辗转回到科尔班的手上。在信中，米肖夫妇问他们应该怎么办，提到了钱的问题。科尔班的坏脾气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地方，他叫道：“啊！她可真够好的，这个女人！他们没走！还有人没走！我们跑啊，我们拼命地干，我们在法国的公路上挤来挤去。米肖先生和夫人却在巴黎安逸地度假，他们还胆敢要钱！您给他们写封信。”他冲着惊呆的打字员说。以下是信的内容：

巴黎，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巴黎第七区鲁瑟莱街二十三号

莫里斯·米肖先生收

先生，

六月十一日，我们告诉过您，也告诉过您的夫人，必

须到银行撤离的所在地来，继续履行您的职责，也就是说到图尔。您不是不知道，在这决定性的时刻，银行的每一个职员都好比是战士，尤其是像您一样占据着重要岗位的职员。您知道，在这样的时刻，离弃自己的岗位意味着什么。你们两位的缺席是对于我们所交付给你们的工作——秘书工作和会计工作——完全不负责任的表现。这并非是我们对您的唯一指责。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底分配奖金的时候，你们请求我给您三千法郎的奖金。那时我就已经告诉过你们，这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我当时就请你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尽管我想照顾您，可是你们的工作效率比你们的前任来说低了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很遗憾，你们这么长时间才和你们的领导取得联系。直到今天之前，你们音信全无，我们将此视作辞职的表示，您和米肖夫人都是如此。辞职的行为是你们单方面引起的，而且没有任何的预先通知，因此我们没有义务向你们支付任何补贴费用。然而，考虑到您在银行供职时间较长，同时也考虑到现在的情况，我们出于单纯的善意，会向您支付一笔相当于您两个月薪水的特殊补贴。请查收随信附上的，我给您开的、数目为……法郎的划线支票，您可以在巴黎的法国银行兑现。按照手续，请告知你们收到来函及支票。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科尔班

这封信将米肖夫妇置于绝望之中。他们的储蓄总共还不到五千法郎，因为让—玛利的学费非常贵。加上两个月的薪水，他们差不多只有一万五千法郎左右，而他们还欠着税款。这个时候想要找到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工作岗位几乎都不招人，报酬又低。他们一直生活在孤立的世界中，没有家庭，也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人。他们因为长途跋涉而精疲力竭，因为自己的儿子而终日惶惶。米肖夫人的这一生遇到不少挫折，让—玛利小的时候，她经常想：“等到他长到那种能够独自应付一切的年龄就好了，到那时也许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真正地伤害到我。”她知道自己充满力量，能够支撑起这个家；她觉得自己很勇敢，对于自己她一点也不担心，对丈夫也是如此，因为她知道在精神上他们永远不会分离。

现在让—玛利已经成长为一个男人。不管他在哪里，只要活着，他不再需要她。但是她并没有感到安慰。首先她无法想象自己孩子的生活里可以没有她。同时，她现在明白了，现在是自己需要儿子。所有的勇气都离她而去，她看到莫里斯是如此脆弱：他觉得自己孤独、衰老、身体不好。他们怎么找工作？这一万五千法郎花完了，他们该怎么办？她有点小首饰：她很喜欢这些首饰。虽然她嘴上总是说“它们一钱不值”，但是在她心里，她真的无法相信它们卖不出个好价钱。那个小小的珍珠胸针，还有那个莫里斯在年轻时送给她的小小的红宝石戒指，她是那么喜欢这两样东西。她曾经把这两件东西拿到本区的珠宝商那里，然后又去了和平大街上的一家大珠宝店，两家都不要：胸针和戒指的做工都很精致，但是珠宝商只对宝石感兴趣，而这两件首饰上的珍珠宝石都太小了，不值得买卖。对于能够留下自己的财产，米肖夫人暗暗地感到非常幸福，可是事实摆在眼前：这是他们唯一的财产。然而七月过去了，这个月已经消耗掉他们很大一部分积蓄。他俩最先想到的都是去找科尔班，向他解释，他们已经尽了一切可能，想到图尔和银行会合；如果他还要坚持解雇他们，至少应该付给他们一笔他们所期望的补贴。但是他们和他们的科尔班打了太多交道，很明白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他们也没有能力对他提起诉讼，再说科尔班可不是那么容易受到恐吓的。他们觉得，要让自己去恳求这么个他们非常讨厌、非常蔑视的人，真让他们感到接受不了的恶心。

“我不能这样做，让娜。别让我这么做，我做不到。”莫里斯温和而虚弱地说，“我觉得如果站在他面前，我可能会啐他一脸，这样做解决不了问题。”

“不。”让娜说，她仍然笑着，“只是我们眼下的境况非常糟糕，我可怜的小东西。就好像是在往一个巨大的洞走，每走一步，都在缩短一分距离，而且根本躲不开。这真是无法忍受。”

“可是必须忍受。”他平静地回答道。

他音调的变化和他在一九一六年受伤时一样。她被叫到医院，来到他身边。“我治愈的可能基本上有十分之四。”他思考了一下，迟疑地补充道，“是三点五，更确切地说。”

她温和地、轻轻地将手放在他的额头上，绝望地想：“啊！如果让—玛利在，他会保护我们的，他会救我们的。他年轻，有力……”在她的内心，非常奇怪。她既希望作为母亲得到保护，同时也希望作为女人得到保护，这两种需求交织在一起。“他在哪里，我可怜的小东西？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是不是在承受伤痛？这不可能，上帝啊！他不可能死。”她想，可就在她反过来计算可能性的时候，她的心变得冰凉。这么多天以来，她一直勇敢地忍住的泪水迸出她的眼眶。她反抗地叫道：“为什么苦难都是针对我们的？要么就是针对我们这一类的人？针对普通人？针对小资产阶级？不管是战争爆发、法郎贬值、失业增加或是革命爆发，别人都能从中得到利益。被压垮的总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我们要为所有的错误付出代价。当然，别人不会怕我们的，我们！工人可以自我捍卫，富人有的是力量。而我们呢，我们是可以被压榨的温顺的羊羔。谁告诉我这是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明白。你是个男人，你，你应该明白。”她愤怒地对莫里斯说，她已经不知道将自己遭受的灾难归咎到谁的头上，“谁错谁对？为什么是科尔班？为什么是让—玛利？为什么是我们？”

“你想明白什么？没什么好弄明白的。”他克制自己保持冷静，“这个世界自然有管理它的规矩，无论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暴风雨来临时，不要怨恨任何人。你知道的，雷是两股相反的电流碰撞产生的结果，乌云不会认识你的。你不能指责它们。再说这也会非常可笑，它们不会明白的。”

“但这不是一码事。现在发生的是纯粹人类的现象。”

“这只是表面，让娜。似乎是因为这个或那个人，或是因为某一种情境，但这就像自然界一样，一段时间平静之后，必然会由暴风雨取而代之，暴风雨有它的开始、高潮和结束，然后又会是或长或短的平静期！我们的不幸就在于我们出生于一个暴风雨的世纪，这就是一切。暴风雨会平静下来的。”

“是的。”她说，但是她没有顺着他的思路，留在这抽象领域里，“可科尔班呢？这不是自然力量，科尔班，他可不是。”

“他是那类坏心眼的人，就像蝎子、蛇、毒蘑菇。实际上，这里面也多少有我们自己的错。我们一直都知道科尔班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留在他那里呢？留在他的银行？你不会碰毒蘑菇的，我们也必须提防那些坏人。在某些情境之中，我们只要再多一点勇气，再多一点忍耐力，我们可能就会找到别的出路。你还记得吧，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人让我到圣保罗做辅导教师，但是你不让我走。”

“好了，这事过去很久了。”她耸耸肩膀说。

“不，我只是要说……”

“是的，你要说不要恨别人。但是你自己刚才说，如果你碰到科尔班，你会啐他一脸。”

他们继续讨论着，不是因为他们想说服对方，而是在说话的时候他们可以暂时忘掉一点残酷的揪心事。

“我们可以找谁帮忙呢？”最后让娜喊道。

“你不明白吗，谁都不会把别人的事放在眼里的，不是吗？”

她看着他。

“你真奇怪，莫里斯。你觉得所有的人都很玩世不恭，都很冷漠，可同时，你却并非是个不幸的人。我是想说，你的内心，一点都没有不幸！我没说错吧？”

“没有。”

“可是，究竟你从何处得到了安慰？”

“我确信我的内心是自由的。”他思考之后说，“这是无可替代的珍贵的财产，是否会失去，还是能够保留这份财产，决定权不在我手上。哪怕激情到了最高潮，就像现在，最终也必然熄灭。只要有开始，注定都要结束。总之，灾难总是要发生的，我们该做的就是努力不从它们面前经过，这就行了。重要的是活着。一天天地活着。持续、等待、希望。”

她默默地听他说，没吭声。突然，她站起身来，抓起她放在壁炉上的帽子。他吃惊地看着她。

“而我，”她说，“我的准则是‘自己帮助自己，上苍就会帮助你’。因此我要去找弗尔尼埃。他对我一直很好，他会帮助我们的，哪怕难为难为科尔班也好。”

让娜没有弄错！弗尔尼埃接待了她，答应她，可以付给他们一笔补贴，相当于他俩六个月的薪水，这就让他们的资本增加到了六万法郎左右。

“你看，我解决了问题，上苍帮助了我。”让娜在回家的路上对丈夫说。

“而我，我有过希望！”他笑着回答她，“我俩都对！”

他们对这次行动的结果相当满意，但是他们觉得，既然他们的注意力从金钱的忧虑中脱出身来，至少不需要再担心眼下的金钱问题，那么，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对儿子的担忧上。

二十九

秋天，查尔斯·朗日莱回到了他家。一路上瓷器倒是没有受到太大的折腾。他亲自打开大箱子，当他碰到木屑和丝纸下那冰凉的塞弗勒雕像时，他不由快乐得颤抖了，这是社会党一位要员家收藏的大花瓶。他不敢相信自己回到了家中，又重新回到自己的珍宝身边。有时，他会抬起头，透过因为贴了胶纸留下一条条痕迹的大窗户望着塞纳河那美丽的曲线。

中午，看门人上楼来打扫屋子。他还没有雇用仆人。严重的事件，无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都不会改变一个人的灵魂。但是它们会让这灵魂变得明确起来，就像是一阵风扫走了枯叶，显现出树的形状；它们照亮了以往在阴影下的东西；它们会让精神转向某个方向，而且朝这个方向不断生长。查尔斯以前就一直非常吝啬。从外面回来之后，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吝啬，尽可能节省带给他一种真实的快乐，而且他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到市场去的时候他简直有点厚颜无耻。以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可以住在乱七八糟、满是灰尘的屋子里。想到回来的第一天就要上饭店吃饭他也受不了。但是现在他经过那么多事情，没有任何事情会让他感到害怕。于是，看门人和他说，无论如何她都不能今天把屋子收拾好，说先生还没意识到要干的活儿有多重，查尔斯听了以后温和却不容置疑地说：“您可以安排好的，罗格勒夫人。您只要收拾快点就行了。”

“速度和质量可不总是成正比的，先生。”

“这一次可以成正比，容易打发的时光过去了，”查尔斯严厉地说，“我六点钟回来。我希望到时一切都已就绪。”他补充说道。

他傲然地看了一眼看门人，看门人此时已不再吭声，只是压抑着满心的愤怒，然后，查尔斯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瓷器，出了门。从楼梯上下来的时候，他计算着自己又省下多少。他不需要付罗格勒夫人的午饭钱。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她每天来两个小时。一次大扫除之后，房子所需的不过是日常的维护。他只需要安安静静地找几个仆人就行了，也许找一对夫妻。到现在为止他一直雇用夫妻，贴身男仆和厨娘。

他到塞纳河边吃了午饭，在他熟悉的一家小饭馆里。出于对眼前形势的考虑，他吃得比较好。再说他吃得不多，只是开了一瓶非常好的葡萄酒。老板偷偷地告诉他，还藏着一点上好的咖啡。查尔斯点燃了一支雪茄，觉得生活很美好。也就是说，不，生活本身并不美好，人们无法忘记法国的溃败和他们所承受的所有苦难，以及这些苦难带给他们的屈辱，但是对于他来说，对于他查尔斯来说，生活是美好的，因为存在是怎么样的，他查尔斯就怎么样接受，他从来不为过去呻吟，也不怀疑未来。

“未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想，“我对它的担忧就像这……”他抖了抖雪茄的烟灰。他的钱在美国，幸好被冻结住了，他可以少付点税，甚至几乎可以说不用付税。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法郎会跌价。只要解冻，他的财产自然就会大大增值。至于日常花销，很久以来，他一直注意要有积蓄。他不允许自己买卖黄金，黄金在黑市上已经到了天价。他不无惊奇地想起当初这股刮到他身上的恐慌之风，竟然令他也产生过离开法国，在葡萄牙或南美生活的念头。他的一些朋友这样做了，但是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共济会会员，他不会这样做的，感谢上帝，想起这些，他略带嘲讽地笑了一下。他从来不关心政治，他不觉得人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安安静静地活着，他这样一个非常安静的可怜人，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从来没有对别人造成过什么伤害，在这个世界上只爱自己那些瓷器的人。他真的认为，这才是在如此频繁的动荡之中他得以拥有幸福的秘密。他什么都不爱，至少是时间能够改变、死神能够带走的所有活的东西，他都不爱；他真是做得对，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上帝啊，其他所有人都是骗子，只有他是智者。

但是回到这反常的移居国外的计划上来，之所以他会产生这样的念头，那是因为他有过一个奇怪而近乎疯狂的想法，认为这个世界在几天的时间里就会产生变化，会变成一个地狱，一个到处是恐怖的地方。可是……一切都不会改变的！他想起了《圣经》里所记载的人类历史，想起了关于大洪水来到之前对于尘世的描写：当时已经是什么样的场面了啊？啊，是的：人们在建造家园，结婚，吃啊，喝啊……好吧！《圣经》没有写完。还可以加上这样一段：“洪水消退，人们重新开始建造家园，结婚，吃啊，喝啊……”再说人类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将艺术品、博物馆、收藏品保留下来。西班牙战争最恐怖的地方就在于它让不少杰作毁于一旦。但是这一次，主要的艺术品都保留下来了，只是卢瓦尔河边的一些城堡承受了劫难。这是不可原谅的，但是他喝的红酒真是太好了，让他不禁乐观起来。再说无论如何总有废墟存在，非常美的废墟。比如说，在希农，还有什么比这没有天花板的大厅更美的呢？还有什么比这见过贞德、现在听任小鸟筑巢、在某个角落长着一株野樱桃的墙壁更美的呢？

吃完午饭，他本想在街上稍微散散步，但是他觉得大街上一片惨淡。几乎看不到什么车子，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安静，到处飘荡着大幅的红色卐字旗。在一家乳品商店门口，有一些女人在排队。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见战争。人群寂静无声。查尔斯匆匆忙忙往地铁站赶去，这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他想赶到他以前经常在一点钟或七点钟去的酒吧。这些酒吧都是优雅的避风港！酒吧很贵，客人清一色的全是富人，都过了成熟的年龄，不是战争征兵的对象。有一阵子，酒吧里只有查尔斯一个人，但是在六点半左右，客人全到了，都是些熟客。所有的人都穿着体面，安然无恙，面色红润，身边陪伴着娇美的女人，化着精致的妆，打扮得漂漂亮亮，戴着可爱的小帽子。有人在叫：“还真的是他，是查尔斯呢……还好吧，您不是很疲倦吧？回到巴黎了？”

“巴黎真可怕，是吗？”

很快，他们就像是度过一个最为安宁、最为普通的夏天之后再次相聚一般，开始聊起活泼而轻松的话题，掠过所有事物的表面，却并不深入。查尔斯是这样形容这种谈话方式的：“滑过去，这些致命的话题——可不要靠在上面。”时不时地，他听到有些年轻人死了或是做了俘虏，他说：“哦！这不可能！瞧！我根本想不到会是这样，真可怕！可怜的孩子们！”

这些夫人当中，有一位的丈夫也在德国的战俘营里。

“我每隔不久就能收到他的消息，他并不是很不幸，可是很无聊，你们明白吗？……我希望不久以后能让他获释。”

聊着，听着，查尔斯仿佛又找回了他的精神所在，刚才因为巴黎街道而阴沉下去的情绪此时又得到了改善，但是真正让他完全恢复的，是刚刚进来的一个女人的帽子。这里所有的女人都穿得很体面，但是有一种故意做出来的朴素，她们都在说：“我们都没法儿注意穿着了，您想想看！首先我们没钱，再说现在也不是穿得好看的时候，我把原来的旧裙子都拿出来穿了个遍……”但是这个女人却很勇敢，毫不畏惧，带着一种傲视一切的幸福，在金黄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小小的、精致的紫红色的新帽子，比套餐巾用的小圆环大不了多少，是用两块紫貂皮制成的。看到这顶帽子，查尔斯的心情彻底放晴了。天色已晚，他想在晚饭前回趟家，于是现在应该离开，可是他又下不了决心离开朋友们。有人提议道：

“要不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查尔斯热情地说。

他提议就在自己吃午饭的那个小餐馆，中午他真是吃得很好，他像猫，只要受到很好的接待，就会迷恋上那个地方。

“又要去乘地铁了！这地铁可真让人够受的，实在有损人的生命。”他说。

“我想办法搞到了汽油和驾照。我不能送您回去，因为我答应要等纳迪娜的。”戴着新帽子的女人说。

“您是怎么搞到的？这可不简单！”

“啊！就这样啦！”她微笑地说。

“好了，听着，我们一个小时后，一个小时一刻钟后见。”

“您要我去带您吗？”

“不，谢谢，您真好，不过饭店离我家很近。”

“真的不用吗？您知道的，天已经黑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非常严格。”

“的确，真是一片黑暗啊！”查尔斯走出这个温暖而光明的酒吧来到黑黢黢的街上时，心里想。外面在下雨，这是查尔斯以前非常喜欢的巴黎的秋夜，可是远处的天边还有火光的映照。现在，一切都是那么黑，那么阴险，就像在一口深井里。

幸好地铁口靠得很近。回到家里，查尔斯看到罗格勒夫人还没有做完家务，正沉着脸，专注地扫地呢。但是客厅已经收拾好了。查尔斯想把他的塞弗勒雕像放在齐本德尔桌子那闪闪发光的桌面上，在众多的珍宝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件做成镜中维纳斯形状的塞弗勒雕像。他把东西从木箱中取出来，解开包在外面的丝纸，充满感情地端详着，就在他将雕像拿到桌边时，门铃响了。

“去看看是谁，罗格勒夫人。”

罗格勒夫人出去后回来说：“先生，我曾经说过先生想找个人做事，六号的看门人为我介绍了这个人，说这个人愿意做。”

看到查尔斯在犹豫，她补充道：“这个人很好，她曾经是巴拉尔·杜热伯爵夫人家的贴身女仆。后来她结婚了，本不想再出来做事，可是她的丈夫做了战俘，她需要挣钱养活自己。先生看看总没错的！”

“好吧，让她进来。”朗日莱将雕像放在独脚小圆桌上。

这个女人外表不错，朴素而安静，看上去想讨别人的喜欢，可又不是很谄媚的样子。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在很好的家庭做过，训练有素。她体格健壮。查尔斯心里不太喜欢这样健壮的女人。他喜欢那种偏瘦的、有点干巴巴的女仆，但是这个女人的年龄介于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对于做女仆来说，这个年龄非常合适，因为这个年龄的人不再喜欢东跑西跑，而且很健康有力，可以做好家务。她的脸很大，宽宽的肩膀，穿着简单而得体。毫无疑问，身上的裙子、大衣和帽子应该是她的旧主人淘汰给她的。

“您叫什么名字？”查尔斯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

“赫尔坦丝·加亚尔，先生。”

“很好，您找工作？”

“是的，先生，两年前，因为结婚我离开了巴拉尔·杜热伯爵夫人家。我本不想再出来做事，可是我的丈夫上了前线，做了俘虏，先生应该理解，我必须挣钱养活自己。我的哥哥也失业了，他靠我养活，而且他还有个生病的妻子和一个孩子。”

“我明白。我原本想用一对夫妇……”

“我知道，先生，但是也许我一个人就够了。我是伯爵夫人的第一个贴身女仆，但是在这之前，我在伯爵夫人的母亲家做过厨娘。我可以做饭，同时收拾整理。”

“是的，这一点很不错。”查尔斯低声说，他确实想，这种结合很有吸引力。

当然他会有招待客人的问题。他来自上流社会，但是今年冬天，他不准备在家招待太多客人。

“您会烫男人的衣服吗？在这个方面我的要求很高，我预先告诉您。”

“伯爵的衣服都是我烫的。”

“那在厨艺方面呢？我经常到饭店去吃晚饭。我需要的是简单而精致的饭菜。”

“也许先生愿意看看我的证书？”

她从仿皮的包里拿出证书，递给查尔斯。查尔斯一张张地看了，所有证书都给予她非同一般的褒扬——勤劳，训练有素，非常诚实，很会做饭，甚至还会做点心。

“还会做点心？这很好。我想，赫尔坦丝，我们能够处好。您在巴拉尔·杜热夫人家做了很久吗？”

“五年，先生。”

“这位夫人现在在巴黎吗？您应该能够理解，我更希望能够亲自向他人了解一些情况。”

“我完全能够理解，先生。伯爵夫人在巴黎。也许先生想要她的电话号码？奥特伊38.14。”

“谢谢，请记下来，罗格勒夫人。在酬金方面呢？您想要多少？”

赫尔坦丝要六百法郎。他还到四百五。赫尔坦丝想了一会儿。她那黑色的、生动而锐利的小眼睛一直看到了这位傲慢无礼、生活优裕的先生的灵魂里去。“硕鼠，一天到晚盯着这种小事情，”她心里在想，“不过我会成功的。”再说工作不好找。她决定了之后说：“我不能低于五百五十法郎。先生会理解的。我有一点积蓄，可是在离开巴黎的可怕旅途中全花光了。”

“您也离开了巴黎？”

“大家都外逃的时候，我也离开了，先生。轰炸，还有其他一切，而且我们在路上差点饿死。先生不知道有多么艰难。”

“可我知道，我知道。”查尔斯叹着气说，“我走的是同一条路。啊！真是悲惨啊。我们就说好五百五十法郎吧。听着，我很愿意付您这个价钱，是因为我认为您值。我希望您的确能做到非常诚实。”

“哦！先生。”赫尔坦丝用一种小心翼翼、仿佛受了侮辱一般的口吻说，似乎这样想对她来说是一种辱骂。查尔斯赶紧给了她一个安慰性的微笑，让她明白，他这样说仅仅是一种形式；对于她完美的正直，他未曾产生过丝毫的怀疑；再说即便有这样不太光明的念头，在他本人看来也是难以忍受的，因此他根本不可能这样想。

“我希望您能干而且细心。我有一些非常喜欢的收藏品。对于一些珍品，我不允许任何人为它们掸灰，不过这个橱子里的东西，比如说，我就会交给您来做的。”

赫尔坦丝觉得他是在请她看，于是就扫了一眼那些半开的箱子：“先生有很漂亮的东西。在为伯爵夫人母亲服务之前，我在一个美国人那里做过，莫迪梅·沙奥先生。他收藏的是象牙。”

“莫迪梅·沙奥？这么巧！我认识他，他是个大古董收藏家。”

“他已经退休不干了，先生。”

“您在他家做了很久吗？”

“四年。我做过的人家就这么多了。”

查尔斯站起身来，陪着赫尔坦丝走到门口，鼓励地说：“请明天过来听我的最后答复，您愿意吗？如果他们亲口所说的和您的证书一样好，我一刻也不会犹豫的，立即聘用您。您很快就能开始工作吗？”

“星期一，只要先生愿意。”

赫尔坦丝走后，查尔斯赶紧换了衬领、袖子，洗了手。在酒吧，他喝了很多酒。他感到轻飘飘的，对自己相当满意。他没有等电梯，那是一架缓慢而古老的机器，他像年轻人一般迈着轻盈的步子下了楼。他就要见到他那些令人愉快的朋友，一个可爱的女人。他很高兴，能把自己发现的这个小饭店介绍给他们。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那种考尔通葡萄酒。”他想。宽阔的大门开启，然后又关上，发出沉重的、吱吱嘎嘎的声音，这大门上还有海妖和人鱼图案的木雕呢（这木雕是杰作，已经被巴黎历史遗迹保护委员会列为艺术品）。一跨过门槛，查尔斯便浸没在沉沉的黑暗之中，但是，今天晚上的他就像二十岁一样活泼，一样无忧无虑，他一点也没有在意这黑暗，径直就想穿过马路到河岸边去。他忘记了手电筒。“这个街区的每一块石头我都清清楚楚。”他心里在说，“只要沿着塞纳河边往前走，穿过玛丽桥就到了。车子不应该很多。”就在他脑子里闪过这些话的时候，他看见有一辆车子突然出现在距离他两步之遥的地方，速度极快，按照规定涂成蓝色的车灯发出一种可疑的、凄凉的光。他吃了一惊，向后跳了一步，一个趔趄，感觉到自己失去了平衡。他的两只手在空中挥舞着，可是除了空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他抓住的，他倒了下去。车子赶紧往一边偏去，只听得一个女人惊恐的声音在叫：“当心！”然而太迟了。

“可我完了。我会被压死的！经过这么多危险之后，却以这样的方式终结，真是太……太愚蠢了……我会遭到嘲笑的……在某处，某个人跟我开了这么一个粗俗而可怕的玩笑……”就像一只小鸟听到枪声，从自己的巢中惊飞离去，消失了一般，这就是在最后时刻，穿过查尔斯脑际的清醒的想法，之后，他的思维便连同生命一起离开了他。他的脑部受到了可怕的撞击。车子的挡泥板撞在他的脑袋上，只见他的脑袋碎片横飞。鲜血和脑浆四处飞溅，力量如此之大，竟让驾驶车子的女人身上也溅到了几滴——一个漂亮的女人，戴着比餐巾环大不了多少的紫红色小帽子，两块紫貂皮缝制而成，轻扣在金色头发上。阿尔莱特·克拉伊。她上个星期才从波尔多回来，现在，她惊恐地看着尸体，喃喃道：“真倒霉啊，哦，不，怎么这么倒霉呢！”

她是个小心的女人，身上带着手电。她仔细看了这张脸——虽然飞走了一部分，至少剩下的她可以看清楚——认出了查尔斯·朗日莱：“啊！可怜的家伙……是的，我的速度是很快，可他也没能当心啊，这个老蠢货。现在怎么办？”

但是她想起了自己的保险、驾照，一切都很齐全，再说她认识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可以为她安排好一切。她放下心来，尽管心仍然突突地跳着，她坐在汽车的踏板上，休息了一秒钟，点燃一支烟，用颤抖的手补了补粉，去找人来救援。

罗格勒夫人终于打扫完了办公室和书房。她回到客厅，想把吸尘器的插头拔下来。就在她拔插头的时候，吸尘器的柄撞到了放置镜中维纳斯的桌子。罗格勒夫人发出一声尖叫：雕像落在地板上。维纳斯的脑袋成了碎片。

罗格勒夫人用围裙擦了擦额头，犹豫了一会儿，她没有再去动小雕像，迈着像她这样体重的人简直不可能有的轻盈而无声的脚步，将吸尘器放回原来的位置后，溜出了公寓。

“老天啊，我就说因为门开着，穿堂风进来，所以雕像会掉在地上。再说这也是他的错，谁叫他把那东西放在桌边的呢？他愿意说什么就让他说什么好了！让他去死吧！”她愤怒地说。

三十

如果在以前，有人对让—玛利说，有一天，他会远离他的军团，根本无法联系上他的亲人，不知道他的亲人究竟是在巴黎好好地活着，还是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被埋在路边的弹坑里；尤其是，如果有人对让—玛利说法国被打败了，而他还能继续活下去，甚至在某些时刻还颇感幸福，他一定不会相信。然而，他现在正是这样，灾难到了尽头，到了没有任何挽回余地的时候，反而能给人带来某种帮助，就像一些要命的毒药能够解毒一样。让—玛利所承受的苦难都是无可救药的。他没法儿不让敌人绕过或突破（大家还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马其诺防线，他也没法儿不让两百万士兵成为敌人的俘虏，他没法不让法国战败。他没法儿恢复邮件、电报和电话。他没法儿弄到汽油或汽车，到距离这里二十一公里的火车站，再说到了那里也没用，火车已经停运，因为铁路被炸毁了。他没法儿步行赶到巴黎，因为他的伤势很严重，现在仅仅是不再卧床而已。他也没法儿付钱给收留他的人家，因为他没有钱，也没有办法弄到钱。这一切都超出他现在所有的能力范围。因此他只需安安静静地留在这里等待。

这种绝对独立于外部世界之外的感觉给了他一种安宁。他甚至没有自己的衣服：他的军服全都破了，还被烧了好些个洞，根本不能穿。他穿着农庄里一个小伙子的土黄色军装和急救员裤子。在小镇上，他买了双木鞋。不过他曾经秘密地穿过封锁线，随便指了一个地方说是他家，因此已经脱离部队，现在他不会有被俘虏的危险了。他一直在农庄，只是病好了之后，他就不再睡在厨房的灵床上了。他们为他在谷仓上面安排了一个小房间。通过圆形的窗户，他可以看见外面美丽而安宁的田野，肥沃的土地和树林。晚上，他听见老鼠在他头顶上跑来跑去，还有鸽笼里的鸽子发出的咕咕声。

这种基于致命的恐惧之上的生存，只有在活一天算一天的状况下能够忍受。每天，夜晚来临的时候，对自己说：“又过了二十四小时，感谢上帝，这二十四个小时里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就让我们等待明天的来临吧。”让—玛利周围的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或者说，都表现出这样的想法。人们还在为未来的日子做打算，人们种树，打算着这些树过了五六个季节后就能结果；人们喂猪，打算着两年后就能吃到猪肉，可是人们却不去预料在最近的将来会发生些什么。让—玛利问他们明天天气如何（这是巴黎人在度假时问得最多、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问题）时，他们说：“啊！我们可不知道！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如果问：“能结果子吗？”他们会回答：“也许会有一点吧。”他们怀疑地望着靠墙的那排树上挂着的又硬又青的梨子，“可也不好说……我们也不知道……到那时候再看吧……”他们有经验，知道命途多舛的道理，四月的霜冻，收获季节可能面临的将农田席卷一空的冰雹，七月烤焦菜田的旱灾，因此他们有这份智慧，从不着急，但与此同时，他们每天都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他们不算很富有同情心，但是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让—玛利想，他不太了解农村：从五代前开始米肖家就一直是城里人。

这个小村庄里的人好客、可爱，男人话都很多，女孩子很爱打扮。不过和他们熟悉之后，就会发现他们性格当中不乏尖酸、生硬之处，甚至有的时候他们还不乏恶意，令人吃惊。也许是因为在他们的性格中潜藏着返祖性的遥远记忆，那种世纪性的仇恨和恐惧，通过血脉代代相传。但同时，他们又非常慷慨。农庄的女主人连一个鸡蛋都不愿意给邻居，她卖家禽的时候，也是一个苏都不肯让；但让—玛利提出自己要走，说他没有钱，不愿意增加他们的负担，说他试试看能不能步行到巴黎时，一家人听完了他的话，难过地沉默着，最后母亲用一种奇怪的尊严开口说：“不能这么说，先生，您这样说，我们很不高兴……”

“那怎么办呢？”让—玛利说，他仍然感到很虚弱，这时坐在女主人身边，一动没动，手撑着脑袋。

“什么都不要做。只能等待。”

“是的，当然了，邮局很快就重新开门了。”让—玛利低声说，“只要我父母在巴黎……”

“到时候再说吧。”女主人说。

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令人完全忘记外面的世界。没有信件，没有报纸，和外界其他地方的唯一联系就是广播，但是有人对农民说，德国人要没收收音机，于是他们把收音机藏在谷仓里、老橱子里，或是把没有被征用的猎枪埋在田野里。这个地方也属于占领区，就在分界线旁，但是德国军队至多是途经于此，还没有进驻。再说就算是途经，德国军队也仅仅是从小镇经过，从来不曾爬过这两公里布满碎石子的陡峭山路。在城市和某些省，食物已经开始匮乏，而这里食物比以往还要丰富，因为产品没法儿运出去，只好就地消费掉。让—玛利一生都没有吃过那么多的黄油、鸡、奶油、桃子。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女主人说他甚至已经开始发胖了。在女主人对让—玛利的好意里，有一种暗暗的希望，希望能和圣人搞好关系，能够拯救一个生命，以此交换掌握在圣人手里的另一个生命，就像她给鸡喂谷子，是为了让母鸡为她孵蛋，同样，她也试着用让—玛利来交换她自己儿子的性命。让—玛利很明白这一点，但是这丝毫不会改变他对这位精心照顾他的老妇人的感激之情。他希望自己有点用，他为农庄做点小的修补工作，在花园里做点小活儿。

女人有时会向他打听战争的事情，这一次的战争，可男人从来没有！剩下的男人都是上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士，年轻人全走了。这些老战士的记忆已经定格在一九一四年。过去经过他们的筛滤和整理，滤去了所有的渣滓，所有有毒的成分，可以为自己的灵魂所接受，而最近发生的事件却是那么混乱，掺杂了那么多的毒素！再说，在他们的心里，这一切都是年轻人的错，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他们健康，没有他们耐心，他们都在学校里被宠坏了。因为让—玛利也是年轻人，他们出于某种高尚之心尽量避免对他做出判断，他，以及他的同龄人。

所有一切都让让—玛利这个士兵不再那么敏感，让他得到了一种安慰，让他能够很快恢复力气和勇气。他每天几乎都是一个人；眼下正是田里活儿忙的时节，男人天一亮就离开家了，女人则照顾牲口，洗洗弄弄。让—玛利希望能给他们帮点忙，但是他们让他去散步。“刚刚站起来就要工作！”于是他走出客厅，穿过火鸡叫个不停的院子，一直往下走到用栅栏围起的草地上。马正在草地上吃草。有一匹棕黄色的母马带着两匹奶咖色的小马在那里，小马的马鬃是黑色的，又短又硬。有时候，小马用嘴直蹭母亲的腿，母亲却仍然自顾自地吃草，不耐烦地摇摇尾巴，驱赶苍蝇。有时其中的一匹小马会转过头，用它那黑色而潮湿的眼睛望着躺在栅栏边的让—玛利，发出欢快的叫声。让—玛利目不转睛地欣赏着它们。他想要写一本小说，写这些可爱的小马，描绘一下七月的日子，这个地方，这个农庄，这里的人，战争，还有他自己。他用一截被咬得不成样子的破铅笔头写，写在藏在自己胸前的一本小学生作业簿上。他写得很急，在他的内心藏着一些令他焦虑的事情，在叩一扇看不见的门。写着写着，他似乎打开了这扇门，任这些希望生长的东西恣意生长。可是，接下来他突然泄了气，有一种揪心、疲惫的感觉。他简直要发疯。他都在干些什么呢？写一些愚蠢的小故事，让农庄的女主人照顾他，而他的同伴此时却在监狱里，他绝望的双亲还以为他死了呢，未来如此不确定，过去如此黑暗。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看见一匹小马欢快地跑在前面，接着停了下来，在草地上打滚，扬着小马蹄儿，在地上乱蹭，还拿温柔、狡黠、闪闪发亮的眼睛望着他。他又在想，用什么样的词语可以描写这样的目光呢，他好奇地、不耐烦地寻找合适的词语，有一种奇怪而温和的焦急。他没有找到，但是他能够理解小马的感觉，这凉凉的、发出噼噼啪啪响声的草多好啊！而苍蝇真是让人难以忍受！当它抬起鼻子，奔跑着冲在前面时，它看上去是那么自由和骄傲。让—玛利急速地写了几行不太完整、有点笨拙的句子，但是这不要紧，关键不在这里，而且日后会完整，会修改好的。他合上本子，最终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双手摊开，幸福而疲倦地闭着眼睛。

晚饭时间，他回去了，他立刻看出，他不在的时候出了件大事。小仆人到镇上去买面包，他带回四个金黄色的环形的大面包，绑在自行车龙头上，女人们都围着他。看见让—玛利过来，一个女孩子冲他叫道：“哎！米肖先生，您一定很高兴，邮局开门了。”

“不可能。”让—玛利说，“你肯定吗，老朋友？”

“肯定，我看到邮局开门了，而且人们都在看信。”

“那我上去给家里人写几句话，然后赶到镇上去发。你一定会把自行车借给我的，是吗？”

到了镇上，他不仅将自己的信投进邮局，而且还买了刚到的报纸。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啊！他就像一个遇到海难的人，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文明和社会，重新回到了与自己相似的人群中。在小广场上，人们都在看晚上抵达的信件。女人在哭。信很多是俘虏写来的，主要是写他们自己的情况，但他们也列出了阵亡同志的名字。农庄里的人托过让—玛利，所以他问这些人是否知道女主人的儿子伯努瓦在哪里。

“啊！您就是住在那里的士兵？”农妇们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不过，既然现在通邮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男人在哪里！”

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农妇，戴着一顶尖尖的黑色小帽子，脑袋顶上还插着一朵玫瑰花，她哭着说：“有些人知道得早一点。我情愿没有收到这张倒霉的纸头。我的儿子是水兵，在布列塔尼，他们说他下落不明，英国人向他们的船发射了鱼雷。真是太不幸了。”

“您不应该感到悲痛。下落不明并不意味着死了，说不定他被囚禁在英国呢！”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安慰，她都只有摇头，每摇一下，那朵黄铜茎顶着的人造花就颤一下。

“不，不，他肯定死了，我可怜的孩子！真是太不幸了……”

让—玛利踏上了回小村庄的路。路上他碰到了前来迎他的塞西尔和玛德莱娜，她们俩同时开口问道：“您一点也没打听到我哥哥的消息吗？您一点也没有打听到伯努瓦的消息？”

“不，但是这不说明什么。你们知道有多少迟到的信件吗？”

母亲却什么也没有问。她只是将那只黄黄的、干巴巴的手遮在眼前，望着让—玛利，让—玛利摇了摇头。汤放在桌子上，家里的男人都回来了，所有的人都在吃饭。晚饭结束，擦干盘子，扫完客厅，玛德莱娜到花园里去摘豌豆。让—玛利跟在她后面。他认为自己很快就要离开农庄，这里的一切在他眼里显得更美、更安宁了。

这几天以来，暑气非常重，只有晚上才能喘得上气来。此时，花园非常美好，太阳烤焦了菜园边那一圈雏菊和康乃馨，但是井边的玫瑰花丛满是盛开的鲜花，从蜂箱旁这小小的红色玫瑰花丛中散发出一阵阵甜香，麝香和蜜香。满月有一种琥珀的颜色，它照耀着天空，那么亮，似乎一直照到最深最深的天际，用它那均匀的、宁静的光芒，带着一种温和而透明的绿色。

“多美的夏天啊。”玛德莱娜说。

她挽着篮子，走向豌豆棚。

“只有一个星期天气不好，月初的时候，打那以后连一滴雨都没下过，没有一片云，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甚至都没有蔬菜了……这么热的天，劳动非常艰苦，但是这也无所谓，总的来说还是挺让人愉快的，就好像老天是想安慰可怜的世界。如果您想帮我，别不好意思。”她最后补充道。

“塞西尔在干什么？”

“她在做衣服，在做星期天弥撒时她要穿的一条裙子。”

她灵巧的手指在新鲜的绿豌豆叶间穿梭，掐下豌豆，扔在篓子里，她一直低着头在摘。

“那么说，您要离开我们了？”

“必须如此。我很高兴能回到父母身边，再说我必须去找工作，但是……”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当然，您不能在这里待一辈子。”她将头埋得更低了，说，“我们都很清楚，生活就是这样，相遇，然后再分离……”

“分离。”他低声重复着。

“好了，您现在恢复得不错。脸上又有了血色……”

“这多亏了您的精心照顾。”

她的手在一片叶子上停住了。

“您在我们这里愉快吗？”

“您很清楚。”

“那么，千万要告诉我们您的消息，您要给我们写信。”她说。让—玛利看见了她满是泪水的眼睛。她立刻转过头去。

“我当然会写信的，我向您保证。”让—玛利说，他羞涩地碰了碰姑娘的手。

“哦！我们说这……我们在这里，等您走了，我们就会有时间想念您，我的上帝啊……现在还是忙碌的季节，从早到晚我们不停地做事……但是接着就是秋天，然后是冬天，除了照顾牲口，没什么要做的，剩下的时间就是收拾屋子，看着下雨、下雪。很多次，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到城里去……”

“不，玛德莱娜，不要这样，答应我。您在这里会更幸福。”

“您这样认为？”她用一种奇怪的语调低声问道。

她抓住篮子，走远了，豌豆叶将她藏了起来，让—玛利看不见她，机械地摘着豆子。

“您以为我能够忘记您吗？”他终于说，“您以为我真的有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可以忽视这里所带给我的一切？想想看吧！战争、恐怖、战争。”

“可是在这之前呢？又不是一直以来只有战争，不是吗，那么以前呢，有……”

“什么？”

她没有回答。

“您是想说女人，姑娘们？”

“当然，就是那个意思！”

“没什么特别的，我的小玛德莱娜。”

“但是您走了。”她说，这一次没能忍住泪水，她听凭眼泪流下来，流过她宽阔的面颊，她抽泣地说，“我，离开您简直是要我的命。我不应该对您说这个，您会嘲笑我的，塞西尔知道了更要笑我……但是我无所谓……就是要我的命……”

“玛德莱娜……”

她重新站直身子，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他走到她身边，轻轻揽住她的腰。正当他要吻她的时候，她推开了他，叹口气说：“不，这不是我要的……太草率了……”

“您要什么，玛德莱娜？要我答应您，永远不忘记您？您可以相信我，也可以不相信我，但是真的，我不会忘记您的。”他说，他拉住她的手，吻了她，她高兴得脸都红了。

“玛德莱娜，您真的想做修女吗？”

“真的，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在……并非我不爱上帝了，而是我觉得我也许不合适！”

“当然不合适，您更合适爱，并且得到幸福。”

“幸福？我不知道，但是我想我更合适有丈夫和孩子，如果伯努瓦没有战死，那么……”

“伯努瓦？我还不知道……”

“是的，他们谈起过这件事……我，我一点也不愿意。因为我想做修女。但是如果他回来……他是个好小伙儿……”

这些农民是多么善于保守秘密！他们谨慎、多疑，总是锁上两道……就像他们的大橱子。他在他们身边生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从来就没有想过玛德莱娜和这家儿子之间的关系，现在他想起来，他们几乎不怎么和他谈这个伯努瓦……他们什么都不说。可他们想得不少。

女主人在叫玛德莱娜，他们便回去了。

几天过去了。没有伯努瓦的消息，但是很快，让—玛利收到了家里人的来信，还有钱。他再也没能和玛德莱娜单独在一起。他明白，这家人在监视他们。他向聚在门口的一家人辞行。这是一天早上，下着雨，好几个星期以来的头一场雨，山坡那里刮来一阵冷风。等他走远了之后，女主人回到了家里。两个姑娘停留了很久，听着手推车走在路上发出的声音。

“好了，没什么不幸的！”塞西尔叫道，好像很久以来，她一直在控制自己，不让自己讲出这些愤怒的话，“我总算可以摆脱一下属于你的工作了……最近这段时间你一直魂不守舍，把一切事情都扔给我做……”

“还轮不到你来指责我，你只知道做新裙子，照镜子……昨天就是我挤的牛奶，而昨天不该我挤。”玛德莱娜气愤地反驳说。

“我怎么知道？是妈妈叫你挤的。”

“如果说是妈妈叫我挤的，我也很清楚是谁挑唆她，让她担心的。”

“哎！想想看你究竟想干什么！”

“真虚伪！”

“放荡的女人！还要做修女呢！……”

“如果这样你不要跟在他后面啊。可是人家可没少嘲弄过这事儿！”

“那你又怎么样呢？他走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两个人的眼里都冒着火，她们互相打量了一阵，可突然，玛德莱娜的脸上掠过一种温柔而吃惊的表情。

“噢！塞西尔，我们一直情同姐妹……以前我们从来不吵架的……这不值得。他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这个小伙子！”

她用胳膊环住塞西尔的脖子，塞西尔已经在哭了。

“会过去的，好了，会过去的……擦擦眼睛。你妈妈会看出来你哭过。”

“哦，妈妈……她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而已。”

她们分开了，一个走向牲口棚，另一个人则进了家门。今天是星期一，是浆洗的日子，她们几乎没什么时间讲话，但是她们的目光和微笑已经表现出她们之间的和解。风将洗衣间的烟吹压下去。这一天的天气不太明朗，阴沉着，能从心里感觉到那种八月里初秋的风。擦肥皂，拧衣服，漂洗，玛德莱娜没有思考的时间，因此也就平息了痛苦。有时她会抬起眼睛，看看灰蒙蒙的天，看看被暴风雨刮得东倒西歪的树。有一次，她说：“看上去夏天已经结束了……”

“也没什么不好的。肮脏的夏天。”母亲带着一种恼怒的口吻回答她说。

玛德莱娜吃惊地看着她，接着她想起了战争，外逃的流民，伯努瓦的离开，普天之下的不幸，远处仍然在继续、造成那么多死伤的战争，不过她也仅仅想到了这些而已。她继续工作，没再吭声。

晚上，她将鸡赶进笼子，急匆匆地穿过院子，在大雨中，她看见一个男人迈着大步向这里走来。她的心开始狂跳。一开始她还以为是让—玛利回来了。她感觉到一阵狂喜，跑向那男人，就在距离那男人两步远的时候，她叫出了声：“伯努瓦？……”

“当然是我了，是我。”那人说。

“怎么回事？……哦！你母亲肯定要高兴坏了……那么你没被俘虏？伯努瓦？我们真怕你被俘虏了。”

他静静地笑着。这是一个高大的小伙子，脸膛很宽，棕色的皮肤，大胆而明亮的眼睛。

“我是做过俘虏，但时间不是很长！”

“你逃跑了？”

“是的。”

“怎么跑出来的？”

“嗯，和同伴一起跑出来的。”

重新看到伯努瓦之后，玛德莱娜仿佛又回到了那种农家女的羞涩状态，这种默默地爱、默默地承受痛苦、几乎因为让—玛利而失去的羞涩。她没再问他什么，只是一声不吭地走在他的身边。

“这里一切都还好吗？”

“还好。”

“没什么事儿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她说。

跨过厨房的三级台阶，她走进屋子，喊道：

“妈妈，快来啊，伯努瓦回来啦！”

三十一

去年冬天——战争来临的第一个冬天——漫长而难过。可是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一年的这个冬天怎么说呢？从十一月底开始，天气就变得很冷，而且一直在下雪。雪落在遭过轰炸的房顶上，落在新建的桥上，落在巴黎的街道上，巴黎的街道上不再见小车和公共汽车驶过，只有穿着毛皮大衣、戴着羊毛风帽的女人走过，而另一些女人则哆嗦着等在商店门口。雪落在铁轨上，落在有时因为太重而拖在地上、甚至断了的电缆上，落在德国士兵灰绿色的军服上，落在挂在建筑物三角楣上的巨幅红色卐字旗上。在冰凉的公寓里，这雪让房子里有了一丝灰白的、惨淡的光线，更加增添了寒冷与不舒服的感觉。贫困的家庭里，老人和孩子几个星期来只能待在床上：这是唯一能够让他们感到温暖的地方。

这年冬天，科尔特家的露台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此时他们用这雪来冰香槟酒。科尔特在炭火边写作，但是炭火的热量根本没法儿替代暖气片的效果。他的鼻子冻成了青色，眼泪都快冻出来了。他一只手放在胸口的热水袋上，另一只手在写。

圣诞节的时候天气冷得更加厉害，只有在地铁的走廊里人们才能稍微暖一下冻僵的身子。雪一直在下，似乎无穷无尽，柔和却顽固地滞留在德莱塞林荫大道的树上，佩里冈一家人已经回到了这里——因为他们属于那类宁愿看见孩子没有面包、没有肉、没有新鲜空气，也不愿看到他们没有文凭的大资产阶级人家。在他们看来，无论如何都不能中断于贝尔的学业，由于去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于贝尔学业已经受到了很大牵连；还有贝尔纳，他今年八岁，可已经把外逃前所学的东西忘了个精光，包括他母亲让他背诵的那些个东西：“地球是一个球，没有任何支撑。”好像他此时只有七岁，而不是八岁。

鹅毛般的雪花粘在佩里冈夫人的黑色面纱上，她在商店前骄傲地跟着排队人群往前走，只有在到了门口的时候，她才停下来，像摇动旗帜一样地挥舞着手中的多人口家庭优待证。

在大雪中，让娜和莫里斯·米肖夫妇也在排队，他们肩靠着肩，像两匹重新上路之前疲惫之极的马。

大雪覆盖了位于拉雪兹公墓的查尔斯·朗日莱的坟，还有日安桥附近那片汽车的废墟——所有在六月被炸毁、烧毁、丢弃的汽车都堆在公路的两边，有的只有一只轮子，有的侧翻着，有的被炸了个大洞，有的几乎就只剩下一堆乱七八糟的废铁残骸。乡间白茫茫的一片，一望无际，没有一丝儿声响。有几天雪化了，农民们都很高兴：“看到大地真好。”他们说。可是第二天雪又下了起来，乌鸦在天空嘶叫着。“今年乌鸦很多。”年轻人低声念叨着，他们想起了战场，想起了遭到轰炸的城市，但是老年人回答说：“并不比往年多！”在农村，一切都没有改变，人们仍然在等待。等待战争结束，等待封锁结束，等待战俘回来，等待冬天结束。

“今年不会有春天了。”女人眼看着二月过去，感叹道，接着是三月初，可温度并没有回升。雪已经没了踪影，但是大地灰蒙蒙的，生硬得很，就像铁一样，踩到上面咚咚作响。土豆都上了冻，牲畜的毛也几乎没长出来，一根草都没冒出来。在萨巴里家的农庄，老人们几乎一直躲在大木门后不出去，到了晚上，这木门就钉死了。一家人都围着火炉坐在一起，一声不吭地为战俘织毛衣。玛德莱娜和塞西尔在用旧床单缝制小衬衫和小被子。玛德莱娜在九月份嫁给了伯努瓦，现在她正等着孩子出世呢。有时一阵狂风摇动着大门，上了年纪的女人便会说：“唉，上帝啊，真是太悲惨了。”

在隔壁的农庄，圣诞节前，一个小男孩诞生了，他的父亲是战俘。孩子的母亲已经有三个孩子。这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农妇，非常害羞，不太说话，相当保守，从不抱怨。别人对她说：“你怎么办呢，路易丝？家里也没个男人，有这么多活儿要干，也没人帮帮你，还有你这四个孩子，你怎么办呢？”她总是微笑着，尽管她的眼睛一直是那么冰凉凉的，充满了忧伤，她回答道：“必须这样……”晚上，孩子们都睡下后，她会到萨巴里家。她坐在那里织毛衣，靠在门边，这样可以随时在黑压压的寂静中听到孩子叫她的声音。假如别人不瞧她，她便会偷偷地抬起眼睛，望着玛德莱娜和她年轻的丈夫，没有嫉妒，也没有恶意，只是有点说不出的忧郁，然后她很快垂下目光，看着手里的活儿。过了一刻钟后，她站起身，穿上靴子，低声说“好了，我得走了。晚安，先生，夫人”，然后回到自己家里。这是三月的一个晚上。她不能入睡。几乎每个晚上她都是这样过的，在这冷冰冰的、空荡荡的床上等待入眠。她想过叫最大的孩子和她一起睡，可是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她有一种迷信的担心：她觉得应该给不在的人留着这个空位。

这天晚上，狂风呼啸，从莫尔万山脉过来的风掠过村庄。“明天又要下雪了！”人们都这样说。这个女人，在寂静的却像失去方向的小船一样到处都会噼啪作响的大屋子里，第一次听凭自己的眼泪恣意横流。丈夫一九三九年走的时候，以及后来他短暂获准回家之后再次离开时，她都没有哭；在知道丈夫被俘，在她独自一人分娩之时她也没哭。但是现在她精疲力竭：那么多的事情……那个最小的孩子，他够厉害的，要吃，动不动就叫，弄得她无法应付……那头因为天冷几乎不产奶的牛……没有稻谷吃不愿下蛋的鸡，还有必须破冰的洗衣槽……这一切太……她再也无法承受……身体不行了……甚至她连活下去的欲望都没有了……活着有什么好？她不会再看见她的丈夫，他们彼此之间也都很厌烦，他会死在德国。这张大床真是冷啊：她将两个小时前放进被子的烫壶取了出来，放在地砖上，放进去时还是滚烫的，现在已经没有一丝儿热气。手缩回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下更加冰冷的地板，她觉得更冷了，一直冷到心里。她抽泣着，身体更加支撑不住似的。别人又能怎样安慰她呢？“不是只有您一个……”她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别人似乎比她运气好一点……比如说玛德莱娜·萨巴里……她对她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但是真的，太过分了！这个世界实在太不幸了。她瘦弱的身体冻僵了。即便在被子里，在鸭绒压脚被下蜷作一团也没什么用，她觉得寒气已经侵入了骨头的关节里。“会过去的，他会回来，战争会结束的。”人们说。不。不！她再也不相信了，这一切会延续下去，一直延续下去……连春天都不愿意来……在春天也许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天气吧！很快就是三月底了，然而地还冻着，和她一样，一直冰到了心里。什么样的风啊！什么样的声音！屋顶的瓦都要被掀掉了。她在床上半直起身子，听了一会儿，突然，在这张满是泪水和痛苦的脸上，掠过一种柔和的、难以置信的表情。风停了，这不知从哪里来的风此时不知又刮到了何处。它折断了树枝，在盲目的狂怒中摇动着屋顶；它卷走了山丘上最后的残雪。现在，从阴沉沉的、闪着狂风暴雨的天空，落下了春天的第一场雨，仍然是冷冰冰的，但是它是流动的，那么急促，形成了一条水渠，一直流淌到埋在地下的树根里，一直流淌到黑色而深沉的泥土深处。

第二部　柔板

一

安吉利耶家把家庭证件、银器和书都锁了起来：德国人已经进驻比西。自从大溃败以来，市镇第三次遭到德国人占领。今天是复活节的星期天，是做大弥撒的时候。天上下着凄冷的雨。教堂门口有一株正在绽放粉红色花朵的桃树，可怜的树枝在雨中颤抖。德国人排成八个人一排的队列往前走，身着野战服，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士兵脸上呈现出一种非人性的、难以洞察的表情，但是他们的眼睛却在偷偷地、不无好奇地打量着市镇灰色的墙壁，他们即将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窗口一个人也没有。在教堂前，他们听到了风琴的声音和嗡嗡的祈祷声。但是一个受惊的信徒关上了教堂的大门。只能听见德国士兵的靴子声。第一支队过去了，接着是一位骑马前行的下级军官。这匹带有灰色斑点的骏马似乎对一定要走这么慢感到非常恼火。马蹄谨慎地落在地面上，但是带有一种怒气冲冲的意味，马儿颤抖着，嘶叫着，骄傲地甩着脑袋。灰色的坦克隆隆驶过，撼动着卵石的街面。然后是架在炮床上的大炮，每个炮床上都躺着一个士兵，视线与炮管平齐。德国人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在神甫讲道的时候，这隆隆的雷声一直在教堂的穹顶下回荡着，不曾停息。等到这铜铁的轰鸣声消退之后，簇拥着指挥官的摩托车队又过来了。指挥官身后空出了一段合适的距离，然后便是装着黑色圆面包的、将大玻璃窗震得直颤的卡车。军队的吉祥物——一只瘦瘦的、沉默的、接受过战争训练的狼狗——与骑兵一起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后面。也许因为是军团里特别受宠的一支纵队；也许因为他们远离指挥官，指挥官因此看不到他们；也许是出于某些法国人无从得知的原因，这些骑兵看上去比别的德国士兵更为亲切，更为热情。他们彼此交谈着，笑着。统领他们的中尉面带微笑地看着那株可怜的、颤抖的、几乎要被猛烈的风吹垮的粉色桃树；他采了一枝桃花。他向四周望去，只看到关得严严实实的窗子。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人。然而，在每一扇紧闭的窗后都有一只老妇人的眼睛，如同标枪一般犀利，在窥伺这个胜利的士兵。在幽深的房间深处，颤抖的声音在说：“真是太过分了……”“这会毁了我们的果树，真不幸啊！”一张掉光了牙齿的嘴巴在咕哝着：“看上去这一批是最坏的。也许他们到这里来之前都是些流氓。我们会很惨的。他们也许会把我们家的床单都拿走。”这是一个家庭主妇在说，“我母亲传给我的床单，想想看吧！他们一定要最好的。”

中尉喊了一声口令。这些德国士兵看上去都很年轻，红红的肌肤，金色的头发。他们胯下的马也很漂亮，非常肥壮，喂养得很好，都有着宽宽的、亮闪闪的臀部。士兵将马拴在广场上，围着死亡将士纪念碑。士兵们也不再排成一列列的队伍，他们坐了下来。小镇上充斥着他们的靴子声，马刺和武器的叮当声，还有他们那陌生的语言。家境比较富裕的家庭藏起了漂亮的床单被褥。

安吉利耶家的两位夫人——母亲和如今身处德国的战俘加斯东·安吉利耶的妻子——完成了她们的整理工作。老安吉利耶夫人是一个消瘦、苍白、病弱的女人，干巴巴的，此时她虔诚地用手掌抚摸每一本书的封面，低声诵读书名，然后再一一合上。

“我儿子的书。”她喃喃道，“却要看着它们落入德国人之手！……我宁可把它们全都烧掉。”

“但是如果他们问我们要书橱的钥匙怎么办呢？”胖厨娘颤声说。

“让他们来问我要。”老安吉利耶夫人说，她挺直身子，轻轻敲了一下缝在她黑色呢裙里的口袋。她一直带在身上的钥匙发出叮当的响声。“他们不会问我要第二次的。”她阴沉着脸，把这句话说完。

她的儿媳露西尔·安吉利耶按照她的吩咐，将壁炉上的小玩意儿一一收起来。露西尔想要把烟灰缸留下来。老安吉利耶夫人开始时不同意。

“可他们会把烟灰掸到地毯上的。”露西尔提醒说，老夫人这才让了步，然而眉头深锁。

这位老夫人的皮肤非常白，白到透明的地步，让人觉得似乎在这样的皮肤之下没有一滴血。她的头发已经雪白，嘴巴仿佛刀刃一般，呈现出一种凋谢的粉色，几乎接近淡紫色。她的紫色平纹衣领很高，是那种古老的式样，衬有塑料硬片，衣领遮住了她的颈部，却还是隐藏不了颈部嶙峋的瘦骨，一到激动的时刻，她的颈部便会突突地跳个不停，就像蜥蜴的喉部一样。只要听见窗子那边传来帝国士兵的脚步声或说话声，她就会浑身颤抖，从穿着尖头小靴子的小脚脚尖一直抖到戴着高贵的无边软帽的额头。

“快点，快点，他们到了。”她说。

房间里只留下严格意义上的必需品：没有一枝花，没有一个垫子，没有一幅画。家庭相簿被藏进了衣柜深处的一叠床单里，这样，敌人那亵渎神灵的目光既看不到姨祖母阿黛拉伊德领圣体时的眼神，也看不到舅舅于勒在六个月时光着身子站在垫子上的情景了。包括装饰壁炉的所有东西：比如说那两个路易—菲利普时期的陶瓷大花瓶，做成一群鹦鹉的形状，嘴里衔着玫瑰花环，花瓶是一个亲戚送的结婚礼物，这位亲戚与家里的往来越来越少了，而安吉利耶家也敢于冒犯她，摆脱她——是的，包括这两只花瓶都被藏了起来。对于这两只花瓶，加斯东还一直说“如果保姆一扫帚给打碎了，我一定加她的工资”。因为这两只花瓶也是来自法国人之手，一直以来都在法国人的目光注视之下，是用法国的毛掸为它们掸灰的——它们不应当被德国人玷污。还有十字架！卧室一角，沙发上方的十字架！老安吉利耶夫人亲自将十字架摘下来，放在自己的胸口，围巾的花边底下。

“我想该放好的都放好了。”她终于说。

她又在脑子里从头想了一遍：大客厅里的家具都搬开了，窗帘也都已经取下来，食物堆放在花匠用来放置工具的棚屋里——哦，那些大块的、上面落满灰尘的烟熏火腿，那一坛坛软质黄油，带咸味的黄油，纯正而细腻的猪油，理石花纹的粗香肠——她所有的财产，所有的珍宝……还有葡萄酒，自从英国军队在敦刻尔克重新登船的那天起，这酒就一直在地窖中沉睡。钢琴也锁上了。加斯东的猎枪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秘密之处。一切就绪，现在要做的只是等待征服者的到来。老安吉利耶夫人脸色苍白，一声不吭。她那只纤细的手颤抖着，将百叶窗半合上，就像在一个死者的卧室那样，然后，她走出客厅，身后跟着露西尔。

露西尔金发，黑眼睛，非常漂亮，但是安静而低调，“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态”，老安吉利耶夫人总是这样指责她。之所以娶她进安吉利耶家，原本是因为考虑到家族联姻的好处以及她能带来的嫁妆（她当时是本地一家大地主的女儿），但是露西尔的父亲投机失败，家产败尽，将自己的地产全都抵押了出去，因此这桩婚姻并不是太合算，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露西尔没有孩子。

两个女人走进了饭厅，餐具已经摆好。此时正午已过，但是只有教堂和市政府被迫设成德国时间，而每一个法国家庭都把钟拨慢了六十分钟，因为这是荣誉攸关的事情。每个法国女人都带着一种蔑视的口吻说：“在我们这里，我们可不能生活在德国人的时间里。”因此，一天里就产生了很多大块的空闲时间，无事可做。比如说现在，星期天弥撒之后到中饭之前的这段乏味的时光，也不看书。老安吉利耶夫人如果看到露西尔手上摊着一本书，她就会吃惊地、责怪地盯着她说：“瞧，您竟然还能看得进书？”老夫人的声音柔弱、高雅，纤细得如同竖琴发出的一声轻叹：“您没什么事情做了吗？”可的确没什么工作要做：今天是复活节的星期天。她们也不说话，在这两个女人之间，每一个谈话的主题都有似带刺的灌木。彼此只能小心翼翼地接近，伸出手去就可能会被划伤。每听到一个词都可能会让老安吉利耶夫人回忆起露西尔所不了解的葬礼啦，家里的官司啦，或是由来已久的怨隙啦等等。唇间每吐出一句话，她就会停下来，看着她的儿媳妇，用一种茫然、痛苦和惊讶的眼神，仿佛在想：“她的丈夫是德国人的俘虏，而她居然还能呼吸、走动、说话、笑？这真是奇怪……”她基本不认为她们之间的问题在于加斯东。在她看来，露西尔的语调从来就没有正常过。要么显得太悲伤了：她怎么像是在谈论一个死人啊？再说，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法国人的妻子，就应该勇敢地承受分离，就像她本人一样，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让她在新婚的第二天——或者说几乎等于是第二天——就不得不承受离别。但是假如露西尔低声说一些安慰的话或是充满希望的话，母亲又会尖酸地想：“啊，谁都看得出来，她从来没有爱过他，我早就怀疑这一点了。现在，我瞧出来了，我可以肯定……她说话的语调暴露了这一点。这是一种冷淡、漠然的本性。她什么都不缺，她，而我的儿子，我可怜的孩子……”她想象着集中营、铁丝网、监狱看守、岗哨。她的眼里满是泪水，哽咽着说：“我们别再说他了……”

她从包里拿出一块干净、质地细洁的手绢，她的包里一直备有这样的手绢，当人们说起关于加斯东以前的事情，或是谈论法国的不幸时，她可以随时用上。她很小心地擦拭着眼睛，那种姿势就像用吸墨水纸的一角吸取一块墨点似的。

就这样，两个女人默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几乎没有火的壁炉旁，她们在等待。

二

德国人得到了自己的住所，渐渐开始了解小镇。军官喜欢独自一人，最多也就是两个人，头抬得高高的，靴子的声音在卵石街面上神气地回响；士兵则成群结队，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在镇上唯一一条街上大步地走来走去，从这头走到那头，或是聚集在广场上，在那个老十字架旁边。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个停下了，整个一伙人便都会停下来，长长的绿色制服之队挡住了农民的路。农民呢，他们将鸭舌帽的帽檐尽量压到最低，没有一丝儿感情地转过身，取道蜿蜒的、消失在田野里的小路，到农田里去。乡村警察正在两个士官的监督下，往主要建筑物上贴招贴画。招贴画什么内容都有：有一种上面画着一个德国军人，浅色的头发，笑盈盈的，露出一口非常漂亮的牙齿，他站在一群法国孩子当中，正为他们分面包片。下面的标语是“被抛弃的居民，请相信帝国的士兵”！其他的一些画则用漫画或图表的方式展示了英国在全世界的统治和犹太人可恶的专横。但大多数是以“禁止”这个词开头的。晚上九点到翌日清晨五点之间禁止外出，禁止在家私藏武器，禁止向逃出来的战俘、德国的敌对国侨民和英国军人提供“躲避之处，帮助和救援”，禁止收听外国电台，禁止拒绝接收德国货币等。在每一张招贴画下方，都是一排相同的黑体字，并且划了两道杠杠：“违者处死”。

但是，由于弥撒已经结束，商人的店铺又都开了门。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在外省，商品还没有短缺：人们储存了那么多的布料、鞋子和生活用品，因此，有足够的量拿出来交易。德国人也不难对付：那些个过时货统统塞给了他们，有前一次世界大战流行的女人的胸衣，有一九〇〇年的靴子，还有印着小小国旗或是绣着埃菲尔铁塔的衣服（原本是想卖给英国人的）。在他们看来，什么都好。

对于占领区的居民来说，德国人在他们心里所激起的是害怕，是尊敬，是厌恶，但同时，还有一种想欺骗他们、利用他们、从他们口袋里挖出钱来戏弄他们的愿望。

“一切都是我们的……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的东西。”食品店老板一边冲侵略军军人美美地微笑着，一边想。他卖给这个德国人一斤全是虫眼的李子干，收了他双倍的钱。

士兵带着怀疑的表情细细查看商品，瞧得出来，他也感觉到了欺骗，但是，他被老板那不容置疑的神情吓住了，于是没说什么。他们的部队曾经驻扎在北方的一座小城市里，那里早就被劫掠一空，什么都没有剩下。而在这中部的富裕地区，士兵觉得又找到了那种能够让他有所觊觎的东西。他的眼睛在货架前因为欲望而闪闪发光。他们回想起了城市生活的甜美，这些松木的货架，这些三件套的套装，这些孩子的玩具，这些玫瑰红的小裙子。德国军队从一家商店走到另一家商店，神情严肃，仿佛做梦一般，口袋里的钱叮当作响。在士兵们身后，或是在他们头上，就在那些个窗子之间，法国人彼此交换着小小的手势与表情——眼睛望着天，摇着头，微笑着，做着小小的嘲弄与挑衅的鬼脸。总之，所有那些依次表达同一种意义的手势与表情，就是说，在这样的混乱之中，只有求助于上帝，但只有上帝本人！……他们希望仍然是自由的，即便在行动与语言上没有自由的权利，无论如何至少在精神上还是自由的，而这些德国人还不算太狡猾，因为他们轻易相信了法国人对他们表现出的好感，法国人不得不表现出的好感，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主人。“我们的主人。”女人们一边带着仇恨的贪欲看着他们一边说。（敌人？当然……但他们是男人、小伙子……）戏弄他们尤其让人感到愉快。“他们以为我们喜欢他们，但是我们是为了通行证、汽油和其他许可证。”那些已经在巴黎或外省大城市看见占领军的女人想，而单纯的乡村姑娘们则在德国人的注视中羞涩地垂下眼睛。

在咖啡馆里，士兵在进门的时候便开始松开腰带的搭扣，然后他们用力将腰带扔在独脚小圆桌的大理石桌面上，坐了下来。在旅行者饭店，士官们包了一个主房间，用来当饭堂。这是乡村小旅馆那种又深又暗的大厅。在房间深处的镜子上，插着两面红色的卐字旗，挡住了原来上半部分雕有情侣和火焰的镜框。尽管冬天已经过去，房间里仍然烧着一口锅。这些男人将椅子拖到火前面，带着一种心满意足、昏昏然的神情烤火取暖。有时这口黑紫色的大锅周围会弥漫起一种酸烟，可是德国人不在乎。他们越坐越近。烤衣服，烤靴子。他们望着四周，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眼神里一种厌烦和模模糊糊的焦虑，仿佛在说：“我们看过这么多事情……倒是瞧瞧这一次会怎么样……”

这些是上了点年纪、最守纪律的德国人。年轻一点的则一天到晚向女服务生眨眼示意，让她以一分钟十次的频率打开通往地窖的地板门，让她钻到地下的黑暗之中，等她回到地面上的时候，只见她左手拿着十二瓶啤酒，另一只手则挎着装满气泡酒的铁篮子。（“香槟！”德国人不断地要着香槟，“请拿法国香槟，小……姐！香槟！”）

女服务生——一个胖嘟嘟、圆滚滚、红扑扑的姑娘——迅速地在桌子间穿梭。士兵们冲她微笑。而她原本也想还之以微笑的，因为他们是那么年轻，可她又怕自己被人看不起，因为这些都是敌人。于是她皱起眉头，非常严厉地抿紧双唇，但是却没能掩饰住脸颊上暴露出内心狂喜的两个酒窝。那么多男人，我的上帝啊！她一个人面对那么多男人，因为在别的地方，都是老板的女儿做服务生的，她们的父母总是看着她们，而她就不一样了……士兵们一边看着她，一边用唇做着亲吻的动作。因为还有一点怕羞，她故意装作没有听见他们在叫她，或者，有的时候，她会含含糊糊地答应道：“好了，好了，就来！你们真够着急的！”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她说话，而她则骄傲地说：“我哪里能听懂你们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我？”

可门开着，从门口不断地涌进这灰绿色制服的浪潮，渐渐地，她觉得自己有点醉了，精疲力竭，不再能够抵抗，于是她只能虚弱地叫着诸如“不，好了，您总算可以让我走了吧？真是一群野蛮人！”之类的话，作为对于他们炽热的撩拨的回应。

另一些军人在绿色的绒布上打弹子球。楼梯扶手上、窗沿上、椅背上挂满了他们的腰带、帽子、手枪和子弹夹。

然而此时，晚祷的钟声敲响了。

三

分配住在安吉利耶家的德国人进门时，这家的两位女士正打算出门做晚祷。他们在门口相遇了。他顿了一下鞋跟，和她们打了招呼。老安吉利耶夫人的面色更加苍白，勉强点了点头。露西尔抬起眼睛，有一瞬，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一秒钟之内，露西尔的脑海里掠过无数想法。“也许就是他，”她对自己说，“让加斯东做了战俘？我的上帝啊，他杀了多少法国人？有多少眼泪因为他而流淌？的确，如果战争是另外一个局面，今天，加斯东有可能作为主人进入德国人家。这就是战争，这不是这个小伙子的错。”

德国人年轻，清瘦，有一双很漂亮的手，大大的眼睛。露西尔注意到他的手很漂亮，是因为他一直为她拉着门，让她过去。在他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戒指，镶嵌着深色的、暗暗的宝石。从云团之间钻出一缕阳光，让戒指绽出一种紫色的光芒。光芒在他的脸上跳跃着，他的脸被风吹得通红，而且，就像一枚水果一般毛茸茸的。他的颧骨很高，轮廓分明、细致，薄薄的嘴唇显得很骄傲。露西尔不禁放慢了脚步：她无法阻止自己去看这只宽大的、细洁的、手指长长的手（她想象这样的手里拿着黑色的手枪，或是机枪，或是手榴弹，总之，随便什么漠然地传播死亡的武器），她欣赏着灰绿色的制服（有多少夜间值勤的法国人，躲在林下灌木丛中，在窥伺着类似的制服出现……），还有着闪闪发亮的靴子。她想起一年以前，吃了败仗的法国军队在撤逃时曾经路过这个小镇，他们都是脏兮兮的，在漫天的灰尘中拖着军鞋。哦，我的上帝，这就是战争……敌方的士兵从来不是独自一人，——从来不是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的对面——在他的身后，在他周围的各个方向，簇拥着一群幽灵，不在的，或是死人的幽灵。我们不仅仅是在对一个人说话，而是在对一群看不见的人说话；因此，我们所发出的每一个词都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地说出来的，也不会被简简单单地听了去；总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是一张嘴在替那么多缄口不言的嘴在说。

“他呢？他在想什么？”年轻女人想，“当他踏进这家法国人家，而这家的主人却是他或者他的同伴的俘虏，他体会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怨我们吗？他恨我们吗？或者他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一家小客栈，只想着床是不是够好，女服务生是否年轻？”门早就在军官身后关上了。露西尔跟着她的婆婆，走进教堂，跪在她的凳子上，但是她无法忘记那个敌人。现在他一个人在家，占据的是加斯东的办公房间，那个房间有一个独立出口。在外面吃饭，她也许看不见他；也许只会听到他的脚步声、说话声和笑声。唉！他可以笑！他有笑的权利。她望着婆婆，婆婆一动不动，将脸埋在手里，头一回，露西尔对这个自己一向不喜欢的女人产生了同情，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柔情。她冲婆婆弯过身，柔声说：“让我们一起为加斯东做个念珠祷告吧，妈妈。”

老夫人点头表示同意。露西尔带着一种真挚的虔诚开始了祈祷。但是渐渐地，她的思维又无法集中了，转到了虽然时隔不远但却显得非常遥远的过去，也许是因为黑暗的战争中断了这一切吧。她又看见了自己的丈夫，这个肥胖、无聊的男人，只对钱、土地和地方政治感兴趣。她从来没有爱过他。之所以嫁给他，只是出于她父亲的愿望。她在乡间出生，在乡间长大，除了曾经在巴黎短暂地停留过以外，她根本不了解世界的其他地方。这里是法国的中部，在这里的外省生活富裕而孤单。每个人都在自己家里，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上，把麦子收回来，数着自己的钱过日子。大吃大喝和狩猎便是这里的娱乐。小镇的房子建得都很粗糙，外面是那种监狱一般的大门，客厅里堆满了家具，而且总是关着门，冷冰冰的，这样可以节省柴火，可对于露西尔来说，这就代表着文明。当初她离开散布在树林里的房子时，想到住在这个小镇上，想到有车子，有时能到维希吃午饭，曾经有过一种快乐的激动……她在非常严厉而纯洁的环境里长大，不过她倒未曾觉得不幸过。小花园，家里需要做的活儿，还有她偷偷地溜进去翻找一番的书房——一间很大的、潮湿的屋子，书都发霉了——带给她足够的娱乐。她结了婚，是一个顺从而冷漠的妻子。和她结婚的时候，加斯东·安吉利耶只有二十五岁，但是他有他早熟的一面，那是外省深居简出的日子以及塞饱他的营养丰富、过于油腻的饮食造成的，还有过度的酒精，他缺少一切强烈而生动的激情。他是一个本着严肃生活态度的骗子，只遵从习惯和男人该有的思维方式，不过，年轻人时时涌动的热血有时也会作用于他。

有一次因为生意上的事，加斯东到了他度过大学时光的第戎，与以前的情人相遇了，和他分过手的一个服饰商人。他第二次坠入情网，这一次比过去那次还要强烈。他和她有了个孩子，于是为她在镇上租了个小屋子，自己也通过精心安排，一半时间在第戎过，一半时间在这边的家里。露西尔什么都知道，但是她没有说，因为羞怯，因为蔑视或是冷漠。接着战争就爆发了……

而现在，加斯东成了战俘，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可怜的小伙子……他一定很痛苦，露西尔想，念珠机械地在她的指间滑过。他最想念的是什么呢？他那舒适的床？丰盛的晚餐？他的情妇？……她愿意把他所失去的一切都还给他，一切现在不在他身边的东西……是的……一切，甚至包括那个女人……在这个问题上，她是真诚的，几乎很自然地这么想，然而同时，她又觉出自己的心是多么空；这颗心从未曾被填满过，不论是爱情，还是那种嫉妒的怨愤，都没有。她的丈夫有时对她很粗暴。她原谅了他的不忠，但是他却从未忘记过岳父的投机失败。她听到他不止一次地在她耳边叨叨说：“你想想看，如果我早知道他没有钱！”这些话无异于给她一记耳光。

她低下头。可是不！她一点都不怨他！她丈夫自溃败以来所承受的一切，后面吃的那几场败仗，逃跑，被德国人捉住，强行军，寒冷，饥饿，周围的死人，现在还被关在战俘营里，这一切抹掉了她的怨恨。“只要他能回来就行，但愿他能够重新找回他喜欢的一切，他的房间，到处乱扔的拖鞋，凌晨时分在花园里散步，刚刚摘下放在篮子里的冰凉的桃子，还有精美的菜肴，跳跃的熊熊火焰，他所有的那些乐趣，我不知道的乐趣，我猜想到的乐趣，但愿他能够全部找回来！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要求的。我想看到他幸福。我，我？”

就在她沉浸在自己的冥想之中时，念珠滑落在地上。她这才发现所有人都已经站起身来，晚祷结束了。外面的广场上全是德国人。阳光下，他们制服上的银色饰绦，他们那明亮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和腰带上的金属片都在闪光，赋予教堂前这个尘土飞扬、封闭在高墙（古城墙的遗迹）间的地方以一种活泼和耀眼的感觉，一种崭新的生命。他们在遛马。德国人在这里弄了个露天饭厅，他们从木匠那里拿了些棺材板，拼凑成桌子和凳子，一边吃饭一边带着饶有兴味的好奇心看着这里的居民。看上去十一个月的占领生活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厌烦。对于法国人，他们仍然像开始时一样，有一种愉快的惊讶之情；他们觉得法国人很滑稽，很奇怪；他们还不习惯法国人那种速度很快的语言；他们一直在猜，不知道这些战败国的人民究竟是恨他们、忍受着他们还是喜欢他们。他们远远地、偷偷地冲着年轻姑娘笑，年轻姑娘走过去，非常骄傲，而且一副蔑视的样子——这可是他们进驻这里的第一天！于是德国人垂下眼睛，将视线转移到周围一群吵吵闹闹的小孩子身上：镇上所有的孩子都在，他们对德国人的制服、马和高筒靴艳羡不已。母亲在叫，可是根本没有用，孩子们听不见。德国人把孩子们招呼到身边，散发着手里的糖果和零钱。

但是小镇上依然是往常那种星期日的宁静场面。德国人只是在这幅场景之上添了一个奇怪的标号，小镇的骨子里并没有多少变化，露西尔想。有过一些小小的混乱时刻。几个女人（像安吉利耶夫人这样的战俘的母亲，或是“一战”留下来的寡妇）匆匆忙忙回到家中，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不想看到德国人。在小小的、阴暗的房间里，有人在读那些旧信件，在吻那些发黄的、装饰着绉纱和三色缎带的照片……但是年轻女人仍然集中在广场上聊天，像以往所有的星期天一样。她们可不想因为德国人丢失一个节日的下午，丢失她们的乐趣。她们戴着新帽子：这是复活节的星期天。男人偷偷地打量着德国人。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些农民猜不透。一个德国人走近他们，问他们借个火。他们把打火机借给他用了，迟疑着回应了他的问候，然后他走了，男人继续谈论牛的价格。和每个星期天一样，公证人先生到旅行者饭店的咖啡馆玩塔罗纸牌游戏；很多家庭才从墓地回来，墓地是他们每周必去的地方，在这个不知娱乐的地方，去墓地几乎已经成了人们的一部分乐趣，大家在坟墓间采摘花朵。教养院的嬷嬷和孩子们一起走出教堂；她们在士兵当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戴着软帽的她们面无表情。

“他们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吗？”税务官凑在法院书记官耳边，指着德国人轻声问道。

“据说三个月。”书记官用同样的音调回答道。

税务官叹了口气。

“东西要涨价的。”

他下意识地搓着在一九一五年被炮弹划伤过的手。接着他们谈论起别的事情。晚祷结束的钟声停了下来，最后那一点尖细的震颤消失在晚风之中。

安吉利耶家的这两位夫人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回家，露西尔对于这条小路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清清楚楚。她们默默地走着，没有说话，逢到农民向她们问好，便点点头表示回应。这个地方的人不喜欢老安吉利耶夫人，但是大家对露西尔还是颇有好感的，她很年轻，丈夫是战俘，而且一点都不傲气。有的时候，村里的人会来问她一些关于教育孩子或是做新衣服的问题。或者，要往德国寄包裹的时候，他们也来找她。大家都知道那位德国军官住在安吉利耶家，——安吉利耶家的房子是镇上最漂亮的——看到她们也不得不屈从于众人所必须遵守的法令，大家很同情她们。

“你们尽责了。”裁缝从她们身边经过时，低声说。

“希望他尽早离开。”药剂师说。

还有一位迈着细碎的步子一路小跑，跟在一头身披漂亮白色长毛的山羊后面的老妇人，她踮起脚尖，凑到露西尔耳边说：“看上去他们很坏，很可恶，会为可怜人带来灾难。”

山羊跳着用羊角顶了一下某位德国军官的灰色长斗篷。军官停下脚步，笑了，想要摸摸小山羊，可是山羊逃开了。受到惊吓的老妇人很快消失不见，而安吉利耶家的两位夫人走进家里，将大门关上。

四

安吉利耶家的房子是这个地区最漂亮的房子，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房子长长的，不高，用那种多孔的黄色石头建成，在太阳下，石头呈现出一种金黄的面包颜色，很温暖。临街的窗户（都是豪华房间的窗户）仔仔细细地关上了，百叶窗也是扇扇紧闭，外面围着防盗铁栅栏。储藏室（就是用来放各种坛坛罐罐大肚瓶的地方，坛罐里藏有各种违禁的食品）的小圆窗外也有一圈铁栅栏，百合花形状的铁条尖端足可以刺穿野猫。大门漆成蓝色，监狱一样的门锁，在一片寂静之中，巨大的钥匙插进去总是发出哀怨的吱吱呀呀的响声。底下的套房散发出一种霉味，一种长期无人居住的寒冷味道，尽管房子的主人一直都在。因为怕墙纸褪色，同时也为了保护家具，阳光基本一直被挡在外面，空气也很少流通。前厅的玻璃窗是碎纹图案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成了青绿的颜色，有种捉摸不定的意味。大箱子、墙上挂着的鹿角以及因为潮湿而褪色的古旧的小雕像都被这青绿色的光线置于阴影之中。

在饭厅（只在那里架了一口锅！）和露西尔的房间，有时会生火，在那里能闻得到树枝燃烧所散发出的温和味道，栗树皮的那种烟火香。饭厅的门外就是花园，这个季节的景致最为悲凉：梨树被绑上了十字铁丝架，苹果树也用细绳加以固定，树皮粗糙不堪，一副受苦受难的样子，竖着尖利的枝杈；葡萄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枝蔓。但是只要有几天晴朗的日子，那就不仅仅是教堂广场前那株早熟的桃树会开满花朵了，每一株都将有如此灿烂的桃花。上床前，露西尔站在窗口梳着头发，她望着窗外月光下的花园。矮墙上，猫在哭叫。花园延伸出去就是整个地区的风光：深不可测、枝繁叶茂、充满神秘色彩的山谷，在月光下呈现出一种温柔的珠灰色。

在这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每到晚上，露西尔觉得尤其不舒服。以前加斯东在这里睡觉：他在这里脱衣服，在这里嘀嘀咕咕，在这里震得家具左右摇晃。他是一个伴，一个生灵。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这个房间里没有其他人。没有一丝儿声响。外面，一切都在沉睡。露西尔竖起了耳朵，尽管她并不想这么做，她想听听隔壁德国军官睡觉的那个房间有什么动静。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听见，也许他还没有回来？或者他也和她一样，正这么一动不动地待着，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过了一阵她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一声叹息，接着是很轻的口哨声，她想，那个德国人此时应该站在窗口，望着花园。他会想什么呢？她无法想象：下意识里，她不认为他会像一个平常人那样思考，有着平常人的欲望。她无法相信他可以问心无愧地欣赏花园的景致，欣赏波光粼粼的鱼塘，鱼儿寂寂无声地滑过水面，闪动着银白色的光芒：第二天晚餐桌上的鲤鱼。“他非常高兴。他回想起那些胜仗，重新审视自己已经安然渡过的重重危险。过一会儿他会写信给家里，给他在德国的家，给他的妻子，——不！他应该还没有结婚，他太年轻了！——给他的母亲，他的未婚妻，他的情人。他会写：‘我进驻一家法国人家，我一点罪也没受，阿玛丽亚（她应该叫阿玛丽亚，或者叫居内贡德、日尔特鲁德什么的，她想，故意找了一些听上去很不协调的、粗俗的名字），因为我们是胜利者。’”

现在她什么也听不到了，他没有动，屏住了呼吸。“吱—嗦”，黑暗中，一只蛤蟆在叫。仿佛一声低沉而柔和的如诉琴声，一个纯粹的、震颤的音符，像一个水球正在炸开，发出清脆的响声。“吱—嗦，吱—嗦”，露西尔半闭着眼睛。这是怎样的一种安宁啊，忧伤而深沉的安宁……有时，她内心的某种东西会苏醒过来，翻腾着，希望能有一点声音，一点动作，一点人气。有生命的东西，我的上帝啊，有生命的东西！这场战争究竟要持续多长时间？这样的情况究竟还要持续多少年，在这黑压压的，如暴风雨中的牲畜一般委屈、顺从、压抑的麻木之中，究竟还要待上多少时间？她不无遗憾地想起收音机发出的嘈杂声，可自从德国人来了以后，收音机便藏到地窖里去了。据说德国人要没收或者销毁收音机。她笑了：“他肯定觉得法国人家里没什么东西。”她想，当时安吉利耶夫人往大橱里藏了那么多东西，还把好些东西给锁上，省得被德国人看到。

晚饭的时候，那个德国军官的传令兵曾走进餐厅，送来一封短信：

布鲁诺·冯·弗克中尉向两位安吉利耶夫人致以问候，并恳请她们将钢琴与书橱钥匙交予送信士兵带回。中尉以其名誉保证，不会将乐器带走，也不会把书撕掉。

但是安吉利耶夫人没有表现出对这个玩笑的欣赏。她翻了翻眼睛，嚅动着嘴唇，好像在念一篇短祷，听由神的意志来决定似的：“力量超越于权力之上，是吗？”她问士兵，可士兵不懂法语，他只是绽放出一个大大的微笑，回答说：“也许吧。”点了好几次头。

“告诉冯……冯……中尉。”她不无蔑视地咕哝着这个名字，“他是主人。”

她将德国人要求的那两把钥匙从钥匙串上取下来，扔在桌上。接着，她悲愤地对儿媳低声说道：“他会弹《守望莱茵》[14]的。”

“我想他们现在应该有另一首军歌，妈妈。”

但是中尉什么也没弹。仍然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死寂，接着，最外面的大门发出了声音，在这宁静的夜晚，仿佛信号锣一般响亮，两位夫人因此知道这位军官出门了，她们都松了一口气。现在，露西尔想，他一定不在窗边。他在屋里来回踱步，靴子，这靴子的声音……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占领会结束。然后是和平，美好的和平。一九四〇年的战争和灾难将成为回忆，成为历史的一页，成为学生在学校里结结巴巴背诵的一连串战役和条约的名称，但是我，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忘记靴子踏在地板上所发出的深沉而富有节奏的声音。为什么他还不睡？为什么回到自己房间，他不穿上拖鞋，就像一个平常百姓，一个法国人那样？他在喝东西，她听见苏打水虹吸瓶打开的声音，还有压挤柠檬发出的轻微的“滋滋”声。（她的婆婆听到了肯定会说：“怪不得我们缺柠檬呢！”）现在，他在翻书。哦，真是可怕，他想……她不禁颤抖起来。他打开了钢琴，她听得出琴盖向后翻去的声音，还有琴凳转动发出的吱嘎声。不！无论如何，他可不要在半夜三更弹琴！的确，现在才九点钟。也许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睡得不这么早？……是的，他真的在弹琴。她听了一会儿，垂着脑袋，紧张地咬住嘴唇。其实，与其说这是琴音，还不如说是琴键发出的叹息声，一串跳跃的音符。他的手划过琴键，抚摸着它们，最后发出的是轻盈、快速，如同小鸟啼鸣一般的颤音。一切又归于沉寂。

很长时间，露西尔就这么站着，一动没动，手里握着梳子，散开的头发披在肩头。然后她叹了口气，模模糊糊地在想：“真是遗憾！”（遗憾这宁静是如此深沉？遗憾小伙子不再弹下去了？遗憾是他在这里，是他，侵略者，敌人，是他，而不是别人？）她微微做了一个恼火的手势，仿佛要推开这一片过于沉重、无法呼吸的空气似的。遗憾……她上了那张空荡荡的大床。

五

玛德莱娜独自一人在家。她坐在让—玛利住过好几个星期的饭厅里。每天早上，玛德莱娜都要整理他睡过的那张床。这个举动让塞西尔颇为恼火。“随它去好了！从今以后又不会有人睡在这里，根本不需要换干净床单的，好像你在等什么人似的。你是不是在等谁？”

玛德莱娜不做回答，每天早上，她依然会将满是羽毛的床垫抖干净。

现在，她独自一人和正在吃奶的小东西在一起，她感到很幸福，小东西的脸贴在她裸露的乳房上。给他换一边吃奶的时候，只见他一边的面颊潮潮的、红红的，仿佛樱桃一般亮晶晶的，那半边的乳房被他的小脸压出了个坑。她轻轻地吻了吻小东西。她又一次在想：“我很高兴是个男孩，男人没有那么多灾难。”她望着炉火，朦朦胧胧地睡着了，她一直睡不够。有这么多活儿要做，她很少能够在十点、十一点以前上床睡觉，有时夜里还要爬起来去拿英国收音机。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打扫畜栏。今天比较舒服，能够睡上一小会儿午觉，炉火上炖着晚饭，桌上的餐具也摆好了，她周围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多雨的春天那种柔弱的阳光照耀着外面的一片嫩绿和灰蒙蒙的天际。院子里，鸭子的小嘴儿在雨中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母鸡和火鸡则竖着乱蓬蓬的短毛，忧伤地躲在棚子里。玛德莱娜听见了狗叫。

“他们已经回来了？”她想。

伯努瓦驾车带全家人去了镇上。

有人穿过院子，一个不是像伯努瓦那样穿木鞋的人。然而，每每听到别样的脚步声，可以判断这不是丈夫的或是农庄里什么人的脚步声时，每每远远地看到一个陌生的身影，她都会神经质地想：“一定不是让—玛利，不可能是他，我真是疯了！首先，他不会回来的；再说，即便他回来了，我又能怎么样呢，我已经嫁给了伯努瓦？我没有等任何人，恰恰相反，我向上帝祈祷，但愿他永远不要回来，因为我会渐渐习惯我的丈夫，我会生活得很幸福。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在找什么，我发誓，我真是精神错乱了。我很幸福。”就在她这么想的时候，她那颗没那么理智的心却狂跳起来，以至于淹没了一切外界的声音，她再也听不见伯努瓦的说话声、孩子的叫声、风拍打门的声音，沸腾的热血让她变成了个聋子，就像置身于浪涛之中那样。在某一段时间里她会处在半昏迷的状态，直至她看到送稻种目录的邮递员（那天他穿了双新鞋子）或是地主蒙莫尔子爵。

“怎么了，玛德莱娜，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呢？”萨巴里老夫人惊讶地问道。

“我还以为我把您弄醒了。”来访者说，而玛德莱娜低声打过招呼，并且咕哝道：“是的，您让我吓了一跳……”

弄醒了？从什么样的梦中？

这一次也是一样，她感觉到陌生人走进（或回到）她的生活时，自己心里的那份激动和惶恐。她在椅子上半欠起身，定定地看着大门。一个男人？是的，是那人的脚步声，轻轻的咳嗽声，还有质地细腻的烟草的味道！……一只男人的手搭在插销上，优雅、白皙，接着，出现了德国军服。就像每一回发现进来的不是让—玛利一样，她是那么失望，以至于在某一个瞬间，她几乎没有思维，甚至没有想起来要将自己的胸衣扣上。进来的德国人是名下级军官，一个看上去应该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血色，睫毛、头发、短短的小胡子的颜色也一样很淡，是那种非常浅的、闪闪发光的金色。他看着玛德莱娜袒露的胸部，微笑着，带着一种夸张的礼数向她打了个招呼，几乎有一点侮辱。有些德国人知道如何在对法国人问候（也许至少在战败者看来是这样的，在尖酸、受到侮辱、满怀愤怒的战败者看来）之中掺杂上假装的礼貌。这不是对同类表达的一种礼貌，而是那种对死人表达的礼貌，就像是在才遭到枪决的死人尸首面前“持枪致敬”一般。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玛德莱娜终于问道，一只手匆匆忙忙地把裙子扣好。

“夫人，我有一张诺南农庄的居住证。”小伙子回答道，他的法语说得很好，“很抱歉打扰您。请问您能不能告诉我房间在哪里？”

“他们说来我家住的是普通的士兵。”玛德莱娜羞涩地说。

“我是指挥官的翻译，中尉。”

“这里离镇上很远，而且我担心，对于一位中尉来说，房间也比较差。这里只是一座农庄，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没有任何对于一位绅士而言不可缺少的东西。”

小伙子环视着饭厅。他仔细看了红色地砖，地砖已经褪色，不少地方成了粉色；他看了屋子中央的壁炉，看了房间一角的灵床，还有纺车（纺车以前是放在谷仓的，上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地区的所有姑娘都在学纺羊毛，因为商店里不再有成品出售）。德国人还特别仔细地看了挂在墙上的、镶着镜框的相片，农业竞赛的证书，以前放过圣女小雕像、现在空着的壁龛以及壁龛周围装饰框缘上那些已经模糊了的精致的画儿；最终，他的目光又重新落在抱着孩子的年轻村妇身上。他笑着说：“不用为我担心，我会在这里过得很好。”

他的音质非常奇怪、生硬，并且带有一种震颤，像金属摩擦发出的声音。他的眼睛是铁灰色的，脸上的线条非常锋利，特别的淡金色的头发，顺滑、明亮，如同一顶帽子一般，这一切外貌特征给玛德莱娜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他的外表里有一种完美、准确、闪闪发光的东西，让她觉得更像是一架机器，而不是人。不过，她被他的靴子和腰带扣迷住了：皮和铁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希望，”她说，“您有勤务兵。我们这里可没有人能让你的靴子那么亮。”

他笑了，重复道：“不用为我担心。”

玛德莱娜安顿好儿子。床上方的镜子正好反射出那个德国人。她看见了他的目光和微笑。她不无恐惧地想：“如果他纠缠我，伯努瓦会怎么说？”她不喜欢这个小伙子，他让她感到有些害怕。但是，尽管这样，他还是有点儿吸引她的，他身上有些地方和让—玛利很像，不是作为人的那一面，而是作为资产阶级，作为绅士。两个人的胡子都刮得很干净，教养良好，手很白净，皮肤细腻。她知道，这个德国人的出现会令伯努瓦感到双重的不快：因为他是敌人，而且不是一个像他一样的农民，他尤其讨厌会引起玛德莱娜兴趣、挑起她的好奇心的东西，那种属于优越的阶层的东西。这一段时间以来，他总是从她手里夺去流行的报纸，或是在她要求他刮胡子、换衬衫时说：“你必须受着。你嫁的是个乡下人、土包子，我可不是那么风度翩翩的，我……”他的口吻中带有那么多的怨恨，那么深的嫉妒，她知道这股风是打哪儿吹来的，想必塞西尔的嘴没闲着。而塞西尔本人和她也不一样。她叹了口气，自从这可恶的战争爆发以来，很多事情都变了……

“我这就带您去看您的房间。”她终于说。

但是他拒绝了，拿了张椅子，坐在火堆旁。

“如果您同意，我们一会儿再去看。先认识一下。您叫什么名字？”

“玛德莱娜·萨巴里。”

“我叫科特·波奈（他读成波奈特）。您听出来了，这是一个法国姓氏。我的祖先应当是您的同胞，在路易十四期间被驱逐出法国。德国流着法国的血，而且在我们的语言里有一些法文词。”

“啊？”她面无表情地说。

她原本想回答：“一九一四年以来，法国也流着德国的血，不过这血深入土地。”但是她不敢：最好还是乖乖地闭上嘴。真是奇怪，她不恨德国人，她谁都不恨，但是眼前的制服似乎将到目前为止一直自由而骄傲的她变成了奴隶，一个诡计多端、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的奴隶，一个善于讨好胜利者、可是转过身关上门以后便吐口唾沫说“让他们去死吧”的奴隶，她的婆婆对他们就是这样的态度。然而，至少她婆婆不会假装讨好，对胜利者不会摆出一副温柔的样子，她想。她为自己感到羞愧，她皱起眉头，换上冷冰冰的表情，把自己的椅子向后挪了一点，想让德国人明白，她不想和他说话，他在这里让她感到很不舒服。

而他却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从小他就受到非常苛刻的纪律的约束，他已经习惯用外表的傲慢和冷峻支撑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认为，一个合格的男人就是铁打的。在战争中，在波兰，在法国，在占领时期，他也的确是这样表现的。但是，他对原则的服从远远不如他对青春年少的冲动的服从（玛德莱娜猜他二十岁。实际上他还不到二十岁，他在法国战役期间度过的十九岁生日）。表现出亲切还是冷酷，往往取决于他对人和事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如果他讨厌某个人，他就会尽可能地让他不好受。法国军队大溃败的时候，他奉命将一支可怜的法国战俘队伍带到德国，在那几天可怕的日子里，他们得到命令，要对那些虚弱的、走得不够快的人严加责罚；对于那些个不够友好的人，他毫无愧疚，甚至颇为愉悦地大打出手。然而对于某些在他看来比较友善的战俘，他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有时还施以援手，其中的一些人多亏了他才得以生存下来。他是很残忍，但是这是一种少年的残忍，是一种来自于强烈而微妙的想象的残忍，这种残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灵魂为中心；对于别人承受的痛苦没有一丝怜悯之心：看不见别人，只看见自己。在这份残忍之中，他有一点造作的成分，不过这造作来自于他的年龄，而不是来自于施虐狂的倾向。比如说，他对男人的态度非常生硬，可是对动物却极为友善。几个月前，加莱地区的指挥官颁布了一条命令，就是来自他的提议。波奈注意到，当地的农民赶集时，总是把鸡的脚绑起来，头冲下倒拎着。“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以后禁止再这样做。农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更加剧了波奈对于“野蛮而轻浮”的法国人的厌恶，可法国人正为这条法令下面的另一条决议愤恨不已：作为对于德占期间法国人搞的一次破坏活动的惩戒，八个法国人被处死。在他们驻扎的北方小城里，波奈只和他的房主有交往，因为有天他感冒了，这个女人亲自将早餐送到了他的床边。波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童年的时光，他两眼含泪地谢过这位做过妓院老板的莉莉夫人。从此以后，他为她做了很多事情，为她搞所有的许可证，还有汽油券什么的；他和这个庸俗可笑的老妇人一起度过很多夜晚，因为他觉得她很孤单，上了年纪，无聊得很；他到巴黎出公差时还会给她买些小饰品，他为这些一钱不值的东西可是花了不少钱，而且他并不富有。

有时候，这一类的好感是出于某种音乐的、文学的，或者——就像在这个春天的早上他跨入萨巴里家时所感受到的——绘画的印象。波奈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他对于所有的艺术都颇具天赋。萨巴里家的农庄，多雨的日子里显得有点潮湿和阴暗的氛围，地砖的粉色，那个可以猜到应该是在最近一场革命的时候拿掉了原先的圣母雕像的空空的壁龛，摇篮上方的黄杨圣枝，还有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铜制的长柄暖床炉发出的光芒，在波奈的眼里，这一切让他想起了弗拉芒画派某种“内在的东西”。还有这个坐在矮凳上的年轻女人，她怀里抱着的孩子，在阴影中熠熠生辉的半裸的乳房，这张生动的面孔，红红的面颊，非常白净的额头和下巴，她本身就是一幅画。望着她，欣赏她，几乎就像是在慕尼黑或是德累斯顿的博物馆，独自一人站在其中的一幅油画前，沉醉其中。画儿带给他的，既是感官的满足，也是精神上的满足，为此他可以放弃世界上的其他一切。这个女人也许会对他表现出冷淡或敌意，可他无所谓，他甚至不会察觉到。对于她，包括对于她周围的一切，他所要求的仅是纯粹的艺术上的益处：保留这幅杰作的明暗，保留这肌肤的光辉，保留这底色的柔和。

就在这时，大钟敲响了十二点。波奈笑了，几乎是非常愉快地笑了。这厚重、深沉、略带嘶哑，从上了漆的古老机箱中发出来的声音，他觉得自己听到过，当时应该是一边欣赏荷兰油画，一边想象着厨娘准备的新鲜鲱鱼，或者想象着透过青绿色的玻璃瞥见的熙熙攘攘的马路上发出的声音，好像在那阴暗的护墙板上总是挂着这样的一口钟。

但是，他想让玛德莱娜说点什么，他想听到她那清新的、有点儿像唱歌一般的声音。

“您一个人住在这里吗？您的丈夫是战俘，也许？”

“不。”她迅速回答道。

想到伯努瓦曾经被德国人俘虏过，只是后来逃出来了，她不禁又害怕起来。她突然想，德国人也许能猜到，会把逃犯抓回去的。“我多蠢啊。”她想，但是出于本能她还是平静下来：必须对这位胜利者表示友好。她用一种坦率而顺从的口吻问道：“您会在我家住很长时间吗？他们说是三个月。”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波奈解释说，“这就是军人的生活：我们听从命令，听从将军们的心血来潮或是战争的偶然事件。我们正准备去南斯拉夫，但是那里的一切都结束了。”

“啊？都结束了？”

“这是迟早的事。无论如何，等取得胜利之后，也许我们会到那里去。因此，我想，整个夏天我们也许都会留在这里，除非派我们到非洲或英国去。”

“嗯……您喜欢这样吗？”玛德莱娜说，她想做出一种天真的表情，但是她还是没能掩藏住自己的厌恶之情，微微有些颤抖，仿佛在问一个吃人肉的家伙：“您真的喜欢人肉吗？”

“男人就应当成为一名战士，就像女人应当成为战士的娱乐一样。”波奈回答道，他笑了，因为他觉得面对一个美丽的法国农妇引用尼采的话很滑稽，“您的丈夫，如果他还年轻，也会这样想的。”

玛德莱娜没有回答。实际上，她不太了解伯努瓦的想法，她想，尽管她是在他身边长大的。伯努瓦不太爱说话，总是穿着羞怯、男性化和法国农民的三层盔甲。她不知道他恨什么，爱什么，她只知道他具备爱与恨的能力。

“我的上帝啊，”她想，“但愿他不要太讨厌这个德国人。”

她在听德国人说话，不过很少回答。她一直竖着耳朵在听外面路上的声音，推车从路上经过，教堂敲响了晚祷的钟声。在乡间能够依次听到不同教堂的钟声，先是蒙莫尔小礼拜堂的钟声，轻得好像银钱碰在一起发出的叮当声，然后是镇上教堂沉沉的钟声，再后是圣母教堂急促的排钟声。这声音只有天气不好的时候才能听到，是风从山坡上一路送来的。

“但愿家里人别耽搁才好。”玛德莱娜低声说。

她在餐桌上添了一个插满勿忘我的奶白色彩陶壶。

“您不在这里吃饭，我想？”她突然问道。

他让她放心：“不，不，我在镇上吃，有固定的地方。只有早上，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杯加奶的咖啡。”

“这很简单，先生。”

这是这个地区非常特别的一句话。伴随着这句话的，总是微笑和一种温存的语调，可是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它是不会欺骗任何人的客套话，它不表示真的就能得到服务。这只是一句客套话，如果承诺没有得到实现，那么还有一句准备好的话在后面，当然是遗憾和请求原谅的口吻：“啊，不是想做就一定能做到的。”但是德国人却陶醉了。

“这里的人都是那么可爱。”他天真地说。

“您这么想，先生？”

“您会把我的咖啡送到床边来的，是吗？”

“只有对病人，我们才这么做。”玛德莱娜讽刺地说。

他想要握她的手，她突然将手缩回去。

“我丈夫回来了。”

丈夫还没到，但是很快就会到。她已经听到那匹母马的脚步声。她走到院子里，外面在下雨。一驾古老的马车从大门下进入院子，自上一次战争以来，这辆马车就没有再用过，这会儿是用来替代坏了的汽车。伯努瓦驾的车。女人都坐在湿漉漉的伞下。玛德莱娜冲她丈夫跑去，抱住他的脖子。

“有个德国鬼子。”她凑到丈夫耳边说。

“他要住我们家？”

“是的。”

“真是不幸！”

“行了，”塞西尔说，“他们不算坏人，如果我们会想办法，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钱。”

伯努瓦将套解下，把马带回马厩。塞西尔尽管害怕德国人，可是她知道自己今天胜过平时，因为她穿着星期天的盛装和丝袜，戴着帽子，于是她傲然走进了饭厅。

六

部队从露西尔的窗下走过。士兵们在唱歌。他们的嗓音非常好，可是这沉重、阴郁而忧伤的圣歌却令法国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歌更是宗教性的，而非战争性的。

这是他们的祈祷吗？女人问。

部队才演习完回来。早上的天气实在太好了，整个小镇仍然在沉睡之中。女人惊醒了，凑近窗户笑了。一个多么柔和清新的早晨啊！公鸡开始啼鸣，原本清越的嗓音因为昨夜的寒冷而有点嘶哑。宁静的空气中有一种粉色和银色交织的光辉。这无知的阳光照在排成纵队的男人的幸福的脸上（在这样美丽的春天如何能不感到幸福呢？），这些高大、身材完美、轮廓硬朗、歌声动人的男人令女人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他们身上。镇上的人已经认得其中的某些士兵了。这不再是第一天来到这里的匿名人群，由绿色军服构成的人潮，彼此之间没有一丁点儿差别，就像大海的一波海浪，没有一丁点儿属于自己的特征，与前面的、后面的海浪混在一起。现在这些士兵都有了名字：“瞧！”居民说，“那个住在鞋匠家的小个子，金头发的那个，他们叫他威利。那个棕红色头发的，他要人家给他炒八个鸡蛋，一口气喝了十八杯白兰地，气也没喘一下，而且也没生病。那个很年轻的、站得笔直的那个，他是翻译。他对指挥官的影响可大了。那个就是安吉利耶家的德国人。”

以前，农民居住的范围已经成为他们称谓中的一部分。比如说，邮递员的先祖是以前蒙莫尔家族领地的佃户，因此人们叫他蒙莫尔的奥古斯特，于是现在，德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按照这种办法袭承了房东的身份。这里的人喊他们“杜朗家的弗里茨，孚尔日家的艾沃德，安吉利耶家的布鲁诺”。

安吉利耶家的布鲁诺在骑兵队伍的最前面。马儿膘肥体壮，脾性躁烈，它们跳跃着，用漂亮的眼睛焦躁地望着人群，很不耐烦。农民们很喜欢这些马。

“妈妈，你看呀！”小淘气们在叫。

中尉的马是金棕色的，闪着缎子一般的光芒。人和马似乎都听到了赞叹之声和女人愉快的叫声。马儿弯下脖子，疯狂地摇动着嚼子。军官笑眯眯的，有时能听到他的唇间轻轻地发出安抚的逗弄声，用来控制马儿，这可比马鞭有效得多。一个年轻女孩靠在自己窗边感叹道：“不管怎么说，这个德国鬼子的马骑得很好。”他将戴着白手套的手举到帽边，非常认真地敬了个礼。

姑娘的身后，有一个激动的声音低声在说：

“你知道的，他们不喜欢我们这么叫他们，你疯了？”

“好了！我忘记了。”姑娘辩白道，脸红得如同樱桃一般。

广场上，部队解散了。士兵们回到各自住的地方，一路上靴子和马刺发出很大的动静。阳光非常耀眼，这会儿已经很热了，有点夏天的味道。院子里，士兵在冲洗。他们光着上身，在灼热的空气中，他们的上身红红的，全是汗。一个士兵将小镜子挂在树干上刮胡子。另一个士兵把头和赤裸的双臂浸入盛有凉水的大桶里。还有一个冲着一位姑娘叫道：

“天气真好啊，夫人！”

“啊，您会说法语？”

“会说一点。”

人们相视一笑。女人走近水井，放下了长绳，绳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等桶回到地面上，只见那冰凉的井水在阳光下摇晃着，倒映出深蓝色的天空，此时，一定会有士兵冲出来，从女人的手里接过沉重的负担。有些人是为了显示虽然他们是德国人，可一样懂得礼貌；还有一些人是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好心；另一些人就是因为在这晴朗的天气里，他们觉得自己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儿。这户外的天气，这健康的倦意，这段休息之前闲来无事的时间让他们感到一种想干点什么的冲动，一种内在的力量。而面对弱者，男人总是表现得更为温柔，正因为对于强者，他们不自觉地会表现出一种恶意（也许出于同样的想法，春天的时候，雄性动物之间会互相争斗，而在雌性动物前，它们会轻轻地拱地、戏耍、雀跃）。一个年轻的士兵一直把女人送到家门口，他很认真地为她背着两大瓶才从井水中取出来的白葡萄酒。这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明亮的眼睛，翘鼻子，健壮的双臂。

“真漂亮。”他一边盯着女人的腿一边说，“真是漂亮，夫人……”

女人转过身，将手指竖在唇上：“嘘……我丈夫……”

“啊，丈夫，坏人。”他叫道，故意装出很害怕的样子。

丈夫此时就在紧闭的门后，他在听他们说话，由于他非常信任自己的妻子，他并没有感到愤怒；相反，他很骄傲：“瞧，我们的女人很漂亮，我们的。”他想。他更觉得早晨喝的那点白葡萄酒真是不错。

一些士兵进了木鞋匠的铺子。鞋匠是个残废军人，正在工作台上工作呢。铺子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新鲜木头所散发出的刺鼻的植物的气味，才砍下来的松木工作板还在滴着松脂。架子上放着才雕好的木鞋，刻有怪物、蛇、牛头等图案。有一双鞋做成猪嘴的形状。一个德国人饶有兴味地看着鞋。

“杰作。”他说。

虚弱的鞋匠本来话就不多，他没有回答，但是正在摆桌子的鞋匠妻子抑制不住好奇心，问道：“你们在德国是做什么的？”

士兵一开始没能听懂，不过最后他总算明白了，回答说是锁匠。鞋匠的妻子思考了一会儿，凑在丈夫耳边说：“应该让他看看碗橱上的那把锁，也许他能修好……”

“算了。”丈夫皱着眉头说。

“你们？中饭？”士兵继续说。他指了指一只裱花盘里的面包：“法国面包……很轻……胃里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他想说的是这面包在他看来不够营养，不足以支撑身体。但是法国人不能够相信有人会疯到这种程度，不知道这种法国食物的精妙之处，尤其是这圆形大面包，这种做成冠冕形状的大面包，据说很快就要用麸皮和劣质面粉混合起来代替原先的面包材料了。但是，他们不能相信。他们把德国人的话当成是一种恭维，他们感到很骄傲。甚至连鞋匠也缓和下来，不再是那么一副臭脸。他和家里人一块儿在桌边坐下。士兵们坐在稍远处的矮凳上。

“你们喜欢这里吗？”鞋匠的妻子继续问。

她天生喜欢热闹，丈夫的沉默让她感到非常难受。

“哦，是的，很美……”

“那你们那里呢？和这里像吗？”她问另外一个士兵。

这个士兵的脸上掠过一阵轻微的痉挛。看上去，他是热切地找寻着能描绘自己家乡的词语，啤酒花或是幽深的森林。但是他没找到。他只好摊开手臂。

“很大……土地很好……”他犹豫了一下，叹口气说，“很远……”

“您成家了吗？”

他点点头。

但鞋匠对妻子说：“你没有必要和他们聊天。”

女人觉得有些羞愧。她不再说话，继续干手中的活儿，倒咖啡，为孩子们切面包片。外面响起欢快的喧闹声。笑声、武器发出的叮当声、脚步声和士兵的说话声，真所谓欢声笑语。也不知道为什么，心似乎变得不那么沉重了。也许是因为这晴朗的天气？天空那么蓝，好像远远地倾斜下来，想要爱抚大地。鸡在尘土中蹲着，有时摇动着羽毛，没睡醒似的“咯咯”叫着。稻草、羽毛，还有肉眼几乎察觉不出的花粉在空气中飞来飞去。这是筑巢的季节。

很长时间以来，镇上一直没什么男人，尽管这是些侵略者，可似乎也能够取代男人的位置。士兵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因而洋洋得意地坐在太阳下。看到他们，战俘或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士兵的母亲在心里低声祈求上帝给他们带去厄运，但是姑娘们的视线却离不开他们。

七

在一所教会学校的教室里，镇上的夫人和镇子周边的几个胖胖的农庄女主人又见面了，这是她们每个月一次的例行聚会，商量给战俘寄包裹的事情。战争爆发之前，在还没有战俘这回事儿的时候，镇上把居住在这个地区、需要救济的孩子们交给她们负责。这项慈善事业的负责人是蒙莫尔子爵夫人。这是一个羞怯而丑陋的女人，每一次需要她在公共场合讲话都让她感到极为痛苦。她结结巴巴，掌心出汗，双腿打颤。总之，她和皇室成员一样容易怯场！但是她将此视作一项责任，她自然肩负着引导这些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使命，为他们指明道路，让好的种子得以在他们的心里生长。

“你知道的，阿莫里，”她向丈夫解释说，“我并不认为她们与我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算她们让我如此失望，我依然不这么想。（您真是不知道她们是多么粗俗，多么斤斤计较！）我一直坚持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寻找光明。是的。”她望着丈夫，两眼噙满了泪水——她很容易哭——“是的，如果她们的内心深处真的有一点什么的话，我们的主就不会为这些灵魂失去生命了……但是无知，她们所处的那种无知状态真是可怕。因此，每一次会议之后，我都要做一个简短的发言，专门讲给她们听的，让她们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到惩罚。（您可以笑，阿莫里。）有的时候，在她们胖嘟嘟的面颊上，我会看到理解的灵光闪现。我很遗憾，”子爵夫人一边思索一边结束她的话，“我很遗憾没能继续我的使命：我本来想去某个荒蛮之地传播福音，成为大草原或是原始森林的传教士的左膀右臂。好了，现在没什么好想的了。我们被主派遣到什么地方，我们的使命就在什么地方。”

她站在学校教室的小讲台上，学校才匆匆忙忙将小学生的课桌撤走，还选了十二个最好的孩子来听子爵夫人的演讲。这些小姑娘在地面上拖拉着她们的木鞋，睁大眼睛，平静地望着不知什么地方。“像牛一样。”子爵夫人带着某种愤怒想。她决定直接对她们说。

“我亲爱的小姑娘们，”她说，“你们过早承担了祖国的痛苦……”

其中的一个小姑娘听得实在是太专心了，竟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其他的十一个小姑娘坐在自己的板凳上吃吃地疯笑着。子爵夫人皱起眉头，用更为有力的声音继续道：“你们仍然沉浸在属于你们这个年龄的游戏里。你们似乎无忧无虑。但是你们的内心充满忧伤。每天早晨和晚上，你们做了多少祷告，祈求万能的上帝可怜可怜我们亲爱的法国的不幸！”

看到刚刚进来的校长，她暂时中断了自己的讲话，干巴巴地打了个招呼。这个女人从来不去做弥撒，而且为自己的丈夫举行了世俗的葬礼。她的学生还说她根本没有受洗过，这件事与其说不体面，还不如说让人难以置信，就好像是在说某个人生出来时就长了条鱼尾巴似的。这个人的行为倒是无可指摘，但是这让子爵夫人更加恨她。“因为，”她对子爵解释道，“如果她酗酒，有很多情人，我们可以用缺乏宗教信仰来解释，但是想想看吧，阿莫里，如果人们看见这些想法不够正确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美德，他们会多么混乱啊！”校长的出现令子爵夫人非常不快，子爵夫人的声音里注入了一点激情，那种敌人的目光所能带给心灵的激情，于是她再继续的时候，已经是真正的雄辩了：“但是祈祷和眼泪远远不够。这话不仅仅是对你们说的，也是对你们的母亲说的。我们必须发扬慈善之心。可是，我都看到了些什么？没有人在发扬慈善之心，没有人为了他人忘记自己。我所要求的不是钱。钱，眼下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子爵夫人叹了口气，她想起不久以前，为了脚上的这双鞋，她刚刚付了八百五十法郎（幸亏子爵是这个小镇的镇长，她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到鞋券），“不，不是钱，而是乡间盛产的食物，我希望能够把这些食物寄给我们的战俘。你们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亲人，想着自己被囚禁的丈夫、儿子、兄弟、父亲，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给他们寄黄油、巧克力、糖和香烟。可是对于那些没有家的人呢？啊，夫人们，想想吧，想想那些从来未曾收到过包裹和信件的可怜人！让我们一起瞧瞧，你们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我接受所有的捐赠，由我来负责汇总，然后寄给红十字组织，红十字组织会将它们分配到不同的战俘集中营。现在我听你们说，夫人们。”

没有人说话。农庄的女主人望着镇上的夫人，镇上的夫人紧抿双唇，望着农庄的女主人。

“瞧，还是由我先说吧。”子爵夫人柔声道，“我有个主意：下次寄包裹时，我们可以在每个包裹里附一封这些孩子写的信，一封言辞简单却感人的信。孩子们可以在信中吐露自己的心声，表达他们的痛苦与爱国热情。想想吧，那个可怜的被抛弃的人读到这封信会是多么快乐，信的字里行间都能让人感觉到祖国的心跳，他会想起他亲爱的、小小的家乡的男人、女人、孩子、树木和房子。家乡，就像诗人所说的那样，让我们更加挚爱祖国的家乡。孩子们，你们听凭自己的心声去写吧。不要在意风格效果：就让写信的天赋沉默好了，让自己的心开口说话。啊，心！”子爵夫人微微闭上眼睛，“没有心，就没有美丽和伟大。你们可以在信里放一朵田野里的小花，一朵雏菊，一朵报春花……我想，这样做是不会遭到有关法令禁止的。你们喜欢这个主意吗？”子爵夫人微微侧过头，脸上浮现出优雅的笑容，“瞧，瞧，我说得太多了。现在请大家说说。”

公证人的妻子嘴唇上方的汗毛很重，面部轮廓生硬，她用一种尖酸的语调说：“我们也想为我们亲爱的战俘多做些好事。可是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这些居住在镇上的可怜的居民？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不像您一样有如此广阔的领地，子爵夫人；也不像乡里的人一样，有美丽的农庄。我们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我女儿才分娩，然而她连孩子需要的牛奶都找不到。鸡蛋也卖到两法郎一个，而且还买不着。”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做黑市买卖？”塞西尔·萨巴里也来了。她生气的时候，就像一只火鸡，脖子一下子变粗变红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

“夫人们，夫人们。”子爵夫人低声叫道，她很泄气地想：显然，没什么可做的，她们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不懂，这都是些低贱的灵魂。我说什么？灵魂？还不如说是些会说话的酒囊饭袋。

“听到这个真让人觉得难过。”塞西尔耸耸肩膀说，“看到什么都有的人家哭穷真让人觉得难过。算了吧，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拥有一切。你们听清楚了么？一切！你们以为我们不知道是谁把肉抢光了？有人清点这些票。大家都知道，一张肉票都要卖到一百个苏。那些有钱人，当然他们什么都不缺，而穷人呢……”

“我们必须有肉，我们，夫人。”公证人妻子威严地说，想到前天有人看见她拿着一只羊腿从肉店出来（已经是这个星期的第二只了），她不免感到害怕，“我们又不杀猪，我们！我们的厨房里可没有火腿、大块的猪油或是晒干的香肠，你们宁可喂虫子也不愿意让给可怜的城里人。”

“夫人们，夫人们。”子爵夫人叹道，“想想法国吧，提高一下你们的觉悟……控制一下你们自己！不要再就这些沉重的话题争吵不休了。想想我们的处境！我们遭到了摧毁，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只有唯一的安慰：我们亲爱的元帅……而你们还在谈论鸡蛋、牛奶和猪！食物算什么呢？算了吧，夫人们，这一切都粗俗不堪！我们有太多值得悲伤的主题。实际上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呢？不过是一点互相之间的帮助，一点忍耐。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战壕里的勇士，我毫不怀疑，我们亲爱的战俘在集中营里就是这样的，在那带刺的铁丝网后面……”

真是奇怪。一直到现在，大家几乎没怎么听她说话。她的这些劝诫之词有如神甫布道一般，人们只听到他的声音，却从来不去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形象，德国的集中营形象，还有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男人，囚禁在带刺的铁丝网之后，这样的景象令她们十分感动。所有这些强壮、粗壮的生灵都有一个自己挚爱的人被关押在那里。她们为他劳作，她们为他节省，为了他有朝一日能够回来。她们藏起每一个子儿，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他能说：“你做得很好，一切都在正常运转，我的妻子。”每个女人都仿佛看到了那个不在的人，唯一的、自己的亲人。每个女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想象着亲人被囚禁的地方。一个人想到了松树林，另一个人想到的是阴冷的房间，再一个人想到的是碉堡的高墙，但是最终，大家一致往这好几公里长的带刺铁丝网上想，他们的男人就被囚禁在这铁丝网之后，与世隔绝。不论是资产阶级的女人还是农民，她们的眼里都噙满了泪水。

“我可以给您带一点东西。”一个女人开口道。

“我，”另一个叹道，“我也能找一块儿什么来。”

“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公证人的妻子允诺道。

蒙莫尔夫人匆匆忙忙地将捐赠物记录下来。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在她耳边轻声嘀咕了几句，因为现在她们心里都十分感动，心变得软了，她们不仅要给自己的儿子和丈夫送东西，也愿意给陌生人，或是需要救济的孩子送点东西。只是，她们怀疑自己周围的这些女人。她们不愿显示出比其他人富有的样子，她们害怕会被告发：每一家都藏起了自己的财产。母亲与女儿互相窥视，互相揭发。吃饭的时候，主妇们将厨房的门关上，唯恐锅底噼啪作响的肥肉、违禁的猪肉或是用违禁面粉做的点心的味道暴露了秘密。蒙莫尔夫人记道：

罗什农庄女主人布拉瑟莱夫人，两根生香肠、一罐蜂蜜、一罐肉酱……居住在鲁埃领地的约瑟夫夫人，两罐珠鸡、带咸味的黄油、巧克力、咖啡、糖……

“我可以完全相信你们，是吗，夫人们？”子爵夫人再次重复道。

但是农庄的女主人望着她，神情颇为诧异：人是不能食言的啊。她们告辞了。向子爵夫人伸出因为冬天的寒风、照顾牲口、洗衣服而满是裂口的通红的手，每一次，子爵夫人都要付出小小的努力才能勉强和这样的手握在一起，这触摸令她感到颇不舒服。可是她控制住了这种有违基督徒善心的感情，出于苦修精神，她还做出相当努力，拥抱了陪同母亲前来的孩子。孩子们都很胖，红扑扑的脸蛋，就像小猪一样，塞得饱饱的，脏兮兮的。

终于，教室里的人走光了。校长将小姑娘全都带了出去。农庄的女主人们也都离开。子爵夫人叹了口气，不是因为疲倦，而是因为难过。人类是多么丑陋和低贱啊！想要在这些可悲的灵魂里点起一簇爱的火苗是多么不容易啊……“噗！”她高声叹道，但是，就像听她忏悔的神甫所要求她的那样，她将今天的所有疲惫、所有工作都呈现给上帝。

八

“先生，法国人是如何看待战争的呢？”波奈问。

女人面面相觑，遭到了侮辱一般的表情。不可以这样的。不可以和一个德国人谈论战争，这次战争或是上一次战争，贝当元帅，凯比尔港，被截成两半的法国军队，占领军，谈论任何重大的事情都不行。只有一种可能的态度：假装出来的冷冷的漠视，而这也正是伯努瓦用来回答波奈问题的语调，他举起满满的红葡萄酒酒杯，说：“他们才不在乎呢，先生。”

夜晚已经到来。纯净而冰冷的夕阳预告今天夜里将有霜冻，可同时也预告了明天也许是个晴朗的日子。波奈这一整天都是在镇上度过的。他回来睡觉，可在上楼之前，出于一种优越感，一种自然而然的诚意，一种想要露个脸儿的想法或是一种想在一角的炉火边暖和一下的欲望，他留在了饭厅里。晚饭结束。只有伯努瓦一个人坐在桌边，女人都已经站起身来，整理房间，洗碗。德国人好奇地打量着那张没有人睡的大床。

“没有人睡在这里，是吧？这张床没有用吗？真是奇怪。”

“有时会有人睡的。”玛德莱娜回答道，她想起了让—玛利。

她以为没有人会猜到她的心思，但是伯努瓦皱起了眉头。所有影射到今年夏天的故事的东西都会刺痛他的心，仿佛一支箭，迅速而准确地穿透他的心脏，但这是他的事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看了塞西尔一眼，把她那种微微的嘲笑压了回去，然后他非常礼貌地回答德国人说：“有时会有人睡，您也可能用得着，谁也说不准，如果您遇到什么不幸（我当然并不希望是这样……）。在我们这里，这样的床是用来暂时安放死人的。”

波奈望着他，觉得很有趣，神色之中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同情，仿佛一只关在笼子栅栏后的一头猛兽，我们都能感觉到它牙齿在咯咯作响。“幸好，”他想，“这个男人因为要劳动不经常在家里……女人要容易接近得多。”他微笑道：“在战争时期，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躺在床上死去。”

然而玛德莱娜已经走到花园里去了。回来时她采了些花儿，拿来插在壁炉上的花瓶里。是第一批绽放的、雪白的丁香花，花枝顶端正在变绿，此时还缩成一个个小小的圆球，稍微下来一点儿，便是一串怒放的花儿，很香。波奈将苍白的脸埋在花束中。

“真是绝妙……您太会摆弄花儿了……”

有一秒钟的时间，他们就这么并肩站着，没有说话。伯努瓦在想，她（他的妻子，玛德莱娜）在做女人的活儿时似乎总是那么自如——比如说挑花儿啦，给指甲抛光啦，梳一个不属于这个地区女人的发式啦，或是和陌生人交谈，包括拿起一本书，她都是那么自如……“不应该娶救济院的女孩儿，因为我们不知道她打哪儿来。”他又一次不无痛苦地对自己说。而当他想到“不知道她打哪儿来”的时候，他所想象的、所担心的并非她是一个酒鬼或是小偷的后代，而是另一种血统，资产阶级的血统，让她经常慨叹“啊，在农村真是无聊……”或是“我希望能拥有漂亮的东西……”的血统，那种将她——他想——暗地里和某个陌生人、某个敌人联系在一起的血统，不管这敌人是位先生，是质地细腻的衣物，还是洁净的双手。

他猛地推开椅子，走出饭厅。该去关牲口了。伯努瓦在牲口棚阴暗而湿热的空气中待了很长时间。一头母牛昨天下了仔儿。它轻轻地舔着小牛犊，小牛犊有着大大的头，颤抖而纤细的四肢。另外一头牛待在畜棚的一角温和地喘着气。伯努瓦听着牛深沉而安静的呼吸声。从他所站的地方能望见屋子的大门，门开着。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这个人因为他不在而倍感焦急，她在找他。母亲还是玛德莱娜？母亲，也许……唉，只能是母亲，不会是别人的……一直到德国人回到自己房间以前，伯努瓦就要待在这里，他是不会动的。他要看到德国人的房间亮起灯来。当然，德国人不会在乎这点电。的确，过了一会儿，窗口的灯亮了。与此同时，那个守在门口的人影离开屋子，向他跑来，身影轻捷。他觉得心花怒放，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突然端走了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压在他心口的重负一般。

“你在吗，伯努瓦？”

“是的，我在。”

“你在干什么呢？我害怕。”

“害怕？怕什么？你真是疯了。”

“我不知道。回吧。”

“等等。再等一会儿。”

他将她拽到自己怀里。她一边挣脱一边似乎在笑，但是他感觉到了，他知道在他怀里的身体从上到下绷得有多紧，知道她根本不想笑，知道她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玩的，知道她不喜欢在干草和新草间滚来滚去，知道她不爱他……不！她不爱他……和他在一起，她没有一点儿乐趣。他在她耳边压低了声音，嘶哑地说：“你一点都不想？”

“不，我很想……可不是在这里，不是像这样。伯努瓦，我觉得难为情。”

“有什么难为情的？怕牛看你吗？”他生硬地说，“行了，滚吧！”

她发出了一声充满歉意的抱怨声。他既想哭，可同时又想杀了她。

“你是怎么跟我说话的啊！有时候，我觉得你恨我。为什么呢？是塞西尔，她……”

他捂住了她的嘴，但是她猛然将他的手拨开，继续把话说完：“是她煽动你的。”

“没有人煽动我。我看事情不需要通过他人的眼睛。我只知道每次我靠近你，你总是说：‘等等。下次。今天晚上不要，小家伙让我精疲力竭。’谁在等你？”他突然吼道：“你为谁守身？嗯？嗯？”

“放开我！”她叫道，因为他绞住了她的手和胯骨，“放开我！你弄疼我了。”

他再次推开她，由于用力太猛，她撞在低矮的畜栏门上。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他拿起耙子，疯狂地搅动着稻草。

“你错了。”玛德莱娜终于开口说，她细言细语地说，“伯努瓦……可怜的小伯努瓦……你这样胡思乱想是错的……行了，我是你的，是你的妻子。如果我有时候显得有些冷淡，只是因为孩子，我太累了。仅此而已。”

“我们离开这里吧。”他突然说，“上楼睡觉。”

他们穿过已经空无一人的阴暗的饭厅。天还没有完全黑，但仅仅是天际，还有树梢上有些光。剩下的一切，大地、房屋、草坪，一切都沉浸在清凉的黑暗之中。他们脱了衣服，上床。这一夜，他没有再想占有她。他们就这么躺着，一动不动，也没有睡着。他们听着楼上传来的德国人的呼吸声，以及德国人的床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响声。玛德莱娜在黑暗中找寻着丈夫的手，用力抓住了它。

“伯努瓦！”

“怎么了？”

“伯努瓦，我刚才突然想到……得把你的枪藏起来。你看到镇上的通告了吗？”

“是的。”他用讽刺的口吻说，“违者处死。他们只知道这几个词，这些家伙。”

“我们把枪藏到哪里呢？”

“随它去吧。现在放得好好的。”

“伯努瓦，别固执了！这很严重。你很清楚，有人就是因为没有将武器上交给指挥官而被枪毙了。”

“你想让我把枪给交了？可只有胆小鬼才这么做！我才不怕他们呢。你不知道我是怎么逃出来的吗？去年夏天，你不知道吗？我杀了两个德国人。他们都没来得及叫一声就完蛋了！我还能干掉他们。”他愤怒地说，在夜里向看不见的那个德国人挥舞着拳头。

“我没有说上交，但是要藏好、埋好……有很多地方可以藏的。”

“不行。”

“可究竟为什么呢？”

“武器必须就在我手边。你以为我会任由狐狸和其他那些臭烘烘的畜牲靠近我们？山上、城堡的公园里挤满了这一类的畜牲。子爵可害怕了。下水道里都是臭烘烘的畜牲。子爵他一头都杀不了。这个人就把枪交给了指挥官，当然还要满脸赔笑……‘请，先生们，你们给了我无上光荣……’幸好，我和同伴们在夜里光顾他的公园。要不然整个地区都会毁于一旦。”

“他们听不到枪声？”

“你以为呢！那么大的地方，和森林差不多。”

“你经常去吗？”玛德莱娜好奇地问，“我都不知道。”

“有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我的姑娘……我们去那里找西红柿和甜菜，还有水果，所有他不愿意卖的东西。子爵……”

他没说下去，思考了一会儿以后，他补充道：“子爵是最坏的人之一……”

从老子到儿子，萨巴里家一直是蒙莫尔领地上的租种户。从老子到儿子，他们一直互相仇恨。萨巴里家的人说蒙莫尔家对穷人很苛刻，他们骄傲，喜欢绕弯子，而蒙莫尔家的人则说他们“思想意识很坏”。讲这话的时候，萨巴里家的人总是压低了声音，耸耸肩膀，翻翻眼睛，添上这些，这就比蒙莫尔所理解的内容要更为丰富。这是一种对于贫穷、富有、和平、战争和自由的看法，是对并不比蒙莫尔家少多少的产业的看法，但是虽然相当，萨巴里家的产业与蒙莫尔家的产业却一直水火不容。现在，他们彼此之间又添上了别的不满。在子爵眼里，伯努瓦是一九四〇年的士兵，是不守纪律、缺乏爱国主义精神的士兵，是“思想意识很坏”的士兵，而且他想，正是这些人导致了法军的大溃败。而伯努瓦觉得蒙莫尔就是那些埋下破坏圈套的无用的官员，他们在六月里全都逃向西班牙边境，舒舒服服地在汽车里，带着老婆、箱子。再说，还有“法奸行为”……

“他舔德国人的脚后跟。”伯努瓦阴沉地说。

“注意点。”玛德莱娜说，“你说得太多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还有，别对楼上的德国人那样……”

“如果他不怀好意地盯着你，我就……”

“你真是发疯！”

“我长着眼睛。”

“现在，你又要吃那个家伙的醋！”玛德莱娜叫道。

可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不应该给这嫉妒之情某个具体的对象与名字。可是，不管怎么说，既然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又何必埋在心里不说出来呢。

伯努瓦回答道：“对于我来说，两个人都是一路货。”

这一类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整洁、说话简短干脆、女人喜欢看的男人……尽管她们……因为女人都喜欢被这些先生们看上，得到他们的追求，为此她们会洋洋自得……他想说的是这个，玛德莱娜想。他还真是知道这点！他还真猜到她爱过让—玛利！从看到让—玛利的第一眼起，从看到他精疲力竭、穿着带血的制服、躺在担架上的那一刻起！爱过。是的。在黑暗里，在自己内心最秘密的所在，她曾一千遍一万遍地对自己说：“我爱过他。是的。我还爱着他。没有办法。”

公鸡破晓的第一声啼鸣响起，两个未曾合眼的人都起了床。她去煮咖啡，而他则去洗刷牲畜。

九

露西尔·安吉利耶坐在樱桃树的树荫下，手上有一本书，还有一点针线活儿。只有在花园的这一角，安吉利耶家的人不在乎树或作物能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实际收益，因为这几棵樱桃树产的樱桃很少。但现在是花季。天是那种纯净的、不会褪色的蓝靛色，那种塞弗勒瓷器的蓝，丰盈而夺目，只有某些好的瓷器才能有的蓝色；树枝就在这蓝色天际的映衬下，似乎还覆盖着雪。尽管已经是五月，摇动着树枝的风依然很凉。花瓣小心地抵抗着风的侵袭，带着某种怕冷似的优雅缩了起来，转向地面，垂下它们金黄色的花蕊。阳光穿透了其中的一些花朵，凸现出它们白色的花瓣中清晰可辨的、精致的、彼此交错的经脉，给仿佛不像是真的柔弱花朵增添了一分生命力，几乎是人类的那种生命力，那种同时包含脆弱与抵抗的意义的人类生命力。我们都知道，风无论如何摇动这些活泼的生灵，都摧毁不了它们，甚至不能揉皱它们。它们如在梦幻里一般摇摆着，似乎就要落下，可是却牢牢地钉在亮闪闪、直挺挺的纤细树枝上。从一面看来，树枝仿佛有金属成分似的，就像树干本身，瘦长、平滑，闪烁着灰色和紫色的光芒。在白色的花束间是小小的、长长的叶子；在阴影之中叶子呈现出一种柔嫩的绿色，上面覆盖着银色的绒毛；阳光下，叶子又像是粉红色的。花园靠着一条狭窄的小路，一条乡间小路，路边延伸着一串小屋子。这是德国人用来放弹药的地方。一个哨兵在红色通告下来回踱着方步，通告上用硕大的字写着：

VERBOTEN（禁区）

下面，稍微隔了一点距离，用小一号的法文字写着：

禁止靠近此地，违者处死。

士兵在给马洗刷，他们轻轻地吹着口哨，马儿在嚼柔嫩的小树芽。在靠近马路的花园里，到处都是在安静地劳动着的人。他们脱去了外套，穿着衬衫和绒裤，头戴草帽，在铲草，清除毛虫，灌溉，播种，种树。有时会有一个德国军人推开其中一个小花园的栅栏门，为自己的烟斗借个火儿，或是借个生鸡蛋，再不就是要杯啤酒。花匠把他要的东西给了他之后，靠在自己的铁锨上，沉思地看着德国人远去的身影。最后，他耸耸肩，重新开始工作。也许他的想法实在太多、太深、太沉重、太奇怪，除了这个动作以外，他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

露西尔在刺绣上下了一针，接着便将绣活扔在一边。头顶上的樱桃花儿吸引了成群的胡蜂和蜜蜂。它们来来去去地飞舞着，一头扎在花萼里，贪婪地吮吸着。它们低着脑袋，身体似乎因为某种快意的痉挛而颤抖着，而此时，一只金色的大黄蜂仿佛在嘲笑这些灵巧的工作者似的，在风中拍打着翅膀，好像是在吊床上一样微微地颤动，在空气中散播自己那宁静的、金色的歌声。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露西尔能够看到住在她家的德国军官站在窗后。他，还有几天来一直和他在一起的纵队的狼狗。他坐在加斯东·安吉利耶的房间里，坐在那张路易十四风格的书桌上；他将烟斗里的烟灰磕在一只蓝色的杯子里，而在过去，这只杯子是老安吉利耶夫人给儿子盛汤药用的；他漫不经心地用脚后跟踢着桌角金色的铜饰。狗的鼻子蹭着德国人的腿；时不时地，它会叫几声，拉扯着拴它的链子。德国人在用法语和狗说话，声音很高，露西尔都听见了（在这花园的寂静之中，所有的声音都会回荡很长时间，就好像是安静的空气送到耳边的一样）。

“不，布比，您不能出去散步。您会把夫人们的色拉全都吃光，她们会不高兴的。她们会说我们是粗俗、没有教养的士兵。必须待在这里，布比，就待在这里欣赏美丽的花园。”

“这个家伙！”露西尔想。她情不自禁地笑了。

军官又开始说：“很不幸，是吗，布比？您一定喜欢用鼻子把地拱得一个洞一个洞的，我想。如果这家里有个孩子，也许就没问题了……他会让我们过去的。我们总是和小孩子相处得很好，但是这里只有两位非常严肃、非常沉默的夫人，因此……我们最好还是待在这里，布比！”

他又等了一会儿，由于露西尔一直没有说话，他似乎很失望。他更加靠近窗口，敬了个非常正式的礼，庄重地问道：“夫人，您能否允许我在花坛里摘些草莓，这样做不会有什么不妥吧？”

“请便。”露西尔用一种讽刺的活泼口吻说。

军官又行了个礼。

“我不是为我自己，我向您保证，而是这狗，它非常喜欢草莓。我还要告诉您，这是一条法国狗。我们是作战时，在诺曼底的一个村子里发现它的，它没人管，我的同志们就将它捡了回来。您不会拒绝给同胞一点草莓的。”

“我们都是白痴。”露西尔想。她只是简单说道：“来吧，您和您的狗，想摘什么就摘什么。”

“谢谢，夫人。”军官愉快地叫道，同时纵身一跃，翻过了窗子，狗跟在他身后。

军官和狗走近露西尔，德国人微笑着。

“我真是冒昧，夫人，希望您不要怨恨我，但是这花园，这些草莓，对于一个可怜的军人来说，就好像一角天堂。”

“您在法国过的冬天？”露西尔问。

“是的，在北方，由于遇上了恶劣天气，我们驻扎下来，在军营里和咖啡馆里。我住在一个可怜的年轻女人家，她才结婚不久，丈夫两个星期后就做了战俘。每次我和她在走廊里相遇，她就开始哭，我觉得自己像是个罪人。可这也不是我的错……我本可以告诉她，我也才结婚不久，因为战争离开了我的妻子。”

“您已经结婚了？”

“是的。您对此感到很惊讶吗？我已经结婚四年了。而我当了四年兵。”

“您那么年轻！”

“我二十四岁，夫人。”

他们不再说话。露西尔重新拿起刺绣。军官单腿着地，拾起了草莓。他把草莓放在掌心里，布比就到他的掌心里来找，用它那潮湿的黑鼻子翻着。

“您独自一人和您的母亲在这里生活吗？”

“是我丈夫的母亲。我丈夫是战俘。您可以到厨房去要个盘子放草莓。”

“啊，太好了……谢谢，夫人。”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只蓝色的大盘子，继续采摘草莓。接着他将草莓递到露西尔面前，露西尔拿了几颗，让他自己把剩下的吃了。他站在她的面前，背靠着樱桃树树干。

“您家的房子非常漂亮，夫人。”

天空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雾气，在这柔和的光线下，房子呈现出一种几乎接近粉色的赭石色，这颜色让露西尔想起一种鸡蛋的颜色。小的时候，她叫这种鸡蛋为棕色鸡蛋，她觉得这种鸡蛋比大多数母鸡下的那种雪白的鸡蛋要美味。童年的回忆令她微微一笑。她望着这座房子，蓝色的岩板屋顶，十六扇窗户，因为害怕春天的阳光把地毯晒褪色，窗子外面的百叶窗都只开了一条缝，还有房子正中三角楣上的那口生锈的、不再敲响的大钟，反射着天光的玻璃雨篷。她问道：

“您觉得这房子漂亮吗？”

“就像是巴尔扎克笔下人物住的房子。也许是外省的一个公证人隐居乡间时让人建造了这座房子。我想，晚上，就在我住的这间房里，他数着一卷卷的金路易。他是个自由思想者，但是他的妻子总是一大清早就赶去参加第一场弥撒，就是我有时夜里演习完回来时听到的那场。妻子应该是红扑扑的脸，金发，戴着大大的羊毛披肩。”

“我可以去问问我的婆婆，”露西尔说，“究竟是谁建造了这座房子。我丈夫的亲戚都是地产商，可也许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他们当中有公证人、诉讼代理人、医生什么的，再往前，就都该是农民了。我知道一百五十年前，他们的农庄就已经存在了。”

“您去问问，您不知道吗？您对这个不感兴趣，夫人？”

“我不知道。”露西尔说，“不过对于我家乡的房子，我可以告诉您是什么时候、由谁建造的。这里不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只是在这里生活。”

“您的出生地在哪里？”

“离这里不是很远，可属于另外一个省。我家的房子坐落在树林里……树木就在房子的大厅旁生长，到了夏天，绿色的树荫遮住一切，就像在水族馆一样。”

“我家也有森林，”军官说，“很大、很大的森林。我们每天都打猎。水族馆，您说得有道理。”他思考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客厅的镜子都是绿的，颜色很深，像水一样模模糊糊。我们那里还有水塘，我们到那里去打野鸭。”

“您能够很快获准回家吗？”露西尔问。

军官的脸上闪过一丝快乐的光芒。

“夫人，我十天后就走，八号的星期一。自从战争开始后，我只在圣诞节放过一次短假，一个星期都不到。啊，夫人，我们多么盼望放假啊！我们天天都数着日子呢。我们是多么盼望假期的到来啊！然后我们回到家中，我们发现和亲人之间已经说不到一块儿去了。”

“有时是这样。”露西尔喃喃道。

“总是这样。”

“您的父母还在吗？”

“是的，这会儿，我的母亲应该也像您一样，坐在花园里，手里拿着书和针线活儿。”

“您的妻子呢？”

“我的妻子，”他说，“在等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等一个四年前第一次离开、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的人……都一样。不在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

“是的。”露西尔叹了口气。

她想到加斯东·安吉利耶。但是有的女人是在等同一个男人，有的女人等的不是那个走掉的、本该等的男人，她想，这两种女人都会失望。她强迫自己去想她的丈夫，离开她一年的丈夫，想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他一定很痛苦，因为留恋而备感烦恼（可他究竟是留恋妻子呢，还是留恋第戎的那个服饰商人？）。她这样想不公平。令他痛苦的，应该是法国溃败带来的耻辱，是损失了那么多财产……突然之间，德国人的目光（不！不是德国人的，而是他的军服，是那种独特的、从灰色中提取出来的杏仁绿，是他的短上衣，是他高统靴闪耀的镜子般的光芒）让她感到格外难以承受。她借口家里还有事要做，返回了屋中。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她看见德国人在高大的梨树间的小径上走来走去，梨树伸展着开满花朵的树枝。多么温和的一天……光线渐渐弱了下去，樱桃树的树枝带点蓝色，非常轻盈，仿佛沾满了粉的粉扑。狗乖乖地在军官身边走，有时用鼻尖顶住小伙子的手心。军官轻轻抚摸了它好几回。德国人没有戴帽子：他的头发闪着金属的那种金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露西尔看到他望着这座房子。

“他很聪明，也很有教养。”她想，“但我很高兴，他马上就要走了。我可怜的婆婆看到他待在自己儿子的卧室里一定非常痛苦。充满感情的人都非常简单。”她接着想，“她恨他，恨就是一切。那些能够毫不掩饰、直截了当、不加区分地爱与恨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可目前，我只好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尽管天气如此晴朗，就因为这位先生喜欢散步。这真是蠢透了。”

她关上窗子，扑到床上，继续自己刚刚开了个头的阅读。她一直坚持到晚饭时间，但是她看着看着书便有点睡着了，白天的光和热弄得她有些疲倦。等她走进饭厅，她看见婆婆已经坐在她平常一贯坐的位置上，坐在那张空着的椅子——以前是加斯东坐的——对面。她是那么苍白，那么僵硬，两眼噙满泪水，露西尔被吓住了，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在想……”安吉利耶夫人回答说，两只手紧紧地绞在一起，露西尔看到她的指甲都变白了，“我在想您究竟为什么嫁给加斯东？”

对于一个人来说，往往表达愤怒的方式是不会变化的。平日里，安吉利耶夫人表达愤怒的方式是慌乱而难以捉摸的，仿佛蟒蛇发出的嘘嘘声。露西尔还从未受过这么直接与突如其来的攻击。与其说愤怒，她更多感受到的是难过。她突然间明白过来，她的婆婆承受着多么大的痛苦。她想起了家里的那只黑猫，平素一贯显得痛苦、虚伪，需要别人的爱抚，只会呼呼叫着伸出阴险的爪子挠挠人。可是有一次，它扑向厨娘的眼睛，差点把她弄瞎，因为那一天，家里正准备把它的小猫淹死，打那之后，黑猫彻底消失了。

“我做了什么？”露西尔低声问。

“你怎么能够，在他的家里，在他的窗下，而他做了战俘，不在家，也许病了，受到那些畜生的虐待，你却怎么能够冲一个德国人微笑，和一个德国人亲切地话家常？这简直难以想象！”

“他请求我允许他到花园里采些草莓。我无法拒绝。您忘了，这会儿他是主人，唉……他的确受过良好教育，会三思而后行，可是他可以占有他喜欢的一切，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甚至把我们赶出去。他戴着白手套，行使着他征服者的权力。我不能恨他。我觉得他做得对。这里不是战场。我们可以在内心深处保留所有的情感，但是，至少在表面上，为什么我们不能表现得礼貌与亲切呢？眼下的形势中有某种非人道的东西存在。为什么要夸大这一点？这不……这不够理智，我的母亲。”露西尔高声叫道，声音之大令她自己也吃了一惊。

“理智！”安吉利耶夫人叫道，“然而，我可怜的姑娘，就这一个词便足以证明您不爱您的丈夫，您从来没有爱过他，您一点也不为他感到难过！您认为我理智吗？我？我根本不能看见他，这个军官！我真想把他的眼珠子抠出来！我希望看到他死。这的确不公正，不人道，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感情，但我是个母亲，我因为失去儿子而备感痛苦，我恨所有那些让他离开我的人。如果您是一个真正的妻子，您就不可能容忍这个德国人在您的身边，您就不怕在他面前表现得粗俗、没有教养、可笑！我的上帝啊！这军服，这靴子，这金色的头发，这说话声，还有这健康、幸福的神情，而我那不幸的儿子……”

她说不下去了，开始痛哭流涕。

“瞧，我的母亲……”

然而安吉利耶夫人却备加疯狂。

“我在想您为什么会嫁给他！”她再一次叫道，“也许是为了钱，为了产业，可……”

“不是这样！您很清楚不是这样！我之所以和他结婚，因为我是一个小笨蛋。爸爸对我说：‘他是个正直的小伙子。他会让你幸福的。’我没有想到自己会上当，新婚后不久就冒出来个第戎的服饰商！”

“可这是怎么回事？……这又是个什么故事？”

“这就是我婚姻的故事。”露西尔不无苦涩地说，“此时，在第戎，有个女人正为加斯东织毛衣呢，给他制作甜食，给他寄包裹，也许还给他写这样的话：‘我一个人真是无聊透了，在属于我俩的大房子里，今天夜里，我可怜的小狼。’”

“一个爱他的女人。”安吉利耶夫人喃喃道，她的嘴唇此时如同凋谢了的绣球花一般苍白，变得薄而锋利，像是一条线。

“此时，”露西尔想，“他也许很想把我赶出家门，让那个服饰商取而代之。”但是，出于一种再好的女人也有的永不放弃的阴险，她进一步含沙射影地说：“的确，她对于他来说，非常宝贵……非常宝贵……您只需要去看看他的支票存根就知道了。加斯东走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就在他的书桌里。”

“他还为她花钱？”安吉利耶夫人害怕地叫道。

“是的，这对于我来说倒是无所谓。”

很长时间的沉默。晚上那些熟悉的声音又变得清晰可辨。邻居家的收音机吐出一串单调、哀怨而尖利的音符，就像那种阿拉伯音乐，或是蝉发出的“吱嘎吱嘎”的鸣叫声。这是受到敌台干扰的伦敦BBC广播电台。还有在某个地方，在这夜晚，不知从哪里来的、消散在旷野中的神秘的呢喃，还有蛤蟆那顽固、贪婪的“吱—嗦”“吱—嗦”的求雨声。客厅里，那盏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擦拭、抛光的铜吊灯已经失去了原先的玫瑰金色，变成金黄色和新月时期那种苍白的月色，此时，这盏灯照耀着饭桌和两位夫人。露西尔觉得非常难过，她的心中不无后悔。

“我为什么要发脾气呢？”她想，“我应该任由她责备，默不作声。她现在更加苦恼了。她还要原谅他的儿子，让我们重修旧好……上帝啊，这是多么烦恼！”

晚饭结束前，安吉利耶夫人一直都没有开口。晚饭后，两个人在客厅坐着，此时，厨娘过来说蒙莫尔子爵夫人来访。平常，这位夫人与村镇的资产阶级人家不太往来。就像她不太邀请村里的农庄主上她家去一样，她也不太邀请这些资产阶级人家的夫人上她家去。但是，每每她有需要之时，她就会亲自跑到这些人家里来，一副单纯、质朴的劲儿，还有一种天真的傲慢，似乎证明她真的“天性如此”。她总是以邻家女人的身份去的，打扮成贴身女仆的样子，戴着一顶插有野鸡毛、跟她经历过好时光的红色毡帽。资产阶级人家并不认为她这样不事装扮能够说明什么问题，这其中所表达的，还是对他们的深深的蔑视，并不比她高高在上或是庄重严肃的方式要好多少：就像他们本人，路过农庄进去讨杯牛奶也基本上不用梳洗打扮。看到她这样子，变得温和的资产阶级人家会说“她并不骄傲”，可这并不妨碍他们用一种特别的傲慢来对待她，和子爵夫人所谓的单纯一样不假思索。

蒙莫尔夫人大踏步地走进安吉利耶家的客厅，她热情地和两位夫人打过招呼，她为自己这么晚还来叨扰感到抱歉。她拿起露西尔正在看的书，高声念出了书名——《了解东方》，这是克洛岱尔的一部作品。

“这很好。”她一面说一面绽放出鼓励的微笑，就像是在对教会学校一个自觉阅读法国历史的小淘气表示庆贺，“您喜欢读严肃题材的书，这很好。”

她弯身捡起刚才老安吉利耶夫人掉在地上的毛线球。

您瞧，子爵夫人似乎是在说，我受到的教育告诉我，要尊重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的出身、教育、财产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我只看他们的白发。

但是安吉利耶夫人冷冷地歪着脑袋，几乎没有张嘴，只是向她指了个座儿，请她坐下。她的心里却在大喊大叫——只可惜她不能说出来——“您以为您来到我家，会令我感到不胜荣幸吗，您错了。我的曾太祖父有可能是蒙莫尔子爵领地的农民，可这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没有人知道，他们知道的是您死去的公公因为需要钱，急不可待地将多少公顷的土地转让给我的丈夫。再说，您的丈夫上下疏通，得以从战场上跑了回来，而我的儿子却是战俘。您必须尊重我，因为我是一个痛苦的母亲。”对于子爵夫人的问题，她勉强给予回答，说她的身体还好，最近才得到儿子的消息。

“您不抱希望了？”子爵夫人在打探她，意思是说“不久之后就能看到他回家的希望”。

安吉利耶夫人摇摇头，眼睛望着天。

“真是可悲啊！”子爵夫人说。“我们经历了太多。”她又补充道。

她用“我们”这个词，因为她觉得不太好意思，在一个不幸的人面前，装出和她承受了相同痛苦的样子（但是自私的感情轻易地改变了我们对晚期结核病人的最美好的想法：“我同情您，我知道结核病是怎么样的，三个星期了，我的感冒一直没好。”）。

“经历了太多，夫人。”安吉利耶夫人冷冷地、忧伤地呢喃道，“我们这里有部队的人，您知道的。”她指了指隔壁房间，苦涩地笑着，补充说：“某位先生……您家里大概也有吧？”尽管人们私下里流传说幸亏子爵的私人关系，城堡里没有德国人。

子爵夫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她用愤怒的语调说：“您根本猜不到他们的脸皮有多厚，要求什么！他们要到湖边，钓鱼、游泳。我最好的时光都是在水上度过的，这个夏天我都没法儿去了。”

“他们不允许您去？这真是有些过分了。”安吉利耶夫人叫道，子爵夫人遭遇到的耻辱多少让她感到点安慰。

“不，不。”子爵夫人赶紧解释说，“他们表现得非常在理，‘请您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去比较方便，不会打扰您’，他们对我说。但是您以为我会和这些穿着夏装的先生们面对面地站着吗？您知道吗，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们都光着膀子。他们占领了教会学校，在院子里吃饭，上半身光着，腿也露在外面，就穿着一条类似三角裤的东西！我们必须把高年级教室的百叶窗关上，免得孩子们看见……她们不该看见的东西，因为教室正好朝向院子。想想看这有多热，我们还真够舒服的！”

她叹了口气：她所面临的形势非常困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她表现出坚决反德的决心和炽热的爱国热情，不是因为比起其他外国人来，她更讨厌德国人（她憎恶、怀疑、蔑视所有的外国人），而是因为在爱国主义和敌视德国的感情中——就像在后来的反犹主义的感情中一样——在对贝当元帅的忠诚中，有一种让她震颤的戏剧性。一九三九年，在教会学校，在由教会医院的嬷嬷、镇上的夫人和富裕的农庄女主人组成的听众前，她做过一系列关于希特勒心理的演讲。在她的演讲中，她将所有的德国人无一例外地描绘成疯子、虐待狂和罪犯。而就在溃败后不久，她还坚持自己的态度，因为想要那么快地改变主见，这要求她的精神中具备一种柔韧与灵活，可她恰恰没有。那个时候，她亲自将奥迪勒圣女[15]的预言打印成铅字，打了几十份，在农村广为散发，预言里说德国人将在一九四一年年底被彻底歼灭。但是时光流逝，一九四一年了，德国人一直都在，而且，子爵被任命为这个村镇的镇长，成了必须追随政府观点的政府人物。子爵也的确越来越倾向于所谓“合作”的政治态度。因此，德·蒙莫尔夫人觉得每天在谈论局势的时候，她都不得不克制自己。这次也是一样，她想起来，自己不应该对这群胜利者表现出憎恶的感情，于是她表示容忍地说（再说，耶稣不是说过也要爱敌人吗？）：“不过我可以理解，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他们不会穿那么多。无论如何，他们也和别人一样，都是普通人。”

但是安吉利耶夫人拒绝和她继续讨论这方面的事情。

“他们都是讨厌我们的恶人。他们说过，看见法国人都在吃草，他们觉得很幸福。”

“真是可恶。”子爵夫人说，非常诚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愤怒。

由于合作政策毕竟才存在了几个月，而敌视德国的感情却差不多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蒙莫尔夫人自然而然地重新拾起以前的语汇。

“我们可怜的祖国……被抢掠，被压迫，迷失了的祖国……有多少悲剧啊！看看铁匠家：三个儿子，一个死了，一个做了战俘，另一个在凯比尔港战役中下落不明……还有山里的贝拉尔家。”她说，按照当地的习惯，在农庄主的姓氏后面还要加上他们所居住的领地的名字，“自从丈夫做了战俘之后，妻子因为疲倦和烦恼，变成了疯子。农活只有祖父和十三岁的小女儿干。克雷芒家呢，母亲做活儿的时候累死了，四个小孩子由邻居抚养。不计其数的悲剧……可怜的法国！”

安吉利耶夫人紧闭着苍白的双唇，一边织毛衣一边不断点头表示同意。不过，子爵夫人和她很快就不再谈论别人的灾难，而是转到自己的烦恼上来。此时她们的语调生动而充满激情，与谈论周围人的不幸时所使用的那种缓慢、夸张和庄重的叙述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像小学生用低沉、尊重和无聊的口吻背诵和他毫无关系的希波吕托斯之死，但是当他停下来，向老师抱怨别人拿了他的弹子时，就像奇迹一般，他立刻找回了那种令人信服、充满热情的语调。

“真是可耻，可耻。”安吉利耶夫人说，“一斤黄油卖到二十七法郎。一切都要经过黑市。城里人也要生活，这是当然，可……”

“您别说这个了，我在想巴黎的食物卖到了什么价格……当然对于有钱人来说没有问题，可是还有穷人呢。”子爵夫人甚为高尚地提醒他人注意穷人的问题。她品尝着做好人的愉悦之情，能显示她没有忘记过那些可怜人。她很愉悦，她觉得尽管她很有钱，可是她从来没有处在被他人抱怨的境地，这就像是一种额外的愉悦。

“我们想穷人想得不够多。”她说。

但这一切都只是装模作样的题外话。现在是切入她此番前来真正目的的时候了：她想得到喂养家禽的小麦。她的家禽饲养场在这个地区很是有名。一九四一年，小麦要求全部上缴。原则上，小麦是禁止用来喂鸡的，但是“禁止”并不意味着“绝对不可能继续”，只是“再这样做比较困难”而已。是分寸、机会和钱的问题。子爵夫人写了一篇小文章，登在颇为传统的一张由神甫先生主编的地方报纸上。文章的题目是《一切为了元帅！》。文章是这样开头的：“让我们将这句话说出来！让我们不断重复它，在茅屋下，在夜晚，围绕着灰烬下仍然燃烧着的火苗。一个法国人如果要配得上这样的身份，就不能再丢一粒稻谷给鸡，再丢一个土豆给猪。他会节省下每一粒燕麦、黑麦、大麦、油菜籽，但是他会将这所有的财富汇聚起来，捆成一束，扎上象征着爱国主义的三色缎结，将它送到我们可敬的老人的脚下，给了我们希望的可敬的老人！”但是在子爵夫人认为不该保留一粒麦子的所有家禽饲养场之中，当然不包括她本人的。这是她的骄傲和她花心思最多的地方。她的饲养场里有若干在法国或国外的农业竞赛中获奖的稀有品种。子爵夫人拥有这个地区最好的地产，但是对于这样一桩微妙的交易，她不敢对那些农民开口：对这些无产阶级，不能授之以柄；像这一类的复杂事物，他们会让她付出昂贵的代价，而和安吉利耶夫人之间就是另一回事了。事情总能得到解决的。安吉利耶夫人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也许能给……一到两袋吧……在您这方面，通过镇长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一点煤？原则上我们是没有权利，但是……”

露西尔离开她们，走近窗户。百叶窗还没有关上。客厅朝向广场。在死难者纪念碑的对面有一张凳子，位于阴影之中。一切似乎都在沉睡之中。这是一个美妙的、春天的夜晚，天空上布满了银色的星星。邻家的屋顶在夜晚闪烁着柔弱的光，那里是铁匠铺，老人也许正在为失去的三个儿子哭泣。还有那个鞋匠的小铺子，鞋匠死在战场上，他可怜的妻子和十六岁的儿子尽可能地支撑着这个小铺。仔细地听，也许在一间间低矮、阴暗、安静的房子里，都会传出哀怨的叹息，露西尔想。但是……她都听见了什么？黑暗中出现了笑声和裙子的摩擦发出的窸窣声。接着是男人的声音，怪腔怪调地问：“怎么说，法文，这个？吻？是的？哦，真好……”

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些阴影在游荡，模模糊糊地可以看见女子的白色上衣，披肩长发上的蝴蝶结，还有闪闪发光的靴子和腰带。哨兵一直在禁止靠近、违者处死的地方来回踱步，但是他的同伴们正享受着美好夜晚的乐趣。两个士兵夹在一群姑娘之中，唱道：

再喝一小滴！

啊！苏珊娜……

随后姑娘们也低声地哼着。

安吉利耶夫人和子爵夫人沉默了一会儿，她们听到歌曲的最后几个音符。

“这个时候谁还能唱歌？”

“是和德国士兵在一起的女人。”

“真可怕！”子爵夫人叫道。

她比划了一下，表示惊讶和恶心。

“我很想知道哪些姑娘那么不知羞耻？我要让神甫先生注意。”

她探过身，目光灼灼地探视着黑夜。

“我们看不到她们。她们也不敢在大白天这么做……人们，这才是最糟糕的！瞧，现在，他们把法国姑娘都带坏了！想想看吧，她们的兄弟和丈夫都是战俘，而她们却和德国人一起过着放荡的生活！某些女人身体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子爵夫人叫道，她的愤怒有多重原因：受伤的爱国热情，对于廉耻的感觉，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所产生的怀疑（每个星期六晚上，她都要做有关《真正的年轻基督教女信徒》的报告。她还创建了一个乡村图书馆，有时她会邀请这里的姑娘到她家看富有教育意义、起感化作用的电影，比如说《索莱姆斯修道院的一天》或是《从毛虫到蝴蝶》。可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全世界觉得法国女人是那么可怕，那么无耻？），最后，就是她对某种个性的执着，尽管有些形象让她这个性变得有些模糊，尽管她还没能从子爵那里得到安慰，因为子爵对于普遍意义上的女人，尤其是对自己的女人很少作出评判。

“这真是耻辱！”她感叹道。

“这很可悲。”露西尔说，她想到了这些青春徒然流逝的姑娘：男人不在，要么做了战俘，要么死在战场。敌人取代了他们男人的位置。是很可悲，可以后不一定会有人知道。这可能成为她们的后代所不了解的事情之一，也有可能，出于廉耻之心，她们以后会转变的。

安吉利耶夫人打铃叫来了厨娘。厨娘把百叶窗和窗户全都关上，一切又回到黑夜之中。歌声，亲吻的声音，星星柔和的光芒，胜利者在乱石小路上的脚步声，还有徒然祈求上天给一点雨水的蛤蟆的贪婪叫声。

十

有一两回，德国人在半明半暗的门厅碰到过露西尔，正好她想取下那顶挂在鹿角上的花园里戴的帽子，不小心却将一只挂在衣钩下方墙上、起装饰作用的铜盘敲得叮当作响。德国人似乎在守候这满屋寂静之中的轻微响动。他打开自己的房门，前来帮助露西尔，替她拿过篮子、整枝剪、书和针线活，还有她放在花园的长椅，但是她不再和他说话。她只是微微颔首，节制地微笑一下，表示谢意；她相信老安吉利耶夫人就躲在百叶窗后面盯着她，她能够感觉到她的目光。德国人明白，他不再自我表现，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出去，带部队士兵演习，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四点他才回来，回来后就和狗一起待在房间不出来。晚上，有时在村镇里走动的时候，露西尔会在某个咖啡馆里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本书，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杯啤酒。他避免和她打招呼，看见她总是皱着眉头转过身去。她则在数日子：“他星期一走。”她心里在说，“等他回去了，也许部队就会离开镇子。无论如何，他已经明白，我不会再和他说话。”

每天早上，她都要问厨娘：“德国人一直都在吗，玛尔特？”

“上帝啊，是的，他看上去不是很惹人厌。”厨娘总是说，“他问我是不是乐意接受水果。他非常诚心地给我。当然，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他们有成箱的橘子。非常新鲜。”她又补充说，感情陷入犹豫之中，一边是对给她橘子，并且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每天都显得“很漂亮，很可爱，一点儿不让人害怕”的军官所产生的亲切之心，另一边却在想他们从法国人手里剥夺了这些水果，于是闪过一丝愤怒的火光。

也许愤怒占了上风，因为她接着便不无憎恶地说：“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多么肮脏的民族！我，我从军官那里拿所有我能拿的东西：他的面包、糖、从他家里寄来的点心（这可是用好面粉做的，我发誓，夫人），还有香烟，我寄给我的战俘。”

“哦，不能这样，玛尔特！”

但是老厨娘只是耸了耸肩膀。

“既然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一切，这只是……”

有天晚上，露西尔从饭厅里出来的时候，玛尔特打开了厨房的门，喊住她：“夫人愿意打这里过一下吗？有人想见您。”

露西尔走进厨房，心里非常害怕被安吉利耶夫人撞个正着，安吉利耶夫人不喜欢在厨房和食物贮藏室看到陌生人。不是因为她真的怀疑露西尔会偷果酱——尽管她总是故意查看露西尔打开过的橱子——而是倘若陌生人闯进了厨房或是食物贮藏室，她就像一个在自己的工作室受到搅扰的艺术家，或是在梳妆台前被撞见的上流社会的女人一样，有一种被激怒的羞涩：厨房是属于她、只属于她的圣地。玛尔特在她家已经工作了二十七年。二十七年以来，安吉利耶夫人一直非常注意提醒玛尔特不要忘记，她这并非在自己家里，而是在别人家，她随时随地都可能会被迫离开她的鸡毛掸子、锅、炉子，就像一个忠实的信徒，在基督教仪式结束之后，应当每时每刻提醒自己，他在这世间的一切财产都只是暂时属于他而已，第二天就可能因为造物主心血来潮的意愿被全部收回。

露西尔走进厨房后，玛尔特关上门，用一种让她放心的语调对她说：“夫人去做祈祷了。”

厨房非常大，就像一个舞厅，两扇大窗户朝向花园。一个男人坐在桌前。露西尔看见了一条精妙绝伦的石斑狗鱼，银色的身体因为恐惧而颤抖着，最后的颤抖。鱼被扔在防水桌布上，在一个金黄色的大面包和空了一半的葡萄酒瓶之间。男人抬起头，露西尔认出了他，是伯努瓦·萨巴里。

“您从哪儿弄来的这个，伯努瓦？”

“蒙莫尔先生家的池塘。”

“有一天您会被捉住的。”

男人没有回答。出于不满他将鱼稍稍抬起，大鱼虚弱地呼吸着，摇着透明的尾巴。

“是礼物吗？”厨娘玛尔特问，她是萨巴里家的亲戚。

“如果您愿意的话。”

“把这给我，伯努瓦。夫人知道吗，又减了肉的配额？我看不久就会是世界末日，大家都要死了。”她补充说，她耸了耸肩，将垂在搁栅上的一只大火腿挂好，“伯努瓦，趁着夫人不在，说说你为什么来找加斯东夫人。”

“夫人，”伯努瓦费了番劲儿才说出口，“我家里有个德国人尽围着我妻子转。是指挥官的翻译，一个十九岁的小淘气。对此我无法忍受。”

“可我能做些什么呢？”

“他的一个同伴住在这里……”

“我从来不和他说话。”

“别对我说这个。”伯努瓦翻了翻眼睛说。

他走近炉子，下意识地玩起了火钩，把它弄弯，再把它弄直。他的力气大得超乎寻常。

“那天，他们看见您在花园和他说话，和他一起笑，一起吃草莓。我不是指责您，这是您的事情，我是来请求您的。让他和他的同伴讲讲道理，另寻住处。”

“这是什么地方啊！”露西尔却在想，“这里的人的眼睛都能穿透墙壁。”

就在这时，已经忍耐了好几个小时的暴风雨再也按捺不住了，只听得一声雷响，非常简短庄严的一声，又急又冷的暴雨倾盆而下。天空变得阴沉沉的，所有的灯光全都熄灭了，刮大风的日子十之八九是这样的，玛尔特满意地说：“这下子夫人被阻搁在教堂回不来了。”

她利用这个机会给伯努瓦端了杯热咖啡。闪电照亮了厨房，雨水在地砖上流淌，闪闪发光，在这含硫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绿色。门开了，是德国军官，因为暴风雨的缘故，他不得不出了自己的房间，来讨两根蜡烛。

“怎么，您在这里，夫人？”认出露西尔之后，他补充道，“请您原谅，这么黑，我没看见您。”

“没有蜡烛。”然而玛尔特没好气地说，“自从你们来了之后，法国就没有蜡烛了。”

她很不高兴看见军官出现在她的厨房里。在别的屋子里还可以忍受，但是这里，在炉子和食品橱之间看见他，真是难以忍受，在她看来，这是一种耻辱，简直是亵渎：他侵犯了这个家的灵魂所在。

“至少给我一根火柴。”军官祈求道，故意用了一种哀怨的口气，想博取厨娘的同情，但是她仍然摇着脑袋。

“也没有火柴。”

露西尔笑了。

“别听她的。瞧，火柴在这里，在您身后的炉子上。正好这里有人想和您说话，先生。他想投诉一位德国士兵。”

“啊，真的吗？您请说。”军官活泼地说，“我们一直非常注意，帝国军队的士兵应当非常尊重当地居民。”

伯努瓦没有说话。这回是玛尔特在说：“他老是围着他妻子转。”她说话的那种口吻让人有些搞不清楚，不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的感情：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的愤怒，还是遗憾自己不再处在能够碰到这类麻烦的年龄。

“但是，小伙子，您也许把德国军官的权利想得太大了。当然，如果我手下的家伙冒犯了您的妻子，我可以惩罚他，可如果您的妻子觉得他很对胃口……”

“不要开玩笑！”伯努瓦吼道，他冲军官迈了一步。

“他讨人喜欢吗？”

“不要开玩笑，我告诉您。我们不需要这类肮脏的……”

露西尔出于恐惧和警告叫了一声，玛尔特用胳膊肘顶了顶伯努瓦。露西尔猜到伯努瓦马上就要说出严禁说的“德国鬼子”，如果说出这个词，将处以监禁的惩罚。伯努瓦好不容易才忍住。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人跟在我们的女人身后。”

“但，我的朋友，必须在这之前就对他们有所防备，你们的女人。”军官温和地说。

他的脸非常红，脸上浮现出一种高高在上、令人很不舒服的表情。露西尔插话了。

“我请求您帮帮忙。”她低声说，“这个男人吃醋了。他很痛苦。别把他逼急了。”

“那个人叫什么？”

“波奈。”

“指挥官的翻译？可他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内。他和我的军衔是一样的。我没办法介入这件事。”

“以朋友的身份也不行吗？”

军官耸耸肩膀。

“不行。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伯努瓦打断了他，声音平静而尖酸。

“没有必要解释！对于一个士兵，一个可怜的家伙，其实可以采取措施。Verboten（禁区），就像你们用你们的语言所说的那样。可为什么要搅扰军官先生们的乐趣呢？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是如此。”

“请给我煮杯咖啡，我亲爱的玛尔特，我一个小时以后离开。”

“又要去演习？都连着三个晚上了。”玛尔特叫道，她没能够校正对敌人的感情，有的时候，看到部队清晨回来，她会颇为自得地说：“看他们多热、多累，啊，真是好玩，”有时候她又忘了他们是德国人，觉得内心一种母性的怜悯油然而生：“可不管怎么说，这些可怜的小伙子，这日子可不好过……”

出于某些说不出口的原因，今天晚上，正是这种女性的柔情占了上风。

“好了，不管怎样我马上给您做咖啡。您就坐这里吧。您也喝一杯，夫人。”

“不……”露西尔开口说。

伯努瓦却跑了。他悄无声息地翻窗离开。

“哦，我求求您。”德国人低声说，“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多打扰您了。我后天就走，等我回来部队可能就要受命进驻非洲。我们再也不会见面，如果知道您不仇恨我，我会舒服一点儿的。”

“我不恨您，可是……”

“我知道，别再说下去了。请您陪我一会儿……”

然而玛尔特已经开始摆桌子了，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温柔的、同谋犯似的微笑，好像被什么人带坏了一样，仿佛偷偷地给一个受到惩罚的孩子塞上一块蛋糕。在干净的餐巾上，放着两只彩陶的花碗，滚烫的咖啡壶和一盏她从橱子里拿出来的老式油灯，油灯已经装好油，点燃了。柔和的红色火焰照亮了墙上到处挂着的铜质器皿，军官好奇地打量着。

“这个你们叫什么，夫人？”

“这个是长柄暖床炉。”

“那这个呢？”

“这个是烘蜂窝煤饼的铁模，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了。现在我们不再用这个东西。”

玛尔特拿来一个巨大的、简直像个骨灰瓮的糖罐，糖罐的脚是铜的，盖子上还雕着花，她还拿来了用雕花玻璃杯装着的果酱。

“那么说，后天的这个时候，您就和您的妻子一起喝咖啡了？”

“我希望是这样。我会和她谈起您的，向她描述一下这座房子。”

“她不了解法国吗？”

“不，夫人。”

露西尔本想知道敌人是否喜欢法国，可是出于一种羞涩的骄傲，她忍住已经冲到唇边的话。他们继续喝着咖啡，默默地，也没有注视对方。

接着德国人谈起了他的国家。冬天，白雪覆盖之下的柏林的林荫大道，还有那尖利、猛烈、扫过欧洲平原的空气，幽深的湖泊，松树林和采砂场。

玛尔特急不可耐地加入谈话。

“这场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吗？”

“我不知道。”军官微笑地说，他微微耸了耸肩膀。

“但是您怎么想呢？”这一回是露西尔在问。

“夫人，我是士兵。士兵不想。他们说到那里，我就去那里。他们叫我打自己，我就打自己；叫我去送死，我就去死。思考这样的事情只会让战役变得更为艰难，让死亡变得更为可怕。”

“可是激情……”

“夫人，请原谅我这么说，这是女人的词。一个男人，即便没有任何激情可言，也要履行他的责任。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人们才承认他是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

“也许吧。”

花园的雨声小了。最后的雨滴慢慢地落在丁香花上。鱼塘里的水满了，溢出来，慵懒地低声吟唱着。大门开了。

“快跑，夫人回来了！”玛尔特的口气里不无恐惧。

她把军官和露西尔往外推。

“从花园走！她肯定要冲我大叫大嚷了，我的圣母啊！”

她匆匆忙忙地将剩下来的咖啡倒入洗碗槽，藏起杯子，吹灭油灯。

他俩出了厨房，站在外面。军官笑了，露西尔有点发抖。两个人躲在暗处，看见安吉利耶夫人穿过屋子，前面是举着一盏小灯的玛尔特，接着所有的百叶窗都关上了，铁栅栏也都放下固定好。听着铰链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响声，生锈的链条发出的声音和沉沉的大门插上门闩所发出的可怕的声音，德国人说：“就像监狱一样。那您怎么回去呢？”

“从书房的小门。玛尔特会留好门的。”

“您呢？”

“哦，我翻墙。”

他果然轻盈地一跃，柔声说了一句：“晚安，睡吧。”

“晚安。”她也用德语回答道。

她的口音让军官笑出声来。站在暗处，她听了一会儿这逐渐远去的笑声。一阵微风将丁香花的花枝吹落在她的头发上。她感到轻松、愉快，一路小跑回到自己房间。

十一

每个月，安吉利耶夫人都会去视察她的领地。她总是选择一个星期天去看属于她家的“世界”，这让她家的租种户非常恼火。她一来，他们就匆匆忙忙把咖啡、糖以及午饭残留的渣滓藏起来。安吉利耶夫人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人——她觉得租种户吃的食物都是从应当交还给她的食物里克扣下来的；对于那些从肉店老板那里拿最好的肉的人，她总是给予尖酸的指责。她在镇子上有自己的眼线，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如果哪个租住户的妻子或是女儿过于频繁地购买丝袜、香水、粉袋或是小说，她就会将其辞退。德·蒙莫尔夫人也用类似的原则管理自己的人，但是，由于她是贵族，比起安吉利耶夫人所属的尖酸而物质至上的资产阶级，她更注重精神价值，她尤其关注宗教问题。她问的是孩子们是否受洗，是否一年领两次圣体，女人是否去望弥撒（至于男人，她便听凭他们去了，想要知道这类的信息太难了）。不过，在共同管理这个地区的两个家族中——蒙莫尔家和安吉利耶家，最让人讨厌的还是前者。

晨曦刚刚沉沉地出现在天际，安吉利耶夫人就上路了。昨晚的暴风雨彻底改变了天气：天上落着冰冷的瓢泼大雨。汽车没法儿开，因为没有许可证也没有汽油，但是安吉利耶夫人找人去车库里搜寻了一番，三十年来她一直把一辆四轮马车放在那里，马车套着两匹好马，走过不少路。家里所有人都站着目送老夫人离开。最后一分钟，她（不无遗憾地）把钥匙交给露西尔。她撑开伞；暴雨下得更急了。

“夫人应该等到明天再走的。”厨娘说。

“我得操心一切，因为这个家的主人被那些先生抓了去做战俘。”安吉利耶夫人讽刺地高声答道，也许是为了让两个路过的德国士兵感到忏悔。

她看了他们一眼，用夏多布里昂描写过的那种目光，“闪闪发光的瞳仁似乎从眼睛里分离出来，像子弹一样射向人群”。

但是这两个士兵不懂法文，他们大概把这目光当成是对他们漂亮的身材、堂堂的仪表和完美的军人气度所表达的一种敬意，因为他们露出了羞涩而优雅的笑容。安吉利耶夫人厌恶地闭上了眼睛。马车启程了。一阵狂风摇动着车门。

早晨，稍晚一些的时候，露西尔去了裁缝家。裁缝是个年轻的女人，人家都在传她和德国人鬼混。露西尔带去了一块很轻的布料，想要做件晨衣。裁缝摇摇头：“您运气真好，还有这样的丝绸。我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什么嫉妒的意思，而是充满了尊敬，仿佛她认为资产阶级不是拥有某种特权，而是拥有一种自然的诀窍，可以让他们先于他人得到服务，就像平原的居民说山民的那样：“他可不会跌断脚，他！他从童年时起就开始爬阿尔卑斯山了。”她也许认为露西尔——从她的出身，从她的返祖性天赋——比她本人更善于钻法律空子，绕过规则，因为她一边微笑一边冲露西尔眨眼睛：“您很有办法，看得出来。这很好。”

就在这时，露西尔瞥见床上有一根德国士兵的腰带。两个女人的目光相遇了。裁缝的目光中有一种狡猾、专注和无情的味道，就像一只猫，别人想要从它的爪子下夺取它正准备咬死的小鸟时，它便会抬起鼻子，傲慢地喵呜喵呜直叫，仿佛在说：“不？可是，有好几次了？要么是你的，要么是我的，这块好肉？”

“您怎么能这样？”露西尔低声说。

裁缝犹豫着，换了好几种态度。她的脸上闪现过傲慢、不解和撒了谎的神情。但是突然之间，她低下脑袋。

“怎么样呢？德国人或是法国人，朋友或是敌人，可首先他是个男人，而我是个女人。他对我很好，很温和，在一些小地方对我关怀备至……他是个城里的小伙子；他很整洁，不像这里的小伙子；他的皮肤很好，也很白。他亲吻我的时候，口气非常清新，不像这里的小伙子，嘴里总是一股酒味儿。对于我来说，这就足够了。我不求别的。战争和其他这类的事情把我们的生存弄得那么复杂。可男人和女人之间，这些都不会影响他们，所有这一切。即便他是英国人，或是个黑鬼，只要我觉得他对我的胃口，我就会把自己给他，只要我能够。我让您感到厌恶了？当然，您，您很富有，您有我所没有的乐趣……”

“乐趣！”露西尔不由自主地用一种苦涩的口吻打断了她，她在想，像安吉利耶这样的人家，裁缝会想象到什么样的乐趣呢：也许就是视察产业、存钱之类的吧。

“您受过教育。您见过很多人。像我们这样的，我们只有劳动、苦干。如果没有爱情，那还不如投井自杀。而我说的爱情，您可别以为我仅仅是指那事儿。瞧，这个德国人，有天，他去穆兰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仿鳄鱼皮的包；还有一次，他为我带来一束花，城里的那种花束，就是送给夫人的那种花束。这很蠢，因为农村到处都是花儿，可这是一种关注，这让我很开心。对于我来说，直到现在，找男人就只是为了那事儿。但是这个，我不能这样对您说，我可能可以为他做一切，可以追随他到任何地方。他也爱我……哦，我经历的男人太多了，我知道这当中谁不撒谎。您应该明白，随他们怎么说吧，‘德国人，德国人，这是个德国人’，这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是的。可，我可怜的姑娘，当他们说‘一个德国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人，比所有其他人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还有言下之意，可怕的在于这里，言下之意他们是在说他杀过法国人，他让我们的亲人成了战俘，他让我们忍饥挨饿……”

“您以为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吗？有好几次，我睡在他身边时对自己说：‘也许就是他的父亲杀了我的父亲。’我爸爸，您知道的，死于上一次战争……我想过，而归根到底，我不在乎。一边是他和我，另一边是其他人。其他人根本不在乎我们，他们冲我们扔炸弹，让我们承受痛苦，杀了我们，对我们下手时把我们看得连兔子都不如。而我们呢，我们也不在乎他们。您知道，如果真的是为其他人活着，我们大概比畜牲还不如。这个地区的人都说我是条母狗。不！那些成群结队、只要上面命令他们就会咬人的人才是狗。我和威利……”

她没说下去，叹了口气。

“我爱他。”最后她说。

“但是部队总有一天要开拔的。”

“我知道，但是，夫人，威利说战争结束后，他就让我上他家去。”

“您相信吗？”

“我相信，是的。”她挑衅地回答道。

“您真是疯了。”露西尔说，“他离开后，很快就会忘了您。您的兄弟是战俘；等他们回来……相信我，小心一点，您做的一切非常危险。危险，而且不道德。”她总结说。

“等他们回来……”

她们互相对视，沉默着。在这间塞满乡村家具的封闭的房间里，露西尔闻到一股神秘的、深沉的气味，令她产生了某种奇怪的不适感。

走的时候，她在楼梯上碰到一群脏兮兮的小孩子，他们四级台阶四级台阶地往下蹦。

“你们这样跑上哪儿去？”露西尔问。

“去佩兰家的花园玩。”

佩兰是镇上一户殷实的人家，在一九四〇年六月的时候他们举家逃亡。因为害怕至极，他们走的时候没有关门，所有的门都大敞着，抽屉里堆满了银器，橱子里挂满了裙子。德国人到了之后抢掠一空：大花园也没能幸免于难，花园彻底荒废了，被抢一空，踩得一塌糊涂，成了一座热带丛林。

“德国人让你们去吗？”

他们没有回答，笑着跑远了。

露西尔冒雨回到家中。她看到了佩兰家的花园：尽管雨凉风骤，她还是在树枝间看见了村里小淘气们蓝色和粉色的罩衫。有时，还能看见一张脏兮兮、闪闪发光的小脸蛋，雨水在小脸蛋上流淌着，让这张小脸闪着光芒，在水流之中的小脸仿佛一只桃子。孩子们采着樱桃树的花儿和丁香，在草坪上你追我赶。一个穿红色短裤的小男孩爬上了一棵雪松，像只乌鸫一般吹着口哨。

他们继续摧毁花园里剩下来的一切。在过去，这花园曾经那么井井有条，主人那么精心地打理它；现在，再也不会看见佩兰一家黄昏时分坐在花园里的铁椅上，男人穿着黑色上装，女人穿着窸窣作响的长裙，一家人一起看着草莓和西瓜成熟。一个小男孩穿着粉色的小学生罩衫，一边踩着铁栅栏往前走，一边在枪尖状的铁条间努力维持平衡。

“你会掉下来的，小可怜。”露西尔说。

他定定地看着她，没有回答。她突然间羡慕起这些丝毫不在意时间、战争和不幸，尽情欢愉的孩子来。她觉得，在所有这些沦为奴隶的人中，只有他们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由”，她想。

她很不情愿地往那座忧伤、肃穆、被暴雨抽打的房子走去。

十二

看到邮递员从自己家中出来，露西尔颇为吃惊：很少有人给她写信。候见厅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写给她的明信片。

夫人，您还记得去年夏天曾经在您家住过的那对老夫妻吗？打那之后我们经常想起您，夫人，想起您热情的接待，想起那糟糕透顶的旅途中在您家得到的休息。如果能有您的消息，我们将感到十分高兴。您的丈夫幸免于难，健康地回到家中了吗？至于我们，我们非常幸福，因为我们的儿子回来了。夫人，请接受我们诚挚的敬意。

让娜及莫里斯·米肖夫妇

巴黎（十六区）索尔斯街十二号

露西尔心头不禁一阵高兴。正直的人……他们比她要幸福……他们相爱，他们一同经历与面对所有的危险……她把明信片藏在自己的写字台里，回到饭厅。总的来说，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虽然大雨仍然在下，只有一副餐具，她又一次享受着安吉利耶夫人不在的幸福时光：她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吃饭了。她吃得很快，然后她走近窗子，看着外面的雨。这会儿是“暴风雨的尾巴”了，就像厨娘说的那样。四十八小时之内，天气彻底变了，从最明媚的春天变成了捉摸不定、残酷奇怪的季节，最后残留的白雪和最初绽放的花朵混在一起。苹果树一夜之间便掉光了花瓣；蔷薇也都黑了，冻成一团；狂风击碎了种着老獾草和香豌豆的花盆。“什么都没了，结不了果子了。”玛尔特一边撤餐具一边呻吟着。“饭厅里生了火。”她补充说，“天真是冷得难以忍受。德国人叫我烧壁炉，可是烟管没有通，会弄得满屋子烟的。活该他倒霉。我和他说了，可是他不听，他觉得是我不愿意，就好像他们把我们的一切都拿走了之后，我还舍不得两三根木柴似的……瞧！他现在被呛着了吧！圣母啊！侍候德国鬼子真是够不幸的。我来了，我来了！”她没好气地说。露西尔听到她把门打开，德国人愤怒地叫着，而玛尔特回答他说：“哎，我早就告诉您了！今天风这么大，没有通过烟管的壁炉会倒灌烟的！”

“但是为什么不通烟管呢，我的上帝？”被激怒的德国人吼道。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不是这家的女主人。您以为在战争期间，我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太太，如果您以为我会像只兔子一样在这屋里被呛死，您就错了！这些夫人都到哪里去了？如果她们不能为我提供一间可以住人的房间，她们可以把我安置在客厅。给客厅生上火。”

“这不可能，先生，我很遗憾。”露西尔往前走了一步说，“在我们外省的房子里，客厅只是用来装门面的，日常起居活动并不在那里。壁炉是假的，您看看就明白了。”

“什么？这个白色大理石、雕着正在烤火的情人的东西是假的？”

“从来没在那里生过火。”露西尔微笑地说完这句话，“不过我请您到饭厅里坐一会儿，如果您愿意：那儿正烧着火呢，上面有口锅。的确，您的房间条件不是很好。”她一边看着消散的烟团一边补充说。

“啊！夫人，我差点窒息而死！士兵这职业真是充满了危险！但是我不想因为任何事情冒犯您。镇上的咖啡馆兼弹子房脏兮兮的，到处飘着白粉……您的婆婆……”

“她今天不在。”

“啊！好吧，我非常感谢您，夫人。我不会再打搅您了。我还有紧急的工作需要完成。”他扬扬手中的地图和手绘图说。

他在撤走餐具的饭桌前坐下，露西尔坐在靠着火的一张扶手椅上。她将手伸向火，有时，她心不在焉地搓搓两只手。“我的动作像个老人，”她突然不无悲伤地想，“老人的动作和生活。”

她的双手重新落回在膝盖上。抬起头，她看见军官已经放下了他的那些地图，走到窗边，掀起窗帘，望着在灰色的天空下备受折磨的梨树。

“多么可悲的地方啊。”他低声说。

“这和您有什么关系呢？”露西尔回答说，“您明天就走了。”

“不。”他说，“我不走了。”

“啊！我还以为……”

“所有的假都被推迟了。”

“是吗？为什么？”

他微微耸了耸肩膀。

“我们不知道。推迟，就这样。这就是军人的生活。”

她同情起他来：这次休假让他那么开心。

“这的确很让人烦恼。”她同情地说，“不过只是往后延一延而已……”

“延到三个月后，六个月后，或者无限期……我痛苦，尤其是因为我的母亲。她上了年纪，身体很不好。一个满头白发的小个子老妇人，带着草帽，一阵风就能把她刮倒……她明天晚上还在等我呢，可只能等到一份电报。”

“您是独子吗？”

“我有三个兄弟。一个死在波兰战场上；还有一个也死了，就在我们进入法国的时候，一年前；第三个在非洲。”

“这真是非常不幸，对于您夫人来说同样如此……”

“哦！我的夫人……我夫人会得到安慰的。我们结婚的时候还很年轻，几乎还是孩子。像这一类的婚姻，只是同志般地相处了两个星期，游游湖就完事儿了，您怎么想呢？”

“我不知道！在法国，结婚不是这样的。”

“可是也不像以前那样吧，就像在巴尔扎克笔下一样，在家里的朋友那儿见了两面就结婚？”

“也许不完全是这样，可也没有很大的差别，至少在外省没有……”

“我母亲不想让我娶艾迪西。但是我爱上了她。啊，爱情……应该是一起长大，一起变老……但是紧接着就是分离、战争、考验，在彼此的眼里，我们好像一直是十八岁，而实际上本人……”

他举起手臂，又放下。

“有的时候是十二岁，有的时候是一百岁……”

“哦！您夸张了。”

“不，在某些方面，士兵的确仍然很幼稚，可在另一些方面，他往往会很老，很老……他不再有年龄。他是大地上所有最古老的东西的同龄人，和该隐谋杀亚伯一样古老，和食人肉族的盛宴一样古老，和石器时代一样古老……好了，我们不再说这些事情了。我现在被关在这里，被关在这个坟墓一样的地方……不！……是乡下公墓里的一座坟墓，周围倒都是鲜花儿、小鸟儿和可爱的身影，可还是一座坟墓……您怎么能整年都在这里生活？”

“战争爆发以前，我们有时也出去……”

“可是我敢说，您从来没有旅行过？您不了解意大利，也不了解中欧……只勉强了解一点巴黎……想想看我是多么想念……博物馆、戏剧、大型音乐会……啊！尤其是大型音乐会，我真是遗憾。而我在这里只有一架可怜的钢琴，我还不敢弹，唯恐冒犯你们法国人合理的敏感神经。”他恼火地说。

“您想弹什么就弹什么好了，先生……瞧，您非常忧伤，可我也不快乐啊！……坐到钢琴边弹奏一曲吧。我们会忘了糟糕的天气，不在身边的人和事，会忘记我们所有的不幸……”

“真的，您希望我弹吗？我还有工作。”他看了一眼他的地图，“好吧！您拿上您的针线活，或者拿本书，坐到我身边来，听我弹琴！只有在拥有听众的时候我才能弹好琴。我非常……你们法语是怎么说的？哗众取宠？就是这个词！”

“是的，哗众取宠。请接受我对您法语语言知识的赞扬……”

他坐在钢琴边，锅已经烧热了，轻轻地嘟嘟叫着，散发出一阵柔和的烟味和烤栗子的香味。大滴的雨水沿着玻璃窗留下来，仿佛眼泪一般；屋子里静悄悄、空荡荡的，厨娘去做晚祷了。

“其实我也该去的。”露西尔想，“不过算了吧！一直在下雨。”她看着那双白皙、清瘦的手在琴键上滑过。他戴在手指上的那枚镶深红色宝石的戒指妨碍了他弹琴，他很自然地摘下来，递给露西尔。露西尔接过戒指，端详了一会儿，戒指上还残留着他的手的温度。她攥着这枚戒指，透过窗户照进来的灰白色的光线下，它闪耀着光芒。戒指上有两个透明的字母和一个日期。她想大概是爱情纪念吧。然而不是！……日期是一七七五或是一七九五之类的，她看得不很清楚，不过这应该是家族传下来的首饰；她将戒指轻轻地放在桌上。她在想，某个晚上，他也许也是这样在弹琴，旁边坐着他的妻子……对了，她叫什么来着？艾迪西？他弹得多好啊！她听出了其中几段。羞涩地问：“巴赫，是吗？莫扎特？”

“您是音乐家啊。”

“不！不！我对音乐一无所知。结婚前我也弹一点琴，可我都忘了！我喜欢音乐，您很有天赋，先生！”

他看着她，用一种悲伤的、令她惊讶的语调一字一顿地说：“是的，我也认为自己很有天赋。”

他在琴键上敲出了一串轻盈而讽刺的琴音。接着说：“现在您听这个。”

他一边弹，一边低声说：“这是和平时期，姑娘的笑声，春天欢快的声音，看到燕子从南方飞回来……这是德国的一个城市，三月，冰雪开始融化。这是冰雪融化之后，泉水的声音，它沿着古老的街道流淌。现在和平时期结束了……军鼓、卡车、士兵的脚步声……您听到了吗？您听到了吗？这缓慢的、沉重的、无情地跺在地上的声音……正在行军的人们……这个士兵就走在他们当中……在这里应当插入一段圣歌，一种还没有结束的宗教歌曲。现在，听好了！是战斗……音乐非常低沉、深沉、可怕。”

“哦！真美啊。”露西尔温柔地说，“多美啊！”

“士兵死了，在临死之际，他又一次听见了圣歌，不属于这片土地，而是来自于神圣军队的圣歌……就像这个，听……应当是既美妙又响亮的。您听到了悠远的喇叭声吗？您听到了这些让城墙坍塌的铜管乐声吗？但是一切都在远去、减弱，最终停止、消失了……士兵死了。”

“这是您写的吗？是您的作品吗？”

“是的！我一直打算做个音乐家。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为什么？可战争……”

“音乐是非常苛刻的情人，不能将它丢弃四年不管不顾。这样，等再回到它身边的时候，它就逃走了。您怎么想？”看到露西尔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他问道。

“我想……作为个人不应当作出如此大的牺牲。我说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被剥夺了一切！爱情、家庭……这太过分了！”

“啊！夫人，这是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个人重要还是集体重要？战争归根结底是一种集体行为。我们这些人，德国人，我们所理解的集体精神就是蜜蜂集体工作的那种精神，蜂巢的精神。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集体：精华、光彩、芬芳、爱情……但是这都是些朴素的想法。听着！我给您弹一首斯卡拉蒂[16]的奏鸣曲。您知道他吗？”

“不！我想我不知道，不！……”

她还在想：“个人还是集体？……唉！我的上帝！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我们死了两百万人，在另一场战争中，他们也是为了这所谓‘蜂巢的精神’牺牲生命的！他们死了……二十五年之后……什么样的欺骗！什么样的虚荣啊！……只不过存在着作用于集体工作的蜜蜂和普通百姓命运身上的法则罢了，这才是一切的真相！可是普通百姓的精神呢，也许，这精神为某种我们所不知的法则，为某种我们无法预知的心血来潮所左右。可怜的世界，如此美丽而又如此荒诞……但是这当中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五年、十年或二十年以后，这个在他看来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将不复存在，由别的问题取而代之……而这音乐，这玻璃窗上的雨声，这对面花园雪松所发出的阴郁的吱吱嘎嘎的声音，这在战争之中如此温柔、如此奇怪的时光，这，这一切将永远停留下来……这是永恒的……”

他突然停下来，望着她说：“您哭了？”

她用力地擦拭噙满泪水的双眼。

“我请求您原谅。音乐是很冒失的。也许我的音乐让您想起……某个不在您身边的人？”

她不由自主地低声说：“不！没有……只是这……没有……”

他们都不再说话。他合上琴盖。

“夫人，战争结束后，我会回来的。请允许我回来。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所有纷争都会过去……会被遗忘……至少在十五年之后会这样。有天晚上，我会敲响您的门。您给我开了门，认不出我来了，因为我穿着便装。于是我说：可我是……德国军官……您想起来了吗？现在是和平，是幸福和自由。我劫持了您。瞧，我们一起离开这里。我带您到很多国家。我，我已经是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当然了，您和现在一样美丽……”

“可您的妻子，我的丈夫，我们拿他们怎么办呢？”她努力挤出笑容说。

他轻轻地吹了声口哨。

“谁知道他们在哪里？还有我们？但是，夫人，我是非常严肃的，我会回来的。”

短暂沉默之后，她说：“再弹点什么吧。”

“不！弹得太多了！过多的音乐……是危险的。现在，您还是做个上流社会的夫人吧，请我喝杯茶。”

“法国已经没有茶了，先生。我给您来一点弗龙蒂尼昂的葡萄酒和饼干吧。您喜欢吗？”

“哦！是的！可我求求您，别喊仆人。请允许我来帮助您摆餐具。告诉我，桌布在哪里？是这个抽屉吗？请让我来选择：您知道的，我们这些德国人这方面没有任何感觉。我想要这粉红的……不！还是这白的、绣着小花的吧，花是您绣的吗？”

“那当然了！”

“剩下的就让给您来做吧。”

“非常荣幸。”她笑着说，“您的狗在哪里？我一直没有看见它。”

“它获准外出了：它属于整个纵队，属于所有同志；其中的一位，波奈，翻译，就是您那位乡下的朋友投诉的波奈，他把狗带走了。他们三天前去了慕尼黑，但是有新的安排，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关于这位波奈，您对他说过吗？”

“夫人，我的朋友波奈可不是个简单的人。也许到目前为止他还只是出于无心，只是逗个乐而已，可是假如那个丈夫激怒了他，他还真能投入激情，幸灾乐祸，您懂吗？他真的能坠入情网，而如果那个年轻女人不是很严肃的话……”

“关于这一点不是问题。”露西尔说。

“她爱那个举止粗野的家伙？”

“也许吧。再说，您可别因为这里有些姑娘让您的士兵接近，您就以为所有姑娘都是这样，玛德莱娜·萨巴里是位正直的姑娘，是个很好的法国女人。”

“我明白。”军官歪着头说。

他帮助露西尔将游戏桌拖到窗边，露西尔摆上了旧式的粗棱水晶杯，还有带有镀金瓶盖的长颈瓶和绘有各种主题的小碟子。小碟子是第一帝国时期的，上面绘有战争场面：拿破仑从军队前经过的场面，在林中空地露营的、身着金光闪闪的制服的轻骑兵，还有三月广场的游行。德国人欣赏着鲜艳而质朴的色彩。

“多么漂亮的制服啊！我真想有一件绣金线的短上衣，就像这个轻骑兵穿的一样！”

“尝尝这些点心，先生！这些都是自家做的。”

他将目光投向她，微笑着。

“夫人，您有没有听说过那种扫过南部海域的飓风？如果我从书里看来的知识没理解错的话，它们形成圆圈，边缘由暴风雨组成，飓风中心是不会移动的，一点都不动，以至于处在这飓风中心的小鸟儿或蝴蝶根本不会受到飓风的侵扰，它们的翅膀都不会被吹皱，而就在周围，暴风雨却横扫一切。瞧瞧这座屋子！瞧瞧现在正在喝福隆迪涅昂的葡萄酒、品尝饼干的我们，再想想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我还是不去想的好。”露西尔忧伤地说。

然而，她觉得内心有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热情。动作本身很轻盈，甚至比平常还要灵巧，可在她的耳边响起的、自己的声音却像是陌生人发出的。比平常的声音要低，这声音更为深沉，更带有一种颤意，连她自己都听不出来，这是自己的声音。而最让人感到心旷神怡的，是位于这充满敌意的屋子里、却孤立于一切事物之外的这份安静，这份奇怪的安全感：没有人来打扰，没有信件，没有来访的人，没有电话。甚至那口大钟，她今天早晨也忘了上发条（就像老安吉利耶夫人所说的——“自然，我不在的时候，一切都乱了纲常”），她很害怕大钟所发出的沉重而忧伤的声音，可是这钟今天也沉默了。最后，想必暴风雨又一次摧毁了发电中心，几个小时内，这个地区没有灯，也没有听见广播的声音。广播也不响了……多静啊……不可能让步于任何企图。不再在这阴暗的匣子里找寻巴黎、伦敦、柏林、波士顿。再也听不到这些可恶的、无形的、阴郁的声音，谈论沉没的船只、烧毁的飞机、摧毁的城市，清点死伤人数，宣布未来的屠杀……令人非常快乐的忘却……直到晚上都是这样，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缓慢流淌的时间，完全人性化的一种存在，清淡、芬芳的红酒，音乐，长时间的沉默，幸福……

