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江城

打工女孩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

少林很忙

与荒原同行

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

大灭绝时代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关于套装

- 标题：译文纪实系列套装

- 作者：【美】张彤禾　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波利　约翰·麦克菲等

- 套装封面设计：郭懿慧

- 产品策划：邵明鉴

- 关注微博：@译文的书

- 微信服务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微信订阅号：译文的书

- 我们的产品：译文的书

- 联系我们：hi@shtph.com

-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 合作电话：021-63914089

- 这部套装包括以下书目：

-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 ·《江城》

- ·《打工女孩》

-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 ·《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

- ·《少林很忙》

- ·《与荒原同行》

- ·《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

- ·《大灭绝时代》

-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 第一部 城墙

- 第二部 村庄

- 第三部 工厂

版权信息

- 书名：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 作者：【美】彼得·海斯勒

- ISBN：9787532752805

- 译者：李雪顺

- 责任编辑：张吉人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第一章

中国的很多公路仍然十分空旷，尤其在大西北的草原上，通往喜马拉雅的公路上，车辆稀少，只有漫天的北风和沙尘。即便在沿海那些发展迅猛的城镇里，也到处是空旷之路。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正在建设中的工业区，以及规划中的公寓住宅区。它们在一片片梯田之间蜿蜒伸展着，而这些地方不久就将成为城市的郊区。它们连接着一个个村庄，二十多年前，这里的村民们只能步行出门。正是想到那些正在快速消失掉的空地——连接着故地的新路，以及即将被改变的景观——最终激起了我的愿望，在中国申领驾照。

到2001年夏季为止，即我向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出申请时，我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五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出门旅行都是迫于无奈地坐汽车、飞机、轮船或是火车。穿州过省，踏县过镇时，我都在沉沉昏睡中。但如果是驾车出行，一路上人都会脑清目明。这样的情形到处可见：仅在北京，每天差不多就有一千人拿到驾照，他们因此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的先锋队。这些人多来自新兴的中产阶级。在他们看来，汽车代表着出行方便、家境宽裕，还有一点赶时髦。可对我来说，它代表着冒险和游历。就连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里面的一些试题都说明，这个行当里根本没有想当然的事情：

223题 驾驶机动车经过积水路段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以免发动机进水。

B）停车，检查积水，确认积水较浅时，缓慢通过。

C）在路人的带领下通过。

282题 驾驶机动车通过铁路道口时，你应该：

A）加速通过。

B）仅在看见火车即将驶来时，才可以加速通过。

C）减速，确认安全后通过。

中国人申领驾照时，按规定要进行体检、笔试、参加技能课程训练，随后是为期两天的驾驶能力考试。但对于已经持有国外驾照的人，这套程序有所减免。我参加外国人驾驶能力考试的那天上午，十分闷热，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块湿漉漉的绸布笼罩着京城。考官四十多岁的样子，戴着一双白色的驾驶员专用棉质手套，几根手指被红塔山香烟熏得焦黄。我坐进车里时，他点燃了一根香烟。那是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也是全国最常见的乘用轿车。我摸着方向盘，手心沁出的汗液使方向盘变得溜滑。

“发动汽车。”考官吩咐道，我转动了汽车钥匙，“往前开。”

为了新驾驶员的考试，周围几条街道都专门进行了封闭隔离，形成一个好似等待新生命降生的社区：街上看不见任何机动车，自行车杳无踪迹，一个行人也没有。甚至连店铺，或者沿街随意摆放的摊位也没有。看不见负重超载的人力三轮车缓缓前行，也看不见改装的电动三轮车呼啸而过，更看不见出租车飞驰抢客。所有车辆无不在转弯时闪灯示意，所有行人无不在跨下路肩时左右张望。在北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平和宁静的街道。其后的几个月里，有时我甚至有些后悔，后悔没有尽情体会那一刻的平和宁静。但是，只开了五十码，考官又说话了。

“靠边，”他吩咐道，“可以熄火了。”

考官开始填写表格，只见他那支钢笔如行云流水在纸上翻飞。那支红塔山香烟只抽了不到四分之一。最后，他对我说：“车开得不错。”

驾照上登记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有效期六年。为了防止伪造，驾照上面印制了全息图：一个人站在古式的马车上。那人穿着飘逸的长袍，宛如道家的大思想家老子，一只手臂高高举起，直指远方。就在那一年，稍后，我开始驾车周游中国。

在为这次旅行做准备工作时，一个北京司机向我推荐了《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这本地图册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整个地图册把中国划分成一百五十八个小方格，其中包括了一张台湾的公路图——因为政治的原因，大陆出版的任何地图都会把它包括进去，尽管不会有“中国地图”的用户开车去台北。当然，更不可能有中国的驾驶员开车前往中国南海中部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目前，有五个国家为这块领土正争得不可开交。斯普拉特利群岛上没有百姓居住，不过，中国人民认为自己对它拥有主权，并且对此深信不疑。《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因此用一页纸的篇幅，画出这个岛链。只有地图，没有道路，全书仅此一处。

在琢磨了这本地图册之后，我决定往西走。从地图上看，东部和南部显得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星罗棋布的城市，以及纵横交错的路网。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的的改革开放政策，自那以来，沿海地区的发展非常快。全国上下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开车周游中国的时候，大约有九千万人离开了农村，他们大多数去了东南沿海地区，惯常的农村生活正让位于工业城镇的快速发展。可在北部和西部，很多地方仍旧以农业为主，因此在地图上看来仍留有发展空间，也因此吸引着我。翻到西部地区的页面时，道路逐渐稀少，城镇也逐渐稀少。有些页面差不多一半的纸面上全是散开的小点，用来表示一片片的沙漠。不过，西部省份涵盖的范围要广得多——仅藏北那一页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十五分之一的陆地面积。在地图上看，这一块跟台湾大小差不多。《中国地图》中找不到比例尺，有时用极小的数字标出城镇之间的公里数，至于别的数字，只能任使用者自己推测了。

多数情况下，道路也没有被标示出来。高速公路用粗大的紫色线条绘制，犹如大动脉；国道用红色线条绘制，犹如连接在较大城市之间的静脉血管。省道用更细的红色线条绘制，绘制县乡道路的线条愈加细小——仿佛是在偏远山区汩汩流淌的毛细血管。我很喜欢沿着这样的小路开车，但是没有哪条道路标出了名称。北京地区的那一页上面画出了七条高速公路，十条国道，一百多条更小的道路，但仅有国道进行了数字编号。就毛细血管一样细小的县乡道路，我问过一个北京司机。

“他们不会给小路起名字”，他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自己到了哪儿呢？”

“有时候，会有一些标志，标出下一个城镇的名称，”他说，“如果没有标志，你可以把车停下来，问问别人，怎样才能到你要去的地方。”

驾驶员考试题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352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

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中国地图》里无名无姓的道路密如蛛网，多如牛毛，要找出一条确切的道路横穿西部，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另一个符号倒不那么令人迷惑。这个标志出现在东北部的海滨城市山海关，自东向西横贯河北省，一路穿越山西省、陕西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即便进入满地黄沙的宁夏和甘肃，这个标志也十分清晰，仿佛是利落地插入天河的飘带。《中国地图》里面，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一部分：甚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也能认出，那就是长城。在我的童年时期，无论何时，只要我看见中国的地图，就会默念：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

有一段时间，中国人甚至做过这样的考虑：把长城改造成一条公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汽车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地理格局。一些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城市设计者们，支持各个城市把原来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墙拆掉，并把拆下来的材料用于修建适合于汽车行驶的环城公路。到1931年，先后有二十多个城市采用了这样的策略，其中就有南方的广州市，他们拆掉的建筑物具有八百年以上的历史。不可避免的是，现代人把注意力投向了长城。1923年，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长城筑路之废物利用”，其作者雷胜（音译）对政府刚提出的一项使类似建筑物现代化的议案表示支持。在雷胜看来，这种做法是“一次难得的良机”。他写道：“长城起自山海关，终于玉门关，蜿蜒数千里，且为直线。改造成马路后，它将连接北京、山西、陕西，以及甘肃各地，使经商更易……”这项议案喧闹一时——1931年，颇具影响力的《学生杂志》都对它表示了支持。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有了取自长城的砖石，“所需资金甚少，可以达到填补交通设施之大不足，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

没有人对这项计划采取过行动，无疑是因为长城穿越的地区太偏远太贫瘠。可是，七十年之后，这条线路引起了我这个驾驶员的好奇。自东向西，由沿海至内地——我一直向往着，在中国进行一次这样的陆路之旅。在我的《中国汽车司机地图册》里，这个标志是一条条平行线，时不时地被细小的道路——通常是细如毛细血管的那一类——拦腰切断。在有些地方，这样的小路沿着废墟延绵数公里。带有垛口的标志仍旧唤起我儿时同样的反应：沿着这道城墙，穿越整个国家，多么神奇啊！顺着这道城墙，我可以穿过中国的一个个小镇，一路走到青藏高原的边上。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我就不会动摇，尽管朋友们警告我，不要单独长距离地开车。不过，这其实也在考试题中出现过：

347题 如果别的驾驶员对你进行善意的提醒，你应该：

A）胸襟开阔地仔细听取。

B）毫不听取。

C）听取，但不予理睬。

在北京，我租了一辆轿车，向着渤海边上的山海关——长城的起点——一路驶去。以那里为起点，我开车向西穿越河北全境，感受了丰收的季节。时值中秋，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过半。只剩下玉米棒子兀立在地里，其他的农作物散放在公路上——一行行的花生、一堆堆的向日葵、一排排的红辣椒。农民们把这些作物仔细地码放在柏油马路的一侧，因为柏油马路是最好的晒场和分拣场。对于壳类作物，则一捆捆地摆放在道路中间，确保路过的车辆从上面碾压而过。这样做是违法的——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做法，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对于从食物上碾压而过，我颇感为难。旅途的第一天，每驶近铺晒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急踩刹车，摇下车窗问道：“我开过去没有问题吧？”农民们有些急不可耐地大声喊道：“开，开，开！”于是，我就开过去了，只听见小米、高粱、小麦在我的车轮下噼啪爆开。第二天，我再也不问他们。第三天，我一看见谷物堆，就加速行驶。驶近铺着农作物的路段时，我就踩下油门——噼啪！咔嚓！从后视镜里，我看见人们拿着耙子扫帚，冲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时节作出的贡献——开着车子忙脱粒。

河北的山峦十分陡峭，岩石裸露，我开车驶过的几个村子，名字同样粗犷：牛心山，双峰村，山神庙。长城俯瞰着这些红砖碧瓦的小镇，在高高的田野之上横过山脊。转过一座座山丘时，我总会瞥上一眼。这些建筑物主要是16世纪的明朝人修建的，他们的做工可真细致——石砌的基座，灰砖砌成的墙体，依旧牢牢地附着在山脊上。城墙有时会向下斜入山谷，在这样低洼的地势里，只会被人们像收割田里的庄稼那样不留茬子。砖砌的墙面如今荡然无存：残留的只有基座和夯土筑成的内墙结构，满是不平的坑洼，以及剥落的残渣。这样裸露的墙体横过山谷的地面，再顺坡而上爬到一定高度后，灰砖才又重现身影。在谷地的两侧，留下一条水平方向的破坏痕迹，似乎在表明曾有一股洪流横扫河北大地。不过，这股洪流是人类。而留下的那条水迹宣示着一种动机，它的高度，精确地显示着人们愿意爬到多高去取用免费的灰砖。

在营房村，我停下车来察看其中一段光秃秃的城墙，一个叫王国安（音译）的农民在路上遇到了我。“我小的时候，外形好看多了，”他说，“‘文革’中毁了很多。”

他说的，是1966年至1976年的那场政治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毛泽东支持中国人民向传统的和“封建的”事物发起进攻。长城的好些段落就是在这个时期遭到毁坏的，王国安还记得，营房村的有些村民拆毁当地的防御工事，把其中的材料用于别的建设项目。

他带着我去他家后院，那里堆放的一摞摞旧城墙砖足有一米多高。“这些都是从长城上取下来的，”他说，“根据灰浆你就看得出来——过去他们就用这种灰浆。这是从村里一个很高大的城台上取下来的。”

我问是否还有人在摧残那个防御工事，他摇了摇头。“政府再也不让干了，”他说，“这些墙砖最先是在四十年前取下来的。先用来盖房子，房子最近塌了。如果要修点别的什么，还用得着。”

在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一切都是潜在的资源。河北的大小跟华盛顿州差不多，但人口是它的十一倍——总共有六千八百万之多。山坡被开垦成梯级台地，用来种庄稼；公路用来晾晒农作物；路过的车辆则充当脱粒机的双重角色。如果有取得到的墙砖，当然要利用，有时候还得用过一次再一次。体格健壮的人也有两种日子要过——在农田里劳作一段时间，然后涌入城市，跟随建筑队做活，修筑道路，或者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劳作。在一张名片上，我看见过列出最多的工种数是二十七种。那是在山西，就在跟河北交界的边上，一场葬礼上，我遇到了这个人。

在这一带，即便是葬礼，也呈现出熙熙攘攘的景象。开车穿越北方的途中，我一路上都会因大大小小的仪式而停下车来。仪式就在公路上举行，跟脱粒一样，是大家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葬礼过后就是吃饭，有些人会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宴席行列。开车穿越河北和山西的途中，我一路上碰到一个个的葬礼，事实上，有人靠这个行当吃饭——无尽的自驾旅途中，每停车一次，就代表着某个人的人生终点。在新荣，我碰到了一个名叫魏福（音译）的人和他的老婆，他们的专长就是在葬礼上演出传统晋剧。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北京牌卡车，为了演出方便，卡车的车厢进行了改装。在新荣，他们把卡车停在一条主路上，拉起手刹，去掉车厢拦板，支起一个雨棚，架起两只大大的百威音箱。不到半小时，他们搭起了舞台，数百人在大街上聚集在了他们周围。那是一场长达七天的法事，比一般的法事要光鲜，因为死者曾经是整个新荣最大的一家店铺的老板。店铺名叫欣源商店，他的家人把死者的棺木安放在商店的入口处。哪怕是死了，他仍旧在好好地打理着他的生意——街上的人群磕碰着挤进商店，买上一些零食，边听晋剧，边吃零食。

隔了一天，我遇上了另一场葬礼，死者刚刚入土。那里是农村，位于一个开阔的平原上，一个大大的烽火台标志性地耸立着。附近没有任何城市——在中国，法律规定人死后多数要火葬，仅在偏僻的农村地区允许土葬。烽火台边上，二十多个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披着白色麻布，腰间用一根红绳系着。远处，是一大块政府的宣传标语：“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

在场唯一一个没有披麻戴孝的人招呼了我。这是个矮胖的男子，时年六十九岁，穿着一身蓝布衣装，戴一顶蓝帽子，圆月般的脸上闪着汗珠。我跟戏班子老板魏福拉家常的当儿，这个男子冲我笑了笑，那是我自头一天的葬礼以来看到过的最灿烂的笑容。在中国的葬礼上，至少有一个人总是乐呵呵的。

“过来，过来！”这个矮胖男子拉着我的手臂叫道，“我们差不多要搞完了！”

他递给我一张压膜的名片。名片的正面印着像商人一样握在一起的两只手，写着这些文字：

张宝龙

风水先生

红白事务

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

就传统而言，风水先生专门测算建筑物和地形之间的关系，试图在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之间构建和谐。古时候，诸如此类的信念对军事和政治的影响极大。在北京的西北边上，明朝人修筑长城时，特意避开一段三十多公里的山脊，因为这段山脊靠近帝王陵寝。从战略的角度看，这里非常适合修筑防御工事。但是，风水先生认为这段山脊是一条龙脉。任何建筑，如果破坏了龙脉，都可能给明朝带来灾难。就这样，这段山脊空了出来。当朝皇帝不惜更多的麻烦，把城墙向北挪了挪，那儿的地形不利于防守，需要修筑更多的防御工事。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他们向许许多多的文化传统发起攻击，斥之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宗教、算命以及风水推理。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政策，提出建立更宽松的环境。即便在那之后，有些行当仍旧一直没有得到恢复——例如，在今天的中国，道教徒极为稀少。但是，人们对风水的信奉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强的反弹性，主要是因为这个行当有利可图。风水好，就是运程好。所以，人们愿意花钱雇请风水专家。张宝龙（音译）就是新兴的风水先生之一——他论起市场经济时的精明，跟他论地理风水时的精明不差分毫。他的名片上列出了二十七个不同的服务项目，从“选择配偶”到“选择坟地”——这就是“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他可以“上”房梁，选矿址，还可以医治“疑难杂症”。他做过棺材（“自己备木材”），还帮人抬过婚轿。在名片上，第二十一项服务是“迁坟”——在经历着建筑业大发展的国家里，这个活儿很受欢迎。

“这个地方是我选的！”张宝龙骄傲地说道，同时用手指了指刚掘出来的一个土堆。在坟前，吊丧者依次叩头：每个人都双膝下跪，烧上一沓纸钱，一边以头磕地，一边嚎啕大哭。似乎没有人在意我的出现。在北方，我了解到，葬礼一般是喜好来客的。还有一个原因是，这里的人很少见过外国人。不过，我还是压低声音问道：“今天葬谁？”

张宝龙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题，所有的心思都在那土堆上。“东西走向，”他指了指那个土堆，接着说，“头朝西，脚朝东。我栽的那棵树是白杨。男人栽白杨，女人栽柳树，目的是让鬼魂知道哪儿是坟头。这是块好地，有这么几个因素。比如，烽火台的那个位置十分重要。你看，这个地方好，因为地势高，那条小溪的水向东流。上面有烽火台，可以守护坟墓。葬在这个位置的人，会有很多有钱的后人，他们当官、参军、读书都很有出息。”

男人们磕完了头，轮到女人们磕了。一个接一个，她们以头磕地，她们的嚎哭更加响亮，响彻山谷。

“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风水先生，”张宝龙接着说，“我们一家都是做这个的。家里的每个人都很长寿！我父亲活到九十五岁，母亲活到九十八岁。我的祖父活到九十九才过世！”

哭号声又升高了一个调子。我在琢磨，换个时间谈论长寿也许更合适，但是张宝龙一直没有收声。“我有三儿三女，”他说，“几个儿子也是风水先生！有一个女儿”——出于稳妥，既为现世也为来生，他笑了笑说——“是护士！”

河北、山西一带的天气相当不错——凉爽而清新的早晨，太阳明晃晃地照射着那些梯状台地。我总是起得很早，但从来没有什么日程或计划。我尽量沿着看得见长城的路线行驶，哪儿遇到令我感兴趣的事情，就停下来。找到合适的路线后，又再上路。有好多天，日行不到两百公里。乡下的道路快不起来，因为某段街道上总会发生点什么——帮助农作物脱粒，避让穿越公路的羊群，参加某人的葬礼。道路本身的状况也丝毫无法预测。《中国地图》上，一条细小的红线可能表示一条崭新的柏油路，但也可能就是一条土路，甚至是一条干枯的河床。通常的情形则是，道路正在翻修。从1998年开始，政府对乡村道路的建设加大了资金注入，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到我驾车旅行时，这一工程仍旧在进行中。

在现代中国，修建道路通常是应对贫困或者金融危机的一项策略。首次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运动始于1920年，当时的一场旱灾在华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要把粮食送到忍饥挨饿的人们手中，十分困难——因为自封建帝国开始，中国的道路交通系统都是为马拉车而设计的。美国的红十字会主持了一个项目，修建适合于大卡车和小汽车行驶的现代道路系统。到1920年10月，他们开始在山东境内修建公路。他们在当地雇佣了一些农民，其中好些人都几近挨饿的状态，因而一条条新修建的道路使得运送救济物资的大卡车可以到达需要的地方。在山东境内领导修建工程的美国工程师奥利弗·托德估计，通过新修建的道路直接或间接地向五十多万人运送去了食物和燃料。

最终，红十字会在北方四个省区修建了道路，他们的建设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政府雇佣了托德。他在中国干了十八年，负责监督全国范围内的公路建设工程。仅在1928年的一条道路修建工程中，他手下就掌控着二十万个劳动力——比同一时期美国政府修筑道路雇佣的全部劳动力还多。在中国，乘用轿车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低水平——到1922年，北京大约有一千五百辆——不过，人们的热情很高。中国的一些城市举办过汽车展，上海的《申报》也曾经出版过每周一期的“汽车专刊”。到1935年，中国状态甚好的泥土公路里程达到八万公里。这似乎表明，迎来全国性的汽车大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后来，这样的大发展被推迟了半个多世纪。1937年，日本人侵略华北地区，这场战争严重损毁了中国新兴的汽车市场。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人们不可能购买小轿车。中国农村地区的公路系统变得衰弱不堪，直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政府才能够大规模地改造这些基础设施。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提供了动力，这跟过去的饥荒多少有些相像。当时的政府想要抵消经济上的风险和威胁，也看到了其中难得的机遇，终于可以激发起推迟了多年的汽车大发展。历史得以重复：那是中国汽车先锋队的第二轮浪潮，而这才只是个开始。2001年，也就是我领取驾照的那年，中国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十二亿，但乘用轿车的数量不到一千万辆。得到的比例是一百二十八人拥有一辆轿车，相当于美国1911年的水平。

为了自驾出游，我从北京一家叫作“首都汽车”的公司租用了一辆中国产的切诺基吉普车。租车是一个新兴的行当——哪怕就是五年前，也没有人想过可以租一辆车，出去度度周末。可现在，这行业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住家附近的“首都汽车”分店大概有五十辆车，多是中国生产的大众桑塔纳，或者捷达轿车。这两种都是小型汽车，根据与曾经在美国销售过的大众FOX类似的基本车型改造而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经常从“首都汽车”租用捷达轿车用于周末度假。要租车，得先办一套手续。首先，付款，每天差不多两百块钱，并填写一摞表格。接下来，一位主管技工打开后备厢，确认里面有一个备胎，一个千斤顶。最后，我们绕着车辆走一圈，并在一张汽车示意图上记下擦刮的痕迹。这个过程只需一会儿的工夫即可完成——北京人开车很不温柔，哪扇车门开关有响声，保险杠上有划痕，我都有责任把它们在图纸上标出来。记录完车辆先前留下的磕碰印记，技工把汽车发动起来，让我查看油量。有时候大概有半箱油，有时候可能只有四分之一。有那么一两次，他查看过油表后，肯定地说：“一半差一点点。”我的责任，就是还回车辆时，油箱里必须留有同样数量的燃油，而每个星期的数量则各不相同。一天，我打定主意，要为这初具雏形的行当作出我自己的贡献。

“你看，”我告诉他，“你们应该把要租出去的车子的油箱加满，然后要求顾客还车的时候也把油箱加满。美国的租车公司就是这样的。比这简单多了。”

“在我们这里行不通，”经常给我办手续的王先生说。在“首都汽车”接待办公室的三个人中，王先生态度最为和善。这几个人好像在比赛抽烟似的，浓浓的烟雾中，他们身后墙上贴着的牌子若隐若现：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那样做，在美国可以，但在这里不行，”王先生接着说，“在中国，车辆还回来的时候，油箱里根本没油。”

“你可以多收点钱，用来加满油箱嘛，”我解释说，“把这作为一项制度。如果人们不遵守，就多收他的钱，大家就会遵照执行了。”

“中国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们肯定会这么做，”我说。

“你不了解中国人！”王先生哈哈笑着说，其他人跟着点头表示赞同。作为老外，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也算是给我们的讨论画上了句号。中国人曾经发明了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地动仪、弩、雨伞等。他们曾经在15世纪远洋航行到非洲，他们修筑了长城，他们过去十多年里发展经济的速度在发展中国家闻所未闻。他们还车的时候，可以做到油箱里的油量刚好是一半差一点点，可是很明显，要把油箱加满却远不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可能性这么简单。这样的对话我们进行过几次，可最后我撇下了这个话题。跟王先生这样和善的人发生争执，几乎做不到。

如果我还回来的车有什么损伤，他似乎会特别开心。在美国，我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可在北京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在首都第一次出门闲逛时，对街上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印象颇深——我不断地被人撞着、推着、挤着。在一个人口为一千三百万的城市里，你得学会对这种身体上的擦碰有一定的预见性。领到驾照之后，我就认识到，开车上路也是一样。头几次，我开的捷达车发生了刮蹭，心头十分难受。后来又发生过四五次类似的刮蹭，也就习以为常了。我撞别人的车，别人也撞我的。如果发生了刮蹭，我们就把车停在大街上解决问题。在中国，每个人都这么做。

有一次，在雍和宫附近，一个驾驶员开着车从后面撞上了我租来的车。我下车看了看擦刮的痕迹，对方驾驶员连个开场白都没有，开口就说道：“一百块。”这相当于十二美元。在北京，对那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来说，这点钱是赔付的起点。王先生接到我打过去的电话，听了事故发生的情形，同样立马就答复我：“要两百块。”我又回过头来跟那个驾驶员讨价还价，理论了四五分钟的样子，他最后答应赔给我一百五十块。王先生很满意。他明白，不可能你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他更明白，交通事故不见得全是坏事——发生类似的小刮蹭其实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这类交易从来没有被记录过，所以我猜测，“首都汽车”里面的几个人也许自己截留了那些赔款。

还有一次，我在北京北郊的乡下开车，撞上了一只狗。那狗突然从一所房子后面窜出来，猛地冲到我的车子前面。我赶紧打方向，可还是没来得及。这样的问题很平常——中国的狗，跟乡下的人一样，对周围出现的汽车还不太习惯。我还车的时候，王先生发现了右侧大灯的塑料罩子已经被撞破，似乎十分开心。他问我撞上了什么东西。

“一条狗，”我回答道。

“狗没问题吧？”他问我。

“有问题，”我说，“死了。”

王先生似乎更开心了。“你把它吃了？”

“不是那个类型的狗，”我说，“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狗。”

“哦，有时如果驾驶员撞死了狗，”王先生说，“会把死狗扔在尾厢，拖回家去，煮着吃了。”我不清楚，他是否在开玩笑，因为他自己也养了一条狗。不过在中国，这不一定跟饮食禁忌有关系。作为对灯罩的赔偿，他收了我一百多块钱——跟一次不大不小的擦刮事故赔偿标准差不多。

他们从来不问我把切诺基开去过什么地方。租车合同有具体的规定，禁止驾驶员把车辆驶离北京地区，不过我打算不理会这一条规定——在我把车子还回租赁公司，查看里程表之前，他们根本就不会发现。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停车场里最大的车辆就是越野车，切诺基7250型的，他们给我的特价是每天两百多块钱。车身是白色的，镶边上有紫色图案，车门上印着一排英文字“City Special”。这一排英文说得很精确——这种车辆在粗糙的路面上一无是处，因为它是后轮驱动。我敢肯定，在我旅程中的某个点上，这辆车要么会陷进泥浆里，要么会陷进沙地或者雪堆里。可是，现在完全没必要担心这样的事情，因为“首都汽车”提供不了更好的车型。再说，如果真在西部某个地方遇到了麻烦事，我还可以找风水先生张宝龙帮忙。在他的名片上，印着“拖移车辆”这项业务——项目编号是二十二，介于“迁坟”和“敲锣打鼓”之间。

一路向西，我开着车逐渐拔高。到山西北部，海拔高度已经超过一千二百多米。这一带十分干燥，地表呈现出一片灰色，点缀其间的小山包呈棕红色，绕山而行的溪谷把这些小山包切割得坑坑洼洼。一座座山峦的亮色仿佛被溪流带走了，顺着山坡流淌，再汇聚到农民们正在收割燕麦的田地里。只有这样的山谷里才透着生机：绿油油的禾苗，黑黢黢的灌溉水管，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依旧常穿的浅蓝色棉布衣服。然而，这样的地方有一种质朴而简单的美感。呈现出这样开阔的景象，竟是头一次，它在预示，再过去就是中亚地区的茫茫大草原。

走进任何一个沟谷地带，烽火台的遗址随处可见。这些烽火台用夯土筑成，夯土的颜色跟小山包的颜色一样是灰暗的棕红色，有六米多高。有些村庄甚至四周都围着这样古老的防御工事。往北大约三十多公里，就是内蒙古，在我的地图册上，这一带的省界用我非常熟悉的符号标出。

在穿过省界前的最后一个村子里，我把车停了下来。这个地方叫作宁鲁堡，这一带很多城镇的名字均含有“堡垒”的“堡”这个字，因为这些地方曾经是明代的卫戍要地。在宁鲁的场镇中心位置，依旧矗立着一座古代堡垒，村子周围围着一段段夯土墙。村子里仅有一百二十口人，在古代军事要塞的映衬下，现代村民简陋的住房显得十分矮小。

在有文物古迹的村子里停留时，我总会问有没有人了解当地的历史。在宁鲁，村子广场上一群上了年纪的人立马接过话头。“找老陈说说看，”一个人回答说，另一个人则蹒跚着要去找他。五分钟后，陈振（音译）来了。老陈五十三岁，常年的日晒给他留下满脸皱纹，头上留着剪得极短的花白头发。身上穿着一条深色的警裤，草绿色的衬衫上钉着几颗军装上常见的黄色纽扣，外面套一件军人常穿的蓝色制服，肩部缀着肩章带，袖口绣了几道条纹。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经常穿着淘汰的军装或警服，因为这类廉价的服装非常实用。不过，这类服装总是被胡乱搭配，或者尺码不对，老陈的衬衣袖子长到了他的手指尖。跟宁鲁传承了这些夯土墙一样，老陈似乎是承接了前人的一身衣着——从宽大的制服，到风化变脆的防御工事，这一切都仿佛是已然南逃的败军留下的废弃之物。

老陈笔直地站在那里，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从北京来，对长城感兴趣，我问他对这个村子的历史是否了解。老陈听得很认真，过了一会，他清了清嗓子。“跟我来吧，”他说，“我这儿有些资料。”

我跟着他走过一段土路，来到一排土坯房前。走到最大的一幢房子前，老陈打开了大门，用砖石搭建的北方传统土炕占了屋子里一多半的地方。冬天的时候，在炕的下面烧柴禾可以取暖。不过，在宁鲁，当时还是秋天，老陈对于燃料也很节省。房间里很冷，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正好用来暖手。他打开了柜子上的一个抽屉，取出用薄薄的宣纸订成的一个簿子。带着些许自豪，他把这个簿子递到我的手里。簿子的封面是手写的标题：

宁鲁堡年鉴

研究形成于1992年1月22日

我翻到第一页，上面是老陈工整的笔迹：“城墙建于嘉靖22年（公元1543年），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铺贴窑制土砖。”随后我把整部书大致翻了翻，有几十个页码，几百个表示日期的数据。里面也有地图，其中一页的标题是“长城”，蓝色的粗线条和蓝色的圆圈交织在一起。

“这一带有三十三个烽火台，”老陈指着这些圆圈解释道。“这些是明朝留下来的，明代的城墙沿着内蒙古的边界修建。从这里经过的，也有其他朝代修建的城墙。”

他打开另外一个抽屉，拿出一些灰色的陶器残片。他递给我的时候，我的手心里感觉到那硬硬的陶器残片凉丝丝的。“你觉得这是什么朝代留下来的？”他问道。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的脸上有点失望的样子。

“哎，如果你还回来，也许可以带个考古学家来，”他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朝代的。”他告诉我，有些寻宝人曾经在这个地区找到过保存完好的陶器和铜器文物。“好的都卖了，”他说，“没人管。”

所谓研究，其实是他的业余爱好——他曾是个农民，过去当过党支部书记，算是共产党设在村里的最高官衔了。现在他退休在家，不过种了两亩地，种植土豆。他还养了五头羊。他告诉我，他的年收入大概是一千多块钱。他只读到六年级，不过完全通过自学了解了很多历史知识。退休后，老陈经常跑到二十多公里远的左云县档案馆去。他查到了一些关于当地防御工事的资料，然后对那一带做了些调查，试图把历史遗迹和历史记载联系起来。他也走访过宁鲁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人还记得跟日本人打过的那场仗，那正是明代要塞上面的灰砖被大家取回家修房子的那个年代。我问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因为没有人做过，”他说，“如果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今后就没有人了解这些历史。”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老陈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学的哪个学者以长城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把注意力放在文本研究上，他们做的研究，通常是那些可依据某个朝代或某个政府的史料记载进行查询的政治制度。在田野考察方面，考古学家则喜欢发掘古墓。就长城而言，它跟这两大传统都不沾边：它既不在地下，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成文记录，研究者需要把田野考察和文献阅读结合起来。即使某个学者对这个话题有些许兴趣，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麻烦——如何定义自己的研究主题，因为中国北方的长城多达数百段。在过去，这个地方给中原帝国惹下的麻烦最多。中原帝国在其他几个方位上都有天然形成的疆界：向东有大海，向南有丛林，向西有喜马拉雅山，唯独北方大草原是个广袤的大豁口。在古代，这一地区居住的是游牧部落，专门袭击周围相对定居的邻邦城池。作为策应，汉人通常会修筑起一道道的城墙——据史料记载，最早的防御工事修筑于公元前656年。其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许多朝代都修建了类似的防御工事。不过，修筑的方式有所不同，用于描述这些防御工事的术语也各不相同。先先后后用过的词语有十多个，我们现在把它们都理解为“长城”。

其中有两个朝代，尤以修建长城闻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在他的统治下，主持修建了接近五千公里的夯土和卵石防御线。他所统治的秦朝，因为强征劳工修建这一工程而声名狼藉，当时流传的歌谣和传说远远超越了那些历经世纪风雨已然颓废的夯土墙本身。不过，秦朝修建的城墙主要留存在百姓的想象之中，明朝修建的城墙却靠材料留存至今。1368年，明朝建立政权。在北京地区，他们最终用石料和砖块建起了防御工事。用如此耐用的材料大规模地修筑城墙——就是我在河北省境内看到的那段震撼人心的长城——明朝是唯一的一个。但明朝的防御工事不是单一结构的建筑，而是一种网络状的建筑群，有些地区修建了多达四道的防御屏障。

18世纪，一大批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听到了秦朝的故事传说，看到了明代长城。无一例外，他们在头脑里把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想象中的线条——从秦朝延续到明朝——变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长城”的东西：大家认为，这是用砖头和石块筑成的一个单体结构，历时两千多年，像地图上的标志那样，干净利落地横穿中国北方地区。1793年，一个名叫约翰·巴罗的英国人，游览了北京附近的一段城墙，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东西进行了推断并由此宣称，整个墙体使用石头的数量可以围绕赤道修建两道稍小一点的城墙。（他并没有意识到，西边的城墙要小很多，而且是用夯土筑成的。）1923年，《国家地理杂志》宣称，人在月球上可以用肉眼看见地球上的长城。（事实上，1923年没人能从月球上看得见长城，现在仍然看不见。）一时之间，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抵制这样的夸大其辞，因为他们相信，外国人混淆了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样东西。可是到了后来，对毛泽东来说，神话故事更具有吸引力。他认识到了作为天然屏障的长城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因而高度宣传长城。不过，在一个缺乏研究古代建筑学术传统的国家里，要把这个记录纠正过来绝非易事。最终，似乎是中国人认了输，采用了外国人提出的概念。时至今日，也只有一个翻译过来的词语可用：长城——很长的城墙。

中国人对长城所做的唯一的研究，是在学术圈外进行的。在北京，由业余历史学家组成的小群体试图把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结合起来。在有些省份，偶尔也有老陈这样的人。他告诉我，他终究想给他的书找一家省级出版社。在给我看过他写的东西和他收藏的文物之后，他提出要带我去参观一下当地的城墙。

我们坐上City Special，顺着一条土路往北行驶。离开村子几公里后，我们停下车来，他带着我穿过一条杂草丛生的沟谷。他走得很慢，带着乡下人常有的那种若有所思的姿态：埋着头，双手反背到身后，攥在一起。在一处明显杂草覆盖的山梁前，他停下脚步。

“这是北魏修建的，”他说。北魏统治从公元386年延续到534年，一千多年以来，这个建筑结构已经被风雨侵蚀，到现在仅存半米多高的残墙，往东北方向延伸在山峦之间。另一道山梁把它隔断开来，那道山梁若隐若现，不经他的指点，我差点没有看出来。“那是一段汉墙，”他说。汉墙更古老了：汉朝始于公元前206年，终于公元220年。在高高的山峦上，还有第三道墙，日期可追溯到明朝。明朝修建的防御工事有一点八米高，呈东西向，向两边的地平线延伸过去，清晰可见。在这个地方，明朝防御工事相对算是后来者——只有四百年历史。

“多年来，我无数次看见过这样的东西，后来终于产生了好奇心，”老陈解释说，“它们来自何处？背后的体系是什么？这是我开始研究这个东西的主要原因。”

我跟他开车回到家里，又喝了一杯茶。他解释说，这个村子的全名是“宁息胡虏”，意即“平定胡人”。古时候，“胡”是汉人用来指称北方游牧民族的字眼。它并不专门指称某个部落或某个民族，但却带有贬义——那个词语可以涵盖所有的外来者。后面那个“虏”字，更是生硬，意指“蛮人”。

“大体上说，我们这个村子的名字是‘杀死蛮人’，”老陈笑着说，“看这个。”他打开我的《中国地图》，指着东边一个十五公里开外的村子：威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威震蛮人”。旁边有一个镇叫作“破胡”：粉碎胡人。别的村庄叫作“威胡”、“镇蛮”、“杀胡”等等。当今印制的地图上用表示老虎的“虎”字代替“胡”——这样的替换首次在清朝出现，当时的满族统治者对于把关外人作如此描述非常敏感。但这种用词上的改变仅仅是一种粉饰，它的原意，跟村子周围那些高高耸立的古老城墙一样，仍旧显而易见。

傍晚时分，太阳快要从田野落到山后的时候，我离开了宁鲁。老陈把我送到City Special上，十几个村民好奇地跟过来。好多人都穿着那种军警制服，那些收集起来的制服——又脏又旧，又不合身——让我觉得我仿佛被人送上了一段令人绝望的征程。在北边，高高的山峦沿着省界耸立着——那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一座座干燥的山峦仿佛被抽掉了色彩。老陈跟我握了握手，并祝我好运。“下次来的时候，”他提醒我，“一定带个考古学家来。”

我驾车驶过一排排的白杨树，随着季节变换，这些白杨树正在变成一片金黄。随后，道路开始爬高，伸入那些岩石裸露的群山中。一路上没有遇见别的车辆。在一千八百多米的海拔位置上，公路从一段明代城墙上穿墙而过，这段城墙起着山西省界的作用。古代的建筑结构被拆断，腾出位置修建公路，一根水泥柱子上标注着内蒙古的入口。这是中原最靠北的一个地区，也是我参观过的人烟最稀少的地方。

我就这样一直开着车，来到一个隘口处，在主路边上找到一条分岔出来的土路。沿着这条支路顺着山梁走了几百米，我停下车子。吉普车的后备厢里，放着我带来的帐篷和睡袋。这是个非常适合露营的夜晚——空气如此透澈，群星好像就在山谷的上空闪烁。躺在帐篷里，睡意来袭，可我还想着次日打算去拜访的几个边界小镇：破胡，杀胡。去拜访那些地方，不过是在乡下再静静地开上一段路而已。

午夜时，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我一下子醒过来，猛地坐起身，以为是驶近车辆的灯光。我摸索着拉开帐篷的门帘，往外看了看，才意识到是一轮圆月升上了地平线。一切依旧是老样子：空旷的土路，City Special仍在那儿停放着。山下，宁鲁村的灯火已经熄灭，渐渐升高的月亮映照着大草原。那一刻，我静静地坐着，等着我的恐惧平复下来，听到的，只有风声，以及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到了夜间，我很担心有人——特别是警察——前来拜访我。在中国，还没有驾车巡游全国的习惯，而且针对外国人有很严格的规定。按照规定，我不可以把City Special开出北京城。西部有些地方对外国人完全不开放，原因可能是贫穷、民族关系紧张，甚或是军事设施。严格说来，作为外国记者，在出游之前，应该向当地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购买了帐篷——我希望避开那些小城镇的旅馆，因为他们需要随时将住客名单上报警察局。

一路上，我给自己定了一些规矩，并尽量遵守。日落后安营扎寨，天一亮就动身出发；从不生火什么的。如果需要在小镇上停留，我尽量寻找那种专门接待大货车驾驶员的旅馆，因为他们那儿外籍客人极少，一般都没有需要向警察上报的那种登记表。我通常带上足够维持几天的饮水。驾车时，我要靠咖啡或糖来帮着提神，所以，吉普车的后备厢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以及糖果。如果驾驶多时而没有洗过澡，我会找个理发店停下来，花钱洗洗头。每个小镇都有理发店，包括洗头和做头部按摩这样的标准服务只需要几块钱。中午时分，我通常把车停在路边打个盹。我从不在夜间开车。在中国的公路上，疲劳这个问题甚至出现在了驾驶员考试题里：

133题 如果行车达4个小时，驾驶员必须停车，并强制休息至少：

A）10分钟。

B）20分钟。

C）15分钟。

正确答案是B——如果你只休息了一刻钟，那么缺少五分钟也是违规的。在中国，开车是个体力活，至少在规则手册里面是这么描述的。法律规定，卡车驾驶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百五十五厘米，小轿车驾驶员的身高至少到一百五十厘米。要取得驾照，每只手上至少有三个手指功能正常，大拇指是必不可少的。对耳朵的要求，则是双耳能够分辨五十厘米之外的音叉声。不能有红绿色盲。没有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眩晕症，或者美尼尔氏综合症。法律还明确禁止“歇斯底里”型驾驶员上路行驶。如果双腿不等长，且长度差超过五厘米，则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范围，不能操作标准型排挡汽车。

交通法规对身体方面的要求做出如此详细的规定，似乎在表明，体格正常、身体健康对于道路安全至关重要，可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问题不在于交通流量——2001年，我在中国北方做自驾巡游的时候，中国的机动车数量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但是，恶性交通事故的数量却是美国的两倍多，政府报告的道路交通事故数量达到了七十五万起。这是个新驾驶员辈出的国家，而新驾驶员又多出在新兴城市，而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后果将是致命的。如果比较熟悉周围环境，驾驶员们驾车的状态会好一些——在北京，驾驶员们在老城区开车一般很熟练。从传统上来说，最早修建于13世纪的胡同社区和狭窄的砖墙小巷构成了北京的街区格局。每当我把车开进胡同的时候，看着那些砖墙如此近距离地迫近我，禁不住浑身冒汗，然而，其他驾驶员好像一点都不担心。他们不但耐性好，驾驶技术也很好：在胡同里开车的北京驾驶员能够避开迎面驶来的桑塔纳轿车，在一群群小学生之间麻利穿行，紧挨着明代砖墙不到一厘米的地方把车停放妥当。如果胡同驾驶员们的娴熟技艺能够推广到全国的道路系统中去，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平安无事。

可是，人们在新修道路上的宽敞空间里开车时，做出的反应却没有这么精明。有些道路规划得十分糟糕：到2001年，北京的机动车数量猛增至一百多万辆，而城市里面的道路基础设施怎么也赶不上。在我所居住的那条胡同的南边，老城区已经拆掉，即将修建更宽敞的道路。但是，交通规则常常显得十分离奇古怪。在一个比较大的十字交叉路口，某位天才设计师在道路最右侧设置了一个左转弯出口，那就意味着，如果某人要走那个方向的话，得斜着穿过五条车道。就算他变道转弯顺利，直行一公里左右又会遇到一个十字路口，而这儿的交通信号灯胡乱计时，朝各个方向的绿灯都亮着，足足有五秒钟之久。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成片成片的地区正处于建设中。往往是道路修了一半，标志规划得一塌糊涂，未作任何标示的匝道不知道连接着哪条神秘的大街。北京的地图上画出了苜蓿叶形的立交路口，设计者也许就是大名鼎鼎的Escher公司吧：

即使在今天，道路行驶中的很多问题已经有所改善，但在城区开车依然需要冒险精神。如果那个地方的驾驶员主要是新手，其中的麻烦更是显而易见。在中国，这个转型期来得太快，很多驾驶员使用道路的方式直接沿用行人使用道路的方式——人们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扎堆前行，只要有可能，总是紧紧跟在别的车辆后面。他们不大使用转向灯。相反，喜欢依赖汽车之间的身体语言：如果一辆车贴着左侧行驶，那么你可以推测得出，它即将进行左转弯。此外，他们还长于即兴发挥。他们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如果能够快那么一点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环岛交叉路口逆向行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开过了出口，他们会直接开到路肩上，往后倒，然后立马右转下道。每当交通拥堵时，他们喜欢从边上挤过去，跟他们排队买票时的做法如出一辙。收费站也可能十分危险，因为多年排队的经验，使人们形成习惯，总在不断地估量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并以此快速做出判断。驶近收费站时，驾驶员们喜欢在最后一刻变换车道，因此事故频发。驾驶员们很少查看后视镜。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则被视为妨碍视线，车灯亦然。

