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不简单·第1辑

——猫头鹰、豹子、猴子、蚂蚁、大象

[英]德斯蒙德·莫里斯 等 著

杨楠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一只猫头鹰，是一只猫头鹰

前言

第一章 史前的猫头鹰

第二章 古代的猫头鹰

第三章 药用的猫头鹰

第四章 象征性的猫头鹰

第五章 富有寓意的猫头鹰

第六章 文学中的猫头鹰

第七章 部落里的猫头鹰

第八章 猫头鹰与艺术家

第九章 典型的猫头鹰

第十章 罕见的猫头鹰

大事年表

分类

参考文献

版权页

乞力马扎罗的豹子

前言

第一章 古代的豹子

第二章 部落时代的豹子

第三章 豹子邪教

第四章 猎杀豹子

第五章 豹子袭击事件

第六章 作为象征的豹子

第七章 作为装饰的豹子

第八章 美术中的豹子

第九章 马戏团的豹子

第十章 驯养的豹子

第十一章 野生豹子

第十二章 豹子保育

大事年表

附录一 豹子分类学

附录二 其他豹子

附录三 相关影视作品

参考文献

版权页

是猴子，不是你的穷亲戚

序

第一章 神圣的猴子

第二章 部落中的猴子：神话与迷信

第三章 被鄙视的猴子

第四章 好色的猴子

第五章 讨人喜欢的猴子

第六章 为人类所用的猴子

第七章 猴子语录

第八章 猴子和画家

第九章 作为动物的猴子

第十章 不同寻常的猴子

第十一章 罕见的猴子

第十二章 新发现的猴子

第十三章 聪明的猴子

大事年表

附录一 分类

附录二 俚语中的猴子

参考文献

版权页

莫比乌斯环中的蚂蚁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仆从千千万

第三章 堪为典范的蚂蚁

第四章 外敌

第五章 内敌

第六章 作为机器的蚂蚁

第七章 暧昧的蚂蚁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版权页

如果没有大象

第一章 长鼻目

第二章 令人惊叹的生理

第三章 描绘大象

第四章 驯用大象

第五章 保护大象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致谢

一只猫头鹰，是一只猫头鹰

埃利埃泽·阿尔宾（Eleazar Albin）1731年的仓鸮画像《白色猫头鹰》（The White Owl）。数百年来，猫头鹰标志性的形态一直是插画家的一大乐趣所在。

前言

猫头鹰是一种矛盾体。它是人们最了解也最不了解的鸟类。随便让什么人，甚至是小孩子，去画一只猫头鹰，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画起来。问他们上一次看到猫头鹰是什么时候，他们却会踌躇不决，冥思苦想，然后说记不清了。它可以是书中的图片；很可能是电视纪录片中的一只鸟；也有可能被关在动物园的笼子里。但他们上一次看到一只野生的、处于自然状态的活猫头鹰是什么时候呢？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种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为什么很少遇见活着的猫头鹰，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因为这种夜行猛禽生性胆小，飞行时也没有声音。除非我们想方设法发现一只，用特殊设备进行有组织的夜袭，否则很难有机会与它面对面。可如果我们很少看到它，又为什么会对它的样子这么熟悉呢？这一点就更难理解了。答案在于它独一无二的头部形状。猫头鹰和人类一样，长着一个大圆脑袋，脸部扁平，还瞪着一双间隔很宽的大眼睛。这让它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人类特质，在鸟类中无与伦比，古代有时会把它描述成长着人头的鸟。我们自称智人，意思是“智慧的人”，因为猫头鹰的头长得像人，所以我们称之为“智慧的老鸟”。事实上猫头鹰并没有乌鸦或鹦鹉聪明，但我们认为它聪明，仅仅是因为它和我们长得像。

孩子眼中的猫头鹰：《聪明的猫头鹰、伤心的猫头鹰和生气的猫头鹰》（Wise Owl, Sad Owl, Angry Owl），10岁的玛蒂尔达2008年画在纸上的墨水和铅笔画。

正是这种像人一样的瞪视让我们觉得自己了解猫头鹰。宽大的脑袋和面向前方的大眼睛，让我们在看一只猫头鹰时，难免会产生与一只正在深思的鸟类亲戚相对视的感觉。也正因如此，我们对猫头鹰既牵挂，又害怕。如果说它们这么聪明，却只在夜深人静时出没，那么它们大概是在做坏事吧？像夜盗一样，趁着受害者最脆弱的时候悄悄接近猎物。像吸血鬼一样，只在太阳落山之后吸血。或许猫头鹰所拥有的并不是智慧，而是邪恶？

当我们研究人类与猫头鹰的关系史时，会发现它确实经常作为智慧与邪恶并存的象征。智慧或者邪恶，邪恶或者智慧，猫头鹰的形象一直在变来变去。几千年来，这两种标志性的含义总是在改变和转换。对于被深深误解的猫头鹰来说，这又是一对矛盾的特质。

在这本书中，我想要研究这两类角色，以及另外的一些。因为如果我们想象出来的邪恶猫头鹰的暴行能够得到控制，转而施加到我们的敌人身上，那么它就能一下子变成保护我们的猫头鹰了。在印度，它还被视为一位女神的坐骑，从天空中飞扑而下；在欧洲，一些人视其为不屈的象征，还有一些人视其为盛怒之下保持冷静的象征。在21世纪，我们终究还是渐渐对这个星球上的野生动物群体有了正确的认识，并为其急剧的缩减而忧心忡忡，我们也渴望去理解迷人的猫头鹰生物学。

12世纪的动物寓言集中的一只猫头鹰。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研究很多猫头鹰：智慧的猫头鹰、邪恶的猫头鹰、保护我们的猫头鹰、用来运输的猫头鹰、不屈的猫头鹰、冷静的猫头鹰以及自然的猫头鹰。在很多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我们对猫头鹰的兴趣造就了大量引人入胜的神话、传说和人工制品，而猫头鹰用催眠般的凝视俯瞰着一切。

说到我自己，我做动物园管理员的时候，认识了许多被圈养的猫头鹰，而在我四处旅行，制作关于动物生活的电视节目的那些日子里，我又遇见了很多。但说实话，我猜我和你们一样，我在猫头鹰的自然栖息地遇见的野生猫头鹰非常少。然而，我经历过一次难忘的邂逅，当时的每一个细节如今依然历历在目，虽然是6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的我还在寄宿学校。一个夏日午后，我漫步在学校附近的乡间，在一片田野的一角看见了奇特的东西。我悄悄地、慢慢地走近，因为我能看出那是某种鸟类，正一动不动地站在地上。我离它越来越近，可它还是不动。然后在我离它还有大约10英尺（约3米）时，我恍然大悟，认出它是一只血淋淋的、受了重伤的猫头鹰。它一定是被枪打中了，被陷阱困住了，被某种锋利的线缠住了，或者是在夜里被汽车撞到了。它的伤惨不忍睹，显然会在巨大的痛苦中慢慢死去。兽医也无能为力了。我要怎么办呢？

因为它已经救不活了，我选择了一种很让人不愉快的做法。弃之不顾比较容易，但这就意味着我要任它在煎熬中死去。反过来，如果我杀了它，就会把它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但这样的话，我就得对一个无助的受害者施暴，杀死一只美好的鸟儿。还是个小学童的我左右为难。我看着那只猫头鹰，那只猫头鹰也看着我，它大大的黑眼珠里没有流露出一丝情感。它一定在那儿待了好几个小时，等待着死亡，我们的眼神交汇之时，我对它产生了强烈的情感牵绊，并且对直接或间接让它受伤的人类怒火中烧。

那是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肆虐欧洲。站在阳光下的威尔特郡（Wiltshire）田野角落的这只鲜血淋漓的猫头鹰，不知为何，似乎象征着必将在那一天、在整个欧洲负伤的不计其数的人。那一刻，我对人类恨之入骨。我决定不去选择那个容易的选项。我找到一块大石头，用它砸向这只猫头鹰的脑袋，杀死了它。我为它的煎熬做了个了结，但我感到很难受。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那个时候，还是会感到难受。这样说有点儿没道理，可如果那只鸟是一只受伤的野鸡，我就不会这么难过。猫头鹰的力量就在于此。我们知道它不是人，但它和人一样形状的脑袋向我们的大脑发送信号，让我们对它产生比那些尖头尖脑的鸟类更强烈的认同感。我们人类在婴儿时期，对于母亲盯着我们的一双眼睛，会做出强烈的反应。我们的基因里已经设置好了会做出这样的反应，而且是不由自主的。因此，每当我们看向猫头鹰，它就会在我们身上触发一种特殊的反应，这就让我们对它产生了一种亲近感，虽然它其实是完完全全的异类。

我之所以决定写这本书，也许是想弥补那只受伤的猫头鹰所遭受的伤害。我想为广义上的猫头鹰做一些事情，去说明它们在生物学的角度上是多么迷人，它们的象征意义和神话又是多么丰富多彩，以此来赎罪。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为它们倾尽全力……

第一章

史前的猫头鹰

Chapter One Prehistoric Owls

我们从化石遗迹中得知，猫头鹰作为一个独特的谱系，已经存在了至少6 000万年。因此，它们是已知的鸟类群体中最古老的一种，也拥有足够的时间来改进它们作为夜行猛禽极其独特的生活方式。

在它们漫长的统治时期里，直到最末期才遇到那个讨厌的入侵物种，也就是人类。幸而这次相会对它们造成的伤害比对其他很多鸟类要轻得多。它们很少像多数鸣禽（songbirds）一样被关进狭小的笼子里，或者像无数猎鸟（game birds）一样被人猎取，成为盘中餐。但和所有的野生鸟类一样，它们也忍辱负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栖息地被大片大片地摧毁，自己的森林被大肆破坏，自己的猎物被杀虫剂毒杀。可尽管遭受了这番劫掠，它们依然在世界各地繁衍兴旺，而且几乎遍布陆地上的各个地区，除了极地荒原。

人类知道猫头鹰存在的最早证据，可以追溯到大约3万年前。1994年12月18日，三名洞穴探险家在法国东南部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地下洞窟入口。他们把堵在入口的碎石拖走，挖出了一条狭窄的通道。他们钻过这条通道，发现一个巨大的岩洞，墙壁上布满了美妙的史前绘画。岩画艺术囊括了所有我们了如指掌的常见动物：野牛、鹿、马、犀牛、猛犸象以及另外一些大型哺乳动物，但这个新发现的岩洞的惊人之处在于，他们在洞穴深处还发现了一只雕刻的猫头鹰形象。

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猫头鹰肖像。它所描绘的鸟有一个宽大的圆脑袋，脑袋上伸出两簇直立的耳羽。眼睛也有所表现，但非常模糊，还有一个强健的喙。脑袋下面的翅膀通过12条左右的垂直线条清晰地展现出来，表示羽毛。图案高约33厘米，通过刻入黄赭石色洞壁的白色线条呈现出细节。雕刻线条有可能是用指甲用力划出来的，但更有可能只是使用了一根棍子或者某种工具。

幸运的是，这个形象在岩洞中的位置证明了它的古老。它所在的岩洞叫希莱尔洞（Hillaire Chamber），洞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火山口——地上的一个大洞，在远古时代沉了下去。猫头鹰的形象刻在这个洞口的突出部，它所在的位置人们如今已经无法伸手够到了。这个洞有4.5米深，火山口的直径有6米。洞穴底部崩塌，恰好把猫头鹰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毋庸置疑地证明了它不是现代的伪作。

人们满腔热情地认为，这最早的猫头鹰形象是一只大雕鸮（great horned owl）。这一点是没办法确认的，我们仅仅能够指出它确实有角，也确实是和猛犸象之类的冰河时代哺乳动物的形象一起出现的，这意味着它应该是一种非常大型的鸟类，才能熬过那段严寒。因此我们称之为大雕鸮，大概也不算异想天开。然而第二种主张却相当站不住脚。这种主张的观点是，史前艺术家非常擅长观察，他们注意到猫头鹰的脑袋可以旋转出很大的角度，这个形象是想表现从背后看到的鸟，它把脑袋转了过来，想要观察刚才身后是什么东西。提出这种主张的理由是，翅膀应该是在背后视角画出来的。这种可能是有的，但更有可能的是，这就和孩子画猫头鹰时一样，即使从鸟的前方来看，也会把翅膀这样画出来，因为这是一种简单的办法，来强调这是一只长有羽毛的生物。

抛开这些歪理邪说不谈，在现已以其发现者的名字命名为肖维岩洞（Chauvet Cave）的这个地方，这只独特的鸟儿，为人类艺术家与猫头鹰标志性的形态之间漫长的风花雪月故事提供了一个美妙的开端。[1]

法国肖维岩洞的顶部，用白色线条刻画而成，已有3万年的历史。

雪鸮一家：法国比利牛斯山三兄弟岩洞的顶部，用白色线条雕刻而成的、奥瑞纳文化时期的艺术。

想要发现接下来的猫头鹰形象，我们需要前往法国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山脚下，那里有一个叫作“三兄弟”的岩绘洞穴（Les Trois Frères Cave）。这个洞穴得名于三兄弟，他们是贝古昂伯爵（Comte Bégouen）的儿子，伯爵于1910年发现了它。这里的壁画比肖维岩洞中的壁画要晚上几千年，其中我们发现的猫头鹰不是一只，而是三只。它们似乎组成了一个家庭，中间是一只猫头鹰雏鸟，两边各有一只成鸟。人们认为它们是雪鸮（snowy owls）一家，大概是因为在这些充斥着各种冰河时代动物形象的岩洞墙壁上，它们是在一起的。如果识别正确的话，就意味着这个物种曾经出现在比现在远远偏南的地方，考虑到剧烈的气候变化，这一点并不算出人意料。[2]

在三兄弟岩洞往东大约30英里（约48千米）处，同样是在比利牛斯山脚下，还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勒波泰勒（Le Portel）岩绘洞穴。距离入口不远处的一号厅中有一只鸟的形象，简单的黑色轮廓，与一匹马和一只野牛离得很近，人们认为它是一只猫头鹰。[3]和肖维岩洞的情况一样，它是众多马、鹿、公牛和野牛中单个的形象。西班牙北部拉比尼亚（La Viña）的岩洞墙壁上也有一个推测为猫头鹰的形象，还有三个旧石器时代的猫头鹰全身像的实例，两个来自捷克共和国的下维斯特尼采（Dolní Věstonice），由黏土和骨灰制作而成，一个来自法国比利牛斯山的阿济岭（Mas D'Azil），用兽牙雕刻而成。[4]旧石器时代的猫头鹰形象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关于为数不多的早期人工制品，最令人沮丧的一点是，我们无从得知制作他们的史前艺术家是如何看待它们的。由于它们极其稀有，解决这一问题更是难上加难。相比之下，法国岩洞墙壁上的野牛、鹿、马和其他大型被捕食动物，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有好几百头。早期的艺术家是如此沉迷于那些动物，原因显而易见。它们提供的肉能够让小型的人类部族熬过那时的极寒气候。但为什么会有猫头鹰呢？它们偶尔会在原始时代的饮食中客串，还是说它们具有某种我们永远不会知晓其本质的象征作用？如果我们想要去理解猫头鹰的象征意义，就必须去关注很久之后对这些鸟儿的描绘，而对于这些时代，我们对地方性的信仰和迷信确实有所了解。

重绘的旧石器时代猫头鹰形象（从左至右）：法国勒波泰勒岩洞中画出的一只猫头鹰的轮廓；捷克共和国下维斯特尼采两只猫头鹰的小塑像；法国比利牛斯山阿济岭一只用兽牙雕刻而成的猫头鹰。

[1] Jean-Marie Chauvet et al., Chauvet Cave: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s Oldest Paintings（London,1996）, pp. 48–9.

[2] Abbé H. Breuil, Four Hundred Centuries of Cave Art（Montignac, Dordogne, 1952）, pp. 159 and 162, g. 123..

[3] Ann and Gale Sieveking, The Caves of France and Northern Spain（London, 1962）, p. 188.

[4] Rosemary Powers and Christopher B. Stringer, ‘Palaeolithic Cave Art Fauna’, Studies inSpeleology, ii / 7–8（November 1975）, pp. 272–3.

第二章

古代的猫头鹰

Chapter Two Ancient Owls

中东和南欧的古代文明向我们展现了一些令人难忘的猫头鹰。

巴比伦

大约4 000年前，在巴比伦尼亚（现在的伊拉克南部），有一位艺术家制作了一块奇特的黏土浮雕，站在中央的是一位令人生畏的人形裸体女神，却长着猫头鹰的翅膀和双脚。为了显示出她的力量，她被刻画成脚踏两只瘦骨嶙峋的狮子。她的两侧是一对大猫头鹰，直挺挺地站立着，面朝前方，让人觉得它们是守护她的同伴，或者是她的使魔。

这件独特的艺术品曾经被认为是伪作，但现已被证明是真品。它向我们展示的这位女神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但人们认出了她的多种身份，包括巴比伦的伊丝塔（Ishtar）、巴比伦的莉莉丝（Lileth）、迦南的阿纳特（Anat）、苏美尔的伊南娜（Inanna），还可能是伊南娜的姐姐、冥界女王埃列什基伽勒（Ereshkigal）。

因为学界尚无定论，所以大英博物馆仅仅称她为“暗夜女王”（The Queen of the Nightt）。无论她是谁，似乎都是多种猫头鹰女神中最初的一个。在这个阶段，她似乎完全是一个凶狠的肉食动物，结实的利爪近乎所向披靡，但在后来的化身中，她好斗的天性虽然依旧存在，却因获得了智慧而受到抑制，例如希腊的雅典娜（Athene）。

暗夜女王，又称博尼浮雕（Burney Plaque），黏土掺和稻杆后经煅烧而成的赤陶浮雕，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1800—前1750年。可能来自巴比伦尼亚（伊拉克南部）。

埃及

虽然有可能找到一些精致的古埃及猫头鹰绘画，或者刻在墓室墙壁和建筑物上的猫头鹰浮雕，但令人惊讶的是，并没有埃及的猫头鹰神，古埃及语中甚至连猫头鹰的名字都没有。在古埃及的圣书体中，猫头鹰字形唯一的作用是表示m的发音或字母。这个字形有两个有趣的特征。其他所有的鸟，事实上还有其他所有种类的动物，被转化为象形文字时，都会以轮廓示人。这项严格的传统只在猫头鹰面前失效了，猫头鹰的身体也是以轮廓示人，但它的脑袋却旋转了90度，正对着观者。象形文字的书写者若想要完全澄清他所描绘的是一只猫头鹰，而不是其他什么猛禽，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猫头鹰字形第二个奇异之处在于，这些鸟有时会以断腿的形象出现，仿佛是为了让它们不可能活过来发起攻击。

一只猫头鹰的象形文字，中王国时期一名王子Djehutynekht的外层棺材上的一幅画；埃及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前1876年。

尽管猫头鹰在埃及宗教中并没有像隼、朱鹭或者秃鹫一样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我们知道它非常受尊重，以至于偶尔会享受被做成木乃伊的殊荣。人们已经从木乃伊遗骸中识别出了几种不同的物种，其中就包括仓鸮（barn owl）。

猫头鹰可能与人类的灵魂有着某种奇异的联系，这一点得到了暗示。在埃及人的想象中，灵魂是分成一个个部分的。有一种概念叫作ka，它与创造性的、供给生命的能量——生命之力——有关。死亡之后，ka驻留在坟墓中，在那里，它需要贡品来供养。[1]还有ba，它是人的非实体的灵魂；以及akh，它是人死后继续存在下去的永生之灵，也是ka和ba相结合的产物。为了实现这样的结合，ba需要移动，与ka汇合，而为了让死者的肉体在死后能够继续存在，ba每天晚上都得回到坟墓。人们认为它以人头鸟的形式进行这样的夜行。有人指出，这种人头鸟“可能是源自经常造访坟墓的猫头鹰”[2]。怪里怪气、神出鬼没的猫头鹰，长着人形的脑袋，黄昏时分在坟墓附近飞来飞去，因此人们会觉得它就是ba在鸟身上的化身，这也就很好理解了。

拉美西斯时期的一幅猫头鹰象形文字画，约公元前1305—前1080年。

希腊

各种古代文明中，猫头鹰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鸟为人所欣赏，这种欣赏在雅典人的希腊达到了顶峰。在这里，智慧与猫头鹰成了同义词。雅典是以其守护女神雅典娜的名字命名的，猫头鹰是她的圣鸟。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数百年里，雅典铸造的硬币一面是这位女神的形象，另一面是猫头鹰的形象。正是这种硬币引出了“硬币正反面”的概念，这在后来的很多硬币上流行开来。这些希腊硬币俗称“猫头鹰”，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他的剧作《鸟》（The Birds，公元前414年）中戏谑道，银枭币是最好的一种，因为它们“不会缺少，而且越来越多，钱要在口袋里作窝，孵出小钱来”[3]。

作为雅典硬币原型的鸟被认为是纵纹腹小鸮（little owl，Athene noctua），它通常被描绘成埃及象形文字中的姿态，身体是侧面，面朝前方。在某些硬币上，它朝向正面，双翼张开。

有猫头鹰出现的希腊硬币中，最为知名的是四德拉克马（tetradrachm），也就是价值四个德拉克马（drachm）的银币，但它也出现在了很多面额的硬币上，其中包括十德拉克马和面额较小的二德拉克马、一德拉克马、半德拉克马、四奥波勒斯、二奥波勒斯、一个半奥波勒斯、一奥波勒斯（obol）、半奥波勒斯、三个四分之一奥波、一个半四分之一奥波、四分之一奥波、半个四分之一奥波。（在市场买东西时，计算找零这项艰巨的任务肯定能把人吓倒。）德拉克马是一种以重量为基准的货币单位。一希腊德拉克马等于4.37克。这些硬币延续了下来，直至今天还在现代希腊以1欧元硬币的形式存在着——它的中央就是雅典娜的猫头鹰。近些年来，雅典娜的猫头鹰还出现在希腊纸币和希腊邮票上。它声名远扬，据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过去经常随身携带一枚雅典猫头鹰护身符。

雅典娜的猫头鹰，来自雅典的一枚希腊四德拉克马铸币，公元前109—前108年。

现代希腊1欧元硬币上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猫头鹰。

在古代，猫头鹰也出现在很多希腊陶器上，尤其是公元前4世纪叫作猫头鹰双耳大饮杯（glaux skyphos）的小量杯。人们认为，杯子上有一只猫头鹰的形象，代表着它是古典时代雅典官方认定的测量器具。值得注意的是，卢浮宫有一个小型的希腊容器，上面展现的是持矛战斗的雅典娜女神。这个奇特图案的怪异之处在于，这里的雅典娜几乎完全化身为一只猫头鹰的形态。她身上的人类特征只剩下了双臂。这里的鸟不再是雅典娜的猫头鹰，而是成为女神本身。古希腊人似乎并没有确切地记录下雅典娜和猫头鹰之间这种密切关联的原因，由此引发了后世无穷无尽的学术争论。

一种猜想是，雅典娜有一个以史前美索不达米亚眼睛女神的形式存在的前辈。据我们所知，她是以一些小神像的形式存在的，它们基本上只有一个简单的身体，顶部是一双瞪得大大的圆眼睛。这些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神像，也许本身所代表的并不是猫头鹰，但它们瞪大的眼睛很可能与猫头鹰的眼睛之间产生了一种对照，由此将雅典娜与这种类型的鸟联系在了一起。千年之后的公元前2000年，在古代叙利亚，长着猫头鹰脑袋的女神的黏土小雕像大量生产，因此雅典娜可能只是中东为数众多的猫头鹰女神中姗姗来迟的一位。

普利亚大区红绘猫头鹰双耳大饮杯上的雅典娜女神形象。希腊红黑釉面陶瓷大酒杯，公元前4世纪。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们经常看见猫头鹰在女神的神庙，即雅典的帕特农神庙附近飞来飞去，它们的出现可能会让人视其为女神的圣鸟。事实上，这两套对立的理论并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反倒可以互相支撑。顺便提一句，猫头鹰在雅典一定是极其常见的，因为有“把猫头鹰带到雅典”这样一句谚语，它的意思和英语里的“把煤运到纽卡斯尔”一样。[4]

猫头鹰与女神还通过她的月经周期建立起了相当巧妙的联系。这番论证简而言之就是：猫头鹰是月光之鸟，月亮有月的周期，女神也有月的周期，因此猫头鹰与女神紧密联系。当事实记录不存在时，面对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人类的想象力真是不可思议。

长着猫头鹰脑袋的女神的黏土小雕像，来自公元前2000年的叙利亚。

鸣角鸮（screech owl）香水瓶，原型科林斯式赤陶瓶，公元前7世纪。

无论女神与猫头鹰之间最初的联系真相如何，毫无疑问的是，这种鸟类被雅典的希腊人视为一种能够给他们带来好运的图腾动物。例如阿里斯托芬在颇受欢迎的剧作《马蜂》（The Wasps，公元前422年）中，将雅典猫头鹰作为战斗中的吉兆提及，当雅典“开战之前，有一只猫头鹰在我们队伍上空飞过；于是，我们在众神的帮助下，在夕阳西下时，把敌人击退”[5]。

一种强烈的信念确实发扬了起来，以猫头鹰形态现身的雅典娜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标志，预示着希腊军队将会打胜仗。人们把它看得很重，甚至有一位希腊将军总是把一只猫头鹰藏在辎重中的一个笼子里，这样就可以把它放飞，让它在他的军队上空盘旋，为将士们带来确保胜利所必需的勇气。[6]“猫头鹰来啦！”这是雅典的一句俗语，意即“胜利在望”。[7]

在早些时期，与雅典匹敌的希腊城市——科林斯城邦——也在一些陶器上采用猫头鹰的形象，卢浮宫有一个著名的公元前7世纪的原型科林斯式香水瓶（aryballos）就是猫头鹰的形状。它的形状很特别，猫头鹰的脑袋转向一侧，仿佛制作它的那位科林斯陶工还在受着埃及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象形文字中的猫头鹰，身体是侧面的，头转过来正对着观者。

猫头鹰还是希腊神话人物阿斯卡拉福斯（Ascalaphus）的化身形态。他是冥界的神祇，阿刻戎（Acheron）与俄耳菲涅（Orphne）之子，他把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吃过冥界一个石榴的事情泄露了出去。她被告知只有在冥界期间没有吃过任何东西，才能回到人间。她因为犯了错误而受到惩罚，便报复阿斯卡拉福斯，把他变成了一只猫头鹰。既然古希腊人这么尊敬这种鸟类，为什么变成猫头鹰会是如此可怕的命运呢？这个问题提得好。答案也很有意思，原来阿斯卡拉福斯并不是变成了随便什么猫头鹰，而是偏偏变成了一只鸣角鸮。鸣角鸮是冥王哈得斯的动物使魔，在神话用语中与在雅典受到尊敬的那种鸟类截然不同，后者是纵纹腹小鸮。奥维德笔下的鸣角鸮是“一种令人讨厌的鸟，人类的灾星，偷偷摸摸的鸣角鸮，不幸的先兆”。

阿斯卡拉福斯变成一只猫头鹰：是他向宙斯告密，说珀耳塞福涅吃过了石榴籽（于是她还得继续被监禁在冥府中），她为了报复，把具有变身能力的火河之水泼在他身上。

罗马

在古罗马，雅典娜女神转化为密涅瓦女神。当罗马大军征服希腊时，他们要选出守护神，由于罗马的密涅瓦女神与希腊的雅典娜的特质几乎完全相同，他们便把后者的圣鸟借过来，化为己用。然而，投靠了密涅瓦之后，猫头鹰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了，因为罗马民众已经有了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猫头鹰是邪恶的动物、死亡的象征。

在罗马风行的一大迷信是说女巫会变成猫头鹰，突袭睡梦中的婴孩，吸他们的血，这种观念把猫头鹰划入了吸血鬼的世界。如果听到猫头鹰的叫声，就意味着女巫正在靠近，或者是有人快要死了。据称在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奥古斯都（Augustus）和阿格里帕（Agrippa）临死之前，都有猫头鹰在叫。白天看见猫头鹰被认为是大凶之兆，如果能抓到一只猫头鹰，就会把它杀掉，把尸体钉在门上，用来保护房屋免遭危害。公元1世纪，科鲁迈拉（Columella）在论罗马农业的巨著中记述，乡下人会把猫头鹰尸体悬挂起来，专门用来避免风暴。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他的巨著《博物志》（Natural History，公元77年）中谈到了猫头鹰，说“如果看到它飞，不论是在城市里，还是在外面什么地方，都不是好兆头，而是预示着某种骇人的灾祸”。随后他又记录了在伟大的罗马城中心见到猫头鹰时出现的情况。这只猫头鹰进入了“罗马朱庇特神庙内绝对隐秘的圣域……于是乎……那一年的罗马城举行了大规模游行，以平息众神之怒，城市通过献祭得到了神圣的净化”[8]。

普林尼对这一切存疑，作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他记录说：“我本人就知道这样一些事例，猫头鹰落在了房子上，之后那里却没有灾祸降临。”事情的确如此，但或许古罗马人恰恰享受他们发明的驱邪献祭以及其他辟邪仪式所带来的刺激。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在那遥远的时代，栖身在房子上的猫头鹰比我们当今看到的要多得多。交通噪声和路灯灯光把它们都吓跑了。

一些罗马人坚信猫头鹰的叫声预告着死亡即将来临，他们会想方设法抓住这只鸟，把它杀掉，以期借此抵消这个预言。即便这只倒霉的鸟儿已经死了，人们还是会担心它具有起死回生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会把它的尸体火化，把骨灰撒入台伯河（River Tiber）。

猫头鹰还被认为是在亡者坟墓上跳舞的巫师们的使者。猫头鹰经常造访墓地，在月明之夜，人们也许会看到它们俯冲扑向一只毫无戒备的老鼠，而实际上抓住老鼠的这个动作，可能会被理解为某种舞蹈，因此不难猜到上述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

猫头鹰，或者说是一部分猫头鹰，曾经被用在魔术实践中。人们认为，如果可以把猫头鹰的羽毛放在睡着的人身上而不惊醒他们，就能发现他们的秘密。如果你恰好正在异国他乡旅行——这在古代可是一项危险的事业——又倒霉地梦见了猫头鹰，那么你就要遭遇某种灾祸了，比如抢劫或者海难。

中国

在中国，猫头鹰的形象吸引了一个繁盛在公元前1 000多年的伟大文明的关注。商朝（约公元前1500—前1045年）的艺术家们创作了这些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为精致优美的青铜像。其中有很多气度不凡的猫头鹰，隐藏在极其复杂的切割图案和浮雕设计下。它们一般来自公元前1200年前后，采取了令人赏心悦目的小型青铜盛酒器的形状，被称为“尊”。[9]“尊”被认为是在祖先崇拜的典礼上使用的。这些猫头鹰稳稳当当地坐在由两条腿和坚硬的尾部底座组成的三脚台上，瞪着大大的眼睛，脑袋上立着两簇耳羽，胸前是一只公牛头的浮雕花纹，而诡异的是，它的双翼呈现为一对蛇形螺旋。猫头鹰身体的背部装饰着一对好似猛禽的鸟，长着凶残的弯喙。这只鸟的头部是一个可以拿开的盖子。下页所示的例子中，头顶有一个把手，便于提起。把手本身也做成了一只小鸟的形状，长着长长的尖喙和小小的羽冠。这只小鸟仿佛是从猫头鹰的冠冕中显现出来的。

这些非同寻常的猫头鹰雕像，有很多都是从那些古代封建王国有城墙保护的城镇的墓地中发掘出来的，制作过程中使用的青铜金属的重量明确、直接地反映出了社会的丰饶富足。那个时期没有留下什么记录，能让我们确切地理解这些猫头鹰的象征意义，人们也提出了几种互相矛盾的观点，来解释它们为何受人青睐。其中最可信的观点认为，把猫头鹰放在漆黑的坟墓中，是为了在坟墓主人通往来世的旅途中保护他们。

商朝晚期一个猫头鹰形状的青铜尊（酒器），约公元前1200年。

猫头鹰在黑暗中能够看得清，还能击杀猎物，它们察觉到危险的能力应该会强于其他任何生物，并且会安静、迅捷地应对险情。因此猫头鹰可以与死者的灵魂一起飞行，将他们安全地引领至来世。当时的人们或许认为盘曲蛇形的双翼能够在黑暗中扑动，用致命的毒液打倒恶灵。我们永远不会确切知晓，除非有新的出土文物来揭示那个古老时代的一些失传已久的记录。

在大约1 000年后的道家时代，中国古人并不把猫头鹰视为睿智的老朋友，而是凶暴、骇人的形象——黑夜里的邪恶猛禽。由于某种原因，人们认为它是怪物，小猫头鹰会把妈妈的眼睛啄出来，或者把她吞吃掉。据说出生在“猫头鹰之日”（夏至）的中国孩子性格暴躁，甚至可能会杀害自己的母亲。

或许是中国猫头鹰的暴躁性格把它与狂风暴雨联系在了一起。道教中的雷公是半猫头鹰半人身的怪物。他长着猫头鹰的喙、翅膀和爪子，但身体是人的。他的职责是惩罚偷偷犯罪的人。中国的猫头鹰还与闪电有关联，因为据说它“照亮了黑夜”，有一种古老的风俗是把猫头鹰雕像放在家里的各个角落，保护房屋不被闪电劈中。

哥伦布之前的美洲

猫头鹰经常出现在古代美洲人的艺术中，从古老的北美洲岩石艺术到秘鲁的彩绘陶艺。尤其是公元100—800年秘鲁北部兴盛的莫切（Mochica）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猫头鹰陶器。在莫切文化中，猫头鹰是一种重要且复杂的象征物，一方面代表智慧和一种神奇的治愈良药，另一方面代表仪式中被斩首的战士和亡者的灵魂。正因如此，猫头鹰永恒的矛盾——智慧与邪恶——在同一种文化里并存。扮演智慧的角色时，它被视为人类形象，在夜晚的仪式中化身为相对应的动物，这时它身为一只超自然的猫头鹰，可以在黑暗中神奇地看清东西。扮演邪恶的角色时，它是一名置人于死地的战士，在作战与捕猎之间形成一种象征性的对比。

弗里蒙特（Fremont）印第安人岩石艺术：犹他州九里峡谷（Nine Mile Canyon）一只展翅的猫头鹰。

因此可想而知，当它表现在陶艺中时，是以两种姿态呈现的——以引人注目的写实形态呈现的本来面目，以及戴着猫头鹰面具、披着猫头鹰翅膀形状的斗篷的恶人形态。以戴面具的形态出现时，有时会拿一根大棒，有时会拿一颗人头和一把刀，因为这是猫头鹰战士、捕猎者、杀手。例如有一只猫头鹰用翅膀携带着一个人，对此的解释是，一个献祭的牺牲者在一场仪式性的杀戮后，被带到另一个世界去。[10]

犹他州罗切斯特河（Rochester Creek）一块岩板上，兽群中有一只长角的猫头鹰。

因此，在伟大的古代诸文明中，猫头鹰已经在神话传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中东的巴比伦和埃及，到早期欧洲的希腊和罗马，再到遥远的中国和南美洲，猫头鹰的形象被人们辛辛苦苦地锻造、雕刻和打磨着，它的名字也永远地留在了当地的民俗中。由此看来，这些极其迷信的人几乎注定会认为这种标志性的鸟类的身体各部位具有魔力，这正是我们即将在下一章看到的。

猫头鹰面部形态的莫切金珠。

猫头鹰形状的莫切文化彩绘陶器。秘鲁北部。

[1] Edward Terrace, Egyptian Paintings of the Middle Kingdom（London, 1968）, p. 26.

[2] Faith Medlin, Centuries of Owls（Norwalk, ct, 1967）p. 16.

[3] 引自杨宪益译本。——译者注（后同）

[4] 纽卡斯尔盛产煤，这里的两句谚语均为“多此一举”之意。

[5] 引自张竹明译本。

[6] Virginia C. Holmgren, Owls in Folklore and Natural History（Santa Barbara, ca, 1988）, p. 31.

[7] Edward A. Armstrong, The Folklore of Bird（London, 1958）, p. 119.

[8] C. Plinius Secundus, The Historie of the World. Commonly called The Naturall Histori（London,1635）, Tome i, Bk x, pp. 276–7.

[9]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Cambridge, ma, 1987）, pp. 114–16, gs 152–6..

[10] Elizabeth P. Benson, The Mochica: A Culture of Peru（London, 1972）p. 52.

第三章

药用的猫头鹰

Chapter ree Medicinal Owlss

在早先的数世纪中，科学的医学实验尚未开展，庸医们白白害死了很多动物，他们认为这些可怜的动物身体的某些特定部位会治疗与之相对应的人类疾病。猫头鹰也不例外，它的身体部位被认为能够治疗病痛，这些病的范围之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连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也为这荒唐事添了一把火。在《麦克白》的开场，邪恶的女巫们一边熬制毒药，一边喊着：

壁虎眼，蛤蟆脚，

恶狗舌，蝙蝠毛，

蝮蛇的叉，盲蛇的刺，

蜥蜴的腿，枭鸟的翅。[1]

莎士比亚主要的竞争对手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也不甘落后。当他想要调制一剂药时，他提出用：

鸣角鸮的蛋和黑羽毛，

青蛙的血和背上的骨。

稍早些时候，在15世纪的医学和生物学纲要《健康花园》（Hortus Sanitatis）中，记录了一种治疗疯病的办法，包括把一只猫头鹰的骨灰放到疯子的眼睛里。尝试此种疗法，无疑是基于这样的原理，认为猫头鹰的智慧眼光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注入疯子激烈扭曲的视界。在印度，也有一种相关的观点，认为吃猫头鹰蛋可以提高夜视能力。切罗基印第安人（Cherokee Indians）更愿意用含有猫头鹰羽毛的水给孩子洗眼睛，以这种方式赋予他们彻夜不眠的能力。

生吃猫头鹰蛋可以治疗醉酒的人，这是最奇异的一种医学观点了，并且持续了数世纪。约翰·斯旺（John Swan）在17世纪编纂的《世界之镜》（Speculum Mundi）中评论道：“有些人说，把猫头鹰蛋打碎，放到醉汉或者渴望续杯的人的杯子里，就会在他身上起作用，他会突然厌恶上好的烈酒，喝酒会让他感到不悦。”[2]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因为猫头鹰是一种勤奋好学、一本正经的鸟类，人们觉得它是节制饮酒的典型，因此下的蛋也是节酒的。所有这些庸医疗法的令人困惑之处在于，它们寸功未立，为何存在了如此之久，当然了，除非有暗示的力量在起作用。“猫头鹰蛋治醉汉”的主题还有一个变种，就是反反复复地把蛋用一杯杯红酒入药。乍一看，这个版本的疗法似乎有一个最根本的缺陷，但再一看，或许是蛋让红酒变得难以下咽，以至于连这种方法最终都奏效了。

如果这个醉汉纵酒到了患上痛风的地步，据称他可以把一只猫头鹰身上所有的羽毛拔掉，腌上一个星期，然后把它放在壶里，盖上盖子，在炉子里烤干，这样就能治好这种令人痛苦的疾病。这只被烤干的猫头鹰之后被碾成细粉，与野猪油混合，制成药膏。如果涂在痛风病人身上的“伤心地”，药膏很快就会让他康复。正如曾有人言，没有药用价值的动物才幸运。

据说煮沸的猫头鹰油脂同样有用，可以消除身体的疼痛。中风患者用温热的猫头鹰血或者温热的猫头鹰心脏按摩面部，很快就会康复。浸在油里的猫头鹰血可以去除头虱。脱水、捣碎的猫头鹰嗉囊可以治疗绞痛。猫头鹰的胆汁可以治尿床。把猫头鹰骨髓浸在油里，滴进鼻子，可以治偏头痛。如此种种。有这么多不得要领的治疗方法存在，猫头鹰竟然还没有灭绝，堪称一大奇迹。

不仅如此。甚至还有更加匪夷所思的建议，让你杀一只猫头鹰，把心脏掏出来，放在睡着的女人的左侧乳房上。在这种情况下，这颗心脏会发挥吐真剂的作用，让这个女人吐露出深藏的秘密。不这样做的话，你还可以带着猫头鹰的心脏走上战场，它会让你在战斗时更加强大。或者如果你把猫头鹰的脚爪和蓝雪属药草一起烧掉，这样就会保护你不被毒蛇咬。普林尼在公元77年提到了上述所有被信以为真的疗法，却也不辞劳苦地把这些东西斥为弥天大谎。

在英格兰，约克郡（Yorkshire）的人们曾经熬制猫头鹰汤治疗百日咳。此举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如果猫头鹰可以毫无痛苦地一直叫唤，那么经过交感魔法的处理，猫头鹰汤的特殊功效就会带走病人的痛苦。在其他地方，人们认为月亮渐亏时熬制的猫头鹰蛋汤可以治疗癫痫。因为猫头鹰沉着冷静，常常一动不动地栖息着，所以人们认为，喝下它们的精华，就可以止住癫痫发作时狂乱的动作。

基于猫头鹰的药物疗法中，最古怪的或许是来自德国的一种，它说的是如果你把猫头鹰的心脏和右脚爪放在左侧腋窝下，就能不被疯狗咬，不得狂犬病。我们带着这种珍贵的药材走进了《巨蟒》（Monty Python）[3]的世界，但这还只是开了个头而已。

《巨蟒与圣杯》海报。

想要用猫头鹰疗法塞满整本书也是有可能的，这些疗法虽然毫无用处，人们却在早先的数世纪中狂热地运用着。正如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读，便会对出生在这样一个科学的时代充满感激，在这个时代，向心急如焚的患者提供任何药品之前，都必须进行对照试验。我们生病时是最容易轻信的，过去的庸医和江湖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猫头鹰也应该感谢现代医学让它们的身体部位变得不那么招人垂涎了。我们也许正在砍伐它们的森林，但至少没再把它们的身体部位放在腋窝下。

[1] 引自梁实秋译本。

[2] John Swan, Speculum Mundi（Cambridge, 1643）, p. 397.

[3] 指无厘头喜剧电影《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 1975），由英国六人喜剧团体“巨蟒”（Monty Python）主演。

第四章

象征性的猫头鹰

Chapter Four Medicinal Owls

邪恶的猫头鹰

几千年来，猫头鹰一直被视为一种恶灵，悄无声息地漫游在夜空中，寻觅着人类牺牲品，决意要伤害他们。它那骇人的叫声加深了这种印象，经常给它扣上厄运、毁灭和死亡使者的帽子。因为它只在夜间出来，而且即便是在这个时候，它仍然怪异地保持着安静，使我们联想到藏身于黑暗中的那些鬼鬼祟祟的罪犯、盗贼或者杀人犯。我们已经见识到了，对古罗马人来说，猫头鹰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它要被视为令人畏惧的死亡使者。与无害、无罪、消灭害虫的猫头鹰之间这种完全不合理而又让人郁闷的关系，并不是古罗马人的专利，其他很多文明也有同样的状况。

《圣经》就对猫头鹰恶意满满。《旧约》中提到猫头鹰16次，大都不是什么好词儿。最开始，猫头鹰被认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不许吃。在《申命记》14章中，有训令“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猫头鹰就属于可憎之物一类。事实上，在不洁净的鸟类名单上，猫头鹰被单独拿出来，受到了特殊对待：“猫头鹰、夜鹰、杜鹃、鹰与其类。小鸮、大鸮、天鹅……”[1]《圣经》就像是为了确保不被误解，还加上了小鸮和大鸮，以免让某些饥肠辘辘、以鸟为食的人钻了空子，觉得某些种类的猫头鹰不包括在内，可以端上餐桌。

在《以赛亚书》13章中，我们发现，当巴比伦即将受到天罚，无人可居时，“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猫头鹰住在那里[2]，野山羊在那里跳舞”。再往后一点，在《以赛亚书》34章中，我们发现猫头鹰再次被描述为必然要占据敌人的土地，“成为烧着的石油”的土地。这土地一旦荒废，“鹈鹕、箭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要作野狗的住处，猫头鹰的居所[3]……鸣角鸮必在那里栖身[4]，自找安歇之处。猫头鹰要在那里作窝[5]，下蛋、抱蛋，生子，聚子在其影下……”

基督教中的猫头鹰一开始就不吉利，这在之后的数世纪中对它的形象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13世纪的欧洲，人们把猫头鹰和山羊、猴子画在一起，是为魔鬼三人组。在14世纪一本收录了圣诗、赞美诗和祈祷文的诗集中，有这样一张讽刺画，画的是一名骑士出门放鹰捕猎，却用这三只异教的动物代替了贵族老爷、他的骏马和他的鸟。这张图画的是一只猴子骑着一只山羊，戴着手套的拳头上蹲着一只猫头鹰。

《鲁特瑞尔诗篇》（The Luttrell Psalter）中的猫头鹰、猴子和山羊，约公元1340年，线条画。

早期的动物寓言集里言及猫头鹰，没有一句好话。其中一本里面说，鸣角鸮是“一种讨厌的鸟，因为它的窝被粪便弄得很脏，正如罪人通过败坏名誉的行为，让所有和他居住在一起的人名誉扫地。它……简直懒到家了，也正是这种懒惰，让那些慢吞吞、懒洋洋的罪人一谈到行善就懒得动”[6]。事实上，猫头鹰在夜里非常积极地为人类“行善”，有效地消灭啮齿类害兽，而这段话的作者显然对此一无所知。

在中世纪的某些基督教神学家手里，猫头鹰有一种稀奇的用处。他们认为，这种鸟类作为一种夜行动物，是犹太人的象征。他们说这是因为犹太人更喜欢他们自己信仰中的黑暗，而不是基督教中的光天化日。这种中世纪反犹主义背后的智囊非常狡猾，甚至可以把围攻一只猫头鹰当作文明基督徒进行正义集合、攻击一名犹太人的示范。

在16世纪的英格兰，我们最伟大的剧作家也为维持猫头鹰的恶名出了力。在《麦克白》中，莎士比亚让麦克白夫人把锐叫的猫头鹰说成是“恰似那凶兆的更夫来说了一声最惨淡的夜安”。在《仲夏夜之梦》中，扑克说叫声嘹亮的鸣角鸮“使得病人僵卧在床上，想起死亡的来到”。他继续道，“现在是午夜的时辰，坟墓全都大张着口，一个个地放出游魂，在坟地的路上行走”，这或许暗示了行走的游魂和坟地的猫头鹰是一回事儿，猫头鹰和猎食的吸血鬼一样，住在坟墓里，直到“子夜时分”，它们会扑扇着德古拉一样的翅膀，飞到外面去。

在《亨利六世》下篇中，莎士比亚让国王像古罗马人一样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你生的时候鸦枭锐叫，一个不祥之兆……”在《恺撒大帝》中，他又巩固了自己对于猫头鹰在罗马传说中的角色认知，让恺撒说“昨天大晌午的时候一只猫头鹰落在市场上，凄厉地大叫”，恺撒将其归为“不祥之兆”。[7]

猫头鹰与死亡之间的紧密联系激发了17世纪一名艺术家的灵感，他创作了一幅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维尼塔斯（Vanitas）风格作品，画的是一只猫头鹰栖息在一个人的骷髅上。骷髅旁边是一个烛台，烛台上渐熄的烛火富有象征意义。“维尼塔斯”这个术语是虚无的意思，这一类的画作意在强调虚无以及生命本身稍纵即逝的本质。画中通常有一个骷髅，以及使人联想到终有一死的物件，例如正在腐烂的水果、沙漏和昆虫。在这幅作品中，这位佚名画家让令人畏惧的死亡使者——一只瞪视的猫头鹰——栖息在骷髅上，借此让场景变得更加阴森、不祥。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771—1832）在诗歌《古盖尔人的旋律》（Ancient Gaelic Melody，1819）中延续了这个主题，他在诗中提到了“预兆着黑暗与污秽的鸟，夜啼鸟、渡鸦、蝙蝠和猫头鹰”，请求它们“把病人留在他的梦里——彻夜听你们尖叫”[8]。

这一时期，很多猫头鹰的形象都清晰地反映出了猫头鹰与巫术之间的联系。更常见的是由与猫头鹰匹敌的夜行杀手——猫——来充当女巫的使魔，但偶尔也会由猫头鹰来代替猫，女巫在夜空中飞行时，它有时就会被描绘成平静地搭乘着女巫的扫帚柄。

《猫头鹰、骷髅和蜡烛》（Owl, Skull and Candle）, 17世纪某位佚名荷兰或德意志画家的维尼塔斯风格作品，画板油画。

我们步入了现代，邪恶的猫头鹰也开始丧失力量，却依然潜藏在一些黑暗的角落里。当一种古代的邪恶象征开始衰微时，它往往会从严肃的信仰转变为滑稽的消遣。万圣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起初是庆祝凯尔特新年的异教活动，当生者与亡者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时，有那么一小会儿，亡者会变得很危险，而生者就会模仿恶灵，去抚慰他们，从而保护自己。今天的孩子们以此为契机，打扮成食尸鬼或者巫婆，去吓唬大人。昔日庄严的仪式，已经变得和轻松的哑剧没什么两样了。万圣节装扮的形象全都是些鬼魂、小妖精、僵尸、恶魔以及其他一些现代恐怖样式的怪物。有一种邪恶的动物与这些恶灵为伍，充当女巫的使魔，它就是猫头鹰。

如今，我们可以买到一顶宽松的女巫帽，有足够的空间让一只猫头鹰在里面作窝。猫头鹰从帽子里露出脸来，这样就能让古时候邪恶猫头鹰的旧传统保持生机。现在这可能只是玩笑，可这个玩笑的背后却有着一段漫长的历史，并且体现出人们虽然不再把邪恶的猫头鹰当作死亡与毁灭的预兆严肃对待，却也未曾将它彻底遗忘。

满月时分，一个西班牙女巫正在往家赶，她的猫头鹰使魔栖息在扫帚柄上。

顽固的猫头鹰

17世纪，猫头鹰有一种新的象征流行起来，那就是顽固的猫头鹰。它出现在1602年，之后又在1635年出现，那是一张铜版画，画中猫头鹰的视力会随着光照强度的增加而显著衰减。画中的猫头鹰戴着眼镜，两只爪子各抓着一支燃烧的火炬。它身前立着一对烛台，上面的蜡烛烧得很旺。天空中，太阳的光芒倾泻在这个场景上，它的寓意是，如果一个人抱持着盲目的偏见，那么再多的教化规劝也无法让他看清自己的愚行。事实上，摆在他面前的论证越是有理有据，他的偏见就越会冥顽不化。上面的警句意思是，盲目之人看不见身边的光亮。这幅寓意画下面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猫头鹰象征光亮中的盲目：乔治·威瑟（George Wither）《古今寓意画集》（A Collection of Emblemes, Ancient and Moderne, 1635）中的一幅铜版画。

有人觉得猫头鹰，

白天根本看不清，

光的亮度越是增加，

它们的视力就越差。

蜡烛、火炬、正午太阳，

眼镜，或者全部用上，

白天的猫头鹰眼神还是不行，

可到了晚上却看得比谁都清。[9]

17世纪晚些时候，顽固的猫头鹰再次出现在一份著名的荷兰印刷物中，上面画的是奥利弗·克伦威尔1653年解散英格兰议会的场景。由于议员们认为无需改革，克伦威尔大为光火，冲进议事厅，把他们大骂了一顿，骂他们是醉鬼、嫖客、腐败和无信义之人。在40名步兵的帮助下，他把议员们赶出了议事厅，对其中一些人动了粗。在这份荷兰印刷物中，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被赶出来，领头的是一只猫头鹰，戴着眼镜，套着一个铁制的大颈圈，上面有一支点燃的蜡烛。在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场景中，之所以用猫头鹰，是为了强调离开议事厅的议员们是盲目的，虽然受到了再三的请求，却还是认识不到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猫头鹰再次被用作冥顽不化、视而不见的象征。

议会上的猫头鹰：一份荷兰印刷物展现了奥利弗·克伦威尔于1653年4月19日解散英格兰残缺议会的场景。解散之后，克伦威尔成为护国公，独揽大权。

作为坐骑的猫头鹰

在亚洲的印度教中，猫头鹰具有复杂的二元象征意义。它的主要任务是作为瓦哈那（vahana），也就是女神骑乘的一种神圣坐骑。这里我们所说的神是财富与幸运女神——吉祥天女（Lakshmi），她的猫头鹰在梵语中叫作Uluka，或者Ulooka。尽管猫头鹰与女神有这样的关系，但总的来说，印度人还是不待见它，把它视为一种预示凶兆的鸟，厄运的使者。他们认为，如果猫头鹰造访一座房子，就会有不祥之事降临在那里。

人们认为猫头鹰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包含着孤独、恐惧和疏离。就此而言，据说它们和大富豪很像，那些人也与平凡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因此当猫头鹰以吉祥天女坐骑的身份存在时，便一直都在提醒她，虽然她代表着巨额财富，可同时也必须防范巨额财富的陷阱。她必须要代表慷慨的财富，或者心灵的财富，摒弃孤独守财奴的自私自利。一年中一个特殊的夜晚，当女神下凡探访穷人、把贫穷的黑暗带走时，她骑着大白猫头鹰，因为她的坐骑是一只夜行性的鸟，知道最黑暗的地方，可以把她带去那里，于是她就可以在那里行最大的善。

一张印度大众印刷品中的吉祥天女和她的猫头鹰。

令人困惑的是，在印度北部城市卢迪亚纳（Ludhiana），每年的排灯节（Divali），人们都要把猫头鹰抓来杀掉，敬奉吉祥天女。当地的头条是这样写的：“排灯节是卢迪亚纳猫头鹰的末日。不幸的鸟儿被当作祭品来安抚吉祥天女。”抓猫头鹰的人可以把鸟儿卖给遭遇财务问题的人，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相信献祭猫头鹰能够取悦这位幸运女神，然后她就会为他们解决问题。一份报告声称，每年都有“幻灭的企业家”与这些抓猫头鹰的人交涉，请求他们用猫头鹰身体的各个部分——肉、喙、爪、羽毛和血——施展妖术。把吉祥天女在天上来来去去所依赖的这种鸟杀掉为何会取悦女神，这完全没法搞清楚。对猫头鹰进行仪式性的屠杀，夺去她神圣的坐骑，按理说她应当难过或者生气才对，所以说在印度教中猫头鹰的矛盾角色上，这又是一团乱麻。

长腿猫头鹰，20世纪中期印度孟买当地艺术家制作的黄铜雕像。

在很多印度人看来，猫头鹰还象征着懒惰，因为它们好像总是懒懒散散、无所事事的样子。如果丈夫不做自己分内的家务活儿，妻子就会说他“像猫头鹰一样懒散”。然而如今在印度售卖的一个猫头鹰小黄铜雕像，看上去却格外活泼，仿佛要一跃而起。

总的来说，在印度，对猫头鹰的种种态度更接近邪恶之鸟的古老观点，而不是智慧之鸟。然而，与此同时，Uluka也被视为受人爱戴的幸运女神可靠的坐骑，甚至偶尔充当她的伴侣湿婆（Shiva）的坐骑。像这种奇妙的模棱两可，在印度教的其他方面也并不陌生，西方人之所以觉得它的教义很难领会，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智慧的猫头鹰

如今，对于猫头鹰，最流行的观点是把它视为一只友善、智慧的老鸟。如我们所见，作为巫师和厄运使者的猫头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放逐到了迷信的往昔。通过博物学书籍和电视节目，我们对当下鸟类生活中的不可思议之处简直再熟悉不过了，根本无法把猫头鹰视为鸟中异类以外的任何东西，即便是在想象中。然而，当我们把科学客观性抛在一边，沉湎于浪漫的小幻想时，便不得不从一个更加温和的角度来看待猫头鹰了。

我们选择智慧作为这种独特的鸟类的特质，仅仅是因为它头似人形。宽大的脸盘上，一双严肃的大眼睛向我们眨着，让我们觉得它和我们一样，脑子里塞满了较高级的中枢，因此智力水平要远超其他鸟类。它可以是只鸟，但它的脑子不是鸟的。因此，在不计其数的神话传说和荒诞故事中，猫头鹰被刻画成巧思的象征。拉封丹（La Fontaine）的老鼠和猫头鹰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0]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只聪明的猫头鹰住在一棵空心的松树上。树洞里——

住着很多没有脚的老鼠，

它们给喂养得胖胖乎乎。

猫头鹰啄下了它们所有的脚，

又用一堆堆麦子把他们喂饱。

猫头鹰这样做无疑有他的理由，

那是他第一次出去狩猎的时候，

他用爪子活捉了这些坏蛋，

把它们带回到自己家里面，

这群机灵的小动物却能逃跑。

下一次他决定不让它们跑掉，

他啄掉它们的脚，并愉快地认识到，

他可以在闲暇的时候把它们吃掉；

不可能一口气全吃掉，

身体也不可能吃得消。

他和我们一样有长远打算，

通过备食这件事就能体现。

老鼠和猫头鹰：J.J.格朗德维尔（J.J. Grandville）为1841年出版的让·德·拉封丹《寓言集》（Fables Choisies，初版于1678年）所作的镂版画。

这里的寓意是，猫头鹰运用了和我们类似的推理能力，能够发展一种畜牧业，养活没有腿的老鼠，把它们养肥，因此，夜间狩猎无功而返时，就可以把它们当大餐了。拉封丹为这首诗加了一个注释，坚称这是基于观察到的事实。由于这明显荒谬透顶，因此这样的断言如何产生，倒是个值得一探的问题。在这类事例中，往往存在着事实的散片，组合在一起时就会超出各个部分的总和。据称有些猫头鹰会把一些刚杀死的、吃不完的啮齿类动物储存起来，留待以后食用。也有记载说有些老鼠会装死，被猫头鹰抓住时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为的是趁它放松钳制时奔向自由。还有第三种说法，说人们观察到猫头鹰把捕鼠器困住的老鼠的腿咬断，先放了它们，再吞掉它们。

如果把这三点各自独立的事实——把老鼠放在贮藏所储存起来，发现它们被抓到之后有时还活着，把它们被困住的四肢咬断、从金属捕鼠器中放出来——结合在一起，离创作出一个猫头鹰变成聪明的家畜饲养员的剧本就不远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即便是在关于动物行为的最奇异的故事里，也有几分真实，也正是这几分真实，说明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是如何诞生，之后又得以发展丰满、自成一体的。

将猫头鹰视为聪明绝顶的鸟类，这种浪漫的想法已经有2 000多年的历史了。如我们所见，这种想法一开始在古希腊属于主流，但我们并不清楚，是由于对古希腊的尊崇、对古希腊社会的学术知识的增长，使得它在现代兴盛，还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对动物态度的巨大转变，使得它独立发展了起来。正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19世纪，动物福利首次成为一个大问题，建立了专门的社团来保护动物不被虐待，呼吁人们进一步关爱其他物种。

不论到底是哪种情况，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确实普遍把猫头鹰视为智慧而不是邪恶的鸟类。在1875年的《笨拙》（Punch）杂志中，有这样一段韵文：

有一只猫头鹰，在一棵橡树上生活

他听见的越多，说的越少，

他说的越少，听见的越多——

啊，人人都应该学习那只聪明的鸟。[11]

在现代，智慧、友善的猫头鹰依然在特殊场合作为象征物出现。在苏格兰的婚礼上，有时会需要一只活的猫头鹰在场，它的任务是把婚戒送到伴郎手中。仪式开始时，猫头鹰蹲在教堂后面的栖息处，和驯兽师在一起。管伴郎要戒指时，他要转过身来，猫头鹰也会被放飞，静静地飞到教堂另一头，落在他的胳膊上。它的一条腿上系着一根皮带，上面挂着要交给新娘和新郎的两枚婚戒。伴郎把婚戒解下来，交给主持婚礼的牧师。通过这种方式，当新婚夫妇戴上戒指时，他们会觉得受到了猫头鹰智慧的祝福。

必须申明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从科学的角度讲，猫头鹰并不是最聪明的鸟类。它的智慧仅仅是外貌制造出来的幻觉。动物的智力与生活方式有关，机会主义者总是比专家更聪明。机会主义者——乌鸦之类的鸟——没有具体的生存策略，每天必须凭借自己的智慧，想方设法活下去。

苏格兰法夫（Fife）巴尔格尼城堡（Balgonie Castle）婚礼上的猫头鹰，2008年10月8日。

仅举一个例子，对于用喙撬不开的硬壳坚果，乌鸦学会了往大马路上丢，来往的车辆会碾过去，把坚果碾碎。乌鸦甚至还学会了把坚果往人行横道上丢，这样一来，当交通停下来时，它就可以把碾碎的坚果收走，自己也不会被碾到。根本无法想象猫头鹰能表现出这样的智力水平。和所有的猛禽一样，猫头鹰进化出了高度专门化的感觉器官和完善的身体素质，从而成为高效的杀手，以至于无须面对机会主义者每天的生存难题。像蛇一样，它可以袭击、进食、休息。

辟邪的猫头鹰

猫头鹰还有另外一个象征性的角色。在这个角色中，它的品格是正是邪并不怎么重要。这是因为猫头鹰如今正扮演着守护神的角色，假如你身边有这种辟邪的猫头鹰，你并不会太在意它到底是魔鬼还是学者，只要它能保护你不被袭扰就行。

过去有几种不同的动物被用作护身符或者辟邪物，保护持有者免遭厄运，不招恶灵。猫头鹰虽然与死亡和灾祸有联系，却也被派上了这种用场，原因很好理解。如果说猫头鹰是死亡使者，那么如果你佩戴一只幸运猫头鹰，就可以想象它的力量是冲着你的敌人，而不是冲着你自己。换句话说，如果猫头鹰是一种吓人的动物，那么你可以用它来恐吓你的对手。

我们知道，有些亚洲民族，例如突厥人和蒙古人，会在患儿的摇篮附近养一只猫头鹰，他们相信它会把引起疾病的恶灵吓跑。

日本的阿依努人（Ainu）会制作雕鸮木偶，钉在房子上，在饥荒或者流行病袭来时保护居住者。甚至到了今天，阿依努人还在把猫头鹰用作幸运符，也可以买到手工雕刻的猫头鹰木偶，挂在护身的钥匙圈和钥匙链上。这种别具一格的猫头鹰雕像是用冬青卫矛的木材制作的，涂上金色和绿色，人们认为它不但能守护持有者本人，还能守护他们全村，有时会把全村人制作的比较大的模型立起来，作为“村子的守护神”。

奇怪的是，阿依努人并不把所有种类的猫头鹰都当作守护神。有些种类被视为不折不扣的邪魔。在他们看来，这些种类是会害人的，还能分辨好人坏人。如果抓到一只，它会睁着眼睛看好人，却只会用快要闭上的眼睛盯着坏人。睁着眼睛盯着人，叫作“把人找出来”（ainu oro wande）；透过一条缝盯着人，叫作“不理睬人”（ainu eshpa）。一个人如果看到了猫头鹰飞过月面的身姿，就得自求多福了，因为这意味着近在眼前的恶事会很严重，当事人可能得改名换姓，才能避开即将来临的魔鬼。

辟邪的猫头鹰钥匙圈，由冬青卫矛木雕刻、上色而成。20世纪的日本阿依努文化。

用爱心和花朵装饰的幸运猫头鹰，20世纪晚期梅诺卡岛一位当地艺术家制作的彩绘陶像。

在地球的另一面，地中海巴利阿里（Balearic）群岛中的梅诺卡（Minorca）岛上，猫头鹰也被用作护身符。即便到了现在，它还是梅诺卡岛民最喜爱的护身符或者辟邪物，他们会把它做成吊坠，戴在脖子上，或者制成陶像，放在家里驱逐恶鬼，或者用来震慑恶毒的邪眼（Evil Eye）。它有时会被缩减到几乎只剩一双凸出的圆眼睛和一条小小的喙，身体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这种简化所强调的是，在震慑邪眼的任务中，被视为重要因素的是它的大眼睛。梅诺卡岛还有大一些的辟邪猫头鹰，放在房子里保护居住者免遭厄运，它们通常由白陶制成，外面用明亮的红、橙、紫、绿、蓝色涂画出细节。

不可否认的是，猫头鹰确实有着多方面的象征意义。它身为夜行猛禽，是邪恶的；（在人们的想象中）它的昼视觉欠佳，所以有一种盲目的顽固；它飞行敏捷、姿态优雅，是神灵的坐骑；它表情严肃，所以是智慧的，而强有力的武器又让它成为实力不俗的守护神。其他动物很少能身兼这么多截然不同的象征性角色，难怪猫头鹰与人类神话有着漫长而复杂的联系。

[1] 和合本作“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鸮鸟、猫头鹰、角鸱”。

[2] 和合本作“鸵鸟住在那里”。

[3] 和合本作“鸵鸟的居所”。

[4] 和合本作“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

[5] 和合本作“箭蛇要在那里作窝”。

[6] Richard Barber, Bestiary（Woodbridge, Suolk, 1993）, p. 149..

[7] 这两句引文都不是恺撒说的，而是Casca这个角色说的，梁实秋译本译为“喀司客”。见第一幕第三场。

[8] Sir Walter Scott, A Legend of Montrose（London, 1819）, chap. 6.

[9] George Wither, A Collection of Emblemes, Ancient and Moderne（London, 1635）, Bk 4, illus. xlv,p. 253.

[10] Faith Medlin, Centuries of Owls（Norwalk, ct, 1967）, p. 46.

[11] E. L. Sambourne, Punch（10 April 1875）.

第五章

富有寓意的猫头鹰

Chapter Five Emblematic Owls

当今有很多组织机构采用猫头鹰作为一种象征，把它的形象放在徽章、旗帜、标志或者城徽上，制造出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觉标识，既能作为身份的象征，也能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体育俱乐部可能会把它做成猛禽的模样，突出它俯冲扑杀猎物时的利爪。学术社团可能会把它描绘成智慧的老猫头鹰的样子，作为知识的象征。这种把猫头鹰作为寓意画图案的现代用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至16世纪以前。

1531年，随着安德烈亚·阿尔恰托（Andrea Alciati）的《寓意画集》（Emblematum Liber）出版，有插图的寓意画书籍开始风行。[1]他的理念是以诗配图的形式表现道德观，大量借用了古时候的寓言故事和道德故事，但他做出的特殊贡献是把这些故事浓缩在了警句和图画中。他觉得如果能够用简明、文雅的方式表达道德观念，那么艺术家就有可能“造出所谓徽章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系在帽子上，或者用作商标”。在1534年出版的修订版中，书中的插图经过了重新整合，变成了一页一幅寓意画。这种理念流行开来，以至于在之后的数个世纪中，又出版了很多寓意画册，发展出了一个大类的、通过图画进行道德教化的流派。

以阿尔恰托原创的一幅寓意画为例，第116幅画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在爱抚一个年轻姑娘的赤裸的左乳。他们坐在一棵树下，身旁的地面上，有一只猫头鹰站在一具尸体的胸口。这个奇异的场景象征着这样一种观念，年轻的姑娘委身于一个老到几乎与尸体无异的男人是不对的。与这幅插图相配的拉丁文诗歌显示出，作者想要说明上了年纪的男人（在此例中是老年的索福克勒斯）不该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富去引诱妙龄女郎：“我们的姑娘坐在索福克勒斯身旁，恰似夜猫子栖于坟墓上，恰似雕鸮站在死尸上。”这里用猫头鹰体现出来的象征意义相当不寻常。因为它是与墓地有关的生物（夜里可以看到它在墓地飞来飞去），所以被认为与死者有着某种关联。因此，从象征的角度讲，它凭借想象的跨度，成为富有活力的年轻姑娘，与一只脚踏进坟墓的老头子相好。然而猫头鹰作为年轻姑娘的象征意义并不流行，在我能够确定的范围内，也并没有出现在任何其他神话和民间传说中。

稍晚些时候，这种文学风格体现在纪尧姆·德·拉·佩里埃（Guillaume de La Perrière）的《两脚书橱》（Morosophie，1553）中。[2]这是第一本双语的寓意画册，文本是拉丁文和法文。其中一张插图上，画着一对处于震惊状态的夫妇，敞开的门外，有一只猫头鹰栖息在一棵树上，诡异的叫声吵醒了这对夫妇。文本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邪恶的语言想要倾吐出邪恶的毒药，恰似深夜里絮絮叨叨的鸟儿想要打扰酣睡之人，从而使健全的心灵因丧失冷静而悲叹。”这里的猫头鹰显然被刻画成了邪恶的夜行生物，用挥之不去的怪异叫声叨扰淳朴民众的睡眠。

乔洁·德·蒙特奈（Georgette de Montenay）是出版业这种现象的一名追随者，一些人将其形容为原始的女权主义者，她在1584年创作出了一本含有100幅基督教寓意画的册子。[3]这是第一本用雕版画取代更常用的木版画作为插图的寓意画集。皮埃尔·沃瑞尔特（Pierre Woeiriot）的这些雕版画能够创造出更加精确、细致的图像。其中有一个关于猫头鹰象征意义的奇怪例子，把这只鸟描绘成握着一根长棍子，棍子的一头是一只割下来的手。它把这只手伸向一盏明灯，试图用死人的手指触碰到炽热的灯油。这幅图的标题是sic vivo——我就这样生活。对这个古怪场景给出的解释是：“猫头鹰渴求明灯中的灯油，却不会拿自己的爪子去冒险。”这应该是象征着撒旦的行事方式，无法直面难题，于是便动用邪恶领袖的残酷武器与无辜的人作对。由于这个场景中的猫头鹰一定是代表魔王的，这幅寓意画中猫头鹰的例子也得回溯到民间传说中邪恶的猫头鹰身上。

猫头鹰与尸体，年轻的姑娘和老头子，出自安德烈亚·阿尔恰托《寓意画集》中的一幅木版插图：“我们的姑娘坐在索福克勒斯身旁……恰似雕鸮站在死尸上。”

猫头鹰的叫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纪尧姆·德·拉·佩里埃的《两脚书橱》中的一幅木版画。

sic vivo——我就这样生活：皮埃尔·沃瑞尔特为乔洁·德·蒙特奈的《基督教寓意画百幅》（Emblematum Christianorum centuria，1584）创作的雕版画。

象征夜晚的猫头鹰: 乔治·威瑟《古今寓意画集》中的一幅蚀刻版画。

1635年，一位名叫乔治·威瑟（George Wither）的牛津大学学者创作了《古今寓意画集》（A Collection of Emblemes, Ancient and Moderne），内含英文文本。威瑟16岁时入读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 Oxford），后来又成为一名直言不讳的多产作家，不止一次因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入狱。他的寓意画集充满了金玉良言，采用了被称为“沉默寓言”的形式，用富有寓意的图片配上他的警句和诗。其中有几则寓言描绘了猫头鹰，每一则中表现的鸟都有着不同的寓意。有一例展现了一只展翅的猫头鹰站在双蛇杖（caduceus）上，这是一根盘绕着蛇的手杖，后来成为医学的象征。[4]墨丘利和帕拉斯分别站在两边，各拿着一个丰饶之角（cornucopia）。在这样的场合，猫头鹰象征着夜晚，配图的警句是：“让作品见光之前，先在夜里斟酌一下。”换句话说，就是在匆忙付梓之前，先好好想想自己到底在说什么。作者在图下面的诗中指出，丰饶之角表示由“审慎的警觉，也就是这里的雅典娜之鸟所代表的对象”创造出来的财富。他这样总结道：“在夜里，我们最好深思我们的目的……因为当我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得最多时，对内心世界是最盲目的。”

猫头鹰作为一种黑夜里出没的生物，不会为白天的混乱喧嚷而烦恼，所以有时间深思熟虑，这种想法很有意思，因为对于象征智慧的猫头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出解释。这种鸟看上去很聪明，也许不只是因为它长着人形的脑袋，还因为它醒着的时候可以避开白天的乌七八糟。威瑟的寓意画集中还有一只富有寓意的猫头鹰，象征着英国人对处变不惊的爱好。[5]这只猫头鹰代表着面对狂怒时的淡泊和冷静。图中的猫头鹰静静地栖息在一根木条上，正在被一群愤怒的鸟儿围攻，警句教导说：“当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言语时，最能平息那喧嚷的人群。”作者在配图的诗中详述了这一主题：

象征冷静的猫头鹰，出自威瑟《寓意画集》。

当我观察那些忧郁的猫头鹰，

想着它们得有怎样的耐心

才能忍受众多大型鸟类的噪声，

又是多么鄙弃那些小型的鸣禽……

它们是我的榜样，我向它们学习

不把恶语中伤放在眼里，

对责难者的嘲笑嗤之以鼻，

勇敢地看淡受到的不公待遇。

他的第三幅猫头鹰寓意画描绘的是象征智慧与学问的猫头鹰。图中的猫头鹰站在一本打开的书上，配上警句“我们因学习和警醒而拥有知识的珍宝”[6]。寓意画下方的诗是一封引申开来的请愿书，恳请学者远离色欲、非分之想和酗酒。他总结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们就不能由雅典的猫头鹰来指代了，得由我们英国的小猫头鹰来表示”。威瑟把雅典的猫头鹰拎出来作为智慧的象征，并不算出人意料，但为什么要用可怜的英国小猫头鹰来代表一个淫荡好色、无法无天的酒鬼，却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象征智慧的猫头鹰，出自威瑟《寓意画集》。

威瑟的第四幅猫头鹰寓意画调子更加阴沉，猫头鹰站在一个人的骷髅上。[7]上面的警句说：“当你还活着时，记住你终有一死。”诗扩充了这一主题，警示读者勿将今事待明日，因为我们在人世的时间是那么的有限。这里的猫头鹰扮演了忧郁夜行鸟的角色，栖息在墓地，与死亡相联系。

我们在时间的刻度上跨步向前，见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猫头鹰标志，这是女童军领袖佩戴的一枚徽章。女童军（Girl Guides）运动相当于女版的童子军（Boy Scouts），创设于1910年，不久之后，年龄更小的女孩（7~10岁）显然也想加入，她们需要单独的一个组织以适应她们的年龄。人们决定叫她们幼女童军（Brownies），这个名称来自茱莉安娜·赫拉提亚·尤因（Juliana Horatia Ewing）1870年创作的一个故事中乐于助人的孩子们。幼女童军运动于1914年正式开展，一个幼女童军队（Brownie Pack）的成年人领袖被叫作棕色猫头鹰（Brown Owl）。她佩戴一枚特殊的徽章——幼女童军棕色猫头鹰委任徽章别针（Girl Guide Brown Owl Pin Warrant Badge），上面是一只棕色猫头鹰的脑袋，长着长而弯的耳羽。早期的这些猫头鹰别针如今已经成了收藏品。棕色猫头鹰毯子补丁在一些细节上道出了棕色猫头鹰应有的品质。一只小猫头鹰带着一丝惊讶的表情，凝视着毯子补丁上的文字：勇敢无畏、值得信赖、组织严明、出类拔萃、和蔼可亲、开朗大方、聪明智慧、为人可爱。对于一只象征高尚品德的猫头鹰来说，这一套已经几近完美了。棕色猫头鹰有时会得到被称为灰林鸮或雪鸮的个人的帮助。被问到她们的领袖为什么叫作猫头鹰时，幼女童军中的一名成员回答道：“是因为棕精灵的故事。汤米和贝蒂去找森林中的智慧猫头鹰，她引导他们去做正确的事。”

象征终有一死的猫头鹰，出自威瑟《寓意画集》。

棕色猫头鹰委任徽章，英国女童军于1919—1966年佩戴的一枚青铜别针。

到了更现代的时期，猫头鹰作为一种标志，依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如今选择它作为合适的象征时，背后的考虑已经不那么严谨了。例如，巴塞罗那的一家安装霓虹灯的公司，在对角线大道（Avinguda Diagonal）与圣霍安大道（Passeig de Sant Joan）交汇处的一座建筑物顶部立起了一只巨型猫头鹰。这个计划只是想利用猫头鹰眼睛专注的凝视，为明亮的霓虹灯打广告。当它最初被立起来时，从眼睛里发出了让人精神恍惚的光圈，穿透了夜幕。2003年，这样的灯光效果被阻止了——也许是因为对过着夜生活的加泰罗尼亚人来说太吓人了——但这只鸟还留在原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猫头鹰形象之一。

在政治领域，富有寓意的猫头鹰也成了2008年麦凯恩与奥巴马竞选中的一个小话题。党外艺术家安德鲁·马斯（Andrew Mass）设计了一只老猫头鹰麦凯恩，与一只华丽的蓝知更鸟奥巴马竞争。他让这两只鸟都栖息在一张标有“正直”与“事实”的树枝上，邀请你在猫头鹰麦凯恩的老谋深算与蓝知更鸟奥巴马的年富力强之间做出选择。

世界上至少有三个地区使用猫头鹰作为官方标志。1987年7月16日，加拿大曼尼托巴省采用乌林鸮（Strix nebulosa）作为省鸟。乌林鸮全年都生活在曼尼托巴省，遍及杂木林和针叶林。再往西的阿尔伯塔省也用猫头鹰作为省鸟，不过用的是大雕鸮（Bubo virginianus）。阿尔伯塔省最初的盾徽是一面盾牌，国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于1907年将这份设计赐予了他们，但1977年阿尔伯塔省的学童选择了另外一种标志。他们投票选择猫头鹰作为省鸟，基于“作为一种足智多谋、适应性强的鸟类，大雕鸮印证了阿尔伯塔人民从古至今最优秀的品质”，立法机构通过了他们的选择。如今，一只沾染了迪士尼气息的猫头鹰Wugie the Owl，成了省会埃德蒙顿（Edmonton）的体育吉祥物。Wugie代表的是埃德蒙顿世界大学生运动会（World University Games in Edmonton）。在加拿大东部，魁北克省议会也选择猫头鹰作为省鸟。他们用的是雪鸮（Nyctea scandiaca），用这一物种来代表这一地区北部的冰封旷野正合适。和曼尼托巴一样，他们也于1987年做出了选择，当时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大型运动，旨在提高环境质量，拯救野生物种。

一名党外艺术家安德鲁·马斯描绘的奥巴马对战麦凯恩，伊利诺伊州，2008年。这张彩色墨水速写把老猫头鹰麦凯恩与蓝知更鸟奥巴马放在一起，双双栖息在“正直与事实”的树枝上。

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的体育吉祥物Wugie the Owl，为国际大学运动总会（FISU）组织的198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而设计。

天普猫头鹰，费城天普大学的运动队标志。

一些运动队也采用猫头鹰作为吉祥物。美国费城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队伍被叫作天普猫头鹰（Temple Owls）。这个名字来源于天普大学的早年岁月，当时它是一所夜校。从其标识中能够明显看出，他们强调的猫头鹰特征并不是智慧，而是疾如闪电的攻击。这里所表现的猫头鹰正皱着眉头，愤怒地俯冲下来，张着尖锐的喙，结实的利爪随时准备抓住猎物。可惜的是，设计这个标识的艺术家对猫头鹰不甚了解，给它安了一对三趾向前、一趾向后的鹰爪，而不是典型的两趾向前、两趾向后（对趾）的猫头鹰爪。

美国职业冰上曲棍球界也使用猫头鹰标志。哥伦布猫头鹰（Columbus Owls）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Columbus, Ohio）俄亥俄州露天市场（Ohio State Fairgrounds）的露天市场大竞技场（Fairgrounds Coliseum）比赛，直到1977年迁至俄亥俄州代顿（Dayton），变为代顿猫头鹰（Dayton Owls），还沿用了同样的猫头鹰标志。后来他们又继续前进，变为大急流城猫头鹰（Grand Rapids Owls），直到1980年队伍最终解散。即使到了那时，他们的猫头鹰标志也还是留存了下来。大急流城少年猫头鹰曲棍球俱乐部（Grand Rapids Junior Owls Hockey Club）的所有者得到了使用大急流城猫头鹰名称和标识的许可，接手了这个标识。在这件事上，一个标识变得比它所代表的俱乐部更加成功。

在英格兰，用猫头鹰作为官方标志的运动队是1867年成立的谢菲尔德星期三足球俱乐部（Sheeld Wednesday Football Club）。20年后，这个队伍成了职业足球队。最初的绰号是“刀片”（the Blades），因为谢菲尔德是著名的刀具制造中心。后来到了20世纪初，队伍中的一名运动员用一只猫头鹰吉祥物代表这支队伍，致敬他们位于欧勒顿（Owlerton）的体育场，从那时起，他们就被称为“猫头鹰”（the Owls）。（最初的绰号“刀片”被他们的对手谢菲尔德联队[Sheeld United]]拿走了。）带有新标志的第一枚俱乐部队徽上，一只怯生生的小猫头鹰栖息在一棵树上，但它在现代已经被一只看上去要强大得多的鸟取代了，后者显然是基于埃及的猫头鹰象形文字，描绘的是侧面的鸟身和正面的脑袋。

还有一家北方的英格兰足球俱乐部曾经短暂地使用过猫头鹰作为标志。1964年，利兹联队（Leeds United）借用了城徽上的猫头鹰，城徽上一共有三只猫头鹰，其中有两只头戴小冠冕。城徽本身又是基于利兹首位参议员约翰·萨维尔爵士（Sir John Saville）的家徽。虽然足球俱乐部的猫头鹰标志没有使用多久（也许是被谢菲尔德猫头鹰给比下去了），但直到现在，这座城市的猫头鹰依然是利兹引以为傲的标志，市中心的市政办公室外面有一座富丽堂皇的猫头鹰金雕像。使用猫头鹰标志的英格兰北方足球俱乐部还有第三家。和利兹联队一样，奥尔德姆足球俱乐部（Oldham Athletic）也采用当地城徽上的猫头鹰，但出于对谢菲尔德星期三支持者的尊重，并没有使用“猫头鹰”的绰号。奥尔德姆猫头鹰是一种“暗语”，或者说是纹章的双关语，重点在城市名字的古音Owldham上。

谢菲尔德星期三足球俱乐部的猫头鹰队徽。

纹章上的猫头鹰: 利兹市议会的城徽。

金猫头鹰：利兹市的猫头鹰雕像。

1991年才实现独立的国家斯洛文尼亚，需要一个新的吉祥物，助力其竞标2013年举行的第26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它选择了猫头鹰，毋宁说是猫头鹰风格鲜明的眼睛和喙。选择猫头鹰有几个原因：因为它代表知识和智慧，因为它飞行时悄无声息、姿态优雅，因为它在斯洛文尼亚的森林甚至城镇中都很常见，还有致胜的一点，因为它是一种夜行的鸟类，暗示大学生运动会是一项并不会随着日落而结束的体育赛事，而是会让社交活动在夜晚继续。

全世界还有另外一些承载着体育精神的猫头鹰。在莫斯科郊外的波多利斯克（Podolsk），有一只打扮成冰上曲棍球后卫的猫头鹰，它身上的“猫头鹰特质”已经所剩无几了。甚至在日本还有一个体育猫头鹰的标志。日本长野Snowlets是由4只小猫头鹰组成的团体，被一名评论家描述为奥运史上最糟糕的吉祥物。其中一只小猫头鹰是蓝色和紫色，第二只是绿色和橙色，第三只是蓝色和绿色，第四只是紫色和橙色。4只都长着明亮的黄色眼睛，如果不是因为那小细腿，倒是更适合出现在相扑场而不是运动场上。

猫头鹰的基本形态极具标志性，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利用其寓意。毫不夸张地说，如果逐个国家进行彻底的探究，可能会发掘出几百种猫头鹰标志，不仅有体育俱乐部，还有夜店和超市、商店和企业。前几个世纪发人深思、错综复杂的猫头鹰标志，已经让位于现代商业头脑简单、粗制滥造的形象。猫头鹰这种迷人的野生鸟类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和保护，如今它们的地位也许已经得到了提升，但不得不说，它们的象征意义已经折损了几分。

长野Snowlets: 1988年日本奥运会的标志。

[1] Andrea Alciati, Emblematum Liber（Augsberg, 1531）. 这是最早的寓意画集，曾经非常受欢迎，发行了150个版本，最后一版出现在18世纪（马德里，1749）。2004年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带有John F. Mottt的英文翻译，用的是1549年版的插图。

[2] Guillaume de la Perrière, Morosophie（Lyons, 1553）, printed by Macé Bonhomme.

[3] Georgette de Montenay, Emblematum Christianorum centuria（1584）.

[4] George Wither, A Collection of Emblemes, Ancient and Moderne（London, 1635）, Bk 1, illus. ix, p. 9.

[5] Ibid., Bk 2, illus. i, p. 63.

[6] Ibid., Bk 2, illus. xvii, p. 79.

[7] Ibid., Bk 3, illus. xxxiv, p. 168.

第六章

文学中的猫头鹰

Chapter Six Literary Owls

猫头鹰在很多著作中登场过，从最早的寓言到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A.A.米恩（A. A. Milne）和詹姆斯·瑟伯（James urberr）的漫画作品。它最早的一次登场亮相是在公元前6世纪的伊索寓言里，曾两次担纲主角。伊索（Aesop）是古希腊一名讲故事的奴隶，用动物的故事进行道德陈述。猫头鹰的第一个故事是《猫头鹰和鸟》，讲述了普通的鸟儿们无视猫头鹰明智的警告，后来，事实证明它们错了，猫头鹰才是对的，于是它们又向它寻求金玉良言，但此时的猫头鹰却沉默不语，“不再给它们提建议了，而是独自为它们过去的愚蠢而哀叹”。

猫头鹰的第二篇寓言是《猫头鹰与蚱蜢》，一只猫头鹰想要在白天睡觉，却被蚱蜢持续不断的叫声打扰。猫头鹰开门见山地请求蚱蜢保持安静，蚱蜢却拒绝了，于是这只猫头鹰不得不耍花招，对蚱蜢说：“你的歌声让我难以入眠，相信我吧，那歌声如同阿波罗的七弦琴一样优美动听，我要纵情畅饮帕拉斯不久前给我的神酒。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来跟我一起喝酒吧。”蚱蜢难以拒绝这番邀请，就飞了上去，猫头鹰干净利落地弄死蚱蜢，吃了下去，这下它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奉承你并不表示欣赏你。

千百年来，除了这两则最初的猫头鹰寓言，又多了很多寓言。其中最早的一则来自《五卷书》（Panchatantra），这是一部印度的动物寓言集，以韵文和散文写成，有时也被叫作《比德帕伊故事集》（Fables of Bidpai）。最初的文本早已佚失，但人们认为它早在公元3世纪就已成书。在猫头鹰加冕礼的故事中，所有的鸟儿们齐聚在森林里，抱怨他们的国王、伟大的神鸟迦楼罗（Garuda）不再为他们履行职责了。他忙着为毗湿奴（Visnu）效劳，鸟儿们觉得受到了冷落，希望选出一位能够妥善照顾他们的新国王。猫头鹰看起来是那么睿智、严肃，选他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鸟儿们开始为他的加冕礼做准备。他们用树叶、花朵和兽皮装饰他的王座，组织少女们唱赞歌，还要编排队伍中的猫头鹰被引至涂油地点时所演奏的喜庆音乐。

这只被赋予荣耀的鸟坐在了王座上，正等待着典礼开始，却被打断了。一只声音沙哑的乌鸦发出了巨大的噪声，落在王座附近，询问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他的鸟儿们还没确定要选猫头鹰当新国王，便向乌鸦寻求建议。毕竟他是一只非常聪明的鸟儿，他的意见不容忽视。他们告诉乌鸦，马上就要举行猫头鹰的加冕礼了，这只大黑鸟难以置信地笑了。他驳斥了这个主意，说猫头鹰白天是瞎子，根本无法统治。他还指出，猫头鹰在夜里能看清，别的鸟儿却不行，所以他们在黑夜里完全是任其摆布。更有甚者，迦楼罗对这样的进展也不太可能满意。同时有两个国王是个糟糕透顶的主意，鉴于迦楼罗已经名声在外，威望颇高，让他单独统治要好得多。

听他这么一说，鸟儿们心里也没了底儿，觉得到头来可能是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于是他们悄悄地散开了，猫头鹰对此浑然不觉，他的眼睛被强烈的日光晃瞎了。拖了很久之后，猫头鹰才觉得有些不对劲儿，问典礼为何停下来了。人家告诉他，大家都走了，因为乌鸦打断了流程。只有乌鸦留了下来，猫头鹰明确地告诉他，从今往后，猫头鹰与乌鸦势不两立，永结世仇。发了一通火之后，猫头鹰气呼呼地离开了，留乌鸦在那里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把自己认为的事实说了出来，结果却给自己树了一个不想要也没必要的宿敌。猫头鹰并没有恶意，乌鸦却欠考虑，无缘无故地惹人家生气。他觉得自己做了蠢事，很后悔一时冲动的行为。他或许是对的，但为之付出的代价太过昂贵。

在这个古老的故事里，猫头鹰和乌鸦的象征意义颇富趣味。智慧的猫头鹰爱慕虚荣，可能力有限，乌鸦聪明伶俐，却感情冲动，对处世之道一窍不通。二者都以失败收场。其中的寓意似乎是说，能力有限的人应当承认自己的缺点，而脑子聪明的人也必须学会一些交际手段。

17世纪的法国诗人拉封丹收集了很多这类的早期寓言，改编成自己的风格，还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新寓言。他在《猫头鹰和老鹰》中讲述了这两只大型鸟类之间的友好协定。他们曾经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现一致同意不再伤害对方的幼鸟。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要如何认出对方的幼鸟来？猫头鹰对老鹰说，方法很简单，因为他的幼鸟长得很好看，“体态动人，长着亮晶晶的漂亮眼睛”。

后来有一天，老鹰偶然发现了猫头鹰幼鸟的巢，走近瞧了瞧，发现这些幼鸟是“讨厌的小怪物，只适合用来吓人”，所以不可能是他朋友的幼鸟，于是立刻把这群幼鸟吞下了肚。

当猫头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他怒不可遏，要求惩罚背信弃义的老鹰。但别人向他指出，是他自己的错，夸大了自己幼鸟的美貌。这个故事的寓意是，父母总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得好看，可别人未必会这么想。

18世纪的英国作家约翰·盖伊（John Gay）接过了讲寓言故事的接力棒，于1727年出版了《51首寓言诗》（Fifty-one Fables in Verse）。其中一首诗中，两只坏脾气的老猫头鹰在叹息，他们不再像古代雅典时期的祖先一样受人尊敬了：

雅典，博学的声名远扬，

人民大众尊崇我们的名望；

有才学的人被授予名号，

所有人都敬仰雅典娜之鸟。

……可如今，唉！我们却遭人轻视，

无礼的麻雀反而更受重视。

一只麻雀无意中听到这怀旧的抱怨，毫不留情地攻击老猫头鹰，评论道：如今的鸟儿们已经认识到了外表具有迷惑性，猫头鹰只是恰好长成一副聪明睿智、德高望重的样子，并不一定真的是这样。他继续说：如果他们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上，也就是抓老鼠，那么农民们就会称赞他们，他们也会得到劳动者真正的敬意，而不是因为外表而得到虚假的敬意。

18世纪还有一则流行的寓言，讲的是一只虚荣的年轻猫头鹰，他觉得自己相貌英俊，只有老鹰的女儿可以做他的新娘。老鹰听说了这件事，对此嗤之以鼻，却还是说，如果猫头鹰能够在第二天太阳高高升起的日出时分来见他的话，他就会同意这门亲事。自负的年轻猫头鹰答应了下来，但届时却发现自己被朝阳明亮的光线晃得头晕眼花，结果眼前一黑，摔了下来，落在一堆石头上，被愤怒的昼行鸟儿们围攻。这则寓言的寓意是，没有才能，空有野心，只能是自取其辱。

有一则19世纪的俄罗斯寓言，讲的是一头瞎眼的驴子被困在杂木林里出不去了。当时正值夜晚，一只猫头鹰帮忙把驴子引至安全的地方。驴子非常感激，恳求猫头鹰陪它到处走走。猫头鹰答应了，也很享受坐在驴背上的礼遇，但到了白天，猫头鹰看不清要往哪儿走。它给驴子指错了方向，它们双双坠入峡谷。这个故事又是在关注猫头鹰本领有限这一点，其寓意是，一个人擅长一件事并不意味着擅长另一件事。

猫头鹰只在晚上能力超群，这个主题在一首题目就叫“猫头鹰”的诗中再次出现。诗的作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诗人布赖恩·沃勒·普罗克特（Bryan Waller Procter，1787—1874），他以巴里·康沃尔（Barry Cornwall）的笔名写作。这首诗的缩减版如下：

空心树和灰色的古塔里，

住着的猫头鹰犹如鬼魂；

他在阳光下无精打采，遭人嫌恶和鄙夷，

可到了傍晚——他就神采奕奕地出了门。

森林中没有一只鸟儿与他过从甚密；

全都在白天嘲笑他，肆无忌惮，

可是到了晚上，森林里万籁俱寂，

最勇敢的人也会畏缩不前。

啊，夜幕降临，众禽栖息，

正是雕鸮君临天下之际！

啊，月光照耀，犬吠响起，

正值雕鸮的叫声传入耳际！

不要哀悼猫头鹰，也不要哀悼他的困境！猫头鹰也有自己的所长；

如果说他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囚徒，

那么他同样也是黑暗森林的君王。

所以当夜幕降临，犬吠响起之时，

要为雕鸮君临天下而欢呼！

白天的王者是谁，我们并不总是知道，

但夜晚的王者非勇敢的棕色猫头鹰莫属。

除了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似乎很少有名人会养猫头鹰当宠物。这也难怪，因为它们非常不适合作为家庭伴侣，除非你恰巧住在老鼠泛滥的谷仓里。即便是这样，猫头鹰通常也很难接受人类伴侣对它的密切关注。对于这条一般规律，也有为数不多的例外，其一便发生在著名的英国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身上。她于1850年6月参观了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纵纹腹小鸮通常在那里筑巢。当时她看到了令人惊骇的一幕，一只幼小的猫头鹰正在被一群希腊孩子折磨。它从巢里掉了下来，显然需要护理，而这正是弗洛伦斯后来广为人知的技能。她救了它，用那位希腊女神的名字给它取名为雅典娜，并学习如何喂养它。

这只人工抚养的雏鸟实在太幼小了，竟然对这位“提灯女神”产生了罕有的强烈依恋情结，成了她忠实的朋友，甚至会落在她的手指上等待喂食，还被训练得可以按照她的指示钻进笼子。过了一段时间，雅典娜成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亲密伙伴，无论她走到哪里，它都会舒舒服服地藏在她的口袋里，与她同行。这只鸟很快就作为她的标志出了名，如果访客靠得太近，它就会攻击他们，它的恶名也由此传开。但是在1855年，弗洛伦斯正忙于为克里米亚的战地护理职务做准备，她的家人决定把这只小鸟留在阁楼一阵子，以为它可以消灭横行其中的老鼠。可不幸的是，这只猫头鹰已经很驯服了，它只是干坐着，等着下一顿饭端上来。可什么食物也没送来，它最终还是饿死了，恰恰就在弗洛伦斯应该走向战场的那一天。

当弗洛伦斯得知心爱宠物的遭遇时，她大受打击，还把出发的日期推迟了两天，以便妥善处理猫头鹰的防腐事宜。雅典娜的尸体被送到伦敦的一位动物标本剥制师那里，精心制作成栩栩如生的姿态。此后直到弗洛伦斯1910年去世，它一直留在她的家里，忠实地陪伴着她，虽说已经不会有什么反应了。之后，它几经转手，终于到了2004年，人们筹集了足够的钱把它买了下来，作为伦敦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 Hospital）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博物馆（Florence Nightingale Museum）的永久展品，直至今日，它还在那里。

雅典娜，如今是伦敦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博物馆中一个制备完成的标本。

19世纪关于猫头鹰的最奇特的一部文学作品当属弗尼女士（Lady Verney）的《来自帕特农神庙的小猫头鹰雅典娜的生与死》（Life and Death of Athena, an Owlet from the Parthenon）。这本书个人出版于1855年，是作者献给妹妹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特别礼物。[1]这本小书的一份副本寄给了正在克里米亚战区前线的弗洛伦斯，给正在发高烧的她加油鼓劲。据她的姐姐说，弗洛伦斯推迟出发的那个混乱的一星期中，唯一一次流泪就是当死去的猫头鹰小小的尸体放在她手里的时候。据说她曾说过：“可怜的小动物啊，奇怪的是，我那么爱你。”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她的宠物猫头鹰雅典娜。她姐姐关于这只鸟的书中的一张素描。

当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于1865年出版时，人们可能会期待猫头鹰在这个有很多动物登场的奇幻故事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可遗憾的是，它只在约翰·坦尼尔（John Tenniel）的经典插图中有过一次沉默的亮相。[2]一只自命不凡的老鼠向湿漉漉的听众作了一场干巴巴的演讲，他的听众中就包括一只百无聊赖的猫头鹰，紧紧地闭着眼睛。当爱丽丝很欠考虑地提到她的宠物猫的捉鸟技巧时，这个群体中所有的鸟都找借口离开了，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仙境中的猫头鹰。

同样是在19世纪，爱德华·利尔的打油诗因其古怪的魅力而受到了巨大的欢迎。这些诗名副其实，完全就是在胡闹，没有总结出什么寓意来。他的第一首打油诗叫作《猫头鹰和猫咪》（The Owl and the Pussy-ca，1867），诗中出现了自成一派的猫头鹰。利尔笔下的这只鸟既不邪恶也不聪明，既不自大也不虚荣，和传统意义上的猫头鹰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诗的第一节这样写道：

猫头鹰和大家一起听老鼠讲话，出自约翰·坦尼尔为《爱丽丝梦游仙境》创作的木刻版画插图。

猫头鹰和猫咪去海边

乘着一艘漂亮的豌豆绿色船，

它们带着蜂蜜，还有很多钱，

包在一张五英镑的钞票里面。

猫头鹰抬头看星星，

弹着小吉他开口歌唱，

“噢，可爱的猫咪！噢，我心爱的猫咪，

你这只猫咪长得多漂亮，

你啊，

你啊！

你这只猫咪长得多漂亮！”

《猫头鹰和猫咪》，爱德华·利尔为他的《打油诗》（Nonsense Verse，1871）创作的一幅画。

在后面的诗节中，猫头鹰和猫结了婚，办了一场婚宴，最终这两只夜行的肉食动物很符合身份地在月光下跳起了舞。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寓意，也没有涉及猫头鹰的特征，无论是在生物还是神话意义上。这就是一首自称的打油诗，写出来只是为了逗一个生病的孩子开心，这个孩子叫珍妮特·西蒙兹（Janet Symonds），是利尔朋友的女儿。尽管如此，利尔笔下的鸟依旧是所有虚构的猫头鹰中最为人们熟知的一只。

爱德华·利尔对猫头鹰的喜爱，从他在画作和草稿中画猫头鹰的次数就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来。他另一幅广为人知的画是1846年画自己胡子的漫画。利尔的胡子非常浓密，他表示自己的胡子实在太浓密了，凑近点看，会发现有鸟儿在里面筑巢，孩子们觉得很好玩。他为这幅漫画配诗道：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两只猫头鹰和一只母鸡，

四只云雀和一只鹪鹩，

都在我的胡子里筑了巢！

《胡子里的猫头鹰》, 爱德华·利尔作于1846年的一幅画。

A.A.米恩深受人们喜爱的童书《小熊维尼》（Winnie-the-Pooh）出版于1926年，书中有一只猫头鹰，把自己的名字拼为WOL，它很明显是智慧的雅典猫头鹰的后代。在WOL的性格中，与巫术和死亡有关的、鬼魅般的猫头鹰全无踪影。这是一只性格温柔、德高望重的猫头鹰，住在一棵空心树上的“一座古色古香、魅力四射的宅邸，比其他人的都要壮观”，前门既有门环，又有拉铃。他是一位友善的智者，别人遇到难题时都会来请教他，他也会提出周到的建议，只是用词越来越长，对于区区一只熊来说太难懂了。但他是出于好意，而且对于米恩的小读者来说，也让他们心目中的猫头鹰成了乐于助人、学识渊博、有点像祖父一般的形象。

小熊维尼听取智慧的老猫头鹰的建议，出自E.H.谢泼德（E.H.Shepard）为A.A.米恩的《小熊维尼》创作的一幅画。

美国幽默作家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r）以简单质朴、天真烂漫的文配图而著称。这些图画是自然流露的产物，因此别具魅力，如果他努力去提高画技，反而会失去这份魅力。有那么一次，他确实尝试这样做了，可一位同僚提醒他：“如果你真的画好了，也就平庸了。”他最著名的猫头鹰图画幸免于此。这幅画叫作“成神的猫头鹰”，是画来搭配一则典型的瑟伯式怪异寓言的。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公元3世纪的《五卷书》中“猫头鹰加冕礼”的故事，但瑟伯的这个故事别具一格。它可以概括如下：

一个没有星星的夜里，两只鼹鼠被一只猫头鹰搭话。他们俩很惊讶，他竟然在漆黑的夜里也能发现他们，于是赶紧去告诉其他动物他有大智慧。一只蛇鹫决定验证一下，便问猫头鹰“即”这个字有没有其他的表达方式。猫头鹰回答说“就是”。“情人为什么呼唤爱？”蛇鹫问。猫头鹰回答说“为了求爱”。蛇鹫深深地感受到猫头鹰知识渊博，告诉了所有其他的动物。他们认定猫头鹰是神，要追随他到天涯海角。他们甚至在正午时分也跟着他，这时他走上了大马路中央。因为他在明亮的日光下看不见东西，所以并没有注意到一辆卡车正驶过来，结果和很多轻信的追随者一起命丧车轮之下。

这里的寓意是瑟伯典型的怪异风格：“你可以在很长时间里欺骗很多人。”

在21世纪的文学中，唯一在重要的虚构背景中让猫头鹰担纲主角的作家是J.K.罗琳（J. K. Rowling）。她的一系列作品让已经相当陈腐的魔法题材重获新生，大受欢迎，这就是1997—2007年出版的哈利·波特系列。她在其中安排了各种猫头鹰充当魔法世界与“麻瓜”的普通世界之间的信使。哈利·波特自己就有一只雌性雪鸮，名叫海德薇（Hedwig）。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系列电影中，海德薇由7只不同的雄鸟扮演：Gizmo、Kasper、Oops、Swoops、Oh-Oh、Elmo和Bandit。它们都是雄性，因为雄性雪鸮比雌性小，小演员更容易控制，之所以有7只，是因为专业的猫头鹰显然要有休息日，经常需要替身。哈利的朋友罗恩有一只花头鸺鹠，名叫朱薇琼（Pigwidgeon），简称小猪。书中还有另外几只猫头鹰，其中包括马尔福家族所拥有的雕鸮，还有属于韦斯莱家族的、上了年纪的雄性乌林鸮埃罗尔（Errol），它笨手笨脚的，落地时总会撞到东西。我们可以确信，影片中看到的所有暴力事件都是由一只假猫头鹰进行的特技表演。

看到这些美丽的猫头鹰再次被拖回几个世纪以前就应该消失了的、迷信和超自然的巫咒世界，很容易视其为一种耻辱，但哈利·波特系列故事的可取之处在于，这些故事显然是应该单纯作为孩子们的童话故事来读，不应该较真儿，所以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或者就像当今所有的好莱坞电影的片尾字幕说的那样，制作这些电影的过程中，没有鸟类受到伤害。

[1] Lady Parthenope Verney, Life and Death of Athena, an Owlet from the Parthenon（privatelyprinted, 1855）. 后以Florence Nightingale's Pet Owl, Athena: A Sentimental History之名重新发行（旧金山，1970），以纪念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诞辰150周年。

[2] Lewis Carroll,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London, 1965）, illus. to chap. 3.

第七章

部落里的猫头鹰

Chapter Seven Tribal Owls

世界各地都有关于猫头鹰的部落传说和迷信，这些故事也传入了21世纪。在一些情况下，涉及的部落依然顽固地坚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但即使是那些正在适应更加现代的生活方式的部落，也依旧在讲述着关于智慧猫头鹰和女巫猫头鹰的古老故事。

在现代欧洲，古老的部落早已融合成更大规模的民族，可即便如此，只要深入偏远一点儿的农村地区，便会发现猫头鹰的神话，还有与中世纪相差无几的仪式，古老的信仰拒不消亡。例如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一些地区的农民依然相信，光着身子绕着他们的田地走，就会把猫头鹰吓跑。在威尔士，如果听见一只猫头鹰在房屋之间叫唤，就意味着有一名未婚女子失去了贞操。在俄罗斯，一些猎人佩戴着猫头鹰爪形状的护身符，这样一来，如果他们丧了命，灵魂便会用这些爪子爬升到天堂。在波兰，已婚女子死后会变成猫头鹰。在法国，孕妇如果听见猫头鹰的叫声，就会生女孩。同样是在法国的波尔多，必须往火上撒盐才能破除猫头鹰的咒语。在布列塔尼（Brittany），收获时节看见猫头鹰，意味着会有好收成。在德国，如果孩子出生时猫头鹰在叫，这个婴儿便要度过悲惨的一生。在爱尔兰，如果猫头鹰进了房子，必须把它杀掉，否则当它离开时，就会把家里的好运一并带走。在西班牙，传说猫头鹰从前会唱悦耳动听的歌，直到它看见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那以后，它就只会发出cruz cruz（音同“十字架”[cross]）的叫声了。

如果逐个国家进行一次细致的调查，那么现存的猫头鹰迷信清单无疑会写满好多页。欧洲的城市居民当然会付之一笑，但即使到了今天，乡民们多多少少总会听说过其中的一些。大多数人会嗤之以鼻，如果说这些迷信是基于事实，他们更是会不以为然，但这些迷信虽然只是被视为异想天开的胡诌，却被人不断复述，成为地方民俗的一部分。

欧洲很多古老的神话传说也许已经沦落到童话故事的层面，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人们仍在严肃对待关于猫头鹰的故事，这一点在依旧颇富部落色彩的非洲大陆体现得最为真切。

非洲的猫头鹰

猫头鹰在非洲部落神话中的处境并不算好，通常被认为是邪恶的。在很多地方，它们与巫术联系在一起，格杀勿论。西非猫头鹰的标准“洋泾浜”英文名是巫鸟（Witchbird）。在喀麦隆的一些地区，人们认为猫头鹰太邪恶了，不允许给它取名字，只说它是让你害怕的鸟。在那些地区，以及尼日利亚的一些地区，人们认为女巫会在夜里变身为猫头鹰。

在津巴布韦，据说仓鸮是女巫的鸟。被问到为什么偏偏把这个物种单独拿出来时，当地一名鸟类学家回答说“因为它是白色的”。它们被认为是霉运的象征，格杀勿论。然后当地的巫医会用它们的喙和爪子制成效力强劲的药，用来制造伤害。纳米比亚的洛齐人（Balozi）部落认为，猫头鹰只要出现，就会带来疾病。因此，每当猫头鹰进了村子，就会被射杀。肯尼亚的基库尤人（Kikuyu）认为，如果猫头鹰现身，死亡便会随之而来。

非洲这种对待猫头鹰的负面态度，对于西方保护某些稀有物种例如非洲栗鸮的努力来说，不亚于一场浩劫。保护主义者在文化上的认识还很天真，没能理解当地的迷信，也没什么机会向当地人传授保护这些濒危鸟类的有效措施。

然而，猫头鹰在黑暗中能够看清东西，这一点就足以烙印在非洲巫医的心里，他们会建议猎人或者战士吃猫头鹰眼睛来改善夜间视力。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库巴（Kuba）部落中，地位是通过特殊场合所戴帽子的种类而体现出来的。部落酋长戴的帽子用羽毛装饰。最大的官儿是鹰羽酋长（Eagle Feather Chief），因为鹰被视为白日天空中最强大的鸟类。重要性仅次于他的是入会酋长（Chief of the Initiation Society），佩戴猫头鹰的羽毛，因为猫头鹰被视为森林和夜空的统治者。库巴部落也会制作富有表现力的猫头鹰面具，用巨大的眼睛、尖锐的喙和短而尖的耳羽来描绘这种鸟。

带小孩的猫头鹰，由安哥拉绍奎部落的一名艺术家雕刻而成。20世纪的木雕。绍奎人认为猫头鹰是一种智慧的动物，在野外获取了丰富的知识。这个形象象征着祖先的灵魂荫庇着子孙后代。

刚果的松吉（Songye）部落也会为特殊的仪式雕刻生动的猫头鹰面具。他们的面具往往涂成醒目的黑白色，还有一张怪异地往上翻着的嘴。这些面具戴上去很沉，透过面具的能见度也很低，舞者的视野被局限在猫头鹰两只大圆眼睛正下方的两条窄缝中。

在安哥拉的绍奎（Chokwe）部落中，猫头鹰被视为一种智慧的动物，在野外获取了丰富的知识。祖先的形象有时会被表现为人类的身体和猫头鹰的头，被刻画成一个保护者的角色，关怀着子孙后代。

非洲Kifwebe猫头鹰面具，由刚果松吉部落的一名艺术家制作。

亚洲的猫头鹰

亚洲和很多地区一样，猫头鹰有好有坏。在亚洲，一则共通的神话是说猫头鹰会吃掉刚出生的婴儿，或者伤害小孩。这种信仰在马来西亚最为牢固，那里的猫头鹰被称为burung hantu，意为鬼鸟。在中国和朝鲜，对待猫头鹰有一种更实际的手段。那里的猫头鹰会被杀掉，身体部分被用作药材。再往北的蒙古，人们认为猫头鹰会在夜里潜入人家，收集人类的指甲。尚不清楚这里的猫头鹰究竟是打扫房屋的好猫头鹰，还是偷走指甲主人一小部分灵魂的坏猫头鹰。已知蒙古葬仪的相关人士会把猫头鹰的皮挂起来辟邪，但这到底是因为猫头鹰身体的相关部分拥有能够阻挡恶灵的善灵，还是出于以恶制恶，同样尚无定论。

就好的一面而言，在亚洲的一些地区，猫头鹰被尊为神圣的祖先，被赋予了帮助人们躲避饥荒和瘟疫的属性。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Sulawesi，更有名的称谓是西里伯斯岛[Celebes]），一些居民声称猫头鹰智慧非凡，因此人们打算旅行时一定要向它们请教。如果有人想要去旅行，首先要听取猫头鹰的意见。这种鸟类在夜里会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表示要出门旅行，另一种表示要待在家里。人们对待这些警告的态度很严肃。如果猫头鹰的叫声表示要待在家里，那么就不应该出门旅行。

澳大利亚的猫头鹰

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来说，猫头鹰的地位在部落神话中并不重要，但提到它时，它再一次造成了坏猫头鹰和好猫头鹰之间常有的矛盾。以邪恶形态存在时，它是既吃小孩又杀人的邪神Muurup的信使。在世界很多地区都有这样一种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迷信，认为如果一只猫头鹰在家的附近盘桓好几天，就意味着有人要死了。从好的一面来看，有一种信仰是说猫头鹰代表着女人的灵魂，或者是守护着她们的灵魂。因此人们会要求女人来保护猫头鹰，借此保护她们的女性亲属。一些专家甚至会说，这让猫头鹰成了一种神圣的鸟类，因为“你的姐妹是一只猫头鹰——猫头鹰也是你的姐妹”。（顺便说一句，男人的灵魂是由蝙蝠来代表的。）

美洲印第安人的猫头鹰

一根巨大的图腾柱上刻着猫头鹰一张严厉的脸，愤怒地凝神俯视着我们，这一幕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心中，但北美洲各部落与这种夜行猛禽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关于超自然的猫头鹰，很多部落都有错综复杂的传说，这些鸟类常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在生者与亡者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过程中，它们更有可能作为有益的帮手出现。美洲原住民部落中经常会有萨满，或者是巫医，他们的任务就包括与亡者交流，他们可以召唤猫头鹰帮助他们做这件事。事实上，猫头鹰有时会被称为巫师之鸟（Bird of Sorcerers）。

图腾猫头鹰：太平洋西北地区沿岸的一根图腾柱。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皮马（Pima）部落中，把活着的猫头鹰换下来的羽毛放在将死之人的手里，就能让猫头鹰为那个人在通往来世的漫漫旅途中引路。在另外一些部落中，猫头鹰的羽毛也经常被用作魔力护身符。在纳瓦霍人（Navajo）看来，人类死后的灵魂竟然会化为猫头鹰的形态。太平洋西北地区（Pacic Northwestt）沿岸的钦西安人（Tsimshian）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舞蹈，男性表演者被抛入火焰中，仿佛他的身体就要被火焰吞噬。在这高明的幻象之后，他会戴着一个骷髅般的面具现身，却展示出一颗完好无损的心。这颗心是以木刻盒子的形式呈现的，在舞蹈过程中巧妙地藏匿在他的衣服里，这时便神奇地显露出来，打开之后会有一只小猫头鹰坐在里面，代表他幸存下来的灵魂。[1]

涂色的木制心形护身符：把它打开之后，会出现一只猫头鹰，代表最近死去的一个人的灵魂。太平洋西北地区沿岸。

夸夸嘉夸族传说中智慧的猫头鹰信使；20世纪的北美乔柏木雕，带有柏木做成的绳子和树皮做成的丛毛，由温哥华岛（Vancouver Island）北部的沃利·伯纳德（Wally Bernard）制作。

因为美洲原住民部落把猫头鹰与死亡之间的联系想象得非常紧密，所以必然会对这些鸟类采取矛盾的态度。一个部落认为猫头鹰提供了关于死亡的有益警告，而另一个部落则会把它们视为邪恶的信使，实际上是造成死亡的罪魁祸首。因此，在同样的前提下，一个部落会尊敬猫头鹰，另一个部落到头来却会仇恨它们。尊敬猫头鹰的部落包括波尼人（Pawnee），他们视其为守护的象征；雅克玛人（Yakama），他们尊其为图腾形象；尤皮克人（Yupik），他们会在特殊场合戴上仪式性的猫头鹰面具，还说猫头鹰是有益的灵兽；切罗基人，他们将猫头鹰视为萨满（shaman）的得力顾问，传达预言的消息；莱纳佩人（Lenape），他们认为如果你梦到了猫头鹰，那么它就会成为你的守护者；特林吉特人（Tlingit），他们称猫头鹰会警告他们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的战士走上战场时会像猫头鹰一样叫喊，因为他们坚信猫头鹰会为他们带来胜利；奥格拉拉人（Oglala），他们的战士戴雪鸮羽毛帽子，彰显自己的勇气；苏族人（Sioux），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把猫头鹰羽毛穿戴在身上，视力就会变得更强大、更敏锐；祖尼人（Zuni），他们把一根猫头鹰羽毛放在婴儿身旁助眠；拉科塔人（Lakota），他们的巫医佩戴猫头鹰羽毛，并承诺绝不伤害猫头鹰，以免失去魔力；莫哈维人（Mohave），他们相信死后会转生为猫头鹰；以及夸夸嘉夸族（Kwakiutl），他们有猫头鹰面具，认为每个人都与一只特定的猫头鹰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杀死了你身为猫头鹰的另一半，那么你也会死。

不喜欢猫头鹰的部落有霍皮人（Hopi），他们将猫头鹰视为厄运的预兆；阿帕契族（Apache），他们畏惧猫头鹰，说如果梦见一只这样的鸟，便是死亡将至的迹象；卡津人（Cajun），他们认为被猫头鹰的叫声吵醒是凶兆；欧及布威族（Ojibway），他们将猫头鹰视为邪恶与死亡的象征；以及卡多人（Caddo）、卡托巴人（Catawba）、乔克托人（Choctaw）、克里克人（Creek）、梅诺米尼人（Menomini）和塞米诺尔人（Seminole），他们全都把猫头鹰视为不祥之兆和死亡将至的迹象，经常与女巫联系在一起。

猫头鹰矛盾的性质再一次凸显出来。因为它在夜晚活动，还会发出诡异、骇人的叫声，所以成了一种鬼魅般的鸟，在部落擅长讲故事的大师那里，很快便被渲染成一种仁慈、友善的鬼魂，或者是一种邪恶、有害的鬼魂。你的童年时代会遇到，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又会更加熟悉哪种富有象征意义的猫头鹰，仅仅取决于你出生在哪个部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身为北美印第安人，却对作为灵兽的猫头鹰一无所知，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

要想在新世界的部落里找到那些仅仅按照本来的样子描绘出来的猫头鹰，只是作为引人入胜的鸟儿，没有任何挥之不去的含义，我们需要南下至巴拿马的中美洲乡村。那里的库纳族（Kuna）印第安人居住在北部海岸之外的圣布拉斯群岛（San Blas Archipelago）中的一座座小岛上，他们迷恋很多种鸟类，其中就包括当地的猫头鹰。这些猫头鹰，以及其他很多动物的形象，都会出现在女人的衣服上。与男性族人不同，她们固执地保留了部落的传统服饰，即使是在现代。她们在长裙外穿上装饰性的胸前布片，叫作莫拉（molas）。这种服饰是用劳神费心的反向贴花工艺制作的。需要约250小时的精细刺绣活儿，才能做出一件优良的莫拉成品，而莫拉近来也作为严格意义上的部落艺术品被人收藏。

库纳族印第安艺术家的作品《五只猫头鹰》，20世纪末的反向贴花刺绣，巴拿马圣布拉斯群岛。

巴拿马现存的猫头鹰有15种，但没有一种是像猫一样有胡须的。然而库纳族艺术家只要是表现一张正脸，似乎总会情不自禁地给它加上胡须。有长着猫脸的人，也有长着猫脸的鸟，而且并不总是局限于胡须。这些猫头鹰天生尖锐的喙变成了平头的鼻子，眼睛长出了睫毛（或者也可能是眉毛），嘴巴也变宽了，还长出了牙齿和显眼的嘴唇。事实上，这些像猫又像人的猫头鹰别具一格的原始特色很招人喜欢——这也是库纳族艺术家最具魅力的发明之一。通过它们突出的耳羽可知，它们所根据的真实物种是雕鸮。只有这一次，这些猫头鹰是用来提供一些视觉娱乐的，无须肩负起传说、神话或者象征意义的重担。

在巴拿马被热带雨林覆盖的大陆上，距离库纳族生活的地区不远的达连（Darien）地区，生活着另一小群幸存下来的原住民——沃南族（Wounaan）印第安人。他们的特技是编织篮子，这个部落的女人数百年来一直在这个艺术形式上精益求精。和库纳族一样，他们部落的艺术品近来也被外界知晓，如今已经成了收藏品。沃南族人偶尔也会运用这种技巧制作面具，这时雕鸮就成了他们的素材之一。他们创造出来的每一个面具都包含了几千个精密的针脚，以及错综复杂的花纹。制作一件这样的艺术品需要5个独立的步骤。第一步，找到棕榈叶，进行识别和裁切，纤维就是从中提取出来的。这一步要在一年中合适的时间完成，只能用到两种棕榈——黑棕榈和纳瓦拉棕榈。第二步，对棕榈叶进行晒干、漂白和剥脱，从而得到独立的纤维。第三步，收集用来给纤维染色的植物染料，之后反复晒干棕榈叶。第四步，设计出复杂的面具图案。最后一步，把纤维缝在一起，制作出成品，这个步骤本身就可能需要好几个星期。

棕榈叶纤维编织而成的猫头鹰面具，来自巴拿马的现代面具。

沃南族女人也乐于从事一项不那么艰巨的创造性工序，那就是制作被称为molitas的贴花小布块。猫头鹰也是这些molitas喜欢采用的素材。和库纳族一样，沃南族似乎也仅仅是把猫头鹰用作设计图案，而不是作为神话或者象征的主题。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沃南族的猫头鹰和库纳族一样，与巫术和魔法没有任何牵扯，而且比其他部落文化中的猫头鹰形象更具装饰性，感染力也更强。

沃南族印第安人的布面贴花molitas——《树枝上的猫头鹰》。

爱斯基摩人的猫头鹰

虽然爱斯基摩人严格说来也属于北美印第安人，但猫头鹰在他们的艺术中出现的频率，比在当今其他任何民族的作品中都要高，仅凭这一点，就理应把他们单独拿出来讨论一下。基诺娃克·阿什瓦克（Kenojuak Ashevak）是最著名的爱斯基摩艺术家，她的猫头鹰石刻非常有名，以至于在1970年，加拿大邮政把她1960年的版画《陶醉的猫头鹰》（The Enchanted Owl）印在了6分钱的邮票上，用以纪念西北地区（Northwest Territories）加入加拿大联邦100周年。在这幅作品中，基诺娃克将猫头鹰的羽毛夸张化，从而塑造出一个令人难忘的形象，这是一种卓尔不群的手法。被问及为何以这种方式对猫头鹰进行修饰时，她回答说，这样做是为了“驱散黑暗”。

基诺娃克·阿什瓦克的《陶醉的猫头鹰》，1971年，石刻印刷。

多年以来，猫头鹰在基诺娃克的图画中屡次出现。在关于她的作品的一部专著中，作为配图的161张版画中有89张都出现了猫头鹰的形象。[2]她有时会把它称为“灵鸟”，还会把它与其他鸟类合并在一起，比如海鸥。然而，当她这样做时，猫头鹰依然处于核心位置，其他鸟类的头部从猫头鹰的羽毛中长出来。在她的一只灵鸟猫头鹰身上，她用一条从猫头鹰脑袋后面伸出来的分叉鱼尾来装饰这只鸟。在另外一幅作品中，猫头鹰的形象被叫作“太阳猫头鹰”。这只鸟的圆脑袋成了太阳，发散的羽毛成了太阳光线。猫头鹰与太阳的这种关联，在猫头鹰的象征意义中，必定是独一无二的。这当然是由于这位爱斯基摩艺术家所见的猫头鹰是雪鸮，这种昼行猎手和其他种类的猫头鹰不一样，并不讨厌阳光。任何一个到过北极圈的人都会明白，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北极出太阳，是赏心悦目的一幕”[3]，而这就意味着基诺娃克把猫头鹰与太阳相关联的做法，将这只鸟提升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

基诺娃克·阿什瓦克的《太阳猫头鹰》（Sun Owl）, 1979年，石板印刷。

基诺娃克·阿什瓦克的《爱斯基摩灵鸟猫头鹰》（Eskimo Spirit Owl），1971年，石刻版画。

基诺娃克·阿什瓦克（1927—2013）。

基诺娃克·阿什瓦克绘制的玻璃窗。

1927年出生在一间冰屋里的基诺娃克，长寿到足以见证自己的作品在祖国受到推崇，并于2001年进入加拿大名人堂。2004年，她绘制了史上第一扇由爱斯基摩人设计的彩绘玻璃窗，如今这面玻璃窗可以在安大略省奥克维尔（Oakville，Ontario）阿普尔比学院（Appleby College）的约翰·贝尔礼拜堂（John Bell Chapel）看到。1964年，一部关于她的工作的纪录片获得了一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1915年出生的一位年纪更大的爱斯基摩艺术家露西（Lucy），也创作了一些令人难忘的猫头鹰，其中最为逼真的一只是她1967年的《跳舞的鸟》。一位爱斯基摩男性艺术家Iyola Kingwatsiak（1933—2000）描绘了更加僵硬、更受拘束的猫头鹰，他1966年的作品《三只猫头鹰》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表现了一只鸟钳住另外两只鸟的脑袋，每只爪子下面各有一个脑袋。

如果说猫头鹰似乎对世界各地的部落民族过于重要了，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因为部落是以小型聚落的形式生活的，遇见猫头鹰的机会比城镇更多。人们更常听到它们的叫声，在薄暮时分更是频繁地瞥见它们翱翔和盘旋时沉默无声的身姿。然而在喧嚣的都市中心，刺耳的机械声和刺眼的人工光，意味着猫头鹰如今越来越有可能成了一种珍贵而遥远的回忆，虽然它们曾经是我们如同鬼魅的邻居。

Iyola Kingwatsiak的《三只猫头鹰》，1966年，蚀刻版画。

[1] Norman Bancroft-Hunt, People of the Totem: The Indians of the Pacific Northwest（London,1979）, p. 97.

[2] Jean Blodgett, Kenojuak（Toronto, 1985）.

[3] W. T. Larmour, The Art of the Canadian Eskim（Ottawa, 1967）, p. 16.

