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6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最好的亲密关系

著者：罗宾·邓巴

电子书定价：62.99元

The Science of Love and Betrayal by ROBIN DUNBAR

Copyright: © 2013 Faber and Faber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aber and Fabe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Cheers Publishing Company

罗宾·邓巴

▲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

▲『邓巴数』的提出者

▲高产的畅销书作家

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

罗宾·邓巴1947年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少年时的他对哲学及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获得了哲学及心理学学士学位。1974年，他又获得了布里斯托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为“狮尾狒（gelada）的社会组织”。

2007年至今，邓巴在牛津大学担任认知与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在牛津大学，他探究了行为、认知和神经内分泌机制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了解这些机制在人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将其用于指导人们更好地应对自己周遭的各类关系，帮助他们克服社交生活中的种种障碍。

1998年，邓巴入选英国科学院院士。他还曾是英国科学院百年纪念项目“从露西到语言：社会脑的考古学研究”的联合主任。2014年，邓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赫胥黎纪念奖”，这也是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最高荣誉。

“邓巴数”的提出者

20世纪90年代，罗宾·邓巴经研究发现，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尺寸与其平均的社会群体规模之间存在相关性。通过大量的实验及观察，邓巴提出，人类个体所能维系的稳定关系数量在150左右——人们知道其中的每个人是谁，与这些人保持着一定频率的社会联系，也了解每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如何。这个数字又被命名为“邓巴数”。

邓巴数理论被认为是很多社交网络服务及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基础。许多互联网从业者，尤其是对社交网络有研究的人，都极力推崇这一概念。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就曾公开表示，微信群中的很多功能都是根据这一理论设置的，如群人数在40人以内时，可以直接加入，而大于40人时就必须得到对方的同意，而大于100人时无法通过识别群二维码来入群，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微信群成员之间相互熟识，实现沟通效率的最大化。

尤瓦尔·赫拉利和Facebook公司内部的社会学家卡梅伦·马洛（Cameron Marlow）也都曾表示，邓巴数为他们的研究及社交网络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了解邓巴数背后更深层次的人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背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互联互通的未来社会。

ROBIN DUNBAR

高产的畅销书作家

邓巴教授的作品被媒体誉为“带着最新研究和新成果的热气”“强劲有力且发人深省”。他的《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被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奉为“大众科学的神作”。年逾古稀的他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写作热情。

时隔20多年，高速发展的互联网表面上似乎颠覆了人类的社交行为，却没有超越邓巴教授的诸多精彩论述。在《最好的亲密关系》一书中，邓巴提出，互联网虽然提供了新的社交方式，但并没有改变社交的本质。人类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关系的动物，只有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过上幸福、自足的生活。《社群的进化》指出，人类社交生活的开展主要受限于大脑新皮层的面积，自人类袓先从非洲一路走来，人类大脑就处于不断增大的进程中，而我们的社群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各种神奇的变化。

在《大局观从何而来》一书中，邓巴更是提出，我们可以运用处理小规模社群的经验来应对无限连接的互联网社会，充分发掘个人魅力，在社交生活中掌握传播、连接的主动权。而《人类的算法》一书则算得上是邓巴对自己多年的人类学研究的一次总结，人类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进化史上留下诸多浓墨重彩、震古烁今的艺术印记，正是因为我们具有六大卓尔不群的非凡特质。

可以说，罗宾·邓巴在“深度理解社群”四部曲中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充满趣味又富有指导性的知识体系，他将带领我们深入人类社群生活的腹地，探寻其中相互交织的种种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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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推荐序

社会脑的演化

汪丁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反复斟酌，我认为只能从2016年10月4日英国皇家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论坛第一主讲人的自我介绍开篇。这位主讲人，“Robin Dunbar”，首先需要有一个更优雅的中文姓名。在2018年春季学期北京大学我的“行为经济学”（本科生与研究生合班实验教学）课堂的第六周（参阅图P-1），我详细介绍了他和他的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团队发表于《行为脑研究》（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2018年2月的一篇论文“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s That Support Human Social Networks”，这一标题，符合脑科学传统的翻译是：《支持人类社会网络行为的脑解剖结构与脑功能结构》。这篇论文的叙事风格是社会学或人类学的，非常不同于以往我在课堂上介绍的那些脑科学文献，根据我的印象，它应当是2012年以来在脑科学领域里迅速崛起的“脑联结组学”（human connectomics）张量弥散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我通常译为“全脑拓扑成像技术”）用于研究人类互联网行为的第一篇论文。根据这篇研究报告，互联网社交行为可在30天内显著改变被试脑内参与社交的诸脑区之间的脑白质（而不是脑灰质）拓扑结构。注意，根据《神经科学手册》(1)（2004年），恒河猴的实验表明，脑的功能结构（脑灰质功能区）可在30天内显著改变(2)。但是脑的解剖结构的显著改变，必须借助于2012年开始实施的“全脑拓扑成像技术”才可检验。从著名的“邓巴限度”（又译“邓巴数”）到社交网络行为脑的研究（参阅图P-2），结论不变：在几百万年里演化形成的人类的灵长类心智，尚未获得超过邓巴限度的能力，在互联网时代，平均而言，这一限度大约在150~200人之间。（邓巴限度是指：“A measurement of the cognitive limit to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ith whom any one person can maintain stable relationships.”我的翻译是：一个人与他的任何朋友之间维持稳定关系所需认知能力的限制而形成的朋友人数的上限。）邓巴限度对沉溺于社交网络的年轻人而言是解毒剂，为此，邓巴教授受邀在各地演讲，我也为此写了一篇长文《情感模式：微信群规模与社会脑假说》(3)。我推测，一个人的姓名从统计上来看，可以显著地影响他的学说在社会记忆里能够被保存和传播的范围。有鉴于此，我决定为邓巴教授物色更为典雅的中文姓名。2019年2月7日（正月初三）风清月朗的黎明，我反复吟诵“Robin Dunbar”的时候，很可能与民国时期的翻译传统有关，“饶敦博”这个名字自然呈现于我的意识。我知道，这就是他应当有的中文姓名。当时正值寅时，这番议论，发表于我的“跨学科教育在北大和在东财”微信群。那儿的主要成员，我称为“九君子”，我常与他们探讨最初呈现在我意识中的构想。

图P-1　“行为经济学”课堂上所用的课件（局部）

资料来源：汪丁丁2018年春季学期北京大学课堂“行为经济学”局部课件示意图。

Facebook数据得出的结论：

平均而言，每一个人在这里能够维持交往的朋友人数在150~200人之间。

你可能会列出100多位朋友，但你只会跟其中的少数人发生交流。

图P-2　关于社交网络行为脑的研究

注：极少数的人能够维持5000人的社交。饶敦博解释说，那些活动主要是学术交往。

资料来源：罗宾·邓巴于2016年11月8日在Fold7（Creative Agency of London，一家伦敦的创意机构）上的演说视频。

为饶敦博著作的中译本作序，可以十分简单，但不符合我的“思想史叙事”风格。凡我承诺作序，务求将原著作者嵌入他的著作由以形成的历史情境之内，以便呈现这一作者的学术与思想和特定历史情境内的学术与思想整体格局之间的关系。这是我长期以来坚持的“思想史叙事”风格，也是我认为最适合于批判性思考的叙事风格。2019年4月21日，仍是寅时，我在YouTube见到开篇提及的饶敦博2016年10月4日为临床心理学家做的演讲视频，这次演讲的开场白恰好是他对自己毕生思路的简要介绍。他这一番自我介绍，实在应当尽快被写入维基百科“Robin Dunbar”词条（这一词条的内容亟待改善）。

饶敦博的思维模式，根据他的自我介绍，从来就是跨学科的。他出生于1947年，容我补充注释：在人口学研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代群”（这也是人口学术语）被称为“婴儿潮”（长期战乱后的人口生育率高潮）。资源稀缺，婴儿潮代群内，同龄人之间的竞争，从生到死的人生诸关键阶段，随着代群规模突然增加而突然激化。这是人口经济学的命题，它在中国转型期社会得到了格外丰富的经验支持。也许因为竞争激烈，也许因为斗转星移（根据星相学的预言），互联网时代的开创者们，现在被称为“极客”的这批怪才，大多属于这一“婴儿潮”代群。

言归主题，饶敦博出生于1947年，与父亲一样，他在古老的牛津大学读本科，而且与父亲一样，他读本科的学院，是这所千年名校的各学院当中财富排名最高的Magdalen College(4)——这家学院“名人榜”里有奥斯卡·王尔德和埃尔温·薛定谔，还有我常引述的与卡尔·波普尔合写《自我及其脑》的神经生理学家约翰·卡鲁·埃克尔斯（因神经元“突触间隙”的研究获得196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这所学院，他于1969年获得心理学与哲学双学位学士。然后他在布里斯托大学读心理学博士，1974年得到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狮尾狒的社会组织”。检索可知，狮尾狒仅见于埃塞俄比亚高原，因胸部呈红色又称为“流血的心”。此后，饶敦博开始了他自述的“每7年一次的轮回”，游荡于不同大学的心理学系、生物学系、人类学系，准确而言，他说，需要5年时间发现他其实不属于该领域，再需要2年时间寻找他喜欢去的下一个领域。我有同感，诸如饶敦博和布莱恩·阿瑟这样的跨学科人物，很难在大学严重官僚化了的系科管理体制内生存。从博士毕业到现在，饶敦博说，他正处于第三次轮回，下一个领域似乎是整合他自己积累的全部知识，于是意味着创设“演化社会学”。于是有了我这篇序言的最初标题。检索“演化社会学”，我只得到一篇关于英文著作《新进化社会学》的中文简介。又检索英文著作，得到4本书，最新的出版于2003年，是关于“利他主义与爱”的研究论文集，与饶敦博的学术脉络相关，但毕竟视野不够宽广。

在我自己移动硬盘里的“饶敦博”著作文件夹中，总共有39篇文献，涉及相当宽广的领域。综合而言，他的问题意识是“人类学”的，他的研究方法是“演化心理学”的，于是他的学术脉络可概括为“社会脑演化”思路。他为此写了两篇综述自己学术研究的文章，标题只有一字之差：《社会脑的演化》（Evolution of the Social Brain）(5)和《社会脑内的演化》（Evolution in the Social Brain）(6)。也因此，2014年，他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最高荣誉——赫胥黎纪念奖。

饶敦博于1994年游荡到利物浦大学动物学系，并在那儿任教7年，头衔是“演化心理学教授”。在此期间之前的7年，1987~1994年，他在伦敦大学学院任教。1988年，他发表了博士论文之后的第一部专著《灵长类社会系统》。物竞天择，与参与资源竞争的物种（主要是“猫科”与“犬类”）相比，灵长类是“弱势”群体，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7)，它们成为“社会性哺乳动物”。这些弱小的猴子们不得不“抱团取暖”，并为群体生活支付相应的代价，例如，相互梳毛的时间。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关于“利他行为”和“间接互惠”的讨论，猴子挠背很难，故而它们的闲暇时间大量用于相互梳毛，甲方给乙方挠背，然后乙方给甲方挠背，所谓“互惠”。或者，甲方给乙方挠背，然后乙方给甲方信任的丙方挠背，所谓“间接互惠”。灵长类的个体，相互之间信任关系的确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常生活用于相互梳毛的时间。如果“外敌”强大，则对抗敌人的群体规模就要足够大，于是用于相互梳毛的时间也随群体规模的增加而呈指数型的增加（参阅图P-3）。如果群体成员总数是N，则足够强烈的信任关系要求亲密朋友之间相互梳毛所需的时间与“2的N次方”成正比。也是因为指数型增加的速度远高于算术型增加，在几百万年的演化中，人类社会仅在最近百多年才走出“马尔萨斯陷阱”。总之，这是饶敦博在《人类的故事》(8)里讲述的因为“时间制约”而导致的“语言梳毛”现象。语言能力（它当然占用了很多脑区）极大扩展了群体规模，45的3倍是135，这就是最近几十万年人类社会的邓巴限度，中译本《社群的进化》，其实是饶敦博1988年这本《灵长类社会系统》的扩充版。

图P-3　人类先祖梳毛时间占闲暇时间比例

注：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这一比例都已超过40%。直立人、能人以及部分南方古猿的这一比例在20%~30%之间。晚近的50万年，大约在35万年前的古智人，这一比例是35%。

资料来源：罗宾·邓巴：《社会脑：心智，语言，演化视角下的社会》（The Social Brain: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选自《人类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3年，第32卷，第163–181页。

饶敦博真正重要的学术贡献不是“邓巴限度”，而是这一限度的“社会脑”解释。当然，为确立邓巴限度这一特征事实，饶敦博需要投入足够长期且艰苦的田野观察与数据分析。对社会脑的解释，最佳综述，仍是上面引述的2007年9月7日《科学》杂志饶敦博的文章——《社会脑内的演化》，尤其是图P-4和图P-5。这里的图P-4表明，个体想象未来以及想象其他个体意图的能力（这是大脑前额叶新脑皮质的职能）受新脑皮质扩张幅度的制约。在这一制约下，最大的群体规模保持在40~60之间。用饶敦博的语言来说是，特征数值是45，也就是15的3倍，而15是5的3倍。注意，这里出现的三个规模常量——5（家庭生活）、15（洞穴聚集）、45（社群规模），是社会脑在演化中能够支持的社会规模的3个关键常量。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讨论过，象群与人群是超越第三常量的少数已知物种（参阅图P-6）。饶敦博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说说这件事儿：闲聊人数是否受心智建模能力的制约？》（Something to Talk about: Are Conversation Sizes Constrained by Mental Modeling Abilities?）(9)。他在这篇文章里认为，参与面对面闲聊的人数通常不会超过4人，因为与人们在白天工作时段交换储存在各自长期记忆里的知识不同，闲聊（统计显示，闲聊内容的2/3是关于其他社会成员的“传闻逸事”）需要的脑区主要涉及短期记忆和工作记忆，但它要求参与者尽可能追随闲聊的全过程并想象其他参与者的意图，以便能及时且恰当应对。由于短期记忆与工作记忆不易追随和想象来自“四面八方”的发言与意图，如果闲聊的人数超过4个，就会有人放弃闲聊（例如“开小会”）。在一篇发表于2014年的论文里，饶敦博考证，火的使用（发生在大约距今160万~15万年之间这样漫长的时期内）与集体狩猎之后凑着篝火烹饪食物（社交餐饮），对强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感至关重要，这篇论文是《围着篝火聊天是如何演化的》(10)。这篇短文的图1显示，为维持足够大的群体的成员之间足够高的信任感，平均每天，人类需要4个小时以上的闲聊，而“能人”只需要“1小时”的社交时间。仅当语言能力、食物与篝火三者都具备的时候，人类才可在夜幕降临之后有4个小时的闲暇时间用于社交。在饶敦博的这本《最好的亲密关系》中，他转述了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有更详细引述的脑科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的情感脑研究，尤其是她关于信任感的实验。

图P-4　社群规模与大脑新皮质的关系

注：类人猿社会群体的平均规模随着“新脑指标”的上升而增加。此处，“新脑指标”由前额叶体积与大脑扣除前额叶之后其余脑区的总体积之比表示。

资料来源：选自《社会脑内的演化》，见《科学》第317卷，第1344–1347页，图1。

图P-5　与灵长类脑量的演化相关的三大因素

注：与灵长类脑量的演化显著相关的三大因素：觅食范围、日常行为、大脑前额叶（新脑皮质）的尺寸。这三大因素更像是演化的制约条件，而不像是演化的驱动变量。这张图的核心部分是基础代谢率（BMR），第一，为维持必要的营养与代谢水平（首先由身体的尺寸决定）而必需的脑量，这一脑量与个体寿命（也受身体尺寸的影响）相互影响。第二，身体尺寸与食物摄入（由基础代谢水平决定）相互作用。第三，身体尺寸和食物摄入（通过每日可达的范围）决定了日常行为与觅食或家园的范围，而这一范围依赖于由信任度足够高的个体构成的群体的规模。新脑皮质（前额叶在最近50万年甚至最近5万年里扩张形成的部分）必须适应三方面的约束：第一，外在威胁；第二，群体规模；第三，脑容量允许的新脑皮质扩张幅度。

资料来源：选自《社会脑内的演化》，见《科学》第317卷，第1344–1347页，图2。

图P-6　社群规模与大脑新皮质的关系

注：这张图选自饶敦博2003年发表于《人类学年鉴》的综述文章，与图P-4不同，这里出现了人类样本，群体规模的均值在100~200之间。

资料来源：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上面介绍的饶敦博1988年的专著和2007年的两篇回顾文章，足以说明他长期以来的核心思路是“社会脑的演化”（机制、功能、个体发生学与群体发生学）。我为图P-5写的注释结论是，新脑皮质（前额叶在最近50万年甚至最近5万年里扩张形成的部分）必须适应三方面的约束：第一，外在威胁；第二，群体规模；第三，脑容量允许的新脑皮质扩张幅度。我在介绍关于非洲大象的行为学研究报告时，借用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关于“集体决策”的成本分析画过一张草图（参阅图P-7）来演示由生命个体组成的任何群体的“最优规模”。

图P-7　群体“最优规模”草图演示

注：群体规模增加导致制度成本上升，这完全借助于布坎南关于集体决策的成本分析。需要注意的是，布坎南的分析只是关于“民主”制度的，而我在这里所做的推广适用于群体可能演化获得的任何制度。例如，在“利维坦”与“无政府”这两种极端制度之间，大多数人宁愿接受“利维坦”（诸如“独裁”或“威权”统治）也不愿接受无政府，假如民主政治继续缺失或成熟缓慢，这当然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维护群体规模，规模庞大的群体仍然会接受威权统治。总之，一方面，经过这样一些扩展、讨论以及相应的假设，不难画出一条随群体规模而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我称为“制度成本”曲线。另一方面，更大的群体规模可以用更短的时间积累更多使群体成员顺利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知识存量，因此降低了对个体智力的需求，于是不难在若干假设下画出一条随群体规模而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我称为“智能成本”曲线。维持个体生存的总成本曲线，是“制度成本”与“智能成本”这两条曲线的纵向叠加，总成本曲线的最低位置在横轴上的投影，就是维持个体生存所需的群体“最优规模”。后来，2018年，我见到饶敦博发表的一篇论文，有与我和布坎南“权衡曲线”类似的主题。这篇论文为《最优化人类社群规模》（Optimising Human Community Sizes），详见《演化与人类行为》，2018年，第39卷，第106–111页。

资料来源：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我这篇序言显得过于冗长，因为我必须调用我保存的39篇饶敦博的作品来说服读者相信，贯穿饶敦博全部主要作品的是“社会脑”假说。基于这一假说，未来10年，不难预期，饶敦博的研究，如他自己所称，将为我们带来新的社会学——演化社会学，这一思路十分明确地呈现于《大局观从何而来》（Thinking Big）中。这是他的第三次“轮回”，注意，他在牛津大学已逗留了7年，于是需要为他物色下一个“系科”。

目 录

推荐序　社会脑的演化

引言　人是关系的动物

注意力法则，我的眼里只有你

母婴连接，亲密关系的本源

第三类亲密关系，朋友与亲属

亲密关系的三角理论：亲密、承诺与热情

01　荷尔蒙，亲密感的真正来源

催产素，帮你跨出交往的第一步

多巴胺，迸射爱意的火花

内啡肽，快乐直通车

微笑、拥抱和接吻，一点一点爱上你

02　社会脑，亲密关系的管理中心

更大的大脑，更大的群体

高耗能神经元，关系中的认知成本

长相厮守，我们如何协调与合作

心智能力与亲密关系中的性别偏好

03　外在权衡，亲密关系的建立标准

建立亲密关系的6条标准

灰姑娘时刻，为什么女性都爱达西先生

孔雀的翅膀，为什么男性要负责狩猎

04　内在喜好，亲密关系中的身体信号

完美腰臀比，维纳斯雕像中的女性美

更高的个子，更多的孩子

阳刚与柔美，跨越种族的审美偏好

更对称的身体，更高的基因质量

05　持续投入，维系亲密关系的唯一途径

不需要费力维系的亲属关系

朋友为什么不联系就会疏远

维系关系中的性别差异

一个爱人＝一个亲属＋一个朋友

06　破裂崩解，危机中的亲密关系

关系崩解的原因多在于关系本身

被拒绝的痛苦，女性比男性感受更深刻

花心男：好爸爸= 1:3

相信你的第一印象

07　虚妄的亲密关系，将对神的爱投射给他的使者

宗教信仰：一种神秘的亲密情感

宗教是亲密关系的副产品吗

“看见上帝”的神经学密码

痴迷的进化，为你的选择全情投入

08　虚拟的亲密关系，完美想象难以融入现实世界

社交媒体：维系、拓展关系的新方式

网恋：爱上自己建构的对象

网络聊天无法替代面对面交流

风险与创伤：虚拟亲密关系的隐忧

结语　亲密关系要走向何方

人类为什么会坠入爱河

促进繁衍，驱动亲密关系进化的终极因素

●　亲密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独立的维度：亲密、承诺与热情。亲密反映了亲近、连接和紧密的感觉；承诺反映了对另一个人的支持和身体保持的渴望；而热情反映了我们体会到的坠入爱河的感觉。

啊，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在六月里绽放。

啊，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

旋律动听、悠扬。

——《一朵红红的玫瑰》

注意力法则，我的眼里只有你

坠入爱河可能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想象一下，正当你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时，荷尔蒙突然涌动，你开始了一段恋情，第一次在全身心的迷恋中踌躇。随着信心和决心不断增强，经历增多，你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尽管恋情不是每天都会发生，但这会让你今后的人生惊喜不断。这是多么不可思议。你除了关注眼前这个突然走入你的生活、跟你同样天真的人以外，无法思考任何其他事情。你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这个你极度渴望的对象身上。你们如胶似漆、不能自已，经常能体验到成倍的幸福感，在含情脉脉的注视中，你感受着内心情感的涌动，就像被幸福冲昏了头脑的傻瓜。

不知何故，这种感觉像是永远不会消失，之后也仍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重现。人类身上与亲密关系相关的那种迷恋非常强烈，与大多数动物中的伴侣吸引力相比，这种迷恋也更持久。这种亲密关系的早期阶段通常可以维持12~18个月，有时可以延长至几年。20世纪60年代，在知识分子，尤其是人类学家之间，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坠入爱河的感觉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这种断言毫无疑问是受到了米尔斯与布恩出版公司（Mills & Boon）擅长出版的浪漫小说的影响。

有一种通行观点认为，在传统社会，大多数人结婚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基于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因素，但这其实混淆了婚姻契约缔结的原因和所涉及的关系。人们总是基于现实考虑，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而结婚，典型的例子就是包办婚姻，这种婚姻一直是世界各地人类文化的一个特征。在罗马人撤退之前，包办婚姻对于欧洲贵族来说也像家常便饭一样普遍。他们仍然会为了经济利益而结婚，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未曾坠入爱河。人们是否结婚和是否先坠入爱河是两回事。事实上，坠入爱河完全可能会以相反的顺序发生，人们会先基于利益因素考虑结婚，然后再爱上彼此，就像莫里哀在他的戏剧《斯卡纳莱尔》（Sganarelle）里所写：“爱情常常是婚姻的果实。”

然而包办婚姻的结果却告诉我们，这些表面看上去不幸的夫妇经常会在婚后真正爱上彼此，有可能是婚礼之后，有可能是结婚几个月后，甚至是几年之后。包办婚姻不再像是没有灵魂的、被社会许可的性交易形式，这些幸福的夫妇像是嫁给了爱情。许多包办婚姻的夫妇双方都会爱上起初被强行许配的伴侣。在后罗马时代的西方，我们认为自己有爱谁和跟谁结婚的选择权。但事实上，就像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到的那样，人们的选择是非常有限且随机的。我们并不会在选择真命天子之前搜寻很多潜在伴侣。这其实仅仅是一个人们何时坠入爱河——在答应嫁娶之前还是之后的问题。即使是在倡导婚姻自由的西方，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很多人只是在依据手头上仅有的资源做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坠入爱河是一种社会建构现象，人们会因为被告知应该去做才去做。

事实是，某种形式的浪漫的亲密关系超越了历史和文化的界限，是人类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使在相同的文化里也会有不同形式的展现。

辗转反侧，不知所措，

像一支摇曳的蜡烛，

我在爱的火焰中漫步；

失眠的眼睛，疲惫的身体，

她既没有来，也没有任何消息。

为了纪念我遇见爱人的那一天，

是谁引诱了我这么久，胡斯罗。

这些诗句是印度诗人阿米尔·库斯拉乌·德利亚维（Amir Khusrau Dehliavi）所写。大约在同一时期——远在米尔斯与布恩出版公司掀起的浪漫时代之前，我们还发现了法国著名抒情诗人纪尧姆·德·马肖（Guillaume de Machaut）写的一首诗：

我是如此真挚地爱着你，

即使大海瞬间干涸，

波浪逆行，

也无法阻止我爱你。

马肖在他的另一首诗中写道：

如此漂亮的你，

有着甜美高尚的心，

漂亮的女士，

我被爱所伤，

所以我悲伤、沉思，

远离欢声笑语，

为你，我亲爱的伙伴，

我就这样献出了我的心。

公元5世纪的印度诗人迦梨陀娑（Kālidāsa）也曾写下过令人回味无穷的梵文诗。

那好似黑刺李的眼睛，

请停下来一会儿，

把那绺头发仔细扎起来，

因为我的眼睛被纠缠在那里，

我一整天都在解救它们。

大约在公元前900年，一位诗人也曾写过相关诗篇。

愿你用口与我亲吻，

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的膏油馨香，

你的名字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还有一些同一系列的诗歌。

玉女啊，

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

你的大腿圆润如玉，

如同大师的杰作。

你的肚脐如圆杯，

从不缺调和的酒。

你的肚子如堆积的麦子，

环绕着馨香的百合花。

你的双乳好像一对小鹿，

如同瞪羚的双胞胎。

你的颈项如象牙台，

你的眼睛像希实本的水池

坐落在澡堂的门口。

在更早的时候，大约是3200多年前，伟大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宠妻纳菲尔塔莉（Nefertari）的墓碑上写下：“太阳照耀的那个人……”历史上有很多人都曾引用过这句话，而这些人并不是那些在埃及女王的墓室里读懂埃及象形文字的人。1889年，人们在现代伊拉克苏美尔城市尼普尔发掘了一块中等大小的石板，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025年，上面记载的诗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爱情诗。

勇士，让我拥吻你，

我珍贵的拥吻比蜂蜜更美味，

在卧房内，我要用蜜将你包围，

让我欣赏你出众的美，

勇士，让我拥吻你，

我珍贵的拥吻比蜂蜜更美味。

根据塞缪尔·克拉姆（Samuel Krame）所述，苏美尔人的婚姻总是以经济方面的考量为基础——由银条来衡量。事实上，恋爱是人类的一个正常状态，它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个遥远的时刻，夏娃在早上醒来时也融化在亚当的目光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甚至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走进婚姻殿堂时拥有这样的经历。对于个人来说，这种事情并不会时常发生，但是它的确很关键。桑德拉·默里（Sandra Murray）和她的同事已经研究了几十年的亲密关系，她们发现，一个理想化的伴侣是婚姻成功的秘诀，而且，一方的理想化程度越高，另一方对伴侣的评价也会越高，他们对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更满足，而这样的关系也能持续更长时间。这并不是因为理想化伴侣的人有更完美的伴侣。个体对伴侣的看法与伴侣对自身的评价之间的相关性很小。似乎理想化的强度对亲密关系的成功建立至关重要。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谜题：如果恋爱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特征，那么它的相应的生物学基础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爱情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却能拥有它，或者其他动物是否也会拥有类似的体验。

“亲密关系背后的生物学原理”是这本书的主题，其中部分篇章会集中探究是什么让我们产生了恋爱的感觉，但我不会仅仅停留于恋爱产生的生理学或遗传学原因，而是更加偏向于生物学。我的兴趣在于探究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和那些塑造人类行为的心理、社会、历史和进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类选择配偶的原则，以及我们发现意中人之后会用何种方式去赢得她的芳心。我们将会宽泛地看待爱情这件事，并在此过程中向诗人请求帮助。

在坠入爱河的时候，人们所有的注意力会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忽视其他人。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持续了很久的争议：究竟是这段恋情让你对其他异性不再感兴趣（偏转假设），还是仅仅因为你疲于把好的方面展现给你的新欢，因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其他人（注意力假设）？这两种观点看上去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背后的心理学动机却甚为迥异。偏转假设是指你失去了任何让你对他人感兴趣的动机，而在注意力假设中，一些特殊情况的出现可能会使你的注意力转移到新的对象身上，从而抛弃之前的伴侣。从功用上来说，第一种假设强调，有一种心理学机制让你主动抑制了被其他人吸引的可能性，而第二种没有。

通常来讲，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异性吸引。相比于同性，我们在天性上会更加关注异性。几年前，我和学生在伦敦大学和附近的公园及公共花园里做了一系列社会行为观察研究。我们致力于验证4种可能会解释为什么人们经常环视周围环境的假说：第一，查看有没有捕食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攻击或抢劫你的人）；第二，查看有没有碰到朋友；第三，查看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伴侣的人；第四，查看是否有可能把你的伴侣抢走的竞争对手出现。结果证明，第三种假说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人们在某个时间阶段看周围人的模式，以及他们在这样做时所看到的人，毫无疑问都指向了第三种假设。我们发现，相对于同性，当异性接近时，人们更有可能扫视接近的人。人们对于个体的性别是非常敏感的，经常会在接近的人还没有完全靠近时就能辨别出他们的性别。人类的余光似乎具有辨别细微性别特征的极佳能力。

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人们会花费更少的时间来观察具有吸引力的异性，而且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些异性的吸引力更低。在一个设计相当巧妙的研究中，乔恩·马内尔（Jon Maner）和他的同事在计算机上向被试展示了一些照片，照片大体可分为三类：吸引人的、相貌平平的和可辨别出为异性的人物照，然后要求被试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屏幕的其他部分。相比于单身的人，那些处于恋爱状态的人会更快地将注意力从具有吸引力的异性照片上移走，而在面对长相一般的异性和同性的照片时，恋爱中的人和单身的人没有明显的差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亲密关系中，人们似乎会排斥有实力的竞争者，会主动将具有吸引力的人降级至吸引力一般的人。

约翰·伦德斯特罗姆（Johann Lundström）和玛丽莲·琼斯–哥特曼（Marilyn Jones-Gotman）想利用气味因素在这个问题上获得更多信息。他们要求年轻的、处在亲密关系中的女性去完成一个关于她们有多爱伴侣的调查问卷，然后让她们分辨出自己男朋友的气味，可供选择的气味还包括另外一位男性朋友和一位女性朋友的气味。气味收集由不同的人穿着一件棉质T恤，在腋窝下放置一个护理垫连续7个晚上单独睡觉完成。结果表明，女性与男友间的亲密关系强度与识别男友或女性朋友气味的能力之间没有任何相关性，但与他们识别异性朋友气味的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换句话说，处于一段亲密关系中的确会让你远离竞争对手，而不是让你对爱的对象极度痴迷，你只是忘了对其他人感兴趣。

母婴连接，亲密关系的本源

当然，亲密关系不是亲密关系的唯一形式。最明显的一种亲密关系是母亲和后代之间的。我们用“母爱”来形容这种关系，就好像它和恋爱是同一样东西。当然，这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特性，即使是恋爱，其关系的紧密程度也因人而异。这是毫无疑问的，例如，男性对于小孩子，尤其是对婴儿的感觉并不如女性强烈，即使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女性，或者说是部分女性的母性比男性更强。虽然存在一些特例，但这些个体的差异并不能掩盖有另外一种强烈的情感把我们跟另外一个个体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对于大部分哺乳动物来说也是一样），而这种现象的存在是有原因的。

母婴关系和亲密关系的共同特征包括：全情集中注意力；感到惊喜、兴奋和满足；只想与这个渴望的对象在一起，渴望触碰和抚摸；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这可能让我们猜测，亲密关系的形成过程源自每个人最初的母婴关系，相同的化学反应可以从一种关系延伸到另一种。这不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假说。你也可以认为，创造婴儿这件事和恋爱的感觉仅是让婴儿能够独立这个宏大计划的序幕。

母性本能是哺乳动物的基本要素，其关键的进化适应是妊娠和哺乳两个阶段。妊娠在动物界并不陌生，典型的例子有：雄性海马孕育和生产小海马；鲷鱼会吞下自己的卵，让卵在嘴里发育；蟾蜍会将自己的卵插在皮下，让蝌蚪在小水泡里发育。在动物王国中，内部繁育相对罕见。只有在哺乳动物中，所有物种都采用内部繁育（当然，唯一的例外是单孔目动物，这是一群相当原始的卵生哺乳动物，包括鸭嘴兽和针鼹）。这种具有挑战性的繁育方式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产出脑容量大的后代，后代可以像成年人一样更有效地微调它们的行为，以适应遇到的特定情况。这种早期的养育方式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让父母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后代大脑和身体发育的阶段。由于脑组织只能以恒定的速率发育，因此发展容量更大的大脑的关键在于延长母体内的培育时间，以获得最终想要的大脑。

对于那些要付出比他们的想象更多的努力的父母而言，这个过程是非常繁重和耗费精力的。在怀孕期间，当婴儿还很小的时候，这可能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孩子一旦降生，他需要的能量就会呈指数级增长，并迅速发育到可以保护自己的体形。然而，在一些像猴子和猿类这样的物种中，在哺乳期结束后，它们的幼崽还会经历一个额外的社会化阶段。想要使年轻人获得社交技能，就要将其放置在成人的社交世界中，这一阶段会在婴儿断奶时才开始，并且持续许多年。

这一切似乎都是爱的劳动，尤其是在早期婴儿无法提供这种强化的时候。这个问题在人类身上尤其严峻，因为人类婴儿在出生时是极其不成熟的，他们需要一年时间才能达到相同的独立发展阶段。猴子和猿猴幼崽可能会在几天内站起来并蹒跚前行，但人类婴儿的神经发育并不成熟，大多数婴儿在他们的第一个生日之前还做不到这点。这是进化带来的一个奇怪的副作用，因为我们的祖先采取了直立的站姿。这导致我们的骨盆重塑成了一个稳定的用于支撑躯体的平台，随之而来的就是女性的产道变窄。几百万年后，人类的大脑体积开始急速增长，结果出现了一个方形钉孔问题：出生时婴儿的大脑尺寸显著增加，而头部太大会导致婴儿无法穿过中等大小的产道。这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几百万年前，当我们的鱼类和爬行动物祖先首次进化时就决定了产道位于骨盆的骨骼中间，而不是位于骨盆上面。更合理的安排是，将尿道和产道置于女性的肚脐下方，这将会在以后避免许多问题。但是，进化并没有那么高明，所以我们的后代往往会陷入过去进化带来的不幸后果中。

我们的解决办法是生产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婴儿，从而使他们能够通过产道。相对于猴子和猿猴的标准，人类的婴儿在出生时是极其脆弱的，甚至有可能早产。婴儿是否能在子宫外活过出生后的第一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母亲全身心地的投入，直到孩子长得足够大并能够自食其力。我们需要一些相当强大的东西帮助来渡过这个难关，并说服我们持续地将母乳和食物喂到婴儿那填不满的胃里。

第三类亲密关系，朋友与亲属

母婴关系并不是唯一一种看上去和浪漫爱情有共通点的交互方式。友情也是我们拥有的第三类亲密关系中的一种，尤其是亲密的友谊，它和亲密关系有着深层次的相似性，甚至朋友间偶尔也会涉及成熟的性关系。我们倾向于将周围的人划分为不同类型的朋友，如密友、好友、一般朋友。这种对关系进行分级的现象有其存在的理由。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无法同时保持一份以上的坚定真诚的亲密关系，但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多种不同等级的友情关系。

第三类亲密关系还包括一种重要的关系——亲戚关系。这里指的并不是对父母的感情，不是那些最终让我们回报的关怀。亲戚关系是一种奇怪的关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我们发现某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时，我们会有很大的反应，无论这种关系是远还是近，这就像一个陌生人在你眼中突然换了一种身份，他们不再是路人，而是跟你血脉相连的亲戚。就是因为血脉，你会和这些亲戚坐在一起吃晚饭，带他们进入你的生活，甚至把你的车借给他们。

我并不是指在被领养多年之后发现了自己亲生父母的那种感觉，而是指像远方的堂兄那样的远亲，那些跟你有着共同的、可以追溯到好几代前的曾曾祖父。更奇怪的是，这种关系纯粹是语言上的，我们只能用语言来说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因为你和他们都不知道你们共同的曾曾祖父是谁，只是听说过。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曾曾祖父母，在他们膝下玩耍，陪伴他们。然而当亲戚说出这些信息时，突然间你们就被联系到了一起，你们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

人们跟亲戚的关系常常比他们自己想象得更亲密。研究表明，大约有一半的人认为，他们的亲人包括家族成员，他们是由婚姻或者血缘联系在一起的。我这里指的并不仅仅包括你的爸爸、妈妈和他们的兄弟姐妹，而是你们大家庭中的所有人，直到第二代表兄弟姐妹。平均每个人有50~70个亲戚，我们把他们看得比其他人都重要，甚至愿意为他们牺牲生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如此。以阿拉斯加海岸的因纽特人为例，他们以前经常用小型开放式渔船捕鲸，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活动，因为捕鲸船经常会被鲸鱼弄翻，而只有当捕鲸船靠得足够近时，渔民才能够将鱼叉刺到鲸鱼的身上。因为被拖入水中的风险非常高，所以船员总是由亲密的亲属组成——如果你被拖下了小船，除了近亲以外，没有人愿意跳入冰冷的北极水域来拯救你。毕竟，血浓于水。

亲密关系与友情有何不同呢？友情与亲情又有何不同呢？亲密的朋友与朋友的朋友有何不同，近亲与远房亲戚又有何不同呢？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探索社会的结构，《最好的亲密关系》这本书大部分是根据我的工作，梳理出的人类各种关系之间的异同的一个框架，维持个体之间关系的核心是信任，它充当了将两个个体连接在一起的角色。

亲密关系的三角理论：亲密、承诺与热情

弗洛伊德对这个话题有很多的见解（大部分我认为是没有帮助的），并且对这个话题保持着长期兴趣。他认为，情爱和博爱之间存在诸多不同，在希腊语中，前者指的是色情、感性的爱；后者更接近与它的利他主义和慷慨的内涵相近的友谊。大多数情况下，这类精神分析文献枯燥无味，都倾向于关注那些质量较差的关系的消极方面，所以我会忽略弗洛伊德而倾向于那些对亲密关系或友情感兴趣的人群，即社会心理学家。