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北京还是禁止夜间使用车头灯的，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开始大批出国考察。在改革开放初期，欧洲各国和美国政府对这些领导人的来访是非常支持的，他们希望这些中国领导人领略过民主社会之后，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国策。1983年，时任北京市长的陈希同就对纽约做过一次这样的访问。在与纽约市长爱德·科齐以及其他政要举行的一系列会谈的往返途中，他得出了一项关于道路状况的非常重要的观测结论：曼哈顿的驾驶员在夜间是要开灯行车的。回到中国后，陈希同要求北京的汽车驾驶员也这么做。至于这位市长在遭遇美国的民主社会后作出了什么样的政治结论，一直不甚明了（他最终因为贪腐而锒铛入狱），但他至少为道路交通的安全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幸的是，驾驶员们仍旧不了解车头灯的玄妙之处。很多人不开灯行车，直到天色一片漆黑时，他们才开启大灯。几乎没有人会在雨天、雾天、雪天，或者光线暗淡的情况下使用灯光——其实，这是让中国的驾驶员颇感烦心的少数几种行为之一。人们不介意你是否在后面跟得太紧、从右侧超车，或是把车开上人行道，就算你把车停在高速路出入口的匝道上，也没有人会眨一下眼睛。可是，如果你在滂沱大雨中开着车灯行驶，对面驶来的驾驶员会毫不例外地把他的车灯闪动几下，以示不满。

不过，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够保持镇定自若。很难想象得出还有别的地方，人们用这样糟糕的方式开车，还能从中得到乐趣。在开阔的道路上，似乎每个驾驶员都刚刚从胡同里解放出来——突然加速，展开竞赛，而最惊悚之处，莫过于超越其他车辆。在山坡上，他们要超车；在弯道处，他们要超车；在隧道里，他们要超车。如果被别人超了车，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反超那辆车，就好像在比赛一样。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驾驶员考试题中唯一一道三个选项都正确的试题：

77题 超越其他车辆时，驾驶员应该：

A）从左侧超车。

B）从右侧超车。

C）两侧均可，视情况而定。

考试的时候，试题直接来自于政府颁发的学习材料。公安交通管理局给我发了一本小册子，里面有四百二十九道多项选择题，二百五十六道正误判断题。一般而言，这些试题抓住了道路行驶的精髓（“对/错：在出租车上，允许携带少量爆炸物品。”）。然而，对于如何教会人们开车，却不那么清晰明了。事实上，窍门在于研究那些错误的答案。手册在描述常见的道路交通驾驶技巧时，说得十分生动，差不多让读者看清了驾车人的面部表情：

81题 超车后，你应该：

A）等两车有足够安全的距离之后，打右转向灯，回到原车道。

B）快速插入到其他车辆前。

C）插到其他车辆前，并减速。

117题 驶近划有标线的人行横道时，你应该：

A）减速并停车——如果有行人通过。

B）加速行驶，紧跟前车，并紧随其后通过人行横道。

C）直接通过人行横道，因为行人应该为机动车让行。

80题 准备超车时，如果发现前车准备左转，或者掉头，或者超车，你应该：

A）从右侧超车。

B）不能超车。

C）鸣笛，加速，从左侧超车。

很多答案都跟鸣笛有关。在中国的汽车上，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人们经常摁喇叭，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喇叭声听起来都一样，但过了些时候，你就学会正确理解各种喇叭声的含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跟汉语一样复杂。汉语读音有声调，也就是说，一个简单的ma音，在阴、阳、上、去四个声调时，会有不同的意思。反过来，一个简单的喇叭声，至少能够表达十种不同的东西。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的、短促的“毕”声，这只不过是在告诉别人：我的手依旧放在方向盘上，因此这个喇叭可以继续作为我神经系统的扩展。试题还涉及到其他类型的鸣笛：

353题 车辆从老人或小孩身边经过时，你应该：

A）减速，确保安全通过。

B）继续正常行驶。

C）鸣笛以提醒他们注意。

269题 进入隧道时，你应该：

}A）鸣笛并加速。

B）减速并开启车灯。

C）鸣笛并保持车速。

355题 驶过居民区时，你应该：

A）像往常一样鸣笛。

B）比平时多鸣笛，以警示居民。

C）避免鸣笛，以免打扰居民。

去“破胡”的路上，我第一次捎上了搭顺风车的人。那天，我很早就收好了帐篷。琢磨过地图之后，我打算顺着明代城墙北边的那条路试试看。结果那是我——到那时为止——走过的最糟糕的一段路——起先是一段土路，通过一个高高的山冈，接着是陡直的下坡路。雨水把路面冲刷出深深的沟壑，City Special蹒跚前行，马达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在我的左面，一段城墙干净利落地雄踞在山脊上——我在那破旧不堪的道路上颠簸不已，城墙却似乎在半空中轻轻松松地漂浮着。下到半山坡时，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路边，正使劲地挥手。我停下车，摇下玻璃窗。

“你去哪儿？”她问道。

“去破胡，然后去杀胡，”我答道。这些村庄的名字用中文念起来真是拗口。

“我可以搭你的车去破胡吗？”

“没问题，”我边回答，边打开车门。这个女人带着一袋新鲜的猪肉，肥腻的猪肉衬着塑料袋，白里透红。她把袋子放在地上，犹豫着要不要上车。

“多少钱？”她问我。

“什么多少钱？”我愣了一下，以为她在说猪肉的事。

“去破胡，”她问，“多少钱？”

问得好——去消灭游牧部落，谁还会定价呢？“没关系，”我告诉她，“反正顺路。”

她的名字叫作高林凤（音译），三十七岁。她告诉我，她从小在破胡长大，现在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一家工厂上班。这次回家是去看她的祖母——那些猪肉就是礼物。在这些地方，公交车班次很少，她之前坐过到宁鲁的公共汽车，坐到隘口时就下了车。她打算从那儿走路，一直走到有车坐的地方。她穿着崭新的灰色工作服，描着淡妆，头发收拾得很整齐。在内蒙古的这种土路上，看起来还那么整洁，这怎么可能呢？我穿着一件破旧的灰色T恤衫，裤子也很脏。自从上次洗头以来，已经整整两天了。

跟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村人一样，高林凤离家去城里找了工作。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农村。随着经济的腾飞，对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需求大量增加，很多工人就来自农村地区。中国的农村人口稠密，年轻人也乐意离家外出。到2001年为止，估计有九千多万人离家外出。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你见证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差不多占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群正在路上，前往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找新的生活。

他们多数前往沿海地区寻找工作，但在省城也有机会。高林凤告诉我，她开始是在流水线上工作，一路提升，现在已经是一名管理人员，她所在的工厂生产毛衫，用于出口。在呼和浩特，她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他们很少回破胡。“这儿太穷了，”她说，“种庄稼很辛苦，因为这里海拔很高，十分干燥。你看那些玉米——”她指着车窗外，紧挨路边就是一块玉米地，玉米秆一片翠绿，沾着一层薄薄的尘土。“在其他地方，玉米都已经收割了，可这儿什么都要晚一些，因为地势太高了。”

我们闲聊了一会，她很客气地问我，“你不是咱中国的人吧，对不对？”

“不是。”

“你是哪个国家的？”

我本想告诉她，我是胡人，但我还是实话实说了。

“我们工厂的毛衫就出口到你们国家啊！”她兴奋地说道。

跟工业城镇的很多年轻人一样，高林凤自学了一点英语，不过她不好意思在我面前操练。她对美国人的生活非常好奇——她问我，家里有几口人，家乡是否有农民。“你们在美国也像中国那样靠这边行驶吗？”她问我。我说是的，尽管那个时候，这样的回答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我们行驶的道路越来越糟，路上只看得见一排轮胎印。在前往破胡的路上，在长城脚下，跟一个外国人进行这样友好的对话，其中如果有什么可笑之处的话，高林凤也丝毫没有表现出来。高林凤在小镇大门入口那儿下了车，那道大门建于明朝。她谢过我，跟我挥手道别，我开着车往西边的杀胡驶去。

这条道路沿线的小镇上，曾经都有重兵把守，可现在却正迅速地成为一座座空城。无论何处，只要我停下车来，当地的人们都会告诉我，大多数年轻人已经离家外出了。这一带的生活不容易——长期以来，局势一直不稳定。数千年来，影响这些偏僻之地的，多是一些非人为的因素，有时甚至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某种强烈需求。在古时候，这些地区位于疆域边界：像破胡这样的地方有时候勉强能采用中原地区的农耕方式，但更往北去，那儿的土地只适合放牧。牧羊人的天性，就是随时迁移，而中原汉人喜欢在自己的耕地上扎根定居，因此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而且双方的文化冲突总是恶性的。公元前2世纪，汉代一位大臣如此描述游牧部落：“来如疾风，去如闪电。”“居住无常，难以驯服。”有一位皇帝说，与游牧部落作战“如同与影相斗”。另一位官员形容他们“觊觎谷物，人面兽心”。

游牧民族多不是侵略者——一般而言，他们对攻城掠地不感兴趣。他们要的，是汉人的财物，不是汉人的文化，这一点一直让历朝历代的皇帝们烦恼不已。南方的情形略有不同，中原王朝在南方的扩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文化压制，而不是武力征服。美国历史学家亚瑟·瓦尔德隆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中国长城》。在这本书中，他记述了明朝时期发生在北方地区的几次冲突。他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弄清楚中原人的立场十分重要。“对他们来说，那不是指中原文化，”他认为，“那是指所有文化。任何人都自然应该遵从——不管他是哪个民族，这就像每个人都得接受做牙科手术要使用奴佛卡因的道理一样。总体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中原帝国向南扩展的过程中，不是中原人在迁移，而是当地人改变民俗。他们伪造家族图谱，修建祭坛——他们的所作所为，跟任何想进行文化入侵的人一模一样。时至今日，这就是中国人的力量。这不是武力。他们不需要密探，不需要卧底。有某种东西让他们成为中国人这个群体的一员，而正是这个群体令周围的人对它产生兴趣。”

“首先对此不感兴趣的，就是骑马的游牧部落，”瓦尔德隆接着说，“这令中原人十分头疼，因为他们已经用文化这个东西，把其他几个边上的外族人都牢牢地束缚住了。可骑马的游牧民族不管这一套。他们只管跑过来，强奸妇女，放火劫舍。对中原人来说，这个问题如同美国人遇到基地组织这个麻烦事，只会招人更加怨恨。美国人总是认为，那些人对我们应该再多一些了解。教他们学做美味、老式的美式烧烤，把我们的生活全貌展示给他们看，他们肯定会喜欢这一切！可是，这根本不管用。在中国的文化里，同样存在类似的错误路线。是对文化这一力量保持极度信赖，还是要有诉诸武力的意识，这两者之间存在错误路线。”

几千年来，中原人的反应基本上徘徊在这个路线两边。他们有时对游牧民族采用进攻的方式，而且跟“野蛮人”一样，时常采用极其残暴的手段。中原士兵血洗营寨，屠杀妇女儿童；他们使用生态战术——纵火烧毁牧场，以期用饥荒逼出游牧部落。当然，中原人还修筑工事，在北方修筑的一堵堵城墙延绵数公里。这种战术在明代尤为重要，因为这个王朝太羸弱，根本没办法招架游牧部落的进犯。

游牧部落的问题很复杂，汉人的解决办法同样如此。像明朝这样的朝代，会把各种策略结合起来使用：他们尝试过进攻性的对抗办法，他们修建起具有防御功能的道道城墙，他们也依靠贸易和外交手段。明代皇帝曾经赐与蒙古首领物品，并对其加官晋爵，让他们在边境沿线的要塞之地主持贸易。杀胡就是这样的地点，在明代它一度成为有名的贸易中心，城墙之外的人们争相前来与中原汉人进行物品贸易。不过，这种贸易通常是不对等的，因为除了马匹，游牧部落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中原人的需求。而政府往往要对这样的贸易点进行严格监管，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想让蒙古人换到可以制造兵器的铁器物品。最终，出现了无法超越文化的分歧。中原人长于种植庄稼，生产商品，他们主导了集市贸易。蒙古人不具备管理才能，但却长于劫掠。这样一来，无论早晚，这两个迥然相异的族群间都会产生暴力冲突。

时至今日，外国人仍旧需要中国人提供的各种商品，但是，他们无须再跑到杀胡这样的地方去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这一次仍是这样，来自外部世界的需求改变了这个偏僻的地方。长城依旧从村子的中心地带穿越而过，烽火台依然在山间谷地高高耸立着。在我到访过的地方中，这儿曾经修建的防御工事最为密集，可也最寂静无声。整条街道相当于一个大卡车停靠点——沉静的街道上，开着一排生意清冷的廉价餐馆，和几家汽修场，为那些即将去往别处的人提供所需要的服务，那是当地经济结构中仅存的东西。当年的游牧部落一直未能在此处站稳脚跟，到南方的工厂里做工的诱惑却攫取了这个地方的人心。杀胡正在一点点地走向没落——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看不到年轻人。

开着车时而西行，时而南下，我一直循着苍头河前进，两岸散布着一座座烽火台。出了河北地界，土地越来越贫瘠，我所处的位置已经是中国正北方的黄土高原之上。人们居住在黄土之上——这里的土层浅薄干燥，原本就是从戈壁滩或者西北部其他沙漠吹过来的黄沙。几千年来，风沙在这一带形成了次堆积层，黄土厚达一百八十多米。这样的土壤虽不稳固，却也肥沃。一段时期内，这个地区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但是几个世纪的人口过度增长使得它现在一片荒凉。树木砍掉之后，人们开始在山坡上开垦出梯田，后来，这个地方看上去就纯粹像是一个人类建筑：用泥土做成的千层饼。雨水稀少——每年大概二十五厘米——可再少的雨水也会在松散的土壤上冲刷而过。小溪的河床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沟。哪怕是很小的一条溪流，也能在山坡上冲刷出深达几十米的壕沟。多数农民居住在黄土坡上开凿的简易窑洞里。这样的窑洞冬暖夏凉，一遇地震，几成灾祸。据明朝文献记载，1556年发生在这一地区的一次大地震，夺去了几十万人的性命。

长城不是这个地区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它起到了部分作用。城墙修到哪儿，它就吞噬掉那儿的自然资源，明代的史料记载了修筑长城所需要的各项成本支出。近年，美国历史学家石彬伦对筑墙工程中的各个数字进行了分析。据他估计，每烧制、铺装一块砖，士兵们需要烧掉七点五公斤木柴。即便是在用夯土或者原石筑墙的地段，士兵们也需要用木柴生火做饭，卫戍部队的收入来源则主要依赖伐木业。石彬伦的研究表明，在明代，维持城墙的开支仅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由政府财政拨款，其余则要靠士兵们通过伐木取得收入来补齐。有些官员抱怨说，这样的行为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地表砍伐得光秃秃的，马背劫匪更容易入侵。

四个世纪之后，在这片根基浅薄的土地上，用夯土筑成的一座座建筑物好像成了唯一具有永恒意义的符号。我驶过一个个山坡，底下的沟谷又深又陡，种着庄稼的梯田好像随时都会碎成齑粉——唯有那些烽火台好像在随时准备迎接战争。它们那方正的外形从几公里远的地方也能看见，稳稳地骑在那些被开垦成台地的山峦之上。在我驶过的路边，有一个烽火台，上面刷着一个字：土。这个刷成白色的字有六米高。又过了一会，我看到了另一个字：水。如果这儿的烽火台正在传递某种信息，我竟没有弄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停下City Special。在水平方向上扫了一眼，我才发现，四个紧挨着的烽火台上面都刷着大字。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句子，但前后铺开有一点五公里长。这几个字横跨溪流、峡谷，以及沟壑纵横的山坡：

保水固土

被刷上大字的烽火台连成一排，尽头是一个大大的明代城堡，雄踞在山上。我顺着旁边的一条山路来到了城堡跟前，从那儿看到的景象让我惊呆了。那儿能俯瞰一连串的山谷，山坡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小小的植树坑窝。每个坑半米多宽，二三十厘米深。根据山坡陡斜的程度，这些坑窝被打成方形或半月形。坑窝里面全是空的，一直延伸过去，到你的眼睛看不见为止——简直就是坑窝的星系，只等着栽种树苗。在明代城堡的墙上，也刷着一条白色的标语：

抓住世行贷款机遇，帮助山区脱贫致富

这些城墙一度为了抵御蛮夷而建，如今却已在欢迎世行贷款。我决定联系一下当地政府，看有没有人给我就这个项目介绍些情况，一个干部同意跟我见面，他是右玉县税务局的一个主任。他告诉我，过去的两年间，当地政府接受了世界银行大约两千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这样的项目，只是世行在黄土高原上资助的无数个项目之一。前些年，世行提供资金修建了用于蓄水的小型水坝，所资助的植树运动极大地减少了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在右玉县，他们打算栽种松树——据大家所知，全县的植树项目覆盖面积为七百平方公里。主任把我带到一个村子，因为那是较早一批防止水土流失项目做得很成功的村子。当地的党支部书记告诉我，现在差不多每家每户都买得起拖拉机了。我们正好碰到一个村民，他刚买了一台机动三轮车，用来做生意。在附近的山头上，专门修建了两个观测站，便于更清楚地观察这个项目。

不管去哪儿，我们都乘坐一辆黑色的大众桑塔纳轿车。开了几个星期的车后，被动地坐在车上，感觉有些怪怪的，但由官方安排的路线，对做过记者工作的我来说，倒是一点都不陌生。在各省市，政府的车辆通常是黑色的，车窗是深色的，一般配有驾驶员。如果那个地区比较富裕，可以坐奥迪车，贫困地区则配有桑塔纳或捷达轿车。每到一站，会有人为你奉上茶水，以及各类统计数据。在右玉县，当地政府为他们承担的世行项目深感自豪，提供的各种数字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记录本。他们打算在明代城堡附近植树一千四百公顷，右玉县百分之二十八的土地面积已经达到水土保持目标，而最终目标是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三。中国的政府部门对数字十分痴迷，一贯如此。早在帝国时期，各级官僚们便会玩转数字——到了明代，修筑长城的工程量有时甚至测量和记录到了厘米这个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正是凭着这一历史久远的传统做法，成为世界银行十分理想的客户。中国各级政府可以征集劳动力，可以制造数据，当然也可以归还贷款。

他们对宴席也十分在行，官方给我安排的这次行程，最后以此告终。我们就餐的地点是当地一家餐馆的一个包间，菜肴端上来了，一道接着一道，有猪肉、鸡肉、鱼肉、山西手工面。好几个官员陪我就餐，他们要了白酒。争先恐后地，他们举起手中的酒杯。

“对不起，我今天只喝茶，”我告诉他们，“我下午要开车，所以不能喝白酒。”

“啤酒呢？”

正是这个问题，在驾驶员试题里显得有些诡异：

212题 行车前，驾驶员：

A）可以少量饮酒。

B）不能喝酒。

C）可以喝啤酒，但不能喝别的酒类。

“啤酒也不能喝，”我说，“如果开车，我就什么酒也不能喝。”

“你可以喝一点点嘛！”

“抱歉，我真不能喝。”

“肯定要喝——就喝一两杯。”

跟我一路上遇到的其他干部不同，今天陪我吃饭的这群干部最终没有坚持。说到中国的喝酒-开车，婚宴是最难纠缠的，其次是葬礼。如果在旅途中遇到这样的事，那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如果我在白天参加这样的宴席，就一定要想一个既不失礼节又能够执着坚持的办法，因为一端酒杯就等于开启了闸门。在美国，只要说一声“我要开车”就够了——说了之后，就算完事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话语正好开辟了一条进行逻辑大讨论的途径，有些甚至让人很难反驳。喝酒的第一条理由通常是“既成事实”。“你一定要喝，”别人端着满满一杯酒，对你说：“酒都斟上了，你不要推辞。”第二条理由是，我开了这么远的路程，一定很疲倦。第三条理由，喝过酒后，我可以慢慢地开。他们还会跟你说，美国人是靠右侧行驶，那意味着在中国开车没有什么不习惯的，稍微喝点酒没关系。不管怎么说——第五条理由是——酒杯已经倒满了。有时候，人们会跟我讲，如果让警察碰上了，他们看见老外开车，已经够惊讶的，肯定不会因为酒后驾车而抓你。一次，宴会主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

“大概二十年前。”

“看见没？我们这里多数人开车才一两年。有那么丰富的开车经验，你当然可以喝点什么！”

这样的逻辑的确无懈可击：很难想象，要让我胆敢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往后倒车，不知要喝多少酒才够。不过，在右玉县，这群干部算是最有礼节的，我也因此能够挡开白酒和啤酒。宴席散去，我向他们道谢过后，开车出城。开了两三公里后，我又掉头往回走，绕过市中心，径直向那一排烽火台开去。我得看看，人们跟乘坐在City Special里的我讲述的东西，是不是和乘坐桑塔纳轿车的我讲述的一样。就在那个明代城堡附近，我看见山腰上有一群人，手持铁锹正在劳作。顺着一条土路，我把车开到了那个地方。

男男女女一共十个，正在黄土坡上挖掘半月形的坑窝。他们都穿着淘汰下来的军警制服，我一下吉普车，他们就围了过来。他们居住在附近的丁家村，跟周围大多数村庄一样，居住的也是窑洞。我告诉他们我是新闻记者，他们围得更近了些。

“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这么整，”一个年轻人说，“原来的不是世行贷款，但一直有这样那样的项目。看见这些坑窝了吗？全是空的。两三代人，就挖了这么些坑，可现在依然一棵树也看不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劳动是义务的，买树是要花钱的。让我们就这么挖坑窝，一分钱也不花。他们这么干，为的是让领导们路过的时候，看得见这些坑窝，让他们相信正在植树。地方上的干部们把钱贪污了。”

这个年轻人只有二十八岁的样子，但其他人好像也认可他作为发言人。在乡下，我时常遇到一些会讲大话的人——这类人说起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时，义愤填膺，牢骚满腹。可这个年轻人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用词总是十分细致谨慎，但他的眼中明显带着忧伤的气息。他穿的那件淘汰制服显得特别肥大——这不过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富余劳动大军中的一员而已。我问他们，挖坑能拿到多少钱。

“每天五袋方便面，”他回答。

我不能确信，是不是我没有听清楚，于是我让他再说一遍。“五袋，”他说，“你在这儿呆一下，会看到他们送过来的。”

“那你们为什么要干这样的活儿？”

“不干就得不到政府发的救济，”他说，“我们这儿刚闹过干旱，天太干，玉米种不下去。我们根本就没种玉米。今年秋天，我们只能收点土豆。政府给我们发了点玉米作为救济，但是只有我们挖了树坑，他们才肯发救济。”他继续说：“我们村里多数人都反对这个项目，因为耕地被占去了四分之三。我们本想在这样的地方放牧，但政府说这个地方需要保护。保护，保护，保护——我们听到的，就是一句句口号。”

其他人低声咕噜着表示认可。“你知道有这么一种说法：山高皇帝远，”这位年轻的农民说道，“国家领导人坐的位置那么高，他们当然不知道下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下边的人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到底怎么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上的干部——把这些东西中饱私囊的，就是县里面的干部。”他指了指那刷着标语的明代城堡。“我们看见过世界银行的官员们坐车前来视察工作，但我们没法同他们说话。县里面的领导不让我们说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世界银行’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它跟投钱有关。他们坐着轿车来这里，我们很想把他们的车子拦下来，但车子从来没有停留过。他们只给我们讲一些口号：保护耕地，退耕还林。”

他说的那句话——山高皇帝远——我在中国哪儿的农村都听到过。人们一致认为，问题出在地方上，高官们是诚信的，正派的，极少有人对这个制度的核心表示不满。他们不明白，这种必然性来自地质条件的恶劣。对丁家这样的村子来说，山高工厂远——他们没有办法同沿海地区的经济展开竞争，即使是运作得最好的植树运动，对这个地方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这个年轻人告诉我，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丁家有两百多人，现在只剩下八十多口。这跟我在北方地区听到的情况十分相似——每个村子的人口都在减少。“我也要出去找工作了，”他说，“但我还有个小孩，父母亲也留在家里。我最终肯定会出去，但可能要在家里多呆一段时间。”

我告诉这个年轻人，有人带我去过别的村子，那儿的村民们对世行的项目是非常支持的。

“也许有的地方拿到了钱，种上了树，见到了效益，”他说，“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你看这山坡——好一点的东西都长不起来，因为表层土都让他们给弄走了。他们把好一点的表层土放在了靠近公路的地方，种点什么东西，看上去好看些。完全是作秀。”

我们交谈的当儿，山下面响起了引擎声。声音越来越大，路上出现了一辆小型的蓝色拖拉机。拖拉机看上去就像是卡通电影里的车子——马达吼得震天响，好不容易才开上了这个陡坡。拖拉机停下来后，我看见车厢里放着一袋袋的方便面。驾驶员什么也没有说，给参加劳动的每个人发了五袋方便面。在中国，人们经常把方便面当成零食干吃，做工的人们纷纷撕开了方便面袋子。袋子上印的牌子是“清真牛肉面”。

“你是回教徒？”我问道。

“不是的。”年轻人笑着回答我的问题，“因为这个牌子最便宜——没有猪肉。每袋一块钱！”

他打开一袋方便面，然后递给我。这样的方便面比倒满的酒杯更糟：在这个山坡上，我怎么吃得下这袋干得发硬的清真方便面？这可是一个劳动者日工资的五分之一啊。经过一番推让，我让他自己把方便面留着，还从City Special后备厢里取出一包奥利奥饼干给了他。后来，我回到北京，一位世行官员坚持认为是农民们弄错了。他特地指出，世行贷款在黄土高原上扶持的项目已经让一百多万农民受惠。不过，这仅仅是另外一个统计数据而已：我只知道，那一百万个受惠者当中，肯定不包括跟我说过话的那几个人。对那些直接从首都安排下来，不与当地人打交道的开发工作，我一直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山高，非政府组织的官员也远——如果你遇到那群靠挖掘坑窝换取清真牛肉面的农民，也只能是这样的结局。在明代城堡的废墟上涂刷世界银行的标语，好像也是个馊主意。不过，长城曾历经无数次侵袭而毫发无损，毫无疑问，它还将这样挺立下去，雄踞在山脊之上——只要最后一拨蛮夷之人已经烟消云散。

接下来的一百多公里路程，我开着车在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处穿梭前行。明代城墙依旧起着边界线的作用，那些防御工事依旧震撼人心，可是这一带十分贫瘠，道路也越来越难走。在一个叫作石人湾的村庄，我看见一个农民正在用骆驼拉犁。从这个场景里，我看不到什么有生气和希望的东西：在前头拉着爬犁的牲畜站在新犁出的土沟里懒得动弹一下，爬犁后面的农民大声吆喝着，爬犁下干燥的黄土的颜色，恰如城墙上那些烧制的砖块。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停下车来，让两位年轻女子顺便搭上了我的车。她们俩坚持要一起坐在后排，回答我的问题时，总是轻声细语的，好像在说悄悄话。十分钟过后，她们告诉我，我是她们唯一见过的外国人。

搭车的人越来越多，顺便搭载几个人成了我每天的惯例。一路上车辆稀少，但是如果看到路边有人招车也不是什么稀奇事。中国人招车有自己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朝下，上下拍动——就像在轻轻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对我而言，这很新奇——在北京，没有行人随便招手搭车，在河北也没人要我停车。驾驶员试题对于乘客礼仪的问题涉及甚少，只有一个：

356题 如果你让别人搭车，后来发现他将物品遗失在你的车上，你应该：

A）据为己有。

B）尽快交还给失者本人或交到他的工作单位。

C）给他打电话，要他给报酬。

我很少看见农民等着搭顺风车。他们一般不怎么出门，如果要去赶集，会按照他们知道的时间搭乘既定线路的班车。我搭载的多数是女性，她们看上去仿佛跟我一样显得与当地环境格格不入。归结起来，这些人具有这样的特征：她们从村子里出来，在小镇上见过些世面，又即将成为别的什么角色。她们穿戴整洁，一般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头发染得略显暗红，脸上浓妆艳抹。上车时带进一股廉价香水的气味，在车上直挺挺地坐着，后背不会靠着座椅，好像乘坐City Special是一件非常正式的事情。她们很少与人进行眼神交流。她们总是客气至极，有问必答，却又不愿意主动打开话匣。一次，我搭载了三个年轻人，两女一男，我们摆谈了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什么也不问我。通常情况下，十来分钟后才会有人问我从什么地方来。这一点很奇怪，因为中国人聊天的时候，一般这应该是第一个问题——人们往往想要知道我是什么国籍。但是，因为我这个外国人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这个角色改变了互动的方式。他们想要显得谦恭些，但该怎么对待我，又拿不太准。有好几次，他们都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些搭车人猜测我是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也有人认为我可能是穆斯林回族人。有一个妇女，一直观察着我在被车辆反复碾压的泥泞路上艰难前行十多公里后，终于问我：“你是蒙古人？”

无一例外，她们都是离家在外做工的人，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们上班的地方有工厂、餐馆、发廊等等，而她们对自己的工作一般闭口不谈。一开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人搭顺风车，因为在外做工的多是男人。而那段时间根本不是出游的高峰期——在中国，在外做工的人每年才回一次家，一般在春节，对那些在很远的地方做工的人尤其如此。我遇到的那些人主要在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做事——比如在省城，或者规模稍大点的城镇。对这部分人而言，出现在乡间路上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女人可能更愿意不遗余力地这么做，因为她们通常有父母、甚至祖辈的老人需要照料。每次，我问她们包裹里带着什么东西，她们总是这样回答：“礼物。”

她们对City Special充满好奇——她们想象不出，为什么一个人独自旅行，需要这么大一辆车。有次，一位搭车的女人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正想学开车。在一个叫作崖顶寺的地方，我搭载了一个长得很不错的年轻女子，她刚刚回去看过父母亲。她身上穿着一件红色丝绸上衣，涂着口红，一上车就带进来一股香水味，气味十分浓烈。搭载了那么多搭顺风车的人，我从那种气味联想到了大草原：内蒙古香水。

这个女子在清水河镇上的一家餐馆做工。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包头，但她告诉我，她十分渴望有一辆自己的车。“如果能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问她，“你会去哪儿？”这个女子高兴地笑了笑，回答道：“北京。”我问起她的老家，她摇了摇头。“村里多数人都养羊，”她说，“我们那儿太干燥，玉米、土豆、谷子都长不好，可他们还是要试一试。除此之外，又能怎么办呢？”

她说的没错：此外还有别的选择吗？人们要么跟土地较劲，要么离家外出打工。在这样的地方，很难想象有什么理由让年轻人能够留下来。只有在《中国地图》上，还能反映出过去曾有过的乐观景象：我一路驶过的那些地方分别叫作黄龙泉、三叉河、阳泉等。可是，这些地方的地质已经变得相当脆弱，那些名字不过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一个个笑料而已。白兰谷里满是沙尘，水泉村极其干燥——像一块风干的骨头。叫胜虎的那个地方，也许曾经打赢过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整个战争。在这些地区，城墙比道路多——在我的地图册里，长城垛口这个符号纵横交错，但是随着我往前行进，红色的毛细血管越来越稀少。

有些地段，完全看不到毛细血管。我的地图越来越靠不住，一天中总有那么两三次，我觉得自己“被地图”了：“被地图”进死胡同，“被地图”进水土流失地段，“被地图”进长满野草的断头岔路上。在内蒙古，受了一个很有草场气息的村名——韭菜村——的诱惑，我“被地图”到一个河床上。从地图上看，地名听起来蛮不错的，有一条细细的红线，跟一段明长城齐头并进。可是，开了十来公里后，那泥土路面荡然无存，摆在我面前的，不过是一条早已干涸的溪流，上面散布着一堆堆砾石。我打算顺着那条纵贯峡谷的河床往前走。可是，转了几个弯之后，我就找不到路了。之前曾有人驾车来过，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都留下了车辙，而我十分熟悉的长城的影子却怎么也看不到。驶到一排窑洞前，我停下车来问路，人们只是目瞪口呆地打量着我，因为他们说的方言跟普通话完全不搭边。当时是傍晚时分，我已经很疲倦，还担心随时会爆胎。在砾石堆上颠簸一阵之后，转了一个弯，我终于看见一个等着搭顺风车的人。

她的出现，简直就像海市蜃楼——穿着高跟鞋、短裙、白色紧身上衣。在她看来，我驾驶的City Special也一定就像海市蜃楼，因为她立刻起劲地做出拍打那只看不见的大狗的手势，急切地要我停下车来。我摇下车窗。

“你去哪里？”她问我。

“先去北堡，再去水泉，”我回答道，“走这条路对吗？”在这荒无人烟的沟谷里，水泉村这个名字代表的也许只是另一个笑料而已。然而，这个女人告诉我，我走的路没有错。她问：“我要去北堡，能搭个车吗？”

“可以。”女人踏上车来，伸头往里看了看，然后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她就那么站着，一只脚在车上，一只脚还在外面。“你从哪儿来？”她问道。

“从北京来。”

“你一个人？”

“是的。”

“你来这儿干什么？”她又问我。

“玩儿，”我回答道。这个词语十分常用，我是脱口而出的：玩儿。可是，在内蒙古的这个河滩上，这么说可能非常不合时宜。女人把脚从车里退了回去。

“我还是等等吧，”她说。就这样，我让她在那儿下了车，扔下她站在那一堆堆砾石上——那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拒绝乘坐City Special的女子。

在中国，迷失方向并非是件多么糟糕的事儿，因为其他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1996年夏天，我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队员来到中国，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无知。语言、习俗、历史——这一切都得学习，而这样的学习任务好像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比我领先了三千多年，所以我急切地想赶上他们。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的学习进度呈曲线上升，这条曲线没有变平过。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你得随时琢磨点新东西出来，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农民离家去城里找工作是怎么一回事？教人们怎么做生意的是谁？他们在哪儿学到汽车制造技术的？他们是如何琢磨出怎样开车的？谁教会小镇上那些精明的女子穿衣化妆的窍门？她们搭上怀揣《中国地图》的美国人驾驶的City Special，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们在那一刻同样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人能把今日的中国琢磨透。

很多学习行为都不是那么正规的。不过，针对个人的各类课程繁多：年轻人可以报读英语辅导班、打字辅导班、计算机辅导班以及会计辅导班。在工业发达的城镇，进城务工的人们还可以花钱学习专门课程，让别人教他们像受过教育的城里人那样举手投足。驾驶课程到处都有——这项技能培训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国家的法律规定，每个想成为驾驶员的人必须先行注册进行课程学习，费用由自己承担，而且课程一般要达到五十八个小时。在中国，让自己的父亲在停车场上教你开车是不允许的。再说，停车场并不多见，而且多数父亲自己也没有行车所需的驾照。

我在中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城市——丽水，对驾驶课程观察过一个月的时间。这座城市坐落在一个工业带上，由于经济迅猛发展，一大批驾驶新手应运而生。开课单位叫作公安驾校，让我观察的那个班的上课老师叫唐教练。“教练”这个词跟足球教练、体操教练那几个字是一样的，不禁让人联想起严格的军团训练。那正是在中国驾驶汽车的本质特点——体力活。

课程一开始，是与汽车进行基本的接触。上课的第一天，唐教练揭开一辆红色大众桑塔纳轿车的引擎盖，六个学员围在一起观看。他指给大家看，哪是发动机，哪是散热器，哪是风扇皮带。走到车尾，唐教练打开了后备厢，教大家怎样拧开油箱盖。接下来，教他们怎样打开驾驶座一侧的车门。“这样拉开，”他一边讲解，学生一边挨个练习把车门打开、再关上。下一步，唐教练教大家认识仪表板，以及离合器、制动踏板、油门踏板。一个小时之后，学员们才得到允许，坐进轿车里面。他们依次坐上驾驶座，练习一至五挡的换挡动作。发动机没有发动，但他们就这样练习使用离合器，扳动变速挡杆。看到这里，让我有些想打退堂鼓。终于，我忍不住问唐教练：“那样做，不是对轿车很不好么？”

“没事，”他回答道，“不要紧。”

“我觉得，发动机没发动，这样做可能不好。”我又说道。

“保证没事，”唐教练坚持道，“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在中国，不管是哪个行业的教练，都受到人们的尊重，这是不容置疑的。唐教练已经非常和善，让我观摩他上课，所以我决定就此打住，不再多嘴。可这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接下来的步骤，是学员们练习使用离合器，固定住制动踏板，发动汽车，挂上一挡，一边踩下油门踏板一边松开离合器。在制动踏板的阻力作用下，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随着扭矩加大，引擎盖上下颤动。一个接着一个，学员们坐进驾驶座，踩下油门踏板——发动机不断轰鸣着，可就是不让车子挪动半步。那天的课程结束时，桑塔纳轿车的引擎盖上已经可以用来煎鸡蛋。每坐进一个学员，踏下油门踏板，我的手心都会被汗水浸湿。耳朵里回响的，是我父亲的声音——他是个业余机械师，没有什么事情比呆头呆脑地瞎摆弄汽车更让他生气了。

直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学员们才被允许开动车辆。从一开始，这些学员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小心翼翼地围着桑塔纳轿车打转：在引擎盖周围挤成一圈查看车辆结构、练习开关车门、拨弄油箱盖。六名学员的性别结构是四男两女，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下。他们之前缴纳过两千多元钱的学费——在基本月工资大概只有五百多块钱的小城市，这算是不小的一个数目。只有一个学员，家里已经买了车。其他人跟我说，也许哪天他们也可能买车。其中的大学生们——一共有四个——相信，驾照会让他们的求职简历增添一些亮色。“这就像游泳，人人都得会一点。”名叫王彦恒（音译）的年轻人这样对我说。他是高年级学生，主修信息技术。“在将来，很多中国人都会买车，”王彦恒说，“重要的是，要会开车。”家里有车的那个同学十九岁，名叫梁艳芳（音译），学社会学专业。她父亲开了一家塑料加工厂，有三辆车。我问她家的工厂生产什么样的塑料，这个女学生用手指摸了摸桑塔纳轿车车窗边上的塑料封条，说：“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做的。”

这个班用了十天的时间，集中进行场地训练。一段时间里，他们就做三个动作。学员们练习前行直角转弯进入停车点，然后直角弯倒车至停车点。第三项是纵向停车。每一天，整整六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反反复复地练习这三个动作。跟其他的优秀教练一样，唐教练十分严格。“怎么搞的？”一个学员倒车的时候刮到了一根标杆，他立即教训起来。“今天脑子长到哪儿去了？”“换挡的时候不要那么松垮垮的！”他对另一个学员呵斥道，“再这样做，你老爸不骂你才怪！”有时候，他甚至要拍打学员的手臂。只要有学员转头朝后看，他就大吼道：“不要朝后看！”有严格的规章，不允许学员转头后看。倒车的时候，只能依靠后视镜，不能够有盲区——至少在唐教练眼里不允许有盲区。没人系过安全带。在公安驾校的训练场地里，我也从没看见有人打转向灯。

接下来的环节是驾驶技术训练，学员们要在障碍车道上练习急转弯，学着将车辆停驻在标线的二十五厘米范围内。最具挑战性的驾驶技术科目是“单边桥”行驶。所谓单边桥，就是一条长长的水泥做成的凸起路段，略超过轮胎宽度。学员们的目标，就是把车调整好位置，对准单边桥径直驶而过，并且不让桥上的两个轮胎掉落下来。学员们先练习左侧轮胎，接着换成右侧，如果有一个轮胎滑落下来，就算考试失败。学员们告诉我，道路训练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多数时候是在练习单边桥驾驶。我问唐教练，为什么单边桥那么重要。

“因为很难，”他这样回答我。

这就是中国的驾校课程里隐含的哲学命题：如果某样东西从技术的角度看起来特别有难度，那么它必定就是有用的。可是，这类极具挑战性的技能却是因地、因教练不同而不同的。除了五十八小时这一点，没有太多其他的客观标准，驾校一会儿强调单边桥行驶，一会儿又想出别的什么障碍行驶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驾校教练跟过去那些教人养生之道的武术教练十分相像。时代已经不同了——学生们不必到山顶的寺庙里，每天对着树干拍打数千次，相反，他们参加公安驾校为期两周的驾驶课程学习，学着把桑塔纳轿车稳稳当当地开上单边桥。

上路训练十来天后，丽水驾校的课程学习就快要结束了。在他们学习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考试的前一天，我跟着一个学习小组上路了。教练坐在副驾驶座上，学员们在一条两车道的山区道路上轮流驾驶一辆桑塔纳轿车，完成一系列的固定动作。从一挡依次换到五挡，然后从五挡依次换回一挡；把车辆停驻在离标线二十五厘米的范围内。之后，学员们要练习原地掉头，在模拟的交通指示灯前停车。学习用的车道有三公里长，十天的训练过程中，这个长度没有丝毫变化。没有交叉路口，路上的车也很少。车辆驶入车道的时候，学员们按照规定鸣笛，转弯的时候同样如此。一路上不管遇到什么——小轿车、农用车、驴拉板车——他们都要鸣笛。哪怕只遇到一个行人，他们也要鸣笛。有时候，他们会超过驾校的另一辆车，这时候两辆车都会欢快地鸣笛，就像两个老朋友见面似的。中午的时候，大家要休息，到附近的餐馆一起吃饭。他们所有人——包括教练——都要喝点啤酒。他们告诉我，就在头一天，他们喝醉了，因此下午没有上课。

那天下午比较晚的时候，学员们回去继续进行道路驾驶训练，其中一个学员向我请求，让他开我租来的车进行训练。就在那一瞬间，经过极其简单的考虑，我决定借此看看他们在一个月的训练中收获如何。那个学员开到空旷路段之后，就醉心于超车了，可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有那么两次，我只好大吼大叫，让他不要在盲弯处大幅占道转弯。还有一次，我伸手一把抓住方向盘，阻止他撞上另一辆正在他左侧加速超车的车辆。他从不观察后视镜或侧后视镜，他不知道盲区的存在。只要遇到会动的东西，他都要鸣笛。完全忽视交通指示灯的存在，倒还是最次要的问题。他差点撞上了一辆停靠着的拖拉机，距离只有几厘米。他甚至差点撞上一面水泥墙。最后，当车辆进入驾驶训练场的时候，我真想俯下身去亲吻我膝下的单边桥。

在北京的时候，总有外国人对我讲，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样的地方开车。我这样回答他们：我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毕业出来的驾驶员们驾驶的出租车、公共汽车，你们也敢乘坐。一旦上了路，所有人都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迷茫的一代——但作为驾驶员，总还能够有那么一点点操控感。

在山西省的西北部，一段段长城顺着黄河蜿蜒而行，有将近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路程，我是沿着高高的黄土河岸行驶的。当地政府刚刚整修过那一段路，开起来比较轻松。庆祝道路整治工程的标语还在那儿悬挂着：“修好道路，脱贫致富”，“护路光荣，毁路可耻”。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交通流量不大，很少有私营广告商投放标牌广告，这也意味着，驾驶员不会受到可吃、可喝、可购的物品图形的狂轰乱炸。相反，到处都是政府的各种口号，其用语表现出独有的特性：用词简单，却很有力度，极尽直白，却令人费解。“人民拥护子弟兵”（People Embrace Soldiers）——空旷路段出现的这条标语让我不禁浮想联翩。在山西的农村，我在路边看到过一条标语，只有简单的几个字：“自立、奋斗、坚持不懈、无私奉献”。没有更多的细节——不过，你到底还想期待什么呢？在内蒙古，当地一家电厂提出的口号大玩文字游戏，我只好把车停下来，才总算弄明白：“人人用电，好好用电，电才好用”。（我想了想，过了一阵才反应过来：“的确如此！”）通常，我会遇到致力于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这类口号的用语从无谓的反复（“女儿也是传后人”），到主动提出建议（“晚婚晚育”），再到公开的谎言（“生儿生女都一样”）。驾车西行，那些标语书写得越来越大。到后来，荒芜的山坡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口号，这些膨胀的文字仿佛是为了用来填充这空旷的大草原。“人人劳动，青山更绿”——这条标语的文字有十几米高，摆放在内蒙古的一个山坡上，那儿既非青山，也没有一个劳动者。在另外一处荒凉得不能再荒凉的地方，几大块岩石上书写了一首诗歌：

