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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序 “雨人”眼中的世界与我们的不同

- 1 我的9是蓝色的

- 2 被数字包裹的寂静童年

- 3 在癫痫的痛苦中发现天赋

- 4 算数让恐怖学校有了伊甸园

- 5 我用2的次方保护自己

- 6 孤独的我迷恋上爱说话的他

- 7 自闭的人也可以离家1200公里

- 8 真爱从网恋开始

- 9 我创造了自己的语言

- 10 好大一片π

- 11 我和“雨人”是一样的人

- 12 一周学会冰岛语是我的极限吗

推荐序 “雨人”眼中的世界与我们的不同

电影《雨人》科学顾问

达罗德·特里弗特博士

虽然本书的篇幅并不长，但作者的心灵却博大温暖，且脑力过人。《星期三是蓝色的》不仅描写了丹尼尔·塔米特的内心世界，还描写了他生活的真实世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值得我们关注。

丹尼尔的非凡算数能力让人难以置信。如果问他37的4次方是几，他能脱口而出——1 874 161。如果你问他13除以97等于几，那么他能毫不费力地将答案精确到小数点后100多位。我们平日使用的计算器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你需要动用计算机来验证他所说的答案是否正确，而且你的质疑根本毫无必要。此外，丹尼尔还能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完全掌握一门新语言。2005年，一部名为《脑人》（Brainman）的纪录片在英国首播，该片如实地记录了丹尼尔只用一周时间就掌握了冰岛语的全过程。从片中可以看到，他在一次电视直播中用刚学会的语言和当地主持人侃侃而谈。

虽然我对丹尼尔的超凡能力很感兴趣，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能够清晰地描述自己是怎么做到的。这种能力极为罕见，我实在不清楚还有哪个具有学者症候群[1]的“超人”能够说清楚自己是如何实现这些超能力的。大多数相关书籍并非这些“超人”以第一人称著成，而是其他人从客观的角度对这些神奇的能力进行描述。所以，丹尼尔的自述就显得弥足珍贵，它能帮助我们洞察这些出众的认知能力。

丹尼尔在书中对自己的另一种神奇能力也谈了很多，这种能力就是“联觉”[2]。丹尼尔能够在头脑中“看见”1～10 000以下的每一个整数。在他的头脑中，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颜色、形状、质地，甚至带有包含特定情绪的音调。在他进行难度很大的计算时，这些形色和质地不同的数字就在他的脑中舞动，他能清楚地看见答案，而不只是计算出结果。

丹尼尔告诉我们，他小时候经历过一次癫痫发作，此后便具有了联觉能力。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丹尼尔所具有的超凡能力是后天习得的，有的人的确能在经历了中枢神经系统创伤、疾病或障碍后获得上述能力。我们禁不住要思考：这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此类潜能呢？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在避免经历创伤的前提下开发这些潜能呢？对于丹尼尔的深入研究（他很乐意帮助学者开展研究），或许能够让我们尽早找到潜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小“雨人”。

丹尼尔还被诊断为亚斯伯格症候群[3]患者，他对此毫不避讳。虽然他小时候具有许多该障碍的典型症状和行为特征，但是他现在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多干扰。他所具有的正常社交和生活能力，说明他长大后克服了亚斯伯格症候群的一些不利影响。对丹尼尔来说，这要归功于他为自己设定的使命，他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癫痫患者和自闭症患者，告诉他们不要气馁，让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相信自己潜力无穷。他真心希望这个世界能变得更加宽容、更容易接纳残障人士。

我第一次遇到丹尼尔是在密尔沃基艺术博物馆。他的作品很有张力，色彩丰富且构造奇特，所有元素都结合得天衣无缝。他使用各种形状、颜色和大小的玻璃片，创作了一个大雕塑。丹尼尔的这一作品将他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眼前。

丹尼尔是一个思路清晰、温文尔雅，且易于相处的人。本书的字里行间都能体现出他的这些秉性。至于未来的计划，他打算继续帮助像全英自闭症协会（National Autistic Society）和全英癫痫学会（National Society for Epilepsy）这样的慈善机构。他的名人身份有助于达成这一崇高的使命。丹尼尔不但想帮助科学家深入研究自己的特殊能力，还想推广不同的学习方法，尤其是视觉学习法，这种方法对于理解自闭症患者并帮助他们的学习特别有用。

至于个人生活，丹尼尔的目标和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也希望和自己的亲友、伙伴建立并维持紧密的人际关系。他还想寻找并享受本书在最后几段文字中提及的，那些宁静且让人心满意足的，天堂般的珍贵时刻，虽然多少有些可遇而不可求。

在丹尼尔很小的时候，数字似乎是他唯一的朋友，但如今的他已经结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朋友。友谊是用真心换来的。相信在阅读本书后，大家也会像我一样，被丹尼尔的开朗、热忱和乐于助人打动，并愿意和他做朋友。

[1] 学者症候群（Savant syndrome），指有认知障碍，但在某一方面，如对某种艺术有超乎常人的能力的人。自闭患者中有10%是学者症候群（故称自闭学者）。——译者注

[2] 联觉（Synesthesia），指各种感觉相互作用的心理现象，即对一种感官的刺激触发另一种感觉。最常见的是“色-听”联觉，即对色彩的感觉能引起相应的听觉。——译者注

[3] Asperger’s syndrome，可归类为自闭症，被普遍认为是“没有智力障碍的自闭症”。这类人视觉和背诵方面的表现普遍良好。兴趣范围狭窄，有社交困难。——译者注

1 我的9是蓝色的

我出生于1979年1月31日，我清楚地知道那天是星期三，因为在我脑海中，那一天是蓝色的，而星期三对我而言始终都是蓝色的，就和我眼中数字9或吵架声的颜色一样。我很喜欢这几个数字，因为它们在我看来既光滑又圆润，就像海滩上那一颗颗鹅卵石。

这些数字在我看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31、19、197、97、79和1 979都是质数，这就意味着它们只能被1和它们本身整除。我可以通过这种质数在我脑海中以鹅卵石模样呈现的特性，很快地把9 973以内的所有质数都辨认出来，这就是我大脑的思考方式。

我得了一种叫做学者症候群的罕见疾病。一开始大家对这种病知之甚少，后来人们慢慢对它有了了解，因为在1988年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雨人》中，达斯汀·霍夫曼在片中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我就像他扮演的角色一样，在日常的生活行为规律中，处处都有着强迫性行为。例如，我每天的早餐都是45克燕麦粥，我会用电子秤把这个数字精确到一克都不差。在出门之前，我必须数清楚自己身上穿了几件衣服。我每天喝茶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否则就会感到异常焦虑。过大的压力常常会让我有窒息的感觉，这时，我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方式就是闭上眼睛，一个一个数数字。

数字是一直伴我左右的密友，每个数字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都有自己的个性。11和善，5吵闹，4害羞又安静。我最喜欢4，因为觉得它像自己。有些数字像庞然大物——23、667、1 179；有些数字则显得小巧玲珑——6、13、581；有些数字优美，例如333；有些丑陋，例如289。每个数字在我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

无论我在何时何地、在做些什么，那些数字都一直在我心里。一次去纽约接受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的访问时，我对他说，他长得像117——又瘦又高。之后我走到时代广场，广场名字同样让我想到数字[1]，抬头仰望高耸的摩天大楼，感觉周围有数不清的9在低头俯视着我——9在我眼里代表着高大。

有一种罕见的心理现象，科学家称之为“联觉”，即把不同的五官感觉混杂在一起，最常见的就是把字母或数字看成颜色，但我的情况还要罕见、复杂得多。数字对我而言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笔画，它有声音、有颜色、有形状、有质地，代表着我的喜怒哀乐。例如，1是一道亮白色，就像手电筒光，晃得你睁不开眼；5会响起隆隆的雷声或惊涛拍岸的咆哮声；37像我早餐的燕麦粥一样黏黏糊糊；89则让我感到仿佛飘起了雪。

最著名的“联觉”病例要算是一个名叫史洛歇夫斯基 （Shereshevsky）的记者。他记忆力惊人，俄罗斯心理学家鲁利亚（A. R. Luria）从20世纪20年代起对他进行了连续30年的观察。在《记忆大师的心灵》（The Mind of a Mnemonist）这本书里，鲁利亚称他为“S”， “S” 能在三分钟内记住有50个数字的矩阵，且经年不忘。鲁利亚认为史洛歇夫斯基惊人的记忆力源自他的“联觉”，即文字和数字在他眼里是有形有色的。

这样的“联觉”我从小就有，就像《雨人》里的雷蒙，能轻而易举地心算大量数字。现实生活里，在几位患有学者症候群的人中，具有此能力的也不乏其人（有人形容他们为“闪电计算机”）。研究学者症候群的顶尖学者、威斯康星州的达罗德·特里弗特（Darold Treffert）博士在《非凡的人》（Extraordinary People）一书里提到了一个盲人，同样有着惊人的计算能力：

有人问：在64个盒子中放进不同数量的玉米粒，第一个盒子放1粒，第二个放2粒，第三个放4粒，第四个放8粒，依此类推，剩下的盒子分别放了多少粒？

结果他立刻给出答案：第十四盒（8 192）、第十八盒（131 072），第二十四盒（8 388 608），6秒内答出第四十八盒的答案（140 737 488 355 328），最后仅用45秒算出全部64盒的总粒数（18 446 744 073 709 551 616）。

对于计算，我有自己的偏好。我最喜欢乘方，就是将同一个数字自乘n次。数字乘以自己叫平方，比如72的平方是72×72=5 184。自乘两次的平方，在我看来，形状是对称的，优美而有规则。自乘三次的叫立方，51的立方是51×51×51=132 651。每个乘方得出的数字在我眼中都幻化成独特的视觉图像，计算的数字和所得的值越大，呈现在我眼前的图像和颜色就越复杂越绚烂。就像37的五次方——37×37×37×37×37=69 343 957，这些数字构成一个美丽的图案：一个大圆圈里跳跃着几个小圆圈，每个小圆圈都按顺时针方向由顶端开始转动。

两个数字相除会形成一个向下旋转的螺旋，而且转的圈子越来越大，越来越扭曲、变形。不同的数字相除，呈现出的螺旋大小与扭曲度都不同。就是靠着这样的图像，我可以很快得出13÷97这类除法的答案（0.134 020 6……），而且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一百位。

我只靠心算，从不动笔，因为那些数字呈现在我心里的图像就是答案。这比按学校里教的进位法计算要容易得多。计算乘法时，我会看到两个代表着不同数字的图形，它们会发生改变，然后第三个图形出现了，这就是正确答案。奇妙的图形变换过程只需要几秒种，它在我心里自然而然地发生，不需要刻意去想。

上图画的是我计算53×131的过程：两个数字被我看成特殊的图形，它们面对而立，中间有空白，那是第三个图形出现的地方，也就是相乘的答案：6 943。

不同的计算会在我心里投射出不同的图像，不仅如此，一些特定的数字还会引起我不同的感觉。例如，乘11的时候，我心里会有塌陷的感觉。在所有的数字里6最难记，因为它无法呈现出特定的形状，也没有质地，仅仅是一个小黑点，就像缝隙或小洞。每一个数字，只要在10 000以下，我就不仅看得到它们的形状，还会为它们高兴或难过。这些形象化的数字负载着我的情感，诗人们会用文字表达，而我用数字：有些数字组合起来会特别的优美，亮丽的1需要8或9这样暗色调的数字来搭配，跟6搭会很别扭，电话号码里连着有189这三个数字就是比116要好看得多。

以“联觉”去看待数字，或美或丑，都会引起我的情绪波动。如果在商店看板或汽车车牌上看到优美的数字，我就会觉得兴奋而快乐，但如果这些数字不是按照我心里的样子出现，比如，“99便士”在商店里的标签上被涂成红色或绿色，而不是蓝色，我就会烦躁不安。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学者症候群的人是因为有了“联觉”才在某些方面表现杰出，因为他们大多有严重残障，就像雷蒙，他们能办得到那些常人无法实现的事情，但无法说出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幸运的是，这类在学者症候群中出现率很高的严重残障，我一样都没有。

有学者症候群的人大都自闭，我也是。我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这是一种较轻微的高功能自闭症[2]。在英国，每300人中就有一个自闭症患者。全英自闭症协会200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近半数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的成人在16岁以后才能被诊断出来。我在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做了一连串测验和访谈，才终于确诊，那一年我25岁。

患有自闭症的人无法像常人那样沟通交流，他们在想象力方面存在障碍，例如，难以抽象思考、不懂变通、不能体会他人的感受等。这样的病不易诊断，因为无法通过验血或脑部扫描来发现，只能由医生来观察病人的行为，并根据其出生以来的心智发展来做出判断。

亚斯伯格症候群是先天性的，没人知道病因。不过，得这种病的病人通常都能用语言很好地表达自己，大多也能正常生活，而且他们中有很多人智商高于常人，最突出的是逻辑思维和视觉思维能力强。包括亚斯伯格症候群在内的众多自闭症类型中，男性均远远多于女性，达到80%～90%。自闭症的人会很专注，心无旁骛。他们常被细节吸引，并努力找出系统中的规律和模式，他们通常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在数字和计算方面有着超人的能力。

从我记事起，数字就一直是可以看见并能感觉到的，我靠数字来思考、感觉，它是我特殊的语言。我不太能了解他人的感受，就算略知一二，也不知该如何应对，因此我会借助数字。如果有朋友说他很难过，我就想6，那是个阴暗的空洞，我坐在里面，便能体会他们的感受了。如果读文章，看到有人被吓到，我就想象高大的9正向我倾倒过来。如果有人对我说他去了一个多漂亮的地方，我就回想曾经在心里出现过的由数字幻化出的风景以及我置身其中的快乐。就这样，我借助数字来体会他人。

有时候，当我跟某人第一次接触时，我会用特定的数字来定义他，以便和他更好地相处。高个子会让我想到9，胖子会让我想到3。每当我感觉难过、焦虑，或处在让我有压力的环境中，我就会在心里默数数字，那些数字会幻化成奇妙的图像，让我心安，并能坦然应对周遭的人与事。

日历总是让我愉快，因为那里面有数字和排列数字的模式。一周里的七天，每一天的颜色都不同，带给我的感觉也不同：星期二是温暖的，星期四是朦胧的。许多患有学者症候群的人都能准确地算出某日是星期几。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日历上的数字与月份、星期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例如，无论哪个月的第一天是星期几，这个月的第13天肯定比第一天在星期上早两天。还有，某些月份的天数在排列上很接近，例如2月和3月，2月的第一天是星期几，3月的第一天一定也一样（闰年除外）。类似的还有1月和10月，9月和12月。所以，当某个2月的第一天让我觉得朦胧时，接下来的3月的第13天就一定是个温暖的星期二。

作家兼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曾在《错把妻子当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一书中，向大家展示某些患有学者症候群的人是多么擅长计算日期。他以约翰和迈克这对双胞胎为例，他们患有严重的自闭症，从7岁开始就一直被不同的慈善机构收养，虽然生活不能自理，但他们却能准确说出40 000年内的某一天为星期几。

萨克斯还提到这兄弟俩经常会玩几个小时的交换质数游戏。我也喜欢质数。质数的曲线是平滑的，与合数（非质数）不同，合数粗糙又平常。每当看到质数时我都有说不出的感受，就像突然被针刺到似的，心里阵阵发紧。

有时候，我会闭上眼睛，让质数逐一在心中呈现，前30个、50个和100个。它们是那么的美丽，跟其他数字比起来，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正因为如此，我才会久久地凝视着它们，舍不得移开视线，在众多数字里，它们是那么落寞，也因此而显得特别和有趣。

有时在晚上入睡前，我眼前会出现一道亮光，接着是成百上千的数字游来荡去，那感觉美极了，如同仙境。假如晚上有点儿失眠，我就会想着自己漫步在数字的风景里，安详又快乐。我从未在里面迷路，因为质数就像路标一样为我指引着方向。

数学家常会对质数着迷，部分原因是质数不可能通过简单快速的方法被一下子辨认出来。有一种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叫做埃氏筛选法（The Sieve of Eratosthenes），源自古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他这样筛选质数：先把被测的数字写出来，例如1到100，1既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所以先从2开始算，凡是2的倍数4、6、8……到100全部剔除。接着算3，把余下数字中所有3的倍数9、15、21……都剔除。然后算5，把余下数字中5的倍数25、35、55……剔除，余下数字依此方法计算，最后剩下无法被剔除的2、3、5、7、11、13、 17、19、23、29、31……就是质数，也是构成我数字世界的基本元件。

我不仅对数字能产生联觉，对文字和语言也如此。例如ladder（梯子）这个单词在我眼里是闪闪发光的蓝色，hoop（篮框）是柔软的白色。对于其他语种也如此：法文的jardin（花园）是模糊的黄色，冰岛语的hnugginn（悲伤）是带有蓝色斑点的白色。研究学者症候群的专家判断，文字呈现的颜色与该单词的首字母有关，我想是这样的。例如yoghurt（酸奶）与yellow（黄色）同是y开头，那么yoghurt（酸奶）就是黄色的，与violet（紫罗兰）有关的video （录像带）是紫色的，gate（门）是绿色的（green）。如果更换某个单词的首字母，那么这个单词的颜色也随之改变，例如at（在……）是红色的，加h在它前面成为hat（帽子），那么颜色就会由红色变成白色，如果在hat（帽子）前再加t成为that（那个），就会呈现橘色。不过在我眼里，并非所有的单词都适合这个首字母模式，比如a开头的单词，我会看成红色，w开头的一般是深蓝色。

有些单词呈现的颜色与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很吻合：raspberry（覆盆子）呈现红色，它所代表的水果也是红色的；grass（草）和 glass（玻璃）呈现绿色，而这两个单词也常用来形容绿色的事物；以t为首字母的单词一般都呈现橘色，而它们的字义也多是橘色的，例如，tulip（郁金香）、tiger（老虎）和a tree in autumn（秋天的树）——秋天时，树叶会由绿色变成橘色。

当然，也有些单词在我心里的颜色与它们所代表的字意并不相符。例如，geese（鹅）在我心中是绿色的，而它描述的却是白色家禽，若改写成heese可能会好些；white（白色）是蓝色的，却代表着白色；orange（橘色）却晶莹剔透得像一块冰；four（四）是蓝色词，作为数字在我心里会投射出尖尖的形状；wine（酒）是蓝色词，也许用代表着紫色的法文vin来表达这个字意会更恰如其分。

将文字看成不同的颜色和质地可以帮助我更好地记住一些事情和名字。例如，我记得环法自行车赛分赛段的冠军赢得的紧身衣是黄色的而不是绿色、红色或蓝色，因为jersey（紧身衣）对我而言是黄色词。同样，我能记住芬兰的国旗是白底蓝十字，是因为Finland（芬兰）就像所有以f开头的单词一样都是蓝色的。当我第一次遇到某人，我通常是靠颜色来记住他们的名字的：Richard（理查德）是红色的、John（约翰）是黄色的， Henry（亨利）是白色的。

给文字附着上颜色和质地可以帮助我更快速、更容易地学习语言。目前我已掌握10种语言：英语（我的母语）、芬兰语、法语、德语、立陶宛语、世界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冰岛语和威尔士语。把字义与字的颜色以及此字带给我的感受联想在一起，会让每个字词都充满生命力，例如，芬兰语的tuli字义为“火”，而它在我看来又恰恰是橘色词，所以只要一看到或想到这个词，我脑海中会马上浮现出橘色，相应地也能迅速知道它的字义。还有一个例子是威尔士语中的gweilgi一词，意思为“海”，它是泛着绿意的深蓝色，我想，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大海的颜色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还有冰岛语单词rökkur，意为“黄昏” 或“薄暮”，是深红色词，这颜色会让我立刻想到血红色的夕阳。

小时候，我常去图书馆。记得有一次我花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一本一本地翻书，想找到一本印有我名字的书。我本以为图书馆里有那么多书，印着那么多不同的名字，其中一定有一本印着我的名字。那时我还不知道，书封面上的名字代表着书的作者。等到我26岁，终于知道了，要想在书的封面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我就得先自己写一本。

写自传让我有机会时常回顾自己至今的人生历程，也让我有机会更了解今天的自己。如果10年前有人告诉我的父母，说我将来完全可以独立生活，拥有自己的事业和爱情，我想他们是不会相信的，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不过今天不同了，这本书会告诉你，我这一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我的弟弟史蒂芬，19岁时也被诊断出患有跟我同类型的高功能自闭症。他正经历着我在成长过程中曾经面对的问题：焦虑、孤独，感觉前途渺茫。我小的时候，医生根本不知道有亚斯伯格症候群，直到1994年，它才被医学界界定为一种特殊疾病，因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完全不了解自己为什么跟身边的同龄人那么不同，为什么跟周围的世界那么疏离。通过书写在自闭症状态中的成长经历，我希望可以帮助那些像我弟弟史蒂芬一样患有高功能自闭症的年轻人，让他们远离孤单，让他们自信能够拥有快乐、丰富多彩的人生，我的经历就是最生动的证明。

[1] 时代广场的英文名为Time Square, square也有“平方”之意。——译者注

[2] 高功能自闭症是自闭症的特殊表现形式，此类患者的智商远高于其他自闭症患者，甚至远超正常人。——译者注

2 被数字包裹的寂静童年

1月的一个早晨，伦敦东区异常寒冷，母亲怀着快出生的我坐在窗边。她透过公寓里唯一的一扇大窗户静静地望着下面狭窄冰冷的街道。习惯早起的父亲手拿刚刚买回的报纸走进家门，他惊讶地发现母亲已经起床了。他担心地走到母亲身边，握起她的手，近段时间她总是很累的样子。母亲没动，也没说话，眼睛依旧望着窗外。过了一会儿，母亲慢慢地转向父亲，满脸悸动，她双手轻轻地抚摸着肚子说：“不管怎样，我们都会爱他，一直爱他。”母亲哭了起来，父亲紧握她的手，默默地点着头。

母亲总是觉得自己没有童年。在她儿时的记忆里，她哥哥的年纪比她大很多，从不跟她玩（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哥哥们就离开了家）。父母又很严厉，难以亲近。尽管家人是爱她的，但母亲却始终都无法体会到。就算到了30岁，她还是觉得童年的亲情淡薄似水。

父母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两人一见钟情，在短暂的热恋后组建了家庭。父亲一无所有，能给母亲的，只有爱。

当父亲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学会独自照顾弟弟妹妹了。那时候，奶奶和爷爷离婚了。奶奶在外地工作，每次都要离开家好长一段时间，于是父亲不得不领着弟弟妹妹搬进了一家专门收容无家可归者的旅馆，承担起了抚养弟弟妹妹的重担。那一年，父亲才10岁。父亲小时候没时间上学，也不可能拥有像其他孩子那样的童年希望和梦想。他后来回忆，遇见母亲的那一天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尽管他们不是同一类型的人，但还是能感到自己在彼此心目中都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两个人的成长都充满艰辛，所以他们决不希望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那次让母亲动容的谈话过后几天，生产的时刻终于到了。那晚，父亲下班回家后发现母亲疼得厉害，却一直在等他回来，只因没有他的陪伴，她不敢独自上医院。父亲马上打电话叫了救护车，他是做钣金工作的，来不及换下一身油腻腻的工作服，就陪着母亲冲到了医院。生产很顺利，我出生时体重不足2.7千克。

都说孩子的出生可以改变一切，我的出生的确改变了父母的生活。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自然对我寄予了极高的期望，甚至在我没出生时就开始期盼未来了。在我出生前几个月，母亲就开始热衷于搜集流行妇女杂志上的育儿宝典，她还和父亲一起攒钱为我买了婴儿床。

然而，在我出生后和母亲一起待在医院的那几天里，情形跟她曾经想象的截然不同。我不停地哭，常能哭上几个小时，不管是母亲抱着我还是用手指轻抚我的脸，我都哭个不停。

父母住的公寓很小，只有一间单人卧室，我睡觉的婴儿床就放在卧室的角落里。从医院回到家里，父母发现几乎不可能把我放在婴儿床上，因为我不肯睡觉，总是没完没了地哭。我吃母乳一直到18个月大，这时间可不短，因为这是母亲发现的少数能让我安静下来的方法之一。

母乳喂养一直都被认为对婴儿有益处，不但能强化婴儿的免疫力，还能促进婴儿的智力和各项感官机能的发展。母乳喂养也有益于自闭症的孩子在情感方面的发展，因为可以为母亲和孩子在肢体及情感方面的密切接触提供机会。研究发现，母乳喂养的孩子在应变、社会调适和情感方面要优于喝配方奶粉的孩子。

父母发现的另外一个能止住我哭闹的办法，就是让我时刻都处于动态。父亲常抱着我悠来悠去，有时要一个多小时，而他一手抱着我，一手吃饭也是常事。还有时，他会在下班后用婴儿车推我到街上散步，走上长长的一段路，车子一停，我就大声哭。

我不分昼夜地哭闹，让父母疲于应付。实在没办法，他们就把我放在毯子里，然后分扯两头，像荡秋千那样把我摇来荡去，而我好像也真的就安静下来了。

那年夏天我接受了洗礼。尽管父母不去教堂，但他们觉得我是他们的长子，应该受洗。

那天的天气格外晴朗，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都来观礼，但在仪式过程中，大家只能听到我的哭闹声，那些讲话完全被我的号啕大哭淹没了，这让父母觉得很尴尬。

姥姥姥爷来看我们，他们搞不懂我为什么那么难缠，于是建议母亲不要一听到哭声就抱我，因为“他很快就会哭累的”。 母亲这样做，结果我的哭声却更大。

父母也带我去医生那儿看过几次，每次医生都说我是肠绞痛，很快就会好的。每五个婴儿中就有一个肠绞痛，这样的孩子常会“无故啼哭”，且比其他孩子哭得久、哭得大声，也更加难以安抚。医生和研究者已经花费了近几十年的时间想找出婴儿过度啼哭的原因，但最新的结论是，大多数的肠绞痛病因在脑部，而不是许多父母认为的肠胃系统，这与发育和神经系统有关。例如，患有肠绞痛的婴儿通常对外部刺激很敏感，他们较难承受过度的感官刺激。

我一直哭到满周岁，就算真的是肠绞痛也不多见。最近，有关人员研究了曾经过度啼哭的孩子的成长经历，发现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出现行为方面的问题。与正常孩子相比，在婴儿时期过度啼哭的5岁孩子在手眼协调方面易出现问题，而且会有多动倾向，难以管教。

万幸的是，我在行为发育方面没出现什么问题，周岁过后我就学会了走路和说话。与其他自闭症患者相比，亚斯伯格症候群患者不会有明显的语言发展迟滞现象，而一些严重的自闭症患者可能语言迟滞甚至终生无法说话。

周岁过后，我的耳朵总是反复发炎，这让我很难受，吃了抗生素也不见好，我就一直哭哭闹闹地到了两岁。父母被我折磨得筋疲力尽，可他们还是每天都把我抱在怀里或放在毯子里摇我、安抚我。

在我哭闹生病的这段时间里，母亲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于是父母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我们搬进了附近一套比较大的公寓。5月的一个星期天，弟弟出世了，他快乐、健康、不吵不闹，跟我完全不同，这让父母松了口气。

然而，我的情况并没有改观。两岁的时候，我开始在客厅里以头撞墙。我会走向客厅的墙壁，前后晃动我的身体，然后用额头用力地、一次又一次地撞墙，撞得鼻青脸肿。每当父亲听到这熟悉的撞击声时都会跑过来把我抱离那堵墙，但我会再跑回来接着撞。有时，我还会歇斯底里地，拼命地用手敲自己的头，高声尖叫。

为此，父母特地找专家咨询。专家解释说，撞头是孩子感到有压力时的一种疏解方式，她觉得我有挫败感，与外界接触不够，并答应帮我找一个附近的幼儿园，那时我两岁半。几个星期后，父母接到电话，说一家幼儿园肯接收我了，他们才稍稍放心。

随着新成员的到来，父母不得不调整他们已习惯两年的生活节奏。我去幼儿园成为最大的改变，父母不用再整天围着我转了。我睡得不好，一晚上要醒好几次，早上也很早就醒来。起床后，父亲为我穿衣、洗漱，喂我吃早饭，妈妈照顾弟弟。坐婴儿车去幼儿园的路上，要路过贵格教派的墓地，那里埋葬着19世纪的监狱改革家伊丽莎白·弗莱。沿途会经过一片大公寓，接着穿过一道拱门走上步行街，再转几个弯就到幼儿园了。

幼儿园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家以外的世界，我对它的记忆不多，却很深刻，就像穿越岁月迷雾的细小光束。我还记得幼儿园里有一片沙地，我每天都花好长时间在那里捡沙子、堆沙子，我被每一粒沙子吸引着。我对沙漏也很着迷，幼儿园里有大小不同的好几个沙漏，我会出神地注视着沙漏里的细沙缓缓漏下，而对身旁玩耍的孩子视若不见。

父母说我总是独来独往，从不跟其他孩子玩，幼儿园的人则说我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对父母来说，我那时的情形和前几年一定形成鲜明对比，我从一个又吵又闹、以头撞墙的幼儿变成了一个安静的、谁都不理的、沉迷于自我世界的孩子。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我当时的变化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进步，因为我好得实在过头了——太安静、太不需要照顾了。

自闭症的发展过程很复杂，当时一般人都不了解，而我那时也没有表现出很明显的大家所认定的典型自闭症症状，我不会一直摇晃身体，我说话没有障碍，而且能跟外界有一些交流和沟通。直到10年后，医学界界定了包括亚斯伯格症候群在内的一些高功能自闭症，大家才对这种自闭症有所了解。

父母不愿意我被别人看成特殊的孩子，他们希望我能过上健康、快乐、正常的生活，所以每当周围的人问起我，他们总是说我有点儿害羞和敏感。如果让别人知道我是个问题小孩，父母可能就会觉得难为情吧，我这样想。

刚去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那儿的地板不一样，有的铺垫子，有的铺地毯。我会低着头，专注地看着自己的脚在地板块间移来移去，感受着脚底的不同材质。我常低头走路，有时会撞到幼儿园的小朋友或工作人员，好在我走得慢，轻轻撞一下后，我会改变方向再接着低头向前。

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可以到小院子里玩。院子的草地上有滑梯、秋千和各种玩具，比如色彩鲜艳的小球和打击乐器等。为避免小朋友跌倒受伤，滑梯和秋千下面都铺着软软的塑胶垫子。我喜欢光着脚在垫子上走，天热时，脚会出汗，黏黏地粘在垫子上，我会稍用力地抬起脚，再放下，再抬起，重复那种脚被垫子黏住的感觉。

我不知道别的孩子怎样看我，在我眼里，他们只是我体验各种视觉和触觉的背景。我不喜欢团体游戏，幼儿园的老师好像也习惯了我的特立独行，从不动员我加入其他孩子的行列。或许他们认为等我习惯了周围的环境后，自然就会开始和大家交往。然而，我自始至终都未融入其中。

父亲总会负责接送我去幼儿园。他常在下班后穿着工作服就从工厂直接赶过来，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父亲很能干，回家后，通常是他做晚饭。他换好衣服后就开始在厨房忙碌，我觉得他很享受做饭的过程，大概这可以让他放松心情。我很挑食，只吃麦片、面包和牛奶，如果让我吃掉我那份蔬菜，简直就像打仗一样。

让我上床睡觉也不容易，我会到处乱跑，跳上跳下，父母要花好长时间才能让我安静入睡。我总是拿着同一件玩具上床睡觉，那是一只红色的小兔子。有时候，我不想睡觉就一直哭，直到父母同意我跟他们一起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我还会做噩梦。现在我还能记得其中的一个，我梦见一只硕大无比的恐龙盘踞在我的头顶，跟它相比，我显得无比渺小，然后我就被吓醒了。后来我总是梦到这只恐龙，由于害怕被它吃掉，以至于我常常会被吓得失眠。后来我的梦里不再出现恐龙，它一下子消失了，就像来时那样突然。不过，我还是会做噩梦，可次数越来越少，也变得没那么可怕了，或许这也算是我战胜了那条恐龙吧。

有一天早上，父亲带着我沿着往常的那条路去幼儿园，但父亲为了少走弯路，临时改变了路线，结果我在婴儿车里大哭起来，这让他颇为意外。那时我还不满三岁，却已经把从家到幼儿园的这条路熟记于心了。当时正巧有个老太太经过，她停下来看着我说：“这孩子的肺活量真大。”爸爸顿时觉得很尴尬，随后他推着我走回原来那条路，我马上止住了哭声。

记得一次在幼儿园看到老师吹泡泡，那些色彩缤纷的小泡泡飘到小朋友们的头上，好多人伸手去抓，我却没有，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泡泡，观察它们的形状、飘动的方向和泡泡那明亮光滑表面上闪耀的光芒。当老师连续用力而快速地吹时，那些泡泡会排成长长的一串，我最喜欢看这个了。

无论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家里，我都很少摆弄玩具。就算拿着玩具，比如我的兔子，我也只是紧紧把它抓在手里，而不会抱它、抚摸它或扔着玩。我最喜欢的一个游戏是拿一枚硬币在地板上转动，我会一次接一次地转动，看它不停地旋转，好像永远也不会感到厌烦。

父母至今还记得我曾经拿着母亲的鞋子不停地敲打地板，我喜欢它发出的敲击声。我甚至还穿上母亲的鞋子在房间里趿拉着走来走去，快活极了，父母也因此叫那双鞋子为“趿拉鞋”。

有一天，父亲用婴儿车推我到街上散步，当经过一家店铺的橱窗时，我哭闹起来，但父亲并不想带我进去。通常跟父母外出时，他们很少带我到店铺内，因为曾经进过几次，我总是哭闹，为此他们不得不向周围的人道歉并解释说“他很敏感”，然后就带上我匆忙离开。但这一次我的哭闹好像很坚决，一副非进去不可的样子。没办法，父亲只能带我进去了。里面正在举办大型的《奇先生妙小姐》（Mr. Men）系列儿童书展，明黄亮丽的“快乐先生”和紫色三角形状的“冒失先生”都在其中。父亲拿了一本递给我，我抓在手里，再也不放开，于是父亲买下了那本书。第二天我们经过同一家店，我再次哭闹，父亲只好进去又买下《奇先生妙小姐》系列的另一本书。很快，这成了规矩，直到他给我买齐这个书系的每一个角色。