社会心理学家主要采用两种主流的研究方法。第一种是依恋理论，它有一个发展的关注点，认为成人的恋爱和其他亲密关系是从早期的母婴关系经历中发展而来的，或者是由我们早期的母婴关系经验所支撑的。依恋理论主要来自英国颇有影响力的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他试图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行为学观察结合起来。鲍尔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说服了产科医院的医生，让他们放弃将新生儿从出生那一刻就带离母亲、放到护理间的做法。他激烈辩称，母亲和婴儿需要在出生的几小时内建立起亲密的连接，让婴儿和母亲待在一起，对于婴儿未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婴儿一出生就会被直接放在母亲的怀里的原因。这种想法非常有影响力，几乎现在所有的读者都是鲍尔比倡导的改革运动的受益者。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你成年时期的亲密关系真的只是你与母亲关系的放大版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是，正如我将在后文介绍的那样，你与父母的关系确实会对你在以后的生活中选择恋爱伴侣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神经影像告诉我们，母爱和恋爱是两种不同的情感，尽管它们在脑部激活区域有一定的重合，但是它们各自都拥有更多不同的激活脑区。

然而，无论是在青少年时期，还是在成年时期，亲密关系的品质都会对个人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产生巨大影响。友好的关系对身体健康具有积极影响，糟糕的关系会增加人们得抑郁症的风险。同样，童年时候的亲子关系和兄弟姐妹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我们成年后的关系框架。青年时期一系列的短暂的、不稳定的关系与童年的糟糕经历密切相关。看起来，未能练习拥有成熟关系所需的技能，后果会很严重，早婚是一个可以预测不美满的婚姻和离婚率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是说这样的婚姻最后肯定会以失败告终，只是从统计学上来看，这对于婚姻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头。

社会心理学中的第二种研究方法几乎完全集中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上，研究者对关系的情感和认知成分特别感兴趣，他们甚至可以基于此预测人们的关系满意度、稳定性和持续时间。这种预测建立在非常成功的范式上。首先，标准的方法是问人们同意或者不同意下列说法：“当我见到某人时，我的情绪有所变化”“我跟某人在一起时，感到了极大的幸福感”“我无法想象我会跟某人分手”。其次，由成千上万人回答这几百种类似的问题。最后，将答案进行统计分析，以寻找一致性和某种模式。这确定了答案中被理解为维度和因素的共同主题。在人格学说中，这些答案构成了人们熟悉的“外倾性”“神经质性”“开放性”“尽责性”“亲和性”的人格维度，俗称“大五人格特质”。虽然这种方法在时空上保持了一致，但社会心理学家试图分离爱情的本质的尝试远未取得成功。正如其中许多人评论的那样，很少有心理结构比爱的构造更加难以捉摸。不知为何，事实的论证很难说明我们的意图，所以描述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或许，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提出的“爱的三角理论”（见图0-1）就是我们最好的对亲密关系的定义了。斯腾伯格称，亲密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独立的维度：亲密、承诺和热情。亲密反映了亲近、连接和紧密的感觉；承诺反映了对另一个人的支持和身体保持的渴望；而热情反映了我们体会到的坠入爱河的感觉。亲密和承诺有时又被称为“感觉亲近”和“变得亲近”。

图0-1　爱的三角理论

斯腾伯格的“爱的三角理论”对人们对一这系列关系问题的回答进行了广泛的分析，这使他得出结论，关系有三个维度：亲密、承诺和热情。每一种都可以是低或者高，这就产生了8种不同类型的关系。这些不同的关系从“无爱”（无兴趣或缺乏爱）到“喜欢”，再到各种形式的“迷恋”“空虚”“愚蠢”，进而到热爱与“慈悲”，以及被认为是真实的、完整的（或完美的）爱。

斯腾伯格分类的优点在于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关系在三个维度上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迷恋的爱虽然热情很高，但亲密度和承诺都很低，而恋爱是高热情和高亲密度的，但缺少承诺。伴侣的爱是缺乏热情的高亲密度和高承诺的结合，而糊涂的爱则是在没有亲密关系的情况下热情和承诺的结合。当三个维度都很高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完整的爱。尽管可能会有人争论斯腾伯格用于描述不同类型的爱的术语，但它们还是可以提醒我们，关系可以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出现，不一定都是一种。或者至少，支撑人们的动机和情感驱动因素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产生的关系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和价值。

这种分类虽然不完善，但也是一个有用的提示，即互惠是所有亲密关系的重要特征。单相思是最让诗人困扰的东西，似乎它只是唤起了最强烈的情绪——失落和未满足的欲望。有的关系几乎是单维度的，像是那些只基于情欲的关系。其中一些关系仅仅代表了关系发展的某个阶段，从一开始的单相思，发展为更成熟的亲密关系中的友谊。尽管单维度的关系很有用，但并不能让我们置身于真正的关系中——当我们试图进一步发展却被唾弃、被拒绝或被情人出卖时，往往会产生激烈的情绪波动。单维度的关系也无法让我们越过最开始的感觉去要求自己怎样选择朋友和爱人，单维度的关系也当然不会问这些东西一开始就存在的意义。就像大多数心理学一样，就好像亲密关系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样，从来没有问过这是如何以及为何以这种方式发生的。寻找生物功能进化的历史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样进化，很多时候，就像早产儿，进化中的妥协需要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才有意义。

斯腾伯格在书的结尾提到，神经解剖学家特里·迪肯（Terry Deacon）观察到人类有着非比寻常的生活布局。他们生活在一个遵守一夫一妻制的大型社区中，许多男性和女性生活在一起。这是可以接受的，而男性和女性有时会各司其职，特别是在原始社会中，男性负责狩猎，女性负责采摘。问题是，正如迪肯看到的那样，每当一对伴侣暂时分开时，就会有被他人夺走伴侣或者影响其他伴侣的风险。这个问题对于男性来说尤其严重。因为雄性一直有后代不确定性的问题，在哺乳动物中，雌性知道它们所产的后代是自己的，但是雄性无法百分百确定后代是它们的。迪肯说，人类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我们总是会被许多的竞争对手包围，受到他们的关注，当分工不同迫使一方长期离开另一方时（比如去打猎），“羊圈”的“大门就打开了”。

迪肯建议，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发一个社会所有权声明，例如结婚典礼或象征性的徽章。为表明婚姻状况，人类采用了许多纯粹象征性的标志，其中最重要的是戴结婚戒指。在很多文化中，女性也会采取一系列的附加行动，例如名字前加上固定的前缀，继承丈夫的姓氏，改变穿衣风格和发型。在波利尼西亚，人们会用传统的花环项链来表征他们的婚姻状态，女性会将右耳后（象征着单身）的花换到左耳后（象征着已婚）。迪肯认为，这些行为必须有语言的支撑才能成为一种象征。如果一夫一妻制进化得很早（他认为它必须很早就发展起来），那么语言也必然会很早就发展起来——早至直立人出现时期，直立人是大约200万年前人属的第一个成员。

迪肯把人类一夫一妻制的进化作为一个显著的、需要合理解释的异常现象去调查，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真正的问题以及我们研究的重点是，配对方式为什么会进化，而不是我们在面临威胁时将它们放在一起。墨守成规的解释是，抚养人类的后代需要两个人，这两个人被默认为是父亲和母亲。我并不清楚这是不是因为养育的成本过高，要求父亲和母亲共同承担，但是在鸟类中，一夫一妻制出现的频率之高，促使我认为这明显是首要原因。另外一种可能是，在人类中，母亲和奶奶的组合也能成为一种选择。然而，为什么女性会在处于母体经验和技能高峰期的45岁左右放弃生产的可能性呢？更年期是女性独一无二的特征，有人声称黑猩猩和大象也会经历更年期，但说实话，这更像是年龄增长导致的生殖衰退。

人类与其他种群明显不同，没有种族像人类一样，在如此小的年纪就放弃了所有生产的可能性。传统的解释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上，这些母亲的女儿也开始了生产，而母亲放弃了生产的可能性去帮助她们的女儿进行生产，这个理论被称为“祖母假说”。同时这个假说也解释了母女连接如此重要且需要持续到成年，以及祖母总是非常溺爱她们的外孙等现象。

尽管这个假说解释了人类行为中的一些现象，但它也留给了我们两个谜题。第一是，为什么伴侣应该由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组成？第二是，在包含许多伴侣关系且有很多男性和女性个体的大型社区中，语言和象征性认知是否真的有必要建立一个系统？关系是否真的是一种有意识的认知现象，让我们可以深入思考并通过语言来调节，或者它深深地埋藏在情感中，让我们的意识无法参透？

第二个谜题比较容易回答，因为迪肯所担心的交配／社会系统类型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罕见。例如，在狒狒群体中，一个雄性最多可以拥有4个雌性伴侣，它们通过惩罚来加强忠诚性。如果与其他雄性靠得太近的话，雌性狒狒的脖子会被咬伤，接下来几个小时内都不敢靠近雄性。尽管如此，雌性和雄性伴侣关系的完整性并不仅取决于雄性是否愿意去加强它们的关系。雄性狒狒一般会“尊重”其他雄性与雌雄间的伴侣关系，尽量避免与属于其他雄性的雌性混在一起。如果将一只雄性狒狒和另外一对雄性跟雌性配偶放在一个笼子里，观察它们的互动，就会发现，它们会坐在笼子的边缘，对笼子外面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或者玩弄脚边的草地，但单身狒狒就是不会观察属于另外一只雄性的雌性或者雄性。因为一旦看了就会构成明确的威胁，并立即引发一场争斗。这种三元分化的现象似乎旨在保护伴侣关系。

参与竞争的雄性表现出竞争的程度，取决于它们对雌性和其配偶的依恋程度，它们有时会通过观察雌性对其配偶的注意程度来获得这种信息。如果雌性对其配偶的去向不太感兴趣，并且看起来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的话，进入笼中参与竞争的雄性就会企图拆散这对配偶。如果必要的话，它们还会通过公开的武力决斗来争取雌性。假如雌性不关注自己的配偶，那么它就有可能将兴趣转移到新竞争的雄性身上来，这可能正好打破了它与之前配偶之间的平衡，即使配偶比竞争者更有优势。当一只雄性狒狒意识到有其他狒狒一直在关注它的配偶，视线和配偶的移动形影不离时，那么就无须尝试竞争。假如雌性狒狒与其配偶之间有很强的承诺，竞争者是没有机会将它们拆散的，即使竞争者比雌性的配偶具有更强壮的身体优势。在这些情形下，雄性会突然变得对笼子外的事情或者脚趾更感兴趣。

在一些更为明确的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中，比如南美的伶猴，它们会通过阻止同性对手过于接近配偶来积极维护配偶关系。在山羚身上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行为。这种非洲小羚羊的体形与断奶羔羊的大小相当，它可能是所有哺乳动物物种中，遵守一夫一妻制最彻底的动物。山羚生活在东非和南非热带大草原裸露的岩石上，活动范围约为足球场面积的两倍。雄性和雌性山羚都会嫉妒自己的伴侣追逐任何来到它们领地的同性羚羊。

还有一种物种看起来拥有和人类同样的社会秩序，它就是蜂虎，这是一种以捕食蜜蜂为生的鸟类家族的小成员，它们会在东非草原河岸的沙滩上筑巢。因为合适的筑巢区域很少，并且相距很远，蜂虎被迫聚集在它们能够成功打洞的少数几个地方。这就意味着会有成百上千只蜂虎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堤岸上。即使是每一对配偶都拥有自己的洞穴，但由于洞穴分布密集，只要雌性出去觅食，就需要经受在栖息地周围无所事事的其他雄性的严酷考验。为了避免骚扰，蜂虎拥有非常紧密的配偶关系，雄性和雌性形影不离，雄性充当着雌性的保镖。所有这些都是在完全没有语言交流的情况下实现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保护配偶关系（至少在有限的时间内有作用），我们应该停下脚步想一想，人类为什么需要像社会交流或者语言这样的工具来做相同的工作。相反，猴子和鸟类通过简单的行为交流就可以解决同样的问题，这说明对它们来说，用象征性的符号和语言来在社会环境中维护配偶关系并不是特别重要。相反，它暗示了配偶关系（以及支撑它们的过程）在语言出现之前就发展得很好，并且语言是后来被加到这项事务中的，用于加强已经存在的用于保护配偶关系的全部自然机制。

之所以提到语言，是因为它能够带我回到起点，而且因为有语言，我们对诗人浪漫的诗句常常感触颇多。在用语言表达情感上，大多数人存在非常大的困难。当我们真正需要表达的时候，文字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在对自己无法将感觉和模糊的想法转化为言语而感到愤慨时，我们只会不断地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些颇有天赋、能表达出我们内心想法的人，可以把我们的独特感觉用语言表达出来，而我们自己却难以说出口。

有两个重要的结论与我们的研究密切相关。一个是萌发和产生我们内在的与意识和语言的脑无关的感受。它们隶属于右侧的情绪脑，用来处理人类非理性的、像动物一样的本能反应。传统的神经生物学观点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与大脑的左侧密切相关，而与右半边的情绪中心的联系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明显。我认为这提醒了我们，这些坠入爱河的产物并不是通过阅读浪漫小说、借由深藏于心中的情感机器产生的，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从还没有获得语言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另一个结论是，它给我们提供了敬畏诗人的理由。这一小部分人（我认为我们都可以接受有能力写出优秀诗歌的人非常少这个观点）似乎能够用意识来调动情感大脑，并将其中的意蕴转化为语言。

这是一种罕见而卓越的技能，我们对此表示敬意。同时它也让我们意识到，人类并不擅长解释自己的身体中发生了什么。我们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但是并不能每次都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问题，我们很想透过表面挖掘出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困扰所有试图研究亲密关系，甚至是所有其他关系的科学家的问题。在此前提下，让我们看看现在能为此做些什么。

《最好的亲密关系》这本书探索的是使亲密关系成为现实的原因。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用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去探究亲密关系，研究恋爱中的依恋是如何跟其他关系（尤其是母婴关系和友情）区分开来的，并试图找出它们进化的起源。接下来，让我们先从使人类产生强烈的坠入爱河的感觉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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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作者罗宾·邓巴亲自讲给你听！

●　我们似乎是用笑声来拉近彼此的距离的，因为笑是非常好的刺激内啡肽分泌的行为。

●　一个人的气味是他最好的辨识记号。人类的嗅觉和免疫系统是由一段相同的基因——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MHC）决定的。

●　接吻可能是测试潜在配偶的健康水平和基因组成的途径之一。测试健康水平这一点很明显，因为糟糕的健康状态会表现为口臭和嘴里的酸味，这些都很容易在接吻的时候觉察到。

亲爱的，我将最后一次吻你，

再见，永远再见！

我发誓要把眼泪深藏心底，

我的哀叹将为你纠缠不息。

——《再一次亲吻》

谈到坠入爱河，仿佛诗人感受到的都是痛苦——一种夹杂着失落的兴奋感，一种深切的渴求。到底是什么催生了这种非比寻常的感觉呢？为什么它会时常让我们感到惊讶呢？让神经学家异常兴奋的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一种荷尔蒙——催产素。最初，它的生物学功能是调节水分的平衡，但不知何故，在哺乳动物进化的过程中，它与繁殖相关的过程联系在了一起，包括分娩和哺乳。

我们不难看出与调节水分平衡相关的神经化学物质是如何参与到哺乳过程中的。毕竟这是维持水分平衡的另外一种方式，可以避免母亲在将水分转化成乳汁时发生脱水。然而这只是从哺乳到基本的先决条件，即分娩过程的一小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进化经常使某种功能演化为某种截然不同的、但又有些许联系的功能。

催产素，帮你跨出交往的第一步

20世纪90年代初期，催产素十分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一群不起眼的北美田鼠——一种小型鼠类进行了研究。针对穴居啮齿动物的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两种交配系统不同的雌性田鼠在其大脑中催产素的受体位点的数目也存在显著差异。当这两个田鼠的大脑释放相同数量的催产素时，其中一个田鼠的反应似乎更为敏感。对于这样一种小型哺乳动物来说，草原田鼠通常是一夫一妻制的：在交配后，雄性田鼠会陪在雌性身边，直到幼仔出生并度过大约45天的哺乳期。山地雌性田鼠对催产素反应不敏感，并且在交配后，雄性也不会留在雌性身边。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是，催产素必须在配偶陪伴的过程中才能产生，它也因此有了一些更通俗的名称：“一夫一妻激素”或“拥抱”，因为它使得田鼠可以在洞穴中挤在一起（它们通常处于敌对状态）。简而言之，催产素似乎可以让雌性草原田鼠对与它交配的雄性更加宽容，甚至允许它分享自己的洞穴。在这里，一个简单的化学反应似乎成了美好生活的灵丹妙药。

许多研究者之所以会对催产素感兴趣是因为，它会在交配期间大量释放，特别是在女性性高潮的时候。鉴于催产素在分娩和哺乳过程中的作用，发现它与女性性高潮联系在一起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催产素的分泌与女性在性高潮时对其上身（尤其是乳房）和生殖器官的大量机械刺激相吻合，因此它可能是所有物理刺激过程的一部分，包括触发催产素分泌的生产过程和哺乳。尽管如此，催产素在性高潮后分泌的事实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许多与生产和哺乳相同的感觉和情绪的原因。与性有关的这种显著关联促使人们开始探索催产素参与浪漫行为和配对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果催产素是关于联系的，它的功能可能仅仅是加强联系本身，无论是母婴间的，还是伴侣间的。这是一种用以绕过你天生防御的廉价的化学把戏。

理性的思想不再给予考虑，相反，无论你是否愿意都会被驳倒，尽管你有更好的判断。在大田鼠实验中，高剂量催产素发挥了镇静剂的作用，包括降低血压和减缓刺激。哺乳本身的物理刺激（触发催产素释放的过程）也与抗压效应有关，并且有证据表明，催产素可能具有物理相关性，催产素的分泌可能与身体接触相关：按摩大田鼠腹部可以提高大田鼠体内的催产素水平，并有镇痛作用，提升忍受疼痛的阈值。同样，在新环境中，催产素匮乏的雌性小田鼠比基因正常的小田鼠更加紧张，且有更高的生理应激水平。这些症状可以通过直接在脑部注射催产素来缓解。有趣的是，在人类女性中也发现有相似的效应：在压力情况下，与伴侣拥抱会使催产素水平升高，并使血压降低。此外，自然分娩后催产素的分泌与女性人格个性的变化也具有相关性，包括更冷静、更善于社交，以及更能够忍受单调的工作。催产素参与了社会结合的过程。无论调节这种关系的原因是什么，看上去拥抱总是对你有好处的。一项关于夫妻关系的研究表明，低水平皮质醇的最佳预测因素是亲密行为的频率。每天花在亲密关系上的时间会对皮质醇水平产生实时的影响。

愿意与同伴分享同一个洞穴或者家，最重要的是信任，信任他们不会杀死你的孩子或者虐待你。所以，当催产素被发现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时，并不奇怪：在鼻子上喷催产素可以让我们对彼此更加慷慨。这已在实验中被证明，在实验中，被试被要求参加信托游戏。在游戏中，一名玩家会获得一笔钱，并被要求与第二个玩家分享，可以是一部分，可以是全部，也可以完全不分享。无论他们给第二个玩家分享了多少，这些钱都会翻倍，此时，第二个玩家可以分享他得到的钱给第一个玩家以扩大第一个玩家的奖金池。

对第一个玩家来说，最好的策略是把所有钱都给第二个玩家。如果第二个玩家是诚实的，并愿意与第一个玩家分享翻倍后的钱，就可以使双方受益最大化。但是这样做的风险是，第二个玩家可能独吞所有的钱而不分给第一个玩家。这样的话，第二个玩家可以得到双倍的钱，而第一个玩家什么也没有。所以大部分的人会对冲他们的赌注，之后分一部分钱给第二个玩家，自己留下一部分钱，这样至少不会什么也得不到。

在实验中加入催产素后，吸入催产素的玩家平均会比没有吸入催产素、而只是接受安慰剂的玩家多分享他们原始奖金的17%。在明确表明这是一个有关信任的实验时，让玩家们重新进行实验，这次他们的对家（第二个玩家）是计算机，玩家们也明确知道自己的对家是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催产素或安慰剂没有对玩家的分享行为造成影响。换句话说，促使一个玩家赌博的不仅仅是风险，还包括恶意、狡猾和不可靠的人类行为。

另外一个研究表明，催产素可以提升男性正确理解社会信息的能力。然而，吸入催产素后，研究人员发现被试的行为变化幅度为3%（大多数人认为这不具有生物学意义），并且只有2/3的男性样本是有效的。此外，此研究中所使用的社交技能测试也不是最优的，这个测试内容是看一个人是否知道别人是在直接看向自己还是看向别的地方，尽管这是一个很好的诊断自闭症的测试，但是对于正常人的社交或者心智测试来说并不是很好。谁也不知道这些结果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然而，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同一个研究小组发现，男性在观察不同情绪的面孔照片时，催产素抑制了杏仁核的活动。杏仁核通常能够管理我们面对消极情绪（恐惧、焦虑、愤怒）的反应，所以这就解释得通了，鉴于催产素在女性身体中的运作方式，它在男性体内也会抑制消极的情绪反应。

尽管男性脑中也会分泌催产素，但是相关作用看上去并不像在女性大脑中那样明显。相反，有关田鼠的实验表明，男性对另外一种相关的血管加压素有反应。遵循一夫一妻制的大草原田鼠的雄性大脑腹侧苍白球中有更多的加压素受体（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控制情绪反应），而那些不遵循一夫一妻制的山地田鼠体内的受体则较少。使用病毒载体操纵腹侧苍白球中加压素受体的密度，会直接影响雄性田鼠在没有交配的情况下对伴侣偏好的强度。同样，将加压素基因病毒移植入雄性草原田鼠（另一种混杂物种）的腹内侧前脑，就可以大大提升它与其他雌性挤在一起的频率。血管加压素也被发现对雄性小鼠的社交记忆具有重要作用。在注射加压素之后，它们更有可能记住之前挤在一起的雌性。

几乎所有关于催产素和加压素的研究都是在啮齿动物身上完成的，这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针对啮齿动物的研究是否真的适用于人类。古代哺乳动物（以田鼠为代表）与产生猴子和猿猴的谱系的物种之间有巨大差别。尽管如此，最近的一项研究把调查范围扩展到了猴子身上。研究发现，在雄性猴子与新的雌性配对时两个与催产素和加压素的摄取相关的特定脑区有明显的激活。

此外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加压素与人类的行为密切相关。一项对数百位瑞典双胞胎的研究表明，具有特定加压素受体基因的男性通常在伴侣关系中表现更差。他们与伴侣的关系可能不好，更有可能离婚，即使这些人已经与他们的伴侣至少有5年的婚姻生活，至少有一个孩子。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他们发现了影响男性伴侣配对的基因。

到目前为止，这似乎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一种简单的神经内分泌机制就可以将物种从一种交配体系转换到另一种交配体系。它可能会将具有攻击性的男性变成柔软可爱的伴侣，或者在当地诊所打一针加压素，你就可以将你任性的伴侣变成一个热爱家庭、浪漫温柔、符合你所有幻想的爱人。

但是，真正的生物世界并没有这么简单。潜在的问题是，如果把田鼠作为一个特定的整体来看，那么，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物种的加压素受体基因其实跟一夫一妻制完全没有关系。同样的基因受体同时出现在了所有被采样的田鼠中，无论它们是不是遵循一夫一妻制。换句话说，并不是在一夫一妻组间出现不常见的加压素受体是不正常的，而是只有少数几组混交组间没有出现。从这点上来看，这个研究像是一个没有经过严谨论证的案例。

有关加压素的理论还存在一个问题。在现实中，这种可以把一个无赖变成一个好爸爸的机制，持续的时间很短。在上面提到过的猴子的研究当中，加压素效应只会在刚刚配对的雄性身上出现：具有长久关系的雄性与没有配对过的雄性表现无差别。相同的结果也出现在豚鼠实验中，催产素效应在几周后就会消失。这个可能对于伴侣关系持续时间较短的豚鼠或者田鼠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拥有长时间的伴侣关系的物种中，例如猴子、猩猩和人类，催产素的效果并不会延长。催产素／加压素系统就像一种引人注目的机制：尽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但这种效果很快就会消失。在对瑞典双胞胎进行更仔细的研究后也引发了同样的质疑，就像伴侣关系糟糕的男性拥有的特定加压素受体基因只是让他们产生了快速做出行动的趋势——先实施行为，把风险抛诸脑后，不为长久考虑。我们会在第4章看到，冒险是男性特别常见的特质，而女性尤其会被这种敢于冒险的人吸引。这个明显的二元独立，对那些拥有稳定关系和没有稳定关系的雄性来说只是一种配对策略。

当你停止去想催产素和加压素时，就会发现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为什么进化在两种性别之间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我们并没有找到很好的进化学或生物学解释。因为两种性别的生物都会产生催产素和加压素，所以建立相同的神经内分泌机制对两性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如果这确实与配偶关系有关的话，那么两个单独分泌的神经激素意味着，两个性别在交配游戏中的生理构造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相同的情景下可能会感受到不同的情绪。当然，毕竟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他人，体验他们的感受，比如男性和女性则一直在抱怨对方无法理解自己。但即便如此，男女两性在行为和内心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这个观点保持警惕。

多巴胺，迸射爱意的火花

大脑中的其他神经递质在维系亲密关系中也很重要，其中之一就是多巴胺。多巴胺在提升动作的流畅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无法产生多巴胺的人大多患有帕金森综合征（步态不协调，无法控制肢体运动）。多巴胺似乎在奖赏系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每次见到你所爱的人，你的体内就会分泌多巴胺，它具有和可卡因一样的提神作用。多巴胺水平低的时候，尤其是在前额叶部分，会对注意力和记忆力产生消极作用，长期缺乏多巴胺会导致多动症、无法集中注意力，就像那些缺乏加压素受体的瑞典男性的社交能力更差一样。所以，是多巴胺而不是催产素让你看到爱人时产生了触电般的感觉。

内啡肽，快乐直通车

另外一种有可能与亲密关系相关的神经激素是内啡肽。内啡肽是疼痛控制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由下丘脑产生，在全脑内都有受体。内啡肽会在身体经受压力的时候产生。任何诱发肌肉压力或者疼痛的东西都会刺激产生内啡肽，从慢跑到高负荷的循环训练，再到马拉松都会刺激内啡肽的产生。即使是心理上的疼痛或者预感到有疼痛，人体都会分泌内啡肽。马拉松运动员在准备大赛的时候，或是孕妇在分娩前的最后3个月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事实上，是内啡肽起到了镇痛和放松的作用，之前人们认为这种效果是由催产素引起的：阿片类拮抗剂（如纳曲酮）阻断了之前研究病例中的这种效应，而催产素拮抗剂却没有。看上去，内啡肽的分泌像是神经激素的级联反应。

猴子和猩猩利用梳毛来刺激内啡肽的产生。当猴子互相梳理对方的毛发的时候，有一点像是按摩。人们普遍认为动物间的梳毛行为跟互相捉跳蚤有些类似，但是自由生活的猴子身上并没有很多的跳蚤或者其他寄生虫（皮肤寄生虫只有动物生活在限定的范围内时才会出现，比如在我们的家里）。当猴子互相梳毛时，更多是在清理皮毛上的食物残渣，或者脏东西。跟你看到的母亲给孩子梳理头发的情景几乎是一样的。事实上，梳毛行为就是一种按摩，当通过按摩在皮肤和肌肉上施加压力时，大脑会大量产生内啡肽。

我们还会做一些其他类似梳毛的行为，如爱抚和依偎。更重要的是，就像猴子和猩猩梳毛一样，这是一种很亲密的行为，我们只有在和关系特殊的人在一起时才会这样，通常是我们的孩子、爱人或者亲密的好友。而来自陌生人的触摸或者按摩会把这种行为反转成意外的性反应。可能是因为皮肤受到刺激使得内啡肽大量分泌，所以我们把这种机制只保留给了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但是为了达到这种快乐的状态，我们得先跨过第一个关卡，就是我们平常会跟别人所保持的人际距离。猴子和猩猩如果想开展一段新的关系，这个过程通常包含几个阶段，呈现、触摸、无性的依靠（通常是在同性个体之间，表明一种主导与顺从的关系），只有在后面的阶段才会梳毛。之前的实验很好地证明了内啡肽在亲密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处于长期亲密关系中的女性在看爱人的照片时会展现出比看其他陌生男性时更高的疼痛阈值，在她们握着爱人的手的时候，疼痛阈值也比握着其他陌生人或握着一个球的时候要高。

催产素的大量分泌可能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都很正常，但是内啡肽在长时间的亲密关系中发挥作用似乎是灵长类动物独有的。这可能是因为催产素的大量分泌（甚至可能是相关的多巴胺激增）是稍纵即逝的，它的效果最长在一两周后就会消失。这对于田鼠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们的生产周期非常短，生产过程也结束得很快。在所有的例子中，大部分田鼠只能活3~4个月，最久的能活一年。但是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猴子和猩猩在进化历史早期就进化出了更加稳定的社会关系。这可能需要更强的黏合机制去支持，有科学家推测可能是内啡肽和催产素及多巴胺两种神经激素的共同作用。

当用内啡肽去解释人类的关系时，我们的确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生活中的社会群组太大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做到跟每个人都很熟悉，就像猴子和猩猩在它们族群里做到的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来，人们发明了谈话这种行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话单独来看是很无趣的，无法成为亲密关系的敲门砖和奠基石。我们似乎是用笑声来拉近彼此距离的，因为笑是非常好的刺激内啡肽分泌的行为。笑声似乎产生了一种更广泛的效果，它更适用于处在谈话中的每个人，而身体接触则是一对一的事情。笑能够使我们以较低的风险触发内啡肽效应。

微笑、拥抱和接吻，一点一点爱上你

笑容可以使得社交世界更加圆满。没有笑声的谈话是非常无聊的，只能让我们变得焦虑并转向与其他人交谈。尽管大猩猩也会跟我们一样发笑，但是人类已经把笑放在了互动中的核心位置。我们研究小组的塔蒂亚娜·弗拉霍维科（Tatiana Vlahovic）和萨姆·罗伯茨（Sam Roberts），最近完成了一个关于笑在互动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没有笑声的谈话，我们在有笑声的谈话中体验到的幸福感更高。他们发现，笑声会比我们花费在交谈上的时间更让我们从对话中感到开心，无论交谈的形式是面对面还是通过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令人吃惊的是，在短信中使用一个简单的“LOL”（英文“Laugh Out Loud”的缩写）的符号就可以提高30%的幸福感。

这里的重要因素似乎在于轻松或者杜氏微笑（Duchenne Laughter，以19世纪伟大的法国神经解剖学家的名字命名，他辨别了很多与面部表情相关的肌肉）。轻松的笑与礼貌的笑形成鲜明对比，它们与神经质的笑容和我们在猴子和猿猴身上发现的呲牙行为更为相似。杜氏微笑会让人感觉到舒服和放松，让我们感觉到世界是如此美好。这种笑声对内啡肽的分泌极其有效，因为笑的动作对于胸部和腹部的肌肉来说很辛苦，因此身体会释放内啡肽以抵消其中产生的压力。我们从社交的笑声中获得的轻微快感不仅是一种奖赏，它还可以让我们对跟我们一起笑的人更加信任，更加慷慨。我们的一个实验表明，笑可以让我们像对待朋友一样慷慨地对待陌生人。

我猜测，笑的起源可能在很早之前，因为大猩猩也会发笑。然而，人类的笑与大猩猩的笑的区别在于：人类的笑有一个很长的呼气过程，这让我们笑的时候很累；相比于大猩猩来说，人类的笑持续时间也更长，大猩猩的笑持续时间很短；人类的笑更像是无言的合唱，当有更多的人参与社交活动时，笑是一种梳毛的强化方式。随着语言的进化，我们找到了引发笑声的完美机制，就是讲笑话。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内啡肽的释放。

测量内啡肽是一个极其烦人的问题，因为内啡肽不像催产素和多巴胺那样，可以穿过血脑屏障，所以我们无法快速通过血液样本来测量它。不过，我们可以选择通过腰椎穿刺获取脑脊液（既不舒服也不安全）或是利用正电子发射扫描的脑部扫描方法测试内啡肽。正电子发射扫描会将放射性染料注入血液中，除了不可避免的风险之外，还非常昂贵，所以并不常用。测量内啡肽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它负责大脑疼痛管理系统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测试疼痛的阈限来测量它。如果在某种行为发生后被试的疼痛阈限提高了，就说明这种行为刺激了内啡肽的分泌。

我们利用疼痛阈限探索了笑声与内啡肽在大量不同情境下的关系。大部分实验内容为：让被试看单口相声、喜剧或是无聊的纪录片，并分别在他们看视频之前和之后测试他们的疼痛阈限。在观看完喜剧之后，被试的疼痛阈限都有所提高，而看纪录片的人并没有变化（如果要说有任何变化，可能就是有人的阈限反而降低了）。这个结果表明，笑声的作用至关重要。我的学生丽贝卡·巴伦（Rebecca Baron）将这个实验带到了爱丁堡艺术节上去测试真实生活中的情况。巴伦测试了一些观看单口相声和一些简短的戏剧表演的观众，结果再一次证明，观看喜剧的观众的疼痛阈限提升了，而观看戏剧的观众并没有提高（他们在观看过程中并没有笑）。

笑声似乎对调节人类的社会关系很重要，它通过刺激内啡肽分泌的方式起作用。这可以使我们对那些与自己一起发笑的人感到亲近和积极。毫无疑问，这也说明了内啡肽是如何在求偶过程中起作用的。笑声可以促进人体内的内啡肽水平上升，从而使你更加愿意相信陌生人，这给了我们深入了解他人的机会。渐渐地，在持续的笑话和幽默的言论和旁白的攻势下，你会一步一步向他靠近。

缓慢地靠近和开放的内心，会让你的理性判断力被这些廉价的化学反应削弱，而嗅觉就是被削弱的证明。香水行业每年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并非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对香水的偏好非常个人化，我们喜欢那些跟自身的天然气味有关联的香水。我们更喜欢用香水来加强自身的气味，而不是用香水去掩盖它，所以这也让你给不太熟悉的人买香水成了一个难题。但是，如果你可以足够近地去探查某个人的气味，这将是一个帮助你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的方法。

在讨论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个具有警示性的故事。如果说因纽特人具有什么显著的特征，那肯定是他们见面时会相互蹭一下鼻子，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握手。可是，事实证明，这个说法只不过是从一个旅客口中相传而来的故事。当欧洲探险家第一次遇到因纽特人时，发现因纽特人觉得碰鼻礼是一种相当奇怪的行为。欧洲探险家努力去理解这一行为，并最终将其定性为蹭鼻子。但其实，因纽特人并不是在蹭鼻子，他们只是想在把鼻子向对方的脸靠近时深呼吸。我们在新西兰的毛利人身上发现了同样的行为，他们称之为“Hongi”。在他们的礼仪中，轻微地触碰对方的鼻子是主人与访客建立关系的一种象征。但它起源的实质是闻对方的气味。

在上述提到的因纽特人和毛利人的例子中，人们其实都是在呼吸对方的气味，从而辨别彼此的身份。事实上，它与过去10多年间无处不在的南欧“飞吻”是差不多的。北欧人习惯轻吻脸颊，实际上是犯了试图去亲吻的错误，我们应该深深地吸气。另外一个更加明显的例子是人们见到婴儿时，下一次当有人抱起婴儿或者蹒跚学步的小孩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尤其是孩子和他们有关系的时候。他们会把孩子抱起来，让婴儿的脸颊靠近自己的脸颊，然后闻婴儿的气味。有些人对此十分开放——常常深吸一口气，我甚至听有人说过，他们非常喜欢婴儿身上的气味。但我认为他们并不喜欢，只是在找一个可以感觉婴儿气味的借口罢了。

尽管我们不喜欢气味，但大脑中负责嗅觉的区域在进化中在不断减少（至少相对狗和马来说）。但事实上，我们对气味还是非常敏感。新生儿和母亲可以在出生数小时内通过气味辨别彼此，这也是新生儿一出生就被送到母亲身旁的原因，也是人类与大部分哺乳动物相同的地方。在山羊和绵羊中，母亲可以在24小时内通过气味辨别自己的孩子，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只允许自己的孩子喝奶。小羊羔同样也是通过气味来辨认母亲，虽然可能会有一点儿慢，通常需要暴露在母亲的气味里长达几天。

一个人的气味是他最好的辨识记号。人类的嗅觉和免疫系统是由一段相同的基因——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决定的。这是一个人独有的身份信息，是个人的化学签名。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极易产生变异，每一代都会产生新的免疫复合体。因为免疫系统是我们对抗细菌和病毒的第一道防线，而细菌和病毒是不断进化的，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在进化。人体免疫系统的基因已经进化得跟病毒基因一样多变，以让我们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生物威胁。

气味可能是我们分辨一个人是好还是坏的一个途径，但这并不是气味唯一的功能。雌性飞蛾可以将自身的强烈气味散发到空气中，而雄性飞蛾可以在数百公里外察觉到微弱的气味，它们对这些气味完全不可抗拒。这些具有性吸引力的气味叫作信息素，广泛存在于动物世界，包括在猴子身上。对于人类身上是否存有信息素，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信息素也存在于人类身上。

不同性别对于气味的敏感度有明显的区别，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对气味更加敏感。有很多证据表明，女性可以很好地通过气味分辨出自己的爱人和孩子。然而，人类在这方面并不完美，我们并不是通过嗅觉而是通过视觉来管理我们的社交关系的。如果用的是嗅觉，那我们可能会犯很多令人尴尬的错误。然而，在辨别出对的人后，气味在女性的性唤起中会起很重要的作用，而在男性身上却没有这样的作用。这可是女性在选择伴侣时更看重气味因素，而男性更加依赖视觉因素的原因。男性在更远的距离的时候，就可以对潜在伴侣做出判断，女性则需要靠得足够近才能做出判断。在一个大型问卷调查中，简·哈夫利克（Jan Havlíček）、塔姆辛·萨克斯顿（Tamsin Saxton）、克雷格·罗伯茨（Craig Roberts）和他们的同事发现，女性认为气味因素比视觉线索更重要（例如用餐选择、花卉选择和对陌生景观的注意），而对于男性来说，视觉线索更加重要，尤其是在性方面和爱人的选择方面。

几年前，我的一个学生凯特·威尔斯（Kate Wills）做了一个关于男性是否可以通过气味来分辨女性什么时候排卵的实验。参加实验的女性被要求在每四周一循环的生理期中，每周连续三个晚上穿同一件T恤。那周结束的时候，会有80名男子去闻这6件T恤，并对其进行评分（从愉悦到不愉悦）。为避免污染样本，参与实验的女性必须是非吸烟者，并且要避免进食味道浓郁的食物，以及禁止接触香皂、香水和避孕药。

这个实验的结果非常清楚，男性对女性在排卵期间穿的T恤的评分显著高于非排卵期所穿的T恤，更高于女性在排卵期后或服用荷尔蒙避孕药期间所穿的T恤。这似乎很好地解释了：处于排卵期的女性会对男性更具有吸引力，而男性则可以很好地察觉到女性是否在排卵期。换句话说，女性在排卵期会散发气味来诱使男性更加亲近她们。