山间植树种草

农业蒸蒸日上

修房造屋养羊

建设秀丽山川

黄河岸边悬挂着标语，劝诫农民们不要在道路上碾轧农作物。一时间，我很想知道，当地的这一倡导是否实有成效：进入山西西部以来，我的City Special竟然连一堆谷物都没有碾压过。随后，我去了寺沟村，这个村子在黄河东岸一个很高的地方上，那里的人告诉我，因为干旱，今年颗粒无收。他们只能靠土豆，还有政府发放的救济粮维持生活。我在一个农民家的窑洞里和他交谈的时候，村长刚好路过，拿着一摞救济申请表。表格的标题是“两缺一无”。村长对这个标题是这么解释的：寺沟村村民缺钱缺粮，生活无着落。在我看过的所有标语中，这一条是彻头彻尾的实话实说，它标志着北方农村地区可怜的结局——算是黄土高原的苟延残喘吧。

河对岸，是鄂尔多斯沙漠，也是西部的起点。在古代，鄂尔多斯地区一直是帝国的多事之区，也正是因为这片大草原，人们修筑长城的灵感才被激发出来。鄂尔多斯非常广袤——跟新英格兰的面积大致差不多——一直往北延伸到黄河大拐弯的地方。在河套地区以内，黄土高原变成了沙地和灌木丛。在古代，这一地区一直缺水，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不过，游牧部落所需要的资源却十分充足，因此，他们把鄂尔多斯当作了理想的大后方：与汉人的聚居地分离开来，但又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有些朝代，比如唐朝，能够为遍布沙漠地区的要塞提供给养，而明朝太羸弱，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区域作战。

因此，他们沿着鄂尔多斯南部边沿——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境内——修筑了城墙。从黄河一路向西，我在地图上寻找标出来的古代防御工事的线路。可是，那一页突然一片空白：村落稀疏，基本上没有道路，地图上基本是白色区域。间或，这样的白色区域会点缀一些早已断流的河道——无名无姓的小溪，用蓝色标注，流出沙漠，长度不到一二十公里，然后流入地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车窗看出去，地形毫无特色可言。驶过神木之后，我继续往前开，接着到了榆林——在这么贫瘠的地方，一听这个地名就让人充满了希望。

榆林城北，长城正在一点一点被掩埋掉。一个巨大的明代城堡——镇北台——孤零零地守在地平线上，城墙向西南蜿蜒进入了沙漠地带。这段城墙用夯土筑成，颜色比其基脚部位堆积的沙砾要稍微黑一些。有些地段，整个建筑结构完全消失在沙丘下面。在东面，也就是我的旅途开始的地方，城墙还能衬托出河北大地所具有的永恒的生命力。那儿有质地坚硬的岩石山峦，砖石结构矗立在山巅之上似乎安然无恙。越往西，每走几公里，土质就变得越不稳定，到了最后，在驾驶员看来，整片地都将一点点地流失掉。我从怪石嶙峋的山巅开到干燥的大草原，又来到黄土高原干成齑粉的小山坡上，最终，我来到了一片流沙之上。长城依旧，但它再也诉说不了永恒。鄂尔多斯沙漠在一点一点地向南推进，沙漠中那些震撼人心的明代防御工事不过是一根根线条而已。

在长城的另外一边，人们仍在试图改良那些贫瘠的土地。这样的战役在中国的北方十分普遍——全国土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正遭到沙漠化的威胁，沙化地区的总面积目前以每年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展。联合国最近公布，中国有四亿人口居住的地区目前受到土地沙化的威胁。各级政府在开展各种各样的项目，试图让北方人民的生活具有更多的可持续性，这些项目小至栽种树木，大至灌溉工程。其中最雄心勃勃的，要数长江改道工程。政府看到南方各地充足的水利资源，因而启动了这项耗资上百亿元的工程，计划将南方的部分河水引入北方。不过，这一方法收效如何，尚不明了。到最后，把水输送到北方可能毫无意义，因为那些地方的年轻人大多去了南方。

在中国，北方有些地区本来不应有农民在此定居，鄂尔多斯便是其中之一。古时候，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只有游牧部落。但是在19世纪，由于贫困，由于战争，一些汉人逐渐北迁，当起了先遣队。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鼓励人们大量地迁到长城的另外一边定居，他们希望中原的农耕方式在榆林以北的沙漠地区发扬光大。在不同时期里，他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发动人们植树种草，甚至种水稻，当地本不多见的小河流和小湖泊被改成了灌溉工程。无一例外，当地的原住民——多是蒙古族牧民们——一直反对这样的工程项目。他们向当地干部提出拒绝参加劳动的要求，不过，政治自有它横扫一切的经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之下，当地一个叫作乌审旗的地方被作为模范公社，在全国进行宣传。其他的沙漠地区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做法，挖掘灌溉水渠，种植稻谷。可是，到了80年代，十分明显，乌审旗所进行的种种努力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人口增长和非本土庄稼的双重因素作用下，这一地区宝贵的水资源迅速枯竭。

近年来，当地政府采取了全新的策略。人们放弃了水稻种植，改种柳树，然后用柳树叶子来饲养绵羊。他们把这种模式叫作“空中草场”——采下的柳叶直接作为绵羊的饲料，柳树本身还能起到阻止沙漠面积扩大的作用。这种做法的作用体现在好几个方面：全旗的农业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持续保持在百分之十左右，当地的牧民们也能够进一步扩大饲养规模。我到一户蒙古人家中进行了参观，他们总共饲养了两百头绵羊。“一切都好多了，”这家的男主人说，“买粮食、买衣服都容易多了。”他讲普通话，但不太流利。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在蒙古包里长大。现在，他住进了砖房，墙上贴着两张画报，一张印着法拉利蒙代尔汽车的画报，另一张是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的画报。墙上还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两幅成吉思汗画像，一个神龛里放着毛主席的画像。我问他这个神龛是怎么回事，男主人回答说：“毛泽东解放了我们，是伟大的领袖，是个好人。”他接着说，所有真正的蒙古人都挂成吉思汗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是政府颁发的奖状，镶嵌在镜框中，表彰他在1997年3月20日缴纳税金的行为。在农民家里，我经常看到类似的奖状——有时候人们会因为保持居家整洁而获奖。

在乌审旗，植树所带来的任何效益似乎都是暂时的。江红（音译）是个华裔地理学者，正在这个区做研究工作。她告诉我，那一带的地下水位正在下降。沙漠地区无法承受更多的农业模式，就是种植柳树也不行。不过，江红也注意到，当地人对政府倡导的种植项目持赞同态度，哪怕他们已经了解地下水正在枯竭这一事实。这种情形不同于过去，那时候的人们对政府各种高压式的运动总是持反对态度。曾几何时，各项工程总是显得非常抽象，具有集体的性质：毛泽东曾经宣布，中国的生产要超英赶美，像乌审旗这样的地方的牧民，当然不愿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毁坏自己居住的环境。但是，自邓小平主政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是个体的动力，其成果立等可见。而新型的迁徙模式也意味着，许多人已经瞥见了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他们如今见过的世面多了，”江红说，“他们有机会去城里看看，他们在电视上也能看见很多东西。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在外面或者电视上看见的那些实际利益。”一句话，人已经变得更加世俗化，只不过，他们跟外界的这种联系在方向上有点迷失。起参考作用的框架不再简单地由乌审旗那一点有限的资源构成，而是由城市里面无限丰富的产品构成。在向别的地方学习的过程中，当地的人们跟他们最亲近的环境已经失去了联系。

几十年间政策的不稳定，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如果一切变化太快，人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江红说，“回过头去看看1949年以来的历史发展，政策总是改来改去。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人们觉得时机来了——那你就得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它可能又持续不了多久。对于发展，人们已经惯于持那种短视的观点。”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离开乌审旗后，我再次越过长城，向南往榆林驶去。我没有打定主意，到底在路上要走多久。夜晚越来越冷，阵阵倦意开始向我袭来。从一开始，我就计划把我的旅程分成两个阶段，这样就能够在秋季和春季两个季节里好好地看看乡村的美景。到了榆林，我打算做一下休整——我很想找张床睡上几个夜晚，好好吃几顿饭，然后决定到底还沿着长城走多远。可最后，当地政府替我做出了决定。

榆林是我几个星期以来看到的第一座城市。总人口大约有十万，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是个小城市。城里的氛围十分舒适，让人不禁舒服得想睡觉。市中心依旧被一段古老的城墙所围绕，街道十分狭窄，汽车大发展的势头还没有蔓延到这个地方来。我住进了当地最好的宾馆，洗了个澡，然后躺下来打算小睡一会。不一会儿，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是宾馆总台的接待员，她告诉我，大厅里有人要见我。

“政府来的。”她说。

被吵醒的方式林林总总，这一种最令人心烦。我穿好衣服，走下楼。来人三十出头，穿着深色上衣，绷着脸，似笑非笑，仿佛在告诉我：麻烦来了。

“我知道，你是个记者，”他说。

他提出要看看我的护照、居留证，还有记者证，我都一一递交给他。他一言不发地查看我那一堆材料，时不时在一摞纸片上做些记录。末了，他抬起头来。“你知道，中国有法律规定，记者应该先申请，然后才能做采访报道，”他说，“你违反了这些规定。”

“我只不过参观了一下长城，”我告诉他，“没有必要跟政府的人报告。我也没打算在榆林采访什么人。”

“恐怕这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得申请。”

我向他道了歉，并告诉他，今后我一定提前申请。“我明天就走，你看行不？”我问他。

他那似笑非笑的脸绷得更紧了。“恐怕你现在就得离开，”他说。

“我能吃了午饭再走吗？”

“抱歉，”他回答道，“马上离开。”

那人就在大厅里等着，我则上楼去收拾行李。随后，他径直把我送到City Special跟前。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警察，他们要确保我离开城区。从榆林出来，我往南开了六个小时，来到延安市。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此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现在，延安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我打算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找家旅馆住下来。可这一次，我的行李都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警察就找上门来了。他们已经知道我从哪里来，开什么样的车。或许全省都已收到了警情通报。延安的警察要我马上离开，于是我打定主意，沿着长城的旅行到此为止，到了春天再说。

我走上一条高速公路返回北京。一条横贯山西全境的收费高速公路刚刚修好，山区道路上开了几个星期之后，在这条路上开车，感觉就像在飞翔。路面很好，一路上车辆稀少。延绵数公里的一段路上，我从采收下来的玉米边上疾驶而过。在“首都汽车”，我把City Special交还的时候，油箱里的油量不多不少，刚好还有八分之一，没有新的刮痕，后备厢底板上，堆满了可口可乐空瓶子。办公室里，王先生正在抽烟，身后的墙上，还是那张服务等级公示牌：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他查看了我的租车材料，在一些项目上做了注销登记，并录入计算机。查看过里程表之后，他把嘴里叼着的香烟取了下来。

“看，你跑了这么远！”他问道，“你去哪儿了？”

我本可以告诉他，我一直呆在北京，但那样做似乎脸皮太厚：City Special行驶的里程一共是三千六百一十七点二公里。于是，我尽量轻描淡写地告诉王先生，往西边走了走。

“到底什么地方嘛？”

“河北、山西。”我回答道。

“就那么远？”

“哦，还有陕西，”我说，“还有内蒙古。不过，在内蒙古没走多远，主要是沿着跟山西交界的地方走了走。”

“哇！”王先生惊呼道，“你一个人去的？”

“是的。”

“知道吗，你是不能离开北京的。”

“我觉得，只要我小心点，不会有事的。”

“你走的是柏油马路吗？”

“多数时候是这样。”

“你不可以开到柏油路以外的地方去，”王先生说。

“我知道，”我说，“但内蒙古有些地方没有柏油马路。我真的开得很慢。”

王先生跟我以往还回磕碰过的车辆时一样吃惊。“了不起！”他笑着说，“一直开到内蒙古！”他把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叫过来，一起看那里程表。每个人都哈哈大笑，点上香烟，以示庆贺。我收起退还给我的押金，向门外走去。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在那儿议论纷纷：“一直开到内蒙古！”

第二章

自从首次长途游历之后，我对于把从“首都汽车”租来的车开到什么地方，一点也不担心。我经常在周末租用捷达或桑塔纳轿车，在北方地区进行短途出游，先后到过清东陵、承德皇家避暑山庄等地。有几次，我租来一辆捷达轿车，沿着刚修好的高速公路，一直开到了海边。从北京开到北戴河的海滨度假胜地，用时不到两个小时，路上的车流量也很少。在中国，城里人已经开始大规模买车，但还没怎么形成驾车远游的习惯，因为公路的通行费很高，驾驶员们的经验也还欠缺。公路上空荡荡的，修得也很好：四车道，路肩宽大，沿路的景观绝佳。

开几个小时的车，也不会碰到警察。很奇怪，因为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警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记者的我，曾被扣留过好几次。跟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任何人一样，我一走上空无一车的路段，就会本能地留心警察的出现。然而，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高速公路巡逻机制，我看到的那些为数不多的警察也只是路过而已。他们一般闪着顶灯，也许是从美国电影里学来的吧，可他们既不是在巡逻，也不是在赶路。实际上，警车差不多算得上是高速公路上开得最慢的车辆之一。起初，一想到要超越警灯闪烁的车辆，总觉得有些难为情，可要不了多久，我就学会了像其他人那样视而不见。唯一会担心的，是那些大货车驾驶员。警察通常把车停在收费站周围，对超载的车辆进行罚款。如果是小轿车，丝毫没有人会对你加以留意——在中国，现在正是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的黄金时期。

唯一的问题是其他的驾驶员。不过，即便在混杂的道路交通中，人们还是会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某些车型可以跟某些性格类型相配，到了路上，我得学着加以分析。最大的风险常常来自车辆谱系的两个极端。如果某人开着梅赛德斯或者顶级别克轿车，那他可能属于第一拨成功的商人行列，这帮人开起车来毫无畏惧之心。我对那些廉价到底的轿车、破旧的夏利车和长安车也得时刻提防，因为驾驶这些车辆的算得上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乡下，车窗遮得严严实实的黑色桑塔纳也是麻烦事。那一般是领导坐的车，所在地的政府要么没钱，要么没本事用公款买奥迪轿车。在小镇上，桑塔纳行驶起来像是一个市井无赖：喇叭摁得震天响，从右侧超车，对行人毫不相让。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官员大多乘坐黑色的奥迪A6、A8，遇到这种车，也要尽量避让，如果你骑的是自行车，更应该避让。我对奥拓都市贝贝这样的微型车也感到害怕，原因却有所不同。它们一般是中下阶层购买的第一辆车，这些人既没有驾驶经验，开起车来又犹豫不决。对切诺基吉普车来说，还没有形成跟City Special相对应的认识套路。这正是美国汽车公司的问题所在，这个牌子的汽车在中国的新经济环境中一直没能占到一席之地。美国的汽车制造厂商总觉得中国的形势非常复杂，难以开展业务。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总是抓不住机会，而美国汽车公司不过是一个新鲜的实例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修建长城以来，对外贸易一直进行得非常艰难。回顾过去，汉人跟北方游牧部落的联系最为紧密，其中的经验让中国历朝帝国确信，外来者没有什么东西拿得出手。这样的世界观一直持续到19世纪，被鸦片贸易打得支离破碎。在中国的南方，英国商人为这种毒品建立起的市场空前繁荣，到最后，清政府只好打算用武力来结束这样的贸易活动，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从1839年持续到1842年。很快，西方的技术优势表露无遗：清政府输给了英国的战船，被迫将香港拱手相让，开放通商口岸。紧随其后的几十年间，英国人和其他列强以武力的方式扩大了在中国的地盘。对这个曾经认为不需要外来物品的文明古国，加入现代贸易的行列，肯定痛苦非常。

20世纪初，很多中国人对外来物品仍然持一种深深的怀疑态度。最初，汽车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另一种侵略工具，随着人们认识到这种新式交通工具带来的种种好处，大家的态度才慢慢开始有所转变。20世纪20年代，美国红十字会发起的筑路运动大获成功，知识分子们对美国品牌的欢迎胜过英国，后者的形象依然为鸦片战争的历史所玷污着。1924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给亨利·福特先生写去了一封信，对他的公司大加赞赏，并邀请他前来亚洲发展。“吾以为，君在华夏可做同类事，然规模更大，意义更甚，”孙中山这样写道。福特公司的回函是一封内容可为任何人阅读的通函——很显然，亨利没有收到孙先生的信。尽管让中国碰了钉子，尽管中国人开车靠左侧行驶，福特公司还是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境内的福特汽车经销商达到了二十多家，公司甚至开始考虑在上海开建一条生产线。

日本人的入侵，给这些计划画上了休止符，不过，战争也创造了另外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军队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运送吉普车和大卡车，以支援中华民国，却遭遇了大量的交通事故。车辆是按照右侧行驶的习惯设计的，美国驾驶员需要适应中国的道路行驶习惯，于是麻烦不断。美国将军魏德迈提出了一项十分简单的解决方案：中国全境转向美国的驾驶模式。对美国的支持仰仗甚多的蒋介石很快就同意了这一方案。1945年12月31日，日本人早已投降之后，该转变方案正式实施。

从那时的情形来看，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似乎在中国已经稳坐钓鱼台，可随后的革命还是改变了整个事态。毛泽东跟苏联人结为同盟，美国人则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强制实施了贸易封锁。不过，共产党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也不会催生私家车消费者。实际上，一直没有形成轿车市场，中国的工厂大都只生产客车和卡车。邓小平主政后，中国的汽车工业遇到的最基本的挑战，跟改革初期所遇到的挑战性质相同：人们怎样才能学会那些全新的事物？从政府的角度看，向外国汽车制造商学习至关重要，可是没有人愿意把一个产业的利润和控制权交给一个外来者。结果，邓小平请到几家外国的汽车制造商来华开店，但同时要接受严格的监管。为了在中国造出轿车，外国公司首先要找一个国有公司作为合作伙伴，而且外方所有权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

美国汽车公司欣然接受了这一机遇。1979年1月，也就是吉米·卡特总统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美国汽车公司已经派出一个代表团，起草了一份合作协议。接下来的十年间，他们才感受到了作为领头羊的遗憾。其他公司，如丰田汽车，在中国境外伺机而动，美国汽车公司却一头扎了进去，随后便迷失了方向。合资公司的结构十分糟糕：存在着两套管理制度，各有各的文化理念、生产目标和价值观念。美国汽车公司的经历一时声名狼藉，竟引发美国记者孟杰幕的灵感，写下了《北京吉普》这本书。书中讲述的，是相互之间一次又一次的误解，书中的章节有“无路可走”、“拉锯战”、“倾诉委屈”等。就连书后的索引也传达出双方紧张而又沮丧的心理——从“absenteeism”（经常旷工）开始，到“xenophobia”（对外国人或外国事物的恐惧和憎恨）结束，仿佛是一份按照字母表排列的证言，证实了80年代巨大的文化差异：

Beatrice公司，236—238页

Bechtel公司，65页，105页，299页

办公室里摆放的床，127页

北京汽车工业公司（BAIC），91页，254页，263页

北京吉普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它代表着改革初期困扰合资企业的种种问题。在那十来年的时间里，中国人还在琢磨怎样做生意，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才算是真正起步了。美国汽车公司一直没能恢复元气，它的经历成为了经典案例——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切诺基大吉普车所代表的，是他们曾经做出过的最糟糕的考量之一。他们在1985年开始制造中国版本的切诺基吉普车，因为那时还太早，根本没有想到生产运动轿车。而主要的汽车消费者还是那些商界人士，以及喜欢小轿车的政府部门。等到私家车消费者终于开始出现的时候，美国汽车公司打算去掉切诺基的四轮驱动模式，以便将生产目标对准新兴的城市消费者。他们在车门上涂了一条很有动感的线条，画上一些紫色纹饰，并贴上一个十分城市化的名称：City Special。[1]这样做出来的车价钱便宜不少，可也更无用，更无特色。没过多久，中国出现了一个有钱人的阶层，他们喜欢户外运动。然而，在他们看来，切诺基已经不再时髦，用处不大。喜欢炫耀的城市冒险一族更愿意开丰田的陆地巡洋舰或者三菱的帕杰罗。我之所以开City Special，唯一的原因是我别无他选——在“首都汽车”的停车场上，我能找到的就只有这款车。

跟美国汽车公司不一样，在中国的其他外国公司从那几年艰苦的岁月中熬了过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止，有些公司开始赚取巨额利润了。这个产业有着严格的监管制度，因此限制了相互之间的竞争，从而使价格维持在虚高的状态。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汽车消费者落后了几代人，这使得外国汽车制造商可以把海外一些已经过时淘汰的制造技术拿到中国市场来。20世纪90年代，大众公司在宾夕法尼亚州韦斯特莫兰有一条原本用来生产大众FOX车型的报废生产线。公司将其主要设备搬迁到了中国的东北，生产出的轿车叫作捷达，后来超过桑塔纳轿车，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乘用车。利润也十分惊人：在2001年和2002年，以单台轿车计算，大众和通用汽车两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获利，超过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在中国，别克公司每卖出一辆君威车，获得的利润会是美国市场上同一车型的两倍。迈克尔·杜恩是专门研究中国汽车市场的分析专家，他告诉我，在那一时期，他曾经就中国市场的获利问题问过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经理。“我们赚的钱，比上帝还多，”通用公司的经理这样回答。

不过，整个体系已经成熟，是应该有些变化了。如果某家中国公司能够采取某种方式利用外国技术，而又可以不跟合作伙伴发生纠缠，他们会创造出一种更加高效的管理模式。在这么一个低端市场里，机会是相当多的，因为价格不菲的合资产品还没有瞄准新兴的中产阶级。20世纪90年代末，安徽省的芜湖市政府决定成立一家汽车制造厂。他们雇请的工程师名叫尹同跃，他之前曾是大众公司的明星人物。在大众公司把韦斯特莫兰报废的FOX生产线搬迁到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尹同跃令自己声名大振。

在芜湖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尹同跃很快就将他的上述国际经验进行了充分利用。他首先去了英格兰，从已经过时的福特发动机公司买来一些设备。然后，他又去了西班牙。在那里，他从曾经生产过图雷多轿车、当时正在苦苦挣扎的大众分公司手里获取了生产图纸。图雷多轿车的生产平台——基本框架和主要部件——与捷达轿车相同。偷偷地，尹同跃把英国的福特发动机公司搬回了芜湖，跟西班牙的生产图纸融合在一起，建起了一条组装线。当时国家有严格的制度，禁止新的汽车生产厂家进入市场。于是，芜湖的官员们只能简单地把这家公司叫作“汽车配件”厂。这个厂在1999年5月做出了它的第一台发动机。七个月之后，它制造出了一辆汽车。这台汽车的发动机是福特设计的，车身照着西班牙图纸在大众平台上做成，很多配件则是正宗的捷达配件。芜湖人只不过找到大众汽车的特约供应商，然后跟他们偷偷地做买卖。大众公司为此十分生气，这同样也惹恼了中央政府的人。

然而，在改革年代，每个人都知道这条基本的准则：事后求谅解，比事前求许可要容易多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芜湖的领导们跟中央政府进行协商。最终，也就是2001年，他们生产的汽车获准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据报道，他们用钱解决了跟大众公司的问题，后者决定不诉诸法律。）他们给自己的公司取名奇瑞，这两个字在汉语里的含意是好运当头。名字的读音跟英语单词cheery有点接近，但他们用Chery这个词翻译了公司的名字。奇瑞的领导们说，名字里之所以去掉一个英文字母e，表明奇瑞公司永远追求幸福吉祥的理想状态。他们生产的汽车十分廉价，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汽车降价。因此，差不多是在顷刻之间，他们改变了市场格局。没过多久，奇瑞公布了他们的终极目标：要成为向美国市场出口汽车的第一家中国汽车公司。

自从在中国开始开车以来，我一直十分好奇，很想知道那些轿车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于是，有一年，我去了芜湖，跟几个工程师一起参加了奇瑞公司的汽车道路检测。他们要检测的原型车有两种：T-11和B-14，两种车型都还没有正式的型号名称。这两种车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他们在车身的边角贴上了塑料包装纸，以防专拍工业照的摄影师偷偷拍照。B-14是CRV轿车，T-11则是一款小型的运动型轿车，外观跟丰田的RAV4极为相似。这一点，已经成为奇瑞公司的专长：他们生产的轿车疑似市场上的主导车型，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T-11车型没打算针对美国的汽车消费者——奇瑞的质量还达不到美国的质量标准——不过这款车型被认为是朝着那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这两款车专为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设计，这部分人对户外运动颇有兴趣。当年美国汽车公司生产出City Special时，这些人还不存在。

其中有个名叫约翰·丁克尔的美国工程人员，被奇瑞公司请来做顾问，他的专长是汽车的道路测试。“只有遇到坏事时，你才会发现车辆的好坏，”开着一辆T-11原型车驶出奇瑞厂门的时候，他这样解释道。我坐在前排座位上，充当翻译，后排坐着三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他们全都没有系安全带。

工厂门外，有一辆大型货运卡车，上面装载着一层层的奇瑞轿车。丁克尔驾驶的T-11超过了这辆大卡车，来到一个空旷路段后，他进行了一系列项目的测试：加速、刹车、转向，等等。“一个轮子存在转速差，需要加上一个滑差。”他把车速提到一百五十公里，在奇瑞公司所处的工业园区巡游而过，道路两旁比肩接踵的厂房在车窗外一闪而过：一辆满载砖头的拖拉机，一家新建的空调制造厂的大门，一排供建筑工人栖身的临时工棚。一个小男孩站在路边，正在对着草丛撒尿，他转头朝我们张望时，我们的车子飞驰而过。丁克尔突然踩下刹车，一辆公共汽车猛然鸣笛。我转过身去，看了看坐在后座上的三个工程师。

“要是让警察逮着了怎么办？”我问道，“他没有中国这儿的驾驶证。”

“这周围不会有警察的，”他们其中一个人回答道，“就算有，他们也应该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这三个人都二十岁出头，穿着蓝色的连体工作服，他们专心致志地观察着，希望能够从美国的道路测试员身上学到一些窍门。丁克尔又进行了一系列其他项目的测试，快速换挡、突然刹车、快速变换车道等等。后排那三个人则紧紧撑着车厢顶板。我们的车从一辆满载建筑材料的大卡车旁边快速超过，随后，其中一个工程师要我转述一点要求：“我们能不能找一个车辆不多的地方？”

他建议我们往北行驶，芜湖市正在那边修建一个新的工业区。那一带的建筑工人还在不停地劳动，丁克尔开着车在一堆堆建筑材料之间躲闪穿行。他绕过一辆土方车，在一堆堆砖头之间穿行着。一辆建筑工地上的大卡车横过我们的车道，向左拐弯，没有发出任何信号。“在美国，这种行为就叫白痴，”丁克尔咕哝着，我没有翻译他的上述评论。他驾着车驶过一个建到一半的住宅区，楼房的轮廓在薄薄的晨雾中若隐若现。他说：“告诉他们，从二挡换到三挡，从四挡换到五挡的时候，变速箱有点卡。”

丁克尔已经六十岁，目前居住在奥兰治县。我问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回了句“这关你什么事？”，意即他是长岛人。这个人很机敏，颇有幽默感，身材瘦削——体重仅有一百二十多斤。他告诉我，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20世纪60年代晚期，从这所大学的有害物质排放实验室走出来的学生中，他是唯一一个驾驶过马自达COSMO车型的人。他一直对当一名工程师没什么特别的兴趣。我问他，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选择那样的道路的，他回答我说：“我的辅导员不太聪明。”丁克尔于1962年高中毕业，当时的太空竞赛白热化，正是美国工业大发展的年代。那时候的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只要数学成绩好，理所当然应该当工程师。丁克尔在克莱斯勒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随后改行做了新闻记者。他在《道路与试车场》杂志干了二十年，其中有两年时间是做总编辑。“我干汽车测试这行有三十个年头了，”他说，“事实上，每一种上路行驶过的汽车，我都开过。”他告诉我，芜湖那些空荡荡的街道让他想起了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呆过的那些日子，也就是他们在奥兰治县的豌豆地里试车的岁月。

芜湖坐落在长江两岸，距上海车程五小时，是中国南方经济腾飞的新先锋之一。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工业区驾车行驶的时候，它正处于建设初期，条条道路已经修好了路肩和人行道，道路标志也已经安装到位，但街上看不见什么行人。多数工厂都修建了高高的围墙和气派的大门，里面的厂房才建到一半，几乎都在等着安装机器设备。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在北方驾车穿越的那些小村庄。在类似破胡和杀胡这样的地方，到处都包围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可大多数居民已经离它而去。在这个开发区，情形十分相似：高高的围墙，气派的厂门，无数的建筑，却看不见什么人影。如果你是从北方的小村庄直接来到这样的新兴工业区，会禁不住想知道，这些人究竟到哪儿去了？但这正是一个处在变革中的国家的特点：抛弃旧事物，建立新事物。人们总在不断的运动中——或坐火车，或坐公共汽车，或坐轮船。他们站在乡下的公路边，拍动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等着搭上开往南方的顺风车。半年之后，芜湖市的这个工业区即将完工，然后，年轻人将成群结队来到这里。

坐着T-11轿车，我们来到了一处正在修建的环岛路段。在约翰·丁克尔看来，这个地方颇有点像个防滑垫。他把车速提到六十多公里，我们的车驶过了一个土堆，几袋水泥，以及一个即将用来搭建脚手架的竹子堆。丁克尔驾着车转过一个弯道，轮胎跟路面摩擦得吱吱作响，坐在车里的几个人一次次被甩得东倒西歪。车窗外不停地闪过一个个建材堆：土堆、水泥、竹子，土堆、水泥、竹子。T-11的后座上，三位中国工程师被甩得挤到了车子的一边。他们还是没有系上安全带。

坐在中间的，名叫齐海波（音译），二十二岁。本来也可以坐进马自达COSMO车型驾驶座的他，还带着一袋零食。他从小在长城外的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里长大，他的老家就在政府试图通过种植柳树扶持当地牧民的那个地方。齐海波是汉族人，他告诉我，他的祖父原本是从陕西省迁移到鄂尔多斯的（“也许因为饥荒或是战争”）。在沙漠里，他的祖父当起了农民，靠种植小麦、向日葵以及玉米，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齐海波的父亲上过五年小学，他母亲读的书更少，只上过一年级就辍学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一家人转而种植西瓜，可也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齐海波甚至还记得他们第一次用上电的那一天。他的父母鼓励他，要集中精力学习。在当地学校里，他一直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总有一天，他会翻过长城，奔向南方，再不打算回到那里。

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武汉工业学院，这是湖北省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他一直对工程技术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可是跟丁克尔一样，他也正好身处于国家的关键时期。“我本想考一所好点的大学，”齐海波说，“我听说计算机和电子学是目前最热门的职业，于是，我在高考的时候选择了这些专业。”在武汉工业学院，齐海波被安排进入专事运输汽车制造的工程系学习，因为它所针对的，是中国发展最快速的运输市场。到高年级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求职会，遇到了奇瑞公司的招聘小组。“他们说可以给我一个工作机会，学校的人都在说，这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一家发展很快的公司。第二天，我就跟他们签了合同。我想，年轻人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根据奇瑞公司的标准，齐海波不算太年轻——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齐海波每周工作六天，每个月的薪水是一千多块，住在奇瑞公司的宿舍里。他们四个工程师共用一间宿舍，走廊边上有一排浴室，跟所有人共同使用。齐海波本来也想拥有自己的居住空间，可是这儿的条件比他知道的鄂尔多斯沙漠好多了。他期望在奇瑞公司有一个长远的未来。“它不是合资企业，我也喜欢这一点，”他说，“这是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做完道路测试之后，我问齐海波，他从丁克尔那儿学到了什么东西。他说，T-11车型在急转弯的过程中，外侧轮胎有些打滑，说明它的主动轴长度有点小问题。车速过快时，B-14车型的后部有飘浮的感觉。齐海波尤其佩服丁克尔开车的技术。这位主管汽车质量控制和道路测试的年轻工程师，刚好在一个月前才拿到了驾照。

在中国驾车行驶，常令我产生自己正在老去的感觉。这个国家所具有的那么多活力，全来自那些非常年轻的、刚刚进城务工的“候鸟”，以及满脸稚嫩的大学毕业生们，而类似于奇瑞的新兴公司则不断地改变着国家的经济面貌。在路上的，多是三四十岁的人们——任何比这年长的人都会遇到法律上的种种限制。根据法律，申领大货车或者大客车驾驶证的年龄不得超过五十岁，超过七十岁则不能驾驶乘用轿车。对中国的交通而言，只有年轻人才有足够的韧劲。一旦开始手握方向盘，时间似乎就跟着加速前进。我领到驾照后才开始认识到，修建道路的速度有多快，新车型层出不穷，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在空旷的路段，大家拼了命似的往前奔跑，也正是这个原因——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我喜欢从“首都汽车”租车，原因却恰恰相反——这家租赁公司给人一种“慢”的感觉。当时它仍旧是国有性质，属于旧时的公有经济体制，它的公司文化跟奇瑞这样的公司恍若隔世。在“首都汽车”那里上班的，多是中年人，坐在那里，要么抽烟，要么看报纸。尽管率先进入到这个前景看好的市场里，那些人却几乎没采取任何措施，以充分发挥公司在行业中的领先优势。后来，“安飞士”和别的租赁公司在北京开了分店，但我寓所附近的“首都汽车”分店却没有对这些新的竞争形势作出任何反应。他们既没有提升所租车辆的档次，也没有优化租车过程。他们依旧没有淘汰切诺基吉普车，一直没有人租用这台车，它躺在停车场上生闷气，有如退役的赛马，记录太差，不适合繁衍。“首都汽车”从未改进过他们的加油规定，甚至懒得去强化执行那些最基本的租赁条款。它们的服务用语满意度一直稳稳地维持在百分之九十八的水平上。可我还是经常会回到他们那儿——我无法想象从别的公司租车会是怎么一回事儿。

完成北方自驾游六个月之后，我又来到“首都汽车”，为租用City Special缴存了一笔费用。机师让我看了备胎，查看了油表，绕着City Special的车身巡视了一圈。没有新增加的擦痕，从去年秋天我把它还回来之后，便没有挪动过位置。回到办公室，王先生笑眯眯地在一堆文件上签字画押，顺便祝我好运。他没有问我要去哪里。这个人的善良和礼貌，让人无话可说，竟像是一种谨慎——在他看来，从“首都汽车”租车用于做什么事情，完全是我的私事。

这次出行，我打算径直开到青藏高原边上。最西边的那些城墙位于甘肃省海拔较高的大沙漠，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月之内到达那里。我计划在四月末开始这趟旅行，因为那时的天气应该相当不错。我在City Special的后备厢里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还有德芙巧克力。在北京，我捎上了一个搭顺风车的外国人：麦克·高提格。他是我做美中友好志愿者时结识的朋友，他来看能不能顺路搭车到内蒙古的首府城市呼和浩特。我想，我们俩同坐一辆车的时间最多也就一天左右，然后就可以沿着长城的路线，恢复我去年所进行的旅程。

启程的那天早晨，一场暴风雪从西伯利亚横扫过来，冰冷的雨点，敲打着首都。城区道路的交通受阻，慢得像在爬行，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逃离了那座城市。然后，我朝着西北开上了110国道。这是一条破旧的两车道公路，过不了多久也许就会被废弃不用，因为另外有一条高速公路正在修建中。新路的两旁停着好些推土机和水泥搅拌机，无人理会——你知道，天气不好的时候，中国的建筑工人是要停工的。当时，天空中只是下着雨，但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前方会遇到什么——前方的路上，已经结冰。一路上行驶的，多是解放牌大卡车，载着货物自内蒙古一路南行，一排排箱子上覆盖着积雪。这些卡车在大草原上顶着侧风艰难前行，驶到这里时，那些结了冰的货物全都向右侧歪着，好像是在风浪起伏的大海上航行的船只。

在河北省境内，开始出现“奇石”广告牌。那些地方无人居住，低矮的岩石山峦，使农耕变得令人十分恼火。唯一的颜色，是竖立在路边的红色标牌。每一块标牌上都有几个大字，标示着“奇石”这个东西——一块块标牌被北风撕着、扯着。空气越来越冰冷，冰雪的碎片颗粒开始敲打着挡风玻璃。驶过了好几块标牌，我们才开始说起话来。

“我们这是到哪里了？”高提格忍不住问了我一句。

“不知道，”我回答说，“我以前没走过这条路。”

那些用水泥和白瓷砖建成的商店，修得极为简陋，门前竖着些标牌。“奇石”这个词可以用来指称任何跟某种东西形似的石块。在风景区，很多人痴迷这玩意。在黄山，你可以找到一些自然形成的东西，被冠上“仙人下棋”、“犀牛望月”这样的名字。收集者收购的那些小石头，有时会被雕刻成一定的形状，或是具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家所熟悉的矿物纹样。对中国人的这种痴迷，我从来没弄明白过。在河北省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冒出这么多商店，让我颇感神奇。谁在购买这样的玩意？驶过了二十多块标牌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在商店里面，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十分奇特的商品陈列方式。里面灯光昏暗，陈列台完全占据了店内空间，狭窄的通道让人仅能勉强挤过去。一个店员站在通道边上，脸上带着微笑。我从那些陈列台边上挤过去，高提格紧跟在我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哗啦声。

我转过身来。高提格僵直地站在那里——绿色的碎片在水泥地板上撒了一地。“怎么回事？”我问道。

“他把东西碰倒了！”那店员一边抓着高提格大衣的衣襟，一边说，“你的大衣把它扫倒了。”

高提格和我直瞪着那一地的碎片。过了好一阵，我才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玉石，”那人回答说，“一艘玉船。”

我终于认出了那些碎片：帆上摔掉的一角，缆绳的残片。中国商人的办公室里经常摆放有这种船模，喻示好运当头，那几个字说的是：一帆风顺。物件完全摔碎了——看上去很像是工厂里生产的廉价人造玉石。地上散落着五六十块碎片。

“没事，”店员爽朗地说，“随便看看。也许你还想买点其他东西呢。”

我们挪到屋子的中央，完全置身于一排排的陈列台之间，好像围栏里的困兽。高提格的手在发抖。“真是你碰倒的吗？”我问他。

“不知道，”他说，“我一点都没察觉到，不过我也不太肯定。我一走过，它就倒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做生意的店员，自己的商品被摔碎了，反应竟是那样的平静。就在这时，另一个人从旁边的房间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扫把。他把那帆船的碎片扫成一堆，堆在地板上，随后就走了。无声无息地，又走出来几个人，三个人站到了大门的边上。我以前曾经听说，有些古董店老板会故意把花瓶摔碎，然后怪罪于顾客。现在，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在用同样的伎俩进行路边敲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在中国开车的，有那么多新手，他们有的是钞票可花。

“我们怎么办？”高提格问我。

“不知道，”我对他说，“也许只有买点东西才行。”

商店里，有些奇石看上去很像食物。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样的主题一般比较大众化。我也认出了人们最喜欢的几样物件：一棵石雕的白菜、一块石雕的腊肉。另有一些石头，经过了打磨，露出了神奇的矿物纹理，不过我当时十分紧张，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一个样。我随便挑了一块小石头，问了问价格。

“两千块，”店员回答说。他看到我犹豫了一下，这个价格差不多是二百五十美元。因此，他马上又说道：“不过可以便宜点。”

“你看，”高提格用英语对我说道，“这儿的其他东西如果掉到地上，肯定不会摔坏。”

他说得对——从这些展品坚实的硬度来说，这事儿实在奇怪。这房间的东西，全是石头做的，怎么偏偏入口处会跑出个玉石做的帆船呢？作为最后一根稻草，我期待着高提格的身形可以避免引起暴力冲突。他身高接近一米九，体格魁梧，留着一头短发，长着日耳曼人特有的鹰钩鼻，让中国人觉得十分注目。可事实上，我从没有碰到过比他还绅士的人，于是，我们俩怯怯地向大门走去。那几个人依旧站在大门边上。

“很抱歉，”我告诉他，“我们没打算买东西。”

“怎么办？”店员轻声说道。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指着地上那一堆帆船碎片说。“这个你们看怎么办？”

高提格和我低声交谈着，我们决定先给五十元试试看。高提格从钱包里拿出五十块钱——如果换成美元，差不多是六美元。他把钱递给店员，那店员一言不发地收下了。返回停车场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肯定会有一只手拍在我的肩上。我发动City Special，打转方向，掉头开上了110国道。车子都开到了张家口，我的手还在发抖。在一个大货车停靠点，我们停车吃午饭。我大口大口地喝茶，才使紧张的心情平复下来。得知我们是美国人，服务员立刻激动不已。

“我们老板到过美国！”她说，“我这就去叫她！”

餐馆老板娘五十多岁，头发染得跟擦过黑鞋油似的。她来到我们的桌子边上，十分夸张地递上一张名片。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像，只是张家口的这只鹰肥了许多：它的双翅显得胖乎乎的，颈子有点粗大，双腿肥得像两根鼓槌。就算把盾牌和箭头都丢掉，我依然怀疑这只鹰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个角上印着几个小字：

杰罗德·R·福特

名誉主席

“这是家什么公司呀？”我问道。

“在张家口这里，我们是做餐饮服务的，”金女士说。她还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州罗恩奥克市也开了一家餐馆。我指着角上的那个名字，问她：“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自豪地回答道，“他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你们公司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个名誉头衔，”金女士这样回答道。她摆了摆手，仿佛在说：没必要让福特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开的这个不起眼的大货车停靠站！她给我们的午饭打了点折，还叫我们随时再来。又过了几个小时，快要走到内蒙古交界处了，我在路边停车时，City Special陷进了雪地里。我们找了好久才从当地找来一个农民，开着拖拉机，把我们拉了出来。到此，我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还要不要回到长城所在的位置。雪下得更大了，事情更奇了。夜幕降临时，我们在集宁找了一家叫作乌兰察布的宾馆住了下来。这家宾馆的接待大厅真大，竟然设置了一条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耳边不时传来保龄球和瓶柱的撞击声。

次日一早，我们就出发了，打算走到呼和浩特。在110国道的入口处，当地政府在路边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的数字可以更换，很像波士顿芬威体育场上的记分牌：

到本月为止

该路段

已发生交通事故65起，死亡31人。

雪已经停了，可气温低得让人无法忍受。从集宁到呼和浩特的路上，除了空旷的草原，什么也看不见——冰雪覆盖的低矮群山，在呼啸的北风里蜷成一团。我们的车从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旁边开过，它们停在路上，丝毫无法动弹，也许是因为油箱里的水分太多，输油管被冻住了。开了二十多公里，我们爬上一座小山，看见几百辆车排成一条线，一直延伸到了地平线上——吉普车、捷达车、桑塔纳轿车、解放牌大卡车。一辆车都动弹不得，所有的车都在使劲地摁喇叭：喇叭声组成的管乐声，和着呼啸的北风齐鸣。我根本没有想过，在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也会形成这样大规模的交通拥堵。

我们把City Special停靠下来，步行走到交通拥堵的点上，驾驶员们向我们讲述了堵塞发生的原委。开始的时候，是几辆大卡车的油管被冻住了。大卡车只好停了下来，别的车就想超过去。可这条路只有两条车道，就在超车的时候，遇到对面驶来一辆小轿车，那个驾驶员不肯退让。双方就这么对峙着，使劲地摁着喇叭，后面的车辆越排越多，到最后，前后左右都动不了了。路肩上的应急通道很快就被那些想挤过去的驾驶员们堵死了。有几位开切诺基吉普车的，仗着后轮驱动系统，直接从草原上过去，可走出去不到五十米就陷住了。穿着平底皮鞋的驾驶员们跳进积雪里，徒手挖掘，试图把一辆辆City Special刨出来。风雪十分冰冷，就连站在那里都冷得让人受不了。与此同时，卡车驾驶员们钻到车子底下，在路上燃起一堆火，烘烤被冻住的输油管。这样的场景，有种别样的美：荒凉的蒙古大草原覆盖着冰雪，一望无际的黑色桑塔纳轿车，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底下闪烁着橘黄色的火焰。

“你可以上那儿，去给那些大卡车拍张照片，”高提格对我说。

“你去，”我说，“我是不会靠近那些家伙的。”