第八章

猫头鹰与艺术家

Chapter Eight Owls and Artists

猫头鹰的画肯定比其他任何鸟类都要多。它的形状很简单，以至于每个人都会对它产生一股画、涂、做模型或者雕刻的冲动。有伤感的猫头鹰、卡通的猫头鹰、俗气的猫头鹰、卖萌的猫头鹰和滑稽的猫头鹰。除了硬笔画、软笔画和模型，猫头鹰的形象还反复出现在家居用品上，关于猫头鹰收藏品的书也整本整本地写出来。

在现代，猫头鹰屈尊纡贵，被做成了各种小摆设，有戒指、镇纸、隔热手套、开瓶器、存钱罐、烟灰缸、游戏牌、喂奶瓶、茶壶、墨水瓶等，几乎囊括了所有你能够想象出来的装饰物。猫头鹰还出现在纸币、硬币、奖牌、电话卡、火柴盒商标和不计其数的海报和广告上。随着新的文身热潮，猫头鹰甚至还能长久地栖息在人类的皮肤上。

展翅的猫头鹰，20世纪约旦亚喀巴（Aqaba）一位当地艺术家的黄铜制品。

伦敦街弗里思街文身店（Frith Street Tattoo）的克劳迪娅（Claudia）的猫头鹰文身作品，文在林赛·特里赖斯（Linsay Trerise）的手臂上。

美国和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的猫头鹰邮票。

集邮界中的猫头鹰无处不在。新西兰人迈克·达根（Mike Duggan）沉迷于收集所有已知的带有猫头鹰图案的邮票，他收集了丰富的藏品，现在正在出售的这份藏品包含了来自全球192个国家的至少1 224枚各不相同的猫头鹰邮票。大多数国家都只发行了几枚猫头鹰邮票，但有些国家似乎对这个特别的主题格外偏爱。安哥拉发行了至少30枚，科特迪瓦32枚，几内亚比绍33枚，贝宁43枚，刚果44枚。

对收集猫头鹰人工制品的沉迷，有时也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1978年，莫妮卡·柯克（Monika Kirk）在希腊度假时买了一个小小的猫头鹰坠饰当作纪念品。30年后，陈列在她家里的“猫头鹰世界”（Eulenwelt）已经拥有至少1 950只猫头鹰，其中包括250件猫头鹰首饰：盒式小坠子、胸针、戒指、耳坠和耳环。

莫妮卡·柯克收藏有1 950件猫头鹰人工制品的“猫头鹰世界”的一部分。

尽管猫头鹰收藏品的魅力无可否认，但它们通常充其量只是普普通通的艺术品。然而也有一些特例打破了这个规律。时不时地会有艺术巨匠被猫头鹰的形象吸引，给我们留下非同凡响的作品。那些把猫头鹰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伟大名字，包括博斯、丢勒、米开朗基罗、戈雅和毕加索。

耶罗尼米斯·博斯

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1450—1516）大概是所有西方艺术巨匠中最具暗黑想象力的一位，他在作品中反复使用猫头鹰的形象，而且几乎总是赋予其某种象征意义。我们看到他最早期的一只猫头鹰，是从《暴食》（Gluttony）中一扇门上方的壁龛向外凝视，这是他于15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的《七宗罪》（The Seven Deadly Sin）中的一幕。这只鸟清醒地俯视着人类贪婪无度、醉态毕露的场面。按照一位法国艺术史学家的说法，这只“凝视的猫头鹰象征着一类人，他们更喜欢罪恶与异端的黑暗，而不是信仰的光明”[1]。

在另外一幅早期作品中，他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一只猫头鹰凝神俯视着人类放荡无序的场面。在《愚人船》（The Ship of Fools）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一名修士和两名修女正在和一群农民一起纵酒取乐。他们小船的桅杆长成了一棵树，庄严的猫头鹰栖息在树枝丛中，显然又是一种属于黑夜的、黑暗邪恶的象征。一位评论家将这根怪异的桅杆视为博斯对生命之树（tree of life）的隐喻，树上“这只凝视的猫头鹰，黑暗之鸟，取代了狡猾的蛇的位置”——后者是另外一种夜行捕食者。[2]

在《魔术师》（The Conjuro）中，博斯把一只猫头鹰摆放得着实怪异。这只鸟显然是一只仓鸮，它只露出了脑袋，从魔术师腰带上挂着的一个小篮子里往外窥视。我们看到这个人正在为全神贯注的观众变戏法，而艺术家并没有对这只猫头鹰不可思议的存在做出解释，也没有解释它为什么不干脆飞走算了，反正篮子也没有盖。很难猜测魔术师接下来会用一只驯养的猫头鹰变出什么样的戏法。因此，仔细研究这幅画的艺术史学家又把它的存在视为单纯的象征。然而他们对这个象征意义的性质莫衷一是。有些人视其为性的象征，球形的篮子代表魔术师的生殖器。在他们看来：“智慧之鸟就这样代替了生殖力，后者需要去掉，为前者腾出地方来。”[3]另外一些人认为猫头鹰象征着魔术师邪恶的骗术，他正在把被他的戏法蒙骗的愚蠢、轻信的公众引入歧途。在他们看来，“桌子上的青蛙、篮子里半隐半现的猫头鹰、戴着小丑帽的狗，都是轻信、异端、恶魔之力卑劣荒唐一面的符号表达……”[4]

耶罗尼米斯·博斯的《魔术师》，15世纪晚期，木板油画。

博斯的主要作品是伟大的三联画《太平盛世》（The Millennium），但如今《人间乐园》（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这个名字更为知名，画中又多了几只猫头鹰。在下页的《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中，一只猫头鹰瞪着大眼睛，从生命之泉一个幽暗的圆孔中往外凝视。按照一位学者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猫头鹰的究极含义，是它的智慧基于对死亡的洞察与超越”。这就解释了这只鸟所处的位置，“位于生命之泉底部的正中心，在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上帝之眼看来，猫头鹰就是从那里往外凝视着我们的——它是智慧（Sophia）的象征”[5]。

另外的一些作者对猫头鹰的看法截然不同。事实上，他们把博斯所有的猫头鹰都看作“偏爱的死亡象征”或者“巫术和恶魔学潜藏的邪恶象征”，因为在博斯从事创作的中世纪时代，对于这种鸟类的主流观点就是这样的。[6]我们再一次面对这个矛盾，将猫头鹰视为智慧的老鸟和夜晚的恶灵。如果说那些毕生研究博斯作品中复杂意象的博学学者都莫衷一是，那么很显然，这位艺术家留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猫头鹰在生命之泉中筑巢，出自博斯的三联画《人间乐园》中的《伊甸园》，1503—1504年，画板油画。

在这幅三联画巨大的中间幅上，又多了几只猫头鹰，不得不说，如果说它们理应是邪恶的象征，那么它们算得上格外友好、惹人喜爱的鸟儿了。事实上，在画板的最左边，站在浅水中的那只大猫头鹰，正在被一个裸体小人儿拥抱着，这个人的左手正在温柔地拥抱着鸟儿的胸部。一位学者对此的解释是，它描绘了“一个将自己托付给一只猫头鹰的小男孩，这象征着他已经沉溺于自然的神圣智慧，和他的同伴一样，那些人悠闲地依偎着他们长着羽毛的老师”[7]。对于本该是描绘了“人间之乐”的一幕，这种解释看上去确实更合适一些。当然了，除非博斯是在颂扬那些乖戾的中世纪教士的观点，他们把一切形式的快乐都视为邪恶，把一切形式的智慧都视为对虔诚信徒的无知单纯构成的威胁。

《人间乐园》中一片橘子树丛里的猫头鹰。

站在水中被拥抱的猫头鹰，出自博斯《人间乐园》的中间幅《人间乐园》。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最伟大的北欧文艺复兴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则截然不同。他显然很迷恋猫头鹰，他的一幅年代标记为1508年的猫头鹰水彩画成了艺术史上最著名、最受人喜爱的猫头鹰画像。

出生于纽伦堡的丢勒在欧洲各地到处旅行，大量记录了旅途中见到的野生动物。他为这些动物所画的画像，其精确、逼真的程度往往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因此他几乎可以说是西方艺术史上首位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画家。

丢勒的猫头鹰完全符合其本来面目——一幅客观的、动物学意义上的肖像，全无通常的象征寓意。这只猫头鹰既不善良，也不邪恶，仅仅是栖息在那里，让画家去画，它被忠实地记录下来，由此产生了一件领先于时代500年的艺术品。

这并不意味着丢勒对于将猫头鹰表现为象征形象的盛行风潮无动于衷。他在很多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被其他鸟儿围攻的猫头鹰。在这样的一幅作品中，围攻就发生在神情悲伤的基督头顶上方。对这幅作品的解释是，“猫头鹰会与人类中最智慧的那一位拥有同样的命运，被嫉妒它的鸟儿们围攻，正如基督被对他的话充耳不闻的人们杀害”[8]。

这种解释是将被围攻的猫头鹰视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遭受围攻的基督的象征，这与另外一些关于鸟类中这一事件的早期读物不一致，在那些读物的描述中，被围攻的猫头鹰属于邪恶角色，被视为“受到善力攻击的恶”，或者是遭受“文明开化的”昼行鸟类攻击的夜行生物。丢勒这位热诚的自然主义者或许是太喜欢猫头鹰了，所以不会用贬抑的手法去描绘它们。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小猫头鹰》（Little Owl）, 1508年，水彩。

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生前就被认为是神一样的人物，他主要专注于人体，很少描绘动物，除非是马或者家畜之类的动物，因为它们恰好与人物有所关联。他仅仅创作了一尊猫头鹰雕像，而且就连这尊雕像也得为一位斜倚的裸女充当陪衬。这里所说的裸女代表“夜”，而猫头鹰出现在那里，是象征夜的黑暗。它站在这名女子抬起来的左腿下方，双脚抓紧地面。它是一只骄傲、强大的鸟儿，大腿肌肉发达，还挺着胸脯。它的面部表明它是基于一只仓鸮创作的。米开朗基罗唯一的这尊猫头鹰雕像位于佛罗伦萨的圣洛伦佐教堂（Church of San Lorenzo），它所属的一项大型工程还包括朱利亚诺·德·美第奇（Giuliano de’Medici）之墓。

这座陵墓于1526年开工建造，于1531年完工，主要有两座裸体人物雕像，“夜”（一名女子）与“日”（一名男子）。这两个人物象征着人生受制于时间的法则与时光的流逝。这里的猫头鹰雕像是作为一种标记，表明“这个人物是代表夜晚的”。一些艺术史学家试图增加猫头鹰的分量，解释说它有某种保护的意味。它一副明目张胆的姿态，站在女子腿上弯曲的膝盖下方，挡住了原本是她的生殖器所在的地方，仿佛这只鸟正站在那里守卫着她的私处。所以这是不是也说明猫头鹰充当了保护者的角色？还是说这只猫头鹰扮演了更加邪恶的、与死亡有关的角色？如果是这样的话，艺术家或许是在贯彻这样一种想法，把死亡的象征安放在女子诞生生命的身体部位旁边。正是这类无解的论证，使得艺术史学家之间的口舌之争层出不穷。

米开朗基罗一生几乎没有描绘过任何种类的野生动物。即便是西斯廷礼拜堂穹顶画的伊甸园中的蛇，也是一个长着人类的头、臂和躯干的类人生物，只有尾巴是蛇尾。在他的绘画作品中，有两幅画的是一只鹰与一个人进行着殊死搏斗，还有一幅画的是类似情况下的一只狮子。有一两张龙的草图，还有一小张长颈鹿的涂鸦，仅此而已。猫头鹰是他以雕像形式创作的唯一的野生动物，对于这只独一无二的鸟来说，这是一份绝无仅有的荣耀。[9]米开朗基罗的竞争对手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对于描绘各种类型动物的兴趣要浓厚得多，从螃蟹和蜻蜓，到熊和狼，却显然从未创作过猫头鹰。他所创作的鸟儿们仅限于鹰、隼、鸭子和鹦鹉。

米开朗基罗的猫头鹰，他为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制作的陵墓雕塑局部，1526—1531年，佛罗伦萨圣洛伦佐教堂。

弗朗西斯科·戈雅

18世纪的西班牙艺术大师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将猫头鹰视为一种夜行怪物，伺机袭来的梦魇生物。在著名的铜版组画《奇想集》（Caprichos）中，他描绘了一名趴在工作台上睡着了的艺术家（可能是他本人）。他身边围绕着十几只一脸恶相、长着翅膀的动物。远处的几只看上去像是大蝙蝠，但当它们靠近时，我们在房间的光亮下看得更清楚了，它们长着猫头鹰的翅膀和脸。这些猫头鹰蝙蝠，或者说蝙蝠猫头鹰，显然是要在梦境中纠缠这个睡着的人，从四面八方攻击他，正要抓咬他。在这张画以及戈雅的其他很多铜版画中，我们又遇到了从黑暗中显现、想要伤害我们的邪恶猫头鹰。

戈雅的《战争的灾难》（The Disasters of Wa）系列充满了令人难忘的强暴、折磨与死亡的情景，猫头鹰也在其中有过一次富有戏剧性的登场，虽然它在这里的象征作用有点不一样。[10]艺术家创作的这个系列，是对半岛战争（1808—1814）中发生的暴行做出的一种个人反抗。早期的图版展现了特定的暴力野蛮事件，但后期的图版更加富有寓意。

其中一幅有着一个古怪的标题《猫科动物的哑剧》（Feline Pantomime），展现了教众以布巴斯提斯（Bubastis）[11]古埃及人的方式膜拜一只大猫。一只巨大的猫头鹰猛扑下来，显然是一心想要把爪子嵌入这只猫的身体，而猫也稍稍扭过头去迎接这次袭击。在这里，戈雅像是在暗中攻击教会，利用猫头鹰摧毁假偶像。因此，这只猫头鹰虽然是杀手，描绘的是野蛮行径迫在眉睫的瞬间，但它在这里的作用是对抗和摧毁误入歧途的神职人员的敬拜对象。与戈雅其他的梦魇猫头鹰放在一起来看的话，这一只证实了艺术家是将猫头鹰用作死亡与毁灭的总体象征，虽然被袭击的对象可以有很多种。

弗朗西斯科·戈雅的《理性沉睡，心魔生焉》（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1797—1799年，铜版画飞尘腐蚀法。

戈雅的《可否有人解放我们？》（Is there no one left to untie us?），铜版画飞尘腐蚀法。

爱德华·利尔

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1812—1888）是一位严肃的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家，他为了取悦赞助人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的孩子们而创作的打油诗和漫画，使得他的风景画和动物画相形见绌。利尔是一位野心勃勃的艺术家，曾经被聘为维多利亚女王的绘画教师，却身患癫痫症和周期性的重度抑郁症，这对他的创作造成了负面影响。若不是终生为病魔所诅咒，那么如今我们对他的评价很可能就是一位大艺术家了。他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张猫头鹰画像是《眼镜鸮》（Spectacled Owl），画于1836年，当时他才20岁出头。[12]

巴勃罗·毕加索

因为其独特的头部形状和大眼睛，猫头鹰依旧是当今艺术家特别喜爱的一个形象。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在20世纪40—50年代创作了整整一个系列的猫头鹰绘画，当他转而从事陶艺时，猫头鹰也是壶壶罐罐的常见主题。由于他那双著名的、凝视的眼睛，他甚至把自己想象成猫头鹰。

巴勃罗·毕加索的《猫头鹰》（The Owl），1953年，彩绘陶瓷。

爱德华·利尔的《眼镜鸮》，1836年，水彩。

曾有一次，当他的摄影师朋友大卫·道格拉斯·邓肯（David Douglas Duncan）为他专注的凝视拍摄特写时，他把这双眼睛化为了猫头鹰的眼睛。邓肯扩印了两张照片，请毕加索在上面署名。艺术家拒绝了，“随即拿起速写本，撕下两页纸，拿来剪刀，然后是炭笔，不出几分钟，就完成了两张巴勃罗·毕加索化身为猫头鹰的自画像”。每一张他都仅仅是把照片中自己的两只眼睛剪下来，粘贴在速写本的内页上，然后在周围画出猫头鹰的脑袋。[13]

毕加索检查自己化身为猫头鹰的自画像，大卫·道格拉斯·邓肯摄影。

毕加索与一只猫头鹰。

毕加索为猫头鹰着迷，也很清楚自己的脸有一种酷似猫头鹰的特质。他甚至一度在家里养过一只活的纵纹腹小鸮作为宠物。这只猫头鹰是人物摄影师米歇尔·希马（Michel Sima，1912—1987）1946年在昂蒂布（Antibes）送给毕加索的，他还拍了一张毕加索托着这只鸟的照片，颇有纪念意义。希马是在毕加索工作的昂蒂布博物馆（Musée d'Antibes）的角落里发现这只猫头鹰的。它当时的状况很糟糕，一只爪子受了伤，毕加索悉心照料它，对这只爪子进行了包扎，直到它痊愈。这只猫头鹰被装在一个专门的笼子里带到了巴黎，在巴黎，它和毕加索的金丝雀、鸽子一起生活在他家的厨房里。他把工作室里捕捉到的老鼠拿来喂它，那里的老鼠显然有很多，可事实证明它是一只脾气很臭的宠物，只会偶尔冲它的新主人哼一声。这时毕加索会对这只猫头鹰骂骂咧咧地大喊大叫，可没有效果，只能换来又一声哼哼。

巴勃罗·毕加索的《装猫头鹰的笼子》（The Owl Cage）, 1947年，画板油画。

毕加索的纵纹腹小鸮是一只非常注重隐私的鸟儿，厨房里有人时，就不吃提供给它的老鼠。然而一旦房间空了出来，哪怕只有一分钟，等到艺术家回来的时候，老鼠就已经不见了。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çoise Gilot）在自传《与毕加索在一起的日子》（Life with Picasso）中记录道：毕加索“常常把手指伸进笼子的铁条间，猫头鹰就会咬他，但毕加索的手指虽然短小，却很硬，猫头鹰并没有咬伤他。到头来，猫头鹰会让他搔它的头，还渐渐开始栖息在他的手指上，不再咬了，可即便如此，它看上去还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毕加索用他的宠物给自己1946年的一幅画当模特，这幅画名为《在椅子上的猫头鹰和海胆》（Owl on a Chair and Sea Urchins），画了一只栖息在椅背上的猫头鹰，在米歇尔·希马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照片中的毕加索双手托着此时此刻相当闷闷不乐的这只猫头鹰，而之前的那张画就摆在他们身后。因此这张照片上有三双聚精会神地凝视着的眼睛——他的、鸟的和画上的，而这三双眼睛的相似之处，显然正是他摆出这款必然很难摆的造型的用意所在。[14]

巴勃罗·毕加索的《在椅子上的猫头鹰和海胆》，1946年，木板油画。

说到猫头鹰的象征意义，虽然毕加索肯定知道这些鸟儿在古希腊是智慧的象征，但他本人更多地视其为夜晚的怪物、死亡的使者。他肯定知道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戈雅的铜版画《理性沉睡，心魔生焉》，在那张画中，沉睡的人物被一群一脸恶相的猫头鹰围绕着。1948年，毕加索画了一匹取出内脏的马（这个形象来自他对西班牙斗牛中虐待马匹情况的了解）的素描，恶意满满，画中有一只猫头鹰静静地栖息在马头上——显然象征着这只受伤的动物死期将至。

勒内·马格利特

猫头鹰在比利时超现实主义者勒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第一次描绘它们的是1942年一幅阴郁的作品，名为《恐惧的同伴》（The Companions of Fear）。这幅画是纳粹占领比利时期间在布鲁塞尔画的，描绘了荒无人烟、岩石嶙峋的景象，里面的植物顽强地突破坚硬的地表。有五株植物绽放了，开的不是花，而是绿色的猫头鹰。叶子垂直地破土而出，渐渐转化为猫头鹰的身体，成了半叶半鸟的混合物。和马格利特的很多作品一样，这个形象让人心烦意乱，因为它捉弄了人们的思绪。

长成植物的猫头鹰：雷内·马格利特的《恐惧的同伴》，1942年，纸上水粉画。

在几年前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艺术家解释道：“我在绘画方面有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到目前为止……一个物体的位置有时足以让它变得神秘莫测。但我在这里做的实验有了成果，我发现了事物一种新的可能性——它们能够渐渐变成别的东西，一个物体化为另一个不同于自身的物体……通过这种方式，我创作了这样一些画，眼睛对它们的‘思考’方式必定与往常截然不同。”[15]

这幅画中的叶子猫头鹰有一种邪恶的特质。它们并不是智慧或者友善的猫头鹰，而是杀手。马格利特仿佛在说，被纳粹占领的战争年代，恐惧席卷了整个国家，就连植物都可能变成一群鬼鬼祟祟的夜行掠食者。1944年，他画了一个类似的场景，但里面的猫头鹰变成了白色。画中央的鸟儿长着巨大的耳羽，看上去像角一样，马格利特给一个朋友写信，谈到“我画中的这对尖耳朵……会不会与撒旦崇拜有关呢？”[16]换句话说，他是在思考猫头鹰邪恶的、撒旦一般的角色。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地进行，马格利特决定反抗这一时期暗无天日的惨状，他采用了一种新的绘画风格，称之为“阳光”作品，他在这些作品中大胆采用一种乐观、欢快的手法来呈现他的意象，并运用了一种印象派的技法。这些画中有一幅名为《梦游者》（The Sleepwalke），他在这幅画中向我们展示了一只大猫头鹰栖息在一扇被阳光照耀的窗户上。这只鸟儿一边饮酒消遣，一边心满意足地抽着烟斗。一位研究马格利特的专家评论道：“意味深长之处在于，即便是热爱黑暗与夜晚的猫头鹰，我们也能看见它在白昼与阳光中自得其乐。这幅作品虽然渗透着感伤主义，却还是把不可调和的矛盾——光明和暗黑的猫头鹰——融为了一体。它将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一只热爱阳光的夜行掠食者——化为了现实。”[17]马格利特以他典型的倔强，向我们展示黑暗之鸟享受着明亮的日光，而真正的猫头鹰是绝不会这样做的。其中的政治含义很明显。他是在对纳粹说，你们或许给我们带来了黑暗的时光，但你们无法压垮我们的精神。事实正是——就连那身为黑暗同义词的生物，也已经出来迎接阳光了。

其他现代艺术家

保罗·克利（Paul Klee）、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雅克·赫罗尔德（Jacques Herold）、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贝尔纳·布菲（Bernard Buett）以及其他众多艺术家偶尔也会让猫头鹰在作品中出现，但他们对这鸟儿往往有失公允，或者是没能创造出令人难忘的形象。然而，专攻与众不同的鸟类绘画的美国人莫里斯·格雷夫斯（Morris Graves，1910—2001），的确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难忘的形象，这个形象就算不是特指猫头鹰，也肯定是受到了猫头鹰的启发。

这幅名为《天眼中不为人知的鸟》（Little Known Bird of the Inner Eye）的画向我们展示了一只四条腿的怪鸟，脸又宽又平，张开小巧的喙，被困在一个逼仄的空腔或者洞窟中。和象形文字中的埃及猫头鹰一样，它的身体也是以侧面呈现的，脸却被画成正面凝视着观者。

莫里斯·格雷夫斯的《天眼中不为人知的鸟》，1941年，水粉。

这幅画画于1941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关于这幅画，据说：“这个受到猫头鹰启发的形象，表达了艺术家对于心灵中的隐藏部分的见解，我们从中认识到的现实，要比从日常世界中认识到的更高级。”格雷夫斯本人说：“我画画为的是从外界的种种现象中抽身出来……以及为其本质做标记，以此来证实天眼的存在。”[18]这个特别的、酷似猫头鹰的生物仿佛是为了躲避战争的恐怖，撤退到了一个隔绝于外部混乱的安全场所。或者也许是四条腿猫头鹰形态所象征的那种智慧，正在从战时人类的野蛮愚行中抽离。

被称为现代原始派、星期日画家或者非主流艺术家的那些自学成才的艺术家们，偶尔也会创作出令人难忘的猫头鹰。在英格兰，有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弗雷德·阿里斯（Fred Aris，生于1932年），他曾经在伦敦南部经营一家咖啡馆，但现在是全职作画，他为著名的猫头鹰和猫咪的故事创作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版本。遥远的大海上，一只巨大的姜黄色虎斑猫卧在一艘小划艇的船首，而猫头鹰直挺挺地坐在船尾，背上背着一把吉他。这两只夜行掠食者处在这样一个别扭的环境中，自然是一幅无精打采的样子，但它们好像已经认命了。离岸太远，猫咪游不过去，吉他太重，猫头鹰也飞不回家，于是它们就坐在那儿，耐心地完成利尔先生的打油诗中提出的要求。[19]

在美国，有一位名气越来越大的非主流艺术家汤姆·杜伊姆斯特拉（Tom Duimstra，生于1952年左右），署名时经常简写成Tomd.，他对猫头鹰分外钟爱。来自密歇根州大急流城（Grand Rapids, Michigan）的民间艺术家汤姆深受很多美国名人喜爱，例如演员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歌手寇特妮·洛芙（Courtney Love），还有已经开始收藏其作品的作家汤姆·罗宾斯（Tom Robbins）。他和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在荷兰一同展出，他的猫头鹰也具有一种极为原始的特质，让人过目难忘。

汤姆·杜伊姆斯特拉（Tom Duimstra，“tomd”）的《两只猫头鹰和鸟》（Two Owls and Bird）, 2000年以后，厚纸板丙烯拼贴画。

海伦·马丁斯位于南非新贝塞斯达的猫头鹰之家拱门道。

在南非，有一件非主流艺术杰作位于偏远的新贝塞斯达（Nieu Bethesda）村。它叫“猫头鹰之家”（The Owl Hous），凝聚了遁世奇人海伦·马丁斯（Helen Martins，1897—1976）的毕生心血。海伦出生在这个村子里，后来离开村子成为一名教师。结婚又离婚之后，她于20世纪20年代末回到了出生地，照顾年事已高的父母。父母去世后，年近半百的她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她不受其他村民的欢迎，愈发离群索居。她决定把自己的草原小屋改造成一件不朽的艺术品，为这灰蒙蒙的世界增色。

这座房子的墙壁上包覆着碎玻璃、发光涂料、彩色窗玻璃，还有成角度的镜子，映照着许许多多燃烧的蜡烛，营造出一个奇幻世界。在屋外，她用数以百计的奇异神兽模型和巨大的神兽雕塑包围了这座房子。一只冷静淡然的双面猫头鹰看守着毗连大街的拱道入口。她一直沉浸在整个工程中，直到78岁时喝下烧碱自杀身亡。如今“猫头鹰之家”是一处向游客开放的旅游景点，她历经多年打造的这个超现实世界令游客瞠目结舌，高高在上的大猫头鹰雕塑翅膀大张，仿佛正要俯冲到下方的人脑袋上。这座房子于1991年被宣布为国家纪念物。

最后要说到最近一位把有趣的猫头鹰形象带给我们的知名人士，那就是著名的英国艺术家翠西·艾敏（Tracey Emin，生于1963年）。翠西把她没铺好的床放在泰特美术馆作为艺术展品，这件事成了人们的笑柄，而她其实是一位比小报灌输给我们的要严肃得多的艺术家。她赤裸裸地向我们呈现了她纷繁的性生活，这件事也让她恶名远扬，但她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她的名流生活方式似乎是想要隐藏她真正的性格。然而事实或许就在无意间从她的猫头鹰小蚀刻版画中浮现了出来。线索就是它的标题：《小猫头鹰——自画像》（Little Owl–Self-portrait）。我们看到画中的猫头鹰非常孤独，羽毛凌乱、无依无靠地栖息在树丫上。除此之外，整个场景空无一物。在自然界中，猫头鹰是一种离群索居的鸟类，艾敏的猫头鹰也极为孤独。如果她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那么她尚未找到人们觉得她渴望的那种成就感。和其他很多艺术家一样，对她来说，猫头鹰也不只是一只猫头鹰，而是某种象征或者隐喻，在这儿的含义似乎是代表了孤独。

翠西·艾敏的《小猫头鹰——自画像》，2005年，蚀刻版画。

再搜寻出几百件描绘猫头鹰的艺术品也是有可能的。很显然，猫头鹰对于各地的艺术家来说，都是视觉上的一份厚礼。即便是那些很少画其他鸟类的艺术家，偶尔也会不能自已地勾勒出那些硕大的眼睛和圆溜溜的脑袋。因为猫头鹰的形象有着丰富的神话历史，所以吸引着我们为看到的每一只画出来的猫头鹰寻求一种象征性的阐释，但这样做是错误的。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猫头鹰本身仅仅是一个用来欣赏的美丽形态，并没有传奇性的或者深层次的心理学潜台词。象征意义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很重要，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想要更好地欣赏，不妨忽略艺术史学家那些有时甚至复杂到荒诞可笑的阐释。套用一下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说法，一只猫头鹰是一只猫头鹰是一只猫头鹰……[20]

[1] Jacques Combe, Jheronimus Bosch（London, 1946）, p. 10.

[2] Ibid., p. 21.

[3] Wilhelm Fraenger, Hieronymus Bosch（Amsterdam, 1999）, p. 201.

[4] Mario Bussagli, Bosch（New York, 1967）, p. 10.

[5] Fraenger, Hieronymus Bosch, p. 44.

[6] Herbert Read, Hieronymus Bosch（London, 1967）, p. 5.

[7] Fraenger, Hieronymus Bosch, p. 116.

[8] Colin Eisler, Dürer's Animals（Washington, dc, 1991）, pp. 83–5.

[9] Mario Salmi et al., The Complete Works of Michelangel（London, 1966）, g. 91, p. 119..

[10] Philip Hofer, The Disasters of War by Francisco Goya（New York, 1967），是戈雅 Los Desastres de la Guerra（1863）初版的原样复制品，由皇家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Real Academia de Nobles Artes de San Fernando）发行。Plate 73: Gatesca pantomima.

[11] 古埃及城市，是膜拜猫女神巴斯特（Bast）的中心城市。

[12] Vivien Noakes, Edward Lear, 1818–1888（London, 1985）, plate 10g, pp. 27 and 86.

[13] David Duncan Douglas, Viva Picasso（New York, 1980）, pp. 86–7.

[14] Gertje R. Utley, Picasso: The Communist Year（New Haven, ct, 2000）, p. 160, g. 130..

[15] Evelyn Benesch et al., René Magritte: The Key to Dream（Vienna, 2005）, p. 168.

[16] David Sylvester, René Magritte, Catalogue Raisonné（London, 1993）, vol. ii, p. 340.

[17] Silvano Levy,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9 October 2008.

[18] Dorothy C. Miller, Americans, 1942（New York, 1942）, p. 56.

[19] Krystyna Weinstein, The Owl in Art, Myth, and Legen（London, 1985）, p. 59.

[20] 此处套用了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的诗句：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第九章

典型的猫头鹰

Chapter Nine Typical Owls

我们已经领略了数个世纪以来人类看待猫头鹰或者与之互动的多种方式，然而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关于这些非凡的鸟儿的科学真相是什么？关于猫头鹰的古老故事，有多少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又有多少经过了大肆歪曲或者不切实际的夸张？近些年来，人们进行了大量有关猫头鹰家族的研究，如今，我们对于一只典型的猫头鹰所具备的特征，以及有多少非同寻常的变种，都已经了解清楚了。

所有的猫头鹰都是掠食者，绝大多数种类的猫头鹰只在夜间活动。不过有几种已经适应了日间狩猎，例如栖息于寒冷的北极地区的雪鸮。猫头鹰视力极佳，听力优异，独特的大脑袋轮廓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猫头鹰就是猫头鹰，没有半吊子，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形态能够引起关于某只特定的鸟是不是猫头鹰的争论。

作为掠食者，猫头鹰大多具备无声飞行这项极大的优势，不过有几种已经丢弃了这项特征，现已和其他鸟类一样发出翅膀扑棱声了。典型的猫头鹰还有一种特殊的趾型，叫作对趾（字面意思是“成对的脚趾”），在这种趾型中，两趾向前，两趾向后。其他鸟类大多是三趾向前，只有一趾向后。雪鸮的脚被羽毛包覆得严严实实，在冰冻的大地上起到保护的作用。

脚上长着羽毛的雪鸮。

猫头鹰的伪装：纳米比亚的非洲角鸮栖息在一棵骆驼刺树上。

就社交而言，猫头鹰在相当程度上是独居动物，白天自己藏起来睡觉，晚上独自狩猎。它们只在繁殖季节聚在一起，除了几种特例。唯一一种经常打破这项规则的是穴小鸮（burrowing owls），在它们的洞穴附近，常能观察到几个家庭在一起组成的一小群。虽然它们的天性是独居的，但英语里确实有一个用来指称猫头鹰的集合名词。一群猫头鹰被称作“猫头鹰议会”（a parliament of owls）。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人们觉得它们聪明，还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邪恶呢？答案尚不清楚。

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安全栖息地，一些猫头鹰是可以忍受和几个同类睡在一起的。睡着了的猫头鹰容易受到攻击，所以不得不权衡一下，究竟是需要隐私，还是需要保证白天的安全。如果某地恰巧有一棵极具诱惑力的大空心树，附近又没有其他合适的栖木，那么一群猫头鹰便会共用这棵树，并不是把它当成活跃的社交中心，而仅仅是作为方便的宿舍。如果一只猫头鹰没有合适的裂缝用来睡觉，那么它只得在高处的树枝上靠着树干找个僻静处将就了。这时猫头鹰典型的褐色斑纹羽毛就很重要了，可以伪装成树皮。一些猫头鹰甚至还能摆出一种姿势，看上去像是伸出来的树桩，它们保持不动，眼睛紧闭，漫不经心的过客几乎看不见它们。

眼睛

相对于体型来说，猫头鹰的眼睛格外地大，一些种类的眼睛重量与人类相当。眼角膜暴露在外的面积也很大，两只眼睛分得很开。这些都是为了夜行猛禽的生活而出现的、特殊的适应性变化。头盖骨上的眼睛分得很开，这一特征使得这种鸟儿具有了独特的大脑袋轮廓，并且有助于改善它们的立体视觉，这对于抓捕猎物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它们的立体视觉是所有鸟类中最好的。

位于正面的眼睛是猫头鹰最为明显的特征，但猫头鹰绝对不会眼睛盯着你转，或者斜眼看你。这是因为猫头鹰的眼睛和人眼不一样，是固定在眼窝里的。如果猫头鹰想要看向一侧，它无法转动眼珠，必须转动整个脑袋才可以。它对于这项操作极其在行，脑袋可以横向旋转270°，上下转动90°。这可能是因为它有14块颈椎骨，是人类的两倍，因此它的颈部格外灵活。

大多数动物的眼睛是球形的，但猫头鹰不是。它们长的不是眼球，而是管状眼睛。这些非同寻常的眼睛被骨质的巩膜环或者巩膜小骨固定住。正是这种管状造型使得猫头鹰的眼睛能够在眼窝里转动。有时人们认为这种奇异的眼型是作为夜间视力的辅助而进化的，但世界上最权威的动物眼睛专家戈登·沃尔斯（Gordon Walls）明确表示，这种眼型“对于在昏暗光线下行动时的视力没有任何帮助”[1]，而它真正的作用是让猫头鹰家族无须占用太多头部空间便可进化出大眼睛来。

一只北方斑点鸮（spotted owl）转头凝视身后。

一只四周大的黄雕鸮雏鸟，露出奇异的、管状造型的猫头鹰眼睛。

橙色的猫头鹰眼睛特写。

在明亮的光线下，乌林鸮的瞳孔很小。

如果猫头鹰长着巨大的球形眼珠，那么两眼之间就没什么地方留给脑子了。当我们观察成鸟时，猫头鹰眼睛的管状造型是看不见的，但在一些只有几周大的猫头鹰雏鸟身上，这个奇异的特征清晰可见，使得它们外表看上去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外星人。

猫头鹰的每只眼睛都有三层眼睑，分别是上眼睑、下眼睑和眨动的中眼睑。眨动的眼睑呈对角线方向掠过眼角膜表面，起到清洁或保护的作用。对于这三层半透明的眼睑，猫头鹰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一起使用。几乎所有种类的猫头鹰都长着亮黄色的虹膜，与中央一个黑点的瞳孔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一些种类的猫头鹰身上，这种黄色暗至橙色，甚至是褐色，但当猫头鹰在夜间活动时，这些颜色上的差异无关紧要，因为这时的瞳孔会放大，用黑色填满整个区域。

猫头鹰的眼睛有两个重要任务——在很暗的光线下看清东西，以及辨认出地面上最细微的活动。这两项要求——视觉敏感度和视觉敏锐度——对于猫头鹰以夜行猛禽的身份生存至关重要。因此它们的远距视力极佳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它们对近处的物体进行锐聚焦的能力很差。在仓鸮身上进行的严谨测试证明，它们的视觉敏感度至少比人类强35倍，这样的结果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人们对猫头鹰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认为它们在明亮的光线下看不见东西。数个世纪以来，这个臆想出来的弱点一直是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但这绝非事实。事实上，威风凛凛的雕鸮（eagle owl）的日间视力比人类还要好一点儿。猫头鹰的瞳孔可以缩成针尖大小，使得透入的日光大幅度削弱，这样它们即使在正午时分也能看清东西了。

耳朵

猫头鹰即便远距视力极其敏锐，也不是总能看见猎物。比如说它看中的猎物可能藏在一大片树叶下面，那么要想确定它的方位，唯一的线索就是它弄出来的微弱的沙沙声。这时猫头鹰高度敏锐的听力就派上用场了。实验室的猫头鹰实验表明，它们的听力大约是人类的10倍。另有测试显示，即使是在全黑的环境下，假如老鼠发出某种沙沙声或者吱吱声，仓鸮（barn owls）就能发现并杀死这些猎物。

某些种类的猫头鹰耳羽很明显，像头顶上突出来的两只角，必须强调的是，耳羽和听力没有任何关系。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充当信号发射器，表示猫头鹰的心情，或者是它所属的种类。猫头鹰真正的耳朵一直是完全隐藏在大脑袋两侧的羽毛中。对于一只驯养的猫头鹰，如果用手指把这部分羽毛轻轻地拨开，下面的大耳孔就会露出来。猫头鹰耳朵极其高等的演化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1646年出版的阿尔德罗万迪（Aldrovandus）的巨著《博物志》（Natural History）中，就有一张图展示了头部羽毛之下的猫头鹰耳朵复杂的结构。

猫头鹰暴露在外的耳朵，出自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的《全集》（Opera Omnia, 1656）第8册《鸟类学》（Ornithologia）

猫头鹰耳朵进化到最高等的形态时，在头部的分布是不对称的，一只耳朵高，一只耳朵低。这就使得下方地面上传来的细微声响到达一只耳朵的时间要比到达另外一只耳朵略早那么一点儿，因此一只耳朵听到的声音也要比另一只耳朵响一些。而且如果猎物位于猫头鹰盘旋的地点左侧，它穿过树叶时发出的沙沙声会先传到猫头鹰的左耳，然后才是右耳，反之亦然。

令人惊奇的是，猫头鹰接收这些声音时，能够觉察出细微到3 000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差。猫头鹰脑中与接收声音有关的区域比其他鸟类发达得多，这倒不足为奇。拿乌鸦来说，猫头鹰这个区域的复杂程度是乌鸦的三倍。

大多数猫头鹰都拥有长着细小羽毛的凹陷面盘，它对于这种精确的听觉过程很有帮助。这面盘就像是一个雷达反射器，把声音导入耳中，甚至还有特殊的面部肌肉可以改变面盘的凹陷度，随着猫头鹰在猎物上方盘旋而调整得深一些或者浅一些，对猎物进行精确定位。一旦确定了猎物的位置，猫头鹰就会迅捷无声地俯冲下来，脚趾大张，准备一击致命地抓住浑然不觉的猎物。如果在猫头鹰急速俯冲的过程中，猎物移动了，那么猫头鹰也能相应地调整飞行路线。

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找出哪种猫头鹰的听力最好，人们进行了一些测试。测试结果表明，那些生活在北方森林中的种类要比那些来自热带的种类听力更好。考虑到夜里在北方松林中狩猎的情况，再比较一下在热带雨林中狩猎的情况，就能说得通了。寒冷的北方森林的午夜必定是一片死寂，盘旋的猫头鹰就连老鼠的脚步声都能听见。然而在热带雨林的午夜，昆虫滋儿哇和青蛙咕儿呱的叫声响彻夜晚的半空，猫头鹰无法仅凭声音分辨出特定的猎物，因为太吵了。对于热带的猫头鹰来说，光线晦暗的黎明和黄昏时分必然会成为更重要的狩猎时间，在这样的时候侦查猎物，视力的作用更大。

狩猎

夜间外出狩猎时，猫头鹰会盘旋一阵子，利用令人称奇的眼睛和耳朵注视、谛听。如果什么也没侦查到，它会悄无声息地来到一个新地方，在那里盘旋。一旦它侦察到猎物，便会俯冲而下，直到距离猎物约60厘米远，随即将脚爪转成朝前的位置，脚趾张开，准备出动利爪。然后它在转瞬之间猛扑向猎物，紧紧钩住，猎物通常是当即毙命。如果遭到抵抗，强力、弯曲的喙便能够发挥作用。这时猫头鹰往往会用爪子携着尸体，飞到树枝上，如果尸体不是特别大的话，就用它的喙衔着。它一落在树枝上，就开始把猎物整个吞下，完成这一过程常常需要狠狠地吞咽几下。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当猎物异常庞大时，猫头鹰才会在吞食之前先把它撕碎。很小的猎物有时就在被捕的地方被当即囫囵吞下。

一些种类的猫头鹰的翅膀比其他种类更短，这一类型通常更喜欢所谓的栖息狩猎。它们在某种树桩或树枝上占据一个合适的位置，栖息在那儿，静待附近的猎物发出动静。这种情况出现时，它们立即俯冲下来，将猎物一把抓住。这种不怎么消耗精力的狩猎形式，需要在猎物容易得手的环境下进行。

不能让耳朵可能也很灵敏的猎物听见猫头鹰过来，这一点在狩猎过程中是很重要的。我们已经说过了，猫头鹰飞行时安静得可怕，但还没有解释它是如何做到的。其中的奥妙在于飞羽的构造，也就是翅膀尖端主要的长羽毛。

一只正在狩猎的仓鸮盘旋在田野上空。

携着猎物的猫头鹰，出自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的《全集》第8册《鸟类学》。

其他鸟类的飞羽很硬，表面粗糙，边缘光滑，例如鹅毛笔上的鹅毛，但猫头鹰的飞羽的边缘是精致的锯齿状，表面柔软平滑。当猫头鹰在夜空中扇动翅膀时，这些特性减少了空气在翅膀周围流动时的摩擦，也抑制了鸟在上方盘旋或者飞过时本应发出的嗖嗖声。然而这精致的构造也是有代价的，因为翼羽比较柔软，意味着猫头鹰狩猎时更辛苦了，但相比于无声飞行为隐秘的掠食者带来的巨大优势，付出这份额外的辛苦也是很值得的。

携着猎物的仓鸮（Tito alba）。

猫头鹰的食谱多种多样，但在它们吃掉的食物中，田鼠、小鼠和大鼠这几种啮齿类动物必定占了大半。就这方面来说，应当把猫头鹰视为珍贵的害虫克星、农民的好朋友。遗憾的是，关于猫头鹰的古老迷信未能消失，这意味着即使到了现在，在一些地区，猫头鹰依然在遭受残害，而没有受到珍视。

它们吃掉的食物还包括形形色色的小鸟，偶尔还有兔子、鱼、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较大的猫头鹰并不尊重同类，经常捕食较小的猫头鹰种类。据我们所知，最大的猫头鹰会捕食狐狸、小鹿和狗那么大的动物。最小的种类更喜欢大型昆虫、蜘蛛和其他无脊椎动物。它们会在飞行时捕食昆虫。

携着猎物兔子的雕鸮（Bubo bubo）。

携着猎物鲶鱼的横斑渔鸮（Scotopelia peli）。

已知当食物异常丰盛时，猫头鹰会为自己储存一些。多出来的猎物会被塞进树洞里，放在一根合适的树枝的褶皱或树杈上，有时甚至是在巢里。

食茧

把猎物整个吞下的猫头鹰要面对一个问题。它们可以免除辛苦的食物准备工序，但随之而来的是，胃里塞满了无法消化的材质，例如骨头、喙、爪子、牙齿、鱼鳞和昆虫骨骼。这些多余的材质聚成一个湿漉漉、黏糊糊的椭圆形食茧，之后又被猫头鹰反刍出来。猫头鹰能够设法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塑造食茧，把比较尖锐的物体包在里面，外层是吐出来的比较平滑的材质，比如皮毛或者羽毛，这对于反刍是很有帮助的。这样猫头鹰就只留下猎物身上柔软的部分了，在蛋白水解酶和胃酸的帮助下很容易消化。

猫头鹰正在吐出食茧。

穴小鸮和刚吐出来的食茧。

在猫头鹰的栖息处或者巢附近的地面上发现的这些食茧，对鸟类学家帮助极大。从林地收集食茧，仔细拆解，分析里面那些未消化的内容物，就可以很精准地估测出猫头鹰的进食习惯。猫头鹰从胃通到肠子的幽门口相当窄，这对于研究者也很有帮助。除了极其细小的骨头或者别的什么碎片，其他的东西全都过不了胃，因此反刍出来的食茧往往包含了前一天夜里吞下的猎物近乎完整的骨骼，有助于识别猎物的种类。

分析猫头鹰的食茧是一种极好的教学方法，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只为向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食茧。例如，食茧有限公司（Pellets Inc.）豪言道：“我们以供应全世界最好的仓鸮食茧和最完善的配套产品线为傲……因为我们出售的每一个食茧都要经过收集、加热消毒、分类、包装、运送，我们保证最高的品质和服务。18年来，一直……对我们出售的每一个食茧进行仔细的手动分类和包装。”[2]

猫头鹰食茧的形成要遵循一个规律的周期。首先，猫头鹰捕获、杀死、吞下整个猎物。小小的尸体顺着它的食管落下，因为猫头鹰没有嗉囊，所以是直接进入它的腺胃，也就是前胃，在里面被消化液侵蚀。之后，它继续移动到肌胃，或者叫砂囊，猎物身上可以消化的部分从这里传送到肠子进行吸收，而无法消化的部分就结成食茧。然后这个食茧又被传送回腺胃里，在里面储存长达10小时。在周期中的这个阶段，猫头鹰不能进食，因为食茧阻塞了这个系统。当猫头鹰准备再次狩猎时，它开始表现出难受的样子。它闭上眼睛，上上下下伸脖子，张着喙。就在这时，食茧从它的嘴里掉了出来，落到地面上。现在这只鸟准备再次狩猎，这个周期也完成了。

一只长耳鸮（Asio otus）的食茧内容物。

声音

据说听见猫头鹰叫声比看见它们的时候更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害怕它们，还有些人觉得它们怪异、神秘了。它们并不是鸣禽。即便是人们认为灰林鸮会发出的那种tu-whit tu-whoo的叫声，对它们来说也还是过于友好、亲切了。要是在夜空中听到了大多数猫头鹰的叫声，你可能会想象自己正站在一间处刑室外面。据说它们会咕咕叫，但事实上它们更像是在尖叫、喊叫、吱吱叫、嘎嘎叫。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些猫头鹰会发出嗥叫、打鼾、嗡鸣、咳嗽或者和鸣的声音。有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机器需要上油了，还有的像是电池没电时发动汽车的声音。更有甚者听起来像是一只大蚂蚱，或者吠叫的梗犬与长臂猿的杂交产物。只有最大个儿的猫头鹰会发出比较圆润、柔和的声音，而即便是这样的声音，也会使人联想到某个装鬼吓唬小孩子的人。

大雕鸮（Bubo virginianus）叫声的录音很有趣，因为能够反映出每一只鸟都有自己独特的、由“呜呜”声组成的莫尔斯电码，这很可能意味着个体之间可以很容易地互相识别，即使它们“歌曲”中的音符全都不超过两个，即一个长音“呜——”和一个短音“呜”。

一只叫道：呜——呜呜呜呜——呜——

另一只叫道：呜——呜呜 呜呜呜——

第三只叫道：呜——呜呜呜 呜——呜——呜——

这些微妙的区别对于互相竞争的雄性来说已经足够了，它们在夜里彼此通过叫声发出领地位置的信号，保卫它们的猎场。如果一只猫头鹰在夜里突然停下来不叫了，那么它的领地就会逐渐被临近的竞争对手吞并。

在繁殖季节，雄性的叫声会吸引雌性，有助于为二者创造生殖条件。猫头鹰发出的声音也许不会像婉转动听的鸟鸣一样，在树林里悦耳地回响，但它的作用和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繁殖

对于猫头鹰来说，找配偶是一项危险重重的事业。身为拥有强力武器和领地意识的掠食者，它有能力对付所有的不速之客，保卫自己的家园。因为几乎所有种类的猫头鹰雄性和雌性长得都一样，所以在繁殖季节开始时，很难分辨来者究竟是正在寻找配偶的异性，还是同性的竞争对手。雌性通常会比雄性稍微大一点儿，但这条线索还不足以判定另外一只鸟的性别。需要更多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呈现在叫声和行为的差异上。很多种类的猫头鹰会表演二重唱，雄性和雌性不同的叫声你来我往。靠近的那只雌性的行为，也会为定居的雄性提供一些线索。她会以一种缓和的方式靠近他，既不会来势汹汹，也会不过于惊恐。假设她是一只雄性竞争对手，那么她对雄性领土所有者的反应要么是战斗，要么是逃跑。为了吸引配偶，这两件事雌性绝对不能做。在猫头鹰求偶更亲密的阶段中，会有大量咬喙、摇摆身体、鞠躬、扬起翅膀、摇头晃脑、竖起羽毛的动作，这是由于配偶们试图达成同步兴奋，以便最终实现交配行为。偶尔会观察到求偶的猫头鹰赠送食物的行为（这在其他鸟类身上是众所周知的），雄性停止了夸示，俯冲完成一次快速狩猎，然后飞回到上面，把尸体当作一件特别的礼物献给雌性。

猫头鹰大多是一雄一雌的，因此选择伴侣的难题减轻了，面对的只有一生一次找到合适配偶的艰难挑战。很多种类的配偶在一年中的繁殖季节以外可能不会守在一起，但即便如此，当交配季节到来时，它们只需重新熟识彼此，而不是从零开始。

对于猫头鹰来说，找到合适的筑巢地比筑巢这件事本身更加重要。在筑巢方面，猫头鹰与织布鸟截然相反。它们的巢是典型的粗陋难看、草草了事的那种，但它们选择筑巢地时极其谨慎小心。它们会寻觅有遮蔽物的洞窟、废弃建筑或者建筑废墟的安全角落、树洞、岩缝或者别的鸟儿弃置不顾的巢。一旦它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占为己有，雌性便会产下一窝白色的、近乎球形的蛋。在孵化所需的21~35天内，她通常会独自孵蛋。在此期间，她的配偶会把食物带回巢给她吃。蛋一孵化，双亲就会为它们带来食物。雏鸟还小时，双亲把猎物递给它们之前，会先分割开来，好让它们容易吞咽下去。

不同种类的猫头鹰，蛋的数量也大不相同，但大多数种类一般会下三四个蛋。雌性通常会隔几天下一个蛋，因此雏鸟的身材也大小不一。如果食物充足，所有的雏鸟都会长大，但如果食物匮乏，那么就只有比较大的雏鸟才会存活下来。艰难的时日里，比较幼小的雏鸟很难争食，可能会饿死在巢中，那时它们自己就会成为比较大的雏鸟的食物。这种残酷的繁育机制确保了双亲在特殊环境下能够养育出合适数量的雏鸟。

猫头鹰的巢，里面住着大小不一的幼鸟。

猫头鹰或许是拙劣的筑巢者，却是一流的护巢者。如果有入侵者跟它占据的巢靠得太近，即使是体型和成年人一样大的，猫头鹰亲鸟都可能会摆出张牙舞爪的防御架势，或者发动凶猛的攻击。这架势包括竖起所有的羽毛，翅膀大张，然后向前方和下方转动。这样做的效果是让猫头鹰看上去突然变大。就着这种威胁性的姿态，它可能会继续让喙咔咔作响，发出嘶嘶声和其他恶狠狠的声音，仿佛在说，你再过来我就要动手了。它那颜色鲜艳的大眼睛紧盯着入侵者，又增添了一丝恐吓意味。这双眼睛的威胁效果导致一些蛾子和蝴蝶的翅膀上进化出了眼状斑点花纹，拟态猫头鹰的面部外观。这种拟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猫头鹰环蝶属（Caligo）。

大雕鸮的威胁架势——一只不会飞的幼鸟摆出了防御姿态。

一些猫头鹰还有另外一项防御策略，那就是上演一场调虎离山的戏码。在这场戏中，一只亲鸟在巢附近扑腾翅膀，貌似受了严重的伤，所以很容易捕捉到。它试图以这种方式吸引入侵者将注意力从巢中无助的幼鸟身上移开。当分了神的入侵者正要扑过来时，貌似脆弱的成鸟迅速飞到安全地带，幸运的话，雏鸟就会被抛之脑后。

在另外的场合下，猫头鹰亲鸟会上演全力攻击，低空俯冲到入侵者头顶上，试图用锋利的爪子划伤它。著名的鸟类摄影师埃里克·霍斯金（Eric Hosking）就在这样的一次遭遇中，被一只灰林鸮弄瞎了一只眼睛。后来他出版了一本自传，取了一个颇有自嘲意味的书名《以眼还鸟》（An Eye for a Bird）。

猫头鹰环蝶（Caligo eurilochus sulanus）:一只拟态成猫头鹰面部的蝴蝶。

围攻

猫头鹰的自然历史中最奇异的一个方面，是其他鸟类对待它们的方式。如果一只猫头鹰由于某种原因，错误地出现在白天的户外，那么等待它的将是很快被一大群愤怒的昼行鸟类围攻。这些鸟类可能比猫头鹰小很多，但它们胜在数量多。

围攻被拴住的猫头鹰，出自Bucci画家（公元前6世纪最后的25年）之手的希腊阿提卡黑彩双耳瓶。

最迟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围攻行为就已经吸引了人类观察者。有一个美丽的、来自那个时代的希腊瓶——黑彩双耳瓶，展现了一只猫头鹰被拴在树下一根柱子上。一群小鸟布满在被拴住的猫头鹰周围的半空中，有些定在了树枝上。这些树枝上涂着黏糊糊的粘鸟胶，小鸟一旦落在上面，就会被粘牢，很容易被抓到，杀来吃掉。即使在这么早的年代，捕鸟人不仅知晓围攻猫头鹰这件事儿，而且已经懂得加以利用了。

两个世纪以后，在公元前350年首次出版的《动物志》（Historia Animalium）中，亚里士多德表示这知识并未失传，他写道：“白天里，其他小鸟全都围着猫头鹰飞来飞去——人们一般把这一行为叫作‘钦慕’——但其实是在群殴他，拔他的羽毛；由于这种习性，捕鸟人便用猫头鹰作诱饵，捕捉各种各样的小鸟。”[3]这句评语的奇妙之处在于使用“钦慕”一词描述围攻行为。雅典的猫头鹰是受人崇敬的智慧象征，因此希腊作家很难把围攻看作其他鸟儿憎恨猫头鹰。“是猫头鹰的智慧让小鸟惊叹”，这样想反而更舒坦一些。

罗马时代的普林尼在公元77—79年的著作《博物志》中也提及了围攻。他的描述很不可思议，但可能是基于极端情况。他写道：“这些小猫头鹰与其他鸟类搏斗时展现出来的智慧和机灵令人赏心悦目：当它们被群鸟重重围攻时，会仰面躺着，设法用脚还击：它们会紧凑地缩成一小圈，只见喙和爪子保护着整个身体，除此之外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4]

13世纪动物寓言集的插图中，经常会出现一只被围攻的猫头鹰。似乎会有一定量的内容从一本动物寓言集抄到另一本，因为这一幕反复出现，只有些微差异。有一只猫头鹰被三只鸟啄，最下面的一只是喜鹊。这只猫头鹰一动不动，顽固地保持着挺直的姿态，对这番侮辱隐忍不发。虔信的动物寓言集教导人们，猫头鹰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这种鸟追求黑暗，“拒绝了基督之光”[5]。为了让这只鸟看上去更加邪恶，有一本动物寓言集甚至声称猫头鹰是倒着飞的。

被5只鸟围攻的猫头鹰，雕刻在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诺里奇座堂的一块椅背突板上，1480年。

不久之后的15世纪，人们又看到了5只小鸟攻击另一只忍辱负重的猫头鹰，这一幕被刻成了诺里奇座堂（Norwich Cathedral）椅背突板（座椅下方雕刻而成的突出物）上的木雕。类似的雕刻也见于这一时期的其他英格兰教堂，上至北方的约克郡，下至南部沿海的萨默赛特郡（Somerset）。

16世纪早期，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抛弃了他在表现动物时通常使用的自然主义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一只走投无路的猫头鹰，它被4只愤怒的鸟儿纠缠着，它们锋利的喙和爪子正准备攻击它，而它怒目圆睁，羽毛竖起，扑棱着翅膀。17世纪时，弗朗西斯·巴洛（Francis Barlow）展现了一只在巢的入口处被围攻的猫头鹰。他的猫头鹰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有7只鸟儿从四面八方攻击它。巴洛所描绘的这幅景象，象征的是一个罪人被正义人士攻击，虽然他的描绘相当写实，但他觉得需要赋予自己的图画道德意义。

17世纪，马尔切洛·普罗文扎莱（Marcello Provenzale）在佛罗伦萨创作的一幅镶嵌画中对围攻的处理更加自然主义，艺术家描绘了一只猫头鹰被各种各样的鸟类侵扰，包括知更鸟、金雀、金翅雀、苍头燕雀、麻雀和大山雀，全都画得很精确。从鸟类学的角度看，这幅镶嵌画领先时代两个世纪。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与昼行鸟类搏斗的猫头鹰》（Owl in Combat with Day Birds），1509—1515年，木刻版画。

时至今日，这些艺术作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观鸟者抓拍的照片取代，他们是偶遇这些鸟类戏剧性事件的幸运儿。由于他们的观察，我们也能更加详细地描述当一只困顿的猫头鹰成为围攻暴行的受害者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昼行鸟类是如何养成这种并不典型的好斗习性的，这是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各地的小型鸟类终其一生都在忍受着对猫头鹰的恐惧。这是一种天生的恐惧，从它们几个月大时就开始显现，与是否遇见过猫头鹰无关。有一件事可以证实这一点，正如之前提到的，有些蛾子和蝴蝶的翅膀上进化出了猫头鹰眼状的斑纹，可以在靠得太近的小鸟面前闪现，把它们吓跑。

被围攻的猫头鹰：马尔切洛·普罗文扎莱17世纪的镶嵌画《鸟之景》。

一只被乌鸦攻击的大雕鸮，威斯康辛州拉辛县（Racine County, Wisconsin）鲁特河（Root River）。

出于对猫头鹰天生的恐惧，小型鸟类通常会在遇到这些猛禽时逃命，但受虐者有时也会变成施虐者——通常是身边有同伙的时候。它们不会逃之夭夭，而是坚守阵地，直面猫头鹰。它们会发出尖锐的报警呼叫，吸引越来越多的小鸟到达现场，直到这只猛禽被聒噪、愤怒的群鸟围住。这时它们就开始不断骚扰这只大鸟，不停地大声叫唤，身体旋转摇摆，甚至佯装发动攻击。有时某只特别勇敢的鸟儿会涉险发动真正的攻击，从猫头鹰身后乘虚而入，攻击它的羽毛。

这种围攻行为绝不会发生在猛禽积极狩猎的时候，它最有可能发生在猫头鹰行为怪异的时候。如果它受了伤，或者生了病，就会静静地栖息在一个白天里看得异常清楚的地方。一只显眼的、静止不动的猫头鹰是围攻的大靶子。小鸟们围聚起来，离它非常近，经常只有3米，然后就开始摆出架势了。不同种类的鸟，具体的动作也不一样，但典型的燕雀科，例如苍头燕雀，会把身体转向猫头鹰，冠羽扬起，双腿弯曲，翅膀微微扬起，身体以蜷伏之姿迅速左右摇晃，尾部上下弹动。

人们见到过很多种类的鸟全心投入到这种奇怪的围攻架势中，包括燕雀科、山雀科、鹀科、莺科、乌鸫、鸫科，甚至还有小巧的蜂鸟。蜂鸟的敌意格外强烈，在大鸟的脑袋周围嗡嗡作响，离它的脸只有5厘米，大声叫唤，啄它的眼睛。一些更大的鸟类，例如乌鸫和鸫科，经常会涉险进行“俯冲轰炸”，它们会从离猫头鹰9米开外的地方俯冲下来，直奔目标，然后卡在最后关头突然闪到一旁，这时离它不超过0.3米远。它们有时还会从身后扑过来，用爪子抓它脑袋上的羽毛。

这种兴奋是会传染的，会有很多新来的鸟儿加入作势围攻的队伍，甚至还没看见引发骚乱的这只猫头鹰。它们看见了其他小暴徒的行为，就只管照着做。它们在群架的过程中变得非常兴奋，以至于人类都可以比其他时候更接近它们。它们的这种兴奋非常强烈，即使猫头鹰最终逃开了，在那之后它们依然会继续围攻很长一段时间，好像得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冷静下来，恢复正常的活跃度。

被围攻的猫头鹰看上去像是觉得整个一段遭遇极其讨厌、不明不白的。从它容忍的姿态可知，它因身边发生的事情而恼怒、难受。它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直到最终受不了这样的喧嚣和侵扰，拍拍翅膀飞走了，去别处寻找一个更安静的地点。这当然是集体作势猛攻的效果。猫头鹰不会忘记这番折磨，将来可能就会刻意避开这块地方。对于当地的小鸟们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还有一个问题，小鸟是如何识别猫头鹰的。是什么样的特征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应？用填充猫头鹰和木偶猫头鹰进行的野外试验证明，能够识别猫头鹰的重要特征有：大脑袋、短尾、敦实的轮廓、褐或灰的颜色、斑点或条纹图案的外表、喙和朝向正面的眼睛。假猫头鹰身上的这些特征越多，它遭受的围攻就越厉害，但这个物件是真羽毛做出来的填充猫头鹰，还是猫头鹰形状的彩绘木头，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如果猫头鹰特征中的重要元素缺失，或者只呈现出为数不多的几种，那么小鸟就会对假猫头鹰表现出些许好奇，却没有被刺激出充分的、围攻性质的反应。

猫头鹰有一个明显的特质，本身就能够吸引围攻的鸟类，那就是它所特有的叫声。早在流行用蜂鸟羽毛制作服饰配件时，这一点对于特立尼达岛（Trinidad）的羽毛猎人来说就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发现，只需模仿当地猫头鹰的叫声，就能把不走运的蜂鸟吸引过来，置之于死地。

保育

经过数世纪的残害，猫头鹰最终还是受到了人们的赏识，因为它们是无比美好的鸟类。有很多优秀的猫头鹰保护和保育组织，人们也进行了细心的研究，来评估不同种类的现存数量。现存的猫头鹰大约有200种，保护主义者将其中的11种列为濒危，更有6种被列为极危（在次页的表格中用*表示）。处境严峻的种类见次页。

原因无外乎栖息地被破坏。大多数猫头鹰需要森林，而全世界的森林正在被大量破坏。对于一些种类来说，从长远看，前景并不乐观。另一大威胁是杀虫剂的广泛使用，减少了猫头鹰食谱中所需的那些动物的数量。在一些落后的地区，仍然存在着关于猫头鹰的愚昧迷信，把它们当作恶灵杀害。

然而在2006年，随着一部电影长片《我爱猫头鹰》（HOOT）的发行，好莱坞推动了公众对濒危猫头鹰的关注。这部影片被形容为一部“生态惊悚片”，讲的是佛罗里达州一群青少年与地产开发商斗智斗勇的故事，因为开发商的推土机威胁了当地穴小鸮的栖息地。富有戏剧性的电影海报上，青少年傲然挺立在一只身在洞穴中的猫头鹰和一台逼近的推土机之间。好莱坞电影行业觉得这样的情节主线很有商业价值，这对于保护猫头鹰是个好消息。

发行于2006年5月的电影长片《我爱猫头鹰》的海报。

另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是，在这200种猫头鹰中，有超过180种在保护现状分类中被归为“无危”。其中一些的数量几乎可以说是难攻不破。例如大雕鸮，据估计全世界共有不下530万只。还有仓鸮，几乎和它并驾齐驱，有490万只。对于生存问题，猫头鹰有特别的夜行对策，它们一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的一个鸟类家族，从这些数字上看，它们应该会生存下去。

雕鸮（Bubo bubo）。

[1] Gordon Lynn Walls, The Vertebrate Ey（New York, 1967）, p. 212.

[2] 食茧可以在华盛顿州的pelletsinc.com，pellet.com或者pelletlab.com，加利福尼亚州的owlpellets.com，纽约州的owlpelletkits.com买到。

[3] Aristotle, Historia Animalium, trans. D'Arcy Wentworth ompson（Oxford, 1910）, vol. iv, p. 609.

[4] C. Pliny Secundus, The Naturall Historie（London, 1635）, Tome i, Bk 10, ch. xvii, p. 277.

[5] Ann Payne, Medieval Beasts（London, 1990）, p. 73.

第十章

罕见的猫头鹰

Chapter Ten Unusual Owls

就整体而言，猫头鹰是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鸟类群体。不同种类的羽毛颜色、面部斑纹和耳羽也许会有点差异，但它们身为夜行狩猎者的生活方式似乎很符合一种严密、基本的猫头鹰套路，离经叛道的种类比较罕见。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特别提到几种，因为它们在某些方面与这类典型的猫头鹰相去甚远。它们有的变得非常大，有的特别小，还有的从树上下来，栖息在地下的洞穴里。最后还有近来灭绝了的一种猫头鹰，据说失去了飞行的能力，并且获得了相当不可思议的传奇地位。

巨大的猫头鹰

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猫头鹰是雕鸮。它重3千克，体长可达72厘米，翼展更是达到惊人的175厘米，是猫头鹰中的庞然大物，也是一种令猎物闻风丧胆的掠食者。它的食谱包括通常的啮齿类动物，但令人咋舌的是，它还会猎食其他的猫头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向的关系——没有其他的猫头鹰胆敢袭击一只雕鸮。它还会捕食鹰、鹞、鸢、鵟、隼之类的昼行猛禽，甚至偶尔还包括雕。事实上，它的食谱极其丰富多样，已知除了猛禽，它还会捕食鸭、骨顶鸡、鸊鷉、松鸡、鹧鸪、鹌鹑、鸽子、海鸥、啄木鸟、乌鸦、寒鸦、松鸦、喜鹊、星鸦、百灵、鸫、椋鸟、雨燕、燕子、鸬鹚、鹭、麻鸦、鸨、鹤，甚至渡鸦。哺乳动物也一样。除了大鼠、小鼠和田鼠，它还会吞食家兔、野兔、幼鹿、臆羚和山羊崽、野生绵羊和羊羔、松鼠、白鼬、黄鼠狼、水鼬、貂、狐狸、蝙蝠、家猫、鼹鼠、鼩鼱和刺猬。很显然，当大雕鸮在游荡时，谁都不安全，世界上没有哪种猫头鹰拥有这种丰富到令人眼花缭乱的食谱。

大多数猫头鹰都会被欢呼吵闹的一大群人吓到，但有这样一只器宇轩昂的雕鸮，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2007年，比利时与芬兰之间一场重要的国际性足球比赛正在赫尔辛基国家体育场进行着。比赛过程中，这只巨鸟俯冲扑向运动员，落在了赛场上。裁判暂停了比赛，将运动员请出场地，等猫头鹰离开。他看到这只大鸟张开翅膀飞了起来，仿佛在向喧嚣的人群道别，这让他松了一口气。它堂而皇之地停歇在一侧球门的横梁上，转着脑袋东张西望，将四周的人类观众尽收眼底。它看上去更多的是茫然，而不是害怕，然后它就又飞走了。可它并没有飞离现场，而是停歇在体育场另一端的球门上，继续盯着集合在那边的另一队的球迷，这一幕把人群的欢呼声变成了笑声。最终它还是离开了，比赛继续进行，但它在体育场气派的亮相反映了两点。首先，雕鸮并不怕人；其次，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试图把它赶跑。

自从这次事件以来，芬兰国家足球队就被称为Huuhkajat，芬兰语“雕鸮”之意，而这只猫头鹰也在2007年12月被授予“赫尔辛基年度市民”（Helsinki Citizen of the Year）称号。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Bubi，一项调查表明，它是一只城市化的猫头鹰。它已经使用体育场A区站台作为常规栖息地有一段时间了，这一次，它发现自己的地盘被数以千计欢呼喝彩的球迷占领了，显然很不开心。

雕鸮还有一个更近一些的成名原因，它在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中，是作为马尔福家族的猫头鹰登场的。

它是名副其实的猫头鹰之王，这些大鸟把萨卡拉（Saqqara）古老的阶梯金字塔（Step Pyramid）当作每年的繁殖地，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挺合适的。然而令人难过的是，这种特大号的猫头鹰正在遭受人类的残害，数量也在减少。它对人类无所畏惧的态度并没有在这件事上起到什么作用，而且它似乎对公路和铁路交通带来的冲突异常敏感，尤其是高架电缆和高压电线。

最小的猫头鹰

世界上最小的猫头鹰是小巧玲珑的姬鸮（elf owl），它在墨西哥和美国南部各州的大型仙人掌中筑巢。它的体重是40克，体长只有14厘米，还不足以享用小型哺乳动物或鸟类。它所享用的食谱是诸如蝗虫、蚱蜢和蟋蟀之类的大型昆虫。它也吃甲虫、蛾子、蜘蛛、蜈蚣，偶尔还会吃蝎子。它会捕食那些停歇在植物上的大型昆虫，但在空中也能够用喙或者爪子捕捉到。已知生活在人类居住地附近的姬鸮在狩猎时，会利用被室外的电灯吸引过来的大量夜行昆虫大饱口福。

世界上最小的猫头鹰姬鸮（Micrathene whitneyi）巢居在仙人掌中。

它的飞行并不是无声的，这一点对于猫头鹰来说是很罕见的，可能是狩猎无脊椎动物时不需要悄无声息到那种程度。另一个罕见的特征是，它只有10枚尾羽，而所有其他的猫头鹰都有12枚。至于声音，它会像小狗一样呜咽、啜泣、吠叫。雄性保卫自己的巢时会变得很凶悍，但雌性更有可能装死，眼睛闭着，身体看上去死气沉沉。白天时，姬鸮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隐蔽策略，保持一动不动的直立姿态，羽毛紧贴身体，一只翅膀向前耷拉着，面盘也缩得很窄。这样它就可以拟态成一根断掉的树枝，或者一个树墩子，从而不被发现。

穴小鸮

穴小鸮是一种奇异的小鸟，纺锤形的腿，亮黄色的眼睛，身板出奇地挺直。它们的身影遍及整个美洲，从北方的加拿大矮草原，到遥远南方的阿根廷和智利大草原。除了这些草原，在沙漠和半沙漠地区，如今甚至在有人类活动的郊区，包括高尔夫球场和机场，也都能见到它们。

穴小鸮有几个非常不像猫头鹰的特征。从解剖学的角度看，它的腿看上去更像是鸡的，而不是猫头鹰的。典型的猫头鹰栖息在树枝上时，只有脚露出来，腿大部分藏在下身的羽毛下面。穴小鸮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上或者地下度过，腿特别长，大部分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作为猫头鹰家族的一员，它的行为也颇为古怪。穴小鸮并不在高处筑巢或者栖息，远离生活在地面上的掠食者可及之处以求安全，而是鸟如其名，在地下的洞穴中安家，有时会自己挖洞，但更多的时候是借用大型啮齿类动物的窝，例如草原犬鼠或者兔鼠。

洞口处的穴小鸮

在人类族群开始激增，打破了大自然建立已久的平衡之前，被称为草原犬鼠的地松鼠曾经在美洲大量存在。甚至到了20世纪早期，一些群体的数量也还多达1亿。它们的洞穴系统向四面八方延伸数英里，为小巧的穴小鸮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地，后者也繁盛起来。当大陆上的大片地区把这些啮齿类动物作为害兽消灭时，猫头鹰族群也随之消失，时至今日，它们已经远远不如前几个世纪那样常见了。

猫头鹰与啮齿类动物的群居关系很复杂。在一些地区，这两个族群比邻而居，基本上处于互不理睬的状态。在另外一些地区，敌意就相当强烈了。有一则古老的民间传说，说的是穴小鸮、啮齿类动物和响尾蛇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共享同样的洞穴，但事实并非如此。猫头鹰接管一个洞穴时，会把啮齿类动物赶走，而响尾蛇到那里去只是为了捕食。

穴小鸮利用地下洞穴，既是为了睡觉，也是为了筑巢。它们的巢也非同寻常，是用吃草的大型哺乳动物的粪便作为内衬。典型的猫头鹰是做不出这种细活儿的，而这有助于刚孵出的穴小鸮雏鸟遮盖气味，让它们在循着气味而来的掠食者面前隐藏自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地下洞穴中养育的雏鸟，在诸如黄鼠狼、负鼠、獾等夜行哺乳类掠食者面前极易受到攻击。如果遮盖气味的办法没能奏效，掠食者靠近了巢，那么这些小猫头鹰还有终极一招用来自保。它们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警报声，结合了嘶嘶声和嘎嘎声——模仿有毒的响尾蛇。黄鼠狼和其他小型食肉动物会掂量一下，要不要在黑暗的洞穴中继续靠近，然后可能就会撤退。当然，如果掠食者恰恰是一只响尾蛇，那么这个招数就不管用了。

穴小鸮在白天和黎明黄昏时一样活跃，夜行性是所有猫头鹰中最不明显的。它们甚至会在正午明晃晃的太阳下狩猎蜥蜴和大型昆虫。它们喜欢生活在低处，相应地，它们有时会在地面上追逐猎物。穴小鸮除了把动物当作食物，还会吞食果实和种子，这在猫头鹰家族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一些地区，它们偏爱仙人掌的果实，比如梨果仙人掌的。

人们从未见过典型的猫头鹰组成群体或者大型团体，而在这一点上，穴小鸮再一次成了非典型，因为经常能够观察到它们以10对或者更多为一组，在一起栖息或者筑巢。在族群数量大的地区，几个家庭可能会聚集在筑巢的洞穴外面，由此可见，这种猫头鹰确实非比寻常。

不会飞的猫头鹰

已经灭绝的巴哈马仓鸮（Tyto pollens）是所有猫头鹰中最神秘的一种，只能通过亚化石来了解。这个灭绝的种类也被称为安德罗斯岛仓鸮（Andros Island barn owl）或者巴哈马仓鸮（Bahaman barn owl），是如今常见的仓鸮的近亲。它是猫头鹰中的大块头，据说站立时高达1米，并且失去了飞行能力。它生活在巴哈马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安德罗斯岛上的原始松林中，在洞穴中筑巢。16世纪，欧洲人到来时，它还能幸存，直到他们砍伐了它栖息的森林，于是它很快就灭绝了。

它还造就了当地的一个传说，有一个鸟一样的坏心肠小矮人，长着猫头鹰一样的脸，眼睛通红，脑袋可以向四面八方转动，有三只手指、三只脚趾和一条可以挂在树上的尾巴。岛上早期的开拓者讲述着关于这个名叫Chickcharnie的夜行小恶魔的荒诞故事，说它把两棵松树的顶端接合在一起筑巢。人们建议来到安德罗斯岛的观光客带上一些花，或者色彩鲜艳的布块，用来迷惑这些烦人精，不要骚扰或者嘲笑它们。如果你尊重它们，就会得到祝福，余生好运常伴；如果不尊重它们，你的脑袋就会转个个儿，遭受可怕的厄运。当地人把真正的鸟消灭了，现在似乎又在全心全意地保护它的幽灵。

奇异的是，据说Chickcharnie招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故事是这样的，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年轻时为了开辟一个种植园，曾经在安德罗斯岛砍过树，他在砍树时看见松林的高处有一个Chickcharnie的巢。当地的工人不肯碰它，惊恐地逃走了，而他却无视他们的警告，自己把树给砍了，毁坏了巢，也给自己惹上了终生的诅咒。正是这个诅咒导致了他在慕尼黑那次众所周知的失败，从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如何看待这件事，对一只已经灭绝的猫头鹰来说，这也算是一项成就了。

大事年表

6 000万年前

化石中的猫头鹰表明，夜行猛禽中的这一支已经存在了。

3万年前

法国肖维岩洞顶部最早的猫头鹰形象。

公元前1898年

埃及第十二王朝壁画中的猫头鹰绘画。

公元前1200年

中国古代商朝艺术中出现了青铜猫头鹰。

公元前7世纪

希腊的原始科林斯式猫头鹰型香水瓶。

公元前400年―公元200年

古希腊的雅典铸币上出现了猫头鹰。

13世纪

动物寓言集的插图展现了被群鸟围攻的猫头鹰。

1508年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小猫头鹰名画。

1797―1799年

戈雅的铜版画：《理性沉睡，心魔生焉》。

1828年

奥杜邦（Audubon）在《美国鸟类》（Birds of America）中画出了14种猫头鹰。

1850年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雅典得到了一只宠物猫头鹰。

1867年

利尔的打油诗中，猫头鹰和猫咪去海边。

1900年

谢菲尔德星期三足球俱乐部被称为“猫头鹰”。

20世纪20年代

A.A.米恩的小熊维尼让一只智慧的老猫头鹰成为永恒。

1939年

詹姆斯·瑟伯带来了《成神的猫头鹰》。

1946年

毕加索在昂蒂布收养了一只受伤的纵纹腹小鸮。

20世纪50年代

米克·萨瑟恩（Mick Southern）开展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猫头鹰摄食生态学研究。

1960年

爱斯基摩艺术家基诺娃克创作了她标志性的《陶醉的猫头鹰》石刻。

1962年

罗杰·佩恩（Roger Payne）证明猫头鹰仅凭耳朵就可以在全黑的环境中锁定猎物的位置。

2001年

雪鸮海德薇出现在首部《哈利·波特》电影中。

2005年

翠西·艾敏在蚀刻版画《小猫头鹰——自画像》中把自己当作猫头鹰。

2006年

电影《我爱猫头鹰》发行，展现了从地产开发商手中保护猫头鹰的努力。

分类

公元77年，普林尼对猫头鹰进行科学分类的尝试，属于最早的一次。他在《博物志》第10卷中，鉴别了三种猫头鹰：纵纹腹小鸮、雕鸮和鸣角鸮。到了16世纪，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sner，1560）把种类增加到4种。[1]到了17世纪，在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的13卷本皇皇巨著《博物志》中，又增至11种，并且全部配以精美的大幅木刻插图。[2]这标志着人们开始尝试对猫头鹰的种类进行严肃、科学的编组，并给出图示，从而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但直到19世纪，动物学家才开始冒险进入世界上那些更为偏僻的地区，寻找和收集标本，这些标本很快便填充了各大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地下室。在20世纪，这个过程还在活力十足地继续着，直到连最勇敢的科学探险家都觉得，要想找到新的动物大种，难度是越来越大了。然而这种情况依旧时有发生，甚至在近几年里，还发现了一种新的猫头鹰。

关于猫头鹰到底有多少种，当今的权威专家们意见分歧很大。有些人认为只有150种，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多达220种。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很多猫头鹰生活在小岛上，在那里，它们演化出了与附近大陆上那些近亲的细微差异。之后就是个人口味问题了，看你是不是把这些孤立的猫头鹰群体视为一个独立的物种。

举个例子，在印度洋的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发现了一种仓鸮。它明显比大陆的同类要小，但因为这两种从未在野外相遇，所以无从得知如果它们相遇的话，是会自由杂交，还是会继续保持各自独立的状态。因此，我们只能猜测它们是不是真的不同物种。如果你是一个客观的动物学家，你很可能会把这两种归为同一物种中的不同品种；但如果你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保护主义者，那么你更有可能把岛上的那种视为一个独立的物种，因而也是一个非常珍稀、急需保护的物种。

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的《全集》（1656）第8册《鸟类学》中的雕鸮。

康拉德·格斯纳的《水生动物命名法》（Nomenclator Aquatilium Animantium, 1560）中的仓鸮。

为了尽可能地满足这两个流派，以下的分类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折中，承认大约200种猫头鹰为真正的物种。它尽量做到与时俱进，并且包括了一些直到21世纪才发现的物种。

鸮形目（198种）

草鸮科（15种）

草鸮属

Sooty owl Tyto tenebricosa 乌草鸮 澳大利亚，新几内亚

Sulawesi golden owl Tyto inexspectata 米纳草鸮 苏拉威西岛北部

Talaibu masked owl Tyto nigrobrunnea 塔里仓鸮 苏拉群岛，摩鹿加群岛

Lesser masked owl Tyto sorocula 小草鸮 小巽他群岛中的塔宁巴尔群岛

Manus masked owl Tyto manusi 马努斯草鸮 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中的马努斯岛

Bismarck masked owl Tyto aurantia 橘仓鸮 新不列颠岛

Australian masked owl Tyto novaehollandiae 大草鸮 澳大利亚，新几内亚

Sulawesi owl Tyto rosenbergii 苏拉仓鸮 苏拉威西岛（西里伯斯岛）

Madagascar red owl Tyto soumagnei 马岛草鸮 马达加斯加

Barn owl Tyto alba 仓鸮 全世界

Ashy-faced owl Tyto glaucops 灰面鸮 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

African grass owl Tyto capensis 非洲草鸮 非洲

Eastern grass owl Tyto longimembris 草鸮 南亚，澳大拉西亚

栗鸮属

Congo Bay owl Pholidus prigoginei 坦桑尼亚栗鸮 非洲刚果盆地

Oriental Bay owl Phodilus badius 栗鸮 亚洲

鸱鸮科（183种）

鸣角鸮属

Western screech owl Megascops kennicotti 西美角鸮 北美洲西部和墨西哥

Balsas screech owl Megascops seductus 巴尔萨斯角鸮 墨西哥

Pacic screech owll Megascops cooperi 太平洋角鸮 中美洲西部

Eastern screech owl Megascops asio 东美角鸮 北美洲东部

Whiskered screech owl Megascops trichopsis 长耳须角鸮 亚利桑那州和中美洲

Tropical screech owl Megascops choliba 热带角鸮 中南美洲

Koepcke's screech owl Megascops koepckeae 马氏角鸮 玻利维亚和秘鲁

West Peruvian screech owl Megascops roboratus 秘鲁角鸮 厄瓜多尔和秘鲁

Bare-shanked screech owl Megascops clarkia 裸胫角鸮 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哥伦比亚

Bearded screech owl Megascops barbarus 须角鸮 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南部

Rufescent screech owl Megascops ingens 萨氏角鸮 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

Colombian screech owl Megascops colombianus 哥伦比亚角鸮 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

Cinnamon screech owl Megascops petersoni 桂红角鸮 厄瓜多尔和秘鲁

Cloud-forest screech owl Megascops marshalli 秘鲁林角鸮 秘鲁

Tawny-bellied screech owl Megascops watsonii 茶腹角鸮 南美洲亚马逊盆地

Black-capped screech owl Megascops atricapillus 黑顶角鸮 南美洲东部

Vermiculated screech owl Megascops guatemalae 中美角鸮 墨西哥至阿根廷西北部

Montane Forest screech owl Megascops hoyi 霍氏角鸮 阿根廷和玻利维亚

Long-tufted screech owl Megascops sanctaecatarinae 长簇角鸮 阿根廷和巴西

Puerto Rican screech owl Megascops nudipes 珠眉角鸮 加勒比海岛屿

White-throated screech owl Megascops albogularis 白喉角鸮 安第斯山脉北部

角鸮属

White-fronted Scops owl Otus Sagittarius 白额角鸮 东南亚

Rufous Scops owl Otus rufescens 棕角鸮 东南亚

Sandy Scops owl Otus icterorhynchus 沙色角鸮 西非

Sokoke Scops owl Otus ireneae 肯尼亚角鸮 肯尼亚

Andaman Scops owl Otus balli 安达曼角鸮 安达曼群岛

Mountain Scops owl Otus spilocephalus 黄嘴角鸮 亚洲

Serendib Scops owl Otus thilohofmanni 斯里兰卡角鸮 亚洲

Simeulue Scops owl Otus umbra 栗角鸮 锡默卢群岛，苏门答腊

Javan Scops owl Otus angelinae 爪哇角鸮 爪哇

Sulawesi Scops owl Otus manadensis 苏拉威西角鸮 苏拉威西岛

Sangihe Scops owl Otus collari 桑岛角鸮 桑义赫群岛，苏拉威西岛

Luzon Scops owl Otus longicornis 吕宋角鸮 菲律宾吕宋岛

Mindoro Scops owl Otus mindorensis 民岛角鸮 菲律宾民都洛岛

Mindanao Scops owl Otus mirus 棉兰角鸮 菲律宾棉兰老岛

Sao Tomé Scops owl Otus hartlaubi 圣多美角鸮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Pallid Scops owl Otus brucei 纵纹角鸮 中东至中亚

Flammulated owl Otus flammeolu 花彩角鸮 北美洲西部和中美洲

Common Scops owl Otus scops 普通角鸮 欧亚大陆

African Scops owl Otus senegalensis 非洲角鸮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Oriental Scops owl Otus sunia 东方角鸮 南亚和东亚

Nicobar Scops owl Otus alius 尼科巴角鸮 尼科巴群岛

Elegant Scops owl Otus elegans 兰屿角鸮 日本南部岛屿、中国台湾和吕宋岛

Mantanani Scops owl Otus mantananensis 南菲律宾角鸮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Flores Scops owl Otus alfredi 弗洛角鸮 弗洛勒斯岛

Siau Scops owl Otus siaoensis 锡奥角鸮 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西奥岛

Enggano Scops owl Otus enganensis 恩加诺角鸮 苏门答腊恩加诺岛

Seychelles Scops owl Otus insularis 裸腿角鸮 塞舌尔马埃岛

Biak Scops owl Otus beccari 比岛角鸮 巴布亚省鸟头湾中的比亚克岛

Madagascar Scops owl Otus rutilus 马岛角鸮 马达加斯加

Pemba Scops owl Otus pembaensis 奔巴角鸮 坦桑尼亚奔巴岛

Anjouan Scops owl Otus capnodes 烟色角鸮 印度洋科摩罗昂儒昂岛

Torotoroka Scops owl Otus madagascariensis 托罗卡角鸮 马达加斯加西部

《角鸮》（Nyctea nivea），出自萨韦里奥·马内蒂（Saverio Manetti）的Ornithologia Methodice Digesta atque Iconibus Aeneis第一卷（佛洛伦萨，1767）。

Mayotte Scops owl Otus mayottensis 马约特岛角鸮 印度洋科摩罗群岛

Moheli Scops owl Otus moheliensis 莫岛角鸮 印度洋科摩罗莫爱利岛

Grand Comoro Scops owl Otus pauliani 科摩罗角鸮 印度洋大科摩罗岛

Rajah's Scops owl Otus brookii 拉氏角鸮 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

Collared Scops owl Otus bakkamoena 印度领角鸮 东亚和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日本

Mentawai Scops owl Otus mentawi 明岛领角鸮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部明打威群岛

Palawan Scops owl Otus fuliginosus 巴拉望角鸮 菲律宾

Whitehead's Scops owl Otus megalotis 菲律宾角鸮 菲律宾吕宋群岛

Lesser Sunda Scops owl Otus silvicola 华莱士角鸮 巽他群岛中的弗洛勒斯岛和松巴哇岛

White-faced Scops owl Otus leucotis 白脸角鸮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Palau Scops owl Otus podarginus 帕劳角鸮 帕劳群岛

古巴角鸮属

Bare-legged owl Gymnoglaux lawrencii 古巴角鸮 古巴

小雕鸮属

Giant Scops owl Mimizuku gurneyi 巨角鸮 菲律宾

雕鸮属

Snowy owl Bubo scandiaca 雪鸮 北极

Great horned owl Bubo virginianus 美洲雕鸮 北美洲和南美洲

Eurasian eagle owl Bubo bubo 雕鸮 欧洲和亚洲

Rock eagle owl Bubo bengalensis 印度雕鸮 南亚

Pharaoh eagle owl Bubo ascalaphus 荒漠雕鸮 北非和中东

Cape eagle owl Bubo capensis 海角雕鸮 东非和南非

《雪鸮》，出自约翰·古尔德的《英国鸟类》（The Birds of Great Britain）第四册（1873）。

Spotted eagle owl Bubo africanus 海角雕鸮 阿拉伯半岛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Fraser's eagle owl Bubo poensis 弗氏雕鸮 西非

Usambara eagle owl Bubo vosseleri 坦桑雕鸮 坦桑尼亚

Forest eagle owl Bubo nipalensis 林雕鸮 印度和东南亚

Malay eagle owl Bubo sumatranus 马来雕鸮 南亚

Shelley's eagle owl Bubo shellyei 横斑雕鸮 西非

Verreaux's eagle owl Bubo lacteus 黄雕鸮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大雕鸮》（Bubo maximus），出自萨韦里奥·马内蒂的Ornithologia第一卷（1767）。

Dusky eagle owl Bubo coromandus 乌雕鸮 印度和东南亚

Akun eagle owl Bubo leucostictus 蝶斑雕鸮 西非

Philippine eagle owl Bubo philippensis 菲律宾雕鸮 菲律宾

渔鸮属

Blakiston's sh owll Ketupa blakstoni 毛腿渔鸮 东亚和日本

Brown sh owll Ketupa zeylonensis 褐渔鸮 中东和南亚

Tawny sh owll Ketupa flavipe 黄腿渔鸮 中亚和东南亚

Malay sh owll Ketupa ketupa 马来渔鸮 东南亚

斑渔鸮属

Pel's shing owll Scotopelia peli 横斑渔鸮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Rufous shing owll Scotopelia ussheri 棕渔鸮 西非

Vermiculated shing owll Scotopelia bouvieri 矛斑渔鸮 西非

林鸮属

Spotted wood owl Strix seloputo 点斑林鸮 东南亚

Mottled wood owl Strix ocellate 白领林鸮 印度和缅甸西部

Brown wood owl Strix leptogrammica 褐林鸮 印度，华南，东南亚

Tawny owl Strix aluco 灰林鸮 欧洲，亚洲，北非，中东

Hume's tawny owl Strix butleri 漠林鸮 中东

Spotted owl Strix occidentalis 斑林鸮 北美洲西部和墨西哥

Barred owl Strix varia 横斑林鸮 北美洲和墨西哥

Fulvus owl Strix fulvensis 茶色林鸮 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北部

Rusty-barred owl Strix hylophila 锈斑林鸮 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东北部

Rufous-legged owl Strix rufipe 棕斑林鸮 南美洲南部

Chaco owl Strix chacoensis 查科林鸮 玻利维亚，巴拉圭和阿根廷

Ural owl Strix uralensis 长尾林鸮 中欧和北欧，中亚，日本

David's wood owl Strix davidi 四川林鸮 中国

《灰林鸮》（Aluco aldrov），出自马内蒂的Ornithologia第一卷（1767）。

Great grey owl Strix nebulosa 乌林鸮 北欧，亚洲和北美洲

African wood owl Strix woodfordii 非洲林鸮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Mottled owl Strix virgata 杂色林鸮 墨西哥，中南美洲

Black-and-white owl Strix nigrolineata 斑眉林鸮 墨西哥至厄瓜多尔

Black-banded owl Strix huhula 黑斑林鸮 北美洲和南美洲中部

Rufous-banded owl Strix albitarsus 棕斑叫鸮 安第斯山脉北部

鬃鸮属

Maned owl Jubula letti 鬃鸮 西非

冠鸮属

Crested owl Lophostrix cristata 冠鸮 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

眼镜鸮属

Spectacled owl Pulsatrix perspicillata 眼镜鸮 墨西哥，中南美洲

Band-bellied owl Pulsatrix melanota 斑腹眼镜鸮 安第斯山脉北部

Tawny-browed owl Pulsatrix koeniswaldiana 茶眉眼镜鸮 南美洲东部

猛鸮属

Hawk owl Surnia ulula 猛鸮 北美洲，北欧，北亚

鸺鹠属

Eurasian pygmy owl Glaucidium passerinum 花头鸺鹠 北欧和中欧，北亚

Collared pygmy owl Glaucidium brodiei 领鸺鹠 中国的喜马拉雅山和东南亚

Pearl-spotted owlet Glaucidium perlatum 珠斑鸺鹠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Northern pygmy owl Glaucidium gnoma 山鸺鹠 北美洲西部和中美洲

Andean pygmy owl Glaucidium jardinii 安第斯鸺鹠 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

Costa Rican pygmy owl Glaucidium costaricanum 哥斯达黎加鸺鹠 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

Cloud-forest pygmy owl Glaucidium nubicola 厄瓜多尔鸺鹠 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

Yungas pygmy owl Glaucidium bolivianum 玻利维亚鸺鹠 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

Pernambuco pygmy owl Glaucidium mooreorum 伯州鸺鹠 巴西

Amazonian pygmy owl Glaucidium hardyi 亚马逊鸺鹠 南美洲北部

Least pygmy owl Glaucidium minutissimum 巴西鸺鹠 墨西哥和中北美洲

Central American pygmy owl Glaucidium griseiceps 中美鸺鹠 中美洲，南美洲和北美洲

Tamaulipas pygmy owl Glaucidium sanchezi 塔州鸺鹠 墨西哥

Colima pygmy owl Glaucidium palmarum 科利马鸺鹠 墨西哥

Subtropical pygmy owl Glaucidium parkeri Glaucidium 派克鸺鹠 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

Ferruginous pygmy owl Glaucidium brasilianum 棕鸺鹠 中南美洲

Peruvian pygmy owl Glaucidium peruanum 秘鲁鸺鹠 厄瓜多尔和秘鲁

Austral pygmy owl Glaucidium nanum 南鸺鹠 阿根廷和智利

Cuban pygmy owl Glaucidium siju 古巴鸺鹠 古巴

Red-chested owlet Glaucidium tephronotum 红胸鸺鹠 热带非洲

Sjostedt's pygmy owl Glaucidium sjostedti 中非鸺鹠 中非西部

Cuckoo owlet Glaucidium cuculoides 斑头鸺鹠 中国和东南亚

Javan owlet Glaucidium castanopterum 栗翅鸺鹠 印度尼西亚

Jungle owlet Glaucidium radiatum 丛林鸺鹠 巴基斯坦至缅甸

Chestnut-backed owlet Glaucidium castanotum 栗背鸺鹠 斯里兰卡

Chestnut owlet Glaucidium castaneum 栗鸺鹠 热带西非

African barred owlet Glaucidium capense 斑鸺鹠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Albertine owlet Glaucidium albertinum 艾伯鸺鹠 扎伊尔东部和卢旺达

长须鸺鹠属

Long-whiskered owl Xenoglaux loweryi 长须鸺鹠 秘鲁北部

娇鸺鹠属

Elf owl Micrathene whitneyi 姬鸮 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

小鸮属

Little owl Athene noctua 纵纹腹小鸮 欧洲，北非，中东，亚洲

Spotted little owl Athene brama 横斑腹小鸮 南亚

《纵纹腹小鸮》，出自约翰·古尔德的《英国鸟类》第四册（1873）。

Burrowing owl Athene cunicularia 穴小鸮 美洲

林斑小鸮属

Forest spotted owl Heteroglaux blewitti 林斑小鸮 印度中部

鬼鸮属

Tengmalm's owl Aegolius funereus 鬼鸮 欧洲，北亚，北美洲

Northern saw-whet owl Aegolius acadicus 棕榈鬼鸮 北美洲和墨西哥北部

Unspotted saw-whet owl Aegolius ridgwayi 无斑棕榈鬼鸮 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

Bu-fronted owll Aegolius harrisii 黄额鬼鸮 南美洲西北部和中南部

鹰鸮属

Rufous owl Ninox rufa 棕鹰鸮 澳大利亚北部和新几内亚

Powerful owl Ninox strenua 猛鹰鸮 澳大利亚东南部

Barking owl Ninox connivens 吠鹰鸮 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摩鹿加群岛

Sumba boobook Ninox rudolf 松巴鹰鸮 印度尼西亚

Southern boobook Ninox novaeseelandiae 斑布克鹰鸮 澳大拉西亚

Little Sumba hawk owl Ninox sumbaensis 小松巴鹰鸮 印度尼西亚松巴岛

Brown hawk owl Ninox scutuluta 鹰鸮 南亚和东亚

Andaman hawk owl Ninox affin 安达曼鹰鸮 安达曼－尼科巴群岛

White-browed hawk owl Ninox superciliaris 白眉鹰鸮 马达加斯加

Philippine hawk owl Ninox philippensis 菲律宾鹰鸮 菲律宾

Cinnabar hawk owl Ninox ios 朱红鹰鸮 苏拉威西岛（西里伯斯岛）

Ochre-bellied hawk owl Ninox ochracea 赭腹鹰鸮 苏拉威西岛（西里伯斯岛）

Togian hawk owl Ninox burhani 托岛鹰鸮 托吉安群岛，苏拉威西岛（西里伯斯岛）

Indonesian hawk owl Ninox squamipila 栗鹰鸮 东南亚岛屿

Christmas hawk owl Ninox natalis 圣诞岛鹰鸮 圣诞岛

Jungle hawk owl Ninox theomacha 褐鹰鸮 新几内亚

Admiralty Islands hawk owl Ninox meeki 阿默岛鹰鸮 阿德默勒尔蒂群岛

Speckled hawk owl Ninox punctulata 斑鹰鸮 苏拉威西岛（西里伯斯岛）

Bismarck hawk owl Ninox variegata 俾斯麦鹰鸮 新不列颠和新爱尔兰岛

New Britain hawk owl Ninox odiosa 新不列颠鹰鸮 新不列颠岛

Solomon Islands hawk owl Ninox jacquinoti 所罗门鹰鸮 所罗门群岛

丛鹰鸮属

Papuan hawk owl Uroglaux dimorpha 丛鹰鸮 新几内亚

牙买加鸮属

Jamaican owl Pseudoscops grammicus 牙买加鸮 牙买加

Striped owl Pseudoscops clamator 纹鸮 墨西哥，中南美洲

所罗门鸮属

Fearful owl Nesasio solomonensis 所罗门鸮 所罗门群岛

《普通猫头鹰》（Noctua vulgaris），出自马内蒂的Ornithologia第一卷（1767）。

长耳鸮属

Stygian owl Asio stygus 乌耳鸮 墨西哥，中南美洲

Long-eared owl Asio otus 长耳鸮 欧洲，中东，亚洲，非洲

Abyssinian long-eared owl Asio abyssinicus 埃塞长耳鸮 东非和扎伊尔

Madagascar long-eared owl Asio madagascariensis 马岛长耳鸮 马达加斯加东部

Short-eared owl Asio flammeu 短耳鸮 欧洲，亚洲和美洲

African marsh owl Asio capensis 沼泽耳鸮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1] Conrad Gesner, Icones Avium（Zürich, 1560）, pp. 14–17.

[2] Ulyssis Aldrovandi, Opera Omnia（Bologna, 1638–68）, Libri xii, Ornithologiae（1646）pp. 498–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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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只猫头鹰，是一只猫头鹰 /（英）德斯蒙德·莫里斯著 ; 杨楠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9.5

（动物不简单. 第1辑）

书名原文: Owl

ISBN 978-7-5086-9768-0

Ⅰ . ①一… Ⅱ . ①德… ②杨… Ⅲ . ①鴞形目－儿童读物 Ⅳ . ① Q959.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7064号

Owl by Desmond Morris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UK，2009 in the Animal Series.

Copyright © Desmond Morris 2009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一只猫头鹰，是一只猫头鹰

著者：[ 英] 德斯蒙德·莫里斯

译者：杨楠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14千字

版次：2019年5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784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768–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乞力马扎罗的豹子

前言

豹子是典型的猫科动物。跟它相比，狮子和老虎显得大而无当，其他猫科动物则显得微不足道。唯一的例外是美洲豹，恕笔者偏心，在我看来，它是豹子在南美洲的翻版，是与之平行进化的产物。

狮群在开阔处捕猎，共同分享猎物；豹子却是独行客，行踪诡秘，自私自利。它以伏击而非追击的方式捕杀猎物，然后把战利品拖到高高的树上，在这里独自进餐。在野外，豹子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龙一样，尽管没有人亲睹其形，却令人谈之色变[1]——它是一种邪恶而致命的存在，潜伏在矮树丛中，其他动物却浑然不觉。如果运气够好，你或许偶尔会瞥见它健壮的身躯，慵懒而高傲地趴在舒适的树枝上，在正午的热浪中兀自休憩。

豹子是猫科动物中最纯粹的杀戮机器，因此数世纪以来备受人类敬畏。田野博物学家乔纳森·斯科特（Jonathan Scott）是全球最了解非洲大猫的人，他直截了当地把豹子称为“完美的捕猎者”。

早年间，当人类更有可能通过猎人的猎枪而非博物学家的双筒望远镜窥视豹子时，它们的名声与现在略有不同。因为它们极其隐秘，擅长在矮树丛中隐而不露，豹子让那些被称为大型动物猎手的“运动绅士”沮丧不已。在20世纪初，据说一位布拉西福德上校曾声称：“老虎是绅士，但豹子是无赖。”

由于豹子行踪诡秘，因此在野外一睹其真容令人终生难忘。我自己就在肯尼亚遇到了这一宝贵时刻。当时我刚结束一次漫长的影片拍摄之旅，在返回内罗毕的途中，我的司机突然说道：“豹子。”我大声让他停车，然后从敞开的车顶探出头去。瞧啊，就在路边的一棵树上，一只成年豹子满不在乎地顺着一根树枝趴着，四条腿懒洋洋地耷拉在树枝两侧。在同伴提醒我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赶飞机时，我赶紧拍了一张照片。那是一次坦塔罗斯式令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短暂邂逅[2]，但却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激发了我对这一物种的独特兴趣，也成为我撰写本书的缘由。

本书作者在肯尼亚第一次看见野生豹子，当时它正趴在一根树枝上休息。

豹子是一种复杂而聪慧的动物，一些富于戏剧性的事件证明它会怀恨在心，在遭到虐待后有寻求报复的倾向。最近发生在肯尼亚的一件事，堪称这方面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例子之一。在那里，有一只雌豹总喜欢捕杀家养的牲畜，村民向当地的护林员求助。他们没有杀掉这只动物，而是决定捕捉它，并将它转移到一个偏远的地方，远离人类定居点，然后将它放归野外。它被按部就班地捕捉，并装在一辆卡车后面的移动笼子里。到达放归地点后，一名护林员打开笼子，便飞快地钻进卡车驾驶室里。让他烦恼的是，那只豹子现在把笼子当作一个安全而温暖的巢穴，蜷曲着身子待在里面，拒绝离开。处于紧张状态的它非常警觉，不愿冲进外面的野地中。

过了一会儿，护林员失去了耐心，他从驾驶室的车门里探出身去，开始用一根沉重的棍子敲击笼子的侧面。那只豹子冲着他咆哮，但仍然拒绝挪动。然后护林员犯下一个大错。他拿起一根又长又尖的棍子，开始透过笼子的铁丝网戳豹子。结果豹子怒吼起来，用上下颚咬住那根棍子，试图从护林员手中将棍子夺走。护林员终于放弃了，坐回驾驶室里。就在这时，那只豹子站起身来，走出笼子，但它并未跑进矮树丛中——面对这种环境，几乎所有其他被捕获的野生动物都会如此反应——而是围绕卡车驾驶室徘徊，并通过半开的车窗往里跳。护林员惊慌失措，试图关上车窗，却在不经意间朝错误的方向摇动手柄，结果车窗非但没有升高，反倒降了下来。于是豹子跳进驾驶室，开始攻击护林员的头部和胸部，反复抓他。

这可不是一头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动物出于自卫而反抗，这是一次精心算计的袭击。那名护林员血流如注，但仍然沉着冷静地用靴子把那只豹子往外踹，最终将它踹出了驾驶室，然后它就逃之夭夭了。护林员被它抓伤的伤口缝了21针，并留下了永久性的疤痕。

胶片捕捉到了这一连串不同寻常的事件，揭示了豹子是一种颇有心机、报复心重的动物，有仇必报。我曾经观察到黑猩猩、大猩猩和大象如此行事，会向那些虐待它们的人寻机复仇，但发现豹子也属于这个由顶级聪明的动物组成的精英群体，我还是感到吃惊。

这或许也是马戏团的驯兽师认为豹子“不可靠”的原因。他们的真正意思是，一只接受训练的豹子在经历了漫长的屈辱后，有一天会感觉自己已经忍无可忍，于是毫无预警地展开血腥的复仇。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记住，如果抱着仁慈之心，满怀善意地亲手养大一只豹子，那么它也会成长为一个忠诚而友好的同伴。

在撰写本书时，我会尝试着展示豹子个性中的方方面面——它优雅健壮的体魄，它精湛的捕猎技巧，它机警腼腆的个性，它狡黠的智慧，它充满母性的奉献精神，以及它对孤独生活的偏好。我还会考察数世纪以来人类对豹子世界的冲击——它们几乎全都损害了这种动物。我更愿意讲述我们一直以来是如何崇拜和尊重这种大猫的，但遗憾的是，我办不到。我们猎杀它，诱捕它，屠戮它，折磨它，并且普遍地剥削它，诸如此类的事情全都稀松平常。不过时移世易，如今我们终于对它感到惊奇，开始观察它，保护它了。希望本书能够对这一改变过程带来些许帮助。

最后，笔者还要对豹子的英文名称啰唆几句。过去，这方面存在很多混淆，即便到现在也仍有若干问题存疑。数世纪以前，人们认为豹子是狮子（lion）与黑豹（pard）的杂交产物，它在英语里的名称leo-pard便来源于此。有些权威人士认为，pard是panther的另一个说法，另一些人则认为panther指的是雌性的豹子。pard、panther和leopard这三个词语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直到伟大的约翰逊博士[3]最终在他1760年的词典中大胆宣布panther即为pard，而pard就是leopard。换言之，这三个词指的都是同一种动物。在约翰逊的时代之后，pard一词逐渐被淘汰，但panther一词却被设法保留了下来，在说到那种被通称为“黑豹”的黑色豹子时尤其如此。不幸的是，美洲豹和美洲狮有时也被称为panther，因此最终幸存下来并获得科学认可的是leopard一词，而其学名Panthera pardus则使得它那两个已经废弃的旧称以拉丁文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正如这幅插图所示，当《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第一版在1771年出版时，其编纂者仍然把panther与leopard搞混了。

第二个容易混淆之处涉及猫科动物中究竟有多少个以leopard为名的物种。下面的表格展示了现代的分类，应该可以澄清这一状况：

豹 LEOPARD Panthera pardus

分布于非洲和亚洲

美洲豹 AMERICAN LEOPARD Panthera onca

英文俗名现为JAGUAR，分布于中南美洲

雪豹 SNOW LEOPARD Uncia uncial

英文俗名又叫OUNCE，分布于中亚

猎豹 HUNTING LEOPARD Acinonyx jubatus

英文俗名现为CHEETAH，分布于非洲和亚洲

云豹 CLOUDED LEOPARD Neofelis nebulosa

分布于亚洲

巽他云豹 SUNDA CLOUDED LEOPARD Neofelis diardi

分布于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

本书以上述6个物种中的第一个为主题。为了保持完整性，另外5种将在附录二中进行简要的介绍。

[1] 语出莎士比亚戏剧《科利奥兰纳斯》，剧中科利奥兰纳斯称自己就像一条“独龙”，身在沼泽中，虽然人们看不见它，但说起它来就会让人感到恐惧。——译者注（后同）

[2] 坦塔罗斯是古希腊神话里的一个人物，为了考验诸神是否真的无所不知，他杀掉自己的儿子并烹煮其肉，然后邀请诸神赴宴，结果因此被罚入冥界，站在齐颈深的水中，头上是硕果累累的果树。然而每当他口渴低头喝水时，水就流走；每当他饥饿想吃水果时，却无论怎样都摘不到水果。于是人们就用他比喻这种欲求得不到满足的痛苦。

[3] 即塞缪尔·约翰逊，18世纪的英国著名学者，编纂出历史上第一部《英语大词典》。

第一章

古代的豹子

Chapter One Ancient Leopards

1994年，在法国的肖维－蓬达克岩洞（Chauvet-Pont-d’ Arc Cave）发现了迄今最古老的豹子形象，至少有23 000年的历史，甚至可能更古老。尽管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洞穴里还发现了众多其他有关动物的史前洞穴岩画，但这一处却是第一个准确描绘豹子的例子，而且仅此一处。就像所有石器时代的洞穴岩画一样，这种动物的外形描画得相当准确，不存在程式化的夸张。其线条或许非常简单，但却很好地把握到了一只成年豹子身体各部分的比例。[1]

仔细研究旧石器时代的欧洲洞穴艺术，就会发现它们描绘的全都是动物死亡后的姿态。换言之，它们都是纪念被杀死的单只动物。这一事实也解释了它们为何以如此写实主义的方式表现那些动物——这些画都是个体的肖像画而非象征性的图形。肖维岩洞里的犀牛岩画之一，就描绘了血液从这头动物嘴里喷射出来；那只豹子脑袋下面的红色污迹，或许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表示血液。

法国肖维岩洞里用红色赭石画的一只豹子，创作于23 000多年前。

一尊黏土小雕像，表现一位身怀六甲的女性人物，其两侧各有一只大型猫科动物，由詹姆斯·梅拉特发现于加泰土丘。

要找到下一处表现豹子的史前艺术，我们不得不等到此后大约15 000年，来到位于今土耳其境内的古老定居点加泰土丘（Catal Huyuk）。在那里的一堵房屋墙壁上，有一对与原物大小相当的豹子浮雕，表现了它们头挨着头、竖着尾巴的样子，描绘得精美绝伦，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6 000年左右。在其他史前遗址都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它表达了什么意思，不过确实有若干颇有想象力的说法。据发掘该遗址的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所言，它们是“那位女神的标志”。这个想法似乎基于他的一个发现：在一个食品储存罐里，有一尊“胖女人”的坐姿小雕像，其两侧各有一只大型猫科动物，弯曲的尾巴友好地贴在她背上，从她的双肩垂落下来。这两只大猫身上没有斑点，但那两对圆圆的小耳朵表明，它们应该是豹子。除此之外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它们是形象夸张的家猫，被用来控制谷物中的有害动物。由此就可以理解它们为何被放在一个盛放食物的容器中，仿佛这么做是为了让它们提供一种抵御啮齿动物的象征力量。

有一点显而易见：墙上这对巨大的豹子已经存在很久。因其中一只受过破坏，梅拉特得以更仔细地查看其结构。结果他发现，浮雕中的形象曾经翻来覆去地重新涂抹灰膏和颜料，似乎是为某种重复的仪式而将它装饰一新。据他估计，浮雕曾经被修缮了大约40次，他还提出一句令人难忘的评论：“在加泰土丘，豹子的斑点一直在变化。”

这块浮雕上最早的豹子形象比保存下来的版本小很多，它们有黑色的爪子，玫瑰形的花纹比稍后的版本更大但更少。稍后，白色的背景中画上了成排的黑色玫瑰形花纹，豹子的身体、四肢和尾巴全都是白色。其中的两团玫瑰形花纹构成了它们的眼睛。它们的嘴是红色的，爪子和尾巴尖全部用鲜红色的颜料勾勒出来。在更晚的版本中，豹子被涂上柠檬黄，玫瑰形花纹也被一些黑点所取代。它们的嘴、尾巴尖和爪子全都用粉红色条纹做了强调。到这个阶段，两只动物的身体轮廓都用黑色颜料潦草地勾勒出来。终于，到了最后阶段，整个浮雕都用石灰水粗略地刷过，什么细节都看不到了。此时，豹子的外形已经因为反复涂抹一层层的灰泥而变得笨拙。梅拉特小心翼翼地将这外面的几层灰泥揭掉，露出厚重表面下隐藏的一个更有趣的阶段。[2]

加泰土丘，两只用灰泥描绘出来的豹子浮雕，创作于大约公元前6000年。

对加泰土丘的进一步挖掘显示，这里的豹子崇拜持续了数百年。在一个更古老的时期，又发现了另一对浮雕豹子，比前述那一对早200年左右，接着第三对也发现了，创作的时间还要早200多年。所有这三对豹子都被描绘成头对着头、竖着尾巴的样子。有人提出，这样的构图表现的是豹子在打架，但也有可能暗示两只豹子之间友好的问候。或者，它们表示的应该是死去的豹子，在人们庆祝自己征服了一种能够致人死命的猫科捕猎者时，被仪式性地摆出这个姿势，也许这才是正确的阐释。

在加泰土丘还发现了一些小型的石灰岩雕刻，表现一个人骑在豹子背上。在这里，豹子的斑点用一个个钻出来的小孔来表示。其中有两个人物是侧骑姿势，另一个是以职业骑师的姿势跨骑在豹子背上。有一个已经损坏的人物形象显然是女性，还有一个似乎围着一条豹皮围巾。这些小雕像很可能是佩戴的垂饰，梅拉特因此而将豹子描述为“动物世界与自然界诸神的神兽”。

在加泰土丘的一处创作于公元前5790—前5750年的壁画中，有一个右手举着弓的人物形象，梅拉特把他描述为一个猎人，身穿带有斑点的豹皮。如果他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处古代定居点的居民不仅在墙壁上创造出了豹子的雕像，而且还猎杀它们并以其皮毛作服装。

在一个位于现代土耳其境内的史前定居点，豹子居然成为其艺术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或许看起来有些令人吃惊。如今，豹子在近东地区已经几乎灭绝，我们不再把它们与该地区联系起来，但在8 000年前，这些危险的捕食者在这里很常见，对当地人口，尤其是他们的家畜，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就像更早的洞穴岩画那样，那堵墙壁浮雕中描绘的也是豹子死去而非活着的姿势，那么这种情况无疑正是加泰土丘的居民希望看到它们的样子。关于那种似乎反复举行的仪式具有何种性质，这一点或许也可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3]

让我们继续介绍一些早期文明中的豹子形象，在公元前4000年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一件栩栩如生的石灰岩豹子雕刻。作品似乎捕捉到了它突然转身面对观者的那个瞬间，它警惕而愤怒，双目圆瞪，上下颌微微张开，可以清楚看到它那对巨大的犬齿。就好像创造这个形象的艺术家真的观察过一只豹子，它很可能是掉入了陷阱，正对捕捉它的人做出防御反应。作品相当完美地记录下了它的姿态和身体比例。[4]

稍后，在古埃及，豹子因为其皮毛之美而受尽磨难的漫长历史终于从这里开始了。那里的高级祭司以身披豹皮斗篷的方式，来显示其高高在上的地位，这样的服装附件在当时肯定极端罕见而珍贵。我们从一些早期的记录获知，这些皮毛是作为特殊的贡品，从南方的努比亚带来的。有一段铭文这样写道：“我从黑人之地为阁下带来……瞪羚、豹皮。”它们的稀有，加上它们的美丽，更别提“劝说”野生豹子放弃这身皮毛所涉及的种种危险了，肯定让它们成为仪式性服装中极为宝贵的珍品。

埃及公主内菲迭贝特（Neferetiabet：公元前2590—前2565年），发现于她在吉萨的坟墓。

在底比斯，一座重要的坟墓以相当惊人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那些被带到埃及来的是何种贡品，以及它们之间因产地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在坟墓入口对面的墙壁上，有一系列排成行的画，从它的一件复制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间那一行描绘了肤色黝黑的努比亚人带着他们具有异国色彩的贡品来到埃及。这些礼物中包括若干猴子和狒狒、一只长颈鹿和一头豹子。在画的右边，还有一张美轮美奂的豹皮，已经摊开供人查看。一头步行的豹子则戴着项圈，系着绳子，显然是一只驯养的动物，很可能是一只令人惊叹的宠物，为法老的私人花园而准备的。尽管它体形细长，但我们可以肯定它是一头豹子而非猎豹，因为只需细细观察它身上的斑点，就会发现它们被非常写实地描绘成豹子的玫瑰形花纹，而非猎豹那种典型的实心圆点。[5]

公元前1500年的一只人工驯养的豹子，它身上的斑点被准确地描绘成玫瑰形。

这幅画来自宰相雷克米尔（Rekhmire the Vizier）的坟墓，他是这片土地上地位最显赫的文官，其工作是在各国向法老纳贡时检查那些贡品。他在公元前15世纪的法老图特摩西斯三世（Tuthmosis III）和阿蒙诺菲斯二世（Amenophis II）手下服务，当时的埃及帝国，不管从领土面积还是国家富足程度看，均如日中天。通常，法老会把一些奢华的豹皮留给自己，要么当作戏装来穿，要么铺在皇宫中的宝座上，让自己坐着更舒服。另外一些豹皮则赏赐给了他宫廷里的宠臣，供他们在特殊场合穿戴。有人提出，豹皮上的斑点对埃及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让他们想起天上的星星。这一看法可从下面的事实中获得支持：当埃及人制作人造的豹皮装饰时，他们会用五角星表示那些斑点。

祭司阿尼恩（Anen）的一尊青铜雕像，描绘了一张覆盖着星星图案的豹皮及与之相连的豹头。阿尼恩在公元前14世纪的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统治时期担任祭司。

古埃及人把豹子视为一种神圣的动物，认为它是天空女神玛芙代特（Mafdet）的化身。它与天空之间的联系暗示了“斑点＝星星”的象征性等式。这种对豹子的崇拜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第五王朝就已出现。作为亡者的保护神，女神玛芙代特的职责之一，就是攻击那些阻碍亡灵通往来世的蛇和蝎子。

继承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un）皇位的法老阿伊（Ay），在公元前1323年的一次葬礼中披着一件豹皮做的斗篷，上面仍然带着豹子的头部、尾巴、四肢和爪子。这幅画来自图坦卡蒙的陵墓。

在古埃及神话中，一切都很复杂，关于豹子身上那些著名的斑点，这里有一种截然不同的传说，涉及神灵霍鲁特（Horus）和赛特（Seth）之间的一场争斗。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敌人伤害，赛特能够变成任何动物。有一次，他变成一头砂砾色的豹子，这种颜色如此完美地融入了沙漠的沙子中，因此他能够在霍鲁特面前隐藏起来。老鹰霍鲁特在高空中盘旋，试图在下面的沙漠中找到他的敌人，却徒劳无益。但豺狗阿努比斯（Anubis）就获得了成功，凭借犬类的敏锐嗅觉，他嗅出了几乎隐身的赛特。诡计多端的阿努比斯决定给豹子身上打下更明显的烙印，这样将来碰到类似的情况就省事一些了。他一路小跑，来到尼罗河岸边，四处拍打自己的爪子，直到它们全都覆盖上这条大河盛产的黑色淤泥。然后它就跳到豹子背上，在其皮毛上盖满泥巴爪印。根据这个传说，豹子身上那些斑点就是这么产生的。

不得不承认，跟其他神兽相比，豹子似乎并没有给古代艺术家带来什么灵感。时光荏苒，数世纪过去了，玛芙代特让位于赛克迈特（Sekhmet）和巴斯特（Baster），即与狮子和家猫相联系的神祇。在古埃及艺术中，每出现一个玛芙代特的形象，与之对应的就有上千个赛克迈特或巴斯特的形象。在少数幸存至今的豹子模型和雕塑中，有一件蓝色的彩釉陶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还有一件更大的彩绘木头雕像，来自公元前15世纪的图特摩西斯三世坟墓。那个木头雕像令人迷惑，因为它跟古埃及首相雷克米尔坟墓中的彩绘豹子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有着同样细长的体形。有人会争论说，这两个形象都根据同一只半饥饿的豹子塑造而成，是由努比亚人从非洲热带地区带来的异国礼品。但这种细长的体形更有可能只是一种风格化的特征，因为不管是描绘人类还是动物，古埃及艺术家通常都对瘦削的身材情有独钟。细细查看那只木头豹子受到严重损坏的表面，得出的结论似乎支持后一种观点，因为它表明这个雕像最初是涂成黑色的，说明其原型是一只黑豹。这样一只动物，比那些带有斑点的豹子更罕见，也更有异国色彩，无疑投合法老宫廷的所好。那只木头雕像的其他细节还说明，它最初属于一组群雕，很可能附有法老的跨骑形象。

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坟墓里也有一对黑豹小雕像，属于一尊皇家雕像的底座。这对豹子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塑造得非常准确，其黑色的表面也保存得更好。

图坦卡蒙的坟墓里发现了一件古怪的玩意儿，是一把覆盖着豹皮的乌木折叠凳子。其古怪之处就在于，尽管它是设计成折叠的，但却再也无法折叠起来；而且，它表面覆盖的豹皮也不是真皮，而是高度风格化的假豹皮，豹子的斑点同样以五角星的形式出现。这把凳子上的假豹皮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其背景是黑色的乌木，而那些“星星”或“玫瑰花纹”则是镶嵌的白色象牙。这与自然的豹皮色彩对比恰恰相反，后者是淡色背景上的黑色玫瑰状花纹。如果不是从凳子上垂落的四肢和尾巴，要把它当作豹皮凳子就很难接受。遗憾的是，几个豹爪没有了，据说其表面贴着纯金，对盗贼来说这是不容忽视的宝物。

幸运的是，若干黄金豹子面具总算从盗贼的眼皮底下躲过一劫。它们让人想起某些高级官员佩戴的腰带带扣。为了准确起见，有一点不得不提一下：尽管这些黄金面具一直被称为豹子面具，但实际上它们描绘的可能是猎豹的头部。线索就是那条从双眼内侧眼角向下延伸的弯曲黑线。在面具上，这些黑线受到着重强调，而在自然界中，却只能在猎豹而非豹子面部找到。这些面具中最精美的一些，发现于一座坟墓的壁龛上，是跟一名古埃及殡葬祭司[6]的豹皮披风一起找到的。面具本身用无色水晶和木头做成，镶嵌着手工打制的纯金。它额头的中央戴着皇家徽章——图坦卡蒙名字的装饰镜板。面具旁边的墙画之一，描绘了这名祭司在一场重要的葬仪中，面对法老举着那个面具。只要记住使用这只黄金面具的背景，就不难看出它为何一直被当作豹子而非猎豹，它描绘的确实可能是一只豹子，但制作面具的艺术家使用的模特是一只更友好、顺从的驯养猎豹，这或许才是神圣的“豹子面具”上为何有猎豹眼纹的真实原因。

产生于公元前1380年（古埃及第18王朝）的黄金豹子面具，其设计类似于高级祭司所佩戴的上等腰带带扣。

随着埃及人的势力逐渐走向衰落，希腊成为新的文明焦点，豹子的角色随之转变。那时它跟古希腊人对狄奥尼索斯的狂热崇拜联系起来，那是一位喜欢沉溺于感官享受的神灵。狄奥尼索斯既是酒神，也是混乱的性愉悦之神，豪华盛筵与狂欢作乐之神。在艺术作品中，狄奥尼索斯被描述成身穿豹皮甚至骑在豹子背上的形象。因此，在这里，这种狂乱的异教崇拜者所颂扬的是豹子狂热的淫欲。[7]狄奥尼索斯被刻画为野蛮自然之神，不受文明化都市束缚的原始力量之神，而作为其同伴的豹子就代表了这一切。据说它们也疯狂地热爱葡萄酒，且步态优雅，一如一位恣意放荡的酒神舞者。根据一个有关狄奥尼索斯的传说，酒神在漫游世界时被海盗抓获。两只豹子——他的神兽——出现了，将海盗们驱赶到海盗船的中央。他们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于是全部跳进海里，就在他们落入水中的那一刻，狄奥尼索斯将他们变成了海豚，这样他们就不会溺水而死了。

在权力中心转移到古罗马之前，豹子也曾非常戏剧性地出现在公元前9世纪盛极一时的伊特鲁尼亚文明中，那里也就是现在的托斯卡纳。伊特鲁尼亚人一直控制着罗马，直到公元前4世纪。他们建造了一些装饰精美的墓室，以描绘来世的场景为特色。其中一个墓室修建于公元前480—前450年，如今被称为“豹子之墓”。它位于今意大利拉齐奥区（Lazio）塔尔奎尼亚的一个古代公墓，墓室里的一幅壁画表现了一对相互对峙的豹子及在其下方举行的盛筵。据说这对大猫充当了下面那些饮酒狂欢者的保护神。它们彼此相对，伸出长长的舌头，张开着血盆大口。而且，画中的两只动物都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一条前腿从地上微微抬起，仿佛它们准备在需要的时刻发动攻击。它们身上的斑点明显是玫瑰花形状的，证明两只大猫是豹子而非猎豹。

《狄奥尼索斯及其豹子》（Dionysus and his Leopard），公元2世纪，马赛克。

在意大利塔尔奎尼亚（Tarquinia）的伊特鲁里亚古墓里发现的豹子之墓。

当古代世界的势力核心终于转移到罗马人手中时，古希腊神话中的狄奥尼索斯发现自己摇身一变为古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巴克斯。尽管名字和外表发生了转变，但他忠诚的动物伙伴仍然一如既往。这时，我们可以看见巴克斯披上新的外表，要么作为一个赤身裸体、醉醺醺的男童而骑着一头豹子，要么当他的神兽躺卧在他身边时，从一个碗里拿出食物喂它们。

虽然神话以这种象征的方式呈现处于放松状态的豹子，但它们很快就将在古罗马人生活中扮演一个远为残酷的角色，给它们在神话中的形象蒙上阴影。公元80年，残暴怪物般的古罗马竞技场建成，它那渗透了鲜血的表演场也将很快成为众多凶猛的豹子和无数其他野生动物的葬身之地。豹子在马戏团中遭受折磨的岁月也即将开始。

[1] Jean-Marie Chauvet et al., Chauvet Cave, The Discovery of the World’s Oldest Paintings (London, 1996), p.34; Jean Clottes, Return to Chauvet Cave. Excavating the Birthplace of Art: The First Full Report (London, 2003), pp.77— 79.

[2] James Mellaart, Catal Huyuk(London, 1967).

[3] Sonia Cole, in A. Houghton Broderick, ed., Animals in Archaeology(London, 1972).

[4] Arielle P. Kozloff, Animals in Ancient Art(Cleveland, oh, 1981).

[5] Patrick F. Houlihan, The Animal World of the Pharaohs(London, 1996).

[6] Shem priest，又拼写为Sem priest，是古埃及地位最高的祭司。

[7] Jocelyn Toynbee, Animals in Roman Life and Art(London, 1973),pp.82—86.

第二章

部落时代的豹子

Chapter Two Tribal Leopards

豹子经常与部落社会发生冲突，要么是因为它们与作为猎人的部落居民竞争猎物，要么是因为它们捕食家养的牲畜，要么是因为它们偶尔会成为食人野兽。对于相对缺乏保护的部落社区，豹子这样的大型夜行性捕食者肯定会一直构成威胁。被视为危险动物的它们因此招来了两种强烈的反应——恐惧与敬意。对豹子的恐惧使得岩画中出现这种动物追逐奔跑的人类的形象，而对其力量与狡狯的敬意，则使得那些希望获得这种捕食者特质的部落首领身穿豹皮。

非洲的布须曼人（Bushmen）是那片广袤大陆上最初的居民，直到他们被稍晚到达的一波波肤色更黑的部落赶走。如今，他们仅仅保留着非洲西南部一些偏远地区的土地，但他们的早期岩画仍然幸存至今，遍布整个大陆。最北到撒哈拉沙漠都能找到这些岩画，成为他们一度拥有广阔势力范围的永恒证据。据估计，非洲很可能有数万处岩画遗址，其中有很多仍未被发现。据信，有些岩画已经有27 000年的历史，但也有很多岩画的产生年代尚未确定。在布须曼人创作的这些赭红色岩画中，有很多场景都清楚地描绘了他们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其中两个涉及豹子的场景揭示了他们对这种动物的恐惧。不同于法国肖维岩洞里那种史前岩画中的豹子形象——其僵硬的四肢说明它们已经死去——这些岩画展示了豹子弯曲的四肢，说明它们显然在飞快地奔跑，追逐猎物。还有一些岩画描绘发动攻击的豹子正在靠近猎物，准备痛下杀手，一名研究这些岩画的观察者因此而评论说，它们“很可能并非‘肖像画’”。

描绘了一头豹子的布须曼人岩画。

在部落艺术描绘的各种豹子形象中，最突出的范例无疑是一对精美的象牙雕塑，于19世纪产生于贝宁。它们是哈里·罗森（Harry Rawson）元帅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礼物，他曾经在1897年指挥一支英国远征军。这支包括1 200人的军队被送到贝宁去，是为了此前一支入侵该国的英国军队遭到屠杀而实施报复。辉煌的贝宁城是非洲文化的珍宝之一，却遭到焚烧和劫掠。皇宫、宗教建筑和富豪宅邸都被焚毁。经过三天的破坏，大火蔓延，吞没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它那些伟大的艺术品要么毁于一旦，要么散佚，其中2 500件落入英国人手中。就像发生劫掠后的大多数情况一样，维多利亚女王自豪地接受了那些最精致的贝宁艺术珍品，其余的则为了支付远征军的费用而被拍卖。这两只象牙雕的贝宁豹子每只都由5块单独的象牙组成：分别构成其头部、前腿、躯体、后腿和尾巴。象牙的表面并不是光滑的，而是精雕细刻成皮毛似的纹理；豹子的斑点则用铜箔做成。那些铜来自19世纪用于触发来复枪的火帽。豹子的眼睛则用欧洲进口镜子的碎片制成。这对象牙豹子至今仍由英国皇家收藏，不过现在借展给大英博物馆了。所有贝宁艺术品最初都是为其国王即奥巴（Oba）制作的，豹子被当作他的象征性化身之一。还有一件较小的象牙黄铜豹子也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拥有高度风格化的头部。它是一件臂部装饰品，属于奥巴所穿礼服的一部分。根据一个贝宁传说，神之所以选择豹子而非其他动物来代表国王，是因为豹子拥有强大的力量和美丽的皮毛，并且能够控制动物们参加一次秩序井然的和平聚会。[1]所以，把它的形象用作奥巴权威的象征也就恰如其分了。

镶嵌着黄铜的象牙雕豹子，来自19世纪末的尼日利亚贝宁城。

有一位贝宁国王对豹子如此着迷，甚至派一些特殊的猎人为他捕捉一些活标本。他圈养的豹子作为皇家吉祥物而受到尊重，还在一些典礼中威风凛凛地参加巡礼。有时候，他也用它们祭献给诸神，但按照一个既定的惯例，只有他才可以在每年岁末的伊古埃节（Igue）期间，用其中一只豹子作为牺牲[2]，举行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国王重新获得其神秘力量，并让他赐福于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皇家豹子能参与这个重要的节日，清楚地表明这些动物在贝宁传统中处于多么核心的地位。当一位新国王登基时，他也会用一只豹子献祭，这个事实再次突出了它们的重要性。这种做法是象征性地表示新国王（那座城市的统治者）承袭了另一位国王（森林之王）的权力和智慧。[3]

描绘贝宁国王（奥巴）用豹子献祭的青铜装饰板。

海螺形状的容器，顶上站着一只豹子，产生于19世纪，来自尼日利亚东部的伊格博-尤克乌。

在西非，浇铸金属豹子雕像的传统源远流长。在贝宁城以东约100英里（约合161千米）处的尼日利亚城市伊格博－尤克乌（Igbo-Ukwu）就曾经发现一只，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9世纪。那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作品，描绘一只豹子站在一枚装饰精美的青铜海螺壳上。跟16世纪那些闻名于世的贝宁青铜装饰板相比，它的历史悠久得多。尼日利亚至今仍在制作青铜豹子，因此这一切意味着此类非洲部落传统已经延续了1 000年以上。[4]

来自伊格博－尤克乌的另一个非凡发现，是若干用青铜铸成的豹子头骨，产生于公元9世纪或10世纪。众所周知，非洲的部落领袖有时会在其聚会厅内的神坛上摆放真正的豹子头骨，作为力量与攻击性的象征。这些青铜头骨及其古怪的雕塑附件似乎也是摆放在神坛上的，很可能象征着部落酋长的崇高地位。部落时代的艺术家制作此类头骨形象是极其罕见的，就此而言，它在其他前现代艺术类别中也非常罕见。

伟大的贝宁国王居然没有选择通常公认的丛林之王——凶猛的狮子——作为其图腾动物，这似乎有些奇怪。但在非洲民间传说中，其实豹子才是真正的兽中之王，而狮子拔得头筹不过是西方人的看法罢了。非洲各部落对豹子情有独钟是出于如下几个原因：首先，他们认为豹子虽然个头略小，但却更聪明；其次，他们相信豹子比狮子更擅长狩猎，就算是整个狮群都无法制服的某些大型动物，它们也能猎杀；其三，部落猎人发现，杀死一头成年狮子比一头成年豹子更容易。

来自西非的青铜豹子头骨，制作于20世纪。

贝宁青铜装饰板，描绘了捕猎豹子的场面，创作于1500—1700年前后。

豹子给贝宁城的统治者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他们在那些镶嵌于其宫殿墙壁边缘的著名青铜装饰板上描绘了这些动物的特殊形象。其中一块装饰板现藏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展示了一只流线型的优雅豹子及其尖利的犬齿和繁茂的髭须。比较小的青铜豹子雕塑也很流行，非洲部落艺术家至今仍在制作此类物品。它们中有些带有夸张的犬齿，而另外一些则表现豹子用嘴叼着幼崽。这些青铜雕塑的质量参差不齐，既有技艺精湛的典雅之作，也有制作粗拙的卡通式作品。除了这些雕塑，非洲还有制作专业设计的青铜豹子面具的传统。同样，它们中的一些拥有异常大的犬齿和髭须。有几个面具表现了这种动物伸出舌头的模样，说明艺术家是仿照一只死去豹子的样本来刻画其头部细节的。

在非洲部落居民中，木雕一直是最流行的艺术形式之一。因此，发现非洲豹子木雕相当罕见就有些出人意料了。这种作品就算真的出现，也往往是描绘一只母豹用嘴轻轻地叼着幼崽，聚焦于豹子深沉的母爱，而非强调其捕食行为。

尽管作为完整的动物小雕像，豹子的形象并不常见，但它们却受到一种部落雕刻类型的偏爱，那就是作为若干部落独特标志的酋长凳子。在此类重要的部落礼仪器具上，豹子往往充当凳子下面的支撑物。有人提出，坐在豹子身上可赋予部落首领一种优越感，显示他们比这种以其力量与敏捷而著称的动物更强大。如果幸运一点，当他坐在这样的凳子上时，也许还会不可思议地汲取这种动物的一些力量。在西非的阿散蒂（Ashanti），据说豹子被视为部落首领的有力象征，因此只有国王才有资格使用礼仪性的豹形凳子。

（左图）来自尼日利亚的青铜豹子面具。（右图）贝宁的象牙豹头面具带扣，产生于18世纪或19世纪。

来自加纳阿散蒂部落的青铜豹子。

在喀麦隆草原（Cameroon Grasslands）居民和象牙海岸的博勒（Baule）部落中，也有类似的象征物。就像在阿散蒂地区一样，据说豹子迅捷的速度和咄咄逼人的气势这些品质会注入部落首领的精神。豹子因此也成为重要的皇家标志。在喀麦隆，为了增加皇家豹凳的视觉冲击力，人们习惯用色彩鲜艳的珠子装饰部分豹凳。1916年，被称为“丰王”（fon）的巴厘国王，将自己拥有的一个此类豹凳作为特殊的外交礼物，献给了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它至今仍保留在皇家藏品中。喀麦隆草原的一件雕刻作品描绘部落酋长头上顶着一个碗，坐在那只豹子身上。这个豹子主题备受喜爱，被用于各种各样的雕刻设计中。至于那些皇家豹凳，国王也将自己安放于其上，只不过那只是国王的木雕形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力量强大的豹子都屈居于部落统治者之下，因此也就赋予后者一种大大拔高的地位。

非洲人偶尔会在装饰性的布料饰品中加入豹子设计。这些图画往往拥有一种业余画家风格的迷人稚拙，与那些信心十足的青铜雕像和木雕豹子形象明显不同。

来自加纳（Ghana）的阿散蒂部落豹形宝座。

部落首领汲取豹子力量的另一种方式，是杀死一只豹子，剥掉它的皮，并以此作为典礼仪式上的装饰。当喀麦隆的班德均（Bandjun）国王坐在宝座上时，其脚下会铺一张豹皮。据说他是那些强大动物的兄弟，到了夜晚就能变成一只豹子，在森林里巡游。同样是喀麦隆，班纳国王哈比四世（Hapi IV）更喜欢把豹皮垂直地悬挂在其宝座后面。作为替代做法，豹皮还可作为仪式性服装穿在身上。这在非洲南部的部落中尤为盛行，祖鲁人至今仍保持这一习俗。除了一张巨大的豹皮披肩，这些部落的很多首领还会佩戴某种豹皮头饰。如今，他们这种引以为傲的古老习俗跟现代南非对动物福利和保护的态度相冲突。舆论一直呼吁祖鲁族领袖公开拒绝使用真正的豹皮，而用某种人造皮取而代之，作为其仪式性服装。现代纺织业的专业人士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希望创造出几乎能够以假乱真的人造豹皮。个性鲜明的南非总统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似乎不可能听从这些现代改革的呼声。恰恰相反，他似乎陶醉于回归传统的祖鲁价值观，越来越喜欢模仿祖鲁君主——尤其是他们穿戴豹皮服装的传统。最近，当他再次迎娶一位新夫人时，他和他的新娘都公然挑衅地穿着旧式的祖鲁豹皮礼服庆祝婚礼。

安囊族（Annang）的裹尸布，来自尼日利亚。

祖鲁人与豹子之间有着强烈且历史悠久的文化纽带。在19世纪初，一位伟大的领袖夏卡（Shaka）在这里崛起，将祖鲁各部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武士之国。年轻时，夏卡表现出惊人的勇气，曾经凭借仅仅两支长矛和一根棍子，就独自杀死一只豹子。从那以后，豹子就对祖鲁人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人造豹皮虽然具有政治意义，但似乎不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不过，如果野生豹子的种群下降到严重濒危的地步，他们或许将别无选择。

最后，概括一下豹子在部落中扮演的角色。显而易见，数世纪以来，在非洲原住民心目中，这种大型猫科动物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并且备受尊敬。对很多部落社会来说，机灵的豹子一直都比威武的狮子更重要，但所有部落都将它们一直视为卓尔不群的猎手，崇拜甚至嫉妒它们。约鲁巴人（Yoruba）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豹子的敬意：

高贵的猎手

一边咬碎猎物头骨，

一边在地上摆动尾巴。

威武的死神

在走向猎物时，

披上了斑点衣袍。

顽皮的杀手

用爱的拥抱撕碎羚羊的心脏。[5]

[1] Jessica Rawson, Animals in Art(London, 1977).

[2] Barbara Plankensteiner, Visions of Africa —— Benin(Milan, 2010), p.114.

[3] Justin Cordwell, in William A. Fagaly, ed., Ancestors of Congo Square: African Art in theNew Orleans Museum of Art(London, 2011).

[4] Jan Vansina, Art History in Africa: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London, 1984), p.63.

[5] Judith Gleason ed., Leaf and Bone: African Praise Poems(New York, 1994), p.129.

第三章

豹子邪教

Chapter ree Leopard Cultss

有人认为，跟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相比，豹子显得异常野蛮残暴，究其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它们多年来都跟非洲部落凶残成性的豹子邪教相联系，因而名声受到玷污。这些杀人不眨眼的豹人（leopard-men）已经延续数世纪之久，有些人以为它们仅仅存在于耸人听闻的虚构故事中，但事实并非如此。豹人早在18世纪就很活跃，直到20世纪中期才被殖民政府消灭。在那样漫长的时间内，他们那些可怕的仪式究竟造成了多少备受折磨、身体伤残的受害者还很难说，不过数量肯定相当大。[1]这些豹人被称为“安略托”（Anioto），是一个秘密社团的成员，他们身穿豹皮，手里握着尖利的金属钩子，用来将其受害者抓挠致死。这种邪教似乎产生于西非的马布都（Mabudu）部落，然后从那里向南传播到刚果伊图里森林（Ituri Forest）地区的其他部落。举行仪式时，豹人会在一条特殊的腰带上装饰一条真正的豹子尾巴，腰带上还挂着一个小壶、一根带有雕刻的棍子和一把锋利的刀子。他们通过向壶中吹气制造出豹子的咆哮声。那根棍子被雕刻成豹爪的形状，用来在被他们杀死的受害者周围印下伪造的豹子足迹。那把刀子则用来切断受害者的动脉血管。

在一些地区，豹人就跟受雇的杀手差不多，任何惹恼当地首领的村子，都会成为他们针对的目标。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帮助巩固首领对一个地区的控制。同样，他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散布恐惧，打破一个邻近社区的日常生活，损害一个敌对首领的势力。在另一些地区，豹子邪教更多地涉及一些迷信思想，以及认为邪教信徒可通过举行某些仪式来获得超人力量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像豹子那样大开杀戒，而且还会引入一些同类相食的元素。每个邪教成员都必须在其他成员面前喝下一名受害者的血，而且还会从受害者那些经过浸泡的肠子中，制造出一种据说具有魔力的特殊灵药（bormaa）。

虚构文学中的豹人，来自朱巴·肯内利（Juba Kennerley）的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51年。

在最猖獗的时期，这些装扮成豹子的杀手会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在杀戮中掺入越来越复杂精细的仪式。在塞拉利昂的一个地区，目标受害者通常为女孩，他们强迫她默默地顺着森林中一条特殊的小径步行。为了防止她逃跑，若干豹人会隐藏在小径两侧的矮树丛中。然后，一声可怕的嚎叫宣告某个被挑选出来实施杀戮的豹人即将突然出现。他跳到女孩的面前，用他的金属爪子一下撕开她的喉咙……

类似的场面在塞拉利昂反复出现多次，各地的版本略有不同，这种杀戮在20世纪20年代初达到顶峰。殖民政府竭尽全力禁止这种邪教，但它却只是走入地下，直到40年代仍很活跃。作为一种恐怖统治而大获成功，因为当地人相信豹人有可能变形为真正的豹子，而且几乎不可能将他杀死。只有当一位意志坚定的当地行政官员利用人类诱饵布下陷阱，并射杀了那个豹人头目后，这种邪教才开始走向衰落。证明这些邪教成员并没有不死之身，他们不过是用豹子面具和豹斑服装装扮起来的普通部落居民，而非能够致人死命的全能超自然生命，这就足以摧毁他们对部落社会的控制了。1948年，这种邪教的头目们遭到围捕，他们中的39人因为其所犯的罪行而被处以绞刑。当地酋长被召集起来，到监狱里观看绞刑。然后，这些酋长回到自己的部落，向人们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才终于消除了这种杀生害命的豹子邪教的神秘性。

这种邪教臭名远扬，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作家埃德加·赖斯·伯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泰山与豹人》（Tarzan and the Leopard Men），以虚构的方式详细描述了这种邪教的一些细节。在那个时期典型的种族主义潜流影响下，英勇无畏的泰山需要从豹人魔掌中拯救的是一个造访当地的白人女孩。[2]其他一些跟风的书籍和电影随之出现，不久后，在那些创作惊悚小说描绘这片“黑色大陆”野蛮性的作家中，这种豹子邪教逐渐成为一个陈腐的主题。

泰山与豹人搏斗。

[1] David Pratten, The Man-Leopard Murders: History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Nigeria(Edinburgh, 2007).

[2] Edgar Rice Burroughs, Tarzan and the Leopard Men(Tarzana, ca, 1935).