没多久，我就变得跟《奇先生妙小姐》不可分离了，不带上一本我是不会出门的。到了晚上，我就整晚地躺在地板上，手捧着书，看里面插图的颜色和图案。父母很高兴我能这样迷恋《奇先生妙小姐》里的人物，这看起来好像是我第一次如此快乐和安静。他们发现可以用这个来鼓励我好的行为，父母许诺，如果我能做到一整天不发脾气，他们就给我买一本新的《奇先生妙小姐》。

4岁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独门独院的房子，它坐落在布利贝瑞街的转角。这房子的布局很奇怪，楼梯与客厅旁边一条被隔开的通道相连，浴室在楼下，离大门很近，有时洗澡冒出的水蒸气会把刚一进门的家人或来访的客人吓一跳。父母不太喜欢这栋房子，厨房总是很潮湿，冬天屋子里又很冷。尽管如此，我们的邻居都很友善，尤其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很喜欢我和弟弟，每次在花园里看到我们都会拿糖果和柠檬汁给我们。

每到周末，父亲就忙着在门前的院子里种菜，那里很快就长满了马铃薯、胡萝卜、豆子、洋葱、大头菜、番茄、草莓和大黄。星期六下午，我们总是拿大黄和奶油冰激凌当点心吃。

我跟弟弟睡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为了节省空间，我们睡上下铺。虽然弟弟比我小两岁，但他睡上铺，因为父母担心我因晚上睡不好而掉下来。

我跟弟弟不算亲密，我们通常是各玩各的。他经常在花园里玩，而我则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们几乎没一起玩过。就算待在一起，也玩不到一起去，我从没有过想把我的玩具或经历跟他分享的念头。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难以理解，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什么是互相理解和共同分享。虽然我有时还是很难完全对别人敞开心扉，但与他人沟通和分享的渴望是有的，或许这渴望一直藏在我心深处，需要我花费时间去找寻与实践。

我变得越来越安静，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会坐在地板一个固定的角落，静默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时，我会用手指堵住耳朵，让自己离静寂更近些。我从来都不认为静寂是静止的，它更像一个丝绸般顺滑的凝固体，游动在我的身边。

当我闭上眼睛，静寂就浮现出来，软软的，还闪着银光，我不需要刻意去想象，它就倏然而至。如果突然有声响，例如敲门声，它就会转瞬即逝，我会因此感到痛苦。

楼下的客厅总是堆满书籍，父母都爱读书，至今我仍然记得我坐在地板上，看他们手拿书籍、杂志、报纸认真阅读的样子。如果我表现好，父母在阅读的时候就会允许我坐在他们的腿上。我喜欢哗哗的翻书声。书籍在我眼中变得特别起来，因为只要父母在看书，房间里就满是静寂，这让我感到安逸又满足。

我开始囤积父母的书，把它们夹在腋下带入我的房间。爬楼梯对我而言有点儿困难，我一次只能爬上一级楼梯，如果夹带的书很重或很大，我就会花上整整一分钟的时间才能爬完一节楼梯。有些书很旧，满是灰尘的味道。

在房间里，我把书摞在地板上，直到它们把我围在中间，父母进我房间时总是小心翼翼，害怕碰倒那些比我还高的书堆。如果他们想挪走任何一本书，我就会发脾气大哭。书的每一页都有数字，我喜欢被它们环绕，那感觉就好像自己被舒服地包裹在一条柔软的由数字做成的毯子里。早在我能读懂书本里的文句之前，我就已经会数数字了。数数字的时候，它们会在我心里幻化成各种颜色的形状，荡来荡去。

有一次，我夹了一本特别沉的书上楼，结果摔倒滚落下来。摔下去的一瞬间，我眼前仿佛充满了闪烁、亮丽而又生动的色彩，就像四处撒落的阳光。我重重地摔在楼梯底下，尽管晕头涨脑又疼痛不堪，但我却不想叫喊求救，只是坐在那里，等着父亲寻声而来。我很少主动开口说话，除非有人先开口。在那以后，父母开始把又大又沉的书藏起来，害怕我再次摔倒，伤到自己。

我家附近有个公园，步行就可以到，大多数周末我们都会去那里。父母会把面包撕成小片，让我拿去喂鸭子。他们通常会一大早就带我们去，因为那时人很少，他们知道我会被人群吓到。当弟弟跑来跑去的时候，我会坐在地上拔草或捡飘落的雏菊花瓣。

在公园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荡秋千。父亲抱我坐上秋千，然后轻缓地推我，他要是累了停下来，我就会大喊：“接着推，接着推……”直到他再次起身推我为止。公园还有旋转木马，我坐中间，父母分站两头，慢慢推动木马。当木马旋转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微笑着，那感觉好极了。

从公园回家的路上有时会很吵，如果一辆经过的汽车突然发出很大的声音，例如按喇叭的声音，我就会一怔，然后马上用手堵住自己的耳朵。突然响起的声音比大声更让我恐惧，因为太突然的东西总会让我猝不及防，这也是我讨厌气球的原因之一。如果看到有人拿着气球，我就会退缩，害怕它会突然爆裂，发出令人震颤的声音。

搬到布利贝瑞街后直到5岁，我一直都在当地的巴利小学附属幼儿园。这家幼儿园是根据16世纪的一位居住于此地的女修道院院长的名字来命名的。在幼儿园里，老师经常发给我们纸和彩色铅笔，鼓励我们画画、涂颜色。我喜欢画画，虽然我还不会用手指握铅笔，但我可以用手掌握牢它。我喜欢画许多大大小小的圆圈，这是我最喜欢的形状，我总是没完没了地画。

教室的角落里有个箱子，装满了玩具。我最喜欢的就是彩色珠子，我把它们抓在手里晃动，看着它们在手掌心里滚来滚去。如果发给我们硬纸板卷起来玩，例如做成望远镜，我就会把珠子倒进纸筒里，让珠子从这头进，从那头出，可真有趣。如果能找到一个筒子或罐子，我就会乐此不疲地把珠子反复地倒进倒出。

教室的一面墙是书架，摆满了书。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好饿的毛毛虫》（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我喜欢书页上打的小孔和那些颜色明艳的圆弧形插画。书架旁还有个读书角，孩子们环绕着老师，坐在一个大大的垫子上听老师念故事。有一次在老师念故事的时候，我盘坐在后面，头垂得低低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老师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不但没听，我还开始喃喃自语，待我抬起头的时候，发现老师已经停了下来，每个人都在盯着我，于是我停止了自语，再度低下头，老师又继续念故事了。

我不记得在幼儿园感到过孤独，可能是因为我被书籍、珠子和那些圆圈深深吸引住了吧。慢慢地，我开始感觉到自己跟周围的孩子不一样，但是我并不因此而困扰，我甚至没有任何想要与别人交朋友的念头，我觉得自得其乐很不错。

每到玩游戏的时间，类似抢椅子这样的团体游戏我总是拒绝参加。一想到一个挨一个地抢椅子时，会被其他孩子撞到，我就觉得害怕。不管老师怎样好言相劝，我就是不玩。于是我被允许靠墙站着，看其他孩子玩。一想到让我一个人玩，我就感到兴奋不已。

每次从幼儿园回到家里，我都会直接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只要疲倦或不安，我就会蜷缩进床底的黑暗处躺着。父母在进来看我之前都会先轻轻地敲门。母亲总是询问我在幼儿园的一天过得怎么样，她想鼓励我开口讲话，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太安静了。

我的房间就是我的避风港，只有在这个属于我的空间里，我才会感到舒适和快乐。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父母会上楼陪我坐着，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我共度，他们从来都没厌烦过我。

当我今天坐在这里，写这些童年的事情，才赫然发现当时父母为我做了那么多，而得到的回报却那么少。每次听父母讲起我小时候的事，都觉得是一段魔幻般的经历，跟现在的我相对比，我才醒悟到，在我成长蜕变的历程中，父母扮演了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不管我有多少问题，爱哭、爱发脾气、常常制造麻烦，他们都无条件地爱我，全心全力地帮助我，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不离不弃，他们就是我的英雄。

3 在癫痫的痛苦中发现天赋

癫痫发生的时候，我正坐在客厅的地板上。那时我4岁，和弟弟坐在一起，父亲在厨房做晚饭。在那个年纪，我体验过从全神贯注的状态当中（例如注视我手掌的纹路或盯着自己前后晃动时的身影）突然彻底游离出来的感觉。然而这一次与以往不同，我突然觉得房间的四面墙一下子离我好远，灯光暗下来，时间凝固，永恒降临，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是我的癫痫病严重发作了。

癫痫是一种常见的脑部疾病，英国大约有30万名癫痫病患者。此病是由大脑神经异常放电引起的，至于病因和发作过程，又为什么会停止，人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医生认为可能与脑部神经细胞的连接或脑部化学成分的平衡有关。

发病前几天，当我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时，父亲就注意到我有眼睛上翻、手臂僵硬的迹象。他很担心，给医生打了电话，希望给我做个检查。那天非常闷热，医生说我可能仅仅是不舒服而已，还让父亲留意观察，如果再出现这样的迹象就立刻跟他联系。

我很幸运，当我严重发作的时候，弟弟恰好在我身边。当时我全身抽搐，昏迷不醒，父亲在厨房听到弟弟的哭喊声就冲进了客厅，他本能地小心抱起我，跑到屋子外面的出租车停靠站，坐进最靠前的一辆，央求司机以最快的速度送我们到最近的圣乔治医院。汽车疾驰，父亲紧紧地抱着我，一路都在为我祈祷。

父亲全身是汗，一下车就径直冲向儿童病房。那时我还没有清醒，继续发作着，也就是处在有生命危险的癫痫持续状态。值班护士从父亲手中接过我，即刻叫来医生。医生先是给我注射了镇静剂减缓我的发作，我当时已不能呼吸，脸色发青，于是医生就使用了心肺复苏术对我实施抢救。发作一个多小时后，我的各项生命体征终于慢慢恢复正常了。筋疲力尽的父亲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放声大哭，因为他的及时迅速，我才没有丢掉性命。

我被诊断得了颞叶癫痫症。颞叶位于耳朵上方的大脑侧面，与接收感官刺激、记忆、听觉和认知有很大关系，如果在这个部位发生癫痫，则会损伤人的记忆力，并影响到性格。

癫痫症在自闭症人群中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正常人群，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自闭症儿童在成长为青少年期间会患上颞叶癫痫症。因此有人推测，癫痫症与自闭症的病源都在大脑同一部位的结构或基因里。

作为诊断流程的一部分，我做了脑电图检查。电极紧贴着头皮，用来测量大脑的生物电活动，并测查脑波是否异常。我还记得技术人员站在我身边，把很小的圆形金属电极用胶水固定在我头上的不同部位，每贴上一个，我都皱着眉头躲避着，因为我不喜欢头被碰到的感觉。

我还做了脑部磁共振成像，它利用强有力的磁场、微波辐射和电脑来生成人体内部的清晰影像。扫描前，技术人员给我服用了镇静剂，可能是担心我受不了机器的噪声，也怕我躺在扫描仪里产生幽闭恐惧。我记得自己躺在一个柔软而洁白的垫子上，然后就被推进一个狭长管道般的扫描仪里，持续了大概30分钟。我一定是在里面睡着了，因为我记得被推出管道后，是父亲叫醒了我。

在我住院的几天里做了好几项不同的检查，父母不分昼夜地轮流照看我，他们担心我醒来后会因看不到家人而害怕。我住的病房地板很有光泽，上面布满细小的刮痕，床单的质地跟家里的也不一样，感觉有点儿扎，不那么软。父母给我喝橙汁，还给我带来图画本和蜡笔，让我打发时间，但是我睡觉的时候居多，因为我太累了。

医生告诉父母，我的前景很乐观，因为有近一半得颞叶癫痫的孩子在成年后都痊愈了。医生给我开了抗癫痫的药，然后我出院回家了。

我被诊断患有癫痫病这件事让父母忧心忡忡，尤其是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成年后仍长时间受到癫痫病的折磨，在我出生前多年就去世了。

爷爷叫威廉·约翰·爱德华，1900年出生于伦敦东区，是个修鞋匠，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他就驻守在苏格兰北部的军事基地，是个防空机枪手。他一共有4个孩子，我父亲排行最小。爷爷在战后开始发作癫痫，而且十分严重，没多久奶奶就听惯了碗盘从厨房桌子上掉下来摔碎的声音。

在那个年代，能够为癫痫病人提供帮助的资源有限。医生认为爷爷的癫痫病是由他在战争时期患上的炮弹休克症（shell shock）而引发的，并建议奶奶与他离婚，以便继续生活下去，毕竟她刚刚组建家庭，以后的日子还长。这一定是她一生中所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但她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与爷爷离了婚，而后再婚，爷爷则搬到了一个疗养院，那里专门收治患有精神疾病的退伍军人。

爷爷和奶奶离婚，给整个家庭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虽然奶奶有了新的家庭，但她的继任丈夫经常失业，赚到点儿钱就赌博输掉了。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他们的房租越欠越多，直到有一天回家时发现，他们的家具被扔在房子外面的草坪上，房门紧锁。因为没有缴纳房租，他们被市政当局驱赶，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一个朋友暂时收留了他们的孩子，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在那些同母异父的孩子们中，我父亲算家里的老大了。后来，奶奶又领着这些孩子搬到了一家专门收容无家可归者的旅馆。临行前，那个帮忙照看孩子的朋友送了父亲一套乐高组合玩具做礼物。这家旅馆由许多小房间和共用的厕所、浴室、厨房组成，走廊很狭窄，红色的水泥砖铺地，父亲在屋子里就能听见工作人员在走廊里的脚步声，他还给其中一个起了绰号叫“长筒靴”。

他们的住处有两个小房间，不带家具，不能看电视，也不能听广播。孩子们住的房间只能容纳三张小床，奶奶的那间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由于不允许成年男人住在这里，因此她的丈夫只好租住在一家店面的楼上。住旅馆期间，一家人被迫分开。

旅馆的生活很糟糕，不仅因为膳宿条件很差，而且没有隐私，房门24小时都不上锁，工作人员很苛刻，实行军事化管理。大家都讨厌在这度过的一年半时间，因为奶奶跟旅馆经理琼斯太太有了些交情，后来的生活才好过些。再后来，一家人搬到了另一所房子里。

父亲在11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爷爷。那时，爷爷的癫痫病发作没那么频繁了，可以白天到修鞋店工作，晚上再回到疗养院。爷爷癫痫病发作的时候，父亲的年纪还很小，对爷爷没什么印象，甚至不记得爷爷的长相。他们在一个朋友家里见了面，那个朋友就是几年前曾经收留过父亲和他的弟弟妹妹的好心人。父亲记得他和一个头发花白被介绍是自己父亲的人握了手，那人穿着不太合体的衣服，过了些时候，他们逐渐熟悉并亲近起来。

爷爷年纪大了，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父亲尽可能地常到疗养院看他。父亲21岁的时候，爷爷死于癫痫和中风引起的器官衰竭。据说，爷爷是个很亲切很温和的人，可惜我永远也都没有机会结识他了。

我是如此幸运，能生活在一个医学进步发达的时代，患癫痫病的经历也会完全不同于爷爷。随着我的癫痫病发作并被确诊，我想父母最担心的就是我不能过上他们所期盼于我的“正常生活”，就像大多数的父母那样，他们将正常等同于快乐和有劳动能力。

医生给我开的药很有效，我是说，我痊愈了。我的癫痫病再没发作过——大约80%的癫痫病患者都能够摆脱此病，这也是母亲有勇气面对我患癫痫病这一现实的最主要原因。某种程度上，我与其他孩子不同，很脆弱，需要格外的照顾、支持和关爱。对这些，母亲总是很敏感，有时候，她一想到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再次发作，她就坐立不安，有时她还会走到另一间屋子里轻声哭泣。我还记得父亲曾告诉过我，当母亲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进那个房间。

不过我发现我很难体会母亲的感受，我仍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专注于那些最细微的事情，无法理解家里的气氛和压力。有时候，父母也会像其他父母那样，为了孩子和该如何处理事情而吵架。当他们吵架的时候，争吵声会在我心里变成深蓝色，我蜷缩在地板上，头抵在地毯上，双手捂住耳朵，直到吵架声变小才放开。

每天在吃饭时间，父亲都为我倒一杯牛奶或开水让我服药，我服用的是卡巴西平[1]。由于这种药有影响肝功能的副作用，因此我不得不每个月都跟随父亲去医院验血检查。父亲是个非常守时的人，我们总是比约诊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候诊的时候，他会为我买一种用塑料杯装的橙汁喝，还有饼干。我们坐的椅子是塑料的，很不舒服，但我记得我不想一个人站着，所以我总是等到父亲站起来后才离开座位。候诊区有很多椅子，我总是靠一遍遍地数椅子来打发时间。

一听到护士叫我名字，父亲就带我走进一个用帘子围起来的地方，坐下后，护士挽起我的一只袖子，用药棉在我手臂中间擦一擦。我验过很多次血了，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护士会劝病人在抽血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但我不转头，我会目不转睛地盯着针头上面的透明针管注满暗红色的血液。结束后，护士把我手臂擦干净，然后用一条印有笑脸的胶布将药棉粘在针孔处。

我服用的药物还有个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怕见日光，所以在夏天的那几个月，当弟弟在花园或公园里玩的时候，我就整天都待在室内。不过我并不介意，因为即使是现在，日光也经常让我皮肤发痒，觉得不舒服。在阳光普照的时候，我很少在户外待很长时间。癫痫发作后，父母觉得应该把我看紧点儿，所以我在更多的时间要在客厅里度过。这样不论我是看电视、玩硬币还是数珠子，母亲都可以看到我。

眩晕和无力也是吃药常会出现的副作用。只要一觉得开始头晕，我就立刻盘腿坐下，等着头晕过去。这有时会让父母觉得难堪，因为即使他们正领着我走在街上，我也会突然停下来，坐在人行道中间。好在眩晕的感觉不会持续太久，只有几秒种，但我害怕那种难以预料的失控感，我常在事后委屈得哭起来。

睡眠与癫痫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癫痫病人之中出现睡眠障碍的比例很高。一些科学家认为与睡眠相关的夜惊症和梦游等，可能就是夜间脑部癫痫症的发作。我从6岁开始梦游，直到青少年时期，有时频繁，有时偶尔。梦游通常会出现在睡眠的头三个小时，这时睡眠者的脑波波幅增大，处于无梦状态，睡得很沉。就算跟梦游者谈话，他们通常也不会回应，而且也记不得自己在梦游中发生的事情。梦游的时候，我会爬下床，绕着房间重复走一条相同的路线，有时会撞到墙上或门上，被吵醒的父母会小心地把我引回到床上。叫醒梦游者并不会带来实际的伤害，但会让梦游的人一头雾水，感觉莫名其妙。

父母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以确保我在夜间的安全。每晚临睡前，他们都会收起我房间地板上的玩具并亮起走廊的灯。有一次，我梦游时下了楼，走到屋子后面，被发现时，我正在厨房推那扇通向花园的门。从那以后，父母又在楼梯的最上层加了一道门。

梦游使我在白天总是没精打采得想瞌睡。为此，父母向老师做了解释，所以当我趴在桌上睡觉时，老师也不会觉得奇怪，反倒是对我充满同情和包容。我常会在一觉醒来后发现教室里空荡荡的，同学们全都跑到操场玩去了，但老师总会留下来陪我，免得我不安。

在我上学的第一年，药物的副作用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习。我做事时很难集中注意力，写作业总是断断续续，我是班上最后一个学会写字母的学生。当我写下的字母错误越来越少时，我的老师，莱蒙女士会给我彩色的粘贴作为额外的奖励。其实，我从不为落后于其他孩子而觉得敏感或难为情，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我的世界里。

每年父亲都会带着我去威斯敏斯特儿童医院，给我做两次脑部扫描，复查我的病情。我们坐出租车去，通常到得很早，然后就等着医生叫我们。那些年，我坐在医院的候诊区，等候过无数个小时。

三年后，医生决定逐步减少我的用药量。母亲担心我的病会反复，但幸运的是，直到今天我也没发作过。自那以后，药物的副作用渐渐消失了，我在学校的表现也有了进步。

目前对于癫痫病对我大脑造成的影响仍不可知（如果有的话），也不清楚它是如何发作的。我儿时发病的病灶在左颞叶，一些研究者认为，学者症候群患者具有超常能力，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左脑受损而引发右脑的补偿作用，因为这类患者最常见的技能，诸如数字、计算等，都跟右脑相关。

不过很难判断，究竟是癫痫导致了我的左脑受损，还是由于左脑受损导致了癫痫。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早在我出生前脑部就已经受损，引发了后来的癫痫。

为此，科学家们一直有兴趣研究我的认知能力，想看看我和其他人究竟有什么不同。2004年秋，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开始从事一项与此相关的研究，中心主任科恩是发展心理病理学教授，也是自闭症领域的杰出专家。

这项研究是为了测试“弱中央统合”（weak central coherence）理论。该理论认为，自闭症患者更注重于处理细节而忽略整体，而一般人则是先整合信息，抓住要点，但通常会漏掉细节。例如，相关研究表明，当只给出熟人脸部局部照片时，自闭症儿童能比一般人更准确地识别出来。

在诺威（Navon）测试中，被试需要辨认出以局部或总体形式显现出的预定目标。我曾在研究中心做过这项测试，研究人员要求我如果看到字母“A”就按下左手边的按钮，如果没看到就按右手边的按钮。图像在我前方的屏幕上闪现，我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有几次我按了代表“没看到”的右侧按钮，但几秒种后我的大脑才反应出，那些字母组合成的总体形状是“A”。研究人员称这种现象为“干扰现象”，也就是通称的视觉错觉。对大多数人来说，干扰来自总体的形状，例如，如果看到一个由许多小“A”组成“H”形状，那么大多数人不会立刻看到“A”，因为有先看到“H”形状时带来的干扰。不过对于像我这样的自闭症患者来说，情形刚好是相反的，我要努力看才能看出总体形状，因为我大脑的注意力集中在分散的细节上。

在上图中，左边图形显示的是由字母“H”组成的“A”形状，右边的是由字母“A”组合成的“H”形状。

悉尼大学心智研究中心主任艾伦·斯耐德（Allan Snyder）教授声称，他能通过一种叫做经颅磁刺激[2]的技术在被试身上复制出类似学者症候群的能力。

TMS一直是脑部手术的一种医疗工具，它通过刺激或按压脑部的特殊部位，可使医生随时监测手术对脑部造成的影响。由于它是非侵入性的，因此不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斯耐德教授认为，自闭症患者的思考方式与常人相比，并不存在太大差别，只不过比较极端而已。他论述说，可以通过TMS技术短时间地抑制某些脑部活动，例如，情景想象和概念思考，这可以促进负责搜集原始未过滤信息的脑部活动。他希望可以通过关闭大脑的某些部位来提高大脑功能，改变被试理解事物的模式。

教授将TMS机器连上电极，机器向颞叶发出磁能脉冲。有被试称，其绘画能力和校对技巧得到了暂时性提高，所画的动物更传神、更细节化，校对也更精确。

大多数人是通过辨认熟悉的词组来阅读，因此许多人会漏掉细小的拼写错误或重复的字，例如下面这个句子：

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此手。

快速地看，许多人都不会发现第二个句子多了个“此”字。

如果只看局部而不关注总体也有个好处，那就是查看细节的能力很强，例如我就特别擅长校对。每当我在星期天早上读报纸时父母都会觉得很烦，因为我总是不断地挑出报纸里面语法或拼写的错误。“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那样看报纸呢？”听我挑出第12个错误时，母亲无可奈何地问。

斯耐德教授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潜藏着学者症候群的能力，但大多数人的能力没有得以施展。他觉得我的超常能力也许跟癫痫有关，癫痫发作就像他那部TMS机器在发射磁能脉冲，影响了我大脑的某些部位，从而引发了我在数字和处理知觉上的能力。

有些人获得超常能力的确是在生病或脑部受损之后，例如瑟雷尔就是在10岁的时候被棒球打到脑部，随后几个月他就能记住车牌号码、歌词和天气预报等大量信息了。

相似的改变经历也出现在额颞叶痴呆患者身上。这是一种影响额叶和颞叶的脑部衰退性疾病，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的性格、行为和记忆力都会受影响，患有此类疾病的大多是40～60岁的成年人。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专家布鲁斯·米勒（Bruce Miller）说，他的一些额颞叶痴呆患者会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出对艺术和音乐的兴趣及相关技能。对脑部图像的研究显示，这类患者的左颞叶无论是血流速度还是代谢活动都有所减缓，而掌管视觉和空间认知的右脑情况就好很多。

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我，与童年时的癫痫发作有很大的关系。许多癫痫患者都有类似的感觉，19世纪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例子，他创作过《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文学经典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狂喜性癫痫”

（Ecstatic Epilepsy），这是一种罕见的癫痫病，通常在晚间发作，伴随有全身反应。根据他自己的发病体会，他在4部小说里创作了患癫痫病的角色：《群魔》里的基里洛夫、《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斯麦尔佳科夫、《被欺凌与被侮辱的》里的尼丽和《白痴》里的梅什金公爵。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这样描写自己的癫痫病：

我多次经历过那种一般人不知道也感觉不到的快乐，我体会到了天人合一的喜悦，那极乐的瞬间让人宁愿为它少活10年，甚至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感觉天国降临并将我笼罩，我就是神，神就是我。健康的人永远都不可能体会到我们癫痫病人在发病前的那一刻所能感受到的极致快乐。

作家兼数学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也被认为患有癫痫病，可能正是这个病才激发了他创作《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灵感。以下是描写爱丽丝不小心坠入井中的片段，那感觉就像是在描写癫痫发作：

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停住，就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井中。“这样也好，”爱丽丝想，“从此以后，摔下楼就不那么可怕了！”爱丽丝不断坠落，会不会再也停不下来啊？

作家拉普朗特（Eve LaPlante）在《发作：颞叶癫痫是一种医学、历史与艺术现象》[3]一书里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癫痫病或许可以激发人的创造力。她以凡·高为例，癫痫病使凡·高整个人陷入狂乱愤怒的状态，但他仍然创作出了上百幅水彩画、油画和素描作品。

8岁时，我曾抑制不住地连续几个月在纸上写故事，一写就是好几个小时，用掉了好多复写纸，父母还要不断地给我买纸。我担心把纸用完，就写密密麻麻的小字，老师为此抱怨说，他不得不重配副新眼镜来看我写的东西。

我记得在我那时写的故事里，总有大量的描述——我会用整整一页纸来描写一个地点，详细描述那里的颜色、样子和质地。故事里从来没有人物对话或感情，只有景物类的描写，例如波光闪闪的海面下的蜿蜒隧道，陡峭的岩石洞穴以及高耸入云的尖塔之类的。

写东西时，我似乎无须多想，字就能浮现在我脑海中。虽然没有事先构思故事情节，但我的故事还算说得过去。我曾给老师看过一篇，她很喜欢，还朗读了其中一段给班里的同学听。我写作的冲动总是来去匆匆，但我喜欢文字和语言，也因此而受益匪浅。

医疗和科技的进步，使得越来越多癫痫病人的生活远离了发病的困扰，大家也不再觉得癫痫和自闭症之类的病人有什么异样。不过，目前还有很多人对脑部疾病存有误解。

我想对癫痫儿童家长说的是，你们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这种病，特别是要多鼓励你们的孩子，让他们坚持自己的梦想，因为那就是他们的未来。

[1] 卡巴西平（carbamazepine），一种镇痛抗惊厥药。——译者注

[2] 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简称TMS。——译者注

[3] 原书名为 Seized: Temporal Lobe Epilepsy as a Medical, Historical and Artistic Phenomenon。——译者注

4 算数让恐怖学校有了伊甸园

1984年9月，我进入小学就读，大弟弟李伊进了幼儿园。每天父亲都领着我走路去学校，他有时会不耐烦，因为我走得很慢，而且我总是边走边捡石头，并将它们夹在手指间玩。我的老师莱蒙（Lemon），是位又高又瘦并留着黑色短发的女士。我喜欢她的名字，因为每次听到这个名字，我心中就会立刻浮现出柠檬的形状和颜色。[1]Lemon是我最早会写的单词之一。

学校大门口处有一个衣帽间，是给学生放外套用的。我不太喜欢这个小房间，因为它只有一个小窗户，还开在很高的地方，屋子里总是很昏暗。我很担心自己的外套和别人的混在一起找不到，也怕错穿别人的外套，所以我就通过数挂钩来找我的外套。如果进到衣帽间发现我的那个挂钩被别人的外套占用了，我就会觉得惊慌，很不舒服。记得有一次，我直接穿着外套进了教室，因为我的挂钩被别人占了，但实际上还有很多挂钩空着。

教室是长方形的，门在右侧。教室里有整排的抽屉，用来放笔和纸，每个抽屉上都贴着学生的名字。每个学生都会领到一个塑料封袋，左上角贴名字，袋子一端是彩色的拉锁，老师要求我们把书和作业本放在里面。我总是按要求做，看完的书马上放回袋子里。

我坐在教室后面靠窗的位置上，窗玻璃上贴着彩色的纸和学生的画，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见班级其他同学，却无须与他们有视线接触。我不记得小学一年级同班的任何一个孩子的名字和长相，因为我一直将他们当成我应付、竞争和周旋的对象，而不是我可以结识或玩耍的伙伴。

每当在教室中时，不论是站着还是走动，我都会将两手紧握放在胸前。有时候，我还会将十指交叉扣在一起，然后再伸直一根或几根，伸直的手指指向天花板。有一次，我刚伸直中指，就有一个小男生跑过来说我讲脏话。“手指头怎么能讲脏话呢？”我问他。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叫来了老师，老师来后就立刻教育我以后不能再做这个不礼貌的动作。

我真的非常喜欢学校的早课，因为安排是已知的，在每早固定的时间举行。早课召集时，老师让我们按名字字母顺序在教室外面排好队，然后一起去礼堂。走进礼堂时，其他班级的学生已经安静地坐在前排，我们接着在后排坐下。井井有条的秩序和规律让我觉得安全又放心，坐在礼堂里，我经常会闭上眼睛，随着哼唱的节奏轻轻摇晃，这是我放松满足时常有的表现。

早课最精彩的部分是唱诗。《他掌控着全世界》和《燕麦、青豆、豆子和大麦在生长》是我最喜欢的两首。我闭着眼睛，凝神静气地听其他孩子齐声歌唱，音符融汇成流畅而美好的旋律。音乐就是这样的，能让我感到平静又快乐。对我而言，早课是学校生活中最美妙的时光。

每年圣诞节，学校都要演出耶稣诞生的故事。有一次，老师让我演故事里的牧羊人，一想到自己要站在全校师生和家长面前，我就怕得要命。我觉得很痛苦，既不试穿戏服，也不跟老师交流，直到父母用糖果来交换我才答应演出。站在台上的时候，我一直盯着地板。尽管表演不尽如人意，但演出结束后，父母还是说他们因我而感到骄傲。下台后，我不肯脱戏服，父母只好说服老师在放假期间借戏服给我穿。从那晚直到新年前的每一个晚上，我都穿着牧羊人的长袍、戴着牧羊人的帽子睡觉。

上课对我来说也并不容易，因为只要有人说话或在外面走廊经过我就会分心。外面的噪声总是会干扰我，为此我只好用手指堵住耳朵，以便让自己心无旁骛。后来，二弟弟史蒂芬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扰，所以只要他在看书或思考，就一定会塞住耳朵。

书写的时候，我会留意每一个字母、单词和标点，如果弄脏或写错，我就立刻全部擦掉重写。追求完美就意味着低效率，写作业累到筋疲力尽，也看不出来究竟都做了什么。即便如此，我也从没担心过会给老师留下懒惰或愚笨的印象，也不在乎其他同学的眼光。那时，我还不理解什么是“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

写字很累人，因为有些字母很难写，尤其是g和k，我总是忘记它们的写法。为此，我专门找来几张纸练习g和k的写法，但我的手臂和那些圆圈就是没办法协调在一起，我练了好长时间才掌握些要领。在手写体方面，我也感到很吃力，我没办法将单词里的每个字母连在一起写，光是写字母就够难的了，再把gh或th连起来写就更难了。直到今天，在我书写的单词里，大部分字母还都是分开写的。

班级里的每个学生都被要求带一个装着卡片的铁盒子回家，卡片上写着让我们回家练习的不同单词，每个星期都会以考试的形式来检验我们在家练习单词的效果。我总是得高分，因为我会按照每个单词的字母形状将这个单词象形化。例如，dog（狗）这个单词包括三个圈，第一个字母有一条向上的线，最后一个字母有一个向下的圈，如果你将向上的线想象成狗耳朵，向下的圈想象成狗尾巴，那么整个单词看起来就真的很像一只狗。同样的，look（看）这个单词里的两个o就像是人的一双眼睛。在我看来，那些首尾字母都相同的单词，例如mum（妈妈）、noon（中午），在我看来很优美，我非常喜欢这些单词。

我刚开始上学就迷上了童话故事，故事的内容和生动的插图，鲜活地留在我的脑海中，那里面有流淌燕麦粥的小镇，还有美丽的公主睡在铺有一百个床垫的床上（床垫的最下面有一颗豌豆）。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是格林兄弟写的著名的《纺金线的女孩》。故事中，皇后要猜纺金线小矮人的名字：Kasper、Melchior、Belshazzar、Sheepshanks、 Cruickshanks、Spindleshanks……晚上临睡前，我最爱听父母念这些发音古怪的名字了。

还有一个让我感动的故事是《石头汤》。在故事里，有个士兵流落到了一个村子，他想要一些吃的和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是贪心又胆小的村民不肯给他任何帮助，于是士兵就说，他可以为村民们做一锅石头汤，只要一口大锅、一块石头和水就够了，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需要。村民们围在士兵的周围，看他开始煮汤，士兵舔着自己的舌头做出一副馋涎欲滴的样子。煮了一会儿，士兵高声地自语道：“当然了，要是能往石头汤里加点儿白菜就会更美味的。”一个村民听到了就跑回家拿来了白菜放到锅里，接着，士兵又说：“如果在有白菜的石头汤里再加点儿腌牛肉，那可是只有国王才能吃到的美味啊。”果然，一个屠夫拿来了腌牛肉，随后，其他村民又陆续拿来了马铃薯、洋葱、红葡萄、蘑菇……直到煮出了一锅足够全村人喝的美味的汤。我那时对这个故事感到很迷惑，因为我还没有“欺骗”这个概念，也不知道士兵装作用石头做汤是为了骗村民们贡献汤料，许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这个故事的内容。