终于，在这个地图上未做任何标注的内蒙古草原，我们跨过了那道模糊的界线——一道区分“奇”和“愚”的界线。根本看不见警察或交警的身影，我和高提格对着火光的方向看了一阵，然后掉头离去。这一次，《中国地图》派上了用场——我大致翻了翻，很快找到了一条返回呼和浩特的路线。抵达呼和浩特的时候，City Special觉得应该用它自己的方式庆贺一下，于是就坏掉了。车子根本没办法发动，于是，我给远在“首都汽车”的王先生打去了电话。“没问题！”他说，“我们来接你。”

“哦，我看不行，”我对他说。

“你在哪儿？”他问我。

“在呼和浩特。”

“在哪儿？”

“在呼和浩特。就是内蒙古的首府。”

“哇！”他大叫起来。“又开到呼和浩特去了！不错嘛！”

跟往常一样，他把这事立马搞定了。他让我找一个修车师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把发票开好。高提格原本打算坐火车离开呼和浩特，可为了弄好City Special，他又跟我多呆了一阵。我们推着车打着了火，然后开到一家修车厂，工人帮我们更换了点火装置，花了不到一百块钱。摆弄引擎的过程中，那个机械师一直不停地吸着三五牌香烟。在我们驶过110国道后，点上这么一支香烟，不过如同七月四日国庆日里的一点焰火，不会酿成任何危害。

City Special恢复正常工作了，天气也好了起来，我也终于又看见长城了。这一带的城墙很多——在我所走过的地方中，内蒙古把长城这个词的独特之处掩饰得最为彻底。上一次游览过程中，我沿着南部边界的明代城墙前行。这一次，我往北开了三百多公里，见到了另外一道障碍物。这段城墙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可追溯至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时期。不过，这里的城墙历经风雨，已经消失在了茫茫大草原上，仅留下一段杂草掩盖的土坎，宽约九米，高约九十厘米，像箭镞一样伸向远方。如果没有当地人的指点，我肯定找不到这里来。那人坐在我车上，领着我穿过了一大片草地才来到这里。他叫我停车，我们钻出City Special后，我才发现把车停在了遗址之上。“不要紧，”那个人说，“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不想人们跑得太远。”往西又走了一百多公里，包头城外，我在一段城墙面前停下了车，这段城墙可追溯到止于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期。那是我见过的最古老的一段城墙——历经两千两百多年，仍然屹立在那里，有一人多高，从几公里之外也能看得见。

在这片毫无任何特色的土地上，这一道道城墙多少显得有些像堂吉诃德一样不合时宜，因为过去那些王朝的种种符号早已湮灭在茫茫大草原上。就连那些现在才修造的建筑物看上去也不过是应景之作，尤其在北方，牧民们搭建的棚屋背靠西北，以抵御凛冽的寒风入侵。这些棚屋十分低矮，前面围着一圈用泥砖砌成的弧形围墙，以挡住从戈壁沙漠刮过来的沙砾。除了牧民，很少有人居住在这一带，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商店。一天下午，我整整开了一百六十多公里，而唯一表明存在商业活动的只是一间拱形茅屋，门前的牌子上印着内蒙古特有的两合一名称：修车/诊所。

内蒙古最大的城市是包头，在广袤的大草原上，突然出现这么大一个地方，竟有种梦幻般的感觉。这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主要靠的是中央政府前不久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所提供的资金支持。政府试图让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跟沿海形成平衡态势。可是，从几个主要方面来看，在西部投钱并不成功：因为这里缺乏必要的资源，在对外贸易方面没有优势。不过，资金已经流进了几个既定的城市，我驾车从包头市中心穿过时发现，那个城市正处于一种虚假的繁荣状态。城市设计者已经改变了这座城市，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要绕道而行，到处都堵满了车辆。在整座城市里，人们试图用稻草人吓跑鸟儿的方式来管理交通上出现的新局面，所以，政府有关部门竖立了大量的交警塑像。这样的塑像放置在各大十字路口和转盘路段，呈敬礼姿势站立在一个个底座上。人们给这样的交警塑上了全套制服，系着领带，顶着大盖帽，戴着白手套。每个雕像上面甚至还能看到标示了号码的身份牌。在包头，我没有见过真人警察。

在这个城市的南面，我跨过了黄河，再次进入到鄂尔多斯沙漠。这儿地势平坦，可荒无人烟，一条干涸的河床，被冲刷得色彩尽失，偶尔可见交警的塑像矗立在公路边上。这些塑像，甚至有些令人恐怖：狂风吹拂着，沙尘覆盖着，周围的沙漠更加说明它毫无意义。可是，他们的姿势依然笔直挺立，敬礼的手臂一直举着，很有奥兹曼迪亚斯壮士的派头——兵马俑一样的警察啊。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一座收费亭前，碰上了一起意外交通事故的尾声部分，那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交通事故中最惨烈的一次。很明显，出事的大卡车当时速度极快，而且驾驶员把角度对得也太精准了，开着卡车斜着插进了收费亭。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中国人做的一件玉雕，在玉石雕刻的鸡蛋里嵌着一条蟠龙。你禁不住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旅程中的大半部分，我都是沿着小路行驶，可是现在，我驶上了210国道，往成吉思汗陵的方向而去。在内蒙古大草原上驾车行驶，其谜团之一，是看不见任何标志，表明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曾经统治过这片草原。虽说城墙随处可见，但那全是修来抵御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本身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他们从来就不是伟大的建筑家，连发源地也差点谦卑到无以复加。1162年，也就是成吉思汗出生的那一年，蒙古还是一个没有文化、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社会结构以家族和部落为联结纽带。这位伟大的领袖人物克服了这些不足，逐渐掌握了权力。他统一了各部落，他创造了制度。在成吉思汗的军队里，以十为建制单位，长官发布命令的时候，采用统一的诗词和歌谣，以便于那些不识字的士兵们记忆。蒙古人没有陆军，没有舰队，没有修建防御工事，也没有运送给养的列车。他们有的，只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骑兵。平均算下来，每个士兵拥有五匹战马。往前推进的时候，兵士们在大草原上分散开来，确保全部战马都能吃上草料，他们还要一路从母马身上挤奶。通常情况下，他们往前推进的速度极快，在短短二十五年的时间里，蒙古人拿下的土地和人口，超过了罗马帝国在四个世纪里的总和。

在《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历史学家杰克·维泽福德讲述了蒙古人的战略思想，以及他们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蒙古人身上的某些性格特点简直不可思议——在所有令人生畏的评语中，他们竟然晕血。他们不屑于近身格斗，弓箭才是他们最擅长的武器。在战斗中，他们喜欢跟对手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精于围城之战，竟把一座座修有围墙的城池困成了废城。外交是他们的另一手王牌。成吉思汗禁止搞刑讯拷打，不允许烧杀抢掠，认为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他确立了外交豁免权的观念。在被攻占的土地上，他给予宗教信仰的自由。他的一项重要本领还在于广纳人才，他愿意接受任何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中原汉人带来围城的战术，波斯人传过来天文学知识，蒙文字母则取自于维吾尔人。德国矿工可以前来中原做工，汉人也可以到波斯当医生。出入成吉思汗宫廷的，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等的信众或教徒。到1227年，也就是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帝国所辖的疆域面积是历史上最大的国家的两倍。他的孙子忽必烈汗，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于1279年建立了元朝。元朝是第一个由非汉人统治中原的朝代，其领土范围北起西伯利亚，南至越南北部。

不过，它也极其短命。蒙古人的崛起，主要依赖于成吉思汗的远见卓识，其后便再也没有产生过他那么英明的领袖人物。不到百年，汉人推翻了元朝统治者，建立起明王朝，把蒙古人又赶回了北方地区。他们一旦离去，就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跟其他帝国不一样，蒙古人没有发展出大的宗教派别，没有推广过统一的书写形式，也没有固定的政治体制。他们没有进行过技术革新，修建桥梁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专长之一，因为他们总在不断地迁徙过程中。迁徙成了他们流传最久远的遗产——在他们短暂的扩张结束之后，新型的贸易方式和文化交流依然持续着。

蒙古人很少写东西，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怎样看待自己。当今的文献报道，多来自于曾经被他们打败过的那些人——历史由输家记述，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例子。蒙古人垮台后，对他们的后代步步紧逼的，是明朝统治者。明朝人则时不时也要面对成吉思汗后人发起的进犯。明朝时期，一些汉人军官对这样的遭遇进行过记述。其中一个人名叫尹耕，他在负责边疆事务的兵部服役。美国历史学家石彬伦翻译过尹耕的文献，他的文字十分生动详细，好像今天依然屹立在长城的城墙上。跟16世纪中叶的绝大多数汉人一样，他也把北方人单纯地称作“蛮夷之族”。“蛮夷之女身材丰腴，”尹耕这样写道，“因为她们吃的是肉和奶酪，穿的是兽皮，她们的肌肉因此柔软白皙。她们喜欢私通——不管是白天黑夜，或者有没有别人看见。”根据尹耕的记载，蒙古男人有着类似的爱好。（“蛮夷之少年喜欢诱拐女人，把她们放到马背上，与之发生性行为。”）他还记述，蒙古人身上有一股膻味——像羊肉那样的膻味——而且具有很多兽类特征。（“所有蛮夷之家都酿酒，所有人都喜欢喝酒。蛮夷之人饮酒如牛，啜饮过程中甚至呼吸如常。”）为了避免让读者获得蒙古人只对性和饮酒有兴趣的印象，尹耕还描述了蒙古人另外的娱乐消遣。（“蛮夷之人喜欢用剑刺杀婴孩，以作消遣。”）

到了尹耕的时代，蒙古人已经不再是成吉思汗当政下的统一体，不过，他们还是一群精明强悍的袭扰者。他们驰骋马背，以小队为单位，趁着夜色来袭。他们顺着山脊潜行，因为害怕遇到埋伏。他们以狼烟为信号进行联系。他们还发明了草原版的微型信用体系——根据这一体系，贫苦的蒙古人可以向富裕的蒙古人租借马匹，从事袭扰活动，之后与马匹主人按一定比例瓜分战利品。蒙古人一般不会在汉人的地盘上逗留太久，他们擅长进行穿插进攻，掠夺物品，一旦得手，立马回撤。（北京及其他地方的城墙上，两侧均修建有垛口和射箭孔，就是因为守城士兵要对袭扰成功后正在回撤的蒙古人进行打击。）蒙古人喜欢从汉人手里劫掠的物品，包括牲畜、日用品，甚至是人。他们把劫掠来的汉人——不分男女——放在马背上，驮回到大草原，并强令他们组建家庭。然后，他们把男人（有时候也有女人）派回去充当间谍——男人可以被派到南方收集军事情报，女人和孩子则由蒙古人留作人质。

有时候，这些俘虏很好地适应了北方的生活，似乎乐意呆在那边。这是一种实用至上主义，时至今日，依然时时可见——中国人一旦背井离乡，会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无论是改革开放年代南下的人们，还是明朝时期北上的人们，均是如此。石彬伦翻译了一段16世纪初期的文献，这段文献记载了一队游牧部落和守城士兵的会面过程。跟游牧部落一起的，有一个汉人男子，原本住在宁夏的某个小镇上，这个男子对于他们那队人马想要刺探军情的用意毫不隐晦。明朝人是这样报告的：

一日晨，五蒙古人走进烽火台，对守城士兵喊道：“蒙古首领派我来此，查看你们那边为何牛车运行不止。”守城士兵应道：“上司调集数千人运送谷物，欲攻打河套内的鞑子。”蒙古人又说道：“吾等人数众多，尔等休想攻克我方。我乃韦州［汉］人，前来赠弓，以表诚心。”那士兵驳斥道：“哦，如果你是韦州人氏，何不就此降服，回归故里？”那人答道：“韦州事难，莫若草原舒坦。何须返家？”说着，他把弓箭交给守城的士兵，可守城士兵没有回赠弓箭。那“蒙古人”策马逃离。

许多像尹耕这样的军官写过不少东西，教人如何区分变节者。他们的头发一般偏短，这一点跟蒙古人很有些相像，而且有明显的疤痕。他们身上有一股膻味。如果问他们当朝皇帝的年号是什么，常常答不上来，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概念。他们可能把中原说成是“南朝”。在一次战斗中，汉人俘获了一个曾被蒙古人绑架的汉人，名叫蒲凝。一个军官对他做了这样的描述：“蒲凝跟蛮夷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吃的是肉和奶酪，因此他的身架十分结实，面如雄狮。”这位军官继续写道。“他长得很胖，蓄着短发，走着鸭子步。”在古代中国，汉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一个人如果跟蛮夷在一起生活，会慢慢地失去他的“汉人特性”。

然而，对于蒙古人来说，政治合法性却是严格地按照先天条件确定的。王位传承仅限于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这个谱系之外的任何人都很难获得晋升地位的机会。其中一个广为采用的方案，便是想方设法从汉人那里得到赐物和封号。石彬伦研究过几起案例，在长城两边的双方交战的过程中，有人把这一策略发挥到了极致。16世纪40年代，俺答汗十分能干，已升至头领地位，后来建立了呼和浩特这座城市。可是，他在谱系中的地位限制了他的晋升——他排行老二，其父排行老三。于是在1550年，为了聚集财富，提升他在自己同胞中的地位，俺答汗率领数十万蒙古大军，向北京城的东北边发动突然袭击。当时，明朝的防御工事主要是用石头垒成的城墙，蒙古大军轻而易举就攻破了它。蒙古军队的劫掠行为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杀戮和俘获的汉人多达数千人。之后，明朝开始大规模地在都城周边用灰浆修建城墙，以提高工事的防御能力。

俺答汗的长子，叫作辛爱黄台吉，采取了另外的策略，以应对家族谱系的缺憾。他从显耀的蒙古人家族中迎娶的女人多达十多个，以期巩固同盟关系。不过，他遇到了财力不足的麻烦，他对此问题的解决之道极尽简单：把那些女人遣返回家。这些被休了的女人们，携家带口又缺钱，打算投靠汉人的卫戍部队，以得到援助。1576年，在类似的恳求遭到拒绝后，一群蒙古人组成突袭队，在整个防御体系最偏远的地方找到一个缺口，并由此攻打进来。这一地区道路崎岖，明王朝觉得根本无需在此修建任何城墙，可蒙古人偏偏从这里攻了进来，杀了二十九个汉人。明朝的回应，则是掀起又一次的筑墙运动。这一次，他们使用了方砖，这样一来，在哪怕最陡峭的坡地上也能修筑城墙。

现在，在北京城外，有些悬崖峭壁上依然可见道道方砖城墙。游客们经常会想：在这样的地方，真有必要修建防御工事吗？可是事实上，蒙古人非常擅长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进攻。有时候，一个首领在成吉思汗家族谱系中的地位可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他的等级较低，就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横扫南方，与明朝发生暴力冲突。石彬伦把1576年的那一次偶发事件称作“蒙古怨女突袭事件”——遭遇挫败的女眷最终促成在北京周围修建起令人眼花缭乱的砖石城墙。

成吉思汗陵的停车场上停满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车窗遮得严严实实。每当看到这一幕，我的心就会往下沉——仿佛看到一群乌鸦停在了寂静的树林里。在中国的农村，桑塔纳通常是领导的坐骑，如果他们成群结队出现在旅游点，一般说明公款旅游十分盛行。我到达成吉思汗陵的时候，中午刚过，许多领导在午宴上喝得醉醺醺。他们跌跌撞撞地从桑塔纳里钻出来，在停车场上又吼又笑。我跟随三个摇摇晃晃的男子，跨上台阶，来到陵墓入口处。在这里，他们一行人跟服务人员争执了起来。服务员是个蒙古人，他根据三十五元的收费标准，要他们购票。这点钱若是换成美元，不到五美元。

“你看，这——样行——不？”其中一个领导嘟囔着说，“三个人一百元。”

“三张票应该是一百零五元，”这个蒙古服务员回答道。

“给个特价嘛，”领导说，“打个折，就一百元。”

“不行。三十五元一个人。一百零五元。”

“你看，这——样行——不？”领导又说，“我给一百。”

“一百零五元。”

“一百元。”

每个人说话都是这样慢吞吞的，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争执了整整五分钟之久。在中国，国营旅游景点的门票是不讲价的，我不明白，那位服务员为什么竟能如此耐心。后来，我才发觉，他也喝醉了。他倚靠在办公桌上，整个售票亭都弥漫着一股酒精的气味。进了大门，有三座蒙古包一样的建筑，顶上装饰着烧制的瓷砖，橙色夹杂着深蓝色。到处都能看到喝醉的领导们的身影：他们或跌跌撞撞地穿过走廊，跨下台阶；或在阳光下坐下来，双颊绯红，双手抱头；或站在展板跟前，摇晃着身子想读出那些印着的有关成吉思汗和元朝的文字。

沿着鄂尔多斯沙漠南部边沿的一条小路，我开了近五百公里路程。我那《中国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长城就在附近，可从路上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候，我开上一个小时的车，一辆车也碰不到。我打开收音机，听到的全是蒙古语。偶尔，一阵大风刮过，在柏油马路上掀起一阵阵小型沙尘暴，沙粒像液体一样，一波一波地流动着。开到陕西边界的时候，我又看到两个搭车人在拍打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其中一个是老者，我把车停下来的时候，只听他大声吼道：“去靖边多少钱？”

我告诉他，我刚好顺路去那个方向。靖边是靠近长城的一个小镇，那两个汉字的意思是“平定边疆”。

“不要钱？”他十分惊讶地问道。他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我说从北京来。他好像有点耳背——他每次大声说话的时候，都要把身体凑过来。“能不能装上这些袋子呢？”他大声问道。

“当然可以，”我问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盐巴！从我女儿的农场上弄来的！”

我打开City Special的后备厢，帮着这位老者把那些口袋放进去——每个袋子大概四十多斤重。里面装的，正是这段时间来我很少吃到的东西。现在，我的吉普车后备厢储满了可口可乐、给他力、奥利奥饼干、德芙巧克力，还有鄂尔多斯盐。这位老者打算把这些盐巴拿到靖边去出售。他一上车，就高声大气地问了我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不认识韩河流？”

“谁？”

“韩河流！你认不认识他嘛？”

“不认识，”我懵懵懂懂地回答道，“谁是韩河流？”

“他是我们村的！”那老者又大声说道，“他到北京打工去了！我在想，你可能见过他！”

我告诉他，我会留心韩河流的。这位老者戴一顶破旧的帽子，穿着蓝色的粗棉布衣服，牙齿快掉光了，下巴上蓄着一绺山羊胡。跟他一起的旅伴，却是我在北方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她二十来岁的样子，头发染成了淡红色，涂着鲜艳的口红，双眉之间长着一颗小小的美人痣。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丝绸外套，腰部收紧，胸襟上绣着几朵金色的花儿。她个子娇小，有一个小鸟般的名字——王燕。在这个穷山恶水之地，她显得完全格格不入，真像个异类，被大风吹离了航道，随后登上了City Special。她拘谨地坐在前座上，后背甚至不敢挨着椅背。

“他是我爷爷，”她说，“我们一起住在靖边。”

后座上老者把身子向前倾过来。“你是不是真的不收钱？”他高声问道，“到靖边一般是五块。多了我们给不起。”

我们向南行驶着，从种在沙地里的一排排柳树边上开过去。王燕很害羞——她目不斜视，直直地盯着前方的道路，回答我问题的时候，声音十分温柔。她刚回农场的家看了她的父母，几年前，她来到了靖边，那是离她家最近的城镇。最近，她的爷爷跟着她来到了这个小镇。“我们村所有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她说，“没人愿意呆在那个地方。我也没有打算回去。”她在靖边的一家美容院打工。对那些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进城务工女性而言，干什么工作完全凭长相而定。长得端庄的女孩子，多半会在理发店或者餐馆找到活；长相一般的，就只能当服务员，或者进工厂当工人。对长得好看的女子来说，找工作要容易得多，不过，也可能会遇到陷阱。多数发廊是做一些常规的服务——美发、化妆、洗头，以及简单的按摩——但也有一些起着娼妓前台的双重作用。在我看来，王燕的家人把她爷爷送来跟她一起住，可能就是为了防止她遇到麻烦。

二十多分钟后，老者又倾过来了。“你是中国人吗？”

“不，我是美国人。”

“我说嘛，你就不是中国人。”他大笑着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外国人呢！”

在靖边，我把他们带到了美容院。美容院的名字叫作“建华”——“建设中华”——我帮着把盐袋子拿了进去。里边有四个年轻的男子和女子正在干活，他们跟王燕十分热情地打了招呼。那几个男子颇有小镇时髦者的样子，蓄着长发，穿着缀有拉链的皮衣。时辰还早，顾客没到，他们在影碟机里放上了一张麦当娜的碟子。墙上，有一整面大镜子，这几个人挪开美容椅，练习起舞步来。他们从镜子里观察着自己的动作，一遍一遍地反复练习，想要走对步子。店堂的另一头，王燕凑在另一面镜子跟前，整理着一路上凌乱了的头发和妆容。她的爷爷靠在门边，孤零零地站着。进了美容院后，他一直沉默不语，只是注视着那几个年轻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在摆满了镜子的房间里，只有他没有盯着自己看。

在中国北方，我开着车越往前走就越不明白，这些村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城镇，要预测未来不算太难，至少从发展这个角度来说是这样——它们的未来轨迹已经在新修建的一条条钢筋水泥路上明摆着。可是，在乡下，几乎不敢想象，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二十来年——之后，谁还会住在那些地方。我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年人、残疾人，还有就是年龄很小的小家伙。那些人进城务工后，把孩子留在家里，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抚养。打工者们在城市里仍旧没有安顿的感觉，尽管城镇照例总要发生变化。将来，他们可能会想办法把家安在离上班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对北方的很多村庄来说，那么多小孩子仍旧需要在农村长大，他们可能是在这些地方住过的最后一代人。

从靖边往西走了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我把车停下来，参观了安寺村附近的一段长城。在明朝时候，这个地方曾经是一处重要的防御点。人们告诉我，在安寺附近，有一段废墟，十分有气魄。安寺这个地名的意思正是“安宁的寺庙”，我把车在村子里停好后，只看到一个大人。那是一个残疾人，拄着一副做工非常粗糙的拐杖，正在看管着一大群孩子。在中国的农村，到处都有这样的经典场景：很小的小孩子，围着一个走都走不动的大人，又蹦又跳。

那位老人告诉我，长城离得不远，但他说不清楚究竟在哪个方向上。末了，他指了指最大的那个孩子。“把他带上，”他说，“他认得路。”

一眨眼的工夫，那个孩子钻进了City Special。他还没来得及关上车门，另外四个孩子便跟着鱼贯而入。他们迅速地关上车门，把一个九岁的女孩留在了车外，她站在地上，头上扎着小辫，带着失望的眼神，微蹙着眉头。我看着那位老人，希望他把后面的几个小孩子叫下车，可他一言不发。他脸上略带着一丝迷茫的表情，那是在历经了战争、革命、饥荒，到了现在的垂暮之年仍要奉命照看小孩的人身上常有的那种表情。

“好吧，”我对他们说，“你们都上来了，她也可以上来呀。”

其中一个孩子叹了口气，打开了车门，女孩爬上车来。我们沿着一条松软的土路往西开过去，我得时不时地加大油门，从一片片流沙上碾压过去。听到后面的几个小孩子在窃窃私语，我才意识到，我还没跟那位老人讲过有关我自己的一丁点东西。他们不知道我来自什么地方，要干什么，我只是让他们给我带路，找到废墟。于是，我停下车来，转头回去看着那几个孩子。

“我从北京开车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住在那里。不过，我是美国人。我正要到很多地方参观长城，所以我就来了你们这儿。”

那几个孩子听得十分认真。前座上坐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另外三个孩子坐在后座上。最大的那个男孩子十二岁，他膝盖上还坐了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六个小家伙表情极为认真，尤其是那个小女孩——胖乎乎的小脸上露出一丝忧郁的表情。我觉得，应该给他们分点巧克力才合适。于是，我打开三条德芙巧克力，分到他们手里。然后，我们朝着长城的方向继续前行。一时间，我把自己当成了诱拐孩子的花衣魔笛手——据我所知，这些孩子代表着安寺村的全部未来。

这一带位于鄂尔多斯沙漠的南部，海拔高度差不多有一千五百米，沙丘已经推进到了城镇的边上。长城在一座座沙丘之间蜿蜒穿行，高度仅有三米，用夯土筑成。“你沿着这些长城，走上一年也到不了北京！”钻出City Special的时候，其中一个男孩子这么说道。孩子们蹦蹦跳跳着绕过一个沙丘，我走在他们身后，一层层细沙，在我们脚下流淌。这一段长城连接着一个防御工事——外形是方的，也用夯土筑成。每一个角上都有一个角楼，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烽火台。烽火台看上去很像金字塔，基座上有一个小孔，像是通往法老陵寝的入口。一个接一个，几个孩子爬了进去。

跟在他们身后，我用手和膝盖着地，爬了进去。地道拐向左边，白色的墙壁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我摸索着前行，从一堆尘土上爬过，随后出现了一丝亮光。开口处是一个通风井——其实就是一道竖直的烟囱，有十五米高。在明代，士兵们需要在这个位置放上一架梯子，可这些孩子们用脚蹬着砖缝，摇摇摆摆就爬上去了。一阵沙土掉下来，我用手挡住了眼睛。“不要爬那么高！”我大声喊道，“危险！”

“没事儿！”其中一个孩子回答道，“我们以前爬过！”

我爬出地道，跟那个女孩会合了，她留在外面，照看着那个小女孩。等到我钻出地道的时候，那几个孩子已经爬到了顶上，正在叫嚷着庆祝他们的胜利。等他们从顶上下来之后，我才注意到，其中一个孩子的手臂上贴着一块脏兮兮的创可贴。他跟我说，他在学校玩蛙跳的时候，摔断了手臂。最小的那个七岁男孩，额头上有一道淤青，看着很别扭，也是一次不小心造成的。如果这就是最后一代乡下人，那么他们至少是主力。其中有三兄弟，长得很相像，留着短发。在北京，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小孩子——那是在首都，每一个小孩基本上是家中的独子，一生下来就受尽呵护与宠爱。

回到安寺村的时候，拄拐杖的那位老人正在耐心地等着我们。我了解到，他是那三兄弟的爷爷。他还告诉我，尤其在他们那个地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并不严格。“人们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多生，”他笑着说。他还是一点都不关心我是谁，我要做什么。在北方的农村，人们很少起疑心，他们邀请我进去喝茶或者吃饭，基本上很常见。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辛，我并未心存幻想，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协会当志愿者的日子里就学会了，不能把贫穷想得太美。不过，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过程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些许酸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线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

沿着长城，我行驶了一周的时间，最后到达了鄂尔多斯沙漠的最边缘。一段土墙往西北方向延伸过去，进入了腾格里沙漠。腾格里沙漠以其沙子的细腻而著称，那些沙丘的形状十分优美，顶部为圆弧形，很像撒哈拉沙漠里的阿拉伯花饰。这是一片沙地，只有沙子，全是沙子：在腾格里沙漠的中心区域，连牧民都不愿意居住。每天傍晚，我都会停下车来，在沙丘上支起帐篷。在沙地上睡觉，比任何地方都好，至少在平静的夜晚如此。我很幸运，当时正是春天时节。夜空十分明朗，在月光下，一座座沙丘泛着森森白光。

只要经过城镇，不论大小，我总要停下车来，吃顿饭，洗个头。这是些被人遗忘的偏僻之地，偏僻得只能吃点中国经济大发展留下来的残羹冷炙。我看到有些摩托车，在后挡泥板上面贴着一张计算机上使用的光盘，作为很好的反光材料。在一个叫作兴伍营的地方，人们得爬上长城才能收到手机信号。兴伍营的意思是“兴旺发达的军营”，因为明朝曾经在这一带修建过巨大的防御工事。目前，这个村庄非常偏僻，十分贫穷。不过，人们依然在充分利用长城。他们站在城墙上，手机紧贴着面颊，俨然数字时代的哨兵。如果长城变成了手机零件，那会意味着什么呢？或是电脑光盘因为反光而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呢？在这样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纠结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进步，哪是即兴之作。

在盐池镇，我洗了洗头，然后沿街溜达起来。这也是一个十分干燥、被人遗忘的地方，离长城不到十公里的距离。我正走着，一辆摩托车慢慢地开了过去，那人随后撞上路肩，一头栽倒在满是尘土的地上。几个人围了过来，可那人根本没有动弹。“他喝醉了，”其中一个人说道。他们站在那里看着，那个人终于醒了过来——可他实在醉得太厉害，连话都不能说。有人把他扶了起来，那醉汉想要坐回到车上。“不要开车了，”一个路人小声地对他说，同时把他拉了回来，可那人挣扎着硬要过去。不一会儿，他周围聚集了三十几个人。

中国人聚集围观的过程，常常出人意料，无法揣测，尤其在盐池这样偏远的地方更是如此。哪怕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只要发生在大街上，也可能引起大家的围观。多数围观者是被动的，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他们不过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随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群开始扩大的时候，它就可能形成了一定的势头。围观者可能因为看法各一，从而动武，也可能在转瞬之间转过来针对某一特定的个体。事情发展的结局，往往很难预料，因为这得大大仰仗于人群中是否会出现一个能够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可以把整个事件颠来倒去，使围观者付诸行动。

在盐池，如果某个果敢的人站出来，批评骑摩托车的那个人不应该喝那么多酒，或者厉声警告他不要惹事，其他人很可能就会跟风而行。可在围观的这一群人中间，最强势的碰巧是骑摩托车的那个人自己，他想着要坐上摩托车。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把他往摩托车上拽——他一言不发，没有别人的扶持他根本站立不稳，可仍旧十分生气地把每一个拉他的人使劲地推开。过了一会儿，他那股犟劲好像赢得了围观人群的尊敬，大家竟不再坚持反对什么。到最后，他们干脆帮忙了。一个人扶着他坐到了摩托车上，另外有人帮着发动了摩托车。还有个人在后面推了一把。那人摇摇晃晃着突然来了个原地掉头——围观人群全都屏住了呼吸——可他竟然把握住平衡，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围观人群等待了半分钟的样子，仔细地听着，脸上露出急切的表情。然而，仅此而已——没有碰撞声。终于，人群散去，愉快地交谈着，往别处踱步而去，去盐池别的地方继续找乐子吧。

沙漠是一个十分鲜明的场景：在这个模糊的背景映衬下，所有的一切都显得轮廓分明。一天下午，沿着内蒙古和宁夏交界处穿越一片沙丘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孤独的身影，正行走在道路边上。我停下车来，大声问他：“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那个人反问道。

两个问题都是明知故问，这条路上，连续五六十公里没有一个岔道。我问他，要不要搭车，他耸耸肩，坐上车来。他二十五岁的样子，上唇撇着一撮浅浅的胡须，像是某位书法家写错的一个笔画。他穿戴整齐，穿一件领尖带有纽扣的蓝色衬衫。他说他住在自治区的首府城市银川。我问他是不是一路上遇到了什么麻烦。

“没有，”他说，“我每个月都要来这个地方，就来走走。每天有三趟车从这条路上经过。九点三十，十二点三十，两点三十。我坐早班车到这里下了车，然后散散步。一般情况下，我会坐后面的随便哪班车回到银川。”

他说话有点奇怪，好像在痉挛似的——在时断时续的话语中，他快速地堆砌着词语，好像要用什么东西尽量填满围绕在我们四周的所有空间。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全名是什么，只说他姓甄。不过，当问他为什么来到腾格里沙漠时，他倒完完整整地回答了我。

“我曾经在部队当兵，”甄先生说，“我是90年代当兵的，驻扎在陕西省的秦岭山区。我们每天都身处荒野，我现在会时不时地怀念那样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当然，那个时候很苦，但是，做那样的工作很光荣，很有荣誉感。跟我个人没有关系——每一件事情都是中队的事情。集体比个人更重要嘛。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我们彼此了解，彼此依靠，到最后，你这个个体本身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每个月都到这个地方来。空荡荡的沙漠让我找回了过去的那种感觉。”

甄先生坦诚地告诉我，他不喜欢美国——他尤其批评美国在1999年时参与北约对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的轰炸。服完兵役后，政府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到银川一家粮食公司上班。他没有结婚，也不打算结婚。

“金钱是原因之一，”他说，“如果没有钱，结婚就是件麻烦事。不过，主要的原因，还是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经常扎堆，而婚姻会打破这种纽带。目前，我有很多好朋友，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有点像我当兵那个时候的日子。可一旦结了婚，这些事儿就做不成了。你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家庭上。那种聚合感就没有了，我可不想搞成那个样子哦。”

我问他，除了在腾格里沙漠散步，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爱好。

“其实，我喜欢开车，”他告诉我，“那是我的最爱啊。我好想早点拿到驾照哦。”

他在驾校的学习课程快结束了，拿到驾照后，他想开开出租车。如果有条件，他也想自己买一辆车。不过，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找几个朋友一起练车。他问我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跟很多美国人一样，我十六岁开始开车，这让他吃惊不已。在中国，开车的年龄不得低于十八岁，不过，财力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等人们到了可以学车、可以考虑买车的时候，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开这种吉普车跟开桑塔纳是不是大不一样？”他问道。

“没什么差别，”我告诉他，“都有五个挡位，基本上一样。很好开的。只要你会开桑塔纳，开这种吉普车就没问题。”

“我还从来没开过吉普车，”他说，“我好想试一试。”那一刻，他沉默了，眼睛看着窗外的沙漠一闪而过。在我们的左面，长城消失在一片沙丘之间。甄先生终于说道：“让我开一小段，行不行？”

我把车靠边停下来，然后下了车，从City Special的前头绕了过来。甄先生移过去，坐到了驾驶座上。他指着那些踏板。“这是油门，对吗？”他问道。“这两个就是刹车和离合，对不对？”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答应让他来开车。也许是因为连日的长距离沙漠行车、空旷的道路和空旷的环境吧，一切都显得有点不真实了。我系上了安全带。这是我第一次坐在City Special的副驾驶座上。

他发动了引擎，让发动机在空挡上空转了一会儿，随后才起步行车。他把上身前倾出去，透过挡风玻璃细细察看路况，抓着方向盘的指关节一片惨白。只要有车驶来，他就要急剧减速。在半小时的时间内，这种情形发生了五六次。除此之外，由于道路空旷，车子倒也能够笔直行驶。四面八方都是荒地。等到甄先生感觉有点适应之后，他把车速提到了六十多公里，写错的那一撇胡须下，洋溢着一丝幸福的微笑。一路上没有弯道，可他还是试了试转向灯，想要看看是否正常。左、右、左、右。他打开了车灯。他动了一下雨刮器。他摁了一下喇叭，再摁一下，空旷的道路吞没了喇叭声。

那天稍晚些，我在一个卡车停靠点放下甄先生之后，“被地图”进了一片沙地。在我的地图上，长城依旧清晰地标示了出来，一条垛口样的折线利落地蜿蜒向西，穿过一片沙漠，但这一带的道路却十分难得见到。废墟北边，一条毛细血管样的无名小路伸向远方，我试着开了过去。路面浇铸过水泥，偶尔有几个路段被风吹来的沙子淹没了路面。每开一阵，我就得加大车速，才能驶过那糟糕的沙土路面。终于，City Special撞上一个沙堆，停了下来，轮子完全陷进了沙子，连轮毂罩都看不见了。我试着把沙子刨开，可完全不管用。我正打算把轮胎的气放掉一些，以增加附着力，一辆四轮驱动的吉普车开了过来。那人帮我把车拖了出来，我只好往回走——看来，从那条路走下去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天色渐晚，我走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标示的十字路口。周围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我只好凭借着指南针的指示，往南行进。开了四十多公里后，路边出现了一块纪念碑。沙子已经淹没到纪念碑的基座部分，不过那些铭文依旧清晰可辨：

1991年8月

工厂全体员工永远不会忘记你

这块纪念碑上找不到任何详情介绍，显得十分奇怪。什么工厂？哪些工人？不会忘记谁？又往前走了几公里，我把车开上了一条土路。沿着土路走了几分钟之后，我在一个沙丘上支起了帐篷。我享用了一顿跟在鄂尔多斯沙漠里一样的晚餐——几块奥利奥饼干，几块德芙巧克力，还有一瓶给他力。夜空一片沉寂，敞开着帐篷的门帘，我躺下来，看着头顶的满天星斗，慢慢入睡了。

一路上，我已经习惯于在我说不上地名的地方酣然入睡。第二天一早，我才弄清所处的位置，为了预防City Special在路上坏掉，我一般要储存足够的饮水。在多数地方，手机信号的覆盖情况良好——中国的通讯系统下辖好几家国有大公司，他们在各处修建的基站达到了全方位覆盖程度，令人称奇。政府还掌控着能源产业，即使在十分偏远的地方，也能找得到加油站。我油箱里的油从未见过底，因为油价管控，价格也十分便宜：2002年春，跟全国各地一样，我加油的价格是每升二点五元。到处都看不见自助加油站。在我驾车从内蒙古到青藏高原的横穿西部之旅中，City Special的油箱盖几乎没有被男人碰过。加油一般是女人们干的活儿，至少在西部是这样，在这些地方，看管加油站的一般是刚刚从农家走出来的年轻姑娘。这些流动务工人员只有十几岁，穿着崭新的工作服，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描着淡妆——她们是小镇上见过些世面的人，在成功大道上迈出了第一步。

加油站的姑娘们干活认真，彬彬有礼，十分友善。可如果要让她们指指路，你简直不能抱任何希望。这个问题很普遍——一路上，我得花大量的时间，向别人打听可靠的信息。有时候，他们的口音也非常难懂，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几个中国人出门旅行过。开过车的人就更少了。对于公路，他们知之甚少，哪怕就在家门附近，他们描述起怎么去某个地方的时候也是一团糟。最好的办法，是向他们提出“是”或者“不是”之类的问题：“这条路是到中卫的吗？”如果一个驾驶员只剩下翻开地图向人请教这一招，那简直就是糟糕透顶的一件事。这无异于把谜题交到一个小孩子的手上——人们把地图拿在手里东翻西翻，在页面上寻找合适的线路，脸上的表情先是迷惑，接着就是陶醉。一路上，我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问路的时候把《中国地图》藏起来。

乡下人对于地图没什么认识，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对于读过书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即便是一个有着数年驾驶经验的专业驾驶员，也可能会因为一张简简单单的地图而弄得晕头转向。尽管中国人有着极其悠久的古代制图历史，地图却没能成为他们现代文明的元素之一。已知的最早的地图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那是印制在丝绸上的一些文献资料，从湖南省的一个古墓中被发掘出来。那些地图文献跟古希腊、古罗马的地图属于同一时期，而中国人绘制的那些图标已经体现了非常先进的技术水平。这些东西曾是为了军事目的和政府使用而制作出来的，因此极为抽象，并且采用鸟瞰的方式绘制。比例尺的运用相当精道。人们用以表示地面主要特征的符号十分连贯，显示出了越到下游河道越宽敞的特点——对于那些需要在某个地点让军队渡河作战的人来说，这个细节尤为关键。到了公元3世纪，一个叫作裴秀的官吏拟定出很多规则，用以指导地形的测绘和地图的编制。对于制图，中国人具有很好的技术底子。

中国早期的地图绘制得相当不错。然而，采用的基本原则却只考虑实用性，不大在乎科学性。在古希腊，制图学是从天文学里面分支出来的，人们因此借用了星象寻踪的主要原则。在此基础上，西方人提出了经度和纬度的概念，古代中国的地图里面却找不到它们的踪影。若干世纪以来，中国人甚至忽略了裴秀提出的规则，到了后来，他们做出的地图描述性大大超过分析性。他们的地图，主要依靠语言文字，不太看重各种符号的使用。为了强调曾经发生过什么极为有趣的事情，连地形都可以采用变形的方式进行绘制。例如，明朝的长城地图，在一座陡峭的卡通样陡坡上，一个个巨大的烽火台隐约可见，而周围环境看不见任何细节，也没有什么比例尺。这样的制图说明，跟中国人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做法相比，还倒退了一步。

至于为什么把地图绘制成这个样子，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当时的政府在勘察和贸易方面兴趣不大。中国古代的皇帝们很少鼓励远征考察行为，官吏们更是有蔑视商人阶层的古老传统。与之相反，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在制图技术上的巨大进步跟贸易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元13世纪，随着指南针的传入——最先也是中国人的发明项目——为商人们画出相当精致的地中海地图创造了条件。两百多年后，葡萄牙商人试图开辟南边的商业道路，他们绘制了相当精确的非洲海岸地图。这一项目有赖于政府和商人双方才能完成——葡萄牙的数位王子协调过商人的勘探过程，最后才绘制出了非洲的海岸线地图。

然而，中国的制图史上却没有类似的重大突破，因为它的发展动因迥然相异。在古代中国，地图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而军队对于绘制详细的内陆地图和海岸线地图没有多大的兴趣。发生战事的地区，主要在西部和北方，也就是修筑长城的那些地方，而这些地方极为广袤，基本上没有特别之处。对驻扎在这些地区的军队来说，某些具体的地点比周围环境更加重要。因此，中国的地图一般要突出主要的关隘和重要的堡垒。后来，无论什么地图，不但要描绘出某个地区的地形，还要标出地图绘制者最感兴趣的东西。在葡萄牙人试图打开东非黄金贸易线路的同一世纪里，明王朝却在忙于抵御北方的游牧部落。这样大相径庭的目标当然会形成人们对于同一个世界的不同视图。

在中国，地图演变成了政府和军队的一种工具，却没有形成个人使用地图的传统。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地图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渺小。翻开小学的地理课本，你会发现，里面以文字描述居多。这也许会鼓励学生们用文字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可他们几乎没有勾勒过任何地图。像新经济形势下的许多实用技能一样，读地图还没有进入课程设置的范围。有的人尽管上了好几年的学堂，可还是没有学会使用地图。通常情况下，只有他们开始自己开车的时候，才会跟这东西第一次较起真来。即便某个中国人对于详尽至极的地图有点兴趣，可要找到这样的地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政府对于这样的地图总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目前，还是有这样的倾向，即将地图绘制跟军事目的联系起来。尤其对于西部地区，要想找到西藏、新疆这样的地方的详细地图更是不太可能。即使在不太敏感的地区，对地貌地图也进行了分类管理，市场上基本看不到。为了完成我的自驾游，我也懒得带上GPS。如果没有精确的地图，这样的设备可能毫无用处。不过，我的主要顾虑，还是担心这样会让别人以为我是到偏远的西部地区从事测绘勾当的外国人。

所以，我只能依赖《中国地图》，这也算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最好的东西了。这家国营公司成立于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不久的1954年，几十年来，《中国地图》继续秉承为政府和军事服务这一传统目标。公司总部坐落在北京的天安门附近，我曾顺道对它做过一次拜访。那个地方让人想起老派的“单位”这个概念：灯光昏暗的走廊，大大的会议室，很多人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公司目前有四百八十多名员工，不过这个数字已经够多了，因为在我跟他们的副总编会晤的过程中，一直有人在走廊上打乒乓球。副总编名叫徐根才，他跟我热情地打过招呼后，一位助手给我们斟上了茶水。我们并肩而坐，中间摆着茶杯，这跟当初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情形颇为相似。不过，我们很显然错过了外面大厅里一场重要的比赛——我能听到击球的啪啪声，时不时夹杂着压抑住的喝彩声。

徐总编告诉我，中国发展变化的速度，是《中国地图》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他们每三个月就要更新一次北京的城区地图，因为到处都在修建新的建筑，汽车大发展也催生了以前从不曾有过的自由市场。20世纪90年代，《中国地图》只出过五个版本的驾驶员专用道路简图。而现在，他们已经出版了二十多个版本。他们的市场目标已经从政府和军事上转移出去，不过他们对个体消费者的观念仍旧是另类的。“我们出版了很多类型的地图，因为经济的发展，人们需要这样的东西。”徐根才说道。他逐字逐句揭示了这句话——公司正打算出版的地图，是人们购买某样东西的时候用得着的。“我们出版餐馆地图，如果你要在北京吃饭，所有地点都找得到。”徐根才解释道，“我们还出版特别版的旅游地图，不光标出著名的博物馆，还会标出酒吧一条街和秀水街市场这样的地方。”

我提到，以前的秀水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服装市场，最近被拆掉，迁了新址。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徐根才说，“我们也得跟着改。”