第四章

猎杀豹子

Chapter Four Leopard Hunting

在过去的数世纪里，野生豹子面临的威胁之一，是那些来到其领地上的专业白人猎手和大型动物猎人。维多利亚时代的先驱探险家们，偶尔会为了获取食物或保护自己而杀死野生动物，但把猎杀大型热带动物纯粹当作运动的观念，要到20世纪初才真正流行起来。然后，为了获取悬挂在家中墙壁上的战利品，人们组织了一些大型狩猎旅行队。这些旅行队不使用车辆，而是带有庞大后勤团队的徒步狩猎。后勤队伍中包括行李搬运工、帐篷服务员、民兵（武装警卫）、驯马人、背枪支的人，一整群被拉来提供支援的当地人。有些规模最大的狩猎旅行队需要雇用数百名非洲工人。1909年，当西奥多·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eodore Roosevelt）到非洲狩猎时，他使用了一支包括250人的后勤团队。他的猎获物总共有1 100件标本，包括512头大型猎物。[1]尽管有仆从队伍在场，却仍然发生了多起事故。到了关键时刻，直接暴露在各种伤害中的却是那些白人猎手及其客户——探险家、皇室成员、政府首脑、电影明星、国际名人。根据一部有关白人猎手的历史，“数量令人惊愕的猎人在追逐猎物中死去——被动物击伤、掏去内脏，或者被决意复仇的野兽在盛怒中用长牙刺穿”[2]。

除了罗斯福总统，参与这些早期狩猎旅行队的著名人物还有温斯顿·丘吉尔（1908年）、英王乔治五世（1911年）、登基成为爱德华八世之前的威尔士亲王（1928年）和厄内斯特·海明威（1933年）。而后，还有一些好莱坞明星在影片中美化这些大型野生动物猎手，其中包括1952年担纲主演《乞力马扎罗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的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以及在1953年主演《红尘》（Mogambo）的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

西奥多·罗斯福和他在1910年左右在非洲射杀的两头豹子。

在早期阶段，殖民地当局发现自己可以从这些有组织的狩猎中赚钱。例如，在1909年，英国殖民政府以每份50英镑（在当时是一大笔钱）的价格发放东非狩猎许可证。凭借它，你有权射杀以下动物：2头水牛、2头河马、1只旋角大羚羊、22只斑马、6只长角羚、4只水羚、1只扭角林羚、4只小林羚、10只转角牛羚、26只麋羚、229只其他羚羊、84只疣猴和数量不受限制的狮子和豹子。之所以不限制猎杀的狮子和豹子数量，是因为这些大型猫科动物会杀死牲畜，因此被归入害兽一类。稍后，前往非洲的大型动物猎人的终极目标，就是猎获所谓的“五大猛兽”——大象、犀牛、水牛、狮子和豹子。据描述，目睹这些威武的丛林霸主倒在地上，是人类已知最兴奋的肾上腺奔涌时刻。在20世纪上半叶，没有人觉得这些行为异常或残酷，也没有人提出反对的呼声。在电影院里，记录大型动物猎人猎杀行动的影片对这些人的勇敢充满溢美之词，对他们面对的野蛮兽类则充满恐惧。

有个人尤其对美化这种新兴运动助益颇多，那就是美国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海明威自己就是一名贪婪的猎人，在其长篇小说中，他把那些通过追逐危险动物来考验自身的男人当作主人公。他们不得不通过体力方面的巨大冒险，并最终杀死其战利品，来证明自己的阳刚之气。在他的《在密歇根州北部》（Up in Michigan）、《两代父子》（Fathers and Sons）、《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一日等待》（A Day’s Wait）以及其他短篇小说里，那些男性人物不得不通过杀戮大型动物来找到自我。在他1938年的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一头豹子在故事开头标志性地露面，是其中闻名于世的一个情节。在第一章开头之前，小说出现了如下叙述：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高达19 710英尺（约合6千米）的雪山，据说是非洲最高峰。它的西峰被马赛人称为Nghe Nghe，意为“神之居所”。在靠近西峰的地方，有一具被冻僵的豹子干尸。没人能解释这头豹子到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寻找什么。

厄内斯特·海明威和他在20世纪30年代杀死的一头豹子。

海明威显然是把这头豹子当作一种象征，不过到底象征着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对于这一点，至今仍有争议，存在若干完全相反的解读。看起来，在海明威心里，这只动物很可能是为了逃避猎人的枪口而孤注一掷地爬上这座高山，却为此而一命呜呼。有趣的是，他这段关于豹子出现在乞力马扎罗山上的叙述是有事实根据的。在那座山上，真的有一头被冻僵的豹子。它是登山家唐纳德·莱塞姆博士（Dr Donald Latham）在1926年发现的，就躺在那座火山坑的边上，现在那个地方被称为“豹角”（Leopard Point）。莱塞姆切下那头豹子的耳朵作纪念，后来的登山者也带走一些样品，直到它最终于20世纪30年代初彻底消失。传教士伊娃·斯图尔特-沃茨（Eva Stuart-Watts）于1929年登上这座山，在其著作《非洲的神秘苍穹》（Africa’s Dome of Mystery）中，她为这头豹子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乞力马扎罗山上那头被冻僵的豹子，1926年发现于肯尼亚。

在顶峰附近，我们找到一具保存完好的豹子尸体，最初由坦噶尼喀政府农业部的莱塞姆博士于1926年在雪中发现并挖掘出来。没人能够解释是什么诱使它冒险进入这片如此寒冷而荒凉的土地；不过，有可能是一些狩猎旅行队携带的肉类的气味，吸引它随着他们的小路追踪，直到它在荒芜的顶峰遭遇一场暴风雪而死去。[3]

可悲的是，像海明威这样的人，虽然能够笔下生花，却也为一种唯恐自己写作技巧不够娴熟的深深忧惧所困扰，因此他（及其笔下那些虚构的主人公）终其一生都不得不通过杀戮威武的野生动物，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更可悲的是，当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写作时，大多数人都为他的“勇敢猎人”姿态而鼓掌欢呼。

直到20世纪60年代，当动物保护运动蓄势待发时，负面的评论才开始出现。出现这些声音是出于若干原因。首先，在50年代，人们发现，如果你仅仅携带一台照相机就去徒步追踪大型野生动物，那么你就更加勇气可嘉。如果你用照相机拍摄而非用枪支射击，你就能带回精彩的照片，毫不逊色于旧式的动物战利品。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甚至更胜一筹，因为照片为那些真实的片刻，即赤手空拳的“摄影猎人”近距离面对其猎物的时刻，提供了视觉记录。其次，一些纪录片开始向广泛的观众展示这些野生动物的迷人风姿。你对它们的自然生活方式了解得越多，就越发难以把它们描绘成可恨的怪兽。再次，早期的猎人在他们大范围的屠杀中如此残酷无情，许多最大型的动物已经变得越来越罕见。最后，还要加上热带非洲人口的戏剧性增长，他们每20年就增加一倍，众多的市镇中心已经取代了从前的部落村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逐渐改变了公众对大型动物猎人的态度。如今，他们在现代人心目中就像古董和社会中的化石，成为各种玩笑、漫画和搞笑小品嘲弄的对象，在动物权利运动中一些更极端的成员看来，猎人不仅仅是猎人——如今，他们已经接替自己的野生动物战利品，扮演起了怪兽的角色。那些勇敢的猎人装腔作势地抱着一支步枪，一只脚踏在被他杀死的动物尸体上面，摆出这种姿势拍出的典型照片，如今已被视为几乎跟中世纪一样落伍的野蛮粗俗之举。

对厄内斯特·海明威来说，幸运的是，他没有活着看到这种变化，因为到1961年，就在舆论对他的英敢猎人哲学开始产生激烈反应之时，他端起自己心爱的猎枪，装满子弹，把枪管放进自己嘴里，扣动扳机，将自己的脑袋炸开了花。猎人的启蒙者就此命丧黄泉，随之也带走了整整一个认为“猎杀野生动物才有男人味”的时代。

动物福利界给这些人贴上“道德破产的精神变态者”的标签，到20世纪末，他们以为这种人终于走向了末日。但他们错了。事实上，神枪手猎人至今仍在范围相当广泛的地区继续杀戮野生动物。1972年，美国为了根绝豹皮服装，一种几乎把野生豹子逼上灭绝之路的时尚，而禁止任何涉及豹子或豹子器官的贸易，相当于自动宣布进口猎杀的豹子战利品为非法。为了推翻这一法规，狩猎运动游说团开始了漫长的游说活动，到1982年，他们成功地获得进口其豹子战利品的官方许可，如今禁令仅限于商业贸易。由于他们现在面临动物权利运动成员的强烈反对，这些狩猎兄弟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大肆宣扬其冒险经历了，但这些冒险仍在继续。洛·哈拉莫（Lou Hallamore）和布鲁斯·伍兹（Bruce Woods）合著了一本书——《非洲豹猎杀指南》（CHUI! A Guide to Hunting the African Leopard），教年轻猎人学习射杀豹子的技艺，由加州一家被称为“战利品陈列室图书公司”的机构于1994年出版，并于不久前的2011年重印。[4]

到了21世纪，大约有一打位于非洲热带地区的国家允许大型野生动物狩猎。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从濒危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e Convention for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s；CITES）获得每年的猎杀数量配额，规定了在各自地区允许运动型猎人射杀的豹子的最大数量。下面这份汇编于2004年的表格，就注明了各国的配额：

从该表格中可知，非洲热带地区每年共有2 340头豹子为供人娱乐而遭射杀。[5]到7年后的2011年，随着表格中增添了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两国，而纳米比亚、南非和莫桑比克的配额增加一倍，这个数字增长到2 653头。下面这段引自非洲一家狩猎组织的声明非常清楚地解释了这一情况：

在非洲可猎杀的所有“五大猛兽”中，豹子很可能是最具挑战性的……猎杀豹子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敏感问题，因此我们只能在非洲的某些地区狩猎豹子，这些地方的政府当局会发布合法许可证和标签。在大多数国家，都不许使用猎犬，而其他国家则允许。不过，如果你希望进行一次非常难忘且收获丰厚的狩猎，那么使用诱饵，并使出你的全部狩猎技巧，以公平狩猎的方式来猎杀豹子，就是回报最丰厚的……重要的是，在做出决定之前，要询问具体的地区每年可猎杀多少豹子……公众中似乎存在一种呼声，声称豹子在整个非洲都处于濒危地位。这对某些国家或部分国家的某些地区来说是事实，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却并非如此，那里的豹子实际上往往是太多了。所有豹子猎杀许可证都由自然保护部根据每年的普查数据来发放……

如今，纳米比亚是默许猎杀豹子的若干国家之一。该国的一家狩猎公司以如下方式为这种做法辩护：

跟普遍的看法相反，豹子在纳米比亚并非濒危动物。但由于它们大体上属于夜行动物，很少被人看见，因此才存在这种认为它们罕见的错误观点……由于它们习性隐秘，因此在14天或21天的狩猎之旅中，如果不使用诱饵，要成功地猎杀豹子就非常困难。设置诱饵是最通行的做法，需要在黄昏时分躺在距离诱饵75码（约69米）或更远的隐蔽点等待。豹子非常警觉，往往要到完全天黑前的最后时刻才会来到诱饵所在的地方……真正的挑战是利用自己的技巧与豹子的技巧对抗，设法胜它一筹，在有充足光线射击时让它上钩。据说，猎杀大象靠脚，猎杀水牛靠胆量，猎杀狮子靠决心，不过猎杀豹子就要靠头脑了……能够带来足够静压冲击力的榴霰弹会撂倒体形最大的豹子……纳米比亚最近已成为非常流行的豹子狩猎目的地。

获得豹子猎杀许可证的现代猎人在非洲展示其战利品。

纳米比亚的一家机构提供了如下价格：“豹子战利品：10 000—12 000美元。豹子诱饵：2 500美元。豹子狩猎许可证费用：1 000美元。”在津巴布韦，一个狩猎组织夸耀说：“凭借高超的配额管理，我们仍然能够在每个狩猎季供应巨大的豹子……布别谷保护区（Bubye Valley Conservancy）将为2012年狩猎季供应津巴布韦最大的豹子，巨大的雄性……”他们在2014年提供为期两周的狩猎之旅，价格为15 400美元。在莫桑比克，这个价格还要更高一些：“为期10天的豹子狩猎之旅，含1头豹子及猎狗若干，费用共计29 500美元。”

尽管博物学家们通过电视纪录片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尽管动物保护活动家发动了攻势强大的公共运动，但海明威的幽灵似乎仍然在全世界的荒野地区昂首阔步，下定决心要通过高性能步枪的望远镜瞄准器而非现代照相机的长焦镜头，一窥豹子的踪影。

这份有关豹子狩猎的记述主要聚焦于非洲。印度的情况截然不同。在更早的几个世纪里，强大的印度土邦邦主会组织盛大的狩猎团，尽管主要针对凶猛的老虎，但豹子也会遭到猎捕。数量庞大的大型猫科动物遭到猎杀，其种群开始缩小。而在当时的非洲，还只存在小型的部落社区，没有这样的大规模杀戮。20世纪初，当那些著名的白人猎人在非洲变得活跃时，大型猫科动物的数量仍然充足。可是在印度，它们已经不太常见了，不过，在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于1947年结束之前，这里仍有足够的数量来满足那些富有的猎人。[6]实际上，晚至60年代，印度贵族依然会举行一些大规模的狩猎活动。1961年，当英国女王与菲利普亲王造访斋浦尔（Jaipur）土邦邦主时，菲利普就参加了一次这样的狩猎。英国媒体义愤填膺，当亲王在第二次狩猎中获得射杀更多大型野生动物的尊荣时，他陷入一种尴尬的外交困境中。如果他拒绝邀请，那不啻于羞辱其贵族东道主，但英国媒体提醒公众，菲利普亲王恰好是新兴的动物保护运动的领袖，而他已经开始变成彻头彻尾的伪善者了。（他从1961年至1982年曾担任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分会的主席。）对这个困境，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解决办法是让他扣动扳机的指头患上化脓性甲沟炎（一种脓肿），使得他无法用其猎枪开火。如此一来，射杀大型野生动物的事就不得不由皇室的其他成员来完成，而他也就能设法避免招来更多批评了。

1972年，印度引入野生动物保护法案，印度豹子被列入表I（获得绝对保护，违反者会受到严惩）。这意味着，从那时起，即使豹子造成了麻烦，也不能把它一杀了之，而必须将它抓住并转移到其他地方。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至今。然而，为了向远东地区出售虎豹制品，每年仍有盗猎者杀害数百头印度豹，不过这完全是违法行为。因此，尽管众多现代的非洲国家按照官方规定是允许猎杀豹子的，但在印度，这却是犯罪。

老虎仍然是那些盗猎者的主要目标，但如今它们已经如此罕见，因此豹子便不得不充当这些体形更大的近亲的替代品。《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报道：“中央调查局的野生动植物犯罪组估计，每缴获1张虎皮，在同一批货物中都至少有7张豹皮。2004年，在喜马拉雅山区没收的一批虎豹皮中，一共发现了31张虎皮和581张豹皮。”[7]

[1] Theodore Roosevelt, African Game Trails(New York, 1910).

[2] Brian Herne, White Hunters: The Golden Age of African Safaris(New York, 1999).

[3] Eva Stuart-Watts, Africa’s Dome of Mystery(London, 1930).

[4] Lou Hallamore and Bruce Woods, chui! A Guide to Hunting the African Leopard, 2ndedn(Agoura, ca, 2011).

[5] Guy Balme and Luke Hunter, “The Leopard: The World’s Most Persecuted Big Cat”, Conservation in Action, Twelfth Vision Annual , www.panthera.org, pp.88—94.

[6] Shuja Islam and Zohra Islam, Hunting Dangerous Game with the Maharaja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New Dehli, 2004).

[7] “Endangered Leopards Battling for Survival”, Times of India(18 May 2010).

第五章

豹子袭击事件

Chapter Five Leopard Attacks

自从我们的物种开始在地球上演化以来，豹子就一直在杀人和吃人。有证据表明，甚至在人类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当我们那些尚未完全进化成人类的祖先生活在非洲南部时，他们就是豹子攻击的猎物。在我们的一位远亲——一个产生于15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亚成体的头骨上，有两个被刺穿的小孔，完全与豹子的犬齿咬痕相吻合。[1]不过，一旦我们演化为智人（Homo sapiens），就不可能成为它们菜单上的主菜了。原因不言自明——从远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在一些小型定居点安家落户，那是豹子不愿在夜间僭越的地方。如果一个孩童在夜幕降临时逛到部落村庄附近的矮树丛中，他或许会被一只开始夜巡的豹子叼走，但这样的情况一直都很罕见。在那样的远古时代，人类零零星星地分布在这颗行星上，几乎没有多少动物与他们争夺生存空间。不过，随着我们的物种变得兴旺起来，我们的数量不断增加，这种态势也开始改变了。当某些地区的人口开始爆炸时，终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亚洲热带地区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最严重。随着印度庞大的人口逐渐占据该国越来越多的地盘，豹子发现自己的领地受到挤压，距离那些不断扩张的村庄、城镇越来越近。冲突不可避免，每年因豹子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开始上升。[2]

我们的远亲——一个南方古猿亚成体的头盖骨素描，它产生于大约150万年前，上面有两个小孔，与豹子犬齿的咬痕完全吻合。图中加上了豹子的下颌骨。

第一批此类吸引广泛关注的案例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早期的田野摄影师将豹子袭击的恐怖场面呈现给国际读者。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印度中部冈索（Gunsore）的豹子。在一名英国公务人员W. A. 康杜特（W. A. Conduitt）于1901年4月21日将它一枪撂倒之前，这头冈索食人豹杀死并吃掉了至少10个人。在被射杀时，它正趴在自己的最后一名受害者身上，一名来自印度休尼（Seoni）地区索姆纳普（Somnapur）村的儿童。随着20世纪逐渐降临，为了拯救那些容易受到攻击的村民，英国驻印部队的神枪手很快变得大受欢迎。其中最著名的此类枪手之一是吉姆·科贝特上校（Colonel Jim Corbett），他在射杀食人豹方面如此成功，有时甚至被当地人称为“萨杜”（sadhu），即圣徒。他第一次成功射杀食人豹是在1910年，当时他捕获并射杀了凶残的潘纳（Panar）豹子，据说被它杀死并吃掉的人数多达400人；不过他最大的成功是杀死可怕的鲁德拉普拉耶格（Rudraprayag）食人豹，关于那次冒险，他还写了一本畅销书。这只与众不同的豹子是个头很大的雄性，它让当地人在恐怖中生活了8年多，据说被它杀死和吃掉的人超过125名。当科贝特最终于1926年设法将它射杀后，他作为英雄而得到热烈欢呼。这只豹子实施的恐怖统治有一个特别之处：它似乎无所畏惧。不同于大多数豹子通常心怀戒心、行踪隐秘的习性，这只食人豹是一个狂暴的亡命之徒。据说它会掀掉屋门，跳过窗户，甚至扒掉泥土墙壁，将它的受害者拖出来，把他们叼走并吞噬掉。在它的领地上，没有人是安全的。人们反复多次试图用枪支、陷阱和毒药猎杀它，但全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吉姆·科贝特接受了这项挑战，对这头如今已成为传奇动物的豹子，进行了长达10周的集中猎捕。他在1925年秋天开始其猎杀行动，最终于1926年春射杀了这头猎物。[3]如今，在他杀死这头豹子的地点，还竖立着一块纪念碑，为了庆祝这次闻名于世的壮举，当地每年都在这里举办一次集市。

1901年，冈索食人豹在被射杀之后。当时它正抓着自己的最后一名受害者。

鲁德拉普拉耶格食人豹，由吉姆·科贝特上校于1926年射杀。

如今，印度每年仍然有豹子袭击事件，但它们往往发生得太突然，太快，都来不及拍摄任何照片。不过，在少数罕见的案例中，恰好现场有照相机记录下那个恐怖的时刻。有一次，在阿萨姆邦（Assam）的古瓦哈提（Guwahati），一只莽撞的豹子在一次城市袭击事件中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然后将一名男子逼进他的自行车棚里，将他严重击伤。这头动物是在市中心一群惊慌失措的民众追击下，跑进那个人房子里的。在照片中，这名男子的脑袋上方似乎有一块假发被掀掉，但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那头豹子用它锋利如剃刀的爪子仅仅挥动一下，就抓掉了他的头皮。它是在那名男子试图用铁棒将它赶出家门时实施报复。最终，这只大猫被一位人力车车夫关在一所房子里，被捕获并送到了附近的阿萨姆邦动物园。那名被抓掉头皮的男子在入院治疗后保住了性命，但在这头豹子横冲直撞的过程中，一名律师同样在家中遭到攻击，最后却因失血过多而死去。

在阿萨姆邦的古瓦哈提市区，一只饥饿的豹子对人类发动攻击。

2011年夏天，一只豹子溜到印度村庄普拉卡什·纳迦尔（Prakash Nagar）。在一群旁观者的包围中，它惊慌失措，导致6人受伤，然后才被护林警卫的麻醉枪制服。后来，它在一家兽医院因为先前与村民冲突留下的伤口而死去。在2011年发生的另一起意外中，豹子在西孟加拉邦一个村子攻击人的戏剧性场面，被电影胶片记录下来。一头在该地区导致恐慌的成年雄性豹子受到林业部公务人员的追捕，他们试图将这只动物驱赶进附近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但那头豹子并没有从现场逃跑，在感觉自己走投无路后，它发动攻击，跳到其中一名林业部公务人员背上。它用爪子扎进其身体，试图一口致命地咬住其脖子，但那个人从他站立的墙上摔了下来，豹子也跟着摔倒。然后这只动物就逃之夭夭了，等到它被捕获时，它已经伤及6名村民、1名警察和4名林业部警卫。它被一支带有麻醉剂的飞镖制服，当局希望将它运送到一个偏远地点释放，但它却因为这次暴力抓捕中所受的伤而在几个小时后死去。

一头豹子在西孟加拉邦的一个村庄附近攻击一位林业部公务人员。

2012年夏天，一只成年的雄性豹子从附近的约普尔森林保护区（Joypore Forest Reserve）游荡出来，溜进印度村庄杜澧楗（Duliajan）的一家石油公司建筑群内。一来到那里，它就攻击了公司的几名员工，保安试图用网子捕捉它，但没有成功。印度野生动物基金会康复与保护中心的公务人员被叫来帮忙，不过，等到他们抵达时，这只动物已经导致5人受伤。兽医用一支麻醉飞镖射中它，可是在麻醉剂产生效果之前，这头已经陷入恐慌的豹子朝着当时已经聚拢的一大群旁观者猛扑过去。安保人员别无选择，只得将它射杀，到那时，它已经导致总共13人受伤。

在邻近的尼泊尔，同样的问题也变得严重起来。2012年，该国的一头豹子变成了食人猛兽。当时它已经杀死并吃掉15人，包括10名儿童。它的最后一个受害者是一名4岁的幼儿，是它从那家人的后院里抓来的。人们在附近的森林里组织了一次搜索，不过，等到他们找到那个孩子时，它的尸体已经只剩下头部了。当地的一位生态学家在解释这头豹子为何转而大啖人肉时提出，那是因为人类的血液特别咸，豹子一旦尝过之后就无法抵制其诱惑。一种更可靠的解释认为，一旦豹子发现杀死人类幼童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它就会克服自己对进入人类定居点的天然恐惧，开始将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杀死。

这些悲惨案例通常从豹子被当地的牲畜和村里的狗吸引开始。随着它们的森林家园遭到人类蚕食，其自然猎物变得日益稀少，大型猫科动物越来越频繁地游荡到人类居住地的边缘。印度一些城市的夜间录像甚至发现成年豹子普遍在夜晚巡视城市街道，打翻垃圾桶，在房屋的垃圾中寻找可供其食用的残羹冷炙。在这方面受影响最严重的城市是孟买。它是全球第四大城市，人口超过2 000万。有趣的是，它也是地球上野生豹子最密集的地方。吸引这些大猫的主要猎物是夜晚在孟买街道上闲逛的150 000只流浪狗。伦敦如今已经习惯了出现在市区的狐狸。但在孟买，出现在市区的是豹子。

随着印度人口增加到10亿以上，豹子的自然栖息地不断萎缩，它们袭击人类的案例日渐上升，但它在该国仍然是一种受到保护的物种。每当一个具体的问题出现，野生动植物保护人员通常采用的策略都是重新安置这些麻烦制造者。他们设置陷阱或用麻醉飞镖捕捉豹子，把它送到一个偏远的丛林中，希望它能够待在那里，转而捕食其自然猎物。遗憾的是，这样的希望往往很渺茫，因为它被释放的地方已经被其他豹子占领，后者会将新来的豹子赶走。有意思的是，豹子能够从远达300英里（约合483千米）外的地方返回自己原来的领地，因此，它们很快就会踏上回家之路，然后整个循环过程又会重新开始。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野生豹子和人口爆炸无法并存。正如博物学家罗恩·惠特克（Ron Whitaker）在最近的一部电视纪录片中所说的那样，“在整个印度，两个世界正在发生冲突。每年，有数十人被豹子杀死，然而这些大型猫科动物也有数百只死于投掷的石块、陷阱或枪口之下”[4]。“作为世界顶级捕食者之一，它们怎样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生存下去？”他问道。要不了多久，客观的答案就会摆在我们面前。如果目前印度的人口上升趋势持续下去，很快该国的野生豹子数量就会变得跟野狼在其曾经的原产地英格兰一样少。

跟印度比，非洲袭击人类的豹子相对较少。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受伤或生病的豹子或许会攻击人类，如果它觉得后者是一个容易到手的猎物；不过健康的豹子通常会远离人类居住地。甚至当它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搜索一座建筑时，造成的结果往往也不太严重。一个有趣的故事涉及一名养着一头宠物豹子的男子。有一天，他发现豹子出现在自己房间里，而不是像往常那样露天拴在房子后面。他捡起一根鞭子，将它从后门赶了出去，不料却发现自己的豹子仍然拴着链子，坐在地上，一如往常。[5]

[1] Charles Kimberlin Brain, The Hunters or the Hunted？(Chicago, 1981), fig.221; Simon J. M. Davis, The Archaeology of Animals(London, 1987), p.92; K. Zuberbühler and D. Jenny,“Leopard Predation and Primate Evolutio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xliii/6(2002),pp.873—886.

[2] 孟买自然史学会前会长J. C. Daniel (1927—2011)在其著作《印度豹子的自然史》（The Leopard in India: A Natural History；Dehradun, India, 2009）中描述了若干食人豹的故事。

[3] Jim Corbett, The Man-eating Leopard of Rudraprayag(Oxford, 1947).

[4] Ron Whitaker拍摄的电视纪录片《豹子——21世纪的猫科动物》（“Leopards, 21stcentury Cats”），2013年5月17日在BBC2台作为《自然世界》（Natural World）特别节目播出。

[5] Maitland Edey, The Cats of Africa (New York, 1968), p.96.

第六章

作为象征的豹子

Chapter Six Symbolic Leopards

由于豹子拥有孔武的躯体、暴躁的脾气和美丽的皮毛，它们必然作为标志、徽章、勋章、徽标、商标、吉祥物、盾徽和其他象征标志而受到利用。至少从13世纪起，它们就在纹章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如今，至少有5个非洲国家在其国徽设计中包含了豹子图案，它们是贝宁、加蓬、马拉维、索马里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上述五国国徽中描绘的豹子身份是无可置疑的，不过，在更古老的纹章学设计中，豹子和狮子的图案却有些混淆。这是因为，早年间，纹章学中的豹子身上往往没有斑点，有时甚至还带有鬃毛。在这些情况下，要对风格化的狮子和豹子加以区分，凭借的不是其解剖学特征，而是其姿态。如果图案中的动物是跃立姿势，那它就是狮子，如果是行走姿势，且头部转向观者（这个姿势被称为“行守”，即passant guardant），那它就是豹子。在英格兰，直到14世纪末都接受这样的区分，而在那之后，姿态上的差异就受到忽视，豹子的风头被狮子盖过了。当时的“英格兰三豹”成了“英格兰三狮”，也就是如今人所共知的那个标志，每个足球运动员都骄傲地在其衬衣上佩戴着它。如果在英王亨利三世统治时期也存在职业足球运动员，那么，他们就会在其全套装备上佩戴三只豹子的徽章。

曾经有人认为，豹子是一个杂交种，或者，就像17世纪的一位权威所说的那样，“豹子（leopard）是狮子（即leo）与黑豹混交所生的退化后代”。因此，有时它在纹章学中被用来暗示，该头衔的首位拥有者是一个私生子。据说，在1195年之后，“狮心王”理查的盾徽上就带有三只金色的豹子，因为其祖父“征服者威廉”作为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一世（Robert I）与其情妇埃尔雷瓦（Herleva）的非婚生儿子，而被广泛地称为“私生子威廉”。

索马里国徽。

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徽。

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Samarkand）市市徽。

旧式纹章学中的豹子如今成了新式纹章学中的狮子，例如在此处所示的法国吉耶纳（Guyenne）市市徽中。

1992年，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鞑靼斯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atarstan）在其官方国徽中采用了一只举起右前爪的带翼豹子，它背着一块盾牌，并展示了7支羽毛，背景是一轮圆圆的太阳。之所以选择带翼豹子，是因为它在古代据说是生殖力的标志和儿童的保护神。在其国徽中，豹子成为该共和国公民的保护神，而那张盾牌则赐予他们安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市市徽与之非常相似，只不过在这里，那只带翼狮子为行守姿态（扭头直视观者），而天空中有一枚蓝色的七角星。

由于豹子的速度、智慧以及健壮的体魄和肌肉发达的力量，它已经成为体育团队中公认的流行标志。这里仅举数例：美国加州拉文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a Verne）的体育运动队被称为“豹队”；以林波波（Limpopo）为基地的南非足协（South African Association Football）球队被称为“黑豹队”；拉法耶特大学（the Lafayette University）的体育运动队自从1927年以来就被称为“豹队”；“亚特兰大豹子”（e Atlanta Leopardss）女子足球队是参与美国国家女足联盟（the National Women’s Football Association）比赛的一支球队；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阿巴卢西亚足球俱乐部（e Abaluhya Football Clubb）被简称为AFC豹子，是一个成立于1964年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而东莞新世纪烈豹（现称“深圳新世纪烈豹”）则是一支属于中国篮球联赛的职业篮球队。

两支以豹子作为标志的体育运动队，分属于加州拉文大学和宾州拉法耶特大学的“豹队”。

莱兰巴士以豹子作为标志。

在交通领域，豹子的力量也使得它偶尔被用作标志，不过跟无所不在的猎豹标志相比，它却有些黯然失色。美洲虎轿车已经成为一个偶像式的全球品牌，在类似的背景中使用豹子作标志，看起来就像对它的拙劣模仿。不过却有两个例外：其一为莱兰巴士，一种广受欢迎的单层巴士；其二为“尼桑豹子”，一种豪华的运动型轿车，由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生产于1980—1999年。

以豹子作为商标，还有一个更晚近的例子，那就是苹果公司于2007年推出的Macintosh苹果电脑操作系统，被称为Mac OS X豹子系统（版本10.5）。根据苹果公司的说法，跟此前的老版本相比，“豹子”系统增加了300个以上的扩展。两年后，它又推出一个新的版本，叫Mac OS X雪豹系统（版本10.6）。“雪豹”系统的目的是凭借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稳定性，超越已经令人难忘的“豹子”系统。采用这一名称是表示其目标是成为“豹子”系统的升级版。

不过，在以豹子作为标识的机构中，最著名的并非商业组织，而是政治组织。那就是1966年建立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 for Self-Defense），它是产生于美国黑人权力运动的一个激进组织，以其极端主义的观点而蜚声国际。黑豹党誓称其目标是保护黑人社区免遭警察暴行的威胁。在该党的标识中，那只黑豹伸出锋利的爪子扑向观者，其凶猛的力量确凿无疑地表达了这些黑人活动家对白人压迫者的态度。

在一个更温和的领域，邮票以豹子作为主题通常都非常令人失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动物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被刻画得很不专业，色彩平淡，几乎没有什么视觉冲击力。仅有的少数例外差不多都采用彩色照片而非绘画，而且表现的焦点集中到豹子的头部区域。

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豹党的标识。

一张颇有视觉冲击力的英国邮票，于2011年发行。

第七章

作为装饰的豹子

Chapter Seven Decorative Leopards

豹子美丽的皮毛给它带来了灭顶之灾。这本来是作为伪装进化而来的，目的是让这种动物能够在视觉上打碎其庞大的身形，从它的猎物面前隐身；然而一旦脱离生存环境，这种图案就戏剧性地从隐身转变为惹眼的炫耀。结果，数世纪以来，豹子仅有的一种真正捕食者——人类——便以此作为装饰性服装的来源，而对它们加以残害。在从非洲部落首领到好莱坞电影明星，从欧洲女王与王后到滑稽戏剧舞蹈演员的广泛社会阶层中，豹皮袍子都作为上流社会的服装而盛行一时。任何希望让自己显得威权赫赫、具有异国情调或富得流油的人，都用不幸的豹子那无可争辩的迷人皮毛装饰自己。在威胁到野生豹子生存的各种因素中，再没有比这种服饰占有欲更具毁灭性的了。

作为华丽皮毛的来源，野生豹子种群遭遇的第一波侵袭，来自非洲南部祖鲁族部落控制的地区。在那里，部落酋长在节日庆典中身穿豹皮披风是一种习俗。如今这样的做法仍在继续，南非谢姆贝浸信会（Shembe Baptist Church）的成员也采用了这一祖鲁族传统，在宗教庆祝活动中身着豹皮。虽然南非规定豹皮贸易为非法，但作为该国总统的雅各布·祖玛，甚至也在他最近的一次结婚典礼中追随这一时尚。炫耀豹皮服饰居然具有这么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仪式典礼中采用豹皮服装的并非雅各布·祖玛一人，就连已故的纳尔逊·曼德拉，作为一位开明的圣徒，也被说服在特殊场合采用这种形式的服装，例如2004年，当科萨国王向他授予一项古老的部落荣誉时就是如此。那是两个世纪以来首次颁发这一特殊荣誉，曼德拉获得了一件豹皮服装，作为“科萨人和非洲大众对他表示感激的标志，因为是他将他们从殖民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中解救出来”。

南非总统雅各布·祖玛在2012年身着豹皮参加婚礼。

在重要的典礼仪式上，廉价的人造豹皮是不可接受的。对于他们庆祝的部落或宗教信仰，那将被视为一种侮辱。不过，为了弥补这一不足，豹类保护者正试图制造出在细节方面能够以假乱真的人造皮革，让人无法从远处看出它是假豹皮来。他们一直在与数码设计师合作，创造出仿真效果准确得足以在典礼上使用的人造豹皮。如果他们的策略失败，那么非洲南部的豹子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灭绝。这里的豹子只剩几千只了，而不断扩大的南非浸信会如今已有超过500万名信徒。

身穿典礼服装的纳尔逊·曼德拉。

早年间，当英国陆军活跃于南非时，有些军官注意到当地的非洲黑人鼓手能够敲打出生动的节奏，于是吸收了他们中最优秀的成员进入军乐队服役。晚至1899年，在英国皇家燧发枪团的军乐队中，所有鼓手都是非洲人。后来，随着这些黑人鼓手被本国培养的白人鼓手取代，他们与往昔非洲之间的联系，便通过低音鼓鼓手穿着仪式性豹皮的形式来维持。每个鼓手都穿一整张豹皮，中间开一个圆洞，这样豹皮的身体和尾部就垂挂在鼓手前面，而其头部区域则挂在鼓手后背上。这一传统如此根深蒂固，即使到最近这些年，他们也仍然坚守不辍，而这不可避免地与现代人对身穿动物真皮的态度冲突。当黑衫警卫团（Black Watch Regiment）开始到美国巡回演出时，他们知道美国海关会没收任何真正的豹皮，于是为了避免惹上麻烦，他们带上了人造豹皮。从远处看起来，它们十分逼真，但是如果有人靠近了仔细看，就会看出它们是假的来。

在加拿大，卡尔加里高地团（the Calgary Highlanders）的鼓手一直都穿着真正的豹皮，但他们也决定改用某种不太具有争议性的服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采用北美洲黑熊皮毛。黑熊在该国很常见，因此不会激起动物保护主义者的抗议，而且从那些不小心被车辆撞死的黑熊身上，军团就能获取足够的皮毛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以豹皮作军队装饰品的另一个例子来自印度，过去英军曾经驻扎在该国，而且这里也有野生豹子。同样，这里的军乐队鼓手也骄傲地身穿豹皮，把它当作一种精美的仪式性制服。鼓手们指出，穿这种皮毛除了象征意义外，还具有一个实际作用。它们可以保护军鼓，以免被军服上的纽扣划伤，同时也可避免军服的短上衣与低音鼓摩擦。当然，任何皮革围裙都可发挥这样的功能，因此，在此特意使用豹皮，显然也是这些军人宣示其野蛮力量的方式。

身穿豹皮的印度军乐队鼓手。

大约1904年，威廉·布罗考穿着一件华丽的豹皮大衣。

当时，上流社会还没有喜爱上这些具有异国色彩的豹皮服装。在民间，首批大胆在公开场合穿上豹皮衣装的人士之一，就是那位放荡的赛车手威廉·布罗考（William Brokaw）。在1904年的范德比尔特杯汽车大奖赛（Vanderbilt Cup Race）上，他曾拍摄一张照片，显示他坐在自己那辆令人印象深刻的汽车方向盘后面，十分招摇地穿着一件豹皮外套。一位评论者在写到那场赛事时说：“真正鹤立鸡群者是那个‘穿豹皮大衣的人’。”据说，布罗考作为社交名流中的花花公子，就是那个虚构人物“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此后不久，张扬的时尚女性们就开始跟上这种新奇的潮流了。1910年，在诺克斯帽业（Knox Hats）的一份广告上，就有一名头戴该品牌帽子的女性穿着一件黑领豹皮外衣，几年后的1914年1月，就在一战爆发前几个月，《女性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也大胆地选择了一件拖地豹皮大衣作为其封面图片。

在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发现了豹皮外套，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若干电影女明星就穿着这种令人惊叹的新服装——它被塑造成奢华时尚的顶点——小心翼翼地摆好姿势，拍摄宣传照片。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杀豹夺皮以缝制这种奢侈衣袍是错误的，也没有人批评这些女演员身穿动物皮毛。公众对此只有两个反应——羡慕和嫉妒。

在这一阶段，服装业对野生豹子种群的破坏还不太严重。只有好莱坞的主要女演员才敢穿如此具有异国色彩的服装。上流社会仍然不愿以这种方式“模仿土著人”。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末，时装杂志开始暗示豹皮是富人新奇时尚中的最新事物，如果不是因为二战于1939年爆发，这一潮流有可能加快发展。战争摧毁了这种时尚，而战后的服装又过于简朴，不可能青睐这样明目张胆的挥霍无度。

20世纪20年代末，好莱坞明星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穿着豹皮大衣拍摄宣传照片。

直到20世纪60年代，豹皮才真正开始狂热地流行起来。那是一个自信而繁荣的时期，炫富不再被视为低级趣味。当有权有势的女性开始穿着精心剪裁的豹皮衣昂首阔步时，希图拥有这种服装的渴望就像野火一般燃遍了时装界。在60年代初，光彩照人的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英国女王以及好莱坞影后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全都穿着这种令人兴奋的新时装拍摄照片。然而，如果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野生豹子种群造成怎样的冲击，她们是否还会穿这样的外套就值得怀疑了。到60年代末，为了满足时装界的这一需求，人们对豹子大肆杀戮。在1968年，单是进口到美国的豹皮就有9 556张。要缝制一件大衣就需要多达8张豹皮，很快，这种猫科动物就变得如此罕见，动物学家开始警觉起来，如果这一时尚继续持续下去，这一物种的未来将岌岌可危。

在1952年11月的一个寒冷日子里，年轻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穿着一件豹皮大衣来保暖。

纽约设计师奥莱格·卡西尼（Oleg Cassini）再度点燃了这一狂热，他建议杰基·肯尼迪（Jackie Kennedy）不妨大胆尝试一下豹皮大衣，因为这种风格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她乐意一试，由于她是当时的时尚偶像，人们立即开始疯狂地模仿她。据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满足这一热潮，总共大约有250 000头豹子遭到猎杀。当卡西尼意识到自己造成的恶果后，他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开始生产用人造纤维制造的假豹皮，希望人们能够把它作为替代品来接受。

幸运的是，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现代动物保护运动开始启动，而这主要归功于英国艺术家兼博物学家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的努力。这意味着舆论可向政府施加压力来控制这种杀戮。1969年，美国国会引入了一部动物保护法案，禁止进口豹子的某些珍稀亚种。它虽然用意良好，却依赖于能够分辨不同豹子亚种的海关官员来执行。既然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豹皮贸易就继续不受阻碍地进行下去，直到国会于1973年引入一部更严格的保护法案，禁止所有豹皮的进口，这种贸易才最终停止。从那以后，任何人在美国出售豹皮真皮服装都将面临高达100 000美元的罚款，甚至可能身陷囹圄。在世界的其他很多地区，这项禁令并不适用，但两个因素有助于减少这种屠杀。首先，如今野外存留的豹子数量已经如此稀少，一张豹皮的价格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同样，由于新兴的自然保护文化潮流，身穿任何种类的动物毛皮大衣都变得越来越难被接受。一些胆敢穿着毛皮大衣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富有女性甚至遭遇了一些意外，衣服被愤怒的动物保护激进分子泼上颜料，不久后，世界各地的裘皮大衣就逐渐闲置在衣橱里了。时装界时不时地试图恢复人们对它的兴趣，但几乎无济于事。取而代之的是，人造毛皮和豹纹印花图案变得越来越流行。这种迷人的斑点以多多少少有些抽象的方式，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设计，显而易见，在其制作过程中，不会导致任何动物死亡。印有豹纹图案的围巾、女装和泳衣依然流行，不过它们已经失去了迷人的魅力，现在有时甚至被时装界视为粗俗，因为喜爱它们的是流行歌星、肥皂剧女演员和性感女优。多年来，朱莉·古德伊尔（Julie Goodyear）在肥皂剧《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中饰演浮华庸俗的酒吧女招待贝特·林奇时，都表现出对豹纹斑点图案的强烈喜爱，她凭一己之力，设法将这一主题拖到廉价次品之列，看起来它可能已经无法东山再起了。在个人生活中，她献出大量时间来拯救被抛弃的猫咪，这似乎也颇为适宜。

杰基·肯尼迪。

在电视剧《加冕街》中，庸俗的酒吧女招待贝特·林奇穿着自己的豹皮大衣。

甚至男性也会采用这种时尚主题。一名生意人穿着豹纹斑点的服装到办公室或许需要勇气，但在娱乐业，有些最浮华的人物就以如此衣着登上舞台表演而闻名。声名狼藉的摇滚明星伊基·波普（Iggy Pop）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20世纪70年代，他以自己的豹头皮夹克而知名。他夹克后背上那只大猫张嘴咆哮的狰狞面孔，跟其乐队的专辑《原始力量》（Raw Power）倒也十分相配。这件夹克号称“摇滚乐历史上流传的偶像形象”，在1998年被一名收藏家以2 000美元的价格买走，而这位收藏家感觉自己有必要称之为“摇滚乐中的都灵裹尸布”。

在21世纪，高级时尚女装重拾豹纹图案。

当这样一些庸俗的炫耀服饰出现时，高级时装界却将目光转向了别处。不过，由于豹纹图案固有的美，高级女子时装拒绝将它彻底抛弃。即使到今天，它也依然会不时浮现，只是不再以真皮的形式。博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德雷克（Christian Drake）在论及豹纹图案的持久魅力时表示，他相信“有一种感觉让我们挥之不去：某种东西指引我们偏离了自己作为人猿的真正身份，而用豹纹图案装饰自己，会让我们回想起我们这个物种与野生动植物的纽带，以及我们与它曾经的亲密关系”。

女性化妆品领域是豹纹斑点图案未能风靡一时的一个装饰类别。原因非常简单——化妆是为了消除而非制造斑点。结果，豹纹风格的化妆就局限于异国特色的古怪癖性，而带有豹纹斑点的面部化妆几乎完全局限于儿童的奇装异服派对。这种斑点图案在化妆中获得一定成功的唯一部位是指甲。最近这些年，现代美甲已经变得越来越精致，时髦的图案往往取代平淡的色彩，而豹纹指甲作为一个新奇项目小获成功。

豹皮图案的美甲。

跟美容厅相比，豹子在文身师的营业室里享受到更大的成功。一般来说，最受文身师青睐的主题是展示爱或力量的形象。豹子令人难忘的强健力量，吸引了很多准备在文身师针尖下忍受疼痛的人。大腿、后背和肩膀是豹子文身最流行的位置，而肩膀又是其中最受喜爱的。这个主题存在三种基本的变体——栩栩如生的豹头、这种动物的整个身体以及一片斑驳豹皮的特写。考虑到文身师在工作中使用的媒介，从解剖学上说，通常豹头都纹得非常准确。一片豹皮的特写创造出一种离奇的感觉，仿佛这种文身者的肩膀真的变成了豹子的部分身体，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去抚摸一下那块皮肤，弄清楚它摸起来是什么感觉——这或许也是它作为文身的一部分魅力。如果就豹子文身设计而咨询文身师的意见，他们就会提出一种特殊图案，来说服顾客相信这个主意不错。他们说，豹子是力量、勇猛和能力的象征，也是母性温柔的象征。然后又补充说，作为一种文身主题，它是文身者个性的重要体现，因为它象征着勇气和个人领导力。对于这种颇具说服力的推销广告，很多人都会屈服于它的原始吸引力。尽管大多数豹子文身都位于四肢或躯干上，但也有少数勇敢的怪咖把焦点放在身体的若干末端上——手脚甚至头部。跟那些通常精心隐藏于衣物下的躯体文身不同，这样的豹纹图案只能通过穿戴鞋袜、手套、帽子或围巾来掩盖，而头部的文身尤其会造成一种怪异的外观，必定使得普通的社交生活难于开展。

但有一个人却将豹子文身发展到极致，他就是汤姆·伍德布里奇（Tom Woodbridge），自称“豹子汤姆”，在斯凯岛（Skye）上过了20多年的孤独生活。尽管苏格兰气候严酷，但在那里，却有人看到他赤身裸体地在乡间奔跑，经常是四肢着地，而他身上几乎全部覆盖着豹纹文身。不可避免地，汤姆被称为“豹人”，但不能把他与非洲杀人成性的豹人混为一谈，后者曾经让某些部落社会生活在恐怖之中。汤姆曾在军队服役，在给自己的整个身体表面覆盖上文身之后，他抛弃了人类社会。在他身上，豹纹周围的皮肤都覆盖着金色的文身颜料，除了少数缝隙，例如脚指头之间和耳朵里面的皮肤，他体表的每一寸肌肤都纹上了豹纹。甚至他的眼皮也纹上了豹子眼睛的图案，当他闭上自己真正的眼睛时，那双豹眼就会凝视着你。他甚至不惮麻烦地在口腔内植入特殊的牙齿，从而创造出食肉动物那样的咆哮。据估计，他体表99.2%的面积都覆盖着文身图案，使得他成为全世界文身面积最大的人之一。如今汤姆已经70多岁，他不再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仍然拒绝听收音机或参与任何形式的社交活动。他不仅看起来像豹子，而且也过着豹子那样的孤独生活。

豹子图案的文身，展示了一头在解剖学上相当精确的豹子形象，看起来栩栩如生。

带有豹纹文身的“豹人”在苏格兰西部的斯凯岛上。

除了人体，很多无生命的物体，从椅子到鞋子，从手链到项链，甚至汽车，也同样覆盖着装饰性的豹子图案。在那些豹形小物件中，有一件珠宝特别值得一提。那是一条钻石手链，曾经装饰着沃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纤细的手腕，是其夫温莎公爵送给她的礼物，为了与她共度余生，他放弃了身为爱德华八世的王位。这条由卡地亚设计的手链是珠宝商让娜·图商（Jeanne Toussain）于1952年在巴黎制作的，上面覆盖着缟玛瑙和钻石，还有一双闪烁的翡翠眼睛。2010年，苏富比拍卖行以452万英镑的价格在伦敦将它拍卖，使得它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手链。买家隐姓埋名，不过据传言是麦当娜，当时她正在拍摄沃利斯·辛普森的一部传记片。沃利斯·辛普森还有另外一件装饰着豹子的珠宝，有些人认为它甚至比那条闻名于世的手链更漂亮，是一枚镶嵌着钻石和蓝宝石的豹形胸针，同样由卡地亚设计，是她在1949年获得的礼物。它表现一只豹子跨骑在一轮蓝色的月亮上，月亮本身是一块浑圆的星彩蓝宝石，依照其天然形状打磨而成，重达152克拉。

2012年，在中国常州汽车博览会上出现的豹纹轿车。

沃利斯·辛普森戴过的铰接豹形手链，由卡地亚设计。

另外还有很多受豹子启发制作的装饰品，价格没那么昂贵，从精美到俗丽皆有。很多装饰着房间角落的豹形小瓷器都接近丑陋，不过也有少数设法捕捉到一些特别的魅力，还算对得起豹子的名声。出于一些奇怪的原因，有一个特别的物品类型似乎对豹子形状很有吸引力，那就是茶壶。它们中有一些形状简单，只是表面覆盖着经典的玫瑰花形豹纹而已，但还有一些就更加复杂了，可能包括一些模拟的豹子元素，让它们得以激起收藏家的好奇心。有一把特别的茶壶是南非制造的，售价格外高昂，被故意设计得有些猥亵，让茶水通过这只动物竖立的阴茎倾倒出来。这把带阳物的豹子茶壶有一种迷人的执拗，作为一件小型艺术品，让它从所有其他受豹子影响的小玩意儿中脱颖而出。

沃利斯·辛普森的豹形胸针，装饰着钻石和蓝宝石。

对豹形茶壶的怪异崇拜。现在还不清楚豹子与茶之间有何联系。

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使用这种斑点图案，不过是运用一种具有视觉吸引力的装饰罢了，但在远东地区，它却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据说，在物体表面画上豹子主题的图案，能够驱走邪恶的幽灵。在古代中国，人们相信，把头放在一个豹纹枕头上，就能保护睡觉的人免受噩梦搅扰，因为它能够阻挡邪恶力量。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现在能够买到整套的豹纹床上用品，包括枕头和床单。对这种形式的卧室装饰来说，唯一的不足是，它看起来如此可怕，因此有可能把睡觉的人也一并驱走。

但在卧室里使用豹纹图案并不是最怪的，有一位怪异的美国房主走得更远。在他位于芝加哥罗杰斯公园附近的家中，他采取了一个别致的步骤，为其住宅的整个外墙装饰上豹纹图案。显然左邻右舍对此并无怨言，他们只是发现它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尽管如此，这样的房屋粉刷风格并没有流行开来。

芝加哥罗杰斯公园附近的豹纹住宅。

或许对豹纹图案最怪异的运用是在灵柩上面，这种潮流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盛行，当时尤其受到波希米亚运动中的女性青睐。在这里，它或许也跟那种把豹纹图案当作阻挡邪恶幽灵的保护措施遥相呼应，为坟墓中的死者充当守护之灵。有些灵柩上面还会覆盖着动物皮革，不过它们的象征作用却因灵柩上的一份声明而略有降低：“此处所用皮革均由牛皮制造，未使用任何异国或濒危动物毛皮。”

但在一个案例中，豹纹图案却表达出略微不同的象征意义。一位年轻的母亲，试图从一个肇事逃逸的司机轮下救出自己的孩子们，在她因此而惨死之后，她被埋葬在自己最喜爱的豹纹图案里。在这里，同样是对幼崽/幼儿的强烈母性，以及飞快的动作，使这位母亲与这种动物建立起联系。

一位年轻母亲的葬礼，其灵柩上印着她最爱的豹纹图案。

第八章

美术中的豹子

Chapter Eight Leopards in Art

尽管豹子在装饰艺术中备受青睐，但在美术界它的受欢迎程度就没那么高了。跟其他许多偶像动物相比，它出现的频率要低得多，不过也有一些描绘豹子的作品值得一提。

中世纪动物寓言集（12世纪和13世纪）

在12世纪的动物寓言集里，豹子以颇有戏剧性的面貌出现，当时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它几乎就是一种幻想中的动物。有时，它确实拥有大名鼎鼎的斑点皮毛，但偶尔也会付之阙如。它可能会有鬃毛、蹄子、尖尖的舌头、长长的角，尖耳朵甚至鲜蓝色的毛皮，具体取决于各种动物寓言集作者的想象。显然，没有人跟他们说到古罗马那些根据第一手资料创作的豹子马赛克，以及古罗马人利用输入的野生动物进行的角斗比赛，那一切在数世纪之前就已消失。因此，动物寓言集的插图画家能够依据的，只有少数荒诞无稽的传言和传说。奇怪的是，其中一种传说涉及豹子的呼吸，据说它具有特别令人愉快的气味：

当黑豹吃饱肚子后，它就会躲藏在巢穴里呼呼大睡。三天后，它再次醒来，发出响亮的打嗝声，这时它嘴里会散发出非常甜美的气息，就像甜胡椒的气味。当其他动物听到这声音后，就会循着甜香的气味，来到它所在的地方。但只有龙，在听到这声音后，会在恐惧的折磨下，逃进自己的地洞。在那里，因为无法忍受这种气味，它变得麻痹迟钝，迷迷糊糊，一动不动，就像死了一样。[1]

读到这里，如果你觉得12世纪动物寓言集里的黑豹与真正的豹子毫不相干，而只是一种像龙那样，完全出自想象的传奇动物，那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当那部动物寓言集的作者对这种动物做出如下描述时，他在谈论的显然是豹子：“黑豹是一种全身布满小斑点的动物，因此，从它黄褐色皮毛上的圆圈，以及黑白的斑点，就可以分辨出它来。”[2]

根据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豹子嘴里散发出的甜美气息会吸引其他动物。

追根溯源，认为豹子嘴里散发出甜美气息的观点，可能来自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著作。他在自己那本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里写道：

黑豹拥有淡色皮毛，但其上有眼状斑点。它们奇妙的气息会吸引所有四足动物，但其狰狞的头部会吓跑那些生灵。因此，为了捕捉猎物，当黑豹用自己的气息将猎物吸引到近在咫尺之处时，就会把自己的脑袋隐藏起来。[3]

所以，豹子的甜美气息并非出自动物寓言集作者们的杜撰，而只是抄袭了一位本应该更了解这种动物的古罗马作家。

当普林尼撰写其著作时，罗马仍在进口野生豹子用于角斗比赛，因此，他应该对它们拥有第一手的经验知识，但当时的环境很可能对他不利。那些悲惨的动物，因为捕捉和运输过程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即使普林尼能够接近它们，作为研究对象，它们肯定也没有多大用处。普林尼仅有的信息来源，很可能只是那些用陷阱捕捉它们并将它们带到罗马来的猎人。为了成功地捕捉到狮子、豹子和非洲的其他野生动物，这些人肯定对这些物种的习性有所了解。他们可能观察到，尽管其他大型掠食动物通过追逐来捕捉猎物，豹子却隐藏在矮树丛中伏击其受害者。换言之，豹子会将其面部隐藏起来，让猎物朝它靠拢，而不是追逐后者。普林尼似乎误解了“猎物朝它靠拢”的意思，以为被捕食者是受到了豹子的吸引，而非简单地溜达到豹子藏身的地方。如果它们是受到强烈的吸引，那么就必须杜撰出理由来解释豹子的吸引力。由于这个捕食者是隐而不见的，因此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它一定拥有迷惑性的气味。在普林尼的那个版本中，这个杜撰出来的理由是用来解释其捕食方法的，可是等到动物寓言集的作者们重写他这段文字时，捕食行为就被忽略了，剩下的只有豹子的甜美气味吸引着“除了龙之外的其他所有动物”。这跟事实相去甚远，但至少我们有可能看到，中世纪动物寓言集中幻想的豹子，是怎样从野外的真实豹子中产生的。

在一些早期的动物寓言集里，豹子象征性地化身为耶稣基督，而龙则化身为魔鬼。这种转化的思路如下：豹子在其巢穴里睡了三天，然后醒来，因为它嘴里散发出的甜美气息而被其他动物追随。这被解读为基督死去三日后从坟墓中复活的寓言，由于他遍布世界的馨香至德，而吸引了全人类的追随。只有作为魔鬼的恶龙惧怕他，急急忙忙地躲进地狱里。[4]

《修道院启示录》（1300—1325）

早在14世纪，豹子就在《修道院启示录》（Cloisters Apocalypse）中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现身，变形为一个七头怪物。这本书的第33页描绘了三种幻想动物，被称为龙、野兽和伪先知。污秽的幽灵变成青蛙的形状，从它们嘴里冒出来。野兽被描绘成豹子的身体，原因有些复杂。在《圣经·启示录》13:2节中，提到那种野兽的文字如下：

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它。

那头怪兽复杂的身体构造，跟它作为反基督教力量联合体的象征意义有联系。它身上的豹子元素据说可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的王国，以及亚历山大以豹子那样不可思议的速度和猎杀能力征服其邻国的观点。当那头豹子似的野兽最终“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示录》19:20），结果获得胜利的就是基督教。

根据一本13世纪中期的启示文学，《圣经·启示录》中拥有七个头的怪兽其实是一只豹子。

贝尔纳多·戈佐利

在佛罗伦萨艺术家贝尔纳多·戈佐利（Bernardo Gozzoli，1421—1497)的《三贤士之旅》（Journey of the Magi）中，包含了一些有趣的细节。他描绘了两只带有斑点的猫科动物，一只坐在其主人后面的马背上，另一只站在地上，脖子上戴着牢牢的项圈，被它那位鞋上带有尖锐马刺的看护人用绳子牵在手中。这第二名男子的左脚踩在马镫里，仿佛他正准备上马或下马。戈佐利专注于细节，向我们表明这两只猫科动物属于不同的物种，因为马背上那只就像猎豹一样，身上是圆圆的黑色实心斑点，而站在地上那只则是豹子所特有的玫瑰花瓣形斑点。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乍看之下，两只动物修长的体形似乎说明它们俩都是猎豹。那些玫瑰花瓣形的斑点暗示这两个物种都被用于狩猎，尽管这通常是猎豹扮演的角色。

拴在皮带上的豹子，贝尔纳多·戈佐利的《三贤士之旅》, 作于1459年。

扬·凡·德·施特雷特

扬·凡·德·施特雷特（Jan van der Straet，1523—1605）尽管出生于布鲁日，却在早年移居佛罗伦萨，在这里，他因其描绘狩猎场景的绘画而闻名。这些作品如此流行，它们被制作成版画，广泛传播。在他的两幅有关罗马角斗比赛的习作中，他富于想象力地表现了用陷阱捕捉野生豹子的情景，以及其中一只被捕获的豹子从它在罗马圆形竞技场中心区域的笼子里逃出，却被罗马皇帝康茂德（Commodus）用弓箭射杀的一刻。在他的作品中，丝毫没有表现出对那些豹子的同情。它们被简单地塑造成猛兽——“凶猛的野兽”。

扬·科莱尔特（Jan Collaert）根据施特雷特的作品《捕捉豹子》 （Capturing Leopards with the Help of Nets and Cages Baited with Mirrors）制作的版画，是为安东尼奥·滕佩斯塔（Antonio Tempesta）1627年的狩猎论著《论狩猎：野兽、鸟类与鱼类》（Venationes ferarum, avium,piscium）所作的插图。

扬·凡·德·施特雷特描绘的诱捕方法，表现了设置网子和在一个利用镜子作诱饵的笼子中诱捕豹子的情景。后一种方法纯粹是虚构。在现实中使用的方法有两种——使用网子和陷阱。网子是最常见的捕捉方法，需要两个骑着马的人敲击盾牌或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将猎物顺着围有栅栏的通道驱赶进布设了网子的畜栏里。另一种方法是挖一个深深的陷阱，中央竖立起一根巨大的柱子，上面放着一只充当诱饵的活山羊或羊羔。在陷阱周围竖立的栅栏有助于将它隐藏起来，这样，当捕食者跳向诱饵时，就会跌入下面的陷阱里。然后人们将一个笼子放到陷阱内，把那只被捕捉到的动物弄出来。

彼得·保罗·鲁本斯

这幅过分紧张、过分渲染的绘画（见下页），是佛兰德艺术家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的典型作品，位于画面右下角的豹子被两支标枪刺死，一支扎入其腹部，另一支扎入其胸部。在这一场疯狂的混战下方，它躺在地上，张开大嘴，露出下垂的舌头，毫无生气。这幅画在一幕单一的场景中，总结了17世纪通常对待野生动物的残酷愚蠢态度。通过迎合时人的粗鄙感情，鲁本斯这样的艺术家对动物造成了无法描述的伤害。

在鲁本斯的另一幅主要作品《战争与和平》（又名《密涅瓦在战神面前保护和平女神》[Peace and War, or Minerva Protects Pax from Mars]）中，出现了另一头豹子。这一次它是活的，但就像前一幅作品那样，它被贬低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地位，作为酒神巴克斯的随从之一，仰卧在地上。

彼得·保罗·鲁本斯，《猎杀老虎、狮子和豹子》（Tiger, Lion and Leopard Hunt），1616年。

格里特·凡·洪特霍斯特

尽管17世纪的荷兰艺术家格里特·凡·洪特霍斯特（Gerrit van Honthorst，1592—1656）以更和善的态度塑造豹子的形象，表现它被一个小丘比特用松散的绳子牵着，嗅闻一堆水果，但他对这种动物的同情具有欺骗性。有一点必须牢记在心，这幅画传达的寓意是：在想象中的和平与富足世界里，就算豹子这样恐怖凶残的野兽，也会变得温和友善，忽略它周围那一群孩童美味鲜嫩的血肉。因此，从象征的角度说，这里的豹子并非英雄，而是一个受到神秘感化的恶棍。

格里特·凡·洪特霍斯特，《和平与富足寓意画》（An Allegory of Peace and Plenty），1629年。

卡尔·鲁特哈特

17世纪德国动物画家卡尔·鲁特哈特（Carl Ruthart，1630—1703）进入美术界的时间稍晚，他重新回到把豹子描绘成嗜血杀手的传统象征角色。为了渲染那个受害者的痛苦挣扎，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群豹子而非一个独行杀手。不过，这究竟是因为无知，抑或只是为了强化这一刻的残忍而采用的艺术手法，就很难说了。同样，这位艺术家笔下的被捕食者也不是羚羊，而是一头巨大的雄鹿，在现实中，这个物种的栖息地过于靠北，并非豹子的常见食物。在背景中，他也没有描绘一群母鹿，而是只描绘了一头雌鹿，暗示那位勇敢的“丈夫”在它惊恐万状的“妻子”眼前被撕成碎片。

卡尔·鲁特哈特，《豹群猎鹿风景画》（Leopards At tack ing Deer in a Landscape）。

乔治·斯塔布斯，《酣睡的豹子》（Sleeping Leopard），1777年。

乔治·斯塔布斯

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1724—1806）据说是18世纪最伟大的动物画家，主要描绘家养动物，尤其是马，但他偶尔也会沉浸于一些描绘野生动物的习作，例如这幅熟睡的豹子。显然，他是根据一头圈养动物来画的，只是很难判断这头豹子究竟是在美餐一顿后享受放松的小憩，还是因为注定终身囚禁于狭小的兽笼，在被迫的百无聊赖中堕入可怜的睡眠。然而，不管是哪种情况，这幅画至少一扫早期绘画中把大型猫科动物普遍塑造成凶残野兽的所有细节。

雅克——洛朗·阿加斯

雅克－洛朗·阿加斯（Jacques-Laurent Agasse，1767—1849）是一位侨居伦敦的瑞士艺术家，作为当时最优秀的动物画家之一而闻名。他会在河岸街（Strand）一处拱廊内向公众开放的展览中，花大量时间观察笼养的野生动物，他的作品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他以同情的态度塑造这些圈养动物。它们不是残暴的野兽，咆哮着，在空中挥舞爪子；它们是一些放松并且近乎友善的动物。确实，他这幅画中的两头豹子，或许因为被迫生活在狭小单调的空间内而显得相当无聊，但它们至少还有对方充当玩伴，而这就是画家选择描绘的片刻。对于这些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动物，这是一种崭新的观察角度，在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伦敦人中激起了共鸣，当时，英国社会中逐渐出现了一种对待野生动物更温和、感伤的态度。

雅克-洛朗·阿加斯，《两只豹子在伦敦埃克塞特市场动物园中玩耍》（Two Leopards Playing in the Exeter Exchange Menagerie, London），1808年。

爱德华·希克斯， 《和平王国里安详的豹子》，1826年。

爱德华·希克斯

爱德华·希克斯（Edward Hicks，1780—1849）是19世纪一位杰出的美国民间艺术家，抱有教友派信徒的友好与和谐观念。在油画《和平王国》（The Peaceable Kingdo）中，他描绘被捕食动物与捕食者静静地坐在一起，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达了那种观念。在这幅画的右下角，他描绘了一头有些茫然的豹子，被一只绵羊、一只山羊、一头牛犊、一头猪、一头奶牛和一个小孩子围在中间。

希克斯逐渐沉迷于这一主题，做了一件在艺术界前无古人的事情——他为这同样的构图创作了62个版本，第一幅产生于1820年，最后一幅就在他于1849年去世之前完成。每幅画中都有豹子，但其位置在不同版本中略有变化。有时它笔直地坐着，有时在睡觉，有时与一个同伴在一起。最后的版本之一创作于1846—1848年，标题为《和平王国里安详的豹子》（The Peaceable Kingdom with the Leopard of Serenit），强调了这种特别的动物在一般构图中的重要性。一份作品编目对这幅画做出了如下介绍：“带有斑点的豹子在作品中安详地伸展四肢，仿佛沐浴在舞台聚光灯下，是希克斯晚年的典型作品，表现了各种对立关系的融合，揭示了画家内心对和解的渴望。”[5]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希克斯在这些绘画中描绘的这一场景来自《圣经》中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11:6的预言说，随着弥赛亚的降临，“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小孩子要牵引它们”。因此，在这些令人愉快的寓意画中，这位艺术家向我们呈现了一头友好的豹子，而不是一头凶残地攻击其猎物或遭到凶残攻击的猛兽。

亚历山大·卡巴内尔

19世纪，一种高度浪漫化的东方主义在法国风行一时。在亚历山大·卡巴内尔（Alexandre Cabanel，1823—1889）的这幅作品中，克里奥佩特拉面带愠色，懒洋洋地和她那头未受束缚的宠物豹子坐在躺椅上，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之作。在维多利亚时代，对动物的感伤情绪开始取代以往的粗暴态度，这幅画就依照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表现动物。不过，画中的豹子依然扮演着被驯养的仆从角色，而非自有其权利的野生动物。要欣赏到真正从博物学角度描绘大型猫科动物在其原生栖息地中的情景，我们还得再等100年。

亚历山大·卡巴内尔，《克里奥佩特拉在死囚身上测试毒药》（Cleopatra Testing Poisons on Condemned Prisoners），1887年。

让-约瑟夫·本杰明·康斯坦特

J.-J本杰明·康斯坦特，《宫廷侍卫与两头豹子》（Palace Guard with two Leopards）。

让－约瑟夫·本杰明·康斯坦特（Jean-Joseph Benjamin Constant，1845—1902）从浪漫主义的视角，描绘那些具有异国色彩的宫殿和伊斯兰闺房，其灵感来自他二十几岁的一次摩洛哥之旅。他的很多绘画都表现半裸的伊斯兰后宫奴婢斜倚在奢华的宫廷背景中，显然，这些地位优越的女性需要精心的保护，以免受到外界的侵扰，他这幅描绘一名宫廷侍卫带着一对成年豹子在宫中巡逻的作品由此产生，那对豹子能够将任何不请自来的雄性入侵者撕成碎片。

乔恩·亨特

由于大型猫科动物比从前更受尊重，受到的残害也更少，因此，作为绘画主题，它们在艺术家心目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如今，我们以更同情的态度描绘这些身处原生栖息地的动物，而不是把它们描绘成受到屠戮的凶残猛兽。最近这些年，很多自然史艺术家都为野生豹子创作了准确的肖像，不过其中描绘得最精确，与摄影作品旗鼓相当的，要数当代美国艺术家乔恩·亨特（Jon Hunter，1944— ）的《豹》（Il Gattopardo）了。

乔恩·亨特，《豹》, 2010年。

拉贾布·齐瓦亚

来自非洲热带地区的现代绘画往往令人失望，不过，在坦桑尼亚的恩戈尼（Ngoni）部落中，艺术家拉贾布·齐瓦亚（Rajabu Chiwaya，1951—2004）描绘了一头非凡的豹子，却是个中例外。齐瓦亚在达累斯萨拉姆参加了廷加廷加艺术合作社（Tinga Tinga Arts Co-operative）。他是历史上少数以豹子作为原型创造出幻想动物形象的艺术家之一。几乎所有在作品中描绘豹子的艺术家都竭尽所能地按照这种动物的自然形态塑造其形象，但齐瓦亚却以戏耍的手法，欢快地描绘这种形象，在一幕堪称全世界天真艺术最佳典范的场景中，创造出一种奇妙的怪异动物。

沃尔顿·福特

沃尔顿·福特（Walton Ford，1960— ）出生于纽约，是近年涌现的最杰出的美国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伟哥奥杜邦”（Audubon-on-Viagra）。他的一幅水彩画似乎描绘了一头豹子正以致命的方式，咬住一头白色的印度驼背公牛的喉咙，乍一看，很像18世纪或19世纪的自然史插图。但仔细审视，就会发现那完全是另一码事。第一个令人震惊之处在于，这幅作品并非书籍中的插图，而是一幅152.4厘米x302.3厘米（5英尺高，10英尺宽）的纸本水彩画。它细致入微的笔触或许让它看起来貌似传统的自然史绘画，但它实际上是一幅传递出政治信息的寓意画。线索就在标题里头。Chingado一词是一句墨西哥的脏话，可大致译为“操！”因为那头公牛是印度的，那只猫科动物自然指的是豹子。但其实并非如此。后者身体侧面的花纹展现了内带黑色圆点的玫瑰花瓣图案，表明它显然是一头美洲豹。同样，远处的建筑也是前哥伦布时代的纪念碑。尽管公牛的皮毛是白色的，背部拥有隆起的解剖学构造，但这却是一幅关于墨西哥的寓意画，本意是指一头西班牙公牛赫然耸立在一只本土的美洲豹身上，后者却以牙还牙地对攻击者进行报复。换言之，这幅画象征着墨西哥农民反抗外国压迫者的斗争。画中有一个很容易受到忽略的细节，即那头公牛其实是在强暴那只美洲豹，因此，不管对那头被一口扼住脖子的公牛，还是那只受到侵犯的美洲豹，这个题目都同样适用。

沃尔顿·福特， 《操！》，1998年。

张大悲

如今，在年轻的中国艺术家中，豹子是一个流行的主题。张大悲（约1970—）就是善于捕捉豹子情绪与外表的中国艺术家之一。由于他精湛的书法技巧，他自称“戏墨草堂堂主”。不过，因为他排斥所有官方接洽，拒绝接受学术团体的职务，声称“无意于名利”，所以人们对他知之甚少。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仍在国际上展出并收藏。

库纳印第安艺术家（20世纪）

库纳（Kuna）印第安人生活在巴拿马北部海岸附近的一些小岛上，偶尔会在附近的美洲大陆森林里遇到美洲豹。碰到这种情况，他们很可能会瞥见这种动物趴在高高的树枝上休息，在该部落女性衣服上的装饰性布料中，他们就是如此描绘这种大猫的。此类装饰性布料被称为“摩拉”（molas），每个女性都会在其宽松上衣的前襟和后背分别缝上一块。那些描绘美洲豹的摩拉表明，库纳人对这种特别的掠食者并不太熟悉，只是以一种卡通风格的简化形式呈现其形体。不过，它们确实展示了美洲豹带有斑点的皮毛、结实的身体以及尖尖的犬牙和爪子。

一头美洲豹在树上休息，出自一位巴拿马的库纳印第安艺术家之笔。

概括地说，从数世纪以来艺术家们塑造豹子的方式来看，尽管这一物种从来都不是最受青睐的动物主题之一，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那些确切描绘了豹子的绘画，都生动有力地表现出人类对这些大型掠食者的态度在不断改变。随着豹子在野外的生存越来越受到威胁，我们似乎有可能在未来看到画家以越来越同情的态度塑造其形象。

[1] T. H. White, The Book of Beasts (London, 1954), p.14.这是收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一本12世纪动物寓言集（编号ii.4.26）的译本。

[2] Ibid，p.17.

[3]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Book 8, 23 (1st century ad).

[4] Ann Payne, Medieval Beasts (London, 1990).

[5] Sotheby’s New York, 22 May 2008, Lot 60. Edward Hicks The Peaceable Kingdom with theLeopard of Serenity, 1846—1848, sold for $9,673,000.

第九章

马戏团的豹子

Chapter Nine Circus Leopards

豹子最早出现于马戏表演中是在古罗马时代。当时，它们在残酷的角斗比赛中被释放到竞技场上，那很可能是它们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演出。那座伟大城市的市民厌腻了一切，在这些为给他们提供娱乐而组织的表演式狩猎中，此类动物的下场几乎总是以遭到斗兽士（Bestiarii）即猛兽猎人的屠戮而告终。有些大猫稍微幸运一点，如果它们能够学会表演一些把戏，还可捡回一条性命。还有一些，如果被用来对付那些被判处“野兽咬死”的罪犯，也能多活一段时间。竞技场上的动物死亡率令人惊愕。在罗马大竞技场持续100天的开业庆典中，至少9 000头动物以娱乐的名义失去生命。根据记录，它们中有410头是豹子。这场针对豹子的大屠杀持续了多年。例如，我们得知，在80多年后的公元169年，单是一场表演就导致63头野生豹子死亡。这些表演性的狩猎直到公元6世纪才废除，到那时，要在北非或中东任何地方找到幸存的野生豹子，可能都是难上加难了。

即使在更早的时期，要找到豹子也很困难。公元前50年，西塞罗在一封寄到罗马的书信中，就抱怨罗马要求他为此类比赛供应更多豹子，以及他面临的种种困难。当时，他担任西里西亚的总督，那个地方位于今土耳其南部。他评论说：

一座古罗马住宅内的马赛克镶嵌画中的豹子，产生于公元2世纪。

描绘一头豹子在竞技场上遭到杀戮的古罗马马赛克镶嵌画。

关于豹子，普通猎人按照我的命令，已是竭尽全力，但这些动物严重供应不足……不过这个问题已经受到密切关注，尤其受帕提斯库斯（Patiscus）关切（他已经送来10头动物）。不管弄到什么，都是你的，只是到底能弄到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1]

对那些生活在小亚细亚和北非殖民地的罗马人来说，诱捕成年豹子绝非易事。阿尔及利亚的希波纳（Hippone）博物馆里收藏了一件公元3世纪的马赛克，清楚地表现了这件事有多么危险。作品描绘了处于恐慌状态的3只豹子、1头雄狮和1头雌狮，它们被赶进一个狭小的空间，陷入猎人的重重包围中，一边是14名男子，装备了巨大的盾牌和顶端火红的兽叉，另一边是覆盖着灌木的捕兽网。另外一个扛着盾牌的人被几头野兽掀翻在地，其中一头豹子正在攻击其头部。右侧则有若干骑马的人，将这些动物朝画面左下侧一个盒子似的陷阱驱赶过去。[2]

17世纪末，约翰·格拉维乌斯（Johann Graevius）在他那本长达12卷、有关古罗马的百科全书式专著里，画了一幅猎捕豹子的插图。尽管已经过去十几个世纪，但插图中对诱捕场景的描绘几乎没有多大改善。实际上，图中对豹子的描绘还不如那件阿尔及利亚马赛克的准确。[3]需要大量诱捕豹子和其他野生动物的，不单是竞技场内表演性的狩猎。古罗马的一些重要公民认定，他们有必要维持自己的私人动物园。这些动物园的规模令人难以置信。据说屋大维·奥古斯都皇帝（Emperor Octavius Augustus）就拥有3 500头动物，包括680

头狮子和老虎，以及600只非洲豹子和猎豹。痴迷于控制大型危险动物的做法，表现了罗马人希图控制已知世界的欲望，根深蒂固。当罗马帝国走向衰落时，这些野生捕食动物终于获得一段休养生息的悠闲时光，其数量也能再次上升了。

要再过上1 000年，野生豹子才会再次遭到诱捕，被拖去娱乐好奇的公众。起初，它们在小型动物园和流动展览中展出，因为单是看见这些动物就足够让人兴奋的。要等到18世纪，一个崭新的马戏表演时代才会在欧洲和北美洲降临，在那里，动物们不得不为公众表演。这一次，马戏团中的动物演出将持续200年，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那之后，动物权利运动将导致此类表演在西欧和北美走向衰落，并基本上销声匿迹。不过，在东欧，它们至今仍很流行。不得不说的是，在整个这一时期的现代马戏表演中，使用受过训练的豹子是极其罕见的情况。用马戏团的行话说，它们是些“靠不住”的动物——训练起来虽然容易，但它们总是易于突然发动毫无预警的攻击。这些暴力反应，很可能跟豹子在野外不习惯与其他大型动物近距离相处的事实有关，除非那些动物恰好属于被捕食者。就仿佛受过训练的豹子毕恭毕敬地遵守所有条件反射，直到它受到某种刺激，在顷刻之间恢复了疯狂撕咬的自然杀戮行为。结果，在封闭的马戏团笼子中表演时，更合群的狮子就比特立独行的豹子更受青睐。不过，这一规则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马戏团中，这个行踪诡秘、遗世独立的物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迫改变其自然行为？对此加以考察是很有意思的。

驯豹史上的第一个重要人物，是一名不同寻常的男子，名叫伊萨克·凡·安布格（Isaac Van Amburgh）。他出生于1808年，年仅22岁就进入一个关着三只豹子和三头狮子的兽笼，让其美国观众惊诧不已。看到这些大型掠食动物在他面前畏缩不前，仿佛害怕似的，“观众们无比惊奇”。演出的末尾，他命令那些动物来到他身边，它们恭顺地靠近他随意斜倚的身体，平静地环绕在他周围。凡·安布格声名大噪，19世纪30年代，他曾在欧洲巡回演出好几年。来到英国的时候，他还为维多利亚女王演出，后者对他如此着迷，甚至委托埃德温·兰西尔为他及其大猫们画了一幅肖像画。这件作品如今属于温莎城堡的皇家典藏，画中描绘一只豹子顺从地把脑袋靠在他的大腿上。女王被凡·安布格的表演深深地吸引了，曾六度光临他在德鲁里巷的演出，有一次甚至在演出结束后观看他给那些动物喂食。不过，如果有人把他的训练方法告诉女王，她或许会感到惊恐。凡·安布格完全依靠残酷的手段来阻止那些大猫攻击他，在训练中用一根撬棍把它们殴打到服从为止。他引用《圣经》的经文为自己对待动物的残酷方式辩护，说上帝赋予他统治动物的权力。令人惊讶的是，在他这些大型猫科动物里面，没有一只因为他的暴行而试图实施报复。只需几秒钟，它们中的任何一只都能结束他的性命，但它们没有那么做。凡·安布格并未被它们巨大的上下颌紧紧扼住脖子而悲惨地死去，他活着成为一个大富豪，最终在1865年寿终正寝。

埃德温·兰西尔（Edwin Landseer）为凡·安布格画的肖像，后者斜倚在他驯养的野生动物中间，其中包括两只豹子。作于1839年。

具有异国情调的美国演员多洛蕾丝·瓦勒希塔（Dolores Vallecita），是最早试图在马戏团内尝试训练豹子表演的女性之一。她生于1877年，在那个时代，她作为驯兽师和歌舞杂耍明星而闻名。在拍摄于1906年的一张照片中，她朝一头怒吼的成年豹子挥舞鞭子，设法在距离其血盆大口仅仅几英尺远的地方摆出一个生动的姿势。另外一些与她共同出现在海报上的演员，把那段时间称为“紧张的几个星期”。她的表演风靡全球，从伦敦到柏林、南非、古巴、埃及和澳大利亚，但她却在印度获得最大的成功，可能因为她那些大猫全都是印度豹子。瓦勒希塔剧组的6只豹子中，每一只都有自己的个性。“咆哮者”格蕾丝是女主角，它只有在获得最大的旅行兽笼后才会工作；“狡黠者”维多利亚总试图在其他豹子前占据上风；“麻烦制造者”汤姆会搅起一场争端，然后坐在一旁隔岸观火。在加入这家剧团前，汤姆曾经杀死一名饲养员，但无畏的瓦勒希塔似乎并不为此担忧。尽管她的豹子个性各异，不过，如果它们看见一名女性穿着皮衣朝自己位于观众席上的座位走去，那么它们全都会不约而同地产生相同的反应。不管它们正在参与什么日常活动，都会立刻停下来，所有6只豹子的眼睛都会紧盯着那个女人的一举一动，直到她舒舒服服地坐到座位上。她在无意中触发了它们内在的狩猎反应，在那个转瞬即逝的片刻，它们全都重新变成了野外的掠食者。作为敏感的表演者，它们全都对狗、沙沙声、吵闹的砰砰声、聚光灯、铜管乐、爵士乐和红色深恶痛绝。它们全都热爱歌剧音乐，在演出间隙里，瓦勒希塔会给它们播放这种音乐，来让它们保持平静。这位杰出女性的职业在1925年戛然而止，当时，她租下了贝城（Bay City）闲置的老市政厅训练这6只豹子。当她转身对着其中一只豹子时，她最宠爱的那只跳到她身上，据说那是一次“深情的拥抱”，但它的一只锋利的爪子切断了她的气管，导致其肺部充满鲜血，她就此丧命。尽管官方声称她的死亡是一次意外，但不得不说的是，当猫科动物充满热情时，它们通常会缩回爪子，因此，事实上，有可能是她最宠爱的豹子看到她给予一个对手太多关注，出于嫉妒而对她痛下杀手。

多洛蕾丝·瓦勒希塔在1906年的演出中。

稍后出生于1889年的马布尔·斯塔克（Mabel Stark），是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女性驯豹师，她也同样英勇无畏，从骑乘狮子开始她在马戏团的职业。在她被狮子击伤三次后，她转而训练豹子，又被它们击伤了两次，于是她转向斗虎。然后她又与一只黑豹同台演出，后来被它严重击伤，差点死掉。她的一条腿几乎被切断，面部被划破，肩膀上有个洞，而且三角肌还有一处撕裂，但几周之后，她缠着绷带，拄着拐杖，又无所畏惧地回到了马戏团的舞台上。在她60年的演出生涯中，她有时与多达18只大型猫科动物同台表演，曾经反复多次受伤，但却拒绝放弃这种让肾上腺素奔涌的做法，因为当时她极度需要这样的刺激。在其自传中，她这样写道：

我挥动鞭子，大叫“让它们登台吧”，这时，活动门打开了。大猫们溜了出来，咆哮着，怒吼着，朝着彼此或者朝着我跳跃。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激动时刻，对我来说，没有这种刺激的生活根本就毫无价值。

如她所言，当她最终被马戏团解雇后，她自杀了，终年78岁。

第三位杰出的女性是出生于英国的梅·科瓦（May Kovar），来自稍晚一些的时代。作为驯豹师，她活跃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科瓦的职业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戛然而止。1949年12月，当她试图训练一只新引进的动物——一头野生的雄狮——时，那只动物朝她跳了过去，抓住她的喉咙，切断了她的脊梁骨。令人惊叹的是，梅那对年仅十几岁的儿女正在一旁观看，当即冲进马戏团的笼子里救她，手里仅仅握着几根短棒。他们用棍子戳那头巨大的狮子，但它拒绝松开那张紧紧咬住他们母亲脖子的血盆大口。幸运的是，一位驯象师来到现场，对那头狮子展开猛烈攻击，才让它松了口。然后他从笼子里将梅·科瓦拖了出来，她的孩子们也设法逃了出去。但已经太晚了，梅·科瓦已经死去。

1971年，梅·科瓦的几头豹子正在演出。

20世纪70年代，梅·科瓦二世用一头经过训练的豹子，摆出经典的披肩姿势。

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试图以这种方式拯救母亲性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这种给他们留下心理创伤的经历之后，他们绝不会追随母亲进入马戏团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然而，那个女孩恰恰就这么做了：20世纪70年代，梅·科瓦二世成为一名成功的大猫驯兽师，摆出和母亲一模一样的姿势，让一只成年豹子盘绕在她脖子上。我们或许会谴责马戏团里使用野生动物，但马戏团演职员们的勇气确实令人惊叹。

从未上演的演出。关于特里尔·雅各布斯和他那群黑豹的著名马戏演出海报，制作于1938年。

除了这些无所畏惧的女性，也有几名重要的男性马戏团驯兽师专门训练豹子。在这方面遭到挫败的特里尔·雅各布斯（Terrell Jacobs）就是其中一位，不过这并不是他的过错。他的狮子表演非常成功，有时他会在一场表演中聚集52头狮子。但马戏团老板还想让他训练一大群黑豹，那是著名冒险家弗兰克·巴克（Frank Buck）为此专门从溽热的马来西亚丛林里捕捉的。雅各布斯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训练这些新近捕获的野生豹子，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失败了，演出从未举行。不幸的是，马戏团已经安排印刷了一份精彩的演出海报，上面展示了所有这些黑豹正在表演的身姿，而雅各布斯则骄傲地站在它们中间。这份海报广泛散发，当雅各布斯仅仅带着他的狮子出现时，观众往往感到迷惑不解。不过，他的狮子表演已经非常令人难忘，足以平息任何冲天怨气，而且他确实也会偶尔带着一头从其他途径获得的黑豹上场。幸好，这家著名马戏团很快获得拯救，因为有个名噪一时的法国人，名叫阿尔弗雷德·库尔（Alfred Court），即将带着一大群受过充分训练的豹子跨过大西洋，填补雅各布斯留下的空白。

阿尔弗雷德·库尔于1940年在美国推出其节目。

阿尔弗雷德·库尔是一名来自马赛的法国马戏演员，后来成为失败的马戏团老板，于1937年改行训练豹子。在他自己的马戏团关门大吉后，他雄心勃勃地聚集了一大群豹子，开始训练它们表演，这样就能租给其他机构演出。他一共拥有15头大型猫科动物，包括6只带有斑点的豹子、3只黑豹、1只雪豹、1只美洲豹和4只美洲狮。他带着它们在欧洲巡回演出，直到二战爆发，然后就把它们全部转移到美国，加入了林林兄弟马戏团（Ringling Bros. and Barnum & Bailey Circus），并且大获成功。

到了更晚近的时代，出生于德国的京特·格贝尔－威廉斯（Gunther Gebel-Williams），成为所有与豹子合作的马戏演员中最具个人魅力的明星之一。他在二战后的欧洲学到这门技艺，于1968年移居美国，凭借他与那些动物之间不同寻常的友好关系，他在这里一夜之间成为轰动人物。他用一种更友好、可敬的方式，取代了鞭子加棍子的旧式恐吓做法。他的个人追求就是消除“人类对抗野兽”的老观念。京特生动地展示了他对自己那些动物的爱，更符合20世纪下半叶的文化潮流，正是这一点让他如此广受欢迎。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在超过12 000场的演出中，为总共2亿观众现场表演，据说他从未在演出中有过哪怕一次失手。1998年，他最后一次出现在马戏舞台上，然后就在2001年与世长辞了。

具有超凡魅力的德国马戏演员京特·格贝尔-威廉斯。

历史上，豹子驯兽师采用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来排练演出，那就是所谓的“暴力式”（en ferocité）和“爱抚式”（en pelotage）。前者包含一些威吓动物的行为，这样它们就会害怕攻击驯兽师。为了让这些大猫保持秩序，训练过程中存在大量愤怒的吼叫和抽动鞭子的啪啪声。驯兽师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动物害怕他。后者则是通过爱抚这些动物，并在它们学会其技巧后给予奖励，来获得它们的信任。早期的驯兽师使用第一种方法，更现代的驯兽师倾向于第二种方法，尽管这样做更危险，因为其中涉及与动物更亲密的身体接触。

近年来，动物权利活动家们所做的调查揭示了驯兽师中一些极端残酷的案例，因此要求像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那样编排出不使用动物的马戏表演。英国将于2015年12月开始禁止马戏团中所有使用野生动物的演出。荷兰、瑞典、奥地利、希腊、哥斯达黎加、新加坡和玻利维亚等国已经实施这样的禁令，其他很多国家，包括丹麦、芬兰、瑞士和印度已经限制在娱乐中使用动物。显然，一个时代即将结束。尽管一些国家仍然接受老式马戏团的存在，但此类马戏演出已经时日无多。很快，豹子表演就将成为历史。电视上的动物节目已经展示了这些动物在其自然栖息地中的生活，产生了广泛的教育效果，使得观众越来越厌恶马戏表演中的矫揉造作。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活动兽笼和驯兽场并非适合野生豹子度过其一生的理想场所。随着这些奇奇怪怪的演出逐渐淡出历史，我们值得从中汲取一些珍贵的记忆，涉及豹子出人意料的灵活性，以及它准备适应可怕的非自然行为与姿势的非凡做法。看着它在野外的生活，谁也想不到这种大型掠食者会忍受这样的强迫行为，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是相当出色的。至少，我们从过去传统的马戏团中可以学到这些东西。

还有另一种回忆，不应该随着这些新颁禁令的传播而抛弃，那就是过去那些豹子驯兽师的勇气。他们或许是剥削了那些动物，以可耻的方式扭曲了它们的生活，然而，每次他们与成年豹子登台演出，他们的个人勇气都是不可否认的。

[1] Cicero, Letters to Friends, trans. D. R. Shackleton Bailey(Cambridge, ma, 2001).

[2] Michèle Blanchard-Lemée, Mongi Ennaïer, Hédi Slim and Latifa Slim, Mosaics of Roman Africa(London, 1996).

[3] Johann Georg Graevius, Thesaurus antiquitatum Romanorum (1694—1699).

第十章

驯养的豹子

Chapter Ten Tame Leopards

驯养的豹子相对罕见，驯养的狮子总是常见得多，原因有二。首先，狮子的体形更大，在作为亲密伙伴来炫耀时，雄狮那繁密的长长鬃毛让它们显得尤其威武。其次，狮子在野外是社会动物，因此在圈养条件下更善于合作。豹子体形更小，也更喜欢独来独往，因此必定在好莱坞的食肉动物名单上被归入次等。

1922年，好莱坞明星贝蒂·康普森（Betty Compson）在她的一部电影的片场拍摄了一张照片，展示她和导演抚弄一头驯养的豹子。20世纪20年代，在洛杉矶的卢纳公园动物园（Luna Park Zoo），有人拍到一头豹子从一个小盆子里优雅地进食，与三位令人钦佩的女性共进午餐。它脖子上拴着跟前述那只豹子相同的坚固牵引绳，因此很可能是同一只动物。每次好莱坞的某部电影需要一头驯养动物，通常他们总能设法找到，从电影业发轫之时起，总有一些特别的驯兽师在洛杉矶等待时机，满足这种需求。

在霍华德·霍克斯拍摄于1938年的经典喜剧《育婴奇谭》（Bringing Up Baby）中，标题里所说的婴儿是一头已经成年的豹子，叫妮莎，由瑞典驯兽师奥尔加·西莱斯特（Olga Celeste）训练。奥尔加曾经在洛杉矶的卢纳公园动物园里每天与几只豹子一起表演多年，当某部电影剧本需要一只驯养的豹子时，他们就会联系奥尔加提供一只。这部影片要求女星凯瑟琳·赫本在几个场景中以明显轻松自如的方式，与那头豹子亲密接触。她以自己的个性力量而著称，但在这几个场景中表演肯定是一项严峻的考验。与她一起主演该片的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似乎就对这样的冒险不太高兴。当他与那只豹子一同出现在银幕上时，通常需要采用某种电影特技，但赫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一个场景中，那头豹子就像一只友好的家猫那样，倚靠着她的腿轻轻摩擦。这是因为赫本裙子上喷有它喜欢的香水，它在受到鼓励后才表演这种行为的。赫本的无所畏惧差点让她丧命。有一次，当她突然转过身去，而她长长的裙摆从豹子旁边扫过并发出沙沙声时，那只大猫立刻做出反应，朝她的后背扑去。幸好奥尔加就提着驯兽师的鞭子站在近旁，能够很快加以干涉，阻止那只豹子伤人。在拍摄该片的过程中，无所畏惧的赫本不时捉弄胆小的格兰特一下，有一回在他化妆室内藏了一只填充豹子玩偶，吓得格兰特惊慌失措，落荒而逃。

在电影《育婴奇谭》的一幕场景中，凯瑟琳·赫本与豹子妮莎在一起。影片拍摄于1938年。

二战之后，奥尔加·西莱斯特依然保持活跃，为1946年那部由约翰尼·韦斯穆勒（Johnny Weismuller）主演的电影《泰山和豹女》（Tarzan and the Leopard Woman）提供了豹子。该片的情节聚焦于一种秘密的豹子邪教，其中，一名高级女祭司，即片名中的“豹女”，会挖出人类受害者的心脏，作为祭品献给这种邪教崇拜的豹神。泰山在看到一个被抓挠致死的男子时，展示了自己有关豹子行为的知识。他被告知，那名男子是被豹子杀死的，但他知道，真正的豹子会咬住受害者的喉咙，令对方窒息而死，因此他怀疑其中另有黑幕，并说出了泰山的那句经典台词：“看似豹子但并非豹子。”

到了更晚近的时代，也有一些人驯养豹子，并在不同程度上获得成功。有些是私下里做这件事，但另外一些则利用这种经历写书或制作纪录片。1968年，当年轻女子安吉拉·麦克威廉斯（Angela McWilliams）用牵引绳拴着她那只戴着项圈的宠物豹子迈克尔，顺着繁忙的伦敦街道散步时，伦敦人迷惑地望着她。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并不以此为怪。那只豹子显得平静而放松，直到她领着它进入这座城市的一座公园，在这里，它开始凶猛地攻击小狗，结果立刻招来后者的厌恶。英国百代新闻社（British Pathé News）录下了她散步的过程，但那只豹子后来的结局如何，却没有任何记录。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阿芒德和米夏埃拉·德尼斯（Armand and Michaela Denis）在非洲拍摄风靡一时的系列电视纪录片《游猎之旅》（On Safari）时，米夏埃拉跟一头年轻的豹子交上朋友，还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的经历，书名为《怀中的豹子》（Leopard in my Lap），出版于1956年。[1]

米夏埃拉·德尼斯出版于1956年的书《怀中的豹子》。

印度野生动物专家阿尔金·辛格（Arjan Singh）居住在印度与尼泊尔接壤的边境地区，1982年，他对该地区豹子数量的下降警觉起来，开始尝试着将自己一手养大的豹子放归野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得不像一头豹子妈妈那样对待它们，带着它们在丛林中漫步，鼓励它们捕捉猎物，甚至向它们展示如何取出猎物的内脏。他养大的一头成年母豹带着其幼崽生活在野外，最终，当它们受到雨季洪水的威胁时，他受到了回访。让阿尔金·辛格感到惊讶的是，面对这种紧急情况，那头母豹的反应居然是把幼崽一个接一个地叼回他的宅子，把它们放在那里的一间卧室内。当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时，那头豹子妈妈就跟幼崽待在房子里，接着，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它决定返回丛林了。于是它叼起其中一只幼崽出发，却发现一个大水塘阻断了附近河流的渡河地点。它这时想出的解决办法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物种所具有的非凡智慧。它踏上返回宅子的道路，然后来到阿尔金·辛格拴着小船的河边，跳到船上。正如辛格所言，“就算它能用语言表达要求搭船的想法，也不会做出比这更直白的表示了”。辛格开始载着它划船过河，但幼崽太沉，母豹没有办法在整个渡河过程中一直叼着它，于是就不断地把它放在船上又再次叼起来，每一次都冒着不小心让幼崽跌出船去的风险。一等船抵达对岸，母豹就用嘴紧紧地叼住幼崽，跳下船去，消失了。辛格等着母豹回来，可是它离开的时间太长，于是他就划着船回去了。然而他刚回到原来的地方，它就出现在对岸，叫他回去接它。就像一名服务周到的船夫，辛格再次出发去接它，载着它回来。它跑进房子里，叼上第二只幼崽，跳上它的渡船，最后一次渡河。几个星期后，当辛格走进丛林寻找那头母豹时，它已经准备好让他看看自己的幼崽，如今它们已经长大很多，也变得更强壮了。这件事情非同凡响。很难想象，还有其他任何物种能够具有如此强的适应性，将自己出生于野外的幼崽带到一座宅子里，保护它们免受洪水伤害，然后在洪水退去后，要求人类用船帮助它把它们送回丛林。要不是因为拍下了这个过程的一张照片，就算读者认为这纯粹是子虚乌有，也情有可原。[2]

最近这些年，在美国和欧洲成立了若干专业公司，为电视、电影和广告作品提供一些异国的动物。这些公司的工作人员由一些专家组成，他们有时会与危险动物建立不同寻常的关系。人类是否应该以这种方式剥削野生动物还是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不过这些公司却证明，凭借专业的处理，甚至成年豹子也能变得足够驯顺，可以在摄影机前表演。它们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如果在训练中使用奖励而非惩罚，那么给豹子贴上那张“不可信赖”的传统标签，根本就是毫无根据的。

或许，自由生活的豹子与人类之间最离奇的关系，存在于一头成年豹子与一个名叫蒂皮的法国小女孩之间，她和父母茜尔维·罗伯特（Sylvie Robert）、阿兰·德格雷（Alain Degré）生活在非洲西南部的纳米比亚。蒂皮在周围的野生动物中出生长大，对待它们如同朋友。其他小孩子都跟柔软的动物玩具玩耍，而蒂皮却享受着与真正的野生动物玩耍的乐趣，她在它们周围表现出自然而放松的行为，使得它们信任她，并把她当作它们中的一员。蒂皮的父母是野生动物摄影师，随着这个小女孩在如同热带天堂的地方一天天长大，他们详细记录下她的生活。有趣的是，她在自己的所有动物探险中毫发无损地生存下来，后来出现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那就是巴黎，年满18岁后，她在巴黎大学为获得学位而学习。她父母出版了一本书《我的野生动物朋友》（Tippi: My Book of Africa），来讲述她那些与众不同的故事。[3]

[1] Michaela Denis, Leopard in my Lap(London, 1955).

[2] Arjan Singh, Prince of Cats(London, 1982).

[3] Sylvie Robert, Tippi: My Book of Africa(Capetown, 2005).

第十一章

野生豹子

Chapter Eleven Wild Leopards

到目前为止，本书已经从豹子与人类之间形形色色的互动关系中审视这种动物。古人敬畏它，角斗士杀戮它，豹人模仿它，大型动物猎手射杀它，村民惧怕它，社会名流穿它的皮毛，艺术家描绘它的形貌，马戏演员训练它，少数勇敢的人驯养它。然而，我们对它的自然史，对这种动物本身，又了解多少呢？

爱德华·托普塞（Edward Topsell）那部《四足兽的历史》（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出版于1658年，是第一部英文的动物百科全书，在书中，他用了9页的篇幅来描述豹子。显然，到那时，人们对这个物种的真正本性知之甚少。托普塞的书页中充斥着各种怪异的事实，例如建议将豹子的脑浆与茉莉混合，用以治疗腹痛。至于这种动物的性情，他告诉读者说，它“淫乱、女人气、蛮横、背信弃义、狡诈、可怕而又胆大妄为”[1]。可是，生活在野外的豹子到底本性如何？它是如此行踪诡秘又难以捉摸，直到最近，关于其自然行为的确切细节大体上都不为人知。早期的田野工作者发现研究狮群更容易一些，因为它们敢于在地势开阔的地方坦率地展示自己。然而豹子呢，人们偶尔会在炎热的白昼看见它趴在高高的树枝上呼呼大睡，在夜里听见它的吼叫，但除此之外，就几乎看不到它们的踪影了。

托普塞那部出版于1658年的著作中所描绘的豹子身体构造。

白天，豹子要待在高高的树枝中间才感觉安全。

豹子皮毛上那些伪装性的斑纹有助于在视觉上打碎其身形。

当然，这种隐身模式恰恰是豹子获得成功的秘密。正是它们谨小慎微的性情，跟它们在选择栖息地和猎物的非凡灵活性相结合，使得它们成为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分布最广的一种。甚至狮子广阔的地理分布范围也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在历史上，豹子曾经广泛分布于非洲、中东和亚洲，从南方的热带地区直抵冰天雪地的北方。人类为获取其皮毛而对它们展开的无情猎杀，以及人口的激增，无疑降低了它们在很多地区的数量，但在它们为求得生存而挣扎的过程中，它们隐秘的生活方式对它们大有裨益。它们的数量或许在萎缩，但它们的地理分布范围仍然是所有大猫中最广阔的。

豹子在野外的行为中，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征，这与它的食谱有关。不错，它是猫科动物中唯一经常猎杀和食用大型和小型猎物的成员。人们通常认为，大型猫科动物（豹属）吃大型动物，而小型猫科动物（猫属）吃小型动物。这种说法中倒也不乏事实——大型猫科动物偏爱羚羊，而小型猫科动物偏爱啮齿动物——但也有很多例外，而其中最大的例外就可以在豹子的菜单上找到。它会攻击和吞噬从大型羚羊到瞪羚、疣猪、猿猴、蟒蛇、獴、狐狸、豺、野兔、鹳、小型鸟类和家鼠的各种动物。这种随时准备从一种食谱转向另一种食谱的食性，是豹子能够在如此丰富多样的栖息地中成功生存下来的部分原因。

在捕猎鸟类时，豹子会一大早躲藏在水坑附近，当一群沙鸡或类似的鸟类痛饮一通泉水准备飞走时，豹子会垂直地跳入空中，用它弯曲的锋利爪子抓住一只在飞翔中毫无防备的鸟儿。豹子寻找的栖息地总是具有一个环境特征，那就是隐蔽。它尤其需要三样东西：一棵供它休息的高大树木，一个养育幼崽的岩石裂隙，以及供它藏身的繁茂灌木丛。只要具备上述条件，它差不多就能在任何地方生活，从水汽氤氲的热带森林，到沙漠边缘，以及俄国天寒地冻的群山。

在位于博茨瓦纳和南非边境的卡格拉格蒂跨境公园（Kgalagadi Transfrontier Park），一头豹子在一个水坑附近抓住一只飞到半空中的沙鸡。

豹子的体形差别很大。最小的成年个体从鼻子到尾巴尖的长度大约有170厘米，而最大的个体长达280厘米。雄性比雌性更大，生活在寒冷地区的豹子比生活在炎热地区的更大。它们的体重介于30~70公斤之间，在野外的平均寿命大约为12年，不过，如果在圈养环境中获得充足的食物，其寿命可延长到20年之久。豹子比狮子或老虎体形更小的原因之一，在于更小的个头使得它比那些更大的猫科动物对手更善于爬树。在豹子的演化过程中，它尽可能长得更大更有力量，但又不会超过允许它飞快爬到树枝高处所需的体重。有趣的是，它能够叼着一只刚刚捕杀但比它更重的猎物，爬到树枝中间一个安全的地方。其战利品的气味会吸引路过的狮子，而狮子为了偷走其猎物尸体，甚至会往树上爬去，不过很少能爬到够得着尸体的地方。在高高的树上，豹子能够优哉游哉地休息、睡觉和进食。有人曾经看见一头豹子在一棵树的树枝上挂了三头死去的瞪羚——如此丰富的食品储藏，就等着这种掠食动物去大快朵颐了。

对于那些比较大的猎物，豹子会掏出其内脏，在开始进食前，将内脏埋藏起来。如果它所在的地区没有地面竞争对手带来的威胁，它就不会大费周章地把猎物尸体叼到树上，而会在地上吞吃猎物。如果它吃饱之后仍有一些肉剩下，它就会用泥土、树叶和树枝将肉盖住，稍后再回来吃。不过，如果那里存在最微不足道的危险迹象，它就会叼着刚捕杀的猎物的脖子，爬到高处。然而，为了确保自己能够栖居树上，它必须尽可能保持比较轻的体重，但这却为它在地面上活动时带来了麻烦。在面对一头狮子或一群饥饿的土狼时，豹子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在挑战一群狒狒之前，它也需要三思而行，因为它们中那些强壮的雄性能够联合起来，构成一个令人生畏的防御队伍。如果豹子刚捕杀一只猎物，还没来得及将其叼到树上去，就恰好碰到一些掠食者对手靠拢过来，这时豹子甚至会放弃这顿到手的大餐。

安全至上是豹子的生存策略，这也是它被称为“隐身大猫”的原因。在地面上，它总是鬼鬼祟祟地隐匿在阴暗之处，永远在偷偷摸摸、蜷缩埋伏、躲躲藏藏。它是如此罕见，生活在热带都市里的人往往都没有意识到，豹子会在夜里巡视他们的街道，捕食流浪猫狗和下水道里的老鼠。一看见麻烦的迹象，这些警惕的猎手就会消隐在黑夜中。

因此，强大的豹子其实是由精于伪装、耐心谨慎、适应性强、好奇心重和嗜好运动等等因素构成的狡猾混合体。考虑到这种组合，乔纳森·斯科特把它称为“完美的掠食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野生豹子还有另一个突出特征，即它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孤独的一种。每只豹子都拥有广阔的巢区，面积从3平方英里（约合7.8平方千米）到多达30平方英里（约合77.7平方千米）不等。它或许会与其他豹子个体的巢区有少许重叠，不过细致的气味标记和抓痕标记确保它们很少碰面。它们会定期巡视自己的领地，查看最近留下的气味和抓痕标记，仔细检查这些记号可让它们获知有关邻居的大量信息。不过，这种标记行为并不会导致冲突，而是会确保它们能够避开对方。豹子的社交生活仅限于短暂的交配过程以及母豹漫长的育幼阶段。雄性豹子不会参与养育后代，但雌性是无微不至的母亲。它会在某条石缝里分娩，小心翼翼地避开大型的地面掠食者，然而，一旦它感觉到狮子或土狼嗅到自己的踪迹，就绝不会坐以待毙，而会立刻将幼崽转移到其他藏身之处。当雌豹在领地上游荡时，它会定位、调查和记住所有可供它使用的缝隙，会飞快地接连转移幼崽好几次，而不是在巢穴入口采取防御姿态。再一次，谨小慎微占据了上风。在被母亲叼着颈背时，幼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反应。它们不会挣扎，而是会变得完全软弱无力。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反应，人类在人工养育被弃幼崽时很快发现，他们甚至可以在年龄更大、更狂暴的幼崽身上利用这种反应。如果像抱婴儿那样把它们抱在怀里，它们可能会挣扎、扭动、抓挠甚至咬人，不过，如果紧紧抓住颈背把它们提起来，它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屈服，身体变得软塌塌的。如果幼崽在野外没有这种反应，母豹就会很难迅速将后代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豹子强健的颈部肌肉使得它能够将沉重的猎物叼到树木高处。

一只正在攻击狒狒的非洲豹子。

豹子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这或许有些令人惊讶。没有幼崽的成年雌性每个月都会有几天发情期，直到它成功交配。妊娠期大约有100天。在热带地区，通常每窝幼崽有3只。仅有1只的情况也是有的，有时每窝幼崽的数量也会多达6只，不过这些极端情况都很罕见。刚生下来的幼崽什么都看不见，要长到6天后才会睁开眼睛。一旦它们长到大约6周大，母豹就会每天把一些固体食物带回窝来喂养它们，长到大约4个月大时，它们就开始在母亲外出捕猎时陪伴它。幼崽会完全依赖母亲生存好几个月，无法自己保护自己，直到它们达到至少一岁半。有些幼崽会在母亲身旁待更长时间，直到它们接近两岁。它们会在大约两岁半时达到性成熟。母豹要等到所有幼崽都离开自己后才会再次交配。据估计，在幼崽出生后的第一年，它们中有50%都无法幸存下来，这当中有三分之一是被土狼和狮子之类的掠食者杀死的，其余的则会死于饥饿。[2]

马赛马拉（Masai Mara）保护区的母豹叼着幼崽。

成年豹子的面部表情主要有三种：放松、防御和进攻。处于放松状态时，它的眼睛不会睁得很大，鼻子皮肤光滑，耳朵略斜指向前方。处于防御状态时，它的眼睛会睁得很大，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对方，鼻子皮肤出现皱褶，嘴巴张开，露出巨大的犬齿，耳朵会直接指向前方或平伏在脑袋上。这种防御表情通常伴随着咻咻声和咆哮声。处于进攻状态时，豹子的表情表示它即将发动攻击，它怒目圆瞪，鼻子光滑，耳朵转动，露出背面。对大多数人来说，豹子处于防御状态的表情看起来比进攻状态的表情更可怕。这当然正是其功能所在：在豹子身陷绝境时迫使敌人畏缩并离开。不过，就豹子的情感状态而言，这并非彻头彻尾的“攻击表情”，而是恐惧与攻击性混合在一起的结果。当豹子真正处于进攻状态，准备跳向敌手，或者突袭猎物时，它会目不转睛地瞪着眼睛，耳朵向后转动半圈。

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每只豹子皮毛上的斑点都与众不同。田野工作者往往通过记录它们面颊左右两侧一行行腮部斑点的纹路，来辨认自己在特定地区研究的豹子个体。

豹子的面部表情: 防御。

豹子的面部表情: 准备进攻。

1991年在斯里兰卡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就使用了腮部斑点辨认法，涉及21头野生豹子，结果“发现该方法能够有效地分辨19头豹子，可靠度达95%，其中15%的个体可靠度高达99%”[3]。豹子的皮毛颜色有一种变异，过去被当作一个单独的物种：黑豹。其实它只是带有黑变病隐性基因的普通豹子。全黑的皮毛有利也有弊。有利之处是，在漆黑的夜晚，这种掠食者几乎完全隐身；而弊端则是，在白天或半明半暗时，它会变得更加显眼。显然，黑色皮毛带来的弊端肯定超过了好处，否则出现黑色豹子的概率就会大很多。黑豹在大多数地区都非常罕见，但在马来半岛溽热的丛林里，它们却常见得多，在这里的某些地区，野生豹子种群中多达50%的成员都由黑豹构成了。

黑色皮毛的豹子，通常被称为黑豹。

[1] Edward Topsell, 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s(London, 1658), pp.447—455.

[2] Andrew Kitchene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Wild Cats(London, 1991), p.210.

[3] Sriyanie Miththapala, “How to tell a Leopard by its Spots”, in Great Cats, ed. John Seidenstucker and Susan Lumpkin(London, 1991), p.112.

第十二章

豹子保育

Chapter Twelve Leopard Conservation

就像野外的所有大型哺乳动物一样，豹子因为全球人口的激增而遭受重创，它们越来越多的自然栖息地被人类夺走。尽管其地理分布范围比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都要广阔，尽管它天生谨小慎微、行踪诡秘，可是近年来它在全球的数量却一直急剧下降。据报道，豹子已经从差不多40%的非洲传统分布区和50%以上的亚洲传统分布区消失。它们已经在过去栖居的6个国家灭绝，而它们在另外6个国家是否仍然存在还值得怀疑。例如，北非最后一次记录到豹子的时间是2002年，之后就再没有它们的记录了。

2001年的豹子地理分布。

一个世纪之前，它们在全球数量急剧下降主要归因于豹皮在女性时装界的流行。晚至20世纪60年代，为了向那些渴望身着豹皮大衣的女性提供这种皮毛，每年进口到美国的豹皮就多达10 000张。然后，到了70年代，美国引入一条禁令，禁止进口任何豹皮，而时装界也开始对任何种类的动物皮装采取一种崭新的态度。在猎人的枪口下，豹子突然一下子安全了许多，但它们依然面对一个巨大的威胁——人口的扩散。在60年代，地球上只有30亿人；从那以后，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两倍以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最快，在那里，增加的30亿人正得寸进尺地深入曾经的野生动物领地。豹子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栖息地，而且还因为它们威胁到人类的生命而遭到射杀或诱杀。在一些热带城市，它们已经沦落到夜里从垃圾桶中翻寻食物的地步，就像那些卑贱的流浪狗一样。

豹子目前不断萎缩的领地状态如何？它们还有多少残余？豹子在哪里是安全的？在哪里受到的威胁最大？除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这样的全球保护机构，还有若干专门的组织建立起来，监控野生豹子在21世纪的困境。2000年，南非建立了豹子保护项目（Leopard Conservation Project），总部设在约翰内斯堡，兼具保护、研究与教育三重目标。其保护策略针对的是盗猎者和设置陷阱的人；研究则包括给野生豹子佩戴无线电项圈，调查它们在自然环境中的行动；而在教育方面的努力是为了帮助农场主保护其牲口免受豹子攻击。这个南非研究项目旨在增加特定地区豹子种群和领地面积方面的知识，为众多个体创造照片数据库，分析其猎物偏好，调查其繁殖率和死亡率。考虑到豹子离群索居的天性，这个任务令人生畏，不过，由于栖息地的丧失，豹子被迫比从前更频繁地进入开阔地带，因此稍微降低了任务的难度。

现在，南非还活跃着其他豹子保护项目。在该国东部如今被称为夸祖鲁——纳塔尔（Kwa Zulu Natal）的地区，蒙亚瓦纳豹子项目（Munyawana Leopard Project）正在芬达禁猎保护区（Phinda Game Reserve）内展开。该地区的保护人员正在利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和相机陷阱调查法，收集豹子死亡率方面的记录，结果却沮丧地发现，它们的死亡率近期已经翻倍。在这里和其他地方，这些受到保护的禁猎区面对的问题之一，是生活在此的野生动物无法识别其安全家园的边界。一旦它们溜到外面，就会成为猎人和盗猎者的猎物。

南非的第三个豹子项目以庞大的克鲁格国家公园为中心。大克鲁格豹子保护科学项目（The Greater Kruger Leopard Conservation Science Project）由非洲自然基金会在这个国家公园建立，目的是研究其豹子种群，它们与其他大型食肉动物的竞争，以及它们与当地人的互动关系。

东北豹生活在豹子全球分布区的最北端，是所有亚种中最罕见的，作为野生动物，它们处于彻底灭绝的边缘。这种披着一身浓密华丽皮毛的豹子适应了寒冷的气候，一度栖息在从中国北部到俄国东部部分地区的广阔区域，但如今仅设法保持了俄国东南端滨海边疆区（Primorsky Krai）的一小块儿地区。在这里，它沦落为一个岌岌可危的野生小种群，数量不超过35头。盗猎、每年春季故意点燃的森林大火，再加上它们赖以生存的鹿遭到猎人猎杀，这三个因素联合起来，导致它处于一种怪异的窘境：如今，动物园里的东北豹数量至少是其野外种群的三倍。现在，一些机构联合起来，试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一处远离人类的地方，建立一个禁猎保护区，然后把一些在动物园里繁殖的豹子放归野外，建立起一个新的野生种群。这个被选中的实验区过去是野生东北豹的领地之一，因此是其自然栖息地。伦敦动物园和莫斯科动物园为达成这个目标而通力合作，但却面临重重困难，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于善意而将其他人工繁殖的动物物种重新引入野外时遭遇的那种反复挫败。野生动物的幼崽在设法活到成年的过程中，学会了那么多有关其生存环境的知识，因此，面对众多威胁，它们有备无患，往往能幸免于难。就像城市里的孩子拥有街头智慧一样，它们也拥有丛林智慧。可是，对于一只在动物园里繁殖的豹子幼崽，不管我们用多么体贴周到的方式养育它，在放归野外后，即便对该物种来说那是完全自然的栖息地，它也总是处于劣势。因此，这个挽救东北豹的大胆尝试能否获得成功，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罕见的东北豹

最后，全世界现在还有多少豹子仍然活着呢？经过估算，有一个报告给出了下列最高数据：

非洲豹 25 000只

亚洲豹 1 290只

斯里兰卡豹 950只

爪哇豹 250只

阿拉伯豹 250只

东北豹 35只

豹子总数 27 775只

这些数据看起来颇有说服力，直到你读到另一篇报告给出100 000只的总数。不过，还有一个权威人物给出了高达262 000的总数。这些数据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人们对此的自然反应是对它们全都不予采信。考虑到豹子神出鬼没的天性，这种不信任或许也情有可原。如今，要准确统计现存野生豹子的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事年表

260万年―530万年前

上新世的古代豹子已出现，其化石可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找到。

470 000―825 000年前

现代豹子在非洲演化形成。

170 000―300 000年前

现代豹子扩散到亚洲各地。

23 000年前

已知最古老的豹子形象出现，可在法国的肖维岩洞找到。

公元前6000年前

在今土耳其境内的古城加泰土丘出现一对豹子的灰泥浮雕。

公元前1500年

在一座古埃及坟墓内的绘画中，描绘了一头戴着项圈和牵引绳的驯养豹子。

公元80―523年

为了娱乐古罗马民众，无数的豹子在竞技场内惨遭屠戮，包括罗马大竞技场开业庆典中被杀死的410头豹子。

公元9世纪

出现装饰着青铜豹子雕塑的海螺状容器，来自西非的伊格博－尤克乌地区。

1225―1250年

在标号为“牛津大学764号藏品”（Bodleian 764）的中世纪寓言集里，作者说豹子象征着“充满罪恶的恶魔或点缀着罪行的罪人”。

1616年

鲁本斯在其绘画《猎杀老虎、狮子和豹子》中描绘了杀死一只豹子的暴力场面。

1820年

爱德华·希克斯创作出拥有62个版本的绘画《和平王国》中的第一幅，描绘几头友善的豹子与羔羊一起躺在地上。

1828年

伦敦动物园获得第一头豹子。截至1924年，一共有38头豹子在这家动物园出生。

1839年

在欣赏了伊萨克·凡·安贝格的表演后，维多利亚女王委托埃德温·兰西尔为他和他那些经过训练的豹子画一幅肖像。

1897年

英军从西非的贝宁城劫掠了一对象牙雕的豹子并献给维多利亚女王。

1909年

豹子被东非的英国殖民政府归入害兽一类，因为它攻击牲畜。政府准许民间不限量地猎杀豹子。

1926年

吉姆·科贝特射杀了鲁德拉普拉耶格的食人豹。

1935年

埃德加·赖斯·伯勒斯的书《泰山与豹人》出版，使得非洲的这种恐怖邪教受到广泛关注。

1938年

霍华德·霍克斯拍摄了他那部经典喜剧《育婴奇谭》，讲述了一头驯养豹子的故事，由加里·格兰特和凯瑟琳·赫本主演。

1948年

部落邪教豹人的恐怖统治终于结束。

20世纪60年代

为了给时装业提供豹皮服装，每年有超过25 000头豹子遭到杀戮。

1972年

美国禁止任何豹子和豹子制品的贸易，预示着豹皮大衣的时尚即将崩溃。

1982年

美国运动狩猎游说团体获准进出口来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豹子战利品，不过商业性的豹子贸易仍然受禁。

2000年

豹子保护项目在南非建立，其总部位于约翰内斯堡。

2001年

非洲批准运动狩猎行业射杀并出口的豹子年度配额为2 340头，不过该行业实际射杀的只有741头。

2011年

一头豹子在西孟加拉邦攻击一名林业部公务员的过程被影片记录下来，这是近来印度发生的多起豹子侵入人类居住区的案例之一。

附录一

豹子分类学

中文俗名：豹

学名：Panthera pardus (Linnaeus, 1758)

豹的几个亚种

下面列出了IUCN承认的9个亚种的豹，以及它们的地理分布区。

African leopard P. p. pardus（Linnaeus, 1758）非洲豹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Indian leopard P. p. fusca（Meyer, 1794）印度豹 印度次大陆

Javan leopard P. p. melas（Cuvier, 1809）爪哇豹 印尼爪哇岛

Arabian leopard P. p. nimr（Hemprich and Ehrenberg, 1833）阿拉伯豹 阿拉伯半岛

Amur leopard P. p. orientalis（Schlegel, 1857）东北豹 俄国远东地区，朝鲜半岛及中国东北

North Chinese leopard P. p. japonensis（Gray, 1862）华北豹 中国北方

Caucasian leopard P. p. ciscaucasica（Satunin, 1914）高加索豹 中亚的高加索、土耳其和伊朗北部【后来被描述为Persian leopard P. p. saxicolor（Pocock, 1927）波斯豹】

Indochinese leopard P. p. delacouri（Pocock, 1930）印度支那豹 东南亚大陆地区

Sri Lankan leopard P. p. kotiya（Deraniyagala, 1956）斯里兰卡豹 斯里兰卡

对豹子头骨特征所做的形态学分析说明，另外两个亚种的存在也是有根据的。

Anatolian leopard P. p. tulliana（Valenciennes, 1856）安纳托利亚豹 土耳其西部

Balochistan leopard P. p. sindica（Pocock, 1930）俾路支豹 巴基斯坦，可能也包括阿富汗和伊朗的部分地区

豹子杂交种

在圈养条件下，豹子跟其他猫科动物繁殖出如下杂交种。

豹狮（leopon：雄性豹子 x 雌性狮子）

狮豹（lipard：雄性狮子 x 雌性豹子）

美洲虎豹（jagupard：雄性美洲虎 x 雌性豹子）

美洲豹虎（leguar：雄性豹子 x 雌性美洲虎）

美洲狮豹（pumapard：雄性美洲狮 x 雌性豹子）（个头矮小）

附录二

其他豹子

本书讨论的是普通的豹子（Panthera pardus），但猫科动物中还有另外5个物种也以豹为名，它们不在本书详细讨论的范围内，不过每一种都值得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它们包括：

雪豹（Snow leopard，Uncia uncia）

雪豹生活在中亚寒冷的崎岖山区，跟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的区别在于它们不会咆哮。在喜马拉雅山、阿尔泰山、天山和喀喇昆仑山可以发现它们的踪影。跟普通豹子相比，雪豹的头部比较小，有一对圆圆的小耳朵，但它的脚很大，足掌有毛，在冰天雪地中发挥了类似于雪地靴的保护作用。如今雪豹已经成为稀有动物，在野外仅存6 000头左右。

雪豹。

猎豹（Hunting leopard，Acinonyx jubatus）

在殖民时代，这个物种在英文中被称为Hunting leopard，因为它经常被驯养来用于狩猎。例如，在16世纪的印度，伟大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在其49年的统治中，就曾拥有总数令人惊讶的9 000头猎豹，都受过训练。当他举行规模宏大的皇家狩猎时，这些猎豹被用来追赶瞪羚和印度黑羚。从那以后，为了避免与真正的豹子混淆，它的印地语名字cheetah就广为流传了。1781年，第一份提到这个新俗名的出版物称它是“狩猎的豹子，或印度的Chittah”。晚至1899年，cheetah一词仍然指的是“印度猎豹的本地名称”，不过现在它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英文俗名。

猎豹。

王猎豹。

猎豹一度被描述为一头希望成为猎狗的豹子。作为速度最快的陆生哺乳动物，它能够达到101千米的最高时速，有人声称它曾经设法达到120千米的时速。它流线型的细长身体适应了在开阔的平地上狩猎，在这里，它能够在一刻不停的全速短跑中追赶上猎物。就像一辆运动型汽车，它能在5秒钟之内把速度从0加速到100千米/小时。一旦赶上猎物，猎豹就会将其撞翻，然后一口咬住对方的脖子，使之窒息而死。与猫科动物中其他成员不同的是，它牺牲掉了可收缩的尖利爪子带来的特殊优势，脚掌上的这一改变使得它能够跑得稍微快一些。猎豹皮毛上的花纹也不同于豹子，它身上长着实心圆点，与它那位身体更重的亲戚的空心玫瑰花瓣状斑点形成鲜明对比。要弄清一些早期插图里描绘的具体物种，这一区别很有用处。

猎豹中有一种极端罕见的变种，叫“王猎豹”（King cheetah），它们拥有独特的皮毛花纹。少数记录下来的个体差不多全部来自非洲东南部地区。

20世纪初，全世界有超过100 000头猎豹，然而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已经降低到不足10 000头，它们曾经拥有的广阔领地也急剧减少。如今，除了在伊朗偏僻一隅幸存下来的大约50~100头猎豹，其余的都只能在非洲找到。一度数量众多的印度猎豹，已经因为一心获取战利品的猎人，以及20世纪的其他人类干预，而彻底灭绝。最后的三头亚洲猎豹被苏古贾（Surguja）的土邦邦主在1947年射杀。

美洲豹（American leopard，Panthera onca）

就像猎豹一样，为了避免与真正的豹子混淆，英语里也用当地名jaguar称呼美洲豹（其英文俗名又叫American panther，中文俗名又叫美洲虎）。这一名称是葡萄牙语对其巴西名称的讹传，而后者又来自居住于海岸地区的图皮族（Tupi）语言，他们是一些食人部落，差不多已经被欧洲人灭绝。

乍一看，美洲豹跟豹子非常相似，不过它的身体更为健壮沉重，而且皮毛上的玫瑰花瓣形斑纹里还有一些黑点。就像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一样，它们的领地也因为人类干预而缩小。美国的最后一批美洲豹在20世纪60年代初消失，如今在北美洲已经灭绝。它们设法在中美洲的森林里以及南美洲的热带地区继续生存下去，不过，据估计，它在全世界的数量已经降至不足10 000头。

美洲豹。

美洲豹的生活方式与豹子相似。它的食物主要包括野猪类，以及一些大型啮齿动物，如水豚与河狸鼠。跟豹子不同，它还喜欢在水里捕猎，其菜单上也有水獭和各种鱼类。

在中南美洲原住民的神话中，美洲豹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对阿兹特克人来说，它是一种具有神奇魔力的灵兽；而对玛雅人来说，它是阴间的一个神灵。

云豹（Clouded leopard，Neofelis nebulosa）

生活在亚洲热带森林里的云豹是大型和小型猫科动物之间的过渡种类。它们跟真正的豹子并无密切关系，不过二者拥有一个相同的习性：喜欢把杀死后的猎物拖到树上。据说云豹是所有猫科动物中最善于爬树的，在树枝之间，它们那类似于杂技的攀缘技巧令人叹为观止。云豹能够用后腿勾住树枝，将身体倒挂在树上，能够在水平的树枝上倒挂着行走，还能够脑袋冲下，从垂直的树干上爬下来。在解剖学上，它们因为拥有特别长的犬齿而与众不同，正因为如此，云豹有时也被称为现代的剑齿虎（sabre-tooth）。它们皮毛上的斑点非常大，而且连成一片，构成一种类似于长颈鹿花纹的网状图案。

云豹。

据估计，近年来全球的野生云豹数量已经降至不足10 000头。此外，据说目前在全世界的动物园里还有大约200头。它们美丽的皮毛导致它们在某些地区受到广泛的诱杀和猎杀。最近对缅甸4个市场所做的一项研究揭示，尽管这一物种在该国受到正式的保护，但那里却有至少279张云豹皮出现。单是缝制一件云豹皮大衣，就需要25张皮，虽然最近对动物皮毛服装的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但这种大衣在远东的部分地区仍很流行。

巽他云豹（Sunda clouded leopard，Neofelis diardi）

2006年，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上的巽他云豹作为一个单独的物种，从分布于亚洲大陆的云豹中分离出来。尽管已有证据证明这两个物种在基因上截然不同，它们各自的种群也已经分开了140万年，但它们的外表仍然非常相似。二者之间存在的若干明显差别之一在于，巽他云豹身上的椭圆形斑点比亚洲云豹更多。为了适应其原产地的生活，巽他云豹的后腿比前腿更长，不过，就像亚洲云豹一样，它在从树上爬下来时也能头部朝下。跟苏门答腊岛的种群相比，婆罗洲的巽他云豹在地面上活动的时间更长。据说这是因为苏门答腊岛上有更大的掠食动物与它们竞争。

如果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继续以目前的速度砍伐森林，巽他云豹将因此而在21世纪末灭绝。在过去的10年中，这里已经失去10%的低地森林，而这一趋势并无缓和迹象。当婆罗洲的当地人向你展示大片被砍倒的森林时，他们并不以之为耻，而是引以为豪。他们正在效仿他们尊敬的欧洲人过去对待他们国家的做法，并且把这视为进步而非亵渎。他们的野生猫科动物亟须帮助。

巽他云豹，摘自威廉·贾丁（William Jardine）的《猫科动物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Felinae），1837年出版于爱丁堡。

附录三

相关影视作品

1909 Leopard Hunting in Abyssinia, directed by Roberto Omegna (documentary).

1920 《豹女》（The Leopard Woma），Wesley Ruggles执导（默片），Louise Glaum主演。

1928 The Leopard Lad, directed by Rupert Julian(drama), starring Jacqueline Logan.

1938 《育婴奇谭》（Bringing up Baby），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执导（喜剧），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和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主演。

1940 Leopard Men of Africa, directed by Allyn Buttereld(drama)..

1942 Cat People, directed by Jacques Tourneur(drama), starring Simone Simon.

1943 《豹人》（The Leopard Ma），Jacques Tourneur执导（正剧）。

1946 《泰山和豹女》（Tarzan and the Leopard Woman）,Kurt Neumann执导（正剧）, Johnny Weismuller主演。

1954 Killer Leopard, directed by Ford Beebe(drama), starring Johnny Sheeld..

1955 The Leopard Men: Sheena, Queen of the Jungl, directed by Stuart Gilmore(TV drama),starring Irish McCalla.

1958 Killer Leopard, directed by Joseph Sterling(TV drama), starring Rhodes Reason

1963 《豹》（The Leopar），卢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执导（正剧），伯特·兰开斯特（Burt Lancaster）主演。

1966 Leopard on the Loose, directed by Paul Stanley(TV drama), starring Ron Ely.

1966 Leopard of Madla George, directed by Otto Lang(Daktari TV drama), starring Peter Brocco.

1972 Chandar, e Black Leopard of Ceylon, directed by Winston Hibler(drama), starring Joe Abeywickrama.

1974 The Devil Leopar, directed by Gary Nelson(TV drama), starring Diana Muldaur.

1975 Leopards and Lions (TV documentary).

1982 Cat People, directed by Paul Schrader(drama), starring Nastassja Kinski.

1995 “Night of the Leopard”(Wildlife on One, TV documentary).

1996 Tarzan and the Leopard Queen, directed by William Tannen(TV drama), starring Joe Lara. 1996 Leopard: Prince of Stealth, directed by Martin Kratt(TV documentary).

1997 Leopard: Wildlife Special, produced by Owen Newman(TV documentary), narrated by David Attenborough.

1997 Tarzan and the Leopard Demon, directed by Brian Yuzna(TV drama), starring Joe Lara.

2000 “Problem Leopard”(Return to the Wild, TV documentary).

2001 The Leopard Hunter, directed by Linda Bell(TV documentary), narrated by Sean Barrett.

2001 Tarzan and the Leopard Men Rebellion, directed by Victor Cook(TV drama), starring Diahann Carroll.

2001 Leopards of Zanzibar(TV documentary), narrated by Joe Morton.

2003 Leopards of Yala(nature series, TV documentary).

2004 Indian Leopards: The Killing Fiel, directed by Praveen Singh(TV documentary).

2005 Leopard: Be the Creature, directed by Martin Kratt(TV documentary).

2005 《印度食人豹》（The Man-Eating Leopard of Rudrapraya）, John Hay执导（电视剧），Jason Flemyng主演。

2005 《寻找传说中的黑豹》（In Search of a Legend – Black Leopard），Graham Wallington执导（纪录片），Kevin Richardson主演。

2006 The Eye of the Leopar, directed by Beverly and Dereck Joubert(TV documentary), narrated by Jeremy Irons.

2007 Stalking Leopards, directed by Eric Millot(TV documentary), narrated by Simon Barritt.

2008 Leopard Attack, directed by Steve Klayman(TV documentary), starring Scott Lope.

2009 Man-eating Leopards, directed by Matt ompson(TV documentary), starring Austin Stevens.

2010 Leopards, directed by Richard Graveling(TV documentary), starring Ray Mears.

2010 Revealing the Leopard, directed by Nigel Cole(TV documentary), narrated by Jim Conrad. 2010 Stalking the Leopard(National Geographic TV documentary), narrated by Keith David.

2010 《神秘的豹》（The Secret Leopard），电视纪录片，Jonathan Scott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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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乞力马扎罗的豹子 / （英）德斯蒙德·莫里斯著 ;李松逸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9.5

（动物不简单. 第1辑）

书名原文: Leopard

ISBN 978-7-5086-9768-0

Ⅰ . ①乞… Ⅱ . ①德… ②李… Ⅲ . ①豹－儿童读物 Ⅳ . ① Q959.83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 第267062号

Leopard by Desmond Morris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UK，2014 in the Animal Series.