十三

一个月后，在一个下午，与露西尔和德国人共同度过的这个下午相仿的一个下午，玛尔特向两位安吉利耶夫人宣布有人来访。让进客厅的是三位头戴面纱、穿着黑色长大衣、头戴丧葬礼帽的夫人。她们戴的黑色绉纱从脑袋顶端差不多一直垂到地上，仿佛将她们隔绝在无法穿越的丧葬之笼里。安吉利耶家很少在家接待来访者，厨娘很激动，都忘了把来访者的伞收起来。她们三个人手里各自拿着自己的伞，身体靠在自己的伞上；伞微微张开，仿佛一只圣杯那么大；最后的雨滴在她们的面纱上流淌着，就像哭丧妇一般，把泪水倾注在英雄坟墓上的石质骨灰瓮里。安吉利耶夫人费了一番功夫才认出三个一袭黑衣的女人。她惊讶地说：“是佩兰家的女人！”

佩兰家（就是被德国人洗劫一空的美丽领地的业主）是“本地区拥有最好东西的人家”。对于拥有这样称谓的人家，安吉利耶夫人体会到的情感与皇室血统的人彼此之间所有的情感差不多：他们能够平静地彼此确定是相同血统的人，对所有事情的看法都差不多，当然也会有一些暂时的分歧让他们彼此疏离；可是，尽管有战争或政府部门的过错之类的事，他们最终还会因为某种牢不可破的联系重新团结在一起；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西班牙的王室如果覆灭了，瑞典的王室不可能还坐得这么稳如泰山。穆兰的公证人溜走的时候，佩兰家损失了九十万法郎，安吉利耶家抖得不行。而安吉利耶夫人用一口面包的价钱换来一块“一直”属于蒙莫尔家的土地时，佩兰家也深感快慰。这种相同阶级之间的感情与蒙莫尔家在资产阶级中所唤起的那种尖酸的尊敬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带着一种亲切的尊敬，安吉利耶夫人让佩兰夫人坐下，后者看到她走过来，微微地从座上起身致意。安吉利耶夫人没有感觉到蒙莫尔夫人进门时的那种不快的战栗。她知道在佩兰夫人的眼里，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假壁炉，地窖的气味，半闭的百叶窗，家具上的罩子，银色棕榈叶图案的茶青色壁纸。一切都很合适。刚才，她给这几个来访者上了橘子水和满是灰尘的奶油小方糕。佩兰夫人似乎没有被这小点心里所包含的斤斤计较吓到，她觉得这恰恰再次证明了安吉利耶家的富有，因为人们总是越富有便越小气。在她的行为中佩兰夫人也看到了自己，处处节省，不愿享受，而这些都是法国资产阶级内心深处的品质。对于这种让人振作的苦涩，她也总有一种秘密的、说不出口的喜欢。

佩兰夫人叙述了儿子壮烈倒在诺曼底的过程，那是在德国挺进法国之际，她获准去他坟墓看看。她抱怨了很久这趟旅程如何昂贵，安吉利耶夫人深为赞同。母爱和金钱是两回事。佩兰家住在里昂。

“城里真是惨透了。我看见乌鸦卖到十五法郎一只。母亲就给孩子们喝乌鸦粥。您别以为我说的是工人！不！夫人！这些都是和你我一样的人！”

安吉利耶夫人痛苦地叹息着，她想象着自己的亲戚，她家里的人正在晚餐桌上分食乌鸦的情景。想到这里，她觉出某种可笑和侮辱的意味（如果只是关系到工人，那还可以简单地说一声“可怜的，不幸的人”，然后就转到别的话题上）。

“可是至少你们是自由的！你们家里没有德国人，而我们家里却有一个。一个军官！是的，夫人，在这座房子里，在这堵墙后面。”她指指银色棕榈叶图案的茶青色壁纸。

“我们知道。”佩兰夫人有点尴尬地说，“是公证人的妻子告诉我们的，她最近才过到封锁线这边来。我们甚至是为了这个来找您的。”

所有的视线都不自觉地转向露西尔。

“说说看，夫人们。”老安吉利耶夫人冷冷地说。

“据说这位军官表现非常得体？”

“是的。”

“甚至他们看见他非常礼貌地和您说过好几次话？”

“他不和我说话。”安吉利耶夫人高高在上地说，“我受不了和他说话。我也知道这种态度不是很理智（她重点强调了这个词），就像别人对我指出的那样，但是我是战俘的母亲，有这样的身份，哪怕用全世界的黄金来换，我也只能把这位先生看成一个致命的敌人。但是有些人更……我该怎么说呢？……更灵活，更现实，也许……尤其是我这位儿媳妇……”

“的确，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会回答他。”露西尔说。

“但是您这么做完全是对的，您有一千个理由这么做！”佩兰夫人叫道，“我亲爱的姑娘，我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您的身上。是为了我们家那座可怜的房子！房子破坏得很厉害，是吗？”

“我只看到过花园……透过栅栏……”

“我亲爱的孩子，您能不能让他们把房子里的一些东西还给我们？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

“我，夫人，可是……”

“请您别拒绝！只要找到其中的一位先生，替我们求求情。当然，也许所有的东西都被砸碎了，烧毁了，但是我没法儿相信真的破坏得这么厉害，家庭肖像、信件或者家具这些只对我们有感情价值的东西都不可能恢复了……”

“夫人，您可以直接对驻扎在你们房子里的德国人说，他们……”

“不。”佩兰夫人将腰挺得直直的，“只要他们在那里，我就决不跨进我的房子一步。这是尊严和感情的问题……他们杀了我的儿子，一个才被巴黎高等理工学院录取，位于前六名的儿子……一直到明天，我和我的女儿住在旅行者饭店的一个房间里。我会给您一张清单，如果您能够取出某些物品，我会永远对您感激不尽的。如果我和一个德国人面对面地站着，我一定会唱起《马赛曲》（我知道我自己！）。”佩兰夫人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会让他们把我流放到普鲁士去。这也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情，远远不是，可我还有女儿！我必须为我的家庭保全我自己。因此，我迫切地恳求您，我亲爱的露西尔，为我做一点您能够做的事情。”

“这是清单。”佩兰夫人的二女儿说。

她将清单展开，念道：“一只脸盆；一只瓷质的、写有数字、带蝴蝶图案的水桶；一只色拉篮；一套白色和金色相间的茶具二十八件，糖缸缺了盖子）；两张爷爷的肖像照片：被抱在奶妈膝盖上的一张，在灵床上的一张；前厅的鹿角，这是我舅舅阿道尔夫的纪念品；奶奶的粥盘；瓷质镀金的、爸爸忘在洗手间的备用假牙；客厅黑红相间的沙发。最后，还有书桌左边抽屉的物品若干，这是钥匙；我哥哥最初的一张书法；爸爸一九二四年在维泰勒治疗时给妈妈写的信（信都用红色窄缎带扎着）；我的所有相片。”

在一片阴郁的寂静之中，她念完清单。佩兰夫人在面纱后轻声哭泣。

“真的很难，真的很难看到这些我们如此珍爱的东西被他人夺去……我求求您，我的小露西尔，为我们尽一切力量拿到这些东西。雄辩、灵活……”

露西尔看着婆婆。

“这个……这个军人。”安吉利耶夫人勉强张开嘴唇道，“他还没有回来。你们今天晚上看不到他，露西尔，太晚了，可是明天一早您可以去找他，和他说说，请他给予支持。”

“好吧。我会做的。”

佩兰夫人伸出戴着黑手套的双手，将露西尔拉在怀中。

“谢谢，谢谢！亲爱的孩子……现在我们就告辞了。”

“喝点饮料再走吧。”安吉利耶夫人说。

“哦！太打扰你们了……”

在玛尔特才拿来的长颈瓶装的橘子水和奶油小方糕周围响起了温和的、彬彬有礼的低语声。恢复了平静的夫人们谈论起战争来。她们怀疑德国人的胜利，但她们也不希望英国人取胜。总之，她们希望所有的人都吃败仗。她们痛心疾首地指责老百姓的那种享乐精神。接着话题转到了个人身上。佩兰夫人和安吉利耶夫人谈起了自己的病。佩兰夫人说了很长时间最近发作的风湿病。安吉利耶夫人不耐烦地听着，趁着她停下来喘口气的工夫，她赶紧说，“和我一样……”，然后她讲起了自己的风湿。

佩兰夫人的女儿们在一旁不露声色地吃着奶油小方糕。外面，雨一直在下。

十四

第二天早晨，雨停了。太阳照耀着闷热、潮湿和幸福的大地。一早，几乎没有怎么睡觉的露西尔就坐在花园的凳子上等德国人。一看见他出了屋子，她就迎上前去，向他陈述了她的请求。两个人都感觉到安吉利耶夫人和厨娘在暗地里看着他们，当然，可能还有邻居家的女人们，躲在紧闭的百叶窗后，看着他俩站在小路的中央。

“如果您愿意和我一起到这些夫人的房子里去，”德国人说，“我让他们当面把她们要的东西找出来；但是我有好几个同志住在这座被主人抛弃的房子里，我想房子肯定一塌糊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他们并肩穿过小镇，几乎没怎么说话。

走到旅行者饭店的那个路口时，露西尔看见了佩兰夫人的黑纱在飘扬。人们用一种好奇可是同谋一般的、略带赞同之意的神情望着露西尔和她身边的人。也许所有人都知道她将从敌人手里夺回一点战利品（以假牙、瓷质餐具和其他具有家用和感情价值的东西的形式）。一位从来不敢毫无畏惧地直视德国军服的老妇人此时却走近露西尔，低声和她说：“这真是很好……非常及时……您不怕他们，您，至少……”

军官微笑着。

“他们把您当成到赫罗弗尼斯的军营里图谋行刺他的友第德[17]了。我希望您可别像这位夫人一样，有那么阴暗的企图！我们到了。请屈尊进来吧，夫人。”

他推开面前那扇沉沉的栅栏门，栅栏门顶端的小铃铛发出忧郁的响声，这铃铛过去是用来通知佩兰家有人来访的。一年的时间，花园完全是一副没人照看的样子，如果不是在像今天如此灿烂的日子来，会令人非常揪心。可这是五月的一天，是暴风雨过后的第二天。小草亮晶晶的，小路上开满了雏菊、矢车菊，所有的花儿都湿漉漉的，恣意生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小灌木长得没了章法，丁香新发出的枝条轻轻地抽打着走过这里的露西尔。房子里住着十来个年轻德国士兵，镇上所有孩子最无忧无虑的日子也是在这里的前厅度过的（这里的前厅和安吉利耶夫人家的前厅一样，光线阴暗，散发着潮湿的气味，镜子微微泛点儿绿色，墙上挂着一排狩猎的战利品）。露西尔认出了车匠家的两个小姑娘，她们坐在一个金发士兵的膝头，那个士兵长着一张大大的、爱笑的嘴。木匠家的小男孩正骑在另一个士兵的背上玩骑马。那个小裁缝的私生子、四个两至六岁的小男孩睡在地板上，用勿忘我和小小的香石竹编织花冠。过去，这些花曾经那么乖巧地装点着花坛。

士兵们跳起来，按照规定的动作站好，下巴高高昂起，向前突出，身体绷得那么紧，脖子上的静脉都清晰可辨。

军官对露西尔说：“您可以把清单给我吗？我们一起来找。”

他笑着读完清单。

“我们从沙发开始吧。沙发应该在客厅里，客厅就在这里，我想。”

他推开一扇门，走进一间很大的、堆满家具的房间，家具坏的坏，倒的倒；画儿沿着墙排成一排，搁在地上，有些被脚踹出好几个洞。地上乱七八糟地散落着报纸碎片、稻草（也许是一九四〇年六月逃亡时留下的）和侵略者吸了一半就扔掉的雪茄。在一个架子上，竖着一只稻草充填的獒狗标本，头上戴着已经枯萎的花冠，鼻子碎成了两半。

“什么样子啊！”露西尔难过地说。

但是这间屋子里还是有某种喜剧的成分，尤其是军官和士兵尴尬的脸色。军官看到了露西尔的目光和她指责的神情，他急忙说：“我父母在莱茵河有幢别墅，上一次战争的时候，你们的士兵曾经进驻，他们毁坏了很多稀有珍贵、有两百年历史的乐器，把歌德的书撕得粉碎。”

露西尔不禁笑了。他用一种粗鲁和恼怒的声音分辩着，好像一个小男孩，别人指责他做了坏事时，他愤怒地回答说：“可是，夫人，不是我先开始的，是别人先……”

看到在一个无法接近的敌人、一个生硬的战士的脸上浮现出孩子气的表情，她感到一种女性的快乐，一种肉体的温情。“因为不得不承认，”她想，“我们都在他的手上。我们毫无反抗之力。如果我们的生命与财产可以幸免于难，只不过是他愿意罢了。”她几乎有点害怕心里的那种感情，这就好像是在抚摸一头野蛮的动物时感受到的，某种既尖酸又甜美的感觉，一种温柔和恐惧并存的感觉。

她想再这样多玩一会儿，于是皱着眉头说：“你们应该感到羞愧！这些空房子是在德国军队的保护之下，是和德国军队的面子有关！”

他一边听她说，一边轻轻地用手杖抽打着靴子的翻边。他转向士兵，非常严厉地大声说着什么。露西尔听出他是在命令他们将屋子的一切整理好，把破坏的东西修理好，将地板和家具打扫干净。他说德语的时候，尤其是在用上对下的口吻说德语时，声音里有一种振颤的、金属的东西，让露西尔感觉到一种粗暴的、最后变成撕咬的吻所产生的快感。她用手轻轻地抚弄着发烫的面颊，对自己说：“停下来！不要再去想他，你正踏上一条可怕的道路……”

她向门的方向走了几步。

“我不留在这里了。我要回去。您有清单，您请您的士兵把清单上的东西找出来吧。”

他跳了一步，追上她。

“我求求您，别这样怒气冲冲地离开……一切将尽可能地恢复原状，我向您保证。听着！让他们去找东西，过会儿他们会把东西放在手推车上，送到佩兰夫人们的身边，这一切都听从您的命令。我陪着您，向您表示歉意。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在他们完成以前，到花园里去吧。我们散会儿步，我为您采些漂亮的花儿。”

“不，我回去了！”

“不行！您答应夫人们，将她们的东西送还给她们。您应该监督他们如何执行您的命令。”他一边说一边拽住她的胳膊。

他们走出屋子，走在开满丁香的小路上。无数的蜜蜂、胡蜂和大黄蜂在他们周围嗡嗡地叫着，蜂儿一头扎进花丛之中，吮吸着花朵，然后停在他们的胳膊和露西尔的头发上。露西尔有些害怕，她紧张地笑道：“我们别在这里了。我真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

“往前走一点。”

在花园深处，他们遇到了村里的小淘气们。有一些在花坛里玩儿，在被踩得一塌糊涂和摘得光秃秃的花丛中；另一些爬到梨树上折花枝。

“小野鬼，”露西尔叫道，“还没结果呢。”

“是的，但是花儿很美！”

他冲孩子们张开双臂，孩子们把一束束柔美的花儿往下扔。

“拿着，夫人，把它们插到桌上的杯子里会非常漂亮的。”

“我怎么也不敢抱着果树的花枝穿过这个地方。”露西尔笑着抗议道，“等着，小淘气，村里的警察回头把你们统统抓起来！”

“不会有这样的危险。”一个穿黑色小学生罩衫的小女孩说。

她嘴里咬着一片面包，两只脏兮兮的小腿盘在树上，向上爬。

“不会有这样的危险……鬼……德国人不会让他回来的。”

草坪已经两个夏天没有割了，长满了黄色毛茛。军官坐在草丛中，把大大的短斗篷解下来扔在地上。斗篷也是那种从灰色中萃取的惨淡的绿色，那种杏仁绿。孩子们跟着他们。穿黑色罩衫的小女孩采了些报春花，她把花扎成一个个新鲜的黄色花球，将小鼻子深深地埋进花球，可狡猾而纯洁的黑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过两个大人。她好奇地看着露西尔，眼神之中还含有某种批评：是一个女人看着另一个女人的那种眼神。“她看上去有些害怕。”她想，“我在想为什么她要害怕。他看样子不是坏人，这个军官。我和他挺熟的，他给我钱，还有一次他帮我把挂在那棵很高的雪松树枝上的气球拿了下来。这个军官多么英俊啊！他比爸爸要英俊，比这个地方所有的小伙子都要英俊。夫人的裙子也很漂亮。”

她偷偷地走近他们，用脏脏的小手指轻触着质地轻盈、式样简单的裙子。裙子用灰色的平纹细布做成，只在领子和袖子上装饰了一圈打褶细麻。她非常用力地拽了一下裙子，露西尔突然转过身来，小女孩向后跳了一步，但是露西尔瞪着一双惊慌失措的眼睛看着她，好像不认识她似的。小女孩看见这位夫人的脸色非常苍白，双唇在颤抖。她一定是害怕单独和德国人待在这里。就好像他会伤害她一样！他非常友善地和她说话。但是，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她都忘了挣脱。小女孩模模糊糊地想，男孩子，不管是小男孩还是大男孩，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就喜欢捉弄姑娘，让她们感到害怕。她在高高的草丛间躺下来，草将她完全遮没了；她觉得自己是那么小，几乎没有人能看见她，草儿轻轻地抚弄着她的脖子、腿和眼皮，真是舒服！

德国人和夫人在低声交谈。他也是，脸色苍白得像一张床单。有时，她能听见他尖锐而克制的声音，好像想要叫、哭，可是却不敢这么做似的。他的话对于小姑娘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她隐隐约约地听出他在谈论他的妻子和夫人的丈夫。她听见他重复了好几次：“如果您生活得幸福……我知道您生活得如何……我知道您一个人，知道您的丈夫总是把您一个人抛在家里……我向这个地区的人打听过。”幸福？这位有漂亮裙子、漂亮房子的夫人并不幸福？无论如何，她也没想过抱怨，她想走。她请求他让她一个人待着，请求他不要说了。我的天哪，她并不害怕，反而好像军官更加惊慌失措，尽管他穿着高筒靴，一副骄傲的样子。这时，一只瓢虫爬上了小姑娘的手掌，她久久地观察着小虫子，她想杀死它，可是她知道杀害动物会给上帝带来痛苦的。于是她只是看着小虫子在她身上喘气，开始时轻轻地，想要抬起那双精致而透明的翅膀，接着它开始喘粗气，那么大声地喘气，想来它的感觉就像一个遇到海难的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浮在木排上一样，但是此时瓢虫飞走了。“虫子在您的胳膊上，夫人！”小姑娘叫道。军官和夫人再一次转过头，望着小姑娘的方向，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她。不过军官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好像在赶苍蝇一样。“我不会走开的。”小姑娘挑衅地说。首先，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呢？一位先生和一位夫人，他们可以待在客厅里！她不怀好意地竖起耳朵。他们在说什么？“不，”军官低沉而嘶哑地说，“我永远不会忘了您的！”

一大团云将天空遮住一半，花儿，还有草坪那翠绿的、亮闪闪的颜色，一切都黯淡下来。夫人拔下三叶草紫色的小花，用手揉碎了。

“这不可能。”她说，听声音好像马上就要哭出来似的。

什么是不可能的？小姑娘想。

“因为别人会说你？”军官用一种非常蔑视的神情说。

但是她骄傲地看着他。

“别人？如果他们和我面对面地站着，我觉得自己无可指责……不！我们之间什么也不可能发生。”

“可是有很多东西，您永远也抹不掉：我们在雨声中共同度过的那个下午，钢琴，今天早上，我们在树林里散步……”

“啊！早知如此我真不应该……”

“但是一切已经发生了！太迟了……您根本无法改变！一切都已经……”

小女孩将脸靠在弯起的手臂上，他们的声音越来越远，好像蜜蜂的嗡嗡声一般，成了遥远的呢喃。这一大团云，这灼热的太阳都预告风雨即将来临。如果雨突然落下，夫人和军官会怎么做？如果看到他们在暴雨中奔跑应该很滑稽，她戴着草帽，而他披着那件漂亮的绿色斗篷？但是他们可能会藏在花园的某个地方躲雨。如果他们愿意跟着她，她可以带他们到谁也看不到的绿树荫底下。已经是中午了，她听见祈祷的钟声敲响了，她在想：“他们会回去吃午饭吗？这些富人都吃什么呢？和我们一样，吃白白的奶酪？面包？土豆？糖果？如果我问他们要糖吃，他们会怎么样？”她看见他们跳了一下，站起身来，颤抖着站在那里，此时她已经离他们很近，她想要拉住他们的手，问他们要糖果——她是小露丝，她是个勇敢的小姑娘。是的，这位先生和夫人在颤抖，就像他们在学校里爬樱桃树，正当他们嘴巴里塞满了樱桃，突然听到学校老师的声音在下命令说：“露丝，小女贼，给我立刻下来！”但是他们看到的不是学校里的老师，而是一个立正的士兵，正用自己那口让人听不懂的语言飞快地说着什么，词语在他的嘴里发出的声音，宛若激流冲刷着卵石的河床一般。

军官离开夫人一步，夫人脸色苍白，精神非常不好。

“怎么了？他说什么？”她低声问。

军官似乎和她一样不知所措，他也没有听懂似的。最后，他那苍白的脸上总算绽放出了笑容。

“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找到了……但是老先生的假牙碎了，因为孩子们拿假牙玩儿：他们想要把假牙塞到獒犬标本里去。”

两个人——军官和夫人——似乎慢慢从某种仪式中缓过劲儿来，回到地面上。他们低头望着小露丝，这一回，他们看见了她。军官拉过她的耳朵说：“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们这些小淘气？”

但是他的声音非常犹豫，在夫人的笑声中，听起来好像是压抑的抽泣声那颤抖的回音。她的笑声也像是那类感到非常害怕的人发出的笑声，一边笑一边似乎还不能忘记才躲开的劫难。小露丝烦透了，可是她没能跑掉。“假牙……是的……当然了……我们想看看那只狗有了这些漂亮的、崭新的白牙齿，是不是看上去就能咬人了……”但是军官的愤怒令她感到害怕（走近了看，他显得很高大，很可怕），因此她选择了另一种腔调，一边哭一边说：“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您的什么假牙。”

可孩子们从四面八方全都来了。他们脆生生的、具有穿透力的嗓音混在一起。夫人恳求道：“不要！不要！别说了！没关系的。剩下的那些能找到已经很不错了。”

一个小时以后，从佩兰家的花园里出来一群身着脏兮兮的罩衫的淘气鬼，还有两个士兵。他们推着一辆手推车，上面堆着用纸篓装的瓷杯子，四脚朝天，而且有一只脚已经坏了的沙发，一本绒面的相簿，一只被德国人当成色拉篮——也是主人们写在清单上的——的金丝雀鸟笼和其他一些东西。走在最后面的，是露西尔和德国军官。他们在女人好奇的目光下穿越了小镇，大家都注意到，军官和露西尔没有说话，他们甚至没有对视，两个人都面无血色。军官一副冰冷的、无法接近的样子。女人们私下里在说：“她肯定和他说了，……看到把一座房子糟蹋成这样，她是怎么想的。他生气了。夫人！他们不习惯人们的反抗！她做得对。我们又不是狗！她很勇敢，年轻的安吉利耶夫人，她一点也不害怕。”

她们当中的一个，就是那个老是带着只山羊的（复活节的星期天，安吉利耶家两位夫人晚祷回来，她和她们说过话，她还说：“这些德国人，他们是最坏的。”）的小个子妇人，白头发、蓝眼睛、老老实实的，趁露西尔经过的时候，她还凑上去说：“好啊，夫人！告诉他们我们一点也不怕！您的战俘会为您感到自豪的。”她补充说，说这话时她哭了，不是因为她本人也有个战俘丈夫，她年龄太大了，丈夫、儿子都不至于去参战，而是因为偏见紧随于激情之后，而她，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人。

十五

年迈的安吉利耶夫人和德国人面对面碰上的时候，两个人都会本能地向后缩去。对于军官而言，这是一种故意做出来的骑士风度，不能让自己的存在冒犯到房子的主人，而安吉利耶夫人挪动的这步距离就好像是一匹烈性马看到脚下有条蟒蛇时的反应一样，她甚至不需要压抑传遍全身的战栗，僵硬地站在那里，那种恐惧的态度，仿佛是碰到了最为危险、前所未见的怪兽。但是这一切只会持续一小段时间：良好的教育正是为了校正人类的自然反射。军官会越站越直，身上所有线条全都笔直，就像机器人一般丝毫无误，头微微倾斜，脚后跟一顿（哦！这种普鲁士人特有的敬礼方式，安吉利耶夫人小声咕哝着，她没有想到，这是个出生于东德意志的男人，这种敬礼方式再自然不过了，就像阿拉伯人的吻手礼和英国人的握手礼一样自然）。安吉利耶夫人此时双手交握放在胃的部位，那姿势就好像一个夜间守灵的嬷嬷，站起身来冲死人家里一位可能反教会的成员致以问候一样，因此她的脸上掠过多重表情：表面的尊重（“您是主人”）、责备（“可您所了解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啊，您这个异教徒！”）、顺从（“把我们的厌恶交给上帝吧”），最后是一丝残忍的快乐（“等着吧，我的朋友，您会在地狱里遭到焚烧，而我会在上帝的怀里得到安息”）。不过最后的念头在老安吉利耶夫人的脑海里变成了一种愿望，每次她看见占领军一员时都在心里暗暗地这么想：“我希望他很快葬身于芒什海峡[18]。”因为这个时期法国人正在等待英国人登陆，每天都在说第二天就要到了。安吉利耶夫人把自己的愿望当成了现实，以至于她觉得自己看到的德国人就是被溺死的样子，惨白、浮肿，被浪涛扔上了岸。想到这个她的脸上才恢复了点人气，唇边流露出一个惨淡的微笑，就像即将殒灭的星体发出的最后一点光芒。并且，听到对方问候她的身体，她还回答道：“谢谢。我再好没有了。”最后几个词忧伤地回荡着，好像是在说：“就像法国糟糕的状况所允许的那样好。”

露西尔跟在安吉利耶夫人身后。这几天，在她一贯的冷漠之中，又平添了一份心不在焉和倔强。她侧着头，静静地离开德国人。德国人同样什么也没说，但是他觉得露西尔根本没有看见他，于是目光追随了她很久。安吉利耶夫人就好像背后长着两只眼睛，要当场捉住他似的。她没有转过头，愤怒地低声对露西尔说：“别注意他。他一直在。”一直等身后的门关上之后，她才能够自由呼吸，这时，她便向媳妇投去冷冷的一瞥说：“您今天的发式和往常不一样。”或者“您穿了新裙子？”然后用讥讽的语气总结道：“还不够讨人喜欢。”

然而，尽管有时她非常恨露西尔，仅仅是因为她在，而她的儿子却不在，尽管她能猜到些什么，感觉到些什么，但她不相信媳妇和德国人之间真的会产生一种柔情。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心来判断他人的。吝啬鬼觉得人们无不受到利益的驱使，喜欢奢华的人觉得他人无不为欲望所纠缠。对于安吉利耶夫人来说，德国人不是人，而是残忍、错乱和仇恨的化身。所有的其他判断都是不可能的，难以想象的……她无法想象露西尔会爱上一个德国人，就像她觉得一个女人是不可能和一只独角兽、龙或圣马大在塔拉斯孔杀死的怪兽结合一样。德国人似乎也不应该爱上露西尔，因为安吉利耶夫人根本不承认他具有人类的感情。在她看来，德国人只是为了通过自己的目光更进一步地侮辱这个已经遭到他亵渎的法国人家，看到母亲和战俘的妻子只能听凭他摆布，他会感受到一种残忍的快乐。尤其让她气愤的，是她所谓的露西尔的“冷漠”：“她尝试新的发型，穿新裙子！她难道不知道，那个德国人还以为是为他做的呢！多么没有尊严啊！”她真想给露西尔的脸蒙上一张面具，让她穿个袋子。看到她那么漂亮、健康，她就觉得受不了。她的心在滴血：“就在这个时刻，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属于我的……”

有一天，她们在前厅碰到德国人的时候，安吉利耶夫人着实高兴了一下，她们看见他的脸色惨白，胳膊夸张地——在安吉利耶夫人看来如此——用三角巾吊着。紧接着安吉利耶夫人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因为她听到露西尔迅速地、几乎不由自主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从马上掉了下来。这个家伙很难相处，我又是第一次骑。”

“您的脸色非常不好。”露西尔望着精神不振的德国人说，“快去躺着。”

“哦！不！这只是一点轻伤，再说……”

他示意她听，纵队正打窗下走过。

“演习……”

“什么，还有演习？”

“我们身处战争之中。”他说。

他微微笑了一下，简单致意之后，他离开了。

“您在做什么？”老安吉利耶夫人尖酸地叫道。

露西尔卷起窗帘，望着渐渐远去的士兵。

“您看来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举止得体。德国人应当列队从关闭的窗户和百叶窗后经过……就像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时一样……”

“是的，他们第一次进城时是该这样，但是如果他们每天都要从街上经过的话，倘若我们真的一丝不差地遵循传统，我们可能就要处在永远的黑暗之中。”露西尔不耐烦地回答说。

这是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一种含硫的光线笼罩着所有这些高昂的脸和张开的嘴巴，他们在唱歌，歌声节奏分明，声音不是很高，似乎相当收敛、压抑，好像过一会儿这歌声就要变成深沉而美妙的圣歌。当地人都在说：“他们的歌真好玩，挺吸引人的，就像祈祷！”

太阳西斜，闪现出一道红色的光芒，似乎这些头戴钢盔的脑袋，他们从脖子到下巴的地方，还有这些灰绿色的军服以及那位正在下令下马的军官全都被鲜血染得通红。安吉利耶夫人也被这景象吓住了。她喃喃道：

“这可能是个预兆呢……”

演习到半夜才结束。露西尔听到最外面的大门开关的声音。她听出军官踩在前厅石板上的脚步声。她叹了一口气。她睡不着。又是糟糕的一夜！这些夜晚几乎没有什么分别，痛苦的清醒和支离破碎的噩梦……六点钟，她还站着。但是无济于事！这只能让白天变得更长，更空。

厨娘告诉两位安吉利耶夫人，军官昨天回来就病倒了，说军医来过，发现他发着高烧，让他待在房间里休息。中午的时候，两个德国士兵给伤者端来了饭，但是他不愿意吃。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可是他并没有躺下。大家能听到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单调的脚步声让安吉利耶夫人颇为恼火，吃了中饭后，她竟一反常态，很快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而平常的日子里，一直到四点以前，她都在饭厅里算账或是织毛衣，如果是夏天，就坐在窗边；如果在冬天，就坐在火边。只是到四点之后，她才会上自己二楼的卧房，在那里，没有任何声音能够干扰到她。而露西尔呢，这时她就能自由呼吸了，除非听到那轻轻的脚步声从楼上下来，偶尔在屋子里游荡一会儿——听上去是这样的——接着又消失在二楼的幽深之处。有时露西尔会想，她的婆婆在楼上那阴森森的地方做什么呢？因为她把百叶窗和窗户全都关上，而且不开灯。因此她肯定不在读书。再说她从来不读书。也许她在黑暗之中继续织毛衣！她是在给战俘织围巾，那种宽宽的、上下一样的长带状围巾，她不需要看，带着一种盲目的自信织着。她祈祷什么呢？她能睡着吗？她七点钟下楼，头发一丝儿不乱，穿着黑裙子的身子挺得直直的，一声不吭。

这天，以及随后的日子里，露西尔听见她进自己卧房时用钥匙锁了一圈，然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整座房子一片死寂。只有德国人的脚步声会打破这份静谧。但是他的脚步声进不了老安吉利耶夫人的耳朵，她躲在厚厚的墙后，她房间的墙纸和帷幔将所有的声音都吞没了。这是一间非常阴暗、塞满家具的大房间。关上百叶窗，放下窗帘之后，老安吉利耶夫人开始让这间房变得更为阴暗，然后她坐在绿色的布艺扶手椅里，她那双接近透明的手交握着放在膝头。她闭上眼睛，有时，她的面颊上会流下少有的、灼灼的泪水，这衰老的泪水似乎充满了遗憾，好像年龄终于承认所有的抱怨都是那么无用，那么肤浅。她几乎是恼怒地擦去泪水。她站起身来，和自己说话，声音不高。她说：“瞧，你不累吗？午饭后正当消化之时你又跑个不停，还游泳。快点，快过来，加斯东，坐在你的小板凳上。但是你可以休息一会儿，你可以把小脑袋靠在妈妈的膝头。”她说，一边轻轻地、温柔地抚摸着想象中的儿子的头发。

这不是谵妄，也不是精神错乱的先兆。她再也没有比现在更加头脑清楚，更加了解自己的时候了，这不过是她喜欢的一出戏而已，能够给她带来某种安慰，就像酒精或是吗啡所能给予的安慰一样。在黑暗之中，在静谧之中，她审视过去。她搜索到一些她自己都以为永远忘记的事情，她重新发现了这些珍宝；她找回了儿子的这个词，这种语调，婴儿般胖乎乎的小手的这个姿势，的确，这一切在一秒钟内便废除了时间的至上权力。这不是想象，而是现实本身以它不可磨灭的实质回到她的身边，因为任何东西都已经无法阻碍它的发生。不在，甚至死亡都不能抹杀过去。儿子曾经穿过的粉红色小学生罩衫，被荨麻刺到的儿子哭泣着向她伸出小手，这一切都确实存在过，这一切都在她的控制之下，只要她还活着，这一切就能够得到重生。只需要孤独，阴暗以及儿子熟悉的所有这些包围着她的家具、物品，这一切就能够重生。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变化这些幻觉。她不仅仅满足于过去，她还在预期未来！她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现在。她对自己撒谎，但是由于这些谎言是她自己的杰作，她尤其钟爱。在一些短暂的时刻，她是幸福的。而且她的幸福感再也不需要受到现实的约束。一切都成为可能，一切都在她的手中。首先，战争结束了。这是梦的起点，是她跃向无边的至乐的跳板。战争结束了……和所有日子一样的一天……为什么不是明天呢？总是到最后一分钟她才知道一切。她不读报纸，不听广播。一切就会像突如其来的雷声一般爆发。一天，下楼来到厨房的时候，她看见厨娘玛尔特，她的眼睛都快弹出来了：“夫人不知道吗？”很多事情她都是这么知道的，比利时国王遭到囚禁，巴黎遭到占领，德国人到了，停火协议的签订……那么，也许有一天，她也是这样知道了和平的消息？为什么玛尔特就不会告诉她：“夫人，似乎一切都结束了！不再打仗了，战争已经结束，战俘都要回来了！”英国人还是德国人取得胜利？对她来说根本无所谓！她只关心自己的儿子。她的脸色惨白，双唇颤抖，双目紧闭，她在脑海中勾勒着充斥大量细节的图画。在精神病人的图画中，我们通常都会发现这类细节。她看见了加斯东脸上的每一根细小皱纹，他的发型，他的衣着，他穿的高筒军用靴上的鞋带；她听见了他音调之中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她握住他的手，喃喃道：“快！进来，你不认识自己家了吗？”

最初的时刻只属于她，没有露西尔的份儿。她不会用过多的亲吻和泪水来淹没儿子。她会让人给他准备一顿好饭，放好洗澡水，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知道，我精心照管着你的生意。你觊觎很久的这块领地，靠近努塘的那块，我已经买下来了，现在它是你的。我还买了蒙莫尔家的那块草坪，这是我们两家地产的分界线，子爵原本说什么也不肯让给我们。我则等到了对我们极为有利的时刻。我得到了我希望得到的东西。你高兴吗？我把你的黄金、你的证券、家里的首饰都藏在安全的地方。我全是一个人完成这一切的，一个人面对这些问题。可不能相信你的妻子……我难道不是你唯一的朋友吗？难道不是只有我才能理解你？去吧，我的儿子！快到你妻子身边去。别对她有过多的指望！她是个冷漠而倔强的生灵。但是凭借我们俩的力量，我们可以让她听从我们的意愿，比我一个人单独应对更好，她总是用长时间的沉默来对付我。你，你有权问她：‘你在想什么？’你是主人，你可以要求她回答。去她那里，去呀！占据她身上所有属于你的东西：她的美貌，她的青春……他们说在第戎……别这样，我的小东西！情妇会让你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你这么长时间不在家，这会让你更加喜爱我们这座古老的房子的……哦！我们在一起度过的安静的好日子。”安吉利耶夫人低声说。她站起身来，轻轻地穿过房间。她拉着想象中的手，靠着梦中的肩膀。“来，我们下楼。到饭厅去，我让他们准备了一点小点心。你瘦了，我的儿子。你得吃东西，来。”

她机械地打开门，走下楼梯。是的，是这样，晚上，她会从她房间里走出来。她会把孩子们吓坏的。她看见加斯东坐在窗边的扶手椅上，他的妻子在他的身边，正在给他读书。这是她的责任，她的角色，把他留在家中，为他提供消遣。他得了伤寒处在恢复期的时候，她给他读报纸。她的声音听起来温柔怡人，她有时听着也颇为愉快。温柔的、低低的声音……可她真的听到她的读书声了吗？瞧，她正在做梦！她已经让她的梦超过了应有的界限。她的身子一下子僵硬起来，走了几步，进了客厅，看见扶手椅被推到窗边。他的胳膊坏了，放在扶手上，嘴里叼着烟斗，双脚搁在加斯东小时候坐过的小凳子上。是的，她看见了他，他的灰绿色军服，侵略者、敌人、德国人，而露西尔就在他的身边，正在高声替他朗读一本书。

一阵沉默。两个人都站起身来。露西尔手中的书掉在地上。军官冲过去捡了起来。他将书放在桌子上，轻声说：“夫人，您的儿媳答应陪我一会儿。”

老夫人的脸色非常苍白，她歪着头。

“您是主人。”

“由于他们从巴黎给我寄了一包新书来，我就冒昧……”

“您是这里的主人。”安吉利耶夫人重复道。

她转过身，走出饭厅。露西尔听见她对厨娘说：“玛尔特，今天我不会再离开我的房间。请您把我的饭端上来。”

“今天，夫人？”

“今天，明天，只要这些先生在这里，就这么办。”

等她走远了，再也听不到她那消失在屋子深处的脚步声时，“这将是天堂。”德国人低声说。

十六

蒙莫尔子爵夫人最近一直为失眠所折磨。她是一个关心世界的人，所有时代的大问题都在她的灵魂中回荡着。想到白人的未来问题，想到德法关系问题，想到共济会给世界带来的威胁，想到共产主义，她就睡不着。一股股的寒流掠过她的身体。她站起身。她走出屋子，来到公园，头发上围了一条被虫蛀了的毛皮。她不愿意梳妆打扮，也许是看到漂亮的衣裙也弥补不了这恼人的轮廓组合，她丧失了希望吧——长长的红鼻子，几乎畸形的身材，布满了斑斑点点的皮肤——也许是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骄傲，对自己耀眼的美德十分自信，无法想象别人还会对她的美德视而不见，即便是戴着凹凸不平的毡帽，或是穿着连她的厨娘都会觉得恐怖厌恶的绿色和金色毛线交织的大衣，当然，还有可能是出于对所有偶然性的蔑视。“这有什么重要的，我的朋友？”她总是轻声对指责她穿着不成一双的鞋子出现在饭桌前的丈夫说。然而，在她让仆人工作或是看管自己财产的时候，她会一下子变得不再那么高高在上。

失眠的日子里，她就在公园里一边背诗一边散步，或者一直走到鸡窝，察看一下那三道拦住入口的大锁是否完好。她得注意牛。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草坪上不再种花儿了，可是晚上牲畜会打这儿经过。借着月亮的清辉，她沿着斜坡往下一直走到菜地，一株株地清点玉米的数量。有人偷她的玉米。战争以前，这个富饶的地区根本没有人注意玉米，家禽都是拿麦子和燕麦喂的。现在，军需征调人员在谷仓到处搜寻小麦，家庭主妇没有稻谷可以喂鸡了。他们到城堡里来过，想要些作物，但是蒙莫尔家的这些作物首先是给自己留的，剩下则是给朋友和住在同一地区的老熟人的。农民非常恼火。“我们可以付钱。”他们说。他们其实不会付钱，但这不是问题之所在。再说他们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他们猜想他们所遭遇的是类似于共济会组织精神之类的东西，是一种阶级的团结，这种东西使得农民和农民的钱没有胁迫蒙特勒弗男爵或皮涅普勒伯爵来得重要。既然买不到，农民就自己拿。城堡已经没有看守了，他们都做了战俘，顶替的人也找不到；整个地区都缺男人。而且也不可能找到工人或是材料把坍塌的墙再给垒起来。农民就从缺口那里摸进来，在池塘里偷着摸鱼钓鱼；他们还偷鸡，偷西红柿和玉米，总之偷一切方便偷的东西。

德·蒙莫尔先生的处境非常微妙。他是镇长，一方面，他不愿意得罪他所管辖的这些人；另外一方面，他又非常看重自己的财产。如果没有他那拒绝一切妥协、软弱态度的妻子，也许他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您只知道求太平。”她总是不无尖酸刻薄地对丈夫说，“我们的主亲口说过：‘我来的目的不是带来太平，而是带来战争’。”

“您根本不是一个纯粹的基督徒。”阿莫里一副埋怨的神情，回答她说。但是很长时间以来，他必须得承认，子爵夫人有一颗使徒的灵魂，她的眼光非常有预见性。当然，他之所以支持子爵夫人的判断，尤其是因为她掌管夫妇两个人的财产，她把钱看得很紧。因此他非常忠实地站在她身后，与偷渔者、偷农作物者、不去做弥撒的小学校长以及被疑为“人民阵线”成员的邮务员展开不懈的斗争，尽管他公然在电话间的门上贴了一张贝当元帅的画像。

于是，六月的一天，子爵夫人一边背诗一边在她的公园里散步。那是她准备在母亲节的时候对教会学校的那些个被保护的小姑娘演说用的。她本来准备亲自写几句诗，但是她更善于写散文（在写下心中那些如此强烈、汹涌如潮的思绪之时，她往往不得不把笔放下，将双手浸在冷水之中，冷却一下沸腾的热血），相对来说不那么擅长诗歌。要屈从于韵律真是让人难以忍受。于是她决定将原本那首想要献给法国母亲无上光荣的诗歌改为一首散文颂歌：“哦！母亲！”低年级的一位小学生，穿着白色的罩衫，手执一束野花，念道：“哦！母亲！我看见你低下面庞，望着我的小床，外面正雷声大作。世界的天一片黑暗，但是灿烂的黎明即将升起。笑吧，哦！母亲！看，你的孩子跟随着元帅，他的手里是和平与光明。和我一起走进法国所有孩子和所有母亲围绕着可敬的老人，那位给我们带来希望的老人，所组成的快乐的圆圈舞里！”

蒙莫尔夫人高声诵读着这些语句，声音在寂静的公园里回荡。灵感来临之时，她总是难以控制自己。她大步地、来来回回地走着。接着她在潮湿的青苔上躺了下来，紧了紧环在瘦弱肩头的皮毛，她沉思了很长时间。在她的内心，沉思很快便会以充满激情的追问的形式进行。为什么，像她这么一个禀赋出众的女人，从来不曾赢得周围人的欣赏和爱？为什么丈夫是因为她的钱财娶了她？为什么她总是那么不受欢迎？当她走在小镇街头的时候，孩子们总是藏起来，或是在她身后嘲笑她。她知道人家都喊她“疯子”。让人讨厌是件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她为这个地区的农民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可是……图书馆（但是这些她精心挑选的书，能够滋养人灵魂的阅读却让他们无动于衷。姑娘们要她买莫里斯·德克布拉[19]的小说，这一代的人啊，真是……），富有教育意义的电影（这些电影也不太受欢迎……），每年一次在公园里举行的游园会，由教会学校的小姑娘们表演节目，但是传到她耳朵里的尽是些强烈批评。大家反而恨她，因为时间不允许他们在树下嬉戏，观看演出的座位安排在车库里。这些人还想怎么样呢？她总不能把他们让进城堡里来吧？如果这样，他们又会最先感到局促不安。啊！新精神，刮遍法国大地的不幸的精神！只有她能够认出这精神的实质，只有她知道这精神的名称。民众成了布尔什维克。她曾经以为法国的溃败对民众而言是有益的，会让他们从危险的错误中转过身去，会重新强迫他们尊重领导，可不！民众现在更是前所未有的糟糕！

有时，像她这么一个炽热的爱国者，竟然会暗自庆幸敌人的存在，听见公园周边德国哨兵的脚步声时，她就这么想。整个夜晚，哨兵都在这个地区走来走去，四个人一队。人们既能听见教堂的排钟声，那种温柔而熟悉、使人们沉浸在梦中的声音，也能听见哨兵靴子着地发出的铁锤般的声音，武器的叮当声，仿佛在监狱里一般。是的，蒙莫尔子爵夫人甚至会想，是否应该感谢上帝让德国人进入法国。不是因为她喜欢德国人，上帝作证，不是！她根本无法忍受德国人，但是如果没有他们……谁知道呢？……阿莫里只知道对她说：“共产党？这里的人？可他们比您要富有……”这不仅仅是钱或者产业的问题，当然和这些有关，还尤其是个激情的问题。她只是隐约感觉到其中的道理，非常混乱，还解释不清楚。也许他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也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共产主义挑起了他们平等的欲望，金钱和财产的占有只能加剧这种欲望而无法满足它。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戏弄，他们以代养牲畜的形式得到了财产，能够让儿子上中学，为女儿买丝袜，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比蒙莫尔家的人要低贱。农民觉得这些人从来没有显示出对他们的尊重，尤其是子爵做了镇长以来……让出镇长位置的那个老农民对所有人都以“你”相称，他吝啬、粗俗、生硬，他总是辱骂他管辖的居民……可人们却能原谅他的一切！但是他指责蒙莫尔子爵总是高高在上，说这是不可原谅的……难道农民还在指望，如果看见他们走进市政厅，他就要站起身来？或是把他们一直送到门边什么的？他们无法忍受一切优越，出身的优越，财产的优越。再说什么也没用，而德国人还真是有他们的长处。瞧，这是一个守纪律的、顺从的民族，听到他们渐渐远去、节奏分明的脚步声，还有这在远方高喊“遵命”的嘶哑的声音，蒙莫尔夫人想……如果在德国拥有大片的土地应该是件很让人快慰的事情，而在这里……

烦恼啃噬着她的内心。可是夜越来越深，她想回去了，就在这时她看见——或者说相信自己看见——一个黑影沿着墙走来，低下去，在菜园子那边消失了。好，她可以当场捉住一个偷玉米的贼。她快乐地颤抖着。她从不害怕的个性是出了名的。阿莫里还经常害怕别人干坏事什么的，可不是她……危险会点燃她内心对于狩猎的趣味。她跟着那个黑影，时不时地藏身于树干之后，但是在这之前，她已经在墙角搜寻了一番，发现了一双藏在青苔下的木鞋。小偷穿着一双软底鞋走路，这样动静比较小。一切都在她的操纵之中，果然，小偷一出园子，便看见她站在面前。他扭身便跑，可是她用充满蔑视的口吻叫道：“你的木鞋在我手上，我的朋友。宪兵很快便会知道这双鞋属于谁。”

那个人于是停住了，转身向她走来，她认出了伯努瓦·萨巴里。他们俩面对面地站着，没有说话。

“这下子可好了。”子爵夫人终于开口说道，颤抖的声音中充满了仇恨。

她讨厌他。在所有的农民中，他是最傲慢无礼、最难对付的一个。在干草的问题上、牲畜的问题上、围墙的问题上，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城堡和他家的农庄一直处在一种暗暗的、无休无止的争斗之中。她愤怒地说：“好啊！我的小伙子，我现在知道小偷是谁了，我马上就会通知镇长。你得意不了多久的！”

“喂，我也可以用‘你’来称呼夫人啦？这些就是你的作物。”伯努瓦将东西扔在地上说，东西在月光下散了一地，“难道我们不愿付钱吗？还是您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我们一直在请您帮忙……我们也可以付给您一定的钱。可不！您情愿我们饿死。”

“小偷，小偷，小偷！”可子爵夫人用非常尖厉的声音叫着，“镇长……”

“喂，我才不在乎什么镇长呢！您去找他好了。我可以当面对他说这些话。”

“你竟敢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

“如果您想知道的话，这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所有人已经忍受够了！您什么都有，可您什么都不肯给！您的树林，您的水果，您的鱼，您的野味，您的鸡，您什么都不卖，别人出金出银您都不愿出让。镇长先生做过互相帮助和其他什么东西的长篇大论的演讲。算了吧！您的城堡到处都是堆放谷子的地窖，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看见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请您发发善心？是啊，可就是这一点激怒了您。善心，您倒是会发的，因为侮辱穷苦人您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我们是来请您帮忙的，以平等的身份：‘我付您钱，然后我拿走。’那就谁都别想了。为什么您不愿意把您的作物卖给我们？”

“这是我的事情，我是在自己家里，我想，无礼之徒！”

“这玉米不是为我拿的，这一点我敢向您发誓！我宁可去死也不愿意请求这样的人。这是为路易丝拿的，她的丈夫是战俘，我想为她做点什么，因为我愿意帮助别人做点什么，我！”

“用偷的方式吗？”

“但是您要我们怎么做？您太不通融了，而且太吝啬！您还要我们怎么做？”他愤怒地重复道，“我可不是唯一一个上您这里来的人。您所拒绝的一切，毫无道理，只是出于单纯的恶意所拒绝的一切，我们都自己拿。这还没完呢。等着秋天吧！镇长先生和德国人一起打猎的时候……”

“这不是真的！你在撒谎！他从来没有和德国人一起打过猎。”

她愤怒地用脚直跺地；她真是气疯了。又是这一类愚蠢的恶意中伤！德国人邀请过他们俩，这是真的，去参加他们去年冬天的一次狩猎。他们拒绝了，但是不得以参加了当天狩猎结束后的晚餐。不管是否出于自愿，他们必须遵守政府的政策。再说了，这些德国军官无论如何都是些教养良好的人！让人们产生距离或让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是语言、法律、道德、准则，而是拿刀叉的姿势是否相同！

伯努瓦在继续。

“到了秋天，他会和德国人一起打猎的，不过我会回来的，我，回到您的公园里来，面对您的兔子和狐狸，我丝毫不会感到拘束的。您尽管在我身后安排好监管人，看守或是狼狗好了！他们可没有伯努瓦·萨巴里狡猾！整个冬天，他们都会跟着我跑来跑去，可就是捉不到我！”

“我既不会去找监管人也不会找看守，我去找德国人。他们会让你害怕的，不是吗？别充好汉，看到德国人的制服，你会一声不吭地溜掉！”

“喂，我可是看到过德国人就在我的身边，在比利时或是在索姆河，德国鬼子！我可不像您的丈夫！他在哪里打的仗，他？就在他那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办公室里！”

“粗俗的家伙！”

“在索恩河畔沙隆，他在那里，您的丈夫，从九月开始一直到德国人来。然后他就溜了，这就是他打的仗！”

“你……你真是可恶至极！你滚，要不我就叫了。你滚，要不我就叫人了！”

“是啊，把德国鬼子叫来！您很高兴看到他们在这里，是吗？这就相当于警察，他们会看管您的财产。祈求上帝，让他们待得久一点，否则他们走的那天……”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而是突然夺过了一直被她当成战利品拿在手上的木鞋，他穿上鞋子，跨过墙跑了。几乎就在同时，可以听见德国人的脚步声就在附近响起。

“哦！我希望他们能捉住他！我真希望他们杀了他。”子爵夫人一边向城堡跑去一边自言自语，“什么人啊！什么东西！多么无耻的人！可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就是这个！我的上帝啊！民众都变成什么样子了！在爸爸那个时代，如果在树林里抓到了小偷，他会哭，会请求原谅。自然我们就能原谅他。爸爸也会善良地喝骂他，大发雷霆，然后还会在厨房里请他喝一杯葡萄酒……在我小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但是那个时候农民很穷。自从他们有了钱之后，他们心中所有的邪恶本能都苏醒了。‘城堡到处都是堆放谷子的地窖’。”她狂怒地重复着这句话，“那么他家呢？他们比我们还要富有。他们究竟想要什么？是嫉妒，是这类低贱的感情占据了他们的心。这个萨巴里是个危险的人。他还炫耀要到我们这里打猎！他还有枪没上交！他什么都能做。如果他干起坏事来，如果他杀了个德国人，整个地区都要为这起谋杀案负责，而镇长首当其冲！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像他这样的人带来的。我有责任揭发他。我要让阿莫里明白，而……如果必要的话，我甚至可以亲自到指挥官那里去说。他晚上在树林里跑来跑去，无视法规；他有武器，他这笔账总是要算的！”

她冲进卧室，叫醒阿莫里，把刚才发生的事情都跟他说了，最后总结道：“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别人跑到我家来顶撞我，偷我的东西，侮辱我！哦！这一切都不算什么！一个农民的辱骂真的能伤害到我吗？但是这是个危险的人。他什么都干得出来。我敢肯定，如果我不是机智果断地住了嘴，如果我喊了正好路过的德国人，他肯定会冲向他们，拳打脚踢，或者……”

她叫了一声，面色苍白。

“他手上有刀。我看到刀刃在闪闪发光，我可以肯定他有刀！您能想象随后发生的事情吗？一个德国人遭到谋杀，夜里，在您的花园里？快证明您与这事毫无关系。阿莫里，您的责任很清楚了。必须有所行动。这个人家里有武器，因为他炫耀说整个冬天他都会在我们的公园里打猎。武器！就在德国人说，而且不断重复说他们不能容忍武器的时候！如果他把武器藏在家里，那就说明他准备干坏事，肯定是谋杀！您意识到了没有？”

在邻近的那座小城，一个德国士兵被人杀了，小城里的所有要人（市长首当其冲）全都作为人质被关了起来，直到发现罪犯为止。在距离这里十一公里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个十六岁的小淘气，喝得醉醺醺的，伸手给了哨兵一拳，因为宵禁时候到了，他还在外面，哨兵要逮捕他。小淘气给枪毙了，但是不仅仅如此！不管怎么说，如果他能够遵守法规，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可是那个镇长就倒霉了，由于管理不善，他也负有责任，他本人也吃尽了苦头。

“一把小折刀。”阿莫里嘟哝道，可她不听。

“我现在开始相信。”阿莫里一边用颤抖的双手穿好衣服（已经将近八点钟）一边说，“我现在开始相信我本不该接受这个职位的。”

“您会去向宪兵投诉的，我想？”

“宪兵？您疯了！整个地区的人都在和我们作对。您知道的，对于这些人来说，拿走我们不同意他们用现金来购买的东西不算偷。这只是个成功的恶作剧而已。他们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十分困难。不，我马上到指挥官那里去。我会请他们保守秘密，对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为他们是非常谨慎的人，而且他们理解我们的处境。他们会到萨巴里家搜查，肯定能找到武器……”

“您肯定能找到吗？”

“这些人自以为很狡猾，但是他们用来藏东西的地方，我都清楚，我……喝了酒之后，他们喜欢在小酒馆里炫耀……肯定是谷仓、地窖或是猪圈之类的地方。他们会逮捕伯努瓦，我要让德国人答应，不要惩罚得太严厉。他只不过坐几个月的牢罢了。我们在这段时间可以摆脱他的纠缠。之后，我告诉您，他会保持沉默的。德国人最擅长将这类人的棱角磨平。但是他们到底怎么回事？”此时正在穿衬衫的子爵突然叫了起来，衬衣的下摆打在他还没穿上裤子的腿肚子上，“他们肚子里究竟装的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安安静静地待着呢？我们要求他们的是什么？不要说话，安静地待着。可是，不！他们抗议，吹毛求疵，充好汉。他们究竟要走到哪一步？我问您？我们被打败了，不是吗？我们只好安静地走开。也许他们故意这么做，想要让我难堪。我费劲努力才和德国人相处好的。想想看吧，我们家没有一个德国人。这可是极大的优惠啊。还有，对于这个地区……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为此我成日睡不着觉……德国人对所有人都还彬彬有礼。他们和女人打招呼，安抚孩子。他们付现金。啊，不！可这还不够！但是他们究竟要什么？要他们把阿尔萨斯和洛林省还给我们？要成立共和国，在莱昂·布鲁姆[20]的统治之下？他们究竟要什么？要什么？”

“别生气，阿莫里。看看我吧，我很安静。尽您应尽的职责，除了上天的赐予，不要希冀任何回报。相信我，上帝会看到我们的内心。”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这一切真的让人心烦。”子爵苦涩地叹了口气。

还没来得及吃饭（他的喉咙太难受了，一小块面包也咽不下去，他对妻子说），他便走出家门，避开所有人的视线，去求见指挥官先生。

十七

德国人下令征缴马匹：一匹母马值六七万法郎；德国人付（答应付）一半钱。很快就该是农忙了，农民苦恼地问镇长他们该怎么办。

“就用我们自己的胳膊，是吗？……但是我们可得提醒您，如果不让我们劳动，城里的人统统都要饿死。”

“但是，我的朋友们，我无能为力，我！”镇长咕哝着。

其实，就算他们知道他的确无能为力也是枉然，他们都在心里暗地指责他。“他自己当然能应付了，他，他可以安排好一切的，德国人根本不会碰他那些可恶的马！”一切都往不好的方向发展。自昨日以来，暴风雨一直在呼啸肆虐。花园里落满雨水，冰雹摧毁了田野里的作物。

那天早上，布鲁诺骑马从安吉利耶夫人家出发去邻近的那座城市征马时，他看到的是令人难过、被暴风雨洗劫一空的景象。林荫道上高大的椴树猛烈地摇晃着，它们在呻吟，如同船桅一般吱嘎作响。然而布鲁诺纵马路上时却不由觉得一阵轻松。这清冷、粗暴和纯净的空气让他想起了东普鲁士。啊！他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见到那里的平原，苍绿的草儿，沼泽，春天天空令人难以想象的美呢——北方地区姗姗来迟的春天——琥珀色的天空，赭石色的云团，灯芯草，芦苇，罕见的桦树花……什么时候他才可以再次围捕苍鹭和杓鹬？一路上，他碰到了来自各村、各镇和这地区所有庄园的马和骑马的人，他们都在往旁边那座城市赶。“好牲口。”他想，“可是都没有得到好的照料。”法国人——不过所有的文明人都是这样——一点也不懂马。

他停了一会儿，让马通过。马儿，还有带马的人分成一个个小组，歪歪斜斜地走着。布鲁诺仔细地审视着这些牲口，他在所有马儿中找寻适合用来做战马的。大部分马匹会被运到德国干农活儿，但是有几匹会在非洲沙漠或是肯特的啤酒花田里承担疯狂的任务。上帝才知道战争的狂风会吹到哪里。布鲁诺回想起了在鲁昂，受惊的马儿在烈焰中哀鸣的场景。下雨了。农民们低着头向前走，只是在看到这位一动不动、肩头披着绿色斗篷的骑士时，才稍稍抬一抬头。某一瞬间，他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他们动作可真够慢的。”布鲁诺想，“他们多么笨拙啊！已经晚了两个小时，照这样子，什么时候才能吃饭？先得把马管好。”

“好了，快点，快点。”他小声咕哝着，不耐烦地用马鞭抽打着靴子的翻边，努力克制住自己才没有放开声音骂出来，就像对付那些个苦力时一样。一群老人从他面前经过，还有孩子和几个女人；从一个村子里来的人都走在一起。然后就空了。只有跳跃的风可以填补这空间和寂静。布鲁诺利用这暂时的空当纵马往城里的方向奔去。在他身后，一队人在耐心等待。

农民没有说话。他们先是带走了壮小伙；然后拿走了面包、小麦、面粉和白薯；然后又是汽油和汽车，现在是马。明天呢，明天拿什么？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半夜就启程了。他们低着头、弯着腰往前走，脸上一副捉摸不透的表情。就算他们跟镇长说一切都收光了，以后只有石板了，一切也都是白说。他们知道农忙总会结束的，粮食也都总能收好。必须吃好。“真想不到人们如此幸福。”他们想。德国人……那么多的牛……必须公平一点……这是战争时期……无论如何，战争还要持续多久呢？我的上帝啊！还要持续多久呢？农民望着暴风雨的天空小声说。

在露西尔的窗下，整整一天，不断地有马和人走过。她把耳朵堵起来，不想听见这声音。她什么也不想知道。战争的场面看得太多了，这些阴暗的画面！它们搅乱了她的心绪，撕碎了她的心；它们让她无法产生幸福的感觉。幸福，我的上帝啊！“嗯，是的，战争。”她想，“嗯，是的，战俘、寡妇、不幸、饥饿、占领。然后呢？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做。他只是一个顺从的朋友，书、音乐、我们的长谈、我们在树林里的散步……这一切之所以会变得有罪，是因为和战争联系在了一起，这个普遍存在的不幸。但是对于战争，他并不比我更负有责任！这不是我们的错。让我们安静一点吧……放过我们吧！”有时她自己都会被自己吓住，惊讶于自己的内心竟然有这样的一种叛逆——针对丈夫、婆婆、公众舆论，针对布鲁诺说的“蜜蜂集体工作的精神”。那个嗡嗡叫的、心存歹念的、盲目服从的蜂群……她恨它……

“让它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好了。我，我自然会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想要自由。对于外在的自由，我要求的不多，比如说去旅行，离开这座屋子（尽管这也许是难以想象的幸福！），我要的更是内在的自由，选择属于我自己的方向，只取决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跟从蜂群。我讨厌他们老是在我耳边谈论的这集体精神。德国人、法国人、戴高乐派，所有人都同意一点：必须和别人一起生存、思考和爱，按照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政党这样的组织来生存、思考和爱。哦，我的上帝啊！我不愿意！我是一个毫无用处的女人。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要自由！我们变成了奴隶。”她进一步往下想，“战争把我们拨弄到这里，拨弄到那里，剥夺了我们的安逸生活，从我们嘴里抢走面包；至少给我留下自由的权利，让我能够判断自己的命运，能够嘲笑战争，能够冒犯它，能够躲开它。奴隶？这总比一条跟在主人后面一路小跑的狗要好一些。狗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奴性。”她一边听着人和马的声音，一边想，“如果怜悯、团结、‘蜜蜂的集体工作精神’强迫我远离幸福，那我也和他们差不多。”她和德国人之间的友谊，这个偷偷摸摸的秘密，这个藏在这所充满敌意的房子里的世界，是多么温馨啊，我的上帝！她感到自己是个人，骄傲而自由。她不允许别人侵犯只属于她的领地。“任何人都不行！与任何人无关！让他们去互相斗争，去互相怨恨好了！管他父亲和我父亲是不是曾经兵戎相见！管他是不是亲手让我丈夫做了战俘（这个时刻萦绕在我那不幸婆婆的脑际的想法）！这又有什么关系？他和我，我们是朋友。”朋友？她穿过阴暗的前厅，走近放置在五斗橱上的镜子，这是一面用黑色木框镶起来的镜子。她望着自己暗淡的眼睛和颤抖的双唇，她笑了。“朋友？他爱我。”她咕哝道。她的唇凑近镜子，轻轻地吻了吻镜子中的自己。“的确如此，他爱我。这个欺骗你、抛弃你的丈夫，你没有亏欠他什么。他是战俘，你的丈夫是战俘，而你却让一个德国人接近你，取代不在的人的位置？嗯，是的！那么以后呢？那个不在的人，那个丈夫，我从来没有爱过他。让他死好了！让他消失好了！但是，瞧，你得仔细想一想。”她继续下去，前额靠在镜子上，她似乎真的在和自己的一部分说话，到现在为止她一直不了解、没看见、第一次发现的一部分。这个女人，她长着棕色的眼睛，薄薄的、颤抖的嘴唇，双颊如火，就是她，可又不完全是她……瞧，仔细想一想……理智……理智的声音……你是一个理智的法国女人……这一切将会把你带到哪里？这一切？他是士兵，他结了婚，他会离开。这一切会把你带到哪里？嗯，如果这只是瞬间的幸福呢？甚至不是幸福，不是快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对镜子中的那个形象的欣赏令她着迷。这个镜中的形象既令她喜欢又令她害怕。

她听见厨娘的脚步声在挨着前厅的食品贮藏室周围响起。她做了个受惊的动作，开始在屋子里毫无目的地闲逛起来。多么大的空屋子啊，我的上帝！她的婆婆就像她所许诺的一样，真的不再离开自己房间半步。人们把她的一日三餐端上去，可是即便看见她的时候，她也仍然不存在似的。这座屋子就是她的写照，她灵魂中最真实的部分和露西尔最真实的部分一样，就是那个刚才在黑框镜子中冲露西尔微笑的那个年轻女人，坠入情网的、勇敢的、活泼的、绝望的女人……（她消失了，只剩下没有生命的幽灵，这个在各个房间里游荡，将脸贴在玻璃窗上，把原本壁炉上那些丑陋而无用的装饰品一一机械地放回原处的露西尔·安吉利耶）多么糟糕的天气！空气非常沉重，天灰蒙蒙的。正在开花的椴树被狂风刮得东倒西歪。“属于我一个人的卧室、房子。”露西尔想，“完美的卧室，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一盏漂亮的台灯……如果我把这里的百叶窗关上，如果我打开电灯，不再去看这糟糕的天气！玛尔特会来问我是否生病了，她会通知我的婆婆，我的婆婆会让她把灯关上，打开窗帘，因为电费很贵。我不能弹钢琴：这会冒犯那个不在的人。尽管下雨，我也许可以到树林里去，但是所有人都会知道的。人们会说：‘露西尔·安吉利耶疯了。’在我们这样的地区，这条理由已经足够将一个女人关起来。”她笑了，想起别人对她说起过的一个姑娘，说这姑娘的父母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就因为在有月亮的晚上，她会一直跑到池塘那里。“如果是和一个小伙子，这还可以理解！这只是行为不端……可一个人？她疯了……”池塘，夜晚……在这种暴雨中的池塘。哦！不管到哪里，远离这里就好……别的地方……这些马，这些人，这些可怜的在暴雨中弯着腰的、顺从的人！她坚决地离开了窗子。就算她说“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相通之处”也是徒然，她感到他们之间仍然有一种无形的联系。

她走进了布鲁诺的房间。她不止一晚上地溜进去过，心怦怦乱跳。他半躺着，衣服穿得好好的，倚在床上。他总是在看书或是在写点什么，灯光下，头发的那种金属般的金色闪闪发光。他那沉重的腰带和刻着“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徽章扔在房间一角的扶手椅上，还有他黑色的手枪、大盖帽和杏仁绿的大衣。他拿起大衣，盖在露西尔的膝头，因为自上个星期以来，暴雨一直下个不停，夜晚总是很凉。就他们俩——他们认为就他们俩——在这沉睡的大屋子里。没有爱情的表白，没有吻，只有沉默……除此之外就是高烧一般的、充满激情的对话，他们在谈论各自的家乡、家庭、音乐、书……他们体会到的奇怪的幸福……这种想要发现彼此心灵世界的迫切……一种情人的迫切，已经成为奉献，奉献身体之前的灵魂的奉献。“了解我，看着我。我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所经历的，这就是我曾经爱过的。你呢，我的爱人？”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没有爱的表白。有什么用呢？这些话一点用处也没有，就在这语调发生变化、双唇颤抖的时刻，就在这长时间的沉默来到的时刻……露西尔轻轻地触摸着桌子上的书，德文书，书页上写的都是这哥特式的字体，有些让人觉得奇怪，让人讨厌。德国人，德国人……所有的爱的动作还仅限于吻我的手和我的裙子，一个法国人是不会就这么让我离开的……

她微笑着，耸了耸肩膀。她知道这既不是羞怯也不是冷漠，而是德国人动物一般的深深的、尖刻的耐心，这是在等，等适当的时刻到来，等着迷醉的猎物听凭其宰割的时刻到来。“战争期间，”布鲁诺说，“我们有时会埋伏在莫夫勒森林里。等待，等待是非常肉感的……”她当时笑了，因为这个词。现在她觉得这个词没有这么好笑了。她今天还做了些什么？她在等。她在等他。她在这些没有生命的房间里游来荡去。又是两三个小时。然后一个人吃了晚饭。然后听到婆婆锁上房门的声音。然后是玛尔特，拿着灯笼穿过花园，关上栅栏门。然后又是等待，让人发烫的、奇怪的等待……最后还有街上马匹的鸣叫声，武器发出的叮当声，随着马匹一起远去的、向马夫下达的命令声。门口，有马刺的声音……接下去便是这夜，暴风雨的夜晚，椴树间冰冷的大风和听起来很遥远的雷声轰鸣。最后也许她会去对他说——哦！她一点也不虚伪，她会用准确的法语，明确干脆地对他说——他所觊觎的猎物属于他。“明天呢？明天？”她小声咕哝着。调皮、大胆、淫荡的笑容突然让她的脸扭曲了，就像是一道火焰照亮、改变了一张脸。在火光的照耀下，最柔和的轮廓也会带上魔鬼的神情，既诱人又让人害怕。她悄无声息地走出房间。

十八

有人敲厨房的门，敲门声低沉、羞涩，几乎被淹没在雨声之中。一定是想避风雨的淘气鬼，厨娘想。她向外看去，看见了玛德莱娜·萨巴里，她站在门槛上，手上还拿着正在往下滴水的雨伞。玛尔特张大嘴巴看了她一会儿。这里的人很少到城里来，除了星期天做大弥撒的时候。

“出什么事了？快进来。你家一切都好吗？”

“不，出了件大事儿。我想一会儿和夫人说。”玛德莱娜低声说。

“主啊耶稣啊！大事！您是要和安吉利耶夫人说还是和露西尔夫人说？”

玛德莱娜犹豫了一下。

“和露西尔夫人说。但是轻一点……不能让那个该死的德国人知道我在这里。”

“军官？他出门征缴马匹去了。到火边来坐，你浑身都湿透了。我去找夫人。”

露西尔刚刚结束一个人的晚饭。她的面前摊着一本书，在桌布上。“可怜的小妇人，”玛尔特突然间脑子清醒了一下，“这就是她的生活吗……一个人的丈夫两年来一直不在身边……另一个……会发生什么大事？肯定又是和德国人有关的事情！”

她对露西尔说有人要见她。

“玛德莱娜·萨巴里，夫人。她说她出了件大事儿……她不想被看见。”

“让她到这里来！德国人……冯·弗克中尉还没有回来吧？”

“没有，夫人。我会听见马的声音的。到时我通知夫人。”

“好，可以。去叫她来吧。”

露西尔在饭厅里等着，心怦怦直跳。玛德莱娜·萨巴里，面色苍白，呼吸急促，走进了屋子。村妇的那种羞怯、谨慎在与内心汹涌的情感做强烈的斗争。她抓住露西尔的手，咕哝着，根据说话的习惯，她从“我不打搅您吧”和“您家一切都好吧”开始。接着，她的声音更低了，费尽力气才控制住自己的眼泪，因为不应该当着别人的面哭，除了在死人床头……剩下的一切事都应该克制，在别人面前要隐藏起自己的痛苦，或是至乐的心情……

“啊！露西尔夫人！怎么办呢？我是来问您的意见的，因为我们，我们都不知该怎么办。德国人今天早上来逮捕了伯努瓦。”

露西尔发出一声惊叹。

“可为什么呢？”

“说他私藏枪支。也就是和别人一样，您想……可是他们谁家也没去，就来了我们家。伯努瓦说‘你们找吧’。他们就找了，而且找到了。枪被埋在干草里，在旧的喂草架里。我们家的那个德国人，就是住在我们家的那个，翻译，他在饭厅里，看到指挥官派来的人拿着枪回来了，就对我丈夫说跟他们走吧。‘等一等。’我丈夫说，‘这支枪不是我的，是一个邻居藏在我这里的，就是为了揭发我。你们把枪给我，我证明给你们看。’他说得非常自然，那些人就没有怀疑。我的伯努瓦拿起了枪，似乎在检查，然后突然……啊！露西尔夫人，只听到两声差不多同时响起的枪响。一枪他打死了波奈，另一枪打死了布比，就是跟着波奈的那条大狼狗……”

“我知道，我知道。”露西尔喃喃道。

“然后他从饭厅的窗户跑了，不见了，德国人随后追去……但是他比他们熟悉这里，您想！他们没有找到他。雨那么大，只能看见两步以内的地方，幸好。波奈，他们把他放到了我的床上！如果他们找到伯努瓦，他们会枪毙他的。原本因为私藏枪支就可以枪毙他！但是如果仅仅这样，我们还有希望，现在我们知道是什么在等着他了，是吗？”

“为什么他要杀了波奈？”

“肯定是他揭发的伯努瓦，露西尔夫人。他住在我们家。他应该能找到枪。这些德国人，都是叛徒！而这个家伙……他老是对我献殷勤，您知道的……我丈夫知道这事！也许他是想惩罚他，也许他那时想：既然如此，干脆把他干了，他就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围着我妻子转了。再说他讨厌他们，露西尔夫人。他一直梦想着杀掉一个。”

“他们应该找了他一天吧？您可以肯定他们还没有找到他？”

“肯定。”玛德莱娜沉默了一阵之后说。

“您见到他了？”

“是的。生死由命，露西尔夫人。您……您不会说出去吧？”

“哦！玛德莱娜！”

“好吧！他藏在我们邻居家，路易丝家，就是那个战俘的妻子。”

“他们会走遍这块地方的，会到处搜……”

“幸好今天是征缴马匹的日子，所有军官都走了。士兵在等待命令。明天他们就会搜遍整个地区。但是，露西尔夫人，这地方的藏身之处可不少。我们已经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转移了不少逃出来的战俘。路易丝把他藏好了，但是瞧，总有些小淘气鬼，小淘气鬼和德国人一起玩，他们不怕德国人，而且他们话很多，他们太小了，根本听不进道理。路易丝跟我说：‘我知道我在冒险。可我真心愿意帮助你丈夫，如果是我丈夫，你也同样会为我这样做的，但是既然如此，最好能找到一座房子，能够让他一直藏在那里，等找到机会离开这里再说。’现在所有的路都看得死死的，您想！可德国人不会永远在这里的。现在所要找的，是小淘气们很少出没的一座大房子。”

“这里？”露西尔看着她问。

“这里，我曾经想到过，是的……”

“您知道有个德国军官在我们这里住吗？”

“他们无处不在。”

“军官应该很少出他房间？而且别人说……对不起，露西尔夫人，别人说他爱上了您，说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没有冒犯您吧？他们也都是和别人一样的男人，当然，他们也很无聊。所以，您可以对他说：‘我不希望您的士兵打扰这里的一切。这很可笑。您很清楚，我没有藏任何人。首先我会害怕的……’反正是女人能找的借口。再说像这样的一座大房子，那么大，那么空，很容易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一个藏身之处。最后，这是他得救的机会。唯一的机会！您会说，如果您被发现了，您可能会坐牢……甚至会被处死……这些野蛮人做得出来。但如果我们法国人之间不互相帮助，谁能帮助我们呢？路易丝，她是因为有小孩子，她一点也不害怕。您是一个人。”

“我也不害怕。”露西尔慢慢地说。

她在思考，藏在她家或者藏在别的什么地方，对于伯努瓦来说，危险都是一样的。她的危险呢？“我呢？我的生活呢？我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她想，带有一种不由自主的绝望。的确，这没什么重要的。她突然想起一九四〇年六月的事情（两年，正好两年过去了）。那时候也是一样，在一片嘈杂之中，在危险之中，她没有想过她自己。她只是随着人流，就好像被一条湍急的河流冲着向前一样。她低声说：“还有我婆婆，不过她不再出自己房间一步。她什么也不会看到的。还有玛尔特。”

“哦！玛尔特，夫人，她是自家人。她是我丈夫的一个表亲。她这方面不会有任何危险。我们对自己人总是有信心的。可把他藏到哪里呢？”

“我想到的是谷仓旁边那个蓝色的房间，原先是用来放玩具的，那类放床的凹室……再说，再说，我可怜的玛德莱娜，您不要幻想。如果命运和我们作对，他们就会在那里找到他，在别处也是一样；如果是上帝的意愿，他就可以躲开他们的追捕。无论如何，在法国，有很多谋杀德国士兵的案件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凶手。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把他藏好……还有……满怀希望，是吗？”

“是的，夫人，满怀希望……”玛德莱娜说，这时，她再也控制不了的泪水慢慢地流过她的面颊。

露西尔揽过她的肩膀，拥住她。

“去找他吧。从拉麦树林过来。一直在下雨，外面没什么人。不要相信任何人，不管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听我的。我在花园的小门那里等你们。我会通知玛尔特。”

“谢谢，夫人。”玛德莱娜结结巴巴地说。

“快去吧，快。你们要快。”

玛德莱娜悄无声息地打开门，一溜身进了荒凉的、湿漉漉的花园，花园里的树在哭泣。一个小时以后，露西尔领着伯努瓦从朝向拉麦树林、漆成绿色的小门进了家。雨已经停了，然而狂风仍在呼啸。

十九

在自己房间里，老安吉利耶夫人听见村警在镇政府广场上叫着：“德国指挥官有令……”一张张焦虑的脸出现在每扇窗户后面：“他们又搞什么新花样了？”人们既怕又恨地想。他们那么怕德国人，哪怕指挥官通过村警的声音发布灭鼠或是孩子必须接种疫苗的命令，他们也是在最后一声鼓声停了之后很久才能放下心来，而且他们还会追问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比如说药剂师、公证人或是宪兵队长什么的，让他们再重复一遍刚刚讲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焦虑地问：“就这样吗？这是所有的内容？他们不再问我们要什么了？”

接着，他们一步步地叫嚷开了：“啊，好啊！好啊，这还行！可我觉得，他们掺和这些事情干什么呢？”

这已经算是很懂道理的话了，有时他们还会说：“这是我们自己的老鼠和孩子。他们有什么权利要灭掉这个，又给那个接种疫苗？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站在广场上的德国人也在评论这些命令。

“现在所有的人都会很健康了，法国人和德国人……”

带着一种假装出来的顺从（噢！充满奴性的微笑，老安吉利耶夫人想），农民赶紧表示同意：“那是肯定的……这很好……对所有人都有益……我们很能理解。”

而每个人回到家中之后，都将老鼠药扔进火里，然后赶紧到医生那里，请他不要给自己孩子打疫苗，“因为他才得过腮腺炎，因为他营养不良，不是很强壮”。另一些则坦率地说：“我们倒希望有一两个得病的：也许能让德国兵离开！”德国人还站在广场上，真诚地望着周围，心里在想，战败者和他们之间的坚冰在渐渐融化。

然而这一天，没有一个德国人脸带微笑，没有一个德国人和当地百姓说话。他们站着，站得非常直，脸色有些苍白，目光生硬而呆滞。村警表面看起来很为自己所要发布的重要讲话而自得，这是南部一个颇为英俊的男人，一直能够幸运地赢得女人的青睐。他才打了一下鼓，他像魔术师一般动作灵巧，把两根鼓槌优雅地塞到胳膊下方，然后，用男性那雄浑的、在寂静中久久回荡的嗓音读道：

德国部队的一位成员遭到谋杀：德国国防军的一位军官被人无耻地谋杀，罪犯名为伯努瓦·萨巴里，家住比西镇……

罪犯得以逃跑。所有向他提供藏匿之处、帮助或保护的人，或者四十八小时内知情不报者将一律被视为有罪，与杀人犯同罪论处，即：

立即枪决。

安吉利耶夫人将窗户打开一条缝。村警走远了之后，她探下身，望着广场。人们都在小声咕哝着，被这个消息吓坏了。真是的！昨天大家一直在谈论征缴马匹的事情，如今又出了这桩新的不幸事件，这让思维总是慢半拍的农民觉得实在难以置信：“伯努瓦？伯努瓦干了这事？这不可能！”秘密保守得很好，镇上的居民根本不知道农村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农村人喜欢小心翼翼地保守这广袤的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秘密。德国人的消息比较灵通。他们现在算是明白先前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缘由了，半夜三更响起的警笛声，前一天晚上八点钟后禁止外出的警戒：“也许他们那会儿把尸体运回来，他们不希望我们看到。”咖啡馆里，德国人之间在低声交谈。他们也觉得难以置信，觉得害怕。三个月以来，他们和法国人在一起生活，他们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没对法国人干什么坏事；他们终于凭借尊重，凭借良好的举止，成功地在侵略者与战败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人性化的关系！而现在一个疯子的举动将这一切推翻了。罪行本身对于他们的触动并没有这件事所牵涉的团结、共谋对他们的触动大（因为，如果想让一个人逃避整个部队对他的搜索，那就需要整个地区的人帮助他，帮他躲起来，给他送吃的，除非他藏在树林里，——可是他们花了一整晚搜遍树林——要么，更有可能的是他已经离开这个地区，但是他如果离开，那就更需要人们主动或被动的帮助）。“那么，我呢？”每个士兵都在想，“他们接待我，对我微笑，让我上桌和他们一起吃饭，让孩子坐在我的膝头，而如果明天，一个法国人杀了我，却没有一个人会替我说句话，所有人都会尽一切可能藏好谋杀我的凶手！”这些默不作声、神情捉摸不透的农民，这些昨天还冲他微笑、和他说话、今天却尴尬地从他面前走过、转开目光的女人，他们是一群敌人！他们几乎不敢相信。然而他们都是些正直的人啊……拉贡布，那个木鞋匠，他上个星期还送给德国人一瓶白葡萄酒，因为他女儿通过了毕业考试，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的喜悦；木匠乔治，“一战”的老战士，他那天还说：“但愿和平到来，每个人都能回自己家！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其他所有人都希望的。”还有随时都似乎要笑，要歌唱，让我们偷偷摸摸地拥抱她们的姑娘，也永远成了我们的敌人吗？

法国人却在想：“这个昨天还让我允许他抱抱孩子、说他的孩子在巴伐利亚、和我的孩子一般大小的威利，这个帮助我照顾生病的丈夫的德国佬，这个觉得法国很美的爱华德，还有那个向一九一五年死在战场上的爸爸的肖像脱帽致敬的德国人，如果明天，他们接到命令，他会逮捕我，毫无愧疚地杀了我？……战争……是的，我们很清楚战争意味着什么。但是占领在某种意义上更为可怕，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人。我们在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可根本不是这样，这不是真的。我们是两种不同的人，不相容的，是永远的敌人。”

安吉利耶夫人太了解他们了，她的这些农民，她觉得从他们的脸上就能读出他们的心思。她冷笑一声。她就没有上当，她！她就没有被收买！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卖，在比西小镇如此，在法国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德国人给他们钱（这些把夏布利葡萄酒卖给纳粹德国国防军的人，收他们一百法郎一瓶的酒商，还有把鸡蛋卖到五法郎一个的农民），给这个，给那个，给年轻人，给女人，为了找乐子……自从德国人到来之后，这里的人没有这么无聊了。终于有人可以说说话。上帝啊……包括她的媳妇！……她半闭上眼睛，将长长的、雪白透明的手遮在眼睛上，仿佛不想看见某个人赤裸的身体似的。是的！德国人以为这样就能够买到容忍和遗忘。他们的确做到了。安吉利耶夫人不无苦涩地将镇上的名人都想了一遍，他们都屈服了，都没有抵抗住诱惑：蒙莫尔家……他们让德国人到自己家来。据说在子爵的公园里，在池塘边，德国人组织节日庆典。蒙莫尔夫人逢到机会便说她是多么愤怒，说她关上窗户，不想听见音乐，也不想看到树下的篝火。但是冯·弗克中尉和翻译官波奈上她家去借椅子、杯子和桌布的时候，她却让他们在她家待了将近两个小时。安吉利耶夫人是从厨娘那里知道这件事情的，厨娘又是从监管人那里知道的。如果注意看，可以发现这些镇上名人本身就有一半是外国人。难道他们的血管里没有巴伐利亚、普鲁士（真让人厌恶！）或莱茵的血在流吗？有名望的家族彼此之间总是联合在一起，不考虑边界的问题，不过就这个问题而言，仔细想来，大资产阶级更好不到哪里去。人们私底下都在说那些和德国人进行不光彩交易的大家族的名字（英国人的广播里每天晚上都在叫），里昂的马尔泰特家族，巴黎的佩里冈家、科尔班银行……还有其他一些……老安吉利耶夫人因此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根本没有，不和别人往来，像城堡一般坚不可摧，唉，唯一一座竖立在法国土地上的城堡！不过，尽管是唯一的，却任凭什么也不能够摧毁它、削弱它，因为其支柱不是石头构成的，也不是血肉构成的，而是由世界上最非物质化、同时也是最不可战胜的东西构成：爱与恨。

她静静地、急速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低声咕哝着：“闭上眼睛也无济于事。露西尔几乎要倒在这个德国人的怀抱之中了。”可她能做什么呢？男人有武器，他们可以战斗。她只能窥视，只能看、听，只能在夜晚的寂静中守着他们的脚步声、叹息声，这样才能不忘记这一切，不原谅这一切，才能等到加斯东回来之后……想到这里她不禁幸福地抖了一下。上帝啊！她多么讨厌露西尔！等家里的一切都沉睡了之后，老妇人便开始了她所谓的巡查。什么也逃不过她的眼睛。她清点着烟灰缸里的烟蒂，查看上面是否有口红印；她静静地捡起一条揉皱的、散发着香气的手绢，一朵扔在一边的花儿，一本打开的书。她经常听见钢琴的声音，或是德国人嘴里哼哼的，非常低、非常柔和的声音，像是歌词。这钢琴……人怎么能喜欢音乐呢？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作用在她那被剥离的神经之上，让她发出痛苦的呻吟。她情愿听他们之间长长的对话，把耳朵贴到窗户上，可以听到这对话声的一点回音，因为她的房间正好在书房上面，在美丽的夏夜，他们在书房里时，总是开着窗。她甚至情愿听他们之间的沉默，或是露西尔的笑声（笑声！丈夫是战俘还笑得出来！……放荡，恶女人，低贱的灵魂！）。什么都要比音乐声好，因为只有音乐能够消弭两个人之间在语言和道德上的差异，触及他们心里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有时，安吉利耶夫人会走近德国人的房间。她听到了他的呼吸声，抽烟时发出的轻轻的咳嗽声。她会穿过前厅，那里，就在塞了稻草的鹿头标本下，挂着军官宽大的斗篷，她在斗篷的口袋里塞上一些欧石楠的籽，别人说这会带来厄运的。她并不相信，她……不过试试总无妨……

这几天，确切地说，是从前天开始，家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可怕。钢琴声没有了。安吉利耶夫人听见露西尔和厨娘在一起长时间地低声交谈。（那个女人也背叛了我，也许？）教堂的钟声开始敲响。（啊！是被杀的那个军官的葬礼）……荷枪实弹的士兵，棺材，红色的花圈……教堂也被征用了。法国人不允许入内。圣歌的声音响了起来，声音非常悦耳，从节奏可以听出这是一首宗教歌曲。歌声来自圣女教堂。上教理课的孩子今年冬天打碎了一块玻璃，一直都没有修补好。歌声就从这扇位于圣女祭坛后古老的、开启的小窗升起，在广场上那棵高大的椴树间沉没。小鸟的歌声多么活泼啊！有时，它们尖尖的声音几乎遮没了德国人的国歌。安吉利耶夫人不知道死者的年龄和名字。指挥官只说是“纳粹德国国防军的某位军官”。这就够了。也许他还年轻。他们都很年轻。“好了，一切对你来说都结束了。你还想怎么样呢？这就是战争。”最终也会轮到他母亲明白这一点的，安吉利耶夫人低声说，手里下意识地拨弄着那根丧礼项链，煤玉和乌木珠子的项链，她是在丈夫死的时候戴上身的。

一直到晚上她都这样，一动不动，就像被就地锁住了一样，她在看所有穿过街道的人。晚上……没有一点儿声响。“连楼梯第三级阶梯所发出的吱嘎声都没有听见，听到这声音，就表明露西尔出了自己的房间，下楼来到花园里，因为成为她同谋的门不会吱嘎作响，可是这级忠实的老台阶会通知我。”安吉利耶夫人想，“不，今天什么也听不见。他们已经会合了吗？或者再迟一点？”

夜晚的时光在流逝。安吉利耶夫人被一种令人焦虑的好奇心占据着。她溜出自己的房间。她想把耳朵贴在饭厅的门上。不。德国人的房间没有传出一点儿声音。要不是晚上她听见屋子里有男人的脚步声，她会认为他还没有回来。谁也骗不了她。只要不是她儿子，任何男性的存在都是对她的侵犯。她嗅着这股奇怪的烟草味，脸色越来越苍白，手扶住额头，好像感觉非常不舒服似的。这个德国人在哪里？与往日相比，今天离她更近，因为烟味从开着的窗户里渗了进来。他是不是正在家里转悠呢？她猜想他很快就要走了，他已经知道这事儿，他正在挑选家具：他的那部分战利品。一九七〇年时，普鲁士人不就把钟偷走了吗？那么今天，他们也不会有多大变化！她想象着这些渎神之手翻寻着谷仓、食品储藏室和地窖！仔细想一想，地窖是最让安吉利耶夫人颤抖的。她从不喝酒。她想起她只在加斯东第一次领圣体时，还有他结婚时，喝过一小口香槟。但是酒是遗产的一部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和所有死后仍然会继续存在的东西一样。狄盖姆城堡葡萄酒，这……她从丈夫手中接过来传给儿子的酒。他们把最好的酒埋在沙子里，可这个德国人……谁会知道呢？……也许有露西尔为他引路……去看看……地窖到了，门是用铁皮包起来的，就像城堡的大门一样。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藏东西的地方，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因为她在墙上做了一个十字形状的记号。不，这里似乎一切都还完好无损。然而安吉利耶夫人的心怦怦跳了起来。不久前露西尔也许来过地窖，因为她的香水味还在。跟着这缕香水味，安吉利耶夫人上了楼，穿过厨房、饭厅，在楼梯上，她终于撞见了正下楼的露西尔。她手上拿着一个盘子、一个杯子、一个空的葡萄酒瓶，原先肯定盛满了食物和葡萄酒。现在她知道她为什么去过地窖和食品储藏室了，怪不得安吉利耶夫人觉得听到有脚步声在那些地方附近响起过。

“情人共进的一顿小晚餐？”安吉利耶夫人用低沉而尖刻的声音说，字字仿佛皮鞭一般抽打在对方的身上。

“我求求您，别这样说！如果您知道……”

“和一个德国人，在我的屋檐下！在您丈夫的屋檐下！不幸的……”

“别说了！德国人还没回来，不是吗？他很可能一会儿就在了。让我过去，把东西放好。而您呢，趁这功夫上楼去，打开以前的玩具房，看看是谁在里面……然后，等您看清楚了之后，到饭厅来找我。您再告诉我您想怎么做。我错了，我犯了很大的错，因为我瞒着您做了这件事，因为我没有权力拿您的生命去冒险……”

“您把这个农民藏在我这里……就是那个被控杀人的？”

就在这时，她们听见部队经过的声音，嘶哑的口令声。几乎就在同时，便响起了德国人踏上台阶的脚步声，靴子踩在地上的声音绝对不可能和法国人的脚步声混同起来。还有马刺的声音，而且尤其是这样的节奏绝对不是一个被征服者所能有的节奏，那么自信，走在敌人的卵石道上，愉快地踏在被征服的土地上。

安吉利耶夫人打开了自己的房门，让露西尔进去，自己跟在她后面，随后推上了门闩。她拿过露西尔手上的盘子和杯子，在卫生间里洗好，细心地擦干，再将酒瓶放好，不过放好之前她看了看酒瓶上的标签。是普通的酒吗？是的，可年份很早！露西尔想：“她宁可因为藏匿谋杀德国人的罪犯被枪决，也不愿意牺牲一瓶陈年勃艮第葡萄酒。幸亏地窖很黑，我偶然间拿了一升装价值三法郎的红酒。”她没有说话，怀着深深的好奇等着安吉利耶夫人开口，看看她首先会讲什么。这个秘密她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隐瞒她很久：这个老妇人的目光似乎能够穿透城墙。

“您以为我会向指挥官去出卖这个人吗？”安吉利耶夫人终于开口问道。她那夹得紧紧的鼻翼在颤抖，眼睛闪闪发光。她看上去很幸福，很兴奋，有点疯狂，就像一个已经衰老的女演员又重新找回了她曾赋予过生命的角色，语调、姿势变得熟悉起来，成为她的第二天性。

“他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吗？”

“三天。”

“为什么你们什么都没跟我讲呢？”

露西尔没有回答。

“你们疯了，把他藏在蓝房间。他应该待在这里。因为我的一日三餐都是别人端上来的，你们不会有被逮住的危险：借口一下子就找到了。他可以睡在沙发上，睡在卫生间里。”

“我的母亲，您可得想好了！如果他们在您家找到他，风险的确也很大。但我可以把责任都揽在我的身上，就说是我瞒着您做的，实际上这也是事实，可如果在您的卧室里……”

安吉利耶夫人耸了耸肩膀。

“告诉我，”她用露西尔很久以来都没有听到过的一种活泼的语调说，“告诉我事情经过究竟是怎样的？除了村警念的通告之外，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他杀了谁？只有一个德国人吗？他没有打伤别人？是个军官……至少该是个高级一点的军官？”

“她是多么自在啊，”露西尔想，“她几乎立刻‘响应’了这种谋杀、血腥的呼唤……母亲和情人，残忍的女人。我既非母亲也非情人（布鲁诺？不……这个时候不应当想起布鲁诺，不应该……），我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我更超脱，更冷漠，更平静，更文明，我坚信这一点。还有……我无法想象，我们三个人都真的把脑袋押在这上面……这好像有点过分了，过于夸张，可波奈死了……就是被这个农民给杀了，有人把这农民当成罪犯，另一些人则当成英雄……而我呢？我应该表态。我已经表态了……虽然是不得已的。可我相信自己是自由的……”

“您可以自己问萨巴里，我的母亲。”她说，“我这就去找他，把他带到您这里来。您要禁止他抽烟。中尉有可能闻出家里有另一种烟味儿。这是唯一的危险，我想。他们不会搜查我们家。他们基本上不能相信我们敢把这个人藏在镇里。他们会到农村去找。但是我们有可能会被揭发。”

“法国人是不会互相出卖的。”老妇人骄傲地说，“您忘了这一点，我的孩子，自从您认识德国人之后。”

露西尔想起冯·弗克中尉曾经告诉他的一个秘密，他说：“就在我们到达的那天，有一个给指挥官的包裹，里面装的全是匿名信。人们互相揭发，英国人或是戴高乐主义的宣传、囤积食品、间谍。如果真的把这些事情当真的话，整个地区的人都要进监狱！我让人把所有的匿名信都扔进火里。人的本性不是很好，溃败更是让心里所有的恶都醒了过来。在我们国家也是一样。”但是露西尔没有说，听凭她的婆婆，她那充满热情、活泼、年轻了二十岁的婆婆在卫生间的沙发上铺床。她用的是自己干净的床垫，自己的枕头，最为细腻的床单，她充满爱心地为伯努瓦·萨巴里准备被窝。

二十

很长时间以来德国人一直忙着组织六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间在蒙莫尔城堡举行的节日。这是德国部队进入巴黎的纪念日，但是没有一个法国人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日子而不是别的：口令是上面传下来的，说必须遏制一下法国人的民族骄傲情绪。民众很清楚自己的缺点，他们比最恶毒的外在观察者还要了解。冯·弗克最近曾经和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友好地谈过话，这个法国人说：“我们很快就会忘记的，这既是我们的弱点也是我们的优点！一九一八年之后我们很快就忘了自己是战胜者，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会输的原因；一九四〇年之后我们也会很快忘记自己曾被打败过，这就有可能会救了我们！”

“而对于我们的国人来说，缺乏直觉应该说既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缺点，同时也是我们最优秀的品质，换句话说就是缺乏想象力。我们无法换位思考。我们常常在无意之间伤害了别人，我们招人恨，可是这就让我们养成了一种从不屈服、坚持不懈的行动方式。”

由于德国人怀疑自己缺乏直觉，因此他们在和当地居民交谈的时候，尤其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可当地居民又为这个指责他们虚伪。甚至露西尔问“你们举行这个晚会的由头是什么”时，布鲁诺也含糊其辞地说，他们国家的人习惯在六月二十四日前后聚会庆贺，因为那天的夜最短，但是正好接到了二十四号大演习的命令，因此将庆祝提前。

一切准备就绪。公园里支起了桌子。他们要求当地的居民将最漂亮的桌布借给他们几个小时。在布鲁诺的指挥下，德国士兵带着尊敬，非常仔细地挑选着从深不可测的大橱里拿出来的这些缎纹桌布卷。资产阶级人家的女人翻着眼睛——好像她们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似的，她们暗暗诅咒布鲁诺，似乎看见圣热纳维耶夫从天上下来，劈死这些渎圣的德国人，他们竟然手捧着家庭的珍宝，质地细腻、绣有纪念日以及绣成花儿和小鸟的首字母图案珍宝——她们亲自上岗，当着士兵的面清点餐巾的数量。“我的餐巾应该是四乘十二，总共四十八条，中尉先生，可是现在只有四十七条。”“请允许我帮您一起数，夫人，我相信我们没有拿您任何东西，您一定是太激动了，夫人。这是落在您脚边的第四十八条餐巾。请允许我把它拾起来，还给您。”“啊！是的，我看见了，对不起，先生。但是，”女人带着最为尖酸的微笑回答说，“像这样乱的情况下，如果不当心，东西就会不见的。”但是布鲁诺找到了一种哄骗这些女人的方式，他十分优雅地敬了个礼说：“当然，我们没有权利向您要求这个。您知道，这不属于战争捐助的范围……”

他甚至暗示说将军知道……“他很严厉……如果他知道我们竟然如此可恶，竟然如此放肆，他一定会责骂我们的……可我们真是烦透了。我们希望能度过一个美好的节日。我们这是在请求您的帮助，夫人。您完全可以拒绝我们。”神奇的话！哪怕是最为阴沉的脸也立刻放晴了，带上了一丝隐约的笑容（冬天那种惨淡而阴冷的阳光，布鲁诺想，照在一座富裕而衰落的古老房屋上）。

“但是，先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您得到快乐呢？您会仔细对待这些桌布的，是吗？那可是我的嫁妆！”

“啊！夫人，我向您发誓，我们一定用香皂洗干净，熨好了之后完好无损地还给您……”

“不！不！用完了直接还给我就行了！谢谢！用香皂洗我的桌布！可是，先生，我们从来不把这些桌布交给洗衣店洗，我们！我们直接看着保姆洗！我们用的是非常细腻的一种粉……”

说到这里，他只能带着柔和的微笑说：“瞧，就像我母亲……”

“啊，真的？您母亲也……这真是奇怪……也许你们还需要餐巾什么的？”

“夫人，我可不敢再要求这个了。”

“我给您放上两套，三套，不，四套，每套十二件。您要餐具吗？”

东西都拿出来了，胳膊上挂满了洁净、芬芳的桌布餐巾，纸袋里装满了点心刀，古老的潘趣酒碗，还有拿破仑时代的咖啡壶，手柄上有一片叶型装饰，就像圣体一般伸手可及。这一切都放在城堡的厨房里，等待着节日。

姑娘们笑着呼唤士兵：“没有女人，你们怎么跳舞？”

“我们也没有办法，小姐。这是战争时期。”

音乐家在暖房里弹奏。公园的门口竖起了缀满花饰的柱子和旗杆，他们的军旗在上面迎风飘扬——这支部队征战过波兰、比利时和法国，以胜利者的身份穿越了三个首都，还有卐字旗，露西尔看到了又会低声说，这上面染上了整个欧洲的鲜血。唉，是的，整个欧洲，包括德国在内，最为高贵的鲜血，最为年轻的、炽热的鲜血，在战斗中首先流淌的鲜血，而世界还要依靠剩下的鲜血来恢复生气。正因为如此，战后的日子总是如此艰难……

每天，从索恩河畔沙隆，从穆兰，从讷韦尔，从巴黎和艾佩尔奈，军用卡车满载香槟而来。如果说没有女人，至少有酒，有音乐和在池塘边升起的焰火。

“我们去看看。”法国姑娘说，“今天晚上就不去管什么宵禁了。您听见了吗？既然您开玩笑说，至少我们得找点乐子，我们也一样。我们去公园旁边的公路上看您跳舞。”

她们一边笑一边试着银色花边的撑边女帽、面具，还把头发梳成插满纸花的发式。他们究竟在庆贺什么节日？这些东西都是皱巴巴的，有点褪色，都是用过的，或是戛纳和多维尔的某个夜总会老板的藏货，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前，都还在期望着以后的风光呢。

“如果你们戴上这些会多滑稽呀。”女人们说。

士兵一边做鬼脸一边神气活现地走着步子。

香槟、音乐、舞蹈，一时的欢乐……暂时忘却战争和流逝的时间。焦虑的仅仅是今天晚上有可能会下暴雨。但是夜晚是如此平静……可是，突然，很大的不幸降临了！一位同志被杀，毫无光彩地倒下了，被一个醉鬼农民无耻地打死了。他们想到过取消节日。可是不！勇士的精神在这里得到升华：要默默接受在你刚刚死去之际，同志们穿上你的衬衫、靴子，打一个晚上的牌，而你在帐篷的一角静静地安息——只要你的遗体被找到！但这种精神也会非常自然地接受别人的死亡，这是战士注定的平常命运，其他人不会为此牺牲哪怕极小的一点消遣。再说，军官无论如何都会想到，对于他们的下级，最好尽快想办法，不让他们沉湎于诸如未来的危险和生命短暂之类挫伤士气的胡思乱想。不！波奈没有承受很大的痛苦就去了。我们会给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他本人也不会愿意同志们因为他而感到灰心丧气。节日将按照说定的日子举行。

布鲁诺也和士兵一样，沉浸在这样一种有点疯狂、几乎接近绝望的幼稚的激动中。休战时，他希冀着某种将他从日常的烦恼中释放出来的娱乐时，他总是这样。他不愿去想波奈，也不愿去想在这些灰色、清冷、充满敌意、百叶窗紧闭的房子里，人们在低声咕哝什么。他就像一个孩子，原本答应他要带他去看马戏，可这会儿又要让他留在家里，说有个上了年纪、令人厌烦的亲戚病了。他和这个孩子一样，他想说：“可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你们的事情。这和我有关吗？”这和他有关吗？他，布鲁诺·冯·弗克？他不仅仅是德意志士兵，他不仅仅因为军队和祖国的恩泽才得以成熟。他是最具人性的人。他想，他和所有的生灵一样享有追求幸福、追求自由的权利，然而（和所有生灵一样，唉，在这样的时期），这合理的愿望却不断地遭到某种国家逻辑的干扰，国家的逻辑，即所谓的战争、公共安全和必须维护胜利之师声望的要求。有点像王子，他们的存在仅仅就是为了满足国王，他们的父亲。当他经过比西镇的大街小巷，当他骑马穿越村庄，当他在踏入某个法国家庭将马刺弄得叮当作响时，他的确感受到了这份王者般的荣耀，这份强大德国的伟大投射在他身上的光环。但是法国人不可能理解的是，他既不骄傲也不无礼，他非常谦虚，他害怕他所承担的伟大。

但就是在今天，他不愿去想这一切。他宁愿只想舞会，或是梦想一些不太现实的东西，比如说已经离他很近的那个露西尔，有可能可以和他一起来参加节日庆典的那个露西尔……我真是烧得不轻，他微笑着对自己说。好吧！管它呢！在我的内心，我是自由的！在他的脑海里，他在勾勒属于露西尔的裙子，不是这个时代的裙子，而是像罗马雕像上的那种裙子。白色的、轻纱飞扬的那种，裙裾就像植物的花冠一样，从窄到宽。和她一起跳舞，把她拥在怀里的时候，有时他都能够感觉到这轻纱蔓绕在他的腿边。他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咬住了嘴唇。她是那么美……身边的这个女人，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在蒙莫尔家的公园里，乐队的声音，远处的灯火……一个女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有可能能够理解，能够与他分享接近于宗教性的灵魂战栗的女人。这战栗，来自孤独，来自黑暗，来自对这黑暗和对这可怕的嘈杂——远处的军队、士兵，还有更远的，正在战斗、承受痛苦的军队和以胜利者的身份驻扎在城市里的军队——的意识。

“和这个女人在一起，我会获得许多灵感。”他想。他已经作了很多曲。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沉浸在一种创作的激情之中，疯子一般地迷恋着音乐，他笑着说。是的，和这个女人在一起，再有一点自由，一点安宁，他可以做一些大事情。“真是可惜。”他叹道，“真是可惜，有一天，我会得到开拔的命令，然后又是战争，别人，别的国家，身体如此疲惫，甚至我永远无法结束我的军旅生涯。而她要求我接待她……在门口，迫不及待地响起这一连串的曲子，美妙的和弦，微妙的不和谐音……武器的碰撞声惊起有翅膀的野鸟。真是遗憾，除了战斗之外，波奈还喜欢什么别的东西吗？我不知道。我们永远无法彻底了解他人。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他就这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十九岁就死了，而我还活着。”

他在安吉利耶家门前停下脚步。他到家了。三个月来，他已经习惯把这里看成是他自己家，这贴着铁皮的大门，这监狱一样的大锁，这散发着地窖气味的候见厅，还有房子背后的花园，浸淫在月色之中的花园和远处的树林。这是一个六月的夜晚，带着一种神圣的柔情。玫瑰绽放，可是玫瑰的香味没有干草和草莓的味道浓，自昨晚开始，这味道就一直在这个地区飘荡，因为农忙时节到了。中尉一路上碰到不少装满新鲜干草的牛车——现在没有马。他静静欣赏了一番缓慢、庄严、走在芬芳的负荷前的牛。看到他经过，农民纷纷转过身去。他看到了……但是……他今天又觉得很高兴，而且很轻松。他走向厨房，要了点吃的。厨娘很不习惯，匆匆忙忙地给他准备了一些，可是没有理会他的玩笑。

“夫人在哪里？”他终于问道。

“我在这里。”露西尔说。

正在他才吞下一大块新鲜面包上的一片生火腿时，她悄无声息地走进厨房。他冲她抬起头：“您的脸色多么苍白啊。”他温柔而焦虑地说。

“苍白？不。只是今天一整天都很热。”

“您的好婆婆在哪里？”他微笑着问，“我们到外面转一圈吧。到花园里来找我。”

过了一会儿，当他正在果树间宽阔的小径上慢慢走着的时候，他看见了她。她走向他，低着头。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她犹豫了一下，接着，和平时一样，等他们来到任何人都看不见的一棵高大的椴树下时，她走到他身边，挽住了他的胳膊。他们一起默默地走了几步。

“他们修剪了草坪。”她终于开口说。

他闭上眼睛，呼吸着芬芳的气味。在奶白色的、覆盖着轻盈的云团的、朦朦胧胧的天上，月亮呈现出一种蜂蜜色。天色还没有暗下来。

“明天是个好天，为我们的节日。”

“是明天？我还以为……”

她没有说下去。

“为什么不呢？”他皱着眉头说。

“没什么，我还以为……”

他用手里的手杖神经质地抽打着花儿。

“这里的人怎么说？”

“是关于？”

“您很清楚。关于那件罪行。”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任何人。”

“那您呢，您怎么想？”

“多么可怕啊，当然。”

“可怕，而且难以理解。再说，我们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我们，作为男人？如果说有时候我们让他们感到难堪，这并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我们是士兵。而且我觉得军队已经尽一切可能表现得举止得体、人道，不是吗？”

“当然。”露西尔说。

“当然，如果是对别人，我也许不会说……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不应该同情被杀的同志的悲惨命运。这与军人精神是相违背的，军人精神要求我们只能把大家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士兵死了而军队仍然存在！因此我们没有推迟节日。”他继续道，“但是对于您，露西尔，我可以说。想到这个被杀的十九岁的男孩，我的心在流血。他还算是我的一个远亲呢。我们两个家庭都认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虽然说出来有点傻，但是令我非常反感。为什么他要杀了那条狗，我们的福神，我们可怜的布比？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他，那个人，我会很高兴亲手结果他。”

“也许，”露西尔低声说，“很长时间以来他也一直和自己这么说！如果我能亲手逮住一个德国人，趁其他人不在的时候，能够亲手逮住他们的狗，多痛快啊！”

他们互相望着对方，神情沮丧。话就这样冲出他们的嘴唇，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沉默只能使事情更加恶化。

“这事情就说来话长了。”布鲁诺努力用一种轻松的语调说，“胜利者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如此不满。一九一八年以后，你们还一直努力想要说服我们呢，说我们性格不好，因为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沉没的船队，我们失去的军团，我们遭到摧毁的帝国。但是如何能够将一个伟大民族的怨恨与一个农民盲目的复仇心理的爆发相提并论呢？”

露西尔摘了几根木樨草，嗅着，用手搓揉着。

“还没有找到他吗？”她问。

“没有。哦！他现在已经跑远了。没有一个诚实的人敢把他藏起来。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做风险太大，他们都很贪生，不是吗？这对于他们来说几乎和钱一样重要……”

他带着一个浅浅的微笑，望着一座座低矮、壮实、神秘、在黄昏中沉睡、从四面八方包围着花园的房屋。看得出，他是在想，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饶舌、容易动感情的老妇人，住着谨慎、吹毛求疵、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家的女人；越过这些屋子，在农村，住着和牲畜差不了多少的农民。这几乎都是事实，一部分事实。住在那里面的，的确是这部分影子，黑暗的、神秘的影子，根本无法沟通，而且对于这部分影子，露西尔突然想起了小学时读的一句课文，“最骄傲的暴君也无法拥有他们的帝国”。

“我们走远一点。”他说。

小径的两边都是百合。长长的、光滑的花蕾刚才还在最后一缕阳光中闪闪发光，而现在，骄傲、笔直、芬芳的花朵已经在晚风中绽放。他们认识三个月，露西尔和德国人一起散过很多次步，可是从来没有一次有这样晴朗的天气，这样适合恋爱的天气。他们达成了一致，尽量忘却所有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这和我们没有关系，这不是我们的错。在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的心里，都存在着一种类似伊甸园的地方，那里没有死亡，没有战争，野兽和牝鹿在一起相安无事地嬉戏。我们只要找到这天堂，只要对其他一切闭上眼睛。我们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相爱。”

他们对自己说，理智和心灵本身能够让他们成为敌人，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种任何东西也不能截断的相同的感觉，一种无言的相通，因为共同的欲望将一个坠入情网的男人和一个愿意相许的女人联系在一起。在一棵结满果子、靠近小小喷泉的樱桃树下，在乌鸦贪婪怨愤的叫声中，他想要占有她。他无法自控地、粗暴地将她拽入怀中，撕扯着她的衣服，揉捏她的乳房。她发出一声尖叫：“永不！不！不！永不！”她永远也不可能属于他。她害怕他。她不再渴望他的爱抚。她还不够堕落（也许是太年轻了！），因此在这恐惧之中还生成不了欲望。爱情，她曾经如此热情地迎接它的到来，甚至不愿相信它是有罪的，然而此时，在她的眼里，爱情突然变成了一种可耻的狂热。她对他撒谎，她背叛了他。这个还能叫做爱情吗？那么，只是一个小时的欢娱……然而欢娱本身，她也没有能力去感受了。让他们成为敌人的，既非理智亦非心灵，而是这血的暗流，他们还以为能够凭借这血的暗流结合在一起，可是他们却不能够。他用那双美妙细腻的手触摸她，她也曾经希望得到这双手的爱抚，可是现在她却感受不到，而冰凉的、压在她胸口的腰带扣却让她一直冰到了心里。他在她耳边咕哝着德语词。外国人！外国人！敌人，不管怎么说，他永远是敌人，看看他的灰绿色外套，看看这不属于这里的金黄色的头发，看看这自信的嘴巴。突然间，他将她一把推开。

“我不会强迫您。我不是一个醉醺醺的粗野军人……您走吧。”

可是她裙子上的布腰带缠在军官的金属衣扣上。他颤抖着双手，轻轻地解开衣带。然而她却心存恐惧地望着屋子的方向。华灯初上。老安吉利耶夫人是否记得要将第二道窗帘拉上？这样，逃犯的影子才不至于映在窗玻璃上。对于六月的黄昏，我们的戒心往往不够大！黄昏会透露毫无防备敞开着的卧室里的秘密，目光会穿透一切，进入卧室。人们根本没有什么戒心。从邻居家的屋子里响起了英国广播的声音，清晰可辨。经过外面公路的车子上装满了违禁商品。每一座屋子里都藏有武器。布鲁诺低着头，手里拿着长长的、在风中飘扬的带子。他没敢动，也没敢说话。最后，他忧伤地说：“我以为……”

他没有说完，犹豫了一下，又继续道：“以为您对我……有一点柔情……”

“我也这样以为。”

“然而没有？”

“没有。这是不可能的。”

她离开他，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站住。有一瞬，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令人心碎的军号声响了起来：宵禁的时候到了。广场上，德国士兵穿过人群。“走，上床去！”他们说，没有一丝粗鲁。女人笑着在抗议。军号又响了第二遍。居民都回到自己家中。广场上只剩下德国人。一直到天亮，只有他们巡夜的单调声音会搅扰到大家的睡眠。

“宵禁了。”露西尔淡然地说，“我得回去。我必须关上所有的窗子。昨天，有人告诉指挥官，说我们家客厅的灯光没有遮好。”

“只要我在，您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打扰您的。”

她没有回答。她向他伸出手，他吻了之后，她便往家中走去。午夜过后很久，他依然在花园里散步。她听见街上的哨兵简短而单调的招呼声，还有在她的窗下，狱卒一般缓慢而节奏分明的脚步声。有时，她想：“他爱我，他一点也没有怀疑。”有时，她又想：“他肯定有所怀疑，他在窥伺，他在等。”

“真是遗憾。”她想，突然之间很真实地想，“真是遗憾，这是个美丽的夜晚……为爱情准备的夜晚……不应该就这么失去它的。其余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但是她没有做出任何举动，没有从床上起来，走近窗子。她觉得——被捆住了手脚——成了囚犯——自己与这个被囚禁的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个不耐烦地低声叹息和做着梦的国家。她就这么让夜晚白白地流逝了。

二十一

从下午开始，小镇就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士兵用树叶和花朵装点好了广场上的旗杆。镇政府的阳台上，在卐字旗下，飘荡着红色和黑色的小纸旗。小旗上用哥特字体写着口号。天气真是美妙极了。凉爽而轻盈的风吹动着旗子和缎带。两个脸蛋红扑扑的年轻士兵拖着一辆装满玫瑰的车子。

“是用来装饰桌子吗？”好奇的女人问。

“是的。”士兵骄傲地回答。其中的一个选了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送给一位姑娘，他还敬了一个礼，弄得姑娘满脸通红。

“会是个很美好的节日。”

“我们希望是这样。我们已经有太多的不幸。”士兵回答说。

厨师们就在露天工作，制作点心和晚宴的塔式蛋糕。他们在教堂周围高大的椴树下，这样可以避开灰尘。厨师长穿着军服，但是他戴着高高的厨师帽，并且在短军服的外面罩了一件白得耀眼的罩衫，他正要完成他的蛋糕。他用奶油给蛋糕裱上阿拉伯式图案，最后再点上糖渍水果。空气中充斥着糖的香味。小淘气们发出欢快的叫声。厨师长骄傲极了，可他又不愿表露在外，于是故意皱着眉头，非常严肃地对孩子们说：“去，往后退一点，我们要和你们一起工作吗？”女人一开始先装出对蛋糕毫无兴趣的样子：“嗨！……肯定会很粗俗……他们没有好面粉……”渐渐地，她们走近蛋糕，起初还比较羞涩，接着就比较无礼了，以女人特有的方式发表她们的意见。

“哎，先生，这一面还差一点……先生，您需要在这里裱一个小天使。”

最终，她们一起参与了制作。她们一边把兴奋的孩子赶到一旁，一边和德国人一起在桌边忙碌。其中一个在剁杏仁，另一个在研磨糖块。

“这是专为军官准备的吗？还是士兵也有得吃？”她们问。“所有人，所有人。”

她们冷笑一声。

“除了我们！”

厨师长将彩釉的盘子举起来，上面环绕着巨大的蛋糕，他微微致意，将他的作品呈献给人群，人们笑了，为他鼓掌。他们非常小心地将蛋糕放在一块巨大的木板上，两个士兵拿着木板（一人端头，一人端尾），厨师长也往城堡的方向走去。但是，驻扎在附近、受邀参加节日的军官陆续从四面八方赶到了。绿色的长斗篷在他们身后飘荡着。商人们满脸堆笑，等候在门口。从今天早晨开始，他们就从地窖里拿出了最后的存货：德国人买下他们所能买的一切，花了不少冤枉钱。一个军官买走了最后几瓶甜烧酒，另一个花一千二百法郎买了女式内衣。士兵拥在店铺前，满怀柔情地看着红色和蓝色的围嘴。最后，他们当中的一个实在坚持不住了，等军官走远，他便喊来了营业员，指着婴儿用品。这是个很年轻的、蓝眼睛的士兵。

“男孩还是女孩？”营业员问。

“我不知道。”他天真地回答说，“我妻子写信告诉我的。应该是上回探亲时的事情，一个月前。”

周围的人一阵大笑。他满脸通红，但是看上去很高兴。他们让他买了个拨浪鼓和一条小裙子。他胜利者一般地走过大街。

广场上响起了音乐，就在由鼓、军号和短笛组成的圆圈旁，另一个圆圈围住了这些军官。那是一群法国人，他们看着这一切，张大了嘴巴，双眼闪烁着希望，带着热情和忧伤摇着头，心里在想：“我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在等另一个国家传来的消息……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然而，一个身形巨大的德国人第三次踏进了旅行者饭店。他屁股很大，臀部也很宽，骑兵短裤穿在他身上，被他撑得像副手套，他让饭店再次检查气压计。气压计一直稳稳当当的，没动。德国人满意极了，光彩熠熠的，说：“没什么好担心的。今晚没有暴风雨。上帝与我们同在。”

“是的，是的。”女服务生点头表示同意。

这份天真的快乐也感染了老板（他是个亲英分子）和消费者。所有人都站起身，走近气压计：“没什么好担心的。很好，会是个好节日。”为了让他听懂，他们努力用一种简单的法语说，德国人于是咧开大嘴笑着，拍着所有人的肩膀重复说：“上帝与我们同在。”

“当然，当然，上帝保佑，已经喝过了，德国佬。”背过身去，他们低声说，故意带上一种善意的口音：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从昨天开始他就为节日喝上了……一个壮实的家伙……嗯！是啊！他们有什么好烦恼的？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人！

通过外表和话语建立了一种友好的气氛之后，德国人一口气干光了三瓶啤酒，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的居民也开始感受、沉醉在节日气氛之中，好像他们也要去参加节日似的。厨房里，姑娘们懒洋洋地冲洗着玻璃，她们每时每刻都把身子凑在窗子上，想看看德国人是否已经成群结队往城堡的方向在赶。

“你看见住在本堂神甫那里的少尉了吗？他今天多英俊，胡子刮得多干净啊！这是指挥官的新翻译！你猜他有多大？在我看来，他肯定二十岁不到，这个小伙子！他们都很年轻。哦，这就是安吉利耶夫人家的中尉。他真是能让我发狂，这个年轻人。看得出他教养很好。多漂亮的马啊！他们的马还真是漂亮，我的上帝啊。”姑娘们感叹道。

这时，偎在锅边的某个老人用尖酸的语调说：“帕尔迪，这都是我们的马！”

老人往灰烬里吐了口痰，嘴里咕哝着姑娘们听不清楚的诅咒。她们只赶着做一件事：尽快做完洗洗涮涮的事情，去城堡看德国人。城堡外面有一条路，路两边都是洋槐、椴树和叶子一直抖个不停摇个不停的欧洲山杨。透过树枝，可以看到湖、架起桌子的草坪和位于高处的城堡。城堡的门窗都开着，那里在演奏军乐。八点钟，地区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姑娘们把父母也拖来了，年轻的女人不愿意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有些小孩已经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另一些又跑又叫，在玩鹅卵石。还有一些则拨开洋槐柔嫩的树枝，好奇地望着里面的景象：安坐在平台上的音乐家，躺在草地上或在树间慢慢散步的德国军官，还有桌子。桌子上铺着漂亮得耀眼的台布，桌子上的银器在最后一缕阳光下闪闪发光，每一张椅子后面都站着一个一动不动的士兵，就像阅兵时一样：这是负责服务的勤务兵。终于，一支尤其欢快和令人振奋的曲子响了起来，军官们都来到自己的座位上。在坐下之前，坐在首席的人（“贵宾席上……是将军。”法国人私底下小声说）和所有立正的军官举起酒杯，叫了一声：“希特勒万岁。”声音久久回荡，很久方才平息。那声音中有一种金属般的、野性与纯净的质感，连空气也为之震颤。接着，便响起了彼此交谈的声音，杯盏交碰的声音和迟到的小鸟的歌声。

站在远处的法国人都在辨认自己认识的人。站在面容清秀、鹰钩鼻的白发将军旁的，是指挥官手下的军官。

“你看到的那个在左边的，就是拿了我车的那个，那个杂种！旁边那个小个子，金发，脸蛋红扑扑的，他人很好，法语讲得也很好。安吉利耶家的德国人呢？他叫布鲁诺……漂亮的名字……真遗憾，很快天就要黑了，一会儿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鞋匠家的德国佬和我说他们将点燃火把照明！哦！妈妈，那会多漂亮啊！我们一直待到那个时候吧。城堡的主人对这一切会怎么说呢？他们今晚睡不了觉了！剩下的那些东西谁吃呢？说啊，妈妈？是镇长先生吗？”

“住嘴，小蠢货，不会有什么剩下的，去，他们胃口可好了！”

草坪上渐渐暗下来了。借助已经暗淡下来的光线，还能看见德国人制服上的金色装饰，他们金色的头发，平台上音乐家们的铜管乐器在闪闪发光。白天的所有光亮似乎在一瞬之间逃脱了大地，躲在天幕之后。贝壳状的红色云团围住了满月，月亮的颜色非常奇怪，是非常惨淡的绿色，就像那种黄连木的果冻糕，冰凉凉的，带着一种生硬的透明感。月亮倒映在湖中。空气中充斥着甜美的香气，青草、新鲜的干草和树林里的草莓。音乐声一直没停。突然，火把点燃了。士兵们手执火把，照亮了杯盘狼藉的桌子，此时军官们都已经来到湖边，唱着，笑着。人们听到香槟开启的声音，香槟酒瓶的塞子蹦出来，自有一种热烈、活泼的音调。

“啊！混蛋。”法国人说，可是话语之中并没有太大的怨愤，欢快的气氛是会传染的，它卸去了怨恨的心理，“不过他们喝的可是我们的酒……”

再说，德国人似乎觉得这香槟酒很好（他们可付了不少钱！），法国人在暗地里颇为他们的品位洋洋自得。

“他们玩得很开心，幸好不永远是战争。别担心，他们总有一天还要面临战争……他们说今年一切都会结束。当然，如果是他们赢了，那真是不幸，但是也没有办法，总要结束才好……城里的人真是太悲惨了……但愿他们把战俘还给我们。”

响亮而轻快的音乐响起时，路上的姑娘们互相搂着对方的腰，跳起了舞。鼓和铜管乐器让华尔兹和轻歌剧的曲子带上了一种非常响亮的味道，某种胜利者的声音，活泼、雄壮、欢快，弄得心儿怦怦直跳。有的时候，在轻快的音符上会突然插入即兴的一声，悠远而高亢，就像是遥远的暴风雨的回声一般。

等到夜晚彻底来临之时，圣歌的声音响了起来。从平台到公园，从陡峭的湖畔一直到荡着鲜花装饰一新的船儿的湖泊，军人们的歌声彼此相和回应。法国人听着，情不自禁地被迷住了。此时已近午夜，可没有一个想到要离开他们在高草和树枝间的位置。

火把，孟加拉焰火照在树上。这些动听的声音充斥着夜晚。突然，一片寂静。在绿色的火光和月亮的清辉下，可以隐约看见德国人像影子一般跑来跑去。

“要放焰火了！肯定是焰火！我知道。德国佬跟我说过。”一个小淘气叫道。

小孩儿尖厉的声音能够穿越湖水。母亲斥责道：“住嘴，别叫他们德国佬和德国鬼子，永远别这样叫！他们不喜欢。给我闭上嘴好好看。”

但是除了跑来跑去的影子在动之外，人们什么也没看见。平台高处有人叫了声什么，没有人听清楚他叫的是什么。这时响起一声悠远、低沉的回应，仿佛雷声轰鸣一般。

“他们在叫什么？你们听见了吗？应该是‘希特勒万岁！戈林万岁！第三帝国万岁！’之类的东西吧。什么也听不清。他们什么也不说了。瞧，音乐家都走了！他们收到什么消息了吗？也许要坐船登陆英国了？在我看来，肯定是太冷了，他们要到城堡里继续节日。”药剂师带着一种暗示说，他很怕湿，因为他有关节炎。

他抓住年轻妻子的胳膊。

“我们也回去吧，莉耐特？”

但是药剂师的老婆不愿意听。

“哦！我们留下来吧，再等一会儿。他们要开始唱歌了，这一切那么美。”

法国人在等，可是歌声始终没有再响起。士兵、拿火把的人从城堡跑到公园，好像他们在传递什么命令。有时大家能听到一声简短的呼唤声。船儿在湖上飘荡，船儿空荡荡的，在月亮的光辉之中。军官们全都跳上了岸。他们在湖畔散步，高声谈论着什么。大家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可是没有人能懂。孟加拉焰火一个接一个地灭了。观众们开始打哈欠。“太晚了。我们回去吧。节日肯定结束了。”

姑娘们手挽着手，父母跟在他们后面，困倦的孩子拖着腿，三两个一群走在回家的路上。在路上的第一座房子前，一位老人点燃了烟斗，坐在路边的草凳上。

“怎么？”他问，“节日结束了？”

“当然了，是的。哦！他们玩得很开心。”

“他们玩不了多久了。”老人心平气和地说，“广播里说他们和俄国人开战了。”

他将烟斗在他的木头凳子上磕了好几下，将烟灰磕出来，他的眼睛望着天空，低声说：“明天又是一滴雨没有。最终花园要遭殃的，这鬼天气！”

二十二

他们要走了！

好几天以来，人们一直在等德国人走。德国人自己也公布了这个消息：他们将被派驻到俄罗斯。法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好奇地观察着他们（“他们高兴吗？还是很焦虑？他们会输还是会赢？”）。德国人也在猜测人们是怎么想他们的：看到他们走，这些人是不是很开心？他们是不是在心里暗暗希望他们所有人都死掉？他们当中会有一些人舍不得他们吗？他们会为他们的离开而惋惜吗？不是作为德国人，作为征服者（他们还不至于单纯到这个地步，会问这样的问题），而是仅仅作为在他们家的屋顶下生活过三个月，将自己家的照片或是母亲的照片给他们看，和他们一起喝光不止一瓶葡萄酒的保罗、谢格菲尔德、爱华德，他们会不会感到遗憾呢？可是法国人和德国人都是一副捉摸不透的表情。他们彼此说话时彬彬有礼，非常节制——“这就是战争……我们也没办法……不是吗？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必须这样想！”他们彼此说着告别的话，就好像船停靠最后一站时的乘客。他们要互相写信。有天他们也许会再见的。他们会保留这几个星期在一起生活的美好记忆。不止一个士兵在某个暗处对正在沉思的姑娘说：“战争之后我会回来的。”战争之后……多么遥远啊！

他们今天走。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法国人最操心的，是镇上还会不会接待其他德国人。因为如果那样，他们不无苦涩地想，那就没有必要换了。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批人。谁知道在交换的过程中会不会损失点什么呢？

露西尔溜进安吉利耶夫人的房间，告诉她一切都已经决定，他们已经收到了命令，德国人今天夜里就走。在看到新的德国人到来之前，应该是有一点暂缓的时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伯努瓦离开。不可能把伯努瓦一直藏到战争结束，而只要地区仍然被德国人占领，也不能让他回家。只有一个希望——到封锁线另一头去，但是封锁线看得很紧，而且只要部队调动，封锁线就会越来越紧。

“非常危险，非常。”露西尔低声说。她脸色苍白，觉得自己疲倦极了。接连好几个晚上，她几乎没有睡着过。她望着站在她面前的伯努瓦。对于他，她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害怕、不解和羡慕。一副不可动摇的神情，相当严厉，几乎可以说是生硬，这让她感到颇为害怕。这个男人身材高大，肌肉结实，脸色比较深；浓浓的眉毛下一双明亮的眼睛，有时候这双眼睛流露出来的眼神让人无法承受。那双褐色的、满是皱纹的手一看就知道是农民和士兵的手，是一双漠然地翻动土地和搅动鲜血的手，露西尔想。她几乎可以肯定：不论是愧疚还是恐惧都搅扰不了他的睡眠，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一切都很简单。

“我仔细思考过了，露西尔夫人。”他低声说。

尽管有这城堡一样的墙，尽管门窗紧闭，他们三个人碰头的时候，总是觉得有人在偷看他们，所以要说什么的时候，总是说得很快，而且声音很低，像是咕哝。

“这会儿谁也不能让我通过封锁线。太危险了。是的，是得走，可是我想去巴黎。”

“巴黎？”

“我在部队的时候有一些同伴……”

他犹豫了一下。

“我们被关在一起。后来我们又一起逃跑。他们在巴黎工作。如果我找到他们，他们会帮助我的。他们中的某一个可能早已不在人间，要不是……”

他看着自己的手，没有说下去。

“现在要做的，是安全抵达巴黎，在路上不被抓住，还要找一个可靠的人，能够收留我一到两天，直到我和同伴们联系上。”

“我在巴黎一个人也不认识。”露西尔低声说，“但是无论如何，您需要弄到身份证。”

“只要我找到朋友，我就会有证件的，露西尔夫人。”

“怎么？您的朋友做什么？”

“政治。”伯努瓦简短地说。

“啊！共产党。”露西尔低声说，她想起这个地方的人就伯努瓦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有过一些传言，“现在他们到处搜捕共产党。您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这又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冒险，露西尔夫人。”伯努瓦说，“我们已经习惯了。”

“那怎么去巴黎呢？坐火车，这不可能。您的体貌特征已经被发送到全国各地了。”

“步行，或者骑车去。我逃跑的时候，完全靠走路。我不怕走路。”

“可宪兵呢……”

“两年前我留宿过的那些人家会认出我的，他们不会向宪兵告发我。路上比在这里更好，因为这里有很多人讨厌我。最糟糕的地方就是这个地区。在别的地方，人们既不喜欢我也不讨厌我。这会更容易。”

“这么长的路，步行，只有……”

老安吉利耶夫人到此时为止一直没有说话，她站在窗边，用那双颜色极淡的眼睛欣赏着德国人在广场上来来去去，此时她举起手，做了个表示警告的手势。

“他上来了。”

三个人都不再说话。露西尔的心怦怦直跳，她觉得很不好意思。心跳如此剧烈，如此急促，相信连其他两个人都听见了她的心跳。老夫人和农民都非常镇定。这时下面响起了布鲁诺的声音。他在找露西尔。他打开了好几扇门。他问厨娘：“您知道年轻的夫人在哪里？”

“她出去了。”玛尔特回答道。

露西尔深吸一口气。

“我得下去。”她说，“他找我，也许是为了和我告别。”

“利用这个机会，”安吉利耶夫人突然说，“问他要汽油券和通行证。您可以开那辆旧的汽车，没有被征用的那辆。您对德国人说，您要到城里去，因为您的一个农民病了。有了指挥官发的通行证，路上他们就不会拦下你们，这样你们就可以安全抵达巴黎了。”

“哦！”露西尔反感地说，“这样撒谎……”

“那您十天以来都在干什么？”

“可是到了巴黎之后，直到他找到朋友之前，我把他藏在哪里？到哪里去找如此勇敢、如此忠实的人，除非……对了……”

她的脑中突然掠过某个回忆。

“是的。”她突然说，“有一个可能……不管怎么说这是个机会，可以试试。您还记得一九四〇年六月在我们家待过的那些难民吗？有一对银行的职员，他们已经年龄不小了，可是他们很有耐力，很有勇气。他们才给我来过信。我有他们的地址，他们姓米肖。是的，是姓这个，玛尔特·米肖和莫里斯·米肖。他们也许会接受的……他们肯定会接受的……但是得写信给他们，等待他们的回复……要不然干脆孤注一掷算了……我不知道……”

“一定得要到通行证。”安吉利耶夫人劝告道。带着一丝惨淡而尖酸的微笑，她补充道：“这是最可行的。”

“我试试看。”露西尔低声说。

她害怕和布鲁诺单独相处的时刻。她匆匆忙忙地下了楼。一切结束了也好。如果他怀疑到什么东西了呢？啊！活该！这就是战争。她承受着战争的法则。她什么也不怕。她那空荡荡的、疲倦的灵魂暗地里期待着某种极大的风险。

她敲响了德国人的房门。进门之后看到他不是一个人，她感到很吃惊。指挥官的新翻译在，他是一个消瘦的、红头发的小伙子，脸部的轮廓分明而硬朗，金色的睫毛。除了他，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军官，个子不高，胖乎乎的，红红的皮肤。他们俩也在他的房间里。三个人都在写信，装包裹：他们把一些小玩意儿寄回家。士兵在一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买上这么些小玩意儿，仿佛是为了制造一种已经融入这个地方的幻觉，可是一旦出发去打仗，这些东西又会成为他们的障碍：烟灰缸、小摆钟、小雕像，还有书。露西尔想走，可是他们请她留下。她在布鲁诺给她搬到面前的扶手椅上坐下，看着三个男人在请求她原谅之后继续他们的工作。“因为我们想趁五点钟的邮班把这些都寄走。”他们说。

她看见一把小提琴，一盏小台灯，一本法德字典，还有一些法文、德文和英文书籍，一张漂亮的浪漫主义版画，展现的是海上的一个帆船手。

“我是在欧坦的一个旧货商那里找到这东西的。”布鲁诺说。

他犹豫了一下。

“算了，不……这东西我不寄了……我没有合适的纸箱。它会坏的。您愿意接受它吗，夫人，这会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它非常配这间略显阴暗的房间。主题也很应景。瞧啊，阴沉沉的、黑乎乎的天气，一艘正在远去的船……而在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地平线那头的一丝亮光……非常模糊、惨淡的希望……请您收下来，这是来自于一个士兵的礼物，一个即将出发、再也不会和您见面的士兵。”

“我会留好的，先生，就因为地平线的这一缕白光。”露西尔低声说。

他低下头，继续准备他的东西。桌上点着一根蜡烛，他将信封上的蜡封口靠近火焰，在用绳子扎好的包裹上封了个蜡印，然后他用从手指上退下来的戒指压平滚烫的蜡。露西尔望着他，她想起他弹琴的那天，她还曾经将这枚带有他体温的戒指拿在手上。

“是的。”他说，他突然抬起头，“幸福时光结束了。”

“您认为新的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吗？”她问，可突然间她后悔自己提了这个问题。这就好像在问一个人他是否能活很久一样！新的战争预示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一系列闪电般的胜利或是溃败，长时间的斗争？谁能够知道？谁敢预测未来？尽管谁也不能做别的什么……做也是白做……

他似乎读懂了她的心思。

“无论如何，总是无尽的痛苦、心碎和流血。”他说。

他的两个同志也和他一样，整理好了东西。小个子军官在非常仔细地包一只网球拍，翻译官则在包装一些开本很大、黄色皮封面的精装书。“是园艺方面的书。”他对露西尔解释说，“因为参军之前，”他略带故作庄重的口气说，“我是园景设计师，专门设计路易十四时代风格园景的。”

现在，在整个小镇上，在咖啡馆里，在他们居住的资产阶级家庭里，有多少德国人在写信给他们的妻子、未婚妻呢？有多少德国人在告别他们的属地，就像第二天就要去送死一样？露西尔非常同情他们。她看见街上走过才从马蹄铁匠和鞍具商那里出来的马匹，它们也许已经在准备出发了。想到这些从法国农民手上抢来的马就要被送到世界的另一端，这似乎让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翻译官随着她的视线望去，严肃地说：“我们去的地方，是个对马来说非常有利的地方……”

小中尉做了个鬼脸。

“对人来说就没有这么有利了……”

露西尔觉得，看上去，德国人想到新的战争时充满了忧伤，但是她不让自己更加深入分析他们的感情。她不愿利用感情突然抓住一闪而过的所谓“战勇精神”。这简直像是间谍干的事情一样，她会为此感到羞愧的。再说，她现在非常了解他们，她知道无论如何，他们都会非常英勇地战斗！……最后，我在这里看到的年轻人和明天的战士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沟，她对自己说。我们很清楚，人都是复杂、多样、分裂的，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方面，然而必须借助战争或是大的变故才能够看到这一点。这是最为令人激动，也是最为可怕的场面，她继续想。最为可怕，因为这是最为真实的。如果没有看到过暴风雨中的大海，而只见过风平浪静的大海，就不能说自己了解大海。一个人，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观察过男人和女人，才能说自己已经了解了男人和女人，她想。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说了解自己。她原先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用这样一种自然、天真甚至真诚的口吻对布鲁诺说：“我是来请您帮个大忙的。”

“说吧，夫人，我能帮您什么忙？”

“您能不能帮我和指挥官身边的某位先生说一下，我想能够尽快得到通行证和汽油券。我得开车去趟巴黎……”

她一边说一边在想：“如果我对他说是租种我们家田地的农民病了，他会感到惊讶的。就在邻镇，在克勒索、帕赖或是欧坦有很好的诊所……”

“我必须开车送我家的一位农民到巴黎去。他的女儿在那里，她病得很重，想要见父亲一面。如果坐火车去，这个可怜人要浪费很多时间。您知道，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如果您同意我的请求，我们就能够在一天之内来回。”

“您不需要对指挥官说，安吉利耶夫人。”小个子军官活泼地说，他远远地向她投来羞涩而欣赏的目光，“我就有权利把您所需要的东西给您。您想什么时候走？”

“明天。”

“啊，太好了！”布鲁诺低声说，“明天……那我们走的时候您会在。”

“你们定的是什么时候？”

“十一点。因为有轰炸，我们得在夜里走。可在月光明媚的晚上，这种小心也没什么用，和白天没什么分别。不过军人总是按照传统办事。”

“我现在暂时告辞了。”露西尔拿到两张德国人草草写就的纸片之后说。也许这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和自由。她平静地将纸片折好，塞进腰间，生怕一点点的匆忙出卖了自己的慌乱。

“我会在那里看你们走。”

三个年轻人站起身，都顿了一下脚跟表示致意。以前，她觉得这种德意志士兵有些过时、有些做作的礼节颇为可笑。现在，她觉得她也许会觉得有些遗憾的，因为再也听不见马刺发出的轻轻的叮当声了，再也看不见他们的吻手礼，还有他们对她的那种几乎是不由自主的欣赏，这一切都来自这些没有家庭、没有女人的士兵（如果不说是最为低贱的一种人）。在他们对她的尊敬之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充满柔情的忧伤。仿佛幸亏了她，他们才找回了一点过去的生活，在过去的生活里，友善、良好的教育、对女人的礼貌才是受到更多赞赏的美德，而不是喝得烂醉或向敌人的阵地发起冲锋。在他们对她的态度中，有一种感激和怀念。这一点，她能够猜到，也能够感觉到。她带着一种深切的不安等待八点钟的到来。他会对她说什么呢？他们会怎样分离？在他俩之间，有一个由混乱而难以名状的思想构成的世界，仿佛珍贵的水晶，脆弱得一个词便足以令之破碎。他也许也感觉到了，因为他只和她单独待了很短的一会儿工夫。他没有戴帽子（他最后的、非军人的仪表，露西尔温柔而痛苦地想），握住她的双手。在吻她的手之前，他将脸颊在这双手上贴了一会儿，动作非常轻柔，然而却不乏王者风范，一种占有？是想要在她身上，如蜡封一般，封上灼烫的回忆？

“永别了。”他对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

她没有回答。他看见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他转过头。

“听着。”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要给您一个地址，这是我的一位叔叔，一位和我一样的冯·弗克家族的人，是我爸爸的兄弟。他的事业相当辉煌，现在在巴黎，在……身边。”

他讲了一个很长的德国名字。

“直到战争结束，他将一直掌管大巴黎地区，总之，相当于总督之类的人物。我和他谈起过您，如果您遇到困难（我们身处战争之中，只有上帝知道我们还会碰到什么事情……），我会请他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帮助您。”

“您真是很好，布鲁诺。”她低声说。

此时，她不再为自己爱他而羞愧，因为她的欲望已经泯灭，对于他，她感觉到的只是一种同情，一种深深的、类似于母爱的柔情。她努力笑着说：“就像中国母亲在儿子临上战场前会要求他千万小心，‘因为战争充满了危险’，我也请求您，作为对我的纪念，一定要尽可能地保全自己的生命。”

“因为它对您来说弥足珍贵吗？”他焦急地问。

“是的，因为对我来说它弥足珍贵。”

慢慢地，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她一直陪他走到台阶边。有个勤务兵在台阶旁等着他，牵着布鲁诺的马。天色已晚，可是没有人想到去睡觉。所有人都想看德国人离开。在这最后的时刻，有一种忧伤，一种人道的柔情将他们彼此相连，战败者与胜利者：高大的、长着大屁股、那么能喝酒、那么滑稽强壮的爱华德；小个子威利，灵巧、活泼、学了不少法国歌曲的威利（据说参军前他是个小丑）；可怜的约翰，在一次轰炸中他的一家命丧黄泉，“除了祖母，因为我的运气总是那么坏！”他说。所有这些人都将面临战火，面临枪林弹雨，还有死亡。有多少人将会被埋在俄罗斯的平原上？和德国之间的战争这么快，这么幸福地结束了，有多少可怜人没有看见这温和的结局，这复活的一天？这是一个非常晴朗、纯净、月光明亮的夜晚，没有一丝风。这是为椴树剪枝的季节。男人和小淘气爬到漂亮的、枝叶繁茂的树枝上，把多余的树枝修掉；女人和小女孩儿在处理脚下这些芬芳的树枝，将上面的花儿摘下来。夏天的时候，她们将花儿放在谷仓里晒干，冬天就可以用来做药茶了。空气中飘荡着一种甜美的、醉人的香气。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安宁！孩子们玩耍着，你追我赶，他们登上古老的石十字架的阶梯，望着公路。

“看见他们了吗？”母亲问。

“还没有。”

德国人定在城堡前集合，得到命令开拔的部队将要列队从镇上走过。这里，那里，在门前的阴影里，到处都听见低语声，吻别声……还有道别的声音，有的道别声比另外的道别声更为温柔。士兵们穿着迷彩服，戴着沉重的钢盔，胸前挂着防毒面具。终于，简短的鼓声响了起来。德国人都出来了，排成八个一列的队伍。队伍往前走的时候，迟到者也赶了上来，在道完最后一声永别之后，在唇间送出最后一个吻之后，匆匆忙忙地插入属于自己的位置。在士兵与人群之间还能听得见笑声，或是几句玩笑，可是很快一切都归于安静。将军出现在队伍中。他骑马从队伍正面经过，向队伍微微致意，也向法国人点头致意，然后离开。在他身后的是军官，接着是摩托部队，他们将一辆灰色的汽车围在中间，上面站着指挥官。再接下来是炮兵部队，架在炮床上的大炮，每个炮床上都躺着一个人，脸与炮管平齐，还有机枪手。所有这些轻型和重型的枪械，人们在演习中都已经看到过，按理说应该能够毫无畏惧、相当平静地看着，可是突然之间却无法不为之战栗。最后是瞄准天空的防空大炮。炮兵部队之后开来一辆装满才揉好、散发着香味的大圆面包的卡车，然后是红十字急救车，这些车目前还是空着的……位于车队最后的炊事车一路蹦蹦跳跳，仿佛狗尾巴上拴着的一个平底锅。德国人开始唱歌，一首音调低沉、节奏缓慢、渐渐在夜中消散的歌。很快，在公路上，在德国军队曾经停留过的地方，只剩下了一缕轻烟。

附录一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手稿注释

关于法国的状况以及《法兰西组曲》的写作计划，摘自其小说手稿

我的上帝啊！这个国家在对我做什么？既然它抛弃了我，且让我们冷冷地看着它，看着它丧失荣誉，丧失生命力。其他国家对我来说是怎么回事呢？帝国在死亡。没有什么重要的。如果我们从神秘的角度和个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那都是一回事。且让我们头脑冷静地观察这一切。让我们的心肠变硬。让我们等待。

六月二十一日。与皮埃—德—马尔米特晤谈。法国即将和德国手拉手地走在一起。很快要在这里征兵，“但仅限于年轻人”。这样说也许是在替米歇尔考虑。一支部队正在穿越俄罗斯。另一支部队从非洲回来。苏伊士被占领了。日本强大的海军正在和美国作战。英国在求饶。

六月二十五日。出奇的热。花园披挂上六月的色彩——蓝靛色、浅绿色和粉红色。我丢了钢笔。除了集中营、犹太人的身份等这些有所威胁的问题之外，还有其他的担心。难忘的星期天。来自俄罗斯的晴天霹雳击中了我们的朋友，他们才在池塘边度过一个“疯狂的夜晚”。而为了和他们一起，所有的人都酩酊大醉。有一天我会描写这些吗？

六月二十八日。他们走了。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被击败了，现在他们很高兴，尤其当他们在一起时。亲爱的小东西说“幸福时光结束了”。他们寄包裹回家。他们超乎寻常的激动，这点大家都瞧得出来。令人赞叹的纪律，而且，我相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反抗。我在这里发誓从此以后不再将我的仇恨——不管这仇恨是否有它的道理——转嫁到一群人身上，无论他们是何种族、宗教，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使命、偏见和错误。我同情这些可怜的儿童。但是我不能够怨恨个人，不能怨恨那些让我厌恶、那些冷冷地看着我们倒下的人，那些随时准备暗算你的人。那些……但愿总有一天他们会落在我的手里……这一切什么时候才是头呢？去年夏天在这里的部队说当年“圣诞节”，接着又说是今年七月。现在已经是一九四一年末了。这里的人说被占领土就要自由了，除了某些禁区和海岸线。在自由区，似乎大家才不在乎战争呢。仔仔细细地重读了《军官日记》，这让我重新回到几天前的心理状态。

为了举起如此沉重的负荷，

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

我并不缺少完成这项工程之心，

但是目标长远，时间却如此短暂。

——《孤独之酒》，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献出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诗

一九四二年

法国人就像厌倦上了年纪的配偶一样，厌倦了共和国。独裁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短暂的情史，是通奸。但是他们很愿意欺骗自己的妻子，却不愿意杀了她。现在看到她死去，他们的共和国，他们的自由。他们为她哭泣。

这几年以来，在法国某社会阶层里所形成的一切都只有一个动力：恐惧。恐惧引起了战争、溃败和现在的和平。这个社会等级的法国人不恨任何人。他没有嫉妒之情，没有失望的野心，相反也没有真实的欲望。他害怕。谁对他的伤害最小呢（不是指将来，也不是指抽象的伤害，而是指眼下而言，指打屁股和抽耳光之类的伤害）？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打了他，但是他忘记挨他打的事情，而且德国人会为此进行辩解。因此他“站在德国人一边”。在学校，最弱的学生情愿受到来自完全独立的个体的压迫。暴君的确会侮辱他，可同时他也禁止别人拿他的弹子，禁止别人揍他。如果他避开了暴君，他将孤立无援，被抛在混乱的人群之中。

在这个目前成为我们领导人的阶层与民族其他阶层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深的鸿沟。其他的法国人拥有得少，于是也没有他们那么害怕。怯懦不会湮没他们心中美好的情感，而这些情感（爱国主义、对自由的热爱）因此能够得以滋生。当然，最近一段时间，民众也得以建立了自己的财产，但是构成他们财产的货币在贬值，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些财产变成真正的财产，土地、首饰、黄金等等。我们的肉店老板，他挣了五十万法郎，他知道国外的汇率（为零），因此，他对于钱的在乎程度远远不如佩里冈、科尔班[21]对于他们的财产和银行的在乎程度深。世界越来越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两大部分。有产者什么也不想失去，而无产者什么都想得到。谁会赢？

一九四二年法国最遭人恨的人物：

菲利普·亨利罗[22]和皮埃尔·拉瓦尔。前者是“暴君”，后者残忍阴险。在前者的身边我们可以闻到鲜血的气味，而在后者的身边则散发着肮脏的腐臭。

凯比尔港[23]痛苦的恐怖

西伯利亚冷漠

马达加斯加更大的冷漠

总之，只有第一次的打击构成了真正的打击。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所有在占领区发生的事情：屠杀、迫害、有组织的劫掠，这一切像是利剑插入了泥潭！……人心的泥潭。

他们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处在一个集体时代，个体应当为了社会的生存付出生命，而我们不愿意看到是社会为暴君们的生存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个自认为是“集体时代”的时代却比文艺复兴或是大封建地主时代更为个体化。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让人觉得，这个世界的自由和权利有时是在千百万人之间分享，有时却是在一个单独的个体和其他千百万人之间分享。“把我剩下的拿去吧。”独裁者们说。但愿别再和我说什么集体精神。我无所谓死，可是我要作为一个法国人去死，要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才能去死，我想弄明白为什么我会死。我，让—玛利·米肖[24]，我为P.亨利罗和P.拉瓦尔去死，就像一只被割了脖子的鸡，准备送到这些叛徒的餐桌上。而我却坚持认为，鸡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吃鸡的人的价值。我知道在好人的眼里，我比上面提到的这些名字更聪明，更优秀，更值得珍惜。他们拥有力量，但那只是暂时的、虚幻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有溃败，命运的打击和疾病（像拿破仑那样），这力量会消失。而到那时人们会目瞪口呆：怎么？人们会说，正是在这样的力量前我们曾经为之颤抖！如果说我为了反对贪欲捍卫属于我自己和其他所有人的这部分，我是有真正的集体精神的。个体只有在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时，自己才具有价值，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但是必须是“其他人”而不是其他“某个人”。专制正是建立在这种混淆之上。拿破仑所期待的只是法国的伟大，他说，但是他对梅特涅[25]叫道：“我无所谓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

希特勒：“我不是为我自己工作，而是为欧洲工作（他开始时说‘我不是为了德国人民工作’）。”他的想法就是拿破仑的想法：“我无所谓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

关于《六月风暴》

必须有：

1）一张非常详尽的法国地图或是一本米其林导游册。

2）六月一日到七月一日之间若干种法国报纸和外国报纸，要全。

3）关于瓷器的论文。

4）六月的小鸟，它们的名字和歌声。

5）一本有关神学的书（神甫写的书），比如说伯雷夏尔神甫的书。

关于已经写的东西的评论：

1）遗嘱部分——他说得太多了。

2）神甫之死——一出情节剧。

3）尼姆？为什么不是我熟悉的图鲁兹呢？

4）总的说来，还不够简洁！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还用俄语补充道：“总的来说，大多数人物的地位太高。”]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要坚定米肖一家人的形象。他们总是倒霉，但是只有他们才是真正高贵的人。真是奇怪，人民大众，可恨的人民大众绝大部分却是由这些正直的家伙组成的。人民大众不会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坏。

哪些画面值得传给后代呢？

1）天蒙蒙亮时人们在排队。

2）德国人的到来。

3）没有那么多的谋杀和被枪毙的人质，更多的是人们深深的冷漠。

4）如果说我想写一点什么惊人的东西，我所展示的恰恰不是悲惨，而是他们身边的繁荣。

5）于贝尔从关押着很多不幸人的监狱里逃出来时，要写的不是那些人质的死亡，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巴黎歌剧院里的节日庆典，然后就是将通告贴在墙上的那些人：某某已于黎明时分被枪毙。战后也是同样，不要将重心过于集中在科尔班的身上。是的！这一切都要借助对比完成。如果用一个词来谈论悲惨，就要用十个词谈论自私、怯懦、团体和罪恶。一切从来没有如此时髦过！但是我真的在呼吸这样的空气。想象这样的场景很容易：对于食物的纠缠。

6）还要想想索尔斯街的弥撒，在如同夜晚一般漆黑的清晨。对比！是的，这里面有一种东西，有一种可能是很有力量、很新的东西。为什么我在《柔板》中用得那么少呢？但是，我没有把重点放在玛德莱娜身上——比如说玛德莱娜—露西尔这一章也许可以取消，缩减为在安吉利耶—露西尔这一章之中露西尔的几句解释。相反，一定要非常详细地描述德国人对于节日的准备。这也许“具有一种讽刺意味的对比。要感受到这种对比的力量，读者只需看和听”[26]。

依次出现的人物（按照我的记忆）：

佩里冈一家—科尔特家—米肖夫妇—无产阶级—露西尔—流氓？—农民等—德国人—贵族。

对了，有可能要和开头的那些人物衔接上：于贝尔、科尔特、于勒·布朗，但是这会毁了我在《柔板》中的整体色彩。我能够确定，还是应该让《柔板》保留现在的一切。相反，我必须和《风暴》中的人物衔接上，但是必须精心安排，使得这些人物能够对露西尔、让—玛利和其他人（还有法国）发生致命的影响。

我认为[实际结果也是如此]《柔板》应当短一点。的确，《风暴》有八十页，《柔板》可能只有六十页，不会再多。《囚禁》正相反，应当有一百页。我们暂且这样算一下：

《风暴》八十页

《柔板》六十页

《囚禁》一百页

其余两部各五十页

三百九十页[27]，算是四百页，再乘上四。主啊！打出来就是一千六百页！好吧，好吧，如果我真的身陷其中！[28]好了，如果七月十四日，人们所说的一切真的发生了，那么就会少掉两部，至少是一部。

的确，就像音乐一样，有时我们听到的是乐队的合奏，有时只有小提琴。至少应该是这样。合在一起[两个俄语词……]，还有个人的情感。我感兴趣的是世界的历史。

当心危险：忘了在个性方面的一些修正。当然，展开的时间很短。前面三部，无论如何，只相当于三年的时间。对于后面两部，这是上帝的秘密，如若要知道，我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由于事件的强度和重力，承受这些事件的人物就必须变化……

我的想法是，这一切应当像一部电影一样展开，但是有时诱惑太大，于是我有时会用简短的话来表达这样的东西，或是在教会学校后的那一章里，我也作出了让步，阐述了我自己的观点。应当毫不留情地纠缠下去吗？

还有……有时候不应当知道露西尔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而是应当通过别人的眼睛来展示。

一九四二年四月

应当将《风暴》《柔板》和《囚禁》写成前后相联的一组作品。应当把德如尔农庄换成穆南农庄。我想把农庄放到蒙非鲁。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将《风暴》和《柔板》联系在一起，还有可以取消德如尔夫妇让人产生的不愉快的感觉。必须写一些大事情，不要再去想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不要幻想：这不是眼下的事情。因此此时并不应该克制，而是应当用力打我们希望打在的地方。

关于《囚禁》。科尔特所采取的一系列态度：国家革命，必须有个领导。牺牲（所有的人都同意牺牲的必要性，除非牵涉到的是与自己紧密相连的人的牺牲），然后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展现他的光荣，因为一开始科尔特给人的印象非常糟糕：他的态度过于法国化，但是他从一些细微而危险的信号中发现自己不应该这样。是的，他成为一个爱国者，但这是在后来：如今莱茵河在乌拉尔山脉间流淌，在某个时刻它有些犹豫，但是无论如何，这行动值得在地理上冒一下险，而且，这一类冒险近几年很是流行——英国人的界限是在莱茵河上，作为结束，马其诺防线和齐格菲防线的希望都在俄国，——这是贺瑞斯[29]最后的创造（down him）[30]。

关于L.[31]。必须是他，因为他是个流氓。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流氓比正直的人要合适。

《囚禁》——无需扭捏作态。直接叙述人们变成了什么样子，就这样。

今天是四月二十四日，很长时间来第一次得到了些许平静，深信《风暴》系列——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应当是，也的确是一部杰作。坚持不懈地写下去。

科尔特是在法国溃败之后显得尤其重要的作家之一。他非常善于用得体的语言描述令人不快的事实，在这方面他无与伦比。比如说：法国军队没有后退，它只是撤退！我们吻德国人的靴子，那是因为我们对现实有清楚的认识。集体精神意味着囤积大量食物，以供某些人的无度浪费。

我想应当用勿忘我来代替草莓。似乎很难把开花的樱桃树与可食用的草莓放在同一个时间段里。

必须找到将露西尔这个人物与《风暴》联系起来的办法。米肖夫妇赶路时得到休息的晚上，这片绿洲，这顿早餐和所有显得如此美妙的一切——瓷质杯子，桌子上满满的一束水灵灵的玫瑰（黑芯的玫瑰），蓝色雾霭之中的咖啡壶，等等。

狠狠批判所谓的文人。比如说A.C，或是写过一篇题为《奥林匹亚的悲伤是一部杰作吗？》的A.R。我们从来没有批判过A.B这类的文人（狼之间是不互相吞噬的）。

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为止已经完成的章节：

a到达；b玛德莱娜；c玛德莱娜和她的丈夫；d晚祷；e屋子；f镇上的德国人；g教会学校；h花园和子爵夫人的来访；i厨房；j安吉利耶夫人离开（关于佩兰家花园的第一次描写）；k雨天。

有待完成的章节：

l生病的德国人；m拉麦树林；n佩兰家的夫人们；o佩兰家的花园；p玛德莱娜家；q子爵夫人和伯努瓦；r揭发？s夜晚；t伯努瓦家发生的灾难；u玛德莱娜在露西尔家；v水上的节日；w骰子。

还需要完成的章节：12、13、16、17章的一部分，以及剩下的章节。

玛德莱娜在露西尔家—露西尔在安吉利耶夫人房中—露西尔和德国人—水上的节日—离开。

对于《囚禁》，对于集中营，受洗的犹太人所说的冒犯之语：“我的上帝啊，请原谅我们的冒犯，就像我们原谅您一样。”——当然，殉道者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

如果要好好地完成这部作品，应该是写五部：

1）《风暴》

2）《柔板》

3）《囚禁》

4）《巴士底狱》？

5）《和平》？

总的题目可以用《风暴》或《暴风雨》，那么第一部可以叫做《劫难》。

无论如何，将所有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是时代，仅仅是时代而已。这是否已经足够？我是说：这种联系是否已经足够？

因此伯努瓦，在杀了（或是试图杀死）波奈（因为我必须要再想一想，为将来考虑，是否应该让波奈活着）之后，他逃走了。他藏在拉麦树林，接着，由于玛德莱娜害怕自己在给他送食物时被人跟踪，他藏到了露西尔家。最后他到了巴黎，在米肖夫妇家，是露西尔将他送去的。遭到追捕的他及时逃走，但是盖世太保在米肖家进行搜查，找到了让—玛利为未来的作品所写的笔记，他们将这些笔记当成宣传单，于是逮捕了让—玛利。他在监狱里遇到因为做了些蠢事而遭逮捕的于贝尔。于贝尔原本可以在他那颇有声望的家庭的庇护下离开监狱，因为他的家庭已经完全沦为了法奸，但是，出于淘气，也出于对奇遇的喜好，他情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让—玛利一起逃跑。伯努瓦和他的伙伴们帮助了他们。稍后，应该说在很后面，他们逃出了法国，之所以放在很后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必须让让—玛利和露西尔相爱。可以用这个来结束《囚禁》，和我说的一样：

伯努瓦共产党

让—玛利资产阶级

让—玛利壮烈地死去。但是怎么死？而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主义究竟是什么？与他的死亡同时展开的，是身处俄国的德国人[32]的死，两个充满了痛苦的高贵的人。

柔板：我必须找到所有这些音乐术语（急板、极快、柔板、行板、温柔的等）

音乐：第一〇六号作品，柔板，关于孤独的恢宏诗作，——《迪亚贝里主题变奏曲》，这个长着两道浓眉的斯芬克斯注视着黑暗的深渊——《庄严弥撒》[33]中的《降福经》和《帕西法尔》最后的场景。

结局是这样的：真正相爱的人将是露西尔和让—玛利。拿于贝尔怎么办呢？初步的大纲：伯努瓦杀了波奈之后逃跑了。人们把他藏在露西尔家。德国人走后，露西尔害怕伯努瓦会落入镇上人的手里，突然间想到了米肖夫妇。

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让—玛利和于贝尔都在德国人的监狱里，只是原因不同。这样我们能够推迟德国人的死亡。为了救让—玛利，露西尔可以求助于他？这一切都还不确定。再看看。

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个总体的想法。可另一方面……比如说托尔斯泰，他的整体概念损害了其余一切。必须有人物，人类的反应，而这才是一切……

我们还必须将那些大政客、著名作家囊括进来。无论如何，他们是真正的国王。

关于《柔板》，一个贞洁的女人可以毫不羞愧地承认“这些被理智战胜的、令人惊讶的感受”，波丽娜（高乃依）说。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永远不要忘记战争总会过去，历史的所有部分都将变得模糊。要尽一切可能努力尝试人们会在一九五二年到二〇五二年间关注的事情和论战……重新阅读托尔斯泰。这一幅幅的画面是无法模仿的，但这些绝非历史的画面。一定要坚持这一点。比如说，在《柔板》中，德国人进驻村镇。在《囚禁》中，雅克琳娜第一次领圣体和阿尔莱特·克拉伊家的晚会。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开始担心这部小说结束时所采取的形式！第二部我尚未结束，而我已经看到了第三部！但是第四、第五部尚在渺茫之中，而且是多么渺茫啊！真的是在神的膝头，因为一切将取决于周遭的事情如何发展。而神也许会放上一百年或者一千年的间隔，就像眼下很流行的一句话：而我，我会远去。但是神不会对我做这一切。我也非常相信诺查丹玛斯的预言。

一九四四年，哦！上帝啊。

在等待形式的时候……也许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节奏：电影意义上的节奏……各部分小说之间的关系。《风暴》《柔板》，温和而悲剧性的；《囚禁》？某种喑哑的、令人窒息的东西，要尽可能刻毒。之后我就不知道了。

重要的——作品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如果我对音乐了解得更多，我想这会对我有所帮助。在没有音乐的前提下，便是所谓的电影节奏。总之，一方面考虑的是变化，另一方面考虑的是和谐。电影应当有一种整体性，一种色调，一种风格。比如说，那些美国街头影片，我们总是能够看到摩天大楼，总是能隐隐感觉到一种闷热、喑哑、满是灰尘的纽约的气氛。这就是电影的整体性，但是它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变化。追捕——情人——笑、泪等等。我想要达到的是这样一种节奏。

现在有一个更加平淡无奇的问题，只是我一直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看到下一本书的时候，难道不会忘记前一本书的人物吗？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点，我要写一本长达一千页的作品，而不是写一本由几卷作品组成的作品。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显然就是如此了，除非事情一直延续下去，在延续中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不管好坏，但愿都结束吧！

应该只有四个乐章。在第三部《囚禁》里，集体命运和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第四部里，不管结果如何！（我理解自己的意图）个人的命运挣脱了集体的命运。一方面是人民的命运，另一方面是让—玛利和露西尔，他们的爱情，德国人的音乐等等。

到目前为止，我想象的应该是这样：

1）伯努瓦：死于革命，或是争斗，或是在试图反抗的过程中，根据现实事态的发展而定。

2）科尔特：我想这样应该比较好。科尔特非常害怕布尔什维克。他是十足的法奸，但是，由于自己朋友遭到了谋杀，或是出于一种失望的虚荣心，他认为德国人会输掉这场战争。他想要将赌注压在左派的左派身上！他首先想到的是于勒·布朗，但是看到他之后，他觉得他（此处的俄文词无法辨认），于是他彻底转向一个年轻人的组织，非常活跃的一个组织，建立了……（这句话没有写完）。

关于《囚禁》：

开篇：科尔特，于勒·布朗在科尔特家。

接着是一个对照：也许是露西尔在米肖夫妇家。

接着：佩里冈家。

要尽量描写非历史性的聚会，但是有大量的人，社交聚会或是街头的战争场面，反正是类似的事情！

到达

清晨

出发

这三个章节应当不断得到烘托。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群体的运动。

至于第四乐章，除了德国人在俄国的死亡，其他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是的，要想好好地完成这部作品，应当是五部曲，每部两百页。一部长达一千页的作品。啊！上帝！

注意！科尔特的晚餐被偷将在未来的日子里产生重大的影响。正常情况下，科尔特应当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但是如果我愿意，如果我需要，我能够让他这样想：“没有什么好幻想的：未来就在这里，未来就在夺取我晚饭的这粗暴的力量之中。因此有两种立场：一是和这样的力量作斗争，或是正相反，从今天开始站在这浪潮的前端。任凭浪潮席卷，但是处在浪潮的前端？更甚领导这浪潮？党的御用作家。党的伟人，哎哎哎！”再加上德国人和俄国人站在一边，它应当越来越能忍受俄国。只要战争延续下去，的确，这只是德国等这一边的疯狂。但是在这之后，事情就不一样了……但是之后的事情我们会看到的。世界会冲向强者的怀抱。……科尔特会产生这么玩世不恭的念头吗？然而真是这样，在某些时刻。当他喝酒的时候，或是他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做爱的时候，在这种方式中，一个简单的人只可能有一个脆弱的念头。可是一旦产生，脆弱的念头所引起的只能是错愕与恐慌。这里面困难的地方在于，事物实际的一面一直存在。一张报纸，某种广播。自由，德国人小心节制的补贴。再看吧。

所有的行动都是战斗，唯一的事务是和平。[34]

与其说这一切像是车轮，毋宁说像是涨涨落落的波浪。在浪尖上，有时是一只海鸥，有时是恶的精灵，有时是一只死老鼠。完完全全是现实，我们的现实（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

这里的节奏应当存在于群众的行动之中。在第一卷中，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人群所在的所有地方：逃难，难民、德国人到达村镇。

在《柔板》中：德国人的到达，但是到达的场景在这之后还会重现，清晨，他们出发离开的时候。在《囚禁》中，第一次领圣体，游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战争？再看吧。我还没有写到第三部，我只是听写现实。

如果我展示“作用于”这些事件的人物，这是不合时宜的。如果我展示了人物的行动，这当然更接近于现实，但是会损害小说的兴味。然而必须止于此。

珀西说的是对的（只是这句话平淡无奇，但是我们欣赏、喜爱平淡无奇），他说最好的历史场景（见《战争与和平》）是通过人物的眼睛所看见的历史场景。在《风暴》中，我试图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在《柔板》中，和德国人有关的一切，这一切应该，同时也能够进行单独处理。

总之，这样做可能是比较好的，但是不是可以操作呢？就是说，自始至终通过人物来展现德国人的行动，而不是直接描写。因此《风暴》得由法国境内人涌如潮的景象开始。

难啊。

我认为，《战争与和平》之所以具备福斯特所说的这种张力，就是因为在托尔斯泰的脑子里，《战争与和平》只是一部作品的第一卷，第二卷是《十二月党人》。只不过他这样做可能是无意识的（也许，因为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只是猜想而已），或者也是有意的。反正无论无意还是有意，他的这种方式对于《风暴》等这样的书来说非常重要，尽管《风暴》中的一些人物在这本书里就已经有了结局，书本身就应当给人以未完的感觉，只是一章……就像我们的这个时代，实际上，所有时代都是如此，当然。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若干时间以来，我已经发现了一种对我而言非常实用的技巧——间接的方法。的确，每次我碰到困难感觉无法处理时，这种方法都能解救我，赋予故事以清新与力量。在《柔板》中，每次安吉利耶夫人出场时我都会使用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我尚未能完全掌握的出场方法可能还有无限的发展余地。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关于《囚禁》，我想到了以下几点：

要让整部作品的主题统一起来，要简化整部作品，作品就应当在个人命运与集体命运的斗争中得到解决。无需表态。

我的想法：非常不幸，英国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体制已经完蛋了，它所要求的，至少是相应的革新，因为究其实质而言，它是难以动摇的。但是它也许只有在死亡之后才能重新开始。于是在眼前只剩下了两种社会主义的形式。无论哪一种形式都不会让我欣喜若狂，但事实上[35]！其中的一种已经将我抛弃，因此……至于第二种……但是这个不是问题。作为作家，我应当以正确的方式提出问题。

两种命运之间的斗争，每次混乱之时都会出现，这不是建立在逻辑之上，而是一种本能性的出现。我想，每一次都留下了相当一部分生命，但是并不完全。能够拯救我们的一点在于，属于我们的时间比属于危机的时间要长。将军走了，政党仍在继续，可和我们想的正相反，集体命运比简单的个人命运要短（这也不完全正确。这是另一个时间范围：我们只关注重大的变故。重大的变故，要么就是重大的变故要了我们的命，要不就是它们持续的时间没有我们的生命长）。

回到我的主题上来。起初，让—玛利的态度非常审慎，与这一盘棋局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自然也想替法国报仇，但是他意识到报仇不是真正的目标，因为所谓的报仇意味着仇恨和报复，意味着永恒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基督徒想着自己要进地狱，要受到永远的惩戒。他厌烦了这一类的想法，因为在这一类的想法里，总是有最强的一方和最弱的一方。因此他更想走向统一……他所憧憬的，他所希冀的，是协和与和平。但是眼下与德国人合作的行为令他厌恶，而在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共产主义适合伯努瓦而不适合他。于是他的生活态度是：只当共同的、紧迫的大问题并不存在，他只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当他得知露西尔爱过，并且有可能仍然爱着一个德国人，他立刻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因为抽象的东西突然间得到了具体的仇恨的形式。他恨某个德国人，并且，在这个德国人的身上，通过这个德国人，他也仇恨起——或者认为自己在仇恨，这是一回事——某种意识形态。实际上，他是忘记了自己的命运，将自己的命运与他人的命运混在一起。事实上，在《囚禁》的尾声，露西尔和让—玛利相爱了。这份爱情非常痛苦，没有能够继续下去，甚至没有表明，充满了斗争！让—玛利逃走了，继续和德国人作战——如果到一九四二年底还有作战的可能！

第四乐章如果不是凯旋——让—玛利出现在凯旋的场景中——也应该是回归。永远不要忘记公众喜欢看到对于“富人”生活的描写。

总之，这是个人命运与集体命运之间的斗争。在结尾处，重点应该放在露西尔和让—玛利的爱情上和永恒的生活上。还有那个德国人的音乐杰作。此外，对于菲利普的回忆也必不可少。这与我内心深处的信念是相吻合的。存留下来的是：

1）我们可怜的日常生活

2）艺术

3）上帝

拉麦树林：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

我的周围是松树。我坐在我的蓝色粗羊毛衫上，在一片腐烂的枯叶的海洋中央，前一夜的暴风雨浸湿了叶子，我双腿盘坐，好像坐在救生筏上！我在包里放了《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K.M.的日记和一个橘子。我的大黄蜂朋友，可爱的昆虫朋友似乎对自己感到很满意，它们嗡嗡的叫声深沉而低哑。在说话声与大自然中，我喜欢那类低而沉的声音。那些枝头“吱吱”尖叫的小鸟令我恼火……待会儿我要去找到那个不见了的池塘。

《囚禁》：

1）科尔特的反应。

2）伯努瓦的朋友所策划的谋杀令科尔特感到非常害怕。

3）科尔特从大嘴巴于贝尔处得知了事情真相。

4）从阿尔莱特·克拉伊等人处得知事情真相。

5）阿尔莱特卖弄风情。

6）揭发。于贝尔和让—玛利都被关进监狱，还有其他很多人。

7）多亏了他那富有而思想正统的家庭的活动，于贝尔得以释放。让—玛利被判死刑？

8）此时露西尔和德国人介入进来。让—玛利得到特赦（此处对监狱或类似事情的描写要尽量简短）。

9）伯努瓦帮助让—玛利越狱逃跑。逃跑引起了轰动。

10）让—玛利对于德国和德国人的反应。

11）让—玛利和于贝尔逃到英国。

12）伯努瓦之死。残忍而充满希望。

与此同时，慢慢展开的是露西尔对让—玛利的爱。

这里最为重要、最为有意义的是下面这一点：历史事实、革命事实等都应当蜻蜓点水般带过，而真正应当深化的，是日常生活，令人感动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它所具有的戏剧性的一面。

附录二　一九三六—一九四五年的通信

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致阿尔班·米歇尔。

非常感谢您寄来的四千法郎的支票。就这一事宜，请允许我提醒您，去年春天我来找您的时候，曾经请您考虑一下，是否能够对未来进行某种安排，不管是什么样的安排都好，因为想必您能够理解，我目前所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您当时回答我说您会尽一切可能让我满意，说我完全应该信任您。当时您不愿意具体说您会怎样进行安排，但是您说会在两个月之后确定下来。然而，就这一问题，自那次见面之后，您在给我的信中始终未再提及。我只好写信来问问您的意思，因为，唉，您能够理解，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一无所有、只能靠写作为生的人来说，这是生活的必需。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

热尼奥出版社（米兰）致阿尔班·米歇尔。

我们非常迫切地希望您能告诉我们，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夫人是否犹太种族。根据意大利法律，只要双亲中的一位，父亲或是母亲是雅利安人，他（她）将不被视作犹太种族对待。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阿尔班·米歇尔。

我的妻子现在和孩子们在昂达伊（Ene Exea别墅，昂达伊海滩）。在这样的艰难时期，我很为她担心，因为在有所需要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为她提供帮助。我能否请求您帮个忙，如果可能的话，为她写几句推荐的话，如果有需要，她可以凭借这个求助于当地政府或是地区的新闻机构（下比利牛斯省、朗德省、纪龙德省）？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阿尔班·米歇尔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仅凭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这个名字，所有的大门都将为她打开！尽管如此，我所能做的也只是给我认识的几家报纸同行写几句引荐的话，但是我需要确认一些事情，只有您一个人能够为我提供帮助。我请您今天晚上来找我。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罗贝尔·埃斯梅纳尔[36]致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令人焦虑的时刻，也许不日就会成为悲剧性的时刻。然而，您是犹太裔的俄国人，那些不认识您的人——不过鉴于您作家的声名，这样的情况应当比较少——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麻烦。同样，因为必须对所有事情都有所估计，我想，我作为出版者的证明也许会对您有用。

因此，我准备证明您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作家，同时我还将证明您的著作在法国非常成功，而且您的某些作品被译成外语，在国外也很成功。我还准备声明，您在我的同行格拉塞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作品，其中包括让您在文坛崭露头角、声名鹊起的《大卫·格德尔》，该书后来被拍摄成一部相当成功的电影。而自一九三三年十月之后，您就开始在我们出版社出书。在出版商和作者的关系之外，我与您和您的丈夫之间还一直保持着更深的非常友好的关系。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临时通行证，有效期为五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件持有人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国籍：俄罗斯

获准前往伊西—勒维克

获准使用的交通工具：火车

理由：探望疏散到该地的孩子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二日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致罗贝尔·埃斯梅纳尔。

两天前，我所在村庄的邮局基本恢复运转，于是我给您巴黎的地址写这封信，想碰碰运气。我衷心希望您能够幸运地度过最近这可怕的时刻，而且您的亲人没有出现任何让您担忧的情况。至于我，尽管军事行动就在我们身边，可是我们得以幸免于难。现在我最大的烦恼就是钱的问题。

一九四〇年八月九日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致勒弗尔小姐[37]。

我希望您收到了我的上一封信，在信中我告诉您已经收到九千法郎。我今天之所以给您写这封信，是因为我在地方报纸上读到一篇短文，内容是这样的：

根据最近的决定，任何外国人都不得与新报纸合作。

关于这条规定，我想确认一下。我想，也许您能够帮助我。

在您看来，这条规定会涉及像我这样一九二〇年以来就居住在法国的外国人吗？这仅仅涉及政论作家还是也涉及虚构作品的作家？

总的来说，您也知道我已经完全与世隔绝，我对最近这段时间新闻界采取的所有措施一无所知。

如果您认为某些事情可能会和我有关，麻烦您通知我一声。还不仅止于此。我还想请您帮我一个忙，因为我一直觉得您非常热情和乐于助人。我想知道现在在巴黎的有哪些作家，经常还出现在报纸上的有哪些。您能否知道像《格兰瓜尔》或《老实人》之类的报纸，包括一些大的杂志是否打算回到巴黎？出版社呢？哪些出版社还开门？

一九四〇年九月八日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致勒弗尔小姐。

关于我的事情，这里一直有这样的传闻，以至于我也认为，我们能够相信不日这里就会变成自由区。我在想，如果这样，我怎样能够领取我的月津贴。

一九四〇年十月四日

关于犹太种族侨民的法律。

自此法令颁布之日起，犹太侨民居住地所属省可以决定，将他们关押在特别的集中营里。

其所属省随时可以强行命令犹太侨民住进其指定的住所中。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四日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致玛德莱娜·卡布尔[38]。

您现在明白突如其来的这些烦恼了。再说，这段时间以来，我们收留了大量的这种性质的先生。因此从各个角度几乎都能让人察觉出来。我会很乐意考虑您说的那个地方，但是您能不能告诉我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1）从居民和供应商的角度来说，亚伊[39]的重要性。

2）那儿有没有医生和药剂师？

3）有占领进驻的部队吗？

4）那里有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您有黄油和肉吗？这一点现在对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我有孩子，您知道的，其中的一个才做过手术。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致罗贝尔·埃斯梅纳尔。

亲爱的先生，根据我们的协议，我应当在六月三十日前收到两万四千法郎。我现在不需要这笔钱，但是我必须承认，关于犹太人的法令让我感到十分不安，我担心等六个星期以后，到了您该付我这笔钱的时候，会突然出现难以预料的困难，那对我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因此我请求您费心提前支付这笔钱，从现在开始，您就可以以支票的形式将这笔钱汇至我小叔子保罗·爱泼斯坦的名下。我会请他给您打电话的，你们可以就此事进行沟通。当然，收据由他签名，这样便与我毫无关系。我很抱歉再一次麻烦您，但是我想您肯定能够理解我的焦虑。我希望您一直有阿尔班·米歇尔的好消息。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欧坦专区区长[40]。

有人从巴黎写信告诉我，说被归在犹太人之列的人没有得到省署的许可，不可以离开他们居住的村镇。

我和我的妻子正属于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虽然都是天主教徒，但是我们是犹太裔。因此我想请求您允许我的妻子——娘家姓名为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和我能够到巴黎居住六个星期的时间，从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五日。我们在巴黎也有住所，位于贡斯当—高科兰街十号。

之所以提出该请求，是因为我的妻子和她的出版商之间有些事情亟待解决，而且她要去看她的眼科医生和一直为我们诊疗的其他医生，瓦雷里—拉多教授和德拉封泰纳教授。我们想把两个年龄分别为四岁和十一岁的孩子留在伊西，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确认，巴黎的事情一旦安排妥当，我们返回伊西不会碰到任何麻烦。

伊西的医生：A.邦迪—科南。

一九四一年八月八日

《盟军的进展》第二百期。

苏联、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侨民报到令。

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性侨民，凡属苏联、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国籍，或以前曾属苏联、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国籍者，需带好身份证件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中午前向所属行政区划的指挥部报到。所有届时未曾报到者将根据有关报到的法令受到相应惩罚。

占领司令部长官

一九四一年九月九日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致玛德莱娜·卡布尔。

我终于在这里租到了一所我想要的房子，比较舒适，有一个漂亮的花园。我应该在十一月十一日搬进去，如果这些先生不抢在我们前面的话，因为我们又在等待他们有所行动。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三日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致罗贝尔·埃斯梅纳尔。

今天早上收到您的来信，我感到很幸福，不仅仅是因为您让我仍然能够有所希望，您说您会尽一切可能帮助我，而且，这封信让我放下心来，让我知道别人还想着我，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安慰。

正像您所怀疑的一样，这里的生活很悲惨，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可在我们不知道第二天将会是什么样的时候，这工作本身已经变得十分沉重……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四日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致安德烈·萨巴蒂埃[41]。

亲爱的朋友，收到您诚挚的来信，我十分感动。您一定不要认为我对您以及埃斯梅纳尔的友谊毫无感觉。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了解目前严峻的形势。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尽最大的力量表现出了一定的耐心和勇气。但是还能怎么样呢，有些时刻真的非常艰难。事实摆在这里：不能工作却要保证四个人的生存。除此之外还有接连不断的麻烦——我不能去巴黎；我不能将最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弄到这里来，比如说床单被褥、孩子们的床，等等，还有我的书。关于我这样的人所居住的公寓，下了一道没有任何弹性的总命令。我和您说这些不是为了博取您的同情，而是为了向您解释，我的想法只能如此阴郁……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罗贝尔·埃斯梅纳尔致内米洛夫斯基。

我向我的岳父转告了您目前的状况，并且转交了您最近给我的几封信。

正如我和您所说的，阿尔班·米歇尔先生也希望能够尽一切可能为您提供舒适的条件，他要求我在一九四二年也同样支付给您三千法郎的月津贴，这笔钱相当于他能够出版您的书并且在销售额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所支付给您的津贴。如果您能和我确认是否同意，我将不胜感谢。

然而，我必须提醒您的是，关于四月二十六日德国人的法令规定，我们从出版商公会那里得到了非常明确的解释，我们必须将所有属于犹太裔作者的款项打入他们的“冻结账户”。这条原则意味着“出版商应当与银行进行确认，在确认犹太裔作者的账户已经冻结之后才可以将作者版税打入该账户”。

另外，我将您从GIBE电影公司那里收到的信件退还给您（我保存了一份影印件）。据可靠来源得知的信息，如果将某作者的小说搬上银幕，必须确认该作者为雅利安人，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都是如此。因此，作者的作品要想搬上银幕，必须向我提供最为明确的保证，我才能处理这类的事情。

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日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致罗贝尔·埃斯梅纳尔。

我才收到您十月二十七日的来信，说您将在一九四二年为我提供三千法郎的月津贴。我非常欣赏米歇尔先生对我的态度。我十分感谢他，同时也很感谢您，您对于我们俩的友谊对我而言十分珍贵，与您能为我提供的物质帮助一样。然而，您会理解，如果这笔钱必须冻结在某银行里，它没有一点儿用处。

我在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将这笔津贴给我的朋友杜莫小姐[42]会更简单一点。她和我住在一起，是小说《这个世界的财产》的作者，萨巴蒂埃先生那里有小说的手稿。

杜莫小姐是无可争议的雅利安人，能够给您一切相关的证明。我自童年时代就认识她，如果她能够和您一起解决我月津贴的事情，她可以负担我的生活……

一九四二年七月

电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罗贝尔·埃斯梅纳尔和安德烈·萨巴蒂埃。

伊莱娜今日被突然送往皮蒂维耶（卢瓦雷省）——希望你们紧急介入——给你们打过电话，不通。米歇尔·爱泼斯坦。

一九四二年七月

电报。罗贝尔·埃斯梅纳尔、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才收到您的电报。立刻采取集体行动，包括莫朗、格拉塞、阿尔班·米歇尔在内。听候您的吩咐。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最后两封信[43]。

土伦S/阿鲁克斯，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五点[信是铅笔写的，而且没有盖销邮票]

我最亲爱的，目前我还在宪兵队，一边吃黑茶藨子和醋栗，一边等着被带走。一定不要着急，我相信这一切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想我们也许还可以找找卡约和丹奈神甫。你觉得呢？

替我好好吻吻两个最心爱的女儿，但愿我的德尼斯又乖又听话……我紧紧地拥抱你，还有巴拜[44]，愿上帝保佑你们。至于我，我觉得自己很平静，充满力量。

如果你能够给我寄东西，我想把我的第二副眼镜寄来，眼镜在另一只箱子里（在公文包里）。请一定给我寄书，如果可能，再给我寄点带咸味的黄油。再见，我的爱人！

星期四早晨——皮蒂维耶，一九四二年七月[信是铅笔写的，而且没有盖销邮票]

我亲爱的爱人，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我想我们今天会走。要勇敢，要充满希望。你们都在我的心里，我最爱的人。但愿上帝能够帮助你们所有人。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曾给您打电话，但是一直没有打通。我给您发了一封电报，同时也给埃斯梅纳尔先生发过电报。宪兵昨天带走了我的妻子。目的地似乎是：皮蒂维耶（卢瓦雷省）的集中营。他们带走她的理由是：对所有介于十六岁到四十五岁之间无国籍的犹太人采取的统一措施。我的妻子是天主教徒，我的孩子们都是法国国籍。我们能为她做点什么吗？

安德烈·萨巴蒂埃的回复：

不管怎样，好几天的时间是必不可少的。您的萨巴蒂埃。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J.伯努瓦—梅仙（议会副主席国务秘书）。

我们的作者和朋友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才从她所居住的伊西—勒维克被带至皮蒂维耶。她的丈夫才告知我此事。她是白俄罗斯人（犹太裔的，这点您知道），从未从事过任何政治活动，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小说家，为法国带来了很多荣誉，而且她是两个五至十岁的孩子的母亲。我请求您尽可能地为她做一点事。在此提前致谢，并请相信我对您的忠实情感。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

电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罗贝尔·埃斯梅纳尔和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的妻子应该已经抵达皮蒂维耶——我想如果能够和第戎地区省署、欧坦专区区长和皮蒂维耶当地政府协调一下应该有用。米歇尔·爱泼斯坦。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

电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米歇尔·爱泼斯坦。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

电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希望无论消息好坏，您都请发电报告知我。谢谢，亲爱的朋友。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

勒布朗[45]（皮蒂维耶）致米歇尔·爱泼斯坦。电报。

寄包裹没用。没有见到您的妻子。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

电报。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没有一点我妻子的消息，不知道她在哪里。请尽可能了解情况，将真相电告给我。如预先通知，您可随时打电话给我。伊西—勒维克三号线。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

电报。亚伯拉罕·卡尔曼诺克舅舅[46]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你有没有将伊莱娜的医疗证明寄去——必须立刻办此事。发电报给我。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收到我妻子上个星期四在皮蒂维耶集中营写的一封信，在信中，她告诉我也许会被送走，不知送往何处，我想一定是很远的地方。我用回复邮资已付的方式给集中营的指挥官发去一封电报，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也许您的朋友更为幸运，能够得到他们拒绝提供给我的消息。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请保持联系，我求求您，哪怕是坏消息也一定告知。祝好。

回复：

私下见到我的朋友[47]。我们在尝试做不可能的事。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如果说我没有给您写信，是因为直至目前为止，我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可以告知您，而且，除了某些有可能减轻您的担心的事情之外，我也说不出任何其他事情。我们做了一切必须做的事情。我又再次去见我的朋友，他和我说现在只有等待。在收到您第一封来信时，我注意到您两个孩子是法国国籍；收到您第二封来信时，我知道您妻子有可能离开卢瓦雷的集中营。我也在等，我请您相信，作为朋友，这份等待对我来说十分沉重……我向您保证我能够设身处地想象您的心情！希望在将来我能告知您准确的好消息。我衷心地与您站在一起。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也许在处理我妻子的事情时，必须强调她是个白俄罗斯人，她从未曾想过接受苏联国籍。她和父母在历经迫害之后从俄罗斯逃了出来，她父母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而我的处境也是一样，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妻子和我在战前的数亿法郎资产都被苏联剥夺了。我的父亲曾是俄罗斯商业银行中心委员会的主席，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阿佐夫东银行的常务董事。主管机关因而可以相信，我们对俄国现行的体制不抱一点同情之心。我的弟弟保罗是俄罗斯迪米特里大公的朋友，现在居住在法国的皇室成员也经常到我的岳父家，尤其是亚历山大大公和波里斯大公。另一方面，我想告诉您，几个月前到我伊西家来的几位德国士官临走时留下了这样的一张纸：

同志，我们与爱泼斯坦一家认识已久。我们可以证明这家人举止得体，热情好客。我们请求您好好地对待这个家庭。希特勒万岁！

汉伯格·菲尔德，23599A。[48]

我一直不知道我的妻子身处何处。孩子们身体都好，至于我，我现在还没有倒下。

感谢您所做的一切，亲爱的朋友。也许您和夏布朗伯爵[49]和莫朗沟通一下我所说的这些事会有一定用处。祝你们好。米歇尔。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在您妻子的作品里，除了《孤独之酒》里的那个场景之外，还有什么小说片断可以被视为是截然站在反苏立场上的吗？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今天早晨我收到了您星期六的来信。一千次地感谢您做的所有努力。我知道您为了帮助我已经竭尽全力，并且在将来也会竭尽全力地帮助我。我有耐心和勇气。只是但愿我的妻子有足够的体力能够支撑这磨难！尤其令她感到困苦的地方是，她一定非常担忧我和孩子们，可是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联系到她，因为我甚至不知道她在哪里。

随信附上我坚持要提交给德国大使的一封信，这件事刻不容缓。如果您能够找到什么和他有私交的人，能够转交这封信（比如说夏布朗伯爵，我想，应当对我妻子的事情比较关注），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您找不到什么人可以迅速转呈此信，能否麻烦您替我转交到大使馆，或者更简单，麻烦您通过邮局寄出这封信。在此我先谢过。当然，如果这封信对于目前所采取的行动构成了障碍，那您就将它撕毁好了，否则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尽快抵达收信人的手里。

我担心对我也会采取类似的措施。为了防止物质上的匮缺，您能否将一九四三年的津贴预支给杜莫小姐？我为孩子们感到担心。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德国大使奥托·阿贝。

我知道直接给您写信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因为我想只有您能够救我的妻子，我把我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您的身上。

请允许我将下面这封信转呈给您：在离开伊西前，占领军部队为了感谢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

同志！

我们与爱泼斯坦一家认识已久。我们可以证明这家人举止得体，热情好客。我们请求您好好地对待这个家庭。希特勒万岁！

汉伯格·菲尔德，23599A。

然而，七月十三日的星期一，我的妻子遭到了逮捕。她被送往皮蒂维耶的集中营，并且从那里将被遣往我不知道的地方。这次逮捕，据说是根据占领当局关于犹太人的基本法令采取的行动。

我的妻子，M.爱泼斯坦夫人就是那位叫做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非常有名的小说家。她的书被译成各种文字，其中最少有两本——《大卫·格德尔》和《舞会》——被翻译成了德文。我的妻子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基辅（俄罗斯）。她的父亲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银行家。我的父亲是俄罗斯商业银行中心委员会的主席，阿佐夫东银行的常务董事。我们两个家庭在俄罗斯失去了大量的财产。我的父亲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逮捕，被囚禁在圣彼得堡的圣皮埃尔和保罗城堡里。一九一九年的时候我们历经苦难才从俄罗斯逃出来，我们都在法国避难，从此后再未离开过法国。这一切足以向您保证，我们对于布尔什维克体制只能是仇恨。

在法国，我们家族的任何一位成员都未曾从事过政治活动。我竭尽全力建立了一家银行，至于我的妻子，她成为一位受人尊重的小说家。在她的任何一本小说里（再说这些书都没有被占领当局划为禁书），您都不会找到一个反对德国的词。尽管我的妻子是犹太种族，但是她谈论起犹太人的时候，没有一丝儿怜惜之情。我妻子和我的祖父母都信犹太教，我的父母不信仰任何宗教；至于我们，我们是天主教徒，我们的孩子也是，她们均出生于巴黎，都是法国人。

我想要特别提请您注意的是，我的妻子一直和所有的政治团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她从未享受过任何左派或是右派的政治团体为她提供的什么好处。她作为小说家所合作的报纸，比如说总编为H.德·卡尔比西亚的《格兰瓜尔报》，无论对犹太人还是对共产党人都不太友好。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的妻子长年受到慢性哮喘的折磨（她的医生、瓦雷里—拉多教授可以证明），如果将她囚禁在集中营中，这对她而言将是致命的。

我知道，大使先生，您是你们国家政府里最杰出的人之一。我相信您也是一个公正的人。然而，我觉得，德国人将一个尽管是犹太种族却对犹太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体制没有任何同情之心——她所有的书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女人投入监狱，这是不公正，也是毫无道理的。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夏布朗伯爵。

我才收到《大卫·格德尔》作者的丈夫寄来的一封信，在此请允许我将此信的复印件转交给您。这封信里确定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希望这些确认能够让您做出合适的决定。对于您能够为我们的朋友所做出的努力，在此先表示感谢。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保罗·莫朗夫人。

昨天，我写信给爱泼斯坦先生，把我们商定的意思都说了，我想这样做比发电报更好一些。今天早上我发现在我的信件中找到了他来信的原稿。显然，这其中确认了一些事情，很有价值。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希望您收到了我昨天的信，还有那封给德国大使的信也转交到了他手上，通过夏布朗或别的什么人，或是直接送交到他那里。在此预先谢过。

对于您昨天那封信的回复，我想，在《大卫·格德尔》里，有一章是大卫在和布尔什维克讨论一口油井的转让问题。这一章应当显示出对布尔什维克不是很友好的态度，但是我这里没有《大卫·格德尔》，您愿意看一下吗？还有，她在《格兰瓜尔报》上刊登的《地中海东岸诸港》——您也有手稿的——对待其主人公，一位来自东方国家的江湖郎中也非常无情，但是我不记得她是否明确说这是个犹太人。我想应该是的。

我在《契诃夫的一生》的第十四章读到这样的句子：“六号大厅奠定了契诃夫在俄罗斯的声名；正因为此，苏联将契诃夫视作自己的作家，认为如果说他曾经在此生活过，他就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作家的身后荣光充满了惊奇……”不幸的是，我没有找到其他东西，这一点是不够的。

真的没有办法通过法国当局打听到我的妻子是否一直在皮蒂维耶集中营吗？十天前，我曾经以回电邮资已付的方式发电报给集中营的指挥部，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只想知道她在哪里，难道这也是禁止的吗？我已经打听到我的弟弟保罗是在德兰西，为什么他们不让我知道我的妻子在哪里？总之……

再见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给大使的信中那么有信心。米歇尔。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保罗·莫朗夫人。

在此呈上我在电话中所说的那封信。我想您所处的位置比任何人都容易判断是否应当将这封信送到作者希望送到的人的手中。从根本上说我很难表态，至于细节上，我觉得有些话说得不太好。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玛弗莱克[50]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我亲爱的，我希望你收到了我的来信，但是我担心这些信都丢了，因为我的信是写给朱丽叶的，但是在电话里姑姑没有弄明白她的名字。我亲爱的，我再一次请求你一定要坚强，为伊莱娜，为孩子们，为其他所有人。我们没有权利丧失勇气，因为我们是信徒。我曾经绝望得发疯，但是我又重新振作起来，为了得到他们的消息成日奔走，去拜访那些和我们处境差不多的人。日耳曼娜[51]昨天回来了，等她准备好以后就会立刻动身前往皮迪埃尔集中营。由于萨姆埃尔好像被关在皮迪埃尔附近的伯纳—拉洛朗德，她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伊莱娜和他传递消息。除了在德兰西的阿尼亚要衣服和书以外，我们没有其他任何人的消息。有好几封从德兰西写来的信，都说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很好的对待，吃得也不错。我亲爱的，我求求你，一定要有勇气。由于名字不清楚，钱到得迟了。明天我会回来，再去见见约瑟芬[52]。日耳曼娜见了那位在皮蒂维耶有个保姆的先生。我必须在日耳曼娜走之前去见她一面。她有萨姆埃尔的只言片语，不过那还是萨姆埃尔在德兰西时写的。她走的那天我会给你写信，但是我希望你给我写点什么，我的小弟弟。至于我，我仍然没有倒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和所有时刻一样充满希望。无限温柔地吻你和小家伙们。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

卢梭夫人（法国红十字会）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巴齐医生[53]今天早晨出发，会在自由区待上几天。他会在那里处理爱泼斯坦夫人的事情，会尽他所能帮她说话。由于他在出发之前没有时间给您回复，他让我通知您，他收到了您的来信，他一定不会忘记尽他所能给予您帮助。

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卢梭夫人。

听到巴齐医生会采取对我妻子有利的行动，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在想，是否应当将巴齐医生所采取的行动与其他人已经在采取的行动协调起来，已经介入的人包括：

1）我妻子的出版商，阿尔班·米歇尔先生（专门负责此事的主要是安德烈·萨巴蒂埃先生，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

2）保罗·莫朗夫人。

3）亨利·德·雷尼埃。

4）夏布朗伯爵。

我将会把此信的复印件寄给萨巴蒂埃先生，他能够为您提供您所需要的一切信息（电话：Dan87-54）。不知道妻子身在何处，这对我而言尤其痛苦（七月十七日的星期四，她在卢瓦雷省的皮蒂维耶集中营，可自此之后，我没有收到她一丁点儿的消息）。我也希望她能够知道孩子和我，我们目前没有受到最近所采取的措施的影响。还有，我们的身体都很好。红十字能够让她知道这点信息吗？我们能给她寄包裹吗？

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这里是我寄给红十字会的信的复印件。一直没有一丁点儿我妻子的消息，真是让人难过。是否已联系上阿贝先生，已将我的信转交给他？米歇尔。

又及：您能否告知我夏布朗伯爵的地址？

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才从一个非常可靠的渠道得知，被囚禁在皮蒂维耶集中营的女人（当然也包括男人和孩子）都被送往德国边境，并且从那个地方被送往东部——也许是波兰或俄罗斯。这可能是三个星期以前发生的事情。

一直到现在，我都以为我的妻子在法国的某个集中营里，在法国士兵的看管之下。现在知道她身处荒蛮的国家，也许条件非常恶劣，没有钱，也没有生活必需品。至于周围的人，她也许连他们的话都听不懂，这真是让我觉得难以忍受。现在我们所要尝试的已经不是尽快让她从集中营出来的问题，而是要救她的命。

您应该收到我昨天的电报。我请您注意到我妻子的一本书，《秋之蝇》，先是在克拉出版社出的豪华本，然后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反布尔什维克的观点非常明确，我很抱歉没能早想起这本书。我希望现在向德国当局说明这就在手边的证据不是太迟。

我知道，亲爱的朋友，在拯救我们的问题上您已经尽您所能，但是我请求您能够再找到、想到一些别的东西，再去找找莫朗、夏布朗，您的朋友。尤其是巴齐医生，他是红十字会的主席，住在牛顿街12号，电话号码是：KLE.84.05（他的特别秘书长是卢梭夫人，和他地址相同），请他们注意一下《秋之蝇》里这个新证据。如果我们这些因为布尔什维克丧失了一切的人，我们被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判了死刑，这真是难以想象！

最后，亲爱的朋友，这是我所发出的最后的呼唤。我知道自己这样滥用您和仍然是我们朋友的人，的确是有些不可原谅，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这是有关生死的问题，不仅关乎我的妻子，也关乎我的孩子——即便我不说是关乎我自己。事态非常严重，我一个人在这里，和小家伙在一起，几乎可以说是在监牢里，因为他们禁止我动，我甚至不能从行动中得到安慰。我睡不着也吃不下，但愿这可以算是我写这封冒昧的信的理由。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

我，W.柯克夫佐夫伯爵，俄国前任议长、财政部部长，兹证明我非常了解的米歇尔·艾凡·爱泼斯坦先生是俄罗斯银行的管理人员，是我领导下的巴黎银行委员会成员。作为一个金融家，他的声誉是无可指责的，他的行为和感情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

（警察署证明）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二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您的电报和来信收悉。我不久就会离开巴黎，在近郊住几个星期，因此在我动身之前给您回复。如果您在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期间给我写信，请寄往那里的地址，您很快就会知道的。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请采取必要的行动，并且一定告知我。至于我这一面，目前为止我们采取了很多行动，但是没有结果。

1）我已写信给夏布朗伯爵，但是没有任何回音。由于我不认识他，我无法再次求助于他，因为我不知道这沉默是否意味着他不愿介入此事。他的地址是：波旁广场6-2号，巴黎第七区。

2）相反，保罗·莫朗的夫人一直非常投入地为此事奔忙。她采取了多种步骤，您的信现在在她手中，近几天，其主要内容连同医疗证明应当已经通过她和大使的一位共同的朋友转交上去了。她读了《秋之蝇》，但是在她看来，这和她想要找的东西并不相符：书的确显示了反对革命的立场，但谈不上反布尔什维克。她暗示您不要采取在她看来是分散而无用的步骤。她一直认为，您应该敲响的唯一一扇门应该是犹太联合会，该联合会能通过其分支机构了解到您妻子在哪里，也许能够告诉她孩子们的状况。这是该机构的地址：慈善街29号，巴黎第八区。

3）我的朋友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所采取的所有行动陷入了他再也无能为力转圜的境地。

4）在与法国当局周旋之后，我岳父的回复也几乎是同样无可逆转。

5）在我的请求下，一位朋友接触了《上帝是法国人吗》的作者（弗雷德里希·谢伯格），他答应试着打听到她的消息，因为他认为放她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6）昨天我给红十字会打了电话，我与卢梭夫人的临时代替者通了话，她也非常热情，而且很了解这件事情。巴齐医生目前在自由区，正在高层打听情况，会尽一切可能获得他所能获取的信息。他应该是星期四回来，在我走之前，我会给他去电话。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

1）这次关系到您妻子的措施是全国范围内的（这里，仅仅在巴黎，就牵涉几千个没有国籍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很难对您的妻子网开一面，但是这也让我们有所希望，那就是您妻子并没有遭遇到什么特殊的对待。