他十分自豪地展示了其他的专业地图。《小店物语——北京小店地图》上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购物广场和购物商店。《北京学校地图》列出了首都地区的所有教育机构。《中国城市房产地图》专为投资者设计，列出了全国的楼价预估值。如果你需要寻找某种很快就要过时的东西，《中国城市房产地图》倒是值得一赌。还有一本《北京求医问药地图册》——这正是疑难杂症患者的梦想，上面标出了好几百家医院、诊所、药店的地理位置。在我看来，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满足政府和军事需要之后，《中国地图》还是没怎么抓住这样的概念——为私人和个体推出一种具有开放特点的工具。在他们看来，人们需要辨识方向。仅仅给他们最好的北京地图册，让他们自己去判定，需要寻找餐馆、药店、还是只管六个月的房产价格，这还不够。我们并肩而坐一个多小时后，会谈结束。徐根才和我同时站起来握手道别，似在为我们的高峰外交活动画上句号。他祝我旅行顺利，还叫我随时再来。走廊上，我离开的时候，乒乓球比赛依然热烈地进行着。

离开腾格里沙漠，我向西进入了甘肃省境内。那条道路没有命名，修得太小，够不上国道的档次。不过，在政府新近掀起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对这条路进行了浇筑。卡车司机已经开始在使用那条道路，沿线可以看到很多标语牌：“交警祝你旅途平安”；“丝绸之路换新貌，交通警察保平安”。不过，还是很少看见执法者。这里又用上了翻版的兵马俑警察策略——间接的警察工作吧。在红水村外，一辆卡车坏掉了，停靠在路边。卡车边上站着三个人，正在拍着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心情十分焦急。小轿车、大卡车从旁边一闪而过，正如驾驶员试题中的一道试题：

344题 如果遇到交通事故，有人需要帮助，你应该：

A）继续行车。

B）停车，尽可能提供帮助，并联系警察。

C）停车，如果有报酬，才帮忙。

我把车停下来，那几个人说他们的油泵出故障了。那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牌子是巨能王。他们已经把手下那只看不见的大狗拍打了一个半小时，才遇到我停下了车。他们问我，能不能把其中一个人顺便捎带到最近的安远镇，那儿有个火车站，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他们把坏掉的油泵装进一个粗麻布口袋，扔进了City Special的后备厢。

这位卡车司机名叫李长杰（音译），是个南方人，老家在江苏省的一个小村庄。妻子仍在家务农，他则跑出来做起了生意。他个子矮小，满脸憔悴，但目光敏锐——面露饥渴。之前是农民，在新经济形势下取得成功的人脸上常有这样的饥渴。1993年，李长杰从亲戚那里借钱买了一辆二手车，跑起了营运大货车。时间一天天过去，他逐渐更新了自己的营运工具。去年，他花二十五万多元购买了这台巨能王。在中国，这是很大一笔钱，而李长杰对这个车的油泵恼怒不已。

“我查过了，全省没有一家公司有存货，”他说，“我得一路跑回徐州去更换。因为没有可靠的方式能够把它尽快发过来，我只好亲自去更换。去的时候要坐两天的火车，回来又得要两天。你是个作家——你知道你该写些什么吧？你应该写写解放牌卡车，配件太难找了。简直可笑。你还可以写一写中国生产的这些东西，质量太差。这个国家生产的什么东西都不经用。”

我向来喜欢跟中国的大卡车司机聊天，他们是这个国家里最纯粹的企业家。他们通常拥有自己的大卡车——通常是合伙购买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结伴出车，一人开车，一人睡觉。在中国的专业汽车驾驶员大军中，他们的技术是最娴熟的。出租车司机往往太霸道，因为风险很低：城市中的车辆移动太慢，人们对擦刮事故不太在意。长途公共汽车驾驶员则最糟糕：公共汽车不是他们购买的，薪水则主要靠车票提成。这就给了他们超速的诱因，在以口号标语和交警塑像为主要公路巡逻方式的地方，尤其如此。无论我什么时候读到关于严重交通事故的报道，那总跟长途公共汽车有关。

然而，卡车司机很少让我如此神经兮兮。卡车多数会超载，因此跑不快。他们一般不会冒险行车，因为卡车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总是走熟悉的固定线路，还会根据天气情况做出灵活的调整。跟他们聊天也很有趣。一次，我在山东省的一个卡车住宿点住了一夜，问过那些驾驶员，车上装的是什么。有两个人驾驶的那辆车刚刚卸下了有色金属，现在装着竹枝扫把。另外两个人驾驶的那辆车刚卸下彩色电视机，又装上了加工过的小麦。别的车或是卸下化学材料，装上了散热器；或是卸下网球鞋，装上了发电机。他们是新经济体制下的炼金术士，在中国道路系统沿线的每一次神秘交易现场，他们都是中心人物。一辆卡车刚刚卸下计算机控制的麻将设备，又装上了小学生教科书；另一辆车运过来一车皮鞋，然后又运回去一车回收塑料。

还是那次旅行过程中，在天津附近的一段高速公路上，我跟在一辆车门没锁好的货车后面行驶。那上面装着从国外进口的废纸，运到中国来循环处理。车门甩开后，印刷品在路面上撒落一地。几百本小册子像垂死的小鸟一样掉落到地上。我把车停在一边，捡拾起一本。上面印着英语：武威奇财务公司长达十四页的抵押贷款申请书，地点位于肯塔基州达特福德市。我后来跟武威奇公司进行了联系，他们丝毫不明白，那么多申请书怎么会出现在天津的高速公路上。不过，在发展中国家购买的产品基本上都是这样：产品也许已经在中国的某条道路上度过了一些时日，某天又会回到那个地方进行循环处理。

在甘肃省，李师傅的巨能王卡车坏掉的时候，正装载着原棉。新疆到江苏是他行走的标准路线，距离超过三千公里。在西北这一段，他走的那条路线叫作丝绸之路，穿过了甘肃省境内的河西走廊，以及新疆中部的绿洲城市。他一般把原棉向东运到某个工业城镇，然后装上成衣——这是他主要的炼金术。“都是些廉价服装，”他说，“就是出口到中亚贫困国家的那种。”他一年能挣到五万多块，这样的收入在中国是很可观的。这一次，另有两个人跟他一起出车，其中一个是学徒。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那两个人得一直坐在巨能王卡车上，等着李师傅回来。除了警察的罚款，盗贼是卡车司机们最大的担忧。“不管你装的什么，甚至你的车辆还在行驶当中，那些人都会跳到车上，盗窃货物，”他说，“河南那个地方最让人恼火。在河南，如果遇上盗贼，即使叫了警察，他们也懒得过来。我最讨厌在河南开车。”

在安远火车站，李师傅下了车，卸下了他的油泵。油泵漏出的油流到了City Special后备厢的地板上，他不住地道歉。我跟“首都汽车”的王先生通了电话，然后对他说：“没问题！”之后，我开车进入了河西走廊。这个狭长地块的边界十分分明：东边是沙漠，西边有高山。不过，在这个走廊的中心区域，因为有从西边山脉融化的雪水，土地肥沃，因此适合人类居住。在古时候，这个地方是天然的商贸通道。一个个商队从这一地区穿越而过，有些商品由此经过，最后到达了中东和欧洲。在19世纪，西方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把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它是由好几条道路交织而成的，连接着许许多多的目的地，承载着各式各样的商品物资。但是，这个名称慢慢生效了。这跟长城十分相似：本是外国人使用的一个简称，就像一个历史品牌，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力。跟长城一样，外国人提出的这个概念传回了中国。现在，这个词语已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熟识：丝绸之路。

在甘肃，这两个概念沿着312国道交织在一起。现代公路从走廊中心穿过，沿着它往西北方向行驶，右手边开始出现一段段明长城。这些长城是用夯土筑成的屏障，大约有一人那么高，延绵数公里。偶尔，在这些土墙形成的包围圈里坐落着一个小村子。在某处，我驶离国道，沿一条土路前行几公里走到了尽头，这个地方名叫峡口。村庄坐落在一圈围墙之内，当地村民仍旧在发挥着它的用途。在一处防御工事边上，有一排排绵羊圈，那些畜生正在用蹄子刨着明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在村子边上，没有用上自来水的家庭径直在屏障上掘出一个厕所来。关于长城的伟大概念就只说这么多吧：在峡口，这一切都一文不值。

古时候，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军事前哨。时至今日，这个行政区域仍旧被叫作“老兵镇”。一度，它的作用就是保护那些从此地经过的商队。“在我很小的时候，骆驼队还从这儿经过，”一个老人告诉我，“我还记得，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新疆。”他的同伴点了点头。“一个客商有十匹骆驼或者更多，全都身负重物，”另一个人说道，“有汉人，也有维吾尔人，不过汉人居多。解放后，过路的骆驼就不怎么多了。从那之后，人们开始用卡车了。”

太阳底下，在一个古旧的烽火台脚下，五六个人坐在一起，抽着金城香烟。曾经，这一建筑物肯定十分漂亮：有两层楼那么高，每一层都有一个四方形的屋顶和彩漆屋檐。上面有一条标语，字写得不错：“凭电力，控天地。”这儿是村子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骆驼队曾经从此经过。现在，每当天气好转的时候，村里的老乡们喜欢聚在烽火台下。不过，烽火台年久失修，油漆剥落，木头制作的屋顶蛀出了空洞，基座上的方砖已被取走，用在了建筑工程上。老人们告诉我，入口处曾经有两只威武的铁狮子，不过在毛泽东发起的工业大跃进运动中，被融化成了铁渣子。“文革”中，铁钟被当成了废物。“过去，只要吹风，大钟就要鸣响，”一个老人回忆道，“一共有八个，都挂在几个角上——一楼挂了四个，二楼挂了四个。”

他们谈论着其他已经不复存在的建筑，回忆着峡口一带曾有过的地名和方位。其中多数是宗教盛行时代留下来的寺庙，在“文化大革命”打倒迷信的运动中已经被毁坏了。“如果要生孩子，就到送子娘娘庙上去，”一个人说道，“老年人一般爱去三圣显灵道观。读书人参加宫廷考试之前，先要去文殊菩萨庙拜一拜。农民们如果需要祈雨，会去龙王庙拜祭。”

现在，这些地方不过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地名而已。就连烽火台废墟旁的十字路口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现代的丝绸之路已经远离峡口村。新建的312国道从村子西边三公里远的地方经过，算是这个小村遭受的最后一次挫折，因为游客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拜访了。这里的人口已经减少到了四百，比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半还少。大家都说，年轻人中学一毕业就走了。我问，有什么地方能够让我睡一夜，他们立马把我指引到了学校——那恐怕是村子里唯一保存完好的一幢建筑。

天气日渐阴冷，风也很大，不太适合支帐篷，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村镇的时间又不够。在峡口学校，老师们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偶尔有人在参观过长城废墟后，到他们那里借宿。老师们拿出一张轻便床，安排我睡在四年级的教室。跟中国乡下的大多数小学校一样，这间教室很干净，基本上没有什么装饰，里面空无一物，让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旅行者之家。我不过是路过而已，学生们也是如此。到最后，新建的丝绸之路会把他们统统带走。墙壁上张贴着周恩来总理、卡尔·马克思、革命将领朱德的语录——这些话语激励着孩子们到南方的工厂寻找出路：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一个人有知识，才能变得三头六臂

人和机器一样，经常运动才能不生锈

《中国地图》上，甘肃的这一带有很多地名跟军事有关：龙头堡、老兵栅栏、丰盛堡。峡口以西，有一大堆地名跟马匹有关：马蹄庙、大马营、军马营一、军马营二、军马营三。所有这些地方距离长城都非常近，就在青藏高原附近的一个斜坡上，我打算折向那个地方看看。

跟河西走廊东部边沿的多数地方一样，峡口村十分干燥，满是灰尘。那是靠近沙漠的地方，不过，随着我往西行驶，地形有所改变。我爬行到海拔两千一百多米的高度时，基本上是荒芜的灌木地。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了一个草木繁盛的高地，海拔高度有三千两百多米。这些地方有融雪的滋润。在远处，我看见了喜马拉雅山那白皑皑的群峰之巅。一刹那，茫茫大漠的枯燥乏味变成了缤纷的五彩世界：春日的天空一片湛蓝，宽阔的草地一片葱绿。空旷的草地上，牲畜们在啃食嫩草，溪流从水田边上匆匆流过。这是一片大农场——宽广无边，喜迎宾客，恰似蒙大拿州的高原。

在军马营一，牛仔们正在把几百头牲畜赶进一个围栏里。那些马匹个头矮小，膘肥体壮，四肢稳健，四蹄踏过，如雷贯耳，仿若千军万马从人们眼前行进而过。牛仔们穿着军人制服：窄边帽，迷彩服，劳动衣，军用靴。我钻出City Special，一个人策马而至，灵巧地下了马，向我介绍了他的军衔——王佳艺班长。

“这个品种叫作山丹马，”我问起马种时，他向我这样介绍道，“个头不高，跑得不快，但耐力出名得好。拉东西很不错。”

山丹是附近的一个城镇，王班长介绍说，早在两千多年前，也就是汉代，当地人开始为军队饲养马匹。那个时候，帝国的主要对手是匈奴，世世代代以来，这个游牧民族一直威胁着中原汉人。要打赢他们，只有靠骑兵。因此，历代帝王们在河西走廊的这一带都建立了饲养基地。在过去，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作御马营，几百年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叫法。共产党执政后，把这些地名进行了编号，可还是饲养山丹马。在西部崎岖不平的地方，这种马匹用处很大。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如新疆，国界巡逻仍采用骑马的方式。当地人告诉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支援阿富汗反抗前苏联入侵，向阿富汗提供了大批山丹马。

不过，即使在这样偏僻的地区，他们对于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也无法免疫。那里地名虽然还叫作军马营一，照看的还是两千多匹马，然而王班长告诉我，他们也正处于私有化的过程中。“严格地说，我们不再归军队管辖，”他说，“几年前，部队就不再需要我们这里的马了。目前的马匹够用了。我们现在把马卖给其他公司，尤其是那些搞旅游的公司。有些领导说，我们也要开始搞旅游了。”

那极有可能是军马营一的未来命运——某一天，它会发展为城市游客的农场。同时，这个地方依然有些军队的感觉，每个人都穿着制服，没有多少平民生活的迹象。我到达场部的时候，那位主任十分紧张，要求查看我的护照和记者证。接下来，他似乎不知所措，让我赶紧开着City Special离开那个地方。

最近几周，随着我深入西部，我已经感觉到，当地政府对于外国人非常小心谨慎。在一个收费站，一个警察把我拦下来，把City Special彻底地检查了一遍——他甚至打开引擎盖，记下了发动机序列号。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那么担心。不过我明白，这一地区有军事设施。民族紧张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甘肃省是藏人的一大家园。

我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停下来。参观过军马营一之后，我决定离开这个县，以免惊动警察。我往北行驶，快到午夜，才到了一个叫作高台的小地方。这个地方沿着312国道伸展开去，一溜狭长的地段上，到处都是汽车维修店、廉价餐馆以及卡车司机旅馆。在一个低洼地段，我找到了一家旅馆，十几元钱一张床。他们没有需要向警察上报的登记表，我要做的，就是用现款付清床位费。一个房间四张床，对着国道那一面有一扇窗户，墙上有一张荷兰风车磨坊的画报。

两位四川卡车司机已经占了两张床，他们来自内江。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服务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地方。他们的解放牌大卡车装载的是儿童服装，即将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他们停在这里，是要对车辆进行修理——又一辆巨能王在甘肃省境内被打趴下了。我一进去，那两个卡车司机立马兴奋起来。

“你是不是来看另一个老外的？”其中一个人问道。

“什么另一个老外？”

“那个俄罗斯女人。”

“我不认识什么俄罗斯人，”我说道，“我是美国人。”

“哦，我还以为你认识她呢。她就在楼上上班。”

“她在楼上干什么？”

那个人的同伴笑了笑，回答道：“她是个妓女。”

哦，我的老天，我自言自语道。在甘肃的卡车司机旅馆，如果还有什么比这个四张床的房间还令人沮丧的话，那就是我知道了楼上有一个耍把戏的俄罗斯女人。

“要不要上去看看她？”那个人问道。

“算了，”我说，“我累了。我开了五个小时，一直没有休息过。”

“走嘛，去看看！她也是个老外，你们两个还可以聊一聊噻！”

我敢保证，她身上肯定有故事——也许是后苏联版的“嘉莉妹妹”，始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止于河西走廊，真是可怜之极。可我不愿意听这样的故事，也不愿意看见那位女子，那两个四川卡车司机只好作罢。在这张十几元钱的床上，我唯一想做的事情，仅仅是睡觉而已。

进了甘肃省，我车上的给他力喝光了。在宁夏境内的时候，我吃光了最后一块德芙巧克力，可乐早就没有了。在那些小镇上，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外国产品。苏打水没有了，我找到了“非常可乐”这个替代品。“非常可乐”有一句口号——“中国人自己的可乐！”——那既是自夸，也是警告。几周以来，我在咖啡和糖所形成的兴奋之巅向西行驶，到了河西走廊，疲劳和倦怠把我又拽回了地面。早上起来，我常常睡眼惺忪，衣衫不整；到了晚上，我又总是强打精神才能睁开双眼。我满身污垢——哪怕最周到的洗头服务也洗不干净。City Special的启动器已经更换过，但车里面满是沙子，巨能王的油泵在地垫上留下了一大摊污渍。搭车人乘坐的时候，后背远离座位，我不能责怪他们——这辆车正在变成一堆废铁。

车窗外，长城依旧，气势雄伟。我越往前走，这样的建筑就越震撼着我，既为它们的美丽，也为它们的坚守。它们那变色龙一般的品质极为出色——这些城墙沿着地形的轮廓线蜿蜒向前，附着在山脊之上，带上了土壤的颜色，因为年久，因为取材自本土。在河北，那些城墙跟当地的山峦一样陡峭而粗糙。在有些地方，你身处半山，却无法看清哪是岩石，哪是明长城。在黄土高原，山峦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布满台地的壕沟深渠。跟那块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的其他东西一样，长城同样变得棱角分明。在鄂尔多斯沙漠边沿，那些屏障物看上去仿佛是一堆堆沙子。在河西走廊这儿，明城墙宛如一条色彩黯淡的蛇，在春日的阳光下伸展开去。如果这些建筑物在修建之初破坏了环境，那么随着岁月流逝，它的边角已经磨平，看上去跟周围融为一体，几成天然了。实在奇怪得很，人类曾经以为从月球上可以看见长城——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人造建筑物，跟周围环境如此精妙细微地融合在一起。在有些地段，即使你就站在那个东西上面，也可能懵然不知。

长城的意义也颇有变色龙的性质，对它的阐释曾经随着时间和观念的不同而不断改变。20世纪初期，革命家和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先生赞美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成就。毛泽东把它描绘成近代史上全民抵御外辱的先驱。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而言，那段城墙代表了中国文化里所有的糟粕。鲁迅把长城说成是“奇迹和诅咒”。他写道：“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北方地区。侵略者的士兵倚靠着长城拍下照片，为的是让人信服，他们占领了这片土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弗兰兹·卡夫卡都根据长城编写过故事。在外国作家看来，长城一般象征着对外国人的恐惧，而中国人则觉得那是伟大文明的证据。由政府主办的《今日中国》甚至把它说成是多民族团结的象征——“与其说是屏障，不如说是河流”。长城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流体，它表示什么东西都行，哪怕说成是蒙古人和汉人的合作也没有问题。

在学术界，历史学家们通常把长城说成是防御失败后修建的工程结构。美国学者亚瑟·瓦尔德隆考察了某一时期的明代长城，在书中做出如下总结：“即便在修建之初，从军事角度看来也毫无用处。”不过，他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某一时期的某一部分长城，此外再无学者对它的历史做过真正有深度的追寻和研究。目前，对于长城真正有意义的研究是由学术圈外的人进行的。他们的背景极为广泛，既有我在山西遇到的乡村历史学家老陈，也有研究生毕业的外国人。不过，这类人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般来说，他们都是男性，体格健壮。就传统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少有这样的品质，然而这种品质对于探寻长城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长城还吸引着一些偏执的人。独立的研究者必须是具有顽强意志的旅行家，需要充足的资源才能支撑自己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这是个很好的历史课题。政府顾不上，学术界忽略了，长城研究这个领域全靠那些自由的个体：历史就如同自由市场。

最终，他们几乎都走上了通往北京的道路。1984年，一个名叫董耀会的公用事业外线工辞去工作，跟另外两个同伴一起，花了十六个月的时间，不辞艰辛，徒步考察了横跨全中国的长城全线。在根据这一经历写成一本书之后，他来到了首都，并被录取进入古汉语课程的学习。后来，他促成成立了中国长城学会，该机构目前出版两种刊物，大力宣传对长城进行保护。另一个无师自通的专家是程大林。他最先是在一所体育学院读书，毕业之后，做了一个摄影师。他所在的新闻机构经常派他到长城上去摄影，因为他身体强壮，适于攀登。就他自己而言，他研究了明代历史，后来出版了八本书，既有图片，又有理论研究。英国地质学者和马拉松运动员威廉·林赛一时兴起，于1986年来到中国，花了九个月时间，沿着长城跑步或徒步行走，从甘肃出发，一直走到了大海之滨。后来，他定居在北京，出版了四本跟长城有关的书籍，成立了国际长城之友协会，旨在开展对长城的保护工作。

在中国最有名的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对长城进行高端研究的是一位警察，名叫洪峰（音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洪峰上过体校——他是个短跑运动员，同时也是跳远运动员——可他喜欢看历史书籍。由于差一点点资格没被大学录取，他成为了一名警察，后来分配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大学。闲暇时间里，他到图书馆研究明代文献资料，徒步到最偏远的长城地段进行考察。他在一个专为长城发烧友成立的网站上发表文章，有些还属于重要发现。（例如，洪峰发现了一些明代文献资料，可以说明在修建北京附近长城的过程中，风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跟洪峰会面的时候，他告诉我，尽管就在北京大学工作，他却一直没跟那些教授们讨论过他的研究课题。“考古和历史系的学者们对长城不怎么感兴趣，”他说。

研究工作做得最彻底的，要数石彬伦。跟其他人一样，他也喜欢运动——在达特茅斯的时候，他加入了大学划船队，也加入了越野滑雪队。1990年，他来到中国，打算在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在这里，他用中文写了一篇关于西汉时期某位哲学家的论文。之后，石彬伦决定放弃在学术领域进行职业发展，转而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成为了常驻中国的顾问。几年之间，他把徒步考察长城当成了一种业余爱好。没过多久，他辞去了那份工作，决定潜心从事全职研究。他的目标十分远大：计划徒步走遍北京地区的每一段明长城，决心读完那个朝代出版的所有关于长城防御体系的历史文献。他做研究工作所需要的资金，全靠自己通过开讲座和到长城当导游来获取。

跟其他外国学者不一样，石彬伦已经找到一些证据，证明明长城实际上起到了防御工事的作用。1555年，数千蒙古人向北京西北边一个叫作水头的村子发起进攻。明王朝刚刚改进了水头村的那一段城墙，十分坚固，抵挡住了这一次袭扰。岁月长河中，这样成功的防御实例还有很多。在16世纪后半期的一份报告中，一位中国官吏对一次大捷之后的情景进行了描述：

那一天，我们把砍下的鞑虏人头挂在柱子上。兵士占宇从上面割下一片肉来，走到他的同伴跟前，说道：“这是袭扰者应得的下场。”另一个兵士赵翩从那死人的颈部割下两片肉，生吃掉了，同时还对他的同伴大声讲道：“我讨厌骚扰百姓、找我们当兵人麻烦的人，我要吃他的肉！”作为他们的上司，我很高兴我的手下这么勇敢和忠心。

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对明长城的了解有石彬伦那么透彻。一次，我问他，这样的建筑物说明了中国的什么。“开讲座的时候，老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道，“这说明中国的什么呢，中国是它的建造者呀？我的答案基本上是这样的：什么也说明不了。他们很有些失望。这个东西不过说明中国人曾经做了些什么而已。那只是他们进行自卫的一种方式。”

石彬伦讨厌把长城赋予象征意义，并加以利用。在他看来，长城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隐喻，人们更愿意对它进行阐释，胜于对它进行调查研究。他认为，把某一个具体的建筑结构用来解释类似中华文明这么复杂的东西，是十分不公平的。“我怎么看它呢？那一带是边疆地区，经常容易受到攻击，”他说道，“他们只好修建了这样的边境防御体系。人们把它跟外交、贸易以及对蒙古领土的侵扰等联系起来。”

对明朝人来说，修建那些城墙不过是他们当时有些复杂的军事策略之一。可到了今天，人们很容易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境来看待这些防御工事。它们依旧震撼人心，每一名游客都可以沿着废墟走上几步。然而，要找到并读懂明王朝的档案，以及其他有关对外政策的详细资料，比这困难得多。

石彬伦继续说道：“人们常说，值吗？我可不认为当时的人会这么想问题。没有哪一个城邦国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放弃这块土地吧’或者‘我们可以牺牲多少多少平民和士兵的性命。’账不是这样算的。每一个王朝都会设法保全自己。”

沿着明长城，我往西北方向行驶到了嘉峪关。这个城堡位于河西走廊的尽头，然后我继续行驶，到了敦煌。敦煌以其洞窟里的佛教艺术以及附近那一个个巨大的沙丘而闻名遐迩。可我还要继续驾车前行——一路上花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可不甘于在这样的旅游点闲逛。我进发到一个叫作肃北的地方，在一个检查站，警察拦住了我。路障设置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十字路口，非常靠近青海省界。

“驾驶证，”一个警察非常严厉地叫道，同时他朝车子里面看了看，“哇，你从哪里来？”

“北京。”我回答道。

“你不是从北京来的！”

“我是美国人，但我住在北京。”

“看看这个！”他笑着对另外两名警察叫嚷道，“这家伙是个老外！”

三个人在City Special周围挤成一堆。他们看上去不过是些娃娃而已——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瘦得皮包骨头，穿着的警察制服明显肥大。第一个警察查看了我的证件，大声说道：“看起来像是咱们中国的驾照！”

“就是中国的驾照，”我说道，“如果只有美国驾照，我也不敢把车开到这里来。”

“你还有美国驾照？”

我递了过去，几个警察传阅着——无疑，这是甘肃省境内检查过的第一本密苏里驾照。“来这里干什么？”一个警察问道。

“就是开着车转一转。旅游。”

“怎么学的中文？”

“我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

“你一定是个间谍！”他说道。另外两个警察大笑着，跟着帮腔：“他是个间谍！他开着车乱转，又会讲中文——一定是个间谍！间谍！间谍！”

几个警察笑得前仰后合，把驾照还给了我。好一阵，我才问了句：“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当然可以！”

驾车离开的时候，我看了看后视镜，那几个人在路边推推搡搡，一边彼此拍打着，一边哈哈大笑：“间谍！间谍！”

一个多小时后，我到达了肃北。除了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牧民的白色帐篷，一路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肃北县城也不过是在峡谷里有一排低矮的建筑物而已。在一个公共厕所附近，我停了下来。等走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在等着我。他只说了一个词：“身份证。”

那人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上唇长着几根稀疏的胡须——凭我的猜测，他是个蒙古人。他的要求令我吃了一惊，在我迟疑的当儿，他亮出了一块牌子：公安。他查看了我的护照，然后装进了他自己的口袋里。“这个地区不对外国人开放，”他说道。

“抱歉，我不知道，”我回答道，“没有人跟我说过。”

“有没有跟你说过并不要紧。这里没有开放。”

“我只是来旅游的，”我说道，“我马上就走。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你已经惹麻烦了，”他说道，“我们到所里去吧。”

我把City Special停在路边，跟他走了。我的心在往下沉，轿车会不会被扣留——我知道，曾经有外国人开车非法进入到管制区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过，在中国遭到扣押后，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在这里，一切全看你是在什么地方，又是谁处理这样的事情。

到了所里面，一个女警官已经在等着我们了，他们让我在一张桌子前面坐了下来。那个男警察说他们最近扣留了一名外国人。“他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他说道。

“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

“依法进行了处罚。”

“怎么处罚的？”

那个警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文件柜里翻找着，抽出一摞纸。他们的动作很麻利，似乎这已经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我决定再求他们一次，让他们对我慈悲为怀。“国道下来的岔路口有几个警察，”我说道，“他们检查了我所有的证件。他们都没有跟我说肃北不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可以来。”

“他们当然说可以啦！”那个蒙古族警察反驳道。“那些家伙知道个啥？他们不过是交警！一文不值！”

对此，我很难加以辩驳。警察开始对我进行问话：蒙古族警察向我提问，女警察做记录。今天从什么地方来？这是你的护照吗？居留证呢？这是你目前在北京的住址吗？你在那里住了多久？文化程度？租车有收据吗？租金是多少？汽车租赁公司在哪里？昨晚在什么地方住宿？费用是多少？登记了吗？你的工作单位是什么？这样写对吗？你有博士学位吗？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喜欢回到我的教育程度这个问题上来。这令我有些不解——教育程度跟溜达到青藏高原的某个未开放县城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后来我才豁然开朗，他们不过是在填写表格而已。上面有好多空格，有些空格涉及相同的问题。有时，我不得不把同一个问题回答上两三次。提问十分具体，十分详细，使得询问的效果并不太好。两位警察好像没有丝毫疑心，他们也没有向我提出什么开放性的问题，比如我计划要去什么地方，离家这么久，都做了些什么等。他们对City Special都懒得看一眼。那纯粹是填一堆表格而已，末了，他们直起身来，似乎大大地松了口气。

“你违反了我们国家关于外国人的法律，”那女警察对我宣布。她取出一本规章制度读本，指着第四十六条。“我们得处罚你。”

“怎么处罚？”

“罚款，”那男警察说道，然后两个人同时笑了笑。那种笑，是中国人的笑，它掩盖了窘迫。我自己也笑了笑。

“根据法律，我们可以罚你五百，”她说道，“不过，你是初犯，我们只罚你一百。”

那相当于十二美元。“谢谢，”我对他们说道，同时把钱放到了桌子上。他们一看到钱，立马紧张起来，两个人谁也不敢去碰那张钞票。“我得把我们的上司叫来，”那个女警察说道，并走出了房间。几分钟后，她又回来了：“我们不收现金。”

“为什么不收现金？”

“因为怕贪污。如果我们收了现金，没有人能够证明有多少钱。所以，你得把钱汇给我们。”

时不时地，共产党内部会掀起反腐败运动。不过，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然而，在甘肃省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警察们却十分认真。那个女警察领着我到了外面，跨过街道来到中国农业银行。当时是星期天，于是她联系了银行的经理，专门给我们开放了柜台。我填写了一张表格，地址是那个派出所，写下了那个女警察的名字，把钱递了过去。银行经理说：“星期二就可以到账了。”对这样的效率，他似乎十分满意——只需要两天时间，那笔钱就会到达站在我旁边的这个女警察的手里。她似乎也很满意。到了街上，她跟我握了握手，并祝我一路平安。我发动City Special，掉了个头，回到了检查站。那几个交通警察还在那儿，穿着肥大的制服呆站着。我从他们身边开过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哇哇大叫。

沿着一条小路，我行驶了五十多公里，进入到戈壁沙漠。在《中国地图》上，这一片区域留下的空白最多，一整页的版面大概只标出了十来个地名。其中有个地方叫作玉门关，汉朝时期，人们在这里修建了军事建筑。浇筑的道路通到这里就走到头了。

一条崎岖的土路继续往沙漠里延伸进去。现在，我的地图用不上了，因为上面根本没有任何标示。City Special在岩石满布的浅丘上颠簸不已。走了十五六公里，我来到了河仓城遗址，这条土路也到了尽头。在古时候，这里是一座有军队把守的粮仓，修建于两千多年前，专为在此驻扎的汉朝军队提供粮草和给养。在这周围的沙漠地带，帝国的西部边缘，汉人没有修建长城，只修建了堡垒。这里的地势十分平坦，一片荒芜，四五公里之外，我看到了另外的堡垒。沿着长城这条线，我走到了尽头——连绵不断的城墙像一条溪流，流到这里，变成了一个个堡垒，如同水龙头上刚刚关闭时滴落的几滴水珠。

河仓城一个人也没有。政府计划把通到这里的道路铺设成水泥路面，只是工程还没有开工，因此这地方仍旧一片孤寂。这座古老的粮仓十分雄伟，有六十多米长，围墙高达三米多，在一片灌木丛中拔地而起。有用夯土筑成的支柱，墙壁上有可以看见天空的小孔。在泥土搭砌的墙上，我发现了夹杂其间的稻草，那是修建时使用的原材料。这一带极为干燥，里面的稻草看上去仍然新鲜如初，实际上它已经在这里沉睡了两千多年。跟这一地区的其他城堡一样，匈牙利籍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奥里尔·斯坦因在20世纪早期对这个粮仓进行了考证。他曾两次来到这里，带着沙漠驼队在此停留了数月之久。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实际上追踪到了自己第一次所走过的路线。在其中一个地段，他偶然发现了两排脚印，一排脚印是人留下的，另一排是一条狗留下的，而他也弄明白了那是他自己留下的脚印——七年前，他带着他那条忠实的狗达希二世从那里走过。他写道，时间在这片长期滴雨未下、没有流沙，也没有遭到侵蚀的土地上好像已经失去了破坏能力。

在城堡的墙根，我支起了帐篷。远处有一条小溪，小溪两岸是一片沼泽地，恰似一条绿色的彩带，镶嵌在这一片焦干的土地上。天空中却一刻也没有闲下来——蔚蓝色的苍穹中散布着几朵流云。半夜时分，呼呼的北风把我吹醒了。那风从戈壁滩上吹过来，一直灌进这座废墟里面。我躺在那里，听着那首曾经撩动汉朝兵士心扉的风之歌。

离开河仓城，我开始往回走。沿着215国道往南走，可以走出甘肃省，我沿着这条路走到了甘肃和青海的交界处。在边界上，在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地方，有一处隘口。过了这个隘口，我就进入了青藏高原。堡垒不见了，烽火台不见了，长城不见了——那一切都被留在了后头。

这条道路刚刚修好，两车道，两边全是高高的岩石和泥土。时不时地，一两条标语打破了单调的路面：“危险！此坡容易打瞌睡！”有一个地方，政府部门在道路边上吊挂了一辆小轿车。车被撞得面目全非：前半部几乎被撞扁了，只剩下一扇车门，靠几块铁皮吊着。车子的后半部分涂着几个字：“四人死亡。”这一整部废旧小轿车竖立在几根离地四米多高的小柱子上，恰似小孩子用来待客的冰棍的翻版——汽车冰棍，叫人看了毛骨悚然。

在接下来的一个弯道处，有一块标语说明，此处已有五十三人死亡。标示牌上列出了几种速度，好像是菜单上的一个个选项：

时速40公里最安全

时速80公里很危险

时速100公里进医院

一路上，我看到两辆坏掉的大卡车。两辆车的司机站在巨能王边上等待同伴的返回，均拒绝搭车。其中一个卡车司机已经等待了两天时间。他问我，是否有食品和饮水，我从后备厢里取出最后两瓶水和最后的一点奥利奥饼干给了他。除此之外，一路上空无一物。西边，耸立着五六千米高的皑皑雪山。

接下来那一段两百多公里长的路上，我基本上没有看见人类居住的印迹。没有加油站，没有商店，大地一片荒凉，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在这里刻写宣传标语。我好不容易遇到的第一个城镇，不久前刚刚被夷为平地。那座小镇看上去像是一处军事设施，成排成排的房子修建得十分整齐。曾经一度，这里一定驻扎过好几百人。而现在，它被废弃了——道道断墙矗立在高原之上，恍若那失落的帝国残留的踪迹。不远处，公路上分岔出两条土路来，一条向东，一条向西，指路牌上的地名念起来充满军事意味。向左，通往“建设”。向右，通往“统一”。深吸一口气，我径直往前驶去。

[1] 意为专供城市使用。——译者

第一章

拿到驾照那年，我开始在北京以北的农村寻找第二个家。空房子不难找到——有时候，我一连走过好几个被人遗弃的村庄。这样的村庄散落在燕山麓，紧挨着长城。这些地方一直很难种植庄稼，人们对外出务工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在有些地方，人们似乎离去得十分匆忙。石磨翻覆在地，泥土地板上散落着垃圾，房屋只剩下框架，与沉寂的墓碑比肩而立。土墙已经开始剥落——这些房子比明代的防御工事还要衰落破败。每当我看见这些空荡荡的村落，就会对自己说：来晚了。

我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在我的内心，隐隐约约有一种想法，想过那种隐居式的作家生活——从城市生活中悄悄地躲开，把手中的工作暂时放下来。有一阵子，我到密云水库那边靠近河北的地方搜寻过，那一带的道路仍旧是土路，路上跑的车子多是拖拉机。我有时开车过去，有时走路过去，都带着帐篷和睡袋。我靠着《中国地图》，沿长城的垛口标志在那些小路上穿梭着。

2002年春季的一天早晨，我和同在乡下寻找住处的美国朋友郭眯眯一起开着车出发了。我们走过了北京平原北边的小城怀柔，然后进入了燕山的山麓。在一处偏远的路段，我们顺路搭上了一个人。这老头穿着部队的制式服装，刚赶完集，正要回家。我们问他，那一带哪个地方的长城最壮观，他丝毫犹豫都没有。

“天华洞，”他回答道，“你们去那儿看看吧。”

那个地方因为石灰石悬崖上的一道裂缝而得名。当地人把它变成了神龛——里边摆着两尊佛像、一个装满香灰的香炉、一只盛着烂水果的盘子。在洞的上方，有一段长城，沿着山脊向上延伸到山顶，连接着一个巨大的烽火台。这里是北京以北的第一列山脉，在平原上拔地而起，海拔高度达到了九百多米。从烽火台那里看去，四周的景色简直令人惊叹不已：一边是薄雾弥漫的田野，另一边则是蓝灰色的层峦叠嶂。但是，吸引住我视线的，是西北方向上那一溜建筑物。这一溜建筑物位于一座小山丘上，完全与世隔绝——方圆几公里之内都看不见别的居民点。

我们从长城上走下来，上了车子，在一条土路的尽头找到了那个村庄。那个地方叫作三岔。一个小时之内，几个当地人引领着我们看了两处空房。月底，我们签订合同，把其中一处租了下来。那所房子有三个房间，一个烧柴的土炕，几面土墙上糊着过期的《人民日报》。边上有一间厕所。房子有电，还有电话线，水是直接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每个月的租金是三百六十元——我们一人付一半。门前是一大块用来碾晒庄稼的土坝，从这里可以看到长城。从谷底顺着长城爬上坡去，便是砖砌的烽火台，它再顺着起伏的群山蜿蜒前行，直到消失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向西便是黄土高原、鄂尔多斯沙漠和河西走廊。过去，每当看见长城，我就禁不住想要前来参观游览。而现在，我从三岔就能看见它。于是，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住的地方。

三岔从来就是一个小村子。近几年，这个村子的规模变得更小了。20世纪70年代，村子有三百来口人，目前还剩不到一百五十人留守。尽管位于山坡上的上村——也就是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的尽头——也有几栋房子，而且我们就是在这里租到了房子，但多数人居住在下村。政府把上半部分称作“水泉沟”，当地人则把整个地方都叫作三岔——他们并没有对这两部分加以区分。几十年来，这个地方一直处于衰败状态。“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地的佛教寺庙被毁掉了，一起遭到损毁的，还有散落在群山之间的小佛龛，却一直没有人愿意把它们重建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儿的一所学校关闭了。村民们都没有买车，也不用手机。没有餐馆，没有商店——想找个花钱的地方都没有。每隔一两天，会有个小贩开着敞篷货车从沟里上到这里来，车上装着大米、面条、肉，以及其他简单的日常用品。到了秋天，另外有卡车开上来收购村民们手里收获的东西。在上村，所有车辆都停靠在那条死胡同土路的尽头，那里进行了拓宽，用于停车。那块土坝子代表了当地的全部经济活动——完全是一种停车场经济。

当地居民的年收入在两千元左右。这点收入差不多全来自果园：山中生长的核桃、板栗、杏仁等。他们把这些坚果全都卖了，栽种的其他东西则当作食物。人们养鸡，喂猪，种着玉米、大豆，还有蔬菜。周围这一带极其干燥，水稻种不出来，连小麦的长势都很差。偶尔，如果某位村民运气好，在山上还能逮到獾或者野鸡。附近还有野猪——长着长长的獠牙，厚厚的皮毛。

北京离这儿不算太远，车程只有一两个小时。可在那个时候，城里人很少到乡下来游玩。汽车数量已经开始迅速增加——2001年，北京市新发放了三十多万本驾照，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人们很少长距离地开车游乐。有时候，有一两个人开着车冒险来到了通往三岔的小路。有时候，一群正儿八经的徒步旅行者会来这里，攀爬那段尚未修复的长城。不过，就多数周末而言，我和眯眯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外来者。村民们对我们还不太了解——他们只知道，我是个作家，在中国生活了多年，而眯眯是个美籍华人摄影师。但在那之前，并没有先例，没有哪个城里的年轻人愿意来农村打发时间。几个邻居常常会走过来，想好好地看看我们。跟中国的农村人一样，他们进屋之前懒得敲门。他们会把我们那碾晒庄稼的坝子巡视一番，往每个窗子里面瞟上一眼，并且把我们带来的行李捣鼓一番。有时候，我走到土路尽头的停车场，看见两三个村民正在围观我从城里租来的小轿车。他们的眼神里满是慈祥：表情平静，双手背在身后，低着头似在祈祷着什么——仿佛对着捷达轿车肃然起敬。

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村子里。我正坐在桌子边上写作的时候，感觉有人在观察着我。我转过头，差点叫出声来——屋子里竟然站着一个人。那也是个邻居，是个六十多岁的白发老头儿。他脚上穿着布鞋，因此，进来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容，以及人们看电视时那种茫然的眼神——即便我转过头来，他的眼睛仍然没有眨一下。那是中国人盯着别人看的时候，眼神里难得一见的优雅：如果某个人正在盯着你看，又被你察觉了，他从来不会不好意思地扭头看别处，对于这样公然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你不得不表示佩服。一时间，我们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嗨，”最终还是我开了口。

“嗨，”他也应了一声。

“吃饭了吗？”我问道。这是中国打招呼的惯常用语，不需要进行回答。

“你吃了没有？”他也问道。“你们国家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晚上，”我说，“有十二个小时的时差。”

他笑了笑——乡下人对时区这个东西总是非常入迷。又停了一下，他指了指当头的那个房间。“你这儿有一铺炕，”他说道。

“是的。”

“有一张桌子，”他说。我站起身来，领着他看了看屋子的情况，他全程都在做着结论，以示批准。（“这是厨房。这是灶，这是饭桌。”）事实上，从搬进来到现在，我和眯眯都很少进到那些地方去。之前的住客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刚离开村子，进城打工去了，先前的装饰仍旧挂在墙上。这两个人一定是古装剧《还珠格格》的粉丝，因为他们在墙壁上挂了一张电视剧画报，画报上那些刚出道的小明星穿着清代的丝绸罩衣。还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这在农村是十分常见的装饰画，对新婚夫妇来说尤其如此。生双胞胎有点像买彩票中大奖——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唯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一种方式。我这套房子原来住着的那对夫妇没有那么幸运，不过，他们还是生下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小男孩，很多人要求的就只有这么多。其实就连那张画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双胞胎：不过是把一张画像复印一份并反着放在一起而已。每天早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是：被PS图像处理技术编辑过的无名小男孩画报，又被离乡进城打工的年轻夫妇丢弃在这里。

我没有把那张画报取下来，因为眯眯和我都决定，不改动那个房子的东西，至少在我们刚搬进来的时候不改动。地板是水泥地板，屋顶上还有小洞。在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个小缝隙，算是蹲坑。夜晚，我常常被墙壁里面的老鼠吵醒。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藏起来。不过，眯眯和我都不想显出一副阔老外的架势，所以，我们让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保持着原样。那也是我们订好的计划：保持低调。因此，当那条死胡同小路上第一次出现警车的时候，我们俩着实吃了一惊。

两位警官穿着制服。他们从最近的沙屿派出所赶过来，那个村子稍大一些，位于十来公里之外的一个山沟里。警察一般不会到如此偏僻的小地方来，除非有什么麻烦事，而且这两位警官非常清楚该往哪个方向走——径直地朝着我们的房子走过来。他们提出要查看我们的护照，还记下了我们在北京市的住址。然后，其中一个人向我们公布了坏消息。