不过，有些童话却让我感到害怕。我们每周都要在教室里看一次教育类节目“看与读”，这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录制的一套非常受欢迎的儿童系列节目，其中收视率最高的一个节目叫“黑塔”，讲的是小女孩崔西和她的狗在一个叫做黑塔的奇怪老房子里比赛，看谁先找到藏在那里的珠宝。整个系列播完要10个星期。

在第一集里面，小女孩崔西发现了黑塔，而且知道它很可怕。这一集快结束的时候，一张全家福的照片开始晃动，屋子变得阴森恐怖，崔西听到一个声音在告诉她，这房子处在危险中，她必须拯救它。

我记得是跟班里的同学坐在一起，屏住呼吸看这个节目，我的双腿在椅子下面不由自主地抖动，我也没感觉出什么，直到节目快播完时，我才感到脑海仿佛突然打开了一个开关，才意识到自己的恐惧。我激动地冲出教室，直到电视机搬出教室我才肯回来。现在回想起来，我才弄清楚，为什么那时班里的同学取笑我是“爱哭鬼”，我当时快7岁了，班里其他同学都没有被这个节目吓到。于是，每周在播放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被带到校长办公室，等班里其他同学看完节目才回去。校长办公室里有个小电视，我在那儿看过赛车节目，车子绕着赛道一圈一圈，开得飞快，至少这种节目我还是能看的。

“看与读”系列的另一套节目叫“透过龙的眼睛”，我倒是很喜欢。故事中有三个孩子，他们穿过曾经画在操场墙壁上的壁画，进入到一个叫“帕拉马”的奇怪地方。那个地方奄奄一息，孩子们要设法修补它的生命能量，那是一个在大爆炸中被毁害的六角形发光体。孩子们在一条友善的叫格尔文的龙的帮助下，开始搜索这个地区，寻找用于修补能量的零件。

这回我的情绪很平静，不但因为我长大了，已经10岁了，还有就是这个节目本身真的很吸引我。节目的画面非常漂亮，孩子们置身于色彩艳丽的风景里，穿越一片神奇的土地。节目里的角色有全身都是透亮的紫色、橘色和绿色的“生命能量”的守卫者，还有能说会道的大老鼠和花蝴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雪花从天空中飘落到孩子们手上，然后幻化成了字母，接着又组合成能帮孩子们找到“生命能量”的零件。还有一幕是，璀璨的夜空里，明亮的星星成了指引飞龙格尔文飞行的航标。这些亮丽神奇的画面是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这个以画面呈现出的故事与语言表达的形式比起来，我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看电视。母亲说我总是坐在离电视很近的地方，她怕我会看成近视，就让我离远点儿坐，我还会不高兴。我在家里，就算天气很热也穿着外套，看电视时也穿着，这会让我觉得安全。外套就像是武士的铠甲，让我多一层保护，将我与外界的危险隔离开。

我家的人口逐渐多了起来。我的父母都喜欢孩子，他们希望能组建起一个大家庭。我上小学的那个月，妹妹克莱尔出世；两年后，有了二弟弟史蒂芬；不久，母亲又怀上了她的第五个孩子——三弟弟保罗，因此我们家需要一个大一点儿的房子了。最初，我不太和弟弟妹妹们玩，他们在楼下和室外叫嚷、嬉闹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人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的出现并没有让我觉得有多好，但是能让我从中学会一些与他人交往的常识。因为身边常有人，所以我开始慢慢适应嘈杂和变化的环境。我透过房间的窗户，安静地看弟弟妹妹们一起玩，有时他们还会找来其他孩子玩，我逐渐了解了如何与其他孩子交流。

我们家于1987年夏天搬到了荷丁汉路43号。有趣的是，我童年住过的三个房子的门牌号都是质数：5、43、181。更巧的是，隔壁邻居的门牌号也都是质数：3（和7）、41、179。这两组质数一一对应，形成双生质数，也就是两个质数之间差2。数字越大，双生质数越少。如果邻居的门牌号从9开始，要想找到双生质数，那么这条街就得足够长，第一组出现的符合条件的号码应该是9011和9013。

我们搬家那一年遇上了少有的恶劣气候。1月，南英格兰出现了百年来最冷的天气，一些地方的最低温度达到了-9℃。严寒伴着大雪，学校不得不停课。孩子们都跑到外面打雪仗、滑雪橇，但我还是坐在窗边，看着雪花纷纷扬扬地自天而落。直到大家都回到了屋子里，我才开始独自冒险。我在院子前面堆起了几根几尺高的雪柱，每根雪柱都一模一样。从我房间的窗户望下去，雪柱围成了一个圆圈，那是我最喜欢的形状。一个邻居跑到我家对我的父母说：“你们儿子堆出的是雪中的巨石阵啊！”

1987年也是遭遇著名的10月暴风雨的一年，那是自1703年以来，英格兰东南部最严重的一场暴风雨。风速达到160公里/时，18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暴风雨那晚，我躺在床上，却很难入睡。穿着父母给我买的新睡衣感觉很痒，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突然，爆裂的声音惊醒了我，是暴风将屋顶的瓦片吹落到了街上。我爬到窗台上去看，一片漆黑。跟往年这时的气候不同，那天很暖和，我手心出汗了，当我想把手拿下来时，发现黏在窗台上了。接着，房门口传来了咯吱咯吱的声音，门开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白蜡烛，燃着橘黄色的光，移到我面前。我愣愣地盯着蜡烛，直到耳畔响起母亲的问候声，我才回过神来。我没说话，母亲端着蜡烛，我不知道她是否想把蜡烛递给我，就像我上次的生日那样，她曾把蛋糕上的红蜡烛给我，但这次我可不想接过蜡烛，因为我的生日还没到。

“要不要来点儿热牛奶？”

我点头，然后跟着她去了楼下的厨房。因为停电，所有房间都是漆黑的。我跟母亲坐在餐桌旁，她为我准备的牛奶上面浮着泡沫，我用一个有柄的、布满彩色斑点的大杯子喝。这是我最喜欢的杯子，无论喝什么都用它。喝完后，母亲领我回到楼上的房间，我上床，然后用被单蒙住头，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父亲说可以不必上学了。我从窗户望出去，满街都是破碎的瓦砾，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路边，边议论边摇头叹息着。

我家的对面就是学校，在我房间的窗口处，就看得见学校老师的停车场，这让我觉得很安全。每天放学回到家，我都跑回房间看老师们开走车子，我一辆一辆地数着，连车牌号都能记住。等到所有的车子都开走了，我才爬下窗台去楼下吃饭。

我对荷丁汉路的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搭在火炉边的尿布，还有父母腿上的两个小婴儿，她们总是哭着要喝奶。我们搬来这一年后，母亲第六次怀孕，生下的是双胞胎女儿，她很高兴，因为家里的五个孩子只有一个是女孩。母亲从医院回到家，让我下楼来看两个新添的妹妹。正是7月最热的时候，母亲额头满是汗。父亲让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挺直腰，然后将两个小婴儿递在我的两只手中，我低头看着她们，她们的脸颊胖嘟嘟的，手指那么小，穿着粉红色的上衣，其中一个妹妹衣服上的塑料纽扣敞开着，我小心地为她扣上。

家里人多总是有麻烦，洗澡的时候挤成一团。每个周日晚上6点钟，父亲都会挽起袖子，集合家里的男孩子到浴室，进行每周一次的洗澡工程。我讨厌和几个弟弟一起洗澡，讨厌滚烫的肥皂水浇到头上和脸上，讨厌弟弟们泼水嬉戏，讨厌弥漫着整间浴室的蒸汽。我常常因为洗澡发脾气或哭泣，但父母不让步，因为要是允许我一个人洗就太浪费热水了。

家里的经济也变得紧张。当时家里有5个不到4岁的孩子，父母为了照看孩子都放弃了工作。家里没人挣钱，父母的压力很大，两人常为了琐事争吵。尽管如此，父母还是想法设法地给我们买来食物、衣服、书籍和玩具。母亲很会精打细算，她能在慈善机构、旧货市场和商店里买到物超所值的东西。父亲有一双什么都会做的巧手，家里的大事小情都靠他，父母配合得非常默契。

我尽量远离家里的吵嚷声。家里人知道，无论何时，我都会待在和弟弟李伊合住的房间里。即便是在夏天，弟妹们都去室外玩了，我也依然留在房间里，盘坐在地板上，两手摊在膝盖上。房间里的地毯很厚实，是砖红色的，有些凸凹不平，我会用手摩挲地毯，我喜欢皮肤碰触地毯带给我的感觉。在晴朗的天气里，房间布满阳光，浮尘在光线的映射下闪闪发亮，汇集成一道斑驳的光。我可以安静地坐上几个小时，出神地注视着光影的长短以及它们照射在墙壁和家具上变幻出来的不同色调，那上面一点一点流转的就是时间。

母亲在旧书店为我买来了一本数字猜谜的儿童书，她知道我对数字着迷。记得那个时候我刚上小学，史蒂芬老师不准我带这本书到学校，因为他觉得我太沉溺于数字了，而忽略了参加其他课堂活动。当然，他说得一点儿都没错。

那本书里有一道这样的题：房间里共有27人，如果每个人分别跟其他所有人握手，那么所有人合计握了多少次手？

考虑这道题的时候，我闭着眼睛想象一个大泡泡里住着两个人，大泡泡外面黏着半个泡泡，里面是第三个人。大泡泡里的两个人彼此握手，然后又与半个泡泡里的第三个人握手，合计握手三次。接着，又有第二个半个泡泡黏在了大泡泡上，第四个人就在里面，大泡泡里的两个人继续和第四个人握手，分别在两个半个泡泡里的第三人和第四人也彼此握手，总共握手6次。然后又增加了两个半个泡泡里的人，6个人彼此握手，共计15次。握手次数的排序是这样的：

1、3、6、10、15……

这些三角形的数字可以以点的形式排列成如下的三角形：

三角形数字是这样得出来的：1+2+3+4+5……而1+2=3，1+2+3=6，1+2+3+4=10……如果你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前后两个三角形数字加在一起就得出一个正方形的数字。例如，6+10=16（4×4），还有10+15=25（5×5），把6的图形旋转过来，放在10的图形的右上角，就能看到这个结果。

知道了握手谜题的答案一定是个三角形数字后，我找到了解答的模式。首先，第一个三角形数字一定是1，而这个数字从两个人得来的，因为握手最起码也要两个人，如果三角形数字的排列是从两个人开始的，那么排列里的第二十六个数字，就应该是27个人彼此握手的总和。

我接着看到10这个数字，即排列里的第四个数，它跟4有关：（4+1）×4/2，排列里的其他数字也都符合这个算式模式，例如，第五个三角形数字（5+1）×5/2=15。因此，这道谜题的解答算式是（26+1）×26/2=27×13=351，27个人彼此握手次数的答案就是351次。

我花在数字谜题上的时间超过在学校里学的数学，我实在太喜欢这类数字题了。无论在教室、操场还是自己的房间里，我都会持续几个小时沉浸在这样的谜题世界里。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感觉到安静和快乐，没过多久，我就在这个世界里流连忘返了。

父母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我总是不知厌倦地收集各种东西，例如，棕色闪亮的栗子。我家门旁有一条长路蜿蜒而过，每到秋天就会有栗子从高大的树枝上掉落下来，掉得满街都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树，我会用手拂过那些皱皱的有裂纹的树皮，用指尖顺着树皮的纹路游走。落叶在空中飘舞着旋落下来，就像是我在心算除法时所看到的图形。

父母不放心我一个人出门，我出去捡栗子的时候他们总让弟弟李伊跟着我。我并不讨厌这样，至少还可以多双手捡栗子。我用手从地上捧起那些散落的栗子，把它们握在手掌心里，那平滑、滚圆的形状带给我安慰（直到今天我依然有这样的习惯，掌握着浑圆之物意味着安全，尽管现在我改握硬币和玻璃珠了）。我把栗子塞进每一个口袋，直到实在装不下了才放弃，这有点儿类似强迫症，因为我必须把看到的所有栗子都捡放起来才行。要是没有口袋了，我就脱下袜子装栗子，然后光着脚走回家，双手、臂弯以及所有的口袋，全塞着满满的栗子。

回到家里，我将所有栗子都倒在地板上，然后一遍一遍地数。父亲拿上来一个塑料袋，让我把数好的栗子放进去。我每天都捡回好多栗子，不长时间，房间里就堆满了栗子，后来，父母唯恐栗子会把房间的天花板压坏，就把装栗子的袋子拿到院子里了。父母并不干涉我的嗜好，他们让我在院子里玩栗子，但是不能带进屋里，因为要是被小妹妹误食就麻烦了。几个月后，我对栗子的热情降温了，它们也发了霉，最终被父亲扔进了垃圾箱。

没过多久，我又有了新爱好，就是收集各种各样的广告单。它们通常会被夹在报纸里或被当成邮件而被塞到信箱里。我喜欢广告纸光亮厚实的质感和对称的形状，对于广告内容则毫无兴趣。很快，父母就开始抱怨广告单塞满了抽屉和柜子很麻烦，因为每次拉开柜子，广告单都会涌出来，散落满地。还好，就像捡栗子一样，我对广告单的兴趣也渐渐消退了，这让父母松了口气。

父母会给我零钱作为对我表现好的奖励。例如，如果我把掉落在地上的广告单放回到抽屉里，父母就会给我许多小面额的硬币，他们知道我非常喜欢圆形。我可以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小心翼翼地把硬币叠成高塔，看它摇摇欲坠，闪闪发亮。为了满足对我的供应，母亲每次出去买东西都会特意要求收银员多找给她一些硬币。有时，我会叠出好几个相同高度的硬币塔，让它们围在我的四周，我坐在中央，享受着被硬币塔包围起来的安宁和静逸。

1988年9月，在韩国首都汉城（现称首尔）举行的奥运会深深地吸引了我，电视上呈现出来的画面和声光都是我没见过的。有159个国家和地区的8 465位选手参加了那届奥运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赛事的过程中，有很多在我看来与众不同的画面：泛着波光又浮着泡沫的泳道上，游泳选手们奋力向前，他们戴着泳镜的头在水面上有节奏又快速地起起落落；短跑选手冲刺的时候，黝黑坚实的手臂和双腿因速度而模糊在一起；体操运动员凌空跃起、旋转翻落……我为这一切着迷，只要有时间，我就守在客厅里看赛事转播，任何比赛都不放过。

碰巧的是，老师要求我们交一份与汉城奥运会有关的作业。这下我可有了大显身手之处，父亲帮我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来几百张运动员的赛事照片，我将它们按照我的色彩逻辑分贴在彩色的硬纸板上：身着红运动服的运动员贴成一张，黄色的是另外一张，白色的是第三张，依此类推。我又用自己最漂亮的字体，将从报纸上看来的国名写在一张小一些的、划线的纸上。我还制作了一张表格，列出了各个比赛项目，包括首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上的韩国跆拳道和桌球。此外，还有一些统计类的表格，例如，比赛分数、比赛时间、破纪录项目和奖牌数目等。这份作业花了我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由于所用的纸张实在太多，父亲不得不帮我打孔穿线，才能将它们整理在一起。最后，老师因我为这份作业所下的工夫，给了我班级最高分。

通过这届奥运会，我知道了原来有这么多国家，并开始对其中的一些国家有所了解。我曾向图书馆借过一本介绍世界各种语言的书，书中画有腓尼基字母并附说明。腓尼基字母起源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和西里尔文这些现代文字系统通常被认为是由腓尼基字母演化而来。这些字母的独特线条像磁石般吸引着我，我的记事本上写满了长长的腓尼基字母拼成的句子、故事和文章。花园库房的墙壁上，也满是我用彩色粉笔涂上去的腓尼基字母，它们组合成我喜欢的词。下面是用腓尼基字母拼成的我的名字：丹尼尔。

一年后，我10岁了，邻居的一位老人去世，搬来了一户年轻的家庭。有一天，一个金发的小女孩来敲我家的门，母亲开了门，金发女孩问是否可以跟我妹妹一起玩。母亲把我和妹妹克莱尔介绍给她（她觉得这是个让我和邻居孩子玩到一起的好机会），于是我们去了金发女孩的家，坐在她家房前的门廊里。金发女孩叫海蒂，妹妹很快就和她成了好朋友。海蒂大概六七岁，母亲是芬兰人，父亲是苏格兰人，她从小讲英语，那时才开始学芬兰文。

海蒂家有几本色彩鲜艳的儿童画本，画在里面的每一样东西下面都写有芬兰文。大红苹果下面写的是omena，鞋子下面写的是kenkä。妹妹和海蒂玩的时候，我就看这些书，我觉得芬兰文的形状和发音都很优美。虽然它们和英文大相径庭，但我还是很快就记住了它们。每次从海蒂家走的时候，我都会用芬兰语跟她道别，Hie Hie——再见。

去学校的沿途中，路旁有整排的篱笆。那年夏天，我第一次独自走这段路，于是我有了新的发现。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红色的、身上布满黑色斑点的昆虫，正在向篱笆墙里爬，我因为好奇就停下来坐在人行道上，观察它在铺满小树叶和小树枝的路上走走停停、爬进爬出。这只昆虫的背部小而圆，而且是透明的，它背上的斑点被我数了一遍又一遍。路上行人聚拢上来，还有些路过的人低声抱怨着，大概是因为我妨碍了他们通过，但我当时一门心思地观察着眼前的这只瓢虫，其他什么都顾不上了。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让那只瓢虫爬上来，然后立刻飞奔回家。

我曾在书中的图片上见过瓢虫，也了解所有关于它们的事情。例如，在很多文化里，瓢虫是吉祥的象征，因为它们吃害虫（一天能吃掉五六十只蚜虫）保护庄稼。中世纪时，瓢虫被认为是上帝派来帮助人类的使者，因此农民称它为圣母玛利亚。瓢虫的黑色斑点可以吸收太阳的能量，身上的颜色可以吓退那些企图攻击它们的掠食者，因为颜色鲜艳被认为是有毒的。瓢虫还能分泌出一种很臭的化学物质，让掠食者不敢靠近它们。

发现瓢虫让我非常兴奋，我想收集更多的瓢虫。母亲看见了被我带回家的瓢虫，就说瓢虫很恋家，并让我念“小瓢虫，小瓢虫，飞回家”。我没念，因为我希望它留在这里。我把我房间里一个装硬币的塑料罐空出来，将硬币倒在地板上，然后把瓢虫放进罐里。我又跑回街上，钻进篱笆里，花几个小时捉瓢虫，直到天黑看不见为止。我曾在书上看到，瓢虫喜欢树叶和蚜虫，所以我从篱笆上摘了很多带着蚜虫的树叶和荨麻放进罐里。每发现一只瓢虫，我就轻轻地将它们捡起来放进那个罐里。

回到家里，我将罐放在我房间靠床的桌上，又用针在罐上戳了几个孔，这样就可以确保瓢虫的新家有足够的空气和光线了。为了防止它们飞出来，我把一本大书盖在了罐上。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每天放学回家都找来树叶和蚜虫喂给瓢虫，还在树叶上洒了水，免得它们口渴。

我不停地在班里讲瓢虫的事，终于惹怒了史瑞福老师。他要我把瓢虫带到学校，向大家展示我的收藏。第二天，我将装有几百只瓢虫的罐带到了教室。老师看过一眼后，让我把罐放在他桌上，接着递给我一张叠好的纸，要我送给隔壁班的老师。当我回来时发现罐不见了，原来是史瑞福老师叫同学把罐拿到外面，放走了所有的瓢虫。我气得头都要炸开了，哭着冲出教室，跑回家。那之后的几个星期，我都不跟史瑞福老师说话，而且他一叫我的名字，我就会生气。

虽然发生了这件事，但说心里话，史瑞福老师对我是非常好的。平常只要发现我情绪低落或焦虑，他就会领我去音乐教室弹曲子，让我平复下来。那里有很多学校举办活动时用的乐器，包括钹、鼓和一台钢琴。史瑞福老师弹不同的曲子给我听，还教我弹一些简单的曲子。我喜欢坐在音乐教室的钢琴前面弹奏，我喜欢音乐，在乐曲的旋律中，我会平静下来，所有的焦虑都会烟消云散。

我很容易感到焦虑，甚至常为一般人感到很正常的事情而焦虑。如果学校临时宣布一项活动要求所有人参加，或是班级突然改变了例行的活动，我就会觉得无所适从。能否提前知晓事情的发生，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只有如此，我才会觉得情况在我的预期之内，才会觉得一切都井井有条，才不会感到焦虑——至少眼前不会。在学校里，除了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其他时间我都觉得很不自在，也总是闷闷不乐。因为压力大，我常会头疼、胃疼。有时，我会压抑得不想走进学校，例如上课迟到了，发现教室里空无一人，全班都去了礼堂。我害怕一个人走进礼堂，也不想听同学们从礼堂一起走回来时发出的噪声。无处可去的时候，我就逃回家里。

一年一度的学校运动会更让我觉得不适应。我对运动没兴趣，也不想参加。赛场上，有跳沙袋、汤匙衔蛋竞走这类的活动，观众席上也大呼小叫的，我无法忍受震耳的喧闹和逼人的暑气。父母通常会把我留在家里，怕我融化掉了。如果无法忍受周围的环境，我就会涨红脸，拼命敲打自己头的两侧，哪怕很疼也不住手，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大脑里的压力宣泄出来。

在史瑞福老师指导的一次科学实验课上，一名同学把一团黏土系在线上，我看得入迷，以至于忘了是在上课，竟然走上前用手指拉那团黏土。老师很生气，认为我是故意捣乱，狠批了我一顿。我并没觉得自己有错，更不明白老师为何对我发火，觉得很委屈。我冲出教室，狠狠地摔上门，结果门玻璃被震碎了，那一霎那，我听见了班里同学们的惊呼声。回到家里，父母教育了我，让我学会克制，以后不可以有类似的冲动行为。随后，他们拜访了校长，交了道歉信，还保证赔偿打碎玻璃的损失。

为了帮助我克制情绪，父母想到了让我学跳绳，这样还可以让我增进肢体的协调能力，也能增加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免得我老是待在房间里。开始的时候，我不太会跳，但很快我就精通此技了，可以一次跳很久。我的情绪也因此得以平复。我会一边跳绳一边数数，那个时候，我看得见那些数字的形状和质地。

我真的不理解在学校发的数学练习题里，为何那些形态各异的数字都被印成了相同大小的黑体字，我认为这是学校犯的错误。例如，8为什么没有6印得大？9为何是黑色而不是蓝色？也许是学校之前的练习题里印了太多的9，以至于蓝色都被用光了。老师说我作业本上的数学题答案写得太乱、太不整齐了，要求我统一数字的大小。我可不想把数字写成另外的样子，但其他同学好像并不介意。十几岁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看到的数字跟其他同学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我做计算题比班里其他同学都快，做一段时间，我的进度就遥遥领先了。每次做完题，老师就示意我保持安静，不要干扰其他同学。于是，我双手支头，沉溺在数字的遐想中，有时太入迷，会不由自主地哼出声，这时老师就会走过来，而我也立刻默不作声了。

为了打发等待时的无聊时间，我创制了自用的代码，用数字来代替字母。例如，将“24 1 79 5 3 62”这组数字解码后就是我的名字Daniel。我是这样做的，将字母表中的每两个字母组合在一起：（ab）、（cd）、（ef）、（gh）、（ij）……以此类推，每个组合分别对应1到13的某个数字，例如：（ab）=1、（cd）=2、（ef）=3、（gh）=4、（ij）=5……接下来只需要区别出每个组合中的两个不同字母。我的办法是将每个组合中的第二个字母随机对应一个数字，而第一个字母就用它所在组合对应的数字来表示，根据这些法则，24代表的就是第二个字母组合中的第二个字母d，1代表第一个组合中的第一个字母a。

经老师允许后，我常在放学后把数学书带回家。我会趴在地板上，将数学书摊在眼前，连续几个小时做书里的练习题。有一次，我的弟弟李伊在房间里看着我，他知道我喜欢做数字的乘方题，就给我出这样的题让我做，然后他用计算器核对我的答案，例如，23×23=529，48×48=2 304，95×95=9 025。接着，他出了一道数字较大的题：82×82×82×82=?我想了大概10秒钟，我紧握双手，各种图形和颜色占据了我的脑海。“45 212 176。”我回答。弟弟没有说话。于是，我抬起头看他。他的表情不同于往日，他在对我笑。李伊和我一直不是很亲密，这是他第一次对我笑。

在巴利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老师们为包括我们班级在内的好几个班级组织了为期一周的旅行。目的地是特里温，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处，那是一个可住宿的户外中心。父母相信这对我而言会是一个用几天时间来经历不同环境的好机会。一位满身烟味的司机驾驶着一辆长长的闪亮的客车来接学生和老师。父亲帮我收拾了旅行用的衣服和书籍，并送我上车。

到了户外中心后，学生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都分到一间供居住的小木屋。木屋狭小得只够放下几张双层床、一个盥洗池、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我讨厌离开家，因为每一件事都变得很混乱，我发现自己很难适应这些变化。我们必须要早起，每天早上5点钟就得穿上T恤和短裤去操场跑步。我总是觉得饿，因为这里没有我在家常吃的东西，例如燕麦片或花生酱三明治。我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因为所有的孩子必须每天参加团体活动。

其中一项活动是骑小马跋涉，由当地马场承办。活动那天，大家先学怎样骑马，然后由导游带领着在附近的山路上骑马兜一圈。我发现自己在马上很难保持平衡，总是在马鞍上滑来滑去的，所以我紧紧地抓着缰绳以防自己从马背上掉下来。马场的一个人看到我这个样子就变得很生气，并对我大吼大叫的。她是在心疼她的马，但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因此感到忐忑不安。从那以后，我越来越退缩，尽量独自一人待在木屋里。

还有一项团体活动是徒步穿越地下岩洞。岩洞里很幽暗，每个人都得戴上有探照灯的帽子。岩洞里既阴冷又湿滑，所以走出岩洞、迈上独木桥的时候，我变得高兴起来。然而正当我小心翼翼地在独木桥上挪动的时候，小组里的一个男孩笑着冲过来，用力一推就把我推进了水里。我被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呆坐在浅浅的水里，湿透的衣服黏在身上。在我爬上岸后，一个人回到小木屋，脸涨得通红，我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因为突然的失控而哭起来。我时常会被人欺负，因为我总是独来独往，与周围格格不入。一些孩子骂我，嘲笑我没朋友，所幸的是我从不回应，他们很快就玩腻了这样的把戏，不再理会我。这些经历更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毫无归属感。

那一周在活动结束之前，总算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中心人员根据各个组的表现颁发不同的奖项，我所在的组获得了清洁木屋奖。

回家真好。家是能让我感到安全和平静的地方。除了家里以外，就只有一个地方能给我同样的感觉——社区图书馆。从我认字开始，我就天天缠着父母带我去图书馆。那个图书馆是栋砖砌的小房子，墙壁上有涂鸦，满屋子的书架，上面码放着套了塑料书皮的儿童书籍，几张颜色鲜艳的靠椅摆放在角落里。每到课后和假日，我都会去图书馆，风雨无阻，我可以在那里待上几个小时，时常还会待到闭馆。图书馆里总是悄无声息而又井井有条的，一进去就会让我心满意足。

我最喜欢看的是百科全书，这样的书都很重，通常要把它摊放在桌子上看才行。我总是对各种数据和资料充满好奇并渴望了解它们，例如世界各国的首都之类的。我曾把历任英国国王、王后和美国总统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在任日期都抄写下来，并记下一些相关的细节。图书管理员习惯了我每天出现，在我看书的时候，他们会和我父母聊天。我每天到图书馆报到，给馆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建议颁一个奖给我，这就是我后来得到的“努力与阅读成就奖”。简短的颁奖典礼在市政厅举行，奖杯由市长颁发。上台领奖时，我专注于市长佩戴的荣誉项链上的环扣数目，以至于他弯腰问我名字时我都没有听见，当然也没回答。我就是做不到一心二用。

[1] Lemon与“柠檬”的英文相同。——译者注

5 我用2的次方保护自己

我依然记得在我10岁时，孤零零地站在学校操场旁边的大树下，看着其他孩子在操场上追逐、嬉戏的情景。那时我知道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但却说不清为什么。那些打闹的孩子总是吵吵嚷嚷、推来搡去的，动作也快。我很担心他们玩的球会砸到我，因此我宁愿站在操场的外面，离他们远远的。游戏时间我都是站在树下，因此我成了班级里的笑话，同学们说我是个跟树讲话的怪物。

实际上，我从没跟树讲过话，我明白与那些不回应我的东西讲话是没有意义的。我跟猫讲话，那是因为它们至少还会“喵”一声，作为给我的回答。我喜欢逗留在操场旁的大树下，因为我可以在那走来走去地想事情，而不必担心被人推到或撞到。来回走动的时候，我脑中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躲在树后，就能从此在这个世间消失了。我真的常常希望自己可以消失掉，因为我无法融入周围，好像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我一直在寻找自在与安稳，可总是找不到，总是觉得与世隔绝，因此我久久不能释怀。

当我陷入深深的孤单而不能自拔时，我开始渴望交朋友了。我周围的同学至少都有一个朋友，多数人甚至有好几个朋友。每当夜幕降临，我就会躺在床上，连续几个小时地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想象着有朋友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有了朋友，我大概就不会显得这样奇怪了，同学们也不会认为我是怪物了。弟弟妹妹们有时会在放学后带朋友来家里玩，可我就是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我独自一人坐在窗边，看着后院的小朋友，听着他们嬉戏的声音，我在纳闷他们为什么不聊聊那些好玩的东西，例如，硬币、栗子、数字或是瓢虫之类的。

班里同学偶尔会尝试着跟我交流，但我却不太会回应他们。面对一个不熟悉的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我说话的时候总是低着头，眼睛盯着地面，就是因为不想跟别人对视。要是看对方，我就只是注视他的嘴。老师跟我谈话的时候要求我看他的眼睛，这对我来说需要一些勇气和意志力，因为迎接别人的目光让我觉得不舒服。我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总想一口气讲完自己要说的，我不知道停顿，也不懂得谈话是个双方的互动过程。

与人交往时，我会显得很失礼，但那不是我的本意。谈话中，我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会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要是中间被人打断，我就会懊恼无比。我根本没有考虑到自己喜欢的话题可能在别人听来是很乏味的，我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而不会留意听话者的反应，直到对方说出“我得走了”，我才会感觉不对劲。

专心听别人讲话对我而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听别人讲话时，我就像一台因受到静电干扰而不得不随时调整频率的收音机，因为听到的话都是断断续续的，我必须不断收拢分散的注意力。渐渐地，我学会了捕捉信息，以获取别人讲话的大致内容。如果讲话者向我提问，而我恰好又漏掉了那段内容，那就很麻烦了。对方会因此生我的气，这让我觉得尴尬又难过。

不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操场上，我都很难围绕同一个话题与别人交流。我的思绪是飘忽不定的，大概是由于看过了太多的东西，只要谈话中出现看过的内容，我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脑中浮现出一堆相关的联想。就像现在，要是我听到“伊恩”，脑中就会立刻闪现出我认识的一个叫伊恩的人，随后画面就跳跃到他开的那辆Mini，接着就是经典电影《偷天换日》里一些场面。这一系列的联想未必有逻辑，但它们彼此之间通常有画面方面的关联性。在学校的时候，我经常因为这样的浮想联翩而忽略别人的讲话，老师为此责备我不专心，不注意听讲。

有时候，即便我留心听了别人讲述的细节，也还是没办法做出正确反馈。就好像有人跟我说：“我用电脑写文章，但不小心按错了键，把文章内容删掉了。”我就会理解成：他按了一个不该按的键，他是在写文章的时候按错的，但我无法将两个句子按照逻辑连起来，最终得出他想表达的结论：文章被删除了。这有点儿像儿童图画书里的连点成画，我找到了连接的点，却看不懂连起来的图形，我根本看不懂那些连在一起的线。

还有一件对我来说很困难的事情是，如果别人不以问句提问，我就不知道作答。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只接收字面信息，而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将说话者的说话内容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并加入自己的理解。据我所知，要是一个人跟你说“我今天不太好”，就表示这个人希望你回答像“是吗”之类的话，然后再问他为什么不好。如果在课堂上，被老师认为我是在拒绝回答问题，那就糟糕了，但实际情况是，我根本就意识不到老师是在提问我。例如，老师看着我说：“7乘以9。”我当然知道答案是63，却并未意识到我必须大声地说出这个答案。直到老师重新提问：“7乘以9等于多少？”我才能将答案说出口。我没有办法领会别人希望我回应的意图，在一点一点的学习和观察中，我才逐渐学会了怎样与人对话。

这些学习对我而言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唯有通过这样的学习我才能融入正常的世界，像其他孩子那样交朋友。如果我掌握了一项新本领，例如学会注视别人的目光，我就会觉得欢欣鼓舞，因为这是我克服了重重障碍和困难才学来的，因此觉得很有成就感。

一个人在操场边总是很孤单的，我学会了如何在孤单中与自己相处。除了在操场边的大树下散步外，我还会在那里数石子以及数跳房子游戏里的方格数字。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忘记了他人的存在。我兴奋的时候，会将双手合拢成杯状放在嘴边，手指紧紧压在嘴唇上，或双手击掌，拍出声音来。如果被母亲看到我这样，她就会责备我，禁止我做这样的动作。其实我并非有意如此，只是下意识地做出这样的举动，当别人提醒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动作。

我还时常自言自语。如果不能将正在考虑的事情说出来，我就很难继续思考下去。当我彻底封闭在自己的思绪里时，会觉得被压力笼罩，我的身体也会因不堪重负而变得有些僵硬。即使到现在，在我思考时也会因为身体的僵直而下意识地挥动手臂或拉扯嘴唇。自言自语能让我在紧张僵化的状态中获得些许的释放和缓解。