2）该项措施是德国这方面最为权威的几个机构采取的，德国其他军事或民政机构，包括法国当局在内，哪怕是高层，似乎也对这几个机构毫无影响力。

3）出发前往德国似乎确有其事，不过据保罗·莫朗夫人说，他们不是进集中营，而是为了前往波兰，然后在波兰将这些无国籍的人重新分组。

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痛苦的，我的想象或许过分了，亲爱的先生。您唯一的责任就是想想孩子们，并且为了他们，您不能倒下，这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建议……您会对我说。唉！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非常忠实于您。安德烈。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卡布尔夫人。

非常不幸，伊莱娜已经离开——去哪里？我不知道。您能够想象到我有多么焦虑！她是七月十三日被带走的，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一个人和两个孩子在这里，孩子们有朱丽叶在照管。您也许还能想起来，您在威尔逊总统街见过她。如果有一天我收到伊莱娜的消息，我会立刻告诉您。亲爱的夫人，您十分愿意帮助我们，我就不客气了，也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在可操作的范围内。您能给我们一些线、棉布和打字机用的纸吗？您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卡布尔夫人。

伊莱娜七月十三日被宪兵带走，他们带走她是根据德国警察的命令，然后她被带往皮蒂维耶集中营——这都因为她是无国籍的犹太人，可是却没有考虑到她是天主教徒，她来到法国是为了躲避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们剥夺了她父母的财产。她七月十五日到达皮蒂维耶，根据我从她那里收到的唯一一封信，她应该是十七日离开皮蒂维耶的，去往不知道什么地方。接下来我便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没有一丁点儿消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她是否活着。由于我没有权利离开这里，我请求一些人给予我一定的帮助，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结果。如果您能够做些什么，不管是什么，我请求您千万试试，因为这份担心真是让人无法忍受。想想看吧，我甚至不能给她寄点吃的，她没有带衣服，身上也没有钱……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被带走，因为我已经超过四十五岁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一直没有伊莱娜还活着的一点儿信号。我听从了保罗[54]夫人的建议，没有采取任何新的行动。我只相信她。对于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我想我忍受不了多久。您对我说过您在等巴齐医生的消息。我猜您大概没有什么消息吧？如果红十字会能够在冬天来临之前把衣服、钱和生活必需品带给伊莱娜就好了。

如果您见到保罗夫人，请您转告她，我收到基卡主教大人[55]&nbsp；

的一张明信片，他六个月前在布加勒斯特，身体一直不错。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九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我回来之后，给保罗夫人打了电话。我向她转达了您的感谢之情，并且告诉她，您听从了她的建议。所有的这些行动，包括您曾经写过信的那个人，都没有能产生任何结果。“我们撞到了墙上。”她对我说。保罗夫人认为必须等到世界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解和趋于稳定才行。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九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们的信件交错而过。谢谢您给我一定的回复，尽管消息都是如此令人悲伤。您是否认为我们有可能换个位置，我的妻子和我——我也许能够替代她更好地服役，而她在这里也许更好一些。如果这是不可能的，能不能让我到她身边——我们俩在一起会好些。当然，我必须私下里和您谈谈这些事情。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从七月十四日起，我就说过，如果必须我到伊西来一趟，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前往伊西，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认为，我真的来了，就能做出什么明确的、有价值的决定。我来告诉您为什么。

换位置是不可能的。这只能造成又多了一个囚犯，尽管您此番请求的理由相当充足。只有在我们打听清楚现在伊莱娜在哪里，也就是说一切都“组织好了”，那么，而且也只是有可能，才有可能提出这个问题。

两个人，在同一个集中营里！这也是不可能的，集中营男人和女人绝对不可能在一起，必须分开。

红十字会向我确认一件事，我不能够确认，今天早晨，我给您发了封电报进行确认。我会立刻将此转达给红十字会。我们希望这次能够得到一点消息。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答应过您，一切要求都要经过您，我信守我的诺言。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是这样的。我的外国身份证到今年十一月就要过期了，我必须更换。这取决于马孔的萨沃纳和卢瓦省，我必须在这几天提出更换的申请。我希望该申请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麻烦。我希望您能够和马孔省署沟通一下。我从各方面来说都极为守法，但是眼下对我们这类人非常不利的环境让我感到害怕，司法部也许又会找点什么麻烦。我能够信任您吗？在收到您的回复之前我不会有任何行动，但这事很急。

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我今天早晨收到了您二十九日的来信。我读了，并且让别人也读了这封信。毫无疑问，我的答复非常干脆：别动，任何行动在我看来都是极端不谨慎的。我在等丹奈司铎来访，我非常高兴，能够和他沟通一些事情。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米歇尔·爱泼斯坦。

今天早晨我收到了您八日的来信，同时也收到了您寄往第戎的信的备份。我给您写这封信是为了告诉您：

我们的朋友的行为完全合乎规定，您必须承认这事不会构成任何阻碍。

至于孩子们，用您的话来说，她们是法国人，因此我不觉得她们必须换个环境，但是这只是您的话而已。关于这一点，我认为红十字会能够给您更准确、更有把握的信息。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

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安德烈·萨巴蒂埃（科佐监狱）。

[信是用铅笔写的]

我一直被关押在科佐，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的身体也很好。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出发离开，也不知道会去哪里。我信任您的友情，相信您会善待我的亲人。对于他们来说，这份友情非常必要。我相信您会照顾他们的。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再要对您说的，除了告诉您，我的勇气一直都在，紧紧地握您的手。

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

朱丽叶·杜莫致罗贝尔·埃斯梅纳尔。

十分感谢您仍然继续支付月津贴。您一定理解我非常着急。

七个月来我不得不将她们再次隔离，藏在不同的地方。现在我希望这场噩梦已经结束。我找到了孩子们，把她们放在寄宿学校。我的长女现在是三年级，巴拜是小学一年级预备班，她们非常高兴，终于自由了。因为德尼斯能够安静下来专心上学，这关系到她的未来。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

朱丽叶·杜莫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收到了一万五千法郎。自二月底以来，我非常为孩子们担心，还是得把她们藏起来。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圣—加布里埃尔嬷嬷没有给您回复。她们已经七个月没有上课了。现在我希望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她们能够好好学习。我又把她们送进了寄宿学校。德尼斯上三年级，巴拜上一年级预备班。她们非常高兴能重新和同学们在一起，还有在我们的困难时刻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的善良的嬷嬷。我希望在这等待我们被流放的亲人回来的时刻，再也没有什么让您感到苦恼的事情了。现在，能够销售所有作家的作品了吗？抑或销售仍然没能解禁？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罗贝尔·埃斯梅纳尔致朱丽叶·杜莫。

非常感谢您十月一日的来信。我知道您不得不又经受了严酷而忧心忡忡的日子。现在，您终于可以安下心来了，不再为孩子们的命运感到担忧，她们也能静下心继续学业。我们必须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这可怕的噩梦很快就能结束，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有孩子们父母的消息。您知道，这是我最常牵记的愿望之一……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朱丽叶·杜莫。

我才得知您最近因为孩子有多么担惊受怕，知道之后我也不禁发抖。我也只有在知道您现在已经躲开一切您没有明说的纷扰之后，才能高兴得起来。所剩下的事情，就只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被劫去的人能够回来。

埃斯梅纳尔先生已经做了必要的安排，好继续将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没有卖完的书卖出去。至于我，我现在想的问题是，此时出版她的那两部手稿是否合适，手稿在我手中，一部是小说《这个世界的财产》，另一部是契诃夫的传记。埃斯梅纳尔先生和我一样，我们都认为应该暂缓出版，因为如果在这样一个时刻引起他人的注意有可能会比较危险，她在这样的处境里，他们随时可以采取报复的行为，她根本躲不开。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罗贝尔·埃斯梅纳尔致朱丽叶·杜莫。

祝在一九四五年里您一切平安，但愿您最亲爱的朋友能够回来。

一九四五

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致朱丽叶·杜莫。

九千法郎（一九四五年六、七、八三个月津贴）

一九四五年一月八日

罗贝尔·埃斯梅纳尔致R.阿德勒的回复。

您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三日寄给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的明信片我们收到了，可是真是抱歉！我们没有能够将它转到收信人的手里。实际上，内米洛夫斯基夫人一九四〇年开始就住在伊西，她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在伊西被逮捕，被带往皮蒂维耶集中营，当月又被送往别的地方。几个星期后，她的丈夫也遭到逮捕，也被送走了。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没有人得到过他们的消息。多亏了和他们一起生活在外省的一位朋友悉心照料，两个孩子才得以幸免于难。请相信，将如此不幸的消息传递给您，我们感到深深的抱歉。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

阿尔班·米歇尔致A.沙勒的回复。

非常感谢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寄给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的明信片。真是遗憾！我们无法将这张明信片转给她了，因为我们的作者和朋友在一九四二年就被带走了，最后被送往波兰的某个集中营。自此之后，虽然我们多方打听，却始终没能知道她的任何消息。在她被带走几个月之后，她的丈夫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至于孩子们，她们被托付给他们家的一位朋友，目前都好。我很遗憾告诉您如此令人悲伤的消息。不过我们仍然抱有希望……

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

马克·阿尔达诺夫（俄罗斯文人及科学家解救基金会）—纽约—致罗贝尔·埃斯梅纳尔。

通过罗莎·阿德勒夫人，我们得知了有关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的悲惨消息。阿德勒夫人还告诉我们，多亏了曾经照顾过孩子生病的祖父的一位朋友，她的两个小女儿得救了。这位照顾过病人的杜莫小姐据说是非常值得信任，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她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因此，她无法承担两个孩子的教育。

内米洛夫斯基夫人在纽约的朋友和崇拜者于是聚在一起，想看看如何能够帮助这两个孩子。可是他们为数不多，也不太富有。至于我们的基金会，我们到目前为止大约有一百位文人和学者。我们也无法做得更多。因此我们写信给您，亲爱的先生，想要问问内米洛夫斯基夫人在法国出版社是否有版税账户；如果有，不知道是否有可能请您和您的同事付一部分酬金给两个孩子。我们可以把她们的地址寄给您。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一日

罗贝尔·埃斯梅纳尔致马克·阿尔达诺夫的回复。

真是不幸，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的确于一九四二年七月被捕，之后送往皮蒂维耶的集中营，然后又被带走了。她的丈夫在几个星期之后也遭遇到相同的命运。我们自此后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对此深感忧虑。

我知道杜莫小姐救了两个孩子，并且尽心尽力地养育了她们。为了能够保证她这么做，我必须告诉您，自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被捕之后，我支付给杜莫小姐的钱数额相当大，现在总数已经达到十五万一千法郎，而且目前，我仍然保证她们每个月三千法郎的月津贴。

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朱丽叶·杜莫。

自从被带走的那些人和囚犯开始陆续回到法国，我非常想念您和孩子们。我猜想你们现在也许仍然什么消息也没有，否则的话，您一定会让我知道的。我也没有一丁点儿消息。我请求J.J.贝尔纳夫人[56]代为打听，她认识内米洛夫斯基夫人，目前在红十字会，他们会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打听消息。当然，如果我知道什么，一定在第一时间通知您。有一个问题我需要问问您：内米洛夫斯基夫人被逮捕时，她的那些纸放在哪里？我听说有一部没有完成的小说，是在您这里吗？如果的确在您这里，您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也许可以放在我们的杂志《舟》上面发表。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

安德烈·萨巴蒂埃致恩格勒贝尔神甫。

给您写这封信，是出于一个完全出乎您意料的目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想您一定听说过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名字，知道她的声名，这是法国战前那段时间最重要的女性小说家之一。她是犹太裔的俄国人，一九四二年她被带走，她的丈夫也是一样，他们也许被送往波兰。可我们却一直无法知道任何有关他们的消息。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一丁点儿消息也没有，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唉！真希望她还活着。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法国有两个女儿，托付给一位朋友照管，两个孩子分别叫德尼斯·爱泼斯坦和伊丽莎白·爱泼斯坦。我才看过照管两个孩子的人。这位朋友告诉我她将两个孩子送到了西翁的寄宿学校。协议已经签订，可是到了最后一刻，主事的嬷嬷又反悔了，借口说学校没有位置，这让照管两位孩子的夫人深为失望和烦恼。您是否有可能打听一下事情的进展程度？如果您对这些嬷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否和她们说一下，至少能让德尼斯和伊丽莎白在十月份开学时进入西翁教会学校。

我们非常关注这两个孩子，您一定能够理解。不论事情如何发展，哪怕您帮不上什么忙，在此我们也先谢过，谢谢您为此事所投入的精力。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电话记录：朔塔尔（工业金融业欧洲联合会）致电安德烈·萨巴蒂埃。

欧洲联合银行[57]的德·梅齐耶尔先生愿意和我们联合会一起为两个孩子做点什么。

（记录：请等待他和您联系）

可以提供每个月三千法郎的资助。

他们在巴黎附近找到一所教会寄宿学校，每月每人二千法郎。

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

奥迈尔·恩格勒贝尔致罗贝尔·埃斯梅纳尔。

我非常高兴地通知您，您委托萨巴蒂埃先生和我说的那位犹太裔俄国女作家（我想不起她的名字了！）的两个女儿被西翁教会学校接受了，学校位于伊夫里小镇的格朗布尔。主事的嬷嬷才通知我，两个孩子在下学期开学时可以去报到上学。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朱丽叶·杜莫（玛尔芒德，巴斯德街46号）致安德烈·萨巴蒂埃。

我不知该如何感谢您，您始终如此热情地帮助我们。我为孩子们由衷感到高兴，尤其是巴拜，她只有八岁，正是要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至于德尼斯，她现在很好，她可以在这所第一流的学校里继续完善学业，这也是她母亲的愿望。正因为如此，我非常感谢您实现了孩子们父母的愿望。如果德尼斯不能够继续她的学业，她至少应该得到相应的证书，这样以后就有工作了，这一切我们可以过些日子再看。您热情的来信转到了这里，我正让孩子们在这里度假。德尼丝已经痊愈。她才拍过片子，片子上显示胸膜的所有阴影都已经消失。巴拜下个星期要去做扁桃腺和腺性增殖体割除手术。我没法儿让她早点做，因为医生正在度假，这样我就得推迟八天才能回到巴黎。

是的，萨巴蒂埃先生，文人基金会可能会为孩子做点什么。我向德雷福斯先生陈述了我目前的状况，说我仅仅靠这每个月三千法郎的津贴已经无法应付，德尼斯治疗了六个月，于是德雷福斯先生和他的朋友罗贝尔谈了这件事，他们会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我当天就把这事告诉了埃斯梅纳尔先生，他也已经得知此事。如果您要了解我的情况，特里斯当·贝尔纳从十六岁起就认识我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

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致朱丽叶·杜莫。

一万二千法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津贴。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

罗贝尔·埃斯梅纳尔（为勒弗尔小姐记的笔记）

星期五下午，我去了西蒙娜·圣—克莱尔夫人家，她是大家为帮助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孩子组织成立的委员会成员。某些个人和组织将捐助一笔钱，放在为两个孩子指定的公证人那里，这笔钱将一直资助两个孩子通过业士文凭考试。一旦长女德尼斯获得了业士文凭，我想这个问题将重新考虑。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接受其他捐赠，可用捐赠的资金为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两个女儿建立基金，她们一直在成人之前都可以使用。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资金注入，其中包括爱泼斯坦先生曾任职员的北方国家银行，差不多有一万八千法郎，这是具有一定追溯力的三千法郎的月津贴总数。

杜莫小姐将在公证人的监督之下，得到总数为X[58]的一笔钱，用于补偿她所垫付的费用，此后她将在每个月收到一笔固定数目的补贴。至于我们出版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们将支付最后一个月的月津贴，自此之后我将付给孩子们每个月两千法郎的月津贴。当然，这不包括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作者版税。除此之外，我将在内米洛夫斯基的版税里每个月让出两千法郎，从我开始支付月津贴之时开始，换句话说，这些月津贴自第一次支付开始便具有追溯力。

新闻界将刊登大幅公告，以利于即将建立的帮助计划。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W.狄德曼致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我是雷德（荷兰）一家报纸的记者，我为报纸提供法国长篇或短篇小说的翻译，就是那种连载性质的东西。报纸才回复我说他们原则上同意我向他们推荐的和寄去的翻译。我告诉他们也许需要支付作者的版税，也许对于已经出版的小说，作者版税会相当高，因为出版者会要求支付出版社应得的那部分版税，而对于没有出版的原版小说，报纸只需要和作者直接协商。因此我想到了您，尽管我对您的了解仅限于您的小说。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阿尔班·米歇尔致狄德曼先生的回复。

我读到了您的来信，信上的地址是我的办公室，写着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收，真是遗憾，我们没有办法将信转到收信人手中。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实际上于一九四二年七月遭到逮捕，后来据说被送往波兰。自她被逮捕之日起，谁都没有再收到过有关她的消息。

致谢

谨对下列诸位表示谢意：

感谢奥利弗尔·鲁宾斯坦和德诺埃尔出版社的全体成员，他们充满热忱与激情地接受了这份手稿；

感谢弗朗西斯·埃斯梅纳尔，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董事长，他非常慷慨，同意出版属于他的一段过去；

感谢米利亚姆·阿尼西莫夫，她是罗曼·加利、奥利弗尔·鲁宾斯坦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之间的联络人；

感谢让—吕克·皮杜—拜约，他重新审读了手稿，并且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德尼斯·爱泼斯坦

译后记

袁筱一

《法兰西组曲》的翻译完成之后，竟是很长时间不能够写一点什么。没有想过为什么，仅仅是觉得还不能够。好像觉得在到处都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声音中，那历史的一页还不曾翻过去，觉得巴黎人举家出逃的画面还历历在目，觉得一切都还是切肤的疼痛：战争、生命、希望和未曾实现的爱情。

对于内米洛夫斯基这个名字，我想几乎没有中国的读者会知道。这位才气过人的俄罗斯籍犹太女作家在三十七岁的时候被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她在法国文学界所获取的显赫声名以及两个孩子母亲的身份并没有能够挽救她作为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法兰西组曲》是她在被带走之前所致力完成的一部作品，一幅她身陷其中却想努力看清、想说明为什么的巨幅历史画卷。在命运未决的时刻，描绘这样的画卷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因此，她在自己的笔记簿上这样写道：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

从她自己的笔记来看，如果命运允许，这将是一部长达“一千页”，包括五部彼此独立而又相连的作品在内的长篇巨作，像一部音乐史诗。可是遗憾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刚刚完成两部——《六月风暴》和《柔板》，她就被宪兵带走，几经辗转，到了奥斯维辛。所有的营救工作都没有效果。她的亲人和朋友甚至打听不到一点她的消息。不幸中的大幸在于，她有时间为自己的组曲中的第二部小说《柔板》画上句号。

于是这部未完的《法兰西组曲》成了正处在创作高潮的作家的绝笔。其后的一切则成了带有一定悲情色彩的传奇：内米洛夫斯基的丈夫也很快被送进集中营赴死；两个孩子带着手稿四处逃命；直到六十年后，在打算把手稿捐献给法国现代出版档案馆前，大女儿终于有勇气翻开这部手稿，一行行地辨认着已经模糊的字迹。传奇得到了传奇的肯定：二〇〇四年的雷诺多奖第一次颁给一位已经故去的作者，在这一年的法国文坛掀起轩然大波。

一　大逃亡的画卷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对于法国来说是一场灾难，然而这场灾难来得太快，以至于像是在梦里。《六月风暴》是从这样一种梦一般的夜开始的。沉沉的夜，倒映了整座城市灯光的塞纳河，突然响起的、如同海浪一般的警报声。

走出这夜的背景，人物开始陆续登场：大资产阶级佩里冈一家，作家科尔特和他的情人芙洛朗丝，银行小职员米肖夫妇和他们参战的儿子让—玛利，银行老板科尔班和他的情人、舞蹈演员克拉伊，收藏家朗日莱。所有的这些人都即将踏上同一条命运：弃城而逃。一条从巴黎往各个方向的难民流于是形成了：轰炸声、叫喊声、呼唤声，让一向以人间天堂自居的法国沦为地狱。

佩里冈一家是典型的大资产阶级，家产不计其数。逃亡之初，老佩里冈先生还活着，但是已经基本上在等死，在等“世界舞台上最后的、最精彩的演出”——宣布遗嘱的那一刹那；一家之主的佩里冈先生是巴黎一家博物馆的馆长，出入上流社会，由于工作关系，他暂时留在了巴黎，没有加入难民潮；这家的女主人是活跃在小说前台的人物，是她率领全家人逃难，这个头脑冷静、总是“高昂着脑袋安排好一切”的女人在爆炸来临时，从容地救出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和钱，却将公公——老佩里冈先生落下了！

佩里冈家的长子菲利普是神职人员，是这笃信天主教人家的骄傲所在。他受命于危难之中，要将家族慈善事业所收养的一群孩子带往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临时驻地。然而，他竟然死在这群“黑暗中的孩子”手上，这群“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向往光明”、“感受不到光明的存在”、“不因为缺少光明而心存遗憾”的孩子手上。

第二个儿子于贝尔还没有成人。这么一个“拉丁语翻译得零分”的青少年，出于对英雄主义的浪漫向往，在逃难途中甩开了家人，去找寻抗敌的队伍。他亲眼看到法国如何溃败，一群没有武器的乌合之众如何在做徒劳无功的挣扎。在家人已经准备给他举行葬礼之前，他又奇迹般地——尽管这场奇迹并不怎么光彩——回到了亲人的面前。

除去佩里冈一家，作家科尔特也是所谓享有优裕生活的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准则，有自以为是的历史使命，有对生存的思考。在自己的写字台上，他也写下了这样的字句：西西弗斯，我需要你的勇气。然而，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不得不带着自己“严肃意义上的情人”芙洛朗丝一起出逃，离开巴黎：对生存再有思考，舍不得的仍然是最实在的命啊。在逃跑的过程中，他的一系列生活准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到处是血淋淋的粗俗，好不容易弄到的食物被抢（从内米洛夫斯基的写作笔记来看，这个事件将对其以后的小说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直接面临德国人的枪林弹雨，直至最后走进相对舒适的、属于他这个圈子的一家饭店，看到熟悉的人（这个阶层的所有人正和他一样出逃），他才算释然。

收藏家朗日莱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收藏家，平日里只和自己认为美的东西打交道。这是一个以艺术为名，自私到对除自己之外的任何生命都无动于衷的人。出逃的时候，“他将自己比作在火山熔岩到达前出逃庞贝城的罗马人，放弃了奴隶、房屋和金子，但是在自己的内长衣里，却放上了几尊陶土的雕像，一个形状完美的花瓶，或是做成美丽的乳房形状的高脚酒杯”。而就是这么一个不堪与粗俗为伍的收藏家，却在再也买不到一滴汽油、敌机在天空盘旋的情况下，偷了一对善良的、刚刚结婚的年轻男女的汽油，绝尘而去。或者是出于小说的安排，在《六月风暴》结尾，当他回到巴黎，回到自己熟悉的美的世界里时，却愚蠢地死在车轮之下。驾车的，正是被他视作美的代表的，那个戴着一顶小巧的紫貂皮帽的舞蹈演员克拉伊。

的确，在这幅大逃亡的画卷上，唯一保持了人类的高贵的，就是从来不受命运眷顾的银行职员米肖夫妇。米肖夫妇唯一的儿子上了前线，不知生死。银行下令撤退，他们在出发之际被老板从车子上赶下来——因为老板不得不带上他的情人、舞蹈演员克拉伊。他们踏上了最辛苦的旅程。但是因为有爱，夫妻之爱、母子之爱——米肖夫人每时每刻都在守候着自己的儿子，他们是唯一有尊严的、站在恶毒的命运不能袭击到的地方的人。

在这张所谓大逃亡的画卷上，在这急板的行进速度里，就这样，作者让每一个人充分展示了他的存在。他们有自己的逃亡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里都充满了令人惊叹的细节，比如佩里冈家的那只猫（作者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写这只猫残忍而血腥的夜晚活动），比如科尔特在逃难途中和芙洛朗丝的争执与和解，比如朗日莱在月光下偷那对小情侣的汽油。《六月风暴》从头到尾的确就只是逃难，然而在逃难的背后，更是形形色色的人从逃难开始到逃难结束的过程中所展示的生存本质。

生命的意义原本各不相同，但是，在战争的照射下，在所有人都不知所措地面对生命的劫难之时，他们所撞到的物质界限是相同的，是提前到来的生命尽头的隐隐威胁。原先所谓的命运眷顾失去了它所有的意义。并且，只有最不受命运眷顾的人才能够脱出身来，更加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在《六月风暴》的结尾，米肖夫人面临生活的困境，突然间爆发道：

为什么苦难都是针对我们的？要么就是针对我们这一类的人？针对普通人？针对小资产阶级？不管是战争爆发、法郎贬值、失业增加或是革命爆发，别人都能从中得到利益。被压垮的总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我们要为所有的错误付出代价。当然，别人不会怕我们的，我们！工人可以自我捍卫，富人有的是力量。

这是超越战争的层面，对人的命运的更深的追问，有点出乎我们阅读期待之外。作为一个女性的作家，竟然可以这样的不宿命，竟然可以有这样直接的追问。《六月风暴》中没有一点关于战争的直接描写。对于这一点，作者在其写作笔记中亦解释得非常明确，她说：“我感兴趣的是世界的历史”，因为“好的历史场景是通过人物的眼睛所看见的历史场景”。

平常人眼中的历史和战争——而不是某一类人眼中的历史和战争。

二　没有完成的爱情

逃亡的画面描绘到最后，意外地出现了一段世外桃源的生活。米肖夫妇的独生子让—玛利受了重伤，被送到乡间农庄暂住。他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时昏迷时清醒，成天躺在农庄人家用来暂时搁置死人的灵床上（我们不得不佩服小说家的细心安排，因为在后面的日子里，这张灵床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惊心动魄、足以引导小说发展方向的事件）。

然后，他慢慢地恢复了，可以和农庄主家的两个年轻姑娘聊聊天，说说笑话，可以考虑自己未来的事情——他突然产生了写作的愿望。农庄主家收养的一个女孩儿（实际上是这家未过门的儿媳）玛德莱娜对他产生了朦胧的爱情。就在让—玛利已经与家人取得联系，不日即将离开前的一个夏夜，在豌豆棚下，这个出身不明（因为是孤儿）、几乎没得选择地生长在农村的姑娘却突然没能控制住自己，流着眼泪对让—玛利说：“离开您简直是要我的命……”

镜头到这里戛然而止。这月光下的夏夜成了《六月风暴》里唯一牵连爱情的场景。先前的战争、逃难、困苦、汇聚在同一场面里的形形色色的贪婪，突然变成这一点忧伤而无奈的感情的流淌和年轻女子的泪水，变成大事件背景之中寻常人的感情向往和失望。而小说急板的节奏也随之一下子舒缓起来，真的会令人感到心脏在怦怦直跳后骤停的疼痛。

我是在这个时刻隐隐感觉到作者的冷静和残忍的，感觉到她能够从容运用对比，把握事件进程，而不让自己沉溺于浮泛的爱恨之中的能力。

果然，这个场面足以拉开《柔板》的序幕——玛德莱娜也成为将两部小说连接在一起的人物。

《柔板》是占领和被占领的故事，是占领军和被占领的法国人之间的故事，是德国军官和法国女人之间的故事，是未完成的、永远也完成不了的爱情故事。

占领军来了，来到法国这个富庶的小镇上，在四月的风雨之中。几乎和所有的战争小说不同，占领军到来的时候，并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是“天上下着凄冷的雨”和教堂前的一株开着粉红色花朵的桃树在风雨中颤抖。

人们在互相猜度，法国人和德国人。但是在这互相猜度甚至互相仇恨的人群中，还有一个超然度外的法国女人露西尔。这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丈夫做了战俘，而她和丈夫之间并没有爱情。她的婆婆指责她冷漠，因为她的悲伤并不是只针对丈夫，而是针对整个个人命运的悲伤。用寻常的道德和情感来看，她怎样做竟然都是错的，都是可以被指责的。

露西尔没有仇恨，她也还不曾得到过爱情，婚姻只是一场失败的交易。这些与战争的灾难无关。

骑兵队的中尉住进了她家。年轻、英俊、彬彬有礼、精通音律的德国军官。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爱情或许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或者即便有爱情之后的争执、眼泪，哪怕到分离，也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可是战争搁置了一切，它使男女之间的对视成为悬而未决的疑案。但是战争对于他们，又是怎样的呢？

德国军官或许和所有参战的小伙子一样，只是觉得这是国家的召唤，民族的召唤，集体的召唤，是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的英雄浪漫主义。可是露西尔却想：“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我们死了两百万人，在另一场战争中，他们也是为了这所谓的‘集体工作的精神’牺牲生命的！他们死了……二十五年之后……什么样的欺骗！什么样的虚荣啊！……”

而我们为之牺牲的爱情呢？

在一个暴风雨的下午，那个因为自己儿子做了战俘而痛恨德国人、每时每刻都在诅咒德国军官的婆婆不在，家里的仆人也碰巧不在，德国军官和法国女人突然间有了一个难得的、只剩下两个人的下午。德国军官在弹琴——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他会是一个很出色的音乐家——女人坐在一边听，一边想着关于“集体和个人命运”的问题。音乐，抑或是她所思考的问题令她热泪盈眶。接着，他们用漂亮的器皿喝了一点酒，吃了一点点心。德国军官冲法国女人说：

夫人，您有没有听说过那种扫过南部海域的飓风？它们形成圆圈，边缘由暴风雨组成，飓风中心是不会移动的，一点都不动，以至于处在这飓风中心的小鸟儿或蝴蝶根本不会受到飓风的侵扰，它们的翅膀都不会被吹皱，而就在周围，暴风雨却横扫一切。瞧瞧这座屋子！瞧瞧现在正在喝福隆迪涅昂的葡萄酒、品尝饼干的我们，再想想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在法国人的眼里，德国人总是带有一点这么不谙世事的单纯，这种骨子里的单纯，似乎真的成了“飓风中心”，哪怕经过战争的严酷，也是没有变化的。德国军官弹自己写的曲子给法国女人听，他弹和平时期，弹战争，弹士兵的死去——但是那么美好和圣洁的音乐并不能阻挡使他成为士兵的“集体精神”：这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差别，是德国军官的感性和法国女人的理性之间的差别。

记得我译到这里的时候，已经陷入无法形容的焦虑之中。因为不知道这个故事会不会滑向具体的爱情，不知道作者会如何解决个人与集体、唯美的精神与丑恶的现实、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矛盾。如果是爱情，那真的可以预见它支离破碎的结局——这是人世间怎样的悖论啊，再美好的东西，走到头，撞在现实的墙上，也一定是支离破碎的惨不忍睹。

果然，尽管在婆婆的眼皮底下，他们还是不可控制地走近了，越走越近。在小镇最漂亮，同时也是最可怕的房子里。这里有两个人自身的原因，也有小镇的压力——奇怪的是，小镇的法国人那么夸张自己痛恨德国人的心情，却在不得不寻求帮助的时候一定会来找露西尔，请她代为疏通。

两个人越走越近，心跳得越来越快：《柔板》的节奏走到后面，和《六月风暴》正好相反，反而急了起来。在高潮到来之前有这样一段关于“前爱情”的描写：

没有爱情的表白，没有吻，只有沉默……除此之外就是高烧一般的、充满激情的对话，他们在谈论各自的家乡、家庭、音乐、书……他们体会到的奇怪的幸福……这种想要发现彼此心灵世界的迫切……一种情人的迫切，已经成为奉献，奉献身体之前的灵魂的奉献。“了解我，看着我。我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所经历的，这就是我曾经爱过的。你呢，我的爱人？”

然而，“前爱情”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到这里，却被一个意外事件打断了，曾经处在幻觉一般的“飓风中心”——只能是幻觉，否则又能是什么呢——的法国女人一下子被拖到暴风雨中。《六月风暴》里出现过的玛德莱娜的丈夫（一个逃跑回来的战俘）杀了住在他们家的德国人，他需要藏身之处。玛德莱娜找到了露西尔，就在她已经打算“奉献身体”之前。露西尔一下子从夜晚的梦的氛围中惊醒了，她藏起了玛德莱娜的丈夫。这个事件宛如一声尖叫，划破了属于两个人的夜晚，也中止了即将来到却永远不能来到的爱情。

一个道德外的故事就这样以突然转折的方式回归到了道德里，而且是常人的、社会的道德里：尽管这碰撞发出了如此惨烈的叫声，但是作为故事，转圜得竟然是游刃有余。这是作者的功力，也是作者的残忍。不明就里的德国人仍然一厢情愿地想要将故事进行下去，在一个傍晚，他将法国女人拥在怀里，然而，法国女人却害怕地挣脱了。因为，在德国军官站在只有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的时候，法国女人已经因为历史和现实站在了伊甸园之外：也许，伊甸园根本就是人类臆想出来的幻境？

占领军最终走了。临走前，法国女人对德国军官说：“我也请求您，作为对我的纪念，一定要尽可能地保全自己的生命。”仍然是个体与个体的对话，只是不再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的话，而更像是一个母亲对一个孩子说的话。也许男女间的爱情——至少作者这么认为——是最容易被撞碎的吧。而母爱，因为其绝对性和非解释性，可以超越现实的种种矛盾，获得存在的合理性。

三　人物和细节的力量

译这本书所带给我的惊喜是我始料不及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没有再接触过这类传统手法的小说：完整的故事，明确的写作目的，作者置身度外的冷静目光……

我也几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女作家：冷静、从容、理性，历经大悲大喜（我们可以从序言中获知，内米洛夫斯基出身大富大贵人家，她的家庭在十月革命之后逃出俄国），身处危难之中，却没有一丝的自恋。

然而她又决然不是充满英雄主义浪漫梦想，想用文字拯救社会与世界的男性作家。她身处悲剧之中，想要努力看清楚这悲剧的面貌——是面貌，而不是具有观念性的根源。根源对她来说，应该是小说之外的东西。

在一个纠缠于自己——或是完全走向反面，纠缠于种种过剩的关于“自我”的观念——的时代，看到这样一部有着鲜明生动的人物，有着充满力量的细节的小说，能够感受到的是怎样一种令人战栗的快乐啊。

作者细腻而智慧的眼睛，从俄罗斯作家那里生成的成熟的小说技巧几乎让她能够把握一切人物。人物的出身、心理和形象往往通过寥寥几笔便跃然纸上。

她写佩里冈夫人：“显然，上帝原本想把她塑造成一个红发的女人。她的皮肤特别细腻，但是由于岁月的缘故，已经起了皱纹。她那庄严而颇具分量的鼻子上布着红斑。绿色的眼睛如猫一般，投射出尖锐的目光。但是，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造物主大概犹豫了，觉得色泽如此明亮的头发与佩里冈夫人无可指责的道德以及行为举止不太相配，于是便给了她一头棕色的、暗淡的头发。”

她写那位声名与财富俱备的男作家科尔特：“他颇为英俊，有着猫一般懒洋洋的残酷神情，柔和的、富有表现力的手，恺撒式的、略微有点胖的脸。”而这么一个生活规律并且优越的人在逃难时受到种种挫折，他的反应“首先是抱怨，然后才是自卫”。

她写唯一保留了人类尊严和高贵的米肖夫妇在逃难后回到巴黎，历经艰辛，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每个人的膝头摊着一本书，但是他们都不在读。最后他们靠着睡着了，手握在一起。”

她写在爱情的道路上迟迟不见行动的德国军官：“这既不是羞怯也不是冷漠，而是德国人动物一般的深深的、尖刻的耐心，这是在等，等适当的时刻到来，等着迷醉的猎物听凭其宰割的时刻到来。”

不仅是人物，在小说情节的安排上，故事的逻辑也往往是由致命的细节串连起来的：一根相当精巧的、由小珠子串成的链子。小说处处在不经意的地方留下了机巧，把看似不相连的人物全都组合在同一幅画面上，让相同的灾难的光照射着他们。

老佩里冈先生创立的，并且留下了五百万法郎财产的所谓慈善团体葬送了他长孙的命——而且他的长孙还是一个神甫，专门救赎那些可怜的灵魂！多么可怕而残忍的讽刺。

抢夺科尔特食物的赫尔坦丝实际上就是科尔特在路上不愿正视的“丑陋的女人”，而这位赫尔坦丝在小说的结尾处又出现了，出现在收藏家朗日莱的家里；如果不是朗日莱命丧克拉伊之轮下，她就会成为朗日莱新的佣人。

还有克拉伊，她是银行老板科尔班的情人，一个很善于在一切环境下尽量让自己得到舒适的女人。她硬生生地挤上了科尔班逃难的车子，使得米肖夫妇无法随整个银行一道撤离（然而这也是一种幸运）。在南方的小镇上，她碰到了献身抵抗事业未果、可笑的佩里冈家的二儿子于贝尔。她凭借本能一下子嗅出了于贝尔身后那个声名显赫的家族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作者真的完成了《囚禁》（原计划《组曲》中的第三部），这个细节还将埋下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

同样是这个克拉伊，她葬送了朗日莱的性命。朗日莱回到巴黎，回到自己收藏的珍贵艺术品之中。在他熟悉的酒吧，他遇到了戴着“两块紫貂皮”缝制成的、“比餐巾环大不了多少”的小帽子的克拉伊，他一下子觉得自己又找回了美的世界。他不会知道，正是这美的世界彻底葬送了他的性命。“他的脑袋受到了可怕的撞击”，撞在克拉伊车子的挡泥板上，而与此同时，他最心爱的镜中维纳斯雕像——因为赫尔坦丝的到来被他意外地搁在桌子边缘——也被打扫卫生的门房带了一下，跌落在地上，和他一般，脑袋成了碎片。

还有让—玛利曾经躺过的灵床，被分配到玛德莱娜家住的德国翻译官——一个很年轻，并且因为年轻而残忍的小伙子——好奇地问，这是用来干什么的？而在这之后，这位翻译官果然就躺在了这张灵床上：他死于战争所制造出来的合理仇恨的观念。

所有这些细节中的巧合和伏笔会让人相信，也许冥冥之中真有命运这只无形的黑手，让人在不甘心的宿命之外又安慰地想：或许命运真的会有它的眼睛，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对于整个组曲的结构来说，《六月风暴》中的让—玛利和《柔板》中的露西尔应当是两个重点人物。法国男人和法国女人，属于民众一分子的普通而高贵的法国男人和法国女人。从写作笔记上来看，如果没有中断，两个人物应当会相爱——会是一场真正的、充满痛苦的爱情。虽然小说到第二部就不无遗憾地结束了，可是这两个人物相遇的可能性已经用隐性的笔触被埋藏在前两部小说中：米肖夫妇逃难，曾经得到露西尔的帮助，在露西尔家稍作休息，并且在这之后写来感谢信；然后是收留让—玛利，并且对让—玛利产生了朦胧爱情的玛德莱娜；玛德莱娜的丈夫伯努瓦杀德国人，逃难，求助于露西尔，露西尔慨然应允，并因此逃过了几乎逃不过的德国军官的爱情；最后是德国驻军离去，露西尔准备将藏在家中的伯努瓦送到巴黎：她立刻想起了在巴黎唯一认识的米肖夫妇。《柔板》结束之际，就这样，下一部小说的大门已经悄然开启。

由小说家精心操纵的情节推进与真实得近乎残酷的细节相得益彰：这就是这部《法兰西组曲》的魅力所在。写实的意义也因此获得了全面的延展。而在这样一个读者几乎已经忘记古典小说家最为迷人的传统魔术手法的时代，内米洛夫斯基用她生命最后几年的痛苦和光彩夺目的才华，以虚构世界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那个曾经的过去：人物、事件和背景。正如她自己在写作笔记中所说的那样：“永远不要忘记战争总会过去，历史的所有部分都将变得模糊。要尽一切可能努力尝试人们会在一九五二年到二〇五二年间关注的事情和论战。”

一百年间的议题：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才是真正关于历史的小说罢。

[1]哈西德运动，这里是指18世纪初在波兰形成、在东欧扎根的犹太教革新运动，具有神秘主义倾向，强调宗教性的狂热。

[2]雷维埃是奥斯维辛的诊疗所，集中关押那些病得太重无法劳动的囚犯，那里的条件也非常严酷。每隔一段时间，党卫队会将他们塞进卡车，送入毒气室。——原注，为法文编者所加，以下简称原注。未加说明的注释为译者注。

[3]让·巴普蒂斯·卡尔波（1827—1875），法国著名雕塑家，为法国歌剧院做了石膏群像雕塑作品《舞》。

[4]安德烈·纪德的名句。

[5]自由射手，法国古时的义勇军，普法战争时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游击队均沿用此名。

[6]皮埃尔·米尼亚尔（1612—1695），法国宫廷画师，画风华丽，擅长肖像画。

[7]指法国的17世纪。

[8]查尔斯的昵称。

[9]韦奇伍德是英国著名的陶瓷制品品牌，因其创始人韦奇伍德而命名。

[10]这里指的是普法战争。

[11]贝尔维尔，或译美丽城，巴黎移民较为集中的一个区域。

[12]法国下诺曼底大区的一个省份，以盛产苹果烧酒而闻名。

[13]埃德蒙·罗斯唐（1868—1918），法国剧作家、诗人。

[14]《守望莱茵》为普法战争中德国的军歌。

[15]奥迪勒圣女（约660—720），阿尔萨斯霍恩堡修道院的创建者。据说她曾经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16]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1659—1725），意大利作曲家，近代歌剧之父。

[17]据希伯来《圣经》中的《友第德传》记载，公元前6世纪，亚述王国大将赫罗弗尼斯率军侵占耶路撒冷，犹太寡妇友第德利用美色骗取赫罗弗尼斯信任，出入军营。在一次赫罗弗尼斯醉酒之后，友第德将其头颅砍下。亚述军队随之溃败。友第德拯救了以色列人民。

[18]芒什海峡即英法之间的英吉利海峡，法国称芒什海峡。

[19]莫里斯·德克布拉（1885—197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最受欢迎的畅销作家之一。作品被翻译成七十五种文字，销售量达到九千万册。

[20]莱昂·布鲁姆（1872—1950），法国社会党三十年代的领袖，1936年成为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

[21]佩里冈、科尔班均为第一部《六月风暴》里的人物。——原注。

[22]菲利普·亨利罗，法国吉伦特派天主教议员。菲利普·亨利罗（1889—1944）是维希政府最为言听计从和最富效力的布道者之一。1943年法国建立法奸保安队之初，他就是保安队的成员。1944年初，他进入皮埃尔·拉瓦尔为总统的内阁政府，大力宣扬彻底倒向德国。1944年的6月他被抵抗组织处死。——原注。

[23]阿尔及利亚奥兰省港口和城镇。1939年至1956年间为法国重要海军基地。

[24]小说中的人物。——原注。

[25]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组织过反拿破仑的胜利同盟。

[26]原文为英文：an impression of ironic contrast, to receive the force of the contrast.The reader has only to see and hear.

[27]手稿中计算有误。——原注。

[28]原文为英文：Well, well, if I live in it！

[29]原文中贺瑞斯写作Horace。可能是张伯伦的参谋Horace Wilson，马其诺、齐格菲这两条战线就是他从中斡旋的。

[30]不知其意，故保留原文。

[31]这个首写字母也许指代拉瓦尔。——原注。

[32]这里的德国人是指布鲁诺·冯·弗克。

[33]《迪亚贝里主题变奏曲》和《庄严弥撒》均为贝多芬音乐作品。

[34]原文为英文：All action is a battle, the only business is peace.

[35]原文为英文：there are facts。

[36]罗贝尔·埃斯梅纳尔，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负责人，阿尔班·米歇尔的女婿。当时，阿尔班·米歇尔因为身体原因，不再单独管理出版社的事务。——原注。

[37]勒弗尔小姐，罗贝尔·埃斯梅纳尔的秘书。——原注。

[38]玛德莱娜·卡布尔，娘家姓氏为阿沃，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闺中密友，她们之间有大量的书信往来。玛德莱娜·卡布尔的哥哥勒内·阿沃在伊莱娜两个孩子的法定托管人去美国之后，收养了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在勒内·阿沃家一直待到成人之后方才离开。——原注。

[39]亚伊，法国地名，位于涅夫勒省。

[40]萨沃纳和鲁瓦河省被封锁线一分为二，欧坦的专区区长负责被占领的这一方的省署事务，伊西—勒维克在其管辖范围内。——原注。

[41]安德烈·萨巴蒂埃，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文学主编。

[42]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和她的丈夫米歇尔·爱泼斯坦让朱丽叶·杜莫和他们一起到伊西—勒维克，以防自己遭到逮捕。杜莫小姐曾经是孩子们外祖父母家的女伴。——原注。

[43]第一封信也许得到一位宪兵的无私帮助，转交到家中的。第二封信由一位在皮蒂维耶火车站碰到的旅行者转交。——原注。

[44]巴拜指的是伊莱娜的小女儿伊丽莎白。

[45]与红十字会关系很近的一位中间人。

[46]德尼丝和伊丽莎白·爱泼斯坦的大舅舅。

[47]据7月15日那封信的收信人来看，应该是雅克·伯努瓦—梅仙。

[48]此信为德文信。

[49]勒内·德·夏布朗伯爵，律师，他是皮埃尔·拉瓦尔的女婿，娶了拉瓦尔独生女约塞。——原注。

[50]米歇尔·爱泼斯坦的姐姐，和他同时被捕，也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且和他同时被送进毒气室。——原注。

[51]米歇尔·爱泼斯坦的哥哥萨姆埃尔·爱泼斯坦的法国朋友。——原注。

[52]约瑟芬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贴身女仆。——原注。

[53]红十字会主席。——原注。

[54]此处指的是保罗·莫朗的妻子，但是因为安全原因，必须免去明确的姓氏。——原注。

[55]罗马尼亚的主教，经常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来往。——原注。

[56]让—雅克·贝尔纳夫人，作家让—雅克·贝尔纳的妻子，让—雅克·贝尔纳本人是特里斯当·贝尔纳的儿子。——原注。

[57]欧洲联合银行原先名为北方国家银行，是米歇尔·爱泼斯坦致力建立的银行。

[58]原文如此。

版权信息

大卫·格德尔：舞会

作者：（法）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译者：袁筱一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大卫·格德尔》所开启的小说世界（代译序）

大卫·格德尔

舞会

《大卫·格德尔》所开启的小说世界（代译序）

袁筱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颇具传奇意味地出现在各国读者的面前。《法兰西组曲》是关于二战时期的法国在占领前和占领后的众生像。这幅弥足珍贵却尘封多年的历史画卷竟然由一位灾难降临之时被法国毫不犹豫地抛弃的犹太人来完成。似乎相较于作品本身，人们更为小说背后的悲剧、更为作家的特殊身份和经历所触动。

文学史与历史于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纠结在一起，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华丽的事件。这时候，对于已经遭到文学史遗忘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来说，《法兰西组曲》的写作本身就被定格为历史的一个符号，永远地镌刻了下来。并且，是这个符号为她再度敲开了文学史的大门。它使得我们能够有机会重新阅读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的所有作品，有机会确认她作为小说家所创造的作品整体的价值。事件从被遗忘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三家出过内米洛夫斯基的出版社忙不迭地再版她的所有作品，而包括《法兰西组曲》在内的若干遗稿也终于见了天日。至此，我们见到了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从《大卫·格德尔》到《法兰西组曲》的小说作品整体。

作为序曲的《大卫·格德尔》和《舞会》

遗忘的确存在，在《法兰西组曲》登上亚马逊排行榜之前，几乎没有人再记得这位曾凭借篇幅不算很长的《大卫·格德尔》震惊过法语文坛的犹太作家。大家都忘记了，一九二九年，她在分娩前匆匆寄往格拉塞出版社的《大卫·格德尔》也铸就了一个少有的、颇值得玩味的文学事件。手稿除了一个保留邮箱，没有任何其他个人信息，格拉塞往保留邮箱寄信却未能得到回音后，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把在小说寄出后就去生孩子的内米洛夫斯基呼唤了出来。

出乎意料的是：作者是个女人，不美，羞涩。与此有些不大对称的是，《大卫·格德尔》的文风简单直接，冷静、甚至有些冷酷，没有一丝迂回，没有一丁点浪漫或梦想的意味。审阅过稿件的人推测，作者或许是一位不太优雅却同样冷峻的莫里亚克，或许是现代意义上的巴尔扎克，总之应该是个男人。

小说在出版前就已经炒作了一把，这让一向善于市场运作，甚至在出版《魔鬼附身》时为了炮制所谓天才少年不惜涂改作者拉蒂盖出生年月的格拉塞着实窃喜。莫里亚克的老去、拉蒂盖的离世让格拉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一直在等待和寻找，这一次他觉得自己等到了——虽然这是一个没有拿到法国国籍的犹太小说家；虽然在十几年后到来的灾难里，格拉塞的态度为相当多的人所不齿。

其实对于《大卫·格德尔》的文学价值，所有的审稿人都本能地感觉到了。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犹太老赌徒，在小说开始后不久，这个形象就已经生动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胖乎乎、软绵绵的四肢，眼睛是水的颜色，生动却惨淡；浓厚的白发包裹着一张饱经沧桑的、生硬的，仿佛被一只粗暴而笨重的手揉捏过的脸。”然而这是个身上不乏故事的老赌棍。如果说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所代表的世界只是上升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角，大卫·格德尔身上却浓缩了我们所熟知的众多犹太标记。

小说篇幅不长而高潮迭起，始终围绕着主人公大卫·格德尔，犹以三场赌局推进情节的发展：与合伙人马居斯赌，为女儿的新车上赌场赌，最后又是为了女儿与俄国人赌。三场赌局皆以他的胜利而告终，马居斯自杀；赌桌上，格德尔也为女儿赢得了买新车、带“小白脸去东游西逛”的钱，甚至在最后，难缠的俄国人也拿她毫无办法。但也正是这三场赌局让他彻底交付出了自己的命。格德尔死在海上，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只有偶然相逢的、也和当初的他一般做着寻金梦的犹太小伙子。生命是轮回，到了终点的时候，一切又仿佛回到了起点：“一条阴暗的小街，点起灯火的店铺，他童年的小街，贴着冰凉的玻璃窗的蜡烛，晚上，雪花落下来，还有他自己……”即便不是在自己高烧的梦中，在某个地方，也许别的什么人正在将类似的生命经历重新来过。

和《法兰西组曲》不同，作为开始，《大卫·格德尔》描述的是纯粹的犹太人世界。而据说是在《大卫·格德尔》的两章之间写就的《舞会》尽管转换了主题，却也仍然在一个犹太暴发户的家庭背景下展开。暴发户的粗俗，对上流世界的盲目向往，不顾一切追求的奢华与排场使得《舞会》更像是对《大卫·格德尔》的犹太大资产阶级世界的补充。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世界的基调是自莎士比亚以来就早已奠定的，充满狡诈、欺骗、冒险与背叛。不管感情上能否接受，所有人都会对《大卫·格德尔》和《舞会》中所昭示出来的某些特性标记予以认同，犹太人对金钱的执著趣味：他们挣钱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但却极为热衷此道，乐此不疲；他们对家庭所具有的没有任何温情意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老苏瓦菲尔可谓是典型的代表，他痛恨家人，家人也痛恨他，“但是他却留给他们三千万以上的财产，完美地完成了这尘世赋予犹太人的奇怪的命运”；还有对死亡的强烈恐惧——格德尔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曾经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安排好一切，过起简单的生活，每天，“他围着房子走上两圈，计算着每一次肌肉的运动，计算着每一次动脉和心脏的跳动。他亲自用备膳室的秤称量自己的食物，精确到克，看着手表，计算煮溏心蛋的火候”。

格拉塞的判断没有错。《大卫·格德尔》和《舞会》的确只是一个开始，在命运留给她的十几年时间里，她完成了一系列的作品，而主题并不局限在犹太世界这个话题里。当然，作为开始，与很多作家一样，内米洛夫斯基也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作为描绘的对象。然而正是这种选择让她以特殊的、轰轰烈烈的方式进入了文学。

反犹小说？

可以肯定的是，格拉塞所预感到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小说的文学价值。果然，《大卫·格德尔》出版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是因为小说的主题——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小说作者的犹太身份与小说主题之间的巨大冲突，是小说史与历史之间的巨大冲突。

或许，犹太民族的悲剧就在于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已经成为象征的历史。很难想象，在这样强烈的语义化过程中，身为一个犹太人，除了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之外，他们还能站在怎样的立场上言说。

但是初涉文坛的内米洛夫斯基却没有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这使得相当一部分人为《大卫·格德尔》的作者安上了“反犹主义者”的骂名。或许，在他们的眼中，身为犹太人的内米洛夫斯基比其他的反犹主义者更为可恶。除去大卫·格德尔这个奸诈的老赌棍不算，作者在塑造一系列男男女女时可谓毫不留情：男人为了挣钱不择手段，女人则大肆挥霍男人挣来的钱穿金戴银、养小白脸。这让我们不禁对作者的身份发生怀疑。在一份突尼斯出版的《犹太觉醒》周刊上，另一位犹太小说家尖锐地指出，这的确是一部杰作，然而是一部“背信弃义”的杰作：“的确，无论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女士的文风多么精彩，技巧多么高超，她在《大卫·格德尔》中描绘的所有犹太人却都令人反感。……我们很清楚这些为许多反犹主义者所青睐的‘黄金大亨’或‘石油大亨’，但是，我们再喜欢吹捧，也还不至于要跟在这么多大人物后面摇旗呐喊，为一位犹太女人（？）如此精彩地描绘了这些可恶的犹太男女而摇旗呐喊！……”[1]

问号加得颇有深意。事情的一方面在于，我们也许有理由相信，从小跟着法语家庭教师长大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内心深处并不完全将自己当成犹太人来看待，法语是她惟一的创作语言；但是，事情的另一方面则更具悲剧意义：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寻找着发财的梦想，没有相对固定的地域，只是靠某种语义化的象征血脉相通的犹太人无疑会对“家园”、“祖国”、“乡愁”这类美好的概念产生质疑和抗拒——甚或，他们的语言也已经散落在长期的流浪征途上。

然而，越是质疑与抗拒，他们就越是无法摆脱自己的犹太血脉，因为这是成为象征的历史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外衣。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其后来的作品《狗与狼》里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从小生长在富人家、长大很自然地娶了法国女人的哈里，却在某一天理解了这种血脉相通的关系，他不无绝望地对妻子定义自己道：“虽然身子洗得干净一点，衣服穿得好一些，却还是个（……）小犹太人。”——这部在一九四〇年完成的作品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应该已经对自己即将面临的命运有所了解。

只是尽管能够对此有所感受，从《大卫·格德尔》开始，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就没有进入过大写的历史里，她知道她的位置不在那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紧接在《大卫·格德尔》之后出版《舞会》恰恰非常到位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故事依然是在犹太的家庭背景下展开，相较于《大卫·格德尔》的人物描写，在《舞会》中，作者却笔锋一转，在短短的篇幅中完美地勾画了残酷青春中母女冲突的戏剧性，犹太人的世界悄然退至背景的层面。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直至《法兰西组曲》，内米洛夫斯基从未选择过受害者的立场（我们能够回忆起《组曲》中露西尔与布鲁诺所度过的那个下午，叙述者分明是在说，他们都是受害者）。或许正是在《大卫·格德尔》所面对的一片“反犹主义”的骂声中，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更加坚定了自己在文学上的选择。她没有解释，在她相信文学可以跳出作为象征的历史，甚至对大写的历史冷眼旁观的态度里，有一种不由分说的骄傲。她否认《大卫·格德尔》是关于犹太民族的小说，是对于犹太人所谓“民族性”的剖析。在她看来，小说与其说是关于民族的，毋宁说是关于某个社会阶层的：“如果朗德地区的资产阶级都跳出来声讨他，指责他用如此色彩鲜明的笔触勾勒了他们，莫里亚克会怎么说？”她问，并且相信自己在做同样的事情。

无论如何，文学价值是她选择记忆、并且建构记忆的惟一标准。在纳粹登台之后，她的态度不仅没有丝毫转圜，态度反而更加明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会儿希特勒已经上台，我或许会在写《大卫·格德尔》时留点情面，小说情节也不会朝同样的方向发展。然而这样一来，我可能就会犯错，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应该做的！”[2]

真正的小说家——用昆德拉的话来说——所遵从的只能是小说的道德，并且是在社会道德之外的小说道德。这才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想要答复所有视她为反犹主义者的话。小说的道德边界应该不是划在国界或是民族的界限上，也不应该划在身份的界限上。我们也的确看到，在《法兰西组曲》中，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同样“狠狠批判”了她所隶属的“文人”。只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于小说家而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巴尔扎克的小说世界？

大卫·格德尔的形象是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老人形象，因此，早在出版之前营造的宣传中，格拉塞就将之与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相提并论，相信大卫·格德尔也会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

当然，大卫·格德尔不是高老头。就人物本身而言，他的世界是绝大多数包括法国读者在内不能够感同身受的世界，作为小说的人物，他可能更是以震惊而非同情的方式触动我们。他代表的是所有所谓美好道德的反面：冷酷、无趣、工于算计。他没有朋友，破产之后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只有对女儿乔伊丝还算保有一丝柔情，而这柔情也只是被一口骄傲之气激发出来的，他不愿意乔伊丝落入对手的魔掌，被他羞辱，于是进入最后一场赌局，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为进入文学的开端呢？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澄清自己所选择的是一个作家的立场前，首先为这个人物进行了辩解，她不认为自己在“揭露”犹太人的弱点，甚至恰恰相反，她最为骄傲的正是借助大卫·格德尔这个人物揭示出了“只有犹太民族才具有的优点：勇气、坚忍和骄傲——是的，最高意义上的骄傲——总之，是所谓的‘格调’”。

是优点还是弱点无关紧要。伊莱娜没有否认人物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正如所有的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关键在于，这个离我们如此之远，却又与现实没有显示出一点间隙的人物究竟在何等程度上能够成为小说人物？也就是说，既然这是个令我们感到厌恶的人物，为什么我们却不能够一笑了之、弃之不顾？

小说人物的现实性，对小说人物的重视，极尽工笔的描摹——和我们读到的现代小说不同，我们知道格德尔以及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十几部长短篇小说中人物的出身、经历、外貌、年龄、职业、身份——让我们相信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是传统小说道德的承继者。我们倘若对内米洛夫斯基十多年所创造的小说人物做一个回顾，我们也几乎要以为，内米洛夫斯基也有着巴尔扎克的野心，想要为读者构筑一个“人间悲剧”的总谱。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形形色色，虽然几乎都在法国生活，虽然都来自于她对周遭生活的细致观察，但他们的出生身份可谓各自不同，有犹太人、法国人、俄国人，甚至来自东欧其他国家的“流浪者”（《灵魂导师》，遗作，2005）。或许这些人物惟一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身上都具有某种悲剧因素，因而不论是《舞会》中尚未涉世的安托瓦奈特，还是执著地爱了一生的亚达（《狗与狼》），还是美貌的格拉迪丝（《伊莎贝尔》），甚或是《法兰西组曲》中的所有人物；不论他们贫穷还是富有，不论他们高贵还是卑贱，他们几乎都以悲剧收场。

然而这样理解仍然包含着某种错觉。大卫·格德尔不是高里奥，他们的差异并非是形象上和性格上的差异，同样，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也不是巴尔扎克。对于从王尔德、于斯曼、莫泊桑那里接受文学启蒙的伊莱娜而言，人物的意义远远不同于其对于巴尔扎克的意义。在巴尔扎克为我们构筑的小说世界中，人物只是社会的一个构成因素，叙述者为我们叩开这个世界的大门之后，我们便看到人物登场，他与周遭的环境相得益彰，形成作者所要呈现的那个活生生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不同于其他世界的诸多标记在人物的活动以及与周遭关系的展开中被层层剥离和勾勒出来。但是在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为我们构筑的小说世界中，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却已然是社会本身，虽然同样使用的是客观叙事的立场，叙事者始终在尝试走入人物内心深处，用他的目光来看待并讲述这个世界。换句话说，我们阅读巴尔扎克，能够时刻感受到那个无处不在的“上帝之眼”的存在，他在看，在评判，在质问；而阅读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我们却是几乎要忘记隐身于人物背后的叙事者，因为我们在阅读过程中顺着叙事者的脚步，自以为走入了人物的内心深处。正如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巴尔扎克在创造人物的时候“主要是进行观察或‘移情’的活动”[3]，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虽然没有明显的“投射自我”的过程（甚至她那时据说还没来得及阅读福楼拜），却让小说人物的世界在其自身的目光中绽放和推进，因而她的小说人物不是“扁平的”，而是“圆整”的[4]。一直到《法兰西组曲》，伊莱娜也没有改变过小说的技巧，在写作笔记中，她自己也明确地指出，“最好的历史场景，是通过人物的眼睛所看见的历史场景[5]”——如果说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小说在主题上超越社会道德的选择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现代性，那么在小说人物的构成上同样如此。

于是，尽管这是离我们很远的世界，我们却仍然会在走出作品之后问自己，不管是大卫·格德尔这个“从来不顾及自己，不顾及自己的幸福的人”，这个“幸福只在于将女儿和老婆送至上帝所期许的乐土”，并且“为此不惜一切，哪怕在被医生判了死刑之后也要工作到最后一口气”的人，还是让我们为之颤栗，仅仅凭借一个小小的手势就将令人厌恶的母亲送入地狱的那个少女真的和我们距离如此之远吗？大卫·格德尔“对于未来欢娱的永恒欲望”——虽然是由犹太种族所强烈表现出来的——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身上暗暗涌动的欲望吗[6]？而那个不太快乐、恶毒却又对未来的世界充满向往的安托万娜又如何不让我们回忆起自己或多或少有些黑暗的青春呢？

我们能够预感到，即便不落在大卫·格德尔所昭示的悲剧陷阱里，我们或许也迟早有一天要落在以此为开始的其他悲剧陷阱里。而这一点，的确，在半个世纪过去以后的今天，在有着足够篇幅展开并转换人物眼中的历史事件的《法兰西组曲》中得到了完美的印证。小说所虚构的未来得以被人类的记忆证明，这是人类的不幸，却是小说的价值。

大卫·格德尔

“不。”格德尔说。

他突然拉起灯罩，以至于台灯的光整个儿地倾泻在西蒙·马居斯的脸上，西蒙坐在他对面，桌子的另一侧。有一阵，他望着马居斯那张长脸上的褶子和皱纹，只要他的嘴唇或眼皮一动起来，在晦暗的皮肤上，那些褶子和皱纹便宛如风吹过的水波一般。但是他那沉沉的、迷离的、东方人的双眼，却总是那么平静、厌烦、冷漠。一张如墙一般密不透风的脸。格德尔小心翼翼地将台灯的金属支柱弯下来。

“一百呢，格德尔？你好好算过了吗？这个价格应该不错了。”马居斯说。

格德尔再次嘟哝道：

“不。”

他接着说：

“我不想卖。”

马居斯笑了。他长长的牙齿镶了金，亮闪闪的，在黑暗中发出奇怪的光芒。

“一九二〇年，你买进那些众所周知的油田股的时候，才值多少一点？”马居斯颇具讽刺地问道，他说话鼻音很重，拖腔拖调的。

“我是四百买进的。如果苏维埃的那些猪把国有油田还给石油主，那倒是桩好买卖。朗和朗集团都支持我。一九一三年，泰伊斯科的日产量已经达到一万吨了……还真不是虚张声势。热那亚会议之后，我的股票开始从四百跌到一百零二，我还记得……接着……”他做了个不明其意的手势：“可我一直没抛……那会儿我们有钱。”

“是的，现在，你难道不知道吗，你在俄罗斯的那些油田，在一九二六年，无疑是一堆垃圾？唉！我想你没有钱，也没有欲望进行私人开发吧？……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制造些股市的动荡，挣上几个点……一百是个好价钱。”

格德尔揉了揉眼皮，房间里弥漫的烟把他的眼皮都熏肿了。

他又一次说，声音更加低：

“不，我不想卖。除非杜宾根石油公司签了转让泰伊斯科的协议。你朝思暮想的协议，那时我才卖。”

马居斯似乎“啊”了一声，只是声音很压抑，除此之外他什么也没说。格德尔又缓缓地说道：

“自去年以来你在我背后干的那桩交易，马居斯，就是那桩……只要协议签了，他们一定会把我的股票用个好价钱卖给你的，是吧？”

格德尔没再说下去，因为心脏那里很疼，每次取得胜利时都是这样。马居斯慢慢地将雪茄掐灭，烟灰缸已经满了。

“如果他提出平分，”格德尔突然想，“那他真是无可救药了。”

他探过脑袋，想将马居斯的话听得更清楚一些。

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接着马居斯说：

“我们对半来吧，格德尔？”

格德尔的下颚不由发紧：

“什么？不。”

马居斯垂下睫毛，咕哝着：

“啊！格德尔，你又何必再多树一个敌人？你的敌人已经够多了。”

马居斯紧紧抓住桌子的木边，轻轻摇动着，指甲划过，发出微微的吱嘎声，短促而尖锐。在台灯灯光的照耀下，他那细长苍白、戴满了戒指的手指在拿破仑时代风格办公桌的花心桃木的映衬下闪闪发光；他的手指微微颤动着。

格德尔的嘴边浮现出微笑。

“现在你不再那么危险了，我的小东西……”

马居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出神地望着上过油的指甲说：

“大卫……两人平分！……好了！……我们已经合作了二十六年。我们不提往事，重新开始。如果是在十二月，杜宾根和我说……”

格德尔神经质地将电话线绞作一团，缠在手腕上。

“十二月，”他做了一个鬼脸，“是的……你很有道理……只是……”

他没再说下去。马居斯和他都很清楚，十二月的时候他正在美洲筹集资金，为了“格马公司”，这桩生意拖了他那么多年，简直就是苦役犯脚镣上的铁球。但是他什么也没说。马居斯接着说道：

“大卫，现在是时候了……最好这样，相信我……我们一起和苏维埃政府的人谈判，你愿意吗？这桩买卖很棘手。佣金和利润，一切都两人平分，行吗？……我想这应该说得过去吧？……大卫？……行了！……否则，我的小东西……”

他等了一会儿格德尔的答复，同意，或是破口大骂，但是格德尔似乎有点呼吸困难，只是沉默着。马居斯低声说：

“再说，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杜宾根……”

他碰了碰格德尔恹恹垂下的胳膊，仿佛为了弄醒他……“还有更年轻的公司，而且……更具投机性，”他在寻找合适的词，“这些公司都没有签署一九二二年的石油协议，他们才瞧不上那些老的持股者呢，因而也瞧不上你……他们很可能……”

“比如说阿姆拉姆石油公司？”格德尔说。

马居斯尖叫道：

“瞧，你也知道了？好吧，听着，我的老朋友，我很遗憾，但是俄国人会和阿姆拉姆公司签约的。现在，既然你拒绝迈这一步，你就一直攥着你的泰伊斯科不放吧，直到最后的判决下来，你可以和你的泰伊斯科一起躺在坟墓里……”

“俄国人不会和阿姆拉姆签约的。”

“他们已经签了。”马居斯叫道。

格德尔做了个手势。

“是的，我知道。临时协议。但是必须在四十五天的期限内得到莫斯科的许可。昨天。但是，由于这一次又是什么都还没定，你急了，你来找我，想再试着……”

他一边咳嗽一边急促地结束道：

“我来告诉你。杜宾根，不是吗？阿姆拉姆已经夺去了杜宾根在波斯的油田，两年前。因此，这一次，我认为阿姆拉姆更想要拖垮它，而不是对它进行让步。直到目前为止，这一切都不困难；那个和你一起为苏维埃谈判的小犹太人得到的越来越多了。你现在打个电话，你会知道的……”

马居斯突然用一种奇怪而尖厉的声音叫了起来，仿佛一个歇斯底里的老女人：

“你撒谎，你这只猪！”

“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

“那……老……杜宾根，他知道吗？”

“当然知道。”

“是你干的，这一切，恶棍！流氓！”

“是的，你还想怎么样呢，想想看……去年，在墨西哥石油交易上，还有三年前的重燃油交易，成千上万的钱从我的口袋就这样进了你的口袋，我又说过什么？我什么也没说。接着……”他似乎还在搜寻证据，全都要集中在脑袋里，可是他又耸了耸肩，将这一切推开了。

“买卖。”他只是简短地低声说道，好像在叫某个可怕的神……

马居斯突然之间住了嘴。他拿起桌上的一包烟，打开，专心致志地擦火柴。“为什么你要抽那么烂的‘高卢人’？你那么有钱。”他的手抖得厉害。格德尔看着他，什么也没说，仿佛想从一头受伤的畜牲最后的颤抖中盘算出它还能活多少时间。

“我需要钱，大卫，”马居斯突然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调说，他的脸骤然变形，以至于一方嘴角绞在了一块儿，“我……我实在是需要钱，大卫……你就不能……让我挣点儿？……你是不是不信……”

格德尔猛然抬起额头。

“不。”

他看见面前这双苍白的手绞在一起，彼此勾连，蜷作一团的手指缠在一起，指甲深深地嵌入肉中。

“你毁了我。”最后马居斯用一种喑哑而奇怪的声音说。

格德尔顽固地垂下眼睛，默不作声。马居斯犹豫了一会儿，接着站起身，轻轻地推开椅子。

“永别了，大卫。还有什么吗？”他突然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打破了这沉寂。

“没有。永别了！”格德尔说。

格德尔点了一支烟，但抽了第一口就觉得呛，于是扔掉了。一阵咳嗽让他的双肩抖动不停，那是哮喘病人接近神经质的咳嗽，哑哑的，夹杂着尖利的“咝咝”声，他的口腔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苦水。血涌上来，让他的轮廓有了些许颜色，通常这轮廓是白的，死人的惨白，带一点蜡黄，只是眼皮下有两个蓝色的洞而已。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胖乎乎、软绵绵的四肢，眼睛是水的颜色，生动却惨淡；浓厚的白发包裹着一张饱经沧桑的、生硬的，仿佛被一只粗暴而笨重的手揉捏过的脸。

房间里弥漫着烟味，还有夏天时，巴黎那种许久没人居住的公寓房特有的冷却下来的烟炭的味道。

格德尔将椅子转了个圈，然后将窗户开了个小缝。有很长时间，他一直凝望着灯火辉煌的埃菲尔铁塔。红色的灵动的灯光，如血液一般在黎明时分清凉的天空上流淌……他在想“格马”，Golmar，六个金色的字母，光亮夺目，仿佛太阳一般，今夜，在世界的四大城市上空旋转。“格马”，这是两个名字的组合，马居斯和他的名字，融合在一起。他咬紧双唇。“格马……如今只剩下了大卫·格德尔……”

他拿过手边的便条簿，又念了一遍抬头。

格德尔和马居斯

所有石油类产品的采买和销售

航空汽油，轻质、重燃油和普通燃油

石油溶剂油、柴油、润滑油

纽约，伦敦，巴黎，柏林

他缓缓将第一行抹去，写下了“大卫·格德尔”，重重的笔画穿透了纸张。因为最终他肯定会一个人的。他不无宽慰地想：“终于结束了，感谢上帝，他现在走了……”过一阵，等杜宾根入主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后，将泰伊斯科股票转让给杜宾根，他就可以轻松地让格马公司摆脱困境。

而这段时间……他迅速列出一串数字。尤其是这两年，这两年间真可怕。朗集团破产，一九二二年的协议……至少他不用再为马居斯的女人付账了，他的戒指，他的债务……可没有他花费也绝不少……这份愚蠢的生活所有的代价……他老婆、他女儿、比亚里茨的房子、巴黎的家……在巴黎就要付六万法郎的租金，还有税。家具那会儿花了他一万多。究竟为了谁呢？根本没有人住。紧闭的百叶窗，到处是灰尘。他带着某种仇恨望着某些东西，他特别讨厌的东西：四尊黑色大理石和青铜的胜利女神像支撑的灯，一个空空的、方方的、巨大无比的，上面有蜜蜂金饰的墨水盒。他必须为这一切付账，那么钱这玩意儿呢？他愤怒地咕哝道：“蠢货……你毁了我，往后怎么办？……我已经六十八岁了……重新开始吧……反正这对我来说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突然冲壁炉上方的镜子转过头，颇不舒服地打量着镜中那张长长的脸，惨白的脸上分布着一块块的青斑，嘴角两边有一道深深的褶子，嵌在肥嘟嘟的腮帮里，就像一只老狗下垂的脸颊。他充满怨气地嘟哝：“老了，真是老了……”这两三年来，他很容易疲倦。他想：“无论如何，明天都要离开，到比亚里茨休息一个星期到十天，安静地过些日子，否则我真是要完蛋了。”他拿过日历，放在桌上，靠在一个镶金的相框（里面是个年轻姑娘的照片）上翻着。日历上记了些数字和名字，九月十四日下面画了一道。那天，杜宾根会在伦敦等他。那在比亚里茨最多只能待一个星期……接着便是伦敦、莫斯科，然后再是伦敦、纽约。他怒气冲冲地哼了一声，呆呆地看着女儿的照片，叹了一口气，随后转过目光，揉了揉疲惫得发疼的眼睛。他当天才从柏林回来，而且有很长时间了，他不再能像从前那样，在火车车厢里也能安然入眠。

但他还是下意识地站起身，想和以往一样去俱乐部，只是他看见已经三点多了。“我该去睡了，”他想，“明天又要坐火车……”他瞥见桌子一角放着一叠信件，于是又坐下。每天晚上他都要拆阅秘书给他拿来的信件。秘书真是一群驴。但是他情愿他们这样。他微笑着，想起马居斯，还有布朗，一个身材不高、双眼充满热情的犹太人，就是这个布朗把和阿姆拉姆公司的计划合同卖给了他。他开始读信，将头埋得很低，灯光照着他一头浓密的白发，原先他的头发是棕红色的，现在，这炽热而夺目的颜色在他的鬓角和颈项上还隐约有点残留，仿佛烟灰缸里一抹已被掐灭了大半的火星。

格德尔床头的电话骤然响了起来，长长的一声，非常尖厉，仿佛结束不了似的，但格德尔兀自睡着：早晨，他总是有很浓的睡意，沉得要命。最后，他总算睁开了眼睛，抓过听筒，低声呻吟道：“喂，喂……”

他“喂喂”地叫了一会儿，未曾听出电话里秘书的声音，接着他听清楚了：

“格德尔先生……死了……马居斯先生死了……”

他没出声。听筒里的声音重复道：

“喂，您听见了吗？马居斯先生死了。”

“死了，”格德尔慢慢地重复了一遍，他的肩头不自禁地抖了一下，很奇怪的颤抖，“死了……不可能……”

“就在今天晚上，先生……夏巴奈大街……是的，在一所房子里……他朝自己胸口开了一枪。据说……”格德尔轻轻将听筒放在床单上，然后用被子压住它，仿佛是想将这如同一只走投无路的大苍蝇般咕哝的声音彻底掐灭。

终于，这声音彻底停了下来。

格德尔按响了铃。

“替我准备洗澡水，”他对刚进来的仆人说，仆人为他送来信件和早餐的托盘，“要冷水。”

“要我把您的长礼服放进箱子吗？”

格德尔神经质地皱起眉头。

“什么箱子？啊，对了，比亚里茨……我不知道，我明天走，也许，或者再晚一点，我也不知道……”

他低声自言自语道：“明天得到他家去一趟……星期二就入葬了，也许……上帝啊……”隔壁房间传来仆人往浴缸里放水的声音。他喝了口滚烫的茶，随手打开了几封信，接着，他匆匆把一切扔在地上后起了床。在浴室，他坐下来，一边机械地编织着丝绸束腰带上的流苏一边专心致志地望着水流。

“死了……死了……”

渐渐的，他感觉到了愤怒。他耸耸肩，恨恨地咕哝：“死了……我们是否正在死去？如果我，我……”

“洗澡水放好了，先生。”仆人说。

浴室里剩下格德尔一个人，他走进浴缸，将手放入水中后便停下没动；他所有这些动作都非常慢，非常模糊，似乎都做到一半便停下似的。冷水冻僵了他的手指，手臂和肩，但是他没有动，脑袋垂着，用一副愚蠢的表情望着天花板上的灯的倒影，灯光一闪一闪，摇动着。

“如果我，我……”他重复道。

一些古老的回忆渐渐从他心底涌现出来，奇怪的、阴暗的回忆……艰难的生存，颠簸，困苦的一生……今天还那么富有，明天就一无所有。然后再重新开始……再重新开始……是的，真的，很久以前，如果说他不得不这么做……他重新站起身，机械地甩了甩沾满水的手，走到窗边，靠着，将冰凉的双手轮流置于温暖的阳光下。他摇摇头，高声说道：“是的，真的，比如说在莫斯科，或者在芝加哥……”他那不善梦想的思绪将过去演变成一幅幅干巴巴的、简短的画面。莫斯科……那时他还是一个瘦巴巴的小犹太人，棕红的头发，犀利而惨淡的眼睛，到处是洞的靴子，囊中空空……他睡在广场的长凳上，就在这样的初秋的夜，阴沉而寒冷……五十年过去了，他似乎还能感觉到晨雾里这种深入骨髓的湿气，浓密的白雾，贴在身上，在衣服上留下一层硬邦邦的冰霜……还有三月的暴风雪，寒风……

而芝加哥……小酒吧，齉齉的、吱吱嘎嘎的留声机放着欧洲古老的华尔兹舞曲，还有当厨房里那股热热的气息扑面而来时，永远都填不满似的饥饿感。他闭上眼睛，又真切地看到了那个黑人的脸，黑得发亮的皮肤，也许是醉了，也许是病了，躺在角落的长凳上像猫头鹰一样叫唤着，声音很痛苦。还有……他的手这会儿在太阳下已经晒得发烫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双手平贴在玻璃窗上，然后又拿下来，动了动手指，轻轻地搓搓手。

“蠢货，”他咕哝着，仿佛死人能听见似的，“蠢货……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按响门铃之前，格德尔在马居斯的门前摸索了很久：他那柔软冰凉的手在墙上撞来撞去，却始终没有找到门铃。进门的时候，他心怀恐惧地看着四周，似乎他以为会见到死人，就躺在那里，在等着被抬走的样子。但是地上只有黑色的棉垫，大厅的扶手椅上放置着一束束鲜花，扎着紫色波纹的缎带，那么长，那么宽，统统拖在地上，缎带上金色的悼词于是也拖在地上。

格德尔进门后，又有人按响了门铃，仆人从微开的门缝里接过一个巨大的红色雏菊花圈，密密匝匝的，他把花圈挎在手臂上，就像挎只篮子一般。格德尔心想，也得让人送些花来。

送给马居斯的花……他想起了那张阴沉的脸，想起他嘴角边那些个滑稽的褶子，花，就像祝贺新娘一样的鲜花……仆人咕哝着：

“请先生在客厅里等一会儿，夫人守着……”他做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手势，颇为尴尬……“守着先生，守着遗体……”

他推过一把椅子给格德尔，走出大厅。在隔壁房间，他听见有两个人在说话，开始声音小得听不清，显得很神秘，仿佛那种令人窒息的祈祷声。随后声音渐渐大起来，格德尔听见了：

“带女像柱的柩车，银色皇家风格的装饰，插五根羽毛，乌木带盖板的棺材，八个银色精雕手柄，内有分块缝订的撒旦，这是特等的内容。除此之外，我们还有A类一等，桃花心木上漆棺材。”

“多少钱？”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问。

“用桃花心木的棺材两万两百法郎。特等两万九千三百。”

“不，我希望的花费在五到六千法郎。如果我早知道这样，就找另外一家丧葬公司了。棺材可以用普通的榉木，只要上面覆盖着足够的黑纱……”

格德尔突然站起身；隔壁房间的声音立刻低了下去，又重新变回原来的那种沉沉的、祈祷般的低语。

格德尔也嘟哝着，痉挛性地抓紧手绢，下意识地在手指间绞来绞去：“真够蠢的，这一切……啊，真够蠢的……”

他找不到别的词……也的确没有别的词。真是蠢，蠢啊……昨天马居斯还站在他对面吼叫，活生生的，可现在……提到他时甚至都不叫名字了。遗体……他一边沉思，一边恐惧地嗅着，房间里充斥着一种寡淡而沉重的气味：“这已经是他的气味了吗？还是这些不洁净的花的气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自杀，在他这样的年龄，就像一个女工一样，为了那么点钱。”他不无厌烦地想。是啊，多少次他一无所有，但他和别人一样重新来过……他突然抬高了声音，精神上已经站到了马居斯的位置上，他叫道：“这就是生活。而在泰伊斯科这桩交易中，和阿姆拉姆公司合作还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还有机会的，傻瓜！”

他神经质地想象着各种重组的可能性。“生意场上从来没有定局，必须思来想去寻找可能性，直至最后一刻，但是自杀……他是不是想让我等很久？”他愤愤地想。

马居斯夫人走了进来。在她瘦长的脸上，长着一只挺挺的、鸟喙般的大鼻子，此时她脸色暗黄阴沉，使得她的脸看上去仿佛一只牛角；她那淡而稀疏的眉毛长得很奇怪，不太对称，而且很高，眉毛下是一双闪闪发光的、往外凸起的圆眼睛。

她向格德尔走来，悄无声息，脚步细碎急促，接着她握住了格德尔的手，似乎在等他开口。但是格德尔的喉咙一阵发紧，什么也没说。于是她发出一种奇怪的低吟，仿佛因为愤怒而发出的笑声，又像是干嚎：

“是的。您绝对意料不到！……这个疯子真可笑，这个无耻的家伙……我应该感谢上帝没给我们孩子。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在一所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房子里，和女人在一起。好像我们还没被毁够似的。”说最后一句的时候，她用手绢擦拭着眼睛。

突然的动作使得她锁骨上一串巨大的珠链挪动了位置，珠链在她长长的、满是皱纹的脖子上绕了三圈，她如同一只落入危境的老鸟儿一般抖动着，每抖一下，珠链便跳动个不停。

“她应该很有钱，这只老乌鸦，”格德尔心想，“我们都是这样的，玩命地工作就是为了让‘她们’越来越富有！”……他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妻子，每次他进房间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地把支票簿藏起来，仿佛在藏一叠情书。

“您想见见他吗？”马居斯夫人问。

格德尔不由浑身冰凉；他闭上眼睛，用一种奇怪、颤抖、却不大响的声音回答道：

“当然，如果我……”

马居斯夫人静静地穿过大厅，打开一扇门，门后是另一间房，不大，两个女人正在里面缝制黑纱。然后她低声说：“就在这里。”格德尔看见房间里点着大蜡烛，蜡烛发出幽暗的光芒。他停住了，一动不动，反应不过来似的，然后他费力地问：

“他在哪里？”

她用手指了指半掩在巨大的丝绒天盖里的床。

“就这里。但是我不得不把他的脸遮起来，否则有苍蝇……葬礼安排在明天。”

只是格德尔觉得即便是在被单之下，他也能辨认出死者的轮廓。他怀着一种奇怪的感情注视着床上的人。

“他们多么匆忙啊，我的上帝……可怜的老马居斯……人一旦沦落到这个地步是多么脆弱啊，真是够肮脏的。”他混乱地想着，带着愤怒和痛苦。

房间一角有一张很大的美式办公桌，盖板开着；纸张和拆开的信件散落了一地。格德尔在想：“这里面应该有我的信吧……”他看见地毯上有一把刀，银色的刀锋卷了起来；估计抽屉是被撬开的；钥匙不在上面。

“也许她冲进来看还留下点什么的时候，他还没死；她没有耐心等了，没有耐心去找钥匙……”

马居斯夫人无意中触到了他的目光，但是她甚至没有回避，只是干巴巴地咕哝道：

“他什么也没留下。就剩下我一个人，”她的声音更低了，语调和前面不太一样。

“我能帮您什么忙呢？”格德尔机械地说。

她犹豫了一下，接着说：

“比如说，乌叶尔公司的股份，您建议我如何处理呢？”

“我买下吧，我会给您一个好价钱，”格德尔说，“您应该知道吧，这些股份以后肯定一文不值。公司已经解体。但是我要把这里的信件拿走。您可能也想到了，我想。”他补充说，语调里充满敌意和讽刺，马居斯夫人似乎没有感觉到。她只是歪着脑袋，后退几步。格德尔开始翻动空了一半的抽屉内的纸张。然而他突然间觉得这一切和他没什么关系，这突如其来的想法令他感到苦涩和悲伤。

“事实上，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切，我的上帝啊。”

他骤然问道：

“他为什么这样做？”

“我不知道。”马居斯夫人说。

他大声说，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

“钱？只是为了钱吗？只是这个原因？这不可能。他死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没有。他被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失去知觉了。子弹在他的肺里，没有取出来。”

“我知道，我知道。”格德尔打断她，不禁一阵颤栗。

“后来他想说点什么，但是嘴里全是白沫和鲜血，翻腾着。只是临死前一小会儿，他基本上安静下来，我对他说：‘为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做？’他说了几句话。我没听清……除了一个他一直在重复的词，他说：‘累了……我……累了……’接着他就死了。”

累了，格德尔想，一瞬之间他也觉出自己是那么疲倦，他老了，是的。

马居斯下葬的那天，巴黎城里暴雨倾盆，于是大家只是匆匆忙忙地将遗体埋入泥泞的大地内，也没顾得上别的。

格德尔一直用雨伞遮住脸，然而，棺材从挑夫的肩头缓缓落下时，他还是定定地看了一会儿。镶着银色泪珠的黑纱滚落在一边，露出了做工粗糙的棺木，还有暗淡的金属手柄。格德尔赶紧转过头。

他身边的两个男人说话声音很大。其中一个指着才填好土的坟墓。

格德尔听见他在说：

“他来找我，说用一张由纽约法美银行兑现的支票付款，我真蠢，竟然就接受了。这件事就发生在他死前的那一天，星期六。听说他死了，我立即打电报过去，今天早上才得到答复。自然，他骗了我。一张空头支票。但是事情可不能这样算了，我会找寡妇算账的……”

“数额很大吗？”另一个声音问道。

“对您来说不大，维耶先生，也许对您来说不算很大，”之前那个人不无尖酸地回答说，“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穷人来说，的确是笔大数目。”

格德尔看着他。一个上了年纪的小个子男人，穿得很寒酸，正瑟瑟发抖，他佝偻着腰，在狂风中颤栗着，咳个不停。因为没人接他的话茬，他便开始低声哀叹。另一个人却笑了。

“你还是找夏巴奈大街的那个女人算账吧。你的银子都到那里去了。”

格德尔身后还有两个人躲在雨伞下窃窃私语：

“但真是好笑……您知道吗，据说找到他的时候，他身边都是些小姑娘？……十三四岁的模样？……”

“当然知道，甚至有人说……”

那个人降低了声音。

“别人还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癖好……”

“临死之前满足一下自己不为人所知的欲望，是吗？”

“不过他倒是藏得挺好……”

“您知道他为什么要自杀吗？”

格德尔机械地朝前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他看着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坟墓，墓上的圆顶被暴风雨抽打得摇摇晃晃。他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句。于是他旁边的人转过身问：

“您说什么？格德尔？”

“真是糟糕，不是吗？”突然，格德尔突然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痛苦，还有愤怒。

“是的，在巴黎举行葬礼，逢到下雨可真不是那么好玩。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一天。这个马居斯还真是好人呢，您瞧，他最后一次与我们打交道，还想让我们所有人都染上肺炎。看到我们在泥浆中行走，他应该会很高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温和的人，是吧？啊，您知不知道人们昨天都在说什么？”

“不知道。”

“嗯，据说阿勒曼公司想要帮美索不达米亚石油公司摆脱困境。您有没有听说这件事情？……您应该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吧？”

他没再说下去，似乎相当满意地指了指前面开始晃动的雨伞。“啊，终于结束了，不算太早，不过可以走了……”大家都把领子竖起来，暴风雨中，人们撞来撞去的，都想尽快离开。有些人甚至跨过一座座坟墓奔跑起来。格德尔和别人一样，两只手抓着雨伞，匆匆离开。巨大的雨点打落在树上和坟墓上，带着某种绝望而盲目的狂暴抽打着它们。

“这些人是多么高兴啊，所有这些人，”格德尔突然想道，“又少了一个，少了一个敌人……等轮到我的时候他们一定也会这样高兴。”

人群在墓间的通道上不得不停了一会儿，因为正好一支送殡的队伍朝着相反的方向走过来。马居斯的秘书布朗趁这个机会走到格德尔身边。

“我手上还有些关于俄国人和阿姆拉姆的资料，您会感兴趣的，”他在格德尔耳边小声说道，“在这桩生意里，所有人似乎都被别人挖了墙角……这可不太好，是吧，格德尔先生。”

“不好，”格德尔做了个讽刺的鬼脸说，“您也这么觉得吗？年轻人？好吧，把所有这些带上，六点钟到火车站来找我，我在去比亚里茨的车上。”

“您要走吗？格德尔先生？”

格德尔抽出一支烟，只是拿在手中把玩，烟被他揉捏得不成形了。

“难道我们整晚都得待在这里了吗？上帝啊！”

黑色轿车一辆接着一辆缓缓开过，川流不息，堵住了道路。

“是的，我要走。”

“那里的天气无与伦比。乔伊丝小姐好吗？她更漂亮了吧？……您可以去那里休息一下了。您看上去很疲倦，很紧张。”

“紧张，”格德尔突然非常生气地咕哝道，“感谢上帝，不！您从哪里听来的这些蠢话？好吧，对于马居斯来说，这……他和女人一样容易紧张……您瞧，他都走到哪一步了？……”

突然，他的肩被挤了一下，两个专事入葬的人将他撞开，他们戴着闪闪发光的、往下滴雨的帽子，在人行道的中央奔跑，将那支排到公墓门口的送葬队伍一截两半。

直到上了车，格德尔才想起来他还没和寡妇打招呼呢。“哦，让她见鬼去吧！”香烟被雨水淋湿了，他怎么也点不着，烟被他的牙齿弄碎了，他摇下车窗，将烟末吐掉。接着，车子离开了公墓，他蜷缩在车子一角，闭上眼睛。

格德尔匆匆结束晚饭，在走廊里抽了会儿烟。他在等自己喜欢的浓香勃艮第葡萄酒。一个女人走过时撞了他一下，冲他微笑，但是他漠然地转过身。那是比亚里茨的一个娼妇……她转眼间便不见了。格德尔回到自己的车厢。

“今晚我要好好睡一觉。”他想。他突然间觉得自己精疲力竭，双腿沉沉的，而且很疼。他拨开帘子，机械地望着在黑色玻璃窗上蜿蜒而下的雨水。急促的雨点流淌着，彼此汇合在一起，在风中飘摇，如泪水一般……他脱去衣服躺下，将脸深深地埋入枕头。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如此疲倦。他用力伸了伸胳膊；胳膊也是那么僵硬、沉重……铺位很窄……似乎比往常要窄。他模模糊糊地想：“一定是没放好，这些蠢货。”他感觉到身子底下，火车的车轮“哏噔哏噔”地跳动着，发出揪心裂肺的响声。空气热乎乎的，很闷。他将坐垫翻过来，再翻过去；觉得垫子热得烫人。他一把把垫子掀起来，愤怒地压在头上。怎么这么热啊……最好是把窗子摇下来。但是风呼啸着，夹杂着雨点。只消一秒钟，桌上的纸张和报纸就飞了起来。他咒骂着将窗子重新关上，放下窗帘，关上灯。

滞重的空气里夹杂着煤炭的味道，寡淡而揪心，隐隐约约还有股厕所的臭味。出于本能他努力地深呼吸，似乎为了让这沉沉的、肺拒绝吸收、拼命排斥的空气通过，然而这空气就停在喉咙口，堵塞在那里，仿佛要用力咽下生病的胃拒绝接受的某样东西……他一阵轻咳……这真让人发疯……尤其是睡不着觉……“而我那么累。”他咕哝着，仿佛在对某个看不见的人说。

他慢慢翻了个身，仰面朝天，接着再一次侧过身，臂肘撑在铺上。他又一次咳起来，是故意的，咳得比前一次要响，只是为了摆脱前胸和喉咙口这种难以忍受的堵塞的感觉。可是不，这样也无济于事。他沉沉地打了个哈欠，但是一阵痉挛让他的这个哈欠打到一半就停了下来，反而令他窒息，短促而痛苦的窒息感。他伸长脖子，双唇在抖动。也许他睡得太下了？他往上睡了睡，将上半部的褥子卷起来，塞在垫子下，然后起身坐了起来。更糟糕。肺里好像全是东西。唉，这真奇怪……他觉得疼，是的……胸口疼……肩也疼……就在心脏附近的区域……他不由从背上凉起。“怎么回事？”他突然自言自语道。然后他又鼓足勇气对自己朗声说道：“不，不会有事的，会好的……不会有事的……”他发现自己说话的声音很大，声音显得孤零零的。他用力将身体靠在铺位上，愤怒而绝望地呼吸。不，空气还是通不过。似乎某个无形的重物压在他的胸口。他扔掉被子、床单，解开衬衫，气喘吁吁。“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到底怎么了？”夜色沉沉，厚重的穿不透的夜色笼罩着他，包裹着他。是的，是这夜色令他窒息……他想打开灯，但是他的双手颤抖着，沿着墙摸索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能够摸到嵌在床头柜隔板里的小灯开关。他恼火地叹了口气，呻吟着。肩越来越痛了，针刺一般，不是那种锐疼，却是从骨子里疼出来的……而且这痛似乎不太明了，还未曾醒来，只是在身体的某个部分徘徊着，在身体最深处，甚至是存在于最根本的地方——心脏……它在等待，只消一点点努力、一个动作就足以使之爆发。仿佛不由自主一般，格德尔慢慢地垂下胳膊。等待……不要动，尤其是不要去想……他的呼吸越来越用力，越来越快。空气进入他的肺里，夹杂着一种奇怪、滑稽的声音，就像是水沸腾了，蔓延出锅盖，一旦停下来，整个胸部便在呻吟，充斥着一种粗暴、含糊的声响，像是嘶哑的喘息，又像是低声的抱怨。

一种软绵绵却无处无时不在的压力将沉沉的黑暗送入格德尔的喉咙里，就好像将泥土送入口舌深处，就像对待另一个人那样，死人……马居斯，格德尔的脑子里全是那天的场景，关于死亡、墓地的记忆，浸满了雨水的黄土，长长的树根，仿佛洞穴深处爬出来的蛇，他突然产生一种需求，前所未有的需求，对光明的炽热的欲望，他突然想要看到一点日常生活中的东西，熟悉的、天天包围着他的东西，那么想……挂在车门上方的衣服在摇晃……小桌上的报纸……矿泉水……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所面临的一切。他猛然伸直了胳膊，然而此时胸口一阵剧痛，仿佛匕首刺入，又像是子弹射入，反正是那样一种闪电般的尖锐而深沉的剧痛，穿越他的身体，直至心脏。

他还有时间想“我要死了”，还有时间感觉到有人在推他，匆匆忙忙把他推进一个洞里，一个漏斗里，一个像坟墓一般令人窒息的、狭窄的地方。他听见自己的叫声，是他自己的声音，仿佛被别的什么人推开了一般，推得很远，与他自身之间隔着很深的水层，泥泞的黑水从他的头上流过，引着他不断向前，他在这张开大口的洞里越沉越深。先是非常可怕的疼痛。接着似乎失去了部分知觉，疼痛变成一种沉重、窒息的感觉，仿佛是挣扎了很久，精疲力竭却无济于事。又一次，他听见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叫着，喘着，挣扎着。就好像有人把他的头按在水里，好像这一切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

终于，他恢复了神智。

那种锐痛感没有了。但是他觉得周身极度疲劳，仿佛骨头都散了架，被汽车轮胎碾碎了一般。他不敢动不敢叫，哪怕是动一动手指也不敢。最轻微的叫声，幅度最小的动作，也许这一切就又都要重新开始，他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次可能真的会送命。送命。

在沉寂中，他听见自己心脏的跳动，滞重，艰难，仿佛想要挣破胸腔的壁垒。

“我害怕极了，”他绝望地想，“我害怕呀……”

死亡。不，不，这不可能！……会不会到头来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想到他在这里，孤零零的一个人，被遗弃在这里，垂死挣扎，就像一条狗？……“我至少也许可以打铃，可以叫人来？不，等等，再等等……夜晚会过去的。”现在应该是很晚，很晚了……他贪婪地望着包围着他的、深沉厚重的黑夜，一丝微光也没有，没有那种不确定的、笼罩在物品上、昭示着黎明来临的光晕。什么也没有。应该有十点了吧？十一点？手表就在那里，灯在那里，只需要动一小下，抬一下胳膊，就像这样……呼唤铃，终于！他会付出必要的代价！不，不……他害怕喘气，害怕呼吸。如果再一次经历刚才的一切，他觉得自己的心脏会就此崩溃……还有这可怕的撞击感……啊！不，这一次一定会死的。“但这究竟怎么了，我的上帝啊？究竟怎么了？心脏，是的。”可他的心脏从来没有过毛病啊？从来没有过，再说，他几乎从未生过病……哮喘，是的，他有一点儿……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但是像他这样的年纪，所有人都会有点毛病的。有点毛病根本不足挂齿。调整一下状态，休息。但刚才那样的情况！……啊！是心脏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根本无所谓，不过是名称的问题，而刚才这样的情况就意味着死亡，只能是死亡，死亡。不知道谁说过：“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一天……”啊！是的，今天……葬礼上……所有人。也包括他。这些残忍的东西，这些搓着手心、暗自发笑的老犹太人……如果是他的葬礼，也可能更糟糕！一群狗，狗……一群混蛋！——而别人……他的妻子，女儿……是的，他妻子也会一样，他很清楚。对她来说他不过是台印钞机……他只在这个意义上有用……付钱，付钱，然后就滚吧，精疲力竭……

主啊，难道这该死的火车再也停不下来了吗？已经行驶了那么长时间，就这样往前，根本没有停过！……“在火车站，有时人们会搞错，打开已经住进乘客的车厢门。……上帝啊，怎么这回偏偏没有这样的事情！”他此时那么渴望走廊里能传来声响，撞来撞去、微微打开的车厢门，其他人的面孔……也许他可以被送走……随便送到什么地方……不管什么地方都行……医院，饭店……只要有张不会动的床就行……是的，此时他多么渴望脚步声、人的声音、一点光亮，开会儿窗子也好啊……

可是不，什么也没有。火车在奔驰，速度很快。只有短促的揪人心肺的汽笛声撕裂了空气，消失在远方……还有碾过钢铁的声音，在黑暗里……应该是驶过一座桥……有一瞬，他以为火车已经慢了下来……他一边喘息一边侧耳细听……一声短促的汽笛，而火车似乎在荒郊野外停了一秒钟便又重新出发了。

他呻吟着，不再有任何希望。也不再想任何问题。他甚至不再觉得痛苦。他只是自言自语：“我怕，我怕，我怕，”还有就是怦怦地跳个不停的心脏。

突然，他觉得在这厚重的黑暗中有一点什么在闪耀。就在他对面。他看着这一丝微光。带一点灰色，非常暗淡……但能够看见了，在这黑色之中隐约可以分辨……他在等待。微光慢慢在扩大，变得更白，区域也更大，仿佛一片水洼。车窗玻璃，是玻璃。白天已经来临。黑暗渐渐褪去。不再那么厚重，不再那么浓稠，仿佛可以流动似的。他觉得压在心头那巨大的重量也仿佛被挪开了。他呼吸着。轻盈起来的空气在他的肺部流动。一种更加清新的气息拂过他满是汗水的额头。他小心翼翼地晃动着脑袋。现在他可以分辨出身边这些物体的形状和轮廓了。帽子，比如说，滚落在地的帽子……瓶子……也许他可以够到那只玻璃瓶，喝点水……他的手向前摸索着。不，什么也没有，他没有触到任何东西。心怦怦跳动，他抬起手腕。什么也没有。接着手摸上了桌子，触到玻璃瓶。感谢上帝，瓶子里的水很满，再早一点他或许根本举不起这只瓶子。他轻轻挺直脊背，将嘴唇凑上去喝。多么甜美啊……清凉的水在流淌，浸湿了双唇的内侧，干燥而肿胀的舌头，还有喉咙。他带着一种特别的小心重新放好瓶子，身体微微向后仰去，等待着。胸口还是疼。但是已经不那么疼了，不再那么疼。每一秒钟似乎都在好转。现在更像是浑身上下骨头里的一种神经痛。无论如何，也许并不那么严重，也许？……

也许这会儿他完全可以掀起窗帘了？……只需要按一个钮……又一次，他颤抖着伸出胳膊。窗帘一下子就升起来了。天已经亮了。空气是白的，有些浑浊和厚重，像牛奶。他拿起手绢，动作很慢，经过准确的计算，也很讲究方法。接着他把脸靠在车窗上。玻璃窗的清凉进入了他的身体，非常美妙的感觉。他望着车窗外的草坡，似乎慢慢地恢复了原来的颜色……树……他看见在很远的地方，晨曦中有灯光在闪烁。火车站。不过他需要叫人来吗？……应该很容易叫到人。但是，一切就这样过去了，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再说，这也许证明了这事并没有那么严重，至少没有他所担心的那么严重。也许只是神经性的阵痛？……然而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和医生谈谈。但不应该是心脏的问题。也许是哮喘？……不，他不应该叫人来。他看了看表。五点钟。好吧，再耐心等一等。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应该是神经。那个小布朗或许是对的，那个小恶棍……他按了按胸部下方的位置，轻轻地，带着无尽的小心，仿佛是在碰触一道活生生的伤口。没什么。然而心跳还是有些奇怪，不太规律。好吧，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他困了。如果他能睡上一会儿，一定会好些的。失去意识。不再思想。不再回忆。他只是被疲倦压垮了。他闭上眼睛。

就在进入迷离状态的时候，他却突然起身，高声叫道：“是的。我现在明白了……一定是马居斯。为什么？”他重复了一遍“为什么”，他似乎在这一瞬间看见了他，看得尤其清楚。这是否是……一种诅咒？“不，这不是我的错。”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却带着愤怒，“我一点也不后悔。”

他睡着了。

格德尔发现司机站在一辆崭新的车子前等他，他突然想起妻子已经把原来那辆伊斯帕诺卖了。

“对了，现在自然应该是这辆劳斯莱斯，”他几乎带着一种敌意望着闪闪发光的白色车身，咕哝道，“真不知道她下一步还要买什么……”

司机上前一步接过他的手提行李，但是格德尔没有动，目光越过摇下的车窗在找寻什么。乔伊丝不在吗？他不无遗憾地往前走了两步，又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幽暗的角落，他原以为女儿会坐在那里呢，穿着色彩明亮的裙子，一头金发，他的目光中充满热切的希望，真是可怜得很。然而没有，车里没有女儿。他慢慢上了车，叫道：“快开啊，老天，您究竟还在等什么？”车子开动，老格德尔叹了口气。

这个小家伙……每次他旅行回来都会不由自主地在人群中找寻她。但是她从来没有来过……然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等待，一如既往地，带着一种屡屡受挫、徒劳无益却顽固坚忍的希望。

“她已经四个月没有见到我了。”他想。女儿经常让他产生这种被深深伤害的感觉，突如其来的、揪心的感觉，切肤的、活生生的痛苦，她真不应该这样。“孩子……都一样……可这就是我们活下去，劳碌一生的理由。而我父亲，是的……十三岁，走开吧，自己应付生活，这就是我得到的……”

他拿掉帽子，手一直放在额头上，擦拭着尘土和汗水，然后，他木然地望着窗外。外面人太多了，到处都是叫声，阳光也很烈，还有风；不长的马萨格朗街上全是人，汽车简直动不了；一个小淘气鬼走过的时候还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格德尔缩在汽车一角，翻下外衣的领子。乔伊丝……她在哪里呢，和谁在一起？

“我得和她说说，”他不无苦涩地想，“这一次一定要和她说说……总是在需要钱的时候才爹地爹地的，亲爱的爹地，我的爹地，亲爱的，然而没有一丝感情……”然而他没再想下去，自己摆了摆手。他什么也不会说的，他很清楚……有什么用呢？再说，她还是那种晕头晕脑的愚蠢年龄。他的嘴角浮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很快便消失了。她毕竟只有十八岁。

车子穿越整个比亚里茨，从巴黎饭店门前经过。他漠然地欣赏着大海，尽管天气很好，海水仍然波涛汹涌，海面上翻滚着巨大的、绿色和白色的海浪。刺目的颜色让他的眼睛颇为疲惫，他用手遮住眼帘，转过头。直到又过了一刻钟左右，他们转入去高尔夫球场的路，他才往前探去，看着渐渐能够进入视线的自己家的房子。他通常是在两次旅行之间到这里来小住，像个陌生人一样，过上一个星期，但是年复一年，他似乎越来越惦记这里了。“我真是老了……以前……啊！以前我根本无所谓……饭店，火车……但是现在这一切令我疲惫……这会儿季节不错……”

一九一六年他在这里花一百五十万买了块地，现在能值一千五百万。房子用那种大块的石头建成，沉沉的，白白的，像大理石。一座美丽而宏伟的房子。房子、房子的露台、花园一一在天际显现的时候，格德尔的脸上掠过一种温柔而骄傲的表情，尽管花园里几乎没什么东西，因为海风太大，树长得不快。格德尔在内心深处嘟哝着：“这笔钱算是放对了地方。”

他不耐烦地叫道：

“快点，快点，阿尔弗雷德……”

坡下，车子渐渐掠过玫瑰拱廊、柽柳，最后是直通大海的雪松大道。

“棕榈长高了……”

车子在台阶前停下，但是只有仆人出来迎接格德尔。他认出了乔伊丝房里的贴身女仆，一个小个子的女人，她正冲他微笑。

“他们都不在家吗？”格德尔说。

“不在，先生，小姐吃午饭的时候回来。”

他没有问女儿去了哪里。有什么用呢？他只是很简洁地命令道：

“我的信件。”

他拿过信件和电报，一边上楼梯一边开始拆阅。在走廊里，他犹豫了一会儿，看着两扇一模一样的门不知该进哪扇。仆人拿着箱子上来，指着一间卧室说：

“夫人说让先生住这里。她的房间堆满了。”

“好吧。”他咕哝了一声，根本无所谓。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坐在椅子上，神态疲倦，心不在焉，仿佛是进了旅馆，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

“先生要休息吗？”

格德尔打了个哆嗦，沉重地站起身。

“不，不用了。”

他在想：

“如果我现在睡下，也许就再也起不来了……”

然而洗完澡刮了胡子，他觉得自己好多了。只是指尖一直在微微颤抖。他看着手指：白白的，有些肿，好像已经完全丧失了生命。

他费了点气力，问道：

“家里有很多客人吗？”

“费希尔先生和他的亲王夫人，霍约斯伯爵……”

格德尔静静地咬住嘴唇。

“她们又编造了什么亲王夫人？这些女人简直鬼迷心窍……费希尔，”他愤愤地想，“费希尔，看在……霍约斯……”

然而霍约斯是避不开的。

他缓缓走下楼梯，向露台走去。白天最热的时候，露台上会支起绛红色的顶篷。格德尔躺在一张长椅上，闭起眼睛。但是阳光透过顶篷照下来，为整个露台染上一层奇怪的光，红色的，颤巍巍的。格德尔神经质地躁动起来。

“这种红色……都是格劳丽亚的蠢主意……这都让我想起了什么呀？”他嘟哝着，“某种可怕的东西……啊！是的……那个老巫婆怎么说来着？嘴里全是白沫和鲜血。”他不禁颤抖起来，叹了口气，艰难地将头转过来转过去，不经折腾的、镶花边的家纺布垫子浸透了他的汗水，湿答答的皱成一团。接着，他突然就睡着了。

大卫·格德尔醒来时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但是房子依旧空空如也。

“还是老样子。”他想。

他带着一丝不快想像着格劳丽亚向他走来的样子，多少次几乎都是如此，她急匆匆地从道路的那一头走过来，鞋跟太高，她的身体努力维持着平衡，手高高地抬起抵挡阳光，遮住她那张涂着厚厚脂粉的老脸，在过于刺目的阳光下，脂粉正在融化……她也许会说：“你好啊！大卫，生意怎么样？”还有“你怎么样？”但是她应该只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感兴趣……再过一会儿这房子里就全是人了，比亚里茨的嘈杂。那些脑袋……一想到那些脑袋，他的心都揪起来了……所有的骗子、小白脸、老娼妇……每天夜晚，这些人都在吃喝吮吸着他的血汗……一群贪婪的狗围聚的院子……他耸了耸肩。他能做什么呢？以前，他还觉得这些挺有意思的，甚至为之飘飘然……“某某公爵……某某伯爵……昨天，某印度王公在我家……”一群渣滓。自从老了病了之后，他越来越烦和别人在一起，听他们吵吵闹闹，他厌倦了自己的家庭，厌倦了生活。

他叹了口气，敲了敲身后的玻璃，喊正在摆餐具的膳食总管来把窗帘拉起来。太阳很烈，照在花园和大海上。有人在喊：“你好，格德尔！”

他听出费希尔的声音，慢慢地转过身，没有答话。格劳丽亚究竟有什么必要邀请他呢？就这个家伙？他望着他，目光中有一种仇恨，仿佛看着一个残忍的怪物。费希尔站在门口，这是一个矮胖的犹太人，长着一头棕红色的头发，一副花季的样子，很丑，有些阴险，在细细的金边眼镜后，是一双狡黠的、闪闪发光的眼睛，肚子挺着，小短腿有点罗圈的味道，两只残忍的手静静地捧着盛满新鲜鲟鱼子酱的陶瓷盒，紧紧地贴在胸口。

“格德尔，你到了很长时间吗？我的老朋友？”

他上前一步，拿过一张椅子，将已经空了一半的盒子放在地上。

“格德尔，你睡着了吗？”

“没有。”格德尔咕哝道。

“生意怎么样？”

“不好。”

“我倒是很好，”费希尔双臂交抱，因为肚子太大，这样做还真有点费力，“我挺满意。”

“啊，是的，你在摩纳哥的锚地钓珍珠，”格德尔冷笑道，“我还以为你被抓起来了呢……”

费希尔心情很好，他笑了很长时间。

“的确如此，我上了重罪法庭……但是，你瞧，结局也没比往常糟糕到哪里去……”他扳着手指头数道：

“奥地利，俄罗斯，法国。这三个国家的监狱我都进过，我希望就到此为止了，希望他们能让我安静一些……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也不想再挣什么钱了，我老了……”

他点了一支烟，问道：

“昨天的股票怎么样？”

“不好。”

“你知不知道旺沙卡的价格？”

“一千三百六十五，”格德尔搓搓手，“你是不是被套进了？”

格德尔突然自忖着，看到费希尔损失，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呢。他又从来没对他做过什么。“我就是不想见到他，真奇怪。”他想。

但是费希尔耸了耸肩膀。

“无所谓。”他用意地绪语说。

“他至少又赚进几百万了，这只猪。”格德尔想，他觉得自己很熟悉这样一种轻颤，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无法效仿的颤抖，喑哑、短促的声音，表明这个人尽管表面说无所谓，可实际上是在意的，几乎和叹息或是叫声一样肯定：“他无所谓……”

他咕哝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老婆请我来的……据说……”

他靠近格德尔，机械地压低声音说：

“老朋友，我有桩生意你一定感兴趣……你有没有听说过埃尔帕索的银矿。”

“感谢上帝，没有。”格德尔打断他。

“这个银矿里可有很多亿万富翁。”

“到处都是亿万富翁，关键是你抓不住他们。”

“你拒绝和我做生意是错的。我们应该能彼此领会的。你很聪明，但是你缺乏勇气，缺乏冒险精神。你害怕宪兵，是不是？”

他笑得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我不喜欢平庸的交易，买进，卖出……我喜欢的是从头开始做一件事情，建立。比如说在秘鲁买矿，我们甚至不知道矿在哪里……瞧，两年前我就投入做了这么件事情……股票认购之前，我甚至连一把土都没有翻过……这就是那种美国式的投机……老朋友，如果愿意，你应该相信我，十五天之内地价就可以翻上十倍……我卖出后得到了巨大的利润……生意就是这样的，是诗……”

格德尔耸了耸肩膀。

“不。”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会为此遗憾的……这桩生意很规矩……”

他静静地抽了会儿烟，说：

“对了……”

“怎么？”

费希尔眯缝着眼睛，看着格德尔：

“马居斯……”

而格德尔那张苍老的脸依然纹丝不动，只是嘴角突然间抽动了一下。

“马居斯？他死了。”

“我知道，”费希尔温和地说，“可为什么会死的？”

他的声音更低了，继续说：

“你对他做了些什么，亲爱的老该隐？”

“我对他做了些什么？”格德尔重复道。

他轻轻转过头。

“他想要欺骗老格德尔。”费希尔突然尖锐地说，胖胖的脸颊失去了原来的死灰色，染上了些许血色。“这可是很危险的事……”费希尔笑道。

“老该隐，”他不无阴险地重复道，“但你做得对。我就是太善良了。”

他突然停下来，竖起耳朵说：

“你女儿来了，格德尔。”

“爹地回来了？”乔伊丝叫道。格德尔听见了她的叫声。他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仿佛是为了能够长时间地倾听这声音。这个小……她有着怎样的声音，怎样的笑啊……他带着一种无尽的享受想道：“仿佛是金质的……”

但是他没有动，也没有表示出一点要上前迎她的意思。她跳上平台，脚步轻盈活泼，短裙随着她的脚步掀起来，露出了膝盖。看到她，格德尔只是不乏讽刺地小声说道：“终于来了？我可没料到能这么早见到你，我的女儿……”

她扑向他，拥抱了他，接着朝后一屁股坐上长椅，躺着，手交叉抱在身后，一边笑，一边隔着长长的睫毛看他。

然而格德尔还是有些情不自禁，他温柔地伸出手，停留在女儿的金发之间，女儿的金发还沾着海水，湿湿的。他似乎没在看她，但是他那尖锐的目光已经感受到女儿轮廓上哪怕是最最细微的一点变化，每一分线条，脸部的每一点表情。她真是长大了……四个月，她出落得更加漂亮，更有女人味了……看到她的妆越来越浓，他倒是有些情绪。老天爷啊，她根本不需要这样，她只有十八岁，令人赞叹的金色肌肤，仿佛花一般的嘴唇，然而这嘴唇却被她涂成了血红色。真是遗憾啊……他叹了口气，嘟哝道：“小蠢货……”接着他又小声说：

“你长大了……”

“是不是更漂亮了呢？”女儿嚷嚷道。

她突然直起身，再坐下，双腿弯着垫在身下，两手抱膝：她盯着格德尔，用她那双亮闪闪的黑色大眼睛，还是格德尔讨厌的那种目光，那种受宠的、招人喜欢的女人特有的高高在上、漫不经心的目光。奇妙的是，尽管有这样的目光，尽管脸上涂的脂粉越来越厚，尽管满身金银珠宝，她还保留着小女孩儿那种咯咯的笑声，略显粗暴、过于活泼甚至可以说有些粗鲁的动作，以及那种只有非常年轻时才有的轻盈的、无忧无虑的优雅。“但很快就会消失的。”他想道。

格德尔小声说：

“下来，乔伊丝，你挡住我了……”

女儿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手。

“你要钱？”

女儿看见爸爸边笑边摇头。

“总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搞的。就这样从指缝间流走了……”

她将手指分开，咯咯笑着：

“像水一样……这不是我的错……”

两个男人从花园里走了上来。霍约斯和一个二十来岁的男人，非常英俊，一张清瘦、白皙的脸，格德尔不认识。

“他是阿莱克斯亲王……”乔伊丝迅速在他耳边低声说，“得称呼他尊敬的亲王殿下。”

她跳到地上，接着一个马步跳过栏杆，叫道：

“阿莱克斯，来……你到哪里去了？我等了你一个上午，都快等疯了……这是爹地，阿莱克斯……”

年轻男子走近格德尔，和他打了个招呼，神色之间有一分羞怯，同时又不无傲慢，然后他走到乔伊丝身边。

等他离开后，格德尔问道：

“这个小白脸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很漂亮，不是吗？”霍约斯无精打采地嘟哝道。

“是的。”格德尔小声应了一句，接着又不耐烦地重复问：

“我问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出身良好，”霍约斯一边微笑一边看着他，“这是那个可怜的皮埃尔·德·卡莱路的儿子，就是那个在一九一八年被杀的皮埃尔。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侄子，他姐姐的儿子。”

“他看上去像是靠妓女养活的小白脸。”费希尔说。

“他也许就是。谁能证明他不是呢？”

“无论如何，他曾经和老鲁芙娜在一块儿。”

“只是和那老女人吗？这么可爱的一个小伙子……这倒是蛮让我吃惊的……”

霍约斯坐下来，伸长腿，小心翼翼地将他的夹鼻眼镜、丝手帕、报纸和书放在柳条桌上。他那长长的手指在碰触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那样轻柔，好似抚摸，这么多年以来，他的这种动作很是让格德尔有些说不出的气恼……霍约斯慢慢地擦燃了一根香烟。于是，就在这一瞬间格德尔发现霍约斯拿着金色打火机的手已经满是皱纹，仍然那么柔软，但如同一朵枯萎的花一般……真是奇怪，像霍约斯这样一个英俊的情场老手也会老……他应该接近六十岁了……但是他依然英俊，和过去一样，清瘦，细腻，小小的，满是银发，总是高昂着脑袋，身体很挺拔，面色纯净，高高的鹰钩鼻，鼻孔有些外阔，仿佛散发着热情与生活情趣。

费希尔颇令人讨厌地耸耸肩，指着阿莱克斯说：

“据说他喜欢男人，是真的吗？”

“至少现在不是。”霍约斯嘟哝道。他讽刺地望着乔伊丝和阿莱克斯：“他还那么年轻，这样的年龄趣味还没定型。再说，格德尔，您的乔伊丝可一心想嫁给他呢，您知道吗？”

“什么？”格德尔突然爆发道。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不是吗？您会不会让乔伊丝嫁给这么个和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穷的穷鬼？”

格德尔动了动嘴，最后说：

“为什么不呢？”

霍约斯耸耸肩，重复一遍格德尔的话：

“为什么不呢？”

格德尔一边思考一边说：

“她会很有钱的……再说，她知道如何支使男人，瞧她……”

其他两个人都没再说话。乔伊丝跨在栏杆上，正在对阿莱克斯说什么，语速很快，声音很低。时不时地，她会伸出双手将短发往后撸，动作有些神经质。她似乎心情不太好。

霍约斯站起身，悄然向前走去，他似乎想捉弄一下他们，眯缝着他那双闪闪发光的黑眼睛。他的眉毛很浓，有些地方已经灰白，仿佛那种珍贵的皮毛的颜色。他听见乔伊丝低声说：

“只要你愿意，我们就乘车走，我们去西班牙，我想在那里做爱……”

她笑了，冲阿莱克斯噘起嘴唇：

“你想吗？快说呀，快告诉我！”

“那鲁芙娜呢？”他似笑非笑地反对道。

乔伊丝捏紧了拳头。

“你那个老女人！我讨厌她！……不，不，你和我一起去，听见了吗？你真不知羞耻，瞧……”

她弯下腰，神秘地指指自己睫毛下的蓝色阴影：

“这里是你，你知道吗？”

她发现霍约斯就站在身后。

“听好了，美人。”他低声说。

霍约斯一边轻抚她的头发一边朗诵道：

妈妈，我情愿我们为此死去，

她大声说。

这是第一次，

夫人，也是最好的一次……

乔伊丝笑着，抱住自己美丽的双臂。

“爱情是美好的，不是吗？”她说。

格劳丽亚回来的时候已经将近三点了。家里已经有一群人：穿着粉红色长裙的鲁芙娜夫人，乔伊丝的朋友达芙内·马纳林和她的母亲，供养这两个女人的一个德国人，印度邦主，邦主的妻妾和两个女儿，鲁芙娜夫人的儿子，还有一个高个子、棕发、皮肤又粗又黄、浑身散发着橘香的阿根廷舞蹈演员玛丽亚—皮亚。

中饭开始。漫长而奢华的中饭，直到下午五点钟才结束；其他的客人陆陆续续也到了。格德尔、霍约斯、费希尔和一个日本将军开始打桥牌。

牌一直打到晚上。八点钟的时候，格劳丽亚的女佣来通知格德尔，说夫人提醒他不要忘记，他们要去米拉马尔家吃晚饭。

格德尔犹豫了一会儿，但是他已经感觉好多了；他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穿好衣服，准备好之后，他走进格劳丽亚的房间。格劳丽亚正站在巨大的三扇镜前，她才穿好衣服；女佣正跪在地上，吃力地为她穿鞋；格劳丽亚缓缓地转过身，将一张堆满脂粉的脸呈现在格德尔面前，这张老脸仿佛一只彩色釉盘一般鲜艳夺目。

“大卫，今天我见到你的时间都不超过五分钟，”她不无埋怨地咕哝道，“你总是在打牌……你觉得我怎么样？我已经化好妆，就不拥抱你了……”她向他伸出手，一只漂亮的小手，上面那颗巨大的钻石闪耀着夺目的光芒。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梳理着那头棕红色的短发。

她的脸颊已经下垂，仿佛从里面漏了气一般，脸颊中央是一只酒糟鼻，还有一双璀璨的蓝眼睛，目光清澈冰冷。

“我瘦了，你觉得呢？”她笑着说，嘴里镶的金牙闪闪发光。

“你觉得呢，大卫？”她又重复道。为了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她慢慢转动着身体，颇为骄傲地挺直身体，她的身体依然很美，肩，臂，尽管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高耸而坚挺的胸部还是散发出耀眼的光芒，非常白，皮肤也未见松弛，如大理石一般平滑，但是她的颈项已经起了一道道皱纹，脸上的皮肤也软绵绵，颤巍巍的，在光线下，深色的粉泛着紫光，散发着可怕而可笑的衰败的气息。

“你看出来了吗，大卫？我可是瘦了不少。一个月内我就减了十斤，不是吗，杰妮？我现在找了个新的按摩师，是个黑鬼，当然，是那种一级按摩师。这里的女人都快为他发疯了。他让那个老阿尔芳都减下来了，你还记得吗？那个啤酒桶？她现在和年轻姑娘一样苗条。只是这个按摩师很贵……”

她没再说下去：嘴角有一小块唇膏有些化了；她抓住唇笔，慢慢地、耐心地描第二次，她的嘴唇已经松弛，时光已经抹去了它原本的形状，那种纯粹、分明的弓形……“应该说我还不完全是那种老太太的样子，是吧？”她带着一丝满意的微笑说。但是他的目光有些空洞，虽然望着她，却根本不在看。女佣拿来一个首饰盒，格劳丽亚打开后在里面翻手镯，所有的手镯都被乱七八糟地扔在盒子里，彼此勾连，仿佛手工篮里的线团一样。

“这个不要，大卫……大卫。”她恼火地继续翻着，眼角瞥见格德尔正机械地扯着搭在沙发上的一块漂亮的大披肩，那是一块丝质的披肩，金色和暗紫色交织而成，上面绣着大红的鸟儿和大朵的花的图案。

“大卫……”

“怎么了？”格德尔有点不高兴。

“生意怎么样？”

格劳丽亚涂着浓墨重彩的睫毛下突然射出别样的、极富穿透性的尖锐目光，如同一道闪电。

格德尔耸了耸肩。

“就这样……”他最终回答道。

“什么叫就这样？不怎么样，是吗？大卫，我在和你说话。”她不耐烦地重复道。

“不算太坏。”他无精打采地说。

“亲爱的，我需要钱。”

“又要钱？”

格劳丽亚生气了，猛地拔下合不拢的手镯，扔在桌子上，镯子滚在地上，她踢了一脚，叫道：

“什么叫又要钱？你根本不知道你这样说的时候我有多来气。怎么，你到底是想说什么，又要钱？难道你觉得生活不需要钱吗？首先是你的乔伊丝！啊！你那个宝贝女儿！就好像钱烧她手似的……你知道我稍微想管她一下的时候她怎么说吗？她说‘爹地会付的’。是啊，的确，只要是她，钱总有的是！只有我，我无所谓。我应该靠空气生活，是吗？这一次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格马公司？”

“哦，格马的问题早就有了，如果我们现在靠这个生活……”

“但现在你有什么值得做的生意吗？”

“是的。”

“什么呢？”

“啊，你真烦，”格德尔突然间爆发了，“你总是这样不停地问我生意上的事情！你根本什么也不懂，你自己也很清楚！女人真是见鬼！你究竟担心什么？我还在呢，不是吗？你又买了根新项链，”他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让我看看……”

她捧着珍珠，想在瞬间给它们一点温度，就像温酒一样。

“真是珍品，不是吗？你瞧，你还指责我花钱太多？时间流逝，珠宝是最保值的了。你知道，这也是生意。猜猜看我花了多少钱买的？八十万，亲爱的。一点也不贵，不是吗？搭扣上的这颗祖母绿就已经值这个价了，不是吗？看看这颜色，这大小！……还有珍珠呢……这些不太规则，但是这三颗前面的，看到了吗？啊！这里的机会多得简直不可思议！所有那些妓女，为了套现，她们能把手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啊！只要你多给我一点钱……”

格德尔咬紧嘴唇；格劳丽亚继续说：

“这里有个女孩儿，她的情人，一个花花公子，赌输了很多钱，女孩儿都疯了，她想卖掉大衣，非常漂亮的毛丝鼠皮，我还了她价，她到这里来哭着求我，我拒绝了，我当时想她一定会慌的，我应该能用个好价钱把它买下来。我现在后悔了……她的情人自杀了。自然她不会再卖……啊！大卫，你还不知道那个老疯婆鲁芙娜买了根怎样的项链呢！……一根绝妙无比的项链……一根钻石项链……现在都不戴珍珠了，这年头，你要知道……据说她花了五百万……我想重新镶嵌一下我那根旧的钻石项链，还得买五六颗大钻石，这样才够长……没有钱的时候就得想办法……但是那个鲁芙娜夫人，她有多少首饰啊！而她那么老，那么丑，她至少有六十五岁了！……”

“你现在可比我有钱，格劳丽亚。”格德尔说。

格劳丽亚咬紧下颚，发出一种短促的声音，就像鳄鱼在捕捉住猎物之后突然间把嘴闭上所发出的声音。

“我讨厌你这类玩笑，你知道的！”

“格劳丽亚，”格德尔犹豫了一下说，“你应该知道的，马居斯……”

“不，”格劳丽亚心不在焉地说，她用蘸了香水的手抚弄着珍珠后面的耳垂，“不知道……什么？马居斯？”

“啊！你还不知道，”格德尔叹口气说，“哦，他死了，已经入葬。”

格劳丽亚出了一会儿神，拿着香水瓶，举在面前。

“哦，”她似乎缓和了些，但口气中不无痛苦和震惊，她低声说，“怎么可能？他还不太老。他怎么死的？”

“他自杀了。因为破产。”

“多么怯懦，你不觉得吗？”格劳丽亚激烈地说，“那他妻子呢？……她倒是舒服了！你见到她了？”

“是的，”格德尔冷笑道，“她颈间的珍珠项链和核桃一样大。”

“你想怎么样？”格劳丽亚尖酸地问道，“想让她像个傻瓜一样把一切都给马居斯？好让他再在股市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全部输掉，让他再晚两年自杀，但是这样她就一文不名了，是吗？男人真是自私……你希望是这样的，是吗？”

“我什么也不想，我够了，”格德尔咕哝道，“只是每每想到为你们做这做那，精疲力竭……”他没再说下去，目光中有一种奇怪的仇恨。

格劳丽亚耸耸肩。

“但是，亲爱的，像马居斯和你这样的男人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妻子在工作，算了吧，你们是为你们自己……是的，是的，”她坚持道，“生意实际上就像吗啡一样容易上瘾。如果没有生意做，你会是全世界最悲惨的人，我的小东西……”

格德尔神经质地笑了起来：

“啊！你安排得很好，我的妻子。”他说。

乔伊丝房里的女佣轻轻地将门打开一条缝。

“是小姐让我来的，”她对格劳丽亚说，格劳丽亚正用一种冷冰冰的、颇不高兴的眼神望着她，“小姐已经打扮好了，想让先生去看看她的裙子。”

格德尔立刻站起身。

“这个小东西真烦人，”格劳丽亚勉强动了动嘴唇，嘟哝道，语调冷漠而充满敌意，“你把她宠坏了，就像一个老情人，你真可笑。”

但是格德尔已经向屋外走去；她冲着他的侧影耸耸肩膀。

“至少你让她快点，老天啊！每次我在车里等她的时候她都还在镜子前面左顾右盼。你到她那里真能看到一出好戏，我告诉你……你看到她和男人在一起的那种腔调了吗？你可以告诉她，如果她十分钟之内还没有收拾好，我就不带她去了。你看着办吧。”

格德尔没有回答便走了出去。在走廊里，他停下脚步，面带微笑地呼吸着乔伊丝散发出来的香气，那么强烈，那么沁人心脾的香气，浸淫着整个楼道，仿佛一大束玫瑰花。

乔伊丝听见爸爸踩在楼板上的沉重的脚步声，叫道：

“是你吗？进来，爹地……”

她正站在房间里闪闪发光的大镜子前，用脚逗弄着金毛小狗吉尔。她笑盈盈的，歪着她那颗美丽的脑袋，问道：

“爹地，你喜欢我的裙子吗？”

她穿着一条银白相间的裙子。看到爸爸正纵容地望着她，她做了个小鬼脸，用下巴点了点白净而有力的脖子和令人赞叹的双肩。

“这裙子领口还不够低，你不觉得吗？”

“能吻吻你吗？”格德尔问。

她走近格德尔，伸过已经化好精致妆容的面颊，然后嘟起一角已经涂好唇膏的小嘴。

“你的妆太浓了，乔伊丝。”

“就得这样。我的面色太苍白了。我老得很快，烟抽得太多，舞跳得太多。”她无所谓地说。

“当然……女人都是那么愚蠢，”格德尔嘟哝道，“而你，你还得加上疯狂……”

“我太喜欢跳舞了。”她半闭上眼睛，咕哝道。美丽的双唇在轻轻地颤抖。

她站在他身后，让他握着她的手，但是她那双闪亮的大眼睛并不在看他；身后的镜子中，他们似乎在彼此欣赏。他掩饰不住地笑着。

“乔伊丝！你比以前还要爱打扮，我可怜的女儿。还有，你母亲对我说……”

她立刻大声叫起来：

“她比我打扮得还要厉害，她，她可没有理由，她已经老了，丑了，而我……我很漂亮，不是吗，爹地？”

格德尔笑着拧了拧她的面颊。

“啊！我当然希望是这样！……我可不想有个丑女儿……”他突然停了下来，面色苍白，手抚着胸口，喘了一会儿气，他的眼睛突然睁得很大，很可怕，接着他叹了口气，垂下胳膊……痛苦退去了……但是很慢，仿佛不太情愿似的……他推开乔伊丝，拿出手绢，久久地擦拭着额头和冰冷的双颊。

“给我点喝的，乔伊丝……”

乔伊丝让隔壁房间的女佣拿了杯水来；格德尔贪婪地喝着。乔伊丝拿着她的小镜子，一边哼歌一边梳理头发。

“爹地，你给我买了什么？”

他没有回答。她重新走近他，跳上他的膝头。

“爹地，爹地，看看我，瞧，你怎么了？回答我啊！你别吓我……”

他机械地拿出皮夹，将几张一千法郎的票子放在她手上。

“就这点？”

“是的，你还不够吗？”他努力挤出笑容，小声说。

“不，我想要辆新汽车。”

“什么，你原来的车子呢？”

“我不喜欢了，车子太小……我想要一辆布加迪。我想去马德里，和……”

她突然停下，没有说下去。

“和谁？”

“和几个朋友……”

他耸耸肩。

“别说蠢话。”

“这不是蠢话……我想要辆新车子……”

“那好吧，那你就别想了……”

“不，爹地，亲爱的爹地……给我辆新车子嘛，给我嘛，答应我吧……我会听话的……达芙内·马纳林就有一辆漂亮的新车子，是伯尔林送给她的……”

“生意不太好……明年……”

“你们总是这样对我说！……我才不管呢，你会想办法的！……”

“够了！你真烦。”格德尔终于不耐烦地叫道。

她没再说话，跳了下去想了一会儿，走回来蹭在他身上说：

“爹地……如果你很有钱，你会给我买吗？”

“买什么？”

“车子……”

“哦。”

“什么时候？”

“只要有钱，立刻买。可我没钱。让我安静点吧。”

乔伊丝高兴地叫了一下。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今晚去赌场……我会让你赢的……霍约斯总是说我能给人带来好运……你明天就给我买车子！”

格德尔摇摇头。

“不，晚饭后我要马上回来。你要知道，我才坐了一夜的火车。”

“那又怎么样？”

“今天我病了，乔伊……”

“你？你可是从不生病的。”

“是吗？你以为？”

乔伊丝突然问：

“爹地？你喜欢他吗，那个阿莱克斯？”

“阿莱克斯？”格德尔重复了一遍，“啊，是的，那个小东西……他挺可爱。”

“你希望我成为王妃吗？”

“这得看……”

“别人叫我王妃殿下……”

她走到吊灯的光晕中，向后仰起那颗雅致的、金发的脑袋。

“好好看着我，爹地……这个角色合适我吗？”

“是的，”格德尔小声说，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然而这丝骄傲又让他的心脏狂跳起来，几乎又有些疼，“是的……很合适你，我的女儿……”

“你会为此付很多钱吗，爹地？”

“真的这么昂贵吗？”格德尔问道，他的嘴角出现了一抹很难看到的生硬的微笑，“这还真让我吃惊……现在，满大街跑的都是亲王……”

“是的，但不是这一个我喜欢的……”乔伊丝沉浸在深深的激情之中，以至于脸色发白，直至双唇。

“你知道他什么也没有，一个子儿也没有吗？”

“我知道。但是我有钱。”

“我们走着瞧吧。”

“啊！”乔伊丝突然叫道，“瞧，问题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我需要一切，否则我宁可去死！一切！一切！”她带着一种炽热的、高高在上的神情重复道：“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达芙内，她会为了钱和老伯尔林睡觉……而我，我需要爱情、青春，这世界上的一切！……”

格德尔叹道：

“还有钱……”

她做了个粗暴而兴高采烈的手势，打断了他：

“钱……钱也要，当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漂亮衣服和首饰！……一切，我和你说过的，我可怜的爹地……我多么疯狂地爱着这一切！我多希望自己能够幸福，但愿你能明白！否则，我情愿去死，我发誓！……但是我很平静！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要得到的总是能够得到！……”

格德尔垂下脑袋，接着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小声说：

“我可怜的乔伊丝，你真是疯了……自你十二岁开始你就在爱了，我想……”

“是的，但这一次……”她向他投去沉重而顽固的一瞥，“我爱他，把他给我，爹地……”

“像给你汽车一样？”

他笑了，可并不高兴：

“走吧，来，穿上外套，下楼去……”

汽车里，戴满首饰的格劳丽亚坐得笔直，像尊异域的雕像一般，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同时在等他们的还有霍约斯。

午夜，格劳丽亚冲着坐在她对面的丈夫说：

“你像个死人，大卫，你怎么了？”她不耐烦地问道，“你就那么累吗？我们这会儿要去西布尔，我告诉你……我看你最好还是回家。”

乔伊丝听到这话叫道：

“爹地，这个办法不错……来吧，我陪你回去……我过后再到西布尔来找你，行吗？妈咪？达芙内，我乘你的车子。”她转身对小马纳林说。

“你可别把车子弄坏了。”达芙内用命令的口吻说，她的声音很奇怪，干巴巴的，非常嘶哑，都是鸦片和酒精造成的。

格德尔对饭店老板做了个手势。

“结账！”

他机械地说着话，接着，他想起来，据格劳丽亚说，今晚他们是被邀请去米拉马尔家吃饭。然而，在场的人纷纷匆匆忙忙地离去了；只有霍约斯一直看着他，不无讽刺地咬紧双唇，一言不发。他耸耸肩，付了钱。

“过来，乔伊[7]……”

夜非常美。他们上了达芙内的敞篷车。乔伊丝发动后，车子风驰电掣般地向前开去。道路两边的柳树似乎很快沉入并消失在一口深井之中。

“乔伊丝……你简直是个疯子……总有一天你会把命送在这马路上的……”格德尔叫道，脸色有些苍白。

乔伊丝没有说话，似乎很不情愿地降低了一点速度。

等他们到了城门口，乔伊丝用她那双似乎有些迷离的大眼睛望着他说：

“你害怕了，老爹？”

“你会送命的。”他重复道。

她耸耸肩：

“啊，那又怎么样？非常美丽的死亡……”

她轻轻地将嘴唇贴在手腕一处正在流血的擦伤上，小声说：

“一个美丽的夜晚……穿着舞会的裙子……开一小会儿车……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闭嘴！”他带着一丝恐惧叫道。

乔伊丝却笑了：“可怜的老爹地[8]……”

接着她突然说：

“好了，现在下车吧，我们到了……”

格德尔抬起头。

“什么？可这是赌场！啊！我现在明白了……”

“如果你要走，我们可以马上就走。”她说。

她一动不动，微笑着看他。她很清楚，只要瞥见赌场灯火通明的窗子，窗子后面来来去去的赌徒的身影，瞥见这面向大海的小小的阳台，他就走不了。

“走吧，就一个小时……”

乔伊丝也不管台阶上聚在一起的男仆，欢快地大叫了一声。

“爹地，爹地，我爱死你了！我感觉到你会赢的，你瞧着好了！……”

他笑了，咕哝道：

“不管怎么说，你反正是一个子儿也不会得到，我事先通知你，我的小东西。”

他们进了赌厅。有几个女孩儿在赌桌前晃来晃去，她们认出乔伊丝，冲她亲热地笑着。乔伊丝叹了口气说：

“啊！爹地，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也赌呢，我都想死了！……”

但是他已经无心听她说话了；他看着牌，双手在颤抖；她应该是叫了他好几声。终于，他突然转过头，叫道：

“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别烦我！……”

“我坐在那里，”她指了指靠墙的长凳，“好吗？”

“是的，想坐哪里就坐哪里，但是让我安静一点！……”

乔伊丝笑了，点了一支烟，坐在小小的天鹅绒硬沙发上，双腿蜷起，指间抚弄着珍珠项链。从她坐的地方，她只能勉勉强强瞥见围着赌桌的人：沉默的、颤抖的男人，伸着脖子的女人，所有的人都俯视着桌面上的牌和钱，表情贪婪而怪异。有些陌生男人在乔伊丝身边打转；时不时地，为了聊解烦闷，乔伊丝会隔着低垂的睫毛，像小女孩儿那样躲躲闪闪地看一眼，目光热情而挑逗，还真有一个男人为此停下来，几乎吓了她一跳。她大笑着转过头，重新开始等待。

有一次，牌桌前的人散开，重新组合新的牌局，她清楚地看见了格德尔，他似乎突然间就老了，非常奇怪，凹陷下去的脸显得很沉重，灯光下惨淡得发绿，还掠过阵阵的焦虑。

“他多么苍白啊……他究竟怎么了？是不是输了？”她在想。

她站起身，焦急地张望着，但是人群又围满了赌桌；她神经质地做了个鬼脸。

“真是的！真是的！我是不是应该走过去呢……不，和赌局相关的人会带去霉运的。”

她在大厅里找寻，看见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旁边是一位几乎半裸的漂亮姑娘。她盛气凌人地冲他们打了个招呼：

“哎，告诉我，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老格德尔……他赢了没有？”

“没有，赢的是另一个老猴子，多诺万。”女人答道。那肯定是个在全世界赌场颇负盛名的老赌棍。乔伊丝恼火地扔了香烟。

“哦，他必须，必须赢，”她绝望地嘟哝道，“我要车子，我要！……我要和阿莱克斯一起去西班牙！就我们俩，没人管我们……我还从来没有和他度过一整个夜晚呢，在他的臂弯里……我亲爱的阿莱克斯……哦！他必须赢！我的上帝啊，主啊，保佑他赢吧！……”

夜晚就这么过去了。乔伊丝还是不自禁地睡着了，脑袋歪在胳膊上。赌厅里的烟呛得她睁不开眼睛。

模模糊糊地，她似乎在酣梦中听见有人指着她在笑：

“瞧，小乔伊丝睡着了……她多美啊……”

她微笑着，手指轻轻抚弄着颈上的珍珠项链，沉醉在梦乡里。过了一会儿，她半睁开眼睛：赌场的窗子越来越亮，泛着红光。

她勉强抬起沉重的脑袋，看了看赌场。人没那么多了；格德尔一直在赌。有人在说：“他现在赢了，刚才他输掉了一百万……”

太阳升了起来。她下意识地将脸转向太阳的方向，继续沉睡。等她感觉到被摇醒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她醒过来，伸出手，将她爸爸塞到她手中的那些皱巴巴团在一起的票子抱在手里，她的爸爸就站在她面前。“哦！爹地，”她高兴地嘟哝道，“真的！你赢了吗？”

他没有动；一夜之间，新长出的胡子布满了他的面颊，仿佛染上了一层厚厚的灰霜。

他努力地一字一顿地说：

“不，我想开始我大约输了一百万，然后我又赢了回来，多赢了五万，就是给你的这些。就这些。走吧。”

他转过身，步履沉重地向门口走去。她还没有完全醒，胳膊夹着拖在地上的白色天鹅绒大衣，手上全是零碎的票子，零零落落地掉在地上。突然，她看见格德尔停下了脚步，踉跄着。

“我在做梦吧……他是不是喝多了？”她在想。就在同时，格德尔那高大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奇怪而可怕；他双手向空中伸去，在空气中晃了一下，接着便倒了下去，发出喑哑而深沉的叫声，仿佛呻吟，仿佛是从一棵被砍倒的树的树根处发出的直抵树心的声音。

“请别站在窗边，夫人，”看护低声说，“您挡着教授先生了。”

格劳丽亚机械地往后退了几步，眼睛盯着床；床上那张沉重的脸向后仰着，一动不动，深陷在枕头里。她不禁打了个寒颤。“真和死人差不多。”她想。

他似乎还没有苏醒；医生弯下身，凑近这具毫无生机的身体，为他听诊、搭脉；他一动没动，甚至没有呻吟。

格劳丽亚的双手神经质地绞在项链上，转过头。他会死吗？“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错，”她愤怒地咕哝道，声音还挺大的，“他究竟有什么必要去赌这一夜？现在你满意了，”她情不自禁地唠叨着，好像真的在和他说话，“这个蠢货……这一切得花多少钱啊，我的上帝啊……但愿他能康复……但愿这一切不会持续太久……否则我会发疯的……这个晚上我是怎么度过的啊……”

她想起整个夜晚，她都这样待在这间房子里，直到早晨盖达利亚教授来，每一秒钟，她都在想格德尔会不会死，就死在这里，死在她的眼皮底下……这个夜晚真是可怕极了……

“可怜的大卫……他的眼睛……”

她又重新看到了这茫然的、一直盯着她的眼神。她害怕死亡。她耸耸肩。无论如何人是不会就这样死掉的……“但是我需要知道，我！”她一边想一边偷偷往镜子里看了一眼。

她做了个手势，无助而愤怒，然后她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笔直，僵硬。

但是盖达利亚将床单拉到病人的胸部，直起身。格德尔发出了几乎难以分辨的呻吟声。格劳丽亚像发了疯一般地问道：

“怎么样？他到底怎么了？严重吗？这病要拖很久吗？他会病很久吗？告诉我真相，我求求你了，我能接受一切！……”

医生将椅背翻过来，慢慢地抚摸着自己黑色的络腮胡，微笑说：

“亲爱的夫人，您太激动了，”他温和地说，声音极富音乐感，仿佛牛奶一般流淌着，“不过，我应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是的，是的，他昏倒了，不是吗？他昏倒让我们感到有些害怕，我们都被他吓到了，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休息十天八天后他就不会再……他有些疲劳，劳累过度……唉！我们一天比一天老，亲爱的先生，我们的动脉不再是二十岁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够像过去一样……”

“瞧！”格劳丽亚恼火地嚷嚷道，“我就知道是这样！稍微有一点点问题，你就以为自己要死了！……但是，说点什么，我们来看看……”

“不，不，”盖达利亚教授立刻打断她说，“他不能说话，正相反！一定要休息，休息，还是休息！过会儿我给他打一针，他就不会觉得那么疼了，而我们呢，亲爱的夫人，我们就让他……”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觉得怎么样？你是不是觉得好些了？”格劳丽亚还是不耐烦地重复问，“大卫！……”

他做了个微弱的手势，动了动嘴唇；格劳丽亚几乎没有听见，只是从他嘴唇的形状上辨认出他的话：“我不舒服……”

“来，夫人，我们让他休息一会儿，”盖达利亚继续说，“他不能说话，但是他能够听清楚我们说的话，是吗，先生？”他用一种颇为活泼的语调补充道，并且冲看护会意地眨眨眼。

教授走了出去；格劳丽亚也随着出去，在旁边的走廊里找到他。“他没什么，是吧？”她说，“哦！他太敏感，太神经质了，真是可怕……您要知道，他让我度过了多么可怕的一夜！……”

医生庄严地举起他那只白皙、又肥又短的手，换了种语调说：

“我要打断您了，夫人！我首要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是不让病人对自己的病情有丝毫的怀疑，特别是他的状况比较危险的时候……当然……但是，唉，对于他的亲人，我应该据实以告，而我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从不对病人的家人隐瞒任何情况……从不！”他有力地重复道。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要死了？”

医生用一种颇为吃惊的、狡黠的眼神看着她，但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他是想说：“我看也没必要绕弯子了。”他坐下来，翘起一条腿，轻轻地将头向后仰去，无精打采地回答道：

“马上死不了，亲爱的夫人。”

“他到底怎么了？”

“Angor pectoris，”他颇为得意地，一字一顿地吐着拉丁语的音节，“用法语说，就是心绞痛。”

她什么也没说。他接着评论道：

“他还能活很长时间，五年，十年或者十五年，只要饮食得当，并且得到适当的照顾。他必须放弃——那是当然——生意。不能激动，不能劳累。必须过一种平静的、安宁的、有规律的生活，不能有什么起伏。完全的休息，永远的休息……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夫人，我才可以担保他没事，完全没事，因为这种病充满了变数，随时可能出事……我们不是神……”

他亲切地笑道：

“当然，现在不要把这告诉他，您很清楚，亲爱的夫人，他现在还非常痛苦……但是，八天到十天之后，他还是很有希望好转的……那个时候再和他下最后通牒也不迟。”

“但是，”格劳丽亚的声音都变了，她小声说，“这不……这不可能……放弃生意……这不可能，瞧……他会为此送命的，”她神经质地结束了她的咕哝，因为盖达利亚什么也没说。

“哦，夫人，”他笑着说，“您要知道，我经常看到这类情况……我应该可以说，我的客户都是这个世界的大人物……那个时候我曾经治疗过一位很有名的银行家……顺便要告诉您，我的同事都认为他没希望了……当然我不是想要和您说这个。而是这位先生和格德尔先生患的是类似的病，而我的结论也完完全全一样……他周围的人都害怕他要自杀……然而这位大银行家还活着。十五年过去了……他成为一位很精通的收藏家，热衷于文艺复兴时期精雕银器的收藏。他藏有很多精品，其中有一件是镶金的雕花银水壶，据说是伟大的切利尼[9]的第一件作品，一件杰作……我敢说他在对于这些稀有的珍品的欣赏中尝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趣。可以肯定的是，开始的几个星期肯定不好过，但是在这之后，您的丈夫就会发现……我应该怎么说呢，就会发现自己的爱好……收藏釉器、宝石、高贵的乐曲，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男人就像一个大孩子……”

“多么愚蠢啊。”格劳丽亚想。想到大卫将沉浸于珍本书、奖章或是女人，她突然觉得好笑，然而不无苦涩……“主啊！愚蠢的东西！怎么活下去？吃饭？穿衣？这些都怎么办？他难道以为钱会像草一样长得遍地都是吗？”

她突然站起身，点了点头。

“谢谢您，教授先生，我会考虑的……”

“但是我希望您能将病人的进展告诉我，”盖达利亚微笑着说，“我想他的病情，稍后最好还是由我来告诉他。必须要有分寸，有技巧……我们经常做这类事，我们已经习惯了，是的，心灵也要小心对待，和对待身体一样。”

他吻了吻格劳丽亚的手，消失了。她一个人留在走廊里。

她开始在寂静的走廊里走来走去，一声不响。她很清楚……她一直都很清楚……他从来没有为她存过一分钱……所有的钱都从一桩生意流向另一桩生意……那现在呢？“是的，从纸上来说有几十亿，是的，但是手上却什么也没有，没有……”她恼火透了，咬紧牙关，齿间咝咝作响。他总是说：“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还在呢……”这个蠢货！到了六十八岁，难道还不该对死亡有所准备吗？一个六十八岁的男人，他的首要责任不就是给自己的老婆留下足够的、合适的财产？他们什么也没有。如果他放弃了生意，那就什么也没有了。生意……一旦这条金钱之河不再流动。“也许还有一百万，”她想，“细细地搜刮一下，能有两百万……”她恼火地耸耸肩。按照他们的生活，一百万只能过半年。半年……可这个男人，还有这个男人呢，半死不活躺着的废人……“我需要他再活十五年，真的，”她突然用仇恨的语调说，“就为了他给我的幸福生活……不，不……”她恨他，这个粗鲁的、又老又丑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只爱钱，然而他却没有能力看住钱！他从来没有爱过她……如果说他让她披金挂银，那只是把她当作一面活招牌，一个陈列货架，而自从乔伊丝长大了之后，甚至连金银首饰也往她那里跑了……乔伊丝？他爱她，她……还有乔伊丝……因为她漂亮，年轻，光彩照人。骄傲！在他的内心深处就只有骄傲和虚荣！而她呢，要一颗钻石或是一个新戒指，也总是要闹一场，大喊大叫的：“别烦我了！我什么也没有了，你想让我破产吗？”别人呢？别人是怎么做的？所有人还不都像他一样工作！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强大的，但是，至少，在他们老的时候，当他们就要死的时候，他们可以让自己的妻子无忧无虑地生活！……“这个世界上有幸福的女人……”而她呢……真相在于他从来没有操心过她……他从来没有爱过她……否则，如果知道她一无所有，他连一个小时都过不下去……她自己存的那点可怜的钱，她那么耐心，那么努力地一分分存起来的钱……“但这是我的钱，属于我的，属于我，他可别指望我会拿出这笔钱来养他！……感谢上帝，靠女人养活的男人一个就够了，”她咕哝着，想到了霍约斯，“不，不，让他自己管自己吧……”无论如何，她为什么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凭什么？她很清楚，犹太人怕死得很，他会什么都不管的，就只想着自己宝贵的生命、宝贵的身体……自私鬼，胆小鬼……“但是这么多年来，他竟然没有攒够能让自己平静地死去的钱，这难道是我的错吗？而且，现在生意正好那么糟糕，真是让人发疯……到后来……我现在是知道了，我会老的……这桩他现在想做的生意……他说过：‘一桩值得做的生意……’如果这桩生意做成，也许是时候了，甚至他的病倒是一件好事，省得他又投入某项疯狂的兼并中……那倒是时候……”

她犹豫了一下，看了看门，一直走到角落的小桌子边：

医生先生，

因为处于万分焦虑之中，我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亲爱的病人带回巴黎。请允许我向您表达诚挚的谢意。

她停下来，将笔扔掉，动静很大地穿过走廊，走进格德尔的房间。看护不在。格德尔似乎睡着了。他的手微微颤抖着，几乎难以发觉。她投去心不在焉的一瞥，看了看周围，终于发现了他挂在椅子上的衣服。她拿起上衣，在内袋翻腾了一阵，抽出皮夹打开。里面只有一张一折四的一千法郎大票；她将票子抓在手中。

看护进来了。

“他安静多了。”她指指病人说。

她有点尴尬，低下头，用嘴角轻轻碰了一下丈夫的脸颊。格德尔突然呻吟了一声，虚弱地摆摆手，似乎他想推开项链，那些冰冷的珠子在他的胸口滑动。格劳丽亚站起身，叹了口气。

“我最好还是走开。他已经认不出我了。”

当天晚上，盖达利亚就又来了。

他说：“我不能在还对格德尔先生负有责任的情况下，让他离开。实际上，夫人，您的丈夫现在不能动。也许我早晨解释得不够清楚……”

“正相反，”格劳丽亚小声说，“也许您对我的警告有点……夸张？……”

她没再说下去；他们互相注视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说。盖达利亚似乎有些犹豫。

“夫人，您希望我再为病人检查一下吗？我在天蓝山庄吃晚饭，在马凯先生家……不过我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向您保证，如果我能够修正我的诊断，如果这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会非常高兴。”

“非常感谢。”格劳丽亚嗫嚅着。她把盖达利亚让进格德尔的房间，自己一个人留在客厅里，站在关闭的门后，伸长耳朵在听；盖达利亚正在和看护低声说着点什么。她不太高兴地走开，手肘撑在窗台上，窗户开着。

一刻钟之后他进来了，搓着他那两只小小的手。

“怎么样？”

“嗯，亲爱的夫人，病人的起色非常大，以至于我想，也许只是一种纯粹的、神经性的发作……也就是说并非由于心脏的病变……我现在还很难下定论，因为病人现在很虚弱，但是我可以向您肯定的是，对于病人的未来，也许我们能够更加乐观一点。也许格德尔先生不需要放弃自己的事业，而且还能做很长时间……”

“真的吗？”格劳丽亚问。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轻轻地继续说：

“但是，我要重申的是，就他目前的状况，他不能动。当然，您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做。我承认，我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尽到了。”

“哦，不是这个问题，教授先生……”

她向他伸出手，微笑道。

“我衷心地感谢您……我想您愿意原谅我一时的混乱，是吗？您可以继续照顾我们这位可怜的病人吗？”

他假装犹豫了一会儿，似乎在回避，最后还是答应了。

从今之后，每天，都可以看见他那辆红白相间的车子停在格德尔的家门前。就这样大约过了十五天左右。接着，突然，盖达利亚消失了。格德尔清醒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签了一张两万法郎的支票给教授，作为他的出诊费。

这一天，病人第一次坐起来，靠在垫子上。格劳丽亚的一只胳膊绕在他的肩后，支撑住他的身体，让他微微向前靠一点，她的右手拿着支票簿，替他打开在那里。她偷偷看了一眼他，眼神冷冰冰的。“他的变化可真大……尤其是鼻子……这鼻子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她想，“那么大的鹰钩鼻，真的像个老犹太高利贷商的鼻子……还有这软绵绵的、颤巍巍的肌肉，散发着高烧和汗水的味道……”她拾起钢笔，因为病人虚弱的手没能拿住，笔掉在床上，床单上都是墨水。

“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大卫？”

他没有回答。十五天来，他除了说“我喘不过气来……”或是“我不舒服……”之外，什么也没说，他的声音含糊不清，嘶哑而奇怪，只有看护能听懂。他一直那么躺着，闭着眼睛，胳膊靠着身体，一动不动，仿佛一具尸体一样沉默着。但是，盖达利亚走的时候，看护弯下身，将他安顿好，小声说：“他很高兴……”他的眼皮会睁开来，哆嗦一下，他的目光呆滞而冰冷，嘴角和脸上浮现出一种乞求和悲伤的神情……“他什么都明白。”她想。然而，再到后来，等他能说话，能命令——仅此而已——时，他从来没有问过她，也没有问过任何人他究竟得了什么病，要多久才能好，什么时候能够起床，什么时候能够离开……他似乎满足于格劳丽亚模模糊糊地对他说：“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只是劳累过度而已……不要抽烟了……烟对你的身体不好。大卫……别去赌了……你又不是二十岁……”

格劳丽亚不在的时候他就让人给他拿牌来。他把托盘放在膝盖上，玩通关游戏。疾病使他的视力有所下降；现在他是离不开眼镜了，银边的大眼镜，眼镜太沉，总是要掉到床上。他在床单里摸索着。结束了一次通关，他就把牌和好，重新开始。

这天晚上，百叶窗和窗户都开着，看护没有关；天气非常热。夜幕降临的时候，看护想将一块毯子搭在他的肩头上，他不耐烦地推开了。

“好了，好了，您别发火，格德尔先生，海风已经开始咆哮了……您可不想再生病了吧……”

“主啊，”格德尔咕哝着，声音有气无力，气喘吁吁地，他一字一顿地说，“究竟什么时候能让我安静一会儿？……我究竟什么时候能起床？……”

“教授先生说，如果天气好的话，这个周末就能起来。”

格德尔皱起眉头。

“教授……他怎么不来了，那个家伙？……”

“我想他是到马德里出诊了。”

“您……认识他吗？”

看护在他的脸上又看到了那种焦虑的表情，还有这种渴望的眼神……

“哦！当然，格德尔先生……”

“他……真的是个好医生吗？”

“非常好。”

他靠着垫子，闭上眼睛向后仰去，接着他小声说：

“我病了很久……”

“现在都结束了……”

“结束……”

他将手放在胸口，抬起头，定定地看着看护。“为什么我这里还痛呢？”他突然说，嘴唇在颤抖。

“这里？……哦……”

她轻轻地拿下他的手，放回床单上。

“您知道吗？您听见教授说的了吗？……这是神经性的疼痛……没什么关系的……”

“没什么关系？”

他叹了口气，机械地直起身，重新开始玩牌。

“难道不是心脏的问题吗……不是吗？……”

他说得很快，很低，没有看她，也不带任何感情。她回答道：“当然不是，不是，我们瞧好了……”

盖达利亚严禁她把真实状况说出来……但是迟早都是要告诉他的……当然这就不是她的事了……可怜的人，他是多么怕死啊……她指着牌说：

“瞧，您弄错了……这里应该放草花尖，而不是王……这里放张9试试……”

“今天星期几？”他没听她说话，兀自问道。

“星期二。”

“已经星期二了？我本来应该在伦敦的……”他用正常的声音说。

“啊！您现在应该少动，格德尔先生……”

她看见他立刻变得苍白起来，嘴唇也失去了血色。

“为什么？为什么？”他断断续续地咕哝着，“您在说什么，我的上帝啊？您真是疯了……不让我动……不让我动？”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她赶紧安慰他说，“您听谁说的？我可没说过……只是在这段时间里得当心一点……仅此而已……”

她弯下身，将一块毛巾放在他的脸上；他的面颊上淌下大滴的汗珠，如同泪水一般。

“她在撒谎……我听见她说过……我到底怎么了？我的上帝啊，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他们要对我隐瞒真相？我又不是女人，以上帝的名义……”

他虚弱地将她推开，转过身。

“把窗关起来……我冷……”

“您想睡吗？”她静静地穿过卧室，问道。

“是的。您出去吧。”

十一点钟刚过，看护睡着了，突然她听见格德尔在隔壁房间说话的声音。她赶紧跑过去，看见他坐在床上，满脸通红，似乎是在挥动双手。

“写信……我要写信……”

“他可能又在发烧了。”看护想。她想让他重新躺下，便像哄孩子一般哄着他。

“不，不，现在不能写……明天，格德尔先生，明天再写好吗？……现在得睡觉。”

格德尔不愿意，他重复自己的命令，试图用另一种方式说出来，更为平静，更为清晰，就像以前那样。

看护最终还是给他拿来了笔和纸。但是他只写了几个字母就不行了；他感觉到自己的手又沉又疼，几乎不能动弹，仿佛吊着一只秤砣。他呻吟着，小声说：

“写……您来写……”

“写给谁呢？”

“韦伯教授。您可以在巴黎的电话号码簿上找到他的地址，在下面。让他立刻来，非常紧急。写上我的地址、我的名字。您明白吗？”

“是的，格德尔先生。”

他似乎安静下来，要了点水喝，然后他重新躺在垫子上，请求道：

“打开百叶窗和窗子，我喘不上气来……”

“您希望我留下吗？”

“不，不需要。有需要我会叫您……电报，明天，七点钟，邮局一开门就发……”

“是的，是的。您放心，睡吧。”

他好不容易才翻过身，侧躺下，但是一直呼哧呼哧地喘个不停。他只好不动，忧伤地朝着窗户的方向。外面的风在呼啸，摇动着窗帘，巨大的白色窗帘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他久久地、机械地听着这声音，海浪的声音……一、二、三……海浪撞击在灯塔下方的岩石上发出的喑哑的声音，然后是噼噼啪啪的响声，令浪花很富音乐性，水轻盈地沿着岩石流淌……那么安静……家里似乎没有人。

又一次，他在想：

“我究竟怎么了？究竟得了什么病？我的上帝啊，我究竟怎么回事？心脏的问题？真的是心脏的问题吗？他们在撒谎。我很清楚。必须懂得直接面对……”

他不再去想，双手神经质地握在一起。他在颤抖。他不敢说出来，哪怕是想个清楚也不敢：死亡……他颇为恐惧地望着窗户上面那方漆黑的天。“我不能。不，不，还不能……我还要工作……我不能。阿德诺伊，”他轻轻地、绝望地说道，突然记起了主的名字，“你知道我不能……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真相呢？……”

真是奇怪。在生病的时候，他们对他说什么他都信以为真……那个盖达利亚……还有格劳丽亚……而现在他好些了……这的确是真的。他们说他可以起床，可以出去走走……但是他不是很相信这个盖达利亚……再说他几乎很难想起他究竟长成什么样子……但是他的名字就已经难以让人产生信任了……一个江湖郎中的名字……再说格劳丽亚也做不出什么好事。为什么她就没有想到要让韦伯来呢，韦伯可是法国最有名的医生。那个时候她生肝病，她立刻就让韦伯来了，当然……而他……格德尔……他就没什么问题，不是吗？……他似乎看到了韦伯的脸，他那双深沉而疲倦的眼睛仿佛能够读懂他的内心深处。“我会对他说的，”他小声说，“是的……我必须知道，我还有工作……他会明白……”

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我的上帝啊？提前知道这一切又有什么用？一切迟早会来，就在瞬息之间，就像在赌场昏倒那样……只是这一次将是永远，永远不再醒来……我的上帝啊……

“不，不！没有治不好的病！……瞧，瞧……我是说心脏病，心脏病，我真像个傻瓜……但即便是心脏病……只要治疗得当，饮食合理，我也不知道……也许？……一定的……生意……是的，生意……这是最可怕的……但不能总是生意，生活中不能只是生意……瞧，现在，是泰伊斯科的问题……这个当然，无论如何得结束掉泰伊斯科的事情……但是这要花半年、一年的时间，”他带着生意人所不可战胜的乐观想，“是的，最多一年。然后，一切都可以结束……我可以安静地生活，休息。我已经老了……总有一天要结束的……我可不愿意一直工作到死……我还要生活……我要戒烟……我要戒酒，还要戒赌……如果是心脏的问题，则必须平静、安宁，不能激动，不能……只是……”他耸耸肩，冷笑道，“生意……不激动。在结束泰伊斯科之前，我恐怕要倒下一百次都不止了……”

他艰难地翻转身，朝天躺着。他突然觉得自己疲惫而厌倦。他看着表。已经很晚了。将近四点钟。他想喝点水，于是在找事先准备晚上喝的柠檬水。但是他撞到了木头桌子上。

看护醒了，将门推开一条缝，把头探进来问：

“您睡了一会儿吗？”

“是的。”他机械地说。

他大口喝完水，将杯子递给看护，然而，突然，他停下来，做了个手势。

“您听见了吗？……花园……怎么回事？……去看看……”

看护探出头去。

“是乔伊丝小姐回来了，我想。”

“叫她来。”

看护叹了口气，进了走廊；乔伊丝的高跟鞋踩在大理石上，发出很响的声音。格德尔听见她在问：

“怎么了？他又不舒服了？”

她跑进房间，一进来就按下了电灯开关，房间顿时亮堂起来。

“我在想你怎么能这样躺在床上，爹地？就这么点小夜灯，真是凄凉……”

“你上哪里去了？”格德尔咕哝道，“我都有两天没见着你了……”

“哦，我也不知道……我有很多事……”

“你从哪里回来？”

“从圣—塞巴斯蒂安来。在玛丽亚—皮亚家有个很大的舞会。看看我的裙子，你喜欢吗？”

她敞开大衣，裙子是粉红色珠罗纱的，又露又透，一直袒到胸部，露出她小小的、娇嫩的乳房，脖子上是祖传珍珠项链，一头金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格德尔一直看着她，没有说话。

“爹地……你真是滑稽……你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你不和我说话？你生气了？”

她轻盈地跳上床，跪在他脚边：“爹地，听我说……今天晚上我和加勒王子跳舞了……我听见他对玛丽亚—皮亚说：‘她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孩儿[10]’，他还问她我叫什么……你听了高兴吗？”她开心地笑着，咕哝道，扑满粉的脸颊上露出一对孩子般的酒窝。她几乎压在病人的胸口，看护站在床后，做了个手势让她离开一点，让病人……但是连床单的重量似乎都承受不了的格德尔却就这样让女儿粘在他身上，脑袋和裸露的双臂压着他。

“你高兴的，老爸，我知道，瞧。”乔伊丝叫道。格德尔紧闭的，苍老的嘴角果然露出了一个微笑，尽管有些费力，尽管这笑容仿佛鬼脸一般……

“你瞧，你不高兴了，因为我不管你去跳舞……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说，是我让你绽放了第一个笑容。啊，爹地，你知不知道？我买了新汽车……你要知道，汽车漂亮极了……像风一般……你真是我的挚爱，爹地……”

她停下来，突然打了个哈欠，用手指梳理着乱糟糟的金发。

“我得去睡了，我困死了……昨天我也六点钟才回来……我真是撑不住了，今天晚上我一直跳个不停……”

她半闭着眼睛，一边梦游般地玩着手镯一边轻声吟唱：

“马姬塔/马姬塔/欲望/情不自禁地/点燃了你的双眼/在你舞蹈时……晚安，爹地，睡个好觉，做个好梦……”

她冲他弯下腰，让他吻了吻她的面颊。

“去吧，”他咕哝道，“快去睡吧，乔伊……”

她消失了。他久久地听着她的脚步声，脸上显现出完全不同的神情，安宁、柔和……这个小东西……她那粉色的裙子……她所过的生活才是快乐的……他觉得自己安静了下来，现在恢复了力气……“死亡，”他在想，“我真是有些灰心丧气，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一切都是玩笑……必须工作，工作……杜宾根都七十六岁了……对于我们这样的男人来说，只有工作能让我们保全生命……”

看护关上灯，就着小酒精灯的光准备药茶。格德尔突然转向她：

“不需要发电报了……撕了它吧。”他咕哝着。

“行，先生。”

等看护走后，格德尔很快安静地进入梦乡。

格德尔痊愈的时候，已经是九月末，但是天气和盛夏一样晴朗，没有一丝风；空气中浸满了阳光，呈现出一种如同蜂蜜一般的金黄色。

这天，吃过午饭后，格德尔没有像往常一样上楼睡觉，他坐在平台上，叫人把牌给他拿来，格劳丽亚不在。过了一会儿，霍约斯出现了。

格德尔越过眼镜上方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霍约斯将一张躺椅的靠背放倒，几乎放成一张床，躺在上面，头向后仰着，双臂垂下，心满意得地用指尖滑弄着冰冷的大理石地面。

“天气真好，不那么热了，”他咕哝着，“我讨厌天热……”

“也许您知道，”格德尔问道，“那个小东西在哪里吃午饭？”

“乔伊丝？也许在马纳林家吧，我想……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她从来不在家。”

“她这个年龄都是如此……再说，为什么您要给她买这辆新车呢？她现在简直是魔鬼附身……”

他没说下去，一只手肘撑起身体，看着花园的方向。“瞧，您的乔伊在那里！”

他走近扶栏，叫道：

“嗨，乔伊！啊，你现在就走吗？你真是疯了，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格德尔咕哝着。

霍约斯大笑。

“她真是滑稽……她把她的动物园都带上了，我发誓……吉尔……你不把你的洋娃娃也带上吗？不带吗？还有你的王子，你不带上吗？我的小美人儿？瞧瞧，格德尔，她多滑稽。”

“什么，爹地在？”乔伊丝叫道，“我正到处找他。”

她跑上平台，穿着旅行时穿的外套，戴着一顶一直扣到眼睛的便帽，手上抱着她的小狗。

“你上哪里去？”格德尔突然抬起头问。

“猜猜看！”

“我怎么能知道你这愚蠢的脑子里一天到晚转什么样的念头？”格德尔愤怒地叫道，“我问你你就回答，知道了吗？”

“我去马德里。”

“什么？”

“啊！您还不知道？”霍约斯插进话来，“是的，她决定驾车去马德里，这个小东西……一个人……是吗，乔伊？一个人？”他笑着，小声说：“然而她有可能在半路就掉了脑袋，就像她这样风驰电掣，但她那么任性，拿她根本没办法……啊，您不知道？”

格德尔用力地跺着地面。

“乔伊丝！你这个疯子！你又出什么幺蛾子？”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要去马德里，等我有了新车之后……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不允许你去，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格德尔慢慢地说。

“听见了，那又怎么样呢？”

格德尔突然向前走了几步，举起手。但是乔伊丝仍兀自笑着，尽管脸色有些苍白：

“爹地！你想打我耳光吗？你？我无所谓，不过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格德尔没有碰到她，慢慢地放下手。

“滚吧！”他说，词似乎是一个个从牙缝里往外挤出来的，“想去哪里就滚哪里去……”

他重新坐下，拿起牌。

乔伊丝咕哝着，开始撒娇：

“好了，瞧，爹地，别生气了……你想想看，原本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说就走的……不是吗？再说，你这样生气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你会葬送你这颗美丽的小脑袋的，我的乔伊。”霍约斯轻轻地抚弄着她的手说。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好了，爹地，我们讲和吧，好了……”

她蹭在他身上，环住他的脖子说。

“爹地……”

“轮不到你来和我讲和……放开我……你和你爸爸是怎么说话的？”他推开女儿，而霍约斯在一边冷笑说：

“您不觉得现在才对这个美丽的姑娘进行教育有点迟了吗？”

格德尔一拳打在牌上。

“也请您让我安静些！”他转向女儿咆哮道，“至于你，你滚吧！你以为我是在求你留下来吗？”

“爹地！你总是很宠我的！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你总是随我高兴！只要我幸福！”乔伊丝叫道，眼泪突然倾盆而下，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让我走吧，让我走！你以为这里就这么有趣吗，自从你生病之后，我都烦死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轻轻地走路，不能高声说话，不能笑，到处都是苍老、愤怒、悲伤的脸！……我要，我要离开……”

“你走好了。谁拴住你了？你一个人去？”

“是的。”

格德尔降低了声音说：

“你可别以为我会相信。你要和那个小白脸去东游西逛，是不是？小婊子。你以为我瞎了吗？但是我能做什么？我什么也不能做，”他颤抖着重复说，“但是别以为你能够戏弄我。我的小东西，能戏弄老格德尔的人还没出生呢，你听见了吗？”

霍约斯用手捂住嘴，轻声笑着。

“你们真是闹够了……没用的，我可怜的格德尔……您不了解女人，真的！……只有让步……来和我拥抱一下，我美丽的乔伊丝……”

乔伊丝根本不听他说；她将头靠在格德尔的肩上。

“爹地，我亲爱的爹地……”

他推开她：

“别粘着我……你都让我喘不上气来了……快滚吧，否则你要迟到了……”

“你不和我吻别吗？”

他勉强亲了亲乔伊丝伸过来的面颊。

“我？当然……去吧……”

乔伊看着他。他开始摆牌；手指有些不听使唤，总是碰到桌子上。她说：

“爹地……你知道我没钱了吗？”

他没有回答。她又重复道：

“嗯，爹地，给我钱，好吗？”

“什么钱？”格德尔干巴巴地问道，声音很平静，乔伊丝从来没有听到他用这种语调和她说话。

她的双手已经神经质地绞在一起，但她努力掩饰着自己的不耐烦，回答道：

“什么钱？旅行的钱。你以为我在西班牙靠什么生活呢？难道靠卖身？”

格德尔的脸抽动了一下，但是他尽量克制住怒火。

“你需要很多钱，是不是？”他一边问一边用手指数着通关第一列的十三张牌。

“我不知道，瞧，你都烦死了……当然是了……很多钱……就像以往那样……一万，一万二，两万……”

“啊！……”

她将手伸向格德尔的外套，试图抽出他的皮夹。

“哦！别折磨我了……快给我吧，好了，给我吧！……”

“不。”格德尔说。

“什么？”乔伊丝叫道，“你说什么？”

“我说不。”

他将头微微向后仰去，久久地看着她，微笑着。很久他都没有对她说过不了，就这样，用以往那种生硬而清晰的语调……他又一次小声重复道：“不。”他似乎在品尝其中的乐趣，如同品尝一只水果。他慢慢将手放在下巴上，指尖沿着嘴唇划过。

“这似乎很让你吃惊，是吗？你要走就走好了。但是你听见了，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你自己解决吧。啊！你还不了解我，我的女儿。”

“我讨厌你！”乔伊丝叫道。

他低下头，重新开始数牌，声音不高也不低。一、二、三、四……但是，数完一列后，他显然又糊涂了，于是用越来越低、越来越抖的声音重复着：一、二、三，接着他停下来，似乎有些精疲力竭，深深地叹了口气。

“你也不了解我，同样，”乔伊丝说，“我对你说过我要走，我就会走的。我不需要你的脏钱！”

她唤过她的小狗，消失了。过了一会儿，路上响起汽车的声音，仿佛龙卷风掠过。格德尔没有动。

霍约斯轻轻耸耸肩。

“哦！我亲爱的，她会解决钱的问题的……”

看到老格德尔没有回答他，他半闭起细长而有些倦意的眼睛，微笑着小声说道：

“您对女人真是一窍不通，我亲爱的……得让她们吃耳光。也许新的态度倒是能让她留下来……这些个小动物真让人搞不懂……”

格德尔已经从口袋里抽出皮夹，他转动着皮夹。这是一只很旧的黑色皮夹，已经坏了，和他大多数私人用品一样；缎纹的里子已经破了，皮夹一角的金色也已经磨掉；皮夹里塞满了钞票，鼓鼓囊囊的，于是用橡皮筋捆着。突然间，格德尔咬紧牙光，抓住皮夹，用力地敲打着桌子。牌飞得一地。他一直在敲桌子，每敲一下，喑哑的声音便在空中回荡。然后他终于停下来，将皮夹放回自己的口袋，站起身，从霍约斯面前走过，故意用身体撞了他一下。

“这是我给自己的耳光……”他说。

每天早晨，格德尔都要到花园去，沿着搭有避风蓬的小路走上一小时。他走得很慢，在正值壮年的雪松宽阔的树荫下，他一边走一边计步；走到第五个来回的时候，他就停下来，靠着一棵树的树干，痛苦地张开夹紧的鼻孔，深深地呼吸着空气，但仍然有些费力，于是他不自禁地张开双唇，颤抖着，迎着海风。然后他重新开始散步，计数；他心不在焉地用拐杖把小石子挑到一边。他穿一件灰色的宽袖旧长外套，脖子上围一条羊毛长围巾，头戴一顶黑色的、已经有些破损的旧帽子，看上去，他几乎和乌克兰某个村庄的老犹太旧货商没有分别。有时，走着走着，他就会挑一挑肩，仿佛背上有一个沉重的包袱，里面塞满了破布或废铁。

这一天，他第二次出了房间，大约在三点钟的时候；天气非常好。他坐在大海对面的长凳上，轻轻地解开了羊毛长围巾，松开斗篷上部的扣子，小心翼翼地呼吸着海风。但是心脏这一回跳得很正常；只是空气在他胸口来来回回的时候，肺部永远都有这“咝咝”的声音，非常轻，却哀怨而尖锐。

长凳上撒满了阳光，花园静静地浸润在这黄色的光线之中，黄色的、透明的光线，仿佛精油。

老格德尔闭起眼睛，伸长腿，叹了口气，叹息中既有悲伤也有惬意的成分，他的手永远都是那么冰凉，接着他轻轻地揉了揉他的指关节。他喜欢热气。巴黎、伦敦的天气太让人难受了，也许……这一天，他在等格马的经理，头天晚上他告诉格德尔要来……这是出发的征兆……上帝知道他还要游荡到哪个角落……真是不应该走的……这里的天气那么灿烂。

砾石小路上传来脚步声。他转过身，看见了洛夫。一个小个子男人，苍白发灰的脸色，无精打采，神情羞涩，被塞满了各种文件的公文包压得直不起身来。

很长时间，洛夫仅仅是格马公司的一个普通雇员；现在他已经是格马的经理了，并且做了五年时间，但是和以前一样，只要格德尔看他一眼，便足以让他从里抖到外。他行色匆匆，佝偻着肩，神经质地笑着。格德尔又一次想起马居斯的话，马居斯经常说的一句话：“你，我的小东西，你以为你是个伟大的生意人，其实你不过是个投机商，你根本不懂择人，也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人。你一生都会是孤独的，周围不是流氓就是蠢货。”

“您为什么来？”他问，打断了洛夫的话，洛夫正啰啰嗦嗦、含混不清地问他身体如何。

洛夫停下来，坐在长凳的边缘，一边叹气一边打开公文包。

“唉！……您听我解释……请仔细听我说……但是也许这会让您感到疲倦的？您是不是想过一会再听呢？……我带来的消息……”

“不太好，”格德尔愤怒地打断他，“当然，别啰嗦了，看在上帝的分上，说您想说的事情，说清楚点，如果您能够说清楚。”

“是的，先生。”洛夫匆匆答道。

巨大的公文包摊在他的膝头上，不是很稳当；洛夫用两只手拿着，抵住胸口，开始往外抽一捆捆的信和文件，一封封地放在长凳上。他恐惧地咕哝着：

“我找不到那封信了……啊！不，找到了……您看一下？”

格德尔从他手中一把夺过信。

“把它给我……”

他念了信，什么也没说，但是洛夫一直盯着他，捕捉到了他嘴角的一丝不由自主的抽动。

“您瞧！”他低声说，仿佛感觉很抱歉似的。

他将其他的文件递给他。

“突然之间所有的麻烦都来了，总是这样的……前天，纽约的证券交易可以说给了我们最后的打击。但是这也只是加速了事情的进程而已……您已经有所预料，我想？……”

格德尔猛地抬起头。

“什么？是的，”他有些心不在焉地说道，“纽约的报告在哪里？”

洛夫又开始翻那叠纸头，格德尔狂怒地一把推开。

“您就不能事先理清楚吗？我的上帝啊。”

“我才到……而我……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去饭店呢……”

“希望如此。”格德尔嘟囔着。

“您看到了，是吗？”洛夫一边坚持一边神经质地咳嗽，“您看到英国银行的信了吧？如果一周内还没有还清，银行将按规定拍卖您的股票。”

“我们走着瞧……这群混蛋……肯定是维耶在捣鬼……但是他得意不了多久，我向您发誓……我在他们银行的透支金额是四百万？”

“是的。”洛夫一边说一边点头。

“现在，大家受到挑唆，对格马都不看好。自从这个可怜的马居斯出了事之后，证券交易所里一直在传对格马相当不利的谣言……甚至有人在用最虚假最恶毒的方式歪曲您的病，格德尔先生……”

格德尔耸耸肩。

“这个嘛……”

这个并不让他感到奇怪。包括马居斯自杀所造成的影响，自然……“这一点能让他死前得到些许安慰。”他想。

“这一切都无所谓，”他说，“我会和维耶说的……我担心的是纽约……一定得去一趟纽约。杜宾根那里没有任何消息吗？”

“不，因为我要走，他来了一封电报。”

“啊，赶快给我，上帝啊！”

他念道：“本月二十八号到伦敦。”

他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

只要老杜宾根帮忙，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立刻打电报给杜宾根，说我二十九号早晨到伦敦。”

“是的，先生。哦！对不起，但是……那些人说的是真的吗？”

“什么？”

“嗯，他们说，您是受杜宾根的委派，负责和苏维埃谈判泰伊斯科的转让合同，说杜宾根重新买了您的股票，并且让您进入合并？哦！这真是一桩大生意，好生意，如果人们知道了，我们的信用会……”

“今天星期几？”格德尔打断他问。

他飞快地计算着。

“四点钟……我们今天还来得及走……不，今天是星期六，没有必要……我必须去巴黎见维耶。明天。星期一早晨在巴黎；我可以四点钟再走。星期二我去伦敦……然后我乘一号的船去纽约……如果能不去纽约就好了。不，不可能……但是，十五号我必须到莫斯科，最迟二十号……哦！这一切真是辛苦，这一切……”

他慢慢地将双手合拢，仿佛是在用手掌挤压核桃。

“真是辛苦……恨不得分成好几个人。好吧，我们看……”

他停了下来。洛夫递给他一张写满姓名和数字的纸。

“这是什么？”

“您能看一眼吗？……这是职员的加薪表……也许您还记得？……四月份，我们谈起过这件事，还有马居斯先生。”

格德尔皱起眉头，审查名单。

“朗贝尔，马蒂亚斯，行……维—尧姆小姐？啊，对了，马居斯的打字员……那个连一封完整无误的信都打不了的小娼妇？不！其他人，是的，可以考虑，比如说那个小个子的驼背，她叫什么？……”

“加西翁小姐。”

“是的，这个可以……尚贝尔？您的女婿？说说看，您觉得给这个傻瓜提供了职位还不够吗？……已经允许他没事的时候一个星期来两次，而且为了让他工作……一个子儿也不加，您听到了没有，一个子儿也不加！……”

“可四月份的时候……”

“四月份的时候我有钱。现在，我没有了。如果我给所有游手好闲的人加工资，你和马居斯的这些亲戚就塞满办公室了！……把你的笔给我。”

他划去了好几个人的名字。

“可勒维纳才有了第五个孩子……”

“我才不管呢！……”

“好了，好了，您总是表现得过于冷酷，而您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格德尔先生。”

“我不喜欢拿我的钱装慷慨，洛夫，像你这样。允诺过多的东西当然显得很善良……但是，柜台里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还不得我来解决，不是吗？”

他突然停下来。一辆货车驶过。在寂静的空气之中，可以清晰地听见随着火车驶近，声音渐渐大起来。格德尔低下脑袋，听着火车声。

洛夫低声道：

“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勒维纳……每个月两千法郎的工资要养活五个孩子，实在是不太容易……必须有点同情心……”

火车走远了。长长的汽笛声响起，仿佛召唤，仿佛焦虑的询问，然后，随着火车渐渐远去，声音减弱下去，越来越轻。

“同情心，”格德尔突然高声叫道，“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同情过我，不是吗？从来没有人同情过我……”

“哦，格德尔先生……”

“是的，是的，付钱，付钱，永远都在付钱……我就是为这个活在世上的……”

他费力地呼吸着，用一种别样的、更为低沉的声音结束了谈话：

“划掉名字的这些人都不能加薪……明白了吗？去订票。我们明天走。”

“我明天走。”格德尔突然从桌前站起身说。

格劳丽亚轻轻地哆嗦了一下，小声问道：

“啊！……要走很久吗？”

“是的……”

“你……你确定这是谨慎的举动吗？大卫？……你的病还没有全好。”

他大笑道：

“那又怎么样？我难道有权利生病吗？像其他人一样？我？”

“哦，又来了，一副受害者的腔调。”格劳丽亚很愤怒，咬牙切齿道。

他猛然推开门走了出去。壁炉上的水晶烛台在穿堂风中摇曳着，在寂静之中发出急促而清脆的响声。

“他在发神经。”霍约斯轻声说。

“是的，您今晚出门吗？需不需要汽车？”格劳丽亚问。

“不，谢谢，亲爱的。”

格劳丽亚转向仆人道：

“我今晚不需要司机。”

“好的，夫人。”

仆人将银盘放在桌上，银盘里是利口酒和雪茄，退了出去。

格劳丽亚也神经兮兮地做了个手势，将围着灯轻叫的蚊子赶走。

“哦！真烦人……您要咖啡吗？”

“乔伊怎么样了？你有她的消息吗？”

“没有。”

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颇为愤怒地继续道：

“这一切都是大卫的错！……他简直是个疯子，是个蠢货，那么宠这个小东西！……他也不是爱她！……她只是满足了这个暴发户粗俗的虚荣心而已！……可实际上他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她简直就像个娼妇！你知道那天在赌场，就是他病倒的那天，他给了她多少钱？五万法郎，我亲爱的。真是不错，是吗？有人向我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在赌场里，这个小东西当时还半梦半醒的，手上捧着成堆的钞票，就像一个才从糟老头子那里骗来钱的女人！……可是换作我就永远是那样的腔调，永远在重复同样的东西：生意不好！他已经为我工作得够辛苦了，等等等等！啊！我真是个不幸的女人！而乔伊丝呢！……”

“哦！她很可爱……”

“我知道。”格劳丽亚打断他说。

霍约斯没有说话，他站起身，走向窗户，呼吸着海风。

“天气真好……您不想去花园吗？”

“行，如果您想去。”

他们一起走了出去。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月光皎洁；平台上巨大的白炽反射灯为花园小路上的砾石、树干撒上了一层薄雾，仿佛剧院那种冷冷的光一般。

“感觉一下，这天气是多么美好啊，”霍约斯重复道，“这是来自西班牙的风，有一种肉桂的味道，你没闻到吗？”

“没有。”她干巴巴地说。

她靠着一张凳子。

“我们坐下来吧，在黑暗中走路让我觉得很疲惫。”

他在她身旁坐下，点燃了一支香烟；打火机的光突然照亮了他那张微微有些倾斜的脸，凸起的、细而卷的睫毛仿佛枯死的花朵，他的嘴唇形状非常好，依然显得很年轻，充满生命力。

“啊！今晚怎么了？家里没有其他人吗？”

“你在等谁？”她心不在焉地问。

“不，不是在等谁……只是我有点吃惊……这座房子总是满满的人，就像逢到集市那天的小饭店……我倒不是抱怨……我们老了，亲爱的，需要周围都是人，都是热闹的声音。以前不是这样的，但是一切都过得……”

“以前，”她重复道，“你知道多少年过去了吗？真是可怕……”

“将近二十年了！”

“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一年尼斯的狂欢节，我的朋友，已经二十五年过去了。”

“是的，”他低声道，“一个小小的奇怪的女人，走在大街上，戴着窄边草帽，穿一条很简单的裙子，神情迷茫。但很快就变了。”

“那个时候你爱我……而现在，你只关心钱，我能感觉到，走吧……只是别拿走我的钱！……”

他温和地耸耸肩：

“嘘，嘘……别发火，这样会老的……我觉得今天晚上自己变得很容易动感情。您还记得吗，格劳丽亚，那个蓝色和银色相间的狂欢舞会？”

“是的。”

他们都没有再说话，仿佛同时看到了尼斯的街道，狂欢节的那天晚上，到处都是戴着面具的人在歌唱，棕榈树、月亮、马塞纳广场上人群的尖叫……他们的青春……美丽的、充满欲望的、简单的夜晚，如同那不勒斯的浪漫曲……

他突然摇动雪茄道：

“哦，亲爱的，往事不堪回首；这一切让我感觉到了死神的阴风！……”

“真的，”她也不自禁地轻轻抖了一下，“每当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我那时想到欧洲来……我现在都搞不清楚了，大卫是怎么筹到我的旅费的。我坐了三等舱过来。而我就在统舱里看着那些珠光宝气的女人跳舞……为什么一切都来得那么迟？而这里……在法国……我那时寄住在别人家，他家很小……到了月底，美国没有钱寄来的时候，我只能在自己房间里吃个橘子当晚饭……这些你从来都不知道，是吧？我喜欢炫耀……是的，只有上帝知道，每天的日子不总是那么美好……但是为了这些日子，这些夜晚，我付出的又是什么……”

“现在轮到乔伊丝了……这很奇怪，想起来我总是很气，但又有些安慰……你不是这样的，是吗？”

“不。”

“我很清楚，好了。”他低声咕哝道。从他的声音中，格劳丽亚能猜出他在微笑。

她突然说：

“有件事情让我感到很烦……你经常问我，关于……他的病，盖达利亚是怎么说的。”

“是的，我能理解。”

“好吧，告诉你，是心绞痛。他随时都可能死。”

“他知道吗？”

“不。我……我安排好了，没让盖达利亚吐露一个字。他想让他放弃生意……那我们怎么生活？他可没为我存过一分钱，没有，一分钱也没有。而那天晚上，我从他的脸上看见了死亡。真的，我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

霍约斯轻轻扳动着指关节，发出轻微的响声，这是他恼火的表现。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嗯，”她有些不高兴地说，“我当时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和往常一样，我想到的是您。如果大卫不再挣钱，您会怎么样呢？因为您很清楚，我想，我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吧？……”

“哦！”他笑着说，“假如有一天我对于女人而言毫无价值了，那我还不如死了好。一个老情人，让我迷醉的是这份荒淫的优雅。”

她不耐烦地耸耸肩。

“哦！够了！您不知道我有多么心烦意乱！我又能怎么办呢？如果我和他说了真相，他真的撒手不管一切了呢？……不要说不可能。您不了解他。这会儿他只想着自己的身体，他成天都觉得自己要死了。但是您从来没有见过他早晨在花园里的样子吗？穿着他的旧外套，坐在阳光下？啊！我的上帝啊，如果他要这样拖上很多年！我情愿他马上就死！如果只是……啊！没有人会为他的死感到难过的，我向你发誓……”

霍约斯低下头，采了一朵花，轻轻地在指间揉碎，接着呼吸着手间残留的芬芳。

“多香啊，”他低声道，“多么甜美的味道……胡椒那种细腻的味道……也许就是花坛边的那些可爱的小小的石竹……您这样对待您的丈夫是不公平的，我亲爱的。他是个正直的人。”

“正直的人，”她冷笑道，“您知道有多少人因他而破产，多少人自杀，多少人陷入不幸吗？就是因为他，马居斯，他的合伙人，他交往了二十六年的朋友才自杀的！你难道不知道吗？”

“不知道。”他漠然地说。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她重复道。

“哦！你只有一件事好做，我可怜的朋友……心平气和地让他有所准备，尽量心平气和地让他明白……因为，我想，他不会放弃他手里的生意的……费希尔和我笼统地提到过……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丈夫现在的状况可不太好。为了摆脱困境，他寄希望于和苏维埃的谈判……应该是石油，我想……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如果他现在突然死了，就他目前的财产状况而言，您一定会卷入非常混乱的继承之中，您继承的是债务，而不是钱……”

“这是真的，”她嘟哝道，“他的生意一团糟，甚至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我想……”

“没有人知道吗？”

“噢，没有，”她耸耸肩，愤怒地说，“他怀疑这世上的所有人，我想，尤其是我！……他的生意！他对我都是瞒着的，就像对我瞒着他的情妇一样！……”

“那么，瞧，如果他知道了，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生命随时都有危险，他肯定会采取某些措施……而且这会让他在某种程度上孤注一掷的……”

他轻轻地笑道：

“他最后一次生意，他最后一次机会……想想吧。是的，我们应该理解他……”

他们俩本能地转过身，望着房子。一楼格德尔房间的窗户上亮起了灯光。

“他还没睡……”

“啊！”她低沉地说，“我不能看见他，我……他从来不曾理解过我，从来没有爱过我……钱，钱，一生都是如此……他就是一台机器……没有心，没有感觉，什么也没有……而有好几年，我就和他这样的人睡在一起……他一直都是如此，从来没有变过，生硬，冰冷……钱，生意……从来没有一丝微笑、安抚……总是大吼大叫大闹……啊！我从来不曾幸福过……”

她没再往下说。由于她转身的角度，小路上的大灯泡正好照在她的钻石耳环上，钻石发出耀眼的光芒。

霍约斯笑了：

“多么美好的夜晚，”他带着梦幻的表情说，“花儿是那么芬芳，真是甜美……您的香水太浓了，格劳丽亚，我早就和你说过……简直无法忍受，把这些秋天的小玫瑰都要熏死了……多么静谧啊……美妙极了……您听听这大海的声音……夜晚是多么平静……听听路上的女人，她们在唱歌……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妙，不是吗？……这纯净、美妙的声音，这夜晚……我喜欢这地方。如果要把这房子卖了，我会感到很难过的。”

“你发疯了吗，”她低声说，“你在说什么？”

“我的上帝啊，这是很可能的……这房子不在你名下，不是吗？……”

她没有回答。他接着说道：

“你试过很多次了，你还记得吗？他总是说，哦！他的老调重弹……‘我还在呢……’是不是？”

“今天晚上必须对他说……”

“的确，这样更好……”

“我马上就去……”

“这样更好。”他重复道。

她慢慢站起身。

“啊！这事情让我烦透了……你留在这里吗？”

“是的，天气如此宜人……”

格劳丽亚走进格德尔的房间时，他正在工作；他坐在床上，蜷成一团，满床都是的垫子似乎支撑着他的身体，他解开了衬衫，一直到胸口，宽大的袖口也敞着，搭在他赤裸的胳膊上。他把台灯放在床上，放在托盘里，托盘里还有一杯喝了一半的茶，一只盛满橘子皮的盘子。台灯的光线直直地照着他微微歪在一边的脑袋，让他的白发显得尤为刺眼。

格劳丽亚打开门的一刹那，他突然转过头，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接着他的脑袋更加低垂，嘟哝道：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

“我有事要和你说。”她干巴巴地回答道。

他拿掉眼镜，用手绢的一角久久地擦拭着生疼的双眼。她在床上坐下来，在他的身边，挺着胸，转动着珍珠。

“大卫，听好了……我必须和你谈谈……你明天就走了……你还在生病，非常疲惫……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这世上孑然一身……”

他漠然地，毫无表情地听她说，一动不动，也没说话。

“大卫……”

“你要我做什么？”他终于开口道，用她熟悉的那种生硬的、惊惶的、顽固的神情看着她，“别烦我了，我还有工作……”

“我要说的事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和你的工作一样重要。你不能就这么轻易地将我抛下不管，我警告你……”

她冷冰冰地用力咬住嘴唇。

“你为什么走得那么突然？”

“为了生意。”

“噢！我很怀疑你是不是去会你的某一位情人！”她愤怒地耸耸肩，叫道，“哦！大卫，当心点，你别惹我！你到底去哪里？生意很糟糕，不是吗？”

“当然不是。”他死气沉沉地咕哝道。

“大卫！”

她丧失了理智，神经质地大叫。然后，她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是你的妻子，似乎……我有权关注你的生意，因为它不仅和你有关，和我也同样有关！……”

“迄今为止，”格德尔慢慢地说，“每次你总是说，‘我要钱，你想办法解决’，而我都解决了。以后会依然如此，一直到我死。”

“是的，是的，”她愤怒地打断了他，声音里有一种隐隐的威胁，“我就知道……总是这一套。你的工作，你的工作！……而我，我有什么呢，我到底能有什么，如果你消失了！你以为你解决得很好，是吗？等到你死的那天，你的债权人扑向我的时候，我什么也不会有，一分钱也没有！”

“我死的时候，我死的时候！我还没死呢！不是吗？不是吗？”他突然颤抖着，叫道，“你给我听好了，闭嘴！……”

她冷笑道：

“是的，是的，就像一只把头埋进翅膀里的鸵鸟！你什么也不愿意面对，不愿意明白！……那好吧，活该！……你患的是心绞痛，我亲爱的！……你可能明天就会死去。为什么你这么看着我？……你真是我所见到的最可怜的胆小鬼！……你还是男人呢！……你也配叫男人！……看着我！你还真的能昏倒，我敢发誓！……好了，别做出这副样子，”她耸耸肩说，“你还能活二十年，医生说过。只是，你到底要什么？必须正视这些事情！……首先，人都是要死的……想想尼古拉·莱维，波尔杰斯，还有那些曾经大富大贵的人，可他们死的时候，都给他们的寡妇留下了什么？银行的债务。至于我，我不希望这事落到我的头上，你听见了吗？你自己想办法。作为开始，你把这房子转到我的名下。如果说你曾经是个好丈夫，已经有很长时间你没有给我应当得到的那份财产了！我什么也没有。”

她突然停下来，叫了一声，因为格德尔一拳打翻了托盘，托盘和灯都滚在地上。玻璃破碎的声音在已经沉睡的房子中响了起来，划破寂静，东西滚得一地。

格劳丽亚大叫大喊：

“粗鲁的东西！粗鲁的东西！……你就是条狗！……一点也没变！……瞧！……你还是过去那样……那个小犹太人，在纽约卖破布废铁的小犹太人，肩上扛着大包。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

“那你呢，你还记得吉什涅夫吗？你父亲的小店，犹太街的高利贷商人？……你那个时候可不叫格劳丽亚？可不是吗？……哈夫杰雅！……哈夫杰雅！……”

他抬起拳头，用意第绪语叫着她的名字，仿佛一声声咒骂。她抓住了他的肩，将他的脑袋靠在自己的胸口，想要堵住他的叫声。

“住嘴，住嘴，住嘴！……你这个粗鲁的东西……粗人！……仆人都在，他们会听见的！……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你给我住嘴，我要杀了你，住嘴！……”

但是突然，她松开他，呻吟着：他竟然野蛮地开口咬她，他咬住她的珍珠和她的脖子。格德尔红了眼睛，仿佛一只狂怒的狗，叫道：

“你敢！……你敢说！……你敢说你什么也没有……这是什么？是什么？还有这？”

他疯狂地摇动着沉重的珍珠项链，项链在他的指间扭作一团。她用指甲拼命地挖他的手，但是他握得很牢。他吼着，几乎喘不上气来：

“这个，我的小姑娘，这个值一百万！……还有你的那些祖母绿呢？你的那些项链？手镯？戒指？……你所拥有的一切，把你从头裹到脚的一切！……你还说，你还敢说我没给你应得的财产！……瞧瞧我，看看你这一身的珠宝，不都是钱吗？不都是你从我这里榨取来的钱？抢来的钱？……你，哈夫杰雅！……可我捡到你的时候，你只是一个可怜的穷姑娘，你别忘了，别忘了！……你在雪里跑来跑去，脚上穿的是破鞋子，羊毛袜都露出来了的脚，通红的长满冻疮的手！啊！我美丽的姑娘，我还记得很清楚呢，这一切……我记得我们离开时的船，挤满了移民的桥……而现在，格劳丽亚·格德尔！你这些裙子、首饰、房子、汽车，都是我付的钱，是我，是我用我的健康、我的生命支付的！……这是你从我这里所得到的一切，从我这里抢去的一切！……买这座房子的时候，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拿了将近二十万法郎的佣金，霍约斯和你！付钱，付钱，付钱……从早到晚……付钱，付钱，付钱……整个一生我都在付钱……你以为我真是瞎了吗？什么也看不到，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你靠我养活，富得流油，以为我不知道你用乔伊丝的名义捞钱？……好好整理一下你的钻石和证券！……这些年来你一直比我富有，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他的叫喊声撕扯着他的心；他将双手放在喉咙口，剧烈地咳起来，非常可怕的咳嗽声，使得他整个身体都在晃动，仿佛在风暴中一般。有一阵，格劳丽亚以为他就要死了。但是他还活着，还有气力向她扔来最后的话，他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仿佛受尽了折磨，一边从四分五裂的胸口往外吐着：

“房子……你不会得到的！你听好了！你永远也得不到……”接着，他向后倒去，一动不动，一声不吭，闭着眼睛。他忘记了她的存在。只是听着自己的呼吸声，这犹如呻吟的咳嗽声，平息不了似的，波涛一般在他的喉咙口翻滚，还有他的心脏，那颗病中的衰老的心脏，贴在他的胸口，一下一下地跳着，低低的，沉沉的……

这一切持续了很长时间。接着，渐渐的，危机过去了。咳嗽声变轻了，也不再那么剧烈。他转向格劳丽亚，勉强用很低的、窒息一般的、精疲力竭的声音说：

“你就满足于你现在得到的东西吧，行了……因为我向你发誓，你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了，什么也不会得到……”

她还是打断了他。

“别说了。听你说话真让我感到难受。”

“你走吧。”他推开她伸向他的手；他无法忍受碰到她的手指，碰到她冰凉的戒指。

“你走吧。我要你弄明白。只要我活着，一切都会好的……你是我的妻子，我尽我所能给你一切……但是我死了，你什么也不会有的。你听见了吗？什么也不会有，我美丽的姑娘，至于你聚的钱……这已经太多了……我已经安排好一切，乔伊丝将拥有我的一切。而你呢？一分钱也别想有。一分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格劳丽亚的妆化了，面色越来越惨淡。

“你说什么？”她沉着声音问道，“你疯了吗？大卫？”

他擦拭着脸上的汗水，阴毒地望着格劳丽亚说：

“我希望乔伊丝能够自由、富有，至于你……”

他突然咬紧了下颌：

“你不行，听见了吗？你不行……”

“为什么？”她带着某种天真，机械地问道。

“为什么？”格德尔慢慢地重复说，“啊！瞧……你真的想要我说为什么吗？……好吧，因为我觉得自己为你做得已经够多了……我把你养得够肥了，你，还有你的那些情人……”

“什么？”

他突然大笑道：

“啊！我说这话你很吃惊吗？……但你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我敢说，是不是？……是的……你的情人……所有的，小波尔杰斯，莱维·威士曼……还有其他人……还有霍约斯……尤其是霍约斯……啊！那个家伙！……已经有二十年了，我看着他花我的钱买戒指，买衣服，甚至玩女人……行了，这一切都够了，你明白了吗？”