Copyright © Desmond Morris 2009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乞力马扎罗的豹子

著者：[ 英] 德斯蒙德·莫里斯

译者：李松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95千字

版次：2019年5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784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768–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是猴子，不是你的穷亲戚

序

我有点尴尬地回忆起自己有一次走进商店，对柜台后面那个年轻姑娘说，我的喷嘴[1]被猴子咬掉了，问她是否有零件供我替换。姑娘被我吓了一跳。令人高兴的是她有零件，我很快把喷嘴装上去，这样我的汽车雨刷喷出来的水柱就不会跑偏了。

不知为什么汽车穿越野生动物园的时候，猴子总是喜欢跳到游客的车上，引起骚乱。它们什么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要使劲拉扯一番，或者把头埋下去用牙齿咬。那一次它们咬的是我的橡皮喷嘴，就是你在车内一按按钮，就会有水柱喷向玻璃的那个地方。喷嘴又软又可以活动，是现代野生动物园里非常常见的圈养猴群最喜欢下手的目标。狒狒尤其擅长蹲下身子，用大牙齿咬住喷嘴，把它弄松后咬下来，含在嘴里咀嚼一番，吐掉，然后再转移到其他的破坏行动上去。它们以前当然干过这种事，并且知道这种东西不能吃，但是依然抵抗不了诱惑要玩弄一番。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件小事概括了大多数人看待猴子的方式。它们本质上是一种非常淘气的动物。确实，词典里monkeying一词就是从“猴子”这个词来的，意思是瞎闹，或者做些淘气和愚蠢的恶作剧。

从负面来说，猴子的这种特质使它们成了具有破坏性的讨厌东西。从更加正面的角度来看，这展示了它们贪玩和好奇的天性。猴子的重要性正在于此。因为地球上最贪玩和好奇的灵长类动物是人类，这点无可否认。这种好玩的天性一直延续到我们成年，成为人类成功故事的基础，并使我们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种族。没有这种贪玩好奇的天性以及永无休止的求知欲，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发明家，也永远不可能发展出惊人的技能和先进的科技。

幸运的是，我们的远祖是猴子而不是其他种类的哺乳动物。因为，几百万年来，我们从这些蹦蹦跳跳、喋喋不休、生活在树梢的聪明动物进化而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与生俱来的探索事物的冲动成了我们复杂创新的基础，它们爱折腾的天性变成了我们对知识的苦苦追求。

我们的猿猴祖先对我们的贡献非常大。它们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路，这条路指引着我们从树梢走向月球，有一天，还会走得更远。因此，我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猴子。

猴子在可驾车穿越的野生动物园中。

[1] 英文中“喷嘴”与“乳头”是同一个单词nipple，因此柜台姑娘才会被吓到。——译者注（后同）

第一章

神圣的猴子

Chapter One Sacred Monkeys

在今天的西方，很难说猴子受到人们的尊敬。我们可能会对它们在树上的杂技表演感到惊叹，我们可能会欣赏它们通常引人注目的花纹和毛皮图案，它们在玩耍时，我们也可能会跟着一起笑，但是我们不会崇拜它们。事实上，我们从来也没有崇拜过它们。西方社会要么认为它们太过搞笑，不值得认真对待，要么因为它们和我们太过相似而感到不安。过去几个世纪，猴子不是跟街头的手风琴师一起，给我们带来欢乐，就是出现在讽刺人类状况的可怕漫画里。当然，达尔文则认为我们和它们之间可能确实有亲戚关系，这一令人震惊的观点使我们在看到它们时更是浑身不自在。可是，在其他文明中，人类对待猴子的态度却和我们迥然不同。[1]

在古埃及，狒狒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生灵而受到尊重。在古印度，长尾叶猴（langur monkey）获得了近乎神圣的地位，直到今天依然受人崇拜，尽管现代印度社会对它们的抱怨越来越多。今天的巴厘岛上，有一个圣猴森林公园（Sacred Monkey Forest），那里的长尾猕猴（long-tailed macaques）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动物，而被允许在寺庙的周围游荡。中国和日本过去有许多神猴，现在它们虽然大多失去了光环，不再受人崇拜，但是依然在东方的民间故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唯一一种据说有神力的西方猴子，是那些在直布罗陀巨岩（Rock of Gibraltar）上勉强生存的小群地中海猕猴（Barbary Macaques）。直布罗陀的居民有一种坚定的信仰，认为一旦岩猿（Rock Apes，他们如此称呼地中海猕猴）离开此地，将意味着英国对直布罗陀统治的终结，这块备受争议的领土将回到西班牙人手中。可是我们不能将它们视为神猴。地中海猕猴的祛邪作用和一种简单的迷信有关，它们只是一种幸运的吉祥物而已。为了找到真正的神猴，我们必须到地中海的另一侧去，从中东开始，朝着亚洲一直走到远东。

直布罗陀巨岩上具有祛邪作用的地中海猕猴。

埃及：狒狒神——托特

在古埃及的许多艺术形式中，都出现了雄性阿拉伯狒狒（hamadryas baboon）那引人注目的身姿，从小塑像到巨大的雕像，从彩色的壁画到精美的浮雕。

它的形象通常是坐着，一身浓密的鬃毛像华美的斗篷一样，包裹着强壮的身躯。两腿之间长长的阴茎通常为勃起状态，直直地指向旁观者，展示着一种性威胁。强健的颌骨和严肃的表情加强了这一形象，使之成为无可争议的权力和生殖力的象征。难怪古埃及人对它如此敬畏。[2]

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卡蒙（Tutankhamun）坟墓的狒狒神壁画。

在许多情况下，留存到现在的雕像都已经被破坏过，除去了过于显眼的阴茎。这是因为误解了其对雕塑者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加上一条引人注目的阴茎，是展示狒狒雄性特征的重要方式。在古代，男性的性能力被认为是一种崇高的美德，因为种族繁衍是人类对神的最高义务。

相对而言，这些雕像在艺术上几乎没有什么自由发挥。事实上，它们的形象非常逼真，因为在自然界，雄性阿拉伯狒狒的身材惊人，身为后宫之王的它们披着厚厚的毛发，向敌人展示着自己的统治地位。它们同样拥有一根超长的阴茎，并且大部分时间都是骄傲地半蹲半坐着，从许多埃及古文物上可以看到这个形象。跟人类不同，狒狒的阴茎似乎没有包皮，因此人们认为这种动物生来就没有包皮。据说，照顾这些神圣狒狒的埃及祭司通过模仿这种情况，从而表达对狒狒的尊敬。人类的割礼仪式据说由此产生，后来又传到附近的部落，那里的部落民众一心想着赶超先进的埃及人。

埃及人对狒狒的阴茎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将其作为滴漏的主要形象。他们往往雕刻一只坐着的雄性狒狒，让水从其阴茎的小洞流出来，以此来计算时间。奇怪的是，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相信狒狒一小时小便一次，非常有规律。

令人意外的是，虽然古埃及人对这种大猴子非常了解，但是埃及国内却没有野生狒狒。古埃及的每一只狒狒肯定都是千辛万苦从国外运过来的。

狒狒一旦到达埃及，就会被带去寺庙，看看是否适合履行宗教义务。公元前5世纪的一份描述称，刚抵达的狒狒要经过一番奇怪的测试。祭司会在它面前放一块写字板、一支芦苇笔和一些墨水。然后等在一边，看看它是否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如果狒狒表现出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就会被认为有文化，是文书、教育和月亮之神托特（othh）的象征。拥有这种能力的狒狒会被安置在一间寺庙里，并享用信徒供奉的5块烤肉和美酒。

令人悲哀的是，我们通过检查它们的木乃伊发现，这种铺张浪费但却极不合适的饮食，加上缺乏适度的运动，造成了大部分狒狒神过早离世。它们过着备受保护、养尊处优的生活，但却年纪轻轻就死去。

这种神圣的角色，使它们成为宗教崇拜的关键形象。在中埃及（Middle Egypt）的阿什姆内（Ashmunein），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它们受尊敬的证据。这里是托特崇拜的中心，雕塑匠接到任务，要求从一块石英岩中雕刻出4尊巨大的狒狒像来。每尊狒狒像高大约为6米，重35吨左右。它们可能是除斯芬克斯像[3]之外，世界上最大的动物雕像，这件事生动地展示了狒狒在古埃及人宗教观念中的重要地位。

在一些壁画和雕刻中，雄狒狒的形象是双臂前伸，手心向上，这是古代祈祷的典型姿势。人们认为，这是狒狒在向月亮致意和祈祷，以确保她会出现在天上。

黎明时分，当月亮之神托特让位给太阳之神拉（Re）时，人们认为狒狒会表演一种又唱又跳的特殊的欢迎仪式。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是有事实根据的，在野外，醒着的狒狒每次看到黎明，总是雀跃不已，又喊又叫，显得异常激动。

那些没有资格进入寺庙的狒狒，通常会成为埃及富人家里的高级宠物。在今天看来，将一只危险的动物畜养在家里，这种想法似乎有点奇怪，但是古埃及人好像都是驯兽大师，操纵着各种难以驯服的野兽。他们甚至试图驯服鬣狗，虽然最后证明是误入歧途。

位于阿什姆内的一座巨型狒狒雕像。

埃及第五王朝的一块浮雕，上面刻着一个年轻人手里牵着两只驯养的雌狒狒。

第五王朝（Fifth Dynasty）[4]的一块浮雕上面刻的是，一个年轻人走在市场上，手里牵着两只戴着项圈的雌狒狒。一只走在他身后，一只小狒狒紧紧地抓着她的肚子，另一只走在他前面，手里抓着小偷的一条腿不放，这个小偷正准备偷大篮子里的食物。

跟强壮的雄狒狒相比，雌狒狒显然更适合当宠物，但它们也被赋予了神圣的含义。这其中有特别的缘故。它们可能没有雄狒狒那身威风凛凛的鬃毛，但它们的一个自身特点却吸引了埃及人的注意：雌狒狒的月经周期为一个月，因此被认为受到月亮的控制。这赋予了它们天文学上的意义，它们也被认为和月亮之神托特有关。

狒狒在埃及人的生活中如此重要，以至于死后通常会被仔细地做成木乃伊。一开始只是将它们装在木质的棺材里，后来偶尔会将它们放在石灰石的石棺里。塞加拉（Saqqara）有一个特殊的地下墓穴，埋葬着托勒密时代（Ptolemaic period）的400多具狒狒尸体。

考古学家仔细研究过这些猴子木乃伊之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些木乃伊猴子至少有5种。除了最受青睐的阿拉伯狒狒之外，还有东非狒狒（olive baboons）、地中海猕猴、绿猴（green monkeys）和赤猴（red patas monkeys）。其他4种可能只是作为宠物喂养，是否扮演什么神圣角色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从坟墓里面的木乃伊中鉴别出它们非常重要，因为这证明了一个事实，曾经有广大地区向古埃及人输送过灵长类动物。向尼罗河沿岸的富人运送奇异的宠物能够赚大钱，非洲地区肯定曾经广泛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

显然，作为宠物，它们通常受到主人的宠爱，有时甚至和他们葬在一起。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uthmosis III）就和自己最喜欢的狒狒一起葬在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的皇家陵寝里。有些宠物的坟墓上甚至刻着它们的名字，但不是我们今天可能给猴子起的“杰科”（Jacko）或者“波波”（Bobo）这样的名字。它们的名字在我们听来非常奇怪。例如，有一只的名字叫作“它的父亲在等它”（His father awaits him），另外一只叫作“托特来了”（oth has comee）。

从健康方面来看，木乃伊猴子的情况可谓糟透了。这些备受宠溺的动物许多都患有软骨病，说明埃及人并不了解灵长类动物的饮食需要。另一些则患有龋齿或是关节炎。在捱过了漫长而痛苦的旅程之后，这些幸存者不久将因善意的错误而丧命。

印度：神猴哈奴曼

在印度，哈奴曼（Hanuman）代表了猴子的最高声望。没有一只传说中的猴子像他一样，在神话中扮演如此高贵的角色。在印度教中，他既是神猴，又是浑身充满了勇气、希望、智慧和虔诚的高尚英雄，是力量和坚毅的象征。哈奴曼的形象和手风琴艺人身边那只可怜的小猴子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跟实验室里那些悲惨的猴子相比，也有天壤之别。哈奴曼是虔诚的印度教徒的灵感来源，他们依然将他供奉在寺庙里，为他献上特别的祭品，念着他的名字，歌颂他，赞美他。可是哈奴曼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呢？

他通常被描绘成一个成年男子，长着长尾叶猴的头和尾巴。有时候他拿着一根大锤子，以象征他的英勇，可能还有一张像画的是伟大的罗摩神（Lord Rama）在他的胸口刺青。哈奴曼的事迹就像一个猴脸超人，每次执行英雄使命时，都是腾云驾雾而去。他力大无穷，英勇无畏，而且非常敏捷，还能变大变小，可以根据需要，从一个小不点儿瞬间变成巨人。

哈奴曼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罗摩神打败恶魔，他接到任务，帮罗摩找回被绑架的妻子悉多（Sita）。悉多是被邪恶而好色的楞伽城（Lanka）国王罗波那（Ravana）掳走的，为了找到她，哈奴曼一路上历经千难万险，克服了种种困难。他的英雄事迹记录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一书中。

他的第一个艰巨任务，是找到一条连接印度和锡兰（Ceylon，即今斯里兰卡）之间的海上通道。他和手下的猴子从喜马拉雅山运来巨大的石块，打算修一条堤坝，连接海峡的两端。大海怪试图阻止它们，但它们通过改变自己身材的大小打败了海怪。海怪提出，如果猴子想过海，就必须跳进它们的大口，从它们的身体穿过去。这个故事的某个版本中说，猴子们确实跳进了海怪的嘴里，可是接着毫无预兆地突然就把身子增大，把海怪的皮都撑破了。另一个版本说，它们变得很小很小，从海怪的耳朵眼儿里钻了进去，又从海怪张开的嘴里逃了出来。

神猴哈奴曼。

哈努曼拿着一根大锤子。

哈奴曼率领的猴子似乎不可战胜。如果它们在战场上被杀害，一旦雨水落到它们身上，它们就又活了过来。哈奴曼最后被抓住时，邪恶的国王下令给他的尾巴点上火。尾巴被点燃之后，哈奴曼通过改变身体的大小成功逃脱，他逃走时拖着一根着火的尾巴，所到之处，整个楞伽岛都烧了起来，哈奴曼浑身是火地飞回了大陆。

又经过多次战斗，罗摩最终取得了胜利，迎回了悉多。哈奴曼可以得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作为奖赏，但他希望只要罗摩的事迹一日在人们的口中传颂，他便一日不死。这可能就是直至今天，印度叶猴仍然具有神圣地位和备受尊敬的原因。它们有着灰色的毛发，脸部和四肢为黑色，这种颜色据说是哈奴曼全身着火后留下的。

这些灰色的长尾叶猴经常成为一种严重的祸害，它们会从花园里偷取食物，掠夺果园，但是却没有人敢动它们一根手指。任何人胆敢伤害或者是杀害一只叶猴，将很容易受到愤怒的印度教徒的攻击。就连同样住在印度，数量众多且厚颜无耻的普通猕猴（rhesus monkeys）也受到了保护，因为虽然它们本身没有长尾叶猴那么神圣，但是很明显跟它们有亲戚关系，因此也沾上了一点儿它们的神秘性。

现在，叶猴的豁免权导致了一些奇怪的做法。在印度的一个地区，可以雇用驯养猴子的人，来将捣乱的野猴赶跑。没有人可以赶走入侵的猴子，因为那样意味着攻击神物，但是如果你的受过训练的猴子攻击它们，那就是猴子和猴子之间的事了，再加上一点儿横向思维，就可以声称没有人参与其中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你想报复一名讨厌的邻居，你可以寻求神猴的帮助。你只需在这个邻居的屋顶上撒些大米，然后坐下来，等着看猴子为了吃到落在缝隙里的大米，而把他的屋顶扯破。

控制神猴最奇怪的一种做法，也许是把为首雄猴身上的毛剃掉。以食物为诱饵，把为首的雄猴捕获，小心地把它身上的毛剃光，然后放它走。光溜溜的形象削弱了它的领导地位，它所统治的猴群不久就会解散。在外人看来，这种策略对于神圣的动物来说可能显得过于丢脸，可是没有一只猴子身体受到伤害，因此，即使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似乎也接受了这种方法。

印度叶猴被视为神物，因此可以为所欲为。

20世纪中叶，印度的猴子已经泛滥成灾。预计有超过1亿5千万只猴子居住在城市周围的森林里。它们造成的破坏逐年上升，官方要求控制它们的数量。结果造成了印度人之间的文化的冲突，一方致力于国家实现现代化，一方则固执地决定捍卫古老的宗教传统。

16世纪的一幅印度绘画，描述了玩耍的猴子们。

现代派列数了猴子犯下的种种罪行，包括抢劫店铺和厨房，偷走小贩的东西，抢夺私人物品，攻击妇女和儿童，甚至放肆地闯进国防部的办公室，撕毁文件，拿文件为交换条件，换取糖果或者几片水果。有些猴子带着机密文件逃跑，文件撒了一路。它们肆无忌惮地私闯民宅，打开冰箱，把里面的东西偷走。如果有愤怒的女人在后面追赶，据说它们会转过头来攻击她们，给她们一巴掌，或者把她们的衣服撕破。

在大吉岭（Darjeeling），有一大群神猴涌入一间女子大学，它们抓伤学生，破坏桌椅，抢走食堂的食物，毁坏学校的图书馆，还闯进教室，干扰上课。在新德里（New Delhi）东部的夏斯特里公园（Shastri Park）地区，一群猴子撒起野来，想抢婴儿，幸亏大人用棍子把它们赶跑了才作罢。在这次事件中，一共有25人受伤，一些孩子腿部被咬，不得不送医院。

这种神圣的灾害有时还会导致死亡。有一次它们将花盆砸向一个新德里居民的脑袋，结果把这个人砸死了。它们甚至杀死了德里的副市长。他正在驱赶闯进阳台的猴群，结果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死了。

虽然猴子的暴行日益增长，但是那些守旧的印度教徒却继续反对任何试图杀死猴子或者减少它们数量的努力。

问题是，随着印度人口的增长，动物赖以生存的森林正急剧减少，不可避免地有越来越多的动物被赶向城市。有些地方甚至非法捕捉野生猴子，然后卖给实验室做医学研究。幸存的猴子则逃往城市，那里没有非法捕捉，因为只要有虔诚的印度教徒在场，它们就会受到保护。据估计，有60%的印度猴子现在居住在城市或者城市的近郊。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南杜拉（Nandura）一尊30多米高的哈努曼雕像。

显然，未来南亚次大陆的“猴患”问题将会加剧，迟早有一天，就连最虔诚的印度教徒也不得不同意采取措施，控制猴群的数量，否则人类将无法在城市生活。目前依然允许猴子大规模地搞破坏，正体现了哈奴曼神话的强大和深入人心。

巴厘岛：圣猴森林公园

大约1 500年前，从印度来的印度教徒开始抵达巴厘岛，这个位于现在印度尼西亚中部的小岛。今天，这里依然是印度教徒的聚居地，接近90%的人口都是穆斯林。然而，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却使这里的印度教在形式上和印度本土有很大不同。

它们之间相同的一点是，都将当地的猴子视为尊贵的动物。现在，有340只猕猴生活在巴厘岛的印度教圣地巴淡直葛（Padangtegal）的圣猴森林公园里，它们分成4个互相敌对的群落，全部受到当地居民的尊重和保护。它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古老的寺庙里徜徉，西方游客来到这个神圣的地方时，会对门口的一块大布告牌感到不知所措，牌子上面用英语写着，经期妇女不得进入寺庙。猴子可以在寺庙里面随处大小便，却禁止妇女进入，这似乎有点儿不合情理，但这正是对这些动物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

巴厘岛圣庙中的猕猴。

巴厘岛巴淡直葛圣猴森林公园的猕猴。

传统上认为，圣猴能够保护寺庙免受魑魅魍魉的入侵，这就是即使它们经常咬伤游客和偷吃他们的食物，但仍然必须被善待的原因。可是，如果它们离开圣猴森林，开始入侵附近的村庄和稻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时它们的地位将一落千丈，当地人会把它们视为灾害，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付它们。至于为什么可以如此对待神猴，当地人的解释是，它们“身上既有正义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因此它们是受人尊敬还是惹人讨厌，取决于它们所处的位置。

巴厘岛圣猴寺庙的布告牌。

中国：猴王孙悟空

中国传说中的猴王孙悟空（Sun Wukong），其诞生经过非常神奇，他是由石卵孵化而成的一只坚不可摧的石猴。玉皇大帝（Pearly Emperor）一看到孙悟空，便宣布他注定会在山巅跳跃嬉戏，在海里游泳，吃树上的野果，并为山脉增添光彩。其他猴子问他敢不敢进一个洞，那个洞直通大海。他是唯一一只敢进到洞里去的猴子，因而被其他猴子尊为美猴王。随后他开始担忧起自己有一天会死这件事来，并开始四处求仙问道。得道之后的孙悟空，任何神仙都奈何不了他，上天入地，到处闯祸，非常让人头疼。他天不怕地不怕，爱淘气惹事，而又无法制服。

中国的猴王孙悟空。

舞台表演者所使用的中国猴王造型面具。

舞台上猴王的扮演者穿的戏服。

孙悟空在四处求仙问道的过程中，学会了各种神奇的本领。他能够变身，有七十二般变化，从树到鸟，到小飞虫，无所不能。他还能腾云驾雾，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孙悟空最喜爱的武器是一根如意金箍棒，从东海龙王那里得来，能够根据需要随意地变化大小。

最后神仙们恳求如来佛祖帮助，由于杀不死猴王，佛祖于是把他监禁起来，镇压在五指山下达500年之久。500年过后，佛祖要他保护一个和尚去西天取经，并充当和尚的向导。在取经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猴王有两个特点——他顽皮、不听话，喜欢恶作剧，但同时也非常善良，总是帮助和尚脱离困境。

这个传说在中国流行了几个世纪，并被写进了书里，制成了戏剧、连环画、漫画、电视剧和电影。猴王诞辰的庆祝活动在中国农历的八月十六举行。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猴王和印度的哈奴曼有联系。事实上，在柬埔寨，他的名字就叫哈奴曼孙悟空（Hanuman Sun Wukong）。

过去，猴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话人物，一些中国人将其奉为神明，这种崇拜现在在一些地方仍有残留。例如，香港就有一个供奉孙悟空的佛教寺庙。

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电视剧中的三藏（Tripitaka）法师和猴王。

西藏：女魔和猴子

西藏有一个奇怪的信仰，认为所有的西藏人都是一个女魔和猴子结合后的子嗣。这个故事似乎有美猴王传说的影子。

这只名为帕·特雷根·强秋·森帕（Pha Trelgen Changchup Sempa）的猴子为了寻找长生不老之术，来到一个山洞。他在洞里认真地修行。有一天，山上一个名为玛·德拉·辛莫（Ma Drag Sinmo）的女魔来找猴子，要他娶她。猴子拒绝了，因为他是观音菩萨（Mother Buddha）的弟子，菩萨要他一直待在山洞里，直到悟出佛理。女魔恳求他改变主意，说如果他不娶她，整个圣洁的青藏高原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猴子征求了观音菩萨的意见，菩萨说，娶女魔是一桩善事，行善是一种美德。

于是他赶回来，娶了女魔，他们一共生了6只小猴子。这些猴子后来到森林里去寻找食物。三年后，他们的父亲回来找他们，发现原来的6只现在已经变成了500只。没有那么多东西给这些猴子吃，幸好观音菩萨用五谷拯救了他们。这位猴子爸爸用五谷种出了庄稼，养活了所有的猴子。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尾巴逐渐变短，学会了使用工具，建房子，做衣服和说话，变成了第一批西藏人。

一只由猴头做成的带有纹饰的骷髅碗，是藏传佛教密宗的法器，用来放置供佛的祭品。

日本：三只智猿

著名的三只智猿——“勿视猿”（Mizaru）盖住了眼睛，因此看不到恶行；“勿听猿”（Kikazaru）捂住了耳朵，因此听不到恶言；“勿言猿”（Iwazaru）捂住了嘴巴，因此不说恶语——据说源于日本。公元6世纪佛教首次传到日本时，猴子已经是佛教传说中一个常见元素。从此以后，猿猴崇拜在日本越来越盛行，尤其是在从中国传入的道教古神（Taoist Koshin）仪式上，以及京都近郊比睿山（Mount Hiei）那座神道教和佛教合二为一的寺庙信众之中。比睿山主要神祇“山王”（Sanno）代表了佛教最重要的三位神——释迦（Shaka）、药师（Yakushi）和阿弥陀（Amida）——三神的存在可能是三猿主题的由来。

日本日光（Nikko）市东照宫（Toshogu shrine）门楣上的三只智猿雕塑（17世纪）。

人们认为，三猿一开始是刻在石柱上的，但是现在保存得最好的早期智猿形象却是日光市东照宫门楣上的17世纪雕刻，又称“神厩舍”（Sacred Stable），只见鲜艳的叶子将红白两色的猴子围在中间。

最近，在远东一些卖智猿小像的古玩摊上，有时会开玩笑般地增加一只智猿，这只智猿被称为“勿邪猿”——他的手放在了自己的阴茎上。

日本的猿猴崇拜在江户时期达到顶峰，但是之后便急剧衰落。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寺庙、神社和古玩店的红色吉祥物上一窥圣猴崇拜的遗风。红色据说和圣猴的双重角色——既能消灾又是生育的守护神——有关。

现在的圣猴吉祥物是一个个红白相间的填充玩偶，它们的形状相当模糊，乍一看不会令人联想到猴子。这些玩偶的名字叫作“身代猿”，人们把它们挂在大门的两侧，或者是屋檐下。每一只身代猿都代表着一位家庭成员，为他们消灾除厄。有些人为了避免神灵误会，而将自己的愿望写在身代猿身上，然后再挂上去。

4只现代智猿。

以前人们认为这些吉祥物可以驱除恶魔和邪祟，现在它们的作用更多地是消灾和帮助学生取得好成绩。妇女们则认为它们有防止不育、难产和婚姻不顺的作用。有的妇女甚至会买一种叫作sarumata的红色内衣，据说这种内衣很像发情期雌猴的红色屁股，穿上之后可以大大增加怀孕的概率。

从现代日本名为“身代猿”（migawari-zaru）的红色吉祥物上，依然可见圣猴的遗风。

[1] William C. McDermott,The Ape in Antiquit (Baltimore, MD, 1938).

[2] Patrick F. Houlihan,The Animal World of the Pharaoh (London, 1996), pp. 95–108.

[3] 即埃及的狮身人面像。

[4] 指埃及的第五王朝（公元前2494—前2345年）。

第二章

部落中的猴子：神话与迷信

Chapter Two Tribal Monkeys: Myths and Superstitions

一些部落，尤其是热带非洲的部落，常常会制作猴子的面具或者雕像，用于各种典礼、舞蹈和宗教仪式中。在许多部落看来，那些在高高的树上跳来跳去的野生猴子既聪明又敏捷，令人钦佩不已。部落仪式上出现的猴子通常都野性未泯，行为不羁，它们时而做出滑稽的动作，令人捧腹大笑；时而威风凛凛，令人心生敬畏；时而阴险邪恶，令人寒毛直竖。有些猴子面具用于成人礼，有些用于丰收的庆典，有些用于保护部落免受邪祟入侵，有些则用于葬礼或者为亡灵举行的仪式上。有些部落并没有雕刻猴子，而是在巫术中直接使用动物的头骨。

多冈族：非洲

多冈族（Dogon Tribe）居住在马里东南部的岩穴之中。面具舞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面具拥有自己的生命力。多冈人平时行为拘谨，而仪式上戴着猴子面具的舞者则热烈奔放，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多冈人认为，仪式上的猴子代表了危险、原始和孤僻的行为。

多冈族的猴面具有三种，它们不是以形态区分，而是以颜色区分。黑色的叫“德热”（Dege），白色的叫“阿莫诺”（Omono），红色的叫“科”（Ko）。黑色的猴子被誉为丛林中的恶棍，它们专吃庄稼，以贪吃、善变和恶毒而著称。戴上这种面具，便意味着反美学和反人性，可以随便地将正确的人类行为颠倒过来。这种面具还代表了种种令部落人民心惊胆战的神秘的魔法力量。

多冈人舞蹈用的白色猴面具，上面立着一只典型的猴子。

当舞者戴着黑色的猴面具在仪式上跳舞时，耳边会传来这样的咒语：“丑陋的丛林混蛋坐在高树之巅。你的胃里填满了水果，所有人都看着你……鼓声为你敲响。”

白猴和红猴似乎并不比黑猴好多少，它们在舞蹈中的含义是“不端的行为，例如偷窃和懒惰”。

一只使用过的博勒人的猴子雕像。

博勒部落：非洲

对于居住在西非象牙海岸（Ivory Coast）地区的博勒部落（Baule Tribe）来说，猴子的雕像有着重要的艺术地位。他们的猴像“马布拉”（Mbra）或者“格科勒”（Ghekre）是所有雕像中法力最大的，也是最可怕的。这种雕像的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必须把它们藏起来，或者是放在丛林里，否则可能会对妇女不利。等到部落为了抵抗巫术而让通灵师占卜时，才把它们取出来。猴像在成人礼上的地位尤其突出。它们也被用于农耕仪式，如果适当地向猴像表示敬意，它们就会赐予丰硕的收成，狩猎也会满载而归。

博勒部落的猴子雕像“马布拉”，或者称为“格科勒”。

这些使用过的猴子雕像表面经常会有一层硬壳，那是因为在部落的仪式上，献祭物的鲜血曾淋在它们头上，这些血被认为是献给它们的奠酒。这些猴子雕像非常重要，它们被认为代表了人类精神中动物的一面。博勒人认为，每个人的精神都含有这种元素，这种元素生活于丛林当中。为了产生更加震撼的效果，这些雕像有时会加上一个真正的猴头骷髅。在占卜仪式上使用的猴子雕像，通常都是手里拿着一个小碗，碗里放着一颗鸡蛋。

除了这些便于携带的小型雕刻外，还有一些如真猴般大小的巨大雕像，它们的面目狰狞，是为了保护某个地方，甚至整个村庄而特别制作的。

象牙海岸地区附近一些部落，例如当族（Dan），对待猴像的态度则要轻松一些。对他们来说，在仪式上戴上名为“考格勒”（Kaogle）的猴子面具是为了增加一些喜剧气氛，戴这种面具的人的作用相当于村里的小丑。

阿兹特克人：中美洲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中美洲的猴子形象要比非洲的更讨人喜欢一些。它和舞蹈、艺术、美人、音乐、歌曲、和谐、幸福、游戏和玩乐有关——换句话说，这是一只顽皮的猴子。

阿兹特克人（Aztecs）的猴神名叫“奥祖马特里”（Ozomatli），是音乐和舞蹈之神“休奇皮里”（Xochipilli）的伴侣和仆人。画像上的“奥祖马特里”身披药草“马里那里”（Malinalli），戴着有尖角的白色椭圆形耳环。耳环的灵感据说来自海螺壳。这些画像有的是全身像，有的只画了头部，猴子在往外吐舌头。

阿兹特克人的猴神“奥祖马特里”。

有人说，是中美洲的猴子首次使人类尝到了巧克力的美味。阿兹特克人显然注意到猴子喜欢吃可可果中甜甜的果肉。猴子们把果肉吃了，吐出果豆。阿兹特克人依样画葫芦，并通过这种方法发明了巧克力，这一切都得感谢猴子。对阿兹特克人来说，巧克力并不只是一种食物：它被视为一种神赐的礼物和力量的源泉而受到敬畏。

玛雅人：中美洲

如果说，阿兹特克人的猴神“奥祖马特里”的原型是一只蛛猴的话，那么玛雅人（Mayans）的猴神“巴兹”（Batz）就是它的近亲吼猴了。

经典的玛雅人花瓶上画的吼猴不是在写作，就是在雕刻头像。这意味着它们是工匠，特别是书记员和雕刻家的保护神。在科潘（Copan）的遗址上，还有两只正摇着拨浪鼓的巨大的猴子雕像，说明它们是音乐家。

玛雅人的猴神“巴兹”。

库纳印第安人：中美洲

遗憾的是，新大陆幸存的原住民文化现在极少创作关于猴子的艺术品。在亚马逊丛林的深处，有几个遗存的与世隔绝的部落，他们偶尔会养小猴子当宠物，但是他们的艺术大部分只限于自己身上的装饰。

但是，有一个例外，有一类原住民现在依然在自己的艺术中创作猴子，他们就是巴拿马的库纳印第安人（Kuna Indians）。库纳印第安人居住在巴拿马东北部的一群小岛上，他们依然在创作部落的艺术品，勇敢地抵抗着现代化的入侵。库纳族的妇女会织一种名为“毛拉斯”（molas）的装饰性布料，用于自己的传统服饰上。有些“毛拉斯”的图案非常抽象，有些则是形象的图画，包括各种各样的动物图案。她们最喜欢织的图案是“生命之树”（Tree of Life），因为这个主题在她们的信仰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库纳印第安人认为，太阳神与大地之母结合之后，后者孕育出了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并将它们挂在一棵巨大的树上。于是，“生命之树”就像一条巨大的脐带，联系着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所有动物、植物和人类。

巴拿马的库纳印第安人在“毛拉斯”布料上创作的“生命之树”，每根树枝上都挂满了小猴子。

有时“生命之树”的枝干上挂的都是动物，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图案是猴子，布料上的每一寸地方似乎都被小猴子占满了。一块“毛拉斯”上肉眼可见的猴子不下32只。

由于高度的程式化，很难说库纳人的“毛拉斯”上的猴子具体属于哪个种类。虽然现实中所有的猴子都是扁平脸，但是库纳的艺术家却固执地给它们画上像鸟一样的尖嘴。有时候他们给人类也安上坚挺的鼻子，因为显而易见，鹰钩鼻是美貌的象征。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容易盘住东西的卷尾辨认出库纳人的猴子。

第三章

被鄙视的猴子

Chapter ree Monkeys Despisedd

在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劝人们尊敬猴子，因为它们是我们的近亲之前的几百年里，西方世界对猴子的态度总的说来是鄙视的，猴子被认为是邪恶而讨厌的动物，或者是毛茸茸的丑陋畜生，或者是愚蠢的象征，这些都是认为它们能冒充人类这一奇怪的推定所造成的。实际上，过去猴子因人类的过分自大而吃的苦，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多。

古代社会：希腊和罗马

古希腊人对猴子没有光滑浑圆的屁股——这是人类进化为直立行走之后的一个特征——这一点感到尤为讨厌。屁股瘦削的猴子有着厚厚的臀胝，它们就坐在这些硬化的皮肤组织上面，由于不雅观和下流而受到攻击。更糟糕的是，有些种类的雌猴臀部会周期性地肿胀充血，变得更大，也更显眼。[1]

由于猴子在人类眼里是如此丑陋，那么问题来了：“身体丑陋，是不是意味着思想也一样丑陋呢？”对猴子来说不幸的是，早期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不久大家就都认为，如果猴子的外表令人讨厌，它们的内心肯定也是邪恶的。

这种认为猴子是一种邪恶动物的观点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便认为，最坏的女人都是猴子变的：

外表丑陋无比；这种女人一走到街上，所有人都会嘲笑她。她的脖子很短，几乎动也不动，没有屁股，四肢瘦弱；男人拥抱这种讨厌的东西是不会快乐的。她像猴子似的知道所有的阴谋和诡计，而且从来不笑。她也不会帮任何人的忙，而是整天想着怎么算计别人。

在古罗马，猴子被用来羞辱那些杀害了父亲的人。罪犯受了鞭刑之后，和猴子等动物一起被缝在一个口袋里，然后扔进台伯河（Tiber）或者海里淹死。猴子被包括进了这个残忍的刑罚，因为，作为被丑化了的人类，猴子非常适合陪伴那些杀害了自己至亲骨肉的人。

顽皮的猴子因它们火爆的性格和攻击人类的野蛮行为而臭名昭著。这些攻击行为毫无疑问是真实存在的，但并不是因为动物本身极具攻击性，而仅仅是因为这些被圈养的动物经常受到捕获它们的人的残忍对待，而人类还不自觉。

猴子还被认为毫无驯养的价值。普鲁塔克（Plutarch）[2]说，猴子既不能像狗一样看门，又不能像马或者牛那样干活，因此只能用来作为取乐和嘲笑的对象。

猴子这种据说喜欢模仿人的欲望颇具灾难性，并成为埃利安（Aelian）[3]写作秘史的素材。埃利安写道，有只猴子看到保姆给婴儿洗澡，也学着这么做，结果把婴儿放进了滚水里，杀死了婴儿。还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讲的是国王在睡觉，宠物猴看到有只苍蝇停在主人的胸口，于是找来一把匕首，想杀死苍蝇，结果把主人给捅死了。

猴子喜欢模仿人的名声，可能源于早期耍猴人对它们的训练，但是人们却因此认为，这种动物在试图使人相信，它们确实是人类中的一员。这使猴子被贴上了骗子原型的标签。它们被认为和那些出身微贱，但却假装拥有高贵血统的人如出一辙，因此才有那句古老的谚语：“猴子就是猴子，无赖就是无赖，即使穿着丝绒。”早在公元4世纪，罗马诗人克劳迪安（Claudian）在攻击一位年老的执政官时，就说他是一只穿着绫罗绸缎的猴子。

基督教出现以后，猴子的声誉降到更低。罗马帝国灭亡后，一直到中世纪晚期，基督教的官方观点都认为，猴子是一种十分低级的动物。[4]公元4世纪，早期的狂热基督教徒迫不及待地毁坏亚历山大城的埃及神像，但是他们的首领下令，必须保留一尊雕像，作为异教徒堕落的象征。不消说，那尊保留下来的雕像就是狒狒神。古埃及人的狒狒神，顷刻之间变成了基督教的猴魔。猴魔本身被称为“西米亚·戴”（Simia Dei）或者“上帝之猴”（God’s Monkey）。

动物寓言集：12—13世纪

中世纪的大部分动物寓言集中都有猴子，主要分为五种。其中有“猿”，这个名字后来被用来称呼地中海猕猴；有和猿模样相似但却长着长尾巴的“猴”；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狒狒；有另类的猿猴“斯芬克斯”；还有同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萨提尔（satyr）[5]。

其中第一种“猿”，据说在看到新月时会欢呼，看到月亏时会难过。如果一只母猿育有两个孩子，据说它会疼爱其中一个而讨厌另外一个。有人说，当被人追捕时，母猿会把宠爱的那只小猿搂在自己胸口，而让讨厌的那只躲在自己背后，可见它有多么愚蠢。如果猎人靠近，它会把怀里的小猿扔掉，带着另一只依然紧紧抓住它后背的小猿逃走。这就是“背上有只猴”（having a monkey on your back）[6]的来源。

这幅插图出自12世纪晚期英国的一本动物寓言集，图中插画家为我们展示了一名猴妈妈为了逃避弓箭手的追捕而带着两名孪生子逃跑的惊恐画面。

三名猎人在追赶猴子一家，图片来源于13世纪中期英国的一本动物寓言集，图中一只猴子的头部已经中了一箭。

准确地说，在这些早期动物寓言作家的笔下，猿的日子过得并不好。显然灵长类动物和人类太像了，让人深感不安，从而不得不尽可能地贬低它们，让它们待在自己的地方。引用一位作家写于1220—1250年期间的一段话：“如果说猿猴全身上下都令人讨厌的话，那它们的后背就是最最恐怖和恶心的地方了……它们的脸长满了褶皱，非常可怕，就像一对令人作呕的风箱。”[7]在此之前的1210年，一位法国的动物寓言作家说得更加直接，他说：“我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和猿猴相像，因为它们简直一无是处。”[8]

猿猴喜欢模仿人类，据说捕捉它们的最好方法，就是坐下来不停地把靴子脱下又穿上。然后走开，把拴在树上的靴子留在那儿。猿猴无法抗拒模仿的诱惑，它们会从树上跳下来，把靴子穿上，这时就很容易抓住它们了。

狒狒据说擅长跳跃，咬起人来非常残忍，而且难以驯服。可是有着毛茸茸上肢的斯芬克斯却可以通过教育而去除它们的野性。萨提尔有着旺盛的毛发，蓬松的大胡子，宽大的尾巴，和一张几乎可以说讨人喜欢的脸，它们的举止动作非常奇怪，显得烦躁不安，很容易就把它们捉住。萨提尔被抓住后，很快就会死去，因为它们只有在故乡埃塞俄比亚的天空下才能生存。萨提尔是放荡淫逸的象征。

从这些离奇古怪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13世纪时的欧洲对猴子所知甚少，更不要说了解它们了。一个总体印象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动物寓言作家认为猴子极度令人反感，因此希望把它们刻画得越丑越好。

寓意画册：16—17世纪

在16—17世纪的寓意画册中，很少出现猴子，然而它们一旦出现，通常都是既可耻又恶心的形象。猴子之所以如此令人尴尬，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屁股，尤其是雌猴那裸露的屁股会不可避免地随着发情期的到来而变得红肿。如果从下面看（树上的猴子总是位于人类的视线以上），这种“缺陷”甚至更为明显。1632年，雅各布·卡茨（Jacob Cats）[9]在一本寓意画册中写了这样一首有趣的讽刺诗：

爬得越高

可耻的部分

露得越多

这些诗句附在一幅蚀刻画的后面，画上画着一只被拴在柱子上的猴子。猴子爬到了柱子的顶端，下面是受惊的群众，他们脸上露出愤怒和不可思议的表情，正对着猴子那令人作呕的屁股指指点点。[10]

这首讽刺诗的寓意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爬得越高，越有可能暴露出自己性格中可耻的一面，这首诗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双关的含义。首先，它揭示了那些想方设法爬到社会顶层的人，私下里肯定都有很严重的缺点，即使他们在公开场合是大做好事的慈善家。不论他们怎么说，他们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地使他们显得可耻而无情，他们爬得越高，也就越无耻。其次，在今天这个狗仔队、八卦杂志、丑闻和过度的名人崇拜横行的世界，这首古老的讽刺诗甚至可以更直接地找到自己的讽刺目标。因为每一个曝光率很高的名人都清楚地知道，一旦你爬到了社会的顶端，你的隐私不仅得不到保护，反而更容易曝光。如果你暴露了一个乳头，短暂地露了一下屁股，或者是吮吸了一下脚指头，你就会成为媒体狂热追逐的焦点。如果你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根本就没有人会理你。这首《柱上的猴子》的讽刺诗用在这里实在是太合适了——甚至比它首次出版时更合适。

在1632年的一本寓意画册中，一只猴子爬到柱子的顶端，自己的屁股暴露无遗。

漫画中的猴子

猴子在欧洲非常罕见，因此它们极度恶劣的形象并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依然受到鄙视，但是程度却减轻了。现在它们成了幽默艺术和文学的常用工具，出现在讽刺人类的漫画作品之中。如果你想取笑艺术家、政治家、神父、贵族、医生、教师等等文明社会的任何一类人，你只需将这些威风凛凛的人物画成穿着衣服的猴子就可以了。罪恶深重的猴子已经变成了愚蠢的代名词。

猴子最早于17世纪出现在画家笔下。有些肖像画家为了讨好主顾而将他们画得比本人漂亮，这些画家被认为是狡猾的骗子，应该受到鄙视，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把顾客的真实面貌告诉他。18世纪90年代，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11]在自己的《狂想曲》（Los Caprichos）系列蚀刻版画中，就讽刺了这种做法，画中的猴子将一头难看的驴子画成了一匹气度不凡的骏马。骄傲自大的驴子改头换面，变成了头戴假发的高贵骏马。

弗朗西斯科·戈雅画了一只猴子在给一头驴子画像，见戈雅1799年创作的《狂想曲》系列版画。

同样在18世纪，法国艺术家让－巴蒂斯·夏尔丹（Jean-Baptiste Chardin，1699—1799）[12]画了一只正在帆布上认真创作一幅杰作的猴子。这只猴子准备画一幅静物画，主题是一尊古董雕塑。夏尔丹在这里传达的意思是，如果画家一直在临摹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直接从大自然获取创作灵感，那么就和善于模仿的猴子没有什么区别。这幅画非常受欢迎，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夏尔丹连画了好几幅。

让-巴蒂斯·夏尔丹，《猴画家》（Monkey Painter），1739—1740年，布面油画。

19世纪初，J. J. 格兰维尔（J. J. Grandville，1803—1847）[13]喜欢嘲笑两个对立的艺术流派，并乐此不疲。安格尔（Ingres，1780—1867）[14]领导的学院派（the Academic School）被描绘成一只狒狒，正盲目地在一幅署名拉斐尔（Raphael，1483—1520）[15]的画作上勾画人类的腿部线条。实际上，这只长着拉斐尔脑袋的狒狒正蒙着双眼，坐在一只木马上，画的主旨由此而表达得清清楚楚。狒狒的后面是许多越来越小的狒狒，它们是它的学生，不仅和它长得一模一样，做的事情也一模一样。换句话说，安格尔在这里被画成了一只愚蠢的猴子，因为他盲目地模仿古代大师的作品——这是一种卑鄙的模仿。

德拉克洛瓦（Delacroix，1798—1863）[16]领导的浪漫派（the Romantic School）被描绘成了三只肆意涂抹的猴子。一只用尾巴画，一只用脚画。也就是说，德拉克洛瓦和浪漫派根本就不关心技巧，他们只关心夸张的姿态，并懒洋洋地表现出平庸的情感。

J.J.格兰维尔为讽刺安格尔的学院派而创作的卡通画，内容是一只盲目的狒狒正在一幅署名拉斐尔的画作上勾画线条。

格兰维尔为讽刺以德拉克洛瓦为首的浪漫派而创作的卡通画。

1827年，英国动物画家埃德温·兰西尔（Edwin Landseer，1802—1873）以一幅《见过世面的猴子》（The Monkey Who Had Seen the World）开始了猴子讽刺画的创作。他画了一只衣锦还乡的本地猴子，穿得像是一名摄政王，骄傲地用后腿站立着，周围是一群没有离开过家的猴子，赤身裸体，可怜地蹲在地上，嫉妒地看着它。这幅作品不可避免地传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画家喜欢衣着华丽的成功人士，多过喜欢邋里邋遢的失败者。值得注意的是，这只取得成功的猴子几乎被画成了人，而那些一直待在老家的可怜虫则采用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被画成了真正的猴子。这可以被视为具有另外的含义。画家似乎在说，那些一直待在家里的人不如那些出去闯世界的，以及猴子是比人类低级的动物。

埃德温·兰西尔，《见过世面的猴子》, 1827年，布面油画。

在18—19世纪，以猴子作为讽刺作品的题材非常普遍。首次对这种做法提出反对的是1860年在牛津举行的那场著名的达尔文辩论。当时绰号为“苏比·山姆”（Soapy Sam）[17]的牛津著名主教威尔博福斯（Wilberforce，1759—1833），向达尔文的拥护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omas Henry Huxleyy，1825—1895）[18]问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你究竟是从祖父还是祖母那一系判断自己的祖先是猴子的？”赫胥黎回答说：“我不以祖先是猴子为耻，而以对手是那种利用权势掩盖真理的人为耻。”赫胥黎不仅赢得了辩论，而且将卑微的猴子列于狡猾的人类之上。赫胥黎将猴子在人类思想上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从而标志着几百年来对猴子的侮辱的结束。猴子受到鄙视的时代将逐渐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1] William C. McDermott,The Ape in Antiquit (Baltimore, MD, 1938).

[2] 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

[3] 罗马作家。

[4] H. W. Janson,Apes and Ape Lore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London, 1952).

[5] 希腊和罗马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

[6] 英语俚语，原意为“生气”，后来有“负担”和“染上毒瘾”的意思。

[7] Richard Barber, trans.,Bestiary (London, 1992), pp. 48–50.

[8] Ann Payne,Medieval Beasts (London, 1990), pp. 36–8.

[9] 17世纪荷兰画家、诗人，主要作品为寓意画册。

[10] Jacob Cats,Spieghel van den Ouden Ende Niewen Tijdt (Graven-Hage, 1632).

[11] 西班牙画家，浪漫主义画派代表人物。

[12] 18世纪法国画家、静物画大师。

[13] 19世纪法国著名插画家、漫画家，被誉为“超现实主义之父”，首先开创了用动物脸取代人脸的表现方式，开创了“拟人”艺术的先河。

[14] 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美学理论家。

[15]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杰出画家。

[16] 法国画家，浪漫主义流派的领袖人物。

[17] “苏比·山姆”在英文中有“油腻的山姆”“圆滑的山姆”的意思，山姆是威尔博福斯的名字。

[18] 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拥护者，著有《天演论》。

第四章

好色的猴子

Chapter Four Lustful Monkeys

猴子有一个“令人不快”的特点需要我们仔细审查，这就是它们超强的繁殖能力。自古以来，有关猴子与人类交配的谣言甚嚣尘上，有的说它们会粗暴地强奸人类，有的说它们很享受着心甘情愿的人类伴侣带来的种种好处。[1]

对于这些想象出来的放荡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猴子的性行为并不过度。一般野生猴子的交配时间平均只有8秒钟。那么，猴子淫荡和好色的坏名声，又是怎么来的呢？

古埃及神圣的狒狒以硕大而显眼的阴茎而著称。

答案有几种。第一，猴子经常被认为是具有动物脸孔的人类。它们和人类几乎一模一样，只是摒弃了所有文明的外表，只留下丛林中的原始本能。这使它们成为好色的绝佳代表。第二，第一种成为人类朋友的猴子——古埃及神圣的狒狒——便以拥有硕大的阴茎而著称，在狒狒神托特的坐像中，阴茎总是处于非常显眼的位置。另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活着的猴子——不论雄猴还是雌猴——它们的性器官都非常显眼，而且它们不像人类一样，试图遮掩自己的性器官，或者是寻找隐秘的地方进行交配，因此你很容易就相信猴子是强奸犯或者人类情人的荒诞说法。

阿拉伯的经典著作《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故事更是使这个传说广为人知。公元3世纪，这本庞大的故事集首先在亚洲传播，9世纪时开始传到阿拉伯世界。这些故事后来又经过多次的加工，主要是通过口头重复传述的方式，因此很难断定某个具体的故事产生的时期，但是可以说，它们的起源都很早。[2]

在《国王的女儿和猿》（The King's Daughter and the Ap）这个故事中，所谈论的猿几乎可以断定就是狒狒。故事的女主角（假如女主角这个词没有任何不当的话）是一名苏丹的女儿，被一名黑人奴隶夺去了贞操。和他交往期间，她越来越沉迷性爱，并且逐渐变得贪得无厌，他已经无法再满足她。她将自己的烦恼向一名女仆倾诉，女仆告诉她，狒狒是她唯一的希望，因为它们同样欲求不满。一天，她看见有人牵着一只狒狒从楼下走过，于是向他做了个眼色。狒狒知道了她的意思，立刻爬墙来到她的闺房。她把他藏在自己的闺房里，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几乎无休无止地与他缠绵。她的父亲听说了此事，认为女儿必须死。她于是和这只一刻也离不开的狒狒逃到了开罗。有个年轻人看到她憔悴的面容，心里生疑，于是一路尾随她，并偷窥了她在卧房中所做的一切。眼前的一幕令这名年轻人感到震惊，她不停地和狒狒热烈地做爱，最后由于体力消耗过多而晕了过去。这时年轻人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冲进去杀死了狒狒。这时苏丹的女儿醒了过来，看到情人已死，她的“尖叫声就像自己快死了一样”。这名年轻人取代了狒狒，担负起公主情人的角色，但他实在是无法满足女孩的需求。他向一名智慧的老妇人求助，老妇人为他举行了一个秘密仪式，从女孩的身上取出了一黑一黄两条虫子。老妇人说，黑虫是那名黑人奴隶放的，而黄虫则是狒狒放的。从此以后，女孩的花痴病终于治好了。

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国王的女儿和猿》中，苏丹的女儿实在是太喜欢大猴子了。

这个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女孩听说猴子死后的悲痛之情。大多数早期的色魔猴故事都将猴子描写成残忍的强奸犯，一有机会就野蛮地攻击妇女。然而，这只狒狒却不是讨人厌的罪犯，而是一名身强体壮的情人。

很久以后，伏尔泰（Voltaire）在他的《老实人》（Candide，1759）一书中也写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书中写赣第德（Candide）在亚马逊丛林探险时，听到了妇女微弱的叫声。他不清楚这种声音究竟是快乐还是悲伤，于是打算一探究竟。赣第德发现，这个声音是两名裸体女孩在逃离两只猴子时发出的。他惊恐地发现猴子竟然在咬女孩的屁股，于是拿起枪来把两只猴子都打死了。赣第德认为自己“把两个可怜的孩子从魔爪中解救了出来”，但令他吃惊的是，两名女孩竟“深情地吻着猴子，泪珠滴在猴子身上，空气中充满了最悲伤的哀号声”。可笑的是，赣第德将女孩的行为理解为“基督教仁爱”（Christian charity）的典范。幸亏仆人纠正了他，仆人还建议，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应该尽快逃离该地。

两个故事相隔近千年，但它们有一个关键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女主人公对情猴深深的爱恋，以及在听说它们死后所表现出来的悲痛之情。这使“受鄙视的猴子”的观点出现了新的变化，因为在这里，只有故事中的男人才痛恨猴子，并把它们看成残忍的好色之徒。对于女人来说，猴子不仅没有受到轻视，反而备受宠爱，它们因此被归入了特殊的种类。这两个故事的寓意似乎是，男人在与女人相处时没有投入足够的激情。猴子在这里提醒了人类在这方面的愚蠢。

1800年出版的伏尔泰著作《老实人》中的一幅插图，图中描绘了男主人公开枪打死了姑娘们的情猴。

至于作为强奸犯的猴子，其寓意则完全不同。人类在这里是高贵的，而天性则是野蛮的。如果女人任由自己受到本能的驱使，则会变得堕落。最早提到这一点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将军和政治家提谟修斯（Timotheus），他认为猴子总体而言残忍而淫荡。接着，公元2世纪的希腊军人作家埃利安在自己的作品中写道，年老的雄性狒狒非常好色，会攻击妇女和儿童。

尽管没有人亲眼见过野猴强奸妇女，但是这个夸张的故事却牢牢地植根于欧洲的民间故事，并不时地被拎出来渲染一番。例如，16世纪的一则民间故事就严肃地写道，狒狒“喜欢妇女和儿童……一旦挣脱脚镣，就会试图和她们公开同居”。

传说人类和猴子圆房之后，通常会生育他们交配的产物。这些孩子经常被描绘成混血的怪物，但是并没有真实的案例可供科学研究。这个故事的寓意又变了。现在它的寓意是：“请和你的同类结合，否则会有麻烦。”在这些例子中，猴子被用来作为跨种族关系的象征，而这种关系在过去是不被接受的。

在结束好色的猴子这一章之前，我们有必要问一问，这些传了这么多年的古怪故事，是否含有些许真实的成分。它们完全是杜撰的，还是在人类与猴子之间，有可能存在某种跨越基因界限的联系？

最有可能的答案是，野猴和人类（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之间从未有过性关系。但是宠物猴则另当别论。如果一只猴子从出生起就由人类一手养大，那么它完全有可能在成年之后对主人的身体产生性趣，就像宠物狗喜欢蹭人的腿一样。但是，猴子的阴茎没有人类的那么大，而且正如前文所说的，雄猴只能维持8秒就要射精。因此，即使偶尔出现过一只真正的情猴，它的表现也不可避免地会令人大失所望。

[1] Ramona and Desmond Morris,Men and Apes (London, 1965), chap. 3,'Apes as Lovers', pp. 54–83.

[2] Richard F. Burton,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 (Benares, 1885–8).

第五章

讨人喜欢的猴子

Chapter Five Monkeys Enjoyed

宠物猴

几百年来，人类都非常享受猴子的陪伴。它们既聪明又顽皮，在那些希望领养一只动物的人看来，这要比普通的猫和狗更有吸引力。猴子具有敏捷的身体和强大的跳跃能力，常常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因此作为家养宠物不免受到限制，但是它们有丰富的面部表情，并且能够像人一样摆弄小物件，这又使它们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对于那些更具有冒险精神的宠物主人来说，猴子是一种值得一试的挑战。

西班牙的征服者发现，美洲的印第安人饲养猴子当宠物。

即使在与世隔绝的亚马逊丛林深处，部落人民如阿瓦部落（Awa）也饲养猴子当宠物。

在英国的都铎王朝（Tudor England，1485—1603）时期，猴子是最受宫廷喜欢的宠物之一。由于猴子很难捕获，因此拥有一只猴子成为身份高贵的象征。都铎王朝的君主像显示，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和爱德华六世（Edward VI）都养有宠物猴。这些猴子不仅扮演着宫廷小丑的角色，据说还被用于纵狗咬熊和纵狗咬牛游戏的训练，虽然我们不清楚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这幅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第一任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小型画像绘于1531年，画中的凯瑟琳抱着她的宠物卷尾猴，这只猴伸出爪子，想抓起王后脖子上戴着的十字架。

这个动作似乎除了反映猴子天生的好奇心之外，并没有其他含义，但是那些艺术史学家却对早期绘画的每一个细节都做了解读，他们认为猴子的这个动作隐含着对凯瑟琳的丈夫亨利或者他的新欢安妮·博琳（Anne Boleyn）的攻击，后者将取代凯瑟琳成为新的王后。为了支持这一说法，他们指出，在这幅画像的早期版本（绘于1525年）中，并没有出现十字架。只有在1531年的画像中才有十字架，而此时凯瑟琳的婚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亨利决定和她离婚，即使冒着和罗马教廷（Catholic Church）分裂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阿拉贡的凯瑟琳》, 1531年，画中凯瑟琳的宠物卷尾猴想抓起十字架。

关于对亨利的攻击，猴子的动作被认为代表着亨利为了成功离婚而无视天主教的规定。关于对安妮·博琳的攻击，据说猴子隐含着对安妮的侮辱，暗示她是一只捣乱的猴子。

皇室成员除了豢养猴子以供炫耀之外，有时还用它们来缓解由于地位上升而带来的孤独感。公主们常常缺乏父母的亲密之爱，因此将宠物作为感情的寄托。据说伊丽莎白公主（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年轻时，曾试过教她的宠物猴打网球。

另外一名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的女儿——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童年非常孤独，因此养了许多宠物，据说：“她不太想要小狗和猴子，因为她自己就养了十六七只。”1612年伊丽莎白结婚后，丈夫为她在海德堡城堡（Heidelberg Castle）建了一栋“英国侧楼”（English Wing），里面有专门的猴舍。伊丽莎白后来因偏爱宠物甚于自己的儿女而臭名远扬，她女儿说，妈妈“喜欢自己的猴子和小狗，多过喜欢自己的孩子”。

17世纪还有一只著名的宠物猴，为查理一世（Charles I）的外甥莱茵的鲁珀特王子（Prince Rupert of the Rhine）所有。1642年曾出版了一本关于这只猴子的讽刺小册子，题目为《罗伯茨王子[1]的刁猴出嫁前，其滑稽和自负的性格已经暴露无遗。刁猴与骑士[2]的婚姻，以及她是如何结婚不到三天，就当着丈夫的面给他戴上绿帽子的》（The Humorous Tricks and Conceits of Prince Roberts Malignant She-Monkey, discovered to the world before her marriage. Also the manner of her marriage to a Cavalier and how within three days space, she called him Cuckold to his face）。册子的封面画着这只猴子正旁若无人地吸着陶制的烟斗，一只手牵着她的骑士夫君。

1642年出版的一本讽刺性的匿名小册子，讲的是莱茵的鲁珀特王子的一只著名的宠物猴。

在此之前的17世纪初，流传着一个奇异的故事，讲的是一只宠物猴趁人不备，夺走了摇篮中熟睡的婴儿，并逃到了屋顶上。当发现猴子在屋顶上和婴儿玩耍时，全家人惊恐万分，急忙把床垫和毯子铺在房子四周，以防猴子失手，婴儿跌落受伤。但是猴子却非常小心，它紧紧地搂着自己的战利品，直到最后才自愿地下到地上。婴儿获救了，毫发未损，后来还成为臭名昭著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3]。要是那只猴子哪怕有一点闪失，英国可能就不会发生内战[4]了。

18世纪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的最后一个情人，是小她40岁的野心勃勃的祖博夫亲王（Prince Zubov）。祖博夫在俄国的权势无人能比，朝臣们发现很难接近他，只好转而讨好他的宠物猴，希望关键时候这一招能发挥作用。祖博夫看到猴子跳到他们的肩膀上，偷走他们的假发时，果然被逗得哈哈大笑，只有他们谦恭而尴尬地集体站在那里。

第二代罗斯柴尔德男爵（the second Baron Rothschild）[5]行为古怪，据说他经常在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的宅邸沃德斯登庄园（Waddesdon Manor）和宠物猴共同进餐，有一次，他“和12只盛装的猴子”一起举办了一个特别的宴会。传说这是一个为宴请索尔斯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而举行的重要晚宴，当12名客人在桌子边就座时，惊讶地发现每人旁边都有一个空座位。接着，就在宴会开始前，据说12只穿着异常整洁的猴子走了进来，坐在了那些空位子上。

20世纪的知名人士中，有些行为更加古怪，他们有时会在仆人的帮助下养起宠物猴来。20世纪30年代，梅·韦斯特（Mae West）[6]就养了好几只，她把它们当孩子一样喂养。其中一只名叫“布吉”（Boogie），还造成了一次好笑的误会。梅·韦斯特有句著名的口头禅，她经常对女仆说：“比尤拉（Beulah），给我剥颗葡萄。”这句话被理解成一名难以取悦的女主人对仆人的离奇要求。事实上，她是在要求女仆为“布吉”准备一点儿好吃的东西，并不是为她自己，“布吉”才是那个真正的女主人，她拒绝吃任何没有剥皮的葡萄。

梅·韦斯特和她的宠物猴“布吉”。

好莱坞经常利用宠物猴来活跃气氛，在大受欢迎的系列电影《加勒比海盗》（Pirates of the Caribbean）中，赫克托·巴博萨船长（Captain Hector Barbossa）的肩膀上不是像平时那样站着一只鹦鹉，而是站着一只宠物猴，这只猴的名字叫作“杰克”（Jack）。虽然大家都以为那是一只雄猴，实际上却是一只名叫“奇基塔”的听话的雌猴。电影中这个角色需要极高的智商，因此对于“奇基塔”是一只卷尾猴，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实际上，这只猴子是全片最聪明的一个人。”扮演巴博萨的演员杰弗里·拉什（Georey Rushh）说。

现在，畜养猴子作为家庭宠物已经逐渐变得不那么流行了，包括荷兰、以色列、墨西哥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严令禁止这么做。美国的19个州（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康涅狄格、佐治亚、肯塔基、路易斯安那、缅因、马里兰、马萨诸塞、明尼苏达、新罕布什尔、新泽西、新墨西哥、纽约、宾夕法尼亚、罗德岛、犹他、佛蒙特和怀俄明）也已经禁止将猴子作为宠物。美国国会正考虑通过《圈养的灵长类动物安全法案》（Captive Primate Safety Act），禁止各州之间的宠物猴交易。2012年1月，英国议会讨论了是否应该将类似的禁令引入英国。支持引入禁令的一方给出的理由是：“宠物猴的角色令猴子遭罪。”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它们的主人也经常遭罪。

20世纪50年代美国报纸上的售猴广告，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且令人不快。

尽管猴子很受欢迎，但是并不适合作为宠物，原因有几个。和猫狗不一样，大多数猴子都是热带动物，并不适应寒冷的气候。这意味着需要特别为它们营造一个温暖的住宿环境，而它们的主人往往没有这种条件。那些体型较小的猴子身体非常娇弱，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和主人非常接近，很容易传染上人类的疾病。它们还可能将一些自己的疾病传染给人类。另外，那些体型较大的猴子小时候可能非常好玩，但是它们成年后通常会变得很危险，尤其是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被大猴子咬一口所造成的伤害，很容易被人低估。

小宠物猴满脸忧伤，因为被以非自然的方式对待。尽管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猴子并不会成为人类的好宠物。

现在官方的观点是：“饲养宠物猴既危害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又侵犯了动物权益。”尽管如此，电视剧依然无法抗拒宠物猴的巨大吸引力。

再说，猴子不喜欢在狭小的笼子里生活。它们天性好动，将它们囚禁在封闭的地方并不适合。一旦把它们放出来，它们会把家里搞得一团糟，要是它们逃走了，又会造成恐慌。最后，猴子跟猫狗不一样，很难训练它们上厕所，假如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

假如，有人不顾上面罗列的种种缺点，同时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仍然决定养一只宠物猴，那么实际上只有一种猴子值得考虑，那就是新大陆猴（New World capuchin）[7]。它们不仅是所有猴子当中最聪明的，同时也是适应性最强的。它们是几百年来街头艺人和现代职业驯兽师最喜欢的伙伴，这点绝非偶然。

即便新大陆的卷尾猴耐心且听话，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养宠物猴。琳·卡尼（Lynn Cuny）是美国一家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创建者，她严厉地指责养宠物猴的行为，因为她的中心每年得照顾大量因主人无法对付而遭到遗弃的宠物猴，而美国人道协会（the 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圈养野生动物专家贝丝·普瑞斯（Beth Preiss）则毫不客气地提醒那些打算饲养宠物猴的人：

饲养宠物猴既危害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又侵犯了动物权益。猴子会攻击人类，会传播疾病，而且一般的主人根本无法满足它们圈养期间的需求。

公道地说，这个声明简洁地概括了现代西方社会对宠物猴的态度。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立法来限制这一现象，虽然那些宠物饲养老手可能因此而无法细究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和性格，但同时也省掉了不少麻烦。

猴戏表演

猴戏表演几百年来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欢乐，让人难过的是，一些种类的猴子，尤其是卷尾猴和小型猕猴，因为过于听话而被迫做出种种不自然的动作。有时是一只猴子打扮成小丑，模仿一些人类的动作。平时这种动物只需穿上夸张的人类服装，像个小人儿似的坐在那里，就已经非常可笑。

印度街头的耍猴人，靠耍猴赚取微薄的生活费。

在17世纪的伦敦，猴戏表演是一年一度的巴托罗缪市集（Bartholomew Fair）[8]上常见的娱乐节目。

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9]在1661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一个人又回到市集……看了猴子表演，它们竟然可以做出这些不可思议的动作，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两年后的1663年9月4日，佩皮斯又去了市集，他在日记中写道：

之后……去了巴托罗缪市集，我不想单独去……于是和她一起坐马车去了市集，我们看了猴子在绳子上跳舞的表演，表演虽然新奇，但是我不喜欢这种肮脏的游戏。

三天后他又去了一次，回来后他写道：

去了巴托罗缪市集，在那里遇见了皮克林先生（Mr Pickering），于是一起去荷兰屋看猴戏，地点比我和妻子那天看猴戏的地方还要远；随后看了猴子在绳子上跳舞，表演单调而乏味，非常差劲。

一个世纪后，猴戏的表演水平似乎有所提高。一个名叫斯宾纳库提（Singor Spinacuti）的人在法国国王和朝臣面前表演了猴戏，那只猴子名叫“猴骑士”（Le Chevalier des Singes）。猴骑士的表演包括“在一张一弛的绳子上跳舞和翻跟头；鼻子和下巴上顶着一只枝形吊灯、一个大铁圈和一只烟斗，然后在一阵烟火表演中戏剧性地退出了舞台”。1776年，猴骑士还来到伦敦的“沙德勒之井”剧院（Sadler’s Wells eatree）[10]，他的表演被描述为“手持长杆在绷紧的绳子上行走和跳舞，手持长杆在钢丝上行走和跳舞，手里没有拿长杆在钢丝上行走和跳舞，在松弛的绳子上翻跟头，以及转动五彩烟火轮”。

18世纪时斯宾纳库提的“猴骑士”曾在伦敦的“沙德勒之井”剧院表演过走钢丝。

最令人难忘的猴戏表演也许来自19世纪手摇风琴师的猴子。手摇风琴是一种便携式乐器，通过摇动手柄演奏出简单的乐曲，街头艺人经常利用这种乐器来赚钱。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他们通常会带上一只穿着衣服的卷尾猴，让它训练有素地向观众要钱。当面对一只乞讨的猴子时，人们往往会为出于新奇而将手里的硬币给它，这种形式的街头艺术兴盛一时，以至于纽约街头的手摇风琴艺人一度达到1 500多人。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抱怨说，在伦敦，他“写不到半个小时就会被一种折磨人的噪声打断，这种难听的声音来自街头的手摇风琴师”。随着20世纪初音乐版权法的通过，手摇风琴师很快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他们可怜的小猴子。

20世纪30年代，一种新式的猴戏表演出现了，那就是——猴子骑师（monkey jockey）。这一次，又是聪明听话的卷尾猴被屈辱地打扮成一名搞笑的骑师，骑在灵缇[11]上参加赛跑。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末的美国、墨西哥、中国和澳大利亚，有一群群经过训练的卷尾猴参加灵缇比赛，之后这股热潮终于冷却下来。

所有猴戏中，最令难忘的是19世纪手摇风琴师的猴子，它们能训练有素地向观众伸手乞讨。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治公园（Orange Park）的灵缇赛道上，那天举行的第十一场比赛是一场特别的“猴赛”。一名参观者写道：

猴子们列队走上赛道……丝质骑装上披着油布斗篷……一旦自己的灵缇取胜，它们会显得特别高兴，一旦落败，它们通常会很生气，并狠狠地揍那只灵缇。为了看得更清楚，观众甚至不惜走出有顶的看台，站在雨里观看比赛。

澳大利亚的猴子甚至不得不忍受障碍赛的煎熬，当胯下的坐犬跃过障碍物和水洼时，它们只能紧紧地抓住它的后背。幸运的是，对这些猴子来说，紧紧地攀附在大动物的后背，给了它们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因为它们小时候在野外生活时，肯定也曾这么攀附在妈妈的背上。

近来，人们对猴子骑师的兴趣有所回潮。在美国各地和节日巡回演出的节目“香蕉德比”（e Banana Derbyy）便是有猴子参加的赛狗比赛，只不过这个比赛并不是特别正式。现在它们骑在各种杂交狗的背上，而且比赛的要求没有原来灵缇比赛的那么高。即便如此，所有这些动物表演现在都受到了动物福利组织的严厉批评。“善待动物组织”（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PETA）谴责它们说：

利用动物进行的各种游戏、骑乘和比赛根本不能使参加的动物感受到任何“快乐”。这些残忍的活动经常成为筹款活动和募捐活动的一部分。动物们被从一个城镇运到另一个城镇，糟糕的生活环境使它们感到不快、沮丧、抑郁和焦虑。

现在西方持这种观点的人正越来越多，公众的舆论离马戏团的动物表演和杂耍正越来越远。现在普遍认为这些是过去无知的遗存，那时人们并不知道动物对环境需求的本质。然而，在东方，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那里的街头和舞台上依然存在耍猴人，他们在疲倦地继续着自己的营生。例如，猴戏表演在印度尼西亚的街上非常常见。在位于爪哇岛上的雅加达市中心，可以看到最奇怪的猴戏表演。使这些盛装的猕猴显得非常怪异的是，它们都戴着人的面具，这使它们看起来像是小外星人。这些猴子一被捉住，就被送往猴子训练村，在那里一直待到可以上台表演为止。它们会成队地走过繁忙的大街，乞求行人的施舍。这是现代版的手摇风琴师和猴子，只不过没有了恼人的音乐伴奏。

即使是现在，猴戏表演在印度尼西亚依然盛行，在雅加达的市中心，那些戴着人类面具的着装猕猴看起来非常怪异。

猴戏在今天依然非常常见，不只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越南、中国、日本、韩国和泰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泰国半岛东部苏梅岛（Ko Sumui）上的猴子剧场，每天都会有一个小时的大型豚尾猴（pigtailed macaques）表演，这些戴着项圈拴着绳子的猴子，不用再爬到高高的树上摘椰子，它们的工作已经改成了逗观众开心。表演一开始，猴子们会坐到观众的头上，以供观众照相。接着猴子们会拿着一张写有自己名字的海报绕场一圈，向观众介绍自己。在这过程中它们用两条腿行走，虽然这个姿势对猴子来说极不自然，但是却很像人类，因此观众很喜欢看。自我介绍结束后，它们会做一连串的俯卧撑，好像正在训练的运动员一样。接着它们会表演后空翻，然后是打篮球，在这期间它们表现出了惊人的投篮技巧。

泰国苏梅岛的猴子剧场，观众付费即可观看豚尾猴的表演。

猴子剧场的所有表演都是猴子模仿人类的各种动作，例如举重。

这时，一名观众被请到台上，两只手用绳子绑住。再把绳子打上10个结，这样就很难解开。接着一只猴子被领过来，只见它三两下就把绳子解开了，其速度和灵敏度着实令人惊叹。

接下来模拟举重，然后是激动人心的玩火表演，只见一只猴子不停地转动一根两头燃烧的木棍。接着工作人员给两只猴子分别递了一把吉他，两只猴子随即把吉他挂在脖子上。其中一只采取了两腿站立的方式，开始用力地猛弹吉他，就跟摇滚明星似的。在所有的表演节目中，这是它们最不喜欢的一个，那只弹吉他的猴子一度把吉他掼在地上罢演。主人给了它一记爆栗，它才苦着脸不情愿地把吉他捡起来，将背带套在身上，再次把吉他弹得很响。表演终于结束时，这只猴子把吉他扔向了舞台对面，让主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对这种娱乐形式的看法。

在猴子剧场，一只猴子正不高兴地弹着吉他。

向观众兜售各种小东西。

猴子剧场中，猴子的最后一场表演。

紧接着，舞台上竖起一列牌子，牌子上写着数字，从1到9，依次排列。为了增加测试的难度，将牌子的顺序打乱。接着给一名观众也发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牌子，牌子的正面朝下，这样就看不到数字。观众挑出两张牌，并把第一张给猴子看。这是一张上面写着数字5的牌子。猴子于是走到舞台上，挑出那张写有数字5的牌子，递给主人。接着又重复了一遍数字9，这说明豚尾猴能够学习并识别数字。

然后工作人员给每只猴子发两个小篮子，让它们向观众兜售一些小东西。如果有人把一张钞票放进篮子里，猴子就会从另一个篮子里拿出一件小东西递给这名观众。作为奖赏，每只猴子事后都会得到一碗甜浆，但是它们只能用调羹吃，就跟人用调羹喝汤一样。它们一勺一勺，非常认真且耐心地把甜浆喝完。最后一个节目，是给每只猴子发一个椰子，让它们表演转椰子，一开始椰子放在地板上，后来由观众举得高高的，不论椰子在哪，猴子都转得非常起劲。猴子在最后这个节目中表现出来的力气，清楚地说明了它们是如何将一颗结在树上的椰子拽离树干的。

不可否认，通过训练猴子做出种种不自然的动作，猴子剧场向观众展示了猴子非凡的忍耐力，以及它们的聪明和灵巧，但是剧场的总体气氛却像是那种不光彩的马戏团表演，观众喜欢看的，主要是猴子做出和人类相似的种种滑稽动作，而不是这些饱经磨难的灵长类动物令人惊叹的才艺本身。

[1] 暗指鲁珀特王子，罗伯茨和鲁珀特的读音近似。

[2] 暗指鲁珀特王子，因鲁珀特王子曾担任查理一世的骑兵。

[3] 英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宗教领袖。1645年率领议会军打败了保王军。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宣布英国为共和国，成为实际的军事独裁者。

[4] 指1642—1651年之间英国议会派和保王派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和政治斗争。

[5] 指沃尔特·罗斯柴尔德（1868—1937），英国银行家、政治家和动物学家，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英国的第二代男爵。

[6] 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著名女星。

[7] 又称阔鼻猴，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高等灵长类动物，与分布于亚欧大陆的狭鼻猴相对。

[8] 过去伦敦最著名的市集之一，1133—1855年每年的8月24日举行，1855年被废止。

[9] 17世纪英国作家和政治家，著名的《佩皮斯日记》作者，其日记是17世纪英国最丰富的生活文献。

[10] 伦敦著名剧院，已有300多年历史。

[11] 一种身材细长、善于赛跑的狗。

第六章

为人类所用的猴子

Chapter Six Monkeys Exploited

除了当宠物和表演猴戏之外，猴子还有另外4种用途。很多年来，猴子都是人类获取食物的好帮手。近年来，猴子被用来代替宇航员进行太空探索，同时还在医学研究和实验中被用作人类的代替品。最后，它们最新的角色是被用作动物护工——协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残疾人。

获取食物的好帮手

几百年来，某些种类的猴子成了世界各地的椰子种植园的帮工，以帮助人类从高高的椰树上采集沉重的椰子。它们的数量众多，而且非常廉价，肯定被人类视为重要的家畜。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现在的苏梅岛。苏梅岛位于泰国半岛的东部，是泰国著名的椰都。岛上有1 000多个椰子种植园，其中大约有一半雇用猴子做帮工。这些猴子摘起椰子来，比使用绳子和梯子的人类要快得多。

他们只雇用一种猴子——豚尾猴，泰国人称之为“林康”（lingkang）。岛上生活着另外一种野生的长尾猕猴，但是据说难以驯养。豚尾猴非常聪明，而且很听话，可以任由人类摆布。被利用来摘椰子的只有雄猴，因为它们的体型和力气都比雌猴大。人们让豚尾猴在岛上的雨林中繁殖，然后把小猴子抓来喂养，同时用心地训练它们。

泰国苏梅岛的椰子种植园，一只猴子正在工作。

训练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人会给小雄猴戴上项圈，系上绳子，像宠物一样喂它和照料它。在这个过程中，小猴子和主人之间产生了亲密的感情。接下来，等它稍微大一点时，再让它认识椰子。主人拿出一颗椰子，用铁棍纵向刺穿它，然后等猴子在旁边看时，便利用铁棍为轴心，不停地转动椰子。他不停地这么做，直到有一天，贪玩的小猴子也想试一试。小猴子学着主人的样子，试着转动椰子，当它成功时，主人便称赞它，并给它奖励。不久它就整天忙着转椰子了，而且手脚并用，转得越来越快，直到完全对这个动作得心应手。

第二阶段是让小猴子试着转动地上的椰子。由于没有插上铁棍，椰子转起来会比较困难，然而一旦猴子的努力有成功的迹象，便再次对它进行奖励。接下来就是第二阶段的训练了，鼓励猴子爬到椰子树的顶端。猴子一旦爬到树梢，就会发现那儿长着好多转不动的椰子。一开始猴子会感到迷惑，接着会用力地扳动它们，最终，有一个因扳动得太厉害而掉了下来。椰子掉到了地上，这一次猴子得到了更大的嘉奖。现在，那只爱转椰子的贪玩的小猴子逐渐变成了一只认真扳椰子的大猴子，于是长期的劳动开始了。

最困难的是第三阶段。猴子需要学会判断哪个椰子已经成熟，哪个尚未成熟，并且只扳动已经成熟的那些。这是一个缓慢的学习过程，训练者需要具备极大的耐心。等到猴子长到三四岁时，它们的效率达到最高，受到的奖励也最多。它们将再工作10年左右，等到退休时，它们已经为各自的主人采摘了大量的椰子。

猴子每次上树工作时，脚上都系着长长的绳子。必须给它们戴上项圈，系上绳子，因为一旦它们发现自己完全自由了，很可能就会逃进雨林，再也不回来了。它们也许非常合作，但是它们非常聪明，知道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当摘完第一棵树的果实之后，它们并没有下到地面，而是直接跳到相邻那棵树的树顶，然后开始工作。只有在长时间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它们才会下到地面。

除了摘椰子的主要工作以外，豚尾猴有时还会帮助主人采摘其他的果实，例如芒果。现在，为了支持旅游业，它们中有些还被系上绳索，在一两个种植园向外国游客表演。

太空探索中的人类替代者

在太空竞赛的初期，苏联和美国都用过猴子代替宇航员。这些早期的太空飞行非常危险，大家认为用火箭把人送上太空风险太大，于是猴子注定要因为它们的基因和人类相似而受苦。毫无意外，它们中许多都没有生还。

1948—1997年期间，总共有32只猴子被送上太空。美国送了18只，苏联送了12只，法国送了2只。被用作太空实验的猴子有4种，其中最常见的是猕猴。另外还有6只松鼠猴、2只食蟹猴和1只豚尾猴。

如果我们接受官方的定义，认为距离地球100千米的地方就是“太空”，那么第一只进入太空的猴子是名为“阿尔伯特第二”（Albert II）的猕猴，他于1949年6月14日到达了134千米的高空。遗憾的是，他没能活着庆祝这个重大的时刻。

有几只猴子完成了飞行，但是却在返回地球时死去。第一只活着完成长途飞行的是名为“贝克小姐”（Miss Baker）的小小松鼠猴，她以16 000千米的时速在太空飞行，并在1959年5月28日飞过木星时，承受了32G的重力加速度。她活到了“耄耋之年”的27岁，直到1984年才死去，官方为她举行了正式的葬礼，并将她安葬在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Huntsville,Alabama）的美国太空及火箭中心（United States Space & Rocket Center）墓地。

不幸的是，贝克小姐的例子在这些勇于开拓的太空猴中并不具有代表性。一般来说，他们成活的概率非常低。有4只猴子死于返回地球时的降落伞故障；有2只死于爆炸；1只在宇宙飞船中窒息身亡；1只在宇宙飞船降落时死亡；1只降落后在海上失踪；1只在治疗热应激反应时死亡；1只在着陆后做活组织检查时死亡。

1959年12月4日，乘坐“小乔二号”（Littel Joe II）宇宙飞船的猕猴“山姆”（Sam）成功完成了飞行。他曾到达85千米的高空。

大部分太空猴在一天之内往返，但是有些待的时间则要长很多。1989年9月15日，俄国人把两只名为“扎科尼娅”（Zhakonya）和“扎比娅卡”（Zabiyaka）的猕猴送上太空，直到28日才让她们回来。她们一共在太空待了13天零17个小时，创下了猴子在太空待得最长的时间纪录。

作为苏联和美国合作的生物卫星计划（Biocosmos space programme）的一部分，1985年，猕猴韦尼（Verny）和戈迪（Gordy）被送上太空。

俄罗斯人的另一次成功探索和一只名为“克洛什”（Krosh）的猕猴有关，“克洛什”于1992年12月29日升空，直到1993年1月7日才返回地球，后来还能够交配并产下后代。对后来的苏联宇航员和美国宇航员来说，这是一个令他们感到放心的天大的好消息。

如果有人对这32只太空猴的恐怖遭遇感到不安，那么必须想到，如果这些飞行试验全部由人类的志愿者去执行，情况将会怎样。关于在危险的情况下使用猴子代替人类是否道德这一伦理问题，将是未来许多年里引发争论的一个话题。就太空试验而言，只有极少数的猴子受苦，但是与此同时却挽救了几乎同等数量的人类生命。与另外一种大量使用猴子的试验——医学实验——相比，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全世界死于科学实验的猴子确实已经有几百万只，它们为医学的进步贡献了自己的生命。许多人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但另外一些人却极力反对这么做。随着双方的争论越来越白热化，请让我简要地介绍一下事情的真相。

实验中的人类替代品

每年有成千上万只猴子在实验室受苦，其中大部分是猕猴和绿猴。美国每年用于科学实验的猴子大约为60 000只；欧洲大约为10 000只。动物福利组织近来要求全面禁止这类研究，这个举动引起了医学界的恐慌。

那些要求禁止这类研究的人认为，不能这么残忍地对待这些聪明而又敏感的动物。他们大力抨击那种必须用猴子做实验——因为猴子和人类非常接近，实验的结果可用于人类的观点。他们指出，如果猴子和人类是近亲，那么人类在猴子身上做的一切就是折磨。

面对非难，科学研究者们奋起自卫。一名科学家简洁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我是一名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名科学家，诱使猴子患上帕金森症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的研究表明，大脑中一个从未与帕金森症有联系的区域显得过于活跃，对这个部位进行手术，降低其活跃程度，能非常有效地缓解帕金森症的症状。后续的国际研究使用了大约100只猴子，迄今为止，已经有大约40 000人从这项研究中获益。

换句话说，你怎么能够因为区区100只猴子而反对一项使40 000人受益的研究？举个例子，如果你亲爱的爸爸患上了帕金森症，你会因为将牺牲几只实验的猴子而拒绝让他接受治疗吗？当这个问题因此而变成私人问题时，大多数人尽管感到不安，还是会将亲人的健康置于猴子的生命之上。问题的难处就在这里。

另外一名科学家也有类似的观点：

灵长类是唯一一种患有丙型肝炎（Hepatitis C）等人类疾病的动物……现在有1亿多人感染了这种病毒，这个后果将是毁灭性的。问题的关键是，灵长类动物为我们提供了培育疫苗的唯一样本。如果禁止用灵长类动物做研究，我们治疗丙型肝炎的希望将彻底丧失。

也有人指出，禁令“将迫使我们放弃老年痴呆症、运动神经元疾病、中风等疾病的新疗法的研究”。

在那些反对用猴子做实验的人看来，这些都是诡辩。他们执意认为，在96 000只被囚禁在美国实验室的猴子中，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只占到一小部分：

大部分灵长类动物并不是用于研究导致美国人死亡的头号疾病。用于研究灵长类动物心理学、酒精和药物成瘾、大脑图谱（brain-mapping）和性关系的灵长类动物，要远远多于研究心脏病和癌症的灵长类动物。

据报道，美国每年要进口20 000只猴子用于毒性试验——试验会导致猴子的死亡。这些试验的细节没有公开，动物权利保护者于是雇用卧底来获取这些资料。

动物实验室中的猴子。

因此，如果实施更加严格的实验猴管理规则，只允许必要的医学研究使用，实验猴的数目将会迅速减少。但是，其他反对使用实验猴的人则希望更进一步，完全停止使用猴子。

“取代医学实验动物基金会”（Fund for the Replacement of Animals in Medical Experiments，FRAME）曾发布一份报告，要求寻找到其他的替代品，代替医学研究中的灵长类动物。他们说：

灵长类动物常常要经受有害而痛苦的手术，而且一生都被囚禁在实验室里：因此，这种追求人类疾病“模型”的不当做法显得越来越不道德。

第一只使用胚胎分割（embryosplitting）技术成功克隆的猕猴泰特拉（Tetra）。1999年，泰特拉诞生于美国俄勒冈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Oregon National Primate Research Centre）。

他们在报告中指出：

有人说，太空动物实验找不到其他的替代品，但是一旦禁止这些实验，业界很快就会找到其他的方法。同理，禁止灵长类动物实验，将有助于科学家集中精力解决这一问题。

反对者还说：

其他方法现在更有利于研发出新药和新的治疗法，例如，实验室中培育的人类细胞。现在，这些技术可以在实验中取代灵长类动物。

辩论还在继续。

这个问题可能不久就会通过立法解决，至少欧洲是如此。继完全禁止将类人猿例如黑猩猩（chimpanzee）用于医学实验之后，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各成员国现在正考虑禁止使用一切猴子。这样一来，广受批评的长期虐待猴子的现象将会停止，但是一些重要的医学研究领域将不可避免地因此受到影响。

最近，一些反对用猴子做实验的极端分子，由于担心美国不可能引入此类立法而将斗争推向了新的高度。他们到使用实验猴的科学家的洛杉矶住所外示威；在其中一人的家门口放置燃烧弹（Molotov cocktail），在另一个人的家里制造水灾，在第三个人的汽车下面放置炸弹，并烧毁了第四个人的轿车。[1]其他地方也爆发了抗议活动，当局有时不得不向研究人员提供特别的保护措施。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科学家最好控制一下，只在那些对人类健康特别有价值的实验中使用猴子。那些反对者也别忘了，他们投掷燃烧弹的那些研究人员，同样也是需要保护的灵长类动物。

伤残人士的好帮手

近年来，一种利用猴子的新方式已经诞生，那就是训练它们为那些重度残疾的病人服务。[2]这里使用的是聪明的中南美洲卷尾猴。人们把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从特殊的圈养繁殖基地抱来，把它们养在一户人家的家里，这样它们就会习惯与人类相处，并熟悉那种特殊的环境。抚养猴子的过程非常漫长，一般需要3~5年的时间。然后让它们接受长期严格的系统训练，学习如何帮助患有严重残疾、行动不便的人。

对驯猴师来说很不幸的是，卷尾猴的性格千差万别。一些太闹腾，一些不可靠，一些过于好斗，诸如此类。只有一小部分经过精心喂养，能够拥有这种特殊工作所需要的安静、友好和稳定的性格。其他的统统不合格。

那些高度配合的猴子经过充分的训练之后，会被安排到一些患有严重残疾的人身边，这些人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都无法自理。只需向猴子发出一系列简单的指令，它们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其中一些猴子表现出相当高的智力和操作水平，着实令人惊叹。

这些专业的“猴帮手”所做的事情包括用微波炉做饭、开瓶盖、从冰箱里把食物取出来、打开或者关闭电灯开关、按下按钮、翻书、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操作DVD播放机，甚至帮病人洗脸，或者是用勺子喂他们吃东西。

一些卷尾猴经过训练，能够成为那些身体有严重残疾的人的生活好帮手。

提供这些“猴帮手”的是美国一个名为“帮手”（Helping Hands）的非营利组织。这个组织从1979年开始运营，不断地发展壮大，每年提供的猴子越来越多。一些猴子和人类的关系已经持续了20多年，这反映了这个组织运作的成功。幸运的是，卷尾猴的寿命非常长。

第一只“猴帮手”是一只名为“埃利翁”（Hellion）的卷尾猴，他服侍的是一名四肢瘫痪的患者罗伯特·福斯特（Robert Foster），后者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四肢。福斯特用一个口部操作的激光器，告诉埃利翁应该做什么。埃利翁的任务包括给他梳头、把食物放进他的嘴里、锁门、操作立体声音响，甚至还包括用一个小型的吸尘器清洁地板。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亲密关系维持了28年之久，直到2007年罗伯特·福斯特去世。埃利翁比福斯特多活了4年，于2011年7月去世。

不可避免地有动物福利组织对这种做法表示反对。他们警告，随着年龄的增长，即使那些最温顺的卷尾猴也可能变得不可捉摸、具有攻击性且令人讨厌。尽管如此，“帮手”组织说，在动物与主人的配对中，有80%的成功率。其他的批评者说，整个“猴子护工”的运营理念对卷尾猴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对此，一名因有“猴子护工”陪伴而能够独立生活的瘫痪病人有力地回应说：“不知道这些反对者中有几个是重度残疾。”

[1] 源自2007年6月28日北美解放新闻办公室（North American Liberation Press Ocee）代表动物解放阵线（e Animal Liberation Brigade，ALB），一个极端的动物权益组织发表的一份公告。

[2] Judith Janda Presnall,Capuchin Monkey Aides (New York, 2003).

第七章

猴子语录

Chapter Seven Monkey Quotations

猴子作为文学作品的主题，几乎从未存在过。如果一只灵长类动物即将成为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的主角，那他肯定是一只类人猿——通常是黑猩猩，有时是大猩猩（gorilla）或者红毛猩猩（orang-utan）。在文学界，猴子的光芒总是被这些体型硕大的类人猿掩盖，在作者眼里，它们的作用非常有限，只有在需要弄只异国宠物来开个小玩笑，或者是需要把家里弄得一团糟时才会想到它们。格言和语录界情况也是如此。有些动物成了许多著名短语和谚语的灵感来源，然而猴子却不是。

为什么会这样？少数几条猴子语录中的一条也许可以解释一二。1820年，英国才子亨利·勒特雷尔（Henry Luttrell）解释说：“我不喜欢猴子——它们总是让我想起穷亲戚。”换句话说，一旦想起猴子和它们的特征，我们可能会感到尴尬。

不久之后的1862年，美国牧师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公开声称：“猴子是对人类一种有组织的讽刺。”比彻说这番话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s of Species）已经出版了三年，令人颇为意外的是，比彻竟然是达尔文学说的支持者。他仿佛在说，就新发现的猴子在进化上的重要性而言，可以认为猴子揭穿了人类的底细。

加布里埃尔·冯·马克斯（Gabriel von Max），《正在阅读的猴子》 （Monkey Reading），1915年，画板油画。

最著名的一条猴子语录可能是：“给猴子一台打字机并让它不停地乱敲按键，只要时间足够长，最终它将打出全套的莎士比亚作品来。”这个想法引起了数学家的兴趣，他们说，虽然理论上并非不可能，但是实现这个奇迹需要的时间，比宇宙年龄[1]的100 000倍还要多。因此，要是有人希望坐下来看这只猴子打字，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行。

作为“行为艺术”的一个例子，普利茅斯大学（Plymouth University）的讲师的确弄来了6只圈养的猕猴和一个电脑键盘，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一个月后，这些来自动物园的猴子已经打出了5张纸，其中大部分都是字母s。

近来，猴子写出莎士比亚作品的说法已经成为大量笑话的来源。一名演讲者大声地说：“我们听说要是100万只猴子敲打100万个键盘，就能写出整套莎士比亚的作品来；现在，多亏了互联网，我们才知道这个故事不是真的。”另外一个说：“我听说有人尝试了猴子敲键盘这个实验，想写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来，结果写出来的却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还有一个说：“我听说，如果你把威廉·莎士比亚和一台打字机锁在房间里足够长时间，最终他会写出所有门基乐队（Monkees）[2]的歌来。”

其余的猴子语录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某种程度上，这些天真简单的猴子要优于狡猾复杂的人类；另一类认为，猴子本质上是一种劣等生物。

第一类语录有以下这些：“猴子比人类优秀的地方在这里：当一只猴子照镜子时，他看到的是一只猴子。”以及：“猴子忍住不说话，这是非常明智的，以免被送去谋生。”后来的一个版本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闭嘴，这是猴子和人类相比，最大的优点。”一则西非的谚语是这么说的：“没有一只猴子会耻笑对方。”

有一首歌叫《三只猴子坐在椰子树下》（Three Monkeys Sitting Under a Coconut Tree），副歌部分是这么唱的：

有个不可能是真的奇怪谣言。

说人类来源于我们这个高贵的种族，

但是这么说真是对我们极大的侮辱。

因为没有一只猴子会抛妻弃子

把全家人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新奥尔良（New Orleans）的古董商店橱窗中戴眼镜的猴子。

那些认为猴子是劣等生物代表的语录也有不少，包括爱默生说的“奴隶制是把人变成猴子的鬼制度”。马克·吐温说：“我相信天父创造人是因为对猴子感到失望。”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在内的几位政治家曾经说过：“当街头风琴师在房间里时，千万不要和猴子讨论。”

最后，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一句话使猴子和人类瞬间都变老实了：“我们只是一颗非常普通的恒星的一颗小小的行星上的一种高等猴子而已。”

如果我们是一种高等猴子，那么意味着猴子是我们的低级版本。这种观点，被人用肢体语言表述后，上了2012年的新闻，当时一名球迷被警察逮捕了，原因是他在比赛期间做了一个“猴子手势”，朝对方的一名黑人队员大吼大叫，并且做出手臂弯曲的侮辱性手势。官方认为这个手势是“种族歧视手势”，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物种歧视手势”，只有在认为人类比猴子高级时，这个手势才具有侮辱性。

事实上，在热带雨林的树梢上，猴子要远远优于人类，即使在城市里它们处于弱势。换句话说，与其费尽心思思考猴子比人类高级还是低级，还不如将其看成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

[1] 据科学家计算，宇宙的年龄大约为138亿年。

[2] 美国乐队，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又称猴子乐队。

第八章

猴子和画家

Chapter Eight Monkeys and Artists

猴子从未成为画家主要关注的焦点。当涉及动物题材时，最受欢迎的总是家庭饲养的品种。每一幅猴子画像，都有一千幅狗或者马的画像与之对应。对于野生动物画家来说，这句话也是成立的，只不过狗和马换成了狮子和大象。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例外[1]，从15世纪的皮萨内洛到20世纪的毕加索，都是画猴的杰出艺术家。由于没有一个贯穿的主题——一些画家把猴子作为一种象征，其他的只是简单地描绘猴子——这里最好的方法是按时间的顺序，一个画家一个画家地介绍这些猴子画像，根据每幅画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分析。

皮萨内洛

第一个把注意力集中在猴子身上的重要画家是安东尼奥·皮萨内洛（Antonio Pisanello，1395—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刚刚开始时的一位画家。皮萨内洛曾被形容为“第一位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画家”，他的笔触娴熟而准确，猴子的神态逼真，很容易被当成20世纪现代野生动物画家的作品。这里没有前几个世纪主宰着猴子画像的宗教符号。它们不是格言和童话中的猴子，也不是寓言中的猴子。它们就是猴子，没有任何附加的道德含义。

皮萨内洛的草图大部分画于15世纪40年代晚期，它们现在被小心地保存在巴黎卢浮宫（Louvre）的“瓦拉迪手稿”（Codex Vallardi）[2]中。这些猴子形态各异，有的警觉地站着，有的沾沾自喜，有的难过地蹲着，有的正在睡觉。他高超的绘图技巧使几百年后的大型自然历史图卷中出现的猴子插图显得既生硬又老土。

15世纪早期，时髦的王公贵族家里经常会豢养一些珍奇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皮萨内洛的素描无疑画于这样一个王公贵族之家。他笔下的一些猴子系着腰带，这证明了它们是圈养的动物。

15世纪40年代末皮萨内洛的素描展示了猴子的各种形态。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德国伟大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于1498年创作了一幅著名的版画，名为《圣母与猴子》（The Virgin with the Monke），多年来专家们一直对这幅画感到困惑。圣母和怀中的婴儿耶稣是按传统手法描绘，然而圣母右脚旁那只拴着的猴子却显得很不正统。圣母坐在一排低矮的木栅栏上，猴子被拦腰绑着，也拴在栅栏上。

那种认为这是圣母玛利亚养的一只宠物猴的观点显得有些可笑。所有评论过这个奇特场景的艺术史学家都一致认为，这只动物代表的并不是它自己，而是代表了某种其他的东西。这幅版画创作的年代，正值构图中经常引入动物，以表达某种象征意义的年代，毫无疑问，这幅画的情况也是这样。

一名艺术史学家认为，这只猴子象征着人类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它的被拴意味着圣母玛利亚伟大的力量已经将其制服和俘虏。另外一名艺术史学家认为：“戴着镣铐的猴子代表了世俗享乐的牢笼。”还有一名艺术史学家认为这只猴子是好色、贪婪和贪吃的象征，这些都被神圣的圣母打败了，因为绑着的猴子显得无能为力。最后，还有一个人说，这只猴子象征着纯洁的圣母征服魔鬼的方式。

这些解释彼此之间差别不大，都很有道理，但是丢勒画的猴子并没有半点儿这些卑鄙的特征。它看起来瘦骨嶙峋，病恹恹的，而且很温顺，不太可能贪吃、好色和干坏事。看起来似乎是丢勒在创作这幅画时，很喜欢这只猴子，并把它画了下来。丢勒给这只猴子画的脸部斑纹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却清楚地表明这是一只黑长尾猿（vervet），这种猴子在整个非洲都很常见，虽然有点早，但丢勒很可能在北欧某个人家家里见到过这种珍奇的宠物。猴子的神态安静而拘谨，根本没有一些人所认为的那种邪恶特征。你只能猜测，是圣母温柔的力量消除了它所有的动物特征，使它变成了一个听话但却有些悲伤的朋友。

阿尔布雷希特·丟勒1498年创作的版画《圣母与猴子》, 多年来一直令专家们感到不解：圣母和圣婴都按传统的手法描绘，可是增加的那只猴子，却令人非常意外。

许多年后的一件事，证明了丢勒对猴子有着不一般的感情。1520年，他去荷兰访问时，见到了一只幼小的地中海猕猴，并准备用5个荷兰盾（golden guilders）把它买下来，要知道这笔钱在今天相当于350英镑还不止。丢勒的许多素描和油画表明，身为一名画家，他很难抑制自己对动物题材的喜爱，而且他尊重动物本身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将它们视为某种象征。

彼得·勃鲁盖尔

佛兰德的绘画大师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1525—1569）创作了一幅异乎寻常的油画，画上只有两只猴子。说它异乎寻常，是因为大部分早期的猴子画像都是把它们作为宏大作品中的细枝末节进行刻画。在勃鲁盖尔1562年创作的这个悲伤的场景中，只见两只猴子凄凉地蹲在一个宽阔的窗台上，沉重的链条紧紧地锁着它们的腰身。这些链条都拴在中间的圆环上，因此它们永远也无法回避对方。图中的地点已经被确认是安特卫普（Antwerp）菲利普堡（Fort Philippe）的一个山墙窗，远处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全景。似乎为了强调这两只被幽禁的猴子的悲惨处境，古堡的前方有两只鸟正展翅高飞。

艺术史学家说，勃鲁盖尔这幅阴郁的作品向我们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我们人类比自然优越，这两只猴子正是自然的代表。我们能够捕捉它们，随心所欲地奴役和利用它们。它体现了当时认为动物是“畜生”（brute beasts of nounderstanding）的基督教教义。有人认为，勃鲁盖尔是在哀叹宗教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然观。

第二，也有人认为，勃鲁盖尔跟其他许多画家一样，可能是用猴子来象征人类的境况。它们坐在那儿，被链条拴得紧紧的，就像被不公正的枷锁和残忍的社会绊住不能动弹的可怜人一样。更具体地说，它们可能象征着尼德兰在西班牙统治下的悲惨状况。

一个更简单的解释是，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潜在的意思，画家只不过在家乡安特卫普看到了两只宠物猴，被它们的形态和神情所吸引，于是坐下来，为两个特别的模特儿画了一张像罢了。他仔细地刻画它们的外表，因此我们得以确定，这是两只来自西非的白领白眉猴（collared mangabeys，Cercocebus torquatus）。勃鲁盖尔画这幅画那一年，安特卫普与西非之间的白糖贸易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因此不时可以从水手那儿买到宠物猴：这种珍奇的宠物显然引起了勃鲁盖尔的极大兴趣。

彼得·勃鲁盖尔，《两只猴子》，1562年，木板油画。

乔治·斯塔布斯

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1724—1806）虽然以擅长画马著名，但他同时也画其他动物。1774年，他以猴子为题材，绘制了一幅杰出的肖像画，表现一只正在摘桃子的猴子。画面右下角的地上有一小堆桃子，说明这些奇珍异果正是这只猴子摘的。

斯塔布斯给这幅画起了一个含义模糊的名字《猴子画像》（Portrait of Monkey）。25年后，不知何故，斯塔布斯精确地临摹了这幅画，并给它起了个更简单的名字《猴子》（A Monkey）。[3]他把这两幅画都送给了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与后来临摹的那幅画相比，1774年创作的那幅画要稍微好一些，专家们认为：“早期那幅画令人有种直接来源于生活的强烈感觉。”[4]

许多年后，有人给这幅画起了个名字《绿猴》（The Green Monkey），这个人对猴子的种类显然缺乏科学的认识，因为别的不说，其实绿猴的脸是黑色的。事实上，画中的动物是只年轻的猕猴，可能是一只来自东南亚的食蟹猴，桃子并不是它们的天然食物。尽管画面的背景颇具异国情调，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幅画是以一名主顾的私人动物园中养的一只猴子，或者是18世纪伦敦一位市民养的一只新奇宠物为蓝本创作的。与斯塔布斯的所有动物画一样，这幅作品对猴子的描绘几乎精确到了令人生厌的程度，因为，虽然有诱人的桃子，但猴子的身体看上去却严重地营养不良。

乔治·斯塔布斯，《猴子画像》，1774年，画板油画。

森狙仙

18世纪末19世纪初日本有一位杰出的画家，他的作品显示出他对猴子的身体结构、动作、姿态和行为有着非常深厚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其他同行。森狙仙（Mori Sosen，1747—1821）擅长通过画作来表现日本猕猴（Japanese macaque）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他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这些猴子在自然栖息地的活动，他对它们太着迷了，以至于很少在自己那些精美的作品中描绘其他的东西。森狙仙偶尔会画鹿和野猪，但猴子永远是他的最爱。

森狙仙的特殊成就在于用灵巧细腻的笔触准确地表现出猴子的神韵，他笔下的动物总是显得异常活泼，因为他善于捕捉它们“瞬间的动作”。遗憾的是，由于他的作品非常受欢迎，导致市面上出现了许多劣质的仿品，这些仿品的技法平平，也许最终将毁了他在西方的声誉。

森狙仙，《日本猕猴》（Japanese Macaque），1800年，绢本。

亨利·卢梭

法国“原始主义”画家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1844—1910）有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关税员”（Le Douanier）。这里有个小小的误会，因为实际上他的日常工作是巴黎的税收员。他并非在边境检查入境的人们，而是忙着对从乡下运往首都的食品和烟草征收通行费。他还是一个小偷和大胆的自我主义者，但是当你看到他那充满魔力的画作时，所有这些都变得无关紧要。

亨利·卢梭《热带森林》，1910年，布面油画。

卢梭热爱画画，他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创作了几幅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业余”风景画。生前，卢梭那自学成才的绘画技法屡屡遭到嘲笑，但现在人们公认他可能是近代最率真的伟大画家。他尤其迷恋画热带森林，喜欢在浓密的树叶中间穿插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这些热带丛林完全是他想象出来的。终其一生他都没有离开过法国，而他距离野生动物最近的时候是在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附属的那座古老的动物园里。

1910年，他完成了几幅以热带丛林和猴子为题材的大型作品。其中一幅画了4只猴子在洗劫一棵橘子树。两只吊在半空。一只已经掉在地上，却仍然锲而不舍地试图抓住落下的橘子，我们只能看见它张开的四肢。第四只坐在地上，已经开始享用手中多汁的战利品了。卢梭在这幅画中描绘了两种猴子——左边几只的脸是粉红色的，右边那只的脸是黑色的。

关于这只黑脸猴，卢梭在自己的个人画册中写道：

除了已经说过的印度教对这种动物的崇拜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一点，那就是叶猴如此地随心所欲，似乎它们才是真正的主人。

这幅作品描绘了一片纯真的乐土，一个没有讨厌的人类掺和其中的快乐的伊甸园。卢梭的一位朋友说他“充满了对世间万物的爱，他如此平静，如此阳光，任何悲伤都奈何不了他”[5]。

保罗·高更

1893年，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给自己的模特爪哇人安娜（Annah the Javanese）画了一张像，画面上有只宠物猴坐在她的脚边。乍看之下，你可能会以为这是高更离开欧洲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Tahiti）之后，创作的又一幅著名的异国风情画。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幅画诞生于完全不同的背景。

保罗·高更，《爪哇人安娜》（Annah the Javanese），1893年，布面油画。

1891年，高更去了大溪地，在那里待了两年。1893年他回到巴黎，创立了一个工作室，在工作室画了两年画后，1895年高更又回到南太平洋。正是在巴黎短暂停留的这段时间，高更得到了这个他称为“安娜”的爪哇模特。高更买了只宠物猴送给她。他和安娜以及猴子都住在工作室里，这就是高更这幅画创作的背景。

安娜被人从东南亚带到巴黎，作为送给一名法国歌剧演员的礼物。警察发现这个女孩在里昂火车站（Gare de Lyon）附近游荡，脖子上面有块绣标，上面写着歌剧演员的地址，好像她是个尚未投递的包裹一样。被歌剧演员领走后，女孩为她做了一段时间的女仆，但很快就被解雇了，最后成了高更的裸体模特。虽然只有13岁，但她不久就成了高更的情人。

在工作室，高更似乎给了这只虽不快乐但却异常活泼的猴子充分的自由。一名来访的画家写道：

房间正中的天花板上悬着一根绳子，一只猴子一刻不停地顺着这根绳子爬上爬下。下面的地板上坐着一个黄皮肤的小个子女人。她穿着一条蓝色的棉质连衣裙，安静地笑着；她就是画家的情妇。[6]

工作室的冬天对于猴子来说实在太冷了。“一只瑟瑟发抖的猴子正蜷缩在画架之间，在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环境里……你会觉得自己正距离巴黎十万八千里。”另外一名来访者写道。[7]

在高更举行的宴会上，安娜曾裸体和猴子跳舞，并因此而闹得满城风雨，但高更热衷于将她们介绍给自己的客人。高更去布列塔尼（Brittany）旅行时，把这名女孩和她的猴子也带上了。安娜被当地人认为是巫婆，受到了攻击。他们朝她扔石子，高更在激烈的争吵和斗殴中被打断了腿。在去当地医院的路上，安娜歇斯底里地不停痛哭，那只猴子也激动地尖叫起来。高更和女孩发生了争吵，在彻底搜查过他的工作室之后，她带着猴子离开了巴黎。

高更画的这只猴子有着砖红色的毛发和淡蓝色的脸庞，颌下隐隐约约有些白色。高更的这种颜色组合使我们感到困惑，因为红色的毛皮意味着这是一只赤猴（patas monkey），然而蓝色的脸庞却是长尾猴（guenon）的特征。蓝色脸庞的可信度似乎更高一点，虽然画家在这里明显使用了艺术手法。

弗朗西斯·皮卡比亚

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1879—1953）是20世纪初扰攘而叛逆的达达主义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作为先锋派艺术家中的一员，弗朗西斯讨厌欧洲的当权者，因为后者竟然允许一战这种恐怖的屠杀事件发生。他们的不满表现为试图摧毁一切形式的传统艺术，颠覆常规和意义。

1920年，皮卡比亚无情地攻击了三位备受尊敬的艺术家。他把他们画成了一只尾巴夹在两腿之间的猴子。这幅作品题为《塞尚画像，雷诺阿画像，伦勃朗画像：静物》（Portrait of Cézanne, Portrait of Renoir, Portrait of Rembrandt; Still Life），由一只粘在帆布上的猴子玩偶构成，作品的标题用大写字母写在四周。

把公认的大师画成猴子，显然是一种严重的侮辱，而皮卡比亚的猴子已经成为人类愚蠢的牢固象征。虽然皮卡比亚发自内心地抨击传统艺术，但是这幅作品也被看成是一个笑话。事实上，第二年皮卡比亚就因为达达主义过于正经而将其抛弃。他在自己的告别演说中说道：“达达，你们知道，一点儿也不正经……如果现在有人拿它当真，那是因为它已经死了！……我们必须像游牧民族跨越一个个国家和城市那样，跨越一个个思想。”

弗朗西斯·皮卡比亚，《塞尚画像，雷诺阿画像，伦勃朗画像：静物》，1920年，综合媒介。

巴勃罗·毕加索

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喜欢马戏表演，1901年，“梅德拉诺马戏团”（Cirque Medrano）到巴黎演出，只有20岁的毕加索观看了他们的猴子表演，之后他创作了一幅名为《小丑和猴子》（Clown and Monkey）的作品。几年后的1905年，他又以这个主题创作了一幅大型速写，这幅画将成为他早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场景，一只非常温驯而友好的雄性狒狒同情地望着年轻的马戏团演员一家。这幅画的含义是，狒狒不仅和杂技演员一起在台上表演，还成为他们大家庭中的一员。狒狒不仅没有嫉妒刚出生的婴儿，还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它将保护婴儿及其父母免受外界的伤害。毕加索似乎在说，这只狒狒并不是危险的宠物，而是忠诚的保镖。

因为，实际上，成年的雄性狒狒很容易变得狂暴，不管它们受过多么好的训练，毕加索对狒狒的处理如此温和，这与伟大的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伯爵（Comte de Buonn）[8]的话有出入。布丰在18世纪曾经写道：猴子“天性活泼，脾气暴躁，爱耍性子，所有这些都无法通过训练得到改善。它们骄纵异常，与其说举止像人，还不如说像个疯子来得恰当”。尽管毕加索的看法有所不同，但他后来还是为1936年出版的布丰的书画了插图，这一次他又画了一只友好的狒狒，这只狒狒的手里拿着食物，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

毕加索在自己漫长职业生涯的许多场合画过猴子，显然猴子令他感到亲切。据说他年轻时曾养过几只宠物猴。毕加索晚年，曾有记者问他对黑猩猩会作画而且作品已经在伦敦一家画廊展出的报道有何看法。毕加索听后匆匆离开了房间，回来时他变得像只猴子似的挥舞着双臂，扑向记者，还咬了记者一口。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他与猿猴之间的亲密关系了。

巴勃罗·毕加索，《杂技演员一家和猴子》（The Acrobat's Family with a Monkey），1905年，综合媒介。

1950年，毕加索制作了一尊青铜雕塑《狒狒与幼崽》（Baboon and Young）。这件作品的奇特之处在于用青铜进行浇铸之前，毕加索使用的都是一些看似不可能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散落在他的工作室周围，被其他的画家忽视，然而毕加索看到了它们视觉上的可能性。

毕加索的艺术经销商给他的小儿子克劳德（Claude）买了两辆小小的玩具车，一辆是“潘哈德”（Panhard），一辆是“雷诺”（Renault）。看到自己的玩具被拿走，4岁的克劳德颇为不高兴，但毕加索还是强行征用了这两辆玩具车，他把“雷诺”倒着放在“潘哈德”的下面，作为狒狒的头部。上面一辆车的前脸变成了狒狒的长鼻子，车顶变成了狒狒的头盖骨。两只眼睛安在挡风玻璃的后面。上下两辆车之间的空隙变成了狒狒微微张开的嘴巴。下面那辆车的前脸成了狒狒的下颚。从附近一个废物堆里找来的两个壶柄做了两只耳朵。狒狒的身子是一个圆形的大瓮，上面的两个把手就成了肩膀。为了塑造狒狒的长尾巴，毕加索使用了一根尾端向上卷的旧汽车弹簧。再加上其他的细节，一尊雕塑就完成了。

当这些普通材料奇怪地混搭在一起，然后铸成青铜时，出来的效果是震撼性的，我们看到一只站着的狒狒，怀里紧紧地抱着它的幼崽。毕加索成功地把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变成一尊具有震撼力的雕塑——他将这尊雕塑称为“祖先”。如果知道自己的玩具车将在2002年的拍卖会上拍出近700万美元的高价，克劳德会怎么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几年后的1954年，毕加索再次以猴子为题材，创作了180幅系列速写。[9]其中一幅画了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孩两腿张开倚在墙上。她的怀里躺着一只温驯的猴子，穿着长长的轮状褶领和短短的百褶裙。猴子抱着女孩的膝盖和脖子，转过头来看着女孩拿在手里的苹果。女孩微笑地看着自己的宠物，想看看它是否会过来抢苹果。如果这只猴子是雄性的，那么这就是伊甸园里夏娃给亚当吃苹果的荒诞模仿，但是猴子肿起的臀部说明，事实上，这是一只发情的雌猴。

这幅画是毕加索这一长长的系列中最后也是最好的一幅，它跟毕加索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令我们想起了毕加索与杂技演员和马戏团成员之间的视觉爱情。通过女孩和猴子的服装可以判断，她们都是马戏团演员，可能正在幕间休息。女孩与猴子之间的关系轻松友好而又亲密，甚至有点色情的意味，因为猴子正好位于女孩的两腿之间，然而性的因素却无法盖住那主宰画面的无邪气氛。

马克斯·恩斯特

德国超现实主义画家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很少画猴，但是在他1922年创作的一幅杰出作品《蓝猴与花》（Blue Monkey with Flower）中，他在醒目的位置详细刻画了一只猴子。这幅奇怪的画，几乎可说是一幅简单的猴子肖像，但又不完全是，关于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已经引发了许多讨论。

一派观点认为，蓝猴是画家作为一名炼金术士的自我写照。[10]作为一幅自画像，它当然有着恩斯特那双敏锐的蓝眼睛，这是朋友们眼中恩斯特最主要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将这幅画和一张蓝猴的相片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为了与自己眼睛的颜色保持一致，画家故意改变了猴子眼睛的颜色。除了眼睛和脸颊，恩斯特对猴子颜色的把握还算准确。现实生活中，蓝猴的脸颊呈蓝灰色，而眼睛则是淡橘色的。画中这几处颜色都被故意改掉了，脸颊变成了橘色，而眼睛则变成了蓝色。因此，认为这是一幅古怪的自画像的说法似乎颇有道理。

马克斯·恩斯特，《蓝猴与花》，1922年，布面油画。

与炼金术之间的联系则有些虚无缥缈，虽然画面的左下角有一只熊熊燃烧的火炉，也许一名炼金术士正忙着把自然界的铅块变成艺术界的黄金——就像恩斯特把自然界的猴子变成了奇怪的自画像一样。事实上，恩斯特自己曾经谈到过“大学炼金术”，意思是，艺术家把劣质广告等现有图像变成了令人激动的新的视觉语言。另外，如果恩斯特知道猴子在格兰维尔的笔下成了模仿的象征，那么事情就讲得通了，因为炼金术士千方百计地想仿制出天然的作品，许多画家也在这么做。

恩斯特把这幅猴子画像献给了4岁的塞西尔（Cécile），一名他刚刚认识的情妇的女儿。这名情妇后来成了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11]的妻子——加拉（Gala）。在1922年夏天拍摄的一张他们的合影中，塞西尔抱着一个毛茸茸的大玩具，那是一只猴子——这幅画的创作灵感无疑来源于此。[12]

格雷厄姆·萨瑟兰

英国画家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1903—1980）创作了几幅以“猴子”为题的作品，然而这些画通常描绘的都是大型的类人猿——红毛猩猩。1965—1968年期间，他开始创作自己的动物寓言集，其中就包括一只真正的猴子。格雷厄姆是在参观了纽约的中世纪修道院博物馆（Cloisters Museum）[13]之后有这个想法的，因为他在那里看到了一本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

他还在1964年得克萨斯州休斯敦（Houston，Texas）的一个展览上见过一本名为《忠实的伴侣》（Constant Companions）的书，这是一本介绍真正的野兽和传说中的神兽的目录纲要。他认为，这类话题可能有助于自己思考人类、动物和机器之间的亲密关系。[14]

萨瑟兰的动物寓言集共有26张图片，其中一张被他命名为《粉红色的猴子》（Pink Monkey），这幅作品完成于1968年，画的是一只有着粉红色和金色毛发的狒狒，狒狒的模样甚是庄严，但它并不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而是凄凉地坐在阴暗的地下室的一个板条箱里。这是一只没有普通性别特征的成年狒狒，它目光空洞地望着远处，显然已经屈服于无聊乏味的囚禁生活。

弗里达·卡罗

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1907—1954）出生于墨西哥，青少年时期遭遇了一场车祸。她乘坐的巴士与电车相撞，一根长长的金属刺穿了她的身体，弗里达说：“就跟利剑刺中公牛一样。”她的脊椎断成三块，骨盆破碎，差点就死了。这场车祸剥夺了弗里达的生育能力，使她一生都在痛苦中度过。在缓慢的康复过程中，弗里达开始画画，她用画笔倾诉自己的感情，诉说生活的困境，她的作品给人一种撕裂般的痛苦。

1938—1945年期间，卡罗画了几幅与猴子在一起的自画像。其中最成功的一幅画的是一片枝繁叶茂的热带背景，4只蜘蛛猴把她围在中间。其中一只坐在她的右臂上，两只手搂着她的脖子，就跟亲密的宠物一样，另外一只的尾巴缠着她的左臂，双手紧紧地抓着她的衣服。还有两只躲在她身后的枝叶中间往外偷看。弗里达的姿势僵硬，表情坚忍而淡漠。看不出她对这些动物有一丝的怜爱或者慈母之情，仿佛对它们视而不见。

这幅奇怪的画引发了许多猜想。众所周知，弗里达的丈夫，墨西哥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曾送给她一只宠物蜘蛛猴，以代替她一直渴望但是却不可能拥有的小孩。这只蜘蛛猴被命名为“张福兰”（Fulang Chang），她还养了一只，起名为“凯米托·德·瓜亚瓦尔”（Caimito de Guayabal）。据说现实生活中弗里达很珍惜和宠爱这些宠物，然而她的作品并没有体现她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这幅画中，是这些宠物猴在温柔地保护着弗里达，而不是她在照顾它们。

弗里达·卡罗，《与猴子在一起的自画像》（Self-por trait with Monkeys），1943年，布面油画。

这幅画仿佛在暗示，这些孩子的替代品虽然备受宠爱，但却无法满足她当母亲的心愿，可能还不可避免地强调了这种缺憾。这么看来，弗里达挺直的身板和明显对猴子的缺乏兴趣，更加凸显了她虽然无子，但却以钢铁般的意志硬挺着的悲壮态度。她为我们展示了自己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她被自然的力量包围，与动植物的关系非常亲密，另一方面又与它们显得很疏离，因为她那不正常的身体状况导致了她无法生育。

最终，卡罗能呈现给我们的唯一“后代”，就是她那迷人但却诡异的作品了。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15]曾这样总结她的作品：“弗里达·卡罗的画是缠绕在炸弹上的一根丝带。”

弗朗西斯·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以描绘扭曲的人物而著称，但他偶尔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动物身上，其中包括一只令人难忘的狒狒。这幅画创作于1953年，画的名字很简单，叫作《对狒狒的研究》（Study of a Baboon）。画面上，一只狒狒蹲在两根枯死的树杈中间，身后是动物园的铁丝网。狒狒的头向后仰，嘴巴张得很大，好像在向天空尖叫，似乎囚禁生活已经将它折磨得忍无可忍。这幅画像是培根1951年创作的著名系列作品“尖叫的教皇”（Screaming Popes）的猿猴版。

这幅画完成后，过了几年，培根知道我是个动物学家，于是问我，他对狒狒的形态把握是否准确。我让他放心，他做得很好，他回答说：“是的，我想我画出了它在尖叫，但是画笑容对我来说却是个很大的难题。”在翻遍了他所有的作品之后，我终于相信，虽然培根画了许多尖叫的形象，但确实找不到一张笑脸。

由于不知道培根创作这幅画的确切缘由，你也许会斗胆猜测他是临摹了一张狒狒的照片，这张照片可能来自报纸、杂志或者一本书，也可能是他自己拍的。照片一直是培根作品形象的主要来源。自从母亲搬到了南非（South Africa），培根一共去看过她三次，时间分别是1950年、1952年和1957年。培根在南非期间，曾在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待了很长时间，一边观察动物一边给它们拍照。培根写道：“我永远记得自己看到动物在长长的草丛中行走时的激动心情。”[16]有人说，1953年回到伦敦之后，培根在克鲁格公园拍的一张狒狒照片成了这幅画的创作灵感。虽然培根在非洲期间对狒狒的观察可能使他对这种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创作这幅画的真正原因更有可能缘于他最喜欢的一本书中的照片。这本书就是1925年出版的马吕斯·马克斯韦尔（Marius Maxwell）的《用相机捕捉赤道非洲的高大猎物》（Stalking Big Game with a Camera in Equatorial Africa）。书中有一幅几只狒狒在金合欢树（acacia trees）上的插图，其中右边的那只坐在一棵分杈的树上，很像培根画中的那只狒狒。

弗朗西斯·培根，《对狒狒的研究》, 1953年，布面油画。

值得注意的是，培根认为有必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上一只笼子。他对自己笔下的许多人物形象也经常使用这一手法，就连教皇也不例外。作为观众，我们发现自己与这只凶猛的动物身处同一个笼子时，会由于距离过近而感到有些不安。

临摹照片有个问题，那就是照片都没有声音。如果一只像狒狒这样的动物把嘴巴张得很大，我们不可能猜不到伴随着这个动作的是什么响声。培根跟我说他的狒狒在尖叫，但是我却不敢这么肯定。出于礼貌，我没有向他指出，实际上这只狒狒看起来更像是在打呵欠。这是因为，狒狒尖叫时，往往会把头正对着威胁的来源，但是当它们打呵欠时，则可能头朝后仰，就跟培根画中显示的一样。对于缺乏经验的人来说，一张狒狒打呵欠的照片很可能被他们看成是一只在困境中尖叫或者咆哮的愤怒的猴子。没有声音，两者之间的区别可能不太明显。

尽管如此，培根的这幅画依然有着令人难以忘怀的强大力量。到底这只动物是因为对无聊的囚禁生活感到厌烦而在打呵欠，还是在对着天空咆哮以抗议自己被囚禁呢？这是观众在欣赏这幅杰作时需要自己解决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当他们在欣赏这幅画时，都会因为自己和一只有着巨大颚骨和利齿的动物如此接近而感到惶恐不安。

[1] Ptolemy Tompkins,The Monkey in Ar (New York, 1994).

[2] 1856年3月，巴黎卢浮宫花35 000法郎从米兰古董商朱塞佩·瓦拉迪（Giuseppe Vallardi）手里收购了一批画作，这批画作被称为“瓦拉迪手稿”。

[3] Kenneth Clark,Animals and Men (London, 1977), plate 88, p. 131. （画家后来于1798年临摹的那一幅。）

[4] Judy Egerton,George Stubbs, 1724―1806 (London, 1984), plate 85, p. 122（画家于1774年最先绘制的那一幅。）.

[5] Yann le Pichon,The World of Henri Roussea (Oxford, 1982), p. 163.

[6] 匈牙利画家Jozef Rippl-Ronai, 引自Paul Gauguin, ed. Marla Prather and Charles F. Stuckey (New York, 1994), p. 230。

[7] Jean de Rotochamp, 引自Paul Gauguin, p.203。

[8] 法国博物学家、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代表作为《自然史》。

[9] John Richardson,Pablo Picasso: Watercolours and Gouaches (London, 1964), pp. 78–9.

[10] M. E. Warlick,Max Ernst and Alchemy: A Magician in Search of a Myth (Austin, TX, 2001).

[11]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与毕加索和马蒂斯一起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画家。

[12] Werner Spies,Max Ernst: Life and Work (London, 2006), p. 88.

[13]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分馆，珍藏有大约5 000件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和雕刻作品。

[14] Roger Berthoud,Sutherland: A Biography (London, 1982), p. 269.

[15] 法国诗人和评论家，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16] Andrew Sinclair,Francis Bacon: His Life and Violent Times (New York, 1993), p. 125.

第九章

作为动物的猴子

Chapter Nine Monkeys as Animals

每一类动物都有一些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成为它们成功的秘诀。猴子的这些特征有三个：它们的手，它们的眼睛，和它们的大脑。猴子的手进化出了与其他4个手指相对的对生拇指，这使它们在林中跳跃时能够抓住小树枝，它们还进化出了敏感而扁平的指甲，这提高了它们在抓取小件物品时的精确度。它们的眼睛移到了头的前方，从而使它们拥有双目视觉，能够准确地判断距离的远近。由于视觉主宰了猴子的世界，因此它们的味觉便弱化了，这就是它们有一张扁平脸的原因。这也使它们有机会进化出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以表达情绪的变化。[1]最后，猴子的大脑已经变得非常高级，拥有了更高的智力，因而不必依赖武力就能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总之，它们的进化主题可能就是：灵巧的手，3D视觉，以及大脑比肌肉重要。

拥有这些优势的猴子就分布在地球的温暖区域。过去，这些地区覆盖着茂密的森林，猴子的生活比现在还要好。但是随着人类对木材需求的不断增加，全球伐木业的盲目扩张，以及农田的大量开垦，猴子的自然栖息地面积大大减少，许多地方猴子的数量都在下降。一些热带国家的人喜欢吃野味，这同样对猴子有着破坏性的影响，就跟西方国家拿猴子做医学研究一样。

猴子进化出了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这是一只看似表情很凶的猕猴，这只短尾猴正把舌头伸出来，做出表示欢迎的“咂嘴”动作。

这是一只狮尾狒狒（gelada baboon）, 别看它的表情很凶，其实它是在紧张地示好。

一遇到危险就立刻爬到高高的树上。

但是，虽然外界的威胁不断增加，大部分猴子却依然生活得好好的，这很大部分应该归功于它们的主要防御机制，就是一遇到危险就立刻爬到高高的树上。它们如此敏捷，因此很少有捕食者能够抓住它们。它们的主要敌人是一些大型的鹰隼、蛇类以及猫科动物。如果它们从树上下来并试图过河，这时鳄鱼可能会对它们形成威胁。除此之外，只有人类猎手是它们真正需要担忧的，在非洲一些地方偶尔会出现成队的黑猩猩捕杀猴子的现象。

猴子有着敏锐的视力和听觉，身材修长而敏捷，总是一看到危险就立刻逃走。猴子会利用各种各样的警报声来援救自己。它们总是三五成群地四处走动，如果群体中的一名成员感觉到了危险，它会立刻发出警报，接着它们就会一起逃往安全的地方。有些种类的猴子会发出不同的警报声，每种警报的含义各不相同，其他猴子一听就知道迫在眉睫的是什么危险。有些警报是轻轻的咳嗽声或者叫声，这是为了提醒其他猴子注意，但是又不至于暴露猴群的位置。另有一些警报是大声的尖叫或者“呜呜”的轰赶声，这说明它们已经豁出去了。[2]

虽然猴子一般生活在树上，只是偶尔才下到地面，但是也有一些种类刚好反过来，它们大部分时间在地面生活，只是偶尔才爬到树上。这些在地面生活的猴子进化出了庞大、沉重而粗壮的身体。一般来说，它们的力气更大，有着巨大的犬齿和强壮的颚骨。这些特点可能使它们在树上不太灵活，但是当它们在地面上遇到危险时，这些却是有效的防御机制。生活在地面的猴类有狒狒[3]、狮尾狒狒、鬼狒和山魈。一些体型较大的猕猴很多时候也待在地上，但它们在树上同样行动自如。

一般说来，在地面生活的猴子（狒狒、狮尾狒狒、鬼狒 [drill]和山魈[mandrill]）更加强壮，它们有巨大的犬齿，甚至会向豹子发动攻击。

如果一群狒狒受到比如一只豹子的袭击时，体型较大的雄性狒狒会联合起来进攻豹子，同时把它和其他狒狒隔离开来。面对这种联手进攻，大部分豹子会知难而退，选择离开。有时它们的运气会好一点儿。最近有人观察到罕见的一幕，一只豹子偷偷地靠近一群狒狒，并杀死了一只小狒狒。豹子还没来得及带着战利品逃脱，所有体型较大的雄性狒狒就对它发起了攻击，并显然将它伤得不轻。豹子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它在地上躺了两个半小时，装死，这段时间狒狒一直围在它四周，不断地攻击它。等到狒狒终于对它失去兴趣，离开之后，豹子才慢慢起身，叼起那只小狒狒的尸体，回去喂它的幼崽。[4]但是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当遇到一群愤怒的狒狒时，豹子几乎总被吓得四处逃窜。有时，狒狒会长距离地追赶一只受惊的豹子，最后才放弃。

有一种陆生猿猴打破了身材修长的猴子应该生活在树上、体型粗壮的猴子应该生活在地面这一黄金规则。它们就是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的运动健将——赤猴。这种动物进化出了一套独特的生存策略，使其有别于其他猴类。它们有修长的四肢，是地球上跑得最快的猴子，时速可以达到34英里（55千米）。白天它们在地面上寻找食物。负责警卫工作的是雄性赤猴。担任警卫工作的赤猴经常后脚站立，注视着草丛的上方。如果发现有捕猎者，它会大声发出警报，同时离开猴群，以此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一旦听到警报，雌猴会以最快的速度逃走，最后才和雄猴会合。夜里的地面对奔跑速度很快的赤猴来说依然过于危险，因此它们都在树上睡觉，一只猴子一棵树，并且每晚都变换不同的树。

体型修长的赤猴是非洲大草原上的运动健将，它们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4英里（55千米）。

说到食物，大多数猴子都是机会主义者，几乎看到什么就吃什么。在树上生活的猴子一般吃坚果、成熟的水果和浆果、昆虫和鸟蛋。像狒狒这种在地面生活的猴子一般吃根茎、球茎、种子、蛋类和小动物的幼崽。然而，有一类猴子专门吃一种其他猴子无法消化的食物。它们就是食叶猴（leaf-eating monkeys）——非洲的疣猴（colobus）和亚洲的叶猴。它们已经转向食物链的底端，这种食物虽然营养不够，但是胜在数量众多。这种食物唯一的缺点在于，每天光吃饱肚子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食叶猴包括非洲的疣猴和亚洲的叶猴。

食叶猴有一套复杂的消化系统，包括一个分成数瓣的胃，这个胃能帮助它们消化食物。食叶猴的胃里有一种能帮助叶子发酵的特别细菌，它们随后会吸收发酵过程产生的营养物质。食叶猴再接着消化细菌，从而吸收这些营养物质。通过这种方式，食叶猴能够获得必要的蛋白质和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

猴子的社交生活有两个互相矛盾的重要因素。[5]一方面，一个猴群的猴子数量越多，当它们遇到危险时，就更容易获取警报，万一需要决一死战时，也更容易打败对方。人多势众则意味着更加安全。另一方面，猴群的猴子数量越多，食物就越少。猴群的规模如果较小，当它们发现一簇成熟美味的水果时，就可以慢慢地享用。猴群的规模如果较大，由于担心食物不够，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变得紧张甚至形成对抗的局面。而且，对于那些规模很大的猴群来说，很难找到足够的食物，一些成员可能就会挨饿。

由此可知，每种环境只适合一个特定的群体规模，即使是同一种类的猴子，猴群的规模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你可能会看到只有几只猴子组成的猴群，也可能看到一大群猴子正在迁徙的壮观场面，这一切都取决于它们居住的环境。

每个猴群的内部成员之间总是有着特殊的关系。它们彼此认识，而且每只猴子在群体中都有特殊的地位。一个极端是，我们看到阿拉伯狒狒有着严格的后宫系统。在它们的群体中，有一只占统治地位的雄性狒狒，他身材魁梧，有一头威风凛凛的鬃毛，被一群怀抱幼崽的雌性狒狒簇拥着。一般说来，每只雄性狒狒有4~10只雌性狒狒。雄性狒狒控制、监视并保护着自己的妻子，不让其他的雄性靠近她们。那些竞争失败的雄性狒狒总是在群体的周边徘徊，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掳走几只雌性，从而建立自己的后宫。如果狒狒首领看到自己的妻子打算逃跑，他会把她抓回来，并狠狠地咬她，以此作为对她的惩罚。为了避免受到惩罚，雌性狒狒总是待在首领的周围。

几个后宫可能组成一个家族。这种情况下的狒狒首领通常都有血缘关系，并按照年龄的不同而有长幼尊卑的排序。几个这类家族可能自发形成一个多达200只猴子的庞大猴群。这样大规模的猴群通常只有在狒狒迁徙或者睡觉时才会形成。猴群和猴群相遇时，首领之间可能会发生争吵，但有时它们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猴群，目的也许是为了分享同一块理想的休息区域。

这些阿拉伯狒狒的社交生活显然并不简单，如何维持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每只成年雄性狒狒心头的当务之急。对于后宫中的雌性狒狒来说，这个问题就简单多啦，因为她们只需做到服从首领夫君的安排，把有关社会地位的事情交给他去处理就行了。首领对自己后宫的管束非常严，以至于她们连自己的社会等级也没有形成，没有一只雌性狒狒居于领导地位。如果后宫中有雌性狒狒试图凌驾于其他狒狒之上，雄性首领就会教训她。雌性狒狒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有些与首领的关系更亲密。这些受宠的雌性狒狒被称为“核心雌性”（central females），与其他雌性相比，她们在社交方面更加活跃。

这是已知猴类中父权制最极端的一种形式。其他种类的狒狒则没有这么严格。如果一只雌性狒狒发情了，她可以和几名雄性交配。占统治地位的雄性狒狒有优先权，但是那些被统治的雄性狒狒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他们也许得等，但是至少终有轮到他们的一天——这种事在阿拉伯狒狒那儿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像长尾猴这类在树上生活的猴子，它们的社会结构则更加灵活。这是因为雄性首领在树上发号施令要比在地面上困难得多。他的命令还没讲完，已经有猴子不是朝这个方向就是朝那个方向逃走了，猴群一直处于解散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当中。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雄猴的地位要高于其他猴子，而性成熟的雌猴首先找的，往往也是它们。因此，虽然大多数雄猴都有繁殖的希望，但是最有可能繁衍后代的，还是那些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猴子。

有个雄猴争夺统治权时做得太过火的特殊案例，与非洲大草原上的赤猴有关。这些在地上生活的猴子分成几个群体，由同一只雄猴领导，但是后宫的数量太多，雄猴有点儿管不过来。如果他过于维护自己的权威，雌猴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他，并取代他成为群体的领导。她们如此强势，以至于你所看到的大部分赤猴群中发生的争吵，并不是发生在雄猴之间，而是雌猴之间为了确认自身的社会等级而发生的口角。因此雄猴的主要任务就是警惕捕食者，保护自己的雌猴群免受攻击，而不是统治她们。他已经变成了她们的性奴，只有在时机成熟时，才允许与她们交配，其他时候他在群体内部的社会地位几乎等于零。父权制由于走得太远，竟然变成了母权制，赤猴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所有的幼猴出生时，行为模式都是一样的。通常母猴一胎只生一只。猴子生双胞胎的概率要比人类小，但也确实存在。幼猴和人类婴儿最大的区别在于，幼猴从出生起就能紧紧抓附在母亲身上。这是因为新生幼猴的胳膊更加有力，细细的手指也更容易抓住母猴的皮毛。如果近距离地观察母猴生产，你可能会看到幼猴竟然在帮助母亲分娩，因为它们从产道出来后就紧紧地抓住母亲的皮毛不放。[6]

出生后的几个星期，幼猴会附在母亲身上，跟随她四处走动。即使母猴仓皇逃窜时那么剧烈的颠簸，小猴子依然能够紧紧地抓住母亲不放，从而不被甩下。

渐渐地，当母猴停下来休息时，小猴子开始在母亲的身边探索，但是它会一直盯着母亲，母亲也会一直盯着它。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母猴会抄起小猴子就跑，或者小猴子会跑向母亲，再次附在她的身上。小猴子不在母亲身上的时间渐渐地越来越长，并开始遇到其他同龄的小猴子。在小猴成长的过程中，起劲的玩耍成为生活的常态，而它们的身体也一天天变得更加强壮。与其他动物相比，猴子的童年时期很长，一般需要4~5年，它们才能进入成年。

几乎所有的猴子一胎只生一只，但是偶尔也会有双胞胎的情况出现。

[1] J.A.R.A.M Van Hooff, 'The Facial Displays of the Catarrhine Monkeys and Apes', Primate Ethology,ed. Desmond Morris (London, 1967), pp. 7–69.

[2] Mary E. Glenn and Marina Cords, eds,The Guenons: Diversity and Adaptation in African Monkeys (New York 2003).

[3] Julie Macdonald,Almost Human: The Baboon Wild and Tam (Philadelphia, PA, 1965).

[4] 'Leopard Left for Dead by Baboon Troop',Wilderness Safaris, Camp News, 25 October2006.地点: 利尼扬蒂（Linyanti）（位于纳米比亚。）。观察者: uto Moutloatse和Iris Pfeier。

[5] elma Rowell,Social Behaviour of Monkeys (London, 1972); Michael Chance,Social Groups of Monkeys, Apes and Men (London, 1970).