当然，这种效果是双向的。雄烯二醇是类固醇物质之一，是睾酮的天然副产品，即所谓的雄性激素。它是男性身上轻微的麝香气味的来源，也是松露的组成部分之一。古斯塔夫森（Gustavson）、道森（Dawson）和博尼特（Bonett）三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在男女洗手间1/2的隔间内喷洒雄烯二醇，然后研究人员记录了当使用者可以任意选择隔间的时候，例如所有的隔间都没有人使用，他们会选择进入喷洒过雄烯二醇的隔间中的频率。结果发现，男性一般会避开这些喷洒过雄烯二醇的隔间——进去之后会犹豫一下，然后出去换一间没有喷洒雄烯二醇的隔间，而女性则觉得喷洒了雄烯二醇的隔间更加舒适。相比于没有喷洒过的隔间，她们会更加频繁地进入喷洒过的隔间。当同样的隔间后来喷洒了另外一种睾酮的相关副产品时，它们与雄烯二醇具有截然不同的生理功能，无论男性或女性，都没有表现出隔间选择上的倾向性。

在这个实验的更新版本中，萨克斯顿和她的同事在一次快速约会活动中将雌二醇（又一个睾酮衍生的类固醇物质）涂抹在了女性的上唇。在快速约会中，女性散坐在房间里，男性可以有5分钟跟女性交谈的时间，当铃声响起的时候，男性会起身去和下一位女性交谈。在结束的时候，参与活动的人会把他们想再次见到的人的名字列下来，然后组织者会在双方互选后交换他们的个人信息。

在这项研究中，雌二醇会被隐藏在丁香油中。为了控制其他气味的影响，1/3的女性抹了雌二醇和丁香油，另外1/3的人抹了丁香油，还有1/3的人抹了淡水。这样可以使实验人员得出丁香油对雌二醇的影响。实验的结果非常确切，相对于其他两组女性，涂抹了雌二醇的女性对在快速约会中遇到的男性评分更高，也更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他们。不知为何，这个作用于大脑深处的雌二醇，在你面前创造了一个比现实更乐观的视角。

在另外一个实验室，安吉利基·西奥多里杜（Angeliki Theodoridou），伊恩·彭顿–沃克（Ian Penton-Voak）和同事给被试提供了含有催产素的鼻腔喷雾或安慰剂，然后要求被试对约80张人像照片进行有关吸引力和信任感的评分，照片中的人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接受了催产素喷雾的被试对照片中的人的吸引力和信任感评分都高于没有接受喷雾的被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好的香水或者须后水可以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

事实上，只有洗过澡后的身体才会散发出好闻的气味。气味可以被掩盖，不仅仅是通过纪梵希的最新产品，还有我们在自然环境下累积的污垢和细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变得更加紧密和亲近，去直接体验这些东西。人类的唾液充满了人体排出的化学物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组被称为主要尿蛋白（Major Urinary Protein）的蛋白质。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这个蛋白在啮齿动物的尿液中首次被发现的，它在个体辨别彼此的身份和管理它们的领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雌性小鼠可以只通过主要尿蛋白的不同来分辨出不同的雄性，这样它们就可以知道哪些领土是可以进入的，也可以选择一个最好的雄性。

不是所有的小鼠都会通过主要尿蛋白来辨别身份。一个特殊的尿蛋白似乎在所有雄性中都具有相同的形式，而且只存在于雄性小鼠的尿液中，人们从未在雌性小鼠的尿液中发现过这种尿蛋白。而雌性小鼠对此非常着迷，它似乎像是小鼠用来吸引异性的信息素（就像人类身上的雄烯二醇）。因为雌性对此是完全无法抗拒的，所以这种特殊尿蛋白也被称为“达西”，达西是简·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中的男主人公。

以研究童年复杂性而出名的弗洛伊德，把接吻与儿时吮吸母亲乳房的快感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不难看出他是如何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个理论并不可靠。毕竟，如果接吻真的只是吮吸的另一种形式，那为什么不直接去吮吸乳房呢？另外一种来自行为学家的猜测是，接吻是配偶喂养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在昆虫和鸟类中都广泛存在的习惯。但即便如此，这个理论也有待商榷。配偶喂养只存在于雄性群体中，它们会把食物当作礼物送到伴侣口中。在这种宠溺的行为中，这些食物为雌性提供了产蛋所必需的物质，雌性还会据此评判雄性送来的食物的质量。但是通过配偶喂养，只能提供微量的东西，对于产蛋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接吻是双方都有同样的热情时才会做的事情，而配偶喂养只是一种单向的交易（在这种交换中，对方的利益最后可能会以性的方式作为回报）。无论如何，如果接吻只是提供资源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我们会以更奢华的方式提供礼物，如工资，它可以帮你支付房租并解决温饱问题。如果你想要的是食物，可以想一想巧克力、鲜花，或是晚餐的邀请。配偶喂养并不能解释亲吻，肯定有其他的东西在接吻中发生。

我们需要忘记弗洛伊德，忘记配偶喂养，答案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接吻可能是测试潜在配偶的健康水平和基因组成的途径之一。测试健康水平这一点很明显，因为糟糕的健康状态会表现为口臭、嘴里有酸味，这些都很容易在接吻的时候觉察到。我在前面的章节中介绍了免疫系统的重要性，以及支撑其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以及这些是如何跟我们的个人气味联系在一起的。来自很多实验室的研究表明，我们选择伴侣时会对他们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跟自己的复合体做比较。因为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决定了我们的免疫反应，我们倾向于选择跟自己有不同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的配偶，因为这样会让后代拥有全面的免疫力。

一个好的亲吻，就像是深深地嗅了一下，不仅可以帮助你检测某个人与你有多么密切的关系（相关联的人，气味也更相似），也可以让你知道谁与你没有关系，从而选择一个好的伴侣候选者。在一个调查了48对情侣的实验中，人们发现，女方和男方拥有的共同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细胞越多，女性对男性的性兴趣就越低，相反，他们共享的细胞越少，女性对男性的性兴趣就越高。随着共享等位基因的比例增加，男性对伴侣的性反应会减弱，女性的伴侣数量增加，对其他男性的吸引力也会增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小鼠的尿液中发现主要尿蛋白其实是个意外。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尿液可以作为非常方便的领土标记方式，而发现主要尿蛋白的研究员当时正好对动物如何标记并保护它们的领土感兴趣。在很多的其他哺乳动物中，科学家都在唾液中发现了主要尿蛋白。尽管人类并没有主要尿蛋白基因，但是我们的唾液中含有大量跟主要尿蛋白很像的东西，其中大部分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毒素、细菌、致癌物质和其他毒素的侵害，也可以帮助分解食物促进消化。有1/4人的眼泪中存在这种物质。每个人似乎在合成特定蛋白质集合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探索唾液在配偶选择中的作用特别感兴趣，但它仍然可能像主要尿蛋白一样有着完美的设计，用于执行某些功能。无论主要尿蛋白和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有没有参与到亲吻中，亲吻都提供了大量关于潜在伴侣的信息，并且它的评估方式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纽约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由于女性比男性在化学因素上更敏感，所以女性更可能在接吻时借由气味来评估伴侣的接吻能力，并用它来评估男性的质量。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没有先接过吻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小，与接吻技术不好的男性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也更小。因此，女性似乎更多地依赖接吻来评估未来的伴侣。

当然，亲吻不仅仅是用来选择配偶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确认关系后还很乐意继续接吻。另外一项研究也揭示了亲吻会让人更愿意发生性行为，尤其是对女性来说。女性也不愿意和只存在短期关系的，或者只是为了性关系才在一起的伴侣亲吻。唾液可能含有触发性兴奋的激素，如果是这样，接吻的另一个功能可能是使这些激素从一种性别传递到另一种性别，以便使两性进入相同的节奏准备交配。

接吻可能在两性身上具有不同的功能：对女性而言，接吻可以增加社会连接；而对男性而言，接吻则意味着促进性唤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些过程。这也可能是当我们试图在这些环境中下意识地行事时，不可避免地忽视从亲吻中获得的线索，因为大部分处理过程都存在于潜意识中。对此过程进行详细解释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的收获，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顺其自然。

在本章中，我主要关注的是支持亲密关系的神经化学机制，以及大脑如何处理所有这些复杂的信号。然而，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我们只知道，人类巨型的大脑是专门进化来帮助处理这些复杂关系的。在下一章中，我将从这个角度切入，并探索人类的大脑是不是被专门设计成让我们遵循一夫一妻制的。

●　当我们亲身经历过亲密关系后，就会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但仍然难以用语言表达它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欣赏诗人的关键原因可能是他们能够用语言去表达出我们无法言说的事物，而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可能因为我们仅仅是感受亲密关系，而从不去思考它。

●　大脑对我们来说仍然充满着神秘色彩，尽管神经影像技术使我们获得了一些有关运行中的大脑的非凡洞见，但这项技术仍然相当粗糙，难以精确地解释具体是哪些神经元在活动。当我们感受到特别的情绪或思考未来时，我们对于大脑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仍然知之甚少。

约翰·安德生，我的爱人，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你的头发又黑又亮，

你漂亮的眉毛像黑色大雁；

如今你的眉毛掉了，约翰，

你的头发干得像麦秆，

但是幸福已降临在你花白的头上，

约翰·安德生，我的爱人！

——《约翰·安德生，我的爱人》

更大的大脑，更大的群体

当我们亲身领会或者经历过亲密关系后，就会知道爱情到底是什么，但仍然难以用语言表达它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欣赏诗人的关键原因可能是，他们能够用语言去表达出我们无法言说的事物，而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可能因为我们仅仅是感受亲密关系，而从不去思考它。然而，坠入爱河一定是我们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这是通往幸福的通行证（当然，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如此）。在开始的时候，一切都看起来是美好和完美的，我们认为这段亲密关系会持续一生，对于一些人来说的确如此，他们会与自己的伴侣相伴一生，直到生命的尽头。但是，对于那些特别不幸的人来说，他们的一生都在不断经历失败的爱情。为什么有些人在选择人生伴侣这件事情上比其他人表现得更出色呢？

尽管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是否求婚或者接受求婚，却很少会像达尔文那样列出与表妹爱玛·伟奇伍德（Emma Wedgwood）结婚的理由。我们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反思自己周遭的关系：他为什么要说那些？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如果……将会怎样？拥有大脑的好处之一是，你可以考虑你的行为的含义，评估另一个人会如何反应，思考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甚至偶尔探寻自己的动机（总的来说，人们很少会这样做）。

人类能够做到这些，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比其他哺乳动物更大的大脑。实际上，除了少量像鲸和大象这样的物种，我们拥有绝对容量更大的大脑，恐龙的大脑也比我们要小。但大脑尺寸的大小并不能代表一切。尽管鲸鱼的大脑比我们的大，组织形式却与人类不同：它们的皮质中只有一层神经元，这种位于大脑外层的关键皮层是用来处理高级心智活动的场所，对于个体的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及其他不同物种的大脑都可以用来管理亲密关系，大脑给我们提供了半理性的加工方式来补充神经内分泌系统产生的纯情感成分，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过后者。

高耗能神经元，关系中的认知成本

尽管神经元很小，但其在产生和保持的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能量。与它们的大小相比，它们需要耗费大约将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平均能量的10倍来保持自身的运转，更不用说我们在深入思考时，神经元持续活动所产生的能量。假设某个神经元处于时刻准备接收来自其他神经元的信号的状态，耗费的能量相当可观。另外，每当神经元被激活，替换神经递质的时候，都会产生消耗。猴子和类人猿有此消耗是为了在大群体中生存。在物种大家庭里，某个物种社会群体的规模与其大脑的尺寸存在直接关联，特别是神经皮层的大小（尤其是负责大脑思考的部分）：物种生活的群体越大，拥有的神经皮层越大。

当苏珊娜·舒尔茨（Susanne Shultz）和我跳出观察猴子和类人猿的视野，去与其他哺乳动物以及鸟类物种如何做比较时，我们期望在它们身上发现与灵长类动物类似的亲密关系：大脑的尺寸与物种的社会群体规模存在一致性。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我们观察的哺乳动物和鸟类中，没有一个物种的大脑尺寸与群体规模存在相关性。有研究表明，那些拥有较大大脑的物种都是遵循一夫一妻制的。这个结论符合我们研究过的三类数量最多的哺乳动物（食肉动物、有蹄动物和蝙蝠），还适用于整个鸟类。

我们对一夫一妻制物种的个体拥有最大的大脑感到困惑。很多研究都假设，通过追踪多种亲密关系，可以发现那些拥有多配偶或者混杂交配系统的个体需要更高的能力。毕竟，雄性个体不仅需要与多个雌性个体交配，还需要打败同一个群落中的其他雄性。在人类研究方面，研究人员可能会想到，试图处理几份亲密关系，或者更糟糕一点，要使不同的伴侣不能发现彼此之间的身份，这当然是极大的挑战。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明确表明，那些看起来最简单的配对系统——一夫一妻制，在认知上耗费的成本最高。

我们不得不考虑，相比其他随意配对的亲密关系，一夫一妻配对的心理需求是否更多。这些问题的本质可以借由鸟类来阐明，大部分人实际上选择的都是某种形式的一夫一妻制。大约85%的鸟类采用的配对方式也是一夫一妻制，因为构筑喂养后代的鸟巢十分消耗体力，也特别耗时。已经繁殖后代的伴侣不得不努力获取足够的食物来喂养迅速长大的雏鸟。它们乐意这样去做，是因为可以使后代发育出更大的大脑。更大的大脑对于鸟类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可以使其在自然界中更灵活地生存，采用创新性的方式去寻找食物，以及应对较严重的季节性温度和食物的变化。

对于那些在高纬度地区繁殖后代的物种来说，这意味着它们不需要迁徙到赤道地区来逃避寒冬带来的恶劣生存条件。大多数拥有较小大脑的物种会选择迁徙，这的确可以使它们摆脱恶劣的环境问题，然而迁徙本身也充满危险，大脑无法帮助它们消除这些风险，比如饿死在途中，以及在不熟悉的地区避难或者寻找食物时被捕食者抓住。更大的大脑能够让鸟类在整个冬季在北方生存，从而避免这些风险。反过来说，这也使得它们拥有更强的生存复原力，显然更不容易灭绝。

鸟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努力去抚养雏鸟使其发育出更大的大脑。单一的雄性或者雌性当然也可以成功抚养后代，但是它养育的后代的数量以及后代大脑的尺寸会受到影响。同时，与前面提到的恰恰相反，这样做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物种适应生态环境的灵活性，而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在艰难的时节不得不迁徙），因此这是一个残酷的循环，也是一个不值得考虑的选择。如果繁殖后代的配偶可以一起承担抚养的角色，它们就可以喂养出大脑更大的后代，同时还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这里强调的是一起抚养后代这一观点。鸟类需要源源不断地给后代喂养幼虫和昆虫。如果其中一方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松懈了，那么配偶需要承担更大的负担才能成功完成抚养后代的任务。对雏鸟的照顾不容懈怠，甚至在孵化阶段也是如此——配偶中的一方必须坐在鸟蛋上来保持孵化所需要的温度。伴侣需要轮流去孵化和进食。对于其中一方来说，它需要慢悠悠地进食，甚至整个周末外出待在适合鸟类居住的其他地方。即使寒冷没有夺去它们的生命，它们也会在觅食的捕食者口中丧命。

对于成对生活的物种来说，这种协调和配合好像在心理上是有较强需要的。实际上，配偶双方不得不将对方的需要以及要求纳入自己当天的活动计划中去。即使是低级的鸟类也需要敏感地应对配偶每天行为上的变化，而那些无固定配偶的物种则不需要这些能力。我在东非研究小型山羚时首次领悟到了这一点。在这种物种中，雄性会选择紧随雌性的移动而移动。雄性很少离开雌性几步远，从来不会超过10米。如果你发现了一只山羚，就一定可以在附近找到另一只，它可能正在灌木丛中注视着你。因为体型小，且生活在暴露的岩石峭壁表面，因此它们很容易面临被捕食者发现的危险。为了减少这种危险，它们从来不会同时进食，而是一个放哨，一个进食。当进食的一方吃饱了并且想要休息的时候，就会反刍以及咀嚼反刍的食物（对于鹿、牛、羚羊等物种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消化草类以及其他植物的过程），它就会走近并站在正在放哨的一方旁边，也可能会轻轻触碰对方的肩部，仿佛在说：“我吃好了，你可以去吃了。”此时放哨的山羚就会走开并开始进食，而进食结束的配偶会专注于警戒和反刍。

即使最终它们都专注于休息，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它们都能够对可能接近的捕食者和其他威胁保持警惕。通常来说，它们会朝向不同的方向躺着，这样可以观察到任何可能接近的捕食者。雌性由于需要妊娠及哺乳，能量负担较高，所以通常由它先来进食。当雌性睡醒并且离开休息区的时候，雄性很少会耽搁太久，最迟也是在雌性离开后的半分钟内起身，一直跟随前者的脚步，直到雌性找到一块想要进食的地方，可能离它们休息的地方有90米的距离。一旦雌性专注于进食，雄性个体就会再次保持警戒，它们会站在一块视野较好的岩石上，直到雌性想要反刍为止。

这些小羚羊的体型没有小羊羔大。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羚羊一定是最具责任感的成对生活的动物，它们简直无法离开彼此半步。有相当多的进化压力迫使羚羊采用这种方式生活，因为一旦它们中的任何一方被捕食者捕获，寻找到新配偶的机会十分有限。在这种一夫一妻制的世界里，每个个体都心有所属，没有多余的个体去等待那些寻找新配偶的异性。无论如何，即使它们能够迅速找到另一个配偶，这也只可能发生在年少懵懂的时期，但年幼的动物仍然是稚嫩的，更不可能帮助分担责任。它们更乐于漫步以及进食，而不是等待配偶结束后进食，这经常会迫使更有经验的配偶牺牲进食时间来确保有一方保持警戒。因此，对羚羊来说，照顾以及喂养后代的压力相当大，因为这几乎是它们能达到的最好结果。

这也给出了一夫一妻制可能更劳心的理由。进化生物学家的传统观点认为，假如你很难和配偶共度一生，那么你最好在寻找第一个配偶的时候不要漫不经心。最明智的做法是综合所有的选项去选出最理想的异性。可以想到的是，这里的最好是指，你可以和对方生活的时间至少和你期待的一样长久，配偶有相当好的基因和你一起繁育完美的后代，不会走失以及不会长时间逗留别处让你在家中忍饥挨饿，也不会在你埋头进食的时候同时进食，从而无法看到正在缓慢靠近的捕食者。

当你不得不权衡很多方面时，选择最完美的配偶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因为每一方面都可能是重要的。真正的问题是，当选择错误的配偶时，你会面临严重的惩罚。假如那些遵循一夫一妻制生活的物种做出了一个糟糕的选择，坦率来讲，这可能会带来灾难。如果选择一个无法繁衍后代的配偶，你对未来物种基因库的贡献会立即降到零。或者，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不太愿意共同承担繁育后代的责任的配偶，那么与那些做出更明智选择的个体相比，你在物种进化竞争上的表现会逊色很多。做出糟糕的选择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我们必须持续承担繁重的进化压力来调整曾经的选择，对那些善于伪装的浪荡子或者不称职的异性的行为更加敏感。

这个论点貌似可信，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是，它也同样适用于混乱杂交的物种。当我们不用担心和同一个配偶厮守终生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做出的选择是否明智。但是，即使是那些在每个繁殖季节寻找新配偶的动物——仅仅保持一年成对生活的花园里的小鸟，也需要避免选择那些无能的异性。当然，假如能在下一个交配的季节选择新的配偶，这并不会带来特别大的灾难，但是一直选择不合格的配偶无法带来任何好处。即使是对于混乱交配的雌性来说，选择那些低质量的配偶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这个论点看似可信，也有一点需要质疑的地方，就是它如何解释终身遵循一夫一妻制的个体与其他物种相比需要如此小心地做出抉择。

长相厮守，我们如何协调与合作

还存在一个有关初看这个观点时感觉它没能涵盖所有可能性的原因。几十年来，我们都假设，大脑一旦经过早期的发育阶段，就几乎一成不变了。在这点上，人们通常会提到可怜的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1848年，英俊、谦逊的盖奇曾经是铁路建设工地上的领班，在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卡文迪什附近修建新的铁路。有一天，在准备爆破一些妨碍施工的岩石，盖奇用一根铁棍填塞炸药的时候，不小心点燃了炸药。铁棍从他的左颧骨下方穿入头部，然后从眉骨上方穿了出去。尽管盖奇幸存下来，并生活了很多年，但却因为丧失了所有的社会机能而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盖奇曾经是值得信赖的领班，具备令人敬佩的工作能力，但在事故发生后迅速成为性格古怪、使用各种污言秽语咒骂的醉汉，并且偏好赌博。在这次事故之后，盖奇失业了，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贫穷中。

可怜的盖奇失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大脑，包括一些负责社会技能的关键脑区，因此他的大脑毫无疑问无法使用其他脑区来补偿这些功能。然而，事实证明，即使是成人的大脑也比我们最初设想的要灵活。当然，这种灵活并不是无限的，但是有证据表明，随着环境的变化，负责大脑某些功能的区域会增强或退化（变小）。最早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之一来自对鸟类的研究，比如北美山雀习惯于在秋天储存搜集的种子来度过食物匮乏的冬季。这类物种的海马体表现出了季节性的增强和退化。海马体是大脑的一个小脑区，用来创建导航的空间地图，以及找到曾经贮藏的食物。

埃里诺·马奎尔（Eleanor Maguire）受到启发研究了伦敦的出租车司机，结果发现，相比于普通人，他们通常拥有更大的海马体。在伦敦，开黑色出租车的司机是独特的，因此他们需要经过4年的训练来掌握这个城市错综复杂的街道系统的地图信息。只有当他们足够精通这些并通过职业测试后，才能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马奎尔团队接下来假定，出租车司机拥有比普通人更大的海马体，这是因为他们经常使用促使这部分脑区生长了，而不是由于工作本身的选择带来的差异。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那些参加出租车司机训练的人们来说，只有那些本来就拥有更大海马体的个体才能顺利通过。

所有这些都表明，大脑具有适应性，当遭遇一些紧急状况时，大脑甚至能够革新自我。因此，如果鸟类和出租车司机可以调整大脑中的一些脑区的大小，那么在地球上的物种为什么就不能够增强或者减弱它们大脑中的一小部分脑区呢？需要一生伴侣的个体，当遇到异性的时候，应该能够利用所有那些重要的脑区，并且专注于美好、安静的，仅仅使用一半脑力就可以维持的简单生活。因此，与每年都需要更换伴侣的个体相比，遵循一夫一妻制的个体最终会形成更小的用来负责择偶功能的大脑，或者更糟糕的是，杂交的物种会在同一年内做出很多次决定。然而，大脑的表现却恰恰相反，这其中肯定还有很多没有解开的谜。

我们的研究认为，保持长时间的成对生活是个体的长期需要，包括与配偶的行为保持协调同步。事实上，有些事情特别需要保持长期配对生活，如果你的配偶处于优势地位，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行为，通常会选择离开并寻找新的另一半。因此，你面对的是如何使配偶与你长相厮守这个难题。

心智能力与亲密关系中的性别偏好

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Jeffery Miller）(11)写过《配偶思维》（The Mating Mind）这本书，他认为持续宣传某个个体拥有的交配价值，也许能够解释语言的进化以及人类大脑不同寻常的进化过程。米勒用术语“谢赫拉莎德效应”来表征这个观点，谢赫拉莎德用语言技能让国王山努亚从古老的波斯故事《一千零一夜》（又叫《天方夜谭》）中持续获得乐趣。通过讲述无穷无尽的故事，谢赫拉莎德成功地避免了前人的厄运——让国王感到乏味的女子第二天早晨会被处决。米勒认为这个效应中的性别差异可能能够提供根据性别选择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是，不同性别在语言的运用上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大量的华丽词语被用于描述男性的特点，以及与女性相比，男性在演讲中会表现得更自负。这使他想到孔雀的长尾和精心策划的求偶开屏表演。米勒认为，对于人类男性来说，他们可能是通过向女性展示语言技巧以及讲述故事来体现他们的价值的，而不是更传统的摆尾行为。

尽管我认为米勒最初用来解释人类拥有巨大的大脑的故事，可能在两个同样重要但又完全不同的处理过程上出现了混淆，但这个观点也有它值得肯定的地方。一个是交配吸引，华丽的词汇以及出色的口才可能是拥有良好基因的线索，但这只能表明你拥有一个聪慧的大脑。另一个是维持已经建立的关系——这可能需要去做很多具有娱乐性质的事情，即真实的“谢赫拉莎德效应”。问题是：这两个中的哪一个在神经元的活动上的成本更高？

在所有男性华丽的辞藻下面隐藏着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更严格地来说，性别选择观点暗示，“谢赫拉莎德效应”在两性之间的表现不一样。在自然界中，性别选择是强有力的力量，带来了很多引人入胜的性别偏好行为，其中大多数是雄性所独有的。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雄孔雀的尾巴，以及精心准备求婚典礼的鸟，还有鹿角以及人类的胡须。性别选择通常涉及某种性别（具有腼腆特征的性别）拥有主要的话语权去决定和谁交配，同时，另一种性别不需要做太多，除了向雌性宣扬自己拥有的财富，并谦虚地表达交配的意愿。由于生理上在繁育后代方面分工不同（特别是哺乳动物），雌性通常要为选择糟糕的配偶买单：它们可能因为被抛弃导致只能自己抚养后代，因此它们常常处于支配地位来给雄性施加压力。性别选择很少促使产生新的特质。在大多数情况下，性别选择会采用已经存在的特质，并且尽可能地提升这种特质。因此，假如语言现在有作为交配展示的功能，那么它很可能早已具备了负责其他技能的作用。我认为，其他技能很可能是用来处理社会关系的。在这种广义的解释上，我认为“谢赫拉莎德效应”很可能就是一种对维持长期亲密关系的形象描述。

尽管将维持一段亲密关系仅仅归因于确保配偶快乐可能过于轻率，但是使伴侣保持愉悦的确在亲密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润滑作用。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经讨论过欢笑的重要性。幽默在亲密关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GSOH”（Good Sense of Humour，良好的幽默感）的使用频率中看出，它既可以作为请求又是单身个体宣传自我的特质。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我们曾在《观察家报》（Observer Newspaper）上以广告的形式搜集了超过1000份异性恋个体的调查信息，结果表明，幽默感是人们最看重的重要的特质中的一个。女性受访者中48%的人提到了她们拥有幽默感，53%的人希望另一半能够拥有这种特质，对应于男性受访者的数据分别是45%和41%。与男性相比，女性显然更看重幽默感的意义，但不管男女都将它作为亲密关系中的一种重要需求，通常比其他特质更重要。

我认为“谢赫拉莎德效应”在亲密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拥有大脑的理由，也不是语言在人类谱系中进化的理由。“谢赫拉莎德效应”更可能是我们拥有大脑和语言的副产品。我们进化出足够大的大脑才能够想出诙谐的言辞，同时进化出语言来表达。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人类进化出来的大脑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大量人际关系的运转。人类的大脑和语言能力已经进化到能管理整个社会网络，而不仅仅是个体水平上的单次交流。

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表现出了很强的一夫一妻制的大脑效应，而灵长类动物却不这样。灵长类物种的总体群体数量与大脑的尺寸之间存在强相关性。通过这一关系仍然可能探测一夫一妻制的信号（当我们排除了最重要的群体数量效应之后，发现与多配偶和乱交的物种相比，遵循一夫一妻制的物种的大脑更大），但是灵长类动物的群体数量与大脑尺寸之间有很强的总体相关效应。灵长类动物可能采用巩固配对的生活模式，并将其推广到群体内其他成员中去，从而产生友谊。因为人们结交朋友的数量受所在群体规模的影响，所以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是群体规模与大脑尺寸之间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佩尼·路易斯（Penny Lewis）和我使用大脑扫描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去探究人类大脑尺寸与社会网络规模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大约有40人接受了大脑扫描，然后给出了过去一个星期联系过的所有人名列表。研究证实，个体认识的人数与眼睛上方的一小块大脑皮层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一小块大脑皮层的作用通常与心智理论有关。心智理论就是理解他人想法的能力，知道有他人想法的存在。它使我们相信自己认为他人在想的一些事情是确实存在的。孩子并不是生下来就具备这种能力的，而是在大约5岁的时候习得了这种能力。

这种类型的心智理论是非常有限的，毕竟5岁的孩子就可以游刃有余地掌握它，6岁的孩子就可以达到完美无缺的水平，成为熟练的实践者。当然，成年人做得比他们更好。我们的研究表明，成年人可以同时处理4个他人的心理想法，当然还要加上他自己的，一共5种心理状态。我们可以管理5种不同的心理状态，或者是掌握两个人之间的心理状态的循环变化：我认为你在想，我想知道你是否想让我去相信某件事情是属实的。现在人们还不清楚这种能力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非得需要去做这些，但是它至少表明了一系列社会心理上的胜任，一种考虑他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他人相信什么，他人想要去做什么，以及他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会做出哪些反应的想法。

在青少年中，达到一阶心智理论的标志是他们的心理胜任力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获得心智理论的能力之后，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去做两件之前没能做的事情，这也是其他动物无法做到的：进行假装游戏和说令人信服的谎。第二件事情非常重要，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理解你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同时还可以以娴熟的技能利用你的世界观去误导你。在这之前，他们当然也可以欺骗你，但主要是根据习得的有理有据的方式来陈述，你不一定会相信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成功了，也不懂得被欺骗者为什么相信他们说的内容。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行为表现十分优秀——可以迅速识别和学习世界运行的规律，但是无法理解那些规律后面的因果关系。

相比物理世界中简单的因果关系，心理状态的因果关系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只能通过类比自己的心理来推断的原因，同时，学习如何反映自己的心理状态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孩子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努力，并且在经历一系列的阶段之后，才能首次理解物理世界的因果关系，然后使用这些知识去推断自己的信念和欲望，再依据这些理念去进一步推断他人的心理世界。当所有这些都能够表达和做出来时，这会是一项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但是，一旦孩子掌握了心智理论，他们就可能成功跨过连续几个阶段，从而达到超越仅仅理解他人以及自己的心理状态的阶段。当十几岁时，他们就能够同时处理4个他人的心理状态。加上他们自己的信念状态，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管理5个描述普通成人特征的心智化能力。但是，像所有的事情一样，这种胜任力在不同的个体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尽管平均数量是5个，但一般来讲，能力最差的人能管理3~4个，能力最强的个体可以管理6个，甚至偶尔可以达到7个。

这些个体差异可能部分与基本认知能力有关，比如智力（或是组成智力的认知过程，比如推理因果关系的能力，记住事实以及将它们关联起来，通过类比去推理等），同时也有部分源自语言能力差异。语言在正确的高级心智化推理能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是因为语言带来了这些高级能力，而是语言的语法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去管理和追踪涉及的复杂的因果序列。

我的同事佩尼·路易斯、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乔安妮·鲍威尔（Joanne Powell）和我，已经发现普通成人在心智化能力上的个体差异与神经物质的体积有关，这些神经物质通常是有关心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脑区位于颞叶的两端（香肠形状的脑叶，在大脑的后部底端突出出来，位于两耳的下方）以及眼睛上方的额叶区域。我们的发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表明这些脑区的尺寸与个体的心智化胜任力（理解他人的信念状态的能力）之间存在定量的相关关系。与那些只能胜利四阶心智化任务的人相比，那些可以完成六阶心智化任务（我推断你在考虑我是否想知道你在想让我去相信你喜欢什么）的人的核心脑区拥有更多的神经物质。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这两件事情都与个体社交圈子的大小有关，特别是心智化能力和社交网络的规模都与前额叶特定部分的大小有关，比如位于眼睛上方和后方的眶额皮层。大脑是从后向前进化的，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位于眼睛上方的这些脑区的扩展超过了其他脑区体积增加的所有比例，因此我们能够维系越来越大的社会群体。与大猩猩或古老的人类祖先（包括我们著名的表亲尼安德特人）相比，现代人类大脑前部尾端的急剧增长与高凸的前额密切相关。我们需要高凸前额来适应较大的额叶——大脑的这个部分受损会引起类似菲尼亚斯·盖奇那样的情况。

2004年，安德里亚斯·巴特斯（Andreas Bartels）和萨米尔·泽基（Semir Zeki）扫描了17个处于热恋状态的人在观看伴侣照片时的大脑活动，控制条件是让他们观看三张同样年龄和性别的朋友的照片。朋友的照片提供了被试观看熟人照片时的基线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当观看伴侣（并且只有当观看这些人的时候）照片时，大脑被激活的特殊脑区有哪些。换句话说，它可以让我们排除那些涉及观看任何老朋友照片时的大脑活动。实验结果发现，被试大脑中有一小部分涉及情绪及情绪评估（中脑纹状体的一部分，脑岛和皮层扣带回的一部分）的脑区活动增强，同时在前额叶、颞叶以及杏仁核附近的脑区表现出活动减少。

在通常情况下，中脑纹状体的活动与奖赏内容（对食物、饮料以及金钱奖赏的反应）有关，也与多巴胺的释放有关。在杏仁核以及附近脑区发生的抑制现象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脑区可能与恐惧、悲伤以及攻击有关。因此，被试在观看恋人照片的时候，可能能够缓解同时体验到的负面情绪，同时增强积极的情绪。研究发现，性唤起想象会诱发扣带回皮层附近的脑区、脑岛以及尾状核的激活，激活所有这些脑区也会产生浪漫爱情的感觉，这说明这两种体验在神经连接上并不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们可能推测浪漫爱情有时会诱发失控的情欲。颞叶和前额叶活动水平的降低特别有意思，就像我们在前面所了解到的，这些脑区与心智化能力有关，同时，前额叶皮层也与理性思考相关。因此这个独特的结果表明，浪漫爱情可以抑制活跃的批判性思考与心智化能力，使其向强调单纯的情绪反应转变。

在随后的研究中，巴特斯和泽基还研究了母爱，让很多妈妈观看自己孩子的照片及他人孩子的照片。当观看自己孩子的照片时，他们再一次发现了被试的脑岛以及扣带回的激活增强，一些像纹状体这样的皮层下的脑区活动也在增强，同时，被试背侧前额叶以及颞叶激活下降，表现出了和观看恋人照片时同样的模式。除此之外，他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了眶额皮层、外侧前额叶脑区（这些脑区与奖赏和心智化能力有关），以及其他的皮层和中脑脑区被激活，而这些脑区的激活在关于处于浪漫爱情状态下的个体身上没有出现。这些皮层下的脑区包含高密度的催产素受体，主要与母婴关系有关。当母亲听到婴儿的哭声时，她们大脑中的这些脑区也会被激活。这些脑区中的水管周围的灰质也与抑制分娩时强烈的疼痛体验有关，也可能同样涉及内啡肽受体。中脑的这个区域与眶额皮层之间有直接的神经关联，与奖赏、心智化能力以及社会网络的规模之间存在强相关。

浪漫爱情和母爱看起来共享一些共同的脑区，同时也涉及一些不同的脑区。表面看起来，它们并不是同一种感情，可能涉及完全不同的动机和神经机制。这两种情感共有的脑区涉及与催产素、内啡肽受体以及奖赏有关的部分脑区。而与恐惧、攻击（杏仁核）相关的区域，以及那些明确与心智化能力和理解他人的情绪、意图（颞叶、颞顶联合区和内侧前额叶）有关的脑区的活动表现出抑制或者说是负激活状态，好像我们放弃了任何假装尝试深入了解我们想要受到关注的异性的行为，因此我们关闭了负责灵活社交的脑区，比如说盲目的承诺。

大脑对我们来说仍然充满着神秘色彩，尽管神经影像技术使我们获得了一些有关运行中的大脑的非凡洞见，但这项技术仍然相当粗糙，并且难以精确地解释具体是哪些神经元在活动。当我们感受到特别的情绪或思考未来时，我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解仍然知之甚少。但是，这个技术发展得非常快，在下一个10年必将迎来崭新的和令人兴奋的未来。即使这样，我们也很难将计算机屏幕上看到的与个体在扫描大脑的过程中实际的感受相匹配。其中存在一个转化问题，就是我们总是难以将影像图片转换成体验到的“原始感觉”。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准确指出大脑的某些脑区在人类的心智化能力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情绪反应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仍然缺乏描述这些脑区如何产生原始感受的真实概念。

在前面的两章中，我主要聚焦在大脑是如何以一种内隐、自发的方式来处理与亲密关系有关的事情的，这种神经生物学上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控制，使我们沦为受害者。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在某种层面上，我们是在用相当大程度的预见来评估自己对交配市场的预期。我们在以一种令人惊讶、唯利是图的方式来考虑一段亲密关系的利弊。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想要进一步挖掘表层线索来探寻我们是如何以深谋远虑的方式来处理社交关系的。

●　人类可能有明确的偏好，但世界并不完美，我们很少能够完全满足这些偏好。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妥协。人类的生活体验会使我们以惊人的准确度来调整愿意妥协的程度。

●　犹豫不决的评估过程在亲密关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你无法在某个时刻选择关注或者忽视一段关系，只要你不做任何事情，它们就会慢慢消失。一旦我们接通了情感涡轮增压器，就会有非常多利害攸关的事情出现。

如果从未爱到如此笃定，

如果从未爱到如此盲目，

从未相见或者永不分离，

我们的心不会如此破碎。

——《再一次亲吻》

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伊丽莎白一直在与达西先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她始终没有坚定地说“我愿意”。她故意使用糟糕的言辞，过分的行为，在最不应该的时候得出结论，所幸最后他们还是在一起了。无论伊丽莎白最终如何改变主意，是否接受达西的求婚，在犹疑中徘徊是她唯一最重要的事情，这让达西成为所有人的理想选择，因为他继承了德比郡庞大的彭博庄园。在简·奥斯丁的时代，与地主绅士结婚是每个乡下女孩的终极目标，与牧师结婚则是她们的次级选择，而那些错过达西先生的普通女孩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

奥斯丁对人类弱点的观察使她成为心理学领域最敏锐的观察者。在许多方面，她对驱动人类行为的动机的深刻理解可谓首屈一指。奥斯丁对我们内心深处担心的事情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但很少愿意大声说出来。我们常常因受到平庸和赤裸裸的担忧的驱使而变得愤世嫉俗，但不愿公开承认。当涉及亲密关系时，不愿公开这种行为尤其会成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对自己的动机持开放态度，就会破坏我们想要建立的令人着迷的亲密关系的基础。人们会对机会主义总会抱持怀疑态度，也会对潜在的伴侣表现出理性的怀疑，而这可能会让他们达成有利于自己的精明交易。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通过深厚的情感和强大的弗洛伊德抑制来掩盖我们的动机。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会偷偷评估自己的选择并试水，然后再对将要做出的重要决定投下不可挽回的赌注。在本章中，我将探讨我们向外界呈现痛苦的、情感化的公众面孔之下的权衡过程。