由于她没吭声，他重复道：

“你明白了吗？啊！如果你能看到自己现在的表情就好了！……你甚至连骗骗我都不愿意！……”

“为什么？”格劳丽亚说，声音似乎是从紧闭的牙缝里挤出来的，“为什么？……我没有欺骗过你……因为所谓的欺骗，前提是这个丈夫，或者说这个男人还和你睡觉……还给你带来快乐……而你呢！……这些年来你一直是个衰老的病人……疲软的家伙……你大概忘了吧，你……你没有数过吧，有多少年了……快十八年了吧，你都没碰过我……而这之前呢？”

她大笑道：

“而这之前呢？大卫，你忘了……”

突然之间，老格德尔的脸红了，血涌上他的脑袋，他的眼睛里满是泪水。这笑声……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听到了……那些夜晚，他徒劳地将她压在身下，她发出的这笑声……他像以往那样咕哝道：

“这是你的错……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爱！你？大卫·格德尔？但有人爱你吗？爱你？你不是要把钱给你的乔伊丝吗？难道你会天真地以为她爱你？但是她也一样，她爱的是你的钱，好了，老蠢货！……她不是走了吗？不是吗？你的乔伊丝？……她留下你一个人，你老了，病着，一个人！……你的乔伊丝！……但是你生病的时候，你还记得吗？病得都快死了，她那晚还在跳舞！……而我，我至少还留下来了，出于廉耻……她呢？你下葬的那天她也会在跳舞，蠢货！啊，是的，她爱你，她！……”

“我无所谓！……”

他想要叫，但是他那走了调的声音宛若嘶哑的喘息，被堵在他的喉咙口：

“我无所谓，别和我说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为别人挣钱，然后精疲力竭，我就是为此活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的……乔伊和你一样是个娼妇，我很清楚，但是她伤害不了我……她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女儿，是我在这世上惟一的东西……”

“你的女儿！……”

格劳丽亚一屁股坐在床上，向后倒去，发出一阵尖锐的、疯狂的笑声，笑得浑身发颤。

“你的女儿！你能肯定吗？你不知道吗？你，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好吧，她不是你女儿，你听见了吗？你女儿，她根本不是你的……她是霍约斯的女儿……蠢货！但是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她那么像他，那么喜欢他……因为她早就猜到了，我敢打赌……你还不知道呢，每次你拥抱你的乔伊丝，你的女儿，我们在一起笑成什么样子！……”

突然，她停了下来。他没有动，什么也没有说。她凑近他。他用手遮住脸。

她机械地小声说道：

“大卫……这不是真的……听着……”

他没有听她说。他羞愧地用手按住脸，什么也没说。他不知道她是怎样站起身，怎样在门口停下，他没有看见她注视他的目光。

最后，她走了。

过了一会儿，他起身下床，拖着沉重的脚步一直走到卧室旁的浴室。他想喝水。他找了一会儿为夜里准备的开水，但是没有找到。他打开浴缸的水龙头，湿了湿双手和双唇。他慢慢站起身；双膝发颤，像一匹已经濒临死亡的老马，然而在鞭子的抽打下竭尽全力想要站起来。

夜晚，风更猛了，透过打开的窗户在呼啸。他机械地走近，望着外面，但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如同瞎子一般抻着脑袋。接着他觉得有点冷，便回到了卧室。

他踩在碎玻璃上，发出一声嘶哑的咒骂，漠然地看了看自己什么也没穿的正在流血的脚，重新躺下。他一直在发抖。他将被子紧紧裹在身上、脸上，将额头抵住枕头。他已经精疲力竭。“我要睡觉……忘记这一切……明天，我想……明天……”什么？明天？他能够做什么？他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做不了。霍约斯……这个肮脏的小白脸……还有乔伊丝……“她真的很像他！”他突然绝望地叫道。但是很快他就不再吭声，只是握紧了拳头。格劳丽亚说过：“她那么喜欢他……你没看见吗？……她早就猜到了……”她知道，她一定觉得他很可笑，她过来和他亲热只是为了他的钱。这个小娼妇，这个小……他沉重地咕哝道，嘴唇发干：“她不该这么对我……”

他是多么喜欢她啊，多么以她为骄傲，而他们呢，他们真是笑话够了他，所有人……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怜的蠢货，他还真的以为自己在这世上拥有了点什么……他的命运……一生的辛勤劳动换取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孑然一身，一无所有，空着双手……一个孩子！但是在四十岁的时候，他已经如同一个死人一般衰老，毫无生气！这都是格劳丽亚的错，她一直都讨厌他，蔑视他，不让他靠近……她的笑声……因为他丑，笨重，不灵巧……开始的时候，他们很穷，她害怕自己有孩子，觉得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大卫，小心点，大卫，注意，如果你让我有了孩子，我就去死……”真是美好的爱情之夜！接着……他现在都记起来了，记起来了……那是十九年前。他数着年头。一九〇七年。十九年。她在欧洲，他在美国。就在这之前的几个月，他平生第一次挣了钱，在一桩建筑生意里挣了很多钱……可很快他又什么都没有了。格劳丽亚一个人在意大利的某个地方游荡。时不时地给他发一些简短的电报：缺钱。他总是会想办法给她筹到钱。怎么办呢？啊！一个犹太丈夫必须安排好……

当时有个美国的财团正好组建起来，承包美国西部的一条铁路线，一个可怕的地方，平原，沼泽……十八个月后，所有的钱都用完了，投资人一个个全跑了……他于是接手这件事情。他筹措到了资金，到了那里，留下来……每次他将自己有力、沉重的双手插入某桩生意的时候，他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开的，不……

他就像工人一样，住在朽木搭建的工棚里。那时正好是雨季。雨水沿着墙壁流淌下来，从顶棚不闭合的接缝处流下来，夜晚，沼泽里飞来的大蚊子嗡嗡作响。每天都有人死于高烧。晚上就这样把死人埋了，继续干活。一整天，棺材都放在那里，上面兜着潮湿的防雨布，闪闪发光，在风雨中噼啪作响。

就是那时候的某一天，格劳丽亚突然来了，穿着毛皮大衣，指甲涂得锃亮，尖细的高跟鞋嵌在泥沙中……

他还记得她到的时候的样子，她怎么进了他的门，怎么将一扇小小的破玻璃窗打开。外面青蛙在叫。这是秋天的一个夜晚，天空是暗红色的，在沼泽的映衬下几乎显出一种棕色……很美的场景……可怜的村庄……发霉的木头气味，泥浆，雨水……他不停地重复着：“你真是疯了……为什么要来？你会染上高热病的……我当然希望有个女人……”她说：“我烦透了，我想见到你，我们是丈夫和妻子，可我们却像两个陌生人，生活在世界的两极。”然后他说：“那你睡在哪里呢？”房间里只有一张又窄又硬的床。他还记得她是怎样低声说：“和你一起，大卫……”上帝知道，那晚他根本不想要她。他疲惫不堪，几乎被疲劳压垮了，监工，高热……他心怀恐惧地呼吸着几乎已经忘记的她的芬芳，重复道：“你疯了，你疯了……”而她紧紧地贴着他灼热的身体，咬牙切齿地说：“你难道没有任何感觉吗？你不是男人吗？你不觉得羞愧吗？……”他那时就一点感觉也没有吗？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有时，人们闭上眼睛，转过头，不想看清楚……有什么用呢？尤其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之后也就忘记了……那天晚上她终于放开了他，懒洋洋的，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她睡着了，陷在床上，双臂交抱，呼吸非常沉重，仿佛是在噩梦之中……他起了床，像以往一样工作，他每天夜里都在工作。一盏煤油灯，外面在下雨，窗外，青蛙叫成一片。

几天之后她就走了。那一年有了乔伊丝……当然……

乔伊……乔伊……他愚蠢地重复着她的名字，哽咽着，仿佛动物的叫喊……乔伊，他爱过她……他的小……小女儿……他把一切都给了她。她可不会把他放在眼里，她蹭在他身上，就像一个妓女，抚弄、拥抱一个爱着她的老人……她很清楚他不是她的父亲……钱，就只是因为钱。她会不会离开他呢？就像她曾经做的那样？每次他拥抱她，她都要转过头去……“哦！爹地，你要把我的粉弄坏的……”她为他感到羞愧。他笨重、笨手笨脚，举止粗鲁……他很难过，从心底里感觉到一种残忍的侮辱。两行热泪从他肿胀的双眼中慢慢地流淌下来，沿着面颊滑下，他伸出颤抖的手拭去泪水。为了这个哭泣，为了这个小娼妇哭泣，他，大卫·格德尔！……“她走了，她留下你一个人，病着，孑然一身……”但是，至少这次她没从他这里拿到钱。他带着某种尖锐的、残忍的快感想起这些，她走的时候一文不名。霍约斯……他总是说：“得给她耳光，我亲爱的……”给她耳光又有什么用？最好的报复就是这个，一分钱也不给。他们都忘了，钱是他的，明天，只要他愿意，他们都将饿死，所有人……他说“所有人”，但实际上只是想到了乔伊丝。她什么也不会有了，一分钱也没有，没有……他冷冷地咬住自己的指甲，紧紧地咬住……啊！他们都忘记他是谁了……是的，一个可怜的病人，濒临死亡，饱受欺骗，可笑极了，但他同时还是大卫·格德尔！在伦敦，巴黎，纽约，说起“大卫·格德尔”，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都知道这是一个生硬的老犹太人，一生之中都只会让人讨厌和害怕，只要谁伤害了他，他一定会把他踩扁。“狗，一群狗，”他小声咕哝道，“啊，死之前我会让你们好看的……既然她说过，人肯定是要死的……”他颤抖的双手和床单绞到了一起；他带着某种绝望的怜悯望着自己沉重的、因为高烧而颤抖的手指。“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啊？”他闭上眼睛，仇恨地将牙齿咬得吱嘎作响，“格劳丽亚。”她那一串串冰冷的、滚来滚去的珠链就像一团绞在一起的蛇……还有另一个……另一个小婊子……“没有我她们会是什么样？她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团烂泥。而我，我工作，我杀人，”他突然高声说，声音很奇怪；他停了下来，慢慢将手合在一起，“是的，我杀了西蒙·马居斯，我知道……你也知道，好了，”他幽幽地对自己说，“而现在……他们还想我继续下去，像一条狗一样的工作，直到精疲力竭，他们真这样想的，我敢发誓！……”他爆发出一阵干巴巴的奇怪的笑声，仿佛半途被闷住的咳嗽声。“那个疯老太婆……另一个，那个……”他用意第绪语骂了一句，一句低声的咒语，“不，我美丽的姑娘，都结束了，结束了……滚吧……”天亮了。他听见门后有响动，机械地叫道：

“什么事？”

“电报，先生。”

“进来吧。”

仆人做了个手势问：

“先生病了吗？”

他没有回答，拿起电报读道：

“缺钱，乔伊丝。”

“如果先生要回电，”仆人好奇地看着他说，“电报员还在……”

“什么？”他慢慢地说，“不……没有回电……”

他重新躺下，一动不动地闭着眼睛。几个小时后洛夫来找他，他还是这样。他没有动过。勉强地、痛苦地喘着气，脑袋向后仰，双唇歙开，颤抖着，因为高烧和缺水而失去了血色。

他拒绝起床，不回答问题，不说话，也不要求，似乎已经处于半死状态，挣脱了这尘世。洛夫将有关贷款、限期还款的信件和其他急件塞在他手里，但是他似乎已经麻木的手指总是那样垂下来，他没有签字。洛夫被吓坏了，当天晚上就走了。三天之后，在伦敦的股市，大卫·格德尔在不同领域的产业一并宣告破产，激流过去也就过去了，他的破产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应。

这天夜里，乔伊丝和阿莱克斯在阿斯干附近睡的觉。他们离开马德里已经十天了，一直沿着阿尔卑斯山闲逛，天天粘在一块儿，谁也离不开谁。

通常都是乔伊丝开车，而阿莱克斯和吉尔则在阳光下睡意沉沉。晚上，他们停下来，在挤满情人、手风琴艺人和爬满紫藤的小旅馆花园里吃晚饭；树枝间点着油纸灯笼，有时会突然间烧起来——那种充满了生命力的火苗，舔着树叶，然后变成黑色的灰烬落在地上。两个孩子将手肘撑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喝着冰镇过的葡萄酒，彼此轻抚，一个在脑后用深色的手绢挽起发髻的姑娘在一旁为他们服务，然后，这两个孩子在夜里上楼，来到空荡荡的、清凉的房间里，做爱，睡觉，第二天一早再离开。

这天晚上，他们一直在阿斯干附近的山路上。落日为小村庄的房子染上一层粉色，那种糖衣杏仁的柔和的粉色。

“明天，”阿莱克斯说，“要回去了……鲁夫纳夫人……”

“哦！”乔伊愤怒地咕哝道，“她真可怕，又丑又恶……”

“但我们得享受好的生活。等我们结婚之后，我就只和漂亮姑娘睡觉了，乔伊，”他笑着说。他将手放在乔伊细腻的颈背上，揽住她：“乔伊……我想要你，你知道的。只想要你……”

“嗯，我知道的，”乔伊轻声说，颇有胜利感地撅起鲜艳的嘴唇，“我知道，别……”

天色越来越暗了。在比利牛斯山的深处，晚上那种小小的、安静的云彩开始往山谷尽头移动，夜里它们将栖息在那里。乔伊丝将车停在一家旅店的门口。老板娘开了门。

“一间大床房，先生，夫人？”一看到里面的人，她就笑着说。

房间很大，金色的木头地板，床也很大，又高又沉的样子；乔伊丝跑着跳上去，将整个身子埋在花布的压脚被上。

“阿莱克斯，过来……”

他冲她弯下身。

过了一会儿她呻吟道：

“蚊子……瞧……”

蚊子围着天花板上的灯在转圈。阿莱克斯赶紧将灯熄了。仿佛就在他们拥抱的那一瞬间，夜晚突然悄悄地来临了。突然间已经能听见窗下种着向日葵的小花园里的泉水叮咚。

“我把冰镇的白葡萄酒拿来？”阿莱克斯说，双眼闪闪发光，“我又饿又渴……”

“我们吃什么？”

“我要了螯虾和酒，”阿莱克斯说，“剩下的就看菜单吧。你知不知道，我们就剩五百法郎了？我们在十天的时间里花了五万法郎。如果你爸爸不给你寄钱……”

“我一想到他，”乔伊丝愤怒地说，“这个男人，他竟然就这么让我走了，一分钱也没给我！……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的！……要不是老费希尔……”

“那个老费希尔，为了这五万块，他到底对你提了什么要求？”阿莱克斯的语调有些暧昧。

她高声叫了起来：

“什么也没有！哦！我向你发誓！……没有，哪怕想到他用那双脏手碰我，我都会吐！只有你，小混蛋，只有你才会为了钱和那些老太婆睡觉，比如说那个鲁夫纳夫人！……”

她将他的双唇含在齿间，就像含着一只水果，然后她突然用力咬了他。

阿莱克斯叫了一声。

“啊！流血了，你这个坏东西，讨厌……”

她在黑暗里大笑。

“走吧，来，我们下楼……”

他们来到花园，吉尔跟在他们身后。花园里只有他们一堆人，旅店似乎空荡荡的。尚未完全暗淡下来的天际，一轮巨大的黄色月亮高悬在树的上方。乔伊揭开热气腾腾的汤碗的盖子，嗅着香气，欢快地呢喃着：

“哦！真香啊……把你的盘子递给我……”

她站着为他盛汤，样子有点奇怪，化着妆，双臂光溜溜的，突然间把她的珍珠项链往身后一甩，他望着她笑了。

“怎么了？”

“哦，没什么……就是有点滑稽……你不太像个……女人……”

“应该说是姑娘……”她做了个鬼脸，打断他。

“我无法想象你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是不是从来都是这样，涂着眼影，戴着戒指又唱又跳的？是吗？你会切面包吗？我想要点面包。”

“不会，你呢？”

“我也不会。”

他们喊过女招待，女招待将金色的圆形大面包按在胸口，切成一片一片。乔伊仰着头，无精打采地看她切面包，懒洋洋地伸了伸光溜溜的双臂。“我小的时候很漂亮……他们总是喜欢抚弄我，我都难受死了……”

“他们是谁？”

“男人。尤其是老头，当然……”

女招待拿来了空盘子，然后端来了一个瓦钵，里面是螯虾，微辣的、散发着香气的、热腾腾的汤汁。他们胃口好极了，大口吞咽着。乔伊丝还往上撒了胡椒粉，辣得她直吐舌头。阿莱克斯轻轻地在杯中斟满了冰凉的葡萄酒。

“今晚我们还像往常那样在卧室里喝香槟，”已经半醉的乔伊一边嚼着巨大的螯虾，一边低声说，“他们有什么香槟？我想要很干的克里格。”

她用双手捧起酒杯：

“看……葡萄酒和今晚的月亮是同样的颜色，都是金的……看……”

他们一起喝了酒，湿漉漉的、带着胡椒味的双唇绞在一起，然而他们还那么年轻，什么样的味道也遮掩不了那水果一般的芬芳。

就着橄榄辣椒炒鸡块，他们喝完了一瓶红艳艳的香贝坦葡萄酒，齿颊间还回荡着酒那种热辣辣的醇香。接着阿莱克斯又要了杯白兰地，将白兰地一半一半地兑入盛满香槟的大酒杯中。乔伊丝一饮而尽。吃甜点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小狗在她的膝头，她仰着脑袋遥望天空，一边用力拉扯着她金色的碎发。

“我想晚上在外面睡……我想一辈子都留在这里……一辈子都做爱……你呢？”

“我喜欢你小小的乳房。”阿莱克斯说。然后就不吭声了。

一喝酒他就变得沉默起来。他接着将白兰地一滴滴地倒入金色的香槟之中。

这是乡间宁静的夜晚；月亮的清辉倾斜在山峦上，蝉儿在鸣唱。

“它们还以为天亮了呢。”乔伊娇媚地呢喃着。小狗在她的怀抱里睡着了，她不想动，接着说道：

“阿莱克斯，给我根烟，帮我点上。”

阿莱克斯摸索着，将香烟插入她的唇中，接着他用力地揽过她的脖子，在她耳边模糊不清地说着些什么。

由于乔伊突然间松开了双腿，小狗醒了，跳到地上，一直跑到草坪上躺下来，它伸展着爪子，用力嗅着九月里石灰岩散发出来的香气。

阿莱克斯低低地叫着：

“来，来，乔伊，让我们来玩爱的游戏……”

“来，吉尔。”乔伊丝对小狗说。

吉尔抬起眼睛，似乎在犹豫。但是他们俩已经消失在阴影中，走得很慢，步履踉跄，两只年轻的、沉醉的脑袋粘在一起。吉尔站起来，仿佛叹气一般地咕了一下，跟着他们，每走一步却都要停下嗅一嗅这土地的味道。

在房间里，和以往一样，他们在床对面的地板上安顿下来，而乔伊还没有忘记像每个晚上那样嘟哝道：

“吉尔，你这个老东西总是走得那么慢，再这样你可当心了。”

月亮在地板上洒下一片片银色的光辉。乔伊慢慢地脱了衣服，然后，她一丝不挂地站在窗前，只有珍珠项链在冰凉的月光下闪闪发光。

“我很美，你喜欢我，是吗？阿莱克斯？”

“最后一个夜晚，”阿莱克斯像个孩子一般，哀怨地说，“没钱了，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只能回去，只能分别……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在一起呢？”

“是的，我的上帝啊……”

这个夜晚，他们第一次没像以往那样纵情于爱欲之中，做完爱，再像野蛮的、精力正旺盛的小动物一样沉沉睡去；他们很难过，在月亮的清辉中，他们躺在花布压脚被上，久久地，温存地互相安抚，彼此相拥，没有说话，几乎没有欲望。

接着他们觉得冷了，他们关上了百叶窗，拉上了蓝色与粉色相间的提花窗帘。夜深了，没有电，只有桌子一角的烛光将他们的身影反射在天花板上，舞蹈着；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沉重的木鞋的声音。

“旁边也许有个小农庄。”阿莱克斯说。乔伊抬起头，他继续道：“那些牲畜也许正在做梦……”

吉尔睡着了，此时它翻过身，侧躺着，发出一声叹息，那么疲倦，那么悲伤，乔伊笑着低声道：

“真像爹地，他在股市输了的时候，也是这么叹气的……哦！阿莱克斯，你的膝盖太凉了……”

白色的天花板上，彼此相连的两个影子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结，仿佛一束花草。

乔伊丝的手顺着微微颤动、有些疼痛的髋骨慢慢垂下去：

“哦！阿莱克斯，我是多么向往爱啊……”

格德尔一个人回到了巴黎。比亚里茨的房子卖了之后，格劳丽亚和乔伊丝登上伯尔林的游艇，和霍约斯、阿莱克斯、马纳林一家游海去了。一直到十二月，格劳丽亚才从海上回到巴黎，她立刻叫上一个古董商去了格德尔家，准备把家具卖掉。

格德尔几乎带着某种阴暗的快意，看着这一件件家具被搬走，饰有青铜斯芬克斯像的桌子，路易十五时期的床，上面有爱神、箭筒还有圆顶华盖。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睡在客厅，睡在一张又硬又窄的折叠床上。晚上，最后一批搬家公司的车走的时候，房子里只剩下几张藤椅和一张白色的木头餐桌。地板上到处都是木屑和旧报纸。格劳丽亚回到房子中。老格德尔一动没动。他几乎半躺在床上，胸口围着格子花呢的毛毯，似乎不无宽慰地望着大窗户，窗户光秃秃的，原先用来遮挡阳光和空气的缎纹窗帘被换掉了。

格劳丽亚的脚步很重，光秃秃的地板发出刺耳的叫声。这声音似乎也让她自己吓了一跳。她紧张地颤抖着，停下脚步，接着，努力地踮起脚尖，尽可能地保持身体的平衡。但是刺耳的叫声仍然在继续。她突然在格德尔对面坐下来说：

“大卫……”

有一会儿，他们就这么互相注视着，什么也没说，目光都是冷冰冰的。她想要挤出一丝微笑，但是，这个动作只是让她原本轮廓分明、四四方方的下颌显出了一份贪婪，尤其是在她不注意的时候，简直有些狰狞。她举起手，有些神经质地挥着，手上戴着手套，手套下方用皮带系住。

“现在你满意了，高兴了？”

“是的。”格德尔回答说。

她猛地咬住嘴唇，用一种奇怪的、尖锐的、有如呼啸一般的声音说：

“疯子……你这个老疯子……你以为没有你我会饿死吗？没有你，没有你那可恶的钱，是不是？……嗯，瞧……我看上去还不那么惨，我想！你看到了吗？”她突然在他面前挥舞着手腕，那上面戴了一只新镯子。

“这个镯子可不是你付的钱，看到了吗？那么你究竟想做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承受痛苦，蠢货……我，我都安排好了……而现在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我的，”她狂怒地敲着椅子说，“如果你要阻止我转卖，只要我愿意，你就等着上法庭吧，强盗！……你会坐牢的，”她气喘吁吁地说，“在这么多年的共同生活之后，你竟然让一个女人一无所有……你回答我，回答我，”她突然叫道，“你知道我很清楚！是不是？承认吧！你这样做就是为了不给我钱……你毁了，丢开了我们这些不幸的人，而你……你也情愿就这样断气，家徒四壁，看着我一无所有，是这样吗？是吗？是吗？”

“哦，我无所谓。”格德尔说。他闭上眼睛，低声道：“你要知道，和你有关的一切，你，你的钱……这一切对我来说真的都无所谓……再说你的钱也不能维持多长时间，我可怜的姑娘……相信我，如果没有一个丈夫为你填满钱箱，这一切去得会非常快的……”他一点也不愤怒，用一个老者的温和的声音轻轻说道，下意识地将外套的领子竖起来，遮住面颊。冰冷的风从光秃秃的窗子的缝隙间吹进来。“是的，这一切都会去得非常快……你也在炒股，我想……今年据说随便买张纸都涨……但这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而霍约斯……”他笑了一下，几乎是那种很年轻的笑声，“啊！你们的生活，一两年以后，我可怜的孩子！……”

“那你呢？你的生活呢？你已经被活埋了！……”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格德尔突然用一种高傲的语气大声说，“一直以来，我都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这世界上……”

她没有吭声，慢慢地解下手套。

“你留在这里吗？”

“我不知道。”

“你还有钱，是吗？”她低声问，“你都安排好了？”

他点点头。

“是的，”他又轻声说道，“但别再问我要钱，走吧……没必要费那个力气……我都安排好了……”

她冷笑着，用下巴点了点空荡荡的房间：

“哦！我很高兴终于摆脱了这一切，这些斯芬克斯，这些月桂家具……我不需要这些，我。”她用一种倦怠的神情说，闭上了眼睛。

格劳丽亚站起身，拿起她的狐狸皮和手袋，然后，她站在壁炉的大镜子前，开始慢慢地往脸上补粉。

“我想乔伊丝很快就会来找你……”

看到他没有回答，她继续说：

“她需要钱……”

通过镜子，她看到格德尔生硬的老脸上掠过一种奇怪的表情。她不由低声而快速地说：

“这一切都因为乔伊丝，是吗？”

她立刻发现他的面颊和双手突然抽动了一下，颤抖着。

“就是因为她？她？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她？……真可笑……”

她发出一声勉强的，干巴巴的，尖锐的轻笑。

“你真是喜欢她……我的上帝，你多么爱她……就像一个坠入情网的老头……这太可笑了……”

“够了！”格德尔吼道。

她吓了一跳，没再继续下去，只是弯起两道眉毛，咕哝道：

“好了，怎么样，又要开始了吗？好了，你要我为你带上门吗？”

“我想你能够为我这样做……”

他用一种愤怒而疲倦的口气叹道：

“走吧。”

他似乎在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慢慢地擦拭着流到脸上的汗水。

“走吧，我求你。”

“那么……永别了？”

他没有回答她，只是站起身，走到隔壁的房间去。他关上门，沉沉的关门声在空荡荡的家里久久回荡着。她想，以往，他也都是这样结束他们之间的争吵的……接着她想，也许她再也不会看见他了……这孤独的生命或许很快就会结束……“这么多年的共同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为什么？在他这样的年龄……每天都可能发生些什么……是他自己要这样的……他活该……但是这一切真是愚蠢，上帝啊……真是愚蠢……”

她走了，重新关上门下楼，脚步声依旧很重。

就剩下了格德尔一个人。

很长时间，格德尔都是一个人。至少，他的家庭再也不会烦他了。

每天早上医生都要来；他匆匆地穿过空荡荡的房间，走进格德尔的房间，为格德尔听诊，衰老的胸腔仍然像夜里一样，尽是沉沉的、嘶哑的喘息声。但是心脏好多了。疼痛似乎终于沉睡。老格德尔本人也似乎进入一种昏睡状态，一种死气沉沉的麻痹状态。检查完，他起床，气喘吁吁地穿好衣服，慢慢地，仿佛为了尽可能节省一点气力，节省一点生命的能量。他围着房子走上两圈，计算着每一次肌肉的运动，计算着每一次动脉和心脏的跳动。他亲自，用备膳室的秤称量自己的食物，精确到克，看着手表，计算煮溏心蛋的火候。

厨房很大，以前五个仆人出入都绰绰有余，而今就只有一个老保姆，她什么都做，弯腰守着炉子，为他准备饭菜，每次他穿着晨衣，背着双手走来走去时，她总是顺从地、疲惫地看着他。晨衣是以前在伦敦买的，但是紫色的绸缎已经磨损了，有好几个洞，露出里面白色的羊毛填充料。

接着，他将扶手椅和板凳拖到窗前，一整天就这样坐着，将一个托盘摆在膝上，玩通关游戏。如果有太阳他就出门，一直走到临街的药店，称了自己的体重，再慢慢回到家中，每五十步就停下来，靠在自己的拐杖上喘气，现在，他还要用左臂将羊毛长围巾围围好，长围巾在他的颈子上绕了两圈，胸前用一只别针别住。

天光开始变暗的时候，苏瓦菲尔，一个德裔的老犹太人会来和他玩牌。以前他是在西西里认识的苏瓦菲尔，后来就失去了联系，直到几个月前才重新见到他。因为通货膨胀，苏瓦菲尔破产了，接着他炒法郎翻了身，重新挣回了失去的一切。尽管这样，他还是对一切持怀疑态度，并且这怀疑与日俱增，他怀疑自己挣来的钱随时可能因为革命和战争而消失殆尽，就像当年的指券[11]一样毫无价值。苏瓦菲尔渐渐地将自己的财产转成首饰。在伦敦的一只保险箱里，放满了他的钻石、罕见的珍珠，还有祖母绿，都是最好的，以前格劳丽亚从来没有过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却越发地吝啬，近似疯狂。他住在帕西区的一条阴暗的小街上，房子里都是破烂不堪的家具。他从来不乘出租车，哪怕朋友付钱他也不干。“我不想坐，”他说，“我不想染上奢侈的坏毛病，不允许自己染上奢侈的坏毛病。”冬天，他总是在风雨中等公共汽车，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如果二等车厢满了，他就一辆接一辆地等下去。他一生都踮着脚尖走路，因为这样，一双鞋子穿的时间可以长一些。几年前，他的牙齿全掉光了，他只吃稀饭，揉碎的蔬菜，为了省去装假牙的钱。

他的皮肤又干又黄，接近透明，仿佛一张秋天的落叶，就在这张脸上，有一种悲剧性的高贵，有时，某些坐牢坐了些年头、上了年纪的苦役犯也会有这样的神情。他的鬓角飘动着一缕缕美丽的白发。只有这张空空的嘴，藏在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中，而且时不时向外吐痰的嘴会让人感到厌恶与恐惧。

每天格德尔都让他赢上二十法郎左右，听听他讲讲别人的生意。他身上有一种阴郁的脾性，和格德尔自己颇为接近，因此他们在一起颇能自娱自乐一番。

苏瓦菲尔也总有一天会孤独地死去，像一只狗，没有朋友，坟头没有一个花圈，被家人葬在巴黎最便宜的公墓里，他的家人都非常恨他，他也恨他们，但是他却留给他们三千万以上的财产，完美地完成了这尘世赋予犹太人的奇怪的命运。

因此，每天五点钟的时候，围着一张白色的木头桌子，在客厅的窗子前，格德尔穿着他紫色的晨衣，而苏瓦菲尔围着一条女人的黑色羊毛披肩，两个人一起玩牌。在静静的房子里，响起格德尔的一阵阵咳嗽声，一种喑哑的、奇怪的咳嗽声。而苏瓦菲尔，一直愤怒地、哀怨地悲叹着。

在他们身边，银质杯脚的大玻璃杯里盛着滚烫的热茶，杯子是格德尔以前在俄罗斯买的。苏瓦菲尔停下来，将牌放在桌子上，自然地用手掌遮住，一边喝茶一边说：

“您知道糖要涨价了吗？”

接着又说：

“您知道拉勒曼银行要资助法国—阿尔及利亚联合矿产公司？”格德尔突然抬起头，向他投去锐利而激动的一瞥，仿佛灰烬之中的一簇火苗，但很快就熄灭了。他疲倦地小声说：

“这应该是桩不坏的生意。”

“惟一的好生意是把钱转成可靠的东西——如果的确存在这一类的东西——坐在上面，像鸡孵蛋一样地捂住……轮到您了，格德尔……”

他们重新拿起牌。

“您知不知道？”苏瓦菲尔走进来时说，“您知道后来他们又干了些什么？”

“谁？”

苏瓦菲尔用手指了指窗户和外面的巴黎。

“前天，”他用他那尖锐而颤抖的声音继续道，“是去付收入税，明天是租金。八天前，四十三法郎的煤气费。接着，是我老婆买了顶新帽子，七十二法郎！……看上去就像一个倒过来的水壶！……如果是买了什么好东西，我倒也不在乎付钱，那种经得起穿戴的东西……而这东西！两季都戴不到！……而且是她那个年龄……她需要的我看是条裹尸布！要是让我给她买条裹尸布，我倒是很愿意付钱！……七十二法郎！……在我们那个时代，在我们那里，这样的价钱都可以买一顶熊皮帽子了！哦！我的上帝啊，如果我儿子有一天要结婚，我要亲手勒死他……这样对他来说也许更好，可怜的小东西……总比一生都在付钱好，就像你我这样！……而今天，如果我不去重新换身份证，我就要被赶出这个国家了！……一个不幸的老人，一个病人，我能去哪里呢，我问您？”

“德国。”

他嘀咕道：

“啊。是的，德国……那里在蔓延瘟疫！……您知不知道我那个时候的事情，我做战争军需品，在德国。不，您不知道？……好了，我必须去换身份证了，他们那里四点钟关门……您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吗？……三百法郎，我的朋友格德尔，三百法郎，这还仅仅是费用，更不要说为此付出的时间，还有您让我赢的二十法郎，因为我们都没时间玩上一局！……啊！我的主啊！您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您可以散散心，天气很好。”

“您是不是想让我替您付出租车费？”格德尔突然发出一阵嘶哑的笑声，仿佛咳嗽一般。

“我敢发誓，”苏瓦菲尔说，“我希望坐电车去……您知道我从来不坐出租车，因为我不想养成坏习惯……但是今天，我的老腿沉得像铅一样……您是不是乐意浪费一点钱呢？把钱从窗户里扔出去？”

他们一起出了门，各自拄着各自的拐杖。格德尔没怎么说话，只是听着同伴在向他叙述一桩才以欺诈破产而告结束的糖的交易。苏瓦菲尔一边列举其中的各项数字和达成和解的股东的名字，一边兴高采烈地搓着颤抖的双手。

从警察署出来，格德尔想走一走。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冬日最后一缕红色的阳光照在塞纳河上。他们穿过桥，偶然走到市政府后面的一条小街上，接着又转到另一条街上，那是以前的寺庙老街。

突然，苏瓦菲尔停下来。

“您知道我们这是在哪里吗？”

“不。”格德尔漠然地答道。

“我亲爱的，这里，就在旁边的罗齐埃街上，有家犹太小餐馆，巴黎惟一一家真正会做白狗斑鱼塞肉的饭店。和我一起吃晚饭吧。”

“您不会以为我要吃白狗斑鱼塞肉吧？”格德尔咕哝道，“六个月了，我从来没碰过鱼，也没碰过肉。”

“又没有人要你吃。只是和我一起去，然后付钱。行吗？”

“真见鬼。”

但是，他还是跟着苏瓦菲尔艰难地沿着小路往上，他呼吸着一个个黑色的小摊子散发出来的气味，灰尘、鱼、腐烂的稻草。最后，苏瓦菲尔转过身，抓住格德尔的胳膊说：

“多么肮脏的犹太人，是吗？”他温和地说，“您想起了什么？”

“没什么好的。”格德尔阴郁地说。

他也停下脚步，仰起头，有一阵，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这些房子，看着窗户前晾着的内衣。小孩子从他双腿间穿过。他用拐杖将他们赶开，叹了口气。小店铺里几乎只卖旧衣服和鱼，金色的鲱鱼，还有一桶桶的盐卤。苏瓦菲尔指着一家餐馆，招牌上写着希伯来文的。

“就是这里。走吧，您来吗，格德尔？您很愿意请我吃顿晚饭，为一个可怜的老好人提供一点乐趣吧？”

“哦！您真见鬼。”格德尔重复道。但是他又一次跟这苏瓦菲尔往前走。这里还是那里？……他似乎比平常更觉得疲倦。

小餐馆显得很干净。桌子上铺着彩色的纸质餐布，餐馆的一角放着一只锃亮的铜水壶。餐馆里一个人也没有。

苏瓦菲尔要了一客白狗斑鱼塞肉和冬萝卜。他小心翼翼地抓着滚烫的盘子，把它举到面前。

“真香啊！……”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快点吃，让我安静一点。”格德尔嘟哝着。

他转过头，掀起一角红白格子的混纺棉布窗帘。外面，两个男人靠在窗户上说话。在里面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声，但是格德尔从他们的手势中能猜出个大概。其中的一个是波兰人，戴着一顶红棕色的、带护耳的破皮帽子，他长着浓密而拳曲的灰色络腮胡子，片刻之间，他不耐烦地用手将这胡子梳来梳去，卷了又放下，不下一千次。另一个是个小伙子，红棕色的头发，仿佛火焰一般，往各个方向绽放。

“他们在卖什么？”格德尔想，“草料、废铁，就像我年轻时候？……”

他半闭着眼睛。现在，夜幕开始降临，外面一辆推车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盖住了寺庙老街上的汽车声，而阴影也渐渐地遮覆了房子，他感觉自己在梦中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仿佛看见了熟悉的轮廓，但是因为在梦中，一切都是变形的、扭曲的……

“有些梦就是这样的，”他模模糊糊地想，“尤其是这些年来，不断看到有人死去……”

“您在看什么？”苏瓦菲尔问。他推开盘子，盘子里还残留着鱼和碎土豆。“啊！这就是衰老……以前，像这样的我能吃三份……啊！我可怜的牙齿……我没法嚼，只好囫囵吞下去……我这儿堵着……”他指了指他的胸口。

“您在想什么？”

他停下来，顺着格德尔视线的方向看去，摇了摇头。

“哦唷，”他突然间吟唱起来，用他那特有的、既哀怨又讽刺的、无法模仿的声音说，“哦唷，主啊！……您不觉得他们比我们幸福吗？……又脏又穷，但是一个犹太人真的需要那么多东西吗？……犹太人一直浸在不幸之中，就像将鲱鱼浸在盐卤中一样……我要多到这里来。要不是这里这么远，又这么贵——现在哪里都贵，我每天都要到这里来，静静地吃上一顿晚饭，不用和家里人在一起，见鬼的家人……”

“有时应该到这里来一下。”格德尔咕哝道。

他将手伸向店里才生好的红彤彤的炉子，炉子在餐馆的一角，照亮了整个餐馆，呼呼作响，散发出沉沉的热气。

“如果是在家里，”他想，“有这样的气味，我可能会喘不上气来……”

但是在这里他并没有觉得不舒服。一种还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原始的热量钻进他的老骨头里。

外面，一个男人拿着一根烧得通红的铁钎走过。他点燃了小餐馆对面的一个煤气气嘴。火光绽放出来，照亮了一扇狭小的、黑乎乎的窗子，窗前晒着内衣，窗户下面是空空如也的旧花盆。格德尔突然想起来，就在他出生的小店铺的对面，也是这么一扇斜的小天窗……还有风雪中的那条小街，有时，他会在梦中重见到这一切。

“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他高声说。

“是的，”老苏瓦菲尔说，“漫长、艰难而且毫无意义。”

两个人一起抬起头，久久地望着可怜的小窗子叹息着，抽打着窗子的破衣服。一个女人打开窗，弯下身，将衣服收回去，抖了抖。接着她将脸伸向路灯，借着路灯的光，她拿出一面小镜子，开始涂口红。

格德尔突然站起身：

“好了，回去吧……这汽油味让我很不舒服……”

晚上，他在梦中又见到了乔伊丝，她那掺杂着罗齐埃街犹太小姑娘的轮廓。然而这却是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关于乔伊的记忆也在他身上沉睡着，一如他的病痛……

他醒了，双腿打颤，筋疲力尽，仿佛走了很多很多路。整个一天，在玩过牌之后，他就这样坐在窗前，裹着毯子和披肩。他在颤抖，一丝冰冷的寒意悄无声息地侵入了他的骨髓。

苏瓦菲尔来得很迟，但是这一天他也觉得自己病了，很是忧伤，于是没怎么说话。他比平常走得早，在黑暗的街道上步履蹒跚，怀里紧紧地抱着他的雨伞。

格德尔吃了晚饭。接着，保姆上楼了，他沿着房子走了一圈，插上门闩。格劳丽亚把吊灯卸下了。所有的房间都只剩下了灯泡吊在电线上，在风中摇曳着，灯光将老格德尔的影像反射在壁炉上方的那面大镜子上，他赤着双脚，手里拿着钥匙，浓密的白发乱蓬蓬的，他的脸非常苍白，因为心脏病的缘故，脸上的瘀青一天比一天重。

有人按门铃。在开门前，有些意外的格德尔看了看钟。晚报已经到了很久。他想也许苏瓦菲尔遇到了意外，让人把自己送到格德尔家，这样就可以让格德尔付医疗费。

他隔着门问：

“是您吗？苏瓦菲尔？谁呀？”

“杜宾根。”门外的声音说。

格德尔的脸上掠过一阵激动的表情，他取下了门链。他的手有点不听使唤，动作很慢，而且越是急就越是不听使唤，但杜宾根默默等着，没说什么。格德尔了解他，他可以就这样一动不动站上几个小时。“他还是没变。”他想。

终于，他拿下了门闩。杜宾根进来了。

“哈喽。”他说。

他拿下帽子，脱掉外套，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挂好，接着他把超市的雨伞撑开放在房间的一角，握住了格德尔的手。

他长着一颗有点奇形怪状的脑袋，看上去颇为愚蠢的、闪闪发光的前额，一张清教徒似的、苍白的脸，双唇紧闭。

“我能进来吗？”他指了指客厅问。

“是的，进来吧……”

格德尔看见他瞥了一眼家徒四壁的房间，随即，情不自禁地转过目光，仿佛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秘密。

格德尔说：

“我妻子走了。”

“是到比亚里茨吗？”

“我不知道。”

“啊。”杜宾根小声应了一句。

他坐下来，格德尔坐在他的对面，喘着气。

“生意怎么样？”最后，格德尔终于问。

“和往常一样。有一些不错，有一些不好。您知道吗，阿姆拉姆和俄国人签约了？”

“什么，是泰伊斯科？”格德尔飞快地说，双手往前伸，仿佛要抓住某个从眼前掠过去的影子。不过他立刻垂下了手，耸耸肩。

“我不知道。”他叹了口气说。

“不是泰伊斯科。一份五年的合同，明确表示每年从俄罗斯进口十万吨石油，从君士坦丁堡、塞得港和科伦坡走。”

“但是……泰伊斯科呢？”格德尔用一种更为低沉的声音说。

“没有任何消息。”

“啊！”

“我知道阿姆拉姆曾经两次将佣金打往莫斯科。但没有任何消息。”

“为什么？”

“啊！为什么？……也许苏维埃政权想从美国那里得到两千三百万金卢布的贷款，阿姆拉姆应该收买了政府的三个官员，其中一个是议会代表。这太过分了。而且他们之间这些交易的收据被盗，报纸上炒得沸沸扬扬。”

“啊，是吗？”

“是的。”杜宾根点点头。

“阿姆拉姆买了我们在波斯的油田，格德尔。”

“您重新谈了吗？”

“那是当然。立刻。我希望能够拥有整个高加索。希望能有个炼油中心，而且成为俄国石油产品的惟一销售商。”

格德尔露出一丝笑容。

“这太过分了，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俄国人不喜欢将过重的经济权让给外国人，因为这会带来政治权利的转让。”

“一群蠢货。我对他们的政治不感兴趣。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地都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可别想插手我生意上的事情，一次也别想……这一点，我敢和您发誓。”

格德尔沉浸在了想象中，高声说：

“我……我本应该从泰伊斯科和阿朗吉斯入手。接着，慢慢地，到后来……（他飞快地做了一个手势，张开手，又握起来）把一切都收入囊中……一切……整个高加索，所有的石油……”

“是的，我来找您，就是想让您重振旗鼓。”

格德尔耸耸肩。

“不，我不想。我病了……几乎处于半死的状态。”

“您还保留着您的泰伊斯科股份吗？”

“是的，”格德尔犹豫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了它们的价值……价钱合适我可以卖掉……”

“当然，如果是阿姆拉姆得到了经营权，我就倒霉了，如果真是这样……可如果是我……”

他没再说下去。格德尔摇摇头。

“不，”他咬紧牙关说，仿佛很痛苦似的，“不。”

“为什么？我需要您。您也需要我。”

“我知道。但我不能再工作了。我不能再工作。我生病了，心脏病……我知道，如果我现在不放弃生意，我必死无疑。我不想死。这一切有什么好处？在我这个年龄，我不需要太多东西。活着就行。”

杜宾根也在摇头。

“我已经七十六岁了。二十年、二十五年后，等到泰伊斯科的所有油井都在喷油的时候，我早就埋在地下的某个地方了，我想……同样，我签一份经营转让的租约，九十九年，那个时候，不仅仅是我，包括我儿子、孙子、孙子的孩子，我们一起都在主的怀抱里安息。但是总有一个杜宾根存在着，我是为他在工作。”

“我，”格德尔说，“我没有。那么还有什么意义呢？”

“您和我一样有孩子。”

“我没有。”格德尔用力地重复道。

杜宾根闭上眼睛。

“需要建立某种东西。”

他慢慢睁开眼睛，似乎看着格德尔身后的什么。

“某样东西……”

他兴奋地重复说，用这种喑哑的、深沉的声音，人只有在讲述内心最为温润的秘密时才有的声音。

“建立……创建……持久……”

“对于我来说，剩下的是什么？钱吗？啊！没有必要……难道我们能把钱带到地下去吗？……”

“主所给的一切，主亦将收回。但愿他的圣名得到赐福，”杜宾根声音一变，用他自小就养成的那样一种清教徒式的、单调而快速的语调朗声轻颂《圣经》的段落，“这就是规律。对于这个，我们无能为力。”

格德尔深深地叹了口气：

“是的，无能为力。”

“是我。”乔伊丝说。

她向前一步，几乎碰到他了，而他还是没有动。

“看来你不再认我了？”

她突然向过去一样叫道：

“爹地！”

他却只是哆嗦了一下，闭起眼睛，仿佛光线太刺眼了。他无精打采地伸出手，几乎只是擦了一下她的手，什么也没说。

她拖过格德尔扶手椅边的凳子，坐下来，拿下帽子，用他熟悉的那种动作猛烈地摇晃着脑袋，接着，她变得一动不动，弯着腰，沉默不语。

“你变了。”格德尔还是不由自主地说。

她冷笑一声说：

“是的。”

她长高了，瘦了，神情奇怪，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没落、迷失和疲倦。

她穿着一件非常耀眼的貂皮大衣。她将大衣脱下，猛地扔在地板上，指指自己的脖子，就在以前格德尔送给她的珍珠项链的位置，她戴了一串翡翠项链，如同青草一般的绿色，颗颗晶莹硕大，以至于格德尔一时没能明白过来，只是一言不发地定定地看着，似乎被吓着了。最后，他生硬地笑道：

“啊，是的，我看到了……你看来也安排好了……只是那你还来干什么？我真不理解……”

她用一种单调的声音嘟哝道：

“这是我未婚夫的礼物。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啊！”

他努力地说：

“恭喜你……”

她没有回答。

他思考了一下，数次将手放在她的额上，叹道：

“好吧，我祝你……”

他突然停住了：

“我看他很富有，是吗？……好了，你会幸福的……”

“幸福！……”

她爆发出一阵绝望的轻笑，转向他。

“幸福？你知道我嫁的是谁？老费希尔。”看到他没问，她爆发了。

“费希尔！……”

“唉！是的，费希尔！你还要我怎么办呢？我没钱了，我，不是吗？妈妈什么也没给我，一分钱也没有，你了解她的，你知道她情愿看着我饿死也不会给我一分钱的，不是吗？你了解她的。好吧！那你还要我怎么样？还算幸运，他愿意娶我……否则，我只能和他睡觉，不是吗？不过那样也许更好，更简单，时不时地陪他睡一夜……但他不愿意，你想呢？他花多少钱就要得到多少补偿，他，那头老猪，”她突然恨得发抖，“啊！我真想……”她没说下去，将手伸入发中，迷茫地拽着。

“我真想杀了他。”最后她慢慢地说。

格德尔苦涩地笑道：

“为什么？这很好，恰恰相反，这真是太好了！……费希尔，他有钱，你知道，只要他不进监狱，再说你会给他戴绿帽子的，你和你的那个小……你怎么叫他的？……你的那个小白脸……你会很幸福的，走吧！……啊，这就是你的结局，这就是，小娼妇，都写在你的脸上呢……不管怎么说，不管怎么说，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是这样的结局，乔伊丝……”

他愈发苍白了，疯了般地想：

“主啊，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她想和谁睡就和谁睡，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好了……”

但是他那颗如同过去一般骄傲的心在滴血：

“我的女儿……对于所有人来说，无论如何，她还是格德尔的女儿……而她和费希尔！……”

“我是那么不幸，你知道吗……”

“你要得太多了，我的女儿，钱，爱情，必须选择……但是现在已经选择了，不是吗？”

他的脸上掠过一种痛苦的表情：

“没有人强迫你，不是吗？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唉声叹气呢？这是你自己要的。”

“啊！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这一切都是你的错！……钱，钱，但是我无法选择别的生活，我，你要我怎么样呢？我试过，我发誓自己曾经尝试过……如果你在冬天看到我……你知道吗……冬天多冷啊？……从来不曾这样冷过，不是吗？……我穿着我秋天的灰大衣……你走之前我为自己定做的最后一件衣服……啊！我挺美……但是，我不能，我不能，我天生就不是能过这样生活的人！这不是我的错！……债务，烦恼，所有的一切……最终必须有所选择，不是吗？这个或那个。但是阿莱克斯，阿莱克斯！……你说，给费希尔戴绿帽子！当然了！但你以为他会就这么轻易地让我骗他，你错了！……啊！你不了解他！如果他付了钱，他就会看牢，瞧着吧，他会看得牢牢的！这个老东西，这个肮脏的老东西！啊！我想去死，我太不幸了，我那么孤独，那么难受，帮帮我，爹地，我只有你了！”她抓住他的手，握紧了，发疯般地拽着，“回答我，和我说说话，说点什么！……否则我从这里出去就会自杀。你还记得马居斯吗？……他们都说他是因为你自杀的……你也会因为我的死受到良心谴责，你听到了吗？”她突然用孩子一般颤抖而尖锐的声音叫道，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她的声音奇怪地回荡着。

格德尔咬紧了牙关。

“你想吓唬我，是吗？别把我当傻瓜！再说我也没钱了。你走吧。对我来说你什么都不是。你很清楚……你一直都清楚……你不是我的女儿……你知道的，你知道自己是霍约斯的女儿……那好吧，你去找他……让他保护你，他，让他看好你，让他为你工作……现在该轮到他了……我为你做得已经够多了，这一切和我无关，再也和我无关了，滚吧，滚吧！……”

“霍约斯？你……你敢肯定吗？……哦，爹地，你知不知道！我是在他家重新见到阿莱克斯的……在他面前，我们……”她将脸藏在双手之中。他看见泪水顺着她的指缝流淌下来。

她绝望地重复道：

“爹地！可是我只有你，我在这世上没有别的依靠了！对于我来说这根本无所谓，你知道吗，我根本无所谓你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只有你……帮帮我，我求求你……我那么希望幸福，我还年轻，我想要活下去，我要，我要幸福！……”

“你并非惟一一个这样的人，我可怜的女儿……别烦我了，别烦我了……”

他做了个不确定的动作，似乎往外推她，却又似乎是在往怀里拽。突然，他颤抖了一下，让自己的手沿着她弯曲的颈背滑下去，她那金色的擦了香水的短发……好吧，再接触一下这不属于自己的身体……用手掌心感受一下这生命脆弱而迫切的跳动，再一次……然后……

他嘟哝着，心一阵阵发紧：

“啊！乔伊丝，你为什么要来，我的女儿？我已经平静下来了……”

他说：“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上帝啊？”

她神经质地拽紧了他的手。

“啊！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

格德尔耸耸肩：

“什么？你要我把你的阿莱克斯给你吗，而对于你的生活，再给你钱，给你首饰，就像给玩具一样，像过去一样？……嗯。但是，我不再能这样做了。这一切太昂贵。你母亲和你说过我还有钱？”

“是的。”

“看看我是怎么过的。的确，支撑我继续活下去直至死亡的钱已经足够了。但对于你来说，这钱不过是一年的花费。”

“但是为什么？”她绝望地乞求道，“就像过去那样，做生意，钱就来了……这不是很容易吗……”

“啊！是的，你以为？……”

他又一次，带着小心翼翼的温存抚摸她金色的脑袋：“可怜的小乔伊丝……”

“这真是滑稽，”他痛苦地想，“我那么清楚一切将如何发展……两个月后，她又会去和她的阿莱克斯睡觉……或者和别的什么人……是该结束了……但是费希尔！……啊，哪怕换一个人，不管什么人都好啊！……但是费希尔，”他仇恨地重复道，“他会说，那个混蛋……‘我毫不费力地就占有了格德尔的女儿……毫不费力’！……”

突然，他弯下身，将乔伊丝的脸捧在手里，用力地抬起。他那坚硬的指甲嵌入了她娇柔的肌肤里，他故意地，带着某种激情说：“你……你……如果你不是因为需要我，你就会让我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是吗？”

她嘟哝道：

“那你又会叫我什么？”

她笑了。他看着她，她神情迷惘，两眼都是泪水，她那红色的、丰满的嘴唇慢慢地如同花朵般绽放。

“我的小东西……也许，无论如何，她都是我的，谁知道呢？再说，这有什么关系呢，我的上帝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你很清楚如何榨取他，榨取老东西，是吗？乔伊？”他发疯了般地轻声道，“你的眼泪……一想到那只猪能从我手里买到什么……是吗？是吗？”他发疯地重复道，带着一种仇恨，然而也带着一种荒蛮的温情……“瞧……你想让我再试试？……让我死前再挣点钱？……你愿意等一年吗？一年后，你会比你母亲富有，是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过的富有。”

他推开她，站起身。他重新感受到如同破机器一般的身体涌动出生命的热情、力量和狂热。

“让费希尔见鬼去，”他突然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准确而干巴巴的语调说，“如果你还不完全是个傻瓜，你就打发你的那个阿莱克斯自己也去想同样的办法。不愿意吗？如果你把钱都拿去喂了他，我死了之后你怎么办？你无所谓，是不是？难不成你随时随地再能够委身于老费希尔吗？啊！我不是一个老傻瓜，”他突然咆哮道，他抓住乔伊丝的下巴，粗鲁地拧了她一下，以至于她爆发出一声尖叫，“请你无条件地签了我为你结婚准备的合约。我不想为你的小白脸劳累至死。你懂了吗？你要钱吗？”

她点点头，没有回答。他松开她，打开抽屉。

“听好了，乔伊……明天你以我的名义去找瑟东，我的公证人。每个月他会给你一百五十里弗尔……”

他在桌子上散落的报纸边缘潦潦草草地画了几个数字。

“这和我过去给你的差不多。稍微少一点。但是你只需忍受一点时间，我的女儿……因为这是我剩下的所有钱了。然后，等我回来，你再结婚。”

“可你去哪里？”

他耸耸肩：

“这和你有关系吗？”

他将手放在她的颈背上，让她低下头：

“乔伊丝……如果我死在路上，瑟东会负责把一切都安排好，他会尽可能地保护你的利益。你只需要听从他的安排。他让你签什么你就签什么。明白了吗？”

她点点头。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现在……好了……”

“亲爱的爹地……”

她滚上他的膝盖，用额头抵住他的肩，闭上了眼睛。

他注视着她，勉强地笑着，可嘴角还是禁不住地抽动了一下，只是他很快抑制住了：

“没有钱的时候是多么温柔啊，是不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这样，我的女儿……”

他在想：“也是最后一次！……”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听任自己的手指划过女儿的睫毛和脖子，久久地，一次又一次，似乎要将轮廓印刻下来，要尽可能地保留它。

“缔约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在经营权的问题上，自此条约生效之日起的三十天内……”

围坐在桌边的十个男人看着格德尔。

“是的，继续。”他小声说。

“在以上前提下……”格德尔的手在脸周围晃动着，努力想要驱散直逼他口腔的这股烟雾。有一阵子，对面那个正在念条约的男人似乎变得模糊起来，一方面他的棱角在晃动，另一方面似乎又是空落落的，只有张开的嘴巴变成了一个黑洞，在烟雾之中仿佛一块溶解了一半的色块。

空气中浸润着一种俄罗斯烟草的强烈气味，还有皮革和汗水的味道。

自从昨晚以来，这十个男人一直没有就最终的协议达成一致意见。而在这之前，谈判已经进行了十八个星期。

他看了看腕上的表，但是表停了。他往窗外投去一瞥。透过沾满油污的玻璃窗，可以看见莫斯科的天正在亮起来。这是八月的一个非常美丽的早晨，但是天色之中已经有了初秋那一丝冰凉的纯净和透明。

“苏联政府同意将位于泰伊斯科和阿朗吉斯平原50%的油田的经营权转让给杜宾根石油有限公司，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日以杜宾根为代表的杜宾根石油有限公司的备忘录里对此已有所记录。每一块被转让经营的油田呈长方形，面积不得超过四十公顷，并且彼此不能相连……”

格德尔做了个手势：

“您能把最后一条再念一下吗？”他咬紧双唇说。

“每一块油田……”

“就是这个，”格德尔愤怒地想，“以前根本没提出过的问题……他们一直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将这些肮脏的、暧昧的小条款塞进来，看上去根本没有任何明确的意义……这一切都是为了以后中断条约时能有借口，等我们注入了第一笔资金之后……据说他们和阿姆拉姆也是一样……”

他记得以前他曾经在马居斯那里看到过他们和阿姆拉姆的合约复印件。当时工程就要在某个日子开始了……他们向阿姆拉姆的代表正式承诺过可以延长最后的期限……但是，合约取消了……这让阿姆拉姆公司砸了好几百万……“一堆猪。”他咕哝道。

他突然一拳打在桌子上。

“请您立刻把这条划掉！……”

“不。”在座有人叫道。

“那我就不签字。”

另一个男人叫道：

“哦！亲爱的大卫·伊萨基什……”

温存而柔美的俄国口音，贵族化的、娇媚的表达方式和他那张又黄又硬的脸显得如此不协调，他的眼睛很小，目光锐利、呆板、残忍。他继续伸开双臂说，似乎要将格德尔抱在怀里：

“您在说什么呢，亲爱的朋友？戈鲁布什克……您知道，这条协议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不是吗？它只是为了平息无产阶级合法的担心，看到苏联的土地就这样在资本家的手中转来转去，他们如何能不担心呢，他们不能保证……”

格德尔突然耸了一下肩膀：

“够了！又是这一套！和阿姆拉姆的这一套，不是吗？再说，我没有权力签署一条公司一点都不知道、也没有核准过的条款……你们很明白了，西蒙·阿列克谢维奇？”

西蒙·阿列克谢维奇关上卷宗，用一种别样的声音宣布道：

“很好！那我们就等你们公司知道、核准或拒绝再说吧。”

格德尔想：

“就是这样……他们又想拖……是不是阿姆拉姆又？”

他恼火地推开椅子，站起身：

“我不会等，你们听清楚了吗？不会等！……要不立刻签合约，要不就永远别签！……小心点！……说签还是不签，立刻回答！……因为你们听清楚了，我不会再在莫斯科多停留一个小时！……来，瓦莱。”他转向杜宾根的秘书说。瓦莱已经三十六个小时没休息了，他一直带着某种绝望的神情望着大卫·格德尔。难道这一切又要重新开始吗？我的上帝啊，就为了这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交谈，叫喊，而老格德尔的声音一直就是这样折磨人，可怕极了，在某些时候，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就像鲜血流过喉咙口发出的声音。

“怎么能这样叫呢，”瓦莱情不自禁地觉得害怕，“其他人会怎么样？……”

现在，所有人都聚集在大厅的一角，他们吵吵嚷嚷的，瓦莱只能勉强听到几个词，什么“无产阶级的利益”啦，什么“剥削资本家的暴君态度”，一秒钟之内，这样的词能叫上十遍，仿佛落在身上的拳头一般掷地有声。

格德尔的脸又紫又肿，用张开的手掌敲击着桌面，桌上的纸头飞散开来。瓦莱觉得每一声都足以让格德尔的心脏爆裂。

“瓦莱！看在上帝的分上！”

他颤抖着，匆匆站起身。

格德尔如同暴风雨一般从他面前经过，身后围着一群男人比划着，吼叫着。瓦莱一句也听不懂了。他跟着格德尔，仿佛身处噩梦之中。他们已经走到了楼梯口，这时委员会里的一个成员站起身来走到格德尔面前，而在这之前，他是惟一一个没有离开自己位置的。他长着一张颇为奇怪的脸，平坦四方，简直像中国人，他的脸色是深棕色的，如同干裂的土地。他曾经做过苦役犯。他的鼻孔是裂的，非常可怕。

格德尔仿佛安静了下来。那个男人在他耳边说了点什么。他们又回到房间里，重新坐下。西蒙·阿列克谢维奇重新开始道：

“在现在所估计的三万公吨的基础上，苏维埃政府将收取5%的税。每增加一万公吨将再增加0.25%的税，直至到四十三万吨为止，届时苏联政府的税将固定在15%。苏联财政部还将收取相当于开采成功的油井产量的45%的油以及天然气的税，天然气税将根据其所含汽油，收取10%到35%不等。”

格德尔这会儿一言不发地听着，手撑住脸颊，眼皮合上了。瓦莱觉得他睡着了：他的脸非常苍白，神清沮丧，唇边有很深的两道，鼻孔如同死人一般夹得很紧。

瓦莱扫了一眼西蒙·阿列克谢维奇手里的合同打印纸，掂量了一下。他泄气地想：

“也许永远也没有结束的一天了……”

格德尔突然走向他说：

“请把您身后的窗子打开，”他咕哝着，“快……我喘不上气来……”

瓦莱做了个惊讶的手势。

“把窗打开。”格德尔又命令了一遍，几乎没有松开紧紧咬住的牙齿。

瓦莱赶紧推开窗，走近格德尔，果然，在他意料之中，格德尔跌坐在椅子上。

但是西蒙·阿列克谢维奇仍然一直在读：

“杜宾根公司有权经营其所有的石油半成品及加工产品，无须任何特别的法律和许可。同样，它可以免税进口与其经营行为相关的机器、成套设备和原材料，以及其工人所需食品。”

瓦莱匆匆忙忙地嗫嚅道：

“格德尔先生，我让他们停下来……您的状况……您的脸色非常苍白……”

格德尔猛地抓住他的手。

“闭嘴……您妨碍我听他念了……您赶快闭嘴，看在上帝的分上！……”

“开发商应当向苏联政府上缴经营油田的费用，费用为油田总产量的5%至15%，并上缴已喷油油井总产量的40%……”

格德尔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呻吟，在桌子上趴了下来。西蒙·阿列克谢维奇停了下来。

“我要提请您注意，关于喷油的油井，提交报告的第二特别小组认为……”

瓦莱感觉到桌下，格德尔那只冰凉的手抓住了他的手，并且抽搐着。瓦莱不自禁地用尽所有气力将自己的手按在他的手上。瓦莱模模糊糊地想起有一次，他也曾经这么抓住一只濒临死亡的猎犬受伤流血的下巴。为什么这个老犹太人会让他想起一只快死的病狗呢？而那只狗就在那一瞬间还转过身，发出一阵野蛮的叫声，最后咬了一口，威力丝毫未减？

格德尔说：

“您对于第二十七条的注解，我们已经在上面浪费三天了，是不是又要重新开始了？……还是往下吧……”

“杜宾根石油公司可以修建办公楼、炼油厂、输油管道以及一切与工作有关的东西。经营转让的期限是九十九年……”

格德尔将手从瓦莱的手里抽了出来，在桌子底下，他弯着身躺到一块蜡布上，他将衣服一直解到胸口，用指甲抓着，仿佛想要将肺部彻底暴露出来。他本能地用颤抖的手一把抓住胸口，仿佛一头生病的动物一般，用病痛所在的地方抵住大地。瓦莱看见他的脸上流下大滴的汗水，一滴接着一滴，仿佛泪水一般。

但是西蒙·阿列克谢维奇的声音更响了，几乎可以说是庄严。他轻轻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结束道：

“第七十四条，最后一条。经营转让期满之后，上述所有建筑和成套设备都是苏联政府不可转让的财产。”

“结束了。”瓦莱心存恐惧地叹了口气。老格德尔慢慢地抬起头，让别人把笔递过来。签字仪式开始了。十个男人面色苍白，沉默不语，筋疲力尽。

格德尔站起身，走向大门。委员会的人远远地、颇为节制地和他打招呼告别。只有那个长着中国人脸的人冲他微笑。其他人似乎显得疲惫而恼火。格德尔像个机器人一般地点头，动作突兀僵硬。瓦莱想：

“现在……他肯定要到了，肯定的……他到头了……”

但是他没有倒下。他走下楼梯。只是在街上，他似乎有点眩晕。他停下脚步，用额头抵住墙，一直这么默不作声地站着，身体在颤抖。

瓦莱叫了一辆车子，扶他上去。车子每颠簸一下，格德尔的头都要为之摇晃，然后落在胸前，仿佛一个死人。然而渐渐的，他仿佛又恢复了一点生气。他深深地呼吸着，碰了碰放在胸口的皮夹。

“终于完了……这群猪……”

瓦莱说：“我一想到我们在这里已经待了四个半月就受不了！我们什么时候走，格德尔先生？这是个肮脏的国家！”他口气强烈地结束道。

“是的，您明天就走。”

“什么，那您呢？”

“我明天去泰伊斯科。”

“哦！”瓦莱被吓住了。

他犹豫了一下：

“格德尔先生……真有这个必要吗？”

“是的，你为什么问这个？”

瓦莱脸红了。

“我能不能和您一起去？我不希望您一个人留在这个荒蛮的国家。您的情况不太好。”

格德尔没有回答，接着他有些尴尬地，轻轻地耸了下肩：

“您必需尽早走，瓦莱。”

“但是您不能……让谁来一下吗……在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旅行是不合适的……”

“我已经习惯了。”格德尔干巴巴地咕哝道。

“十七号房，左拐后走廊里的第一间。”楼下的服务生在喊。过了一会儿，灯光灭了。格德尔继续上楼，步履踉跄，仿佛在梦中一般，台阶永远也没有尽头似的。

胳膊又肿又疼。他将箱子放在地上，摸索着找到扶手，靠在上面叫人。可没有人应答。他低声地、气喘吁吁地咒骂了一句，又上了两级台阶，停下来，背贴在墙上，仰着脑袋。

其实箱子不算沉；里面只有几件梳洗用具，一点换洗衣服：在苏联的外省，他经常需要自己拎箱子，自他离开莫斯科之后他就已经非常清楚这一点了……但是，即便这么轻，他似乎也没有一丁点儿气力能将它提起来。他就像一条狗一样精疲力竭。

昨晚他离开了泰伊斯科。旅途如此可怕，他差点想让车子停下来。二十二个小时的行程！“……啊！那辆老破车！”他咕哝着。一辆已经散架的老福特，那样的道路状况，崎岖的山路，几乎根本没办法走。车子快把他的骨头颠散了。傍晚，喇叭也坏了，司机在附近的村庄带上了流浪儿，流浪儿踩在车子的脚踏板上，一只手扶着车顶，两只手放进嘴里吹口哨，从六点一直吹到半夜，一刻都没停过。即便是现在，他似乎还能听得到那口哨声。他带着一种痛苦的表情将手捂在耳朵上。还有老福特发出的丁零咣啷的声音，玻璃震动的声音。仿佛每一次转弯都有散架的危险……等他们终于看到远处颤抖的灯光时，已经是夜里一点钟了。这是个港口，第二天格德尔将在这里登上去欧洲的船。

以前，这里是最重要的小麦出口地之一。他很熟悉这里。二十岁的时候他就来过。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踏上了航海的旅程。

然而现在，港口里只有几艘希腊的汽船和苏联的货船。城市荒芜而贫穷，让人揪心。还有这饭店，阴暗，肮脏，墙上留着弹痕，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凶险感。格德尔后悔没有从莫斯科走，在泰伊斯科，别人都这么建议的。这里的船上尽是在全世界兜售地毯和旧皮毛的中东商人。但是一夜很快就能过去。他迫不及待地要离开俄国。明天，他就能到君士坦丁堡了。

他终于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打开电灯，坐在能坐下的第一把椅子上，一把生硬的、一点也不舒服的椅子，椅背是黑色木头的，又直又硬。

他太累了，以至于闭上眼睛的一刹那，他几乎失去了意识，他似乎睡着了。这一切大约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他重新睁开眼睛，机械地望着房间里的东西。天花板上的电灯泡受到一阵轻微的、不稳定的电流的干扰，光线在晃动，似乎在风中要熄灭的蜡烛。灯光照着房间里褪色的画儿，画上画的是情侣，以前画上的屁股想来应该是那种很鲜艳的肉色，不过现在已经蒙上了一层灰尘。房间很大，很高，很空旷，家具是黑色木头和红色天鹅绒的，中间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盏古老的油灯，玻璃罩上一层厚重的、黑乎乎的油迹，上面都是死苍蝇。

自然，墙上都是弹痕。有一侧尤其多，大洞穿透了隔板，石膏墙上都是星状的裂缝，石膏一片片地落下来，仿佛沙子一样。格德尔心不在焉地将手塞进去，然后久久地擦着手，站起身。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他走了几步，然后又重新坐下，弯下身想将鞋子脱掉，但是他就这样弯着腰，一动不动，垂着胳膊。脱衣服有什么用呢？他根本睡不着。没有水，他打开盥洗室的龙头。龙头里没有水。房间里热得让人窒息。没有一丝空气。因为灰尘和汗水，他的内衣紧紧地贴在皮肤上。只要他动一动，潮湿的布料就给他的肩头带来一丝凉意。但是，这是一种让人痛苦的凉意，就像要发烧似的。

“主啊，”他想，“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国家？”

这一夜仿佛没有尽头。还有三个小时。船应该天亮就开。不过晚点是一定的……到了海上，一切会好一些。可以有一点风，一点空气。然后就能到君士坦丁堡。地中海。巴黎。巴黎？想到股市里那些肮脏的嘴脸，他感到一丝快意。“您不知道吗，老格德尔……是啊。谁能想到呢？……他似乎已经完了，那个人……”他仿佛听见他们在说。肮脏的东西……现在泰伊斯科究竟值多少？他想要计算一下，但算不出来……自从瓦莱走了之后，他就没有再听到欧洲的消息了。过一阵……他费力地喘着气。真是奇怪……他无法想象回到欧洲后的生活。过一阵……乔伊……他的脸上掠过一阵痛苦的表情。乔伊……越来越远，也许，等她的丈夫赌输了，或者她自己输了，她就会想起老东西的存在，她回来，拿了钱再重新消失，几个月的时间……他事先故意让瑟东制定了一些限制，这样她就无法动他的资本。“否则从她结婚的那一天直到我死的那一天……”他还没结束。不能有所幻想。乔伊……“我已经尽我所能了。”他高声说，非常悲伤。

他脱掉了高帮皮鞋，走到床跟前，躺下。但是有一阵，他一直没有办法入睡。他喘不过气来。有时他睡着了，但是很快就在梦中窒息了，他醒过来，发出阵阵呻吟的叫声，似乎不是他发出的呻吟，他模模糊糊地听着，仿佛在梦里一样，这声音很可怕，不可理解，带着某种隐隐的、阴暗的威胁。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这些夜晚，是他自己在这样叫，呻吟着，像个孩子。

这一次又是这样。一躺下他就喘不过气来。他费劲地重新站起身来，将椅子拖到窗口，打开窗。窗下就是港口。黑色的水……天开始亮了。

突然，他睡着了。

五点钟，最早响起的汽笛声惊醒了格德尔。

他费力地弯下身，拾起鞋子，又一次转动着仍然空空如也的水龙头。他打了铃，等了一阵，没有人来；箱子里还剩一点古龙水；他将水倒在手上和脸上，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下了楼。

在楼下他才终于叫到杯热茶。付钱之后他走出饭店。

他机械地想要找一辆车。但是城市阒寂无人。海风吹来一层厚厚的黄沙，为建筑物蒙上一层灰，街道上也都是黄沙，踩上去就是一个深深的脚印，仿佛踩在雪里。格德尔示意让一个流浪儿过来，他正赤着脚，悄无声息地走在人行道中央。

“把我的箱子扛到港口。这里没有汽车吗？”

孩子似乎没听懂。但是他扛过箱子，走在前面。

街边的房子都是大门紧闭，窗子外面也钉上了木板。银行、公共的建筑物还在，但都已经改作别的用途了，里面也没有人。在墙上，过去帝国的鹰标在石头上留下了痕迹，仿佛一道伤口。格德尔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

他模模糊糊地认出了某些阴暗而古老的小胡同、摇摇晃晃的木头房子。但是现在是多么安静啊……突然，他停了下来。

他们离港口不远。空气里已经有一股强烈的盐和泥沙的味道。这里有个鞋摊，黑乎乎的、小小的鞋摊，窗前挂着一双小铁靴，在风中晃荡，发出吱嘎的响声……就在他住的那个饭店的街角有幢水手找姑娘时租住的房子，房子还在。鞋匠是他父亲家乡的一个表兄；有时格德尔会上他那里吃饭。他还记得很清楚……他努力想要回忆起他的轮廓。但是他只想起他那有点尖锐和凄厉的声音，也许因为这声音和苏瓦菲尔的声音很像，他仿佛听见他在说：

“留下来，小伙子……你以为那里遍地都是钱等你去捡吗？算了吧，生活在哪里都一样艰辛。”

格德尔情不自禁地将手放在碰锁上，但又缩了回来。已经是四十八年前的事情了！他耸了耸肩，离开了。

“可如果我留下来会怎么样？”

他嘴角浮起笑容。谁知道呢？格劳丽亚做家务，星期五晚上做鹅肝酱饼……他低声咕哝着：“生活……”但是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多少年过去了，今天，他又回到这被世界遗忘的一角……

港口。他熟悉的港口，仿佛他昨晚才离开。海关小小的，几乎要坍塌的房子。搁浅的小船覆盖着一层粗糙的黑沙，沙中都是煤和垃圾的味道……绿色的浊水和过去一样厚重，水里都是西瓜皮和死动物。他登上船，这是一艘小小的希腊汽船，战前专门走巴统到君士坦丁堡这条航线的。这船应该也做过客船，因为它似乎还保留着某种舒适感。船上有个客厅，一架钢琴。但是自从大革命之后，它就只装货了，应该是做那种奇怪的交易。船又脏又破。格德尔在想：

“幸亏旅程不长……”

在甲板上，那些中东商人席地而坐，他们在玩牌，戴着红色的无边圆帽。格德尔经过的时候，他们都抬起头。当中有一个人，晃动着手臂上的一串玻璃珠子，笑着，心不在焉地喊道：“买点东西，巴里纳……”格德尔摇摇头，用拐杖轻轻地将他们拨散开去。就在第一次旅行中，他也不知道玩过多少回牌，第一次旅行，那记忆萦绕在他的脑中，那么奇怪，挥之不去，那时他就和这样的人玩牌，晚上，在船的一角……那是很久以前了……人群自动往后退了一点，让他过去。他走到楼下的船舱，望着大海，隔着舷窗叹气。船开了。他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那只是一张板，上面铺着干草的床垫，坐上去就吱吱嘎嘎地响。如果天气好，他情愿在甲板上过夜。但是海风呼啸。船在风中摇晃着，舞蹈着。格德尔心怀仇恨地望着大海。他是多么厌倦这永远在他身边动荡、移动的世界啊……火车车厢外和汽车外飞快掠过的大地，还有这海浪，发出令人焦灼的动物一般的尖叫，秋天来临时这天际的青烟。确立一成不变的视野，一直到死……他呢喃道：“我太累了。”他本能地犹豫着将两只手按在胸口——那是心脏病人的动作。他往上撸着胸口，仿佛这样能够将心脏提上一点，就像一个孩子，一头濒死的动物，一台破损的、顽固的机器，他的心脏在衰老的肌肉里衰弱地跳动着。

突然，船剧烈摇晃了一下，他觉得船开始仿佛停顿了一下，接着就以更快的速度往前开去，太快了……就在同时他感觉到左肩一阵剧烈的疼痛。他的脸色发白，脑袋一直伸在前面，仿佛是恐惧，就这样等了很长时间。他呼吸的声音似乎填满了整个船舱，甚至盖过了海风和波涛的声音。

渐渐的，这一切减缓下来，平静下来，直至完全消失。他努力挤出一个微笑，高声说：

“没什么，都过去了。”

他费力地喘着气，更轻柔地叹道：

“结束了……”

他站起身，身体有些摇晃。外面，天和海在慢慢地暗下来。船舱里已经是一片漆黑，就像黑夜一样。只是从舷窗里射进一缕奇怪的绿色微光，混浊，暗淡，照不亮任何东西。格德尔摸索到自己的大衣，穿上后出了船舱。他将两只手伸出去，像个瞎子。每次，海浪打在船上，船就会整个地颤抖起来，先是竖在海浪上，接着又沉下去，仿佛很快就要沉没在水中一般。他费力地登上右边又直又陡的通向甲板的舷梯。

“当心点，同志！……上面风很大。”一个水手一边跑下来一边叫。格德尔闻到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烧酒的味道。

“上面晃得厉害，同志……”

“我习惯了。”格德尔干巴巴地说道。

但是他真的费了很大劲才来到甲板。海浪敲打着轮船。在甲板的一角，中东商人们盖着一块已经湿透的防雨布，缩成一团，彼此相连地躺着，像一群毫无生气的动物一般颤抖着，一动不动。有个人看到格德尔，抬起头，用呻吟的、尖锐的声音喊了点什么，但是声音很快消失在海浪声中。格德尔做了个手势，表示没有听见。那个人又用更大的声音重复了一遍，那张发青的脸缩紧了，脸上只见一双发光的眼睛咕噜咕噜转着。接着那个人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重新跌倒在地，就这么躺着没动，躺在他的那张老羊皮上，在一堆货物和躺倒的人群中。

格德尔走过他们。

很快他就不得不停了下来。他仍然站着，弯向一边，仿佛被风吹弯的一棵树，他的脸往前伸着，唇上沾满了海风送来的又咸又涩的味道。但是他睁不开眼睛；他两手紧紧抓住冰凉的、湿乎乎的铁杠，手指都冻坏了。

海浪每撞击一下，船似乎就又往下沉了一点，仿佛要在大海的撞击下一裂两半，船的侧面发出一阵长长的、撕心裂肺的、喑哑的声音，有时甚至盖过了海风和海浪的声响。

“好啊，”格德尔想，“我还没经历过呢……”

但是他没有动。他带着一种隐隐的快意，任凭狂风晃动着他的身体。海水夹杂着雨水打湿了他的面颊和嘴唇，他的头发和眉毛上都是盐粒。

突然，他听见身边有个声音在叫，但是狂风之下根本听不清那个人在说什么。他勉强睁开眼睛，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男人弯着身，用双臂环着铁杠，牢牢地抓住。

一阵海浪打来，一直涌到格德尔脚上。他感觉海水进了眼睛和嘴巴。他往后退了一大步，男人也跟着他往后退。他们费力地下了楼梯，每走一级，他们就被海风弹到墙上，动弹不得。那个男人用惊惶的俄语叫道：

“什么鬼天气……哦！什么鬼天气，我的上帝啊……”

天更暗了，格德尔只能看到面前的人穿着拖地的雨衣，但是他听出了这极富音乐性的口音，每说一句话都像在唱歌似的。

“第一次出海？”他用英语不无蔑视地问道，“犹太人？”

那个人神经质地笑着：

“是啊，”他快乐而激动，“您也是吗？”

“我也是。”格德尔说。

他坐在固定在墙上的破天鹅绒沙发上。那个人仍然站在他面前。他将冻麻的手伸进外套口袋，摸出香烟盒，打开递给那人：

“拿着。”

擦燃了一根火柴后，格德尔将火稍稍举高了一点，他望着眼前这张脸，小伙子很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只见他面色苍白，一只长长的、有些忧伤的鼻子，浓密的、黑色卷发，焦虑的、灵活的、高烧般的大眼睛。

“从哪里来？”

“克雷姆内茨，先生，在乌克兰。”

“我知道。”格德尔小声说。

以前，那是一个悲惨的村庄，泥浆里涌动着一群群黑色的猪，其中还混杂着犹太孩子。想来现在也不该有什么大变化。

“那么你要离开了？……永远？……”

“哦，是的。”

“现在为什么还要走呢？那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这个！”

“啊！先生，”小犹太人用滑稽而痛苦的口音说，“难道我们这些人就永远没有改变了吗？我，先生，我是个正直的小伙子，而我前天才从监狱里出来。为什么？因为我接到命令，押送一车皮的‘蒙邦西埃’，从南方到莫斯科，您知道这种水果糖吗？当时是夏天，非常热，车厢里所有的产品都化了。等我到了莫斯科，糖从木头盒子里流了出来。但这难道是我的错吗？我蹲了十八个月的监狱。现在我自由了，我要去欧洲。”

“你多大？”

“十八岁，先生。”

“啊！”格德尔慢慢地说，“和我走的时候差不多大年纪。”

“您也是这个地区的？”

“是的。”

小伙子没再说话。他贪婪地吸着烟。在阴影中，借助香烟红色的光，格德尔看到他充满活力的手在摇晃。

他重新开口说道：

“第一次……你这是去哪里？”

“先去巴黎。我在巴黎有个表亲，做裁缝的。战前他就在那里了。但是等我有了一点钱以后，我要去纽约！纽约！”他带着某种狂热重复道，“那里！……”

但是格德尔没在听他说。他只是望着他，带着某种隐隐的、痛苦的快意望着这个站在他面前的小伙子，望着他摇来摇去的手和肩。身体永远停不下来似的摇着，颤抖着，匆匆忙忙的声音，永远要吞掉几个词，这种狂热，年轻的、精神病一般的精力……他也曾经这样，他，他这个种族特有的贪婪而纵情的青春……这一切都已经遥远……他突然说：

“你知道吗？你会饿死的。”

“啊！我已经习惯了……”

“是的……但是那里还要艰难……”

“那又有什么关系？一切会很快过去的……”

格德尔突然大笑起来，干巴巴的刺耳的笑声，仿佛鞭打一般。

“啊！是的，你以为是这样的，是吗？……蠢货……这种日子会持续好多年，好多年……就算在这之后，一切在实质上也不会有多少改善……”

小伙子用一种低沉的、狂热的声音说：

“在这之后……就有钱了……”

“在这之后我们筋疲力尽，”格德尔说，“像只狗一样孤独，如同我们所经历的……”

他突然停下来，脑袋向后仰去，发出窒息般的呻吟声。他又感觉到了肩头的这份剧痛，还有心脏，似乎随时都会停止跳动……

他听见小伙在低声说：

“您不舒服吗？……您晕海吧……”

“不，”格德尔虚弱地说，似乎一个个地往外吐词，费尽气力，“不……我有心脏病……晕海，你瞧……”

他费力地喘着气。说话令他非常难受……嗓子撕裂了一般……再说，说这一切对于这个小傻瓜又有什么意义呢，过去，他的过去？……生命是不同的，现在也许更容易……再说他才无所谓这个小犹太人怎么样呢，我的上帝啊……他虚弱地说：

“晕海，你瞧，我的小伙子，所有这些蠢事……等你像我这样漂泊了一生之后……啊！你想变得富有吗？……”

他用更低的声音说：

“瞧瞧我。你觉得有必要吗？”

他听凭自己的脑袋歪在胸口上。有一阵，他觉得海风和海浪的声音渐渐远去了，变成一种喧杂的音乐声……他突然听到小伙子惊惶地叫道：“救命啊！”他站起身，强烈地摇晃着，接着他伸出两只手，在空中比划。他倒在地上。

午夜时分，他终于醒过来，夜色沉沉，仿若海水一般。他睡在自己的船舱里，身子朝下躺着。有人将卷成一团的大衣盖在他背上，并且将衬衫一直解到胸口。起先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人。接着，由于他猛地转过脸，小犹太人的声音在他身后响了起来：

“先生……”

格德尔动了一下。小伙子冲他弯下身。

“哦！先生，您好些了没有？”

格德尔嚅动着嘴唇，好一阵子没能说出话来，仿佛他已经忘记了人类语言的形式与声音。终于，他小声道：

“打开灯。”

电灯亮了之后，他费力地叹了口气，动了动身子，接着他呻吟起来，沉重而机械地在胸口找寻心脏的位置，但是他的手重新垂下来。他用另一种语言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话，接着他似乎完全清醒过来。他睁开眼睛，用异常清晰的声音说道：

“把船长找来。”

小伙子走了。格德尔一个人待着。一阵更为猛烈的海浪打在船上，他呻吟了一下。但是船体的摇晃渐渐平息下来。透过舷窗可以看见外面天色渐渐在放亮。格德尔精疲力竭地闭上眼睛。

船长，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壮汉进来时，他似乎已经睡着了。

“什么？他死了？”希腊船长骂了一句粗话问。

格德尔渐渐将茫然的脸转向他，他的脸已经失去血色，双唇青紫，闭得紧紧的。他小声说：

“停下……船……”

由于船长没有回答，他用更大的声音重复了一遍：

“停下来。您听见了吗？”

在半闭的眼皮下，他的眼睛在颤抖，如同火焰一般闪闪发亮，以至于船长误解了，他耸耸肩，用和活人说话的语调说道：

“您疯了。”

“我给您钱……我给您一千里弗尔。”

希腊人嘟哝道：

“好了……他糊涂了……又开始了……我真是活见鬼了……我究竟为什么带上了这么个东西？……”

格德尔嘟哝着：

“靠岸……”

接着：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一个人死在这里，就像一头动物？恶狗……”

接着是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词。

“船上没有医生吗？”小伙子问道，但是船长已经走远了。

小犹太人靠近格德尔，他奇怪地喘息着，声音很急促。

“耐心等一会儿，”他柔声说道，“我们很快就要到君士坦丁堡了……现在船开得很快……暴风雨停了……您在君士坦丁堡认识什么人吗？那里有没有亲人？或者随便什么认识的人？”

“什么？”格德尔嘟哝着，“什么？”

最后他似乎已经听明白了，可还只是重复道：

“什么？”接着他不再说话。

小伙子继续神经质地小声说：

“君士坦丁堡……这是个大城市……在那里你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您会很快康复……别害怕。”

但就在这一刻，他明白过来，老格德尔要过去了。在他蜷成一团的胸口，第一次发出一种死人的喘息声。

这一切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小伙子一直在发抖。但他没有离开。他听着垂死之人的喘息，一种深沉而粗鲁的咆哮，一种难以理解的力量，仿佛完全陌生的生命占据了这身体。

他在想：

“再过一阵……再过一阵。然后就会停下来……我就离开他……因为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我的上帝啊……”

接着他看了一眼他鼓鼓囊囊的英式钱包，格德尔倒地的时候，钱包滚落在地上。小伙子弯下身，捡起钱包，打开瞥了一眼，接着叹了口气，屏住呼吸，将钱包轻轻地塞进格德尔张开的手中，这是一只死人的手，巨大的、沉重的、冰凉的手。

“谁会知道呢？就这样……死前他应该会清醒一下……他可能会把这钱留给我……谁知道呢？谁能知道呢？是我一直把他拖到这里的。他一个人。”

他重新开始等待。随着夜晚的来临，大海平静起来。轮船静静地在海上行驶着。暴风雨过去了。“夜晚会很美丽的。”小伙子想。

他伸出手，碰了碰垂在他面前的手腕；他的脉动如此脆弱，手表——格德尔手上戴着一只手表，表带是皮的——的声音似乎要将它淹没似的。但是格德尔还活着。身体死去得很慢。他还活着。他睁开眼睛，说话。但是，在他的胸口，空气总是和他那阴森、冰冷的声音混作一团，仿佛一阵雷声。小伙子冲他弯下身，听他说话。格德尔说了几个俄文词，接着突然，他开始说意第绪语，这是他童年的语言，已经忘却了，此时突然冲到了唇边。

他说得很快，含混不清，声音很奇怪，时不时会被一阵嘶哑的呼吸声切断。有时他会停下来，将手一直抬到喉咙口的位置，仿佛要将某个看不见的重物拿开。他的一半脸一动也不动，但是眼睛睁开了，呆滞的，定定的，另一半脸还活着，热得发烫。汗水不停地沿着他的面颊流下来。小伙子想要替他擦去汗水。格德尔呻吟道：“随他去吧……没有什么必要了……听好了。到巴黎后，你去找瑟东公证人，奥贝尔街28号。你对他说：大卫·格德尔死了。重复一遍，再重复一遍。瑟东。公证人瑟东。把我箱子里和皮夹里的东西都给他。告诉他，想办法让……我的女儿享有最为有利的继承条件……然后你去杜宾根那里……等等。”

他喘着粗气。他的嘴唇在嚅动，但是小伙子什么也听不见。他已经冲他那么近了，已经闻到从他嘴里散发出来的高烧的味道和死人的气息。

“大陆饭店。登记的名字用的是约翰·杜宾根。大陆饭店。”

小伙子匆匆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旧信封，撕下信封背面，将两个地址记上去。格德尔用他那越来越低的声音命令道：

“你对他说，大卫·格德尔死了，对他说请他安排好……我的女儿……说我信任他……”

他没再说下去。他翻动着眼睛，眼睛里全是阴影。

“还有……不。就这样。所有的都交代完了。这样很好。”

他看着小犹太人拿在手中的纸。

“给我……我要签字……这样也许比较好……”

“可您签不了。”小伙子说。但是他还是拿过格德尔的手，将铅笔塞在他虚弱的手中。

“您签不了字。”他重复道。

垂死的人咕哝道：“格德尔……大卫·格德尔……”声音中有一种迷茫，一种可怕的顽固。名字，也许，组成这名字的音节在他的耳边回响着，仿佛是属于另一种语言的词语，那么陌生……但是，他竟然签完了。

他还在喘气。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但你发誓会完全按照我所说的去做。”

“是的，我发誓。”

“在上帝面前，上帝听见你的誓言，”格德尔说。

“在上帝面前。”

他的脸上一阵抽搐，血从他两侧的嘴角流淌出来，流在他的手上。喘息声停下了。小伙子不安地高声说道：

“您还能听见我说话吗，先生？”

傍晚的光线照在舷窗上，落在格德尔后仰的脸上。小犹太人打了个寒战。这一次真的结束了。格德尔的手上还一直拿着皮夹，皮夹已经打开。小伙子一把抓过皮夹，数了数里面的钱，塞进自己的口袋。接着他将记下两个地址的信封塞进贴身的皮带里。

“他真的死了吗？”他在想。

他将手伸向敞开的胸口，但是他的手实在抖得厉害，根本无法感觉他的心跳。

他就这样扔下他走了。仿佛怕惊醒他一般，他踮着脚尖一直退到门口。接着，他飞也似的逃了，没再转过身。

格德尔一个人躺着。

他已经如同死人一般身体冰凉，一动不动。但是死神还没有完全占据他的身体，死亡不是突然来临的，如同一阵海浪那般。他能够感觉到自己慢慢失去了声音，失去了人类的热气，失去了作为人的意识。可一直到生命终结之时他仍然能够看见。他看见夕阳如何照耀着海面，看见海水闪闪发光。

而在他心里，直至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的眼前不停地掠过一幅幅画面，随着死神的接近，这些画面越来越淡，越来越暗。有一阵子，他似乎触到了乔伊丝明亮的头发。接着，她离他而去，他沉入黑暗之中的时候，她抛下了他。最后一次，他似乎听见了她银铃般的笑声，轻柔温和。接着他忘了她。他看见了马居斯。看见其他人的脸，模模糊糊的形状，就像在黄昏中被水波带走了一般，旋转了一阵就消失了。最后，他看见的只是一条阴暗的小街，点起灯火的店铺，他童年的小街，贴着冰凉的玻璃窗的蜡烛，晚上，雪花落下来，还有他自己……他感觉到厚厚的雪花钻入他的嘴中，在他的嘴中融化，那种冰和水的味道，和过去一样。他听见有人在喊他：“大卫，大卫……”声音被淹没在雪中，天沉沉的，那阴影，那越来越弱的，仿佛自己转了个弯，突然碎了的声音。这尘世最后的声音就这样钻入他的内心深处。

舞会

一

康普夫人走进学习室，她猛地将身后的门带上，以至于水晶吊灯都发出了响声，穿堂风摇动着水晶吊坠，那声音如同铃铛般清脆悦耳。但是安托瓦内特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书，她弯着身子，几乎趴在桌子上，头发已经扫到了书页。她母亲一声不响地看了她一会儿，接着，走到她面前，抱着双臂叫道：

“看见你母亲的时候，你能够暂时放下手中的事情吗？行吗？你的后背粘在椅子上了吗？这举动还真够高雅的……贝蒂小姐在哪里？”

隔壁房间传出缝纫机的声音，和着那节奏，有人在哼唱一首歌：我可怎么办，我可怎么办，如果你要离开[12]……歌声不是那么悦耳，一股生硬的味道。

“小姐，”康普夫人喊，“请过来一下。”

“是的，康普夫人。”

一个英国女人从微开的门里溜了进来，她个子不高，脸颊红润，一对温柔的眼睛诚惶诚恐，小小的圆脑袋上盘了个蜜色的发髻。

“我请你来，”康普夫人的语调非常严厉，“是为了看管和教导我的女儿，不是吗？我可不是让你来做裙子的……安托瓦内特难道不明白，妈妈进来的时候，她应该站起来吗？”

“哦！安托瓦内特，你怎么能这样？[13]”小姐叫道，声音仿佛悲伤的鸟鸣。

安托瓦内特这会儿站了起来，重心在一侧的腿上，兀自有点摇晃。这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瘦瘦高高，面色和所有这个年龄的女孩儿一样有些苍白，一张丝毫不会引起他人注意的脸，仿佛一个明亮的圆点，没有棱角，一双成人的眼睛，眼皮低垂，眼睛几乎看不见，小小的、紧闭的嘴……十四岁，在略微有些显紧的校服下，乳房已经开始发育，似乎与瘦弱、稚嫩的身体很不协调……脚很大，瘦长的双臂上是一双红红的手，手指上沾的全是墨迹，也许有一天，这将是世界上最美的双臂，谁知道呢？……柔弱的颈背，几乎没什么颜色、又干又轻的短发……

“你明白吗，我可怜的孩子，到头来你的行为举止真是令人绝望……坐下来。我再进来一次，这一次你能不能立刻站起来，让我高兴高兴？你听见了吗？”

康普夫人后退了几步，再一次推开门。安托瓦内特慢吞吞地站起来，看得出来极不乐意，以至于她妈妈咬紧了嘴唇，用一种威胁的语调问道：

“这就让你那么难受吗，小姐？”

“不，妈妈，”安托瓦内特低声回答。

“那你这张脸是做给谁看的？”

安托瓦内特努力挤出了一个微笑，无奈而勉强，脸上的轮廓都有些变形。有时候，她真是恨透了大人，恨不得杀了他们，把他们的头挤扁，或者在他们面前一边跺脚一边放声大叫：“是的，你让我不舒服了”。但是她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害怕自己的父母。以前，安托瓦内特小的时候，母亲还经常让她坐在腿上，把她抱在怀里，亲她逗她，只是对这些，她都已经记不得了。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她记得的是头顶上传来的母亲愤怒的、爆发的声音：“这个小东西老是碍手碍脚的……”“我的裙子又被你弄脏了，你的脏鞋子！滚到角落去，反省一下，你听到没有？小蠢货！”有一天……那一天，她第一次产生了想死的感觉……那是在一条街的拐角，母亲又在发脾气，那句话，她叫得那么响，以至于行人纷纷转过头来：“你想吃耳光，是吗？”接着就是一记热辣辣的耳光……就在大街上……她十一岁，可看上去不止十一岁……行人，那些大人，那倒还没有什么……然而就在那会儿，学校里走出一群男孩子，他们看着她，笑话她：“好啊，我的老姑娘……”这嘲笑声一直萦绕在她的耳边，她低着头走在街上，秋天昏暗的街道上……泪眼蒙眬中，灯光在旋转。“你还哭个不停？……哦，性格真是坏透了！……我教育你是为你好，不是吗？啊！别再让我生气了，我警告你……”这些大人真是肮脏……现在也是如此，他们就是想要折磨她，让她感到痛苦，污辱她，从早到晚，他们总是不停地斥责她：“你是怎么拿叉子的？”（在仆人面前，我的上帝啊。）或者“直起腰来。至少别像个驼背似的。”她已经十四岁了，是个大姑娘，在她的想象中，她应该是一个美丽的、惹人怜爱的女人……应该得到男人的爱抚和欣赏，就像在书中，安德烈·斯佩莱里爱抚海伦娜和玛丽一样，还有朱利安·德·绪贝索、莫·德·鲁夫尔……爱情……她颤抖了，而这时，康普夫人也正讲到最后：

“……如果你以为，我给你请一个英国的家庭教师来，就是为了让你有这样的举止礼仪，那就错了，我的小姑娘……”

接着她将女儿垂在前额的一绺头发拨了上去，声音低了一点：

“你总忘了我们现在是有钱人，安托瓦内特……”她说。

她转向英国小姐：

“小姐，这个星期您的任务很重……十五号我要开个舞会……”

“舞会。”安托瓦内特喃喃道，睁大了眼睛。

“是的，”康普夫人微笑着说，“舞会……”

她骄傲地看着安托瓦内特，然后她偷偷指了指英国小姐，皱起眉头问：

“至少，你应该没对她说过什么吧？”

“没有，妈妈，没有。”安托瓦内特兴高采烈地说。

她知道母亲一直以来都很担心。两年前，阿尔弗雷德·康普凭借在股市一次非常漂亮的投机——先是押对了法郎贬值，接着又在一九二六年押对了英镑贬值，一家借此发了财，离开了老法瓦尔街。原本，每天早晨，安托瓦内特都会被叫进父母的房间；母亲总是还躺在床上描指甲；而父亲呢，则在隔壁的盥洗室里，父亲是那种又瘦又小的犹太人，长着一双生动的眼睛，他在盥洗室里刮胡子、梳洗，动作非常之快，他做所有的事情动作都很快，因此他在证券交易所的那些德国犹太同行都戏称他为“火”[14]。多少年以来，他一直在证券交易所的台阶上跳来跳去……安托瓦内特知道父亲以前曾经是巴黎银行的职员，更早一点，是银行大门口的门童，穿着蓝色的制服……就在安托瓦内特出生前不久，他娶了老板的打字员——她已经是他的情人了——罗西娜小姐。十一年来，他们一直住在法兰西喜剧院后面一套小小的、黑乎乎的公寓里。安托瓦内特仍然没有忘记晚上的场景，她在餐厅桌子上写作业，保姆就在厨房丁零咣啷地洗碗，灯下，康普夫人趴着读小说，大大的吊灯，顶端吊着个毛玻璃灯泡，散发出煤气灯特有的那种强光。有时，康普夫人会发出一声恼火的叹息，那么大声，那么突然，安托瓦内特总是会被她吓一大跳，从椅子上跳起来。康普先生于是问：“你又怎么了？”罗西娜回答道：“有些人活得那么舒服，那么幸福，而我，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都是在这脏乎乎的洞穴里给你补袜子……一想到这些，我就难过……”

康普耸耸肩，什么也不说。于是，罗西娜就经常把火气转到安托瓦内特身上：“你听什么听？大人说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吗？”她总是气急败坏地嚷嚷。接着，她就总结说：“是的，我的姑娘，如果你在等你爸爸挣大钱，你就等着吧，事情还早着呢，从我们结婚开始，他就保证过了……等你长大了，你仍然还在这里和你可怜的妈妈一样，在这里等着……”而母亲在发“等”这个词的时候，她那生硬、紧张、不快的脸部轮廓上总会掠过一种悲痛的表情，如此深沉的悲痛，她几乎出于本能地要将嘴唇伸向母亲。

“我可怜的小东西。”罗西娜总是抚摸着她的前额说。但是有一次，她大叫道：“啊！让我安静一会儿，好吗？你让我烦透了；你真是让人不快，你也一样……”除了早晨和晚上的问好外，安托瓦内特从来没有亲过母亲，别的父母和孩子之间会很自然地亲吻，就像陌生人之间的握手礼一样，这种吻对安托瓦内特来说想都不用想。

接着有一天，他们成了富人，突然之间，她还从来没搞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家人于是搬到了这套明亮的大公寓里，她母亲将头发染成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美丽的金色。安托瓦内特总是战战兢兢地看着这一头令她感到如此陌生的金灿灿的头发。

“安托瓦内特，”康普夫人总是命令她说，“再重复一遍，如果有人问你去年我们住在哪里，你怎么回答？”

“你真蠢，”康普总在隔壁盥洗室里说，“你指望谁会和小东西说话？她谁都不认识。”

“我很清楚自己在讲什么，”康普夫人提高了嗓门说，“还有仆人呢？”

“如果我看到她和仆人吐露一个字，我就找她算账，你听见了吗？安托瓦内特？她知道她应该什么都不说，一心读书就可以了，就只是读书。在别的事情上，我们对她没有要求……”

然后康普转向自己的妻子说：

“她一点也不蠢，你知道吗？”

但是，只要他一走，康普夫人便又开始教育安托瓦内特：

“如果有人问你什么，安托瓦内特，你就说去年一年我们都住在南方……你没有必要明说是戛纳还是尼斯，只说南方就行了……除非有人问你；如果有人问你，那最好是说戛纳，那是最高贵的……但是，自然，你父亲说的是对的，首先最好什么都不说。对大人，小孩说得越少越好。”

然后她摆摆手将她打发走，漂亮的光溜溜的手臂，手臂上的钻石手镯在闪闪发光，这是丈夫才送给她的礼物，除了洗澡的时候，她几乎一直戴着。安托瓦内特正朦朦胧胧地回想着这一切，这时，她母亲突然问英国小姐：

“至少安托瓦内特的字写得应该不错吧？”

“是的，康普夫人。”

“为什么问这个？”安托瓦内特羞涩地问。

“因为，”康普夫人解释道，“今天晚上，你可以帮我写信封……我要发将近两百封邀请函，你明白吗？我一个人可做不了……贝蒂小姐，我允许安托瓦内特今晚比平常晚一个小时睡觉……”她转向女儿接着问道：“我想你一定很高兴。”

但是安托瓦内特什么也没说，又沉浸在自己的遐想里。康普夫人耸耸肩。

“她总是这样云里雾里的，这个小家伙，”她评论道，“舞会一点也没有令你感到骄傲吗？你父母召开的舞会？恐怕你真是个没什么感情的人，我可怜的女儿。”她就此结束了谈话，叹口气，走出房间。

二

平常九点钟，英国小姐就会领着安托瓦内特去睡觉，但是今天晚上，她和父母一起留在客厅。这间客厅她平日里很少进来，她专心地看着白色的护壁板和金光闪闪的家具，仿佛进了一幢完全陌生的房子。她母亲指指一张独脚小圆桌，上面放着墨水、笔、一沓卡和信封。

“坐下。我来报地址，你来写。”

她转向丈夫，高声说：“您来吗，我亲爱的朋友？”因为这会儿仆人应该正在隔壁的房间撤餐具，在仆人面前，这几个月以来，夫妻俩之间一直以“您”相称。

等到康普先生走近，罗西娜在他耳边轻声说：“算了，把仆人打发走吧，行吗？他让我感到不自在……”

接着，因为突然撞到了安托瓦内特的目光，她的脸噌地红了，高声命令道：

“乔治，您快收拾完了吗？把剩下的整理好您就可以上楼去了……”

然后，大家都没有再说话，三个人凝固在各人的椅子上。仆人走了后，康普夫人长舒一口气。

“说真的，我讨厌这个乔治，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每次他在桌边侍候我们用餐，只要感觉到他在我背后，我就吃不下饭……你能不能不那么愚蠢地笑，安托瓦内特？好了，我们工作吧。宾客的名单在你这儿吗，阿尔弗雷德？”

“是的，”康普先生说，“但是等我把外套脱了，我觉得热。”

他妻子说：“尤其注意不要把衣服落在这里，像上次那样……我可从乔治和露西脸上的表情看出来了，他们觉得很奇怪的，在客厅里只穿衬衫不穿外套……”

“我才不在乎仆人的想法呢。”康普先生嘟哝道。

“你错了，我的朋友，好名声坏名声都是他们散播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聊着聊着就出来了……否则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第三个……男爵夫人……”

她压低了声音，在康普先生耳边说了几个词，尽管安托瓦内特伸长耳朵也没能听见。

“……如果露西这三年不是待在她那里……”

康普先生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全是名字画满了道道的纸。

“我们从我认识的人开始，是吗？罗西娜？听好了，安托瓦内特。邦宇尔先生及夫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地址，电话地址簿在你手上，你查查……”

“他们很有钱，是吗？”罗西娜不无尊敬地小声问道。

“很有钱。”

“你……觉得他们真的愿意来吗？我不认识邦宇尔夫人。”

“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和她丈夫有生意上的往来，这就足够了……听说邦宇尔夫人很漂亮，再说在她那个圈子里不太露面，自从她卷入那桩事件之后……你知道的，就是两年前在布洛涅森林的那些个放荡聚会。”

“阿尔弗雷德，注意点，小……”

“她又不懂。写，安托瓦内特……不过从这个女人开始应该很好……”

“不要忘了奥斯提埃夫妇，”罗西娜大声说，“似乎他们组织了不少相当盛大的节日聚会……”

“奥斯提埃·达拉西翁夫妇，拼写时有两个r，安托瓦内特……我可不能替这两个人打保票。他们表面上一本正经的样子，装得很……这个女人以前……”

他做了个手势。

“不可能吧？”

“真的。我认识一个人，那个人以前在马赛的妓院里见过她……真的，真的，我向你保证……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大约二十年前；她结婚以后彻底改变了，交往的都是非常好的人，而且在人际关系方面她相当注意……这是一条基本的准则，十年之后，以前过着放荡生活的女人几乎都能变成这样……”

“我的上帝啊，”康普夫人叹了口气道，“真是够难的……”

“要懂得方法，我亲爱的……第一次招待会必须人多，越多越好，能有多少就叫多少……到了第二次第三次我们才能有所筛选……这一次必须尽可能找人来……”

“但是，至少我们必须保证所有人都会来……如果有人拒绝来，我想我会羞愧而死的……”

康普先生的脸上涌现出一个静默而古怪的笑容。

“如果有人拒绝来，你下次再邀请他，如果还是拒绝，那你还要继续邀请……你要我对你说什么好呢？实际上，要想在这个世界有所前进，必须严格遵守《福音书》上的教诲……”

“什么教诲？”

“如果有人打了你一记耳光，你就把另外半边脸伸给他……尘世是基督教谦让准则的最好学校。”

康普夫人似乎被震住了：“我在想，所有这些蠢念头，你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康普先生笑道：

“好了，好了，我们接着来……纸的这头有几个地址，你只需要抄上去就行了，安托瓦内特……”

康普夫人冲女儿的肩弯下身去，女儿一直埋头在写：

“的确，她的字写得非常好，非常规整……对了，阿尔弗雷德，朱利安·纳桑先生不是那个因为欺诈案入狱的人吗？……”

“纳桑？哦，是他。”

“啊！”罗西娜有些惊讶地嘟哝着。

康普先生说：

“你怎么会一点也不知道呢？他早就已经恢复名誉了，到处都能看见他，这是个可爱的小伙子，而且绝对是个一流的生意人。”

“朱利安·纳桑先生，奥什街23号，”安托瓦内特重新念了一遍，“接下去呢？爸爸？”

“只有二十五个人，”康普夫人哼哼着，“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两百个人，阿尔弗雷德……”

“当然能，当然能，不要那么紧张。你的客人名单呢？你去年在尼斯、多维尔、夏莫尼克斯认识的所有人……”

康普夫人拿起了桌上的一本便笺簿。

“莫伊斯伯爵，雷维·德·布鲁奈莱斯奇先生、夫人和小姐，迪卡拉侯爵：这是雷维夫人养的小白脸，一般要请都是两个人一起请……”

“但是这当中至少应该有一个丈夫吧？”康普先生不无疑虑地问道。

“我明白，这些都是好人。你要知道，还有其他侯爵的，有五个……里盖斯·伊·埃尔莫萨侯爵，……侯爵……对了，阿尔弗雷德，在说到他们的时候，是不是要带上他们的爵位，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是不是？当然不是像仆人们叫的那样，说侯爵先生，而是说：亲爱的侯爵，我亲爱的伯爵夫人……否则别人甚至察觉不到我们招待的都是有爵位的人……”

“那我们还不如在他们的背上粘个标签呢，是吗？你喜欢这样吗？”

“哦，你又来了，这些愚蠢的玩笑……好了，安托瓦内特，快点抄完这些，我的小姑娘……”

安托瓦内特写了一会儿，接着她大声念道：

“乐芬斯坦—雷维男爵和男爵夫人，杜布瓦利埃伯爵和伯爵夫人……”

“就是亚勃拉姆和芮蓓卡·比尔博姆，他们买了这个爵位，真是愚蠢，不是吗？叫什么杜布瓦利埃？……如果是我，我……”

她沉浸在深深的遐想之中。

“康普伯爵和伯爵夫人，就这么简单，”她喃喃道，“听上去不错。”

“再等一等，”康普先生劝说道，“十年之内不要……”

但是罗西娜兀自在一堆名片中挑拣，名片乱七八糟地扔在一个周围镶有金色铜质中国龙的孔雀石盘子里。

“不管怎么说，我很想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她低声嘟哝道，“这是我在新的一年里所收的名片……有不少是我在多维尔认识的小白脸……”

“当然得尽可能让他们来，这样可以占满整个房子，而且他们打扮得也很体面……”

“哦，我亲爱的，你又在开玩笑，他们都是伯爵、侯爵，至少也是个子爵……但是我无法将他们的名字和人对上号……他们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实际上这也无关紧要，你也看到了，罗特万·德·菲耶斯科家是怎么做的，对所有人他们都说同样一句话：‘我非常高兴……’再说，如果我们不得不替别人互相介绍，说到名字的时候我们糊弄一下也就得了……那样的场合根本什么也听不清楚……瞧，安托瓦内特，我的小姑娘，这工作很简单，所有的地址都在名片上写着……”

“但是，妈妈，”安托瓦内特打断她说道，“这可是地毯商的名片……”

“你在说什么呢？给我看看。是的，她说得对；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我真是昏了头了，阿尔弗雷德，我向你保证……你已经写了多少了，安托瓦内特？”

“一百七十二个，妈妈。”

“啊，竟然也有这么多了！”

康普夫妇同时发出了满意的叹息，微笑着互相看了看，仿佛两个演员，在观众呼唤后第三次出来谢幕，倦怠的神情之中既有幸福，也有得意。

“还不算坏，不是吗？”

安托瓦内特羞涩地问道：

“这个，这个伊莎贝尔·科塞特小姐，是不是‘我的’伊莎贝尔小姐？”

“是的，就是她……”

“哦！”安托瓦内特叫道，“你为什么要邀请她？”

问完她就涨红了脸，几乎预感到等待她的一定是母亲一贯干巴巴的回答：“关你什么事。”但是这次康普夫人却有点尴尬地解释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得让大家高兴高兴……”

“她很恶毒。”安托瓦内特抗议道。

伊莎贝尔小姐是康普家的一位表亲，在好几家靠做股票发财的犹太人家做音乐老师，这是一个瘦瘦的老小姐，身体笔直僵硬，仿佛一柄雨伞，教安托瓦内特钢琴和乐理。她极度近视，但是从来不戴眼镜，因为她很为自己美丽的眼睛、浓密的眉毛而骄傲，她总是将自己又尖又长、青得如同米粉的肉鼻子贴在五线谱上，只要安托瓦内特弹错了，她就会毫不留情用她那把乌木尺子敲安托瓦内特的手指，那尺子和她一样又平又硬。她就像一只老喜鹊一般刻薄，而且爱打听闲事。每次上课前的晚上，在晚祷时（安托瓦内特的父亲结婚后皈依了天主教，因此安托瓦内特是在天主教习俗中长大的）安托瓦内特都虔诚地祈祷：“上帝啊，但愿伊莎贝尔小姐今天晚上就死。”

“小姑娘说得对，”不无惊讶的康普先生提醒道，“你怎么想到要请这个疯狂的老女人的？你不是一向受不了她吗……”

康普夫人耸耸肩，愤怒地说：

“啊！你什么都不懂……不这样做你又怎么能让家里人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呢？瞧，你也看见洛利顿姑妈的脸了，就因为我嫁了个犹太人，她就和我闹别扭，还有朱丽·拉贡布和马夏尔舅舅，家里所有人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一副保护人的腔调，就因为他们比我们有钱，你还记得吗？好吧，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们不请伊莎贝尔，如果我没听说这些人第二天个个忌妒得发疯，我宁可不开这场舞会！写，安托瓦内特。”

“我们在两个客厅里跳舞吗？”

“当然，还有走廊……你知道的，走廊也很漂亮……我定了很多花篮；你那天就知道有多美了，所有的女人都是浓妆艳抹，珠光宝气，所有的男人都穿着……雷维·德·布鲁奈莱斯奇家的那晚简直就像是仙境……跳探戈的时候灯光灭了，只留着角落里两盏大理石灯发出红色的光……”

“我，我不是很喜欢，就像英国的舞厅一样。”

“可现在似乎流行这个。女人喜欢在音乐中被抚摸……晚饭当然是小桌的……”

“也许开始的时候先来一点酒？……”

“是个好主意……必须在他们刚到的时候活跃活跃气氛。我们可以在安托瓦内特的房间布置个吧台。她可以在洗衣房或走廊的杂物间睡一个晚上……”

安托瓦内特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她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她仿佛要窒息一般地低声问道：

“我能不能待上一刻钟，哪怕就只是一刻钟？”

舞会……上帝啊，上帝啊，现在它就在眼前，距离她两步之遥，它是那么灿烂，灿烂到无法准确定义它，似乎就只是疯狂的音乐、醉人的香气、炫目的装扮……还有就是在远离人群、幽暗清凉、仿佛密室一般的小客厅里，耳边低回的情话……但那天晚上，她却要像以往一样，像个婴儿一样，九点钟准时去睡觉……也许那些知道康普夫妇有个女儿的人会问，他们的女儿在哪里，而她的母亲则会令人讨厌地轻笑一声说：“哦，她可很早就去睡了，瞧……”但是，安托瓦内特在这尘世上也能够享有自己的幸福，对她究竟有什么妨碍呢？……哦！我的上帝啊，跳一次舞，就跳一次，穿着美丽的裙子，像一个真正的年轻姑娘……她带着某种绝望的勇气，闭上眼睛，仿佛胸口正抵着一支装满子弹的手枪，再次问道：

“哪怕就一刻钟，说啊，妈妈？”

“什么，”康普夫人惊叫道，“你再说一遍……”

“你可以参加布朗先生的舞会。”父亲说。

康普夫人耸耸肩：

“真的，我觉得这孩子真是疯了……”

安托瓦内特整张脸都变了形，突然叫道：

“我求求你，妈妈，我求求你……我十四岁了，不再是个小姑娘……我知道一般十五岁才能进入社交场合；可我看上去像十五岁呀，明年……”

康普夫人爆发了：

“真了不起啊，看看，”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这个淘气鬼，这个黄毛丫头也要来参加舞会，您瞧瞧！……等着吧，我会打消你这些了不起的念头的，我的女儿……啊！你以为你明年就能进入‘社交场合’吗？谁让你有这样的想法的？听着，我的小东西，只要我还活着，我可不想有一个这么早结婚的女儿，这会让我感到尴尬……我想我不该再有所克制，必须拽你的耳朵，也许那样能打消你的这些念头。”她用一如既往地声调说，真的冲安托瓦内特弯过身去。

安托瓦内特后退了一步，面色更加苍白，她的眼睛里有那样一种迷失和绝望，康普先生有点被吓住了，觉得她很可怜。

“好了，随她去吧，”他拉住了罗西娜已经高高举起的手，“她累了，有点紧张，小家伙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去睡吧，安托瓦内特。”

安托瓦内特没有动；她母亲轻轻推了推她的肩膀：

“快走吧，快点，不许再回嘴；快滚，要不你可给我当心点……”

安托瓦内特的四肢都在颤抖，她慢慢地走了出去，但是她没有掉一滴眼泪。

“真够好的，”等她走了之后康普夫人说，“就她这样，将来还了得吗……不过话说回来，我在她这个年龄也是一样；但我可不像我那可怜的妈妈一样，从来不敢对我说个不字，我会好好教训她的，我告诉你……”

“她睡一觉就会忘记的。她累了，现在都十一点了。她不习惯这样晚睡觉，所以她才会那么紧张……我们还是继续宾客名单吧，这才是正事。”康普先生说。

三

睡到半夜，贝蒂小姐被隔壁房间传来的哭泣声惊醒。她打开灯，隔着墙听了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听见小家伙哭：平日里，每次康普夫人责骂她，她都会强忍住泪水，什么也不说。

“你怎么了，孩子，病了吗？”英国小姐用英语问她。

哭泣很快就止住了。

“我想是您的母亲责骂您了，可她也是为你好，安托瓦内特……明天您请求她原谅，你们互相拥抱，一切就结束了；只是这会儿应该睡觉；您想喝一杯椴花茶吗？要不要？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我亲爱的，”看见安托瓦内特什么也没有说，她继续道，“哦！亲爱的，亲爱的，这样很难看，一个赌气的小姑娘，您会让您的守护天使感到难过的……”

安托瓦内特厌恶地做了个怪脸：“肮脏的英国小姐。”她那小小的，缩成一团的拳头冲着墙的方向伸了过去……他们根本就无所谓，任她独自一人在黑暗之中哭得喘不上气来，任她一个人处在悲惨的境地，像一条迷路的小狗……

没有人喜欢她，在这尘世上，没有一颗走近她的灵魂……难道他们真的什么也看不见，这些蠢货，难道他们不知道，她比他们，所有这些总是教育她，教训她的人聪明一千倍，珍贵一千倍，深刻一千倍……还有那些暴发户，没有教养的人……啊！整个晚上她都在嘲笑他们，可他们自然什么也不知道……她可以在他们面前哭笑，他们可不屑理睬她……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一个小淘气，一个可以蔑视的，仿佛狗一样的低级动物……他们凭什么打发她去睡觉，凭什么惩罚她，侮辱她？“啊，我希望他们都去死。”她听见墙后，英国小姐已经入睡，呼吸均匀。安托瓦内特又开始哭了，但是这一次声音很低，她品尝着落在嘴角和唇间的泪水；突然，她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快感；平生她还是第一次这样哭，没有怪脸，也没有凝噎，就只是这样静静地哭，像个女人一样地哭……等以后她一定也会这样哭，为了爱情哭泣……有一段时间，她就这样倾听着内心的哭泣，仿佛海上翻涌的波涛，浪不高，然而暗流汹涌……她打开灯，好奇地望着镜子。她的眼皮已经哭肿了，双颊潮红，紫一块红一块的。就像一个才挨过打的小女孩。她真是难看，难看死了……她又一次哭出声来。

“我想死，上帝啊，让我死吧……我的上帝啊，我的圣母，为什么要让我生出来，和这些人在一起？求求您了，给他们惩罚吧……惩罚他们一次，然后我就去死……”

她停了下来，接着，她突然高声说道：

“也许，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玩笑，上帝，圣母都是玩笑，就像书里所形容的善良的父母，还有幸福的时代……”

啊！是的，幸福时代，这是多么大的玩笑，不是吗，多么大的玩笑！她疯狂地重复着，一边用力咬自己的手，咬得双手血淋淋的：

“幸福……幸福……我宁可自己去死，死在这世界尽头……”

奴役，监牢，每天在同样的时刻重复同样的动作，日复一日……起床，穿衣……小小的灰暗的裙子，线袜，故意地，故意让她穿得像个仆从一样，这样一来，在大街上，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个小淘气，她走过，谁也不会看她一眼……这些蠢货，你们永远也看不到她那鲜花一般的肌肤，还有这光滑、纯洁、鲜嫩而低垂的眼皮，看不到那双惊恐、放肆的在呼唤、等待的眼睛，那么无辜、那么美丽的眼睛……你们永远也看不到，永远……等待……不好的欲望……在黄昏的时候，看到两个情人相拥而过，仿佛醉了一般地蹒跚着，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令人羞愧的绝望的想法，为什么心像是被蚂蚁咬了一样……十四岁的老姑娘的仇恨？她很清楚，她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一天。但是等待如此漫长，仿佛永远也不会到来，而且，在等待的时候仍然是这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生活，被侮辱，被教训，严苛的纪律，咆哮的母亲……

“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竟敢威胁我！”

她故意高声说道：

“她原本不敢的……”

但是她想起了高高举起的那只手。

“如果她敢碰我，我就扇她，咬她，然后……反正可以逃走……永远逃走……从窗户那里……”她疯狂地想。

她仿佛看见自己躺在人行道上，浑身是血……没有十五号的舞会……别人会说：“这个小姑娘就不能换一天自杀吗……”就像她母亲总是说：“我还要活下去呢，我，我……”也许，实际上，还是留下来更好……安托瓦内特还从来没有在母亲的眼睛里看到那种女人的充满敌意的冰冷目光……

“肮脏的自私鬼。我要活下去，我，我，我还年轻，我……他们抢走了我在这尘世的幸福……哦！像一个奇迹一般进入这个舞会，成为最美丽的人，最炫目的人，所有的男人都拜倒在她的脚下！”

她喃喃道：

“您认识她吗？这是康普小姐。以平常眼光来看她不算漂亮，但是她有一种特别的美丽……那么细腻……令其他人都失去了光彩，不是吗？她的母亲站在她旁边就像一个厨娘……”

她将头放在浸满了眼泪的枕头上，闭起眼睛；疲倦的四肢里释放出一种软绵绵、轻飘飘的欲望。她隔着睡衣抚摸自己的身体，手指轻轻地滑过，每一寸地方……已经准备好投身爱情的美丽身体……她轻轻地对自己说：

“十五岁，哦，罗密欧、朱丽叶的年龄……”

等她到了十五岁，世界的色彩会有所改变的……

四

第二天，康普夫人没再对安托瓦内特提起前一晚发生的事情；但是午饭的时候她一直沉着脸，故意要让女儿感觉到她心情很不好，她不停地斥责她，语句简短，通常她发火时都是这样。

“你撅着嘴想什么？闭上嘴巴，用鼻子呼吸。有个像你这样成天云里雾里的女儿，真是父母的运气……注意点，你是怎么吃饭的？你肯定弄脏了桌布，我敢打赌……都已经这么大了，你就不能吃得干净点？别吸鼻子，我求你了，我的女儿……你必须学会心平气和地听大人教训你，别甩这样的脸色……你不愿意回答我？舌头打结了吗？行了，这会儿又该掉眼泪了，”她一边继续说一边将餐巾扔在桌子上，“行了，我宁可走也不愿意看到你在我面前摆的这张脸，小蠢货。”

她走了出去，将门砰的一声带上；只剩下安托瓦内特和英国小姐面对面坐着，面前是乱七八糟的餐具。

“赶快把你的甜点吃完，安托瓦内特，”英国小姐轻声说道，“您待会儿去上德语课会迟到的。”

安托瓦内特的手在颤抖，她将才剥开的一瓣橘子送到嘴里。她故意慢慢地、平静地吃橘子，为了让一动不动立在身后的仆人相信，她根本没将刚才的大吼大叫听进心里，她蔑视“这个女人”，但眼泪还是不争气地从她肿胀的眼皮里流了出来，圆圆的、晶莹的泪珠滚落在她的裙子上。

过了一会儿，康普夫人走进学习室；她手里拿着一叠写好的邀请函：

“下午茶以后你要去上钢琴课，是吗，安托瓦内特？你把邀请函交给伊莎贝尔，小姐，请您把剩下的丢进邮筒。”

“是，夫人。”

邮局里都是人，贝蒂小姐看了看表：

“哦……我们没有时间了，已经有点晚了，您上课的时候我再到邮局来，亲爱的，”她的目光转到了别的地方，双颊比往常更红，“这对您来说……您不会介意的，是吗？”

“是的。”安托瓦内特轻声应道。

她什么也没说，但是，等到贝蒂小姐敦促她快点，将她独自一人留在伊莎贝尔家门口的时候，安托瓦内特等了一会儿，藏在大门的门洞后面，她看见英国小姐匆匆跳上一辆停在街角的出租车。车子驶过安托瓦内特身边，安托瓦内特踮起脚尖，好奇地往车子里张望着。但是她什么也没有看到。她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直到出租车走远。

“我想也许她有个情人……这会儿正在拥抱呢，像书里写的一样……他也许会说：‘我爱你……’那她呢？她是不是他的……情人？”她还在想，心里不无羞愧，有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还有隐隐的痛苦，“自由，单独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她是多么幸福啊……他们也许会一起去树林。我要让妈妈看到他们……啊！我要让妈妈看看这一切！”她握紧拳头低声道：“不，情人是多么幸福……他们很幸福，他们在一起，他们拥抱……世界到处都是相爱的男男女女……为什么这当中就没有我呢？”

书包拖在她的屁股后面摇晃着。她带着仇恨望着书包，接着她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转过身子，穿过院子。她迟到了。伊莎贝尔小姐会对她说：“大人没有教过你吗？准时是一个教养良好的孩子对老师的首要责任，安托瓦内特？”

“她又蠢又老又丑……”她恼火地想。

接着，她念经般地高声说：

“你好，小姐，今天是妈妈让我耽搁了，不是我的错，她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就在将信封递上去的那一瞬间，她突然间来了灵感：

“……她请您让我比往日早走五分钟……”

这样她也许能看见英国小姐在什么人的陪同下回来。

但是伊莎贝尔小姐根本没听她说话。她在念康普夫人的邀请函。

安托瓦内特看见她那又黄又干的脸颊泛起了红色。

“怎么？舞会？你母亲要开舞会？”

她盘弄着卡片，接着她偷偷地将手背垫到卡片下。卡片是烫金的还是印刷的？这可至少是四十法郎的差别啊……她立刻判断出是烫金的……她颇带情绪地耸了耸肩。康普一家人总是这样虚荣，挥霍到近似疯狂的地步……以前，罗西娜还在巴黎银行工作的时候（上帝啊，离今天仿佛还真的不太遥远！），她所有的工资都用在梳妆打扮上……她的内衣都是丝绸的……每个星期都是一副新手套……她可能经常和别人幽会……只有这些女人才是幸福的……其他的……她苦涩地喃喃道：

“你妈妈的运气总是很好……”

“她一定非常生气。”安托瓦内特心想。她做了一个小小的怪脸问：

“可是您一定会来的，是吗？”

“我会告诉你的，我尽量来，因为我真的很想见见你母亲，”伊莎贝尔小姐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来……有朋友想请我去看戏，是我一个学生的父母，格罗夫妇，阿里斯蒂德·格罗，以前做过办公室主任的那位，你父亲肯定听说过他，我很早就认识他们了，他们要请我去看戏，我已经正式答应了他们的邀请，你明白吗？……不过，我会尽量安排好的。但是，无论如何，请告诉你母亲，我非常高兴，非常乐意和她一起度过些许时光……”

“好的，小姐。”

“现在我们得工作了，来吧，坐下来……”

安托瓦内特慢慢将天鹅绒的小凳子推到钢琴前。这张凳子上的污迹和破洞她都一清二楚……她从音阶练习开始。她木然地盯着壁炉上的一只花瓶，壁炉漆成黄色，里面都是黑灰……花瓶里从来没有插过一枝花儿……还有这些架子上可怕的贝壳小盒子……这间灰暗的小公寓真是难看极了，一副穷酸气，还透着点阴森，可很早以前她就已经被拖到这里来了……

趁着伊莎贝尔小姐的心思放在乐谱上的时候，她偷偷地将头转向窗户……（树林里这会儿的天色应该很美，黄昏，冬天里光秃秃的、美妙的树干，还有这珠光般的天色……）一个星期三次，六年来每个星期都是如此……是不是一直到她死她都得来？

“安托瓦内特，安托瓦内特，你的手是怎么回事？我请你重来……那天，你母亲的舞会会有很多人吗？”

“我想妈妈请了两百人。”

啊！她认为家里够大吗？她难道不怕太热，人太多，会显得很狭窄？“弹得用力些，使点劲；你的左手太软了，我的小姑娘……这是下次的音阶练习，下次还要练习车尔尼钢琴练习曲第三册的第十八号曲子……”

音阶，练习……每个月，每个月都是如此：《艾斯之死》[15]、门德尔松的《无语歌》、《霍夫曼的故事》里的船歌……在她那小学生的僵硬的手指下，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一片说不上来的嘈杂……

伊莎贝尔将乐理本卷成一团，用力地敲打节奏。

“为什么你要将手指这样搭在琴键上？顿音，顿音……你以为我没看见你怎么用无名指和小指的？你刚才说两百人？你都认识吗？”

“不。”

“你母亲会穿上她那条普莱梅的玫瑰色新裙子吗？”

“……”

“你呢？我想你也会参加舞会，是吗？你已经成人了！”

“我不知道。”安托瓦内特因为痛苦战栗了一下，她轻声回答道。

“快点，快点……这才是弹奏应该遵循的节奏……一，二，一，二，一，二……接着来，你睡着了吗？安托瓦内特？接下去，我的小姑娘……”

接下去……这一段到处都是升号，每次都容易被突然绊住……在隔壁房间，有个小孩在哭……伊莎贝尔小姐打开灯……外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天光在渐渐地隐遁……钟响了四下……又一个小时被浪费了，沉入黑暗之中，仿佛在指间溜走的水，一去不再复返……“我真想一走了之，或者干脆死了算了……”

“你累了吗？安托瓦内特？你这就累了？在你这个年龄，我每天弹六个小时的琴……等一等，别跑这么快，你多着急啊……十五号我应该几点钟到？”

“邀请函上写着。十点。”

“很好。但在这之前我们还要见面的……”

“是的，小姐……”

外面，大街上几乎没什么人。安托瓦内特靠在墙上等英国小姐。过了一会儿，她听出了贝蒂小姐的脚步声，匆匆的，而且是在一个男人的怀抱里。她向前冲去，碰到一对情侣的腿。贝蒂小姐发出微弱的叫声。

“哦，小姐，我已经等了你将近一刻钟了……”

刹那间，小姐的脸色大变，安托瓦内特于是停了下来，仿佛在犹豫面前的是不是真的贝蒂小姐。但是她没再去看她那张开的小嘴，如同被强行催开的可怜花朵；她正贪婪地注视着“男人”。

这是个非常年轻的男子。大学生。也许还是中学生。充满热情的、柔嫩的嘴唇，周边有才刮过胡子的痕迹……放肆的、美丽的眼睛。贝蒂小姐正咕囔着请求原谅之际，他突然高声说：

“请介绍一下，表姐。”

“表弟，这是安托瓦内特。”贝蒂小姐轻声说。

安托瓦内特伸出手。男子笑了一下，没再说话。接着他似乎想了一会儿，最后提议道：

“我陪你们回去吧，好不好？”

三个人默默地沿着空旷而幽暗的小街往前走。风吹在脸上，安托瓦内特觉出了些许的清凉，风中似乎还浸润着雨水，湿漉漉的，仿佛泪水。她减慢了脚步，望着走在她前面的一对情人，这对情人彼此相偎，没有说话。他们走得多快啊……她停下脚步。他们甚至没有回一下头。“如果我被车子轧到了，他们大概也听不见吧？”她带着一种奇怪的苦涩想。一个路过的男人撞了她一下，她被吓了一跳，往后退去。但这只是个开路灯的；她看着他用手里的长竿将路灯一盏盏打开，突然间，那一簇簇灯光便在黑夜里亮了起来。这些路灯就像风中的烛光一般一闪一闪地摇晃着……突然间，她感到害怕了。她竭尽全力地向前跑去。

在亚历山大三世桥前面一点儿，她追上了两个情人。他们在低声说着什么，说话速度非常快。看见安托瓦内特之后，小伙子表现出一种不耐烦的神情。贝蒂小姐在一瞬间有点不知所措；接着，她突然灵感一现，打开包，抽出那叠邀请函。

“拿着，亲爱的，这是您母亲给我的邀请函，我还没来得及投入邮箱……快点跑，前面有个小香烟店，就在那里，左边的那条小路那里……你看见灯箱了吗？你把信投进邮筒。我们在这儿等你……”

她将那叠信封塞进安托瓦内特手里；接着她匆匆地离开了。在桥中央，安托瓦内特看见她再次停了下来，低头等男孩儿。两个人靠在桥栏上。

安托瓦内特没有动。天色昏暗，她只看到两个模糊地混作一团的身影，周围是黑黢黢的、满载着倒影的塞纳河。尽管他们拥吻的时候，她基本上看到两人只是弯下身，一张脸慢慢地凑近另一张脸，她的两只手还是突然绞在一起，仿佛一个充满嫉妒的女人……两只手绞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信封滑落在地上。她不禁有点害怕，可就在此时，她又很为自己的害怕而羞愧：怎么？永远像个小女孩儿一样地颤抖吗？她根本不配做个女人。而这两个人呢？他们一直拥抱在一起，嘴唇也仿佛粘住了一样不愿松开……她感到一阵晕眩，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想要做点什么坏事以示抵抗的冲动。她咬紧牙关，抓住了所有的信封，在手里揉成一团，撕成碎片，然后全部扔进了塞纳河。她望着桥拱下随波漂浮的信封，心怦怦直跳。接着，一阵风把它们卷入了水中。

五

将近六点，安托瓦内特与贝蒂小姐散步回来。她们揿响了门铃，可没有人理她们，于是贝蒂小姐用力敲门。她们听见门后传来挪动家具的声音。

“他们一定正在准备衣帽间，”英国小姐说，“为了今天晚上的舞会，我总是忘了这茬事儿。您呢？亲爱的？”

她微笑地望着安托瓦内特，仿佛把她当作某种同谋似的，神色之间既有畏惧，又不乏温存。然而，她自那次之后再也没有当着小东西的面见过情人；自从上次遇见了之后，安托瓦内特总是那么沉默，这着实让英国小姐有些不安，她的沉默，她的目光……

仆人开了门。

在隔壁餐厅监督灯光布置的康普夫人听见她们的声音立刻冲了出来。

“你们就不能走服务生走的楼梯吗？”她愤怒地叫道，“你们明明都看到了，我们正在候见厅里安排衣帽储存架。现在，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看永远也结束不了。”她抓住桌子一角，一边帮助看门人和乔治安排房间一边继续道。

在餐厅和与餐厅连着的走廊里，六个身着白色制服的服务生正在摆放晚餐的桌子。中间是冷餐桌，四周点缀着耀眼的鲜花。

安托瓦内特想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康普夫人再一次喊道：

“别去，别去……你的房间有个小酒吧，小姐，你的房间也一样，都堆满了；今天晚上您暂时睡在洗衣房，安托瓦内特，你睡在杂物间……就在房子的那一头，那儿你一定能睡好，你甚至听不见音乐声……您在做什么呢？”看到电工一边哼歌一边不紧不慢地工作，她说，“您看见了，这个灯泡不亮……”

“哦，要等一会儿，我的夫人……”

罗西娜愤怒地耸耸肩膀……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他已经都来了一个小时了。”她朗声说道。

她一边说一边猛地握紧拳头，这个动作竟然和安托瓦内特生气时做的一模一样，以至于正一动不动站在门口的小东西突然间抖了一下，仿佛一个人意外地看见了镜中的自己。

康普夫人身着晨袍，赤脚穿一双拖鞋，头发也没梳好，卷成一团，仿佛一条条小蛇一般披散着，满脸通红。她看见送花的小贩抱着满怀的玫瑰，正努力想要从靠在墙上的安托瓦内特面前走过：

“对不起，小姐。”

“好了，动一动啊，你没看见吗？”她突然大声叫道，安托瓦内特不禁后退了一步，手肘撞到了花贩，一朵花的花瓣掉了下来。

“真受不了你，”康普夫人大声叫道，震得桌上的玻璃器皿叮当作响，“你究竟在这里干什么？碍手碍脚的，让所有人不自在？快滚，滚回你的房间，我不是说你的房间，是洗衣房，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反正不要在这里，不要让我看见你！”

安托瓦内特消失后，康普夫人匆匆地穿过餐厅，穿过堆满香槟起子和冰块的配餐室，来到丈夫的工作室。康普先生正在打电话。他才挂了听筒，康普夫人便迫不及待地叫道：

“你在做什么呢，刮了胡子吗？”

“六点钟就刮胡子？你疯了吗？”

“首先，现在已经六点半了，再说，最后一秒钟的时候很可能还有东西要买；最好一切都提前准备就绪。”

“你真是疯了，”康普先生不耐烦地重复道，“真有东西没买，仆人也会去买的……”

“哟，你开始贵族作派了，像个真正的绅士时我还真是喜欢，”康普夫人耸耸肩说，“‘仆人也会去买的……’留着你这态度去对待客人吧……”

康普愤怒地咬紧牙关说：

“哦！别那么神经质，行不行！”

“但是你想要怎么样？”罗西娜带着哭腔叫道，“你怎么能让我不神经质！什么都没搞好！这些笨蛋仆人永远也搞不定！哪里都必须我亲自到场，亲自监控，而我已经三个晚上没有睡觉了，我精疲力竭，我觉得自己都快发疯了！……”

她抓起一个银质的小烟灰缸扔在地上，但是这暴力举动似乎让她安静了下来。她有些羞愧地笑笑说：

“这不是我的错，阿尔弗雷德……”

康普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看到罗西娜转身要走，他叫住了她：

“对了，我想要问问你，你没有收到什么人的答复吗？”

“没有，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有点奇怪……好像是故意的一样；我本来想问问巴尔泰雷米有没有收到邀请函，可我已经一个星期没在交易所见到他了……我是不是该打个电话？”

“现在？这会显得很怪的。”

“可本来这一切就很怪啊。”康普说。

他夫人打断了他：

“那只是因为这种事情不需要答复的，就是这样！要么去要么不去……你还要我对你说什么呢……我甚至觉得这样很好……也就是说没有人事先想要失约……至少，即便不来他们也会有理由的，你不觉得吗？”

由于丈夫没有回答，她不耐烦地追问道：

“不是吗？阿尔弗雷德？我说得对吗？是不是？你究竟怎么想？”

康普摊开双手说：

“我不知道……你希望我说什么呢？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

他们彼此看了一眼，没有说话。罗西娜叹了口气，低下头。

“哦！我的上帝啊，我们真是六神无主，不是吗？”

“一切都会过去的。”康普先生说。

“我知道，但是在这过程中……哦！但愿你知道我有多害怕！我真希望这一切已经结束了……”

“别紧张。”康普软绵绵地重复道。

他本人却拿着把裁纸刀，心不在焉地转来转去。他嘱托道：

“一定要尽量少说话……说些套话就行了……‘见到您很高兴……请用点东西……天很热，天很冷……’”

“最可怕的是介绍，”罗西娜忧心忡忡地说，“想想看，有很多人我只见过一面，我说不定都认不出他们来了……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也不认识，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点……”

“哎，上帝啊，你含糊点过去就行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和我们一样，所有人也都是这么开始的。”

“你还记得我们在法瓦尔街的那间小公寓吗？”罗西娜突然问道，“那时我们换掉一张餐厅里破破烂烂的沙发也犹豫来犹豫去的。那也就是四年前，瞧瞧现在……”她指着周围那些相当有分量的铜质家具补充道。

“你是想说，”康普问，“四年之后，我们在家里接待大使的时候，也会回忆起这个令人颤抖的夜晚，我们颤抖，因为一百多个小白脸老妓女要来？是吗？”

她笑着将手捂在他的嘴上。

“住嘴，瞧！”

她走出门，正好撞在饭店经理的身上，饭店经理来告诉他关于莫塞尔酒店服务生的事情：他们没带香槟来；酒吧的服务生觉得要调鸡尾酒，杜松子酒可能不够了。

罗西娜用两只手捧住了脑袋：

“好吧，只缺这个，”她试图让自己安静下来，“你们就不能早点说吗？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哪里去找杜松子酒？所有的地方都关门了……还有莫塞尔饭店的服务生……”

“让司机去，亲爱的。”康普建议道。

“司机去吃晚饭了，”乔治说。

“当然了，”罗西娜失去控制地叫道，“当然了！他才不在乎呢。”她不依不饶地说道：“这对他来说都一样，不管我们需不需要他，这位先生跑了，去吃饭了！又一个我明天第一时间就要辞退的人。”她转向乔治补充道，而这位仆人立刻抿紧了长长的双唇，他的下巴倒是刮得光溜溜的。

“如果夫人这话是冲着我说的……”他开口说。

“当然不是，我的朋友，当然不是，你真是疯了……我刚才也就是脱口而出。您瞧，我实在是太紧张了，”罗西娜耸耸肩说，“您乘出租车去，立刻到尼古拉[16]去……给他钱，阿尔弗雷德……”

她冲进自己的卧室，扶起通道里的鲜花，大声斥责着服务生：

“这盘小糕点放的位置不好，这盘……把鸡尾再竖起来一点儿。鲜鱼子酱三明治上哪里去了？不要太早上：所有人都会冲过去的。还有鹅肝酱点心呢？鹅肝酱点心上哪里去了？我敢打赌，一定是忘记了！只要我没注意到！……”

“我们正在拆鹅肝酱点心呢，夫人。”饭店经理说。

他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讽刺看着她。

“我看上去一定很可笑。”罗西娜在镜子里瞥见了自己那张涨得通红的脸，不知所措的眼睛和颤抖的双唇，突然在想。但是，就像一个劳累过度的孩子，任自己怎么努力，她也安静不下来；她已经精疲力竭了，眼泪就在眼眶中。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

女仆将舞会的装束放在床上，银色金属丝的裙子，点缀着珍珠的流苏，闪闪发光、如同珠宝一般的鞋子，平纹长袜。

“夫人这就吃晚饭吗？也许，为了不妨碍那边，晚餐要安排在这里……”

“我不饿。”罗西娜的声音中仍然带有狂怒。

“那随夫人的便。但是我应该可以去吃晚饭吧？”露西亚抿紧嘴唇问，因为康普夫人让她工作了整整四个小时，将珍珠缝到裙子的流苏上，“我要提醒夫人，现在已经将近八点了，人可不是动物。”

“你去啊，我的姑娘，快去，难道我拴住你了吗？！”康普夫人大声叫道。

等她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房间里很冷，仿佛地窖一般：一大早房子里的所有取暖器就都关了。她站起身，走近小梳妆台。

“我这样子真是可怕……”

她开始精心地为脸部化妆。先是用手在脸上抹上一层厚厚的乳霜，接着是脸颊上的水胭脂，再接下去是画眉，然后是伸向两鬓的眼线，粉……她化妆的动作非常非常慢，时不时地，她就会停下来，扒住镜子，带着一种热情、愤怒的专注贪婪地看着自己的影像，目光有些冷峻，然而又充满了怀疑和狡黠。突然，她揪住了鬓边的一根白发，拔了下来，气得脸都歪了。啊！生活真是糟糕透了！……二十岁时的脸……花一般的脸颊……可那时是缀补过的袜子，缝缝补补的内衣……现在却是首饰、裙子和最初的皱纹……这些都是同时的……必须加快脚步地去生活啊，我的上帝，讨男人的喜欢，享受爱情……钱、漂亮的衣装和汽车，如果生活中没有一个年轻、漂亮的男人，一个情人，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这个情人……她是多么期盼。在她还是个可怜的小女孩儿的时候，她曾经听从、跟随和她谈情说爱的男人，就因为他们穿着得体，长着一双体面的手……可现在想来他们都是些没有教养的人，统统都是……但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等待……而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是衰老前的最后几年，真正的、无可挽回的、再也不能修复的衰老……她闭起眼睛，想象着年轻的双唇，贪婪而温柔的目光，满载欲望……

仿佛要去幽会一般，她匆匆地扔掉手上的梳子，开始穿衣：穿上袜子、鞋子、裙子，她的动作非常敏捷，毕竟这些年来一直过着没有贴身女仆的日子。首饰……她有整整一箱……康普说这是最为可靠的投资……她戴上了两圈大珍珠项链、所有的戒指，每只手臂也都套上了一只只大钻石镯子，从腕部一直套到肘部。接着，她在胸前别上了一枚用蓝宝石、红宝石和祖母绿镶嵌而成的大胸针，它是那么璀璨耀眼，简直有点过分。她后退了几步，满脸微笑地看着自己……生活终于开始了……就在今天晚上，谁知道呢？……

六

在洗衣房的两张椅子上架起了一块熨衣板，而安托瓦内特和英国小姐的晚餐就是在这块熨衣板上完成的。门后传来配膳室仆人们跑来跑去的声音和碗盘碰撞的声音。安托瓦内特没有动，两只手夹在膝盖之间。九点，英国小姐看了看表。

“该去睡觉了，亲爱的……小房间不会听见音乐声；您会睡得很安稳。”

看到安托瓦内特没有回答，她笑着拍了拍手：

“哎，醒一醒，安托瓦内特，您怎么了？”

她把安托瓦内特送到杂物间，杂物间的光线很暗，仆人匆匆忙忙在里面支了一张钢丝床，并且放进了两张椅子。

对面，在院子的另一边，可以看见客厅和餐厅窗户里透出璀璨的灯光。

“您可以在这里看他们跳舞；这里没有百叶窗。”贝蒂小姐开玩笑说。

她走了之后，安托瓦内特迫不及待地将额头抵在玻璃窗上，她很担心；一大面墙整个儿地被窗户里映射出来的金色的、炽热的灯光照亮了。罗纱窗帘后面，人影晃来晃去地跑着。那是仆人。有人把窗洞开了一条缝；安托瓦内特能够分辨出在客厅深处，有人正给乐器调音。乐手就位了……我的上帝啊，已经过了九点……一个星期以来，她一直在隐约等待着灾难的降临，在等着这灾难适时地将世界吞没，这样她做的坏事也许永远也不会被发现。但是这个夜晚像所有的夜晚一样，什么也没有发生。隔壁房间的钟敲响了九点半。又是三十分钟，四十五分钟，接着……没有，也许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这天她们散步回来，康普夫人望着贝蒂小姐，带着她那种特有的焦虑——所有容易紧张的人一见到这种眼神便会六神无主——问她：“对了，您将所有的邀请函都寄出去了，一封也没丢，一封也没错，是吗？您确定吗？”贝蒂小姐回答说：“是的，康普夫人。”自然，她才要承担后果，只有她……如果她被解雇了，活该，这样很好，可以给她一点教训。

“我才不在乎呢，我才不在乎呢。”她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愤怒地咬住自己的双手，年轻的、尖锐的牙齿将一双手啃得鲜血淋漓。

“另一个女人，她想拿我怎么样就拿我怎么样好了，我不怕，我才不在乎呢！”

她望着窗子外面黑乎乎的、幽深的院子。

“我要自杀，在死之前，我会说都是因为她，就这样，”她低声说，“我什么也不怕，我事先就已经报仇雪恨了……”

她继续守候事态的进展；她的脸贴在玻璃窗上，上面全是水汽；她用力地擦拭着，然后再一次将脸贴上去。最后，她不耐烦地将窗子打开。夜冰冰凉的，非常纯净。现在，她能够非常清楚地分辨出——用她那双十五岁专有的明眸——靠墙放置的一排椅子，还有围坐在钢琴边的乐手。她一直这么一动不动地站着，脸颊和双臂都被冻麻木了。有一会儿，她甚至处在幻觉之中，觉得在这之前什么也不曾发生过，她只是在梦中到过那座桥，看见过塞纳河黑色的河水，还有在风中飘浮着的碎纸片，她仿佛看见客人奇迹般地陆续到来，舞会开始了。她听见九点三刻的钟声，接着，是十整下……十点……她抖了一下，溜出房间。她向客厅走去，就像一个被犯罪现场吸引的不够老练的杀手。她穿过走廊，那里有两个仆人正仰头抱着香槟瓶子猛喝。她来到了餐厅。餐厅里没有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中间是一张大桌子，上面摆满了野味、冰冻的鲜鱼，牡蛎装在银色的盘子里，桌子四周围着威尼斯花饰，盘子之间都有鲜花连接，水果在桌上堆成两座对称的金字塔。周围是小桌子，摆放四至六套餐具，水晶、细致的瓷器、明亮的釉彩散发出夺目的光芒。后来，安托瓦内特再也没能弄明白，她当时为何有勇气穿越这样的房间，那么长，那么耀眼。在客厅前，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在隔壁的小客厅里看见了缎面的大沙发。她坐了过去，将双腿垫在身下。椅背与帷幔之间正好有个空档，她便躲了进去，收紧双臂和双腿，伸出头望着客厅，仿佛在欣赏一幕喜剧。她轻轻地颤抖着，因为刚才开窗站了太久，此时仍然浑身冰凉。现在，整座房子似乎都在沉睡，非常安静、沉寂。乐手低声交谈着。她看见一个黑人，一口牙齿闪闪发光，还有一位身着丝裙的夫人。铙钹仿佛杂耍集市里的大箱子一般，房间的一角竖着一把大提琴。黑人乐手的指甲拨弄着一种类似吉他的乐器的琴弦，房间里响起沉闷的嗡鸣声，他叹口气道：

“现在开始得越来越晚，结束得也越来越晚。”

钢琴手说了几句话，别人都笑了，可安托瓦内特没有听见。接着，康普先生和夫人突然走了进来。

安托瓦内特看到他们进来，情不自禁地动了一下，仿佛想要钻入地下。她紧紧地靠着墙，将脸深深埋入折起的臂弯里，但是她听见他们渐渐走近的脚步声。他们就在她身边。康普先生坐在安托瓦内特对面的一张扶手椅上。罗西娜在房间里转了一会儿，她打开壁炉上的壁灯，然后又关上。她身上的钻石在闪闪发光。

“坐下来，”康普先生低声说道，“你这么动来动去的非常愚蠢……”

非常巧，她正好站在安托瓦内特的对面，而安托瓦内特抻着头，睁大眼睛，脸颊几乎擦着沙发的木边，她被母亲脸上的神情给吓住了，在这张居高临下的脸上有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神情：谦卑、虔诚、害怕……

“阿尔弗雷德，你认为一切都会顺利吗？”她的声音是那么单纯，还在颤抖，像个小姑娘一般。

阿尔弗雷德没能来得及回答，因为房子里突然响起了门铃声。

罗西娜合上双手：

“噢，我的上帝，开始了！”她喃喃道，仿佛这声音是地震。

两个人同时冲向客厅敞开的两扇大门。

过了一会儿，安托瓦内特看见他们走了回来，中间是伊莎贝尔小姐，她大声说着些什么，声调也不同寻常，又尖又高，还时不时地爆发出一串笑声，仿佛羽饰一般装点着自己的话语。

“我倒是把这个人给忘了。”安托瓦内特心怀恐惧地想。

康普夫人这会儿显得神采奕奕，不停地在说。她又变得傲慢而快乐了，时不时地冲丈夫调皮地眨眨眼，偷偷地指指伊莎贝尔小姐的裙子，一件黄色的朱罗纱裙，她还在干巴巴的脖子上围了一条羽毛围巾，仿佛塞利梅纳[17]的扇子，两只手总忍不住要去摸，手腕上吊着长柄眼镜，用橘红色的天鹅绒缎带拴着。

“您还没看过这间屋子吧，伊莎贝尔？”

“没有，这房子真是漂亮，家具是谁挑的？哦！这些大瓷花瓶真是鲜艳。瞧，罗西娜，您还是喜欢日本风格，是吗？我也一直都觉得很好，那天我还对布洛赫—雷维说来着，还有萨洛蒙家，您认识他们吗？他们认为这种风格的东西不太值钱，有‘暴发户’的气息（用他们的话来说），我说，‘您怎么认为就怎么说，但是我觉得这种风格很活泼，很有生气，再说，即便它们不如路易十五风格的东西值钱，这也不能算是一种缺点啊，正相反’……”

“可您错了，伊莎贝尔，”罗西娜强烈反驳道，“中国古代和日本的东西现在都已经是天价了……比如说，这个百鸟图案的大瓷瓶……”

“这个年代似乎不太远……”

“这是我丈夫花一万法郎在德鲁沃饭店买的……我刚才说了多少？一万法郎，是一万二，对吗？阿尔弗雷德？哦！我还为此责备他呢，不过也只说了一下，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收藏这些小玩意儿，到处打听价格，这是我的爱好。”

康普揿铃问道：

“夫人们，你们先来杯波尔图酒，好吗？”他转向走进客厅的乔治说，“请拿三杯桑德曼的波尔图酒，再拿些三明治，鱼子酱三明治……”

伊莎贝尔正好走开去，拿着她的长柄眼镜仔细看天鹅绒座上的一座金色佛像，康普夫人低声地迅速反应道：

“三明治，你疯了吗？你想让我为了她把整张桌子都弄乱吗！乔治，请从萨克斯瓷篓里拿点干点心来，萨克斯瓷篓，您听见了吗？”

“是，夫人。”

过了一会儿，乔治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托盘和一个巴卡拉水晶大肚瓶。三个人默不作声地喝酒。接着康普夫人和伊莎贝尔小姐在沙发——安托瓦内特就藏在沙发后面——上坐了下来。只要安托瓦内特伸出手，她就能碰到妈妈的银色高跟鞋和她老师的黄色薄底缎纹皮鞋。康普先生在来回踱步，时不时偷偷看看钟。

“和我说说今天晚上都有些什么人？”伊莎贝尔小姐问。

“哦！”罗西娜说，“一些可爱的人，当然还有些老头老太，比如说圣·帕拉西奥侯爵夫人，因为我必须向她还礼。不过她非常喜欢到我家来……昨天我看到过她，她原本已经要走了。她对我说：‘亲爱的，我将去南方的行程推迟了一个星期，这可都是为了您的晚会：我们在您的家里玩得多么愉快啊’……”

“啊！您已经开过舞会了？”伊莎贝尔小姐抿紧了嘴唇问。

“不，不，”康普夫人赶紧说，“只是喝喝茶而已。我没请您，我知道您白天非常忙……”

“哦，的确如此。再说，我一直在想明年开场演奏会……”

“真的吗？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她们没再说下去。伊莎贝尔小姐又一次打量房间四面的墙壁说：

“真是不错，非常温馨，您的品味……”

接着又一阵沉寂。两个女人不时轻咳着。罗西娜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伊莎贝尔则仔细地抚平自己的裙子。

“这些日子来天气真是不错，不是吗？”

康普突然开口说：

“好了，我们不能这样待着，这样什么都不做？这些人到得真迟，真是的！您在卡上写的是十点钟，是吗？罗西娜？”

“我看我来得大约早了点。”

“当然不是，亲爱的，瞧您说什么呀？迟到真是一个可怕的坏习惯，让人遗憾……”

“我提议我们先来跳一圈。”康普兴高采烈地拍着手说。

“是啊，这是个好主意！你们可以演奏了，”康普夫人冲着乐队叫道，“来一支查尔斯顿舞曲。”

“您跳查尔斯顿舞的，是吗？伊莎贝尔？”

“当然，会跳一点，和所有人一样……”

“那就好，您不会缺少舞伴的。比如说伊查拉侯爵，西班牙大使的侄子，他可是拿过多维尔的所有奖项，是不是，罗西娜？我们一边等一边先开始吧。”

他们走开了，乐队开始在空旷的大厅里低鸣。康普夫人站起身，跑向窗边，将她的脸——安托瓦内特觉得她也一样——贴在冰凉的玻璃窗上。钟敲响了十点半。

“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康普夫人焦躁不安地想，“这个老女人真是见鬼。”她几乎大声说了出来，但是很快，她笑着鼓起掌来：

“啊！真好啊，非常好，我从来没有看见您这样跳舞，伊莎贝尔。”

“她跳得简直和约瑟芬·贝克[18]一样。”康普先生在大厅另一头答道。

舞曲结束，康普叫道：

“罗西娜，我带伊莎贝尔去酒吧，您可别妒忌啊。”

“您不和我们一起去吗？”

“如果你们同意，我想过一会儿来，我还有点事情要和仆人交待，然后我再去找你们……”

“那我整个晚上都会和伊莎贝尔调情的哦，我可警告过您了，罗西娜。”

康普夫人本可以放声大笑，做个威胁的手势什么的，但是她一句话也没说，等只有她一个人在大厅的时候，她又重新跑到窗边。大街上传来汽车的声音，有的车子经过大门时仿佛减慢了速度；于是康普夫人弯着身，努力地探寻这黑黢黢的冬夜，但是汽车又都走远了，马达的声音渐渐地远去，消失在夜色里。并且，时间越晚，汽车便越少，简直就像在外省，等了很久，空旷的街道上也没有一丝声响，只有邻街传来有轨电车的声音，还有不知什么地方响起的几声遥远的喇叭声音，因为距离，这喇叭声并不那么刺耳，似乎挺轻的……

罗西娜咬紧牙关，下颌发出吱嘎的响声，仿佛在发烧一样。十一点差一刻。十一点差十分。在空旷的客厅里，挂钟响起急促的叮当声，清脆、活泼、明晰可辨；紧接着，餐厅的钟仿佛回应一般，坚持不懈地响起来；在街道的另一边，教堂三角楣上的大钟缓缓地、庄严地敲响了，越来越响。

“……九，十，十一，”康普夫人绝望地叫道，朝天举起她那镶满钻石的手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究竟怎么回事，我仁慈的主啊？”

阿尔弗雷德和伊莎贝尔也回到了大厅；他们三个人彼此对视着，没有说话。

康普夫人神经质地笑道：

“这真是有点奇怪，是真的吗？但愿什么也没有发生……”

“哦，我亲爱，至少不是地震……”伊莎贝尔小姐用一种颇为盛气凌人的语调说。

但是康普夫人还没有完全投降。她一边转动着颈项间的珍珠，一边说——只是声音中充满了忧惧：

“哦！现在还不说明什么问题；想想看吧，那天，我在朋友家，布鲁奈莱斯奇伯爵夫人家：第一批客人十二点差一刻的时候才陆陆续续到。因此……”

“这对于女主人来说非常无聊，非常令人不安。”伊莎贝尔小姐轻声说道。

“哦！这是……这是近来形成的一种习惯，不是吗？”

这在这会儿，响起了一阵门铃声。阿尔弗雷德和罗西娜向门口走去。

“奏乐。”罗西娜冲乐手吼道。

他们迅速奏起一支欢快的布鲁斯。但没有人进来。罗西娜再也忍不住了。她叫道：

“乔治，乔治，有人按门铃，您没有听到吗？”

“是雷伊酒店送冰块来。”

康普夫人爆发了：

“可我和你们说过了，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场事故、误会，或许弄错了日期、时间，我不知道！十一点十分了，已经十一点十分了。”她绝望地重复道。

“已经十一点十分了？”伊莎贝尔叫道，“但是正像您说的一样，您说得非常有道理，在您家里时间过得可真快，请接受我的致意，真的……或许已经一刻了，我想，您听见钟声了吗？”

“是啊，即便拖，也不可能拖到这么迟才来的！”

他们三个人再一次坐下，但是没再说话。配膳室传来仆人的笑声。

“让他们快点闭嘴，阿尔弗雷德，”罗西娜气得声音发颤，最后忍不住说道，“快去！”

十一点半，钢琴师过来了。

“还要再等下去吗？夫人？”

“不，你们走吧，所有人都走！”罗西娜突然叫道，听声音仿佛要发疯打滚似的，“我们会付钱的，你们快走！不会有舞会了，什么也不会有了：这是一种冒犯，一种侮辱，是敌人对我们的打击，就是为了嘲弄我们，逼我们去死！如果有人现在来，我不要见他，听见了吗？”她的声音越来越暴烈：“你们就说我已经走了，说家里有病人，有死人，随便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伊莎贝尔赶紧说：

“瞧，亲爱的，还没到绝望的时候。别这样折磨自己，您会生病的……自然，我很能理解您的感受，亲爱的，我可怜的朋友：但是这个世界没有那么恶毒！没有！您必须对她说点什么，给她一点安抚和安慰……”

“真是一出闹剧！”康普先生咬紧牙关，挤出了几个字，他的脸色非常苍白，“您能闭嘴吗？”

“瞧，阿尔弗雷德，别这样叫，相反，您应该对她温和一点……”

“算了吧，如果她想做出一副可笑的样子，就随她去好了！”

他转过身，冲着乐手们说：

“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该付多少钱？快滚，看在上帝的分上……”

伊莎贝尔慢慢拿上了她的羽毛围巾、长柄眼镜和手袋。

“我看我也应该走了，阿尔弗雷德，除非您需要我帮您做点什么，随便什么，我亲爱的朋友……”

看到他没有回答，她探过身，吻了吻罗西娜的额头，罗西娜一动不动地坐着，甚至没有哭，只是目光呆滞、无神。

“再见，亲爱的，请相信我和你们一样绝望，我想尽可能地分担你们的痛苦，”伊莎贝尔小姐仿佛在墓地一般轻声说道：“不，不，不用陪我，阿尔弗雷德，我走了，等我走了之后，您尽情地哭吧，我可怜的朋友，这样可以发泄一下。”她再一次用尽气力向空旷的大厅中央走去。

阿尔弗雷德和罗西娜听见她走过餐厅时对仆人说：

“别吵，夫人非常紧张，非常难过。”

最后，传来了电梯的嗡嗡声，接着便是最外面的大门关上所发出的沉闷的响声。

“这个难对付的老女人，”康普先生嘟哝道，“不过，至少……”

他没有说下去。罗西娜突然站起身来，泪流满面，用手指着他叫道：

“都是你，蠢货，都是你的错，都是因为你那肮脏的虚荣心，你喜欢炫耀的心理在作祟！都是因为你！……先生想要召开舞会！招待客人！不，真是笑死人了！我的老天，你以为别人不知道你是谁吗？不知道你的出身吗？暴发户！他们都在嘲笑你，你的朋友，你那些好朋友都是强盗、骗子！”

“那你的那些朋友呢，你的那些伯爵、侯爵、小白脸！”

他们一起在叫，狂怒的暴烈的话语仿佛雷声一般在房中轰鸣。接着，康普先生咬紧牙关低声道：

“我捡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是个烂货了，老天知道你在哪里鬼混的！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看见吗！那时我觉得你漂亮、聪明，如果我发财了，娶了你可以让我觉得体面些……我真是失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这真是一桩好生意，你这个粗俗的女人，一个和厨娘的行为举止毫无二致的老女人……”

“其他人倒是对我这个老女人感到很满意……”

“我很怀疑。但是不用和我细说，否则明天你会后悔的……”

“明天？你以为在你说了这一切之后，我还会和你在一起？哪怕一个小时也不可能，粗俗的家伙！”

“滚！见鬼去吧！”

他走出去，将门砰的一声带上。

罗西娜叫道：

“阿尔弗雷德，回来！”

她在等他回来，脑袋冲着客厅的方向，气喘吁吁，但是他已经走远了……他走下楼梯。街上传来他狂怒的声音：“出租车，出租车……”这声音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渐渐远去，在街角消失了。

仆人全都上了楼，到处都是炫目的灯光，开来开去的门……罗西娜一动不动，仍然穿着那件光彩夺目的裙子，戴着珍珠项链，瘫倒在扶手椅中。

突然间，她动了一下，如此暴烈，如此激动，安托瓦内特禁不住抖起来，她向后退去，额头撞在墙上。她缩得更紧了，一直在抖。但是她母亲什么也没有听见。她将镯子一只只取下来，扔在地上。其中的一只滚在沙发下面，就在安托瓦内特的脚边，那是一只很美的镯子，非常重，镶满了硕大的钻石。安托瓦内特躲在那里没敢动，就这么一动不动地看着镯子。

她看见母亲的脸上流满了泪水，和粉融在一起，于是脸上起了一道道沟壑，这张脸上的表情非常痛苦，因为愤怒而红一块紫一块，仿佛孩子的脸，非常滑稽……让人看了非常难过……但是安托瓦内特没有难过；她只是觉得蔑视，一种混杂着轻蔑的冷漠。也许有一天她会对某个男人说：“我曾经是个可怕的女孩儿，您知道吗？想想吧，有一次……”突然间，她感到自己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她感受到了自己完好无损的青春的力量和思考的能力：“一个人怎么能够为这样的事情哭泣呢？……爱情呢？死亡呢？有一天她会死的……那时她会忘记这件事情吗？”

大人也会感到痛苦，他们也一样，为了这些无足轻重、转瞬即逝的小事而痛苦？而她，安托瓦内特，她曾经还那么害怕他们，在他们面前，在他们的叫骂声、愤怒、他们徒劳而荒谬的威胁中颤抖……渐渐地，她从自己的藏身之处走了出来。只是她在暗处仍然停留了一会儿，她看着不再哭泣的母亲，此时她缩成一团，任泪水流到嘴角边，没有擦拭。接着安托瓦内特站起身，走近了母亲。

“妈妈。”

康普夫人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她神经质地叫起来，“快滚，滚，立刻！让我安静一点！现在，在自己的家里，我真是一分钟的安宁也得不到！”

安托瓦内特有点苍白，她没有动，低着脑袋。母亲的叫声在她耳边回荡，脆弱、丧失了一切力量的叫声，就像舞台上的雷声。有一天，也许她会对一个男人说：“妈妈要叫，就随她叫去吧……”

她轻轻地伸出手，放在母亲的发间，用清瘦的、微微颤抖的手指抚摸着。

“我可怜的妈妈，走吧……”

又过了一会儿，罗西娜机械地躲开女儿的手，推开她，摇晃着那张痉挛的脸：

“让我安静一会儿，走吧……让我一个人待着，我跟你说……”

接着，她的脸上掠过一种脆弱的、可怜的神情，一副被斗败了的样子。

“啊！我可怜的女儿，我可怜的小安托瓦内特，你真是幸福，你，你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不公平，多么可恶、阴险……这些嘲笑我的人，他们邀请我，在我背后嘲笑我，他们看不起我，因为我以前不属于他们的圈子，都是些难缠的人……可你还不能够明白，我可怜的女儿！还有你的父亲！……啊！瞧，我只有你了！”她突然说，“我只有你了，我可怜的女儿……”

她把她抱入怀中。由于女儿的脸默默地贴在自己的珍珠项链上，她看不见此时女儿在微笑。她继续说：

“你是个好女孩儿，安托瓦内特……”

就在这个瞬间，在“生活的道路上”，她们彼此交错，一团模模糊糊的光束照在她们身上，一个将从此踏上人生，向前向上，而另一个将渐渐地沉入黑暗。但是她们都不知道。安托瓦内特只是轻轻地重复着：

“我可怜的妈妈……”

[1]引自《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传》，奥利维尔·菲力伯纳与帕特里克·里埃纳尔著，巴黎：格拉塞出版社、德诺埃尔出版社联合出版，2007年，第187页。

[2]见《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传》，奥利维尔·菲力伯纳与帕特里克·里埃纳尔著，巴黎：格拉塞出版社、德诺埃尔出版社联合出版，2007年，第188页。

[3]见《文学理论》，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4]见《文学理论》，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5]《法兰西组曲》，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著，袁筱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418页。

[6]参见《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传》，奥利维尔·菲力伯纳与帕特里克·里埃纳尔著，巴黎：格拉塞出版社、德诺埃尔出版社联合出版，2007年，第187页。

[7]乔伊丝的昵称。

[8]原文为英文。

[9]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金银器艺术家和雕刻家。

[10]原文为英文。

[11]指券，1789—1797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有国家财产为担保的证券，后当作通货使用。

[12]原文为英文。

[13]原文为英文。

[14]原文为德文。

[15]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Edvard Grieg，1843—1907）的作品。

[16]Nicolas，法国著名的酒类专卖店。

[17]莫里哀喜剧《愤世者》中的女主人公。

[18]约瑟芬·贝克，从美国到法国发展并在法国走红的著名舞蹈家，歌手。

版权信息

秋之蝇：库里洛夫事件

作者：[法]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译者：黄荭　张璐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白夜（代译序）

秋之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库里洛夫事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白夜（代译序）

张璐

战争、革命、死亡、牢狱、流放、无边的梦境……

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正是这样一个永远得不到安宁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让原本就满目疮痍的俄国雪上加霜，沙皇的专制终于走到了尽头，俄国革命爆发了。年幼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经历了动乱年代，在俄国革命之后开始不断地逃亡，最终在法国安定下来。就是在颠沛流离之后，有了《秋之蝇》和《库里洛夫事件》这两部小说。

《秋之蝇》出版于一九三一年，是以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亲身经历写就的。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一名忠诚的仆人，为卡林纳一家几代人奉献一生：作为奶妈，养大了几个孩子；俄国革命期间，先是为卡林纳家看家，又埋葬了在自己面前惨遭杀害的卡林纳家的儿子尤里；她不远万里，步行给主人送去了缝在裙子里的珠宝。卡林纳一家最终在巴黎定居下来，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她不断地回忆过去，回想着“我们那个年代……”回忆，又何尝不是对现实的补偿，麻痹自己的方法。然而，人的无力，就如秋天的蝇虫，无法抵抗日渐逼近的严寒，只是做着临死前的挣扎。

法文版序言中写道：“战争、革命、流亡把小说分成了很多章节。然而痛苦只是一幅朦胧的背景。不过是废弃的宫殿，隐约可以听见炮声的荒凉乡野，不过是照亮了流亡者挤在敖德萨那个悲惨房间的大火，人们丝毫无法猜到外面的动荡。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致力于描写悲剧最隐秘的面容，我们只有通过灾难在少数幸存者灵魂的回响，才能隐约看到一个正在倾覆的世界的悲剧。这些被历史抛弃的人的惶恐，失却的卡里诺夫卡平静的岁月浮上心头勾起的些许怀旧之情，都在轻柔的笔触、不着痕迹的渲染中极其巧妙地被描绘出来。”《秋之蝇》非常简短，语言平实，却着实在一口气读完的笔者心中留下了一抹淡淡的伤痕。

《库里洛夫事件》出版于一九三三年。小说从主人公莱昂·M留下的自传展开，为我们呈现出俄国革命不同以往的图景：俄国革命党人莱昂·M接受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必须在民众和外国要人面前以恐怖袭击的形式处决国民教育大臣库里洛夫。被称为“残忍贪婪的抹香鲸”的国民教育大臣自然是革命者痛恨的对象，而且此时又发生了大学生在学校闹事遭军队枪杀的事件，于是，莱昂·M更加坚定了处决库里洛夫的决心。他作为家庭医生成功地进入了大臣的宅邸，甚至在治疗和交谈中逐渐成为大臣中意的“伙伴”。他冷静地望着患有肝癌的大臣坚强地与痛苦抗争，大胆地在花园里尾随大臣，偷听大臣与亲王、男爵的谈话，看着大臣和再婚的妻子——一名年老色衰的法国女演员相依为命、互诉衷情。渐渐地，莱昂·M心中的仇恨开始化解，取而代之的是对库里洛夫的怜悯和无奈……

就像自传里写的一样，作为革命者的后代，莱昂·M“生来就属于党……”然而，不同于其他年轻革命者，他没有革命的雄心壮志，缺乏革命的激情，单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所难免。在执行“库里洛夫事件”中，他才真正开始思考，开始寻求袭击、屠杀行为的正当理由：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必须杀掉库里洛夫？一个库里洛夫倒下了，可能还会有更加残暴的大臣夺取这个职位。在与俄国皇室、贵族、政要的接触中，他找到了答案：这一切都是徒劳无谓的挣扎。

在库里洛夫身上，莱昂·M看到了人性的软弱和虚荣。“残忍贪婪的抹香鲸”库里洛夫是专制统治的实施者，也是政治的殉葬者。他只是凡夫俗子，信奉上帝，妄图上帝宽恕他的种种错误。对权力的渴求导致了他的悲剧：为了换回职位，他甚至牺牲了女儿的婚姻。“权力，是压迫在人类命运上的幻影，像烟酒一样容易上瘾，有百害而无一利。”被权力所禁锢，这才是悲剧。再者，真正有魄力有胆识的君王，史上能有几人？“掌握大权的都是些脆弱的生灵。”这样的统治阶层，懦弱、无能，只能将民众带向无尽的黑暗。革命真的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吗？在牺牲了无数生命，经历了血雨腥风之后，莱昂·M明白了：“革命，就是一场杀戮！……其实，没有什么是值得换取的，重要的只有生命。”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不属于保皇或革命的任何一个阵营。小说中没有英雄，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人，有的只是渺小无助的百姓，被信仰冲昏了头脑的棋子。也许亲王的话能够给我们最完整的概括：“人人都有弱点，人性是难以捉摸的东西。我们甚至不能肯定地说一个人是好是坏，是愚是智。好人在一生中也有过残酷的言行，坏人自然也做过善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行事，也未尝不会有明智之举！正是因为如此，生活才丰富多彩，难以预料……”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小说极具莫泊桑小说的风范，成熟凝练。《库里洛夫事件》文字简单而细腻，对人物的刻画细致突出，人物性格、人物语言把握准确。她的小说中，平静的语言风格没有大起大落，却隐藏着深深的悲凉，犹如圣彼得堡附近特有的白夜一般，天空挂着不落的太阳，却如黑夜一般压抑，灰暗的文字，令人窒息。

作为生活在上世纪初叶的俄国人、犹太人，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一生经历了革命、流亡、战争、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所有在激荡的历史河流中挣扎的人一样，她就像水面的浮萍，在暴风的间隙当中，优雅地漂浮在水面上；在雷声的轰鸣中，却又被打散、撕裂、消逝无踪。她的小说像镜子般折射着她短暂又充满起伏的一生。银行家家庭的出身、优越的生活、良好的教育让她的文字清淡而优雅。但在这份淡雅之下，却埋藏着那个激荡年代的惶恐不安、她对那个时代的疑问和无奈以及对人的深深的同情和怜悯。

秋之蝇

一

她点点头，用从前的口吻说：

“好吧，再见，尤罗奇卡……当心你自个儿的身体，我亲爱的。”

日子过得多快呵……儿时，当他秋天离家去莫斯科中学读书，就是这样过来和她告别的，就在这个房间。有十年、十二年了罢……

她看着他的军官制服，带着一点诧异、一丝忧郁的骄傲。

“啊，尤罗奇卡，我的小乖乖，我感觉仿佛才是昨天……”

她沉默了，做了一个慵懒的手势。她在卡林纳家已经待了五十一年了。她曾是尤里[1]的父亲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奶妈，此后她又带过他的弟弟妹妹、他的子女……她还记得亚历山大·基里洛维奇一八八七年死于土耳其战争，那已经是三十九年前的事了……现在，轮到下一辈基里尔、尤里他们奔赴战场了……

她叹了口气，在尤里的额头划了一个十字。

“去吧，上帝保佑你，我亲爱的。”

“是的，我的老嬷嬷……”

他笑了，带着嘲讽和听话的表情。他长了一张农夫的脸，粗犷而朝气蓬勃，不像卡林纳家的其他人。他把老妇人硬得像树皮、几乎发黑的小手握在自己手中，想把它们送到唇上。

她脸一红，赶紧把手抽了回来。

“你疯了？我又不是年轻漂亮的小姐。走吧，尤罗奇卡，现在下楼吧……他们还在下面跳舞呢。”

“再见，奶妈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他拖长了声调，带着戏谑和有些无精打采的口吻说，“再见，我会从柏林给你带一条真丝披肩回来的，如果我去那儿的话，去了那才叫怪呢，此前，我会从莫斯科给你寄一块布料过年。”

她勉强笑了笑，把薄嘴唇抿得更紧了，一抿越发往里缩，仿佛被苍老的下颌吸了进去。那是位七十多岁的妇人，貌似孱弱，小小的个头，生动而微笑的脸庞；她的目光有时候依然是深邃的，有时候则慵懒而平静。她摇了摇头。

“你许诺了好些东西，你哥哥也和你一样。但到了那儿你们就会把我们忘记了。总之，只希望上帝保佑这一切快点结束，你们俩都平安回来。这不幸会很快结束吗？”

“肯定会的。快而不幸。”

“可不能拿这个开玩笑，”她生气地说，“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她离开他，在打开的行李箱前跪下。

“你可以让普拉托什卡和皮奥特在方便的时候上来搬行李。一切都准备好了。毛皮大衣在底下，还有花格子旅行毛毯。你们什么时候出发？现在是午夜。”

“只要我们明早到达莫斯科就可以了。火车明天十一点出发。”

她叹了口气，习惯地点点头。

“啊，我主耶稣，多么忧伤的圣诞节啊……”

楼下，有人在钢琴上弹奏一支欢快轻盈的华尔兹舞曲；可以听到舞步踏在老地板上和鞋根碰撞的声响。

尤里做了一个手势。

“再见，我下楼了，奶妈。”

“去吧，我的心肝宝贝。”

她一个人呆着。一边叠衣服一边嘟囔：“靴子……日常必需用品……在乡下还用得着……我没忘什么东西吧？皮袄都在楼下……”

也是这样，三十九年前，当亚历山大·基里洛维奇走的时候，她也为他收拾了军装，她记得很清楚，我的上帝……老女仆阿加菲娅那时还在世……她自己还年轻……她闭上眼，深深地叹了口气，笨拙地站起身。

“我真想知道那两个狗崽子普拉托什卡和彼得卡在哪儿，”她咕哝道，“上帝原谅我。他们今天都醉了。”她捡起掉在地上的披肩，遮住头发和嘴巴，下了楼。孩子们的房间被安置在屋子最古老的那一部分。这是座美丽的府邸，典雅的建筑，巨大的希腊式三角楣，装饰了很多廊柱；花园一直延伸到邻村苏哈列沃。五十一年来，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只有她清楚所有的壁橱、地窖和底楼废弃的阴暗的房间，那些房间过去是些华丽的厅堂，曾经住过几代人……

她快步穿过客厅。基里尔看到她，笑着喊道：

“好啊，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他们要走了，你的心肝宝贝？”

她皱一皱眉，同时笑了笑。

“走吧，走吧，去受点苦对你来说也不是坏事，基里鲁什卡[2]……”

这一位和他的妹妹露露一样有着卡林纳家族世袭的派头，长得俊美，亮晶晶的眼睛，幸福而冷酷的神情。露露被她表弟切尔尼舍夫、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搂着跳华尔兹。昨天她刚满十六岁。她很迷人，本就红润的脸颊因舞蹈而绯红，黑色的粗辫子盘在她小小的头上，宛如深色的皇冠。

“时间，时间，”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心想，“啊，我的上帝，人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流逝的，忽然有一天，看到小孩子们都比你高出一头了……露里奇卡[3]也是，现在她是个大姑娘了……我的上帝，仿佛还是昨天我对她父亲说：‘别哭了，科连卡[4]，都会过去的，我的心肝。’而他现在已经是位老人了……”

他和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一起站在她面前。看到她，他颤抖了一下，低声说：

“已经到点了？塔纽什卡[5]？马备好了？”

“是的，是时候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我让人把行李放到雪橇上。”

他低下头，轻轻地咬着他宽宽的、苍白的嘴唇。

“就到时间了，我的上帝？好吧……你想怎样？走吧，走吧……”

他转向妻子，微微一笑，用平时有些倦怠而平静的语气说：

“孩子们总会长大，老人们总会消失[6]……不是吗，叶连娜？来吧，我亲爱的，我想是真的到时间了。”

他们互相凝视着，一言不发。她神经质地把黑色的蕾丝围巾往细长柔软的脖子上一甩，只有脖子完好无损地保持了年轻时的美貌，还有她的绿眼睛，水汪汪的。

“我和你一起去，塔季扬娜。”

“那又何必呢？”老妇人耸耸肩，“您只会着凉。”

“没关系。”她不耐烦地咕哝了一声。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静静地跟着她。她们穿过无人的小走廊。以前，当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还是叶列茨卡娅伯爵夫人的时候，夏夜当她来花园尽头的亭子里和卡林纳幽会的时候，他们就是从这扇小门进入酣睡中的房子的……也就在那里，清晨，她有时会碰到老塔季扬娜……她仿佛还看到她在她经过的时候一让并在胸口画十字。这些好像都很久远了，仿佛一个奇怪的梦。当叶列茨基[7]去世后，她就嫁给了卡林纳……一开始，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的敌意让她难受、懊恼，常常……她当时还年轻。现在，不一样了。有时候她会带着某种讽刺而忧郁的快乐窥视老妇人的目光，看她退让和矜持的动作，仿佛她还是跑去老椴树下幽会偷情的罪人……这些，至少还是青春的些许痕迹。

她高声问：

“你没忘什么吧？”

“当然没，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

“雪很大。在雪橇上加些褥子。”

“放心吧。”

她们推开露台的门，门在厚厚的雪中咯吱着、费劲地敞开了。冰冻的夜里弥漫着冷杉的味道和远处的烟雾。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把头巾在下巴上打了一个结，一溜跑到雪橇边。她身子骨还硬朗，动作也还灵活，就像当初傍晚时分她到花园里找还是小孩子的基里尔和尤里。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闭了一会儿眼睛，回想起两个儿子，他们的脸、他们的游戏……基里尔，她的宠儿。他是那么英俊，那么……幸福……她紧张他胜过紧张尤里。她很爱他们两个……但是基里尔……啊，想这些真是罪过……“我的上帝，保佑他们，救救他们，让我们老去的时候依然子孙绕膝……聆听我的祈祷吧，吾主！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说。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走上露台的台阶，抖了抖粘在披肩网眼上的雪花。

她们回到客厅。钢琴声歇了。年轻人站在客厅中间，低声聊着。

“到时间了，我的孩子们。”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说。

基里尔打了一个手势。

“好的，妈妈，马上……再干一杯，先生们。”

他们为沙皇的健康、为皇室、为盟军、为德国的毁灭干杯。每次干完，他们都把酒杯扔到地上，仆人们则默默地把碎片捡起来。另一些仆人候在走廊上。

当军官们经过他们面前，他们跟背死书一样一起重复道：

“啊……再见，基里尔·尼古拉耶维奇……再见，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只有老厨师安季普一人醉醺醺的，很忧郁，灰白头发的大脑袋耷拉在肩膀上，哑着嗓子大声地、机械地加了一句：

“上帝保佑你们身体健康。”

“时代变了，”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嘟囔着，“以往老爷出发……时代变了，人也一样。”

她跟着基里尔和尤里到了露台。雪下得很急。仆人们举高点着的灯，照亮了路口的雕像，覆盖着冰霜，两个柏洛娜[8]闪闪发亮，古老的花园冰封了，一动不动。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最后一次在雪橇和道路上方画了一个十字；年轻人喊她过去，笑着把夜风吹拂下的滚烫的脸颊凑过来。“好了，再见，保重，老嬷嬷，我们会回来的，别怕……”车夫抓住缰绳，吆喝一声，如同调子又高又尖又怪异的口哨声，马儿出发了。一个仆人把灯搁在地上，打着哈欠。

“您还待在这儿？姥姥？”

老妇人不回答。他们走了。她看到露台和衣帽间的灯一盏盏渐次熄了。在屋子里，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的宾客们又回到餐桌前坐下来晚餐。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机械地从仆人手中接过一瓶香槟。

“你们为什么不喝呢？”他努力挤出一句话，“应该喝酒。”

他小心地给伸过来的杯子满上酒，他的手指微微颤抖。一个胖男人，画着胡子的谢多夫将军走到他面前，在他耳边轻声说：“您别难过，我亲爱的。我已经跟他们的长官交代过了。他会关照他们的，您放心吧。”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微微耸了耸肩。他自己也去过圣彼得堡……他弄到了一些信，也得到了几次召见。他跟大公谈过。好像他可以阻止子弹，预防痢疾……“当孩子们长大了，就只能袖手旁观让生活自作主张……但还是会心神不宁，忍不住要去奔走，要去胡思乱想，说真的……我老了，”他忽然这么想，“老了，胆小了。战争？……我的上帝，二十岁的时候我何曾梦想过比它更美的命运？”

他大声说：

“谢谢，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您想怎样？他们将和别人一样打仗。但愿上帝赐予我们胜利。”

老将军热切地重复道：“上帝保佑！”其他人，那些去过前线的年轻人闷声不响。他们中的一个机械地打开钢琴的琴盖，敲出几个音符。

“跳舞吧，我的孩子们。”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他坐回桥牌桌前，朝妻子打了一个手势。

“你该去休息了，叶连娜。瞧瞧你多苍白。”

“你也一样。”她低声说。

他们默默地握着对方的手。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走了出去，老卡里纳抓了牌开始玩，时不时难过一下，银烛台上的烛火摇曳着，有些心不在焉。

二

又站了一会儿，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听着铃铛声远去。“他们走得真快。”她想。她站在路中央，两手把脸上的披巾紧了紧。雪，又干又轻，掉在眼睛里就像一粒灰尘；月亮已经升起来了，雪橇的印子深深地嵌在结冰的地面上，闪着蓝色的幽光。风向转了，很快，雪开始落得猛了。轻微的铃铛声已停；积满冰雪的冷杉在寂静中发出折断的声响，好像人费力发出的沉闷的呻吟。

老妇人慢慢朝房子走回来。她想着基里尔，想着尤里，带着一种痛苦的惊愕……战争。她模糊地想象一片荒原、奔马、像熟透的豆荚爆裂开来的炮弹……像一幅朦胧的画……在哪儿看到的？……或许是在一本孩子们的涂色课本上……什么孩子？是这帮孩子，还是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的兄弟们？……有时，当她感到累了，就像今夜，她在记忆中就把他们搞混了。一个混乱而漫长的梦……她莫不是要和以前一样，在老房间科连卡的叫声中醒来？……

五十一年……那时候，她也有过一个丈夫、一个孩子……他们都死了，他们两个……已经很久了，她很难想起他们的模样了，有时候……是的，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她上楼到安德烈身边，他是她负责照看的卡林纳家最小的孩子。他还睡在她旁边，在这个边上的大房间里，在这里，先后生活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的弟弟妹妹。这些人要么死了，要么去了远方。房间摆放了很少的家具，显得太宽敞、太高了。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的床和安德烈的卧榻，卧榻有白色帘子，床栏间挂着一个小小的古老的圣像。一个放玩具的箱子，一张陈旧的木头课桌，以前是白色的，四十年过去已经磨光了，现出淡淡的灰色，像上了漆……四扇光光的窗户，红色的老地板……白天，一切都沐浴在充足的阳光和空气里。当夜晚和奇异的寂静降临，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对自己说：“是时候了，现在，该有别的孩子来了……”

她点燃一支蜡烛，朦胧地照亮了画满狰狞天使的巨大形象的天花板。她用一个圆锥形的纸卷罩着火焰，走近安德烈。他睡得很沉，金黄色的脑袋陷在枕头里；她摸了摸他露在床单外面的额头和小手，然后坐在他身旁，平常坐的那个位置上。夜里，她可以几小时几小时这样坐着，半睡半醒地打着毛线，被火炉的热气烤得迷迷糊糊的，回忆过去的日子，想象有朝一日基里尔和尤里结婚，新降临的儿孙辈会睡在这里。安德烈很快也要离开了。一到六岁，男孩子就要到楼下去睡，和家庭教师还有管家们住在一起。但这间老房子从来没有长时间闲置过。基里尔？……或者尤里？……或者露露，也许？……她看着蜡烛在寂静中燃烧发出的单调声响，轻轻地摇着手，仿佛在摇摇篮。“我还会看到几个孩子的，如果上帝愿意的话。”她喃喃自语道。

有人敲门。她起身，低声问：

“是您吗，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是的，奶妈……”

“轻点进来，别吵醒孩子……”

他进来；她搬了一张椅子，小心地摆在火炉边上。

“您累了？您要喝点茶吗？水一会儿就热好了。”

他阻止了她。

“不用。别麻烦了。我什么都不需要。”

她捡起掉在地上的毛线，重新坐下，明晃晃的毛线针飞快地戳着。

“您已经很久不来看我们了。”

他没回答，把手伸到呼哧呼哧的炉子上。

“您冷吗，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他收回胳膊交叉在胸前，微微战栗了一下；她像过去那样惊叫道：

“您又病了？”

“才没有呢，我的老嬷嬷。”

她有些不满地摇摇头，沉默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看了看安德烈的床。

“他睡着了？”

“是的。您想看看他吗？”

她站起身，取过灯，走近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他没有动……她俯下身，迅速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科连卡……”

“别管我。”他咕哝了一声。

她静静地背过身。

最好还是什么都别说。如果不在她面前，他还能在谁面前自在地流眼泪呢？……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自己都受不了……但最好还是什么都别说……她慢慢地退到阴暗处，低声说：

“等我一下，我来准备点茶，让我们俩都暖一暖身子……”

当她回来的时候，他似乎平静下来了；他机械地转着炉子的柄，炉灰从上面掉出来，带着沙子一样细碎的声响。

“瞧瞧，塔季扬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让人把这些洞堵上……瞧瞧，瞧瞧，”他指着一只在地板上跑的蟑螂说道，“它们就是从那儿爬出来的。你认为这对一个孩子的房间健康吗？”

“您知道这是家庭兴旺的象征，”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耸耸肩说，“感谢上帝，这儿一直都有蟑螂，您就是在这儿养大的，在您之前还有其他人。”她把拿来的茶杯放在他手上，用调羹搅了搅。

“趁热喝。够甜吗？”

他没回答，懒懒地、心不在焉地咽了一口，突然站起身。

“好了，晚安，让人把炉子修一修，你听到了吗？”

“如果您想的话。”

“给我掌灯。”

她取了蜡烛，和他一起走到门口；她下了三级楼梯，红地砖有些松动了，朝一边歪着，好像朝地面失去了重心。

“小心……您现在去睡了？”

“睡……我很忧郁，塔季扬娜，我的灵魂是忧郁的……”

“上帝会保佑他们的，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会老死在自己的床上的，上帝保佑枪林弹雨中的天主教徒……”

“我知道，我知道……”

“应该信任上帝。”

“我知道，”他重复道，“但不仅仅因为这个……”

“那是什么？老爷？”

“一切都很糟糕，塔季扬娜，你不明白的。”

她摇了摇头。

“昨天，我的侄外孙，我在苏哈列沃的侄女的儿子，他也被卷入这场该死的战争中去了。家里没别的男人，因为长子已经在上一个圣灵降临节的时候阵亡了。只剩下一个女人和一个跟我们的安德烈同岁的小女孩……地怎么种？……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是的，这是多事之秋……上帝希望……”

他猛地止住话头，说：

“好了，晚安，塔季扬娜。”

“晚安，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她等他穿过客厅，一动不动站了一会儿，听地板在他脚下咯吱作响。她打开嵌在落地窗上的小气窗。一阵寒风呼啸着，吹起了她的披肩和掉下来的几绺头发。老妇人笑了，闭上眼睛。她出生在远离卡林纳家的俄罗斯乡间，对她而言，这点冰和风从来都不算什么。“在我们那里，春天的时候，大家光着脚去破冰，我还真想再那么干呢。”她说。

她关上气窗，听不到风声了。只有古老的墙上壁炉的灰掉下来的轻响，如沙漏的沉吟，还有被老鼠啃掉的老木头沉闷的咯吱声……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回到房间，祈祷了很久，然后脱了衣服。已经很晚了。她吹灭了蜡烛，叹了口气，在寂静中高声说了几次：“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然后就睡了。

三

当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关上空荡荡的屋子的一扇扇门，她爬到屋顶的小平台上。那是五月一个寂静的夜晚，已经暖和起来了。苏哈列沃在燃烧；可以清晰地看到闪耀的火焰，可以听到风传来远处的叫喊。

卡林纳一家一九一八年一月就逃走了，那是五个月前，打那以后，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每天都能看到地平线上的火光，熄灭了之后又燃起，与此同时，红军去了白军来，之后红军又再次回来。但哪一天的火都没有那天晚上离得那么近；火光照亮了闲置的花园，那么清晰，都能看到大道上前一天盛开的丁香花。鸟儿们上了火光的当，像大白天那样翻飞……狗吠。之后风向转了，带走了火燃烧的声音和味道。闲置的老花园再次变得宁静而阴暗，空气中飘满了丁香的香味。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等了一会儿，之后叹了口气，下来了。在楼下，地毯和挂毯都拿走了。窗户也都钉死了并用铁条护着。银器全收在箱底，藏在地窖里；她让人把贵重瓷器埋在废弃果园年代比较久远的那一边。几个农民帮了她的忙：他们窃以为，所有这些财富过不了多久就会属于他们了……现在人们关心邻居的财富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占为己有……因此，他们什么也没对莫斯科来的警官说，以后，走着瞧吧……而且没有他们，她啥也干不了……她孤身一人，佣人们早就走光了。厨师安季普是最后走的一个，他留下来一直陪她到三月，因为之后他就死了。他有地窖的钥匙，他不希冀别的，“你滴酒不沾真是大错特错，塔季扬娜，”他说，“这能安慰所有的不幸。瞧，我们孤零零的，像狗一样被抛弃了，但只要有酒我就什么都无所谓了……”但她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喝酒。一天晚上，就在三月最后的几场暴风雪来临的时候，他们俩坐在厨房，他开始滔滔不绝，回忆起他当士兵的岁月。“他们并不蠢，这些年轻人，还有他们的革命……人人都有定数……他们喝够了我们的血，那些肮脏的猪猡，该诅咒的卡林纳家人……”她没有答话。有什么用？他威胁要烧了房子，要卖掉藏起来的珠宝首饰和圣像……他就这样说了一阵子胡话，突然，他发出一种抱怨的叫喊，叫道：“亚历山大·基里洛维奇，你为什么把我们抛下，老爷？”黑血和烈酒从他的唇上涌出来；他垂死挣扎到第二天早上，随后就去了。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搭上客厅门上的铁链，从走廊通往露台的小入口走了出去。雕像还都包在木箱子里面，自一九一六年九月被放在里面之后就忘在那儿了。她看着房子：石头淡雅的黄色被融化的雪水弄黑了；在叶板下，仿大理石剥落了，露出像子弹打过的坑洼痕迹。橘园的一些玻璃窗被风刮坏了。“要是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到这些……”

她在小径上走了几步，停下来用手按着心口。在她面前站着一个男人。她端详了一会儿，没认出这张苍白的脸，它在士兵的帽盔下疲惫不堪，之后她用颤抖的声音问：

“是你吗？是你，尤罗奇卡……”

“是我。”他带着古怪的神情说道，有点犹豫和冷淡，“今晚你能把我藏起来吗？”

“放心。”她像往常一样说道。他们进了房子，到了空荡荡的厨房；她点了一枝烛台，照亮了尤里的脸。

“你变了好多啊，上帝！……你病了？”

“我得过伤寒，”他说，声音缓慢而含混，“我病得像条狗，在离这儿很近的地方，在当纳亚……但我怕你知道。我受到通缉，会被判死刑，”他用同样单调淡漠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话，“我想喝……”

她把水放在他跟前，跪下来解他绑在光着的脚上又脏又沾满了血的破布。

“我走了很久。”他说。

她抬起头，问：

“你为什么来？这儿的农民都不可理喻。”

“啊，现在哪儿都一样。当我出狱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了敖德萨。我能去哪儿？人们来来去去，有的去北方，有的去南方……”

他耸了耸肩，无所谓地说：

“哪儿都一样……”

“你关过监狱？”她合起手低声问道。

“六个月。”

“为什么？”

“鬼知道……”

他沉默了，一动不动，努力把话说完：

“我从莫斯科出来……一天，我上了一列救护车，护士们把我藏了起来……我当时还有钱……我和他们一起坐车坐了十天……之后我步行……但我染上了伤寒。我倒在田野里，在当纳亚附近。有人把我带回家，我在他们那儿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红军逼近，他们害怕了，于是我就走了。”

“基里尔在哪儿？”

“他和我一起被关起来了。但他逃掉了，他去敖德萨和父母会合了，我还在狱中的时候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而当我出监狱，他们已经走了有三个星期了。我一直都不走运，我的老嬷嬷，”他带着嘲讽和无奈的神情说道，“甚至在狱中，基里尔和一位漂亮姑娘关在一起，一个法国女演员，而我和一个老犹太人关在一起。”

他笑了，忽然停下来，仿佛被自己沉闷而嘶哑的声音吓了一跳。他把脸颊靠在手上，叹了口气：

“在家里我是多么幸福，奶妈。”说完，他就睡着了。

他睡了几个小时，她一动不动地坐在他对面，看着他；泪水静静地淌在她苍白衰老的脸上。后来，她把他叫醒，让他到楼上的儿童间，服侍他睡下。他有点轻微的谵妄。他大声说话，手依次碰到挂在安德烈床栏上的圣像还有墙上的日历，那日历上还印着沙皇的彩色肖像，和他小时候的日历一样。他用手指着那页写着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的日历，反复说：“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然后他微笑地看着轻轻飘动的帷幕，花园，被月光照亮的树木，就在这个地方，挨着窗户，老木板有点陷下去；微弱的月光将它填满了，光影摇曳着，宛如一摊牛奶。曾经有多少次，当弟弟睡着了，他起床坐在地上，听着马车夫的手风琴，女佣们收敛的笑声……丁香花香气浓郁，就像今晚……他支着耳朵，不自觉地在寂静中寻找手风琴颤抖的声音。但空气中传来的只是间或一声沉闷的轰鸣。他站起身，按着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的肩膀，坐在她身边黑暗处。

“那是什么声音？”

“我不知道。从昨天开始就听到了。是雷声吧，或许是五月的雷声。”

“这个？”他说。他突然笑了，睁大了因发烧而变得苍白却带着一种灼灼冷光的眼睛看着她：“这是炮弹声，我的老嬷嬷！……我就说呢，哪来那么美的事……”

他说了几句含混的话，伴着笑声，然后清楚地说道：

“就静静地死在这张床上吧，我是那么心灰意懒……”

早上烧退了；他特意起来，到花园走走，呼吸呼吸春天的空气，温暖纯净，就像过去……只有空气没有改变……废弃的花园，野草丛生，带着神秘和忧伤的气息。他走进一个小亭子，躺在地上，机械地把玩着几块彩绘碎玻璃，透过这些碎片看对面的房子。有一晚，在监狱里，当他一天天等着被处决的时候，他在梦中又看到了自家的房子，就是他今天透过小亭子窗户看到的样子，但梦中的房子是敞开着的，露台上满是鲜花。在梦中他甚至看到屋顶上闲步的野鸽子。他当时突然惊醒过来对自己说：“明天就是我的死期，肯定的。在死之前，也只有临死的时候，人们才会有这样的回忆……”

死。他不怕死。但在革命的喧嚣中去世，被众人遗忘、抛弃……太愚蠢了，这一切……再怎么说，他还没有死……谁知道呢？他或许会逃过这一劫。这座房子……他原以为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了，它现在就在那里，这些年年都要被风刮掉下来的彩绘玻璃碎片，他小时候就喜欢拿着它们玩耍，想象那些意大利的山坡……或许是因为它们的颜色，紫红色像血像黑葡萄酒……每每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走进来，说：“你母亲喊你了，我的小心肝……”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走进来，手上端了一盘土豆和面包。

“你是怎么解决吃的问题的？”他问。

“在我这个年纪，不需要吃很多东西。土豆反正一直都是有的，有时候村子里也有面包……我向来什么都不缺。”

她在他身边跪下，把吃的喝的送到他嘴边，好像他还太虚弱需要人喂似的。

“尤里……你现在走？”

他皱了皱眉头，看着她没有回答。她对他说：

“你可以一直步行到我侄子家，他不会害你的：如果你有钱，他能帮忙找几匹马，你就可以去敖德萨了。那儿远吗？”

“坐火车三四天，那是在太平的时候……现在，天知道……”

“那又怎么样，上帝保佑你。你可以和父母团聚，把这个带给他们。我一直不愿意把它托付给别人，”她一边说一边撩起裙子的卷边，“这些是你母亲大项链上的钻石。离开之前她让我把它们藏起来的。他们什么都没能随身带走，他们是在红军攻占当纳亚那天夜里离开的，他们害怕被捕……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不好，或许，”他耸了耸肩，慵懒地回答，“呃，我们明天再看吧。啊，你还心存幻想，现在哪里都一样，在这里，至少，农民们都认识我，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

“谁知道他们肚子里安的什么心？那帮狗崽子。”她嘟囔道。

“明天，明天，”他闭上眼睛重复说道，“我们明天再看吧。这里是那么美好，我的上帝……”

白天就这么过去。傍晚时分，他回来了。清澈宁静的日暮，就像前一天。他沿着水池绕了一圈；秋天的时候，四周的灌木丛掉光了叶子，在冰下还冻了厚厚的一层落叶。丁香花如细雨飘落。几乎看不见黑色的池水，间或有些地方闪着微光。

他回到房子里，上楼去儿童间。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在窗前已经摆好了餐具；他认出一块专门给孩子们用餐的细布小桌布，他们小时候偶尔生病在房间吃饭的时候用的那种，刀叉是镀金的，有些年头了，还有一个黯淡的金属小杯子。

“吃吧，喝吧，我的小心肝。我从酒窖里为你拿了一瓶葡萄酒，你以前喜欢吃炭火灰里烤的土豆。”

“但后来我的口味变了，”他笑着说，“但还是谢谢你，我的老嬷嬷。”

夜降临了。他吩咐点了一支蜡烛，放在桌子的一角。火焰燃烧着，在宁静的夜里透明而端庄。多么安静啊……他问：

“奶妈？你为什么不跟我父母一起走呢？”

“总得有人留下来看家啊。”

“你以为？”他带着有点嘲讽的忧郁说，“帮谁看？我的天。”

他们不说话了。之后他又问：

“你不想去和他们会合吗？”

“如果他们叫我去我就去。我会找到路的；我从来就没有慌张过，我也不傻，感谢上帝……但我走了房子会怎样？……”

她突然止住不语，压低了嗓门说：

“听！……”