[6] 作者在伦敦动物园（London Zoo）亲眼所见。

第十章

不同寻常的猴子

Chapter Ten Unusual Monkeys

长鼻猴

如果一只猴子长着非常奇怪的鼻子，那它肯定是来自婆罗洲（Borneo）[1]的长鼻猴（Proboscis Monkey）。当地人称之为monyet belanda，翻译过来就是“荷兰猴子”——因为当地人认为这种动物令他们想起了早期到这里来的荷兰旅行者，他们同样长着大大的鼻子和肚子。

这种长着奇特鼻子的猴子是婆罗洲的长鼻猴。雄性长鼻猴都有一根硕大而下垂的长鼻子，鼻子最多可以长到7英寸（约18厘米）。

长鼻猴总是生活在近水的地方，有些脚趾之间长有脚蹼。它们是所有猴子中最亲水的一种，而且是游泳高手，能够潜到水下至少20米。然而它们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成年雄性都有一根巨大而下垂的鼻子，这根鼻子可以长到18厘米长。

关于这根蒜头鼻有什么作用，仍然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这是雄性统治地位的象征，鼻子越大，对雌性的吸引力就越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大鼻子有助于雄猴在发警报时发出响亮的喇叭声。当雄猴感觉到危险时，血会上冲到鼻子，鼻子充血后膨胀得更大，变成一个共鸣腔，放大了“呜呜”的警报声，有助于猴群的其他成员更快地知道附近有危险。

事实上，这根巨大的鼻子可能两方面的作用都有，既能吸引雌性又能发出警报。大鼻子赋予了这种猴子奇特的外表，使它们不可能与其他173种猴子混淆在一起。

仰鼻猴

另外一种长着奇怪鼻子的亚洲猴子是仰鼻猴（Snub-nosed Monkey）[2]。它们的鼻子和长鼻猴正好相反。长鼻猴的鼻子很大，这种猴子则完全没有鼻子。只剩下两个鼻孔——朝天鼻使它们在雨季很容易吸入雨水，并狂打喷嚏。

仰鼻猴一共有8种，它们广泛地分布于东南亚海拔较高的地区，从缅甸（Myanmar）、柬埔寨（Cambodia）、老挝（Laos）、越南（Vietnam）到中国南部。虽然它们的外表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都长着一个小而奇特的朝天鼻。有人认为，这种极端扁平的鼻子是为了对抗极端寒冷的天气，因为肥厚的鼻子更容易冻伤。这个观点似乎不是很有说服力。厚重而突出的鼻子中含有复杂的鼻道结构，能够在寒冷的空气通过时给它升温，从而使空气到达娇嫩的肺部时不至于太冷。

不管这些奇怪的鼻子的真正作用是什么，它们和那些色彩鲜明的面部特征，共同使这些猴子成为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奇特和最令人过目不忘的一种。

仰鼻猴。扁平的鼻子和色彩鲜明的脸部特征，使它们成为面部最为奇特的灵长类动物。

日本猕猴

日本猕猴生活在地球的最北端，它们生活的环境，对于任何其他猴子来说都太冷了。日本猕猴能够忍耐零下20°C（- 4°F）的低温。虽然日本人口众多，但是现在依然有100 000多只这种猕猴在那里顽强地生存。

日本猕猴又称“雪猴”，这个名字真是起得恰如其分，它们长着厚厚的毛发，看上去就像在普通的毛发外面披了一件毛皮大衣一样。日本猕猴的短尾上同样布满浓密的毛发，身体唯一暴露于低温之下的只有那张红红的脸庞。它们让这个部位暴露出来，似乎是因为丰富的面部表情对于社交来说极为重要。

日本猕猴生活于地球的最北端，它们的生活环境，对于其他任何猴子来说都太冷了。为了捱过凛凛寒冬，生活在日本长野（Nagano）地区的猕猴会在温泉中舒服地泡澡。

几张日本猕猴在长野一个滑雪胜地附近泡露天温泉的照片使它们名声大噪。温泉的四周覆盖着厚厚的白雪，一些猴子全身都泡在热水里，只露出头部，它们的头发上还沾着雪花。

这个地区每年有4个月的时间被雪覆盖，难以想象日本猕猴是如何在这种环境里生存下来的。它们只是最近才开始利用温泉取暖。1963年，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猕猴从附近林木覆盖的陡峭悬崖爬下来，它们感受到了从温泉冒出的热热的水蒸气，于是爬了进去。不久其他猴子也加入进来，最后整天泡在温泉里成了它们一个奢侈的生活习惯。夜幕降临时，它们会爬出去，在安全的树林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再回来。天寒地冻，日本猕猴顶着一身湿漉漉的皮毛爬出温泉的样子简直不可想象。它们没有被冻成冰棍儿，着实令人惊奇。

[1] 即加里曼丹岛，位于太平洋，是世界第三大岛屿。

[2] 即金丝猴。

第十一章

罕见的猴子

Chapter Eleven Rare Monkeys

为了遏制猴子数量的大面积下降，灵长类动物保护专家和野外工作者在全球范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老实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努力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只需想一想大部分猴子的栖息地，你就不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意外。大多数的猴子都生活在热带，而这一地区的贫困和政局动荡情况非常普遍。

在秘鲁亚马逊省（Amazonia, Peru）的博卡米沙瓜河（Boca Mishagua River）流域，当地居民在烤卷尾猴（Cebus apella）。

在这种地方，要使当地人明白猴子生存的重要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在他们看来，动物保护的概念就是自负的西方精英主义，令人回想起过去的殖民主义。如果他们的孩子渴望吃到动物蛋白，而猴子的肉又很美味，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捕捉猴子，不管法律怎么规定。

如果西方渴望得到越来越多的木材，以供应报纸、杂志、书籍、纸箱以及进步社会日常生活所需的纸张，那么致命的链锯就会出现，猴子赖以生存的宝贵树木就会被砍伐，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丝破坏生态的耻辱感，有的只是毫不掩饰的自豪感。

如果人口开始猛增——在野生猴子最喜欢的那些地区，这种现象最为严重，而农业的扩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不久就会吞噬越来越多的荒野。如果有人在某个人迹罕至且生活着很多猴子的地方发现了石油等宝贵的自然资源，那么，在摧毁整片栖息地和建立现代工业的过程中，自然是不允许任何人出来阻挡的。

了解了这些，那么当我们知道灵长类动物保护专家的大部分工作就是进行仔细的野外调查、向总部汇报、列出详细的清单、重新对一些亚种进行分类，然后发出谁也不会听的严重警告时，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与此同时，猴子的数量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在下降。在公认的173个猴子种类中，有20个已经严重濒危，它们可能无法活过21世纪。这20个濒危种类的详情见下页：

山魈的唯一近亲鬼狒，在其栖息地西非目前的数量已经降到只有3 000多只。

秘鲁的黄尾绒毛猴的数量只有几百只，前景堪忧。

只有不到2 000只滇金丝猴生活在中国的偏远地区。

越南金丝猴是最为濒危的一种猴子，数量非常稀少，只有不到200只。

第十二章

新发现的猴子

Chapter Twelve Newly Discovered Monkeys

现在已经很难发现新的大型哺乳动物，因此，当我们听说近年来发现了至少6种新猴子——一种长尾猴、一种猕猴、一种白眉猴、一种卷尾猴、一种疣猴和一种仰鼻猴时，不免感到有些意外。这是因为，虽然伐木对森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是仍然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探险者无法穿越。如果有猴子生活在这样一小块与世隔绝的森林里，那它们可能好几年都不会被人发现，即使该地区曾进行过田野调查。近几年发现的新物种似乎都属于这种情况。

阳光长尾猴

这种猴子第一次被发现是在1984年，然而直到1988年才对它们做出准确的科学描述。它们被称为“阳光长尾猴”（Sun-tailed Monkey），正式的名称是Ceropithecus solatus。阳光长尾猴生活在西非加蓬（Gabon）一片森林覆盖的潮湿山地，偏爱枝条缠绕的阴暗密林。它们的数量很少，原因似乎是当地的4条河流拦住了它们的去路，使它们只能在一小片森林中生活，无法向外扩张。阳光长尾猴主要以水果为食，部分时间待在树上，部分时间待在地面，它们三五成群地活动，每个猴群都由一只雄猴、几只雌猴以及它们的幼崽组成。夜里它们会回到树上睡觉。

直到1988年，人类才对阳光卷尾猴做出准确的科学描述。它们生活在西非加蓬一片森林覆盖的潮湿山地。它们有长长的浅灰色尾巴，尾巴的末梢为橘红色。

长时间在地面活动，使阳光长尾猴变成了一种行动隐秘的动物，它们避免发出任何大的响声，以免暴露自己的行踪。它们不会长距离地呼唤对方，也不会高声地和对方打招呼，尽管危险来临时，雄猴确实会大吼一声，发出警报。

不应该把阳光长尾猴和红尾长尾猴混为一谈。阳光长尾猴的尾巴是浅灰色的，只有末梢是橘红色。红尾长尾猴的尾巴则大部分都是橘红色的。

为了纪念这一新发现，1996年，加蓬共和国将阳光长尾猴的图案印在了面值500中非法郎[1]的邮票上。

尼日尔三角洲红疣猴

当尼日尔三角洲红疣猴（Niger Delta Red Colobus Monkey）1993年首次被发现时，人们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当地的一个变种，但是2007年，它们被上升为一个独立的物种，2010年，它们被列入极度濒危的灵长类动物名单。

尼日尔三角洲红疣猴的栖息地只局限于三角洲中心的沼泽森林地带，因此它们未来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这一地区饱受政治动荡之苦，而且丛林狩猎、运河开凿还有乱砍滥伐的现象非常普遍，伐木造成了红疣猴赖以生存的树木大大减少。因此，在目前数量已经非常少的情况下，尼日尔三角洲红疣猴很可能不久就会灭绝，虽然动物保护专家一直在尽全力保护它们。据估计，过去30年里，尼日尔三角洲红疣猴的数量下降了80%之多。

1993年，尼日尔三角洲红疣猴首次被发现，2007它们被上升为一个独立的物种。它们未来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因为这一地区正受到政治动荡、人类捕猎和滥砍滥伐的折磨。

尼日尔三角洲红疣猴有着非常显眼的外表。它们的躯干，从头到尾都是黑色。两肋和腿的外侧为橙褐色，腿的内侧、小腹和大部分的手臂为白色，手指和脚则为黑色。它们的尾巴上面为红棕色，下面为酱紫色，越往末梢颜色越深。除了醒目的白色鬓角，尼日尔三角洲红疣猴的整个脸都是黑色的。

阿鲁纳卡猕猴

进入21世纪之后，2003年，自然保育基金（Natur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的一群生物学家在印度东北部一个未经探索的边远地区发现了一种新的猕猴。这个地区就是阿鲁纳卡邦（Arunachal Pradesh）。这里到处都是森林密布的崎岖山地，被称为“印度最后几块真正未开垦的土地之一”。

2003年，在印度东北部的边远地区发现了一种新的猴子阿鲁纳卡猕猴。这是100多年来首次发现新的猕猴物种。

科学家当时正在这个印度东北角的高海拔地区做调查，突然他们遇到了一种可能是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之一，这些猴子的活动范围在海拔2 000~3 500米之间。它们被命名为“阿鲁纳卡猕猴”（Arunachal Macaque，Macaca munzala），它们与其他更常见的猕猴物种非常相似，但是这种相似性与其说源于亲密的关系，还不如说是趋同进化的结果。基因显示，阿鲁纳卡猕猴是一个独立的物种，而不像有些权威人士所说的，仅仅是一个当地的亚种。2006年，阿鲁纳卡猕猴的详细资料被公之于世，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新的猕猴物种。同一年，在与不丹（Bhutan）交界的地区发现了更多它们的踪影。

物种名称munzala在当地方言中的意思是“密林深处的猴子”。阿鲁纳卡猕猴的体型矮小结实，黑黑的脸上好像戴着两个粉红色的“眼镜”。它们的头上有一块皇冠状的橙褐色毛发，里面有一个黑色的三角形，它们的下巴很突出，颈部围着一圈随季节变换颜色的蓬松毛发，12月时颜色变得最浅。阿鲁纳卡猕猴还有一个敦实的白色小腹和一条短尾巴。

最近阿鲁纳卡猕猴被发现有掠食庄稼的行为，结果难免遭到当地居民的驱赶和追捕。因此，从长远来看，阿鲁纳卡猕猴的未来也跟其他许多猴子一样，充满了危险。

奇庞吉猴

就在离现在不远的2004年，坦桑尼亚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种，它们如此奇特，以至于必须将它们归为一个新的类属，这一发现震惊了相关的研究人员。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一名发言人如此描述自己的震惊之情：“在一个大量开展野生动物研究的国家，一个世纪以来，一种引人注目的大型猴子竟然一直隐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更加离奇的是，奇庞吉猴（Kipunji）是由两组互相独立的野外工作者同时发现的，他们当时正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朝着奇庞吉猴栖息的那座森林进发。[2]当这些野外工作者发现对方之后，虽然对于不得不与人分享这一令人激动的发现感到有些失望，但他们还是通力合作，正式报道了这一全新的物种。正如其中一名野外工作者所说的：“这些猴子可能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十万年。10个月之内先后有两个独立的项目组发现了这种动物，这种概率有多大？”

2004年在坦桑尼亚发现的奇庞吉猴是一种全新的猴类。

奇庞吉猴生活在东非坦桑尼亚南部高原地带的一小片森林里。据估计，现存的奇庞吉猴只有不到1 100只，乱砍滥伐对它们的栖息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它们的前景不容乐观。

奇庞吉猴是一种树栖动物，以山上的乔木为家。它们的皮毛为棕色，肚子和尾巴为灰白色，头顶上矗立着发冠，黑色的脸庞两侧长着长长的胡子。奇庞吉猴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们用以标示领地的叫声非常独特：一种与众不同的低低的“嘎嘎”声。这与它们的近亲发出的“咯咯”声很不一样。

奇庞吉猴厚厚的皮毛使它们得以适应高海拔的生活环境——它们的栖息地海拔高达2 450米——夜里的气温非常低。2005年奇庞吉猴获得了Rungwecebus kipunji的学名：Rungwecebus指它们的栖息地伦圭山（Mount Rungwe），kipunji是当地部落给它们起的名字。

金卷尾猴

2006年，人们在巴西东部的沿海森林中，重新发现了一种被认为久已灭绝的浅色卷尾猴。金卷尾猴（Blond Capuchin）是这个星球上最罕见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人们相信，全世界的金卷尾猴数量不超过180只。

2006年，在巴西东部沿岸的森林中再次发现了金卷尾猴。

金卷尾猴第一次被发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648年，1774年有人再次捕捉到了它们的踪影，但是从那以后金卷尾猴就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更加没有人知道它们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直到2006年，人们在巴西大西洋沿岸的森林中重新发现了金卷尾猴的踪影，才对它们做了完整的记录。

它们全身的皮毛为均匀的淡金色，头顶处有些发白，脸为浅粉色，手掌和脚掌均为黑色。

从行为上看，金卷尾猴能够使用工具，这一点与非洲的黑猩猩相似。野外的观察显示，当金卷尾猴发现白蚁穴时，猴群中的几只雄猴会用手去击打蚁穴。然后挑几根细长的树枝去戳蚁穴，一边戳一边转动树枝，这样可以戳得更深。接着它们会把树枝抽出来，仔细检查之后，再把沾在上面的白蚁吃掉。接下来雄猴一只手拿着树枝，另一只手又去击打蚁穴，重复上面的动作。这种进食方式标志着金卷尾猴是现存最聪明的猴类之一。野外调查人员发现，如果模仿金卷尾猴的做法，先敲打一下蚁穴，再把树枝伸进去，同时转动树枝，这样获得的白蚁果然会比较多。

缅甸金丝猴

最近才发现的一种猴子，是2010年发现的缅甸金丝猴（Burmese Snub-nosed Monkey，Rhinopthecus strykeri）[3]。一开始人们只是从当地猎户那儿得来的皮毛和脑壳，才知道这种动物的存在。缅甸东北部克钦邦（Kachin）的当地居民将这种猴子称为mey nwoah，意思是“长着朝天鼻的猴子”，然而科学家仍然没有亲眼看见这种猴子。

金丝猴以前只在中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出现过，因此人们开始搜索这种难以捕捉的猴子。当地猎户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窍门：下雨天再搜寻这种猴子，因为雨水一进它们的鼻子，它们就要打喷嚏，而它们打喷嚏的声音又很响，因此很容易追踪它们。当这些猴子打喷嚏打得不耐烦时，就会坐下来，把头埋在两腿之间，静静地等待雨停。猎户说，不下雨的时候很难找到这种猴子，因为四周太安静了。

当科学家最后找到这种猴子时，发现它们的数量少得惊人——只有大约300只——生活在两条大河围起来的一片山区里。由于大河的阻隔，这种猴子慢慢地进化成一个独特的物种，它们全身都是黑色，包括两条腿，有白色的耳羽和胡须，突出的嘴唇，大而朝天的鼻孔，裸露的粉红色脸颊，比身体还长的黑色尾巴。这是一种体型很大的动物，比已知的任何仰鼻猴都要大。

2010年发现的缅甸金丝猴。它们的数量很少，只有大约300只，居住在被两条河围起来的一片山区。

发现者给这种猴子起了个外号叫“翘鼻子”（Snubby），它们显然处在灭绝的边缘。希望当地居民能为这种独特的动物感到骄傲，不要再猎食它们，然而做到这一点可能并不容易。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还包括一条计划建设的大坝，非法砍伐，以及市场上对各种奇特药材的持续需求。

[1] 中非经济共同体使用的货币，是赤道几内亚、刚果共和国、加蓬、喀麦隆、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六国的官方货币。

[2] 高地白眉猴（Highland Mangabey）（对奇庞吉猴最初的称呼。）是蒂姆·达文波特博士（Dr Tim Davenport）第一个发现的。达文波特博士是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WCS）南方高地保护计划（Southern Highlands Conservation Program）的负责人，他当时正领导着一个由诺亚·姆普安加（Noah Mpunga）、苏菲·玛察加（Sophy Machaga）和丹妮拉·德·卢卡博士（Dr Daniela de Luca）组成的野外调查小组。几乎同一时间，正在乌德宗瓦山脉（Udzungwa Mountains）诺敦都鲁森林保护区（Ndundulu Forest Reserve）开展调查的佐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灵长类动物学家卡罗琳·厄哈特博士（Dr Carolyn Ehardt）也独自发现了这一新的物种，厄哈特博士当时专注于保护这一带山地所特有的濒危动物——桑吉白眉猴（Sanje mangabey）。这种动物首先由理查德·莱兹（Richard Laizzer）发现，同时担任项目野外助理的生物学家特雷弗·琼斯（Trevor Jones）对这一新物种进行了仔细的观察，随后这种猴子被厄哈特和汤姆·布汀斯基博士（Dr Tom Butynski）认定为新的物种，布汀斯基博士是保护国际（CI）（成立于1987年，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际性的非营利环保组织，旨在保护地球上尚存的自然遗产和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以此证明人类社会和自然是可以和谐共处的。）东非生物多样性热点项目（Eastern Africa Biodiversity Hotspots Program）的负责人。2004年10月，厄哈特和达文波特意识到彼此发现的是同一个物种，于是联手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3] 又名缅甸仰鼻猴。

第十三章

聪明的猴子

Chapter irteen Intelligent Monkeyss

几百年来，猴子偶尔能免于好管闲事和令人讨厌的小丑形象，而被允许代表一种至少与它们自身有关的优点——聪明。传说中最早的“聪明猴子”是伯特兰（Bertrand），它想从火中取栗，于是利用猫帮它取。[1]猫叫嚷爪子痛，但是猴子跟它说拿出来的栗子分它一半，结果栗子取出来后，猴子却没有遵守诺言。猫爪子的寓言非常有名，几百年来口口相传，这个故事虽然显示了猴子比其他动物聪明，然而猴子工于心计的形象却并不光彩。

伯特兰和猫爪。马库斯·吉尔哈特（Marcus Gheeraerts）为这则猴子与猫的古老寓言作了插画，描绘了聪明的猴子利用猫爪从熊熊的炉火中取出栗子的情形。

另外一本提到猴子智慧的早期书籍是1483年出版的《智慧书》（The Book of Wisdom），书中有个6只猴子捉鸟的故事。它们找来树枝，燃起了火堆，想把躲在树洞中的鸟给熏出来。一本15世纪的书竟如此描写猴子使用工具的情况，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因为野生猴子会使用工具这个事实，是直到最近才被人们发现的。

《智慧书》中描绘的6只聪明的猴子。这是古腾堡（Gutenburg）印刷机最早印制的一批书籍。

让我们把目光从这些早期的文学形象转向现实中的猴子，没错，所有的猴子都很聪明，但是有些猴子的智商更是出众。

中南美洲的小型卷尾猴无疑是猴类中的佼佼者。它们被圈养后不仅学会了极其复杂的戏法，在野外时也经常做出各种高难度的杂技动作。[2]

卷尾猴用大石头凿开坚硬的棕榈果的视频，是所有动物视频中最令人惊叹的一幕。视频中的卷尾猴先挑选出一段表面有个小坑的木头。然后拿起坚果朝木头使劲砸了4下，再把坚果放进小坑，这样坚果就不会跑出来。接着卷尾猴找来一块光滑的大石头，石头太沉了，猴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搬到木头旁边。工具都准备好了，只见卷尾猴后腿直立，双手把石头举过头顶，用力地向坚果砸去。

它瞄得很准，但是棕榈果太硬了，一石头砸下去，棕榈果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卷尾猴坚持不懈地用力砸了三分钟，才打开坚果。我们统计了一下，卷尾猴一共用大石头砸了19次，每次砸之前都要拿起棕榈果，在木头上敲几下，看看是否已经有了裂缝，然后再重新把棕榈果放进小坑，继续用石头猛砸。一旦卷尾猴感觉到棕榈果快裂开时，它会一下接一下不停地砸，中间也不停下来检查。直到最后棕榈果“嘎”的一声裂开，卷尾猴会拿起果子迅速地爬到树上，自由自在地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

卷尾猴这种利用工具的水平，就连黑猩猩也难以匹敌。仔细地挑选砧板，举起沉重的石头，准确地瞄准目标砸下去，检查坚果是否已经有了裂纹，这一系列动作，尤其是那种在人类儿童中难得一见的惊人毅力，使卷尾猴成了除人类以外的所有动物中最聪明的一种。难怪人们在为残疾人士训练动物帮手时，最先考虑的总是卷尾猴。

有一次，野外工作者用挑选“锤子”的实验方法，对野生卷尾猴的智力进行了一番测试。工作人员为卷尾猴提供的石头有硬的，也有脆的，有轻的，也有重的，有大的，也有小的。每一次卷尾猴都会先检查一下坚果，然后再挑选一块足够硬、足够重也足够大的石头来砸坚果。测试一共进行了377次，卷尾猴只有39次没能打开坚果——成功率几乎达到90%。

这些用作“锤子”的石头表面几乎都很光滑，就像大颗的鹅卵石一样，工作人员发现，卷尾猴必须搬运很长的距离，才能把这些石头搬到它们的木头砧板附近。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经检测发现，其中一块石头的重量是搬运并使用它的猴子体重的77%。

野生的小卷尾猴能够利用大石头砸开坚硬的棕榈果，所用的石头可达它们自身体重的77%。我们观察到黑猩猩也有类似的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其他猴子却没有。

通过这种高智商方式获取食物的唯一缺点就是——操作起来声音太大，而且反复地敲打石头有时会引来捕猎者。可是聪明的卷尾猴最终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如果有敌人靠近它们，例如一只美洲虎，卷尾猴会迅速地爬到悬崖上面，在这里它们发现了松动岩石的一个新用途——朝下面扔石头，用石头打美洲虎，直到敌人仓皇撤退。

人们发现野生卷尾猴还会利用挖掘工具，以获取埋在森林地下的植物块茎。块茎是一种特别有营养的食物，但是要把它们从坚硬的地里挖出来可不容易。卷尾猴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找一块合适的石头，然后拿起石头连续而快速地击打地面。几次之后，地表的泥土会松动，卷尾猴就这样一只手拿着石头击打地面，另一只手同时将松动的泥土扒开。这样一来，卷尾猴就可以挖得更深，直到找到埋藏的宝藏。

除了凿坚果、挖块茎之外，卷尾猴还会将树枝伸进树缝或者岩缝里，把隐藏在里面的小食物勾出来。有些卷尾猴还会用小树枝找白蚁吃，以前人们以为只有黑猩猩才有这种技巧。

当环境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时，卷尾猴会相应地增加使用工具的次数，然而在食物充足的年份，这些技能有可能完全用不上。对卷尾猴来说，需要乃发明之母，这一点和人类一样。

人们在实验室对卷尾猴做了许多微妙的测试，并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它们的智力水平感到惊喜。举个例子：用一块玻璃将两只卷尾猴隔开，玻璃上有个小洞。给其中一只卷尾猴一块石头，给另外一只一罐坚果，但是却没法打开。第一只卷尾猴通过玻璃上的小洞将石头递给隔壁的猴子，隔壁的猴子收到后用石头砸开了盖子。第二只猴子取出坚果后，并没有独自享用，而是选择和曾经帮助过它的同伴一起分享。

给人工驯养的卷尾猴一些绘画材料，它们会画出一些扇形的图案，黑猩猩也会画些类似的画。

另外一个实验室测试的是，每次卷尾猴给实验者一个代币，实验者都会给它一块饼干作为奖励。卷尾猴每次都很开心地把饼干吃了，直到它注意到同伴得到的是一颗甜美多汁的葡萄，而不是干巴巴的饼干。从此以后，每次卷尾猴把代币递给实验者，如果得到的又是一块饼干，它会生气地把饼干扔掉，然后继续要别的东西，直到得到一颗葡萄为止。

这两个实验显示，卷尾猴有互助、协作的精神，同时还有公平和不公平的概念。我们忍不住会想，假如它们能够说话，我们可能得为它们开设大使馆。

[1] 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改编的《猴子和猫》（法语标题为Le Singe et le chat）是这个寓言故事最著名的一个版本，见1679年第二版的拉·封丹《寓言精选》x（Fables choisies, book IX,no. 17）。

[2] Susan Perry and Joseph H. Manson, Manipulative Monkeys: The Capuchins of Lomas Barbuda (Cambridge, MA, 2008).

大事年表

公元前3400万年

从原猴亚目（prosimians）进化成猴子。

公元前3000万年

非洲的猴子向南美洲迁徙。

大约公元前2400年

埃及人驯养狒狒作为宠物，绘画作品中出现人牵着狒狒的形象。

公元13世纪

猴子以放荡、丑陋和可憎的形象出现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中。

1560年

格斯纳的《动物史》中只列了4种猴子。

1562年

彼得·勃鲁盖尔最早将猴子作为绘画的主题。

公元17世纪

日本日光市雕刻着三只智猿的门楣。

1642年

莱茵的鲁珀特王子因为养了一只著名的宠物猴而遭到人们的讽刺和嘲笑。

1658年

托普塞尔的《四足兽的历史》一书描绘了9种猴子。

1774年

斯塔布斯的《猴子画像》描绘了一只正在摘桃的猴子。

大约1800年

拿破仑战争时期，一艘法国失事船只上的猴子被当成间谍而被英国人绞死。

1871年

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列举了许多证据，证明人类和猴子有着共同的祖先。

1912年

丹尼尔·埃利奥特（Daniel Elliot）的《灵长类动物综述》（A Review of the Primates）出版。

1925年

臭名昭著的“猴子审判”（Scopes Monkey Trial）开庭。

1942年

丘吉尔下令加强对直布罗陀的地中海猕猴的保护。

1949年

一只猕猴被首次送上太空。

1953年

奥斯曼·希尔（Osman Hill）的八卷灵长类动物研究著作的第一卷出版。

1979年

卷尾猴首次成为人类生活的帮手。

1981年

电影《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中，卷尾猴扮演的纳粹间谍。

1999年

首只克隆猴在俄勒冈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诞生。

2003年

阿鲁纳卡猕猴在印度东北部被发现。

2006年

缅甸发现了缅甸金丝猴。

附录一

分类

1560年，格斯纳[1]在《动物史》（Icones Animalium）一书中对动物做了颇为原始的分类，他把猴子分为4种。[2]第一种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北非的地中海猕猴。书中对这种无尾猴做了精确的描绘，当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类人猿。插图上那只尚未完全成年的猴子显得栩栩如生，说明这是一幅写生作品，是作者根据一只被圈养的宠物猴画的。

第二种是狒狒，它的姿势看起来像是在祈祷，然而其实可能是在乞讨。这只可怜的动物披着一身浓密的鬃毛，屁股肿大，坐在地上，神情憔悴而悲伤。非洲狒狒这么早就来到欧洲，它们当时的情况可能不是太好。

第三种是西非的长尾猴。书中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画像，画的是一只长尾猴绑着腰带，被锁链拴在地上的一个铁环上，这只长尾猴看起来神采奕奕，而且身材匀称，可能是一只受到精心照料的宠物猴。

最后一种猴子和以上三种完全不同，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两足动物，名为“萨提尔”。图中的“萨提尔”全身赤裸，长有一头浓密的长发。它的乳房丰满，阴部有些肿胀，显然是雌性。“萨提尔”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并且拄着拐杖。格斯纳说这种动物非常“罕见”，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准确地说，格斯纳的原话是这样的：“一种身材和形状与人类相似的罕见长尾猴。”

由于格斯纳的权威地位，这种虚构的动物后来被大批自然历史书籍忠实地复制和引用了至少200年。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这种动物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还是以某种真正的猴子为基础呢？格斯纳似乎借用了伯恩哈德·冯·布莱顿巴赫（Bernhard von Breydenbach）[3]的一本《圣地旅行记》（Journeyto the Holy Land）中的插图。伯恩哈德在耶路撒冷旅行时，可能亲眼见过，或者听人说过阿拉伯狒狒，对它们威风凛凛的鬃毛印象深刻，并富有想象力地创造出了这种新的物种，这种动物随后被格斯纳郑重地收录进他那部早期的动物学著作之中。

在1560年出版的《动物史》一书中，格斯纳对动物做了原始的分类，他只记录了4种猴子。第一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北非的地中海猕猴。

首次用英语描述这种神秘的“萨提尔”猴的，是托普塞尔（Topsel）[4]的《四足兽的历史》（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s）一书。托普塞尔在自己1658年出版的著作中这么写道：

还有一种猴子，身材和形状与人差不多，从它们的膝盖、私处和脸部判断，你会认为它们就是野人，就像那种居住在努米底亚（Numidia）[5]和拉波尼斯（Lapones）的人一样，因为它们全身都是毛；除了人以外，没有一种动物能像它们那样长时间站立；这种猴子喜欢女人和小孩，就像喜欢自己的同类一样，它们非常好色（venereous），甚至会试图强奸女人。本文对这种猴子的描述来源于那本描绘圣地的书。[6]

显然，这是一种根据域外传说而幻想出来的动物，其出处众说纷纭，不过很可能起源于阿拉伯狒狒。由于人们对阿拉伯狒狒知之甚少，经过旅行家夸张的描绘，这种动物就变成了色情狂。

除了“萨提尔”，托普塞尔还列出了另外8种灵长类动物。虽然它们的名字都很奇怪，但似乎都是以以下几种动物为依据：（1）阿拉伯猕猴（托普塞尔称之为“类人猿”，Ape）；（2）长尾猴（托普塞尔称之为“猴子”，Munkey）；（3）卷尾猴（托普塞尔称之为“马丁猴”，Martine Munkey）；（4）狮尾猕猴（托普塞尔称之为“髯猿”，Bearded Ape）；（5）叶猴（托普塞尔称之为“普拉斯扬猿”，Prasyan Ape）；（6）未命名（托普塞尔形容其为“人形的猴子”）；（7）普通狒狒（托普塞尔称之为“巴布恩”，Baboun）；（8）阿拉伯狒狒（托普塞尔称之为“鞑靼猴”，Tartarine）。

在格斯纳1560年出版的《动物史》中，有一幅精心绘制的长尾猴画像。一只长尾猴绑着腰带，被锁链拴在地上的一个铁环上，图中的长尾猴神采奕奕，可能是一只受到精心照料的宠物猴。

这一串名字表明，17世纪中期的欧洲人已经认识了几种新的猴子。但是，直到19世纪末，一群维多利亚时代的探险家才收集到许多不同种类的猴子标本，而且标本数量的增长十分惊人。1806年，福布斯（Forbes）对已知的猴子进行调查时，已经能够列出至少118种旧大陆猴和31种新大陆猴，加起来一共有149种。[7]

因此猴子的分类从16世纪的4种跃升到17世纪的9种，再到19世纪的149种。到了20世纪末，这一数字降到了102种，因为科学家们虽然又发现了几种新的猴子，但却舍弃了许多旧的分类，因为发现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当地的亚种。[8]

在1560年格斯纳出版的书中，有一只形状像在祈祷的狒狒，其实它可能是在乞讨。这只可怜的动物披着一身浓密的鬃毛，屁股肿大。

到了21世纪，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最新的官方名录中列出了多达173种猴子。[9]这一戏剧性的增长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这些年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种。其次是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调查，使一些以前被认为是亚种的猴子身份得到了真正的确认。最后，令人遗憾的是，一些野外工作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过分倾向于将亚种提升为独立的物种，从而使这些动物显得更加重要，更加需要保护。

因此，对于猴子应该确切地分为多少种这个问题，仍有许多争论。以博物馆为主导的“主合派”（lumpers）和以野外工作者为主导的“主分派”（splitters）之间的学术论战仍在继续。

一般来说，“主合派”只有在两个生态位重叠的野生物种之间没有杂交，或者它们外表上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不可否认应该将它们分为不同物种时，才肯承认新的物种。

“主分派”则反驳说，博物馆的人要是肯到野外去，将会亲眼看见许多亚种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因此应该将它们分为不同的物种。双方可能永远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为了便于理解，本书将那些为“主合派”和“主分派”所共同接受的重要物种用粗体显示，那些只被“主分派”接受的一般物种用普通的字体显示。这样一来，两个阵营都会感到满意。过去几年发现的新物种则用加粗的斜体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新大陆的灵长类动物绒猴（marmosets）、绢毛猴（tamarins）及其近亲等小型物种没有包括在本书的范围内。这里只收录了那些体型较大，比较典型的新大陆猴——卷尾猴、松鼠猴（squirrel monkeys）、吼猴（howlers）、蜘蛛猴和绒毛猴（woolly monkeys）——以及所有的旧大陆猴。

猴子的物种分类（173种）

新大陆猴（38种）

卷尾猴（Capuchins 9种 中南美洲）

White-fronted apuchin Cebus albifrons 白额卷尾猴 南美洲

Tufted or Brown apuchin Cebus apella 黑帽悬猴 南美洲

White-faced capuchin Cebus capucinus 白喉卷尾猴 中南美洲

Blond capuchin Cebus flaviu 金卷尾猴 巴西东部

Kaapori capuchin Cebus kaapori 黑带卷尾猴 巴西北部

Black-striped capuchin Cebus libidinosus 黑纹卷尾猴 巴西

Black capuchin Cebus nigritis 黑卷尾猴 巴西南部

Weeper capuchin Cebus olivaceus 灰斑悬猴 南美洲北部

Yellow-breasted capuchin Cebus xanthosternos 金腹卷尾猴 巴西东部

松鼠猴（Squirrel Monkeys 5种 中南美洲）

Black-capped squirrel monkey Saimiri boliviensis 亚马逊松鼠猴 南美洲

Central American squirrel monkey Saimiri oerstedi 巴拿马松鼠猴 中美洲

Common squirrel monkey Saimiri sciuresu 松鼠猴 南美洲

Bare-eared squirrel monkey Saimiri ustus 马河松鼠猴 中南美洲

Black squirrel monkey Saimiri vanzolinii 黑松鼠猴 巴西西北部

吼猴（Howler Monkeys 10种 中南美洲）

Red-handed howler monkey Alouatta belzebul 黄臂吼猴 巴西北部

Black howler monkey Alouatta caraya 黑吼猴 南美洲

Coiba Island howler monkey Alouatta coibensis 科岛吼猴 巴拿马

Brown howler monkey Alouatta guariba 棕吼猴 巴西东南部

Guyanan howler monkey Alouatta macconnelli 圭亚那吼猴 南美洲北部

Amazon black howler Alouatta nigerrima 亚马逊黑吼猴 中美洲

Mantled howler monkey Alouatta palliata 长毛吼猴 中南美洲

Guatemalan howler monkey Alouatta pigra 懒吼猴 中美洲

Bolivian red howler Alouatta sara 帚吼猴 玻利维亚

Red howler monkey Alouatta seniculus 红吼猴 南美洲西北部

蜘蛛猴（spider monkeys 9种 中南美洲）

Long-haired spider monkey Atles belzebuth 长毛蜘蛛猴 南美洲北部

Peruvian spider monkey Ateles chamek 倭蜘蛛猴 南美洲

Brown-headed spider monkey Ateles fusciceps 褐头蜘蛛猴 中南美洲

Black-handed spider monkey Ateles geoffroy 黑掌蜘蛛猴 中美洲

Variegated spider monkey Ateles hybridus 棕蜘蛛猴 南美洲北部

White-cheeked spider monkey Ateles marginatus 亚马逊蜘蛛猴 巴西中部

Black spider monkey Ateles paniscus 黑蜘蛛猴 南美洲东部

Southern woolly spider monkey Brachyteles arachnoids 南方绒毛蛛猴 巴西东南部

Northern woolly spider monkey Brachyteles hypoxanthus 北方绒毛蛛猴 巴西东部

绒毛猴（Woolly Monkeys 5种 南美洲）

Grey woolly monkey Lagothrix cana 灰绒毛猴 南美洲

Humboldt's woolly monkey Lagothrix lagotricha 洪堡绒毛猴 南美洲

Colombian woolly monkey Lagothrix lugens 哥伦比亚绒毛猴 哥伦比亚

Silvery woolly monkey Lagothrix poeppigii 银绒毛猴 南美洲西部

Yellow-tailed woolly monkey Oreonax flavicaud 黄尾绒毛猴 南美洲

旧大陆猴（134种）

猕猴（Macaques 21种 亚洲和北非）

Stump-tailed macaque Macaca arctoides 短尾猴 南亚

Assamese macaque Macaca assamensis 熊猴 南亚

Formosan macaque Macaca cyclopis 台湾猕猴 台湾

Crab-eating macaque Macaca fasicularis 食蟹猴 南亚，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婆罗洲和菲律宾

Japanese macaque Macaca fuscata 日本猕猴 日本

Heck's macaque Macaca hecki 黑克猕猴 苏拉威西岛北部

Northern pig-tailed macaque Macaca leonine 北方豚尾猴 南亚

Moor macaque Macaca maura 灰肢猕猴 苏拉威西岛南部

Rhesus macaque Macaca mulatta 恒河猴 南亚

Arunachal macaque Macaca munzala 阿鲁纳卡猕猴 印度东北部

Southern pig-tailed macaque Macaca nemestrina 南方豚尾猴 南亚，苏门答腊岛，婆罗洲

Celebes crested macaque Macaca nigra 黑冠猕猴 苏拉威西岛东北部

Gorongalo macaque Macaca nigrescens 浅黑猕猴 苏拉威西岛北部

Booted macaque Macaca ochreata 穿靴猕猴 苏拉威西岛东南部

Bonnet macaque Macaca radiata 冠毛猕猴 南亚

Siberut macaque Macaca siberu 西比路猴 苏门答腊岛以西的西比路岛

Lion-tailed macaque Macaca silenus 狮尾猴 南亚

Toque macaque Macaca sinica 斯里兰卡猕猴 斯里兰卡

Barbary macaque Macaca sylvanus 地中海猕猴 北非

Pere David's macaque Macaca thibetana 藏酋猴 中国

Tonkean macaque Macaca tonkeana 汤基猕猴 苏拉威西岛中部和西部

白眉猴（Mangabeys 9种 非洲）

Agile mangabey Cercocebus agilis 阿吉利白眉猴 中非

Sooty mangabey Cercocebus atys 白枕白眉猴 西非中部

Golden-bellied mangabey Cercocebus chrysogaster 金腹白眉猴 中非

Tana River mangabey Cercocebus galeritus 冠毛白眉猴 东非

Sanje mangabey Cercocebus sanjei 桑杰河白眉猴 东非中部

Collared mangabey Cercocebus torquatus 红帽白眉猴 西非中部

Grey-cheeked mangabey Lophocebus albigena 灰颊冠白睑猴 中非

Black-crested mangabey Lophocebus aterrimus 黑冠白睑猴 中非

Opdenbosch's mangabey Lophocebus opdenboschi 奥氏白睑猴 刚果民主共和国

奇庞吉猴（Kipunji 1种 非洲）

Kipunji Rungwecebus kipunji 奇庞吉猴 坦桑尼亚

狒狒（Baboons 5种 非洲）

Olive or Anubis baboon Papio anubis 东非狒狒 中非

Yellow baboon Papio cynocephalus 草原狒狒 东非

Hamadryas baboon Papio hamadryas 阿拉伯狒狒 非洲东北部和亚洲西南部

Guinea baboon Papio papio 几内亚狒狒 西非

Chama baboon Papio ursinus 豚尾狒狒 南非

山魈（Drills 2种 非洲）

Drill Mandrillus leucophaeus 鬼狒 西非

Mandrill Mandrillus sphinx 山魈 西非

狮尾狒狒（Gelada 1种 非洲）

Gelada Theropithecus gelad 狮尾狒狒 非洲东北部

长尾猴（Guenons 31种 非洲）

Samango or Syke's monkey Cercopithecus albogularis 白喉长尾猴 热带非洲

Redtail and Coppertail monkey Cercopithecus ascanius 红尾长尾猴 中非

Campbell's monkey Cercopithecus campbelli 坎氏长尾猴 西非中部

Moustached monkey Cercopithecus cephus 髭长尾猴 西非中部

Dent's monkey Cercopithecus denti 丹氏长尾猴 扎伊尔

Diana monkey Cercopithecus diana 戴安娜长尾猴 西非中部

Silver monkey Cercopithecus doggetti 银长尾猴 东非

Dryas monkey Cercopithecus dryas 德赖斯长尾猴 扎伊尔

Red-bellied monkey Cercopithecus erythrogaster 赤腹长尾猴 尼日利亚

Red-eared nosed-spotted monkey Cercopithecus erythrotis 红耳长尾猴 西非中部

Golden monkey Cercopithecus kandti 金长尾猴 中非

Owl-faced monkey Cercopithecus hamlyni 枭面长尾猴 中非

L'Hoest's monkey Cercopithecus l'hoesti 尔氏长尾猴 中非

Lowe's mona monkey Cercopithecus lowei 洛氏长尾猴 西非中部

Blue or Diadem monkey Cercopithecus mitis 青长尾猴 热带非洲

Mona monkey Cercopithecus mona 白额长尾猴 西非中部

DeBrazza's monkey Cercopithecus neglectus 白臀长尾猴 中非

Greater white-nosed monkey Cercopithecus nictitans 大白鼻长尾猴 西非中部

Lesser white-nosed monkey Cercopithecus petaurista 小白鼻长尾猴 西非中部

Crowned guenon Cercopithecus pogonias 冠毛长尾猴 西非中部

Preuss's monkey Cercopithecus preussi 高山长尾猴 西非中部

Roloway monkey Cercopithecus roloway 罗洛威须猴 西非中部

Sclater's monkey Cercopithecus sclateri 斯氏长尾猴 西非中部

Sun-tailed monkey Cercopithecus solatus 阳光长尾猴 加蓬

Wolf's monkey Cercopithecus wolf 邬氏长尾猴 扎伊尔

Grivet monkey Chlorocebus aethiops 黑脸绿猴 非洲东北部

Malbrouck Chlorocebus cynosuros 马尔布鲁克绿猴 西非

Bale Mountains vervet Chlorocebus djamdjamensis 贝尔山绿猴 埃塞俄比亚

Vervet monkey Chlorocebus pygerythrus 青腹绿猴 非洲东部和东南部

Green monkey Chlorocebus sabaeus 绿猴 非洲西北部

Tantalus monkey Chlorocebus tantalus 坦塔罗斯绿猴 中非

侏长尾猴（Talapoin 2种 非洲）

Northern talapoin monkey Miopithecus ogouensis 加蓬侏长尾猴 西非中部

Southern talapoin monkey Miopithecus talapoin 侏长尾猴 西非中部

短肢猴（Swamp Monkey 1种 非洲）

Allen's swamp monkey Allenopithecus nigroviridus 短肢猴 中非

赤猴（Patas 1种 非洲）

Patas monkey Erythrocebus patas 赤猴 中非

疣猴（Colobus Monkeys 16种 非洲）

Angolan black-and-white colobus Colobus angolensis 安哥拉疣猴 非洲

Eastern black-and-white colobus Colobus guereza 东非黑白疣猴 东非

Western black-and-white colobus Colobus polykomos 西非黑白疣猴 西非

Black colobus Colobus satanus 黑疣猴 西非

Ursine colobus Colobus vellerosus 花斑疣猴 西非

Western red colobus Piliocolobus badius 西方红疣猴 非洲

Central African red colobus Piliocolobus foai 中非红疣猴 中非

Uzungwa red colobus Piliocolobus gordonorum 乌德宗瓦红疣猴 坦桑尼亚

Kirk's colobus Piliocolobus kirkii 桑给巴尔红疣猴 桑给巴尔（Zanzibar）

Pennant's colobus Piliocolobus pennantii 彭南特红疣猴 西非

Preuss's red colobus Piliocolobus preussi 普氏红疣猴 西非

Tana River red colobus Piliocolobus rufomitratus 塔那河红疣猴 肯尼亚东南部

Ugandan red colobus Piliocolobus tephrosceles 乌干达红疣猴 中非

olan's red colobuss Piliocolobus tholloni 楚阿帕河红疣猴 刚果

Niger Delta red colobus Procolobus epeini 尼日尔三角洲红疣猴 尼日利亚

Olive colobus Procolobus verus 绿疣猴 西非中部

长鼻猴（Proboscis Monkey 1种 亚洲）

Proboscis monkey Nasalis larvatus 长鼻猴 婆罗洲

叶猴（Leaf Monkeys 36种 亚洲）

Sarawak leaf monkey Presbytis chrysomelas 婆罗洲叶猴 婆罗洲

Java leaf monkey Presbytis comata 爪哇叶猴 爪哇

Banded leaf monkey Presbytis femoralis 印尼叶猴 东南亚

White-fronted leaf monkey Presbytis frontata 白额叶猴

Hose's langur Presbytis hosei 何氏叶猴 婆罗洲

Sumatran leaf monkey Presbytis melalophos 黑脊叶猴 苏门答腊岛

Natuna Island leaf monkey Presbytis natunae 纳土纳岛叶猴 大纳土纳岛

Mentawi Island leaf monkey Presbytis potenziana 苏门答腊叶猴 明打威群岛

Maroon leaf monkey Presbytis rubicunda 栗红叶猴 婆罗洲

White-thighed leaf monkey Presbytis siamensis 白腿叶猴 东南亚

omas's langurr Presbytis thomasi 托马斯氏叶猴 苏门答腊岛

Kashmir grey langur Semnopithecus ajax 克什米尔灰叶猴 克什米尔和尼泊尔

Southern Plains grey langur Semnopithecus dussumeri 南平原灰叶猴 印度

Hanuman or grey langur Semnopithecus entellus 印度灰叶猴 印度次大陆

Tarai grey langur Semnopithecus hector 赫克托尔灰叶猴 喜马拉雅山麓

Black-footed grey langur Semnopithecus hypoleucos 黑足灰叶猴 印度西南部

Tufted grey langur Semnopithecus priam 缨冠灰叶猴 印度东南部和斯里兰卡

Nepal grey langur Semnopithecus schistaceus 喜马拉雅灰叶猴 喜马拉雅山麓

Javan langur Trachypithecus auratus 爪哇乌叶猴 印度尼西亚

Tenasserim lutung Trachypithecus barbei 缅甸乌叶猴 缅甸和泰国

Silvered leaf monkey Trachypithecus cristatus 银色乌叶猴 东南亚

Delacour's langur Trachypithecus delacouri 德氏乌叶猴 越南北部

Indochinese black langur Trachypithecus ebenus 黑叶猴印支亚种 老挝和越南

Francois' leaf monkey Trachypithecus francoisi 黑叶猴 东南亚

Golden langur Trachypithecus geei 金色乌叶猴 印度西北部和不丹

Indochinese lutung Trachypithecus germaini 印尼乌叶猴 东南亚

Hatinh langur Trachypithecus hatinhensis 越南乌叶猴 老挝和越南

Laotian langur Trachypithecus laotum 老挝乌叶猴 老挝

Niigiri langur Trachypithecus johnii 印度乌叶猴 印度西南部

Dusky leaf monkey Trachypithecus obscurus 郁乌叶猴 缅甸、泰国和马来西亚

Phayre's leaf monkey Trachypithecus phayrei 菲氏乌叶猴 东南亚

Capped langur Trachypithecus pileatus 戴帽乌叶猴 印度西部和缅甸北部

White-browed black langur Trachypithecus poliocephalus 黑头乌叶猴 老挝

Shortridge's langur Trachypithecus shortridgei 肖氏乌叶猴 缅甸北部

Purple-faced langur Trachypithecus vetulus 紫脸乌叶猴 斯里兰卡

Pig-tailed langur Simias concolor 豚尾叶猴 明打威群岛

仰鼻猴（Snub-nosed Monkeys 8种 亚洲）

Grey-shanked douc Pygathrix cinerea 灰腿白臀叶猴 越南

Red-shanked douc Pygathrix nemaeus 白臀叶猴 老挝和越南

Black-shanked douc Pygathrix nigripes 黑腿白臀叶猴 柬埔寨和越南

Tonkin snub-nosed monkey Rhinopithecus avunculus 越南金丝猴 越南北部

Black snub-nosed monkey Rhinopithecus bieti 滇金丝猴 中国云南

Grey snub-nosed monkey Rhinopithecus brelichi 黔金丝猴 中国中部

Golden snub-nosed monkey Rhinopithecus roxellana 川金丝猴 中国中部

Burmese snub-nosed monkey Rhinopithecus strykeri 缅甸金丝猴 缅甸

[1] 瑞士博物学家、目录学家，撰写了五卷本《动物史》，为动物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2] Conrad Gesner,Icones Animalium (1560), pp. 91–7.

[3] 德国传教士，曾到圣地耶路撒冷朝圣，1486年出版了畅销书《圣地旅行记》。

[4] 英国牧师，以写作动物寓言集而著名。

[5] 古罗马时期柏柏人在今北非一带建立的王国。

[6] Edward Topsel,The History of Four-footed Beast (London, 1658), pp. 2–16.

[7] H. O. Forbes,A Handbook to the Primates (London, 1896).

[8] G. B. Corbet and J. E. Hill,A World List of Mammalian Species (3rd edn, Oxford, 1991).

[9] Don E. Wilson and DeeAnn M. Reeder,Mammal Species of the World (3rd edn, Baltimore, MD, 2005).

附录二

俚语中的猴子

英语中“猴”（monkey）和“猿”（ape）两个词经常混淆，尤其是在早期出版的书籍中。“地中海猕猴”（Barbary macaque）被称为“地中海猿”（Barbary Ape）。后来，随着大猩猩、黑猩猩和红毛猩猩的发现，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那么现在真正的猿是什么样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那些体型巨大的猿称为“巨猿”（Great Apes），从而与那些体型较小的猿区别开来。这些体型较小的猿都拥有另外的名字——至少科学家们这么称呼它们。

更加麻烦的是，法语里没有“猿”这个词。无论是小小的松鼠猴还是庞然大物般的大猩猩，都叫singe（猴子）。法国作家皮埃尔·布尔（Pierre Boule）的科幻小说《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首次在英国出版时，书名被译成了《猴子星球》（Monkey Planet），虽然书中讲的主要是黑猩猩。

和猴子有关的俚语至少有94个。其中大部分都是贬义，从爱管闲事、过于贪玩、调皮捣蛋、兽性花痴一直到低人一等。这些俚语的含义许多都很模糊，然而也有一些非常著名，例如：

猴儿冻（Brass monkeys）意思是天冷得要命，连“黄铜猴雕像的睾丸都冻掉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旧时当铺里通常摆着几尊黄铜猴雕像。

猴子扳手（Monkey wrench）一种可调节的扳手，机械工或者加油站工人（俗称“油猴子”，grease monkey）最常用的一种工具。有一种说法是，这种工具是以发明者查尔斯·蒙基（Charles Moncky）的名字命名的，不过有人反驳了这种说法。

油猴子（Grease monkey）汽车修理工的俗称，因为他们的脸一旦沾上机油，看起来很像一只猴子。

走廊猴儿（Porch monkey）指待在走廊无所事事的懒人。

猴子（A monkey）对有色人种的侮辱性称呼。通常为白人称呼黑人，或者黑人称呼白人。其含义为骂对方是低等生物。

猴子把戏（Monkey business）意思是恶作剧，耍花招。

猴子礼服（Monkey suit）燕尾服带有长长的尾巴，是过去男士的正式礼服，现在多为领班侍者或者正规服务生所穿，因此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把男士的晚礼服称为“猴子礼服”。现在，任何正式的服装，不管有没有燕尾，通常都被称为“猴子礼服”。有时候这个词也用来指在特殊场合必须穿的讨厌的工作服。

猴子的叔叔（Monkey's uncle）20世纪20年代表示惊讶的一个词——“我将成为猴子的叔叔！”意思是：“我的天呐！”

猴模猴样（Monkey see，monkey do）源自猴子强烈的模仿能力，20世纪20年代，这个词最先被用来警告一些行为可能会被旁观者盲目地模仿，因此应该禁止。

猴闹（Monkey around）胡闹，乱搞，就像猴子看到任何东西都要瞎摆弄一番。

小猴子（Little monkeys）淘气的小孩儿。

猴子屋（Monkey house）从20世纪初开始，这个俚语就被用来指疯人院（现在称为精神病院）。

猴子（The monkey）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一种舞蹈，其动作模仿猴子。

猴腺（Monkey glands）1920年，外科医生谢尔盖·沃洛诺夫（Serge Vorono）开始给一些希望返老还童的老年人实施手术，向他们的阴囊植入狒狒的睾丸组织。沃洛诺夫称，这种手术能有效地延长寿命，增强病人的性欲和记忆力，同时让他们保持充沛的体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千上万的富人涌向沃洛诺夫，接受这种奇怪的治疗，为了满足对睾丸的需求，沃洛诺夫甚至不得不自己建了一个农场养猴子。“猴腺”这个词变得越来越流行，诗人E. E. 肯明斯（E. E. Cummings）形容他为“给百万富翁们体内植入猴腺的著名医生”。可是，到了40年代，由于受到医学界的广泛嘲笑，他的治疗方法很快变得无人问津。后来，有人甚至认为艾滋病毒可能是通过他植入人体内的猴子腺体而传染到人身上的。

背上的猴子（Monkey on one's back）20世纪30年代非常流行的俚语，意思是“染上毒瘾”。瘾君子们无法摆脱海洛因的控制，就像有只猴子紧紧抓在他们背上，甩也甩不掉一样。

赌一只猴子（Bet a monkey）在现在的赌博场所，这句俚语的含义是下500英镑的赌注。据说许多年前，钱比现在值钱得多时，它的含义是50英镑。然而对股票经纪人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却是50 000英镑，因为它指的是500股、每股100英镑的股票。有个巧妙的解释，解释了为什么“猴子”一词会有如此奇怪的用法。据说“猴子”在这里指的是一张以前的面值500卢布（rupee）的印度钞票，上面印着一只猴子。一般认为，是19世纪从印度服役归来的英国士兵最先把500这个数字和猴子联系起来，并把卢布改成了英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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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是猴子，不是你的穷亲戚 / （英）德斯蒙德·莫里斯著 ; 曾小楚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9.5

（动物不简单. 第1辑）

书名原文: Monkey

ISBN 978-7-5086-9768-0

Ⅰ . ①是… Ⅱ . ①德… ②曾… Ⅲ . ①猴科－儿童读物 Ⅳ . ① Q959.84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 第267067号

Monkey by Desmond Morris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UK，2013 in the Animal Series.

Copyright © Desmond Morris 2013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是猴子，不是你的穷亲戚

著者：[英] 德斯蒙德·莫里斯

译者：曾小楚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05千字

版次：2019年5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784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768–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莫比乌斯环中的蚂蚁

蚁丘上的蚁属（Formicae）蚂蚁，来自法国一部动物寓言集的微型图画，约1450年。

第一章

导论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在对蚂蚁的描述中，溢美之词在所难免。

蚂蚁虽身形渺小，却能招来蚁迷的顶礼膜拜，其膜拜程度与它们的个头完全不成比例。他们坚信蚂蚁在许多方面都臻于极致：最聪明、最有组织、最勤劳、数量最多、繁殖力最强、占据最佳优势；它们比人类更古老、更好斗、更善于合作、更爱交流。这些比较往往近乎怪诞。有个儿童网站声称：“蚂蚁拥有昆虫中最高的智商……据估计，蚂蚁的脑力与Macintosh II型苹果电脑的处理能力不相上下。”[1]

至少，这一切就是蚁学家们（研究蚂蚁的人）灌输给我们的看法。尽管西方蚁学研究者的准确说法不断变化，但他们似乎总是对这种昆虫夸大其词。

18世纪的自然哲学家雷奥米尔（Réaumur）从基础层面上列举了蚂蚁的非凡特性：“众多昆虫往往招人厌恶，唯独蚂蚁是个中例外。”[2]例如，与其他昆虫如蟑螂相比，我们对蚂蚁没有偏见，说明它们的地位与人类不相上下，它们的生活与人类相似。蚂蚁并非专门依赖人类而生存，因此与跳蚤大异其趣；我们对蚂蚁也无甚需求，因此它们与蜜蜂相去甚远。在不同时代，正是蚂蚁的这种独立不羁，让人们惊奇而又恐惧。16世纪，内科医生托马斯·穆菲（omas Mouettt）曾指出，蚂蚁——

堪称典范……无怪乎柏拉图和斐多都认定，那些不借助哲学，凭依社会习俗或个人勤劳就能过上文明生活的人，拥有蚂蚁的灵魂，死后亦会再度变成蚂蚁。[3]

在这里，蚂蚁对哲学无所倚仗，表明其公民生活既有别于人类，又与人类对等：这种相似性如此奇异，据普林尼所言，它们是人类之外唯一在埋葬死者时举行葬仪的动物。当代的拟人神话同样满怀信心地断言，若是把蚂蚁放大到跟绵羊一般大小，它们将统治地球，在核灾难中幸存的时间也比人类更久。

在从柏拉图到北约时代的岁月里，观察者就此编造出大量令人惊骇的事实和数据，涉及蚂蚁的数量、分布、繁殖和生活模式。人们习惯把蚂蚁按比例放大到与人类大小“相当”，然后以此为基础，将它们的巢穴比作金字塔或中国的长城，将它们的奔跑比作飞驰的火车。最近有人计算出蚂蚁的数量为100亿兆只，其总重量与地球上所有人口的重量差不多。作为在世的蚁学家中最有声望的一位，E. O. 威尔逊（E. O.Wilson）声称，跟人类的兽类近亲亦即心理学家最爱的研究对象黑猩猩相比，蚂蚁的行为更具科学趣味性，因为我们能够研究蚂蚁的社会交流，而即便是最训练有素的黑猩猩，也只能独自玩一些把戏，缺乏任何社会学或生态学意义。[4]

本书正文部分将探索这种迷思的产生过程，指出为何各个时代、各个地方赋予蚂蚁特定的形象和价值观。不过，本章余下的篇幅将总结有关蚂蚁的当代科学知识，也就是当今蚁学家讲述的故事。[5]

人们将动物界分成由大到小的等级序列，分类阶元越低，其成员的相似之处就越多，它们之间在进化方面的潜在关系也越密切。最高的分类阶元是门，它再依次分为纲、目、科、属，最终分成不同的物种。昆虫是节肢动物门中的一个纲。（除了昆虫之外，其他节肢动物还包括甲壳纲和蛛形纲。）昆虫纲由各个目组成，其中就包括鞘翅目（Coleoptera，即甲虫）和鳞翅目（Lepidoptera，即蝴蝶与蛾子）。膜翅目（Hymenoptera）则包括蚂蚁及其在进化上的近亲，即蜜蜂总科和其他蜂类[6]。白蚁虽然俗名中有个“蚁”字，但其实早就被归入了不同的等翅目，与它们那些不太可爱的亲戚蟑螂放到了一起。在膜翅目中，蚁总科（Formicidae）囊括了所有真正的蚂蚁。相较于众多其他昆虫，蚂蚁很容易辨认。它们全都拥有相同的基本外形，忙碌不停的触角上有个典型的膝状弯折。蚁总科分为大约300个属，其中一些拥有描述性的俗名，如“糖蚁”“斗牛犬蚁”“肉蚁”。不同种的蚂蚁体型大小不一，体长在0.7毫米到3厘米之间。

根据撰写本书时的统计数据，蚂蚁共有11 006种[7]。在已知的昆虫种类（约750 000种，其中大多数是甲虫）中，这个数字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是据估计，所有活蚂蚁的总重量占现存全部昆虫重量的一半。这个数字与昆虫种类的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它证明蚂蚁在全世界成功地开疆拓土：除了南北两极，它们无所不在。

其实，我们看到的所有蚂蚁都是没有繁殖能力的雌性工蚁，它们参与觅食、维护或保卫蚁巢以及照料幼虫等工作。巢内的蚂蚁也有雌雄两性之分，到了特定的时候，这些蚂蚁将飞入空中交配，也就是通常出现在夏末的一群群有翅繁殖蚁。它们大多数都会被鸟儿吃掉，除了这短暂的受精任务，雄蚁在蚁巢内毫无用处。不过，少数受精的雌蚁会回到地面，建立新的蚁群。每只雌性繁殖蚁都会脱去翅膀，吸收掉那些曾为它短暂的飞行提供动力的肌肉，并产下第一批卵。为了寻找食物，它会不时离开幼虫；如果需要，它甚至会吃掉部分卵或幼虫来维持生命。幼虫化蛹，然后变为成虫。一旦第一代工蚁长大，就会接过照顾随后的一代代幼虫的任务，让蚁后在余生中专司产卵之职。

立毛蚁属某种（Para-trechina sp.）工蚁头部正面视图，展示了所有现代蚂蚁所特有的膝状触角。

随着蚁群渐趋成熟，工蚁的数量随之增加，它们就会进行劳动分工，让蚁群发展壮大。当它增长到一定规模时，蚁后会繁殖有性别的个体，为下一个交配季节做准备。自从它受精之后，它就将精子储存起来，每次产下一颗卵都释放出一颗或几颗精子。现在，它产下一些未受精卵，它们长大后变成雄蚁。有繁殖力的雌蚁就像它们那些无繁殖力的姐妹一样，都产生于受精卵。只需给它们饲喂不同的食物，就能让无繁殖力的蚂蚁获得繁殖力。在几乎所有种类的蚂蚁中，只要蚁后活着，蚁群都能一直延续下去，通常存在5~20年不等。一旦蚁后死去，蚁群便会逐渐衰落，直到最后一只工蚁死亡。

在这幅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中，婆罗洲的一只巨大弓背蚁的头部占据了大部分画面，而它的头上可容纳整窝短蚁属（Brachymyrmex）蚂蚁（位于图的右上部，就在弓背蚁的触角后面）。

不同蚂蚁在个头上的巨大差别也可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这幅插图来自奥古斯特·福勒尔（Auguste Forel）的《蚂蚁群居社会与人类之比较》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A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Man，1928）。图中，个头相差悬殊的两种蚂蚁陷入了混战。

这个基本的生命周期有许多变异形式。有些蚁群由多个蚁后合作组建，稍后，除一只蚁后外，其他蚁后全都会遭到清除。有些蚁群会逐渐分流出新的蚁后和工蚁，形成卫星蚁群，并共同组成更大的“超级蚁群”。还有一些蚁群则会采用多个蚁后的形式。在有些种类中，新蚁后会在建立新的蚁巢时带走若干工蚁，这个过程被称为“分群”。而在另外一些种类中，蚁后根本无法独立养大至关重要的第一代工蚁，这时，它会暂时或永久性地侵入别的蚁巢，利用那里的工蚁顺带或完全养育它的幼蚁。

一只有翅蚁后出发去建立自己的蚁群，陪伴它的，是粘在它腿上的几只小工蚁，来自它出生时的蚁穴。

描绘蚂蚁生活史的早期图画，摘自约翰·斯瓦默丹（John Swammerdam）的《自然之书》（The Book of Nature），又名《昆虫史》（The History of Insects），出版于1758年。

热带地区的行军蚁根本没有真正的蚁穴，每到过夜时，它们只需聚集成群并悬挂起来，便可环绕蚁后形成露营地。到捕猎时，整个蚁群都会加入行军，从地面上席卷而过，吃掉路上的任何食物，直到夜幕再次降临。这样的蚂蚁来自几个相隔甚远的属，但它们只是少数。大多数种类的蚂蚁都拥有固定基地，也就是蚁穴，它们的生活便以此为中心运转。在基地的中央，通常是蚂蚁建造的封闭住所，到了晚上，所有成员都会回到里面，而其核心区域则是蚁后栖居并繁殖后代的处所。就在蚁巢的外面，通常还有个“垃圾堆”，是蚁群堆放废物的地方。蚁群的领地就围绕蚁穴，向四面八方延伸。

蚁穴可在各种地方找到，包括植物体内，例如，在这幅1910年的插画中，就有一窝弓背蚁属（Camponotus quadriceps，今归属于平头蚁属，Colobopsis quadriceps）的蚂蚁，居住在一株印马黄桐（Endospermum formicarum）的树枝内。

蚂蚁往往与自己居住的植物形成共生关系，保护植物，以此作为植物提供住所的回报。这幅1910年的插图描绘了一些虹臭蚁属（Iridomyrmex）的蚂蚁，居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种附生植物里面。

一个蚁穴中包含若干不同的职业品级，还有一些处于不同生长期的蚂蚁。工蚁承担种类繁多的任务。其中看护蚁负责照顾卵、幼虫和蛹。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在蚁穴受到威胁时，看护蚁会将它们搬走，或者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把它们从巢中的一处运到另一处，如此一来，当蚁穴随着太阳的移动而变得或暖或冷时，它们就能保持合适的温度。看护蚁还时常舔舐幼虫，给它们抹上抗菌的化学物质，抑制蚁穴中的细菌生长。

蚂蚁的交哺是通过嗉囊即“社会胃”(L)实现的，它可将嗉囊中的食物反刍出来。图片来自奥古斯特·福勒尔的《蚂蚁群居社会与人类之比较》。

与此同时，建筑蚁负责收集泥土，用来修补和建造巢穴。巡逻蚁负责巡视蚁穴及周边地区，检查自己遇到的蚂蚁，看它们是不是外来者。巡逻蚁似乎也负责挑选觅食地点和觅食路线。而觅食蚁——正如其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则出去寻找食物，或者被征募去开拓同伴确定的食源。它们往往顺着前面那些蚂蚁在巢穴与食源之间走过的路线行进。通过互相反刍，即所谓的“交哺”，整窝蚂蚁很快就能分享它们找到的食物。清洁蚁负责照管蚁穴外的垃圾堆，有时会把它搬到别处。兵蚁负责保卫蚁穴，甚至参与攻击行动，不管是针对同种或不同种的其他蚁群，还是针对其他昆虫。

控制蚁群的领地殊为关键，因为这里生产出维持种群所必需的食物。随着蚁群不断增长，它们必须扩大其觅食领域。如果相邻蚁群的领地彼此接壤，它们之间就会发生争斗。兵蚁作战时，会互相蜇咬或喷射毒液，以及用下颚格斗或劈砍。它们经常选择的毒液是蚁酸，许多种类的蚁穴在受到惊扰时，会因此而弥漫着独特的气味。这种气味让人想起尿液（piss)，中古英语中的蚂蚁一词pismire就得名于此。蚂蚁还常常与其他昆虫，尤其是白蚁，发生冲突。有些种类的蚂蚁甚至会袭击别的蚁穴，盗走幼虫作食物。进化中的军备竞赛让彼此竞争的物种保持生态平衡；如果蚂蚁被引入一个新的地点，那些无法适应新来者战斗策略的本地物种，将会被它们一扫而尽。

为了抵御威胁，蚂蚁会喷射出蚁酸，从而在受到侵扰时赋予它们独特的气味。图片来自奥古斯特·福勒尔的《蚂蚁群居社会与人类之比较》。

林蚁的蚁丘。工蚁会在白天忙忙碌碌地维护这个小丘。

据一些研究者所言，蚁穴本身也要经历一个成熟过程，这体现在蚂蚁的集体行为中。蚁群在经历建成之初的“胆怯”阶段后，会进入侵略期，总想跟邻居寻衅生事，也许是为了扩张势力。更成熟的蚁群则会与附近的蚁群和平共存，循着自己的觅食路线行动，避免冲突对抗。

蚂蚁中存在所谓的“社会寄生”现象，一只单独的蚁后会侵入另一种蚂蚁的巢穴，杀死寄主的蚁后，接着利用寄主的工蚁帮它抚养后代。图中描绘了毛蚁属（Lasius）的两种蚂蚁。

某些种类的蚂蚁不仅会为了食物发生直接冲突，它们还会掳掠其他蚁穴的蚂蚁充当奴隶（这种现象被当代蚁学家称为“奴役异种”）。许多蚂蚁都窃取蚁蛹而非成虫，蛹会沾染上蓄奴蚁巢穴的气味，它们羽化后的行为就跟为同类工作一般无二。有些蓄奴蚁完全依靠引入的外来者维持生存，它们甚至都没有工蚁，无法养活自己。最常见的奴役关系之一，存在于红色的红悍蚁（Polyergus rufescens）与它们那些黑色的受害者丝光褐林蚁（Formica fusca）之间，19世纪的许多作家自然而然地称后者为“黑鬼蚂蚁”。另外一些人认为，动物世界中存在奴隶制的想法十分可憎，因此坚称外来蚂蚁并非“奴隶”，而是“外援”，例如皮埃尔·休伯（Pierre Huber）早在1810年就提出了这种说法。亚伯拉罕·林肯采用了相反的策略，暗示人类应该在道德方面超越蚂蚁（虽然他也赋予这些黑色的奴隶某种类似于原始苹果电脑的脑力）：

蚂蚁辛勤劳作，将面包屑拖入巢中，它会抵抗任何攻击它的盗贼，不遗余力地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显而易见，那些曾经为奴隶主辛苦劳作的奴隶，就算是再迟钝愚蠢，也始终明白自己受到了虐待。[8]

人类记录者更容易接受其他蚂蚁的生活模式。收获蚁从干旱的环境中收集种子，存放在蚁穴里。所罗门或许就是受到它们的启发，才建议懒汉“去看看蚂蚁，观察它的作风，便可得些智识”。许多研究者观察到它们其实会咬断胚根，也就是种子生根的部分，以防止种子在蚁穴中生长。如果种子受潮，就会被搬到蚁巢外晾干。到了需要的时候，收获蚁会将种子嚼烂弄湿，直到可用作食物。

蚂蚁还以蚜虫和其他类似的同翅目小虫子为基础，建立起另一种著名的生活方式。蚜虫能够用尖尖的口器吸食植物的汁液。蚂蚁则会用触角敲打虫子，通过这种恳求行为，诱使它们分泌出一滴“蜜露”给蚂蚁。在电影《小蚁雄兵》（Ant Z）中，正是这种交换方式引起蚂蚁Z（由伍迪·艾伦配音）的烦恼。同伴问他：“你不想来杯蚜虫啤酒吗？”他抗议说：“你不妨说我疯狂，但我就是不喜欢喝其他动物肛门里流出来的东西。”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表现得更有教养，他们喜欢把蚂蚁的蚜虫比作奶牛，是为供给牛奶而蓄养的。不管怎样描述，这都不过是蚂蚁跟其他昆虫和植物之间存在的众多共生关系之一。在这个特例中，蚜虫可享受蚂蚁提供的保护，避免掠食者的猎捕。为确保蚜虫的安全，有些蚂蚁甚至将它们圈养在自己的蚁穴里。

蚂蚁在核桃树叶上给蚜虫“挤奶”，它用触角敲打每只蚜虫，诱使它们分泌蜜露。

蜜蚁将食物储藏在同伴体内。这些蚂蚁居住在沙漠中，在食物充足时，会把选中的工蚁喂个饱，直到其身体变得如同膨胀的气球，里面装满糖汁。随后，这些工蚁被悬挂在蚁穴顶上，等到食物匮乏时，蚁群才会需要它们嗉囊里的食物，让它们通过交哺来给其他蚂蚁喂食。有时这种策略会落空，因为澳大利亚原住民善于寻找并挖掘蜜蚁，把它们当作甜食。

切叶蚁能够种植菌类当食物。正如其名所示，切叶蚁会收集叶子碎屑（它们做得非常成功，因此在故乡美洲热带地区成为农业害虫）并运回巢中，然后在叶子上植入菌种，任其生长，直到蘑菇可供食用。观察者很容易将这种现象与人类的农业相比。

从蓄奴者到园丁，蚂蚁的全套技艺包括20~40种不同的行为，具体取决于它们的种类。根据有些学者的看法，一只蚂蚁的本领与其职业品级有密切联系；还有些学者发现，蚂蚁的个体行为更加灵活，在整个种群表现出来的所有行为中，大多数它都能运用。

在一个蚁穴中，蚂蚁的数量可高达2 000万之巨甚至更多，要将各成员之间的功能协调起来，就必须拥有可靠的交流系统。觅食蚁为了以最高的效率找到并运回食物，就需要召集工蚁同伴前往食源地。它们必须具备辨认同窝蚂蚁的能力，把同伴与潜在的外来敌对者区分开来。如果侦测到敌人，它们就需要发出信号通知同伴，召集部分同伴参加战斗，并让其他成员担负起挽救蚁卵、幼虫和蛹的任务。所有诸如此类的职责，都主要通过化学交流即生化信息素来完成。蚂蚁可制造出10~20种不同的化学物质，表示具体的请求或警告，通过身体接触或留在身后的化学痕迹，将它们传播出去。显然，通过简单的信息增强体系，蚂蚁就能完成复杂的任务。例如，俗称“编织蚁”的黄猄蚁会聚集起来，共同将两片叶子折拢并粘在一起。在这项集体劳动中，选择特定叶子的“决定”由单个的工蚁触发，如果它成功地将某片叶子稍微扭弯，就会释放出表示“成功”的生化信息素，召唤另一只工蚁参与这项工作。如果第二只工蚁也发现那片树叶是可扭折的，就会释放出自己的生化信息素加以强调，如此便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以同样的方式，蚂蚁也能从优质食源地逐渐开拓出一条最佳的回巢路线。生化信息素还能发挥更长久的控制作用：蚁后可分泌出阻止工蚁达到性成熟的信息素，而兵蚁可按照整个蚁群的需要，分泌出信息素限制相同品级的蚂蚁数量。荷尔多布勒（Hölldobler）和威尔逊曾总结蚁群的交流说：“简言之，蚂蚁的成功之道在于擅长交谈，一如人类。”[9]

利用触角的触觉尤其是嗅觉，进行触角交流，这对蚁群的组织行为至关重要。图片来自奥古斯特·福勒尔的《蚂蚁群居社会与人类之比较》。

保存在琥珀中的蚂蚁，以精美绝伦的方式证明，在2 500万~4 000万年的时间里，北欧的蚂蚁数量众多，且形态与现代蚂蚁非常相似。包括达尔文在内的许多人都感到迷惑：达到这种现代形态，并拥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活方式，它们是怎样实现的呢？直到20世纪30年代，蚁学家都通过观察现存的胡蜂总科蜂类，来寻找最佳答案。没有一种蚂蚁能独立生存，但在这些蜂类中有许多物种能做到。

多米尼加琥珀中的蚂蚁，形成于中新世早期（约2000万年前），其中一只蚂蚁正用大颚咬住另一只的腹部。

不同的独栖蜂类以不同的方式抚育后代。有些留下食物并产卵，以便孵化后的幼虫食用；有些则在幼虫孵化后继续送去食物；还有一些将活生生的猎物麻醉后留给后代，或者将猎物嚼烂并团成小球，以方便幼虫取食。20世纪初的研究者认为，这些方式已经朝代际交流迈出了若干步伐。[10]此外，他们还假设，为了最好地利用已有的食源，从前的雌蜂会在某些情况下，从上述行为之一转向另一种。他们断定，在后来的一代代后裔中，这些习得行为随后逐渐成为固定的生活方式，最终母亲便依赖跨代工蜂品级（亦即它的女儿们）来确保繁殖的成功。蚁学家得出结论：原始的独栖蜂蚁就是这样逐渐习得社会化生活方式，并演化为现代蚂蚁的。

在澳大利亚，仍能找到一些蚂蚁，让人可望而不可即地一瞥原始的独栖蚁类，正如那里的有袋类动物似乎也展示了远未发育完全的哺乳动物的解剖学形态。这些蚂蚁维持着相当小的蚁群，其工蚁没有分化出育幼、战斗、觅食等特化品级；且个体之间很少交流，却像胡蜂总科的那些独栖蜂类一样单独觅食。

三种现存的原始蚂蚁，左边那只来自马达加斯加，另外两只来自澳大利亚。注意它们不同寻常的解剖学形态。图片来自奥古斯特·福勒尔《蚂蚁群居社会与人类之比较》。

与此同时，现代胡蜂总科蜂类和蚂蚁的“细腰”外形，以及在解剖学上的其他相似性，也说明这两个家族之间存在亲近的进化关系。根据这一点和其他形态学信息，昆虫学家推测出早期蚂蚁在从独栖昆虫转化为社会性昆虫期间可能出现的身体特征。1966年，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对退休夫妇在搜寻当地海滩时，找到一个保存在琥珀中的蚂蚁标本，这是迄今最古老的此类标本。正如蚁学家所料，这些新化石中的蚂蚁既存在与现代蚂蚁相同的关键特征，也跟胡蜂有相似之处。因此，他们将这些蚂蚁定为一个新属：蜂蚁属（Sphecomyrma），意思是兼具蜂和蚁的特征。对昆虫学家来说，这就像发现类人猿与人类之间的进化缺环一样令人兴奋。他们推测蜂蚁的生活方式与澳大利亚那些原始蚁类近似。从那个琥珀内，他们瞥见了1亿~ 1.2亿年前社会诞生时的情形。

上述事实代表了目前有关蚂蚁的科学共识。但它们也会被当作神话，就像柏拉图和普林尼笔下的蚂蚁那样。我并不是说人们应该把这些知识视为虚构。然而，研究蚂蚁的正确方式并非只有一种，正如宇宙间的其他所有事物一样，我们也可从各种层次上描述蚂蚁。在不同时期，研究者选择蚂蚁生活的不同侧面加以探索，包括解剖学、分类学、进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特征以及社会行为。这些选择本身无所谓对错，仅仅反映了观察者当时专注的方面：收集、解剖、讲述其起源、认识人类思想、理解群体行为。

除此之外，我们在尝试捕捉和阐释任何自然现象时，使用的语言和模型都来自人类的文化（如“蚁后”“姐妹”），在描述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正如本章开头所述，即便是“尊重事实”的现代蚁学家，在描述自己的发现时，也倾向于使用神话式语言。本书并不认为这是对科学客观性的限制，相反，本书提出：理解科学中的文化偶发事件，我们就会获得更丰富、全面的图景。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稍稍深入到表面之下，揭示蚁学家坚持用夸大其词的术语描写这些渺小昆虫的可能原因。

研究蚂蚁的方式之一：在自然环境中观察蚂蚁的行为。

另一种研究蚂蚁的方式：察看蚂蚁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的生理学影像。

[1] http://home.att.net/~b-p.truscio/stranger.htm.

[2] René A. F. de Réaumu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nts, tran.W. M. Wheeler (New York, 1926), p. 131.

[3] Réaumur, Natural History of Ants, p. 222.

[4] Edward O.Wilson, Naturalist (Harmondsworth, 1995),p. 287. 中译本参阅：《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威尔逊自传》，[美]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著，杨玉龄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5] 欲了解各种各样的蚁学知识，最好的入门书籍是：Bert Hölldobler and Edward O.Wilson, Journey to the Ants: A Story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 (Cambridge, MA and London,1994). 中译本参阅：《蚂蚁的故事：科学探索见闻录》，[德]贝尔特·荷尔多布勒(Bert Hölldobler)、[美]爱德华·威尔逊著，夏侯炳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本章有大量内容引自该书。两位作者早期合著的一本书The Ant (Berlin and Heidelberg, 1990)获得了普利策奖，其内容包括了这些昆虫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是读者希望了解的东西。

[6] 英文中的bee通常指细腰亚目中蜜蜂总科的昆虫，包括我们熟悉的社会性昆虫蜜蜂（如意大利蜜蜂），半社会性的熊蜂，以及独栖性的木蜂、地蜂、隧蜂、条蜂、切叶蜂等。wasp则囊括了除蜜蜂总科之外的所有蜂类，个头大小不一，既有个头比较大的胡蜂，也有微小的细蜂和小蜂，因此将wasp笼统地译为“黄蜂”有时并不准确。本书中的wasp一词将根据上下文翻译，以下不再一一说明。——译者注（后同）

[7] 据最新统计数据，蚂蚁种类超过15 000种。

[8] Abraham Lincoln,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ed. Roy P. Basler (New Brunswick, NJ,1990), vol. II, p. 222.

[9] Hölldobler and Wilson, Journey to the Ants, Preface.

[10] Charlotte Sleigh, ‘Brave New Worlds: Trophallaxis and the Origin of Socie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XXXVIII (2002), pp. 133–156.

第二章

仆从千千万

Chapter Two Ants as Minions

很久以来，当人类低头观察蚂蚁的微观世界时，就情不自禁地把眼前的蚁群想象成供自己驱使的王国。在古希腊神话中，忠诚的士兵密耳弥多涅斯人被称为Myrmidons，它与希腊文中的“蚂蚁”词根相同，在英文中，一些与蚂蚁有关的词汇便来源于此，如myrmecology（蚁学）和Myrmecia（斗牛犬蚁属）。蚂蚁们井然有序、不屈不挠地向前挺进，令人惊叹不已，从它们身上，古希腊人看到了钢铁之师或者残暴之师的品质——究竟是哪一种则取决于它们站在哪一方战斗。

作为美西战争和美国内战的老兵，亨利·麦库克（Henry McCook）也对蚂蚁如痴如醉。麦库克曾在伊利诺伊州召集一队志愿兵，亲自担任其统帅兼随军牧师。不过，对他来说，蚂蚁才是理想的军队。他描述了蚂蚁如何成为供他指挥的完美部属：

……山区的蚁丘建造者……（蚂蚁）让人想起边疆各州早期的民兵组织——例如，俄亥俄州要求每个成年男子都必须服兵役，不受年龄或其他因素限制。其实，从理论上说，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公民与普通政府的关系。我们的蚂蚁绝不会逃避这种职责。它们中没有逃兵，看不到懒惰、怯懦和逃避责任的蚂蚁。它们怀着最热忱的善意迎接服役的号召……[1]

人类沉溺于蚂蚁大军之梦的方式形形色色。有些就像麦库克一样，喜欢从那些微不足道的臣民身上体验相对威武的优越感。蚂蚁似乎表现了渺小个体汇聚成的群体力量，为那些受尽践踏的人提供了令人安慰的另类现实。另一些人则身临其境般地进入单个蚂蚁的小世界，从中获得慰藉，因为蚂蚁即使单枪匹马，也能以弱胜强，以寡敌众，成为童话故事中典型的胜利者。从蚁学家的回忆到儿童小说，乃至于古代神话，这些奇想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它们对蚂蚁的想象都以力量为基础。

《大军挺进佐治亚》（Marching Through Georgia，1957）把蚂蚁描绘成美国内战中入侵佐治亚州的联邦军队。

卑微者的军队

并非每个人都有将帅之才，但人人都可以梦想自己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一队玩具士兵带给人的乐趣就产生于此，那是真正古希腊意义上的典型密耳弥多涅斯军营，跟幻想统治蚂蚁帝国有异曲同工之妙。相比之下，这种幻想者在自己的世界中就是巨人，一个在屋里受到欺凌的孩子，可以在花园里找到一个小小王国，而自己在那里就是神灵般的庞然大物。

奥古斯特·福勒尔（Auguste Forel）年幼时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于1848年出生在瑞士洛桑附近乡村一个富贵之家。最终，他将成为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精神病学家，以及国际公认的蚂蚁专家。不过，童年时的奥古斯特生性腼腆，体弱多病，孤单可怜。他讨厌母亲的陪伴，作为一名加尔文教徒，母亲对他过度保护，而且有些神经质。他后来写道：“除了拜访祖父母，我被剥夺了所有人际交流的机会。母亲甚至不许我独自踏入花园。”奥古斯特在蚂蚁身上找到了逃避的办法，年仅6岁，就开始迷上蚂蚁的社会生活。他在自家宅邸周围观察三种不同蚂蚁的蚁巢，“亲切地……用面包、糖等食物”喂它们。[2]小奥古斯特热爱自己的蚂蚁，这么说一点儿都不夸张。当他最爱的蚁穴遭到一群红火蚁劫掠之后，他感到绝望，愤怒地将滚水浇在入侵者身上，却徒劳无益。不久，在学习了一些古典文学之后，他开始写一部荷马式的史诗“蚂蚁战争”，一部《“蚁力”亚特》（Fourmiad），其中，建造蚁丘的黑背草地蚁（Formica Pratensis）扮演希腊人的角色，而形迹如盗贼的血红林蚁（Formica sanguinea）[3]则是狡诈的特洛伊人。福勒尔从小记笔记，里面满是草图、注解以及编号的手迹，这一切都表明，他是如何心无旁骛地沉浸于蚂蚁的小小王国中，以此逃避他的母亲，逃避“《圣经》和宗教教义中那些没完没了、令人腻烦的说教”[4]。他在蚂蚁帝国中找到了一个传统主题的缩影，尽管属于更大的世界，在他看来却独立于后者。那是一个自治的乌托邦，而他自封为它们的君主。

已步入老年的瑞士蚁学家奥古斯特·福勒尔。蚂蚁是他幼年时代的唯一安慰。

并非只有福勒尔才从蚂蚁身上获得慰藉。20世纪30年代，年幼的威尔逊跟随分居的父母四处漂泊。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让他孤独而渴望社交，一如福勒尔。如今，作为全球最著名的蚁学家，威尔逊提出：“孤零零地置身于优美的环境中，这或许是造就……田野生物学家的好办法，虽然有些冒险。”[5]他自己当然就是这样的：威尔逊没有交到人类朋友，但他也在小蚂蚁那些宛如神话的军队中找到了志同道合者。“我拯救了少量老人须（Spanish moss）[6]……它们是我的朋友……我在床下的一罐沙子里养了些收获蚁……我发现了童话故事……”[7]

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出了一本童书《拉迪斯和蚂蚁》（Ladis and the Ant，1968），它简直就是以虚构的笔法记录了福勒尔或威尔逊的童年。书里刻画了一群蚂蚁，对于故事中那位不幸的主人公来说，它们不啻救星。8岁的小男孩拉迪斯因为身体不好，被送到乡下避暑。他带着腼腆和自卑来到那里，就像所罗门的蚂蚁[8]那样，在书中第一段，他就被描述为“不够强壮”。只有当一位友善的王后利用魔法，将拉迪斯变得跟蚂蚁一般大小，并让他熟悉了蚁穴的内部之后，他才学会放松身心，健康状况也开始改善。蚂蚁就像驯服的马儿那样驮着他，并且忧心忡忡地告诉他：“说不定你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让自己在蚁丘内长大，然后将我们全部毁掉。”拉迪斯学会和蚂蚁摔跤，他发现，一旦抓住它们的触角，就能将它们击败。甚至在拉迪斯回到人类世界后，他也仍然保持了自己新发现的力量感和自信心：“他是多么幸运，能够在任何时候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拉迪斯曾拥有一支个人军队，这段回忆支撑着他。[9]

因此，单个的蚂蚁虽然无足轻重，但整个群体的强大力量却是弱者的希望之源。另外，很多地方的文化都共同拥有此类有关蚂蚁的幻想。越南有句谚语，叫con kien cong con vua，意思是小蚂蚁齐心协力就能抬起大象。在作家冯黎莉（Le Ly Hayslip）笔下，这句话在越南战争期间别具深意：“美国如大象一般，能够席卷并践踏蚁丘般的越南，但蚂蚁拥有时间和数量上的优势，因此最终大获全胜，在受害者尸骨上跳舞的，是蚂蚁而非大象。”[10]在产生于越战时期的越南文学中，越南人的众志成城被比作昆虫的劳动，而美国军队则被比作一群群一无是处的昆虫：苍蝇和蝗虫。因此，越南虽然有公牛，但在他们的谚语中却没有力壮如牛之说，而有kien cong即“强大如蚂蚁”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拉迪斯是另一个通过指挥蚂蚁大军找到勇气的男孩。插图来自何塞·玛丽亚·桑切斯-席尔瓦（osé Maria Sanchez- Silva）的《拉迪斯和蚂蚁》。

缩放自如

当人们用数学来支撑有关蚂蚁部属的幻想时，他们得出结论：拥有一支蚂蚁大军，甚至比拥有一支缩小的人类军队更强（也可反过来说，一支巨型蚂蚁的军队能够战胜人类）。亨利·麦库克的计算，使得蚂蚁作为一种受他控制的力量，显得更加迷人。他想知道蚂蚁的巢穴与最伟大的古埃及建筑金字塔相比会怎样，并计算出这两种宏伟建筑（蚁丘和金字塔）与其建设者的体型之间的比例。他的结论是：“人类的体型与其建筑物的比例为1 : 1 250万，而蚂蚁的体型与其建筑物的比例为1 : 58亿。只需简单的计算，就能对比鲜明地表现出这种昆虫的相对优越性。”[11]

在阅读麦库克的著作时，比利时剧作家兼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评论说，与蚁丘相比，伦敦和纽约“不过是小村庄”。接着他又描述了蚂蚁和人类在个头比例上最常见的评价：“我们看见蚂蚁……轻松自如地……用下颚尖……叼着松针或木屑运走，在我们眼中，那相当于两三个男子都几乎无法应付的梁柱。这时候，我们相信它们拥有……八倍或十倍于人类的肌肉力量。”[12]麾下如果有这样的士兵，那确实是难能可贵。

当小奥古斯特·福勒尔梦想着蚂蚁时，为了从精神上战胜自己的敌人，他梦想着让物体缩放自如。他经常想象自己拥有一只魔法气球，能够改变周围物体的大小，让它们听命于他的专横意志：

如果（我）将自己的一只宠物蚂蚁放入气球，让气球膨胀，然后打开它，那只蚂蚁就会按比例放大，变成一个庞然大物，能够将物体撕碎吃掉。另一方面，如果一名淘气的小男孩，或者我的一个敌人，被放进气球，他也会相应地缩小。如此一来，我可随心所欲地控制任何事情。[13]

这种算计揭示了蚂蚁形象的另一个侧面。且不论蚂蚁大军的群体力量，单是从它们的大小比例上，就能寻求到安慰。在多种文化的神话中，都有以弱胜强的故事，如穷人战胜王公贵族，孩童战胜壮汉，大卫战胜歌利亚。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蚂蚁完美地演绎了这一角色，表明“弱小者”能够成功地战胜其劣势。印度尼西亚版的“石头、剪刀、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印尼，游戏中相应的三个角色是蚂蚁、人和大象。尽管人能够践踏蚂蚁，大象能够踩死人，但蚂蚁却能战胜大象，因为，在这个游戏中，大象无法忍受蚂蚁钻进耳朵产生的瘙痒感。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的蚂蚁及其搬动橡胶树的“远大志向”[14]，也属于这一类，按照以弱胜强的传统，恰恰是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证明他的乐观主义合情合理。由于一个古怪的巧合，当乔治·布什在“9·11”事件后称朝鲜属于“邪恶轴心”时，类似地，朝鲜也用蚂蚁作比喻，描述他们与美国人针锋相对的英勇壮举。尽管有关动物的比喻不胜枚举，他们却将自己比作“一只试图扳倒橡树的蚂蚁”。报道这条新闻的美国报纸向读者解释说：“普通朝鲜人与外界如此隔绝，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比拟是多么不切实际。”[15]

在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中有一首诗，标题是“一个梦”（A Dream），其中描述了对卑微者感同身受般的同情。在这首诗里，诗人做了一个预兆式的梦，梦见一只迷路的蚂蚁在萤火虫的指引下回到家里。诗歌的结构表明，他对蚂蚁的强烈认同感产生于神圣的启示，因为诗歌一开头就写道，天使们围绕着他的睡床，为他编织梦网，暗示他们也提供了一盏明灯，照亮诗人的道路，护送他平安回家。众所周知，布莱克极度反感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这一点也能在昆虫世界找到支持，它们的渺小把这种新哲学衬托得恰如其分：“蚂蚁一吋鹰一哩/瘸腿哲学起笑意。”[16]

在布莱克有关个头大小的冥思之作中，最著名的是《纯真的卜辞》（Auguries of Innocence）。这首诗歌解释了人为何能在微观世界中找到慰藉。在诗中，他描写了那种见微知著的冥想，能产生化繁为简的安详平和之感：

一花一世界，

一沙一天国。

君掌盛无边，

刹那含永劫。

诗人兼批评家苏珊·斯图尔特（Susan Stewart）指出，这正是我们迷恋微观世界的本质。[17]她提出一种令人信服的主张，声称缩微物品代表了人类梦想控制世界的企图。通过创造出缩微化的现实，我们就可万无一失地将现实融会于自身，将更广阔的世界个人化和内化。斯图尔特曾以玩偶屋为例证明其理论，而人造蚁穴从19世纪便风行于世，它们就是活生生的玩偶屋。

19世纪初的钟式人造蚁穴，适合林蚁居住。

19世纪早期的盒式人造蚁穴，适合草地铺道蚁（mason ants）居住。

所示的蚂蚁农庄（Ant Farms）玩具如今在美国儿童中仍很流行。

福勒尔和威尔逊的童年经历，符合斯图尔特所述的一种传统，它在19世纪的书籍和艺术作品中臻于极致。在那些文本和图画里，各种自然形象与童话故事水乳交融，人们对个头大小抱着玩笑态度，并以此探索世界，最终让读者对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恢复信心。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笔下的艾丽丝是这一传统中最著名的例子，在那次旅行中，她的个头不断变化，而她那些闻名于世的经历之一，就是与一条巨大的毛毛虫相遇。其他作家则完全专注于昆虫。这类作品中有一部美妙绝伦的杰作，那就是《老桃树的居民》（The Population of an Old Pear-Tree），于1870年在英国出版。

插图来自《老桃树的居民》（1870）, E.冯·布鲁塞尔（E. van Bruyssel）作，书中那位“草地之书”的读者被缩小到和蚂蚁一样大，被一只蜘蛛吓得魂飞魄散。

不过，昆虫王国的其他景象却让这位被缩小的读者心醉神迷。

身为士兵的蚂蚁，这一景象让那位读者想起弱小者团结一致的潜在力量。

这本书一开篇就写到作者“阴郁的心情”，他出门来到田野中，逃避日常生活的压抑，不久便沉沉入睡。他被一些愤怒的声音惊醒，抱怨他的脚碾死了它们的许多同伴——他的感官一下子变得“极其敏锐”。他能够面对面地看到一些昆虫，与他一般大小。叙述者刚一睁开眼，就见到一幕阴森恐怖的景象：他抬起头，只见一只饥肠辘辘的巨大蜘蛛朝他滑落下来。一只苍蝇救了他的命，它陷入蛛网，分散了蜘蛛的注意力。倒霉的苍蝇无法逃脱，成为蜘蛛的受害者，但在此之前，一只“讨厌的小寄生虫”却设法从苍蝇背上离开，成功逃脱。

书中的版画描绘了这件事情，以及叙述者随后遇到各种昆虫的经历，其引人入胜之处就在于，叙述者的视角反复变化，时而变得与虫子大小相当，时而又恢复真人大小。头三幅版画引导读者从普通视角向微观世界过渡，将蜘蛛变成可怕的庞然大物。但在书中其余部分，这种视角并未一直保持下去。在有些插图中，叙述者与昆虫一般大小；而在另外一些插图中，他显然比昆虫大一些。同样，按照他与昆虫的关系，他也在两种自我形象间转变。作者与蜘蛛、苍蝇及其寄生虫的偶遇虽然贬低了他，但也让他感到安慰。他低声自语道：“这只最卑微的寄生虫，从一只苍蝇翅膀上跌落，没准它自己身上也有害虫寄生。在太空中，天外有天；在地球上，一个原子会被另一个吞噬。”他在顿悟中继续沉思：“我停下脚步，对这种势不可挡的念头感到困惑，我从这里开始受到启发。草地上的各种角色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我将称它为我的‘灵修之书’。”[18]不过，叙述者仍然记得自己原来的体形更大，因此能够对自己统领昆虫部属的想法玩味再三：

恢复蚂蚁与人类之间正常的大小比例，再次申明了那位读者的优势。

如果它们各自为政，就会沦为强者的猎物；但如果它们团结起来，就能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赫拉克勒斯曾制服厄律曼托斯山的野猪，但一个蚂蚁军团却会把他打得落荒而逃。[19]

能够随心所欲地进入这两种视角，让叙述者时而处于昆虫微观世界的安全界限内，时而处于高高在上的优势位置，这两种随意转换的角度，正是缩微游戏中相伴相随的两极。

电影《微观世界》（Microcosmos，1996）以微距方式拍摄昆虫，色彩艳丽，如同18世纪初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手中美如珠宝的昆虫版画，在耍弄观看者的大小比例意识方面，堪称代表作。在这个微观世界中，时间似乎比一个小时的片长延长了，观众一下子被吸引到昆虫的经验王国中，同时又对它们在微距镜头下呈现出的外表拍案叫绝。观众就这样在人类世界与昆虫世界之间转换，每次转变，奇迹感或庄严感都会油然而生。

一幅彩色版画中的蜘蛛和蚂蚁，手工着色，来自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那本《苏里南昆虫的蜕变》（Dissertation sur...des insectes de Surinam，海牙，1726）。

创世神话和其他古代蚂蚁知识

就像指挥蚂蚁大军的梦想一样，涉及蚂蚁的创世神话也操弄有关力量的概念，衡量人类、诸神和自然界其余部分的相对位置。对17世纪的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而言，创世表明“在围绕恒星的星辰中……有生命存在……从尊卑意识上说，他们远远超越人类，比人类超越最卑劣的昆虫更甚”[20]。但并非所有文化都像他一般，通过思索昆虫世界，产生一种庄严如同神授的谦卑感。许多文化都利用此类神话强化那种与之相反的态度，即有关全能之神的幻想。

奥维德描述了最初的密耳弥多涅斯人是如何产生的，就属于这后一种类型。出于嫉妒，天后朱诺向埃伊那（Aegina）岛降下瘟疫，抹除了岛上除国王埃阿科斯（Aeacus）之外的一切生灵。埃阿科斯祈求宙斯还原他的人民，但得到回应的方式却出人意料，他向朋友刻法罗斯（Cephalus）讲述道：

在我站立之处，恰好长着一棵橡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它是朱庇特的圣树。我凝视着一群忙于工作的蚂蚁，它们用嘴运送细小的谷物，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行，爬上树干。我羡慕地望着这些不计其数的蚂蚁，说道：“天父啊，请赐予我如蚂蚁一般多不胜数的居民，填满我空荡荡的城市。”……夜幕降临，黑暗吞没了我的身躯……睡梦中，那棵树站在我面前，它繁密的枝干上布满了移动的鲜活生灵。它似乎在摇晃枝干，那些勤勤恳恳收集谷物的动物都落到地上，难以计数。它们细如沙粒，越长越大，试图直立起来，身上多余的腿逐渐脱落，乌黑的颜色也慢慢褪去，最终拥有了人形。接着我就从睡梦中醒来……看见眼前有成千上万的人，一如我梦中所见，他们像蚂蚁那般列队行进。我凝视着他们，又惊又喜，这时他们走上前来，将我拥戴为国王，向我屈膝致敬。[21]

埃阿科斯根据蚂蚁（myrmex）一词，把这些新产生的臣民称为“密耳弥多涅斯人”（Myrmidons）。他们忠心耿耿，不仅效忠于埃阿科斯，而且也效忠于他流亡的儿子珀琉斯（Peleus），以及珀琉斯的儿子阿喀琉斯。在特洛伊，当密耳弥多涅斯人为阿喀琉斯作战时，他们重新获得了最初变形时失去的蚂蚁特征，身穿黑色的盔甲、手持黑色的盾牌，冲锋陷阵，就像兵蚁那样团结如一：

在斯坦利·威廉·海特（Stanley William Hayter）的这幅素描（1942)中，埃阿科斯正望着自己的密耳弥多涅斯大军从蚂蚁变形为人。

……听见王子的号令，他们的队列排得更加紧密了。他们的头盔和突出的盾牌挤得密密实实，就像被泥瓦匠砌在一起的块块石头……他们如此密集地比肩而立，盾牌贴盾牌，头盔接头盔，摩肩接踵。当他们转动脑袋时，那装饰着羽毛、闪闪发光的头盔顶部就会彼此相撞。[22]

有趣的是，荷马将密耳弥多涅斯人在战斗中的嗜血杀戮比作蚂蚁的近亲马蜂：

想象一群马蜂从道路一侧倾泻而过……那是社会公害。一旦受到路人的无意搅扰，它们就会立刻全副武装，倾巢而出，为保护幼虫而战斗。密耳弥多涅斯人就怀着这样的精神，从船只后面奔泻而出，甚嚣尘上……众志成城地冲向特洛伊人……[23]

埃阿科斯的密耳弥多涅斯人是完美的私人军队，是特意为他创造的，完全受主人控制，并对他忠心不贰。

丘比特和普绪喀（Cupid and Psyche）的故事是另一个有关蚂蚁的希腊神话。维纳斯惩罚普绪喀，命令她必须在通过一项艰苦辛劳的考验后，才能与丈夫丘比特重新团聚。普绪喀被带进一个仓库，里面有一大堆混杂的粮食。维纳斯命令她在黄昏之前将不同的谷物分开。她惊慌失措地坐在那里，呆若木鸡，但她并没有输掉：

丘比特和普绪喀的亲吻招来维纳斯的惩罚，蚂蚁试图帮助普绪喀，却根本无济于事。

正当她绝望地坐在那里时，一只居于此地的小蚂蚁在丘比特的鼓动下，对她心生怜悯。蚁丘的首领率领着整整一群六条腿的臣民，来到粮食堆前，它们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将一粒粒粮食分门别类地各自堆好。等到完成任务后，它们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24]

伊索寓言中那篇有关蚂蚁和鸽子的故事，也探索了利用这些微型武装充当私人军队的幻想。[25]在故事中，一只喝水的蚂蚁被一股溪流卷走，幸亏有只鸽子折断一根小树枝，扔给蚂蚁，它才爬了上来，幸免于难。后来，当蚂蚁看见一个捕鸟人准备布设陷阱诱捕鸽子时，就叮咬猎人的脚，他丢掉涂了粘鸟胶的树枝，吓跑了鸽子。弱者大获全胜的传统故事比比皆是，以拟人化的方式描绘大自然中这种渺小的力量，是构筑此类故事的有效手段。

这幅版画创作于1800年，上面配了一段文字，复述了伊索寓言中《鸽子与蚂蚁》（The Dove and the Ant）的故事。作者忠告说：“关键时刻采取行动的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人。”

一则来自华南地区的传统民间故事，却颠倒了上述古希腊神话的关键要素。这个中国故事没有描述神灵派遣蚂蚁去为主人公服务并其将拯救出来，而是描写命运为他提供了别出心裁的救赎，让他随后变成一群蚂蚁。故事中的男子[26]有个爱唠叨的妻子，为了让妻子相信他有能力养家糊口，他声称自己拥有超级敏锐的嗅觉。很快，皇帝就听说了他这种并不存在的本事，邀请他去大显身手，为皇帝寻找失窃的玉玺。他陷入困境，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施展那项并不具备的本领。他咕哝了一句绝望的话，凑巧的是，那句话听起来语带双关，像是暗指两个盗窃玉玺的大臣，他们做贼心虚，立刻向他坦白了藏匿玉玺的地点。接下来，皇后又叫他用嗅觉猜测一只布袋里藏了什么东西。这让他再次陷入沮丧，每个出口都有人把守，他知道自己根本别指望猜对。他为自己的窘况痛哭流涕：“唉，囊中之猫，死路一条啊！”没想到大家都向他欢呼起来，因为皇后确实在袋子里藏了一只猫（在考验他的过程中，它不幸死去）。所有大臣都认为他肯定是神仙，于是抓住他，将他抛入空中。可是他被抛得太高，掉下来时被摔得粉身碎骨，而每一个碎片都变成了蚂蚁。故事结尾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管人们把食物藏得多好，蚂蚁都能嗅出来。[27]

具有颠覆性的蚂蚁

伊索因为写了一篇表现蚂蚁谨小慎微的寓言而闻名，但在他的其他故事中，却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古希腊的蚂蚁形象，暗示它们跟埃阿科斯或普绪喀故事中指挥密耳弥多涅斯大军的幻想可能存在联系。其中一个故事非常简洁：

有人目睹一条船连带船上的所有水手沉没，便抱怨诸神不公。他说：仅仅因为船上有一个不信神的人，诸神就连带毁掉了那些无辜者。正说着，他被一群蚂蚁围住，并遭到其中一只的攻击，虽然攻击他的蚂蚁仅有一只，他却对整群蚂蚁又踩又踏。这时，赫尔墨斯用棍子敲打着他，说道：“现在你允许诸神像你对待蚂蚁那样裁决人类吗？”[28]

或许有人会顺着威廉·佩蒂那条格言的思路，对这个故事做出仓促的阐释：别以为你在世间多么威权赫赫，因为，诸神眼中的你，就像你眼中的虫子一样渺小。但伊索——或者说故事的原作者——并非新教道德家，在伊索的其他寓言中，赫尔墨斯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多么正面，因此他在这里是否公正就很值得怀疑。

如果做出裁决的是宙斯，这个故事就会让人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赫尔墨斯的裁决在道德上站不住脚，实际上，他有可能是含蓄地称赞那个人以机会主义的方式运用权力。其风格确实跟伊索那个有关蚂蚁起源的故事很像：蚂蚁原本是个喜欢偷鸡摸狗的农夫[29]，宙斯将他变成了世界上第一只蚂蚁。变形之后，“他”仍然继续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直至今日。

通过赫尔墨斯的另一项功绩，伊索对创世秩序做出了具有颠覆性的微观阐释。当宙斯创造出人类后，他把赋予人类智慧的任务交给赫尔墨斯。赫尔墨斯仅仅使用一种容器，就为每个人称量出同样多的智慧：这对小个子来说不多不少，但大个子的脑子却有一半是空的，结果他们就变得有些愚蠢。[30]小个子再次受到赞美，并获得读者认同，而大个子则遭到奚落，恰恰符合斯图尔特的论述。

蜜蚁（见第一章）似乎是昆虫界中货真价实的人类仆从，然而，就像伊索笔下一些蚂蚁那样，它们实际上更有颠覆性。这些蚂蚁悬挂在其地下巢穴中，如果人类有办法从满是尘土的地形中将它们挖出来，它们也算得上是一小口美食，但对缺少经验的人来说，这绝非易事。在澳洲的原住民艺术中，蜜蚁是一个流行的主题。根据原住民神话，他们那些“梦幻时代的祖先”采用的动物外形之一就是蜜蚁。或许正是受到这些蚂蚁给予的物质食粮启发，在艺术作品中，人们把蜜蚁描绘成有益于人类的自然使者。澳大利亚中部的原住民就在一首传统歌谣《蜜蚁人的情歌》（Yurrampi Yilpinji）中，以这种方式表现其蜜蚁先祖的艰苦劳动。[31]据歌谣的编辑者所言，它其实是他们在梦幻时代的祖先创作的，当一群男子演唱这首歌时，它就会产生魔力，让其中一名演唱者能够吸引某位女性。作为歌谣的作者，以及演唱者在生活中效仿的典范，这种蚂蚁仆从就像红娘一样，能帮他找到爱情。因此，它在象征意义上也是甜美的。

蜜蚁巧克力。其配料中使用了两种蜜蚁：红蜜蚁（Melophorus bagoti）和弓背蚁属（Camponotus sp.）的某种蚂蚁。

澳大利亚的一家原住民正在挖蜜蚁。

这首歌谣的故事发生在双重的时间维度中，它以原住民先祖的梦幻时代为背景，并在那个时代创作出来，但演唱歌谣和发挥其魔力的时间却是现在。歌手满怀希望，参与了这场与梦幻时代祖先共享的古老爱情戏剧的演出。他当下的处境既笼罩在歌谣的叙事中，又与之交织，这种原始爱情故事的主要角色，是梦幻时代一位名叫“蜜蚁”的祖先。然而，那些演唱者与祖先的生活如此紧密地交融于一体，因此歌谣的题目被翻译成复数：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表演者全都是蜜蚁人，至少在演唱歌谣时是这样。就此而言，这是另一个将蚂蚁和人类的性格交织起来的创世神话。

在歌谣中，“蜜蚁”离开家，踏上漫长的旅程，途中看到自己渴慕的一名女子。为了吸引那位姑娘，他举行了一个仪式，而一只红极乐鸟（Red Bird）则充当他们的媒人。当那只鸟儿完成使命后，“蜜蚁”变得跟自己的动物偶像非常相似了（有趣的是，就像蚂蚁一样，他也变成了雌性的形象）：

“蜜蚁”拖着圆滚滚的肚子钻出洞来，

完成产卵，

沾沾自满。

当“蜜蚁”返回故乡时，那个女子伤心地离开自己的家，随他而去。一路上，她挖掘蚂蚁食物（似乎是字面上的意思），并且寻求与“蜜蚁”自身的结合（象征意义上）。最终，这个女子回到“蜜蚁”的故乡，和他在那里定居下来。不过，到这时，歌谣变得非常费解，还有些令人不安。有人认为，当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就像捕捉蜜蚁一样将他抓住，然后挤出他的蜜汁。后来，“他想要蜜汁”，但她说“没有足够的蜜汁”。编者评论说，就蜜汁的性象征意义及其克制性而言，在欧洲也有一些类似的思想。

到这时，编者声称演唱这首歌谣是为了吸引女性的说法，似乎只是片面的解释，因为它没有情歌中常见的大团圆结局。它更像是他描述的另一种歌谣：是对爱情以及寻找爱情的艰难过程的反思。起初，一些半自然的生命以蚂蚁祖先的模样出现，帮助“蜜蚁”寻找爱情，就像大自然中的蛛丝马迹能够指引能干的澳洲丛林居民在沙漠中找到蜜源一样。不过，这些蚂蚁并不像仆从。最初，他们是向导，也是搜寻过程的共同参与者。后来，在歌谣中，随着这个比喻发生变化，而那个女子的欢心也变得难以捉摸，一如蜜蚁及其守护者，这时，我们似乎可以这么理解“蜜蚁人的情歌”：它反思了人类无法如普绪喀控制其蚂蚁仆从那般轻松掌握爱情的现象。渴望爱情的男子既像猎人，又像猎物。与古希腊及欧洲传统中的蚂蚁相比，蜜蚁扮演的角色更加暧昧、复杂。

在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中，蜜蚁是一个流行的主题。图为弗洛里·琼斯·纳潘伽蒂（Florie Jones Napangardi）的作品 《蜜蚁梦》（Honey Ant Dreaming）。

不过，关于如何阐释蚂蚁的微型军队，伊索的部分寓言和上述澳洲蜜蚁的故事都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一类的表现方法是普遍存在的。在许多文化中，以弱胜强的童话故事都表明，如果能够控制蚂蚁，那么它们确实是一支强大的力量。相比之下，它们那个小小的世界让观察者显得安全而又强大。这种微观世界具有的怀旧倾向，也表现在蚂蚁图画及其与童年——就那些涉及蚂蚁的古今创世神话而言，甚至也包括人类本身的童年——的密切关系中。或许，通过令人安慰的历史内在化，这一切也是为控制目前生活所做的努力。因此，当有人问奥托·俾斯麦（Otto Bismarck）希望来世托生为何种动物时，他给出如下回答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让我选择来世托生为何种动物，我想我会选择蚂蚁。瞧瞧吧：这种小生灵生活在完美的政治组织中。所有蚂蚁都必须劳动，过着有意义的生活；所有蚂蚁都很勤劳，而且唯命是从，纪律严明。[32]

由此推测，这种唯命是从无疑正是那位铁血宰相自己对部下的要求：他幻想将军队置于绝对控制中，就像控制蚂蚁一样。

[1] Henry Mc Cook, Ant Communities and How They Are Governed: A Study in Natural Civics(New York and London, 1909), p. 11.

[2] Auguste Forel, Out of my Life and Work, trans. Bernard Miall (London, 1937), pp. 22–23.

[3] 另有一个中文俗名为“凹唇蚁”。

[4] Ibid., p. 25.

[5] E. O.Wilson, Naturalist (Harmondsworth, 1995), pp. 52–53.

[6] 凤梨科铁兰属的一种附生植物，状如胡须。

[7] Ibid., p. 52.

[8] 指《圣经·箴言》中所罗门王有关蚂蚁的训诫。

[9] José Maria Sanchez-Silva, Ladis and the Ant, trans. Michael Heron (London, Toronto and Sydney, 1968).

[10] 所有涉及越南的参考资料均出自：Alan Farrell, ‘A People Not Strong: Vietnamese Images of the Indochina War’, Vietname Generationa Journal, IV (1992).http://lists.village.virginia.edu/sisties/HTML-docs/Texts/Narrative/Farrel-Not-Strong.html.

[11] McCook, Ant Communities, p. 53.

[12] Maurice Maeterlinck, The Life of the An, trans. Bernard Miall (London, Toronto, Melbourne and Sydney, 1930), pp. 60 and 149–150.

[13] Forel, Out of my Life and Work, pp. 21–22.

[14] 指辛纳特拉在1959年的电影《脑洞大开》（A Hole in the Head）中演唱的一首插曲。

[15] Los Angeles Times, 30 June 2002.

[16] 此处及下面那首诗的译文均引自王道余译本。

[17] Susan Stewart, On Longing: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venir, the Collection (London, 1984).

[18] E. van Bruyssel, The Population of an Old Pear-Tree; Or, Stories of Insect Lif (London, 1870), p. 17.

[19] Ibid., p. 50.

[20]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an Ide (Cambridge,MA, 1964 [1936]), p. 190.

[21] omas Bulnch, The Age of Fabl; Or, Stories of Gods and Heroes (New York, 1948), chap. 12.

[22] Homer, The Iliad,trans. E. V. Rieu (Harmondsworth, 1950), p. 298.

[23] Ibid., p. 299.

[24] Bulnch, The Age of Fabl, chap. 11.

[25] Aesop, Fables of Aesop, trans. S. A. Handford (Harmondsworth, 1964), p. 143.

[26] 即“好鼻师”。

[27] Adele M. Fielde, Chinese Nights’ Entertainment: Forty Stories Told by Almond-Eyed Folk Actors in the Romance of the Strayed Arrow (New York and London, 1893), pp. 18–24.

[28] Fables of Aesop, p. 152.

[29] Ibid., p. 140.

[30] Ibid., p. 157.

[31] 1971年，Thomas Jangala为一个说英语的翻译演唱并录制了这首歌谣。R. M. W.Dixon and Martin Duwell, eds, The Honey-Ant Men’s Love Song and other Aboriginal Song Poem(Queensland, 1990), pp. 52-69.

[32] Hans Heinz Ewers, The Ant Peopl, trans. Clifton Harby Levy (London, 1927), p. 319.

第三章

堪为典范的蚂蚁

Chapter ree Ants as Modelss

在前一章里，我们对蚂蚁做了隆重庄严的综述。现在，我们只需继续深入它们的巢穴，就能够看见，蚂蚁的行为将怎样成为观察者效仿的典范。

懒汉，你去看看蚂蚁，

观察它的作风，便可得些智识：

它没有领袖，没有监督，没有君王，

但在夏天却知准备食粮，在秋收时积贮养料。[1][2]

对这种六条腿的小生命来说，所罗门的上述诫谕当然是最著名的道德评价，但诸如勤劳、谨慎和互助之类所谓的蚂蚁美德，已受到无数人的颂扬。事实上，伊索、拉封丹以及迪士尼公司的寓言，都重复了所罗门心目中的蚂蚁形象。对蚂蚁的道德阐释千差万别：在仔细观察过蚂蚁的行为模式后，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陈词滥调到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乃至于纳粹的优生学，全都从中受到过启发。

蚂蚁彩饰画，来自彼得堡的一部动物寓言。中世纪的动物寓言往往将蚂蚁的灵敏嗅觉跟基督徒区分正统与异端的能力联系起来。

重新阐释伊索及其寓言

正如我在前一章里指出的那样，根据伊索对蚂蚁的描述来判断他是说教者，未免有失草率。不过，他最著名的几篇蚂蚁寓言似乎确实强调了所罗门的评价，涉及蚂蚁那种所谓的审慎品质。在其中一则寓言《蚂蚁和甲虫》中，夏天的蚂蚁忙忙碌碌地从地里收集谷物，为冬季储备食粮，一如所罗门的描述。一只屎壳郎望着这一切，对蚂蚁从不像其他昆虫那样休息而表示惊讶。然而，等到冬季降临，被屎壳郎当作食物的粪球被水冲走，它只好向蚂蚁乞食。蚂蚁却拒绝把自己储存的任何粮食施舍给屎壳郎，还说它应该在夏天更努力地工作。另外一则《蚂蚁和蚂蚱》（或《蚂蚁和知了》）的故事与之相似：冬季，当蚂蚁晾晒自己储存的谷物时，一只饥肠辘辘的蚂蚱过来乞讨食物。它解释说：“夏天的时候，我没法像你那样收集食物，我在忙着演奏音乐。”蚂蚁笑着回答道：“既然你在夏天唱歌，那么你现在就该跳舞。”

在伊索这些道德评判寓言中，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仅仅重述了后面的一则，并且语言尖刻犀利。[3]这个故事的内容显然十分严肃，但如果以为拉封丹是通过它来进行说教的，那可就大谬不然了。不管是谁，只要读过他那本语带谤毁的《故事诗》（Contes et Nouvelles en Vers）都会证实这一点：情景反讽和幸灾乐祸才是拉封丹最感兴趣的道德现象。正如吉多·沃尔德曼（Guido Waldman）所言，拉封丹自己的生活就跟蚂蚁相去甚远，倒更像“他那则著名寓言中的蚂蚱……生性不擅长节俭持家，很快就将自己的财产挥霍一空，只让那一连串从他生命中走过的女士们受益”[4]。这样一个人，似乎不可能在重新阐述伊索的寓言时想到道德说教。或许，拉封丹只是喜欢拿知了所象征的南方开个玩笑，甚至欣赏它含蓄影射的富有安乐窝——作为拉封丹庇护者的凡尔赛宫廷。

1864年版拉封丹寓言《蚂蚁和知了》的插图，格兰维尔（Grandville，即让·伊尼亚斯·伊西多尔·热拉尔）作。

1745年版拉封丹寓言《蚂蚁和蚂蚱》的插图。

法布尔（J. H.Fabre）是普罗旺斯的隐士兼昆虫爱好者，他痛恨蚂蚁和拉封丹的寓言。在他为这两种动物所绘的插图（1912）中，蚂蚁爬到知了身上，希图寄生于后者，以此作为自己的水源。

1665年，一位编辑利用伊索的《蚂蚁和苍蝇》（The Ant and the Fly）做出道德阐释：“这是说：生命短暂，何不及时行乐。/有人汗流浃背，苦苦操劳，心力交瘁：/这些都太极端，不符合中庸之道；/学习与劳作，都要劳逸结合。”

与拉封丹同时代的贝尔纳·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同样怀有自由思想。这位荷兰人学识渊博，在他侨居英国期间，正好时人普遍沉溺于蜜蜂所代表的道德含义，他曾对此大肆讽刺。曼德维尔也有意识地将自己笔下的昆虫置于伊索及其寓言的传统中，并于此前的1704年出版过一本《新编伊索寓言：用常见韵文写成的寓言集》（Aesop Dress'd or a Collection of Fables Writ in Familiar Verse）。忙碌的蜜蜂们显然非常愉快，它们“幸福的嗡嗡声”经常被人引用，而他这本寓言诗原名为“嗡嗡抱怨的蜂窝”（The Grumbling Hiv），就是对那种说法的反讽。他后来又将它加以改写，更名为“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Publick Benefit）的诗歌。在曼德维尔看来，蜜蜂们的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体自私行为的集体成果，完全是恶德。

1998年，迪士尼和皮克斯公司再次阐释了伊索的那个故事，制作成动画片《虫虫特工队》（A Bug's Life）。在这个版本中，诚实、勤劳、美国味十足的蚂蚁没有嘲笑那些蚂蚱或蝗虫，因为后者似乎将侵略者和黑手党的特征融为一体，在每个夏季即将结束时，都会凶神恶煞地向蚂蚁索要食物。（有时，这些蝗虫会让观众联想起《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最终，在一支外来的跳蚤马戏团的帮助下，蚂蚁击败蝗虫，再次维护了自己的劳动成果，拒绝了那些寄生虫的要求。蝗虫虽然势力强大，实际上却必须依赖蚂蚁才能活下去。因此，蚂蚁们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才是更高级的物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比那些无法自立的蝗虫更强大。到影片结束时，蚂蚁公主勇敢地对抗蝗虫头子，告诉它：“你瞧，大自然自有其规律。蚂蚁采集食物，是为了供自己食用，蝗虫必须滚蛋。”如此一来，电影就维护了美国梦，即拥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在当代美国互联网上有关这个故事的种种讽刺文字中，蝗虫被比作美国国税局（简称IRS）、自由派或民主党，它们都为这种阐释提供了普遍的文化基础。美国讽刺报纸《洋葱报》（The Onio）在2000年6月那一期中，对同一个故事做了反文化的阐释。它借一张“边玩边学”品牌的穴式蚂蚁农庄（Playscovery Ant Village）的照片，极力称赞蚂蚁“教孩子们了解劳苦与死亡”。

《洋葱报》把“‘边玩边学’品牌的穴式蚂蚁农庄”当作2000年6月号的头条新闻，说它是“教孩子接受可悲的禁欲主义生活的有趣方式”，讽刺利用蚂蚁的行为来做道德说教。

自然神学

在对伊索寓言的阐释中，有一股特殊的潮流尤其值得重视，它涉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对昆虫寓言的利用。那时候，许多人认为，上帝在“自然之书”里布设了许许多多的启示，对他在《圣经》中的教诲加以补充。当时的一些作者宣称，只要人们细心钻研，就会发现自然界中包含了道德训诫，表现了上帝的智慧和仁爱。他们共同创造了一种被称为“自然神学”的文献。到19世纪30年代，尽管自然神学已不再处于自然哲学的前沿，但其产物至少影响到整个19世纪。这个时期的旅游文学以及儿童图书，甚至20世纪的一些作品，都把蚂蚁描绘成值得效仿的对象。自然现象与神的意志彼此相通。

在自然神学更为优雅的早期，威廉·古尔德牧师（Reverend William Gould）出版了此类文献中的一本经典：《英国蚂蚁》（An Account of English Ants，1747）。这是他对蚂蚁的反思，清楚地显示了把大自然当作神启来解读的做法。不难想象，他也将书的部分内容融入了自己的布道中。

（蚂蚁）对后代怀着惊人的强烈亲情，这或许会教我们珍视子孙后代，促进他们的幸福……蚂蚁勤勤恳恳，让人类中勤劳的人感到愉快，让懒汉感到羞耻。每个蚁群的成员都关心公共利益，无一例外，这让我们认识到公益的重要性，吸引我们为自己同胞的幸福而努力。我们或许能从蚂蚁的节俭中学会谨慎，从它们的聪敏中学到智慧。最后，如果我们回想起让一窝蚂蚁与众不同的那种无限好奇心，想起一般工蚁的外形和结构，想起蚁后的荣耀个性，想起婚飞时那种奇异而无与伦比的环境，想起蚂蚁幼虫经历的非凡变化，想起它们在各种生命中间对不同物种和特殊需要的适应，我们怎能不赞美上帝的威严，他把宇宙打扮得美轮美奂，处处装饰着妙不可言的场面。“至大至尊的主啊，他理当受到赞美，他的伟大无法测度。”[5]

威廉·柯比牧师（Reverend William Kirby）是《昆虫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Entomology，1815—1826）的作者之一。他也利用大自然做布道题目，长篇大论地讲述所罗门在《圣经·箴言》里有关蚂蚁的词句。《箴言》里描绘的似乎是中东收获蚁的独特行为，对柯比牧师来说，证明欧洲的蚂蚁也能收集并储存种子，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此一来，柯比就能证明，上帝通过大自然，为以色列人和欧洲人提供了同样的道德训诫。于是《伊索寓言》和《圣经》就被重新确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权威。

尽管曼德维尔早有讽刺在先，但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再次勾起了人们对社会性昆虫的兴趣。这个新近为亚当·斯密哲学所折服的社会，援引蜜蜂为例，阐释社会经济。蜜蜂通过分工，制造出作为收益的蜂蜜，然后为了公共利益而储存起来。一位沿袭这个传统的作者评论道：

……所谓的蜜蜂经济，并不单指它们建立食品储藏库，以备自己和幼虫在食物匮乏时使用，也指它们以明智而谨慎的方法管理家务，由此，蜜蜂个个分工明确，为了群体利益而兢兢业业……那些栖居于人类蜂巢的人，若能理解我们一直言说的经济节约，便是最幸福的人。他们研究时间、食物、衣服的经济节约，研究每一种财产类型的经济节约，感觉浪费任何东西都是罪恶……这种人并非自私自利者——只有思想肤浅之徒才会这么说他们。的确，他们是在积聚财富，但凭借财富，他们也增加了自己行善积德的方式。因为那些了解财富价值的人，显然能够把它们用在最利己又利人的地方。[6]

蚂蚁的乡村田园风光，蚁丘不远处矗立着一所教堂，让读者想起蚂蚁拥有众多如同神赐的品质。插图来自无名氏所著的《来自动物界的训诫》（Lessons Derived from the Animal World，1851 )。

强调社会性昆虫的节俭美德，这种做法很容易跟自然神学的道德劝诫结合起来。1851年，基督教知识促进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hristian Knowledge，SPCK）出版了两卷有关自然史和动物道德的书，其中第二卷讲的全部都是昆虫，尤其以蚂蚁为主。那位无名作者与古尔德牧师遥相呼应，指出蚂蚁在节俭方面为读者树立起令人钦佩的榜样。这就是所罗门将蚂蚁列入“人间四样聪明小物”的理由，因为，虽然“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

在这种背景下，伊索寓言在19世纪被抹上更浓重的道德色彩，比150年前曼德维尔和拉封丹的道德重释更甚。毫无疑问，这部寓言的读者现在应该认同蚂蚁，而非那些失败的乞讨者，即屎壳郎或蚂蚱。然而，这篇寓言究竟是劝阻人们迁就于不幸的求救者，还是警告人们世态炎凉、对缺乏准备的人毫不同情？SPCK的那位作者倾向于把寒冬对昆虫的影响——如果不广积食粮，就难免饥馑——阐释为上帝对它们在夏季的道德行为的裁决。他（或她）评论说：“大势所趋，明白无误：赐福于勤劳、节俭之人，赋予他们丰足的财富，乃是全能之神的美意。”[7]在产生于放任主义的自然神学中，义务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又不得以施舍的方式阻碍上帝的经济规律发挥作用。

尽管笼罩在达尔文自然选择论（且不论做出判断的是上帝还是大自然）的阴影下，但涉及社会性昆虫，仍有一种乐观的自然神学幸存下来。迟至1867年，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还在它们的启发下创作了版画《英国蜂巢》（The British Bee Hiv）。图中展示了这个蜂巢社会中层次分明的基本要素——军队、银行、商业、艺术——支撑着上层社会的各种要素，如政府、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家庭。

到21世纪初，仍然有一些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文本，利用蚂蚁的生活来阐释神的属性。在撰写本书期间，通过互联网就可搜索到大量这一类的宗教或神启小册子，其中包括联合上帝教会（United Church of God）的一篇布道辞，根据布道者遭遇一窝得克萨斯蚂蚁的经历写成。他按照正宗的自然神学传统开始演讲：“这篇布道其实来自一窝火蚁，今天我打算把它转述给你们。”一个穆斯林网站利用蚁巢“有条不紊的秩序”，宣扬“某个‘监督者’的神启证据”，并建议读者同样应该“虔信真主”。

蚂蚁的家政

自然神学阐释的细节往往十分有趣，揭示了历史学家原本看不到的社会规范和文化。[8]这方面的资料展现了一个特殊的领域，即家庭，19世纪的自然神学家为它提供了来自蚂蚁的建议。本章接下来的两部分将深入探索其细节，揭示神学家为提出适合当时道德风气的训诫，而对蚂蚁家政的两个特殊方面加以重新阐释。这些记述中首先涉及的是工蚁，蚁穴内的绝大部分成员都由它们构成，神学家以各种方式利用它们，劝诫人们毕恭毕敬地服从于尊长和一些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其次涉及的是蚁后，它被当作君主和母性的模范。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蚂蚁的家政显得尤其重要。因为他们竭力在家庭中构筑一个私人领域：男性与妻子、子女相伴的地方，与工作场所的公共世界迥然不同。当时的人创办了形形色色的报刊，如查尔斯·狄更斯的《家常话》（Household Words），以满足这种自发产生的新兴市场。家庭也是传播道德和宗教教育的主要场所，因此，蚂蚁的家庭生活就成为自然神学中一个特别恰当的范例。

描绘“蚁丘家务安排”的早期作品，这幅木刻出自尤利瑟·阿德罗范迪（Ulisse Aldrovandi）的《昆虫类动物》（De animalibus insectis，博洛尼亚，1638）。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特别喜欢比较蚂蚁和人类的家庭生活，A. S. 拜厄特（A. S. Byatt）的小说在洞察力方面堪称个中翘楚。在她的长篇小说《莫尔芙·尤金尼娅》（Morpho Eugenia，1992）中，穷困潦倒的博物学家威廉·亚当森（William Adamson）到亚马逊地区采集标本，刚刚回国不久。他弄丢了自己的藏品，又无财力支撑他另外收集一批。一位富有的上层阶级赞助人，哈拉尔德·阿拉巴斯特（Harald Alabaster）牧师，希望请他来管理自己的自然历史藏品，他只得接受这个职位。亚当森无法融入阿拉巴斯特的家庭，在他爱上阿拉巴斯特的一个女儿尤金尼娅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恶化。他逐渐熟悉了这个家庭的构造和习俗，与这个过程相对应的，是女家庭教师实施的教育计划。在亚当森的指导下，她和孩子们一起研究布雷德里城堡场院内的一个蚁穴。随着情节的发展，拜厄特让读者注意到，她对这两个“家庭”做了讽刺性的对比，而小说中的人物自身并不一定意识到二者之间的相似性。

在亚当森的建议之下，家庭教师抓住一只蚁后，制作了一个人工蚁穴，供孩子们观察：

在电影《天使与昆虫》（Angels and Insects，1995）中，威廉·亚当森向布雷德里城堡的孩子们展示一个人工蚁穴。

在教室里，从蚁穴装有玻璃的那一侧，能够看见穴里的许多内部活动——蚁后孜孜不倦地忙于产卵，工蚁不断给蚁后清理身体和提供食物，搬走并照料蚁卵，将卵和幼虫转移到冷暖适宜的育幼室……[9]

同样，亚当森发现，对于新住处的生活，自己也是个格格不入的古怪观察者，他在物质方面过于舒适，但在社交角色方面——类似于蚂蚁的品级——却受到限制，这一切都让他感到非常陌生：

要理解布雷德里城堡的生活绝非易事。威廉发现自己既是超然的人类学家，同时又像童话里的王子，陷入一座中了魔法的城堡，被困在一道道无形的大门和温柔的束缚中。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生活，几个月来，他每天都会发现一些陌生的人物，他以前从不了解他们的存在，对他们的职责任务也一无所知。[10]

随着小说一步步展开，人类和昆虫之间的相似之处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最终，亚当森发现，甚至蚁穴中新蚁后的乱伦受精现象也并不局限于这个蚂蚁家庭。在整个故事里，自始至终，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沉迷于动物王国家庭生活的风气，拜厄特都表达了特殊的敬意。她从未高估笔下人物对自身环境的洞悉程度，但故事的结尾却不是典型的自然神学风格，而是有意识地从现代的角度，重新评价19世纪在此类问题上的道德矛盾。

是仆人还是工人

在19世纪保守的自然神学家看来，蚁穴的秩序是上帝教人们了解自己社会地位的方式。SPCK的作者颂扬工蚁谦卑而辛勤的劳动，向读者传达的教诲显而易见：人类也该像它们那样工作。“对如此渺小的蚂蚁来说，（工蚁的）这种职责似乎沉重不堪，但通过随处可见的勤劳觅食，它们却耐心地完成了任务。”又如，在谈到刚羽化的蜜蜂不遗余力地逃离自己结茧使用的巢室时，同一位作者引用一部19世纪初的著作说：“它似乎明白，自己生来就是为了追求群体而非自私的目标，因此，不可避免地，为了它所属的集体的利益，它会献出自己和自己的劳动。”[11]显然，工蚁除了谦恭地完成分派给自己的任务，再不该奢望任何更重要或更轻松的角色。

在拜厄特的《莫尔芙·尤金尼娅》中，在女家庭教师和亚当森的观察下，工蚁辛勤地劳动着，这必然会让读者想起布雷德里城堡的家仆，他们通过自己不起眼的劳动，支撑起城堡的生活：

仆人们总是忙忙碌碌，大部分都沉默寡言。尽管亚当森在自己生活中随时随地都会遇见这些仆人，他们却总是来去匆匆，消失在各自房间的门后，进入（亚当森）从未深入的神秘区域。他们为他放满洗澡水，铺好床，伺候他吃饭，收拾他的餐具。他们拿走他的脏衣服，洗干净后又送回来。他们脑子里总是装满各种迫在眉睫的事务，而这所住宅里的孩子们总是无忧无虑。[12]

这幅概念艺术风格的图片表现了人们赋予工蚁的模范力量与不屈不挠。

女家庭教师在知性方面屡屡受挫，她令人费解地评论这种传统的道德阐释：

“也许它们全都对自己的地位心满意足。”克朗普顿小姐评论道。她的语气平淡，平淡得让人无法判断她是否语带讥讽……[13]

不管你喜欢与否，从某些方面看，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似乎与蚂蚁社会惊人地相似。

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家们也论述过蚂蚁身上另一个与阶级相关的特征，那就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友爱，或者说“互助”。人们观察到蚂蚁互相喂食，互相清理身体，照顾受伤的同伴，据有些人观察，它们甚至还会埋葬和哀悼死者：

那些居住在同一个巢穴中的蚂蚁，似乎彼此怀着强烈的友爱和善意……任何群体成员遭遇不幸或困难，都会普遍激起全体蚂蚁的同情，它们会竭尽全力让它恢复生机……当一只蚂蚁搬不动某个重物时，很快就会有另一只蚂蚁过来帮助它，分担部分重负……[14]

无独有偶，慈善家也以同样的方式，鼓励19世纪的工人阶级建立互助会或合作社，用于存储积蓄、支取贷款，以及帮助他们养老。查尔斯·达尔文也在自己位于肯特郡的村庄，为村里的穷人建立了这种组织。所有这些做法都能从蚂蚁和蜜蜂的行为中找到牵强的解释，就仿佛那是大自然提出的建议。

然而，正如我们在蚂蚁和蚂蚱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样，这种善意有其局限性。如果它过于泛滥，就会鼓励有些蚂蚁成为对蚁穴乏善可陈的依赖者。它们会最终耗尽蚁穴的资源，让其他更有价值、勤劳多产的同胞生活艰难。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就以这种方式，理解了所谓的“雄蜂大屠杀”。雄性蜜蜂，也就是雄蜂[15]，发挥着“蜂巢之父”的功能。除了给蜂后授精，这些“好逸恶劳”的个体在蜂巢内再没有其他明显作用。夏季，人们会观察到它们被工蜂杀死。那位SPCK的作家判断：“这种消灭雄蜂的目标，似乎是清除群体中那些游手好闲的成员，它们在蜂巢中没有其他作用，对群体中的其余成员来说是无用的负担。”[16]蜜蜂不愿供养懒惰同伴的现象，自然也出现在人类世界中：“在社会上，也能观察到同样（吝啬）的倾向，针对的是那些花钱只顾自己的人。当他们再也无法工作时，别人就不愿给他们好处了……”[17]与此同时，蚂蚁却用更干净利落的方法解决那些多余的雄性。蚂蚁不会把雄蚁一直留在窝里，只把它们养到婚飞阶段，就会让它们飞入夏季的高空中自谋生路。事实上，没有一只雄蚁会在“结婚”后活很久，它们无家可归，无所事事，大多数都被鸟儿吃掉。这是亚当·斯密的放任主义哲学在大自然中的完美体现。

稍后，社会主义作家们将声称，蚂蚁生活中的工蚁品级其实与他们的理想一致，人类应该从自己这些六条腿的近亲中学到集体主义的经验教训。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就是其中之一。他长篇大论地赞美蚂蚁的社会组织，以及他在蚂蚁中间发现的“互助”现象。克鲁泡特金认为，一个物种中各成员的互助程度，与该物种的进化程度相对应：互助程度越高的动物就越高级，而人类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则达到了进化的巅峰。对他来说，社会性昆虫是无脊椎动物的最高形态（其实比某些脊椎动物还要高级）。他断定：“蚂蚁和白蚁放弃了‘霍布斯式的战争’[18]，它们因此而比其他动物更加优越。”[19]

关于蚂蚁，奥古斯特·福勒尔（见第二章）是这方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他是一位瑞士精神病学家和热心的蚂蚁研究者。在他看来，工蚁是蚁穴中最重要的成员，比所谓的“蚁后”更有理由获得王者的尊崇地位。福勒尔写道：“蚂蚁教人（他）明白了什么是工作，以及群体生活的意义。”[20]蚂蚁表现出缺乏个人主义的倾向，人类应该对此加以效仿。福勒尔认为，人类通过倡导义务性社会劳动的教育，就能实现蚂蚁那种具有道德优越性的社会。这种受到工蚁启发的社会劳动会带来社会主义的自由：

作为教育的基础，如果（义务性的社会劳动）从童年时代起就与每个人的天赋很好地协调起来，也就不会变成现在的反动……资本家……描述的苦工，而会变成……有益的劳动，让人们在今后的生活中无法割舍。[21]

福勒尔观察到，互哺过程是一种对工蚁至关重要的行为。他通过熟练地解剖蚂蚁，发现它们拥有两个胃：一个是用于消化的普通胃，还有一个是位于消化道上部的嗉囊，这里可以储存食物，以便反刍给饥饿的同窝同伴吃。福勒尔把这个器官命名为“社会胃”，因为整个群体都可分享里面的食物。一只饥肠辘辘的蚂蚁会走到同伴身边，友好地摆动触角，刺激那只吃饱喝足的工蚁献出部分储存的食物。如果仅给一只工蚁饲喂加有蓝色颜料的糖溶液，很快整窝的蚂蚁都会获得那种标志性的色彩，表明互哺行为在群体中是多么广泛。虽然互哺在整个蚂蚁世界普遍存在，但腹部鼓胀如气球的蜜蚁（见第一章）却是这一现象中的极端例子。福勒尔对这种分享行为的印象极其深刻，因此把它视为描绘蚂蚁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关键形象，在他的主要著作《蚂蚁群居社会与人类之比较》（法语版最初出版于1921—1922年）中，还把这用作扉页插图，并给它配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标题——“劳动征服一切”（Labor Omnia Vincit）。福勒尔针对不适应社会环境的人，创办了一个具有再教育性质的精神病治疗方案，目的就是为了给他们的大脑灌输群体思想，随后让这个器官发挥类似于蚂蚁社会胃的功能。对于蚂蚁身上揭示的自然寓意，福勒尔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人类的本性，掠夺性、自私性和伪善或许是得自遗传，但通过从小到大进行社会教育就能受到抑制。我在这方面的理解应首先归功于……蚂蚁研究。”[22]

福勒尔的乌托邦在蚂蚁身上的体现——“劳动征服一切”。

是女王还是母亲

蚁后是蚁穴里另一个受到质疑的模范，它具有特殊的文化历史。在18世纪之前，人们更喜欢拿蜜蜂跟人类做比较，并把蜂巢里个头最大的居民当作雄性的“蜂王”。[23]到了18世纪，当人们发现“他”居然会产卵时，才重新把它命名为“蜂后”。人类对蚂蚁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如今人们已经知道它们的领袖并非雄性，而以前认为其权威具有积极本质的设想也开始逐渐改变。把雌性视为掌权者让人不太好理解，但古尔德牧师仍然赞许地评价“（蚂蚁臣民）对其蚁后表现出的顺从”。就在法国革命之后，学术界进一步贬低了蚁后的地位。[24]

到19世纪后半叶，有些作家完全摒弃“蚁后”一词，发现用它描述创立巢穴的雌蚁并不合适。冯·布鲁塞尔，即《老桃树上的居民》（见第二章）的作者，就是其中之一。在该书中有关蚂蚁的那两章里，他压根就不提“蚁后”，只提到“雌性”和“母亲”。

若从内部视角看待蚁群的事务，其中最令人吃惊的事实，就是涉及蚁后母亲的各种关系。作为蚁后，除了其独立职业生涯的最初几个阶段，她的地位一直有些稀奇古怪。她是蚁群的母亲，对她自身及其同伴来说，这一点都是无法更改的事实。身为母亲，她注定会成为一个新蚁群的创立者。[25]

在描述蚁后时，把蚁穴的核心角色视为一位母亲，这就改变了其中包含的道德意味。

这些道德意味的一个方面涉及“婚飞”。每年夏天的某个日子，具有繁殖力的雄蚁和雌蚁都会一涌而出，飞入空中交配。受精的雌性返回地面，蜕去翅膀，开始创立自己的蚁群。古尔德对这一过程感到惊讶，在他那本1747年的书中总结道：

……对其他昆虫来说……蜕落的翅膀是顶级装饰品……对蚂蚁则不然，大腹便便的飞蚁反而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随后升入王位，放弃这些外在的装饰品，对君主来说，翅膀是过于轻浮的象征。[26]

在19世纪末的作家们看来，蚁后蜕去翅膀，象征着女人放弃卖弄风情，转变为母亲，承担起身为母亲的严肃职责。

我们的蚂蚁获得自由，开心地在空中漫游。第一次参加舞会的年轻姑娘，不也是觉得自己进入了轻飘飘的诗意王国？昆虫虽然渺小，却也像她那样，为心驰神往的夏季而梳妆打扮，她希望了解这些虫子身上随后发生的变化吗？……每只蚂蚁都在寻找爱侣，于是，在大自然的和谐气氛中，它们终于在蓝天下一束炫目的阳光里相遇。随后，它们将停止轻盈迅捷的飞翔，抖落今后不再有用的翅膀。除了用来飞离幸福，翅膀还能有什么用处呢？作为新娘，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它们绝不能继续沉溺于幻想了！这就是我们的蚂蚁的想法！[27]

在定居下来成为母亲之前，蚁后身披薄纱似的翅膀，享受短暂的优雅浪漫时光。插图来自奥古斯特·福勒尔的《蚂蚁群居社会与人类之比较》。

在《莫尔芙·尤金尼娅》中，阿拉巴斯特夫人无疑是布雷德里城堡的女王。就像蚁后一样，她唯一的工作就是繁殖。就此而言，“女王”一词用在她身上并不恰切，因为，在自己的“巢穴”中，阿拉巴斯特夫人根本就不掌握实权。然而蚁后作为繁殖力之源，却是蚁穴得以存在的理由，它躺在蚁穴正中央，享受着工蚁无微不至的宠爱关怀：

阿拉巴斯特夫人成天待在一间小起居室内……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喝饮料——茶、柠檬水、果味酒、巧克力牛奶、大麦汤、草药汁，客厅侍女用银盘子端着它们，顺着走廊川流不息地送过来……她胖得出奇，除了特殊场合，从不穿紧身内衣，而是穿着某种宽松、闪亮的茶会女袍，裹着开司米披肩，头戴一顶蕾丝女帽，帽绳系在重重叠叠的下巴下面，她躺在那里……有时，她的贴身侍女米里亚姆会坐在她身边，梳理她仍有光泽的头发，灵巧的手里捧着头发，用镶着象牙的梳子，节奏分明地反复梳理，每次梳半个小时。阿拉巴斯特夫人说，梳头可缓解她的头痛。

就连阿拉巴斯特夫人的身体也跟女家庭教师研究的蚁后非常相似：“臃肿而光滑……脆弱……苍白。”[28]

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欧洲人和欧裔美洲人来说，妇德母仪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他们担心人们会退化，变得懒惰，在进化方面出现后退。英国中上层阶级担心穷人的繁殖率超过他们，美国人担心来自其他种族的移民繁殖率会超过他们。这些担忧者认为，恪尽职守的母亲会拯救这一切。在英国，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鼓励贫困妇女节育，而对那些理想的繁育群体，则提供家庭津贴以鼓励生育。同样，蚂蚁也为这种措施提供了样本。在蚁穴中，繁殖受到合理控制，负责繁殖的母亲和一丝不苟的看护蚁各司其职。

在这方面，奥古斯特·福勒尔也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对酗酒者和精神病人的治疗过程中，福勒尔确信社会陷入了危险境地，父母通过遗传和教育，将自己的缺点传递给孩子，因此，人类从蚂蚁身上学习母性就至关重要。在认识到这些事实后，他将自己的家宅命名为“蚁府”（La Fourmilière），并用一些令人联想起蚁后兼母亲的古怪词汇描述他的妻子爱玛，她为了这个“窝”的利益而施加广泛、模糊的影响力，但又不会真正地发号施令：“从她谦逊平和得几乎难以察觉的行动中，她向我们的病人……我们的孩子，以及整个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散发出知性的仁慈之光……难怪她被称为‘小妈妈’。”[29]

在电影《天使与昆虫》（Angels and Insects, 1995）中，阿拉巴斯特夫人是布雷德里城堡“巢穴”中的女王，那些如同工蚁一般的仆人正在照料她。

就连一位女性蚁学家也将注意力集中在蚂蚁的母性上面。阿黛尔·M. 菲尔德（Adele M. Fielde）曾经是传教士，后来转向科学。她认为，要保持蚁穴——或家庭——以及种族的质量，母亲的角色举足轻重。在蚁穴中，看护蚁发挥照顾幼虫的功能，这样的劳动分工也证明，她自己跨越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生活是正当的。就像福勒尔一样，菲尔德也觉得，在女性向社会提供的服务中，恪尽职守的母德最为珍贵。但她在未婚夫死后终生未婚，也没有孩子。不过，正如她在演讲和著述中解释的那样，她感觉自己那些年的生活很有价值，作为教育家，她履行了母亲的部分职责，这正是蚁群中移交给看护蚁的任务。用蚁穴的术语说，她是一位代理“母亲”。

奥古斯特·福勒尔的家宅“蚁府”，约1900年。

终极模范

对20世纪的一些作家来说，蚂蚁社会的组织显得如此完美、理性，在母性方面尤其如此。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蚂蚁在实行优生学。此类作家也倾向于认为，人类最好向大自然学习这方面的经验教训。1925年，德国小说家兼游记作家汉斯·海因茨·尤尔斯（Hans Heinz Ewers）出版了一本有关蚂蚁的书，他在书中指出：

……受伤严重的个体很少获得照料，那些奄奄一息的蚂蚁被逐出蚁穴。同样，斯巴达人也曾把患病或残疾的儿童扔到嶙峋的泰格特斯山上。在我看来，放弃病入膏肓的患者或不可救药的疯人，让他们快快死去，这比我们人类那样尽可能延长其痛苦的做法更为人道。对于普遍的人类利益来说，这种情感更加合理。[30]

尤尔斯接下来对蚂蚁生活的描述，听起来特别像对健康的雅利安青年提出的忠告：他强调蚂蚁对新鲜空气的重视——蚁穴里的通风井，干净清洁的环境，以及健康而激烈的锻炼，如“拳击比赛和摔跤比赛”，都证明了这一点。（尤尔斯没有详细说明的是，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这些六条腿的参赛者在比赛中应该使用几条腿。）这就是德国对蚂蚁社会的尊重，它也是唯一立法保护蚂蚁的国家，禁止人们采集“蚁卵”（其实是蚁蛹）。[31]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德国把蚂蚁视为有益于森林群落的一分子。所谓的森林卫生学是德国科学的重要领域，它有点像生态学，其得以确立的基础观念涉及德国特有的原生栖息地。因此，正如蚂蚁社会为人类社会的组织树立了典范，同样，原生的蚂蚁也参与维护正宗的德国风景。人类优生学和蚂蚁优生学之间的联系，则更加深奥也更为黑暗。应用于这两个群体身上的不仅仅是言辞和比喻，而且也有实际的控制手段。昆虫学家卡尔·埃舍里希（Karl Escherich）负责研制出用毒气对付“害虫”白蚁的方法，众所周知，白蚁是蚂蚁的敌人，也是德国原生树木的破坏者。不久后，这同样的手段、同样的毒气，也将被用来清除纳粹所谓的人类“害虫”。[32]

[1] Proverbs 6: 6–8.