“你们不能留在这里过夜，”那位警官说道，“白天来没事，但晚上你们一定要回北京去。”

“为什么晚上我们不能留在这里呢？”眯眯问道。

“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可是这里非常安全啊。这里比北京还要安全。”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人说道，“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两位警官很友善，但也很固执。于是，那天晚上，我们离开了小村子。我们第二次来的时候，事情还是这样。我们的房租是通过当地人魏子淇经手的，他后来给我们解释了原因。每次，我们一到三岔，其中一个邻居就把警察招来了。

“还记得你们第一次来这里吗？”魏子淇问。“你们看了两家人的房子：这一套，还有另外那个人的一套。就是他通知了警察。”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你们没有租他们的房子，”魏子淇说，“他很生气。”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村民们多是亲戚，那位告密者跟魏子淇一个姓：他们是同一个曾祖父的后代。不过，关系并不太亲近。我问魏子淇，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我给你举个例子，”他说，“在山上，有些树是不能砍来做柴烧的。即使树死了，也不能砍，这当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人们不管那么多。但有时候，那个家伙就会打电话给警察报告这样的事情。他就是那种人，爱找麻烦。”

那还是我第一次听人描述一个人的时候，说起柴火这类事儿，可这样的人谁没有碰到过呢？的确，我们跟他打了几次交道就觉得该对此人保持警惕。他四十好几，那张脸本来很好看，但他盯着你看的眼神让人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他的眼神里有算计的成分——不像别的村民那样公然表示出好奇。尽管有时候听到他粗声粗气地跟他老婆说话，但多数时间我都看见只有他独自一人。他老婆有些焦虑不安，还带着一点神经质。每次我在村里的小路上遇到她，她都要挤出一丝不自然的笑容，结结巴巴地说得很快，我根本就听不懂她到底在说什么。其他村民告诉我，她脑子有病。还有村民觉得，她是被鬼魂缠上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突然听到外面有响声，便出去查看。在晒坝边上，有什么东西在暗处弄出攽攽怌怌的响声。我打开手电一看，正是那个女人。她在那里叽里呱啦、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然后急匆匆地消失在黑夜里。别人都没有那样的反应——他们如果想来看我，直接过来盯着我看就是了。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只得聆听着外面树林里的风声。从那以后，我在家门附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个女人。

我们本来也可以从她丈夫那儿租房子，那可能也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他的房子非常糟糕，地板是泥土筑成的，墙壁被烟熏火燎过。不过，租金很低，我们本来可以把钱给他，然后让房子空着都行。不过，那样似乎就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只会让我们跟邻居之间有做不完的买卖。我和眯眯把那人叫作搅屎棍：他总把村里的事情搅得一团糟。于是，他把沟那边的警察招引了过来。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赢得那些警察的信任。我们经常到那边的派出所去坐一坐，有时还给他们一些小礼物——中秋节的时候给他们几个月饼，春节的时候给他们买点水果，带几条香烟。眯眯的父母住在北京，开着车把他们的头儿，还有另外几位领导拉出去好好地吃了一顿午饭。我跟一个律师朋友说起过这件事，他给我看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外国人只要到当地登个记，就可以到乡下居住。我把这事给其中一个警官讲了，后来就形成了一项制度，只要我们每次去之前通知他们一声，他们就同意我们在那里住下来。最终，事情就是这么个样子——我们定下双重保证，保证遵守所有的规章制度。中国的警察有时候也许有些粗野，但实际上，他们跟这个国家所有的人一样，讲求实用主义。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承担任何责任。一连几个月，那根搅屎棍总要给警察打电话，但是到后来，警察们终于告诉他，不要再做无用功了。

一开始，我对这个村子的了解，完全是通过魏子淇。尽管房子不是他的，可房租的事情还是他帮我们搞好的。房主是他的侄子，两口子已经搬到城里去住了。魏子淇那一代留在三岔村的没有几个，他便是其中之一——二三十岁的人差不多都离开村子了。这帮人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到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亲眼看见了改革开放给城市带来的巨大变化。因此，让他们选择离去，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魏子淇告诉我，他的家里原来很穷，经常要吃榆树皮——村民把那玩意儿跟玉米混在一起，做成面条。

1987年，读完高中之后，魏子淇跟他的同学一起离开了三岔。他在北京郊区的一家工厂找了个活儿，是在流水线上生产电视机所需要的电容器。一年之后，他转到了另外一家工厂，生产纸板箱。然而，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工厂里的这些工作，也看不到干这些活有什么前途。“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你进了厂，就站在流水线上的同一个位置，一点变化也没有。”魏子淇天生聪明，但受到的正规教育极其有限，对他这样背景的农村人来说，面临的选择少得可怜。如果他是个女人，机会可能会好很多——在中国，稍微精明一点的女人，哪怕读的书很少，也常常可以做做会计或者秘书。在工厂里，如果从这些位置上干起，她们也能一步一步地升上去。但是，对于读书不多的男性来说，除了流水线，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常常在建筑工地上打工，或者去当保安。后来，魏子淇到另外一家工厂当上了保安。可是，过了一两年，他觉得干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出路。

也许，身体条件也限制了他。在中国的工厂里打工，外型很重要，尤其那些在文化程度上要求不高的工种更是如此。招聘工人的时候，他们常常要求应聘者达到一定的身高要求：稍微好一点的公司要求应聘保安的人员身高至少达到一米七。魏子淇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七，脸上有着农民那种粗糙的皮肤。他的胸部很粗壮，两腿粗短有力，双手因做农活而满布伤疤。他看起来就是属于三岔这个地方的人，这也是他最后回归的地方。1996年，在城里打了九年工之后，他回到村子，分到了其他外出务工人员留下的土地使用权。他弄了两百来棵核桃树和板栗树，在小山包上还分散种着一片杏子林。他有老婆孩子，还要照料一个弱智的哥哥。他们家的收入不算多也不算少：一家四口每年有一万六千来块钱。我和眯眯的到来并没有给他带来额外的收入，因为租金全都交给了他那住在城里的侄儿。

魏子淇儿时的伙伴差不多都外出了。他曾经上过的那所学校已经关闭，从前的十一个同学里，还有三个住在村子里。他那几个身强力壮的手足们——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已经离开了村子。他走的路有些不同寻常，但他不把这看成是退缩。在他的心目中，他所在那个村子的命运还没有走到尽头。他相信，终有一天，留下来肯定会有好处。他还梦想着，除了种庄稼，可以干点别的什么事情。每次他去最近的城市——怀柔——探访那些搬到那里居住的亲戚的时候，他都要留意，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经商的点子。

在怀柔这样的小城镇，到处都有经商的可能，因为这儿的很多创业者最初都来自乡下。大街上，有人散发传单，鼓吹着一个个直销方案。建筑物的墙壁上喷涂着各式各样的广告，内容有培训课程、上门直销产品、一夜致富秘诀等。即便是电视节目，也给他提供了一些经商点子。他每次去怀柔的时候，都要去找那些亲戚，因为他们的家里安装了闭路电视，而他尤其喜欢中央电视台的第七频道。其中有些节目是专为满足那些弃农经商的观众的需要，经常会讲述一些农村人创业成功的实例。有一天晚上，在怀柔，魏子淇碰巧看了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关于养殖水蛭的一个节目。节目主持人采访了几个河北农民，他们把养殖出来的水蛭卖给了中药加工厂，用来治疗麻痹和瘫痪。据估计，那几个水蛭养殖户一年赚了两万四千多元钱。看了节目后，魏子淇给电视台打去了电话，要求提供更进一步的信息资料。

2002年，他第一次作出了经商的打算。他去怀柔参观了三个养殖水蛭获得成功的农户，然后从他的侄儿和邻居那里找到了投资的本钱。他们三个人一共筹到了四千五百元钱。魏子淇拿出一部分资金，在他的房子边上修了一个小水泥池子，然后便一个人去了通县。这次旅行也是他迄今为止走得最远的地方：一共坐了四个小时的公共汽车。通县有一个水蛭养殖场，魏子淇参观了那个地方，然后花两千元钱购买了两千条水蛭幼苗。他把这些幼苗装在两只大水桶里，坐长途汽车回到了家。

那个月，无论我什么时候到村子里去，魏子淇都在忙着管护那些水蛭幼苗。他捣鼓着水泥池子，搅动着里面的水，查看那些幼小的生命。那些小生命十分细小，看上去就像书法家们使用的毛笔尖儿。一开始，它们聚集在池水的上面。每一天，魏子淇都要用新鲜的鸡血、羊血或者猪血喂养它们。他对我说，打算今后把这些东西卖到安国县的中药厂。可是，两个星期之后，池子里的那些毛笔尖开始减少了。他拿不太准那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是温度太低，也可能是水池太深。但是，没过多久，所有的小生命都死了，投资的本钱也没了，那也是魏子淇这个水蛭养殖户职业生涯的终点。

水蛭之后，是安利。安利这个公司，在中国，尤其在小城市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怀柔有个人给了他几张广告传单。一段时间里，他正儿八经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过了一阵，他觉得他们那个村子太小了，实在没法做直销。很快，他又对一家自称为Worldnet（“互联网基金”）的中国公司产生了兴趣。魏子淇在城市里得到了几张广告单，他给我看了其中的一页，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跟他说了实话：那玩意看起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金字塔传销骗局。

不过，他慢慢地谈到了旅游业。他知道，北京那些买了车的人不怎么跑到乡下来打发时间，但偶尔也有一些人来到长城的八达岭和慕田峪这样的旅游地段进行参观。他觉得，随着这些驾驶员的辐射传递信息，更多的人会来此进行探险活动，人们终究会来到三岔这样较为偏僻的地方。在他看来，村子里应该开发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东西来。于是，他在空闲时间里把各种可能的特征都做了记录。他把这些东西写在一个练习本上，还给这些东西取了个名字——消息。这样的消息主要是一些关键的数据，例如海拔高度和温度变化幅度。他还列出了当地的一些标志性景点：龙头山、鹰嘴岩等。魏子淇对当地的长城和行走的路线进行了简单绘制。我很少遇到哪个中国人如此专注于对周围环境的查勘，这在乡下尤为罕见。除此之外，唯一的一次是我在山西省界处遇到的那个地图绘制者，那个姓陈的老人对当地的长城进行了一番研究。不过，魏子淇感兴趣的是生意，而不是历史。在其中一页纸上，他写满了可以用于开客栈的名字：

1.农家休闲花园

2.和平幸福山村

3.三岔农家乐园

4.甜水农家别墅

5.大自然山野农家别墅

6.三岔植物园

7.三岔大自然农家休闲乐园

8.自然生态休闲农家别墅

9.自然生态植物乐园

10.自然生态村

名单之后，他列出了经商计划的要点：

如果一家出一点点钱，我们的院子就可以接待游客了；如果有大老板投资我们的项目，就可以把全村改变成乐园，游客可以来这里旅游观光、欣赏自然风光、爬长城、吃农家饭、采摘山上的野果蔬菜。

不过，魏子淇看起来不大可能在三岔找得到商业伙伴。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兴趣，有这种抱负的人大多在很久以前就离开了村子。他的雄心壮志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不过我看得出来，我和眯眯从大城市来到这里，给了他不小的触动。我们能写能拍，这让他十分中意。他对于外面的世界的提问颇有深度，这在村子里并不多见。即便是十分常见的话题，比如美国的时区问题，如果由魏子淇提出来，会变得分外有趣。有一次，他在美国的时区问题上不住地问一些非常细微的问题。末了，我只好跟他这样说，如果你从北京飞到洛杉矶，由于国际日期变更线的缘故，到达洛杉矶的时间会早于你离开北京时的时间。一下子，这个人沉默了。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些竖直的线条，又画了一根横线把它们串起来。他十分费劲地琢磨着那幅图画，直到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那之后，我经常听到他给其他村民讲解北京飞往洛杉矶的事情。那些人似乎一个也听不明白——他们只是点点头，双眼露出迷惑的神色。

魏子淇也是三岔村读书最多的人。1998年，回到村里之后，他参加了法律函授课程的学习，因此收集了三十多本法律书籍，大多数都可以当作改革开放时代的法律指南：《经济法》、《国际法》、《中国宪法纵览》、《常用法律法规集成》等。这都是些新书，但也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的一种传统。早在17世纪，农村就有了印刷而成的书籍，稍微识点字的农民常常把这样的书籍当作指南，教会他们怎样写一些简单的法律文书。我和眯眯刚一打算租下那套房子，魏子淇就查询了一本叫作《现代经济合同》的书籍。那是一本廉价的平装书，书的封面是一面欧盟旗帜，叠加在香港的地平线上。以这本书为蓝本，魏子淇手写了一份合同，共有十一个条款，其中采用的全都是正规用语：“甲方向乙方提供的私有住房（含厨房）位于怀柔县渤海镇三岔村水泉沟。”合同指出，我们签订的那份协议“基于互利原则”。合同第六条规定，我们不得把房屋用于“储藏非法的易燃易爆物品”。

村子里没有几个人像魏子淇那样跑过一些地方。从这里到哪里都不容易，因为没有开到三岔的公共汽车；山路太陡，自行车又骑不了。如果当地的村民们要进城，他们得先步行走到五公里之外的东台，去坐小公共汽车。从那里开到怀柔需要四十五分钟，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车才能进北京城。村里的好些村民还没有看到过自己的首都。村里有几位裹脚的老太太——她们属于上一代人中的极度不幸者，双脚从小就被毁掉了。一次，眯眯和我前去拜访一位裹脚的老太太。那位老太太已经八十二岁高龄，脱了鞋，正在炕上躺着。她穿了双薄薄的尼龙袜子，畸形的双脚清晰可见，几个脚趾紧紧地扣着脚底，宛如一个个愤怒的小拳头。她告诉我们，八十年间，她从未去过北京。我问她想不想去，她点了点头。

“但我去不成，”她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晕车！”

最近，她吃了些晕动药，到怀柔去看了她的家人。那是她第一次去到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我问她有什么想法。“不错，”老太太这样说了一句，便再无下文。她生长的那个村子跟三岔隔着好几个山头，走路的话要一整天。我问她，三岔过去是什么样子，她直言不讳地跟我讲了起来。“这个地方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她说，“住在这样的大山里，并且还在一条深沟里——那可能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嘛？”唯一提得起老太太兴趣的话题是她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不是之处。她的孩子们都已经离开三岔进了城，很少回到这个地方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个样子！他们全都是些自私的家伙！没有人管我们这些老年人！类似的抱怨似乎使老太太感觉很幸福——她躺在炕上，支着畸形的双脚，嘴里谴责着年轻人不照顾老年人，脸上呈现出一片安详的神态。

有时候，三岔人如果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还得依靠双脚或者驴子。如果要往北去，更得如此。村子的名字就是“三个岔道”的意思，因为这个居民点位于三条向北发散的峡谷的交叉点。每一条峡谷里都有一条小路，直接通向山上的隘口：一条小路通往岔石口，另一条通往海字口，还有一条通往黄花镇路，这几条小路均跟一段废旧长城交叉而过。这段废旧长城采用巨大的天然卵石干砌而成，汉人在这个地段修建的防御工事没有用砖块和灰浆，其年代也不为人知。明代晚期的文献也仅仅把这一段长城称作“老长城”。在这几个隘口往北几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在海字口和岔石口峡谷里，还有一段石砌防御工事。这个地区曾经被布下一重重的防御体系——三条相互平行的长城之间的间距仅有八九公里。三岔处在正中间位置上，南面有一道长城，北面有两道长城。

在岔石口，也就是第二道防线过去，魏子淇有几个亲戚。有时候，他一大早就得出发，步行穿过那个隘口。如果要带的东西很多，就得准备一头驴子。傍晚时分，在结束了一天的写作任务之后，我常常会沿着那几条小路走上很长一段路。那是些岩石小路，在一片片果园之间蜿蜒穿行，沿途经过的几个居民点十分偏僻，早已没有了人烟。在通往海字口的路上有一个地方，这儿的人们已经离开了十多年，房屋的石砌基脚上长满了核桃树。几块磨石掩映在路边的杂草堆里——人们的劳作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那几块磨石则是跟劳作相关的最后几件文物。

不过，在通往黄花镇关的路上，还住着一个人。在几条小路中，那条小路上走过的人最稀少。到了夏季，灌木生长起来之后，那个关口也很难找得到。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山谷里还有两处成片的房子。人们根据那儿的几家住户取了地名：一处叫作马家地界，另一处叫作李家地界。我刚搬来三岔的时候，李家地界已经没有人烟了——只有五六栋房子空荡荡地立在那里，纸糊的窗子已被撕破，在微风中上下摇曳。而在另一处居民点里，还住着一个名叫马玉发（音译）的老人。当地的干部给他在下面山谷里的养老院安排了一个房间，但马玉发不愿意去那里住。尽管这么大年纪了，他还在种地。他跟干部们讲，等他老得做不动了，就躺在炕上等死。

一天早晨，我沿着那条小路徒步行走，看见马玉发正在给他的驴子喂水。当时正是二月份，他穿得十分严实，借以御寒。他穿着黄色棉裤，一件缀满补丁的军用外套，以及经过反复纳线的棉布鞋。那身旧军服给人一种逃亡者的印象——一个在丛林里躲藏了几十年的士兵，懵然不知战争早已结束。可他的五官却长得非常标致，有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只是跟当地出产的核桃一样起了皱纹。他告诉我，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于是，我问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那啥谁知道？”他鼻子里哼哼着说道。

他请我进屋去喝一杯茶，于是，我们穿过了马家地界上的那些废墟。他指给我看那两处石头砌成的基脚，上面长满了小灌木。“这里原来住的人都姓马，那边住的人都姓赵，”他说，“十年前就搬走了。”我们又走过一栋早已变成废墟的房子。“住在这儿的人也姓马，是我的叔叔。”马玉发哥哥家的房子依然挺立着，不过里面住的人也早已搬到了怀柔。大门旁边，放着一具手工做成的棺材。“他死了，就用这个来安葬。”马玉发说。

马玉发住的土墙房子只有两个房间，里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冰箱。他跟我说，每一天，每一餐，他吃的都是玉米粥，还有面饼。“人年轻的时候要吃肉，老了就不用吃肉了。”他说。翻过山口，走上六公里的山路，就是海字口，那是离这里最近的商店。他上次赶着驴子去那儿是在十二月份，也就是两个多月前，他打算四月份再去一次。他需要的东西不多：一年也就去那么几次，买点玉米和面粉，秋天的时候赶去把核桃卖掉。除了出这几次门，他跟任何人都没有来往。他一年的收入也就一千六七百块钱。严格地说，他算是个北京居民——跟中国众多的城市一样，首都的辖区边界也一直延伸到了农村地区。在没有遇到马玉发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在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竟然还有人过着这么孤苦伶仃的日子。

我们坐在炕上，喝着茶，他也讲起了他的过去。他还记得1949年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不过他说，那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我们实在是太穷了，胜不胜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也不识字。他一直没有结婚。“没有人愿意嫁给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他说。他有一部收音机，一台电视机，还有一副不值几个钱的碟形天线。不过，他肯定没怎么看新闻。我问他，谁是中国最大的官儿，他想了想。

过了好一阵，他才说道：“胡耀邦是我们的领袖吧。”事实上，胡耀邦一直未能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尽管他在1981年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1987年，他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两年之后，他的逝世引发了学生的抗议活动。那些事件在当时也许震惊过全世界，可在马家地界上没有任何意义。

马玉发对时间问题尤其清醒。屋子里的墙壁上挂着三副挂历，其中两副有撕掉的纸页，显示着正确的日期。已经用过的那些纸页没有扔掉，他把那些小小的四方纸片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只盘子上。他还有一只闹钟，秒针走动的时候发出滴答的响声。我在炕上坐的时间越长，那只闹钟的滴答声就越让我感到不安。于是，我为那杯茶向他表示感谢，走出了屋子。外面，群山依旧静默无言——抬头看着辽阔无垠的天空，我心中感到无比的释然。

回到住所，从窗边的书桌看出去，我的视线越过山谷，看着那顺山坡往西伸展过去的万里长城。那也是我的归隐之地——只要我感觉想要逃避城市、逃避写作的时候，就会去那里。我喜欢聆听小村子里面的各种声音，村子如此静谧，每一种声音听起来都是那么清晰，那么独特。风吹得我房子外面的核桃树叶沙沙作响，偶尔还会传来驴子的嘶叫声。一天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村子里的大喇叭会定时响起。里面会播送一些本村的通知事项、县里的新闻、全国的大事，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糅杂在一起，党的话语在深深的沟谷里回荡着。小贩的卡车一到，我就会听见村民们聚集在小路尽头的临时集市上，叽叽喳喳地谈论着什么。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声音了，连孩子们玩耍的声音也很难听到。

上村只有一个孩子。我的住屋四周总共有十五栋房子，不过有孩子的家庭基本上都搬走了。只有魏子淇和他的妻子曹春梅（音译）抚养了一个小男孩，名叫魏嘉。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年纪最小，只有五岁——他的体重只有二十七斤，他的妈妈常常为他的身体焦躁不已，因为他太挑食了。不过，他这样瘦削的个子力气却很大，是我在城市的孩子身上很少见到的。从四岁开始，魏嘉就在村子里无拘无束地到处闲逛，连山上的小路也很熟悉。他的平衡性极好，还能无休止地打闹，好像从不感到疲倦似的。他从来没有哭过。好像是一个九岁小男孩的坚毅与机敏被挤进了一个三岁小男孩的身体里。所以，我总也无法抑制自己，要跟他追逐打闹一番，或者把他抛到空中又接住。他管我叫“魔鬼”——有一段时间，他的爸爸妈妈总要提醒他用恰当的称呼，表示对大人的尊敬。于是，我就成了他的“魔鬼叔叔”。

魏嘉经常到我的房子里来，如果我正在写作，我会叫他一个人安静地玩，不要打搅魔鬼叔叔。作为村子里唯一的孩子，他已经学会了自娱自乐。有时候，我连续写上一个小时，都忘了他还在我的屋子里。他没有玩具，于是，他会对周围碰巧找到的任何东西现编台词说上几句：一把生了锈的耙子，一只打破的盘子等。有一次，他在我那碾晒庄稼的坝子上独自玩了一个上午，把那辆旧了的独轮车翻出来，又找来几个空啤酒瓶子，假装在那儿驾驶小贩卡车。眯眯和我带着朋友来到村子里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些玩具当作礼物送给魏嘉。“简直是浪费，”有一次，他爸爸这样说道，“他只会往坏了整。”那是实话——小男孩对真正的玩具显得很生疏，无一例外都把它们整坏了。每当他得到一件玩具时，他会站在上面拼命踩，或者把某个部件使劲扭动，直到“啪”的一声坏掉。玩具被整坏之后，他好像一点也不着急：对魏嘉来说，玩具就是一种不具有持久性的资源。如果运气好，碰巧得到一件玩具，那就应该趁早享用。

小男孩的脸滚圆滚圆的。他有一头黝黑的短发，一双细小的眼睛，一笑起来就会熠熠生辉。他那两只耳朵长得很奇妙——这也是中国小男孩身上最招人喜爱的特点，他们的双耳向外伸出，使他们具有了一直受到惊扰的表情。魏嘉的父母亲的长相都说不上好看，但这个小孩子却长得很帅。有时候，如果我想要惹一惹眯眯，我就会把他拿来夸奖一番。

“魏嘉长得太好看了，”我会这么说。

“很丑啊，”他的妈妈会马上接过话头。

“他很聪明啊。”

“很笨，”她说，“一点都不聪明。”

“算了吧，”听到这里，眯眯会用英语这样说道，不过，我还是继续夸奖他：“小孩真乖！”

“一点都不乖。”

在乡下，做父母的有个习惯，就是尽量不替孩子说奉承话。因此，他妈妈的那种反应几乎是不由自主的——就像用橡皮槌敲击膝盖那样。她不想宠着小孩，不过，也有点出于中国人的迷信心理，那就是“满招损”。我唯一听到魏嘉的父母给他的夸奖是一个形容词：老实。字典上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是“诚实”，不过要准确地翻译出来却并不容易。这个词有“听话”的意思，也有乡下人特有的懂得礼数。“魏嘉很老实，”他的爸爸妈妈会这样说，那就是他们非常近乎于表扬的话语了。

2002年秋天，小男孩该上幼儿园了。他要去读书的学校远在三十公里之外，那也是他妈妈从小长大的小村庄。只有到了周末，他才能回家。在中国的农村，因为交通不便，很小的小孩子在学校寄宿的现象比较普遍。魏嘉要去上学的头一天，我和眯眯从北京赶了过来，这样第二天我们才能够开车把他送到学校去。那天晚上，我们跟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吃晚饭。“感到激动吗？”我问他。

魏嘉正在吃饭，头都没有抬起来。

“回答魔鬼叔叔的话，”他的妈妈严厉地说。一般而言，这个小男孩比较健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没几个人听得懂。但今天晚上，他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那里，盯着面前的饭碗。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那个小村子。

“没事儿，”我说，“他不想回答就算了。”

我们吃完了饭，魏嘉的父母开始给他收拾上学要穿的新衣服，还有新书包。他默默地上了床。那晚，他对于开学的事情一个字也不愿意提起。

据大家所知，这个小孩是魏家在三岔生活的第六代。在上村，基本上所有的男性居民都姓魏，而且这些姓魏的人之间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亲缘关系。而女人们的姓氏则是各式各样的——姓曹的、姓李的、姓赵的、姓韩的、姓袁的——而且多数在北京附近的其他村子里长大。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这是一种传统：男人继承一个家庭传下来的土地，女人则娶自外村。

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个村子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在过去，多数居民都是文盲。因此，在三岔村很少有什么历史资料留下来。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位于村子之上三百多米高的地方，那儿的一段长城上，镶嵌有一块刻着文字的石板。在靠近三岔的三段长城中，这一段最为雄伟壮观，也是当地唯一的一段用砖块和凿石砌成的长城。原来，很多段砖砌的防御工事上都可以找到刻有文字的石板，可绝大多数要么被拆掉，要么被毁掉。时至今日，北京地区的长城上，这样的石板仅存不到二十块。三岔村上面的这块石板之所以保存下来，纯粹是因为偏远的缘故——从村子到那个地方，得辛辛苦苦地走上两个小时的路程。石板上的文字记载表明，公元1615年，两千四百名士兵修筑的这段长城刚好是五十八丈零五寸长。这块石板反映了明朝官方记录的精确性，因为“寸”是一种很小的计量单位，只有三厘米多点。换算成英制的话，1615年的这项建筑工程长达六百三十六英尺，满打满算需要三个月的工期才能完成。修墙的士兵则来自东部的山东省。

有些村民相信，他们便是这些士兵们的后裔。另外的人则跟我讲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清朝初年，发生了一起刺杀皇帝未遂的阴谋，一班遭到追捕的人马逃到了大山里面。他们在这附近的三个岔口之一安顿了下来，建立起了村落，后来便形成了三岔村。不过，还有一个故事，跟一个姓闫的皇后有关。因为渴望乡下美景，闫皇后坐着轿子从紫禁城一路往北。走到这儿的大山跟前，闫皇后对这趟旅程十分满意，便把这片土地赏给了抬轿子的人。为了纪念她，轿夫们全部改姓了颜。直至今天，下村还有很多闫姓人家。

所有这些故事听起来既熟悉又让人生疑——跟村民们喜欢观看的历史肥皂剧有着惊人的共同点。这些肥皂剧以宫廷轶事和详尽的情节展现最为擅长，它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农民们学习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尽管我很怀疑这个地方是否真有未遂刺客或者轿夫来此居住过，但三岔的村民们还是非常自然地把类似的故事传说跟自己的村子挂起钩来。三岔村也不可能是修建长城的士兵建立的。在明朝，士兵们在完成建筑之后，一般都要回到自己的老家。

关于家族起源，魏子淇另有一套理论，听起来更为合理些。他之前听说过，他的先祖们是在19世纪晚期因为饥荒从山西省的黄土高原那边逃过来的。不过，他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而且，他没有看见过魏家的家谱——也就是中国人用来记录谱系的那种本子。有些类似的历史文献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很多人在“文革”期间都把这样的本子藏了起来，因为那场政治运动针对的就是这种封建遗存。在三岔，魏家的家谱躲过了那场浩劫，可它在改革开放年代竟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命运：落入了搅屎棍之手。

“他不拿给任何人看，”魏子淇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把它放在哪儿了。他把它藏起来了。”

我问他，那个人打算拿那本家谱怎么办。

“什么也不干，”魏子淇说，“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反正他就是不让别人看。”

魏子淇本人的家族史现在仅停留在先祖曾经签过字的几张破旧地契上。不过，这些文书早已没有了法律约束力。对魏子淇来说，这些契约只是令他有些好奇而已。他很少谈起他的先祖，乃至他的父母亲。跟大多数村民一样，他对历史不怎么在意。他告诉我，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三岔村没有一个人对明代废墟哪怕有一点点兴趣。当地人甚至都不把它称作长城——那个时候，他们把它叫作“边墙”，边界上的墙嘛，这个词语在明朝时期倒是十分常用。魏子淇跟别的孩子一道，在为边墙烧砖的砖窑废墟里玩耍。孩子们时不时会找到一些完好无损的砖块或者其他文物，可村子后来扩大了，人们便在砖窑之上修建了房子。20世纪70年代，三岔的村民们拆毁了耸立在村中一条大道上的一道城门。他们把那些大石块用来修了地基，或者修建道路。现在，大家对当时的破坏行为感到有些后悔，因为他们相信，这道城门也许会吸引来游客。

跟城里人一样，他们现在也把它称作长城了。偶尔，他们还会跑到那些废墟上周游一番。如果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他们会把它取回来放到家里。几年下来，魏子淇收集到了两具明代信号炮。那只是两个极其简陋的石雕炮管，一头有开口，跟一个大花盆的大小差不多。在它的底部有一个凹孔，用来点引信。在过去，士兵们往里面填上火药，点燃引信，通过发声来传递信号。我在村子里居住的时候，从没有看见过魏子淇对那几件有四百年历史的文物有过什么特别的兴趣，而且就把那些玩意儿摆放在一个积满灰尘的架子上。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愿不愿意把其中一具信号炮带回美国去。在他看来，没有必要为历史探索而历史探索——他的本能意识总是要朝前看。他喜欢研究法律，是因为法律有实用价值，他收集那些信息资料也是这个道理。他之所以为长城画下了一幅幅地图，是因为觉得，肯定有一种法子能让他从长城的旅游中赚钱。

全村唯一纪念过去的时间是一年一度的清明扫墓节。这个节日的意思是“清新明朗”，全中国上下都会在四月份的第一周内过这个节。在西南部的四川省，我曾经生活过两年时间，在那儿清明节也是一个家庭节日——整个家族去祖墓，供上祭品，然后一家人共同享用一顿既耗时又吵闹的野餐。不过，在三岔村，只有男人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要在天明之前出发，肩上扛着铲子，爬上村后那陡峭的山坡。山腰有一块种着玉米的平地，平地的后面便是魏氏家族的墓地。这块墓地由一个个简陋的土堆构成，高约九十公分，没有文字标记。土堆呈整整齐齐的队形排列，一列土堆就是一代人。总共有四排——一百年来，这里的山坡上埋葬着魏家四代人。

我来三岔的第一年遇上的那个清明节，杏子树刚刚鲜花盛开，山坡上铺洒了一片白白的花瓣，宛如春天里的一场暴雪。早上6点30分，所有的男人都到齐了：魏子淇、搅屎棍、党支部书记的丈夫，以及住在下面山谷里的几个堂兄弟们。眯眯也跟着来了，因为她是外国人，关于女人的常用规则对她不起作用。没有小孩子——魏嘉太小，也就没有参加。有几个人是从城里面赶过来的，其中有个老年人名叫魏名和（音译），在几年前搬到了怀柔县城居住。他用铲子在父母的坟头上填了点土，然后在土堆前倒上了一杯包谷酒。“这个土堆代表的是一座房子，”他解释道，“我们这里有个传统，大家必须在太阳出来以前赶到这里。如果你在太阳出来前在坟头上填土，那就意味着，死者住的是瓦房。如果在太阳出来之前你还没有来得及填土，那他们就只得住草房了。”

每个人都开始为自己的直系亲属扫起墓来：父母、祖父母、伯伯叔叔们。有时候，他们会留下一些很特别的贡品，比如说，死者生前喜爱的一小瓶酒或者几包烟。接着，他们便顺着不同辈分的坟墓往前移动，仔细地拔去杂草，用铲子填上一点泥土。当他们走完一列回过头来的时候，已经对那些墓主人的身份拿不太准了。魏子淇觉得，其中一个土堆里埋葬着他的曾祖父，不过他吃不太准——里边也可能埋葬着他的另一个叔伯。走到最后几排，扫墓工作成了一项集体活儿：每个人都为每个土堆填了一点泥土，谁也不知道谁埋葬在哪里。到最后一列，还剩下一个土堆。我问魏子淇，那里埋的是什么人。

“老祖宗，”他说，“反正是个先人。”对这位最初的居民已经没有称谓，因为相关的细节随着家谱消失而找不到了。

那天下午，眯眯和我开着车把魏名和送到了他的家里。那位老人说，他现在已经很少回三岔了。他住在怀柔县城，也就是通往北京的公路边上的一溜砖墙房子。农民们搬到城里之后，常常住在这样的地方：几十栋一模一样的房子——修建得简陋，规划得糟糕——一列列地耸立在那里，只会让人想起工厂的厂房来。不过，我记住了魏名和说的话，要在日出之前填土——那是瓦房和草房的区别。先祖是抽象的，今天的抉择却是实际的，而那位老人已经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关于怀柔，他说过一件事，那就是他终于用上了很好的供暖系统。

上学的第一天，魏嘉穿上了新的卡其裤子和红色的T恤衫。那身新衣服看上去有点紧，有点古怪——整整一个夏天，这小男孩都在村子里玩，只穿了一件脏兮兮的套头衫和一条短裤。作为开学礼物，我给他买了一个米老鼠背包，他的妈妈在里面放上了一个刚买来的铅笔盒。盒里只有一支铅笔，也是刚削好的。

小男孩依旧不太说话，只是静静地上了路。为了这个周末，眯眯找她父母借来了大众桑塔纳轿车，于是我们都上了车。我坐在前排，魏嘉则坐在我的膝盖上。他的爸爸妈妈上了后面的座位。坐在他们中间的，是傻子。

有一次，我问曹春梅，傻子的真名是什么，她甚至都不知道。傻子是魏子淇的大哥，生于1948年——是共产党执政的前一年，也是中国北方内战正酣的一年。那是个艰苦的岁月，也许是贫穷导致了傻子的弱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缺碘：如果孕妇不能摄入足量的碘，那她生下智力缺陷小孩的可能性就极大。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以保证农村地区广泛使用碘盐，类似的出生缺陷已经十分罕见了。不过，上一辈人中还是有一些智障人群，让人想起中国曾经经历过的贫困，而且我在驾车穿越中国的路上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很多村庄都有那么一两个人存在智力上的缺陷，当地人普遍把这样的人称作“傻子”。

在三岔，傻子跟魏家人住在一起，魏家人保证他穿得暖吃得饱。他们只让他干一些非常简单的杂务：扫扫地、剥一剥核桃、到山路上去捡拾引火柴等等。但他没办法收割庄稼，也不能自己做饭。他既是个聋子，又是个哑巴。每当他想跟人交流的时候，就会扭曲着脸，脸上带着一种表情，仿佛他说话的能力在前一刻刚刚失去，而他正在全力挽留这种能力。不过，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说过话。村民们对他扭曲的脸视而不见，而且也不用称呼大人的常用称谓来称呼他，比如，“叔叔”、“大哥”、“兄弟”等。在他们看来，他纯粹就是个傻子。尽管大家把他照料得很好，但却从来没有拿他当一个成年人来对待。魏嘉是唯一对他有点兴趣的人——他太小了，还不懂得他的叔叔是个智力障碍者。有时候，小男孩会和傻子一起玩，这时候，傻子的脸上洋溢着欢乐。我和眯眯经常跟他说话，跟他用眼神进行交流。可是，村民们很快就告诉我们，那样做没有任何意思。“他弄不懂你们在说什么，”魏子淇经常这样跟我说。

上学路上的第一天，傻子跟我们一起来了，我感到很惊讶。我问魏子淇，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事儿，”他说，“我们只是去政府办公室办点小事儿。”

我们的车开出了村子，魏嘉向前靠着，两只手都放在了仪表板上。小男孩对汽车很有新奇感——他很少看见轿车，坐车更是难得的待遇。不过，这也是件很被动的事情：每当转弯的时候，我都感觉得到，魏嘉朝着挡风玻璃的方向挣脱着，他想看看弯道上到底有什么东西。爬山的时候，他朝前倾着；刹车的时候，他向后仰着。他真该坐在后座上——我知道，把他那样放在我膝盖上是不对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人使用儿童座位，而如果把他用安全带捆绑在坐椅上，又可能损伤他的心脏。于是，我紧紧地抱着他，而眯眯把车开得极为小心，载着我们六个人朝着山下的怀沙河峡谷驶去。

已经开始采摘核桃了，一路上都是往地里赶的农民们。我们从几个农民身边驶过，他们拿着小棍子，约三米长，非常直。有人骑着自行车走在前往果园的路上，棍子平放在把手上，颇像格斗中的武士。他们用那样的棍子把核桃从树上打下来，路上满是核桃的外壳。那些核桃外壳在我们的车轮下一一破碎——我的又一次开着汽车忙收获。

在山谷里，我们看见了成群结队的孩子，他们穿着新衣服，正徒步朝着沟底走去。“看，他们也有书包哦，”曹春梅对魏嘉说，“跟你一样，他们也是去上学的。”

我们从一个农民身边开了过去，他的背上背着杀虫用的喷雾器。“他也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我说道。

“那不是书包，”魏嘉立刻纠正道。那是我们离开村子以来，他说的第一句话。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撑着仪表板。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闻到了一股杀虫剂的气味，车子里飘荡着一股浓浓的甜味，不过很快就消失了。

到了渤海镇之后，魏子淇让眯眯把车停在镇政府办公室门口。眯眯把车开到了车道上之后，魏子淇才做了解释，为什么傻子跟我们一起来了。

“我们照料他，政府应该每个月付钱的，”魏子淇说，“那是有法律规定的。我问过三岔村的党支部书记，但她帮不了忙。因此，我们只有自己来这里了。我现在就要他们拿钱，如果他们不给，我就把傻子留在这里，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这是他们的责任嘛。”

“你要把他扔在镇政府的办公室？”眯眯问道。

“是的，”魏子淇回答说，“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眯眯又问，每个月有多少钱。

“至少五十元，”魏子淇说。那点钱相当于六美元。

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魏子淇已经把他的哥哥弄下车去了。他带着他哥哥穿过了院子，那里竖立着一幅巨大的雕塑。那是由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以及环绕着它的一条扭曲的带子构成，这样的形状跟中国各地的公共场所艺术品一样，十分抽象难懂。在三岔周围，每一个场镇都竖立着这样的雕塑，上面写着些标语，意在唤起大家对现代化和繁荣昌盛的意象。渤海镇挂着的标语是“世纪之星”。魏子淇领着他的哥哥走过那座扭曲的雕塑，进了大门。傻子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从早上上车开始，他就一直沉默寡言。

等待的过程中，魏嘉的手依旧撑着仪表板，显得很不耐烦。五分钟后，他的父亲出来了。只有他一个人。我们开着车继续往前走。

随着我们的车下到北京平原，沿途的庄稼种类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里种植的多是玉米和小麦，收获季节来得更早一些，核桃树的枝叶已经掉光。路边的村子规模更大了，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有公共汽车，有小轿车，还有小型货车，也有了商店。一下子，到处都出现了词句——在这些比较大的村子，政府在墙砖上涂上了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和口号。其中一条标语写道：“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利国利民。”一般来说，我看到的标语多具有强制性，可这里的却基本上只有鼓励。在三岔，人们懒得刷上这样的标语——而那正是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那个村子即将消亡。

事实上，如果有年轻人继续呆在三岔，他们也不一定只生一个孩子。一对夫妇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会允许再生一个小孩儿，但最多只能生两个。三岔村之所以有这项权利，是因为它非常偏僻，并且还因为大家有一种习惯上的愿望，需要有男丁帮着干农活儿。不过，如果你到北京平原的话，相隔不到十五六公里，这些规定就不同了，不管是哪种性别，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同地理位置和民族成分有很大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支撑它。在农村，我经常看见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事例。我在北方开车旅行进入甘肃省境内时，看见过一辆全新的依维柯厢式货车，侧面印着几个字：“计划生育服务车”。那辆车装配了警灯、大喇叭，以及天然气发电机。后门打开之后，可以看见一个水槽，两张病床。我跟那辆车的驾驶员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们开着这样的车进入偏僻的农村地区，就地开展外科手术。当我问及最寻常的服务项目有哪些时，他老实地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两个词语：“流产”和“结扎”。在那儿，家庭的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成分：汉族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城里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两个，乡下的蒙古族家庭可以生三个孩子。

在三岔，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可以生两个孩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外情况。因为魏子淇夫妇要照料傻子，所以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过魏子淇并不愿意多生，因为他觉得养两个孩子的花费很大。有这种愿望的中国人总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城市里更是如此，因为政府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措施让人们相信，如果只生一个孩子，日子会幸福很多。城里的中国人很少抱怨这样的规章制度，而且他们对那些想方设法多生孩子的农村人常常嗤之以鼻。不过，这项政策产生了一个大家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那就是明显的性别失衡。精确的统计数据很难得到，因为很多农村人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进行登记。不过，据最可靠的数据显示，男女性别比为一百一十八比一百。就连政府也承认，这的确是件麻烦事——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报告，到2020年，婚龄男性人口将比婚龄女性人口多出三千万。到那个时候，魏嘉就满二十三岁了。

对中国的医生来说，告知孕妇所怀胎儿的性别是违法的，但是贿赂之事十分常见。一次，我陪魏子淇夫妇应约去怀柔看医生，其中有一间超声波室。设备上面有一个大大的中英文标识语。英文句子胡乱拼写在一堆，不过意思是很明了的：

BOYORGIRL

LETITBE

（生女生男，顺其自然）

我们把车停在了行营小学的后门附近。一个老师跟我们打了招呼，领着我们进了学校。魏嘉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走进教室，在黑板边上停下脚步，突然大声说道：“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好！”

小男孩的父母想抓住他，可他挣开他们，跑出了教室。他大哭着，向着轿车跑了过去。“我要回家！”他吼叫道，“我要回家！我不想在这里上学！”

他的妈妈跟着跑了出去，我们几个人则留在教室里踱着步。我得承认，魏嘉说的有一定道理——那是我在北京看到过的最糟糕的学校环境。天花板上有个大窟窿，教室里十分肮脏，窗子上安着铁条。黑板上满是剥落的油漆，划痕累累。墙壁上，用泡沫剪成的几只动物图形便是唯一的装饰物。图形剪得如此仓促粗糙，竟至于很难辨认出具体的形状来：变形的大象、扭曲的猴子、惨不忍睹的老鼠等。

其他孩子已经来到了教室，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课桌后面，玩着拼装积木。一共有二十个孩子，可只有三个女孩。其中一个长得很乖巧，只有五岁，蓄着马尾辫，另一个则把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女孩儿个头很小，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没过多久，老师对我们说，那是个弱智。这个词也是用来表示智障人士的，书面意思是“智力很弱”。老师给我们那么介绍的时候，那女孩抬起头来——很显然，对于别人当着她的面说起那个词，已经习以为常了。

教室外面，魏嘉站在轿车旁的泥地里。他哭得更起劲了，任谁想把他拉回到教室里面来，都要挣扎一番。先是他妈妈跟他说了些什么，接着爸爸又过去跟他说了些什么。一般情况下，魏子淇对他的儿子是很严厉的，可他似乎对儿子这一次的恐惧心理很是同情。“大家都要上学，”魏子淇轻言细语地说道，“我上过学，你妈妈也上过学。眯眯阿姨上过学，魔鬼叔叔也上过学。”

魔鬼叔叔上过学的事实对小男孩起不到丝毫安抚作用。学校的坝子上，每天例行的升旗仪式开始了：大喇叭轰鸣着，奏响了国歌，少先队员们戴着红领巾走上了操场。魏嘉因为恐惧而皱着脸，他从来没在一个地方看到过这么多小孩儿。至此，他收住了哭声——无论谁想把他拉回来，他都朝着轿车那边挣扎。