有人在下面敲门。他们两人马上站起身。

“躲起来，你躲起来，看在上帝的分上，尤里！……”

尤里凑近窗户，小心地朝外头看了看。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他认出了那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那人退后了几步叫道：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是我，伊格纳特！……”

是从小在卡林纳家养大的年轻马车夫。尤里小时候和他一起玩耍过……就是他在夏夜的花园里唱歌，伴着手风琴声……“如果他要加害于我，”尤里突然想，“那就让一切都见鬼去吧，连我也一起！……”他俯身在窗口，叫道：

“上来，老兄……”

“我上不去，门拴上了。”

“下去开门，奶妈，他就一个人。”

她嘀咕道：

“你都干了什么，可怜虫？”

他做了一个慵懒的手势。

“该发生的迟早要发生……而且，他看到我了……去吧，去给他开门，我的老嬷嬷……”

她站在那里，没有动，沉默着，颤抖着。他朝门走去。她拦住他，突然血涌到她的两颊。

“你做什么？不该你下楼去给马车夫开门。等着我。”

他微微耸了耸肩，重新坐下来。当她回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伊格纳特，他站起身，迎了过去。

“你好，真高兴看到你。”

“我也是，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年轻人微笑着说。他有一张饱满而粉嘟嘟的脸庞。

“你吃饱了？你？”

“上帝保佑我，少爷。”

“你现在还像以前那样拉手风琴吗？”

“有时候会拉……”

“那我还能听到你拉琴……我在这里要待一段时间……”

伊格纳特没问答；他一直微笑着，露出他大大的雪亮的牙齿。

“你想喝酒吗？给他一个杯子，塔季扬娜。”

老妇人恭顺地听从了。年轻人喝上了。

“为了您的健康，尤里·尼古拉耶维奇。”

他们沉默了。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上前一步：

“好了。你现在走吧。少爷累了。”

“你必须和我一起到村里去，尤里·尼古拉耶维奇……”

“啊！为什么？”尤里喃喃道，声音不自觉虚了下来，“为什么，我的老朋友？”

“必须去。”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好像要猛地扑过来，在尤里平静而苍白的脸上，突然闪过一种野蛮而怪异的神情，他呻吟着，带着一丝绝望说道：

“别管他，别说话，我求你了。随他去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叫嚣着，不听他的话，她消瘦的手紧绷得像动物的利爪：

“啊，该诅咒的魔鬼，狗娘养的！你以为我在你眼睛里看不出你的鬼心思？你是谁？你现在倒命令起你主子来了？”

他转过脸看着她，脸色已经变了，眼睛像着了火，之后平静下来，冷淡地说：

“闭嘴，奶奶……村子里有人想见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就这样……”

“你至少知道他们让我去干嘛吧？”尤里问道。他一下子感到慵懒，心里只有一个恳切的念头：躺下来睡他个天昏地暗。

“要跟你谈分酒的事情。我们接到了莫斯科的命令。”

“啊！就是因为这个？你喜欢我的酒，我看出来了。但你们可以等明天来，你知道。”

他朝门走去，伊格纳特跟在后面。走到门槛那儿，他停了下来。有一秒钟，伊格纳特好像在犹豫，突然，就像他以前抓起马鞭那样，他把手放到腰上，掏出毛瑟枪，开了两枪。第一枪打中了尤里的胸膛；他惊讶地叫了一声，呻吟着。第二枪打中了他的脖子，当场就要了他的命。

四

尤里去世一个月后，卡林纳的一个表兄，一个饿得半死、累得半死的老人在一天夜里到了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家。他从敖德萨到莫斯科一路找他四月轰炸的时候失踪的妻子。他给塔季扬娜带来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家人的消息，还有他们的地址。他们身体都好，但日子很难过。“你能否找到一个信得过的人……”他犹豫了一下，“把他们留下来的东西带去……？”

老妇人出发去敖德萨，带着藏在裙子卷边里的首饰。她整整走了三个月，就像她年轻的时候步行去基辅朝圣一样，有时也爬上南下饥民乘坐的火车。九月的一个傍晚，她走进了卡林纳家。他们永远忘不了她敲门的那一瞬间，他们看到她出现在门口，目光平静而有些许慌乱，背上背着衣物包，钻石蹭着她疲惫的双腿；也忘不了她苍白的脸色，好像所有的血都被抽光了；也忘不了她告诉他们尤里去世那一瞬间。

他们住在码头区一个阴暗的房间里；一袋袋的土豆就挂在窗户上好挡子弹飞进来。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睡在一条扔在地上的毯子上，露露和安德烈在小炉子微弱的光线下打着牌，炉子里有三块快烧光的煤炭。天气已经冷了，风从打碎的玻璃窗里溜进来。基里尔睡在一个角落，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从那时起就开始从一堵墙走到另一堵墙，两手背在身后，同时想着不复返的过去，这成了他此后人生的主要排遣。

“他们为什么杀了他？”露露问，“为什么，主啊，为什么？”泪水从她的脸上流下来，那张改变了、苍老了的脸。

“他们怕他回来要回他的田地。但他们说他先前是个好地主，因此要免得他受审判而被处决，最好就这样杀了他……”

“这些胆小鬼，这些狗崽子，”基里尔突然叫嚷道，“在他背后开枪！该死的农民！……我们当初真是教训你们还教训得不够！……”他带着仇恨把拳头伸到老妇人面前。

“你听到了？你听到了？”

“我听到了，”她说，“何必计较他是这样的死法还是那样的死法？上帝接受了他，即使他没有做临终圣事，我看得很清楚，他的面容很平静。但愿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如此平静的死亡……他什么也没看见，他没有受罪。”

“啊！你不明白。”

“那样更好。”她重复道。

这是她最后一次高声说尤里的名字；关于他，她仿佛已经永远地锁上了她苍老的嘴巴。当其他人谈起他的时候，她不答话，保持沉默和冷淡，空茫的眼神，带着一种冰冷的绝望。

冬天严寒。他们缺衣少食。只有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给他们带来的首饰有时候能换一点钱。城市在燃烧；雪缓缓地落下来，盖住了毁于战火的房屋烧焦的柱子、死尸和大卸八块的马的尸首。但有时候，城市忽然变了样；有肉，有水果，有鱼子酱到来……只有上帝知道是怎么回事……炮弹声停了，生活重新开始，好景不长却令人沉醉。令人沉醉……这，只有基里尔和露露感觉到了……以后，某些夜晚，泛舟游荡，和别的年轻人一起，亲吻的味道，清晨吹在黑海潮汐上的冷风，都不会从他们的记忆中消隐。

漫长的冬天过去，又是一个夏天，来年的冬天，饥荒是那么严重，很多饿死的孩子被装在旧麻袋里成堆成堆地埋到土里。卡林纳一家活着。五月，乘上最后一艘离开敖德萨的法国轮船，他们终于到达了君士坦丁堡，之后是马赛。

他们于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在马赛的港口下了船。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卖了剩下的首饰，有了一点钱，出于老习惯都缝在腰带上……他们穿着破衣烂衫，一张惊恐、可怜、严峻的外国人的嘴脸。孩子们，不管怎么说，还是显得欢欣雀跃；他们带着一种阴暗的轻盈笑着，这让老人们越发感到自身的疲惫。

五月清澈的空气充满了鲜花和胡椒的气息；人群慢慢地走着，停在橱窗前，笑着，高声说话；咖啡馆的光线、音乐，一切都显得那么奇怪，就像一个梦。

当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旅店订房间的时候，孩子们和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在外头待了一会儿。露露，伸长一张苍白的脸，闭上眼睛，嗅着傍晚芬芳的空气。大电灯泡照亮了街道，发出散漫而蓝色的光芒；小树丛摇晃着它们的枝桠。几个水手路过，笑着看着一动不动的漂亮姑娘。他们中的一个扔给她一束金合欢花。露露笑了起来。“美丽、迷人的国家，”她说，“多美的梦啊，奶妈，看……”

但老妇人坐在一张长凳上，好像在打着瞌睡，她的手帕扎在她花白的头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露露看到她的眼睛是睁着的，定定地看着前方。她碰了碰她的肩膀，喊她：

“奶妈？你怎么啦？”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突然战栗了一下，站起身。就在同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向他们招手。

他们走进去，慢慢穿过大厅，感觉背后他人好奇的目光。厚厚的地毯，他们都已经不习惯了，好像胶水一样贴在他们的鞋底上。在餐厅，乐队在演奏。他们停下来，听着他们头一回听到的爵士乐，他们重新感到一种模糊的恐慌，说不出来的迷狂。这是另一个世界……

他们走进房间，久久地待在窗前，看街上驶过的汽车。孩子们喋喋不休地说：

“出去，出去，我们上咖啡馆，去剧院……”

他们洗了澡，刷了刷身上的衣服，赶紧跑到门口。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妻子跟着他们，更慢些，更艰难些，但他们也被一种对自由和空气的饥渴淹没了。

站在门槛上，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转过身。露露已经关了电灯。他们忘了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还坐在窗前。放在小阳台上的一点煤气嘴上的火苗照亮了她低垂的头。她一动不动，似乎在等待。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问：

“你和我们一起去吗，奶妈？”

她什么也没回答。

“你不饿吗？”

她摇摇头，然后，突然，站起身，神经质地绞着她披肩上的流苏。

“我要把孩子们的行李拿出来吗？我们什么时候再动身？”

“可我们已经到目的地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为什么你还想再离开呢？”

“我不知道，”她喃喃道，带着心不在焉懒散的神情，“我以为……”

她叹了口气，分开手臂，低声说：

“也好。”

“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不，谢谢，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她费了点劲说道，“不用了，真的……”

听到孩子们在走廊上奔跑。老夫妻边叹气边沉默地互相看了看，然后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做了个慵懒的手势，出去了，跟在她后面，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也出去了，顺便轻轻掩上了门。

五

卡林纳一家在夏初到达巴黎，在凯旋门街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小公寓。在当时，第一批俄国移民涌入巴黎，他们都聚集在帕西和星形广场附近，不自觉地慢慢朝附近的森林蔓延。那年的炎热是令人窒息的。

公寓又小，又暗，又闷；弥漫着灰尘、旧织物的气味；低矮的天花板好像压着头；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院子，又窄又深，石灰刷的白墙，强烈地反射着七月的阳光。一早人们就关上了百叶窗和格子窗，在这四间黑暗的小房间里，卡林纳一家一直待到晚上都不出门，被巴黎的嘈杂声吓呆了，不自在地呼吸着从院子里传来的水槽和厨房的味道。他们走来走去，从一堵墙到另一堵墙，默默地，就像秋天的苍蝇，当夏天的炎热和光线消逝，痛苦地盘桓在玻璃窗上，慵懒而受了刺激，拖着它们死气沉沉的翅膀。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整天坐着，在位于公寓尽头的小小的洗衣房里缝缝补补。全职女佣，一个诺曼底的姑娘，脸色红润清新，像佩尔什马一样结实，有时会半推开门，叫道：“您不无聊吗？”她以为大声说就能让这个外国老妇人听得更明白些，就像跟耳背的人说话一样，洪亮的声音让陶瓷台灯上的灯罩都微微颤抖。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轻轻摇头，女佣重新开始对付她那堆锅碗瓢盆。

安德烈被送到布列塔尼海边的寄宿学校。不久，基里尔也离开了。他找到了他在狱中的同伴，那个一九一八年在圣彼得堡曾和他关在一起的法国女演员。她现在养尊处优。那是位慷慨的漂亮小姐，金发迷人，丰满的身材，疯狂地迷恋基里尔……这让生活变得容易。但回到家里，有些清晨，他会看看窗下的院子，热切地希望躺在玫瑰色的石子路上，让爱情、金钱还有它们带来的一切纷纷扰扰都一了百了。

然后，也就过去了。他买漂亮衣服。他喝酒。六月底，他和他的情妇去了多维尔。

在巴黎，当炎热来临，卡林纳一家就会在黄昏时分出门，去森林，去太子妃阁楼。父母就待在那儿，忧伤地聆听着乐队的演奏，回忆着莫斯科的岛屿和花园，而露露还有其他年轻姑娘、小伙子们，沿着黑暗的小径走着，背诵诗歌，玩着爱情的游戏。

露露二十岁了。她没有以前美丽，消瘦，动作很猛，就像一个男孩子，肤色黯淡、粗糙，被长年流浪路上的风吹坏了，带着奇怪、慵懒、冷酷的神情。她以前喜欢动荡、刺激、危险的生活。现在，她更喜欢这些巴黎黄昏的散步，在酒吧间那些漫长、寂静的夜晚，拥挤的小吧台，带着石灰、酒精的气息，还有厅堂尽头桌球的声响……午夜时分，他们回她或他的家，然后又喝酒，在黑暗里互相抚摸。父母睡着了；他们依稀听到留声机唱到天亮。他们什么也看不见，或者什么也不想看见。

一天夜里，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走出自己的房间去收晾在洗手间的衣服，她前一天落在浴室加热器上了，还有一双露露的长筒袜要补。她常常夜里做活。她只需要很少的睡眠，一到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了，静静地在房间里晃荡，她从来不进客厅。

但这天夜里，她听到衣帽间有脚步声和说话声；孩子们已经走了很久了，或许……她看到客厅的灯光从门底的缝隙中漏出来。“他们又忘了关电灯了。”她心想。她把门打开，也就只是在这个时候，她才听到留声机唱着，被一圈靠垫围在中央；低沉的音乐，有些喘息不定，仿佛透过水面传出来的。房间半明半暗。只有一盏灯，用一条红布蒙着，照亮了沙发，沙发上躺着露露，看上去像睡着了，胸口的裙子敞着，怀里抱着一个小伙子，苍白而精致的轮廓，头朝后仰着。老妇人走过去。他们真的睡着了，他们的嘴唇依然吻在一起，脸贴着脸。一股酒精和浓郁的香烟的味道充斥了房间；几个酒杯，一些空瓶子，一碟碟盛满烟头的烟灰缸，几个依然留着身子压过痕迹的散落在地上的靠垫拖在地上。

露露醒了，定睛看着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笑了；她的眼睛因为葡萄酒和发烧变大变黑了，平添了一分既无所谓又极其疲倦的讽刺神态。她低声问道：

“你想干吗？”

她长长的头发披散下来坠到地毯上；她做了一个抬头的动作，却呻吟了一声；小伙子的手在她散乱的发丝里抽搐了一下。她猛地把头发理了理，坐起来。

“怎么啦？”她再次不耐烦地问道。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看着小伙子。她认得他；她以前常常在卡林纳家看到他；他叫乔治·安德洛尼科夫王子，她还记得他长长的金色卷发，镶着蕾丝花边的衣领。“把他给我扔出去，马上，你听见了吗？”她突然说道，咬着牙，她衰老的面孔颤抖着，异常苍白。

露露耸了耸肩。

“得了，你别说了……他马上就走……”

“露里奇卡。”老妇人喃喃道。

“好了，好了，别说了，看在上帝的分上……”

她关了留声机，点上一支香烟，又几乎马上把它扔掉了，简单地命令道：

“帮帮我。”

默默地，她们开始整理客厅，捡起香烟头、空杯子；露露打开百叶窗，贪婪地呼吸着从地下室传来的清凉的气息。

“多热啊，不是么？”

老妇人没搭话，带着某种乡下人的持重移开了目光。

露露坐在窗棂上，边摇晃边哼着歌。她好像酒醒了，病了；她苍白的脸颊上，粉被吻掉的地方毫无血色；有黑眼圈的大眼睛盯着前方，深邃而空茫。

“你怎么啦，奶妈？每天夜里都一样，”她最后用平静的口吻说，嗓音因为香烟和葡萄酒变得有些沙哑，“在敖德萨，我的老天……在船上？……你就从来没注意到？”

“多不要脸，”老妇人嘟囔着，带着厌恶和痛苦的神情，“多不要脸！……你父母就睡在隔壁……”

“是吗？啊，你想到哪儿去了，你疯了，奶妈？我们没做什么坏事。我们喝了点酒，我们接吻，这有什么不好的？你以为我父母在年轻的时候不做这些？”

“不做，我的小姑娘。”

“啊，你以为呢，你？”

“我也曾，我也曾年轻过，露里奇卡。那是很久以前，但我依然记得年轻的血液燃烧在我的脉搏里。你以为这会被忘记么？我记得你的那些姑姑们，她们二十岁时的样子，和我一样。那是在卡里诺夫卡，在春天……啊，那一年天气多美好啊……天天都在森林里散步，在水池上……晚上，在邻居家或者我们家的舞会……每个姑娘都有自己的情郎，好多次，他们一起离开，在月光下乘着三套马车……你去世的奶奶当时常念叨‘在我们那个年代……’那又怎样？她们很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早晨，有时候，她们来到我的房间跟我讲述谁说过什么，另一个又说了什么……就这样，后来有一天，她们订了婚，她们结婚过日子，坦然接受各自的幸与不幸，直到上帝某一天把她们带走……她们死得早，你也知道，一个死于难产，另一个五年后死于高烧……啊，是的，我记得……我们当时有地方上最好的马匹，有时候他们骑马出去，当年还是年轻小伙子的你父亲、他的朋友们、你的姑姑们，还有其他年轻姑娘，去森林，仆人们走在他们前面举着火把……”

“是的，”露露酸楚地说，一边指了指幽暗阴郁的小客厅和劣质的伏特加，她指间机械地把玩着剩在杯底的一点残酒，“显然，环境已经变了……”

“不仅仅是环境变了。”老妇人嘟囔着。她忧伤地看着露露。

“我的小姑娘，原谅我……你不要感到不好意思，我是看着你出生的……你没有越轨吧，至少？……你还是处女吧？”

“是的，我的老嬷嬷。”露露说。她想起一个轰炸的夜晚，在敖德萨，她留在罗森科朗茨男爵家里，男爵曾是该城的执政官，当时他关在监狱，只有他儿子独自一人住在家里。炮弹轰炸来得那么突然，她没有时间回自己家，她在荒凉的宫殿过了夜，和塞尔日·罗森科朗茨一起。他现在怎么样了？死了，或许……伤寒、饥馑、一颗流弹、监狱……真是选都选不过来……怎样的夜晚……码头烧起来了……他们从温存的床上看到港口燃烧的石油流了一地……

她记得那座房子，在街对面，门面坍塌了，罗纱窗帘在空中飘荡……那个夜晚……死亡是那么近……

她机械地重复道：

“是的，奶妈……”

但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太了解她了：她摇了摇头，默默地抿紧了她苍老的嘴唇。

乔治·安德洛尼科夫呻吟着，重重地翻了个身，然后迷迷糊糊醒了。

“我彻底醉了。”他柔声说。

他摇摇晃晃走到圈椅前，把脸埋在靠垫里，一动不动。

“他在一家修车行干了一整天，他饿坏了。要是没有酒……和别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冒犯上帝了，露露。”

突然，年轻姑娘把脸掩在手中，绝望地抽泣起来。

“奶妈……我多想在我们原先的家里！……在我们家，我们家！”她一边重复一边用一个神经质的奇怪动作绞着手指，那模样变得让老妇人都不认识了。“为什么我们要受到这样的惩罚？我们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过！……”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温柔地抚摸她散乱的头发，头发里全是烟酒的味道。

“这是上帝神圣的意愿。”

“啊，你让我心烦了，除了这个你不会说别的……”

她拭了拭眼睛，用力地耸了耸肩。

“好了，别管我了！……你走吧……我情绪恶劣又心灰意懒。什么都别跟我父母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呢？无非让他们多点无谓的痛苦，你什么也阻止不了，相信我……什么也不能。你太老了，你不会明白的。”

六

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当基里尔回来，卡林纳家为尤里灵魂的安息订了一场弥撒。他们一起步行到达吕街。那是一个明媚的日子，碧空万里。在泰尔纳街有露天的集市、乡野音乐、灰尘；路人奇怪地看着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看着她黑色的披头巾和长长的裙子。

达吕街，弥撒在教堂的地下室举行。蜡烛柔和地跳动着。能听到滚烫的蜡在轮唱圣歌的间隙滴落在石板上。“为了上帝的仆人尤里灵魂的安息……”神父，一位双手修长而颤抖的老人，低声说着，柔和而喑哑的嗓音。卡林纳一家默默地祈祷；他们不再想尤里了，他已经清静了，他，而他们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漫长而阴暗的人生路。“我的上帝，庇佑我，原谅我……”他们说。只有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跪在黑暗中闪着微光的圣像前，弯下腰把额头碰到冰冷的石板上，一心想的只是尤里，只为他祈祷，为了他的救赎和永恒的安息。

弥撒结束了，他们回去，在一个蓬头欢笑的过路小姑娘那里买了一些娇嫩的玫瑰。他们开始喜欢这座城市和它的居民。人们忘了所有的不幸，在大街上，只要太阳一出来，就感到心变得轻盈起来，却不知道是为什么……

佣人星期天是放假的。桌上摆着冷菜。他们勉强吃了点，然后露露把玫瑰放在尤里一张孩提时的老照片前。

“他的眼神多奇怪啊，”露露说，“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某种冷漠、疲倦，你们看……”

“在那些早逝或者死于非命的人的肖像上我总是看到这种眼神，”基里尔有些窘迫地喃喃道，好像他早就知道了却不放在心上……“可怜的尤里，他是我们当中心肠最好的一个……”

他们默默地凝视着苍白的小照片。

“他现在清静了，永远解脱了。”

露露悉心理了理花，点了两支蜡烛，把它们放在相框的两边。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努力去回忆尤里，但他们再也无法体会到一种冰冷的哀伤，仿佛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其实只有两年……

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轻轻地擦了擦玻璃上的灰尘，不自觉地拭了拭脸上的泪水。在所有孩子当中，尤里是她了解最少、最不得宠的一个……“他现在和上帝在一起，”她想道，“他比别人更幸福……”

可以听到街上节日的喧闹。

“这儿可真热。”露露说。

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转过脸。

“好吧，出去吧，孩子们，你们想干吗？出去透透气看看热闹。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很喜欢圣枝主日莫斯科的集市、宫廷的节庆。”

“我也是，我也喜欢。”露露说。

“好了，去吧。”母亲慵懒地重复道。

露露和基里尔走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站在窗前，放空地面对着眼前白墙。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叹了口气。他变化多大啊……他以前并不消沉……他穿着一件斑驳的旧衣服……以前他是那么英俊迷人……而她自己呢？她赶紧在镜子里端详了一下，看到自己苍白的面孔、病态浮肿的皮肉、敞着的法兰绒旧晨衣……一个老妇人，老女人，我的上帝！……

“奶妈。”她突然喊了一声。

她从来没有这样喊过她。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默默地从一件家具晃到另一件家具跟前，把东西一样样收拾好，朝她转过身，目光有些迷茫和诧异。

“夫人？”

“我们都老了，是吗，我可怜的人儿？但你，你没有变化。看着你还有点安慰……不，真的，你没有变化。”

“像我这样的年龄不到棺材里是不会有变化的了。”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带着一丝浅浅的微笑说道。

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犹豫了一下，压低嗓音喃喃道：

“你还记得我们在家的时候么？”

老妇人突然红了脸，把颤巍巍的手举到空中。

“当然记得，叶连娜·伊万诺夫娜！……上帝！……我可以说出每样东西摆放的位置！……我可以闭着眼睛走进我们的房子在里面走来走去！……我记得您穿过的每一件裙子、孩子们的每一套衣服，还有家具，还有花园，我的上帝！……”

“镜厅，我的玫瑰色小沙龙……”

“长沙发，当孩子们被带到楼下，你每个冬夜都坐在上面。”

“在这以前呢？在我们结婚以前？……”

“我还能想起您穿的裙子、头发上的钻石……裙子是云纹织锦，镶着故世公主的老式蕾丝花边……啊，我的上帝，露里奇卡不会有同样的……”

她们两个都沉默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定定地看着阴暗的院子；他在记忆中又看到了他的妻子，她第一次出现在他面前时的样子，在舞会上，当时她还是叶列茨卡娅公爵夫人，穿着奢华的白锦缎裙子，金黄的头发……他当时是多么爱她……他们一起终老……这已经够好的了……要是这两个女人能闭上嘴……要不是心底存着这些回忆，生活是无法忍受的……他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几句话，没有回头：

“何必呢？何必呢？都结束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别人愿意，就让他们去希望好了……都完了，完了。”他有些气恼地重复道。

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拉过他的手，把他冰冷的手指抬到自己唇上，就像以前。

“灵魂深处浮起的回忆，时不时……但人们不由自主……是上帝的意志……科连卡，我的朋友……我亲爱的，我们在一起，剩下的……”

她做了个隐晦的手势；他们默默地相互注视着，在彼此苍老的脸上寻找记忆深处旧日的轮廓、旧日的笑靥。

房子幽暗而炎热。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问道：

“叫辆出租车，今晚随便去什么地方，你愿意么？以前在维尔达弗雷附近有一家小餐厅，在湖边，我们一九〇八年去过的，你记得吗？”

“记得。”

“它现在还在吗？”

“或许吧，”他耸耸肩说，“我们总以为一切都和我们一样毁灭了，不是么？去瞧瞧吧。”

他们站起身，开了电灯。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站在房间中央，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

“你留在这儿，奶妈？”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随口问了一句。

她仿佛惊醒了，颤抖的嘴唇动了好久，好像费力在找话说。

“我能去哪儿呢？”最后她说道。

最终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她坐在了尤里的照片面前。她的目光注视着它，但其他形象浮现在她脑海，更老的、所有人都淡忘了的回忆。一些已经去世的人的脸庞、半个世纪前的裙子、闲置的房间……她记得尤里第一声尖锐而抱怨的哭叫……“好像他已经知道日后等着他的命运，”她心想，“其他婴儿都不是这样哭叫的……”

然后她坐在窗前，继续补袜子。

七

卡林纳一家在巴黎头几个月的生活是平静的。只是到了秋天，当小安德烈从布列塔尼回来，他考虑要安顿下来的时候，钱开始变得拮据。最后的那点首饰，已经早就卖掉了。他们还有一小笔钱，可以维持两三年……之后呢？有几个俄国人开起了小餐厅、歌舞厅、小商店。卡林纳一家，和其他人一样，用最后的钱买了一家小店，装饰了一下，小店位于一个院子的尽头，在那里，他们开始卖一些他们随身带来的老式餐具，还有蕾丝花边和圣像。一开始，没有任何人买任何东西。十月份得付租金。后来，安德烈不得不被送到尼斯。巴黎的空气让他喘不过气来。他们考虑搬家。有人建议了凡尔赛门附近一套更便宜更亮堂的公寓，但它只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小得像壁柜的厨房。要让老塔季扬娜住哪儿呢？不能让她的老胳膊老腿爬七楼。眼下，每个月底都要比上个月底更艰难。女佣都走了，一个接着一个，不习惯这些白天睡觉、晚上吃喝、把脏碟脏盘扔在客厅家具上一直摆到第二天的外国人。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试着做点小活计，洗洗衣服，但她变得虚弱，苍老的手已经没有力气抬起重重的法式床垫和湿衣服了。

孩子们现在变得时时刻刻都懒散而暴躁，斥责她，打发她：“放下，走开。你把什么都弄乱了。你把什么都打碎了。”她一言不发地走开。此外，她看上去像没听到这些话似的。她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两手交叉放在膝盖上，默默地注视着。她的背驼了，人好像弯成了两截，皮肤苍白松弛，眼角处青筋暴起。常常当别人喊她的时候，她不回答，满足于把她干瘪的小嘴巴抿得更紧。但是她的耳朵并不聋。每次一个家乡的名称，哪怕是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低声带出来的，她都要战栗一下，突然用她虚弱而平静的声音说：

“是的……复活节那天，当纳亚的钟楼烧着的时候，我记得……”或者：

“亭子……当你们走后，风已经把玻璃刮坏了……我不知道现在这一切都怎么样了……”

尔后她再次沉默，看着窗户、白墙和瓦上的天空。

“冬天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她说，“啊，我的上帝，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严寒和冰冻了……这里的秋天可真漫长……在卡里诺夫卡，或许到处已经白皑皑一片，河水都结了冰……您还记得吗？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当您三四岁的时候，那时我还年轻，你死去的妈妈对我说：‘塔季扬娜，看得出你是从北方来的，我的姑娘……下第一场雪的时候，你变得不可理喻……’您记得吗？”

“不记得了。”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慵懒地喃喃道。

“我啊，我还记得，很快，”她嘟囔道，“就只有我一个人还记得……”

卡林纳一家人都不答话。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回忆，各自的体会和忧伤。一天，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说：

“这里的冬天不像我们那儿的。”

她颤抖了。

“怎么会？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你很快就会看到了。”他喃喃道。

她愣愣地看着他，沉默了。她眼中一抹奇怪的神情，带着不信任和迷茫，第一次让他感到震惊。

“怎么啦，我的老妈妈？”他柔声问道。

她没有回答。何必呢？

每天，她都看日历，看着十月的开始，久久地观察着瓦沿，但雪一直没有下。她只看到深色的瓦，雨水，颤抖的秋天的枯叶。

她现在每天都独自一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在城里兜售小商店里的古董、首饰；他们成功地卖出去一些旧货又买进一些。

以前，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拥有成套的贵重瓷器和雕镂盘子的收藏。现在，时不时地，走在傍晚回家路上，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手臂下夹着一个包裹，有时候他会忘记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为了他的家，而是为了他自己。他走得很快，呼吸着巴黎的气息，看着暮色和闪耀的灯光，几乎是幸福的，心里满是宁静的忧伤。

露露在一家时装店里找了一份模特的工作。生活不可思议地重组了。他们很晚才回来，疲惫不堪，从街上，从他们的工作中带回某种在一段时间里还能让他们欢笑、闲谈的兴致，但慢慢地，阴暗的住所和沉默的老妇人渐渐冷却了他们的情绪。他们飞快地用完晚餐，各自躺下去睡，没有梦，被一天的劳累弄得昏昏沉沉。

八

十月过去，十一月的雨水开始了。从早到晚都能听到阵雨敲打在院子里的碎石子上四处飞溅。在公寓里，空气闷热沉重。当夜里暖气停了，屋外的潮湿就从地板的缝隙里渗进来。凄苦的秋风在熄掉的壁炉的铁挡板下吹着。

在空荡荡的公寓，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几小时几小时坐在窗前，看着雨落下来，大滴大滴的雨水在玻璃上如泪水流淌。从一间厨房到另一间，在一模一样的菜橱子上面，两枚钉子之间拉了一条绷紧的细绳，上面晾着抹布，女佣们相互打趣、抱怨，飞快地说着她听不懂的语言。四点左右，孩子们放学回来。钢琴声一起奏响，在餐厅的每张桌子上，亮起一模一样的灯。人们拉上窗帘，她不再听到别的声响，除了雨声和街道隐隐的喧闹。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所有这些关在黑屋子里的人们？雪什么时候到来？

十一月过去了，然后十二月头几个星期稍稍冷一些。雾气，烟尘，被河水带走的最后几片残败的落叶……之后是圣诞节。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桌子一角迅速吃完一顿清淡的晚餐后，卡林纳一家都到朋友家过圣诞夜去了。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帮他们穿戴。当他们出去前和她道再见的时候，看到他们衣着光鲜，和以前一样，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穿着礼服，她开心了一会儿。她微笑着看着露露，看她白色的裙子，长长的辫子卷在脖子上。

“去吧，露里奇卡，今晚你会找到一个未婚夫的，上帝会保佑的。”

露露默默地耸了耸肩膀，任她吻了吻自己没吱声，然后他们就出去了。安德烈在巴黎过圣诞节。他穿着制服，蓝色的小西装短裤，他上学的尼斯中学的帽子。他好像更高大结实了，已经有了在法国出生、长大的男孩子特有的又快又急的说话方式，还有口音、手势和俚语。他当晚是第一次和父母一起出门做客。他笑着，哼着歌。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趴在窗户上，目送他出去，他走在最前面，雀跃着跳过一摊摊积水。大门又沉闷地撞上了。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又一个人了。她叹了口气。尽管是冬季，风柔柔的，夹杂着细细的雨珠，吹在她的脸上。她抬起头，不自觉地望天。在屋瓦间难得看到露出一角阴郁的天空，一线奇怪的红色，好像是从里面烧着了似的。在房子里，不同的楼层响着不协调的留声机的乐声。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喃喃道：“在我们那儿……”然后沉默了。何必呢？很久以前就完了……一切都完了，死了……

她关上窗，回到公寓。她抬起头，用力吸了口气，带着不安和惊慌的神色。这些低矮的天花板让她喘不过气来。卡里诺夫卡……大房子，宽敞的窗户，空气和光线涌进来，露台、客厅、长廊，节日的夜晚可以从容地安排下五十名乐师。她回想起当基里尔和尤里出发的那个圣诞夜……她以为又听到了他们那天夜里演奏的华尔兹舞曲……四年过去了……她仿佛又看见月夜下亮晶晶的冰柱。“要是我还没老得厉害，”她想，“我真愿意走一遭……但一切都不一样了……不，不，”她含糊地嘀咕着，“不一样了……”雪……当她看到它落下来，一切就会结束……她会忘了一切。她会躺下来永远地闭上眼睛。“我能一直活到那一天么？”她喃喃道。

不自觉地，她拿起椅子上的衣服，把它们叠好。最近以来，她好像到处都看到一层细细的、均匀的灰尘从天花板上掉下来落得到处都是。这是从秋天开始的，夜晚降临得早了，而人们为了节约用电推迟点灯的时间。她不停地擦拭、抖动着衣物；灰尘扬起来，但很快就落在不远的地方，像细细的灰烬。

她捡起衣物，刷一刷，带着迟钝而痛苦的神情嘟囔道：

“这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

突然她停下来，看着周围的一切。有时候，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那儿，游荡在这些逼仄的房间里。她把手捂在心口，叹息着。屋子里又闷又热，暖气因为圣诞夜的缘故特地开着，弥散着刚刷过油漆的味道。她想把它们关掉，但她从来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她徒劳地转了转扳手，放弃了。她再次打开窗。院子另一边的公寓亮着灯，给房间投进一方亮光。

“在我们那儿，”她想，“在我们那儿，现在……”

森林结冰了。她闭上眼睛，真真切切地看到深深的积雪，远处村子里闪烁的灯火，花园林间空地上的河流，明晃晃的，像铁一样坚硬。

她一动不动，紧紧地贴着窗子，习惯地拉了拉散落的头发上的披巾。外面下着绵绵细雨；亮晶晶的雨滴被一阵风猛地吹过来，湿了她的脸庞。她颤抖了一下，把陈旧的黑色头巾的两襟扯得更紧了。她的耳朵嗡鸣着，有时好像有巨响穿过，就像撞大钟的声音一样。她的头，她浑身都不舒服。

她离开客厅，走进她的小房间，在走廊的尽头，躺下来。

上床之前，她跪下来，做了祈祷。她在胸口划了十字，俯下额头碰到地板，和每天晚上一样。但今晚她嘴唇上说出来的话含含糊糊的，她停下来，带着某种惊愕的神情盯着圣像下面燃烧着的小火焰。

她躺下来，闭上眼睛。她睡不着，她不由自主地听到家具发出的轻响，餐厅里挂钟的声音，就像寂静中时间的声音敲响前临终人的呻吟，在她的楼上楼下，这个圣诞夜里，所有的留声机都唱着。有人上楼，有人下楼，穿过院子，出去。时刻听到有人喊：“请开门！”大门开开关关的沉闷的回声和走在空旷街道上渐远的脚步声。出租车疾驶而过。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喊院子里的门房。

塔季扬娜·伊万诺夫娜叹息着把枕头上沉重的脑袋转到另一边。她听到钟敲响十一点，然后是午夜。她睡着了几次，又醒过来。每次当她就要失去知觉的时候，她总是梦到卡里诺夫卡的房子，但画面马上就消隐了，她赶紧闭上眼好再次捕捉到它。但每一次都有某个细节不对。有时，是石头雅致的黄色变成了干涸的血红色，或者房子跟瞎了一样，全用墙堵上，窗户不见了。然而她听到结冰的杉树枝条在风中摇晃的细微声响，带着冰凌轻敲的声音。

突然，梦的内容变了。她看到自己站在空房子面前，房门开着。那是一个秋日，佣人们来生炉子的时候。她在楼下，站着，独自一人。她在梦中看到荒凉的房子，空荡荡的房间，就像她抛下它们离开时候的样子，地毯卷起来放在墙边。她上楼，所有的门都在穿堂风的吹拂下开开关关，发出奇怪的呻吟声。她走过去，赶紧地，好像生怕迟到了。她看到一排大房间，所有的房间都敞开着，空荡荡的，地上扔着一些风不时吹起的包装纸和旧报纸。

最后她走进孩子们的房间。和其他房间一样它也是空的，她一直走到收起来的安德烈的小床面前，在她梦中，她感到一阵惊愕：她记得她亲自把床收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去了，垫子也卷起来了的。在窗前，尤里坐在地上，苍白、消瘦，穿着士兵的军装，就像最后那天一样，玩着旧年的羊跖骨[9]，和他小时候一样耍着。她知道他已经死了，但看到他还是让她喜出望外，以至于她衰竭苍老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几乎让她感到难受；胸口好像挨了几记闷棍。她还有时间看到自己朝他跑去，穿过积满灰尘的地板，地板在她脚下咯吱咯吱地响着，就像过去一样，就在她碰到他的那一瞬间，她醒了。

太晚了。天亮了。

九

她呻吟着醒来，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仰天躺着，惊愕地盯着明亮的窗户。白色的浓雾弥漫在院子里，在她疲惫的眼中，就像下雪一样，仿佛秋天的第一场雪，又密又看不清，一种暗淡的光线蔓延开来，透着冰冷的白光。

她双手合十，喃喃道：

“第一场雪……”

她久久地凝望着，带着孩子般沉醉的神情，又有点惊恐、不知所措。公寓里静悄悄的。或许，还没有人回来。她起身，穿上衣服。她的目光没有离开窗户，以为落下来的雪就像鸟的羽毛一样在空中飞速地飘逝。有一会儿，她似乎听到一扇门关上的声音。或许卡林纳一家已经回来了，正熟睡着？……但她想的不是他们。她仿佛感到雪花压在她脸上，带着冰和火的味道。她穿上大衣，匆匆把头巾往头上一搭，在脖子上一扣，像盲人一样，机械地在桌上摸钥匙串，她在卡里诺夫卡出门时随身带的那串。她什么也没有找到，她焦躁地摸索着，却忘了自己到底想找什么，不耐烦地把眼镜盒、刚开始织的毛衣、尤里孩子时的照片扔到一边……

好像有谁在等着她。奇异的狂热在她的血液里燃烧。

她打开一个柜子，让柜门敞着，抽屉开着。一个衣架掉下来。她犹豫了一下，耸耸肩，好像她没有时间可浪费，随后飞快地出了门。她穿过公寓，下了楼梯，踩着急促而悄无声息的碎步。

一到外面，她停住了。冰冷的雾弥漫了白茫茫的院子，浓厚，慢慢地从地上升起，就像一阵青烟。细细的水珠刺着她的脸，好像雪的冰凌，仿佛它们半化了落下来和九月的雨水混在一起。

在她身后，两个穿礼服的男人出了门，奇怪地看了看她。她跟着他们，从弹回来半开的门里溜了出去，门撞在她背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

她在街上，一条黑色荒凉的街道；透过雨，一盏街灯亮着。雾散了。开始下冰凉的细雨；石子路和墙壁微微泛着幽光。一个男人走过，湿鞋底带起来的水四溅开来；一条狗穿过街道，急匆匆地，走到老妇人跟前，嗅了嗅，待在她的脚边，发出哀怨不安的低嚎。它跟着她走了一会儿，之后就不管她了。

她走远了，看到一个广场，其他的街道。一辆出租车擦身而过，那么近，泥水都溅到她脸上了。她好像什么都没看到。她笔直地向前走去，在湿漉漉的石子路上踉跄地走着。有时候，她再次感到疲惫，累得两条腿好像都要被身子的重量压弯了，要陷到地里去了。她抬起头，看着塞纳河那边亮起的早晨，在街道的尽头一角白色的天空。在她眼中，那成了一片和苏哈列沃一样的雪原。她走得更快了，被刮在眼皮上的某种火热的雨水照亮了。她的耳中响起了钟声。

有一会儿，一道理智的光芒又回到她的脑海；她清楚地看到渐渐消散的雾气和云烟，然后一切又过去了；她重新开始行走，不安而慵懒，佝偻着身子。最终她到了河边。

塞纳河水位很高，齐着河岸；太阳升起来了，地平线被纯净而明亮的光芒照得一片雪白。老妇人走近护堤，定睛看着这片明亮的天空。在她脚下，石头上挖出一级小台阶；她抓住栏杆，用冰冷颤抖的手紧紧地抓着，走了下去。在最后几级台阶上，河水流淌着。她没有看见它。“河水结冰了，”她想，“在这个季节它应该结冰了……”

她觉得只要她渡过河，河的那岸就是卡里诺夫卡。她透过雪看到露台的光线在闪耀。

但当她走到下面，河水的气味最终让她吃了一惊。她突然做了一个错愕生气的动作，停了一秒钟，然后继续走下去，尽管河水漫过她的鞋子，把裙子浸得沉甸甸的。直到她半个身子都走到塞纳河中的时候，她才完全清醒过来。她感到冷得刺骨，想叫喊，但只来得及在胸口画个十字，手臂举起又落下：她死了。

小小的尸体漂了一会儿，像一包破布，被幽暗的塞纳河逮住了，在消失之前。

库里洛夫事件

尼斯一家咖啡店的露台上，客人寥寥无几。两个男人被温暖的红色火焰所吸引，走来围坐在小火盆边。

这是一个秋日的黄昏。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这里格外凄冷。“跟巴黎的天似的……”一个女子路过，指着天边昏黄的云朵说道。云朵被风儿吹得直跑。顷刻间，大雨倾盆。此时街上的路灯还未点亮，空荡荡的街道显得愈加幽暗。露天咖啡座的顶棚积满了雨水，有几处还向下漏着雨滴。

两个男人中，一个是莱昂·M，另一个则是跟踪他而来，尾随他进入咖啡店的。此人偷偷盯着他，似乎想要努力认出他来。两人以相同的姿势把身子倾向温暖的火盆。

咖啡店里传出嘈杂的声音，说话声夹杂着呼喊声；台球的撞击声、餐盘碰到木桌的声音、棋子在棋盘上的滚动声，时而被小乐队刺耳的号声所掩盖。

莱昂·M直起脖子，把长长的灰色羊毛围巾系得更紧了；对面的男人压低声音问道：

“是马塞尔·勒格朗？”

话音未落，街边的球形路灯突然点亮，照亮了咖啡店门和露台。这突如其来的光明刺得莱昂·M转过头去，眯起了眼睛。

男人重复了一遍：

“是马塞尔·勒格朗吗？”

大概是刚刚经过灯泡的电流太强，灯光暗了下去；亮光抖动几下，仿佛露天放置的蜡烛那摇曳的火焰一般；很快灯光又恢复了生气，狠狠地照亮了莱昂·M的面孔，突现出他弯曲的肩膀、细弱的手腕和瘦骨嶙峋的双手。

“您曾经负责库里洛夫行动？在一九〇三年？”

“一九〇三年？”M慢悠悠地重复。

他歪歪头，轻声吹个口哨，一副厌倦、嘲讽的表情，俨然一个小心谨慎的老家伙。

坐在M对面的男人六十五岁，灰头土脸，面露疲态，上嘴唇不时抽搐，浓密的胡髭随着抽搐翘起。曾经的黄色胡子现在已成白须，遮住了他苍白的嘴唇。这副怪样叫人心生怜悯。他的眼神犀利多疑，灵活的眼睛突然一亮，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

M耸了耸肩，终于开了口：

“无可奉告。我不认识您。现在，我的记性太糟糕了……”

“您不记得了？那个时候，我是保护库里洛夫的警察，跟踪过您的，一天夜里，在高加索？……”

“跟踪失败了。我记起来了。”M说。

M轻轻搓着手取暖。他约摸五十出头，看起来却更加苍老，更加病态。他胸脯窄小，面色暗灰，嘴形怪异却又不失美感。一口破牙，坏的坏，断的断。一绺白发划过前额。他两眼深陷，犹如燃烧的阴郁火焰。

对面的男人小声问道：

“来根烟？……勒格朗先生，您住在尼斯？”

“嗯。”

“金盆洗手了？如果您允许我这么说。”

“您可以……”

M拿着点燃的香烟叹了口气。他一口未吸，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香烟在两指之间燃尽。他把烟头扔到地上，用脚跟踩了又踩。

“很久了。”他终于说道，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常人难以察觉的微笑。“事情过去太久了……”

“是啊……当初恐怖袭击之后，您被逮捕，负责调查您的正是我……”

“哦，是嘛？”M漠然地咕哝。

“我至今没有查出您的真名，我们的探员没有一个认识您，无论在俄国还是国外。请满足我的好奇吧！事到如今您说出来也没有任何关系。请告诉我，您是恐怖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瑞士，一九〇五年以前？”

“我从来没有当过恐怖组织的头，不过是个下属而已。”

“是这样？”

M低下头微笑着，一脸疲惫。

“正是如此，我亲爱的先生……”

“那么之后呢？……一九一七年，还有一九一七年以后？……我没弄错，您混得还不错吧？……”

他似乎想在脑中搜寻一个合适的词来回答这个问题；最后他微微笑了，露出又尖又长的牙齿，在苍白的双唇间闪光。

“在锅里，”他说，同时两手在空中画出锅子的形状，“我的意思是……至少在表面？……”

“对……在表面……”

“契卡？[10]”

“亲爱的先生，我什么都做一点。那样的困难时期，谁不想伸手分到块蛋糕。”

他弯曲的细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大理石桌面。

“您不愿告诉我您的名字？”男人笑着问，“实话告诉您，现在我也是个拿着年金安享晚年的人。仅仅是好奇心的驱使，职业习惯，可以这么说。”

M慢吞吞地竖起大衣领子，将围巾拉紧，动作一如既往地谨慎。

“我可不相信。”他笑着说道，笑容被咳嗽打断了，“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初恋念念不忘。而且现在，我的名字对你来说毫无意义……所有人都忘了，早就忘了。”

“您有没有结过婚？”

“没有。我保持着革命者健康的老传统。”M说。他又笑了；他无意识地微笑，嘴角深深拗进去两个洞。他用两指夹住一块奶油圆蛋糕，慢悠悠地吃着，一面扬起眉毛说：

“那么您呢？您叫什么，亲爱的先生？”

“我嘛……没什么神秘的……巴拉诺夫……伊万·伊万尼奇……十年时间，我一直跟随沙皇陛下……还有库里洛夫。”

“哦？是这样？”

M厌倦的微笑第一次消失了，眼神终于从店门前的蜡像上挪开。这些蜡像被照得亮堂堂的，在空旷的街道上静静地淋着雨。他时而轻咳，抬起头，一双深陷的眼睛望向巴拉诺夫：

“他的家人怎么样了？您知道吗？”

“夫人在‘大革命’期间被枪杀了。孩子应该还活着。可怜的库里洛夫……记得吗？人们总叫他‘抹香鲸’。”

“残忍贪婪的抹香鲸。”M说。

他捏碎了手中剩余的蛋糕，试图站起来。然而外面的大雨下个不停，雨水落在碎石路面上，光芒四溅。于是他又重重地坐下。

“您当时就干掉他了。”巴拉诺夫说，“您的暗杀名单上一共有多少人？”

“那时候？还是之后？”

“一共。”巴拉诺夫重复。

M耸耸肩：

“说实在的，您还记得有个男孩曾经来见我吗？有一天，在俄国……他为一份美国报纸做调查……他问我自从掌握领导权，一共杀了多少人。这个单纯的孩子见我犹豫不决便问：‘您，还能记得起来吗？’他是个玫瑰色头发的小犹太人，名字叫布鲁门塔尔，为《芝加哥法庭报》工作。”

他抬手叫来正穿过露天咖啡座的服务生。

“帮我叫辆车。”

车在咖啡座前停靠下来。

他站起身，向巴拉诺夫伸出手。

“这样的重逢真是滑稽……”

“滑稽透了……”

M猛然笑了，用俄语说：

“嗯……事实上……多少人死了？……‘在我们的祈祷下’？……在我们的照顾下？……”

“呸！”巴拉诺夫耸耸肩，“就我，小兵一个。我才不在乎。”

“那是自然。”M毫不在意地回答。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硕大的黑色雨伞，用火盆的火焰点燃一支烟。瞬间的强烈光辉映亮了他微斜的脸孔，深陷的颊骨呈现出土黄色，一双大眼睛阴暗而忧郁。像往常一样，他没有吸一口烟，只是满足于闻着烟的香味，半闭眼睛，然后将烟扔掉。他用手指碰了碰礼帽道别，然后离开了。

一九三二年三月，莱昂·M在尼斯他度过晚年的房子里去世。

在他的藏书中，人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皮制的小方巾，里面包裹着订在一起的几十页纸，纸上的字均用打字机打出。封面上用铅笔写着：

库里洛夫事件

一

一九三一年，尼斯

一九〇三年，革命委员会命我“肃清”库里洛夫。这个词是过去我们常常使用的……此次行动虽然只是阶段性地与我的一生相联系，不过在自传的开头，这次行动自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它构成了我革命生涯的最初阶段，尽管之后我改变了阵营。

从此次行动到我掌握权力，十四年的光阴逝去，一半时间在监狱，一半时间被放逐。十月革命随即爆发（“狂飙突进时期”[11]……），我再次被流放。

五十年的时间，我都在永不停歇的逃亡中度过，我不能因此埋怨行动给我带来如此命运……但是它的影响确是长久的……尾声也拖了太久。

我生于一八八一年三月十二日，一个西伯利亚不知名的小村庄，勒拿河畔。父母均是政治流放犯。他们的名字曾经红极一时，现在早已被人遗忘：维多利亚·萨勒特夫科和恐怖主义者M——马克西姆·达维多维奇·M。

父亲对我来说比较陌生：苦役、放逐，并不利于家人的亲近。他是个大高个，眼睛细长有神，黑眼圈，瘦骨嶙峋的大手，细弱的手腕……他话不多，脸上总是挂着尖刻忧郁的微笑。最后一次他被逮捕时，我还是个孩子。他和我吻别，看我的眼神出奇地讽刺，嘴角翘一下，像是故意摆出个微笑。他走出房间，又回来拿他忘记了的香烟，随即在我的生命中永远消失了。他死在监狱里的时候刚好跟我现在的年龄相同。他所在的皮埃尔—保罗堡的小牢房，曾经在秋天的洪水期被涅瓦河水淹没过。

他被捕之后，我跟着母亲移居日内瓦。对于她，我记得更清楚些。她是一八九一年春天死的。一个苗条瘦弱的女人，绑着浅色发绳，戴着夹鼻眼镜……典型的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模样……我还记得她被释放后从西伯利亚归来的路上的情景。那时我六岁，弟弟刚出生。

她把弟弟抱在臂弯里，但是不贴着她的胸脯。她的动作异常笨拙，就像要把弟弟抱给地面的石头；她听着弟弟饥饿的啼哭，不停地颤抖。换尿布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她在襁褓和别针之间打颤的双手。她的手很漂亮，纤细而柔软。十六岁时，她曾一枪干掉在她面前虐待老婆婆的维亚特卡市警察局长。这位老婆婆遭到政治拘禁，被警察局长逼着带病走在俄国的炎炎夏日里，死时的惨状不忍目睹。

在我懂事之前，她便向我讲述了这一切，像是急于告诉我一样……

我记得当时听故事时有种莫名的感觉。我记得她的声音，洪亮而尖锐，和我平时听到的耐心或慵懒的声音截然不同：

“我等着被裁决。我把自己的死看作与这个血泪世界对抗的宣誓。”

她稍作停顿，压低声音说：

“你明白吗，罗格纳[12]？”

她面容举止沉着冷静，只有双颊微微发红。她并不等我回答。弟弟又哭了。她叹着气站起身来，抱起弟弟，又将他捧在手上，就像捧着个重包袱。然后她丢下我们，回去写她的密码信。

在日内瓦，她是瑞士一个恐怖主义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委员会在我母亲死后一直照顾抚养我长大。

我们拿组织的援款和她教授英语、意大利语挣的钱维持生计；春天一到，冬天的衣服就被送去典当行，秋天一来，夏天的衣服又被拿去当掉……总之，就是这样一副贫穷的景象。

她又高又瘦，三十岁就像老女人一样年老色衰了，拱起的双肩压迫着她柔弱的胸脯。她患上了肺结核，右肺完全坏死，可是她却说：

“那些可怜的工人还在工厂里吐着鲜血，我怎能先顾着自己呢？”（那一辈的革命者都爱这么说……）

她甚至不把我们送到别处生活。工人阶级的孩子就不会被自己母亲的疾病传染吗？

然而在我的印象里，她从不拥抱亲吻我们。或许也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那种阴郁冷酷的孩子，至少我是这样……除非偶尔她疲惫至极，才会一面叹着气，一面摸一下我们的头。

她修长的脸孔毫无血色，牙齿发黄，夹鼻眼镜后面的眼睛眨个不停。纤细的双手在做家务上却无比笨拙，既不会缝纫，也不会做菜，总是不停地写信、译码、改装护照……我本以为自己早已将她的容貌遗忘（时间过了太久），可是现在，她的样子又在我脑中渐渐成形。

每月两到三次，她会在夜里带着几包革命宣传册和炸药穿过雷蒙湖[13]，从瑞士进入法国国境。她总是带上我，锻炼我在危险中的生存能力，为将来做准备，这是“代代相传的革命传统”，也因为我年纪小，容易取得海关人员的信任，又或许是因为我的两个弟弟都死了，所以她不愿把我单独留在旅馆里面；就跟爱享受生活的资产阶级母亲去电影院看电影也要带上孩子一个道理。晚上，我就睡在甲板上，而且往往是在冬天；浓雾笼罩在幽静的湖面上，夜晚寒冷刺骨。到了法国，母亲把我丢在一户姓波德的农夫家，过几个小时才会回来。波德一家住在湖畔的小屋里，家里有六七个小孩；我还能记起一帮满脸通红的小农夫，壮壮的，傻傻的。我喝着滚烫的咖啡，吃着热腾腾的面包和栗子。温暖的炉火、香气扑鼻的咖啡、吵吵闹闹的孩子们……波德家的房子在我的眼里就像人间天堂。他家拥有一个露台，那种架在湖上的木制大露台，冬日里铺满了积雪和脆脆的薄冰……

其实我有两个弟弟，都死了。他们和我一样，也在某间旅馆的房间里孤零零地待过。但是，他们死了，一个两岁，一个三岁。

我记忆犹新的是第二个弟弟死去的那个夜晚。他可是个漂亮的小宝宝，金色的头发，长得很结实。

母亲直挺挺地站着，在黑色木制老床的床尾。她举着根蜡烛，凝望奄奄一息的孩子。我坐在她旁边的地上，看着她疲惫的面容被烛光照得清清楚楚。弟弟抽搐几下，转过头来，一脸的惊异和疲惫，随即离开了人世。母亲一动不动；只有护着烛火的手在颤抖。最后，她发现了我，张口想说什么（大概想说：“罗格纳，死亡只是自然现象而已……”）但是她的嘴唇因为感伤而僵住了，没有吐出一个字。她让死去的弟弟靠在枕头上，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邻居家。我还记得：寂静、黑夜、她苍白的脸、白色短睡衣、散乱的金发——这一切就像模糊的梦境。没过多久，她自己也死了。

那时我十岁。我从她那里遗传了肺结核基因。革命委员会把我安置在施旺医生的疗养院。施旺医生原籍俄国，拥有瑞士国籍，是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在谢尔[14]附近的蒙特拥有一个结核病疗养院，有二十个床位。就是在那儿，我活了下来。

蒙特是蒙塔纳[15]和谢尔之间一个阴森的小村庄，被黑黢黢的冷杉压抑，为阴郁的大山所包围。也许只有我感觉如此……

整整两年，我像被钉在长椅上一样，从未离开晒台一步，眼前看到的世界只有冷杉的树梢，还有湖对面和我住的房子同样的玻璃罩顶，在傍晚反射着夕阳。

过了一些时日，我可以走出房子了。我下到村庄，在惟一能走的路上与缠着披巾的肺病病人擦肩而过，和他们一样喘着粗气爬坡子，走走停停，像他们一样数着路旁的冷杉，厌恶地盯着把我包围得密不透风的群山。多少年后，我仍然会想起这一切，似乎还能闻到疗养院的味道——消毒剂和漆布清爽的味道，似乎还能听到，在梦中，那焚风[16]的灵动，秋天的干风穿越森林的声音。

我在施旺医生的帮助下学会了几国语言，并且掌握了医术。我对医学似乎有种特殊的喜好。身体一恢复健康，我就被委派了各种任务，为瑞士和法国的革命委员会工作。

我一出生就注定属于党……

二

我开始做这些记录，是为将来我或许会写的自传做准备。时间是漫长的，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法子打发死前的日子。但是在这里，我停下不写是因为，正像勇敢的何赫尔兹所说，“要真诚而又感人地讲述革命者的成长是很微妙的”，我一直记得他的话……至于我的传奇故事，“莱昂·M的传奇”在十月革命的名人故事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所以或许还是保证其完整性比较好。作为流亡者之子，我在革命口号、革命著作和革命榜样的熏陶下长大，却缺乏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

当我的革命战友住在日内瓦时，我总是向往地听他们诉说自己的年轻时代。其中有一个三十岁的男孩，洋洋得意地说起他发起的十四次恐怖袭击，四次成功：这四次，他在大街上残忍却冷静地完成了刺杀任务。他红棕色头发，面无血色，苍白的双手纤细小巧，微微汗湿。在一个十二月的夜里，我们从委员会回来，穿过日内瓦静谧冰冷的街道时，他向我描述了他如何在十六岁从家里逃了出来，如何在莫斯科游荡了十八个日夜。他微笑着说：

“您缺少的经历，就是令您的母亲郁郁而终……还有您没有读过那些不平等的小册子，就像我，在晚上，十五岁的时候，睡在河边，在火光下，五月份……”

他的声音粗糙怪异，话语短小飞快，像喘不上气来似的，有时突然停下，叹着气说：

“好日子呀……”

真是金言玉语……

因为之后，我亲身经历了流放、入狱，见识到了皮埃尔—保罗的地堡、因夏日酷热而臭气熏天的小牢房，这个牢房拘禁了二十五至三十个犯人。我还见到了这座省级监狱巨大阴冷的大厅、关押死刑犯人的堡垒，在此只需将耳朵贴在墙壁的某处，便可听见革命歌声回荡在女犯牢房。

但是，我已经无法以他的价值观来欣赏革命的浪漫之处了。

一部自传？……这么说有些自负……我只想为了自己，为了记住人生的某些时刻，就像过去在国家监狱，我们在狱卒施舍的本子上记录下我们的经历。然而本子一旦被写满故事和回忆，就会立刻被人夺走销毁。

再想想，我会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部自传吗？多少年，多少事件已经过去……在真真切切的厌倦感与冷漠感中，我感受到死亡在靠近：党内的论战、运动，一切曾经吸引我的东西都令我疲惫不堪。而我的身体也累了。有种渴望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我想转过身去，面朝墙壁，紧紧闭上双眼，进入沉沉的睡梦中，最甜最美的，最后一个梦。

三

就这样，我生来就属于党。最初的几年，我深信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在所难免，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就像人们要做生意一样合理。在我心中，对个人权利的热爱和我缺乏的对人类某种热情的渴求同样强烈。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我才能找到我想要的。

我热爱大众，我喜欢人。我住在一个名叫卢里耶的人的房子里，离尼斯不远。房子是白色石块砌成的立方形建筑，周围的花园里没有一棵高过扫帚的树木；房子位于两条大路之间，一条通往摩纳哥，一条通向大海。这里的空气中尘土飞扬，混杂着汽油的味道，成功地摧毁了我养好了的肺部。我独自生活；一位老妇人清晨会来打扫整个屋子仅有的四个空荡荡的小房间，然后给我做好饭菜再离开。不过，生活的音响围绕在我周围，这才是我的所爱，令我满心欢喜：这些路过的人、路过的车、这些有轨电车，还有争吵声、尖叫声、人们的笑声……隐约可见的人影、陌生的面孔、话语……楼下光秃秃的小花园后面种着六棵灌木，歪歪倒倒、弱不禁风的样子，可能会长成桃树，或是杏树，谁知道呢！有家意大利小酒吧，店里有架机械钢琴，门口藤架下摆着长凳。很多工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常来这里喝酒。

夜晚来临，他们踏上海岸旁边蜿蜒的道路时，我走出屋子，坐在隔开花园和酒吧的小矮墙上，聆听他们，观察他们。

我看见油灯照亮小广场，白光在他们脸上游戏。他们很迟才离开。后半个夜晚过得就更快了。幸好我总是咳嗽，不到清晨是睡不着的。待在墙头看花看海？我痛恨自然。只有在城市，我才感到幸福。这些肮脏丑恶的城市里，房屋挤满了人，夏天酷热的街道上，不断有疲惫的身躯和陌生的面孔经过。当最后几辆汽车沿着海滨大道从蒙特卡洛开回之后，孤独和寂静复始，这几个小时是最难打发的。病情加重之后，我便被回忆完全吞没了。过去我还有工作，可是现在，我的工作已经完结。

就这样，在十八岁时我的革命生涯开始了；我在法国南部负责过几次行动，之后也在巴黎待过。一九〇三年，委员会派我去俄国，命我处决国民教育大臣。正是在此之后，我脱离了组织的恐怖主义派别，与T联起手来。库里洛夫事件之后，我曾被判处死刑。但在行刑前几天，皇室继承人阿列克谢[17]出世了，天下大赦，我也因此获救。我的处罚减轻为无期苦役。得知这一恩典的时候，我从骨子里感到漠然，除此之外，我不记得还有其他感觉。另外，我病了，大口地咳血。我觉得自己必定会死在去西伯利亚的半道上。可是，不要相信自己能生，正如不要相信自己会死一样。

我活了下来，在西伯利亚的苦役监狱，我恢复了健康。越狱成功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已经爆发。

一九〇五年开始革命的几个月里，我常常累到昏厥在地，晚上睡得如死猪一般。那时的回忆倒很是美好。

我陪同R和L去工厂，组织工人集会。我说话的声音总是尖刺难听，衰弱的肺部不允许我长时间大声说话。而他们俩则无时无刻不在对着工人演说。我走下台去，混在人群之中，给工人解释难懂的地方，给予建议，帮助他们。热烘烘的大厅里烟雾弥漫，他们面孔苍白，双眼闪亮，他们的大声叫喊、愤怒甚至是蠢话，都给我酒足饭饱后的满足和欣喜。我喜欢危险。我爱突如其来的安静，屏住呼吸，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当拿了警察钱的扫院人[18]走过大街，经过我们窗下时，我每每如此。

漆黑的夜，彼得堡潮湿的夜晚，秋天的寒意初现。工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在雾中，他们宛如一个个幽灵。我们跟在他们后面，也消失了。为了摆脱警察，我们在街上一直走到天亮，才回到我们的庇护所，又脏又暗的小客栈[19]。

我离开俄国，准备十月革命前夜回来。在我之前写的论战作品和故事里，已经写过这个时期和之后发生的事。

自一九一七年起，我变成了莱昂·M，布尔什维克党人。全世界的报纸里，我都被描述成一个头戴鸭舌帽，口含一把刀的人。在我待了一年的契卡，我谋得一职。不过想要干成这里的活儿，必须带有强烈的个人仇恨，而且不容失败。就凭我……

很奇怪的是，我不仅从不伤害无辜生命，甚至宽恕一些罪人（因为有时，我对一切漠然不觉，那些被关押的犯人便可从中获益），我更厌恶的则是同志中的某些人。比如诺斯特林科，一个歇斯底里的水手，喜欢擅自处决犯人。此人爱哗众取宠，一个大男人还涂脂抹粉。他穿着宽大的工作服，敞开前胸，露出女人一般雪白光滑的胸脯。我看他倒更像个蹩脚演员、酒鬼和同性恋的混合体。还有拉季斯拉斯，驼背波兰人，鲜红的嘴唇下垂，上面布满了旧伤疤。

在我看来，那些将被处决的犯人反倒可以自我安慰，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些疯子，是些怪物。可我不同，我只是个寻常人，一个矮小忧伤的男人，常常咳嗽，小塌鼻子上架着夹鼻眼镜，一双手细细小小。

当领导的政策转变后，我被驱逐出组织。自此，我在尼斯附近安顿下来，靠写书、在报纸上登些小文章所得的微薄收入和组织的收入生活。

来尼斯生活纯属巧合：我拿到了某个叫做雅克·卢里耶的人的护照。他因革命谋反罪被判了刑，死在皮埃尔—保罗的小牢房里。他是拉脱维亚犹太人，入了法国国籍。他没有家人，孑然一身，于是顺其自然，他的那座小别墅成了我的财产。我颇有兴趣地在邻居和朋友面前露脸，但是没人记得雅克·卢里耶。我生活在这里，估摸着很快会在这里死去。

房子很小，并不舒适。因为缺钱，卢里耶只把墙砌到半高，根本挡不住外面的景致。

左边有一小块圈地，出售用的，总有山羊跑来啃乱砖碎石里面长的坚硬的香草。右边是座跟我的屋子相同的石砌方屋，被刷成了玫瑰色，每年都租给不同的夫妻居住。从尼斯通往蒙特卡洛的大道经过屋后；下方有座高架桥，可以远远望见大海。屋子还算清爽明亮。

我就这样过我的日子，可有时，我不晓得这里的宁静究竟可以愉悦心情还是会扼杀我。我常常希望继续工作。凌晨五点，是我在俄国开始一天工作的时刻。在这里，一到五点，我便会从睡梦中惊起，如果我还醒着，内心又会焦躁不安。我摸摸这个，看看那个，翻翻书籍，整整本子。我也像现在这样不停地写。外面天气明朗，旭日东升，玫瑰花散发出美妙的香气。我把一切，甚至我的一生，都献给了我们藏身的那个大厅，十五、二十个人躲在这里。那时是一九一七年，我们已经掌握了领导权。一个大雾弥漫的雪夜，外面风声大作，爆炸声轰鸣，涅瓦河秋季涨水，不时发出低沉的撞击声。电话铃叮铃铃地响个不停。有时我梦想：

“如果我更年轻、更强壮，我就重返俄国，重整旗鼓，这样我会死得更幸福，哪怕死在某间熟悉的小牢房里。”

权力，是压迫在人类命运上的幻影，像烟酒一样容易上瘾，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旦失去，便会感到深深的折磨和无尽的痛苦。其他大部分时间，就像我说过的，我对一切都很漠然，待在那儿等死的放松感像波浪一样有规则地拍打着我的内心。我并不痛苦。只有晚上发烧时，身子麻得让我难以忍受。我厌倦了血液单调的流动声，令耳朵嗡嗡作响。这样一直持续到早上。我打开灯，坐在桌前，面对打开的窗，直到太阳终于升起，我才又睡过去。

四

一年一次，瑞士委员会列出一张显贵要人的名单，都是残暴不公的沙俄最高官员，在这一年里要被消灭。我的母亲曾经从属于这一组织。在我那个时候，委员会有二十多个成员。

一九〇三年，俄国的国民教育大臣是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库里洛夫，遭世人唾弃。他是波别多诺斯采夫[20]学院毕业的反动分子，其高智商和残暴冷漠颇为出名，所以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涅尔罗德亲王的宠幸。虽然并非出身贵族，可是总摆出一副“比国王还高贵”的架势，极度痛恨革命、蔑视人民，集国家统治阶层的特点于一身。

他又高又胖，说话行动很慢；大学生们戏称他为“抹香鲸”（“残忍贪婪的抹香鲸”），因为他为人残暴，极富野心，在荣誉面前贪婪无比。人民尤其畏惧他。

组织的领导希望他在公众面前被处决，闹得越大越好，给人民留下最深的印象。因此，这项任务比以往困难得多。事实上，像以往的行动仅仅满足于突然袭击、投出炸弹，或是开枪射击是不够的，这次必须谨慎地选择时间和地点。第一次跟我谈起库里洛夫的是施旺医生。我刚认识施旺的时候，他应该有六十岁。他个头很小，瘦弱的身子骨轻飘飘的，像个舞者；他的头发细软而卷曲，完全白了，是一种月光或牛奶般的白色，卷发在前额处高高翘起。他的小脸棱角分明，紧闭的双唇布满细密的皱纹，透着冷酷，狡猾的鹰钩鼻始终保持紧张，活像个鸟嘴。他是个疯子。但是在我离开之后，他才被正式视为疯子关了起来，死在洛桑。不过当时，我已经本能地对他产生了恐惧和反感。他确实有天分：他是最早给肺结核病人做气胸实验的人之一。他爱毁灭，也爱痊愈。

现在我仿佛还能看到他，看到他坐在我的阳台上，为我缝补粗布衣服的破口子。那时我还是个十二岁的小男孩。月光洒在冷杉林上，厚厚的积雪呈现蓝色，结冰的小湖在黑暗中闪着光芒。施旺医生身穿一件怪异的睡衣，上面印着粉红粉蓝的花枝图案，月光照在他的白发上，反射出一圈光晕。他就这样向我传授恐怖主义教义：

“罗格纳，你看，像他这样一个人，又肥又胖，糟蹋人民的血汗……你笑吧。你想：‘等等，老伙计，等等……’他不认识你。你就站在那里，黑暗里。你做个动作……像这样……你抬起手……一颗炸弹，你看，一点都不大；可以藏在披巾里，藏在花束里……嘭！……为了党！老家伙，被炸得七零八碎……”

他小声叽咕，时不时大笑两声。

“他被炸得魂飞魄散……小小的柔弱的灵魂，不知所措[21]……”（他也有爱用拉丁引语的嗜好，和可怜的库里洛夫一样……）

他以古怪的方式交叉手指，像在编辫子；身后微蓝的景致、银色的冷杉、白雪和月光中，他的小钩鼻和紧绷的嘴唇如尖刀一般清晰地突显出来。

他作为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往往可以拿到数目相当可观的钱，我从没弄清他是如何拿到的。有些人认为他也是间谍煽事者[22]，可我不这么想。

正是他带我去参加了一九〇三年的执行委员会会议。这个冬日的夜晚，寒冷而明亮。我们顺一条齿轨小铁路去洛桑。火车沿途而下，压过轨道两侧盐块般硬脆的冰块，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车厢里只有我们。他裹在领袖穿的长外套里，虽然寒冷，但是和往常一样不戴帽子。

那次，他又窃窃私语般跟我重提了“抹香鲸”。

已经两次了，委员会两次派人暗杀大臣，可是每次我们的人都被逮捕绞死。委员会承认，让俄国人自己实施行动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警察认识所有的可疑人员，即使乔装改扮，他们也无法长时间隐瞒身份；他们若是被捕，则会牵连其他的组织成员，被一网打尽。

而且长久以来，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被作为机密，在外国的报刊上从无报道。这次的行动，就像我所说的，必须在人民眼中产生爆炸性效果，如果可能的话，要在外国大使面前、某个公共场所、某个仪式或节日庆典上实施行动。因此，行动困难重重。而我，无论对俄国警方还是俄国革命者来说都是陌生人，我会说俄语，虽然有很重的外国口音，这倒不是坏事，由此看来，我可以轻易拿着瑞士护照潜入俄国。

我听着他的话。多少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很难回忆起当时的确切感受。委员会的公正性是有名的，只会判决那些罪有应得的人。而且我深信，自己豁出性命去做的事就像教育大臣本人决定处决还是赦免犯人一样理所当然。最后一点原因，那时我二十二岁，不像现在的我。那时我所认识的世界里，只有那座疗养院和红色山上的阴暗房间。我迫切地渴望感受生活，而且从那时起，我已经爱上了将他人的命运握在手中的感觉，就像抓住一只活生生的小鸟……

我没有回答。我敲敲窗玻璃，一块块雪仍然粘在窗上。我望向窗外。很快，我们接近了平原地带；冷杉林越来越少；远远地可以望见，黑暗中的冷杉树枝上垂下根根冰凌，被伐木工人点燃的火堆照得闪闪发光。

最后，我们终于到达洛桑。就在那晚，委员会成员聚集在了一起。

我认识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同时见到他们所有人。其中有卢登、他妻子、罗巴科夫、布罗茨基、朵拉·爱森、列昂尼多夫、何赫尔兹……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之后死了，死得很惨烈。

也有个别人适时放弃了革命。何赫尔兹现在还活着，在法国。我刚到尼斯时，在英国人的游步甲板上见过他一次，他勾着妻子的手臂，牵着一条白色的卷毛小狗；他的模样苍老病态，但是心境平和，俨然一个法国普通小市民。

他与我擦肩而过，没有认出我来。过去，里姆斯基总督将军和博布利诺夫大臣正是死于他的命令之下。

一九〇七年，他本应炸掉沙皇的火车，却因为失误，错把炸弹投到了彼得堡—雅尔塔的列车下面，沙皇和其他皇室成员坐的却是相反方向的列车。这次失误搭上了二十多个无辜性命（我还没有算上受命投掷炸弹却没有时间逃开的人：这种工作处处需要冒险）。

一九〇三年，委员会会议在卢登的房间举行，历时将近一小时。为了不让邻居起疑心，面对窗户的桌子上放满了酒瓶，被灯照得亮亮的。两个女人中的一个时不时会起身去墙角的老钢琴前坐下，弹一曲华尔兹。他们给了我一本护照，名字是马塞尔·勒格朗，生于日内瓦，医学博士。我还拿到了学历证明和一些钱。最后，所有人各回各家，我则回到了旅馆。

五

我异常清晰地记得我过夜的房间。破旧的地毯上被走出一条黄色的路，我在上面踱来踱去直到清晨。洗脸池上一面模糊的小镜子里，映照出黑木家具、绿色墙纸和我苍白不安的脸孔。我记得，我打开了窗，费力地看清一座灰色的小教堂，上面盖着轻薄的雪花。无人的街道，这里那里，亮着忧伤的灯光。我感到莫名地疲惫、感伤。这次行动决定了我党的命运（我要说的不是自己的革命生涯，因为我对此毫无兴趣），在行动完成的前夜，我对自己的存在本身已经漠然视之了。最后，纯净冰冷的空气让我清醒过来。渐渐地，一想到我将离开这个死亡的国度，想到我已经康复，想到前方我的革命生涯在等待，有激情有战斗，还有其他……我便再次被激奋的情绪所包围，和在火车上一样。我在这家旅馆待了几天。

终于一天早上，那是一九〇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我接到命令出发了。我必须先去基辅，认识一个叫法妮·扎尔特的人，她会随我到斯特拉斯堡，给我帮助。我在离开洛桑时，见到了奇怪的一幕，让我讶异不已。虽然毫无意义，虽然与我之后的生涯毫无关联，但是我没有忘记这一幕，直到现在，还会在梦里重现。

那天白天，我按照计划回蒙特见了施旺医生最后一面。重返洛桑时，我乘上一辆慢吞吞的小火车，走起来呼哧呼哧，每站都停。等我到洛桑该是午夜了。

到达沃韦[23]的时候是晚上十点。车站里空空荡荡，电铃在深深的寂静中轻声地叮铃作响。

突然，我对面的月台上出现了一个人影，人影跑进车站，冲向火车头。车走得很慢；这个人似乎想超过火车。我身边的一位女士一声惊叫。我看见他猛然间打起滚来，形成一个圆，就像某些鸟儿滑翔俯冲而下时打着转。他跌倒在地，重新站起，接着跑，再跌倒……这样两次、三次。最后，他倒在地上不再动弹，身子微微抽动。

火车停了下来；车上了解情况的旅客立刻跳下车厢，扶起男子。我看着他们弯腰讯问他。他没有回答，只是无力地摇着手，表示否认。然后他痉挛似的号啕大哭。

人们把他扶到长椅上坐下，看他片刻，然后离开他。火车开动了。我脑中印下了这个男人的形象，一个穿着丧服的胖男人，浓厚的黑色胡髭，头戴黑色毡帽，在一月份寒冷的夜晚，荒无人烟的车站里，孤零零地坐着，一双大手在膝盖处交叉，仿佛绝望到无所留恋。

在这之后，我多次自问，为什么这件事会在我脑中有如此深刻的印象。但是事实是，这个男子的面容伴随我几年之久；消灭“抹香鲸”之后，在梦中，我看见他的脸与“抹香鲸”的脸重合在一起。他们的相貌确实有些形似。

在基辅，我按照地址找到了医学学生法妮·扎尔特。这个矮胖的女孩二十岁，黑色头发垂在两颊，像两只爪子。挺直的长鼻子、有力的嘴、下翻的下唇使整张脸显得顽强而高傲。一双眼睛冷酷无情，我见过的女人中，只有组织里的女人才拥有这样的眼睛（党内第二代女成员，与我母亲近视疲乏的眼神完全不同）。

她是敖德萨一个钟表匠的女儿，哥哥是彼得堡富有的银行家，为她支付学费，但始终与她保持距离。因此，她所痛恨的有产阶级在她脑中有了具体的形象——一个肚皮滚圆的犹太小银行家。三年前，她加入了组织。

她住在基辅一座角楼顶层的大房间里；从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可以看到一头是集市，一头是广场，一条长街穿过广场，延伸到漂亮的金色教堂前。后来我们占领基辅，我想到了这座房子；我在房子里安上机枪；马赫诺[24]的人一从教堂出来，散开在广场上，便遭到攻击，中弹倒地而亡。

法妮给了我一本护照，是她一个兄弟的：我们约定，马塞尔·勒格朗这个名字只能出现在彼得堡，以此更好地隐藏我的踪迹。

当天晚上我住在她家里。几乎一整天我都独自一人。她在大学上课，晚上才回来做饭。我们聊了起来，更准确地说，是她一个人在说，不断提到判决名单上的名字。

结了冰的广场上雪越积越厚：可以看到警局的人双双走回局里。那时的基辅只是个小省城，阴郁僻静。在这里，我见到了最美的夕阳，灿烂而忧郁。

西边的天空忽然一片血红，腾起紫色的烟雾。不计其数的乌鸦在天上扑腾着翅膀，呱呱的叫声和啪啪的振翅声充斥着我们的耳朵，直到夜幕降临。

从窗户望出去，我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玻璃窗后面静静的人影，商店里的汽油灯放在地上，灯光颤抖着，光芒中散出阵阵油烟。

我只能见法妮；根据我收到的指示，我不应该认识组织的其他成员。或许在那个时代，日内瓦的领导已经开始怀疑A是叛徒了……

最后我跟法妮一同离开基辅，在复活节前夜到达了彼得堡。

六

我住进了法妮推荐的一间配家具的屋子；房子的所有人是施罗德夫人。她原籍德国，过去经营的约会会所被她改头换面，变成了现在这家旅店。她同时拿着革命组织和警察的双份报酬，因此双方在此都互相宽容，让这个地方变得十分安全。

相当多的流莺女妓常常来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成了我们免费的情报员。晚上，她们回涅瓦大街或是夜总会前，总会先聚在施罗德夫人这里；只消在桌上放一瓶伏特加和茶水，她们便会将我们所需的人名、地址和盘托出，毫无觉察，比专业情报员提供的消息更有意义。这些漂亮女人待人亲切、温柔似水，相当可怜。她们骨子里有着反动潜质，和大多数妓女一样，却并未料到自己在两个阵营里所扮演的角色。至少大多数是这样。也有少数人会出于兴趣、忌妒或是风言风语的嗜好有意泄露秘密。

第二天刚好是复活节。到达的当晚，我们便决定第二天去圣伊萨克大教堂，因为根据法妮的情报，库里洛夫会去教堂参加弥撒。这样，我就不用仅靠看他的画像来辨认他了。

这年的耶稣复活日恰好和某位我不记得名字的圣人的纪念日相重合：正是因此，库里洛夫不能像往年一样，在大臣专用的小教堂里做简单的弥撒。

法妮一旦给我指出了库里洛夫，就会马上离开。她是警方怀疑的对象：她的名字与一个地下秘密印刷事件有所牵连。也正是因此，组织拒绝把袭击行动托付给她。这个女人出奇地聪慧，行动敏捷，强烈的热情与持久的压力支撑着她，这种情况我只在女人身上见过，而且往往能促使她们奇迹般地保持耐力和活力。但是，她们会突然倒下，以自杀终结生命，或是投靠敌人、出卖我们。另外，其中很多人都死得很坚决。

那天晚上，法妮还成功地搞到了钱和给自己穿的农妇的破衣烂衫。

我们带上两个圆蛋糕形状、教堂祝圣用的大蜡烛，准备在去大教堂的路上，绕路看看库里洛夫住的大臣府邸。

我望着圣彼得堡城，美得让人迷醉。这年的复活节很迟，到了晚上天空还是亮的。

红色的宫殿、码头和深色的花岗岩房屋清晰可见。我停在大臣府邸前，久久凝望阳台上铁铸的圆柱；石块的深红色与国家建筑相同，红得像染上了干血。高高的栅栏围绕着花园，此时的花园仍旧一毛不拔；透过被砍掉的树枝，我看到铺满细沙的院子和白色大理石楼梯。

我们转回圣伊萨克大教堂的方向。街上挤满了无名之辈，像我们一样手持蜡烛，有的手捧白色餐巾包好的蛋糕。有人在露天搭建的台子上卖糕点。马车慢悠悠地向前走。我们到达了广场。广场上，人群在等待。我看见外交团体的成员、大臣、高级官员、夫人们依次进入教堂。随后，我们也假装成市民，随人流挤了进去。

法妮一直进到教堂深处的僻静角落，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几排。香雾缭绕中，我们的太阳穴不时抽动。我注意到，一行人身着舞会装束，仿佛穿云而来，他们的制服闪亮，配着绶带，别着星章。被烛光映成黄色的脸孔像是死人的脸，嘴巴则被深黑的阴影包围。万炷光下，神父唱着颂歌，向我们摇晃香炉。法妮说：

“左边那排第三个，两个女人中间。一个头上插着鹤望兰，一个穿白裙，年轻的。”

飞腾的香雾中，我的目光搜索到一个身材高大的胖男人，头发和眉毛几乎全白了，浅褐黄的胡子两头尖尖。他面无表情，高傲而冷酷。我观察他许久。他一直像块石头纹丝不动，只有手慢慢抬起，划出十字，粗大的脖子和硕大的脸孔并未因此抖动，睫毛也没有丝毫颤动；黯淡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的祭台。

法妮一只手紧紧抓着她的红手帕，撑着下巴，也凝视着库里洛夫，两眼放光。这里有上百个警察，有的穿制服，有的穿便衣，但是一看他们生硬的表情、高傲的态度和粗暴的言行，就能认出他们。这些警察隔开了普通民众和耀眼的贵族高官，形成一条分隔带。

热浪袭来，我感觉太阳穴不停地抽搐，我听见自己心脏低沉而无序的跳动声。我们像周围的人一样跪着，教堂里的颂歌仿佛从华丽的拱穹上落下，压在我们头上。

我不再注意库里洛夫；梦幻和兴奋的感觉将我侵蚀；不由自主地，我触摸起面前的铺地石板，像其他农夫一样；大理石板地面升起一阵凉气，潮湿冰冷的气味涌来。

终于，仪式结束了。我们走出教堂；警察分开人群；我看到库里洛夫被一个戴着黑色有国籍标识帽子的人扶着，坐进马车。

神父在教堂内走完三圈；春天明亮的夜晚，可以看到圣像上长长的饰带有气无力地飘动。神甫们带着闪亮的十字架，三次经过我们身边，他们的歌声渐渐消逝在远方。

我们离开人群，沿着涅瓦大街走回住处。像别人一样，我们点燃蜡烛，捧在手上；蜡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夜晚那么柔美，没有一丝风，蜡烛高高的透明火焰直直向上。“和平的迹象，幸福的征兆。”我们后面的女人一面说，一面用手保护好明亮的烛火。头顶的天空开始暗淡下去，可是地平线上明亮依旧，飘着红霞，染红了运河，河面上云霞浅浅的影子变幻莫测。

我们再一次路过大臣府邸，栅栏大开着。马车一辆接一辆驶入花园深处。可以清楚地看见窗边身着舞会长裙的女人们，听见沉闷的音乐声。整栋房子灯火通明。

不知为何，我缓缓走在街上，感觉病了（因为香烛的味道和教堂的热气让我恶心发热），这是我第一次，一想起大臣冰冷的脸孔，便产生一种仇恨。我的心里充满了仇恨。

法妮似乎对我的这种感情不以为然。她看看我，冷冷地说：

“就这样？”

我耸耸肩，没有回答。

第一次，这个神秘高傲的女孩谈起了她自己，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们坐在河畔岩石凿出的长凳上，涅瓦河的河风迎面而来，带着冰的气味，清新如初；风吹熄了我们的蜡烛。

此后，我听说过不少组织里的其他女人描述相同的故事；她们的经历与受挫的傲气、对自由的渴求，还有复仇的愿望息息相关。只是法妮的声音和话语里有些极其做作的东西，听得我很不自在，很是寒心。她明显动了真情，与我双目对视，渴望打动我的心，让我产生怜悯、钦佩或是恐惧的感情。可是我几乎没有听她说话：这整个夜晚就像一场梦魇，她的话语在梦幻与发热产生的幻景中模糊不清。

七

我花了一个月来侦察大臣府邸，寻找进入的方法，却无功而返。渐渐地，我开始热衷起来：不论白天黑夜，我都在房子周围溜达，询问送货的伙计、大臣的雇员和邻街多嘴的店主。很快我便对库里洛夫的外界生活环境了如指掌，他的各种习惯、觐见沙皇的时间和日期、朋友的姓名、民众对他的看法。残忍冷酷和富有野心是频繁出现的两个词。我得知，他去世的第一任妻子出生于极有势力的家庭，受到皇后的庇护；也因为皇后的关系，库里洛夫才得以节节高升；自从沙皇尼古拉[25]登基以来，大臣的保护人变成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维奇·涅尔罗德亲王。

库里洛夫和第一任妻子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和他生活在一起。男孩还是个孩子，而女孩正到了出嫁的年龄。一年多前，他最终还是娶了自己包养的法国情妇玛格，全名玛格丽特·达利西，过去是轻歌剧演员，从库里洛夫年轻时起，他们就保持着这种关系。

一天，我看见这个女人和大臣女儿从房里出来；我认出了她们，正是在教堂里坐在库里洛夫两旁的人；女孩不高，样子很年轻，非常漂亮，碧蓝的眼睛大大的；而那个女人……真是特别：她像只年老色衰的天堂鸟，失去了光彩夺目的羽翼，可仍因道具似的假珠宝闪着光芒。尽管她浓妆艳抹，午时的阳光还是无情地照出了她脸颊上的红斑和皮肤上深深的细纹；她的脸一定是因为时光的流逝胖了起来，不过仍能从她脸部干净的线条看出，她曾经是个美人胚子。

她经过我时撞到了我。她理了理长裙的波浪花边，瞥了我一眼。我看见她的眼睛，离我很近，美得让我惊异。黑亮的瞳孔、深色的薄眼皮，疲惫而深邃的眼神打动了我。她令我想起在施罗德夫人的旅馆里见过的一位老妓女，衰老得厉害，却有着同样疲惫深邃的眼神。

她低声吐出几句抱歉之辞，说话中带着浓重的法国口音（她声音做作，让人不快），然后走开了。我跟踪她片刻。她走起路来颇为滑稽，一蹦一跳，像是年老的演员边走边担心因为年龄而增加的体重会让她在木板舞台上头重脚轻。

“这个女人，”之后，法妮告诉我，“明目张胆地与他生活了十四年。他们在群岛湾的别墅办过不少下流的歌舞酒会。”

大臣本人出来时，我会避免出现在那里，担心会引起密探的注意。尤其在库里洛夫要去觐见沙皇的时候，那些密探似乎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到这里，仿佛要向这个街区的人们炫耀他们无所不在。后来我才知道，似乎失宠的大臣总是被笨拙地监视着，这是对大臣的挑衅；但是当时，我惊讶不已。

我惟一一次看到库里洛夫，完全出于偶然。随着人流，我毫无意识地来到这片街区，经过大臣府邸时，一眼望见他正要出门；门卫和警察站得笔挺。街道的各个角落，都有便衣来回走动。（我已经学会辨认他们：在彼得堡的居民当中，只有他们不论冬夏都戴着黑色礼帽，手里还抓着扎好的大伞。）

门开了，库里洛夫走向马车，后面跟着一名秘书。他快步走过去，紧锁眉头，表情阴郁。我靠在墙上看他。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将头转向我，像那时他妻子一样，但是，他的目光仿佛穿透我，忽视了我的存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惟一被死神选中的库里洛夫的死刑执行人，而且（他如此肥胖，如此冷漠，样子一本正经）我会满心欢喜地看着这坨壮观的横肉和这张无情的脸孔被炸得“血肉横飞”。这一刻，我恨他，就像当初憎恨施旺医生一样，完全出于生理的反应。我转过身，他经过我身边，继续走他的路。我在一家小酒馆坐下，吃饭，消磨夜晚的时间。

第二天，我才从法妮那里得知，在大臣的起诉下，六十个大学生被捕，被指控阴谋策划革命。一位历史老师拒绝回答学生提出的关于巴黎公社的问题，这些年轻人便造起反来，以他们的力量又能怎样？不过做些幼稚愚蠢的举动，砸烂书桌、在小教堂的仪式上高唱革命颂歌（凌乱地唱着《国际歌》和《马赛曲》）。军队把他们全部赶出了阶梯教室。

在施罗德夫人那里吃饭时，她向我谈起她二十岁时的库里洛夫太太。“那时候啊，她还在唱《吉罗弗莱与吉罗费拉》[26]，在群岛湾的小酒店里。没过多久，她就成了涅尔罗德亲王的情妇，还不认识她的库里洛夫大人。”

“库里洛夫知道在他之前，亲王曾垂青过这位夫人吗？”我问。

施罗德夫人告诉我，出于某些秘密，他们的这种关系反而使他们更加亲密。她正说的时候，法妮进来了。

城里，人们传言士兵开了火，一定数量的年轻人非死即伤。在法妮脸上，我第一次见到人类的面孔可以如此充满仇恨；她碧绿的眼睛喷射出怒火，就连我也被惊吓住了。

我们出门时发现，整座城市寂静无声，只有商店前面的铁门被匆匆拉下的声响。少有几间商店还开着门；地上的一盏提灯以微弱的光芒照着这几间店铺。

大学里矩形的大院栅栏紧闭，不过我们刚到，就有一小队人抬着担架走了进去。

我们尾随其后，溜进大院。栅栏的门再次关闭了。学校的大楼陷没在无尽的黑暗中。突然，一缕光线照亮了无数大厅中的一个，光线穿透阶梯教室的大玻璃窗，在夜晚的光线[27]中微微闪现。不知为何，这束光让我感到阴森可怖，不可言语。

我们藏身于高大的柱子背后，不敢移动，因为随意乱跑是十分危险的，警察的人随时都会出现。

街道对面的房屋同样大门紧闭，同样阴沉。我们刚要离开，一辆马车飞驰而来。幸好我们被突然出现的来往人群耽搁了，我们认出了车上的库里洛夫。

一名警卫走出队伍，打开车门，不过库里洛夫打了个手势，示意不用下车。他们说了几句话；虽然我离得很近，但还是没有听到一个字。夜晚的光线清澈明亮，仿佛落日的余晖。光线下，我看见大臣高大的身躯一动不动，脸上的表情异常冰冷。

这时，院子里响起脚步声，抬担架的人出来了。大概一共八人。经过马车时，他们停了下来，揭起盖在尸体上的床单。

站在库里洛夫身旁的人我还记得，是个面无血色的矮男人，长着大把的黄色胡髭，一紧张嘴唇便会抽动。他将死者的姓名登记在册；抬担架的人从死人的衣服里翻出地址簿、证件、护照，然后递给他。

瞬间的亮光闪过，我看到一张张紧闭双眼的年轻面孔，如此神秘，让我难以忘怀。死者死后几小时，脸上痛苦恐惧的痕迹已不复存在，深深刻在脸上的只有蔑视的表情。

搬运工“嗨哟嗨哟”地扛起装尸体的箱子。就这样，死者被人抬起，又被重重地扔进停在路边的军用货车，发出沉闷的响声。货车门关上了，里面是无尽的黑暗。

大臣打了个手势，警察散了开去。马儿一使劲，车子动了起来。趁此机会，我看见了大臣。他缩起身子，把帽子向前拉了拉，遮住眼睛。这一幕只令我感到深深地厌恶。

八

我考虑过作为法籍佣人、家庭教师或医生出现在教育大臣面前。最后，还是伪装成医生更为合适。组织的一名成员在瑞士公使团任职，他把我推荐给了他的顶头上司，而他的上司又毫不知情地将我推荐给库里洛夫。其实，库里洛夫每年去群岛湾和高加索的别墅度假，都会带上一名他喜欢的外国年轻医生。

我带上护照和伪造的推荐信来到公使团，很快办好了手续，自然比那真的马塞尔·勒格朗先生要快得多。我得到了瑞士大臣的政治担保，当天便动身去库里洛夫的府邸。

一名秘书接待了我，检查并拿走了我的证件；然后他请我第二天再来，我照做了。

于是第二天，我又来到这里等待。

库里洛夫迈着沉重粗暴的步伐穿过客厅，抓住我的手。让我惊异的是，如此近距离看到的他的面容与我之前所见大相径庭。他显得更加苍老，在公众面前石头般无动于衷的脸孔更加萎靡、脆弱和柔和，因脂肪堆积而显得白惨惨的；黑眼圈很重，包围着他的眼睛。

我与他在门口擦肩而过的那一次，他看着我的眼睛，却又视我不见，像在一面玻璃墙壁后面搜寻着什么，同时伸长了脖子，竖起耳朵。我再次见到了这种眼神。交谈中，我不时感觉到他疲倦的蓝眼睛盯着我不放。之后有人告诉我，那是亚历山大三世的怪癖，不动眼皮、不动睫毛，向下死盯对方的脸，无形中给对话者施加压力。或许大臣是在模仿。不过，他的样子倒更像被什么顽念所折磨，被他盯着并不可怕，只是觉得困窘罢了。

他向我提了几个问题，问我是否能从周一开始一直待在他群岛湾的别墅里。

“六月我准备住在那里。”他说，“秋天再去高加索……”

我应允下来。他示意秘书把我送到门口。于是，我离开了。

到了周一，我搭车来到群岛湾。库里洛夫的别墅建在岛的尽头，一个叫做“箭头”的地方。在那里，可以看到芬兰的整个海湾；整个五月的夜晚，夕阳映在湾里，溢出银色的闪光。细弱的桦树和矮小的枞木生长在松软的土地上，地里渗出黑色的腐水。我从未见过如此盛产蚊子的地方。一到晚上，白雾腾起，环绕在房屋周围，湿地里飞来的蚊子便在空中形成厚厚的乌云。

群岛湾的宅子美不胜收。有时，尼斯的某所房子会让我回想起库里洛夫的别墅，都是相同的意大利洛可可风格的豪华建筑，藏红色调的石块、刷成绿色的墙基、卵形的装饰阳台。

内战时，一切都被毁了。我曾经故地重游，记得那是十月十九日与尤登尼奇[28]的军队交战之时，我是部队的特派员。我们的红卫兵在海湾岸边宿营。我甚至找不到宅子的遗迹，这里完完全全被炮弹夷为了平地。宅子像是沉入了地下；地面上到处都在冒水，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水塘，静幽幽的，深不见底，蚊子尖尖的嗡嗡声不断传来……我呼吸着水的味道，产生了怪异的感觉。

在这所宅子里，我单独与库里洛夫的儿子待了一些时日，他十岁，名叫伊万。和我们一起的还有他的家庭教师，一个叫弗莱里希的瑞士人。大臣被沙皇叫进了宫。不久，库里洛夫太太和女儿伊娜（伊丽娜·瓦列里亚诺芙娜）也来了。最后到的，是大臣自己。

九

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深夜到的，我已经睡了。马车碾过院中石子的声音吵醒了我。

我走到窗前。侍从打开车门，库里洛夫由一名秘书扶着下了车；他看似举步维艰，迈着沉重的步子穿过前院。他在台阶处停了下来，指指行李，下了几个命令，我没有听见。我望着他。这时，我不厌其烦地看他……一个在河畔等待许久的垂钓者，最后终于感到手中的钓竿被压弯、不断抖动，他把钓到的鲑鱼或是小体鲟放在面前，定会凝视着拍打尾巴、泛着鳞光的猎物。而我此时的感觉，正是如此。

库里洛夫半天才走进宅子。我始终站在窗前，疯狂地想象把他的生死握在手中的那一刻。

这晚我没有再睡，而是读起书来。一个佣人走了进来：

“快点下楼：大人很不舒服。”

我走向大臣的房间，刚靠近便听见一种近乎尖叫的喊声，被呻吟和喘气声不停打断。我几乎没有辨认出来，那是库里洛夫的声音：

“我的主啊！我的主啊！我的主！……”

佣人催促我：

“您快点，大人很痛苦……”

我走了进去。房间混乱无比。我看见库里洛夫脱光衣服躺在床上，一支点燃的蜡烛照亮了他蜡黄色肥胖的身躯。他不断翻来覆去，试图找个姿势减轻痛苦，可是稍稍一动，他又痛得大声呼叫。他看见我，想跟我说话，可突然出口的是一堆黑色的呕吐物。我检查了他干黄的颧颊和眼皮内侧，黑眼圈依然很深。他呻吟着，用手指指肝部，圆瞪的双眼一直盯着我；我试着触按他的肝部，可是肝壁被大量脂肪占据了；不过我发现，与他硕大的肚子相比，他的胸部和双腿不同寻常地瘦弱。

他的妻子跪在前面，双手撑着他扭动的脑袋。

“是肝？”我问。

她指指桌下早已备好的吗啡注射器。

“一直是朗恩堡教授给大人治疗，可是他现在不在。”她悄声说。

我给他注射了吗啡，热敷肝部。库里洛夫浅浅地睡去了，又不断呻吟着醒来。

大约一小时后，我换了热敷料。他不再呻吟，只是偶尔深深地吸气。他全身没有体毛，包裹着白色的脂肪，像是动物的油脂。我注意到，他的胸前有个小小的金色圣像，穿着丝线挂在脖子上。这间大屋子形状不规则，灰暗而阴郁。绿色棱纹平布挂毯从上到下盖住墙面；挂毯几乎成了黑色，画着圣母玛利亚与众圣徒，跟小教堂里的一样。巨大的圣像镶着金框，占据了墙的一角；圣像里还有个头戴宝石的黑圣母，痛苦的表情让人不快；打在圣像上的灯将挂毯的几处照亮；床的上方，我数出三盏灯，排列在帷幔的褶子里。

他的妻子没有移动一步，一直小心翼翼地抓着他的手，仿佛面前是个熟睡的孩子。他的额头硕大僵硬，呈现出蜡黄色。

我劝她放手，说他现在毫无意识。她没有回答我，像是没有听见，只是紧紧地抱住他歪在一边的脸。他呼吸困难，张着嘴，张大鼻孔，无神的大眼在下垂的眼皮底下微微闪光。

她对他耳语：

“瓦利亚[29]……我的爱；瓦利亚，亲爱的……”

我专注地看着她。她显得疲惫不堪；卸下红粉的脸是张老人的脸，老女人……可是她过去一定很美……她身上有着奇特的融合，既可笑又悲哀。她头上的金发打着小卷，如孩子一般。嘴上深深刻着细纹，像是木板上的裂痕；她的眼眶一圈都是黑的，形成深色的圆环：或许正是因此，让人觉得她的眼神深邃而慵懒。

“他会不会冷？”她低声说，“每次他都痛到连一张床单盖在身上都不能忍受。”

他的身体因为高烧和寒冷颤抖着。我找来一床被子，将他光着的身子裹好。一时间，我忍不住要去抚摸他肝脏的部位。他发出动物般的呻吟，不知为何碰了碰我。

“好了，好了，”我说，“没事了……”

我把手放在他的前额上，擦掉汗水。我的手冰冷，他的头烧得滚烫。感觉他的状态好了很多，我又一次用手慢慢地摸他的脸，凝视他。

库里洛夫太太低声问：

“瓦利亚，亲爱的，你好点没？”

我重复着：

“让他睡吧。他睡着了……”

她抱着他的头，小心地放在枕头上。我伸手拿起一瓶白醋，将手浸在里面。他就睡在我的眼皮底下，躺在我面前；虽然折磨不断，他灰白的面孔还是保持着严酷冰冷的神态。

一直待在房间里一声不吭的佣人突然小声问道：

“我需要去把朗恩堡教授找来吗？”

“对，对，”库里洛夫太太急切地说，“快点……快去……”

我离开床边，坐在打开的窗旁，终于可以抽口香烟，放松地呼吸了。天亮了，外面已经有马车来来往往。

不久，库里洛夫坐了起来，示意让我过去。

“有人去请朗恩堡教授了。”我说。

“我要感谢您。您把我照顾得很好。您的确很能干。”

他说的是法语，声音柔和模糊。他确实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他的脸色发灰，眼袋深陷，出现黑色的阴影。他的妻子向他弯下腰去，温柔地抚摸他的脸庞。她一直站在床头，专注地望着他。

他请我为他听诊：我下手很轻。当他问起病因，我回答说，大概是工作过度造成的。我惊讶的是，他体内几乎所有器官的功能都很差。他表面看像是铁打的，面貌、肥胖的身材、高高的个子，让他看起来像个巨人。然而他的肺部有栓塞、心律不齐、容易紧张，这堆肥肉下面没有一寸肌肉。

我又回到肝部，小心地触诊；我发觉手指碰到了一个不正常的肿块，可他推开我的手，脸色更加苍白：

“饶了我吧……”

他用手指指身体右侧。

“这儿，这儿，像刀割一样……”

他稍稍移动便会加剧疼痛。他呻吟着，却死死地咬紧牙关，眼中充满愤怒：他早已习惯用手势和眼神发号施令，面对疾病与死亡，他也无意识地用着这些方法。

过了一会儿，他安静下来，又开始说话。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他活得相当不易，他感到厌倦。他不停地喘气，摇晃的大手不断微颤。

“您不知道，您不了解这个国家。我们正在渡过难关。所有政权都被削弱了，沙皇陛下的臣仆可有重担要挑啊。”

他越说越动情，言辞越加豪迈；他的脸苍老疲倦，眼眶里还残留着痛苦的泪水，这副模样与他的豪言壮语放在一起，真够诡异。

他停下来，柔声对妻子说：

“您去休息会儿吧，玛格丽特。”

她久久地吻着他的额头，然后离开了。

我跟在她后面走出来，快步超过她。我好奇地盯着她的脸。

“真的是……肝病发作？”她问，一脸狐疑和焦虑，原先疲惫的脸孔紧张起来。

“可能是……”

她犹豫了，低声说：

“您知道，这个朗恩堡……这些医生，这帮俄国人，一个都不信任我……如果他不是大臣，情况就会不同，肯定是这样！他们一个比一个躲得快，想逃避责任；他们害怕，一个个都溜了，哼！”

她的巴黎口音很重，小舌音尤为清楚，说话快到吃掉了每个词的后半个音节。她甩甩怪异的金发，疲倦的大眼睛直盯着我：

“您是法国人，先生？”

“不，是瑞士人。”

“啊！”她说，“真遗憾！”

她安静地沉思片刻，最后问道：

“不过……您了解巴黎吗？”

“是的。”

“我是巴黎人。”她骄傲地看着我。

无意中，她微笑起来，眼里、牙齿都闪着光芒：

“巴黎人！”

我们走到楼梯前，我侧身让她过去；她整整长裙的褶子，伸出脚（脚仍很漂亮，瘦削，成弓形，穿着金色的高跟拖鞋）准备上楼。这时，一个穿过长廊的女佣把包瓷托盘摔在了地上。

我清楚地听见餐盘摔破的声音和女孩极具穿透力的尖叫。库里洛夫太太脸色铁青地僵在那里，像被钉在了地上。我想安慰她，可是她听不进我的话，只是面色苍白地站着，一动不动，唯有嘴唇微微颤抖，形成一种滑稽而又痛苦的怪模样。

我打开客厅的门，给她看跪在地上收拾碎片的女佣，她的两颊才稍稍恢复点血色。

她深深吸着气，沉默着走上楼去。离开我前，她在楼梯的平台上挤出笑容，低声叹息道：

“我始终生活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下……我的丈夫受人尊敬，却……”

她没有继续，只是低着头，突然离我而去。之后，每当大臣晚归，我便看见她将身子伸出窗外，或许在观察周围，注意着道路上有无担架抬着的尸体；每当屋里有不同寻常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我总会看到她一下惊起，脸色煞白，像只被人追捕的可怜的野兽，等待着不知哪里会射出的一弹，结束它的生命。

在消灭了大臣之后，我清楚地记得，我被严密看管起来，隔壁的房间排放着尸体。她走了进来：看上去十分平静，两眼没有泪水。她解脱了。

十

第二天，朗恩堡教授来此出诊，库里洛夫把我也叫了去。

朗恩堡身材高大，是个金发德国人，胡子坚硬，棱角分明。眼镜后面可见犀利、冷漠、讥讽的眼神。他冰冷潮湿的手触摸起库里洛夫的身体，刚一碰到，坐在床脚的我就感到一阵猛烈的颤抖，和昨晚一样。

朗恩堡似乎乐此不疲；他一面做触诊，一面翻转着肥硕痛苦的身躯，嘲弄似的撇撇嘴，并不出声。这一举动激怒了我。

“好了，好了……”

“我还要躺着吗？……”

“几天吧……不长……您没什么工作，最近？”

“我的工作是不容中断的。”库里洛夫皱起眉头。

离开时，朗恩堡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

“您有没有感觉到，检查的时候，手指能摸出到个肿块？”

我说非常明显。他点了几下头。

“是的，是的……”

“是一种癌症。”我对他说。

“这个，”他耸耸肩，“我就不清楚了……肿瘤刚刚出现，毕竟……如果不是库里洛夫，是个好小子的话……一个小伙子[30]……我可以做手术，把他的命延长几年……可库里洛夫的话！谁愿意为他负责！……”

我们在连着卧室的明亮的长廊里走来走去。

“他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他说，“告诉他有什么好处？他已经看了不知多少医生了，所有人都怀疑是癌症，但没人愿意给他开刀。他可是库里洛夫！”他重复着，“您不明白，您不了解这个国家，年轻人！”

他给我写了一张特定食谱，告诉我治疗的注意事项，然后离开了。

病痛发作了十天左右。这段时间，我一直待在大臣隔壁的小房间，随时听他召唤。大臣雇来整理卷宗和信件的雇员和秘书们总是不断地穿过房间。我看着他们等待，哆嗦着接近紧闭的房门；我听见他们互相低声询问：

“他今天心情如何？”

其中一名下级雇员因职务需要，每天要见大臣多次，进去前总是偷偷在胸前划着十字。我记得，他年老严肃，衣着得体，脸色苍白，始终焦虑不安……以往，库里洛夫似乎一直用同样礼貌的口吻说话，虽然只是微微动动嘴唇，语调冰冷，话语简明，他很少露出不耐烦的样子。但是这回，坐在隔壁房间的我模糊地听到了他大声的咒骂，声音尖刺，气喘吁吁的。他突然停下，大口吸着气，无力地摆摆手说：

“滚吧！……让他见鬼去吧！……”

一天，在我面前，库里洛夫太太在卧室门口撞到了一名女访客。这位女士我已经见过多次，但是不知道她的姓名，所有人都带着无限的敬意对待她。她同样面色苍白，相貌平平，清晰瘦削的线条引人注目，她深陷的双眼忧伤地凝视前方。她像根铁棍似的站得笔直，头发里已经可见缕缕白丝，前额上烫着大卷，牙齿很长，衣领撑有塑料薄片，灰色呢绒外衣，三层大翻领，花边装饰，令她的侧影古怪惊人。

一发现是她，库里洛夫太太显得极度慌乱；她迟疑片刻，行了一个屈膝礼。女访客看着她，眼光逗留在她的金发、眼影和嘴唇上。然后她轻出一口气，扬起眉毛，毫无血色的嘴唇咧开，露出讽刺的微笑。

“大臣大人好些了吗？”她低语道，声音疲惫不堪。

库里洛夫太太回答：

“我的丈夫好多了，殿下……”

短暂的沉默之后，女访客走进了房间。库里洛夫太太一时在房间中央不知所措，随后慢步离开了。经过我面前时，她悲伤地笑了，耸耸肩膀小声说：

“她的打扮多可笑啊，这些女人，是吧？”

靠近看她我才发现，她的眼里噙着泪水，满面倦容。另一回，我在大臣的卧室里见到一个身着白色夏季军服的老男人。后来了解到，他就是涅尔罗德亲王。大臣面对亲王时，说话声音变得深沉，如丝绒般柔和甜美。

我一进房间便看见他躺在床上，努力直起身子，却令脸色更加苍白。然而，他在微笑，郑重地低下头，温和而恭敬。他发现了我，脸上的表情立刻变了；他尊贵的脑袋倒回枕头，不耐烦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等一会儿，勒格朗先生，等一会儿……”

我把准备好的点滴液给他看。

访客抬了抬手。

“再见，亲爱的朋友。”

他好奇地望着我，把夹鼻眼镜推上来，然后又松开。

“对了，朗恩堡对我说您有了一个新医生。”

“相当能干。”库里洛夫和蔼地说。

不过，他的大眼睛立刻盯住了我，眼神厌恶而高傲。

“好了，勒格朗先生，我会叫您的。”

我开始了解库里洛夫的一切，他的属下、同僚都是他需要的人或是敬重的人。他所有的怪癖、脸部动作、他的笑容、言辞已成习惯，我总能预料他的下一个表情，不过每晚我走进卧室，看见他和妻子独处，总会觉得，人类真是奇特的生灵。

晚上，我就待在他的卧室里，平躺在他床边的长椅上。我很晚才上楼睡觉。整栋房子平日里充斥的脚步声、说话声，现在全部压低下去，因为某种尊敬、某种恐惧，变成了蜂群似的嗡嗡声。夜里，一片沉寂。天气很冷，彼得堡总是这样，春末时节，有浮冰沿涅瓦河从北方顺流而下。我记得我走进房间，只听见火炉里的柴薪噼啪作响。一盏灯在角落里泛着红光。库里洛夫太太坐在床边矮小的扶手椅上，握着丈夫的手。她发现我时惊呼起来，声音如鸟儿般尖脆：

“已经到时间了？已经十一点了？您可以休息了，我的朋友。”

我拿了本书站在窗户旁边。结果他们很快就忘记了我的存在，继续小声交谈起来。

渐渐地，我抬起头，我看见阴影中，他们的表情变了。他，一手搭在额头上，嘴角掠过一丝微弱的笑容（石头般坚硬的嘴唇，生来就不是为了微笑的），他毫不厌倦地听她说话。我自己有时也听得津津有味。吸引我的并不是她话中的智慧，完全不是，而是她脱线似的话语，十分新奇。她疯狂地说着，好似单调的流水潺潺、莺啼声声。而且，她知道何时需要缄默，何时无须行动，她善于察言观色，体察他一丝一毫的愿望，像只殷勤的老母猫。红色的灯光下，她半隐在黑暗中，只能看到她失去光泽的金色头发和美丽的双眸。不时地，她感叹一下，耸起肩膀，讽刺的调调无法模仿，是历经世事的女人所特有的。她常常不禁叹息，叫出声来：“啊！我的上帝，这到底是怎么了！……”然后，她温柔地抚摸库里洛夫的手。

“我亲爱的，我可怜的小乖乖！……”

他们忘记了我的存在，开始以“你”相称；她叫他：“我的心肝……我的爱……我亲爱的……”这些形容库里洛夫这个“残忍贪婪的抹香鲸”的词语触动了我。

有一天：

“啊！”她说，“你真的觉得我不了解吗？我真不该听你的……结婚有什么好处？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幸福了。”

她突然停下，或许，她刚刚意识到我也在场。可是我一动不动。她叹了口气，低声说：

“瓦利亚，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过去吗？”

“记得。”他短短地答道。

她嘀咕着什么，很是犹豫，有些害怕，又有些期盼。

“如果他们走到了穷途末路……谁知道呢？……如果你不再是大臣，我们就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去法国生活，两人一起……”

听到这些话，我发现库里洛夫的表情有些异样，皱紧了面孔。冷酷无情的神色再次出现在他的脸上、眼中。

“啊！”他的声音庄严洪亮，无意识提高了嗓门，“您以为我手握大权？这是个天大的包袱。但是，陛下那么需要我，我至死也要完成我的使命。”

她悲伤地低垂着脑袋。他开始骚动不安，在床上扭动着身体。

“我还是让您休息吧。”她小声说。

他迟疑了，睁开眼看着她，然后低声请求：

“走之前给我唱支曲子吧……”

她唱起了法国的抒情歌曲，轻歌剧里的老调子。她迈开一只脚，挺起胸脯，以胜利者的姿态摇晃着脑袋，也许和她过去在群岛湾的小酒店里的表演一样。然而，歌声如此美妙。我背过身去不看她，只是倾听这一曲明亮甜美的小调。不敢看她，因为她令我产生崇敬之心，多么荒唐！而他？……我怀疑她是不是真的曾经貌美如花……因为这座房子里连一张她的肖像都没有。

他静静地看着她，迷失在火热而又模糊的幻想之中。

“唉！没有人能再这样歌唱了！”

我记起，他抓起她的手，习惯性地轻轻敲着，像在拍一位朋友，一个孩子，一位老妻的手，多情而又无情。然而，他闭上了眼睛，也许，往事渐渐涌上心头；我看见他又抓紧了她的手，紧到令手上的血管突起。她微笑着，嘴唇微微收紧，苦涩而忧郁。

“结束了，美好的时光，我的朋友……”

他叹着气，神态慌乱不安。

“生命如此短暂。”

“生命其实相当漫长。是青春流逝得太快……”

他对她小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她耸耸肩：

“真的？”

或许，这些话语、动作在过去对他们有着特殊的含义，因为她大笑起来，笑得那么感伤，仿佛在说：

“您记得吗？那时我还年轻……”

但是他笑了，下巴在颤抖，眼神变得柔和而清澈。

最后，库里洛夫的孩子进来了：伊娜和男孩伊万。伊万和库里洛夫一样肥胖虚弱，两颊苍白，长着长长的耳朵，不停地喘着气。

库里洛夫对他说话十分温柔。他把他拉到身边，抚摸他，久久地抱着他。他叹息道：

“啊！这就是我的儿子，我的继承人……”

他摸摸孩子的头发、胳膊。

“您看他，勒格朗先生，他有点贫血。”他继续说。

我现在还记得他亲吻男孩苍白的嘴唇和眼睛时的动作。

女孩安静地待着，表情冰冷，无动于衷。她长得倒是很像库里洛夫，举手投足和说话声音都和库里洛夫一模一样：她不断用手绞着挂在脖子上的金项链。对她，库里洛夫表现出来的冷漠近乎敌意。他对她说话几乎不动嘴唇，看她的眼神愤怒不安。

孩子们吻过他的手，他在孩子和他的老情人低下的额头前划下十字。

最后，孩子和他妻子三人一同离开了。

十一

库里洛夫和妻子习惯在不同房间传递纸条联系；佣人们总是端来书本、水果，里面夹着铅笔书写的小字条，直至深夜。

有时，他请我念给他听，因为他以妻子为傲，他想让我也欣赏她的笔迹和文风。其实她写的东西零乱可笑，却不乏忧郁，令我想起她与库里洛夫不失魅力的对话。也有不少提醒他的话，提醒他问我关于药剂、治疗和饮食的问题。里面夹杂着这样的句子：

“晚安，我亲爱的朋友，你是我的惟一……你年老忠实的玛格丽特。”

或是：

“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对于这把年纪的我们来说，崭新的一天总是宝贵的，我终于可以再次见到您。”

一次，我读到：

“亲爱的，为了我，请您接见一位老妇人吧，阿伦奇克的遗孀。她从远乡来此，向您控诉不公。过去，我还无幸认识您之前，她是我在罗兹[31]的房东，……时期，她尽心尽力地照顾我……”

这只是我给库里洛夫读的一叠字条的开头，我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他皱起眉头，面露难色。对于他的表情，我已经渐渐熟悉起来了。

他深深叹息：

“收起来吧。”

这晚，他沉思片刻后问我：

“您不觉得法国女人生来就具有高贵优雅的气质吗？”

他不等我回答，接着说：

“啊！如果您见过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出演的《拉·佩丽柯儿》[32]就好了！我就是在那时认识她的！”

“很久以前？”我问。

每当有人向他提问，他总是表现出窘迫和讶异的神情，像是为言行不当的人脸红一样。之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我记得……有一天，那是革命期间，我审问一名皇族。哪一个？……我忘记了姓名……年纪不轻。他被关押在克列斯季监狱[33]约一年时间，被带到我面前的时候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但是他保持着沉着冷静，可笑地小心而又礼貌地对待周围的看守，似乎在以极端的忍耐力承受他的不幸。走进狱室，我坐在他面前，一天半没有合眼。而他也忘记了为自己辩护。这个男人半张脸重重地挨了看守一拳，可是他没有愤怒，没有困窘，倒好像我在他面前脱光了衣服一样羞愧脸红……可怜的库里洛夫，摆出亚历山大三世的怪表情时，俨然成了独裁者。

我任凭他盯着我，无力的大眼睛窘迫高傲。

“有十四个年头了。”他最后说道。

思索之后，他又温柔地说：

“那时候，我自己也很年轻……有多少个春秋交替了呀……”

晚上，就像我说过的，我躺在他房间里。他很坚强，从不抱怨什么。他常常失眠。我听见他努力摇动身体，呻吟着去够桌上的东西。

我想起了在瑞士那一个个失眠的夜，可以听见血液流动的声音、太阳穴飞快跳动的声音，嗅出自己散发出的死亡气息，人是多么无力……对生的渴望是如此迫切，无尽的黑夜又是那么漫长。

“您睡不着吗？”有一次我问。

将近一小时，我都听见他在枕头上翻来覆去，或许难以找到一处凉爽的位置。我也燥热不已……听到我的声音，他显得十分欣喜。我挪开了挡在我睡的长椅和他的床之间的屏风。他轻声叹息：

“上帝啊，我好痛苦，”他喘着气，声音颤抖，“像刀割一样……”

“这个，”我说，“这个感觉总是伴随疾病发作而出现的。会过去的……”

他点了几下头，可以看出有些吃力。

“您很勇敢。”我对他说。

我已经在意到这个人对赞颂之辞有着不同寻常的需求，如孩子一般。他脸颊微红，直起头来，对我指了指床边的椅子。

“我是个彻头彻尾的信徒，勒格朗先生；我知道，如今的年轻人被领向了理性主义。不过您在我身上所见到的勇气，无疑是连我的敌人也认可的，它来源于我对上帝的信仰。没有上帝的准许，一根头发也不会脱落。”

他沉默了。我们看着被灯光吸引而来的蚊子飞来飞去。直到现在，每当夏天看到蚊子一边飞舞，一边挥动着渴求鲜血的长针，我便回想起群岛湾的这些夜晚，听到水面上这些轻薄的翅膀发出的悦耳的金属般的嗡嗡声。

我关上窗户，见他有些激动，无法入睡，于是提议为他大声读书。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向我表示感谢。我拿起小桌上的一本书。刚读了几页，他便叫我停下。

“勒格朗先生，您不困吗？真的不困？”

我说，晚上天很亮的时候，我总是睡不好。于是他说：

“您愿意帮忙吗？我耽误了不少工作。这令我苦恼。您不要告诉朗恩堡。”他挤出一个微笑说道。

我替他拿来他指给我的盒子，将信一封一封递给他。他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在页边作下评注，铅笔的颜色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展开信件时，我会偷偷浏览：多数信件都是陌生人写来的，内容包括给中学、大学提的建议；还有相当多的检举信，老师告发学生，学生检举老师，但是并不可靠。大学生、中学生、中学校长、学校老师，感觉整个俄国的居民都在暗中窥伺，检举别人。

看完信件后再看报告。其中一份汇报了外省一座城市的大学里发生的几场严重暴乱（大概是哈尔科夫[34]）。大臣请求我按他口述的顺序写一篇文章。

他用几个枕头垫高身体。随着口述的深入，他的表情越来越冰冷严肃。他一句接一句，脱口而出，一副庄重的模样，手有节奏地摆动。他下令停课。然后静静冥想一番，只见他的嘴角和低垂的眼睑浮现出一丝阴沉的微笑。

“请您写下来，勒格朗先生。‘无益花费在政治讨论上的时间将在下个假期补偿回来：暴动持续多久，假期就缩短多久。但是，如果暴乱一直持续到秋天，那么所有的考试成绩将被取消，这些学生，无论分数高低，都必须重修课程。’”

他费力构思，说完这些，不乏骄傲地看着我。

“这样可以让他们反思。”他用嘲讽威胁般的口气说，“还有一份，我请求您，勒格朗先生。”

这次是一份写给学校教师的通告。

“……在所有的俄国文学课和历史课上，教师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唤醒年轻学生温柔的灵魂对沙皇陛下和皇室家族的强烈的爱，让学生永远忠诚于沙皇统治下的神圣制度与传统。另外，教师先生们要为他们的学生做出榜样，一言一行必须保持基督教的谦卑和真正传统的仁慈。毋庸置疑，若是发现自己的学生有反动性的言辞，有阅读反动书籍的行为，即普通意义上的一切破坏行动，都必须，像过去一样，严惩不贷。”

之后要看的还有法庭诉讼。

我看见一封署名萨拉赫·阿伦奇克的信，信中请求大臣大人下令逮捕一个名叫马佐乌尔奇科的人，此人罪在“引诱”她十六岁的儿子，让他读卡尔·马克思的书。刚开始读信，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他做了个手势。眼镜后面，他的双眼在闪光，硕大的额头被灯光照亮，闪着奇特的光泽。

“请稍等一下……把我妻子的便条递给我。”

他细细地重读一遍，然后将信放进一个彩色的文件夹，里面已经放满了不同的文稿。随后，他把大约十五份申请书和法庭诉讼放在床上，摊成扇形，又用手打乱。

“这是明天和后天的彩票。”他骄傲地说。

我继续给他递手上的信。最后，他终于打断我，说累了。他瘫在床上，闭着眼睛叹气。他的脸上闪过一瞬厌倦冷酷的表情，我再熟悉不过了。在大学的院子里，有人把尸体抬到他面前时，我见到的正是这种厌恶烦躁、严厉麻木的嘴脸：

“上个月有六个大学生被军队枪杀的事是真的吗？他们做了什么？”

他皱起眉头，很快反问我，干巴巴的声音带着怀疑：

“到底是谁这么对您说的？”

我尽量含混了过去。他把头转向我，突然激动起来：

“可怜的孩子们哪……您想想……都是好家庭出身……他们竟然在阶梯教室，拿石头砸向他们的历史老师！……只是……”他讥讽般的哼了一声，“这些都是带头闹事的人惹的麻烦，这些成天闹革命的邪恶的败类，迟早要把俄国崇高美好的事物全部摧毁。我必须严惩他们，这是愤怒所指，民意所向。我下令逮捕主要的闹事者，清空教室，叫来军队协助疏散学校的学生。六个狂热的可怜人把自己关在空教室里。一声枪响。谁开的枪？我也不知道。但是，一名士兵中了弹。尽管我明确下令禁止开枪，可是上校还是开了禁。六个不幸的孩子就这样被打死了。我们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一件武器。您说呢？这能怪谁？当时上校已经绝望了，士兵只是服从命令。这些孩子太冒失，太自负，我必须惩罚他们。当时的混乱难以解释。之后有人说：‘那枪是间谍煽事者开的。’这是内务大臣，我的老同事惯用的手段；他否认一切，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但是真正的凶手是这些不幸的家伙，这些闹革命的！”他一字一句地说，“他们所到之处，总会出现混乱、死亡。”

他停了下来。我发现他还在嘟哝着，仿佛还不解气。我忍住不说话。他又接着说：

“我们并不想处死罪人。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不过，既然决定引导这些人，就必须负起责任来。‘法律是严厉的，但是法律就是法律。’[35]这种事总是不断发生，而且永远不会消失。”他吃力地说完。

我见他越说脸色越苍白，神色阴险而又焦虑。我仍然缄默不语。他说：

“您知道，勒格朗先生，这个国家正以极度复杂的体系来抵抗革命，就像由约束、偏见、迷信、习俗共同筑成的中国的万里长城，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相当坚固，因为敌人的力量远比您想象的要强得多。稍有退让，只要一处缺口，敌人便会让我们溃不成军。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涅尔罗德亲王本人的金口玉言，也是福音书中的教诲。亲王是位政治家，勒格朗先生，一位绅士。”

他说话时庄重的模样有些滑稽，却又感人，微微带有英国人说话的摩擦音。

天亮了，我关上灯。他越说越激动，仿佛怒火中烧；离他两步之遥，便可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的热量。我给他换上新的热汤剂，让他喝下去。他大口喘着气，可以看见他肝部的肿胀部位像气球一样凸出来。

他问我，颤抖的声音更加温柔、衰弱：

“为什么我感觉，右边，痛得像有蟹螯夹住了我的肉？”

我没有回答。而他似乎并没有看我。突然他喊道：

“上帝！我不惧怕死亡！我愿为信仰和皇上奉献终生，作为基督教徒，带着纯洁的觉悟而死，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猛然地，他庄严夸张的语调再次改变，开始焦虑起来，饱含热情和渴望：

“我没有动国家托付给我的一分钱。我会空着两手离开，就像我空着两手入朝一样。”

他像是又认出了我，无力地叹息道：

“谢谢您，勒格朗先生，我在说什么胡话……您能给我倒点水吗？麻烦您了……”

我把杯子递给他。他一面喝着凉茶，一面喘气，像只口渴的狗。我离开他，回到长椅上躺下。我被房间的暑气和狂热的味道所淹没，最终进入了睡梦，噩梦却接连不断。

十二

库里洛夫身体有了好转；至少朗恩堡已经不再拦着他去给沙皇递奏章了。结果从这天起，我几乎见不到我的“抹香鲸”了。有时我会在楼下办公室旁边的会客厅遇见他。他经过我时低下头来，用他那嘲弄浮夸的口气大声说：

“您习惯了帕米尔北部的气候了吗，我亲爱的勒格朗先生？”

我还没回答，他便点几下光光的大脑门，小声咕哝：

“嗯，嗯，不错……”

然后，他心怀好意却又漫不经心地抬抬手，走了过去。

当我向他问起健康近况：

“永远不要绝望[36]……”他总是微微提高嗓音，微笑着回答，恐怕是想得到聚集在我们周围有求于他的人仰慕的眼光。“我从不向病魔低头，感谢上帝！工作，这才是真正的长生不老药！”

那时候我和弗莱里希交上了朋友，想从他那里得到有关大臣第一任妻子的详细情报。无用的情报！可是我很感兴趣……弗莱里希对她的情况相当熟悉，他曾经培养库里洛夫的侄儿长大。库里洛夫的侄儿名叫伊波利特·尼古拉耶维奇，现在在国务会议[37]担任要职，在“抹香鲸”手下工作。（人们叫他“小库里洛夫”或是“小偷库里洛夫，”以便和他的叔叔区别开来。）

弗莱里希做他的家庭教师十五年，直到库里洛夫的第一任太太去世。他稍稍犹豫才告诉我：

“您知道亚历山大皇后陛下是以什么闻名的吗？她的神秘主义，近乎疯狂的神秘主义……大臣大人的第一任妻子也是这样。她快不行的时候，已经彻底疯了。”他用手指了指脑袋，悄声说，“那时候，大人的私生活可不容易啊……”

“那么现在呢？”我问。

弗莱里希欢快地吹了一声口哨。他总是绷紧了嘴唇，眼神不安。他搓着两只手，害怕什么似的左右张望，然后飞快地说：

“这个美人儿玛格……破坏了大臣大人的美好前程。要说他还没有降职，也只是有涅尔罗德亲王在后面撑腰。而且啊，你说，教育大臣不就是为了保护俄国年轻人远离这种不道德行为而存在的嘛，他这桩婚事反倒树了一个生活放荡的榜样，你看多丢人？”

他摆弄了一会儿手上的夹鼻眼镜，遗憾地说：

“看起来，她过去真的很美啊……”

之后有一天，涅尔罗德亲王来群岛湾用午餐。我认出了这个细长眼睛、神色疲倦的老人，他在库里洛夫生病期间来过，我在库里洛夫的卧室里遇见他一次。涅尔罗德亲王在一八八八年险些死在恐怖袭击中。袭击的人叫什么格列戈里·西蒙诺夫，十七岁，简简单单就被亲王的卫兵制服了。亲王处决他的方式实在残忍，不过迅速，让他直接被手下的人乱箭穿心，砍下了脑袋。关于亲王，人们还传说，在一次波兰发生的暴乱中，广场上铺满了尸体，他下令在上面撒点土，就算是埋葬了尸体。然后他的骑兵连就在上面操练，长达六个小时，踏平了脚下的土地，直到马背上的年轻人累得趴下为止。这时的广场上只剩尘埃一片。

同桌用餐的还有朗恩堡、达利男爵、男爵之子阿纳托利和外交大臣（他是三个外号“国家事务的外行”的大臣之一，总之是突然发迹的）。他老得令人难以置信，背弯得像只罗盘，满头的白发，身子单薄得如枯叶一般，脑袋不停打着颤，身上喷着三色堇味的香水。他拽着库里洛夫的手臂，花了一刻钟才走完台阶。他目光暗淡，迷茫的眼神痛苦不堪，仿佛马厩里一匹快要寿终正寝的老马。他在交谈中使用纯粹的古典法语，也就是说，里面穿插着迂回的说法、婉转的措辞和对被所有人遗忘的另一个年代的事件的影射。他的话，我无法理解，哪怕是他的同事，也听得是一头雾水。不过，看得出来，他们倒很爱听这个，仿佛他正在说一门古老、充满诗意却又难以捉摸的语言。

我好奇地观察达利：我从弗莱里希那里得知，他是库里洛夫的敌人，两人势不两立，他很有可能成为下任教育大臣。他身材微胖，中等个头，脖子粗短，头顶剃成了德国式发型，褪色一般的金色睫毛、眉毛和胡髭与灰白的脸孔混在一起，难以辨认。他两眼突出，眼神冰冷，像某种鱼类的眼睛。圆撑的鼻孔猛力吸着空气。神态傲慢而又焦虑，有些跨国骗子就是这副模样。弗莱里希告诉我，达利在年轻时是出了名的同性恋（弗莱里希说他“生活习惯十分可疑”），倒是现在，他安分多了，一心只想着如何升官发财。

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坐在上座，扑了香粉，描了眼眉，小短上衣和胸衣将胸部挤得紧紧的，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她没有说话，也不像在听男人们的讨论，只是忧伤地望着前方。

话题很快转到了沙皇和皇族上面。他们用嘲讽轻蔑的腔调说的最常见的句式是：“陛下允许我陪伴左右，是我最大的荣幸……能够远远看见我们受人爱戴的皇帝陛下，我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他们的腔调实在滑稽，尤其是涅尔罗德，模仿得惟妙惟肖……他看着挂在面前墙上镶金框的沙皇肖像，一抹微笑掠过嘴角，细长眼睛闪着默契的光芒。

“你们了解我们深受爱戴的皇帝陛下的仁慈、他伟大的灵魂和天使般的纯真吗？”

他轻蔑地哼了一声，不再说下去。其他人都低着头，同样的光芒在他们眼中闪烁。“你们知道沙皇尼古拉没什么头脑”才是他的本意；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但是每个人都暗自以为只有自己听懂了他的言下之意。库里洛夫倒是光明正大地模仿起这挖苦人的腔调。可是他学不来。虽然他试图隐藏他的愤恨，但是一说到沙皇的名字，他的声音便颤抖起来。这时，吃了一半的达利停了下来，扭过头来，高雅地凝视着库里洛夫，眯着两眼，不乏讽刺的意味，仿佛他看见库里洛夫在钢丝绳上跳舞。

时不时地，有人偷偷瞟两眼坐在长桌尾部的库里洛夫的女儿和年轻版的达利——阿纳托利男爵。阿纳托利是个二十岁的高个男孩，苍白的脸，张大着嘴，腮帮子始终鼓鼓的，活像个复活节上的饕餮者。无论别人谈论什么他都不入耳，而他说话的声音尖利单调，时不时像个钻孔器似的刺穿他人的谈话。

“巴尔普公主的舞会整体上来看似乎更为成功，规模更为宏大[38]，和阿纳斯塔西娅公主的比起来……”

达利和库里洛夫一齐皱起了眉头，装作没有听见。

一番关于审查的冗长的讨论开始了。时间已经不早，将近下午四点，可是他们并不想离开餐桌。这天阳光明媚，园子里的玫瑰被风儿吹得摇来晃去；从树梢上望去，可以看到彼得堡城，远远地，像被金光照亮的灰色乌云。

年老的外交大臣认为，把私人信件审查作为惯例是切实可行的，而且“已经初见成效了”。但是亲王认为，这种做法反倒有害，他说：

“一名政客不应当陷入私人恩怨，这种调查对手信件的做法只会激化这种感情。当我读到我们亲爱的伊万·彼得罗维奇把我看作一只嗜血的老虎，我极其不快。我也是个人……知道那么多又能如何？倒不如闭上眼睛，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对某些丈夫来说，真是至理名言啊！”老大臣说。

他边说边笑，张合了几次嘴，露出满口假牙。他盯着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似乎在幻想什么，一脸忧伤，就像一匹老马咀嚼着牧草，忧郁地凝视前方。

库里洛夫想要反驳，但是他并未开口，并不激动，只是抿起嘴，拉下嘴角，脸色更加苍白严肃。

谈话内容又转到了任命P为新任总督将军的决定上。库里洛夫回答达利的话时，依然怒气冲冲。直到涅尔罗德绘声绘色地讲起新总督将军的一则轶事，说他偷窃挪用公款时，大家才不再关注库里洛夫。库里洛夫独自叹息着，小心翼翼不让人察觉，沉沉地低下了头。

亲王将面前的酒杯举到嘴边，像是拿着一束鲜花似的只是闻香，然后放下，习惯性地耸着肩膀说：

“皇帝尼古拉陛下没有让谁当过总督将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39]。就像圣乔治的十字架一样，现在人手一支，就像舞会结束分发的花朵一样，每人一朵！皇帝亚历山大三世[40]陛下的时代就……”

他停下来叹口气，稍作思索后小声说：

“不幸啊，陛下的死对俄国来说是多么不幸的事情！”

“当然，”库里洛夫满怀热情，“缺乏经验的判断、暗中争斗、私人恩怨，所有王国的衰落都是这三个原因造成的[41]。但是我敢保证，没有人像我这么崇敬爱戴尼古拉陛下，的确，他的性格仁慈、高贵，但是这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有百害而无一利。”

“仁慈高贵真是不错。”亲王微微撇嘴，语气亲切和蔼，却饱含轻蔑，一般人是学不来的，“所以呢，陛下刚刚与威廉大帝[42]缔结的商业协定对德国可是好处多多啊！对我们俄国，绝对没有什么利益可图……可是陛下，我们人见人爱的尼古拉陛下不能拒绝威廉大帝，人家是客人，就像陛下向我强调的。”

“不过，事情总是如此[43]。”库里洛夫窃窃私语。

“那些亲王，”老外交大臣慢吞吞地说，“我在一生的经历中发现，他们总爱追求心灵的高尚。于是责任便落到了大臣身上，必须首先将崇高的热情落于实践，跟经济需求结合起来。”

他微笑起来。我猛然发觉，自己之前对他的看法太过愚蠢，完全没有防备。他半闭的眼睛里闪过一线光芒。这时，他向我看来：我被一柱灯光照着；或许是因为我的脸从黑暗中突然出现，&nbsp；惊到了他。他点点头，向我示意。

“先生需要学习。”他说道，一副真诚却又轻蔑嘲讽的表情。我可怜的库里洛夫试图模仿，又失败了。

库里洛夫眼神示意了一下，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起身离席；我准备跟着她离开，却被库里洛夫叫住了：

“请您留下。亲王还想为他的哮喘病向您请教一种镇静药呢。”

我重新坐下。没过多久，他们又忘记了我的存在。我也不再听下去。我疲惫至极。他们吸着烟，大声谈论。我听见达利突然大笑，“抹香鲸”在和亲王说话。我的脑海中出现了法妮和日内瓦的负责人……我望着园子里的阳光，机械地数起月份……七月、八月、九月……“各类仪式和公共节日看似都要等到秋天才有……”我内心产生一种忧愁、一种不安。这时，涅尔罗德的声音把我从幻想拖回到现实（那天正值日俄战争开战的前夜）：

“没有人真想发动战争。陛下和大臣们都是。其实没人，从来没有人渴望发起战争，或是渴望犯下其他罪行。可是，战争终究不可避免。因为掌握大权的都是些脆弱的生灵，他们也是人，不是人民想象的嗜血的怪物。天哪[44]，如果真是这样倒好了！”

他搀起老外交大臣的手臂：

“说起来真让我恼火！这些孩子，这些无用之徒……又能怎样！……一切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我们也是……可之后呢？”

他无力地耸耸肩膀，半闭着眼睛背诵道：

“即便承认，你的一生皆依你所愿。——可之后呢？

即便承认，你读尽了人生之卷。——可之后呢？”

“天哪！老天爷！我们又不是贪婪的野兽！我们要蹚这摊浑水做什么？为陛下跑腿，争宠夺爱，这是在浪费生命。”

“你们还年轻。”老大臣辛酸地说，“当你们像我这样，到了年龄大限，你们就会看到亲王们冰冷厌恶的表情，过去的仁慈、信任早已不在！……你们知道吗？从去年圣诞开始，我就被陛下的私人聚餐拒之门外了。我感到……”他突然叫喊起来，激动不已，因爱君之情遭到背叛而绝望，语调极其可笑，“我确确实实感到，过去一去不返！我最后的日子，不能再贡献给这些忘恩负义的人了。这会扼杀我的，我是说真的，这样做会慢慢扼杀我的生命！……”

他停了下来，我似乎看见他眼中有泪光在闪烁。我转过脸，更近地观察他。他的眼神如年老的动物一样呆滞，望着远方，眼角确确实实落下一滴泪珠。我产生一丝怜悯，多么讽刺。

然而，库里洛夫从带锁的小橱里取出一叠日本春宫图的版画。结果，他们全都围在他身边，神经质地大笑不止，笑到手掌不停地颤抖。

过了很久，他们又聊起女人。我凝视库里洛夫，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两眼放光，声音低沉，手指微颤……

“有个新出道的歌女，”亲王说，“薇拉·罗德，是个十五岁的女孩，还没长开，精瘦精瘦的，不过有着世上最美的秀发，还有她的音色……就是金币掉在水晶盘里，也没有如此纯净、如此嘹亮的声音……”

“薇拉·罗德。”达利说。

他故意停下，眯眼看着库里洛夫：

“现在，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走了，在座可没人会唱歌了！”

库里洛夫眉头紧锁，欢快的心情被突然打破；他脸色愈加苍白，变得阴沉不安。

“这样吧，先生们，出去，去花园转转。”他说。

十三

台阶上，我听见朗恩堡和达利刚刚说完话。

“必须建立一个秘密组织，专门铲除这些该死的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搞革命的人，思想自由的家伙，当然，还有所有的犹太人……可以招些以前的强盗、普通罪犯，向他们承诺，放他们一条生路。这些人，闹革命的社会渣滓，和疯狗一样不值得同情……”

库里洛夫与亲王停了下来，微笑着听他说话。

“喔唷！我亲爱的，你有点过火了吧。”亲王说，“唉，我们远不必如此！”

达利、朗恩堡和老外交大臣很快离开了平台，走向花园。只有库里洛夫和亲王留了下来。

我听见库里洛夫说：

“宫里有人指责我们放任自由，您说，您和我两人，怎么能不陷入这种自由主义？听着这些愚蠢的指责，我觉得恶心。”

老亲王停下脚步。这个时节，酷暑已经过去，他穿上了外衣。他站在小路中央，路的两旁开满了白色玫瑰。我走在他们后面，不过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他仔细地戴上英式鸭舌帽，大帽舌包着双层绿绸，压低的帽舌挡住了眼睛，他用疲惫深沉的嗓音说起了法语：

“狗儿吠，商队过。”

他用手杖重重地敲击地面。

“我从不后悔过去处事仁慈。”他说，“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年纪，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您知道，这是最大的慰藉。”

他长长的苍白的双手，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尽力想象那天清晨，在波兰满是鲜血与横尸的小广场上，他对着骑兵连发号施令。

于是，相当讽刺，我带着怀疑的态度听他的话。很快（当我走到他们刚才的位置时）我明白了，这些人的话语里没有一丁点虚情假意。他们只是，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也爱忘事。

他们谈起了革命恐怖事件。他们坐在长凳上，这块地方叫做缪斯女神圆形广场。我们再次见到了这里修剪成怪异形状的紫杉，还能闻到黄杨的气味。我钻到树篱后面，一伸手就能碰到他们。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听他们说话。

“总有人提醒我，”亲王说，“恐怖事件正在酝酿之中，不少人给我写信，或是当面对我说：‘请您不要来这里去那里。’我从不听劝。但是我必须承认，晚上在家里睡觉时，知道第二天要去这样那样的地方，我便感到恐惧。可一旦踏进车里，我便放松下来。”

“我，”库里洛夫说，“每天早上一醒来，就会做祈祷。我把每一天都看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晚上回家，我感激上帝，感谢他推迟了限期。”

他不再作声。刚才说话的口气如往常一样庄重，只是声音在颤抖。

亲王用难以模仿的声音说：

“喔！对了，您信奉上帝……”

他疲惫地笑着，小声说：

“我呢，我尽量做到最好。可我向您发誓，我不知道为何，越是身处险境，越能体会到一种个人满足感，不是满足于完成了自己的职责，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而是又一次证明了人类愚蠢到何种境地，虽然辛酸，可其中的快意令我满足……至于后人的评价和周围的闲言碎语，我才不在乎。那个叫西蒙诺夫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事情引发了多少谴责！我免除了他几个月的折磨，只需忍受即将被处决的焦虑和恐惧。而且，我还免去了法律诉讼，诉讼只会在大众中传播对我们不利的思想。波兰的事情也是……马蹄子踏在死人身上，死人也不会感到疼痛，您必须承认，这样制造恐惧是有其益处的，我成功地阻止了暴乱，拯救了多少生命。可是，我做得越多，就背负了越多的生命……可以说，离我的‘原意’也越来越远。”他幻想般继续说，“总之，我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人们不能原谅的也正是这一点。”

“其实我，对后人的评价还是信心十足的。”库里洛夫窃窃私语道，“我的敌人会被俄国人民遗忘，而我不会。我面临的一切都那么艰难，那么痛苦。”他叹着气说，“有人说要知道如何抛头颅、洒热血，的确如此……”

他停了下来，然后无力地说：

“为得到一个公平的评价……”

“我连公平的评价也不相信。不过我可比您老多了，这是真的；您还抱有幻想……”

“生存是那么艰难，那么痛苦。”库里洛夫悲伤地重复道。

他沉默片刻，突然压低声音说：

“我的烦恼无穷无尽……”

我将身子凑向前方。在教育大臣的宅子里，我第一次迈出了真正危险的一步。然而，我的好奇心令我大胆起来。

亲王轻咳两声，扭头看着库里洛夫。透过灌木的间隙，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就在离我几步的地方。我屏住了呼吸。

库里洛夫开始大吐苦水，说他带病工作，过度劳累，周围又仇敌无数，策划着阴谋诡计。

“为什么我没有听您的？为什么我要结婚呢？”这两句话，他苦苦地重复了几遍。“政客就应该足够坚强。他们知道，”他加重了音调，“他们知道我前进的每一步中何处是痛苦，于是他们就冲着痛苦来。我的生活变成了地狱。如果您知道他们每天怎样信口雌黄地乱说我的妻子就好了！都是下流、粗鲁的谎言！”

“我知道，可怜的朋友，我知道。”亲王柔声说道。

“伊娜二十岁的时候，”库里洛夫接着说，“我想按照习俗办一个舞会。您也知道，自从我的妻子去世，皇帝陛下就再也没有来过我家。您能想象吗？”他的声音开始颤抖，“我们的陛下竟然说如果希望他们参加舞会，那么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必须回避！而我呢，只能微笑，默默地把这耻辱咽进肚里。我，一个拥有如此地位的男人，能令上千人害怕得直哆嗦，却必须在这些个乌合之众面前卑躬屈膝，宫里尽是这样的无赖，”他的语调开始上扬，“啊！我厌倦了权力！但是我会完成自己的使命，完成我剩余的工作。”他大声说了几遍。

“如果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能暂时离开俄国，确实……”亲王说。

“不，”库里洛夫说，“我倒情愿一下完成所有工作，然后离开这里，和她一起。在上帝面前，她是我的发妻。她拥有我的姓氏。可为什么他们非要抓住过去不放呢？他们只知道过去吗？他们说到‘轻浮的女人’时，完全口无遮拦。我不想大谈爱情，我也不说与她开始的那几年，但是，十四年间，她对我忠贞不贰，安慰我，支持我，只有我才有资格评判她。我的命运！……多么不幸！……我那可怜的妻子，您知道，我一直照顾她到最后，没有人，甚至您，也不知道我经受了多少……”

他想说“折磨”，可是他的高傲不允许从他嘴中说出这样的词。他僵住了，手无力地抬起：

“她死了。上帝带走了她不幸的灵魂！可是我，难道我就没有权力，像我所做的一样，重建幸福的生活吗？现在我知道了，作为政客，我的私生活和工作一样，属于人民大众。只要想保留一块小角落作为私人空间，敌人便会乘虚而入。”

“玛格，”老亲王幻想着说，“这个女人如今虽然年老色衰，周身却散发着奇特的魅力……或许，我们总是钟爱曾经深爱过的人……”

“我，”库里洛夫真挚的口气令我惊异，“我过去深爱过她，您知道，我当时为了她有多么疯狂。但是那时的爱情与现在我对她的感情无法比较。一生中，我孤单一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寂寞的。人爬得越高，越会感到孤寂。而她，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朋友。我有无数缺点，人就是一块布满错误和苦难的丝布，好在我很忠贞，我从不抛弃朋友。”

“您要当心达利，”亲王说，“他一直觊觎您的职位。依我之见，他们只等着您走出错误的一步，然后就把这个职务给他。而且达利是您在国务会议的老同事。究竟谁会给我们下套？除了这个老同事，还能有谁？您为何不把女儿嫁给他的傻瓜儿子？大笔的嫁妆倒可以让他安静一下。他在权力中寻找的也不过是金钱。”

“伊娜对这桩婚事极度反感。”库里洛夫犹豫了，“而且，我害怕这样也改变不了什么。达利就是那种不仅啃完所有的肉，还要吞下整根骨头的狗，永远不会满足。”

“您知道他最近的杰作吗？”亲王问，“您知道前不久，宫里他们喜欢玩的把戏吧：将俄国还给俄国人。比如，只有名字以‘奥夫’结尾的人才能得到铁路的经营权。达利男爵好不容易在某个山沟子里找到了一个破产的贫穷的小亲王，他有着这个古老的姓氏。以他的名义，达利拿到了矿场或是铁路的经营权，然后以正当手续转手卖给犹太人或是德国人。本来说好给亲王两千卢布，结果他一下翻脸不认账！可笑吧？”

“有些时候我很讶异，”库里洛夫说，“我不明白这些人为何如此贪婪。一个普通人利欲熏心倒很正常，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贪钱就会被饿死。而这些人已经拥有了一切：金钱、庇护、土地，可是永远不够！我真的不懂。”

“人人都有弱点，人性是难以捉摸的东西。我们甚至不能肯定地说一个人是好是坏，是愚是智。好人在一生中也有过残酷的言行，坏人自然也做过善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行事，也未尝不会有明智之举！正是因为如此，生活才丰富多彩，难以预料。我始终对此很有兴趣……”

他们边说边站起身来，离开了圆形广场。我等待片刻，才离开这里。

十四

那天剩下的时间，他们始终待在花园，把库里洛夫的儿子万尼亚留在身边。孩子无趣地听着他们的对话。

“对他来说，生活要美妙多了。”库里洛夫说。

夏日的微风寂静地吹拂，他们的声音随风而来，我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我们正在度过一个艰难的时期，不过我坚信，只要有国民的支持，我们必定可以重振朝纲。”

“您可能不会想象，有多少人对我说过相同的话，而我又从中获得了多大的安慰。社会民众已经厌倦了与革命人士勾勾搭搭。我想只需十年，或者十二年的困难日子，美好的未来就在前方。”

“我亲爱的……”亲王带着疑惑的口气低声说。

但是他没有说下去。库里洛夫若有所思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发。小儿子正在偷偷打哈欠，一下变得烦躁不安，全身抖动，却又努力克制自己这一突然的动作，就像孩子被苍老的手掌触摸时本能体现出的厌恶一样。

库里洛夫说话了，打断了我的沉思。

“皇后似乎在为小公主阿纳斯塔西娅的出世而烦恼。第四次打击实在难以承受。小陛下们都还年轻，的确如此……”

沉默良久，亲王弹掉了香烟的烟灰，撇着嘴说：

“昨天，我见到了米哈伊尔大公[45]，殿下的相貌果真与他尊贵的父王一模一样……”

现在，两人同时含笑凝望着身旁的小男孩，仿佛透过他，看见了未来的宏图一般：沙皇驾崩，没有继承人，而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顺理成章地继任沙皇之位，俄国将进入和平与幸福的时代。至少库里洛夫是这样梦想的。亲王的思想倒是更难领会……这一天发生的事，我仍然历历在目……

终于，亲王想起了我，把我叫到跟前，向我要个方子来治疗他的慢性咳嗽。我指指他的香烟，说他不能再抽下去了。

他大笑起来。

“年轻人总爱把事情夸张化。人们可以夺走他人的性命，但是不能剥夺他人的爱好。”

他口清齿明，气宇非凡，语气中透出一丝无情。我向他推荐了一种镇静药。他接受了，对我表示感谢。我走开了。我在自己的卧室待了许久，想象着他们口中的美好未来。我扪心自问，我们对未来的空洞幻想合理吗？抑或只是纸上谈兵的乌托邦？也许他们的设想才是正确的？……我感到悲痛，我厌倦了这一切，可是一丝残忍而又愉悦的情绪在我心中闪过，我自己也诧异不已……

当我再次回到花园，天色已晚。春天似的暮色渐浓。天空通透清亮，宛如一朵深色透明的水晶玫瑰。此时的群岛湾美丽异常。两个不同语言的土地之间，海水冲击形成的一个个小泻湖上微微泛起金光，照映出深邃的天空。

亲王的双篷四轮马车驶了过来。他坐在马车的顶里面，腿上盖着毛皮小毯，身旁是刚刚为他剪下的白色玫瑰。他双手捧起玫瑰，轻抚花瓣。

我将写好的镇静药处方送给他。他问道：

“您是法国人吗，先生？”

“我是瑞士人。”

他点点头。

“美丽的国家……今年夏天，我会在沃韦住一个月……”

他向贴身侍从示意，车门关上了。马车驶离了宅子。

回圣彼得堡的路上，就在城门口的大街，一个女人，格列戈里·西蒙诺夫的未婚妻，等待这一时刻已经十五年了，她将一枚炸弹投向了亲王的马车。马儿、车夫、车里静静嗅着玫瑰花香的老人，包括凶手在内，全被炸成了碎片。

十五

库里洛夫是在当晚得知这一噩耗的。我们正在用晚餐。亲王的一个随行官员走了进来。一听到军刀敲在地板上的声音，库里洛夫便预感到不幸将要来临。他猛地一惊，酒杯从手中滑落，撞在桌角上，摔了个粉碎。不过他很快控制住情绪，站起身来，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跟在他后面。

夜里，从我的房间望出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房间亮灯的窗户。我看到他在房间慢慢来回踱步，直到清晨。我看见他的影子贴近窗户，或许是在看着外面，然后慢慢转身，消失在房间深处，不久又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第二天他见到我时，只是动动嘴角，低声说：

“您知道了？……”

“是的。”

他用两手抱住低垂的头，抬起脸时，我看到了他憔悴的大眼睛。

“我认识他已经三十年了。”他终于说道。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猛地转过身去，无力地抬抬手。

“完了……都结束了……”

之后的一天，我收到了法妮的讯息，我惊讶而惶恐，因为为了慎重起见，她通常不会跟我联络，我们约定只有和我确定行动日期时才会与我联系。

她约我在离圣彼得堡一小时路程的巴甫洛夫斯克见面，在库萨尔音乐大厅。

巴甫洛夫斯克有场钢琴小提琴独奏会。我们在连着演奏大厅的前厅见了面。演奏大厅里，拥挤在一起的人群静静地听着舒曼的曲子。我还能记起当时的和弦，节奏明快。

法妮又化装成了农妇模样。我向她强烈抗议，即使她不穿这身古怪的衣服，我们的角色扮演游戏也已经足够戏剧化，足够恶趣味了。

事实上，在之后漫长的革命经历中我学习到，过分的谨慎反而更容易使行动败露。头扎红色方巾，犹太人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她的样貌比一张真正的护照更能泄露她的身份。幸好人群密集，而且没人看她，或许她被人当成了女佣。

我们离开大厅，来到公园。日落时分，雾气开始升腾，形成厚重的云团。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大雾如墙壁一般将我们包围起来：离我们两步之遥的地方有一棵紫杉，半棵树的树干都被白色雾气掩盖了，浓浓的雾气像是切开树叶冒出的白色乳汁。空气中飘浮着植物的气味和甜甜的味道，刺激了我的喉咙。

我猛咳起来。法妮不耐烦地取下了头上的红手帕。

“坏消息，同志。将硝化甘油保管在家里的绿蒂·弗兰克尔死于一场爆炸。日内瓦的人决定把保管炸药的工作交给我。需要的时候我就能拿到炸药。行动估计会定在秋天。我带来了瑞士方面给你的信。”

我接过信，无意识地揣进口袋。

法妮神经质地笑起来：

“难道你准备把这些信塞进大衣里面，然后落入密探之手？读完信就烧掉。”

我看了信，提不起一丝兴趣。尽管如此，我还是用烟头点燃信件，踢散了灰烬。法妮向我靠过来。

“是真的吗？”她如饥似渴地问，“同志，你在涅尔罗德亲王终结前几小时见过他，是真的吗？”

“是真的。”

她问问题的声音尤其低沉，让我窒息。她绿色的瞳孔中闪烁着狂野灰暗的火焰。我说，我听见了亲王与教育大臣之间的对话。

她不作声，只是听着。不过我似乎能从她眼中看到她的思想。她贴近过来，直勾勾地盯着我。

“天哪！”她最后说道。

她没有说下去，似乎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表达她的厌恶：

“他们说什么了？”

她烦躁地退了回去。这时的雾气更浓了，法妮的脸像是突然在雾中溶化了一半似的。我听到她充满激情和恨意的声音在颤抖。我自己也因疲倦而躁动不安。她催促我快点回答。我耐着性子说，他们说的有些话还是有道理的，不过多数都是蠢话。我明白，要向她解释是徒劳的，这两名政客被人畏惧，遭人怨恨，只因为他们也会犯错，他们缺乏判断，他们也有梦想。在我看来，他们和其他人类一样，不过是些能力有限的可怜的生灵，我，也不例外……她希望在我的话中找到隐含的消极的意思，然而根本没有。

这时，音乐声戛然而止；人群从音乐大厅里四散开来，缓慢地涌上公园的小径。我们就此分了手。

十六

当阿伦奇克遗孀，那个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介绍的年老的犹太人到来时，我正在库里洛夫的卧室里：他感觉很不好，他的妻子请求我，一注意到他过于疲劳或是体质下降，就停止他的会客权。事件发生已经四天了。这段时间里，所有事务都被搁置下来。在亲王家中，棺木里放着残存的尸体碎片，神甫们在棺材旁边为死者灵魂的安息念着祷词。库里洛夫总是花上半天时间待在这里，另外半天在教堂。

最后到了第五日，亲王终于得到安葬。

不少与凶手有同谋嫌疑的人被逮捕。库里洛夫想参加所有对这些被他称为“人面兽心的怪物”的审讯。很快，其中两名犯人被处以绞刑。

库里洛夫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一句话也不说，叫佣人和雇员的时候又大声吼叫。只有对我，他才会表现出耐心和礼貌。的确，他似乎对我心存善意。

会见阿伦奇克遗孀的事，自然也和其他接见一同推迟了。

库里洛夫在一间我过去从未见过的大房间里接见了她。房间里挂满了皇帝的肖像，放满了波别多诺斯采夫和亚历山大三世的纪念物，都保存在玻璃里，上面贴上了小标签，好像药店里的瓶瓶罐罐。绯红的窗帘放下了一半，透进晃眼的光线，帘子像是染上了鲜血。他面无血色，一动不动。他穿着白色的制服上衣，领口处和肩膀上都别着勋章。他把手放在桌上，厚重的金戒指经过精心雕琢，上面镶有色泽光鲜的红色宝石。这一切形成一幅不正统的冰冷画面，极具视觉冲击。

有人将阿伦奇克遗孀领了进来。她是个矮小瘦弱的女人，全身哆嗦，满头白发，五官都像鸟嘴一样尖尖的，形成了钩形的面孔。她穿的一身丧服在阳光下绿幽幽的。她向前走了三步就停住了，满面悲伤。

库里洛夫用低沉而又柔和的声音问话，口气与见其他走关系进来的下属一样：

“您就是信奉犹太教的萨拉赫·阿伦奇克？”

“是的。”她叹着气回答。

她将双手交叉，放在腹部，明显地打着颤，她自己却一动不动。

“请靠近些。”

她像是没有听懂，抬起头来不解地眨着眼睛，眼中流露出屈从和对神圣事物的恐惧。

他合上眼睛，头向后仰去，心不在焉地用手指轻轻敲击桌上的一封信，等她开口。

可是她始终缄默不言。

“您看，夫人，”他大声说道，“是您要求见我的，不是吗？您有话要对我说。您想说什么？”

她小声说：

“大人，我认识您的妻子，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

“我知道。”他无情地打断她的话，“照我看，这与您要说的事毫无关联吧？”

“没有。”她结结巴巴地说。

“那么，请说重点，夫人，请说重点。我的时间是宝贵的。”

“关于雅克·阿伦奇克事件，大人。”

他示意，他了解此事。

她不再说话。于是他叹口气，拿出资料翻找了一会儿，飞快地读出来：

“‘我，签字人……告发皮埃尔·马佐乌尔奇科，二班的助教……’嗯！……嗯！……‘犯了迷惑我儿子的罪行……’”

他微微一笑，拿起桌上另一份申诉书读了起来：

“‘我，签字人，弗拉基米朗科，……中学教师，检举雅克·阿伦奇克，犹太教徒，十六岁，涉嫌煽动同学参加暴动和破坏性活动。’您肯定事情的真实性吗？”

“大人，我可怜的孩子是一个间谍煽事者的牺牲品。我本以为检举了马佐乌尔奇科就够了，他是我儿子的辅导老师，是他让我儿子读了这些东西……这些书……我是个寡妇，一个可怜的女人。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又怎么能知道呢……”

“没有人责备您什么。”库里洛夫说。他冰冷高傲的口气已经使这个女人僵住了。“您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与大人的手下扯上了干系。就是他，检举了我儿子。我是个寡妇，可怜的寡妇。”

我看着她交叉在身前的双手，黑黑的手上满是皲裂，像伤口一样腐烂；实在是可怖的场景。我发现库里洛夫也在看她的手，虽然被惊得哆嗦，却似乎有种吸引力，让他看得着迷。然而手上的伤痕并不是某种罕见的疾病造成的，而是经受了洗涤液、工作、沸水的折磨，还有岁月的侵蚀。

库里洛夫皱起眉头，我见他两手烦躁不已，重重地将桌上的文件翻得乱七八糟。最后终于说：

“您的儿子已经被学校除名。我会考查他，若他真心悔过，我将批准他继续学业，如果他有此资格的话。毕竟到现在为止，他是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我看过报告，而且他还这么年轻……最后，是您给儿子打开这条大道，您独自一人，年纪又这么大。如果您为您的儿子担保，为他的政治观点负责……”他的口气越来越冷淡，越来越烦躁。

她没有说话。他点头示意会见结束。

这时，她第一次抬起双眼。

“大人，那个，他现在已经死了……”

“谁死了？”库里洛夫问。

“他……我的小雅克……”

“什么？您的儿子？”

“他自杀了，两个月前，大人，因为绝……因为绝望。”她含糊不清地说。

突然间，她大哭起来。她卑微的哭相实在难看，不时发出呼噜声，让人恶心。她小小的脸呈现出深红色，一时间被泪水浸湿，憔悴的嘴唇也湿了，颤抖着张开，剧烈的抽泣撕裂扭曲了一侧嘴角。

她哭得越凶，库里洛夫的脸也变得越阴沉、越苍白。

“他什么时候死的？”他最后用金属般冷酷的嗓音问，尽管面前的女人已经说过了，他还是像没有听见一样机械地快速说道。

“有两个月了。”她重复。

“那么您来我这里有何要求呢？”

“请求救济。读完中学之后，他原本可以帮我。他每月已经可以挣十五卢布了。现在，我成了一个人。我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大人。雅克自杀是因为他被学校错误地开除了。我带来了学校校长的一封信，证实了这的确是个错误，在我儿子房间里找到的书和文稿都是马佐乌尔奇科故意放进去的……是大人的手下做的，他还要求一百卢布的赔偿金，我们根本付不起这笔钱。我这里有事实的真相、确凿的时间和罪犯的供认。”

她把几张纸递给库里洛夫，库里洛夫用两指夹住纸张，像拿起一块抹布，然后一眼没看就扔在桌上。

“如果我没理解错，您是在指控我杀了您的儿子？”

“大人，我只是，请求救济。他才十六岁。您也是位父亲，大人。”

她的身子剧烈颤抖着，从口中艰难地吐出几句话。

“可该死的！您为什么来这里？”他粗暴地吼道，“您的儿子，您的儿子，我能做什么？他已经死了，上帝带走了他的灵魂！就这样了。请您出去，您没有权力跑来用您的故事扰乱我的工作，您听见了吗？”他怒斥道，“请您出去！……”

他大发雷霆，两眼充满了惊恐。他一挥手，横扫桌上的东西，信件纷纷飞落地上。

年老的犹太女人惊得脸色煞白，刚想离开，突然她谦卑固执的声音又响起了：

“只要一点点救济金，大人，您可是位父亲啊……”

我看着库里洛夫，见他的手动了动。

“去吧，”他说，“请把您的地址留给办事处。我会给您寄些钱去。”

猛然间，他仰头靠在座椅的靠背上，哈哈大笑起来：

“去吧！”

她消失了。他则继续大笑，忧伤而焦躁的笑声听上去是那样诡异。

“卑劣的老女人，愚蠢的老家伙。”他重复着，声音因厌恶和愤怒而微颤，“我们走吧，有人会为她儿子付钱……这种人如何值得同情？”

我没有回答。他闭上了眼睛，像往常一样，表情粗鲁疲倦。

我努力猜测他的想法。但是当他睁开双眼，就立刻回到了难以参透的表情。我记得，我对这名老犹太女人的事进行了思考，思考她荒谬的行为揭示出的绝望、无知和不幸的深渊。也正是在这天，不知为何，我第一次，一想到要杀死这个严肃的蠢货，就感到恐惧。

十七

刚过几个月，老犹太女人的事情便结下了苦果。我不知道库里洛夫因亲王的逝去产生的痛苦是否夹杂着对他本人命运的担忧。我并不这么认为：他过于自负，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老亲王对他是多么有利，亲王的威望足以让某些人断了玩阴招的念头。然而那几天里，他对我说了许多遍：

“他对友人绝对忠诚……他是个正直的人，我们可以完全信任他。这在世上是鲜有的，年轻人……您瞧着吧……”

如果说他还抱有些许幻想，那么开始出现的几封匿名信足以打破他的幻想。

到这时，一直垂涎教育大臣之位却畏于得罪亲王的达利也改变了对抗库里洛夫的方法。亲王一死，游戏便开始了。

他赶忙向宫廷内外散布谣言，说国民教育大臣受到罗兹的老犹太女人威胁，威胁他要揭露“关于美丽的玛格年轻时候的丑闻，说玛格当时还是演员，巡演时住在罗兹，她在那里秘密堕下一胎，帮她堕胎的正是这个犹太女人，老接生婆。玛格得到了令人羡慕的婚姻，来到了彼得堡，唱歌给大臣听。”他给出的证据，就是库里洛夫的的确确给了老犹太女人的那笔钱。于是人们抓住了这一点，开始明目张胆地谈起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的古老故事来，所有这些故事在她刚结婚的时候，人们只敢窃窃私语。或许有不少故事是真实的，几乎没有歪曲；她年轻时的艳事和与涅尔罗德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这点尤其引发了公众的愤慨。

“真是肮脏丑陋的故事！”达利厌恶地说。

有人说，她还有其他情人，库里洛夫保护着他们，“就像他自己被亲王——她的前任情人保护一样”。

“真是个好法子……她很清楚，有了这个丈夫做靠山，还有众多的新老爱慕者，对她来说，相当于军队里两个最棒的军团——骑兵卫队和骑士亲卫队。”

事实上，这些流言中有一部分确有其事。可是还有人指责她也做小库里洛夫——伊波力特的情妇，由于她经受不住折磨，最终做上了年老丈夫的“爱妻”，成了干净的女孩。这种说法和法妮告诉我“群岛湾的别墅里举行着下流酒会……”一样荒唐之极。

令我难以置信的是，熟识库里洛夫的人竟然也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可怜的库里洛夫，虔诚、谨慎、多虑、懦弱的库里洛夫，根本做不出人们指责他的那些事来……尽管像弗莱里希说的，他并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的私生活比任何瑞士小市民都要平静，但是，这样的平静不是永恒的。他充满热血和激情。几年前开始，或许因为宗教限制，为图小心谨慎，他只得收敛起来；他尤其憎恶敌人抓住他一直渴望改变、不为人知的弱点，无凭无据地胡乱猜想……他的性格中有一点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一面真心地信仰着上帝，一面却又玩弄着阴谋花招……不过，他的其他性格，我全部了如指掌。

没过多久，阿伦奇克遗孀的故事便占满了各大报纸。极右派的报纸控诉库里洛夫是“自由主义者”，是“对革命思想的纵容”，因为他给一个有革命嫌疑的小犹太人的母亲提供援助。相反的，国外出版的革命刊物却说，这个女人的儿子是被库里洛夫养着的警察和间谍煽事者谋杀的，意图销毁牵连教育高官的重要文件。

沙皇并不插手此事。虽然这个懦弱的男人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强烈的感情，但是他憎恨库里洛夫。他也听到一些风声，听到他的教育大臣不够谨慎的言辞。他猜到，库里洛夫在等着米哈伊尔大公，他的哥哥得到皇位的那一天。（那个时候，继承人阿列克谢还未出世，不过沙皇和皇后坚信，会有儿子来继承皇位。）

最终，库里洛夫一如既往的愚笨让他找到了与他的同事——内务大臣关系破裂的法子。间谍煽事者属内政部门编制，内务大臣不能原谅库里洛夫否定他的人。

白天黑夜，信件、文书如雪片般飞来，虽然政治倾向不同，却一律敌视库里洛夫。他的桌上堆满了成捆的信。

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尽力在信件送到库里洛夫手里之前就把信偷走。可是无论她如何小心，信还是命中注定般落在了她丈夫手中。他从不在我们面前看信，有时还故意扔掉。但他还是忍不住瞥了一眼，立刻被蓝笔勾出的文章标题震慑住了。他示意叫来佣人：

“给我烧掉，这些垃圾……”

当佣人拾起散落一地的纸片，他贪婪而好奇地盯住这些纸，暗淡的大眼珠瞪得像要掉出来似的，像被人掐住脖子快要窒息的动物。最后，佣人走了出去，带走了邮包。库里洛夫转向我们：

“去用餐！用餐！……”

孩子低声说话时，他闭口不言，无意识地一遍一遍看着我们，心不在焉。有时，他不能很快控制住情绪，嘴唇依然微微颤抖。他总是突然冒出一句话，怀着强烈的憎恨和蔑视，吐出一个又一个字眼，声音越发尖刺无情。随后，他陷入深思，叹着气爱抚坐在旁边的儿子的头。

这几日，他比以往更加耐心、更加和气。我将朗恩堡教授嘱咐的煮沸的敷剂敷在他的肝部，他顺从地忍受药剂的灼热，仿佛要以身体的痛苦向上帝换取敌人的愧意。

十八

为了给他治疗，我每天清晨都在他起床的时刻来到他的卧房。打开的窗前，他仰面躺在长椅上，身着猩红色丝绸睡衣，衬出他苍白阴暗的两颊，仿佛内心正在喘息。浅褐色的胡子几天来慢慢变白，黄色的皮肤、紫色的黑眼圈使深凹的眼眶愈加明显，鼻梁两侧细小的青痕透露出他日益加剧的痛苦。他明显消瘦下去。褪去衣物，我看见的是肌黄的肉，重重地耷拉下来，像件过于肥大的衣服；穿上制服，他的胸前别满勋章，形成一件并不存在的护身胸甲。

很明显，朗恩堡的敷剂就像对死人不起作用一样，对他的肿瘤也丝毫无益。

每天早晨，他的儿子都会来。他抱着儿子，抚摸他，硕大的手掌轻轻地抚过孩子的前额，将头发顺向后方，温柔地摸着孩子长长的耳朵。他拉着他的耳朵，那种温情深厚而奇特，像是生怕下手太重弄疼了孩子。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

“看看，看看，他长得多壮，不是吗，勒格朗先生？去吧，儿子……”

在他女儿面前，我又见到了外人面前的库里洛夫，冷漠无情的男人，不动声色地对她发号施令。我总是不自觉地对伊丽娜·瓦列里亚诺芙娜产生厌恶感，而这对夫妇——“抹香鲸”和老女演员，却能令我欢喜，令我感动，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一边写书，一边回忆，有时也会胡思乱想，可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对这两个人产生好感……实在不可思议。也许，我自幼生活的世界就是个“玻璃笼子”，没有接触过真实世界？第一次，我见到了真正的人，不幸的人，见到了他们的野心、谬误，他们的愚昧……但是我没有时间思考这些！我只想回忆这段被遗忘的陈年旧事……总比乖乖地待着，无所事事地等待死亡要好。完成党的工作、向工人宣传卡尔·马克思的思想、翻译列宁的著作、将社会主义教义一段一段宣读给这里的布尔什维克小资产阶级听！……我已竭尽所能。但是，我重病在身，我疲惫不堪。这些过去的回忆能让我放松，令我麻木，不再去想无用的战争回忆和胜利过往。对我来说，过去的辉煌已一去不返……

我记起，那段时期，宫里接见了一名外国君王。那天，库里洛夫准备进宫……他几乎直不起身子，两个佣人为他更衣，在他周围打转，将勋章别在胸前，仪式专用的制服下束紧了腰身。他背后穿着一件用带子束紧的胸衣，包住外衣下身体病变的部分。

我在隔壁的房间，听见他束紧身子时痛苦的喘息。

他坐上车，不可一世地挺直腰板，身上闪着金光。车开动了。

他傍晚才回来。刚回来，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的一声尖叫惊住了我。我猜测他一定痛苦不堪，大概从下车开始就由侍从搀扶着，这才进了屋。我极度惊讶的是，这个往常相对平静耐心的男人，因为其中一名侍从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胳膊便大发雷霆，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还不停打他。

被打的侍从头戴帽徽，长着一张朴实温和的农夫的脸，霎时间吓得面无血色，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不动，像在接受检阅。他一副老实模样，大眼睛傻傻地盯着主人，像头迟钝的老牛。

当击打的声音回响起来，库里洛夫自己也怔了一下。他停下手。我看见他的嘴唇上下摆动，可突然间，侍从的脸孔似乎又激起了他的怒火。他挥舞着拳头吼道：“滚开！无赖！狗东西！……”紧接着，他用俄语大声骂了几句，突然倒了下去，不是失去了知觉，而是像发狂的动物受到重击一样倒下。他扭动脖子，就像腹部被刺枪深深扎入的公牛。他吃力地站起身来，推开我们，一个人摇摇晃晃地爬上楼去。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和我跟在后面，进了卧室。他解开衣领，不断地呻吟，直到他躺下，妻子轻抚他的额头时，他才安静下来。我不打扰他们：她坐在枕边，轻柔地对他说话；他，闭着眼睛，脸孔激动得不断抽搐。

我原以为当晚他会叫醒我，让我陪在一边，像每次发病一样；但是他没有叫我，似乎害怕在我面前又说出冒失的话来；他妻子独自一人陪在他身旁。

第二天我见到她，向她讯问库里洛夫的病情。她挤出一个微笑：

“哦！没有关系……”

她重复了许多遍：

“没有关系，没事……”

她点着头，嘴唇在颤抖。她用深邃的大眼睛看着我：

“如果他能休息几个月……我们可以去巴黎住住……巴黎，春天一到，栗树开满花朵……唉！您见过吗？……”

她沉默了。

“男人总是野心勃勃。”她突然叹着气说。

后来，我得知在宫里发生了什么，至少听到库里洛夫的敌人是这样描述的：沙皇是怎样接见他的教育大臣的呢？他烦躁不安地拨弄着桌上的铅笔。近臣都知道，这是祸事的先兆。他们走进房间还未开口，尼古拉二世连眼都不抬一下，收拾起桌上的物品文件来。

“你们知道，我不想干涉你们的私事，不过，至少给我避免丑闻。”

有人说，这句话一字不差，就是沙皇的原话。之后，我斟酌再三，觉得沙皇如此的言辞相当过分，责备之辞过于粗俗了，应该更加含蓄，难以觉察，皇上只需稍稍改变语气的冷漠程度，皇后只要扭过头去……

后一天，我在场时，有人含沙射影，暗示外国君王访问时发生的事。

库里洛夫苦涩地说道：

“陛下竟然忘记了我的存在……他甚至没有把我介绍给国王。”

没有人说话。谁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其实一段时间里，“抹香鲸”职位不保。我心里升起一种奇特的狂喜。

“噢！让魔鬼带走他吧！”我幻想，“让他离开，让他丢下教育大臣的职务，他将安静地生活，直到癌症把他带向死亡！”

必须杀死这个男人的念头让我心中充满恐惧和抗拒的心理。盲目的人哪，死神之手已经伸向他，在他脸上投下了死亡的阴影，可他关心的，依旧是那些徒劳的梦想和不能实现的抱负。这几天他重复了多少遍：

“俄国会忘记我的敌人，但是她不会忘记我……”

这是多么奇怪滑稽的事啊！他早就忘记了自己害死过多少人，只因为他没有及时给出清晰的指示，或是因为他一手建立的间谍系统一时失手。他仍然在乎后代对他的评价，要求后代在他与无赖达利，或是和他一样的无能之辈中做出选择！……

我还记得……那是在花园里，我们坐在长凳上。库里洛夫、他的妻子、女儿都在。女儿心不在焉地听他说话，稚嫩而清秀的脸庞毫无表情，难以捉摸。可以看出，这一刻她的思想离开父亲远远的，迷失在自个儿的幻想之中，对父亲的愁思毫不关心。他沉默不语时，她继续摆弄脖子上长长的金项链，心不知飞到了哪里。他转过脸来看着她，眉头紧锁，神态忧伤而愤怒。小伊万在远处奔跑，唤着狗儿；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他长得很胖，呼吸总是很急促……

我看着如浓雾般的蚊群从海湾阴沉的水面上方缓缓升起。所有集结在我周围的生物都像这些蚊子嗡嗡作响，飘浮在水塘上方，搅得人不得安宁，在水泡泡上飞来飞去，然后消失不见，鬼才知道为什么！……

十九

伊丽娜·瓦列里亚诺芙娜的生日在六月。六月中旬，库里洛夫的别墅里就开始准备舞会了。

库里洛夫意欲邀请沙皇和皇后，炫耀给他的敌人看，让他们知道，尽管流言漫天飞，他还是稳坐教育大臣之位，受皇上垂青的。没有人会被这种手段所骗，不过，这还是会稍稍改变他在别人心里的印象，库里洛夫自己也能借此重拾信心。

沙皇还不至于冷漠到做出对他的大臣不利的决定来。一大笔钱被作为封口费送给反动刊物，而自由刊物则依旧胡言乱语。不过在库里洛夫眼里，自由刊物不值一提。

我本以为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会在生日会前被迫离开圣彼得堡，于是日日等着她离开。事实却并非如此，她留了下来。她并不关心生日舞会。大臣本人亲自监管所有准备事宜。他仍旧脸色苍白，不安地凝望这个世界和他周边的人，疑虑重重。

一天在花园里，我再次冒险，悄悄跟着达利和“抹香鲸”。他们在谈着什么。达利一脸邪恶地看着库里洛夫，紧闭的薄嘴唇无声地浮起一丝微笑。

我觉得有几次，他们听见了我跟着他们：每走一步，我脚下的石子都咯啦作响。不过当他们坐下，我也在精心修剪的黄杨树篱后面站定，躲好，他们便忘记了我。我听见达利说：

“亲爱的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虽然您不邀请亲朋好友便会得罪他们，这是您不愿看到的，但是让沙皇陛下混在您的亲友之中更是不可饶恕的，那么，您为何不为亲王大公、显贵要人和夫人们单独举办一场晚会呢？在孔雀石大厅。”

“您这么想？”“抹香鲸”怀疑地说。

“我一直在考虑。”

“或许……对，这个方法甚好……或许……”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亲爱的朋友。”库里洛夫开口说。

达利歪着脑袋，微笑。

“愿为您效劳，我亲爱的……”

“您要知道，沙皇和皇后陛下自从我的前妻去世，就再没来过我家……”

“从您再婚开始，我知道，亲爱的……”

“现在，要想请动陛下，实在很难。我……找人打探过了。您看，我有一份名单，善于舞会交际的夫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另外，听说皇后陛下近来极少出宫；您可以想象，如果我再遭拒绝，我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他把名单念给达利听，每读一个名字，都被达利一声冷笑打断。达利轻拍他的手臂：

“不行……不行……这个不行……看她的为人……陛下还曾经加以指责……另外，这个是离了婚的，行为可谓伤风败俗，遭到皇后陛下的厌恶，虽然可能只是子虚乌有的传言。您肯定不能想象，我亲爱的，在宫里，严守戒规的风气几近清教徒那么严格……您明白吗？”

“我明白。”

男爵不再言语，只是盯着“抹香鲸”，神态严肃、讽刺。

“这是潮流，亲爱的……”

他耸耸肩。“您应该清楚我想说什么？”他似乎在用一个个眼神、一次次微笑表达相同的意思：“我想，您在猜我影射的是谁，还有您的位子动摇到什么程度。”

最后他们终于开了口，小心翼翼地压低了声音，谈论起库里洛夫的女儿。她似乎被看作了年轻的阿纳托利·达利可能的结婚对象。

“我们两家的联姻是众人所望。”库里洛夫违心地说，语气惶惶不安，“我很喜欢您的儿子……他们两个还是孩子……”

“是啊，”达利冷冰冰地说，“真是个好小伙……但是他还年轻，那么纯洁！要给他时间体验生活，年轻气盛，做做荒唐事。”他用法语说，笑得极其做作。

“当然，当然。”库里洛夫低声说，“不过……”

他表面上言辞谨慎，自知分寸，饱含父亲的尊严，可是他的心里，焦躁和恐惧正在翻腾……

他天真地把女儿献给达利，像是祭献给发怒的神灵。我得知，这个年轻女孩十分富有：库里洛夫前任妻子的财产尽数留给了孩子；库里洛夫为了与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结婚，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慷慨到如此愚笨的程度的……

达利的个人储蓄已经多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我这才明白，与库里洛夫相比，达利的地位远比库里洛夫想象的要牢固得多。记得当时，我小心地听他们对话。突然我抬起头来，仰望着天空，水塘是多么安静。我忽然深切地渴望安宁的生活，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市民，远离这纷繁的尘世。

这时，达利和“抹香鲸”终于定下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我不知道是谁，只知道她是皇后的朋友。

“这个女人不错，应付这种场合她很有一套。”达利说。

库里洛夫叹口气：

“您认为皇上皇后真的会大驾前来？”

“我会尽力的。”达利点头许诺，一副庄重而又疲倦的神态。

“唉！我还是没有机会有幸博尊贵的皇后一笑。”

“当然有，当然有。”男爵含含糊糊地咕哝，“毕竟，皇后陛下也是女人（他犹豫了一下，音调稍有改变，似乎深含歉意，责备自己将庸俗的字眼与皇后神圣的称呼用在了一起……），容易激动，像德国人一样直率，心直口快。多么美丽的心灵，太美了，也许过于高贵，所以从不为世间小事忧心烦恼。”

“的确是这样。”库里洛夫热情地赞同，“在这世上，没有人，如果允许我这么说（他似乎很喜欢这种说法），没有人像我这样崇敬、热爱皇后陛下的。可是我必须承认，马吉耶·伊里奇[46]，她对我没有好感。或许因为我的刚强性格伤害过她，触怒过她。要当好皇后，她首先要是个女人，就像您刚才说的。”

“那真是遗憾哪。”达利似乎在暗示什么。

他慎重的声音里冒出一声口哨。

就这个问题，他们又开始谈论朝臣与君王的为人处世。过了很久，库里洛夫突然说：

“马吉耶·伊里奇，当初皇上让您给我带来他的口谕，有关我的妻子是否参加生日宴会的事。您能好事做到底，帮我回复陛下吗？……”

他停了一下。我听出他的声音有些失常，因恐惧而颤抖。他鼓起勇气，放开嗓门说道：

“您能对皇上说吗？说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我的‘妻子’，还未离开圣彼得堡，她只有在向陛下表达过感激之情后才会离开。”

达利暗暗犹豫了：

“当然，我亲爱的……”

“我已经厌倦了暧昧不清。我希望我的妻子（他再次强调这个词），我的妻子可以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受到我的姓氏带给她的尊敬。我考虑了很久，马吉耶·伊里奇，如果这次我仍然屈从，对我妻子的不敬将会以其他方式卷土重来。我很清楚，从我坚持把妻子引见给王室的那天开始，折磨就跟着开始了。我知道……不过，我希望事情明明白白。如果皇上拒绝前来，说明我的职位已经不保。我会毫无遗憾地递上辞呈。我是病人，疲惫不堪的病人。”

沉默持续了许久。

“就这么说定了，亲爱的。”达利重复说。

于是他们就此分开。达利离开花园，库里洛夫仍然坐着，坐在离我两步距离的长凳上。我将他看得一清二楚。

白天是炎热的，雾气朦胧；夏天的小苍蝇嗡嗡作响。库里洛夫面无血色，纹丝不动。突然，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像从心底里呼出来似的。我久久凝望他。最后他站起身，慢悠悠地走到小径的尽头，像是累了，又像在沉思，手杖敲得面前的碎石乱滚。不过一上到通向屋子的笔直的大路，我的库里洛夫便挺直了腰板，昂首阔步向前走去，像是习惯走在两排鞠躬的人中间一样。只是此时，他的身边空无一人。

二十

从第二天开始，整个房子便聚集了成堆的人群，如蜂箱一般，好不热闹。钉挂毯的钉挂毯，拆隔板的拆隔板。

在我的记忆中，皇后久久未给答复。库里洛夫越来越焦躁。从早到晚，都可以看见他迈着沉重的步伐，颤抖着在房子里穿来穿去，踩得木地板咯咯直响。面对秘书、佣人，他性急而严厉。我尤其记得他对女儿说话时满怀敌意又漫不经心的口吻。有时，他会偷偷瞧一眼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我想象着他力图在对她的爱和自己的野心之间找到平衡。每次，他无奈挤出点微笑，看似温和，转过身去，他又开始叹息。这段时间，法妮每晚都在公园的小栅栏旁等我，向我讲述大学里的迫害事件、被闻所未闻的暴力镇压的骚乱、针对学生的逮捕和流放。我回想起一种诡异的感觉，库里洛夫由于愤恨而颤抖的声音、他全无血色的脸孔，不断浮现在我眼前……学生是正确的，库里洛夫也是。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人就像小虫，只想着自己，想着自己受威胁的昆虫般的生命，仇恨、蔑视他者，就是这样……唯独我，我完全了解他们，所有人。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上帝需要他一手创造的人类更加混乱。

时间过去了，皇后仍旧没有回音。然而，无数的画匠和织毯工人还是不停地涌向房子。有段时间，要在花园里举办晚会成了个问题。

像我描述过的，园子就在宅子前面，园子里的小坡前是水塘，北边这个凄凉的水塘被冷杉、荆棘所包围。我猜测，库里洛夫是准备在水上搭一座浮桥，又想给音乐会的演奏者穿上奇装异服。可惜他好意做出的东西和他原先的设想大相径庭。伊波利特·库里洛夫给他做帮手。

库里洛夫永远也无法衡量他的侄儿声望到底如何，也不知道侄儿给他的名誉带来多少损失。他尽最大力量把侄儿向上推。可是正因为这个侄儿，库里洛夫才总被人指责以权谋私，照顾了那么多自家亲戚，危害国家。

“他自己是不偷，”有人说，“但他也没为人民赢得什么。他把近亲安排得到处都是，他的亲兄弟，他的表兄弟，这些人没一个不偷钱的！”

库里洛夫的第一任妻子抚养曾经是孤儿的伊波利特长大。妻子死后，他继续一丝不苟地完成她的遗愿。这是他性格的一大特质，忠实到愚蠢，老实到刻板，往往让他放松意识，犯下无数过错，造成了巨大灾难。

他前妻的房间完全保持原样，里面挂着一副巨大的伊波利特·库里洛夫的肖像画，由金色小环组成的画框包围着。画中的他，长长的脸同样灰白。

每天晚上，库里洛夫都和侄儿一同来到水边，丈量土地的大小，商讨乐队的位置和灯笼的颜色。

伊波利特·尼古拉耶维奇在岸边奔跑，挥动双臂，指着水塘。

“您想象一下吧，我的叔叔，远方的大海，在月光下闪闪发光，鲜花的芬芳四处飘散，音乐在水面慢慢减弱，还有夫人们的艳妆，简直是一幅华托[47]的油画！”

他的小舌音发得很亮，将白胖的双手举在空中。他前胸高高隆起，脑袋向前勾，像长了个罗锅，长长的脸毫无血色。

“这自然要花上一大笔啊。”他漫不经心地说，“交给我吧……”

这片凄凉的岛屿上，连黄昏也变得格外冷清。我记起，天上落下雨滴，打在寂静的水塘里啪啪作响。落日在地平线上徘徊，直到清晨，初升的太阳被烟雾笼罩，呈现出黯淡的红色……

库里洛夫神色阴沉地听着侄儿的话，常常把我叫过去：

“您怎么想，勒格朗先生？您不常说话，但很有品位。用什么颜色的灯笼？绿色？”

他并不听我回答，只是望着平静的水面，然后踏着来时的脚印回去，一面叹息。

最后，库里洛夫决定亲自去问沙皇，如果沙皇同意大驾前来，就同时呈上来宾的名单。

这天，我陪同教育大臣去冬宫。去坐马车时，他看到几个前来求情的人站在院子里。他们从早上开始就等在那里了；大雨将他们逼到了挡雨板下面，活像一群家畜。“抹香鲸”一出现，他们畏畏缩缩地向前走了三步。库里洛夫厌烦地挥挥手。两个侍从走上前来：

“嗨！走开！”求情者一下被驱逐了出去，关在栅栏之外。库里洛夫阴沉着脸，忧心忡忡。他登上马车，示意我跟着他。真够滑稽……这天，他自己也是，被拒之门外……沙皇累了，皇后病了……

宫殿之外，我坐在沉闷的防护马车里等了很久。随后，我们踏上了回群岛湾的路。

库里洛夫静静地缩在一角，望着空空荡荡的前方。有时他语气冷淡地催促车夫，让马儿跑快些，可一旦马儿狂奔起来，他又恼羞成怒，辱骂起车夫。于是，马车又开始慢慢吞吞地走起来。雨越下越大。奇怪的是，无论我对“抹香鲸”的心境如何了如指掌，在他冰冷的面具下，仍然难以琢磨骚动他心弦的到底是什么。我的感受实在诡异，琢磨他的心思能给我精神上的满足感和身体上的愉悦。之后，在西伯利亚，我从苦役监狱逃出来，一路捕食猎物为生。当我窥伺猎物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与之相同的快感，快乐得全身颤抖。

热气从地里蒸腾上来，骤雨在朦胧中落下。可以看出，他想对我说话，想得要死，但是，这可怜的家伙又怕暴露他的心思，现在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连小孩都能看透。最后他痛苦地说：

“镀金的奴才……”

我没有回答。他也不再说话，只是背过头去，看着窗玻璃上雨水哗哗地涌下。我们穿过彼得堡的城门，走在林荫大道上。树上的枝叶满是泥污，雨水噼里啪啦地敲打着树叶，泛着银光。

有段时间，马儿走错了道。我开始观察库里洛夫。和往常一样，无论他如何控制情绪，街上的一声尖叫、车子的一次颠簸、玻璃的晃荡声，都会让他禁不住紧张地缩成一团，随后又立刻冷静下来，变成冷冰冰的模样。突然发觉他紧张的动作，我觉得无比兴奋。让他成天担惊受怕，不正是恐怖活动永恒不变的思想嘛。

这天，他神情恍惚，不再挺直腰板；一块石头挡在了马路中间，车子偏离了方向，他的身体无力地被惯性带得左摇右晃。当我询问：“您哪里不舒服吗？”他像从梦中惊醒一般。我见到他满脸的沮丧和阴沉，眼睛半闭着。

“没有。”他回答。

然后他点了点头。

“真是奇怪，我感觉更好了。当烦恼占据我所有的思想时，疼痛反而得到了缓解。”

我没有说话。他叹息道：

“人总是站得越高，摔得也越重。”

“不过，”我说，“您很累了吧？您为什么不隐退呢？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

他打断了我。

“我不能。这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

他沉默了。我们回到了宅子。

库里洛夫放弃了水上音乐会的点子，决定采用达利的建议，在孔雀石大厅里举办一场演出。皇上和皇后最终含糊地答应了，不过随时都有可能取消这一行程。然而，所有的邀请函已经寄发出去。

孔雀石大厅占据了二楼的一半大小，演出将在那里举行。舞会前几天，我进过大厅，见到库里洛夫在参加排演。一个年轻女孩身着路易十五时期牧羊女的服装，吹着类似风笛的乐器，声音如短笛般尖亮、刺耳。所有的家具都被搬走了，留下的只有天花板上巨大的吊灯，由威尼斯玻璃制成。吊灯有多层水晶坠子，每每与音乐共鸣，哗哗作响。

库里洛夫瞪着无神的大眼，似乎在听，不时称赞两句。终于，吹笛子的女孩走了，我们俩孤单单地站在大厅中央。

我偶然发现，搭舞台的木板没有完全盖上毯子，露出的部分拼接得零零散散，仿佛轻轻一脚下去便会碎掉。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库里洛夫。他看着我，像刚从梦中醒来，没有回答。

我重复了一遍：

“您看，这个台子太不牢靠了。”

霎时间，他的嘴角开始抽搐，脸上闪过暴怒的表情，仿佛失去了理智。

“哼！很好！很好！天哪！他们应该被撒旦带走！……他们应该堕入地狱！”

他镇静下来，神色不安。

“别在意，我太紧张了，不太舒服……”

他离开我，走到窗前，久久凝望窗外，没有说一句话，然后，他离开了大厅。

二十一

舞会在六月底举行，我记得。

那晚，我走出宅子，在群岛湾漫步。我爱这样明亮的夜晚。我看到大道上，皇室成员的马车一辆一辆驶过。透过车窗，隐约可见这些贵人的脑袋，女人面容消瘦、傲慢，一身珠光宝气，帽子上的羽毛在前额闪闪发光；男人穿的制服，镶满了钻石和金饰，亮得诡异。夏日夜晚奇异的光线将他们笼罩，仿佛他们是梦中之人，已死之人……我记得……不久之后，在同样的夏夜，我作为特派专员，审讯嫌疑犯，一拨犯人被带到我面前，他们将在黎明被处决。我记得那一个个苍白的脸孔，记得夜晚的光辉映出他们的轮廓，记得他们盯着我的眼神。有些人疲惫至极，对一切都漠然对待，无力地冷笑着回答问题。其中只有少数人还在为自己辩护，以求生存。所有人都被带走、屠杀，没有留下一句遗言。革命，就是一场杀戮！可是，真的值得吗？……其实，没有什么是值得换取的，重要的只有生命。

我走到花园，打开栅栏，一下撞见了库里洛夫。他出来检查宅子周围集结的警察。每走一步，都能看到躲在大树后面的一名便衣。

“您在这儿做什么。勒格朗先生？快来，您将看到一场精彩的演出。”

他推着我向房子走去。透过大开的窗户，我看到，灯火辉煌的孔雀石大厅里，女人们摇着扇子，最前排坐着沙皇和几位亲王。

“您听见了吗？”库里洛夫突然小声问我。

他抬起头来，凝神倾听，双眉紧锁。

“巴赫……”

庄重而平静的乐曲仿佛从我们头顶飘过。我像他一样侧耳倾听。是著名的R在演奏。我不喜欢音乐，通常我对一切艺术都漠不关心。只有巴赫和海顿是个例外。

“这些就是皇室成员。”库里洛夫又说，“估计，您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吧？那位是皇后，她的旁边，是皇上……伟大的俄国绝对的主人们，他们脸上闪耀的庄严是多么值得敬佩啊！”他一本正经的口气令我又愤怒、又感动。

他抬起手，指着巨大而明亮的玻璃窗和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正把头转向我们，津津有味地听着乐曲。有一会儿，音乐停止的时候，我清楚地听见沙皇疲惫的轻咳声，他把戴着手套的手举到嘴边，低下头去。

“请允许我留在这里，”我对库里洛夫说，“大厅里有些闷。”

他丢下我，回去了。

夜，一样闷，偶尔几道闪电劈下。我看到人群站了起来；我听见脚步声、军刀与石板地面的撞击声。亲王们走到隔壁的客厅。客厅里，夜宵早已备下。我在窗户底下徘徊，隐约望见沙皇，手里握着一只高脚杯，又看到伊娜身穿白色长裙，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头上别着钻石头饰，上衣别着一小支玫瑰，还见到一堆陌生的面孔。

我呼吸困难，空气一定是停止流动了。转过花坛的时候，我撞在一个警察身上，他见过我和教育大臣说话，并不打扰我，只是出于职业习惯，机械地跟在我后面，沿着小径走。我叫住他，递给他一根烟。

“今天晚上工作不少啊？”

他皱皱眉头。

“屋子的保卫很严。”他支支吾吾地用法语说，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

他用手指摸摸帽檐，随后消失在暗处。

这样散步还真是奇特的经历，我走在花园里，就在暗处无数警察的眼皮底下。那个时候，我很少考虑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像是活在醒着的梦里，既明晰又混乱。这个夜晚，我头一次想到自己，想到我即将面临的死亡。不过，我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兴趣……记得当时我想：“我必须带上炸弹，而不是手枪，让我和他一起被炸飞……”这样说真是奇特，教育大臣和我可能会同时断气……我感到由衷地骄傲。暴雨与随之而来的沉闷天气让我透不过气来……我就快窒息了。我仍旧在遐想：“闭上眼，睡吧……”龌龊的人类……不可理喻……人可以轻易地杀害陌生的人，杀害一个个人类生灵，就像我所见过的那些人，在一九一九年的那些夜晚，不知杀害了多少生命……就连他们自己也难逃一劫……

当我审讯他们：“您的姓名？籍贯？”问他们证件、护照是否涂改，我的内心开始理解这些生灵，甚至对他们产生了兄弟般的情感。

“你，一个小偷，投机商，为皇家卫队提供劣质的皮靴、变质的罐头，你不是坏人，你不过是爱钱罢了，你还向我低头，满怀热情，满怀希望：‘特派员同志，我有美元……特派员同志，饶恕我吧。我从来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我还有孙子。怜悯我吧！……’当明天，两个男人在漆黑的车库里点燃你的脑袋，你还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死吗？”

我记得，白军的强盗，一路上吊死了上千的农夫，烧毁了成片的村庄，沿途只剩下房屋里炉子的残骸……临死前，他转向我，眼神惊愕，眼睛充血：“为什么，特派员同志，为什么你要折磨我？我没有做过坏事……”这真是……可笑……库里洛夫也是一样……

“为了多数人的幸福而摧毁不公正的事物。”为什么？究竟谁才是公正的？对我，这些人对我又做了什么？猎手是无法下手杀死自己一手照顾喂养的动物的……然而，既然我们活在这世上，就必须参与这个游戏。我杀死了库里洛夫。一瞬间，我将自己熟识的人送向了死亡，如同我的兄弟，如同我的灵魂……

今晚，我一下变得狂躁无比。同样是闷热的暴风雨之夜。我丢下作废的老文件，走向花园。我在花园的小径上慢慢踱着。小径只有十步的长度，另一头连着墙根，越过墙，便是公路……我感到无比饥渴。血液涌上我的喉管，脖子像被手紧紧掐住。

清晨，大雨终于落下，我也终于可以躺在床上，睡了过去。我咳嗽，有点窒息。屋里没有一丁点响动。我爱死了这种不可救药的孤寂。

于是，就这样：三十年前，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在库里洛夫家的窗台下漫步，一面观察这群耀眼的可笑的人，他们曾经的辉煌早已无存。

时间过去了。沙皇准备离开。他的马车驶了过来。树荫之下，附近所有的警察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大圈。我竖起耳朵：隐约听见他们的呼吸，感觉他们的脚步擦过青草。教育大臣没有戴帽子，他手举一支点燃的金色火把，陪在沙皇身边。这是传统。其实，此时的夜晚光线十分充足。恭恭敬敬的人群窸窸窣窣地跟在他们身后。

沙皇一张口，绝对的寂静蔓延开来。我模糊地听见他迟疑的轻咳和他的声音：

“我要感谢您。晚会非常成功。”他登上马车，坐在皇后身边。皇后坐得笔直，机械地点点头，神情忧伤而高傲。她的头上插一根白色羽毛，戴着昂贵的宝石项链。他们离开了。

库里洛夫开始容光焕发。贪婪的人群围住他，恭维他，仿佛皇室的贵气沾在了他身上。他指向花园：

“夫人们，您乐意迷失在花园中的林荫小径里吗？”他张扬的声调就如回到了辉煌的从前。

他转向达利，抓住他的手臂。达利说：

“我要祝贺您了：陛下对您相当亲切啊。”

库里洛夫走在人群之中。藏在花丛后面的乐队又开始奏乐。草地上空，星星点点，亮起暗红色的孟加拉焰火。这些来自彼得堡的人苍白的脸未见过阳光，只见过夏夜里的人造光线（他们白天都在睡觉）。达利和库里洛夫铁青色的脸上，血红色的火光游来荡去。其实仔细想来，其中不乏巧合。

达利抓起库里洛夫的手臂，亲热地握着。我猜想，“抹香鲸”离下台也不远了。然而他却说：

“我就知道，陛下这样近距离见过我的妻子之后就会知道，他们之前是被误导了。”

他骄傲地微笑。这个男人总是这样：自以为聪明。可是我知道，他并不聪明，每当事情进展顺利，他便开始犯糊涂。成功就像红酒的香气一般，让他冲昏了头脑。

我回到卧室，打开窗户。我看到皇室的马车接连离去。我倾听马厩折叠棚的吱呀声，直到清晨。我看见，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房间的灯亮了片刻，又熄了。

二十二

舞会后一周，沙皇召见了库里洛夫。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位谈吐文雅的君主，言行举止不像他父亲粗暴野蛮。他慈眉善目、好言好语地让教育大臣选择，是失宠，还是离婚，并强烈劝他选择后者。但是，库里洛夫拒绝离开妻子，甚至表现出愤慨之情，就连沙皇也认为他的做法不够明智，就像他之后说的。库里洛夫被撤了职。

一天，我看见库里洛夫从彼得堡回来。他的面孔与往常一样面无表情，更加灰暗，更加沮丧。不过他显得十分镇静，将自己控制得很好。他带着讽刺顺从的微笑，令我讶异。

“现在，我可以随意休息了，我的勒格朗好先生。”他走过我身旁时说。

他的失宠暂时还是保密的，不过彼得堡的“领导阶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皇室和高官，已经开始公开谈论此事。

起初，库里洛夫泰然处之，我很惊讶。随后，我才明白，他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自己将跌入怎样的深渊。或许，他只当这是个过渡……抑或，他内心坚信自己的做法比较绅士，就像他喜欢说“行为要绅士[48]”，他闭紧嘴唇，轻轻吹声口哨，我太熟悉不过了，他是在自我安慰……这也是他生命中第一次违背自己爱戴的君王却没有自责。