一些男生会从操场上跑过来模仿我拍手的样子取笑我、辱骂我。我不愿意让他们太靠近我，如果距离近到我的皮肤能感触到他们的呼吸，我就会一屁股坐到硬水泥地上，双手堵住耳朵，直到他们走开。当我感到威胁和压力时，我就数2的乘方，即：2、4、8、16……2 048、4 096……131 072、262 144……1 048 576，数的时候，这些数字的图形会浮现在我心里，我就会逃离那个让我恐慌的世界而感觉到安全和秩序。由于我的反应总是不同于常人，以至于那些想嘲笑我的男生都会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受到捉弄后大哭或跑掉，那些男生也就无从笑话我了，但还是会骂我脏话，我对此一概不予理睬，所以也就不会受到太多的困扰。

亚斯伯格症候群患者渴望与外界接触、交朋友，但却困难重重。我因深陷孤单而痛苦，当我一个人在操场边的大树下散步时，为了弥补没有朋友的空虚，我会想象出不同的朋友陪伴在我的身边。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一个，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她的脸——瘦瘦的、小小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觉得非常漂亮。她很高，大概1.8米，一袭蓝色的披风将她全身都罩住了，瘦削的脸上布满皱纹，她很老了，超过100岁。她的眼睛细长而水润，时常微闭着，像是在沉思。我没有问她从哪里来，这和我们的友谊没有关系，至于名字，她让我叫她安妮。

每到游戏时间，当其他同学在操场上嬉戏的时候，我都会在操场的大树下跟安妮长时间地深谈。她的声音听起来轻柔、亲切，没有距离感，跟她在一起，我感觉到平和安稳。安妮的经历很丰富：她曾跟一个叫约翰的铁匠结婚，婚后的生活很幸福，但没有孩子。后来约翰去世了，只剩下安妮一个人，她很感谢我能陪伴她。我喜欢和她在一起，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哪怕错了，她都不会厌弃我或者叫我走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她诉说我的心里话，她总是包容、耐心地倾听，从不会打断我或认为我很奇怪。

我们经常谈到生与死的人生大事，还讲到我喜欢的瓢虫、硬币塔、书本、数字、大树以及我最爱的童话书里的巨人与公主。有时候，我会问安妮一些问题，她却不回答。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我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她摇着头说，她不能告诉我。我想大概是答案会伤害到我，她才为了保护我而不告诉我，因此我也就没再追问。不过她告诉我，不要在意那些嘲笑我的男生，我会生活得越来越好的。她鼓励我的那些话给了我很大安慰，每次与她告别时，我心里都感到充实和快乐。

有一天，我还像往常那样在大树下踱来踱去，用鞋跟踢着粗厚的树皮，安妮静静地站在一旁，让我觉得有点儿陌生。她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让我抬头看着她。尽管我感到这很难，但我还是抬起头来，注视着她的眼睛。她紧抿着嘴，脸上泛着比以往更柔和、明亮的光泽。她沉默了几分钟，才缓缓地以温柔的声音告诉我说，她要离开了，而且是永远的离开。我难过极了，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快死了，来这里是为了见我最后一面。然后，她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再没出现过。我不停地哭，直到把泪水哭干。在这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沉浸在失去她的哀痛中。她深深地印在我生命成长的历程中，我会永远记得她。

现在回头去看才知道，安妮其实是我童年时孤单和寂寞的化身，她的存在，意味着我开始审视自己，并力求改变。让安妮消失是因为我想摆脱孤单和寂寞，去寻求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让自己好好地活下去。

我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放学后到街上或公园里玩，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坐在地板上，玩自己发明的游戏。其中一个游戏是玩扑克牌。玩法很简单，每张扑克牌都给定一个数值：A是1点、J是11点、Q是12点、K是13点，其他牌的点数就是牌面的数字，如果能留住牌就算赢。具体玩法是先洗牌，然后抽出4张牌，将每张牌的点数相加，如果总和为质数，那么就要放弃这4张牌。和扑克牌的其他玩法一样，这种玩法要想赢，也得靠点儿运气。举个例子，如果这4张牌是：2、7、 K、4，那么就有可能赢，因为2+7=9，9不是质数，9+13=22，不是质数，22+4=26，也不是质数。这个时候，再玩下去就有两种选择：要么冒险再抽一张，如果与前面的得数相加为质数，那么这几张牌就被输掉了；要么连抽4张，重新计算数值，而前面得数不为质数的牌可以保留。整副牌都抽完之后，牌局结束，统计被保留下来的扑克的总点数，就是最后的得分。

这个游戏很有趣，它考验一个人的计算能力和记忆力。假如先抽出的4张牌相加没有得出质数，那么接下来应该怎样玩，就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已经得出的数值以及剩余牌的数值。例如前面计算过的4张牌：2+7+K+4=26，首先要考虑的是，剩余的牌里会有哪些质数。26之后的质数有29、31和37（最大点数的牌是K，即13点，所以结果不可能出现高于39的质数）。要是抽到3、5或J（11）就会输牌，抽到其他的牌就可以继续累积牌数。

计算剩余的牌也可以帮你做出选择。例如，你已经累积了10张牌，总点数达到了70，如果你知道剩余的三张牌分别是3、6、9点，要是与现有的70点相加，就有可能遇到质数73或79，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保留这10张牌，然后再抽出新的一组，这样就会有较大的胜算。我用这样的方法来推算剩余牌的点数：同一副牌里，相同点数的牌有4张（4张A、4张2……依此类推），我把抽在一起的4张牌看成由小点组成的方形，每个方形因其数值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色彩和质地。例如，1在我眼里是一道明亮的光，4张A就组成鲜明、亮丽的方形。6是小黑点，因此4张6就是方形的黑洞。玩牌的时候，随着抽牌，我脑海中的那些方形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如果出现第一张A，那个明亮的四方形就变成三角形；随着第二张A的出现，亮丽的三角形变成了一条线；第三张A出来后，明亮的线就变成了一个点，当4张A都出现后，在我脑海中与那组牌相关的图形就消失了。

扑克牌可以说明质数不规则分布的特殊属性。就拿这个游戏来说，有些点数的总和就比其他点数之和更有利于赢牌。例如，44要比34好，因为44后面可能碰到的质数只有两个——47和53，但34后面却可能碰到4个质数——37、41、43和47，数量比44后面的质数的数量多出了一倍。要是点数之和为100就不妙了，因为接着就有可能遇到5个质数——101、103、107、109、113（前提是你能在接下来拿到A、3、7、9或K）。

父母担心我总是闷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不跟邻居的孩子玩。有一天，母亲带我去邻居家，她跟这家的太太喝茶聊天，这家人的女儿跟我年纪差不多，母亲要我跟这小女孩一起玩。我给那个小女孩讲一些我感兴趣的事情，但总是被她打断，我真的很生气，因为要是我想说的话说不出，我就会感觉像要窒息一样。我的脸憋得通红，而那个小女孩还在笑我，我气得失去理智，站起来打了她，她大哭了起来，从此她们家再也没有邀请过我。

于是母亲鼓励李伊，要他和朋友玩的时候带上我。李伊最要好的朋友是住在跟我们隔两条街的艾迪，他家玩具很多，李伊常去他家的院子玩。当他们打乒乓球、踢足球时，我会坐在院子的秋千上，有节奏地摆荡。

李伊要跟艾迪一家在暑假里去海边度假一周，母亲动员我也跟着去，艾迪的妈妈也欢迎我同去。我有些犹豫，因为不想离开家。然而母亲坚持要我去，她希望我能借此机会增加与人相处的信心。在母亲三番五次地劝说之后，我终于答应了。

刚到海边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不错。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艾迪一家人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但我还是想家、想母亲。我们住处的附近有投币电话，我用口袋里的硬币打电话回家。母亲听到我在电话里哭泣，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心里难受，想回家。就这样说着，硬币快要用完了，我让母亲再打过来，接着我挂断了电话，守在话机边等母亲的电话。我没有将这边的电话号码告诉她，我以为她是知道的，并认定她一定会打来。我在电话旁边一直等，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离开。随后几天假期，我每天坐在艾迪家人房间的地板上，用手堵住耳朵，不停地哭。艾迪的母亲劝我跟他们一起出去活动，我也不听，她拿我也没办法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艾迪一家一起度假。

有时我会跟弟弟妹妹们一起玩。虽然他们在玩的方面要超过我，也比我更早结交朋友，但是他们爱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大哥，我常讲故事给他们听。他们渐渐地了解我的喜好，懂得我的心思。有一次，在母亲用完熨斗后，我把自己房间里的衣服拿到楼下的客厅来想自己熨。母亲允许我用熨斗，但前提是不能插电，不能让熨斗加热。于是我开始熨衣服，弟弟妹妹们觉得好玩，也想参与，我就给他们分配了工作。想着母亲熨衣服的程序，我让妹妹克莱尔负责在衣服上喷水，然后递给我，弟弟李伊站我的另一侧，将我熨好的衣服叠整齐。4岁的弟弟史蒂芬负责把叠好的衣服分类：T恤一叠、工装裤一叠、正装裤子一叠……所有的衣服都熨完了，我们就把叠好的衣服扯开，按照程序再重新来一遍：克莱尔喷水、我熨烫、李伊叠好、史蒂芬分类，我们经常这样玩上好几个小时。

我和弟弟妹妹们玩的另一个游戏跟图书有关，游戏是这样的：先是把我房间里的几百本书全部搬到妹妹们住的大房间里；然后我会将这些书分成小说和非小说两大类；接着再细分为历史类、浪漫故事类、见闻类、冒险类等，我把每一类书按字母顺序排列，用方形的小纸片做索引卡，上面列出书名、作者、出版日期和类目；最后，我把书按次序放进书箱，将书箱摆在房间的四周，让弟弟妹妹们找书、读书。如果他们想借走一本书，我就把书里的索引卡抽出来放进一个罐子里，再给他们另外一张纸，要求他们写上归还的时间。暑假的时候，父母答应我们可以这样玩，但是假期结束，必须将书里的索引卡全部清理出来，再把书放回我房间的柜子里和桌子上。

跟弟弟妹妹们一起玩的时候，我偶尔会用食指触摸他们的脖子，这能让我感到温暖、舒适。然而，我那时并不知道被摸的人可不这样想，也不知道这个举动在人际交往之间是不恰当的，直到母亲跟我解释我才停止。然而在兴奋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去摸别人的脖子，因为我喜欢通过这种方式向别人表达我内心的喜悦。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这个唐突的举动实际上是不尊重他人的表现。我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也没有考虑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是不可以贸然侵入的。因此当弟弟妹妹们为此而气恼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委屈，认为他们无理取闹。

让我感觉困难的事情还有很多，刷牙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害怕听到刷牙的摩擦声，每当听到有人在浴室里刷牙的声音，我就一定要堵上耳朵，直到声音停止，我才能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我太怕刷牙的声音，所以总是不肯刷牙，直到父母逼我才会迅速地刷一次。不过所幸我很少牙疼，大概是因为我常喝富含钙质的牛奶，又不吃甜食的缘故。父母为了让我刷牙，常把牙膏、牙刷拿到我的房间里，看着我刷完牙才肯走。进入青春期后，我才明白刷牙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弟弟妹妹们和同学们发现我牙齿发黄，并以此取笑我，我就更不愿意开口讲话了，免得一张嘴又让他们看笑话。为此，我不得不在刷牙的时候用棉花堵住耳朵，或是边刷牙边看房间里的小电视。这样既能消减刷牙的声音，也能分散我的注意力，免得我一想到刷牙这件事就要窒息。经过努力，我终于能坚持天天刷牙了。几年后我第一次看牙医，在诊治的时候，因为怕听到电钻和其他工具在我口腔里发出的声音，我又用棉花堵住了耳朵。现在我用的是电动牙刷，摩擦声小多了，我可以轻松确保每天刷两次牙了。

系鞋带也是难题。父母教过我很多次，但我就是学不会。没办法，母亲买了一个玩具大靴子让我练习。靴子上的鞋带又大又糙，我练了好长时间，双手被鞋带弄得又红又痒。这期间，都是父亲替我系鞋带后才带我上学。我到8岁才终于学会自己系鞋带。

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我分不清左右（即便是在今天，我也要集中精力才能分辨）。8岁之前，父亲不但要帮我系鞋带，还要先帮我穿鞋。有时我会试着自己穿，但结果却会一团糟，我还会为此而气恼得乱丢鞋子。父母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鞋上贴出“左”和“右”的标签，结果很奏效，我终于能穿对鞋了，也开始了解了简明指示的好处。

走路也给我带来麻烦。我习惯于低头走路，眼睛盯着移动的双脚，在街上也如此。所以，我常在走路时撞上东西，而后就停下来不走。母亲陪我走的时候，就一路上提醒我抬起头，但抬起没多久，就不知不觉低下去了。母亲告诉我一个好办法：选定远处的一个目标，一道篱笆、一棵树或一幢建筑，然后盯着它向前走。通过这样的练习，我终于能抬起头走路了。几个月后，身体的各部位也能在活动中协调到一起，走路不再撞东西，我的自信心也因此增加不少。

9岁生日前的那个圣诞节，我和弟弟李伊都收到了圣诞礼物——脚踏车。父亲在两辆脚踏车上都安装了辅助平衡的小车轮。虽然弟弟比我小两岁，但他学得快，没多久就取下了辅助轮，而我的却一直装了好几个月。因为我的平衡和协调能力都很差，所以总是无法同时驾驭车把手和脚踏板。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练习，手握一把长的木汤匙，两腿搭在椅子两侧做踩踏动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我终于能和弟弟一起在家附近的街上骑了。弟弟骑得很快，我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跌倒、手脚磕伤成了我骑车中的家常便饭。

我四肢的协调能力差，学游泳也同样是一波三折。即便是游泳池的浅水区，我也是班里最后一个能游过去的。我对水很恐惧，害怕沉入水底。为此，教练给我戴上臂环和浮板，让我安全地浮在水面上。不过，这更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特殊分子，因为其他同学都不费力气地很快学会了，而我在几年后才学会。10岁时，我终于克服了对水的恐惧，不必借助浮板就能漂浮在水中，还能向前游动。我当时高兴极了，觉得自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身体终于听我使唤了。

小学的最后一年，班里来了一名新同学，是一个叫巴巴克的伊朗男孩。他的父母是为了逃离霍梅尼政权才来到这里的。巴巴克很聪明，他的英语和数学都很棒，他是我正式结交的第一个朋友，也是第一个忽略我的怪异，只看重我们共同之处的人：我们都非常喜欢文字和数字。他的家人对我非常好，当我们在他家的院子里玩拼字游戏的时候，他的母亲总会倒茶给我们喝。

巴巴克很自信，他跟班上的每个人相处得都很好，所以他能当选学校大戏《恶魔理发师》的主角就不足为奇了。这出恐怖戏主要讲的是一位理发师在杀人后把尸体做成馅饼的故事。连续几周，巴巴克每天都坚持彩排，而且每次他都邀我同去。他们在台上排练的时候，我就坐在角落里的戏服箱上，这样可以避开别人的视线。我坐在那里逐字对照着剧本，听他们的台词。

正式演出那天，巴巴克因为生病而缺席了。老师很着急，问谁可以代替他演，我因为每次彩排都在，所以整部戏的台词都背得下来，于是我答应代替演出，但心里万分紧张。演出开始了，我站在台上，按照正确的顺序，将主角的台词全部背了出来，但还是有漏念的地方，因为别人的台词我不能充分理解，也分不清哪些台词要面向观众，哪些要说给剧中的其他角色。父母也来观看演出，散场后，他们认为我能把整出戏演完已经很了不起了，但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就是我在台上太过拘谨，眼睛一直盯着地板。

6 孤独的我迷恋上爱说话的他

我数过，从父亲在客厅艰难地迈开步子到他扑倒在自己的影子里，一共是7秒。他倒下后，喘着粗气，瞪大眼睛看着我，眼里满是红血丝。

父亲逐渐显露出病态，是在有了双胞胎妹妹之后。他的生活习惯也不同往日，很少在院子里做事，也不再去见老朋友了。他有时会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可有时又一言不发。短短几个月，父亲看上去老了10岁，体重骤减，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行动越来越迟缓。

10岁那年，我正巧看到父亲第一次发病。那之前的几个月，父亲会无端地倒下或发出很怪异的声音，母亲总是设法不让我们看到这些。但那天我恰好走进客厅，眼看着父亲扑倒在地板上，眼睛睁得又大又向外凸，嘴里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不知在讲些什么。我安静地站在原地，看着父亲，不知该有怎样的感觉，也不知该做些什么。母亲听到父亲扑倒的声音，赶紧跑进客厅，她轻轻地推开我，让我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她说父亲只是不舒服，她已经叫医生了。10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停在我家门口，鸣笛声随之停歇。我从楼梯上看见救护人员将父亲抬上担架，在他身上搭了一条毛毯，然后将他抬走了。

第二天，家里比往常安静，感觉也很冷。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想着父亲的病，寻找着对父亲该有的感觉，但却找不到。过后几天，我才感觉出，缺少了父亲这个家就不够完整，于是我盼着父亲能早点儿回家。

父亲住院这件事，大人们给我们的解释是：父亲累了，要在医院休息，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父亲住院的这几个星期里，孩子们被禁止去探望，母亲则乘车去看他。父亲在一家收治慢性精神病患者的疗养院里接受治疗，那时我们还太小，不知道“精神病”是什么概念。母亲从不跟我们讲父亲的病情，只说他病情在慢慢好转，而且很快就能出院了。母亲忙着照料父亲的时候，家里的7个孩子（有5个是4岁以下）全靠姥姥、姥爷、家里的亲友和义工帮忙照看。我和弟弟作为年龄稍大些的孩子，被要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减轻大人们的负担，例如帮忙打扫、擦干碗盘、拎袋子等。

父亲出院时，大家并没有为此而庆祝，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家里的生活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尽管父亲尝试着做他生病前的日常家务——换尿布、做晚饭，但还是不一样。我那时就已经知道，那个竭尽全力照顾我、保护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连他自己都需要照顾、需要保护的人。在医生的叮嘱下，父亲每天都吃药，还需要多休息，午饭后，他就回到楼上的房间睡几个小时。当父亲休息的时候，母亲要求家里的孩子都像我一样小声说话，免得吵到父亲。如果小一点儿的孩子哭起来，母亲就马上抱着他们冲到院子里去，然后才哄他们。

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母亲在各个方面都很依赖父亲，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不太讲话，彼此间的默契也了无踪影，就像换了两个人，而且要开始一种不一样的关系。吵架成了他们交流的主要方式，声音越吵越大、越吵越凶。我不得不堵住耳朵来躲避他们的争吵声。有时，大吵一架后，母亲会走进我的房间，静静地跟我坐一会儿。我真想把这安静变成一条柔软的毯子，将母亲裹起来。

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他大部分时间的言谈举止跟原来一样，但有时会突然发作，讲话颠三倒四、神志不清，还会躲开家里人。之后的几年里，他经常住院，每次都要几个星期。再后来，父亲的病好像一下子就好了，就像他得病时一样突然。他变得能吃能睡，体力恢复了，心情也好起来了，慢慢有了信心和勇气。父母的关系也好转了，接下来的1990年夏天，家里添了第八个孩子安娜玛利亚。17个月后，距离我满13岁还有4天，家里添了最后一个孩子雪莉。

1991年，我们再一次搬家，搬到马斯顿街一栋四室的房子。我们住的是整片房子中的一栋，离商店和公园很近，房后的院子也很大。但我们住过的所有房子，包括这栋，都只有一个浴室，以至于我们常常需要在浴室门外排长队等着洗澡。客厅和餐厅隔着几道不上锁的门，可以来回穿越。当需要想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楼下的几个房间穿来走去，从客厅到餐厅，经过厨房、走廊，再回到客厅。走的时候低着头，双臂紧贴身体两侧，旁若无人地来回穿梭，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1990年9月，我升入中学。母亲特地领我去市中心为我买了我的第一套学校制服：黑色外套、长裤、白衬衫和红黑相间的条纹领带。父亲教我打领带，可我怎么也学不会。于是，他让我只将领结弄松，需要戴的时候，直接套上拉紧就可以。这套制服穿在身上很不舒服，面料的质地粗厚，压在身上很沉，黑色的新皮鞋穿起来也会将脚趾夹得生疼。我还买了新书包和文具。

我就读的是巴金修道院中学。报到第一天，父亲帮我打好领带，扣好衬衫的袖扣，然后带着我坐公交车来到学校。在校门口，他鼓励我要勇敢面对新环境，迎接开学第一天的大挑战。我目送他离开，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才怯生生地跟着其他学生走进体育馆，校长要在那里向全体新生致词。体育馆很小，几位老师靠墙而立，全体新生只能席地而坐，纷纷坐下的瞬间，地板上的尘土飞扬起来。校长马克斯韦尔先生要求大家保持安静，然后开始讲话。我坐在后面，发现自己很难听进去，只好低着头，用手指来回拨弄地板上的灰尘，等着结束。分完班级和老师后，学生排着队去了各自的教室。我高兴地发现我的教室位于校图书馆隔壁。注册后，我领到了新学期第一周的课表，原来每门课都由不同的老师在校内不同的教室里上。从小学升入中学，最让我难以适应的就是上课需要不断地换学科、换教室、换老师。

新班级里没有几个巴利小学的老同学，好朋友巴巴克去了另外一所学校。我紧张得不敢和班里的任何人说话，甚至不肯做自我介绍。上课时，我会不停地看表，希望指针可以走快些，好让这一天马上过去。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全都冲向操场，我害怕被跑出教室的学生冲撞到，所以尾随在后面。我来到隔壁的图书馆，从参考书书架上拿了一本百科全书，一个人坐下来看。我不断地抬头看图书馆墙壁上的表，因为担心要是上课迟到就会被已经在教室里坐好的同学盯着看，那会让我浑身不自在。午休铃声响起后，我又坐在了图书馆同一张桌子上看书。

上小学的时候，我中午吃母亲为我准备的盒饭。上了中学，父母希望我吃学校的午餐，因为我们是低收入家庭，有代金餐券。看了半小时书后，我来到餐厅，就餐的人没剩多少了，我就可以拿着餐盘一个人在餐台选自己想吃的食物。我选了炸鱼、薯条和豆子，因为很饿，又在点心区拿了一个甜甜圈。我走到收银台，将餐券递给收银员，她按了几个按钮后告诉我，代金券的面额不够买那个甜甜圈，需要补差额。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又着急又羞愧，脸一下子红了，感觉自己马上要哭出来。收银员看到我的窘状，安慰我说没关系，因为是开学第一天，甜甜圈留着吃好了。我找了一张空桌子坐下，虽然餐厅的人不多，但我还是担心会有人走过来跟我坐在一起，所以我飞快地吃完，立刻起身离去。

放学后，直到所有的同学都走了，我才走向那个我认得的公交车站牌，因为我早上就是从那里下车的。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搭乘公交车，我不知道原路返回必须要坐反方向的车才可以。公交车到了，我上了车，将我在心里反复练习过的几句话讲给司机听，也就是告诉他我要在哪一站下车，然后我就自顾自地掏钱买票，司机回答些什么，也没听清。司机又大声地重复刚才的话，而我正努力克制着自己的紧张慌乱，还是没听懂他的话。我一直堵在车门口，没办法，司机摇了摇头，收下我的钱，递给我车票。我找了就近的一张空椅子坐下，沿途望着窗外，看是否会出现我熟悉的街景，但窗外的景色一片陌生，好像方向也不对。我担心起来，然后就意识到自己坐错了车，我跑到车门口，焦急地等着停车开门。下车后，我走到对面去坐车，告诉司机我要下车的站名，这回司机没说什么，只告诉我票价，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暗自松了口气，这回终于坐对了。20分钟后，我心里更踏实了，因为我从车窗看见了我家在的那条街，总算安全到家了。

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我终于可以独自一人坐车去上学了。站牌离我家很近，而且我还记得所有的发车时刻，所以我从来不会错过车次——除非公交车误点。我们每天到校后都要先去自己的班级报到，然后根据当天的课表去不同的教室上课。不幸的是，我生来没有方向感，就算在住了多年的街区，我除了几条特意记忆过的街以外，还是会迷路。在学校，解决的办法就是跟在同学后面走。

数学当然是我最喜欢的学科。开学那天，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一个数学的分班考试，然后按照成绩从高到低，分成1～4这4个等级。我被分在等级最高的一级班。刚一入班，我就发现这个班的进度比我在小学的班级要快很多。每个同学对数学都很感兴趣，很投入，老师教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我最喜欢的内容是数列，例如斐波那契数列（1、1、2、3、5、8、13、21……），其中每个数字都是前两个数字之和。此外，我还喜欢数据处理（例如计算一组数据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和概率问题。

多数人不能靠直觉算出概率，就像这道题：“一位母亲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女孩，另外一个也是女孩的概率是多少？”答案并不是多数人会想到的1/2，而是1/3，因为这位母亲已经有了一个女孩，就不可能有两个男孩，所以剩下的可能就是：男女、女男和女女。

在做“三张卡片”这道概率题时显然也不能跟着感觉走。问题是这样的：有三张卡片，第一张两面都是红色，第二张两面都是白色，第三张一面是红色，一面是白色。将三张卡片混在一起，然后抽出其中一张放在桌上，朝上的一面是红色，那么另一面也是红色的概率有多大？有人说，有红色面的卡片只有两张，一张的另一面是红色，一张的另一面是白色，所以，红色面出现的概率是1/2，即红色与白色出现的概率各占一半。而实际的答案是，这张卡片另一面也出现红色的概率是2/3。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两面都是红色的那张卡片，一面写A，另一面写B；一面红色、一面白色的那张，在红色那面写C。需要我们判断的那张卡片，已经显现出的红色面，有可能是A、B或C。如果是A，则另一面就是B；如果是B，则另一面是A；如果是C，则另一面就是白色。所以，这张卡片的另一面出现红色的概率是2/3。

中学期间，我还喜欢历史。我从小就喜欢列表里的内容，历史课上就能接触到各种列表，包含君主、总统、首相名字和在位时间的世系年表，都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喜欢纪实类的历史胜过虚构的小说，研读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史实和人物，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享受。我还试着理解不同思潮和不同历史局势之间的相互关联。我惊讶于历史事件的连锁效应，一个看似孤立的偶发事件竟然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就像多米诺骨牌。历史的复杂性令我着迷。

我从11岁起就开始创建自己的历史人物世界，包括总统和总理，我还替每一个人编写了完整且复杂的传记。我脑海中会毫不费力地浮现出人名、日期和事件，需要我动脑筋思考的是那些构成事件的材料和统计数据，一些源自我对真实历史事件的认识，另一些则完全靠想象。直至今天，我仍然会思考自编的这套历史年表，并不时地增加一些新的人物和事件。以下就是我想象出的一个历史人物：

霍华德·桑杜姆（1888-1967），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贫穷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年当选为共和党众议院议员，3年后入选参议院，时年不过36岁。1930年当选州长，1938年11月，击败64岁的民主党现任总统埃文·克雷默而成为新总统。桑杜姆战时受任，于1941年向纳粹德国和日本宣战。1944年11月（总统选举每6年一次），桑杜姆被民主党候选人威廉·格里芬击败，从此隐退政坛。桑杜姆在退休后撰写的回忆录于1963年出版，他唯一的儿子查尔斯，追随父亲的足迹，踏入政坛，在1966-1986年间担任众议员。

当然，也有我不喜欢的学科，课上得也辛苦，例如木工课。其他同学会兴致勃勃地锯木头、打磨、组装，我因为听不懂老师的指令而总是落在后面。有时候，老师会对我失去指导的耐心，直接过来替我做。老师以为我在偷懒，但实际情况是我不想待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

体育课也是如此。我喜欢那些不需要跟别人互动的项目，最想参加的是跳蹦床和跳高。可惜的是，体育课大部分时间玩的是橄榄球、足球这类需要彼此配合的团队活动。队长被选出后，会接着选自己的队员，我最怕这个时候了，因为每次挑选完，都会剩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那里。倒不是我不会奔跑和传球，只是不知道该何时移位、何时传球、何时将位置让给别人。赛场上总是很吵，我的大脑会自动屏蔽外界而进入封闭状态，直到有球员或教练跑来提醒我要“专心”或“参与”，我才会意识到身在何处。

尽管长大了一些，但我还是觉得与同学来往和交朋友很困难。升入中学的几个月后，我有幸结识了里恩。他是印度裔英国人，他们一家人在50年前从印度移民到英国。里恩又瘦又高，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他常会从书包里拿出梳子梳头发。他掉了两颗牙、上唇有道疤，经常被同学嘲笑，他为此害羞而紧张。或许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不能融入集体的边缘人，所以就成了好朋友。我和里恩上课的时候总是坐在一起，课间休息时，其他同学跑到操场玩，我俩就在走廊里边散步边聊天。里恩常常背诗给我听，他读过很多诗，自己也写诗，对文字和语言感兴趣，这是我们的另一个共同点。

里恩非常喜欢伦敦，他经常搭乘地铁满城逛，拜访过不少著名诗人曾居住或工作过的历史景点，每个周五他还会去温布尔登的清真寺祈祷。我在伦敦住了十几年，却只认得家门口的几条街，这让他十分惊讶，于是他决定在周末带我一起去开开眼界，搭乘地铁去见识一下伦敦塔、大笨钟和白金汉宫。替我买好车票后，他带我进阴暗潮湿的站台等车。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低头时，发现脚边还有一根划过的火柴和一个被踩扁的香烟盒，烟盒上写着“警告：吸烟有害健康”。

上车后，里恩给我看地铁线路图，图上标识着不同颜色的线路和停靠站点：黄色的是环线、蓝色的是维多利亚线、绿色的是区域线。行进中的地铁摇晃得很厉害，就像在打喷嚏。我不喜欢伦敦市中心——人群拥挤、声音嘈杂，到处都充满着不同的气味和声光，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归类，这真让我伤脑筋。里恩带我躲过这些热闹，去了博物馆、图书馆和画廊这些比较安静的地方，我的感觉才好些。我喜欢和里恩待在一起，他总是让我觉得放心又安全。

在学校，里恩经常因为生病而缺席。他不在的日子，我形单影只，既要打发一个人的孤单，又要忍受同学的嘲讽，时间变得很难挨。课间活动时，如果图书馆没开，我就一个人沿着走廊不停地向前走，直到上课铃声响起。班里的集体活动，只要有里恩在，我就高兴地跟他同组；要是他不在，我就惨了，没人愿意跟我同组。每到这个时候，老师就会压低声音问：“谁好心帮我个忙，可以跟丹尼尔同组？”还是没人跟我同组，这倒也好，与其跟不熟悉的人一起，我宁可一个人待着。

13岁那年，父亲教我下国际象棋。有一天，他拿着棋盘和棋子问我要不要学，我点点头，于是他教我每个棋子在棋盘上具体的走法以及基本的游戏规则。父亲的棋艺并不精通，他是自学的，只是偶尔借着下棋打发时间。我第一次玩就赢了他，这让他很吃惊。“新手的运气就是好。”他不甘心，重新摆好棋盘，再次开战，我又赢了。于是，父亲想到了让我到棋社跟别人下，这会有助于提高我的棋艺。我家附近就有一家棋社，父亲说下周就带我去。

国际象棋里面有很多数学问题，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著名的“骑士之旅”——骑士必须走遍所有的格子，而且每个格子只能走一次。几百年来，许多知名数学家都研究过这个问题。我曾完成过这个“骑士之旅”，举例如下：

父亲带我去的那家棋社，离我家走路需要20分钟，他每周都陪我去。棋社就在图书馆隔壁，那儿的负责人叫布莱恩，个子矮矮的，脸干瘪得像梅干。棋室里摆放着几组桌椅，下棋的老人家都弯着腰，聚精会神地盯着棋盘。这里很安静，只听得到棋子落下的声音、钟表的滴答声、鞋子有节奏地在地板上抖动的声音和白炽灯的嗡鸣声。父亲把我介绍给布莱恩，说我刚开始学下棋，很害羞，但很喜欢下棋。布莱恩问我是否会摆棋盘，我点头。我在一张空桌子上摆好开场用的棋盘和棋子之后，布莱恩请来一位戴着厚厚镜片的老人家跟我对局，然后他和父亲站在我的身后观战，我感觉到他们有点儿紧张。半小时后，跟我下棋的老人家将他的国王推过来，接着站起身，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布莱恩随即靠过来对我说：“下得好，你赢了。”

我每周都喜欢去棋社，那里很安静，也不需要经常与别人打交道。不去棋社的时候，我就去图书馆借棋谱回家来看。没多长时间，我就张嘴闭嘴都是棋经了，还跟人说我长大了要当个专业棋手。后来，在布莱恩问我是否愿意代表棋社参加棋社间的比赛时，我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因为这意味着我会有更多的下棋机会。每次比赛，布莱恩都开车来接我和另外一位选手去比赛地点。棋赛比平时在棋社正规些，选手们要在事先发的纸上记录自己的每一步棋。在多数比赛中，我都赢了，因此没多久我就成了棋社的常任比赛选手。

每次赛后，我都把记录比赛棋步的纸带回家，然后坐在房间的地板上，摆开棋盘，重下一遍，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方法是我从棋书上看来的，可以借此提高棋艺，还能熟悉各种不同的棋局。

对我而言，下国际象棋最难的就是必须连续两三个小时高度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我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深入思考，但不能长时间持续这种状态，否则我就无法集中注意力。我总是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哪怕是一些细微的小事，例如有人呼吸声大些，也会影响到我。有几场开局很好的棋赛，就因为我无法专心致志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每到此时我就会备感挫败。

每期的国际象棋杂志我都会去图书馆里看。有一期杂志上刊登了一个赛事预告，在我家附近将举办一场国际象棋比赛，参赛费的要求是，提前预付，优惠（off）5英镑；当日付费，20英镑。我通常都是按字面的意思来理解，所以不知道这里的所谓“off ”具体指什么，我想大概就是“交纳”（offer）的意思吧。在父母同意我参赛后，我按地址汇去了5英镑。两个星期后，我去了参赛地点，报上我的名字，负责接待的人仔细看了名单，说我可能误会了，预付款不够，还需补交15英镑，好在我身上还有钱，补足差额后，我还是莫名其妙的。

比赛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有自信，思路敏捷，判断准确，很快就占据优势，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然而我的对手在走完一步棋后，突然按停了计时的表，然后站起身来。我看着他在我旁边走来走去，他则等着我的下一步棋。他的这个举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让我一下子脱离了比赛的状态。他那双鞋在光滑坚硬的地板上发出摩擦的咯吱声，让我无法凝神思考。就在这样心神不定的状态中，我走错了几步关键的棋，导致最终输掉了那场比赛。我懊恼至极，根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继续比赛，只好放弃了接下来的比赛，走出赛场回了家。我觉得，这种比赛性质的玩法并不适合我。