在19世纪开放的几十年里，简·奥斯丁依据自己对日常生活的敏锐观察所创作的作品，在接下来两个世纪内仍然引人注目。她的小说的永恒之处在于故事情节：人们如何以及为何选择自己的生活伴侣。她善于利用受过训练的眼睛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她看到的是婚姻登记册。人口统计学家埃卡特·沃兰德（Eckart Voland）详细分析了克鲁姆赫恩地区的教区的婚姻登记册，该地区位于德国西北部。在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当奥地利人正在研究英国乡村社会的时候，来自克鲁姆赫恩地区的女孩嫁入了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她们比嫁给同一阶级的姐妹们年轻好几岁。相比低阶层的男性，富裕阶层的男性会迎娶比他们年轻得多的女性：他们可以挑选，而不那么富裕的男性不得不等待那些放弃寻找“达西先生”的女性。那些最终嫁到自己出生阶层的妇女一直在犹豫，她们想要从上层社会争取理想的男性，但沦为剩女的风险又会驱使她们去自己同等社会阶层的男性中寻找伴侣。但到那时，她们已经在生物竞赛中失去了几年的绝佳生育时间。

人类的自然生育率较低，即使下一代人口比平均生育人口数少生一个孩子都需要花费高昂的进化成本：在自然生育人口中，它代表了一个女性在其一生生下的5个存活儿童的平均数量的20%。由于孩子感染疾病甚至面临死亡的风险受到男性的社会阶层及财富数量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21世纪的英国也是如此），如果你拒绝接受与你同样社会等级的牧师的话，那么你的选择就会变得更糟。我发自内心地建议你最好在开始时就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直接接受与牧师成家的选择。当然，问题在于，希望是永恒的，能否得到中意的“达西先生”取决于概率：这一切都取决于竞争对手的表现，你也可能是他垂青的幸运者。

这似乎有点愤世嫉俗，但它反映了当时残酷的现实生活。在18世纪和19世纪，成为一个年长的剩女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往往意味着在父母或已婚兄弟姐妹的家庭中过着奴役和苦工一样的生活。在未婚先孕的女孩的生活史中，你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状况。在19世纪，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年轻女性都嫁给了年纪相对大一点的男性。而未婚就生育子女的女性经常会与比自己年轻的男性结婚，这显然表明她们选择了退而求其次——一个只能提供有限资源的男性，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但总比挣扎在废墟堆上什么都没有要好。

正如奥斯丁所说的那样，求爱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谈判过程。这是一局扑克游戏，我们并不确定周围玩家的意图，因此我们会试探性地出牌来做出重要的抉择。我们会仔细观察对方出牌的情况以评估可能的回应。那是一块无意丢失的手帕，还是故意留下的？在中世纪，女士们会把手帕放在引起她们兴趣的年轻骑士身边，这对于那些涉世未深的人来说还较为容易。而现在的年轻女子戴头巾的习惯已经不复存在，这场比赛就更难了。但是，就像扑克牌一样，眼神会结束游戏。一旦我们产生兴趣的时候，就会紧盯着战利品。

犹豫不决的评估过程在亲密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你无法在某个时刻选择关注或者忽视一段关系，只要你不做任何事情，它们就会慢慢消失。一旦我们接通了情感涡轮增压器，就会有非常多利害攸关的事情出现。对双方来说，分手需要付出巨大的情感成本，所以最好是第一次就选择对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求爱意味着一系列亲密关系阶段的提升：在每个阶段，你都要走得足够远，然后停下来评估，再决定是否进入下一个关卡，又或者选择结束关系，同时你仍然可以不用太过悲伤。

建立亲密关系的6条标准

但是，理想的伴侣是什么样的？关于人们的理想伴侣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可以从相亲广告中略知一二。在这里，简而言之，就是赌徒们认为他们必须提供什么，以及他们在理想的伴侣身上渴望什么。让我们看看可以从这些文学瑰宝中学到些什么。

个人相亲广告提供了一个人们认为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伴侣特质的简洁小品文。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们生活经历中的智慧结晶，相亲广告要求人们必须选择用十几个字来总结自己想说的话，所以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关键的小部分标准上。你认为理想伴侣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他们对你的哪些特质感兴趣？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可以归结为某几种特质，尽管我们会使用各种词汇来描述。关键的标准只有6项：年龄、身体吸引力、社会地位和财富（实际上是硬币的两面）、社会技能、兴趣爱好（可以反映智力水平）和承诺。有时用于描述这些特质的措辞可能会非常微妙，对于那些不知道暗语的人来说，甚至是完全不理解的，例如人们可能会偶尔提到一个生僻的伦敦邮政编码以表明富有，提到文学典故暗表阅读广泛和有文化。有时候，他们又会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以我的经验来看，大多数男性只是在寻求偶尔的婚外性行为。

我们通过详细分析两性的求偶行为发现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男性和女性在求偶时都倾向于镜像想象。男性倾向于看重我们列出来的前2个特质（年龄和身体吸引力），同时宣扬自己的其他4点，女性则倾向于宣扬前2点，并寻找拥有后面4种优质特性的男性。这反映了基本的生物学事实，那就是与雄性哺乳动物相比，雌性哺乳动物在交配后会丧失更多：一旦它们怀孕了，就要不可避免地投入到长期且耗费精力的妊娠中去，以及更长、更耗精力的哺乳期。一旦走上这条路，在成功之前退出就意味着浪费时间、精力和资源，更不用说情感上的代价了。这并不奇怪，女性往往倾向于比男性更挑剔，或者说至少在她们选择交配的这段时间里更加挑剔，因为这真的很重要。以下是两则普通的征婚广告，一则来自男性，一则来自女性。

英俊男性，36岁，有工作，有财产，有志向，喜欢旅游、健身和戏剧，意欲寻找有共同爱好的女性。

离异白种女性，42岁，漂亮、苗条、健康，想要寻找单身或离异白种男性约会，要求对方38~48岁，英俊，有工作，有房产，不抽烟，本科以上学历，收入稳定，不吸毒，不喝酒。

看上去这位女性对想要寻找的伴侣并没有清晰的定位，但知道地位、财富和智力水平会影响追求者的关系；她提到了男性唯一感兴趣的两件事，然后列出了一长串男性必须满足的标准，假如有男性想要多看她一眼的话，就必须满足这些标准。

尽管不同地方的人们在这些特质之间的取舍可能有一定的不同，但从全世界、不同文化以及历史上来看通常是符合这个规律的。在对晚期维多利亚式相亲广告的研究中，海伦·皮尔斯（Helen Pearce）发现了非常类似的性别差异模式。在一个涉及6大洲52个国家超过1.6万人的大规模调查问卷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了更普遍的相同模式。

两性在期望的性伴侣数量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和跨文化的一致性差异。在通常情况下，男性会设想一生中约有6位伴侣，但女性只会设想两位。从广义上来说，男性对性生活更感兴趣，对短期关系更感兴趣。当然，在整个一生中，不同个体之间以及个体自身都会有一些变化。例如，在生育高峰期，相比男性而言，女性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拥有多种特质的伴侣，并且以更少的自身特性作为回报。之后，随着她们接近并度过绝经期，她们将变得不那么挑剔，并降低择偶标准。

一旦雌性哺乳动物怀孕后，它们就会致力于长期投资，同时，雄性哺乳动物通常可以轻松脱身去寻找其他可替代的雌性。事实上，雄性在一生中都会想要繁殖更多的后代。与同一个雌性厮守的优势在于交配是有保证的，并且是可以受到保护的，但是后代的最终数量也会因为雌性漫长的繁殖周期而受到限制。对于雄性来说，这其中存在大量的空闲时间。流浪是更冒险的选项，但是如果雄性愿意去寻找，并能够找到足够多与之交配的雌性，它可能会做得更好，问题取决于它能否找到接受与之交配的雌性。如果很难找到，它就会和已经找到的雌性建立稳定的关系；如果很容易找到，那么它就会选择去流浪。

并不是那么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与雄性相比，雌性哺乳动物通常会表现得更为腼腆并做出更谨慎的选择。我们发现雌性在交配赛场上不会像孔雀和许多雄性羚羊一样展示自己，从而让旁观的雄性做出最佳选择。在父母对子女进行投资方面，人类的付出是最多的。而大多数鹿和羚羊的后代几乎是独立的，一出生就离开父母，猴、猿和人类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给后代投资，首先是奶水，然后是使之社会化和给予保护。人类至少需要在子女安全地进入成人世界之前持续进行投资，20年、30年，甚至是一生，这使得这种物质基础发挥应有的作用变得更加必要，因为如果在孩子生命的第二个或第三个10年放手不管的话，这仍然可能会影响后代的择偶机会。在所有社会中，甚至是施行现代福利政策的英国，单亲家庭也更可能导致贫困。

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雌性可能对来自父系的两种不同资源感兴趣，一种是雄性基因的质量，另一种是雄性对配对的承诺，连同它觅食的所得和可能为后代提供的任何社会化投资。一旦遗传的财富开始发挥作用，雌性就会考虑第三种潜在的重要维度：男性或者他的家庭可以提供的财富。财富对后代的生存和繁殖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让母亲创造或获得更多的食物或其他资源来养育后代。

许多关于当代牧民、园艺社会和历史上的农业社会，如对克鲁姆赫恩地区的研究都表明，与嫁给贫困的男性相比，女性嫁给更富有的男性（无论是用骆驼还是土地来衡量）更有可能养活更多的孩子，即使在出生后代的绝对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即使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财富仍然是影响后代健康状况、身体增长速度以及教育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些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家庭平均而言拥有更少的孩子，他们的子女患病和死亡的概率更高，主要是因为父母无力承担昂贵的教育、医疗费用。

对于女性来说，她们至少可以尝试平衡以上三个不同的维度，而且不一定所有条件都要满足。拥有最好基因的人可能不是最富有的，而最富有的人可能不是最忠诚的。最终，女性会选择妥协，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她们权衡各种因素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因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但从广义上讲，它们都会出现在等式中，并且必须相互平衡。相比之下，男性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单一利益因素的支配，即生育率——至少从个人相亲广告来看是这样的。结果是，男性的交配选择相对简单，大体上更容易得到满足。相比之下，女性的偏好更为复杂，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满足。

在人类中，两性之间这种绝对化要求的差异，部分反映了两性对6个标准的不同权重。无论年龄多大，男性都倾向于寻找同龄的女性作为伴侣——在西方文化中，通常是接近30岁，这时的女性处于生育高峰期。事实上，在我们的样本中，即使是年龄在18~25岁之间的男性也会偏好接近30岁的女性，甚至40~60岁的男性也是如此。当然，这种对接近30岁的女性的偏好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在一些文化中，尤其是那些以儿童新娘为常态的文化中，男性往往青睐年龄更小的女性，甚至是少女。这可能是因为男性调整了对伴侣的年龄偏好，以适应女性在她们生活的群体中首次生育的正常年龄。

博古斯拉夫·帕夫洛夫斯基（Boguslaw Pawlowski）和我发现，对于英国人来说，男性对不同年龄的女性的偏好与英国女性的自然生育模式相匹配（即任何年龄段的女性分娩的概率）。更准确地讲，这种偏好与女性的生育潜力相匹配，即一个特定年龄的女性在她有生之年内可能哺育后代的平均数量，这很可能反映了社会强制的一夫一妻制。考虑到你在这段时间内一直跟一个女孩在一起，一旦她有可能生育，你就会尽可能早地迎娶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可能生育的后代数量。结婚太早了，你可能会因为失去其他性关系而失去额外的后代，然后被迫退出游戏进入一夫一妻制。但是，当通奸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时，就像在非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那样，男性最好的选择是不要浪费时间和机会，选择的新娘越年轻越好——这往往会推动女性的平均结婚和生育年龄达到青春期自然结束的最低下限。

在更传统的社会中，比如狩猎采集时代或近代社会，交配系统的运作更接近一夫多妻制，但初婚年龄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每段“婚姻”只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来养育一个或两个后代，然后就要进入下一段关系。然而，即使是处于有利的生育高峰期的妇女，仍然面临一个普遍的压力。究竟是哪个年龄，取决于是否有避孕措施可以延后女性生育第一胎的时间。这暗示的一点是，女性决定自己的生育时间，而男性则根据这一点调整自己的偏好。

然而，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的生育能力无论好坏，都是她年龄的一个简单函数，从青春期到20多岁达到高峰，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缓慢下降，在45岁左右绝经后急剧下降到零。因此，年龄是女性生育能力的可靠线索。当然，生育能力最终取决于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对于20多岁的女性，雌激素强烈影响着她们的外貌，如光滑的皮肤，有光泽的头发和沙漏形身材。男性的生殖功能在生物学上并没有受到如此大的限制：即使性欲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但是生育能力总体是不变的。几乎所有男性都会考虑女性的年龄，但对于女性来说，男性的其他特质比年龄更重要。净效应似乎是女性更喜欢只比她们年长几岁的男性。

更加敏锐的人会注意到，在进一步发展之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两性之间的战斗。男性想要年轻得多的妻子，女性想要一个年纪稍大的丈夫。他们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除了在女性接近30岁的时间内，两性的偏好恰好吻合。之后，他们的偏好会逐渐分化。进化理论告诉我们，由于女性会比男性面临更多的危险，她们应该有更多的要求并且施加更多压力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已婚夫妇或是合伙人，往往在年龄上更加匹配，大致符合女性偏好的3~5岁的年龄差。

但也存在例外情况，比如某些男性在第二次婚姻中，迎娶的女性可以比他年轻十几岁，或者是嫁给非常富有的男性的女性，比如年轻女性嫁给了年迈的摇滚人，在这些情况下，年龄差距可以如你所愿。这两个例外中的第一个出现的可能，实际上比你想象中的更低，大多数作为第二任妻子的女性只比她们的伴侣年轻5~10岁。然而，第二种情况则更加有趣，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以证明规则的独特例外，因为这样的婚姻很难持续很长时间：年迈的摇滚歌手往往很难抓住他们迷人的娇妻，而另一方面，娇妻却热衷于通过离婚获得赡养费，或以第一继承人的身份继承遗产。

灰姑娘时刻，为什么女性都爱达西先生

我们在前一节中讨论的例子指出了交配选择策略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的能力和意愿——到了紧要关头，我们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妥协。我们无法在理想的世界中生存，而是在真实市场中生存。我们不是自由的代理人，不能在超市货架上挑选最好的水果，而是会像一些动物所做的那样。像孔雀这样的物种，所有个体都会在交配的竞技场或求偶场排队，每个队列都有自己特定的交配区域，直径只有几十米。在那里，雄性孔雀像店主一样坐着，等待路过的雌性停留下来。如果雌性出现，所有雄性都会站起身来，炫耀它们的尾巴，让羽毛闪闪发光。雌性负责检查雄性所提供的实物，并且如果它们认同一个半正式的交易，雌性会留在雄性的领地上与之交配。然后雌性孔雀会离开，将受精的卵子放在雄性建造的巢穴中。雄性不会进一步参与繁殖过程，而是会回到等待下一只雌性的游戏中去。对于雄性和雌性来说，这种关系本质上是单臂强盗。

在这件事上，人类是双臂匪徒。就像所有已经形成长久配偶关系的物种一样，我们可能会有偏好的理想伴侣，其他物种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我们会有竞争对手，并且竞争对手可能击败我们。我们面临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真实情景。我们可能会面对空荡荡的房间，或者我们可能不得不和一个丑陋的人生活在一起。相比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人类的配偶选择策略是复杂和多维的。即使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现实状况也会迫使我们做出让步，因为没有人会是完美无缺的。

因为女性和男性在寻找各自的理想伴侣时都会遇到竞争对手，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两个层面（理想伴侣和竞争对手之间的不同层面）妥协。如果其他人首先得到了完美的丈夫，那么你就被迫选择和第二选项的异性生活。为了优先考虑你的标准，你最好有一些原则性的算法来决定如何妥协。经济学家用“使用与满足”这个术语来说明这一点：你会试图寻找满足尽可能多的不同标准的伴侣，但你无法做到面面俱到。

在传统社会，尽管财富和地位对于女性能够抚养子女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她们会卷入与基因质量和承诺的三方争斗中。财富和地位总会带来更多的优势，特别是在大多数人都处于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财富对后代的生存以及将来的社会化和繁育机会影响十分显著。在进化生态学中，一夫多妻制的门槛相当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实质上，它标志着男性财富规模上的一个点，即女性选择成为一夫多妻制男性的第二任妻子，而不是更贫穷的一夫一妻制男性的唯一妻子。

如果男性拥有足够支撑他与两个妻子共同生活的财富，他们可以比其他采用一夫一妻制的男性做得更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男性财富上的不平等：有些男性比参加普通工作的人要富有的多，与平均财富水平差异较小的男性相比，遵循一夫多妻制压力较小。一夫多妻制可能并不理想，而且其对女性而言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在现实生活或进化过程中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理想程度的。关键在于它是一种权衡，需要女性最终进行裁决。这不仅仅是男权等级制度强加的，而是女性所允许的结果。男性会利用任何女性允许的漏洞，但如果这不符合女性的利益，那么男性可以做的并不多，最终只能成为一只没有人愿意观看的孔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往往无法获得财富和地位。像年轻的达西这样的少数人，总是会被快速地“抢购一空”。对于剩下的其他人而言，财富和地位的累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女性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男性死亡的风险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而我们必须在孩子的身上投资20多年，才能让他们获得独自生活的能力。英国的个人征婚广告表明，女性会调整自己对不同年龄男性的偏好，作为男性随年龄的增长而积累的财富、相应年龄的死亡率和遗弃妻子的风险之间的权衡函数（这三个变量是直接根据英国国家统计数据估计得出的）。最受青睐的似乎是四十出头的男性（相对于他们在人群中的可选择性）。在此之后，它会开始下降直至转变为齐默式助行架（Zimmer Frame）。就像所有的交易一样，即使富有的男性过早死亡，女性也会付出与他结婚的时间作为代价……那么这可能是一种优势吗？换句话说，证明这种规则的例外情况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打算去找一个老年男性，他还非常富有，而假如他以你丈夫的身份去世的话，你会笑出来，即老龄化摇晃症候群。

那些孤独者的求爱广告，与日常的求爱一样，充满了各种取舍。事实上，我们可能会追求某些东西，但是当它落到那个函数线上时，如同简·奥斯丁描述的那些年迈的纺纱工匠一样，我们会接受自己所能得到的而不是得不到的东西。举例来说，在个人征婚广告中，男性甚至懒得回复大龄女性的广告。但在实际生活中，如果女性可以说服双方见面，他们可能会彼此妥协，而不是空手而归。对孤独的单身者来说，这是值得一试的。而对于大龄女性来说，重点是要留在游戏中，在有机会遇到某个男性之前，不要让她们的广告变成垃圾，她们会诉诸诡计去实现这个目的。

当我和帕夫洛夫斯基看到英国的个人征婚广告时，令我们震惊的是，有相当高比例的女性没有说她们的具体年龄，尤其是考虑到年龄是男性择偶的重要标准时。我们怀疑是不是只有年纪大的女性不愿提及年龄。年轻人几乎总是会明确提及他们的年龄。但要如何知道那些没有声明年龄的女性的年龄呢？我们想到一个方法。由于女性通常会要求男性的年龄比自己大3~5岁，所以我们根据这些女性正在寻找的男性的年龄预估了她们的实际年龄。事实证明，只有4%的30多岁的女性拒绝提供年龄，而50多岁的女性中有21%没有提及年龄。此外，明确说出年龄的大龄女性更可能用几十岁这样的词进行模糊描述，而不是提供确切的年龄（如声称她们的年龄为“50多岁”，而不说57岁）。换句话说，女性在最佳生育期结束后才会隐藏这些信息。原因并不难看出：没有给出年龄信息的女性在广告上的要求比那些明确告知年龄的女性要高得多。事实上，隐藏年龄的女性与25岁的女性同样苛刻，尽管她们相差20岁。隐瞒年龄使得这些女性获得了很多选择的机会，也不会妨碍有前景的异性出现。这样一来，她们就可以对局势保持更多的控制权，并且处于可以主动选择的位置，而不是被选择。

当然，女性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们还注意到，男性在征婚广告中经常提到他们的身高在1.8米以上，更矮的男性不会声明他们的身高。事实证明，他们的征婚广告也会遭受歧视。在下一章中，我会对此有更多的叙述。

对于女性来说，独自抚养曾经亲密关系中的孩子也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很多年前，我从一个著名的相亲机构得知，他们总是建议有孩子的单身女性最好不要提到孩子。不可避免地，女性往往会忽视这种善意的提醒。因为孩子是她们生活的中心，而且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她们想要表明：孩子是她们人生的一部分。而当这些女性因为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泪流满面、空手而归的时候，相亲机构就能说服她们，然后一切都会变得甜蜜和光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克鲁姆赫恩地区，对于有一个孩子的年轻寡妇来说，如果她的孩子死亡，她再婚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而有多个孩子的女性通常会选择一生守寡，并努力抚养她的孩子们。对她们来说，生更多孩子的生理压力较小。约翰·莱西特（John Lycett）和我证实，在现代女性中也存在相似的现象，尽管这种情况与堕胎率有关。使用英国国家统计数据，我们能够证明未婚孕妇选择堕胎的可能性与她对未来特定年龄结婚的期望有关，从而拥有合法的后代。女性越接近绝经，在未来的关系中越不太可能有更多的后代，她越有可能继续怀孕。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简单：总的来说，即使是男性能够提供帮助，他们也不想要养育其他男性的子女。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们在自己孩子身上的投资会变少，而且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这种利他行为在进化上会适得其反。但是，如果男性的选择有限，那么他们也会妥协，而不是完全空手而归。戴维·韦恩福斯（David Waynforth）和我在分析美国个人征婚广告时也发现了这一点。那些占有资源的男性经常明确要求女性在“以前的关系中没有孩子”。而缺乏资源（或至少在征婚广告中没有提出这个要求）的男性更倾向于接受，有时甚至表明他们愿意接管女性以前关系中的孩子。在刚果盆地研究阿卡俾格米人时，人类学家巴里·休利特（Barry Hewlett）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被认为是好猎人的男性（对阿卡俾格米人的女性来说是一种吸引人的特质）没有多少时间去追求其他女性，但拥有资源较少的贫穷猎人会试图通过照顾女性已有的孩子来补偿。

所有这些例子都提醒我们，交配游戏其实非常复杂。人类可能有明确的偏好，但世界并不完美，我们很少能够完全满足这些偏好。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被迫妥协。人类的生活体验会使我们以惊人的准确度来调整愿意妥协的程度。博古斯拉夫·帕夫洛夫斯基和我在分析英国征婚广告时发现，在不同年龄的人群中，男性和女性会根据自己在交配市场中的位置来调整他们提出的要求。和在人群中的可获得性有关，最受欢迎的年龄段的个体（20岁以上的女性，40岁出头的男性）对潜在伴侣的要求最高，但随着市场价值的下降，他们会对自己的要求做出妥协。两性在自己的要求与其市场价值的匹配方面，表现得出人意料地精明。只有一个例外：接近50岁的男性极度高估了他们的能力。当然，他们自己也会明白，他们五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人类对可选选项的成本和收益非常敏感。艾米莉·斯通（Emily Stone）和她的同事们调查了世界各地36个文化中的约4500名男性和5300名女性的交配偏好。他们发现，当性别比例变得越来越偏向于男性（他们之间出现更多的竞争）的时候，男性就会放弃他们的择偶标准，同时，当性别比例变得更偏向女性时（给了男性更多的选择），至少对于寻找长期伴侣来说，男性就会提高他们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在男性数量相对较少时，男性似乎更多会发生随意的性行为。当女性人数相对较少，而男性被迫通过竞争获得伴侣时，他们更愿意接受富有承诺性的关系。女性则表现出了相反的行为，当本群体人数占多数时，她们会更加挑剔。这似乎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反馈：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男性会开始寻求性关系，因为他们可以轻易找到新的亲密关系，所以女性试图通过更苛刻的方式来对男性施加压力。这表明两性互动的战略是动态变化的，可能不会达到稳定的平衡。它还表明，当男女之间的战略利益发生冲突时，很容易出现性别战争。

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单身酒吧进行的一项研究，是我最喜欢的有关妥协的例子。研究者在晚上9点、10点和午夜0点三次要求清醒状态下的男女评价异性和同性的吸引力。虽然评价者对同性别间的吸引力评价没有差异（如果有的话，随着夜色渐浓，我想同性之间的吸引力会逐渐减弱），但靠近午夜的时候，异性之间会认为对方变得更有吸引力。现在，除非你愿意相信最丑陋的人先得分，并且以迷人的方式早早离开了队伍，在我看来，这确实证明了处于寻找伴侣阶段的人放弃了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很可能要独自回家。谁说浪漫已经死了？

孔雀的翅膀，为什么男性要负责狩猎

传统观点一直认为，男性应该负责外出打猎，为配偶和孩子带回食物，因此女性希望寻找有能力、财富或资源的男性似乎非常合理。但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对父母以狩猎形式进行投资的意义提出了质疑。是的，男性的确会去打猎，也确实会把肉带回营地，但也许它的重点不是肉本身。

美国人类学家克里斯汀·霍克斯（Kristen Hawkes）深入研究了狩猎采集社会，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投入的努力程度，大型狩猎活动只会对家庭的食物供应产生中度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人捕获一头大象时，每个人都会得到很多肉。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间间隔是非常不规律的，同时，男性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风险跟踪并偷偷接近大型猎物才能成功捕获。实际上，男性可以通过捕获小型猎物或者和女性一起采集蔬菜食物，来为家庭提供更多的食物，而且过程中他们花费的时间、精力和努力也更少，承担的风险也更低。

狩猎采集社会还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当男性把猎物带回家时，他们并没有把这一切全部交给家人。严格的部落规则规定，他们必须与群体中的每个人分享，最终每个家庭往往只能分得微不足道的食物。霍克斯想知道，这些社会中的大型狩猎活动的重点不是体型庞大且危险的猎物。能够证明你可以承受这些可能性并带着培根回家，无疑表现了你敏捷、坚毅、灵活的特性。总之，无疑是你的基因质量的表现。狩猎大型猎物是一种炫耀的方式，而不是为家人提供食物的方式。

在19世纪下半叶，当达尔文完善自己的进化论时，他苦思冥想出了孔雀的尾巴这样的例子。笨拙的用来装饰的羽毛显然妨碍了这种可怜的鸟类飞翔，那么它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呢？达尔文最终意识到，自然选择不仅作用于物种的生存能力，还涉及个体繁衍后代的能力。真正的问题是生存与繁衍后代之间的权衡：仅仅能够长期存活本身并不足以保证能够繁育后代，而繁殖才是推动自然选择的动力。繁衍的绝对重要性意味着，原则上你可以通过快速繁殖和厮守一生来最大限度地提升后代数量。达尔文开始意识到，孔雀的尾巴可以用他称为“性选择”的力量来解释，进化出有利于最大化繁殖能力的特征，才能使它们对异性产生吸引力。

性选择有两个主要动机：女性选择（女性在不同品质的男性之间进行选择）和男性内部的竞争（男性为争取控制权和处于被动地位的女性交配而战）。孔雀的尾巴就是交配竞争的一个例子。在达尔文去世之后一个世纪，我们才意识到一个重要的因素，女性会选择那些拥有诚实特质的男性。以色列鸟类学家阿莫茨·扎哈维（Amotz Zahavi）提出的观点，现在被称为扎哈维的不利条件原理，其中心观点是个体拥有的不利特质是其基因质量无可争议的证据。拥有敏锐洞察力的达尔文找出了自然选择中的强大力量之一，它能够在物种的体貌上诱发迅速且剧烈的变化，拥有这些变化的物种还会据此炫耀。

为了检验男性使用炫耀作为交配策略的可能性，我以前的学生温迪·艾尔代尔（Wendy Iredale）展开了一项研究，他给参加实验的男性和女性提供奖励，然后在实验结束时，邀请他们考虑将奖励的部分或全部捐给慈善机构，当然也可以选择一分不捐，同时由同性别成员、异性成员或没有观察者观看。平均而言，男性和女性都表示愿意将其收入的30%~40%捐献给慈善机构，除了一个被女性观看的男性，他自愿捐献接近60%的收入。在男性看来，表现慷慨显然是一项很好的交配策略，大概是因为女性觉得这很有吸引力。男性似乎并不重视女性的慷慨，所以当男性观看时女性采取异常慷慨的行为并没有什么益处。

然而，值得炫耀的还有更多。我以前的一位学生苏尔·凯莉（Sue Kelly）曾要求女性对七个虚构的男性的偏好进行评估，而这些男性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利他主义和专业化的特点是经过精心设定的。因此，吉姆可能是富有英雄主义的、利他的、专业的消防员，而弗雷德作为一个护士，从专业上说是利他的，但不一定充满英雄气概。相比之下，乔治是一个并不具有利他精神的超市经理，但曾经解救了劫匪劫持的银行员工（因此他的英雄主义是自愿的而不是职业所要求的）。

研究者要求实验参与者对介绍这些男性的小品文进行评分，女性明显表现出了与利他主义者形成长期的非性交关系的友谊的倾向，但非常强烈地支持与英雄（尤其是职业英雄）发生一夜情或多夜情。作为一个职业英雄，从绵羊群中分离出山羊这种方式根本不能和酒吧里的夸夸其谈者相提并论。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选择与谁交配时，女性可能会倾向于选择表现出高质量基因线索的男性，但在选择与谁生活时更偏爱养育特质（对育儿产生影响的品质）。

当然，这场比赛中的男性不是无辜的棋子：他们清楚地理解规则，并尽其所能地利用女性的偏好。在凯利的研究中，研究者要求男性从女性的角度评价短片，结果他们表现出了与女性几乎相同的模式，只不过他们倾向于夸大女性的相对偏好。看起来这些男性很好地理解了这些小品文。所以，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冒险对女性有吸引力的话，那么选择承担风险可能与其他任何证明自己适合未来伴侣的方式一样好。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赌注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任何测试男性品质和能力的游戏，无论是狩猎、经济、文学、社会还是体育领域，都可能提供一个完美合理的舞台，帮她们选出男孩群中的男性。

夏延市的印第安人的例子，说明了男性如何采用冒险的行为吸引女性。历史上，夏延市有两个酋长：和平酋长和战争酋长。和平酋长主要负责社区事务，他们不会参加突袭或部落之间的战斗，从父亲那里继承职位；战争酋长负责领导部落进行战斗，他们被要求放弃婚姻，并且需要时常发誓，除非他们所在的一方获胜，否则永远不会活着离开这个领地。为了确保实现这个誓言，他们不得不将自己与领地捆绑在一起。不用说，许多战争酋长年纪轻轻就死于战争，而幸存下来的人过得异常幸福。在结束职业生涯之后，战争酋长可以放弃自己的誓言并结婚。他们的激素分泌旺盛，一般都会有很多孩子。根据19世纪的人口普查记录，我用两类酋长一生拥有的子女的数量，乘以当时这两类酋长在人口中的相对比重，结果表明，这两种策略在进化中是平衡的，他们的策略不相上下。

对于战争酋长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的出身。几乎所有的战争酋长都是孤儿，在夏延市的这种社会中，寡妇和孤儿总是处于社会底层，命运悲惨，婚姻和社会前景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孤儿来说，成为一名战争酋长是命运的救生索，尽管这是一个随时可能丧命的危险身份。但对于那些体格足够好的人来说，他们“退休”的时候，必然会“招摇过市”。这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策略，并非适合所有人。一名和平首领的儿子不会考虑成为一名战争酋长，因为他凭借遗产就可以走上成功的人生道路，重点是不必面临高风险。但孤儿只能在生活在社会底层和冒险并成功逆袭之间做出选择。这其中正是风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那些比普通人更加坚韧的人才有机会走这条路，否则就会早亡。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能够成为一个任何人都可以使唤的苦役。这是对完美基因的不妥协的考验。

冒险被深深嵌入到了男性的灵魂之中。一旦男孩到了青少年时期，他们的死亡率会突然大幅度提升，而女孩则不会这样。男孩大多喜欢赛车，敢于冒险，更乐于接触危险武器，更有可能吸食毒品……因此更大概率会造成严重后果。这并不是说女孩从不做这些事情，而是作为一个群体，女孩比男孩更谨慎，不太冒险。在2000~2007年之间，美国15~19岁的白人青少年男性的平均死亡率是0.00065万，而白人少女的平均死亡率只有0.00040万，大约是年龄相当的男孩的一半。所有死亡的男性中，有一半以上（每年每10万人中死亡34.1人）是由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另有15%（每年每10万人中死亡10.9人）因火灾而死亡。女孩的相应数字分别为19.8人和1.9人，在大多数女孩死于交通事故的案例中，我相信你会认可实际上是男孩在开车。

男孩是天生的冒险者。我们的几个简单的小型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我的一名学生拉金德尔·阿特瓦尔（Rajinder Atwal）记录了当男女横穿人行横道时，迎面驶来的汽车到他们的距离。结果表明，男性承担的风险比女性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如果有女性在场的话，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在危险的条件下横穿马路（标识灯为绿色，迎面驶来的车辆距离在50米以内）。对于女孩来说，在危险条件下过马路的可能性不受是否有旁观者在场的影响，与旁观者是男孩还是女孩无关。男孩更乐于炫耀，而且炫耀最好是通过冒险来完成的，风险越大，区分出男性性别的效果越好。

这章强调的一个事实是，在选择伴侣时，我们似乎会精心计算，但并非所有关于选择伴侣的判断都是在明确衡量我们可能从关系中得到什么的情况下完成的。生命太短暂了，我们根本无法检验出预期伴侣的价值的每一个细节。因此，我们依靠进化而来的蛛丝马迹，就可以做出到位的评估。对我而言，其中一些线索是非常微妙的，我总想知道人类是如何通过细微的差异来做出判断的，比如某人手指的相对长度。看起来，生活充满了潜意识的广告，我们能够回应，但并不总是能意识到。

●　人类实际上面临着与身高相冲突的选择压力：女性在选择高个子的男性，而男性在选择矮个子的女性。稳定的选择促使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高度大致处于恒定的水平。

●　无论对称的进化意义是什么，它似乎确实是人类选择配偶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对它的敏感程度足以让人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差别。

奥德对她的爱人发誓：亲爱的，

你是我最骄傲的作品。

她曾和那些没有经验的男人做爱，

他们的脸上长着青涩的青春痘。

——《啊，青春的疹子》

大约5000年前，拉美西斯这样描述他最爱的妻子奈菲尔塔利：“她的臀部丰满，腰部极细。”这是一个永恒的描述，女性喜欢天然沙漏型身材——胸部和臀部较宽、腰部较细。细腰本身并没有那么令人兴奋，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曾竭力通过紧身胸衣来缩小自己的腰围，甚至通过手术切除肋骨来制造出著名的黄蜂腰。

与青春期前雌雄同体的身体形态真正背离的是胸部和臀部的增大，主要由脂肪层堆积产生。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线索来衡量未来伴侣满足我们的各种标准的程度，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面部的，但并不是全部，身体形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这些线索通常会被自动处理，简单地获得“是”或“否”的响应。

完美腰臀比，维纳斯雕像中的女性美

按照灵长类动物的标准，人类体内的脂肪含量非常高。在体重正常的女性中，其体重的20%是脂肪，男性身体的脂肪接近15%，而在猴子和类人猿中，这一比例为3%~5%，人类如此肥胖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后代。怀孕，尤其是哺乳期的成本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以至于女性需要大量的脂肪储备，以便在长期的“投资”过程中转化为婴儿的能量。自然生育的女性的妊娠期约为9个月，哺乳期约为3~4年。很明显，在妊娠的头几个月（胚胎很小）和哺乳的后6个月（婴儿开始自己进食时）的消耗是最小的，但中间时期婴儿的一切需要都要由母亲提供，这是非常昂贵的。

在自然条件下，母亲很难通过进食足够的食物来满足婴儿的消耗，因此她们的体重会大幅度下降。如果没有大量的脂肪作为储备，母体就会通过代谢自己的肌肉来维持婴儿的生命需要，而这种消耗是无法恢复的。进化的作用是把这些脂肪存放在最需要的地方（乳房和子宫），这大概是为了尽量减少在身体周围运输能量的成本。身体脂肪的变化是由卵巢产生的雌激素调节的，因此，在这些关键的仓库中，身体脂肪可能是女性生育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指标。而身体其他部位多余的脂肪则会对生育产生负面影响，这反过来又增强了苗条的腰部和沙漏型身材的重要性。

由于在怀孕和哺乳期间需要脂肪库来提供能量储备，所以女性和男性的体形是非常不同的。自然的男性身体形态和青春期之前的女性身体形态是管状的，而在青春期之后，由于脂肪库位置的形成，女性形成了沙漏状身形。性选择在这一区别上起了作用，使女性的沙漏形身材对男性具有感官上的吸引力，这反过来又促使女性进一点夸大自己的外形。男性的管状身材越宽、肌肉越结实，对女性来说越具有吸引力。按腰围和臀围的比例来划分体形，女性认为腰臀比为0.9的男性最有吸引力（换句话说，要有足够的腰围防止牛仔裤掉下来），而男性则发现腰臀比为0.7的女性（典型的中间折叠模型的身材）是最吸引人的。腰臀比为0.7大致相当于传统的三围比：36-24-36。

心理学家德夫·辛格（Dev Singh）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从对非洲、东南亚和波利尼西亚的文化研究中获得了类似的结果，这表明这些偏好并不完全是来自西方媒体对沙漏形身材的困惑造成的结果。然而，其他研究表明，在传统社会中，纯粹的体重可能是更常见的选择依据。这些明显的差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男性对女性身体形态的偏好被精确地调整为当地环境中女性生育力的最佳预测因子。在食物营养紧张的人群中（也就是大多数传统的小规模社会），一个丰满的鲁宾式身材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女性生理健康指数，而在营养条件良好的人群中，腰臀比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指标。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母亲的身体好坏会影响她在婴儿身上投入的剩余能量，在传统社会中，这可能是婴儿成长和生存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与现代发达经济体相比，当生存压力显著降低时，母亲的肥胖对其生育前景的影响可能要小得多。换句话说，男性可以根据经济状况在这两个关键特征之间来回切换。

博古斯拉夫和我偶然发现了一些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在数千名波兰女性的样本中，腰臀比是新生儿体重的一个更好的预测因子（决定婴儿生存与否的关键因素，因此也是衡量母亲健康状况的指标）。和体重较轻的妇女相比，体重更重的女性群体中（约为110斤）身体质量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一种广泛使用的绝对肥胖指数）是更好的预测因子。在大多数小规模的传统社会中，女性倾向于体重分布较轻的一端，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社会中的男性在判断女性的魅力时更容易受到体重的影响。

不管如何，女性身体形态提供的信号确实反映了她的生育能力。女性的脂肪与体重必须达到目标比例，才能进入青春期和开始排卵。此外，腰臀比与生育能力（排卵能力）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脂肪沉积（特别是在臀部）受雌激素调节的事实。体脂含量也反映了女性的一般健康状况。芬兰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腰臀比低的女性（即接近0.7，表示腰围小和臀部大）比高腰臀比的女性血压更低，低密度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也更低。同样，在体重轻微不足到超重范围内的学生样本中，面部肥胖与胸部感染、患高血压的概率和严重程度呈负相关，与服用抗生素的可能性呈正相关。腰臀比也会对婴儿发育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一项针对16300对美国母婴展开的研究表明，母亲的腰臀比与孩子的智商呈负相关（即腰臀比趋向于0.7的女性拥有智商较高的孩子），青少年母亲尤其如此。作者认为，这与胎儿发育期间资源的可用性有关。