宫里的反对派高度赞扬他的姿态，他一时取得了这小部分人的人心，变得晕头转向。不过，当这些人发现事实真相，很快离开了他。他变得孤立无援，被人遗忘。夜晚，我从窗户向外张望，见他又开始踱来踱去，在他明亮的小卧室里，一刻不停。渐渐地，他越来越暴躁，越来越伤感，将自己锁在房间，孤零零地待着。

一天，我走进他的卧室。他坐在桌前，手里抓着一只青铜盒子，里面有一捆纸。他正在重读，读完又小心翼翼地折好，仿佛拿着的是古老的情书。这些是他接受国民教育大臣任命时收到的贺电，始终带在身边，来别墅后一直上了锁放在办公桌上。

看见我，他有些慌乱。我等着看他从麻烦事里脱身时庄重的动作、威严的扭头，一边问“什么事？您找我做什么？”，还有碧蓝的眼睛那冰冷阴沉的眼神。然而，他只是抿紧了他那伤感的嘴唇。

“空虚的虚荣，勒格朗先生，这个世上只有尘埃与虚无。在我这个年纪，人们恣意玩乐，”他尽量变回冷漠的语调，“高官显位，不过是老人手中的拨浪鼓……”

他沉思片刻，又关上抽屉。最后，他点头示意我坐在他身边，跟我谈起他认识的俾斯麦[49]。

“我见过他。我曾经拜访过这位伟人，和我一样被打发走了，被一位薄情的主人……他独自生活，和几条狗一起……无聊得要死……”

他停了停，叹息道：

“权力是一味可口的毒药……对其他人来说，”他加快了语速，“对其他人来说……我，我是名老哲人……”

他模仿死去的涅尔罗德亲王，挤出一个讽刺轻快的微笑。不过他苍白的大眼盯着我，表现出的却是极度的不安和忧愁。

七月终于过去了。我接到命令，处决库里洛夫的日子被定在了十月三日。届时，德意志皇帝将来俄国访问沙皇。玛利亚剧院有场演出；扔炸弹的时机选在散场之时，地点在剧院外面，以此避免伤及无辜，行动要尽早，要让外国统治者代表和人民亲眼看到。

我被法妮叫到彼得堡。她住在丰坦卡河乌黑的运河上一座谷仓似的屋子里，和一家工人同住一间。

我记得，这天暑气炎炎，脚手架上纷飞的石灰粉末被白色的阳光照得刺眼。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我对她说，我想见组织的一名负责人。她起初没有回答，细长闪光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然后问：

“你要见谁？”

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是我坚持要见。

“你受令不准见任何人。”

我怒了，再次坚持。最后，我们分开了，什么也没有决定。

几天过去了。一天晚上，她叫我去她家。我穿过摇摇欲坠的木制走廊，一面是镂空的栏杆。我走向她的房门。这时，一个男子开了门，走上前来，握住了我的手。墙上只有一盏小灯，灯光昏暗，我只能分辨出他戴的宽边帽子。他声音古怪，生硬、讽刺。我开始屏住呼吸，重拾公共大会时的习惯。

“我们不能进去。”他说。

他疲倦不堪，懒懒地用肩膀指指房间：

“里面有个女人在睡觉，不知道是病了还是醉了。我是……”

（他说了自己的名字。是个著名的恐怖主义者，一九一八年作为苏维埃政府的顽敌被处决了。）我们清楚地听见女人的呻吟，夹杂着嗝声。

“您有话对我说……”他继续说。

他甚至不压低嗓音。走廊上满是醉汉、乞丐和出门做生意的粉妆女孩，半裸身体的男孩像耗子一样窜来窜去。他们经过我们，打量一番，然后推开我们。男子肘部支在扶手上，望着黑色的楼梯。库里洛夫的性命就掌握在此人手上……

我说自己不能处决教育大臣。他没有抗议，只是疲惫地叹息，像库里洛夫一样，当秘书为了给一封信结尾，跑来问他有何补充时，库里洛夫有着相同的叹息。

“没关系，很好，我们会再找别人……”

某间破屋里，一个醉鬼唱起歌来。男子不耐烦地敲打墙板，向我示意：

“好了？……我们下楼？”

我再次阻止了他然后……啊！我记不起自己说了什么，但是，我似乎像在为要死的兄弟辩护。

“为什么？这有什么好处？他不过是个可怜的蠢货。您干掉他，接替他的人可能更糟，继续下去，永远不会了结。”

“我知道，我知道，”他厌烦了，“我重申一下。您知道，我们要扼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这个政体。”

我耸耸肩。我像往常一样开始局促不安，生怕自己高谈阔论，这是我最反感的。我简单地说：

“您希望惩罚罪人，或是消灭对您来说是不幸、混乱、危险的根源吗？”

他更加认真了。他坐在摇摇欲坠的栏杆上，晃着身子，吹着轻快的口哨。

“这点，毫无疑问。”

“他被免了职。虽然官方还没宣布，但是很快他就会被人接替。”

他低声咒骂了一句。

“又来了！他们已经对这个蠢货下手了！什么时候正式撤职？”

我表示我一无所知。

“听着，”他飞快地说，“十月三日是定好的日子。想象一下，十月，所有的大学都会罢课，会发生骚乱。如果库里洛夫还握有职权，有多少学生会死在他手里。如果我们消灭他，他们至少可以恐吓他的继任者，我们会救下比他这个没人性的机器宝贵百倍的生命。”

“如果十月三日他已经让出职位了呢？……”我问。

他说：

“那就自认倒霉，您想怎样？就放过他……否则，您知道，您或是其他什么人……”

他不再说话。醉鬼又哀怨地唱了起来。法妮溜上走廊。

“现在就离开，条子上来了。”

我们一同下楼。男子走得很快。我猜，他想在我之前离开，避免让我看到他的面容。但是我跑在他面前，飞快地看了他一眼。他很年轻，筋疲力尽，眼神很是温柔。他也惊异地打量我。我冷不丁地说：

“听我说：说到底，这是个脏活儿，您，偶尔，不会想把一切丢给魔鬼，解救自己吗？”

不知为何，自从我看过他一眼，我们的对话中便充满了戏剧性的紧张气氛。他紧锁眉头。

“不会，我从不怜悯，”他觉得与其说是回答了我的话，倒不如说是给我的想法一个答复，“这些人像疯狗一样不值得怜悯。”

我不情愿地笑笑，想起了朗恩堡的话。他高傲地继续说：

“您不了解情况，您是从安全的玻璃屋子里出来的。您应该问问您的父亲……”

我说：

“这跟怜悯毫无关系。我们缺乏的是某种幽默感……其实，我们的对手也是……您不这么认为？”

他仔细看着我：

“两者中必有一个，不是吗？就定在十月三日！……”

他又重复一遍。我告诉他，我很清楚了。他笑笑，点头示意。

“您会看到，当您感觉到手绢里的炸弹或是裤袋里的手枪，当您看到这些满面容光的人戴着勋章和俗气的饰品，您肩膀打个颤都会让您前功尽弃。我已经干掉两个了。”

他抬抬帽子，向我告别，然后消失不见了。我离开那里，在彼得堡的三条街上徘徊，绕着黑色的运河走，直到天明。

二十三

渐渐地，库里洛夫变了，变得阴郁、神经质。往年这个季节，他总和妻子一块儿去高加索或法国的别墅休养。不过今年，他一点也不想出门。我不知道他在等待什么。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或许，沙皇会突然改变主意……可能地球会停止不转，只因为他，库里洛夫，不再是教育大臣了。

终于，在七月快要结束的时候，沙皇任命达利为国民教育大臣的谕旨下来了。库里洛夫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只是他一下子老了很多。我发现，他妻子的出现让他感到压抑。虽然他对她比以前更细心、更殷勤，但是，他妻子的存在无时无刻不让他想起自己为她而牺牲的事业，一段痛苦的回忆。孩子们，伊娜和伊万像往年一样，在奥廖尔省[50]某处的婶婶家过夏天。

似乎只有我的存在是“抹香鲸”可以容忍的。我想，是因为我的沉默让他容易冷静，而且我走起路来悄然无声。我迈步子总是尽量轻而静的……

宅子变得空旷起来，像只被遗弃的蜂箱。那是自然。没人会来拜访失宠的大臣，生怕自己受到牵连。只是我很惊讶，他竟然对此不能理解，而且很是受伤。早上他迫切地叫来佣人，叫声在整栋房子里回荡：

“把信拿来！……”

佣人拿来几封信。他饥渴地翻阅，然后叹着气扔下信。信零零落落地掉在床上。他虽然面无表情，可是微颤的手指透露了一切。

“没有皇上的信？没有？”

话刚出口，他的脸一下红了，眼神却更加冰冷。光是这个问题就让他够受了，却又不能不问。我再次看见了他脸上慢慢显出的红潮，直冲额头，使苍白的大长脸有了血色。每次电话铃响，或是有车经过小路，他都会止不住地颤抖。

天气晴朗炎热。库里洛夫清早便来到花园，呼吸花朵和青草的芳香。宽阔的草坪上满是野草，像片牧场。每年这个时候，有人来整理草坪，可以听见镰刀割草的刷刷声和农民的声音随微风飘来。

“我们就这样待着，就这样，勒格朗先生！”

他不再说话，凝望着四周。蓝天下的水塘仍旧灰蒙蒙的。

“这样呼吸很舒服，不是吗？勒格朗先生，这里清新的空气还没被人类的污秽之物所玷污！”

他用手杖的尖头在树叶上扎了一个洞，然后把叶子举到亮处，他停下脚步，望着青草和灌木发呆。他常说，听鸟儿的啼鸣是件乐事。他听着听着，直到痛得扭曲了面孔。

“够了，我们回去！我受够了叽叽喳喳的叫声！太阳的光线让我眩晕。”他指着北边苍白的太阳在水中的倒影，补充道。

过去的这个时候，他一定在向沙皇呈递奏章……

“辛辛那塔斯[51]……解甲归田……”

谈起沙皇、皇后，谈起皇室和其他大臣，他瞬间流露出苦涩的微笑。过去，我从未在他身上发现诙谐或是辛酸的一面，而在艰辛的逆境之中，他对世间万物的评判也变得相当残酷有趣。一次他问我：

“在瑞士，您认识革命者吗？”

我担心是个陷阱，于是回答：

“不认识。”

“狂热者、异端派，过去都是流氓！……”

不过事实上，他对此毫无兴趣。他关心的只有自己、他的君王和俄国，关心的是大公、大臣之间耍的阴谋诡计，尤其是让自己成为牺牲品的达利及其同党所设下的陷阱，被他称作“恶毒的”阴谋。这件事他思前想后，恼怒不已。他从不跟我谈这件事：我不应该知道得太多。我不过是个无名小医生，没有资格插手这世上大人物的命运和不幸。但是，他的一字一句都无意中泄露了他的故事。

我可怜的库里洛夫！这些日日夜夜，他从未对我如此亲切，我也从未如此理解他、蔑视他、怜悯他。明亮苍白的夜，太阳在水平线上游移。现在，夜晚渐渐暗了下去，因为到了八月，入了秋，这个季节处处都是凄凉萧瑟的景象……我建议他离开群岛湾。我向他说起瑞士，说起沃韦的别墅，一栋白色的房子，周围种满了红色葡萄，就像波德的家一样……我为他画下几张最美的田园风光。毫无用处。他不愿离开沙皇，只是沉浸在回忆和对权力的幻想中。

“大臣，这些墙头草？”他恼火地重复，“皇上？不，是一位圣人！上帝为我们选好了坐上宝座的圣人！万物各司其职！至于皇后！……”

他停了停，抿着的嘴轻蔑地一撇，深深叹了口气：

“我所缺乏的，只是活力……”

他还缺乏其他东西：控制他人命运的幻想。人，总是对此不厌其烦，直到生命终结……正是如此……现在我明白了。

一次他对我说：

“您是惟一还忠实于我这个失权老人的人了。”

我搪塞了几句。他叹着气，用诡异的目光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总之，”他说，“您很神秘。”

“为什么？”我问。

我兴趣盎然地问他……他慢慢重复道：

“为什么？我不知道。”

此刻我清楚地感到，他的脑中闪过一丝疑虑。这些人怪异、迟钝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他们把大批无辜的人和可怜的白痴关入监牢、流放他乡，而真正威胁政体的敌人却从他们撒下的大网的洞眼里毫发无损地溜了出来。是的，这次是第一次，库里洛夫产生了怀疑。或许苦恼反而使他清晰了许多。不过，或许他认为自己已经无所畏惧，或是抱有与我对他相同的感情……理解、好奇、模糊的兄弟之情、怜悯、蔑视，我知道什么呢？……可能他并没有想到这些？他轻轻耸肩，沉默了。

我们回到屋里，和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一起用午餐。三个人孤孤单单，坐在二十人座的大桌前。每次用餐，他都无名火起，几近疯狂。一天，他抓起一只装饰餐桌用的塞夫勒花瓶，朝管家的脸上扔去，我已不记得原因。这只浅粉色的大口花瓶里，插着最后一季摇摇欲坠的小玫瑰，黄色，即将枯萎，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管家静静地收拾碎片，库里洛夫变得羞愧难当，示意让他出去。他耸耸肩，看着我说：

“我们多么幼稚！……”

他久久地坐着，低垂双眼，纹丝不动。

午后，他打个盹，或者只是躺在沙发上看书，来打发时间。佣人成堆成捧地搬来法语小说，他细心地剪着，因为这样比较花时间。他用小刀慢慢地将书页裁下，压平，轻轻用刀刃敲打，紧闭嘴唇，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好几次，我见到他抓着面前摊开的书，痛苦的大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

他看一眼最后一页，叹口气，丢开书。

“无聊，”他重复道，“多无聊啊！”

他又开始在挂满圣像和挂毯的卧室里踱来踱去。他的妻子进来了。他的脸上顿时有了神采。可是，他立刻背过身去，重新毫无目的地从一个房间晃到另一个房间。

他下令打发走了几个拜访他的人。我记得，他读了《圣人的生活》，还声称从中得到了宽慰。但是，他不过是具血肉之躯，与这个世界的资本不能分离。因此，他叹着气丢开了圣书。

“上帝会原谅我的……我们都是不幸的罪人……”

他被委以欧洲一体化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烦恼让他对工作心不在焉，他还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他只喜欢做一件事，而且乐此不疲。他示意让我坐在面前：佣人拿来茶水和油灯。已近秋天的一天傍晚，暮色已深，黑暗即将降临，潮湿的雾气笼罩着群岛。“抹香鲸”给我讲起他的陈年旧事。他一直说自己的经历，说到他为君主制效力，说到他对政治家的角色和伟大之处的看法。不过，当他一反常态，谈起他熟知的人的时候，我惊讶不已。他语气粗鲁幽默，向我描述起他们的小把戏，用贪污、偷窃、背叛的手段，获取宫中与城里流通的货币，这些奇特的手法把我逗乐了。

我觉得，如果之后，革命的英雄时期过去，我若想给当权的领导人提出好的建议，帮助他们公正合理地处理国家事务，就必须全盘考虑，考虑整个欧洲和人们刚刚激起的热情，在这点上，我必须感谢库里洛夫。他教授给我的比他想象的要多得多，抑或，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我的老敌人……

我甚至常常不听他说话，只是欣赏着他怨恨痛苦的语调，看他苍白高傲的脸孔，已经接近死亡，被野心和欲望所吞噬。隔在我们中间的，是张桃花心木小桌，上面放着两盏古式的油灯，灯罩绘上了颜色。火焰在夜晚平静地燃烧。可以听见，警察依然在房子周围，和我一样，没有离开，虽然这里已经没有需要守卫的大臣了。警察在窗户下巡夜，相遇时低声唏嘘。

“人类啊人类，”库里洛夫重复道，“大臣、亲王，都是那么无能！真正的权力不在疯子手里，就在孩子手里，他们甚至不知道，手里握的究竟是什么！剩下的凡人在追寻的，永远只是幻影！……”

我如实地重述了他的话。这个男人很不单纯。但是在这件事上，他的话是正确的。之后，又是沉寂的晚餐。晚餐过后，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在钢琴前坐了下来。我们则在晚会的大厅里溜达：镶木地板反射出吊灯耀眼的光芒，没有光芒的，只有他孤独的脚步所到之处。他时而停下，恼火地感叹道：

“明天，我就离开这里！”

可是第二天，一切复始。

二十四

与此同时，首都不断发生暴乱，在某些省份，暴乱从学校蔓延至工厂，再次爆发了血腥的殴斗。无论是对大学还是对中学，达利都毫无对策。

一天夜里，库里洛夫显得比往常兴奋。向我道晚安的时候，他说：

“明天不要去彼得堡：皇家中学的学生决定向住在冬宫的皇上递交请愿书，为布季罗夫工厂的罢工工人请愿。”

“结果会怎样？”我问。

“没有人知道，现任教育大臣，达利大人，”他用讽刺的口吻强调，就像每次谈起他的继任者一样，“达利大人比别人更不清楚。结果很简单。措手不及的冬宫近卫军指挥官会叫来军队。通常这种情况下，指挥权会自动落在上校手里。而且军队少不了被辱骂一番。所以，士兵们一定会开火。这就是将会发生的事。”他冷笑着说，“您明白了吧，像达利男爵这样的大臣会带来什么，对学生应该负起责任，可是他，对学生的关心还不如对他的狗！”

我什么也没说。

“他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库里洛夫幻想着小声说。

我问起原因，他又笑了，用他的大手拍拍我的肩膀，相当有力。

“您有兴趣？这些事情？您不明白？您真的不明白？”他重复道（看上去，他相当乐在其中），“您认为皇上愿意见到自己的窗下堆满尸首？这种事不发生在眼皮底下，倒还能忍受……”他突然皱起眉头，可能回想起过去的烦恼，“但是发生在自己面前，在自己的屋里，那就大不一样了。您听过沙皇亚历山大一世[52]的经典名言吗？‘亲王们喜欢犯罪，但是很少有人真正行动。’经典吧？更不要提报纸了，即使在我们手下被迫缄默，但是，感谢上帝，报纸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

他走到妻子身旁，挽起她的手腕：

“我们走吧，亲爱的，我很高兴，我终于不用再为这些麻烦冒险了。”他用法语说，竭力使声音显得轻松、漠然，“我的信念是我重拾自信的源泉！必须承认，我愚蠢到一度让自己消沉。从下周开始，我们就出发去沃韦，亲爱的。好好打理我们的花园……您还记得湖面上的海鸥吗？除非……”

他陷入了沉思。

“这些可怜的年轻人！”突然他用忧伤的口吻说，“在上帝面前，‘他们’要为所有这些无辜的灵魂负责。”

他沉默良久，然后叹息着握住玛格丽特·伊杜阿勒多芙娜的手：

“上楼吧，亲爱的……”

就在这个时候，楼下的门铃响了。他打了个寒战。时间已近午夜。一名佣人走来，说有几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迫切地想要见他。他妻子哀求他不要接待这些人。

“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者。”她情绪激动地重复。

“带我一起去吧。”我对库里洛夫说，“两个人一起去，让佣人在附近待命，您不会有危险的。”

他接受了，或许是为了让妻子安心。我知道，他向来镇静，生性大胆。而且，他感到不寻常的事情将要发生，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他。无论如何，他答应了会见。佣人把访客领进楼下的空办公室。来访者为这么晚到来又没有提交接见申请表示歉意。他们是皇家中学的教师代表。他们面无血色，浑身打着颤。一行人挤在门口，似乎不敢靠近，“抹香鲸”的一个呆滞的眼神也能让他们僵在那里。而库里洛夫站起身来，挺起胸膛，懒洋洋地坐在桌上，打了个习惯性的手势。他的大手苍白而有力，硕大的石榴红宝石在手上投下橙色的影子。宝石吸收了光线，散发出血一般的光辉。

教师们年纪都很大，颤颤巍巍。他们说自己是来制止巨大的不幸发生的。国民教育大臣拒绝接见他们。库里洛夫的嘴角掠过一丝轻蔑的微笑……他们来这里，请求原教育大臣，达利的恩人、老同事、朋友，请求他帮助他们在达利面前说句话。（他们不知道，正是达利夺走了库里洛夫的职位。对于国民，官方发布的理由是，库里洛夫因为身体原因必须引退。神的秘密被小心翼翼地隐瞒着：宫里的人清楚地知道这件事的每一个细节，可惜这些中学教师不在宫里。）正如库里洛夫对我说的，年轻学生的代表决定向沙皇递交请愿书，请求沙皇赦免被流放的罢工工人。这些教师害怕孩子们会被当成闹事者枪杀。（可是十年之后，G率领的工人队伍依旧在冬宫门口遇难了。）

听着听着，库里洛夫的脸愈加苍白，他闭口不语。这个男人的沉默有着非凡的力量。他一动不动，仿佛一座冰雕。

“先生们，我能做些什么？”他终于开了口。

“告诉达利男爵这件事。他会听您的。实在不行，只求他能接见我们。您可以避免血流成河的场面，阻止悲剧的发生。”

他们不知道，此时的库里洛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抓住天赐的大好机会，把他的继任者扔进深渊，永远不得翻身。这样，他就可以首先以牙还牙，报复达利，随后，找个恰当的时机，摇身一变，成为君主制度的救世主和保卫者。我觉得，自己正读出他真实的想法。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象着，他应该在用拉丁语思考，就像他常常喜欢说拉丁语一样，机械之神[53]……

“我做不到，先生们，你们根本不该向我提出这个请求。我已经远离公务，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是出于健康原因，而是出于皇上的意愿。你们自己去见达利男爵吧。坚决一点。”

“可是他不见我们！”

“那么，先生们，你们还想如何？……我无能为力。”

他们苦苦哀求。其中一位面色铁青的老人身穿黑色礼服，他突然弯下身子，（现在，这一幕就像发生在我眼前一样）握住库里洛夫的手，亲吻着。

“我的儿子是带头人之一，大人，救救我的儿子吧！”

“那就不能任他为所欲为。”库里洛夫说，金属似的嗓音寒冷如冰，“请您回去，把儿子关在家里。”

老人做了一个绝望的动作：

“您拒绝？”

“先生们，我不能插手此事，我再说一遍，这事与我并不相干。”

他们小声商量一番，然后异口同声地哀求这个丝毫不动摇的男人。其中一人用颤抖的声音说：

“血债会让您来偿还的。”

“反正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库里洛夫无力地笑着，“这不是我第一次背黑锅了。”

他们离开了。

第二天，三十个年轻人还没越过冬宫的栅栏就被军队逮捕了。当军队想驱散人群时，有人抓住了一匹马的辔头。马上的哥萨克骑兵感到坐骑直立起来，以为受到了攻击，于是开了枪。年轻人捡起石头还击，民众也站在学生一边，猛烈地攻击军队，冰雹似的石块不断砸在青铜栏杆和栏杆上的皇家鹰徽上。上校下令开火。竟然就在沙皇的窗户下面，十五个人被打死了，有学生，有过路人（来哀求库里洛夫的那位老绅士的儿子死得最早）。十五个不幸的人以他们的死制造的丑闻，把库里洛夫救出了困境。没过多久，达利便把国民教育大臣的位子还给了他。

二十五

当然，事情的发展没有那么快，就连我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之后的那个星期，库里洛夫和一家人出发去了高加索，我也跟着去了。

他们的别墅建在离基斯洛沃茨克[54]不远的城门之上。从屋子周围的木制阳台上向外望去，可以看见最近的山梁。这里的风景美不胜收，不过干枯的土地光秃秃的，只有星星点点，几棵阴沉的柏树，剩下的除了急流便是石砾。花园里，野生的玫瑰开得正旺，压弯了枝条，花枝上尖刺根根竖起。夜里，花香满园，就和我这里一样，窗棂下，玫瑰成簇地生长。

对我来说，山风太猛，弄得我咳个不停。

一天，达利来了。他看上去相当镇定。他告诉我们，他是来基斯洛沃茨克温泉疗养的。刚一到此，就立刻来看望“他亲爱的朋友”。餐桌上，他在我们所有人面前坦诚，八月的那次事件是他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又一次，‘他们’找了一名替罪羊，”他微笑着说，“而且，这次，是您的人。”

（“他们”、“您知道的那个谁”、“掌权的人”这些词，指的是皇室和大公。我的库里洛夫也经常使用这些词。）

“真是不幸的事件。”达利耸耸肩膀补充道。他冷漠的表情多半是装出来的。因为我知道，他也喜欢派人在天黑之后处理尸体。我发现，类似事件发生后，无关的他们都相当冷静，但是亲眼看见、亲手触碰惨遭杀害的孩子，又要另当别论。“如果我早点知道他们在密谋什么……有人说，全城的人都知道，而我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总是这样。结果呢！……皇上请我自己放弃职位。仁慈的陛下承诺在参议院给我一个位子，同时他询问我这个不称职的大臣的意见，让我推荐可能的下任教育大臣的人选。另外，皇上洪恩大发，任命我的儿子为哥本哈根使馆秘书。现在的哥本哈根虽然不如我们那时那么重要，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但是皇上和皇后经常去那儿，所以这个职位还是相当抢手的：只要是太阳照到的地方就是好地方，如果您允许我使用这个比喻。”

他不再说话，对话的内容也转变了。

午餐之后，两位前教育大臣回到库里洛夫的办公室，待了很久。在弗莱里希的提醒下，我发现了伊丽娜·瓦列里亚诺芙娜不安的面孔。

“我觉得，”他悄悄对我说，“老狐狸是来谈伊娜小姐和他儿子的婚事的。”

晚上，达利用餐时显得格外兴奋。离席之前，他亲吻了几次年轻女孩的手背。这不寻常的举动清楚地泄露了他的意图。当他离开时，库里洛夫让人去叫伊丽娜·瓦列里亚诺芙娜，但是她已经回房了。直到第二天早晨，库里洛夫才和女儿谈上话。我也在场。因为他们以为我不懂俄语。

整个晚上，他都痛苦地呻吟，早晨，她进房向他问早安时，他才忍住疼痛。

“伊娜，”他郑重其事地说，“我很荣幸，达利男爵为了他的儿子向你提出了婚约。去年就提过这个问题的……”

她打断了他。

“我知道，”她低声说，“但是我不爱他……”

“这关系到很多大事，我的孩子。”库里洛夫用最为庄重的口吻说。

“我知道，达利想要的，只是为他的儿子拿到我的嫁妆，而您……”

他的脸唰地红了，恼火地用拳头敲打桌子。

“这与你无关。你会结婚，富有，自由，你还想要什么？”

“是吧，”她像是没有听到库里洛夫的话，“就是这样吧？您想与男爵联姻？也许他向您承诺，只要我同意，他就把可怜的教育大臣的位子还给您？就是这样，不是吗？”

“是的，”库里洛夫说，“你很聪明，你什么都明白。但是你知道吗？我为什么想要这个职位？”他继续说，“这个职位就像压在我身上的十字架，把我推向坟墓，我发誓，这是真的。虽然我身患重病，我的孩子，但是我必须实现我的价值，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为皇上、国家以及被失败的革命者引入歧途的不幸孩子们效力，直到最后一口气。我必须监视这些孩子，惩罚他们，如果必要，我会像个父亲一样对待他们，而不是像达利那样，把他们看作敌人。因为他的玩忽职守，让孩子们白白送了命。不过，作为联姻的回报，达利的确答应帮我。皇上很看重他，只是这次的不幸事件后，民众的意志迫使皇上疏远他。当然，达利的所作所为不大光彩，”他厌恶地继续道，“不过，上帝会审判他的……至于我，我要保持清晰冷静。另外，达利的家史相当辉煌，过去我们两家就常有来往……他想通过婚姻来增加他的资产，这也是自然的……最后，我可怜的孩子，爱情……”

他停了下来。不自觉地，他像往常一样说起法语，尤其是说到高雅或者敏感的问题……他皱起眉头，转向我：

“请让我们单独待着，亲爱的勒格朗先生，很抱歉。”

我走了出去。

当天晚上，库里洛夫搀着女儿的手臂，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坐下。当他们回来时，库里洛夫显得很是高兴，重新变回了表情庄重的面孔，他的女儿却脸色苍白，微笑既讽刺又感伤。

夜里，我走上阳台，伊丽娜·瓦列里亚诺芙娜一动不动地坐在阳台上，头埋在两手之中。明亮的月光下，我清楚地看见年轻女孩身着白色晨衣，光着的两只胳膊支在栏杆上。她在哭。我明白，库里洛夫得到了她的同意，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不可避免地改变了。

没过多久，他们正式订了婚。终于，一天清晨，库里洛夫颤抖着双手，拆开了桌上的包裹，就如我所见到的，里面是一张皇后和皇后的两个孩子的合照，这是讲和的最高表示了。库里洛夫马上把照片挂了起来，挂在办公桌上面，圣像下面，外面镶上了金框。

近来，他的身体有所好转，可以重新任职。只需等待沙皇重新任命库里洛夫为教育大臣的电报了。我们等待着，每个人，都各怀心事。九月中旬，电报到了。库里洛夫把全家集中起来，宣读了电报。他在胸口画了个大大的十字，热泪盈眶地说：

“权力的重担再一次落在了我柔弱的肩膀上，不过上帝会帮助我负起重担。”

二十六

在我心中，一种奇特的感情油然而生：命运像一场注定的、令人心酸的闹剧，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我既惊讶又欣赏。

回城的日子越来越近；每天库里洛夫的心情都更加愉悦，身体也越来越好。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我终于习惯了这里的山风。有时，我感觉麻木而平静，有时我又厌倦了世上的一切，恨不得一头撞向岩石……那里漂亮的红岩，我记得，和这里一样……

一天晚上，我打定了主意。我声称，我被紧急调派回瑞士，定在第二天出发，并要求与大臣最后谈谈。

晚餐后的这一时刻（大约八点钟，太阳已经落山），库里洛夫习惯在饮茶之前出去走走。他沿着平台前面的小路，走上一条小径，两边山石遍布。我陪着他。

我还记得脚下石块滚动的声响，石头像蛋一样，圆而光滑，被落日映上了红色。相较之下，天空泛着紫色。在这幽暗的光辉之下，库里洛夫的表情显得十分诡异。

高处水流湍急，急流哗啦啦地冲击石块，发出狂暴的声响，却被撞得粉身碎骨。我们越过急流，爬到更高处。在那里，我告诉他我要走了，我在深思熟虑之后觉得，作为医生，我必须明确告知他，他的病可能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我认为，如果他放弃所有对身体无益的活动，可以康复得更好，活得更久。

他听着我的话，表情并无变化。当我说完，他看了我一眼，至今我还记得这个深邃冷静的眼神：

“但是，我亲爱的勒格朗先生，我很清楚。我的父亲死于肝癌，您认为我也……”

他停下来，叹息道（不知不觉中，他单纯真诚的声音变得庄重而响亮）：

“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不惧怕死亡的，只要他完成了在人间的职责。我决定在平静地沉睡之前，充实地过完最后几年。”

我问他，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他即使知道这一切，也不会放弃他的职责。我又说，我一直怀有疑问，尽管愚蠢的朗恩堡否认他得的是癌症，但是他一直清楚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只是，他真的明白肝癌是会急速恶化的疾病吗？只消一个月，最多一年……

“也许吧，”他耸耸肩，“如果上帝愿意，我便会康复。”

“我认为，”我说，“当一个人面对死亡，最好放弃所有害人的活动，这样可以保持心境平和。”

他颤抖着：

“害人！天啊！这是我惟一的慰藉！我保持着帝国的神圣传统！我可以像弥留之际的奥古斯都[55]一样说：请鼓掌吧，朋友们，我一辈子都在好好做事[56]！”

就这个主题，他可以长篇大论地谈下去。他从不放过一个可以高谈阔论的机会……我打断了他。我尽量用最简单、最讽刺的口气说：

“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一切不可怕吗？您很清楚，您的行为害死了多少无辜生灵，而且还会继续下去。我不是政治家。我只想知道，您不会因此睡不着觉吗？”

他一直缄口不言。太阳已经下去，我看不到他的脸。然而，我凑近他细细观察，辨认出他的头垂在肩膀上。这样看去，他像个漆黑的石块。

“所有活动，所有斗争，都伴随着死亡。只要我们还在这片土地上，就必须行动，必须破坏。可是，当我们顺从天意……”

他停下，突然换了一种口气，语调忧伤而痛苦（我很喜欢他之前流露出的那份真挚和坦诚，我猜想，他是突然意识到了，因此焦躁不已）：

“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啊……”

他直起身子，扭头说：

“我们下山吧？”

我们静静地沿原路返回。此时，黑夜已经完全降临，必须小心石块和勾衣服的矮小荆棘。走到房子前面，他握住了我的手：

“再会吧，勒格朗先生，一路顺风。希望我们还能再次相见。”

我说，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然后，我们分开了。

然而凌晨时分，我被花园里的脚步声和窃窃低语的声音吵醒了。我走到木条制成的窗户前面，伸出头去，看见我的库里洛夫和一个便衣在一起。便衣虽然乔装了一番，还是能明显地辨认出他是个警察。我想起，我见过他多次，他常常陪同教育大臣向沙皇呈递奏章。我明白了，库里洛夫是在找人跟踪我。根据经验，他在这方面总是不太灵光。但是这次不同。这是惟一一次，我们交往中的惟一一刻，我瞬间对他产生了真正的憎恨。看着这个男人，自信满满，有权有势，平静地站在花园里，一声令下就可以把我像畜生一样抓住，把我关起来，把我绞死。我明白了，有时他可以冷静地杀人。此时此刻，我真该让他吃颗子弹，正中眉心，才够解气。

这时，我必须逃走；我正是这么做的。我坐上了去彼得堡的车，公然被警察跟踪。夜里，我来到山区的一座小车站。在那里，我越过了波斯边境。我在波斯逗留几日，用自己的瑞士护照换了几份身份证件，是德黑兰的革命集团代表交给我的，证件上的名字是一个德黑兰的地毯商。然后，在九月的最后几天，我回到了俄国。

二十七

我一到达彼得堡，就径直去了法妮家。她把我安顿在她的房间里，然后离开了。我的体力已经到达极限，一倒在床上立刻沉沉地睡了过去。

我记得，我罕见地做了梦。我的梦美妙而天真，似乎回到了不大真实的童年，因为我见到自己年轻、帅气、健康，而且见到了我从未经历过的场景，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沐浴着阳光；最为诡异的是，围着我的孩子竟然是库里洛夫、涅尔罗德亲王、达利、施旺，还有沃韦的陌生人。梦在最后变成了噩梦，怪诞无比，当他们像之前那样玩耍、奔跑时，他们的脸突然变了，变得苍老、疲惫……我痛苦不堪。

醒来时，我看见法妮走进房间，后面跟着我认识的那名“同志”。不过，这回他没有初次见面时的镇定，显得焦躁不安。他告诉我，警察已经有所察觉，仍然有人在搜寻我的踪迹，我必须万事小心。我并不打断他，但是我的怒火难以平息，我真想在和库里洛夫一起上路时也带上他。

他看我的眼神很诡异。而且我确信，之后几日，直到行动当天，他都派人盯着我。他手下的人比库里洛夫的密探机灵多了，只要我把脚迈出房门，就能感觉他们贴上了我的背。

十月到了，夜晚开始得更早，溜上街角也变得相对容易。大雪还没有降下，但是刮起了冰冷沉闷的风，俄国秋天特有的风；从早上起，房屋里的灯光就没有熄灭过。低空飘浮着水雾和小雪片。地面结了冰，踩上去嘎吱嘎吱的。凄凉的天气……我待在法妮遗弃给我的房间里，睡在床上消磨时间。我不断咳血，嘴里、身上，满是血腥。

我见不到法妮了；我们说好，行动前夜，她会来这里，给我下达最后指令。她负责准备炸弹，并把炸弹带给我。那名“同志”我倒是又见过一次，他给了我行动的确切时间，十一点三刻。虽然进入剧院必须要有邀请函，但是要搞到邀请函其实不成问题。但是，我坚持要在柱廊下等待。

“如果您没有被识破身份，”他嘲讽地对我说，“这很容易啊！靠库里洛夫，您可以在剧院里搞到一个座位，幕间休息的时候，您走进包厢，一枪就可以干掉他！这几个月的盯梢也就结束了！现在您却要用您肮脏的炸弹，冒着害死二十个无辜者的风险，只为杀一个库里洛夫。”

“我不在乎。”我对他说。

再没有比他们的不彻底更为可笑的事了。他竟然对我说：“什么！如果库里洛夫和他的妻子、儿女坐在一辆车里，您也会投出炸弹？”我说是的，我觉得我能下得了手。有没有他的妻儿又有什么不同呢？但是，我看出他并不相信。最后他说：

“不过，同志，不会有这种事。他身边只会有侍从。”

他的侍从，自然不用顾虑……

“那好，再见！”他说。

他走了。

第二天晚上，法妮陪着我。我们怀抱用纱巾扎着、裹了一层包装纸的炸弹，互不说话。我们来到公园的一个小广场坐下，就在玛利亚剧院的对面。剧场里灯火辉煌。长长的一溜马车和警察列队等在街上。

小广场上僻静无人。天空阴暗低沉；几片轻飘飘的雪花在空中飞舞，落在地上化为水滴，落在身上变成冰冷的小细针，扎得皮肤生疼。

法妮用手指指等待的马车。

“皇室的车、外交使团的车、德意志皇帝的随行人员的车、大臣的。”她压低声音，却抑制不住激动。

漫漫长夜，忧郁而可怖。大约十点，风变了，大雪终于落下。我们决定换换地方：我们俩被冻僵了。我们绕着小广场转了两圈。

突然，我们面前，一个人从黑暗中冒了出来，盯着我们。法妮紧紧地抱住我，我亲吻起她来。在确信我们俩只是恋人之后，警察消失了。我把法妮抱在臂弯里；她抬起双眼望着我，在她冷酷的眼睛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闪烁的泪光。

我松开她。我们又开始默默地走。我不停咳嗽，鲜血一次又一次涌上喉咙。我吐出血，还在咳嗽，血在我手上流淌。我真想睡在雪地之上，死在这里。

马车开始移动。剧场里响起了推开大门的声音，工作人员一声声吹响哨子。

我穿过马路。我的手里捧着一颗炸弹，像一朵花。真够滑稽。我不明白，为什么没人发现我、逮捕我。法妮跟在我后面。我们在积满白雪的柱廊旁停下，站在人群之中。

门开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出来。沙皇、皇室成员、威廉二世和他的随从早已离开。

我看见披着皮衣的女人们走过，身上积起团团白絮，首饰在她们轻薄的头纱下闪光；将军们的靴子喀嚓喀嚓地踩在结冻的地上。我还见到其他人，陌生的面孔，外交使团的老家伙，还有……库里洛夫。他向我转过脸来。他显得憔悴苍老，难道是路灯的光线让他显得面无血色？他神色疲惫沮丧，眼眶下面深色的眼袋高高肿起。我转向法妮，我说：

“我不能杀他。”

我感觉她从我手中夺下炸弹。她向前走了两步，将炸弹扔了出去。

我记起，来自地狱的爆炸、巨响和闪光过后，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手、不同的眼睛混在一起，在我眼前旋转、消失。我们没有受伤，但是脸被撕破，衣服被烧出了大洞，满手都是血。我抓起法妮的手，一直狂奔，狂奔，像是被鞭策的马儿，在幽暗的街上奔跑。人们朝不同方向跑，撞到我们。有些人跟我们一样，衣服零零碎碎，手上血迹斑斑。一匹受伤的马儿痛苦地嘶鸣，听得我全身发寒。当我们停下时，我们站在某个广场的中心，周围人群哄乱。发现我们迷失了方向，我反而感到一身轻松。这时，我们被逮捕了。

不久，我和法妮被关在摆放尸首的房间隔壁。虽然有人看守，但是由于混乱和惊恐，他们竟然没有想到把我们俩分开。

法妮突然号啕大哭起来。我同情她。于是我说，我应该这么说，我承认炸弹是我投的：如果不是她从我手中夺走了炸弹，我最后也一定会投出去……说出来……其实很容易……终于，我说完了，肺里似乎一滴血也不剩。我相信这时候，只需合上眼睛、不再动弹，我便会死去。我一直带着痛苦和焦虑，等待着这一刻。

我靠近法妮，在她手里塞了一支烟，低声说：

“您没什么好怕的。”

她摇着头。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死了！死了！他死了！……”

“谁死了？”我不解地问道。

“死了！死了！库里洛夫死了！是我杀了他！……”

然而，生存的本能依然强烈。当警察被她的尖叫吸引而来，她不停地重复：

“他死了！是我们杀了他！……”

于是，她被判流放，而我，被判绞刑。

不过，不要相信自己会死，正如不要相信自己能生一样。我还活着……只有魔鬼知道为什么……不久之后，她从监狱脱逃，参与了第二次恐怖袭击。正是她在一九〇七年或一九〇八年，杀死了P。这一次，她被捕之后，在小监牢里自缢身亡。我……后来的事我已经做过描述。生命真是愚蠢。幸运的是，至少对我而言，这场演出很快落下了帷幕。

[1]即尤罗奇卡，在俄语中尤罗奇卡是尤里的爱称。

[2]基里尔的爱称。

[3]露露的爱称。

[4]尼古拉的爱称。

[5]塔季扬娜的爱称。

[6]原文为英语。

[7]叶连娜的前夫。叶列茨卡娅和叶列茨基在俄语中是一个姓氏，前者称呼女性，后者称呼男性。

[8]柏洛娜，罗马神话中的女战神，战神玛斯之妻或姐妹，为玛斯准备战车。此处指的是路口柏洛娜的雕像。

[9]一种小孩游戏时玩的小骨头。

[10]契卡，苏联秘密警察，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特别委员会’。

[11]原文为德文。

[12]疑为莱昂·M的真名或小名。

[13]即日内瓦湖。

[14]谢尔，瑞士小城。

[15]蒙塔纳，瑞士小城。

[16]瑞士等地春秋季刮的一种干热风。

[17]阿列克谢·罗曼诺夫（1904—1918），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子。

[18]原文为俄文的拉丁拼写。

[19]原文为俄文的拉丁拼写。

[20]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俄国国务活动家、法律家。1880—1905年任正教院总监，在亚历山大三世王朝颇有影响。有法律史方面的著作。

[21]原文为拉丁语。

[22]原文为“agent provocateur”，指表面上为一个团体或人群服务，实质上却是另一个敌对团体或人群的成员，他通过自己的言语行为引发暴力斗争，使自己的团体、人群从中获益。

[23]沃韦，瑞士西部城镇，在日内瓦湖东岸，洛桑和蒙特勒之间，著名的旅游疗养城市。

[24]内斯特·马赫诺（1889—1934），参与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后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加入乌克兰革命运动，组织了对抗地主与资本家的革命活动。乌克兰革命起义军在内战期间与布尔什维克结成同盟以对抗共同的敌人并成功击败了他们。而布尔什维克背叛了同盟并侵略了乌克兰，运用了他们大量的上好资源征服了它并开始了对乌克兰的恐怖统治。

[25]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于1918年7月16日被布尔什维克处决，由此结束了统治俄国三个世纪的罗曼诺夫王朝。

[26]法国轻歌剧，夏尔·勒科克（1832—1918）的作品。

[27]由于当地纬度较高，所以白昼时间长，夜晚时间短，晚上仍然会有少许光线。

[28]尤登尼奇（1862—1933），俄国内战时西北部的白军将军。

[29]瓦利亚，瓦列里安的昵称。

[30]原文为德语。

[31]罗兹，现为波兰第二大城市。

[32]奥芬·巴赫（1819—1880）的三幕谐歌剧，1868年10月6日在巴黎瓦利耶特歌剧院首演。

[33]克列斯季监狱，位于圣彼得堡，是欧洲最大的监狱。

[34]哈尔科夫，现为乌克兰城市，位于乌克兰东北部，是仅次于基辅的第二大城市。

[35]原文为拉丁语。

[36]原文为拉丁语。

[37]国务会议，1810年成立的国务会议开始只是咨询机构。从1906年起，沙皇政府为了限制杜马的权力，颁布了《国务会议章程》，明确规定国务会议成为上院，具有与杜马平等的权力。

[38]原文为英语。

[39]原文为拉丁语。

[40]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尼古拉二世为亚历山大三世的长子。

[41]原文为拉丁语。

[42]这里的威廉大帝指的是威廉二世（1859—1941），德意志第二帝国末代皇帝和普鲁士国王。

[43]原文为拉丁语。

[44]原文为英语。

[45]米哈伊尔大公，亚历山大三世之子。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同年3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传位给弟弟米哈伊尔大公，遭其拒绝，于是罗曼诺夫王朝灭亡。

[46]达利男爵的名字。

[47]华托（1864—1721），法国洛可可艺术画家，一生画了许多耽于享乐的贵族生活题材作品，在美丽的风景中描绘情人调情、演奏音乐、舞会等场面，开辟了所谓‘雅宴派’的新领域。

[48]原文为英语。

[49]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劳恩堡公爵，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人称铁血宰相。

[50]奥廖尔，位于东欧平原中部，现成为奥廖尔州，首府是奥廖尔市。

[51]辛辛那塔斯（公元前519—439？），公元前五世纪古罗马贵族、将军、独裁者，在击败敌人之后，又回到平静的田野生活。

[52]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巴维尔一世（1754—1801）之子，由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抚养长大。

[53]原文为拉丁语。这个词deux ex machina源于古希腊戏剧，machina其实是希腊戏剧中需要道具或将演员从舞台上降临下来的器械，就是指用这种机械装置从舞台上方送下来“神”，这个“神”的作用是化解戏剧的矛盾，使结局皆大欢喜。

[54]基斯洛沃茨克，位于北高加索的山城。

[55]奥古斯都（公元前63—14年），古罗马皇帝。

[56]原文为拉丁语。

版权信息

孤独之酒

作者：（法）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译者：黄旭颖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二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三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第四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译后记

第一部分

一

在埃莱娜·卡罗尔出生的这处地方，一阵厚厚的灰尘宣告了夜晚的降临，它们先在空中徐徐飘荡，尔后随着潮湿的夜幕落下。一片深沉的红光浮现在天际，风给城里带来乌克兰平原的气息、淡淡青涩的芬芳、泛着水和河边灯心草的清新。风来自亚洲，它滑入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舞动凛冽的滚滚黄沙，干冷、刺骨，向西面咆哮着消逝而去，于是一切都回复平静。苍白的落日，有气无力地被青灰的云遮掩着，沉入河里。

在卡罗尔家的阳台能看到城市的全景，从第聂伯河到远处的山丘，弯弯曲曲的街道两旁摇曳的灯火勾勒出城市的轮廓，而对面的河岸和草丛里，散布着春天最初开放的花朵。

阳台四周种满精心挑选的专在夜里开放的鲜花，烟草花、水犀草、晚香玉。阳台很大，摆放着晚餐桌、椅子、一张细麻布质地的双人沙发，还有一把靠椅，那是埃莱娜的外祖父老萨甫洛诺夫的。

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安静地用餐。夜晚的小飞蛾，轻盈地舞动着米色的翅膀，纷纷扑向煤油灯的火焰。埃莱娜坐在椅子上，低头看见院子里的金合欢被月光照亮了。院子是荒芜、杂乱的，不过像花园一样种上了花草树木。夏夜里，仆人们在院里说说笑笑，有时能看见一角衬裙在阴影里挪动，不时传来手风琴的琴声或压低的呵斥声：

“放开我，死鬼！”

卡罗尔太太抬起头说道：

“他们在那儿可真快活……”

埃莱娜在椅子上几乎睡着了。夏季开饭晚，她感到双腿还在颤抖。在院子里疯跑后，腿绷得紧紧的；一想起自己追着铁环跑时不由自主发出的尖叫，她的呼吸就急促起来，那叫声像从鸟儿的喉咙里发出来似的。她的手，小小的、笨拙的手，悄悄握着她最爱的黑色小球，把它藏在口袋里，藏在衬裙底下，塔拉丹布做的衬裙划得她的腿生疼。她是个八岁的小女孩，身穿英格兰刺绣裙，腰间系着白色波纹腰带，两个别针别着个蝴蝶结。许多蝙蝠在天上飞，每当有一只悄没声息地低低飞过他们头顶，埃莱娜的法国家庭女教师罗斯小姐，总是轻轻发出一声惊叫，接着又笑起来。

埃莱娜使劲把眼皮撑开一半，看看坐在她周围的父母。她看到父亲的脸笼罩着一层黄色的云雾，微微颤动着，像光环一样，灯火在他疲倦的眼中闪烁。哦不，是真的，煤油灯冒烟了，埃莱娜的外祖母对女佣喊道：

“玛莎！把灯芯弄短些！”

埃莱娜的母亲叹了口气，打了个哈欠，边吃边翻阅巴黎来的时尚报纸。埃莱娜的父亲一语不发，用他细长消瘦的手指轻轻敲打桌面。

埃莱娜只像他一个人，她是他忠实的影像，从他身上继承了眼中的火光、大嘴巴、鬈发和棕色的皮肤。她伤心或痛苦的时候，那棕色就近似于黄色了。她温柔地望着他，他眼里看的，心里怜惜的只有他妻子，那面露不快、把他的手任性地推开的妻子：

“放手，鲍里斯……天热，放开我……”

她将灯拉向自己，其他人陷入了黑暗。她叹着气，一脸烦恼和疲倦的神情，只顾在手指上绞着头发。她个子高挑，身材苗条，是个很好的衣架子，近来有日渐丰满的趋势，她用紧身胸衣与这趋势作斗争。那时的妇女都时兴穿着这种像是护胸铠甲的胸衣，上有两个缎子做的兜，胸部就装在兜里，像篮子里装着水果。她漂亮的手臂很白，涂了粉。埃莱娜看着她那雪白的皮肤，白皙、慵懒的双手和修成爪状的指甲，不禁生出一种奇怪的、近似厌恶的感觉。最后，随着埃莱娜的目光落到外祖父身上，她已把全家人都看了一圈。

月亮把光辉静静地投到椴树顶，山丘后有夜莺在歌唱。银白闪亮的第聂伯河缓缓流淌。卡罗尔太太的后颈被月光照亮，那一点亮光，像坚硬而紧实的大理石，也照亮了鲍里斯·卡罗尔的银发和老萨甫洛诺夫细密的络腮胡子，还微微照亮了外祖母那下巴尖尖、布满皱纹的小脸。她还不到五十岁呢，就显得那么苍老，那么倦怠……寂静笼罩这座外省的城市，它被遗忘在俄罗斯的深处，寂静得沉重，深远，忧愁得令人无法逃避。突然，一辆汽车打破了寂静，从马路上跃上喧哗的人行道。跟着是一阵可怕的轰鸣声、轮胎摩擦声、咒骂声，然后雷鸣般的轰响声远去了……没了……寂静……翅膀掠过树梢……乡间小路上远远传来的歌声忽然被打断，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吼叫、宪兵靴子的踏步声、醉了酒，被人拽着头发拉去警局的女人的哭嚎声……然后重新恢复了宁静……

埃莱娜轻轻掐着自己的胳膊以免睡着，她的脸颊红得像火，黑色的发鬈遮着脖子。她把手伸到头发下边，将它们撩起来，她愤愤地想起来，就是这长发在奔跑中被男孩子们抓住，害得她挨打。她带着骄傲的微笑回想起自己在滑溜的池塘边保持住了平衡。她很疲惫，心里觉着美好，四肢却饱受折磨；她偷偷抚摸着受伤的膝盖，膝盖至今还淤青，伤痕累累。热血无声地撞击着她的身体，她的脚不耐烦地踢着桌腿，时不时还踢到外祖母的腿，外祖母没吱声，免得她挨骂。卡罗尔太太用尖利的声音说：

“把你的手放到桌上。”

然后她又拿起时尚报纸看起来，一边叹气，一边有气无力地轻声读道：

“柠檬色斜纹软绸茶会装，上身饰十八个橙色丝绒结……”

她指间绕了一小缕头发，乌黑发亮，出神地用头发轻抚双颊。她觉得很无聊：她不喜欢像城里其他妇女那样，一过三十岁，就聚在一起打牌、抽烟。她可不愿意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要她感到幸福，只有在酒店，在摆放了床和手提箱的房间里，在巴黎……

“啊！巴黎……”她闭上眼出神。在“司机和马车夫聚会”的小咖啡馆用餐，需要时在车厢里过夜，虽然三等车厢里衬着布的座椅并不舒适，但她一个人，自由自在！这儿呢，每扇窗户里都有双女人的眼睛望住她，看她来自巴黎的衣裙、化了妆的脸和陪伴她的男人。这里，每个已婚女人都有一个情人，孩子们称之为“叔叔”，丈夫们和他们一起打牌。“那么，找个情人有什么好处呢？”她心想，思绪回到巴黎的街道，陌生的男子追随着她……至少，这迷人、危险、令人兴奋……和一个陌生男子拥抱，不知他来自何方，也不知他姓甚名谁，未来再也不会相见，只有这样才能令她激动地颤抖，这是她一直追寻的。她想：

“啊！我生来就不是个甘于守着丈夫和孩子的有钱人的太太呀！”

晚餐这时倒是结束了，卡罗尔先生推开盘子，把一个去年在尼斯买的赌盘摆到面前。大家都围上来，他用力把象牙滚珠掷出去，不过，时不时的，当手风琴更大声地在院里回响，他会举起修长的手指，一边继续掷滚珠，一边跟着打节拍，拍子惊人地准，他还半张着嘴，吹口哨附和。

“你还记得尼斯吗，埃莱娜？”卡罗尔太太问。

埃莱娜记得尼斯。

“巴黎呢？你没忘记巴黎吧？”

一想起巴黎、杜勒里花园，埃莱娜就觉得心软软地融化了。棕黄的树叶映着冬日的天空，雨丝散发出温柔的气息，暮霭沉沉的傍晚，一轮淡黄的月亮缓缓爬上旺多姆广场的圆柱……

卡罗尔全然忘了周围还有人，他使劲用手指敲打桌子，看着那粒小滚珠疯狂地旋转，兜圈，心想：

“黑，红，2，8……啊！我差点就赢了……一赔四十四。本钱不过一个金路易。”

可这一切几乎太快了，教人来不及享受运气或冒险带来的快乐，来不及因失败而绝望或因胜利而雀跃。赌纸牌，好极了……可他实力还太弱，太穷了……有一天，或许吧，谁知道呢？

“啊！上帝。啊！我的老天爷呀！”老萨甫洛诺夫太太机械地发出感叹。她的一条腿有点瘸，走得很快；脸上的皱纹，像被泪水洗平了，如同一张旧相片；黄色的脖子上满是皱纹，围着褶子花边领圈。她身穿白色短上衣，总是把手放在平坦的胸前，仿佛每说一个字都会让她的心跳出来似的。她永远那么忧郁、哀怨、胆怯，一切对于她都是唉声叹气的借口。她说：

“哦！生活真糟！上帝多可怕，男人们都狠心……”

接着对她女儿说：

“去吧，你说得对，贝拉。趁着还健康，享受生活吧！吃……你要这个？你要那个？你要我的座位、我的刀、我的面包、我的那份？拿去……拿去，鲍里斯，还有你，贝拉，还有你，乔治，还有你，我亲爱的埃莱娜……拿去吧，我的时间、我的照料、我的血、我的肉……”她说话时好像正用她温柔而黯淡的眼神注视着他们。

可没人领她的情，于是，她缓缓地摇了摇头，使劲叹了一口气：

“好，好，我闭嘴，不说话了……”

而乔治·萨甫洛诺夫，则光着头，直起他干瘦的高大身躯，认真审视他的指甲。他每天要挫两次指甲，第一次要花整个上午，第二次则在晚餐前，他对妇女们的谈话不感兴趣。鲍里斯·卡罗尔是个粗人。“他能娶到萨甫洛诺夫家的女儿该是多么幸福啊……”他摊开报纸。埃莱娜读道：“战争……”

她问：

“会有战争吗，外公？”

“什么？”

她问完，大家都打量了她一下，开口前先顿一顿，首先当然是为了看看她母亲对女儿这话的态度；其次，或许因为她还那么小，离大人的世界那么远，让人觉得要到达她的世界得费不少劲。

“战争？你从哪儿听来的？……哦！也许，不知道……”

“我希望不会爆发。”埃莱娜说，觉得这是她该说的。

可他们都嘲笑地看着她。父亲微笑的脸上带着一种温柔、伤感、嘲弄的表情。

“你可真聪明啊你，”贝拉耸耸肩说，“如果发生战争，衣料就会卖得更贵……你不知道爸爸有一家衣料厂吗？……”

她笑了，但笑不露齿。她的脸被薄薄的嘴唇划出锋利、生硬的一道线，那两片嘴唇永远闭着，或许是为了让嘴显得小些，或许是为了遮掩下颚的一颗金牙，又或许是为了显得更高雅。她抬头看看时间：

“好了，去睡觉吧……”

外祖母在埃莱娜经过时用一只手臂揽住她，焦虑的眼睛和疲惫的面容此刻舒展开来：“亲亲，亲亲外婆……”埃莱娜不耐烦，心里使坏，暗中恼火，任由她抱着，老太太越发将她贴在身上使劲揉搓。

埃莱娜唯一乐意接受并回应的只有父亲的吻。只有他的血液、灵魂、力量和软弱才让她感到可爱和亲近。他如雪的银发拂着她，月光将头发照得微黄。他的面容依然年轻，不过已经有了皱纹，双眼时而深邃忧郁，时而狡黠快活、炯炯有神。他笑着拽了拽她的发鬈：

“晚安，雷努西亚，我的小宝贝……”

她离开了他们，内心恢复了宁静，欢乐，纯粹而不掺半点杂质的温柔。她握着罗斯小姐的手，上床睡着了。罗斯小姐在油灯的金黄光晕里做针线活。光线穿过她瘦弱的小手，她没戴戒指。透过大褶白色窗帘，一道月光投进来。罗斯小姐心想：“埃莱娜需要添裙子、罩衫和袜子了……埃莱娜长得太快了……”

不时地，一点声响，一丝亮光，一声惊叫，一只蝙蝠的影子，白色平底锅上的一只蟑螂，一切都让她胆战心惊。她叹道：“永远，我是永远住不惯这国家了……”

二

埃莱娜坐在她房间的地板上玩。这是一个春天的夜晚，明净、温和。黯淡的天空就像一个混浊的水晶球，在最远的深处蕴含着一道红色火焰留下的火热痕迹。客厅的门半开着，一支法国抒情歌曲传入孩子耳中。是贝拉在唱歌。当她不挫指甲，不躺在餐厅脱了线的旧沙发上唉声叹气的时候，她就会唱歌。她坐在钢琴前唱着，一只手懒懒地伴奏，当唱到“爱情，爱人”时，她发出一种热烈、急切的声调，双唇不再紧闭，徐徐吐出多情的歌词，往日尖利慵懒的嗓音变得喑哑温柔。埃莱娜静静走到门口，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客厅铺着仿丝布料，从前鲜活的色彩，如今布满灰尘、黯淡无光。卡罗尔的工厂里生产这种厚棉布，味道闻着像胶水和水果，村妇用它们剪裁礼拜日穿戴的裙子和头巾。不过家具都来自巴黎，巴黎的郊区圣安托尼——绿色和紫红的圆矮凳裹着长毛绒布、木头雕刻的大烛台、各色珍珠镶边的日本灯笼。一盏台灯照亮了被遗忘在钢琴盖上的抛光器。灯光让贝拉的指甲闪闪发亮，它们又圆又鼓，尖尖的，像爪子。每当她少有地产生出母性的温柔，把女儿抱紧在胸前，埃莱娜的脸和光着的手臂几乎总会被她的指甲抓伤。

小女孩细步走上前去。贝拉时不时地停止弹唱，手落在键盘上，似乎怀着希望在等待、倾听。可外面是春季冷漠的寂静，只有急躁的风吹来亚洲无尽的黄沙。

“当——一切——都——结束。”卡罗尔太太哀唱道，咬紧牙齿。埃莱娜心想：“和她吃水果时一样。”母亲细细的柳眉下闪亮的大眼睛显得如此空洞、迟钝，眼中满是泪水，闪烁的泪珠涌上她的眼眶，却没有流下来。

埃莱娜站在窗前，看着街道。有时，贝拉的姨妈会经过这里，她坐着由两匹马拉着的老四轮马车，车夫一副波兰式的打扮（丝绒马甲、红色灯笼袖，帽子上插着孔雀羽毛），这位姨妈属于年长一辈的萨甫洛诺夫家族的分支，这一分支仍然富有，没有将财产挥霍一空，不需要将女儿嫁给卑微的犹太人，某个底层社会的工厂经理。莉迪·萨甫洛诺夫是个小个子，笔直身板，尖脸，皮肤干燥呈暗红色，大眼睛又黑又亮，胸部受着癌症的折磨，她对此不甘屈服。因为怕冷，她裹在鼬鼠毛皮领里，见到外甥女，她只略微低低下巴，冷淡地打个招呼，嘴唇紧闭，心不在焉，目光茫然，充满冷峻和轻蔑。有时她儿子坐在边上，马克斯还是个少年，瘦瘦的，穿着高中的灰色制服，戴着标有皇室鹰徽的鸭舌帽，细长的脖子上小脑袋抬得老高，和他母亲一样高傲、放肆、惹人厌恶。从侧面看，他像一只钩子，他好像也知道自己瘦，如同他知道随从和马的装备很华丽，膝盖上披的英格兰方格花呢毛毯质量上乘。他的双眼冷漠无神，若在街上遇见，埃莱娜会被罗斯小姐从后面轻轻一推，不情愿地对他们低头致意。马克斯简短回礼，姨婆则透过长柄眼镜怜悯地端详她，金色手柄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可今天，仅有一辆出租马车慢吞吞从窗下经过，上边坐着一位妇人，怀里像抱着一包衣物似的紧紧搂着一个孩子的棺材。平民百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免去丧葬费用。妇人的表情很平静，她在嗑葵花子，面带微笑，也许是庆幸少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或是宁静的夜里少了一声哭喊。

突然，门开了，埃莱娜的父亲走进来。

贝拉一激灵，盖上琴盖，不安地望着她丈夫，因为他从来不曾这么早从工厂回来。埃莱娜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脸上青筋微暴，一阵阵地抽动凹陷的两颊。后来，她才明白这是男人失败的标志，也是灾难的唯一预兆。因为不管在当时还是后来生病、衰老，鲍里斯·卡罗尔都不曾用过其他的表达方式。

他走到客厅中央，显得有些犹豫，脸上强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说：

“贝拉，我丢了职位。”

她惊呼：

“什么？”

他耸了耸肩，简短答道：

“你听到了。”

“他们解雇了你？”

卡罗尔紧闭着嘴不吭声：

“是的。”他终于应了一声。

“可为什么？为什么？你干了什么？”

“什么也没干。”他的声音嘶哑虚弱，从咬紧的牙缝里小心翼翼发出一声微弱的叹息，埃莱娜感到一阵莫名的怜惜。他随便找了张椅子坐下，一动不动，蜷着背，垂着双臂，盯住地板，嘴里机械地吹着口哨。

贝拉神经质的尖叫吓了他一跳：

“你疯了吗！什么也没干！……他怎么说的？是什么？天哪，我们一贫如洗了！”

她缓缓地使劲扭着手臂，这动作使埃莱娜想起自己画给美术老师的美杜莎头像上缠绕的蛇。贝拉薄薄的嘴唇抽搐着，跟着是铺天盖地的责怪、呜咽和咒骂：

“你干了什么？鲍里斯！你没权利隐瞒！你有家庭，有孩子！他们不会毫无理由地赶你走！你投机了？……啊，我就知道！承认吧，承认呀！不是？那么是你赌博输了钱？……说话，承认呀，好歹开个口，说点什么！噢！我要被你气死了！”

埃莱娜从敞开的门溜走了，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地上。在她短暂的生命经历中，这样的争吵听得太多了，所以，她一点不觉得难受……他们叫嚷一阵，停一阵……然而，她紧绷的心始终是沉重的。

她接着听到父亲说：

“老板喊我去，既然你想知道，贝拉，他是要和我谈论你。等等。他说你花销太大。等等。你待会再说。他谈到你的裙子、你在外国的旅游，在他看来，凭我的薪水根本无法支付你这些开销。他说银箱掌握在我手里，对我是诱惑，他不想让我有这个机会。我问他钱可曾少了一分。他说：‘没有，不过，如果你不改变这样排场的生活，总有一天会少的。’还记得吗，贝拉，我警告过你。每次你买了新裙子、新皮草，每次你去巴黎，我就对你反复说：‘当心，我们生活在小城里，别人会说闲话的。’他们会说我的钱是偷来的。工厂老板住在莫斯科。他自然希望能够信任我，可这份信任，他无法给我。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么做的。我拒绝不了你的任何要求。女人的眼泪、牢骚让我头昏。我情愿由着你，哪怕被人看作懦夫、窃贼、奉承老婆的丈夫，因为，总有人会怀疑的……闭嘴，你闭嘴！”他突然喊起来，粗暴的吼声盖过了贝拉说话的声音，“闭嘴！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是的，我了解你！什么也别说！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你是我妻子！妻子，孩子，房子……除此以外，我一无所有！我必须守着你们。”他末了低声说。

“可是，鲍里斯，你说了什么？……你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吗？鲍里斯，我亲爱的……”

“闭嘴……”

“我的生活是透明的……”

“你给我闭嘴！”

“哦！你不再爱我了。几年前，你决不会这样对我说话！还记得吗，我是萨甫洛诺夫家族的人，我原本可以随心所欲地找个人嫁的！可是你来了。还记得我们的结合引出的丑闻吧？有多少次，别人对我说：‘你，嫁给他，这个天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不知姓甚名谁的犹太小子！’可是我爱你，鲍里斯。”

“你当时一个子儿也没有，你所有的男朋友又都指望着你的嫁妆，”他苦涩地说，“是我供养你的父母，我这个出身卑微的犹太小子，是我养活你们这些见鬼的萨甫洛诺夫家族的人！是我，我！”

“可我那时爱你，鲍里斯，我爱你！我现在也爱你！我对你是忠贞的，我……”

“够了！我不想听这些！问题不在这儿！你是我妻子，我必须相信我妻子！否则，就没什么干净的东西了，没有了，没有了，”他绝望地重复道，“我们别再说这些了，一个字也别说了，贝拉！”

“是那些妒忌的女人，我们周围那些眼红的老女人，她们无法忍受我的幸运，因为她们知道我很幸福！她们也无法忍受我有你这样的丈夫，无法忍受我，我年轻，招人喜爱！……她们才是罪魁祸首！”

“也许吧。”卡罗尔虚弱地应道。

听他口气有些松动，她立即嚎啕大哭起来：

“我决不，决不相信你会对我说出那样尖刻、伤人的话……我决不原谅你！我尽一切可能让你高兴……我在这世上只有你，总之，就像你只有我一样！”

“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卡罗尔低声说，用羞涩、痛苦的语气说，“你知道我爱你。”

尽管门关着，话还是一字不漏地传到埃莱娜耳朵里，可她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她在用旧书为木头士兵搭一座堡垒。外祖母穿过房间，没弄出一点声响，她老泪纵横，唉声叹气，不过埃莱娜对此并不担心。外祖母总是哭个不停，她经常双眼通红，嘴角颤抖。罗斯小姐在一旁静静地做针线活，埃莱娜狡黠地看看她：

“他们在喊呢……你听见了吗？……发生了什么事？”

罗斯小姐什么也不答，嘴唇紧闭，使劲用指甲压平放在膝盖上的褶边。最后，她总算开口了：

“别去听，莉莉。”

“我没听，可我就是能听到。”

“那些丑恶的女人，”贝拉哭喊道，“那些品行不端、又肥又丑的老女人，她们见不得我从巴黎买来的裙子和帽子。她们全都有情人，她们，你是知道的，鲍里斯。还有那些追求我，被我拒之门外的男人……”

“别趴在地上。”罗斯小姐说。

父母的争吵有时会出现短暂的平静，似乎是为了恢复力量，以便更好地伤害对方。在他们休战的间隙，埃莱娜听到女佣们在厨房边走边唱，她好像比平时更强烈地感受到夜晚的寂静，不寻常的、彻底的寂静。不过她最感兴趣的还是她的堡垒。她充满爱心地指挥木头士兵们，他们被狗撕咬，红色的制服粘住了埃莱娜的手指和裙子。在她眼里，他们是皇家卫队的近卫兵，拿破仑的老部下。她俯下身子，直到感觉发鬈拂到地面，鼻子闻到旧地板的灰尘味。那些大书的书页脱开了，中间的阴影形成一个阴暗、危险的内堡，一个山间的峡谷，塌陷的岩石中，埋伏着军队。她在门口安置了两个哨兵。很快，她将书推倒打乱，心里默诵起圣·海伦娜《回忆录》中的句子，这是她最喜爱的书，几乎能倒背如流。罗斯小姐坐在窗边，利用一天中最后的光线赶手中的针线。世界是多么宁静啊！野鸽在屋顶安详地咕咕叫，然而，隔壁房里，母亲的眼泪，啜泣，呜咽，咒骂直传进她的耳中……埃莱娜站起来，将一只手放在领口处：“将军，军官，下级军官，士兵……”她仿佛站在瓦格拉姆平原上，尸横遍野。她如此投入地想象这一切，几乎可以画出来。刚刚放过马的原野被一片黄草覆盖，孩子只顾在这充满血腥与光辉的梦境中出神，一动不动，浑身僵直，大张着嘴，下嘴唇悬在半空，头发凌乱地贴在汗津津的额头上。她呼吸沉重，喉咙有些难受，可事实上，从嘴里发出的嘶哑、微弱、急促的气息能够梳理她的思绪。她乐于想象落日下的绿色小山丘，而自己是国王（她飞快地动了动嘴唇，没有出声。她在心里默念：“士兵们，不朽的光辉永远照耀你们！”）。年轻的中尉临死前，在法兰西军旗的金色流苏上印上最后一吻，鲜血从他被穿透的胸膛涌出。她从镜子里看见一个八岁的小姑娘，甚至没认出那就是自己，穿着蓝色的裙子和一件大大的白色罩衫，脸色苍白。内心的斗争让她发呆，她手指沾了墨水，腿又粗又结实，脚上穿着线袜和一双黄色的系带短靴。为了更好地掩饰她秘密的梦想，不让怀疑她的人找出蛛丝马迹，她开始从牙缝里哼唱：

“有一艘小军舰……”

外边院子的矮墙上，一个女人探出身来，喊道：

“喂！这把年纪了还追女人，你也不害臊，老东西？”

远处传来修道院的钟声，在夜晚的清净中显得悠远、沉重。

“……从——从——从来不曾出航……”

士兵们发起了猛攻。天空呈现浅红色，鼓手敲响战鼓。

“回家来吧……孩子们会为你们自豪的……说他曾经光荣地参过军……”

“我们会怎样，鲍里斯？我们会怎样？”

父亲低沉，疲惫地说：

“有什么可悲哀的？难道你生来就没缺过什么？你觉得我没有谋生的能力吗？我不像你父亲那样游手好闲。从我开始工作起，我就没向任何人要求过什么……”

“我是世上最不幸的女人！”

这一回，好像出了奇迹，字字句句直传进埃莱娜耳中，让她心里充满苦涩的怨愤：

“这女人，总是装出一副可怜相。”她心想。

“不幸，真的吗，”卡罗尔喊道，“那我呢，你觉得我就幸福了吗，我？啊！结婚那天，我怎么不干脆自我了断算了？我不过想要一个平静的家，一个孩子。可我只有你和你的叫喊，甚至连个儿子都没有。”

“哦！够了吧，”埃莱娜想，“这次吵架持续得也太久了，好像吵得比平时更凶更坦白。”她一脚踢过去，那些士兵被踢得滚到家具底下去。

她仍然听见母亲那惊恐、阴险的声音。卡罗尔若是喊起来，她通常会闭上嘴或加倍呻吟，任由她的眼泪泛滥：

“瞧，别生气……我一点也不怪你……我们在这里吵个什么劲……还是好好想想要紧……你打算怎么办？”

他们的声音低下去，听不见了。

那墙外探出身子的女人现在缩进去了，还笑着说：

“太老了，我的朋友，太老了……”

埃莱娜走到罗斯小姐身旁，心不在焉地拉扯着她的活计。

罗斯小姐边叹气，边将埃莱娜头发上落到额前的黑色蝴蝶结别回去：

“瞧你热的，莉莉……现在，安静点，也别看书。你看得太多了，去玩你的拼图游戏或是木头棒游戏……”

女佣拿来油灯，门窗紧闭着，有那么短暂的一刹那，在小女孩和女家庭教师周围形成一个封闭而温柔的小小世界，像贝壳，和贝壳一样脆弱。

三

罗斯小姐身材纤细苗条，温柔的脸上线条精致，年轻时一定相当漂亮，优雅又快活，可现在有了皱纹，疲倦、瘦弱，小小的嘴唇周围布满苦涩、饱经沧桑的细纹，这是过了三十岁的女人的特征。她有着南方人特有的灵活的黑眼睛，栗色的头发微呈波浪状，轻盈得像烟雾，按照时兴的样式，高高地盘在头上。她前额的皮肤光滑柔软，散发出上等香皂和紫罗兰精油的香气，脖子上系着一条黑色的绒面项圈，经常穿着白色细麻质地或黑色毛料的短袖衬衫，朴素的半截裙，装饰着扣子的短靴鞋头又长又尖，腰间扎一条点缀着旧钱币的翻皮腰带。她对于自己的纤纤细足和圆润腰身相当满意。她安静而乖巧，克制又明事理。有好几年的时间，她身上一直保持着一种单纯的快乐，尽管这幢缺乏条理的住所、这个没有分寸的国度以及埃莱娜孤僻、古怪的性格让她惊惧和担忧。在这世上，埃莱娜喜欢的人只有她。夜晚，当灯火点亮，埃莱娜坐在她的小书桌前画画或玩剪纸，罗斯小姐就会谈起她的童年、兄弟姐妹、儿时的游戏、乌苏拉修女会的修道院，她就是在那儿长大的。

“在我小的时候，大家都叫我罗塞特……”

“你那时乖吗？”

“有时候乖的。”

“比我乖？”

“你很乖，埃莱娜，除了个别时候，好像被魔鬼上了身。”

“那我聪明吗？”

“是的，但你认为自己比事实上更聪明。而且，莉莉，还有一件事，聪明……既不会让你更好也不会让你更幸福。重要的是心地善良，有勇气，你只是一个平凡的小姑娘，不是为了干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为了接受上帝的意愿。”

“好的。妈妈是坏人，对吗？”

“什么话，埃莱娜……她不坏，她只是先被她母亲宠坏了，接着被你父亲宠，他是那么爱她，又受到生活的眷顾。她从来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屈服于任何事物……好了，专心画我的肖像吧……”

“我不能。罗斯小姐，你唱首歌吧，求你了。”

“我所有的歌你都听过了。”

“没关系。就唱：‘尽管你们夺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可我们依然是法国人。’”

罗斯小姐经常唱歌；她的嗓音比较微弱，但纯净而准确。她唱道：“玛尔布鲁去打仗，爱情的欢愉片刻即逝，我在你的阳台下叹息，白昼即将来临……”

当她唱到“爱情”两字时，有时也会发出叹息，伸手轻触埃莱娜的头发。她曾经爱过吗？她失去了她所爱的人？她幸福过吗？她为什么来到俄罗斯，照顾别人的孩子？这一切，埃莱娜从来不知道。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不敢问。长大以后，又情愿在心中保留她的完美印象，这是她认识的唯一一位女性，纯洁安详，不沾染一丝欲念，眼里似乎只看得见纯真欢快的画面。

有一回，罗斯小姐神情恍惚地说：

“我二十岁那年，有一阵子痛苦得想去跳塞纳河。”

她的眼睛变得深邃了，一动不动。埃莱娜感到罗斯小姐的回忆已经进入了幻觉的程度，甚至可以和一个孩子，尤其是和一个孩子，谈起伤心的往事。小女孩的心忽然被一种怪异的、没来由的羞耻感占据。她能从罗斯小姐颤动的嘴唇上猜到所有她憎恶的词：“爱情”，“亲吻”，“未婚夫”……

她猛地推开椅子，开始声嘶力竭地唱歌，身体前后摆动，用脚拍打地板。罗斯小姐看着她，脸上掠过惊讶和逆来顺受的表情，叹了口气，不吭声了。

“唱歌吧，罗斯小姐，求你了，就唱《马赛曲》。你知道吗？就是小孩子常唱的那段：‘我们前赴后继……’哦！我多么想成为法国人啊！”

“你说得对，莉莉。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

多亏有罗斯小姐，埃莱娜虽然在尖叫声、争吵声和洗刷碗碟声中睡下，却能对之置若罔闻，就当听到的是风声。在窗户紧闭的闷热屋子里，她知道，这个在灯下忙针线活的恬静女子，就是她的港湾。

贝拉的声音传了过来：

“如果没有女儿，我就走了，我现在就离开你！”

她这么说，是因为她丈夫有时会发火，因为看见屋子里乱糟糟的，桌上新添了一顶帽子的包装盒，里边伸出一根羽毛。烤肉又烧焦了，桌布都破了洞，贝拉却说她从来就没打算当一个好家庭主妇，她讨厌房子和家务，只喜欢享乐。“我就是这个样子！你只能原样接纳我。”她说。

鲍里斯也喊，然后就不吭声了。因为，每次的争吵，就像辛辛苦苦地把婚姻的重担扛上肩膀，它又掉了下来，滚到地上。与其弯下腰再多捡一次，还不如忍气吞声一直扛住它。而且，他隐隐约约地害怕这一威胁：“我走。”他知道一直有人向她献殷勤，男人们喜欢她……而他是爱她的……

“天啊！”埃莱娜在半梦半醒之间想，翻了个身，她的长腿顶到小木床的挡板。小木床没跟她一起长大，每年他们都不记得把它换掉，她蜷缩在精致的绣花缎面被褥下。尽管罗斯小姐日复一日织织补补，仍有棉絮飘出来。“天啊，但愿她能早点走，大家不再谈论她！她要是死了就好了！”

每天晚上，作祈祷的时候（“主啊，请赐予爸爸和妈妈健康……”），她就把母亲的名字换成罗斯小姐的名字，心里怀着模糊而致命的希望。

“何必大喊大叫，说些没用的吓人话呢？”她心想，“为什么讲毫无意义的话？……这女人让人受不了，这个女人，简直是我的苦难。”

当她自言自语时，埃莱娜会用大人的字眼，博学、成熟的词自然而然地冒出来。不过，如果在其他场合用这样的词，她就会脸红，感觉自己像穿着奇装异服四处晃荡那样可笑。开口说话时，她必须把自己的话转换成比较简单、常用、笨拙的句子，这让她说话吞吞吐吐，结结巴巴，她母亲常为此恼火。

“这孩子有时真像个白痴，像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

当她入睡时，睡眠怜悯地把她带回该有的年龄，她的梦境内容丰富，心中充满喜悦的欢呼。

后来，卡罗尔走了，夜晚重新变得寂静。他在西伯利亚的金矿找到一个经理职位，金矿位于泰加森林的亚洲部分。这应该是他发家的起点。现在，房子空荡荡的，只有外祖母在里边，静静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而她的丈夫和女儿晚餐一结束，就各自走开了。埃莱娜沉沉睡去，童年那令人心醉、温柔的梦乡，让人感觉沉浸在安宁和活力之中。待她醒来，阳光已洒满房间。罗斯小姐在擦拭油漆剥落的旧家具。她身着一件打着细褶子的黑色棉缎罩衫，保护着里边穿的衣服。她已经收拾停当，梳好头发，领口别着一枚金色胸针，紧身上衣，正式的短靴。她从来不曾蓬头垢面，也从不穿肥胖的俄罗斯人穿的邋遢睡衣或古怪长裙。她总是那么井井有条，一丝不苟，小心翼翼，一直到指尖都那么法国，有点矜持，有点爱嘲弄，从不说粗话，很少亲吻。“我爱你吗？当然啦，你乖我就爱你。”可她的生活是以埃莱娜的生活为中心的，打理她的头发，为她剪裁裙子，督促她进餐，带她散步，陪她玩。她从不说教，顶多只有最简单、最常见的劝告：

“埃莱娜，穿袜子的时候不要看书。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做。”

“埃莱娜，把你的东西整理一下。要做个有条理的女孩，亲爱的。把日常用品整理好，以后你的生活才会有条理，将来和你一起生活的人就会爱你。”

上午就这么过去了。然后，随着午餐时间临近，埃莱娜的心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罗斯小姐一边替她梳头，一边低声说：

“吃饭要小心，举止要得体。你母亲心情不好。”

卡罗尔走了，走了这么久，以至于埃莱娜已经开始淡忘他的面容，甚至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她被交给母亲照顾。

埃莱娜恨死这些午餐了！……有多少次她是在泪水中结束的……直到许久以后，她回忆起这间布满灰尘的阴暗餐厅，仍能闻到泪水的咸味。那些泪水曾经模糊她的双眼，顺着脸颊流下，落到盘子里，和食物的味道混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觉得肉的余味是咸的，面包也渗满了苦味。

冬日的阳光被阳台挡了，几乎照不进餐厅。有多少次，她望着钉在墙上的旧壁毯，眼里噙着泪水，骄傲地不让它流下来，却无法阻止声音因此而沙哑，颤抖……那以后，每当她回想起童年的这段时光，无不感到旧时的泪水又涌上心头。

“……身体坐直……嘴闭紧……看看你，张着嘴，吊着嘴唇，像什么样子……这孩子成白痴了，我的天！……当心，你要打翻杯子了！瞧，我说什么来着？……杯子碎了吧……好，现在流眼泪了，从前……对，当然，你们总是护着她，你们！……好，太好了，我不干预埃莱娜小姐的教育，埃莱娜小姐如果喜欢在桌上像农妇那样进餐，那就由着她好了，我什么也不管……你能在母亲和你说话的时候抬起头来么？……能正脸看着我吗？……就为了她，为了她自我牺牲，为她埋葬青春，最美好的年华！……”卡罗尔太太怀着对这孩子的怨恨想到，纵使走遍欧洲也得拖着这个累赘，否则，刚到柏林，定然收到孩子外祖母的急电，“儿病，速归”，为的只是小感冒或咽喉炎，逼着她连夜返程。孩子……孩子……他们总唠叨着这个词，丈夫，父母，朋友：

“你必须为孩子牺牲自己……想想你的孩子，贝拉……”

孩子，一个活生生的责难，一种束缚……她被照顾得很好……还要怎么样呢？即便是为了孩子，让她将来有个年轻、懂得生活的母亲，难道不好吗？“我母亲在唉声叹气中度过了一生……这样就更好了吗？……”她哀怨地想起阴暗的房子里，一个未老先衰的妇人，两眼通红，只会一味地说：“吃吧。别累着。别跑……”衰老让人变得啰嗦，窒息了一切喜悦和爱的火花，压抑着青春的生长……“我过去不曾快乐过，”她想，“现在就让我享受吧，我不会伤害任何人……等我老了，我会和所有老女人一样，没完没了地唉声叹气……等我老了，我会乖乖地安分守己。”她这么说，因为年老离她还那么远……

这时，午餐结束了。可是对埃莱娜来说，最难捱的还在后头——上前亲吻这张令人生厌的白脸蛋。和她滚烫的嘴唇比起来，这张脸总是显得冷冰冰的，将紧闭的嘴搁到这张她恨不得用手指划破的脸颊上，甚至可能还得说句：“对不起，妈妈……”

她浑身哆嗦，痛苦不已，又像有种奇怪的骄傲，仿佛在她孩童的身躯内包含着一个更老成的灵魂，被冒犯的灵魂在受苦。

“你连声‘对不起’都不说吗，是吗？……哦！我的女儿，算我求你，我不强迫你……我要的不是嘴里说的‘对不起’，而是从心里发出的。去吧！”

可有的时候，会没来由地出现另一种场面，贝拉会心血来潮地焕发出母爱。“这孩子……不管怎么说，我只有她了……男人们都那么自私……将来，她会成为我的朋友，我的小伙伴……”

“好了，埃莱娜，”她说，“别苦着脸……不要那么记仇……我对你嚷嚷了几句，你哭过了，现在结束了，忘了这些吧……过来亲亲你母亲……”

晚餐她通常不在。老萨甫洛诺夫缓缓地在昏暗客厅里踱步，只有冬日的月光照进来。他走着，拖着一条腿，靠在埃莱娜肩膀上，用手指轻抚娇嫩的玫瑰，不论冬天还是夏天，他的纽扣眼里都插着玫瑰；合上盖子的钢琴在月光下闪亮，同样的光线照得老先生的光头像个鸡蛋。他教埃莱娜念雨果的诗歌，摘引夏多布里昂的篇章。此后她一想起外祖父撑在她肩上的那宽大、漂亮、依然细腻的手，沉重、有节奏的脚步，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堆砌的辞藻和华丽哀怨的节奏。

然后，漫长的一天又结束了——童年的日子，过得这样缓慢——接着是晚祈祷，睡觉。深夜里，门响了，她听见母亲的欢声笑语和送她回来的军官的马蹄声。埃莱娜怀着欣赏音乐的乐趣听这叮当作响的银质乐队渐行渐远，接着沉沉睡去。有时，睡眠把她抛回旧日时光，应该就是她童年的这段日子，罗斯小姐还没来，女佣去厨房喝水，把她一个人留在房里，她醒来时，不安地嚷道：

“罗斯小姐，你在吗？”

过了一会儿，黑暗的房间里闪进一个白色身影，穿一条宽大的长睡裙，外罩白色上衣：

“是的，我在这儿。”

“请给我点喝的。”

埃莱娜喝了水，一边顺手把杯子推了出去，她知道有一双亲切的手会接住它，一边睡眼惺忪地喃喃自语：

“你……你爱我吗？”

“是的。睡吧！”

没有亲吻：埃莱娜厌恶亲吻。没有温存，无论肢体的温存还是言语的温存，埃莱娜鄙视温存。但在一片黑暗中，她需要听到这个保证，一声慈爱的“是的。睡吧！”她没有更多的要求。她在枕头上呵气，然后平静地把脸颊放在被吹热的地方，安详地进入了宁静的梦乡。

四

埃莱娜走在罗斯小姐身旁，享受着柔和的温暖，从手上套的暖手笼一直暖到全身。现在是冬天的下午三点，这个季节的夜晚降临得早，街灯已经点亮，商店显得虚幻而神秘，有点让人害怕，招牌下晃动着稀疏的灯光，一只生锈的大木桶在风中咯吱作响，一块金色的大面包外面裹着厚厚一层冰，还有半开的硕大剪刀，张着口，随时准备将天空的黑色裙裾剪下一角。看门人坐在门槛上，钟乳石般的冰块亮晶晶的，倒映在他们身上。人行道两边的积雪堆得齐人高，坚硬，紧实，在灯笼的火光下晶莹闪烁。

她们要去格罗斯曼家。他家的孩子们是埃莱娜的伙伴。这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稳定、富有，看不起卡罗尔太太。有女仆打开了一扇门。

隔壁屋里，一名女子笑着说：“别一起来，乖女儿，你们把我的头发弄乱了，真要命！”孩子们欢快地叫着：“妈妈！妈妈！”各种音调的叫声都有，好像把键盘上从一头到另一头的音阶全摁过一遍，紧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好了，别闹，让妈妈安静一会儿，宝贝们……”

埃莱娜安静地站在那儿，低着眼睛。罗斯小姐牵着她的手，和她一起走进来。

笑声戛然而止。客厅和卡罗尔家的有些相似，同样的大烛台、黑色钢琴、长毛绒圆矮凳，所有去巴黎蜜月旅行的新婚夫妇都定购了相同的款式。不过埃莱娜觉得这里客厅比自己家里的客厅明亮，更令人愉快。屋子中央的细花沙发上躺着一位妇人。

那是格罗斯曼夫人，埃莱娜认识她，却从没见她这身打扮。她穿着鲜艳的玫瑰红细麻晨衣，怀里搂着一群孩子。她的丈夫，一名秃发的年轻男子，嘴上叼着根雪茄，站在沙发一头，向他妻子俯下身子。他看上去闷得发慌，目光有点不耐烦地从眼前的家人游荡到门口，如果可能，他恨不能从那里欢天喜地溜走。不过埃莱娜没看他，她热切地注视着年轻妇人和她的三个孩子。那位母亲的乌发散落着，被孩子不耐烦的小手扯乱了。最小的一个，仰面躺在母亲怀里，伸长脖子，像小狗一样，轻轻咬着母亲的脸颊和脖子。

“这一位脸上倒没有化妆。”埃莱娜酸溜溜地想。

两个年长的孩子坐在母亲脚边。老大脸色苍白，体弱多病，黑色的发辫在耳朵上盘成圆饼状，而老二则有着胖乎乎的红润脸颊，看着让人想咬一口。亲吻这样的脸颊，埃莱娜几乎可以想象它们在嘴里融化的感觉，像水果。

“我就没有这么好看的脸颊。”埃莱娜心想，可是她又看见格罗斯曼的脸，带着抽搐的机械式微笑，目光转过去死死盯住门口。“他烦得不行呢。”她心里幸灾乐祸。有时候，她灵魂中的某个神秘部位似乎能猜出别人的心思。

“埃莱娜，你好啊！”格罗斯曼夫人柔声说道。

她个子瘦小，长得不美，活泼轻快而又优雅得像只小鸟，话音中透着一丝怜悯。

埃莱娜低下头，厚重的皮袄让她喘不过气。她隐约听到头上有声音说：

“我给娜塔丽带了领子的样板来……”

“哦！罗斯小姐，你真是太可爱了……埃莱娜快累散架了，是吧，埃莱娜？和我的女儿们玩一会子吧……”

“哦不！谢谢，夫人，天晚了……”

“好吧，那么下一次……”

红色的灯发出那么柔和、那么温暖的光……埃莱娜望着那件装饰着细布褶边的飘逸晨衣，三个女儿压在上边，拿它的皱褶来裹住自己，全然不担心将它损坏。母亲一面说话，一面抚摸三个黑色的小脑瓜，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摸摸那个。

“她们可真丑，真愚蠢，”埃莱娜气急败坏地想，“像婴儿一样粘在母亲脚边，多丢人啊！……娜塔丽比我还高一个头呢……”

孩子们默默地相互打量着。娜塔丽似乎看出了埃莱娜的窘迫，感到颇为得意，她不停地将调皮的胖脸蛋在母亲裙摆下藏起又露出来，只要肯定母亲看不到她，她就鼓起腮帮子，拧着嘴，伸出舌头，眼睛斜到一边，做出可怕的鬼脸。一旦格罗斯曼妇人的眼睛落到她身上，她就立马恢复温和、满面笑容的胖天使模样。埃莱娜又听到：

“卡罗尔先生走了？……去两年，是吗？”

“去开发金矿。”罗斯小姐应道。

“西伯利亚。多可怕呀……”

“他倒没有埋怨，我想那里的气候适合他。”

“一去两年呢！可怜的孩子……”

罗斯小姐将埃莱娜的脸拉过来亲，埃莱娜使劲往后躲。

生来第一次，她为自己的被遗弃感到耻辱，她不愿在这些人面前被家庭教师抚摸。

她们走出来。这一回，埃莱娜走在前头，每当罗斯小姐想牵她的手，她都轻轻将手抽回，平静地，带着阴冷的坚持，像狗挣脱束缚自己的项圈。走到街道拐角处，凛冽的寒风抽打着她的脸，疼得她眼泪都流出来了。她悄悄用毛皮手套粗大的末端擦拭眼皮和鼻子，手套上已经结了星星点点的冰花。

“把暖手笼放到嘴前面……背挺直，埃莱娜……”

声音徐徐传进埃莱娜耳朵里，她把背挺直，可不一会儿，头又低下去了。她的思想第一次有了延续性，她想到她的生活，别人的生活，热切地希望在自己的生命中寻找柔情的、稳定的元素。她的天性使她不会因枯燥无味的失望而气馁。

“我也可以，等我回到房间坐下，点上灯……我们马上就回去了……我要坐到黄色的小书桌前……”

她温柔地想象着依她身材定制的小书桌、油漆过的木料、煤油灯、绿色的陶瓷地球仪，乳白色的灯光洒在书上。

“不，我不要看书……所有这些书让我烦躁，让我不开心……应该高兴，像其他人那样……今晚，刷牙之前我要喝一杯牛奶，吃面包片，还有最后一根巧克力棒……他们看不见时，我就把《回忆录》藏到枕头下面……不，不。今天晚上，我要剪纸，画画……我很幸福，我要做一个幸福的小女孩。”她一边想，一边呆呆地站在一个门廊下，阴暗的玻璃窗上雪融化了，如泪水般滑落。漫天的冰雪和黑暗在她眼中交织，汇成汹涌、漆黑的海洋。

五

从埃莱娜懂事开始，星期天对她来说就成为怀着悲伤和焦虑度过的日子。罗斯小姐周日下午要到法国朋友家中聚会，埃莱娜被交托给年迈的外祖母，她的慈爱让人吃不消。做完功课，没有什么能消遣空虚的时光，没有什么能让她逃避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一个被傍晚的最后一抹余晖环绕的、温柔的世界，五斗橱上的瓷器叮当作响。星期天，她刚摊开一本书，外祖母就哼哼上了：

“亲爱的，我的蜜糖心肝，你的漂亮眼睛会看坏的……”

她要玩：

“别蹲地上。你会受伤的。别跳！当心摔倒！别把球往墙上扔！会打搅外公的。过来坐我膝盖上，亲爱的，来靠在我心口……”

衰老的心脏，和埃莱娜的稚嫩心脏比起来，蠕动得那么冰凉、迟缓，然而又带着不安和热情跳动着；昏花的老眼往前探，怀着一丝渺茫的希望在孩子脸上寻找一种相似，一份回忆，一张遥远的面容……

“噢！外婆，放开我。”埃莱娜嚷道。

埃莱娜离开后，外婆就成天无所事事。她将瘦削的双手叠放在膝盖上。手的形状很可爱，但被岁月以及家务印上了色斑和皱纹，对家务她忽而专心致志，忽而撒手不管，在熨烫、洗涤、女厨子的埋怨中寻获一份压抑的快感。她的一生写满了灾难与不幸，经历过贫穷、疾病、亲人的亡故，曾经被欺骗、背叛，感到女儿和丈夫耐着性子忍受她。她生来就苍老、不安、疲倦，身边的人却充满了活力和贪婪的欲望。不过一种预见得到的悲伤最让她感到痛苦，她虽也为过去流泪，但更多的是为将来担忧。她的哀怨压得埃莱娜几乎窒息，她冒失的言语让埃莱娜惊恐万分，那恐惧一直透进心里，成了挥之不去的阴霾。恐惧孤独、死亡、黑夜、不安全感，害怕罗斯小姐有朝一日一去不回。通常当大人们说着孩子们听不懂的话时，就用一种假惺惺的慈爱目光看着他们，有多少次，她朋友的母亲们眼里透着虚伪地对罗斯小姐说：

“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出到每月五十卢布或更多。我和我丈夫说过了，他非常乐意。你这是在糟蹋自己啊，亲爱的罗斯小姐，何苦呢？孩子都是忘恩负义的……”

生活是动荡的，不稳定、不确定，一切都无法长久。难以平息的激流卷走亲人，卷走平静的日子，将他们带得远远的，再也不会回来。孩子独自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本书，冷不丁打了个寒战。她仿佛预感到世上的孤独。房间变得可怖了，充满敌意，灯光照亮的小圈子以外，只有黑暗笼罩着，它向埃莱娜伸展，蔓延过来。阴影爬到她身上，令她喘不过气。她吃力地摆脱它，像游泳的人用张开的双臂划水。门底下透进来的一道白光让她心里一凉。夜晚来了，罗斯小姐还没回来……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她不会回来了。总有一天，她再也不会回来。”

大人们什么也不会告诉她。有一次，他们就是这样向她隐瞒了她狗狗的死讯。为了避免她纠缠不休的眼泪，他们对她说：“它病了，不过它会回来的……”就这样，让她在悲伤之外又添上希望的折磨。同样，罗斯小姐要是哪天走了，他们也不会和她说什么。晚餐时，虚伪的面孔围坐在她的周围。

“快吃。去睡觉。她被人家留住了。会回来的。”

她仿佛已经听见了虚伪和怜悯的话语。她忿恨地看看四周，什么也没有，陪伴她的只有寂静，令人丧气的宁静，还有时常刺伤、折磨她内心的恐惧。她必须把这份焦虑保留在血液中，把它作为遗传缺陷，适应它。她感到令人不安的恐惧整个儿地压在她柔弱的骨骼上，这恐惧已经让她家族里那么多的人折了肩膀，白了头发。

可是，十岁的时候，她开始在星期天的寂寞中发掘出一份凄凉的魅力。她爱上了漫漫长日中的极度宁静，日子安安静静地转动，像许多忧郁的小太阳，在以不同节奏运转的另一个宇宙里。

阳光慢慢爬上壁毯，从前的紫红色，经过夏天的侵蚀，现在褪成了粉红。待它升到顶端的饰脚线，就只剩金色的一小块光亮，渐渐消失了，只有白色的天花板，明晃晃地映着天空。

这是初秋的日子，空气冰凉、清新。竖起耳朵，能听见冷饮小贩穿街走巷的铃声。院子里，树皮被八月的风剥落了。这样的气候下，八月已经是秋天了。树木被削弱得只剩树冠上点缀的几片摇摇欲坠的叶子，深红，干枯，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来。

有一次，埃莱娜走进母亲的卧室。她喜欢到这儿来，觉得这样窃取她的秘密更能令她吃惊。她开始对母亲感兴趣，对她陌生的生活感兴趣，她现在成天不着家。心中对母亲那份不寻常的恨不断滋长，好像随着她一同成长起来。恨，如同爱，有一千个理由，却没有一个理由能解释清楚，这也像爱一样。

“因为她是她，因为我是我。”

她走了进去。她打开抽屉，摆弄来自巴黎的衣服、饰物，它们凌乱地散落在橱子里。隔壁，外祖母高声问：

“你在那儿干吗呢？”

“我在找打扮用的发卡。”埃莱娜回答。

她坐在地毯上，手里拿着一件在五斗橱底发现的衬衫。

衣服被扯破了好几处。一只手，应该是粗壮而有力的手，抓破了蕾丝肩带，只剩下几根丝连着带子。它散发出一股奇怪的气味，混合了她母亲令人憎恶的香水和烟草的臭味，还有一种更浓郁、更热烈的味道，埃莱娜猜不出也认不得，但是她用力闻着，感到吃惊、尴尬，甚至还有点害臊。

“我讨厌这香味。”她对自己说。

她反复将丝绸碎布凑到脸前。一条琥珀项链扔在抽屉底。她将它拿过来，在手里攥了一会儿，又重新拿起衬衫，闭上眼睛，像要在记忆里找出什么。可是没有，她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有孩子的冷漠感第一次在她心底苏醒，让她感到羞耻，一种讽刺的怨恨。最后她把衬衫揉作一团，扔到墙上，用脚踩，接着走出房间，可那香味牢牢粘在她手上和罩衫上，一直被她带入梦乡，和那些孩童的梦境融为一体，仿若春日里一声遥远的召唤、一个音符或野鸽刺耳、哀怨的叫声。

六

玛纳塞家住的木屋位于城里一个偏僻的街区，四周被花园环抱，他家的儿子们是埃莱娜的朋友。秋意渐浓，大人小心地把孩子们关在房间里，怕被风吹着，这种风是俄罗斯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此外，这一年，埃莱娜星期天来和小玛纳塞们玩的最盛大的游戏，最带劲的运动，就是从学习室窗户翻出来，爬过客厅的阳台，纵身跳进花园。花园里已经落了第一场雪，他们穿上流浪的老朝圣者的衣服，在他们眼里，那是最浪漫、最英武的装束了，装备着树枝、木头军刀、马鞭，扮演士兵、盗贼，互相扔雪球。雪沉重而松软，尚未结冻、变硬，还留有腐烂的泥土的涩味、雨水和秋天的气息。

玛纳塞家的儿子们是两个面色苍白的胖男孩，金发，虚弱，迟钝，温顺。埃莱娜打发他们在堆放工具的角落里用树枝和干树叶搭建一座小屋，自己则趴在阳台的阴影里，全神贯注、静悄悄地观察着玛纳塞夫妇和他们的朋友的言谈举止。他们在灯下安静地玩牌，不过，在她的想象中，他们代表着奥斯特利兹战役前夕奥地利和俄罗斯的高级统帅。小玛纳塞们就是远方了不起的、难以捉摸的拿破仑大军。他们正在建造的小屋，则是一座要塞，能否将其攻克，成败在此一举。小玛纳塞们围坐在一张绿色桌子边上，活像奥地利参谋部的官员们在俯身看地图，而她呢，就是年轻英勇的上尉，黑暗中，不顾风雪交加，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防线，潜入敌人的阵营腹地。

在这个宁静的城市里，报纸和书籍的言论都受到限制，人们在谈话中甚至不敢提及公共事务，私生活则静谧、稳当得像条平坦的河流，悄无声息地从诚实的平庸流淌到诚实的自在，通奸随着观念的变化和时间流逝而被接受，得到赞赏，成为光彩的第二婚姻，受到包括丈夫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人们的热情在纸牌、激烈争夺后获取的蝇头小利中找到了宣泄的渠道。昼短夜长，他们就这样靠玩牌打发时光。今天在这家，明天去那家，玩惠斯特牌或惠因特，随他们高兴。

肥胖的玛纳塞太太坐在一张高背扶手椅里，脸色如面粉般惨白，头上高耸着染成金色的头发，丰满的胸脯耷拉到肚子上，而肚子则垂在膝盖上，肥嘟嘟的脸蛋抖动得像凝胶。她丈夫戴副眼镜，双手苍白、冰冷，她的情人呢，由于被使用的时间过长，显得比丈夫更老，头更秃，人也更胖。他们分别围坐在她两边。正对着窗户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士，黑色的头发在额前盘成长长的螺旋形发鬈，她不断地抽烟，滔滔不绝地说话，忧虑的时候像德尔夫[1]的碧蒂[2]，鼻子里吐出芬芳的缕缕轻烟。她抬头时发现了埃莱娜贴在窗户上那张惨白的小脸。

玛纳塞太太摇摇头，责备地说：“说过多少次，不许孩子们在这种天气到外面去！……”她打开窗户。埃莱娜从窗口滑入，跳进屋里。

“别责怪你的儿子，夫人。他们不想忤逆你，他们待在房间里呢！”她边说边抬起一双无辜的大眼睛望着玛纳塞太太，“我嘛，我穿得很多，所以不怕冷。”

“这些孩子呀！”玛纳塞太太轻叹了一声。

不过，当她的孩子们回到屋里时，她只是轻轻一笑，带着杏仁皂香味的手拨弄着埃莱娜的发鬈：

“多美的头发！……”

可是让她把这样的赞美用到贝拉·卡罗尔的女儿身上，实在太难为她了，于是她闭紧嘴唇，只轻轻挤出一声像长笛的声音：

“它们不是生来就鬈的，对吧？”

“毒蛇，走开。”埃莱娜心想。

“你父亲现在要住到彼得堡去么？”

“我不知道，夫人。”

“她的法语说得真好！”玛纳塞太太惊叹道。

她继续轻描淡写地夸赞埃莱娜的头发。她的手白皙肥胖，轻轻一压就有了凹痕。她时不时双手高举，轻轻摇摆，为的是让血液倒流下来，保持皮肤的白皙。她拨开遮住埃莱娜耳朵的头发，遗憾地发现她的耳朵很小，并且形状工整。她小心地把发鬈放回鬓角。

“你们不觉得她这纯正的口音很讨人喜欢吗？……罗斯小姐是巴黎人，这看得出来。她有品位，手指像仙女般灵巧……你妈妈运气真好！这么说，你不知道你父亲要去彼得堡？……当然，你们也要去。你妈妈什么也没告诉你？”

“不，夫人……还没有……”

“这么多年后再见到爸爸，她一定很高兴……啊！这对她该是多么美好……要是让我和我亲爱的丈夫分开……我想都不敢想，”玛纳塞太太同情地说，“不过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幸好……两年，是吧？你父亲离开有两年了？”

“是的，夫人。”

“两年……你还记得他吧，我想？”

“哦！是的，夫人。”

她还记得她父亲吗？“当然。”埃莱娜想。一想到父亲，她的心就舒张开来，想象着他还是老样子，就像从前在夜里来到她房间时的模样……

“这居然是他走后我第一次想到他。”埃莱娜想着，心里充满温情和内疚。

玛纳塞夫人问道：

“妈妈不觉得闷么？”

埃莱娜冷冷看着她四周充满好奇的面孔。那年轻妇人的鼻孔抽搐着，吐出的烟成了蓝色的圈圈。男士们冷笑着，“唔”了一声相互交换眼神，有的用干燥而关节粗大的手指末端敲打桌面，有的抛给埃莱娜怜悯而讥讽的目光，有的轻叹，有的耸肩。

“她不闷……”

“啊！啊！”一位男士笑着叫起来，“常言道，童言无忌呀！我认识你母亲的时候，她和你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小姐。”

“你在老萨甫洛诺夫还富贵的时候就认识他了？”玛纳塞夫人问道，“我住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已经老了。”

“我早就认识他。他挥霍掉了三份财产，他母亲的，他妻子的，还有他女儿的，那是老萨甫洛诺夫夫人的父亲留给她的。三份财产呢……”

“还不算他自己那份，我猜……”

“他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子儿，可照样活得好好的，我敢肯定。至于贝拉，我认识她时她还是个小学生……”

埃莱娜脑海中浮现出母亲孩提时的模样，圆脸的胖女孩，盘起的头发用梳子卡着。可是，她把这画面赶得远远的。想到她惧怕又厌恶的母亲和别人一样也曾经是个小姑娘，同样有权利指责父母的某些行为，这和埃莱娜长期以来在心里暗自刻画的母亲简单、粗暴的形象有太多出入。

玛纳塞夫人咕哝道：

“她有双漂亮眼睛。”

“她像父亲，没得说！”一个声音不无遗憾地说。

“哦！我亲爱的……”

“怎么啦！这种事时有发生。不过我认识一个总走运的人……”

“伊万·伊娃尼齐，胡说，闭嘴吧！”玛纳塞夫人笑道，撇了埃莱娜一眼，那意思是，孩子会听懂的……孩子是无辜的……

“你多大了，埃莱娜？”

“十岁……夫人……”

“是大姑娘了……她母亲想必很快就会为她张罗婚事。”

“她不会犯难的。你们知道照着事态的发展速度，卡罗尔很快就会成为亿万富翁。”

“别夸张！”玛纳塞太太说，似乎突然间吐字困难，仿佛被字划伤了嘴，“听说，他赚了很多钱。有人说他发现了一座新金矿，我觉得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有人说他改进了旧金矿的开发，这还有些可能。我不知道。对于一个男人……精明的男人……来说，发财的方式多种多样。不管怎么说，挣得快的钱去得也快。亲爱的朋友们，满世界跑可不是挣钱的最好方式。不过，上帝知道，我但愿他财源滚滚，这可怜的人……”

“你知道，有人说：‘走运的……’”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们就像爱嚼舌的老太太。别评判别人，自己也就不会被人评判。”玛纳塞夫人说。她将埃莱娜拉到胸前，吻了她的脸颊。埃莱娜觉得反感，感到自己陷进滚烫、沉甸甸的、颤动的乳房中间。

“我现在可以去玩了吗，夫人？”

“当然，当然了，快去玩吧，我的小埃莱娜！在这儿就放心玩吧，去吧，我可怜的孩子……她的屈膝礼行得多好啊……真可爱，这孩子……”

埃莱娜跑回花园，男孩们对她的到来欢呼雀跃，手舞足蹈，挤眉弄眼。孩子们在假期即将结束时，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难以抑制的喜悦和疲倦。她简单地命令道：

“向前看！向右看齐！齐步走！……”

她肩上扛着一根木棒，长长的朝圣服飘在身后，秋天的雪干冷、银白、闪亮，飘飘扬扬地落下来。夜幕早已降临，她拖着她沉沉的装备，唉声叹气，气喘吁吁地走在车辙中、荆棘里，惬意地品味着风以及空气中冰冷潮湿的味道。

可她的心，在胸中沉沉地塞满了复杂、异样而不可名状的痛楚。

七

夏天，天气转暖时，埃莱娜就出门到公园里玩。空气中灰尘弥漫，散发着马粪和玫瑰的味道。穿过马路，都市的喧嚣就戛然而止。街道两边都是花园，满是野生老椴树，林荫道那头的房屋几乎都被遮住了。不时能从树枝的缝隙中窥见一座小教堂的粉红墙壁和金色钟楼。街上没有一辆车，行人也很少，落在地上的叶子减轻了脚步声。埃莱娜跑在前面，又幸福地跑回罗斯小姐身边，有点迫不及待，她孩子气地不停转圈，身边有许多狗在散步。她感到自由、快活、强壮，身上穿着镶着英国产刺绣花边的白裙子，裙子上打了三个褶，系一条波纹腰带，两只硕大、摇摇晃晃的蝴蝶结被两重别针牢牢地固定在上过浆的塔拉丹布衬裙上。她头戴一顶饰有蕾丝花边的草帽，发间系一个白色蝴蝶结，脚上穿着双漆皮鞋，黑色镂花真丝袜。尽管衣着考究，她还是兀自奔跑，跳跃，爬上每张长椅，跳脚碾碎绿叶，以至罗斯小姐不停地说：

“你会把裙子扯烂的，莉莉……”

可是她不听，她十岁了。生活虽然有困难、也有苦涩，但她仍感到全身充满了令人心醉的幸福。

街心花园对面有一段短短的斜坡。那里的人行道上，许多年老的妇女在卖草莓和嫩玫瑰，她们赤脚蹲在尘土中，头发上包着白色头巾以遮挡太阳，桶里装满水，腌制着青涩的小苹果。

有时，长长的队列沿街经过，那是来参拜著名的第聂伯修道院的朝圣者。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污垢和伤口的气味，他们高唱着颂歌前行，身后扬起漫天的黄尘。雪白、透明的椴树花落到他们裸露的头顶，挂到乱蓬蓬的胡须上。胖胖的主教们披着黑色齐整的长发，高举着重重的金色神像，在阳光下射出一束束光芒。尘土，军乐，朝圣者的喊叫，空气中飞舞的向日葵仔，这一切形成一种醉人、狂野的节日气氛，令埃莱娜头昏、陶醉，又隐约有些反感。

“快过来！”罗斯小姐说，拽着她的手往前走：“他们很脏……身上什么病都有……快点！埃莱娜……”

每年在这个季节，朝圣者一过，就有瘟疫吞噬整个城市。孩子们受的伤害最重，去年格罗斯曼家的大女儿就死了。

埃莱娜听话地往前跑，可是她仍能听见，风将歌声的回响吹过来，向第聂伯河飘去。

花园里，有人在演奏军乐。铜管乐器和军鼓组成的军乐队热闹非凡，大学生们围着池塘慢慢转圈，而中学生们则手拉着手从左到右往相反的方向转。人群上方，尼古拉一世皇帝的雕像沐浴在阳光下，也毫不吝惜地反射出炽热的光辉。

大学生和中学生们在擦肩而过时笑着，低声交谈，交换鲜花，传递纸条，许下诺言。爱情、欲望、卖弄风情的伎俩，所有这一切埃莱娜都不放在眼里，不是她不了解，只是她对此并不好奇，而是鄙视，她在心里称之为“这玩意”。

“瞧他们那样抛媚眼，细声细气地说笑、叫嚷，多愚蠢啊！”

游戏，奔跑，美极了……有什么能和奔跑时的快乐相提并论，头发甩到脸上，脸颊滚烫得像火焰，心跳得几乎蹦出来，有吗？急促的呼吸，花园疯狂地在身边旋转，几乎无法自制地尖叫，有什么快乐能将它取代？

快些，更快些……有时会撞到散步者的腿，在池塘边滑跤，摔倒在冰冷、柔软的草丛中……

昏暗的林荫道是不许去的，阴暗角落的长椅上，情侣们在接吻。然而，埃莱娜和跟她一起玩的男孩们最后总会你追我赶地闯到那儿去。两个苍白的脸颊靠在一起，两张温柔、颤抖的嘴相互紧贴着，不过孩子们冷漠的眼睛对他们可是视而不见。

有一天，十岁那年的夏天，埃莱娜跳进林荫道，蕾丝蝴蝶结被栅栏的尖端划破了，她躲进草丛里。对面一张长椅上，两名情侣拥抱在一起。充斥花园的集市喧闹声随着傍晚的来临平静了许多，只听见远处传来有趣的低语、洒水声、鸟儿的歌唱，有人压低嗓门在说话。阳光照不进橡树和椴树的穹隆。埃莱娜往后仰面躺下，看见傍晚六点的阳光闪烁在树冠上。滚烫的汗水顺着面庞流下，被风吹干了，皮肤觉得凉爽、温和。她闭上眼睛。让男孩们去找吧……他们真烦人……金色、透明的小虫停在较高的草尖上，又飞起来。她看得不亦乐乎，只见它们待在那儿，在翅膀下轻轻喘气，那翅膀似乎张开得挺吃力，接着身子鼓起来，然后突然消失在天空中。她想它们这样能飞得更轻松。她欢快地在草丛中打滚，把热乎乎的小手掌压在草上，脸颊轻柔地摩擦着芬芳的泥土。透过栅栏，她看见宽大的街道上空无一人。一只狗坐在石头上舔伤口，呻吟着，大声哼哼，钟声缓慢、懒洋洋地敲响。过了好一会儿，一群疲惫而孤独的朝圣者走来，他们没有开口歌唱，只是赤脚吃力地走在尘土中，胸前挂神像的带子在宁静的空气中微微晃动。

长椅上，坐着一位年轻女孩，身穿城里高中生的制服——棕色制服裙，外套黑色罩衫，扎紧的头发在平顶草帽下梳成一个小小的发髻。她正在和波南斯基，一名波兰律师的儿子，偷偷地接吻。

“白痴！”埃莱娜心想。

她讥讽地看着黑色头发下掩映着的一阵粉一阵红的灼热的脸颊。男生以胜利者的姿态将高中生的灰色鸭舌帽抛到颈后，帽子上镶有皇家的鹰旗标志。

“你这是愚蠢的偏见，托尼亚，请允许我这么说。”他嘶哑的嗓音与小男孩很不相称，有时还夹杂着小孩那样尖细、柔和的变音。

他说：

“要是你愿意，今晚，我们就到第聂伯河边去，月光下……要是你知道那有多美就好了……我们在草地上点燃熊熊篝火，然后睡下。就像在床上一样舒服，还能听见夜莺的歌唱……”

“哦！别说了！”女孩喃喃说道，脸通红，柔弱地推开正在解她胸衣扣子的双手，“我当然不会去……要是我家里知道了……我害怕，我不希望让你们看不起……你们都一样……”

“亲爱的！”男孩说着，将她的脸揽入怀中。

“可怜的傻瓜，”埃莱娜想，“不，我问你们，她从中能得到什么幸福、什么快乐呢？拿脸去蹭硬邦邦的金属纽扣，到他胸口去闻校服粗糙的布料，啐……这难道就是他们所说的爱情？”

男孩急不可耐的手粗鲁地撕扯女孩黑罩衫的两肩，把衣服扯破了。埃莱娜瞧见两个发育还不完全的小乳房露出来，柔软、雪白，被恋人贪婪地握在手中。

“呸，真恶心！”她暗地里不屑地说。

她忙不迭转过脸去，钻进摇曳的草丛中。晚上起风了，风里带着不远处河流的气息，还有河边的灯心草和芦苇的味道。有一会儿，她想象着月光下缓缓流淌的河流，还有岸边点燃的篝火。她患百日咳那年，医生建议她常呼吸新鲜空气，父亲便在下班后常带她去坐小船，有时在黄昏去，天黑时停在一座白色的小修道院里，小岛上类似的修道院很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隐约记得当时家里的房子似乎与现在不同，更像别人的房子，更“自然”……她挖空心思想找出另一个词，念道：

“……更自然……他们那时吵架，可……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吵架……现在，她从来不在家……我想不出，她能上哪儿去呢，整夜整夜的？”

这样想着，她记起母亲有时会谈到第聂伯河的夜晚，以及河边老椴树上夜莺的歌唱……

她轻轻吹着口哨，捡起落在草丛里的一根树枝，慢慢剥起了树皮。

“月光下的第聂伯河，夜晚……爱情，恋人，爱情。”她喃喃道。稍微停顿了一下，她又低声念出她母亲常吟诵的法国抒情歌曲里的词：

“情人……一个情人，这叫做情人……”

她继续在记忆深处搜寻别的东西……然而，该回家了。浇水器开始往丁香花上喷水，浓郁、温和的花香弥漫到空气中。她站起来，往长椅走去，眼睛转到一旁。

但是，当她走到林荫道尽头时，尽管不情愿，还是偷偷撇了一眼待在那儿的情侣，隐隐觉得反感、羞耻和好奇。他们接吻时，那么安静、那么温柔，以至于有那么一瞬间，埃莱娜的心里仿佛被一支酸楚的利箭穿过。她耸耸肩，像老妇人那样宽厚地想道：

“噢！让他们接着吻吧，只要他们高兴……”

她翻过栅栏，任凭上边长满的荆棘划破裸露的小腿，然后绕了一个大圈回到罗斯小姐所在的林荫道，罗斯小姐正在为她的花边领圈绣两个爱尔兰结。

她们往家的方向走去，埃莱娜一声不吭，低头走在罗斯小姐身边。暮色中，仍能清晰地看见尼古拉一世的雕像耸立在底座上，一脸木讷地俯瞰沉睡的城市，可街上只有黑暗，花香，低语声，鸟儿最后发出的困倦的鸣叫，蝙蝠在月亮上淡淡的影子，圆圆的月亮很漂亮，是粉红色的……

家里空无一人……天知道“她”去哪里了……外祖父在“弗朗索瓦”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吃冰激凌，叹息着回忆巴黎的“托尔托尼”咖啡馆。随着刚刚降临的夜晚的热气，芳香的冰激凌融化了。他读的法文报纸在微风中哗哗作响。埃莱娜不在乎他，他可惦记着她，善意、温柔地记挂着她。全世界他只爱她……贝拉是个自私鬼，一个坏母亲……“至于她的品行嘛，感谢上帝，这就不是我该管的了……再说，贝拉说得也对，世上只有爱情最重要……可是小宝贝……她那么聪明……小宝贝会受苦的……她已经明白了，她有预感……”哦，算了吧！他能做什么呢？他讨厌争论、说教、吵闹……

到了他这年纪，他有理由歇会儿了……还有钱，钱……钱不是贝拉的，但她每次都巧妙地让他明白，全靠她和她丈夫他们才能生活……同样地，每次她都提及被他挥霍掉的财产……亲爱的孩子……然而，她是爱他的。她为他感到骄傲，为他常驻的青春、华丽的衣着和纯正的法国口音……他们相处得相当愉快，互不拘束，互不干涉……一切都会解决的，今后……她也会老……会和其他女人一样，忙于飞短流长，打牌度日，也许，还会对女儿产生迟来的关爱……

一切都有可能……没什么特别要紧的……他最后要了一支黄连果冰激凌，望着星星，慢慢品着。

家里，外祖母在窗前踱来踱去，哀叹道：

“埃莱娜……埃莱娜还没回来……早上下雨了……罗斯小姐用法国方式教她……法国方式，”她忿恨地想，“敞着窗户让孩子吹风……”

啊！她太讨厌罗斯小姐了……她心里装满了羞怯的、深深的怨恨……可都藏在心底，她只说：

“这些家庭教师，这些外国人，她们不会像我们一样爱孩子的……”

埃莱娜静静走着，觉得口渴了。她贪婪地想象着等待她的冷牛奶，用蓝色的旧碗盛着，就搁在她房间洗手台的角落里。仿佛自己已经在喝了，仰着头，感觉冰凉、香甜的牛奶流淌过嘴唇，喉咙……她甚至想象，在窗玻璃后闪烁的月光加剧了她解渴后的幸福感。突然，在跨门槛时，她猛地记起在母亲房间发现的衬衫，被扯破了，就像女中学生的黑色罩衫……她惊讶地轻轻“啊”了一声，对于这发现感到极大的精神满足，简直快活极了。她抓住罗斯小姐的手，笑着，亮晶晶的栗色眼睛狡猾地看着她，说：

“现在我明白了。‘她’有情人，对不对？”

“闭嘴，闭嘴，埃莱娜。”罗斯小姐低声训斥道。

“她马上明白我指的是谁了。”埃莱娜心想。

她发出小鸟般欢快的一声尖叫，跳上旧石板，唱道：

“情人！……情人！……她有一个情人！哦！我太渴了！”忽然，她看见自己屋里的灯亮了，郁闷地说：“哦！罗斯小姐，亲爱的罗斯小姐，为什么不让我吃冰激凌呢？”

然而，罗斯小姐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什么也没有回答。

八

埃莱娜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一样，有属于自己的明媚港湾。每年她都回法国，与母亲和罗斯小姐一道……回到巴黎是多么幸福啊！……她那么爱它！……在巴黎，由于鲍里斯·卡罗尔现在有钱了，他妻子出入的都是高级酒店，不过埃莱娜却寄宿在一户龌龊、黑暗的人家里，在洛莱特圣母大教堂[3]后面。埃莱娜长大了，要尽可能让她与母亲喜爱的生活保持距离。卡罗尔太太扣除埃莱娜和罗斯小姐的安置费用，添加到她的个人预算中，以这种方式调和她的爱好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可是埃莱娜觉得非常幸福。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和一群年纪相仿的法国孩子生活在一起。她真羡慕他们！……她不厌其烦地盯着他们。出生在一个这样幽暗、安静的街区，所有的房子的风格都很相近，多么美好的梦想……在这儿出生、长大……在自己家，在巴黎……每天早晨再也不用看到——当她去树林里见母亲，陪她沿金合欢林荫道走一遍（完成了这项任务，贝拉·卡罗尔认为在次日之前不用再惦记女儿了，除非孩子病得厉害）——看到她母亲穿着爱尔兰束腰上衣，披着圆点面纱，拖着横扫落叶的曳地长裙，奇装异服地走着，像“拉灵柩的马”。那时，在林荫道的角落里会有一些妇人，一个古铜肤色的阿根廷人在等着她们……不用坐五天的火车回那个野蛮国度去，再说她也不完全觉得那是自己的家乡，因为她的法语说得比俄语好，头发梳成发卷而不是紧紧扎成光滑的小辫子，因为她的裙子是照巴黎的式样剪裁的……至少，如果她是里昂火车站旁边小商店主的女儿，穿着黑色罩衫，两个脸颊红得像小红萝卜，她就能够问母亲（另一个母亲）：

“妈妈，一毛钱的方格本子在哪里？”

做一个这样的小女孩……

“埃莱娜，背要挺直！”

“哦！见鬼！”

叫做让娜·富尼埃或者璐璐·马萨尔，或者昂里埃特·迪朗，总之一个好懂、好记的名字……不，她和别人不一样……不完全一样……多可惜！……然而……她的生活比其他孩子更丰富，更充实……她知道的事情那么多！见过那么多不同的国家……有时她身体里好像住着两个互不相干的灵魂，平行共处、互不混淆……她只是个小女孩，可她已经有那么多回忆了，她能轻易地理解大人的这个用词：经历……有时，这样想着，她不由生出一种陶醉的喜悦。她漫步在巴黎，在傍晚六点的昏黄暮色中，街灯纷纷点亮，她牵着罗斯小姐的手，端详身边经过的每张面孔，想象每个人的名字、经历、爱恨情仇。她骄傲地想：“在俄罗斯，他们听不懂方言。他们不明白小贩、马车夫和农夫在想什么……我嘛，我明白……不过我也明白他们……他们逼我的。他们把我的皮球放在脚下滚，心想：这些孩子真烦人——可我，我比他们更聪明。我是个小姑娘，我见识的比他们在漫长、枯燥的一生中见识的都多……”

这样想着，她看见一家百货商场里的圣诞橱窗，再一次怀念起那户法国人家，一套小公寓，陶瓷挂灯下的一株圣诞树……

与此同时，她长大了。她的体形摆脱了幼年的粗壮，四肢变得纤细、瘦长，脸色白皙，下巴更长了些，眼睛凹陷进去，两颊上漂亮的玫瑰色淡去了。

战争前的那年冬天，她十二岁，当时住在尼斯。有一天她父亲从西伯利亚回来，将全家带到彼得堡和他一起生活。

在尼斯，那一年，埃莱娜第一次不是怀着冷漠鄙视的感情去聆听大海温柔多情的声音、意大利情歌，还有“情人”、“爱情”这样的字眼……夜晚那么炎热、芬芳……她这个年纪的小女孩，会在夜里忽然醒来，心跳得厉害，颤抖的双手抱紧花边睡衣下平坦的胸部，想道：

“有一天，我就十五岁，十六岁了……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女人……”

鲍里斯·卡罗尔在三月的一个清晨到来。多年以后，每当回忆起父亲的脸，都是这一天他在火车站月台的嘈杂、烟雾中的样子。他比过去更健壮了，皮肤晒成了古铜色，嘴唇红润。当他向她俯下身，而她亲吻他粗糙的面颊时，她的心中突然涨满对他的爱意，快乐得几近心痛，几乎达到焦虑的地步。她松开罗斯小姐，把自己交到父亲手里。他对着她笑。他笑的时候，脸上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流露出一种顽皮的快活。她温柔地亲吻他的手，那好看的、棕色的手，指甲坚硬，像极了她的手。随即，火车重新出发的刺耳笛声响起，正如此后她生命中伴随着父亲无数次短暂出现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在她头顶上，展开了这场空洞得只剩下声音的对话——因为话语都被数字取代了，不停地响，在她周围，在她头上，从这一分钟起直至死亡令她父亲的嘴合上。

“……几百万，几百万，股票……赦尔银行股票……德比尔斯矿业公司股票，买进二十五，卖出九十……”

一位年轻女孩，扭着臀部慢慢走过，头上顶着一个装满银色小鱼的篮子：

“沙丁鱼！漂亮的沙丁鱼！……”

她尖利的嗓音在“丁”上变得嘶哑而有穿透力，像海鸟的叫声。

“……我投机……他投机了……”

租来的双篷四轮马车的铃儿叮当作响，马在草笠下抖动长长的耳朵，车夫嘴里嚼着一朵花。

“……我赚了……我赔了……我又赚了……钱，股票……”

“……铜，银矿，金矿……磷酸盐……几百万，几百万，几百万……”

稍后，卡罗尔吃过午饭换了衣服。要出门时，埃莱娜抓住机会跟他出来。他们走过英国人散步大道，都不说话。他们能谈什么呢？卡罗尔感兴趣的只有钱、盈利手法、生意，埃莱娜却是个无知的孩子。她崇拜地凝视着他。

他朝她笑，掐了掐她的脸颊：

“我们去蒙特卡洛吃点心，怎么样？”

“哦！好啊。”埃莱娜轻声答道，半闭上双眼，无法更好地表达她的快乐。

在蒙特卡洛，刚吃完点心，卡罗尔就不安起来。他敲了一阵桌子，显得有些犹豫，然后忽然站起来，拉上埃莱娜就走。

他们进了赌场。

“在那儿等我。”他指着门厅对她说，接着就不见了人影。

她坐下，小心地挺直腰板，不把手套和大衣弄脏。一名神色惊慌、疲惫的女子在镜子前胡乱涂抹着口红。镜子里，映出一个小女孩般瘦弱、细小的身影，满头鬈发，脖子上围着她有生以来第一条真正的皮草围巾，一条单色的小银鼠皮，是她父亲从西伯利亚带回来的。她就这样等了很长时间。时间在流逝。一些男士进来，另一些出去。她看见许多陌生面孔，有年老的女人，拎着手提包，刚摸过金子的手还在颤抖。这不是埃莱娜见过的第一家赌场。记忆中她在许久前曾穿过奥斯坦德[4]赌厅，那里就算金币在脚下滚过，赌徒也面不改色。可是，现在，她的眼睛能透过肉眼所见的世界看到更多东西。她望着这些涂了脂、搽了粉的女人，心想：

“她们有孩子吗？她们曾经年轻过吗？幸福吗？”

因为人到一定年龄后，孩子特有的怜悯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开始注意“老年人”枯萎憔悴的面容，并预感自己有一天也会像她们一样……幼年时代就此告终。

外面，天色暗了下来。丝绒般美好的夜，意大利的夜，亮灯的喷泉，香水，盛开的玉兰花，细腻柔和的微风……埃莱娜将脸贴在窗户上，透过玻璃往外看，这夜晚似乎太热烈、太香艳了，“不适合孩子。”她笑着想。她觉得渺小、失落、有罪（为什么？他们抓不到我。不是我的错，我和爸爸一起来的，虽然他和我待的时间不长……）。晚上八点钟，汽车在“巴黎咖啡馆”前停下。身着华服丽裳的男男女女从车里走出来。她听见一个阳台下传来曼陀铃的琴声，有人在接吻，低低的笑声。在灯光黯淡的泊船场以及昏暗的街道上，聚集着海滨所有的荡妇，她们朝赌场走去。现在九点了……“我饿了，”埃莱娜心想，“怎么办呢？只能在这儿等，因为他们不会放我到大厅里面去的。”何况，有多少人像她一样在等，默默忍受着……门厅里满是焦虑不安、疲惫不堪的女人，毫无怨言地等待着……她感到自己奇怪地变老了，变得逆来顺受了，如果需要，她也能在这长凳上过夜。但愿沉重的眼皮不要把眼睛盖上……时间过得真慢……不过，大赌场门楣上的指针走得却出奇地快。刚刚过九点半，通常是她上床睡觉的时间。可是指针往前走了，指着九点四十五，十点……为了不让自己睡着，她开始来回踱步。一个女人在阴影里来回地走，手里摇着粉红色羽毛围巾。埃莱娜看着她，思想神奇地因饥饿变得轻盈，仿佛能进入这个陌生女人的生活，从而切身感受她的疲倦和不安。她实在太饿了……使劲闻着从“巴黎咖啡馆”的通风口排出的饭菜香味。

“我就像一件被遗忘在寄存处的手提箱。”她想道，试着逗乐自己。

显然，这一切都很滑稽，十分滑稽……她看看周围。没有小孩——他们都睡了。会有一只手谨慎地拉上窗帘，关上窗。他们听不到老男人向卖花女套近乎的低语，也看不到每一张长椅上拥吻的情侣。

“罗斯小姐不会忘了我的，她……看来，过去我是在幻想，”她苦涩地想，“这世界上只有她是爱我的……”

十一点。月光下的这座白色城市有着梦想中的惊恐与陌生……埃莱娜走着走着，困得半闭上眼睛，为了不睡着，她眼睛望着泊船场，看房子里的灯光。哎！可不能哭哟……她会像个被遗忘在街心公园的孩子那样哭泣吗？……终于，从大赌场走出最后的女巫师，手袋摁在胸前，脸上的脂粉都花了……她们后边呢？……灰白的头发，脸上的线条被内心的喜悦和热情照亮，她那么深爱的面容？……是她父亲。

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着。

“我可怜的女儿，走……我把你忘了……咱们快回家去吧……”

她不敢说她饿了，她不愿见他耸起肩膀，像她母亲那样叹息：

“孩子……多大的负担啊！”

“你赢了吗，爸爸？”

父亲的嘴唇颤抖，带着既喜悦又痛苦的微笑。

“赢？……是的，赢了一点……可赌是为了赢钱吗？”

“啊？……那为了什么？”

“为了玩，我的孩子。”父亲说，他血管里流淌的浓烈、灼热的鲜血仿佛将热量传递到埃莱娜手中。他看着她，带着一丝温柔的轻视：

“你不懂，你还太小。你永远也不会懂的，你只是一个女人。”

第二部分

一

一九一四年，一个萧瑟的秋日傍晚，埃莱娜和罗斯小姐带着最后卸下的行礼，来到圣彼得堡，她的父母已经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

像往常一样，分开许久后再见到母亲，埃莱娜就害怕得发抖，不过她宁死也不愿被人看出来……

那是这个忧郁季节中最阴沉、最潮湿的日子，这样的气候下，太阳几乎从不露脸，人们醒来、起床、吃饭、工作都要点灯，黄色的天空中落下轻柔、湿润的雪花，被风狂乱地卷起、吹散。这一天，北风刺骨地吹，吹来涅瓦河腐臭河水的难闻气味！……

街上的路灯亮着，雾浓得像烟，埃莱娜现在就已经厌恶这个城市了。一看到它，她的心便揪作一团，仿佛不幸即将临近。她不安地用手指绞着罗斯小姐的大衣，焦虑地寻找她手上熟悉的温度，接着扭过头，愕然凝视自己倒映在汽车车窗上的脸，忧伤的脸苍白而紧张。

“怎么了，莉莉？”罗斯小姐问。

“没什么，我冷。这个城市真恐怖，”埃莱娜绝望地喃喃自语，“在巴黎，现在的树都是金黄色的。”

“可我们去不了巴黎了，无论如何都去不了，我可怜的埃莱娜，因为在打仗。”罗斯小姐哀伤地说。

她们不说话了。雨点急促地拍打在窗户上，像脸上的泪水。

“她甚至没到火车站接我们。”埃莱娜苦涩地说，仿佛有一股悲伤、哀怨的波涛涌上心头，来自于她身上深不可测、亦不为她所知的地方。

罗斯小姐机械地纠正道：

“不可以只说‘她’。要说‘妈妈’……‘妈妈没来接我们……’”

“妈妈没来接我们……她并不是很想见我，或许……再说，我也不想。”埃莱娜低声说。

“既然如此，你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罗斯小姐柔声说道，“这不是让你获得了片刻的胜利吗……”

她笑容里伤感的嘲讽触动了埃莱娜。小女孩问道：

“他们现在有汽车了？”

“是的。你父亲赚了许多钱。”

“啊？那外公外婆呢？他们不会到这儿来了吗？”

“我不知道。”

可是埃莱娜怀疑外公外婆是无法离开乌克兰了。为了领取一笔定期利息，他们不得不永远远离了卡罗尔夫妇。这是贝拉第一次运用她的财富……当埃莱娜想起外公外婆，就有一种怜悯的感觉，让她难过得受不了，她觉得这是软弱的表现。她竭力让自己不去想他们，但是不行，他们的形象重新出现在她记忆中。她想起火车发动时，看到他们在月台上迈着急促的小步、踉踉跄跄地奔跑。外婆哭了，可这改变不了什么，可怜的女人！老萨甫洛诺夫还保持着风度，身板挺直，敲打着拐杖，用颤抖的声音喊着：

“再见！我们会到圣彼得堡看你的！告诉妈妈尽快邀请我们过去。”

“他还抱着幻想呢，可怜的外公！”埃莱娜自语道。她相信老先生心里比她更明白。她敢肯定，当他回到空荡荡的房子时，身后跟着低声哀叹、哭泣的妻子，他会如何疯狂、悔恨地想：

“轮到我了，现在轮到我了！我曾经跑在前头，抛弃所有人，只为自己快活、任性！现在我又老又弱，就落到了后面。”他想着，朝他妻子转过身，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愿意等她，尽管他用拐杖敲打地面，粗声粗气地吼道：

“喂，快点，你这慢吞吞的家伙！”

“准予缺席。”埃莱娜这样去想外公和外婆，她的黑色幽默继承自她父亲。

这时，汽车停在一所漂亮的大房子前。卡罗尔家的寓所建造方式独特，从门厅能一眼看到房子尽头的所有房间。一排金碧辉煌的白色客厅敞着门。埃莱娜撞到一架巨大白色钢琴的角，在重重叠叠的镜子里看见自己苍白、茫然若失的脸。她最后走进一间比较小的昏暗房间，母亲在里边，靠着一张桌子站着，身边坐着一名埃莱娜不认识的年轻男子。

“下午三点就绑在紧身衣里。”埃莱娜想，记起母亲那些拖沓的睡衣和披散的头发。她抬起眼睛，飞快瞥了一眼，数了数那雪白手指上的新戒指和优雅的长裙。母亲身材细长，凶狠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和活力，埃莱娜看着这一切，将它锁进心里，永远，不会忘记……

“你好，埃莱娜……这么说火车提前到了？我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到了。”

埃莱娜咕哝着说：

“你好，妈妈……”她从没认真发过“妈妈”这两个音节；音节难以从她紧闭的嘴唇中间穿过。她发出的是“芒”的音，是她使劲从心里拽出的一声嘟囔，隐约带着些许痛苦。

“你好。”

擦脂抹粉的脸颊向她低下来，她小心翼翼地将嘴放上去，本能地想在脂粉和面霜之间找到一处干净的地方。

“别把我头发弄乱了……你不向表哥问好吗？不认得你表哥马克斯·萨甫洛诺夫了？”

她的薄嘴唇涂得鲜红，像一抹血，嘴边掠过胜利的微笑。

埃莱娜蓦地记起从前在家乡街道上遇见的莉迪·萨甫洛诺夫的四轮马车，想起那个纹丝不动的妇人，想起像蛇一样从鼬鼠毛皮领里伸出的小脑袋用黑色的眼睛向她投来冷漠的目光。

“马克斯也在这儿？……哦，他们该多么有钱呀！”她讥讽地想。

她惊讶于年轻人的苍白肤色。这是她头一回见到圣彼得堡人的雪白皮肤，好像没有血色，苍白得像一朵生长在地窖里的花。他有着高傲而做作的容貌，鼻子瘦而薄，微弯成鹰钩状，碧绿的眼珠大大的，金发，尽管还不到二十四岁，鬓角已有些秃。

他轻轻用手指触摸埃莱娜的面颊，抬起她的下巴。

“你好，我的小表妹。你多大了？”他问道，显然不知说什么好，闪亮的绿眼睛嘲弄地盯着她。

他不等她回答，低声说：

“她的背驼得多厉害啊……身子要挺直，小姑娘……我的妹妹们在你这年纪比你还高一个头，身子直得像个字母‘i’……”

“的确如此，”贝拉不快地嚷道，“你的站姿太差了！得管管她，罗斯小姐！”

“旅途让她累坏了。”

“你总是替她开脱。”贝拉悻悻地说。

一旦埃莱娜忘了挺直腰板，瘦弱的背塌陷下去，贝拉就用手拍打她两个肩胛骨的中部。

“这不会让你变美，你知道，我可怜的女儿……跟她说也是白搭，她从来不听……你瞧，马克斯，她的脸色多糟……你的妹妹们那么健康、活泼……”

马克斯低声说：

“英国式教育，你知道……冷水澡，露膝盖，不许自怨自艾……[5]她不像你，贝拉。”

埃莱娜问：

“爸爸呢？”

“呃，爸爸挺好的，他回来得很晚，你睡觉前能见到他，他很忙。”

他们不说话了。埃莱娜像在阅兵式上一样把身体挺得笔直、僵硬，不敢走开，也不敢坐下。最后，贝拉疲乏、不快地哼了一声：

“瞧，别呆在那儿张嘴看着我。去，看看你的房间去……”

埃莱娜离开，心里不安地想这个陌生人将给她带来什么，是好运还是厄运，因为她知道今后真正主宰她生命的将是他。后来，当她长大，回忆起这一时刻，两张凑在一起的脸，那样的沉默，母亲的微笑，以及她只一眼就看见、猜测、预感的一切，有时她想：“不可能……我那时不过只有十二岁……真相，应该是我慢慢了解的……现在我却以为自己当时在一秒钟里就洞悉一切……我是慢慢看出真相的……而不是这样，一眼看穿……我是个孩子，他们那天什么也没说，他们俩坐着，离得很远……”然而，如果有时一抹色彩、一个声响、一种香味将她抛向过去，如果她能在记忆中重新找回少年马克斯的准确样貌，她就觉得自己那孩童的灵魂从睡眠中苏醒，激动地低声申诉道：“你也一样，你也背叛了你的童年！……还记得你也曾经拥有少女的身体和一颗同样苍老的、和现在一样成熟的心……我那时的抱怨是对的，我的确痛苦又被抛弃，因为现在，你，你也把我忘了……”

当然，这一天，这伤心的日子，她已经确定了他们的关系。她颤抖着为自己的早熟感到恐惧。她顿时对这个傲慢的青年起了反感，他竟说：

“她不像你，贝拉……”

“爸爸呢？我光顾着自己，真太自私了……他一定难过极了，要是他知道……”她心中想道，但随即被一种苦涩、憎恨的感觉占据了心房：

“看，没人关心我。至少，我应该，爱我自己……”

她靠近罗斯小姐：

“告诉我……”

“什么？”

“这男孩……我表兄……和她……我猜着了，对不？”

罗斯小姐一惊，使劲抿着苍白的小嘴做出否认的表情。她虚弱地说：

“不，不，埃莱娜……”

可埃莱娜对着她的耳朵，激动地重复道：

“我知道，我知道，告诉你我知道……”

一扇门在她们身后打开。罗斯小姐害怕地抓住她的手，颤抖着轻声说道：

“别说了，快别说了……一旦他们知道你有一丝的怀疑，就会送你去寄宿学校，可怜的小姑娘，而我……”

埃莱娜心头一凉，垂下眼睛；喃喃道：

“多可怕呀……”

她想：

“在寄宿学校我不会那么不开心……无论在哪儿我也不会像在这所房子里一样不开心！可她，罗斯小姐，我可怜的小姐，要是我不在了，她会怎么样呢？”

“现在不是我需要她了，”她想道，忽然有种冷漠、绝望的理智，“我不再需要有人陪床，被人照顾、亲吻……我长大了，老了……人到了十二岁有多老啊……”

她忽然觉得渴望完全的孤独、宁静、凄苦的哀愁，用它们填塞她的灵魂，直至仇恨与忧愁满溢……

“如果没有罗斯小姐，就没人能伤害我……他们只能借她来摆布我……可她只有我……我相信没有我她会死的……”

她伤心地攥紧拳头。她感到自己软弱、渺小，容易受伤的心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愤怒而绝望。

她走进隔壁的学习室，她母亲已经为她的裙子在那儿安装了挂衣壁橱，存放毛皮的衣橱里传出淡淡的樟脑丸气味。她在哪儿都能闻到这股味！

她气恼地关上门，回到自己房间，走到窗边，沮丧至极地望着天空中落下的滂沱大雨，泪水顺着脸庞滑落。许久，她用颤抖的声音说：

“你知道，她……妈妈总说能请到你她有多么高兴……”

“我知道，”罗斯小姐喃喃道，“可是……”

罗斯站在房间中央，身材裹在黑裙子里显得娇小、柔弱。她温柔而忧伤地望着埃莱娜，然而，渐渐地，她的眼睛变得呆滞而空洞。她似乎在远处、在埃莱娜的面容之外寻找着只有她自己才能见到的影像。一段遥远的过去，也许……亦或是这片寒冷、荒凉的土地上岌岌可危的将来，孤独、漂泊和衰老。她叹了口气，生硬地说：

“瞧啊，收好你的大衣。别把帽子扔床上。过来，让我给你重新梳一下头发……”

和往常一样，她用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来逃避，但似乎多了种强烈的烦躁和不安，这令埃莱娜吃惊。她打开旅行箱，叠好手套和长袜放进五斗橱，并拒绝用人的帮助。

“告诉他们让我安静会儿，埃莱娜……”

“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她就变了。”埃莱娜想。

二

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过去了，漫长得令人窒息。

一天晚上，马克斯走进餐厅。埃莱娜坐在一张大扶手椅里，半截身子被埋没在铺天盖地的报纸中。关于战争的报纸，整栏整栏的空白，卡罗尔家没人去看，除了最后一页的证券版。他笑了。她真滑稽，这小姑娘……她有着干瘦、平坦的胸部，蓝色的羊毛短袖连身裙，露着两节细小柔弱的胳膊。身子裹在白色细亚麻布外套里，德国式样的外套，打着很深的大褶子。黑色的头发梳成密密的发卷，脸上开始呈现出彼得堡孩子特有的淡绿的、死气沉沉的气色，他们生长在缺少新鲜空气和光线的环境中，不做任何运动，除了星期天溜一个小时的冰。

见到他，她突然推了一下眼镜，眼镜越发让她显得老气、难看——她的视力较弱，是被从早开到晚的电灯照的。

他大笑起来：

“你戴眼镜？……瞧你多滑稽啊，可怜的孩子！你看上去像个小老太婆！”

“我只在看书和学习的时候戴。”她说，猛然觉得血涌上脸颊。他见她脸红，有种残忍、恶作剧的快感：

“多么别致啊！……可怜的孩子，”他又说，轻蔑、怜悯的口吻让埃莱娜心里气得打了个寒战，“你妈妈在哪？”

她不耐烦地指了指隔壁的房间，正在此时，门开了，贝拉穿着蕾丝晨衣，酥胸半露地走到马克斯面前，伸出手让他亲吻。他们四目相对，默默无语。他缓缓垂下眼皮，欲望无限地深深一吻。

“他们以为我什么都看不见吗？真是不可思议。”埃莱娜心想。

他们进了客厅，她坐回红色的扶手椅里，重新拿起报纸。战争……这里除了她和罗斯小姐，有谁会去想战争？……流光溢彩，纸醉金迷。有谁会关心伤员、丧礼上的妇女？……有谁听见，士兵清早在街上踏步，凄凉的脚步声伴随部队走上不归之路？

她看看时间。八点半。从早晨开始，功课和作业就接踵而至，没有一秒的喘息。可她喜欢学习，喜欢书，如同有些人喜欢酒。书给她忘却的力量。她还知道什么？……她生活在一座空荡荡、静悄悄的房子里。她的脚步声回荡在空空的屋里。紧闭的窗户外，寒冷的街道显得更寂静，外边不是下雨就是下雪，黑暗总是过早地降临。对面有一簇蓝色火焰，在漫长的黑夜中熊熊燃烧，她总是久久地看着它，直到火光开始在她疲惫的眼中摇摆，这就是她生活中唯一的点缀……她父亲几乎从不在家，母亲晚上才回来，和马克斯关在客厅里。她没有朋友——这时候，大人们有比孩子的幸福更重要的事要操心……

一名用人进来拉窗帘，隔壁房间传来马克斯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

“他们两个在那干吗呢？唉！反正不关我的事，只要他们别来烦我……”

她闻到从门底下飘进来的香烟味道。父亲还没回来，他会在九点和十点之间回来，然后他们吃烧焦的或已经变冷的晚餐。有时他带回一些埃莱娜不认识的人，她将其总称为“生意人”，他们都焦躁不安，目光闪烁，伸出的手像野兽的爪子般贪婪。她闭上眼睛，仿佛已经听见他们嘴里不停说的那个字眼。埃莱娜唯一能听懂的词，在她头顶回荡，嗡嗡作响，一直跟她进入睡眠和梦乡：“……百万……百万……百万……”

用人在门口停下，摇头看了看时间：

“小姐不知道先生几点回来吗？”

“我不知道。”埃莱娜答道。

她拉开窗帘，看着街道，凝视雪橇在雪地里发出的光。渐渐地，周围一切都消失不见了。她沉浸在内心快乐的梦境中，就像从前，她扮拿破仑的时候……不过现在梦里的情节有所不同，但感觉同样地独断、专制。当王后……令人害怕的国家元首……做世上最美丽的女人……这是个新梦。她小心翼翼地触碰它，仿佛那梦里包含着神秘的火焰：

“我会漂亮吗？……不，一定不会，”她伤心地想，“现在我在青春期，已经不好看了……我永远不会漂亮的，我有张大嘴，面如土色……上帝啊，等我长大了，让所有的男人都爱上我吧……”

她打了个寒战。她父亲刚进门，后边跟着两个人，史利夫克，黑眼睛的犹太人，说话时总是短促有力地晃动胳膊，仿佛手上扔挂着一叠地毯在兜售，他应该是从露天咖啡座开始干这营生的。另一个是亚历山大·帕甫洛维齐·切斯托夫，他父亲是战争期间昙花一现的众部长之一。

埃莱娜坐在罗斯小姐边上。碗橱在银质餐具的重压下散架了，餐具是在拍卖行买的，当老贵族破产，财产遭变卖，商场新贵们将它们再买下来。

“这房子里的一切就像个土匪窝，旧货市场。”埃莱娜心想，沉重的银器从不同的地方搜罗而来，他们懒得去掉原有的标签、装饰、题铭，卡罗尔夫妇在乎的只是重量。角落里的一堆意大利小雕像，包装纸还没拆，塞夫勒[6]的小雕像，点缀着人物和花束的淡粉色小碟子，都堆在餐具柜上，是贝拉一周前在拍卖厅买的，可它们被堆放在那儿，凄惨、无用，包着稻草和丝绵纸。同样，书橱也是按米买来的，除了埃莱娜，没人翻开那些印着图章的皮革封面的卷宗。贝拉开玩笑说：

“这些老祖宗的画像是打哪儿来的？”

惟有从西伯利亚带回来的毛皮是新的。缝在母亲大衣上的每条银鼠毛，埃莱娜都见过。窄窄的、死去动物的毛皮，抛在桌面上，任由贪婪的手把玩。

“亚历山大·帕甫洛维齐……”

“萨罗蒙·阿尔卡迪维齐……”

切斯托夫说着话，傲慢地皱起眼睛，稀疏的金发打了发蜡。他小心翼翼地伸长脑袋，像是担心从这些犹太人身上吸入有害的空气，而史利夫克则对他还以轻蔑但也带着一丝畏惧的目光。

餐厅摆满了送给卡罗尔的妻子的形形色色的鲜花和花束。战争爆发后他就发了大财，人人都来奉承。

入席时，贝拉将一朵红色的玫瑰插进马克斯的扣眼里。她的胸部在蕾丝睡袍内忽隐忽现，她不紧不慢地拉了拉晨衣，她的胸很美。

管家来了，小用人跟在后面，端着银质汤碗盛的浓汤，汤碗侧面饰有带BESBORODKO字样的兵器；杯具是巴卡莱特[7]的，但是，几乎所有的杯子都已经缺了口，没有人为此伤神，似乎大家都预感到这笔财富是过眼云烟，来得快也去得快，来自虚无，自然也会烟消云散。

罗斯小姐向埃莱娜俯下身，焦急地低声问道：

“你看报纸了吗？”

“看了。还是老样子，”埃莱娜沮丧地说，“他们在做‘现场报道’……”

史利夫克说：

“你们不明白。我们的幸福，就是战争。你们手握的纸张明天就会贬值，”他边说边伸手去摸装饰餐桌的玫瑰，小朵的深色红玫瑰，芳香沁人，“战争需要和感兴趣的是武器、军火、机枪、大炮，再说这也是我们应尽的爱国义务。”

切斯托夫武断地尖声说道：

“要是战争一个月后就结束了呢？……我们手里就堆满存货……”

“要是去想明天，”史利夫克笑着说，推开空盘子，而部长的儿子则透过刚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单片眼镜，用贵族的眼光轻蔑地打量着他。之前，他一直用手指转动着放在口袋里的镜片，轻轻地、柔柔地，像捏着一朵花，他刚把它夹进眼眶。此举令他面部所有肌肉骤然收缩，他向贝拉侧过身子，用法语亲切地说：

“我们的谈话夫人可不感兴趣。”

“她习惯了。”史利夫克说。

卡罗尔插话：

“聪明的做法不是贩卖你所说的东西，那是国防部才感兴趣的东西。不，要卖的，应该是士兵的服装、靴子、食品……”

冻鲟鱼摆放在草织成的底盆上，插着金色的金合欢花球，由管家端着，接着摆上银质调味瓶，瓶身饰有风笛和小牧羊人的浮雕。

他们安静地吃了一会儿。埃莱娜抬起头，听见他们说：

“……一笔大买卖……西班牙有批一八六〇年的大炮，而且还很坚固，看起来比我们这里的炮耐用。”史利夫克说，他刚吞下两口鱼，又在面前盛了酒的酒杯中随便拿了一杯来喝。在卡罗尔家，吃鱼配的是巴萨克甜酒[8]。喝完，他做了一个令人倒胃口的鬼脸。如果形势要求他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他就滴酒不沾，不抽烟，不碰女人也不碰牌，一块排骨也不吃。那些官员只有在满桌酒菜面前或吉卜赛人家里才听得懂生意经。

“和狗一起生活，但不要活得像狗一样，”他有时对卡罗尔这样说，卡罗尔也喜欢赌博、美酒和佳人，“它们会让你堕落。”

他总结道：

“好买卖，值得考虑……你们要是有兴趣，我们可以谈谈……美妙的大炮。”他始终还是本性难移，谈论起这些未知的大炮，就像他当年在门廊下卖丝袜一般。

“可是，请原谅，它们产于一八六〇年！”

“你为什么觉得它们比现在的炮差呢？你以为我们的父辈没有你我聪明吗？……为什么？……你基于什么这样认为？……”

“请原谅，”切斯托夫重复道，仔细选了一杯酒慢慢喝着，半露笑容，紧抿嘴唇，眼神轻蔑，“你……”

“不，请你原谅！……别混淆了各人的职权……反正，这些大炮好或不好不由我说了算。我不是工程师，也不是炮兵。我是‘投机商’，一个商人，这才是我的角色。”他说着，一边向切斯托夫背过身去取用人端上的奶油焗鹧鸪。他闻了闻沙拉，做了个倒胃的手势，他似乎对这种蔬菜毫无信心。“我去作战部，说：‘是这样的，别人给了我这样或那样货物，你们要不要？你们先研究一下合不合适。’我可不担这种责任，你们知道。想要？就这些了。不要？那么晚安。自然，得让他们明白……每个人，”他特别强调最后三个字，嘲讽的目光犀利地盯着切斯托夫，“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俄罗斯的利益。”切斯托夫语气严肃，专横、审视的目光投向四周，仿佛想提醒他们，他的政府代表身份，有权以皇帝的名义探测他们的五脏六腑。

他们马上说：

“这是当然的。那么，谁看了报纸？……”

“拿过来。”贝拉命令用人道。

他们相互传阅，胡乱看一眼头版标题，仔细研究证券版面，看完就不耐烦地搓成团扔在地上。用人用镀金刷子将其扫进镀金托盘，刷子上饰有佩茨切斯基公爵的兵器。

“没什么新鲜的，又一场百年战争。”马克斯说。

他忧郁而热切地望着贝拉。

“这些玫瑰的香味多么宜人啊……”

“是你送来的。”她指着小银丝花篮微笑着说，花儿因桌上的热气而盛开。

这时，切斯托夫说：

“关于大炮，我无法认同你们的热情，亲爱的……”

他似乎欲言又止，搜寻一个遗忘的名字。

“……呃……萨罗蒙·萨洛末诺维齐……”

史利夫克察觉到细微的区别，不过只耸了耸肩，似乎想：

“只要你愿意，叫我猪都可以，不过让你办的事得办好。”

他友善地更正道：

“阿尔卡迪维齐，我亲爱的，阿尔卡迪维齐，再说这丝毫不重要……你刚才说什么？……”

“说你的大炮，你不认为它们可以有别的用途吗？……可以从中提炼废铁，我觉得……当然，在这些问题上我只是个门外汉，不过我想现在缺废铁……”

史利夫克听到这里，舒了一口气。他慢吞吞地挑选芦笋，过了好一会儿才答道：

“你想和你父亲谈谈这事吗？”

“天哪……那样没用……他当然不会闭着眼睛瞎买……”

“不过委员会不止他一个成员……”

“哦！其他人，你知道，只要说服就行了。”

“贿赂。”卡罗尔说，他总是直言不讳。

“噢！……”

“悲哀的国家。”史利夫克得到了想要的东西，现在愿意奉承他。

“在这里，如果是一件高度爱国的买卖，造成的伤害也比较小，可是如果你们知道……但我不能背叛上帝的秘密。”切斯托夫道。

卡罗尔说：

“我有一笔买卖，比你们的西班牙大炮更好。战争爆发之初有一家被奥地利某集团占有的工厂马上要开工，我有可靠消息，要大量买入它的股票。股价现在是五，两个月后就会涨到五百。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对于正当买卖不是那么积极。”

“因为，”史利夫克讽刺道，“生意一旦起头，就不能保证它会永远正当。”

“例如，”卡罗尔狡黠地笑道，“你的士兵烙饼计划。”

“哦，怎么？”

“你在我们耳边鼓吹了六个月，结果呢，成堆成堆的面包腐烂掉。”

“面粉的质量是一流的，”史利夫克有点懊恼地说，“我接洽了最好的面包加工厂。不幸的是，我们想造些烤炉以降低开销，可因为没人知道准确的尺寸，面包没烤好就发霉了。”

“士兵们死于痢疾。”切斯托夫道。

“你们相信吗？……他们拒绝了收货，仅此而已。他们的确很不幸，可面包应该已被扔掉了，我向有关人员再三要求这样做的。从良心上讲，我没有害死一个人。”史利夫克说。

卡罗尔笑得像个孩子，挤眉弄眼地扮鬼脸。他从桌上伸出手去，温柔地拉起埃莱娜的头发。埃莱娜握住他那干燥的棕色的手，吻了一下。她喜欢他眼中的火焰、银白的头发，他的微笑可以那么忧郁，有时却又那么调皮。

“只有看着这个女人的时候，他的心才会融化，”她怨恨地想，“他怎么可能一点也没看出他们的诡计呢？……他很幸福，待在这个不协调的房子里，身边围绕着新家具，餐具上标着别人名字的缩写，被背叛，被欺骗……甚至不能说他什么也看不见……不，他用手推开它们，走了过去……说到底，这世上只有一种热情能缓缓吞没他的灵魂，那就是赌，赌股票，或赌牌，别无其他。”

他们吃着苹果酱拼吐司，蘸着滚烫的巧克力酱。埃莱娜爱吃巧克力，她暂时停止“对大人的谈话感兴趣”，正如母亲所指责她的那样。母亲有时说：

“马克斯还说，你对生意上的谈话感兴趣得过了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还是想想你的功课……”

埃莱娜出于纯粹的逆反心理，全心全意地倾听并试图理解她听见的内容。

可是她累了，只模模糊糊地听到他们说：

“船……”

“石油……”

“管道……”

“长统靴……”

“睡袋……”

“股票……”

这些词有规律地反复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像歌曲的叠句。

“老调重弹。”埃莱娜困倦地想。

晚餐结束了，埃莱娜离开桌子，草草行了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小小的屈膝礼，就去睡觉了。雪茄和白兰地的味道弥漫在屋子里，从门底下飘进来，伴随她进入梦乡。远处传来轰响，震得路面都抖动起来，是炮兵的队伍从街上经过。

三

革命还没开始，但人们已能感觉到它的临近。呼吸的空气都显得沉重、充满威胁，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拂晓。没有人对前线的战事感兴趣，战争仿佛是遥远的过去时；人们冷漠地看待伤员，对士兵怀着阴郁的敌意。唯有金钱让埃莱娜周围的人们着迷，大家都发财了，黄金遍地。这财源的水流反复无常、动荡不定、汹涌澎湃，常常令生活在岸上、取水灌溉的人大惊失色。这一切来得太快，太容易……他们在交易所买一只股票，然后股价发了疯地涨。他们不再围在埃莱娜身边兴奋地喊叫数字，现在改成窃窃私语了。她听见的不再是“百万”，而是“数十亿”，说话声音迟疑、低沉、急促；她周围所见的尽是贪婪、惊愕的目光。同时，他们也买东西，什么都买，到处去买。不论傍晚还是早晨，都有人来，从口袋里取出一叠叠钞票。

从紧闭的门外，埃莱娜听见一些数字以及激烈、短促的讨论，声音放得很低。他们买天然皮草，那种丝毫没有镶饰或粗加工过的皮革，用细绳捆扎着，系在一根棒子上，保留着远方亚洲集市上被商人贩卖时的样子；买银鼠皮和紫貂皮，整打的毛丝鼠皮，看上去像死老鼠；买珠宝、项链、古董手镯，根据重量判定它们的价值，硕大的祖母绿，可惜是浊的，迫不及待的购买让眼力大打折扣；买黄金、金条、金砖，尤其是股票，整包、整捆、整堆的股票，代表的是银行、油轮、管道、还埋在地里的钻石……这些纸张充斥在家具里，塞进墙壁、床铺；被藏在用人房间、学习室和壁橱底，春天到了以后甚至藏进炉子。股票被包裹在扶手椅的布料里，来卡罗尔家的客人轮番坐在上边，身体的热度覆盖住股票，就像是孵金蛋。在客厅里，饰有玫瑰花环的萨伏纳里[9]地毯被卷到角落，卷成好几捆，被穿堂风吹得噼啪响。

有时，埃莱娜漫不经心地让它们在脚下咯吱作响，像秋天人们用鞋跟踩踏落叶。白色钢琴盖着盖，在阴影里微弱地反光；墙上的金色图案、鸟笛、风笛、路易十五时期的帽子、小铲子、饰带和花束都蒙上了灰尘。晚上，埃莱娜的父母和“生意人”朋友们以及马克斯关在密不透风、陈设简陋得只装了一部电话和一台打字机的小书房里。他们在里头扎堆，幸福地吸入雪茄的浓烟，听光秃秃的木地板在脚下嘎吱作响，看空无一物、厚实的墙壁，墙壁可以减弱他们的谈话声。他们在那里一个挨一个坐着，享受狭小空间里的嘈杂，由一根电线吊着的灯泡发出黯淡的光线，马克斯和贝拉相互摩擦着手臂和滚烫的身体。

卡罗尔什么也看不见，不过有的时候，他会在黑暗中紧握他妻子裸露的胳膊。她现在对此很受用了，她怕他，因为他能给她荣华富贵。她想，她在这房子里不如埃莱娜来得自在。她时常怀念酒店里的房间，两个旅行箱丢在角落，街道拐角处的短暂邂逅。那个倔强的马克斯，如此年轻，强健的身体不知疲惫，她费尽心机让他尽可能地痴情、妒忌、愤怒。埃莱娜发现，萦绕着她童年的争吵、伤人的话、斗嘴的气氛现在出现在马克斯和她母亲之间，又掺杂了一种令她厌恶的热切、贪婪的情欲，这是她还不理解的。另外，她使出浑身解数，极力破坏他们的关系。她自有一种嘲讽的方式看马克斯，激怒他，也从不对他说话，于是他开始憎恨她。他才只有二十四岁，身上还有相当的孩子气，让他去厌恶一个小姑娘。

埃莱娜愁闷地在各个房间里游荡。课上完了，罗斯小姐双手将她的书夺走：

“你会看坏眼睛的，莉莉……”

的确，有时候过多的阅读令埃莱娜头昏脑涨。可是，待在学习室里无所事事，面对着安静地轻轻摇头的罗斯小姐不说话，更让她受不了……她耐着性子，用眼睛观察了一阵那双衰老、敏捷、总是忙于某件针线作品的手，接着，慢慢地，对于活动和变化的近乎绝望的渴望将她抛出房间。自从战争以来，罗斯小姐老多了……三年了，她不再有家人的消息。她称为“小家伙”、“小马塞尔”的弟弟，是她父亲第二次婚姻的产物，一九一四年初死在孚日广场。在彼得堡，她没有朋友，也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尽管她已在此生活了将近十五年。一切都令她伤心。她整个生活都系于埃莱娜的安逸，可埃莱娜长大了……需要的是别样的照顾，而罗斯小姐太把她当小孩了，先天的个性又过于内向和腼腆，难以获得埃莱娜的信任。不过这期间，埃莱娜也没将信任给任何人……埃莱娜嫉妒她的内心世界，她疯狂地躲避埃莱娜的目光，既便这是她在世上最爱的人。她们因恐惧而依靠在一起，谁也不敢说出恐惧的原因，那便是罗斯小姐的离去。一切都有可能……她们的命运取决于贝拉的一次心血来潮，一阵心情不好，或马克斯的一句戏言。提心吊胆地过了这么些年，埃莱娜没有一刻能自在呼吸，没有一个晚上能平静、放心地入眠。有一天，罗斯小姐带埃莱娜到“法兰西圣母院”去做弥撒。一位法国神父在几名出生在异乡的孩子面前，谈起法国和战争，并为了“垂死者、旅行者、倒在战场上的士兵们……”而祈祷。

“这儿真好。”埃莱娜心想，看着两支点燃在圣母像下的可怜的大蜡烛，听蜡油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在颂歌的间歇中缓缓滴落在石板上。她闭上眼睛。贝拉在家里耸起肩，说：

“你的小姐现在成了虔诚的信徒……就差这个了……”

在教堂，埃莱娜什么也不害怕，什么也不想，任由自己沉浸在平静的梦境中，然而一旦她回到现实，见自己在漆黑的街道，沿着阴暗、散发恶臭的运河走着，她的心又苦恼得揪作一团。

有时，罗斯小姐会愕然地看看周遭，像是从梦中惊醒。有时，她口中喃喃地吐出几个模糊的字眼。当埃莱娜不耐烦地嚷着“你在说什么？”时，她一哆嗦，凹陷的大眼睛才缓缓地转过来，轻声道：

“没什么，埃莱娜。”

可埃莱娜心中填满的同情并不能使她心里舒坦，她恼火地忍受着，这于她是一种负担。她绝望地想：“我变坏了，现在，和其他人一样……”

客厅的镜子反射着从隔壁书房的门底透进来的光，埃莱娜在镜子里久久地凝视自己的样子，深色的裙子像在白色细木壁板上染了黑色污迹，细小的棕色脖子从裙子窄小、方形的领口里伸出来，一条金链子和一个蓝色的珐琅吊坠是埃莱娜身上仅有的表示有钱的“外在标志”。她烦透了……她认为，她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人们用大发卷和短裙将她打扮成小姑娘，然而在俄罗斯，十四岁，已经是女人了……至于其他，她想：

“我有什么可抱怨呢？……大家都和我一样。肯定的，每一所房子里都有通奸的女人，不幸的孩子和忙碌的、只想着钱的男人……他们说，有了钱，所有人都奉承你，对你笑，一切都能解决。我有钱，我很健康……可是我烦恼……”

一天晚上，切斯托夫见她发呆，就靠了过来。他醉了，笑着看那张抬起来的小脸，说：

“多美的眼睛……”

埃莱娜知道这个男人喝醉了，甚至比喝醉更糟，也知道他卑鄙可耻，只要出价高他甚至可以卖国，可他毕竟是第一个注视她的男人……她无法解释是怎么一回事……她第一次感到男性的目光压着她，从脸开始，往下到胸脯，看她可怜地裹在裙子里的刚开始发育的小乳房。切斯托夫的眼睛久久地在这两肩的凹陷处搜索，搜索小小的、尖尖的、还是小女孩的胸脯。他拉过她的手亲吻，接着就走了。这一夜，平生第一次，埃莱娜彻夜难眠，承受着羞耻、不幸和尴尬的折磨，然而她又骄傲，依然能感觉到黑暗中沉沉压在她身上的眼光，蛮横无理的男人的眼光。从那以后，她对切斯托夫就产生了一种更强烈的恐惧，使得她尽可能地躲避他。

另一天晚上，她第一次见到成群结队的妇女穿街走巷地乞讨面包。她们走在被风吹起的破布后面，并不大声叫喊，而是羞怯、喑哑地呻吟：

“面包，面包，我们要面包……”

所过之处，门一扇接一扇地关上。

埃莱娜听见隔壁屋里说：

“……买……卖……”

“有人说……”

“听说……”

“麻烦事、暴动、大革命……”

但是，说到底，他们并不相信这些，他们不比被激流卷走的人想得周全。

“钱总是赚不完的……”

“要做的只有一件事……买入，买入……”

“无论买什么……电灯泡、牙刷、储物箱……刚才有人向我提到一幅伦勃朗的画。不用几个钱就能买下来……”

麻烦呢？他们一挥手就能解决，他们不忽略它，不低估它，可不耐烦的一挥手意味着：

“是的，我们很清楚情况不会这样持续下去。是的，我们和你们一样感到这一切最终会崩溃。不过，我们习惯了。一成不变叫我们心烦，让我们害怕。我们心里有数，跟明镜似的，可是能激发我们斗志、叫我们高兴的，就是和这一切较劲：财富的象征、早晚被充公的钻石、明天就论斤卖的股票、将被烧毁的油画……”

有人低声说：

“听说拉斯浦丁[10]被杀了……据说是被……暗杀的。”

对这消息，只有隐约的一声低语。在他们眼中，皇帝和皇室仍然顶着受人尊敬、令人畏惧的光环。

“可能吗？”

片刻的震惊后，他们岔开了话题。是的，是的，真相会浮现的。眼下，让我们尽情地玩乐吧，让我们陶醉吧，堆砌金子、首饰，要不，谈谈钱，梦想钱，让我们的手爱抚着金锭、宝石、卢布，这些明天就值？值多少？啊！这个嘛，是明天的事……想明天有什么用呢？……要卖，卖，再卖……也得买，买，再买……

“上帝，请保佑爸爸……”

她在心里省略了母亲的名字。

“上帝呀，保佑罗斯小姐吧……请原谅我的罪恶。让法国人赢得战争吧……”

四

突如其来的二月战争过去了，接着是十月的战争。城里一片惊慌，笼罩在冰雪下。这是一个秋日的星期天，午餐后。马克斯也在。屋里弥漫着雪茄烟味，能听到被缝入沙发里的一捆捆美元和账簿发出的噼啪声。时间是下午三点，他们用球形玻璃杯喝着昂贵的白兰地。大家都不说话，出神地听着远处传来的微弱枪声，枪声从早到晚在郊区响个不停，可是已经没人在乎了。

卡罗尔将埃莱娜拉来坐在他膝盖上，他早已忘记了她的存在。他机械地抚摸她，像在玩弄狗的耳朵。有时，他一边说话，一边用力拽埃莱娜的头发，让她疼得直哆嗦。他的动作十分粗鲁，可是埃莱娜毫无怨言，她很高兴能激怒她母亲。然而，她还是想从他怀里溜走，他拦住她：

“等一会儿……你从不和我多待。”

“我还有功课要准备呢，爸爸。”她说着吻了吻那棕色的手，他的手指细长灵巧，戴着又粗又圆的金色结婚戒指，是旧款式，象征着约束……

“把它们拿到这儿来……”

“好的，爸爸。”

他把一块浸过白兰地的糖塞进她嘴里：

“吃吧，埃莱娜……”他随即就把她忘了。

他们谈论着上海、德黑兰、君士坦丁堡。必须走。去哪儿？……危险无处不在，但是，对所有人来说都一样，它尚显得轻微、短暂。埃莱娜没在听，地球某个角落的名字她听不懂，也不在乎。她这会儿跳下地，坐在红色扶手椅里，预习第二天的功课。那是一本《德语会话》，要背诵的是die zwanzigste Lektion（第二十课），描写一个和睦的家庭。埃莱娜低声读道：“Eine glückliche Familie（一个幸福的家庭），Der Vater（父亲）ist ein frommer Mann（是一位谦逊的人）……”

“老天！”她心中叹道，“多蠢啊……”

她看看课文的插图。

一间蓝色的客厅里，“幸福的家庭”欢聚一堂——身着礼服的父亲穿着拖鞋坐在壁炉边看报纸，卷曲的金色胡须拖到胸前；母亲，典型的“家庭主妇”，腰上系着条围裙，正为架子上的小摆设掸灰；女儿在弹钢琴，上中学的儿子在灯下学习，还有两个幼童、一条黄色的狗和一只灰色的猫坐在客厅中央的地毯上，“沉醉在”，按书上的说法，“和它们的岁数不相符的娱乐中”。

“弥天大谎！”埃莱娜心中道。

她看看身边的人们。他们看不见她，对她而言，他们也显得虚幻而遥远，半融化进浓雾里，稀疏、空洞的影子没有血也没有肉。她生活在一个离他们很远的虚幻世界里，她是那里的主人，女王。她掏出总放在口袋里的一截铅笔，犹豫着，将笔挨近书本，慢慢地、慢慢地，像承载着天大的重担。

她写道：

“父亲记挂着在街上遇见的女子，而母亲刚刚和情人分别。他们不了解他们的孩子，孩子们也不爱他们。女儿惦念着她的恋人，儿子则想着在学校里学来的粗话。孩子们会长大，变得和他们一样。书本上的话都是骗人的，世上没有道德，也不存在爱情。所有的房子都一样。每个家庭里有的只是名利、谎言以及相互间的不理解。”

她停下来，在手中转着笔，嘴角绽放出残酷、怯懦的微笑。写下这一切对她来说是种解脱。没人在意她。她可以尽情做她想做的事。她接着往下写，吃力地握着铅笔，可是下笔出奇地迅捷、轻快，这是前所未有的。她的思维也特别敏捷，一边想着在写的内容，一边在脑子里组织新的句子，然后又骤然停下。她玩着这新游戏，就像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她看着泪水在脸颊、手背上流淌，被冻成了冰花。

“到处都一样。在我们家也是，一样的。丈夫，妻子和……”

她犹豫了一下，写道：

“情人……”

她擦去最后一个词，然后又写上去，拿眼睛欣赏了一会，接着，再一次将它擦去，涂改每一个字母，结果只剩下一连串小箭头和圆圈，到最后，那词已失去最初的模样，像个长满触角的动物或披挂着辣椒的植物。这样它就有了一种奇怪、不祥、隐秘、突兀的面目，她看着很喜欢。

“你在写什么呢，埃莱娜？”

埃莱娜不禁大惊失色，脸色逐渐转为青灰，面部显出早熟的苍老、疲惫，惊讶而怀疑地看着她。

“啊！是这个呀，可是……你在上面写了什么，拿来！”贝拉命令道。

埃莱娜攥紧双拳，静静地团起那张纸，准备撕碎它。

贝拉扑了过来：

“给我！”

埃莱娜很绝望，用颤抖的手指将那页揉皱，可书太厚了，印着图的光滑纸面嘎吱作响，但就是不破。她恐惧地闻着胶水和粗劣颜料混杂的味道，她永远也忘不了……

“你真是疯了！……还不马上给我？……你给我当心点，埃莱娜！”贝拉歇斯底里地喊道，用指甲发狂地抓住小女孩的肩膀，那么用力，埃莱娜只觉得锋利的指尖穿过裙子插入她的肉里。但她紧紧抓着书本不撒手，一滴眼泪也没流，咬紧牙关，直至它突然脱手，掉在地上。贝拉冲上前去拿起撕下的那一页，读了铅笔写的几句话，又看了看边上的图画，显得十分震惊，一股热血猛然涌上她过分苍白的脸庞，尽管那脸上经过精致的粉饰。

她叫喊着：

“她疯了！……小可怜，忘恩负义的家伙，小荡妇！可怕的骗子！你不过是个傻瓜，听见了吗？你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小傻瓜！……若有人想，若有人敢想这样无耻、愚蠢的事，至少不会写出来，会藏在心里！你胆敢评判你的父母！可怜的父母！他们为你牺牲，为了你好，为你的健康、幸福担惊受怕！忘恩负义的家伙！你知道什么叫父母吗？……他们为你奉献了一切！在这世上你不会有比这更宝贵的东西了！”

“除了做买卖，”埃莱娜痛苦地想，“他们还想被别人爱！”

母亲气得变形的脸靠近她的脸，她看见充满憎恨的眼睛，因恼怒和害怕张得更大：

“你还缺什么呢，没良心的？看看你！有书，有裙子，有首饰！看哪！”她叫嚷着将珐琅吊坠从链子上拽下来，坠子滚到地上，她用鞋跟踩它，疯狂地踩踏：

“你看她，瞧这张脸！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眼泪都不流一滴！你等着，我的女儿！我会收拾你的！这一切，都是家庭教师的错！是她让你疏远了父母！她教你鄙视我们！好啊，她可以卷铺盖走了，你听见了吗！……你可以向她告别了，向你的罗斯小姐！你再也看不到她了！……哈！这，这倒让你哭了，嗯！……你看看她，鲍里斯！……你的好女儿！……对我，她的母亲，对你，没有一滴眼泪！而一提罗斯小姐，她就老实了！……啊！你肯说话了现在！你要说什么，听听，听听！”

“不是她，妈妈！妈妈，是我的错！”

“闭嘴！”

“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埃莱娜哭喊道，似乎她的屈辱是唯一的祭品，能够平息命运的怒火。她绝望地想：

“他们想对我怎样都随他们！要打要杀都随便，可就是别赶罗斯小姐走！……”

“妈妈，对不起，我再也不敢了！”她喊着，下意识地寻找最有违她自尊的字眼，受惩罚的孩子该用的字眼：“求你了，原谅我！”

贝拉见她不再反抗，越发变本加厉。或许她想借由叫嚷和泪水让她丈夫晕头转向，转移他对马克斯的注意？

她跑到门边，打开门叫道：

“小姐！你马上来一下！”

罗斯小姐颤抖着赶了过来。她什么也没听到，惊恐地看着埃莱娜：

“怎么回事？”贝拉尖声道，“这个小鬼……这小鬼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一个撒谎的人！是你教会了她！祝贺你！够了，现在够了！我一忍再忍，可这一次实在太过火了！你走，听见了吗！我要让你看看我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罗斯小姐听着，什么也没说。她的脸色甚至没有变白——她透明的脸庞还不可能变白……贝拉停止了叫嚷，她好像还在听……狂怒的话语仿佛惊起了一声回响，只有她能听见。

她惶恐地轻声说道：

“好的，夫人……”

此前还不曾开过口的马克斯耸耸肩说：

“算了，瞧，贝拉……你未免小题大做了！”

“给我滚！”贝拉对她女儿吼道，在她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的脸上抽了一巴掌，脸上立刻留下鲜红的指甲印痕。埃莱娜轻轻叫了一声，没哭，转身去找父亲。他手里还举着那本写了字的书，一语不发。让埃莱娜心软，让她心里充满内疚的是这个和她相同的姿态：退缩，紧靠着墙壁，像要挤碎自己，遁进黑暗中去。

埃莱娜走近他，轻轻地，从紧闭的嘴唇里吐出一句：

“爸爸，你希望我告诉你被擦掉的是哪个词吗？”

他使劲地躲开她，用和她一样低的声音答道：

“不！”

接着，他慢慢地闭上嘴唇，和她一样（她明白他什么也不愿知道，他想继续爱这个女人和这幅家庭讽刺画，保留这世上他仅存的幻想），他说：

“走开！……你这个坏女孩！”

五

和每天晚上一样，罗斯小姐带着蜡烛来为埃莱娜铺床。和每晚一样，她平静地说：

“快睡吧，什么都别想……”

她轻轻将温软的手放在埃莱娜额头上，一个重复了十一年的机械动作。接着，她叹了口气，上床去睡了。

埃莱娜的心碎了。她借着蜡烛的光，绝望地看着那张平静的面庞，看了很久。罗斯小姐也睡不着……或许，和埃莱娜一样，她也在听钟声。她闻着从门底下飘进来的烟味，隔壁房间里，埃莱娜的父母在低声说话。不时地，会有一声尖叫传到小女孩的床前。

“那不是真的……鲍里斯，我向你发誓那不是真的……”

她的谎撒得真好……

埃莱娜又听到：

“你看，孩子们有多忘恩负义……她爱一个外人胜过爱我们。一个阴谋家……就是这个法国女人让她和我们疏远了……”

然后她只听见一阵隐约的窃窃私语、流泪的动静和她父亲疲惫的声音：

“别哭了，好吧……贝拉，我亲爱的……”

“我发誓他只是个孩子……一个迷恋我的孩子……这能怪我吗？……你是知道我的，不是吗……是的，我是喜欢逗他开心，可在我眼里，他只是个孩子……有的时候，我是逗着他玩的，你知道，可是在小女孩或老女人淫荡的想象中……我爱你，鲍里斯……你难道不相信我吗？”

埃莱娜听见卡罗尔长长的叹息：

“相信，相信……”

“那么，亲亲我，别那样看着我……”

接吻的声音。蜡烛灭了。埃莱娜绝望地想：

“她会死的……离开我她会死的……她那么孤独，一个人……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他们看不出他们在谋害一条人命吗？……啊！我恨他们，”她想到她母亲和马克斯，“我真恨他们……”

她使劲拧着自己瘦弱的手。

“我要杀了他们。”她喃喃道。

门外，有无政府恐怖主义者经过，震得她房间的白色小书架和上边呆头呆脑的小雕塑直颤。他们爬上一辆老福特汽车，手里举的牌子上挂着一颗死人脑袋。他们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扫射机枪，可是没人去听。在紧闭的窗户后，已经麻木的人们对这一切听之任之，睡得正香。

接下来的一天里贝拉没和埃莱娜说一句话。卡罗尔总是不在。埃莱娜由于过于腼腆，对罗斯小姐也一言不发。又过了一天。罗斯小姐开始收拾行礼，而生活依然继续，一如往常……就这样，狂热的梦想与家务琐事混杂在一起。埃莱娜做功课，和母亲面对面吃饭。电已经停了几个星期了，偌大的房间里黑漆漆的，只有蜡烛的微弱光亮在角落里闪烁。从中午到下午两点，埃莱娜和罗斯小姐一道出门。这个时段枪声稀少，街上也安静许多。

在一所荒废的房子里，被遗忘的烛光摇晃，窗户被木板钉上了，浓雾填满埃莱娜的嘴，进入她的喉咙，有一股干涩沉重的味道。那一天，她们就这样走着，忽然，埃莱娜抓住罗斯小姐戴着黑色毛线手套的手，害羞地握紧它，握着她那瘦弱的手指。

“罗斯小姐……”

罗斯小姐颤抖了一下，但没有回答，任由埃莱娜的手落下，仿佛这样的接触引起了远处的声响，只有她自己能听见。埃莱娜叹了口气，不说话了。雾气呈现黄色，并且一阵比一阵浓。有些时候，街道变得那么昏暗，埃莱娜几乎看不见罗斯小姐，只隐约看见一个迷失在浓雾中的模糊身影。她急忙伸出手，摸到罗斯小姐的大衣。她们又沉默地继续向前走。有时，一盏煤油灯会奇迹般亮起，黯淡的光线洒在她们身上。浑浊的空气中，透过颤动的蒸汽，可以看见一张瘦削的脸，小嘴紧闭，戴一顶黑色的绒布无沿帽。黑暗中，运河的恶臭直熏上来，打二月革命以来就再没人想过清理它或是为它加固堤坝。在水的重压下，这充满烟、雾、幻想的城市慢慢瓦解、崩塌，回复到虚无。

“我累了，”埃莱娜说，“我要回家。”

罗斯小姐不回答。虽然埃莱娜觉得她的嘴唇似乎动了一下，但没有发出声音，而且浓雾更减弱了音量。

她们继续走着。

“现在应该很晚了。”埃莱娜想。

她饿了，问：

“几点了？”

没有回答。她想看看腕表，可天色太暗了。她们经过冬宫的大吊钟，埃莱娜慢下脚步想听听钟敲几点，可罗斯小姐不停地走。埃莱娜跑着去追她。后来她想起这吊钟被砸坏了，不会响。雾忽然之间变得好浓，她几乎追不到罗斯小姐，可路是笔直的，她很快就摸到了熟悉的羊毛大衣。

“等等我，瞧，你走得太快了……我累了，要回家……”

她等了半天仍然不见回答，于是用恼怒、骇人的口吻说：

“我要回家去……”

突然，她听见罗斯小姐在冷冰冰地自言自语，从容而理智：

“很晚了……可家就在旁边。他们为什么不点灯？……晚上，妈妈从来不会忘记在窗台上放一盏灯。我们坐在那儿，姐妹们和我或缝纫或看书……你知道马塞尔来了吗？”她说着转身问埃莱娜，“他会发现你长大了……你还记得那天他背你爬上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你笑得多开心……你现在不怎么笑了，可怜的小家伙……听着，我知道不该让自己依恋你……有人早就告诉过我……谁？……我忘了……永远不要让自己依恋别人的孩子……我原本也可以有一个孩子的……他现在应该有你这么大了……我曾经想去跳塞纳河……爱情，你知道……哦不，我老了……你知道我该回家去，埃莱娜……我很累……我的姐妹们在等我。我会见到小马塞尔……”

她自嘲地轻轻一笑，尔后痛苦地叹了口气，接着断断续续说了几个字，不过口气十分平静、淡然。然后，她重新拾起埃莱娜的手，并用力握紧它。埃莱娜跟着她，这一切都那么陌生，她觉得好像漫步在梦境……她们走过涅瓦河上的一座桥，桥由几匹奔腾的铜马把守；马背上覆盖着一层稀疏、轻薄的雪。经过底座时，埃莱娜用手碰了它一下，雪落下来，洒在她的大衣上。她又听见那嘶哑的、最终以叹息告终的笑声。很快又起雾了。她们沿着街道往前走，罗斯小姐走在前面，不耐烦地重复道：

“快点，快点，再快一些……”

街上空无一人。在宫殿的转角处，有个孤独的水手从黑暗中钻出来，将手里拿着的金质鼻烟盒伸到埃莱娜鼻子下，她清楚地看见了发黑的血渍还没有被擦去，留在金色的盒盖上。浓雾隐去了那人的腿和脸的上半部，看上去像只有半截身子在飘荡，一阵烟雾在他和埃莱娜中间飘过，他似乎消失在了夜色中。

埃莱娜绝望地喊道：

“停下！……放开我……我要回家！……”

罗斯小姐轻轻颤抖了一下，松开紧握她的手。埃莱娜听见她轻叹了一口气，重新开口说话时，那阵烦躁似乎过去了。她温和地说：

“别害怕，莉莉……我们回家去。刚才有一阵子，我失去了记忆……那儿有一盏灯，在街的尽头，让我想起我的家……你不会懂的……可是，唉，现在我很清楚这一切都过去了。也许是枪声让我这样的……一整夜都能听见，在我们窗外……你呢，睡得正香……但到了我这年纪，就觉得夜晚很漫长。”

她顿了一下，不安地问：

“你没听到尖叫声吗？”

“不，没听见，我们快回去吧！你病了。”

她们几乎找不到方向。埃莱娜冷得发抖，有时觉得在雾里认出了一条街、一栋建筑，一座高大雕像的底座出现在浓雾中。她们走向涅瓦河，可雾越来越浓了，得摸着墙壁走。

“你就该听我的，”埃莱娜气乎乎地说，“现在我们迷路了……”

罗斯小姐却走得出奇地快，坚决得近乎盲目。埃莱娜机械地将手放在她的水獭皮暖手笼上，触到了缝在毛皮上的人造紫罗兰花束。

“你认得路吗？我什么也看不到……罗斯小姐！回答我！你在想什么呢？”

“你说什么，莉莉？大声点说，我听不见……”

“雾把声音压低了……”

“雾和尖叫。真好笑，你竟然听不见尖叫声……在很远，很遥远的地方，但非常清晰……你累了吗，我可怜的小家伙？……不过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快走，快走。”她焦急地反复说道。

“哦！为什么呢？”埃莱娜苦涩地道，“没有人在等我们，算了吧……他们才不关心呢……她和她的马克斯在一起……哦！我真讨厌她……”

“嘘！嘘！”罗斯小姐轻声道，“别这么说，这不好……”

她开始极其匆忙地赶路。埃莱娜问：

“可是你要去哪儿呢？想想吧……你看不见要去的地方……我肯定我们离家越来越远了。”

罗斯小姐不耐烦地答道：

“我知道自己往哪儿走……你不用操心……跟着我……我们很快就可以休息了……”

突然，她抽出手，只剩下戴的手笼留在埃莱娜的手里。她往前冲了几步，可能转进了一条街的转角，立刻被浓雾吞噬，她如幻象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埃莱娜嚷着扑上前去：

“等等我……求你了！你上哪儿去？你会被打死的！他们都在街的这边开枪！哦！等等我，等等我，求你……我害怕！他们会伤害你的！”

她什么也看不见，雾从四面八方把她包围了。她仿佛看见远处有一个影子，她急忙追上去，对方是一名自卫队员，将她一把推开。她叫道：

“救命！帮帮我！……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女人从这儿经过？”

可那自卫队员喝醉了，况且一个孩子喊救命在当时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便扶着墙壁走远了。埃莱娜想，可能自己跑得太快了，罗斯小姐虚弱的腿跑不了这么远。她于是照原路返回，走在浓重的雾里。缓缓漂移的浓雾像烟，不时有高大的房屋、路灯或桥拱忽隐忽现。她绝望地想：

“我再也找不到她了！”

她听见声音在自己的耳朵里回响，被雾减低、压弱了：

“罗斯小姐……哦！亲爱、亲爱的罗斯小姐……等等我，回答我呀！……你在哪儿？……”

她看到微弱的灯光闪烁，于是凑上前去，只见一群人围着一匹死马。他们举着灯，在安静地一块一块切割它。她看见露出根部的长长的黄牙齿仿佛在黑暗中冷笑，便尖叫了一声，冲向一条两旁耸立着高房子的陌生街道。她大口地喘气，每踏出一步，都在断断续续的呼吸中感到一阵揪心的痛苦。她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由于受到惊吓，加上层层浓雾，她什么也不认得了。她远远地逃离这些人、这阴森的光和死马的长牙齿……还时不时地喊一声：

“救命，救命啊！罗斯小姐！……”

可是她微弱声音即刻就消失了。况且，在那时，呼救声只能让寥寥几个路人加快脚步赶回家去。她一直逃，远处有一盏亮着的路灯，散发出苍白的光亮，笼罩着一圈红色光晕，仅能照亮一小块黑色的地面，照出雾的弥漫旋转。她跑到路灯下，摆脱了黑暗的空间。她搂着它，气喘吁吁，像抱着朋友般紧紧抱着落满雪的湿漉漉的铜灯杆。她用手抓起一把雪，一阵冰凉让她冷静下来。她绝望地想找到一个人，可是没有……街上冷冷清清的。她在一个被高大房屋包围的四边形里绕圈，迷失在浓雾里，反复走相同的路。有一次，她撞到一个路人，当她感到对方的呼吸吹到她的脸上，看见他惊骇、陌生的眼睛凝视着她时，她吓得仿佛心都要停止跳动了。她使尽全力挣脱了抓住她的手，又开始跑，跑得更远，紧咬牙关，喊着：

“罗斯小姐！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罗斯小姐？”

可是内心深处，她很清楚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她最后停下来，绝望地自言自语道：

“现在该回家了，试着回家……也许她已经在家里了？”

可她接着又想起，无论如何，罗斯小姐马上就要走了。于是她高声说，痛苦地惊诧于从自己唇间发出的话语：

“如果她必须死……如果她的时辰到了……这样或许更好，上帝啊……”

泪水从她的脸颊滑落，她似乎已经停止了与命运的斗争。她将罗斯小姐交给了命运，自己沿着河岸走。她用手摸着又湿又冰的花岗岩栏杆，冷得发抖。起风了，发出可怖的声响。

水的气味，彼得堡运河乏味的气息，对她而言仿佛是这城市自身的呼吸，这气息忽然减弱了。雾开始消散，缓缓地远离她而去，她久久地注视着运河的水。

“我真想跳下去，”她心中道，“我宁愿死……”

可她很清楚那不是真的。此刻她眼中所见的一切、所感受的一切，她的不幸，孤独，这污浊的水，被风动的灯笼发出的微光，一切的一切，甚至她的绝望，都将她推回现实。

她停下脚步，缓缓将手放到额头，高声叫道：

“不，他们难不倒我。我有勇气……”

她使劲盯着水流，抗拒漩涡的扰人诱惑，大口大口地将风吸入口中，想：

“至少我还留有它……我坏，我有颗硬心肠，我不知宽容，但是我有勇气……请帮助我吧！上帝……”

她紧咬牙关不让自己哭出来，慢慢走回家去。

六

罗斯小姐当天夜里死在医院，是几个自卫队士兵送她去的，因为她倒在一条街的角落里，失去了知觉。大衣口袋里的一封信，她收到的最后一封来自法国的信，证实了她的身份，因为信封上写有她的名字。

人们通知了卡罗尔家。他们对埃莱娜说她没有遭罪，她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极度狂躁的发作，可能是当地的气候引起的……她应该已经病了很久了。

埃莱娜的母亲对她说：

“可怜的女儿……她对你那么依恋……我们本该送她一份小小的定期利息，她就可以平静地好好生活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她又会感到孤独，因为我们要走了，而且不能带上她……也许这样更好。”

可是这时期有那么多的人死去，因此无论是当时或是后来，都没人有工夫安慰埃莱娜。

他们反复说：

“可怜的小家伙……想想，她该有多么害怕……但愿她别病倒……早晚有一天……”

接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埃莱娜独自回到空荡荡的房间，死者的物品还在，一张几乎看不清了的老照片上，二十岁的罗斯小姐和姐妹们在一起，柔若轻烟的头发垂在脸旁，脖子上系着丝绒饰带，苗条圆润的腰身扎在带扣的腰带里。埃莱娜久久地望着她，没有哭。心房仿佛被泪水填满，生硬而沉重得像块石头。

出发定在两天后，他们要去芬兰。卡罗尔陪她们去，然后回莫斯科朋友家取金锭。马克斯跟他们一起走，他的母亲和姐妹们逃到了高加索，他拒绝与她们一道去。卡罗尔听之任之。埃莱娜听见隔壁屋里父母在数贝拉的珠宝并将其缝进衣服里，他们在嘀嘀咕咕，金子发出丁当声。

“要是我早知道，”埃莱娜心想，“要是我能早点发现那可怜的人疯了……要是我告诉大人们……他们就会照顾她，医好她，她就能活下去……”

可是她马上摇摇头，面带干涩的苦笑。老天，谁会有时间操心这些事呢？一个人的健康、生命现在有什么重要的？有人死了，有人活着，那又如何？城里的街道上，人们带着死去的孩子上公墓，孩子被装在袋子里，因为数量太多，不可能为每个人支付棺材费。她回忆起几天前，在课间休息时，穿着罩衫的小女孩紧紧贴着窗户，粗大的发卷垂到脖子，手指上沾着墨水，目不转睛，也没发出一丝声音，看不出任何表情，除了脸色苍白，嘴唇发青。她贪婪地看着一名男子被行刑。五个士兵一字排开，一个受了伤的男子站在墙前，扎了绷带的头上血迹斑斑，摇摇晃晃地像个醉汉。他倒下了，被人抬走，像另一天用担架抬一个裹在披肩里死去的陌生女人。还有一条饿狗也曾在这扇窗下死去，瘦弱的胸部敞开了，淌着鲜血。孩子回到书桌前，重新开始在苍白微弱的烛光下磕磕巴巴地读道：

“拉辛刻画的是人真实的样子，而高乃依刻画的则是他们将会变成的样子……”

或者，由于历史教材尚未更改：

“我们敬爱的皇帝——尼古拉二世——的父亲唤作亚历山大三世，他登上皇位是在……”

生命，死亡，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她昏沉沉的脑袋又耷拉在胸前，可是她最担心的，是困倦……别睡着，别遗忘，别在醒来时，脑子里还朦朦胧胧笼罩着不幸的感觉，在空荡荡的床上，寻找那张熟悉的面孔……

她咬紧牙，朝黑暗转过身，而黑暗是可怖的，仿佛充满了怪异的脸孔和黑色水流的漩涡……窗玻璃上是被月光照亮的白色雾气。水的味道似乎穿过紧闭的窗户飘进来，顺着地板，爬向她。她满心恐惧，转过身，又看见了那张空床。

“去吧，”心里有个声音轻声道，“叫你父母来，他们在那儿，会明白你的苦痛。他们知道你害怕，安排你睡到别处去，他们会搬走这张床，它这么平坦，这么空荡……”

但是她想至少保住她不可侵犯的骄傲：

“这么说我还是个孩子？……我害怕死亡，害怕不幸？害怕孤独？……不……我谁也不叫，特别是他们俩。我不需要他们。我比他们所有人更强大！他们不会看见我的眼泪！他们不配帮助我！我再也不会提她的名字……他们不配听见这名字！”

第二天，她收拾好抽屉，将罗斯小姐少得可怜的物品装进一只行李箱。她认得短上衣上面每一道皱褶、每一个织补处，被送回来的大衣还浸透着雾的味道。她在衣物上面放上书本，然后，她扣上盖子，转动钥匙，从此再也没在家里的任何人面前提起罗斯小姐的名字。

第三部分

一

雪橇奔向一处微弱的灯光，灯光在雪的褶皱中看上去忽暗忽明，亲切地闪烁着。黑夜黑得纯粹，冷得残酷。芬兰的雪地，没有岩石，没有丘陵，只有一望无际的冰雪，直到地平线，似乎为了贴合地球的形状而显得微微有些下降。

埃莱娜当天早晨离开了彼得堡。才十一月初，这里就已隆冬。没有风，可是寒气阵阵从地面刮上来，欢腾地冲向黑色的星空，吹得点点繁星如风中的蜡烛般飘忽不定。群星黯淡，微微颤颤，像蒙上雾的镜子，然后寒气散去，星星亮起来，雪泛出微蓝的光，似乎近在眼前。只需伸出手……等马跑过去，手就可以抓到了……可是不行，雪橇不停地滑，而那微弱的光亮却不断地往后退，重新开始闪烁，好像在讥讽。

路转了个弯，远处的灯光越来越亮，马儿摇晃脖子上的一圈铃铛，小铃一个比一个响得欢。埃莱娜感到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挂车慢下来，铃声又变得轻柔、慵懒。

埃莱娜坐在雪橇里，夹在她父母中间，对面是马克斯。她挣脱他们，撩起包着脸的披巾，像喝冰酒般地大口吸气。三年来她只闻到彼得堡死水的臭味，现在她重新找回了呼吸纯净空气的快感。空气通过舒张的鼻孔和张开的嘴，进入身体，直到心脏，后者似乎跳动得更有力，也更健康了。

卡罗尔伸手指着越来越近的灯光说：

“应该是酒店吧？”

马蹄下飞出一团雪，埃莱娜闻到冷杉、冰雪、空间和风的气息，像北方的呼吸，叫人久久难以忘怀。

她想：

“天气真好。”

酒店更近了，现在已经可以看见它了。这是一间简单的两层楼木屋，盖满雪的大门吱吱呀呀地打开了。

“到了！”卡罗尔说，“我喝杯伏特加就走。”

“怎么？今晚就走？”贝拉叫声中带着快活的颤抖。

“是的，”他说，“必须走。再晚就危险了……边境随时可能关闭……”

“啊！我们怎么办？”贝拉喊道。

他低头亲吻她。这一切埃莱娜都没有看到，她跳到雪地里，高兴地用鞋跟敲击亮如钻石的坚实地面。她呼吸着冰冷纯净的空气、冬夜的寒风，一扇窗里亮起了红色火光，一种圆舞曲般的气氛顿时在荒凉的乡间弥漫。

埃莱娜先是感受到宁静，一种深沉的平静，是她短暂的生命旅程中还不曾领略过的。随即，好似吃过补药后效果立现，一阵孩童式的欢愉，一种热烈的喜悦顿时充满她的灵魂，她跑进屋里。她父母与老朋友重逢，在门口交谈。门敞开着，她隐约听到他们在说：

“革命……红军……至少要持续一整个冬天……”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

一个响亮的男声响起：

“羊羔，绵羊，这里的共产党……愿上帝保佑他们……我们有黄油、面粉、鸡蛋……”

“没有面粉，别夸张了，”一位妇人说，“依我看，要是有人告诉说我天堂里有面粉，我是不信的。”

埃莱娜听见他们笑起来，她走进前厅，后来她常在此更换冰鞋；透过敞开的门可以看到餐厅，确切地说是一间食堂，一张桌子摆放着二十副餐具。地板、墙壁、家具都由同一种金黄色木头制成，黏手、光亮，还散发着刚刚砍下的冷杉的芳香，树干中央深深的刀口淌着汁液。可让埃莱娜诧异的，是房子里洋溢的欢声笑语。她听见孩子的叫声，她已经忘了的年轻的声音。成群结队的孩子从外面回来，小雪橇架在肩上，冰鞋用带子绑着挂在脖子上，脸颊因夜晚的寒冷被冻得通红，头发上满是雪花。埃莱娜向他们投以轻蔑的一瞥，她比他们年长得多，十五岁了。她像老妇人那样摇头叹了口气，这是她在尼斯曾经梦想拥有的年龄，转眼就来了，来得太快了。那时她还小，罗斯小姐还活着……一阵悲痛涌上心头。她走上前，推开一扇门，看见一间小得可怜的客厅，一些年轻女孩在跳舞，她们冷冷地看着埃莱娜。她又回到前厅，两个金发小男孩在里边玩，小胖脸通红。

一个肩头落满雪花的年轻男子出现在门口，孩子们嚷着“爸爸”跑向他，他将他们拥进怀里。一位十分美丽的妇人打开门，她乌黑的头发用发带束起，平静的脸上面带微笑，用温柔的语调对年轻男子玩笑道：

“我的天，弗雷德，你成什么样了！放开孩子们，你弄得他们浑身是雪！……”

年轻男子笑着抖抖雪花，摘掉毛皮帽的时候看见了埃莱娜，冲她笑了笑。他走向他妻子，妻子挽住他的胳膊。一名女佣来领走孩子，他们拉住母亲的裙裾，塔夫绸的大摆裙沙沙作响。她弯腰亲吻他们，埃莱娜看见她戴着长长的金耳环，末端坠着两颗珍珠在她的黑发中闪闪发亮。她的百褶领是细麻布做的，裸露的手很美。她觉察到埃莱娜紧盯着她的目光，也报以一笑。她丈夫打开门，他们转眼不见了。埃莱娜听到真丝裙的摩挲声，钢琴重新奏起；那妇人开始用热情柔美的嗓音演唱一支法国情歌。埃莱娜一动不动地听着，出神地沉浸在幸福的凝思中。她几乎没听见父亲叫她——他要走了。她跑过去，他吻了她，带着紧张、不信任的温柔，这是他情感表达的惟一方式。拉他们来的雪橇就等在台阶前，他坐进去，离开了。