我常坐在房间的地板上摆开棋盘，自己一个人玩。家里人知道我的习惯，每到这个时候，他们都绝对不会进入我的房间。国际象棋有固定的规则，棋局和步数会反复出现，一个人下棋时可以不受外界干扰，能更充分地发挥我的潜力。16岁那年，我发明了象棋18步走法，并把这个棋步投给了一家国际象棋杂志。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我的投稿发表在杂志的读者专栏里，而且还列在首位。父母以此为荣，还将杂志的那一页裱起来，挂在我房间的墙上。

同年初，也就是1995年，我参加了普通中学教育文凭考试，历史得了最高分A+，英国语言和英国文学、法文、德文都得了A，科学科目得了两个B，木工课得了C。在最开始的数学考试中我得了A，但最后一次考试得了B，因为我的代数不好。数学方面，我仅对数字有联觉和心理反应，但对数学中出现的文字则没有感觉，因此我对代数中的方程式一窍不通。于是，我放弃了数学，而选择历史、法文和德文作为我晋级的科目。

库柏女士是A级法文的老师之一。在我17岁那年，她帮我安排了我的第一次出国旅行，目的地是南特，那是一座位于法国西北部卢瓦尔河畔的海滨城市。老师认识那里的一个家庭，他们非常愿意接待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很多担心：离家远、坐飞机、到陌生的地方，但一想到可以在国外讲法文，我就兴奋得不得了，也就抛开了那些顾虑。我在南特待了10天，接待我的家庭对我非常好，只要我需要，就会给我足够的个人空间，让我独处。他们总是鼓励我讲法文，给我创造很多练习机会，不论是玩桌球、海边散步还是悠闲地吃海鲜大餐，我们都讲法文。10天后，我回到家中，除了因为皮肤敏感略有晒伤，可以说是毫发无损。

同年夏天，一个叫延斯的德国男生来我们学校进修英语。因为我是班上唯一一个会讲德语的学生，所以延斯上课的时候跟我坐同桌，课间休息时，无论我到哪儿他都跟着。我喜欢下课的时候有人陪我聊天，和延斯交流的时候，我们会将德语和英语混在一起讲。延斯教了我很多以前我不会的德语词汇，例如，handy（手机）、glotze（电视机）。延斯回国后，我们用电子邮件保持联络，他写英文，我写德文。

我在青春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个子长高了，嗓音变粗了。父母教我使用体香膏，教我刮胡子，但我觉得太难了，感觉不舒服，常常任由胡子长得很长。荷尔蒙也让我改变了对别人的想法和感觉。一个懵懂的少年并不清楚感情是什么，只是想和喜欢的人亲近，却不知道那正是感情的开始。我会靠近其他在操场上的同学，离他们近到我的肌肤能感受到他们的体温。那时我尚不知道什么是个人空间，也并未意识到我的举动会让人感觉不舒服。

从11岁开始，我就被男孩吸引着，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班里的其他男生都对女生感兴趣，常在一起讲女生的事情，而我从不这样，但我并不会因此而更觉得自己与他们有所不同——因为我早就知道自己跟他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我从没因为自己在性别方面与其他男生感觉不同而觉得羞耻，那不是我刻意为之，而是像青春期的身体变化那样，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青春期的时候，别人总是笑话我不能自在正常地跟男性来往，我因此变得更加没有自信，也不可能找人约会。我对学校性教育方面的课程根本不感兴趣，也从不跟人提及我经历过的那种感觉。

16岁，我第一次有了迷恋的对象。那时，我们班只有十几个同学。那一年，班里转来了一个新同学，引起了我的关注。他个子高大，颇有自信，尽管是新来的，但很快就和同学打成一片了，他的性格与我截然相反，然而我们有一点共通之处——都修A级历史。每次看到他，我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心跳加快、口干舌燥、肠胃翻搅。光是看到他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在教室里看不到他的身影，我就会因为张望他的到来而无法专心听课。

有一天，我走进图书馆时正巧看到了他，就情不自禁地坐在他旁边。我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没做自我介绍，还好他认得我是他的同班同学，点头示意后，他继续看书。我努力地想打破沉默，但没有成功，就这样静默了15分钟，直到上课铃声响起，他起身离去。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从历史学习入手，作为跟他交往的开始。于是，我抄录了那个月的历史课笔记，再次在图书馆看到他时，将厚厚的一沓笔记递给他。他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告诉他，我想帮助他，因为他是新生。他向我道谢，然后收下了笔记。后来我又整理了其他笔记送给他，在我保证这并不麻烦之后，他才肯收下。

不过，他还是没有像对待朋友那样对待我，哪怕是跟我说上一句话。我心里为此而惴惴不安，于是将自己的感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下课的时候，在图书馆交给他，然后马上离开，我实在没有勇气看着他阅读我内心深处的想法。那天放学后，我刚走到校门口就见他站在路边。我想掉头跑开，因为还没有勇气面对他，但太迟了，我们都看到了彼此。我们并肩站着，那一刻虽然短暂，我却感觉到了幸福，仿佛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一样。他将纸条还给我，简单又礼貌地解释说，他不可能成为我希望的那个人。他耐心地看着我，没有生气，没有伤心，也没有马上走开，倒是我垂着头，先走开了。

我带着伤心难过的心情回到家里，唯一可以抚慰我的就是听我喜欢的音乐。在美妙的旋律中，我的心总能找到归宿。我最喜欢的歌手有卡朋特兄妹、艾莉森·莫耶以及海滩男孩。我可以不厌其烦地反复听，用随身听连续几个小时播放同一首歌。

高中最后两年，还发生了别的让我不顺心的事，那就是课程结构和内容发生了改变，让我难以适应。历史课的内容枯燥乏味，还增加了大量作业，我不得不写一大堆尽管知道却不感兴趣的事情。值得安慰的是，历史老师沙斯登非常欣赏我对历史的钻研，他常在下课的时候跟我聊一些我感兴趣的历史话题。此外，A级历史的课程进度很有弹性，学生在课业方面有一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因为班上人很少，授课的内容也还算深入。我最后一学期的期末考试考得不错，但我却提不起精神，因为我无法预料毕业后我该何去何从。

7 自闭的人也可以离家1200公里

父母为我在学校里的好成绩感到骄傲，他们没上过大学，家族里也没人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如果我能考上大学就是了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心愿。然而，多年的学校生活并没有让我真正地融入其中，虽然我努力地改变自己去适应，却还是游离于集体之外。我已经厌倦了学校，当然也就不想念大学了。我希望找到适合自己的新环境，尝试新的事物。这一点我倒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但我并不知道，这会带给我怎样的改变。我向父母说了我不上大学的决定，他们很失望，也为我担忧着，怕我不足以应付校园外的社会环境，毕竟我连刷牙、刮胡子这样的小事情都做得很艰难。

我每天都看报纸上的分类求职广告。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就跟职业辅导员说过，信件分拣员或图书管理员很适合我。信件分拣员只需要将信件摆放到正确的位置，图书管理员则终日跟文字和数字打交道，这类井然有序、可以安静独处的工作最适合我。不过，附近的图书馆，要么是不缺人手，要么就是我的条件不符合要求。后来，一则征求海外志愿者的广告吸引了我。我看过很多介绍世界各国的书，记住了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名称，对于能去远在国外的地方工作让我心中既充满向往，又有一些对未知的恐惧。不管怎样，这都是我想要的，因为我心里清楚，我不可能永远都留在父母的身边。

我将这则广告拿给家人看，他们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让我打电话多要一些资料看看再说。几天后，材料寄来。刊登广告的是志愿者海外服务社团青年部，这是个协助各地发展的国际慈善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志愿者服务团体。他们非常愿意帮助英国待业在家的年轻人，通过提供去海外当志愿者的机会来帮助他们找到工作。提出申请的人先要到他们在东欧的培训中心接受培训。得到家里人同意后，我提交了申请，然后就等待回音。

一想到要去遥远的地方开始新生活，我就满心焦虑，但我已经长大，只有勇往直前，才能为自己开辟新天地。我的德国朋友延斯也鼓励我，要像他一样，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可以让自己变得自信，也可以学会对他人敞开心扉。我更希望借助这次远游，来了解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终于等到了回音，我被通知去伦敦中区参加面试。面试那天，我穿上新买的衬衫和长裤，父亲帮我系好领带，为了让我及时赶到，父母给我钱让我坐出租车去。一路上，新衬衫领口的商标磨得我后背又红又痒，我不停地抓。到了面试的那栋大楼，我站在电梯里面，眼睛一直盯着上方闪动着数字的小屏幕。然后到了接待处，我报上名字，一位负责接待的女士翻开资料，用紫色的墨水笔做好记号后，让我找个位子等着。我知道“找个位子”（take a seat）就是“请坐”的意思，而不是在等候区找张椅子带走，于是我去了等候区坐等。

等候区狭小幽暗，铺着褪色的地毯，我坐的椅子旁边有些黄色的饼干屑，我想之前在此等候的人应该在这吃过饼干。旁边还有张桌子，上面放着几本有折痕的杂志，但我不想看，我更愿意低头数地上的饼干屑。

突然，门开了，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站起身，朝办公室的方向走，小心地绕过那张桌子，以免碰到桌上的那摞杂志。办公室里有扇窗，显得明亮多了。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女士手里拿着一叠纸，我猜那大概是我的申请表。在跟我握手后请我坐下，紧接着就问了一个我最有信心回答的问题：“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志愿者？”我深吸了一口气，低头想着母亲提醒我要多强调正面的话，然后说道：“我考虑事情很周密，能够理解不同人的差异并予以尊重，有较强的学习和接受能力。”

接着她又问了其他一些问题。包括：如果远离英国，我是否会想念自己的同伴（我没有同伴可想），以及我能否适应不同的国家和文化等（我能）。随后又问我在哪些事情上比较在行，以志愿者的身份，我希望从事何种工作。我回答说，上学期间我曾帮助低年级的学生学习外国语言，如果去国外，我希望可以从事教授英语的工作。那名女士笑着做了记录。她又问我对东欧有哪些了解。我说在学校学过苏联历史，知道所有东欧国家的国名和首都。她打断我，问是否介意去比较贫困的国家。我不喜欢被人打断，因此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介意。我会自己带上必需品，例如书本、衣服和音乐磁带等。

面试结束了，那位女士站起来跟我握手道别，说很快会通知我结果。回家后，母亲问我面试得怎样，这样的事我无从把握，也就说不出什么了。几个星期后，我收到答复，说我通过了面试，要求我在下个月去中部接受为期一周的培训。

通过面试让我很高兴，但想到要坐火车又让我焦虑，因为我从没独自坐过火车。答复的信件里附了指示路线图，我将里面的每一个字都背下来，才稍稍感到安心。启程的日子到了，父亲帮我整理好行装，又亲自送我到车站，陪我一起排队买票，然后看着我找到正确的站台，踏上火车，他才跟我挥手道别。

夏天的火车闷热难耐。我迅速找了个旁边没人的靠窗位置坐下，把行李放在两脚之间，紧紧夹着。座位软塌塌的，怎么坐都不舒服。我不喜欢这列火车，因为它太脏了，车厢地板上黏着糖果纸，我前面的空座位上还有皱巴巴的报纸。列车行进时所发出的震耳噪声，使得我无法专心做任何事，就连数清车窗上的刮痕都做不到。停了几站后，车上的人越来越多，渐渐聚拢在我身边的或站或坐的人，让我越发焦躁不安。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翻杂志的声音、随身听的嗡嗡声、音乐的嘈杂声、咳嗽声、擤鼻涕声、吵闹的说话声，让我的脑袋快要在这些声音的轰炸下裂成上千片了，我只好用手指堵住了耳朵。

火车终于到了目的地，我如释重负地下了车。由于我没有方向感，所以总是担心自己会迷路。还好刚出站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我坐进车里，把地址交给司机。没多久，车子抵达一栋红白相间的大楼前。这栋楼的窗户很多，周围都是树，楼前的牌子上写着“哈波恩大楼——会议暨培训中心”。从大厅里的简介手册得知，这栋楼是18世纪的建筑，之前是女修道院。我来到报到处，棕色的木柱子直顶天花板，加上那些咖啡色的椅子让这里显得尤其昏暗，木头栏杆的楼梯正对着的是报到处的桌子。我领到培训期间必须佩带的胸卡，上面写有我的名字，还有房间号码、钥匙以及当周的培训日程表。

我的房间在楼上，光线比楼下好，也显得没那么陈旧。房间角落里有个小洗手池，厕所和浴室都在走廊的尽头。我不喜欢在洗漱时卫生间里还有别人，因此我每天都尽量早起，赶在别人之前洗漱完毕。

培训第一天，我知道了自己被分到立陶宛教英语。除了知道它的首都是维尔纽斯外，我对立陶宛可谓一无所知。培训中心发给我几本介绍立陶宛风土人情的书，以便让我对它有更多的了解。接下来是团体说明会，参加者是十几个被分到东欧各国工作的青年志愿者。大家围坐在一起，首先是简短的自我介绍。我很紧张，暗暗地提示着自己，发言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看着大家。其他志愿者中有我认识的人，其中一位是个爱尔兰男生，很长的卷发，他去俄罗斯；还有一个是女生，被分到匈牙利做儿童工作。

培训不算紧张，有很多可供个人支配的时间。多数人都到娱乐室聊天、玩游戏，我则愿意留在房间里看书，或者去大楼服务中心，那里有很多我喜欢的书和图表。每次去餐厅，我都来去匆匆，因为不想跟很多人在一起。每天的培训结束后，我就一个人坐到楼外的草坪上，看夕阳，看大树，想着自己的心事。对于出国，我还是充满顾虑，害怕此行不能达成预期的目的。不过在同时也兴奋着，因为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生活和命运。

培训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培养团队的参与合作精神。受训者被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分到一个装满彩色塑胶球的箱子，任务是将塑胶球快速移出箱子。我想，如果能得到简单明了的指令，我就会有非常好的表现，而且还会为自己对团队所做的贡献而骄傲。这样的练习通常要做上几个小时，对我而言，自始至终地全身心投入确实有些困难。

培训的第二部分是分组讨论不同的文化价值和风俗，目的在于通过彼此的辩论以消除个人心中的成见和误解，从而开拓眼界与心胸。有一次，大家看了一段描述世界各地饮食的片子，然后主持人问大家，如何看待一些国家大量食用动物油脂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皱起眉头，认为这种吃法很恶心。我想主持人说的应该是牛油，于是我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介意这种吃法。

关于东欧各国的地理、社会和政治形式的讲授是培训的第三部分。有一次课上，大家都在做笔记，但我只是坐着听，一个字都没写。培训讲师问我为什么不做笔记，我说我已经把所有的内容都记在脑海里了，不需要做笔记。我上学的时候就如此，一样有好成绩。讲师充满怀疑地问了我几个课堂上的问题，我全都答对了。

培训结束后，我回家等待去立陶宛的最后确认通知。我等到的是一个大包裹，里面放有很多印刷品，还有地图、人名、联络电话、住宿资料、工作细节和机票等。这意味着，我被录用了。父母开始担心，怕我离家那么久那么远会不习惯。但我却为此兴奋不已，感觉自己的人生迈出了一大步。我几乎不敢相信，在自己快20岁的时候终于要离开家了，去一个远在1 200公里以外的地方。

立陶宛共和国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小国之一，北接拉脱维亚，东南与白俄罗斯接壤，南边是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1940年被苏联吞并，而后又被德国占领，1945年重新被苏联占据。1990年3月11日，星期日，立陶宛独立，成为第一个宣布脱离苏联的共和国。当时苏联试图对其进行镇压，并由此引发了一起发生于立陶宛电视塔的著名事件，几个立陶宛人在事件中丧生。不过，镇压没有成功，2004年，立陶宛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正式成员国。

乘出租车去机场的路上，我数着来往的车辆，一想着要到明年才能见到家里人，我就头疼欲裂，好像要生病一样，离家真的让我难过。临行前，我答应母亲，每周打电话向她汇报近况，并保证每顿饭都好好吃。机场的大厅很冷清，那时已是11月，暑假早已结束，我很快就托运好行李，然后过了安检，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我不停地踱来踱去，盯着大屏幕上的飞机班次，终于等到了登机时间，我顺利登机。机舱座位空着一半，我旁边座位也没人，这让我感到很放松。我埋头坐在座位里，阅读培训中心寄给我的资料，默念那些有着奇怪发音的人名和地名。一路无人打扰，班机在维尔纽斯国际机场降落时，我检查了一下随身带着的相机，这时的立陶宛已快入冬，我打算多拍几张雪景的照片。

等候入境的人并不多。穿着黑制服的警察巡视着通关的旅客，检查完护照后，会盖上“立陶宛共和国”的红色印章。我通过了检查并拿到行李后，被负责接待的志愿者协调员开车送到了住处。

我住在立陶宛的第二大城市——考纳斯。安置我的公寓是栋钢筋混凝土建筑，楼前有片菜地，都是公寓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在经管。此处远离公路，所以很安静。我的房东叫乔纳，满头银发，他用蹩脚的英语向我介绍了公寓的规定，以及怎样使用公寓的设备，包括开关暖气等。他又将电话号码留给我，嘱咐我有事可以随时跟他联系。送我来的协调员给我一张手绘的路线指示图，上面有我前往工作的地点以及乘车路线。那天是星期五，开始工作前，我还有两天的时间让自己安顿下来。

公寓比我想象的宽敞。厨房、客厅、浴室、卧室，一应俱全，房间内挂着厚重的深色布幔，阴天的时候显得格外幽暗。厨房里有冰箱、橱柜和一个破旧的炉子，四面的墙上贴着白色的瓷砖，有些已经脱落。客厅里陈列着桌子、沙发、电视，有一面墙上还悬挂着乔纳家人的照片和一些装饰品。浴室里的淋浴设备很齐全，还有洗衣机，这对于当时的立陶宛来说，算是奢侈品了。卧室足够大，床、桌椅、电话，应有尽有。在未来的9个月里，这就是我的家了。

整个周末我都在忙着安顿行李，试用公寓的设备。我打开了电视，里面大都是美国的节目，配有立陶宛字幕。冰箱里有乔纳留给我的牛奶、面包、早餐麦片等必需品。我从没自己动手做过饭，一旦冰箱里的食物吃完了，我就得鼓起勇气去市中心采购。

上班第一天，我起得很早，洗漱完毕，穿上厚外套、围上围巾后才出门。尽管没到冬天，但这里已经很冷了。按照协调员留给我的指示图，我从公寓旁边的小路走上了大马路，然后去路边的报摊买公交车票。发给志愿者的资料里有关于怎样在立陶宛买东西的内容，我全都背下来了。于是我跟摊主说买一张车票，他递给我一张小小的方形车票，还找给我一些零钱。我坐的车子在一条又长又陡的路上颠簸着，几乎每分钟都会停下来载客。上车的乘客包括戴着帽子、身穿厚皮衣的男人，领着孩子的妈妈，还有带着围巾、脚边堆满塑料袋的矮小老太太。车内逐渐变得拥挤起来，我开始头晕，好像淹没在人海中。我迫切地想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于是在车子快停靠的时候，我猛地站起身来，低着头一路推挤着下了车。下车后，我浑身虚脱，几分钟后才缓过来。

提前下了车，剩下的路程只好步行。我沿着一条长长的陡坡路一直走到尽头的一栋高大的水泥建筑前。我站在水泥台阶上按门铃，一个浓妆艳抹、戴着很多珠宝首饰的娇小女人给我开了门，她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欢迎你!是丹尼尔吧!请进。还喜欢立陶宛吗?”“刚到，还没来得及四处看看。”我回答。接着她做了自我介绍，她叫丽达，是中心的创办人兼主任。

丽达的中心叫“社会创新基金会”，属于非政府组织，主要救助附近失业和贫穷的妇女。立陶宛脱离苏联后，社会动荡不安，失业人数骤增，丽达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组织帮助女同胞在新的社会环境里自立自强。

中心的工作大半由志愿者承担，这是它成功的关键所在。很多志愿者都来自国外，跟我一起教授英语课程的叫奈尔，他70多岁了，被美国和平队[1]派遣到这里。休息的时候，他总喜欢讲过去的事情，讲他在美国安家，退休后和太太买了活动木板房，还游遍了美国的50个州。

中心还有一位叫奥加的女教师，是俄罗斯人。她有着一头红色的卷发，戴着彩色的眼镜。每次开口讲话时，我都看得见她嘴里一左一右的两颗金牙。奥加看得出我在新环境里的紧张，于是安慰我说大家都如此，这让我很受用。

我的工作就是站在讲台上教英语。除了几本教科书和作业本，中心没有其他的教学资源，很多时候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课程，我很喜欢这一点。班上的学生不超过12个人，来上课的妇女在年龄、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上差异很大，但她们彼此间都很熟悉，课堂气氛轻松活跃。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很紧张，但每个学生都很友善，她们亲切地鼓励我，于是我渐渐适应了我的新工作。

我在班上结识了一位好朋友，她叫贝鲁特，是位做翻译工作的中年妇女。她的英文水平不错，但是缺乏自信，所以希望通过上课获得提高。下课的时候，她常找我闲聊，问我在立陶宛过得怎样，还说愿意给我当向导，带我到处逛逛。我一个人是不敢出门的，因此欣然接受了她的好意。

贝鲁特带我去逛考纳斯市中心的步行街，这条街总长1.6公里。街的一头是圣米迦勒天使教堂，这是一栋有着蓝色圆顶和白色柱子的建筑，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苏联统治期间，教堂曾被改为艺术画廊，立陶宛独立后，重新恢复为教堂，接待人们做礼拜。街的另一头是旧城区，有鹅卵石街面和红硅城堡——立陶宛最早的城堡，建于13世纪。

上午的课程结束后，贝鲁特和我会去市政厅吃午饭。这些按部就班的事情让我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我喜欢这样有秩序的生活，每天按照固定的程序前行。楼下的食杂部出售很多立陶宛的传统点心，虽然灯光有点儿昏暗，但食物很便宜。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挑食了，对很多食物我都能做到来者不拒。如果下午没课，那么贝鲁特和我还会去步行街的餐馆用餐。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叫“齐格非飞船”，是立陶宛的国菜，因其样子像飞船而得此名。它是用碎马铃薯和肉馅做食材，煮好后配酸奶油吃，味道非常好。

贝鲁特对我非常有耐心，她总是体谅我的难处，倾听我的诉说，给我很多建议和鼓励。我们的友谊日渐加深，在立陶宛如果没有她，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过。班上几个学生说想多学点儿英语，但却负担不起额外的学费，于是我就想到可以每周在我住的公寓开一堂免费的英语会话课，贝鲁特主动提出帮忙安排。来上课的女士自带饼干，还有人负责泡茶、煮咖啡，吃喝一应俱全后，大家坐下来用英语对话，内容无所不包。有一天晚上，贝鲁特还带来与家人假日游玩的幻灯片给大家看，然后大家提问题，交流各自的旅游心得。

班上和中心的女士常问我有没有同龄的朋友。丽达的助手印嘉把她的侄子彼得介绍给我，希望我们成为朋友。彼得小我三岁，英语讲得非常好，害羞，有礼貌。我们一起去市区的电影院看最新上映的美国电影，如果电影的声音太嘈杂，我就会用手堵住耳朵，但是彼得好像从没注意过我这点。

立陶宛还有其他来自英国的志愿者，中心鼓励我们保持联系，互相帮助。有个叫维克兰姆的志愿者，念完法律才清楚自己不想当律师。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他常谈论的是足球、摇滚乐和其他我不感兴趣的东西。跟他在一起时，我总是无话可说。

一位叫丹妮斯的女志愿者，是一个30多岁的威尔士人，瘦瘦高高的，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精力充沛。她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工作，她邀请考纳斯的志愿者搭车去她那里。我们在路上颠簸了一个小时才抵达维尔纽斯的市中心。这里跟考纳斯不同，街上的行人都步伐匆匆，道路两边有很多镶嵌着闪亮玻璃和金属的现代建筑。丹妮斯的公寓很整洁，铺着光亮的木质地板，厨房的椅子也是木质的，椅背像起伏的山丘。我喜欢用手指摩挲椅背的曲线，感觉沙沙的、痒痒的。我们在她家里喝茶、吃饼干，看丹妮斯来这里以后拍摄的照片。每个志愿者的性格不同，但都彼此包容，相互友善。

古尔恰兰是我们当中最有经验的。她是一名印度裔英国人，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身上常裹着艳丽的纱丽。她在考纳斯工作，住的地方离我不远，有时会提着几袋衣服过来借用我的洗衣机。作为回报，古尔恰兰会邀请我下班后去她家吃晚饭、聊天。她房间的每面墙上都装饰有色彩缤纷的印度图片，客厅的桌上满是蜡烛和焚香。她很外向，讲了很多自己的私生活，还鼓励我也讲讲自己的事。我没有私生活，不知从何讲起。然后，她问我是否有女朋友，我摇头，又问是否有男朋友。我可能是脸红了，于是她问我是否是同性恋。她飞快的语速和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有点招架不住。我反应了好半天才开始回话。她大笑着，坚持着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又摇摇头。

中心发给每人一份当地的电话号码簿，我一直把它放在公寓的电话旁边。跟古尔恰兰谈话后，我一时兴起，按照号码簿上的号码，拨通了立陶宛男同性恋组织的电话，还约好第二天下班后，去市政厅外与其中一个成员见面。我不想再刻意地掩饰自己某一方面的特点，因为我觉得只有正视它才能认清自己。打这个电话是我毕生的重大决定之一。

第二天上课，我整天都心跳加快，饭也吃不下。下课后，在去往市政厅的路上，我一直不停地发抖，但又一再地告诫自己不要打退堂鼓。我老远地看见那个约好的人站在那里，我深吸一口气，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瘦瘦高高的，身穿一件跟肤色很配的黑色外套。

他叫维塔托，这个名字在立陶宛再平常不过了，他年纪跟我差不多，他很高兴能见到英国来的人。由于他常看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因此英语很好。他邀请我去他和伴侣基金塔的家做客，我答应了。他们知道我不喜欢搭公交车，于是开车来接我去位于市区另一头的住处。他们家里有在当时立陶宛的家庭里相当少见的大屏幕电视和CD唱盘。基金塔喜欢英国音乐，他搜集了很多CD，还放了一些给我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些各自的事情。维塔托是学生，基金塔在牙医诊所上班，他们通过同性恋团体结识后，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

之后的几周，我常去他们那里，大家一起聊天、吃饭、听音乐。每次我告别的时候，都差不多已经黑天了。基金塔因为担心我的安全，总是嚷着要开车送我回家，但我却更愿意自己走回去。街上空荡无人，我可以独自享受安静和月光。

古尔恰兰听说我跟维塔托和基金塔有交往，很为我高兴，也盼着结识他们。她提议到她家聚餐，由她掌勺，大家欣然接受。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天气寒冷得像冬天，大家进客厅前，费了好一会儿功夫才脱去大衣、帽子、围巾和手套。古尔恰兰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客厅里弥漫着饭菜的香味，让我们很有食欲。夜色吞没了夕阳的最后一点儿余晖，屋子里点起闪烁、温暖的烛光。客厅中央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餐盘和刀叉，玻璃杯在烛光中闪闪发亮。古尔恰兰给客人们斟满了酒，餐盘里堆满了拌了咖喱的蔬菜、肉块和多到吃不完的米饭。

大家边吃边聊，古尔恰兰依然健谈，滔滔不绝地讲述和提问，维塔托和基金塔回应着她。我边吃边听，但多数话题我不感兴趣。吃完后，我随手从旁边的书架上拿了本书看，古尔恰兰大声抗议，说我这样没礼貌。我听后有点儿尴尬，我并不知道这样会冒犯他人。这时，基金塔突然放下刀叉嚷着：“老鼠，你家有老鼠！”他指着厨房的方向。古尔恰兰微微一笑，毫不在意地说：“我知道。”她解释说，只要老鼠不添乱，哪怕住在一起，也可以相安无事，她在英国的时候就曾跟一只老鼠共居一室。基金塔看到的那只老鼠转眼就不见了，我遗憾着自己错过了近距离看老鼠的机会。大家继续聊天的时候，我又拿起了书，不过这次好像没人注意到我。稍晚的时候，我们向古尔恰兰告辞，她走过来亲每个人的脸颊，走到我跟前时，我略显迟疑，她便紧握住我的手，还说她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她以我为荣，因为我敢于尝试，不怕冒险。

一周后，我在厨房做三明治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小团黑乎乎的东西在瓷砖墙上爬行。我把头凑近，才发现，是一只我从没见过的小昆虫。第二天，我问贝鲁特是否知道那是什么，她脱口而出立陶宛语，可是我听不懂，她又想了一会儿，再用英语告诉我“是蟑螂”。后来，我很快发现，这些小东西是立陶宛许多老旧建筑的常见问题。我打电话给乔纳，他表示很抱歉，并承诺一定会彻底根治蟑螂。要彻底根除，需要整栋楼都进行清除，可是我的邻居们大多是老人，要那么快地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没那么容易。乔纳给了我一瓶杀虫喷剂，告诉我只要见到蟑螂，就喷无赦。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在意这些小家伙，只是有时在讲电话或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的话，就会有些分心。在我和父母例行通电话报平安时，我讲了蟑螂带来的困扰，他们有点担心我，我还要反过来再解释，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方面都很好，我也很健康，房东很积极解决问题，父母这样才安心一些。几个星期之后，乔纳终于召集齐整栋大楼的住户，统一进行了清除。不过，偶尔还是能再看到蟑螂的身影。

我到这里后不久就迎来了立陶宛漫长的严冬，全国范围内风雪弥漫，天寒地冻，考纳斯夜间最低气温达到-30℃。我住的公寓是老房子，取暖设备差，不防寒，非常冷。中心的一个志愿者买了新的电热器，就把旧的借给我。晚上我看书或看电视的时候，就把电热器摆在客厅里，睡觉时再拖进卧室。我跟贝鲁特说起了我公寓的寒冷，于是她替我跟房东交涉，后来乔纳在门窗上加了挡风的塑胶条。尽管条件艰苦，但我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冬天：我喜欢雪后的银装素裹，喜欢脚踩在积雪上的清脆感。落雪的夜晚，我会穿上大衣和靴子，走上寂静无人的雪地，任由雪花飘落在我身上。我还会站在路灯下，仰望落雪的天空，不由自主地张开双臂，旋转着迎接飘落的雪花。

12月，圣诞节即将到来。中心的女生问我有什么安排。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过圣诞节，我知道这是一个需要和他人分享的特殊日子。一个叫奥卓恩的同事邀请我和她们一家共度圣诞节，我欣然接受了。在立陶宛，平安夜比圣诞节更受重视，人们会费尽心思准备当天的晚餐。奥卓恩跟她丈夫开车来接我，她家在一栋很大的公寓里。下车时，我才发现她丈夫非常高，将近两米。他让我想起了9这个数字。

进屋后，奥卓恩的儿子和母亲都很热情地迎接我，好像因为我的到来而特别开心。走过一段长长、幽暗的走廊后，眼前出现了一片亮丽的光线和色彩。客厅中央摆着一张长桌，桌面铺着麻纱布，布底下有细稻草。他们说，这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耶稣是在铺满稻草的马厩里出生的。桌上满满地摆放着12道菜（象征十二门徒），包括腌鲱鱼、冬菜沙拉、马铃薯、酸白菜、面包、越橘布丁和罂粟籽汤等，没有家禽家畜类的菜。

饭前，奥卓恩的丈夫将圣餐饼分发到每个人的餐盘中，然后把他的圣餐饼分一块给奥卓恩，奥卓恩也将自己的圣餐饼分一块给丈夫，接着每个人都跟别人互换一块圣餐饼吃。吃菜的顺序没有特别要求，但最好每道菜都尝尝，因为不同的菜象征含义不同，它们预示着你来年不同的方面，例如，面包象征着未来的富足，马铃薯代表谦卑。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罂粟籽汤，用面包蘸着吃，味道好极了。它的具体做法是：先用开水烫罂粟籽，然后绞碎加水、糖或蜂蜜，最后放入坚果。奥卓恩还跟我讲了一些当地跟圣诞节有关的风俗信仰。据说，平安夜12点整的时候，所有河流、湖泊和井里的水都会变成酒，但很快又恢复原状。还说，所有的动物都会在午夜12点开口讲话，但人类却听不懂。第二天，也就是12月25日，奥卓恩一家带我去一个白雪皑皑的公园，我们在宽阔的冰冻湖面上散步、聊天。这是一个让我难以忘怀的圣诞节。

我在立陶宛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立陶宛语。当我说我要学立陶宛语时，周围的人都感到很不解，因为很多立陶宛人都会讲英语，我跟他们交流并不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其他英国来的志愿者还有美国和平队的奈尔，也仅仅是能讲几句立陶宛语而已。况且，讲这门语言的人非常少，学起来又难。但我想，如果我能用立陶宛语跟当地的朋友们交流，能让沟通更顺畅，我也会更舒服自在些。

贝鲁特自告奋勇给我当老师，她以自己的母语为荣。我将学到的字都写出来，这样便于从视觉的角度记忆。贝鲁特还把她女儿小时候看过的儿童书借给我，还教了我一首立陶宛儿歌，大意是：“我有两只鞋，一只不见了，小鞋剩一只，哪也去不了！”

在贝鲁特的帮助下，我进步飞快，才几天时间就能造句子了，这让她吃惊不小。几周后，我就可以用立陶宛语跟当地人轻松对话了。我让身边的立陶宛朋友尽量用立陶宛语跟我交流，这个办法很管用，大家都称赞我立陶宛语讲得好，一个上了年纪的邻居尤为惊讶，竟然有个这么年轻的英国人能用当地语言跟她交谈。学会立陶宛语还是有好处的，有一次，我跟其他志愿者在餐厅吃饭，服务员听不懂英文，于是我给大家当翻译，既能锻炼自己，也可以学以致用。

曾经还有人误以为我是立陶宛人。有一天，我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一个迷路的人向我打听方向，我说不知道，他还是追着我问，我只好跟他说：“抱歉，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立陶宛人，我来自英国。”他惊讶地睁大眼睛，跟我说了“对不起”才走开。