这些线索的目的不仅是暗示什么样的女孩对男孩有吸引力，而且还能吸引男孩到女孩中去，这样女孩就可以在他们中挑选。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交易技巧来达成这件事。除了我们在第2章中提到的香水，化妆品也被用来夸大我们必须提供的信号。化妆品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当时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宫廷的三位女士的陪葬品中就有各种化妆品，其中包括一种由油和石灰混合而成的洁面乳。她们这一阶层的女性会用深色的眼影（用黑灰色的铅矿石制成，在非洲仍有大量女性使用）或粉绿色的麦卡石粉来突显她们的眼睛。眼影似乎模仿了排卵期间眼睑的自然变黑（可能是血液供给增加的结果），这似乎可以表明生育能力的提高。同样，使用胭脂（主要是肤色较浅的人）似乎模仿在性唤醒期间脸颊发红的样子。

这些线索甚至可以延伸到你走路的方式、你穿的衣服以及你在谈话中如何互动。过去30年中有关人类求爱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来自维也纳大学的卡尔·格拉默（Karl Grammer）的实验室，他们通过拍摄记录到，年轻女性在排卵期时会更多地摆动臀部。在夜总会和舞厅里，处于排卵期的女性的表现也会更加明显。除了拍摄她们之外，格雷默和他的团队还测量了女性穿着连衣裙覆盖身体的范围，结果发现女性在排卵期皮肤的裸露程度会增加。

在单身酒吧进行的人类求爱研究也揭示了一系列非常独特的行为。当女性对一个正在交谈的男性感兴趣时，她们会有以下行为表现，包括将上身靠在他身上，并结合一系列甩头动作以及独特的笑声模式。这些往往会先暂时抓住男性的目光，在这期间，女性的瞳孔会发生明显扩张。格雷默在他的求爱研究中指出，尽管女性很少表现出消极情绪，但女性的行为似乎可以表明控制关系发展的明确意图。如果有的话，女性似乎会以故意矛盾的方式行事，这使得男性对女性的真实意图不明所以。与此同时，她们似乎在搜集信息来评估男性作为伴侣的适宜性。实际上，女性会尽可能保持她们选择的开放性，她们更关心最终与之配对的男性的素质。格拉默认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男性刚刚见面时经常高估女性对他们的兴趣。

不管我们多么不重视身材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对同性竞争对手的这些暗示的反应和异性是一样的。道格·肯里克（Deug Kenrick）和他的同事们给女性展示了女性模特的照片，并在此之前和之后测量她们的情绪反应。看了模特照片后，女性被试的情绪明显下降：她们对自己的外表的满意度降低。同样，当男性被展示给同样的女性模特照片时，他们认为妻子的吸引力更低，与妻子的关系也不甚满意。

更高的个子，更多的孩子

看起来，和身高相比，黝黑、英俊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有效果。博古斯拉夫和我分析了来自弗罗茨瓦夫市的4419名波兰男子的生活史资料，发现个子高的男性比个子矮的男性更有可能结婚并且生更多的孩子。1950年，有研究在美国西点军校的军官学员的身高和孩子数量之间也发现了类似的相关性（他们拥有更多的孩子是通过更多的婚姻次数来实现的）。丹尼尔·列托（Daniel Nettle）试图在一个非常大的英国男性群体中（1958年的全英儿童发展样本，其中包括1958年3月某周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生的所有人）寻找类似的效果，但没有找到。不过，他确实发现了一个身材和婚姻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没有现代避孕措施的传统社会中，这当然会直接导致更多的孩子。

总而言之，女性似乎会主动挑选更高的男性。我们的波兰样本提供了相关方面的一些证据。事实证明，男性身材与其生育状况之间的关系存在长期相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的人均人口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多。结果，当十几岁的青少年群体在接下来10年里开始结婚时，当时的女性并没有那么多男性可供选择。因此，女性对高个子的偏好的证据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可供女性选择，这种偏好越来越明显。

当列托在1958年的英国出生队列样本中寻找女性身高的影响时，他发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个子矮和个子高的女性比平均身高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要少。在这个样本中，女性的平均身高是1.62米，而生育能力最高的女性身高是1.50米。即使在控制了社会经济阶层和严重疾病等因素之后，这种相关性仍然存在（因为这与女性的身高有关）。在极端情况下，非常矮和非常高的女性比平均身高的女性更不容易结婚或处于永久性关系中。这表明，人类实际上面临着与身高相冲突的选择压力：女性在选择高个子的男性，而男性在选择矮个子的女性。稳定的选择促使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高度大致处于恒定水平，并防止失控的自然选择将其导向任何一个极端。

这是求爱中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缺点。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异性的互动会损害男性的认知功能。研究要求被试完成一项简单的记忆任务：在电脑屏幕上一次一次地呈现一系列字母，然后要求被试说出每个字母是否与最后一个字母相同。在完成任务的中途，被试被要求在房间里休息一段时间，在那里，一名男性或女性实验人只会与被试进行几分钟的交谈。当被试回到实验室继续进行实验时，那些与女性实验人员进行互动的男性的表现要比与男性实验者互动的差得多，而且他们对女性的评价越低，表现就越差。而女性被试没有表现出这样的状态。男性似乎很容易被相貌出众的女性分散注意力，让自己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

阳刚与柔美，跨越种族的审美偏好

男性和女性在对阳刚的男性面孔和柔美的女性面孔的偏好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这种偏好跨越了文化和种族的界限。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戴夫·佩雷特（Dave Perrett）致力于研究人类的面部吸引力。他和他的学生设计了一些软件，可以创造出合成脸，这些脸由大量同性别面孔的平均面部特征合成，因此人们可以让这些面孔变得更加男性化或女性化。

实验结果显示，两性的首选特征非常明显：女性（在某种程度上男性也是）更喜欢异性拥有男性化的面孔（更大的下巴，更宽的颧骨，更凸出的下脸，更大的眼睛，突出的眉骨和更深的肤色，这些都是由高睾酮水平决定的性状），而男性（此处主要指欧美男性）更喜欢异性具有女性化的面部（下巴较小，上唇较窄，眉毛较淡，脸颊较窄，眼睛较小，肤色较浅）。操作者可以巧妙地将任何脸部从更女性化转变为更男性化，然后再返回，只需在相应的维度上调整这些特征即可。

驱使这些面部轮廓沿着男性–女性维度变化的睾酮会增加免疫系统的压力并由此导致免疫力降低，使具有较高睾酮水平的雄性无法很好地应对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的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男性化特征是优良基因难以伪装的信号，因为它们反映了身体应对睾丸激素施加的巨大压力的能力。与男性面部相比较，女性的面部更像婴儿。婴儿的脸部结构非常独特，前额和脸都比较突出。成长过程中，婴儿的下巴会降低，脸逐渐变形，变得更加突出。在婴儿身上，眼睛和头顶之间的距离比眼睛和下巴之间的距离要大，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小。青春期后，随着下巴线条的加深，男性的面部轮廓也会发生变化，脸的下部开始突出，下巴变大、棱角分明。

在一项针对女性面部特征的研究中，道格·琼斯（Doug Jones）测量了女性面部感官之间的比例，并将其组合成一个综合指数，然后将该指数与年龄相关联，生成了“面部比例与年龄的关系模型”。琼斯用这个模型来预测一个特定年龄女性的面部形状。将预测的形状与女性的实际形状进行比较，道格·琼斯得出了一个更加简易的新指标。他发现，来自5个不同文化群体的被试对这些面孔的吸引力进行评分时，他们对女性吸引力的评价随着预测值和实际年龄的差异而增加：那些预测值低于实际年龄的女性被认为更具吸引力。接着，道格·琼斯又分析了杂志模特的面孔。对比标准的年龄图表，这些女性的脸相当于一个7岁的孩子——她们的脸被夸张地幼化了。实际上，面部幼态似乎是年轻态的一个非正常暗示，大概是男性倾向于选择更年轻的面孔的结果。这似乎暗藏着对恋童癖成因的部分解释，令人感到不安。

因为人类的寿命较长，所以很难将年轻时的外表与人们一生的表现联系起来。这对于进化研究来说尤其成问题，因为研究者真正想知道的是一个人在生育期会有多少个孩子和孙辈。有时，环境的巧合会提供你所想找的东西。社会学家乌尔里克·米勒（Ulrich Mueller）和艾伦·梅热（Allan Mazur）对西点军校学员的照片以及从他们的脸上获得的相关指数、未来职业发展和家庭规模进行了评估，所有这些都被精心记录在学员的校友档案中。评估结果表明，面部拥有更多男性化特征的男性与那些男性化程度更低的男性相比在结束军事生涯时处于更高的等级。他们还发现，具有更好表现的军人一般会生育更多的孩子和拥有更多的孙辈。当然竞争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那些最高级别的军人通常拥有的孩子数量更少，似乎他们做得太过了，走得太远了，或者竞争体制意味着为了获得最高的荣誉，他们不得不牺牲一些东西。

迄今为止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女性对男性面孔的偏好在月经周期中存在差异。在排卵阶段，女性更喜欢具有夸张男性特征的面孔，而在其他时候，她们更喜欢具有女性化特征的男性面孔。在卵泡形成阶段，女性更喜欢对称的男性特征。高度男性化的特征和面部对称都反映了基因的质量——基因在发育过程中能够抵抗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这个解释似乎反映了“无赖或爸爸”的维度划分。实际上，当女性最有可能怀孕的时候，她们会把自己的偏好转向那些拥有良好基因的男性，但在其他时候，她们更喜欢那些拥有女性化特征的男性，因为这与教养更相关。女性最乐于采用的策略是：寻找基因最好的男性受孕，然后找到最具教养的人来帮助养育孩子。

戴夫·佩雷特和他的同事们发现的最后一个好奇之处是，人们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异性父母相似的伴侣，无论是面部形状、头发还是眼睛的颜色。匈牙利的样本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在寻找与父母相近的种族特征时，颜色和毛发是非常明显的标记物。正因为如此，它提供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混血婚姻家庭中的孩子也倾向于选择与他们异性父母相同种族的伴侣。这种效应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孩子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年幼时的父母年龄相仿的伴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的父母在他或她出生时的年龄是40岁，无论他或她的婚育年龄，都倾向于选择年长的伴侣，而那些在他出生时父母20多岁的人更有可能把目标锁定在更年轻的对象身上。当然，这些影响不是绝对的，只是统计数据，但如果我们真的随机选择自己的伴侣，这种情况会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面孔确实会传递多种信息——在男性化或女性化的外形上，有良好基因的暗示，也有亲缘和个性的暗示。一个在加拿大人中进行的研究中，莉萨·德布鲁因（Lisa Debruine）发现，当人们被要求评估将自己的面孔转换成的异性照片或者许多无关个体的平均面孔的吸引力时，人们认为与自己更为相似的面孔建立关系更为合适，但他们也承认这样的面孔缺乏短期吸引力（好的基因位）。这表明我们可以将线索分开，并以非常微妙的方式使用它们来为不同的目的做出选择。

面部相似的一个更奇怪的副作用体现在婴儿出生的时候。为了说服父亲将他与孩子联系起来，孩子的母亲和外祖父母会经常评论新生婴儿如何与父亲相似——只要孩子父亲确实在房间里。这是一种跨文化现象，在北美和墨西哥都有发现。人们通常会说婴儿如何拥有与父亲相似的眼睛、鼻子、嘴或下巴，甚至额头和耳朵也会出现在他们的评论中。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新生婴儿看起来和任何人都不一样。

与父母面孔的相似性是婴儿长大后才会表现出来的特征吗？事实上，面部特征可能是进化而来的，是中性的，而不会看起来像任何一个人——为了防止父亲不是父亲。当婴儿发育出全部的成人特征并且变得与其亲生父母相似时，他已经与其“养父母”共同生活了10年或更久，并且已经太晚了：“父亲”已经与他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做出这些评论的心理压力非常强大，几乎每次新生儿出现时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就好像母亲和她的家人迫不及待地说服丈夫说孩子确实是他的。

这背后可能有一些真实的内容。我的前同事史蒂夫·普拉特克（Steve Platek）让男性和女性对5张两岁小孩的照片进行评分，这些照片中分别用3%~5%的被试特征进行了处理，然后被试评价哪一张照片最有吸引力，哪一个他们会愿意借钱或领养。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拥有25%相同特质的面孔。这种影响对于男性而言更强，大约是女性的两倍。相比之下，具有3%、6%或12.5%的相同特质的面孔被选中的概率是随机的。当被问及时，这些被试都不知道这些面孔是自身照片的变体，他们的回应似乎是无意识的。

在随后的大脑成像研究中，研究人员给一小部分男性和女性被试看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一半是他们两岁时的面孔的变形，一半是他们成年后的面孔的变形。男性对自己小时候的面孔的变形反应要强烈得多（尽管女性通常对孩子的面部反应更大）。两性的大脑“梭状回”面孔处理区域在看照片时都处于活跃状态，男性额叶区域比女性的活跃度更高。他们不仅在孩子的脸上识别出了自己的特征，而且似乎比女性更积极。男性会更仔细地思考面孔信息，这样做也许是在寻找线索，让他们相信孩子确实是自己的。

我想，在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意义是，一些文化在多大程度上隐藏了女性的面孔。在世界上许多拥有传统文化中的地区，包括西欧，女性被要求用披肩盖住自己的头。而在一些伊斯兰文化中，女性必须从头到脚地将自己遮盖起来。这样做的一个明显的原因是，通过将那些本来可以搜寻读取的线索最小化，以降低吸引异性注意力的风险。

更对称的身体，更高的基因质量

对称的身体特征（如脸、耳朵、手臂或腿）被认为是反映基因质量的重要线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遭遇很多的创伤和损害，对称的双侧身体特征似乎反映了一个人的基因是如何产生一个完全对称的身体的。每次咳嗽和打喷嚏，每一段短暂的食物短缺，每一次感染都会妨碍发育过程，那些能够应对这些恶劣环境，还能形成一个对称的个体的基因一定是好的。对称的双侧身体差别通常很小，几乎辨别不出来，如耳垂的长度和左右食指的长度差异。然而人类就是能够把它们识别出来。

在过去的30年中，研究者已经在对称性（在技术文献中被称为波动的不对称性）以及鸟类和其他动物中与对称性有关的配偶选择上进行了许多观察和实验研究，这些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人类中，对称的男性被认为更具吸引力。乳房对称似乎与女性的生育能力相关：乳房更对称的女性往往会生育更多的孩子。对称的男性和女性往往智商更高，而且，更坏的消息是，智商高的男性精子质量更高，这是通过数量、精子浓度和活性来衡量的（所有这些都会影响男性生育后代的能力）。造成这种关系的原因是另一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无论对称的进化意义是什么，它似乎确实是人类选择配偶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对它的敏感程度足以让人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差别。

当时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威尔·布朗（Will Brown）录制了牙买加男性和女性跳舞的视频，经观察发现，男性的对称性（以左右脚踝、手腕、手指和耳朵长度的平均差异衡量）与他们的舞蹈水平（按性别分别评分）存在相关性，而这种现象在男性身上更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似乎对男性施加的选择压力明显高于男性对女性施加的选择压力，这迫使她们将自己推向极限，从而将不同的男性区分开。

虽然从来没有人注意过这一点，但我常常想知道对称性和身体优美性是否会在女性偏爱高跟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高跟鞋对于女性走路有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是强迫她们以弯曲膝盖的姿态走路，因为脚后跟踮起会让她们向前倾斜。这会在身体上形成一种紧张感，传达出兴奋的情绪，并因此表现出性兴趣，它会让人更具诱惑性。二是女性的臀部比较宽，为了保持平衡，她们穿高跟鞋时步态会更摇摆。这很难做到，特别是当高跟鞋的跟非常细时，这也许意味着高跟鞋可能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障碍。如果你的腿长没有接近完美的对称，协调性较差，那么穿着高跟鞋优雅地行走可能会更加困难，从而为你的基因质量提供直接证据。它也可能是年龄的暗示：只有那些身体年轻、柔软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史蒂夫·康格斯特（Steve Gangested）和兰迪·桑希尔（Randy Thornhill）在阿尔伯克基大学进行的一系列广泛研究发现，对称性好的男性往往拥有更多的性伴侣，而且会更多地牵涉额外配对的关系。无论是男性当前拥有的资源和财富，还是预期的未来薪水，都无法预测出他们额外配对的频率。同样，他们发现对称性好的男性更容易被那些处于长期关系中的女性选为出轨对象。与对称性好的男性一起时女性更容易达到高潮。考虑到我们已经了解的情况，对处于排卵期的女性而言对称的男性最具吸引力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伴侣的选择和我们的亲密关系来说，了解本章内容是很有好处的。而我在引言中提到过，我们还拥有其他形式的关系，这些关系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但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不应该被忽视。在下一章，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这些关系。

●　个人的社交网络规模和凝聚力可能会对一个人和他的孩子的健康产生巨大影响。结交朋友、结婚或者成为宗教团体的成员，都能降低人们生病的可能性，并且在你生病的时候加快你的康复速度。

●　亲密关系本身并不是一件稳定和持久的事情。如果不能持续投入，关系就会很脆弱，很容易受到侵蚀。人们都可以在人际关系良好的网络中得到更强烈的情感体验，因为这些个体之间的互动更频繁，他们更有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支持。

友谊万岁，朋友，

友谊万岁，

举杯痛饮，同声歌颂，

友谊地久天长！

——《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常常在正式婚姻安排上小题大做，进入一段关系就期待它能永远持续下去。但在传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婚姻并不总是那么正式或持久。那时的人们只是决定一起共同生活，自然地生下孩子。当时间太久以后，他们又会分开，继续寻找新的伴侣。在巴拉圭东部的阿什狩猎采集群体中，一个人在一生中的平均配对伴侣数量在10~12个之间。尽管这种变化多是由于前一个伴侣的死亡而产生的，但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s）仍然非常不稳定。

但亲密关系与构成我们复杂社会关系网络的其他纽带区别有多大呢？在这一章中，我想将它们与我们拥有的另外两种特定类型的关系进行比较：家人和朋友。

不需要费力维系的亲属关系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亲属关系网中。每个人都有父母和祖父母，而且很可能也有兄弟姐妹、阿姨、叔叔、堂兄弟等。亲属网络的层次从我们的亲缘关系中向外扩散，有些人是近亲，与我们有直接的生物血缘，有些人则是联姻亲属，人类学家称之为姻亲。尽管我们的姻亲关系与血缘无关——这往往导致他们被进化生物学家们忽视，但他们与我们的后代遗传密切相关。从生物学上来说，这使他们与真正的亲属（那些与我们有共同祖先的人）具有相同的地位。

现代后工业社会和传统的小型社会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在小型社会中，无论是巴拉圭的狩猎采集者、苏格兰赫布里群岛的岛屿社区，还是北美的乡村山区，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社交范围内的人都是亲戚。你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你的亲属关系决定的。他们定义了你应该怎样问候一个人，你是否可以和他们开玩笑，也许最重要的是你会和他们中的某个或某几个人结婚。在现代后工业社会中，我们的亲属关系中还包括一些与我们没有生物学关系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朋友或知己。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由两个完全独立的网络组成，一个是亲属网络，一个是友谊网络，两者相互交织。我们的个人社交网络中大约一半是亲戚，一半是朋友，但这种平衡主要取决于你的大家庭有多大，我们优先考虑的都是家人。我们在对来自比利时和英国的个体的社交网络的分析中发现，那些来自大家庭的人的朋友更少。这就好像你在社交环境中所拥有的游戏机数量是固定的，你会先用亲人填满空位，然后才会考虑加一些朋友。

这种状况至少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生物学家称为亲属选择的压力：由于这样做的好处通常会提供与您共享的基因方面的益处，所以是有利于亲属的进化压力。当我们与某人拥有共同祖先时，我们通过共同祖先的直接遗传与他们共享一部分基因。在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交配系统中，我们与兄弟姐妹共享大约1/2的基因，与祖父母共有大约1/4的基因，而与堂兄弟共有大约1/8的基因。生物学理论告诉我们，这些价值估量强化了对亲属的任何利他行为都会带来遗传利益的可能性。

利他主义者会促进两个人共同拥有的基因的复制，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家庭成员比朋友更可能支持我们。正如古语云：“血浓于水。”亲属优先的一个原因是，家庭关系似乎比友谊需要更少的努力来维护。关于亲属优先的第二个原因我想在下一节讲，所以现在先不谈它。我在这里想要多说一点社交网络的结构。如果按照我们的感觉亲近程度，把所有我们知道的人排列成一个连续统一体，我们通常会发现他们处于一系列团体中，成员间也达到了相似的情感密切程度，从而显示出群体之间的阶段性变化。实际上，它们形成了一系列的好友圈（在Facebook的意义上）。

当我们通过这些层次由内向外地进行审视，从最亲密的朋友到最外层的熟人，有两件事会变得更加明显。第一，每个连续的层都比它内部的层大。第二，我们与某人的情感亲密程度与接触频率密切相关，并且随着圈层的扩展而递减。这些圈层从一个约由5个亲密朋友组成的内圈开始，向外扩展到15个最好的朋友和50个好朋友的群体（包括他们内部的层），总数约为150个（现在称为邓巴数）。除了这150人之外，还有更多尺寸越来越大的圈层，主要包括偶然见面的熟人，或知道名字但可能永远不会见面的人，当然也有与我们没有实际联系的人（包括名人或电视人物）。

这些人也不一定是活着的人。他们可以包括死去的亲戚、过去的名人或具有宗教意义的人，如耶稣基督或先知穆罕默德，或任何宗教中的圣人和神像，甚至包括我们最喜欢的肥皂剧演员。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与宠物也有某种关系，外面的层可能会包括我们的宠物、盆栽植物，甚至是虚拟人物中的任何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朋友圈中囊括自己喜欢的任何人。

我们的社交圈层的存在理由有：它们代表与我们有特定利益关系的人群。最内圈由约5个人构成的群体代表我们的支持网络，为我们提供情感支持，当我们需要建议（特别是个人生活中的危机）或财务援助时我们会去找那些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通常是亲密的家人，但总会有一两个非亲属关系的朋友。除此之外，还有大约10个人与核心层的5个人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共情群体，这些人的离去会让我们深深地陷入困境。这15个人是与我们一起度过大部分社交时间的人，是我们经常看到和一起生活的人。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可能自愿为我们照顾孩子，帮我们搬家或修理东西，邀请我们一起烧烤或共进晚餐。这15个人占了我们花在社交上的60%的时间。社交圈层内部的这些人，是我们真正要将伴侣与之相比较的人群。

除了前两层之外，其他圈层中还有130个人，我们与这些人算是一般的亲朋好友，当然也包括一些更远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将这些人与150人之外的其他人区分开。这些外层人士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系列外部信息，如就业机会，我们还会将这些人视为“后备朋友”。对于研究社交网络的人来说，除前两层之外的关系又被称为弱关系，因为其中的人与我们没有那么亲密，往往是间接认识的（朋友的朋友）。

朋友为什么不联系就会疏远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个人的社交网络规模和凝聚力可能会对一个人和他的孩子的健康产生巨大影响。结交朋友、结婚或者成为宗教团体的成员，都能降低人们生病的可能性，并且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加快我们的康复速度。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当被试接触到普通感冒病毒时，那些有较多朋友的人患感冒的可能性明显更低。另一项研究表明，婚姻生活和谐的病人的伤口愈合速度比那些婚姻生活不幸的人更快。你的社交圈在以某种我们还不了解的方式保护着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与亲密朋友和家人的互动可以刺激内啡肽的产生，内啡肽似乎可以调节免疫系统。

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富勒（James Fowler）(12)已经通过相当多的研究展示了朋友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的亲密网络中的其他成员肥胖、快乐、抑郁、戒烟、离婚，甚至死亡，我们也更可能跟他们一样。我们社交网络中的第三层关系，也就是朋友的朋友层面，也对我们有着重要影响。这些更广泛的圈子有时会在我们的爱情生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大约70%的人借由家庭成员、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来遇到未来的伴侣。相比之下，只有3%的人会通过家庭成员来认识一夜情的对象，有37%的人是通过朋友来认识伴侣的。实际上，旧时的媒人仍然还活跃着，他们在比过去更有组织的群体中存在着。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朋友实际上为未来的合作伙伴提供了保证：他们充当了个体作为一个生命伴侣的合适担保人，从而降低了我们做出一个糟糕选择的风险。对于一个长期伴侣来说，担保和保证比今天来明天去的一夜情更重要。

这并不是我们唯一可以依赖他人的建议来做出选择的情况。来自动物的大量证据表明，雌性会模仿他人的择偶偏好，这就好像它们在用一个集体投票系统来寻找最吸引人的伴侣。在人类身上似乎也有同样的现象。如果其他人都认为达西先生是“猫的胡须”，那么很有可能他就是猫的胡须。这是一种廉价而愉悦的启发式方法，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这也是所谓的“婚戒效应”：已婚男性通常被认为更有吸引力。

日常的观察也发现，女性会比男性更多地在讨论中谈及男性的优缺点。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40名年轻女性被要求对8名男性的照片进行评价，看她们是否喜欢和这些男性约会。接下来，在看完男性参与速配的视频后，这些女性被要求再对男性进行一次评分。由于速配约会发生在德国，视频中参与约会的女性不会讲德语，所以唯一的线索就是速配过程中女性表现出的兴趣。最终结果表明，当视频中的女性对男性表现出感兴趣时，那40名年轻女性也倾向于给出更高的评分。

无论友谊和社交网络的重要性如何，亲属关系都是与众不同的。除了我们在社交网络中会优先考虑亲友之外，我们还把家人放在优先于朋友的位置。当我们请人们在四个主要的关系层分别从朋友和家庭成员中每个性别各选一人（5个、15个、50个和150个），然后告诉我们他们更有可能对谁做出无私的举动时（比如捐出一个肾），结果发现他们总是对家人比朋友更慷慨。他们会更慷慨地对待那些内部圈层的人，而不论他们关系如何。

几年前，我们开展过一个更为直接的利他行为研究，实验中人们需要做一个相当痛苦的滑雪动作，就仿佛你坐在椅子上，背靠墙坐着，臀部和膝盖成直角，事实上却没有椅子。这个练习是为了增强大腿股四头肌的肌肉，帮助你在滑雪道上优雅地摆动臀部。最初，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姿势，但大约两分钟后就会变得极度痛苦，4~5分钟后，大多数人就会倒在地板上。在我们的研究中，只有一个人能够保持这个姿势超过10分钟（几乎是其他人的两倍）。

研究人员只会根据被试的坚持时长给他们付费，并要求被试在不同场合为不同预选人员的利益重复这种行为6次。预选人包括他们自己（显然和他们分享了100%的基因）、他们的父母或兄弟姐妹（和他们共享50%的相同基因）、祖父母或叔叔（和他们共享25%的相同基因）、堂兄弟姐妹（和他们共享12.5%的相同基因）、一个同性好友（和他们共享0%的相同基因）和儿童慈善机构救助人员。儿童慈善机构救助人员提供了一个基准线，每个人都可以热情地为之服务，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激励去努力工作。

生物学家发现，人们愿意忍受的痛苦程度与他们跟受助者的基因关系有直接的联系。然而，在其他方面，我们惊讶地发现，儿童慈善机构救助人员在最坏的状况下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之后，随着与受助者之间基因关系的增加，被试坚持的时间也会增加。研究对象总是会为自己努力坚持。

这项研究提出了另外两个更有趣的发现（顺便说一下，我们在两大洲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重复进行了五次实验）。第一个发现是，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慷慨，她们的坚持时间与继位者之间的关系斜率并不像男性那样陡峭，女性似乎认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不如男性所认为的大。另外，对于朋友来说，她们对待男朋友比对一个好朋友要好得多。这再一次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比男性更具社会性，能够创造出更深层次的关系。第二个发现是，亲属关系的最佳预测因子是对方在自己生命的头10年中花费了多少时间。

那些在成长的前10年与某人建立情感纽带的做法似乎会产生一种十分强烈的情感连接。这表明，在一段关系中投入的时间长度决定了关系的强度。一般来说，我们通常会在近亲的成长时期花费更多的时间，而这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出生在我们的家庭中。这也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和养父母或被收养的孩子联结在一起。这提醒人们，尽管进化的作用是最大化遗传效应，但是它不会，也不能在实际情况下达到基因影响的最大程度。它能做的是选择具有最大化我们的遗传适应性的生物替代品，即使有时会产生异常结果，例如与养子或继子在感情上接近亲生的孩子，虽然我不得不说这实际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频繁发生（可悲的是，继子和养子常常是歧视的受害者）。

我们最初想知道，亲密的家人和朋友关系是否真的是同一件事——都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处，由强烈的情感依恋所产生的，这两种关系又与远亲和距离较远的朋友有所不同。最后，我们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亲属和友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似乎是由不同的情感支撑的。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亲密的友谊和亲属关系很可能会受到你和那个人的相处时间的影响，但亲属关系有一种优势是友谊所缺乏的，对远亲来说尤其如此。如果一个久违的表亲出现在你的家门口说想住在你家里，你肯定会欢迎他们的到来。但如果一个朋友的朋友这么做了，你可能会把他们指引向最近的酒店。

虽然你没有办法选择家庭，但你至少可以选择朋友。我们和其他一些人的研究发现，友谊的关键在于相似之处，又被称为“相似性”。似乎我们和某人的共同点越多，友谊就越亲密。在研究中，我们确定了友谊的五个关键特征：幽默感相似，兴趣爱好相同，道德价值观相近，教育背景或智力水平相近，在同一地区出生长大。你与他人在这五个方面越相似，你与他们的情感亲密程度越高，你越有可能在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这些特质似乎是严格叠加的：没有一个比其他任何一个更重要，并且你与他人共享的特性组合也不重要。例如，相同的道德价值观、原籍地和兴趣爱好组合，就像拥有同样的幽默感、教育背景和原籍地一样。

维系关系中的性别差异

友谊本身并不是一件稳定和持久的事情。如果不能持续投入，友谊就会很脆弱，很容易受到侵蚀。在这方面，它们与亲属关系有着根本的区别，亲属关系似乎在时间和地位上都非常稳定。我们对英国和比利时女性社交网络的广泛研究表明，一个人与其社交网络中的某位朋友的情感亲密度与其跟这位朋友的接触频率成正比，而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与你见到他们的次数无关。

我们开展的一项为期18个月的针对谢菲尔德学校的学生从中学到离家上大学期间的关系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学生们在一年中与他们的家庭成员见面的次数并不重要，他们仍然和之前一样亲密（事实上，学生们甚至更喜欢家庭成员——缺席会让人心变得更近），但是如果学生们一年中看不到某个朋友，那么他们的关系就会疏远。关系质量的恶化过程非常迅速，只要在几个月内不再见到某个人。这并不意味着你突然忘记了所有关于他们的事情，而是一种稳定而潜在的关系衰落。如果你不采取行动来阻止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这个人将从你的社交网络中缓慢地淡出，直到最终退出你的圈子，成为你朋友关系中的失败者。为了保持与朋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研究中的被试实际上在研究的后半段与朋友的联系还要更密切，而研究前期他们在中学校园里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彼此。

两性之间维持友谊的风格存在显著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尽管女性比男性更具社会性，拥有更大的朋友圈，但她们拥有的紧密关系的数量更少。与女性相比，男性之间的关系的差异性更低。女性的关系通常比较脆弱：一旦疏远，就会发生灾难性的变化。相反，当男性与朋友疏远时，他们只要一起去喝个啤酒就没事了。事实上，在他们8岁时，世界就是这样的。在那个年龄，女孩通常与特定的朋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苏西不邀请你参加她的聚会，那简直就像世界末日。但是对于男孩来说，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像在道路两边之间踢足球，无论另一边是一个小男孩，还是一堵墙，都没关系，只要球回来了，那就是一种关系。

我们发现两性之间的一个惊人的区别在于挽回友谊的方式。在一项长期研究中，我们曾经要求每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就完成一份冗长的调查问卷，其中就包括他们与每个朋友最后一次联系时会怎么做，无论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还是面对面。当我们研究那些在18个月的研究中抵制了侵蚀效应的友谊关系时，发现男孩和女孩似乎有着不同的预防关系疏远的方式。对于男孩来说，他们在研究的后半阶段中比在前半阶段会更积极地创造活动机会，比如见面聊天，一起运动，完成共同的兴趣爱好，一起去旅行。但就女孩子而言，一起活动的机会再多也没有什么区别，重要的是她们花了多长时间在一起聊天，包括面对面交谈、打电话或发短信。

这表明，两性友谊的动力学基础截然不同。对于男性来说，关系是通过“做东西”来维持的，而与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无关，虽然很可能涉及饮酒、运动或是某类爱好。对于女性来说，维系关系最重要的是在一起交谈。对于女性来说，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完全是为了满足她们的需要而设计的，但对于男性来说却是外部领土。我认为这个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们乐意花很长的时间在电话沟通上，但是正如每个女性都知道的，男性的平均通话时间只有7.3秒（特别是十几岁的男孩）。毕竟，他们真正需要说的是：“七点钟在酒吧见”。

亲属关系如此强大的一个原因是，与友谊相比，亲属之间通常形成了更密集的关联模式。换句话说，除了你最亲密的朋友之外，朋友可能只是与你在一起，而亲属之间是彼此在一起。你的朋友关系往往是以你为中心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你为中心的星形模式。相反，亲属关系倾向于更多地彼此连接，属于更密集的互联模式。此外，在所有亲属关系中，几乎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亲戚”，这个人（通常是一个女性）可以把所有的人都联系在一起，让所有人都能以相同的速度了解其他人的最新情况。因此，每个人都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努力来保持对亲属的了解。所有的八卦都是通过自然渠道传播的，所以每个人的婚姻、出生、死亡和其他状况都是众所周知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情况，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在友谊网络中做同样的工作，我们必须单独处理这些问题。

这种网络完整性的差异可能会对警务工作产生重要影响。在一个亲属网络中，人们更有可能产生正在被监视的感觉，因此不太会倾向于以别人认为不可接受的方式行事。关于你的行为的信息更像是在一个紧密相连的网络中传播，而不是一个只有零星联系的网络。梅丽萨·贝特森（Melissa Bateson）和她在纽卡斯尔大学的同事们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被人监督的重要性。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把一双眼睛的图片放在员工咖啡机旁边的诚实盒上方时，人们往往会把钱放在盒子里，而在放置一张盆栽的照片时就不是这样了。在随后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效果在大餐厅里同样有效，可以用于告诫用户不要乱丢垃圾。后来，一个大城市的警察对此进行了尝试，他们认为，在市中心的海报上添加一双眼睛，将使街头犯罪率降低约17%，似乎我们对被监督会非常敏感。

我的研究小组的另一名成员奥利弗·库里（Oliver Curry）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种更强的被观察感可能在网络中变得很重要。我们还研究了社交网络密度对利他主义模式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让大约300人列出8个最重要的同性朋友并评估这些朋友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他们自己的关系，以他们见面的频率作为评估指标。然后我们还调查了他们为每一个朋友提供50000元借款或捐赠肾脏的意愿。当我们把样本分成社交网络密度最大和最小两个群体时，也就是那些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密切或者最疏远时，那些嵌入密集关系网络的个体更有可能说他们愿意捐肾，或者借钱给其他人，而不是那些关系网络密度较低的个体。声誉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当你被发现是一个不愿意帮助好朋友的人时，可能会损害你的声誉，就像该你请客没请或者借了东西不归还一样。在我们自动伸手去按“否”按钮之前，我们的朋友可能会想到让我们停下来。此外，人们都可以在人际关系良好的网络中得到更强烈的情感体验，因为这些个体之间的互动更频繁，他们更有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支持。

一个爱人＝一个亲属＋一个朋友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提出了友谊和亲情之间的一些区别，它们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但是，这两者是不是都不同于亲密关系呢？浪漫的亲密关系更像亲密的友谊吗？还是更像亲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亲密关系中的性要素将它们区别了开来。在亲属关系中，以芬兰人类学家爱德华·韦斯特马克（Edvard Westermarck）命名的韦斯特马克效应（Westermarck effect）机制通常会阻止近亲之间的交配。在韦斯特马克发表他的发现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人们仍然不清楚为什么非常亲近的人不会在性方面被对方吸引。当然并不是百分之百如此，但是大部分时间这个效应都在发挥作用。这个机制似乎取决于个体是否在年轻人出生时，或者很小的时候就已来到这个家庭。

中国台湾地区传统的童婚习俗提供了为人熟知的例子。童婚中的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订婚，他们在一方父母的家中一起长大。经调查，这些夫妻常常会不孕，无法形成完整的婚姻关系，因为夫妻双方从未感受到过对方的性吸引力。他们一起长大后，只会简单地把对方当作兄弟姐妹。以色列的一些基布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自由恋爱的启发下，他们试图在公共托儿所抚养孩子，而不是麻烦父母。父母希望第二代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更深的联结感，以确保孩子选择同社区的人结婚。但结果恰恰相反：所有的孩子长大后都会努力在社区外寻找配偶，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和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人发生性关系。

而在出生后经历父母分居的兄弟姐妹，当他们在成年后再次见面时，往往会强烈地吸引对方。这种经历有时候是有益的、丰富的，有时候不是。这部分反映了人类自然选择模式的一个奇怪的方面。对此的可能解释是，在寻找能使我们感到快乐的人时，我们是在寻找具有广泛相似性的基因构成的人，当然，因为我们喜欢伴侣具有不同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基因，但是在其他基因方面最好与自己大体相近，就好像我们在试图保存自己的一套基因，并防止它们被生物繁殖的过程撕裂。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自1800年以来，冰岛的所有婚姻（冰岛的人口规模很小，足以对每个人做一个完整的样本）中最成功的，即那些最有可能生育后代的婚姻发生在第三代表亲之间。更亲密的关系（表兄妹，第二代堂表亲）或不太密切的伙伴（第四代或第五代堂兄弟姐妹）之间明显不可能产生成功的婚姻。一些生物学上的解释认为，某种类型的表亲确实会成为理想的伴侣。他们和我们有一定比例的相似基因，但相似的程度并不会达到近亲繁殖造成后代具有遗传疾病的状况，遗传学家将这种问题称为近交衰退，具体表现为健康状况的衰退，而不是引起什么心理问题。实际上，表亲婚姻代表了一种平衡，即把你所代表的完美基因组合在一起；同时避免近交衰退，即与可能共享太多相同的衰弱隐性基因的人结合在一起。堂兄弟姐妹经常可以感觉到彼此之间的性吸引。表亲联姻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很常见，如英国和法国，尤其是在较富裕群体中，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将家族财产汇集在一起。

两性关系不像家庭关系，也不像朋友关系。它们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某种程度上说来，两性关系非常稳固，就像亲属关系一样。同样，两性关系也像朋友关系，因为两人可以分开——当他们分开时，总是会以灾难性的方式结束。然而，从一个关键的方面来看，亲密关系也是独一无二的，比亲戚和密友都要强得多。