[2] 译文摘自天主教思高译本《圣经·箴言》。

[3] 不过，正如前一章所述，拉封丹确实在写作中重新使用了《鸽子和蚂蚁》的故事。

[4] Jean de La Fontaine, The Complete Tales in Vers, trans. G. Waldman (Manchester, 2000), p. viii.

[5] 转引自：Anon., Lessons Derived from the Animal World (London, 1851), vol. II, p. 235.

[6] Ibid., pp. 4–5.

[7] Ibid., pp. 147–148.

[8] 见：J.F.M. Clark, ‘“The Complete Biography of Every Animal”: Ants, Bees, and Human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XXIX (1998), pp. 249–267.

[9] A. S. Byatt, Angels and Insects (London, 1995), p. 94.

[10] Ibid., pp. 21–22.

[11] Anon., Lessons Derived from the Animal World, pp. 179 and 34.

[12] Byatt, Angels and Insects, p. 74.

[13] Ibid., p. 38.

[14] Anon., Lessons Derived from the Animal World, pp. 199–200.

[15] 英文中的雄蜂即drone一词，也表示无所事事的懒汉。

[16] Ibid., p. 36.

[17] Ibid., p. 8.

[18] 托马斯·霍布斯是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著有《利维坦》一书，为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奠定了基础。“霍布斯式的战争”一说即出自该书，指那种争夺私利、不择手段的野蛮战争。

[19] Peter Kropotkin, 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 (London, 1987 [1902]), pp. 27–33 and 235–236.

[20] Auguste Forel, Out of my Life and Work, trans. Bernard Miall (London, 1937), p. 340.

[21] Auguste Forel,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A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M,trans. C. K. Ogden(London 1928), vol. II, p. 351.

[22] Forel, Out of my Life and Work, p. 332.

[23] Frederick R. Prete, ‘Can Women Rule the Hive? e Controversy over Honey Bee Gender Roles in British Beekeeping Texts of the Sixteenth–Eigh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XXIV (1991), pp. 113–144.

[24] Jean-Marc Drouin, ‘L’Image des Sociétés d’Insectes en France à l’Epoque de la Révolution’,Revue de Synthèse, IV (1992), pp. 333–345.

[25] Henry McCook, Ant Communities and How They Are Governed: A Study in Natural Civic(New York and London, 1909), pp. 156–157.

[26] Anon., Lessons Derived from the Animal World, p. 185.

[27] E. van Bruyssel, The Population of an Old Tree; Or, Stories of Insect Lif (London, 1870), p. 64.

[28] Byatt, Angels and Insects, pp. 26–27 and 39.

[29] Forel, Out of My Life and Work, pp. 188–189.

[30] Hans Heinz Ewers, The Ant Peopl, trans. Clifton Harby Levy (London, 1927), p. 43.

[31] Ewers, The Ant Peopl, pp. 23–24.

[32] Sarah Jansen, ‘Chemical-Warfare Techniques for Insect Control: Insect “Pests” in Germany Before and After World War I’, Endeavour, XXIV (2000), pp. 28–33.

第四章

外敌

Chapter Four e Enemy Withoutt

从《圣经》时代起，大群入侵的昆虫就让人类感到特别恐怖。除了对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之外，它们野蛮的进攻方式，不计其数的庞大数量，以及它们坚不可摧、缺乏个体特征的群体本质——碾碎一个，就会有十个爬上来继续劫掠——都令人感到特别厌恶。对有些神经质的人来说，昆虫怪异的身体形状十分可怖，它们的身体外面是坚硬的外壳，而里面却是黏糊糊的肉浆。

到19世纪末，蚂蚁不再仅仅是供人类效仿的模范，人们开始揭示出它们不太友好的侧面，而这些都跟它们那种产生于群集特性、令人苦恼的古老形象有关。蚂蚁大军作为外来怪物而入侵人类，这种故事就算没有几百年的历史，至少也存在了几十年。如今，这类故事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有关非洲和南美洲“行军蚁”的记载绘声绘色，把它们描写成残酷无情的入侵者，能将路上碰到的所有动物生吞活剥。

昆虫的威胁

霍华德所著《昆虫的威胁》一书扉页。

《昆虫的威胁》（The Insect Menac）出版于1931年，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利兰·奥西恩·霍华德（Leland Ossian Howard）。在美国，霍华德当时在一类新兴科学家中名列前茅，他们就是职业的昆虫学家。这样的昆虫学家将他（偶尔也有女性）的知识用于解决有害昆虫导致的农业问题。美国内战之后，各方面的利害关系促成了这一职业的兴起。资本家寻求以省心省力的办法种植单一商品作物，流动的农夫试图把来自欧洲和美国东海岸的作物移植到西部，联邦政府为安抚鞭长莫及的各州而忧心，雄心勃勃的年轻科学家们则渴望仿效德国的研究典范。在经历过一番艰难困苦与伤心绝望后，这些团体同心协力，终于成功地构筑起适合职业昆虫学家的专业小环境。[1]霍华德的书就彰显了第一代和第二代昆虫学家的成就，也宣扬了这一事业所具有的持久重要性。

在这部著作以及其他书籍、小册子和演讲中，霍华德敦促读者或听众不要低估了昆虫构成的威胁。他跟那些与他相似的昆虫学家有大量的图表和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利用统计数据，列举那些跟人类对立的昆虫数量之庞大，以此折磨和控制读者。例如，就在19世纪末，蝗虫是一种严重的农业灾害，曾肆虐于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南非和美国。1928年，一群攻击肯尼亚的蝗虫有60英里长，3英里宽（约合96.6千米长，4.8千米宽）。[2]据一位昆虫学家计算，如果蝗群的厚度为50只，那么其个体总数就达到5 000亿。再比如说，据估计，如果一对家蝇不受限制地繁殖一个季节，那么它们将产下55 987.2亿只后代。有趣的是，虽然有人认为微小昆虫带给人的愉悦让这个世界感到安全，但这些作家描述昆虫时，却往往用其放大图片来吓唬观看者。

霍华德甚至将一张恐龙的图片放在《昆虫的威胁》卷首，把它称为“昔日的魔鬼”，目的显然是暗示人们不应该把昆虫视为迷人的收藏品，而应该将其整体视为“当前的魔鬼”——步步紧逼的一股庞大的自然力量。在此类迷你魔鬼中，“蚁狮”是一个更古老的的典型。“蚁狮”（实际是蜻蜓的幼虫）[3]隐藏在漏斗状的泥沙里面，准备用这个陷阱捕捉粗心大意的昆虫。令人困惑的是，一些作者将蚁狮描绘成猎捕蚂蚁的“狮子”，而另一些作者则想象它们是蚂蚁，在捕猎时猛如雄狮。

20世纪初，蚂蚁是否也属于“具有威胁性的昆虫”？那还用说，它们的个体数量难以计数（每窝有200万只甚至更多），因此有人将它们与其他昆虫家族的无数威胁联系起来。第一章描写的行军蚁似乎也符合这种形象。它们成群结队，四处打劫，在大地和人类住宅中搜索任何活物，吃得一干二净之后再继续向前移动。但人类并不一定认为这种行动可怖，在自然神学著作《动物世界的训诫》中，作者声称：“（蚂蚁）在自然界的功能似乎是清除死亡和腐败的物质，这原本是令人作呕的行为，但对健康极其重要，在温暖的气候中尤其如此。”[4]接下来，他在书中记录了特立尼达（Trinidad）岛上一位卡迈克尔太太讲述的故事：有天早上，当她正和家人坐下来吃早餐时，一队“蚂蚁轻骑兵”前来造访，易如反掌地扫除了她房子里的“各种害虫”。20世纪，德国昆虫学家卡尔·埃舍里希提出对蚂蚁的这种行为加以利用，通过消除热带植物上的有害动物来保护植物。[5]

“昔日的魔鬼”被用作视觉比喻，以衬托各种昆虫带来的威胁，后者共同构成了“当前的魔鬼”。

正如这幅1870年的版画所示，群集的蝗虫象征了“昆虫的威胁”，令人信服。

蚁狮的窝，图片出自奥古斯特·约翰·勒泽尔·冯·罗森霍夫（Auguste Johann Rösel von Rosenhof）的《昆虫娱乐月刊》（Der monathlichherausgegebenen insec ten-Belus-tigung，纽伦堡，1746—1761）。

行军蚁（此为队列细颚猛蚁属Leptogenys processionalis gp.）表现出类似游牧部落的行为，在行进中将蛹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

不过，总体而言，后来的探险者和殖民者都无法像卡迈克尔太太那样，对这种现象满不在乎。T. S.萨维奇（T. S.Savage）是从北美洲来到非洲的医务传教士。在这里，他被当地的野生生物吸引，发表了几篇相关的论文，其中有两篇涉及蚂蚁。它们组织有序的狩猎方式则让他感到最为惊奇。蚂蚁聚集成群，然后排列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去猎杀各种野生动物和牲畜。在它们小小的恐怖行动中，甚至平常令人生畏的动物也会沦为猎物：它们会攻击吃饱了肚子因而行动迟缓的蟒蛇，将它完全分割成碎片。蟒蛇的缠绕虽然威猛，但要对付这些小小的敌人，却根本无济于事。

这幅1954年的图描绘了驱逐蚁（driver ant）行进时的恐怖形状。图中有带翅雄蚁（上）、蚁后（中）、兵蚁（下）和若干工蚁。

1863年，英国博物学家H. W. 贝茨（H. W. Bates）在南美洲发现了习性相似的物种。“所有身体柔软、行动迟缓的昆虫，都会成为它们唾手可得的猎物，”他指出，“它们将那些受害者撕成碎片，以便搬运。”[6]托马斯·贝尔特（omas Belt）从英国到尼加拉瓜做地质勘探，发现了某种被尼加拉瓜人称为“军蚁”的昆虫。根据贝尔特在1874年的记录，它们拥有该属蚂蚁所共有的军事组织，且效率高得要命。[7]1905年，一个名叫J. 福塞勒（J. Vosseler）的德国人描述了一个可怕的蚂蚁族群，被当地西非人称为Siafu。[8]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蚁学家威廉·曼（William Mann）在玻利维亚发现一种拥有毒液的蜇人蚂蚁，“长度超过2.5厘米，具有强烈的敌对倾向，对于它们庞大的个头来说，这并非必要”。这种蚂蚁在当地被称为buni，有时“真的会把光着脚的原住民从他们的玉米田里赶走”[9]。巴西生活着一种学名华丽丽的蚂蚁Dinoponera grandis，拉丁文字面意思是“可怕的大蚂蚁”，当地人称之为tucandero。

某种游蚁属（Eciton sp.）蚂蚁的兵蚁，拥有长长的镰刀状下颚。有些南美洲人用它们缝合伤口。

西非驱逐蚁（siafu ant）是给欧洲探险者和科学家带来恐怖的根源之一。图中描绘了不同品级的蚂蚁的相对大小，包括一只大个儿的有翅雄蚁、肥胖的蚁后和三只不同品级的工蚁，都带有锐利的大颚。

汉斯·海因茨·尤尔斯显然是蚂蚁优生学的倡导者，关于这些捕猎性的蚂蚁，他有大量论述，为了那些外行的受众，他甚至改写了已被广泛接受的分类体系。他描述性地命名了5个蚂蚁群体，其中4个涉及它们无害的特征，如“长颈蚂蚁”，但他将第五个命名为“蜇刺蚂蚁，又名邪恶蚂蚁”。尤尔斯著作的翻译为之所动，用纯粹挑衅性的遣词描述这个德国人的蚂蚁研究：“他曾经与得克萨斯的火蚁战斗……直面墨西哥的流浪蚂蚁，并且被澳大利亚的斗牛犬蚁叮咬。”尤尔斯写道：“蚂蚁大军所到之处，它都会传播恐怖。”[10]说到这里，他或许想起了自己在澳大利亚的那次遭遇：一只蚂蚁顺着他的裤管往上爬。

尤尔斯与墨西哥的“吉普赛蚂蚁”有一段特别不愉快的经历。他喝了一些当地产的龙舌兰酒，醉醺醺地，他梦见自己“在汉口碰到的一个歌女”，于是坐下来给她写一首十四行诗，尽管她“当然一个字都看不懂”。让现代读者感到愉快的是，尤尔斯的帝国主义幻梦被一阵“隐隐约约的吱吱声”打断。他跳起来，看到地上有块移动的黑地毯。他最终意识到，那个吱吱声来自碗柜后面，那里隐藏着“一个耗子洞和耗子窝，里面住着耗子妈妈和她的耗子宝宝（它们常常‘吱吱叽叽’地尖叫，仿佛在说‘给我们带点好吃的来吧！’）”。对随后发生的事情，尤尔斯的描述特别令人惊悚：

它是个漂亮、可爱的主妇妈妈。现在它正被活活地吃掉，它和它那些光溜溜的耗子宝宝……如果那些耗子真的死掉该多好，我想，但它们仍在吱吱叽叽，吱吱叽叽，叫得比以前更疯狂，更激烈，更绝望……[11]

卡迈克尔太太属于已经逝去的那个年代，是用更坚强的材料造就的。她无疑会再倒一杯茶，慢慢啜饮着，告诉尤尔斯想想蚂蚁清除鼠害是多么有利于健康。接下来，蚂蚁们把矛头指向尤尔斯。当它们朝他“一拥而上……倾泻而来”时，他踏进一大罐水里，就这样待了一整夜，轻轻摇摆身体，直到蚂蚁离开。其他作者也建议人们在万不得已时用这种办法避开蚂蚁；还有一种普遍的预防手段，是在睡觉之前把床腿浸泡在盛有醋或煤油的容器中。

一个与尤尔斯同时代的人推测落得耗子妈妈的下场会是什么滋味，并用绘声绘色的词语描绘如下：

被西非驱逐蚁叮咬致死，在人类的想象中，那一定是最残酷的折磨之一……这些蚂蚁会倾向于首先攻击眼睛、鼻子等分泌黏液的脆弱部位，然后它们总会立刻发现皮肤最敏感的部分。出于本能，它们会在猎物伤口处移动长有锯齿的尖利大颚，让它们的叮咬更加疼痛。[12]

据福塞勒所言，即使受害者获救，也会死于蚂蚁蜇咬造成的伤口：“我认为，如果西非驱逐蚁无法立刻将受害者肢解成碎片，它们就会舔舐其血液。如果失血过猛，或者被叮咬的皮肤创面太大，受害者就无法挽救。”[13]

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行军蚁不仅将人们赶出家门，它们还发现，在自己的掠夺之旅中，人类的大道和小径构成了理想的路线。福塞勒和萨维奇都指出，这种现象经常发生，因此迫使人们远离自己的道路。

尽管如此，蚂蚁并不一定属于“威胁性昆虫”。它们没有多么重要的经济意义。蚂蚁的行动有时固然可怕，可它们不会破坏庄稼，它们吃掉的东西也不会超过它们偶尔装满的食品储藏库。然而，它们的威胁受到完全不成比例的夸大。出于文化上的一些偶然因素，它们被等同于有害昆虫，也就是霍华德及其同行对抗的那些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

殖民地里的蚁群

行军蚁被当作威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生活的地点：殖民地。在这里，它们跟其他咬噬和纠缠殖民者的昆虫被归入一类。这些昆虫破坏他们的庄稼，损耗他们的劳动力，并带来疾病。最有趣的是，殖民者之所以觉得这些异国蚂蚁具有奇怪的危险性，是因为他们以为行军蚁与其“野蛮的”人类同胞是同类。

行军蚁的各种特征表明，它们是种低级、野蛮的蚂蚁。首先，它们的螫针与蚂蚁的原始祖先胡蜂相似；其次，这个族群的蚂蚁没有表现出第三章中让福勒尔如此难忘的交哺现象；此外，它们是纯粹的食肉动物，对自己的后代漠不关心，幼虫结茧后，成虫不会帮助它们破茧羽化。如果羽化失败，它们就会死掉，然后被扔到外面的垃圾堆里。行军蚁的社会化程度不够彻底，不像其他蚂蚁那么无私。总体而言，它们就是不够高级。在欧洲没有发现行军蚁，它们与旧大陆更“文明化”的蚂蚁形成鲜明对比。欧洲蚂蚁有固定的居所，不是游牧民族；它们已经全面社会化，而且往往是素食者——有些甚至从事“农业”，或者利用蚜虫搞“畜牧业”。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即后来的埃夫伯里勋爵）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自由派政治家，他直截了当地用人类社会的“进步”阶段跟蚂蚁做对比。蚂蚁就像人类一样循着进化层级上升，从狩猎过渡到农耕，最终达到畜牧阶段。

所有这一切都跟一种固执的文化假设相符，即爱好和平是“高度进化”的种族或文化的标志。野蛮人靠拳头解决的问题，绅士尤其是淑女却靠妥协和克制解决。因此，那些异国他乡的蚂蚁，如西非的驱逐蚁，跟当地原住民表现出奇异的相似性。福勒尔写道：

如果某些黑人打算向敌人报仇，他们就会把他埋在齐脖深的土里……目的是观看他被西非驱逐蚁叮咬，望着蚂蚁一寸寸地啃咬他的头部，将他慢慢杀死，他们享受由此带来的野蛮乐趣……考虑到黑人和军团蚁（Anomma）[14]的心态，这就更有可能了。[15]

就仿佛这些讨厌的昆虫在帮助它们的同胞，保护非洲不受殖民者侵犯。1909年，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接到一份备忘录，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虽然非洲其实就在欧洲的脚下，但直到最近，这里几乎完全封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个中原因就在于……那里有导致疾病和死亡的昆虫和虱子存在。[16]

这也是一种涉及个头大小的有趣形象。整个非洲，不管是人类还是昆虫，都同样被矮化，被置于欧洲脚下，但在这里，被贬低的敌人无法让欧洲人感到安慰。恰恰相反，它让人想起阿喀琉斯的脚踵。就在同一年，当大英帝国农业部的首席昆虫学家耐着性子待在印度时，他也产生了同样不安的想法：“如果火蚁们联合起来，或许就能够将人类赶出印度……要对付它们，人类的作战手段需要革新。”[17]

欧洲人害怕野蛮的昆虫和人类串通一气，这属于包罗范围更为广泛的退化之忧。历史学家详细地记录了这种忧虑，其中包括种种预测，如太阳行将衰亡，文明的舒适安逸将导致人类进化开倒车，工人阶级将比其他阶级繁殖更快，白人无法在热带生存。这一切都促使人们产生可怕的感觉：万事万物都将在进入20世纪时衰落。

在H.G.韦尔斯的小说《登月先锋》（First Men in the Moon，1901）中，主人公们发现了一种类似蚂蚁的月中居民。“是昆虫，”查沃尔低声说道，“就是昆虫！”

H. G. 韦尔斯（H. G. Wells）就是在这个阶段达到了创作巅峰，他对蚂蚁之类生物的威胁有点着迷，并利用它们来表现当时有关人类退化的威胁。帕特里克·帕伦达（Patrick Parrinder）指出，我们经常把小绿人与科幻小说联系起来，而韦尔斯笔下的怪物跟它们毫无相似之处。[18]相反，在他笔下，威胁人类的是一些类似于甲壳纲动物和昆虫的生物：在《时光机器》（The Time Machin）中，走向覆灭的世界被巨型螃蟹霸占了沙滩；在《地球争霸战》（War of the Worlds）中，类人猿似的外星人在地球上潜行，而《登月先锋》里的月中居民显然是模仿蚂蚁。不过，只有在短篇小说《蚂蚁帝国》（Empire of the Ants，1905）中，韦尔斯才探索了最具时代性的话题：因昆虫外形引发的有关人类退化的忧虑。

H.G.韦尔斯在《蚂蚁帝国》中描述的物种，很可能就是以这幅1899年的插图为基础创造出来的。图中描绘了恐猛蚁属（Dinoponera grandis，现归南方恐猛蚁属）的大型蚂蚁的工蚁，其实际体长约为26毫米。

故事围绕英国轮机员霍尔罗伊德展开，他被招募到一艘葡萄牙轮船上，后者的使命是去调查巨型蚂蚁损毁一个南美洲殖民地的事情。尽管跟其他蚂蚁相比，它们的个头很大，但对人类的枪炮来说仍然太小，小得能够像尤尔斯笔下的“黑地毯”那样云集、涌动。那种蚂蚁似乎进化得比普通蚂蚁更聪明。那艘船上的葡萄牙船长其实非常无能，他派遣海军上尉到一艘被蚂蚁侵扰、尸体横陈的船上去送死。他还徒劳无益地朝蚂蚁队列开炮，而它们却像无数黑色的小水滴一样散开，然后重新聚拢。无怪乎这次任务以失败告终。这艘船掉转船头，仓皇地逃之夭夭，留下那些蚂蚁成为这片大陆上的新统治者。

来自H.G.韦尔斯小说《蚂蚁帝国》的插图，描绘船员为是否登上一艘被蚂蚁侵扰的船只而争吵。

这个短篇小说的感染力来自其题目。故事超越了幻想，注入了当代有关欧洲各帝国能否持久的担忧。这些土地距伦敦、巴黎和马德里如此遥远，它们究竟属于谁？“在这座森林周边几英里范围内，蚂蚁数量肯定比全世界的人还多！”霍尔罗伊德想到——

人类从蒙昧状态进入文明阶段不过才几千年，他们就觉得自己是未来的主人，地球的主宰！可是有什么能阻止蚂蚁也这样快速进化呢？……假设蚂蚁现在就开始……使用武器，组建强大的帝国，发动有计划、有组织的战争，结果会怎样？[19]

布尔战争表明，预示着意外凶险之兆的文明不是来自蚂蚁，而是来自人类。假如被殖民的人民将自己组织起来，通过以前认为不可能的方式抵抗殖民者，那该怎么办？在那些充满敌意的地区，假如所有本土人类和动物联合起来，赶走殖民者，那该怎么办？突然之间，在霍尔罗伊德看来，真正渺小如蚂蚁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殖民者。

对于进步的局限性和欧洲优越地位的脆弱性，西方深感焦虑，韦尔斯忍不住将这种焦虑发展到极致。小说的叙述者——这个故事是他听霍尔罗伊德讲的——得出结论：

为什么（这些蚂蚁）就该止步于热带的南美洲？如果到1911年或其前后，它们继续像现在这样推进，那么它们就会抵达（巴西的）卡普阿若纳铁路延长线（Capuarana Extension Railway），迫使欧洲资本家注意它们。到1920年，它们将朝亚马逊方向推进到中途。我确信它们最晚在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发现欧洲。[20]

《蚂蚁帝国》的电影海报（1977）。这部电影大体上以H.G.韦尔斯的小说为蓝本，由琼·柯林斯（Joan Collins）主演那个不择手段的女房地产推销员，巨型蚂蚁则是产生于有毒废气的变异。

战场上的敌人

我们仍然对韦尔斯笔下那些不计其数的蚂蚁心存恐惧，尽管它们并不总是以殖民地蚂蚁的形式出现。众所周知，蚂蚁会彼此交战，在人类发生冲突的时期，这一事实让它们显得特别狂躁。就像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及其心目中被踩在欧洲脚下的非洲昆虫形象一样，许多作战者发现，昆虫的微观世界并不是内心深处令人安慰的景象，恰恰相反，它们令人不快地展示了战争的细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场上的累累尸骨爬满昆虫，而蚂蚁作为昆虫的一种，便代表了所有预示着毁灭的力量。在休·沃波尔（Hugh Walpole）的小说《黑森林》（The Dark Fores）中，叙述者碰到一具德国人的尸体，注意到“它的脸已经变成一个龇牙咧嘴的骷髅，一些像是蚂蚁的黑色小动物，正从它的嘴巴和眼窝里爬进爬出”[2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个士兵在意大利参加了一场悲惨的战役，在火力强大的炮击下，他发现，观看蚂蚁打架，会令人压抑地联想起霍布斯式人人彼此为敌的战争：

在爆炸的间隙，我能听见一只云雀的歌唱。它让战争显得前所未有地愚蠢。人类总是破坏大自然，我正想着这个，突然看见战壕凸缘上的两只蚂蚁。个头大的那只蚂蚁抓住另一只，拖着它沿着凸缘前进……个头小的那只蚂蚁跳起来，恢复活力，转而扼住对方的脖子……这种进攻与反击的模式一再重复，小个儿的蚂蚁节节败退，在最后一个回合的拉锯战之后，便一动不动地躺下了……我认定，利用远程炮火对决自有其道理。[22]

在电影《安德鲁之犬》（Un Chien Andalou，1929）中，萨尔瓦多·达利那恐怖得令人难忘的蚂蚁，是死亡与毀灭的象征。

斯派克·米利根（Spike Milligan）的二战回忆录显示，在他服兵役期间，蚂蚁的出现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叙述了自己观察蚂蚁处理它们的受害者时，他和战友之间的对话：

我正在观察一些蚂蚁搬运一只死蚂蚱——“你在干吗？”埃金顿右手紧握着一个茶杯问道。

“观察蚂蚁。”

“我想知道是什么杀死了它。”埃金顿说着，蹲下身子。

“可能是因为它的心脏。”

“要等验了尸才知道。”

“那就来不及了，因为它的心脏，验尸会要了它的命。”

我用树枝激怒了一只斗牛犬蚁。

“别让它抓住树枝，伙计，”埃金顿说，“否则它会把你咬个屁滚尿流。”[23]

在马尔坎托尼奥·雷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的《拉斐尔之梦》（Dream of Raphael，约1507—1508）中，一只阳具形的蚂蚁正在靠近两个裸体人物，它或许也是毀灭的象征。根据阿特米德罗斯（Artemidorus）的解梦手册（1518年在威尼斯翻译出版），有翅蚂蚁是恶兆（蚂蚁“如果在身体周围爬……就预示着死亡，因为它们是大地的儿子，冰冷而漆黑”）。

在百无聊赖中，米利根的部队把蚂蚁描述成自己的敌人。通过矮化敌人，他们试图像童年时代的福勒尔那样，控制自己的恐惧。然而，在这里，他们却只是成功地突出了自己眼中整场冲突的荒谬性。正如书中描述的另一种战斗者留下了更加令人不快的印象，米利根笔下那种意象的超现实主义，也让人想起达利的蚂蚁[24]，那些象征着毁灭的可怕动物，在不断融化的钟面和其他形体上爬动。

与此同时，当作家T. H. 怀特（T. H. White）在1940年撰写《梅林之书》（The Book of Merly，1977）时，他正忙着将法西斯的威胁缩小到蚂蚁大小。年轻的亚瑟王卧病在床，十分无聊，把一个玩具蚁穴当作唯一的消遣。他恳求梅林将他变成蚂蚁（就像梅林以前把他变成其他动物一样）。梅林警告他不要做这次冒险，解释说：“它们非常危险……这种蚂蚁可不是我们诺曼的蚂蚁，亲爱的孩子。它们来自非洲海岸，好勇斗狠。”[25]然而，这种殖民意象很快让位于更接近当代的忧虑，因为这些蚂蚁其实是一个极权国家的臣民，它们的盲目服从让人感到恐怖。在每条通往蚁穴的隧道入口上，都写着“法无禁止皆义务”的标识。这些盲目好斗又组织有序的蚂蚁很快将自己的矛头转向亚瑟，梅林不得不将他救出蚁穴，恢复他原来的体形。

特雷弗·斯塔贝里（Trevor Stubley）为《梅林之书》塑造的极权主义蚂蚁插图，T.H.怀特在二战期间写下这本书，它是《永恒之王》（The Once and Future King）预定的结局。

最近，贝尔纳·韦伯（Bernard Werber）写了一本不同凡响的惊悚小说，为了向韦尔斯的小说致敬，题目也叫“蚂蚁帝国”。这本书的护封上有引自小说的评论，目的是用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吸引读者：“在你阅读这句话所花的几秒钟里，地球上大约有7亿只蚂蚁诞生。”甚至还有一个词，“蚁走感”（formication），用来代替那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意思是“如同蚂蚁爬过皮肤”[26]。

反思殖民地意象

最近这些年，随着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遗产受到剖析，有些学者开始反思蚂蚁那种威胁形象的殖民根源。克里斯托弗·霍普（Christopher Hope）、柳幸典（Yukinori Yanagi）和德瑞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全都试图修改这种比喻，前二者试图颠覆它，而第三位则试图重新捕捉蚂蚁生活的积极面。

克里斯托弗·霍普是出生于约翰内斯堡的白人作家，著有讽刺作品《最黑暗的英格兰》（Darkest England，1996），通过叙述南非本土卡鲁族流浪汉戴维·芒戈·布伊（David Mungo Booi）的旅程，颠覆了维多利亚时代探险者在非洲的“英雄”之旅。布伊在一个英裔农场主的教育下长大，20世纪90年代，他的族人派他向现任英国女王（“头戴钻石的老阿姨”的后代）寻求帮助，以便再次“将布尔人赶进天国”。通过布伊对英国天真而敏锐的理解，霍普讽刺地模仿了19世纪白人对非洲最为粗鲁的所有误解，可是，面对陌生的布伊族人，英国人的反应几乎没有多大改善。

布伊描述自己的族人说“我们都是小人物”，这个短语让人想起所罗门把蚂蚁归入“人间……聪明小物”的说法。[27]访问布伊家乡的游客把他的部落描述得像昆虫，跟“寄生虫……跳蚤”一样。但霍普以两种彼此关联的方式，颠覆了殖民者把原住民视为蚂蚁的形象。首先，在整部小说中，布伊都被描述为非洲大食蚁兽（土豚）。布伊习惯猎食蚂蚁和蚁卵，他到达英国后被拘留，于是就从那时开始吃英国的蚂蚁。他发现它们“比我们布须曼人的稻米咸，但趁着新鲜吃尚可忍受”[28]。布伊被一位前主教收留，便跑到他的花园里，继续捕捉自己最爱的食品，甚至在一伙目瞪口呆的围观者面前大啖一群飞蚁。

霍普的第二处颠覆是始终把英国人和布尔人描绘成蚂蚁。布伊回忆说：

随后几个星期，我发现，在英国生活需要痛下决心。有些人来自更古老的文化，生活在更自由的环境中，他们对这种决心不太了解。这就像一个人必须将自己齐脖子埋进蚁丘，就这样过一辈子。天空低矮如屋顶……不过幸好他们习惯了如此糟糕的事情，适应了这种恶劣的环境，尽管它足以毁掉那些习惯了自由、阳光和空气的人……这里的原住民与其说是占领者，不如说是寄生虫……在这个岛屿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被殖民，他们所说的“偏僻之地”，在我们看来，就像白蚁穴一样拥挤……[29]

总之，自然的物体大小被颠倒过来。布伊得出结论，英国人的“世界观极度萎缩……但荒唐的是，他们认为离自己最近的东西非常庞大”。因此，“尽管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个岛屿（英国）小得可怜，但他们说起来却仿佛它有非洲的两倍大”[30]。“非洲大食蚁兽。”布伊发现，自己正注视着一个刘易斯·卡罗尔式的蚂蚁世界，而生活于其中的蚂蚁却以为自己是庞然大物。（布伊将它们萎缩的世界观归因于连绵不断的雨水，“极其潮湿……让世界萎缩得跟微型玩具大小相当”。）在他看来，英国人和布尔人是“苍白的寄生虫”，正如在白人殖民者心目中，蚂蚁象征着原住民那种不可理喻的危险。

但事情仍然有点不对劲。“非洲大食蚁兽”布伊反复遭到虐待和逮捕，那些看起来像蚂蚁的人，把他“像非洲大食蚁兽那样绑起来”。正常的角色被颠倒，“非洲大食蚁兽”发现自己任由其自然猎物摆布，这是布伊感到迷惑和不快的根源。布伊的结论是，他不知怎么回事堕入了蚂蚁人中间，他们的外表看似没有恶意，似乎“不比飞蚁更有害，也不比白蚁卵更令人惊恐”，但这种外表完全是骗人的。[31]于是，蚂蚁成为异国苦恼的象征，这与欧洲殖民者眼中的非洲蚂蚁形象如出一辙。

柳幸典创作于1996年的复合媒体装置《太平洋》（Pacific）, 就像他的《世界各国国旗蚂蚁农庄》（World Flag Ant Farm）一样，作品中的国旗图案用彩色沙子做成，而蚂蚁在里面挖出一条条隧道。随着它们为自己创造出这个另类蚁穴，蚂蚁也将这些旗帜涂抹得难以辨认。

艺术家柳幸典在他的装置艺术作品《世界各国国旗蚂蚁农庄》中，巧妙地讽刺了殖民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这件作品由装在棋盘格里的沙子组成，全都染成世界各国国旗的图案和颜色。他让蚂蚁在沙子中挖掘隧道，小小的蚁群直接从这些来之不易的国家身份象征底下和表面穿过。这件作品提醒观众，人类扩张和保护自己边界的冲动，其实跟蚂蚁并没有什么两样。此外，观众还会意识到，蚂蚁根本就无视我们的边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人类的个头相对更大，我们却在蚂蚁的感知极限之外，而不是相反。蚂蚁在地球上挖掘扩张，在它们眼中，人类显得无足轻重。

德雷克·沃尔科特的《奥梅罗斯》（Omeros，1990）是一部辉煌的史诗，它从殖民地编年史记录者的手中，夺回了编写加勒比地区历史的权利。史诗的题目来自现代希腊语中的“荷马”一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让人回想起控制蚂蚁大军——第二章中说到的密耳弥多涅斯人——的幻想。沃尔科特的阿喀琉斯是个渔夫，他的海伦是个女侍者，厌倦了男游客们关注的目光：“那名字，以及与它有关的历史幻想，/照亮了海滩……/让一个个密耳弥多涅斯人/一个个旅行者目光闪烁。”[32]有个爱尔兰女人嫁给了一个英裔养猪场主，很早就在加勒比地区定居，她反思海岛上大量滋生的害虫，然后得出结论说，这里还有比原住民更糟糕的东西：

岛上处处让莫德讨厌：

最糟糕的是，湿气损毁了图书馆。

它渗入盖着琴套的钢琴，

给毛毡榔头造成破坏，于是调律师

便可定期赚上一笔。然后是灯光陆离，

照着拥堵的市场台阶；形形色色的虫子，

尤其是雨后的飞蚁，蛀孔的白蚁

弄得屋子处处剥落，又将窗户遮蔽；

光着脚的美国人，在银行里闲逛。

如今他们泛滥成灾，比虫子更招人烦，

至少虫子还算原住民……[33]

就此而言，这首诗歌跟克里斯托弗·霍普对入侵蚂蚁比喻的反向阐释一致。不过，有时沃尔科特会怀着痛苦的怜悯，把受压迫的人民描绘成蚂蚁。诗中反复出现身被枷锁者的形象，他们是囚徒和奴隶。从远处看，他们在诗人眼中往往就像蚂蚁——不是殖民者经验中那些可怕的劫掠者，而是一些小生命，就像怕水的红蚂蚁，成群结队地涌向海边，涌向悲惨而恐怖的流放。[34]在这部史诗的末尾，当沃尔科特思索自己创作《奥梅罗斯》的经历时，他把自己身为作者的看法相对直接地传达了出来。他评价说，跟个人史的力量和价值相比，自己的词句显然无足轻重，“……就像能够自我修复的珊瑚虫那般强大，这静默的文化……来自每一位祖先白色肋骨的分叉”。有人质疑沃尔科特的作品只是给历史加上注脚，对此，他再次求助于蚂蚁形象，为自己的劳动辩护：

我的灯光澄澈，勾勒出一只海星

掉落的星角，它的星标印在沙子上，

那是它向奥梅罗斯，我的驱邪咒语，致敬。

我是擎天巨神额上的一只蚂蚁，

蛛形棕榈在云彩书页上留下的记号，

一个星标，仅此而已……[35]

从某种程度上说，《奥梅罗斯》是有关伤痕持久性的诗歌，但是，在那些如蚂蚁般渺小的内在经验中，也能找到部分治疗法：即便在他人眼里，这些个人历史只像历史之书上加了星标的脚注。的确，沃尔科特通过将蚂蚁放大为人类，恢复并命名了那些籍籍无名者的微观历史。

这一过程的例证来自这首诗的一个片段，描写了蚂蚁怎样帮助“无痛咖啡馆”老板基尔曼老妈妈治疗菲罗克忒忒。菲罗克忒忒也是个渔夫，是阿喀琉斯的朋友，也是跟他争夺海伦的情敌。菲罗克忒忒有个地方老是很疼，因为那里以前被一只锈锚凿过——同时也是他祖先的脚镣留下的肉体记忆——有时“会让他痛得直叫唤”[36]。基尔曼老妈妈与大地交流，祈求大自然将菲罗克忒忒治好，而蚂蚁就是她的祭司。就在她进入黑森林、取下帽子和假发后，蚂蚁就开始在她的头发里穿行，而头发则“如苔藓般随意地冒出来”，将她跟大地相连接。现在，蚂蚁给她提供了咒语：

……她的嘴唇随着蚂蚁移动，长满苔藓的头骨

听见蚂蚁用她曾祖母的语言说话，

就像遥远集市上的闲谈，她心领神会，

正如我们无需语言也可追随自己的思想，

为什么蚂蚁捎信让她来到这森林

这里花朵留下的伤痕，它的坏疽，它的狂暴

肿胀了几个世纪，散发出腐血的气息……

在这里，难以理解的异国蚂蚁曾经吓坏了殖民者，现在却用已经遗忘但又熟悉的语言，向那老妇人低声传授疗伤的秘诀，跟现在岛民交流时即兴创造出来的土话相比，这种语言在记忆中埋藏得更深。事实上，在回顾过去时，基尔曼妈妈现在似乎无法理解教堂布道者的话了，“打着绝望的手势……/那只昆虫，又聋又哑的愤怒/用不属于她的语言打手势”。于是，基尔曼妈妈“祷告着/用蚂蚁和她祖母的语言”，直到菲罗克忒忒感觉从伤处排出了疼痛。[37]

对韦尔斯、福塞勒、福勒尔、尤尔斯等人共有的有关蚂蚁的殖民意象，沃尔科特在这部史诗中做了修正。他跟这些早期作家有个共同之处，他们都认为蚂蚁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和深深扎根于此的人类居民融为一体。对威尔斯及其同类而言，这一点让蚂蚁成为威胁；就像它们的人类同胞那样，蚂蚁多得不可计数，难以辨别，其心理迥异于殖民者。但柳幸典却以游戏般的方式提出，蚂蚁不尊重人类的国界，这正是沃尔科特的力量源泉。蚂蚁或许是贩奴船上没人注意的偷渡客，它们在新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永远保留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并让奴隶后代想起故乡。或者，蚂蚁也许形成了一个国际妇女团体，它们与大地结合，对压迫者的地图毫无敬意，让人想起自己与某个地方存在联系。不管是哪种方式，它们渺小的存在，都让苏珊·斯图亚特（Susan Stewart）在《论渴望》（On Longing）中描述的历史得以内在化：沃尔科特的个人记忆能带来疗治与肯定。

就像沃尔科特的蚂蚁一样，在金·斯特林费洛（Kim Stringfellow）创作于1991年的摄影拼贴《刻瑞斯变身为圣母》（Transformation of Ceres into Madonna）中，蚂蚁也充当了变形的灵媒。蚂蚁是谷物女神刻瑞斯（Ceres）的标志之一，它象征着与大地的联系，因为蚂蚁在地里挖隧道，献给女神的秘密仪式也在地下举行。（© Kim Stringfellow 2003）

[1] Paolo Palladino, Entomology, Ecology and Agriculture: The Making of Scientific Careers in Nort America, 1885—1985 (Amsterdam, 1996); Charles E. Rosenberg, No Other Gods: On Science and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revised and expanded edn (Baltimore and London, 1997);W.Conner Sorensen, Brethren of the Net: American Entomology, 1840―1880 (Tuscaloosa and London, 1995).

[2] 有人描述了类似的事情（如果不是同一件事情），见：Karen Blixen, Out of Africa(Harmondsworth, 1980), pp. 279-282.

[3] 此处英文原文有误，蚁狮其实是脉翅目蚁蛉科昆虫的幼虫，而蜻蜓跟豆娘一起，属于蜻蜓目，其幼虫被称为水虿。蚁蛉成虫的外形与蜻蜓非常相似，看起来就像长着长长触角的蜻蜓。

[4] Anon., Lessons Derived from the Animal World (London, 1851), vol. II, p. 205.

[5] Auguste Forel,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A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M, trans. C. K. Ogden(London 1928), vol. I, p. 259.

[6] Henry W. Bates, Naturalist on the River Amazons (London, 1863), vol. II, pp. 362–363.

[7] omas Belt, The Naturalist in Nicaragu (London, 1874), pp. 17–29.

[8] J. Vosseler, ‘Die Ostafrikanische Treiberameise’, Der Pflanze, I (1905), pp. 289–302.

[9] William M. Mann, ‘Stalking Ants, Savage and Civilised’,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LXVI(1934), pp. 171–92. Forel, Social World of the Ants, vol. II, pp. 186–187.

[10] Hans Heinz Ewers, The Ant Peopl, trans. Clifton Harby Levy (London, 1927), pp. vi and 77.

[11] Ibid., pp. 80–81.

[12] Quoted in Forel, Social World of the Ants, vol. II, pp. 186–187.

[13] Auguste Forel,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A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M, trans. C. K. Ogden(London 1928), vol. II, pp. 186–187.

[14] 蚂蚁的一个属，其中包括西非驱逐蚁，现已归入行军蚁属（Dorylus）。

[15] Ibid., p. 189.

[16] Arthur E. Shipley, ‘Foreword’, Bulletin of Entomological Research, I (1910), pp. 1–6.

[17] H. Maxwell Lefroy, with F. M. Howlett, Indian Insect Life: A Manual of the Insects of the Plains(Tropical India) (Calcutta, Simla and London, 1909).

[18] Patrick Parrinder, Shadows of the Future, H.G. Wells, Science Fiction and Prophecy (Liverpool, 1995).

[19] H. G.Wells,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 and Other Storie (London, 1911), p. 499.

[20] Ibid., p. 512.

[21] Hugh Walpole, The Dark Fores (London, 1916), p. 124.

[22] Alex Bowlby, The Recollections of Rifleman Bowl (London, 1999), pp. 50–51.

[23] Spike Milligan, Rommel? Gunner Who? (Harmondsworth, 1981), p. 61.

[24] 指达利画作《记忆的永恒》。

[25] T. H. White, The Once and Future Kin (London, 1962 [1958]), p. 119.

[26] Oxford Encyclopedic English Dictionary.

[27] Christopher Hope, Darkest England (London, 1996), p. 3.

[28] Ibid., p. 35.

[29] Ibid., p. 75.

[30] Ibid., pp. 46–47.

[31] Ibid., p. 111.

[32] Derek Walcott, Omeros (London, 1990), p. 31.

[33] Ibid., pp. 61–62.

[34] Ibid., pp. 128, 145–146 and 215.

[35] Ibid., p. 294.

[36] Ibid., p. 318.

[37] Ibid., pp. 243–246.

第五章

内敌

Chapter Five e Enemy Withinn

在向蚁学家E.O.威尔逊提出的问题中，最常见的一个是：“我该怎么对付厨房里的蚂蚁？”他喜欢这样回答：房主应该当心自己的脚下。并且补充说，他们应该给这些客人放点食物（显然它们特别喜欢金枪鱼和生奶油）。威尔逊的回答令人吃惊，因为，看到蚂蚁成群结队地在我们的抽屉里进进出出——显然是从地板、墙壁或门框上的某个看不见的缝隙里钻进来的——这种景象会唤起大多数人的原始恐惧。我们大多数人也都会立刻屈服于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将这些臭名昭著的入侵者消灭干净。

尽管有诸如霍普、柳幸典和沃尔科特等作家和艺术家的颠覆性作品，但一直到20世纪，人们仍然将蚂蚁视为威胁，要求消灭它们。现在，蚂蚁的威胁与其说来自殖民地，不如说来自离家更近的地方。对所谓的“文明”人的某些方面，甚至厨房里的蚂蚁都提供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比喻。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全都为蚂蚁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感到烦恼，如它们愿意接纳和容忍寄生虫，以及它们不假思索的群体行为和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跨越边界的蚂蚁引起了仇外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担忧。所有这些现象似乎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暗示：蚂蚁中存在一股力量，跟那些威胁着从内部耗尽人类社会的力量相似。

尽管有一系列的产品可帮助消灭侵入家里的蚂蚁，但蚂蚁仍然不断涌进来。

这幅德国漫画上写着：“你现在真的需要消灭那些蚂蚁，对吧？”它突出了我们面对侵扰人类住宅的蚂蚁时那种不成比例的愤怒。

蓄奴蚁和退化

对19世纪的人们来说，蚂蚁生活中最有趣的特点就是奴隶制。在北美，奴隶制显然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对欧洲人来说，这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因为他们正在殖民地颇有成效地创造出一支被奴役的劳动大军。19世纪早期，蚂蚁的奴隶制表明，霸权是动物王国中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到19世纪末，随着退化成为持久的担忧，它又警告人类当心依赖性及其造成的后果。

从职业上说，托马斯·贝尔特（omas Beltt）是一位地质学家兼工程师，不过，当他代表琼塔雷斯矿产公司（Chontales Mining Company）到尼加拉瓜做勘探调查时，吸引他注意力的却是蚂蚁。在出版于1874年的《一位博物学家在尼加拉瓜》（A Naturalist in Nicaragua）中，他详细地描写了自己的观察。贝尔特在书中经常拿英国人和尼加拉瓜居民做比较，而在每一次比较中，蚂蚁都是一个突出的核心形象。蚂蚁虽然适应了尼加拉瓜的地形，却跟贝尔特心目中理想的英国人惊人地相似。可是，讲西班牙语的尼加拉瓜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懒惰，放任自流，缺乏创新。

贝尔特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蚂蚁的足智多谋。其中一段讲到，有些蚂蚁在跨越矿山的铁轨时，反复遭到小矿车碾压，于是它们便在轨道下面挖掘隧道。[1]贝尔特指出，相比之下，当地人就懒得搞建设了。有位堂·菲利韦托骄傲地向他展示自己的“新住宅”，贝尔特见惯不惊地发现，那座建筑不过是竖在地面上的4根陈旧的柱子（显然已经竖立多年），其余部分还只存在于主人沾沾自喜的期望中。[2]同样的对比也适用于家庭住址的选择。当贝尔特用石炭酸攻击蚁穴时，幸存者会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所有物品运送到新的巢址去。相比之下，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却坚持住在祖先的家园，即使森林的边际在几代人之后已退缩了好几英里，因此他们每天往返种植园都必须跋涉数英里。[3]还有一个例子也证明人不如蚂蚁，切叶蚁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搜集的树叶保存在适当的环境中，让叶子干湿适中。就这样，贝尔特惊讶地发现：它们居然在树叶上种植蘑菇，为自己提供持续的食物来源。当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读到美美村“土地……肥沃，但人们却懒得耕种”时，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些蚂蚁。贝尔特认识到“贫穷与懒惰最压抑的方面”，他向一个人询问人们都在做什么。“Nada, nada, señor，”贝尔特记下他的回答，“啥都不做，啥都不做，先生。”[4]如果他能向蚂蚁提出同样的问题，它们该怎么回答呢？

托马斯·贝尔特赞许尼加拉瓜蚂蚁的勤劳，这启发他画了一幅蚁穴构造剖面图，在他那本出版于1874年的书中，他也画了很多类似的矿井剖面图。

贝尔特曾经是博物学家，他继续工作，从博物学角度，对尼加拉瓜人相对的卑微提出解释。他总结出两个主要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温暖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它们使得说西班牙语的混血尼加拉瓜人变得懒惰。此外，西班牙移民已经对他们的原住民工人产生了依赖性。无独有偶，在蚂蚁中恰恰也能发现同样的进化过程。[5]蚂蚁因蓄奴性的劫掠而闻名，贝尔特就在他的书里记录了一个例子。虽然从短期看来，这种行为是勇敢（尽管有些不道德）的开拓，但从长远来看，却对蓄奴的蚂蚁不利。最后，在进化过程中，海盗似的蓄奴蚁逐渐对奴隶产生依赖，再也无法自己照料自己了。有些蓄奴蚁甚至退化到失去工蚁品级的地步。H. G.韦尔斯在他那部世纪末小说《时光机器》中将这一认识发展到极致。在这个故事里，无能的艾洛伊族过着想入非非的享乐生活，生活在地下的莫洛克族负责供养他们，但也捕食他们。艾洛伊族再也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奴隶伤害，如今后者已经变成了掠夺者。

因此，蚂蚁的例子说明，欧洲人依赖其殖民地的被统治者是有害的。在贝尔特书中还有另一个前后对应的例子：有种游蚁属蚂蚁在劫掠奴隶时，只带走受害者中的幼虫，这种现象与他在十来页后叙述的尼加拉瓜定居者遥相呼应。贝尔特指出，探矿者在抢劫印第安人时，尽可能只抓走印第安原住民儿童，其借口是可以让他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他遗憾地指出，当权者“暗中纵容……这种可耻的处理方式”。贝尔特的推论是，如果定居的殖民者依赖他人的劳动，他们就别指望长期繁荣：

我思索着拉美的西班牙人后裔和印第安人退化的原因，逐渐认识到，在有些地区，如果人类不得不与大自然搏斗以获取食物，而不是从大自然那里接受恩赐；如果人类是劳动者，而非无所事事的懒汉；……那么只有这种选择发挥作用，人类才能不断进步，避免倒退……[6]

正如韦尔斯笔下的艾洛伊人所示，这种担忧更适用于家庭。上层阶级有钱雇佣别人伺候自己，他们是否也面临退化的危险？在《莫尔芙·尤金尼娅》中，A. S. 拜厄特颇有见地地探讨了阶级和寄生的主题（见第三章）。阿拉巴斯特家的各个成员，全都由他们匆匆忙忙的仆役大军伺候着，他们暴露了自己是一些近亲繁殖、身体衰弱且精神贫乏的人。阿拉巴斯特爵士雇用的那位博物学家，以及聪明但失意的家庭教师克朗普顿小姐，对此都无能为力，只能评论一下这种对比。博物学家在观察某种蓄奴蚁时，提供了一些显然不偏不倚的信息，让女家庭教师深受启发：

达尔文先生观察到，这些英国血红林蚁在迁徙时，会把奴隶带到新家；但是更野蛮的瑞士蓄奴蚁却极度依赖蚁奴，甚至会让蚁奴用下颚叼着无法自立的它们，把它们运走。[7]

难怪汉斯·海因茨·尤尔斯那本《蚂蚁人》（The Ant People）的译者提醒20世纪20年代的读者，不能像所罗门说的那样信任蚂蚁：

尤尔斯博士推翻了我们关于蚂蚁的许多先入之见。一直有人让我们相信蚂蚁勤劳肯干，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了解到，蚂蚁中有许多物种从不工作，有些以盗窃为生，还有一些就像中世纪的强盗封建主那样生活。总之，就像了解其他民族一样，关于蚂蚁，关于它们怎样生活、相爱、工作或虚度光阴，我们现在已了解到外行需要了解的一切。[8]

巨型蚂蚁和20世纪后期的其他恐怖事物

随着20世纪不断发展，内敌的性质也从优生学和退化角度的威胁朝着其他方面变化。冷战期间，西方认为蚂蚁似的赤色分子无所不在[9]。1954年，美国拍了一部B级影片《巨蚁》（Them），就像那个时代众多有关火星人的电影一样，它把入侵之敌构想为几乎不加掩饰的共产主义者。一堆堆尸体证明死者的死亡方式非同寻常，而遭受外伤的受害者（尖叫着“它们！它们！”）逐渐让敌人露出马脚：巨型蚂蚁正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肆虐。它们能够在蚁群中传递信息，用下颚夹住受害者，将他们杀死，还能分泌出足以杀死20人的蚁酸。可以理解，要捕杀那些个头超大的工蚁非常棘手，而且，只要蚁后藏在地下为它的军队补充兵源，杀死工蚁也完全于事无补。这些蚂蚁的交流方式已臻于完美，与之不同的是，影片中的人类在学习击败蚂蚁所必需的军事代码和方法时，却显得蠢笨愚钝。人类的昆虫式护目镜和防毒面具，不过是拙劣而反讽式地模仿了敌人的天性。随着勇猛的英雄们进入蚂蚁位于洛杉矶的最后巢穴，广播中回荡着冷战新闻造成的恐慌，而军事法已经准备就绪。与此同时，人们已经证实，那些发生突变的蚂蚁，是沙漠中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造成的辐射的产物，暗示这场战斗有可能才刚刚开始。冷战造成的后果也许会出人意料地从内部破坏美国，电影《第四阶段》（Phase IV，1973）以更微妙的形式改写了这个主题[10]。

在喜剧动画片《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1994）中，有一集向《巨蚁》之类认为“赤色分子无所不在”的昆虫电影，幽默地表示致意，同时讽刺它们那种把蚂蚁当作“内敌”的观念。这个故事讲述了片中那位平凡的反英雄人物霍默·辛普森，他被选去参加一个被媒体称为“凡人宇航员”的太空行动。进入轨道后，他因为一次由零食（本来霍默是不能把它带到太空船上来的）造成的事故，而破坏了一个实验蚁穴——它是用来探索“能否训练蚂蚁在太空中给小螺丝钉分类”的。尽管对蚂蚁的出现可给出无害的解释，但它们一被放出来，就直接飘到太空船上的摄像机镜头前，由于意想不到的透视效果，它们的个头显得十分庞大。这个画面被传送到第六频道那位喜欢咋咋呼呼的主播肯特·布罗克曼那里，直到画面被切断——大概是因为一只蚂蚁掉进了摄像机的零件中。在那个恐慌的时刻，布罗克曼变成了勾结者：

电影《巨蚁》的海报，这部电影是经典的巨型昆虫史诗。

在《第四阶段》中，致命的蚂蚁发动攻击，将其受害者拖入沙子。

女士们先生们，哦，我们的画面被切断，不过，唔，我们看到的那一幕说明了问题本身。“考威尔号”太空船已经被一群作为优等民族的巨型太空蚂蚁占领——如果你们愿意，也可称之为“征服”。站在这个有利的位置上，很难判断蚂蚁将吃掉被抓获的地球人还是仅仅奴役他们。只有一点可以肯定，谁也无法阻止它们，蚂蚁们将很快到达这里。而我，作为人类之一员，将欢迎我们新来的昆虫霸主。我会提醒它们，作为一名值得信赖的电视台工作人员，我将有助于它们围捕其他人，把他们送到蚂蚁的地下糖穴里去做苦工。

在《辛普森一家》中，霍默私自将波浪薯片带进太空，不小心导致一次怪异的事故，其中涉及一些看似庞大的蚂蚁。

这一刻的讽刺意味在于：它从B级电影中的巨型蚂蚁形象，一下子转向布罗克曼的怯懦反应，跟麦卡锡时代塑造的正宗美国英雄形象截然相反，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更接近现实。因此，这部动画片的制作者格罗宁是利用蚂蚁来讽刺围绕内敌观念的歇斯底里和废话连篇。

20世纪90年代，一连串全新的有关巨型昆虫的电影诞生。这些影片往往不会特别涉及某个具体的物种，而是聚焦于已被大家接受的有关昆虫群体力量的比喻，聚焦于文明社会厨房碗柜背后潜伏的恐惧。在这类电影中，《星河舰队》（Starship Troopers，1997）就是一个血腥而颇有争议的例子。影片描述美国军人排队加入他们宣传的战争机器，愉快地飞到其他行星上，在成群的巨型节肢动物劈砍的脚爪下面对死亡。这是一部幼稚（虽然特别暴力）的怪物恐怖片吗？这是向军国主义致以法西斯式的赞美吗？或者这是以讽刺的手法描绘美国的民族主义，把它比作蚁群那样没头没脑的群体行为？对这一切，就连批评家们也说不准。

从严格意义上说，《DNA复制》（Mimic，1998）表现的是白蚁和蟑螂的突变杂交种，但也可把它视为另一部有关蚂蚁等昆虫的象征电影。这部电影讲述的威胁潜伏在纽约地铁里，后者象征着这座城市令人爱恨交加的核心。导演吉耶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评论说，他对这个古老的内敌主题加以改编的灵感来自异化：

不管什么地方，周围都有两个穿着破旧外套的人……如果他们不是人类，那会怎样？让我产生兴趣的是这样的想法：我们没有意识到，有种另类的生命形态就在我们鼻子底下繁殖和进食。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凌晨两点钟，我们几乎不会注意到大街上的人。当那个身影像扇子一般展开，变得像只昆虫……昆虫是上帝的黑天使，总有一天，它们会把人类打得一败涂地，屁滚尿流。[11]

除了这些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下层阶级构成的内在威胁，《DNA复制》还对“内敌”做了女权主义的解读。负责繁殖的蚁后是这部电影中最可怕的部分，为了讽刺地强调这一点，影片描写了一位女科学家，她是这项出了差错的实验的负责人，而且自始至终都在为生个孩子而努力。女性的繁殖欲是这部电影中潜在的恐怖（跟1995年的《异种》[Species]非常相似），而在《巨蚁》中，虽然蚁后是问题的根源，但它占据的银幕空间却比好斗的巨型工蚁要少。

尽管E. O. 威尔逊会在厨房里用金枪鱼和生奶油喂蚂蚁，但即便是他，偶尔也会为那些身为内敌的蚂蚁感到恼火。20世纪60年代末，一种非常小的黄蚂蚁开始出现在哈佛大学的多个实验室里。它们最先被一位助理研究员发现，因为她的糖溶液移液管被这种昆虫堵塞了。

当一位助研……为培养细菌做常规的糖溶液移液时，真正的麻烦从此开始。她没法吸入这种液体，仔细一看，才发现狭窄的移液管被非常小的黄蚂蚁堵塞了。关于这种奇怪的入侵，人们注意到这座大楼里还存在其他蛛丝马迹。黄蚂蚁到处都是，很快覆盖了午餐和下午茶之后的残羹冷炙。在玻璃容器下面，在文件夹里面，在笔记本的册页之间……奇迹般地出现了部分正在繁殖的蚁群。最令人担忧的是，研究人员发现，蚂蚁竟然会从培养盘顺着淡淡的放射物质痕迹，穿过地板和墙壁。调查显示，有个统一的蚁群正穿过这座大型建筑的空间和墙壁，朝各个方向扩散。[12]

经过探测，人们发现，这些入侵者是跟着威尔逊的一个学生，从巴西搭便车过来的，它们侵染了他存放标本的整理箱。等到卸下那些箱子并发现这些偷渡者时，黄蚂蚁已经在这座大楼的墙壁里形成了超级蚁群，并且已经像癌症一样“转移”。威尔逊使用这个通常跟恶性肿瘤联系在一起的词语，堪称意味深长。毕竟，癌症是最恐怖的内敌。威尔逊的这些超级蚁群静静地蔓延，像癌症那样扩散，暗中破坏了哈佛实验室里方方面面的生活：从信息记录到实验的执行，以及人类就餐时的相互交流。威尔逊只是略带几分慎重地把这次事件称为“蚂蚁的复仇”。

来自花园的黑毛蚁（Lasius niger）侵入厨房。

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小黄家蚁，又被称为“法老蚁”（Pharaoh’s ant），尽管它们原产于东印度，但据说已经侵入了全世界的建筑物。它们令人心生恐惧的秘密在于，单个的这种蚂蚁小得几乎看不见。据悉，它们已经占领了医院，从无法动弹的病人身上爬过，吃掉他们被损坏的血肉，传播疾病。

“当我们到此定居时，我们对蚂蚁一无所知。”伊塔诺·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那篇《阿根廷蚂蚁》（The Argentine An）在开头这样写道。[13]故事讲述了一次与哈佛相似的经历：一对年轻夫妇在丈夫的叔叔建议下搬家，却发现自己的新住宅遭受蚂蚁侵扰。它们在每个装牛奶的容器上面形成一层川流不息的黑色浮渣；它们如流水一般爬下墙壁，从这对夫妇熟睡的婴儿身上爬过，还让小说的叙述者惊醒过来，发出尖叫。卡尔维诺唤起了那种无奈的恐惧：看见一切物品都被这些渺小得可笑的敌人蹂躏，人们却无能为力。

对我们来说，当时的“蚂蚁”一词，根本无法表达我们目前的恐怖之状。如果[奥古斯托叔叔]那会儿提到蚂蚁……我们也只会想象自己对抗的是具体的敌人，可以计数、称量和压碎它们……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敌人却如同雾气和沙子，要对付它们，武力根本就无济于事。[14]

比蚂蚁更怪异的是村子里的神秘居民。每个人都通过强作幽默、无动于衷或缄默无语，以及备受折磨的自尊，容忍那些蚂蚁，假装自己没受影响。这对夫妇的邻居勃劳尼上尉痴迷于自己的灭蚁发明，但它们一个比一个更差劲儿。每过几个月，阿根廷蚂蚁控制公司的代表“蚂蚁人”就来放置毒饵糖蜜——尽管所有村民都一致认为它根本不起作用，甚至成了增强蚂蚁力量的滋补品。奇怪的是，这个人长得特别像蚂蚁，人们发现他有个撒满食品的肮脏棚屋，十分可疑，看起来更像是蚂蚁的繁殖地而非控制中心。

就像卡尔维诺的所有中短篇小说一样，这个故事的含义也难以捉摸。它没有大团圆结局，没有最后上演恐怖场面，也没有解决这种古怪的状况。更确切地说，或许卡尔维诺是在描述家庭生活中无形的恐怖：那些令人厌倦的生活琐事是那么微不足道，也不会引起我们注意并加以处理，但却会从内部毁灭我们。

入侵夏威夷的阿根廷蚂蚁倭虹臭蚁（Iridomyrmex humilis）的工蚁正在照料一堆堆幼虫和卵。

蚂蚁中的非法移民

在20世纪更晚的时期，来自拉丁美洲的蚂蚁“侵入”美国南部各州。其中涉及两种主要的蚂蚁之一就是卡尔维诺笔下那些阿根廷蚂蚁，即倭虹臭蚁，另一种是红火蚁（Solenopsis invicta）。对这些蚂蚁造成的破坏所做的新闻报道，与媒体对该地区人类移民问题的诠释十分相似，这并非偶然。

1997年左右，加利福尼亚人开始注意到，就在自家后院，“无情的阿根廷闯入者”正在建立庞大的超级蚁群。《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些蚂蚁获得成功的阴险秘诀：它们不是“像在自己家乡那样互相争斗”，而是彼此合作，“利用联合的家庭防线，从本地蚂蚁那里赢得地盘”。《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科普作家报道说，这些入侵的蚂蚁甚至也对当地的脊椎动物构成了威胁。

在《纽约时报》那篇报道（2000年8月1日）中，有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巧合，文中有关那种阿根廷蚂蚁的信息，有一部分来自一位身份暧昧的专家：

这种阿根廷蚂蚁觅食速度更快，仅凭工蚁数量就可完胜敌人，并且用喷射到对手身上的化学武器来维护其领地。“阿根廷蚂蚁在几天之内就可获胜。”研究生安德鲁·苏亚雷斯（Andrew Suarez）斩钉截铁地说。（苏亚雷斯的家族来自阿根廷。）

苏亚雷斯解决入侵蚂蚁的办法很简单，但读者该不该相信他？撕碎你的草坪，他说：“如果草坪上长满本地植物和仙人掌，让圣地亚哥恢复本来的面貌，你就不会有（那些蚂蚁）了。”换言之，这位阿根廷人是在建议，放弃你对南加利福尼亚的产权。在这里，尽管文章的口气轻松愉快，却暗示威尔逊的入侵蚂蚁已经跟最狡猾的渗透者，即这位阿根廷蚂蚁专家，狼狈为奸了。

对于那些入侵的蚂蚁，蚁学家德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采取了更加慎重的态度。她在其研究论文之一中总结说：从天性看，阿根廷蚂蚁并不比那些被它们取代的蚂蚁更好斗，因为，它们向当地蚂蚁挑起冲突的频率，并不比后者向它们挑起冲突的频率更高。不过，一旦冲突发生，阿根廷蚂蚁就更有可能大获全胜。她的研究含蓄地从反驳阿根廷蚂蚁天生好战的方面构思，这的确是事实，但即便如此，由于其他研究者喜欢用特殊的人类术语阐释蚂蚁，因此她也不得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工作。

红火蚁会给人们带来极为痛苦的叮咬，对南部各州的美国人来说，这才是带来焦虑的更大根源，相应地，它们也在集体想象中占据更大的空间。红火蚁在加州媒体报道中上升到显眼的位置，而对于那些讨厌的人类移民，相关报道恰好也在同一时期引起关注，并且用来描述这两种问题的语言也颇为相似。“入侵红火蚁名副其实——它就是输入的。”一篇报道在开头直言不讳地写道。[15]1999年，《洛杉矶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估计：“在旧金山湾区的大部分地区，有十分之九的物种都是外来的。”[16]同样，说英语的加州人也为英语在这个州变成少数民族语言而烦恼。2000年，墨西哥总统福克斯提出进一步开放美墨边境。愤怒的通讯记者写信给《洛杉矶时报》抗议说：“日日夜夜，成群结队的墨西哥国民，川流不息地越过我们防守薄弱的南部边境，美国人……需要从他们这里争取更多的呼吸空间。”[17]

人类脚踝被红火蚁叮咬后的患处。它用下颚咬住肌肉，然后注入毒液。

这两股“入侵者”都被普遍描述成经济负担。“外来物种是美国经济的寄生虫，估计每年造成1 380亿美元的损失。”一位权威在1999年判断说。[18]几个月后，加州奥兰治县拨出600万美元，用于此后18个月的红火蚁扑灭计划。与此同时，对纳税人花在人类移民上的费用，人们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1994年，60%的加州人投票支持颇有争议的第187号提案，它拒绝向非法移民提供卫生保健等公共服务。1999年，这个法案在议会未获通过，于是又有人提出新的动议——恰好就在有关中美洲蚂蚁入侵美国的报道引起恐慌时。新法案的一名支持者解释说：“我们不喜欢自己的国家遭受侵略，不喜欢其他人滥用我们的血汗钱。”[19]另一个支持者写道：“美国不能成为吸纳墨西哥穷人的海绵。”[20]

《洛杉矶时报》忍不住把这些红火蚁想象成入侵者，描绘它们正在征服该地区的一幅地图。

忧心忡忡的公民在这两个入侵前线聚集起来，后来，当他们的努力被视为障碍和难堪时，又勒马后退。1999年，奥兰治县鼓励居民用诱饵诱捕任何可疑的蚂蚁，把它们送去鉴定，或打电话给该县的特别热线：红火蚁1-888-4。后来，官方取消了关于怎样摧毁蚁穴的建议，因为它实际上促成了红火蚁的扩散。与此同时，就在同一年，加州在机场和美墨边境布置移民官和调查欺诈行为的官员，询问那些可疑的游客，确认其身份，如果他们接受了其居住状态所不允许的政府医疗补助，就加以逮捕。在亚利桑那州的钱德勒城，领袖们尴尬地发现，他们计划搜捕非法移民，结果却抓到许多“看似墨西哥人”的美国居民。这次事件导致的强烈抗议破坏了反移民者的理想事业。

红火蚁扑灭计划中包括在蚁穴放置杀虫剂的措施。

在20世纪90年代的另一部讽刺电视连续剧《一家之主》（King of the Hill）中，就有一集与北美人心中那种潜伏的蚂蚁敌人形象有关。在“蚁丘之主”那一集中，汉克·希尔（Hank Hill）梦见自家完美的草坪被入侵的红火蚁毁掉，那是心怀嫉妒的邻居悄悄引入的。邻居戴尔就是内敌，在他家地下室里，藏着希尔家住宅按比例缩小的模型，周围都是小蚁丘。同时，蚁后很快通过催眠术控制了汉克的儿子鲍比。就在鲍比即将被蚂蚁叮咬致死那一刻，戴尔放弃了自己的邪恶手段，英勇地牺牲自己的身体，献给那群咬人的凶猛蚂蚁。

不管是否有意，这一集电视剧都利用了美国西南部在地位和妄想症方面的重要文化形象——草坪，也就是阿根廷蚁学家苏亚雷斯嘲笑的对象。草坪代表了新英格兰或者说英格兰本身的一小部分，在加州、得克萨斯和亚利桑那，人人都希望自家前院有那么一小块。尽管草坪并不适应沙漠气候，但这种园艺上的势利行为仍然继续存在。事实上，这是草坪在南部各州的全部要义。通过在一种愚蠢的栽培上面花费金钱，来表现屋主的社会地位。因此，美国西南部的定居者运用“旧”文化的一个标志，来象征他们的永久性，象征他们跟传统上非常势利的东北海岸地区不相上下。与此同时，来自中美洲的“入侵者”——红火蚁——必定意味着危险的“他者”。这一点十分微妙，因为，在得克萨斯于1836年从墨西哥分裂出来之前，在美国通过美墨战争（1846—1848；具有双重讽刺意味的是，汉克想在自家草坪上举行五月五节派对[Cinco de Mayo][21]）从墨西哥手中攫取更多土地之前，如今的美国西南部大部分地区过去都属于墨西哥。从历史的角度看，真正的入侵者是希尔一家和他们的邻居。

电脑游戏SimAnt（1991）让玩家在游戏中扮作蚂蚁，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红火蚁入侵草坪。

在这个来自SimAnt游戏的屏幕截图中，用户可回顾蚁群发展壮大并侵占人类草坪的各种努力。

这种蚁学仇外主义并非美国独有。2002年，欧洲也曝出类似的故事。BBC宣称“超级蚁群控制欧洲”[22]。这些蚂蚁大约在80年前被引入欧洲，已经建立起一个超级蚁群，跨越“6 000公里的距离，从意大利北部穿过法国南部，一直延伸到西班牙的大西洋海岸，数十亿只有亲缘关系的蚂蚁占据了数百万个蚁穴”。就像它们的美洲近亲一样，这些蚂蚁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不同蚁穴之间的合作，而人们通常以为不同蚁穴之间会发生争斗。因此，BBC记者写道：“进化……强化了（它们的）优势，因为（它们）有时间和资源赶走敌人。”瑞士洛桑大学的凯勒（Keller）教授评论道：“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合作组织就此产生。”

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有趣，就在于其政治背景，暗示读者不妨将它解读为有关欧盟这个超级人类群体的警世之作。在欧盟内部的紧张局势、民族主义和疑虑等因素有所增加的时代，它反映了涉及欧盟发展和巩固的当代问题。例如，2002年，各成员国对阿富汗战争的反应仍然不一致，当英国支持美国的行动时，大多数成员国都对这项事业心存疑虑。（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意大利，因为政府打算强制实施一项跟欧洲保持一致的劳动法，结果发生了一起政治谋杀案。让法国人懊恼的是，他们的第二轮总统选举在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极端右翼候选人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之间进行，后者坚持一系列包括让法国退出欧盟的政纲。就在几天之前，英国人为某些地区选举出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议员加入地方政府而后悔，那些议员投合了部分选民担心“英国”身份被冲淡的想法。当然，英国拥有抵制欧洲政府及其“欧共体官僚”的漫长历史，按照公众的常识，他们最喜欢立法反对英国元素，如丁字牛排和按品脱购买啤酒，等等。2002年，英国媒体继续为非法移民（小报记者给他们起的绰号是“假冒庇护申请者”）而烦恼，现在，他们通过那条连接英国与欧洲的可怕纽带，即海峡隧道，直接从法国进入英国。

在这些有关欧洲同质化的普遍忧虑中，欧洲超级群体的“发现”证明存在更广泛的文化问题。蚂蚁变得有趣是因为它们暗示了人类与它们的相似性。人们用强化那些相似性的术语描述——构筑——它们。这些蚂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被引入欧洲的，甚至这个时间也与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紧张以及现代形式的欧洲统治/统一威胁出现的时间一致。蚁学家们一致认为，正如评论员对欧盟命运的预测一样，相同的命运也会降临到超级蚁群头上：它们的合作注定没有好结果。据报道，有位蚁学家声称：“随着拥有不同基因的蚂蚁开始彼此争斗，它们之间早晚会出现敌对状态。”于尔根·海因策（Jurgen Heinze）教授在他的一段录音剪辑中，对访问BBC网站的网民提出警告：“超级群体可能已经开始解体。”

然而它却变得欣欣向荣。西班牙各地拥有特别强烈的地区身份认同，对该国的许多巴斯克人和其他公民而言，“地区性”一词是误用，正确的措辞应该是“民族性”。当欧盟各成员国都在奋力将各自的民族因素结合起来时，如果在它的内部出现一个“敌对的加泰罗尼亚超级群体”，那该多么完美。这些民族主义的蚂蚁在巴塞罗那地区周围建立基地，设法将它们的反统一大军沿着西班牙南部海岸推进到中途。当然，若是有人提出，这些蚂蚁的进化或行为方式，都依赖于人类历史上的意外事件，那未免有些荒谬。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媒体正是在人类忧心忡忡的特殊背景下，注意到并报道和描述了它们的行为，那些忧虑为我们构建出了这些蚂蚁的本质。

狡猾的资本主义蚂蚁

在全球经济中，内敌的定义有了很大延伸。在世界贸易共同体内，就连一个海外实体也会构成内部威胁。1991年，时任法国总理的埃迪特·克勒松（Edith Cresson）在说到经济受到威胁的局势时，有句很著名的话，说日本人“就像蚂蚁一样”。她准确的原话已经在各种复述中产生变异。有个特别难听的回忆版本是这么说的：“日本人就像蚂蚁一样，他们整晚熬夜，加班加点地工作，早上就想出占你便宜的招数了。”[23]乍一看，这些措辞似乎与蚂蚁毫不相干，它赋予日本人的，除了不知疲倦的忙碌，更多的是一种暴力。事实上，这种说法似乎是将两段相隔一个月的评论嫁接起来了。在第一段评论中，克勒松把日本称为“蚂蚁的国度”。据报道，一个月后，她又评论日本人是“黄种小个子”，他们“整晚熬夜，想方设法地占美国人和欧洲人的便宜”[24]。在集体记忆中，上述评论合二为一，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在20世纪被视为威胁的蚂蚁形象，早就投射到其他类似的群体身上，他们都让人觉得数量庞大、难以区分而又危险，这反过来也强化了对蚂蚁本身的诠释。

一家亚洲杂志试图对克勒松的评论做出更加正面的解读，突出自然神学赋予蚂蚁的正直和勤劳之美德。该作者声称，克勒松做这种比较很可能是表示赞美。[25]这样的分析不过是无稽之谈，艾伦·法雷尔（Alan Farrell）有篇文章论述了法国殖民文学中的越南人形象，其中就强调了这一点。[26]他将这种典型的东方主义蚂蚁形象描绘成一支支“长长的队列，由一些没有个性特征、疲于奔命的小个子，组成细长如丝线的军团，拖着攻城加农炮、米袋和炮弹，穿过丛林”。在法国人心目中，越南人的不可理喻显得咄咄逼人，在小说家让·拉特吉（Jean Lartéguy）的笔下表现得最清楚，下面这段话同样转引自法雷尔的文章：

所有这些蚂蚁似的人都没有特色……从他们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什么表情，甚至也没有突破亚洲人面部特征中那种被动性的一些基本感情，如恐惧、欢乐、怨恨、愤怒。什么都没有。一个单一的意愿促使他们全都冲向一个共同的神秘目标……这种如同无性昆虫的狂热行为就像受到遥控一般，仿佛可以在这个群体中的某个地方，找到一只身形庞大的蚁后，某种可怕的中央大脑，充当这些蚂蚁的集体意识。[27]

据说克勒松对她的原话做了解释，但她同样利用了这种与蚂蚁相似的负面特征，正如最近西方认识到的那样：

我说（日本人）像蚂蚁一样工作。蚂蚁工作很努力，这是事实……但我们没法生活在他们那种狭小的公寓里，上班途中花费两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并且不停地工作、工作、工作，生下一些将来像牲畜一样工作的孩子。我们需要保留自己的社会保障，一如既往地像人那样生活。[28]

我们可以按照内敌的比喻来理解她的话。在克勒松的评论中，不仅描述了日本对法国经济构成的明显威胁，而且还隐藏着更深的焦虑。她推断，要跟日本人展开有效的竞争，欧洲人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社会，屈从于外国那种类似于蚂蚁的风俗，放弃所有情感和个性。就好像蚂蚁似的日本人侵入了欧洲，将他们的规则和习俗强加于人。这才是内敌恐惧症的本质所在。

[1] omas Belt, The Naturalist in Nicaragu (London, 1911), 83–84, 151 and 329–330.

[2] Ibid., pp. 237–238.

[3] Ibid., p. 158.

[4] Ibid., p. 166.

[5] Charlotte Sleigh, ‘Empire of the Ants: H. G.Wells and Tropical Entomology’, Science as Culture, X(2001), pp. 33–71.

[6] Belt, Naturalist in Nicaragua, p. 136.

[7] A. S. Byatt, Angels and Insects (London, 1995), p. 38.

[8] Hans Heinz Ewers, The Ant Peopl, trans. Clifton Harby Levy (London: 1927), p. vii.

[9] 原文为red ants under the bed，来自俚语reds under the bed，是讽刺性地暗示有些人认为阴险的赤色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到处搞渗透。

[10] 这部科幻恐怖片描写沙漠里的蚂蚁突然获得了集体智慧，并开始对居住在沙漠里的人发动战争。

[11] Andrew Pulver, ‘Swat Team’, The Guardia, 27 June 1998.

[12] E. O.Wilson, Naturalist (Harmondsworth, 1996), p. 283.

[13] Italo Calvino, The Watcher and Other Storie (San Diego, New York and London, 1971).

[14] Ibid., p. 151.

[15] Los Angeles Times, Orange County edition, 6 November 1999.

[16] Los Angeles Times, Bulldog edition, 26 September 1999.

[17] Letter to Los Angeles Times, 29 July 2000.

[18] Los Angeles Times, Bulldog edition, 26 September 1999.

[19] Los Angeles Times, Orange County edition, 3 December 1999.

[20] Letter to Los Angeles Times, 29 July 2000.

[21] 即西班牙语中的“5月5日”，是墨西哥人的节日，每年5月5日举行，纪念墨西哥在1862年的这一天，在普埃布拉战役中击败法国军队。

[22] ‘Ant supercolony dominates Europe,’ BBC News Science/Tech, 16 April 2002.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science/tech/newsid_1932000/1932509.stm.

[23] 引文据说出自1991年6月1日的《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转引自http://www.ngos.net/blockers.html。不过其来源似乎系出伪造。那一周的《商业周刊》国际版（出版日期实为1991年6月3日）确实有篇关于克勒松言论的封面报道，还有其他文章论及日本制造业构成的经济威胁，但它们并未引述克勒松那些如此具有煽动性的话，倒是《泰晤士报》（The Time）上刊有此类言论。

[24] Brigitte Schulz, ‘The United States and Future Core Conflict’,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I (1995), p. 30.

[25] http://goldsea.com/Features/Parisasians/parisasians8.html (no date).

[26] Alan Farrell, ‘A People Not Strong: Vietnamese Images of the Indochina War’, Vietnam Generation Journal, IV (1992) available at http://lists.village.virginia.edu/sixties/ HTML_docs/Texts/Narrative/Farrell_Not_Strong.html.

[27] Ibid..

[28] 转引自：http://goldsea.com/Features/Parisasians/parisasians8.html（无日期）。未指明最初来源。

第六章

作为机器的蚂蚁

Chapter Six Ants as Machines

亚里士多德拿不准该如何理解蚂蚁。他鉴别出三种类型的灵魂——植物性、动物性和理性——其中最后一种仅属于人类。这显然否认了蚂蚁能够按理性方式行动的看法。然而，亚里士多德也在其《动物志》（History of Animals）中声称：“正如我们在人类身上找到了知识、智慧和远见卓识，同样，在某些动物身上，也存在其他与之类似的自然能力。”[1]因此，对比人与动物，由此得出的最终结论似乎是二者相似性颇多。中世纪的神学家和经院派哲学家详细阐述了这种分析，他们强调上帝造物的奇迹，强调他能够通过截然不同的方式，设计出类似于理性的东西，而这是人类最了不起的品质。到了启蒙时代，这种类比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时，人们认识到，昆虫行为和无意识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在此类昆虫行为中，蚂蚁和蜜蜂是最吸引人的例子，因为它们那种机械似的行为使得它们能够维持和运作复杂的社会。再后来，随着技术变得更具威胁性，蚂蚁所代表的含义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第一部有关机器人的电影《万能机器人》（R.U.R.，1921）中，主角们被塑造成类似于工蚁的人类，而《大都会》（Metropolis，1927）以及其他电影和小说，则把人类生活描写成如同蚂蚁的地下巢穴般的地狱。最近，科学家更时兴以有机模型作为人工智能的基础，蚂蚁机器的性质再次发生转变，这回变成了一种对技术乃至人脑本身都颇具启发性的可靠典范。

启蒙时代的昆虫自动装置

笛卡尔认为动物是高效的自动装置，如果事实真的如他所言，那么在此类自然机器中，蚂蚁就是那些比较迷人的典范之一。奇怪的是，在描述蚂蚁的行为时，作为无神论者的机械论者跟神学家几乎没有差别。不管它们是不是上帝设计的，这些小生灵都为不可思议的精确行为树立了榜样。不管上帝是否像玩牵线木偶那样控制蚂蚁，都没有任何人类的能工巧匠能够仿造出类似的装置。

朱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Julien Oray de La Mettrie）[2]的形而上学著述是一种双重的挑衅，目的是戳穿人类的自我，尤其针对那些狂妄自大的哲学家和宗教家。一方面，正如他在《人是机器》（Machine Man，1747）中提出的那样，所有的人类行为和性情都可归纳为机械现象；另一方面，他又在《是动物而非机器》（Animals More than Machines，1750）中，进一步对人类自以为高于动物的优越感加以否认。因此，拉美特利认为人类就是机器，而动物又跟人类差不多；虽然只是引申，但他也证明了笛卡尔提出的观点，认为动物就是机器。简言之，人类并不比蚂蚁优越多少：“在创造最卑微的昆虫和最杰出的人类时，都同样清楚地闪耀着（大自然的）力量。”在进一步的论证中，他还狡猾地假装接受灵魂不朽论——他把灵魂等同于人类的理性——只要读者也允许每一只虫子都拥有自己的灵魂：

有一种主张认为不朽的机器是个悖论或理性存在，这个推论的荒谬程度，就跟认为毛毛虫看见同类幼虫的遗骸便会哀悼自己的物种面临即将灭绝的残酷命运不相上下。这些昆虫的灵魂（因为每个动物都拥有自己的灵魂）所知有限，无法理解大自然中的蜕变现象……我们都是一样。[3]

法国作家吉勒·巴赞（Gilles Bazin）跟拉美特利在同一时代工作，对于昆虫、人类和机器的关系，他的视野更开阔。他有一部关于蜜蜂的长篇大论（1744），是年轻的女地主克拉丽莎和她博学的朋友欧仁尼奥之间的对话，其中反复强调蚂蚁的这些近亲具有类似于机器的特征，同时，正因为如此，作者也温和但又坚决地勾勒出其行为与大多数人类的差异。欧仁尼奥强调蜜蜂没有人类那种故意攻击他人的倾向，一再向克拉丽莎保证它们不会伤害她：“它们不是人类，只是动物，受大自然指挥，遵从它们自己的号令。这些动物不会任凭自己被异常的激情行为所裹挟。”[4]这段话的主旨是纠正克拉丽莎早先的认识，后来又被作者重复多次。每次他都越来越确定地指出：蜜蜂是机械的动物，随着上帝赋予它们的本能之齿轮运转。克拉丽莎惊讶地了解到，刚刚化蛹的蜜蜂立刻就会成熟，“知道自己在余生中该做的所有事情”。她评论道：“如果创造人类的上帝，把受过完善教导的孩子赐予我们，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而欧仁尼奥则再次指出了人类和昆虫在这方面的差别：

当心，克拉丽莎，不要怨天尤人，这样有失公平：上帝本来只会给你机器，而不是温顺的孩子，就像你的孩子们那样。作为母亲，你能够通过言传身教，亲自教他们学习各种美德，他本来会剥夺这种最显而易见又令人宽慰的乐趣。[5]

正在研究蚂蚁的勒内·安托万·费尔绍·德·雷奥米尔（René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1683—1757）。巴赞的作品中充满了雷奥米尔对昆虫行为的理解。

作者的目的是希望读者效仿克拉丽莎的学习过程。到那本书的末尾，她提出了自己的两个受到认可的论点，把蜜蜂归入机械，从而跟人类区别开来。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克拉丽莎谈到六边形蜂房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几何学与精准的工艺：

从那（我们的上一次谈话）以后，我就自娱自乐地揣想，蜜蜂就像能工巧匠那样处理材料，从某些特定的角度切割出菱形，在利用蜂蜡方面发现了最俭省的方法。我想象这种昆虫忙着干自己的活儿，以最合理的方式，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这时，我情不自禁地认可它们拥有判断力或理性，甚至拥有一连串的推论，就像人类一样……在由此产生的狂喜中，我惭愧地发现，在判断力方面，自己不得不在昆虫面前甘拜下风。

不过，克拉丽莎突然想起音乐方面的一个类比，让她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最初想法：

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当我坐在羽管键琴旁，在上面弹奏时，我从不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一旦我的手指开始跳动，它们就会自动弹奏出一支乐曲，几乎像蜂房一般精巧，而且整个演奏过程都很机械。接着我会夸耀自己形成了如机械般自动操作的手指，它们会自动演奏羽管键琴曲调，而我的……推理能力与它毫无关系。现在，难道我们就不能想象万能的主拥有同样的力量，我的意思是，创造出无需推理也能工作的动物，让它们兢兢业业地完成最复杂的工作。[6]

欧仁尼奥对她的类比表示称赞，并解释说，蜜蜂还能够修理它们的蜂房——这项技艺如此惊人，就好像一位羽管键琴演奏家能够用新的和弦代替错误的音符。因此它们的自动能力其实高于人类：

不管多么开明，多么睿智，人类的理性……都无法天生拥有如此（像蜜蜂那样的）天才。我们的昆虫证明，如果说造物主拒绝将人类那样的理解力赋予它们，那他对此也有所弥补，让它们生来就具有生存能力，比任由它们（如人类那样）自己教导后代要好得多。[7]

因此，到那本书的结尾，克拉丽莎和读者都认识到，昆虫由上帝亲自“教导”，而不是像人类那样通过讨论和推理来学习。他们逐渐意识到：昆虫如此令人钦佩，人类在对自己的能力引以为豪之前，不妨停下来思索片刻。许多启蒙时代的作者，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一神论者，都一致认为，动物“机器”的“引擎”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本能。不管把这解读为自然产生还是上帝所赋予，都跟人类的自傲相映成趣。

机械化的苦恼

到了20世纪，自然神学家那种有关“幸福世界”（见第三章）的惬意设想已经消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去假设人类拥有任何超越机械本能的东西。而且，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认为那些本能是可靠的。因此，在这个阶段，我们看见一些文学作品以恐惧的态度，处理那种认为人类社会跟蚂蚁一样机械的观念。

E. M. 福斯特（E. M. Foster）早期的中篇小说《机器停转》（The Machine Stop，1909）是科幻作品，它暗示，在某些方面，人类的本能类似于或正变得类似于蚂蚁的本能。小说强调人类与昆虫的一个相似之处是：二者都适应了机械般呆板的生活方式。福斯特以写实的方式记录了他与现代都市生活的疏离感。在这篇小说里，他把都市生活描绘得如同地狱，介于蜂窝（每个人都居住在单独的六边形房间里）和蚁穴（群体处于地下）之间。每个人都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房间内，所有生活必需品都由机器提供。娱乐和个人之间的交流也通过机器进行。（事实上，读者会情不自禁把这篇小说阐释为对互联网的预言，虽然这有违史实。）

小说的核心人物抵制这种伴随其生命形式的去个人化倾向。他跟母亲交流，要求与她会面，她困惑地回答说，他们此刻正在通过机器会面。这位母亲顽固地坚持机器的准则，暗示了蚁后的象征性控制。主人公最终的毁灭堪称祸不单行。他一再试图走出这个蚁穴般的城市，因此成为怀疑对象，身处险境。读者会觉得，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他就会自取灭亡。但最终毁灭主人公连同其蚂蚁世界的却是机器故障。福斯特笔下这个社会的成员，已经机械地适应了他们的机器世界，一旦其系统崩溃，就无法生存，只好全部同归于尽。

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1890—1938），就像与他同时代的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一样，在灵感支配下，通过描写昆虫来反思人类的处境。恰佩克两次写到蚂蚁，其一是拟人化的《昆虫世界》（The Insect Pla，1921），其二是《万能机器人》。在《昆虫世界》（由卡雷尔与其兄弟约瑟夫合著）中，作者将人类的脆弱跟昆虫的弱点做比较，来对前者加以讽刺。蜣螂代表着小资产阶级枯燥乏味的物质野心，蝴蝶代表着卖弄风情的年轻人的轻佻。有个流浪汉一直观察这些嬉戏的昆虫，他评论说，至少人类拥有协同合作的高贵能力。他的话音刚落，最后一幕就开始了。在这一幕里，蚂蚁代表了该剧中最血腥的人性侧面。它们参与一场漫无目的的凶残战斗，至死方休，每一个个体都没头没脑地听从它的领袖的疯狂指挥。那个流浪汉评论说，当一只盲目的蚂蚁点数士兵参战时，“它们全都随着它点数的节奏移动：一、二、三、四——哼，这让我头晕目眩”。蚂蚁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们唯命是从的机械本质，以及这方面与人类行为的相似性，在这部戏剧首演之前的那10年里，这种相似性尤其惊人。

卡雷尔·恰佩克的《万能机器人》于1921年首演，该剧也是从政治的角度，探讨人类的机械化问题，以及它与蚂蚁生活的相似性。这部戏剧以一个在字面上牵强附会的比喻为基础，它兼指人类和蚂蚁。在捷克语中，robot指的是“苦力”或“工人”，因此可用来形容人类和蚂蚁二者。英文中的“机器人”一词，就是通过这部作品介绍给全世界的。在恰佩克的故事里，那些变得机械化的工人由邪恶的技师罗素姆制造出来，成为完美的劳动者，而他们身上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直接为了工作进度而制造的，如演奏小提琴或步行。就像《机器停转》一样，这部戏中也包含一个蚁后似的人物：海伦娜，机器人制造公司董事长的女儿。海伦娜提出有关解放的误导性信息，对挑起机器人起义负有部分责任。机器人被迫充当机械奴隶，但却渴望生命，最终揭竿而起，推翻了其制造者的种族。罗素姆及其同事犯了个错误：在追求机械化的效率中，他们否认了自身内在的生命力。于是，他们无意中按照自己缺乏精气的形象创造出机器人。因为他们否认自身对生活的强烈冲动，所以没有意识到这种冲动必然会在这些崭新的生命中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

恰佩克兄弟的戏剧《昆虫世界》把蚂蚁刻画成如机器人一般盲从的士兵，图中由卢卡斯·黑利（Lucas Haley）最近设计的戏装就表明了这一点。

弗里茨·朗拍摄于1925—1926年的《大都会》，涉及同样的主题。这部影片也刻画了一队在地下工作的工人，这次他们是人类，但已经退化。又一位强势的女性人物玛丽亚，通过催眠式的温和领导，指挥这个地下部落。又一个邪恶的科学家试图造出一个机器人，但这次制造的是一个假冒的玛丽亚，它将按照其制造者的意愿，控制这些下层民众，这种做法同样不符合那群过度操劳者的利益。那个科学家以为，如果制造出一个机械化的女王，就能像操纵蚂蚁那样操纵那些工人，而电影并没有反驳这种观点。但不同于福斯特的小说，这部影片似乎没有谴责那些机械化的工人，而是对他们没有思想和生机的处境表示同情。

不管怎样，这些作品全都表现了20世纪初对人类与蚂蚁关系的恐惧之感，由于这种恐惧产生于当时有关机器和机械论的隐喻，因此尤甚。恰佩克有时预测生命力会获胜，而朗和福斯特对于人类在蚂蚁式的机械化现代生活中的命运，则不太乐观。

弗里茨·朗（Fritz La-ng）)的《大都会》中有一些在地下劳动的工人，让人想起蚂蚁。

蚂蚁和系统之美

二战之后的一段时期，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出现。它将哲学、数学、心理学、计算和信息科学跟蚁学结合起来，把整体论当作一种观察世界的有益和有用的方法提出来。从20世纪伊始直到30年代末，整体论思想在哲学界风靡一时，如今又在新兴计算机科学的背景下复兴。《作为有机体的蚁群》（“e Ant-Colony as an Organismm”）是前一个时期的重要论文之一，它也被“重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被断章取义地重新阐释为这种新思想的先驱。[8]蚁群和其他有机发展过程都作为正经知识而受到赞美。从文化上说，这是一种怪异现象：一方面，促进信息理论发展的动力是冷战时期的军事和密码学偏执狂；另一方面，它也回应了战后反文化潮流中的反简化论观点。M. C. 埃舍尔（M. C. Escher）[9]创造出镶嵌着棋盘花纹的奇怪设计，反映了人们在蚂蚁有机体那种化学编码的循环系统中新发现的美。数学家兼整体论哲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设计出“莫比乌斯环之二（红蚁）”（Möbius Strip II [Red Ants]），显然是用蚂蚁形象代表这种新哲学。在40年代，埃舍尔就对蚂蚁和其他昆虫兴趣盎然，为它们绘制了详细的放大图。社会性昆虫的建筑（如蜂窝、蚁丘）虽不合逻辑，却尽善尽美，它们让人想起埃舍尔在解决对称问题时那种无师自通的本能方法。

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Douglas Hofstadter）所著的《哥德尔、埃舍尔和巴赫》（Gödel, Escher, Bach，1979），或许体现了整体论科学和创造论在这个复兴阶段初期的高级水准，那时，信息技术革命尚未进入普罗大众的生活。在“前奏蚂蚁赋格曲”一章中，他以蚂蚁的组织作为一次巴洛克式讨论的主题，涉及理解一个系统中不同层次的方法。这一章非常巧妙地模仿了赋格曲的构思，因为在欣赏赋格曲时，听众要么顺着每一条单独的旋律线欣赏，要么欣赏全部和声，但无法同时欣赏这两个方面。同样，观察一只蚂蚁也无法揭示蚁窝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在书中，安提特博士（Dr Anteater）[10]解释了他是如何观察整个蚁群“希拉里阿姨”（Aunt Hillary）[11]的，这让他的朋友们感到迷惑。尽管单个的蚂蚁没头没脑，但集合起来，它们的行动就具有了意义，如果居高临下地俯瞰，就能理解这种含义。安提特博士甚至声称，自己是与“希拉里阿姨”交谈的对话者，通过介入她的集体行动，就能向蚁穴传递含义丰富的信息，而蚁穴也会通过改变其行为来做出回应。

埃舍尔的一些环状设计作品，如这幅创作于1963年的木刻《莫比乌斯环之二（红蚁）》，在人工智能领域引发了反文化的创新。

M.C.埃舍尔作于1943年的平版画《蚂蚁》，这是其早期作品中以昆虫作为主题的一个例子，将激发他探索对称性和图案式样，并进而探索哲学问题。

安提特博士和朋友们一起，探索视觉谜语——小字母组合起来，构成更大的字母——就像蚁群一样，从不同的层次对它加以审视，就会得出不同的含义。《心我论》（The Mind's I，1981）在出版时收入了这一章，并附有霍夫斯塔德的解释，详细阐述了这些主题。他指出，在理解各种事物时，我们习惯于从地面自下而上地观察它们。不过，正如安提特博士所示，把系统当作一个整体，自上而下地观察，这也是一种站得住脚的理解方式。蚁群中存在一种向下的因果性，可让它在受到攻击时做出回击，或者在食物丰足时抚养更多后代，在食物匮乏时吃掉部分后代。可以肯定，蚁群中存在某种信息素触发机制，能让每只蚂蚁开始或停止特定的任务。不过，为何会产生这种触发机制及因此而改变的行为，却有一个普遍的“理由”。那就是目的论的一个版本，是从有神论中保存下来的。严格地说，这个系统的功能要从“设计论”的角度看，才具有意义，人们应该对其本质或造物主保持怀疑。进化论为其设计论的外表提供了审慎的崭新解释。既然一个功能已经存在如此之久，那就肯定能在进化方面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解释其原因。只要世界不发生过于激烈的变化，这反过来也能预测未来可能出现什么成功的演化。

大自然为蚁穴选择了“更高层次的动量”，它以蚁学家而非单个蚂蚁能够理解的方式，将一窝蚂蚁组织起来。换言之，是大自然选择了蚁群的表达系统或信息系统，即“一些自我更新的活跃构造的集合，组织起来后，就可‘反映’世界的演化”[12]。霍夫斯塔德断定，蚁穴中那些自上而下、组织严密的任务，其功能类似于电脑目标明确的算法。因此，对霍夫斯塔德而言，蚁丘就成为一种理想化的信息体系，远远领先于20世纪80年代的电脑技术：就像人类的意识一样，这个体系能够自我解读和自我更新。就哲学家们希望这项新技术能够获得的成就而言，蚁丘是对它的乐观赞美（事实上，这么说言之有理）。

具有启发性的蚂蚁机器

自从信息革命初期以来，霍夫斯塔德的思考就启发着很多人。他的整体论是从非机械的视角看待技术，与20世纪初的评论者截然不同，由此激发了一种看法，认为所有事物都会作为有机网络来演化，就像蚂蚁那样。最近这几年出版的一些著作提出，万维网、人工智能甚至人类城市可能全都如蚁群一般，是一些自我更新的系统。还原论者主张，只有存在某种能将成功的代码——换言之，也就是基因——传递给新一代的机制时，进化才有可能发生。尽管如此，这种从蚁学/信息论的角度看待进化的观点仍然经久不衰。而且，在解决信息技术问题时，蚂蚁也逐渐充当了非常特殊的模式，本章的其余部分将探讨这个主题。

显然，一群意大利研究人员最先想到把蚂蚁用作解决计算机问题的办法。[13]这个挑战就是所谓的“旅行推销员问题”，其目标是在8个城市之间找到最快捷的路线，限制条件是每个地方都只能去一次。这群研究者假设，如果想象虚拟的蚂蚁——他们很快给它起了“虚拟蚁”（vant）的绰号——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许能给出一个不错（就算不够完美）的答案。这个想法如下：每只虚拟蚁都会随意在外面闲逛，它走完一段路程的速度越快，留在身后的信息素痕迹就越强。对其他虚拟蚁而言，这个信息素意味着“走这条路”，因此其后的虚拟蚁就更有可能顺着那段路线前进。这个过程重复了5 000次，最后就出现了一条最佳路线，所有虚拟蚁都循着它行进。

随后，这些意大利人的蚂蚁算法系统以硬件设计的形式成为例证。麻省理工学院有个实验室一直在研究一个微型机器人群体。[14]受到蚂蚁启发，他们打算利用若干机器人测量一立方英寸体积时的互动，来完成一些群体任务。科学家们从让小机器蚂蚁玩“追随领袖”之类的游戏开始，最终能够用它们综合成彼此协作的矿井清理行动。[15]1997年，英国电信公司（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BT）雇用了若干蚁学家，帮助他们解决其庞大的信息网络中的一些问题。[16]他们的电话网络需要彻底检修，用光纤替换数英里长的铜线。就像给佛斯湾铁路桥[17]刷油漆一样，这项任务在完成之前就需要重启和更新。此外，碰到压力太大的情况，如高速公路堵车导致大量手机呼叫时，这个系统已经有部分瘫痪。他们需要一种高速、灵活的“智能”手段，在系统中另寻路径发送电话呼叫，而不是在复杂网络中按照固定的路线发送。

旅行推销员问题：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城市）必须且只能造访一次，且整条路线必须最短。在这个例子中，灰线表示可能的路线，而黑线表示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路线。

在20世纪80年代的这个实验装置中，蚂蚁真的解决了一个简化版的旅行推销员问题。在实验开始8分钟后，大多数蚂蚁都决定走最短的那条路线。

公司决定引入蚁学家，是受到某种类似于信任动物本能的古老信念启发。其研究部门的负责人解释说：“生物有机体会用非常简单的软件完成复杂的任务，而人类那些复杂得不可思议的系统却只能做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基本原理就是：网络通过模仿一个蚁群，也能演化出自己的适宜反应，实现自我管理。在受损的网络周围，一个软件程序释放出数千只“蚂蚁”，即检测信号，找出从A到B的最快替代路线。每只“蚂蚁”差不多都是立刻就返回原处，每趟旅行时间的信息也反馈给网络，让它在“不到一秒钟里”自动重新配置连接，而人工操作者需要好几分钟才能完成。

机器蚂蚁可作为团队的一员而行动，它前方伸出的两根线是触觉传感器。

有趣的是，此类计划背后的研究者热切地将他们的蚁学模式描述为创造虚拟网上环境的方式。英国电信公司的老板强调：“到21世纪初，人们将能够在网上四处漫游。”他梦想的是一种自我创造且可控的另类现实，这个梦想距离蚁丘的童话王国并不遥远。用技术灵感的术语说，蚂蚁已经从消极的典范回到积极的典范。但这种比喻中仍然存在一种张力，因为，正如一位作者所述，我们设计的蚂蚁式自我维持的计算机系统越多，我们对其进化的控制，或许还有对我们自身未来的控制，实际上也放弃得越多。

然而，在此类研究的核心，存在着一个意义深远的信念，即蚂蚁和信息网络二者具有可比性，且这种根深蒂固的相似性保证了电脑技术的成功。此外，正如下面的几个例子所示，它还意味着，这种技术反过来也可为深入了解蚂蚁的生物学过程提供实用的方法。

在日内瓦湖畔，一群生态学家正在制订火星登陆计划，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在制订自动登陆计划。机器宇航员将探索这颗红色行星，为我们发回报告。这个生态学小组写道：“机器人技术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创造出能够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实时互动的机器。”然而，单个的机器人一次只能了解一个地点，而且还容易损坏。因此，小组得出结论：“利用一群机器人以自我组织的方式行动，就像蚁穴里的工蚁那样，或许是个潜在的解决方法。”[18]他们着手创造的正是这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机器人能够获取有关群体“能量水平”的信息，而各个机器人的能量水平都不同，当它们的能量降到一定水平之后，它们就会出去寻找用无线电标记的“食物”。

日内瓦的研究组已经发现支配群体组织功效的两个主要因素。首先，他们发现，每个实验组都有最佳的团队规模（通常为三个左右）。如果团队成员更多，它们并不会更有效地发挥功能，因为不同机器人之间偶遇的概率会更高，会干扰食物收集功能。研究者将这一点跟观察某些蚂蚁和胡蜂获得的信息做比较，发现这两类昆虫在种群过大时，工蚁和工蜂的效率也会降低。其次，他们发现，如果赋予机器人彼此招募的能力，一同前往集中的食物源，那么它们的效率会大为改善。这显然也跟真正的蚂蚁的行为类似。

在劳伦特·凯勒（Laurent Keller）位于日内瓦的实验室里，蚂蚁机器人可合作执行团队任务。

有一天，凯勒的蚂蚁机器人也许会一起在火星上工作。

这两个发现都反映了我们对昆虫社会如何发挥功能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也是互通的，因为这个实验装置首先依赖于研究组对蚂蚁的理解。不过，对于研究文化的学者而言，这个有关蚂蚁成功的群体活动的设想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所具有的纯粹力量。这种信念的威力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为太空探索之类对圈外人深奥难懂的人类活动提供了基础，并且，对于有关自然界群体行为和功能的一般结论，它也构成无可置疑的基础。

在人工智能方面，英国德文郡的达廷顿似乎也不可能处于研究前沿。这里是几所多学科艺术院校所在地，恰好位于古老的集镇托特尼斯城外。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似乎在那些过着优雅生活的人身上沉淀下来，店铺里摆满具有疗愈功能的水晶和有机蔬菜。然而，新兴的信息理论却出奇地适应了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人们对高新尖技术的热情，跟一种对有机模式的信仰结合起来，并以此作为这种新技术的基础。“仅仅”昆虫就能成为最好的电脑设计师，而电脑据说正是人类独创性的巅峰。这个观念中有种快意的反文化元素。

布赖恩·古德温（Brian Goodwin）是达廷顿的舒马赫学院的常驻学者。他很有兴趣看看自己能否制作出虚拟蚂蚁的模型，让它们表现出集体行为模式，就像他在巴斯和休斯敦几所大学的蚁学家同行观察的蚂蚁那样。通过这种做法，他希望更多地了解那些能够解释蚂蚁（此指细胸蚁属，Leptothorax）进化适应性的因素。[19]

巴斯大学的奈杰尔·弗兰克斯（Nigel Franks）正用他的“吸虫管”吸蚂蚁，用来研究它们类似机器人的团队工作。

他跟两位同事合作，获得了一些有趣的结果。有个同事注意到，蚂蚁会经历活跃期和停滞期互相循环的周期，据说这会让它们平均而可靠地分配照顾幼蚁的任务。这两个周期是如何协调的呢？他们假设，每只蚂蚁的活跃期和停滞期都是随机的，不过，如果它跟一只活跃的同伴接触，就能从停滞状态转变为活跃状态。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们制作了一个计算机模型，由一系列网格组成，每只“蚂蚁”占据一个小格，其状态在活跃与停滞间随机转换。如果旁边格子的“蚂蚁”处于活跃状态，那就会刺激它也转入活跃状态。然而，这种模式将意味着，每只“蚂蚁”都会很快进入永久活跃状态。因此，任何特定的“蚂蚁”，对一只活跃的邻居做出反应的概率都必须低于1。如果概率太低，那就无法形成模式；如果太高（但也低于1），那么模式将变得混乱无序。不过，如果古德温及其同事把蚂蚁的敏感度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那么不可预料的状态转换节奏就会出现。古德温提出，这会形成一种机制，当机器人开始殖民生活时，可让它们的突变特征（emergent feature）具有生存价值。他的核心主张是：“对突变现象的研究……将进化新征的主要来源，从基因和适应转移到以应急突变秩序为重点。”我们在蚁穴里看到的是群体行为，这种应急突变现象并非只受蚂蚁成员的基因这个因素控制。不过，古德温认为，蚂蚁们各不相同的敏感度是由基因编码的，作为实验的初始条件，它类似于日内瓦小组的研究结论，即单个机器人对同伴能量损耗的敏感度具有天生的“基因”多变性。

这两个实验有个有趣的切入点：日内瓦小组认为，如果技术能够模拟蚂蚁，那它就能获得优化；而古德温的小组认为，这二者之间天然的相似性意味着，通过成功的计算机模型，必定能揭示蚂蚁怎样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同一过程。两个研究组都表明，他们对自然体系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自然体系跟人类信息体系的大体相似性，有着坚定的信念。高科技杂志《连线》（Wired）的编辑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作了《失控》（Out of Control）一书，将这些技术恐惧的思路跟E. O. 威尔逊所说的“融通”——所有生命有机体的自然相似性——联系起来。凯利的描述和所有这些研究所体现的，都是技术革新论跟有机体浪漫主义之间奇异但仍然影响深远的结合。

一只蚂蚁叼着微芯片的扫描电镜照片。这个形象暗示了技术革新论跟有机体浪漫主义的结合，为目前基于蚂蚁的人工智能注入了活力。

一位生物还原论者会很快干掉古德温提出的这种论据：如果进化新征（群体行为）可以传递给下一代，那么不管促使其发生的因素是什么，都必定会在基因中编码。否则这种行为就不会取得长远成功，或者说不具备进化意义。然而，正是这种矛盾性的持续存在，显示了当前将蚂蚁和机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大的影响力。尽管遭到还原论者的反对，但这仍是一个开放的论题，而反还原论者的观点还在继续产生卓有成效的创新技术解决方案。蚂蚁仍然是个令人困惑的奇迹之源，就像它们当初在亚里士多德眼中一样。

[1] 参阅：Aristotle, Parts of Animals, 641a17–641b1.10; History of Animals, 588b1.4, 588a1.24–25.

[2]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论的主要代表之一，著有《灵魂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oul）和《人是机器》，认为人类不过是比较复杂的动物，并且像机器一样运作。

[3] Julien Oray de La Mettrie, Machine Man and Other Writings, ed. Ann omason ( Cambridge,1996), pp. 37-38. 蒙田以相反的方式，完成了拉美特利对人类傲慢提出的挑战。蒙田说，人类应该更谦卑，因为动物也是理性的。

[4] Gilles A. Bazi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Bees.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Production,their Economy, the Manner of their Making Wax and Honey,and the Best Methods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Preservation of them, Anon (London, 1744), p.6. 该书本身是对Réaumur那本有关蜜蜂的著作不太严谨的改写。

[5] Ibid., p. 169.

[6] Ibid., pp. 247–249.

[7] Ibid., pp. 274–275.

[8] William M. Wheeler, ‘e Ant-Colony as an Organismm’, Journal of Morphology, XXII (1911), pp. 301–325.

[9] 20世纪荷兰艺术家，以其错视艺术而著称，代表作有《天长地久永不分离》和《画手》等。

[10] anteater即食蚁兽。

[11] 跟蚁丘即ant hill为谐音双关语。

[12] Douglas R. Hofstadter and Daniel C. Dennett, The Mind’s I: Fantasies and Reflections on Seland Soul (Harmondsworth, 1982), p. 192.

[13] Kevin Kelly, 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 (London, 1994), pp. 395–397.

[14] http://www.ai.mit.edu/projects/ants/.

[15] James McLurkin, ‘Using Cooperative Robots for Explosive Ordnance Disposal’, http://web.mit.edu/eishih/www/courses/6.836/eodpaper.pdf.

[16] Julia Flynn, ‘British Telecom: Notes from the Ant Colony’,23 June 1997, http://www.businessweek. com/1997/25/b353218.htm; S. Steward and S. Appleby, ‘Mobile Software Agents for Control of Distributed Systems Based on Principles of Social Insect Behaviour’, Proceedings of ICCS, ii (1994),pp. 549–553.

[17] 位于英国爱丁堡，1890年建成通车，总长为1 620米，是世界上第一座钢结构铁路桥。据说每次给它刷油漆，后面的部分快刷完的时候，前面的部分油漆已经掉了，必须反复刷。故以此比喻没完没了的工作。

[18] Michael J. B. Krieger, Jean-Bernard Billeter and Laurent Keller, ‘Ant-Like Task Allocation and Recruitment in Cooperative Robots’, Nature, CDVI (2000), pp. 992–995.

[19] Brian Goodwin, ‘All for One … One for All’, New Scientist, CLVIII (1998), pp. 32–35.