花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才使小男孩平静下来。最终，他爸爸把他抱进了教室，妈妈把他安顿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了下来。其他孩子转过头来盯着他看——那个被叫作“弱智”的小女孩儿也转过头来，眼里充满着热情。魏嘉的胸膛依旧起伏着，他的脸上闪着泪珠。十分钟后，他又想冲到教室门外。不过，这一次我们几个人抓住了他。他又大哭起来，死劲地嘶叫了几声，然后就安静下来，显得也累了。他皱着额头——像一个老人那样皱着眉头，表示让步了。

我们尽可能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教室。我问魏子淇，厕所在什么地方。他让我出去的时候，就着学校坝子的围栏解决问题。我在杂草丛里撒尿的时候，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声音——说话声，笑闹声，背书声响成一片。回家的路上，没有了小男孩，没有了傻子，我们的车显得有些空荡。

那天，傻子两次从镇政府办公室跑了出来。第一次，他刚跑出大门，就被领导们抓了回来。第二次，他跑到了渤海镇上，领导们费了好些时间才追到他。

领导们给魏子淇打了电话，让他把他的哥哥接回去。魏子淇则提到了补助的事儿。双方都没有什么动作。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一辆轿车把傻子送到了大山里。他们把他扔在了离三岔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可他竟然找到了回家的路——一定有某种本能驱使着他朝山上走了回来。

我是后来从魏子淇嘴里知道这事儿的。他说，他的哥哥又累又惊，不过没有其他问题，政府也没有人虐待过他。魏子淇似乎对这一系列的事情十分满意：在他看来，他已经成功地向政府的干部们表明了态度，他是正儿八经的，不是闹着玩儿的。政府的领导干部们最终答应把他的申请转交给县政府，也就是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魏子淇相信，他拿到补助的机会是很大的。就他而言，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有时候，有些政府官员不大愿意承担责任，为了催促他们，你只得采取一些冒犯之举。

我对这件事情则感到有些内疚，尽管我说不清楚我还能够怎么办。而且，当事情开场之后，当时的我并没有完全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在中国，我常会有这种感觉。这个地方时不时地让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一时转不过弯来。有时候，这样的木讷会给我带来一些好处，特别因为我是作家，更是如此。数年来，我已经学会了要有耐心。此外，也许我比在美国的时候思维更开放一些。但即便如此，我的反应仍然较慢，有时候事情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还无法做出反应。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生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不管你的反应多么迅速，都找不到很好的解决之道。对此，大家常常会说：没办法。

我向来喜欢应对在中国生活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作为外国人，多少会有些孤独感，这对我也很有吸引力。村民们也接受了这一点——他们明白，我跟他们有所不同，很多时候我独自一人，他们也不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评头论足。他们只会在一些大问题上感到好奇：人们常常问我，美国几点钟了；他们感兴趣的，是某样东西在美国值多少钱。对于我要吃或不吃的东西，他们总是问得很详细。可他们从不打探我在写些什么，或者我的私生活。因此，我在三岔住得非常舒服。村民们总说眯眯是我的老婆，我也懒得去纠正那种说法。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去乡下找房子之前短暂地约会过，之后便在租来的房子里像朋友那样生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都开始跟别人约会，可又继续同住着那套房子。有时候，我们也会带着新结交的伙伴来到三岔。村民们本来不应该那么毫不介意的——那就是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之间的距离。

傻子事件的一个星期后，我去三岔住了几天。傻子似乎一直在等着我：他站在那条路的尽头，对我咧着嘴大笑，算是跟我打了招呼，然后指了指我停着的那辆轿车。我从来没有看见他那么活跃过，他嘴里不住地嘟囔着什么，对着那辆车比划着。我明白，他是在讲述我们一起坐车下山的那件事。“我懂，”我对他说，“我记得。”我想跟他道个歉，希望能够让他知道，当初等我弄明白的时候，为时已晚了——没办法。不过，我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向他表达我的歉意。傻子还在那里大大地比划着他的手势，他再次见到我，似乎十分激动。

十月国庆节，魏嘉迎来了第一个假期。中国所有的学校放假一周，小男孩也回到了村子。据他的老师报告，他对课堂仍然不太适应。用老师的话来说，他的“眼神很野，而且一直喜欢打打闹闹”。一开始，他的父母没太在意，可后来却在他的背部发现了一些青紫色的瘀斑。

村子里的人们开始收割庄稼了，魏子淇收割的庄稼加在一起有五百多斤重。他把收回来的玉米堆在屋子边上，魏嘉每天上午都要在这一堆黄色的玉米上面爬上爬下地玩儿。后来，他的母亲在他腿上发现了更多的瘀斑——青紫色的斑痕布满了他双腿的每一寸皮肤，已经开始发炎。魏嘉说他自己感觉没事，可他的脸色却开始显得没有血色。我和眯眯开着她家的车去了村子，我提出要带魏子淇和他的儿子去怀柔的医院看一看。

那天正好是国庆五十三周年的下午。到怀柔的路上，一路空荡荡的，我们找到县城的一家大医院，把车停了下来。进了医院，一位护士给我们开了张处方签，我们便去抽血化验。抽血化验的地方让我想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地下酒吧：病人们把手伸进墙上凿出的一个空洞，在里面等着的，是一个连脸都看不见的技师，手里拿着一支针筒。一开始，魏嘉还有些抵触。但他的父亲严厉地吼了他一句：“老实点！”小男孩皱了皱眉头，但始终没有哭。然后，那位护士给了我们一份计算机打印的检验报告，说小孩子的血小板很低。我对那些技术术语听不大懂，而且又没有带词典。不过，我从护士的脸上看得出来，情况很严重。

“他的血小板数量只有一万七，”她说，“应该有十五万才对。”她建议我们马上去北京市里的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魏嘉是在市里面的一家医院出生的，这算得上是他第一次回到这座城市。通常，小男孩坐小车会显得很兴奋，沿途叽叽喳喳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今天显得很平静。一进入儿童医院，我立马意识到，来这个地方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到处都是哭闹的小孩子，父母则跟在调皮的小孩后面追逐着，这样的情景看起来令人心烦意乱。魏子淇似乎被那一切镇住了，他一走进医院，就在门厅那儿停下了脚步。一个城里人从后面撞上了他，然后一边走一边压低嗓子骂了一句（“滚开点！”）。魏子淇穿了一条黄布裤子，上身是一件草绿色的公安制式背心。在城市里，他这身迷彩装束好像还真有点管用。人们用胳膊肘推挤着他，把他完全挤到了边上。他于是向医院的员工求援，可那些人只挥挥手就把他给支开了。他还不如隐身吧——如果你一身农民打扮就进了城，情况多半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我只好抱起魏嘉，向着信息咨询窗口走了过去。服务人员听得十分专心，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当她看到这个小孩抱在一个老外手里，而不是一个农民手里，事情顿时便有了差异。那女人告诉我，该到什么地方查血。于是，我们交了费，跟在一群病人后面排队。血液检测站外面的墙壁上，有一副标语：

有你们的配合，我们的经验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你们的宝贝

等待的长队里有二十多个宝贝。每一个宝贝起码有两个大人陪同，个别的甚至有父母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大队人马陪伴着。在中国的城市里，小孩子变成了一种非常畸形的中心人物——孩子越小，大人们围着他转得越近，仿佛是一颗颗大行星围绕着一个小太阳在轨道上运转。可是这样的亲近关系丝毫不利于纪律的形成，等待抽血的大厅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呵斥和叫喊。宝贝们在大厅里相互追逐，时而钻进排着的队伍，时而钻出。到了抽血的时候，他们大喊大叫着，仿佛面对的是一场场血腥谋杀。我们在那里等了不到五分钟，就有一个宝贝直接呕吐到了地板上。还有一个小女孩，挣脱了围绕着她转动的那些大人们，溜进了检测区，对着那一堆堆试管捣鼓起来。“放下！”一个护士拍了拍她的小手，厉声喝道。

当时，魏嘉是等待大厅里穿着最差的小孩儿。他穿了一件脏兮兮的绿色运动衫，布鞋上脚趾头的部位穿了几个大洞，脖子上留着几道灰尘印迹。但他显得很平静——我对此十分感激。等排到长队的最前头时，他又皱了皱脸。他的父亲又说了一句——“老实点！”——查血这道程序就算结束了。

后来我才明白，只有傻瓜才会在节假日去儿童医院看医生。看病的医生们一心想着病人们赶紧走光——他看了看魏嘉的检查结果，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开好了处方，然后对我们说，孩子需要多休息。我们去取了药：一瓶维生素C片。回去的路上，我决定走一走新建的八达岭高速公路，那父子俩都显得紧张起来。“我们走的是高速公路，”魏子淇给孩子解释道。“你看，这条公路好宽哦——所以，那些车在上面开得很快。”小男孩睡着了，但我们到燕山的时候，他的父亲叫醒了他，他想让他的孩子好好地看看他经过的第一条隧道。回到三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曹春梅和眯眯拿着手电，站在公路的尽头处等着我们。眯眯告诉我，我们刚一走，小男孩的母亲就不住地担心孩子是不是得了白血病。魏子淇把医生说的那些话照着说了一遍，不停地安慰着她。然后，他们把孩子放到了床上。可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想着同一件事——白血病。

我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生病吃药问题多于常人。小时候，我因为哮喘和肺炎住过院。而且，很容易遭受外伤——我可以划入那种小孩儿之列，父母总是在给医生打电话，不是骨折就是受了重伤。个头是原因之一：我是班上最小的孩子之一。1974年，我年满五岁，但体重只有三十多斤——个头并不比魏嘉大多少。幼儿园的保育老师建议我留级一年，让个头长大一点。

魏子淇跟我差不多同龄：我生于1969年6月，比他大两个星期。有一次，我们谈起了各自的教育经历，对我们升学的年份做了一番比较。过了一会儿，他狡黠地打量着我：“你留过级？”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总比班上的同学大一岁，但谁也没有问过我这样的问题。1974年，我的父母把我那种情况叫作“被抑制了”，而且他们经常强调，我只是个头小，并不是脑子笨。可是，在中国的农村，并没有这样的委婉语。

“是的，”我告诉魏子淇。“我在幼儿园留过级。”

“我看，你肯定留过一个级，”他笑着说。他告诉我，他也留过一级——他读了两次五年级，主要也是因为个头偏小。

我长大成人之后，身体很好，但对医院的恐惧总是挥之不去。对我来说，带魏嘉去北京看病简直是一种折磨——那一切又勾起了我孩提时代的感受。小男孩做过血液检测之后的第二天上午，我离开村子回到在北京的家，好歹才算有了在字典上查询血小板的机会。跟那个词对应的英文单词是“platelet”，于是我到互联网上查了一下，搜寻所有跟淤斑和血小板偏低有关的儿科病症。一次又一次，同一个东西反复出现在屏幕上：白血病。惊恐之中，我给远在美国的三位医生朋友发去了电子邮件，把魏嘉的检查结果抄给了他们。电子邮件是那天深夜——以我在北京的时间来看——发出的。次日一大早，几个医生都给我做了回复：一封来自旧金山，另一封来自密苏里，还有一封来自新泽西。他们全都认为，不大可能是白血病。不过，朋友们都建议做一下活体检查。他们分别做出分析和猜测，小男孩罹患的可能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ITP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病症，经常发生在小孩儿身上。通常情况下，如果病人进行足够的休息，注意饮食，病情会在两个月内自行缓解。这种病转化成慢性的情况很少见，但是魏嘉的血小板低得可怕，一旦出血，就会导致无法凝血。尤其可怕的是，他可能面临脑出血的危险。“我可以给他开一些类固醇或者免疫球蛋白，”其中一个医生写道。我的朋友艾琳·卡万纳即将从新泽西的医科大学毕业，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最令我困惑的是，他们怎么不让他住院，把这个问题查证清楚。”

我把电话打到了三岔，接电话的是曹春梅。“他没事儿了，”她说，“他刚流了会儿鼻血，不过不严重。”

“你不要让他做任何粗活儿，”我吩咐道，“叫他不要到处乱跑。让他躺在床上休息，等我们看一看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事儿比较严重——一定要让他安安静静地躺着休息。”

我给眯眯打了电话，一起商量了几个方案。除了摩托车，村里的交通极其不便。眯眯可以用她家里的车，但我们想不出该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反正我不想再回到儿童医院去。正在商量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这会儿鼻血流个不停，”曹春梅这样说道。她把电话交给了她的丈夫。“只要他躺着就没事儿，”魏子淇说道，“可只要他一坐起来，鼻子又开始流血。”

“他应该去医院才行，”我说，“医生搞错了。让他躺着，我马上赶过来。”

我跑到眯眯住的地方，取来了车钥匙。她已经在开始打电话，寻找其他的医院了。我发动了桑塔纳轿车，一边往北开去，一边咒骂着北京的交通。如果运气好的话，不到两个小时我就能赶到那里。

曹春梅生长在砖石长城的另一边。她娘家的村子坐落在一条山谷里，情况比三岔村要好，家里也不像魏子淇家那么穷。不过，在她的童年时代，日子过得十分简单，她的学费是用鸡蛋抵消的——在那个年代，他们那地方很少用到钱。每到周末，她跟她的哥哥和姐姐一起远行八公里，去看望他们的外婆。他们一路上要翻过一个高高的山口，这个名叫箭口的山口是长城上最为险峻的地段。进入17世纪，明朝即将走到历史的终点，他们把那些修建雄伟的砖石防御体系的工程停了下来。不过，这样的历史对曹春梅这个小女孩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的眼里，长城不过是她童年生活里两个世界的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两边，分别是学校和老家。周日和周末，无数个日子里，她都要跨越这道风化成齑粉的砖石门槛。

读完初中后，曹春梅辍了学，进入附近的一家制衣厂，她姐姐先前早已进了这家工厂。制衣厂做的是军服：标准制式的衬衫和夹衣，就是农民们现在还在穿着的那种衣物。在流水线上曹春梅最开始做的是领子，后来又转做袖口，最后专钉纽扣。她仍旧跟父母住在一起，从家里到制衣厂骑自行车只有半小时的路程。她家比较殷实，可以把挣来的钱自己留着。后来，她回想起那些年的日子，竟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在生产线上跟曹春梅一起做工的，是一名来自三岔的年轻女子。一天，她问曹春梅有没有交男朋友，她说已经有了。不过，那女子就当作没听见。“你见一见我的叔叔吧。”她说道。那女子告诉曹春梅，她叔叔只比她大一点，还没有结婚。

“我决定去会一会，”数年之后，曹春梅这样回忆道，“那时候，我觉得原来的男朋友年龄太小了，跟我的老家又隔得很近。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反正我就不想跟离我家太近的人结婚。”

后来真相大白，那位同事就是搅屎棍的女儿。搅屎棍和魏子淇是远方堂亲——他们的曾曾祖父是同一个人——他的女儿替曹春梅和魏子淇安排了一次相亲会。在农村，对未来婚姻伴侣的评价是简单明了而且直截了当的，时间的流逝不一定会缓释他们一丁点的念旧情绪。十多年之后，曹春梅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次见面时她对对方的印象。“我觉得，他长得很矮，也很黑，”她说，“他那皮肤才叫黑哟！不过，当他开口说话时，我觉得很好玩。他很幽默。说起话来，跟很多人都不一样。这个人很有趣，说话也很得体。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

八个月后，也就是1993年的元旦，两个人便结婚了。他们在一个叫庙城的小镇上的一家餐馆里举行了婚礼。婚礼差不多过去了十五年，曹春梅已经想不起那家餐馆的名字，点了些什么菜，来了些什么客人——这样的细节在美国女人的记忆里随时随地铭刻着。不过，曹春梅对跟钱有关的细节却记得不差分毫。那次婚宴花费了六百九十元——相当于八十五美元。人们送的都是现金，这是中国婚礼的传统做法。夫妇俩收到的最大单笔礼金是一百元。婚礼后，夫妇俩净剩一千三百元。曹春梅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起那些数字颇有专业会计的口吻。

婚后，年轻的夫妻俩在怀柔居住了两年时间，曹春梅在那儿找了份炊事员的活儿。可在这座城市里，她从来没有觉得舒心过。“人太多了，”有一次她对我这样说道，“这让我觉得有些紧张。在农村，如果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很容易就去了。乡下很安静，一点都不吵闹。干完了活，你可以安安静静地松弛一下，或者还可以去散散步。”

对城市生活，魏子淇的看法颇为相似。曹春梅怀孕之后，他们搬回了三岔。回来之后，他们跟魏子淇的父母一起居住。那个时候，他父母的房子还是泥土地板，墙壁是用掺和了高粱秆的泥浆糊成的。这样的居住环境跟曹春梅曾经熟悉的生活环境差得很远，不过，倒没怎么让她感到烦心。她喜欢乡下的宁静，一开始，她对于居住在这虽然贫穷但很宁静的环境里还觉得有些幸福。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于三岔的想法逐渐地改变了。1997年，她生下了魏嘉。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的公公和婆婆相继去世。曹春梅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交上了朋友，她们多数也是从外村嫁进来的。慢慢地，她听到了一些传闻。起先，这些传闻很难令人相信——那尽是些只能悄悄耳语的逸闻趣事。她得知，当地一位女子跟她丈夫的一个亲戚有着十年之久的绯闻，他们甚至还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大家都假装那就是她丈夫的孩子。还有一个女人，为三个不同的男人各生了一个孩子。她是通过外出打工的方式生下这些孩子的——通常情况下，这是逃避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好法子。每隔一段时间，这个女人就要换一个城市重新找工作，她无一例外都要在新的地方找个新的伴侣，给他生一个孩子。而她自己合法的丈夫依旧留在村子里，跟邻居的老婆一直持续着婚外关系。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之一：只要邻居一下地干活，这个男人就会偷偷地溜进他的家里。

“在三岔，这样的事情很多，”在我们认识很久之后，曹春梅有一次跟我这样说道。她说，村子里有很多婚外情现象，甚至还有关于乱伦的传闻。“这跟当地的环境有关，”她说，“不过，大家开始越来越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地方实在太偏僻了。在我们村子里，这样的事情就不大发生。不过，我们那村子有两百多家人，而这里呢，根本没有几家。”

“刚嫁到这里的时候，”她继续说道，“我觉得什么都好，这也是一个很平常的地方。可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开始听到这些婚外情的传闻，还有人们做的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魏子淇从来不跟我讲这些。这里的很多人跟他是一个姓，他肯定不能明目张胆地说这事儿。”她告诉我，婚外情有时候会引发暴力冲突。而这个时候，妇女往往会成为施暴的对象。“有时候，男人会把自己的老婆揍一顿，”她说，“可是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两个男人打上一架。”

来到三岔的头十年，曹春梅一直没有去看过村子上头那条长城。在她看来，那样的废墟只属于童年时代，也就是曾经去她外婆家的时代。在她的新家里，她不觉得艰难跋涉两个小时具有多大的意义。她的身材很魁梧，圆脸，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她才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了。现在，她把头发染成了黑色，可发根依旧是白色的。她的左眼是蓝色的，而右眼则是褐色的。有时候她会短暂地露出温柔的微笑，跟魏嘉在一起仿佛是她最幸福的时刻。不过，在这女人颜色不一的眼神后面，似乎有一丝天生的忧郁。她曾经看着这乡村的宁静景象像海市蜃楼一样慢慢地消失掉，而她也很清楚，要把这村里最后一个小孩拉扯大，绝非易事。

我把车停在了那条公路的尽头。在魏家的屋子里，小男孩正在炕上躺着。他的脸色很苍白，鼻子周围的血已经干成了黑色的斑块。当我摸着他前额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又麻烦你跑到这儿来，”曹春梅说。

“没事儿，”我说。我摸了摸孩子的眉心——他正在发烧。他的双眼流露出害怕的神色，但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你要不要吃点午饭？”曹春梅礼节性地问道。

“我已经吃过了，”我说，“我们现在就走吧。”

他们觉得，在魏嘉找到医院住下来之前，曹春梅应该留在家里。她替孩子准备了一些换洗的衣物，在那只米老鼠背包里放了一卷卫生纸。魏子淇抱着孩子走下山坡，坐进了轿车的后座。小男孩躺在那里，把头枕在他爸爸的大腿上。

从村子里出来这条路十分陡峭，弯度又很急，我把车开得很慢，才不至于颠簸得太厉害。十分钟之后，魏嘉说他觉得想吐，我便把车停了下来。他干呕了几声，两道血便从鼻孔里流了出来，魏子淇用卫生纸给他擦了擦。在阳光下，小男孩的脸色更显苍白了。一分钟之后，我们继续上路。

在中国的北方，秋天是最美好的季节。那天的天气也很好，天空清澈纯明。农民们在收割他们一年中最后的一季庄稼——大豆。只见他们手拿短柄镰刀，在地里站成一排，弯着腰，低着头，一个个活像正在忏悔的僧侣。农民们就在公路的边上将那些堆得像小山的庄稼进行脱粒。我们在那粗糙的山路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上了八达岭高速公路。我一边全力观察着乡下的景色，一边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车爬出了怀沙河谷，穿出隧道过了一个山口，下到了九渡河。河道里面的色彩把我的视线吸引了过去——一段段橙色的桥栏杆、一处处蓝黑色的回水沱、两岸那一棵棵白皮的杨树。到了黑山寨，我们只好再次把车停下来，小男孩又呕吐了，他的鼻子一直在流血。他父亲又撕下一些卫生纸，塞进他的鼻孔里，想堵住那流淌的鼻血。

前面的路又是上坡，蜿蜒穿过一片片核桃林。接着，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山口前。过了这个山口，一路下到谷底，那里埋葬着明代的帝王们。这些明代的帝王陵墓散落在平原上，全都朝向南面，金色的琉璃瓦顶在十月的阳光里闪着耀眼的光芒。我们开着车从宣德皇帝——也就是第五代明朝皇帝——的墓前驶过。传说这位皇帝曾用他自己的弓箭亲手射杀了三个蒙古人。然后，我们又经过了他祖父——永乐皇帝——的陵墓，这位帝王于1421年将北京定为首都。刚过了这座陵墓，魏子淇又叫我把车停一下。

魏嘉嘟囔着，说他要上茅房。他的父亲替他把裤子拉了下来，然后他使劲地腹泻了一通。至此，他的脸色更加惨白，眼睛里毫无表情。我们下了高速公路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继续走吧，”我说道。

“等他再拉一会儿，”魏子淇说道。

停车的地点是在一条壕沟边上，旁边是一个刚刚采摘了果实的苹果园。公路上，一辆辆前去参观明陵的旅游巴士呼啸而过。我在想有没有乘客会瞥见这一幕：一辆轿车停在路边，闪着灯；一位父亲蹲在壕沟里，抱着他的孩子在拉稀。丰收的果园里，果子已经收得一干二净，光秃秃的树枝在秋日的阳光里摇曳着。

眯眯已经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儿童病房替魏嘉安排到了一个床位，大家认为这里的血液专家很不错。我们为孩子挂了号，他躺到病床上的时候，脸上似乎恢复了一点血色。不过，他这会儿十分惊惧，以至于任何穿白大褂的人靠近他，都要引来他的一番抗争。当他们试着给他做血液检查的时候，他咬了其中的一位护士，把另一位护士打了一下。我和他父亲把他按在床上，他们才给他做完了血液检查。等他平静下来之后，一位护士说，需要对他进行仔细观察，看他的血小板是否有所增加。然后她问，今晚谁留下来陪孩子。

“我，”魏子淇说。

“你不行！”那护士语气强硬地说道，“只有女同志才可以在医院过夜。”

“他妈妈明天才能赶过来，”魏子淇说，“我陪他一个晚上都不行吗？”

“绝对不行！只有女同志才行！”

“你看，他们家离这里有两个小时的路程，”眯眯说，“很抱歉，可这里唯一的家人就只有他的爸爸！”

那位护士是个身材魁梧的女子，五十多岁，在魏嘉的病床前纹丝不动。她不住地重复着那几个字——只有女同志！她越是这么说，那几个字听起来就越陌生，因为几乎都没有人再用那些老掉牙的共产主义词汇了。小男孩的脸上出现痛苦的神情，他又开始哭喊起来：“我不要一个人呆在这里！我不要一个人呆在这里！”

“不要担心，你不会一个人呆在这里的，”眯眯对他说，我则跟那位护士说：“我们可不可以到外面去讨论这件事儿？”

我并不想发火，因为中国的医院有区别对待乡下病人的臭名声。以尽可能平和的语气，我向那位护士说明了当时的情形，眯眯也向她求情，希望通融一下。然而，她还是固执己见——中国官僚制度下的人常常是那个样子，如果遇上的是中年人，则更是如此。这一批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读了点书，长大之后，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单位里过日子。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些人被遗忘在一边，他们缺乏年轻人普遍具有的那种灵活性和实用主义。由于这家医院的这位护士拒绝让步，我只好决定开车回到村子里把曹春梅接过来。

“你最好在十点钟之前赶回来，”那位护士说，“如果过了十点钟，我们是不会让她进来的哟。晚上我们是要锁门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制度！”

我给曹春梅打了电话，让她找一辆摩托车把她送到山下来，这样就能节省一些时间。可是，她在半小时后给我回电说，只有一个邻居有摩托车，而他今晚上已经醉得开不了摩托车了。等我把车开到那条土路的尽头时，天已经黑了。曹春梅早就收拾好了要带到医院的包裹，正站在那里等着我。包裹里有几瓶当地的泉水——三岔村的多数村民都以为，他们那里的水比你在城里买的什么水喝着都健康。

“太麻烦你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急匆匆地上了轿车。

“没事儿，”我说，“你需要的东西都带上了吗？”

“我没事儿，”她说，“你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我说。实际上，从早上到现在，我一顿饭也没有吃过。不过，在这礼节性的交谈中，这样的说法多少有些安慰性质。在中国的农村，不管情况多么紧张，某些性质的对话还是很管用的，而曹春梅的话的确让我心里面感觉平静了不少。在崇山峻岭中，我把车开得飞快，不时看着模糊的地标向后掠去。今天，我已经是第四次看见它们了：怀沙河谷、九渡河、黑山寨。在黑夜里，明代帝王陵寝的屋顶闪着鬼魅般的光芒。高速路上空荡荡的，当我们抵达医院的时候，比平时快了半个小时。魏嘉正熟睡着，我跟他的父母道晚安的时候，他也没有动弹一下。

那个星期的多数时间，魏嘉都在发烧。到第五天的时候，他的体温上升到了四十度，血小板则降到一万五。如果血小板数量再继续减少，颅内出血的危险性将很大。

我和眯眯每天都要去医院看望他们。到了晚上，我不断给我在美国的医生朋友们写信。他们告诉我，只要适度休息，再注意饮食，是可以稳定患儿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病情的。可是，我们对诊断结论拿不太准。在美国，像他这种情形的话，医生会给病人进行输血，可中国的医生还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我向他的父母建议，类似的办法只能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采用。中国的血液供应并不安全，献血者数量不足，用血体系主要靠人们有偿献血来支撑。魏嘉生病住院的时候，有专家做过估计，全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这一病症在北京南边的河南省尤为严重，因为那里存在着不卫生献血的状况。大城市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认识一个美籍华裔记者，她最近刚刚调查了北京的一个献血中心。当她一到那里，马上有人向她兜售假身份证，让她可以出卖血液。即便是那些管理较为完善的诊所，通常也把血液分析项目局限在抗体试验上。这样的检测方法跟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分子诊断法相比，价钱便宜，但可靠性差。

到第七天的时候，魏嘉开始牙龈出血。那天早上，医生给他做了个白血病骨髓测试，才终于觉得应该给他输血治疗。魏子淇给我打来电话，向我借八千块钱。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城镇居民主要靠单位支付医疗费用。而大多数农民只有完全靠自己，这也是他们把积蓄看得很紧的原因之一——农村人得随时准备为看病吃药这类突发事件花钱买单。因此，医院常常将农民们加以区别对待。医生们对于医疗欠费单总是十分谨慎，因此，他们一般会要求病人预交医疗费。到2009年，中央政府才着手建立全国性的医疗保健体系，但它覆盖的面有多大，尚不清楚。

魏嘉生病的时候，农村人只有依靠私人医疗保险。跟其他农民不一样，魏子淇夫妇给他们的儿子买了一份保险。那是魏嘉上幼儿园的时候要求购买的。魏子淇夫妇当初还比较精明，买了这份保险，用保险就可以支付大部分的治疗费用。但是，医院等不及保险公司报销这笔费用，他们要求支付现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家庭只能从亲戚朋友那里筹钱，而这常常需要几天的时间。

眯眯此时正准备前往欧洲出差，我只好一个人去了医院。魏嘉时睡时醒，他妈妈告诉我，医生刚刚给他服了药。嘴巴四周的血液已经凝结成块——他的牙龈依旧在渗血。由魏子淇陪着，我向值班的医生做了自我介绍。那位医生姓赵，她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医生以及三位护士。我问她，是不是非得输血。

“他是谁？”她厉声喝问魏子淇，“他来这里干什么？他为什么这样问我？”

“他是个作家，”魏子淇带着自豪的语气回答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刚刚介绍过了，”我立刻说道，“是我把小孩儿送到医院来的。我有几个简单的问题，看看我们该怎么办。”

“这不关他的事！”赵医生对魏子淇说道，“你才是孩子的家长，你才有责任。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关心这个孩子，”我说道，“从他生病以来，我一直在想办法帮助他们。我只是想让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

“结论早就已经做出了！”说完这句话，那女人扭头背对着我。我默默无语地站了一会儿。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更多一些耐心；一般而言，他们只要看见说汉语的外国人，就会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夸张的尊敬。通常，这样的敬重会给生活带来不少便利。因此，跟所有长住的外国人一样，我也学会了利用这种优势。不过，对于敬重的真正含义，我倒是从没抱过幻想。在那层敬重的深处，是一种局促不安：从内心深处来说，很多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人在外来者面前的表现还是感到有一丝耻辱的。赵医生没有把我当成是一个关心病孩的人；在她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个外国人，一个不信任她的专业能力的外国人。

此外，魏子淇相信我的判断，也很明显地让赵医生感到恼火。当这两点加在一起，这个城市女人最糟糕的天性显现了出来——从头到脚糟糕透顶：她在农民面前趾高气扬，在外国人面前则心神不定。我转过来问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我该跟谁说这件事儿呢？”可大家都对我视而不见。我把那个问题重复了一遍：还是沉默。一个护士低声说了个笑话，我没有听得明白，而另外几个人在那里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我感觉到我的脸在一点一点地变红，而这正是耐心快到被耗尽时的表现——小男孩此时就在隔壁房间遭罪，我可不想听他们的笑闹声。

“事情很简单，”我说道，“钱是我出的。在拿钱之前，我必须知道，为什么现在需要输血。如果你们不跟我说这事儿，我就不交钱。”

赵医生这才转过身来对着我，她的脸因为愤怒而紧绷着。“他需要注射免疫球蛋白，”她说，“如果不注射免疫球蛋白，就有大脑损伤的危险。他的口腔里已经开始出血了。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你懂个啥？”

“我正在尽我所能地搞懂啊，”我说，“如果你能说慢点，对我肯定有帮助。我之所以要过问，仅仅是因为我关心这个孩子。”

“如果你真是关心他的话，就应该让我们给他输血！”

“我问过其他医生，他们说可能没有必要输血，”我说，“他们跟我说，一般要等活体检查结果出来再看。”

“那要等多久呢？”那女人高声说道，“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嘛。也许要一个星期吧。我们不可能等那么久！”

“为什么不给他做个检查，看是不是病毒引发高烧呢？”

“我们知道，他的血小板很低！那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你们给他做肝炎病毒检查了吗？”

“他根本就没有肝炎！”

“你们查过了吗？他们跟我说，也有这种可能性。”

“没有必要查那个！肝炎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如果你们给他注射丙种球蛋白，那不是有血液传播疾病的风险吗？”

“当然有风险！”赵医生厉声说道，“血液可能携带艾滋病毒、肝炎病毒或者别的什么病毒！”

“他们不是要检查血液吗？”

“不可能完全检查得出来。”

“我觉得你们可以检查得出来，”我说道。

“相信我好了，检查不出来！”

在我看来，一个医生竟然说出这种屁话，简直令我作呕。不过，我还是换了一种方法：“血液从哪里来呢？”

“我怎么知道？”那女人现在几乎是在吼叫了，我和魏子淇只好退到了房间外面。我告诉他，血液的供应渠道才是我关心的主要问题，他平静地点了点头。我用手机给一个美国人打去了电话，她在北京的一家医药公司工作。她告诉我，她所在的公司遵循国际标准进行血液检验，她还答应帮我查一查，看能不能安排我购买一点丙种球蛋白。一会儿，她把电话回了过来。

“他们可以给你把东西送过来，”她说道，“费用是三千零六十九元一个单位。我觉得一个单位完全够一个五岁小孩使用了，只要他的个头不是太大就行。”

“他的个头很小，”我说道。

“那就行了，”她说，“他们会替你把货送过来。不过，你得让那家医院同意接受才行。”

严格来说，这个公司这样出售血液是一种非法行为。但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我深吸一口气，又回到了医生办公室。“如果我自己买来干净的血液，可以用吗？”我问道。

“在北京，根本就没有确保干净的血液，”那位医生说道。

“有，”我说，然后我就给她讲了那家公司的名字。“他们公司有干净的血液。”

“不可能，他们公司也没有，”她说，“没有办法查得出所有的病毒。”

“我肯定，他们能够检查得出艾滋病毒和肝炎病毒，”我说。

“不可能，”那医生说道，“根本检查不出来。”

“算了吧，”我说道，“检查不检查现在都不重要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从他们那里买来血液，你能输给小孩儿吗？”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把血卖给你！”

“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我说道，“他们同意卖给我。”

“我们不会接受的，”她说，“这样做是违反医院规定的。这算什么问题呢？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做呢？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告诉我你们的血液来自什么渠道，你也不跟我说你们的血液是否安全，”我说道，“所以，我只好自己找可靠的渠道。这就是我要问你的唯一原因。”

“北京根本就没有干净的血液，”她说道，“除了用我们的血液，你没有别的选择。风险是有一点，但他如果不注射丙种球蛋白风险更大。你们现在就得把这事定下来！”

我气得发抖，只好走出了办公室。我跟那位美国女士打了个电话，跟她解释了我所面临的情况。她说，我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我认识一些曾经在你们那家医院工作过的中国医生，”她说，“我可以让他们帮着查一查供血的渠道。很快就能够查到血液来自什么渠道，我们再看那个血液中心安全与否。随后我再给你打过来。”

我跟魏嘉的父母在他的病房里等待着。过去一周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非常平静：没有流泪，没有惊慌，没有提高过嗓门。乡下的生活已经教会了他们要坚强，也让他们了解了“没办法”这几个字的含义。在我跟那位医生争执的过程中，魏子淇站在我的身后一言不发。他早就表明过，他听从我的判断。他相信我那位未曾露面的美国医药朋友，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局促不安。在他看来，那是再符合逻辑不过的事情：他对这些问题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因此只有信任我这个关心他孩子健康的外国人。我自己的反应则不尽相同——我也非常外行，但当时严峻的形势迫使我想要对事情有所掌控。实际上，我所能够做的也就是尽可能得到一些信息，期待着据此作出正确的判断。到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等着一通电话。

魏嘉的病房里还住着另外两个小男孩。其中一个十二岁，患了心肌炎。另外一个只有八岁，肾脏出了毛病。病房的墙壁涂成了淡淡的粉红色，一只米老鼠挂钟就是唯一的饰物。墙上还拉了一根晾衣绳，那是陪同病孩的母亲们要用到的。

八岁的那个小男孩来自东北的吉林省，他的家长是专门带他来北京看病的。这已经是他在医院的第二次延期住院了，因为自六月份以来，医生们就对他采取了大量服用荷尔蒙的治疗方法。三个月以来，他的身体增重了百分之五十。孩子身上到处看起来都是浮肿的：他的肚子膨大，双腿像香肠，脸蛋圆得像月饼。他一直在不停地吃东西，他的妈妈则不停地说着他吃东西这件事儿。中国人喜欢谈论吃的东西，尤其是没有比食物和孩子更好的话题可以谈论。一周以来，几位母亲已经变成了朋友——中国人天生喜欢社交，只要你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会马上无休无止地闲聊起来，哪怕是在压力极为沉重的环境下。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手机，听他们闲聊着。

“他是服用激素后才开始发胖的，”那小男孩的母亲说道，“现在，他每时每刻都在吃东西，但就是不吃水果。”

“魏嘉也不吃水果，”曹春梅说。她坐在儿子睡觉的病床边上。

“水果、鸡蛋、牛奶——这些对他有好处的东西，他就是不吃，”肾病患儿的妈妈说道。

“魏嘉也是。”

“医生应该给他也来点激素治疗，”那女人说道，“他个子太小了。”

那个十二岁的男孩儿头戴耳机，听着CD。他正处在青春期，身材瘦削。一周以来，他都住在这间病房里，陪伴他的，是家长们以及他们那永无休止的闲聊。他把音量调大了一些。他的祖母也在场，那是来自河北乡下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太太。在所有的大人中间，她的话最多。此时，她开始向曹春梅提出一些建议。

“你首先应该关心的，是你小孩的身体，”那老太太说道，“只要他身体健康，就能干活，就能维持生计。第二重要的事情，是读书。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上过学——我现在就不会认字哟！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一个阿姨跟我父亲说：‘你拿什么钱，让她读什么书嘛？反正都是要嫁给别人家的。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们就没有送我上学。所以我说，读书很重要。”

“我饿了，”那胖乎乎的小男孩叫道。

魏子淇笑了起来，“他又饿了呀！”

“他总是说饿，”曹春梅带着羡慕的口吻说道，“难怪他那么胖。”

“你刚刚才吃过哦！”胖男孩的母亲说道。

“我饿！我饿嘛！”小男孩提高了说话的声音，仿佛要哭出来似的。他随时都在哭——他带着城市小孩的那种哭腔，他明白怎样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母亲拉开病床旁边的木抽屉，取出一只医用饭盒，里边装着吃剩的猪肉和米饭。小男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魏嘉依然在睡觉。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很不错的消息，”那位美国女子跟我说。她已经查到了，我们这家医院跟他们公司用的是同一家血库的血，唯一的差异在于，这家医院对用血没有进行彻底的检验。“我向这儿的医生们问过了，”她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艾滋病毒阳性反应。那家血库还是很安全的。”

我谢过她，便挂了电话。冲动之下，我拨通了我在旧金山的医生朋友特德·斯科特的电话，一阵兴高采烈的声音传了过来：“嗨！我是特德，非常抱歉我现在不能接听您的来电……”我忘记了当时是几点，他后来才告诉我，他当时正在设备室上小夜班。我想听到别人告诉我，我们已经尽了力，后来的事情将会进展顺利。但是，我找不到任何人：没办法。最后，我抬起头来看着魏子淇。

“我觉得可以，”我说。

我们走下楼，来到了医院的收费处。坐在里面的收费员颇像银行出纳员，钞票摆得到处都是：抽屉里塞满了钞票，桌子上散落着钞票，点钞机里飞旋着钞票。在中国，最大面值的钞票只有一百元，相当于十二美元，买什么东西都需要一大堆钞票。我带了八千元现钞——足足有一本小说手稿那么厚。我把那些钞票从口袋里取出来，递给了收费员，收费员什么也没问就把那一摞钞票放进了点钞机。

上了楼，我把收据交给了护士，医生们马上开始进行输血前的准备工作。我明白，那些医疗人员不希望看到我出现在他们身边，于是，我告诉魏子淇和曹春梅，第二天我再过来。魏嘉已经醒过来了，他的脸色依旧苍白，但他还是对着我笑了一下。我跟他做了约定，只要他一好起来，我就带他去动物园。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输血之后，魏嘉的烧退了。两天之内，他的血小板恢复了正常。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血小板均维持在正常水平上。骨髓检测显示，不是白血病。医生们断定，那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最严重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

那个周末，一大堆亲戚朋友前来医院探视。一共有四个人：魏嘉的外公、他的大舅，还有一个舅舅，以及一个叫作李子文（音译）的远房亲戚。除了一个人以外，全部是直接从乡下赶过来的，他们穿着农民经常穿的那种绿色或者深蓝色上衣。大舅已经七十一岁，他告诉我，他已经有三十年没有来过北京了。李子文是唯一的城里人——他生长在跟三岔一山之隔的海字口。不过，他在年轻的时候参了军。在部队服役十年之后，他得到了政府在首都给他安排的一份工作，现在已经升职当了一个小官。他穿了一双黑色的皮鞋，上面贴着花花公子的标识，还穿了一件毛衫，胸膛上印着“Wolsey”这几个字。在他身上已经看不见农村人特有的单调身材了——皮带之上，一小点将军肚鼓了出来。

几个人一进入病房就围在了病床前。魏嘉盘腿坐在床上，正在看一本连环画。外公曹继福（音译）把手搭在小男孩的背上，跟他轻轻地说起话来。突如其来的关注让魏嘉有些不好意思，他把头低了下去。床单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换洗过，做血液检查时留下的血迹变成了褐色的斑点。

几分钟之后，有人提到了午饭。李子文，也就是那位城里人，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了一叠钞票：全是百元大钞。他把那一叠钞票放在床上。

“这些钱拿给孩子用，”他说道。

魏子淇试图把钱还给他，但李子文推辞了。两个人不痛不痒地推让了一阵，最后，魏子淇点了点头，以示感谢。接着，那位舅舅，还有外公，也走上前来，在床上放下了一叠钞票。最后轮到大舅。他比另外几个人都要穷，他放下的那一叠钞票里，有十元的也有二十元的。血迹斑斑的床单上，码放着四叠钞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曹春梅把所有的钞票都塞进了孩子的枕头下面。有人提到了吃午饭的事儿。

曹春梅留下来陪着魏嘉，其他几个人去了街对面的餐馆。我们要了一个雅间，又经过一阵推让之后，外公坐到了对着门的上席位置上。魏子淇把菜单掂量了足足五分钟之久才开始点菜。当服务员拿来一瓶六十度的粮食酒时，他查看了一下封口。“你敢保证这一瓶不是假酒吗？”他问道。

服务员似乎有点吃惊。“我敢保证，”她说，“不过，我估计我也不敢跟你那么说。”

李子文拿过酒瓶，用手指摸了摸瓶盖。“我搞不懂，”他说，“现在的假酒很多。这假东西对身体很不好。”

真东西也一样，我在心里面对自己说道。魏子淇把那瓶酒退了回去，又拿来一瓶，还是被他退了回去。最后，服务员拿来了一瓶红星二锅头。“这个我们敢跟你打包票。”她说道。

魏子淇把二锅头倒进几个酒杯里。一盘接一盘的菜端上来了，每端上一道菜，都会激起大家对菜品进行新一轮点评。在精心准备的中式宴席上，谈话是不会有间歇的：只要有饭菜，大家就不缺少谈话的内容。

“这鱼香肉丝比我们那天晚上吃的味道好多了，”魏子淇说道，“但他们这儿做的铁板牛肉不怎么好吃。”

“有点咸。”

“豇豆还可以，不过也只是勉强而已。”

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牛肉干，魏子淇尝了尝，然后说道：“这东西味道不对劲哦。”

几个人轮流着试了试牛肉干，都抱怨起来。

“嗯，是不行。”

“我看啦，是做出来太久了。”

“吃了这个东西是要生病的。”

魏子淇把服务员叫进了雅间。“这盘菜是坏的，”他说道，“你把它拿回去吧。”

女服务员把那盘菜端了回去。等她再进来的时候，魏子淇又向她抱怨，说他们没把鸭头煮进我们喝的汤里面。“你们应该把它煮进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他严厉地说道。在餐馆里——检查酒瓶、判断饭菜、迅速决断——在我为他儿子输血而发生争执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一言不发，两者似乎完全不同。不过，这符合他在农村的逻辑：他对血小板和活体检查一窍不通，而饭菜是他的营生。所以，在餐馆里，他成了专家。再说，他也可能想让别人把他当成是控制局面的人。

几个人从容地喝着酒，外公的脸首先变红了。他站起身来，很正式地跟我敬了一杯酒。他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何伟，我们非常感谢你对魏嘉的帮助。”

大家都举起酒杯，我们一饮而尽。“何伟在美国有很多当医生的朋友，”魏子淇说，“他们也给我们帮了大忙。”