马克斯·波顿（Max Burten）和我完成了一项涉及约540人的问卷调查，主要是对人们的五个最亲密朋友构成的核心关系圈组成进行调查，比我们之前的任何研究都要详细。正如预期的那样，人们拥有亲密朋友的平均数量是5个，处于家人和朋友的数量之间。马克斯还在问卷中加了一个关于填写问卷的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问题。当我们把调查样本分成单身和有伴侣两类时，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人比单身的人平均而言少一个亲密的朋友。他们通常只有四个亲密的朋友，包括伴侣在内。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亲密关系占据了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否则这些注意力就会被用来与更多的朋友相处，而这个假设从我们对友谊疏远的分析中也得到了一些支持。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上面的例子就会发现，坠入爱河实际上是以失去两个亲密朋友为代价的，因为根据定义，伴侣一定来自这个封闭的特殊朋友圈之外。你通常不会爱上自己的亲密朋友。我们的数据表明，平均而言，当你获得一个伴侣时，你就会失去一个亲密的朋友和一个家庭成员。这是一个重大的代价。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亲属关系比友谊关系更能适应这种压力。看起来，当我们被迫牺牲了周围的两个伙伴时，我们会试图将一些损失的成本加到那些更能抵抗疏远的关系上来降低损失。如果我们放弃了两个朋友，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两份关系，而如果牺牲一个近亲，亲戚并不会因此而沮丧，而且以后我们再找他们时，他们仍然会在那里。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一小部分人宣称，他们在合法的丈夫或妻子之外还会拥有情人。对此，我们马上想到：维持两份关系的成本更大，是不是他们不得不放弃密友圈中的四个人，最终形成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圈子？令我们惊讶的是，答案是“不”：那些宣称拥有更多亲密关系的人的密友圈里也有四个人！后来马克斯注意到，在这些个案中，他们的合法伴侣都没有被纳入密友圈。这些人之所以有一个情人，是因为他们的合法伴侣已经降级到了普通朋友。这似乎是一个表明我们一次不能处理一份以上的亲密关系的有力证据。这种关系太激烈，太耗费时间、精力和情感。当人们声称自己可以做到的时候，一定是第二种关系只是纯粹的性关系，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或者两份关系都没有达到完整的亲密关系的强度。

亲密关系可以产生非常强大的力量，当父母不赞成子女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们之间会发生激烈争吵，甚至子女会摆脱父母去选择爱的人。亚洲某些地区家庭中的女儿因为名誉受损被家庭成员杀害，或者父母和子女之间形成隔阂，很多都是由这类争端引起的。之所以会发生这些，是因为父母对子女的后代拥有既得的遗传利益，过去的父母都试图操纵子女的婚姻安排来增进这些利益。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家长都认为，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哪些是理想的对象，哪些不是。我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三个相关的例子来结束本章。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中世纪晚期，葡萄牙贵族倾向于操纵子女的生活以确保家族财产的继承。在此之前，他们实行的是分割式的遗产制度，即每个儿子继承等额的财产。当在过去7个世纪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尔人被迫离开时，葡萄牙公爵家庭已经能够无偿地获得他们的土地。因此，每一代葡萄贵族都可以通过接手摩尔人的庄园，使继承的一小部分庄园变成一个完整的庄园。但是，在摩尔人被完全驱逐，没有更多的财产接管后，葡萄牙贵族就遇到了一个问题：遗产规模变成了固定的，在孩子之间平均分割财产，最终使得每个家庭得到的财产都变得越来越少。

一个富有的家庭生了太多的儿子后，很快就会有后代分到一些没有经济产出的土地。简而言之，几代人之后，他们就会变成农民。于是他们做出了改变：把继承规则转变为长子继承制，由长子继承全部遗产，剩下了没有继承权的小儿子。现在，没有继承财产的小儿子们给世界带来了麻烦。一群不听话的小男孩在葡萄牙肆意妄为，他们的行为就像强盗，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同一时期，葡萄牙人开始探索新大陆和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这也许并非巧合。鼓励年轻人去其他地方压榨别人来积累财富，还有什么比这种摆脱麻烦的年轻人的更好的方式吗？

当然，他们也面临着一个和多余的女儿相似的问题：如果每份遗产只有一个儿子继承，那么他只需要一个来自另一个地主家庭的妻子，要如何处理剩余的女孩呢？葡萄牙人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把她们放在修道院中。这些女孩有着比其他修女更传统的职业特权，她们被称为基督新娘，要将亡夫的遗产带入女修道院（这是接受的条件），如果她们的姐姐死亡，家族突然需要替代或战略婚姻，可以随时将其除名。

第二个例子来自德国西北部的克鲁姆赫恩地区，我们在第4章中通过埃卡特的研究，对他们的婚姻记录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个地区的小农场主们施行了一种由最小的儿子继承家族遗产的制度。小儿子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得不出钱使他的哥哥们放弃权利。尽管哥哥们没有得到象征性的分配份额，但这往往足以迫使小儿子卖掉一部分土地。和长子继承制相比，幼子继承制有助于父母保持对农场的控制时间：年长的儿子会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提前10多年就把农场交出来。精明的农民们也会采用其他办法减少家族遗产的流失，他们会将生产的儿子数量控制在两个左右，一个儿子继承遗产，一个留待备份，这也被人口统计学家称为“继承人和备用人口策略”。

沃兰和我从克鲁姆赫恩地区的记录中分析得出，第三和第四出生的儿子在出生后的第一年里死亡率高达1%，几乎是老大和老二的死亡率的3倍。这可能不是因为杀婴，而是被忽略：父母疏于照顾他们，更不愿意把钱花在去看医生之类的事情上。女儿们则没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她们总是可以结婚，所以存活率不受出生顺序的影响。实际上，克鲁姆赫恩地区的农民们似乎是在故意操纵他们所生儿子的数量，以确保在继承的儿子接手时，其他孩子不会对家庭农场造成太大的影响。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印度拉达克桑斯噶尔地方的居民的，是约翰·克鲁克（John Crook）在当地居民中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他多年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那里的人面临着一个相似的问题：高海拔地区在农业生产力方面非常差，而且人口处于最大容量。他们采取了一种罕见的一妻多夫制婚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儿子都要与同一位女性结婚，然后儿子们要或多或少地合作经营农场，共享妻子。总的来说，这个安排并不能真正令人满意，而且，或早或晚的性冲突不可避免地要使妇女去平衡与几位丈夫的关系，让兄弟和谐相处。后者强调的一个指标是，在当代，年轻的兄弟如果要退出农场和一妻多夫制的婚姻，找到自己的妻子，必须要拥有独立的收入，如在政府就业。

当地的文化显然对此类家庭的稳定性构成了威胁，因为故事中又多了一个转折点：父母通常会把二儿子放在一个寺院里，使其成为独身僧侣。一般情况下，兄弟俩结婚的时候，最大的儿子一般是24岁左右，第二个儿子是19岁，第三个儿子是14岁，第四个儿子可能是9岁。那么，两个较小的兄弟至少在刚结婚的几年里不会和他们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她不会对他们感兴趣。但第二个儿子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性竞争会大大增加。通过完全间离第二个儿子，并给他赋予神职，整个家庭就为自己争得了时间。最年长的丈夫可以安心地安家落户，因为他知道弟弟不会和自己竞争妻子。当年轻的男孩对性感兴趣的时候，年龄最大的丈夫就会进入一个性方面的平静期，那时他将不会受到来自竞争者的威胁。总的来说，这个制度是有效的，真正的失败者是那些不能结婚的女儿，她们最终会成为家庭中的一名苦工。

借用宗教机构来吸收家庭中多余的儿子是非常罕见的。我的另一个学生丹尼斯·迪迪（Dennis Deedy），对19世纪下半叶利默里克郡的爱尔兰农业家庭的记录进行了研究。他发现，那些去当地神学院接受天主教神父训练的男孩最有可能来自拥有异常多儿子的家庭。我们不能说家庭给儿子施加了多大的压力，儿子们是否正在关注家庭情况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最终效果是一样的：家庭在削减分割遗产的压力，以确保作为继承者的儿子以及后来的孙子不会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因为农场太小而无法生存。在这个问题上，爱尔兰人与克鲁姆赫恩地区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属路德教派，无法选择修道院和独身教士作为间离多余的儿子的地方，他们必须找到另一种道路。

这些例子表明，富有想象力的人类能够解决谱系存活的问题。所有这三个例子中的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并找到了类似的解决方案，每个文化都有其可供选择的方式。

贯穿这一章的一个隐藏线索是：尽管有些关系比其他关系更稳固，但关系可以并且确实会失败，并总是以灾难性的方式瓦解。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尝试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关系会失败？

●　我们常常在亲密关系中小题大做，进入一段关系就期待它能永远持续下去。但在传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关系并不总是那么正式或持久。

●　两性之间维持关系的风格存在显著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尽管女性比男性更具社会性，拥有更大的朋友圈，但她们拥有的亲密关系的数量更少。与女性相比，男性之间的关系的差异性更低。女性间的关系通常比较脆弱：一旦疏远，就会发生灾难性的变化。

苔藓、海水、浪花、格调，

那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我们闷闷不乐的大人坐在那里，

她的眉毛中酝酿着风景，

守护她的愤怒，使她感受温暖。

——《汤姆·奥桑特》

关系崩解的原因多在于关系本身

除非涉及家庭，否则亲密关系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爱情和友谊一样，除非是经常互动，否则不可避免会恶化。当然，亲密关系中的两人通常会在一起生活。然而，与宠物狗（代表无条件忠诚）不同，人类似乎天生具有交换关系的倾向，甚至将关系推至极限，以获得自己的优势。推得太远，即使是最忠诚的关系也可能达到愤怒和崩溃的地步。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它往往是险峻和灾难性的。或者引用愤世嫉俗的塞缪尔·约翰逊关于婚姻幸福的话：“过度的希望必须通过痛苦来弥补，不恰当的、放纵的期望必以失望告终。”

然而，事实却更加复杂。一方面，一段令人满意的关系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的是，时间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婚姻问题。所谓的“蜜月期”通常只能持续12~36个月，在此之后，这种关系就会回归到一种“正常”的状态。事物从有趣和兴奋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把伴侣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争吵在频率和强度上增加，满意度下降，关系破裂的风险上升，直到事情完全崩溃。

亲密关系不一定会永远持续下去。在欧美人中，有1/3甚至多达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我们进行了一项以540人为样本的调查，想要了解他们最近是否断绝了亲密关系。其中有413人称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与903人中断了关系。这意味着每个人每年都要和两个亲密的朋友闹翻。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偏高，因为如果最近人们与某个人断绝了关系，那么他们会更愿意填写我们的调查问卷。但是，这确实意味着人们与亲密的朋友闹翻是比较常见的。

最常见的闹翻发生在情侣之间，这一点都不奇怪。事实上，这只占到关系破裂情境中的20%左右；其次是密友圈中的5个人，约占15%；再次是与父母，约占10%；然后是兄弟姐妹或普通朋友，每个约占8%。其余的人则是亲戚、同事、室友和休闲俱乐部的朋友等。总的来说，亲戚排名很高：所有破裂的关系中有65%是亲戚关系。

虽然说“血浓于水”，但你也因此被迫要与亲戚更频繁地接触，这不可避免地会对你们的关系造成压力。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似乎是，我们经常把与亲戚，尤其是近亲之间的亲密关系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往往会更频繁地践踏、无视这种关系。这就又回到了亲属关系比友谊更坚固这个问题上来。我们必须经营友谊，以维持关系，但我们可以放任亲戚关系变差。看起来，有时候我们太过频繁地越过界限，结果会造成灾难性的崩溃。友谊，特别是不那么亲密的友谊，更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疏远，而不是崩溃：有人冒犯了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再费事去管他们，而这种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消失。而家庭关系的风险更大，一部分是因为它具有更长的历史渊源，另一部分原因是不论喜不喜欢，我们与亲戚的生活都是相互交织的。

为什么关系会崩溃？在研究分手的原因时，我们发现了4种原因：一是侮辱、传播谎言或谣言，以及抗议不良行为，这些原因占所有分手原因的67%左右。大约25%的受访者称自己因受到侮辱而分手，责骂占20%左右，其余两类各占15%左右。二是因出现第三者而分手，约占10%。相比之下，因一些实际原因，如债务等原因导致分手的占5%左右。换句话说，大多数关系崩溃的原因都在于关系本身。

父母不太可能说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很僵，但有10%的孩子称，他们和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关系很僵，只有3%的母亲说她们会与子女发生争吵。换句话说，一份关系涉及的双方对该关系的感知可能是非常不对称的。你可能会怒气冲冲，认为自己不再和一个人有任何关系，但对方却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稳定关系中的一个小小的瑕疵。与男性相比，女性几乎可以说是非常擅长与伴侣断绝关系：与恋爱伴侣的分手占女性关系中断的25%，但只占男性的15%。但是，男性与兄弟姐妹中断关系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两倍，与同事脱离关系的可能性是女性的3倍，与秘密情人分手的可能性是女性的4倍。

对一段关系来说，最危险的时间点似乎是3年。我们样本中将近一半的关系破裂发生在2~4年之间。其次风险较大的是长期关系（终身关系，或者至少持续了10年以上的关系）。有趣的是，这其中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在3年后提出分手，但女性在一生中更有可能遭遇关系破裂。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在3年中与女性发生关系破裂，但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遇到终身关系崩溃。你可能认为这是因为男性通常不愿意在他们的关系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倾向于顺其自然，但我不能评论……

桑德拉·默里和她的同事们跟踪了近200个没有孩子的夫妇在结婚前3年的生活。他们发现，一个人在一开始对自己的伴侣理想化程度越高，他们对这段关系就越满意；伴侣对他们的理想化程度越高，他们的生活就越幸福。那些对伴侣评价特别高的人，在3年后，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很高。而那些较少把伴侣理想化的人，不管他们的观点有多真实，他们对伴侣的看法都在稳步下降。事实上，人们的观点越不现实，就越有可能让关系满意度保持高位。在评估伴侣的优点时，不切实际并不一定会在遭遇现实打击时导致更大的幻灭。情况恰恰相反：玫瑰花瓣越饱满，保留的时间越长。实际上，更大的理想主义实际上预示着更大的满足感，而不会抑制热情。也许正是因为存在错觉，亲密关系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被拒绝的痛苦，女性比男性感受更深刻

诗人和被抛弃的恋人常常会谈到被拒绝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心理和身体上的疼痛是一样的，其中一个涉及身体上的伤害，另一个则是纯粹的心理体验。事实上，这两种疼痛都是由大脑的同一个部位进行处理的，这一区域被称为前扣带皮层，位于大脑中央皮层的主要层下面。前扣带皮层异常活跃的人对疼痛特别敏感，那些前扣带皮层受损或被破坏的人通常对疼痛不敏感。因此，外科医生经常故意破坏那些慢性疼痛患者的相应区域。

当你感受到心理上的痛苦时，大脑的前扣带皮层就会被激活。南希·艾森伯格（Nanay Eisenberger）和她的同事曾要求被试在大脑扫描仪的监控下玩一种模拟抛球的电脑游戏。电脑屏幕上面有两个人物互相扔一个球，实验对象躺在扫描仪上，由一显示在屏幕底部的人代表。研究对象被告知，屏幕中的数字代表了附近扫描仪中的其他参与者；通过按左键或右键，当他们把球扔给其他玩家时，他们可以选择把球抛给两个玩家中的任何一个。

最初，屏幕上的两个人都把球扔给了被试，但几次之后，他们就只相互抛球。当扫描仪中的人被排除在游戏之外时，他们的前扣带皮层区域信号明显增强。前扣带皮层的激活程度取决于他们感受到的经验的痛苦水平（如自我陈述中所表明的那样）。当回避者与被回避者属于同一个群体时，无论是种族、社会阶层、宗教还是其他方面相同时，扫描仪中的被试的前扣带皮层激活程度都会更强，这似乎说明了，我们始终在积极寻求与自己在社会特征和外表上最相似的人并与之建立关系。

前扣带皮层的作用似乎是提醒我们，世界本来的样子和我们眼中的世界之间存在矛盾。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矛盾表现为逻辑上的差异（有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是错的）；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矛盾表现为伤害（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来告诉自己远离伤害）；在其他情况下，这种矛盾表现为由于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与实际情况不匹配导致了某种困境。在哺乳动物进化的过程中，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提醒我们注意身体的疼痛，因为疼痛能让我们注意到周围的环境。

除了前扣带皮层，右前额叶皮层在社会排斥实验中也被证明是处于活跃状态的。然而，在社会排斥的情景下，前额叶皮层被激活的频率与前扣带皮层中的激活量和自我报告的痛苦程度成反比，因此我们认为它可能具有抑制或控制功能，可以抑制前扣带皮层的疼痛信号强度，避免人体对环境反应过度。右前额叶皮层的激活似乎是通过积极思考来触发的，因此，它的功能可能是管理前扣带皮层及情绪反应，防止失控。在这方面，右前额叶皮层是与前扣带皮层和杏仁核（直接处理对情绪线索的响应）直接连接的高级皮层区域之一。额叶皮层的参与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证据表明，这一区域涉及心智能力的发展，以及人们可以维持的社交网络的规模。

疼痛与社会排斥有关的一种方式是通过一种机制来确保婴儿不会与母亲分离，因为母亲是婴儿的安全感和乳汁的重要来源。哺乳动物物种在遭遇身体疼痛或与母亲分开时，包括人类在内，都会发出痛苦的声音。母亲对于婴儿的哭泣非常敏感，并且会立即做出反应。因感到痛苦而发声依赖于一个完整的前扣带皮层。如果通过手术移除成年猴子的扣带回，它们就不会再发出痛苦的呼救，反之，如果电击它们的扣带回，它们就会自发地这么做。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社会拒绝和身体上的疼痛是同一件事。有关受伤儿童的研究表明，他们在与照顾者的分离中遭受的痛苦比没有照顾者的孩子更频繁、更强烈。同样，具有慢性疼痛障碍的成年人也比健康人更容易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感到焦虑，并且更容易形成焦虑型依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不断质疑伴侣的承诺）。反过来，那些拥有良好社会支持网络的人在应对癌症、手术或分娩时，感受到的身体疼痛程度也较低，甚至能提升一个人忍受电击的强度。

患有强迫症的人和经历感情创伤的人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似乎表现出了同样的执着，尤其是无法将冒犯者或环境从脑海中移走。当然，对于患有强迫症的人来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周围环境中的那些肮脏或可能致病的风险，而其他人则会把这些病菌抛在脑后。事实证明，患有强迫症的人通常前扣带皮层也异常活跃，这使得他们常常纠结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不存在的。这些人往往表现夸张，甚至存在逻辑上的冲突。也有证据表明，神经质程度高的人前扣带皮层活跃程度也较高。过度活跃的前扣带皮层可能会使你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些小事做出糟糕的反应，从而使你更容易遭遇关系破裂。

无论是生理疼痛，还是心理疼痛（抑郁症），其治疗药物中的活性成分都可以有效缓解另一种疾病的症状：抗抑郁药可以减轻身体疼痛。阿片类药物可以减轻精神压力和抑郁。哺乳动物幼崽在与母亲分离时被给予少量的阿片类药物，它们的痛苦程度会大大降低。我们前面提到过，内啡肽受体系统在失落和痛苦时似乎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当女性被要求回忆亲人的死亡或亲密关系的解体时，扫描她们的大脑，可以发现内啡肽受体的活动程度减弱，这意味着她们的痛苦正在加深，内啡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有关。

内啡肽受体基因OPRM1有两种形式，A和G，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核苷酸（遗传密码的构建模块），这种单一的差异对疼痛的耐受性有很大的影响。与A型同源的人（即有两份它的拷贝，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对痛苦的敏感度要低于至少有一份G的人。一般来说，G型携带者在手术后需要更高剂量的吗啡，他们也会对网络游戏中的拒绝更加敏感，并在游戏中显示出更强的脑区激活。

当社交活动和身体接触引发内啡肽的释放时，前扣带皮层和其他地方的受体部位就会被填满，你会感到满足和平静。在缺乏这些社会过程的情况下，你的思维状态会更加中性。但是，如果发生了情感上的负面事件，如爱人的死亡、背叛或抛弃，那么内啡肽的释放就会被阻断，而前扣带皮层的受体部位仍然是空的，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感到身体的疼痛。在日常情况下，前额叶皮层可能会抑制前扣带皮层的反应。就像前额叶皮层（大脑的思维部分）做出了一个价值判断：“听着，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忘了它吧。”但在情感紧张的关系中，前额叶皮层机制就会被推翻，因为这段关系的受重视程度太高了。

研究表明，女性（至少在更年期之前，杏仁核内的内啡肽受体密度更高）在前扣带皮层、前额叶皮质以及其他一些大脑区域的受体数量比男性多25%，但在绝经后的女性身上，这一比例正好相反。这似乎解释了育龄妇女比男性拥有更高的疼痛阈值（这在分娩时相当有用）。然而，男性似乎比女性更擅长在杏仁核中摄取内啡肽，这可能意味着女性比男性对疼痛更敏感（其杏仁核的激活被内啡肽的摄取所抑制）。如果是这样的话，考虑到生理和社会层面的痛苦似乎是一样的，这可能意味着女性感觉到的拒绝比男性更深切。

花心男：好爸爸= 1:3

哺乳动物的体内妊娠方式和哺乳策略不可避免地会扭曲两性的选择。一旦雌性受精，就无法在短期内与更多的雄性交配。雌性将在妊娠和哺乳过程中投入所有的一切来抚养后代，从而使后代的存活机会最大化。雄性没有这种选择，而且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雄性没有为雌性提供任何帮助，因此，雄性唯一能采用的提高生育能力的方法就是与更多的雌性交配。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哺乳动物主要是随机交配的（或者最好有一个多配偶的交配系统，在这种系统中，一个雄性个体会与多个雌性交配）。很少有哺乳动物是遵循一夫一妻制的，而在大多数遵循一夫一妻制的鸟类中，雄性鸟类会帮助雌性孵蛋并喂养雏鸟。

当然，如果雄性能在抚养过程中做出贡献，那么它和雌性生活在一起就能获得更大的回报。实际上，一个雄性会评估哪种方式会使它在一生中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是与一只雌性一直待在一起，还是交配后继续与其他雌性交配，以便使尽可能多的雌性受精。几年前，我用一个数学模型证明，在大猩猩中，雄性选择群居还是流浪取决于雌性连续生育的时间间隔长短、流动的雌性群体、雌性的分散程度以及雄性搜索生存范围的能力。雌性的生殖周期越长，雌性群体越大，单位面积上的群体越少，雄性每天的活动范围越小，雄性就越有可能成为群体的一员，一旦发现了雌性群体，就会与雌性群体一起生活。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大猩猩，雄性大猩猩总是会和雌性一起生活。而雌性大猩猩是独居的，这种情况下雄性大猩猩就会选择流动策略，就像红毛猩猩一样。黑猩猩的数量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现代人类狩猎采集者居住在只有少数几个相对较大的女性群体的大型家庭中，群体的数量远远超过大猩猩，他们应该与永久居住在女性群体中的男性交往（当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与女性生活并不一定要求男性必须遵循一夫一妻制。男性仍然可以选择成为体贴入微、富有责任心的父亲或是令人厌恶的花心鬼。不同地区的男性在这一方面的选择差异明显。一项来自加拿大魁北克地区法语群体的性行为研究中，丹尼尔·彭努斯（Daniel Pérusse）发现，大约有1/3的男性习惯滥交，尽管90%受调查的男性都为已婚状态，其中有2/3的人是单配偶的（这里指的是他们对现任伴侣忠诚，与他们一生中有多少位伴侣无关）。有趣的是，一项分析瑞典双胞胎后叶加压素受体基因的研究表明，男性至少携带有一个“不忠基因”的比例（可以据此推测男性是否具有严重的不忠风险）是36%，这与在魁北克研究中观察到的滥交男性比例完全一致。

在对魁北克数据进行更仔细的分析之后，我认为这些比例是每个策略中男性在交配方面可以获得的收益的完美反映。在魁北克，滥交的男性获得了2/3的交配机会。当两个选项的频率乘以它们各自的收益结果相等的时候，就会出现进化均衡，因为如果男性从一个策略转换到另一个更有利可图的策略，那么当总的回报固定的时候，它们将分别得到一个较小的份额，这将导致第一个策略再次受到青睐。换句话说，这个比例是可以自我纠正的：如果采取两种策略的男性数量从33:67偏离，这两个策略的回报将会改变，从而偏向更罕见的策略。这很可能是由女性愿意与已经拥有另一半或不愿做出承诺的男性进行交配的意愿决定的。这看起来很可疑，就像我们在前文中讨论的那样，女性追求的是一种结合优秀遗传基因的交配策略。

大约有1/3的男性会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糟糕的行为。这一比例很可能与当地文化所支持或允许的正式婚配体系无关，即是否允许实行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又或者是滥交。这更有可能是由女性在良好的基因和亲代投资之间进行的权衡所决定的。如果父亲的投入是最小的，那么这个比例就会偏向于那些私生活混乱的男性，而如果父亲的投入对成功抚养后代至关重要，那么这个比例就会偏向那些更忠诚的男性。基于这个原因，即使有些人天生倾向于随意行事，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一直这样做：这取决于他们如何评估私生活混乱和忠诚之间的利益。

一项对48对美国夫妇的研究显示，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与其伴侣更为相似的女性更可能拒绝伴侣的性要求，体验到的性高潮次数更少，更受除了他们的主要伴侣之外的男性性伴侣的吸引，特别是在育龄期内。相比之下，研究发现共享主要组织相容性并不会对男性的性兴趣和额外性行为产生影响。

这让我们意识到，影响关系破裂与否的主要因素是替代合作伙伴的可用性。无论个人如何倾向于流浪，如果机会少得可怜，这样做的好处将会受到限制。斯科特·索思（Scott South）和他的同事已经证明了美国当地性别比例对离婚率的影响。在一项对20多岁的美国白人青年展开的研究中，他们发现离婚风险与当地未婚人口间存在一种u型函数。换句话说，随着婚姻市场的性别比例变得更加偏向于男性（即女少男多），女性更可能挑起离婚；如果性别比例偏向于女性，则男性更可能挑起离婚。同样，一项针对整个成年人口进行的大规模研究表明，工作场所的性别比是离婚率的最好预测指标，在男女比例相等的情况下，离婚率最低。这再一次证实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人们是否可以选择比现在的伴侣更有吸引力的人。

与此同时，一些因素似乎可以减缓离婚的速度，包括孩子的数量、结婚年龄和房产。另一个可以降低离婚率的办法是丈夫接受超过16年的教育，因此很有可能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们会权衡在一段关系中成本和收益，而不仅仅是采取行动。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两个导致离婚风险提升的因素：第二次婚姻或是婚前同居。然而，我的猜测是，这两者都是与其他一些潜在因素共同作用于离婚的（比如夫妻其中一方是不主张离婚和婚前同居的教会成员），而不是这些因素本身导致了离婚风险增加。

相信你的第一印象

如果某一特定类型的男性对女性特别有吸引力，那么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额外的性接触，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被引诱出轨，因为他们收到的暗示表明他们在交配游戏中拥有强大的力量。前文中提到，身材更对称的男性对女性更有吸引力，并且有更多机会与女性发生性接触，而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财富无关。事实上，身材更匀称的男性更有可能被那些处于永久关系中的女性选为性伴侣，这表明女性正积极地把目标锁定在他们身上。此外，与身材不对称的男性相比，更匀称的男性在长期关系中的投入更少。

在阿尔伯克基展开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可能是一种双向的过程。在实验中，男性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约会。结果表明，匀称的男性在追求女性的过程中更具侵略性。当被要求向竞争对手解释为什么目标女性更倾向于选择约会对象时，匀称的男性更有可能诋毁和贬低竞争对手。从本质上说，匀称性与可信度成反比，至少在男性中是这样。在我们看到的以美国军校学生为样本的研究中，身高更高的学员在育龄期结束后拥有更多的后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妻子的生育能力更强，而是因为他们会更频繁的结婚。

民间智慧告诉我们，你可以通过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更明确地说，你永远不应该相信那些不敢直视你眼睛的人。事实证明这是真的：我们可以通过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可信度。人类大脑中有一个特定区域（即颞叶顶部的梭状回区），由所谓的“祖母神经元”构成，这些神经元对识别人脸特别敏感。从出生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去注意人们的面部，进而获得关于一个人的意图的大量信息。我们对面部表情的处理速度非常快：一般来说，不到40毫秒的面部观察是正确解读一个人的情绪状态的必要条件。

人类面部的重要线索之一是微笑，而微笑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其一是放松的微笑，它的特点是在眼角外形成鱼尾纹；其二是礼貌的微笑，在意识控制之下（不会出现鱼尾纹）。后者又被称为杜氏微笑，相应地，自发的笑容又被称为非杜氏微笑。我们对这两种微笑的回应也是非常不同的，因为第一个暗示了人们开放和慷慨的一面，而第二种是伪装的。我的一个学生证明，在两人面对面的互动中，我们更倾向于在从事涉及分享任务的情况下展现杜氏微笑，而不是在控制任务中。而且，我们对那些展现非杜氏微笑的人更为慷慨。相反，杜式（即礼貌）微笑的频率对我们的慷慨程度毫无影响。在后来的实验中他还证明，我们认为那些展现更多非杜氏微笑的人更慷慨（尽管不一定更有吸引力或更值得信赖）。

即使没有笑容，有些人的面孔也比其他人的更值得信任。在一项实验中，被试被要求玩一种信任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他们必须与另一个人分享现金奖励，而在此之前被试要先看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另一个人的照片。结果显示，人们对那些看上去更值得信任的人比那些看上去不值得信任的人更慷慨。安吉利基研究发现，人们更倾向于认为与自己相似度高的面孔更可信和更具有吸引力，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莉萨·德布鲁因研究证明，与陌生人的面孔相比，人们会认为与自己长相相近的异性更值得信任。她认为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倾向于相信那些看起来最像我们的人，这可能反映了亲缘选择。

有时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可能相当复杂。心理学家道格·肯里克（Doug Kenrick）及其同事发现，认为异性伴侣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也认为他们与自己的亲密关系不那么牢固，不管伴侣身体上的吸引力如何。相比之下，男性认为有吸引力的、不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伴侣通常比不那么有魅力的、占非主导地位的女性更不忠诚。

这些判断似乎是由大脑自动做出的。除了快速识别面孔之外，可能还涉及处理意向性和心智理论的一些大脑通路。大脑的两个区域似乎在这方面尤其重要：杏仁核（一个进化层面上的古老区域，主要负责处理情绪线索，尤其是恐惧）和眶额叶皮层（位于大脑前面，主要负责奖励及意向性判断）。在右前叶皮层中发生卒中病变的患者在信任判断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困难，杏仁核部有病变的病人也是如此。但如果只有一个杏仁核受损，患者仍然可以做出正确的可靠判断。

雷·多兰（Ray Dolan）和他的同事在一项大脑扫描研究中更详细地研究了这一点。实验中，研究对象在观察120张面部照片后，被要求选按两个按钮中的一个来判断照片中人物的年龄和可信赖度。年龄提供了由社会判断（即信任度）所引起的变化的基线。实验结果表明，五个大脑区域在可信度任务中被明确激活，但这些激活没有出现在年龄任务中，这五个区域是杏仁核、眼窝前额皮质、脑岛、梭状回和颞上沟。梭状回区域没有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么有趣，主要涉及人脸识别。同样，颞上沟也不那么有趣，它是构成视觉通路的一部分，似乎主要负责发送运动指令（因此可能仅仅反映了大脑试图重构面部表情的活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最终是由面部不同部位的肌肉运动产生的）。

这可能与微笑被用作判断可信度的线索有关：研究发现，快乐的面孔会更多地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而悲伤、愤怒的面孔很少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这也就是说，颞上沟位于颞顶叶交界处和颞极之间，这两个连接点都涉及心智理论和意向性。然而，最重要的是，多兰在杏仁核、脑岛和眶额叶皮层中发现了一些强大效应（尽管在后一种情况下，效果限定于可信赖的判断，与不可信赖的判断没有关系），而脑岛显示出了相反的效果（它只对不可信赖的面孔做出反应）。在日常生活中，脑岛似乎主要涉及处理和登记身体的自主反应，特别是厌恶和其他非逃离或战斗情绪，换句话说就是身体对事件的直觉反应。

在亲密关系领域，我们的本能反应之一是嫉妒。嫉妒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段关系看起来是有风险的，那么以一种占有的方式行事，让一个偏离轨道的伙伴重新回到正轨，似乎是一种不错的尝试。阿拉伯雄性狒狒也会嫉妒，以至于如果一个雌性允许另一个雄性在它与伴侣之间穿梭，即使完全是偶然的，雄性也会对雌性进行一次野蛮的攻击，狠狠地咬它的脖子。雌性狒狒会长期跟着雄性，对方向偏离非常敏感的人类在这方面并没有表现得更好，我们习惯性地用暴力来应对任何一种生活中遇到的威胁。毋庸置疑，暴力和暴力的威胁，在亲密关系和亲密友情中也会表现出它丑恶的一面。

尽管我们憎恶这样的行为，并且喜欢把自己看作是文明的，但是侵略和暴力从来不会因为是亲密关系就敬而远之。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分析了配偶谋杀的模式，发现有80%丈夫谋杀妻子的案件是因为他们怀疑或知道了妻子的出轨行为，又或是面临离婚威胁。直接的谋杀只是普遍存在的胁迫现象的一个极端例子。强迫似乎是男性面对不忠和被遗弃的威胁的第一反应，特别是在男性对妇女拥有绝对控制权的父权社会中。在结婚以后，只要妻子有丝毫的抱怨或疏忽，一个澳大利亚瓦尔比里的土著男子就可能会轻易殴打甚至枪杀他的妻子，而完全不用受惩罚。如果一个男性杀了他的妻子，不需要赔偿，也不会有公开的指责。这种默许对配偶肆意谋杀的现象绝不仅限存在于像瓦尔比里这样的传统社会。根据英美现行律法，在有些国家及地区，谋杀通奸的妻子是完全可以原谅的，而法国所施行的罗马法也是如此。

在许多社会中，男性会通过幽禁女性来降低背叛的风险，其中就包括将女性限制在闺房，限制女性的远行能力。例如，在撒丁岛，传统社会的妇女实际上被限制在村里，因为她们担心在未清理的地方沾染疟疾或者遭遇恶毒的眼光，即使人们可能会随着羊群迁徙到遥远的牧场。避免沾染疟疾无疑是有益的，特别是对孕妇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种文化禁令也有利于确保妇女没有太多机会见到无关的男性。在旧时的中国，上流阶层女孩被要求必须裹小脚。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小巧（女性的大脚都会失去对男性的吸引力），但其中一个后果是，她们不能远距离行走。总之，裹小脚阻止了她们的偏离。

在一些更为严格的伊斯兰社会中，女性被要求禁止离开家，除非有男性亲属的陪同。除此之外，她们还必须穿着罩袍，以把脸和身体都隐藏起来。当然，这种限制绝不是伊斯兰教仅有的现象。南布迪里婆罗门是印度南部马拉巴海岸的一个富有且独一无二的祭司地主阶级。在20世纪60年代，那里的女性只有将身体完全裹在衣服里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还要随身带着一把雨伞用来遮住自己的脸。那里的新娘甚至不能参加自己的婚礼，在婚礼上，新娘会被一个低种姓的纳亚尔女孩替代，而她只能从隐蔽的地方观看这一过程。女性面临的这种限制也不一定是传统社会所独有的。马戈·威尔逊和马丁·戴利在对12300名加拿大女性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大约6%的人表示，她们的丈夫会试图阻止她们看到其他男性或通过其他方式限制她们的社交生活。

这些限制女性与男性会面的现象，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反映了男性对男女关系的不信任。在这之下徘徊着“男性好色”这个古老的幽灵。如果女性拥有太多的自由，男性就会被戴绿帽子而面临养育其他男性的孩子的风险。

然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性如何能够有效地控制女性的性行为，或者说取决于他们有多自信，认为自己的女性不会与其他男性偷情，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对女性性行为的看法。在某些社会里，男性根本无法阻止女性的私交，在这种情况下，男性会放弃任何担心，并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投入到姐妹的孩子身上（他与他们的关系至少可以得到保证）。这些社会几乎都是母系的，而不是父系的。众所周知的例子包括许多波利尼西亚人的社会，如弗莱彻·克里斯蒂安船长和其他叛变的船员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快乐。

当男性能够控制女性的性行为时，通奸的风险造成的影响就会在他们的心理上大大增加。在非洲之角的阿法尔游牧民族中，长时间盯着女性看的男性很有可能会被丈夫当场杀死，或者如果那位女性未婚，她就会被她的父亲或兄弟杀死。这样的社会往往有一种家庭荣誉感文化，他们认为婚前性行为和通奸行为非常严重，因此唯一的惩罚就是死亡。在跨文化的基础上，在农业社会中，男性阶层往往拥有土地，社会层级最高，最具有攻击性。在这种情况下，男性最容易发生婚外情，一夫多妻率最高，男性很少照顾孩子。

为了试图理解为什么暴力行为的倾向可能会持续存在于人群中，我们分析了冰岛的家族历史记录，其中大部分是在13世纪初作为个别家庭的图谱而编撰的。这些记录被认为是11世纪和12世纪冰岛特定家庭或社区发生事件的可靠依据。在维京人中，一些男性被称为狂暴者，他们往往身强体壮，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倾向于先发制人。他们还经常通过服用由各种具有致幻作用的植物做出的危险药水来促进这个过程。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是在你需要前往梅利英格兰海岸的时候，一个狂暴的人和你在一起是非常有用的。

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国王喜欢把“狂暴者”当作自己的保镖（在战争中合围保护国王的十几个人）。问题在于，他们总是在国内惹麻烦，不太会用自己的声誉和力量来保护其他社会成员的财产，而是选择让仇杀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我们的分析显示，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公认的狂暴者，就会降低其他家庭成员被杀的概率。基于这种情况，狂暴者获得了更多的基因副本：他们不仅会比一般人更成功地繁衍后代，而且他们的男性亲属也具有这种优势。简而言之，无论是好是坏，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男性暴力的进化选择都是存在的，我们都被它所困，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控制它。

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观看一个人的照片来判断其暴力倾向，至少在男性身上是这样。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给被试出示了87名性侵犯者的照片，每张照片只呈现两秒钟。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性侵犯者都具有暴力倾向，那么其中的情况可谓变化多端。在短暂一瞥的基础上，被试对性侵犯者的暴力倾向做出了惊人的准确判断。最好的预测线索似乎是男性的面部特征——眉毛的隆起高度和身体力量的面部暗示。实验中，所有的男性照片都是被定罪的性犯罪者，而不是那些曾经入狱或有过犯罪历史的人。