第七章

暧昧的蚂蚁

Chapter Seven e Ambiguous Antt

初升的太阳照射着一派典型的美国都市风景，将其中的摩天大楼变成剪影。伍迪·艾伦的画外音独白出现，重复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每个不堪重负的办公室文员的焦虑。他感觉自己一文不值，是一架巨型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太阳越升越高，我们发现那些高楼大厦根本不存在。它们其实只是一些草叶，拜阳光和微距拍摄（或者说表面上是这样——其实《小蚁雄兵》从头到尾都是电脑制作的电影）之所赐，而幻化成大都市。随着镜头的移动，观众将目光投向草的根部，投向地面和地下。最终，镜头落到艾伦配音的角色身上：籍籍无名的Z-4195号蚂蚁，也是该片英文标题的来源。“整个这个系统让我觉得自己无关紧要，”蚂蚁Z告诉其治疗师。那位神经科医生回答说，Z已经实现了突破。“真的吗？”他问。“是的。”医生无情地答道，“你确实无关紧要。”紧接着，镜头转向别处，扫过一个巨大的洞穴，也就是导致蚂蚁Z患上神经衰弱症的环境，仔细审视，就会发现那是个拥挤繁忙的蚁巢，挤满上百万只工蚁，正秩序井然地忙着干活儿。

Z-4195号蚂蚁提出了一个神圣庄严的形而上问题：人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在20世纪，也就是极权主义统治时代，这个问题的准确说法是这样的：一个人到底拥有多少个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这部电影的制作者将人与蚂蚁做比较，结果无意中加入了当时蚁学界的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在撰写本书时，这场争论仍在喋喋不休地继续。“暧昧的蚂蚁”将目前蚁学界对蚂蚁自主性的怀疑，投射到当代西方社会一场更广泛的争论中，涉及个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这两类问题都利用《小蚁雄兵》作为共同的焦点。由此，本章也就反映了众多有关科学的历史记述，它们强调了所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文化因素。

在电影《小蚁雄兵》中，冉冉升起的太阳揭示了一派蚂蚁都市的景色。

威尔逊与戈登之争

德博拉·戈登和E. O. 威尔逊之间的争论虽然不是报纸头条的素材，但在过去的大约10年时间里，却是蚁学界的主要论争，将参与者分成势不两立的派别。表面上，这场争论涉及蚂蚁行为的灵活性：威尔逊及其盟友声称，在蚁穴内，一只蚂蚁的品级与它特定的行为功能之间存在相当固定的关系；另一方面，戈登则认为，蚂蚁的行为不是那么固定，没有那么目标明确，而是更加随意。然而，在这些表面上的技术分歧下，却隐藏着双方在个人、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许多差异，它们无声地勾勒出这场论战的轮廓，并且是导致争论令人不快的部分原因。

威尔逊是这场蚁学论战的蓝方，他是博物学界德高望重的老者，1929年出生于美国南方腹地的亚拉巴马州。他很乐意承认，自己的社会背景具有保守倾向。他对自己在墨西哥湾海岸军校所受的教育心怀感激，因为那里培养了他的忠诚、纪律和自我牺牲，他后来在科学事业中将这些付诸实践。从读博士时起，他就一直以哈佛大学为基地，认为这是“我的宿命”。哈佛是美国知识精英的大本营，并且威廉·莫顿·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从20世纪初开始，就为这里收集了大量蚂蚁标本。威尔逊把自己的职业描述为“博物学家”“进化论者”或“传统生物学家”，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聚焦于蚂蚁，以它们为模型，详细阐述进化论。这个项目的顶点是他在1975年发表的比较动物学论著《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尽管这本书被很多人批评具有自然化倾向，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等丑恶现象合理化，它却仍然启发了新一代进化心理学者。1990年，威尔逊及其同事贝尔特·荷尔多布勒出版了一本有关蚂蚁的大部头专著，因此获得普利策奖。如今，威尔逊是哈佛的荣誉退休教授，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十分活跃。

德博拉·M.戈登（生于1955年），蚁学家兼行为生态学家。

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生于1929年），蚁学家兼社会生物学先驱。

德博拉·M.戈登是这场论战的红方。她出生于1955年，曾在哈佛和牛津做研究，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副教授（威尔逊在1958年拒绝了这个职位）。戈登的研究领域是行为生态学，就像威尔逊一样，她聚焦于蚂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答她心目中自己领域内最重要的问题。威尔逊感激自己在军校的老师们，认为他们为自己的人生树立了榜样，带来了启迪；而戈登，据记载，则感谢母亲是自己“最亲近、最强大的良师益友”[1]。至少，她和威尔逊选择这一职业都是出于同一个简单的动机：渴望接近大自然，研究那些最早在童年时代就吸引自己的生灵。戈登也把音乐、历史和哲学视为可供替代的职业。她轻松地评论说，不管选择哪种职业，她“都不希望每天不得不梳妆打扮、穿难受的鞋子，［但］希望把时间花在讨论思想而非金钱上”。戈登的第一本书《工作中的蚂蚁》（Ants at Work，1999）出版于1999年，在读者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也备受称赞。

德博拉·戈登所著《工作中的蚂蚁》的封面。

贝尔特·荷尔多布勒和爱德华·O.威尔逊合著的《蚂蚁的故事：科学探索见闻录》的封面。

不论是否故意，戈登在1994年率先开火了。她在《自然》杂志上撰文，评论威尔逊那本《蚂蚁的故事：科学探索见闻录》（Journey to the Ants，1994，与贝尔特·荷尔多布勒合著），文章以一句语带讽刺的赞美开头：“荷尔多布勒与威尔逊之于蚂蚁，正如李维[2]之于牛仔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位合著者的出版商在该书的封底印上这句评论，认为潜在的读者会把这视为推荐词，觉得这本书通俗易懂。不过，通读戈登的整篇书评，就会发现她表达了截然不同的内涵：将威尔逊笔下的蚂蚁解读为与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相联系的单一性和残酷性。

戈登写道：

蚂蚁们（在《蚂蚁的故事》中）总是对自己做的事情了然于心。它们不会浪费光阴去胡闹，它们的职责和命运都一目了然。它们“冷酷无情”而“狂热盲从”，是“自我牺牲的……奴仆，像计算机一样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采取一致行动”，是“一帮工厂工人”，而且“近乎忠贞不贰”……它们被自然选择之手领入奴役状态。[3]

紧接着，戈登还暗示了女权主义对威尔逊社会生物学的批评，发人深思地引用后者对蚁后的描写——它是个“‘无度索取的乞丐’‘心理脆弱’且生理无能”。

在戈登对该书（她也从中看到了大量的美、魅力和有价值的教诲）的诸多保留意见中，其核心是认为两位作者过度倾向于把蚂蚁的行为视为固定不变，并且做得很成功。她评论说，其他生物学家发现，研究“蚂蚁蠢笨无能的功能”会更有启发性。戈登在别处声称，往往正是蚂蚁行为中的随意性，让它们对变化的环境做出短期的反应，并发展出长期的适应行为。她暗示，当环境或生态平衡发生改变时，行为固定的蚂蚁是很容易被自然选择击中的活靶子。

1996年，戈登再次在《自然》杂志（要跳出自己的专业，参与整个科学界的论争或研究，它也许是最优秀且最负盛名的载体）上撰文，进一步论述自己的批评意见。[4]这篇文章是对有关昆虫群体组织的研究所做的评论，它利用威尔逊及其同事的主张作为假想对手，以此衡量最近的一些研究项目。戈登的评论围绕如下问题展开：是什么因素让工蚁执行某项特定的任务而非其他任务？她写道，从20世纪70年代直至80年代中期，“研究都强调，是个体的内在因素决定了它的任务”。这个时期当然覆盖了社会生物学的全盛期，戈登举出威尔逊参与合著的一本书作为该思想流派的典型。

戈登声称，老一辈的蚁学家错误地理解了蚂蚁的各种内在行为因素，如多态性，即蚁穴中会出现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工蚁，每种形态都适合且专注于某项特定的任务。以前认为，对蚂蚁的职业产生主要影响的其他因素是其年龄——随着工蚁变得更老，它的职责也会改变——或遗传。戈登写道，现在的研究者不再聚焦于此类内在因素，而是正确地转而考虑刺激蚂蚁行为的外在因素。为了支持这种主张，她引用了一些通过干预蚁群的组织结构来扰乱工蚁行为的实验。研究者们取走部分工蚁，或以其他方式改变蚁穴环境，就能改变工蚁的职责，从而证明它们并非盲目地遵照内在程序，仅仅专注于一件事情。戈登继续从更理论化的层次上，讨论影响工蚁行为的外在因素到底存在什么潜在的不同模式。其中的主要选项有两个：其一是跟其他工蚁的互动作用，这是一种自然的反馈回路；其二是直接的环境影响。她得出结论：要确定这些自然因素之间的平衡点，还需要更多的实验。

威尔逊的盟友很快做出回应，反击这些针对其崇拜对象的批评。1998年，当《自然》杂志发表一篇有关戈登所著作品的书评时，那位作者便借机攻击她，并为威尔逊辩护。[5]该作者声称，威尔逊从未提出把蚂蚁的分工仅仅归结于多态性。然而，戈登自己却在她1996年发表的论文里承认，“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再考虑在先天特化的品级中进行劳动分工的观点”，而她的概括只是“为有关任务分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起点”。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普通读者会从威尔逊著作中获得此类简单化的理解。例如，威尔逊在1985年的“坦斯利讲座”[6]中解释说，蚂蚁能在生态上获得成功，是因为“单个蚂蚁能够专攻特定的步骤，从一个目标（如一只等待喂食的幼虫）转移到另一个（第二只等待喂食的幼虫）”[7]。毕竟，那些可能对此产生错误理解的非专业读者，正是戈登在《工作中的蚂蚁》——即该书评作者正在评论的著作——里针对的目标。

那位书评作者还斥责戈登在其著作中把蚁后并非蚁穴统治者当作新闻。通过为撰写拙著所做的调查研究，我可以证明，大部分普通公众的确不熟悉这个事实，而戈登的书正是为他们而写的。那篇书评的作者不可能意识不到他这种指责的荒谬性，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已经知道蚁后没有权力。于是，不知不觉地，他的观点陷入了对那些为无知大众撰写的科普著作的嘲笑，并且轻蔑地承认，戈登那种解释适合“天真的读者，他们的知识不会超越电影《小蚁雄兵》”。（与此同时，戈登则认为《蚂蚁的故事》是针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外行读者”而写的书。）

批评者与批评对象之间唇枪舌剑的批驳与反驳表明，他们争论的并非只是客观事实。托马斯·库恩（omas Kuhnn）以来的科学史家一直强调，能够归纳于逻辑的科学分歧寥寥无几。在接下来的这部分，我们将把一些不言而喻的文化差异推向前台。在威尔逊笔下，蚂蚁的本性都是预先注定的。在戈登对这种观点的攻击后面，隐藏着第二层含蓄的批评：威尔逊暗地里崇拜蚂蚁是因为其严密的组织管理，并把它作为人类的榜样来加以推荐。换句话说，她指责威尔逊在其研究的动物中夹带了军国主义价值观的私货。戈登写道：“不可避免地，（荷尔多布勒和威尔逊）描述蚂蚁的方式跟他们制订的研究计划一致，该计划致力于阐释这样的幻想，即蚂蚁秩序井然的社会以遗传的等级制度为基础。”当然，对于威尔逊在措辞和比喻方面的选择，她的分析很有代表性，也很有说服力。科学史家或社会学家会赞成戈登的评价——并把它延伸到她自己的工作中去。[8]戈登的评论凸显了她跟威尔逊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表明在科学实践中，以及在对待性别、劳动和社会的态度方面，她的工作具有不同的视野。

论争的背后：研究方式

仔细阅读《蚂蚁的故事》和《工作中的蚂蚁》，就会发现二者对科学研究的阐释各不相同。两本书的题目本身也能暗示这方面的差异：对威尔逊来说，蚁学是英勇无畏的猎人的追求；对戈登来说，这是耐心观察蚂蚁日常生活的活动。威尔逊经常鼓吹标本采集中狂热的一面，在下面的引文中，他描述了年轻时到南太平洋地区探险的部分经历：

有时，我害怕发生致残事故……但最害怕的是那难以名状的未知世界。我会因为肢体残障[9]还是缺乏意志而失败？我是不是应该退缩？……我到底为什么来这里？就为了表明自己是第一个在萨拉瓦格特山[10]中央登山的白种人吗？……我来到萨拉瓦格特顶峰的这部分区域，成为第一个在这片高山稀树草原上徒步的博物学家，并在那里收集动物标本，我想获得这种独特的经历。[11]

在沙漠中做耐心的调查研究：突尼斯的动物学家研究蚂蚁如何把来自蓝天的偏振光用作指南针，指引它们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前进。

从威尔逊的自传中，读者会感觉到，如果不是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导致他无法参军，他很可能宁愿做个军人。他怀着矛盾的心情，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无法释怀：有时，蚂蚁受到贬低，说它们适合身体和精神状态有缺陷的人研究；有时，其研究者又被描述成需要19世纪探险家那样的勇气和坚韧。相比之下，戈登从未扮演冒险家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2]的角色。相反，她研究的物种数量相当少，所处的环境也没有多少异国特色可言。她最持久的研究延续了20多年，主要针对一种收获蚁，而且研究的地点只是一片10公顷左右的土地，属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养牛牧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二者研究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的地方，关于其研究的相对价值，由此激起的反应也构成强烈的冲突。

一只收获蚁（跟戈登研究的种类类似）叼着一枚蓟的种子。

在《自然》杂志上那篇有关《工作中的蚂蚁》的书评中，作者鄙夷地提出，戈登这本书仅仅基于“大约300个属的蚂蚁中的一个属”，因此在蚂蚁的行为方面“没有代表性”。针对戈登的研究方式，评论者还不无非难地说，在亚利桑那州的帕拉代斯（Paradise，天堂），居民们已习惯了戈登及其研究人员“在（他们）中意的那个研究地点”上“爬来爬去”。这种描述暗示了一幅接近于郊区的风景，以及一片微不足道的土地，甚至那个小镇的名字也暗示，其研究就像在人类堕落前的伊甸园里那么轻松。但实际上，帕拉代斯并不是距实验地点最近的城镇——波特尔才是。这跟威尔逊在“难以名状的未知世界”中采集多种蚂蚁标本的旅行相差甚远。戈登或许含蓄地谴责威尔逊及其蚂蚁们“冷酷无情”而“狂热盲从”。相反，在威尔逊那种洪堡式博物学的世界中，戈登也没能用男性不可或缺的探索和自我牺牲之火，来炼铸她的知识。

在工作的规模和实施方面，戈登和威尔逊各自的研究项目也不同，这或许可称为单物种生态学和宏大叙事的差异。尽管他们俩都对蚂蚁的行为做了详细的研究，但威尔逊的最终目标一直都是从其发现中创造出宏大的进化叙事；戈登虽然对进化感兴趣，不过，在利用其研究得出放诸四海皆准的结论或比较动物学结论时，她却更加谨慎。[13]

如果科学家们像这场论争中那样，对于什么是可靠的研究方式无法达成一致，那么一个阵营创造的“事实”就无法说服其对手，因为对方会抵制他们用以确立事实的方法以及追求的目标。

论争的背后：蚂蚁的本质

正如戈登和威尔逊对研究者的角色有着各不相同的看法，他们对蚂蚁本身的看法也相去甚远。其分歧在于认为蚂蚁行为是固定的还是灵活的，是随意的还是有目标的。这种区别部分地来自他们从蚂蚁身上解读出的不同劳动和社会价值观。

一幅1954年的画，描绘了勤劳的收获蚁。

两位蚁学家都分别用一种行为定义蚂蚁的生活处境，对戈登来说，那种行为是工作，她那本书的题目便得名于此；对威尔逊来说，那种行为是战斗。《工作中的蚂蚁》鲜少论及蚂蚁的冲突，只有一章描述了一个蚁群如何设法处理它们跟邻居之间的互动，以避免在成熟期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威尔逊则把黄猄蚁“长期的边境小冲突”当作常规，声称：

蚂蚁……大概是所有动物中最具侵略性、最好战的。它们在有组织的恶意行为方面远远超过人类。相比之下，我们这个物种简直算得上和蔼可亲了。蚂蚁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可以概括如下：没完没了的侵略，领地征服，以及随时对邻居实施种族灭绝式的大破坏。如果蚂蚁拥有核武器，它们或许会在一周之内毁掉地球。[14]

在威尔逊看来，争斗是蚂蚁的正常行为。这幅1994年的素描，画的是一只悍蚁属（Polyergus）的工蚁在掠夺奴隶的战斗中攻击一只丝光褐林蚁（Formica fusca）的工蚁。

蚁学家福勒尔怀着乌托邦理想，描绘了黄猄蚁齐心协力的和平劳动。然而在威尔逊笔下，它们则是好战之徒。

尽管两位研究者在谈到自己的描述时，都会承认其他蚂蚁物种的行为会有所不同，但他们仍然各自选择蚂蚁的一个特定特征作为原型，这一选择揭示了他们各自有关蚂蚁“正常”行为的范例。不能幼稚地把他们对样本的选择跟他们自己的行为联系起来。威尔逊每天的生活远远说不上好斗，却以美国南方人老式的谦恭有礼而著称。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援引他文化背景中的某些因素，解释他为何不可抗拒地将蚂蚁的冲突理解为观察中永久的框架。

戈登和威尔逊对工蚁协作劳动的处理也明显不同，分别类似于系统的自动生成和马克思所说的从属关系。戈登经常强调工蚁缺乏自上而下的控制：“关于蚁群，有个不可思议的基本事实，即其中不存在管理。”[15]这样缺乏明显组织的现象意味着，从蚂蚁个体来看，它们缺乏目的性或者说目标导向。每只蚂蚁都“（不）知道，要完成蚁群中的任何工作，必须做些什么”。当然，威尔逊并不认为蚁后或其他任何蚂蚁会发号施令，或者，当蚂蚁们忙于自己的事务时，脑子里有任何目标。然而，正如戈登指出的那样，在威尔逊笔下，蚂蚁会按照一个“冷酷无情”的奇怪焦点活动。这么说是因为，威尔逊在研究时，脑子里似乎想着一个终极的独裁者，最终的目标确定者，也就是自然选择。[16]威尔逊写道，在为这个主人服务时，蚂蚁是高效率的共产主义者：

在我们看来，蚂蚁之所以作为统治世界的群体而兴起，其竞争优势就在于它们高度发达、自我牺牲的殖民生活。似乎社会主义确实能够在某种环境下实现。卡尔·马克思只是选错了物种。[17]

如果考虑威尔逊的社会保守主义，也就是他在冷战期间工作、生活的产物，就不难解释他为何给自己的研究选择这样的主导比喻。

正如我指出的那样，戈登那个体系内的组织并非主要起源于其成员的基因，恰恰相反，它依赖的是若干外在因素。对戈登来说，这些因素中最有趣的似乎是蚂蚁和蚂蚁之间的互动。例如，一只蚂蚁碰见觅食的同伴的频率，会决定它自己参加这项活动的概率。简言之，蚁群的组织产生于这个系统内部。戈登对于启发她这种思维方式的因素直言不讳：那是人工智能理论和计算机系统。[18]正如前一章所述，戈登属于那一代欣赏霍夫斯塔德及其同类哲学家的人，以他们的工作作为蚁学研究的跳板。戈登参与研究其他学科的自信态度，跟威尔逊形成鲜明对比。威尔逊自从入行以来，面对分子生物学的挑战，就不得不努力奋斗，证明“传统生物学”的重要性。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是DNA结构的发现者之一，也是威尔逊在哈佛的一位同事。沃森嘲笑说，如果这所大学真的想推动进化方面的研究，那么他们聘用一位生态学家，无疑是“疯狂之举”。因此，威尔逊不太愿意参与其他学科的研究。

戈登提到隐藏在人工智能理论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设想，对她的工作影响深远。这一设想的模式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即系统中的每个成员，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是平等的，或者说是同质的。[19]不难看出，这个设想如何将戈登解放出来，使得她重新思考蚁穴的组织，并假设工蚁能够按照需要来转换任务。与之对立的，是威尔逊笔下那些蚂蚁严格的任务分配，他的那些“工厂工人”，尽管他并不曾明确地把它们描述成在生产线上的不同位置操作。[20]威尔逊的观点很容易被人解读为寡头政治，而戈登的则被解读为对无政府主义的肯定。当然，这种状况跟那些认为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具有所谓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倾向的批评一致，据说该书牵强附会地赋予大自然多种不平等现象。

对待这些彼此冲突的态度，很容易把它们理解为其作者的文化背景的产物：一面是南方腹地的价值观和哈佛的精英主义，另一面是加利福尼亚北部的理想主义。（戈登自己更倾向于把她的态度追溯到信奉政治自由主义的纽约地区，她的成长之地。）这种对比也让人想起不同时代有关职场的不同观念。威尔逊的时代倾向于认为人应该终生从事一种职业。事实上，他和他的“宿命”就是这种例子，从他在哈佛开始这一行的那天起，就预示着那是终生选择。戈登的蚂蚁可以被重新安置和分配任务，或许也表现了她自己对职场（对女性也更开放了）的理解。尽管两位蚁学家都认为蚂蚁没有意识，但戈登更喜欢谈论蚂蚁的“经历”，而威尔逊则倾向于关注整个蚁群体系的各种目标。这种微妙的区别或许暗示着，戈登对（女性）个人在世界上的身份更自信，这个世界不是由与她对峙的超级力量定义的，而是一个职业世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有一点几乎毋庸置疑，即戈登的生物学以群体成员的平均主义体系为基础，而威尔逊显然强调群体的品级分层。

因此，在所有这些方面，两位蚁学家“描述蚂蚁的方式，都跟他们创造的研究项目一致”。

《小蚁雄兵》如何阐释这场论争

电影《小蚁雄兵》（1998）有助于理解这场争论，将其重要意义与其背景一并加以考虑，也为前文勾勒出的那些不言而喻的文化成分进一步提供了证据。我没能找到证据证明该片制作人熟悉当时在蚁学界展开的这场争论的细节。这实际上让该案例更加令人信服，说明该片和这场争论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正是对新的工作价值观的质疑，鼓舞了梦工厂的民粹主义世界和社会生物学的深奥世界。

电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芭拉公主厌恶身为王室成员的命运，屈尊纡贵地来到工蚁的酒吧，与蚂蚁Z邂逅，后者立刻爱上了公主。为了再次见到她，Z跟兵蚁朋友韦弗交换位置，与其他所有兵蚁一起，参加了皇室成员的阅兵仪式，奢望芭拉能从一列列士兵中看到他。Z的乐观主义徒劳无益，而且很快就和整个军队一道被送往沙场。这场武装冲突受到邪恶的曼德柏将军操纵，他想杀死所有忠实于蚁后的兵蚁，预备发动政变，并让芭拉成为他（不情愿的）配偶。Z是那场战役中唯一的幸存者，作为英雄凯旋而归——这让曼德柏颇为懊恼。随后，他们在王宫发生对峙，结果Z拽着芭拉逃跑，跟她一起掉进垃圾道，来到外面的世界。他抓住机会，与芭拉一道出发寻找传说中的“昆虫乌托邦”，这是他从别处听说的地方。曼德柏派出军队追捕这对蚂蚁，并继续推进其计划，通过引水淹没蚁穴来杀死工蚁。芭拉被曼德柏的军队抓住并带回蚁穴，她在这里发现了曼德柏的阴谋。Z跟着芭拉，很快也到达蚁穴中。蚁穴被水淹没，但Z说服工蚁，共同用身体搭建起一座逃生塔，通往上面的地表。所有蚂蚁都获救，曼德柏将军失败，而Z当然也赢得了公主的芳心。

交换位置。在电影《小蚁雄兵》中，工蚁Z成为兵蚁，兵蚁韦弗成为工蚁。

奇怪的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情节，跟某种类似于灵活分配任务的东西有关。尽管影片不涉及工蚁中的品级和行为多样性等微妙问题，但故事情节的催化剂正是Z和韦弗的交换位置即工蚁和兵蚁互换。这也是让其他蚂蚁备感困惑和愤怒的一个原因。韦弗在岩壁上的同事责怪他干活儿太卖力；芭拉的母亲因为公主跟工蚁搅和在一起而怒不可遏。在王宫爆发的那场冲突更是让他们勃然大怒：他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战争英雄居然是一只工蚁。每个当权者似乎都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个人侮辱，结果，蚁群中的其余成员便威胁发动叛乱。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该片探索了个人选择的问题。从电影开头的独白到片尾的画外音，片中的人物一次次地回到这个主题。Z希望自己做出选择，这个愿望得到公主的回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她母亲告诉她。“如果我不喜欢自己的位置呢？”芭拉追问道。当Z的朋友在白蚁战场上奄奄一息地告诉他：“别再犯我这样的错误，别再一辈子都唯唯诺诺。要独立思考。”他的态度变得更加坚决。曼德柏派手下的蚂蚁到昆虫乌托邦去抓芭拉，她恳求这只蚂蚁不要对他唯命是从：“就这一次，你就不能独立思考一次吗？”芭拉和Z前去挫败曼德柏水淹蚁穴的阴谋，无望地劝说工蚁不要奉命挖穿那道挡住湖水的墙。“停止挖掘！”Z乞求道。“这是谁的命令？”监工问道。“你自己的命令。”恼怒的Z反驳道。

那么，该怎样理解梦工厂这部有关个性的寓言呢？令人惊讶的是，至少有一位评论者论及该片的“马克思主义宣传”。[21]影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所有那些有关个人选择的花言巧语之后，挽救蚁群的是一种共同的努力。在这段插曲中，Z似乎接受了集体主义，宣称“我们是一个群体！”此外，Z向往的昆虫乌托邦，个人主义的福地，其实不过是公园里的一个垃圾筒，四周散落着腐败的食物。可以想象，如果让威尔逊来写影评，他写出来的可能就是这样，很不情愿地在他热爱的昆虫中发现社会主义。衬托着这种阐释的，是影片对集体大众，对上百万只蚂蚁排成一列列起舞，以及他们被曼德柏的煽动轻而易举地说服，所表达出的温和鄙视。如果考虑影片的这些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解读就显得自相矛盾。

“唯有工作令人知足。”《小蚁雄兵》的蚁群中有许多这样的标语，突出了影片的工作主题。

看待这部电影还有一种更明显的方式，即把它视为对戈登立场的夸张表现：对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的赞美。正如Z在末尾的调侃那样，该片讲述的是“平凡的男孩邂逅心仪的女孩并进而改变潜在社会秩序的故事”。他的独特之处，从他找到真爱，颠覆蚁群的集体暴政，到在现实中践行他无数次发自肺腑的演说中鼓吹的观点，都得到证实。

但我认为这并非正确的阐释。尽管Z的蚁群严厉苛刻，其中的许多成员具有无产阶级的特征，不过它并非彻头彻尾的旧式独裁。从开头那种类似于道琼斯指数线条的天空轮廓线开始，影片有多处巧妙地认可了现代职场。例如，Z在酒吧里抱怨，他无法对自己遇到的任何工蚁女孩产生兴趣：“她们是职业女性……她们沉迷于挖掘。”有个工蚁监工在当场抓住韦弗聊天后警告他说：“任何无法完成工作定额的蚂蚁，都会被降职。”最明显的一处是，当工蚁们在开始一项工作前给自己打气时，他们会反复高呼：“You got it！”这曾经是“汉堡王”公司的座右铭，每次一位雇员越过柜台把什么食物递给顾客时，都会不太情愿地咕哝这句话。

因此，我认为，冷战时期那种由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构成的坐标轴，并非衡量《小蚁雄兵》的正确标准。更确切地说，这部电影反映了现代人的职场经历，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为人提供了身份认同。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总觉得劳动需求会很快降低。有人信心满满地预测，到了21世纪，随着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人类会逐渐从工作的需要中解放出来，只剩下所谓的“闲暇问题”——如何打发所有那些空闲时间。[22]（当然，正是在这个时期，蚂蚁为人工智能的产生带来了灵感，它们，或者说它们的机器对等物，将成为我们未来的苦力。）然而，随着2000年的迅速到来，我们非常清楚这样的预测有多不靠谱。在西方，尽管至少白领工作从体力上说不再具有压迫性，但在短期共享价值方面却产生了新的奴役。随着公司董事会参与比以前更快的收购、清算与合并，这种奴役便导致了管理咨询的专制。随着众多公司在一夜之间崛起、重组或消失，个人开始更加频繁地跳槽。也许是因为跟上时代变化需要额外的精力（或者因为变化导致每天效率低下），除了那些收入最低的工作之外，所有行业的日工作时间都变得越来越长。“我是一位泥土重置工程师，”Z沉思着，模仿职衔货币市场上滑稽的通货膨胀现象，自从人们为了自己“灵活”的职业，每半年就需要制作工作简历以来，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就像戈登笔下的蚂蚁一样，新时代期望人们参与灵活的任务分配，或者，用IBM公司的话说，成为“变革推动者”[23]。

在伦敦的千禧年穹顶里展出了图中那样的切叶蚁。就像其他展览一样，它们也是用来启发和激励现代公民的。

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在其论文《被迫的自由》（“Obliged to be free”）中，为这种基于工作的崭新身份，树立了一个范例。他这个论文标题使用矛盾修辞法，恰到好处地捕捉到一个令人困惑又自相矛盾的教条，它迫使个人通过消费者的“选择”来确立自己的身份，或者为仍然统治职场的“抢座位游戏”付出代价。有人也许会指向一种越来越大的压力，它迫使人们在职业中寻求认同：为工作场所带来态度与活力。将这些思想意识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个不言而喻的荒谬结果：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买一身名家设计的工作装。Z就顺着这些思路来思考，试图用这样的想法鼓励自己：“我虽然无关紧要——但我有态度！”[24]《小蚁雄兵》中还有一条工蚁的标语，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种类似于获取名家设计服装的自我管理。“融入巨球！”他们一边叫喊着，一边组成一个活生生的爆破机器。他们的喊叫反映了最近出现的上百种推销策略，如卡文克莱香水的“自在”（Be）和耐克的“路在脚下”（Just do it）。

在电影末尾，随着镜头向上摇，露出真正的纽约空中轮廓线，Z对该片的总结将来自动物世界的寓意用于人类世界，仔细想来，他的结论很难令人满意：

你知道，我终于觉得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你猜咋的，它就在我开始的地方。但区别在于，这次是我的选择。

Z根本没有真正改变蚁群的社会结构，他只是作为曼德柏将军的法定继承人，取代了后者的位置。他相信是他选择了这种命运，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其他任何蚂蚁也会亲吻公主。就像历史学家罗斯笔下的工人一样，Z通过认同虚假的选择，教自己接受了社会约束。

蚂蚁和预感

我认为戈登和威尔逊的争论并未解决，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认为《小蚁雄兵》的阐释含糊其词。劳动者的灵活适应性确实是我们当下的主导准则，但我们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喜欢它。未来也同样不可确定。谁将赢得这场蚁学论争？再过10年、20年或50年，事实真相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既然科学家也是人，那么，他们的文化就决定了他们会提出什么问题，寻找什么现象，以及利用什么比喻和模型来描述它们。换言之，任何科学论争都无法在与世隔绝的封闭实验室内解决。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25]所言，“事实”是在争论结束时确定的，而不是用来解决争论的。要预测未来会对工作中的蚂蚁做出何种阐释，并不比预测我们对人类劳动的态度更容易。事实上，历史已经说明，后一种争论的结果很可能会决定前者的结论。我曾经（在第六章）提出，跟信息理论和人工智能相联系的方法论和文化因素，塑造了最近的一些蚁学论争，我认为，在未来，它可能也会部分地取决于这些因素。首先，老一辈蚁学家最终将离开人世，没有一个会留下来跟技术爱好者们争论。其次，目前信息技术还没有停滞不前的迹象。只要人造系统中还有新发展，就会启发人们在自然界中探索这些事情——利用新技术来模拟蚂蚁的行为。

人类对蚂蚁的认识构筑于文化之上，作为人类中的一员，我对它们的未来充满兴趣。

[1] Ann E. Haley-Oliphant, ‘Deborah Gordon: Behavioral Ecologist’, in Women Life Scientists: Past,Present and Future: Connecting Role Models to the Classroom Curriculum, eds M. L. Matyasand A. E. Haley-Oliphant (Bethesda, MD, 1997), pp. 151–172.

[2] 指德裔美国人李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1829-1902年]，他于1853年在美国加州创立了全球首家生产牛仔裤的公司，使得这种裤子得以普及。

[3] Deborah M. Gordon, ‘Look to the Ant, ou Sluggardd’, Nature, CCCLXXII (1994), p. 292.

[4] Deborah M. Gordon, ‘e Organization of Work in Social Insect Colonies’, Nature, CCCLXXX(1996), pp. 121–124.

[5] Jürgen Heinze, ‘Pogo-Centricity’, Nature, CDI (1999), pp. 856–857.

[6] 英国生态学学会每两年选出一位杰出的生态学家，举行一次“坦斯利讲座”，它得名于英国生态学家亚瑟·乔治·坦斯利爵士。威尔逊的那次讲座的题目是《以蚂蚁为例探索生态成功的原因》（“Causesof Ecological Success: The Case of the Ants”）。

[7] Edward O.Wilson, ‘Causes of Ecological Success: The Case of the Ants’, Journal of Animal Ecology, LVI (1987), pp. 1–9.

[8] 后面的分析或许可跟最近男性和女性研究者各自在灵长类学中使用的不同方法做比较。参阅：Londa Schiebinger, Has Feminism Changed Scienc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1999), pp. 126-144.

[9] 威尔逊7岁时在钓鱼时发生意外，导致右眼失明，不过左眼视力很好。

[10]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条山脉。

[11] Edward O. Wilson, Naturalist (Harmondsworth, 1995), p. 194.

[12] 19世纪苏格兰探险家，在前往非洲传道的同时，也成为一位伟大的探险者，是维多利亚瀑布和马拉维湖的发现者。

[13] 见《生物学》（Ecology）特刊，LXXII (1991), edited by Gordon and Pamela A. Matson。Bert Hölldobler and Edward O. Wilson, Journey to the Ants: A Story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1994), p. 59. 此外，他们还声称，“典型的”雄蚁是“精子导弹”。Ibid., p. 36.

[14] Bert Hölldobler and Edward O.Wilson, Journey to the Ants: A Story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Cambridge, MA and London, 1994), p. 59. e ‘typical’ male ant, they moreover claim, is a ‘spermbearing missile’. Ibid., p. 36.

[15] Deborah M. Gordon, Ants at Work: How an Insect Society is Organized (New York, 1999), p. vii.

[16] 对比Beer有关达尔文自然选择论的体现的讨论。见：Gillian Beer, Darwin’s Plots:Evolutionary Narrative in Darwin, George Eliot and Nineteeth-Century Fiction (London,Boston, and Melbourne, 1985).

[17] Hölldobler and Wilson, Journey to the Ants, p. 9.

[18] Gordon, ‘e Organization of Work in Social Insect Coloniess’, p. 122.

[19] Ibid., p. 122.

[20] 荷尔多布勒和威尔逊将蚂蚁称为“工厂工人”，见：Journey to the Ants, p. 10.

[21] Terry Richards, ‘Film Reviews: Ant Z’, Film Review (December 1998), p. 19.

[22] 参见，例如：E. P. Thompson, ‘Time,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XXXVIII (1967), pp. 56–97.

[23] Naomi Klein, No Logo (London, 2000), p. 71.

[24] J. G. Ballard在其小说Super-Cannes中，针对这些潮流提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他立论的前提是：在不远的将来，“工作是终极游戏”。J. G. Ballard, Super-Cannes (London, 2000), p. 94.

[25] 法国哲学家，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创立者之一。

大事年表

约公元前1亿―2亿年

原始的蜂蚁开始在劳亚超大陆（含现在的欧洲、亚洲和北美洲）演变出社会生活形式。与此同时，在冈瓦纳大陆（包括现在的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南亚），其他原始蚂蚁也已经出现，如今仍可在澳大利亚找到其后代，它们几乎没有多大变化。

约公元前6 500万年

蚁科的所有主要世系均已形成，它们包括现代的全部蚂蚁类型。

约公元前2 500万―4 000万年

蚁科成员扩散到除南极洲外的整个地球。

公元前900年

所罗门建议他那些懒惰的读者效仿蚂蚁。

公元前800年

赫西俄德记录宙斯将蚂蚁变成男人和女人，作为埃阿科斯的伙伴。

公元前600年

伊索在寓言中勾勒出蚂蚁的形象。

公元前440年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录，印度有一些比狗略小但比狐狸更大的蚂蚁。

公元前380年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将未受教育的勤劳公民看作蚂蚁转世。

公元350年

根据圣杰罗姆（StJerome）那本《马勒古的生活》（Life of Malchus，391），蚂蚁启发马勒古回到他的修道院，那里就像蚁穴一样，omnium omnia sunt（拉丁文，意为“一切皆如此”）。

约1250年

大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nus）在其动物学专著《论动物》（De Animalibus）中，给动物寓言的传统描述增添了新观察到的蚂蚁行为。

1519年

据贡萨洛·奥维多（Gonzalo Oviedo）在其《印度自然通史》（Historia generaly natural de las Indias，1535）中的记载，伊斯帕尼奥拉岛“受无数蚂蚁侵扰”，两年后才最终依赖“圣萨图奈恩的仁慈与调停”，将它们击败。

约1600年

欧洲人开始把糖放在碗橱里保存。

约1734―1742年

勒内·安托万·费尔绍·德·雷奥米尔撰写出有关蚂蚁的著作，但并未出版。这是其昆虫系列著作中的第七部，也是最后一部。

1747年

威廉·古尔德撰写《英国蚂蚁》。

1810年

皮埃尔·休伯撰写《本地蚂蚁习性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Moeurs des Fourmis Indigènes）。他在研究中跟失明的父亲弗朗索瓦·休伯（François Huber）合作。

1874年

奥古斯特·福勒尔在《瑞士蚂蚁》（Les Fourmis de la Suisse）中，首次将蚂蚁的分类学和行为学研究结合起来。

19世纪90年代

阿根廷蚂蚁随着运输咖啡或糖的船只，从阿根廷进入美国，随后扩散到整个加利福尼亚州和南方各州。

1905年

H. G. 韦尔斯发表短篇小说《蚂蚁帝国》。

1910年

随着《蚂蚁》（Ants）一书的出版，威廉·莫顿·惠勒把蚁学（其英文myrmecology是1906年前后新造的词）作为一门严肃的学科建立起来。他提出蚁群是有机体的概念。

约1918年

火蚁亚属的红火蚁侵入美国，首先到达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

约1920年

阿根廷蚂蚁在欧洲建立起超级蚁群。

1935年

德国以早先的指导方针为基础，立法禁止杀死林蚁，理由是它们有助于“森林卫生”。

1954年

在电影《巨蚁》中，巨大的蚂蚁威胁着美国。

1963年

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提出亲缘选择说，以此解释蚂蚁中不育的工蚁在进化方面的成功。

1966年

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对退休夫妇在琥珀中发现蜂蚁，它是蚂蚁和胡蜂之间在进化上的缺环。

20世纪70年代

人们开始把蚁群和计算机拿来做比较。

1975年

E. O. 威尔逊在其颇具争议性的生物社会学中，利用蚂蚁的行为作为范例，让蚂蚁名声大振。

1991年

研究者开发出虚拟蚂蚁和蚂蚁机器人，解决电信和太空探索中出现的问题。

1991年

贝尔纳·韦伯出版他风靡一时的畅销小说《蚂蚁帝国》。

1998年

伍迪·艾伦在由他配音的《小蚁雄兵》中思索人类工人的角色。《虫虫特工队》重述了伊索寓言中蚂蚁和蝗虫的故事。

2000年

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根廷蚂蚁的超级蚁群大获全胜，这被归功于具有遗传亲缘关系的蚁穴之间前所未有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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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比乌斯环中的蚂蚁 / （英）夏洛特·斯莱著 ; 李松逸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9.5

（动物不简单. 第1辑）

书名原文: Ant

ISBN 978-7-5086-9768-0

Ⅰ . ①莫… Ⅱ . ①夏… ②李… Ⅲ . ①蚁科－儿童读物 Ⅳ . ① Q969.554.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 第267059号

Ant by Charlotte Sleigh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UK，2003 in the Animal Series.

Copyright © Charlotte Sleigh 2003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莫比乌斯环中的蚂蚁

著者：[英] 夏洛特·斯莱

译者：李松逸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24千字

版次：2019年5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784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768–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果没有大象

第一章

长鼻目

Chapter One Proboscidae

先从我自己的家说起吧。我家位于南非东开普省，房子就修建在海岸峭壁上。我花了15年时间研究祖鲁族（Zulu）的早期历史，这期间从未有人送过我与祖鲁有关的纪念品或手工艺品。然而就在我宣布开展大象研究的几个月内，我的小屋里已经塞满了各种与“象”有关的东西：T恤、日历、杯子、沙发垫、用象粪纸做成的明信片，以及来自新加坡的皮钥匙圈、采自津巴布韦的肥皂石、孟买的象头神伽内什（Ganesh）[1]塑像、德国的泰迪熊（Stei）限量版和印度象幼崽坎杜拉（Kandula）的毛绒收藏品。这头幼象2001年出生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动物园，以一头斯里兰卡战象的名字命名，Kandula的僧伽罗语意思是“力量”。由此可见，人们对大象是多么热衷，大象形象的商业化有多么深刻——尽管实际上，世界上大象的数量正在锐减。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能讲一个关于大象的故事，或者就关于大象的书籍、照片、饰品等侃侃而谈。与其他物种相比（猫和狗除外），大象以更深入和生动的方式存在于普罗大众的认知中。如果这本书谈到的并非你最爱的物种，那么敬请谅解。

几个世纪以前，我眼前的这片海岸平原曾经生活着无数大象，欧洲象牙盗猎者和所谓合法持枪协会的成员摧毁了它们。庆幸的是我现在向西驱车一个小时即可抵达阿多大象公园（Addo Elephant Park），在那里我可以不受干扰地近距离观察400多头幸存下来的本土象群后代。

出生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动物园的坎杜拉是以一只著名锡兰战象的名字命名的。以它为原型的毛绒收藏品每个都被单独编号，在市场上售卖。

在离阿多不远的工业化城镇埃滕哈赫（Uitenhage）的后山里，有一处洞窟的壁上保留着一些赭红色的大象图案，这可能是数百年前的布须曼（Bushman）或桑族（Sang）[2]艺术家所作。南非的布须曼艺术可上溯至2.5万年前，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之前100万年的历史时期内，人类和象一样，在地球上生存、进化。目前看来，二者都是从非洲开始，迈出了进化的第一步。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扯得太远。我家附近的岩壁裂缝里就活跃着一种与大象有着最密切亲属关系的物种，那就是矮矮胖胖、善于疾走的岩蹄兔，当地人也称作蹄兔（dassie）。这听上去像是胡思乱想出来的东西，但“最密切”这个词确实令人迷惑：实际上，象和蹄兔都来自6 000万年前的同一个尚不明确的祖先。令人惊讶的是，海牛也和它们具有同一个祖先。人们曾把大象、独角犀属和河马属一起归类到厚皮目（Pachyderm）哺乳动物中。尽管这种分类方法早已成为历史，但有一本主流学术期刊的名字仍叫作“厚皮目”，专门发表犀牛和非洲象（奇怪的是，常常是亚洲象）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象与蹄兔和海牛在足部结构和齿系方面表现出的近缘关系，正通过DNA研究以及在北非沿岸发现的化石逐步得到验证。在地中海的地质前身——北非的特提斯海（Tethys Sea）的浅海部，海牛进化成它们现在的水中形态。

更加为人熟知的大象祖先——长鼻目类（Proboscidae），或者说长鼻子哺乳动物也是最早出现在北非。在埃及的法尤姆（Fayoum）沙漠里，人们发现了最古老的4 000万年前的化石，那时的沙漠还是一片植被繁茂的绿洲。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长得像河马的两栖食草类动物，即始祖象类（Moeritheres），是不是真正的长鼻目动物。同样的疑问存在于同时代的钝兽类（barytheres），这些动物具有能进化成象牙的长门齿，也初步形成了可更换长门齿的替换系统。

长鼻目是由德国博物学家卡尔·艾里格（Carl Illiger）在1811年命名的。在长鼻目的学名Proboscidae中，pro是向前的意思，boskein是嘴巴的意思。长鼻目的群类体系在中新世（Miocene period，距今2 400万年前）才开始清晰起来。那时生活着被称为“可怕的野兽”的恐象类（Deinotheres）动物，有两根可怕的獠牙。从颅骨的形状看，它们长着一条真正的象鼻。恐象在非洲中、南和北部都有分布，最远到达了欧洲东部。恐象不是现代大象的直系祖先，它们在地球上存活了约2 000万年，真是令人吃惊。在这期间，很可能因为气候和植被的变化，恐象也在改变，尤其是体形变得越来越大，一些种群肩高达到了4米。现今的大象如果和巨恐象（Deinotherium giganteum）相比的话，会显得非常“矮小”。巨恐象有强大的向下弯曲的象牙，可能是用来向下挖掘的。另外，在齿系上，恐象也有一系列相关的变化，一部分牙脊突为了磨碎食物而变成了臼齿，这成为恐象的一个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新世，气候开始变干旱，草原的面积在扩大，恐象越来越难以吃到鲜嫩的枝叶。严苛的环境让恐象不得不学着适应。另外，由于海平面下降，一些陆桥显露出来，这也为恐象向非洲之外迁徙提供了机会。

大象的祖先们。图片来自拉曼·苏库马尔（Raman Sukumar）的《活着的大象》（The Living Elephants），拉梅什（J.Ramesh）绘制。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为：始祖象、努米底古兽、恐象、古乳齿象、嵌齿象、铲齿象。

其他中新世的长鼻目也起源于非洲，最终分布到除了格陵兰岛、南极洲和澳大利亚之外的各个大陆上。其中，剑齿象科（Stegodontidae）与现在大象的确切进化关系目前还存在些许争议。最著名的剑齿象是华丽剑齿象（Stegodon ganesa），它的名称来自印度象头神伽内什，其实伽内什的形象就是从非洲象演化而来的。虽然现代大象和华丽剑齿象没有直接的基因遗传关系，但华丽剑齿象还是和现代大象有很多相似的特征，譬如长而优雅的象牙，这可能是趋同演化的结果。最近，在泰国和中国出土了一些剑齿象的化石，从埋藏化石的磁性地层年代和沉积物的精确数据发现，这些剑齿象类化石比非洲地区出土的同类化石还要早，这表明可能是亚洲的剑齿象通过其他方式迁徙到了非洲。此外，还有一些剑齿象的亚种未被精确分类，它们分布在中国广大地区，甚至跨海到了日本列岛。[3]

还有一些外形像猪的嵌齿象类（Gomphotheres）。嵌齿象类的命名有些生硬，其名字来源于钉齿兽（Gomphos），那是一种跑得很快、已经灭绝的啮齿类动物。嵌齿象类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类群，它被研究大象的生物学家杰荷斯科·绍沙尼（Jeheskel Shoshani）称为垃圾箱类群，因为被列入嵌齿象类的种类繁多，种与种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到目前为止还未理出明晰的族群关系。[4]大概是为了吃更多低营养食物的需要，久而久之，一些嵌齿象类的体形变得越来越大。绍沙尼将嵌齿象分为两类：短下颌的和长下颌的。长下颌的嵌齿象，譬如铲齿象，下颌长有奇特的、向前延伸的勺状獠牙。这种勺状象牙很有用，想象一下，嵌齿象用它在浅水区挖掘植物来吃。

短下颌的品种包括美洲乳齿象（Mammut americanum），这种大象被称为庞然大物。化石记录证实了这一事实：许多更新世的骨骼化石从美洲的沼泽中被发掘出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位于洛杉矶市的拉布雷亚沥青坑（La Brea Tar Pits）。美洲乳齿象的上颌长有象牙，象牙的弯曲程度相当夸张，其长度可达3米，最大直径为25厘米。美洲乳齿象的牙齿与其他猛犸象和现代大象明显不同，其臼齿的磨面呈现出跟乳房一样的钝圆锥状（乳齿象的名字Mastodon即来自于此，mastos是一种古希腊饮用器皿，形状像女人的乳房）。

图中的乳齿象骨骼化石拍摄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是由摄影师弗雷德里克·约克（Frederick York）在19世纪70年代拍摄的。

几乎在同一时期，其他种类的长鼻目也从非洲向外发展，尤其在上新世时期（Pliocene period）。在这些长鼻目的种类中，原始象（Primelephas）作为一种中间过渡种类最为知名，被称为“第一真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尤其是肯尼亚，发现了大量的原始象化石，表明原始象可能是从嵌齿象类而不是剑齿象类演化而来的。但是，也很难说，因为有很多共同进化的类型。在一段时间里，分类学家中“主分派”战胜了“主合派”。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自然学家亨利·奥斯本（Henry Osborn）在长鼻目中分出超过350个种类。时至今日，一些理性的科学家推翻了这个分类方案，指出长鼻目只有39个属共163个种。这优化了长鼻目的谱系树。但是杰荷斯科·绍沙尼指出，有少许主观因素存在也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收集到的化石不足的情况下。[5]

象科是由J.E.格雷（J.E.Gray）在1821年确立的。象科在整个晚中新世进化得非常具有多样性，包括39个属中的22个，其中一些还非常有名。象科包括猛犸象，比如现在年轻人非常熟悉的《冰河世纪》（Ice Age）卡通电影中的曼尼（又叫作希尔），外形迷人而又性格急躁；它同时也是许多小说中的角色，比如J. H. 罗斯尼（J.H.Rosny）的《火之战》（Quest for Fire，1911）、琼·M. 奥尔（Jean M. Auel）的《猛犸猎人》（Mammoth-Hunters，1986）。猛犸象是艺术家们着迷的主题，从石器时代洞穴里的画手到鲁道夫·F.查林格（Rudolph F. Zallinger）对其都有描绘。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耶鲁镇上，有一座皮博迪（Peabod）自然历史博物馆，鲁道夫绘制了一幅名为《哺乳动物时代》（The Age of Mammal）的壁画，猛犸象是壁画的主角。电影《火之战》拍摄于1981年，在电影中，一群大象外面穿着极像猛犸象的毛茸茸外套，被尼安德特人用一把把青草来安抚，然后让它们乖乖地去进攻并踩踏尼安德特人的敌人。正如埃里克·希利亚诺（Eric Scigliano）在他的书《爱情、战争和马戏团》（Love, War and Circuses）中所说的，这种场景是极为愚蠢的，但也悲哀地表明了一个事实：人类对大象有着持久不变的迷恋。[6]猛犸象比现代非洲象还要庞大，体重可达7吨。猛犸象长着长长的毛、弯曲巨大的象牙——这样的外形让它更加壮观，逐渐地成为极大的代名词。举一个例子吧，在肯塔基州有一个洞穴叫猛犸岩洞，实际上它跟猛犸象毫无关系，这个洞穴就是非常大，所以才这么命名的。在卖场贴出的广告中，常有mammoth sale一词，意思是“大拍卖”，并不是要“拍卖猛犸象”。

猛犸象也起源于非洲，但后来和北半球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在北美洲、西伯利亚等地，发现了大量猛犸象的完整尸体。这些尸体在永久冻土层里被冻成固体，它们胃里面的食物完好无损，它们的肉仍旧可以食用。在发现猛犸象的历史中，最早、最著名的发现是1806年由苏格兰植物学家迈克尔·亚当斯（Michael Adams）在西伯利亚勒拿（Lena）河发现的猛犸象。迈克尔·亚当斯根据一份当地图瓦人（Tungu）的早期报告，按图索骥来寻找猛犸象。这份报告里说，1799年，图瓦人发现了一具被冰冻在冰墙里的猛犸象尸体，有着完整的皮肤和毛发。图瓦人避免触摸到尸体，因为他们认为尸体被施了魔咒。实际上，中国和西伯利亚的古代游牧民族都赋予猛犸象一种传奇色彩。描述动物学的“大主教”——艾尔弗雷德·埃德蒙·布雷姆（Alfred Edmund Brehm）说，一些中国人根据一堆堆巨大的白骨认为猛犸象是地底下巨大的“老鼠”。“老鼠”们很容易被阳光灼伤，并且一旦在露天的情况下就会全身腐烂而死。[7]据说猛犸象的名字是1692年一个名叫尼古拉斯·维特森（Nicolaas Witsen）的旅行家起的。维特森被认为创造了mammoth这个单词，而这个单词很可能是由俄语或是爱沙尼亚语的mamma、earth、mutt和rat组合而成的。

无论如何，在亚当斯的记述中即使有所谓的诅咒，但贪婪却得到更好的回报。图瓦人的部族首领通过出售象牙获得了少许收入，这也许是有关猛犸象牙贸易的最早记录吧。（后来，在1989年，当大象象牙贸易被禁止后，猛犸象象牙贸易却更广泛地流行起来。）在留下了成堆腐烂的猛犸象骨头、皮肤和毛发后，亚当斯至少获得了38磅象牙，有的象牙有60多厘米长——“这也是猛犸象生活在寒冷地带中无可辩驳的证据”，布雷姆写道。[8]猛犸象的骨骼现在陈列在俄罗斯雅库茨克市的猛犸象博物馆中。博物馆的网站上优雅地写着：“在雅库特（Yakutia）的内部，发现了猛犸象这唯一的最重要的发现。”[9]而另一个著名的猛犸象遗骸发现就是迪马（Dima），它是在西伯利亚科累马（Kolym a）河发现的一头猛犸象幼崽。迪马的遗骸保存得非常完整，甚至血细胞和身体上的蛋白质都可以提取用于分析实验。一支由史蒂芬·舒斯特（Stephen Schuster）带领的美国——加拿大科学研究团队已经从28 000年前的猛犸象身体组织中测定了一部分DNA序列[10]，这也引起了一些人天马行空的猜测：猛犸象可能会以某种方式被克隆，进而复活。

这些发现带来的兴奋，以及西方科学与当地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一直没有减少。西伯利亚泰米尔半岛上的多尔干（Dolgan）游牧猎人，很愿意带化石猎人去寻找残存的猛犸象化石。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埋藏在地下的犹如大老鼠的尸体是一种潜在的诅咒，如果打扰它们，会对他们的部族产生威胁。在1999年，一块重达23吨的冰块，里面包裹着名为马尔科夫（Jarkov）的猛犸象化石，被空运并存储在322千米外的冰洞中。就因为这件事，多尔干人向神灵献祭了一头珍贵的纯白驯鹿，祈求神灵的宽恕。[11]相比之下，美国人杰夫·布里奇斯（Je Bridges）则拍了一部电影《长毛象重见天日》（Raising the Mammoth），讲述猛犸象的故事。西方也不能对神话免疫：从圣奥古斯丁起，猛犸象的骨头长期被用来作为支持伪科学“巨人学”的证据。这种“研究”认为地球上曾存在一个神话时代，据说那时地球上遍布巨人。

一头名叫迪马（Dima）的猛犸幼象的标本，它是从西伯利亚的冰层中挖出来的，请注意它毛茸茸的脚踝。

但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猛犸象的突然灭绝？布雷姆在1860年给出了他简洁的解释：

没有能解释该地区这种庞然大物的兽类突然消失的原因。一些人通过地层里的植物遗骸，提出了可能是地球自转轴的变化导致了猛犸象的灭绝；而有的人则倾向于认为是淹没西伯利亚的大洪水导致了猛犸象的消失。[12]

一个世纪后，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Immanuel Velikovsky）在他臭名昭著的《世界的碰撞》（Worlds in Collision）一书中，用猛犸象的消失来佐证地球地轴的剧烈和突然的转换。另外，你可以读一读上帝论的忠实支持者迈克尔·奥尔德（Michael Oard）的最新言论，这位博览群书的学者在“答案在创世记”（Answers in Genesis）网站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圣经》中记述的史前大洪水的解释。不过，奥尔德似乎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着什么——他不能解释猛犸象或者大象是怎么被装进诺亚方舟的。[13]

争论一直在持续。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气候变化是导致猛犸象灭绝的一部分原因。尽管人类现在已经知道当前所处的时期是全球变暖的时代，但气候变化也可能是高度局地化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明显不一致的。大约200万年前，地球出现了一个小冰期，尽管被一个温暖的间冰期打断，但冰盖还是覆盖了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和北美洲的加拿大。小冰期时，海平面下降，形成了很多陆桥。与此同时，有一些地方被隔断了。植被发生了变化，进而食物方面的竞争也加剧了。上述的变化，刺激了真象类物种的地理分布大扩展，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物种产生和种系进化过程。然而，正如拉曼·萨库马尔（Raman Sukumar）[14]所说的那样，“帘幕”迅速降下，形成了一个让人迷惑而又纷繁的长鼻目物种系列，从体格上异于始祖象的侏儒象，再到高大强壮的猛犸象。[15]

一幅由威廉·艾伦·罗杰斯（W.A.Rogers）创作的美国战争宣传漫画。在漫画中，罗杰斯乐观地认为德国兴登堡（Hindenburg）元帅的军队不堪一击，简直就跟柏林古代历史博物馆里的猛犸象骨架一样，对人毫无威胁。

正如动画电影《冰河世纪》中显现的那样，不只是猛犸象受到了冰川的严重侵害。一些人认为，实际上是距今13 000年前的一个温暖的轮替，地球上的气温在仅仅10~20年的时间内突然而可怕地上升了6℃，导致这种厚皮长毛的巨兽在地球上灭绝。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特别说明的是，同时也有大量的其他哺乳动物灭绝了（在一些地区甚至达到了90%以上）。在其他大洲，如南美洲和非洲，不同时期的长鼻目动物也都消亡了。在一个更剧烈的季节性变化时期，植被可利用性产生了快速的变化。基于此，韦伯（David Webb）、戴尔·古思莱（Dale Guthrie）、理查德·基尔蒂（Richard Kiltie）和其他人提出了多种解释理论。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猛犸象似乎又生存了好几千年，一直到距今4 000年前才在西伯利亚北边的北冰洋弗兰格尔岛（Wrangel Islands）上完全灭绝。

这意味着，猛犸象自然而然地与人类共享当时的生存环境，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欧洲岩画就是很明显的证明，尤其是在法国的佩赫默尔（Pech-Merle）地区的美丽岩画。在那时，很可能是人类的猎杀，在某些地区，成为猛犸象灭绝的一个因素。19世纪中叶，一名来自佩尔特（Perthes）的法国公务员雅克·布歇（Jacques Boucher）在索姆河河谷地区发现了猛犸象的骨头和人工制品并排摆列在一起。人们发现带有古印第安或克洛维斯（Clovis）[16]人标记的石箭和长柄石矛留在猛犸象的遗骸上，这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11 000年。在考古学的记录上，这些突然就被更小型的弗索姆（Folsom）文明的武器取代，与此相关的是猛犸象遗骸也更小了，说明那时猛犸象已经步入穷途末路，距离彻底灭绝不远了。在全球很多地方，各种大型动物的灭绝时间与人类的出现时间大致吻合。一些学者利用计算机模拟表明，即使相对数量比较小但不断扩大的人类也会对动物的种群和数量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生物学家保罗·马丁（Paul Martin）称之为“闪电战”（blitzkrieg）理论。

名为“大脚”的猛犸象岩画，但是很明显这是一头小猛犸象，脚踝上还有浓厚的毛。

相反，罗斯·麦克菲（Ross McPhee）和普雷斯顿·马克思（Preston Marx）提出，猛犸象可能死于人类带来的某些“超级疾病”——部分原因在于，除了有一些人们在海峡群岛的泽西岛和德国捕猎猛犸象的明确实例外，事实上很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人类的捕杀导致它们的灭绝。他们可能经常清理掉自然死亡的尸体，或者是把脆弱容易受伤的幼崽带出去饲养，以抑制配种率。正如内华达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加里·海恩斯（Gary Haynes）总结的那样：“无可争辩的结论是，将猛犸象的灭绝完全归罪于克洛维斯猎人只是文字上的胜利，但在科学上却是不可能的。”[17]可能的是，人类对猛犸象这种“巨大的移动食物和用品资源”的掠夺，对已经处于极端恶劣气候下的猛犸象的生存境况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最近有理论提出，至少在北美洲，包括克洛维斯人在内的人类、猛犸象以及其他物种，都随着一颗彗星撞击地球被一扫而光。彗星撞击地球的证据是，在北美洲大陆的巨大范围内，有一层薄薄的纳米钻石分布——但没有和陨星撞击有关的铱元素——这大约发生在距今13 000多年前。[18]

人们对生活在北部苔原上的长毛象（Mammuthus primigenius）太熟悉了（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博物馆编选的迷人的海报可作证明），以至于忽略了生活在其他地方的猛犸象。草原猛犸象（M. trogontherii）横跨欧洲的草原和英格兰的林地，哥伦比亚猛犸象（M. Columbi）是体形最大的，并且向南最远迁徙到墨西哥。更为有意思的是，一些猛犸象和其他的真象类在一些岛上与大陆隔绝了，譬如苏门答腊岛、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岛屿、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在这些岛屿上，这些长鼻目动物不可能在体形上有更大的发展，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比原来体形更小了，即侏儒化了。人们在地中海的几个岛屿上发现了侏儒化的大象（Elephas falconeri），它们的肩高只到普通大象的腰部那么高。另外，还在加利福尼亚附近的圣罗莎（Santa Rosa）岛上发现了侏儒化的猛犸象。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博物馆委托孩子们画的各种各样他们最喜欢的猛犸象。

在象科物种从1百万~2百万年前开始数量剧增起，三个属的象科动物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地位。第一个是猛犸象属（Mammuthus），但却注定是最早灭绝的；第二个是亚洲象属（Elephas），也就是如今的亚洲象所在的分类；第三个是非洲象属（Loxodonta），也就是非洲象所在的分类。这三个属都起源于非洲，并相继迁徙出非洲；在某一段时间，它们还会彼此竞争。阿德里安·利斯特（Adrian Lister）认为，欧洲猛犸象（M. meridionalis）的灭绝，很可能是与古亚洲象（E. antiquus）竞争失败的结果。这三个属的确切关系至今仍存在争议：虽然从形态特征看，猛犸象属和亚洲象属更加接近，与非洲象属的差异比较大，但基因学追踪表明并非如此。[19]

各个物种有不同的进化速率，其速率单位被称作“达尔文”，这是一个由伟大的科学家霍尔丹（J.B.S. Haldane）在1949年发明的单位（1达尔文等于在1百万年内选择的生理特征加倍或者减半）。象科内物种的变化速率准确地通过化石中最坚硬的部分——臼齿被记录下来。在这里，在板牙数量、牙尖和牙脊的特征和尺寸以及牙釉质的密度都发生了改变；这表明，当非洲象只是以0.1个达尔文速率进化时，矮化的发生率却能以10个达尔文速率进化。因为牙科成像技术的进步，我们所能理解的精密程度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这种技术包括一种称为施雷格（Schreger）模式的牙本质结构，这种结构在物种鉴别方面非常准确。[20]一些象牙能在像树木一样的分层上产生一个细微的分级，甚至日常生活、年龄和发育模式也都能产生印迹——因此这可以为研究过去气候、食物和栖息地的变化提供一个另外的途径和明证。

施雷格线（Schreger patterns），也就是象牙横截面上的“旋转引擎”纹。

一些物种能迅速适应生态环境的改变，但是很多都不能适应。长鼻目象科目前存在的三个属的大象能活下来的原因，很可能是混合了专门的和普遍的生理特征让它们更容易适应环境变化。它们也是漫长的、多样性和曲折的进化谱系最后的继承者。主要在非洲肯尼亚发现的著名象科动物——雷基象（Elephas recki），对象的种类分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即由现在非洲草原象的原始形式，逐渐进化为非洲草原象。不过，最近有一位学者认为，有证据表明，雷基象根本不是单一物种，而是多个相互关联的物种的“混合类型”。[21]

为什么亚洲象离开非洲，没有在那里生活下去？为什么非洲草原象从没有离开过非洲？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问题。现代亚洲象的进化过程也存在着诸多疑问，因为化石的遗存非常稀少。也许是，在上新世的晚期，象属（E. ekorensis）动物的迁徙分成了不同的路线，这包括平额象（E. planifrons），一个在印度西瓦利克山（Siwalik Hills）沉积层中发现的知名物种，它是现代亚洲象（E. maximus）的直接祖先。至于非洲，在非洲南部和中部占据统治地位的非洲象大西洋亚种（L.atlanticus），随着其他象属动物的退出而消失了，舞台留给了现代非洲草原象（L. africana）。这两个种类的真象从未有过交集。正如我们看到的，虽然一些欧亚的军队同时使用过非洲和亚洲的大象，但只有一个记录亚洲象和非洲象成功交配的例子，而这头幼崽在出生后仅仅10天就死亡了。这种联系必须继续发挥想象和广告的作用。正如北京为2006年中非贸易峰会搭建的巨大广告牌，即使亚洲象早已从整个中国消失了，而这主要是人类的掠夺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伊懋可[Mark Elkin]起了一个书名叫作《大象的退却》[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以此提醒人们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巨大环境变化。）

2006年中非贸易峰会期间，北京搭建的巨大广告牌上的非洲大象。

我们只留下了一些分类学的争论。根据线粒体DNA序列，虽然亚洲象和非洲象的单倍型检测表明，大象的这两个分支在进化上已经分开了大约300万年，但DNA研究也追踪到了这两个物种之间的一些区别。是否差别程度的不同能成为确定亚种的依据，这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正如拉曼·萨库马尔所写的那样：“来自亚洲象和非洲象种群间的分子生物学数据分析虽然仍处于初级阶段，但这已经有可能推翻传统的分类学系统了。”[22]斯里兰卡大象尽管在某些方面与印度次大陆上的大象差异很大，但在线粒体单倍型上却显示出高度的共同性，因此似乎很少有专家支持将其划为单独的亚种（亚洲象和印度象）。虽然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大象单独划分为亚种有一些呼声，但专家委员会并没有支持。

印度象。来自塞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l）1808年的风景插画《锡兰岛的动物和当地居民》（Picturesque Illustration of the Scenery, Animals and Nature Inhabitants of the Island of Ceylon）。

非洲的情况则更为复杂。1986年，传说东非野生动物学家戴维·韦斯顿（David Western）调查发现有一头“侏儒”大象藏在中非的森林里。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由艾尔弗雷德·罗卡（Alfred Roca）领导的一个小组对来自21个不同象群的195头大象的四核基因进行了测序，并认为有足够的理由将非洲草原象（L.africana）与体形较小的非洲森林象（L.cyclotis）分开。然而，由于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生活的环境相邻并且有杂交的明显迹象，这让情况变得复杂起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至少有3个，也许是5个相当不同的象种群，它们的差异可能因为长期的隔离而加剧。因为人类已经参与其中并加以干涉，加强了这种隔离。有趣的是，非洲森林象与它的表兄弟亚洲象遗传性相似度最高。萨库马尔选择了最安全的回应：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但他承认这些研究打开了“一个虚拟的潘多拉魔盒——非洲象的分类学”[23]。

我们将在最后一章更仔细地考察当今的象科动物分类。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提到的事情上：实际上，大象和人类在非洲几乎是同时进化的，它们沿着相似的路径在世界各地扩展着——如果我们相信人类学家加里·海恩斯的话，有时候这些路径是完全相同的。人类正是沿着由这些厚皮动物（象科动物）开拓的道路方便地迁徙到世界各地。自从人类和象类这两个物种逐渐认识到彼此存在后，他们有可能在某些地方相互屠杀，也有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和平共处，小心翼翼地生活着。这种人象共处的普遍模式并没有真正改变过。正如我们很快看到的那样，大象和人类在相同的空间和时间内起源和发展，存在于很多文化形态中。在最近有一则稍显俗丽的广告，广告的背景是一片点缀着营养丰富的树木的稀树草原。草原的美丽风景唤起了人们的记忆，让人们发现并意识到人和大象都在草原上生活并且共享这方土地。在稀树草原上，正是马鲁拉树（Sclerocarya birrea）长出大象爱吃的果实。大象在大吃发酵后的马鲁拉树果后，会酩酊大醉——这也很像人类，喜欢喝马鲁拉树果酿成的开胃甜酒，并且还会以大象吃醉作为广告宣传呢。（我会继续和那些宣称目睹大象吃醉的人见面，但是有人计算说，至少需要200千克发酵的、李子般大小的马鲁拉果才能使大象吃醉。）这张大象在夕阳西下的稀树草原上吃草的图片，主题是：“我们的初心，我们的灵感。”咳！

[1] 印度神话中的智慧、财富之神，在普通百姓中人气极高，有大腹便便的肚子和象牙。——译者注（后同）

[2] 南非游猎部落，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3] Haruo Saegusa, Yupa Thasod and Benjavun Ratanasthien, ‘Notes on Asian Stegodontids’,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cxxvi–cxxviii (2005), pp. 31–48.

[4] 转引自：Raman Sukumar, The Living Elephants: Evolutionary Ecology, Behaviour and Conservation (Oxford, 2003), p. 18.

[5] Jeheskel Shoshani, ‘Understanding Probiscidean Evolution: A Formidable Task’,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 vol. xiii/12 (1998), pp. 480–87.

[6] Eric Scigliano, Love, War and Circuses: The Age-old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phants and Humans (New York, 2002), pp. 20–21.

[7] Robert Delort, The Life and Lore of the Elephant (London, 1992), p. 130.

[8] Ibid., p. 131.

[9] www.situ.ru/culture/museum/mamont/index_eng.shtml (accessed February 2007).

[10] www.science.psu.edu/alert/schuster12-2005.htm (accessed 3 August 2008).

[11] www.exn.ca/mammoth/Gods.cfm (accessed February 2007).

[12] Delort, The Life and Lore of the Elephant, p. 131.

[13] Michael Oard,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olly Mammoth: Was it a Quick Freeze?’,Technical Journal, vol. xv/3, pp. 24–34, www.answersingenesis.org/Home/Area/Magazines/tj/docs/ tj14 _3-mo_mammoth.pdf.

[14] 印度生态学家，亚洲象研究专家，曾获“国际考斯莫斯奖”。

[15] Sukumar, The Living Elephants, p. 29.

[16] 北美洲的史前古印第安人。

[17] Ibid., p. 43; Gary Haynes, ‘Mammoth Landscapes: Good Country for Hunter-Gatherers’,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cxlii–cxliii (2006), pp. 30–43.

[18] ‘Were Mammoths Killed off by a Comet?’, Economist, 383 (24 May 2007), p. 94.

[19] Shoshani, ‘Understanding Probiscidean Evolution’. 另见：Shoshani and Pascal Tassy, ‘Advances in Proboscidean Taxonomy and Classification’, QuaternaryInternational, cxxvi–cxxviii,pp. 5–20.

[20] Josh Trapani and Daniel C. Fisher, ‘Discriminating Proboscidean Taxa Using Features of the Schreger Pattern in Tusk Denti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xxx/4 (2003), pp. 429–38.

[21] Nancy E. Todd, ‘Reanalysis of African Elephas recki: Implications for Time, Space and Taxonomy’,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cxxvi–cxxviii (2005), pp. 65–72.

[22] Sukumar, The Living Elephants, p. 52.

[23] Ibid., p. 54.

第二章

令人惊叹的生理

Chapter Two An Astounding Physiology

可以说，解剖学决定命运。

相比普通的非洲男性来说，大象是一个十足的大块头，它的体重可达5.5吨。大象的这种形象，在那些传颂神话故事的人、想通过恐吓维持统治的军阀、幻想靠打猎来博取超值回报的猎人、在马戏团观看表演的小孩、动物园里的闲逛者、现代游乐园里的游客看来，都是非常有魅力的。（虽然7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弄错了大象这个词的词源，但他坚持说“大象”[西班牙文为elefante]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文单词lophos，意为“山”。）

庞大体重意味着要摄入大量食物，这决定了大象取食范围很大，进而引发了人类与大象永久的领地冲突。大象巨大的象牙虽然能被雕刻得精美绝伦，但也造成了数百万头大象的死亡。另一方面，大象可怕的大块头和庄严沉重的蹒跚步履使人敬畏，这也营造出一种平和、睿智的气氛，使我们不想让它们从地球上消失。它们那很滑稽的象鼻和松皱的皮肤早已成为经典的卡通形象，成为最受小孩子们喜爱的动物滑稽“演员”。（分析亚马逊网站上前100本书名中包含“大象”的图书，有2/3是儿童读物。）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大象的体型和奇异性是难以全面把握的，因此才有了著名的“盲人摸象”的寓言（最初来自耆那教的教义）。每一个盲人，如果摸到了大象的不同身体部位，便会推测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大象整体形象。譬如，有人说是粗糙的和满是皱纹的，有人说是长而光滑的，而有人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明明是蛇形和毛茸茸的啊。下面是19世纪约翰·戈弗雷·萨克斯（John Godfrey Saxe）写的诗《盲人与大象》（The Blind Men and the Elephan）中的一段：

有人第一次走近大象，

他不小心跌倒了，

撞在大象那宽厚而结实的身上，

于是他立刻惊呼起来：

“上帝啊，这大象简直就是一堵墙！”

日本艺术家英一蝶（Itcho Hanabusa，1652—1724）创作的木刻版画，描绘了《盲僧摸象》的寓言故事。

这个故事以最为奇特的方式进入了世界文化。譬如，来自互联网数据库的文章的标题是这样的——“语言意识：整个大象”；或者是这样的——“会计与运筹学：象鼻还是象尾巴？”甚至是“盲人最后会看到大象吗？”而希思科特·威廉姆斯（Heathcote Williams）在作为诗意地哀悼大象毁灭的最终形象的作品《神圣的大象》中，再次使用了“盲人摸象”的故事：

在盲人的故事中，

每个人都对大象有不同的描述，

取决于他感觉到的那一部分。

现在他们要离开了，

只能感觉彼此。[1]

希望不会那么糟糕。

大象需要一个坚固的骨架来支撑全身的重量：一个足够宽敞的胸腔（可以放一辆高尔夫球车），一个跟内燃机差不多大小的颅骨。尽管如此，大象走起路来却非常轻盈。秘密在于大象的头骨是由被称为板障骨的气胞组成，可以减轻重量。巨大的腿骨则是直接支撑在身体下，而不是像猫或狗的四肢有一个角度，它们像一张桌子的四条腿那样排列，因此被称为缓行动物（graviportal）。这意味着大象可以站着睡觉，四条腿是锁死的。一些早期的作家认为大象必须倚靠一棵树睡觉，如果树倒了的话，则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这是一种误解，可能来自公元前1世纪时尤利乌斯·恺撒《高卢战记》一书中描述的驼鹿，驼鹿被混淆为大象。实际上，大象的关节也非常灵活，像人类的膝盖一样，能完成很多出乎意料的灵活攀爬动作，这对马戏团来说是极好的。与外观相反，大象实际上是踮着脚走路的。和大多数有蹄类动物一样，它的脚骨都向下和向前，身体的重量都压在由脂肪和结缔组织形成的脚掌上，把重量分散出去。一头4 180千克的亚洲象脚底下的压力为每平方厘米0.6千克，这可以使大象很容易从沼泽或沙地上静悄悄地走过去。我的园林管理员同事们有一天晚上在津巴布韦的赞比西河谷露营休息，无意中把防潮垫放在了大象经常走过的路上；第二天早晨，他们在垫子上发现了一只大象的脚印，而他们昨晚根本就没有听到大象走过的脚步声。

从表面被腐蚀的大象头骨可以看出能减轻重量的蜂窝结构。

大象的前脚和后脚的脚趾数量不同（通常是前五后四），一些亚种的脚趾数量也不同。

1899年，在某个桑给巴尔（Zanzibar）人家门前展示的象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象牙了。

在大象的骨骼中，特征最为显著的当然是象牙了。这些过分向外延伸的上门牙是大象的主要防御武器，同时也是它灭绝的原因。象牙只有2/3的部分露在皮肤的外面，在正常的情况下，象牙会以每年15厘米的速度增长。最大的象牙，大多数最后都被证明是欧洲猎人俱乐部为了所谓的荣誉而吹的牛皮。有记录的最大的一对象牙，来自一个斯瓦希里（Swahili）商人的奴隶于1899年在乞力马扎罗山下猎杀的一头非洲公象。这对象牙超过11英尺（准确来说分别是349厘米和335厘米），重约198千克，如今被收藏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和非洲象牙比，亚洲象的象牙一般要短得多，在已有的象牙标本记录中，最长的长度为2.74米。长着如此长和重的象牙，这也对大象的颈部与头部的骨骼和肌肉结构产生了显著的生理补偿影响。就大象而言，象牙是它对付极少数掠食者的极好防御武器，并且也可用象牙挖出树根或水来，或者是从树干上剥下可食用的树皮。如果大象是被用来劳动的，它可以用象牙举起原木。有时候，象牙甚至还可以作为象鼻累了休息时的依靠。

另一对极长的象牙，是在1923年被猎取并拍照的。

对于人类来说，象牙最具吸引力的是它的可雕刻性。是什么让象牙如此不同呢？原来，象牙的横截面呈现一种纵横交错的钻石形状的特征图案，被称为“勒兹纹理线”（Retzius）——那是牙本质小管贯穿牙齿的证据。象牙特有的勒兹纹理线由同心环交叉形成，但不像树木生长的年轮，会有年和季节生长阶段的变化。若未经处理，象牙在变干燥后会沿着这些环状纹理开裂。事实上，象牙非常爱吸水，一些非洲居民曾经将象牙插在地上来预测是否会下雨。象牙的组成成分因地域不同也有明显的区别：钙、磷、镁和其他元素以及氨基酸的含量差别显著，这导致了象牙研究专家埃里·劳本海默（Erich Raubenheimer）认为，这样的分析可以用于法医学上追踪被偷猎的象牙的来源。[2]总而言之，象牙是一种独特的、柔韧而耐用的材料，称得上雕刻师的人都不愿意用其他替代品来雕刻。

看不见的牙齿和可见的象牙一样引人入胜。与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大象用从下方长出的新牙替代早期的牙齿或乳牙。大象拥有6套砖块大小的臼齿。这些臼齿不断向前推移，就像传送带一样，随着前面的臼齿不断地磨损和破碎，它们会被新的臼齿替代。一旦第6套臼齿磨损坏掉后，大象就不能再吃食物了，只好等着饿死。所以，大象的寿命有一个相当严苛的限制——大约60年，这取决于饮食和疾病。也许，在吃了一半的树枝上或者象粪中发现了象牙的断齿的事实引发了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说：大象主动而又隐秘地埋葬了它们的牙齿。然而，据一位评论员误导性的言论，狡猾的印第安人更聪明：他们会在他们认为是埋葬了牙齿的地方放一瓶水，而随着水分的消失，跟随牙齿所具某种“神奇力量”吸收水分留下的踪迹会找到象牙的下落。（老普林尼[Pliny]在他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也充满幻想地认为大象知道它们自己的象牙的价值，并且如果大象知道自己要死了，会埋掉自己的象牙。）

大象下臼齿的传送带系统。这头大象在还未到60年寿命期限时就死了。

臼齿的表面以菱形脊为特征，它在臼齿的前后运动中对植物进行剪切和研磨。非洲草原象臼齿上的这种菱形脊相比亚洲象的更像钻石，所以非洲草原象的学名叫Loxodonta（从“菱形”演变而来）。

在大象所有的骨骼特征中，最令人着迷的是一个至今仍然知之甚少的骨头——舌骨。这种由复杂的5块骨头组成的舌骨为舌头和喉部提供附着点，因此对于进食、呼吸和发声沟通来说至关重要。此外，在舌骨的基座上还长有一个被称为咽袋（pharyngeal pouch）的口袋状结构，其中储存了水。大象生物学家杰荷斯科·绍沙尼认为，这种进化和演变是在2 500万年前随着长鼻目动物进入干燥的草原生活而发展起来的。在大象独特的舌骨中，上部和下部结构是松散连在一起的，这可能跟大象能产生丰富的次声通信有关。

有人认为，大象的鼻子是该物种起源于水生动物的证据，但象鼻也会在嬉戏和摔跤时使用。

大象是游泳能手。2006年，史蒂夫·布鲁姆（Steve Bloom）在印度拍摄到有几头大象在安达曼群岛之间游了数千米的照片。

大象的其他内脏器官也显示出独特性，其中许多是近年来深入研究的主题。例如，其重量在12~21千克之间的心脏跟其他哺乳动物一样，占总体重的比例约为0.5%，但却具有双歧或双尖的顶点（double-pointed apex)，而不是通常的单个点。这是将大象的解剖学与海牛联系起来的一个特征，也是一些人认为大象水生起源的证据。一些人认为，肾脏的某些特征也表明大象的祖先可能来自海洋，特别是表面被称为肾口的纤毛导管；肾口允许与血液进行渗透交换，这存在于鲟鱼和青蛙的肾中，但从未在其他胎生动物中发现。更通俗地说，肾脏位于脊柱后部的高处，是脂肪储备的最重要部位；而在营养不良的大象身上，出现明显的萎靡不振是健康受损和环境压力的一个标志。

在所有大象所谓的水生特征中，呼吸系统引起了最大的争议。在20世纪早期，人们观察到大象没有供肺使用的胸膜腔——肺直接附着在腹壁上，靠肌肉活动来泵送。圣地亚哥大学生理学教授J.B.韦斯特（J. B. West）认为，呼吸系统是随着象鼻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是“浮潜”的必要条件——在游泳时始终保持象鼻在水面上。我见过大象在赞比西河穿过深潭时是这样做的，但证据还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种状况是一种原始的进化压，来适应大象特有的呼吸系统。由于象鼻逐级发展的科学证据或化石证据的相对缺乏，这甚至为一些神创论者提供了“弹药”，他们争论说是上帝直接参与了物种的创造。（或者也可以简单地引用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1902年创作的著名小说《如此故事》[Just So Story]，在这部小说中，小象发现自己粗短的鼻子被鳄鱼咬住了，于是它拔啊，拉啊……）

拉迪亚德·吉卜林为他所作《如此故事》亲手画的插画《大象的鼻子是怎么来的？》。

至少有20 000块肌肉给象鼻提供了灵活性和力量。

无论如何，象鼻是一种更有趣和多功能的工具，而不仅仅是用来浮潜，并且肯定是由于多种刺激才演变而来的。手、鼻子、喇叭、水管、武器：大象的鼻子灵巧得足以捡起一枚硬币，强大到足以把一只老虎打倒在地。象鼻由多达100 000块纵向和放射状肌肉组成，没有骨头或软骨，这使它成为一个非凡的多功能“仪器”。亚洲象的象鼻顶端只有一个“手指”，但这并没有让象鼻的灵活性和敏感性逊色于其表兄非洲象那拥有两个“手指”的象鼻。此外，马德拉斯（Madras）的大象解剖学家马里亚帕博士（D. Mariappan）发现大象的象鼻尖端和雌性阴蒂都含有大象特有的过敏神经束。为了纪念马德拉斯解剖研究所的导师，马里亚帕把这些神经末梢命名为“艾尔氏神经末梢”。其他研究表明，许多大象似乎有左象鼻和右象鼻的偏好，就像人类的左利手或右利手，但这种进化的优势或原因仍然不清楚。象鼻是至关重要的：一头由于受伤或疾病失去象鼻的大象，很快就会饿死。

大象的其他外部器官也同样重要。对大象来说，眼睛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但对我们这些以视觉为导向的人类来说，眼睛是我们最常进行交流和联系的器官。大象的眼睛看起来有些柔软但无法转动。研究人员凯蒂·佩恩（Katy Payne）回忆说，当时她凝视着一头亚洲象女族长那“充满耐心”的琥珀色眼睛时，发现她的眼睛里“似乎有大块物质向前流动，巨大而缓慢”；“大象的眼神低垂，带有斑点的两只大耳朵缓慢地摇动着。大象的脸，姑且称为一张脸吧”[3]。大象似乎有那么一张可以看到表情的面孔，在希思科特·威廉斯（Heathcote Williams）的《神圣的大象》（Sacred Elephant）中，最后一张照片生动地说明了大象确实有一张让我们看到表情的“脸”——这是一张从两只大象眼睛定位看起来很巧妙但有点蒙太奇的脸，好吧，真是太令人惊讶了。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想受到大象攻击的话，那你就不要用同样的眼神盯着它了，不然你就是自找麻烦：

盯着大象的眼睛看，感受那种明确和坚信。

大象恩图拉米蒂（Ndlulamithi）猛地抬起头，似乎在用那琥珀色的眼睛盯着我们。它甚至看不清我们，因为我们在它的视野范围之外走动。它那巨大的象鼻在下颏下面警惕地盘绕起来。当它努力倾听的时候，它的耳朵开始张开，从我们可能发出的任何声响确定我们的位置。突然，大象的大耳朵收紧贴着头部，它开始冲向我们。我知道这不是佯攻，大象传达这种致命意图的无声信息令我们感到不安。[4]

大象那巨大的耳朵（亚洲象的耳朵较小）不仅仅是攻击或平静的信号，它们也是重要的体温调节器——既通过皮肤下浅层的静脉血管网络散热，也通过摆动耳朵把较冷的空气送过肩头。研究人员波利·菲利普斯（Polly Phillips）和詹姆斯·希思（James Heath）利用红外热成像技术和平板模型相结合的方法计算出，在正常情况下，通过耳朵摆动可以散发大象需要散出的全部热量。在这项研究中，菲利普斯和希思还计算了迪士尼卡通小飞象丹波（Dumbo）的热损失梯度。小飞象的耳朵比真实的小象大一点，他们认为，大耳朵是必要的，这能在高速飞行时散热。[5]

大象的耳朵在降低体温和与其他大象沟通交流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象耳朵上的皮肤不到2毫米厚。身体其余部分的皮肤，都是灰色的、皱巴巴的，皮肤裂纹深达2.5厘米。即便如此，大象的皮肤仍然是一个敏感的器官。除了幼象外，大象的皮肤几乎没有毛，缺乏汗腺并且容易受到刺激和生长寄生虫，主要是蜱、虱子和颤蝇幼虫，因此大象需要水和尘土来定期洗澡。亚洲象的皮肤经常出现色斑，尤其是面部，形成粉红色的斑点。极端的例子产生了“白象”的神话，成为皇室的象征。暹罗国王喜爱白象是非常有名的。曾经有一个国王，因为大象饲养起来相当昂贵，就把一头白象送给他想除掉的大臣。因此，“白象”这个词指的是任何涉及你的花费超过你最终承受能力的大惨败。

来自电影《小飞象丹波》（Dumbo）的剧照。

大象的皮肤虽然缺乏汗腺，但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器官。

像任何其他复杂的有机体一样，毫不奇怪，大象也患有各种疾病。这些疾病主要是寄生虫病，包括外部和内部的寄生虫病：扁虫、钩虫、蛔虫和在年幼大象的内脏或感染伤口中的苍蝇幼虫。这些寄生虫病特别容易在圈养的大象中蔓延失控，或者是在过度拥挤的水源地通过粪便感染。拉曼·萨库马尔进行了一系列试探性但有趣的研究，研究从粪便样本中分析的象牙大小与寄生虫载量之间的关系：象牙越大，寄生虫似乎越少。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还不得而知。拉曼还记录了一个孤立的炭疽病例：至少有一个雕刻师被认为是因为吸入象牙粉尘而感染炭疽热。在被捕获的大象中发生了传染性肺炎、沙门氏菌和肺结核。大象的牙齿被感染，尤其是在年老的大象中，像动脉硬化一样，往往会因为大象的营养不良而导致死亡。

亚洲的看象人在印度和缅甸的河流中深情地洗浴大象至少有3 000年了，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些敏感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良好的营养和皮肤护理是对大象无微不至照料的结果。对我们来说，看起来颇为滑稽难看的皱纹袋，对眼光敏锐的穆罕默德来说，是美的亮点：正如J. H.威廉斯（J. H.Williams）在《班杜拉》（Bandoola）——他鲜为人知的《大象比尔》（Elephant Bill）的续集中所描述的那样，前腿到腹部之间的松弛皮瓣，被称为皮亚斯瓦伊（Pyia Swai），也就是蜂窝，被认为是一种美。事实上，大象驯养人对大象的美丽有着复杂的标准：比例、头部宽度和凸起形状、象牙对称性和粗细、象鼻长度和整体高度，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大象优雅的精细分类类型。例如，有些人认为mriga或“鹿样”的体格与kumera或“皇家”有很大不同。不同地域的大象也可以从它们各自的外形中辨别出来——据说喀拉拉（Kerala）的大象是所有大象中最美丽的。

相比之下，在后罗马时代的西方，大象和它们的亲戚早已灭绝，只有一些罕见的圈养大象为人们提供知识，以及各种各样关于大象生理学的神话传说。直到20世纪，人们才意识到大象的生理是与个体生态相关的，甚至与一个错综复杂的大象社会也是有联系的。在非洲和亚洲，遭受欧洲猎人种族灭绝式屠杀后，大象成为一个有点令人吃惊的上流社会拥有物的概念——一些猎人把大象看作一个令人垂涎的、活生生的象牙宝库。在今天，大象之间的关系被人们深入地研究和了解，以至于不少观察者相信人们可以从它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正如亨利·哈蒙·钱伯林（Henry Harmon Chamberlin）的一首诗所言，象牙拥有的智慧是人类无法比拟的。[6]

一项对大象的脚和头部的剖面研究，来自布封伯爵（Comte de Buffon）的巨著《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1749—1767）的插图。

那么大象的生理是如何支配大象的行为的呢？两种身体功能支配着一切：消费和再生产。大象形体巨大；它们得吃很多，一头5吨重的大象每天摄入多达300千克的植物食物，占其体重的6%~8%，这需要12个小时不断地进食。大象会吃各种各样的植物——如果可能的话，有数百种——从树皮到草，在不同的季节里，它们会狼吞虎咽地吃亚洲柽柳或非洲的马鲁拉果等水果。大象还会在盐沼地或洞穴中寻找矿物质吃，甚至会自己挖洞找寻矿物质，最著名的是肯尼亚西部埃尔贡山（Mount Elgon）上的基特姆（Kitum）洞穴，巨大的洞穴是大象挖掘富含钠的土壤沉积物而形成的，大象吃这种矿物质主要是来补充该地区森林食物缺少的营养元素。

消化系统需要大约14个小时才能使食物通过35米长的管道，这速度已经相当快了，为大象提供了足够的能量。但在消化过程中食物的转化效率相当低，摄入的蛋白质只转化了22%，大部分成为大便排出体外，每天大便的重量达100多千克。大象的粪便是几十种生物的宝库，包括从消化后的成年大象粪便中摄取重要微生物的幼象，以及狒狒和粪甲虫。在南非阿多国家公园的道路上，设立了有趣但严肃的路标，提醒给粪甲虫让路。大象对整个生态系统至关重要。有些种类的植物，如某些金合欢树的果实和研究最为彻底的威氏族斛果（Balanites wilsonia）[7]，它们只有在通过大象肠道时被酸化后才能发芽，而且大象还能将种子带到各处。现在有许多研究试图确定盗猎大象对这种森林物种的发芽模式的影响。

致力于研究大象的学者甚至可以通过大象的粪便来识别个体。威廉斯在《班杜拉》中记述了缅甸一位森林管理员识别400头大象的粪便的能力，他会仔细检查每头大象的粪便，然后用他的手杖戳一戳。通常他没有评论，但偶尔他会说：“看看这个。米图（Mee Too）又在吃泥土了。我不喜欢它那样。”继续戳一戳：“嗯，象虫又来了。”或者：“可怜的老卡吉斯（Kah Gyis），它开始有点上年纪了，吃下的竹子基本没有消化，像坚韧的绳子一样又被拉了出来。”[8]象粪除了具有生态功能外，它也是干净和无害的，你现在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贺卡、信封和便签，它们有的是用粗糙但有吸引力的象粪纸做的！象粪更具争议性的用法是：2004年，艺术家克里斯·奥迪里（Chris Odili）在他的多媒体作品《黑色麦当娜》（Black Madonna）的裸胸上巧妙地涂了一小块大象粪便。这让当时的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大为恼火，以至于扬言要关闭整个画廊。

因为食量超大，大象会被认为是其周围植被的破坏者也不奇怪，特别是当大象被限制在比过去广阔的范围小得多的围栏地区时，以及当用人工水塘吸引大象聚集在更有限的范围内时。如果给大象充分的自由，它们的活动范围将会很广。沃尔特·洛伊多德（Walter Leuthold）对肯尼亚察沃国家森林公园（Tsavo National Park）里戴着无线电圈的大象的研究表明，大象可在3 000多平方千米的地区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节奏和喜好。然而，由于植被覆盖和对水的利用不同，这个范围会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大象可在无水的情况下生存一个多星期，但在正常情况下，它们一天最多能喝200升水。他们会走很远的路去找水喝，因为大象的记忆力非常好，所以即使是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也能深挖找到水。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大象能自由活动的范围很小，就不要说什么找水的事情了。

也许正是这种记住遥远地点的必要性，帮助大象进化出一个强大的大脑，同时也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这个6千克重的器官一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虽然大象的大脑是人脑的4倍大，但它在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然而，它有一个高度卷积的大脑和小脑，与优秀的认知和运动协调相关。不是通过冒险推测“智力”来拟化人类，一些科学家现在测量的不是“智力”，而是“脑化商”（EQ）——实际脑重量/体重比与预期比率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方案中，人类的脑化商为6，黑猩猩为2.5，大象为1.9。你家狗狗的脑化商是1，也就是说很“一般”。一项对6头亚洲象和6头非洲象的研究表明，亚洲象的脑化商较高，但样本太少，无法从中得出很多结论。然而，在大象大脑中出现了异常大的颞叶，颞叶在人类大脑中已经被证明与记忆密切相关，所以至少有一些神经学证据支持了大象有非凡记忆的说法。

另一些人更喜欢通过观察大象的行为来衡量它们的智力。在过去三四十年的研究中，特别是一群非凡的女性连续多年观察非洲的野生大象后，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大象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复杂和微妙。辛西娅·摩斯（Cynthia Moss）是这些女性观察者之一，30多年来，她一直生活在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Amboseli National Park）的大象中间并观察大象。她描绘了数百头大象之间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地理迁徙和个体特征，并在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大象的记忆》（Elephant Memories）中详细叙述了她的发现。

一页来历不明的《复仇的或行侠仗义的非洲大象》（The Revengeful or Chivalrous Elephant of Africa），把人类对大象行为的极端看法结合在一起。

也许在最近的这些发现中，最重要的是大象家庭关系的复杂性。摩斯勾勒出一个同心圆的大象关系：母象和她的幼崽在中心，周围是一个与母象有更密切关系的雌象圈——在这个圈中，通常包括一个年长的女家长及其未成年的幼崽。除此之外，一群较为松散的年轻公象徘徊在周围，逐渐变得独立；最后，外面是散居的成年公象，除了短暂的交配活动外，它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单独生活的。正如辛西娅·摩斯所描述的，大象的核心群体可能会不时地分裂，但总是保持着联系，大象群体的再次团聚总是热闹和欢乐的：

亲密的母亲、孩子和姨母，或异母，是大象家庭的核心单位，对幼象的生存至关重要。

这个大象家族的两个分支会聚在一起，发出隆隆的响声、嚎叫声，大象们尖叫着，抬起头，把象牙交错在一起，象鼻也缠在一起；它们相互拍打着耳朵，身体来回旋转。大象群里会有一些大象大小便，这是极度兴奋的表现。大象这样的喧嚣式问候有时会持续十几分钟。[9]

大象的核心群体主要致力于抚养幼象。幼崽在母象怀孕22个月后降生（结合复杂而精密的扫描和照相技术，2006年BBC拍摄了一部关于大象幼崽在母象子宫中发育的电影，整个发育过程令人震惊）。这头幼崽在出生后的头几年一直和母亲待在一起，母亲和姨母，或者说是异母（allomothers），在幼崽遇到麻烦的时候，都会赶紧去帮助它。一头没有异母的幼崽的存活率远不及一头有4个或4个以上异母的幼崽，前者的成活率只有后者的1/3。

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大象家族的这种母系社会结构是值得效仿的。不管人类怎么想，大象所展示的母性关怀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在阿多国家公园，资深的大象研究者安东尼·霍尔－马丁（Anthony Hall-Martin）在早期的研究中就经历过一件面对要打架的大象的事：

我花好长时间才让象群习惯并接受了我和我的汽车的存在。在刚开始的时候，象群一看见我就要准备攻击；慢慢地过了不到6个月，它们就熟悉了，并走过来用象鼻触摸我。有一天，我和妻子卡特琳娜（Catharina）以及我们的新生宝宝维加（Vega）在象群附近。我把我的宝宝给象群的女族长看，她看过后走进了灌木丛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她带着她的新生象崽出现了——她给我看她的孩子！现在，我是一名科学家，但我常常想起那件事，至今我都无法解释——那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时刻啊，当时我和那头母象之间肯定有一种特殊的联系！[10]

抚养一头小象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事业——纪律、玩耍、学习和安全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对小象的教育会一直进行，一直深入到大象进入“青少年”时期。在最近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案例中，10头年轻的大象被从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转移到皮拉内斯伯格保护区（Pilanesberg reserve）。有点像《蝇王》中的男孩，这些年轻大象疯狂地奔跑着，并试图爬上爬下，然后还杀死几只犀牛——这完全是大象的反常行为。然而，6头年长大象的引入很快使它们平静下来，并解决了它们之间的争端，部分原因是抑制了“青少年”过早发情，即睾酮升高的状态。顺便说一句，在亚洲和非洲的历史中，有许多关于大象和犀牛关系的证明。罗马人和印度有权势的人都喜欢让大象和犀牛在竞技场上相互较量。16世纪印度的巴布尔（Babur）皇帝骑在大象背上捕猎犀牛，19世纪在非洲热带地区的一位猎人错误地认为大象和犀牛是死敌，它们有互相攻击的记录。你可以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看到一头大象和犀牛对峙的场景。更奇怪的是，2007年末，津巴布韦中部的伊米尔私人狩猎保护区有三头犀牛被偷猎者杀害，这些犀牛的孤儿据说把一些驯养的大象当成了它们父母的“替代品”。

大象与犀牛之间的敌意历史悠久，有时甚至被夸大。1836年，一本英文杂志描述了一头犀牛被大象攻击的情形。

我在伊米尔观察到另一个大象群居的特别的例子。保护区所有人诺曼·特拉弗斯（Norman Travers）在不同的时间获得了几个大象孤儿，他发现一个年老的象族女首领不能与其他大象相处，必须单独待在一个封闭的区域里。在那里，没有其他大象的陪伴，它收养了一群水牛。一天晚上，我看着它们像一列火车一般排成长队跟在她后面去喝水，一对小水牛依偎在它的两侧。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一头水牛出生时，大象往往会杀死它，但这头母象却没有，也许它还没有完全认出它们是水牛。水牛妈妈们——甚至那些没有经历过个人损失的——学会了离开并在偏远的芦苇丛里分娩。一两周之后，水牛妈妈们才开始尝试性地将它们介绍给母象，在这一阶段，象族女首领似乎很乐意接受它们。

大象的性活动还有更多的复杂性。母象的发情周期各不相同，一般是16周左右。因此，也许繁缛的仪式和信号系统已经发展起来。公象周期性地进入被称为“狂暴”的状态，这时睾酮水平上升，攻击行为表现出来。众所周知，亚洲看象人被自己驯养的大象杀死时，这些大象往往是处于狂暴的状态。但并非总是如此，比如，耐莉（Nellie）是一只被关押在德班植物园的亚洲象，她最终杀死了她的饲养员。“狂暴”是看得见的，它就在眼睛后面的颞叶腺体分泌出来的深色液体中，这也是大象哭泣的概念来源。事实上，尽管杰弗里·马森（Jerey Masson）关于动物情感的名著叫作《当大象哭泣时》（When Elephants Weep），但大象是没有泪道的。一头狂暴状态的公象会扇动耳朵向前传播气味的信号，接近一群雌性大象，寻找发情的雌象。公象利用象鼻触摸母象的生殖器和颞叶腺，将它的尖端贴在位于象鼻顶部的专门的“雅各布森器官”（Jacobson’s organ）上，来检测母象的发情状况，这种测试被称为“裂唇嗅”。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多兴奋的前戏：雌象大小便、旋转，最后逃跑，公象在后面追赶，拖着膨胀的阴茎，滴着绿色的液体。辛西娅·摩斯和乔伊斯·普尔（Joyce Poole）有趣地讲述了他们最初观察到这种“绿色阴茎病”时是多么担心。他们最初称之为“绿色阴茎病”，是认为某种可怕的传染病正在大象身上发生。

考虑到大象的庞大体形，人们并没有像追求虎鞭或犀牛角那样去追求大象的某些器官，这有点令人惊讶。然而，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文化却把大象与性、激情联系起来。古典作家普林尼和埃利安（Aelian）曾提及大象，说它是好色的，但这些段落后来被基督教徒如圣弗朗西斯·德·萨勒（St Francis de Sales）删除了。在16世纪初，当大象变成象征性的而不是诚实和可靠的时，它甚至成为贞节和良好餐桌礼仪的代指。[11]在印度，象头神伽内什及其相关的神话常常指的是有很强的生育能力。大象画是印度绘画的一个分支，大象的形状是由人形构成的，通常是女性，有时是一群半裸的夫妇，他们处于不同的密教位置。根据古老的性学指南《爱经》（Kama Sutra）记载，大象女人或哈斯提尼（Hastini）是最好色的女人，但仪态粗鲁而庸俗。在喀拉拉邦的神庙里，最珍贵的大象是一头公象，它的象牙、象鼻和阴茎都触地，被认为是代表绝对的男子气概，是为神殿的主神保留的。现代“魔法”实践者常把大象吹捧为责任与性的结合体：买一个大象宝石雕刻，如果你想变得非常性感，那就用麝香油擦拭，然后把它放在你的床上，这对两性都有好处。[12]

拼凑出来的亚洲象，描绘的是印度教中的爱神伽摩天（Kama）。

大象的乳房位于前腿之间，位置的原因使大象看起来像是准人类。

母象的外阴朝前这一奇怪的事实导致一些误解：一些早期的无知投机者将大象描绘成像人类一样是面对面交配的。公象的睾丸位置在体内，而不是像其他哺乳动物那样在体外；母象的两个乳房在肩膀以下的位置，这更像人类而不是狗或羚羊——所有的这些让人们愈加困惑。然而，公象是从后面与母象交配的，这一点儿都不特别；借助于弯曲的S形阴茎，公象短暂地进入母象体内完成交配。交配后，公象几乎不再参与核心象群的母系氏族活动。

复杂的家庭和群体生活伴随着复杂的交流系统，许多人认为这是另一个关键性的智力指标。大象之间的交流仍然被认为是异常复杂的，如果不是一种精确的语言，则可能是某种方言。显然，大象们通过气味和化学信号，特别是信息素进行大量交流，甚至可能更多地通过触摸来进行交流。肢体语言，譬如耳朵的运动、头部的位置、象鼻的位置、公象“急躁步行”，或发情的雌性特有的警惕不安的行走方式，等等，在每次大象遇见时都在传递信息。

它们也互相倾听着。乔治·麦凯（George McKay）和亚洲象一起生活，学会了区分各种鼻息、咆哮、隆隆声、尖叫声和啁啁啾啾，他可以给这些声音赋予粗糙的“含义”。除了显而易见的大象吼叫声之外，肚子深处的隆隆响声也是在交流。在这些声音的下面，次声通信也在发生，这在人类的听觉范围之外。麦凯开始从大象的喉咙里分辨出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呼噜声。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华盛顿公园动物园（Washington Park Zoo），一天早晨，凯蒂·佩恩（Katy Payne）站在一头大象旁边，她忽然意识到“空气中有一种明显的悸动，就像遥远的雷声”。

佩恩改进了为探测和记录鲸鱼叫声而开发的技术，开始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大象群中记录这种次声领域。一个完整的世界被打开了：很明显，大象之间用于交流的次声频率在14~35赫兹之间，最高可达115分贝，可以相隔数百米甚至数千米远进行沟通。这就解释了监测大象的人们观察到的结果，如津巴布韦的罗文·马丁（Rowan Martin）和加思·汤普森（Garth ompsonn）发现，远离捕杀现场的大象群体，即使距离已超出了听觉范围，也会同时变得烦躁不安。佩恩能够区分至少8种不同的叫声，并将这些叫声与特定的行为反应联系起来。（佩恩给她的研究著作起了《沉默的雷声》[Silent Thunde]的书名。）卡伦·麦康姆（Karen McComb）与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辛西娅·摩斯合作，通过仔细计算重现的实验得出，大量的个体识别也在传递：显然，一头单身大象对14个家族的个体叫声都很熟悉，总共有100多头成年雌象。在一个感人的例子中，有人播放一头已经去世三个月的雌象的叫声，这引起了她的近亲大象的积极响应。[13]

大象对亲属的死亡有明显的敏感性和意识，这是另一个需要与人类智能进行密切对比的方面。几千年来，虽然关于“大象墓地”的离奇传说流传甚广，但这是神话。濒死的大象倾向到有水或较软植被的地方终结生命，这意味着在某些特定地区会聚集更多的大象尸骨。这个传说继续激励着作家们——尽管现在更有可能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正如南非诗人克里斯·曼（Chris Mann）在一首诗中写道：

“大象墓园”可能是一个神话，但大象不是永生的。

那些古老的猎人已经逝去，

但传说仍然挥之不去，

大象，

笨重的、可爱的、不合时宜的野兽，

还有比非洲更好的地方吗？

古老的理想主义者会去

放倒它们沉缓的躯体吗？[14]

不过，大象对死亡的不寻常意识，以及类似于哀悼的事情，现在仍然有据可查。辛西娅·摩斯写道，可能这是“大象身上发生的最奇怪的事情了”。许多人观察到大象曾试图复活死去的兄弟姐妹、母亲或后代，并长期与尸体在一起，或经常回到尸体旁。它们有时把泥土或树枝放在尸体上，好像是在做一个初步埋葬的举动。大象经常会去重访一位过世已久的亲戚遗骨，把遗骨抛来抛去，用脚搅动着，或者用象鼻触碰头骨的裂缝。这是一种可预测的行为，电影制作人可以通过移动大象的骨骼来吸引大象进入预想的位置。

大象另一个相对高智商的表现是使用原始的工具，比如用一根断树枝去挠痒。在印度那格拉霍国家公园（Nagarahole National Park），人们观察到野生大象经常用树枝来驱赶讨厌的苍蝇。也是在那格拉霍国家公园，研究者为13头圈养的大象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树枝作为实验，其中8头将树枝上不想要的地方扯下来，制成更有效的苍蝇拍。当然，大象使用物体的这种能力，在马戏团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仍然教大象向气球扔飞镖或其他愚蠢的把戏。一头动物园的大象非常令人担心，因为它不断地把东西投掷到房顶上。人们发现大象用东西投掷窜过的老鼠，这很难说大象是在生气还是在自娱自乐。大象看起来确实有幽默感和喜欢恶作剧，因为幼象也会在游戏时互相伏击或者气急时互相投掷东西。大象的利他主义的能力似乎也很发达，它们不仅会经常帮助对方脱离泥沼，或聚集起来帮助群体中生病的成员，而且也会警告人们注意狮子或鼓腹巨蝰的存在。但是这可能会出错。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一头大象袭击了一个不慎闯入其领地的牧民，弄伤了他的腿，但它不让任何人靠近伤者，伤者也因此无法得到救治。

图为缅甸大象的素描。一位19世纪的英国旅行者说，大象不断地向他扔东西，让他不能靠近。

当然，这不应掩盖大象行为中那些不完美的方面：欺凌，有时对痛苦漠不关心，竞争的公象之间有时也会发生致命伤害，杀害人类并摧毁他们的庄稼和其他赖以生存的物质的倾向。然而，几乎所有有机会与大象生活在一起的人，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都会与大象发展出一种强大的、彼此共有的情分。研究员伊恩·道格拉斯·汉密尔顿（Iain Douglas Hamilton）在他的开创性著作《与大象在一起》（Among the Elephants）中写道：“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一样，满足了人类更新精神的深刻需求。”[15]

总之，大象群体的社会结构和表现出的行为是如此复杂，如此接近人类，以至于不止一位作家想知道大象会是什么样子。大象有记忆的历史吗？它们是否有文化感，甚至有自我意识？它们互相交流什么？辛西娅·摩斯在她的《大象的记忆》中插入了一些近似虚构的段落，但并没有尝试进入大象的大脑——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加拿大小说家芭芭拉·高迪（Barbara Gowdy）也是如此。在以东非为背景的《白骨》（The White Bon）一书中，高迪显然借鉴了摩斯、乔伊斯·普尔和凯蒂·佩恩的研究成果，从大象的角度再现了大象的家庭生活、历史记忆和文化意识。高迪描绘了一头大象产生了图形识别的自我意识，在掉落的车辆后视镜中认出自己。（实际上，2006年的一篇科学论文报道了一系列的高智商测试，表明圈养的大象在镜子中能非常清楚地认出自己。[16]）

无论如何，大象和人类的生活关系很密切，它们应该得到特别保护和关注。这种观点已经决定了许多人的态度，并影响到对大象的管理甚至选择性宰杀的技术。达芙妮·谢尔德里克（Daphne Sheldrick）博士50年来一直在内罗毕动物孤儿院研究肯尼亚大象，她毫不怀疑大象是人类的“近亲”。她在2006年写道，她自己亲手抚养了75名大象孤儿，她“可以明确地说，它们在智力、情感以及其他方面确实是和人类非常相似的”[17]。

另一方面，有些科学家认为将动物的情绪状态拟人化是不合逻辑的。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观察者，存在的情绪都会掩盖真正的问题。正如一位解剖学家所说，大象是大象，而不是灰色的“巨型人类”。[18]

正如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看到的那样，我们回顾了当前的大象保护问题并展望了大象的未来，这场讨论一直都是热点。然而，就目前而言，让我们转向人们空想出来的那些出奇丰富的话题——“大象的生活”：关于它们的神话、文学和艺术。

[1] Heathcote Williams, Sacred Elephant (New York, 1989), p. 78.

[2] E. J. Raubenheimer et al., ‘Histogenesis of the Chequered Pattern of Ivory of the African Elephant (Loxodonta Africana)’, Archives of Oral Biology, xliii/12 (1998),pp. 969–77. 另见：F. Burragato et al., ‘New Forensic Tool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Elephant or Mammoth Ivory’,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xcvi/2–3 (1998), pp.189–96.

[3] Katy Payne, Silent Thunder: The Hidden Voice of Elephan (Jeppestown, 1998), pp. 13–14.

[4] Paul Bosman and Anthony Hall-Martin, The Magnificent Seven: And Other GreatTuskers of the Kruger National Park (Cape Town, 1994), p. 50.

[5] Polly K. Phillips and James Edward Heath, ‘Heat Exchange by the Pinna of the African Elephant (Loxodonta africana)’, Comparative Biochemistry and Physiology,Part a: Physiology, ci/4 (1992), pp. 693–9.

[6] 转引自：Eric Scigliano, Love, War and Circuses: The Age-Old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phants and Humans (New York, 2002), p. 20.

[7] 蒺藜目蒺藜科的一种可结果的树。

[8] J. H. Williams, Bandoola (London, 1953), p. 79.

[9] Cynthia Moss, Elephant Memories: Thirteen Years in the Life of an Elephant Family(Chicago, il, 2000), p. 128.

[10] Anthony Hall-Martin, ‘A Life Spent in the Conservation Game’, Getaway (September 2000), p. 57.

[11] 参见：Milad Doueihi, ‘Elephantine Marriage: The Elephant and Devout Table Manners’, Modern Language Notes, cvi (1991), pp. 720–28.

[12] ‘Making Magic Work’, amerindea.com/symbol-elephant.html.

[13] Karen McComb et al., ‘Long-distance Communication of Acoustic Cues to Social Identity in African Elephants’, Animal Behaviour, lxv/2 (2003), pp. 317–29.

[14] Chris Mann, Kites (Cape Town, 1990), p. 14.

[15] Iain Douglas-Hamilton and Oria Douglas-Hamilton, Among the Elephants (London, 1975), p. 265.

[16] ‘Elephants Recognize their Mirror Image’, New Scientist, cxcii/2576 (4 November 2006), p. 17.

[17] Daphne Sheldrick, ‘A Kindred Species’, Africa Geographic, xiv/3 (2006), p. 26.

[18] Paul Manger, ‘Elephants are Elephants’, Africa Geographic, xiv/3 (2006), p. 25.

第三章

描绘大象

Chapter ree Representing Elephantss

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象图片。对于每一头活着的笨重大象来说，它至少出现在一首诗、一个故事、一则小说、一本茶几书或一部电视纪录片中，被塑成一百座雕像，被画成一千幅画作，形象被制成数以万计的旅游饰品、数以百万计的明信片或广告标志。几乎所有与你交谈的人都有他们最喜欢的关于大象的趣闻、书或照片。即使在大象从未生活过的地方，比如北美洲，情况也是如此。几年前，我飞到加拿大育空地区的怀特霍斯市，那里距离非洲南部非常遥远。在我进入的第一家咖啡店里，墙上挂着主人自己拍摄的纳米比亚大象的照片。大象收藏品是一个严肃的行业，收藏家迈克尔·克纳皮克（Michael Knapik）制作了自己的大象收藏品百科全书，他一周内就在购物网站易趣网（eBay）上发现了3 000多件大象手工艺品，从惹人注目的逼真青铜器到可爱的塑料玩具。我敢说，也许除了狗、猫和马外，没有其他哺乳动物像大象这样在动物世界中有如此突出的艺术表现了。在有生之年，要充分实现这种富足的收藏是很困难的，更不用说在这里了。

这一章是从最早的岩画开始的，接着是神话的起源和早期的民间神话传说，通过宗教意象，关于大象的雕塑和绘画不断地发展着，大象也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之中。（箴言、猎人的回忆录、小说、诗歌以及其他无所不在的隐喻形式），而在当代的流行文化中，大象的文化意象也达到了顶峰——从音乐到广告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媒介。

自人类可以描绘任何东西之后，人们一直都在描绘大象。猛犸象和现代大象似乎出现在了世界上75 000多个已知的岩画中。欧洲有几处著名的猛犸象岩画洞穴，它们是位于法国多尔多涅省（Dordogne）约15 000年前的丰德戈姆（Font-deGaume）岩画、位于瓦隆蓬达克（Vallon Pont d’Arc）和鲁菲尼亚克（Rougnacc）约17 000年前的岩画，其中肖维（Chauvet）岩洞的岩画是最美丽的。在2007年，在英格兰萨默塞特（Somerset）的切达（Cheddar）洞穴中发现了难以辨别的猛犸象岩画遗存。

南非罗素乌（Roussouw）地区的一幅桑人岩画。在画中，象鼻高高地扬起，在空中嗅着气味。

非洲拥有更好的大象岩画和雕刻。其中一些最早的作品是来自南部非洲的桑族或布须曼族艺术家的作品（这些有关联但分散居住的民族说着多种彼此听不懂的语言，作品的作者仍存在争议）。布须曼艺术家们，无论是出于萨满教的原因，还是我想象的更平淡无奇的原因（比如纯粹乐趣），只要在隐蔽的洞穴内或凸出的岩石上有合适的平面，他们就画当地的动物。在津巴布韦姆托科地区的鲁赫拉洞穴（公元前9 000年），布须曼人创作的岩画已有几千年历史了，小到25毫米，大到真人大小的岩画都有。这些岩画大部分都是从侧面来描画大象的，但有的视角是从大象后面来描画。一个以前从未公开过的例子是来自南非东开普地区的鲁索（Roussouw）岩画，两头大象头对头，象鼻好奇地卷起来。岩画的颜色从红到灰各不相同，反映了当地的泥土或尘灰的颜色。有关大象的雕刻颜色比较少，但是也同样引人注目，大多分布在纳米比亚。在那里，大象的形状似乎非常适合刻在蓝黑色的玄武岩巨石上。在一些描绘狩猎的场景图画中，大多数是用箭，偶尔也用砍刀。19世纪早期，在狩猎工具还未被欧洲火药武器取代之前，一些仍然存在的布须曼部落仍有不少捕象高手。

意料之中的是，大象不仅仅是食物来源，布须曼人还把大象这种与他们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动物融入他们的精神信仰体系中。一幅来自南非波特维尔（Porterville）地区的岩画展示了一群被双彩虹环抱着的大象，这大概是将大象与宗教意义上的祈雨仪式结合了起来。有一个时期，大多数布须曼人相信动物也是人，这种与祖先的紧密关系也在他们的民间故事中得到了体现。关于大象最早的一首诗（至于它被传诵了多少代，谁也不知道）是一副令人愉悦的桑人对联：

这幅桑人大象岩画在津巴布韦奇瓦罗（Chivero）湖附近，可能与“雨蛇”造型及生育仪式有关。

金合欢枝繁高耸立，

乌木树叶阔覆满身。[1]

地理位置上与桑人较远的民族，如刚果和加蓬的俾格米人，在他们的文化中也混杂着对大象的崇拜与捕猎的复杂关系，从一首贝库（Beku，位于坦桑尼亚）俾格米人的歌中可以看得出来：

穿过狂风暴雨中的森林，

象父步履沉重地踏着地面行走，扑通！扑通！扑通！

谦虚，无所畏惧，为自己的力量感到自豪，

象父，谁也征服不了他。

在森林里，他随心所欲，击碎阻挡的一切。

他停下来，重新开始，吃草，吼叫。

他撞倒一两棵树，寻找他的女人。

象父，远处的猎人听到了你，

猎象者，拿起你的弓！[2]

东非、中非和西非的岩画较少（尽管肯尼亚西部的卡卡佩尔[Kakapel]洞穴中有一幅美丽的大象轮廓岩画），但是在北非，从努比亚到摩洛哥，到处都是大象形象的岩画。虽然这些岩画的时间很难精确地确定，但至少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乍得的提贝茨（Tibetsi）山脉，一些非常精美的岩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 000年的狩猎采集时代。正如利比亚南部的塔斯利（Tassili）的宏伟岩画所显示的那样，撒哈拉沙漠的中部曾经是物种繁盛的天堂和湿地。一些雕刻精美的蚀刻岩画是非常写实的风格，其他的岩画则几乎是用弧线和扭曲的平面表达出来的现代感。在利比亚的迈萨克高原上有一幅十分引人注目的岩画，画面是一个豺头人跟着一头大象，捡起并舔舐它的粪便——大概描述的是一位萨满巫师正在获取大象的力量。

位于尼日尔西北部贾多（Djado）高原的大象图案石雕，距今约5 000年。

岩画艺术并不局限于欧洲和非洲，虽然亚洲的大象看起来更稀少，但亚洲也有类似的例子，并且也一样古老。K.卡马特（K. Kamat）博士在博帕尔（Bhopal）附近贝姆卡塔（Bhimkata）的一个洞穴里记录了一幅奇特的岩画，画面显示了一头藏在某种羚羊子宫里的大象，其形象清晰可见。这可能是一个失落已久的民间故事的遗迹。很久以前，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在位于德干高原东北部的瓦戈拉（Waghora）河峡谷中，佛教徒们在墙上画他们的悉达多王子和一头嬉戏的白象（象鼻上插着莲花）作为装饰。这一形象后来被印度旅游部门采纳，作为印度旅游的标志。

在过去的2 000年中，亚洲对世界的伟大艺术贡献大部分与该地区的宗教有关，其中主要是印度教和佛教。这些艺术作品是人类历史上最华丽、最生动的作品之一。有些作品来源于世界起源的神话，既多姿多彩又瑰丽神奇，大象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在19世纪印度北部，印度神因陀罗骑在大象艾尔瓦塔的背上。

“怀孕”：来自印度贝姆卡塔的岩画艺术，距今约有2万年的历史。该图由K.卡马特博士提供。

印度斯拉万纳·贝拉戈拉贾恩神庙中的红色大象略画。

在印度早期的一些神话中，造物主打开了宇宙之蛋，于是蛋黄形成太阳，而其他的则形成了陆地、海洋和天空。蛋壳的两半随后被呈献给十二圣贤组成的秘密会议，他们随着世界的形成而吟唱。从造物主右手的一半处伸出八根象牙（diggaja）[3]，其中四根作为宇宙四角的柱子。其他的包括高贵的大象艾尔瓦塔（Airvata），它驮着宇宙之主因陀罗神（Indra）。（这个设计是特里·普拉切特[Terry Pratchett]在他的《碟形世界》[Discworld]小说中异想天开地模仿出来的，小说中有四头大象摇摇晃晃地爬上天龟的顶部。）因陀罗神与雷声和赋予生命的雨水有密切关系。因此，在印度的文学作品中，大象一次又一次地与水联系在一起，它的皮肤颜色与季风云的深灰联系在一起，雷声与不可预知的怒吼联系在一起。梵语诗人尼利坎塔（Nilikantha）形容一头狂暴状态的大象“像卷起的云一样充满了雷声”[4]。根据另一个故事可知，在大象早期存在的形象中，它们可以像云一样任意地飞来飞去，甚至改变形状。不幸的是，它们在一次决定集体降落在一棵榕树的树枝上时，树枝不堪它们的重压折断了，结果把树下一个著名的苦行僧迪拉塔帕斯（Dirghatapas）的小屋夷为平地。迪拉塔帕斯因被打扰而大发雷霆，诅咒大象们要被重力拉坠下来，要为人类负担重物。在公元400年前后，卡利迪萨（Kalidisa）写了一首史诗《云使者》（Meghaduta，The Cloud Messenger），其中有一个流浪的夜叉（yaksha）或森林居民，因为当时他正沉溺于谈情说爱，结果他主人的花园被一头大象毁了，于是他向一朵大象形状的云求助：

被流放在森林里，渴望爱，因被拒绝而消瘦，

夜叉的金手镯一不小心从他的胳膊上滑落，

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他看到了一朵云彩，

像一头狂暴的公象在山坡边发情……[5]

那朵像大象的云，按照指示找到了夜叉的妻子。当它在天空飞翔时，它吸足了水然后在世界上喷洒。因此，大象以多种多样的形式与繁殖力联系在了一起。

最受印度教众欢迎的象头神伽内什的两个形象：一个是油画（上图），另一个是用金属制成的装置（下图），看上去像是一只斗牛犬与一个地狱天使的混合物。

《罗摩衍那》（Ramayana）和《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都是公元前1000年时伟大的梵文史诗，其中包含许多源自晦涩的民间传说的大象故事，并融合了实用的管理技巧。在那里，世界的动荡出现在罗摩（Rama）和悉多（Sita）被流放到森林时，也涉及一头大象——在这种情况下，罗摩的父亲达沙塔（Dashartha）在黑暗中将一位年轻的苦行僧误认为是一头大象，结果意外地杀死了他。如我们所见，虽然象头神伽内什在雅利安人的影响下出现的时间相当晚，但神话仍然产生了。《摩诃婆罗多》是由象头神伽内什用他自己那根唯一的象牙作笔写成的。

有关象头神伽内什起源的传说很多，但有一个是这样的。伽内什是宇宙推动者湿婆的儿子，湿婆的妻子帕瓦蒂（Parvati）很漂亮。尽管湿婆被爱神卡马（Kama）华丽的箭射中了，但他的妻子却一直怀不上孕。在某种程度上，湿婆曾经让帕瓦蒂感到不快，因为她在洗澡时被湿婆惊吓了。于是帕瓦蒂刮掉了身上的污垢，把它与油以及秘密成分混合，用这种混合物塑造了伽内什。帕瓦蒂在浴室内洗澡时，她让伽内什在门外守着。湿婆来到门口时，伽内什不让他进去。湿婆一怒之下，将伽内什的头砍掉了。得知消息后，帕瓦蒂非常伤心，备感悔恨的湿婆为了挽回妻子的心，派遣使者去寻找遇到的第一个可替换的头颅，结果找到的是一头大象。

象头神伽内什出现在无数祭祀雕像和绘画中，其形象与细节和神话中一样丰富。在与毁灭之神毗湿奴（Vishnu）的化身帕拉萨－拉马（Parasa-Rama）的战斗中，他失去了一根象牙。他骑在一只老鼠的身上，老鼠以非常巧妙的方式帮助他扫除障碍——这是他在人世间的主要工作了。伽内什肥胖的肚子表明他既有钱又有权力，他的形象总是手里拿着象征性的东西：鞭子、莲花、萝卜或死神的头。直到今天，伽内什仍旧是印度万神殿中最受欢迎的神。简言之，他被称为开业、工作和考试之神以及“扫除障碍”之神。

伽内什甚至找到了进入佛教典故的途径。作为对佛陀诞生负责的厚皮动物，人们经常将伽内什与因陀罗的坐骑混为一谈。佛陀（降生为悉达多），一位来自卡毗拉瓦斯图（Kapilavastu）的贵族的儿子，于公元前483年左右和正常人一样死亡了。但是，围绕着他产生的神话把他塑造成觉悟者（Enlightened Ones）的系列化身之一。他和基督一样，由一个童贞女西丽玛哈玛亚（Sirimahamaya）女王诞出。女王很漂亮，手臂比象鼻还要柔软，并且生活非常节俭。女王说，有一天晚上，在她的喜马拉雅宫（Himalayan palace）里，一头银白色的大象从山上下来，象鼻头有一朵莲花。大象走进她的房间，在她面前鞠躬。忽然，女王被窗外鸟的鸣叫声吵醒了，原来是一场梦。就这样，大象的象鼻进入了女王的身体，她回到蓝毗尼花园（Lumbini Garden）就诞下了佛陀。

除了伽内什的图像之外，佛教的传说也展现了一种对大象非常熟悉的文化。《本生经》（Jataka）是印度的一部佛教寓言故事集，大约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它是用古印度的一种方言——巴利语撰写的，主要讲述佛陀释迦牟尼前生的故事，在书中有很多大象被捉住并被驱赶参与战争的故事。有一则故事特别感人，讲的是顿悟后的佛祖，或是菩萨，转世成为一头野生大象。它有一对双目失明的父母，它全身心地侍奉他们。当这头大象被猎人捕获并送给当地的贝拿勒斯（Benares）国王后，它因内心悲苦而消瘦。国王觉察到它的悲痛后，就释放了它，让它与失去儿子的父母团聚。在这些故事中，似乎常常有许多观察到的科学的知识，跨越从人到象这条不稳定边界的能力，以及了解大象家庭习俗的意愿。因为这是在佛陀化身为所有野兽中最睿智、最慷慨的化身，所以促使人们愈加崇拜白象，特别是在泰国，“嘴巴张开，头上是胭脂虫的颜色，象牙闪着银光，所有的象牙都闪烁着宝石的光芒，身上裹着最好的金色薄纱，四肢和器官完美匀称，举止庄严”[6]。

几头著名的泰国皇家“白象”，由威廉·亨利·杰克逊（William Henry Jackson）在19世纪末拍摄。

印度阿布山（Mt.Abu）内纳特神庙（Nernnath Temple）的大理石大象，摄于1903年。

因此，在整个印度和亚洲的佛教地区，大象在宗教图腾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有时难以与皇室或贵族势力结合。在迈索尔（Mysore）的沃德亚宫（Wodeyar palace），无数的庙宇和宫殿由大象形状的巨大柱廊守卫着；在乌迪普尔（Udaipur）的玛哈拉纳宫（Maharana palace，俯瞰着皮库拉湖）和埃罗拉（Ellora）的凯拉萨（Kailasantha）神庙，有很多大象的雕塑；尼泊尔博德纳特（Bodnath）神庙前有一头华丽的蓝色大象；在泰国故都大城府有一头大象的塑像，由两头小象陪伴；在巴厘岛巴图布兰的普拉普什（Pura Puseh）神庙前，也有一座大象的塑像。在斯里兰卡，建于公元前2世纪的阮维里达戈巴宫（Ruanweli Dagoba），由一排排真象大小、外表呈棕红色的大象塑像拱卫着；柬埔寨吴哥窟（Angkhor Wat）的城墙上有大象形状的房檐。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北京的明十三陵，大象守卫着通往陵墓的神道。

完成于明代的大象雕像，排列在北京十三陵的神道两侧。

伊斯兰教对写实艺术一般保持沉默，几乎没有对大象的描述，但并非忽视了大象。阿尔弗雷德·埃德蒙·布雷姆是19世纪一位研究大型动物的学者，他写道：“如果你不打扰大象，大象也不会惹你的。”在青尼罗河岸边，一位酋长曾告诉我：“他们把我父亲单独留下，我的父亲就在我前面。雨季快到了，我把护身符挂在高高的柱子上；对这些正直的动物来说，这就足够了。他们敬畏真主的先知的话，他们害怕亵渎带来的惩罚，他们是正义的动物。”[7]7世纪波斯帝国城市卡尚（Kashan）[8]的一座巨大的大象雕像的耳朵被做成圆形盾牌状，一个赶牲口的人和两个情人坐在巨大的象轿伞下。在13世纪，大象在阿拉伯动物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作者声称大象能活400多岁，象牙粉能治愈麻风病。）

在古埃及，尽管有活象和大量象牙制品（特别是图坦卡蒙墓的头枕、太阳神书），大象似乎没有在王朝时期的象形文字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然而，有一些描写清楚地表明了圈养大象和野生大象之间的区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拥有一件精美而简朴的艺术品，它是由蛇纹石雕刻成两个大象的形状，眼睛则是由骨头镶嵌而成。其时间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600年的纳卡达二世晚期。尼姆鲁德的亚述王撒幔以色三世（Shalmaneser Ⅲ，公元前858—前824年）时期的黑色方尖碑描绘了一头相当简陋的大象，它的头很小，被一个带一只长着人头的狗（或狮子？）的男人用皮带粗暴地驱赶着。1667年，雕塑家贝尼尼（Bernini）利用埃及雕塑的特点，在一只可辨认的亚洲象顶上，安放了一座罗马人为纪念密涅瓦（Minerva）女神而建造的古老的方尖碑，作为圣玛丽雅·索普拉·密涅瓦（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罗马教堂前的纪念碑。60年后，建筑师乔瓦尼·巴蒂斯塔·瓦卡林尼（Giovanni Battista Vaccarini）模仿贝尼尼，他偷走了阿斯旺（Aswan）制造的粉红色大理石方尖碑，后来在意大利卡塔尼亚市环形广场举行的比赛中，他把它安装在罗马时代用火山凝灰岩雕刻的大象身上。这座纪念碑在西西里语中的昵称是Liotru，这是对8世纪异端叛教者和巫师埃利多洛斯（Elidoros）的称呼，他试图通过魔法让石象行走。正如一个网站一本正经地写到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他的尝试取得了任何成功。但石象仍然是卡塔尼亚多莫广场的中心”。

古埃及纳卡达二世（Naqada Ⅱ)晚期（公元前3500—前3300年）的蛇纹石骨嵌护身符，高3.5厘米。

从埃及再往南一点就是苏丹了，那里有一些早期的粗糙的大象雕刻。一头明显是驯养的大象的雕刻，装饰在穆萨沃拉特（Musawwarat）狮子庙（建于公元1世纪）的檐上；另外，在同一地点，还有用红色砂岩雕刻成的块状“巨象”，非常有趣。这座房子大小的巨象雕像可能是更古怪的现代“大象建筑”的先驱，比如19世纪80年代费城一位工程师兼投机商詹姆斯·拉夫蒂（James V. Laertyy）在南大西洋城建造的露西酒店，以及曼谷的Chang——泰语“大象建筑”。很明显，大象是皇室权力和威望的象征，不过它在苏丹人中是否受到任何宗教形式的尊崇，这还不清楚。

詹姆斯·V.拉弗蒂（James V.Lafferty）的大象形建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露西”，位于新泽西州的玛格丽特市。

尽管近代以来非洲的艺术以人为中心，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自石器时代古人开始的敬拜和描绘大象的传统。虽然动物图案在人类雕像和仪式物品上无处不在，但独立的动物形象比人类少得多。大象的图案多出现在凳子、面具、拂尘、鼓、烟斗和葫芦上。大多数人容易忽略的一个方面是，理查德·卡林顿（Richard Carrington）写于1958年的经典著作《大象》（Elephant）中有这么几页提及古代非洲的大象传统，但只是在贬低大象的传统故事，说它们是“相当无意义和无足轻重的”，并说“非洲人的头脑天真幼稚”[9]。甚至在马丁·梅雷迪思（Martin Meredith）的综合且有深度的著作《非洲象传》（The African Elephan : A Biography）中，几乎没有一个字提及在欧洲殖民化之前非洲人对大象的文化态度。于是，人们不得不求助于阿尔伯特·伊亚宁（Albert Jeannin）的《非洲的大象》（L’Eléphant d’ Afrique）这本书，因为它进行了更全面的调查和记录。

跟大多数人认为的一样，大象通常象征着力量。1992年，多兰·罗斯（Doran Ross）在加州大学福勒博物馆（Fowler Museum）举办了一次“大象”展览。在展览的目录中，罗斯指出，在大约40种非洲文化中，直到今天仍在延续这种大象文化传统。他们的许多重要仪式仍在小心翼翼地举行着，并不向外人公开，就像加拿大电影制片人道格拉斯·柯伦（Douglas Curran）提到的马拉维的尼亚乌人（Nyau）[10]的伟大仪式一样。这种仪式被称为“四心象”，由一个四人制的大象形象主导。柯伦表示他相当沮丧，因为无论他如何绞尽脑汁，都弄不清楚这种仪式的全部含义，那依然是晦涩不明。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大势下，尼亚乌人的这种“面具”文化正处于灭绝的边缘。[11]

我们知道某些事情，与佛教徒的轮回转世不同的是，一些非洲人认为他们的酋长会转世成为大象。10世纪，在尼日利亚的伊博－乌克温（Igbo Ukwu）[12]，死去的首领会被安葬在大象的象牙之上。对于不同的宗族来说，大象成了图腾，氏族的名字也来自大象，例如坦桑尼亚巴欣布韦（Bapimbwe）人中的恩多沃（Ndovu），津巴布韦的恩德洛武（Ndlovu）人。从19世纪初的沙卡（Shaka）开始，祖鲁酋长自称为“伟大的象”。直到今天，赞比亚北部的洛齐（Lozi）人会簇拥着国王到一艘多桨船上举行加冕仪式，船上装饰着大象的符号图形。在西非，宝座和祭坛的两侧装饰着雕刻过的或普通的象牙。加纳王室成员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黄金制成的象尾（Sika mmara）。大象皮可能被制成达荷美（Dahomey）[13]国王所穿的凉鞋的鞋底，用以传授艺术，唤起博爱的精神力量。直到20世纪，才有非洲人驯服大象的记录（在一件象牙雕刻上有一位国王跨坐在一头大象身上的图案）。如果你不能坐在真正的大象背上，你至少可以坐在雕刻着大象的器物上，不过在阿散蒂王国（Asante）[14]，只有国王才能坐在雕刻成大象形状的木凳上。

尼日利亚青铜器。

这种事情并不局限于非洲。11世纪，一个名叫罗穆卢斯（Romualdus）的人为卡诺萨的乌索主教雕刻了一个宝座，饰以拜占庭风格，并由两头大象作为支撑。可怜的“苏莱曼”（Sulayman）是一头大象，它是由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在1552年送给即将登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Ⅱ）的礼物。大象苏莱曼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从热那亚到达维也纳，一年后，苏莱曼筋疲力尽地死去，后来又遭受了更多的侮辱：它的腿骨和肩胛骨被维也纳市长制成了一张可怕的椅子，在克莱姆斯大教堂的本笃会分会展出。

贝宁木制嘻哈面具，象鼻末端被人手握着。

莫桑比克北部一位不知名的马孔德（Makond）艺术家制作的木雕。

尽管非常罕见，但在殖民前的非洲的确有大象塑像的例子。来自尼日利亚的一组非同寻常的青铜器上有两个手拿斧头的人，他们跟随或是在驱赶着两头同昆虫一样大小的小象——可能是为了祭祀。在德国汉堡博物馆，有一个来自贝宁的8英寸（约20厘米）的高腰面具，这是一个手掌放在象鼻尖的有艺术效果的大象脸，象征着它的灵巧性。非洲大陆的许多地方缺乏悠久的塑像传统，当独立的“非洲艺术”的整个概念出现问题时，我们必须回到现代——例如，非洲艺术家和毕加索被说成是在多方面相互借鉴。虽然当代的一些雕塑也经常借鉴当地的民间传说，但它们似乎非常立体派或超现实主义。越来越多的优秀雕塑家创造出了创新的图案（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时间点，世界上最伟大的4位石雕家中的3位被称为津巴布韦肖纳艺术家），这些图案被刻在大规模生产的小滑石和木雕上，在路边出售给来非洲的游客。

有关大象汉诺的一幅荒诞不经的素描。在图中，葡萄牙国王伊曼纽尔一世（Emanuel I ,1469—1521）摇摇欲坠地骑在大象的背上。大象汉诺在1515年被当作礼物送给了教皇利奥十世。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罗马帝国解体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欧洲与外面的世界几乎失去了联系，至少就大象而言，欧洲陷入了一个奇怪的永恒的无知区域。在整个中世纪，动物寓言集、彩色插图手抄本和教堂雕塑中的大象形象被模式化为解剖学上不准确的幻想生物——这与从突尼斯或西西里精心观察到的罗马镶嵌画大相径庭，比如大象与狮子搏斗和穿越人造的格架桥。写于公元2世纪的《生理学》（Physiologus）一书流传了1 000多年，书中描绘的大象长着像野猪一样的獠牙，下垂的喇叭状象鼻，身体像牛或马（根据书中的文字记载，大象不吃芒果就不能繁殖）。大象在中世纪欧洲的这个形象似乎来源于更古老的北方，如丹麦的冈德斯特鲁普银锅（Gunderstrup Cauldron）[15]。锅的银板和金板上有奇形怪状的斑点大象，是一种长着鸟头、翅膀和爪子，像狮子一样的生物。这种粗陋的、长着牛蹄和喇叭鼻的“大象”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盲目复制，就像在12世纪的一份彩色插图手抄的手稿中，两头自鸣得意的、驴一般大小的大象被甲胄骑士用血矛刺进胸部。一个颇为得意的14世纪的大象雕刻装饰着兰斯大教堂（大象是建造哥特式教堂的石匠们常用的图案）——至少这座教堂上的大象雕刻是真正大象的脚和耳朵，虽然是以亚洲象为原型的。

在12世纪晚期动物寓言集中的一头想象的大象。

1254年或1255年，法国的路易九世在伦敦塔动物园里给英国的亨利三世非常准确地描绘大象，显然是出自马修·帕里斯的《大编年史》（Chronica Maiora）。这幅水彩画中的大象也来自那本书（虽然有很多版本）。

事实上，随着第一批大象（通常是作为国王的礼物）开始重新出现在中欧和西欧，更精确的大象解剖学作品也随之诞生了。其中一个是斯特拉斯堡的约翰·德·古巴（Johannes de Cuba）的作品，给1483年的《健康花园》（Hortus Sanitatis）画的插画；另一个是达·芬奇的作品。与此同时，印度著名的皇帝阿克巴请人制作一个微型战斗场景，其中包括高度精确、色彩鲜艳但略微带讽刺意味的大象。欧洲插画家似乎又开始了另一项“恶俗”：在画大象时，把以亚洲象为模型的大象画得严重扭曲——大象的头很大，鬃毛浓密，双眼间距很宽，几乎直视前方。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大象的模式是不准确的，但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甚至在如今一些媚俗的艺术品上还经常见到。

马丁·施恩告尔（Martin Schöngauer）创作于1480年的著名版画。

现代庸俗艺术设计的两个例子，展现了非洲和欧洲的艺术习俗。

然而，总的来说，文艺复兴后实证科学的爆发，公众动物园和皇家动物园中实际大象数量的增多，以及欧洲人到亚洲和非洲旅行的激增，这些都使得对大象的描绘越来越准确。1706年，第一个已知的西方大象解剖案例发生在英国邓迪（Dundee）[16]：一名医生开始解剖工作，与此同时，民兵阻止着屠宰场围观的人群。安德鲁·德拉蒙德（Andrew Drummond）在2008年的小说《大象》（Elephantina）中提到了这一事件。在许多欧洲猎人关于殖民探险的报告中，有数百幅黑白蚀刻画和插图。在19世纪，当大象被射杀到快要灭绝的地步时，画大象的照片就越来越成为一种哀悼的行为，后来甚至变成为保护大象筹集资金的一种手段。这样的野生动物艺术家现在已经激增到数百人，但没有人比大卫·谢泼德·奥贝（David Shepherd OBE）更能积极地通过他的绘画来促进保护大象事业的了。谢泼德在自传中称自己是“热爱巨人的人”（ The Man Who Loves Giants，他喜欢画的其他“巨人”是蒸汽机），2001年他在70岁生日派对上筹集了10万英镑用于环境保护。他的油画《睿智的老象》（Wise Old Elephant）可能是近代复制得最广泛的一幅大象肖像画了。

伦勃朗·范·里恩（Rembrandt van Rijn）于1637年在阿姆斯特丹创作的画作《被人群围观的大象》（An Elephant , in the Background a Group of Spectators）。

如果说谢泼德是西方绘画中一个近乎逼真的现实主义者，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则必然是相反的：在《圣安东尼奥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St Anthon，1946）这幅画中，大象从风雨如磬的地平线上冲了出来，用蜘蛛般的四肢行走，承受着纪念碑一般的“象轿”。大象背上驮的是拜占庭大教堂、波提切利裸体雕塑和方尖碑状防御塔的混合图案。与众不同的是，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的画作《西里伯斯之象》（The Elephant of Celebe，1921）就像夜魔一样，画中的大象显然是一个机器零件的集合体，象头和象鼻用一根黑色的柔软管道相连。显然，至少一些艺术家一直爱好幻想。从基督教化前的挪威到古代的加纳，再到20世纪的巴黎工作室，大象总能激发一种奇怪的、不安的敬畏感。

描写大象的书面文学与绘画、雕塑一样多种多样，这一点不足为奇。从印度早期的古吠陀史诗，到几乎每一种文化中的民间故事、寓言和格言，再到现代诗歌和小说，大象随处可见。权力、辉煌、记忆、家庭关系——这些都是重要的主题。在非洲文化中，常用谚语传播智慧，多用大象作为比喻，语气上通常是尊敬的。以下是津巴布韦的绍那人（Shona）的一些谚语：

有幼象的母象不会咳出痰来。

（拥有财宝的人不会让财宝处于危险之中。）

大象在公共场合是禁忌，但在私下里却是美味的。

（伪信者假装品德高尚，但在隐秘的掩护下却表现出不道德。）

没有大象会觉得自己的象牙是一个负担。

（一个人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

大象因蚂蚁而死。

（一个不加控制的小习惯会伤害整个社会。）[17]

我的一位马拉维朋友告诉我一句谚语“大象的背上看不到露水”——意思是不要因为关注琐碎的细节而失去了大局。像这样的谚语还有数百条，其中有一条谚语“当两头大象打架时，草才是受害者”是最著名的。这句谚语适用于很多种情况，在非洲很多地区广泛流传，以至于它的起源都搞不清楚了。

在几乎所有文化中都有这样的大象谚语。印度谚语：“只有大象才能驮起大象的重担。”（Only an elephant can bear an elephant’s load.）斯里兰卡谚语：“大象不能亲眼看到自己有多大”（The elephant does not see with its own eyes how big it is）；“失去的机会即使是大象的力量也无法挽回”（Lost opportunities cannot be drawn back even by the might of elephants.）。来自意大利的谚语：“即使你的敌人是一只蚂蚁，也要把他当作一头大象来对待。”（Even if your enemy is an ant, see in him an elephant.）当然还有美国的一句格言“在房间里看到大象”，这是“可以被忽视，但最终不可避免”的意思，我最近听到阿尔·戈尔（Al Gore）[18]在提到全球变暖怀疑论者时也是这么说的。

但大象也常常被视为一种威胁，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许多地方，因为当地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抵御大象。在尼日利亚约鲁巴（Yoruba）人的诗中，其中一部分就表达了这种对大象的恐惧。《大象》（The Elephan）是巴巴洛拉（E. A. Babalola）在1954年用有点古旧的英语写的诗：

他（公象）的呼吸优雅而有尊严，

他的举止优雅而有尊严，

他的显著特点是尾巴粗大，

把他绑在木桩上是不可能的。

把他绑得结实牢固的奥巴（酋长），

在丛林和灌木丛里，

他生火取暖，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

一头大象在独自行走，

使森林中所有大大小小的树木，

从上到下摇晃不停。

酋长不会因为在森林家园里挨饿而感到耻辱；

因为大象通过森林里的树木释放了它的愤怒，而酋长避免了与大象的冲突，

因此，酋长为能转移大象的愤怒而自豪，这不是一种耻辱。[19]

大象有时候也被描述为缺乏一定的敏锐度，人们经常说杜克尔（Duiker）智胜了巨人（大象）。另一个常见的非洲民间故事（有趣的是，与印度的同类故事非常相似）讲述了野兔如何通过欺骗大象而当选动物之王。野兔的村庄正好在去参加大选投票点的路上，于是它就在路边等大象路过。当大象路过时，野兔就假装瘫倒在地上，把眼睛瞪得鼓鼓的，装出喘不过气的样子，请求大象带它去选举会的地方。大象生性善良，就把野兔驮在背上。当它们到了会场后，野兔的病症立刻消失了。野兔打扮得漂漂亮亮，向动物们挥手致意——因为它是骑在最强壮的野兽背上，所以它就被授予了“王”的称号。这样的故事有着许许多多的版本，亚历山大·麦卡·史密斯（Alexander McCall Smith）以古怪的博茨瓦纳侦探小说而闻名，他的《大象和鬣狗为什么远离人类》（Why Elephant and Hyena Live Far From People）就是这个故事的重述。[20]

叙利亚1354年的塞里舍尔·马勒木（Syrischer Maler）刻画，画中的内容是一则起源于印度的民间故事——法伊鲁兹（Fairuz）的《野兔与大象》 （the Hare and the Elephant）。

其他的传统口头文学则持一种更富有同情心的态度。南非北部的胡鲁泰（Hurutshe）诗歌明显改变了通常的刻板印象，恢复了人们对大象的真实感受。关于大象的这首诗如下：

我是树之母的大人物，

吃树的大人物，

叶子采摘者，

鬣狗之地的大粮仓，

胃口大的虫子，

树木挖掘机：

让我挖掘牧羊人的树和块根含羞草。

我是树之母的大人物。

我是大象，是人类的亲戚，

因此，我恐惧地看待人类的行为，

所以，当我杀了人，我就像人们一样埋葬他，

我和人一样不婚，

我像人一样嗑药。

我是树之母的大人物，树木的粉碎机。[21]

或者，大象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源被人们纪念，正如这首非洲传统的诗歌所表达的：

猎象的人，拿着你的弓！

在除了你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经过的森林里，

猎人！抬起头，滑行、跑步、跳跃和行走。

属于你的肉在你的面前，一大块肉，

像山一样走路的肉，

使心喜悦的肉。

你会在炉子里炙烤的肉，

你会用牙齿大口咬下的肉，

美丽的红肉，里面的血液令人沉醉……[22]