春天的时候，我已经完全适应了立陶宛的生活。在日复一日的规律生活中，我找到了稳定安全的感觉。每天天没亮我就起床了，套上件宽松暖和的衣服，然后步行去一座很远的橡树公园。公园里有很多参天大树，树下是人们踩出来的小路。散步回来后洗漱，然后换上工作装，走路去上班，途中经过那条又长又陡的路。圣诞节后，奈尔的背痛愈发严重，看了医生也不见好，最后只得回美国治疗。他的课由我来代上，这意味着我几乎每天都得从早到晚地上课。此外，贝鲁特也因必须留在家中照顾重病的丈夫而不能来上课。午饭的时候，我常留在上课的地方吃自带的三明治，偶尔也会和基金塔去自助餐厅，他上班的地方离这里很近。下班后，我会买些冷冻鱼、面包之类的食物回家自己做，睡前再看看书或电视。虽然想念贝鲁特，但一个人的生活我也可以应付得来。

夏天到了，学生们都跟家人去海边度假，几乎没有要上的课了。像大多数立陶宛人一样，基金塔也在乡下有自己的度假小屋，他邀我去那里玩。他让我先乘公车到那附近，然后开车来接我。公车很旧，一路颠簸得很厉害，开了没多久就出了市区，来到一条长长的土路上，路的两边是树木和田野。基金塔让我留意一个路牌，但我一直没看到，也不敢问，只能坐等。后来，车子停靠到一排木头房子旁边，这是半小时的行程里我看到的唯一一座建筑。我鼓起勇气用立陶宛语跟车上的人说，我迷路了。车上的三名乘客看着我，一言不发。没办法，我下了车，紧张到发抖，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开始数数字，让自己平复下来。司机随即走过来，一言不发地用手指了指路边的站牌。我抬头望，基金塔告诉我的地名并不在上面。我看了下手表，离与他约定的时间已经晚了一个小时。我走进旁边的木头房子，用立陶宛语跟柜台后一位女士说明我的情况，她只是摇头。我又重复，她还是摇头，于是我改用英语问：“这里有电话吗？”她听到“电话”时终于点点头，用手指着角落里的电话。我拨通了基金塔的号码，他焦急地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刚刚在外面站牌上看到的地名。“你怎么到了那儿了呢？等着，我去接你。”半小时后，他开车来了。路上基金塔跟我解释，我到的那个地方讲俄罗斯语，我的立陶宛语当然没人能懂了。尽管迟到，还是见到了基金塔的家人，然后大家一起烤肉，又去附近的河里游泳。

贝鲁特也邀我去她家的度假屋玩。贝鲁特带我去找她妹妹，她妹妹是个诗人，她边喝咖啡边给我们念她自己写的诗。然后，我们去湖边散步，碧空如洗，湛蓝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粼粼的波光。我又和贝鲁特去附近的一个地方看日落。这是我们几周来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因为我的合约到期，马上就要回家了。贝鲁特说我们的友谊是她在逆境中的勇气和安慰，她会珍藏这段友谊。而我的进步与成长也被她看在眼里。是的，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让我蜕变成长，这是立陶宛带给我的收获与喜悦。

我和贝鲁特坐在夏日的余晖里，看夕阳西下，但我们的心不会沉落，因为一段旅程的结束意味着另一段旅程的开始，还有新的未知等着我们去探索。

[1] 英文名为American Peace Corps。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为将美国的语言、历史、文化等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创建的组织。——编者注

8 真爱从网恋开始

道别并不容易，尤其是跟立陶宛道别，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已将它视为我另外一个家了。那是7月的一天，我最后一次走那条陡坡去上班。丽达和中心的其他志愿者已经等候在教室里要为我饯行。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过去的一年中给予了我帮助和关怀，我一一谢过。丽达送我一本皮面日记本当做临别礼物，她希望我能用这个本子写满我将来的新生活。回首在立陶宛的这一年，无论是个人的成长还是专业的积累，都已达到我的预期目标。尽管依依不舍，但我前行的步伐却毫不犹豫。

回伦敦的漫长航程让我感到很无聊。为了打发时间，我看书，还重读了父母一周前寄给我的信。在我刚离家的时候，父亲就听说在家附近有栋新盖的大房子要出租，那是两个房子打通后连在一起的，有六个房间，两套卫浴。这栋房子就像上帝的礼物，很快，家人就搬进去了。所以，我这次要回去的是我没去过的新家，信里附了新家的照片，还告诉我该怎样走。

好朋友里恩在机场等我。我不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互寄明信片。分开这么久之后，再次见到他的感觉真好。里恩给我当向导，就像几年前那样，带着我去搭迷宫一样的地铁。坐在车上，他耐心地听我讲考纳斯的趣事，我又给他看照片，跟他讲我去过的那些地方，认识的那些人。快到站的时候，他提示我下车，赶紧拿起行李，感谢他陪我乘车。刚踏上站台，地铁就呼啸而去，消失在前方隧道的黑暗中。

我发现自己完全不认得地铁外面的路了，走了好久才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我赶紧向路人求助。“一直走，下个路口右转。”有位路人好心地指点我。在确认自己方向正确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找不到的居然是自己的家，这种感觉真奇怪。

一家人见面分外高兴，各自述说着离别后的事情。弟弟妹妹们说我有口音，这也难怪，毕竟离开英国这么久，而且在外讲立陶宛语的时候也比讲英语的时候多些。母亲带我熟悉新家，我的新卧室在房子的后部，远离马路，是最安静的一个房间。也许是在立陶宛的公寓太过宽敞的缘故，我觉得我的新卧室显得尤其小，但床边还是可以容纳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台小小的电视机。焕然一新的新家让我感觉此番回国并非重复原来的日子，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始，翻开了新的篇章。

家里的新环境同样需要适应。在立陶宛独自一人的生活让我学会自立，我还是喜欢安静的、没有噪音的环境，也只有如此，才能让我觉得一切在掌控中。刚开始的时候，弟弟妹妹们在楼下跑跳吵嚷的声音让我很不习惯。母亲跟弟弟妹妹们说我需要安静，要体谅我，他们很听话，果然安静了好多。

国外的生活改变了我，让我学会了站在其他人的视角看待自己，也知道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如何影响了我的生活。认清了自己，也让我想通了许多问题。我终于理解了友谊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需要慢慢地、长期地投入感情，才能绽放的渐进过程。我把它想象成一只美丽的蝴蝶，在天空中有自己的飞行轨迹，如果贸然去抓，或是强制左右它，就可能让它丧生。回想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因为只考虑自己而忽略他人，一味强求，才会让别人对我敬而远之。

立陶宛之行也让我学会了宽容地看待自己的“与众不同”。在立陶宛，正因为我是外国人，才能教当地学生英文，才得以向他们讲述他们所不了解的英国。在考纳斯，正是由于我的“与众不同”才成就了我帮助他人的机会。

经历就是财富，这足以成为我前行的动力和勇气。我不再对未来充满恐惧，我知道自己会越来越好，因为我相信自己。我慢慢适应了新家的环境，在新卧室里越来越自在。

志愿者回国后，只须提交一份在国外的见闻汇报就可以申请一笔回国补助。我填好表格，寄出资料，之后静待回音。这期间我找到一份家教的工作，教附近的孩子阅读、写作和数学。几个月后，也就是2000年年初，我收到补助，这笔钱刚好可以买一台电脑。我终于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添置了我的同时也是家里的第一台电脑。在弟弟和父亲的协助下，我将电脑组装起来并开始使用。那是我第一次上网，觉得很神奇，只要按一下鼠标，就能获得丰富的信息：在线百科全书、在线辞典、各种列表信息、数字猜谜等，应有尽有。

对有自闭症的人来说，能通过网络上的留言板和聊天室与人沟通是件既兴奋又安慰的事情。因为在借助网络交谈时，不需要配合面部表情或肢体语言，而且不用直视对方的眼睛就可以通过屏幕知晓对方要表达的每个字，聊天室的表情符号也能帮我体会对方的感受。

2000年秋天，我通过网络结识了我现在的伴侣尼奥。他的工作是设计电脑软件，所以每天挂在网上。大概害羞的人都喜欢通过网络结交朋友，我和尼奥就是如此。我们从刚结识开始，就每天互发邮件，交流彼此喜欢的音乐、将来的愿望和梦想等，话题无所不包。尼奥24岁，跟我年龄相仿，住在肯特郡，离我家不远。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才认识没多久，他就建议交换照片和电话号码。尼奥长得高大帅气，有浓密的深色头发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我们通电话时，他总是耐心有礼貌地倾听，在我沉默时，会及时找到话题。跟他接触越多，我越觉得自己找到了灵魂的伴侣。

没有什么事情能与恋爱相提并论，也似乎没有哪两对情侣是以相同的模式坠入爱河。认识尼奥后，我好像又找到了十几岁时的初恋感觉，就像一张无处不在的网，让我无论做什么都想着尼奥，那感觉让我心痛，也让我寝食难安。

2001年年初，尼奥提出见面，但我却犹豫了。如果见面感觉不好，该怎么办？如果我表现不好，他会如何？我们能成为彼此的真爱吗？这些问题，我统统没有答案。

在我给尼奥做出答复之前，我必须先让父母知道他的存在，而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向父母坦白我的真实情况。那天下午，家里很安静，弟弟妹妹们要么在院子玩，要么在楼上，父母在客厅看电视。想说的话，我已在心里练习了很多遍，但一进客厅，我就立刻觉得头晕想吐，因为我想不出父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不希望让场面难以控制。为了让他们专心听我的话，我走过去关掉了电视。父亲有些不情愿，母亲则看着我，她知道我有话要说。我平静却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同性恋，我认识了一个很喜欢的人。”父母沉默地望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母亲说：“不管怎样，只要你快乐就好。”父亲也说：“希望你能找到真爱。”谢天谢地，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一周之后，我答应跟尼奥见面。寒冷的1月，一大早我就在家门口等他，身上穿着厚外套，还戴了手套和帽子。10点左右，他开车来了，见面握手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本人比照片上的好看多了”。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还是笑了笑。尼奥说要开车带我去他家，我上了车。一路上的感觉很怪，我们只讲了几分钟的话，他就沉默了，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很紧张，心想着他大概不喜欢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肯特郡中部的阿斯福特镇，尼奥的家就在此处。下车后，尼奥从车里捧出一束鲜花送给我，看来他还是喜欢我的。

阿斯福特镇是新开发出来的，尼奥家周围全是外观一模一样的房子，附近有个小公园，里面有池塘、秋千和旋转木马。尼奥家的墙壁上贴着条纹壁纸，地上铺着红地毯。他还养了一只黑白相间的猫，名字叫杰瑞。我蹲下身摸它的头，它喵喵叫了起来。尼奥领我来到客厅，我们在沙发的两头坐下，开始聊天。他问我是否想听音乐，我们不知不觉地慢慢靠拢，尼奥用手环抱着我的肩膀，我把头枕在他肩上，闭着眼睛沉浸在音乐里。没多久，我们开始拥吻，也就在那一刻，我们认定了要厮守终生，我绚烂的人生大幕就此拉开。

与我相处对尼奥来说并非难事。他在学校期间也曾因为另类而被同学欺负，他也爱待在家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通过网络结识，挽手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成就彼此的浪漫爱情。

见面后的几周，我们每天除了互发邮件，也常电话联系。只要有空，尼奥就开车来看我。交往6个月后，我决定搬出去跟尼奥同住。有一天，我走进厨房，直截了当地跟母亲说我要搬出去。父母为我高兴之余，也担心我是否能应付得来随之而来的关系和责任。但那个时候，我只知道一件事：尼奥值得我爱，我渴望和他在一起。

我们住在一起的头几个月，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只有尼奥一个人赚钱，我们不得不节俭度日，我们的第一次外出度假都是两年半后的事情了。白天，尼奥去离家不远的地方上班，我则留在家里做家务，准备晚饭。

我给附近的图书馆写了求职信，希望可以找到份工作，减轻经济压力。有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家图书馆给我的回复，通知我面试，他们进了新书，需要编排出来展出。面试那天，尼奥帮我系好了他的一条领带，还写了张指示图给我，告诉我该怎样搭车去面试地点。不过我还是迷路了，幸好遇到图书馆的员工，在他的带领下，我终于来到了面试地点。

面试官有三位，第一个人说英语有口音，我问了一下，原来她来自芬兰。小时候，我曾在图书馆读过很多关于这个国家的事情，我讲了一些，甚至还跟她说了芬兰语。面试的时间并不长（我认为这是好现象），离开时，我满心欢喜，因为面试时我做到了衣着得体、保持视线接触，而且态度友善。几天后，我接到电话，通知我没有被录取，我为此深受打击。我又寄了几十份详实的手写简历给附近的图书馆和学校，但不是被退回，就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不幸的是，我的遭遇并非特例。根据全英自闭症协会2001年的数据资料，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的人中，找到全职工作的人仅占12%。2003年英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其他类别的残障者找到全职工作的占49%，健全人的就业率则高达81%。自闭症患者的就业率明显低于后两类，主要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首先，自闭症患者通常不知道哪里会存在工作机会；其次，他们也搞不太清楚招聘广告上的术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闭症患者缺乏与人沟通和交流的经验与技巧，常会在面试的时候被淘汰。全英自闭症协会发布的《求职信息》提出了一个比较公平的方法，就是以试用来代替面试。面试涉及的问题通常让自闭症患者感到既难懂，又很难根据题目要求做出很完整、很确切的解答。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曾在面试时被问及几个假设性的问题，而我很难按照提问者的思路展开想象，只能草草作答。如果能被问及跟自己切身经历相关的一些问题，情况就会好很多。

聘用自闭症患者可以给用人单位带来很多好处：自闭症患者诚实可靠、精确度很高、非常注重细节、了然各种事实和数据。聘用自闭症患者的公司，可以借此让其他员工更懂得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异，也可以让上司更懂得如何跟下属沟通。

尼奥常劝慰我不必为钱的事发愁，每当我灰心丧气的时候，他都会安慰我说钱并不是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他还会鼓励我，让我笑对将来。

我第一次跟尼奥的家人见面，是在2001年的圣诞节。我一如既往地感到紧张，尼奥则安慰我没什么好怕的。我们开车到他父母家，离我们的住处不远。尼奥的母亲在门口迎接我们，还带我参观房子，并把我介绍给其他家庭成员：尼奥的父亲、弟弟、弟媳和年幼的侄子。每个人都对我绽放笑容，让我安心又快乐。吃完丰盛美味的晚餐，大家又交换了卡片和礼物。第二天，我和尼奥又驱车前往伦敦拜访我的家人，这回是我把他介绍给我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们，一家人见到他也都非常高兴。得到两家人的认可和支持，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同小可。

第二年夏天，我们搬到了海边小镇赫恩湾，在历史名城坎特伯里附近。搬家是件很麻烦的事，刚搬来的那几周，新家里堆满了家具、油漆和箱子，乱成一团，我们连停下来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尼奥忙着整理东西，我却对陌生的新家感到无从下手，就只好负责做饭和沏茶，有时也会帮忙递东西。做这些我熟悉的事情，可以让我忘记无所适从的焦虑。眼看着房子一点点充满家的感觉，真令我激动。

对我来说，结交到的几个知心朋友就像意外收获的礼物一样。就像里恩和贝鲁特，我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与他们保持联络，后来的新朋友则来自人生旅途中的不期而遇。尼奥小时候的邻居伊恩成为我们搬到赫恩湾后的好友之一。刚来此地不久，我们就收到了伊恩通过尼奥的父母转寄来的明信片。尼奥与伊恩再次见面，仍是一见如故，分开的15年并没有在彼此之间形成隔膜。不久，我和伊恩也成了要好的朋友，因为我们有太多相似之处，我们都很迷恋书本，谈起历史来也会滔滔不绝。

能为朋友做些事情，让我感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伊恩刚与一个罗马尼亚女孩结婚，我帮他学习罗马尼亚语，而他则在每个周末带我去打高尔夫球。我推杆称不上好，但却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当我倒退着从球的位置走到球洞时，伊恩会纳闷地看着我，其实我这样做是想感受脚底的草地，这样在推杆的时候就可以掌控球的路径，这个办法对我来说很管用。

朋友们都知道我有亚斯伯格症候群，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会迁就我。每年，尼奥和伊恩都带我参加迷你车俱乐部举办的寻宝游戏。大家事先会得到一张单子，上面有问题和寻找答案的提示。例如，一条提示上写有“马驹之家”，那么当我们开车经过一家名为“小马屋”的酒吧时，就应该想到此处即是答案。我们三个人通常是一组，伊恩开车，尼奥看路线，我思考问题的答案。我喜欢这样的分工，大家各自为政，却都乐在其中。

去朋友家做客，我们会在餐后玩扑克或下棋。尼奥说要让主人赢，这样才有礼貌，但我不能理解，既然知道答案，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我还喜欢竞猜问答，“谁想成为大富翁”是我喜欢的电视节目，我能答出多数问题。我最在行的问题是日期和年代类的，比较弱的项目是流行音乐和小说。

搬来赫恩湾不久，我和尼奥就着手实施我以前的一个构想，那就是建立一个以语言教学为主的教育网站。尼奥负责电脑网络方面的技术工作，由我来编写网站的教学课程。经过一段时间的设想，我决定给网站取名为Optimnem，源于希腊神话中发明语言和文字的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Mnemosyne）。

我们通过电子邮件给学生发教材，包括录音（录音者都是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人）、文字例句和作业。编写教材时，我着重两个方面：一是结合自己在立陶宛当老师以及之后当家教的经验，找出学习语言者可能会遇到的难点，并有针对性地予以讲解和辅导；二是将自己学习语言的一些方法和心得编入教材。简便易学的教材使得我们成立于2002年9月的网站大获成功，全世界有几千名学生使用我们的网站学习语言，点击浏览的人数超过百万。进入创办的第四年，Optimnem已被“全英终身学习计划”评选为合格会员，该计划由政府提供资助，目的在于为广大语言学习者提供有价值的网络学习资源。

网站的成功意味着我有了可以赚钱的工作，我为此而骄傲和自豪。创业很苦，想赚钱更不容易，但这毕竟是我经济独立的开始。

尼奥每周只去一次办公室，其他时间都在家里工作。我工作用的电脑摆在厨房的桌子上，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房后漂亮的花园。尼奥在楼上工作，如果我的网站有问题，走几步路上楼就可以问到他了。每天都和尼奥朝夕相处，想想真是件幸福的事。午饭时间我会做三明治或煲汤，我们边吃边聊。尼奥有时还会陪着我喝茶，这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例行活动。工作结束后，我们会一起做晚餐。

我从小就对瓢虫着迷，也很喜欢看介绍野生动物类的电视节目，我喜欢动物，因为它们通常比人有耐心、也更懂得包容。刚和尼奥同住的时候，我就很投入地跟他的猫相处。杰瑞那时还不到两岁，总喜欢跑到别人家的院子里闲逛，对我很冷漠，连尼奥摸摸它，它都又吼又叫的。

当时尼奥还天天去办公室，白天不在家。在我搬进去之前，小杰都是单独度日，突然多了个伴，它一定会不习惯。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对它太热情，我知道猫天性好奇，它会主动示好的。果然，没多久，当我坐在客厅时，它会跑到我身边，用鼻子蹭我的脚。渐渐地，杰瑞留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多，每当它一进门，我就跪下来，俯身到它的高度，伸手笼住它的头，抚摸它，它会很享受地闭起眼睛喵喵叫。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达成了默契。

杰瑞既聪明又敏感，有时我会躺在地板上，让它趴在我的胸脯或肚子上打盹。在它跳到我身上来之前，会先用爪子轻轻碰我，表示它很满足，当小猫咪在喝母猫乳汁的时候也会有这个举动。杰瑞一跳到我身上，我就闭上眼睛，放慢呼吸，让它觉得我也在打盹。这样它就会觉得安心，知道我不会突然乱动，所以就会放松地靠近我。有的时候，即使天不是很冷，我也会套上那件粗厚的毛衣，因为我知道杰瑞喜欢这件质感十足的毛衣。

虽然跟杰瑞培养起了感情，但它有时还是会对我们不理不睬，对尼奥更是如此。我知道尼奥对此有些耿耿于怀，于是我建议尼奥再收养一只小猫给杰瑞做伴，这样杰瑞会在与同类的相处中学习交际技巧，也会比较容易接近。我们翻阅了报纸的分类广告，看到有人在出售刚刚生出的一窝小猫，我们打了电话，约好看猫的时间。第二天去了才知道，小猫已经被卖掉好几只了，剩得不多了。我们挑了一只瘦小、害羞的小黑猫。猫主人说，大家都不喜欢这只猫，因为讨厌它的黑色。可我就是喜欢它，将它带回家后，取名为姆咪。果然不出所料，一开始，杰瑞对新伙伴充满戒心，龇牙咧嘴地吓唬姆咪，但后来，它渐渐习惯了姆咪的存在。尤其让人高兴的是，在与姆咪的相伴中，杰瑞的行为慢慢有了改变：它变得更易相处，不介意与人接触，一起玩的时候，还会发出开心的叫声，看到我们，也会喵呜喵呜地叫。我听到这声音，也会俯下身与它贴贴脸。

2004年夏天，我们为庆祝杰瑞的5岁生日，特地给它买了食物和玩具，但它好像胃口不好，也不太有活力，我们想也许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吧。杰瑞不活动的时候，总喜欢钻到某个东西的底下，例如床、桌子或浴室的毛巾下面，或趴或睡。我非常能理解杰瑞这种行为，我小的时候也常躲到床或桌子底下，只有这样才觉得安全。但杰瑞爬进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待在下面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而且跟我们也越来越疏远，后来才发现它病了。它经常呕吐，而且吐出来的全都是液体。接着它开始迅速变瘦，走路越来越缓慢。尼奥带杰瑞去看兽医，需要留下来做进一步的观察。不多久，查出它肾脏感染，必须住院治疗，这病对于年纪尚小的猫来说并不多见。我们每天打电话询问它的病情，答复是还好。但一个星期后，我们接到电话，说杰瑞情况不好，要我们最好去看看它。

我们立刻开车赶过去，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穿过狭窄的走廊，来到医院后面一间灰色的房间里，随后工作人员转身离开。当时我并没有做最坏的打算，我跟尼奥站在房间中央，看到杰瑞躺在一条白色毯子上，周身插满了塑料管，它一直在微弱地叫着，我犹豫着，但还是伸出手抚摸它，感觉它的毛油油的，身体瘦得好像只剩一把骨头。突然间，好像凭空而来的巨浪击打在岩石上，我瞬间崩溃，泪水夺眶而出，尼奥也流下泪来。护士说他们已竭尽全力，但杰瑞的病情实属罕见，而且也很严重。开车回家后，我和尼奥又抱头痛哭了一阵。第二天我们接到电话说杰瑞已经走了。此后好多天，我们都沉浸在痛失亲密伙伴的哀痛中。我们将杰瑞火化，把骨灰埋在院子里，上面立了石碑，写着：“杰瑞，1999-2004，你永远与我们同在。”

人与人相处总会有难处，如果其中一个人有自闭症，那么相处就会更难。但我相信，两个人相处融洽的关键并不在于彼此性格多么契合，而是因为有爱，爱可以战胜一切，也可以包容一切。

我的心情总会因为一些偶然发生的小事而跌落到谷底。例如，如果洗碗的时候汤匙不小心掉在地上，我的心情就会一下子烦躁起来，需要过好一会才能继续洗碗。甚至是一丁点的差错，都会让我受不了，要是我的例行活动被打扰，我就会更难受。尼奥包容了我的莫名其妙，他会静静等着我平复心情，在爱的支持和体谅下，我情绪低落的次数越来越少。

一些突发的状况也会引起我焦虑，例如，忽然有朋友或邻居来造访，就让我觉得紧张慌乱，因为这会扰乱我已经安排好的行程，不能按计划行事是我无法忍受的。每当出现这种情况，尼奥就会安慰我、劝解我，帮我平静下来。

公共场所也让我很没安全感。和尼奥去餐馆吃饭时，我习惯坐在角落或墙角的位置，这样身边就不会有人围着我了。有一次，我们在餐馆吃饭，正聊得开心时，我突然闻到雪茄的味道，又不知道这个味道从何处飘来，这让我变得很焦虑。我不再看着尼奥的眼睛，说话也开始结结巴巴。我出现这样的情况，尼奥见过好多次了，但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陪我匆忙吃饭，然后拉着我回家。还好我们都喜欢待在家里，外出的机会不多。

对我而言，理解别人对我讲的话总是很难，即便是与尼奥说话时也是这样。例如，尼奥跟我讲完一件事，我点头说好，可是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自己没听懂他讲的话。想想他花了那么长时间跟我解释或说明，而我却没听进去，我就会感到难过。听人讲话的时候，我通常只能听到句子的片段，然后我的大脑会把这些零散的信息收集起来加以理解，如果被我遗漏的部分包含了关键的字词，就会造成我无法理解别人讲话的真正意思。听别人讲话时，我习惯点头或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听懂或理解了，只是为了让谈话能顺畅地进行，免得对方停顿或重复。这招应付一般的谈话还可以，但却不适于伴侣之间。我和尼奥之间的交谈需要彼此都付出耐心，我尽可能专心听他讲，如果需要重复，就做个手势给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彼此理解。

我从青春期开始就讨厌刮胡子，每次刮胡子都超过一小时。一手握刀片，一手扶住头，免得乱动时刀片割伤脸。刮完后脸上又热又痒，极不舒服，所以我总是不愿意刮胡子，有时几个月才刮一次。后来，尼奥用电动刮胡刀替我刮，每周一次，速度快，不会疼，也会将胡茬刮得很干净。

我身体的某些感官特别灵敏，以至于会影响到我和尼奥之间的亲密方式。例如，轻抚会让我很不舒服，因此尼奥不会用一根手指轻抚我的手臂。幸好，其他诸如牵手或用手臂环抱，我都可以接受。

认识尼奥的这几年，因为有他在，让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与他共度的时光中，我也有了改变。我学会了接纳和包容，并能够对他人敞开心扉。接触外面的世界，让我看到了美好，也让我发现自信乐观的自我，并对未来充满期待。尼奥是我人生的一部分，因为他，“我”才变得完整，我无法想象如果我的世界没有他，我将会过着怎样的生活。

9 我创造了自己的语言

我始终都很喜欢语言，新家安顿好后，网站也逐渐走上正轨，我才开始认真地花时间学习语言。继学会了立陶宛语之后，我随后学习的是西班牙语。之所以选择这门语言是因为在一次跟尼奥的母亲聊天时，她曾提到全家去西班牙度假，而她也用了好多年学习西班牙语，还找出了她曾用过的一本《自学西班牙语》借给我读。第二周，我们又去尼奥家，我顺便把书还给他母亲，并用西班牙语与她交谈，这让她惊讶不已。

我用类似的方法又学习了罗马尼亚语。接触这门语言是因为伊恩，他娶了一位罗马尼亚女子，于是要我教他罗马尼亚语。我通过在网络上阅读圣·埃克苏佩里的经典小说《小王子》的罗马尼亚语版来帮助学习。

最近我想学的是威尔士语。在跟尼奥去威尔士北部雪墩山国家公园度假时，我第一次听到并看到了这门语言，当时就觉得它既优美又独特。跟我学过的其他语言相比，威尔士语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例如单词的第一个字母会随着该单词在句子中的不同用法而发生改变，就像ceg （嘴）这个单词可以变成dy geg（你的嘴）、fy ngheg（我的嘴）以及ei cheg（她的嘴）。威尔士语的语法也很独特，动词排在句子最前面，例如“尼奥去阿伯里斯特斯” （Aeth Neil i Aberystwyth）这个句子，按照威尔士语的语序是“去，尼奥，阿威斯”。威尔士语最难的部分是某些音的发音，例如发“ll”这个音的时候，就像把舌头放在发“l”音的位置后，立刻又要发出“s”的音。

威尔士的电视节目是我学习威尔士语的宝贵资源，我可以通过卫星接收器收看这些形式多样、内容有趣的节目，从肥皂剧到新闻无所不包，以此增进理解、矫正发音。

语言在我看来是相当有美感的，一些单词或组合词可以传达出优美的韵律，让我沉迷其中。有时，我会反复看书中的某个句子，倒不是理解它的意思，而是被其中的字词深深吸引了。我最喜欢的是名词，它最容易带给我视觉化的想象。

学习语言的时候，有两种东西对我特别有帮助：一是一本大小适中的字典；二是内容广泛的教材，包括童话、故事、报纸文章等，我喜欢从句子提供的语境中学习单词，这有助于我理解这门语言的结构。我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只要是呈现在我眼前的单词、短语或句子，我看过后会闭上眼睛，在心里浮现出它们，然后就会牢牢记住。如果只是听到而不是看到，我的记忆力就会大打折扣。还有一个学习外语的秘诀，就是要跟从小就讲这门语言的人多交谈，这对发音、语调和理解都非常有帮助。不要害怕犯错误，只要不重复自己的错误就会有进步。

学习一门语言可为学习另一门语言搭建桥梁。学过的语言越多，掌握新语言就越容易，因为语言跟人一样都是有家族的，同族的都会有相似性。此外，不同语言之间也会出现相互影响、相互借用的情况。例如，在我还没有学习罗马尼亚语的时候，我就已经能看懂Unde este un creion galben?（黄色铅笔在哪里?）这个句子了。因为Unde este跟西班牙文的哪里（dónde está）、un creion跟法文的铅笔（un crayon）、galben和德文的黄色（gelb）很像。

在一门语言中，我能很容易地找出某些不同词汇间的特殊关联。例如，冰岛语的borð（桌子）和borða（吃），法语的jour（日）和journal（报纸）、德语的Hand（手）和Handel（交易或技能）等，这些词间都有关联。

掌握复合词的规律可以扩充自己的词汇量，同时复合词也是非常有用的语法范例。例如，德语的复合词Wortschatz（字汇），就是由Wort（字）和Schatz（宝藏）这两个词组成，芬兰语的复合词可以分解为很多单词，例如，Hän oli talossanikin（他也在我的屋子里），这一句中的最后一个词是复合词，由talo（屋子）、ssa（在）、ni（我的）、kin（也）这4个单词构成。

抽象单词对我来说理解起来很困难，因为我必须在脑海中想象出一幅图画，才能弄懂它的意思。以“复杂”这个单词为例，我会把它想象成由一缕缕头发编出的发辫。如果读到或听说某件事物很复杂，我就想象有很多不同的元件，需要组合起来才能确切知道这事物究竟是什么。依此类推，我把“胜利”想象成一个金色的大奖杯，若是听到某个政治人物“选举胜利”，那么一个高举奖杯的足球教练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脑海里。我还会把“脆弱”想象成玻璃，“脆弱的和平”则是玻璃制成的鸽子，这个具体的画面让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随时可能瓦解掉的和平。

某些句型也让我产生理解障碍，例如：He is not inexperienced in such things（这类事情他并非没有经验），句子中有两个否定词，如果变成肯定句式“这类事情他有经验”，对我来说就没问题了。还有就是以Don’t you...（难道你不……）开头的句型，要是问我Don’t you want ice cream?（难道你不想吃冰激凌吗?）我会一头雾水，接着会头痛欲裂，因为我搞不清楚问话的人究竟是问“你想吃冰激凌吗”还是问“你是不是不想吃冰激凌？”如果我给这两个问题做出的回答都是“是”，那么就意味着会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真让我不能理解。

那些需要共情或掌握典故才能理解的谚语或成语，对我来说也很难，我从小就对这样的语句感到莫名其妙。例如under the weather（受天气限制，意指人“不舒服”），我就搞不懂，难道舒服的人就不受天气限制吗？还有弟弟发脾气的时候，父母就会包容地说：“He must have got out of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this morning.”（他今早下床时一定下错边了。）我就会想：他为什么不从对的那边下床?