埃莱娜跑向花园，在里面转了一圈，静悄悄地喘着气，呼吸着裹着雪的空气。脚下结冰的白色路面被台阶上的路灯照着，反射出淡淡的光。这样奔跑多么开心……她的腿已经长得像个女人了，还是那么灵活。晚餐的铃声响了。埃莱娜对这种宁静而有规律的生活、让人愉快的惯例感到特别满意。可怜的钢琴努力在肃穆的黑夜里奏出情歌的音律，热情的歌声如鸟儿的鸣唱，像一支箭，轻松地射向冰冷的夜空。

一条大黄狗从黑暗中走出来，把湿漉漉的鼻子放进埃莱娜手中。她抱住它，亲了一下。热汤的香味飘出来，还有当时取代面粉的土豆淀粉做的糕点。

埃莱娜想：“我饿了。”她向屋子跑去。这在她简直是新鲜事，因为在彼得堡，她有时不想吃东西，吃对于她是种困扰，令她厌恶，即使在食品尚未完全缺乏、但已经稀罕的时候也如此。她绕着房子，靠近厨房，看着红色的炉灶和点亮的灯，一个穿白围裙的女人，被火光照亮……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她再一次想起了罗斯小姐，而回忆还这么近，却已经失去了力量……或许是由于它的悲惨，在记忆中转变为一种诗意的、悲凉的想念……她无奈地感到自己的无所谓、冷漠、轻松和解脱。她觉得可耻，可又想：

“现在，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伤害我，因为那可怜的女人已经不在了。”

她重新来到小客厅的窗户下，很高兴陷进厚厚的、结实的雪堆里，雪发出轻微的嘎吱声。一盏罩着红布的灯照亮了房间，喊“弗雷德！”的女子现在正安静地演奏一曲华尔兹。她年轻的丈夫低头亲吻她的肩膀。一种奇异的诗意、温柔的情绪涨满埃莱娜的心房。她从高高的雪堆上跳下来，他们应该能看到她轻巧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那女子弯腰笑了，年轻男子笑着拿手指逗她。埃莱娜逃开了，心快活地跳动，没来由地低声笑起来，为黑夜中听见遗忘已久的笑声而快乐着。

二

边境还没有封闭，可开过的每一列火车都像是最后一列。去彼得堡每次都需要勇气，是疯狂的英雄主义行为。尽管如此，每个星期，贝拉·卡罗尔和马克斯还是要回去，以各式各样的借口，因为彼得堡被遗弃的家里比任何地方都安静。鲍里斯·卡罗尔被困在莫斯科，脱不得身。萨甫洛诺夫一家离开了喀萨斯，但马克斯不知道他们是否顺利抵达了波斯或君士坦丁堡。十二月初，他收到母亲的来信，哀求他去看她，说她很孤独，年老体弱，抱怨他“为了这个可耻的女人”抛弃了她。“她会甩了你的。当心……”她这样写道，“我到死也见不了你一面。你是爱我的，马克斯。你不会原谅自己拒绝我的祈求。来吧，尽一切可能来吧……”

然而他一再推迟动身，直到俄罗斯南部被白军占领，无法通行。他得知消息的那天，来到贝拉处，不顾埃莱娜也在场，说：

“我想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人了，这世上我只有你了。”

他们去彼得堡时，埃莱娜一个人待在酒店，她被随便托付给其他住客，主要是克赛尼亚·赫斯，她头天晚上见到的那位年轻妇人，和一位老妇人哈斯夫人，谈到贝拉时说：

“她，一个母亲？……一幅母亲的讽刺画还差不多！”

在芬兰生活着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像暴风雨夜晚的路人那样紧密关爱，没有财富与阶级的距离，有俄罗斯人，“正经人家”出身的犹太人（他们彼此间说英语，不卑不亢地遵循他们的宗教礼仪），还有多疑、头脑活络、腰缠万贯的暴发户。

晚上，他们聚集在破烂不堪的小客厅里。玩牌的人围坐在桥牌桌边，总是那几张面孔，大腹便便的胖子萨罗蒙·莱维脖子通红，勒纳特男爵和男爵夫人，瑞典裔的俄罗斯人，两人都很高瘦、苍白，被自己吐出的香烟所包围。男爵的声音柔和沙哑，笑声很轻，像个年轻少女，而他妻子则有着男人般粗壮的嗓音，讲猥亵的故事，一晚能喝光一小长颈瓶的白兰地，听到别人提起主的名字，就不断地划十字。

老哈斯也来了，身体虚弱，有心脏病，肩上披着条毯子，眼睛下方预示死亡逐渐逼近的青色浮肿正侵蚀着他的身体组织。他在玩牌，他妻子坐在边上，面色忧虑地望着他，心存希望，情绪低落，眼见至亲至爱的人身患绝症。她只是不时转身，在细珍珠串成的“狗项圈”上用力抬起她灰色的小脑袋，透过长柄眼镜注视进入她视野的人。女佣点亮煤油灯。年轻的女人们坐在一起，在绣小台布上的花，极不舒适的竹质轻便小长椅咯吱作响。赫斯太太也在她们中间。女人们谈到赫斯太太时都承认：

“她很美……”

沉默片刻后，她们又说了一句：

“她有个可爱的丈夫……”

然后，她们轻轻摇头，不情愿地挤出一个宽容的微笑，迅速从唇边闪过，脸上的表情既虚伪又反感，既骄傲又神秘，一副饶舌妇的模样，最后，她们会说：

“那个弗雷德……轻浮的家伙……”

弗雷德·赫斯三十岁，活力四射，黑眼睛快活明亮，眼神调皮，牙齿雪白。他和孩子们一样，从来闲不住，总是要跳，要溜，只要能从椅子上跳过去，他决不会绕着走。他在雪地里跟儿子们奔跑玩耍，他的妻子安静而略显沉闷，举止优雅，微笑地看着他，充满母性的温柔。弗雷德·赫斯在长子面前时才变得稳重，那是他唯一的至爱。他通过讲笑话、大声说笑、闪烁其词来逃避一切忧虑、一切责任和一切痛苦。他迸发出的笑声洋溢四周，像孩子般难以抗拒。他开的玩笑机智狡诈。和女人们——尤其和他妻子——在一起时，他像个被宠坏的孩子，甚至在哈斯老太太面前也十分讨好。他走到哪儿，欢乐就跟到哪儿。他属于那种青春不会变质、成熟不起来的男人，然而，突然有一天，他们会变老，变得尖刻、不怀好意、霸道专横。不过他还年轻……

夜晚来临。女佣们领孩子们去睡觉，孩子们拉着她们的手臂或围裙离开了。冰冷的窗户渐渐蒙上了一层湿润的水汽，油灯冒着烟，一闪一闪的。

作为消遣或为了保持传统，犹太人在谈论生意，商量相互之间买卖土地、矿井和房屋的事情，其实这些早在几个月前就被布尔什维克没收了。可是没人相信这样的政府会长久，他们认为它顶多生存两个月、三个月……悲观主义者说它熬不过冬天。他们还投机兑换卢布、芬兰马克或瑞典克朗。行情如此动荡，赚取的财富一周之内就在这昏暗、配有长毛绒和竹制家具的小客厅里烟消雾散了，外边的雪还在下。

俄国人在边上听着，起初还高高在上，对他们不屑一顾，后来也开始好奇，感兴趣了，一点一点地挪近椅子。晚间聚会接近尾声时，他们已经亲热地搭着此前被他们唤作“犹太教徒”的家伙的脖子了。

他们甚至相互补充道：

“真的，他们是被人诽谤的，他们中有些人还是挺可爱的……”

犹太人也说：

“他们不像你们说的那么蠢。大公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股票经纪人，如果他需要挣钱谋生的话。”

就这样，两个无法和解的族群变得亲密无间，由于时代的不幸聚到一起，被共同的兴趣、经验和逆境联系起来，组成了一个团结、幸福的小社会。

大雪茄的烟缓缓弥漫到空气里，整捆整捆的银行纸币堆满一地，每天都在贬值，没有人去拾，它们经常被狗撕烂。有时人们走出去，在覆满雪的露台上，能看见天边微弱的火光。

“特里奥奇在燃烧。”他们淡淡地说，然后抖了抖背上、肩头落下的厚厚一层雪就进去了。与此同时，黑色小钢琴再度奏响，弹琴的是一个高个、身材扁平的女孩，虚弱、不安的肺病患者，亚麻色的头发，她整个白天都裹着毛皮待在露台，而一旦夜色降临，她就被客厅的灯光吸引，像夜莺般惊起，径直穿过客厅。旁人友好地问她问题她也不答，她坐在绿色绒面的矮凳上，开始不停地弹，从肖邦的小夜曲到亨德尔的轮舞曲，然后是《再到塔兰泰拉舞曲》，脸颊被夜晚的火光烧得发烫。

年轻妇女们教埃莱娜如何缝纫、刺绣，她感到平静而幸福，她恢复了童年时的健康与活力。雪、风、在森林中长跑使她脸上重新出现了明亮的玫瑰色，她笑眯眯地偷偷往镜子里害羞地看上一眼。

“这小姑娘变化多大啊！”女士们亲切地看着她说，“瞧她脸色多好！……”

那段时间，埃莱娜喜爱这一切，这群乖巧的主妇，静静听勒纳特男爵夫人讲故事，讨论彼此的孩子，交流果酱的制作方法；与此同时，窗玻璃上反射出远处越来越旺的火，她们在油灯下低头，拿金色小剪刀在麻质小台布上剪出细小的孔。

周六晚上，他们到村里去看红军们和女佣们跳舞。大家登上农民的大雪橇，中间填的是草料或羊皮。没法坐，大家都侧卧，一只肘撑着，每颠簸一下就跌作一团。

赫斯夫人和最小的孩子们留在家里，她丈夫可无论如何也不愿错过这场“舞会”。他将大儿子乔治托付给哈斯太太，然后跑到埃莱娜这儿来消遣。黑暗中，他笑着试图抓住她的手，轻轻脱去粗毛线手套，将那微微颤抖的纤弱手指握在手中。埃莱娜心跳得厉害，望着这张俯向她的面庞被月亮和火光照亮。火光来自挂在雪橇侧面的一盏灯笼，冒着烟，朦朦胧胧，忽明忽暗。弗雷德像女人一般敏感的嘴唇微颤，扮了一个滑稽、温柔的鬼脸。毛皮帽上的雪花散落像亮片，如同闪烁、笨拙的星星。埃莱娜闭上眼睛，她累了，在雪地里奔跑、玩耍了一整天。单人雪橇不够，他们就将一个卸了套的大雪橇从坡顶快速推下去，雪橇撞到一块结了冰的石头，所有负载物品都被抛进荆棘丛生的深深车辙里，两边厚厚的雪那么柔软……危险的游戏、刺激、男孩般的粗野，对这一切的喜爱，埃莱娜又重新找了回来。

星期六的舞会在一个仓库里举行，屋顶稀稀落落的木板就像圣诞节的马槽，透过屋顶能看到漆黑的夜空，隐隐被微弱的星光照亮。敲锣打鼓的嘈杂乐队的乐手骑坐在长椅上，跳舞的小伙子背着那装了子弹的长枪，猎捕狗熊的大屠刀用鹿脚作柄，在腰间摆动；他们用靴子跺地板，不时有阵阵香云升上来，那是干草的味道，因为仓库就建在干草垛上。女孩们穿着红色围裙，为显示她们的忠贞，金发上系着猩红的发带，跳舞时，裙子里的红色衬裙也跟着飞扬。

门不时地打开，吹来阵阵寒风。门外的水杉被月光照亮，僵直地一动不动，披满银光，每一根被冻僵的树枝都像钢条般一闪一闪，在黑夜中发亮。炉子里噼啪作响，人们把仍然湿的、沾满雪的新鲜树枝丢进去。一股浓烟弥漫在屋内，混杂着跳舞者呼吸吐出的水汽以及从大衣和毛皮帽里散发出的热气。埃莱娜坐在一张木桌上，两脚悬空。弗雷德·赫斯挨着她站在旁边，用力抓着她的腿。埃莱娜想往后退，可她身后有一对情侣半躺着倒在桌上接吻，她只得回到那年轻男子身边。她静静感受这全新的喜悦，这种平静，弗雷德身体散发的热度，他温柔的、轻轻抓着她脚踝的手散发出的热度，直暖进她心里。她享受这份暧昧的前所未有的快乐，伸出脸，让光线落到她的脸颊上，因为她知道自己纯洁而稚嫩，活泼、滚烫的年轻血液让她脸色通红。她笑了笑，露出一口洁白亮泽的牙齿，任由弗雷德握着她纤瘦的棕色小手，夹在他的身体和桌子中间。吊在屋顶的煤油灯装满黄色的油，不时迟缓地摆动。又一支舞曲开始，一支奥弗涅舞曲，震得地板咯吱作响，曲终是疯狂的旋转。埃莱娜在赫斯怀里跳啊转啊，脸蛋苍白，双唇紧闭，心里轻微感到一阵头晕和恶心。当一对对的舞伴们跳着跳着撞成一团时，周围女孩们的发带、长辫子就会扬起，打到她们的脸颊，像鞭子一样甩在埃莱娜脸上。

男人们跳够了，也喝够了走私的酒，就拿起毛瑟枪，往天花板上射。埃莱娜站在桌子上，两手撑着赫斯的肩膀，由于太过兴奋，没注意到她的指甲掐入了他的背。她看着这游戏，呼吸着她已然熟悉的弹药味。赫斯的大儿子，留着平头的脑袋像春天的草皮，细麻罩衫外罩一件短毛皮大衣，高兴地在原地直蹦。等子弹放完了，他们又开始争吵打架。

弗雷德遗憾地说：

“好了，现在该走了，我妻子会怎么说呀？将近午夜了，快走……”

他们走出来，等在门外的马匹嗅着结冰的地面，不时甩甩头上落满的雪花，脖子上挂的小铃铛摆动起来，轻细、幽柔的铃声穿越森林，穿过结冰的河流。埃莱娜与赫斯半睡半醒，随着马爬坡的步伐左右摇摆。埃莱娜感到她的脸颊烧得像火。深夜、疲劳和烟雾折磨她的眼皮，她目光懒散地看着粉红的月亮缓缓升上冬日的天空。

三

埃莱娜吹哨唤来她的狗，悄无声息地打开大门，从花园出去。天空苍白而明亮，田野里一声鸟儿的歌声也听不到。厚厚的雪地里，孤零零的几株结冰的水杉中间，印着动物经过的足迹，像星星的形状。狗儿们嗅嗅地面，然后往树林跑去，一个星期以来，埃莱娜跟赫斯每天在那儿见面。

他起初和他儿子们一块来，后来就自己一个人来。森林边上有一所废弃的房屋，那是一座老乡村宅邸，漆成水绿色的度假木屋，台阶上有两只石雕猎犬把守。它应该曾经被人放火烧过，后来火灭了——一整面墙被烟熏得乌黑。玻璃被石头砸碎了，踮起脚尖，能看见阴暗的客厅里堆满家具。有一天，赫斯将手伸进窗户，从墙上摘下一帧照片。隔着玻璃，只见它的边已经卷了起来，颜色发黄，秋日漫长而潮湿，冬季又没有生火，应该是这些改变了照片的面貌，那是一个女人的照片。他们长时间尴尬地看着它，这陌生的轮廓散发出一种阴沉、忧郁的诗意。接着他们将它埋在了一棵水杉下的雪地里。房子的门敞开着，摇来晃去，因为门上的铰链已经坏了一半。

这一天，赫斯在等埃莱娜的时候钻进仓库里，从各种各样的挂车里选了几副轻便的芬兰式雪橇。给花园里普通的椅子安上薄板，就称为芬兰式雪橇。这些椅子的背上还刻着小孩子们的名字，是用小刀刻下的笨拙字母。若向农民们打听这所房子的主人的命运，他们仿佛一下子忘了怎么说俄语或其他任何语言似的，皱了皱冷酷的小眼睛，不回答，转身就走。

埃莱娜在房子周围转来转去，被它说不清的荒芜和悲凉深深吸引，弗雷德·赫斯走近她，笑着拽她的头发：

“别管它了！……它散发着苍老、不幸和死亡的味道！跟我来，小姑娘……”

他指着一条结冰的路，沿着平缓的坡下降到平原：

“出发！”

芬兰雪橇通常由一名滑冰者站在后面引导，另一位则坐在椅子里，可这对埃莱娜和赫斯来说太慢了。他们两个爬到雪橇后面，将雪橇推到雪里，雪橇冲下斜坡，越滑越快，风从耳边呼啸而过，狠狠地打在脸上。

“当心，当心！”弗雷德喊道，他的欢笑声在纯净、寒冷的空气中回荡，“小心！有树！石头！我们要摔倒了！要摔死了！撑好，埃莱娜……用脚蹬地！像这样！再蹬！继续！……再快些……哦！太棒了！”

他们屏住呼吸，以快得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无声无息地滑行，滑过斜坡，进入平原结了冰的长长雪道，直到雪橇撞到一个树根，将他们摔到雪里。十次，一百次，他们毫不气馁，每次都重新开始，将雪橇拉到坡顶，接着沿结冰的斜坡溜下来。

埃莱娜感到年轻男子热烈的呼吸吹拂着她的脖子，被严寒冻出的眼泪在脸上流淌，她却不能擦拭——滑行中，风已经将脸上的泪水吹干。他们像孩子般情不自禁地欢声尖叫，用脚瞪着结冰的地面。小雪橇滑下来，像一支利箭飞快地冲下山坡。

最后，弗雷德说：

“听着，它还不够快。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雪橇。”

“那怎么办？”埃莱娜问，“上次我们把雪橇弄坏了，车夫就再不相信我们了，把它锁了起来。不过这儿，在仓库里，我看见有一副……”

他们跑回仓库，取了一副最好的雪橇，红色衬里，边上还有一串铃铛。把它弄下来有点费劲，可是一旦滑起来，它的速度可是谁也比不上。雪打在他们脸上，飞进气喘吁吁张开的嘴里，蒙住他们的眼睛，打得脸生疼。埃莱娜什么也看不见。平原的银白在冬日的炽热鲜红的阳光下闪耀，在雪地上燃起一团猩红的火焰。然而渐渐地，它褪了颜色，变成了浅红色。

“真醉人啊！”埃莱娜心想。

他们已经数不清摔了多少跤。最后一次他们被摔进一个沟壑里，费好大劲才爬出来，脸被冰针划破了，赫斯笑得眼泪都流出来，说：

“我们会把头摔破，一定会的！还是老老实实用芬兰雪橇吧！”

“决不！在雪里飞驰，再没有比这更好玩的事了。”

“啊！真的吗，这是你最爱的？”赫斯喃喃道。他把她拉到面前，紧紧贴在他胸前。他似乎在犹豫。她站在他面前，望着他，快活的眼神里一片纯真无邪。他蓦然道：

“好吧，既然你喜欢在雪地里奔驰，爬到我肩上来吧！”

他抱住她的腰，把她放到背上，然后将她抛出两步远，落在厚厚的雪地上。她尖叫，起初出于害怕，尔后出于快活。人陷进雪里就像掉进一堆羽毛，雪顺着敞开的粗毛线衣的弧形领口流进脖子里，溜进手套，嘴里充满冰凉芬芳的果汁冰的味道。埃莱娜的心幸福地跳动着，她不安地看看天边过早出现的暮色。

“我们还不回去，是吧？还可以再待一小会儿？”她哀求着，“天还没黑呢……”

弗雷德不无遗憾地说：

“不，该回去了。”

她站起来，甩甩头，他们于是沿原路返回。雪地里，仅存最后一束光亮，黑暗来得出奇地快，带着一种柔和的丁香色；清澈的天空中，一轮暗淡的冬日的月亮缓缓升起，直至结冰小湖的上空。他们谁也不说话。脚步声回荡在冰冻的大地上。远处，离得很远的地方，传来沉闷的炮声。他们心不在焉地听着。几个月以来，这微弱的轰响是如此频繁，以至于人们已经不去听它了……它们从哪儿传来？……谁放的炮？……炸的是谁？……恐惧到了一定程度，人的头脑就变得麻木和自私。他们肩并肩走着，疲惫而幸福。埃莱娜感到赫斯的目光紧盯着她。突然，他停下来，双手捧住她的脸，凑近他的面颊，惊叹地望着她脸上的细小斑点，被火热滚烫的血液充盈着的皮肤，他像闻玫瑰花一般地吮吸着她，略微迟疑之后，印了一个吻在她半张的唇上，轻轻的、迅速的吻，如火焰般灼热。她的第一个吻，从没有男人的嘴唇这样亲吻过她……她首先感到的，是害怕和愤怒。她嚷道：

“你这是干什么？你疯了吗？”

她拾起一团雪往那男人脸上扔去，他闪到一旁没被击中。她听见他在笑。她气急败坏地喊：

“我不许你再碰我，听见了吗？”天色已晚，她沿着结冰的路往家跑，感到嘴唇上还留着年轻贪婪的牙齿的味道，可她拒绝改变想法，拒绝承认自己很享受这份新鲜、火热的快乐。

“他亲我就像亲一个女佣。”她心想，一路不停地径直跑进母亲房里，几乎没时间敲门就直接开门进去了。

长沙发上，贝拉和马克斯静静地坐着。过去，许多人都会因她的闯入惊起……可这一次让她感到奇怪的，是某种陌生的、新的东西，是这两个人之间的温情、亲密，他们散发出的爱意，不是放荡亦不是狂热，而是更人性的，更寻常的爱情……

贝拉缓缓转过头。

“你来做什么？”

“没什么，”埃莱娜的心一紧，“没什么……我想……我……”

她不说话了。

她母亲低声道：

“那么出去吧。现在天还没黑。我看弗雷德·赫斯在找你，去跟他和小朋友们玩吧……”

“你让我去找他吗？”埃莱娜问，嘴边滑过一个狡黠、凄凉的微笑，“如果你愿意，我这就去……”

“是的，去吧。”贝拉说。

四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埃莱娜走进小客厅，来到结了冰的玻璃前哈气，想看看天空。一切都显得特别愉快、清澈、宁静，身穿白衣的孩子们在积满雪的花园里玩耍，阳光明媚，屋子里散发着热蛋糕和奶油的香味，还有刚刚洗过的木地板的味道。人们尽情享受着假日和单纯的喜悦。

埃莱娜站在旧镜子跟前，镜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反射出一个遥远、模糊、微蓝色的身影，仿佛夏日里低头在水中看见的影子。她笑了，看着身上浆过的白色细棉布裙，见弗雷德·赫斯走进来，她没转身，只在镜里对他微微一点头。

屋里只有他们俩。他将她拉到面前，动作比昨晚轻，带着一种她陌生的温存。她任由他亲吻，脸向他凑去，伸出双手，双唇，享受这朦胧的快意，任由这幸福的热浪淹没她的身体。

她觉得他比自己还小，有种永恒的青春活力，这或许就是他身上最吸引她的地方。他像个孩子般温柔、洒脱、自信、顽皮、急躁、快乐。他们在雪地里和他两个儿子一起玩耍时，她感觉他既不是为了让他们尽兴，也不是为了在他们爬上滑下无数次的山坡边上亲吻她，而是因为他和她一样，爱那纯净的空气、阳光，在柔和、松软的雪地里欢呼、跳跃胜过一切。

那以后，他们几乎所有时间都在一起度过。埃莱娜对他怀着最细致、最宽容的柔情，令他的吻更加散发狂热的激情。而她最爱的，是他赋予她的高傲。看弗雷德为了她放弃那些二十几岁、肆无忌惮地从高处看他的年轻女孩，真是太有乐趣了！有时，她故意躲开他，不到花园去见他，而来到他妻子身边坐下，垂着眼睛做针线活，见他恼火又不敢出声，心中窃笑。等她下楼去露台，他一把抓住她飘舞的头发，气呼呼地低声说：

“这么小就已经像个真正的女人那样可恶！”

他笑了，嘴角的这个小表情，脸上一闪而过的欲望，埃莱娜怎么也看不腻。他也了解自己的力量：

“等你老了，想起我，就会记起我的好，因为只要我愿意……首先，我可以让你痛不欲生，永远无法在爱情面前如此自信……还有……你以后就会明白，会对我友好的……你会说：那是个无赖，一个花花公子，可他对我很好……或者说：多么愚蠢的家伙……这取决于你有个怎样的丈夫……”

与此同时，春天临近了。黑色、潮湿、光滑的树干仿佛在悄悄焕发新生。厚厚的白雪下，传来冰封已久的水声；新落的雪遮不住车辙里干涸的泥。炮声一天比一天清晰，白军日渐南下，这支正规军后来成为新共和国的支柱。

夜晚，失去了平静和高傲的人们在房间里疯狂地将贵重物品和外币缝进腰带和衣服的衬里。一片慌乱中，没人注意到埃莱娜或弗雷德·赫斯。一旦黑夜降临，他们就待在客厅泛红的玻璃窗前，火势越来越逼近，在村子周围形成一个涌动、跳跃的火环，吹东风时，飘来一股淡淡的烟灰味。他们两人独处一室，在竹子长椅上安静而长久地接吻。黑暗中竹椅轻晃，咯吱作响……门敞开着，能听见走道里传来的脚步和说话声。煤油紧缺，油灯断断续续发出浅红的光亮。埃莱娜忘了全世界，她躺在弗雷德膝盖上，脸贴着她朋友狂乱跳动的心脏，他的眼睛大而深邃，她喜欢他面带微笑地轻轻闭上双眼。

“你妻子……当心！”她有时这么说，人却没动。

可他听不见，他久久吮吸着那微张的双唇散发的气息：

“啊！安静点吧，这里这么暗，谁也不会看见我们……再说我也不在乎！”他低声道，“我什么都不在乎……”

“可今晚，屋子里多么安静啊！”她最后推开他说。

他点了一支烟，坐到窗沿上。夜色是那么浑浊、浓重，没有一丝光亮。玻璃窗上的冰花一闪一闪，老水杉的枝桠微微裂开，摆动着发出闷响，像人的叹息。忽然，树丛中出现一簇灯火。

“那是什么？”埃莱娜心不在焉地问。

赫斯没回答。他趴到窗户上看那点点火光，因为它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灯火从四面八方涌出，摇摇摆摆，忽明忽暗，像跳芭蕾舞似的相互交错。他耸耸肩：

“不知道……我看见几件女人的披风，”他脸贴着玻璃说道，“可她们在那儿能找什么呢？她们在雪底下找些什么东西。”他念叨着，一个一个数着房子周围的火光，可是它们渐渐地远去了。

他走回一动不动的埃莱娜身边。她笑笑，使劲睁开眼皮：从黎明到黄昏，单人雪橇，滑雪，田野里的奔跑，还有令人筋疲力尽的接吻……所以夜幕一旦降临，她就只想着她的床，想美美地一觉睡到天亮。

他重新坐到她身边，又开始吻她，全然不顾敞开的门。她愉悦、激动地享受这静静的长吻，享受冒烟的油灯摇曳着发出的红光，这份彻底的无忧无虑和喜悦。她感到全世界都崩塌了，再没有什么比得上她口中这潮湿的双唇的味道，以及被他那强壮而柔软的手抚摸更美的事了。有时，她伸直两臂推开他。

“怎么？我让你害怕了？”他问。

她回答：

“不，有什么可怕的？”虽然像个女人那样让他亲吻，她的这份孩子气却越发激起了他的欲望。

“埃莱娜！”他低声道。

“什么？”

他喃喃自语，她的舌头仿佛有种神秘的狂热。她的苍白，她散乱的头发，颤抖的嘴唇都令他震撼，她身上充满的，是一份骄傲、原始的欢愉。

“你爱我吗？”

“不。”她笑着说。

他从她嘴里从来听不到一个温柔的字眼，一丝爱意的流露……

“他不爱我！”她心想，“他只是在寻开心，他来找我是因为我没有表现得像个热恋中的温顺小女孩，我不会使他厌烦……”

她觉得自己那么乖巧，那么成熟，那么女人……

“我不爱你，亲爱的，不过我喜欢你。”她说。

他恼火地推开她：

“小东西，走开，我讨厌你！”

哈斯太太走了进来，激动地嚷道：

“你们看见了吗？”

“没有，发生了什么事？”

她不答，将油灯举到窗户边上，火融化了玻璃上覆盖的冰：

“我确实看到女仆们离开了，一小时以前。她们朝树林的方向跑的，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她把脸贴到玻璃上，可是夜色太深了。她打开窗户，风将她灰白的发丝吹起：

“她们去哪儿了？什么也看不到。啊！大事不妙！白军每天都在逼近！你们想，他们要攻占村子的时候会来通知我们吗？……可有谁会听我老太婆的呢？你们看着吧，看着吧！上帝啊，但愿是我搞错了，可我能预感到不幸！”她的叫声尖利而哀怨，摇着脑袋，活脱脱一个老年卡桑德拉[11]。

埃莱娜起身，走过去将厨房的门打开；他们看见空空的屋子里生了火，还在继续烧着，可是诺大的房间里空无一人，而它平时是充满欢声笑语的。隔壁的洗衣间也空荡荡的，熨衣板上整齐地叠放着未干的床单：应该是有人来找女佣，而她们一眨眼的工夫都跑光了。

埃莱娜走到门外台阶处，喊了几声，可没人答应。

“她们把狗都带走了！”她说着回到屋内，甩了甩头发上的雪，“没听见狗叫，它们很熟悉我的声音的……”

一个女人跑来：

“白军包围了村子！”她嚷道。

门开了。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支点亮的蜡烛，这是房间照明的唯一方式，这些摇摆不定的小火焰从一个房间飘到另一个房间，孩子们被惊醒，哭起来。

埃莱娜回到客厅，人渐渐多起来。女人们往窗前凑，低声说：

“这不可能……应该能听见才对……”

“怎么？你们以为他们还会派人来通风报信不成！”哈斯太太冷笑道。

“哦！”赫斯在埃莱娜耳边说，“把这女人弄走，我再也不要听见她的声音，否则我就拧断这倒霉乌鸦的脖子！”

“听！”埃莱娜喊道。

寂静中，有人在拍打厨房的门。大家都不出声了。

门外出现了一名女仆，那是一个年老的俄罗斯厨娘，她儿子是红军。她面容疲惫，神色惊慌，黑色斗篷上落了一层雪，白色的头发散乱地落在前额。

她看看四周的妇女，缓缓地划了个十字，说：

“请为伽尔马、伊万、奥拉夫以及埃里克祈祷吧！他们和村里的其他男孩今天夜里被白军抓走枪毙了，尸体被胡乱丢在森林里。我们这些女人去找他们的尸体，想把他们埋了，可神父不让我们进公墓，说共产主义的狗不需要埋在基督教徒的土地上。我们要自己把他们埋在森林里。愿上帝帮助我们！”

她关上门，慢慢地走远了。埃莱娜打开窗，看她们消失在黑夜中，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铁锹和一盏灯，照亮了雪地。

“可我们呢，我们呢！”胖莱维喊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埃莱娜身后响起一个含糊的嗡嗡声：

“我们肯定用不着怕白军，可是我们陷进战区了。最好是今晚连夜离开！”

“我早就说过！”哈斯老太太十分满意地表示赞同。

克赛尼亚·赫斯问道：

“弗雷德？要不要叫醒孩子们？”

“当然！尤其要让他们穿暖和。谁愿意跟我去牵马？”

老哈斯先生喘着气提议：

“还是等天亮吧。夜色太深了，你们可能会被流弹打中。再说，深更半夜、天寒地冻的，又拖家带口，能去哪儿呢？”

这时所有的母亲都来了，怀里抱着孩子。孩子们不哭闹，但惊恐地睁大了眼睛。赫斯建议打牌来消磨时间，于是大家像每天晚上一样摆起桥牌桌。埃莱娜看看四周，所有的孩子，无论大小，都坐在母亲身旁，每位母亲都将自己颤抖的手放在孩子歪靠的肩膀或额头上，仿佛这只柔弱的手能够阻挡子弹。

赫斯走到他妻子身边，温柔地伸手握住她的臂膀。

“别害怕，亲爱的，不该害怕，我和你在一起。”他低声说，埃莱娜感到有一只无形的钳子夹紧她的心：

“他多么爱她……我早知道他爱她，她是他妻子。”她恼火地想，“我这是怎么了？……可是，我多么孤独啊……”

她走到一旁，坐在窗沿上，懒懒地看雪花飘落，心如刀绞：

“他看她的眼神多温柔，他拉着儿子们的手，他多爱他的儿子……他现在就不惦记我了，五分钟前还那样温柔地抚摸我，吻我……啊！我真庆幸刚才没对他说：‘我爱你……’可是我爱他吗？……我不知道，我很痛苦，这不公平，我不该这样痛苦的，我还太小……”

她忿恨地望着她母亲和马克斯：

“就是因为他们……我恨他，我想杀了他！”她看着马克斯，嘴里孩子气地咒骂他，她脑子里第一次出现一个念头：

“我多蠢啊！……复仇不是触手可及的事吗……我能够取悦于弗雷德·赫斯这个众多女人追逐的对象……马克斯也只不过是个男人……要是我愿意……哦！上帝，让我忘了这企图吧。可是……她该得报应……我可怜的罗斯小姐，他们让她遭了多大的罪……原谅？为什么？以什么名义？是的，我知道。主说：‘申冤在我……’啊！算了，我不是圣人，我无法原谅她！等着，等着，你等着瞧吧！我会让你哭的，就像你让我哭一样！你从没教过我仁慈、宽恕！很简单：除了让我怕你，教我在饭桌上注意仪态，你没教过我任何其他的！一切都那么可恨，令我痛苦，全世界都邪恶！等着，你等着吧，老家伙！”

油灯发出最后一抹光亮，然后熄灭了，男士们骂骂咧咧地挥舞着手中点燃的香烟：

“好吧！肯定一滴油也没有了，厨房也是空的……”

“我知道蜡烛在哪儿。”埃莱娜说。

她找到了两支蜡烛，一支给玩牌的人，另一支放在钢琴上，蜡烛微微照亮了这间埃莱娜以后再也见不到的小客厅。

孩子们睡着了。时不时地，会有一个男人说：

“其实，我们最好还是安安静静地去睡觉，待在这儿太可笑了……我们在这儿干什么？……”

可是女人们惊恐地说：

“待在一起吧，大家在一起感觉好些……”

第一声枪响时已近午夜。他们面色苍白地丢下纸牌：

“这一下……”

母亲们将孩子抱紧，紧紧贴在裙子的褶皱里。枪声时近时远。

“把蜡烛灭了！”有人紧张地喊道。

他们赶忙冲向蜡烛，将它们吹灭。黑暗中，埃莱娜听见急促、不安的呼吸和叹息声：

“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主啊……”

埃莱娜偷偷笑了。她喜欢子弹的声响，一种狂野的激动让她兴奋得浑身颤抖。

“瞧他们多害怕，所有人都那么可怜！我么，我不怕！我不会为任何人发抖！我开心，高兴。”她想，战争、危险、冒险对她来说是一种可怕而令人激动的游戏。她忽然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活力，一种嘲弄人的喜悦。出于先见之明，她迫不及待地感受它，仿佛她那时就预见到将来每一个她爱的人、爱的孩子都会从她身上窃取一点这股力量、这份坚定、这冷漠的勇气，让她变得像其他人、其他乌合之众一样，在黑暗中急切地和自己的同类挤作一团。他们都不出声。每个母亲都用裙子裹住孩子，怕他们被夜晚的寒气冻着，尽管确信没有哪个孩子能活到天亮。黑暗中，装满金子的腰带叮当作响，一个孩子在低声啜泣，老哈斯的披肩滑落到地上，他年迈的妻子以为紧张的心情和寒冷的夜晚会叫心脏病人送了命，伤心得眼泪汪汪，话语中带着气恼和爱意：

“上帝啊！你真是麻烦，我可怜的丈夫……”

马克斯和弗雷德·赫斯到村里去找马。夜色更浓了，他们还没回来。赫斯太太问道：

“谁有酒？等他们回来得给他们喝点。晚上太冷了。”

她的声音柔和、平静，仿佛他们是到平原里安静地散步去了。埃莱娜耸耸肩。

“可怜的女人！”她心想，“难道她不明白他们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么？”

哈斯夫人腰间的钥匙叮当作响，她去房间取来一壶酒。赫斯太太谢过她，双手接过酒壶。有人点着打火机，埃莱娜这时才看到那年轻女子脸色铁青。

“她太爱他了，所以才不死心！”她想，同时一阵迟来的内疚涌上心头。当一个人爱得如此深情，是不愿意想到死亡的。她相信爱情能保佑他。即便他再也回不来，迷失在雪地里或者被一颗流弹击中，她也会等他……忠诚地等他……她可能什么也没看见吗？哦！或者相反，她很久以来就明白了一切，她应该已经习惯了……她不吱声。她做得对。他对她很好，她的弗雷德……

她见她母亲哆嗦着，在黑夜里焦急地寻找一丝光亮，哈斯夫人恶毒地轻声说：

“你为什么着急呢，亲爱的夫人？你的女儿就在你身边……”

埃莱娜觉得聚集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情愿地敞开心扉。她坐在窗沿上摇晃着双腿，模糊中人们在黑暗里紧紧偎依，她听见沉重、低沉的枪声响个不停……片刻之后，他们全都离开房间，跑到楼梯的台阶上去了，因为担心子弹从窗户飞进来。只有埃莱娜和那个患肺病的女孩还待在那儿，女孩悄无声响地走进来，滑坐到钢琴前的矮凳上，摸索着开始弹奏，其余的一切都抛诸脑后。埃莱娜支起一扇百叶窗，月光立即倾泻在键盘上，照着演奏者瘦削的双手，她在弹奏一支热烈、调皮的曲子。

“莫扎特！”女孩说。

然后她们都不说话了。她们从不曾交谈过，将来也再不会见面……埃莱娜将脸埋在手里，听着温柔、细腻、欢快的乐曲，开朗轻快的曲调，面对黑暗和死亡轻蔑地一笑，为自己而感到骄傲，她高兴得甚至有点头晕，埃莱娜·卡罗尔，“比所有人更强，更自由……”

清晨，有人来喊她：马来了。

“也许没有足够的位子给每个人！”赫斯说，“妇女和孩子先上。”

可每个人都说：

“不，大家一起走。”

贝拉握着马克斯的手：

“一起走……”

她才想起埃莱娜的存在，急忙问道：

“你拿上大衣了吗？……斗篷呢？你没带斗篷？这么大了，还要我事事为你操心。”

埃莱娜溜到赫斯身边：

“你们去哪儿？我们不能一块儿走吗？”

“不。我们在森林边上必须分开以免引人注意，各自和家人一起走。”

“我明白。”她喃喃道。

马车等在外边，在门口排成行，就像他们去红军那儿跳舞时的样子，红军们现在都死了，长眠于地下。

地平线被远方的火焰照亮，落满雪的水杉在清晨的灰色天空下仿佛成了粉红色。

“再见！”弗雷德说。他悄悄亲吻埃莱娜冰凉的面颊，轻声重复着：

“再见，可怜的小姑娘……”

此后他们就分开了。

五

经过令人精疲力竭的长途跋涉，卡罗尔一家终于在赫尔辛基落脚，它是一座洁白、明媚、宁静的小城市，丁香花丛遍布街道。这季节天空不会变暗，一直到早晨都留有一丝乳白色的光线，五月黄昏的朦胧天色。

埃莱娜被送去寄宿，住在一位芬兰教士的遗孀家里，弗吕·玛尔丹，她负责道德培养和照料孩子，是一位令人赞赏的女士。她身形矮小灵活，金发，皮肤干燥，因为从前被冻过，酒红色的鼻子中间至今还有紫色的裂纹。她教埃莱娜德文，给她高声朗读《母亲的烦恼》[12]。她读的时候，埃莱娜见那老人黄色的脖子上有一小块凸起的尖骨头，像亚当的苹果。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只顾自己走神。

她并不难过，可闷得要命。不是因为弗雷德·赫斯而伤心，恰恰相反，她已经忘了他，忘得出奇地快……她需要的是自由、空间、冒险。那种极端的生活方式，一旦经历过，就再也无法从她记忆中抹去。

晚上，小玛尔丹们齐声唱起：“啊，圣诞树，啊，圣诞树，你的枝叶是这样的翠绿！[13]”她愉快地听着他们洪亮、柔和的歌声，心想：

“炮弹声……危险，算什么！……活着！……活着！……或者，和其他孩子一样！……不，现在太迟了……我十六岁了，心灵已经中毒……”

秋日的月亮冷冷地将光洒进摆满绿色植物的小厅，她走到窗户边，望着海面在夜色中反射出月光，想道：

“我要报仇……我会不会还来不及找他们报仇就死了呢？”

自从有了这个念头，她不断地在脑海里酝酿：

“抢走她的马克斯！让他们俩也尝尝我遭受过的痛苦！……我没要他们生我出来！……哦！我情愿自己没有生在这个世上……他们从没关心过我，这毫无疑问……他们把我扔到世上，让我自生自灭！……这可不够！这是犯罪，将孩子带到世上来，却不给他们一丝一毫的爱！”

“报仇！……啊！我不能放弃！……别因此责怪我，上帝！……我宁愿死也不愿放弃报仇！……抢她的情人！……我，小埃莱娜！……”

只有星期天埃莱娜才能见到她母亲和马克斯。他们两人一起来，待一小会儿，马上又走了。马克斯有时会留几个马克在桌上。

“你拿去买糖吧……”

他走后，她把钱给了用人，恨得浑身颤抖，久久不能平息。

与此同时，她注意到她母亲和马克斯之间有了变化——还只是很微妙的变化，难以捉摸。但他们的言谈与以往不同，还有沉默。他们一向吵吵闹闹，但现在争吵的口气更生硬，充满不耐烦和愤怒。

“他们像对夫妇了！”埃莱娜心想。

她久久地冷眼观察她母亲的脸，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母亲那双冷酷的眼睛从不会看上她一眼，贝拉好像整颗心都在马克斯身上，热切地观察他脸上的每一个表情，而他却转过身，仿佛受不了她关注的眼神。

贝拉的脸开始衰老，肌肉松弛了。埃莱娜看见在脂粉和面霜底下，她的眼角、唇边、鬓角出现了脂粉盖不住的细而深的皱纹。化了妆的皮肤表面开裂，失去光滑细腻的光彩，变得干燥、粗糙、生涩，脖子上露出四十岁特有的三层皱纹。

有一天，他们比平时更长、更凶地吵了一架后回来了。埃莱娜立即猜了出来，因为母亲表情痛苦，一脸恼火的样子，紧闭的嘴不停哆嗦。贝拉脱下毛皮外套使劲往床上一扔：

“这儿真热！……你学得好吗，埃莱娜？……你去年可什么也没干！……你的发型真糟糕！……头发这样扎到后面，让你看起来老了五岁！……我还不想嫁女儿。哦！马克斯，别像个笼子里的野兽似的转过头去！……让人给我们拿些茶来，埃莱娜……”

“现在吗？”

“嗯，现在几点？”

“七点。我以为你们会早点来。”

“等你母亲一个小时不为过吧……啊！忘恩负义的孩子们，全世界都忘恩负义……没有一个人爱你，可怜你！……没人……”

“你有这么多抱怨吗？”埃莱娜轻声问道。

“我渴死了。”贝拉说。她拿过一杯水，一饮而尽。她眼里满是泪水。放下杯子时，埃莱娜见她偷偷理了理睫毛，忧虑地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泪水和脂粉糊作一团。马克斯紧闭的嘴唇里痛苦地吐出一句：

“真让人受不了！……”

“啊！是吗，你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整夜等你，而你却跟朋友们和那些女人在一块……”

“什么女人？”他厌恶地道，“你想将我关在高塔里，只看你、只听你、只闻见你的气息吗！”

“过去……”

“是，正是，过去了！……你怎么不明白呢？……人只年轻一次，只能疯狂一次。可以什么都抛诸脑后，家庭、过往、前程，一次，只有一次！……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可生活在继续，人会变的，变老，变得安分……而你！你呢！……你霸道、自私、苛刻……你让别人受不了，也让自己受不了……这些天来我很痛苦，你是看到的，我伤心、疲惫、生气……你丝毫不同情我……何况我只求你一件事！让我一个人待着！……别像牵狗似的把我牵在身后！……让我喘口气……”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你明白吗，埃莱娜？……他没收到他亲爱的母亲的信。可这是我的错吗？……我问你，是我的错吗？……”

马克斯用力拿拳头捶着桌子：

“和这小女孩有关系吗？……哦！够了，我受够了这些眼泪！……我发誓，贝拉，要是你再哭，我就走，你这辈子再也不会看见我！……反正你过去对自己和对别人心肠都一样硬！……过去这对我也曾是一种诱惑，”他低声说，“在心里，我称你为美狄亚[14]……可现在……”

“对，”埃莱娜在阴影里静静地想，“你老了……每过去一天，你的魅力就减少一分，而我则增加一分。我，我年轻，才十六岁，我要把他抢走，你的男朋友，不用太长时间，也不用太花心思，哈！也不会太困难，等把你折磨够了，我再甩了他，因为，对我来说，他永远是那个我从小就厌恶的马克斯，我可怜的死者的敌人！……哦！我的复仇将会多么精彩。可是还得再等等！……”

她隐约记起童年的夜晚，她从公园回来，口渴难耐地走在椴树下，闻着椴花的香味，梦想家里有一碗冷牛奶等着她，盛在蓝色的碗里，她是如何压抑口渴的感觉，半闭上眼睛，想象着冰牛奶甘甜、凉爽、流畅的滋味，回到房间，为了让解渴的感觉来得更畅快，她仍然压抑着自己，将碗久久地捧在手里，脸凑上去，用牛奶润一润嘴唇，最后才一饮而尽。

突然，电话响了。埃莱娜摘下听筒，对方要找马克斯。她说：

“找你的，马克斯。有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是从你的酒店打来的。”

马克斯一把夺过听筒。她见他脸都变形了，他听了一阵子，什么也没说，然后挂了电话，转身对贝拉说：

“好了！”他的声音低沉，“你现在高兴了！……你完全拥有我了！……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我母亲死了……孤零零地……就像她预见到的那样！……哦！我会遭报应的，可怕的报应！……就是这个让我喘不过气来！……她死在医院里，在君士坦丁堡，由陌生人通知我她的死讯……她独自一个人……我的姐妹们呢？……经过这场迁徙，她们变成什么样了，没有我在身边保护她们，帮助她们，我和你在一起，和你的家人在一起！……啊！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你疯了！”贝拉的脸抽搐着，脂粉都糊了，哭着对他喊，“是我的错吗？……别这么残忍……别拒绝我！……你因为自己的错误而惩罚我！这公平吗？……是，我是想留住你，阻止你！……可哪个女人会不这么做呢？……这能怪我吗？……”

“一切都是你的错！”他嚷着用力推开她。

她拉住他的衣服。他怨恨地说：

“哦！够了，够了，我们不是在演戏！……放开我！……”

他打开门，她仍在喊：

“别离开我！……你没有权利离开我！……对不起，马克斯，对不起！……啊！我比你想象的要强！……你不知道我对你有多大的影响力！你离不开我……”

埃莱娜听见空荡荡的街上传来关门声，气得声音发抖：

“闭嘴吧，求你了。这儿不是在我们家。”

贝拉发狂拧自己的手：

“你就和我说这个？……你看着我绝望！……没有一句同情的话，没有一丝爱抚……你难道没看到他如何对待我吗！……他母亲死于乳癌！……难道是我的错？……”

“这不关我的事！”埃莱娜说。

“你十六岁了，应该懂事了。你应该很清楚。”

“我不想去了解……”

“可怜的小自私鬼，铁石心肠……你是我女儿呀！……没有一句贴心的话……连一个吻都没有！……”

弗吕·玛尔丹开门进来：

“晚餐准备好了！……上桌，小埃兰！……”

埃莱娜将额头伸到母亲嘴边，母亲别过头，于是她跟弗吕·玛尔丹去了。玛尔丹在喝热汤之前已经为上帝赐予她们的食物祈祷过。埃莱娜的心愤怒地跳动着：

“啊！这未免太便宜他们了！”她心想。

第四部分

一

革命的风暴吹得人们四处流散，也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将卡罗尔一家刮到了法国。

鲍里斯·卡罗尔几个月前穿过芬兰，在兑换时损失了五百万瑞士克朗，后来赚回两百万，就动身来巴黎，他妻子、女儿和马克斯在那里跟他会合。

和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船靠近英国海岸。夜色清冷，浓雾弥漫，像秋天，繁星点点，时明时暗。陆地上灯火通明，一连串的油灯将沿海城市串在一起，油灯微颤着发出黄色的光，在海上的湿雾中静静散发一圈光晕。不时有焰火升上天空，有些炸开了，有些却只在身后流下铜色的浓烟。风往船上吹来一阵阵军乐声，可这些英勇的乐队却无法驱散今夜凝重的悲伤。停战的狂热已过去了许久，只能努力而笨拙地追寻欢乐。一个英国领航员走上甲板，他喝醉了，走路跌跌撞撞，用带有伦敦口音的浑厚而轻柔的声音反复唱道：

“女士们，今晚陆地上每一位男子都结婚了……”

为了躲避他，埃莱娜跑到她最喜欢的位置把自己藏起来，在船的前部，船长的牛头犬在轻轻啃着缆绳。黑夜中，她久久凝望法国的海水在她面前静静地流淌，她温柔地望着它们。如果重返的是俄国，她的心决不会跳动得像现在这样喜悦……岸上的灯光和海面上的焰火仿佛是在庆祝她的归来。随着船的靠近，她几乎能闻出风的味道。她闭上双眼。五年没有见到这片温柔的土地了，全世界最美的土地……这段短暂的时光对她而言竟是如此漫长：她经历了那么多……从孩子长成了少女……人世变幻，无数的人死去，可这些，她都忘了，或者说，她身上有种孤僻的自私在滋长。少年的铁石心肠让她忘却了忧伤的过去，她陶醉于自己的力量、青春和能力。渐渐地，一股强烈的兴奋感包围了她，她跳上缆绳堆，想更好地感受风的气息。大海在船上灯火的照耀下微微闪着光。她轻轻张开嘴唇，好像要亲吻海风。她感到全身因为快乐而轻飘飘地飞起来，似乎前面有股比她更强大的力量牵引着她。

“是青春，”她微笑着想，“啊！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她看见马克斯来了，她认得他的步伐和他小烟嘴上的火光。

“是你在那儿吗？”他懒洋洋地问。

他走过来，手肘撑在栏杆上，静静地望着大海。一盏点亮的吊灯照亮了他的脸。他的变化多大呀！……他属于那种年轻时显得特别清秀、特别英俊的人。他还不到三十岁，可光滑的脸已经臃肿了，嘴角下坠，有了皱纹，变丑了。他不再有光亮的睫毛，漂亮的嘴角上轻蔑的皱褶也不见了，现在他嘴角下陷，表情显得慵懒、严厉，嘴里镶着金牙。

他轻轻召唤牛头犬：

“咳，斯维亚，把你的位置让给我……你过去一点，埃莱娜……”

他跳到她边上坐下，将牛头犬放在膝盖上。埃莱娜低声说：

“右边这些灯火，应该就是勒阿弗尔了……多亮啊……像一幅画……是的，是法国，法国！”

“你很开心吧？”他叹气说。

“是啊。我怎么能不开心呢？我爱这国家，这些灯光在我看来是好兆头……”

“自负的青春……灯火、音乐、欢呼，这一切与和平条约的签订比起来都那么微不足道，可对你来说……真可笑，小姑娘……”

“喂，来吧，”她说着拉起他的手，“你要是我也会高兴的……看看你……烦恼、忧愁……为什么呢？我嘛，我开心，我觉得自己轻松、快乐……因为我十七岁，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快活的年纪！”

她轻轻将他的手臂放到唇边，伸出舌尖舔了舔那光滑、黝黑的皮肤，经过十天的海上旅行，皮肤都变咸了。马克斯好奇地低头看她：

“想听听我的看法吗？”他想了一会儿后说，“我希望这不会冒犯你！……你既没有长大，也没有变老，反而变年轻了。十五岁时，你已经是个小老太婆了……现在，你总算回到你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

“是吗，你是这么看的？”她喃喃道。

他歪过头：

“我能看穿一切，小姑娘，我什么都明白。要是有什么我不明白的，那是我不想知道罢了……”

“啊，真的？”她嘴上说，心里却想：

“好吧，可以开始了……看谁更厉害……”

这阴险而残酷的念头使她兴奋得直颤，但她又不无忧郁地想：

“说到底，我也不比他们好……”

她回忆起当年那个不幸、心中却充满爱的小女孩。她温柔地凝视心底的这个影像，对它说：

“耐心点，你会看到的……”

他们航行在两片灯海中，从一边到另一边，从法国到英国，军乐、焰火此起彼伏，船的前方缓缓漂过那些张灯结彩的港口，在海上橙黄色的雾气中闪闪放光。

埃莱娜孩子气地捏着自己颤抖的双手：

“我小时候曾经来过这儿。这是世界上唯一让我感到幸福的地方。”她低声说，等着对方发出冷冷的干笑，那是她熟悉的。

他起先没有回答，但当他开口时，声音却变了，语气柔和而迟疑：

“我知道你童年过得并不幸福……你知道，埃莱娜，人有时会无心做错事……人没法子照自己的意志安排生活……以你现在的年纪……”

他停了停。

“我怀疑你是否明白激情这个词的含义……”

他抽了一会儿烟，静静地仰望星空。

“星星不大亮……被地面的灯光遮盖了……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对，激情……瞧，你父亲，比方说……他对赌博就有激情，一种可怕的、无法遏制的盲目……可怜的埃莱娜，你属于感情用事的人，全心投入，难以自拔，抛弃一切责任和一切道德……他们就是这样，改变不了。我呢，我和他们不一样……只是，有些牵绊割舍不下，束缚着你，让你透不过气……我不会伤害别人，可至少我会反思，我无法抛开一切……我理解不了这种贪婪和这份残忍……我曾经以为自己理解他们……”

他转身，不好意思地将手放到眼睛上，应该是抹了抹眼泪。

“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他最后说，“自从我母亲去世后，埃莱娜，我忧伤极了……哦！你无法想象我的悲伤……我那么爱我母亲……在别人看来，她显得冷漠无情……可对我，她是那样疼爱……当我靠近她身边，我能看到她脸上的变化，她的脸变明亮了，不是因为微笑，而是有一种内在的光辉，只为我闪现……”

她诧异地听着他说话，因为在她眼中，孩子对母亲的爱是最奇特、最难以理解的。可她随后又想，他是在哀愁中求解脱，从对贝拉的怨气、专横和泛滥的爱中解脱出来。

而他还在懊恼地回忆他母亲曾在争吵中抛出的一句话，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总有一天你要娶埃莱娜……结局总是这样的……”他当时一笑了之……他现在还在笑……可是当说话的人不在了，有些话就有了全新的价值，带有预言性，令人害怕……他推开这回忆。埃莱娜轻声说：

“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成为……好伙伴……”

他叹气：

“我很愿意。我没有伙伴，一个朋友也没有。”

他握着她的手。

“你知道，我们其实早就可以成为朋友，如果你愿意……可是过去你太叫人受不了了……”

“瞧啊，”她笑道，“别累着自己了……今夜，我们也签订了属于我们的和平条约……”

她跳到地板上。

“我要去睡了……”

“你母亲在哪儿？”

“睡了。她受不了船的摇晃……”

“啊！”他出神地喃喃道，“晚安……”

从诺尔彻平到勒阿弗尔的货轮上装载了剧院的演出道具，可笑的行李……海上风浪太大，船无法在勒阿弗尔靠岸，便沿着塞纳河的支流一直驶到鲁昂。清早，只见田里遍布瓜果。埃莱娜一动不动，目瞪口呆地望着这片平静的土地。苹果树……这和看到椰子树、吉贝、面包果树一样不可思议……鲁昂到了，同一天晚上，在巴黎……

卡罗尔在巴黎等他们，他更瘦了，衣服从耸起的肩膀上狼狈地垂下来；又干又瘦的脸上，骨骼的形状清晰得让人能看见他下颚的运动。他的眼睛周围有深褐色的黑眼圈，举手投足都很紧张和局促，似乎内心有火正在吞噬他。

他匆匆吻了女儿，拍了拍马克斯的肩膀，旋即转身热切地抓着贝拉的手臂，紧紧拥抱她。

“啊！亲爱的，我亲爱的妻子……”

不过紧接着就是一连串数字和难以理解的句子从埃莱娜头顶掠过。

巴黎显得忧郁而冷清，只有稀疏的灯火和星光，埃莱娜一条一条地回忆那些街道。

他们穿过旺多姆广场，广场上一片黑暗，空荡荡的。贝拉撇撇嘴说：

“这就是巴黎？……上帝，它的变化多大呀！……”

“我们每到一处都在集聚财富，”卡罗尔低声道，“我们踩在金钱上前进。”

二

秋天的时候，卡罗尔动身去纽约，给妻子留下一辆新汽车，车轮、车辋和车灯闪着金光。

有时，大清早的，女佣来叫醒埃莱娜，一个小时候后出发。去哪儿？没人知道。一个上午过去了。汽车等着，用人将贝拉的行李箱、装帽子的纸盒、盥洗用品提下楼。接着女佣拎着首饰匣和化妆箱穿过大厅，钻进汽车后面等。马克斯和贝拉在争吵，埃莱娜在房间里听见他们的声音，开始还算冷静，后来不知不觉就提高了声调，变得激烈、愤怒。

“再也不了，我发誓！……”

“那就别生是非……”

“是非！你毒害了身边的所有人……”

“过去……”

“过去，是我疯了……一个人失去了理智，难道就该将他永远地关在牢里？”

“好啊，走吧，谁拦着你了？”

“啊！要是你再说一遍……”

“怎么样？我偏说，走吧，滚，忘恩负义的人，可怜的家伙……不，不，马克斯，我亲爱的，对不起，对不起……别这样看着我……”

时至正午，该吃饭了。午餐在愁闷的气氛中无声地进行，贝拉的眼睛哭肿了，呆呆地看着大街。马克斯双手颤抖，翻着一本米其林导游手册，翻得书页都破了。女佣带着首饰匣和化妆箱回房间。汽车还在等，司机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一队仆人将行李又搬回来。埃莱娜去敲她母亲的房门。

“我们今天还走吗，妈妈？”

“不知道。让我安静会儿！再说，去哪里？很晚了。埃莱娜，埃莱娜，你在哪儿？不，我们要走，马上就走，一个小时以后。走开！让我安静，看在老天分上！你们都别来烦我！你们想要我的命吗！……”

她在哭。汽车一直等着，贝拉打开化妆箱，重新粉饰花掉的妆容。司机问：

“小姐不知道我们去哪儿吗？”

埃莱娜不知道，她在等。母亲和马克斯总算下来了，脸色铁青，仍然气得发抖。这时，天色已晚。洒过水的街道上一股淡淡的烟雾升上清澈、泛红的天空。他们出发了，随便选了巴黎的一个城门出去。谁都不说话。贝拉眼含泪水，她不去擦，为了保持妆容的完好，但她烦躁地敲打手指，无限惋惜、深情地怀念当年的自己。这世上有谁，还记得这样一个年轻女子，穿着一九〇五年时髦的套裙，一顶插着玫瑰的大草帽戴在乌黑的发髻上，面纱在面前形成一个带网眼的笼子，在某个秋日的傍晚走在巴黎的大街上？可能只有卡罗尔……她那时还很稚嫩，显得很笨拙，擦廉价的香水，香粉也是便宜货，抹得太厚了，不均匀，可她的皮肤那么白皙、光滑！……一切在她眼里都是那么美好！……为什么她要结婚呢？为什么人总要到这么晚才看清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为什么她拒绝了那个她从小就认识的阿根廷人？他也许会抛弃她，但还会有其他人来……她并不虚伪。“他们想要我怎么样呢，所有这些男人？”她想，“我无法改变我的身体，熄灭我血液里燃烧的火焰。难道我生来是为了当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的吗？……马克斯爱过我，正因为我和他身边那些沉闷的资产阶级太太不一样，可现在，他因为我没有改变而拒绝原谅我……这是我的错吗？……”

她回忆起当年的巴黎，也是这样的小雨，昏黄的灯光，她来到巴黎的那个夜晚，那是十五年前。每所房子都亮着灯……一个男人跟在她后面……这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他提出要带她走……啊！她曾经多么热切地想不再回俄罗斯，不再见她丈夫和女儿，跟他走，不是因为她爱他，只是因为他象征着一种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幸福？……为什么不呢？……只是，她当时太年轻，她不敢……她害怕冒险，害怕穷困……她上衣胸前的丝绸小袋里还放着鲍里斯和埃莱娜的相片，跟她的护照和返程旅费放在一起。愚蠢、懦弱的年轻时代……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年轻时代！她觉得马克斯偷走了她的青春。为了他，她漫不经心地任时光流逝，丝毫没想要抓紧这宝贵的时间，享受一点一滴的幸福。而现在，他不再爱她……

她向他转过身，透过泪水望着他。他们已经出了巴黎，进入乡村。暮色降临，能闻到牧场散发出青草的气味，黑漆漆的农场散发的牛奶味。他们穿过沉睡的村庄，车灯下出现一面白色的墙，光彩夺目的挂钟，教堂的门廊上有白色的天使石雕，面带神秘的微笑，合拢了翅膀。一只淡黄色的狗从阴影中冒出来，或是只猫，眼睛在车灯的照射下闪闪放光，两扇百叶窗中间出现一位身着白色上衣的老年女子。司机困得要命，嘴里嘟嘟囔囔的，烦躁地踩得刹车嘎吱作响，可他们像疯子一样，继续向诺曼底或普罗旺斯进发，贝拉反复念叨着：

“该去别的地方……我不喜欢这条路……我不喜欢汽车……这一切都让我心烦，一切都令人恼火，凄凉，叫人讨厌……”

她的眼睛满含爱意，忧伤和焦虑地凝望身边那张一动不动的冷漠的脸。

午夜时分，他们停下来在一间空空的小客栈吃晚饭。

进餐时，埃莱娜怀着阴险的喜悦，等待争吵的爆发，它们看不见也摸不着，可始终存在，像灰烬下潜伏的火焰。

“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做这样的旅行！”

“那你待在巴黎好了！”

“我发誓这是我最后一次陪你出门！”

“你真让我烦！”

“你是个自私的人……你只顾自己……别人就算饿死，你也不在乎！”

“请你别在我女儿面前表现得如此粗鲁！”

“不是我粗鲁，而是你，你疯了！”

埃莱娜微笑着看着他们。她刻意回想起过去，近在咫尺的往日，她就这样夹在他们中间，战战兢兢地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一句话都让她心惊肉跳，因为母亲的怒火最后总是落到微不足道的她的头上或罗斯小姐身上……现在，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痛苦……

她大口吃着肥肉煎鸡蛋和冷肉，喝着美酒，听着耳边的争吵，暗自欢喜，争吵失去了邪恶的力量，像剧院里雷鸣般的掌声，不再让孩子害怕。他们用最简单的话语你来我往，像用棒子在交火。他们反复用相同的词语，寻找藏在其中的新鲜含义，翻起一年前或五年前的旧账，毫不吝惜地动用最能扭曲对方的言语。

“这就是曾经相爱的人们。”埃莱娜不屑地想。

可是她太年轻，还无法领会尚存于马克斯和他年长的情人之间那痛苦、垂死的爱情。

她想：

“就这样结束了？这么快……他曾经那么爱她……应该是在芬兰，我迷恋弗雷德的时候开始的，我当时什么也没发觉……”

她满心嘲讽地怜悯着，望着他们，只见贝拉推开盘子抽泣起来，眼泪弄花了脂粉，若在过去，她的泪水会落在马克斯心里，深深地刺痛他。现在呢，他忧郁、懊恼地看看四周，嘴里痛苦地迸出一句：

“够了！你让我变得可笑！”

然后他猛地推开椅子。

“啊！我算是受够了！……走吧，要是你愿意！……走，埃莱娜！……”

贝拉哭着在半满的盘子前补粉，苦涩地数着泪水下每一条新出现的皱纹，马克斯和埃莱娜站在门外的月光里等她。

“哦！埃莱娜，”他嗓音嘶哑疲惫地说，“我的小埃莱娜，我好苦闷……”

“真是夸张……”

“瞧，”他生气地道，“你多好啊，你！……不会痛苦……”

“是的，的确如此，我现在不再痛苦了……”

贝拉来了，于是他们重新出发，整晚都在路上，沉默不语。

第二天，他们抵达一家当时在法国方兴未艾的“乡村旅馆”，那里的女侍者穿着诺曼底风格的服装，头戴花边头巾，身穿粉红塔夫绸围裙，用缺口的百花彩釉陶瓷托盘端着农家小酒壶装的精美葡萄酒，脚穿细高跟鞋，踉踉跄跄地在草地上跑来跑去。随意折起来的账单上，一顿三人午餐的价格约为五百到六百法郎。是通货膨胀，昙花一现的奢华……珍珠项链如蛇一般地盘在荨麻中，年轻情夫在草地上打滚，打了折扣的“亲爱的”有着毛茸茸的胸脯，湿润、通红的手腕，像屠夫。

待夜色来临，情侣们消失不见了，在昏暗的花园里，汽油和面粉的味道开始消散；人们吮吸着诺曼底树林散发出的清冷、湿润、苦涩、清新的芬芳。马克斯和埃莱娜在轻声交谈，贝拉则在夜色掩饰下尝试一种新的面部体操，连续做十二至十五下，她缓缓放下下颚，接着用力咬紧牙齿紧闭嘴唇，直到两颊的皮肤紧绷得几乎要断裂，她才慢慢地将脖子后仰，抬头，慢慢地呼气，根本没在意身边马克斯和她女儿的谈话。埃莱娜还是个孩子……

“不到十八岁，还是个孩子呢，他连正眼也不瞧她……不过他缺少的是对家的想象。至少，他认同家庭。小姑娘能让他放松……”她想。

马克斯和埃莱娜在谈论第聂伯河畔的小城，他们在那儿度过了童年。记忆赋予童年一层迷人的伤感，他们愉快地回忆起秋天清澈寒冷的空气、沉睡的街道、咕咕咕叫的野鸽子、老沙皇公园、河中央的绿色小岛、修道院的金色吊钟……

埃莱娜说：

“我还记得你母亲……四轮马车，还有那些马……它们多肥呀！……我纳闷它们怎么能跑得动……你们当时住哪儿？”

“哦！一座很老很老的房子，十分有趣，木地板到处一踩就弯，它们实在太旧了……我至今还记得脚踩在木板上发出的声音……多想重新找回这一切啊……”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贝拉鄙视地说，“我嘛，我在这儿很快活……”

她轻轻伸出手，拿起他的手，极其温柔地握住，喃喃道：

“和你在一起……”

他推开椅子，不愉快地指着埃莱娜做了一个含糊的手势。埃莱娜苦笑道：

“有点迟了，我的漂亮朋友……”

三

秋天，卡罗尔一家不住酒店了，搬进蓬普大街上一幢带家具的出租房。房子从前的主人是一位嫁了意大利公爵的美国夫人，所有丝绒椅上都印着盾形图章，所有的椅背上都有一个金色的木质王冠。鲍里斯·卡罗尔有时会漫不经心地抓下王冠上的珍珠，在手中把玩。他从美国回来后，偶尔会举行象征性的家庭聚会，埃莱娜、她的父母还有马克斯齐聚一堂。卡罗尔仰脸靠在绣了不知名兵器图案的靠垫上，微笑地看着妻子和女儿。浮生偷得半日闲，他难得有机会品味这份宁静与平和，他很愉快，就像在葡萄酒和辣味菜塞满肠胃之后喝着蛋黄甜奶。埃莱娜认得他沧桑的脸上的这种表情，在心里默默念道：“上帝保佑世上的好心人吧！”贝拉显得比较沉稳、平静，体内不断燃烧的火苗此时似乎黯淡下来。马克斯抽着烟，埃莱娜在看书，灯光照在她头发上。也许是为了让丈夫高兴，或是母爱在贝拉身上一息尚存，她用微弱而慵懒的嗓音低声说：

“埃莱娜开始发育了……”

她没看到马克斯的目光当时狠狠地盯着埃莱娜低下的头。她越是温柔，埃莱娜的心里越恨她，比孩提时恨得还要强烈。

“当时，她哪怕能对我好一点，”她想，“……现在，太迟了……我再也不会原谅她。如果她现在对我使坏，对眼前的我，我还能原谅她……是的，我想我会原谅她……可是人们无法原谅被伤害的童年。”

她不时抬起眼睛，茫然地在镜子深处寻找她小时候的褐色圆脸、大嘴巴、黑色的发卷，可是她看到的只是一个少女，正如贝拉所说，一个刚开始发育的少女，失去了自豪、纯真的神态，面部在颧骨处凹陷，确切地说，那就是今后第一道皱纹出现的地方……

家庭的晚间聚会，在这陌生的巴黎市中心显得热烈而又冷漠，这屋里的一切都不属于他们，再说，从来也没有什么属于过他们，成堆购买的书、摆设、画像落满灰尘，吊灯的灯泡烧坏了一半也忘了换，发出几丝微弱的昏黄的光……没人料理的玫瑰枯死在花瓶里，从来没掀开盖的钢琴被推到一个角落里，两边是每米价值一千法郎的窗帘，花边扯碎了，被烟头烧了许多洞。地毯布满烟灰，用人敷衍地将咖啡摆在书房角落里就消失了，脸上带着刻薄的笑，仿佛在讥讽“这些怪异的外国人”。埃莱娜通常会努力让家里变得整齐、和谐一点，但在这里她甚至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她从前太习惯四处迁徙了，每到一处就把家具、摆设看作是她自己的，从墙纸到堆满房间的书本，一切都让她产生敌意和疑惑：

“有什么用？……等我对它们有了依恋，肯定又会发生点什么事，然后又得离开……”

卡罗尔玩轮盘赌赢了钱，就开心得像个顽皮的孩子，回忆起他无拘无束、贫苦的童年，埃莱娜听着，仿佛骨子里认得这些描述。她闭上眼睛，仿佛真的在那些黑暗的街道生活过，在烂泥或尘土中玩耍，睡在他父亲所说的廉价小店的屋檐下，冬天，人们在窗前点燃一支蜡烛融化冰花。

贝拉在给裙子拆线，心里烦得发慌，待不住，可手里从来干不了有用的活儿。裙子是早上送到的，来自夏奈尔或巴度专卖店，到了晚上，它们只剩下一堆七零八落的布料和花边。

她没看见马克斯盯着埃莱娜的目光。听不出他语气中的犹豫，不怀疑他脸上掠过的奇异的温柔，没察觉他不经意触碰到埃莱娜裸露的手臂时双手轻微地颤抖。在她眼里，埃莱娜直到她死都是个孩子。

“这就是障眼法的魔力，”埃莱娜想，“爸爸玩纸牌，想象着那就是金钱……巴黎迎来所有的外国暴发户，称之为上流社会……她不让我剪头发，头发都垂到腰了，她认为这样很好，认为我会永远十二岁，认为马克斯永远不会察觉我已经变成一个女人……等着吧，老家伙，你等着……”

有一回，卡罗尔去赌场了，他每晚都上那儿。刚敲过十一点，贝拉就向马克斯示意：

“我们出去吗？……天气这么好……咱们去树林吧……”

那是一个晴朗的春日之夜，马克斯接受了。她起身去戴帽子，埃莱娜突然拉住年轻人的手说：

“我不愿意你出去。”

“为什么？”他低声问。

她用任性、恳求的语气重复道：

“我不愿意。”

他们久久地相互凝望，这份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默契，不用只字片语，无需亲吻拥抱，一切尽在不言中，无可救药地发生了。

然而，他仍能感到自己对贝拉的爱意。她专制的个性，她的心血来潮，她的疯狂，这一切曾激起他热烈、深厚的爱意和欲望，现在，它们慢慢地倒流，就像一个浪退下去，露出刚被它盖过的沙滩，接着另一个更猛烈的浪又打上来。就这样，在旧爱上涌现了一份新欢，新旧的本质是相同的，新欢继旧爱之后引发了同样的妒忌，同样的占有欲，同样残忍、扭曲的温柔。

他不看她，一阵血液涌上脸庞，直红到鬓角。他又问：

“为什么？”

“我心烦，哦！马克斯，因为你的缘故，我小的时候才那么苦闷……你现在就不能有一次顺我的意么？”她低声道。

他冷冷看了她一眼，迅速转过头：

“很好，可是，等我高兴了，你也得顺我的意……”

“要我怎么做？”

他推开她，大笑道：

“我开玩笑的，当然了……”

这天晚上，贝拉回来时，他对她说他不出去了，剩下的时间里他都在烦躁地抽烟，一根一根烟刚点着就被他扔掉。他显得疲惫，苍白，焦虑，最后走了。她听见大街上大门在他身后留下的声音。贝拉一动不动地坐着，满眼泪水地发呆。

埃莱娜穿过房间，双肘撑在窗沿上。人行道被月光照亮；一棵树摇摆着柔软而仍然脆弱的枝条，已经长出嫩芽。她望着埃菲尔铁塔上闪烁的几个字：雪铁龙，雪铁龙。

“我多幸福啊，”她惊讶地想，“其实也没什么……”

阳台的栏杆上趴着埃莱娜的黑猫汀达贝尔，那是马克斯给她的。这世界上除了父亲，她最爱的就是它了，也是她唯一能够抚摸、照顾、留在身边的生命。她有时会将它抱到胸前说：

“我爱你，你这小东西……你这么暖和、活泼，我爱你……”

它朝月亮努了努嘴。

“我感到幸福，因为我达到了目的，因为马克斯爱我！……”她心想。她很清楚他爱她，可是征服来得如此轻易，她因此失望，感觉受了侮辱……

“不，不是这样的……这一切，或许，是因为我年轻。”她想，享受着拥有十八岁的喜悦，在她身上，不是对青春的陶醉和迷恋，而是一种愉悦，对柔软强健的身体的感受，是血管里欢快而无声地流淌的年轻血液。她向空中抬起美丽的双臂，它们纤细、光滑，两只手灵巧、瘦削。她快活地注视着自己的身体和脸庞在窗户上映出的苍白影子。猫走过来用光滑乌黑的脑袋在她身上蹭，高兴地发出呼噜声。

她发出特殊的口哨声：“汀达贝尔……”它认得这哨音，喵呜喵呜地回应着，声音欢快而温柔。

黑暗中她任长发披散。她喜欢这样看着沉睡的城市、颤颤悠悠的灯火，呼吸着轻轻从树林中飘来的芬芳的晚风。

对面一张长椅上，有一男一女在接吻。她好奇、鄙视地看着他们：

“爱情，真是又丑陋又愚蠢……弗雷德呢？……哦！那只是闹着玩的……”“汀达贝尔，”她对猫说，“人老了变得多么识趣呀！”

她坐在阳台栏杆上，无意识地晃着腿，品味半悬在空中的刺激的快乐，似乎听见一个至爱的声音默默对她说：

“莉莉，不该这么做……不该玩危险的游戏，那不是真正的勇气……”

可是这话里有一层她不愿听见的含义……“真正的勇气？……是的，我知道：受侮辱，宽恕……可是不，不……不能要求我这么做，瞧，不能要我做这样的事。首先，一旦我觉得游戏进行了足够长时间，我就会停手……但不会在让她受到折磨之前停止，她……受一点折磨，至少，永远比她让我受的折磨来得少……只是一点点折磨……”

她转身，久久地、残忍地望着她母亲，皱起眼睛说：

“多美好的夜晚啊！……十八岁真好！……哦！我不愿意变老，妈妈……我可怜的妈妈。”

贝拉哆嗦了一下，埃莱娜见她那令人厌恶的手颤抖着，爪子形的指甲随着岁月流逝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你会像其他人一样老去的，我的女儿，”她的声音低沉苍白，“你会看到这多么有趣……”

“哦！可我有的是时间，”埃莱娜哼唱道，“很多时间……”

贝拉起身走了出去，粗暴地关上房门。埃莱娜独自一人在屋里，眼里不觉溢满了泪水。

“啊，这是怎么了！”她耸耸肩想，“我这是可怜她么？……不，再说，她变老又不是我的错！谁让她找了个年轻自己十五岁的情夫呢？可我，我，我也不比他们好多少……”

四

渐渐地，负罪的爱情在慢慢成长。当第一朵脆弱的花儿开始发芽，爱情蜿蜒的根茎已深深植入男子的心里。花朵显得如此脆弱、娇小，与其说他在欣赏它，不如说是陶醉于自身的力量。他觉得自己如此强大……只需一个简单的举动，一次小小的努力，这一切就可以结束，连根拔起，永远消失在他心底……那么，他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他笑了，带着藐视和怜悯。“那么，是的，开始变成爱情了……可是，以我的年龄，我有什么可怕的？……我知道若是任它滋长，它带给我的将只有痛苦……”可是，从他见到并认定这是爱情的那天起，他开始第一次审视自身的弱点。柔软而固执的根茎每天在他身上扎得更深，等到他最终颤抖着想“现在够了，够了，游戏结束了……”的时候，就是他屈服的那一分钟。他那时会习惯于他的爱情，依恋他的痛楚，所以只有等待，等到时间和疲倦摧毁那根深蒂固、有毒的脆弱花朵。

马克斯开始和埃莱娜的形象游戏，夜里睡觉时在记忆中寻找她，尤其是当他对他的老情妇或对生活感到厌倦时。睡觉前，他喜欢闭上眼睛，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埃莱娜的脸。他这不是在恋爱……多么愚蠢的念头！……“啊！我可受够了，”他想，“爱情，多大的讽刺……爱情，沉重的十字架……爱埃莱娜，这个孩子……”他还记得有一个秋日，和贝拉散步时，他在一条路上看见小埃莱娜穿着短靴，闷闷不乐地走在烂泥里……他当时多讨厌她啊！……他看见她就心烦。她的每个眼神都像在窥视他，他不知多少次跟贝拉说：“为什么不把她送去寄宿学校，好让我们安静点呢……”这个小家伙……现在呢？……不，不，他不爱她……这只是他想象的游戏，一次心血来潮罢了……只是看见她心里感到高兴……她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他能够简单、友好地与之交谈的人……他又回忆起她细嫩的脖子和年轻的脸庞……年轻，诱惑他的正是年轻。他三十岁，而贝拉……贝拉评论比她年轻的女人：“像木头娃娃，毫无生气，冷冰冰的……多得是……”是啊，可是这些深沉、热情如火、处于恋爱中的老女人就稀罕了吗？有时，在睡梦中，他会突如其来地见到两个女人的面孔交织在一起。有时，他怀里抱着埃莱娜，喊着：“贝拉，亲爱的贝拉……”

他惊醒过来，心里有些反感和羞耻，又想：

“我不爱她，我这是在玩弄爱情。我和我自己较量……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让这一切永远结束……”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他不再耍心眼了，而是恐惧、内疚地想：

“我情妇的女儿……”

可这又怎么样呢？……这并不稀奇……

“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他想，“这……是常有的……贝拉从来不会宽恕。她不是个母亲，她，很不幸，只是一个女人……好吧！让她不宽恕好了，我不在乎，我把我最美好的岁月都给了她……这难道还不够吗？我为她牺牲了母亲、家庭和青春……”

他曾经那么爱她，这个女人，既便当时她已经不再年轻貌美……可她知道如何让你快活……他还记得他母亲对他大发雷霆，妹妹们也哭了……她们使出一切手段（尽管那样拙劣！）要把他从“那个女人”身边抢回来……他还记得他母亲说话时的口气：“她不爱你。她是想报复我……可怜的孩子……她什么都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15]。”她苦涩地说，对自己在痛苦中能用英语来表达感到欣慰，不像贝拉，贝拉也许是从一夜情人身上得到这种安慰的，“她一向霸道，现在成功地夺走了我的儿子。我当时拒绝收留这个小女人，不是因为她穷，感谢上帝！我还没到这份上！……是因为她的行为像个……阴险毒辣的女人！……她抢走了我的儿子！你以为她这么做是出于情感？孩子，相信我，女人爱一个男人不是为了这男人本身，是为了打击另一个女人……”

“是的，”马克斯心想，“她说得对……”

他的年纪足以让他明白，爱情很少有纯洁而不掺杂任何杂质的，他开始恋爱的时候……贝拉起初只是为了报复老萨甫洛诺夫夫人，后来由衷地爱上了他……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她用青春和激情来满足她对爱情的肉体之需，她心中曾被一个过路人唤醒的、充满冒险的爱情……

“她要我只依赖她而存在、呼吸，现在世界上只有我和她……”

他对这份孤独感到忧虑，产生了几近窒息的感觉。“我没有一个朋友，除了埃莱娜……对贝拉来说，人与人的关系，亲情、友情、同志情谊都不存在。我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没有家庭，只要我还跟她在一起，这一切我就永远也不会有……”“可为什么不离开她呢？”他有时也这么想，但脱离卡罗尔家，独自生活，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他只有他们。这既被理性所约束，也出于简单的人性。他感到害怕，害怕更苦涩的孤独，无可救药的孤独……有时，他几天不听电话，不回贝拉的口信。可是他太空虚了，他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没有朋友，没有工作。他从俄罗斯带来的财产，既不够支付他昂贵的消遣，也没有少到逼得他去自谋生路……他想再见到埃莱娜。他又回来了，看着她来来去去，奔跑，姿势那样轻盈，好像插上了青春的翅膀，在地面待也待不住。他惊叹，心酸，带着嫉妒的绝望低语道：

“真年轻，天啊，你是多么年轻啊！……”

他轻轻拿起她的手，端正、害羞地将它偷偷按在脸上。

六月的一天，卡罗尔一家到马克斯家吃午餐，随后要动身前往比亚里茨[16]。马克斯住在一个简陋、安静的小公寓里，位于帕西街[17]，差不多算乡下了。暴风雨压近巴黎，布满天空的古铜色的轻云在不知不觉中聚拢，渐渐形成重重的粉色水珠，云层时不时张开，于是有一道刺眼的白光闪过。

午餐结束，马克斯缺一个小手提箱，便出去买了。埃莱娜拿了本书看，卡罗尔目光茫然地在怀旧，他舞着手指，有节奏地使劲拍掌。埃莱娜知道，他这是又想起轮盘赌桌了。最后他站起来，叹了口气：

“我刚才没时间刮胡子。我半小时后回来……”

“鲍里斯！”他妻子嚷道，“马克斯一回来我们就走！而你一出去非得晚上才回来……”

“这话说的！”鲍里斯·卡罗尔说，脸上闪现出的调皮笑容是埃莱娜最喜欢的……“亲爱的，你这不正好有时间去买你喜欢的那顶帽子。”他说着把钱塞进妻子手里。

她语气缓和了许多：

“那我们一起下楼吧！”

剩下埃莱娜一个人。一阵微风拂动旁边一棵树的枝条，暴风雨前的太阳探出头来，阳光洒在竖立的叶片上。乌云越来越厚，阳光不见了，树无奈地叹息着，狂风卷走六月的新叶，它们还那么细嫩、那么碧绿……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马克斯进来了。见屋里空无一人，他并不诧异，他熟知卡罗尔家人的脾性。他等着，快到四点时，大家都以为要到夜里才能再见到的卡罗尔出现了，他狠狠地关上门：

“我妻子不在？……我告诉她在车里等我。我前脚一走，就人影也没一个！她就是这样！让我答应在赌场待不超过半小时，手气刚开始好转，她就不见了！”

“我可怜的朋友，”马克斯懒洋洋地说，“现在已经过四点了，她可能已经等了你两个半小时……你不久就会发现……”

卡罗尔不听，急躁得浑身颤抖，朝着门外。他双眼放光，可是眼神忧郁、沮丧、急切，他不停地说：

“啊！上帝，多不幸啊，手气刚转过来……”

他在房里来回踱步，最后赔笑说：

“我还是回那儿去……去不了多久……”

“要下雨了！”埃莱娜嚷道，“爸爸，你没带外套。等等，拿上雨伞，你昨天咳得那么厉害……”

“别管我，”他快活地嚷嚷着离去，“这不算什么！”

“还有一个在哪儿呢？”马克斯慌乱得直颤，“快五点了。”

埃莱娜不禁笑了：

“我的小马克斯……你还没习惯吗？……我们傍晚走，今天夜里走，或明天，或下星期……又能如何？那边和这里相比有什么更好或不一样的东西迎接我们呢？”

他不回答。屋里只有他们俩，时钟不停地敲打。远处，天上的雷声轻柔深沉，像鸟儿的啼叫。

电话响了，马克斯去接：

“喂，对，是我……”

埃莱娜听出是她母亲的声音。

马克斯说：

“他来过，又走了……不，”他犹豫了一下说，“小家伙也不在这儿，我要出门。看来旅行泡汤了。明天再走吧。”

他挂上听筒，忧郁地静静站在那儿。埃莱娜看着他笑了：“撒谎了，小马克斯？”

“啊！让我们安静一次吧，上帝！”

雨开始下了，大粒的雨点重重地打在玻璃窗上，噼啪作响。天色昏暗下来，埃莱娜打了个冷战：

“一下子变得这么冷，还是六月天呢……应该要下冰雹了……”

“把窗板关上吧。”他说。

关上窗板，拉上窗帘，黑暗中点燃一支蜡烛，小小的房间顿时变得安详而温馨。

“来，我们吃点儿点心……”

他们烧了热水。埃莱娜摆好餐具，走到一个粉红花瓶旁，里面浸着石竹花：

“马克斯，可怜的人，你甚至连花店的铁丝都没拿掉。铁锈会腐蚀掉花的……”

她给花剪枝，换水，看到马克斯脸上露出的喜悦神情，她暗地里高兴。

“这里缺一个女人。”她天真地说。

雨在空荡的街道上横流，隔壁房间的百叶窗开着，能看见路面上轻盈闪亮的草被风吹走。

马克斯关上门。现在一切都安静了，他屈膝坐在自己脚上。

“等等，别动，我来帮你，让我为你服务。你要茶吗？……午餐的蛋糕还剩一点……你吃了吧，求你了。”

他谦卑而殷勤地看着她吃，充满爱意的眼睛盯住那唇间晶莹洁白的牙齿，巨大的沉默温柔地将他们连在一起。最后，他颤抖着，低声说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她需要听第二遍才能明白：

“我真的喜欢你……”

“等待已久的时刻总算到来了……”她想道，取笑他同样也取笑自己。

她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回忆起在芬兰的山坡，从坡顶上轻轻一推，雪橇就滑出去直冲云霄。促进转变的催化剂，第一次是在船上，她对他笑，和他交谈，没有表露出心底的仇恨，接着，她频繁的出现迅速而不动声色地起了作用，让两个不同出身却彼此离得那么近的男人和女人心醉神迷……

她轻轻地伸出手触碰他的脸颊，对他产生一种模糊、善良的怜悯。她感到自己如此强大，如此平静，如此自信于自己的能力，可她马上又抽回手指，皱起眉头。见他颤抖着，抬起眼睛顺从而害怕地望着她，她感到很得意，只说了句：

“放开我……”

“埃莱娜，”他声音嘶哑，热切道，“我爱你，我要娶你，我爱你，我的小埃莱娜……”

“什么？”

她震惊地叫起来，声音中的敌视和怨恨令他吃了一惊。

“一辈子也不可能，”她低声道，“一辈子……”

“为什么？”他说话时眼中闪着怒火，她似乎又看见了那个让人讨厌的马克斯，她童年时的敌人。她耸耸肩，本想说“因为我不爱你……”可又一想：

“不行……如果我对他这么说，他就再也不会原谅我，这就完了，游戏结束了……嫁给他？……啊！不，还不至于这么蠢，报复的欲望还没有强烈到拿我的幸福去当赌注……我并不爱他……”

于是她满足于沉默地摇摇头。他以为自己明白了，脸色苍白到连嘴唇都发青了，他将她揽进怀里。

“埃莱娜，原谅我，原谅我，我怎么能知道呢？……我爱你，你还这么年轻，你会爱上我的……你不可能不爱我。”说着，他忧伤而热烈地吻她的脸颊和嘴唇，她放弃了挣扎。

窗外，雨势渐弱，可以很清楚地听到树叶滴水的声音，如音乐般悦耳。马克斯紧紧抱着她，她感到他的嘴唇在颤抖，隔着她轻薄的衣裙吻她，温柔地咬她的肩。

她轻轻推开他：

“不，不……”

他想亲她的嘴，可是尽管他满脸柔情、心急如火，还是被她用两手推开了。

“放开我！我听见脚步声，是我母亲。”她慌张地叫道。

他放开了她。她全身无力、脸色苍白地瘫倒在沙发上。是奉命前来的司机。马克斯和他说话的时候，她溜出房间，逃走了。

五

他们那一晚没去比亚里茨。埃莱娜回到家，上床睡觉。她的窄床被推到窗户底下，房子的一楼只有她的卧室，城市的嘈杂声拍打着她的窗板。头顶，她听见母亲的脚步声，为了排解失眠和哭泣，不停地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门外，从乡下返回的汽车轰响，相逢恨晚的情侣们或散步，或坐在长椅上接吻。埃莱娜点上灯，督政府时期风格的茜红色和水绿色的装饰线，玫瑰红的窗帘，嵌在墙上的细长玻璃镜，她仇视地看着生活中的这些装饰品。这世上她什么也不爱。

“什么东西、什么人都不爱，”她哀怨地想，“我今晚本该感到幸福的……我想要的一切，我都得到了……只要我愿意……”

她摇摇头笑了。

“哦！埃莱娜，”她在心里自言自语，从小时候开始就是这样，“你明明知道你是最强的，这些不过是可鄙的战利品……让马克斯爱上有那么困难吗？……我十八岁，她四十五……随便哪个女孩都能办到……而你还在这儿沾沾自喜！……你要做的是克制自己！假如你并不比他们强也没有他们好，你有什么权利鄙视他们？……我一直都在和可憎的血统作斗争，可它就在我身上，在我身体里流淌，”她想到这里，举起琥珀色的细手臂，上面的血管清晰可见，“假如我不学会自制，这可恨的血统就会越来越强大……”

她记起马克斯家里安在阴影中的镜子，当她任由他亲吻时，她在镜中看见自己的脸。她丰润的脸神情得意，让人害怕，脑海中闪过母亲的面容，年轻时的母亲……

“我不能被这个魔鬼降服，”她笑着大声说，“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或许很容易就会放弃。我不是个虚伪的人，我不会伪装自己；我不是好人，也不想当好人……做好人有些软弱、枯燥、令人窒息的意味……但是我想变得比自己更强大，我要战胜我自己……是的，让他们陷于污泥、耻辱，而我……上帝啊，”她忽然有种撕心裂肺的内疚，“我是如此不完美，记仇、自私、傲慢……从今天开始，我发誓，再也不单独和他见面。我要逃避他。要固执地躲开他，像过去固执地要见他、单独与他相处时一样。只怕我会闷得慌呢，”她微笑着想到，“罢了！这是我要的，我自己想要的……傲慢或复仇，看看谁更强大！……可是我会有勇气看着她幸福吗？会的，为什么不呢？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恨她，我原谅她……”

“我知道，这很怪，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到她的时候不会气得发抖或像石块一般沉重……我甚至有点可怜她……”

她仿佛又看见母亲苍白的脸、脂粉上的泪痕和失了色的花容。

“我，小埃莱娜……就像她说的那样：‘这小东西怎么那样笨拙，粗野……你真是笨手笨脚啊，我可怜的埃莱娜……’”

她的眼睛在黑暗中忽闪忽闪。

“还没有笨拙到这个地步，”她咬紧牙齿哼哼道，努力平息胸口剧烈的心跳，“做一匹贪婪的狼，这并不困难，也配不上我……我要告诉马克斯我不爱他，这一切不过是场游戏。他会回到她身边，不再来烦我……从明天开始，一切恢复正常，如果我可以这样对自己解释……因为父亲什么也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所以只能由他们去了……其实，这样卑鄙的快乐是浸满苦涩的……多么奇怪的夜晚啊！”她想着熄了灯，看见银白色的月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倾泻进来：多美的月色啊……

她爬起来，光着脚走到窗边，打开窗板，看着宽阔冷清的大街。风从树林吹来。此刻，夜色变得清澈了，呈现出一种透明的淡蓝色。她坐到窗台上，轻轻哼着歌。她的心从未如此轻松，血液里充盈着欢快的活力。“其实，知道她的幸福捏在我的手心里，可以随我的意愿捏碎它或放开它，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报复吗？我还能要求更多吗？我不爱他。如果我爱他的话……”

她定睛看着前方，脑海中又出现他那张顺从、贪婪的脸……“我谁也不爱，感谢上帝，我孤独而自由。如果可以的话，”她忽然想，“我相信我今晚就会离去……真的，这是我唯一的愿望……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再不要看到我母亲和这所房子，再听不见‘钱’这个字眼，还有‘爱情’。可是还有父亲呢……但，他不需要我……”她心酸地想，“没人需要我……马克斯迷恋我，可这不是我需要的，我要的是一份肯定、平和的温柔……我这年龄的人都恨不得将温柔抛得远远的，可我已经不是小孩了……的确如此，我从来不曾拥有过童年……一个错过了童年的孩子，似乎永远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成熟起来。只会半边枯萎半边青涩，像一颗过早暴露在风中被冻过的果子……”

经历了这些阴暗的年月后，她似乎从未像现在这般充满活力。她坚强地咽下泪水，握紧拳头，积聚力量，毫无怨言地默默承受。

“美好而艰难的生活！”她大声说。

她躺回床上，可窗板仍然开着，她看见夜色渐渐发白，春日的晨辉在树叶上闪耀。最后，她总算睡着了。

六

一个星期过去了，她成功地躲开了马克斯，可出于贝拉的意愿以及生活的交错，他们的生活有太多的牵扯。她已经开始想他了，特别是在晚上，这些永无止境的夜晚，九点或十点，大家还在等卡罗尔回家吃晚饭，埃莱娜十分忧郁，她想起了马克斯，怀着遗憾，尽管不情愿。她跪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勾画一张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摇摇晃晃的办公桌的桌脚，给它镶上飞腾的金色爪子。她听见头顶管家在不安地踱步，这唤醒了她心底太多太多的回忆……

一天晚上，卡罗尔太太手里拿着电话，一阵风地穿过埃莱娜所在的房间，后边跟着一个女仆，女仆正在改短她身上的裙子，衔了满嘴的别针，被电话线绊得踉踉跄跄，后面还有一个女仆，端着一个敞开的首饰匣。

埃莱娜听见她母亲要了马克斯的号码。贝拉一面说话，一面旋紧刚才滚到地上的钻石耳环。她说的是俄语，不时停下来，可能是想起埃莱娜在隔壁房间，随后她又忘了，重新开始哀求：

“来吧，来吧……你答应过今晚和我出去的……他不在家，我太孤独了，马克斯……可怜可怜我吧……”

挂上电话，她呆呆地站了一会，茫然地搓着手。结束了……他不再爱她……她疯狂地在记忆中搜寻可能抢走他的女人的面孔……他对她感到厌倦了……

“过去，我们也吵架，可是，他回到我身边时总是变得更顺从、更温柔。过去……还不到一年……可现在……啊！是另一个女人夺走了他，我能感觉到，”她绝望地想，“没有他我该怎么办？”

她是如此实心实意地忠诚于他，她想起来心里就怨恨难平：

“我最后的年华……我不想表现出来，我是打肿脸充胖子，可我知道，现在，青春、爱情，对我算是完了……要么花钱去买艳遇，情夫、少年男子，都可以做你的儿子了，给他们钱，他们却在背后嘲笑你，”她想着，想起她的女朋友们，像牵哈巴狗似的牵着她们的帅小伙，“要么放弃……做一个老年妇人……啊！不，不，这个，决不，决不！……我不能放弃爱情，这不可能。”她喃喃道，茫然地拭去滴在珍珠项链上的泪珠。

“他把我当个神龛似的供着，”听见门打开，隔壁房间传来她丈夫的脚步声，她想，“可这不是我要的，况且，我无聊，我无聊透了……如果生命中没有男人，没有年轻、英俊的情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说自己满足于没有爱情的生活的女人，不是傻子、蠢人，就是伪君子……我需要爱情，”她热切地想，恶狠狠地望着镜中自己扭曲的脸，“但愿他们知道我对自己有多么自信！我用不着同情、怜悯。”

晚餐开始了。没有窗户的大堂被用作餐厅，清冷幽暗，假大理石墙角线上积满灰尘。

当时盛行仿大理石风格，仿石板地面上铺着黑白方格图案地毯，人造花插在大理石花瓶里，散发出一股略微呛鼻的灰尘味；一个大海螺壳里摆着石膏制成的水果，里边装着电灯。大理石餐桌虽然铺了蕾丝桌布，依然冻得人手指冰凉。卡罗尔吃得急不可耐，他对食物看也不看就囫囵吞下去，甚至来不及尝出什么味儿。他对于给他准备的药片照单全收，希望这些东西能够替他呼吸新鲜空气和休息。埃莱娜无限怜惜地望着他：他比从前更清瘦、更英俊了。

他内心的这股火焰，这悲怆的活力，正在散发它们最壮美，也是最后的火花。他历经沧桑的苍白面孔上，漂亮的眼睛忧郁而敏锐，眼角发黄，目光灼热得让人几乎无法承受。他不停地用瘦长的手指敲桌子：

“快点，菜再上快点……”

“你今晚还要出去吗？”贝拉叹气道。

“我约了人谈生意……你也是啊，你不是也要出去？”他看着她说。

她摇摇头：

“不。”

可马上她又尖声抱怨道：

“我老是一个人。我们过的生活简直疯狂。我是最不幸的女人，永远都是个牺牲品。”

他不回答，几乎没在听她说，二十年的夫妻生活已经让他习惯了这一切。

可今晚，埃莱娜却觉得她令人感动，这个正在老去的爱吵架的女人，坐在她对面，目光却从不落在她身上，好像这张年轻的脸叫她难过似的。她哀愁地把漂亮的手放在桌布上，裸露的手臂戴满镯子。脸上化了妆，涂抹了层层的脂粉和雪花膏，可是皮肤下面的肉似乎已经萎缩了，光滑、白嫩、红润的面部渐渐凹陷下去，显出被岁月侵蚀的痕迹；不过，她的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上身挺得笔直。

埃莱娜转身对父亲说：

“爸爸，好爸爸，待在家里吧，看看你……你显得那么疲劳……”

他耸耸肩膀，埃莱娜继续坚持，贝拉也重新开始发牢骚。他最后不耐烦地喊道：

“见鬼，你们这些女人！”

埃莱娜闭上嘴，眼中满含泪水。他的这种拒绝伤害了她，尤其是将她和她母亲混为一谈。

“他难道看不出我爱他吗？”她伤心地想。

可他除了赌场的绿色地毯什么都看不见，他今晚就将在那儿一掷千金。

“不，”埃莱娜心想，“要放弃马克斯、放弃游戏没那么简单……”

第二天，他们突然动身去比亚里茨，埃莱娜没有任何借口留在巴黎。再说，他们仍然当她是个小姑娘，不允许她对大人的命令讨价还价，马克斯和他们一道去。

清晨，在布卢瓦[18]，马克斯让人来叫她，贝拉还在睡觉，他顶着寒风，在一条被阳光照得粉红的小街上，从露天货摊上给她买了新上市的樱桃，樱桃上裹了一层银白的小水珠，结了冰的樱桃像甜酒冻一样醉人。他望着她，眼里满是欲望和温柔：

“埃莱娜，你真不可捉摸，飘忽不定，我太喜欢你了，太喜欢了……我从没像爱你一样爱过别的女人……你真美，我爱你爱得发狂……”

这些话，所有这些追女人的套话，于埃莱娜却还是很新鲜，尽管不情愿，还是一字一句地渗进她心坎里……

“我没有勇气，”她想，“战胜魔鬼……不是用肉欲，何为肉欲？……而是用风情，用残忍，第一次玩弄一个男人的爱情多有乐趣……”

“我不会有勇气的。”她反复对自己说。她使尽全力，垂下眼睛，自嘲地想，这份幽默继承自她父亲：

“上帝会保佑我的……”她用平静的声音，不动声色地答道：

“马克斯，放开我，我不爱你，我只是拿爱情取乐。”

她说的时候，心里在想：虚伪的家伙，我这样只会在他的热情上再添一把火……

他脸色煞白，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而她，忽然害怕失去他了……这倒十分有趣……“为什么呢，”她想，“为了减轻我一直憎恨的女人的痛苦？……我可不愿意！……我只是玩玩而已！”一股难以名状的骄傲和喜悦热烈地涌上她的心房，她轻轻拉过他的手来。

“看，看哪，多可怕的眼神……我是开玩笑的……”

触到她的脸令他打了个寒战，他有些害怕地望着她，这张孩子气的脸流露出来的表情却很有女人味，他太喜欢她了……他爱她脸上的每一个表情，尽管它们还显得笨拙而生硬；爱她披散的长发落在瘦削的肩膀上，她瘦弱的脖子，完美的眼皮，闪亮的眼睛还保留着孩子气的骄傲和纯真；爱她修长的腿、灵活有力的手指、她躲开他拥抱的任性和胆怯、她纯净的气息……这里只有他们俩，他向她俯过身，抱紧她，柔声道：

“给我一个吻……”

她飞快地将唇在他脸上印了一下，令他不禁柔肠百转。她的吻像个小女孩，可当她静静地闭上眼睛，接受他的吻时，却显得像个女人……

此时埃莱娜在想：

“我这是在干什么？……”

可是现在想停止游戏已经太迟了……

当他们回到巴黎，埃莱娜才明白马克斯对她的占有欲达到何种程度。跟她在一起，他变得专制、妒忌、残忍了，就像从前和贝拉在一起时一样。男人们学习恋爱，就像学习其他任何事物，技巧一成不变……他们不自觉地在不同的女人身上运用相同的技巧……

他反复说：

“嫁给我吧……你在那个家里不幸福……”

她拒绝了，他气得面色发白，浑身颤抖，破口大骂。他也怀疑埃莱娜是和他闹着玩的，但现在这已不足以平息他的怒火，他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疯狂又沮丧。埃莱娜愕然地看着自己在他身上激起的这份热情折磨着他，却无法理解。她第一次说漏了嘴：

“要是我母亲知道了……”

他大笑起来：

“说吧，说吧，去呀，你将发现你的生活变得何等美好，我的好姑娘……她决不会原谅你的……你还只不过是个孩子，一个小姑娘……她会让你付出惨痛代价的，去吧……”

然而他仍然和贝拉在一起，为了种种理由……他在她身上报复埃莱娜，把精力转移到她的身上，对她发狂地亲吻和爱抚，那是埃莱娜出于对他整个身体的反感而拒绝了的。他还绝望地反复道：

“这怪你，都怪你……我想给你一个清白、正常的生活，你却拒绝了……”

晚上，他把贝拉叫到他家，以便能肆意给埃莱娜打电话，他知道她独自在家。贝拉半夜回来时脸色苍白，精神恍惚，可第二天依然如约前往，埃莱娜则战战兢兢地等着电话铃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响起。

她一只肘支在前面，手颤抖地捧着脸，两眼直勾勾地等着，无力逃离或挣脱这份诱惑……

电话响了，她摘下听筒，听到马克斯的声音：

“你什么时候过来？要是不爱我，为什么又让我吻你？你想怎么样我都照办。只要你过来。我不会碰你的……求你来吧。”

她回答：“不……不……不……”觉得心越来越凉，她不时往门口看，生怕她父亲、母亲、用人进来，害怕自己的回音，而他依然滔滔不绝，嗓音温柔而生硬，仿佛一字一字地咬着在说：

“亲爱的，亲爱的，我亲爱的埃莱娜，来吧，来吧，可怜可怜我……”

可是，他突然不作声了，挂了电话，她听见通话被短促的嘟嘟声中断。她气坏了，痛苦地想：

“她刚到他家。在敲门。他去给她开门，然后……我不嫉妒！该嫉妒的是她！我嘛，我应该是胜利了……然而，我想要他……这是我的错……想要乔治·唐丹[19]，”尽管满眼泪水，她还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为自己的忧伤感到羞耻，“我这是干什么？上帝啊，我能从哪里得到勇气，让我能够克制自己，宽恕别人，遗忘过去，让上帝去复仇？……”

她上了床，昏昏欲睡，打小她的睡眠就安详而愉快，能够将她带回快乐、纯真的遥远回忆。这时，电话再次响起，将她从床上拽起来，还是那个温柔而可恶的声音：

“埃莱娜，埃莱娜，我想听听你的声音……没听到你的声音之前我无法入睡……跟我说句话，就一句，一个承诺也好，即便是你不会遵守的承诺，告诉我你有一天会爱上我……当心，我会叫你好看的，”他突然狂躁地喊起来，“我要杀了你！”

她耸耸肩：

“你真是个孩子……”

“那么，就让我做个孩子吧，”他失魂落魄地喊着，“为什么你总在我周围晃来晃去？你不过是个愚蠢的女孩、骗子、卖弄风情的女人！我不爱你，我是逗你玩的，我……不，埃莱娜，别走，原谅我，我求你到我这里来一次……亲吻着你细嫩、光滑的脸我会发狂。埃莱娜……我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埃莱娜听见窗外大门开了，她急促地低声道：

“现在我要挂了，要挂了……我不能再说了……”

她不好意思说：“我母亲来了……”

可他毫不费劲就猜到了，很高兴能扮演最强者的角色，能让她担心，哪怕只有片刻。他说：

“很好！你要是不明确答应我明天来看我，我就整晚打电话，直到你母亲听见为止！别把我逼绝了，埃莱娜，你不了解我！除了你，我可教训过不少女人！”

“你曾经爱过的女人。”

“很好……我会整晚打电话的，你听见了？……你母亲会知道一切，还有你父亲，埃莱娜？……他将知道一切，你明白吗？一切。过去的和现在的……啊！这么做很可恶，我知道，可这是你的错，是你把我逼到这份上的！听着，你只要答应我！就一次！我爱你！可怜可怜我！”

埃莱娜听见了楼上她母亲的脚步声，隔壁卡罗尔卧室的门也开了。她低声说：

“我答应。”

七

树林里，整整一天都在下雨。他们两人乘着汽车，漫无目的，幸福地逃进这些荒无人烟的湿漉漉的小路上，至少，这里不会遇上任何人。已经是秋天，十月初骤然落下的冰凉雨水猛烈地打在车窗上。司机时不时地停下车，耸耸肩膀看着马克斯。马克斯不耐烦地拍打车窗：

“再开远点。随便开。”

汽车重新起动，有时会陷进遛马的软泥地里。不出一会儿工夫，他们已经穿过塞纳河，进入乡间，一股强烈而清新的气息从摇下的车窗外飘进来。埃莱娜看着窗外，恍若梦境，坐在她身边的男子啜泣着对她说话，甚至顾不上擦擦眼泪。她心里不禁生出一丝怜悯，也感到有点恶心。

“埃莱娜，你必须理解我……我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她，”他避免提到情妇的名字，“我现在这样很龌龊……可是为了让它结束，最好还是坦率地谈一次，仅此一次……你……你很早就知道我们的关系了，是不是？”

“啊！上帝，”她说着耸起肩膀，“难道你们以为我小时候就该像个瞎子或傻瓜那样什么也猜不出来吗？”

“你以为我们会去考虑孩子吗！”他怒喊道，那一瞬间，她看见他又像从前那样做了一个轻蔑、厌烦的鬼脸，她感到心底的旧恨又搅动起来。

她低声说：

“我知道你们从来没考虑过孩子……”

“可是问题在这儿吗？现在问题在于你们，一个我所爱的女人和另一个我曾经真心真意爱过的女人……我不能再这样欺骗她……最近这几个月我简直生活在噩梦里……现在我清醒了。我明白自己在过去这段日子里有多么可怜、可悲……或者说，我当时就知道，可还是控制不了自己，我太爱你了，我疯了，”他嗓音沙哑，“可是我受不了了，我觉得自己恶心……”

“这些年来你一直欺骗我父亲，竟毫无悔意。”她怨恨地说。

他喃喃道：

“你父亲？你知道他的想法吗？有人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吗？如果你认为自己了解他，我劝你还是醒醒吧。至于我，我说不清他知道了什么，又不知道什么……埃莱娜，如果你愿意……”

“愿意什么？”她将贴在他滚烫的脸颊上的手抽回来。

“嫁给我，埃莱娜，你会幸福的。”她缓缓地摇头。

“为什么？”他伤心欲绝。

“我不爱你。你是我整个童年时期的敌人，我无法向你解释这一切。你刚才说：‘问题不在仍是孩子的你身上。’不，问题就在这里。我是永远也不会变的。我十五岁时的想法……那之前的……更早的……到现在还是一样，将一直延续下去。我永远也无法忘怀。和你在一起我永远不可能幸福，我希望跟一个从不认识我母亲也没到过我家的人生活在一起，他甚至可以听不懂我的语言，也不认识我的国家，可以把我带得远远的，到任何地方，只要能远远离开这儿。我和你在一起只会痛苦，即使我爱你。而我并不爱你。”

他怒不可遏地攥紧拳头。

“可你让我吻你……”

“这与爱情何干？”她倦倦地道。

“那我走了。我妹妹在伦敦，写信让我过去。我要离开这里。”他呻吟着反复念叨。

“好的，去吧，亲爱的马克斯。”

“埃莱娜，如果我走了，这辈子你再也见不到我。你需要一个朋友，或许，有一天。想想吧，这世上除了你父亲，你再没有亲人。他年老体弱了……”

她打了个寒战：

“爸爸？你瞎说些什么？”

“怎么，”他耸耸肩，“你看不出来吗？他已经完了。他毁了自己的生活。你该怎么办呢？你母亲和你永远都是敌人。”

“永远，”她重复着，“可我不需要任何人。”

他绝望地说：

“十年了，我竟没有体验过一丝正当的情感。我真为自己羞愧……我对你的爱苦涩而朦胧，满载怨恨与痛苦。然而，我是爱你的。”

她抬起手臂，凑近煤油灯微弱的光线，试图看清腕表上的时间。

“快八点了，我们回去吧。”

“不，不，埃莱娜！”

他扯下她的衣服，疯狂地吻她的脖子和细嫩柔软的手臂。

“埃莱娜，埃莱娜，我爱你，除了你我从没爱过别人。可怜可怜我吧，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赶我走……何况，你不至于恨我到这地步！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呀！我就要永远地离开了，你一点也不在乎吗？”

“不在乎，”她残忍地说，“我很高兴呢。至少，你走后，家里将重新变得庄重和正派。她老了。现在她将不得不满足于她的丈夫和孩子。或许有一天我会有一个跟常人一样的母亲。是你造成了我的不幸。”

他没有回答。在汽车的阴影里，她见他转过脸，用颤抖的双手捂住眼睛。她趴在车窗上，告诉司机回巴黎。

分手时他们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他去了伦敦。

八

不觉光阴如梭，生活恍惚而嘈杂，像一条漫过河岸的河流。后来，当埃莱娜回忆起马克斯走后的那两年，总觉得如同一条湍急的大河，水流汹涌澎湃。两年中，她成熟了，老了，但举止依然生硬、笨拙，脸色苍白，胳膊又细又弱。站在那些神采飞扬、擦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们中间，她显得毫不起眼，因为她沉默寡言，腼腆羞怯，只在偶尔的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冷淡、粗暴、嘲弄人的活泼。可是她的缄默、不施脂粉的嘴唇、对待接吻的冷漠，男孩子们却并不在意，因为她的舞跳得好，这在当时，是一种宝贵的资本，可以跟绝顶的智慧和崇高的美德平起平坐的……

从马克斯离开到他寄来语气冷淡的短信宣布他结婚的消息，贝拉始终保持无精打采、温和、沮丧的表情，接着她又有了情人，像其他老年妇女一样付他们钱……这段时间，钱来得很容易，百万百万地进账。在那段幸福时光里，股票不停地上涨，不知何时到头，天南地北、操着各色语言的“投机者”都汇集到巴黎。五十岁上下的妇女穿着一种叫做“富家子弟”的裙子，紧紧裹住髋部，从大腿直到粗壮的小腿线条都凸显出来。最早的短发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平整地剪到齐脖的长度，脖子上系丝带和珍珠链子。在多维尔[20]的私人俱乐部里，英国姑娘们周旋在帅小伙中间，他们肤色各异，有雪茄色、烟草色、面包色，成打的英镑厚重而挺括，像枯死的树叶。

对鲍里斯·卡罗尔而言，赌博已经不足以刺激他的神经，他需要香槟、女人、夜宵，在风中飙车，大把大把地撒钱，全世界的寄生虫跟在他身后阿谀奉承，所有他年轻时不曾尝试过的玩意，现在一一尝遍，匆忙而恐惧，仿佛他已感觉到生命正从他日益衰弱、贪婪的手中溜走。

有时，到了凌晨，人们跳着最后几曲蛇形舞，脂粉在半老徐娘的脸上晕开了，掉了，埃莱娜望着她的父母亲和围绕在他们周围的狂热人群，竟有些怀念过去的时光，至少那时她拥有的东西还像座房子，像个家。她看着父亲，彻底绝望了。衣服的前胸愈发衬出他发黄的脸色和密布的皱纹。他现在染了胡子，可是被香槟酒洗淡了，忧郁衰老的嘴角微微下垂，像是在懒洋洋地撇嘴。他身上燃烧的火焰似乎已从里面将他掏空，弄得他只剩一副摇摇欲坠的空架子，仿佛风一吹就要散架。他花钱如流水，和那些实现了自己所梦想的成功的男人一样。他多么喜爱这样的生活啊！……喜欢看管家对他点头哈腰，喜欢年轻的荡妇向他投来目光，从他桌前经过时故意蹭他一下，并对埃莱娜和贝拉笑笑，仿佛在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职业，不是吗？……”

他冲着那小荡妇，冲着演奏爵士乐的黑人、舞蹈演员和他妻子的情人微笑……

贝拉的新情人是个亚美尼亚人，粗壮，皮肤黝黑，有着埃及舞女般的杏仁眼，浑圆的臀部像个地中海东岸的地毯商人。因为他低声下气，而且很健谈，卡罗尔挺喜欢他。埃莱娜则又听到从童年开始就伴随着她、似乎要陪伴她终生的老生常谈，像一段不可捉摸的旋律。墨西哥、巴西、秘鲁的油田和金矿，铂金矿，绿宝石矿，珍珠围场，机械电话机和剃须刀，垄断电影，奶酪，印染材料，纸张，锡矿，百万，百万，百万……

“是我，是我造成的，”埃莱娜痛苦地想，“烦得人受不了……过去还有马克斯……本来马克斯可以一直存在下去的，直到死……我曾想改变我们的生活，像一个孩子试图用他柔弱的小手去阻止一股激流，结果是一个肥胖的地中海东岸商贩，一个油枯灯尽、面色苍白的男人，还有这个老巫婆。”想到这儿，她看了看她母亲，面对这张精心粉饰过的、光华已逝、写满沧桑的脸，心中有的不再是仇恨，而是恐惧。看这母亲薄薄的嘴唇抹得猩红，刻着数不清的皱纹，那是数不清的泪水凿下的痕迹，她心中不禁交织着同情、恐惧和内疚。她绝望地想：

“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些……”

她环顾四周，无数女子的身材还貌似少女，可容颜已惨不忍睹，脂粉遮不住皱纹、斑点、沟沟坎坎……无数男子冲妻子的情人微笑，无数年轻姑娘满场飞舞，和她一样无忧无虑，看上去也很快活。她脑中闪过她的裙子、男伴、跳舞……这时，她轻轻碰了碰父亲的胳膊：

“爸爸，别再喝香槟了……好爸爸，这会伤身体的……”

“怎么会呢，这是什么傻话！”他不耐烦地应道。

有一天，他说：

“你知道，这让你有力气熬夜……”

“可为什么要熬夜？”

“不然干什么呢？”他苦涩的微笑还不及牵动嘴角已经一闪而过。

埃莱娜看见亚美尼亚人还在暗中偷偷地往卡罗尔杯里加香槟酒。

“他为什么这么做？……仿佛他不明白他老了，身体不好，酒会伤害他……”

亚美尼亚人有着舞蹈演员的臀部，然而也有一种波斯人贪婪、狡诈的气质。他剃平头，露出青色的头皮，鹰钩鼻，厚厚的嘴唇像覆盆子……

“这不可能，”埃莱娜惊愕地想，“这不可能！……他年轻时一定是卖花生的……”

“不过他不会害爸爸……她一定付钱给他了。他应该知道钱是爸爸给的……相反，尽量长久地留住爸爸才是他的利益所在……”

一天，他长睫毛下的目光闪烁，做作地看着她说：

“啊！埃莱娜小姐，我喜欢卡罗尔先生……可你不会相信我的……我把他当作父亲一样……”

“她爱他吗？”埃莱娜想，她母亲搂着情人跳舞，他们在亮光可鉴的舞池中擦身而过，“她老了，对自己的衰老感到绝望，所以花钱去买幻景……”

她并不知道贝拉还在追寻其他东西：冒险的感觉，只有这能满足她。从前有马克斯对她的霸道、嫉妒，可是，随着她渐渐老去，她需要更强烈的震撼。她需要有人令她感到“这个男人能要了我的命……”她看着情人手中的水果刀，产生了一阵快感。

他呢，也不是个坏人，但是他知道卡罗尔因为了解自己对赌博的狂热，为了避免财富尽失，一早就把所有财产都转到他妻子名下。他并不恨卡罗尔，他满脑子是东方人绚丽、奢华的想象。他爱贝拉，爱的是她的整体，他爱的包括她施过脂粉的脸、珍珠、钻石、松弛了的皮肤上的皱纹。他本不想害死卡罗尔，可他既然已经病了，他就不介意从后面推上一把，加速命运车轮的转动。他无数次地设想；假设卡罗尔死了，他就将娶他的遗孀。钱，他不会拿到赌桌上去挥霍。他在想象中已经构建起强大的企业，飘飘然地起名为“……国际金融……股份……联合有限……”那语气像是在说情话……啊！他就可以利用卡罗尔的财产，吸引政客们蜂拥而至，只要有美酒、漂亮女人、盛大宴会以及数不尽的黄金……他手里绞着衣襟，梦想着矿井、油田，露出充满父爱的温柔的笑容，让埃莱娜不寒而栗。

卡罗尔咳得很厉害，现在这种情况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他忧伤地摇摇头：这可怜人显然已走到了头。有时，他想找个办法取代卡罗尔的位置，但当时一切都变幻无常。钱是他的，他可以给，也可以收回。他向卡罗尔凑过去，亲切地对他笑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

“再来一杯香槟吗？……冰镇得恰到好处，味道好极了……”

他们清晨才回到家，埃莱娜怀里抱满布娃娃以及跟舞裙搭配的饰物。贝拉疲惫不堪，哈欠连天，不高兴地说：

“总是老一套……真烦人，这些小晚会……”

“那你干吗去？”埃莱娜轻声道。

“你想我做些什么呢？”贝拉粗声说，“等死吗？……还是等你嫁人？……瞧，”她突然变得很诚恳，“我现在的年纪，才是需要有个孩子的时候……你以为这世上有谁能逃得过爱情吗？”

九

比亚里茨，清晨，整个酒店还在沉睡中，埃莱娜到空无一人的海滩上跑步。在酒店的长廊里能闻到雪茄冷却了的烟味，长廊的尽头连着海湾，吹来阵阵纯净而有力的海风，带着咸味的空气中掺杂着海上的水汽。电梯还不时搭载最后的乘客升上来，有累得步履蹒跚的女人，脸颊上橘红的胭脂被擦去了，还有穿着体面的男士，在清晨的阳光下面如菜色。

这是秋天，海滩上空荡荡的，潮水涨得很高，空气似乎也湿了，显出五彩斑斓的颜色，闪烁着无数火花。

埃莱娜跑进海里，咸咸的海水在她身上拂过，仿佛洗净了熬夜的困倦和生命中的污点。她躺在水中，笑着看看头顶的天空，感慨地想：“当人拥有这一切的时候，实在无法忧愁：海的气息，指间滑过的流沙……空气，海风……”

她回去得很晚，幸福地感受着裙子下面那清新而依然潮湿的身体。她随意绞了绞湿漉漉的头发，然而又有些为自己感到羞耻，觉得这样幼稚的做法就能令自己如此开心，是很愚蠢的表现。

生活还在怪诞而飞快地继续，像一场赛跑，空虚而永无止境地奔向一个不可知的终点。

那段时间，新开了一家俄罗斯夜总会，位于比亚里茨和比答尔[21]之间。一座小房子，墙上绷着浅红的绸缎，上面用金线绣有皇家老鹰标志。卡罗尔拥有这间店的股份：如此一来，饮酒的乐趣就愈发高涨，因为每瓶酒有百分之十的折扣。

那一晚，卡罗尔夫妇大宴宾客。在他们身边，人们遍尝美食，开怀畅饮，谈情说爱，花的是鲍里斯·卡尔罗维奇的银子。时不时地，一阵沉重的咳嗽声急剧响起，损害着那脆弱、衰老的胸膛。这可怜人的骨架似乎已经支持不住，渴望去睡觉休息了。

坐在埃莱娜对面的，是大公，他的到来吸引了许多美国人，就像蜂蜜招惹苍蝇一般，大公在那儿摆开了阵势。他的亲信围在身边，名不副实的王孙贵族以及其他一些名副其实的人，两个贫穷、贪婪的阶层，石油商、国际金融家、军火制造商、职业舞蹈演员、昔日国家舞蹈学校的学生、高贵或廉价的妇人，贩卖鸦片和少女的商贩……在埃莱娜眼中，每一个人脸上无不戴着一副无忧无虑、纸醉金迷的面具，面具下却是疲惫不安的面容。光线十分暗淡，美丽的夜色透过敞开的玻璃窗静静地铺洒进来。

外面也有人在跳舞。女士们的舞裙和胸前的珠宝在夜色中像鱼鳞般闪闪发光，她们跳慢舞的时候，仿佛鱼儿在鱼缸里游动。

那位大公站了起来，演奏爵士乐的黑人喝得烂醉，歪歪倒倒地用喇叭和铙钹演奏《上帝拯救沙皇》。尊贵的客人在站得笔直的一溜侍者中间走过，身后的女人们裹着银鼠皮，穿着细高跟鞋，因为困乏、疲倦和酒精而步履踉跄；喝醉了的美国女人们也站起来，在大家经过时排成一行，行屈膝礼。那位罗曼诺夫家族的后代缓缓走了出来，一名搽了粉的仆役举着燃烧的银质烛台在前头引路。他来到卡罗尔夫妇桌前停下，吻了吻贝拉的手，向卡罗尔做了个友好的手势，然后走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他的？”埃莱娜问。

“从我借给他一万法郎起。”卡罗尔笑着说。他还保留着孩童般的笑容，皱起整张干巴巴的脸开心地做了个鬼脸，可随后却伴以痛苦的呻吟。他咳嗽着，不像平时那么痛苦，但眼中闪过一丝不安的神情。他掏出手绢，颤抖着手将它放在嘴唇上，手绢沾满了鲜红的血迹。他惊恐地望着埃莱娜。

“这是什么？……我……我一定是弄破了一条血管……嗯？……一条细细的血管。”他喃喃地道。

他重重地跌坐到椅子上，看看周围，似乎预感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这些灯光、女人、蔚蓝的夜晚、金钱，可他还是尽力保守秘密，最后一次付账，最后一次微笑，对客人轻声说：

“没事……只是有点不舒服……应该是一根小血管破了，一根细细的血管破了……你们看，现在已经好了……明天见……”

十

鲍里斯·卡罗尔又拖延了一段时间，游历了几个水城，接着去了瑞士，尔后衰弱不堪地回到巴黎。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努力挤出笑脸，不愿服输。只有一次，在埃莱娜面前，在奥弗涅[22]的一个小温泉疗养所，外面下着雨，一道阴沉的青光穿过湿嗒嗒的树叶，他说：

“结束了，现在……”

他站在衣橱的镜子前，手里拿着两把乌木梳，交替着用它们慢慢梳理他白色的细发，使头发平滑。忽然，他停下来，凑到镜子前，它映照出花园明亮的绿色和他苍白、暗黄的脸，他气色更不好了，衰弱到接近生命的极限。埃莱娜坐在他身边，悲伤地听雨点坠落的声音。他举起长长的手指，凄凉地微笑着，用口哨吹起歌剧《茶花女》的曲调，轻轻哼唱道：

“再会，美丽的茶花女……”[23]

他向埃莱娜转过身，严肃地看着她，摇摇头说：

“是啊，女儿，就是这样了，无论你或我都无能为力的……”随后他离开了房间。

与此同时，钱财开始散失，和它来的时候一样，没有来由……卡罗尔还在赌。尽管咳血，他还是躲着埃莱娜和医生，把自己关在温泉疗养所小得可怜的赌场里，每次都赌输。他感到这是他生命中最倒霉的时候，可还是不停手。在股市也赔钱，每一家公司破产，他都有股份。他自我安慰道：

“幸好我把钱都登记在贝拉名下。万一什么都没了，至少还剩几百万，这可是要留着最后用的……”

有一天，他咳血咳得比平时更严重了，只有埃莱娜陪着他。他刚接到一封信，通知他一家公司的破产，而他拥有这家公司大多数的股份。他面无表情地看完，对埃莱娜只说了句：

“真不走运，嗯？……不过会好起来的……”

过了一会儿，血开始大量地从他气喘吁吁的口中涌出。埃莱娜照医生交代的办法替他止住了血，他平静了下来，脸色苍白，虚弱无力。她跑去找她母亲，母亲正在浴室里享受按摩，室内溢满了香脂、花草和樟脑的味道。贝拉坐在三角穿衣镜前，一名女按摩师站在旁边，给她脸上抹一种液状的灰浆。埃莱娜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

“快来，快，他又吐血了……”

贝拉往前挪了一下，慌张地说：

“噢！上帝，多么不幸啊！……去，快回到他身边去！我不能动……”

“我再说一遍，他吐血了，你必须马上来！”

“可我也再说一遍，我不能动……这是很难操作的步骤，她正脱去我脸上的皮肤，可能会毁了我的脸……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她怒不可遏地吼道，“去叫医生，别像电线杆似的呆着。干点有用的事。我五分钟后到！”

等她总算来了的时候，出血已经完全止住了。卡罗尔很平静，他对埃莱娜使了个眼色：

“去吧，亲爱的，我有话和你妈妈说……”

他们整个下午都关在里面。房子里安静极了，埃莱娜从一扇窗走到另一扇，面对生活的不幸感到软弱、悲哀、无助。最后，母亲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哭哭啼啼地说：

“他想取回给我的钱，”她激动地对埃莱娜说，“可我什么都没有了……还不到一万法郎……我偷偷把钱投到糖生意里，刚刚赔了本……这都怪他！他对我说是桩好买卖……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命……何况这可怜的人，无论如何，他也享受不了多久了……”

“她真能撒谎，”埃莱娜心想，“她留着钱给她的情夫。”

贝拉接着说：

“再说，我不明白你父亲的话，他不可能一点钱也没剩下，瞧……”

“为什么不可能？”埃莱娜冷冷地问。

“因为他拥有相当可观的财富……”

“它们很快没了，就是这么回事……”

“有什么办法呢？”贝拉重复道，耸耸肩，“真可怕……”

她又开始哭。过去，对于她想要的东西，她总是以粗鲁、蛮横、高高在上的态度获取，可现在尽管她不情愿，岁月还是击垮了她。男人们不再爱她，不再像从前那样对她百依百顺。于是孩提时的习惯又从遥远的记忆中重新浮现，她像个被脆弱的母亲宠坏的胖女孩，爱哭，爱心血来潮，神经脆弱，眼泪说来就来，一来就泪如泉涌。她哽咽地喊着：“我真太不幸了！老天，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接受这样的惩罚？”

鲍里斯·卡罗尔听到了，走进来，走得很吃力，他温柔地用手抚摸她的头发：

“别哭，亲爱的……会好起来的……我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有些不顺，是个小关卡。”他的声音虚弱而急促。

等她走了，他又转身对埃莱娜说：

“可怜的女人，我不该把钱交给她。”

“她撒谎，爸爸。”埃莱娜咬着牙道。

可是他突然火冒三丈：

“闭嘴！你怎么敢这样说你的母亲？”

埃莱娜哀怨地看着他，没有回答。他低声说：

“既便这是真的……她说得对……我会输光一切……我的好运一去不复返了……”

他顿了顿，机械地重复道：

“既便这是真的……”

他不说话了，埃莱娜知道他在想：

“既便这是真的，我也宁愿当作不知道……”

因为这男人需要尊重，需要氧气和幻想，哪怕只有一丁点儿，否则他活不下去。他心中仍觉得妻子是那个让他迷恋的高傲少女，萨甫洛诺夫家的女儿，穿着舞裙的年轻少女；是那个穿着晨衣，往秀发上喷洒香水的女人，对他来说，这是精致优雅、宽裕奢华的生活的象征。后来他认识了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但对妻子始终保留着同样的仰慕和温情。或许，他太骄傲了，不愿承认失败，即使在家庭生活上的失败……他总是固执地拒绝承认现实！……埃莱娜还记得在彼得堡的那一幕，还是孩子的她在课本上偷偷写下的那些直白、坦率的话。他缓缓地用手捂住她的眼睛：

“跟我来……我想整理一下文件……”

她跟他来到书房。他呼吸急促，轻声地对她说：

“拿这把钥匙，打开保险箱。”

里边有一个雪茄盒，一瓶陈年白兰地，一个破旧的钱包里装着几叠百元法郎的钞票，那是第一次蒙特卡罗旅行的纪念品……他将这些捧在手里，抚摸着，在手中不断掂量：

“亲爱的，把黄色信封里的那张纸拿出来，念给我听，不过读得要慢，要清晰……”

埃莱娜读道：

“巴西竞赛公司一万七千股……”

他把脸埋在手心里，声音很轻，显得沉闷、压抑：

“破产了……”

“比利时炼钢厂……两万两千股……”

“被法院清算了……”

“桑塔·巴巴拉温泉疗养所……一万两千股……”

“破产……”

“贝尔维尤赌场……五千股……”

这一次，他甚至连答都不答，只是懒懒地笑着耸了耸肩。她继续读，每读完一个名字，他都用同样沮丧的语气回答：

“暂时只能放着……”

埃莱娜慢慢将单子折起来：

“就这么多了，爸爸……”

“好的，”他说，“谢谢，我的小姑娘……现在去睡吧，很晚了……有什么法子呢？……这不是我的错，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么早就结束……生命如此短暂……”

埃莱娜离开他走了。自从生病后，他就一个人住在房子的另一侧，天黑以后，他决不会穿过客厅，因为客厅的窗户从早到晚都敞开着，医生嘱咐要开窗让空气流通。埃莱娜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母亲的房间里亮着灯，盥洗室将尽头的两个房间隔开来。埃莱娜经过盥洗室的时候，瞥了一眼玻璃门，因为她听见一种特殊的声响，那是剪刀剪厚纸捆的声音。贝拉坐在床上，半裸着身子，脸部已进入夜间程序，蒙着一层霜状面膜，下巴上用一条橡皮带扎住，膝盖上放着一叠折放整齐的票据，埃莱娜见上面写着：“国家信贷银行……”她用剪子剪开信封，取出放在信封内的票据。

“给她情人的小礼物。”埃莱娜心想。

她把脸贴在玻璃上，屏住呼吸，贪婪地看着母亲。她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细致地观察过贝拉，如此平静、冷漠。母亲的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肩膀和胳膊都很美，保养、按摩、形体锻炼造就了“一副好衣架”，可就像把另一个女人的头安放在一个失去头颅的身体上，在她圆润、白皙的美丽肩膀上竖着的却是一节巫婆的脖子，它不可避免地显得干瘦，形成一圈圈沟壑，上面绕着珍珠项链。所有美容品的牌子都在脸上搽过，按理应该让脸变得更光滑、更年轻，可实际上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实验室、试验场。何况，任何脂粉也掩盖不了的，是埃莱娜所认识的这个女人自私、冷酷、残缺的灵魂。她的仁慈、温情只为马克斯流露过，而衰老使她僵化，成了魔鬼。她的冷酷和不耐烦从她眼睛里就能看出来。她刷得又硬又直的睫毛下，两只眼睛睁得老大，枯瘦的嘴里恶习不改，谎话连篇，口是心非，残忍和狡诈写在脸上，苍白、绷紧的脸在面膜下毫无表情。

埃莱娜蹑手蹑脚地离开了。

“得让爸爸看到这一幕，”她想，“让他把钱拿回来……”

可当她回到客厅时，父亲闭上眼睛睡着了，脸色苍白，嘴角疲惫地下垂。她明白他将不久于人世，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她俯下身子，轻轻吻了他的额头。他喃喃道：

“是你吗，贝拉？”他闭着眼睛满足地轻叹了一声，又睡过去了。

没过多久他就死了。死之前他很安静，一直在打盹。他躺在床上，头落到床铺边缘，已经没有力气把它抬起来，仿佛有股隐形的重量将它往地上拖，银白的长发垂在颈上。虽然是六月，天气却寒冷而潮湿。他不耐烦地把被子踢到一旁，光着的脚露了出来。埃莱娜把他苍白而冰凉的脚捧在手里，徒劳地想让它暖和起来。他摆摆手，指着桌上的钱包，示意埃莱娜打开它。里边有五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他低低地说：

“给你……给你一个人的……我所有的都在这儿了……”

他叹口气，看着窗外。护士放下了窗帘。

“你想睡觉了吗，爸爸？”埃莱娜问。

他叹息着，黯然道：

“睡觉……”

他把头枕在手里，死亡的那一刻，他重又找回了孩子般甜美、安详的笑容。他合上疲惫的双眼，挺直身子，再也没有醒来。

十一

卡罗尔的葬礼在一个寒冷的夏日清晨举行。天下着雨，那是个大清早，没几个人有勇气这么早爬起来为他送行，尽管送来的花很漂亮。

埃莱娜一滴眼泪也流不出，心已被痛苦麻痹。

贝拉为要不要化妆而犹疑不决，黑色面纱下，她的脸苍白而浮肿。她哭着，伸出沾满泪水的脸颊，接受和她一样涂脂抹粉的老巫婆们的亲吻，并悲哀地念叨着：

“我现在一个人了……啊！说了又有什么用，没人能取代丈夫……可是，我没勇气哀悼他。他遭了那么多罪，他需要安息……”

坐在回家的车里，她不停地抽泣，可是一到家，她马上把情夫找来，两人开始用死者所有的钥匙试图打开保险箱。

“开吧，开吧，”埃莱娜心里产生了带有报复性的冷酷的快乐，想起她几个星期前看过的那个开得大大的空匣子，“我真想看看他们的嘴脸……”

她环顾四周，慢慢将脸埋进手里：

“我在这儿干什么？”

她一阵哽咽，但还是哭不出来。她把手放在胸前，像要抛去压着她的重量。没用，她的心依然沉重、坚硬得像石块。

她喃喃自语：

“为什么留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干什么？那可怜的人死了，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我二十一岁了，父亲离家的时候远比我现在年轻。他很有本事，他当时才十五岁。他经常讲给我听。我只是个女孩子，可是我有勇气。”她这么想着，沉痛地攥紧拳头。

她听见楼上母亲的脚步声以及开门关门的声音。他们想必是在死者的房间里翻箱倒柜了……

埃莱娜将父亲给她的钱放进包里，把扔在床上帽子和面纱重又捡起来。她的手在颤抖，可眼下只有一件事让她担心：怎么把猫带走，她的汀达贝尔。幸好，它个头还小，也很轻。她把它放进篮子里，又拿了一个她早已装了衣服的小行李箱。走之前，她来到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苦涩地笑了笑。她穿着黑衣，脸色苍白憔悴，黑面纱一直绕到脖子上，一只手提着箱子，另一只手抱着猫，看上去像一个要移民到外国的孩子被遗忘在码头。可同时，自由的微风吹开了她的心扉。她轻轻吸一口气，摇摇头：

“是的，只有这么做了。她不会去找我的，首先，我已经成年了，再说，能摆脱我她不知会有多高兴呢！”

她摇铃唤来女仆：

“朱丽叶，”她说，“仔细听我说。我要走了，要永远离开这个家。等到晚上你再去告诉我母亲说我走了，让她不用找我，因为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女仆哭着说：

“可怜的小姐……”

埃莱娜的心中感到一丝暖意，拥抱了她。

那姑娘又问：

“我去叫辆出租车，帮你把箱子和猫搬上车。或者，要是小姐想让它待到明天，你把地址给我，我把它送过去？……”

“不！不！”埃莱娜急忙说，把汀达贝尔紧紧搂在胸前。

“我去叫出租车吗？”

可是埃莱娜对自己要去什么地方毫无头绪，所以拒绝了她。她打开门。

“回到楼上去吧，别出声，尤其要记住天黑以前不要告诉她。”

她溜出屋外，迅速转过街道拐角，走上香榭丽舍大街，然后喘着气，她跌坐在一张长椅上。第一步还算容易，找辆汽车、一家旅馆、一张床。

“我想睡觉。”她想。可她没有动，而是快活地呼吸着充满活力的清新空气。她脖子上围着的黑纱被潮气弄得又湿又沉，但这么长时间关在病人的房间里生活，使她无比渴望自由的空气。她摘掉手套，把手伸进篮子里，轻轻抚摸打着呼噜的猫。

“幸好它并不重，”她心想，“我想我宁愿留下也不愿抛弃它。”“汀达贝尔，老伙计，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完全听懂这些话。走吧，你看着，我们会幸福的。”她对猫说。

第一次泪水夺眶而出，在她脸上尽情地流淌。她感到很孤独。香榭丽舍大街下着雨，空无一人。渐渐地，她暖和起来，血液在血管里越来越轻快、越来越热烈地流动。

她仰起脸。起风了，卖玩具和麦芽糖的小商店在雨中闪闪发光。雨现在几乎已经停了，只有几滴细细的雨点斜斜地飘落，又马上被风吹干，低处的林荫道上，沙子浸泡在一汪橙黄色的死水中。

“我不愿离开父亲，”埃莱娜想，“可他死了。他现在得到了安宁，而我，我自由了，自由。我摆脱了我的屋子、童年、母亲和我憎恨的、压在我心口的一切。我把这一切都扔了，我自由了。我要工作，我还年轻，身体也好。我不怕生活。”她这样想着，温情地望着阴郁的天空、绿油油的大树、挂满雨水的树叶和从两朵云中探出的阳光。

一个小女孩经过，啃着苹果，看着自己的齿印，笑了起来。

“走吧！”埃莱娜对自己说。

可旋即又想：

“为什么要走呢？没人阻挡我，也没人召唤我。我是自由的。多么自在……”

她闭上眼睛，温柔地倾听风的声音。西面吹来的阵风，显然来自海边，还带有海洋的气息。云朵时而散开，射出无比刺眼灼热的阳光，时而又聚拢成厚重的乌云。当阳光闪耀的片刻，一切都闪闪发光，树叶、树干、潮湿的长椅、树枝，连轻轻落到地上的雨水也是闪亮的。埃莱娜的脸颊暖和了，双手蜷在两膝中间。她侧耳倾听风声，像在听一个老朋友说话。风从凯旋门下吹来，吹弯了树梢，绕住埃莱娜欢快地呼啸、跳跃。纯净有力的风驱散了巴黎的阴霾，晃动着树木，仿佛有一只如上帝之手一般粗大强壮的手撼动着树干。栗子树摇摆着，沙沙作响。风吹干了埃莱娜的泪水，刺得她眼睛生疼，仿佛穿过了她变得冷静、轻松的脑袋，吹热了她的血液。她猛地摘下帽子，卷到手里，额头向后仰，感受到一种无法解释的震撼，于是她笑了，轻轻地向前凑着嘴唇，想留住这呼啸而过的狂风，品尝它的滋味。

“我不怕生活，”她想，“这几年算是在学习。这段时间的确特别艰难，可这锤炼了我的勇气和骄傲。这是属于我的不可剥夺的财富。我孤独，但我的孤独苦涩而又令人陶醉。”

她听着风声，感觉它强烈得如同海风，深远、庄严、欢乐。它的声音，由尖利、刺耳、吵闹，慢慢汇成雄壮的和弦。秩序仍然有些紊乱，像交响乐开始的时候，耳朵刚听出主旋律的轮廓，马上又找不着了，于是失望地继续寻找，突然又找回来了，这一次知道它再也不会丢了，它属于另一个更强更动听的序列。她放心了，充满信心地听疾风骤雨般的音符扑面而来。

她站了起来，这时，云开了，湛蓝的天空出现在凯旋门的后面，照亮了她前进的道路。

译后记

黄旭颖

《孤独之酒》首次出版于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被纳粹逮捕前的一九三五年，和作者短暂的一生相似，这部作品也如昙花一现，随着作者被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而消失在读者的视野中。直到二〇〇四年内米洛夫斯基的遗作《法兰西组曲》荣获法国雷诺多文学大奖之后，它和作者的其他诸多作品才重新浮出水面。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父亲是犹太银行家，母亲是没落贵族小姐，母女关系一向紧张，这在她的许多部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了解了这些背景，读者便不难看出，《孤独之酒》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借书中的主人公埃莱娜描述了自己不快乐的童年：永远缺席的母爱，畸形的爱情，匮乏的友情，令她一步步陷入孤独的困境。

故事从埃莱娜的出生地——乌克兰第聂伯河畔的一座小城——开始，埃莱娜的父亲——鲍里斯·卡罗尔在一家纺织厂当经理，原本一家人过着悠闲的中产阶级生活，然而父亲突如其来的失业打破了平静的生活，而失业的原因竟是妻子贝拉的奢侈生活引起了老板的不安，他担心鲍里斯早晚有一天为维持妻子的豪华排场铤而走险。

鲍里斯被迫撇下家人远走西伯利亚，在那里掘得第一桶金，此后更飞黄腾达。与此同时，贝拉也不甘寂寞地自顾玩乐，对女儿埃莱娜依旧不闻不问，只将她交给来自法国的家庭教师罗斯小姐照顾。罗斯小姐优雅温柔，沉默寡言，埃莱娜在这世上“喜欢的人只有她”，对她十分地依恋。

几年后贝拉和埃莱娜先后来到彼得堡与卡罗尔团聚，但埃莱娜从到达的第一天起，就察觉到已经先她一步到此的表兄马克斯和贝拉之间的暧昧关系。虽然当时她心里还“不安地想这个陌生人将给她带来什么，是好运还是厄运”，但出于令人恐惧的早熟，她还是隐隐约约预感到“今后真正主宰她生命的将是他”。埃莱娜试图婉转地向罗斯小姐求证，被罗斯小姐慌忙制止了，她担心一旦被贝拉发现，就会送埃莱娜去寄宿学校，而她也就没有待下去的理由。

然而看着母亲和马克斯寻欢作乐，父亲忙着赚钱，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埃莱娜对这个荒唐的家庭实在无法忍受了，有一天她忍不住将这幅怪诞的景象用文字写了出来，不巧被贝拉发现，恼羞成怒的贝拉将所有怨气转嫁到罗斯小姐身上，不论埃莱娜如何苦苦哀求，执意要家庭教师离开。罗斯小姐表面平静地接受了，却在两天后带埃莱娜出门散步时丧失心智，迷失方向，最后心力交瘁而亡。

罗斯小姐死了，埃莱娜却哭不出来，因为痛苦都埋在心底，“泪水仿佛填满她的心房”，沉重得“像石头”。夜晚失去罗斯小姐的陪伴，她恐惧而惊慌，但她骄傲地不让父母知晓，因为他们“不配”。她将罗斯小姐的物品锁进一个小箱子，从此再也不曾在家人面前提起她的名字。可同时锁进她心里的，还有对母亲、对马克斯深深的仇恨，她对自己说“我要杀了他们”。

如果说，此前的埃莱娜还是一个小女孩的话，那么罗斯小姐的死可谓成了她从小女孩向少女转变的转折点。为了躲避战争，一家人逃到芬兰。在那里，埃莱娜遇到了年轻的弗雷德·赫斯，后者引诱她，而她出于叛逆心理，也乐于通过与他的交往来报复母亲。他们偷偷约会了相当一段时间，直到局势恶化，大家被迫自谋出路。但分手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痛苦，弗雷德很自然地选择和妻子儿女一起离开，拒绝了埃莱娜想和他们一起走的要求。而埃莱娜在和家人逃到赫尔辛基后也很快忘了他。他们之间的关系谈不上是爱情，弗雷德是为了寻求平静生活以外的新鲜刺激，而对十六岁的埃莱娜而言，这样一段经历给了她男女情爱的最初启蒙，令她很自然地想到，既然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取悦于弗雷德，为什么不能是马克斯？

埃莱娜暗暗制定了复仇计划，要把马克斯从贝拉那里夺过来，让她痛不欲生，然后再甩了他，这样她就一举两得地报复了他们两个人。随着岁月的推移，贝拉和马克斯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频繁地争吵。埃莱娜乘虚而入，毫不费力地就使马克斯拜倒在她的裙下，无可救药地爱上她。看着贝拉为失去马克斯憔悴不堪，埃莱娜却感受不到一丝快感，反而心生怜悯。终于，马克斯决定和贝拉决裂，要埃莱娜随他远走英国，遭到埃莱娜的拒绝，分手前，她告诉他，她不可能爱上一个毁了自己童年的人。最后马克斯黯然离去。

就这样，她成功地实施了自己的复仇计划，却没有成功的喜悦。再说她也没有时间去感受，因为父亲鲍里斯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一并垮了的还有他先前积累的财富。贝拉对此漠不关心。不久鲍里斯病故，埃莱娜觉得这个家再没有什么值得她留恋，于是在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之后决定永远地离开。她悄悄地出走，身上只带了父亲最后留给她的五千法郎和一只猫。虽然是第一次独自离家，她却没有丝毫恐惧，心中有的是对获得自由的欣喜和对未来的希望，挣脱了她所憎恶的一切，“我自由了”。

《孤独之酒》不像内米洛夫斯基的其他许多作品那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纷飞为背景，而是以俄国革命为引线，作者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笔墨描写战争，但战争又似乎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因为战争使一家人逃离俄国来到芬兰边陲小镇，又因为战火的逼近他们离开小镇逃往芬兰首都，几经辗转才来到巴黎安定下来；埃莱娜的父亲鲍里斯是个投机家，和他的许多政商朋友一样，也是利用战争时期的社会经济动荡而攫取了惊人的财富。战争似乎时刻带给人们威胁和机遇，但始终不是主轴，仅仅起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这一点当然和作者创作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纳粹针对犹太人发动的大屠杀尚未开始，欧洲还处在一片和平的气氛中，这与作者在生命晚期所创作的作品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读罢全书，读者也许不禁要问，为什么书名叫做《孤独之酒》呢？书的末尾埃莱娜对自己说的一句话也许可以解开这个疑问：“我孤独，但我的孤独苦涩而又令人陶醉”，这“苦涩而又令人陶醉”的滋味不正如品尝葡萄酒一般吗？从表面上看，埃莱娜的确是孤独的：母亲是个自私自利的人，这个女儿对她根本就是个包袱，更谈不上给予她母爱了；唯一深爱她的亲人父亲自小就少有时间与她共处；一直陪伴着她的家庭教师罗斯小姐虽然对她体贴入微，但出于谨慎的个性，极少与她交流内心的感想；她没有朋友，虽然偶尔会到小伙伴家里做客，但因为伙伴们的父母对她的家庭或多或少有些鄙视，并不时冷嘲热讽，出于自尊，她也不大情愿同他们交往。这些都造成埃莱娜从小就孤独而早熟的个性。

然而她又是“陶醉”在孤独中的，因为孤独无疑给了她时间，去读书，思考，分析，她在孤独中变得成熟，她学会了享受孤独。早在十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在“寂寞中发掘出一份凄凉的魅力”，爱上了“漫漫长日中的极度宁静”。孤独如美酒，随着岁月沉淀，愈发散发出浓郁的芬芳。由于常年随父母四处迁徙，她的眼界也比同龄的孩子甚至比年长的人都开阔，她的见识比这些人“在漫长、枯燥的一生中见识的都多”。因此孤独的她并不痛苦，而是相反地获得了许多乐趣。虽然自小生活在比较优越的环境中，她对人世种种却有不同的认识，有自己的主张，她不愿像母亲或其他亲戚那样一辈子过寄生虫的生活，因此当两个她所深爱的亲人先后离开人世，她感到再没有任何事任何人值得她牵挂后，能够有勇气离家出走，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未来的人生。虽然未来尚不可知，要靠她独自去奋斗，但当一个人连孤独都不怕的时候，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1]Delphes，希腊城市名。

[2]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家。

[3]Notre-Dame-de-Lorette，位于巴黎第九区，始建于17世纪。

[4]Ostende，比利时港口城市。

[5]此处原为英文。

[6]Sèvres，法国城市名，以瓷器闻名。

[7]Baccarat，法国高级水晶制品品牌。

[8]Barsac，出产于法国波尔多地区的一种葡萄酒。

[9]Savonnerie法国一地毯厂名，该厂原为肥皂厂。

[10]Grigori Iefimovitch Novykh Raspoutine（1871—1916），沙俄时期的修士，因医好皇太子的病深受信任，掌控朝政，后被尤斯波夫公爵暗杀。

[11]Cassandre，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有预言的才能，但其预言往往无人相信，并常被人嘲笑。

[12]《母亲的烦恼》（Mutter Sorge）是奥地利作家鲁道夫·哈尔（Rudolf Hawel，1860—1923）的戏剧作品。

[13]原文为德语。

[14]Médée，古希腊神话中命运悲惨的魔女，因遭受背叛而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孩子。

[15]原文为英文：a mere nobody。

[16]Biarritz，法国地中海城市名，在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

[17]rue de Passy，巴黎16区一街道名。

[18]Blois，法国一城市名。

[19]Georges Dandin，莫里埃喜剧《乔治·唐丹》的主人公，一个娶了贵族小姐的乡下财主。

[20]Deauville，法国诺曼底地区一度假城市名。

[21]Bidart，法国西南一沿海城市。

[22]Auvergne，法国中部一地区名，多火山。

[23]此处原为意大利文。

版权信息

伊莎贝尔

作者：（法）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译者：徐晓雁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一个女人进到被告席。尽管面色苍白，疲惫中透着慌乱，但依然漂亮。美丽的杏眼溢满泪水，嘴角微微下垂，头发被一顶黑色帽子盖住，看上去还相当年轻。

她双手习惯性地摸到颈前，一定是在寻找从前佩戴的长珠链。但现在，颈前空无一物。她的手迟疑了一下，然后缓缓地、忧伤地绞着手指。急不可待的人群盯着她，她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会引起一阵窃窃私语。

“陪审团的先生们想看清楚你的脸，”审判长说，“请把帽子摘下。”

她摘下帽子，所有的目光再一次集中到她那双裸着的小巧精美的手。

她的女佣坐在第一排证人席，不由自主地前倾身子，想去帮她，但马上意识到当下的处境，涨红了脸，有些不安。

这是巴黎夏季阴冷的一天，雨水顺着窗户往下淌。陈旧的护壁板，屋顶的金色藻井，法官身上的红色长袍，被一道闪电照得惨白。被告看着陪审团的先生们在她对面坐下，看着各个角落挤满了人的大厅。

审判长问：

“姓名？……出生地？……年龄？”

人们听不清被告嘴里挤出的低语。大厅里有女人在窃窃私语：

“她回答了吗？……她在说什么？……她在哪里出生？……我没听清楚……她多大？……我们什么也听不见！”

她一头浅淡飘逸的金发，一袭黑衣。一个女人低声说：“她长得真不错啊。”然后就像在剧场似的，满足地吁了口气。

站着的公众听不清指控。午间的报纸在人群里传来递去，头版刊登了被告的简介，以及那桩罪行的经过。

这个女人叫格拉迪丝·埃塞纳切。她被指控谋杀了她的情人——贝尔纳·马丁，二十岁。

审判长开始审问她：

“你出生在哪里？”

“圣塔—巴洛马。”

“这是巴西和乌拉圭交界处的一个村子。”审判长对陪审团解释道。

“结婚前叫什么？”

“格拉迪丝，比尔奈拉。”

“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你的过去……我听说你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一些遥远地区的旅行中度过的，其中许多地方处于动荡中，没有办法做常规调查。所以对你最初那些年的生活，我们主要根据你自己的叙述。你对预审法官声称，你是蒙得维的亚[1]一个船东的女儿。你母亲索菲·比尔奈拉结婚两个月后就离开了你父亲，你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出生，从没见过父亲，是这样吗？”

“是这样。”

“你的童年在不断的旅行中度过。按照你们国家的习俗，你结婚时几乎还是个孩子，你嫁给了金融家理查德·埃塞纳切。一九一二年你失去了丈夫，然后就过着一种动荡的、四海为家、无牵无挂的生活。自从你丈夫死后，你提到过的居住地有南美、北美、波兰、意大利、西班牙，哦，我跳过了……这还不算你在一九三〇年卖掉的那艘游船上度过的多次航行。你极其富有，你财富的一部分来自你母亲，另一部分来自你过世的丈夫。战前，你在法国居留过几次，一九二八年后，你就在法国定居了。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期间，你住在昂蒂布附近，那段日子和那个地方会勾起你的痛苦回忆。就在那里，你唯一的女儿死于一九一五年。那次不幸之后，你的生活变得更加放肆，更加漂泊……你多次恋爱，但在战后那种容易发生艳遇的气氛中，很快就分手。最后，到一九三〇年，你在几位共同的朋友家里，结识了阿尔多·蒙蒂伯爵，他出生于意大利一个非常古老和体面的家族，曾向你求婚，婚事都定下了，是这样吗？”

“是。”格拉迪丝·埃塞纳切低声答道。

“你们的订婚几乎已经公开，但你突然中断婚事。什么理由？……你不愿意回答？……肯定是你不愿意放弃自由自在的生活和这种自由带给你的好处。你的未婚夫最后成了你的情人，是这样吗？”

“是这样。”

“从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秋，我们没有发现你有任何感情纠葛，这四年里你一直对蒙蒂伯爵保持忠诚。一个偶然的机会，你后来的受害者进入了你的生活。这是个二十岁的孩子，贝尔纳·马丁，出生低微，是一个从前做管家的人的养子。这种处境肯定很伤你面子，也是你长久以来拼命否认你与受害者有染的原因。贝尔纳·马丁，巴黎文学院的学生，住在圣雅克洼地街6号，二十岁。他开始诱惑你，一位美貌、富有、受惯奉承的上流社会女人。请回答……你以一种快得出奇、几近可耻的速度屈从了他。你先是收买他，给他钱，最后把他杀了。你今天要回答的就是这桩罪行。”

被告颤抖的手一只慢慢紧握住另一只，指甲嵌到苍白的肉里，失血的嘴唇半张着，却没吐出一句话、发出一个音。

审判长继续问：

“请告诉陪审团的先生们，你是怎样认识他的？……你不愿意回答？……”

“有一天晚上他跟踪我，”她终于低声答道，“那是去年秋天……我……我不记得具体日子了。啊，不，我不记得了。”她失神地几次重复这句话。

“你对预审法官说是十月十二日。”

“有可能，”她低声嘟哝道，“我不记得了……”

“他向你提出什么交易？……喂，请回答……我能想象这种招供对你很困难……你当天晚上就跟他走了。”

她轻轻叫喊了一声：

“不！……不！……不是这样的！……听我说……”

她吐出几个被压抑的音节，谁也没听清，接着就沉默了。

“请说话！”审判长说。

被告再一次转向评审团和那些贪婪盯着她的人群。她显得极度疲惫和绝望，最后叹了口气说：

“我没什么好说的……”

“那么……被告，请回答我的问题。你说，那天晚上你没有理睬他？……第二天，十月十三日，调查证明你去了他那里，圣雅克洼地街。是这样吗？”

“是。”她说。她在回话的时候，血涌上双颊，随后又慢慢褪去，只留她在那里不停颤抖，面无血色。

“所以回应路上同你搭讪的小伙子，是你的习惯……还是你觉得这种行为特别有吸引力？……你不愿意回答？……你已经扯开了你私生活的面纱。你是在重罪法庭这样一个公共场合，所有的事必须摊开在光天化日之下……”

“是。”她有气无力地说道。

“所以你去了他那里，然后呢？你又见过他？”

“是。”

“几次？”

“我不记得了？”

“你对他有好感？你爱他吗？”

“不。”

“那你为什么顺从他？……因为害怕？……你害怕他敲诈勒索？……他死后，我们没发现你给他写信的痕迹。你常给他写信吗？”

“不！”

“你是害怕他的冒失？……你担心蒙蒂伯爵发现你这种匪夷所思、丢脸的艳遇？是这样吗？……贝尔纳·马丁喜欢你吗？还是出于利益才跟踪你？你不知道？……现在回到钱的事情。为了不玷污受害者死后的名声，你没有提及这一情况，只是一次偶然的调查才揭出了这件事。在你们这段短暂的关系中，你给了他多少钱？……这段关系确切说是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持续到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然后那个不幸的小伙子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夜间至二十五日的凌晨被杀害了。他在这两个月里从你那里收了多少钱？”

“我没有给他钱。”

“给了。我们找到一张你签过字的，开给他的五千法郎支票，日期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这笔钱第二天就被兑现了。我们不知道这笔钱派了什么用场。你还给过他钱吗？”

“没有。”

“我们还找到另一张同样五千法郎的支票……这看上去像一种价格……不过这次支票没有被兑现。”

“是。”被告低声嘟哝道。

“现在来说说那桩罪行……开始吧？说总比做容易吧！那天夜里，去年圣诞节的夜里，晚上八点半你和蒙蒂伯爵一起离开家，你们是在‘西罗之家’餐馆吃的饭。然后你们要与几个共同的朋友共度晚会：佩西耶夫妇——亨利·佩西耶，现任部长和他妻子。你们四个人一起去夜总会跳舞，一直在那里待到凌晨三点，是这样吗？”

“是。”

“你和蒙蒂伯爵一起回家，他把你送到公馆门。你对预审法官说当汽车停下时，你看到贝尔纳·马丁躲在大门的门洞里。就是这样，是不是？……那天晚上你同他事先约好了吗？”

“不，我有一段时间没见他了……”

“确切有多长时间？”

“十来天吧。”

“为什么？你决定终止关系？你不回答？十二月的那个凌晨，当你在路上看见他时，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想进我家。”

“然后呢？”

“我拒绝了。他喝醉了，一看就知道。我很害怕。我开门后，发现他跟了进来，他跟着我进了房间。”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威胁我，要向我深爱的阿尔多·蒙蒂和盘托出一切。”

“你向他证明爱情的方式很奇怪！”

“我爱他。”她重复道。

“然后呢？”

“我害怕了，我哀求他。他嘲笑我，他推我……这时电话响了……只有阿尔多·蒙蒂才会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贝尔纳·马丁抓住听筒……他想接电话。我……我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手枪，我开枪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真的吗？这是所有杀人犯最经典的一句话。”

“可这是事实。”格拉迪丝·埃塞纳切低声说。

“就算是吧，当你回过神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他躺在我面前断气了，我想抢救他，可我知道这已经没用了。”

“然后呢？”

“然后……我的女佣打电话给警察。就这些。”

“真的吗？当警察来的时候，当这桩罪行被发现时，你是不是很爽快地承认了呢？”

“没有。”

“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格拉迪丝·埃塞纳切费劲地答道，“我刚回家，我在隔壁更衣室脱衣服的时候，听见一些声响，然后我打开门，看见一个陌生人。”

“他正在偷你的珠宝，是不是？偷你刚才脱衣服时取下放在梳妆台上的珠宝？”

“是，是这样。”

“这谎言听起来煞有介事，”审判长转向陪审团说，“因为被告的财富、社会地位，让她很容易躲过嫌疑……可惜，调查人员到达的时候，她还穿着鼬皮大衣、晚礼服，佩戴着所有首饰……第二天她接受了预审法官巧妙的盘问，我毫不迟疑地认为这份陈词很完美。她非常漂亮，她很冷酷，我不否认这点，但她的确漂亮……我们来看看这个女人，像人们常说的是咎由自取、作茧自缚。她惊慌失措，谎话连篇，出尔反尔。她用怎样一种真诚的口气发誓，无视任何事实，不讲逻辑，一口咬定贝尔纳·马丁不是她的情人。她哭泣、哀求，最后只好承认。预审法官在穷追不舍的提问和一系列严密、巧妙的分析后，终于让她的艳遇浮出水面。可惜，也平常得很……这个正在衰老的女人，被男孩子的青春活力吸引，被陌生人的刺激感吸引，被冒险或者还有被她情人卑微的处境所吸引……谁知道呢？她，显然是对她那个圈子的爱情厌倦了……她屈从于他，又想改弦易辙。她以一个有钱女人的傲慢认为，她的情人已经被付过账了，他应该感激她的施舍，应该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但她的美貌、她的高贵，可能是那个只接触过酒吧女和低档妓女的男孩子无法忘记的……所以他跟踪她，威胁她……她害怕了，然后杀人……这份陈述真的很动人。对法官的每一个问题，这个女人先是试着辩解，然后承认，回答：是，是……这个词不断出现，她什么都不解释，她感到羞愧，就如现在这样羞愧难当，陪审团的先生们！但是她罪行的展露，人家对她罪行的描述是如此真实、清晰、合乎逻辑，她无法再辩解。‘是’，她只能回答‘是’。最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她是预谋杀人吗？她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又翻供……声称是一时冲动之下杀了他……可是被告，你生平从来不曾有过枪械，却在认识贝尔纳·马丁刚刚三周后就去了枪支店，随后，这把手枪就没离开过你。是这样吗？”

“枪在我床头柜的一个抽屉里。”

“你为什么要买这把枪？”

“我不知道……”

“奇怪的回答……来吧，说出真相！你想过要杀掉贝尔纳·马丁？”

“没想过，我发誓。”她声音颤抖地说。

“那这把枪是为谁准备的呢？……为你自己？为蒙蒂伯爵？你非常嫉妒，听说你有个情敌？”

“不，不，”被告双手捧着脸，低声说，“求你们别再问了，我什么也不想再说了……所有你们要我承认的，我都承认……”

“好吧，现在进入询问证人阶段。公证员，请带上第一证人。”

一个女人走进来，黄褐色的脸上挂着泪珠，惊恐的眸子从被告席扫到法官的红袍。屋外，雨水流淌，发出单调的滴答声。一名颇觉无聊的记者在面前摊开的一张纸上涂鸦着小说里的句子：“风吹过塞纳河两岸金色的梧桐树，发出长长的呜咽……”

“姓名……”

“拉里维埃，弗洛拉，阿代勒。”

“年龄？”

“三十二岁。”

“职业？”

“埃塞纳切夫人的贴身女佣。”

“你不可以发誓[2]，我按处置权询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为被告服务的？”

“到一月十九日快七年了。”

“告诉我们你知道的关于这桩罪行的情况。那天晚上，你的女主人是与蒙蒂伯爵一起度过圣诞节的？”

“是，审判长先生。”

“她有没有告诉过你什么时候回家？”

“她对我说会比较晚。让我不用等她。”

“她经常这样吗？或者，你通常会等她？”

“一个月前我生病了，现在我还觉得很虚弱。夫人并不像大多数女主人那样。她体恤下人，她非常和善地对我说：‘你太累了，可怜的弗洛拉，我不用你照看，我会自己更衣的。’”

“她这天晚上看上去跟平时一样吗？没有烦躁？没有不安？”

“只是有些忧伤……她经常很忧伤，我不止一次看见她落泪。”

“你知道她掉眼泪的原因吗？”

“她嫉妒伯爵先生。”

“你接着讲。”

“夫人出去了，然后我就睡觉了。我的房间在楼上，与夫人的房间隔着一条走廊。我被电话铃声惊醒时，记得透过窗帘缝看出去，天色有点蒙蒙亮，应该是早上四五点了吧！有时候当夫人回家时，伯爵先生会给她打电话。夫人肯定是想确认他离开她之后是直接回家了，其实经常是她立即打电话过去，找借口想再听听他的声音。这次我听见电话响，但没人接。我很担心，预感到某种不幸。我起床走到走廊，仔细倾听。我听见女主人的声音和一个男人的声音，然后马上听到一声枪响。”

“告诉我们接下去的事。”

“我吓坏了，朝她的卧房冲过去，可这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走进去……我在门外听，但再也听不见一点响动和一点声息，什么也听不见……我推开门走进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夫人坐在床上，还未更衣，穿着她宽大的鼬皮披风、晚礼服，戴着首饰，梳妆台上方的一盏小灯照着她。她没有哭，脸色惨白得可怕。我喊她，拉拉她手臂，我喊道：‘夫人！夫人！’她好像什么也没听见。终于她看着我说：‘弗洛拉，我把他杀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她杀了她的情人……她和伯爵先生吵架了，她失去理智杀了他。我朝四周看看，我当时非常震惊，而房间里的光线也很暗，一开始我只看见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就像有人扔在地上的一堆衣服。我打开灯，看见电话机滚在地上的一个角落里，旁边是一把手枪。然后，我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地上……圣母玛利亚作证，我凑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伯爵先生，而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小伙子……”

“你从来没见过被害者，无论是在你女主人家里还是在外边？”

“从没见过，审判长先生。”

“被告从没在你面前提过他的名字？”

“从来没有，审判长先生，我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当你发现那个不幸的年轻人的尸体后，你做了什么？”

“‘也许他还有一口气’，我对夫人说。夫人站起来然后跪在我边上，把这个……贝尔纳·马丁的头抬起来……抬起来，就这样在手里捧了一会。她看着他什么也没说，也不动，其实，也没什么可做的了。他的嘴角渗出一丝血迹。他看上去非常年轻，营养不良，很瘦，双颊凹陷，他的衣服湿透了，看样子在外边待了很久……因为那天夜里在下雨……我说：‘没救了，他死了。’夫人什么也没有回答……似乎对他一直看不厌，她抓过自己的小包……但眼睛没有离开贝尔纳·马丁……她从包里掏出一条手绢……轻轻擦拭他的嘴角，擦干净死者嘴里流出的血迹和分泌物。她深深叹了口气，看着我，好像突然清醒过来……终于站起来对我说：‘你通知警察吧，可怜的弗洛拉。’她用‘你’来称呼我，我说不出这对我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可以说，夫人大概明白，这个时候，她没有任何人可依靠，她多少把我看成是一个朋友……然后是我说的：‘这是个小偷，对吗？’”

“你真这样相信吗？证人？”

“不，我不相信……我应该说实话，对不对？……但我真的不能相信，夫人这样温和、对谁都很和善的人，会没来由地杀人……我想他肯定让夫人忍无可忍，这是个勒索者在敲诈夫人。”

“你这种对主人的忠诚令人尊敬。不过你不该建议被告撒一个孩子般的谎言，这只会加重她的罪行。被告怎么回答？”

“她什么也没说，走出房间……在走廊里走了几步，就像现在这样绞着双手……然后她走到我房间，扑到我床上，就一直没动弹过，直到警察过来。天很冷，我想给她脚上盖点被子，才发现她已经睡着了，到警察来了才醒过来。就这些。”

“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有问题问证人吗？公诉律师呢？”

公诉律师问道：

“拉里维埃小姐，你的忠诚很令人尊敬。你竭力想把被告描绘成一个温柔善良、深受下人爱戴的女人。我不否认这一点。可是你谨慎地回避了她的道德问题。我们这里且不说她那些有据可循的风流艳史，尤其是和那个一九一六年死于前线的年轻英国人乔治·康宁；也不说那个埃贝尔·拉西，那是被告久别巴黎后重新返回时于一九二五年认识的。我们跳过之前的一些人。你是从一九二八年开始替她服务的，你不知道她的任何情人吗？”

“蒙蒂伯爵。”

“这位情人是众所周知的，除了蒙蒂伯爵呢？”

“自从她认识蒙蒂伯爵后，没有别人，我发誓。”

“你讲话时用的是条件式，我猜。”

“我不明白……”

“算了……蒙蒂伯爵之前，你敢肯定你女主人身边没有男人？”

“她并不告诉我这些事情。”

“我知道。但你是不是曾经对一位朋友说过，我引用你的原话，你说：夫人应该是非常迷恋蒙蒂伯爵，才会停止追逐。你是这么说的吗？”

“是，但我的意思……”

“你说过吗？是或不是？”

“是。夫人在蒙蒂伯爵之前也许是有过情人，但她是自由的，她是寡妇，也没有孩子。”

“这有可能，但辩护人不该在这里把被告描绘成一个无可指摘的，掉入某个无赖手中的女人。我想指出的是，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也明白，格拉迪丝·埃塞纳切并不是一个初涉此道者。不同寻常的是，这个年轻人，这个贝尔纳·马丁却能让她害怕到要把他干掉的地步。被告自称是受害者，我们怎么就知道贝尔纳·马丁不是这个女人加倍的受害者呢？陪审团的先生们，贝尔纳·马丁，我们正在这里试图把他贬损为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说——一个小白脸，一个社会底层吃女人饭的人，而他实际上只是个规规矩矩、勤勉的孩子。没有人允许我们在他身后发表如此卑劣的假设！受害者正在攻读文学学士，在拉丁区过着最最清贫的生活，住在一个三等旅馆的小房间里。他死后人们在他房间里只找到四百法郎和一些廉价的衣服，没有首饰。我倒要问问你们，这是不是一个傍着有钱女人吃软饭，不断发出威胁的人的生活方式？你们是否想到，会不会就是这个女人，利用她的美貌、她的财富、她上流社会的地位，也许就是眼前这个女人，陪审团的先生们，把这孩子拖入她的圈套里，先是收买他，然后再把他杀了。这些上流社会的女人有时更令人生畏，因为她们更漂亮，更博学……撕下那些虚伪的面具吧，这面具美化那些高级交际花，蔑视那些可收买的仆人！我提到的那些女人，那些格拉迪丝·埃塞纳切们，她们不仅要情人的灵魂，还要他们的性命……被告愚弄了蒙蒂伯爵！她玩弄了这个大献殷勤的男子的感情，因为她毫不犹豫地与一个陌生小伙子偷情！……她拿贝尔纳·马丁寻开心。但游戏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她买了一把手枪，然后冷酷地、毫无怜悯地杀了这个孩子，如果没有她，他应该在继续他的学业，勤勉地生活，然后成为一个对同胞有贡献的，幸福的男人，谁知道呢？”

“拉里维埃小姐，”被告辩护律师说道，“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的女主人是不是真的爱蒙蒂伯爵，请凭你女人的直觉回答。”

“她热爱他。”

“谢谢你，小姐。这句话足以回答公诉律师刚才的滔滔雄辩了。一句微不足道的话，但很真实。她痴迷自己的情人。深陷情网、痛苦万分的她，是否一念之差，想要唤起她那朝三暮四的情人的嫉妒心？是否她顺从了那个跟踪她的小伙子？……然后又后悔了，担心闹出丑闻，直至在片刻的惊慌失措中把他杀了，而她将为这片刻付出一生的代价？……这种解释，比起把这个女人变成一个罪犯——当然她确实有罪，我不否认，但温柔迷人——比起把她描绘成一个我不知怎样的吸血鬼，一个电影中的荡妇，是不是显得更简单、更人道、更符合逻辑？……”

审判长让证人退下。被告看上去极度疲乏，有时候她的表情里只有痛苦和忧虑。她的女佣离开时朝她腼腆地笑笑，仿佛在鼓励她。被告开始哭泣，泪水顺着她苍白的脸颊滚落，她用手背擦擦眼泪，然后垂下眼睛，再也不动了。

屋外，雨下个不停。天已经黑下来。有人开了灯，被告的脸在黄色灯光下，显得异常悲情，突然间就没了年龄，她的表情凝固了，生活仿佛全部隐到她那谜一般，美丽而深沉的眼睛后面去了。

“执达员，请传唤下一位证人。”审判长说。

室内闷热窒息，一些年轻律师坐在地上，甚至逼近审判席，黑压压一片。

“你的姓名？”审判长问证人。

“阿尔多·德·费斯切，蒙蒂伯爵。”

这是位四十来岁个子很高的男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英俊端庄，嘴角透着一丝冷峻，淡褐色的眼睛，长长的睫毛。

听众席上有人凑近一个女人的耳朵说：

“可怜的阿尔多……你知道凶杀案第二天他是怎么对我说的吗？他深受刺激，失去了平时的高贵、冷静……他说：‘哦，亲爱的朋友，为什么她不把我给杀了呢？……’这种耻辱，这种卑劣行径的公之于众，所有这些，他永远都不会原谅的……”

“你又知道什么？……男人有时很奇怪……她跟那个年轻马丁睡觉，肯定是为了勾起他的醋意。然后她杀了他，为了让蒙蒂什么都不察觉……这很抬举蒙蒂的……”

“这也是辩护律师的观点……”

这时审判长发问：

“凶杀发生前的那个晚上，你是和被告一起度过的吗？”

“是的，审判长先生。”

“你是一九三〇年认识被告的？”

“是这样。”

“你曾经想娶她？”

“是，审判长先生。”

“格拉迪丝·埃塞纳切一开始同意这件婚事？后来她又反悔了，是这样吗？”

“她改变主意了。”

“出于什么理由？”

“埃塞纳切夫人犹豫会不会失去自由。”

“她没有给出其他理由？”

“没有，她没有给出其他理由。”

“你重新向她求过婚吗？”

“好几次。”

“请求总是遭到拒绝？”

“是这样。”

“那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被告有什么秘密的恋情？……你怀疑有什么情敌吗？”

“没有，我没怀疑有情敌。”

“给我们说说凶杀发生前那天晚上你们最后一次共同度过的那个晚会。”

“我八点半左右去埃塞纳切夫人家接她，她看上去跟平时没什么两样，既不烦躁，也不忧伤。我们在‘西罗之家’餐馆一起吃的晚饭，然后同佩西耶夫妇等一些共同的朋友一起去了弗洛朗斯家。将近凌晨三点，我们回家。那天晚上，我的汽车送去修理了，所以我们坐了埃塞纳切夫人的车……我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随后我回家。”

“你看见她进的家门？”

“我当然是打算下车，替她打开公馆的门。但我那天病了一整天……靠阿司匹林撑着。在车里时我就直打冷颤……埃塞纳切夫人有些担心，当时就不许我从汽车里出来。夜里寒气逼人……我记得一直在下雨，风刮得异常猛烈……然而我还是取笑了她的这种担忧。战争让我学会忍受困苦和很多其他东西，我并不太当回事。我们之间甚至还开玩笑争执了几句……我想打开车门下去，但埃塞纳切夫人阻止了我。她抓住我的手，阻挡我，然后自己跳到人行道上。她对司机喊：‘把伯爵先生送回家……’我刚好有时间吻了一下她的手，汽车就开走了。”

“她肯定是看见了等着她的贝尔纳·马丁。”

“肯定是。”蒙蒂伯爵生硬地说。

“直到第二天，你都没有埃塞纳切夫人的消息？”

“回家后，我就像我们平时约定的那样，给她打了个电话，但是没人接。我以为埃塞纳切夫人已经入睡了。当我被她的女佣弗洛拉惊醒的时候，是早晨六点多，她告诉了我那件可怕的事情。她让我赶紧过去，一秒钟也不能耽搁，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焦虑……我匆忙穿上衣服，冲出屋外。当我赶到埃塞纳切夫人家时，警察已经到了。我看见屋子里到处都是人，这个不幸的人的尸体已经发冷了。”

“你从来没见过被害者？”

“从来没有。”

“他的名字对你肯定也是陌生的？”

“完全陌生。”

“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有问题问证人吗？公诉律师？辩护律师？”

“先生，”辩护律师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根据猜测，大家都认为被告是因为你向她的一个女伴大献殷勤而十分嫉妒……是否确切？她有没有就这件事指责过你？”

“我不记得了。”蒙蒂说。

“你能不能回忆一下？”

“埃塞纳切夫人，”证人最后说，“确实显得非常嫉妒和敏感，至少最近这段时间……”

“是啊，”辩护律师说，语气中有掩饰不住的得意，“是不是就在遇到贝尔纳·马丁不久前的那段日子？……这是不是很符合我刚才想对陪审团的先生们澄清的事实：这个孤独的、不被理解的女人，想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寻找一点廉价的安慰，一点爱情的残羹冷炙，因为她被自己狂热爱着的那个男人欺骗和嘲笑了？”

“我对她的柔情从来没有打过折。”蒙蒂说着，开始用他那双宽大精致的手不安地搓揉证人席栏杆。

“从来没有？……真的吗？……”

“我，”蒙蒂说道，“我对埃塞纳切夫人有很深的依恋，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娶她，建立一个家庭……但是她不愿意……所以，有时候如果我有一些无伤大雅的风花雪月，大家不应该指责我，但辩护律师似乎想谴责我！……”

“确实，”审判长转向被告说，“他只想着和你建立一种体面的关系，但你好像更喜欢爱情的冒险和邂逅带来的刺激？”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很明显在发抖。辩护律师对蒙蒂继续说道：

“有没有可能，就是先生你——这个不幸女人爱着的人，让别人相信这样一种传说：这个可怜的坠入情网的脆弱女人变成了一个疯狂和堕落的生物？……然而谁能比你更应该对她表示宽容呢？……如果她能从你这里感受到一点真诚的关爱，也许她就得救了？……呵”他不由自主地提高了他那有名的金色嗓音说道，“呵，先生们，你们肯定要求我艰难地说得更确切些……对此我很遗憾，但是，看看，我可能要说得比较直截了当一点，请你们原谅……你的经济状况，蒙蒂伯爵，在遇到埃塞纳切夫人时，是不是正好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记者席上，记者们飞快写下：

出现激烈争端，审判长宣布休庭。重新开庭时……证人声明说……

“真实的情况是，我的家族拥有的土地比现金多，收入从来没有和家族所处的地位有什么联系。然而我相信不管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巴黎，没人能随便指责我负债或者过一种荒唐的生活。埃塞纳切夫人的巨额财富，在我眼里，不如她本人的魅力和她的品格更有分量。我不认为这种财富是我们之间结合的障碍。因为一旦结婚后，我会用一种合适甚至出色的方式自立。我将给未婚妻带去一个姓氏，让她忘记我的贫穷……再说，是相对的贫穷……很奇怪人们会来指责我经济上的一些不方便，可这对一位罗马贵族来说，通常没人会感到惊讶……”

在证人无可辩驳的申辩面前，审判长说，法庭接受他的证言。

“你可以退下，先生。执达员，请传唤下一位证人。”

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出现在证人席。围着狐皮披肩，小巧玲珑，皮肤白皙，脸蛋消瘦，黑色短面纱在眼前晃动。她慢慢褪去长手套，行宣誓仪式。

“你的姓名？”

“让妮娜，玛丽，苏珊·佩西耶。”

“你的年龄？”

“二十五岁。”

“你的住址？”

“养雉场路8号。”

“你的职业？”

“无业。”

“人家指定你作证人，夫人，因为你是那场悲剧前那次晚宴的第四位宾客，也是被告的闺中好友？”

“格拉迪丝·埃塞纳切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朋友，我很喜欢她。我对她仍有一种深深的友爱，当然，还有十分的同情……”

她微笑着转向被告，仿佛在邀请被告回以微笑，接受她的好意。格拉迪丝·埃塞纳切努力抬起头，盯着证人，她的嘴角微微抽动，露出一丝苦涩；两个女人就这样对视了一瞬，然后被告怕冷似地竖起大衣领子，遮住自己大半张脸。

“你了解你朋友的感情生活吗？”

“我的天，审判长先生，您知道女人间的友谊是怎么回事吗？……就是闲聊……我们交换各自服装店的地址，一起外出……但很少说知心话。当然我跟大家一样，也知道格拉迪丝和蒙蒂伯爵之间的关系。但除了蒙蒂伯爵，我也说不出什么，至少说不出太具体的……”

“你是否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你的朋友一再固执地拒绝蒙蒂伯爵的求婚？”

“我猜想，”让妮娜·佩西耶微微耸肩说，“她是想保留一份对自己十分宝贵的自由，从她如何利用这份自由就能看出。”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夫人？”

“我不想说任何坏话……上帝可以作证……我只是重复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格拉迪丝是风情万种的女人……没有比调情和接受恭维更让她欢喜的事了，但这不是什么罪过……”

“当然，如果仅停留于此的话……”

“我丈夫和我对蒙蒂伯爵的友谊是非常坦诚的，我们经常提醒蒙蒂伯爵小心那些以我的鄙见，对双方都不会幸福的婚姻。”

“不过，他们间的关系是幸福的？”

“至少她看起来是这样……但可怜的格拉迪丝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嫉妒心，非常痛苦。在极其温柔的外表下，她同样会很粗暴……当我听到这桩可怕的罪行时，我并不非常吃惊……我总感觉到格拉迪丝身上会有某种潜在的悲剧。她……很……神秘……有时不可思议地苛求，她要求男人有一种绝对忠诚，但这种忠诚已不幸地绝迹了。她总在期待一种配得上她美貌的崇拜，当然，但，她的年纪……所有这些，她不愿意明白……她从来不愿接受她男友的激情已经过去这一事实，当然他对她仍有很深的感情，但总之，也许是该更宽容更忍耐些的时候了……另外，她自己的感情生活又十分丰富，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她的性格，使她变得忧郁和易怒……”

“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悲剧发生的那个圣诞夜晚宴？”

“我丈夫和我，我们在‘西罗之家’餐馆约了格拉迪丝和蒙蒂伯爵共进晚餐，说好餐后去弗洛朗斯家继续晚会。那晚剩下的时间一切都很正常，香槟酒、跳舞，天快亮时回家。就这些。”

“被告看上去有些烦躁不安吗？”

“我感觉她那天夜里特别烦躁不安，审判长先生。只要蒙蒂伯爵看一眼别的女人，有时是很无意的，或蒙蒂伯爵对邻座的女士礼节性地恭维几句，这个不幸的女人就会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看上去真是可怜，真的……我想去安慰她，可是怎么安慰？……我记得道别时，我全身心地拥抱了她，希望她能感觉到我的善意。想到这个不幸的女人之后所遭受的一切……现在我很幸庆当时没有压抑自己想去安慰她的冲动。”

“你从没在被告家里见过贝尔纳·马丁？”

“从来没有，审判长先生。”

“也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从来没有。”

“你是否知道其他类似的关系，直接听被告自己说的，或是听第三者说的？……你在犹豫？……别忘了你必须说实话。”

“真的，”让妮娜·佩西耶不安地绞着她的长手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需要说出事实真相，夫人。你更愿意我来问你？……你对预审官说过你并不觉得惊讶，说格拉迪丝早晚会落入某个骗子之手，这种致命的事情肯定会发生……我引用你的原话。”

“如果我这么对预审官说，因为那是真的。”

“请说得具体一点，夫人。你在这里是为了帮助法律澄清事实。”

“既然这么说，我想到一个地方……我承认，是巴尔扎克街的某个房子，这个不幸的女人会去那里，这是她的瑕疵。”

“你想说的是一处地下妓院？”

“我想不应该对法庭隐瞒她的这种行为，不管这显得多么奇怪和不正常，都有助于理解我这位不幸朋友性格中病态的一面。”

审判长看着格拉迪丝问道：

“这是真的吗？”

“是。”她疲倦地答道。

审判长慢慢向空中举起他宽大的红袖：

“你要去那里寻找怎样羞耻的快感呢？你还很漂亮，有一个风流倜傥的男朋友，是怎样的变态心理驱使你爬上那种露水鸳鸯的床？你很有钱，你甚至找不到借口说是因为缺钱，可惜这经常是妇女失足的原因……你不愿意回答？”

“我不否认。”被告轻声答道。

“你结束证言了吗，证人？”

“是的，审判长先生。我可不可以请求法庭宽大处理一个不幸女人？”

“这是辩护律师的任务，不是你的，”审判长面带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说，“你可以下去了。”

她离开证人席，其他证人鱼贯而入。这是些小人物，被告居住公馆的看门人和她的司机等。他们的证言有些滑稽和笨拙，但看得出所有人都在尽力替格拉迪丝开脱。随后轮到医生们作证，有些讲到被告的精神状态：“神经质，易激动，但精神完全正常，对自己的行为有自主能力。”另一些医生则描述了被害者尸体的情况。

疲乏的人群中，不时发出沉闷的嘈杂声。证人的某些话、某些动作、脸部的某个抽动或音调的变化，都会在大厅里引起一阵低声窃笑。

“传唤下一位证人。”

这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面色苍白到几乎透明，一头银发。他细长的双唇在嘴角露出疲态，反映出身体的极度虚弱。当被告看见他时，发出一声痛苦的轻呼。她身体前倾，渴求似地看着那个老男人。

她哭泣起来，看上去苍老、脆弱，受尽屈辱，垂头丧气……

“你的姓名？”

“柯罗德—帕特里斯·博尚。”

“年龄？”

“七十一岁。”

“住所？”

“瑞士，沃韦，梅尔街28号。在巴黎，我住在马拉河岸12号。”

“你的职业？”

“无业。”

“你需要提高一点嗓音说话，好让陪审团的先生们听清楚。你觉得能行吗？”证人点点头，开始尽量清晰地慢慢叙说：

“是，审判长先生，我请您原谅，我又老又病。”

“你想坐下来吗？”

他拒绝了。

“你是被告的近亲，是她目前唯一还在世的亲戚？”

“格拉迪丝娘家姓比尔奈拉。我娶了特蕾莎·比尔奈拉，我妻子的父亲和格拉迪丝的父亲是兄弟，是蒙得维地亚有钱的船王。我这位堂妹的父亲萨尔瓦多·比尔奈拉，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博学的人。可惜他与妻子分手了，我堂妹由她母亲抚养。而她母亲，我想是一个情绪不太稳定和比较难相处的人，她同所有亲戚都不来往。我妻子第一次见到她堂妹是在一次去艾克斯莱班的旅行中，格拉迪丝那时几乎还是个孩子……我妻子邀请她到伦敦我们家里度过一个季节，那时我住在伦敦。”

“那是什么时候？”

但证人沉默了。他带着怜悯看着被告在灯光下显得憔悴不堪、苍白无色的脸，她忧伤地低垂着眼睛。他叹了口气说：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记不清了……”

“你可不可以告诉陪审团的先生们，被告那时的性格是怎样的？”

“那时她温和而快乐，喜欢别人向她献殷勤，喜欢被奉承。”

“你们以后还继续见面吗？”

“偶尔。我这位堂妹嫁给了理查德·埃塞纳切，她长年在旅行。当她经过巴黎时，我会去问候一下。但我很少在巴黎，我妻子身体很虚弱，我们每年在瑞士住好几个月。我儿子奥利维耶，倒是经常去格拉迪丝家……在一九一四年，可怜的玛丽—特蕾莎（我堂妹的女儿）死前的几个月，我去过昂蒂布，我们见了一面……然后我又回到沃韦。我儿子在战争中阵亡了，我就在沃韦定居下来，那里的气候比较合适我……我以后没有再见到过我堂妹。”

“二十年来，你这是第一次再见到她？”

“是这样，审判长先生。”

“在这桩可怕的事件中，你被传唤做证人，是因为我们在被告家中发现了一封写给你的信……这封信现在我们手中，信将念给陪审团的先生们听。”

被告低着头听见：

“快来救救我吧……不要惊讶我向您求救……也许您早就忘了我？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了……周围的人都死了……我孤独一人。有时我感到活生生地掉到一口深井里，掉到一座孤独的深渊……唯有您，还能记得我曾经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我很羞愧，绝望地羞愧，但我鼓起勇气向您求救，只能向您，曾经爱过我的人……”

“这封信已经封口，写着你的名字，寄往瑞士，但永远没有寄出。”

“我深感遗憾。”博尚低声说道。

“被告，你想对你的亲戚吐露隐情？”

她费力地抬起头，然后点点头：

“是……”

“想和他说说贝尔纳·马丁，和他分担一点这份关系带给你的担忧？想听听他的建议？可惜你没有继续做你第一时间想做的事……”

“也许吧。”她缓缓耸耸肩说。

“证人，被告最近一段时间从没给你写过信？”

“从来没有，我收到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她告知我她女儿的死讯。”

“你觉得被告可能做出暴力行为吗？”

“不，审判长先生。”

“好了，谢谢你。”

他下去了。另一些证人来到证人席。格拉迪丝不时抬起眼睛，似乎想在周围找到一张友好的脸。这些脸在几小时前还流露着让她难以忍受的好奇心，但现在都偃旗息鼓，变得厌烦、无精打采、无动于衷了。庭审快结束时，人们已经感到厌倦、燥热。可以听到走廊里嘈杂的声音，偶尔透过一扇没关紧的门，传到审讯厅，就像海浪拍打焦石的声音。公众冷酷地研究着被告因惊恐不安而苍白颤抖的脸，就像凝视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凶残野兽，它已被俘获，剪去了利爪，拔走了牙齿，喘着气，已经半死……

伴随着冷笑、耸肩和压抑的感叹，人群在窃窃私语：

“太失望了……人家说她如何漂亮……但她看上去就是个老女人呀……”“瞧，别那么不公道，被关押了几个月，脸上不施脂粉，更不要说内心的悔恨，我倒要看看你在她的位置……”“谢谢……”“她很有风度……这不可否认……也很精致……看看她的手，多漂亮啊……这样的一双手却会杀人……”“不过，交税到了一定数目的人，一般是不会轻易杀人的……”“但事实是……”

最后一排站着的观众里，有个女人在叹气：

“背叛一个像蒙蒂这样的情人……”

现在人们听到的是认识贝尔纳·马丁的一些证人，但人群已经心不在焉了。在这场诉讼中，公众只对被告感兴趣，被害人只是个苍白的影子。在一片冷漠中，大家得知贝尔纳·马丁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三日出生于贝克斯（阿尔卑斯—马里蒂姆省），生父生母不详。后来他被马夏尔·马丁，一个退休管家收养，这个管家和厨娘贝特·苏波斯一起生活。两人都替茹公爵工作过，这使他们到死一直有一份养老金。马夏尔·马丁死于一九一九年，贝特·苏波斯死于一九三二年。她看上去很喜欢小贝尔纳·马丁，尽心抚养他，甚至超过自己的能力。孩子在路易—勒—刚中学得到一份奖学金。法庭宣读了贝尔纳·马丁以前一位老师的证词：

“性格沉默、羞涩、忧郁。少见的聪明，有一点早熟天才儿童的迹象。至少，如果他认定一件事，他的那种坚忍、耐心、敏锐和深刻就会造就他的天才。”

“这是我个人笔记的一些摘要，写于这个不幸孩子的少年期。根据我的回忆，现在我还可以再补充一条，他这种宝贵的耐心和天赋经常被用于一些毫无意义的消遣。贝尔纳·马丁唯一的热情好像就是克服眼前的障碍，无论什么障碍，一旦达到目的，他就对正在钻研的事情或游戏失去兴趣。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跟小伙伴打赌，然后靠一本字典，花了三个月时间，一个人学会了英语。然而一旦掌握英语的基本知识后，他就突然停止学习，并且从此不再讲一个英文单词。天生的数学脑袋，他是我班上数学最好的学生之一，但却像我见到的那样，进了文学院，肯定是受他那种异常的好奇心和令人担忧的野心驱使。我是在他十二岁时发现他这种性格的。他很难被别人影响，他是那种交了好朋友不见得变好，交了坏朋友，不见得变坏的孩子。他似乎只按自己的牌理出牌，只服从自己的行为原则。”

“对生活要求非常低，甚至有些像苦行僧，但极有野心。做一个有钱女人的情人，似乎最不符合他的性格。也许是被上流社会的魔力所诱惑，他一直被自己卑微的出生折磨，渴望进入上流社会。”

“我非常遗憾这场悲剧夺走了他的性命，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孩子会有一个远大的前程。”

“传下一个证人。”

这是个二十岁左右，地中海人长相的小伙子，黑发修剪得乱七八糟，一张生硬的脸看上去怒气冲冲。他说话很快，吃掉一些尾音，显然对自己的外国口音有些不自在。

“你的姓名？”

“康斯坦丁·斯洛蒂。”

“年龄？”

“二十岁。”

“住址？”

“圣—雅克洼地街6号。”

“职业？”

“医学院学生。”

“你既不是被告的亲戚也不是她的同僚……你不为她提供任何服务，她也不为你……你发誓作证时没有仇恨，没有顾虑，只讲真相。唯有真相。请举起你的手，说‘我发誓’。你认识贝尔纳·马丁吗？”

“我们住在相邻的寝室。”

“他是否对你讲起过自己的某些隐私？”

“从来没有，他不是这样的人。这是个话很少的家伙。”

“你觉得他是个怎样的人呢？”

“冷面、滑稽、粗暴、人际关系淡漠。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同学，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对你说。”

“他是否很拮据？”

“跟大伙一样……我的意思，我们那一带，只有每月一号到五号，可以过好一点的日子。不过也就这样了……”

“他问你借过钱吗？”

“没有。想借大概也借不到。就像我们家乡谚语说的：人们不会到干枯的河里去汲水。”

“你有没有感觉他死前那段日子手头突然宽绰起来？”

“没有。审判长先生。”

“当被告去贝尔纳·马丁那儿时，你有没有碰到过她？”

“我只碰到过她一次，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

“你记得真清楚啊！”

“我第二天有一场考试，而这个女人的香水从我门前飘过，那么好闻，害我不能好好复习，第二天考得非常糟糕。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记得那么清楚。”

大厅里有人笑起来。斯洛蒂继续：

“当她出去的时候，我记得，我打开门去看了下，我看见了她，她非常漂亮。”

“她在你同学那里待了很久吗？”

“半小时左右。”

“你有没有对贝尔纳·马丁提到过这次造访？”

“有。同一天晚上，我在瓦万街的一座楼里遇到他。我们有点不快，我想。我当时对他说：‘噢，伙计，你花头不小啊……’反正类似场景下都会说的那些话。他笑了，笑的时侯，脸上的表情却很冷酷。我甚至想：‘总有一天这女人会尝到苦头的。’”

“现在是他‘尝到苦头’，就像你说的。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他给我背了《阿塔利》[3]中的一段，审判长先生。”

“什么？”

“我母亲伊莎贝尔在我面前显示出……”

“这是怎样的惩罚啊。”审判长看着格拉迪丝·埃塞纳切。

她非常入迷地听着斯洛蒂，纤细的鼻翼轻轻扇动，两眼发直，闪着光芒。她美丽憔悴的脸上终于露出一种与这桩罪行相符的狡黠和残酷的神色。于是大众陪审团对自己和自己的权利更有把握了。

“贝尔纳·马丁死前的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过他，证人？”

“有，他完全喝醉了。”

“他平时有喝酒的习惯吗？”

“他很少喝酒，一般说来他能控制自己，但那天晚上，他失控了。他以前的一个女朋友，一个叫洛雷特，洛尔·佩尔格兰女孩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她一直和他一起生活到去年十一月份，她得了肺结核，死在瑞士。”

“你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审判长问格拉迪丝。

“知道。”她费力地回答。

“你给你年轻情人的钱，是不是落到这个女人手里？”

“有可能。”

“看看，”大厅里有个男人凑到身边女人的耳旁轻声说，“你看被告……她肯定深受这个贝尔纳·马丁的折磨，有时当人家提到他时，她脸上有一种仇恨的表情。否则的话，她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会杀人的女人……”

一个金发，奶白色皮肤，头发从黑色帽檐下露出的女孩，来到证人席，通红粗大的双手交叉胸前。她的名字：欧也妮·佛朗芳[4]，她的名字让人群笑了起来。听到笑声，她自己也笑了。审判长用手里的裁纸刀拍拍桌子：

“请不要笑，这里不是马戏场。”

“我笑是因为我有些紧张。”

“嗯，安静一下然后回答问题。你替杜蒙太太工作，她是死者住过的圣—雅克洼地街那栋旅馆的房东。你能认出被告吗？她曾到贝尔纳·马丁那里去过好几次。”

“是，审判长先生。我想我能认得出她。”

“你经常看见她吗？”

“您想想在一栋学生公寓里，我不可能记得所有来访的人！……但这个女人，我注意到她是因为她与别人不同，穿着漂亮衣服，还围着狐皮围脖……但我不记得她来过三四或五次这些数字……”

“贝尔纳·马丁没有对你说过什么私密的话？”

“他？我的老天！”

“他留给你的印象好像并不怎么样？”

“这是个奇怪的小伙子，他不是坏，但同别人不一样。有时他会通宵学习，白天睡觉。我见过他整整几天只吃洛尔太太带给她的橙子，不吃别的东西。他同她很亲近，他爱她。”

“她有没有对被告表现出醋意？你听到过他们争吵吗？”

“从来没有，他很为洛尔太太的身体担心，她害肺痨，甚至在离开他一个月后就在瑞士去世了……”

“在贝尔纳·马丁和被告之间，你从来没有碰巧听见过什么对话，密谈，要钱？也许？”

“从来没有。她每次来，待的时间并不长，我记得，好几次她离开后，我进去收拾屋子，看见床铺并没有动过。现在看来，也许他们想了别的办法，是不是？”

“很好，细节就免了。”审判长说，人群发出一阵笑声。

然而被告突然情绪激动，在被告席弯下了腰。她哭着绝望地重复道：

“可怜可怜我吧！放过我！我杀了他，你们可以抓我，可以枪毙我，这都是我活该！……一千倍地活该，我该死，我该承受痛苦，但为什么这样展览我的耻辱？是，我把他杀了，我不请求宽恕。但是结束这一切吧……结束这一切吧……”

庭审中断，第二天将继续开庭。人群涌到庭外时，已经很晚了，夜色降临。

第二天是辩护日。

已经没人再对被告感兴趣了，只需一个夜晚，她所有的美貌似乎永远离她而去。这只是个疲惫不堪的苍老妇人了，在被告席的阴影里，人们几乎看不到她。她仍然戴着那顶帽子，低垂眼睛，帽子遮住大半张脸。人群现在只盯着格拉迪丝·埃塞纳切的辩护律师。他还很年轻，厚嘴唇威严而突出，漂亮的黑发在脑后扎成马尾。他无疑是今天的明星。

被告双手蒙着脸，听着检察官的公诉状：

“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你们眼前看到的这个女人，陪审团的先生们，是个生活的宠儿。她仍然很漂亮，充满活力，自由地享受着一笔巨大的财富……然而，从孩提时代起，她就缺少一个家庭，缺少道德的榜样！啊，如果她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好人家，应该更幸运些……”

被告双手慢慢放到膝盖上，有片刻，她抬起头，脸色苍白，愁眉紧缩。她还听见：

“一个贫穷的、无知的、遭遇不公的女人或许还值得宽恕……这个女人……”

“陪审团先生们，但愿法律的火炬，……不会在你们手中熄灭。你们将要证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要证明这个女人的魅力、美貌、教养如果需要在法律的天平上称一下的话，只能是加重法律的严格性。这个女人是蓄意谋杀，她的行为是有预谋的。对她的过失，她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接下来是辩护律师的精彩辩护。他的声音时而严厉，时而女人似的温柔。律师把格拉迪丝描绘成一个只为爱情而活的女人，她在世界上只关心爱情，而在爱情的名义下，她是可以被忘记和原谅的。他提到性感这个魔鬼是如何窥伺着那些逐渐人老珠黄的女人，把她们推向错误和耻辱的。有些女听众开始哭泣。

然后审判长转向格拉迪丝，问一些例行的问题：

“被告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格拉迪丝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摇摇头，低声说：

“没有，没有要补充。”

然后声音更轻：

“我不求宽恕……我犯了一件可怕的罪行……”

傍晚有些闷热，要下雨的样子，西沉的太阳还发着余威。审判大厅的气氛令人喘不过气，人群一方面焦躁不安，一方面又极度亢奋。一些人窃窃私语，在猜测陪审团的裁决结果。陪审团成员退席，有人带走了被告。

将近晚上九点时，铃声终于响起，微弱得几乎听不见；铃声也标志了陪审团成员磋商结束。天完全黑了，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一片雾气从人们的头顶升腾起来，在紧闭的玻璃窗上化作水汽；闷热使人喘不过气。

陪审团主席脸色苍白，双手颤抖地宣读了对提问的一些答复，然后法庭宣布判决。一阵议论声从记者席传播到站着的听众那里：

“五年监禁……”

古老的法院大门敞开，观众涌出来，所有人出来后都站在大门口，愉快地猛吸几口新鲜空气。又开始下雨了，雨滴硕大而稀疏。

有人指指天空说：“明天看起来还要下雨。”

另一个说：“来，去喝一杯。”

两个女人在谈论自己的丈夫，她们的话语随风飘散在静默的黑沉沉的塞纳河上。如一出戏大幕落下，观众忘了演员，没人再记得格拉迪丝·埃塞纳切，她的角色现在已经结束了。总之就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一桩情杀案……被从轻发落。她以后会怎么样呢？没人去关心她的将来，也没人关心她的过去。