这至少还是庆祝，而另一种猎人的文学作品——欧洲的“运动员”（19世纪去非洲的白人狩猎者的另一种称呼）和象牙猎人——则是屠杀了。这些绅士催生了一种广泛的狩猎文学流派，这种文学流派的传统相互影响，直到19世纪末，一个主要的出版领域围绕这种流派发展了起来。这种文学流派中的许多叙述都与非洲大象被无休止地屠杀有关。威廉·菲纳蒂奇（William Finaughty）、威廉·康沃利斯·哈里斯（William Cornwallis Harris）、鲁阿琳·卡明斯（Roualeyn Cumming）、阿瑟·诺依曼（Arthur Neumann）、弗雷德里克·柯特妮·塞卢斯（Frederick Courteney Selous）——这些名字都被后来的猎人们尊崇。他们确立了这一流派的风格，他们以表面上的粗鲁为美德，并经常对自己文学技巧的不足表现得很谦虚。但事实上，他们往往是精明的作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下面的文字来自诺依曼的《在赤道东非狩猎大象》（Elephant Hunting in East Equatorial Africa，1898），这段文字常被拿来当作狩猎文学的例子，表现了狩猎有军事行动一般的精确性：

1887年，在非洲刚果布扎拉的猎象活动。

微风习习，让人心情非常好，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不远处有两三头巨大的公象站在一起。一头公象面对我，另一头公象（我也是一瞥之间看到的）的象牙似乎很好，站在旁边。很幸运，我可以看到它肩膀后面的肋骨脆弱部分。通过树叶间的一个小小的缺口……我可以跪着朝大象射击。接下来，当我开枪后，大象们立刻消失不见了，现场留下了血迹（仅有一两处）。虽然我知道自己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我开始害怕再次失败。不过，就在此后，前方发现了大象，就在我们来时的一条小路上。它站在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我给了它两枪，它就一头栽倒了。[23]

你会发现更多这种令人沮丧的长篇大论，基本上是没有有用信息的东西，仅有在探险者的模式下，对当地人民生活和风俗的观察记录才让小说有那么一点儿增色。然而，在诺依曼写作的时候，有其他观点的意识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些猎手作家对他们的目标往往非常保守。但在最近的狩猎文学上，他们风格上的许多特点得以继续，保持着存在感；甚至有点儿自嘲、简洁，但颇有男子气概，这种新类型的散文被看作游侠回忆录。被愤怒的大象追逐当然是这种回忆文学的主题了，所谓“大象是流氓”的印象也是这么来的。实际上，痛苦的回忆通常跟受到一些人为的伤害差不多，或者像牙痛一样平庸。

19世纪一些“运动员”（塞卢斯为英国博物馆带回了无数“标本”）对动物科学进行了最早的探索。他们对动物的熟悉和对自己掠夺行为的日益增加的内疚，促使他们逐渐转变为对动物全面的观察和描述，以及对于动物行为的研究，他们也成了自然保护主义者，最终狩猎文学转变成了融合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科学观点影响了大象管理人员和生物学家以及更多的人。尽管作品中仍旧有一些让人无法释怀的东西，但也无法修改了，这些捕杀大象的文字描写仍然作为管理大象的办法在“选择性捕杀大象”中作为参考。

另一个不太重要的文学产业已经围绕着以大象为中心的回忆录发展起来，这些回忆录是由最爱非洲大象的人撰写的，他们是辛西娅·摩斯、达芙妮·谢尔德里克、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夫妇（the Douglas-Hamiltons）、理查德·莱基（Richard Leakey）、乔伊斯·普尔、凯蒂·佩恩、戴维·贝恩特（David Paynter）和其他人。随着摄影书、大开本图片书和光鲜的野生动物杂志的爆炸式增长，还有精密的摄影器材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野生动物园旅游体验的开发，这些刺激都很快引起了人们对大象及野生动物的关注。不仅是旅游小册子，而且摄影书都制订了自己的通用标准，以提高可预测性。这些照片本身常常能净化现实，让读者专注于大象的家庭关系，幼象们用鼻子玩耍，从泥泞中被母象解救出来，满是皱纹的大象皮肤特写，在落日下尘土飞扬的草原上独立的公象剪影，等等。从彼得·比尔德（Peter Beard）1965年著的《游戏的终结》（The End of the Game）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人类残忍行为的冷酷批评：一页接着一页的、令人吃惊的大象尸体的航拍图片，组成了一组几乎是抽象的蒙太奇画面。这是此书与大开本画册一贯的风格（色彩鲜艳、平静、有趣）形成鲜明对比的地方。

关于大象的小说也脱离了狩猎类型，其中许多涉及猎人。在亨利·莱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的粗制滥造的非洲作品系列中，《所罗门王的宝藏》（King Solomon’s Mines，1886）是在多部作品中仅有的、最著名的作品。亨利把他的角色艾伦·库特曼（Allan Quartermain）带进了大象文学领域的核心，并为他的大多数后继者建立了规范，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就是这样一位后继作家（虽然他在肯尼亚猎杀大象，但他的故事《白象似的群山》[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实际上与大象毫无关系）。惊险作家约翰·戈登－戴维斯（John Gordon-Davis）在他1975年的畅销小说《比树更高》（Taller than Trees）中塑造了一个海明威式的“伟大的白人猎人”的中心人物。（“比树更高”是一头公象的名字，猎人与这头公象进行了一场老式的、拖拖拉拉的决斗。“比树更高”是从祖鲁名字dhlulamiti翻译过来的，这头大象曾经出没于克鲁格国家公园。）

1909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与被他射杀的大象“在非洲某处”合影，照片由爱德华·范阿尔特纳（Edward van Altena）拍摄。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小说中，人们向更具同情心的保护态度发生了转变。威尔伯·史密斯（Wilbur Smith）的血腥和性爱惊险片，虽然与戴维斯相似，但却开始描绘对大象的新情感，如《象歌》（Elephant Song, 1991）中一个捕杀大象的场景。负责人约翰尼·恩佐（Johnny Nzou, 他的名字“正巧”指修纳地区的大象，尽管人物是祖鲁人）对他所在部门被迫屠杀部分大象深表厌恶。小说中的主人公丹尼尔·阿姆斯特朗（Daniel Armstrong）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你对你的大象们管理得太好了……现在，你必须毁掉并丢弃这些神奇的动物。”恩佐回答说：“不，我们不会浪费的，我们将从它们的尸体中回收大量有价值的资源……这些动物的死亡不会是完全令人憎恶的。”恩佐谴责阿姆斯特朗使用了“动物权利组织的情绪化、偏颇的语言”，这反映了科学的客观性与基于权利的“情感”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确实带来了诸多大象管理方面的争论。但是随着屠杀大象的结束，恩佐本人以准宗教的方式向死去的女族长（母象）告别：“和平地去吧！”他喃喃地说，“原谅我们对你们部落所做的一切。”[24]这是一种勉强称得上非洲团结的表达方式。然而，大象很快就从故事中消失了，史密斯开始了他惯常的冒冒失失的环球冒险之旅，很少再考虑保护大象这种有魅力的食草动物了。

另一部南非小说——达伦·马修（Dalene Matthee）的《森林中的圆圈》（Circles in a Forest, 1984）中的大象是该书故事的核心，这个故事最初是用南非荷兰语写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传统的伐木者家庭，与南非克尼斯纳（Knysna）森林中的大象生活在一个令人不安但非常相互尊重的共生环境中。20世纪初，在木材和淘金业摧毁了这些巨大的黄木森林之前，大量的大象生活在那里（它们后来几乎消失了，直到2007年，粪便沉积物的DNA取样才证实5个高度神秘的大象个体存活了下来）。索尔·巴纳德（Saul Barnard），该小说的主人公，与森林及其中的巨人“居民”，特别是最伟大的公象“老脚”，有着深刻的知识性和生态敏感性的关系。这个相当感人的故事讲述他为了让大象不被过度剥削而进行的努力，但最终大象还是死了，他也几乎徒劳无功。

自从公象“老脚”站在空旷地带的第一天起，索尔就在他和大象之间建立了一种想象中的纽带。当他长大成人时，他孩提时代的梦想开始变得模糊，一种对古老的森林族长（大象）的强烈的尊敬意识开始取代梦想。他和“老脚”之间有一种东西，但最清醒的思想并不总是坚定的。[25]

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小说家芭芭拉·高迪（Barbara Gowdy）的《白骨》（The White Bon, 1998）中提到的大象。这是一篇优美而复杂的作品，即使不是完全令人信服，它试图从大象的角度把世界联系起来，想象整个大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它的独立语言、命名惯例和代代相传的记忆。但在这条边界线上，它扮演着危险的角色。在那里，拟人化对于那些更科学的类型来说，永远是一个难点，会蔓延到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中。

在儿童文学中，大象作为说话者更为常见。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幻想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有这么一个如此庞大数量的大象群，从迪斯尼的“小飞象”到苏斯（Seuss）博士的“大象霍顿”，再到艾伦·亚历山大·米恩（A. A. Milne）那难以捉摸的大象嘟嘟。在这里，我甚至都不用做什么调查，因为数量非常多。但是我们不能超越大象巴巴，它是所有动物中最著名的角色之一，当然也是最受欢迎的虚构大象。这头小象是尚迪·布吕诺夫（Jean Du Brunhoff）在1931年用法语创作的。巴巴在非洲目睹母亲被屠杀后，它来到了巴黎；在吸收了法国文明的所有珍宝后，巴巴穿着它那标志性的绿色服装回到非洲，它说服它所有的动物朋友（文学意义上的）也学习人类的文明。尚迪·布吕诺夫在37岁就英年早逝之前写了6篇故事，他的儿子洛朗（Laurent）在1946年后又写了20篇。1989年，大象巴巴的故事被拍成了一部电影，随后又被拍成一部长达78集的电视连续剧，在150个国家播放。到目前为止，大象巴巴的图书已经销售了1 200万册。你可以去网上的巴巴博物馆参观。据估计，30岁以下的日本妇女中，每个人都有一件巴巴的艺术品。巴巴灵感音乐是由弗朗西斯·波伦克（Francis Poulenc）和其他人创作的。拉斐尔·莫斯特（Raphael Mostert）以在颂钵（singing bowl）上表演音乐而闻名，他根据1936年的《与巴巴一起旅行》（Travels with Babar）第二部分为孩子们创作了一部歌剧（于2008年首演）。

总之，尽管你从巴巴那里可能得不到任何有关真正大象的知识，但巴巴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些批评人士，譬如智利作家阿里尔·多弗曼（Ariel Dorfman），就曾谴责巴巴系列是“在其迷人的外表下隐藏着政治上的冒犯，如果没有理由的话，则预示着一种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洛朗·布吕诺夫本人承认这一点，他也拒绝重新发行他父亲更早的、隐藏着种族主义的故事。尽管如此，巴巴的故事还是被很多人采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伊尼德·布莱顿（Enid Blyton）制作了一个早期故事的简略版《敌人的行动》（Enemy Action）。该书的编辑写道：“在删掉了许多不太理想的记录的同时，已经尽可能地减少了这些令人愉快的彩色照片不被出版的可能，尚迪·布吕诺夫的天才和彩色打印技术结合在一起，使他的事业得以不朽，但是巴巴并不是一下子就火起来的。”[26]伊莎贝尔·雪佛兰（Isabelle Chevrel）是雷恩大学的讲师，她可能说出了数百万人的心声，她说：“巴巴是属于儿童世界的，你看它那纯真的外表和柔顺的圆润的身材……它的世界充满了爱与智慧、诗歌与怀旧。巴巴的世界是封闭的、富饶的和令人安心的。”[27]巴巴最近的形象，是图书《巴巴是个小环保卫士》（Babar le p’tit ecolo）中一个圆形的穿着制服的动物，它是一名小小环保主义者，试图通过抵制除臭剂来让世界变得更环保。

大象巴巴，由尚迪·布吕诺夫创造的虚构动物形象。

回到大人们的世界，也有很多有关大象的小说存在，最常被提到和选编的必须是罗曼·加里（Romain Gary）的《天堂之根》（原名为Les racines du ciel，在1956年用法语写成，虽然加里出生在立陶宛）。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在1958年拍了一部电影。这是一个奇怪的故事，发生在法属赤道非洲，当时狩猎的傲慢正与新兴的动物保护主义运动相冲突，有时候，这似乎是一种存在主义冥想，而不是大象冒险。莫雷尔（Morel），该电影的主人公，发起了一场拯救大象的请愿，但是非常不顺；于是，他又发起了一场低度的恐怖主义运动，以保护珍贵的动物免受象牙偷猎者和猎人的伤害，但他同时又与政治叛乱者混在一起。莫雷尔告诉一位酒吧女服务生，大象曾经是“极其自由的象征”。当他在德国成为一名悲惨的战俘时，他继续说，他“努力地想着那些大动物自由自在地穿过非洲的开阔地带，这让我们感觉好多了”。这与加里在1964年的《时代——生活》（Time-Life）的重印序言中所写的并不完全一致，但他讲了很多关于大象力量的传说和典故：

几乎所有评论家都把《天堂之根》（The Roots of Heaven）说成是一部象征性的小说，但我只能坚持我的看法：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有人说“我”的大象是自由的象征，是非洲独立的象征，或者说它们是我们这个集体机械化极权主义社会中最后一个面临灭绝威胁的人，或者是这些近乎神话般的野兽在这个无神论的时代唤起的无限而又强大的存在。也可以说，它们是一则寓言，寓意人类本身受到核灭绝的威胁。你让大象代表什么几乎是没有限制的，都可以的，但是如果这头可爱的、皮糙肉厚的动物的形象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罗夏墨迹测试（Rorschach test）——这正是我的本意——这并不能使它具有任何象征性。它只会证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和思想对我们的生存有着不同的观念：我们生存所必需的，不同的渴望，个人的见解；在最大意义上，是关于保护生命。[28]

《天堂之根》赢得了令人艳羡的普利克斯·冈考特奖（Prix Goncourt），并至少影响了后世的一些小说：哈蒙德·因尼斯（Hammond Innes）的《大脚印》（The Big Footprint，1977）虽然是以肯尼亚北部半沙漠地区为背景的，但读起来很像加里小说的哲学版。

跟很多小说中一样，朱尔斯·凡尔纳（Jules Verne）的电影《巴伦号》（Cinq Semaines en Balon，1863）中也有一头大象拖着气球前行。

当然，在大量未列出的例子中，人们只能通过愉快的故事才能找到这些例子，大象多被用作其他事物的隐喻。这里只有三个名著的例子。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一书中说，巴黎的人们建造了一头40英尺（约合12.2米）高的大象，由外面包着砖石的脚手架做成，象背上驮着一座像房子一样的塔，这座塔是“某种民众力量的象征”[29]。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其伟大的工业时代批判作品《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描述了“蒸汽机的活塞单调地上下工作，就像大象的脑袋处于忧郁的疯狂状态”[30]；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其作品《海浪》（The Wave）中说，马戏团的大象是一个人物的缩影：“戴脚镣的大象是一张野兽邮票。”[31]

我还没有找到很多关于亚洲大象的小说，不过，考虑到印度有大量的出版物，肯定有数量相当多的大象小说。在最近的出版物中，一本名为《象神的灰烬》（Ashes for the Elephant God）的小说由维贾亚·沙尔茨（Vijaya Shartz）撰写，内容更多是与象头神伽内什有关而非大象本身；阿肖克·马图尔（Ashok Mathur）的《从前的大象》（Once Upon an Elephant）描绘了伽内什崇拜进入加拿大现代印度移民社区的故事；拉吉卡·拉奥（Rajikha Rao）的《大象与马鲁蒂》（The Elephant and the Maruti）的故事梗概是大象和马鲁蒂汽车发生意外碰撞，但动物也不是这部小说的中心。（在撰写本书时，在印度最受欢迎的文章是小说作家沙希·塔鲁尔[Shashi aroor]]对现代印度进行的一次非虚构调查，其标题是《大象、老虎和手机》[The Elephant, the Tiger and the Cell-Phon]。）

维克拉姆·塞斯（Vikram Seth）因他的小说《如意郎君》（ A Suitable Boy）而出名，在他写的诗篇中有一个奇妙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现代民间故事。一群会说话的动物，由一只角雉（一种野鸡）带领，跑到当地人类头面人物的办公室，抗议修建大坝的计划。接下来发生了一场混战，角雉悲惨地死了，大象所做的仅仅是把一壶热茶倒在大人物身上。这个故事刻意避免宣扬一个单一的道德观念和寓意，但是要对生态保持敏感是足够清楚的；大象悲哀的是，人类既“温和又邪恶”，既“理智又疯狂”，在“不安的自私”状态下蹂躏着这个世界。[32]

有许多诗描写大象，有最早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吠陀经》（Rig Veda），以及希斯科特·威廉斯的插图颂词。不过，对大象的研究则很少。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讽刺那些沉溺于想象中的地图学家突然出现在大象的身上，是“想让城镇填满一个空旷的空间”。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灵魂的进步》（Process Of The Sou）一书中说：“大象是大自然的主人，是唯一无害的伟大存在。”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的《动物字母表》（An Animal Alphabet）中的大象形象具有非常的魅力，只是它太不合逻辑了：

这头热情的大象，

带着厨房里的拨火棍和一对新的耳环，

游水过来了。

这里有两个不太为人所知但更为重要的南部非洲例子，两者都以世界范围内的大象毁灭为背景，它最终依赖的是人类的异想天开。哈罗德·法默尔（Harold Farmer）在津巴布韦写出了他的诗作《如果没有大象》（Absence of Elephants）；鉴于偷猎大象的现象再度猖獗，这是一种不幸的先见之明。

大象的诗比大象本身要好。

生存，那是什么？

树被连根拔起，谁在乎呢？

森林的地面到处散落着厚厚的大象破坏物，

那些惊慌失措的蚂蚁正盯着路上的圆木，

撞碎的象牙突然惊醒了猫头鹰，

这一切打破了河流的静谧，

这一切都只是诗的外在和可见的表象。

大象的诗是大象的呼吸。

大象呼吸吗？

我们从来不这样想，

也从来不想细小生命轻微的叹息。

大象以节、章、史诗的步伐前进，

用脚猛踩着大陆马戏团光滑的黑色木板。

“啊！”人群在欢呼。

它们在圣杰罗姆石雕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朝拜者的轻叹中呼吸着柔和的气息。

大象是伟大灵魂的牧师……[33]

南非诗人道格拉斯·利文斯通（Douglas Livingstone）的《一头大象》（One Elephant）更有趣，但也同样令人不安：

大约在那个时候，

一头大象从象群中站了出来，

它清了清嗓子说：

“全世界都记不起我说的是什么了，

我只知道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摇着耳朵，

看上去迷惑不解；

它兴致勃勃地用象鼻拍了拍自己的背，

扬起了尘土；

它们穿着不合身的裤子，

晃动着硕大的生意人的臀和腿；

它发出哼哼声，

盯着它的听众——无辜的荆棘树。

啊！

总有一天，

一个人会不顾自己做出最后的承诺！

厌倦了自私的野兽、他们的自负和恶臭，

他们狡猾的残忍、毁灭、个人轮回、身不由己、对人严苛……[34]

也许用希思科特·威廉斯的作品《神圣的大象》（Sacred Elephant）中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作为结尾是最合适的，他在长诗的最后问了一个古老的问题：“我是谁？”

与他们冷淡的性情一起，

一种力量汇聚的感觉，

孩子的意识在增强，

在它的注意力转移之前，

从动物到机器；

在它被强迫进入人造社会之前

与它的大象代理人：

塔楼、巨无霸和践踏一切的跨国公司，

怪物市场、大型喷气式飞机和高速公路……

在治疗象皮病的技术被攻克之前，

任何比老鼠大的哺乳动物，

其生存空间都会越来越小。

从今以后，

大象只能存在于一些破碎的自然电影中，

视频动物园中一种穷途末路的怪异动物……[35]

诗歌与音乐密切相关，音乐中也会有大象的特写，这不仅仅是在泰国的大象乐团中（我们将在第四章中再次提及）。卡米尔·圣－桑（Camille Saint-Saëns）将大象纳入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动物狂欢节》（Carnival of the Animals）中，但该部作品在作曲家1921年去世之前从未演出过。俄罗斯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在1942年与编舞家乔治·巴兰奇（George Balanchine）合作，为巴兰奇的马戏团老板朋友约翰·林林·诺斯（John Ringling North）写出了一幕50头大象参演的芭蕾舞剧。如今，那些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使用大象的名字和形象的音乐团体和企业，没有几个真心考虑到了大象的福利。有些似乎只是选择大象作为强烈独立的象征：来自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摇滚乐队Japonize Elephants的名字是由独特的名字Emperqq Zerlock引申而来的；捷克音乐家Pocket Elephants拒绝被贴上任何标签，因为这会“让自由自在的灵魂与音乐的灵感受到羁绊”[36]；“大象在房间里”则是指故意开启不舒服的话题。但是，在乐队、唱片公司和曲目中，在其他的表演中则看不到这种连贯性。你会在《阿姆斯特丹》《顶楼》和《爱恋》中找到大象的形象：幼象、横冲直撞的大象、冰冻的大象、紫色的大象、白玛瑙大象和飞翔的粉色大象。你可以幻想“与大象春宵缠绵”，可以听热象音乐频道e.a.s.y（大象也曾年轻过）休息放松自我，或者仔细研读一下安德莉亚·谢（Andrea Shea）的政治意识更强的书《大象哭泣的地方》（Where Elephants Weep），它指的是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制造的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

音乐和大象经常相伴而行。克利夫兰（Cleveland）的舒伯特（O.V.Schubert）在1876年为《佐治亚最初的吟游诗人》（Original Georgia Minstrels）创作了这张海报。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象邮票。

很明显，正如希思科特·威廉斯警告的那样，我们正在冒险进入与广告业及相关商业这种大规模生产无意义的领域。（一位博主甚至将“邪恶的广告客户”描述为“房间里的大象”！）让人大吃一惊的图像就是全部。拥有快照（在YouTube上发布自制视频会更好）比实际体验更令人满意。大象曾经是重要的萨满教石像艺术的独特例子，如布须曼石窟绘画，或是宗教崇拜的重要动物，如印度的象头神伽内什，现在已经通过旅游市场扩展成为数以百万计的廉价商业小玩意儿了。例如，我可以在当地的阿多大象公园购物，购买带有大象图案或形式的钥匙圈、马克杯、T恤、帽子、书写纸、明信片、邮票或DVD等，有用吹制玻璃、陶瓷、草、纸、木材、肥皂石、钢铁做成的小塑像，还有用蜡染、水彩或油画形式画出来的大象。

托马斯·纳斯特1874年的漫画作品《第三个任期的恐慌》。该漫画开创了美国主要政党大象和驴子象征的先河，直到现在仍有数以百计的漫画作品在不断地扩充这个主题。

即使在大象从来没有踏足的土地上，以它们为形象的广告也是无处不在，在美国尤其为甚，共和党的象征——大象——便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一个人为美国两个主要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发明了各自的代表符号。1874年，托马斯·纳斯特（omas Nastt）给《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画了一幅漫画，画中一头披着狮子皮的驴吓跑了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其中一只动物——大象——被称为“共和党的选票”，这就是大象与共和党保持联系所需的一切。当然，共和党声称大象意味着力量和尊严。

今天，这种关联被用在每一个可以想象的领域。就我所见到的，我注意到大象的符号使用在水泥、运输公司、房地产经纪人、旅游巴士、啤酒和重型起重设备上。“大象图片”网站上列出了大象形象，从打印机到地毯、从静音地板到快递服务的各种广告，有几十种用途——当然，这绝不是在为大象做广告，而是在发挥人们对大象的典型印象：完美的记忆、力量、重量和值得信赖。[37]

一家水泥公司用大象作为商标，表明他们的产品具有很强的力量。

大象，由于明显的原因，往往与巨大的胃口联系在一起，因此被用来作为餐馆的广告。从波士顿的“大象漫步”到佛罗里达州谢尔顿的“粉红色奢华”，美国各地的餐馆入口或内部堆满了超多的大象塑像。另一头塑料做成的粉红大象是约翰内斯堡市山眉区的大型酒类商店的装饰物，在伊万·弗拉迪斯拉夫（Ivan Vladislavic）的小说《从不打烊的超市》（The Restless Supermarket）中受到嘲讽：它的眼睛像茶托，被涂成瞳孔一般的黑色，就像国际象棋的棋子在咔咔作响；它那尖尖的耳朵直立着，像展翅欲飞的翅膀一样。小说开头，一名醉汉正试图骑上大象的“令人震惊的粉色屁股”。[38]似乎没人知道为什么“粉红的大象”会与醉酒的幻觉联系在一起，但至少在1913年时，杰克·伦敦（Jack London）就在《约翰·巴利康》（John Barleycorn）这本书中写道：

桌子上有粉红的大象，

椅子上有粉红的大象，

天花板上有粉红的大象，

到处都是粉红的大象。

现在我不想再欢庆喧闹了，

我举起手发誓

我再也不想看到

那些粉红的大象了。

爱玛乐奶油利口酒是由马鲁拉果酿成的，这种果实也是大象最喜欢的零食。

正如一位评论员指出的：“应该注意的是，这首歌还提到了薰衣草鳄鱼、紫牛、波尔卡多蟒蛇、甲虫、猴子和夜鹰，但这头粉红的大象却广受欢迎。”[39]因此，各种各样的啤酒都以大象为自己的特色标志，其中包括美国的海弗、肯尼亚的图斯克、南非的影武者、纳米比亚的温得和克、新加坡的大象烈性黑啤酒、丹麦的麦芽酒。更为甜蜜的是，一部著名的电视广告片讲述了一个印度小男孩是如何利用所谓大象想喝百事可乐而让“大象们叠成塔去取饮料的”。

除了当代的“品牌崇拜”，电影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媒介。大象也经常出现在电视广告中，至少在我所在的非洲南部地区是如此。在非洲南部，很容易拍到真正的大象照片。当然，自从电影问世以来，大象就一直是一个吸引人的题材，或者只是银幕女神和猛男英雄的搭档。一个网站列出了截至2004年的100多部大象电影，最早的是1899年弗兰克·梅尔维尔（Frank Melville）的《大象戏法》（Trace Elephant）。[40]这部电影是为了出售兄弟和福尔堡的（Brothers’s and Forepaugh’s）马戏团而拍摄的，展示了一头大象如何跳过两匹小马前进。这样的剪辑被故事片取代了。一部准纪录片《大象》（Chang）由梅里安·C.库珀（Merian C.Cooper）和欧内斯特·肖达克（Ernest Schoedak）于1927年拍摄，该片以泰国为背景，用横冲直撞的大象代替了通常的野蛮人：这些动物最终被捕获并驯服。罗伯特·弗莱厄蒂（Robert Flaherty）的《大象男孩》 （Elephant Boy，1937）是根据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丛林故事书《图麦》（Toomai）拍摄的。在1954年的电影《逻宫大神秘》（Elephant Walk）中，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饰演斯里兰卡一位茶业大亨的妻子，她的婚外情在对种植园怀有怨恨和敌意的大象的“徘徊、不祥的威胁”下发展。[41]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是一位不那么出名的导演，他的1990年的电影《白色猎人黑色心》（White Hunter, Black Hearter）对大象的生态状况更为关注。这部电影改编自彼得·维特尔（Peter Viertel）的一本书，书中毫不掩饰地记述了1951年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及其拍摄的电影《非洲女王》（The African Quee）。在伊斯特伍德重拍《非洲女王》时，因为按照剧本的要求，要杀死某头大象，但主演因为下不去手而崩溃了，他最终决定不开枪射杀这头大象，但悲剧的效果却达到了。上述两部电影都是在津巴布韦拍摄的，伊斯特伍德重复使用了与休斯顿相同的小汽艇。电影中的大象是由一头生活在津巴布韦北部马图萨多纳国家公园（Matusadona National Park）的野生大象“饰演”的。

来自吉卜林《丛林之书》（Jungle Book）中的一个风格化的T字。

当然还有几十部儿童电影和动画片，紧随其后的是迪士尼1941年的《小飞象》（Dumbo）。顺便说一句，大卫·林奇的黑白电影《大象人》（Elephant Man，1980）内容与大象无关。电影《大象人》中有个可怜的约翰·梅里克（John Merrick，现实生活中的约瑟夫），他患有象皮病，有可怕的皱纹和糟糕的健康状况，他被描绘成马戏团怪人，有着骇人听闻的样子。

印度制作的故事片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因此，在这些影片中找到一些有关大象的例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大象经常出现在早期的神话或历史电影中，但在1971年的电影《我的大象同伴》（Hathi Mera Sathi）中获得了更大的知名度。由拉杰什·肯纳（Rajesh Khanna）扮演的年轻主人公拉朱（Raju）多次被大象救援——大象们撵走了一头花豹，拖着一辆抛锚的汽车，让主人公和他的女朋友完成最重要的爱情之旅。大象通过表演特技帮助拉朱摆脱贫困，去接回一名医生，最后一头大象牺牲自己生命，为拉朱挡住了一颗子弹。[42]来自喀拉拉邦的著名电影制片人巴兰（N. Balan）制作了一部名为《第十八头大象》（The Eighteenth Elephan，2003）的影片，这部电影哀悼了在该地区灭绝的大象。最后，我们可以用一个小温暖的电影《不同凡响》（Larger Than Lif，1996）结束本段了。在这部电影中，流浪者意外得到一头大象，并和它一起从美国步行回到老家泰国。

现在的纪录片太多了，这里讲的无法涵盖全部。辛西娅·摩斯拍摄了电影《大象的回声》（Echo Of The Elephant），讲述了她的肯尼亚研究中的象族女族长，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很大。关于大象的纪录片，还有《非洲：大象王国》（Africa: Kingdom of the Elephants）、美国国家地理的《对大象的思考》（Reflections on Elephants）和《大象之怒》（Elephant Rage）、大卫·马拉科夫（David Malako）的《城市中的大象》（The Urban Elephan，关于曼谷的大象孤儿）、安吉拉·巴塞特（Angela Bassett）的《低语者：大象的故事》（Whispers: An Elephant's Tale）以及其他许多作品。现在，纪录片的拍摄技术日趋发达和复杂，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大象宝宝在母象子宫内生长的画面；或者是，采取另外一种冒险的方式，我们可以把摄像机藏在摆好位置的象粪中来观察大象（不止一头公象感觉到了象粪存在问题，并把这台冒犯象群隐私的摄像机踢进了附近的河里）。也许没有任何媒介在形成全球对环境态度方面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但我知道没有任何关于大象纪录片的研究可以开始评估这一点。即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大象，但也没有什么能代替在自然空间，或者至少是我们想要留给它们的空间里亲眼看到它们。因此，在最后几章中，我们从艺术转向生活，探究大象生存与保护的现实问题。

1921年的电影视窗卡，来自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著名的人猿泰山（Tarzan）系列小说。

[1] Michael Chapman, ed., The New Century of South African Poetry (Johannesburg,2005), p. 13.

[2] Judith Gleason, ed., Leaf and Bone: African Praise-poems (New York, 1980), p. 123.

[3] 底齐加阇是印度神话中的四头大象，意为“指南象”。

[4] 转引自：Stephen Alter, Elephas Maximus: A Portrait of the Indian Elephant (Orlando,fl, 2004), p. 38.

[5] Ibid., p. 34.

[6] Robert Delort, The Life and Lore of the Elephant (London, 1992), p. 48.

[7] Ibid., p. 68.

[8] 伊朗伊斯法罕省的一座城市。

[9] Richard Carrington, Elephants (London, 1958), p. 249.

[10] 生活在中部和南部非洲的说齐切瓦语的班图族人分支。

[11] 参见：‘Heart of an Elephant’, Mail & Guardian [Johannesburg], ‘Friday’ section, 9–15 November (2007), p. 5.

[12] 尼日利亚西南部阿南布拉州的一个城镇。

[13] 贝宁共和国在1975年的旧称。

[14] 18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在非洲加纳中南部的阿坎族王国。

[15] 1891年在丹麦冈德斯特鲁普村附近的沼泽中发现的一个装饰华美的银质大锅，锅上有各种雕刻。

[16] 位于英国苏格兰东部北海沿岸泰河口，是苏格兰第四大城市。

[17] Mordikai Hamutyinei and Albert Plangger, Tsumo-Shumo (Gweru, 1987), pp. 5, 188,234, 382.

[18] 美国政治家，曾于1993—2001年在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担任美国副总统。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成为一名国际上著名的环境活动家，由于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上的贡献受到国际的肯定，因而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共同获得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19] African Affairs, liii /213 (1954), p. 332.

[20] Alexander McCall Smith, The Girl Who Married a Lion (London, 1989).

[21] Anon., in Words that Circle Words: A Choice of South African Oral Poetry, ed. Jeff Opland (Parklands, 1992), p. 169.

[22] Delort, The Life and Lore of the Elephant, p. 155.

[23] Arthur H. Neumann, Elephant Hunting in East Equatorial Africa [1898] (Bulawayo,1982), p. 107.

[24] Wilbur Smith, Elephant Song (London, 1991), pp. 9–11.

[25] Dalene Matthee, Circles in a Forest (Harmondsworth, 1984), p. 71. Matthee wrote several elephant-related novels set in the Knysna forest.

[26] Enid Blyton, ‘Preface’, Jean de Brunhoff: Tales of Babar [1941] (London, 1947), n.p.

[27] 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europe/article602843.ece.

[28] www.brothersjudd.com/index.cfm/fuseaction/reviews.detail/book_id/329.

[29] 转引自：Eric Scigliano, Love, War and Circuses: The Age-Old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phants and Humans (New York, 2002), p. 206.

[30] Charles Dickens, Hard Times (Harmondsworth, 1990), pp. 20–21.

[31] Virginia Woolf, The Waves (Harmondsworth, 1992), p. 6.

[32] Vikram Seth, ‘The Elephant and the Tragopan’, in Beastly Tales from Here and There (London, 1994).

[33] Harold Farmer, Absence of Elephants (Harare, 1990), pp. 34–5.

[34] Douglas Livingstone, ‘One Elephant’，in A Ruthless Fidelity:The Collected Poems ofDouglas Livingstone，ed. Don Maclennan and Malcolm Hacksley (Jeppestown,2004), p. 99.

[35] Heathcote Williams, Sacred Elephant (New York, 1989), p. 76.

[36] 参见：www.pocketelephants.com.

[37] 参见：www.himandus.net/elephanteria.

[38] Ivan Vladislavić, The Restless Supermarket (Cape Town, 2001), p. 1.

[39] 参见：www.creativepro.com/printerfriendly/story/20593.html.

[40] 参见：www.elephantcountryweb.com.

[41] 参见：www.dvdbeaver.com.

[42] 参见：Alter, Elephas Maximus, pp. 93–4.

第四章

驯用大象

Chapter Four Using Elephants

“国王骑的大象是光彩照人的，骑在大象上的国王是华丽辉煌的……因此，大象应该像国王的生命一样受到保护。”[1]于是，一本有关印度象的年代较早的知识类图书就这样流传下来了。大象和统治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并不一定是不真实的，但人类保护大象的目的一般只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役使大象，同时也是为了美化自己。总的来说，这并没有给大象带来好处，大象遭受着各种痛苦：被捕获时的恐慌、被驯服时所受的伤害、替人类打仗被迫上前线的恐惧、充满危险的海上旅行、感到窒息的笼子、被迫与老虎进行的搏斗、以不舒服的姿态进行的各种屈辱表演、伐木作业的苦差事——这是大多数圈养大象的生活和命运，而那些留在野外的多数大象的命运几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也许只有在现今的保护下，在那些被美化的动物园，即游戏保护区，大象才可以接近自然生活，同时仍在为抓获它们的人类增加收入。

并不是说在人类和大象的关系中完全没有同情心和关怀的存在。人类与大象之间深厚的情谊、人类对大象的钦佩甚至崇敬，这些都是5 000多年历史中的一条经久不衰的主线。但总是还有各种不和谐的情况存在：锁着链子的象肚、笼子、尖锐的驯象刺棒、直接用钩镰拽着象耳或脚拉动大象向前走，这些最后都让大象闷闷不乐地服从了人类。

在德萨拉节（Desara festival）的第九天，印度教徒向他们的动物致敬，你会看到一头大象沿着新德里的一条街道前进。在奢华的黄金配饰的包裹下，你几乎都看不到它本身。大象被锦缎和铜铃装饰，绘以奇异的图案，象牙也被用银环装饰——这让人怀疑大象本身是否真的被尊崇，还是仅仅被用作人类艺术的画布。

有些用途要求大象既活着又（或者接下来）死亡。当一个猎人在追猎中极度兴奋时，感觉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猎物”——通过与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大象）对抗来证明他的男子汉气概和勇气——只有杀死它才能最后证明他的勇敢。一些死去的大象为人们的自夸提供了证据，譬如象牙雕刻，被做成伞架的一只象脚，或者是一个更怪诞的例子——一只保存完整的象耳朵，上面画着一头正在向前冲的大象，挂在美国总统的纪念物品展中（见www.hailtothechiefs.com）。一位作家称它为“荒诞的媚俗”。当然，大象死后总是会提供肉、皮，尤其是象牙。但在这一章中，我想集中讨论的是人们对活象的使用问题。

一头驮着象舆、全身装饰华丽的大象。

有证据表明，几乎从强大的人类文明开始之际，大象就被驯服了。大象是皇室和帝国权力的象征，是战争和狩猎中的武器，是装箱、伐木和桥梁建设的畜力，是游戏、动物园和马戏团中的演员，最近是游客们在旅游时看到的半野生景象中的动物。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开始有了代表大象的图形文字，把野生大象和训练有素的大象区分开来。古埃及人驯用的大概是分布在北非的非洲象，这种非洲象因狩猎和撒哈拉的沙漠化后来灭绝了。一尊骑着大象的苏美尔人的骑士俑，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几乎与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同时代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Mohenjodharo and Harappa）文明，分布在今天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这种先进的城市文明使用刻在滑石上的贸易印章，其中一枚印章中的大象图案明显地有背上的鞍垫。

大象不太可能在这些早期的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到了公元前2000—前1700年，当雅利安人（Aryans）从突厥斯坦大草原大举南侵并到达印度北部时，他们在某个地方发现了一种发达的大象驯用文化。驯用不包括驯养，似乎从来没有一个成功的圈养大象的方法，损失掉的大象仍然要从广泛分布的野生大象中补充。证据主要出现在《吠陀》（Vedas）书中，这是一个在公元前1200—前600年陆续写成的系列丛书，包括《罗摩衍那》（Ramayana）、《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和《本生经故事》（Jataka）。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之前，这些书的年表模糊不清，文献也时常有争议。不过，虽然雅利安人把马作为他们的主要动物（火神因陀罗[Indra]的战车最初是由马拉的），但他们也逐渐接受了当地的“大象技术”。

难怪雅利安国王和他们的后继者也希望骑着大象，把这头野兽，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神话的，都融入他们的权力表达中。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里，德拉威人（Dravidian）使用大象作为战争机器，这被雅利安人和更强大、更集权的王国或共和国采用。早期的图腾崇拜与新的政治权力结构相结合，政治的支持反过来又确保富丽堂皇的大象成为新兴宗教信仰体系的核心。

随着婆罗门和印度教宇宙进化论的发展，战争、雷雨之神雅利安·因陀罗被描绘成骑着一头名叫艾尔瓦塔的大象。大象与世界的起源有关。大象玛哈帕德玛（Mahapadma）——“伟大的森林”和索马纳萨（Saumanasa）——“圣物的守护者，神圣的果汁”，像两根柱子一样支撑着整个世界。大象也代表着生育能力。因陀罗通常伴随着降雨的云层以及暴风雨的来临，变化为加贾拉克什米（Gajalakshmi）——骑着大象的拉克什米（Lakshmi）。正如斯蒂芬·奥尔特（Stephen Alter）描述的那样，拉克什米是凯拉什神庙中庄严的神灵，拉克什米从一朵莲花中浮现出来，莲花中蕴藏着生命的种子，看起来至善至美；她的胸部隆起，她的姿态吸引着像乌云一样的大象向她喷洒圣水，这是“创造的一个积极而重要的部分”[2]。

这些宗教发展的核心是创造传统的神灵，如永远受欢迎的伽内什或伽尼萨。伽内什的崇拜和存在非常广——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从柬埔寨到中国。不过，伽内什这个人物（神）的名字却出现得很晚，这一点是相当令人惊讶的。此外，伽内什形象的演化还包括一个奇异的转变。早期有一个知名但相当恶毒的神维纳雅卡（vinayakas），他转变为与之完全相反的神——伽内什。吠陀文概述了几个与大象有关的神灵，其中一些神的称号，如维格内萨（Vighnesa）和维格内萨拉（Vighnesara），都源于维格纳（vighna），意为“一个障碍物”。这些维纳雅卡在某些地方被塑造成一个有象头的“障碍之王”，然后，在公元5世纪左右，他又变成“障碍清除者”。

伽内什形象的发展随着印度北部禁食大象的习俗而不断蔓延开来，两者都直接与现实和生态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不断扩大的农业社会面临着与大象日益激烈的竞争，只有大象——神这种关系才能保护它们（因此，伽内什的形象通常伴随着甘蔗或萝卜的图案）。与此同时，数量越来越多的野生大象被转用于军事活动。因此，拉曼·萨库马尔推测，在偏远地区的人们发现，从经济上来说，捕获大象出售比为了食物或为了保护庄稼而杀死大象更划算。对伽内什的崇拜最初是由精英阶层发起并实施的，普通民众只是被动勉强接受而已。简而言之，这种“宗教”行为可能是一种旨在使活象得以继续使用的有效手段而已。[3]

因此，在大象被驯服的地方，国王和帝王——其中许多人声称拥有神圣的权利——身穿华丽的服饰、骑着大象参加仪式和战斗——这一传统延续了2 000年之久。在一些早期的记述中，很难判断大象背上携带的是军用的“立柜”还是“象舆”（象舆是安装在象背上、类似宝座的座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象舆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比贾普尔（Bijapur）[4]1645年的一幅画，画的是苏丹穆罕默德·阿迪尔·沙赫（Muhammad Adil Shah）骑着华丽的大象，他的丞相（曾经是埃塞俄比亚奴隶）则坐在他后面。苏丹携带着一个驯象刺棒，上面有一个笔直的尖刺和一个弯曲的倒钩。驯象刺棒既是训练和指导的工具，也是政治影响力的象征（该画也描绘了大象脚踝周围的锁链）。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保存着这样一枚驯象刺棒，它是1870年为曼·辛格二世（Maharaja of Jaipur）用黄金精心制作的，镶有钻石和珐琅，两个钩子像蛇一样从象嘴里突出来。1876年4月，威尔士亲王骑着大象，坐在富丽堂皇的镀金象舆上前往印度帝国访问，这是权力更迭的标志。当亲王被加冕为爱德华七世时，总督科松（Curzon）勋爵组织了1903年德里杜尔巴庆祝活动，有意地用一个印度大象盛典的浪漫版本来衬托大不列颠帝国的优势。科松骑着一头装着金伞象舆的大象来到这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象舆上的金伞几乎把基切纳（Kitchener）勋爵的纯种马吓坏了。众所周知，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的精彩文章《猎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中嘲笑的就是这种浮华的外表和行为。

1922年，印度，4头大象拉着一辆车。

皇家的另一个丑陋方面是利用大象来猎杀其他动物，这种做法可能已经存在了很久，从大象开始被驯服就开始了。普鲁塔克（Plutarch）在他的《印度》（Indica，公元100年）一书中写道，为了猎杀蝎狮（manticores，神话中的生物）和老虎（真实的生物），“人们骑在大象身上朝这些动物开火”[5]。目前经过核实、距今最近的记录是在16世纪早期，莫卧儿皇帝巴布尔（Babur，1483—1530）骑着大象杀死一头犀牛。他的继任者阿克巴（Akbar，1560—1605）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射猎——1567年的一次射猎据说持续了好几天，10 000名士兵包围了一个直径60英里（约合97千米）的区域。阿克巴在这片区域里自由射猎，用长矛和步枪杀死野猪、老虎和狮子。猎虎活动也延续到了大不列颠统治印度的时代。在一次猎捕过程中，威尔士王子爱德华目睹了一只老虎袭击大象，他也曾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熊和犀牛开枪。虽然在大象帮助下的狩猎活动通常与印度有关，但它也曾发生在非洲。

很显然，用大象打猎、工作或打仗意味着必须先抓住它。但是，捕获重达数吨的野生大象是一件危险且令人不快的事情。几个世纪以来，捕象的方法变化不大。最早的方法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围捕法（捕获猛犸象时的办法）：将大象逼到沼泽地带，然后用鱼叉或套索将其捕获。这种方法适合在雨季施行：一头大象被鱼叉和套索困在不断上涨的水中，它将不得不绕着圈游，直到筋疲力尽后被捉住。众所周知，非洲人和亚洲人都曾利用陷阱捕捉大象，但这种方法往往会对大象造成致命伤害。套索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男人徒步拉套索显然是极其危险的；有些地方的人，像斯里兰卡的穆斯林潘尼基人（pannikians），把用套索捕象发展成为他们的专长。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的《动物志》（Historia animalum）中提到了一种捕象的方法和过程，那就是在已被驯服大象的帮助下拉套索来捕捉野生大象。这种方法在印度称之为“公平狩猎”（印地语mela shikar）。这是一种更安全的方法，但也只适用于捕捉落单的大象。

效率更高、伤亡率更低的方法是把一小群动物拴在有桩的围栏里。当选定的动物与已经驯服的大象（或是印度的孔雀）被拴在一起挨饿时，它们之间会结成团队关系，这样被选定的动物就可以获得安抚并平静下来。有时候，人们利用发情期的雌性来引诱雄性进入设置好的陷阱。历史学家埃利安（Arrian，公元95—175年）讲述了雌性动物曾经被用来引诱一些雄性走上一座他们无法退却的桥。不过，这样一种捕猎过程也会付出代价：动物自然会试图逃跑、反击或互相帮助。据估计，每有一头非洲象被送达罗马竞技场，同时就有9头大象死亡。这始终是一个令人恶心的过程：“幼象被从母象身边夺走，公象如果不愿走进套索，则会被驯服的公象攻击，同一群疯狂的大象为了逃跑而互相碰撞和踩踏。”[6]

捕捉大象总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图中是人们在锡兰捕获的一头幼象。

在亚洲，虽然捕捉大象的陷阱法（印地语kheddah）并非总是成功的，但它变得愈加精细化了。迈索尔（Mysore）[7]的统治者海德·阿里（Hyder Ali）曾试图在印度的比利吉里兰甘山（Biligirirangan Hills）上诱捕大象，但他又不得不留下一座历经磨难的纪念碑来铭记自己的失败：在一块石头标记上面刻了一个给任何试图捕捉大象的人的诅咒。1873年，一位名叫乔治·P.山德森（G. P. Sanderson）的博物学家来到了这座山上，他说服英国当局让他尝试一次利用陷阱捕捉大象。一开始山德森失败了，但后来他终于成功了，随后亚洲各地都在效仿。山德森继续在缅甸利用陷阱技术捕猎大象，后来他回到迈索尔，被任命为“政府捕象机构负责人”。事实上，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也改进了类似的方法。来自斯里兰卡某个地区的数字记录显示，1666年在一个荷兰的象园就捕获了96头大象，1681年捕获了270头，1690年捕获了160头，而1797年英国捕获了400头。数百头大象肯定是由于这些捕猎行为而被出口海外的。上一次斯里兰卡陷阱法捕象发生在1950年，后来，就像在印度一样，陷阱捕象法已经被温和的、使用化学镇静剂的捕捉方法取代了。

驯服一头小象，一度也是残忍和有伤害性的；如果采取细腻和妥善的办法，可能只需要几周的时间。虽然进一步的驯服方法也有所改进，但现代方法对大象灵魂的损害程度只是比过去稍低而已。小象需要大量的训练来克服对老虎或狮子这种原始敌人的恐惧：从剑齿虎捕食猛犸象幼崽的时代，到现今博茨瓦纳（Botswana）的狮子捕杀成年的大象，大型猫科动物一直是大象的主要掠食者——当然，在人类之外。矛盾的是，训练几乎总是依赖于大象和驯象员之间的密切关系——印度的象夫（mahout）、缅甸的驯象员（oozie）——以及明智地将奖励与食物相结合，还有用驯象刺棒来强化和刺激大象大约85个已知的神经中心。最终，大多数指令可以口头传达给大象，也可以通过大象背上骑手身体的最细微动作来传递。

并不是说这种办法在战斗状况下总是有效的。每个人都知道汉尼拔和他的战象的故事，但事实上，他虽然是最有标志意义的使用战象的将军，但也是最不成功的。在印度和中国，在战争中使用大象比汉尼拔至少要早1 000年。

大象像剑一样无情而有力……它们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大象有庞大的身躯，人或马会死于斧击，但大象可在战斗中经受一百次斧击。一个战士如果在战斗中抛弃一头大象，那他就是踏上了通往地狱的道路，等待他的将是婆罗门的杀手……哪里有大象，哪里就有胜利！[8]

《吠陀》经中有一段发生在印度早期稍显不切实际的描述，描述了基本的军事单位或帕蒂（patti）是由1头大象、1辆战车、3匹马和5个步兵组成，典型而又密集的群聚队形可能由45个帕蒂组成。大象会带头冲锋，使敌人陷入混乱，据说每头大象值6 000匹马。

然而，只有在西方与亚洲战象相遇的时候，才有一些重大细节被记录下来。真正的记录开始于对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年）的描述，以及他在杰赫勒姆河（Hydaspes）战役中与波鲁斯（Porus）的亚洲战象军团的对抗。亚历山大曾在高加米拉（Gaugamela）短暂地遇到过大象（公元前331年）；从那时起的5年里，亚历山大自己拥有了100头大象，虽然它们还没有经过战斗训练。事实上，即使波鲁斯有200头战象也挽救不了他的失败：亚历山大的军队包围了战象并把他们一一分隔开来，他们砍断了战象的鼻子并将武器对准了象夫；亚历山大把战象驱赶到了他们自己的部队里，“就像船只倒驶一样”。据说，波鲁斯自己要从战象背上滑下来，于是象夫命令大象跪下，结果其他所有的大象都跪下了，因为它们都受过训练，所以全部被俘获了。据说战象甚至试图用象鼻从国王的身上拔出长矛，并保护他免受那些要剥去他盔甲的人的伤害。

尽管大象的作用有限，在瓜分了摇摇欲坠的亚历山大的帝国后，那些争吵不休的继承人、军阀，特别是塞勒西德（Seleucids）和托勒密（Ptolemies）继续在战斗中使用大象。名义上的摄政者佩迪卡斯（Perdiccas）用大象把对手的头踩在脚下，并处决了他们。佩迪卡斯还攻击尼罗河上的托勒密，用大象拆毁栅栏，甚至试图用一排大象作为河上的防波堤。然而，这些大象被河水冲走了，最后许多都被鳄鱼吃掉了。

不可避免的是，将领们开始发展各种反击战象的技术。当卡山德（Cassander）围攻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的波利伯孔（Polyperchon）时，他摆了一个原始的雷阵，用满是钉子的木框架刺穿大象的脚，让它们动弹不得，这样弓箭手就可以攻击战象了。公元前312年，托勒密在埃及的加沙也用了类似的办法。作家迪奥多罗斯（Diodorus）指出，大象“在平坦和柔软的地面上时，它们是不可抗拒的力量，能直接发动攻击；但在崎岖和难以行走的地面上时，它们的力量无法发挥出来，因为它们的脚太软了”。因此，尽管大象还能继续在各种战斗中发挥作用，但它们不再是决定胜败的力量了，恐吓敌人的效果大于实际攻击的作用。这似乎是著名的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Pyrrhus）把战象引进到意大利时使用的伎俩，后来麦考利（Macaulay）的诗句中也提到了大象：

希腊人要来攻击你，

东方的征服者；

在他身旁寸步不离地战斗

巨大的野兽搅得天翻地覆，

城堡里的野兽和所有守卫都坚持战斗，

在它的双眼之间

有一条像蛇一般的“手”。

皮洛士完成了迄今为止最远距离的海上大象运输。公元前281年，他带着20头大象横穿亚得里亚海（Adriatic）到塔伦特姆（Tarentum）。利用这些战象，他在赫拉克里亚（Heraclea）扭转了与缺乏应对战象经验的罗马人的战局，并于公元前279年在阿普利亚（Beneventum）再次击败罗马人。然而，在贝尼文图姆（Beneventum）的最后一场战斗中，他失败了，据说是因为一头丢失幼崽或者幼崽受伤的母象发疯所致。皮洛士被赶出意大利后，他继续在希腊和斯巴达的战斗中使用战象，包括围攻阿尔戈斯（Argos）。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使用象背上的高柜，弓箭手的装备也已经得到了完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城市的门洞太矮，无法让大象驮着象柜通过，所以他们不得不先拆除象柜，运进城里后再重新组装起来。皮洛士的失败是因为拖延，他被屋顶上的瓦片击中而当场一命呜呼。400年后，旅行者波萨尼亚斯（Pausanias）来到皮洛士尸体被焚处，那里有一座墓，墓地有一座竖立的战象浮雕。

安条克一世（Antiochus）是战象的另一个支持者。公元前275年，他发动了对毫无防备的高卢人的攻击，高卢人大惊失色，然后狼狈不堪地撤退了。虽然如此，但安条克一世还是对他的部队表达了不满：“可耻的是，我的部队，把这16头野兽（战象）当作他们的救星。如果这些战象的新奇外貌没有让敌人惊慌失措，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大约半个世纪后，当他入侵叙利亚时，他发现他的战象战法遭到了对手的反击。波利比乌斯（Polybius）记述了拉菲亚（Raphia）战役：

托勒密（Ptolemy）的战象中只有少数几头与对手接近，大象背上高柜中的士兵英勇作战，用长矛（pikes，sarissas）近距离刺杀，互相攻击；而大象自己也更加出色地战斗，在遭遇战时全力以赴，前额对前额地互相推搡……大象的象牙紧紧地锁扣，象鼻纠缠在一起，用尽全力互相推搡，竭力迫使对方让步，直到最强壮的大象推开对方的象鼻；然后，当胜利者一旦迫使失败者转身，它就用象牙刺破失败者的身体……[9]

最后结果是停战。正如人们从多次战争的结果所了解的那样，大象很少能决定战争的成败。安条克四世还利用战象不断地与犹太人作战。正如《马加比一书》（i Maccabees）所记载的，在同样的情势下，犹大·马加比（Judah Maccabee）进逼叙利亚的皇宫，那里有大象守卫：

从罗马的角斗士比赛到现代的马球比赛，大象一直被用于体育运动。图中是印度拉贾斯坦邦科塔（Kotah, Rajasthan，India）的两头战象，绘于1720年。

用葡萄汁和桑葚将大象唤醒，驱使它们投入战斗。战象分布在方阵中，每头战象后面都有1 000人，链甲和铜盔武装全身。每头战象还配有500名精挑细选出来的骑士，他们都预先驻扎在战象的营地：战象走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寸步不离。每头战象的背上都有一个结实的木制炮塔，以及一个特制的挽具。作为保护，象背上有4名战士和1名印度赶象人。

犹大·马加比的哥哥以利亚撒（Eleazar）将一头装饰华丽的大象误认为是皇家大象，他跑到大象的下面，将武器刺入象腹。大象倒了下来，他也被压死了。

皮洛士从意大利撤退后，主要的地区冲突是罗马——迦太基（Roman–Carthaginian）冲突。来自北非的迦太基军队在西西里见识了皮洛士的战象，于是便“紧跟潮流”也开始建立战象部队。也许这是北非象第一次像亚洲象一样被捕获和训练（尽管它们早就开始被猎杀了）。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北非象同样容易被驾驭。斯巴达雇佣军首领克桑提普斯（Xanthippos）成功地利用战象击退了罗马的入侵，迫使其迅速撤退；迦太基将军哈斯德鲁巴（Hasdrubal）、汉诺（Hanno）和哈米尔卡（Hamilcar）都使用战象，但结果好坏参半。哈斯德鲁巴丢掉了一小群战象，被罗马梅特卢斯（Metellus）俘获，用覆盖着泥土的木筏横穿墨西拿（Messina）海峡运回罗马。正如斯卡拉德（H. H. Scullard）在他对这一时期的经典研究著作《希腊和罗马世界中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中所写的：“有一点很清楚，罗马人显然认为迦太基提供了一种容易成为双刃剑的武器，他们自己的军队也可以用战象来杀敌。”[10]

亨利-保罗·莫特（Henri-Paul Motte）1890年的画作，描绘了公元前202年迦太基人把大象带到札马（Zama）参加战斗。

公元前221年，著名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入侵西班牙。随后，他带着37头战象渡过罗讷（Rhone）河向前推进，避开了大西庇阿（Scipio）的阻击，并越过8 173英尺（2 491米）的克拉珀（Clapier）山口，开始了他著名的翻越阿尔卑斯山之旅。尽管被山体滑坡阻挡了三个下雪的白天，但他却没有失去一头战象就越过山冈进入了意大利的北部。然而，当汉尼拔经过特雷比亚河（Trebia）战役后，他只剩下了7头战象。在随后的亚平宁山脉战斗中，汉尼拔失去了更多大象，并且在意大利南部逐渐被围困。为了挽救自己，汉尼拔动用了战象，但结果是白费力气。在梅托罗（Metaurus）山谷的战役中，战象们受惊后惊慌失措，四处奔逃，给双方造成了同样大的伤亡。随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经过多次战斗后幸存下来的最后一头可怜的战象，被他们自己的象夫用凿子凿进象脖杀死。50年后，当第三次布匿战争（ird Punic Warr）开始时，迦太基已经完全没有战象了。

H.卢特曼（H. Leu-temann）1865年的彩色木刻作品。该作品戏剧性地描绘了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过程。不过历史事实是没有大象坠落山崖。

1943年，威廉斯带着他的大象逃离缅甸，这是他著的《大象比尔》书中的一幅插画。

汉尼拔的长途跋涉远征仍然是战象历险的经典故事。1943年，著名的《大象比尔》（Elephant Bill，1954）图书作者、缅甸殖民时期的一名保护大象组织者威廉斯（J.H.Williams）在日本入侵前，不得不与妇女、儿童和大象一起踏上了史诗般的逃亡印度之路。威廉斯明确地把他翻越陡峭山脉的逃亡之旅与汉尼拔的远征相提并论。1979年9月，一些勇敢的马戏团主人和他们的大象甚至重复了汉尼拔的壮举，找到了征途中最艰险的部分——位于意大利和法国边界的克拉珀山口。

公元前81年铸造的钱币，一面是大象图案，被尤利乌斯·恺撒和其他许多罗马人用来表达权力；另一面图案为昆图斯·凯西里乌斯·梅特卢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Macedonicus），他是古罗马的将军。

就古罗马人而言，他们喜欢周围有一些大象，但很少在战斗中使用。传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把一头大象带到了英国（有人认为“恺撒”这个词实际上是摩尔人对大象的称呼），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当然，恺撒是带着40头大象凯旋罗马城的。和他的许多前任执政官一样，恺撒用大象图案铸造硬币，作为帝国权力的象征。不过，罗马帝国的权力主要表现是在各种各样的血腥竞技场、在娱乐中玩弄倒霉的大象，而不是将大象投入战斗中。正如李维（Livy）简洁地提到的那样：“大象战士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效果的名字而已。”

大象在后罗马时代的欧洲从人们的意识和观念中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大象作为战争机器那挥之不去的魅力，这后来在J.R.R.托尔金（J.R.R Tolkien）的奇幻小说《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中得到了体现。霍比特人山姆背诵了一首被认为相当荒唐的诗——《奥林帕茨》（Oliphaunts），在他们的社会里，这首诗被认为是完全虚构的。“托尔金”这个名字无疑源自中古英语的olifant或olifaunt，意思是“大象和象牙制成的号角”。象牙号角曾被使用过，最著名的例子是在公元778年比利牛斯山的隆塞斯瓦耶斯（Roncesvalles）隘口战役中被《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中的同名英雄使用过（可惜太迟了来不及拯救那场战斗）。在托尔金的史诗中，冒险的霍比特人后来确实遇到了真正的象牙号角和形似猛犸象的战象mûmakil。它们就像真实生活之物、攻城塔和勇士一样，有“像树一般粗的腿，张开后像巨帆状的耳朵，长长的鼻子像一条即将发动攻击的大蛇”[11]。托尔金再次回应了现实世界。在他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他写下了这些巨大的怪物从“中土世界”消失的故事，这就是一首大象的挽歌了。

然而，在东方，大象继续被用作战斗编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沙普尔二世（Shapur II，公元309—379年在位）是萨珊王朝（波斯第二帝国）最著名的皇帝之一，他用战象对抗罗马人，镇压苏萨市的基督教叛乱并将其夷为平地。1398年，帖木儿（Timur）和蒙古人进攻德里时，他面对的不仅仅是3万印度步兵，还有可怕的战象方阵。然而，帖木儿让水牛和骆驼驮上干草，驱赶到战象中间后点燃，让战象群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恐慌。巴布尔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缔造者，他在骑兵队伍的两边配备了战象，并用突厥文撰写了一部杰出的自传《巴布尔传奇》（Baburnama），其中一章是关于亚洲象的知识。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因拥有驯服大象的技巧而更为有名，他宣称自己拥有一份上帝赐予的天赋，可以操控那些发情时“杀死了它们的象夫，成为过失杀人者”的公象。阿布法兹勒（Abu Fazl）在他写的《阿克巴传奇》（Akbarnama）中盛赞了阿克巴。

印度因阿克巴神圣的降生而显赫，他对大象特别关注。大象无论在外形上还是在行为上都是极好的动物。如果就大小而言，我把它们比作一座山……我的尝试没有成功……如果我把大象在远见、智慧和卓识上与马做比较的话，真正的事情是无法说出的（显而易见，大象远胜于马）。[12]

在阿克巴的时代，他通过继承、捕获等手段，稳定保有了数千头大象。他还在战争和娱乐中留下了一些非凡的大象微型画像。他特别因征服穆斯林对手乌迪辛格（Uday Singh，Chitor）的堡垒而闻名；在1567年和两年之后，他征服了拉坦博尔（Ranthambhor）的要塞，这两次战争都使用了战象。正如阿布法兹勒记录的那样，战象是他权力的主要象征：

最大最强壮的皇家大象有“大象将军”的称号。当他（阿克巴）穿着昂贵的斗篷出现在宫廷时，一排大象在盛大的庆典中等待着他，他们用笛子、号角声和钹以及一场盛大的旗帜表演向他致敬……[13]

一头大象和战士们并肩战斗。公元1200年印度南部曷萨拉王朝（Hoysala Empire）的贝鲁尔·哈勒比德（Belur Halebid）画像石。

此后，在英国统治印度之前，大象在莫卧儿帝国作为仪式装备的地位似乎比战争机器更为突出。从印度往南，在锡兰（今斯里兰卡），自亚历山大时代起就给北方国王供应大象，军队有时也使用战象。《锡兰皇家纪事报》讲述了一个有关大象坎杜拉的故事。坎杜拉是一头战象，被锡兰用来抵御南印度泰米尔人的国王埃拉（Elala）的入侵。据说，战象坎杜拉勇往直前、冲锋陷阵，直抵埃拉城堡的大门前。在被火热的铁球和滚烫的沥青暂时击退后，坎杜拉跑到一个水池里，为自己的伤口降温，然后它又能量满满地回到战场，最后成功地撞开了城堡大门。

再往东一点，缅甸和它的邻国都有着高度发达的大象文化，包括战象。柬埔寨吴哥窟墙上的雕刻可以追溯到12世纪初，石刻的内容是大象在战斗。1283年，蒙古可汗忽必烈（Kublai Khan）率领的一支蒙古骑兵歼灭了缅甸国王的军队，包括击溃并捕获了国王的数百头战象。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生动描述了这场战争，他还指出，尽管大象作为本土野生动物几乎早已从中国大部分地区消失了，但大象在中国的文化礼仪中是非常突出和重要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了忽必烈的庞大指挥所：

忽必烈坐在一个巨大的木制的帐篷内，由四头大象牵拉着向前。大象的身体覆盖着厚厚的皮革甲胄（用火硬化处理过），甲胄上覆盖着黄金交织的布。许多弓弩手和弓箭手被安置在这个帐篷内，上面飘扬着帝国的旗帜……[14]

柬埔寨暹粒吴哥窟（Ankhor Thom, Cambodia）的战象画像石。

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们坚持使用大象：直到19世纪中叶，暹罗国王仍拥有一支400头训练有素的战象部队。这些战象身穿坚硬的皮革和铁板盔甲，驮着小型榴弹炮。然而，此后所有地方使用大象参加战斗的情况都有所减少，越来越多的大象因火器和机械化运输的出现而退出使用。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1824年的战争，当时卷入英法冲突的缅甸袭击阿萨姆邦，战争结果证明了大象不是英国火枪的对手。尽管如此，在1886年缅甸并入大英帝国前后，各方都利用大象来运送枪支、修建道路和桥梁，并在马匹和车辆无法使用的地方用大象运送人员。在印度的英国军队同样使用大象，同时出于对一些小部落的威慑作用，英军特地在与阿富汗接壤的边境部署了一支盎格鲁——廓尔喀大象中队。

随着地区冲突的发展，劳作的大象经常被拖回战场服役。威廉斯在他的经典著作《大象比尔》中说，他自己使用搬运大象来帮助盟军抗击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也使用大象部队强行穿越马来西亚丛林。交战双方都俘获有对方的大象，许多大象在交战中死亡或受伤。大象的这些用途一直延续到现代：越南国王在越南早期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使用大象作为丛林运输工具。在20世纪60年代，大象在开辟胡志明小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胡志明小道对越南抵抗美国进攻至关重要。柬埔寨军队也曾用大象对付越共。

喜欢寻找“战争古怪逸事”的人会发现自己被一些奇特的战场所吸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从汉堡哈根贝克（Hagenbeck）动物园征用了一头印度大象。大象珍妮被部署到法国前线，在那里她搬运了大量的物资、建筑用木材，并帮助耕种田地。哈根贝克动物园的另一头大象被派往比利时。1915年，它被汤玛斯·鲍尔（omas Power，TP）的《大事迹》（Journal of Great Deeds）杂志拍到正在搬运原木，记者给这张图片起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标题——《法国和比利时的森林：战争是如何摧毁它们的》（The Forests of France and Belgium:How War is Destroying The）。另一头亚洲象，“非正式隶属于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先生的部门”，被拍到正在谢菲尔德肮脏的铁路场中劳作，它正拖曳着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机器。

大象拉犁种地经常有记载，这也许是最早的记录：一幅中世纪版本的老普林尼《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的插画。

事实上，这种工作就是大多数活着的大象的用途：搬运重物（主要是原木）、在沼泽或山区开辟道路。早期的统治者利用大象为他们奢华的建筑工程运输材料。例如，据说帖木儿（Timur）在撒马尔罕（Samarkand）建造清真寺时雇用了一支由95头大象组成的常设分遣队。然而，大象最出名的是在英国统治下，被迫参与破坏它们自己在东南亚的栖息地。在整个暹罗、缅甸和苏门答腊，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很多国家都在砍伐森林，毁灭了数十万平方英里的硬木森林。1900年时还是2.5亿多公顷的热带硬木林到了2008年已减少到不足6 000万公顷，而这一数字仍在不断下降。没有大象的协助，许多事情都不可能完成。威廉斯记录道，他的一头伐木象班杜拉（Bandoola）在一个季节里，“开采了300吨柚木，从树桩到漂浮溪流的平均距离有两英里”[15]。20世纪初，亚洲森林里有数十万头野生大象，而今天则只有不到35 000头。与此同时，与1900年泰国驯养了10万头大象相比，尽管新的机会不断出现，但如今只有大约4 000头大象在工作。用大象工作的额外压力是，大象很少能圈养繁殖，因此仍然需要从野外捕获大象来不断充实。

无论滚动或拖动大量原木（有些重达4吨）有多么艰难，伐木大象的生活并没有完全被剥夺。至少它们得到精心照料，工作时间有限制，补充饮食中还加入了混合了脂肪、甘蔗的饭团和面包。在延长和必要的洗澡时间里，大象在几个小时里都与它们的象夫在一起，而且常被允许在天然的森林栖息地游荡，即便是一瘸一拐地走。与西方动物园相比，最好的照料无疑是让大象享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即便在各种大象孤儿院和保护区里也是如此。这些大象孤儿院和保护区一直努力收养那些被伐木业抛弃的大象，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拉曼·萨库马尔发现了三头活了75年以上的从事伐木工作的大象，“这在动物园是不可想象的”。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nadu）和缅甸的一些地区，能够比较自由活动的大象，表现出较高的繁殖率和较慢的数量下降速度。（相比之下，在西方动物园，除非从外部补充进新的大象，大象数量以每年8%的速度下降。这是因为园中的大象很少繁育，少于30%的大象能活过40岁。）

在印度，劳作的大象用象鼻卷起原木。

2004年海啸袭击了斯里兰卡和泰国的海岸线，那里的大象参与了救援工作，这也许是21世纪以来最著名的大象助人为乐的例子了。据泰国考莱（Khao Lak）海滩度假村的看象人说，在海啸袭击前，大象“哭得很不寻常”，然后跑到山上，停下来的时候只为了救出一些逃离的游客。不过，有人对大象无私地把人们带到安全地带的英雄故事表示了怀疑。科学家们指出，在斯里兰卡亚拉国家公园（Yala National Park）靠近海岸的地方，大象在海啸到来前没有向内陆迁移的行为。但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许多大象，连同鸟类和狗，对一些即将发生的变化会有预感。无论如何，在机械化起重装置赶来救援之前，大象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帮助清除残骸和寻找遇难的遗体。

2003年，萨库马尔估计有14 500~15 000头大象（约占亚洲总数的1/3）生活在不同的圈养状态下，大致情况细分如下：缅甸5 000头，泰国4 000头，印度3 500头，老挝1 350头，柬埔寨300头，苏门答腊362头，斯里兰卡227头，尼泊尔171头，越南165头。正如马克·尚德（Mark Shand）在《大象女王》（Queen of the Elephants）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这本书中，他生动地描述了一头大象与一名女看象人，非凡的帕尔巴蒂·比哈尔邦（Parbati Bihar），一起徒步穿越印度的故事——大象和管理者双双陷入了困境。随着对圈养大象的需求下降，野生大象数量开始增加，但它们的栖息地却不断地变小，因此与人类的冲突在不断增加。大象，无论是野生的还是圈养的，可以活动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在亚洲之外，也许有1 000头亚洲象生活在动物园或马戏团里（据一个组织估计，仅德国马戏团就有90头大象）。

如果你在谷歌网站搜索“马戏团里的大象”，你会看到一堆攻击虐待大象行为的网站，然而几乎没有一个网站为使用大象做辩护。可以说，在宗教崇拜的游行队伍中那些被装饰打扮的大象与在马戏团钻圈来取悦观众而装饰打扮的大象，或被用于“大象马球”游戏的大象之间，那条界线已经非常模糊了。然而，在西方，迫使大象站在球上用它们的头顶东西，同时站在自行车上或小凳子上保持平衡，这已经达到剥削大象的顶峰了。毫无疑问，这是始于古罗马的游戏。在那个时代，大象被驱赶着去和角斗士、狮子搏斗，或互相搏斗，以取悦马克西姆马戏团（Circus Maximus）那些嗜血成性的观众。但即便如此，如果说老普林尼在公元前1世纪的说法是可信的话，那么一头勇敢的大象就会在人群中引起共鸣的骚动。老普林尼还记录了大象已经学会跳舞，在钢索上保持平衡和投掷鹅卵石。

美国人对现代马戏表演的乱象负有主要责任——从1882年费尼尔司·泰勒·巴纳姆（P. T. Barnum）臭名昭著的“盗用”伦敦大象金宝（Jumbo）开始（可怜的金宝并没有活多久，在25岁时死于一场火车交通事故）。虽然马戏团已经发展到了20世纪，但现在你仍可以在网上看到马戏团管理员用驯象刺棒（Ankush）、带电的牛刺或简单的铁棒敲打表演大象的恶心视频片段。曾有一个著名的案例是“珍妮特逃跑”案。珍妮特是一头受惊的马戏团大象，1992年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湾（Palm Bay）“狂奔”，当时它驮着一名母亲和5个孩子。万般无奈之下，一名交通官员不得不射杀了它。由于没有经验，他用了34颗子弹才杀死珍妮特。2006年，林林兄弟（Ringling Brothers）马戏团因虐待大象而被告上法庭。每年有大约40名美国人（其中大部分是驯兽师）被表面上驯服的圈养大象杀死（更不用说许多亚洲驯象师的死亡了）。[16]最近最荒谬的例子是德国帕德尔伯恩市（Paderborn）的一个叫弗里德里希·里斯维尔德（Friedrich Riesveld）的大象管理员，他给便秘的大象斯特凡（Stefan）喂了22倍剂量的动物泻药、浆果和数蒲式耳[17]的梅子，然后用橄榄油灌肠。这些泻药和灌肠剂突然起了作用，200磅（约90千克）重的粪便倾泻而下，把这位可怜的管理员活活掩埋闷死了。

1882年的音乐封面插画描绘了巴纳姆马戏团著名的大象金宝。

一连串这样的例子也许能证明动物权利游说者的能力，而不是问题的实际规模和程度。一位研究人员指出，传统的系桩或用铁链锁象的做法不会让大象常见的机械穿行或摇摆行为的发生率更高，也不会有更多的古怪行为；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大象在马厩或狗舍中受到的待遇与其他物种一样好。[18]这当然忽视了大象与马或狗之间的巨大差异。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怀疑马戏团的表演几乎没有教育目的，而且旅行大象的生活与野外的大象相比，不得不在休息时被关在笼子里或被锁在笼子里，在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它们与野生的大象相比，过着相当悲惨的生活。

至少已经有一些马戏团试图采用更人性化的方法来驯服大象，拉尔夫·海尔弗（Ralph Helfer）就是其中之一。海尔弗以在令人吃惊的5 000部好莱坞电影中充当驯兽师而闻名，他用温柔和奖励作为他的主要工具，让很多动物变得顺从，即使是狮子和大象也是如此。海尔弗的书《大象摩多克》（Modoc，凯文·科斯特纳主演了同名电影）并不完全是它的副标题所说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大象的真实故事”。一位尖锐的评论者指出，在海尔弗曾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林林兄弟马戏团，至少有三头大象叫摩多克（Modoc），这三头大象中没有一头活得很久。尽管如此，作为一部小说，《大象摩多克》是一个催泪弹，它激发了许多读者前往田纳西州霍恩沃尔德（Hohenwald）——真正的大象保护区参观的念头，海尔弗也曾参与其中。其中，海尔弗买下了一头受虐待的、危险的大象，它名叫米斯蒂（Misty）。海尔弗把它带到了霍恩沃尔德。这头大象的故事让人想起了摩多克的故事，因为它在霍恩沃尔德找到庇护所之前被从一个马戏团卖到另一个马戏团。霍恩沃尔德占地2 700英亩，是美国为数不多的接收被马戏团和动物园丢弃的大象的地方之一，大象在这里能体验自由自在的生活。

1899年林林兄弟马戏团的大象铜管乐队海报。

在西方和亚洲，出现了相当多的大象庇护所，用来接收大象孤儿以及因动物园和伐木营数量不断减少的退休大象。即使在庇护所，不管是为了教育和保护的目的，还是大象为帮助自己而赚钱的论点，人们都很难避免有这样一种感觉，即大象正因人类娱乐而被剥削。一个例子是大象木琴乐队，它是由理查德·莱尔（Richard Lair）和大卫·索迪埃（David Soldier）在泰国大象保护中心策划的。请买CD！他们宣称是大象自己创作的音乐。顺便说一句，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伟大的法国散文家蒙田（Montaigne）在给雷蒙德·塞邦（Raymond Sebond）的一次道歉中让我们记起历史学家埃利安（这儿是一个1603年的翻译）：

来自日本动物园的一幅画作《大象》, 创作时间是1871—1889年。画上的签名是“河锅晓斋”（Kyosai，日本幕府末期至明治时期的浮世绘画师），印章是“小泽一郎”（Issho keiko，他有句名言是“终我一生都在练习”）。

他声称看见一头大象，每条象腿上都挂着一个铜球，一个拴在他的象鼻上，当听到铃声时，所有其他的大象都围成一圈跳舞，时而高高地站起来，时而低伏，完全按照一定的节奏，就像乐器在指挥那样。埃利安对这种和谐非常欣赏……因为不愿意被主人责骂和殴打，一些大象就被迫按照音乐的旋律花更多的时间小心翼翼地反复练习。

当然，这对大象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

另一个明显更温和的例子是泰国的亚洲象艺术与保护项目，该项目通过出售大象自己的画作筹集部分资金来支付照顾大象孤儿的费用——正如他们的使命声明所宣称的那样，这一想法无疑“超越了艺术作为慈善的界限，同时质疑我们对艺术家的概念和含义！”花400美元，你就可以买到一幅无毒（non-toxic）的画——大象们似乎也会发展出个人的风格。[19]

大象的画作。

此外，所有的“象背狩猎”活动最近都在激增——几千年来在亚洲已经司空见惯的事情，在非洲仍然是一种新奇的事物。我发现，在津巴布韦和南非，通过眼睛和指尖接触与大象交流是一种充满感情和敬畏的经历；但骑在一头大象背上，对我的影响再大不过了——在我看来，这只是我们人类自鸣得意的优越感和控制欲的又一延伸。当大象被用作《体育画报》的比基尼模特、女演员卡梅隆·迪亚兹（Cameron Diaz）的背景和马车畜力时，虽然为促进保护大象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但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情况就是这样。许多人现在反对象背狩猎，捕获大象的方法也正受到广泛的挑战和质疑，内华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NSPCA）在南非的野生动物部门负责人里克·艾伦（Rick Allen）表示：“任何声称这种商业用途的捕获和训练符合环境保护利益的说法都是夸大其词。”[20]2007年底，南非一家法院做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裁决，裁定支持SPCA诉讼，阻止一家旅游公园捕获和训练专门用于“狩猎”的大象。2008年2月，南非立法禁止捕猎大象用于狩猎或马戏表演。就像演讲人彼得·乌斯季诺夫（Peter Ustinov）曾经打趣的那样：“这种感觉甚至不太舒服，因为在韦士柏摩托（Vespa）[21]上有比大象背上更大的空间。”

大多数大象作的画都是“抽象的”。13岁的母象图克塔（Tukta）创作了更多自然主义的画作。

这些圈养大象的行动有时离那些比较古老的动物圈养地不远，那就是动物园了。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动物园也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大象自然也是一种赏赐。早期的埃及法老可能把大象囊括在野生动物的收藏中。公元前1000年左右，传说中的所罗门除了用象牙制作奢华的王座之外，还可能拥有多头大象。当然，公元前630年左右，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已经有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动物园”，那里有不止一头大象。亚历山大大帝把大象送回马其顿，请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研究，一些希腊城邦也圈养了大象。公元前280年左右，托勒密二世在亚历山大城建成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收藏馆，为此举行的游行仪式持续了一整天的时间，其中包括作为代表性的96头大象。早期中国也建立了动物园，周文王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建立了一座占地1 500公顷的“智慧园”，也称为“灵囿”。正如马可·波罗所见证的那样，虽然大象总是吸引人们的中心动物，但只有在元朝忽必烈时期才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大象存在于中国的动物园中。

至少已经有一些大象到达了日本：《大象大引进》（Big imported elephant）是芳豊歌川（Yoshitoyo Utagawa，1830—1866）在纸上创作的一幅版画。

对于美国动物园里的这头大象来说，水管勉强算是一条河的替代物了。图片拍摄于1926年。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西方，大象消失到几乎神话般的境界了，直到真正的大象再次开始被引进，首先是作为礼物送进了统治者的私人动物园。查理大帝的大象，是哈伦·拉希德（Harun al Rashid）送给他的，也是最著名的；其次是腓特烈二世、洛伦佐大帝和路易十四等人获得的大象。到16世纪末，欧洲和英国圈养了许多大象，它们处于一种“战斗动物和庞大的珍稀玩物之间的模糊不清的位置”[22]。

埃里克·巴拉塔伊（Eric Baratay）和伊丽莎白·哈多因-弗吉尔（Elisabeth Hardouin-Fugier）在他们的优秀著作《动物园》（Zoo）中详细描述了从皇家动物园（或称为“皇宫”）和“旅行集市”到现代动物园的转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动物园直到19世纪才具有了它现代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公共资助的机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而且还担负着物种保护和研究的角色。随着动物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伴随着新的城市财富和科学好奇心的增长，圈养的大象数量也随之增加。2002年，国际物种信息系统成员在世界范围内列出了100头公象和378头母象。2006年，一个网站列出了欧洲动物园的296头亚洲象和北美动物园的144头亚洲象。[23]（没人知道有多少大象遭非法关押。）因此，在过去几年里，公共机构中的大象数量一直相当稳定。

日本野生动物集：大象群嬉图，创作于1863年的木版画。

然而，保留这些大象的理由正日益受到质疑。华盛顿特区国家动物园的佩珀·龙（Peper Long）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这一教育观点：“对于每年来到国家动物园的180万人来说，活着的大象是无可替代的。”[24]许多人断言，现在的电影片段是如此美妙，以至于没有必要再将大象关在笼子里。今天，虽然大象的生理和行为知识被人们更多了解（事实上，人们通常只能通过动物园的动物获得相关知识），圈养大象的环境也逐渐改善，但大象本身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前不久，《时代周刊》援引一位动物园园长的话说，“在多年后得出结论——动物园根本不可能满足大象的需求”[25]。

另一个常见的理由——这种圈养计划对于补充野外濒危的大象种群至关重要——仍然令人怀疑。圈养的大象还不能自我补充数量，替换和补充大象必须从野外捕获。卡尔·哈根贝克（Carl Hagenbeck）是最著名的表演大象企业家之一，他发现自己“经常不得不杀死”母象，让它们的宝宝从捕获中幸存下来。[26]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虽然今天更多的母象在圈养状态下能生出幼崽，但大多数都是死胎或在6岁前就死亡了。没有一定规模的圈养的大象家庭，人工授精虽然是可能的，但仍然很困难；另外，将公象运送到其他地方与母象交配，运费高昂是一个方面，而且运送的压力也很大。因此，一位研究人员将他的文章命名为“动物园里的亚洲象面临全球灭绝：动物园应该坦然接受这必然发生的事吗？”（Asian Elephants in Zoos Face Global Extinction: Should Zoos Accept the Inevitable?）[27]尽管如此，饱受争议的林林兄弟马戏团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既带防御性又自吹自擂的告示：

林林兄弟与巴拿姆贝理马戏团（Ringling Bros. and Barnum&Bailey）曾是世界上最好的马戏团。值得注意的是，除坦帕（Tampa，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一座城市）外，林林兄弟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亚洲象繁殖群。如果没有林林兄弟对亚洲象所做的一些工作，不管是对是错，亚洲象可能在50年或100年后就不存在。这就是事实。[28]

“可能”还不是一个“事实”，这种工程是“对还是错”肯定存在争议，而这则广告巧妙地概括了影响大象驯化的困境和复杂的情感。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讨论最后一章的话题：在当今变得越来越发拥挤的世界中保护大象。

[1] Karl Gröning and Martin Saller, eds, Elephants: A Na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 (Cologne, 1998), p. 134.

[2] Stephen Alter, Elephas Maximus: A Portrait of the Indian Elephant (Orlando, fl, 2004), p. 154

[3] Raman Sukumar, The Living Elephants: Evolutionary Ecology, Behaviour and Conservation (Oxford, 2003), pp. 72–4.

[4] 位于印度卡纳塔克邦的北部。

[5] H. H. Scullard, The Elephant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 p. 34.

[6] Lyn de Alwis, ‘Working Elephants’, in Illustrated Encyclopaedia of Elephants, ed. S.K. Eltringham (London, 1997), p. 119.

[7] 迈索尔，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城市，在英国占领印度之前，是一直统治卡纳塔克邦大约150年的迈索尔王国的政治中心。

[8] Gröning and Saller, Elephants, p. 118.

[9] Scullard, The Elephant i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 p. 132.

[10] Ibid., p. 151.

[11] J.R.R. Tolkien, Lord of the Rings: The Two Towers (London, 1979), p. 336.

[12] Alter, Elephas Maximus, p. 157.

[13] Gröning and Saller, Elephants, p. 142.

[14] Ibid., p. 193.

[15] J. H. Williams, Bandoola (London, 1953), p. 128.

[16] 参见：www.deselephantsetdeshommes.com for regular updates on such incidents.

[17] 英美制容量单位（计量干散颗粒用），英制1蒲式耳合36.37升，美制1蒲式耳合35.24升。

[18] Ted H. Friend, ‘Behaviour of Picketed Circus Elephants’, Applied Animal BehaviourStudies, lxii/1 (1991), pp. 73–88.

[19] 参见：www.elephantart.com.

[20] Sharon van Wyck, ‘Back to Front’, cited in Earthyear, i (2004), p. 58.

[21] 一种意大利产低座摩托车。

[22] Eric Baratay and Elisabeth Hardouin-Fugier, Zoo: A History of Zoological Gardensof the West (London, 2004), p. 36.

[23] www.asianelephants.net.

[24] ‘Zoos’ Pachyderms Pack a Challenge’, Herald-Times (20 June 2006).

[25] Michael D. Lenswick, ‘Who Belongs in the Zoo?’, Time (19 June 2006), p. 50.

[26] Baratay and Hardouin-Fugier, Zoo, p. 114.

[27] Paul A. Rees, ‘Asian Elephants in Zoos Face Global Extinction: Should Zoos Accept the Inevitable?’ Oryx, xxxvii/1 (2003), pp. 20–22.

[28] Jack Hanna, Director Emeritus, Columbus Zoo, from interview with Centre Daily News on 15 September 2006: www.asianelephants.com.

第五章

保护大象

Chapter Five Conservation

野生大象现在的处境——与其他大多数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有魅力的巨兽”一样，通常都是很糟糕的。近年来，动物园和国家公园、国际保护机构以及政府立法都在试图扭转这种趋势，但他们的努力都显得后知后觉；大象生存环境几乎完全被人口增长压垮了，而现在还面临恶劣的气候变化。原因很简单：人们为了获取象牙杀死了太多的大象，又大肆侵占了大象的原始栖息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类一直在捕猎大象，用途也很多样，有些贱如草芥，有些却被视为珍宝。虽然人们活捉了很多大象，用于战争、马戏团、动物园、食物、伐木和宗教，但这与获取象牙而猎杀的大象数量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

人类对象牙的贪欲简直就是大象的诅咒；贸易的历史有多悠久，象牙的贸易几乎就有多久远。或许猎取象牙原本出于对自然死亡动物的利用；古代西伯利亚人只是把猛犸象牙用来支撑帐篷，后来发现还可以卖给中国人。最终，象牙贸易蓬勃发展起来，据估计，从1825年到1914年，仅雅库茨克港就出口了2 000吨象牙。尽管苏联逐渐限制了象牙贸易，但是时至如今，在形形色色的“化石象牙”掩护下，依然进行着各种象牙交易。

千百年来，各色人等把控象牙贸易：哈拉帕人（Harappan）[1]、腓尼基人（Phoenician）[2]、罗马人和帕提亚人（Parthian）[3]。他们依次控制着象牙进入欧洲和中东的主要路线，或者守着进入中国的丝绸之路。北非大象的灭绝极有可能就是由罗马帝国末期的象牙猎手造成的。就在公元77年，普林尼还曾抱怨过象牙的短缺。在非洲其他地区，外地的交易者将当地人对象牙轻微而自然的利用变成了一场大屠杀。阿拉伯奴隶贩子、葡萄牙商人和斯瓦希里中间商促使象牙贸易走出东非——大部分都去了印度。奇怪的是，人们认为非洲象牙比亚洲象牙更精细。由于亚洲象牙也经常在宗教仪式中被焚烧，所以欧洲的雕刻师用海象牙和河马牙作为来自埃及、埃塞俄比亚以及西非象牙的补充品。

在欧洲中世纪，人们认为象牙来自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4]的神话王国，而在另一个神话里，象牙是独角兽的犄角，也是贞操的象征，因而是专门用于献给圣母玛利亚的宗教标识。在十字架、二联画和三联画上描绘了大量的《圣经》场景、圣物、牧杖、念珠和其他宗教物品和雕刻。（奇怪的是，但丁把象牙描写为虚假的象征。）14世纪，象牙在许多世俗物品中得到了广泛使用：鞋匠的尺子、纺锤、沙漏、皮带扣、记述新发现经典场景的匾额、首饰盒盖、镜子、写字板、匕首柄、猎鹰钩架、马鞍、骰子盒、竖琴架、勺子和粉末瓶，甚至还用来制作鞋子和溜冰鞋。[5]历史上最精美的雕刻作品中都少不了象牙雕刻的身影。

大屠杀——20世纪初的东非象牙仓库。

据估计，在16—18世纪，平均每年从非洲运出的象牙超过100吨；在这段时间后期，仅印度每年进口就达250吨以上，其中很多象牙在莫卧儿的工坊经过精心雕刻后再运回到西方。15世纪，葡萄牙企业家使贝宁当地的雕刻传统有了很大改观，他们着力培养与皇室传统的联系，将欧洲对奢侈品的需求扩展到梳子、刀柄、国际象棋、镶嵌家具等百余种。[6]日本人发明了一种独特的象牙雕刻技艺“根付”（netsuke），然后将这些小小的雕刻嵌到男性的腰带上。（这些东西很有价值：如果访问洛杉矶警察局网站，你会在盗窃艺术品部分发现一件失窃的19世纪优美“根付”，描绘了中国儿童与一头大象玩耍的情景。）从苏格兰和迪耶普（Dieppe）到撒马尔罕和香港、京都和大阪，各地最终都形成了专业化的象牙雕刻技艺。

看起来并不舒服的象牙“马鞍”，来自芝加哥的哥伦布纪念博览会，1893年。

18世纪和19世纪，美国、欧洲和中国对象牙的需求增长最为显著。欧洲的殖民统治，伴随着前装式火枪改进为后装式火枪的武器发展，这可能使得除上述用途外的另一件事情极易得到满足——钢琴键和台球。美国的钢琴产量从1852年的9 000台飙升至1910年的350 000台。所有的琴键都使用多孔的、富有质感的象牙制成——每副琴键需要一磅半的象牙。在同一时期，仅英国每年就进口约500吨象牙，约占全球需求量的一半。这意味着可能每年有65 000头大象死亡。非洲的中间商像臭名昭著的蒂波·蒂普（Tippu Tip）[7]一样肆虐猖獗。桑给巴尔岛是主要的流通渠道，数以千计的象牙与奴隶前后脚地从那里运出东部非洲，被用于印度的婚礼手镯和中国的雕刻工艺品。

奴隶制和开采象牙的内在暴力对非洲海岸及内陆的生态和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在19世纪初叶，恰卡祖鲁王国的崛起就是与之相关的一个例子。当亨利·莫顿·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8]穿越刚果时，他与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9]有一段传奇的交集，他做出了如下的推断：

每获取一磅象牙都意味着有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为此丧命，每获取五镑象牙则意味着一间小屋为此被焚毁，每获取两根象牙则意味着整个村子被毁掉，每获取二十根象牙则相当于毁掉了整个地区内的人口、村庄和种植园。[10]

正如亨利·赖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在其小说《迈瓦的复仇》（Maiwa's Revenge）中描绘的那样，非洲的奴隶们被迫将象牙运至海岸。

除了纯粹的利润外，男性的虚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长獠牙动物”的诱惑就是教训——这被永远地记录在罗兰·沃德（Rowland Ward，英国动物标本剥制师）最丑陋的奖杯简报中。它描绘了早期的猎人：象牙越长，男人越勇敢。在短短的100年时间里，大象的数量锐减，以至于猎人们自己也警告说许多地区的大象都即将灭绝。在1881年，电影《伟大的白人猎人》（Great White Hunters）的人物原型弗雷德里克·考特尼·塞洛斯（Frederick Courteney Selous）指出：“赞比西河南部的大象正在逐年减少，因此靠狩猎谋生几乎是不可能的。”[11]认真地讲，并不完全是为其辩护，像塞洛斯这样的猎人也会为欧洲博物馆提供“标本”而感到自豪。这种屠杀行为虽然很偶然，但也具有教育意义，从而引发了更为科学的动物原位调查。这种转变有一个例子。1905年12月6日，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召集了作曲家卡米尔·圣－桑在内的许多名人，成立了大象之友协会 ——这是同类组织中的第一个。一个叫保罗·希波（Paul Hippeau）的人作了一首打油诗调侃此事，节选一部分如下：

非洲的大象正在消失，

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事实。

如果我们不赶紧看看，

我们还能补救吗？

大象是人类之友，

比狗更坚定。

而现在轮到我们了

成为大象之友。[12]

在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观察到许多其他物种灭绝的同时，大象数量的骤减倒是激发人们想出了更多新的动物保护方法。大约在20世纪初，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设立了专门的动物禁猎区，比较有名的有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其他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保护区的进程较为缓慢。肯尼亚在1948年和1951年先后在察沃和塞伦盖蒂设立了禁猎区。（1951年，英国也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公园。）亚洲也开始设立禁猎区，例如印度在1905年设立加齐兰加（Kasranga）国家公园，1936年设立吉姆·科比特（Jim Corbett）国家公园。总的来说，亚洲的进程也相当缓慢，印度的第一座大象公园——纳加拉霍雷（Nagarahole）国家公园直到1955年才建成。1961年，泰国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公园——考艾国家公园（Khao Yao）[13]。老挝则更为落后，直至1993年才建立了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约占该国国土面积的21%）。这说明长期以来对于大象这样的个别物种保护的框架工作收效甚微。

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蓬勃发展并没有阻止象牙贸易，只是使其转变为另一种形式而已。对于偷猎者来说，集中在禁猎区内的大象成了唾手可得的资源。尽管全球对象牙的需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剧下滑，大象种群数量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灭绝的危险依然没有过去。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整个非洲禁猎区的自满被一波象牙偷猎高潮击得粉碎。对象牙的大部分需求来自中国，日本经济繁荣后对象牙也有了大量的需求。日本人制作的象牙hanko（签名印章）享有盛誉（仅在1988年就制作了200万枚）。象牙价格从1969年的每公斤5.50美元猛增到1978年的74美元，1989年则达到了每公斤300美元。在象牙贸易体系中，富人处于需求一端，当地的穷人处于另一端，中间商则有了获取暴利的机会。肯尼亚察沃保护区的大卫·谢尔德里克（David Sheldrick）与其他守护者发现，他们经常与配备了自动武器的重装偷猎者陷入持久战，经常还会以失败告终。

南非诸多私人保护区中的一个路标，最近增加了大象的标识。

他估算，到1976年，察沃的大象已经损失近半，此外还有部分大象死于一场特别严重的旱灾（1969—1970，有6 000头大象死亡）。伊恩和奥里亚·道格拉斯－汉密尔顿（Oria Douglas Hamilton）在马尼亚拉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与大象建立了密切的个体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为珍稀象群的大量消失而遭到破坏。他们的这些经历（在《与大象在一起》一书中有介绍）贯穿了整个大陆。（虽然对大象的威胁大幅减少，但仍时有发生：2007年6月，察沃有7头大象死于象牙盗猎。）

保护区内的各个政府要么太软弱，不能有效行事，要么实际上也是象牙贸易的同谋。此外，希望提供援助的西方机构在问题大小和处理措施上也一直弄不明白。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在与另一位肯尼亚动物保护者伊恩·帕克之间就在这些问题上产生了争议。其中一个问题是要查明那里到底有多少大象。由于低估了一些威胁因素，帕克估测的大象数量几乎是道格拉斯－汉密尔顿的两倍，他还主张在可控的条件下继续进行象牙贸易。虽然后来事实证明帕克错了，但是当时他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上风，这导致1973年签署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又名《华盛顿公约》）花了两年时间才将非洲大象列入其附录II，之后又花了12年的时间才认可了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对于大象即将灭绝的警示，并将其升级至附录I（亚洲象已经直接列入附录I里）。但这对于成千上万头大象来说已经太迟了。此外，象群的组成也被严重曲解，人们更倾向于选取长有长牙的大象或体形庞大的母象作为代表。

第二个问题的症结在于，CITES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合法的武装，即使在113个缔约国中也是如此。其规章制度中有太多漏洞，很难在现场对象牙的“合法”与“非法”、“加工”与“未加工”做出最终判别（最近的一份报告估计，在全球最大的电商易趣网上销售的象牙商品中有94%是非法的，目前易趣网已经禁止了此类交易）。更令人震惊的是，CITES有时是受象牙贸易商资助的，因此不愿意疏远与他们的关系。道格拉斯·查德威克（Douglas Chadwick）在他那本出色又令人恐惧的书《大象的命运》（The Fate of the Elephant）中提到，他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象牙商人将他们的产品征收自征税，并缴付到CITES的账户上。当时的日本人特别关注保留日本音乐文化的象征：巴奇（baachi），一种用于弹奏三味线（shamison，或称三线，琉球群岛特有的拨弦乐器）的巨大琴拨子，由一根单独的象牙雕刻而成，据称能发出一种独特的、有文化底蕴的、神圣的声音。此外，CITES公约组织负责人尤金·拉波特（Eugene LaPointe）多年来一直在钻法律的空子，为远东的企业主们投放了数吨“库存”非洲象牙。时至今日，无论对错，人们一般都会谴责CITES不去约束反而是积极地怂恿象牙贸易。2008年7月，CITES屈服于南部非洲国家的压力，允许他们在公开市场上投放大量的库存象牙，全然不顾东部非洲国家的抗议，后者认为这可能会重新刺激偷猎活动的兴起。事实上，据最新的估算，非洲因偷猎而造成的大象死亡率比20年前高出了8%。[14]

也就是说，在许多国家签署了CITES的1989年象牙贸易禁令后，尽管这可能不是唯一的因素，但贸易量的确有了显著下降。然而，这可能是错误地统计了那些难以杜绝的秘密流通量，特别是在苏丹南部和安哥拉南部的战乱地区。在后一种情况下，南非军队在20世纪80年代利用这种混乱偷猎象牙并在黑市上贩卖。一份报告声称，安哥拉的安盟部队为了支付南非的军事支援费用杀死了100 000头大象。那么，是通过一纸国际禁令将象牙贸易驱赶到地下了事，还是跟已经在津巴布韦和南非的一些地方实施的那样，某种程度上开放大象产品，到底哪种选择更好，大家始终争论不休。

道格拉斯－汉密尔顿与帕克之间的争论也凸显了第三个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制约因素，如国际价格、时尚潮流、当地政治、文化禁忌、土地使用模式、贫困以及短期和长期的生态变化，这些因素也能一定程度上减少大象种群的数量。现在，由于大象种群的分布支离破碎，每个种群受到的影响、面临的危险和占有的优势各不相同。因此，由国际组织制定的一揽子政策是不可能充分迎合所有情况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南部非洲和东非的分裂。亚洲象专家拉曼·萨库马尔在他的回忆录《大象的日常》（Elephant Days and Nights）里深入浅出地描述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贫富差距悬殊，各方纷争不断，穷人需要赶上富人，既需要现代化，也需要保护。当我们不顾一切地继续攻击地球的生命系统时，那些更具魅力的生物——美洲鹤、老虎、大象，它们的困境有时会触动我们的心灵。通常，当我们努力拯救一个物种时，会面临无数的问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生物的，这会让我们绝望地举手投降。[15]

至少在一个问题上，几乎各个方面都达成一致：一个主导性的因素是大象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栖息地和迁徙自由。在亚洲，这个原因要比象牙偷猎重要得多——尽管如此，那里也发生了毁灭性的偷猎事件，并且还在继续发生。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提一下来自南部印度的偷猎者维拉潘（Veerappan）[16]的“非凡”偷猎事业。这个匪徒卷入到几起谋杀案，携带着武器从斯里兰卡冲突中逃走之后一直行踪不定，遭到警察和突击队的长期通缉。他的情报网络比政府当局的还要复杂，而且他经常以“绿林好汉”的形象在一些村子里出现。他和跟他一样的偷猎团伙对印度南部大象种群中成年雄性的比例产生了显著影响。最新的调查表明，自从维拉潘死后，他曾经血洗过的卡纳塔克邦的大象数量从4 500头上升到6 000头。但另外一方面，根据最新报道，斋普尔省（Jaipur）[17]的象牙盗猎又开始“猖獗”起来。

栖息地的丧失对大象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一方面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稀少的大象开始近亲交配，群体可能会表现出遗传性缺陷。在亚洲，人们对于在种群之间迁移成年大象无计可施。在南部非洲这种情况则比较常见，但价格非常昂贵。（即使在驯化的大象之中，人们对这种多样性的丧失也是毫无办法，所以这些驯化大象几乎和野生大象一样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据估计，泰国在20世纪初有大约100 000头驯化大象，但现在仅有3 800头。）

最重要的是，栖息地的缩水导致人类与大象之间的冲突加剧。当然，大象总是掠夺人们美味的庄稼。可是谁能禁得住如此唾手可得又极富营养的庄稼的诱惑呢？这种情况在亚洲尤为普遍，因为亚洲人口最多，国家公园既小又疏于保护。例如，在印度的阿萨姆邦，20 000平方公里的森林保护区中有7 000个被非法移民占据。敬拜象头神伽内什的村民们用毒药、枪炮或在稻田上方架设电网，试图阻止大象破坏他们的庄稼。一头死象的身上被愤怒的村民画上了Dhan Chor Bin Laden（稻贼本·拉登）的涂鸦。2007年7月，阿萨姆邦的领导人罗桑·桑马（Rosan Sangma）声称，截至当年当地有27座房屋被大象摧毁，还遭受过一个有90头强壮大象的象群的破坏性袭击。在同一时期，尼泊尔报道了许多农民偷猎或杀害大象的事件。事实上，从任何一个月的报告中都可以发现，人们对亚洲和非洲这些悲惨的破坏农田事件的态度，与欧美地区对圈养大象的出生或死亡表现出的多愁善感，都会呈现出戏剧性的矛盾对立。

因此，在许多地区，大象保护的新重点是尝试处理好人类与大象之间的冲突，找到保护危险野生动物的同时又可以保护农民利益的方法。正如肯尼亚的理查德·莱基所认为的那样，人类和自然种群之间的福祉是可以相互依存的：

争夺自然空间和杀死动物不会带来繁荣……空气清洁，水源清澈，森林茂盛，而且国民衣食丰足，教育优良，适度富足是我们肯尼亚的目标。拯救大象是一种象征——也是实现这些伟大目标的途径。[18]

津巴布韦的“营火项目”（原住民社区公共管理项目）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们将狩猎和旅游收入直接返还给当地的学校和诊所。虽然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由于时任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统治下的社会治安恶化，这些项目也受到了影响：即使是马泰奇西北部被吹嘘为“总统象群”中的大象，虽然宣称受到穆加贝自己颁布的总统令的特别保护，但还是受到了偷猎者的威胁，而这些偷猎行为正是由当地军阀甚至政府部长与国外的猎人串通组织的。人们还尝试过其他的威慑方法，比如使用墙壁、壕沟、电网或种植具有驱散作用的辣椒。最新的实验是播放据说大象特别讨厌的蜂群录音。

在博茨瓦纳的乔贝河里，两头年轻的公象进行争夺地盘的搏斗练习。

也有一些大象成为人们领土争端的牺牲品：有些大象因无意中踩到了战区的地雷而丧命。在缅甸叛军与执政军政府进行过激烈交火的边境地区，这种情况尤其频繁。1999年，人们在那里救起了一头大象，取名为“穆塔拉”。穆塔拉踩中一枚杀伤性地雷后，在泰国北部南邦（LamPang）的专业大象医院进行了截肢手术，也因而成为全球瞩目的明星。6年后，人们为它装上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象假肢。古希腊众神曾将象牙质地的假肩赐予了弗里吉亚（Phrygia）[19]的佩洛普斯（Pelops）[20]，而现在却反过来了，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象已经被挤压到了过于狭小的空间里，而且越是在管理和保护成功的地方，大象的密度就会越大，这是一个十分让人头疼的矛盾。然而，我们也很难知道那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正如大象生物学家鲁迪·范阿德（Rudi van Aarde）所说：“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能对大象数量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围绕大象管理的问题发生稀里糊涂的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21]在开始讨论一个特定区域“应该”有多少头大象之前，人们需要知道那里已经有多少头大象。这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容易。不仅是因为大象本身行踪不定，像巨大的灰色幽灵一样融入茂密的植被或崎岖不平的地形，而且它们还经常在国境线上来回穿梭，这使得通常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精确计数变得尤其困难。

在亚洲，野生大象的数量估计在40 000~52 000头之间。有一些地区进行过更为密切的监测。例如，在印度南部，2002年按地区进行的数量普查结果已经向公众发布——虽然这里的研究人员都质疑过他们调查方法的准确性，而且也确实有可以怀疑之处。[22]如今，整个印度的野生大象有26 000~35 000头，零星分布在大约300万平方千米的栖息地上。1980年以来，大象数量已经有所增长，当时估计有15 600头野生大象（尽管其中一些增加可能源于监测技术的进步）。南部印度数量最多（约15 000头），其次是东北部（约11 000头）。

印度，骑象旅行的人。

其他12个亚洲国家的大象数量仍然很少，缅甸大约有4 500头，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各有3 000头，越南只有100多头。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中国、老挝和柬埔寨这些国家可能分别只剩下几百头野生大象。因为当时没有可靠的估算数据，大象的数量可能曾经即使不是以百万，也是以数十万计，但如今却都已零落不堪。因此，绝大多数种群的隔离都对遗传多样性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生态学家们正在讨论将“岛屿生态学”（岛屿受到自然环境的隔离，生物的迁移会受到限制，生物的种间关系及物种多样性也会受到影响）的原理应用于它们。

在这方面，苏门答腊岛的情况很有代表性。虽然它本身是一个岛屿，但这里还有更小的受威胁大象群“岛屿”（你会记得它们可能演变成一个独特的亚种）。最近才进行的有效调查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分类的44个独立的大象群体中，估计现在共有4 500头，有几个种群似乎已经消失了。在武吉·巴里杉·西拉坦（Bukit Barisan Selatan）和外港巴斯（Way Kambas）这两个主要的公园中统计到的大象数量分别只有498头和180头。尽管存在一些偷猎行为，但主要威胁仍然是由伐木和其他农业造成的栖息地丧失；据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估计，按目前的速度，到2010年武吉公园70%的面积将会变成农田。当地人们防范大象侵害庄稼的方法通常是要求政府将它们移走，而且一些大象培训中心已经开始接收人们捕获的大象。研究员乔安妮·蕾莉（Joanne Reilly）曾经驱车1 500千米，将一次农作物突袭后遗留下的一头三个月大的小象送往塞班加·杜里（Sebanga Duri）培训中心。“小维维”，正如它的名字，曾在一段时间内茁壮成长，但在空运到爪哇的动物园时死亡。它的命运令人相当沮丧。[23]简言之，尽管印度尼西亚自1931年开始从技术上保护大象，但这些措施对于现存大象来说都难以奏效。

而在非洲，不管怎么样，还是达成了一个笼统又含糊不清的共识：在1900年依然有数百万头大象。当时的估算非常粗略，虽然如今有了广泛的航空调查、粪便计数以及各种复杂的推算模型，精确度也只是稍有改观而已。非洲2 3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超过22%的面积有大象分布，但只有1/3的范围属于保护区；实际上他们只调查过一半的范围，甚至有些数据已经有10年没有更新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简称IUCN）[24]2007年的最新调查，在“确定”“可能”“或许”以及坦率的“推测”等字眼下，估算出在非洲范围内共有约472 000头大象。其中，南部非洲（300 000头）和东非（137 000头）占绝大多数。在中非茂密的森林里，大象更是难觅踪影，而且也缺乏法律和行动上的保护。西非的大象数量已经下降到7 500头左右，实际情况甚至比这更糟糕。

大多数西非大象分布在加纳和马里，但分散在森林和热带稀树草原之间，经常穿越边界跨境迁移：最大的一个象群横跨贝宁、多哥、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半沙漠化的萨赫勒除了一个500头大象的象群之外，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大象了，它们的困境是大多数象群的缩影。直到20世纪80年代，廷巴克图（Timbuktu）[25]南部地区人与大象之间的冲突已经解决。因为这里大多是图阿雷格人或其他有亲缘关系的游牧民族，他们也跟大象一样，跟随着水源和草料场迁徙500多千米或者更远。然而，现在随着该地区的干旱，人类和家畜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在少数几个绿洲周围久居不动，因此大象的迁徙路线有被切断的危险。尽管在当地的经济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体系下签署了各种国际保护协议，但是各国政府协调和实施保护战略的能力还是跟往常一样薄弱。所以，包括“拯救大象”在内的大多数西方机构通常都用无线电项圈追踪大象，并与社区的人们进行协商以保持这些迁徙路线开放，让大象群体能够存活下去。[26]

中部非洲广泛覆盖着赤道森林，是环纹森林象的主要栖息地。因此，合法和非法的伐木成为一个主要的威胁，因为这为象牙偷猎者和丛林兽肉贸易商在原本难以进入的地区开辟了一个通道。2004年，CITES进行了一项名为“监测非法捕杀大象”（Monitoring the Illegal Killing of Elephants，MIKE）的调查，对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保护区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加蓬拥有的大象数量占中非大多数。但是，捕杀大象的实际水平仍然难以估算。然而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与邻国卢旺达的毁灭性内战导致了大量的大象丧失栖息地，还有因贫困引发的大象肉类消费，另外，非法象牙也主要通过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源源不断地流出。（1899年，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出版了一部有关刚果的中篇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其中那个臭名昭著的角色库尔茨的后继者还在继续开展他们的交易。）

东非——主要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都有自己的保护方法。塞伦盖蒂、恩戈罗恩戈罗、马赛马拉和察沃差不多是大象的代名词。也许最出名的大象图片莫过于这样一张——性情平和、皮糙肉厚的象群正在穿越黄色的非洲大草原，它们的背后是悬浮在半空中的乞力马扎罗山雪顶。大部分研究人员和活动家都从这里开始他们的工作并为该地区的大象事业鞠躬尽瘁：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和达芙妮·谢尔德里克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们继续在内罗毕附近经营他们的大象孤儿院；戴维·韦斯顿、乔伊斯·普尔、辛西娅·摩斯、凯蒂·潘恩开创了大象次声交流声音录制的先河；还有可敬的理查德·莱基，他建立了肯尼亚野生动植物保护局，并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名为《野生动物之战：我为拯救肯尼亚大象而战斗》（Wildlife Wars: My Battle to Save Kenya's Elephants）。

莱基的书中讲述了一个可怕又熟悉的故事：偷猎象牙和杀死偷猎者；腐败和低效的政府；人类贫困的压力和大象栖息地的丧失。莱基最担忧的问题是偷猎：他曾亲眼看见肯尼亚的大象在10年之内从1979年的100 000头下降到1/5。坦桑尼亚的塞卢斯国家公园（Selous National Park）情况也与此类似，遭受了同样毁灭性的损失。然而，在大象被列入濒危动物名单并且限制了象牙贸易之后，大象的数量已经有所恢复——至少在坦桑尼亚（2007年约有108 000头）、肯尼亚（23 000头）和乌干达（2 300头）是这样的；苏丹、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的大象分布比较零散，具体状况还不为人所知。莱基做过各种努力，他曾在1989年组织了一场著名而富有争议的公开焚烧大量肯尼亚库存象牙的活动（2007年，乍得也效仿过此事，但是规模小得多）。但如今只有坦桑尼亚还在实施大象协调保护策略。

然而，随着许多地区大象种群的部分恢复，人与大象的冲突也在增加。在一些地区，像伊恩·帕克这样的管理者开始主张，主要的问题不是偷猎，而是栖息地缩水；问题也并非是死了太多的大象，而是现有栖息地内的大象太多了。因此，20世纪60年代初，在察沃开始选择将富有争议的“选择性捕杀”政策作为一种管理策略，而帕克自己则从1965年起在默奇森瀑布国家公园组织了捕杀活动。他们称之为“科学性收割”，通过加工和销售大象产品获取资金。彼得·比尔德是一个大型野生动物狩猎猎人，他加入这项捕杀活动并很坦率地将此事记录在他的《狩猎的终结》（The End of the Gam）一书里。

非洲南部的大象数量问题更加突出，这显著影响了大象种群的转变。在这里，大象也成了更广泛的动物保护工作的最重要的“基石”象征，就像它曾经是猎人实力的主要标志一样。据称，这些体毛浓密的男人所青睐的“原始”欲望已经被冠以一个全新的概念——“绿色狩猎”。在与克鲁格毗邻的一个保护区内，猎人们先是购买带有麻醉剂的镖头投射大象而不是将它们直接杀死，然后用无线电项圈将它们定位。这与他们19世纪的猎人前辈有点相似，这样既可以填满他们的“袋子”，对科学也有所帮助。然而，从致命狩猎到绿色狩猎的“转化率”尚不明朗，而且，尽管这种从大象身上获利的行为已经温和了很多，但一些动物权益保护者依然对此持反对态度。

今天，一根长长的象牙意味着一个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物种基因，而不是一个濒危的标志。因此，大象的生存情况也是动物保护行为的一种真实体现。在肯尼亚，人们的目光被马萨比特（Marsabit）的传奇人物艾哈迈德吸引；在南非，克鲁格的大象牙充斥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如安东尼·霍尔－马丁的书《豪勇七蛟龙》（The Magnificent Sev），以及近期的《非洲的象牙》（Great Tuskers of Africa）都用保罗·博斯曼（Paul Bosman）的画当作插图。人们为象牙命名、追踪甚至在大象死掉之后把它们当作人一样进行哀悼。

我在本书开头提到的阿多的故事就发生在我家附近的保护区，是南部非洲转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8世纪和19世纪，整个南非开普殖民地像大部分次大陆地区一样，大象栖息地都被剥夺了。在阿多最茂盛的大戟植物灌木丛里，有一小群大象存活到了20世纪。这群大象的谨慎合乎情理又有点激进，它们周期性地突袭森迪斯河沿岸新建的柑橘农场。人们雇用了一位名叫梅杰·比勒陀利乌斯的专业猎人来对付它们。到1925年，比勒陀利乌斯把象群降低到了（他认为）16头——其他人则认为可能仍有多达50头。无论如何，比勒陀利乌斯的胃口和公众舆论都在悄然转变，决定宁愿把幸存的大象围到一个保护区内保留下来，将它们封闭在由铁路轨枕和电缆组成的坚固屏障之内。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内的大象。

如今，阿多大约还有400头大象，其中大部分是原始群体的后代，遗传史上来自克鲁格的一些引进品系。而且，由于收购和增加了邻近的农场，它们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原来面积的5倍。在这个问题上，阿多也反映了南部非洲野生动物园更广阔的历史，从一开始的摇摇欲坠到现在旅游驱动下的扩张。今天的人们正在努力建立所谓的“和平公园”，跨边界连接现有保护区和走廊，这对缓解保护区内的大象数量压力可能有很大作用。

在阿多的这群大象中，声音、触觉和姿势的交流非常复杂——这是选择性捕杀争论的一个因素。

破坏植被的大象：这头“大脑袋”大象将一棵树连根拔起，选自19世纪90年代一个不为人熟知的英国期刊，保留着不精确的艺术化惯例。

南非最重要的保护区，克鲁格国家公园，始于19世纪后期，当时是白人政治精英的狩猎保护区。（人们普遍认为，这不是由顽固的总统奥姆·保罗·克鲁格[Oom Paul Kruger]发起的，只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而已；事实上，他从头到尾一直在阻挠公园建立。）后来，国家公园发展到比利时国土那么大的面积，在该过程中迁走了大量的原住民，最终重建了大象种群而不是掠杀它们。

克鲁格在总统就职典礼时是几乎没有大象的（可能从未有过很多），而现在有大约14 000头。根据许多生态学家的说法，这已经超出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管理者和生态学家发现，数百种猴面包树和金合欢树遭到致命的剥皮或摧毁，有时看上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食物，因为树木也遭到了一些不以其为食的动物的侵袭，比如从食草的羚羊到秃鹫和昆虫。人们普遍认为大象是“环境工程师”，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巨大的树木区域“缩小”成植被低矮的草原。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推测克鲁格国家公园的大象“承载力”为7 000头。以上数字缺乏任何纵向的研究基础，因此这显然仅仅是一个冒险的猜测而已（每平方英里1头大象，有时多点儿，有时少点儿）。一直存在争议的“承载力”的概念，也只是从家畜养殖模式中照搬过来的罢了。例如，一旦适宜的植被变得稀疏或人工水源减少之后，没有人真正知晓大象会自我调节出生率到何种程度，或者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生物多样性可能会被真正破坏到何种程度。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发表了大约250篇与这个问题相关的科学论文，正反观点差不多一半对一半。一方宣称这对大象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难辞其咎，而另一方则认为并非如此。双方至今也未达成共识。

你不会听从一些固执己见的公园管理者，甚至一些生物学家的意见。一个问题是，给定的公园“本该”是什么样子，它“应该”包含什么其他物种，并且要进行相应的管理，实际上，公园管理者对此都有一个特定的概念。虽然这种观点现在被称作“生物多样性”，但从根本上讲是静态的和美学意义的（1989年的一本小册子《津巴布韦的大象管理》[Elephant Management in Zimbabwe]中曾公开承认过这一点）。事实上，生态系统随着时间推移也会产生巨大的改变；并没有一个唯一的“正确”基线。尽管我们对物种的长期波动和变化还知之甚少，但在察沃基于花粉的研究使我们对该地区1 500年以上的植被状况有了一些了解，这看起来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开端。但看起来，“在学术界和应用生态学家之间对生态系统动态性的认识越来越强烈，而在野生动物管理当局中却很少得到认同”[27]。此外，由于选择性捕杀的压力常常与出售大象产品有关，表面上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人们怀疑“选择性捕杀”只不过是“一种以最大的可持续产量运作的象牙收获方案”[28]。据地球组织估计，在2005年，每杀死800头大象就能产生650万兰特（R.）[29]的收入——这可是一笔巨款。

无论如何，人们认定克鲁格国家公园的大象数量过剩而进行“选择性捕杀”，造成了每年多达1 000头大象死亡，这也养活了一家位于公园附近的大型精细加工厂。1966—1995年约有17 000头大象被捕杀，动物权益保护者的活动也被迫停止。最初他们只是使用步枪射击，后来使用一种名为琥珀酰胆碱（Scoline）的肌肉松弛剂，大象被击中后会瘫倒在地，但在被射杀前还存在意识。这种方式因为造成不必要的精神痛苦而受到人们的谴责，在其他地方已经停止了，但南非在停止捕杀前却一直在使用。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IFAW）等动物权利组织认为这种做法“残酷、不道德、不科学”[30]。从那以后，一个更微妙和有趣的策略一直沿用至今。他们将克鲁格分成几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方法，从狩猎大象到将其运走都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这是大自然减少人口的方式！”漫画家罗斯·里格登（Rose Rigden）给出的解决人口困境的方法。

这表明，这种“区块化”的出现，契合了期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学家们所秉持的原则。然而，这一方式的长期效果仍有待观察。与此同时，“选择性捕杀”的苗头再次出现，并引起了政治家与哲学家，以及生态学家和管理者之间的激烈争论。2008年5月1日，在南非推行了18年的“选择性捕杀”禁令被解除。尽管附加了很苛刻的条件限制，但仍然是整个保护史上最悲惨的悖论。一边是全世界都在为拯救大象而拼尽全力，而另一边却在根据地方需要杀死成千上万头的大象。

关于“选择性捕杀”的争论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首先，坚持“实用性”、科学化管理的生态学家和“过于感性的”（通常是西方的）动物权益保护者及其公众游说团体之间存在着认知上的鸿沟。前者倾向于基于统计数据的思考，后者则倾向于个体的痛苦感受。这种分歧随处可见。例如，理查德·莱基就被一些生态学家谴责为“感情用事”。在早些时候，像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和辛西娅·摩斯这样的研究人员则被科学家嘲笑，因为他们居然还给他们的研究对象“命名”，而不是编个号码。2001年初，林业官员柏尾政和（Masakazu Kashio）在曼谷召开了一场关于驯养亚洲象的FAO（联合国粮农组织）研讨会。他敦促与会者直言不讳，并要求他们：

请大家务必牢记一点，那就是你的陈述应该是科学的、符合逻辑的、理性的，而且要有你直接观察到或经历过的研究成果或事实来支持的。请不要进行政治宣传，不要进行情绪化的争论，讲话不要有个人色彩，因为这些既不恰当，也没有建设性可言……[31]

在这件事情上，达芙妮·谢尔德里克女爵士和生态学家保罗·曼戈尔（Paul Manger）的观点存在分歧。前者认为“人类的智慧”和对大象的同情“是科学界迟迟未能认识到的事情”，曼戈尔则警告大家“大象是大象，而不是个头庞大的灰色人类”，并主张取消“为了给解释大象行为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平台而对大象大脑进行的详细研究”[32]。如果不能克服这种错误的二分法，争论似乎不会有任何进展。

科学家和管理者当然不是无情无义的人。近年来，随着对大象敏感性的深入了解，“选择性捕杀”方式也发生了转变，这点颇为耐人寻味。因为他们认识到，杀死被选中的公象并没有达到管理者想要的种群抑制效果，反而使幸存的大象和人类一样遭受了“心理创伤”。（甚至在最著名的科学期刊《自然》上也发表过这样的观察结果。[33]）于是，管理者们采用了屠杀整个象群的策略，从成年母象到刚出生的小象无一幸免。但现在即使是这种方法也变得复杂了，因为即使是几十英里以外的其他象群也会接收到被屠杀象群发出的次声波信息，并出现慌乱的迹象。正是这些“情感”特征激怒了大量动物福利组织来迫使政府停止了捕杀。尽管一些主流的非政府组织（NGO），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南非野生动物与环境协会还在小心翼翼地支持捕杀，但也只是作为最后不得已的手段而已。

有人也很同情管理者，毕竟他们必须“做点事”——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做，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意味着，在一场严重的干旱期间造成数百头大象渴死的可怕景象——那么对旅游业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呢？

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捕杀的可能替代方案上。但是可供选择的方案是有限的：扩大活动范围，迁移栖息地和节育。南部非洲已经基本不可能扩大活动范围和进行成本高昂的迁移。尽管最近私人保护区的数量激增，并且有几百头大象被迁移到了如阿多这样的公园，或者是克尼斯纳（Knysna）附近的森林保护区和卡鲁（Karoo）的半沙漠化地区之间的私人庄园，但这里已经没有太多可用空间，除非有很多居民愿意搬走。亚洲的情况甚至更加严峻，虽然人们已经提出在适宜的栖息地之间建立“大象走廊”，但似乎不太可能建成。

避孕仍然是深入研究的焦点。现在已经提出多种药物可以用于避孕，如猪卵透明带（PZP），但没有一种经过充分测试，成功应用的前景仍然存疑。例如，选择向雌象投掷药物防止受孕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必须定期重复进行：在克鲁格国家公园这样的地方是很难找到大象的，进行必要的密切监控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费用之高令人望而却步。人们无从知晓，如果对某些雌象而不是其他所有大象使用避孕药具或永久性绝育，会对大象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避孕可能会降低出生率，但不会降低绝对数量，因此对植被的影响依然存在。在数量非常少且受到严格控制的象群中，这种方法或许有效。南非的登贝大象公园（Tembe Elephant Park）正在积极实施这种策略，并将其与选择性捕杀组合使用。

那么未来如何呢？在某些方面，大象的前景并非完全黯淡。在一些地方，大象虽然被严格限定在某个范围内享用有限的资源，但群体的健康状况还是不错的。关于大象及其需求的相关科学知识呈指数增长。因此，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正在逐步完善和实施。动物园和马戏团不得不彻底整顿他们的行为。现在有更多的专属机构参与到与大象相关的活动中：国际大象保护协会（Elephant Care International）、金三角亚洲大象基金会（Golden Triangle Asian Elephant Foundation）、亚洲大象之友（Friends of the Asian Elephant）、拯救大象（Save the Elephants）、非洲大象（Elephants for Africa Forever）等数十个。人们的认识——比如，对于象牙替代品的使用——也正在加强，虽然在远东地区还远远不够。出于旅游目的驯化非洲大象，虽然本身存在争议，但至少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大象的动人气息，从而带来一些积极的保护作用。西非和中非在建立和维护强化保护区方面颇有成效。人们正在做出更多的努力，以探寻大象与农村社区共存的可行方法。

有人指责小毛象的可爱会造成人们对大象感情用事。

尽管如此，人类的疯狂扩张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栖息地丧失和不可持续的开发将继续威胁着大象的生存。虽然对生物多样性和与之相关的科学观察的呼吁至关重要，但对于我来说，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对于非凡生物命运的同情，我相信，它的命运最终必将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小说家罗曼·加里（Romain Gary）[34]具有早期自然保护主义和高卢人骨子里的忧郁合二为一的独特气质。因此，我想以他经常引用的小说《天堂之根》里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结尾：

我倒想看看，有谁能在看到大象时毫不惊奇。他们极为庞大，他们行动笨拙，他们身材魁梧，代表着你所梦想的所有自由。他们是……是的，他们是最后的个体……

不，小姐，我不捕大象。我在他们之中生活，充实自我。我喜欢他们。我喜欢看着他们，听他们的声音，看他们在地平线上的身影。跟你说句实话，要是能把我变成一头大象的话，我甘愿为此献出一切。[35]

[1] 哈拉帕是巴基斯坦西北部旁遮普省的城市，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中心，有哈拉帕文化。

[2] 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古老民族，是闪米特人的西北分支，善于航海与经商，曾控制了西地中海的贸易。

[3] 在希腊化末期占领了从两河流域至青藏高原西部边境的地区，建立了帕提亚帝国，又称安息帝国。

[4] 又名希巴女王，《圣经·旧约》中的人物。

[5] O. Beigbeder, Ivory (London, 1965).

[6] 参见：Ezio Bassani and William Fagg, Africa and the Renaissance: Art in Ivory (Munich,1988).

[7] 非洲奴隶贩子和象牙贸易商。

[8] 英裔美国记者，原名约翰·罗兰兹。

[9] 英国探险家、传教士，维多利亚瀑布和马拉维湖的发现者，非洲探险的最伟大人物之一。

[10] 转引自：Heathcote Williams, Sacred Elephant (New York, 1989), p. 156.

[11] 转引自：Martin Meredith, Africa’s Elephant: A Biography (London, 2001), p. 72.

[12] 转引自：Robert Delort, The Life and Lore of the Elephant (London, 1992), p. 176.

[13] 应为Khao Khiao National Park，又称大山国家公园，位于泰国东北部，是一座天然大公园，也是野生动物保护区。

[14] ‘Ivory Poaching at Critical Levels: Elephants on Path to Extinction by 2020’, ScienceDaily (1 August 2008): 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8/07/080731140219.htm.

[15] Raman Sukumar, Elephant Days and Nights: Ten Years with the Indian Elephant (Oxford, 1994), p. 163.

[16] 印度头号土匪，被控制造了120多起绑架谋杀案，非法猎杀2 000多头大象。

[17] 位于印度，是拉贾斯坦邦的行政中心。

[18] Richard E. Leakey, Wildlife Wars: My Battle to Save Kenya’s Elephants (New York,2001), p. x.

[19] 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安纳托利亚历史上的一个地区，位于今土耳其中西部。

[20] 古希腊神话人物，创办了闻名于世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21] Rudi van Aarde, ‘How Many is Too Many’, Africa Geographic, xiv/3 (April 2006), p. 38.

[22] 参见：www.asiannature.org.

[23] 参见：www.bbc.co.uk/nature/animals/features/310feature1.shtml.

[24] 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全球性非营利环保机构，也是自然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唯一作为联合国大会永久观察员的国际组织。1948年在法国成立，总部位于瑞士格朗。

[25] 位于尼日尔河河道和萨赫勒地区陆地通道的交汇处，为图阿雷格人所建。

[26] Carlton Ward, ‘Restless Spirits of the Desert’, Africa Geographic, xv/6 (July 2007),pp. 34–41.

[27] Lindsey Gillson and Keith Lindsay, ‘Ivory and Ecology: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Elephant Manage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Ivory’, Environmental Science& Policy, vi/5 (2003), p. 412.

[28] Ibid., p. 417.

[29] 南非兰特(South African Rand)，原符号为R.，标准符号为ZAR。

[30] 参见：www.ifaw.org/ifaw/dimages/custom/2_Publications/Elephants/ElephantCullDebate.pdf.

[31] www.fao.org/docrep/005/ad031e/ad031e05.htm#bm05.1.

[32] Paul Manger, ‘Elephants are Elephants’; Daphne Sheldrick, ‘A Kindred Species’,Africa Geographic, xiv/3 (April 2006), pp. 25–6.

[33] 参见，例如：Nature, 433 (2005), p. 807.

[34] 法国外交家、小说家，原名罗曼·卡谢夫，曾两次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35] Romain Gary, The Roots of Heaven (London, 1958), pp. 108, 112.

大事年表

距今约6 000万年

长鼻目和一部分蹄兔目动物有共同的祖先。

距今约4 000万年

最古老的长鼻目动物化石。

距今约2 400万年

中新世产生了恐象科、剑齿象科和嵌齿象科。

距今约300万年

亚洲象和非洲象的部分支系。

距今约200万年

小冰河期促使象类动物大爆发。

距今约25 000年

南部非洲最早的桑人岩画中有大象的形象。

距今约17 000年

法国的洞穴岩壁上画着猛犸象。

距今约11 000年

气候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导致了北美猛犸象的灭绝。

公元前3000年

亚洲象首次被捕获并接受训练。

公元前1500―前1000年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的大象神话故事。

公元前347年

亚历山大大帝在印度杰赫勒姆河遭遇波鲁斯的象兵。

公元前221年

汉尼拔和他的象兵翻越阿尔卑斯山。

600年

象头神伽内什的形象在雅利安人的影响下发展出来。

1522年

大象“苏莱曼”被送给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

1811年

分类学家伊利格建立了长鼻目。

1850年

钢琴需求量急剧攀升，引发了大规模的象牙贸易。

1880―1900年

像诺依曼和塞洛斯这样的“伟大的白人猎人”的鼎盛时期。

1882年

大象金宝被巴纳姆马戏团从伦敦带往美国。

1899年

从肯尼亚一头公象身上获得了有记录的最大象牙。

1931年

第一部《大象巴巴的故事》出版。

1951年

塞伦盖蒂公园正式宣布，成为和其他大象保护区一样的国家公园。

1973年

亚洲象被列入《濒危物种公约》附录I中。

1989年

《濒危物种公约》宣布象牙贸易禁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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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套丛书之一《熊》的作者罗伯特·比德（Robert Bieder）说服我写了一份《大象》的提纲，如果没有他，我就不可能写这本书。比德也一直对《大象》这本书的写作保持着热情和关注。除了我查阅过的所有资料来源之外，许多人，有些是无意间或不知情的，都帮助过我，让我完成这本书成为可能。我始终记得那些曾向我提供建议或支持的人，借给或赠给我图书、给我提供资料线索、赠送礼物的人，欢迎我进入公园和禁猎区的人，我会在这里列出他们的名字，如果有遗漏的话，我提前说声抱歉：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的罗伊·本吉（Roy Bengis），奥尔巴尼博物馆（Albany Museum）的约翰·宾曼（Johan Binneman）、哈罗德·法默（Harold Farmer）、杰恩·格洛弗（Jayne Glover）、珍妮·贡（Jenny Gon）、罗恩·霍尔（Ron Hall）、帕特·欧文（Pat Irwin）、马尔科姆·海克斯利（Malcolm Hacksley）、玛丽克·贝耶斯（Marike Beyers）、黛比·兰德曼（Debbie Landman）和英国国家文学博物馆（National English Literary Museum）工作人员，普列滕贝格湾（Plettenberg Bay）大象禁猎区的克里斯·克鲁格（Chris Kruger）、唐·麦克伦南（Don Maclennan）、本·麦克伦南（Ben Maclennan）、克里斯·曼（Chris Mann）、戈涅·马什（Goenie Marsh）、杰米·麦格雷戈（Jamie McGregor），坦贝（Tembe）大象公园的韦恩·马修斯（Wayne Matthews）、邦加尼·坦贝（Bongani Tembe）、迪伦·麦格雷里（Dylan McGarry）、山姆·奈杜（Sam Naidu）、卡贾·拉特霍夫（Katja Rathofer）、安·斯迈尔（Ann Smailes）、彼得·斯迈尔（Peter Smailes）、马里斯·史蒂文斯（Mariss Stevens）；津巴布韦（Zimbabwe）伊米尔（Imire）的诺曼·特拉弗斯（Norman Travers），我的母亲吉尔·怀利（Jill Wylie），还有鲁迪·范·阿尔德（Rudi van Aarde）教授。特别感谢罗得斯大学（Rhodes University）的里克·伯纳德（Ric Bernard）教授和丹·帕克博士（Dr Dan Parker）阅读和修改了部分手稿。感谢罗得斯大学的慷慨资助和专业支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没有大象 / （津巴）丹·怀利著 ; 杨朝旭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9.5

（动物不简单. 第1辑）

书名原文: Elephant

ISBN 978-7-5086-9768-0

①如… Ⅱ . ①丹… ②杨… Ⅲ . ①长鼻目－儿童读物 Ⅳ . ① Q959.84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 第267066号

Elephant by Dan Wylie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UK，2008 in the Animal Series.

Copyright © Dan Wylie 2008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如果没有大象

著者：[津巴] 丹·怀利

译者：杨朝旭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28千字

版次：2019年5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784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768–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一只猫头鹰，是一只猫头鹰

前言

第一章 史前的猫头鹰

第二章 古代的猫头鹰

第三章 药用的猫头鹰

第四章 象征性的猫头鹰

第五章 富有寓意的猫头鹰

第六章 文学中的猫头鹰

第七章 部落里的猫头鹰

第八章 猫头鹰与艺术家

第九章 典型的猫头鹰

第十章 罕见的猫头鹰

大事年表

分类

参考文献

版权页

乞力马扎罗的豹子

前言

第一章 古代的豹子

第二章 部落时代的豹子

第三章 豹子邪教

第四章 猎杀豹子

第五章 豹子袭击事件

第六章 作为象征的豹子

第七章 作为装饰的豹子

第八章 美术中的豹子

第九章 马戏团的豹子

第十章 驯养的豹子

第十一章 野生豹子

第十二章 豹子保育

大事年表

附录一 豹子分类学

附录二 其他豹子

附录三 相关影视作品

参考文献

版权页

是猴子，不是你的穷亲戚

序

第一章 神圣的猴子

第二章 部落中的猴子：神话与迷信

第三章 被鄙视的猴子

第四章 好色的猴子

第五章 讨人喜欢的猴子

第六章 为人类所用的猴子

第七章 猴子语录

第八章 猴子和画家

第九章 作为动物的猴子

第十章 不同寻常的猴子

第十一章 罕见的猴子

第十二章 新发现的猴子

第十三章 聪明的猴子

大事年表

附录一 分类

附录二 俚语中的猴子

参考文献

版权页

莫比乌斯环中的蚂蚁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仆从千千万

第三章 堪为典范的蚂蚁

第四章 外敌

第五章 内敌

第六章 作为机器的蚂蚁

第七章 暧昧的蚂蚁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版权页

如果没有大象

第一章 长鼻目

第二章 令人惊叹的生理

第三章 描绘大象

第四章 驯用大象

第五章 保护大象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致谢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