近年来，科学家对语言方面的特殊感觉——也就是我所产生的联觉，越来越有兴趣，他们也希望更多地了解这种现象，并查明它的由来。加州圣迭戈“脑研究中心”的拉马钱德兰（Ramachandran）教授已在联觉研究方面累积了十多年的经验，他认为在联觉中发挥作用的神经机制与诗人和作家在语言方面的创造力有着密切关联。一份研究表明，创造力强的人产生联觉的概率是普通人的7倍。

拉马钱德兰教授认为，创造力强的作家会借助想象巧妙地使用隐喻，而且很擅长把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东西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联觉也是常将不相关的事物，例如颜色和文字、形状和数字联系起来。可见，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些科学家认为，包括数字、语言在内的高层次概念是由大脑的几个特定区域来处理的，联觉可能就是这些特定区域间的过度沟通造成的，这种不同部位的“线路混搭”的现象导致了联觉。

莎士比亚就很擅长使用隐喻，而且他使用的隐喻常常涉及人的多重感官感受。在《哈姆雷特》中，弗朗西斯科所说的“天气苦寒”（bitter cold）就掺杂了触觉里的冷和味觉里的苦。“暴风雨”这出戏不但将多重感官感受结合在一起，还将具体行为与抽象意念交融在一起，例如“音乐顺着水面缓缓爬过我身边”，就是将抽象的音乐嵌入到具体的爬行动作中，让音乐以视觉化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的脑海中。

联觉所需的联结能力并非只有创造力强的人才有，每个人都具备这个能力，并在不同程度上赖此生存。1920年，德裔美国心理学家柯勒 （Wolfgang KÖhler）做了一个实验，通过探讨视觉模式与文字音韵的相关度，证明了语言联觉的普遍存在。柯勒在实验中给出两个图形，一个平滑圆润，一个尖锐多角（如下页图），然后让被试以给定的两个自造单词takete、malumma分别去配图形，结果绝大多数人用malumma去配平滑圆润的图形，用takete去配尖锐多角的图形。最近，拉马钱德兰教授的研究小组又重复了该实验，他们造出了bouba和kiki两个单词，结果95%的被试都以bouba搭配圆润图形，并以kiki搭配尖锐图形。拉马钱德兰教授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kiki发音的尖锐转折以及舌头在发音时形状的高度弯曲，与尖锐图形的线条非常相似。

拉马钱德兰教授认为，人类在造字之初就是以听觉与视觉的联觉关联为基础的。依此理论，我们的祖先最早用语言进行交流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就与其所指事物的形状相关。拉马钱德兰教授认为，人在说出某个单词时，嘴唇与舌头的移动方式及形状，可能与祖先们最初提及的某物或某事有联觉方面的关联。例如形容“小”的单词：little、teeny、 petite，通常都有个需要缩小唇形、窄化音域并能引发联觉的i音节；而用来形容“庞大”、“硕大”的单词，则刚好相反。如果拉马钱德兰教授的理论成立，那么语言就是在人类大脑的联觉连接下激发出来的。

我在语言方面的天赋也同样引起了语言学家们的注意，他们试图探究我的语言天赋是否可以扩展到其他方面，例如手语。手语是一种通过双手、身体和头部来传达的视觉语言。在英国约有七万名听力障碍患者和几千名听觉正常的人在使用手语。

2005年，我参加了伦敦大学语言与传播科学系由研究英国手语的学者加里·摩根（Gary Morgan）博士主持的一个实验。实验的主要目的是测试我学习手语的速度是否像我学习文字或口语那样快。实验中，演示手语的人坐在我对面，与我隔着桌子。他每对我演示完一个手语，就拿出一张画有4个图案的纸，让我选择哪个图案代表刚才的手语。对我演示出的68个手语，包括内容很广泛，有比较简单的“帽子”，也有较为复杂的诸如“餐厅”、“农业”之类的。在有答案可供选择的情况下，我正确辨认出了三分之二，被评价为“非常好”。研究人员目前正计划以一对一的方式教我手语，然后比较我学习手语的方式与其他人有何不同。

我挑战的另一门很有难度的语言是世界语。我第一次知道有这门语言，是多年前在图书馆的一本书上看到的，也仅止于此，对它有更多的了解是我有了电脑之后。世界语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融汇了多种语言，且以欧洲语言居多。另外，世界语的语法具有一致性和逻辑性的特点。通过阅读互联网上的世界语文章，以及与世界各地会讲世界语的人通信，我很快就学会了这门语言。

波兰眼科医师柴门霍夫（Ludovic Lazarus Zamenhof）发明了世界语（Esperanto，意指“怀抱希望的人”），他想通过创造一门简单易学的全球通用语言，以增进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1887年，他将发明的世界语首度刊印。1905年，在法国举办了第一届世界语使用者全球大会。截至目前，全球大约有十万至一百万的人会讲世界语。

世界语的构词法很有趣，同一个单词的不同词性，都会以不同的结尾标明：所有的名词都以o结尾，形容词都以a结尾，副词都以e结尾，不定词都以i结尾。例如rapido是名词，意为“速度”，rapida是形容词“快速的”，rapide是副词“快速地”，rapidi意为“赶快”。

世界语跟其他语言不同，它的动词不会随主语发生改变。世界语的动词过去时都以is结尾，将来时则以os结尾。

世界语的很多单词都以相同的后缀来表示同类事物。例如，后缀为ejo的单词代表地方：lernejo（学校）、infanejo（幼儿园）、trinkejo（酒吧）。ilo也是常见的后缀，意为“工具或器械”，如hakilo（斧头）、flugilo（机翼）、serĉilo（搜索引擎）等。

在《亚斯伯格症候群：写给父母及专业人士的实用指南》[1]这本书中，临床心理学家艾伍德（Tony Attwood）指出，亚斯伯格症候群患者有自己创造新词的能力，这种能力反映出亚斯伯格症候群蕴含着“可贵的创造力”。他以一个女孩为例，说这个孩子将脚踝说成“脚腕”，把冰块叫成“水的骨头”。

我也有类似经历，我曾用自创单词biplets形容我刚刚诞生的双胞胎妹妹，因为我知道自行车（bicycle）是两个轮子，那么根据三轮车（tricycle），就可以把三胞胎叫做triplets。小时候父母常推着婴儿车出去散步，我小时候还发明了一个新词——pramble，pram是推着婴儿车，ramble是带小孩去散步。

我在小时候曾梦想了好几年，希望可以创造一套自己的语言，借此排遣孤独的同时，也可享受文字带给我的愉悦。我发现周围同学们讲的话既刺耳又难懂，反过来，大家也常耻笑我的用语过于严谨、正式、冗长。我自己的特殊感受及感悟，只有用我自己的词才能恰当展现。当我激动或感叹时，我的心里就会自动浮现出一个新词表达当时的感受，但我不知它从何而来。当我试着用这新的词去跟别人交流以表达我的内心感受时，却很少有人能理解，父母甚至劝我“不要用那种可笑的方式讲话”。

我一直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用自创的语言表达真实的自我。毕业离校后，我开始认真地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每当有新词浮现，我就马上记在纸上，然后研究该怎样发音，怎样组成句子。我将自创的这门语言命名为“曼提语” （Mänti）。这个词源自芬兰语mänty，意为松树。松树是北半球的原生树木，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部分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分布最广。此外，松树常聚集而生，连成一片，象征着团结和友谊。目前，曼提语还在研究阶段，但语法已初步成形，词汇也有一千多个。几位语言学家对这门语言很感兴趣，他们也希望借此进一步了解我的语言能力。

我尝试用曼提语展现事物之间的关联，例如hamma（牙齿）和hemme（蚂蚁——会咬人的昆虫）、 rât（电线）和râtio（收音机）。另外，同一个词汇也可以代表彼此相互关联的几重意思，就像puhu表示“风”、“气息”和“灵”。

曼提语中有很多复合词，例如puhekello（电话=讲话+铃）、ilmalāv（飞机=空中+船）、tontöö（音乐=音调+艺术）和rātalö（议会＝讨论+地点）。对于抽象概念的表达，在曼提语中主要有两种表达方法：一是采用复合词，比如“拖延”或“迟到”是kellokült （时钟+债务）；二是采用成对词汇，就像爱沙尼亚语这类“芬兰——匈牙利语系”语言常用的方法。例如，乳制品在曼提语里是pîmat kermat（乳奶油）；鞋类在曼提语里叫koet saapat（鞋子、靴子）。

尽管曼提语跟英语有很多差别，但熟悉英语的人还是会认出其中很多词汇，就像nekka（脖子）、kuppi（杯子）、purssi（皮夹），nööt（夜晚）和pêpi（婴儿）等。

我可以借助曼提语用最恰当的方式将我的内心世界呈现出来，每一个字词对我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它们有颜色、有质地，使用曼提语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用文字作画。

[1] 原书名为Asperger’s Syndrome: A Guide for Parents and Professionals。——译者注

10 好大一片π

在学校上数学课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圆周率。圆周率 （圆周长和直径的比）是数学里面最有名的数字。1737年，数学家欧拉最早用希腊文的第十六个字母π来表示圆周率。从知道这个数字起，我就对它着迷了，我去图书馆找书，希望知道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当时总共找了几百位。

2003年年末，我与父亲通电话，他偶然提及了从我小时候癫痫发作到如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他说，他为我能克服障碍取得进步感到骄傲。父亲的一番话让我沉思良久，病痛的经历对于我而言是一笔财富，我应该与更多的人分享，去帮助和鼓励那些与我同病相怜的人。

几天后，我与英国最大的癫痫慈善机构——全英癫痫学会的募捐部门取得联系，提议由我来以公开背诵表演的方式，尽可能多地背诵出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借此帮助全英癫痫学会募集善款，时间定于三个月后的3月14日，这天既是国际圆周率日，也恰好是爱因斯坦的生日。学会完全赞同我的提议，并鼓励我打破欧洲纪录，因此我们把背诵目标定在小数点后面的第22 500位数。在我练习背诵期间，负责筹备此次活动的募捐部门经理埃克利斯选定了表演场地，牛津大学科学历史博物馆所在地艾希莫林大楼，那里有很多展品，包括爱因斯坦用过的黑板。

任何人都无法精准写出圆周率的数值，因为它是无理数，不能用两个整数的比来表示。同时，它也是无限值，小数点后面有无限多位数，就算有一张像宇宙那么大的纸，也没人能写尽。所以，通常人们用近似值表示圆周率，例如22÷7或 355÷113。圆周率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不仅仅是圆和球体方面，例如，质数的分布、一根大头针掉在一组平行线和一条直线交叉点上的概率、一条蜿蜒河流的实际长度与直线距离之比的平均值等。

圆周率的值在早期几乎都是被测量出来的，并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古埃及人用4（8/9）2=3.16表示圆周率的值；巴比伦人则用近似值3+1/8=3.125表示。公元前250年，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首度以理论计算的方法推算出圆周率的值。首先计算圆形的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下图左）——长度小于圆周长，然后计算外切正多边形的周长（下图右）——长度大于圆周长，以此界定圆周率的大小区间。

他首先从正六边形算起，逐次加倍到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四十八边形，最后算到九十六边形，内接与外切正多边形的长度此时会越来越接近圆周长，随即从中找出近似值。阿基米德算出的圆周率介于310/71与31/7之间，即大于3.140 8小于 3.142 9，已经非常接近真正的数值3.141 6。

中世纪的德国数学家鲁道夫（Ludolph Van Ceulen）几乎把大半生的精力用来计算圆周率的数值，他的计算方法几乎与早他1 800年的阿基米德一模一样。1596年，他在《论圆》（Van den Circkel）一书中将圆周率的数值精确至小数点后的第二十位，之后又推算至第三十五位。他去世时，数值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接下来，包括牛顿和格利高里在内的数学家又以新的计算方法改进圆周率的数值。1873年，英国人香克斯（William Shanks）公布了他计算出的圆周率数值，已推算至小数点后面第七百零七位数。香克斯用了15年的时间计算这个数值，平均每周算出一位数。遗憾的是，20世纪40年代用计算机核算后发现，他的第五百二十八位数有错误，以致后面的数值全错。

计算机诞生后，圆周率的数值可以计算出更多位数了。1949年，第一次借助电子计算机计算圆周率，那部重达30吨的计算机像一栋小房子。花了70小时的时间，终于计算出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2 037位数。计算机改良后，能算出的位数越来越多。2002年，东京大学信息科技中心的电脑科学家金田安正（Yasumasa Kanada）和同事用电脑算出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一万亿多位数。

在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位数越来越多地被计算出来的同时，热衷于背诵这些数字的也大有人在。最常用的背诵方法是造句，还有的人对单词精挑细选，将之排列成诗句，每个单词的字母个数，就是在序列上与之相对的圆周率数值。最著名的例子来自英国数学家吉恩斯（Sir James Jeans），他写道：

How I want a drink, alcoholic of course, after the heavy lectures involving quantum mechanics! （演讲完枯燥的量子力学之后，我多想来一杯酒!）How有三个字母，I一个，want四个，所有单词的字母数依此排列为3.141 592 653 589 79，也就是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第14位数的圆周率。

另一个背诵的例子是1905年发表的一首诗，可以背到第三十位数。

Sir，I send a rhyme excelling

In sacred truth and rigid spelling

Numerical sprites elucidate

For me the lexicon’s dull weight

If Nature gain

Not you complain，

Tho’ Dr. Johnson fulminate．

我献首诗给阁下

真理与严谨词汇

数字精灵会说明

我为何用这些笨拙的词句

如果大自然赢得的不是你的怨语

即便约翰逊博士恶语伤人也无用

这些作者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表示小数点后面第三十二位才出现的0。一种方法是用逗点或句点表示，另一种方法是用有10个字母组成的单词表示。还有作者会用由较多字母组成的单词来表示两个连续的位数，例如calculating（计算）这个单词有个11个字母，就可以用来表示11。

数字会在我心底映射出优美的风景，我看得到不同的颜色、质地和形状。小时候，我常驻足在心中的数字风景里流连忘返，只要回想心底浮现过的风景，我就可以通过不同的颜色质地来判断我曾看过哪些数字。

在背诵圆周率的时候，我首先把这个长长的数字分割成不同的小片段，分割方法依据不同的数字确定。如果某个数字是很亮的颜色，而紧跟着它的那个数字发暗，我就会将它们分割在两个不同的片段里。如果数字样子看起来很平整，其后紧跟的数字也如此，我就将它们放在一起。数字越多，组成的风景就越复杂，它们鳞次栉比，构建成我心底的数字王国，背诵圆周率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搭建的过程。

下图是我“看”到的圆周率前20位数：

数字缓缓向上爬升，接着变暗，经过中间的崎岖，然后蜿蜒而下。

下图是我看到的前100位数：

在结束一个片段后，一片新的风景随着新片段而展开，新的颜色、质地和形状出现了，这风景跟随我记忆的数字不断向前延展。

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第七百六十二到七百六十七位数是著名的“费曼点” （Feynman Point）：“……999999……”。物理学家费曼曾说过，背诵圆周率的数值可以到此为止，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完美的结尾：999999，这组数字因此得名“费曼点”。我喜欢这组数字，它们投射出的是深色的粗大圆圈，泛着深蓝色的光芒。

圆周率的第19 473位到19 453位也很特别——99992128599999399，9重复出现，先是连续四次，然后五次，接着两次，17位数字中包含了11个9，在我所掌握的超过22 500位数的圆周率数值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组数字。

我的背诵从2003年12月开始，计划用三个月时间记住22 500位数，以打破纪录。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哪里去找那么多位数。书里记载的位数不过是几十个或几百个而已，于是我们开始在网络中寻找答案。一些网站列出了上千位数，但仍达不到我的要求。最终，尼奥在位于东京的一部超级电脑的网站上，找到了储存多达上百万位数的圆周率资料。想破纪录就靠它了。

接下来，尼奥将数字打印出来，每页印1 000个数，便于我一次记一张。然后我将这1 000个数字分散打成每百个数字为一组的“句子”，这样既容易识别，又可降低我读错记错的风险。

我并不是每天都背诵，有时会因为太累或太焦虑，什么都做不了。在能背诵的日子里，我又会囫囵吞枣，一次背下几百位。尼奥说我在背数的时候，身体僵直，坐立不安，时而在椅子上前后摇晃，时而不停地伸手扯嘴唇，整个人好像灵魂出窍。每当我这样时，尼奥根本没办法与我交流。

我每次背诵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因为我的注意力不能长时间保持高度集中。我在家中最安静的房间里背诵，避免哪怕是极细小的声音的干扰。为了保险起见，我有时还会用手堵住耳朵，拒绝任何声音的打扰。背诵时，我会在房间里绕着圈不停地走，头低垂，眯着眼睛，免得撞到东西。有时也会坐在椅子上，闭起眼睛，默观心中的数字风景，看那里面的图案、色彩和质地。

表演时，我必须大声地将数字念出来才行，这同样需要练习。我每周都要在尼奥面前，或站着、或走来走去地背诵我记住的数字，尼奥则拿着打印了数字的纸逐一核对。第一次练习的时候，我觉得很别扭，踌躇着背错了好几个，这让我很气馁。如果正式表演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了错该如何是好呢？尼奥看出了我的焦虑，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安慰我，他知道我的难处，鼓励我放松，尽力就好。

表演日期日渐迫近，我的信心在不断增强，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我能背出的数字越来越多。在后来的练习中，我已经没办法一次背完所有记住的数字，因此每次和尼奥练习的时候都是不同的部分。此外，我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或坐或走地反复练习，大声背诵，直到流利为止。

为了扩大影响，多多募款，慈善单位不但发布了新闻，还专为此次活动开辟了网站，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以及广大支持者的信函。远在波兰华沙的一所学校的一个班级也为此次活动捐了款，尼奥和我周围的亲友也积极捐助。一位邻居听说了这件事，告诉我她女儿也有癫痫病，她非常钦佩我的举动。所有这些支持的言语、祝福的卡片和电子邮件，都让我深受鼓舞。

3月13日，星期六，正式表演的前一天，尼奥开车带我来到牛津大学，我们住在博物馆附近的宾馆里。虽然几周前我就已经背完了预想的全部数字，但一想到要在公众面前表演，还是紧张得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后来终于睡着了，我梦见自己漫步在由圆周率的数字演化成的风景里，总算有了一处让我平静又充满自信的所在了。

第二天，我们很早就起来了。不光是我紧张，连尼奥都说他紧张得胃疼。吃过早餐，我们驱车前往博物馆。这是我第一次来牛津，我兴奋地望着车窗外的景致，想看看这个因牛津大学而闻名、号称其建筑能“启发梦想”的大学城到底是怎样的。经过了几条铺着鹅卵石的狭长街路，终于抵达目的地。

建于1683年的科学历史博物馆位于宽街，是现存最古老的博物馆专门建筑，也是世界上首家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馆内藏品约15 000件，年代从远古到20世纪初，其中包括很多早期用于计数、测量天文、航线及绘图的数学工具。

开到博物馆对面的停车场时，我看到博物馆的员工、记者和活动主办人已经在博物馆门口等候我们了。我刚下车，募款部门的经理埃克利斯就走上前来与我热情握手，关切地询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好。他又介绍了几个人给我认识，接着要我坐在博物馆的台阶上拍照，阶梯又冷又湿，我尽量让自己保持不动。

背诵场地是个狭长的、满是灰尘的大厅。周围全是放置展品的玻璃柜。墙边放了一套供我使用的桌椅，对面是爱因斯坦用过的黑板，旁边是一张较长的桌子，上面堆满了写着数字的纸张和一个计时器。来自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数学系的几个志愿者担任今天的核对员，他们会在我背诵的时候对照摆放在他们面前的数字，核对正误。时钟会在我开始背诵的那一刻启动，以便让随时进来的人知道我背了多长时间。当地的报纸对这项活动进行了报道，博物馆外张贴了海报，募款人员也准备好了宣传单和捐款箱。

尼奥紧张得身体不适，但还是决定留下来替我加油，这让我安心很多。在大厅里拍了几张照片后，我坐下来，将自带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几瓶水以备口渴时喝，还有巧克力和香蕉可以补充能量。埃克利斯请大家保持安静，一切准备就绪，11点05分，计时钟启动，我开始背诵。

数字风景在我心里不断地绵延展开，只要我背出的数字是正确的，核对员就将数字划掉。大厅静极了，除了我的背诵声，只偶尔听到轻微的咳嗽声和脚步声。我没有被这些声音干扰，背诵的时候，我沉浸在数字的世界里，被所看到的颜色、质地和形状所吸引，到后来，我好像整个人都被数字风景包围了。我有节奏地背诵着，数字随着呼吸贯次而出，我平静自信得就像昨晚的梦境。只用了十多分钟，我就背完了前一千位数，我开了瓶水喝，然后接着背诵。

大厅慢慢挤满了人，大家安静地站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听我背诵。原本我最怕的就是在人多的场合下背诵，但当时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我完全沉浸在不断浮现的数字风景里，唯一被打断的一次是听到手机铃声响起，直到铃声停止，我才继续。

按照活动规则，我在背诵的时候，不能跟其他人讲话或交流，但可以暂停休息几次，吃些香蕉或巧克力。为了不分心，休息的时候，我低着头在大厅里走动，避免跟观众有视线接触。背诵的时候，伴随着一些肢体运动，会比坐着不动的效果好些。回忆数字时，我会不停地动来动去，转转头、闭上眼睛、以手蒙头、晃动身体等。

当我背到一万位数的时候，已是下午1点15分，时间刚好过去两个小时多一点。我觉得越来越累，看到的风景也越发模糊，我甚至担心会疲惫到没有办法完成预期的任务。

背诵的过程中，我遇到一次几乎让我绝望的情况，当念出第16 600位数后，我的大脑突然空空如也，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质地，什么都没有。这是从没有过的情况，我好像面对着一个漆黑的漩涡。我紧闭双眼，深深吸口气，伴随着一阵头痛，我熟悉的风景慢慢在漩涡中浮现出来，背诵终于能继续进行下去了。

5个小时后，背诵接近尾声。我就像一个经过长途跋涉的马拉松选手，虽然筋疲力尽，但却怀着喜悦的心情冲向终点。4点15分整，我松了一口气，用颤抖的声音念出最后一组数字：67657486953587。随后，我用手势告诉大家我背完了。我用5小时零9分，准确背出圆周率的22 514位数，刷新了欧洲纪录。现场掌声如雷，埃克利斯跑过来拥抱我，让我有点儿猝不及防。我向全程监督背诵的核对员表示感谢，然后被主办单位拉到室外拍照，我还喝下了平生第一杯庆功酒。

让我和主办单位都没想到的是，媒体积极踊跃地报道了这件事。接下来的几周，有多家媒体对我进行访问，其中包括BBC 全球广播（BBC World Service）节目，还有来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电台。

接受访问时，最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去背诵包括那么多数字的圆周率？我的答案始终如一：我喜爱圆周率，它在我眼里精美亮丽、无与伦比，就像《蒙娜丽莎》或莫扎特的交响乐一样令人痴迷。

11 我和“雨人”是一样的人

成功刷新圆周率的背诵纪录后，报纸与电台对我的采访接踵而至，英国一家大的电视台还提出要为我制作一小时的纪录片，并计划次年在英国和美国播出。节目制作单位对我在牛津的表现印象深刻，他们尤其惊讶于我在大众与媒体前的从容应对。制片单位计划于年底去美国拍摄自闭学者金·皮克（Kim Peek），他是电影《雨人》主角的原型。他们认为如果我能现身说法，在节目中讲述作为自闭学者的亲身经历，就会增加节目的看点。此行不但能见到皮克，还将有机会与英美两国研究学者症候群的世界级专家对话，对我而言实在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同意参加拍摄，但还是顾虑重重。我已有五年没离开过英国，甚至没离开过我居住的小镇，一想到漫长的旅途和即将面对的陌生环境，就让我心存恐惧。外出期间的行程会很紧，我平日规律化的生活将被打破，如宗教仪式般的数数字活动也都将难以践行，我担心自己会无法忍受。我没去过美国（尽管我背得出麦金利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的名字和其所属政党），我不知道自己将置身什么样的环境中，会不会又大又吵？会不会绚丽得让我眼花缭乱？在那个与我家隔了辽阔海洋的地方，如果我恐慌起来该怎么办？

家人和尼奥都支持我去，但他们也担心我在外的奔波和面对新环境的无所适从，于是建议我跟制作单位事先做好协调和沟通。制作单位保证不会将我一个人留在陌生的公共场所，以防我迷路，还答应拍摄的时候不会对我进行干涉。

拍摄计划可谓气魄宏伟：两周内跑遍美国东西海岸，从加州的圣迭戈直到犹他州的盐湖城。节目名称暂定为《脑人》 （Brainman），起初我并不喜欢制作单位提出的这个名字，但后来也接受了。

2004年7月，启程前一周，我跟拍摄小组成员见面。摄影师叫托比，年纪跟我差不多，大家都很友善，尽量让我觉得轻松随意。即将开始的拍摄，谁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奇遇，小组成员对于这个充满未知的行程，显得兴致勃勃。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也有些跃跃欲试，我的情绪总是会被周围的人所左右。

临行前一晚，我收拾好行李。尼奥因为工作的关系不能陪我同行，为了能和我随时保持联系，他给我买了手机。我把手机放在右边的口袋里，护照、机票和钱夹放在左边的口袋里。

尼奥开车送我到机场。这是我们结识三年半以来，第一次分隔两地。临别时，他给了我一个拥抱，着实吓我一跳，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中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他。候机厅人很多，周围都是提着行李走来走去的人，这让我焦虑起来，于是我开始数排队的人数，心绪才渐渐平复下来。

那是一个最常见的夏日，晴空万里。飞机升空时，可以从窗口望见机翼掠过薄薄的浮云。广播说，我们要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航程11个小时。每当我被告知一个预计的时间，我的心里就会浮现出一个场景：一张桌子上放着一节面团，它的长度就是一小时，我可以根据它来判断时间的长短。它的一半长度就是半小时，那么我就可以理解散步30分钟有多久了。但我从没估算过11个小时有多久，因此也就无法在心底看到它的长度，我变得紧张起来。我闭上眼睛，随即睁开，注视着自己的脚，借此让自己慢慢平静下来。

做什么事情我都喜欢未雨绸缪，事先在心里想象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该如何应对。我知道在飞机上，空中小姐会在某个时间走过来问我一些问题，例如吃什么之类的，于是我就会事先想象空中小姐站在我身边，我则轻松自如地点着我爱吃的东西。

我不断地摸着左右两边的口袋，以确认手机、护照和钱夹还在原来的位置。耳畔传来推车的声音，我开始进入戒备状态，出乎意料的事情会让我措手不及，因此我仔细听着空中小姐与其他乘客的对话，并在心里演习着她走来时会出现的场景，我要选的是：鸡肉和烩饺。推车来了又走，我的选择完全正确。

夜幕低垂，我因为紧张而无法入眠，只好翻看飞机上的杂志，戴着耳机听音乐。飞机终于降落了，这次毫无差错的搭乘让我充满了成就感。虽然头疼并四肢僵硬，但我到了美国。

洛杉矶天气晴朗，温度也比伦敦高些。导演找好了车，工作人员将行李和装着摄影、录音器材的箱子搬上后车厢。我看着他们就像摆俄罗斯方块一样，试了好几次才将所有的东西放妥。司机将我们拉到圣地亚哥一家海边旅馆。虽然旅途劳顿，但我还是被告知明天一大早就得开工。在旅馆房间里，我有节奏地刷牙，洗脸也是按照惯例，从水池里舀五次水泼在脸上。上床前，我将闹铃设定在早上4点半，然后倒头睡去。

一听到闹钟响起，我就立刻跳了起来，用手堵住耳朵，我不喜欢这个让我头疼的声音，然后腾出一只手按停闹铃，房间即刻恢复宁静。天还暗暗的，我用两分钟的时间刷牙，然后冲澡。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是陌生的，莲蓬头很大，水流冲在头上有重重的感觉，毛巾的质地也怪怪的。换上自己的衣服时，才找到些熟悉的感觉。我极不自在地踱出房门，走下楼梯，来到餐厅。一直等到托比那张熟悉的脸孔出现，我才坐下来用餐，早餐是松饼和茶。等到一行所有人都吃完，大家上车来到一个楼宇排列整齐、窗户闪闪发亮的地方。我们要拜会的是著名神经学专家拉马钱德兰教授和他领导的加州脑研究中心。

一群科学家在门口迎接我们。经过一个阳光明媚的走廊，我们被领入拉马钱德兰教授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宽敞，光线比走廊暗些，靠墙的书架摆满了书，厚重的书桌上摆放着几个塑料脑部模型，还有几张散放的纸。他们要我坐在教授的对面，他旁边还有一个助手。

教授是个“大人物”，说话的声音很大，握手时我感觉到了他的手掌大而有力，就连圆圆的眼睛、浓密的黑色卷发和胡须好像都大大的。他很热情，这让我慢慢放松了下来。

他们给我出了心算题，教授的助手用计算机核对我的答案。因为时差，我的头还在疼，但这并不妨碍我计算。随后他们让我挑出给定的一组数字中的质数，我全部答对，还解说了数字在我心里怎样变化出来各种颜色、质地和形状。教授侧耳倾听，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

午餐时间，教授的助手夏伊领我去研究中心的餐厅用餐。夏伊是个年轻人，跟教授一样有着深色的头发和圆圆大大的眼睛，他对我在数字方面的视觉化反应颇感兴趣。午餐后，他和研究小组的另一位成员埃德对我的数字经验做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我要了一支笔，将他们问到我的那些数字，用我的理解方式画出来。我的视觉化数字绚烂而复杂，而我又画得如此之详细，让他们叹为观止。

我的表现让科学家们大感兴趣，他们请求导演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进一步了解我的特殊能力。导演打电话请示在伦敦的制片人，得到了批准。

第二天，在摄像机的跟随下，我又将对数字的感觉描画出来。我边在白纸板上勾勒我的数字风景，边解说如何利用数字的不同颜色、质地和形状进行心算。他们甚至要求我用橡皮泥捏出某些数字的形状。

随后，他们又给我看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圆周率数值，同时我的手指连接着直流电皮肤反应测量仪。研究人员随机改动了圆周率中的个别数字，例如把6改成9。当看到这些被改动过的数字时，我就开始不舒服，面部表情也随之变化，因为我熟悉的数字风景被破坏了。测量仪测到明显的起伏，反映了我对被改掉的数字有生理反应，几位科学家在旁啧啧称奇，夏伊尤为惊叹。

也许有人会问我，难道不介意自己成了科学家实验用的小白鼠？我的回答是“不”，因为这样的实验将有助于科学家们更进一步了解人类的大脑结构，造福人类。而我也特别感谢他们让我通过实验来知晓自己的心智运作方式，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与科学家们的相处很快进入尾声，接下来的行程会更加紧张。夏伊开车带我去附近的悬崖看海、看降落伞在空中翱翔。他希望能有一个单独和我相处的机会，于是我们去海边散步。他继续询问着我对数字的感觉，还拿出纸笔做记录，我的描述让他再度痴迷。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对于科学家来说，你是个千载难逢的研究对象。”这句略带恭维的话让我不知如何回答。我答应跟他保持联络，至今我们还经常互通邮件。

下一站，赌城拉斯维加斯。制作单位希望能用“轻松”的娱乐形式来呈现我的能力，这一招学自“雨人”，而拉斯维加斯就是我施展的“舞台”。

对于制作单位的安排，我的感觉很复杂。将我的能力媚俗化，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重蹈“雨人”的覆辙也会让大家以为，所有的自闭症学者都是从“雨人”那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同时，我也理解，电视节目在呈现严肃的科学内容时，必须融入一些娱乐性的因素。我喜欢跟朋友玩牌，但从没进过赌场，于是好奇心最终占了上风。

内华达的炎热让人无法忍受，热浪扑面而来。等出租车的时候，我虽然只穿了薄T恤和短裤，但还是汗湿衣背。好在只走了不远的路，就到了。谢天谢地，终于能享受到宾馆大堂的冷气。

不过，这里的状况却让我们大失所望，因为很难找到愿意与我们合作的赌场。虽然最终找到一家小规模的赌场，不但同意我们进去拍摄，还免费提供住宿，但环境实在很难让人满意，地毯很脏，大堂弥漫着发霉的味道。大堂经理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才为大家分配好房间，这更让我们失落到极点。

但是，打开房间门后，才发现里面竟然又宽敞、又舒适。夜色降临，拍摄小组带我坐上车，去拍摄拉斯维加斯最著名地段的夜景，到处都闪耀着赌场绚烂的灯光。刺眼的光线让我很不舒服，我紧握双手，身体变得越来越僵直。还好，没多久我们就去附近的一家餐厅用餐，回去后大家早早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拍摄小组就忙着在赌二十一点的牌桌区，隔出一块安静的区域，准备妥当后，才到房间接我过去。赌场提供大量赌钱用的筹码供我们拍摄使用，跟老板和庄家打过招呼后，庄家快速地为我解释了牌局的规则。

二十一点是最流行的扑克牌赌法之一。A算一点，也可以算十一点，人头牌J、Q、K都算十点，游戏的目标就是赌玩家手上的牌能否超过庄家的点数，但不能超过二十一点。

发牌前，大家先下注，然后庄家替大家和他自己各发两张牌，庄家的其中一张牌面朝下。如果有人拿到一张A和一张人头牌，就立刻算赢，因为两张牌合计正好是二十一点。若是没有这样的牌，玩家则可以选择加牌或维持现有的牌，要是手中所有的牌超过二十一点就算爆牌了。当所有玩家都要好牌后，庄家掀开他朝下的那张牌，再决定是否加牌。如果他的点数低于17，就必须加牌，加到最少十七点，要是庄家爆牌，那么，所有玩家都算赢。

玩二十一点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算牌。玩家会在心里默记出现过的牌，然后推算剩余的牌，看自己有多大胜算，如果觉得自己赢的概率大，就可以加注。牌可分为好坏两种，两点、三点这样点数低的牌算好牌，十点算坏牌。算牌的人根据出现过的牌，来推算剩余的牌里还有多少好牌、多少坏牌，以确定自己的策略。

算牌并不容易，就算是老手，也只能靠算牌提高1%的赢牌概率，通常在赌场是不允许算牌的。我们这张赌桌上的8副牌加起来有416张牌，牌数之多，如果靠算牌来赢取胜算，真是难乎其难。

对我而言，在赌场这样嘈杂的环境里，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做到不分心。我坐在庄家对面的高脚凳上，专注地看着开赌前怎样掀牌、洗牌和叠牌，我身旁的摄像机引来众多围观者，赌桌边很快围满了看我赌牌的人。

摄制组跟赌场借来这张赌桌，让我成为跟庄家对赌的唯一玩家，而且要求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赌完。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熟悉赌牌的规则，我只是根据拿到手的牌做判断，例如，拿到一张10和一张8，我就不再要牌；如果拿到3和9，我就会继续要牌；但如果庄家现出的牌是4、5或6，我就不要，这些是大家在赌牌时的基本玩法。

就算玩家能把基本玩法应用得娴熟自如，但跟庄家相比，玩家赢的概率还是很小。渐渐地，我手里的筹码越来越少，但找到了玩牌的感觉，在赌桌上也越来越自在。于是，我决定按自己的方法来玩，即依靠数字在我脑海中形成的高低起伏的地形来制定策略，如果地形走高，我就加注。

牌局扭转了，我越赢越多，也渐渐地轻松自如，乐在其中。在关键的一局中，我拿到了一对七点，庄家朝上的牌是十点，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玩家会继续要牌，但我却将这两张牌分成两手，并且增加一倍赌金。庄家发牌给我，又是七点，我问这张牌是否可以再分，庄家很惊讶，因为很少有玩家以这样的牌来跟庄家的十点对抗。按照我的意愿，我手上的三张七点分成三手牌，赌金成三倍，庄家是一张十点。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一个人大声嚷着：“分七点跟十点对抗，太不合理了！”庄家继续给我发了三手牌，第一手累积到二十一点，第二手还是二十一点，第三手又是二十一点！接连三个二十一点，我赢的这局，不但将之前输的拿回来，而且又赢了一些。

拉斯维加斯并不适合我，太热、太挤，还有太多闪亮的灯，唯一的愉悦就是那次赢牌。我越来越想家，回到旅馆房间后，我打电话给尼奥，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哭了。他安慰我说，我表现很好，要坚持，他以我为荣。那时我还不知道，行程中最重要、最特别的一站，正等着我呢。

第二天，我们飞到犹他州首府盐湖城。从旅馆出发没多久，就到了当地的公共图书馆。这是一栋共六层的建筑，曲线型的透明外墙显得很特别。图书馆占地面积达22 297平方米，藏书超过50万册，一楼是商店和各种服务设施，阅览室在楼上，还有个可容纳300人的礼堂。以前，我曾天天去我家附近的小图书馆看几小时的书，这里对于喜爱看书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