一

即使苍老、沦落，格拉迪丝依然美丽，温柔小心的岁月之手仿佛不情愿损伤她，时间几乎没怎么改变那张脸，每一根线条似乎都刻进了爱情，被温柔地抚摸。她白皙颀长的脖颈仍然美好，只是无法再年轻的眼睛失却了往日的神采，目光里流露出沧桑和岁月的疲态。但当她低垂美丽的眼帘时，以前见过她的人仍能辨出第一次在伦敦跳舞的那个小女孩的影子，那是很久以前六月的一个夜晚，在墨尔本家的一场舞会上。

墨尔本家的客厅里，白色护壁板，红色锦缎包裹的坚硬长凳，墙上镶着狭长的镜子里，映出那个金色流海挂在洁白额头，黑色眸子闪闪发光的苗条姑娘，这个野性而纤弱的还没人认识的女孩叫格拉迪丝·比尔奈拉。

她戴着长长的手套，一袭白色长裙镶有细柔的花边，上身缀着玫瑰花；一条高腰绸缎腰带束出她的身材。当她翩翩起舞时，仿佛被幸福托起，被微风吹走。她的头发编成辫子盘到头顶，颜色真是和金子一模一样。她肯定是第一次梳这样的发型，每次经过镜子的时候，都忍不住悄悄凑近自己的额头，看看自己不戴一根项链、不佩一件首饰的雪白柔软的脖子。一束深色的芬芳红玫瑰插在腰间，那是她最喜爱的花。她有时会闭上眼睛，好吸进更多香气。她永远都不会忘记灼热舞会中的那一缕芳香，不会忘记灯光的闪烁，不会忘记夜色落在双肩的叹息，不会忘记耳边飘荡的华尔兹旋风。她是多么幸福啊……或者不，这还不算是幸福，而是对幸福的期待，对幸福的不可思议的焦虑，一种燃烧着的渴望改变着她的内心。

昨天她还只是个孩子，在一个令人讨厌的母亲身边，忧伤无助。现在她看上去像个女人了，美丽，迷人，很快会被人爱上……她想：“被爱上……”然而又即刻感到一种深深的担忧：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会打扮，没有教养，动作生硬而笨拙。她担心地用眼睛搜寻坐在一群母亲中间的堂姐特蕾莎·博尚。但渐渐地，跳舞让她眩晕，血液流得更快了，在血管里澎湃。她转过头，凝视园中的树木，夜色温柔而湿润，被橙黄的灯光照亮。舞厅里，那些白色的圆柱就像年轻女孩那样优雅细长。一切都让她着迷，一切都看起来美好、罕见和迷人，生活有了一种全新的滋味，从未品尝过的青涩与甜美。

她在一个冷漠、严厉、半疯的母亲身边一直生活到十八岁，那是个涂满脂粉的老朽布娃娃，时而轻浮时而令人恐怖，带着她的烦恼、她的女儿和她的波斯猫，穿梭于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晚会。

当格拉迪斯今天在墨尔本家跳舞时，那个瘦小、冷漠干瘪有着绿色眼睛女人的影子便一直在缠绕她。她在伦敦博尚家的两个月一晃就要过去了……她摇摇头，不愿去想这些。她舞得更加轻盈，更加快捷，飘柔的裙摆跟着她一起旋转，她感到一种炫目的美妙。

她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短暂的季节，永远也找不回一模一样的极乐感觉。她在某个小时，某个夏天，某个短暂时刻绽放了自己，在心底深处永远留下对那一刻的怀念。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但很少超过几个月，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是不会过寻常生活的。她陶醉，有一种超越时间的感觉，超越它的规则，不再感觉日复一日的单调，而只是感受那些尖锐的极乐时刻。她跳舞，在博尚家黎明的花园里奔跑，突然就觉得自己像在梦中，但已经半醒，梦境已消失。

堂姐特蕾莎·博尚无法理解这种炽热，这种活着的快乐为什么有时会变成一种深深的忧伤。特蕾莎一直比较脆弱和淡漠。她比格拉迪丝大几岁，消瘦，纤细，身材像十五岁的孩子，有一颗优雅的小脑袋，窄窄的前额，暗黄的面色和一双美丽的黑眼睛。她轻柔的声音和急促的呼吸，已显示出染上肺病后的最初症状。

她嫁给了一名法国人，但自己在英国出生并长大，因此会定期回去。她在伦敦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特蕾莎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和循规蹈矩的青春期。她是逐渐适应上流社会的，而格拉迪丝却是被突然抛进来的。特蕾莎从来不曾有过格拉迪丝拥有的美貌，没一个男人会像看那个野性小姑娘那样看她。

她们刚进墨尔本家时，格拉迪丝紧紧抓着特蕾莎的手，就像一个惊恐的孩子。但现在她跳着舞，从特蕾莎面前经过时都不看她，一丝灿烂的微笑荡漾唇间。特蕾莎跳过一曲后就有些疲乏了，她羡慕地看着格拉迪丝，欣赏这个精巧身体里，蕴藏的追求快乐的钢铁意志。然而当有人问她：“你小表妹漂亮吗？”她会惊讶而费力地摇摇头，这个动作让她看上去像一只病鸟般的优雅。然后她很得体地答道：“她有希望长得很漂亮。”因为女人在她们同类的脸上，是看不见这种短暂的几乎令人担心的绚烂光芒。

“我们想让她散散心，让她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她说道。

她在沙发硬靠垫上坐直身体，她从来不会斜靠着椅背坐，从来不会表现出一丝的不耐烦。她轻轻给自己扇风，露出疲倦和拘谨的笑容。她脸色泛红，双颊有病态的红晕。夜色流逝，她感到一种深深的忧伤袭上心头。开始，她带着喜悦看着格拉迪斯，有一种类似长辈的宽容，但现在不知为什么，看着她如此美丽，如此不知疲倦，她感到痛苦，某个时刻她甚至有一种冲动，想拉住她对她喊：

“够了，停下……你太耀眼，太幸福了……”

她不知道在以后很多年里，格拉迪斯将在所有女人心头唤起这种忧伤和嫉妒。

她感到羞愧，加快手里扇子的速度。她穿一件“旧铜”料子的绸缎套装，配一条尚蒂伊双褶裙，上衣缀着雪尔尼花边和古铜色的珠子……她照照镜子，觉得自己很丑。她十分羡慕格拉迪斯那条简洁的白裙子和那头金发。她想起自己已结婚，幸福着，有一个儿子，而这个年轻的格拉迪斯还处在未知生活的门槛上。她苦涩地想：

“等着吧，小姑娘，你也会改变的……这种放肆，这种鲜嫩会很快过去的，你投向世界的那种征服者的眼神也会很快熄灭……你也会有孩子，也会老去……你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在等着你呢，可怜的小姑娘……”

突然她朝拉着红色窗帘的窗洞走过去，用扇子碰碰格拉迪斯的胳膊：

“亲爱的，我们该回家了。”

格拉迪斯转向她。特蕾莎非常吃惊地发现了这一小时的极乐给这个温顺沉默的小姑娘带来的变化。格拉迪斯的举手投足洋溢着自如和轻灵，她的眼神里充满得意，笑容里带着幸福和嘲弄。她好像没听见特蕾莎的话似的，焦急地摇摇头：

“哦，泰丝，不，不，求你了，特蕾莎……”

“该回家了……”

“再等一会，一小会，就一小时。”

“不，亲爱的，很晚了，你这个年纪，玩通宵……”

“再跳一曲，就一曲……”

特蕾莎喘了口气，像往常一样，当她累了或生气时，呼吸就会急促困难起来，一阵轻微的喘息从她嘴唇发出，她说：

“我也有过十八岁，格拉迪斯。仿佛就是不久前……我知道你觉得舞会非常美妙，但要懂得在快乐还没离开你的时候及时离开它……天已经很晚了，难道你还没有玩够吗？”

“是，可这是刚才。”尽管这样，格拉迪斯还是嘟哝着。

“你要是不早点回家，明天会脸色苍白，疲惫不堪的……这场舞会不是最后一次，这个季节还没结束呢……”

“这个季节马上就要结束了。”格拉迪斯说，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渴求和失落。

“那么，是到该哭的时候了，你知道任何事情都有结束的时刻……要学会克制……”

格拉迪斯低下头，但她不愿听话，内心里有一种狂野的、热切的声音冒上来，盖住所有这些无意义的话，一个强烈而冷酷的声音在宣告：

“别烦我！……我要我的快乐！……如果你们妨碍我的任何快乐，我恨你们！……如果你们打断上帝赋予我的任何极乐时刻，我咒你们去死……”

她只听得见这个让她热血沸腾的号角，她青春的强音……怎么能看着这个如此完美的夜晚就这样结束，就这样沉入虚无，就这样成为往事？……而对于别人，这仅仅是伦敦社交季节众多舞会中的一场，“一件平常的事”，就像特蕾莎说的那样。几个小时后就被忘记了。

“来吧，我要回家了。”特蕾莎几乎生气地说道。

格拉迪斯吃惊地看着她。特蕾莎叹口气：

“我生着病，很累……该回家了……”

“对不起。”格拉迪斯拉起她的手咕哝着。

她的表情变了，又恢复了孩童般的无邪。她眼睛里那股冷酷的火焰熄灭了。

“来吧，”特蕾莎勉强挤出一点笑容说道，“你是个好孩子，乖孩子……来……”

格拉迪斯跟着她，一句话都没有说。

二

对格拉迪斯来说，那一季的最后一场舞会是一股舞蹈、声音、色彩交汇的漩涡，把她卷进去几个小时，然后又把醒悟了的、疲惫的她抛弃。她第二天就要动身离开了。

她和博尚夫妇清晨时回到家里。奶白色的迷雾笼罩伦敦城，街道空荡荡的，闪着苍白的微光。清晨的风几近寒冷，在唇间留下雨水的滋味和潮湿的煤炭味道，时而也有盛开玫瑰的香气从公园里飘来。

格拉迪斯用手轻轻抚摸自己的脸，双颊火焰般燃烧。她感觉自己的心脏急速、骇人地跳动着，就如她刚才跳过的最后一曲华尔兹的节拍。她机械地哼着那旋律，温柔地捋着自己的头发，凑近特蕾莎笑笑，但她很伤感。事情总是如此，快乐骤然离去，她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忧伤和苦涩。她呆呆想着那位让她倾倒的英俊骑士，这个季节所有的女孩都为他着迷。那是个年轻的波兰人，俄罗斯使馆大使助理，塔诺夫斯基伯爵。她想着见过的那些美貌妇女，想着已被设定好命运的幸福女孩。而自己呢？失去一半的社会地位，父母离异，是特蕾莎嘴里“不幸而邪恶的女人”索菲·比尔奈拉的女儿。她看看身边的堂姐，对她有一丝怜悯：堂姐看上去如此虚弱、疲倦和病态，有时咳嗽得十分费劲。柯罗德·博尚摇下窗子，转身背对两个女人，她腼腆地朝他笑笑，但他好像没看见她。

他有一张瘦长的脸，双颊凹陷，仿佛被什么东西吸了进去。他的嘴很迷人，两片薄薄的嘴唇，沉默时，如一条刀削的直线。他个子很高，看着有些羸弱，站着的时候，总躬着背，脑袋微微前倾。他很有礼貌，有些淡漠，给人距离感，沉默寡言。他年纪还不大，但对格拉迪丝来说，他看上去几乎就是个老男人了。她欣赏他，但从未带着要取悦他的目光看过他。汽车在博尚家门口停下。底楼柯罗德的书房里，饮料已经准备好。屋子有些冷，当特蕾莎回家比较晚的时候，有人会把壁炉点上，几块木炭还在燃烧着，照亮了那些高高的，过时的，煤玉般光滑的乌木旧家具。

格拉迪丝打开窗子，倚窗而立。

特蕾莎叹了口气：

“你会着凉的，亲爱的。”

“不会的。”格拉迪丝低声咕哝。

“至少在肩上披一件外套。”

“不不，亲爱的，我不怕冷……我不怕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她们之间有一种英国式的习惯和维多利亚式的亲昵，语言上的抚摸。她们之间除了“亲爱的，达令，我的甜心，我的爱……”之外，不用别的称呼。她们相互看着，在微笑中发出这些音节，可眼神却是生硬的。

格拉迪丝拿起别在腰间的花束，闻了闻。特蕾莎有些不悦地说：

“扔掉吧，它们已经枯萎了。”

“没关系……这些孤独的红色小玫瑰懂得如何恰当枯萎。她们不是失去光泽，而是慢慢衰微。看，”她说着递过手里的玫瑰，“闻闻看，多香啊……”

“花的气味让我不舒服……”

格拉迪丝笑了，有些不好意思。她看得出自己惹恼特蕾莎了。她想：“可怜的特蕾莎……”她有点同情她，但同时感到一种不安的冷酷，她第一次想要了解、估量一下自己作为女人的魅力。她的小脸蛋因为昨夜的缘故有些苍白、紧张和微微颤抖，突然她想：

“为什么？我这是怎么了？……”

一个刚刚睡醒的小男孩的声音从楼上传来，那是小奥利维耶，博尚夫妇的儿子。特蕾莎马上站起来：

“已经六点钟了……奥利维耶起床了……”

“别和他待在一起，现在去休息吧……”

特蕾莎拿起椅子上的扇子离开屋子，留下柯罗德和格拉迪丝单独在一起。格拉迪丝打开阳台的双折门：

“天已经亮了……”

柯罗德关灯走上石砌的阳台，阳台环绕整个屋子。清晨十分美丽，十分安静，听得见邻居花园里的小鸟在唱歌，这些清脆、愉快、陶醉的歌声仿佛在向太阳致意。

“你不困倦？”

“不困倦，”她有些不耐烦地答道，“你也一样，柯罗德，总是说要休息、要睡觉……你不觉得一次通宵会让人觉得很轻松？……就好像没有了血肉，一阵清风能带你飘走……”

“看，”他说，“就如这株树在风中摇曳……”

“是，它多美啊……”

她前倾身子，半闭眼睛，让眼帘迎着清晨的微风……

“一天中最美的时刻……”

“是，唯两种时刻最有价值，”他看着她说，“万事起始和结束的时刻，诞生和衰亡。”

“我不明白，”格拉迪丝突然低声急促地说，“我不明白你很喜欢的那本书里的那个老男人，他怎么能在一生的任何时刻，都说不出‘请停一停！’这句话呢？”

“噢，因为他是一个老傻瓜吧，我猜想……”

她迎着风微笑，低头看看自己赤裸的手臂：

“让这一刻，凝固吧。”她轻声说道。

他喃喃道：“是啊。”

她笑了，但他带着一种热切和坚硬的表情盯着她。他看上去不是在欣赏她而是在害怕她甚至在恨她。他终于发出声：

“格拉迪丝……”

他带着某种惊异不断重复着她的名字，然后俯身握住她的手，那只还是孩童的、纤细的、没有戒指的、垂在裙褶间的手，他颤抖地亲吻着这只手，亲吻她纤细的手臂，那里有一些碰伤和抓伤的印痕，因为她有时男孩子气、暴烈，喜欢桀骜不驯的马，喜欢障碍和危险。他在她面前弯着腰，孩子般谦卑。以后的日子里，格拉迪丝永远无法忘记这个时刻，忘记这个令她自豪、令她陶醉的动作，一种美妙的宁静漫过她的心头。

她想：这就是幸福……

她没有抽回自己的手，仅是小巧的鼻翼轻轻抽动，那张年轻的脸上，瞬间有了女人的表情：狡黠、贪婪、冷酷。看见一个男人拜倒在自己石榴裙下，是多么美妙啊……世上还有什么比女人魅力的诞生更美好？这就是她这些日子来一直期待的，迫不及待的东西……享乐、跳舞、成功，那都算不了什么，在这种锐利的感觉、内心的噬咬面前，那些都黯然失色了。

“爱情？……”她想，“噢，不不，是被爱的快感……几乎有些渎神的快感……”

她说：

“我还只是个孩子，你是特蕾莎的丈夫。”

他抬起头看见她在微笑。他们对视了一会，然后他艰难地说道：

“孩子？是……但是已经妖娆、慵懒和危险……”

他又恢复了刀枪不入的表情，唯有手指还在微微颤抖，他想离开她了，但她轻声问道：

“那么你是爱上我了？”

他没有回答：紧闭双唇，脸上是那道她十分熟悉的锋利苍白的直线。

“他会克制不住的。”她想。她是多么渴望重新体验那种粗砺、奇特、几乎生理性的奇妙快感。她碰碰他的手：

“回答我……告诉我，说‘我爱你……’即使这不是真的……我还从未听见过这些话……我想听……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柯罗德……回答我……”

“我爱你。”他说。

她带着慵懒满足的微笑离开他。那种尖利悸动的快感平息了一点。她感到一丝混杂着快乐的羞愧，她低垂下美丽的眼帘，躲过他伸过来想搂住她的颤抖的双臂，微笑着说：

“不，干嘛这样呢？……我，我不爱你……”

他放开她，不看他一眼地走了。

三

一段时间后，在一次旅行中，格拉迪丝又偶遇了塔诺夫斯基伯爵，她在伦敦某个夜晚的舞会上爱上的那个年轻波兰人。她嫁给了他，和他一起生活了两年。他模样俊俏，而且像个女孩子那样为自己的俊美自负。他花心、撒谎、顺从而脆弱。他们之间的共同生活变得不可忍受，因为他们用相似的武器，女人惯用的那些小把戏、谎言、狡诈、任性相互折磨着。她不能原谅他让她忍受痛苦，她讨厌痛苦，她像孩子那样，期待和苛求幸福。

他们分手后，她遇到了理查德·埃塞纳切，一个身世不明的有名金融家，是墨西哥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一个有着令人生畏的头脑和冷静犀利的男人。他长得很丑，熊腰虎背，关节粗大的手臂，宽宽的额头被黑发挡住了一半。当他低首看着某个对手的时候，浓眉下的那双绿眼睛，仿佛要把人看穿。女人要取得他的欢心，必须非常漂亮、顺从、懂得闭嘴。他把格拉迪丝调教得服服帖帖，只要他一个手势，她就要显露出愉快和幸福，除了关心自己的美貌和快乐之外，她无需关注世上的任何其他事情。他不厌其烦地看她穿衣，看她长久地在两套衣服间举棋不定，看她在镜子里凝视自己的容貌。他把她当成一个孩子，他从中感受到一种尖利的愉悦和肉欲。当她在他怀里缩成一团，当她喃喃莺语：“在你身边，我是如此弱小，狄克，如此脆弱……”当她这样抬起头，用略带嘲讽的温柔的脸庞看着他时，一种几乎疯狂的强烈欲望，在他冷峻的脸上闪现。他会扑到她身上，狂热地咬她的嘴，边喊道：“我的小女孩，我的亲亲小乖乖……”

他和她之间的这种难以启齿的嗜好是他们乐趣的源泉，对格拉迪丝来说也是她对他和对别的男人行使权力的一种秘密。她喜欢他粗暴狂野的抚摸，她以后喜欢的男人多少都和理查德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她有一个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情人，马克·福布斯，英国政界的一位要人，战前曾经辉煌过。他坚毅、野心勃勃、惯于秩序、酷爱权力，而只有在她面前，他才会显示软弱，放下武装。这就是她喜欢的，这种状态让她觉得刺激。她需要不断证实自己掌控着男人的王国。

战前那几年，她的美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带给她身为女人事事满足的幸福感。一九〇七年格拉迪斯路过巴黎时，柯罗德和特蕾莎的儿子，尚是少年的奥利维耶·博尚去她家做客。他看见一个女人，面庞和身材几乎还像二十岁时那样美丽，但洋溢着自信和幸福带来的安宁。她身边围着一群对她倾心的男人。她习惯于男人的发誓、哀求、眼泪，就像醉鬼习惯于酒精。她还没有喝够，他们那些温柔的毒药对她是必不可少的，就像赖以存活的唯一食物。她不隐瞒这一点，她觉得女人是永远不会麻木的，是一头不知疲倦的小动物。一个野心家或许某天会对荣誉厌倦，一个守财奴或许某天会对金币厌倦，而一个女人永远都不会放弃女人的角色。当她想到衰老这件事时，觉得它离自己还如此遥远，对视它的时候还不会颤抖，她想象死亡会在快乐结束前来临。

然而，她的女儿玛丽—特蕾莎正在她身边慢慢长大。这是个漂亮的小姑娘，皮肤鲜嫩白皙，一头长长的金色直发，有着这个年纪动人的美丽。这是一种还没完全展露的美貌，但已刻在五官里。她有着小小的生动的雀斑，灵活的神态闪现在她的目光里，荡漾在她微张的唇边，看上去有一种想表达激情的先兆而不是激情本身。人家说她：“永远都不会像她母亲那样……永远不能和她母亲比……”她活在这个如此美貌的母亲的阴影里，就像围在格拉迪丝身边所有的人一样，只求取悦于她，为她奉献，爱她。

四

一九一四年，格拉迪丝住在昂蒂布附近一幢漂亮但不很舒适的意大利风格的大房子里，房子曾经属于多勒斯·布尔纳伯爵，名字叫“无忧无虑”。她曾笑着说：

“我租下这房子完全是因为它的名字，这名字包含了所有的生活智慧……”

宽敞的房间有点冷，家具上包裹的红色绸缎也有些磨损，暗色调的墙壁缓和了些许南部耀眼的阳光，格拉迪丝喜欢这样。每天早晨醒来，当她拿起镜子凝视自己的形象时，她怀着满足看着灼热的光线柔和地照亮她的面庞。

春天才刚开始，空气就有些温热了，但风从高处吹来，猛烈而刺骨。

三月的这个早晨，格拉迪丝醒得有些晚。跟平时一样，甚至在还没睁开眼睛前，她的手就机械地去抓那面镜子。自从她成为一个女人，这是醒来后的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念头。她用目光久久抚摸自己的脸。她那头金色的秀发现在变得柔和，带一点轻盈的浅淡，那时人家称之为“烟色”。她用一只手撩起披散的秀发，然后弯一下她那雪白的长长的脖子。那双黑黑的大眼睛，似乎总对崇拜她的人，带一点神秘调皮的笑意。但当她独处时，那眸子便慢慢变得忧伤和深邃，有些躲闪，瞳孔放大，看上去有一种奇怪和忧虑的表情。

格拉迪丝深知自己的美貌，并且从未放下过这种意识，这美貌让她每天时刻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安宁。她的生活很简单：穿衣打扮，吸引别人，找到一个爱上她的男人；然后再打扮，再吸引人……有时候她也想：“我四十岁了……”在战前的年代，这已经是个可怕的年纪了，“门槛上的年纪”。很少有女人像她这样，在四十岁时，还能如此美貌。

但她马上皱皱眉头，努力忘记这一切，她还如此美丽……忘却是容易的……

她叫人打开百叶窗，风摇曳着玫瑰花。她穿好衣服，开始漫长而精心的梳妆打扮。

有女人们走过来又走开去，她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些女伴，所有人都是她苍白的陪衬，她们模仿她裙子的式样，模仿她的任性，甚至模仿她的微笑。格拉迪丝喜欢这一群涂脂抹粉、贪婪地围着她转的脸，这些伴着她的脚步叮当作响的首饰，这些发光的、虚假的、充满羡慕和仇恨的眼神。格拉迪斯在这种眼神里，比在钟情于她的男人的眼里，读到更多的敬意。她们窥伺她的体态，试着弯下紧身胸衣内僵直的身体，学着格拉迪丝那种漫不经心的优雅。她们成群结队从戛纳到蒙特卡洛，从咪咪·美耶多夫家到克拉拉·马凯家，或到纳塔丽·埃丝兰戈家，只想着怎样从别的女人手里把男人们抢过来，尤其是从格拉迪丝，那个最富有最幸福的女人手里抢过来。她们叽叽喳喳，笑笑闹闹，争相亲吻格拉迪丝的面颊。

“亲爱的，我亲爱的格拉迪丝，你昨天晚上实在是太漂亮了……”

那些用金色别针缀着玫瑰花的大帽子，围着格拉迪斯上上下下。路易十五式的长柄手杖，是那一季的时髦，敲击着“无忧无虑”嗵嗵作响的地砖。

格拉迪斯微笑地看着她的朋友们，半闭着眼睛。她有时为自己从她们那里得到的低级乐趣而自责。

“但那又有什么呢？她们让我感到愉快。”她想。

这天，格拉迪斯打扮停当后，丽丽·费厄进来了，她是巴伐利亚人，长得人高马大，脸上的脂粉涂得像戴了层面具。她有一种粗野、令人讨厌的口音，但格拉迪斯却喜欢她，她对比自己年长的女人有一种少见的宽容和温柔同情。

她们相互行见面礼。她们之间有时也会说一些体己话，但只是女人间那种随意、轻浅的闲聊，本能地掩饰着内心最隐秘的想法。尽管如此，有时还是会通过一句玩笑，一声叹息，不经意泄露出来，在那些轻松的话语里，藏着苦涩的经验，就像一颗香料或一把盐，给那些空洞的对话添点佐料。

她们开始谈论昨天晚上的舞会。格拉迪斯笑着说：

“纳塔莉上周就开始围着我转，想知道我舞会穿哪条裙子和戴什么首饰……就像个碰巧嫁了出去的中欧女冒险家！……因为我不想回答，她还以为我会佩戴那些高尔贡[5]的奇异宝石。昨晚她戴上她所有的宝石，活像一只镶满钻石的圣盒。”格拉迪斯笑着想起了自己一袭白裙，光滑的手臂连一串珍珠都没有，只戴了一个婚戒；想起了纳塔莉被珠光宝气碾碎的几乎能杀死人的目光。你觉得这个社交季节出色吗？

“太棒了……不过，格拉迪斯，你还想去哪里呢？”

“不知道，我想离开。这段时间我有点伤感和疲倦，感到一种深深的烦恼。”她斟酌着字句，轻轻说道。但她马上又耸耸肩：“唉，就这样了……”

“这是为什么呢？”丽丽眨眨眼睛问，“坠入情网了？”

“噢，上帝！不。我忠于马克。”

丽丽·费厄点点头：

“那些在你二十岁时爱过你的男人，透过你现在的容貌，仍能看到你二十岁时的模样，这些都是无法替代的。”

“是。”格拉迪斯回答。

她想她永远都不会忘记，也不会让人取代理查德……他两年前死了，而从那天起，她所有的生活都改变了……为什么呢？……哦，无法说得清……开始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损失有多重，她想“马克……”然而不，没人能替代理查德……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在豪华游轮和旅馆的套间度过的。理查德死在他们刚刚到达的纽约皮亚扎旅馆的房间内。他突然在半夜进到她睡觉的卧室，扑到她床上。她猛然惊醒，看见他苍白的脸靠向自己，她第一次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脆弱和柔情。她还记得窗外纽约大街的嘈杂声，一阵阵探照灯似的刺眼光线穿过他们的窗帘。他说：“不用喊任何人，都结束了。”

当她把他搂在怀里，接受他最后一吻时，他还在低声喃喃：

“可怜的……可怜的……”

她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她抓着他的手，但是他慢慢僵硬了，他死了……这是幸运之神带给她的多么可怕的一件礼物啊……她的幸福曾经太圆满，太惹人注目，现在都结束了，就如一切美好事物都有终结之时……从这天起，她能从最细微的迹象中预感到白天的光明将会摇曳和熄灭……

几个月后，她很吃惊地得知在他们整个婚姻期间，他还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演员一起生活，她是他生意和政界事务的知情人……他在遗嘱中委托格拉迪斯给这个女人一笔年金。格拉迪斯一丝不苟地完成他的遗愿。当然，他欺骗了她，而她自己也曾经不忠，但同他在一起她非常幸福。跟任何别的人她都不会这样幸福……

她叹了口气，忧伤地看着花园。一些深色的小玫瑰在她窗前绽放，她朝它们笑笑，她喜欢玫瑰花。

丽丽·费厄问道：

“那些彩色的假发套，你喜欢吗？”

“不，太恐怖了！……你看见昨晚洛尔戴的那个深紫色发套了吗？为什么比利比纳夫妇先走了？”

“玩游戏输了吧。”

“我觉得，”格拉迪斯说，“痴迷游戏的女人是幸福的。”

“幸福？你幸福的含义是什么？你才是幸福的，格拉迪斯，”那个老女人叹口气道，“你现在还没体会到，到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总之只有一个真理，这世上唯一的幸福就是青春活力。你多大？刚刚三十岁，肯定？……那么，你还有十年的好日子。四十岁已经是个很可怕的年纪了。之后呢，我觉得我们会习惯，人也就变得不再那么挑剔。我们会品尝那些小小的快乐。”她叹了口气，想到了她的情人，“但四十岁时，我们还看不见自己老去，我们还生活在幻觉中，以为自己还是二十岁，永远都二十岁，但突然间，就受到了某种打击，不管是哪一种，男人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某个将要结婚的孩子……噢，太可怕了……”

格拉迪斯打了个寒颤，勉强挤出点笑容掩饰自己：

“学学我吧，不要去数那些流失了的岁月……这样它们就不会留下太多痕迹。”

“你真那么认为？”那个老妇人不相信地嘀咕道。

格拉迪斯突然说：

“我想要去罗马了……我们一块去吧……”

“可马克先生呢？……你怎么就想着离开马克先生了呢？他才刚到呀。”

“他会跟着我的。”

“亲爱的，你是怎么做的呢？你怎么能牵住这些男人就像牵住小狗？我也年轻过，也漂亮过，”她转过脸避开一面大镜子说道，“而爱情只给我带来不幸。可是除了爱情，世上还有别的什么呢？”

“我不喜欢爱情。”格拉迪斯轻声说。

“可是，亲爱的？……”

“可是，为什么和马克先生？”

“马克先生还有其他人……”

“没有其他人。”格拉迪斯说。

“得了吧。”那老妇人用一种热切而神秘、感性又有些不好意思的口吻嘟哝道。当爱情对一个女人即将关闭大门，再来谈论爱情总是有些不自在。

“不。”格拉迪斯笑着说。

她边在裸露的手臂上扑着粉边说道：

“说到底，生活挺伤感的，是不是？……只有片刻的沉醉、狂热……就像在夜色中的露台上，听着轻柔的令人陶醉的音乐……或者，跳舞……噢！我解释不清楚，但那就是幸福，那就是我们寻找的……”

一个女人走进来，使劲晃动着搭在臂上的几张貂皮。这是个卖美容用品的女商贩，卡芒·贡扎莱斯，格拉迪斯认识她已有年头了：只要格拉迪斯出现在某处，马上会有一个按摩师、发型师、化妆品商人围着她形成圈子。

卡芒·贡扎莱斯是个个头矮小、敦实、上了点年纪的女人，粗糙的脸总是阴沉沉的，一条磨旧了的黑色绸缎裙子在她的水桶腰间晃荡，头上歪歪斜斜地扣着一顶黑色草帽。

格拉迪斯和蔼地接待了她。格拉迪斯总是和气迷人的，人们很乐意为她服务。但即使对格拉迪斯，贡扎莱斯仍带点生硬和警惕的表情，使她的顾客对她有一丝敬畏。这是个很有勇气的妇人，一种底层妇女在感到疲倦和不幸时咬紧牙关、辛苦劳作的勇气。她既是按摩师、接生婆，又是美容品商贩。有时在按摩中，她也会有难得的情感流露，直起身子，叹口气，像洗衣妇那样用裸露的手臂擦擦额头的汗水，带一丝狡黠的笑容说：

“你们其他人又能知道些什么呢？我见得多了……”

她住在三间散发着药草和樟脑味的屋子里，屋里从早到晚挤满披着面纱的妇女，排着队，相互间装着谁也没看见谁。她那戒指嵌到肉里的灵巧的胖手指，懂得如何重塑那些老相显露的脸，揉捏除皱，然后把那些衰老的肌肤塑成一张虚幻的面具。她从那些因赌博而破了产的轻佻女人手中买下她们的裙子、首饰、裘皮大衣，然后再卖给她的老主顾。

当格拉迪斯瞥见那些貂皮时，摇摇头，轻轻推开卡芒：

“不，不，我什么也不想买。”

“看看总是可以的。”那老妇人说道。

格拉迪斯转过头和丽丽·费厄说话，她正低声请求格拉迪斯：

“和乔治说说吧，让他明白他正在杀了我……女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他人不坏，就是太轻佻、太残酷……每个路过的女人他都不肯放过……”

“看看吧，”格拉迪斯轻轻耸耸美丽的肩膀说，“唉，丽丽，想开一点吧……痛苦能有什么用呢？”

“可是，爱情……”那老妇人叹了口气，一滴泪珠滚落在涂过脂粉的脸颊。

“他很喜欢你的……”

她抓住丽丽的手放到自己手中间：

“亲爱的，你听我说……”

她喜欢谈论爱情，倾听别人的爱情秘密，擦干她们的眼泪。她懂得安慰、安抚、赞美。她只对爱情感兴趣，其余的事，她只表现出一种优雅的冷漠。

丽丽总算看上去安静下来，格拉迪斯留下她，去找卡芒，她在隔壁房间里等她。

“这些您会感兴趣吗？”卡芒递给她那些貂皮问。

格拉迪斯轻轻抚摸那些漂亮的皮毛：

“不，我不需要新的皮草了。不过它们真漂亮……”

“它们是塞利娜·梅勒的。”她提到从前一个很有名的交际花的名字，“这是很久前她的一个情人从俄罗斯带给她的一批皮货。她做了一套非常漂亮的舞会装，但六个月前把它卖了。这里，是剩下的几块皮子，本来她想用来做一些替换的佩饰。但现在她想把它们，连同其他所有东西一起卖了……这可以做一条非常漂亮的围脖，配你那件丝绒的披风，白的那件……”

“塞利娜·梅勒，”格拉迪斯嘀咕了一下，“她这么穷了吗？”

“哦，是的，她一无所有了。”

“仅仅是十年前，她曾是多么漂亮啊。”

“到这个年纪，一切都变得很快。”

“可怜的女人……”格拉迪斯说。

她有着生动和微妙的想象力，但只是围绕自己。然而此时她在脑子里呈现的是一个老妇人的形象，皱纹已经磨平了记忆。于是她问道：

“她要多少钱？”

“四千，那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她没办法，我们知道她需要钱，就杀一半的价钱吧。”

“好吧，留下吧，我买下了就算帮帮那个可怜的女人。”

“这样很好，”卡芒用她阴沉的口气说道，“您不会吃亏的，我知道行情。”

丽丽过来找她们，问道：

“和我一起吃午饭吧，格拉迪斯，这样你就可以见到他了。”她又低声补充了一句。

“哦，不，亲爱的。我已经答应女儿和她一起吃午饭。她抱怨总是见不到我，她没错。”

“你有一个女儿真幸福啊。”丽丽叹口气说。

她看到桌上一个镶金边镜框里女孩子的照片：“她会很漂亮，但不会有你那样的身段。”

“她会比我更出色。”格拉迪斯温柔地说。

她朝那张少女的脸微笑着，那少女似乎在用一种无法捉摸的好奇和惊讶，以及青春撩人心魄的神色看着她。这是玛丽·特蕾莎十三岁时的照片。她的椭圆小脸精致柔和，头发光亮笔直，用一只黑色蝴蝶结扎在头顶。

两个女人摇摇头：

“不，不，她永远不会有你那样的魅力。”

“她还是个孩子，这是个不太讨巧的年纪。”格拉迪斯说。

她叹了口气笑笑。即使对她自己，她在心底深处不愿承认玛丽—特蕾莎真正的年纪。十八岁，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她更愿意说，或让人听上去以为：

“十五岁，马上就要十五岁了……”

她周围所有女人都这样，她们把无法隐藏的孩子的岁数尽量减去一、二、三岁，渐渐忘却孩子的真实年龄，满足于一种既是母亲又是女人的双重幻觉……格拉迪斯看不到女儿已经长大，当她看着她，同她说话时，脑子里总是重现一个十五岁小女孩的模样，一个仅存在于她眼里的小女孩。

“我给您带来晚上用的腮红。”卡芒边说边从一只旧包里掏出一盒脂粉。

“哦。”格拉迪斯说，表情专注起来。

她凑近镜子，在双颊涂了点胭脂又扑了一点粉。

“哦，这样好多了……是不是？……另一种粉太浅了，灯光下需要深一点的颜色。”

她慢慢转过身，郑重其事地看着镜子。然后一种心满意足的笑意浮上嘴角：

“很不错……嗯，不错……”

不过，卡芒已经走了。紧跟着，总算打扮停当的丽丽和格拉迪斯慢慢穿过花园。路边，空气里弥漫着玫瑰的芬芳，夹杂着汽油的味道，和高处吹来的凛冽寒风。两个女人钻进汽车，向尼斯驶去。

五

日子对格拉迪斯来说，梦幻般流逝。随着格拉迪斯慢慢老去，岁月似乎愈发轻盈，飞逝得更快，然而白天是漫长的，有些时刻沉闷而苦涩。她不喜欢一个人待着：一旦周围女人的叽叽喳喳声沉寂了，一旦绵绵情话停止了回响，她内心便感到一种隐隐的焦虑。

一段时间以来，所有的东西都让她倦怠和易怒。路上看到几张熟悉女人的面孔，她会转过脸去。那些赤足在尘土中奔跑，兜售合金欢花束的漂亮小女孩，她们那种野性和清新，也会冒犯她，她用一种连自己也吃惊的粗暴推开她们，然后又感到羞愧。有时她会叫住她们，给她们一点钱，她想：

“气候太炎热了，空气太沉闷了……我太无聊了。”

她不时会想起令她憎恨的母亲：有时她会在梦中又看见索菲·比尔奈拉那张床的纬帐，母亲躺在那里抽着大烟。她感到一种无法平抑的奇怪的屈辱感，她，美丽迷人，被人爱着的格拉迪斯·埃塞纳切，却经常在内心深处感受到少年时的孤独忧伤……如果理查德还活着，她会向他承认这些，然而理查德死了。

她去这个或那个朋友家，在那里消磨时间，但终归是要回家的，天还没黑。剩下的只有裙子，只有试衣，只有造访公园附近有海风吹过的斜坡小路上的珠宝店。终于夜色降临，她感觉活力重现。她回到“无忧无虑”，穿衣打扮，然后自我欣赏一番。她是多么喜欢这些事啊……世上还有比这更妙的事吗？还有什么感官享受比得上这样的乐趣？……这种自恋，这种被爱的渴望，这份寻常的快感，所有女人都有，但在她却成为一种嗜好，类似男人心中对权力和金钱的欲求，随着年岁日益递增，她的饥渴从来没有被完全满足过。

终于，她打扮停当。她走到玛丽—特蕾莎的房间，弯腰亲吻女儿美丽白皙的双颊，光滑皮肤下可见灼热的血流。她满怀爱意地凝视着女儿，玛丽—特蕾莎还是那么甜美地保留着小女孩的模样，至少，在她母亲眼里……格拉迪斯这样打扮她，让她比少女更美好，她的平跟鞋，她不加点缀的直筒长裙，她的披肩长发，她颈上细细的金项链，她的青涩，她的优美，甚至成年的象征。

“她只喜欢她的书，她的狗，在院子里奔跑，”格拉迪斯想，“她还懵懂，腼腆……”

她想：

“再过两三年，我就专心照顾她。她会去跳舞，去找乐子……哦，我可不会是一个冷漠严厉的母亲……我会是她的朋友，她会告诉我一切……她会很幸福……但现在还太早了点，她还太年轻，她还羞涩、脆弱……不能让她像我这样毫无用处和无所事事……”

她自己曾对玛丽—特蕾莎说过：

“如果我也有一个像那些抽烟、涂脂抹粉、模仿成年女人的不良少女般的女儿，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叛逆的年纪倒是没有影响你，你自然地保持着孩子的模样……”

玛丽—特蕾沙随她说去：她有一种青春期特有的，混杂着生硬的宽宏大量。她明白逐渐衰老的母亲的焦虑，理解这种感受，甚至在格拉迪斯自己还没意识到之前，她就感受到了。她同情她母亲，尤其觉得自己如此年轻，看到自己前面还有长长的路可走，她并不急着上路……

她回应母亲的亲吻，对她说：

“你多漂亮啊……你的裙子非常漂亮，亲爱的妈妈……你美丽得像个仙女……”

格拉迪斯去参加舞会了，风光、快活，像从前一样。在巴黎和伦敦她经历过更豪华的舞会，但她有些厌倦那个固定的圈子了，在英国或法国一成不变，每个晚上看见的都是同一些面孔，说着同样的废话，这已经持续了十五年、二十年……这里至少每季都有新人。

这天晚上她被邀请去米德尔顿家，在戛纳。她走进去，朝那些羡慕地看着她的女人微笑，轻轻点了点她那颗优雅白皙的小脑袋，呼吸到一种幸福激情带来的安宁，这种时刻，毒药，不管是哪一种毒药，都会使周身舒畅。对那些帕尔卡女神般的老妇人，她满怀怜悯地垂下眼睛，她们穿着丝绒衣服，脖子被紧勒在宝石的项圈里，咬着嘴唇盯着格拉迪斯。她瞥见了马克·福布斯先生，他夫人坐在离他不远处。

福布斯夫人是海瑞福德公爵的女儿，她巨大的财富和家族的显赫名声帮了马克政治生涯的大忙。她知道丈夫的外遇，为此痛苦，用遭遇背叛的妻子的所有武器来抗争，其中最有威力的就是不断的离婚要挟，离婚会使马克先生破产。马克先生周旋于妻子和格拉迪斯之间的生活并不幸福。几个月来格拉迪斯感到他对她的欲望有些难以察觉的抗拒，有一种令她担忧和不安的冷淡。

看到他并不急于过来和自己打招呼。“他在赌气，”格拉迪斯想，“随你的便吧，亲爱的朋友……”

男人们围着她，邀她跳舞，其中有奥利维耶·博尚，她经常看见他。特蕾沙前一阵过世了，柯罗德住在瑞士。格拉迪斯邀请奥利维耶共进晚餐，然后又优雅地不经心地加了一句：

“玛丽—特蕾沙那么喜欢你，你要多来来才好。”

“你想过要见一个旧相识吗？”

“是谁？”

“我父亲。”

“真的吗？他总算要离开沃韦了？”

“哦，不，我想他会在那里度过余生的，他借口不能在别处生活。但为了生意上的事，他必须回到巴黎，并在那里待二十四小时。”

“多好的消息啊……”

他请求她：

“可以跳一支舞吗？”

她和他跳了一曲华尔兹，随后因为大厅太闷热，她坐到露台上去。她双肘靠着还带有白天余温的石砌栏杆，当她终于看见马克先生朝她走来时，时间已经很晚了。

她问：

“你妻子走了？”

“我刚刚把她送走，就过来找你了。你还想再待一会吗？”

她半闭的美丽眼睛有一种迷人的慵懒：

“哦，天呢，不……我累了……”

“那我们走吧。”

他们离开，长夜也将结束。马克先生说道：

“格拉迪斯，我有话要对你说。”

“现在？……我要回家了，亲爱的朋友。已经五点钟了。”

“我必须说。”他嘟哝道。

他和她一起钻进汽车。他们沿着海滨路驶向昂蒂布。

“格拉迪斯，你听我说，”他说道，“如果你对我并不是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爱情，而只是一点点友情的话，那就请你可怜可怜我吧，我实在太痛苦了。”

她轻轻耸耸肩：“哦，马克……”

“我妻子……”

“哦，马克……我知道……”

她知道他备受顾忌和惧怕的折磨。他原籍以色列且是平民出身，所有机会都是仰仗了妻子的家族。但他妻子坚持要他同格拉迪斯断绝关系，不要在欧洲各地再到处追随她，就像他到今天为止一直做的那样。

他费劲地嘟哝道：

“离婚后我会活不下去的，我无法忍受离婚在英国造成的丑闻……怎么办呢，格拉迪斯？我把我的命运交到你手里了。我已不再年轻……”

“什么蠢话。”她柔声说道。

她拉过他的手，把自己的身体往他那里靠，但马克先生并没有后退或慌乱，他显得疲倦和病恹恹。她很失望，放开他，坐得离他远了点。她感觉自尊心受到伤害，泪水涌上眼眶，她有些羞愧地转过脸。他有些感动，心想女人很少隐瞒她们的伤心。他重复道：

“怎么办呢，格拉迪斯？”

“这种处境我们刚认识时就存在的。”

“但现在变得无法忍受了。我爱你……”

她突然挥了下手，打断他的话，马克先生看见她的手在颤抖：

“不用说这个。”

“哦，格拉迪斯，我曾是多么地爱你。”

“是，这是事实，你并没有撒谎。你爱过我，但一年来，我几乎见不到你了。你冷淡、回避、抓不住。不，你已经不爱我了。”

“格拉迪斯，生活早晚会把我们炽热的激情熄灭的。我累了，这是实情。我没法和一个充满嫉妒的女人抗争，对抗她的指责、她的怀疑。我的孩子们站在母亲一边强烈反对我，这你体会不到，你女儿是多么可爱啊。来自自己喜爱的孩子的评判是多么残酷无情……”

她不听他的，低下了头。他嘟哝：

“你没听见我说的？……”

“不，听见……”

“格拉迪斯，”他突然用一种很真诚的语气说，“我想过在离开你之前就死去，但上帝没有给我这个恩惠……”

“你妻子赢了。”格拉迪斯低声说。

“这能说明什么呢？我妻子只是一种符号罢了，一种我配得上的太平生活的符号……”

“你只想到你的幸福……”

“格拉迪斯，这么多年来，我只想到你。可你给我的回报是什么呢？你继续让别人爱你。”

她转向他，让他看到滚落脸颊的泪水，但他悲伤地看着她说：

“哦，格拉迪斯！你是多么有女人味啊！因为我终于提出分手，我对你才显得珍贵起来……你马上会后悔失去我的。”

“我对你有过很多温情。”

“我，曾经那样爱你，但你，已经习惯被爱慕……你那种至高无上的不痛不痒，那种温柔的傲慢……我曾经是多么地爱你啊……”

“哦，请不要这样对我说话，”她突然生气地说道，“好像我已经死了，别人还要在我的墓前抱怨。可你为什么要到尼斯来呢？你不应该来的……你在爱情上和你在政治一样，是保守派，亲爱的……你对待爱情就像在跳舞，迈着设计好的经典舞步，先是诱惑性的步伐，然后是激情的华尔兹，然后是准备分手的交叉步……我们在跳交叉步了。你应该闭上嘴，不再写信，一切都会自然解体的，我几乎都不会察觉到……”

“你会惋惜我吗？格拉迪斯？”

“你为什么要离开呢？”她答非所问，“你为什么要离开我？除了你想告诉我的这些之外，应该还有另外的原因。你爱上别的女人了？直说吧。你知道我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不会吃醋。请说吧，你袒露了一个很可怕的念头。”

“什么念头？”

“我是不是老了，马克？”她突然问道，然后马上又控制自己的失态。

（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她想，这不是真的，我还年轻，年轻！……）

他摇摇头：

“我不知道。你认为我们只会看一个自己爱着的女人的脸吗？我们比看她的容貌看得更远、更深。我们会想：‘她今天会不会让我更痛苦呢？她会爱上我吗？’你看，即使在爱情的中心，人继续只想着自己……”

他们到家了。朝阳照亮了房屋。他陪着她在小径上走了几步。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楚。但她不会搞错，她早就知道实际上这并不是爱情……除了对于被爱的极度饥渴，除了自尊心满足后带来的美妙安宁，她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别的东西。她看着他，心想：

“如果我亲吻他，如果他把我拥入怀中贴着他的胸口……哦不，这有失我的尊严……让他走好了……我漂亮，我还年轻，新的人会来的……”

她向他伸出手去：

“永别了，马克。”

他颤抖着。这一刻，她能掂量到自己对于他的重要性和他的沮丧，因为，一开始他迟疑是否要抓过她的手，然后当他握住后，他把她的手在自己手中握了很久，不敢放到唇间去亲吻。但当他终于放下她的手，抬起头时，已经很平静了。他轻声说：

“永别了。”

然后，他走了。

六

“你永远不会老的，因为你在美貌还无懈可击的时候，就开始保养。”卡芒·贡扎莱斯总是边揉捏格拉迪斯柔软的腰肢边这么说。

但这对格拉迪斯还不够，她不要那种脆弱、病态、成熟的美貌，她要光芒四射，一种真正年轻的引人注目的喝彩。以前她走在路上，最谦卑的路人会回头看她，在尼斯的夜晚，在银色的夜雨中，在三月的狂风里，她听见拱廊里卖花小贩的声音：“哦，漂亮的女人，你是多么漂亮啊……”她感觉到一种安宁，一种几乎生理上的快感，类似做爱后的那种满足。

而现在，她怀着痛苦忍受着丽丽·费厄，她带着恐惧看着她朋友布满皱纹的脸，心想：“她才五十岁，不管怎样，只比我大十岁……十岁，很短暂啊……”

她带着惊恐努力驱散这个念头：

“我要保持年轻，我不想跟别人一样，不愿人家提到我就说‘那个永远漂亮的格拉迪斯·埃塞纳切’。”

人家为什么要那么说呢？谁也不知道她真正的年纪，她还很年轻，看上去刚刚三十岁。但对她来说已经太老了。她记起伦敦，记起博尚，记起她的二十岁……她想再次体验的就是这些。她努力压制着心里面那个抱怨的、有威胁性的声音：

“结束了，这一切，都结束了……你还可以漂亮许多年，吸引人，但往事不再……人只能体验一次那种尖利的极乐，这种辉煌的喜悦……你应该接受现实……”

“可是为什么呢？”她想，“有什么东西变了吗？马克离开了我……但，另一些人会来的。”但马克离开她了……生平第一次一个男人主动离开了她……一股冰凉的失败感掠过心头……可是不，不……会有另一个来的……她想到了柯罗德……他曾是多么爱她……他肯定还爱着她？……一旦他见到她，一旦他认出她的脸，他就属于她的……爱情，男人的欲望，那双颤抖的手，那些虔诚的殷勤，那些钟情的嫉妒的目光，她永远都不会厌倦的……

五月，博尚要来尼斯，格拉迪斯用一种未曾尝过的令她羞愧的痛苦急迫等着他。

“我只是想消遣一下，”她想，“我只是好玩地想知道他是否还钟情于我，是否会重新爱上我……可怜的柯罗德……”

她有些焦躁不安地侍弄着自己的脸和身体。博尚要到“无忧无虑”来吃晚饭，就和她两个人。七点钟，格拉迪斯就已经坐在大镜子前往脸上扑粉了。这是春天一个美丽的黄昏，天空泛着宝石般的绿。她又想起伦敦，想起考文花园里绽放的玫瑰，从舞会回来后的那个清晨……那时她还是多么地天真无邪啊……她在记忆中重新看见那个一袭白裙，一头金发，上身缀着一束玫瑰花的年轻女孩对特蕾沙说：

“你不能理解，泰丝。你不一样，你平静淡漠地度过一生。而我，我要燃烧我的生命，然后消失……”

“我现在更漂亮了，”她想，“我不愿他在我身上寻找以前那个女孩子的影子，而是要爱我现在身为女人的样子……我妒忌我的青春年代。”她喃喃低语。

她哆嗦了一下，看见女佣到跟前问她：

“您想穿哪一条裙子？”

她看着她没回答，过了会，叹口气说：

“粉红色的那条，还有我的珍珠项链……”

她戴上首饰，她要打扮得与柯罗德欲求过的那个女孩子不同，要更有女人味，让她的美貌绽放，光芒四射……她跟在女佣身后进到放裙子的房间，玛丽特—蕾沙称之为蓝胡子夫人小屋[6]。她拿着一盏拖着电线的灯，举到衣柜前，一股淡淡的怪味从那些裘皮衣服中散出，她感到一种可怕的忧伤，突然说道：

“不，随便哪条裙子，但是白色的……”

博尚终于到了。他没怎么变，只是头发全白了。他们两人在露台上进晚餐。这个“无忧无虑”像一座人工的舞台背景，在夜晚显得更简洁优雅，几乎像在乡下。路边，被剪成乐器形状的紫杉早就淹没在夜色中了。蛙鸣从远处传来，青草的清香在空气中与玫瑰的芬芳混杂。

她问：

“你真的还要回沃韦生活？”

“是的，我希望不再离开那里……”

“不再离开那里？”她重复道。

“这让你惊讶，格拉迪斯？”

“是，现在可怜的泰丝已经死了，奥利维耶又住在巴黎……”

“我对那个地方很有感情。”

她笑了：

“你是个奇怪的人，柯罗德。你是我堂姐夫，是我最近的亲戚了，可我对你的了解不比了解路上的一个行人更多。你怎么能在那样一个被人遗忘的小村子度过余生呢？而且一个人，就一个人？”

她带着隐隐的恐惧重复道：

“一个人……多可怕呀。”

“你害怕孤独，格拉迪斯？你还是没有变。”他说道，一面好奇地看着她。

“为什么要改变呢？女人是不会变的。”

他什么也没说。她坐在他面前，垂下头，双手缓慢优雅地把玩着她洁白脆弱的颈脖上的珍珠项链。她还很美丽，娇弱得惹人怜爱，令人心动，但只是他曾爱过的那个人的幽灵和影子了……这些年来，他又见过她好几次，而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每次相遇，他都看见她忙于她的新裙子和新爱情，从来不瞧他一眼。当然，今天她有所不同，急切地想取悦于他，而他……一段长时间禁锢在心中的暗恋，随着人变老而变得苦涩，变了味，变成一种呛人的怨恨。他想：

“我自由了，我终于解脱了，我不再爱她。”

“我想见见玛丽—特蕾沙。”他说。

“她会来和我们道晚安的。”

“她现在几岁了？”

“哦，别问我她的年纪，柯罗德。我试着忘记它，这是我能告诉你的一切。”她嘟哝道。

她的手在颤抖，她意识到了，赶紧用一只手久久地握紧另一只手。

“你们相处得好吗？”

“是，当然了。”格拉迪斯说。

她勉强挤出点笑容：

“她对我非常好，可怜的小亲亲。面对疯狂的青春，她却非常稳重、乖巧和懂事！……你想不到她是怎么对待我的……每次舞会前，我得先在她面前展示一下，哦，如果你知道她对我穿的裙子，戴的首饰是怎样苛求……”

“她倒像是你的母亲。”博尚冷冷地说。

格拉迪斯轻轻耸耸美丽的肩膀：

“你在嘲笑我。不过在她对我的热爱中确实有某种母性的东西，因为她爱我爱得发疯，她有一些很美妙的话语。有一天，我不记得为了什么事，她对我说了一句几乎让我落泪的话。她说：‘亲爱的小妈妈，你还不懂生活……’”

“是，”柯罗德说，“这很有趣”。

他们重新陷于沉默。最后她叹了口气说：

“我很高兴见到你，你呢？前几次你好像在躲着我，为什么呢？”

“你实在是太女人了，格拉迪斯。”

“为什么呢？”

“你从来就不肯动脑筋猜一猜？你只是想知道。”

“二十年来，”她笑道，“我什么也没问过。”

“你会失望的，格拉迪斯，”他低声说，“你想让我告诉你，我曾为你疯狂，这倒是真的。但你还想知道我是不是还爱着你……不，这一切，都结束了……你想要什么呢？没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真的是这样吗？柯罗德。”她笑着说。但同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

“你仍然漂亮，格拉迪斯。但我看着你，已经认不出你……对别人来说，你肯定还是美丽诱人的，但对我来说，你仅是从前那个你的幽灵。我终于解脱了，终于感到幸福和自由，我不再爱你。我爱过一个穿着舞会裙子的年轻女孩，在六月的某个夜晚，站在伦敦的某个阳台上……那个晚上，她狠狠嘲弄了我一番……”

“只是稍微嘲弄了一下，可是柯罗德，你在报复……”

“并没有……”

“你很残酷……”

“只是稍微有一点……”

他们沉默地对视着。她把脸埋在手里：

“你在怨我，柯罗德。如果你知道你在我生活中扮演过的角色比你想象的重要得多，你是否会觉得好受一点？我从来不曾爱过你，可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我那时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是你让我第一次看见我所拥有的魅力。你怨我，可是你已经不知不觉中在我的生活里投下了毒药。我再也没能找回过那种令人痴迷沉醉的感觉，再也没能……没能找回同样质量的欣快……我才应该怨你怨得要死……”

他动了一下，说：

“你在笑？”

“好吧，好吧，”她轻声说，身体因为某种忧伤和残酷的激动而颤抖，“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听着，在那个遥远的过去，你曾经渴望一个吻，是不是？但你太胆怯不敢要它？现在你来要这个吻吧，然后一切会被遗忘和原谅。”

“不，”他摇摇头，“不管你的吻怎样温柔，永远都不会有我长久渴望过的那个吻的滋味了。”

他们像两个敌人一样交锋着目光，然后格拉迪斯慢慢转过脸。她压抑地，古怪地苦笑了一下。

“你想见见玛丽—特蕾沙吗？”

“是，求你了。”

她摇铃叫她女儿，在玛丽—特蕾沙到来之前，她一直没有说话，一动不动。她的外表看上去很平静，但时而有一阵轻微的抽搐出现在她唇间。

玛丽—特蕾沙和博尚说着话，当他们问到她时，她回答几句，但她听着自己温柔低沉的话语，就像是一个陌生的声音在耳边回荡。

“我在痛苦，”她想，“但我不愿痛苦，我从来不知道痛苦是何物……”

七

博尚走了，格拉迪斯听见汽车轮胎远去的声音，然后她走到刚刚熄了灯的黄色廊棚下。闷热的夜色里，闻得到木犀草和大海的味道。格拉迪斯坐下，将额头轻轻抵着温热的石栏。

玛丽—特蕾沙跟在她身后，她们都不说话。终于，玛丽—特蕾沙问道：

“我可以开灯吗？”

格拉迪斯回头看了一眼：

“不，不……去睡觉吧，亲爱的……去吧，我累了。”

“哦，妈妈，让我再待一会吧。我几乎见不到你。”

“我知道，”格拉迪斯说，“你有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我可怜的小亲亲。一个无所事事的不上心的母亲。可是再稍等一段日子，我就老了，就是大家面前一个吓人的老怪物了。而你，你会变得漂亮，”她用变了调的声音嘟哝道，“那时就轮到你去跳舞，去找乐子，而我，守着壁炉一角等你。除了等你、欣赏你、对你说‘你玩得开心吗，亲爱的女儿？’我将没有别的乐趣。或者，我会变成一个令人讨厌的老女人，我会说：‘你们怎么会喜欢舞会呢？你们怎么会喜欢爱情呢？你们怎么会喜欢生活呢？……’”

她露出一丝不自然的笑容，温柔的声音里透着倦意：

“哦，玛丽—特蕾沙，答应我，如果哪一天你见到我老了，真的很老很老了，你就在我睡着时把我杀了。”她抓起玛丽—特蕾沙的手，把额头埋在她手掌里，轻轻晃了晃。

“这才是我需要的，”她想，“有人来安慰我，让我放心……如果我能像丽丽那样，仅仅满足于去爱，该多好……我知道我还处在拥有爱情的年纪，可我要的并不是去爱，而是被爱，是让自己感觉到弱小，被强有力的手臂揽在怀里。”

她习惯性地问道：

“你爱我吗，玛丽—特蕾沙？”

“当然，妈妈。你不应该害怕老去的，对我来说你还太年轻了。我觉得如果你有了白头发，有了皱纹，我可以和你聊得更好。”

“千万别说这个，”格拉迪斯闭上眼睛，“我什么都不想听，我要忘记生活，睡觉。哦！我想做一个小女孩，就像你这样，没有烦恼，没有忧伤。”

玛丽—特蕾莎笑了，温柔地把手搁到格拉迪斯的头发上：

“你才是个小女孩，妈妈。而我，是个女人了。我经常对你说的，但你听不进去。我对你的了解，胜过你对你自己……你肯定你是我母亲吗？我小时候不敢相信这一点。不过这样也许更好，我们几乎可以成为姐妹，成为朋友……在一起谈论爱情。”

“谈论爱情？”格拉迪斯慢慢重复。

“是啊，你是多么需要得到爱护啊，妈妈……”

格拉迪斯突然站起来：

“天冷了，进去吧。”

“冷？一丝风都没有啊……”

“我有点冷。”格拉迪斯说。她抱紧自己赤裸的双臂，打了个寒颤。

“你也一样，别待在那里了，睡觉去吧，你穿着薄绒布裙，会生病的。”

“不会的。”

“去睡吧，很晚了。”

“我不困。”玛丽—特蕾莎说。

她们两个一起进了格拉迪斯的房间。格拉迪斯打开镜子两侧的心形壁灯，灯光是玫瑰色的，有些朦胧。格拉迪斯贪婪地盯着自己的脸，身后，她女儿看着镜中的那个形象，也许只有她才能在这张温柔的还带着青春恩泽的脸上看见初现的倦怠和苦涩的苍老。格拉迪斯不安地想：

“她为什么这么看我？为什么要跟着我？”

“妈妈，”玛丽—特蕾莎突然说道，“我要和你说件事。”

“哦，好，说吧，亲爱的……”

“我有未婚夫了，妈妈。”玛丽—特蕾莎看着他母亲说。

“啊，是吗？”格拉迪斯柔声说。

她正在卸妆。修长的手指优雅地缓缓地滑过额头和太阳穴，轻轻按揉，然后停在眼角。她凑近身体，绝望地看着镜子，仿佛镜中突然照出一个陌生的形象。

“漂亮的格拉迪斯，”她想，“那个漂亮的格拉迪斯要嫁女儿了……”

一阵剧烈的痛苦，几乎是生理上的痛钻过心脏。她继续看着镜子，不说一句话，双唇禁闭，微微颤粟。她还很漂亮……这件事不影响她继续保持漂亮和迷人……她突然摇了摇头。不，不，别人会幸灾乐祸的……这种病态的、脆弱的、受到年龄威胁的美貌，对纳塔莉·埃斯朗戈，对咪咪，对罗拉是件好事，但对她自己可不是……对她，她需要的是青春活力，是绝对出众，没有一丝阴影……“我不能妥协，”她想，“这不是我的错，我不懂妥协……”“那么，你会学会的。”她心里仿佛有一个声音嘲讽道，“你要学会隐退自己，把自己放在你孩子之后。她将在所有的晚会中出尽风头，盖过母亲的风采。男人们钟情的目光将停留在她年轻盎然的脸上……明天，某个男人将把格拉迪斯称作‘我岳母’……另一天，你会说‘我的孙儿们’。哦，不，不，这不可能，上帝不会这么残忍的！”

“这不是真的，是不是？玛丽—特蕾莎？”她用颤抖的声音低声问道，“这不可能，对不对？”“为什么？妈妈？相反，这很正常啊。你忘了我的年纪？我已经十八岁了。我是个大姑娘了。”

格拉迪斯哆嗦了一下，一阵疯了似的愤怒表情在她脸上一闪。

“住口！”她喊道，“这不是真的！别和我说这些，你还是个孩子！”

“不是！妈妈，我不再是个孩子。你以为你对你的朋友们说我只有十五岁，就可以阻止岁月的流逝？我不再是十五岁，你也不再是三十岁。我不是孩子。你总是这么说我，而我，就让你一直说去，首先这对我来说并没什么，特别是……”她放低了声音，“我为你感到羞愧，妈妈。我为你羞愧又可怜你……”

她抵着她母亲的膝盖站得直直的，她感觉到那膝盖在裙子底下的颤抖，她把手放在她母亲下垂的光滑的肩上：

“可怜的妈妈，你以为只要让我把头发披散，就没人注意到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那人是谁？”格拉迪斯嘟哝道。

“奥利维耶·博尚。妈妈，你就一点都没怀疑过？”

“不不，”格拉迪斯说，“这不可能，你还是个孩子，你还不能结婚，瞧瞧，你是在嘲笑我吧。看看你的细胳膊，你的长头发，你的小脸蛋。你还太年轻，这不可能。你从小就认识奥利维耶，你想象你爱他，其实你并不爱他。你怎么可能懂得爱情呢？你，你还不懂生活……再等一等……”

“我爱他，妈妈，”玛丽—特蕾莎厉声说，“你应该明白这一切，至少，你应该懂得什么是爱情吧？或者，你只是从那些老女人，你朋友的脸上看到爱情？但我才是拥有爱情的年纪，我，而不是她们！……”

“别再说了，”格拉迪斯带着痛苦和惧怕喊道，“我不同意，你听见吗，我不同意！我说，以后，以后再说。你得听我话。以后……不是现在，不是现在。”她脸色苍白地重复道，然后抓起玛丽—特蕾莎的手放到唇边说：“是不是，要等到你更成熟，更有生活经验……你现在还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见过……等一等，再等两年或三年，如果你仍然爱着奥利维耶，那你就嫁给他……但不要现在，我的天，不要现在。”她嘟哝道，把她女儿紧紧搂在怀里，可怜巴巴地看着她的眼睛，她是多么习惯被人捧着，所以不曾想到过会被拒绝。她说：“你爱我，是不是？亲爱的。你不会让我痛苦的，是吗？而听见你说到爱情，看见你已变成一个大姑娘，这让我难受。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你能明白的话……哦，为什么你是个女人，如果我有个儿子的话，他会更加爱我的……你只想到你自己。”

“但你也是只想到你自己！想想看吧，我过得是一种怎样的日子？你是不是认为在我这样的年纪，有几本书、音乐、美丽的花园，这些就够了？我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你自己寻欢作乐，你跳舞，你天亮才回家，而所有这一切，应该是我的欢乐，妈妈，我比你更应该享有这些！”

“我看不见你长大……”

“可是，木已成舟，现在，我十八岁了。”

格拉迪斯慢慢绞着双手：

“是的，是的，我知道，可是……”

她仿佛听见那些女人，她的对手们在窃窃私语：

“格拉迪斯·埃塞纳切？哦，她看上去还不错。不过，她不再年轻了，你知道吗？她女儿已经出嫁了，她的情人离开了她……有什么办法呢？她还很漂亮，可是……她还年轻，可是……”

很快，也许还会这么说：

“你觉得她漂亮吗？可她已经很老了。你知道吗？她都做外婆了。”

“我吗？”她想，她用手慢慢摸摸自己的脸，“不不，我是在做梦，仅仅是在昨天，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没有变……昨天，我还是个幸福的小女孩，一个所向披靡的年轻女人……玛丽—特蕾莎曾说‘大家是多么爱你啊……’然后人家又会说‘她以前是多么漂亮啊……’不不，太早了，再等两年，等三年，我只要求她这么点……我只期望这个……对她来说，这算不了什么，而对我……再过两三年，我老了，我的年纪会写在脸上。那时我就像其他人那样顺从。我会想念这个夜晚的……”

“妈妈，”玛丽—特蕾莎轻声嘟哝，“回答我呀，想着我啊，你在想别的事？”

“你要我回答什么呢？我和你说了我的想法。再等等。对你来说，等一等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是那么年轻……日子对你是柔软和轻盈的……再过三年，你就成年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不会听你的。”玛丽—特蕾沙抬起她苍白、坚毅的脸。

“你必须听我的，你很清楚。你还是个孩子，你还未成年，你必须听我的。”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要等待？”

“因为你还太年轻，”格拉迪斯机械地轻声重复着，“这种匆忙结合是不会幸福的，我不愿看见你不幸福。是，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在想，是我在让你不幸，可是，这不是真的。我只是让你把这种订婚的秘密和甜美再保留几个月，它会把你的生活变得更美丽，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你还是个孩子，玛丽—特蕾莎，你自己不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值得经历，那就是爱情的朦胧初始，那种羞涩、渴望、焦虑的期待……我要给你这些，可是你却恨我……我不想让你痛苦。”她绝望地看着她女儿重复道：“上帝作证！如果这小伙子和你，你们相爱，那么结婚吧……愿你们幸福……我会为你们的幸福高兴。我爱你，玛丽—特蕾莎。可是再等一等……三年很快就过去，你知道我是会允诺的，可是在等待的过程中，可怜可怜我吧，别再提这件事。我不愿想这事，我不愿，我不愿……”她双手遮着脸嘟哝道：“这让我很难过。我想清净一会，一点点快乐……理解理解我吧，我的朋友……”

“我不要做你的朋友！你是我母亲。如果你既不能给我保护，也不能给我帮助和温柔，那么我不需要你。”玛丽—特蕾莎低声说道。

“哦，玛丽—特蕾莎，你太残忍了！”

“那么，答应吧，妈妈。你看，你很清楚我会幸福的！你想偷走我三年的幸福，就是这样。”

“不，不，不是的。”格拉迪斯软弱地说。

她哭了，大颗泪珠慢慢滚落脸颊。她哀求道：

“让我安静会吧！可怜可怜我！别再和我说什么了。你知道这没用的，是不是？”

“是。”玛丽·特蕾沙说。

格拉迪斯向她伸出双手。她惊恐地挣脱开，把那双美丽白皙的试图拉住自己的手臂推开，逃走了。

八

第二天一早，奥利维耶就来求见格拉迪斯。但在“无忧无虑”，人家告诉他，埃斯兰戈家有一场演出，他只能在那儿见到被朋友簇拥着的格拉迪斯。同一天晚上，他去了密德尔顿家，格拉迪斯会在那里进晚餐。

他进去时晚宴已经结束，几对男女和着小乐队的舞曲跳起了华尔兹。他看见格拉迪斯挽着丽丽的情人，乔治·康宁走过去。她微笑着，看上去很幸福的样子。当她瞥见他时，颤抖了一下，脸色顿时煞白。他等到一曲终了，走向她，要求一次会见。她用褪到指尖的白色长手套，拍打着裙裾说：

“一次会见？亲爱的小奥利维耶，你想见我，不能到我家里来找我吗？为什么搞得那么正式？”

“因为这涉及一件非常正式的事。”他微笑着说。

“时间和地点好像都不太合适，我觉得。”

“那么恳求您安排一次约见。”

她迟疑了一下，叹口气：

“好吧，过来吧。”

他跟她来到隔壁小厅，那里只有他们俩。她看着这张和柯罗德如此相像的脸，还以为岁月停止了流逝。和柯罗德一样，他脸型瘦长，淡色头发，薄薄的嘴唇，不说话时显得严厉，但一张嘴，吐出的都是些极柔和的话语……她朝他腼腆地笑笑，他在盯着她看，又似乎没看见她。

“玛丽—特蕾莎昨天和您谈过了，我知道的，”他说，“您的回答是可以同意我们的婚事，但有前提……有一个时限，要等三年的时间，是这样吗？”

她嘟哝道：

“是这样。”

“为什么呢，夫人？您很早就认识我，我母亲是您娘家的堂姐。对于我，所有做母亲想了解的事情，您都了解。您了解我的家庭，知道我的财富、我的健康，为什么要强加给我这种等待，这种侮辱性的见习期？”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侮辱的，”她低下头说，“在很多国家，较长的订婚期都被看做很自然、很明智的事情。”

“如果这种订婚可以公开的话……”

她哆嗦了一下：“不，不，不要现在，不要马上，一公开，会很麻烦……那些祝贺，那些来访，那些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哦不……太可怕了……事情决定后你们马上结婚，这样一切都公开了……”

“我爱玛丽—特蕾莎……”

“玛丽—特蕾莎还是个孩子，你也是。这是孩子间的任性而为……”

“我们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样相爱！”奥利维耶低声说，“无论您怎样视而不见，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我不单单指她的年纪，她勇敢，温柔，体贴，像一个真正的女人……让我们去追求我们的幸福吧，生命如此短暂。”

她有些心烦意乱：

“当然……”

“三年……您想想，要浪费三年的幸福，三年的生命，是不是很可怕啊？”

“要懂得配得上幸福，”她轻声说，“耐心点，相信我，你们只会更加相爱。我肯定不会以一种正式的、确凿的方式来回答你的求婚。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要面对这件事……我的天，玛丽—特蕾莎在我眼里还是个很小的小女孩……到目前为止，她只爱我……”

他猛然摇摇头：

“感谢上帝，玛丽—特蕾莎和别的女人一样。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爱您，这是肯定的，她现在仍然很在乎您。可是您很清楚，当真正的爱情来临时，您自己应该也有体会……母女之爱的分量就很轻了……就像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一样……所以不要奇怪玛丽—特蕾莎更爱我，更在乎我。如果您继续反对我们的婚事，她最终会把您看成敌人。”

“哦，不，”格拉迪斯嘟哝道，“这不可能……”

两种情感在撕裂她的内心，她不能忍受被玛丽—特蕾莎憎恨这个念头，就像她憎恨自己的母亲……但更让她绝望的是，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个男人，仅仅把她看成是未婚妻的母亲，是他们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我不再是一个女人了！”她想，“我只是玛丽—特蕾莎的母亲……我，我，哦！我早就知道，这是共同的命运。但死亡也是共同的命运，面对死亡谁能不害怕呢？我肯定是爱玛丽—特蕾莎的，全身心地希望她幸福。可是我呢？我，我，谁会来怜惜我呢？当然，我自认为还年轻漂亮，可在别人眼里，我已经老了，是一个老女人了，人家很快会说‘她曾经漂亮过，曾经受宠爱’……而眼前这年轻人……”

她多么想去吸引他，但并不是为了从女儿手里夺过来……一想到玛丽—特蕾莎会看穿她的心思，她羞愧万分，但为了在自己眼里能抬起头来，为了压制内心那股残酷的、屈辱的、撕心裂肺的感觉，压制那种自尊受挫的痛楚……她是多么想去吸引他，哪怕只是片刻，能引起他的欲念……

“只要他带着欲念看我一眼，不，甚至都不要这个，只要他能欣赏地看我一眼，就像看一个女人那样，只要他有一丝的慌乱、沉默……或梦想，就像他之前的那么多男人，我就不再坚持，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他，我就向一切妥协。但必须要让我看见，让我感到我仍然是个女人……否则的话，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奥利维耶在想：

“他们都是一路货色，这些老东西。他们剩下享乐生活的时间不多了。于是，他们就报复我们。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但在他们心底深处，他们会想：‘我剩下的开心日子不多了，那么，当我还有权力的时候，我要从我的孩子手里偷走几年的快乐……’他们自以为温和、谨慎、聪明、有经验……实际上，他们是嫉妒，他们不愿和自己的孩子分享生活。他们诅咒生活，但又想把生活只留给自己……这些可怜虫。”他带着怜悯想。他缓缓伸直长长的手臂，美妙地感受着自己肌肉的力量和皮肉之下血流的灼热。他想到自己的年龄，突然感觉强大无比。他微笑着看看格拉迪斯：

“您知道，夫人，三年过得很快，到那时您会和现在一样难受的……”

格拉迪斯慢慢将手抚上额头：

“我这是干什么呀？……我怎么会想到要引诱这个玛丽—特蕾莎爱着的年轻人？太可耻了……”

她喃喃道：“让我安静一会吧，奥利维耶，我求你了……听着，我只要求你几个月的时间，我向你保证，向你发誓，我会明智的。”她说话的样子就像一个绝望的孩子。她又说：

“对，我会像一个理智的老女人的。再给我一年时间。看看，一年，这不多吧？一年的延缓！”

她嘟哝道：“耐心一年，你们有一生的时间可以幸福，而我呢？……”

“您不会阻止我再见玛丽—特蕾莎吧？”

“不，不，你怎么会这么想。”

“您不会带着她躲到世界的某个角落吧？我有点不放心，您知道。”他挤出一点笑容说道。

她摇摇头：

“不，不会。”

“那么，好吧！”他舒了口气嘟哝道，“那就说定了！……”

她站起来，走到客厅门口，和正好路过的丽丽打了个招呼。

“但愿他快点离开，”她想，“但愿他放过我……”

丽丽·费厄大摇大摆走过来，穿一条黄色的裙子，头发上插着羽饰……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

奥利维耶和两个女人敷衍了几句，就离开了。丽丽·费厄目送着他说：

“他爱上你了，亲爱的……”

“不！”格拉迪斯摇摇头说，“没人再会爱上我了，没人……”她停顿下，竭力忍住眼泪，亲了亲丽丽说：

“我很爱你，亲爱的朋友……”

她走出去，穿过客厅，来到露台。乔治·康宁看见她走过来。她很绝望地想：“这一个，也许？”她朝他笑笑，他低下头，她又看见了男人被女人捕获时的那种狡猾贪婪的目光，但他还以为是他在选择，在征服。

他们走下台阶朝花园走去……

九

战争开始的时候，格拉迪斯和她女儿在巴黎，而博尚一家在瑞士。在出发上前线之前，奥利维耶路过巴黎，看望了玛丽—特蕾莎。秋天来临，格拉迪斯又回到了昂蒂布。

天气从未如此晴朗，玫瑰从未如此鲜艳。但“无忧无虑”几乎空了，男仆们都走了，汽车和马匹已被征用。格拉迪斯每天都在叹气：“应该离开了……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但是她被乔治·康宁羁留住了。她留恋他：他英俊，让她喜欢。她已经忘了马克，忘了博尚，只有女人做得到这样，虽然不容易，但却能忘得彻底。她似乎也忘了奥利维耶。战争开始的时候，玛丽—特蕾莎提过她的婚事，但格拉迪斯甚至都懒得回答。她急着离开巴黎去杜维尔，而她回来时，奥利维耶已经上前线了。她几乎不怎么见到玛丽—特蕾莎，一心只想着康宁，想着自己的幸福。她爱她女儿，她一直是爱她的，却以一种任性轻率的方式，就像她爱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她那种不稳定的柔情很多时候被漠然阻隔。她很感激女儿不再提到奥利维耶的名字，不再摧毁她那个虚幻的王国，没有这种虚幻，她无法活下去。

然而，只有在她眼里，玛丽—特蕾莎还被看做一个孩子。秋天以来，玛丽·特蕾莎完全变了，她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有女人味，虽然还很瘦，但举手投足间有了女人的慵懒，年轻的脸上渐渐失去纯真和大胆无忌，肌肤更加柔软、更加苍白，美丽的秀发被高高挽起。

十月份，格拉迪斯收到博尚的一封信，告知她奥利维耶的死讯，死在前线。这一天，格拉迪斯是一个人，她久久坐在那个小露台上，手里捏着那封信。这是个无风的安静夜晚。终于，她站起来叹口气，去敲女儿的房门。玛丽—特蕾莎已经躺下，格拉迪斯凑近床头，温柔地抚摸着玛丽—特蕾莎的秀发。

“亲爱的，你睡着了吗？我进来时看见你关掉了灯。”

“我没睡着。”玛丽—特蕾莎说。她用肘支着枕头担忧地看着她母亲，撩开披到前额的头发。

“亲爱的，我的小闺女，你将有一个想象得到的无法忘记的巨大悲痛，但一切都会过去的，亲爱的，你看着吧，一切都会过去的。可怜的奥利维耶死了。”

玛丽—特蕾莎没说一句话，没流一滴泪，紧紧抓着她母亲递过来的信，看完后，她双手掉落到床单上，手指紧紧攥住床单，紧得看得见指甲底下的血流。但她就是不说话，似乎在用尽全身的力量忍住到嘴边的话。格拉迪斯痛惜地喃喃道：

“亲爱的，我不忍心看到你这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可是一切都会过去的……我向你保证一切都会过去的……你知道吗？初恋，看上去是多么刻骨铭心，但是很快可以忘记的……是的，你以为我不能理解吗？以为我不知道？以为我已忘却这样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对我恍如昨日，要是你能知道的话……你爱他，我知道，但会再有别人来的，爱情，不只是几个亲吻、几次约会、一些温暖的设想……爱情，你只会在后来当你是一个女人的时候，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也可能太迟了。”她带着一种古怪的轻声叹息，急迫而疲倦地说：“你看看，我曾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她很真诚地嘀咕，“现在我很庆幸当时没在你的眼泪、哀求面前让步……一场短暂的爱情，很快会忘记的，而一个丈夫……”

玛丽—特蕾莎低声说：

“求你了，妈妈，让我安静会。”

“我不能，亲爱的，这让我太痛心……别这么忍着……哭出来吧……听我说……你会忘记的，玛丽—特蕾莎……你以前一直是信任我的……我向你发誓有一天你会忘记这些……”

她想把玛丽—特蕾莎面无血色和沉默不语的脸贴向自己，她吻着她的脸颊说：

“看着我……”

玛丽—特蕾莎慢慢地抬起眼睛，她说：

“我是奥利维耶的情人了，我怀孕了。”

“什么？”格拉迪斯低声惊呼。

她凑近，看着她女儿的脸：她的辫子半散着，细细的脖子，稚气的脸，看上去比格拉迪斯想象的还要年轻。

“她胡说！这不可能……”

她突然撕开玛丽—特蕾莎胸口的衬衫，她的乳房鼓胀，有一种怀孕初期大理石般的洁白。格拉迪斯轻声说：“不幸的孩子，你做了件很不幸的事。”

“不，”玛丽·特蕾莎摇摇头，“是你造成了我的不幸，都是你一手造成的。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嫁给奥利维耶？我们是那么年轻，我们相爱，我们本来可以很幸福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阻止你，”格拉迪斯有些狂怒地喊道，“你没有权利这么说我！……我只是让你们再等一等，你们两个都还那么年轻！……”

“我们等了，”玛丽—特蕾莎绝望地说，“一直等到死亡来临，把他从我手里夺走……我们就像两个好孩子那么乖，那么愚蠢地等待，而你把幸福、快乐、激情留给了你自己。我们，就像你说的那样，仅满足于几个接吻，几个美好的未来设想！……哦，我不能原谅这一切……你曾经说得很有道理：青春是愚蠢的……是，愚蠢，胆怯弱小，在你们的手中弱小……除了等待，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战争开始之初，我哀求你让我嫁给奥利维耶，你甚至听都不想听……你回答我不可能同意我和一个第二天就有可能被杀死的男孩结合……你做母亲的责任让你必须抵制……哦！你为终于担当起母亲的责任而沾沾自喜……我的上帝！你确实是坦诚的……但是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上当了，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至少，片刻的爱情，些许的幸福……是我主动要求这些的，是我，”她说着，泪珠终于从脸颊滚落，“他，可怜的奥利维耶，他怜惜我，他已经预感到可能回不来了，我也是。”她喃喃道：“我回应着他的热吻，我心里听见一个声音：‘他不会再回来了……’一个我无法驱散的声音……所以我恳求他要了我，至少有一个夜晚我可以睡在他怀里，做他的女人。我恳求他给我留下一个孩子，因为我曾想：‘如果我们有孩子，那是上帝要他活着回来……’但是他死了……他死了……对我来说，现在一切都完了……”

“你是什么时候做了他的情人？”格拉迪斯握着玛丽—特蕾莎滚烫的手问，“你从去年五月份就没有再见过他呀！”

“是，你以为是这样……你……你以为我会服从你，就像我一直服从的那样？上前线之前，他经过巴黎，在里兹酒店要了一个房间，和我们的在同一层，我和他一起过了一夜。至少，我们有过这一夜。”她声音越来越低，仿佛又看见那个短暂的夜晚，蓝色的窗帘和黎明投到床上的第一缕曙光，那种睁大眼睛往深渊里跳的难忘感觉……

“但现在你怎么办呢？”格拉迪斯颤抖地问，“你不会要这个孩子吧？”

“你说什么！”

“玛丽—特蕾莎，你可能不知道？……不知道可以想办法打掉这个孩子，如果你愿意的话？……才两个月，还是可能的，还不难。你明白的，你不能留下这个孩子……想想即将造成的丑闻……如果人家知道的话……你自己也是明白的，是不是？可是，你回答我呀，给我说点什么啊？……你不再是个孩子了，可惜，你是个女人了，你知道你要冒的风险，那是你自找的……那么现在，必须要勇敢面对，想办法打掉这个孩子，是不是？必须这样，玛丽—特蕾莎！听着，我认识一个女人，卡芒·贡扎莱斯……你认识她的，她是按摩师、香粉商人和接生婆……我知道的，这种事她做过不止一次……这没什么的，没什么大不了的。玛丽—特蕾莎你记得我的朋友克拉拉·马凯吗？她丈夫没在身边，可她却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也不应该出生。她就去了卡芒家，去她的接生诊所，就在这附近，在贝克斯。第二天晚上她回到自己家里，没任何人知道……永远都不会知道。否则，她丈夫会要了她的命。对你来说，忍受几分钟的痛楚，然后就结束了，这场噩梦就结束了……回答我啊。”她焦虑地抱着自己消瘦光滑的双肩说：“即使对这个孩子来说，你也必须这么做，为了这个孩子，也为你自己！你不能留下这个孩子，给他生命！……你没有权利让一个孩子将要蒙受一种悲惨的、被抛弃、不幸的、孤独的生活！……”

“你以为我会抛弃我的孩子？”玛丽—特蕾莎轻声说，“因为我懒得提到你建议我的这种罪行，打掉孩子，或者用枕头闷死他，就像那些怀孕的女佣所做的那样？反正都差不多。你以为我会为他感到羞耻？我会躲起来？你是多么不了解我啊……”

“你疯了吗？”格拉迪斯喊道，“你，一个女人？得了，你还是个无知的孩子……你一个好人家出生的有钱女孩，你怎么可以把这个孩子留在身边？你难道觉得我会允许吗？因为，最终，我是有发言权的，我想。”

“你没什么可说的，你不应该反对我的婚事！”

“你不应该做这小伙子的情人！”

“我承担后果，妈妈！”

“你忘了你才十九岁，我的女儿，在剩下的两年时间里，我是你以及你前途的绝对监护人。”

“那你想怎么办？你没法杀死他的。”

格拉迪斯用颤抖的手捧着自己的脸说：

“有一天你会爱上另一个男人的，你不能为一个一夜情人哭泣一辈子吧？你以后怎么办？拖着个油瓶，谁会娶你？玛丽—特蕾莎，现在不是讲母爱的时候，它还不可能存在。你是想报复我……你很清楚，看到你做母亲，而且以这样羞耻的方式成为女人，这个念头会让我难以忍受，你这是为了惩罚我推迟你执意往火坑里跳的那桩婚事。因为你已经给自己埋下了苦果！你看着吧。”

“也许，”玛丽—特蕾莎低下头说，“但我并不在想我自己……这对你来说也许不可思议，嗯，人怎么可以不想到自己？我要我的孩子活下来并且得到幸福，对我来说，我什么都不怕，我接受一切……”

“你这么以为？你看着吧……”

“你以为我会变得和你一样？哦，永远不……你很温柔地和我说话，但你心里永远只想着自己。格拉迪斯·埃塞纳切，人家会说你到有外孙的年纪了，你是外婆了……这是你无法忍受的！你甚至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都无法不颤抖一下，”她盯着格拉迪斯说，“你凑近镜子，看着你漂亮的面孔、金色的头发，然后你突然记起你已经是外婆了，生活对你就没什么滋味了。如果我嫁给了奥利维耶，如果我有一个我丈夫的孩子，对你同样是不堪忍受的痛苦，只是那时候，你什么都不敢说而已。但现在，没什么可以妨碍你……为了避免做外婆，你打算杀死我的孩子。”

“他还没出生，”格拉迪斯轻声说，“他不会受苦的，这种罪孽，每天都在发生……”

“这个罪孽不会发生。”玛丽—特蕾莎斩钉截铁地说，一边想着要保护这个只为她而存在的孩子，他比世上任何东西都珍贵。

格拉迪斯又开始哀求：

“那好吧，如果你实在想生下来，他在你身上，你有这个权利。但你没有想想怎么向我交待？向我交待？”她绝望地重复，“想想这会多丢人啊……”

“我想过。”玛丽—特蕾莎说，嘴角露出一丝凄凉的微笑。

“那么你一点都不肯可怜我？”格拉迪斯绝望地说，“我对你做了什么？这不是我的错……我怎么能想到会打仗？父母反对一桩不合适的婚事，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

“其他父母认为他们做的对，而他们只是搞错了。他们的孩子可以失望，但是没有权利怨恨父母……而你，你只想到自己。你不愿意有一个结了婚的女儿，你不想做‘年轻的博尚夫人’的母亲，”她哽咽道，“你夺走了我的那一份生活，我的那一份幸福，就像你一直夺走的那样……”

“这不是真的，我是一直爱你的……”格拉迪斯说。

“是，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这是一种好姿态的最好展示了，”玛丽·特蕾莎苦笑着说，“你把我抱在膝盖上，然后让别人赞美你……我呢，我是多么傻啊！我是多么爱你，多么崇拜你，我觉得你多么美丽！……我，你的女儿，和你说话却像在跟一个孩子说话，跟我的孩子……可现在我憎恨你，憎恨你的金发，憎恨你那张看上去比我还年轻的脸……你有什么权利仍然漂亮、快活、被人爱着？而我呢？……”

“这不是我的错……”

“是你的错，”玛丽—特蕾莎叫道，“你想到的应该是我，只想到我，就像我现在只想到他那样，”她边说边用瘦弱的手臂环住腹部，“让我安静会吧，你走吧，走开！”

“玛丽—特蕾莎，你不能留下这个孩子。他可以活下来，会得到很好的照料，我会给他所需要的费用，但你不能把他留在身边，这事不能公开。这不可能……哦！我猜得没错，对，这就是你想要的，是这样……你想让我忍受痛苦？……当我听见从他们嘴里对我发出‘外婆’这个词时，我觉得还不如去死，”她低声说，“我会非常痛苦！你不能理解这些。你认为我是个魔鬼……然而是我有道理，我，是我，因为我看到过生活是怎么回事，如此短暂，如果没有爱情，没有男人的欲望，生活是多么凄凉啊，而这段漫长和可怕的老年……至于你，你还年轻，你会忘记你的奥利维耶……我不要求永恒，你看……只要再过两三年……可是不，你会设法让全世界都知道真相，让我时刻都要忍受那些好奇的目光，那些带着怜悯的窃窃私语：‘这可能吗？她看上去还这么年轻，可是……’而那些女人呢？那些来自对手或者朋友的调侃？再等一等吧，只是再等两三年，你看着，我会是一个好母亲的，然后，你就没什么要抱怨我的了，至于孩子，或许我也会喜欢上的……告诉我，你不会留下这个孩子的，是吗？”

“我会留下这个孩子，承认他，把他抚养大，”玛丽—特蕾莎坚定地说，“现在你走吧。”

她扑到床上，一动不动，不说一句话，也不掉一滴泪。格拉迪斯还在那里说了很久，但她咬紧床单，就是不说一句话。最后，格拉迪斯只好走了。

十

格拉迪斯竭力想妥协，接受这个孩子的出生。但她的生活已味同嚼蜡。每当有男人在她面前朝某个路过的漂亮女孩微笑，她都会觉得撕心裂肺。有时，男人们投向她的第一眼并不能触动她，因为她早已习以为常……但她不能忍受这种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转到另一个女人身上……

有一天晚上，在丽丽家，她看见一个和她一样的金发女郎走进来，那种脆弱的出众的美貌，和自己有点相像，但她很年轻。她朝格拉迪斯微笑，同她说话，但她那种吹弹得破的皮肤、鲜嫩欲滴的双颊，对她简直是一种活生生的侮辱。好几个星期她都避免去丽丽家，为了躲开她的竞争对手。

有时，她会离开尼斯，但这种隐形的焦虑如影相随，让她半夜突然醒来。她起床，脱光衣服凑近镜子，看着自己的脸庞和身体，会感到片刻安宁，她知道她是漂亮的。这是清晨了，这种时刻旅馆最后的灯火都熄灭了，隔壁房间的陌生人在叹息和做梦。她用手轻轻抚摸因熬夜而留在额头的皱纹，这些皱纹一小时后就会消失的，这算不了什么……这是所有女人都有的担心……这不像是她一直担忧的那种神秘痛苦，不像是那种让她充满苦涩的可耻嫉妒心……她想：

“不能只想着我自己……要忘记我自己……玛丽—特蕾莎……还有那个可恨的孩子……战争……而我，只是个弱小不幸的生物，我想着自己的美貌、我的青春……但我应该更明智些，我要做得好一点……”

乔治·康宁也应征入伍了，从元月起，他就上前线了。她身边的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是冰冷和伤感的。在“无忧无虑”，没有了晚会，没有了生气。她只留下一个贴身女佣和村里的一个小男孩代替走了的园丁。玛丽—特蕾莎要么躺在自己的房间里，要么整天一个人待在花园里。晚上她们面对面坐着，每个人都在想着那孩子。有时格拉迪斯仿佛突然从梦中惊醒，看见女儿日渐消瘦的脸。她痛心地看着她，为她的苍白忧伤担心：

“你看，吃一点吧，如果你营养不足，如果你不攒积点力气，你会坚持不下去的……你能怎么办呢？……这是件很不幸的事，但你要有勇气，亲爱的……你还这么年轻……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被遗忘的……奥利维耶……”

“妈妈，我没有在想奥利维耶……你不懂……奥利维耶我会晚点再想他，当孩子生下来以后……现在我只想看见这个孩子，看见他的生命……”

“这孩子……这孩子……如果没有这孩子的话，你会有一个最辉煌的人生，遗忘，然后结婚，然后幸福着……”

“但是，有这个孩子，妈妈……”

“是。”格拉迪斯恨恨地咕哝。

当产期临近时，玛丽·特蕾莎要去卡芒·贡扎莱斯家，孩子将在那里出生。卡芒早已麻木了，对什么事都不会大惊小怪。她会接生下孩子，照看孩子，按人家要求的那样去照料。

“为什么您要担心呢？”她对格拉迪斯说，“您很富有，不是吗？您有钱，那么，只要有钱，生活就充满微笑。行了，行了，碰到这种事情的，您不是第一个……”

“妈妈，”有一天晚上玛丽—特蕾莎说，“我不想去这个女人家里，她让我讨厌，让我害怕。我要去医院，去巴黎、去马赛，随便去哪里，但就是不要去这个女人家里……”

“只有去她家里，我敢肯定，才是最保密的。”格拉迪斯说。

“让全世界都知道好了，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知道！……你已经说过，重复过，宣布过……而我呢，我，我只求人家什么都别知道！……你听见吗？……求你了，求你了，别再提这个孩子，让我忘掉这一切吧……这能让你怎么样呢？……为什么在他出生之前就要去谈论这些？”

但玛丽—特蕾莎以一种狂热的柔情爱着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她独自想象着孩子的脸、孩子的模样，她给他取名字……她一天比一天臃肿，一天比一天疲惫。她现在走路都有些困难了，在屋外时只能拖着步子走。她的无助让她绝望，她母亲永远都不会允许她留下这个孩子的，她才十九岁，还一无所有。她还得在两年时间内听凭这个被情欲蒙住了眼睛的女人的摆布。这个女人只关注她自己和日渐临近的老态。有时她想对她说，如果自己死了的话，请求她不要抛弃这个孩子，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她看见母亲满怀仇恨的目光从她腹部移开。孩子……她感到和他是多么地血肉相连啊。她轻轻抚摸自己的身体，仿佛能感觉到孩子在她指尖蠕动。她想象着孩子的模样，他的声音，他的目光，他的微笑。有时她会忘了奥利维耶，奥利维耶死了，他已经融化成一抔尘土了。对他，她已经无能为力。但孩子，孩子应该活下来。她双手环着温暖的腹部，轻轻按压，孩子会动，活生生的。她怕格拉迪斯，怕卡芒……特别是卡芒，怕她那双粗短肥胖的手，怕她的声音，怕她毡底鞋板发出的令人窒息的脚步声……

“她们会把他夺走的，”她想，“趁我还很虚弱不能保护他的时候，他会得不到照料，很悲惨，吃不饱，孤独一人，我的孩子……”

她记得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记不清什么时候在哪里……听一个佣人讲过一个离奇的故事，说是一个婴儿，半夜出生在一个孤零零的农庄，做爷爷奶奶的抱走了婴儿，将他活埋。那个做母亲的，第二天醒来，再也找不到她的孩子。

她握紧颤抖的双手：

“我永远都不会抛弃你，我的小乖乖……”

“我的小乖乖……”这是她能找到的最温柔的称呼，唯一的称呼……她亲切地呼唤他……他只有她，他的生命只能依赖她。夜里，她温柔地和他说话，安慰他：

“别怕，什么都不用怕……我们会幸福的……”

我不会喊人的。我要等到孩子生下来或我自己死掉。一旦孩子生下来，世界上谁都别想把他从我怀里夺走。如果我死掉的话，他将和我一起死。

十一

格拉迪斯一个人在房间里，坐在壁炉前。玛丽—特蕾莎住得离她有点远，在房子另一端的偏房里，中间隔着整座房子的距离。她不可能听见此时此刻她女儿闷在被子底下的呻吟。

这是一个安静无风的夜晚，棕榈树的叶子簌簌颤抖着，大海被一轮圆月照亮，泛着奶白色的微光，砖地上升腾起一股凉凉的雾气。女佣生上炉火，格拉迪斯拨拨火苗，凑近她那柔软细长洁白的脖子……毫无睡意。她想：

“等这一切都结束后，我就带玛丽—特蕾莎走，永远不再回到这里。她会忘记这些的。这还是个孩子，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她会忘记的。世上只不过又多了一个无用的可怜小东西而已。她为什么不肯听我的？唉！我希望一切都快点结束……真像场噩梦……”

她站起来，叹口气走到花园里，绕着雪松慢慢走了一圈，然后下到海边，又拾阶而上，朝玛丽—特蕾莎黑黑的窗口扔了几块小石子，轻轻喊了两声。玛丽—特蕾莎肯定是睡着了……可怜的孩子……多么凄惨的人生开头……

“但她还年轻，她，”她带着苦涩的醋意想，“有什么悲伤不能被时间冲淡？……她什么都不知道，她还什么都不懂……唉！要是我在她的位置……当一个人还未满二十岁时，这些又算得了什么？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绝望，我都可以接受，如果我能找回我的青春……”

她回去。房子里寂静无声。女佣已经铺好了床，替她准备好了带花边的长长睡袍。她宽衣，摘下戒指，然后重新坐到炉火前，数着战争开始以来，奥利维耶走后，过去了几个月。孩子马上要出生了。

“孩子……”

她甚至都不能在心里默念到“我的外孙……”这几个词。

“永远不，我永远都不会允许她留下这个孩子的，”她思忖道，“她所有的话，所有的眼泪都不管用。他会幸福的，得到很好的照料，什么都不缺，但我永远不要见到他，永远不要听到他的名字……想到他的存在，想到他在呼吸，就足以毒害我的生活……”

她感到胸口发堵。对玛丽—特蕾莎来说，自己从此就是她的敌人了，她知道的。她为此痛苦，她需要被人爱。

“现在，一切都完了，”她想，试图自嘲一番，“任何幻想都不可能了，我将是个老女人了。我可以看上去还年轻漂亮，但在我心里，我很清楚自己是个老女人了……玛丽—特蕾莎想留下她的孩子，可怜的无知姑娘……一个孩子？……来夺取我们的位置，把我们推到生活之外，不断说‘走开，走开，现在一切都属于我的……留下你那份蛋糕……你已经吃过了？……你已经吃够了？走开！……’这就是孩子，哪怕是最乖的孩子也会这么想我们的……‘你吃够了吗？’但人永远都不会吃够，永远都不……”

她热切地期盼死亡：

“也许这是最明智的，但玛丽—特蕾莎在她坚硬纯洁的心里一定会想：‘这就是报应……’她的心肠真的很硬吗？以前她是那么爱我……如果说奥利维耶死了，但那是我的错吗？我怎么会料到要打仗呢？她不能原谅我的，也许并不是奥利维耶，而是这孩子……因为我永远不想见这孩子，永远不想听见他的哭声！”格拉迪斯嘟哝道。

她靠火更近一点，告诉女佣她想去隔壁的房间：

“小姐的房间里生上火了吗？让娜？”

“是，夫人。”让娜回答。

“你看过她了？她不需要什么东西了吗？”

“一小时前，我敲过小姐的门，”让娜边走进屋边说，“她回答我一切都好，她打算睡觉了。”

她们叹着气相互看了一眼：

“作孽啊，”格拉迪斯转过头去说，“嗯，可怜的让娜，是不是作孽啊？”

“只要人家什么都不知道，”让娜低声说，“况且小姐还有母亲……有多少类似的情形，她们只好独自藏起来，独自去面对……有自己母亲在身边，已经是件很幸运的事了。”

“我不能原谅她。”格拉迪斯费劲地说。

“是，我理解您。这是件不名誉的事情，”让娜摇着头说，“可是，夫人，我们应该有同情心。”

让娜在埃塞纳切家做事已经有好几年了。这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深色丰满的脸庞，有一双黑色生动的眼睛，头发开始花白。她过着简单的生活，一直做女佣。除了自己的职业，她别的什么都不懂，勉强识几个字，只知道修补花边，熨烫床单，对主人的生活充满热忱。她喜欢隐藏债务，传递情书。每当在干活的地方有病人需要照顾，有受冷落的孩子需要照料，或者有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她都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对于所有涉及主人感情生活的事情，她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预见性，一种几乎只属于仆人和孩子才有的未卜先知。格拉迪斯想都没想过要对她隐瞒玛丽—特蕾莎怀孕的事，她觉得所有的掩饰都无济于事，但她知道让娜什么都不会说的，让娜对这次不合法的出生会感到强烈的羞愧。她是非常看重上流社会这种名誉的。多亏了她，玛丽—特蕾莎的情况才没有别人知道。她自己提出，把其他佣人都打发了，没人再进到家里，没人再见到玛丽—特蕾莎……

“没人会起疑心的，夫人。”她重复道。

格拉迪斯什么也没回答。让娜收拾好格拉迪斯扔在地毯上的衣服走了。格拉迪斯看着她的床叹了口气。她更愿意让自己醉生梦死，跳舞，喝酒，可现在是战争期间。尼斯和法国其他地方一样沉闷严峻……她所有的朋友都走了，她认识的那个轻浮的惹人注目的小圈子里的人全都逃走了。那些别墅大门紧闭。

“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的，一切又会像从前那样快活和迷人，而我……哦！怎么能忍受这一切呢？我怎么还能活得下去，明知道自己有一天会老去？……我们很清楚我们会死的……可是很奇怪，我并不害怕死亡……如果我觉得一切还没完的话，我会害怕……但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她仿佛又看见理查德躺在她怀里苍白的脸，如此安宁……

“他也不害怕死亡，但他不能忍受失败。他不能忍受变穷或者默默无闻。那么对我，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回事，完全是一回事……我要一个值得度过的人生，不然的话，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我失去了吸引力，生活还能带给我什么呢？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变成一个涂着厚厚脂粉的老女人？……包养几个情人？……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还不如头颈里挂块石头沉到海里去……所有这一切能从我脸上看出来吗？看得出我将要做外婆了？”

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滚落。她恼火地用手背去擦：

“一点办法都没有，没办法……”

她打着寒战看着火苗升腾。怎样的寂静啊……只有青蛙的叫声填满了夜色，大海闪烁着微光。玛丽—特蕾莎在干什么呢？

“真的要这么抱怨她吗？不管怎样，这就是生活……也许有一天她会后悔以前的那些痛苦。有一天，当她被爱着和幸福的时候……她会比我更幸福吗？”

她抽起了烟，看着烟灰掉落，把烟蒂一个接一个往火里扔。她怕冷似的用宽大的袖子抱住双肩：

“以前我从来不怕冷……现在只要开着的窗户里有一点风吹过，我便会冷到骨头里……”

她睡不着，心情郁闷。她要回忆那些舞会，那些征服，那些节日。哦！世上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吗？……

只要她一出现，周围的人，虽然不会鸦雀无声，但全部关注到她……在投过来的每一道目光中，她看到美貌带给她的安全感，带给她的力量……那些爱过她的男人……

“我只喜欢这个，”她想，“我只喜欢他们对我的欲望、他们的臣服、他们的疯狂、我的魅力和我的快乐……可是有这么多女人像我一样……她们也会像我这样痛苦吗？……那些不是悠闲的有钱人家的女人，那些勇敢的家庭主妇，也会痛苦吗？……是，肯定也痛苦，肯定。把生活的意义建立在享乐之上，然后看着这种享乐慢慢从身边溜走，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世界上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呢？我只是个弱小的女人……”

她在炉火上张开双手，然后站起来。钢琴盖是打开的，她弹了一小段……是的，音乐，诗歌，书籍……她很清楚这些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添点魅力，因为再漂亮的面孔，也会在烦恼或疲倦的时候，让人生厌。而对她和对大部分女人来说，这些东西并没有多少意义，不能带给她什么。几行热情似火或忧伤如泣的诗歌，几句华丽和谐的句子，是对男人的一种祭献，仅仅是给他的，一旦男人离开，就什么都不剩了。

“我是坦率的，我。”格拉迪斯带着一丝微笑嘀咕道，她惊讶地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回响，让她直打哆嗦。

她慢慢回到床上躺下，睡着了。

她梦见玛丽—特蕾莎死了。她梦见她在一间阴暗幽闭、看不清形状的房间里，玛丽—特蕾莎躺在床上，死了。她知道她已经死了，然而那个苍白的躺在床上的女孩却能说话，看得见，听得见，仿佛是真实的玛丽—特蕾莎擦掉了一半的影子……是一个镜像。玛丽—特蕾莎侧躺着，温柔地微笑着，格拉迪斯看到她苍白消瘦脸颊的纯洁形象。玛丽—特蕾莎抬起双手，她听见玛丽—特蕾莎的声音在说：“我是多么爱你啊，亲爱的妈妈……我从来就只爱你……”她指着一个孩子的小床，是空的。梦中，格拉迪斯紧张地弯下腰，看到孩子没在那里，心想：“我早就知道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没有什么孩子……”她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安宁，一种几乎神奇的快感弥漫周身。她问：“孩子在哪里？”但玛丽—特蕾莎温和地微笑着：“哪来什么孩子？你在说谁？你就是我的孩子。”她摸着玛丽—特蕾莎的额头，问：“你会很快恢复的，我的小亲亲？”此时此刻她是多么爱她啊……玛丽—特蕾莎说：“不，你没看见我已经死了吗？但是这样更好，一切会更好。”

她醒了，听到让娜在床头叫她的声音：

“夫人您快点过来，快点！小姐她！……”

她问：“孩子生下来了？……活着的？……”

她感到一种极度可怕的焦虑，可怕的期待。

“哦！夫人您马上过来，马上！”

在她房间里，玛丽—特蕾莎躺在浸透鲜血的床单上，抱着她的孩子，贴在她已经凉了的胸口上。

“她没有喊人，夫人”让娜说，“她自己把孩子生下来了，可怜的姑娘……肯定是大出血要了她的命。我听到一声哭喊，就过来了。但这不是她在喊，而是孩子……她死了，没有喊救命，就一个人，一个人……”

格拉迪斯小步凑近那张毫无生气的脸。和她梦中看见的完全不同……脸上带着愤怒、恐惧和无边的勇气。玛丽—特蕾莎用尽最后的力气，僵直的手臂紧紧抱着那个哭泣抽搐的可怜孩子，孩子的身体在一股生命的激流中扭动着。

十二

一小时后格拉迪斯回到自己的房间，天终于放亮了。她在屋子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来来回回走了很久，然后扑到床上闭上了眼睛。但她很快听见了让娜安顿在隔壁房间的孩子微弱的小猫似的哭声。她大声呻吟：

“玛丽—特蕾莎死了！”

只是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眼泪才喷涌而出。

她又回到玛丽—特蕾莎的房间。让娜已经收拾好了一切。玛丽—特蕾莎躺着，蜡一般的小脸往后仰着，头深深陷在枕头里，双手贴在腰际。格拉迪斯颤抖着把鼬皮毯子盖住她冰冷的双脚：想到她的双脚冰冷，她就无法忍受。有片刻，她忘了孩子的存在，他不哭了。玛丽—特蕾莎的表情里已失去了那种野性和悲伤，显得严肃和冷峻。格拉迪斯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我的孩子。”她抽噎着。

某个时刻，她的悲伤似乎被擦去了，只是感到一种震惊。她想使自己的悲痛更尖利，她在心里搜寻一些画面，一些记忆，然后感到一种尖利的绝望，让她感到害怕。

当卡芒·贡扎莱斯进来的时候，她扑向她，抓住她的双手。

“她死了，你看见吗？……她死了？”她嘟囔道。

“她自杀了？”卡芒干巴巴地问道。

“自杀？……哦，不，上帝，不……我可怜的小闺女……她为什么要自杀呢？不是的，这是次意外，肯定是因为大出血……她没有喊人……为什么，为什么她没喊人？”

“听着，”卡芒说，“现在已经不是哭的时候了，当那可怜姑娘……真正的不幸就已经降临了。现在也许一切更好一点……怎么了？”卡芒问道，因为格拉迪斯动了一下。卡芒继续说：“要看到事情的本质。她将来怎么办呢？……以后谁会娶她？……一个为了嫁妆的家伙，一个无赖……而对您，如果人家知道……”

格拉迪斯不听她在说什么，她绝望地想：

“这不是我的错。她从没从我嘴里听到过一句责备的话，我愿意为她做一切……”

“您在那干什么呀？”卡芒说。“您脸色难看得可怕，去睡一会吧，让我们来处理。”她看着让娜，加了一句。

“还能做什么呢？我的上帝，”格拉迪斯捂着脸嘟哝，“我跟你们说过她已经死了，死了，没什么可做的了……”

卡芒耸耸肩：“如果您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去吧，去睡一会，什么都不用担心……”

她逼着她躺下，用手指捂着格拉迪斯赤裸的双脚：

“您都冻僵了……”

这句话，这个动作让格拉迪斯想起死了的女儿。

“哦，玛丽—特蕾莎，我的小玛丽—特蕾莎。”她猛然号啕大哭起来，那种突如其来和剧烈，让卡芒吃了一惊。

“玛丽—特蕾莎！……玛丽—特蕾莎！……她可怜的冰冷的小脚，冰冷的手……”

她哭了很久，然后躺下不再动了，两眼呆滞无光。卡芒坐在她身边，搓揉着她的手：“好吧，好吧，想开点。您能怎么样呢？这样也唤不回她了，嗯？这是桩不可挽回的悲剧，可是……告诉我，孩子呢？那孩子呢？”

“那孩子。”格拉迪斯低声重复。

“您不想看看他吗？”

“不，不，”格拉迪斯嘟哝，费劲地吐出几个字，“我做不到，别要求我这个，这不可能……”

“听着，我坦率地告诉您我的想法吧。当然您随便怎么做都可以……但相信我，不能拖泥带水。如果您愿意，那就留下这个孩子，在身边把他抚养大。但如果您不想留下这个孩子，不想给他您的姓，那么无论对您还是对他，最好马上把他送掉。把他送到社会福利院，一切就都结束了……别指望如果您改变主意了，还能再把他要回来。至于您想把他藏在某个远离您的地方，希望能时不时去看看他，而又不让人知道，那是小说，是对讹诈敞开大门，您明白吗？”

“不，不，不要福利院，不要这个。在远方把他抚养大吧……别让任何人知道……我付所需的费用……”

“只要有钱，没什么办不到的，”卡芒叹口气说，“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在远离这里的地方找个奶妈……”

“好的。”

“我会安排好一切的，您放心吧。幸亏这是自然死亡。我认识市政府的一个人，”她凑近格拉迪斯的耳朵说，“这个人时不时帮我点忙……我会申报孩子出生在贝克斯，父母身份不详……他会混在别的类似情况的孩子中……这样可以减少别人的疑心……至于您女儿，您可以说死于肺病，嗯？……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段时间人家没有见到她。况且，尼斯几乎是座空城了，现在是战争……人家顾不上管邻居家的闲事。这是你不幸中的一点运气。让娜嘴很紧？嗯？”

“是。”格拉迪斯嘟哝道。

“叫她过来。”

让娜来了，她脸色涨红双手颤抖，把新生儿紧紧贴在胸口。

“除了你，没人会知道的，是么？”卡芒问，“如果你能管住自己的舌头，夫人会谢你的。”

“我们要把这个孩子怎么办？”让娜问。

“给他找个奶妈，我们还能怎么样？”

让娜没有回答卡芒的话，问：“您要看看他吗？”

她把孩子递到格拉迪斯跟前。

“不，”格拉迪斯紧闭的双唇艰难地挤出一句话，“我不想看他。”

“孩子是无辜的，夫人。”让娜喃喃道。

格拉迪斯突然感到一种可怕的倦怠，耸耸肩说：

“好吧，把他给我……”

“不管怎样，夫人，您是他外婆。”让娜气愤得有些颤抖地说。

格拉迪斯苍白的脸突然变成酱紫色，露出一种几乎失去理智的表情：

“抱走他，抱走他……我再也不要见到他……我恨他……我给他钱，给他我所有的一切，但是我再也不要见到他！……”

“我要他，我，夫人！”让娜喊道。

格拉迪斯扑到在床上，抓着卡芒的手臂哭了起来：

“你们去处理一切吧！让我安静会！……你们就不能可怜可怜我？你们想要我去死吗？好啊，如果我的死能换回玛丽—特蕾莎活过来，那我很乐意去死！放开我吧，放开我。我不能见这个孩子，他对我什么都不是！……我不会认他的，他对我不存在！……我不想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把他抱走！……”

当让娜抱着孩子一离开屋子，那种占据格拉迪斯心头的暴怒消失了，她拉着卡芒回到她女儿的房间，抽泣着跪倒在她的床脚，心都碎了。她哽咽道：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玛丽—特蕾莎？……为什么你要抛下我……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一个人了呀……狄克走了，而你，我的孩子，也走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爱我的人了……”

卡芒给她拿来黑衣服帮她穿上。格拉迪斯沉默着颤抖不止，比任何时候都美丽，眼睛干涩灼热。有片刻，她双手摁在抽紧的胸口想：

“如果我能哭出来，也许心里会好过一点……”

但她眼里流不出一滴眼泪，有时只是干号，阵阵抽泣从嘴里吐出。

“会过去的，”卡芒用穿透人心和轻视的目光看着格拉迪斯说，“好了，这一切会过去的……您太女人味了，做母亲做不了很久……您太年轻，不会痛苦很久……”

“你住口。”格拉迪斯低声说。

“要办手续的话，您得给我相关的证明文件。”

“可是我这里什么都没有。”

“嗯，问题也不大，我们想想办法……不过告诉我，那不幸的姑娘什么年纪？十五岁，真的吗？”

“不，不是真的，”格拉迪斯嘟哝，“你知道的，她十九岁了。”

“如果您相信我的话，我们还是给她写大家都以为的年纪：十五岁……她这样躺着，披散着头发，看上去像个孩子……人家都不会想到要怀疑的……这样对于纪念她和对您，都更好一点……”

“对我……”但她没有再说什么。

这对玛丽—特蕾莎又有什么意义呢？

她朝卡芒手里塞了张支票：

“这是给让娜和孩子的……以后让她再回来找我……我要孩子什么都不缺，能幸福生活……以后的事谁知道呢？……我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亲人了……”

“是啊，谁知道呢？”卡芒重复道，一丝狡黠在她脸上一闪……“也许有一天你可以收养他，也许有一天你会喜爱他，就像一个母亲那样……谁知道呢？”

十三

格拉迪斯去了马德里，在那里生活到战争结束，然后继续旅行，到一九二五年，回到巴黎。一九二五年底的除夕之夜，她在蒙马特的一个夜总会跳舞，那是那一年的时髦，在一个狭窄的地窖里，墙壁刷成红色。天快亮时，跳舞的人一个个都累得筋疲力尽，摇摇晃晃好像喝醉了酒。音乐只是合着原地踏步人群的一种有节奏的嗒嗒声。有几对舞伴早已不是在跳舞，只是在慢慢踏步，在相互的臂弯里摇晃，没有思维，没有欲念，脑子一片空白。

格拉迪斯也在其中跳舞。玛丽—特蕾莎死后第一年，她一直身穿白衣为女儿服丧，但因为白色很适合她，她就一直穿下去了。她的头发还像以前那么金黄，脸蛋还像以前那么精致，只是双颊的色斑有些加深了，而当她疲倦时，人家可以想象得到她皮囊之下娇弱的骨架，看得到凸起的颧骨和眼袋，骨骼的影子在光滑的皮肤下隐约可见，因为她的皮肤还奇迹般地保持光滑，她还保留着年轻女子般曼妙柔软的身材。

这天早晨，第一缕晨光从窗帘的褶缝间透进，她浅淡的金发盘在额头，仿佛一团闪亮的轻烟形成一圈光晕，而她唯一衰老的迹象是开始塌陷的双颊，没有任何办法让它们重新鼓胀起来。她洁白的背脊裸露着，跳舞时，她微微低下头，垂下大大的眼睛，朝围着她的男人们投去迷人慵懒的微笑。

偶尔她会在一群涂脂抹粉、木乃伊般跳舞的老妇人中奇迹般发现一两张年轻的脸，几具年轻的身体，仅仅在这时，她会记起玛丽—特蕾莎的模样。在男人的臂弯里，在紧搂着她的情人的怀里，她一边跳着舞，一遍温柔而绝望地想念着玛丽—特蕾莎。但玛丽—特蕾莎死了……“她比我幸运。”她想。她忘了玛丽—特蕾莎是在怎样的情形下死去的，就像女人才能做到的那样，忘得彻底、干净。在她的记忆中，每次看见玛丽—特蕾莎，完全还是一个孩子的模样，一个爱过她的孩子……她叹口气，忧伤地看看四周，这些跳舞的人，这些烟雾缭绕，这些空酒瓶，就是她日常生活的内容了。而她觉得在这种地方怀念玛丽—特蕾莎并没什么可受指摘的，和在她房间里怀念是一样的。不过她还是努力驱散着玛丽·特蕾莎的影子……“后悔过去又有什么用呢？……我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活？……还是忘记那些烦恼吧。”她看着搂着她的男人这样想。

她对激情的渴望变得有些病态和绝望：她的情人现在以天来计算，以小时来计算。她必须确认自己还有魅力，确认男人们还会像以前那样为她发狂，为她痛苦……一旦他们痛苦，她心里似乎才有片刻的安宁。但这越来越不容易了。……战后，很少再有男人愿意为一个女人痛苦，而且她不再是最受欢迎的那一个了。在一群女人中，她不再是第一个就被看见的，她的美貌不再鹤立鸡群，男人们的目光不再立刻聚焦到她身上了。诚然，她还能轻易赢得爱情和别人对她的欲望，但人家会开始甩下她，随着年岁增加，人家甩下她的周期越来越短……现在，她会很快屈从，因为她很清楚现在的男人对爱情都比较心急，但她太习惯于被男人宠爱，以致很快会对这种无声和唐突的追求让步。她需要被爱，需要听绵绵情话，需要男人的时间和他们的嫉妒。但有时候她这种绝望的狂热，反而让她爱上的男人倍感惊讶和心存戒备。

“我可不想要缠人的女人。”他们想。她还漂亮、迷人，可是女人有那么多……

有时候会有一个年轻点的、比别人单纯点的男人，像她所希望的那样去爱她，但这一个也会很快扔下她……

她想：

“不，这太容易了……可是另一个呢？他的朋友呢？还没看过我一眼呢……哦，上帝！再给我来一点这种感觉吧，一次，就一次。像以前一样，让我吸引人，令人着迷，如痴如狂，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我将是个老女人，心如死灰……”

但她喜欢战后这几年，这种强烈而轻松的刺激感，这种燃烧血液的狂热，这种急迫而具有悲剧性的生活。

她想：

“啊！现在才该是年轻的时候。”

对于青年时代的回忆，让她充满苦涩。她会抓住坐在身边男人的手，搜寻他的目光，向他凑近自己颤抖紧张的脸。男人的变化是多么的厉害啊……理查德、马克、乔治·康宁、博尚……而现在，是这些不耐烦的脸、冷漠的眼睛、疲倦的声音、短暂粗暴的欲望……

天快亮时她回家。车窗外，铅灰色的城市慢慢苏醒了，微风吹过塞纳河，她的心抽得紧紧的。她回忆起她的年轻时代，维多利亚时代，长长的白手套，彬彬有礼的爱情……

他们变了？……可怜的傻瓜……是我变了，是我……一切都随风而逝了？不，是我们远去了……

她带点嘲讽似的忧伤叹口气。但在落满粉尘的小镜子里还能看到一个奇迹般的年轻形象。她想：

“这是一场梦，我还很漂亮，像以前一样年轻！谁能相信我早已过了三十岁？……”

当然，在一九二五年时，女人的年纪并不太重要。四十岁，还年轻。

“我怎么会畏惧四十岁呢？……哦！我还想再回到四十岁……四十岁，真是精力旺盛的时候，是盛开的年纪，是青春焕发的年纪……是，不过五十岁！……五十岁……唉！这个，就比较艰难了！……”

她带着某种隐秘的绝望，听凭坐在身边的男人抚摸她的乳房。

“摸吧，你可以去找，但你找不到和我一样美丽的乳房！……”

当然……如果他知道……如果他听见“格拉迪斯·埃塞纳切有五十岁了……”他会怎么想呢？在吵架时他会怎么说呢？如果从男人嘴里说出“在你那种年纪……”她会羞愧死的……

“如果他爱我呢，”她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世上再没有一个活人爱我了……

她是多么渴望再听到一句爱情的甜蜜话语，就像以前那样……真的就不存在了吗？或者（这让她绝望）他们把这些话留给其他女人了？

她努力自我安慰：这都是世风造成的……这种唐突的放肆，急迫贪婪的搂抱，然后马上粗鄙的冷落。“随便丢下一个女人”，使那些约会变得无聊和厌倦，他们只对喜欢的人才稍加重视，就像女人一样。如果她问：“你爱我吗？”回答是：“哦，你怎么还像在一九〇〇年，亲爱的……”

然而这一代人也要过去了，另一些人会来，那些年轻小伙子，和他们热切、伤感、苦涩的长辈不同，他们似乎对她越来越不在乎，因为仅仅保持身体和脸蛋的年轻还不够，还需要像二十岁的人那样说话，那样感觉，思考，不过分评价，不记日子，不奉承……

她的情人是一个英俊、清纯、宛如女孩子的年轻英国人。

“你喜欢我吗？”

她有些羞涩地问他，忘了当他搂住她的时候，她已经问过好几遍。

“哦，停一停吧，情人间也不可能整夜谈论爱情的……”

渐渐地，这种阴郁的担忧愈演愈烈，直到将她带到一些秘密妓院。至少在那里，欲望不用作弊。每次当她在拉皮条的女人的小客厅等待时，她的心在胸腔里剧烈而沉重地跳动，让她忆起以前的微醉：仿佛血液里还留存了那种毒素，她依然在中毒。

如同所有的狂热嗜好，她的嗜好也让她的灵魂不能有片刻安宁。就像守财奴只想着金币，野心家只想着荣耀，格拉迪斯整个人就被如何吸引男人和年龄的梦魇所占据。

“要想掩盖年纪，可真不容易啊……”她想。

战争让她以前的旧相识全都失散了，就这样……时光飞逝……遗忘对每个人都是那么深切……对女人来说，与别人想象的正相反，她们对年龄有着一种同病相怜的默契：“我不嘲笑你，你那边也饶过我……我吹捧你几句，我会说我觉得你很漂亮，而你，有机会也替我说一两句好话，一两句赞美的话，好让我找回年轻时的自尊，好让我在情人面前微笑时少一点担心，少一点卑谦……我假装忘记你的年纪，你也是，不在你的周围提起我已经过了五十岁。你怜悯我，我对你也不会残忍和背信弃义，我倒霉的姐妹，我同病相怜的朋友……我会说：‘什么蠢话，人家看上去什么年纪就是什么年纪。’我会说：‘你不知道某个或另一个出名的女演员？……她的情人背叛了她？她养着他？你又知道什么呢？况且有多少年轻女人也被抛弃了？……’我永远都不会对老女人：‘大声叫喊！……’你呢？也是一样的态度……”

格拉迪斯，第一个这样做，她微笑着说：“为什么要谈论一个女人的年纪呢？现在这个年代，没有人感兴趣。一个女人，只要她还漂亮，迷人，还需要什么呢？”

以前她会优雅而漫不经心地说：“生活太漫长了，这么多日子，做些什么才好呢？”

现在，一种近乎迷信的恐惧堵着她的嘴。她从来不提她的过去，不提理查德也不提玛丽—特蕾沙。她取下家里墙上以前挂着的玛丽—特蕾莎的所有照片，因为孩子所穿的裙子年代特征太明显了。她只保留了一张玛丽—特蕾莎七岁时的照片，半裸，头发遮在眼前。

“一个我失去的小女孩。”她叹着气说道。

人家还以为玛丽—特蕾莎是在很年幼的时候就死了。到最后她自己也这么相信了。

她还是经常旅行，并不承认这会与过去割断联系，这让她有时看上去像个冒险家。她想：“我在这里觉得无聊了……”而实际上她离开是因为看见了某张以前见过的脸，或者某座房子勾起她心头太多的回忆。这已经不同于当年那种轻浮的狂热驱使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是一种面对过去悲剧性的逃跑。

她五十岁生日那天，仿佛每个小时耳边都有一个声音在响：“你五十岁了……你，格拉迪斯，昨天你还……可你五十岁了，五十岁，你永远也找不回你的青春了……”这一天，她生平第一次去了一家地下妓院，以后每当她的忧伤不堪忍受，每当她被自我怀疑折磨得痛苦万分时，她就会去那里度过几个小时。

当那些陌生男人比熟识的男子显得更热情、慷慨时，一种不可思议的安宁涌上她心头。

“如果人家认出我来？”她又想，“我是自由的……而且，人家能说什么呢？有病？啊，有病，疯子，罪犯，但只要不说我是老女人，不说我已经唤不起爱情，不说我讨厌和恐怖就行！……”

当她确认自己还很诱人，男人还会很欣赏地看着她时，即使做爱已经结束，她还能感觉到一种快乐的悸动，几乎是生理上的愉悦，比任何别的乐趣更甚千倍……这是个表情冷漠、胡子刮得发青的商人，如果是在十年前，她甚至都不会正眼看他。他问：“我们还能在别的地方再见面吗？”

她感到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形容的舒畅。

她是到了那样一种年纪，女人的外表几乎没多大变化，只是逐渐衰老，在脂粉掩饰之下，几乎很难觉察。巴黎是包容的，会原谅她，就像原谅别人一样。她有的是优雅和风度。如果有人说：

“格拉迪斯·埃塞纳切？……可这是个老女人了……”

马上有个声音回答：

“她还非常不错啊……想要永葆青春，这是很有女人味，很自然的心态呀……又不妨碍任何人……”

她在冷风中露着优雅的脖子。走在街上，她的身材还是那样苗条轻盈，看上去像个年轻女子，而她的脸看上去也只有三十来岁，仅仅是在早晨或晚间很晚时，才看上去有四十岁。但这些对她还不够，她想拥有的，是像二十岁时那样，跳舞跳到天亮，即使不涂脂抹粉，依然像从前那样，鲜花般新鲜娇嫩。

走在路上，一个男人朝她回头一笑，她平静地看着他，并不像一个想寻找艳遇的女人。那急匆匆的路人，走远了。她呢，开始的时候窃喜，现在又焦虑地在记忆中搜寻：

“如果在以前的话，这个男人会不会就这么走了？……会不会继续坚持？……会不会徒劳地继续跟着，满足于看这优美的身体在前面行走，猜测衣服底下美丽的曲线？可是回想从前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从前……”就是这些胡思乱想，这些对以往的追忆，折磨着她，纠缠着她……“玛丽—特蕾莎，如果她还活着的话，今年有二十五岁了……幸亏，”她有时这么想，“幸亏死亡在她青春年华的时候带走了她……青春年华……对于青春的狂热痴迷……所有的痴迷，到最后总是悲剧性的，被诅咒的欲望，因为人们得到的总是比梦想的要少……”

一夜笙歌之后，乏味清晨里的那些胡思乱想，那些死灰般的滋味，那些苦艾酒般的苦涩，都在这除夕之夜一股脑倒向她……

邻桌，一个染过头发的老女人，一串项链滑稽可笑地晃荡在干瘪瘪的胸前，她朝格拉迪斯笑笑。至少她塌陷的眼睛在努力微笑着，脸上其他部分因为脂粉涂得太厚太硬，石膏般板结，所以不能自由舒展地笑开来。

“格拉迪斯……”

微醉僵直的身体，戴着戒指的因痛风而关节变形的手指小心翼翼握着香槟酒杯，那个喊她的女人朝格拉迪斯走来。

“你不认识我了吗？哦，亲爱的，多么高兴，多么高兴又见到你！……总是那么漂亮！……永远都不变，真的。我是丽丽·费厄……唉！我恨过你……你还记得乔治·康宁吗？……他在战争中死了。死了多少人啊，多少人。”她呱啦道。

她坐到格拉迪斯边上，温柔地看着她。看见一个只比自己小十来岁，却奇迹般保持着年轻相貌的女人，是一件舒心的事……落到别人身上的那份神奇馈赠，会给自己带来一丝希望：“为什么不会落到我头上呢？是的，尽管镜子里我的样子，尽管我需要收买那个年轻的情人，可为什么不会是我呢？……”

“现在谁被选中了，格拉迪斯？……我有过太多失望，太多伤心了……一个我全身心信任的年轻男子，很不地道地欺骗了我……不过以前也总是这样……我运气一向不好。”她叹口气道，“你幸福吗？”

格拉迪斯没有回答。

“不幸福？……唉！男人们都变了……记得吗？……我们那个时候……”她放低声音继续道，“男人们是多么谦恭和体贴啊……他们可以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爱一个女人爱好几年……可以为她放弃世上的一切东西……为她破产……现在呢？……为什么一切都不同了呢？……为什么？……是因为战争吗？……”

格拉迪斯站起来，向她伸出手：

“亲爱的，请原谅……我朋友在那里叫我了，再见。我很高兴又见到你，但我明天要走了，离开巴黎……”

丽丽想起了一件事，突然说道：“你女儿现在应该很大了？……她结婚了吗？”

“没有，没有，”格拉迪斯匆匆说道，因为她的情人走过来了，“不，你不知道吗？……她死了……”

“怎么可能？”那老女人满怀同情地嘟哝。

她涂满口红的嘴唇压到格拉迪斯的脸颊，留下一道红色的印记，格拉迪斯颤抖着偷偷地擦掉。

“可怜的，可怜的小亲亲……你是那么爱她……”

格拉迪斯走向在门口等她的情人。他听见了丽丽最后的两句话。

“你有过一个女儿？”他穿过节日装饰用的彩带，踩着脚下的碎纸屑问道，“你从来没对我说起过……她还是个小孩子？”

“是，”格拉迪斯声音压抑地回答，“一个很小的小孩子。”

外面下着雨，通向白色广场的下坡人行道上，雨水在晨曦里泛着微光，轻轻颤动。

十四

一九三〇年春天，格拉迪斯遇见了阿尔多·蒙蒂。他很英俊，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脸部轮廓分明，线条坚硬，充满庄重和阳刚之气，目光冷峻。他的表情中有一种超人的决然、自制，在英国人脸上已经很少见到这种表情，只有在模仿他们的外国人脸上才能见到。蒙蒂一生都想在言谈举止上做得像个英国人，甚至关注到自己的思想，担心它们不够纯粹不够英伦。他的财产很有限，他精明地打理着，但生活并不容易。

他很快想到格拉迪斯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她漂亮，极其富有，而且是光明正大的财富。他对她有好感，当然，她有过不少情人，他是知道的，但她的那些艳遇从来都不卑劣或太注目。他有策略地、谨慎地向她献了几个月的殷勤，然后请求她嫁给自己。

他们两人在巴黎蒙蒂的一个意大利朋友家里相见。这是个美丽的秋天，花园里阳光普照。阳光在屋子门口投下一道蜜糖般金色柔和的光柱，女人们浅色的裙子在光线下熠熠生辉。

格拉迪斯穿一条薄纱裙，戴一顶几乎透明的轻巧草帽，半盖住美丽的秀发。白色短面纱下，忧郁的大眼睛很少看着对方，总是很快垂下长长的睫毛，躲闪开去。她在蒙蒂身边，一起慢慢走到一座喷泉前，石栏边有一群裸体孩子的雕塑。她靠着雕像，手指局促地抚摸着孩子冰冷光滑的身体。

“格拉迪斯，亲爱的，嫁给我吧……我知道，我不能带给你多少东西，我不富有，但我有一个在意大利最美丽最古老的姓氏，我会很自豪把它给予你……你爱我，不是吗，格拉迪斯？”

她叹口气。是的，她爱他。这么多年来，她终于第一次在一个男人身上，看到除了一夜艳遇之外的另一些东西。终于有一个男人可以给她长久的承诺，安抚她，保护她战胜她自己。她对这种追逐爱情的生活状态早就厌倦至极。焦虑地细数着自己的征服，然而一天不如一天，一天比一天艰难。每天看着衰老和孤独一点点逼近，那是怎样的噩梦啊！她终于可以找到生活的庇护所，靠在一个温暖而坚硬的男人的胸膛，不再是片刻地流连在那些过客身上，而是找到了第二个理查德。她低下头。他看着她画过的，精致忧郁的嘴唇和微微下垂的嘴角。然而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他重复道：

“我们在一起会很幸福的……嫁给我吧……”

“这是疯狂的举动。”她无力地答道。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结婚……她的出生日期……他只有三十五岁，而她呢……她甚至都不敢在心里默念那个确切的数字。一种强烈痛苦和羞耻感侵袭着她。不，不能，不能！……如果尽管这样，他还是要娶她，那怎样才能消除他只是为钱而来的念头呢？消除他总有一天会离开自己的念头呢？也许不是明天，也不是一年后，或许是十年后……时间过起来飞快……然后呢？……他还相当年轻，而她呢？……“因为，说到底，这不过是上帝给我的缓期执行而已，这已经是个奇迹了，”她绝望地想，“只要哪一天我病了，发烧了，疲倦了，马上就老态毕露，老女人，老女人……他很快就会知道的……”

“不，不，”她柔声说，“不要这样……没有责任，没有任何形式的维系，难道我们就不能继续相爱？”“如果你爱我的话，”他冷冷地说，“这种维系应该是温暖和容易的。如果你真在乎我的话，那就嫁给我，格拉迪斯。”

于是格拉迪斯想，只要花些钱，冒一点被揭穿或被讹诈的风险，把出生证上那个她醒着时，睡着时，梦里梦外一直想着的日期修改一下……她是个女人，从来不知道看得比第二天更远些。

她带着迷人慵懒的微笑对蒙蒂说：

“我在乎你，远远超过你想象的那样，亲爱的。”

他们的恋爱关系算是公开了。过一段时间后，格拉迪斯回到她出生的国家，在那里，她拿一张出生证明的副本，涂掉日期中的某个数字，然后拿着这张篡改过的证明，把平日发给她的其他文件都更正了一下。当她就此有了所有的文件后，去了趟自己出生的小村子。一位乐于助人的文书，把她的出生证明修改得与别的身份文件日期一致，这让她破费了一大笔钱。但到一九三一年春天的时候，她终于正式地年轻了十岁。但仅仅十岁，因为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一个孩子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一个即使作弊都无法擦掉的日期……

十年，现在她可以承认自己四十六岁，但还是比蒙蒂年长十岁。这个年龄，这块心病，这桩丑行继续困扰着她。面对她爱着的这个男人，她更愿意自己是一个孩子，重新成为一个弱小脆弱的孩子，被紧紧抱在他有力的臂弯中。但她必须包容和富有母性，而她是渴望被爱，被赞赏，在所有人中最得宠，不是作为朋友也不是作为配偶，而是作为一个情人，就像过去那个光芒四射的年轻姑娘那样。

她从来没有足够的勇气嫁给蒙蒂。

十五

五年后的一个秋天，格拉迪斯在回家的路上，她沿着树林边一条几乎无人的林荫大道上走着。虽然刚刚四点钟，天已经开始擦黑，巴黎的黄昏里有森林潮湿的气味。格拉迪斯打发走了汽车，快速步行着，惬意地呼吸着粗砺、潮湿的空气。她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只有一条狗在她前面，朝地上嗅着什么。百叶窗紧闭的房子，看不见灯光。空寂无人的街头花园，浸泡在雨水中，泛着微光。

突然，她看见一盏亮着的煤气街灯下，有一个小伙子，光着脑袋，穿一件灰色雨衣，似乎在等她。她吃惊地看了他一眼，机械地摸了摸鼬皮大衣下的项链。他让她走过去，只是等她向前走了几步后，开始跟在后面。她走得更快，但他很快就跟上来，她听见身后他的喘气声。她加快步子，于是他停下，仿佛融化在薄雾中了。但过了一会，当她差不多忘掉他的时候，她又听见脚步声在身后响起。他一直默默跟着她，跟到另一盏亮着的煤气灯，在那里，他低声喊道：

“夫人……”

他有一张年轻而消瘦的脸，看上去一拧就断的长脖子似乎被那颗沉重的头颅牵引着微微前倾。

“您不愿意听我说话吗，夫人？……您害怕了？……我不是一个强盗……看着我。”

“你想干什么？”

他没有回答，但继续跟在她身后，跟得那么紧，她可以听得见他的呼吸声。然后他开始吹《快乐寡妇》旋律的口哨，不断重复开头的两个音节。听着这个口哨和这种踩在空荡荡街上有节奏的足音，她有一种奇怪的慌乱。

她停下，打开包。年轻人做了个阻止的动作：

“不，夫人……”

“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跟着您，”他低声而急促地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您不会生气的，是不是，夫人？……对您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个躲在暗影里的男人，无望地跟踪您？……您从来就没有注意到我？而实际上我在路上窥视您已经一个多月了……我看见您从家里出去，晚上回家，很晚……我看见您的那些朋友，我看见您钻进汽车。您想象不到这带给我什么感受……但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找到您单独一人的机会……您不会生气，是不是，夫人？”

格拉迪斯看着他，轻轻耸耸肩：

“你多大了？”

“二十岁。”

“而你跟踪一个陌生女人？……这样浪费你的时间？”格拉迪斯嘟哝道。她的心魔，那种想诱惑人的欲念又控制了她，她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柔和下来。

“您看上去心肠不错。愿意对一个满脑子只想着您的可怜小伙子施舍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吗？……哦！盼望了那么久。”他用一种奇怪的痴迷的梦幻般的声音说道。

“你还是个孩子！”格拉迪斯说，“看看……理智点吧。我耐心地听你说过了，可是你也很清楚，该让我走了，是不是？我有一个丈夫！”她微笑着说，“他会误会这种孩子气的。”

“您没有丈夫，夫人。你完全是自由的，而且是孤单一人……哦！如此孤单……”

格拉迪斯有些担心地说：

“反正，我请求你让我走。”

他犹豫了一下，低下头，侧身靠在一堵墙上。她看见他摆弄着红色围巾的下摆。她走得更快了，想找一辆汽车，但路上空荡荡的。过了一会，她重新听见小伙子的脚步声在身后响起。

这回她停下，等着他。当他走过来时，她生气地说：

“听着！……够了！要么你现在就放开我，要么我向警察报警。”

“不！”年轻男子厉声说道。

“你疯了！”

“您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

“你的名字？……你疯了！”她重复道，“我不认识你，你的名字我不感兴趣。”

“并不完全是这样。您不认识我，这是真的，但当您知道我的名字后，一定会对我痴迷地感兴趣。”

他顿了顿，重复道：

“痴迷……”

格拉迪斯没有再说话，但他看见她在颤抖，嘴角微微下扯。他终于说：

“我叫贝尔纳·马丁。”

她轻轻地发出一声奇怪的叹息，像是使劲忍住的哭声。

“您是不是在等待另一个名字？”他问道，“我没有别的名字。”

“我不认识你。”

“可是我是您的外孙。”贝尔纳·马丁说。

“不……”她结结巴巴说，“我不认识你，我也没有什么外孙！”

她几乎是真诚的，因为她根本无法把眼前这个雨中的年轻人，跟二十年前记忆中那个没有名字、拼命哭泣、红通通的小肉团联系起来……二十年……流逝掉的时间长度对她永远和别人不一样。

“行了，外婆，接受事实吧，我就是你的外孙，相信我，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我有一封让娜的信，你以前的女佣，是她抚养我长大的，她死了，但她的信可以证明一切，我的权益……”

“你的权益？……我什么也不欠你的！”

“哦？……也许吧，打官司的话我会输……可是丑闻呢？你不想闹出丑闻吧？外婆？”

“不许这么叫我！”格拉迪斯恼羞成怒地喊道。

小伙子也不回答什么，双手插在口袋里，重又吹起《快乐寡妇》的旋律。格拉迪斯的手指几乎嵌到肉里，竭力控制身体的颤抖。

“你是想要钱吗？……是，我是有罪过……我怎么可以把你忘记这么久……我的上帝……？我对让娜说过一旦钱用完了就来找我……她从来没来找过我，而我……我就忘了……”她低声说。

“我从来没缺过什么。我并不是来要钱的……”

他那种憎恶的口气打消了她的内疚和怜悯。

“丑闻？……当然……可怜的孩子……你大概是从外省乡下的某个角落来的吧，在巴黎，像你说的，叫丑闻……”

他沉默了，继续跟在她边上走，若有所思地，有气无力地吹着口哨。

她想：

“玛丽—特蕾莎的儿子……”

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唤起她的任何激动，她心里只是回荡着那种沉闷的恐惧。

她绝望地重复道：

“你是想要钱吗？”

小伙子勉强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是。”

她赶紧打开手提包，抽出一张一千法郎的票子塞到他手里。

小伙子点点头：

“你的情人叫阿尔多·蒙蒂，没错吧？”

“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害怕？我女儿以前曾有过一个儿子，这和我情人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外婆……当然，但我和贡扎莱斯说过话，你看看，我是让娜抚养大的。这两个女人对你的了解，只有仆人对主人才能做到，你灵魂中的每一个皱褶都逃不过她们的眼睛。你并不是因为我是私生子而抛弃我的，而是因为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真实年龄。我鄙视你！”

“放过我吧！”

“你看上去确实还年轻……人家怎么看你的？‘她有四十岁？……四十五岁？……’你承认说你有四十五岁……而一个二十岁的外孙，那可不是一件很妙的事……也许我搞错了？嗯？嗯？哦，我多么想凑近你仔细看看，听你说话！……你和我想象得差不多，哦，不，不，人家和我说你仍然是个很漂亮的女人，看上去很年轻，可我看见的却是魔鬼的模样。你就是个魔鬼！”

他贪婪地凑近她，看着她的金发，她涂过脂粉的脸。而她，也在他脸上寻找着混杂了奥利维耶·博尚痕迹的玛丽—特蕾沙的影子。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往事了，他们都死了。现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件实实在在的事：阿尔多，她的情人！……这个看上去风吹得倒的瘦弱男孩，长得像玛丽—特蕾莎和奥利维耶，就像是一张可爱夸张的漫画。他脸色苍白，头发重重地搭在额前，胡子刮得乱七八糟，长长的脸颊瘦的像张薄纸。只有那双长长睫毛下热烈清澈的大眼睛，让人想起玛丽—特蕾沙的眼睛，这双眼睛在他难看的面孔上倒显得更加漂亮。

他先开口了，带着冷冷的威胁的语气：

“听着，如果你不想整个晚上只能把电话搁起来，因为我会不停打电话给你的，我会去你的公馆砸你的门，砸到你不得不出来开门放我进去；如果你不想闹出丑闻，不想你的情人收到什么信件的话，那么就过来找我。我住在圣雅克洼地街6号，大学生公寓。我每天等你到六点钟。请过来。”

“你真以为我会过去吗？”格拉迪斯强作微笑说。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女人的话……”

“那好吧，我看情况，我……要走了，现在，我求你了，放了我吧！……我并没有像你认为的那么有罪。”她带着害怕和哀求的语气说。

他没有回答，甩了一下被雨水打湿的头发，扣上雨衣，走了。

十六

这天晚上，她留蒙蒂在家过夜。他们在敞开的窗子前用晚餐。秋天橙黄色的树林罩着一层浓浓的雾气……天气已经转冷，蒙蒂站起来想去关窗子，但她似乎更喜欢这种寒冷。

她想：

“如果一个年轻女人像我这样半裸着，今晚会感到冷吧……她应该会穿过炉火，走向海边，证明自己还强壮、腰身柔软、年轻……”

巴黎透着潮气，就像灰色天空下秋天的耕地，罩着一层紫色。每当有汽车从树下开过，车灯穿过树杈，落下金色的斑点。

蒙蒂冷得发抖：

“真的？……你不觉得冷？……”

“不冷，你怎么这么怕冷呢？亲爱的……你好意思吗？”

格拉迪斯喜欢窗子开着，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沐浴在巴黎迷蒙的天光里，看得见投到房间深处的朦胧灯光。她不太喜欢明亮的光线。蒙蒂在抽烟，有些烦躁，她能感觉到。当她想到自己的担忧时，泪水涌上了眼眶。

“但愿他不要这么生硬地和我说话，他会的……今天晚上我可受不了……”

她闭上眼睛，试图在记忆中重现贝尔纳·马丁的样子。她猛地哆嗦了一下，蒙蒂问道：

“你怎么啦，格拉迪斯？”

“哦，没什么，没什么，”格拉迪斯说，声音有些哽咽，“靠近我，阿尔多……你还有点爱我吧？……哦！告诉我吧，求你了……男人不喜欢多说爱情，我知道的，”她说着，努力挤出一点笑容，“亲爱的，亲爱的爱人……我是多么爱你啊，如果你能知道的话……当我看着你的时候，我双唇发颤。我爱着你，就像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而你呢？你对我只有一点温情脉脉的牵挂，几乎就是伴侣间的那种，我知道的……”

“格拉迪斯，你对我才是只有一点不痛不痒的牵挂，因为这么久以来，你一直拒绝我提出的要求，做我的妻子。我想和你稳定地生活下去，和你一起回到意大利，给你我的姓氏。为什么要拒绝呢？”

她摇摇头，焦虑地看着他：

“不，不，我求过你别再提这件事了，这是不可能的！”

他不说话了。而她，尽管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想，相反，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愿意接受他，跟随他，告诉他一切，不用再背负这个沉重的包袱。这世界上她已经没有任何别的人了。过了一会，她又想：

“为什么不呢？……说到底，如果不再年轻，不是那种真正的无法替代的年轻，那么，四十岁、五十岁或六十岁，又有什么区别呢？”

她想起了某个或另一个女人，过了六十岁，据说依然有人爱着……“是，但那是她们自己说的，”她带着一种伤感的清醒想：实际上那是些吃软饭的小白脸，或者是些老情人，爱着的只是从她们身上得到的回忆……如果狄克还活着的话，我对他永远都不会老的……至于眼前这位……向他承认，“我六十岁了……我有个二十岁的外孙……”那是怎样的羞愧啊……我要他赞美我，为我感到骄傲……我要保持年轻。我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年轻的，没人怀疑过我的年纪。而现在……我拿这小伙子怎么办？现在？不幸已经酿成……钱倒是容易……但他只满足于钱吗？他应该非常恨我……

她把脸埋在他手中，蒙蒂惊讶地问格拉迪斯：

“亲爱的，你今晚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她绝望地嘟哝，“我感到很忧伤，我想死。把我抱在你腿上，摇摇我。”

他把她抱在怀里，她靠着他的胸膛缩成一团，靠在他怀里感觉到一种非常舒服的弱小、柔软。他抚摸着她的头发说：“孩子，我的孩子，小亲亲……”时间凝固了，格拉迪斯的心融化在柔情和忧伤中。

“如果他知道我的真实年龄，他嘴里怎么还能说得出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二十岁的男人在他面前喊我‘外婆’？……可是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啊，这真是个噩梦……”

她的手臂环着他的脖子，呼吸着他脸上散发的气息，她闭上眼睛，小巧的鼻翼轻轻抽动：

“我有点重，阿尔多……放下我吧……”

“轻得像一只鸟……”

“阿尔多，你会一直爱我么？”

“你照例不愿意和我谈谈未来，亲爱的？”

“是，因为未来是可怕的……听我说，你闭上眼睛然后坦率地回答我，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当我老了之后，你还会爱我吗？”

“你忘了我们是会一起老的？……我们不是差不多年纪吗？”

“不，”她摇摇头说，“要是你能知道我是多么害怕老去……”

“亲爱的格拉迪斯，你还年轻而且漂亮。”

“不，不，这只是个假象。我是个老女人了。”她无声地说。

“此刻，亲爱的，你只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一个女人的吸引力一直能保持到多少岁？”她突然问道。

“什么傻问题，亲爱的……只要她一直漂亮，有女人味，就一直保持吸引力……四十五岁，五十五岁……还有那么多年呢，格拉迪斯……一生呢……”

“是，一生。”格拉迪斯低声回应。

“如果你愿意听我的，那么到时候，我们就是一对老夫老妻了，我们俩都是满头白发。在一起，难道就真的那么可怕？”

“爱情就消失了吗？”

“当然不会，那是另一种感情，就这样。你说话像个孩子，格拉迪斯。”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发誓，当我有一天感到自己老了，我就自杀。我会这么做的。”

她没在听他玩笑似的安慰话。她闭上眼睛，把自己紧绷的脸靠在他臂弯里，抽泣着大声说：

“哦！阿尔多，我是多么地不幸啊！”

“可是为什么呢？亲爱的，告诉我原因，我才能帮你。噢！你不信任我，我甚至连你的朋友都不是。”

她环住他，用一种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人少有的力气紧紧搂住他：

“不，不，不要做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情人，是我在这世界上所爱的一切！……别在意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我每天都会有一些可笑的烦恼事，一条做坏的裙子，一只丢了的手镯，我也不知道。”

“你被宠坏了，亲爱的，这世界上被宠坏的孩子太多了。”

“你在嘲笑我，可是，我有我的不幸。”她嘟哝道。

“你从没对我说起过。”

“那又有什么用呢，老天？阿尔多，今天我不让你走。”

他笑着耸耸肩笑说：“如果这能让你开心点。”

当他终于睡着时，她躺在他身边，但怎么也睡不着。最后她只好悄悄爬起来，来到隔壁房间。现在她冷得直打颤……无声地从一堵墙踱到另一堵墙：“世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她绝望地拧着手指，眼泪顺着脸颊淌下，低声喊道：

“狄克，狄克，为什么你就这样走了呢？”

但他已经走了，化作尘土很多年了。她想起马克，也死了……乔治·康宁，战死了……唯一活着的：柯罗德，而这小伙子，这陌生人是他们俩共同的孙辈。

她抽出一张纸开始写信，一边留意着隔壁房间蒙蒂的呼吸声：

“快来救救我吧……不要惊讶我向您求救……也许您早就忘了我？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了……周围的人都死了。我孤独一人。有时我感到活生生地掉到一口深井里，掉到一座孤独的深渊……唯有您，还能记得我曾经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我很羞愧，绝望地羞愧，但我鼓起勇气向您求救，只能向您，曾经爱过我的人……”然而她又绝望地想：

“他早已把我忘了……他现在也老了，而且早已解脱，心灵自由了，远离生活。我却还在地狱里受煎熬，而他呢，肯定安宁，超脱一切……他老了，老了……他怎么能理解这些呢？哦！我自找的要在地狱里燃烧到最后一天，我拒绝了安宁平和的老年。但我会弥补的，我要恳求这孩子的宽恕，我会为他做一切，做一个母亲能为孩子做到的一切，所有玛丽—特蕾莎会为他做到的一切，但希望他能守口如瓶，希望阿尔多什么都不知道！”

早上，她把信封好放到写字台的抽屉里，但她从来没有寄出这封信。

十七

第二天，每隔一刻钟，电话铃就响一下。如果听见是女仆的声音，贝尔纳不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最后格拉迪斯终于把电话抱到自己房间里，声音颤抖地回答：

“是我，贝尔纳。”

“喂！”那个她辨得出的声音问道，“是你吗？外婆？”

“我昨天刚给了你一千法郎，你就不能让我清净几天？”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账一笔勾销了？”那声音说。

“那你明确告诉我你到底想要什么？”

“在电话里说？”

“不，不，”格拉迪斯咕哝道，她听到隔壁房间里的响动，“我打电话给你……”

“不，你过来！”

“不！”

“随你的便。顺便问一句，你的未婚夫，我未来的外公，是蒙蒂伯爵吧？”

“听着，”格拉迪斯惊慌地说，“你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这是讹诈。”

“你很清楚这是一种特殊的讹诈……”

但第二天，她还是去他那里了。他住在一间阴暗、不通风、天花板低矮、肮脏窒息的小房间里。水斗上大理石台盆有一条深深的裂缝，床上的床单发黄破旧，窗框上挂着粗糙的窗帘。

“多么寒酸的房间，”格拉迪斯嘟哝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随时离开这里，我的孩子……”

他微笑着看着她：

“不……我需要的这并不是这个……你不会理解的。我敢肯定你不会理解的……”

桌上摊开着几本书，地板上也堆满了书，一只装满橙子的盘子搁在床上。

“听着，”格拉迪斯说，“你要我做什么呢？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弥补过去，可是……”

她停下，等着他打断她，但他专注地看着她：

“接着说，夫人，我在听着呢，你不想坐下来？”

她机械地服从着他，发现自己的双手在不停颤抖，赶紧藏到裘皮大衣里：

“你为什么一心要制造丑闻呢？”

“可是，夫人，你并不理解我……你坚持认为我是要讨回我那些不存在的权利，我知道，因为我是一个非法出生的孩子。我关心的不是这件事，至少我现在还没来得及想这些，也许在你看来是很奇怪……我只是有一种想出现在你生活中的愿望，搅乱你那美好的宁静。在镜子里看看你自己吧……你现在和我昨天在路上看到的那个女人可大不一样了，仅仅是在昨天，你在路边那么优雅地接受一个陌生小伙子跟踪，你现在才露出了你的年纪，我亲爱的外婆……得，你不用恼火，不用否认，说到底，我是你的骨肉，嗯？是你曾经珍爱的女儿留下的唯一纪念。你对她的珍爱表现在你在尼斯公墓给她造了一座壮观的大理石陵墓。我见过那墓，也见过贡扎莱斯……有趣的见面，我是多么理解我母亲宁可死掉也不愿意在床头看见她……”

“谁把你抚养大的？”格拉迪斯问，“让娜？”

“不，让娜又去找活干了，为了养活我，也为了养活她自己。她把我托付给她表姐，一个以前的厨娘，她和一个退休的管家，马夏尔·马丁一起生活……这是个愚蠢但是诚实的人，他愿意认养我，好让我有个身份，不算多么了不起，但至少令人尊敬……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死了。我就是由让娜的这个表姐，贝特·苏普罗斯抚养大的，贝特妈妈，我这样叫她……”

格拉迪斯双手捂住脸：

“是她们告诉你的？”

他耸耸肩没有回答。这两个女人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出生那天晚上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她们几乎不讲别的事情，她们甚至都不去想别的事情，就像是卑微的证人见证了一场悲剧，而悲剧的主人公比她们更富有更强大。一开始，她们瞒着孩子偷偷说，而他用自己那种热切的、渴求的、耐心的智慧，从片言只语中，从她们的叹息中，从她们不经意的眼神中，串起了事情大概的真相。他出生那天晚上的记忆，玛丽—特蕾莎的死，格拉迪斯的态度，格拉迪斯的性格，他对这一切渐渐形成一种对待艺术作品那样的奇怪痴迷。晚上，当她们把他放到大床上，平常他就睡在贝特妈妈边上，她们就坐在起居室点着的蝾螈炉前，把毛线活放在膝盖上，又开始了同一个永不厌倦的话题。

透过半掩的房门，孩子看得到贝特佝偻的背，黑色披肩堆在肩膀上。长长的钢针插在无边软帽下花白的头发里，软帽已经皱巴巴了，但她还继续戴着。让娜折叠着贝尔纳的外套，绒布小短裤。孩子半睡半醒，他跟随让娜的讲述一直跟到梦里。有些句子每天晚上如此相似，贝尔纳都能背下来：

“作孽啊，在这座金子都满得出来的房子里，他生下来时甚至都没有一件小衣服可以穿在身上。那外婆花了战前的十万法郎修了小姐的墓地。可这孩子呢，也是她的骨肉啊，他差一点就死掉了，她都不想一下……”

贝尔纳使劲揉着眼睛驱赶瞌睡虫，努力醒着，贪婪地听着，在心中玩味和滋养着一种深沉彻底的仇恨，给他的生活注入一种过瘾的奇妙滋味。

此刻，他带着一种冷酷的好奇，注视着在他面前颤抖不止、僵直的格拉迪斯。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她重复道。

“我们下次再说，”他微笑地嘟哝，“今天我什么也不要求你，今天我就是想看看你和你说说话。”

“我不会再来了。”

“哦，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我发个信号，你肯定来……”

“不。”

“不？”他冷笑着重复，“你现在肯定在想着快点逃离吧？你会想：‘我有钱，如果我愿意，明天就可以去天涯海角。这穷小子没法跟着我的……’但一封信是很容易跟着蒙蒂伯爵的。”

她什么也没回答。她努力在他脸上搜寻一丝一毫的玛丽—特蕾莎的影子，但一点也找不到。贝尔纳的声音柔和，带点女性气，但他的笑容却很生硬。她叹口气：

“衰老在几年后，也许在几个月后就会来临，”她想，“那将是真正的衰老，安静的与世无争的老态。总有一天我会厌倦爱情，因为自然规律可不会有什么奇迹，既然我在世界上唯一的骨肉已经死了，为什么不要这一个呢？……我会有一个家，有一间我可以在那里彻底放松的房子……当然，我确实有罪过，然而……”

因为，面对自己的灵魂，谁没有经历过最终的审判？

“我那时太年轻，太漂亮，被生活宠坏，被男人们宠坏，被爱情，被这个世界宠坏……”

她想对他说这些，但眼前这张敏锐、苍白、丑陋的脸，他细小、明亮的眼睛中燃烧着聪慧的火焰，这些让她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她环视了一遍这间可怜的学生宿舍，脏兮兮的玻璃窗，露出了线头的地毯，桌上还有一张女人的相片。

“这是谁，你的情人？”

他没有回答。

“我并不是怕你的威胁才来的，贝尔纳。别这么认为。你没法理解的，如果你是个女人的话，你就能明白，人可以把一部分经历完全遗忘，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我不是来这里做你的敌人的，我怎么可能呢？”

他打断她：

“你在想着逃跑，是不是？”

“是，但我也很清楚一封信会追到我情人手里。你看看，我并不争辩，我不否认什么，我只是想帮你。我有钱，我可以给你一种人人羡慕的生活。”

“但保持距离，是不是？”

她紧张地看着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很愿意给我钱？但如果我想要的是其他东西呢？”

“我打算，”她心虚地说，“就像一个母亲那样去爱你。”

他发出一阵冷笑：“谁向你要关爱了？谁还需要你？那些年轻的小白脸，无疑，这个蒙蒂应该也是个吃女人饭的吧？”

“蒙蒂是个正派男人。”她轻声说。

“那他和你一起生活，和一个六十岁的老女人？……要么，他对你不忠？”

“这有可能。”格拉迪斯嘟哝道，心头突然一阵剧痛。

“当然，这和我无关，还是说说我吧。除了给我钱，给我迟到的关爱之外，你看不到还有别的什么可以给我的吗？如果我很有野心呢？如果我不满足于你给我造成的目前的身份：被退休管家马夏尔·马丁收养的私生子？……”

“要补救这些已经太晚了。”

“你这么认为？应该要想到……”

他饶有兴味地想：

“她发抖了，这个老女人……可是，谁知道呢？”

但此刻他心头跳跃着的那股邪恶的微妙的快感，并非是因为看到了锦绣前程的希望，也不是复仇带来的快乐，而是因为在一场精彩的较量中他占了上风。

“这二十年来，你就一次都没想到过我，是吗？”

“没有。”

“我说不定就饿死了。”

“我对让娜说过让她来找我……”

“可是你走了，你离开了法国？”

“是，可我想着几个月后就会回来的，我发誓。”

“你把我忘了？”

“是。”

“就像忘记一条狗？”

“哦，我求求你，”她抱着双手说，“别再提过去的事了……你就这么看我……带着这么深的仇恨……”

“你愿意把我介绍给阿尔多·蒙蒂吗？”

“你疯了吗？为什么？”

“为什么不呢？”

“我做不到。”她嘟哝。

“你为我感到羞耻？”

“我为自己做的一切感到羞耻。”她说。本能地寻找谎言来安慰自己。

但他笑着摇摇头：

“就是这个原因吗？我宽恕你。谁会不明白你是为了掩饰女儿的过错？”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做不到……这对我来说太难了，贝尔纳……”

她听见一阵冷笑，打住了话头。冷笑后接着一个柔和的声音：

“得了，别再演戏了。你忘了我认识让娜，对一个贴身女佣来说，是没有秘密的。你害怕承认你的年纪，这就是全部！”

格拉迪斯涨红了抹着脂粉的脸。她只是回答道：

“我爱我的情人胜过一切。”

“你的情人？就你这年纪？你好意思说得出口！”

“我爱他。我留住他并不是出于美德，也不是为了什么美好的感情。你还不懂这些，你还是个孩子。我留住他是因为我是个必须感到自己还年轻漂亮的女人，还能满足他的虚荣心。如果他知道我的年纪，特别是如果他知道我一直在撒谎，我会感到怎样的羞愧啊。而且衰老对我来说是一种怎样的不幸和惩罚啊，他会离开我的。如果他不离开，那就更糟，因为我会认为他是冲着我的钱财而来，我无法接受这个念头，我会为此而死。我需要有人爱我。”

“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呢？”

“我想你能明白你的切身利益。一桩丑闻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从法律上讲，我不欠你任何东西。根据法律，你有一个父亲的。当然，”她耸耸肩，用一种倦怠的神态说，“我对法律一窍不通。我愿意给你我唯一可以支配的东西，那就是钱。过一段时间，也许几年后，几个月后，也许我的情人会离开我……我随时都会变成一个老女人……事情历来如此。”她嘟哝着：“那时，情况就不同了……但现在留给我的这些时间，我不会轻易放弃，不会为任何内疚或责任而放弃！”

他没有回答，站起来凑近她，用一种贪婪好奇的目光盯着他，最后他咕哝道：

“你可以走了，现在……”

她走了。

十八

格拉迪斯下楼，转过一条街，第一缕晨光透过秋天橙色的浓雾闪亮着。这里是大学区，这里每一座房子，每一条街道都属于青春。每一张雾气笼罩的脸都显得贫寒、苍白、营养不良，但却个个年轻，如此年轻……她恨恨地看着他们。贝尔纳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她似乎都还听得见……“那么，他对你不忠？”……

他是用一种怎样直率甚至是天真的口气这么问道……他对你不忠？人家不可能爱你的，你，一个老女人！她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嫉妒：因为她是那么自信，自信她的魅力。而现在，生平第一次，她感到了这种担忧，这种失望，这种可怕的期待……

“他爱我吗？他爱过我吗？……为什么，为什么他不离开我呢？……他要的真的是婚姻吗？还是要钱？他专一吗？……为什么昨天他没有来？……他在哪？……和谁在一起？为什么？”

当他把她搂在怀里时，当他在她的抚摸下闭上眼睛时，是为了更好地享受快感还是为了不要看见她的脸？……这张脸，真的能带给他青春的幻觉？她当街停下，从包里掏出境子，焦急地盯着自己的脸。她又想到五年前，仅仅是五年前，这样类似的动作，肯定会有男人微笑着对她说：

“哦，是的……很漂亮……”

没人看她。几个小伙子手挽着手走过。格拉迪斯迎面碰到一群女孩，穿得很寒酸，贝雷帽贴在耳朵上，拎着装得满满的书包。她听见一个胖胖的女孩朝她同伴大声说道：

“他们到意大利的那些湖泊去了！……”

她咬着“意……”这个音节，为了让人听出她语气中的嘲讽和惊讶，就好像在说：“他们怎么会想出来去意大利的湖泊，太装模作样了！……”但尽管如此，她的声音里还是有一丝伤感和羡慕，格拉迪斯友善地看着这个可怜的胖姑娘，她，也有一些无法实现的梦想……

回家后，她感到心脏沉闷而痛苦地狂跳不止。夜里，她怎么也无法入睡。她烦躁地抚摸着自己的身体：

“可是我还很漂亮，很漂亮啊……到哪里去找一个更加美好身体？我没有六十岁，这不是真的！……这不可能！这是个极可怕的错误！……我为什么要去见这个男孩？……他活了二十年，我也没为此操心过！……我应该离开的，躲到世界的某个角落……但这样就会有封信寄到阿尔多手里？……阿尔多，他爱我吗？现在他在哪里呢？他会爱上另一个女人吗？……我又对他了解多少呢？我们对自己所爱的男人又能了解多少？也许他在嘲笑我呢？……也许……”

她想到了她的一个朋友，让妮娜·佩西耶，她最近老围着蒙蒂打转。

“如果他知道……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会和她一起嘲笑我，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把他陷于可笑的境地……她会说：‘可怜的格拉迪斯……你难道从来就没有起过疑心？女人是骗不了的，我一直觉得她要比人家认为的年纪大得多，哦，这件事，真是太好笑了！’”

她，格拉迪斯，可笑？……可憎，可以；有罪，也可以；但就是不能可笑！……她可以是个魔鬼，是个可怕东西，但就是不能：是外婆，是老女人，是陷入情网的女巫！

她咬牙切齿地想：

“我要让他看看我还是受欢迎的，我只要一出现就可以！……贝尔纳，这小东西想用一种低级的诋毁来报复我……我是漂亮的。谁能猜得出我的年纪？”最后她又想：“即使人家知道了，又怎么样呢？难道世上就没有五十岁甚至更老的女人了吗？……是，她们是这么想的，但别人却在嘲笑她们，可怜的倒霉鬼……如果她们知道人家背后是怎么嘲笑她们的！……哦，如果此刻阿尔多在的话，我就会忘了这些……人们是不会拿欲望演戏的！……要是他在就好了。”她烦躁地想着，从床上爬了起来。她恼怒地一把扯掉缠在脸上的羊毛绷带。“这是怎样的衰败啊！……这些护理，这些秘密，这些虚幻的青春活力，仅仅都是靠人工硬撑着！……这些晚霜，这些脂粉，这些腮红，这些夏天内衣下的隐形紧身衣……对那些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灿烂的耀眼美貌的女人来说，也许还能忍受这一切，但是对我呢？”她苦涩地想。她感到疯了似的想见阿尔多，她需要放下心来。

“我去他家里，他会以为我疯了，会讨厌我的，”她绝望地自言自语，“但我今天晚上不能一个人这样待着……我病了。如果我真的有死亡的危险，我应该去找他的。如果我这样痛苦到明天早晨，我真的会死去。”

她打开灯，凑近镜子，惊慌地看着镜子里一个和平常完全不同的形象，一个垮了的老女人的样子……

她穿上衣服走出去。蒙蒂住在离此地不远的一条安静街道的底楼。她一直步行到那里，指望急速行走能让狂跳不止的心脏稍稍安静。百叶窗的缝隙里，看不见一丝光亮：“他睡了。”她上前轻轻拍打了一下窗户。没有任何动静。

“他睡得真死。”

她又轻轻喊了他几声。她以前也曾这样来找过他几次，但那时他是在等她的……还是没动静……她竖起耳朵，因为突然听到紧闭的百叶窗后面有沉闷的电话铃声传来，电话就在阿尔多的床头。但阿尔多没有接电话。他在哪儿呢？……除了她，谁还有权在早晨五点给他打电话？……而且他在哪里呢？……她疯狂地摇晃着铁制的护窗板，然后又赶紧停手，生怕看门人或邻居会出来。她退到街角，坐在一条透着清晨寒气的冰冷长凳上。雾气从树枝坠落，有时凝成一滴水珠滚落，掉到她赤裸的头颈里。路灯摇曳了几下，然后灭了，天开始放亮，东方露出鱼肚白。一个男人路过一个醉醺醺、骂骂咧咧的酒鬼，走远了。在这条安静和富足的街上，那些窗户紧闭的房子有一种茫然和嘲讽的味道。她想：

“那会是谁呢？”

她因为绝望和愤怒而发抖。

“我是个大笨蛋！蠢货！愚蠢的动物！……他早就背叛了我！而我，我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怀疑！那会是谁？我还是不要知道的好。”她垂头丧气地想。

但心里强烈的疑问还在：

“会是谁呢？”

“就像伤口要被人撕开，如果必须为此而死，我认了……”

“我就在这里守候一夜，”她狂怒地想，“我会搞清楚的，他不敢撒谎的……”

然后又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希望升起：

“也许我敲得还不够重……他睡得太死了，谁知道呢？但那电话铃声呢？我肯定是在做梦……谁会在半夜里给他打电话？……我一定是在做梦……”

她又冲到窗口，用痉挛乏力的双手抓住窗棂使劲摇晃、呼唤。但没有回应，只有一条狗警惕地吠叫起来。

她轻声唤道：

“是你吗？杰瑞？……杰瑞？……”

听出她的声音，那狗叫了几声，呻吟起来。她绝望地嘟哝道：

“你也是一个人吗？他也把你一人丢下？我可怜的杰瑞？……”

最后她看见空寂的街上有辆租车停在房子前。她能认出车窗后蒙蒂的轮廓，一个女人坐在他旁边，他正在帮她下车，那是让妮娜·佩西耶。她想起来让妮娜的丈夫出门有一个星期了，要到明天才回来。他们肯定在一起度过了一个节日晚会，他穿着礼服。她看见让妮娜没戴帽子。他们现在一起回阿尔多的家里，好圆满地结束整个晚会，就像她很多次经历的那样。

她想冲过去，但突然停下，想到：

“我的脸……”

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之后，这张脸该有多么恐怖啊……她没有权利哭泣，让别人看见她的痛苦。泪水挂在脸上对年轻女人来说宛如雨滴洒到花上，是一件动人的事……让妮娜可以哭泣，她还不到三十岁，她……她的眼泪会打动蒙蒂。而她，格拉迪斯，她应该记得，她的泪水只能融化脸上的脂粉。

她看着他们走进屋子，在身后关上门。她长久地坐在凳子上，冻僵的赤裸的手捂着瑟瑟发抖的嘴唇。她看着那所房子，看着灯光从百叶窗漏出，然后熄灭了。她回家了。

十九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格拉迪斯去了贝尔纳那里好几次：在这间寒酸的房间里，她却感到一种奇怪的放松。这是地球上唯一一处她什么都不用害怕，什么都不用捏造的地方。只有在他那里，她终于可以表现成一个疲惫的老妇人，可以让背躬起来，可以让脖子缩下去，为了让戴着珍珠项链的脖子不露出松弛的横纹，脖子必须一直挺着。她曾要求见贝尔纳的情人，那是个年轻姑娘，有一张娇嫩但棱角分明的脸，褐色的头发，刘海披在额头。她笑的时候，专注深邃的眼睛里却没有笑意，显得忧郁而沉重。但另一些时候，在她自己忧伤和沉思的时候，那双眼睛里却会露出一丝嘲弄。她叫洛雷特·佩尔格兰。她全部的家当就是一套米色的羊毛套装，一顶贝雷帽和一件碎花平纹细布外套。那是在最冷的时候穿的，晚上洗了，第二天再穿。这是蒙帕纳斯那一带女孩子中的一个。人们很少知道她们的来历和真实姓名。她们似乎只靠羊角面包和咖啡过日子，没人对她们感兴趣，也许有一天她们就消失了，就像她们出现时那样。格拉迪斯马上明白贝尔纳到她那里要钱是为了给洛雷特。

这一天，格拉迪斯和他们在一起待了很久，看着雨水拍打着窗户，几乎没怎么说话。洛雷特咳嗽着，咳得非常厉害，几乎要咳出五脏六腑。

贝尔纳终于说：

“夫人，必须把这姑娘送到瑞士去……你能帮我们一下吗？……我会养活我自己的。”他低下头补充道。

“可是为什么呢？贝尔纳？……有我在呢，而且……”

“我不是想要你的钱，”他恼火地说，“不是这个，你不明白吗？我要自己养活自己。”

“那，这不会是件很困难的事吧，我觉得？”她用一种富家女子才有的天真问道。

他冷笑：

“你这么以为，你？你生活在什么年代？你生活在什么梦里？你还沉睡在战前一直没有醒过来么？真是不可思议！……”

“我给你所需要的钱，贝尔纳，可剩下的，我能做什么呢？”

“你有一些朋友，一些关系……我知道你认识那个佩西耶，那个部长……”

“不，不，”格拉迪斯咕哝，“不要这样……这不可能……你就满足于我能给你提供的那些吧……”

她挺直身体，有些焦躁不安，忧心忡忡。夜色让她蠢蠢欲动，把她赶向蒙蒂，给她粉饰出依然年轻的幻觉。她往桌上扔下一张支票，走了。

“她会回来的。”洛雷特笑着说。

她凑近贝尔纳，用她特有的那种能洞穿人心的专注神情看着他，突然问：

“这个女人是你母亲吗？”

“为什么？她和我相像？”

“你们两个的眼睛里都有某种致命的东西，你知道吗？”她边说边习惯性地在空中画着她要说的那个词，她低声吟道：

“有着残酷的弗拉戈纳尔[7]笔下那些女人的致命眼神……”

“哦，不，洛尔[8]，不要这样子说话，”他温柔地看着她说，“就像是有文学修养的轻佻女人，没有比这更糟的了。”

“是，亲爱的。”她微笑着，没有听他的。

他猛地紧紧抱住她：

“你去那里，然后你会好起来的……”

她用纤细的手指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前额说：

“当然，我会回来的，我不会死的。你看，如果我现在死了，那我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她边说边用手指空中画着一个圆圈，“应该是一种必然的命运。但生活中，事情永远都不会如此，而是这样的，”说着她抬起手臂画了一条通向空中的斜线，“或者是这样的，”她又画了个问号……

“回来，只要你能回来，然后你看着，我要让这个女人偿还我，还到她最后一滴血……你想知道她的名字吗？她叫伊莎贝尔……你不理解吧，不过没关系……我也不理解。我对你一无所知，但是我爱你……我是多么地爱你啊，洛尔……等你回来后，我会给你买漂亮裙子、首饰，所有这些都用伊莎贝尔的钱。你看着，亲爱的，你看着……”

洛雷特走了，她半空的箱子里垫着几本书。和平时一样，没戴帽子，贝雷帽捏在手里，穿着那身米色的套装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去了瑞士。在她之前，那地方已经留下了很多人。

二十

贝尔纳从瑞士收到过两封短信，用的都是些短句，给人一种气喘吁吁的感觉，然后就没有任何音讯了。他知道洛雷特活不长了，他每天都在等待她的死讯。他的悲痛也和他人相似：呛人的，阴郁的，充满怨恨。他牙疼难忍，不再刮脸，不再打开书本。他和衣扑到床上，直睡到天黑。夜色降临时他又醒过来，用一种令人绝望的快意咀嚼着巴黎黄昏的惶恐。他没有勇气离开这间可怜的房间，能上哪里去呢？……到哪里都是孤独，到哪里都是悲伤，忧虑加上深深的烦恼让他坐立不安……他看着煤气路灯喷出的火焰在黑暗的墙上映出百叶窗的轮廓。他呆呆地看着灯芯，有那么片刻，那柔和的绿色火苗仿佛夺走了他全部的思维，像一团凝膏在心底淌过。稠密而寒冷的雨下个不停。洛尔……他仿佛看到她已经死了……他想：这是个谨慎的，不起眼的，瘦弱的女孩，有一副美丽的身体……性情忧郁但思维活跃，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慈悲……贝尔纳被一种强烈的绝望捕获，心里充满寒冷和无言的忧伤。夜里，他从一家酒吧游荡到另一家，当他喝酒的时候，可以暂时忘记他的情人，至少可以不带着那么残酷的专注去思念她……但即使喝得酩酊大醉，他依然强烈思念洛尔，有一种内心被掏空的感觉，一种饥渴愁苦的感觉，一种黑色的烦恼。

他躺在床上，瘦弱的身体在破得没法再补的粗毛线衫里颤抖，一只装满橙子的盘子搁在边上，他出神地看着雨水顺着窗子往下淌，不让自己去想死亡，不让自己沉浸在绝望中，他努力想着格拉迪斯，在心里唤醒着对她的仇恨。

她肯定不会再来了，这个女人……即使我死了，她都不会关心一下……然而，她却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

他低声喊道：

“洛尔……”

他有些羞愧地感到泪水涌上眼眶。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把头埋在发黄的枕头里，这枕头和这肮脏不堪的旅馆里的其他东西一样，散发着一股霉味：

“洛雷特……我可怜的姑娘，你完了，去吧……本来用伊莎贝尔的钱我可以给你买糖，买裙子……本来你可以过上几天好日子的，可怜的姑娘……可是，可是，连这点都没有……你甚至连这一点都没享受到……”

他为自己如此脆弱、如此深爱她感到羞愧，他竭力想：

“这是怎么了……我是无能为力的……我会有另一个姑娘的……”

但马上他又想：

“哦，但愿她能好起来，我要让伊莎贝尔把灵魂交出来，我要夺走她拥有的一切……我要折磨她，我要让她生不如死……”

他在心里把他的情人和他称为伊莎贝尔的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奇怪的联系：

“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过上五分钟的好日子，正在死去，而这个老疯子女人，却戴着她的钻石，有脸说自己在爱着，在嫉妒着！……我发誓，这太讽刺了……我要把她杀了，有时他会这么想：人家能把我怎么样呢？……不能怎样！……陪审团的先生们！……这是我外婆。她抛弃我，撇下我，扔下不管。我是在复仇。可是她给你钱了，伙计！……”

“哦！我在发烧，”他嘟哝，“但愿我能得一场伤寒或像洛尔那样的肺痨，能让我去另一个好一点的世界找我母亲！……我肯定会让她有点不知所措，”他愉快地想，“可我是多么倒霉啊，一切都在和我作对！……我几乎该死过一千次了！……可是不，我还活着……虽然也算一种安慰，可是还不够！……不，上帝，这还不够！……”

圣诞节前夜，人家告诉了他洛雷特的死讯。他决定去通知她的父母。他是在洛尔留在抽屉的一些旧信件中找到地址的。

他看见一套安静、富裕的公寓，一个满头白发的干瘪老妇人穿着丧服，脖子里挂一串煤玉项链，接待了他。这是洛尔的母亲，他起先只告诉她洛尔病了，在雷赞[9]治病。她哭着回答：

“我就知道会这样……您说她在雷赞？那里的费用可是高得惊人……儿女们可真是些忘恩负义的人……她离开了我，让我颜面丢尽……我还能做什么呢？”她拿出一块秀着黑花边的手绢擦擦眼睛，煤玉项链在胸前晃了几下。“我丈夫六个月前死了，没给我留下什么财产……请您转告洛尔，让她尽可能节俭……我了解我女儿：香水、脂粉、丝袜。让她多替我想想。我掏空口袋每月只能给她寄五百法郎。五年来不给她母亲一封信、一句口信，当然啦，一旦要钱的时候，才会想起家。我每月给她寄五百法郎，先生。”

“已经不需要了，”贝尔纳突然说，“寄一次钱就够她入葬了，她昨天死了。”

他走出来，外面下着雨。这是个浓雾笼罩的寒夜。他呆呆地往前走，脑子一片空白。他走进一家小酒馆，然后另一家。在码头对面的“军舰”水上咖啡馆，黑色的水波在夜色里闪烁……在圣—路易岛的一家小咖啡馆里，老旧的雕花横梁被煤气灯嘶嘶作响的火焰照亮着。在“里多”咖啡馆，到处是灰尘、煤渣和石灰……

然后他又回到蒙帕纳斯，又喝了一杯酒，对碰到的一个同学说：

“洛尔死了。”

“可怜的姑娘……她还不到二十岁……你来一杯吗？……”

他喝完酒马上出来，走到阴沉沉的大街上，酒馆红色的灯光投在路面的泥浆上，像染上了一层血。他来到圆顶咖啡馆的平台上，他想对全世界宣布他的情人死了。每个听说的人都表示：

“不可能！……”

又加上一句：

“她看上去是不太结实……”

有人问：

“她几岁了？……二十？还不到？……”

他们听到那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数字后，都沉默了。贝尔纳喝着酒，透过烟雾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心里有一股忧郁的愤怒。

他就这样很长时间从一家咖啡馆游荡到另一家咖啡馆。

他朝塞纳河的方向走去。他喝醉了，脑袋发热一片茫然。他听着雨水滴落石阶路上的声音。他朝树林，朝格拉迪斯住处的方向走去。他感到一种仇恨，但又强烈地想见到格拉迪斯。他念叨：“我该回去，嗯，该回去了……我要睡一会……”

尽管如此，他的双脚还是不由自主朝格拉迪斯那里挪去。

然后他又想到了洛尔的母亲，那个半截入土的老女人，她的眼镜、她的煤玉项链、她的提包、她的绣花靠垫，她抱着钱堆只为了再苟延残喘几年。

“这些可恶的老东西。”他握紧拳头想。

他把格拉迪斯和洛尔的母亲，以及所有霸占着地位、钱财、幸福，而只给自己的孩子留下绝望、贫穷和死亡的老家伙们混淆在同一种仇恨里。靠近奥特伊一带，咖啡馆更少更寒酸。有几个男人在玩纸牌，其中的一个久久地听着一个已经掉了几节音谱的点唱机。

他回忆起遇见洛尔的那一天，她坐在一只火盆前，火光映红了她的脸。她没戴帽子，一条红色的羊毛领带绕在脖子上，他仿佛又见到她那种苍白柔弱的模样，她的眼神。

“这女人身上有某种东西……某种我在她身上从来没有发现过，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某种诗意……”

他想起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他无法想象出她的脸。他忘了如果她活着的话也该有四十岁了。他感觉她就像是一个姐姐，和自己和洛尔一样年轻。

“可怜的姑娘们，你们都死了，在地底下，在黑暗中。”这一切在他心底翻滚着、嘲笑着。“我要抓住伊莎贝尔的肩膀使劲摇晃，摇晃，”他狂怒地想，“把她脸上厚厚的脂粉摇下来！……哦，我对她恨之入骨！……她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可她还活着，真不公平！……我以后会怎样呢？……一千个同学，却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亲人！……我想工作……不再读书了……我受够了……除了翻书之外我的手不做任何别的事情，这让我难以忍受。干活……在地铁工地上，在阿勒区，随便哪里……可是在这经济大萧条的年头，你以为这很容易吗？老伙计？我应该做一个工人的……贝特妈妈不该把我培养成一个读书人……有时候我们忍不住抱怨整个世界，上帝原谅我吧。”他带着内疚和柔情这样想，“哦！我好渴……”

他走进河岸一角的一间咖啡馆，在雨里，在一顶不挡风雨被吹得哗哗作响的帐篷下喝着酒，冷得瑟瑟发抖。

“随便哪种卑微的职业都可以救我，哪怕只是在木板上敲钉子，然后晚上倒头就睡。过一年这样的日子，加上周末喝个酩酊大醉，我就可以忘了洛尔……不管怎样，我才二十岁，我不想被悲伤压垮……我不想。”他重复着，仿佛在向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发出无声的挑战，“是，但是……伊莎贝尔的钱呢……这些来得太容易的钱……这些女人腐蚀所有她们碰到的东西……”

整个晚上他就这么走着，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雨水的淅淅沥沥，雨水的轻抚，雨水担忧似的叹息，都落在一个仿佛空了的城市。雾气从石阶路上升腾起，他半闭着眼睛往前走，像一个瞎子在人行道上踉踉跄跄，他想：

“我要去告诉伊莎贝尔……哦！她会记住这个夜晚的！……让一个人忍受痛苦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情……她现在在干什么呢？……她是不是已经把我忘了？但我会让她马上记起我的！……她在哪儿呢？”

他看看公馆的窗子，紧闭着没有光亮。

“一个平安夜的夜晚，伊莎贝尔如果不是在家里做爱，肯定就是在什么地方跳舞……她跳舞作乐……这个老女人，这个幽灵，这个魔鬼！……哦，不，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她看上去还年轻。老女人，老女人，老巫婆，”他在一种忧郁的狂躁中不断重复，“今天夜里我要让她哭出来！我要看见她掉眼泪……”他站着，靠在大门的一个墙角，看着雨丝纷纷洒落。

二十一

而格拉迪斯这时却在弗洛朗斯家跳舞。他们一共四个人：佩西耶夫妇，蒙蒂和她。这个夜晚是她和让妮娜在某种程度上的“最后决战”。她无形中有一种预感，她会输了这场较量，蒙蒂更喜欢让妮娜一些。让妮娜像一只狡猾的贪得无厌的鸟，长着一只鹰钩鼻子，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在浑圆苍白的眼睑下生动地扑闪扑闪。她直直的黑发乌光闪亮，像披了一层羽毛。她戴着这个季节非常流行的发饰，像一对凑得很近的鸟儿的翅膀，紧贴着头皮，仿佛戴了一副耳机。她猜到了格拉迪斯隐秘的致命伤，她的年纪。她爱蒙蒂，但尤其是能抢走格拉迪斯的情人，这让她有一种荣耀感。

她要压倒这个更弱小却比自己漂亮的对手，而格拉迪斯，脸色苍白、焦躁不安地接受了挑战。她看见让妮娜喝酒，她也喝；她看见让妮娜跳舞，她也跳，尽管几乎站不直身体。嫉妒吞噬着她的心脏。她拼死都要博得蒙蒂一笑，博得他一个充满欲望的眼神。当她看着让妮娜时，有一种几乎快意的痉挛，她想到刚买的手枪就在她包里，在她指尖。她说着，笑着，竭力展示着她的美貌，就像被人抽打着的一头筋疲力尽的牲口。蒙蒂享受着这种残酷的满足，轮流把两个颤抖的女人紧紧搂在怀里。

格拉迪斯很久没有这样跳舞了，一小时接一小时，不知疲倦地，在烟雾缭绕中，在她周围旋转着的那些面孔的阴影中，跳着。但她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都在疼痛。

“勇往直前，”她狂怒地想，“跳舞，微笑！……要表现得无忧无虑，年轻漂亮！……要有吸引力，更多吸引力……吸引所有这些男人。要让他看看，要让他嫉妒！……”

她，除了那串长长的珍珠项链，以前从来不戴别的首饰，今天却在手臂和脖子上戴满钻石，因为让妮娜没有这么漂亮的宝石。她要不惜代价吸引别人的目光，她的情人是不会细究为什么男人的目光会聚焦到她身上，不会去想他们欣赏的到底是她的珠宝还是她这个人。

一定要在早晨五点，在一群娇嫩的姑娘堆里保持美丽，一定不要让人家看到妆容后面的皱纹，看到涂了脂粉的老女人内心的死亡阴影。不能有片刻的放松和懈怠，不可以认输。跳舞、喝酒、再跳舞，逼着六十岁身体和六十岁的双腿不知病痛也不知疲倦。把涂过石膏粉、上过光的半裸背脊挺得直直的，然而每一块肌肉都像是撕裂的伤口在剧痛。不能在敞开的门窗间的穿堂寒风中发抖。

两个女人对峙着，微笑着：

“亲爱的，小心点……别着凉了……”

“什么话！……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生病，什么是疲倦……”

让妮娜轻轻说：

“哦，是吗？你不觉得我们是很有同情心的一代人吗？……”

格拉迪斯感到双膝发颤，她挺了挺身体，想：

“向前，我的身体，坚持，老骨头……听使唤啊……”

她微笑着同时又胆战心惊地听着胸腔里透不过气的喘息声。

然后，拼尽全力，她终于不但战胜了自己也战胜了让妮娜。她的双腿自如起来，找回了以前的韵律和节拍，她的呼吸平稳了。她现在跳着舞，有一种神奇的二十岁时的轻盈。她微笑着，半张着迷人的双唇。她从镜子里看着自己身穿白裙的样子，染过的头发像以前一样编盘在头顶……

早上四点钟，五点钟……贝尔纳一直在雨中等待。格拉迪斯在跳舞。

这时一群年轻小伙子和姑娘进来了，喝得有点醉醺醺，嘻嘻哈哈。姑娘们的头发一缕一缕飘散开来，脸上的胭脂那么精美，仿佛和光滑鲜嫩的皮肤融为一体。于是格拉迪斯偷偷看了看镜子，她看见了脂粉掩盖之下饱受时间蹂躏的脸。但她还是站起来，继续跳舞，紧紧贴着蒙蒂。她的双眼越来越沉，眼皮打架，尽管硬撑着，终于还是闭上了。

让妮娜也开始露出疲态。尽管她年轻三十岁，但她的美貌却稍逊一筹。他们周围，大家说笑着，把一场较量看在眼里。

格拉迪斯显得很幸福，而且终于取胜。但她被一个顽固的念头折磨着，一切都让她想起自己的年龄，一切都把她的思绪带回往日的记忆。她在说话，在微笑，但内心深处，那挥之不去的念头像一条蛇在慢慢爬行。然而，她不放弃抗争，在一种神经质的焦虑下浑身发抖。这种神经质是那些生命冲动太强烈的人所特有：被击倒，奄奄一息，却不甘死去。格拉迪斯身上就有这种悲剧性的不肯服输。

外人只看见一个猜不出年纪的女人，就像巴黎所有过了四十岁的女人那样。在灯光下，借着妆容和首饰，她看上去非常漂亮，一种脆弱的、不安的、病态的美貌。而到了早上，日夜交替时，她就像是一个乔装改扮的老女人了……和别的老女人没什么两样……她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抗争、所有的焦虑和荣耀，到最后汇聚成一个年轻男人向另一个正在发动汽车的男人所问的轻飘飘的问题：

“格拉迪斯·埃塞纳切？……她看上去还不错……她还能上床吗？”

二十二

贝尔纳一直在等，似乎并没感觉到寒冷。他甚至带点快意地让刺骨的风吹在脸上。巴黎被潮湿的水汽和令人讨厌的沼泽般的气息包裹着。他什么都不想，他看着格拉迪斯黑魆魆的窗口和空荡荡的大街。

他终于看见了一辆汽车，车里亮着灯。他认出格拉迪斯那颗优雅的金色脑袋和她的鼬皮大衣。

她的出现唤醒了贝尔纳愤慨的情绪。

“她在笑，”他咬牙切齿地想，“她跳舞，她作乐……可是凭什么？……她已经老了啊，她，她已经没有任何权利了……”

他拉开汽车门，然后马上躲到暗处。蒙蒂没看见他，或者以为是一个闲荡的流浪汉，在等一点小费。但格拉迪斯马上认出了他。贝尔纳看见她凑近她的情人，听见她在劝阻他下车，汽车又开走了。贝尔纳紧跟着格拉迪斯到门前，她看了他一会什么也没说，她也是一股仇恨涌上心头。

最后她终于喝道：

“请走开！”

“我要和你说话，让我进去！”

“你疯了，走开！”

这一股她拼命想压制的、拼命想隐藏在别的什么名义下的仇恨，又从心头升起，纯粹得不带一丝杂质。她厌恶贝尔纳的声音，厌恶他贪婪的眼神，厌恶他干巴巴的低声冷笑。她体验到一种只有对自己的血亲才会产生的彻彻底底、丧心病狂的仇恨。

“我劝你还是让我进去。”他抓住她的手说。

“放开我，等一等！佣人们在……”

然而他还是跟着她进去了。门厅空荡荡的，贝尔纳看看上过漆的墙壁，一盏亮着的灯照着楼梯。他跟着格拉迪斯来到一间黑黑的房间。她坐下，双腿直打颤，她伸伸脖子，就像一匹马在长途奔跑后所做的那样。她感到一种体力大量消耗之后的全身僵直。

她打开梳妆台上方玫瑰色灯罩的灯，习惯性地竖起大衣领子，遮盖她一夜之后不堪目睹的脸。他有些迟疑地朝她挪挪身子，他感觉自己醉得几乎半睡了，仿佛沉浸在一场噩梦里。他们对视了片刻没有说话，两人都是高度紧张，充满仇恨，而且醉意和疲乏在他们两人身上形成某种模糊不清的东西，某种梦游般的迷离。最后她努力放缓声音，避免带有任何厌恶或担忧的语气，问：

“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孩子？你要我做什么呢？”

“我前天给你打过电话，昨天给你打过电话，我给你写过信。你好像不再怕我了，亲爱的外婆。”

又看见她脸色发白，身体僵直，就像被鞭子抽过一样，他感到一种快感。她害怕地看着他：

“你喝醉了。为什么要来折磨我？……我尽一切努力帮助你，我做了能做到的一切向你证明我的善意……”

“善意？”他耸耸肩膀说，“害怕，那倒是真的。再说，这样更好……我不需要你的善意。”

“我知道，”她带着特别的苦涩说，“你只需要我的钱。”

“你是在责备我需要温情的时候没有来找你？……这太让人作呕了！……”

她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说完了就赶紧走开！”她跺着地板重复道，伴随她身上这种少见的、突然出现的粗暴，她苍白迷茫的脸涨得通红，失去了理智，“要钱是吧，当然……那么，说个数，然后走开！”

他摇摇头：

“我不再需要钱了，你以为只需扔给我一点施舍，我就会闭嘴，就会被收买，被糊弄？……人家说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的血亲，这话多有道理啊！……”

“那么，你到底要什么？”她嘟哝，“就是想来折磨我，我猜？……是这样吧，嗯？”

他们对视了很久，没有说话。

“是，”最后他终于不安地低声承认，眼睛看着别处，“听着，我不想再这么生活下去了。我要你利用你的关系、你的信誉和你的朋友，弥补一点你带给我的可怕的不公正。我不愿再做马夏尔·马丁的养子。我不是什么贝尔纳·马丁。或者，如果还保留这个名字的话，至少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小子的名字。我知道我会很努力，我也有才能和智慧。听着，这就是我向你要的！……你马上给你的朋友佩西耶写封信，让我在他那里做个小抄写员，或者随便他怎么安排，我无所谓。我需要的是一块跳板，你明白吗？”

格拉迪斯看着他，慌乱得几乎失去理智：心脏狂跳的声音让她几乎没听清贝尔纳的最后几句话。佩西耶……让妮娜的丈夫……如果让妮娜知道了？我的上帝……

她说：

“不。”

“为什么？”

“我不能，不能是佩西耶。再说了，他也不会听我的。现在不是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嘟哝，然后气急败坏地说，“我不能！”

“为什么？”

“这不可能！”

“你在拒绝我？”他喊道，他感觉她的抵抗中有某种难言之隐，某道他可以撕裂、鞭打、随意蹂躏的伤疤。

“贝尔纳，够了！走开！……我们明天再说！……”

“为什么？我等了你足够久，现在轮到你了。哦，也许你在等什么人吧？哈，想象一下这个有趣的碰面。有什么比这更妙的？比这更意想不到？比这更滑稽的？有什么？”他愤怒地说道，“门开了，情人进来问，夫人，这年轻人是谁啊？肯定是你的情人？哦不，不是她的情人，是她的外孙。啊，多么美妙的时刻……你的脸……到镜子里去照照你自己！哦！你现在看上去真像个外婆！……你没法再掩盖你的年纪了！看，看！”他边说便强行把一面镜子递到她面前，“看看你脂粉下的眼袋！老女人！老女人！老女人！”他发了疯似的乱叫，“我是多么憎恨你！”

她从他颤抖的手中接过镜子，久久看着自己的脸，绝望地睁大着眼睛：

“贝尔纳，有时我觉得比起我的过去，你似乎更憎恨我的现在，为什么？我是一个女人，我有一个情人，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这让我恶心。”他嘟哝。

“为什么？贝尔纳。为什么？你还年轻，你爱你的情人。你怎么就不理解，我也在爱着，我用生命去换取被爱……你看着我的裙子、我的裘皮大衣、我的珠宝，你是想从我手里夺走去给洛雷特，我可以心甘情愿地送给她！如果你能知道我目前所忍受的痛苦！……我的情人……”

“闭嘴！……有些词语你是无权再用的！从你嘴里说出来太恐怖了，太违反自然规律。你六十岁了，你是个老女人……爱情、情人、幸福，这些不是给你的！老家伙们，你们就守着我们拿不走的那些东西好了。”他愤怒地说道，因为他想起了洛尔的母亲，“守着钱，守着地位，守着荣誉，但这些，至少是剩给我们的！是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的那一份！……你们有什么权利霸占着？你在爱着，你？……可怜的老疯子，”他冷笑着说，“那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你真有权利爱或被爱，为什么你和你的那些同类如此害怕人家知道你们的年纪？……即使你犯下一桩罪行，你都不会这样羞愧……如果能帮你掩盖年龄，你会很高兴看到我死去！……我憎恨你，因为你已经老了，我还年轻，因为你幸福着，而这幸福本来是只属于我的，因为我年轻！……你偷走了我的幸福！……还有，你也憎恨我！只是，你没有勇气对我说出来！你在称呼我‘我的孩子’时……从恨不得咬我几口的嘴里，勉强挤出一点笑容！”

“为什么你要我爱你呢？”格拉迪斯低声说，“你对我意味着什么呢？又不是我把你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你不是我儿子。你有我的血缘，但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那是男人们的想法，那些男人！我并不认识你，你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对我唯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的情人！”

“真笑死人了。”贝尔纳说。

但她只管说下去：“他对我就是这世界上的一切，因为如果他离开我，我生活中就再也没有什么人了。一个人生命中如果再也没有人爱你，再也没有人对你有欲望，那是一条熄灭了的僵硬的生命。一个老女人的生活，至少，在我眼里，还不如死了的好！”

“你居然还敢讲爱情？……女人的爱情？那么我呢，我，我是你的孩子……”

“我都在说些什么？”他绝望地想。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有理：

“你以为你战胜了衰老，它仍然在你身上。你可以展示仍然柔软的腰身和年轻女人般光滑的背脊，你可以染头发，跳舞。但是你的灵魂老了，甚至更糟，它已经腐烂了，散发着死亡的气息。”

“闭嘴！放开我！你疯了，你喝醉了。我对你做了什么，嗯？……我什么也没欠你的。造物主创造的每个人都想要他的那一份幸福。我做了什么坏事呢？我是自由的。我的生活……”

“你的生活……那又有什么重要呢，你的生活？你已经享用了你的那一份！……你拥有过所有幸福，而我……哦！我是多么想让你尝尝苦头……我为什么没有把你杀了！会不会有人来审判我？是，肯定，毫无疑问。我将是个杀害长辈的罪犯，但那是我可以声明你是我外婆的唯一机会！哦，不，不，还是直接把真相告诉你情人更好……”

“可是听我说！说出真相，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你这样是可以杀了我，这是真的。可你就再也没有帮助，没有钱了！”

“你的钱，我要你的钱来做什么呢？洛尔昨天死了。你的帮助，就像你说的，我很清楚你永远都不会给我的。那么，至少我可以满足于夺走你的幻觉，外婆！现在轮到你听好了，因为，我要告诉你将要发生的事。我会告诉你的情人，你是个老女人，你六十岁了。”他津津有味地说着这几个词，“他会留下的！他吞下一切！因为他爱的并不是你，而是你的钱……用这种方式，你就会明白了，可怜的老疯子……”

他打住话头，电话响了。他低声笑道：“是他？……是那个疯子情人？……好极了，好戏开场了！”

“不要，贝尔纳！”

“要！做梦都得不到的好机会……蒙蒂伯爵？贝尔纳·马丁。我情人家里有一个男人！……在这个时候？哦！刚刚算得上是男人，一个孩子，差一点就是你的孩子。那孩子……”

“贝尔纳！”

她扑向他，他用身体护着电话，用一种温柔的声音，一字一句陶醉地说：“我是你情人的外孙，是漂亮的格拉迪斯·埃塞纳切的外孙！……”

“贝尔纳，放下电话！……别说话！我什么也没对你做过啊！……我……我请你原谅，贝尔纳！……对不起！……你看着，你会很富有，会幸福的，”她大声喊道，努力想盖过响个不停的电话铃声，贝尔纳抚摸着电话。“放下电话！”

他伸手去摘电话听筒。这时，她抓起了手枪，那把一个月来她每天晚上都在脑海想着的手枪。

他看着她，嘴唇哆嗦了一下，露出一丝轻蔑。她扣响了扳机。电话从他手中滑落，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柔和惊讶。他摔倒在地，电话铃在地板上继续响着。

她看着他渐渐失去知觉，渐渐昏迷，死亡从他的脸上散开来。在大声叫喊，喊救命之前，在感到后悔和绝望之前，一种安详宁静的感觉充溢她的心头。电话铃终于不响了。

[1]乌拉圭首都。

[2]女佣的身份在那个年代无权在法庭上宣誓。

[3]拉辛的一出悲剧。讲述一个残忍的女王，为了保证自己的王位，不惜杀害自己的孙子。

[4]佛朗芳（Follenfant）在法语中与疯孩子（folle enfant）同音。

[5]古印度的一个城市名。

[6]“蓝胡子”是西方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的房子里有一个禁忌的房间，打开房间的人都会被他杀死。

[7]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Jean Honore Fragonard，1732—1806），法国洛可可风格画家。

[8]洛雷特的昵称。

[9]瑞士地名。

Table of Contents

契诃夫的一生

版权信息

月亮一般的契诃夫（序一）

内米洛夫斯基虚构世界里的真实人物（序二）

契诃夫的一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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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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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尾声

猎物

版权信息

第一部分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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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第二部分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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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译后记

狗与狼

版权信息

狗与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译后小识

法兰西组曲

版权信息

序言

第一部 六月风暴

一 战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第二部 柔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附录一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手稿注释

附录二 一九三六—一九四五年的通信

致谢

译后记

大卫·格德尔：舞会

版权信息

《大卫·格德尔》所开启的小说世界（代译序）

大卫·格德尔

舞会

秋之蝇：库里洛夫事件

版权信息

白夜（代译序）

秋之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库里洛夫事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孤独之酒

版权信息

第一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二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三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第四部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译后记

伊莎贝尔

版权信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