对精神病患者的研究表明，他们拥有一些独特的行为和神经学特征。从临床角度讲，他们通常是自恋、冲动和具有控制欲的，他们对情绪反应不敏感，完全不会产生任何悔恨的感觉，也无法同情他人。在神经学角度看，精神病患者的杏仁核似乎比正常人的要小，活性更低。此外，他们的杏仁核与前额叶皮层之间的神经联系并不紧密，这意味着抑制情绪反应的能力降低，以及在其他情况下注意到困扰的能力降低。能够由己及人地感知他人的痛苦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就会表现为冷漠。因中风或遭遇事故导致前额叶皮层损坏的个体身上就会表现出这类症状，类似的效应甚至可以在处于精神病性人格量表高级的正常个体中被检测到。额叶与杏仁核间的神经联系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缓和因受到挑战而产生的极度愤怒情绪。如果没有这种冲动控制的话，就会产生先发制人的暴徒行为。

有证据表明，即使是健康的中年女性，高水平的睾丸激素会对杏仁核与额叶的连接产生不良影响。体内睾丸激素过高的男性（包括精神病患者）在遇到威胁的时候可能不太能够压制他们的情绪反应。杏仁核在对具有生物意义的刺激，特别是对威胁的有意识评估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男性在面对具有威胁的情况时不太会感到恐慌，并且不会被意外的噪音吓倒。

这种性别差异也会影响两性表现侵略性的方式。正如进化心理学家安妮·坎贝尔（Anne Campbell）在她的《自我的心灵》（A Mind of Her Own）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男性倾向于以身体侵略的方式应对威胁或挑战，女性倾向于用言语或心理上的攻击来应对。因为男性的反应往往是身体上的，因此持续时间和造成的心理伤害都有限，所以男性朋友之间的冲突似乎比女性更容易解决。而女性间的冲突往往是由言语表达造成的，而且往往涉及人身侮辱，所以造成的心理伤害更大，原谅和遗忘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言语侮辱占了所有关系崩溃原因的1/4。

两种性别在引起嫉妒的方面也存在差异。从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得到的证据表明，如果伴侣与别人发生风流韵事，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容易嫉妒，造成的结果是，他们比女性更狭隘。相应地，女性更关心的是她们的伴侣是否会与另一个女性发生情感上的关系，即使他们没有发生性行为。实际上，女性似乎只有在对自己能获得的资源有影响的情况下才会变得非常担心，因为她们的伴侣将不得不在两个家庭之间分享收入和财富。这又是一个一夫多妻制门槛的问题。

即使是在同性之间，受到嫉妒情绪影响的程度也存在差异。威尔·布朗和克里斯·摩尔（Chris Moore）测量了一组由男性和女性构成的样本的身体对称性，并要求他们对自己在一段关系中所感受到的嫉妒程度进行评估。我们假设，由于对称性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基因质量指标，更对称的人理应更受追捧，所以他们对伴侣的忠诚度会更有信心，而如果配偶抛弃他们，他们也会更可能找到替代者，因此，他们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受到嫉妒的影响。相反地，由于不对称的人吸引力较弱，他们应该会更多地感受到竞争对手的威胁。数据显示，不对称的人确实更容易嫉妒，相反，性别与和爱情无关的嫉妒（即嫉妒别人的成功，比如工作上的晋升）与身体对称性不相关。事实上，我们也不希望身体对称性与工作中的成功相关联。换句话说，爱情中的嫉妒和嫉妒别人经济或物质上的成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神经科学家塔尼亚·辛格及其同事发现，在观察某人受到惩罚的场景时，两性大脑的反应有着惊人的性别差异，而男女两性都在主要疼痛中心（脑岛和前扣带皮层）中表现出同样的反应。然而，如果被惩罚的人在之前游戏中表现不诚实，男性在疼痛中心的反应就会有所减弱，而左侧眶额叶皮层和被称为伏隔核区域的奖励中心的反应增强。多米尼克·德奎尔克（Dominique de Quervain）及其同事的一项早期研究显示，当一个实验对象能够惩罚在游戏中违反规则的人时，这个区域就会被激活。这表明它的激活反映了一个占便宜的个体因为看到他人因行为不端而受到惩罚的满足感，女性身上则没有这种效果。在两种情况下，女性的疼痛中心都有同样的反应，女性在两种情况下都会同情受害者。但当男性认为受害者应该受到惩罚时，他们倾向于沉溺在幸灾乐祸的感觉中。表面上看，狂暴分子和精神病患者是天生的，而不是由环境造成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的都是巩固日常关系的过程。还有一种与亲密关系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关系，但并不总是涉及两性关系中的性别意义。这种关系通常涉及魅力型领袖的个人影响力，他们既可以是普通人，也可以是宗教人物。这种关系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其中包含许多深刻的亲密关系的特征，因此很容易就会发展成性关系。因为它们代表了某种极端的东西，所以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更传统的关系动态的迷人见解。

●　当我们爱上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时，只是爱上了自己心中虚构的形象。

与魔鬼同眠，

有些充满了神圣的爱；

有些满是白兰地，

那一天开始的仪式，

可能以淫乱告终。

——《神圣的公平》

1652年，意大利雕塑家洛伦佐·贝尼尼（Lorenzo Bernini）在罗马市中心的圣玛利亚教堂里完成了他的最新作品。《圣特蕾莎的狂喜》是一组由他精心创作的西班牙神秘主义作品，表现了人们在见到上帝之后的狂喜，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之一。说实话，贝尼尼在创作时有点生气，因为他曾是巴贝里尼家族青睐的艺术家，尤其受红衣主教马蒂奥·巴贝里尼（Matteo Barberini）的青睐——他在1623年被提升坐上教皇的宝座时，被授予乌尔班八世（Urban Ⅷ）。当乌尔班八世在1644年死亡时，与他截然不同的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成为继任者。英诺森十世对贝尼尼的技巧不太热心，更喜欢雕塑家弗朗西斯科·博罗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的技艺。教皇不再资助后，贝尼尼开始在工作室里荒废度日。威尼斯红衣主教费德里科·科纳罗（Federico Cornaro）在思考自己的死亡时，想到要为自己准备一个合适的坟墓，于是，他委托贝尼尼为他的教堂雕刻一件令人振奋的艺术品，他计划死后安葬在那里。有人说，贝尼尼对特蕾莎的神性幻想，是对教皇的一种刻意藐视，所以教皇放弃了他的才华，转而支持他的劲敌。

尽管如此，贝尼尼的作品不仅是一件精美的雕塑，也象征着一些更有趣的东西，那就是宗教中的狂喜与世俗之爱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两者的相似之处有痴迷、梦幻般的想象以及内心的痛苦，还有对世俗事物的兴致全无。至少在基督教传统中，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对圣人、圣母玛利亚及上帝保留着某种神秘的爱意。当然，这样的关系不是性的，但都有着同样的单恋的感觉。

宗教信仰：一种神秘的亲密情感

基督教的神秘传统有着很长的历史。在耶稣受难一个世纪后，蒙塔纳斯在北非的沙漠中建立了一种狂喜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形式。根据蒙塔纳斯的说法，欣喜若狂的状态可以让人类直接接触到上帝。他认为，人类是上帝拨动的琴弦。尽管蒙塔纳斯在主流阶级中不被认可，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他见证了一场真正的人流涌入沙漠及其有了这样一种神秘的体验，这是以他为榜样所引发的。许多苦行者获得了“沙漠教父”（Desert Fathers）的称号，圣安东尼只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在沙漠的微光下，他们通过冥想发展出了一种神秘的习俗，而这些习俗在拥挤的欧洲城镇、潮湿多雨的气候中不可能出现。

这是一个注定要在早期基督教世界成长和繁荣的运动。与这个神秘的习俗相关的名字包括13世纪的多米尼加修士迈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标志性的亚西斯的圣方济（San Francis of Assi）、12世纪的希尔德加德·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她因《上帝呼吸中的轻羽》[A Featheron the Breath of God]出名，创作过很多好音乐）和15世纪的英国女性玛杰里·肯普（Margery Kempe），当然还有圣特蕾莎修女。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比约神父和19世纪晚期的意大利人圣杰玛·加尔加尼（St Gemma Galgani）。

阅读《灵魂的故事》（Story of a Soul）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被其中的激情、痴迷和绝望所打动。这种绝望感源于想和那个特别的人在一起，取悦他，为他做事，忍受无尽的苦难。无论什么，都是给他的礼物。

宗教中狂喜的一面也会从传统的日常恋爱中洋溢出来。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爱上的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或者是像圣母玛利亚、圣徒和耶稣，他们可能的确存在，却早已死亡。宗教和恋爱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是当我们爱上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时，只是爱上了自己心中虚构的形象。

有些人把这一切都太当真了。安特卫普的坦切尔姆（Tanchelm of Antwerp）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传教士，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他在“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指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吸引了大量信众。最终，在数千名追随者的陪同下，坦切尔姆与圣母玛丽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庆祝他们订婚。不过那天玛丽亚似乎在别的地方，所以只好由一个雕像替他出席。坦切尔姆和今天的电视布道者一样，能够激起信众的热情，让人感到兴奋。

这种与上帝相爱的感觉并不是基督教所特有的：它也发生在其他亚伯拉罕的宗教中。没有什么比苏菲伊斯兰教中卡瓦里传统的爱情诗更精妙的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卡瓦利传统，以已故的努斯拉特·法特·阿里·汗（Nasral Fateh Ali Khan）为代表，是一种通过激烈的节奏和古老的情诗将歌手和听众带入狂喜状态的歌唱形式。这些诗中的很多都是传统的印度诗歌——一种古老的诗歌形式，可以追溯到6世纪伊斯兰阿拉伯时期，既表达了失落与分离的痛苦，又表达了爱的纯净。

啊，你那柔顺黑亮的长发，

请不要用你那迷人的网把我缠住。

歌手恳求道：

那穿透心灵的目光，

把你头发上的黑影驱散，

使黑暗令人愉悦。

你给我的眼睛带来了泪水。

我请求爱，却只得到了悲伤。

宗教是亲密关系的副产品吗

民间智慧表明，尽管作为牧师和宗教权威的男性比女性多，但女性几乎是所有宗教会众的主体，这一观点也已经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持。很显然，随着宗教不再作为通往美好生活的途径，男性已经对宗教专家这个职业失去了兴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主要的基督教教会中的男性数量已经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神职培训。而男性似乎在更有魅力的教派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女性对宗教更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她们的情绪性和社会敏感度更高。女性会比男性更强烈地表达情感，主要表现在自我报告方面，以及面部表情和生理反应方面，尤其是在表达悲伤和厌恶等负面情绪的时候。人们常说，女性更大的情绪反应能力是她们社会化的产物，尽管这很可能是真的，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社会化只是夸大了现有的生理差异而已。最近的脑部扫描研究显示，男性和女性对情绪线索的反应不同，因为大脑脑区被激活的位置不同，与女性比男性对情绪事件的反应更强烈的证据相关联。例如，尽管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在思考悲伤事件时反应强烈，但女性的反应要比男性强烈得多，而且会牵动大脑的两个半球。

在高级心智测试中，女性的得分也比男性高得多。这致使的一个结果可能是，女性比男性更敏感，对日常生活中的变幻莫测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容易感到焦虑，并能更好地感知他人的心理状态，因此，女性可能更倾向于寻求像宗教这样的组织和机构的帮助，以增强她们应对这些焦虑的能力。鉴于宗教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女性更容易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魅力在女性的择偶策略中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有魅力的个体，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宗教领袖、体育明星、音乐家，甚至是少数作家，似乎都特别有吸引力。在男性流行偶像的例子中，他们的吸引力也比自由恋爱关系中的男性高。他们的吸引力可能与其地位（以及潜在的财富）或优质基因有关（这是他们的智力或个人技能所暗示的）。这种被某人吸引或爱上虚拟个体的自然过程的延伸与这样一个事实相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头脑中构建了一个愿景。换句话说，我们爱上的是一个自己构建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仅仅部分地受到了我们眼前事物的影响。

当面对承诺的时候，女性更倾向于将自己托付给未来的伴侣。尽管民间智慧表明，人类的求爱过程是指求偶心切的男性向忸怩作态的挑剔女性发出邀请，但选择配偶的过程实际上是双向的。尽管实现理想目标（获得最好的伴侣）的策略可能会大不相同，但这对两性而言都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所以，男性承诺，女性选择（女性的决定可能比男性更谨慎）。然而，一旦下定决心，女性可以变得非常坚定和有持续性。而男性通常不会太集中注意力，如果觉得自己不可能成功，就会更容易放弃。

“看见上帝”的神经学密码

神经成像学研究已经开始提供一些相关过程的解释。最近的一项神经影像研究显示，当人们在思考上帝或其他精神存在时，大脑中与心智化相关的同一区域就会活跃起来，很显然，我们把精神存在看作了真正的人。几年前，安德鲁·纽伯格（Andrew Newberg）和尤金·阿奎利（Eugene d’Aquili）发现，在冥想过程中产生狂喜状态的个体具有独特的大脑激活模式。在狂喜状态下，个体左顶叶后叶的活动水平大大降低，右半球有大量的泛化活动，而右脑通常与更多的无意识的情绪反应有关。在神秘状态下，顶叶区域似乎被关闭了，而这一区域与人类的空间自我意识有关，这几乎肯定可以解释狂喜状态下与真实世界分离的感觉。纽伯格和阿奎利认为，当顶叶中的神经元开始关闭时，它们会通过边缘系统（杏仁核）向下丘脑释放一系列冲动，与下丘脑之间建立一个反馈回路，关注额叶皮层区域（通常负责抑制顶叶神经束）和顶叶。随着这个循环的建立，它导致了空间意识神经回路的彻底关闭，同时释放了一阵狂喜的感觉，最终使我们感到自己似乎与无限的“存在”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进入恍惚状态的特征。他们将这一束神经元标记在顶叶上，称为“上帝点”（God Spot）。

与之相关的事实表明，内啡肽也可能被牵涉其中：毕竟，这也是内啡肽产生的主要场所。更重要的是，许多宗教活动（尤其是那些与恍惚状态相关的活动）涉及身体疼痛和压力。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涉及故意施加的痛苦。基督教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中世纪的鞭笞者，他们在黑死病期间游历欧洲，在旅途中通过鞭挞自己引发了一场狂潮，吸引了大量人群。在天主教修道主义中，忏悔的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常在私人祈祷中使用传统的九尾鞭。在俄罗斯东正教传统中，鞭笞者和切断者旨在通过自我施加的痛苦达到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狂喜状态。由于切断者的做法涉及将女性的乳房割掉，不用说，他们的受欢迎程度相对较低。而更为温和的克里斯蒂安派从14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

其他近期的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宗教信仰涉及许多与心智理论有关的大脑单元。目前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宗教知识和宗教经验似乎激活的是大脑的不同区域。宗教知识会激活颞叶区域，而宗教经验会激活左额叶、顶叶和颞叶区域。前者可能反映了知识性事实之间的相互关联，而后者可能与支撑心智和心智理论的领域密切相关。

痴迷的进化，为你的选择全情投入

一般来说，坠入爱河的对象只能是一个人。我们很难真正同时爱上两个人。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对一个人的关注，可能会产生一种罕见的、被称为“德克莱兰鲍特氏”的综合征（de Clérambault’s syndrome）的症状，这是由法国精神科医生盖坦·加坦·德克莱兰鲍特（Gaëtan Gatian de Clérambault）在1921年首次发现并命名的。在这种综合征患病人群中，女性数量大约是男性的两倍，其主要症状是患者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某个特定的人非常爱他们。他们的信念通常十分强烈，以至于任何行为都不会动摇它，所有试图制止他们不受欢迎的努力都会被解读为在考验追求者的热情和决心。粗鲁或愤怒地对待患者只会让他们加倍努力，让他们相信对你的最初信念是正确的。虽然这种情况往往与生活早期的精神病理性有关，它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实际上也反映了女性更重视的一种求偶策略，极端地说，自我中心是男性认知方式中的一种，反映了男性的社会化程度较女性而言更低。

德克莱兰鲍特氏综合征的发病者存在着一些惊人的性别差异。患病的男性都是年轻、阶层较低的人，而一些类似的东西可以被看作是被伴侣抛弃的年轻男性的一种夸大的嫉妒。在女性中，它往往发生在老年妇女身上，更多的是已婚或离异的女性。男性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比自己年轻的女性身上，而女性则更关注那些年长或地位较高的男性。

德克莱兰鲍特氏综合征已成为名人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玛格丽特·玛丽·雷依（Margaret Mary Ray）曾疯狂痴迷于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以及后来的天空实验室宇航员斯托里·马斯格雷夫（Story Musgrave）。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不幸患上了这种综合征，几乎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约翰·辛克利（John Hinckley）曾试图打动他一直跟踪的女演员乔迪·福斯特（Jodie Foster）。塔蒂阿娜·塔拉索夫（Tatiana Taraso ff）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的学生普罗森吉特·波达尔（Prosenjit Poddar）试图设计一种可以将她从危险中解救出来的情景，不幸的是，他误判了一些事情，把塔拉索夫杀死了。这种综合征也曾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比如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小说《忍耐爱情》（Enduring Love）情节的核心，虽然受害者和欲望对象都是男性。它还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犯罪心理”系列电视剧中至少出现了三集。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痴迷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旦你决定把谁选作你的终身伴侣，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为拥有他而付出你的一切。一旦迟疑，就会失去。让你的意图像铃声一样清晰可辨，并不断持续……最终，即使是最大的笨蛋也会了解这一点。通常情况下，这只是对方需要得到的信息：一旦对方意识到你对他们感兴趣，他们需要经历一个神奇的瞬间翻转，然后突然投降。在交配游戏中，坚持是一种策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从中看到一些优点，从本质上来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完美的伴侣，那就当着别人的面去找他”。尽管女性对注意力的关注很深刻，但男性更容易被坚持所左右，因为他们更愿意尽其所能。

在很多方面，这个问题是由多种情况造成的。生命太短暂，我们不能浪费时间坚持不懈地去寻找完美的人。在寻找完美和服从于繁殖事业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权衡。从某种程度上说，你选择繁衍后代的对象并不是太重要，只需要他们提供半套基因，并且没有不孕症即可。在寻找完美伴侣的过程中，你拒绝的追求者越多，你离目标可能就越远。虽然你可能拥有一些优势，但你可能会遇到的第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太久的寻找时间会带来收益递减。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理论分析认为，最理想的策略是综合考虑你遇到的前13个潜在伴侣，然后把其中最好的一个选出来。你不可能做得更好。后来，彼得·托德（Peter Todd）和杰弗里·米勒进行了一系列的计算机模拟，并提出了“试一打”的策略：综合考虑你遇到的前10名潜在伴侣，选出最好的那一个，然后等待新来的人超过他们，并为他付出你拥有的一切。既然结局是固定在另一端的，那么拖延的时间越久就会变得越糟糕。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第一个原因是，寻找配偶的事情是一个频率相关的问题。即使完美伴侣真的存在，他们也会知道自己有多么完美（因为每个人都在追逐他们），那么他们只会选择异性的完美伴侣。但最终，他们得到的是一群人的选择。完美先生等待着，直到他遇到完美女士。一旦他们配对好了，就轮到下一个最完美的人寻找下一个最完美的伴侣，在这条线上，你可能站在最后。但是，既然你已经坚持了这么久，为了说服完美先生，你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最后才意识到自己能做出的选择为数不多。与此同时，你体内的生物钟在不停地滴答作响，你的繁衍机会就像沙漏里的沙砾一样，在你的眼前滴落。换句话说，我们的生理机制就是只关注当下市场的局部角落，就可以继续下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第二个原因是，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伴侣，他们根本不存在。人类中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因为完美所需的层面太多了，很多条件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所以一个层面的完美永远不能满足另一个层面。但在心理上，你需要相信它们的存在，这样在你下定决心后，就可以把一切都交付给那个人，否则你将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特别是在情人的有色眼镜褪色之后。即使你只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与每一个人保持一段关系，你也必须要确保每一个伴侣在你看来都是完美的。一旦你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幻觉，你缺乏承诺和不感兴趣的事情就会变得十分突兀，只有最迷茫的人才看不透你。

宗教就像中世纪欧洲的吟游诗人一样，你可以远距离崇拜你心爱的人，而不用面对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不便的情况。而即使心爱之一偶尔会让你失望，一种温和的德克莱兰鲍特氏综合征也会让你保留一切只是在经受考验的信念，这也是亚伯拉罕宗教的特点。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前面所讲的关系都是安全的。因为你可以在头脑中创造出完美的伴侣。你的梦想永远不会被残酷的现实所侵扰。爱人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因为你让这种关系成为可能。不需要任何性格或形式上的瑕疵，因为你可以构建所爱的人，准确地反映出你在完美伴侣身上渴望的特质。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以虚拟现实的形式来面对另一种情况——网恋。

●　正是浪漫的有色眼镜帮助我们克服了顾虑和缄默，给我们勇气去开始。我们必须学习如何驾驭真实的世界，应对它的变幻莫测。

●　友谊的质量取决于我们实际花在与朋友互动上的时间。做得越多，我们就会越投入情感关注这个人。尽管我们可以在超市中四处寻找性价比最高的商品或服务，但绝望和孤独也让我们很容易在网络世界里被虚假的过度承诺所伤害。

网络上的爱与背叛，

我怀着轻快的心摘下一朵玫瑰，

在多刺的树上，

但我的爱人偷走了我的玫瑰，

只留下那根刺和我一起。

——《班克斯·杜恩》

我们有幸见证了历史上那些非凡的时刻，它们让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我们悄然进入21世纪，整个世界进化出了一个新的维度：互联网。自从邮政服务发明以来，Facebook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寻找爱情和获得满足感从未如此简单：交友网站可以让垃圾邮件发送者通过电子邮件以提供巨额财富为名换取你的银行账户详细信息，承诺永远爱你的少女充斥着你的视野，而19世纪50年代的便士邮报和20世纪30年代的电话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一次次的鼠标点击中，我们成了地球村的一员。

在数字世界里，新的电子交流方式带来了一个美妙的新前景，一个新的狂野的西部在等待你去探索和占领，并且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足不出户来完成。互联网奇迹般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里寻找新的朋友。面对面交流的方式把我们束缚在了小小的城市世界里，而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向全世界广播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真的。然而，阻碍了那些急于推销软件的人的乐观主张的是人类的思维。技术人员可能不知道，人类可以拥有的朋友数量的限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可以挤出的时间：这也与我们是否能够保持关系的一致性有关。时间确实是一种限制，而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同时与几个人交谈。但真正的问题是口语和网络聊天之间的细微差别。我们可以向世界喊话，就像灯塔不断地向每艘过往的船只传递它的信息，但是有多少艘经过的船只能与我们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呢？当船只真的靠近时，我们根本无法一次登上多艘船只去参加社交活动。

社交媒体：维系、拓展关系的新方式

Facebook成功背后的秘密在于，它使得我们能够保持过去因距离而很快自然疏远的关系。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世界还是小而狭窄的：只有一小部分人会长途跋涉，在出走后，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失去与出生地之间的联系。但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因为上学和工作而远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在待过的地方交往一小群朋友。我们的社交网络也因此变得分散，由几个不重叠的离散子网络组成。我们小时候的朋友可能会认识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是他们不会知道我们后续发展的朋友圈，而我们大学时代的朋友也不会知道我们的亲属关系。后来，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又会在不同的城市建立不同的朋友圈，加入一些团体，这些团体可能会因Facebook上的一个评论，或是一次短暂的相遇而组织聚会，有些聚会上我们甚至会邀请自己认识的每个生日日期里面有数字0的朋友。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分裂使我们变得更脆弱了。我们在任何地方的社会网络都变得很小，我们也更加孤立了。如果我们因为某种原因失去了一位好朋友，那么这种变化的影响就会非常大，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退缩，也没有大家庭或朋友的网络来填补这个空白。现代生活是孤立的，所以我们比进化史上的任何人都更容易遭受社会排斥。

互联网为这种状况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与散布在各地的朋友保持联系。作为保持友谊的一种手段，它具有巨大的潜力，效果相当明显。互联网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可以同时和很多人交谈。它原则上允许我们建立名义上的朋友网络，尽管我们对这些人知之甚少。

互联网也在爱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找到合适的伴侣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人们的流动性变得更大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圈变得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一起工作的人，社交越来越依赖于一起工作的人。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婚配都局限在一个小型社区范围内。对于整个社区来说，和哪些人一起定居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向社区内的人寻求婚配建议，即便不寻求也会有人免费给出建议。通过扩展的交际网，有人提供方案，有人提出建议。在旧时的情况下，关系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保证，并保护了我们的安全，这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是非常奢侈的。在今天分散的、支离破碎的社会里，我们缺乏这样的机会和保证。

从18世纪末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到19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后速度不断变快，社会和经济的流动性已经淘汰了许多传统的寻找配偶的途径。原有村子中的媒人无法在当地社区之外的地方发挥作用。我们一切都要靠自己。随着19世纪的进一步发展，问题变得更糟了：在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富裕家庭的大房子里工作，富裕家庭的佣人数量急剧上升，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职业婚介服务的兴起。第一家婚介所于1751年在伦敦开业，主要为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服务。

而在维多利亚晚期，婚介服务才真正发展成一个名副其实的产业。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个人相亲广告变得非常流行，不仅包括新世界的偏远角落和一些女性数量较少的地方，甚至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伦敦都很受欢迎。婚介所、婚姻登记制度、时尚婚姻广告商、国际婚姻公报、媒人等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幸存下来。杀死整个行业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它逐渐与爱德华时期性交易中更肮脏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妓女们开始意识到，个人相亲专栏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揽客场所，私人专栏以婚介为幌子，为宣传各种性服务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场所。自那以后，上流社会的女性不再登报相亲，因为她们害怕收到意想不到的回复。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个人相亲广告业务才开始复苏，经济流动性的增加再次使许多人发现自己无法轻易找到合适的对象。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数字时代，网上约会服务几乎完全取代了传统婚介。在数字时代，无数专业网站为许多女孩提供了寻找幸福婚姻的机会。互联网只是为老式的孤独心灵提供了一种快速的、全球性的媒介。

大多数公司的运营方式和它们的“前任”一样，都要求用户在自己的数据库中进行自我介绍，并将他们的个人资料相匹配，或者允许用户直接联系他们感兴趣的其他用户。计算机使得网站处理各种用户信息的速度变得更快、更全面。许多这类网站现在都在利用心理学，尤其是进化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用户都会被要求在注册时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些网站的营业额预计有10亿美元，这无疑说明了该行业的受欢迎程度。事实上，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使用互联网的人当中，只有1%的人是为了与他人约会，建立关系，并找到爱情。

网恋：爱上自己建构的对象

交友网站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在于，人们永远无法确定到底是谁站在这份档案或电子邮件的背后。我们仿佛回到了爱德华时代的婚介广告中不确定的世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各种各样的可疑交易正在进行。这不是交友网站的特点，而是整个互联网的特点——为自己在互联网中构建一个角色很容易。因此，在村子里唯一可以连接互联网的设备上，男孩们可以在我们的邮箱里塞满数不清的东西——只要我们告诉他们自己银行账户的详细信息，或者是为了换取永恒的爱的恳求。我们的银行账户信息，或者是一张微薄的支票，都可以帮助他们支付急需的医疗费用。

有时我们还有机会看到网络另一端的人的照片，如果我们不立即与他们交朋友的话，就无法知道那些声称自己患了重度疾病的甜美少女是否真的是一个甜美的年轻人还是一个老太太，又或者是一个十几岁的饶舌歌手——他们的空闲时间太多了。所有的东西，包括精心修饰的照片，都可以被虚构出来。这是潜行者的混沌世界，只是现在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你的身体。那些本来应该好好工作的人，那些试图利用我们的弱点来牟利的人破坏了原本美好的事情。他们利用的漏洞是我们的绝望，而这种绝望是由孤独和一种更为孤独的老年生活愿景所带来的，以及再加上我们天生的信任倾向——把每个人都看成是善良、可信赖的。

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当我们的兴趣被最初的交流唤醒时，我们就会在现实生活中创造出想象的爱的对象。正是浪漫的有色眼镜帮助我们克服了顾虑和缄默，给我们勇气去开始。网络诈骗受害者的悲惨故事的一个永恒主题是，他们会从正常的怀疑发展到对电子邮件或电话另一端的陌生人表现出极度忠诚以及不吝惜、绝望的爱。这种情况似乎在一夜之间就会发生，而且通常只需要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来交换信息。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与人见面，就会逐渐将心理形象融入现实。在数字的世界中，当我们在互联网中坠入爱河时，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会爱上一个自己构建的精神形象，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也没有现实的锚来控制自己疯狂的想象力。我们只是把自己拉进了蜘蛛网的中心。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被网络上的垃圾邮件和骗子欺骗，或者到底他们损失了多少钱。大多数人都很不好意思在遇到诈骗的时候报警。尽管如此，保守估计，互联网欺诈每年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受害者自愿交出大量金钱，误以为网络另一端的人深爱着他们自己，只是需要帮助解决生活问题，这样骗子可以果断地购买机票过来和他们住在一起幸福地生活，度过余生……受害者中有许多是孤独的单身女性，她们寻求的是温柔和关切，但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心理上，她们都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

在一个案件中，出生在英国格林纳达的戴维·切克利（David Checkly）被判入狱6年半，因为他在英国通过约会网站结识了30多名女性，并从她们身上骗取了大约50万英镑。一些人失去了她们的生意，一些人失去了她们的房子，大部分人失去了她们的全部积蓄，而所有人都失去了她们的尊严，她们对人的信任也被摧毁了。切克利用甜言蜜语俘获受害者的心，接着开始利用她们的感激之情——有人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作为一个用心的追求者，切克利的行为一开始显得非常绅士和慷慨。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说自己需要一笔几百英镑的借款来解决生意上的问题，而受害者就会心甘情愿地提供，然后切克利就会说需要另一笔更大的借款……而且总是有一些原因导致前期的借款不能准时偿还。

浪漫的垃圾邮件是一种心理艺术，通常是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写。但是他们了解受害者的心理弱点，并且可以利用受害者的防御漏洞，而这些漏洞通常是大师级别的骗子才能发现的。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导致受害者入狱的指控，往往被证明是谎言。通常，这些受害者还会帮欺诈者解释，说明他们为什么要收养他人，或声称一些并不存在的商业或慈善的理由。这里有一系列非常典型的基于现实生活的案例。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受害者，50多岁，有几个成年子女，正在从失败的婚姻中恢复，又或者是在丧偶后变得越来越孤独。面对孤独变老的前景，她迫切地想要躲开这种不幸的命运。于是，她开始通过在线约会服务寻找伴侣。这看来十分可信，因为用户必须付费。几次约会下来，她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某天，她突然得到了一个试探性的回应，这与她平常看到的帖子不同。出于好奇，她回复了。这个名字富有异国情调，头像是一个地中海神。是的，事后回想起来，对方一直对年龄闪烁其词，对很多事情的回应都是模糊的，当时对他的网名应该提起警惕的，因为那个名字并不会使人联想到他所说的希腊、意大利或者西班牙，但她当时正处于绝望中。

后来他们又通过几次电话，发过几封电子邮件。电话中一点儿也听不出来他是南欧人。事实上，他的语文很差，讲的几乎都是方言。她对此提出了质疑，他笑着坦白了一些看似有理的谎言：他不想让她离开，如果她有机会看到真实的自己，会发现他非常友善。她接受了这个解释，他苦笑了一下，但毕竟这是一件小事，他似乎又温和又慷慨，重点是对她充满了爱意。于是，他们继续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发送那些害羞的爱的宣言。尽管这完全是欺骗，但她不断在说服自己，她正在恋爱。后来，他又提出想和她在一起的想法，但是他没有钱。他的朋友提出了一个商业计划，现在需要一些启动资金，这会带来可观的利润，然后他就能买到机票，和她在一起。

某种程度上说来，她犯了一个偶然的错误——正如一个人在与自己信任的人交谈时那样，她提到最近继承了一笔相当大的财产。接下来，男方提议他们一起去旅行，当然，所有的钱都是由女方支付的。几周的相处中，她多年来第一次感到了爱。仿佛所有的谎言和欺骗都可以被遗忘和原谅。面对现实的时候，为了避免在舞会后独自回家的灰姑娘时刻，我们总是愿意妥协。她现在确信自己终于遇到了爱情，她打开自我，允许内心的涌动带着她去任何地方。就在此时，对方提出了一项重大的商业交易，它只需要几个月的大额贷款就可以了。此时，她犹豫了，但是感情上的敲诈是很沉重的：当你如此爱我时，你怎么能因为这么小的一件事而否认我呢？她违背自己的理性，抑制内心深处的疑虑和不安。他们分开后，她回到家，把钱汇了过去，并准备好了他们的安乐窝。

男方某天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说，商业计划失败了，钱都赔进去了。他说了很多对不起，并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弥补……但那时已经太晚了。她难以应付，结束了一切。她可以放弃一切——金钱、爱情、自尊，或者她可以做出更宽恕的选择，然后继续被困住，希望以此挽救一些未来的东西，其实不过是被更多地利用罢了。

女性似乎特别容易受到这些爱情骗局的影响，但男性也很容易找到那些只想寻找可以为之献身的白马王子、亲密丈夫的年轻女性。唯一的不同是，她必须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诱饵。如果这不是一个金钱骗局，那就是一个想要通过婚姻获得英国护照的骗局——紧随其后的是消失或离婚请求。最后，在21世纪的虚拟世界里，这一切就像迪克·特平在通往约克道路上的抢劫。就像特平用面具斗篷把自己伪装起来一样，骗子把他的身份隐藏得很好。就像所有最好的魔术表演一样，当骗子付出最少，并且允许受害者编造故事的时候，这个骗局是最有效的。当你因为自己相信某件事时，你会比别人试图说服你时更相信它。

网络聊天无法替代面对面交流

一般来说，这个世界由两类人组成：网络乐观主义者和网络悲观主义者——那些认为互联网就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以及对这种主张表示非常怀疑的人。网络悲观主义者认为，互联网正在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花在网上的时间是从我们花费在现实世界社会交往上的时间中挤出来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我们教授课程所需的知识积累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像所有类型的学习一样，需要现实生活的经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适应他人，调整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以及满足与我们互动的人的愿望。在互联网中则不是这样，因为你可以轻易地拔掉电源，然后在不造成直接冲突的情况下，以一种不可能面对面的方式消失。在现实世界，我们需要学习理解别人微妙的面部信号的技巧，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技巧来调整自己的反应。这种习得需要面对现实存在的事物，而且需要花费时间。

学习面部信号和手势的细节意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它比我们想象得要长得多，速度也慢得多。我的合作者之一昆廷·迪利（Quinton Deeley）扫描了40多名年龄在8~50岁之间的男性的大脑。实验任务非常简单，被试被要求观看一系列表达恐惧、厌恶或中立态度的面孔照片，并被要求识别出其中要表达的情绪。结果显示，照片激活的大脑区域与预期的一致：视觉系统、颞叶梭状回的面部识别神经元和参与情绪反应的右额叶皮层。

额叶皮层的活动水平存在年龄差异，在较年轻的被试中非常活跃，但在较年长的被试中，前额叶区域的活动水平会下降到基线水平，并被梭状回区域的提升（对厌恶情绪的反应）所取代。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努力去识别面部表情，所以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大脑的额叶区域完成的。但随着我们习得经验，这一过程就会逐渐自动化，并转移到大脑的其他部分，从而更有效地处理离线问题。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变化发生的年龄：直到20多岁的时候才发生变化。这种转变本身就很有趣，因为这正是大脑完全发育到成年大小和稳定状态的时间。这种情况发生得非常晚，这意味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经验积累才能达到足够精确的自动化反应的程度。

我们必须学习如何驾驭真实的世界，应对它的变幻莫测和不断的变动，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像心智理论这样的社会技能的习得，发生在孩子们获得了关于体积守恒和因果推理的简单认知之后。这不仅仅是一种面部表情的识别模式和被记录的情绪识别模式——正如我们可能会学习到的某个灯塔的短光和长光的闪烁模式，我们还必须学习在表情编码情感表达的深度上的细微差别，以及真假感情之间的区别。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区分自愿的、假的、杜氏微笑与不自觉的、真正的、杜氏微笑，以及那些眼角的鱼尾纹。只有学会这些，我们才不会被面前的假象所迷惑。

学习社交暗示的微妙之处正是你在年轻时不要太沉迷于互联网的原因。但是网络悲观主义者仍有一些质疑。其中一个事实是，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时间是缺乏弹性的。你不能压缩它，以便更有效地使用它，这在如何维持关系的背景下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解释的，友谊的质量取决于我们实际花在与朋友互动上的时间。做得越多，我们就会在关注这个人上越投入情感。我们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是从与家人和朋友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中挤占出来的。这似乎是最关键的一点，尤其是对男性而言。

我们在对手机使用的纵向研究中发现，在孩子们离开家后，他们花在面对面交流上的时间会减少，他们的朋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但对样本中的女孩而言，关键的是在一起交谈的时间。互联网聊天软件和电话几乎是完美的替代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约2/3的Facebook用户是女性的原因。总的来说，男性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太适应的环境。我们怀疑，即使对于女孩来说，技术最终也只是一贴膏药，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在数字世界里，如果你不去和朋友聚在一起进行面对面的交谈，那么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这种关系从我们通常能管理的150份关系中滑向深渊。

我们把全部社交时间的40%投入到了与自己最亲密的5个朋友和亲戚中，约60%的时间投入到了15个较好的朋友和亲属中。而如果我们把相同的时间花费在更广泛的社交圈子中，我们将会很快地耗尽自己的所有时间。社交时间占据了我们一天醒着的18个小时中的20%左右。而如果把我们给予15个好朋友的5%的时间用于社交网络的全部150个成员，就需要我们每天花27个小时进行面对面交流。如果想把所有关系都置于我们最高层次的亲密关系中，我们将不得不每天在面对面的互动中花费43小时。这样不但一天的时间不够长，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吃饭、睡觉和呼吸。

尽管网络乐观主义者主张互联网提供了扩大社交视野的机会，以及接触全球数以万计的网络用户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的在线社交网络正变得越来越接近日常的、真实的关系。当汤姆·波莱特（Tom Dollet）、萨姆·罗伯茨和我开展一项在线社交网络的研究时，我们发现那些使用Facebook或其他社交网站的人拥有的社交网络并不比那些很少使用互联网的人更大。

朱迪思·多纳特（Judith Donath）和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在对社交网络的分析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人们在社交网站上无法结交到亲密的朋友，至多是认识一些原本接触不到的陌生人。这里的问题是“原本”这个词：你可以认识更多陌生人（那些在网络交易中被认为是“弱关系”的人），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这样做。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做：大多数人似乎还是把Facebook上的朋友限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同一批人中，当Facebook员工在公司庞大的数据库中进行搜索时，他们发现，多数用户典型的朋友数量在120~130个之间，并没有超出我们的150人这个限制范围。有些人在Facebook上确实有好几百甚至几千个朋友，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Facebook列表就是他们的日常社交网络，即使他们只有一两个网络好友。我们确实无法管理更多的友谊。

当用户在自己的Facebook“留言板”上发帖时，大多数人的表达就像是现实生活中的对话：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和少数几个亲密的好友说话。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能够维持有效会话的人数上限是4。如果增加一个人，我可以保证，你们在30秒内将分为两个单独的对话。下次你在一个大型招待会上时，可以检验一下我的说法。当人们在Facebook上发布一些东西时，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在进行一场私人谈话。剩下的只是偷窥者，如果他们不在那里，那就更无关紧要了。