在宽敞、明亮又安静的图书馆里，我找回了久违的安心。这里没有嘈杂的人群，只有少数人在看书或偶尔地走动。我从没见过或想象过这样的图书馆，它在我眼里就像童话故事里散发着魔力的宫殿。

坐在凳子上等待的时候，我就数旁边书架上有几排书，也数有多少人安静地经过我身边，这样等上几个小时我也不会烦。导演走过来带我乘电梯到二楼，从这里放眼望过去，全是一排排的书。一位老先生走过来跟我握手，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弗兰·皮克，是金的父亲，他负责照顾金。

金·皮克堪称奇迹。他1951年出生，当时他头部肿大，里面长了个水泡，伤到左脑，那是跟人的语言有关的重要部位。医生跟金的父母说，最好把他送去疗养院，因为他一辈子也不可能学会走路、学会思考。1988年，神经学家扫描他的脑部后发现他没有胼胝体（连接大脑左右两侧半球的神经纤维束）。但金16个月的时候就会阅读，14岁时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这些年来，金记住了十几个领域的大量信息，涉及的内容包括文学、体育、地理和音乐等方面的历史与日期。他看书过目不忘，可以同时看两页，一只眼看一页。金看过的书有9 000多本，他记得所有看过的内容。此外，他还有计算日历的天赋。

1984年，金和他的父亲在得克萨斯州阿灵顿“智力障碍者协会”的会议上结识了制片人兼剧作家莫洛，电影《雨人》就此诞生。达斯汀·霍夫曼整天都跟金在一起，金的能力让他大为折服，于是他力劝金的父亲让更多的人知道金的奇迹。此后，金和父亲走遍了美国，与上百万人分享他们的经历。

这是我第一次跟同样有学者症候群的人见面交谈，我等待这一刻好久了。弗兰已经跟金提过我以及我们来访的目的，之所以把见面的地点定在图书馆，是因为金和我都喜欢图书馆，安静、明亮、宽敞，一切都井井有条。

弗兰将我介绍给金，金站在他父亲身旁，中年人的模样，头发略见花白，身材魁梧，眼神锐利又充满好奇。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跟我靠得很近。

“告诉他你的出生日期。”弗兰问我。

“1979年1月31日。”

“你65岁生日那天是星期天。”金说。我点点头，然后问他的出生日期。

“1951年11月11日。”他回答。

“那天也是星期天。”我笑着对他说。

金的脸一下子亮起来，我知道，那一刹我们的心连在了一起。

弗兰给我看一个小金人，我很诧异。弗兰解释说，莫洛因为《雨人》这部影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他慷慨地把奖杯送给皮克父子，让他们在巡回演讲时带在身边。我小心地将小金人接在手中，才知道它比看起来重得多。当弗兰给我讲金的童年时，金就拿了本书在旁边看。弗兰讲到医生建议他如何对待金时，略显激动地说：“医生竟然要我们把他送进疗养院，然后彻底忘掉他。”还有个脑外科医生甚至建议给金做脑叶切开手术，以便让他安分些。

接着，弗兰又给我讲了金现在的生活状况，他说：“金每天早上都会跟母亲通电话，然后来这里看书。晚上，我们一起去拜访一位年长的邻居，金会念书给他听。”

我问起金巡回演讲的情况，弗兰回答说：“我们一起去，从不收费，最常去的地方是学校和医院。观众们给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日期、姓名、统计数字、条码等等，几乎没有他答不出的问题，他竟然掌握了那么多知识，连我都不知道。金最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不等于智障，因为人人都是不同的。”

与弗兰的谈话结束后，我终于有机会跟金单独相处。“丹尼尔，你跟我一样，也是自闭学者。”金兴奋地说着，还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拉着我在书架间走来走去。金常常会在某个书架前停留，然后抽出其中的一本书，翻看几页后又放回去，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偶尔他会在翻看到某页时，大声念出一个人名或一个日期。我注意到他拿出的书都是非虚构类的，看来我们又多了一个相同点。

“金，来这里你最喜欢做什么？”我问。他没回答，而是拉着我来到一个书架前，上面摆放着几本红色皮面的厚书，那是盐湖城各地区的电话号码簿。金抽出其中一本，然后就近坐下，又拿出纸笔开始抄写电话号码簿上的人名和号码。我问他是不是喜欢数字，他以点头作答，心思全都在他的笔记本上。

我坐在金旁边，想起他父亲说过，金最喜欢的主题之一是历史，也喜欢别人问他历史日期和人物。

“维多利亚哪年成为英国女王？”我问。

“1837年。”金立刻回答。

“如果丘吉尔还活着，他现在多少岁了？”

“130岁。”

“他今年的生日是星期几？”

“星期二，11月最后一天。”

要离开图书馆了，摄制组跟在后面，弗兰让金指给我，那一排排的书架，都摆放着哪些书。随后，我们一起走到室外，站在午后温暖、明亮的阳光里。金再度紧握我的手，靠近我说：

“有一天，你一定会很强大起来，像我一样。”他的双眸坚定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我听过的最棒的恭维。

傍晚，我跟弗兰和金一起到当地一家餐厅用餐。金谈起他跟达斯汀·霍夫曼见面的情况，达斯汀·霍夫曼对他不同寻常的能力和丰富的感情非常惊讶。这对父子于是决定，让更多的人了解金，也让大家理解并懂得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这对父子不仅以他们战胜困难的坚忍激励着人们，还以无私的爱和奉献感动着大家。我和摄制小组的成员都深受感动，我们依依不舍地与皮克父子告别。这次短暂的经历，将成为我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跟金相比，我是幸运的，虽然我也经历坎坷，但还能独立生活，而金却无法做到。同时，金的经历也让我知道了这世上还有人像我一样，如此喜爱读书、渴望了解细节、对数据着迷，我为此而高兴。

归途漫漫，我一路上都在想着金。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我们之间心有灵犀，彼此理解。我们行驶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却可以相逢相知，惺惺相惜，金和他的父亲欢迎我，坦诚地跟我分享他们的经历，这份热情让我深受感动。金不只智力超常，他的心、人性以及触动他人生命的独特方式，都是他的特殊天赋。跟金共处的短暂时光，值得我终生回味。

12 一周学会冰岛语是我的极限吗

回到英国后，节目制作单位又给我了最后一项挑战：希望我在镜头前，用一周的时间学会一门语言。经过几个月的研究，他们决定让我挑战冰岛语。该门语言自13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发生过改变，很像蛊格鲁-撒克逊语[1]，现在约有30万人在讲这门语言。以下这段文字可以让大家见识一下这门语言大概是什么样子。

Mörður hér maður er kallaður var gígja.Hann var sonur Sighvats hins rauða. Hann bjó á Velli á Rangárvöllum. Hann var ríkur höfðingi og málafylgjum-aður mikill og svo mikill lögmaður að engir póttu löglegir dómar dæmdir nema hann væri við. Hann átti dóttur eina er Unnur hét. Hún var væn kona og kurteis og vel að sér og pótti sá bestur kostur á Rangárvöllum.

有个姓费德、名莫得的人，是洪熙葛菲的儿子，住在朗格维拉的山谷里。他是个至高无上的酋长，善于断案，他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要是判决没有经过他点头，就不算合法。他有个叫犹恩的独生女儿，美丽端庄、才华横溢，朗格维拉山谷的小伙子都想追求她。

——摘自《布兰纳甲传奇》（The Saga of Burnt Njál），

13世纪以来冰岛最有名的传说

冰岛语被公认为是复杂、难学的语言之一。例如，仅是1～4这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各有至少20种不同写法，要纵观句子全文，才能知道该用哪种写法。冰岛语的名词包含阳性、阴性和中性三种词性，形容词要根据其所形容的名词词性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加纳很强壮”是“Gunnar er svangur”，但“赫嘉很强壮”却要写成“Helga er svöng”，因为加纳是男生，赫嘉是女生。另外，冰岛人从不借用外来语，他们用自己造的词来描述现代事物：电脑是tölva、电话是sími。

9月，看到节目制作单位寄给我的包裹，我才知道他们替我选择了冰岛语。包裹里有一本字典、一本儿童书、两本语法书和几份报纸。由于资金紧张，原定在冰岛的学习时间由一周缩减为4天，所以制作单位把学习材料寄给我，让我预习。但问题是，他们给的字典内容太少了，根本无法从中学到什么。按照计划，行程的最后一天，我还要在雷克雅未克接受一场全程用冰岛语的专访。若想顺利过关，我必须尽可能多地听别人讲冰岛语，而这就需要一些时间，但他们将7天的行程减为4天，这无疑增加了我的挑战难度。

尽管心有不满，但现实也只能如此。我尽量研读手边的资料，从语法书上学习一些常用的短语和词汇，然后结合我从文章里总结出来的语法规则，尝试自己造句子。其中一本书里附有CD，我可以借助这张CD练习声调和发音，但由于对这门语言只是一知半解，因此很难专心听进去。学习冰岛语困难重重，搭机启程那天，我满心沮丧。

又要跟尼奥说再见了，好在只是分开几天而已。我搭出租车去机场跟摄制小组汇合，机场里人不多，很安静，感觉真好。我将学习资料全部放进旅行袋，但还是希望到冰岛后能拿到好一点的学习教材。飞机上的时间并不长，我要么眼望窗外，要么看那本冰岛语的儿童故事书。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靠近北极圈，全国人口大约25万多，国家虽小，却世界闻名。岛上有很多活火山和间歇泉，很多岛上人家都靠地热取暖。整个国家没有文盲，诗歌和文学是冰岛人的最爱。如果按人均占有率来算，冰岛出版的书报和杂志是世界上最多的。

抵达凯夫拉维克机场后，我们乘客车去冰岛第一大城市雷克雅未克（人口只有11万多）。那时已是夏末，天气凉爽宜人。客车的车窗宽大明亮，从车窗望出去，银灰色的云朵有的飘在天际，有的垂在远方连绵的山峰下。进入雷克雅未克时，天色转暗，我闭上眼睛用冰岛语数数：einn，tveir，prír，fjórir……（1，2，3，4……）。

抵达旅馆后，我见到了我的冰岛语老师西瑞泽，她要我叫她西瑞。西瑞在当地的大学当老师，教外国留学生冰岛语，她说她从未见过也没听说过有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冰岛语，所以她对我们要达成的目标非常怀疑。西瑞给我带来很多学习教材，只要有空，我就翻开书，大声朗读书中的内容，她则随时纠正我的发音，教我读那些我不认识的字。

通过大量的阅读，我逐渐找到了对冰岛语的语感。我发现很多冰岛词汇，如果放在句尾，会增加一些字母，比如，bók（书）这个单词放句首时是：Bókin er skrifuð á íslensku（这本书是用冰岛语写的），放句尾时就变成了：Ég er nýbúinn að lesa bókina（我刚读完这本书）。另一个例子是borð（桌子）：Borðið er stórt og þungt（这桌子又大、又重），放在句尾则是Orðabókin var á borðinu（字典在桌上）。我从这个发现中总结出，可以根据单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判断该单词在文法形态上的可能变化。

这次挑战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短暂。为了充分利用时间，我常在往返于各个拍摄地点的车上学习，但糟糕的是，西瑞容易晕车。不过，坐车四处跑也有好处，能让我领略到冰岛的独特景致，也让我感受到了冰岛特有的氛围，这是闷在教室或旅馆得不到的。

我们去了黄金瀑布，停留了一天。这个壮观的瀑布位于哈维塔冰河，水流倾泻32米，注入一个深70米、长2.5公里的细窄峡谷里。临近瀑布，可以看到飞溅出的小水滴被抛入弥漫的水雾中，就像我看到的数字89。为了躲避飞溅的水滴，我钻进旁边一个狭小幽暗、风蚀而成的小岩穴中，这让我想到了自己好像爬进6那个黑洞里。放眼望去，远处起伏的山峦也像是连串的数字。这是在冰岛期间，我感到最畅快的一天。

我们又去了豪卡道鲁谷地热区，观赏了闻名的冰岛间歇泉。geyser（间歇泉）这个单词源自冰岛语gjósa，意为“涌流”，这种奇特的景观全世界约有一千余处。间歇泉的成因是，地表水透过岩缝渗入到岩石洞穴后，被温度达两百摄氏度的火山岩包围加热，然后就冒着蒸汽向上喷涌而出。泉水喷出后，水温回落到沸点以下，喷发就停止了。地表水渗回岩洞被继续加热，然后再度喷发，就形成了间歇泉。

间歇泉景观引人入胜。喷发的前奏是蓝绿色的水逐渐沸腾，冒出好大的泡泡，接着蒸汽水柱直窜而起，迅猛而突然，冲天的水柱高达十余米，还闪着亮光。空气里弥漫着硫磺的味道，闻起来像臭鸡蛋，好在风一吹，味道就散了。

长途跋涉拍片很辛苦，可以坐下来吃饭是大家最高兴的事情。只要一进快餐店，我一定会尝试一些传统的冰岛小吃，例如kjötsúpa（羔羊肉汤）和plokkfiskur（一种鱼肉松）。我尽可能地用冰岛语跟西瑞交流，并不时地在一个随身携带的黑色大本子上做笔记。

冰岛之行的最后一关是参加一个现场直播的时事节目，名为Kastljós（焦点），我用冰岛语接受专访。节目开始前，我有点儿紧张，因为不知道主持人会问什么，但信心还是有的。在15分钟的专访过程中，我全程用冰岛语跟两位主持人交谈，观众有数十万人。那感觉很奇怪，在摄像机前，我用才学了一周的语言跟人对话，他们居然听得懂。与冰岛人轻松自如地讲他们自己的母语相比，我讲得又慢又结巴，我自嘲地跟主持人说：“Ég er með islensku asma.”（我得了冰岛哮喘。）

随后，我还参加录制了雷克雅未克其他媒体的访谈节目，包括在一个著名的早餐电视秀里露面，也是全程讲冰岛语。西瑞跟我一起上节目，她还在节目中对我学到的冰岛语赞不绝口。西瑞还用英语在我们拍的纪录片中录了一段访问，她说从未教过像我这样的学生，还说我根本就是“非人类”。她的帮助和鼓励，对我而言尤显珍贵，我由衷地感谢她。

告别雷克雅未克，就意味着一段旅程结束了，我不由得回想起自己这段时间以来的经历。独自一人闯荡世界，这是几年前的我根本无法想象的，但现在，我可以坐着飞机去美国，结识形形色色的人，游历各地，充满自信地跟世界分享自己的思想和经历。此次的冰岛之行同样带给我惊讶与感动，冰岛人的亲切热情，让我舍不得离去。想想真是奇怪：童年和少年时的我，因为能力和性格而与同龄人格格不入。长大后，这性格与能力反倒让我拥有了敞开心扉、广交天下的经历。对我来说，过去的几个月太不可思议了，而且奇妙的事情仍在继续。

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接到电话，邀请我参加大卫·莱特曼的脱口秀节目《大卫牙刷秀》。这是由科学探索频道做出的安排，该频道几周前在美国首播《脑人》节目获得好评，《纽约时报》也对此做了详细评论。虽然我没看过莱特曼的脱口秀，但听说过这是一档非常受欢迎的经典节目。科学频道将承担我前往纽约的全部费用，并替我妥善安排行程。我必须于当天下午起飞，因为第二天就要接受访问。

好在有尼奥帮我收拾行李，并开车送我到机场。一切都准备就绪，需要我做的就是准备好、出发。事情突然而至，也不见得是坏事，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时间焦虑，反倒将心思全部集中到眼前的事情上来，例如洗漱、穿衣、整理行装。去机场的路上，尼奥帮我调整心态，他让我好好享受这次经历，只要做自己就好了。

飞机上的座位宽敞舒适，我大部分时间在睡眠中度过，这对我很有帮助。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后，我跟随其他旅客一起经过好多通道，然后排队等候安检。轮到我时，我在柜台外递上我的护照，玻璃对面的人问我打算在美国停留多久，我回答“两天”。“只有两天？”他惊讶地问，我点点头。他注视我片刻，然后将护照还给我，挥手示意我通过。

我拿到行李后，走到入境区，看到有人举着写有我名字的牌子，此前我被告知会有司机来接，于是我走过去。那人接过我的行李后，带我去坐车。那辆车又黑又长，擦得锃亮，把我送到曼哈顿中央公园南边的一家旅馆。前不久，我还会为自己单独在迷宫一样的旅馆里找房间而担心恐惧，但现在，我竟然可以轻松自如的进入旅馆，一扫往日的顾虑。拿到钥匙后，我径直上楼到自己的房间，然后睡觉。

第二天上午，我跟科学频道派出的一个叫贝斯的人会合，她负责确认我的着装是否适合上节目（比如，不能穿白色和有条纹的衣服），并确保我在上场前尽可能保持平静、愉快。我们一起穿过几条长长的繁荣街路，来到埃德沙利文剧院。这是一个位于百老汇大街1697号的广播电视摄影棚，也是莱特曼脱口秀12年以来录制节目的地方。拿到通行证后，节目制作人员告诉我今天的时间安排。我要求他们先带我熟悉一下节目录制场地，这样在正式录制节目时，我才会减少因陌生而带来的不自在。从后台走一小段路就可以来到前台，只要踏上一个阶梯就可以径直走到我的位置上。那是一张又大又软的椅子，我会先跟莱特曼握手，然后就坐。摄影棚很冷，据说是莱特曼要求室温要正好在14℃，但愿我受访时不会被冻得发抖。

回旅馆吃过中午饭后，我于下午4点再次来到录制场地。他们先领我到一个小房间，通过墙上的电视向我介绍了节目开头的片段，然后领我到化妆间。毛刷拂过我的脸，柔柔顺顺的。接着我被领到布景台，节目插播广告的间隙，他们告诉我该站在哪里。从头至尾，我没有丝毫的紧张，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在工作人员的示意下，我走向自己的位置。按照先前的演练，我一直抬着头，与莱特曼握手后，就坐在那张舒适的椅子上。整个受访过程，我不断提醒自己，要跟主持人保持视线接触。观众席在舞台灯光的后面，只听得见声音，看不到人，偌大的场地，好像只有我跟莱特曼两个人，这令我会感觉很舒适。

开头的话题很严肃，莱特曼问到了我的自闭症和小时候的癫痫，接着他便称赞我应对得体、举止从容，这时观众席响起掌声，自那一刻起，我彻底不紧张了。讲到我背诵圆周率那件事时，莱特曼说他最喜欢派了（pie音同圆周率π），观众们哄堂大笑。他又问我1947年4月12日，他生日那天是星期几，我回答是星期六，又告诉他2012年他65岁生日那天是星期四，观众席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访问结束时，莱特曼用力握了我的手。走回后台的一路上，遇到的工作人员都鼓掌向我致意，贝斯也跑过来向我道贺，她说电视屏幕上的我看起来从容镇定。这次的经历使我更加确信，自己完全可以像常人那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不再害怕出远门，能自己住旅馆，走过喧闹的街道时也可以不再恐惧那些景物、声音和味道。耕耘总有收获，付出终有回报，我努力了，我便拥有，现在，我真的可以紧紧拥抱这个世界了，这是我原来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

纪录片《脑人》于2005年5月在英国首播，创下最高收视率，此后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相继播放，从瑞士到韩国都有人在收看。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观众的来信，既让我感动，又让我深受鼓舞，一想到我的故事能帮助那么多人就备感欣慰。

家人也为我感到骄傲。父亲说他很高兴看到我今天的成就。因为他前不久跌倒了，导致半身不遂，于是住进了一家离家不远而且条件很好的疗养院接受照顾。我和尼奥常开车去伦敦看他。尽管父亲年纪大了，但精神状态很好，他甚至还投稿给当地慈善团体的通讯刊物，介绍自己的经验。

在我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不觉得跟父母和兄弟姐妹有多亲近，那时他们似乎并不在我的世界里，我也不会为此而觉得有什么遗憾。但现在不同了，我长大了，恋爱也让我更懂得感情，懂得接纳别人。我知道了家人有多爱我，他们在我身上的付出，我永世难偿。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跟家人越来越亲，我常跟母亲通电话，她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永远给我支持、鼓励和安慰。

小时候，我很少跟弟弟妹妹们一起玩儿，等我长大后，逐渐了解他们，跟他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李伊是弟弟妹妹们中跟我年龄最接近的，他现在是铁路督导员，非常迷电脑。大妹妹克莱尔跟我一样对文字和语言感兴趣，目前在约克郡攻读英国文学和哲学，已经大四了，毕业后打算当老师。

二弟弟史蒂芬也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许多事情要靠家人的帮忙。他在服用抗忧郁药，这是自闭症患者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每当他认真想事情的时候，就会像我一样绕着圈不停地走，他甚至在父母家的院子里踩出了一道道圆形的痕迹。史蒂芬酷爱音乐，尤其喜欢弦乐器，他自学吉他和希腊鲁特琴。他喜欢穿颜色艳丽的衣装（例如橘色的鞋子），每个星期都换发型，父母常因此数落他，但我认为他们没有必要担心。史蒂芬只是在寻找自我，并且用他自己的方式，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自在些。

根据我自己的成长经验，史蒂芬的成长过程还需要时间。他现在在一家慈善团体开的店里当志愿者，最近又迷上了恐龙虾，据说这种小甲壳动物是地球上年代最久远的一种活化石。史蒂芬为人温和、细致、有耐心，他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以他为荣。

三弟弟保罗比史蒂芬小一岁，现在是个花匠，通晓好多植物方面的知识，什么时候该播种、花园里的哪个朝向最合适、该用什么样的土壤、每株植物该接受多长时间的日光照射等，他全都知道。我的花园有什么问题，都要去请教他。

双胞胎也长大了，早出生10分钟的二妹妹玛利亚刚刚通过普通中学教育文凭考试，所有的科目都是A，她跟克莱尔一样都对书爱不释手。三妹妹娜塔莎刚生了儿子，取名马修，这是我第一次做舅舅。马修的照片就挂在我厨房的餐具柜上，一看到他，就会让我想到生命的奇迹与爱。

我最小的两个小妹妹安娜玛利亚和雪莉还都是半大孩子，每天很忙很吵，雪莉也爱看书，最喜欢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的作品。

每次探访家人都是很愉快的经历。跟过去相比，我现在与家人的关系要亲密得多。我越来越能体会到他们给予我的爱，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份爱都永不停止。我的点滴成长与进步，都源自他们对我的支持。每次和家人团聚，都会一起聊书籍和文字，分享各自的经历，畅想未来的计划与梦想。能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让彼此的生命交融在一起，真是幸福的事。

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家里，因为家里形成的规律和惯例能让我更充分地享受到宁静、舒适和安全。每天早上，我总是在洗澡前刷牙。我用自己的方式刷每一颗牙，然后用水漱口。洗澡的时候，我使用的是从茶树和加州希蒙德木中提炼出的天然清洁剂，可以保持皮肤清洁、柔滑。我不喜欢肥皂，因为它会让我的皮肤又干又痒。我的早餐是燕麦粥，我喜欢燕麦碰触舌头的感觉，我一整天都离不开的是加入脱脂奶的温热奶茶，它是我最喜欢的饮品。

我会按时下厨，这可以帮助我放松。食谱就像一个数列或等式，而餐品（不论是蛋糕还是一道炒菜）就是各部分的总和。食谱中的食材彼此都有关联，如果变动其中一种食材的数量，那么必须记住要将其他食材都相应变动才可以。举例说明，做出6个松糕的基本食谱如下：

6个鸡蛋

340克自制发酵面团

340克黄油

340克细白砂糖

这个食谱也可以写做：

6个鸡蛋＋340克自制发酵面团＋340克黄油＋340克细白砂糖=松糕（6个）

如果要制作三人份的松糕，我会改变数量：首先确定做三个松糕，也就是原来食谱松糕总数的1/2，所以每一种食材的数量都取一半（三个鸡蛋，170克面团等），这样才能得到新的数量。

我们在家吃的很多食物都是我照着从书上、家人和朋友那里收集来的简易食谱做的。我们自己烤面包，自己做涂在午餐三明治上的花生酱。有时，我还会做燕麦牛奶或酸奶当小吃。我们也会做可口的低脂糕点，所用苹果都是从自家院子里的果树上摘的，尼奥还会用我们收获的苹果榨新鲜的苹果汁。尼奥常在厨房帮我，我们一起照着食谱做吃的成为一种团队合作，这对我而言，也是一个锻炼我合作与沟通能力的好机会。

我们院子里有一大片菜地，种着洋葱、豆子、马铃薯、番茄、甘蓝、莴苣，还有薄荷、迷迭香和鼠尾草等香料。我喜欢在院子里忙碌，因为那里安安静静、空气清新、阳光温暖，还有我喜欢的鸟鸣声和爬来爬去的小昆虫。跟植物打交道，能让我感到放松，做这些事情需要耐心与投入，也让我更贴近脚下的这块大地。

自给自足的生活让人觉得宁静而满足，用自己种的番茄煮汤，比外面店里好吃得多。我还会用铅笔和蜡笔在硬纸板上写写画画，制成生日卡片送给朋友，他们都很喜欢。我们的日常开销很低，因为我会事先计划好想买的东西，预算好开支，然后才去采购。

有一段时间，我跟大多数人一样，每周去一次超市，但超市太大、人太挤、周围的声光电色让我很不舒服。这样的环境里，我常会焦虑、走神、无法说话。此外，超市的暖气也很热，我的皮肤一遇热就会发痒。解决困扰的办法就是不去超市，于是我改去小店铺采购，那里东西便宜，感觉也舒服多了，还能借此为社区经济发展做点儿贡献。

我不会开车，所以每次购物都是尼奥开车。我上过很多驾驶培训课，考过两次驾照，但都没通过。患自闭症的人没有空间概念，要想学会开车，就要比常人多付出辛苦，多掌握些驾驶技巧，要多练习，还有更多的专注。另外，我们这种人也不太会判别路面上其他驾驶人员的意图，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么多的困难让我最终选择了放弃学驾驶，好在尼奥不介意负责开车。

我对未来有几项规划。首先是继续协助全英自闭症学会和全英癫痫学会这类慈善机构。我常替慈善机构做演讲，尼奥会坐在我一眼就能看到他的位置，这样我就可以想象是跟他一个人在说话，也就不会太紧张了。

我还计划继续与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合作，进一步增进对我大脑的了解，以及研究大脑是如何运作的。创下圆周率背诵记录、拍完《脑人》纪录片以后，世界各地有数不清的科学家向我发出邀请，他们希望能以我为研究对象。2004年，在美国威斯康星，我遇见了在世界上对学者症候群研究最富盛名的达罗德·特里弗特（Darold Treffert）博士。见面时他告诉我，我完全符合学者症候群的诊断条件。自那时起，我就定期参加一些科学研究计划。以下两个例子是最近的研究项目。

2004年，剑桥大学医疗研究委员会认知与脑部科学小组的丹尼尔·鲍尔教授分析了我的数学广度，即处理连续数字并正确回忆这些数字的能力。每次测试的时候，我坐在电脑前，屏幕会闪现一连串数字，每个数字间隔半秒钟，之后他们要求我将看到的数字输入电脑。我的数学广度纪录是12个字，一般人是5～7个，我的成绩是正常人的两倍。如果电脑闪现出彩色数字，就会干扰到我的联觉，我能记住的数字也随之下降到10～11个。鲍尔教授说，他以前测试过的人没有超过9个数字的，我的情况非常罕见。

2005年夏天，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语言学教授内尔·史密斯（Neil Smith）通过一项实验想了解我如何处理某些特定句型结构。实验中所采用的句型都是语言学家所谓的“后置否定句”，即否定的意思不是通过句中的词汇而是通过其表达方式来实现。例如这一句：“约翰不只是高，他简直是巨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句话的意思一看就懂：约翰非常非常高。不过，我却要经过别人的解释才能明白。研究显示，我认为这类句型有语法矛盾，因而不解其意。自闭症患者通常很难看懂这类句子，因为我们都是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

我还希望能将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学习方法推而广之，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视觉学习不仅适用于自闭症患者，也同样可为普通人所用。我在编写网站的语言教材时，就使用了视觉学习的原则和方法，例如，用不同的颜色标识句子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能简单有效地说明语法。此外，还可以在拼写时使用大小不同的字母，让每个单词都有独特的形状：q、w、x、z这些较少出现的字母，我会用小型字体；b、c、f、h这些出现频率中等的，我会用标准字体；至于出现频率高的字母 （母音或l、r、s、t这些子音），我会用最大的字体。依据以上原则，德文的zerquetschen（压扁）会以zerquetschen的形式出现；法文的vieux（旧）写成vieux；西班牙文的conozco（我知道）写成conozco。

我的人生追求很简单：继续跟尼奥好好相处，不断地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改善我的沟通技巧，认真过好每一天。我还希望能与家人、朋友更亲近，而他们通过这本书也会对我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我还记得自己十几岁的时候，会躺在房间的地板上，出神地望着天花板。那时，我常努力地在脑海中勾画整个宇宙的图像，试图理解其中的每件事。我翱翔到了想象的边缘，四处张望，想知道自己能发现什么。那一刻，我心跳得厉害，感觉很不好，因为我第一次发现，人的思想和逻辑是有限的，仅仅能将人带到一个不过如此的境地。这个发现让我恐惧，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挣脱它。

当听说我是个基督徒时，很多人都觉得惊讶。他们本以为自闭症患者很难或不可能相信上帝，而是去探索一些神灵类的事物。的确，亚斯伯格症候群让我很难领会别人的感受或想一些抽象的事情，但这并不妨碍我对生命与死亡、爱与关系这类问题做深入思考。事实上，很多自闭症患者都从信仰中受益匪浅。例如，宗教所强调的仪式，对于缺乏安全感的自闭症患者来说，具有安定与平复的作用。畜牧科学博士天宝·葛兰汀（Temple Grandin）也是一位自闭症患者，在她的自传体著作《登天之梯：宗教与信仰》（Stairway to Heaven:Religion and Belief）一书中写到，她认为上帝是维系宇宙秩序的决定力量。她的宗教信仰来源于她在屠宰业的工作经历，也源于她对死亡的特殊认识。

像许多自闭症患者一样，我的宗教活动是知性的，并非只是为了社交或抒发感情。上中学的时候，我对宗教课程没兴趣，认为上帝不存在，也认为宗教不可能对人生有所帮助。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上帝并不是我能听到、看到或感受到的，而且我看到或听到的宗教理论没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但英国作家兼记者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于20世纪初写的宗教信仰著作改变了我。

切斯特顿很了不起。在学校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把他描述为一个爱做梦的人，“总是和别人不一样。”十几岁的时候，他和朋友成立了辩论俱乐部，有时会为了一个观点展开几个小时的辩论，他跟弟弟塞西尔曾连续辩论过18个小时又13分钟。他可以凭记忆整章引用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他推荐过一万本值得阅读的小说，并能记住其中所有情节。他的助手说，他可以口述一篇文章，同时提笔写另一篇与口述文章主题完全不同的文章。但他却常常迷路，因为太专注于自己考虑的事情，以至于不得不常打电话让妻子领他回家。他对身边的日常事物非常着迷，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不相信还有谁能像我一样对事物本身倾注那么大的热情，水的湿滑感让我兴奋着迷，还有火的炙热、钢铁的坚硬以及湿土那种无法言说的泥泞。”也许切斯特顿也患有高功能自闭症，每次读他的经历和思想，我都觉得感同身受。

十几岁的时候读切斯特顿的作品，让我对上帝和基督教获得了知性的认识。我能领会三位一体的概念，也能理解我们与上帝之间存在的爱与沟通，道成肉身，上帝以人形向世界显现自己，成为耶稣基督，这样的教义非常吸引我。即便如此，我也是到了23岁才决定去参加附近教堂举办的基督教学习班。每周上一次课，我总是问题不断，经常让一同学习的小组成员头晕脑胀。我对寻求引导的祷告不感兴趣，也不想听别人的经历，我只是想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所幸，切斯特顿在书中替我解答了所有的问题。2002年圣诞节，我正式成为基督徒。

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自闭症有时会使我很难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因此，我的道德价值观是建立在逻辑、情理以及自己审慎思考的基础之上，而非人云亦云。我知道应该友好地对待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并给与他们足够的尊重，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常去教堂，因为身边坐着或站着很多人会让我不舒服。但为数不多的几次置身教堂，却让我体会到了趣味和感动。教堂的建筑复杂而美丽，当我抬头仰望天花板时，我真的喜欢头顶上方那宽阔的空间。童年时，我就喜欢听人唱诗，音乐的确能把我带入宗教的境界，让我体会到和谐与超脱。我最喜欢的诗歌是《圣母颂》，每次听我都觉得整个人沉浸其中。

我喜欢《圣经》的一些故事，例如大卫和歌莉娅的故事。很多圣经故事使用的是象征性和形象化的语言，所以我能“看得见”，这有助于我理解并叙述其中的内容。《圣经》里有很多优美励志的篇章，我最喜欢的是《哥林多前书》中的一段：“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爱是不骄傲、不粗鲁；爱是不固执己见，爱是不暴躁嗔恨……爱是永无止息。”

据说每个人都经历过极致的瞬间美好，在一闪念之间物我两忘、归于宁静，那感觉就像从艾菲尔铁塔的顶端眺望天地，或看到夜空划过的高远流星。我并没有太多这样的感觉，但尼奥说，正因为稀少才尤显珍贵。我最近经历这种时刻，是在去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在家中——这种时刻通常都是在家里，我和尼奥吃完饭，一起在客厅坐着，充实而快乐，一种忘我的感觉悄然袭来，我的焦虑和不自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转向尼奥，问他是否也有这种感觉，他说，当然。

我想，这些美好瞬间不过是人生的零散片段，如果我们能将这些片段收集在一起，就可能拥有完美的一小时，甚或是完美的一天。而在这一小时或一天里，我们终将体会到人之为人的奥妙，那一刻，便宛若人在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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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又称古英语（Old English），指450年-1150年间的英语。其语法和德语比较相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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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雨人”眼中的世界与我们的不同

1 我的9是蓝色的

2 被数字包裹的寂静童年

3 在癫痫的痛苦中发现天赋

4 算数让恐怖学校有了伊甸园

5 我用2的次方保护自己

6 孤独的我迷恋上爱说话的他

7 自闭的人也可以离家1200公里

8 真爱从网恋开始

9 我创造了自己的语言

10 好大一片π

11 我和“雨人”是一样的人

12 一周学会冰岛语是我的极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