我们从纵向研究中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在我们抽样调查的18岁的青少年中，有3个人在18个月的时间里平均每天发送超过100条短信，大概他们也收到了同样数量的回复，这意味着他们在18个月内发送和接收的短信超过了108000条！但真正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人们有85%的短信只发给了两个人：最好的男性朋友和最好的女性朋友。我们真正所处的社会网络很小，出于这个原因，一些新的社交网站限制了用户可以拥有的朋友数量，他们的目的是创造一种更亲密的感觉，从而让你感受到与你共享照片和个人信息的人之间隐含的信任感。

那么面对面的交流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并不完全确定，但至少从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在网络互动中交流的信息比面对面交流要少得多，甚至在互动持续的时间上也存在差异。在塔蒂亚娜·弗拉霍维科和萨姆·罗伯茨进行的研究中，他们让43名被试提交了一份为期两周的日记，其中记录了被试与5个亲密朋友的互动。并对他们的幸福感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人们对面对面交流的评分比电话、电子邮件、短信、即时信息以及通过Facebook等社交网站的互动都要高得多。只有通过Skype交流和面对面交流的效果相当。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只有Skype才能提供面对面交流的那种感觉。老实说，我对Skype的表现感到惊讶。我并没有预料到它会像面对面交流那样得到很高的评价，因为它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和笨拙之处。我想，随着技术的进步，Skype带来的益处只会越来越多。这种共处的感觉似乎在同一个房间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听到笑声确实会产生影响，但通过电话获得的所有细微的语调和信号都不太够。

风险与创伤：虚拟亲密关系的隐忧

在前一章中，我们遇到了另一种虚拟现实的浪漫故事，即爱上宗教。与互联网中的爱恋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带有一个自创偶像的印记，都是将我们的理想伴侣映射到了一个模糊的通用框架上。在我看来，这两种情况都是由我们的思维方式造成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无害的、安全的，因为欲望对象永远不会冲击我们的现实世界，而另一个则充满了风险和情感创伤，因为数字化背后站着的是真正的人。

我本想以乐观的态度结束这一章，并热情地赞扬地球村的优点，但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得到。我的感觉是，数字世界里充满了陷阱，并为诈骗者提供了太多的藏身之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倾向于信任别人，除非他们的行为被证明是不可信的。我们倾向于相信自己认识的人，部分原因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社会生活将会崩溃。自古以来，这对小型社区而言至关重要，自然选择也向我们灌输了一种信任他人的意愿，并对他人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在日常生活的小规模社区里，二手汽车推销员很容易被揭穿，我们可以看穿他们狡猾的眼神和其他线索，并在社区周围迅速传播。但在更大的匿名互联网世界中，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这条规则有一个例外：虚拟现实游戏世界，比如《第二人生》和《魔兽世界》。这些游戏中设置了行为准则和自我管理的方式，就像现实世界中发生的那样。违反游戏规则或不成文的行为准则的人会被排斥和惩罚。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规则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创建一个能够共同解决问题的小型社区。更有甚者，网络用户倾向于自然进化，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那样，他们是由好朋友形成的小团体，他们彼此信任、相互合作。但在这些特例之外，网络世界并不是自我监管的社区，它没有一个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共同的项目，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需要通过合作来实现的，它只是一个提供不同质量和价格的商品和服务的超市。然而，尽管我们可以在超市中四处寻找性价比最高的商品或服务，但绝望和孤独也让我们很容易在网络世界里被虚假的过度承诺所伤害。

到目前为止，我的重点是分析我们在对恋人和其他亲密关系进行判断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过程和机制。我们还没有问过“坠入爱河”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在什么时候进化成了人类心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结语中，我将讨论最后两个重要的进化问题。

●　科学并不能保证所有发现都满足我们对于世界的先入之见。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竞技场，就要尽可能多地了解自己生活的世界，以优雅的风度接受它的本来面目。

●　从严格的生物学角度来看，亲密关系的存在是为了促进繁殖，让个体尽可能地为物种基因库做出贡献。然而，要产生这样的效果，生物必须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经历复杂的进化，因此，它创造了我们在私人生活中所经历的丰富多彩的画面。

进化的困境，

不要让女性抱怨，

善变的人容易流浪，

放眼大自然的广阔天地，

自然的法则就是变化。

——《不要让女性抱怨》

人类为什么会坠入爱河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明确了两件事情。第一，人类的交配系统是非常多变的，至少可以在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之间切换；第二，所有这些交配系统似乎都是由相同的心理过程支撑的，这种现象一般被我们称为“坠入爱河”。虽然有人认为坠入爱河也会在其他物种身上发生，但在我看来，我们真的有一些独特的、关于人类的解释——如果只是从效果的强度来看。然而在本章中，我想关注它的功能性问题：为什么坠入爱河会出现在人类谱系中？一夫一妻制的交配系统是非常罕见的：所有哺乳动物物种中，只有约5%是一夫一妻制的。虽然一夫一妻制在灵长类动物中很常见，但也并没有那么常见：只有15%的灵长类动物是一夫一妻制的，其中大多数是南美洲的锡伯猴、红毛猴或长臂猿（唯一的一夫一妻制的旧大陆灵长类动物）。尽管我们在其他物种中看到的情况并没有人类这么明显，但某些南美猴子确实与人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有时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让我们了解可能导致人类行为进化的背景环境。

在重大的进化进程中，配对模式可能是基于四种原因发展而来的。第一种是允许雄性垄断与雌性的交配权，以确保它，并且只有它拥有父权；第二种是降低后代被捕食者杀死的风险；第三种是降低后代被杀婴雄性杀掉的风险；第四种是使雄性能够为成功抚养后代做出贡献。每一种都对应一种不同的配对模式，这让我们能够对亲密关系的进化起源有所了解。

在第一种情况下，配偶关系实际上只考虑到了雄性的利益，因为它对雌性来说并不重要，雌性只要和某个雄性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认为男性是维持这种关系的关键，因为如果女性离开原有的男性并与另一个男性交配，原有的男性就会受到最大的威胁。由于这个原因，它通常被称为“伴侣守护假说”（mate guarding hypothesis）。我们在山羚羊身上发现了这种行为，这是地球上配偶关系最紧张的物种之一。

第二种可能性和第三种可能性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们关心的都是降低后代可能被杀害的风险，唯一的不同在于被谁杀害：是传统的捕食者还是本物种的成员。捕食当然是一个问题，但它通常是成年人，特别是青少年需要面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伴侣双方应该对雄性可能提供的保护有近乎平等的利益。对雌性而言，这关乎它的生命，而对雄性而言，雌性被食肉动物杀死后，它将没有机会繁衍后代（群体中的其他雌性都将被其他雄性占有）。因此，捕食风险假设有利于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这种关系。

同物种成员杀害幼崽也是常见情况之一。雄性杀婴是猴子和猿面临的一种长期的风险，主要是由于妊娠和哺乳期的时间长度。在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中，直到幼崽断奶之前，雌性都无法恢复繁殖状态。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机制运行的结果：婴儿吮吸时对乳头的机械刺激会引发一系列的激素变化，导致卵巢休眠，阻止其恢复正常的月经周期。该系统非常敏感，与特定的哺乳频率（每4小时一次）相关，而不是婴儿实际在乳头上吮吸的总时长。随着婴幼儿吮吸的速度逐渐减慢，降至临界阈值以下，母亲的月经周期就会从长时间的休眠中醒来并开始工作。从一个雄性继任者的角度来看，摆脱前任雄性的孩子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因为这可以使雌性重新进入繁殖状态。

杀婴的雄性很难对付，因为它们行为的全部目的是使雌性恢复生育，这样它们就可以一起生育后代。雄性会紧盯雌性母亲，骚扰它，直到它的注意力被暂时转移，这时就可以带走幼崽。雌性尤其容易受到刚加入群体的新雄性的骚扰，因为它们渴望尽快繁殖，而它们占据着主导地位，能够垄断雌性的入场权。雌性会将自己的命运和一个特殊的雄性捆绑在一起，这个雄性可以担任保镖，保护它和它的孩子不受任何捕食者或其他雄性的攻击，这对雌性来说是一个潜在的选择。实际上，雌性的性接触是为了保护自己，相比之下，雄性的情况则要简单得多，因为雄性可能会继续表现出直接的行为。

这一解释又被称为“雇用枪支（或保镖）假说”（hired gun [or bodyguard] hypothesis）。在这种情况下，雌性在关系中获得的利益要多于雄性。对雌性来说，雄性的作用是抵御那些威胁它的孩子的敌人。对雄性来说，它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在一生中，仅仅忠诚于一个雌性是否会比滥交获得更多的后代。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能会认为雌性是孜孜不倦地维持和维护这种配偶关系的一方。

当雌性生活在包含许多雄性的大型群体中时，这种一般性解释的衍生性案例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当雌性处于可生育状态时，它们可能会受到雄性的持续骚扰。野生山羊和绵羊就是这种现象的极端例子，因为雄性会聚集在发情的雌性身边，为了与雌性交配而争夺其背部。我花了许多年来研究苏格兰和北威尔士的野生山羊，但对每年一次的混乱竞争还是会感到惊讶。雌性都在试图逃离雄性，而雄性则会在激烈的打斗中发生冲突，争取成为排在第一名的交配对象。

性骚扰会引发一种应激反应，促使雌性体内大量释放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和内啡肽；这反过来抑制了大脑中促性腺激素的释放，结果是，卵巢没有接收到触发排卵的化学信号，导致雌性无法生育。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尽管山羊从未采用）是，让雌性与特定的雄性形成配对，然后由雄性作为守卫，保护雌性免受骚扰。这似乎是大猩猩所采用的解决方案，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雌性动物可能会依附于同一个雄性——通常是它们能找到的最大的地方暴徒。雄性对此似乎并不在意。

第四种假设存在双亲关系，以使双亲照顾成为可能。这需要每种性别都能像另一方一样提供关爱，或者至少是劳动分工，其中一方负责看护幼儿，另一方负责提供食物。其中的前一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鸟类身上，这也是大约85%的鸟类都遵循一夫一妻制的主要原因，鸟类中负责饲养的双方基本上是性别中立的。对鸟类来说，繁殖的两个关键阶段是坐在巢中孵蛋，保护蛋不受巢穴捕食者的损害；并在孵化后将食物送回巢中。对哺乳动物来说，孵化阶段相当于是在子宫内完成的（因此只能由雌性完成），而第二阶段则涉及哺乳（也只能由雌性完成）。换句话说，这种选择对哺乳动物来说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

后一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行的，少数几种哺乳动物就是这样。最著名的例子是犬类，包括狼狐、土狼，以及我们熟悉的家庭宠物。这在哺乳动物中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例外。其原因是，雌性会全神贯注地照顾一群幼崽，雄性负责将半消化的肉带回巢穴，从而为雌性和断奶的幼崽提供食物。雄性成功杀死猎物之后，会像往常一样吃进去，然后将其存在胃里带回洞穴。回到家后，它会把胃里的东西反刍出来，给雌性和幼崽。半消化的肉为幼崽提供了完美的断奶食物。这样的行为对食草动物和食叶动物来说是不可能的：和鲜嫩的叶子相比，枯萎或半消化的叶子并不具备与半消化肉类相同的吸引力。

在灵长类动物中，有一个物种可以作为解释分工合作的真实案例。南美洲的小狨猴和雄性绢毛猴会一直带着双胞胎幼崽。雌性每天会有大约10分钟的时间带着幼崽，让它们吃奶。雄性决定着幼崽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与母亲相处：雄性会使幼崽的母亲远离它们，直到幼崽完全依附在雄性身上。实际上，雌猴就是哺乳机器，而雄性则会做其他所有照顾幼崽的事情。

绢毛猴的策略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有两种特性：一是生殖生物学特性——雌性可以生下双胞胎；二是雌性生产后立刻就能恢复生殖状态的特性，而不必等到幼崽断奶后。后者意味着当雄性在忙着照顾自己的新生儿时，第二胎已经在路上了，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第二胎将在第一胎断奶的时候出生的。所以雌性在繁殖过程中相当于不停歇的跑步机。由于雌性能够生产双胞胎，所以雄性通过遵循一夫一妻制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后代，而不用通过不那么确定的策略来寻找处于排卵期的雌性。

在第四种情况的所有例子中，父母双方都对保持这种关系有既得利益：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帮助，他们就不能成功地抚养后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期望双方都有同样的倾向来维持这种关系。更重要的是，尤其是对哺乳动物来说，一旦雄性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后代养育中，它就会希望确保自己照顾的后代是它的后代，而不是别人的后代。

对雄性哺乳动物来说，亲子关系的不确定性是一个事实，这使得它们在进化上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对另一个雄性的后代进行投资是基因上的利他行为。这样做的雄性只会鼓励其他雄性放弃自己的后代，四处流浪，把抚养的负担留给别人。事实上，这正是雄性绢毛猴所做的事：如果还有其他雄性愿意充当助手，照顾雌性和幼崽，配偶怀孕的雄性就会放弃已经怀孕的伴侣，继续寻找其他可以生育的雌性。在相对紧张的条件下，较高的雌性死亡率意味着雄性过剩，而没有足够的繁殖机会。年轻的未配对雄性也会愿意加入一对伴侣，并提供帮助，直到获得新的繁殖机会。如果允许雄性加入雄性亲属的领地，它们就会对负责喂养的雄性的后代产生基因上的兴趣，正是因为这一点，负责喂养的雄性很乐意让后代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雌性可能也不太在意：只要幼崽喂养好了，那就足够了。

传统观点认为，人类进化出一夫一妻制，是为了让父母双方都能照顾孩子。当然，没有人会设想古代的男性会跑来跑去，照顾婴儿的饮食起居，包括换尿布——毕竟，只有在非常开明的现代社会里，男性才会做这种事情，甚至只是在他们必须要做的时候才会做。人们对此的合理假设是劳动分工：在所有传统社会中，妇女们都负责照顾孩子（偶尔也会得到丈夫的帮助），而男性则会去打猎，把肉带回家。自从19世纪后期，在达尔文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对人类婚姻制度的演变提出质疑以来，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

然而，通过重新考虑大脑的能量消耗，人们对父母照管模式提出了质疑。罗伯·弗利（Rob Foley）和菲利斯·李（Phyllis Lee）计算出了随着大脑逐渐增大，抚养人类后代所需的额外的精力成本（相对于黑猩猩）。考虑到人类的大脑是黑猩猩大脑的3倍，我们可以预见，总成本是相当可观的。计算结果表明，这些成本既不能被男性的食物供应所抵消，也不能通过转向摄入高质量的食物抵消，比如以肉类为基础的饮食。相反，这些成本所能适应的唯一方式是将它们的供应分散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换句话说就是减缓生长速度，延长父母看护期。

当克里斯汀·霍克斯提出，狩猎采集者之间的大规模猎杀可能与食物供应没有任何关系时，父母看护模式假设遭受了进一步的挫折。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南美洲的阿奇人和东非哈扎狩猎采集者的实际狩猎研究显示，狩猎大型猎物的人实际上并没有带回与投入相匹配的肉，而且如果他们带回来任何东西的话，必须在营地所有的家庭中平分。除了因纽特人居住的北极环境之外，冬季里除了肉类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吃的，而在狩猎采集社会中，正是妇女通过采集活动提供了大量的能量。这并不是说女性被困在营地里，无法像雌犬一样自己去觅食。对霍克斯来说，狩猎作为供应途径的论点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她认为男性实际上是在展示他们作为配偶的基因健康状况。狩猎其实是一种性的展示形式，通过在一个充满食肉动物的环境中猎取大型猎物所冒的风险，展现出人类基因的质量。

霍克斯后来在她对哈扎人的研究中表明，祖母在支持女儿的成功生育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设想：更年期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战略，允许女性将生育努力的重点从自己转移到女儿身上。因此，“祖母假设”就像它已经被设想的那样诞生了。从那以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外祖母对女儿终其一生能够成功生育后代的数量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无论如何，在世界各地，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大多数的交换安排都是在密切相关的妇女之间进行的。简而言之，男性在受孕后的整个繁殖过程中都是多余的。通过女性之间的合作，育儿可以做得更好、更有效率。

美国的城市黑人社区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方法多么有效。在一个男性来去无定的家庭中，妇女经常组成母系的多代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合作单位：女儿生育，妈妈出去工作挣钱，奶奶经营家庭。家里没有男性，也不需要男性。这样的幸福家庭近乎完美。

如果男性既不负责完成儿童保育工作，也不会给家庭谋生带来太多的影响，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费心去寻找伴侣呢？女性又为什么还要为自己的感情而烦恼呢？

在剩下的可能性中，我们可以很快地推翻捕食假设。事实上，人类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合作分工，使得捕食风险成为难以置信的选择压力。这并不是说捕食风险在传统社会中不是问题。相反，在这些情况下，无论捕食风险如何，似乎只有女性才能充分应对。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会通过调整群体大小来应对捕食风险，正如苏珊娜·舒尔茨（Susanne Shultz）和我在许多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然而，没有任何要求表明该组织应该由特定类型的个人组成。

通过团结协作，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做好工作。如果说有一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女性通常比男性更矮小，也没有那么强壮，而她们可以通过更大的群体来弥补这一点。对独居的雌性动物来说，雄性动物在抵御捕食者时的保护是很有帮助的，就像许多一夫一妻制的羚羊和灵长类动物所做的那样，但是人类雌性并不会独居：她们普遍生活在群体中，而且不愿意独自旅行。简而言之，不管它能解释什么，捕食风险并不是人类成对结合的解释。

我们也很容易推翻配偶保护假说。在哺乳动物中，守护配偶往往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种是当雌性选择（或被生态条件迫使）分开时；另一种情况是，当它们生活在大群体中时，雄性需要阻止竞争对手在排卵期前后与雌性交配。在许多小型的羚羊和灵长类动物（包括许多较小的南美猴子和亚洲长臂猿）中，第一种被认为是对它们选择一夫一妻制的解释。然而，雌性独自在自己的领土上生活使得一夫一妻制成为可能。我已经能够证明狨猴、绢毛猴以及长臂猿中的雄性选择了流浪，而不是和一个雌性待在一起，这样它们每年会有5倍多的后代。当然，较弱的雄性可能做得不太好，因为它们会发现自己被排斥在那些被更强大的雄性垄断的雌性之外。进化对较弱雄性的福祉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配偶守卫情况真正发生时，往往发生在大型多雄性群体中——雄性需要防范雌性与其他雄性交配的风险。在灵长类动物中，狒狒和黑猩猩提供了经典的例子，它们都以同样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雄性把雌性锁定在自己身边，并且在雌性发情并愿意交配时跟着它。它们的交配关系持续不了几天，然后雄猩猩会继续寻找另一个有繁殖能力的雌性。这两个物种都没有固定的配偶关系，尽管有些狒狒偶尔会和特定的雄性发生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持续一到两年。基本上，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雇用枪支假说，这是由杀婴和骚扰的风险驱动的。

按照灵长类动物的标准来看，人类生活在非自然状态下的大型群落中，尽管在传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并不是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一般来说，一个狩猎采集群落中大约有150个个体，分为3~4个觅食团体（每个区域有30~50个男性、女性和小孩），分布在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些觅食团体有些非常不稳定。根据家庭的不同，群体人数也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一个大约有50个人的觅食团体可能包括10~12个育龄男性。对一个男性来说，即使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其他男性相当值得信任，并且愿意与其配偶保持距离，但是在他离开的时候，来自更广泛社区的其他人可能会在他的营地里游荡。正如特里·迪肯在《使用符号的物种》（The Symbolic Species）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需要一些机制来防止这些人将其配偶带走，或者防止其配偶突然对其中一个人表现出兴趣。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偷猎者的天堂。因此，至少对男性来说，确实存在一个确定父亲身份的问题。

从女性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在没有某种“迪肯机制”的情况下，它变成了一场“性混战”。一个群体中有多位男性，加之来自更广泛社区的其他人，使骚扰发生的可能性显著提高。性骚扰对那些拥有混杂交配系统的动物物种来说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野生山羊发情期的混交中，雌羊的生活节奏会被打乱，以至于进食能力衰减为平时的一半。幸运的是，山羊的发情期只有一天，所以一旦雄性失去了兴趣，雌性就能很快恢复正常。但人类的性接受能力已经脱离了月经周期，而且或多或少是连续的，所以这个问题会一直持续下去。

类人猿的情况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黑猩猩和大猩猩在发情的时候经常骚扰雌性，试图强迫它们进行性行为。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策略是有效的：雄性黑猩猩确实会与骚扰最多的雌性黑猩猩交配。这些攻击无一例外地破坏了雌性黑猩猩的觅食行为，而且经常会对它造成伤害。反复遭受攻击的雌性体内的皮质醇水平（表明高压力水平）会很高。而压力通常会导致不孕的风险增加，所以雌性常常由于成为雄性的关注焦点而明显处于劣势。

群体生活的鸟类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周围栖息着大量无所事事的雄性。小蜂虎是一支吃昆虫的飞鸟家族的成员，它们优雅地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平原上生活着。这种特殊的物种会在河岸上大规模筑巢，每一对都有自己的巢穴。因为雌性会被其他雄性骚扰，所以当雌性离开洞穴外出觅食或者飞回洞穴时，它们通常会和作为保镖的雄性待在一起。像大多数鸟类一样，蜂虎天生就是成对的，所以在问题出现之前，解决方案的基础就已经存在了。蜂虎简单地调整了它们行为的一个细节，使双方能够同步进食，这样雄性就可以充当保镖。鸭子的案例可以说明，当一个自由的交配系统中没有雇用的保镖时会发生什么。公鸭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十分狂热，以至于在它们之间，可怜的母鸭会淹没在这种竞争中。

如果你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太好了，不会成为这种骚扰的牺牲品，或者我们以某种方式避免了这个问题，那么你需要看一看犯罪统计数据。即使在开放的时代，强奸和暴力也潜伏在文明社会的表层之下。在社会控制被取消的情况下，如战争时期或国内动荡时期，问题就会严重得多。我们往往会忘记，大多数人生活在暴力犯罪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的特殊环境中，而这仅仅是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人们的情况。在绿树成荫的郊区，其他人面临的暴力犯罪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现实生活中，在非洲的许多地方，暴力是当地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然，在欧洲历史上也是如此。在1618~1648年之间的30年中，欧洲发生了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一次战争。整个德国都变得荒芜，社会生活受到破坏，对立的天主教和新教军队在横跨德国北部的平原上来回奔波。即使在今天，成吉思汗及其兄弟的后裔在旧蒙古帝国疆界内的人数仍远远超过其他血统的人。17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只有公民社会的法律和秩序才能阻止我们走向残暴。众所周知，遏制内乱和混乱的红色警戒线（现在是蓝色警戒线）确实作用有限。

在女性较少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更是如此。没有机会接触女性的男性是一个特别的问题，正如菲利普·斯塔克斯（Philip Starks）和卡罗琳·布莱基（Caroline Blackie）在分析1960~1995年之间的美国强奸统计数据时发现的那样。他们发现，各州的数据表明强奸率与离婚率相关，并认为这反映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被抛回婚配市场，他们体验到越来越多的性挫败感，在这种背景下，离婚的男性渴望再婚，但离婚的女性一旦经历过伤害，就不再乐于经历婚姻了。当寻找配偶的男性人数大大超过女性人数时，麻烦就不可避免了。

中世纪晚期葡萄牙的历史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贵族阶层将遗产继承定为长子继承之后，出现了太多贫困、睾丸激素过多以及婚姻前景惨淡的小儿子。他们变成了公众的讨厌鬼，最后连国王都想要为此做点什么，结果是开启了葡萄牙人向外扩张的时代。

“雇用枪支假说”确实为女性提供了保护，这在很多现代的例子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巴拉圭东部的一个地区，如果一个女性在配偶死亡或失踪之后找到一位继任者，那么继任者就会频繁地杀死前一个男性的子女，因为他明确表示不愿支付抚养另一个男性的孩子的费用。一个男性只有活着才能保护他的孩子，培养好他的孩子。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旅游业的民族志研究。报告指出，单身的年轻女性游客常常会发现，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他人的过度骚扰，在旅途中找到一个特定的男性旅伴是很便利的做法。在缺乏亲人和社交网络的情况下，单身女性是易受攻击的对象，尤其是在性需求旺盛的年轻男性群体中，而这些年轻男性又不那么容易接触到女性。

马戈·威尔逊和苏珊·梅斯尼克（Susan Mesnick）分析了一份超过12万人的加拿大女性样本，在控制年龄、收入、生活方式和暴露风险等影响因素后，他们发现，在过去的12个月里，和已婚女性相比，单身或未婚的女性经历的性骚扰次数是她们的2.5~5倍。事实上，年龄在35~54岁之间的女性的差异最大。当维也纳伦理研究小组在俱乐部和舞厅研究人类的求爱行为时，他们发现，为女性研究人员安排一个男性搭档十分必要：当她们独自一人时，她们遭受骚扰的程度尤甚，以至于无法收集数据。

虽然前面的例子为“雇用枪支假说”提供了初步的证据，但真正的考验是人类的配对是严格双向的还是偏向于一种性别。在本章的第一节，我提出了四种可能的解释，并指出这四种解释在术语表达上是不同的。配偶守护假说将与积极主动的、浪漫的男性联系在一起，雇用枪支假说与积极主动的女性相联系，而捕食者风险和双亲照顾假说将使两性都同样致力于维持配偶关系。那么人类的配对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是，人类之间的纽带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因为双方都会在育儿方面进行合作，双方都经历了“坠入爱河”的过程。然而，这并不完全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有关人类关系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但大众心理学一直认为，女性不仅有效地控制了哪些关系可以开始，哪些不能开始，而且还倾向于比男性更加努力地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

最近依恋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表明，男性，尤其是年轻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是“回避型”或“忽略型”依恋类型。属于这些类别的个体倾向于认同这样的表述：“没有亲密的情感关系使我感到舒服”“对我来说，感到独立自主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喜欢依赖别人，而喜欢别人依赖我。”他们寻求与伴侣建立低亲密度的关系，并且感觉不需要亲密关系。这并非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在62个不同文化区域的大型跨文化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忽略–回避类型。

尽管不同文化背景的忽略程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这项特定的研究发现，文化差异（例如性别不平等或性别刻板印象）对关系忽略的性别内差异或性别间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少。事实上，文化之间的差异大部分是由于女性忽视程度的变化带来的，这与环境压力有关。在死亡率、生育率和艾滋病患病率高的地方，女性对其他性别的态度更倾向于不屑一顾，男女之间的差异也较小。这再次表明，女性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调整自己的行为：当男性比平时更加不屑一顾时，女性也会进一步拉起防护栅栏。

女性在亲密关系中更加挑剔，她们会比男性更深刻地感受到情感上的拒绝，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了人类配对更多偏向于女性。鉴于这一切，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人类进化出来的配偶关系可以解决男性骚扰和杀婴风险的问题，这可能发生在周围有很多敌对男性的情况下，女性将选择单个男性作为“雇用枪支”。这正是大猩猩群体中发生的情况，就像在人类中的例子一样，它产生了一种单向的纽带（雌性对雄性）和一个类似于星形的社会网络（雌性之间很少或没有联系）。然而，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它就提供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情况合适，男性就可以作为父母提供照料，或者在抚养后代方面进行其他投资。这在大猩猩中并没有发生过，但在狨猴和绢毛猴中发生过。

在狨猴和绢毛猴案例中，我已经能够证明双亲配对必须在雄性关怀出现之前进化。在这方面，雄性的关怀似乎已经发生了演变，因为雌性愿意并且能够通过缩短生殖周期（连续生育的时间长度）和生双胞胎来提高它的参与性。灵长类动物通常会在一年或更久的时间内生产一只幼崽，这使得滥交对雄性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策略：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能守护一块足够大的领地，容纳多达5只雌性。然而，狨猴和绢毛猴通过将生产周期缩短到了6个月，这样就使得雄性不再通过游荡去寻找更多的雌性交配。它们可以通过一夫一妻的配偶关系获得同样多的后代。

人类和狨猴、绢毛猴之间还有很多相似之处。人类也成功地缩短了后代的出生间隔：大约为三年半的时间，而在类人猿中，这一时间是5~6年。考虑到我们的大脑更大，人类的出生间隔应该更接近7~8年，所以差别实际上比看起来要大得多：就像狨猴和绢毛猴一样，我们的出生间隔缩短了一半。人类也会隐藏排卵期，这样雄性就会被鼓励在整个生理周期内交配，人们在南美的绢毛猴和狨猴也发现了这种特殊模式。人类的一夫一妻制是相当灵活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雄性都很容易消失，并在其他地方建立新的关系，而且在适当的情况下，繁殖系统可以从一夫一妻制转变为一夫多妻制甚至是一妻多夫制。

大猩猩的不同之处在于，雄性大猩猩的体型非常大。因为群体中雄性在体力方面差异很大，因此它们作为雇用枪的导向是雌性更喜欢那些体力强健的雄性，而不是更均匀地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雌性将最终与体力小的雄性在一起，所以结果也比其他更差）。这又是一夫多妻制的一个门槛：与雄性体力的大小相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去做一个体力大的雄性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个雌性，而不是一个弱小雄性的唯一雌性。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像大猩猩和黑猩猩那样具有性别二态性，所以似乎完全没有实现一夫多妻制的优势，至少在农业发展之前。之后男性突然有了一些女性想要的东西——土地。

在不到一万年前，我们在用一种更单向的配偶关系来实现它，而且还没有时间去适应多重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代社会的多配偶家庭往往更像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多户家庭。在非洲盛行的一种多配偶模式中，在丈夫的院子里，每个妻子都有自己的小屋，人们可以在那里吃饭、睡觉、养孩子。丈夫按照严格的轮值表拜访每个妻子，吃饭、睡觉（显示偏好会导致妻子之间过多的麻烦）。只有在姐妹型一夫多妻制关系中（妻子是姐妹），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才是很常见的。在姐妹型一夫多妻制社会中，81%的人实现了同居，但在非姐妹型一夫多妻制中只有32%的人做到了同居。总而言之，姐妹通常比单独的个人要好。在那些还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派别中，姐妹共同嫁给一个男性的家庭发生争吵的频率明显低于妻子间无血缘关系的家庭。

在我看来，所有证据都是支持雇用枪支假说的。

促进繁衍，驱动亲密关系进化的终极因素

人类的配偶关系进化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新的发现已经开始揭开这个问题神秘的面纱，主要的问题是它是在人类进化早期还是晚期发展而来的。在400万年前，露西和她的猿表兄是一对吗？还是仅仅只和我们自己种族中的人配对，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在200万年前长什么样子？人们大体上将一夫一妻制归结于大约180万年前人类的起源。如果一夫一妻制真的起源于进化早期，那可能表明，配偶关系可能无关乎双亲照顾的需要，以便于抚养具有大尺寸大脑的后代：大脑尺寸改变出现在大约50万年前的古代人类身上，而这似乎太晚了。古代人类，包括所谓的人属海德堡种，他们代表我们（智人）和欧洲尼安德特人（人属尼安德特种）的共同祖先。

欧文·洛夫乔伊（Owen Lovejoy）一直是“人类谱系早期出现一夫一妻制配对”这一观点的有力倡导者，他在最近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中提出，配对和父亲照顾早在440万年前就已经进化出来了。在他看来，支持这一点的有两个解剖学证据，两者都表明其他猴子和猿类也是一夫一妻制的：一个是雄性只比雌性稍大一点，另一个是雄性失去了大犬齿，这是灵长类动物用于战斗的牙齿。然而，声称一个物种甚至一个物种的一个种群具有特定的行为模式是一回事，声称所有这些家族成员都这样做是另一回事。始祖地猿可能是一夫一妻制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可能是一个更普遍的一夫多妻制的例外。而我们所知道的是，后来的原始人类在身体尺寸和性别二态性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虽然都保留了仍然是人类特征的小型犬齿，并可以据此将我们与所有的类人猿区分开来。

我的同事埃玛·纳尔逊（Emma Nelson）和苏珊娜·舒尔茨发明了新的方法来确定化石物种的交配系统。在灵长类动物中，和一夫一妻制物种相比采取，一夫多妻制和杂交的物种第二指比第四指短，特别是在雄性中。事实上，即使在现代人类中，与女性二指和四指长度接近相比，男性的第二指更短。这种特征是由胎儿睾丸激素驱动的，反映了多配偶物种的雄性后代发育而来的子宫环境，为未来的战斗做准备。

对化石数字长度的分析表明，不仅仅是始祖地猿遵循一夫多妻制，而且尼安德特人和人类物种的早期化石物种大多数也是如此。这些数字比率接近于多配偶的现代祖鲁人，他们处于现代人类分布的极端边缘，并且在多配偶的大猩猩和黑猩猩范围之内。现代人类仍然有许多是多配偶的（他们肯定不是像长臂猿那样遵循单配偶制，这是一种绝对遵循单配偶制的猿，雄性长臂猿拥有几乎完全等长的手指），但比他们的直系祖先（海德堡人）或尼安德特人要少得多。

只有南方古猿的手指暗示了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即使他们在现代人类分布的上端，也就是现代人和长臂猿中间，这表明他们不太可能像现代的猿人一样习惯于单配偶的生活方式。所以看起来，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多配偶关系占主导地位。如果说这些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的话，它们表明，趋向于一夫一妻制关系的起源是相当晚的，而且只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族中。

对我们来说困难的是，基因上的一夫一妻制和心理上的配对不一定是一回事。正如我已经多次指出的那样，在一夫多妻的人类文化中，配对结合的发生与一夫一妻制中的结合一样。唯一确定的结论是，我们似乎无法同时保持一对以上的配偶关系。就男性而言，不论是否配对，男性都会很高兴与女性发生性关系，这可能会使一夫多妻（一个男性娶几个妻子）比一妻多夫（一个妻子嫁给几个男性）更容易维持——似乎在这种情况下，一妻多夫制社会极为罕见。

对于人类而言，最关键的问题肯定是我们的社区规模，以及不断扩大的社区规模给女性带来的压力，使她们面临杀婴的风险。我们可以估计化石种群的群落大小，因为在灵长类动物中，社会群体的大小和新皮质的大小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通过将原始人类个体的大脑大小和这个灵长类动物的关系的等式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在进化史中，社区规模是如何变化的（在我的书《人类的算法》中有介绍）。简单的回答是，之前人类的群体比我们在现代黑猩猩（大约50~70个）中发现的社区大小稍微大一点，直到大约50万年前，突然上升到150人左右。如果雌性黑猩猩在应对骚扰程度的边缘徘徊，它们通常会在50个个体（有10~12个处于繁殖期的雄性）的社区中受到骚扰。一旦社区规模大大增加，人类女性的压力就会增加100个人（有20~25个处于生育期的男性）。找到一个保护者的必要性已经变得压倒一切。在这个序列中，从传统的黑猩猩采用的滥交翻转成两性结合的方式准确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还不确定，但数据表明，这种情况直到相当晚的时候才发生，也许是在大约20万年前，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我们有一个与大猩猩一样的一夫多妻制的中间步骤吗？不知何故，我对此十分怀疑，因为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达到创造一个大猩猩般的一夫多妻制系统所需要的性别二态性水平。

我们在本书中探讨了亲密关系在心理和生理学上的复杂性以及它们的功能。从严格的生物学角度来看，亲密关系的存在是为了促进繁殖，让个体尽可能地为物种基因库做出贡献。然而，要产生这样的效果，生物必须在生理和心理层面上经历复杂的进化，因此，它创造了我们在私人生活中所经历的丰富多彩的画面。有些人声称科学破坏了人类经历的神奇和诗意，但这其实是对心理学的误解，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故意的。理解体验产生的机制并不会，也不能改变我们的体验，因为我们体验到的是情感，而不是大脑的碎片。我们会继续坠入爱河，尽管我们知道当自己这样做的时候大脑里会发生什么。我们将继续体验被拒绝的痛苦，尽管我们知道这种感觉是如何从大脑中产生的。诗人将继续通过微妙的文字游戏唤起我们的记忆，激发我们的情绪体验。

我们一路上发现的部分事实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即使我们不太了解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其他内容则会让我们感到惊讶。当然，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对他们个人的信仰来说也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科学并不能保证所有发现都满足我们对于世界的先入之见。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竞技场，就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优雅的风度接受它的本来面目。

我希望能让你们了解过去10多年来在许多不同层面取得的进步。这些发现大部分是彼此孤立的，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着将这些主题编织成一个连贯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还不了解生理学与心理学的有关细节，以及心理学如何与行为联系起来。尽管如此，我希望我能够传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经历和感受到的魔力之下，有着复杂而迷人的化学涌动。

延伸阅读

“深度理解社群”四部曲是“邓巴数”提出者、著名进化人类学家、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罗宾·邓巴的重磅新作，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作序推荐，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华大基因CEO尹烨联袂推荐！

《人类的算法》

◎　人类缘何为人，又为何独特于其他所有物种？我们最根本的特质又是什么？

◎　邓巴教授揭示了令我们卓尔不群的6大特质——直立行走、心智探奇、伴侣关系、语言本能、高级文化、群体意识。

《最好的亲密关系》

◎　人类拥有三类亲密关系：爱情、友情及亲情。随着大脑新皮层的不断增大，我们的社会行为也进化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式。

◎　本书揭示了邓巴数与人类关系构建中的秘密，展示了亲密关系建立与崩解背后的生物学、心理学基础。

《社群的进化》

◎　世界顶尖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用7大板块拼出一幅社群进化的完整图像。

◎　本书为读者揭开了邓巴数与人类关系构建中的秘密，带你深度理解社群，理解人类，更好地面对未来社会。

《大局观从何而来》

◎　邓巴教授联合另外两位著名考古学教授，共同揭示了我们所拥有的能够进行大局思维的社会性大脑是如何进化产生的，社交又是如何改造我们的生活和大脑的。

◎　一本书让你读懂人类的大局观思维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利用小群体经验解决大社会问题。

(1)参阅《神经科学手册》（Neuroscience）第4版第24章。

(2)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第6讲图6-26。

(3)见《腾云》杂志，2017年，第61期。

(4)通常被译作“莫德林学院”。——编者注

(5)参阅英国《皇家学会通讯》，2007年，第274卷，第2429–2436页。

(6)见《科学》杂志“社会认知”栏目，2007年9月7日。

(7)参阅我的《行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8)此处指“深度理解社群”四部曲中的《人类的算法》（The Human Story）这本书。——编者注

(9)参阅《演化与人类行为》（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16年，第37卷，第423–428页。

(10)参阅《美国科学院通讯》，2014年，第111卷，第14013–14014页。

(11)杰弗里·米勒是新墨西哥大学进化心理学终身教授，对人类进化和消费行为有逾20年的研究，其经典著作《超市里的原始人》阐明了混乱的消费主义背后看不见的逻辑，探索了隐藏在人们工作、购物、消费背后的本能，此书由湛庐文化策划，现已出版。——编者注

(12)由克里斯塔基斯与富勒合作撰写的《大连接》由湛庐文化策划，现已出版。这也是继《六度分隔》之后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