有人问起小男孩血小板的事儿，魏子淇说，自从输血以来，血小板已经上升了不少。他给大家讲述了开车进北京城的过程，那一次，魏嘉血流不止，我们在山路上不断地停下车来。故事讲完之后，其他几个人继续讨论着小男孩的健康问题。魏子淇转过头来看着我。“你知道，”他平静地说道，“那一次，坐在车上，我心里面害怕得很。”

我告诉他，当时我也很害怕。

几个人都喝红了脸，敬酒的速度也加快了。城里人李子文跟外公喝了一杯。“这是我们第二次在一起喝酒吧，”外公说道。

李子文笑了笑。“第一次是魏嘉出生的时候，”他说道，“那时候，我还在部队，他们准了我两天的假。”

“那天，我们喝了不少的酒！”外公说道。他举起酒杯，李子文也举起了酒杯，共同为有关小男孩出生的回忆一饮而尽。

第二章

冬季是三岔最宁静的季节。庄稼收完了，果园的活儿也基本上干完了，只是偶尔要去做做果树的修枝和嫁接。男人们主要是捡拾柴火，有时候也会进山打猎。他们在山上设下圈套，一心想着捕获獾、野猪之类的猎物。不过，人们多数时候呆在家里。因为空气干燥，下雪并不多见。不过，气温通常在零度以下。在屋子里，炕是唯一的热源。日常生活多在这个巨大的土床上进行，如果你在早上九点钟走进一户人家，极有可能看到大家还盖着被子在睡觉。他们吃得很少——这儿的人在冬季只吃两顿，而不是三顿。他们在晚上九十点钟就上床睡觉，有时候打打盹也就过了一个下午。上午，一片宁静。寒冷的日子里，这村子如此宁静，村民们仿佛都在进行冬眠。

2002年11月，魏嘉出院之后，他就没去幼儿园，一直呆在家里。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屋子，他父母一直在给他服用医生们开出的类固醇。有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小男孩特别容易哭，他在医院同室病友——也就是那个胖乎乎的城市男孩儿——身上学到了这个行为。只要魏嘉一哭，他的父母就会不留情面地奚落他。“像个猴子似的，”他父亲看着他掉下的眼泪说道，“哭吧！猴子，哭吧！”他的母亲也会加入取笑他的行列，孩子很快便放弃了这一套做法。一个冬天，他的体重增加了八斤多。他的父亲教他写一些简单的汉字，他们一起听一听英语磁带。

冬天是我最喜欢到乡下去的时节。没有夏天那种大风吹拂，每一条道路都干净多了。有时候，我会沿着长城走上四个小时的山路。大山里一片安宁，小村庄则有一种似睡非睡的空旷感。到了晚上，农民们常常会聚到某个人的家里喝酒打牌。一个冬夜里，我和魏子淇在他侄子魏全有（音译）家里吃饭，几个男人开始谈论起车子来了。魏子淇说他希望哪天能够拿到驾照——这个打算他提到过好多次了。

“何伟是个好司机，”魏子淇说。

“一般一般，”我说道。

“不，你那不是一般哦。你开了多久的车了？”

“从我十六岁就开始了。很多美国人都是十六岁就开始开车。”

“将近二十年了哦！”

“还不到呢。”

“那次魏嘉生病，你要是看见当时那架势就好了，”魏子淇说道，他接着便讲起了我们开车进北京城的故事。魏全有听得津津有味，尽管我敢肯定，他早就听过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在村子里被传得滚瓜烂熟。村里人有个习惯，邻里生病，大家会互相帮助。如果某位三岔人生病入院了，其他村民会来到这家人的家里，送上现金——在一个没有农村医疗保险的国度里，村民们以这种方式应对医疗费用。病人康复后，充满感激的一家人通常会摆上一桌宴席款待大家。因为魏嘉生病，我和眯眯第一次真正地牵扯进了当地村民们的生活——我们当初的做法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他们现在跟我们打招呼都比以往热情得多。过去一年的经历让我对三岔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开始，我把这个村庄当作解脱之地，把它当成可以爬山、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写作的地方。而现在呢，我来这里完全是出于别的原因。在中国，这个地方最让我觉得有回家的感觉。

那天晚上，魏全有邀请我过去吃饭，借以表示他的谢意。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身高仅有一米五，但却是全村笑容最灿烂的人。他从来不太多说话——吃饭的时候，似乎一直都在听别人讲故事。他住的房子有些简陋，墙壁上糊着旧报纸，一张不怎么值钱的《中国地图》算是墙壁上唯一的装饰品。那张地图上，很多城市都标上了手写的号码，一共有1到34共三十四个号码。这些号码从北京开始，到澳门结束，其间的顺序分别是上海、天津、西安、拉萨、乌鲁木齐——遍布全国。

“这些是你去过的地方吗？”开始吃饭的时候，我这样问他。

“当然不是！”魏全有回答道，“我最远就去过北京。”

“那你编那些号是什么意思？”

“这些都是中央电视台要预报天气的城市，”他回答道。他接着解释道：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预报天气的城市顺序都是一样的，先从北京开始，接着是上海，然后依次播报下去，最后以澳门结束。魏全有记住了这些城市的播报顺序，然后在地图上标了出来。

突然，我有点糊涂起来。“你那么做难道没有别的什么理由吗？”

“没有，”他笑了笑，那架势仿佛是在说，在一月份的三岔，除此之外，你难道还能干其他事不成？

不过，对魏子淇来说，那是有史以来第一年，冬天的生活惯例有了些变化。六个月之前，也就是2002年的夏季，当地政府把通往上村的那条土路铺成了水泥路，人们开车就能够循着这条路到达坡顶的那片空地。首都的汽车大发展势头渐强——那一年，北京居民购买了二十五万辆汽车，是这个城市历史上增幅最大的一年。越来越多的人们开着车到乡下探寻美景，在那个夏季，魏子淇和曹春梅在自己的家里给这些人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他们向每位来客收取二十元钱，生意还相当不错。

冬季来临的时候，魏子淇决定把业务扩展一下，开一家货真价实的餐馆和招待所。其他村民都在冬眠的时候，他却在拼命地干活儿：他把门前那块晒坝铺成了水泥地，还新修了一间厨房。隔三岔五他就要跑一趟怀柔，去购买水泥和其他建材。去怀柔的时候，他开始带手机了，只是村子里还接收不到手机信号。在以往，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基本上都是同一身打扮。现在，进城的时候，他开始注意起来，避免穿那身农民装束——这一点是我们上次进医院的时候，他在医院学到的。他买了一套衣服，颜色和款式都不再是农村人经常穿着的军警服式样。他还买了适合城里人穿着的鞋子：一双价值三十多元的黑色皮鞋。商标名称叫作“意大利”——他还把鞋盒子放在家里十分显眼的地方。在村里的时候，跟大家一样，他依旧穿着草绿色胶鞋。不过，每次去怀柔的时候，他都会换上那双“意大利”。

怀柔位于三岔到北京的半道上，无论从社交还是从地理方面来说，这都是连接三岔和北京的中点。很难准确界定对这个地方的感受：既不完全是城市，也不完全是农村。十五年前，这个地方更偏向于农村这一头。1995年，中国政府举办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人们不想让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其他一共五千名具有政治主张的外国妇女造访首都。于是，她们被安排到了怀柔这个地方——这算得上是一种驱逐吧。那个时候，大多数建筑物正像在首都那样显得非常过时：尽是些矮小的方块状楼房，高度只有三四层，外墙要么贴着瓷砖，要么安装着蓝色玻璃。街道倒是很宽敞，车子却没有几辆。怀柔称得上是一处流放地——远离北京跑到这里来，实在没什么理由。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那些来自于另外一个方向的人而言，这里已经变了样。怀柔坐落在北京平原的北部边缘，一条条道路从这里延伸至山村地区。自然而然地，这座城市也就成了那些人离乡进城的第一站。对来自乡下的人而言，北京太大，常常让人找不着北，怀柔则是个可以操控的地方。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的十年时间里，这个地方发展迅速，当今的城区人口已经接近十万。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兼而有之：这里是农村人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人口脱离农活不超过一代人，而且，当地的生意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那些在乡下地区往来奔波的人们。

跟中国大大小小的新兴城镇一样，怀柔看起来有点像个训练场。城市里到处都是伸长了脖子观看的人，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人。人们的脸上总有一种迷失的神态，他们往那些七层楼高的建筑物上面张望着，朝商场的橱窗里面张望着。他们在熙来攘往的车流里穿梭着——怀柔的驾驶员都学会了全神贯注地开车。在晴朗的日子里，人们成群结队地在原来召开世界妇女大会的地方闲逛。现在，这个地方的两侧各开了一家肯德基和麦当劳，这两家快餐馆总是拥挤不堪。城里只有一家百货商场，名叫大世界，同样拥挤不堪。大世界百货商场一共有五层楼，里面陈列的货品应有尽有，基本上能够满足怀柔购物者的全部需求——电器设备、衣物、玩具、书籍，一应俱全。也有农民到那里去是为了乘坐电动扶梯。他们在那移动的金属架子前泰然自若地站立着，到了合适的时刻便一跃而上。一旦成功踏上扶梯，他们会紧紧地抓住橡胶扶手，宛若体操运动员握住双杠一般。等乘坐到头，他们会稳稳当当地跳到地上。成功跳落地面后，他们总会站着纹丝不动，仿佛在等着裁判评判和打分。百货商场内，到处都有并非恶意的推搡：在拥挤的扶梯两头，人们你推我攘；在商场的货架间，人们艰难突进；在商场中庭，拥塞的人们摩肩接踵。大世界商场的装饰方案主题简单，实施复杂。主题是：发亮的物品，发声的物品。到处都是玻璃镜子、玻璃围栏、经过打磨的金属柱子等等；到处都是噼啪闪动的灯管，以及震耳欲聋的大喇叭；这里的反光面比迪斯科舞厅还要多。很难想象，还有别的什么地方比这儿跟宁静的小山村的区别还要大。从乡下来的人很喜欢大世界——他们步履蹒跚地踏上电动扶梯，在耀眼的光线里幸福地眨巴着眼睛。这正是怀柔的诀窍：这是一座正在转型的城市，人们转变的速度，跟农民们换上“意大利”皮鞋的速度一样快。

魏子淇在城里面有亲戚：一个大哥，还有几个堂兄弟，全都来自三岔。他们带着他来到材料商店，为他的翻修工程购买材料。2003年的头几个月里，他找到了几个他信得过的生意人。这些都是新型的关系——在农村，跟正儿八经的商业扯上关系的并不多见。城里人把这叫作“关系”，做生意则要学着“拉关系”。从字面意思来看，“拉”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拖”、“拽”等，而这样的描述其实再适合不过：凭着关系，才能找到活。魏子淇请那些跟他有来往的人到餐馆吃饭，他一杯一杯地跟人喝着白酒，一支一支地给人递上香烟。他自己也开始抽烟了。之前，他把烟戒掉了，因为他觉得抽烟这个习惯对身体不好，而且还很费钱。不过，对于想要做生意的中国男人来说，一起抽烟是拉关系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什么时候去怀柔，魏子淇都要带上几包红梅香烟。

冬天快要过去，魏子淇在修完晒坝，新修了一间厨房之后，又修建了一个鱼塘。原来那个水蛭池依然存在，而且就在边上，已经变成了他第一次经商的文物古迹。不过，新修的鱼塘的面积是那个水蛭池的四倍，他打算在里面养上虹鳟鱼。至于广告，他找到了一块丢弃的卡车引擎盖，这块金属板已经被刮蹭得面目全非。他把那块金属板刷上蓝色油漆，用大大的红字写上了餐馆的名字，然后把它立在了三岔村那条小路尽头的乱石堆上。对他的餐馆而言，他考虑过许许多多响亮的名号——三岔农家乐园、甜水农家别墅、三岔大自然农家休闲乐园。不过，他最终选择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长城驿栈”。尽管他学着像城里人那样拉关系，但他从骨子里依然明白，乡下那些简朴而老式的东西才是他最好的卖点。宣传名片上列出了游客在三岔可以享受到的、看似无足轻重的全部活动：

爬山，爬长城，赏野花，喝泉水；

吃柴烧饭，睡热炕，吃五谷；

在平实简单的观察中学习；

返璞归真。

乡村是为数不多还能够让城市人有一点怀旧感的地方之一。在城市里，人们一往无前地奔向现代化，绝大多数古老的社区邻里和标志性建筑都已消失殆尽。人们很少有时间回想过去，而历史常常让人觉得跟现实关系不大，如同已经逝去的朝代和他们修建的长城；或者让人感到十分痛苦，如“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跟乡村生活有一点点距离，正是这种距离让他们觉得好受些。他们已经摆脱了乡村生活——大多数城里人都有在农村生活的历史，只是远或近的问题。但是，他们不必每天都去考虑这些问题。当中产阶级逐渐富裕，能够买车，又能够花钱旅游的时候，他们开始意识到，时不时地到乡下去走一走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对城市人来说，历史的这一面更容易掌握——他们可以把车开到那里去，住上一晚，然后又回到现代社会。

然而，事实上，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困在了历史里，至少在政策上是这样。在三岔，人们很少谈论过去的事情，可他们的土地关系依然极为纷乱，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像魏子淇这样的村民，依然保留着很多零零星星的文件，可以追溯这段历史。他虽然看不到自己的家谱，但那几份传了几代人的残破地契依然保留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魏子淇的父亲把这些文件藏进了自家的楼顶。魏子淇本人却没有那么小心翼翼——他把那些玩意儿随意折起来，用一块脏兮兮的红布包着，扔进了抽屉。

最古老的一份文件可以追溯自清朝的光绪帝十三年。那是1887年，那份手写的地契上说，一个叫作于满江的人租了一块地。交易不涉及金钱——双方认可的报酬是每年一斗谷物，相当于现在的十一升。于满江种的庄稼长势肯定不好，因为从另一份契约看得出来，他“由于缺钱”把那块地典押了出去。这份文件的起效日期是1906年，文件上第一次出现了魏家老祖宗的名字——魏永亮，也就是魏子淇的曾祖父，他答应出一百五十吊钱换取那块地的使用权。四年之后，他痛快地买下了那块地，总费用是三百五十六吊钱。

一吊就是一串铜钱，魏家这些契约上记录的钱数都是些小钱。在以往那个时候，村子里的土地时常要进行租赁或者典押，这都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封建时代，大地主往往把持着整个村子的土地。在三岔，最富裕的人家姓闫。贫穷的人家要从闫家佃得土地耕种，即便有些家庭能够买得起土地，也常常都需要勤苦劳作才能够维持生计。魏家保留的合同里面，就有几张记录的是几兄弟分地的事情。有一份文件说明，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两兄弟得平半负担葬礼的开销。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这些文书都是由代笔人书写的，而且写得很不规范。很明显，在上面签字画押的农民们都是些文盲。

清朝在1911年垮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乡下的变化微乎其微。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战争时期，北方的情势尤为糟糕，这在魏家保留下来的契约中也得到了反映。在所有的契约中，写得最不规范的那份文件从1946年开始生效，签字的人名叫魏明月，也就是搅屎棍的父亲。因为财务危机，他答应把一块土地典押给他的一个堂兄，换回大约六升包谷。契约上说：“次年，小春作物收割，退回抵押物，土地收回。”得到土地的堂兄名叫魏有坦，也就是魏子淇的祖父。在村子里，邻居之间的紧张关系通常具有很深的根源，尽管很多细节已经消失在没有记录下来的历史迷雾中。魏子淇读不懂那些用繁体字写成的契约合同，直到我读给他听，他才知道了典押土地这件事儿。当我问起他跟“搅屎棍”的关系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很复杂。”不管怎么说，那些古旧的合同反映了不同程度的贫困状态。魏子淇的祖父有足够多的谷物，能够从搅屎棍的父亲手里把土地典押过来，但他的那点谷物又不够维持一个健康家庭的所需。1946年那份合同生效后两年，傻子出生了，他就是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弱智牺牲品。

当时，共产党已经在华北掌握了政权。他们在陕西黄土高原的贫瘠山区里建立起根据地，支援他们的核心力量则是那些一穷二白的贫苦农民。毛泽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把土地所有权分给那些真正从事耕种的农民们，从而结束地主占有土地的封建制度。共产党在获取全国政权之后，以极快的速度推行了这项改革。这种做法非常管用，以至于他们丝毫不担心会遇到暴力对抗：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被无情地镇压的地主成千上万。佃农们分到了田地，五千万个家庭——绝大多数都是极度贫困的家庭，一夜之间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之前从来没有合理合法地得到过土地所有权，很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在魏家保留下来的契约中，这一标志性的历史巨变出现在1949年9月——也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个月——签署的一份文件里面。这份合同装裱得十分漂亮：边框上装饰的是籽粒饱满的玉米棒子，下缘画着农民们沐浴着阳光正在耕种和收割的场景，顶部画的是毛泽东像。合同说，魏家一共五口人，分得了七块田地。地块的面积都用小写数字列了出来：1.2亩、0.7亩、0.3亩、0.3亩、0.1亩、0.1亩、0.15亩。对这个大家庭来说，这些地加起来不到三亩，但比魏家以往所拥有的土地还是多了很多。其中一个地块原来属于搅屎棍的父亲——很显然，他没能赎回典押出去的那块土地——但对于其他地块原来的所有权却没有提及。魏子淇告诉我，那些地块曾经是当地的大地主闫家的土地，尽管他并不知道这家人后来的命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被斗争了，”他模棱两可地说了这么一句，就没了下文。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这些往事。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第一轮土地改革运动马上收到了效果。这种新型的土地所有权调动了农民们辛勤劳动的积极性，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的农产量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了。不过，这两个方面的上升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毛泽东主张要把那场革命继续深化下去。20世纪50年代的后几年，他要求把农村的土地重新组织在一起，而这一次是交给人民公社。农民们失去了他们刚刚获得的土地所有权，随之一同失去的，还有个人获利的权利。什么东西都得大家分享——田地、劳力、收成——于是，产量变得极其低下。1958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中，毛泽东向农民们发出指示，要求他们为工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要求人民公社完成一定的钢铁产量。结果，农民们把农具和炊具都扔进了高炉进行熔炼；在很多地方，人们把种庄稼的事情放在了一边。于是，一场大饥荒横扫中国农村，饿死了很多人。

对于这一段往事，魏子淇的父亲也从来没有说起过。跟大多数农村人一样，他不愿意在那些并不令人愉快的记忆里徘徊不前。因此，他们家收集的那些契约文书在人民公社时代便基本上停止了。对于搞大集体的开始，从他们家的契约合同上看不出来。从1961年以后，也就再没有留下什么合同了。那一年，大跃进被彻底地画上了句号。之后，人民公社制度依旧存在着。如果魏家还签订了什么合同的话，他们家也没有保留下来。留下来的文书只有一件：一份早已过期作废的工分卡，很可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使用过这玩意儿。卡上标明，“魏明云的妻子”在7月份为人民公社投入了多少个劳动日。那位妇女甚至没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在男性为主的集体劳动中，这样的细节无关紧要。人民公社制度一直没能够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不能有个人利益，农民们普遍缺乏劳动积极性，这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农村地区十分普遍的贫困状态。当时正值魏子淇的童年时代，他经常要吃掺了榆树皮的面条。

1978年，邓小平主政后，他和其他一些改革家希望以某种形式将土地所有权赋予个人。可是，这个问题极度敏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那就等同于承认革命失败。于是，官员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跟村委会签约，获得土地使用权，条件是每年上缴一定的现金或者收成。然后，农民便可以留存所有的盈余。这实际上是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佃农制的一种变体，差别只是现在的国家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

这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很快就证明了它的好处。每个人的热情又回到了田地里，1979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十一。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城市人被落在了后边，至少从相对意义上来看是这样的——这一时期，城市人均收入只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七。不过，全国仍然是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和城市的政策制度各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制定了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因为领导人想发展出口型经济。他们改善了城市里的基础设施，建起了像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最重要的是，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修改了城市使用土地的有关法律法规。在城市里，所有的土地从技术层面来说都属于政府，但个人被赋予了买卖住宅的权利。他们不能拥有土地，却可以拥有附着在上面的楼房；他们可以把楼房或者房子自由出售、出租，或者用于抵押等。这一变化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它有助于刺激新兴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目前，在中国的城市里，每个人最值钱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住房。

这样的改革在农村居民那里一项也不适用。在乡下，个人不能对他的耕地进行买卖或者抵押。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住房用来作为贷款的担保。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可以长期租用土地。不过，他们租用的土地依然属于村集体组织。如果某个开发商来到某个城镇，村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任何个人都无法反对出让土地，或者协商到更高的售价。法律给城市和市镇赋予了权力，他们可以凭借着“公共利益”的名义，获取城市周边的任意一片土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城市用地可以任意扩大。当各个城市把这些耕地购买过来的时候，他们支付的是被人为地压得很低的固定价格。这样的买卖行为都是由村委会进行的，他们本应该赔付那些失去了土地的村民，但他们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常常把这些资金吸得一干二净。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城市面积的迅速扩张，这样的掠地行为十分常见——据估计，从1990年至2002年，全国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达到了六千六百万。农村的制度新旧结合，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并存。革命成功半个世纪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只不过跟当初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

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改善农村地区的状况。他们开展了道路修建运动，不再收缴公粮和农业税。但土地法依然是最根本的问题，何况还有那么巨大的人口数量。2005年，根据政府所作的调查，农业人口依然多达八亿，农村户均人口数为四点五五人，耕种的土地不足六亩。在西方人看来，这点土地微不足道，但它足够养活一个中国家庭，还有盈余用于出售。因为很多人外出打工，土地应该进行整合才对。但那些人即便离开了村子，依然会牢牢地保留着自己的用地权。没有更好的办法——毕竟，他们又不能出卖这些土地。他们通常把土地借给自己的亲戚或者邻居耕种，而这些人在耕种借来的土地的时候，投入的热情比自己的土地少了很多。当我来到三岔的时候，我租住的那所房子依旧属于已经搬到怀柔居住的那对年轻夫妇。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们不能够出售那所房子，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长期租用，可这样的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这纯粹靠的是关系——只要我跟魏家人搞好关系，我就可以信任这份合同，但这份合同在法庭上一点用处也没有。从我这个角度看来，这似乎有些不公平，但它对这个村子来说可能更不利。我不可能会把这样的财产进行改建增值，而那对年轻的夫妇则永远也不可能拿到买卖房屋的钱。

在三岔这样的地方，实权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中。当我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一共有十七名党员，这些领导干部要对所有重要的事项拿主意。他们要解决土地争端，负责管理公共基金，选举党的支部书记——也就是当地职位最高的干部。他们管理着当地所有的党员：没有他们的同意，任何人也不能加入进去。他们要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主题事务——我和眯眯搬到三岔居住之后，当地的党员聚在一起开会，就我们到来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有人跟我讲，他们在是否允许我们住在三岔村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我知道，是谁带头反对我们在三岔居住：搅屎棍也是一名党员。

不过，影响力最大的人是党支部书记，她名叫刘绣莹（音译）。刘绣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之一，出生在这个村子，最终也定居在这个村子里而没有嫁出去。20世纪70年代，读完中学之后，她离开三岔继续读书。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经过培训，她最后当起了“赤脚医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人的医疗保健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服务的地方非常贫困，非常偏僻，很难享受到一般的医疗服务。刘绣莹被分配回三岔工作，她在这里结了婚，继续种田。1998年，她被选为了党支部书记，三年之后，她再次当选。全县范围内，总共只有五六个女性党支部书记。在渤海镇管辖的二十三个村子里，她是唯一的女性党支部书记。

抽象地看，刘绣莹的身份极不寻常，但对她本人而言，这一点也不奇怪。她是个大个子女人，肩部很宽，一双粗糙的大手布满老茧。她走起路来的时候，脸上带着极强的自信。中国的妇女很少有这样的外貌——如果出现在城市里，简直难以想象。城市里的年轻女子被称作“小姐”，在当下这个时代，多数小姐都已经养成了弱不禁风的身体状况。她们的双臂犹如脱粒用的连枷，双脚好比压模机；她们穿着一点也不实用的衣装，踩着高跟鞋招摇过市，这一切都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在整个动物王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场景，比一个小姐奔跑着追赶出租车更具有震撼力。这很像孔雀王国的求偶之舞：到处都是华丽的羽毛，到处都是恣意闪亮的色彩，动作过多，显见的目的却很少。

然而，三岔的党支部书记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只要她一动起来，事情总能得到解决，而且解决的速度极快。她跟当地的男人一样干农活，一样参加村里的道路修建工程。干活儿的间歇，如果男人们喝酒打牌，她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她已经四十好几，满头黑发剪得很短。她的面容长得很美，只是下巴有些宽大。她的个子不高，但她的头总是高昂着。她的声音沙哑，嗓门响亮——她每次接电话的时候，我都能够从我的屋子里听出来这一点。每次我来到村子里的时候，她都会跟我打招呼，只是方式上既有些友好，又有些生硬：“嘿！你来了？”不过，我知道她对我的到来多少有些矛盾。或者说，在三岔村党支部会议上讨论外国人这件事情的时候，至少是这个态度。她比搅屎棍要精明些，搅屎棍当时就耍起了手腕：他想把我们赶走，如果我们被批准在村子里居住，那意味着他什么也得不到。相反，党支部书记尽量不作明确的表态——在中国，那样做意味着她正在等着看事情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三岔住了一年之后，为了表示一下善意，我和眯眯向村里捐出了一千块钱买水泥，专门用于维修那条通往外面的新路。

魏子淇跟这个女人的关系——用村民们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关系”——十分不确定。她丈夫也姓魏，跟魏子淇和搅屎棍是同一个曾曾祖父。魏子淇很佩服这个女人的能力，他告诉我，她在跟上头的官员们打交道时特别有能耐。大多数村民也很佩服她的这种素质——他们觉得，在让政府出资为村里新建道路这事上，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不过，我还是在魏子淇身上发现了一点点戒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地感觉到那实际上是一种跟对手暗暗较劲时才有的小心谨慎。毫无疑问，他们是村子里面能力最强的两个人。

魏子淇不是共产党员。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他比村子里的领导年轻很多，他们大多数人都已是中年或者更老。魏嘉生病之后，魏子淇去怀柔拜访了一个算命先生。他看了魏子淇的手掌，给他提了一条忠告：千万不要碰政治这个东西。但是，在三岔这样的小村子，纯粹跟政治不搭边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对于一个刚刚开始踏入商海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地方上的领导可以找到种种方法为难创业者，如果他想获得贷款的话，那更是易如反掌。中国的农民不可以用他们的土地作为担保物，他们需要村子里的支持才能提出贷款申请。

在那天把傻子扔在镇政府之前，魏子淇从来没有直接挑衅过党支部书记。申请补助是她的职责，魏子淇反复提了多次，希望得到她的帮助，她都置之不理。他直接去找镇政府，从而绕过了她的权威，相当于让她在更高的官员面前丢了脸。2003年，补助下来了：每个月五十元。过春节的时候，政府送来了一桶食用油、五十斤面粉、一袋大米，以示对残疾人家庭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带着傻子下山的时候，我起先觉得魏子淇只是关心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逐渐意识到，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政治宣言：没有地方干部的支持，他一样干得成事儿。当我向他打听村支部书记的反应时，他说她非常生气，只是她对此完全无可奈何，因为法律站在魏子淇这一边。他似乎对那女人的生气感到很满意。“村里很多人都曾经面临过这样的处境，”他说，“只不过我走在了前头，做了些事情。其他人都没有那个胆量。她是有些不高兴，但她终于知道了，我也是有办法的人。”

村子里有很多事情是魏子淇所不能控制的。同样，他对他未来的顾客也一无所知。他跟北京那些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他制定的那一系列计划基本上都是凭空推测。但这个人在时机的把握上实在不能再好了。他碰巧在2003年春天把刚刚处在萌芽阶段的生意扩大了，那一年恰好是汽车之年，也是中国汽车大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时期。

大发展体现在各个方面，仿佛诸多因素掐准时机全被搭配在了一起：基建项目、生产策略、顾客想法，甚至是神秘莫测的病毒等。自2003年开始，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建设工程，修建了近二十万公里的乡村道路。在这两年时间里，人民共和国在乡村修建的沥青和水泥道路超过了之前半个世纪的总和。与此同时，城市的消费模式也在发生变化。至于原因，有时候竟然有些莫名其妙。2003年春季，人们对于SARS病毒的惊恐横扫全国，一连数周，大城市的人们躲开人群，拒乘公共交通工具。地铁和公共汽车上空无一人，出租车也成了大家怀疑的目标。最终，这种疾病的危险性证明是被人为地夸大了许多，但它对中产阶级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人们学习开车的灵感被激发出来——2003年，近五十万北京居民拿到了驾照，平均每天达到了一千三百人。

同时，汽车市场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变化。到2003年，丰田、尼桑、现代等汽车公司都开始在中国投产，而这些亚洲公司很快就产生了冲击力。与此同时，中国的汽车厂也发展成为不可小视的竞争者。2003年6月，奇瑞公司——也就是我曾经去考察过试车环节的那家公司——揭开了第一辆微型汽车的面纱，并取名为QQ。这辆车比迷你库珀轿车还要袖珍——QQ车的长度仅有三点六五米，发动机为零点八升。这款车型看起来跟通用公司原本计划下半年在中国市场推出的雪佛兰斯帕克几乎一模一样。实际上，这两款车型如此相似，以至于车门都可以互换。在中国，各大公司快速仿制外国产品的现象十分普遍。不过，这事儿仍旧算得上是一个全新的转折点：在原产品还没有走向市场之前，奇瑞却想方设法生产出了跟斯帕克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有人推测，奇瑞设法搞到了生产图纸，也许是通过商业间谍的方式吧，但这一切谁也没办法证实。（通用公司提出的诉讼最后以庭外和解的方式结束了。）到了后来，比拼的便是价格。一辆全新的QQ车售价为五万元左右，比通用公司的轿车便宜了百分之二十五。因此，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并不难于作出的选择。那一年，奇瑞公司的汽车销量比2002年翻了一番。跟其他一些小厂一起，他们掀起了汽车市场的革命，汽车厂家不得不作出降价的决定。从2003年4月份开始，在十二个月的时间里，汽车厂向各大经销商提供的平均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八点八。在2003年，中国的乘用轿车销售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仅在北京一个城市，新上路行驶的汽车数量就达到了三十三万九千三百三十四辆。

不可避免的是，这中间就有些车辆驶上了这条断头路的坡顶处。每到周末，来三岔的游客多了起来，这引起了城里面一些投资者的关注。一个北京商人铺通了往黄花镇那条步行老路的下半段，然后在三岔水库边上开了一家餐馆和招待所。这是村子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餐馆：一共有十几张桌子，可以进行室外烧烤，一口大水塘里养满了虹鳟鱼。周围的环境出奇地漂亮——岩石砌成的围墙高高地耸立着，水库里的水平和而宁静——而且北京人很喜欢这一切。你会发现，只要他们一开车进入这个村子，脸上的压力统统没有了。如果他们沿着水库再步行走上半个小时，就会来到马玉发的家。他差不多是村子里的隐士，至今一人独居，还在用他那台滴答作响的闹钟。不过也有传言，说有开发商想要开发那个地方。多年来，这个远离北京、跟北京隔绝的村子一直在萎缩。而现在呢，城市生活的触角开始慢慢地伸到了这个高高的峡谷里来。

整个夏季，魏子淇和曹春梅都在不断地忙碌着。下村新开的那家餐馆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因为总有些怀旧的城市客人更喜欢吃传统的农家饭——在真正的农民家里吃农家饭。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如果能够吃上一碗榆树面，也许会带给他们不一般的感觉。其实，他们平时所吃的虹鳟鱼来自瑞士供货商。最近几年，这一外国物种已经被引入到了山沟里的鱼类养殖场，逐渐成了周末游客们特定要点的一道菜：实际上，农民开的所有餐馆都在招牌上写上了“虹鳟鱼”这几个字。这一全新的中式美食包含了很多技术移植和技术虚构。在北京，那些上层人士喜欢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餐馆享用所谓的“地道”美食：云南餐厅、福建餐厅、贵州餐厅比比皆是。如果你把他们供应的菜肴拿回到它们的发源地的话，很可能连那些本地人都要被弄糊涂。首都的四川饭店出售的饭菜，是我在四川生活的两年时间内都没有吃到过的。不过，在一个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国家，出现这样的现象十分自然：市场需要新传统，即使这样的新传统就是农村的简单朴实也行。小时候，魏子淇从来没有看到过虹鳟鱼，这玩意儿跟布谷鸟报时钟一样，都不是本地产品。

大卡车载着虹鳟鱼开进了群山之间，然后分头送到了像魏子淇这样的小企业家的家门口。魏子淇自己修了个水池，在池壁抹上了水泥，灌满了山泉水，虹鳟鱼在里面的表现比他之前养过的水蛭绝对好多了。他把烤鱼的价格定在每条三十元这个档次上。在新修建的厨房里，曹春梅主要负责备菜，她要做大量的工作：西红柿炒鸡蛋，青椒炒猪肉，烙煎饼，等等。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厨师，常常引来很多回头客。

2003年，从务农转为经商之后，这家人的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这一切看来，只需等着生意越来越好就是了。到那年的仲夏时节，他们有了很多回头客。然而，曹春梅却显出了疲态，魏子淇好像也焦虑不安。起初，他只是在结识新朋友或者招呼客人的时候偶尔抽支红梅烟，可现在竟然靠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来缓解压力。到了晚上，他总是喝酒喝到很晚才睡觉。有时候，仿佛是来此度周末的城市人抛在这里的压力和紧张统统钻进了这个男人的心里。“压力太大了，”我问他到底哪儿不对劲，他总是这么回答我，“随时随地都让我感到很紧张。”

我对他说，要开心些——多年来，他一直梦想着自己开一家公司，而现在事情终于有了良好的开端。但他总是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那些钱都是他从家人那里借来的：他从自己的亲戚那里借了一万两千多，从曹春梅大姐那里借了八千多。我之前答应他，可以提前支付几年的房屋租金，这样我也可以长期安心地使用那套房子。但是严格说来，那笔钱也不能归他所有。房子是他侄儿的，那无异于又是一笔家庭债务：数量为两万元左右。他已经把那些钱全部花在了翻修上面，现在又打算在下一年修几间客房，因此，他准备申请银行贷款。

在中国，个人还没有形成信用消费的习惯，欠债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信用卡并不常见，更不用说银行贷款了。2003年，那些新涌现出来的汽车买主绝大多数支付的都是现金：申请贷款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在买一件大东西之前，大多数中国人都要为此存上多年的钱。如果需要筹资，他们也主要依靠家人的帮忙。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关系，而魏子淇把这一切都玩了个遍：村子里的政治问题，怀柔商业开辟的新疆域，以及复杂的家庭债务。一年前，当他的儿子生命遭遇危险时，魏子淇看上去内心十分平静。不过，他对那样的体验早做好了心理准备：在三岔，每个人都在贫困中长大成人，他们都知道跟病魔作斗争意味着什么。要获得成功没有那么容易——作为一个创业人，魏子淇一脚踏进的是未知领域。

那年夏天，魏嘉满六岁。为了过好生日，他的父母给他做了一碗很特别的煎蛋方便面。吃方便面是一种难得的待遇，因为小男孩几乎从来没有吃过袋装食品。每过一段时间，他的父母会带着他到北京做血液跟踪检测，回来的时候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现在个头大了一些，慢慢地长出了他父亲那样的桶状胸脯。有时候，会安排他做一些家务活，例如打扫晒坝的清洁卫生等。这个时候，他也学会了像其他人那样对傻子不理不睬。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魏嘉有时会跟这个残障大人玩耍，跟他一起做鬼脸乱比划。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个人有些不对劲。现在，傻子终于彻底孤独了——村子里最后一个小孩一旦长大成人，就再也没有人会把他当成正常人对待了。

夏季接近尾声，魏嘉的父母开始为他上学做准备工作。他基本没上过幼儿园，而去年那一年的学算是白上了，因为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今年，魏嘉要到十公里外的沙屿村上一年级，跟其他孩子一起在学校同吃同住。那之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小男孩的父母开始让他练习一个人单独睡觉。跟许许多多的农村家庭一样，一家人通常是晚上一起睡在炕上，但他们现在强迫魏嘉一个人到厢房的床上睡觉。头几天晚上，他总是抱怨说睡不好觉，但到了月末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

魏嘉上学前的那个星期，我租了一辆捷达轿车开到村子里。我提出，要送魏嘉和曹春梅到下面的山洼里去报名，她说报名时间要么是星期天，要么是星期一。“他们还没有来通知，”她这样解释道。她说的是三岔每天都要进行宣传的广播系统。

“村里没有别的小孩儿要上一年级，对吧？”我问道。

“没有，”她回答道，“只有他一个。”

“如果只有他一个小孩儿，你敢保证他们还会来通知吗？”

“他们也要通知，”她回答道。

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试试看，但这就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等着信息降临到头上。的确，非常精确，星期五下午，村里的大喇叭响了起来。一个女人颤抖的声音响彻沟谷，回荡在山崖之间，飘荡在高高的山峰之间，提醒有关各方注意以下事项：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到沙屿小学报名！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到沙屿小学报名！

请注意！

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务必在……

星期天一大早，村里所有上一年级的孩子都到校报到了，曹春梅坐在捷达轿车的前排位置上，孩子坐在她的膝盖上。魏子淇留在了三岔村，因为那天下午他要接待客人。头天晚上，魏嘉洗了个澡，自己找了身干净衣服穿上。他穿了一条蓝裤子，与之搭配的那件T恤衫上画着一只卡通猫咪，用英语写着“机智敏捷”几个字。他背上背的还是上幼儿园用过的那只米老鼠背包。

“还记得去年发生的事情吗？”曹春梅问道。

“记得，”魏嘉回答道。

“还哭不哭？”

“不了。”

“今年不要再哭了啊，”她告诫他，“你现在上一年级了哦。如果你再哭鼻子，我要打你的嘴巴。”

魏嘉笑了笑，这个对话接连几天都在进行着。我们的车往沟谷里行驶的时候，他往前趴着身子。又到了收获核桃的季节，车子遇到的几十个人都拿着长棍子。那真是一个美丽的清晨啊——空气清新而暖和，太阳在东边的山脊喷薄而出。一路上，到处都是穿戴整洁的小孩子，他们背着新书包，往沙屿村的方向走去。我们的第一站是宿舍，魏嘉在这里登记住了进去。他被分配在第四号房间，住二号床。一共有八张床：粗糙的金属架子上铺了几块木板，木板上面垫了一层薄薄的床垫。窗子上钉着护栏。一看见这些军事化的宿舍，我的心就沉了一下，但小男孩似乎不为所动。让他很高兴的是，他分到了一把打开铁质储物柜的钥匙。

我们还没有见到他的同学，因为所有的孩子都聚在学校的院坝里报名登记。我们三个人朝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就在我们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曹春梅停下了脚步。“现在，你遇到那么多人，再也不会觉得吃惊了，对吧？”

“不了，”魏嘉回答道。

“跟去年不一样了，对吧？”

“不一样。”

进了学校院坝，一个姓杨的老师正在把一年级的小孩儿分成两行：一行站男孩儿，一行站女孩儿。孩子们都很安静——老师在下指令的时候，他们都专心致志地听着。沿着那两行队伍，她慢慢地穿梭着，跟每一个孩子打一声招呼。最后，她走到了魏嘉的面前。“早上好，你叫什么名字？”杨老师问道。

“魏嘉，”他回答道。然后他用英语说了一句：“Good morning， teacher！（老师，早上好！）”

“很好！”她用汉语说道，“谁教你的？”

“魔鬼叔叔教我的，”他回答道。

“谁？”

“魔鬼叔叔！”小男孩儿一脸严肃，杨老师禁不住笑了起来。就这样，我们把他留在了学校，他在学校的院坝里跟其他学生站成一行，他也是一年级学生中最小的一个。

开学后的六个星期里，魏嘉因为英语学得早，举止文雅，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坐着而在班上显得非常出众。在中国的课堂上，小组是完成任务的基础，每一个小孩子通常都知道自己在这个组织中间所处的位置。有些小孩子会正式获得任命担任一些职务：家庭作业组长负责收齐家庭作业，纪律委员负责向老师报告同学们的坏习惯，班长负责协助老师管理同学们。每一间寝室有一个室长和副室长，每天负责寝室卫生的打扫。同学间的纪律至关重要——表现不好的小孩子常常要被当着同学们的面罚站，而其他同学则要协助老师批评有错的一方。一开始，魏嘉对这一切似乎都不以为然。因为没有上过幼儿园，他对学校的行为规范没什么概念；他时常冒冒失失地插嘴，或者在上课时间玩铅笔。他有时候忘了学校布置的任务，忘了家庭作业。有时候他会在上课时间在教室里踱步。一天早上，全体学生都在室外集合听校长讲话，跟往常一样，要求孩子们立正站好——膝盖靠紧、抬头、双手紧贴裤缝。所有孩子都照着命令做了，只有一个孩子例外：魏嘉。他觉得校长的讲话十分枯燥乏味，竟然蹲下身去玩起了地上的石子。

这些违规之举，连同其他同学的一些违规之举，在第一次家长会上都被老师提到了。在中国的学校里，这样的会议常常是以集体的形式举行的：所有的家长同时参加会议，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行为表现一一总结的时候，所有的家长都得一同听着。好学生会受到表扬，坏学生则会受到批评。参加会议的家长之间的社会交际，跟孩子们在班上的社会交际一模一样：根据所在小组的权力而定。最丢脸的事情，莫过于在学校当众听见自己的孩子表现不好之类的话。而表现不好的受到的关注往往是最多的。在沙屿小学召开的第一次家长会上，有几个孩子表现出众，从而成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张彦喜欢以大欺小，王伟爱讲笑话，李晓梅是她们宿舍的流尿狗。（“她在家里都不这样啊！”后来的几次会上，总会对这坏孩子喋喋不休地进行批评，她的妈妈这样说道。）而魏嘉呢——喜欢开小差，在教室里踱步，还当着校长的面玩石子。孩子的父亲被逼着听老师讲述这一系列违规之举，描述的细节是那样令人痛苦。然后，他就回了三岔。

那天晚上，我跟那家人在一起吃饭。吃饭的过程中，魏子淇一言不发，吃得很快，谁也不看。他的脾气很急，一言不发之后，往往是雷霆爆发——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死寂。没有人比魏嘉更了解他爸爸的这种如天气一般复杂多变的脾气，因此，他只能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吃完饭后，他坐在炕上看起了连环画。他父亲瞪着他看了足足五分钟之久，就在这当儿，我发现那孩子也在用眼角看着他父亲的举动。终于，魏子淇说话了。

“你在干什么？”

“看书，”魏嘉回答道。

“你的家庭作业呢？”

“在书包里。”

“去拿出来，马上。”

总体而言，六岁大的小孩子并不能天然地适应寄宿制学校的要求，而魏嘉的纪律性尤其比较差。通常，我会在星期五下午前往村子的路上顺道去接他，而我总要提醒他，千万记得把需要的书本都带回来。但是，每个星期五晚上，回到三岔之后，他从米老鼠书包里取出来的东西总令人迷惑不解。魏嘉会像一个魔术师那样打开他的书包：里面什么东西都可能会有，这其中的招数连他自己都弄不明白。今天晚上，他变戏法一般拿出四本课本，几支铅笔，以及几页揉得皱巴巴的纸片。他的父亲抓起其中一页纸片。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的家庭作业？！撕成这个样子，你怎么做家庭作业？”

魏嘉低头看着炕。

“你的数学书呢？”

小男孩满怀希望地看了看米老鼠书包里面，可它空空如也——今晚上玩不成魔术了。

“你的数学书哪里去了？”

“我忘了，”魏嘉怯声说道。

“没有书，怎么做家庭作业？”魏子淇的声音变得更严厉了。“你知道杨老师今天怎么说的吗？她说你老是忘记家庭作业。上课也不专心听讲！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今后怎么办？”

小男孩扫了一眼那本连环画，可他的父亲一把就抢了过去。“她还说，校长的讲话你也不专心听！其他小孩都在那里站得好好的，可你竟然蹲下去了。你究竟是怎么了？看着我！”

可小孩根本不看他。他紧紧地闭着嘴巴，直到魏子淇伸出手去，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一下子，小男孩泪如泉涌。“你要听杨老师的话！”魏子淇吼叫道，“她还说，你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全凭着性子来。你不可以那么做。她还说了，你没把饭吃完。”

曹春梅也说话了：“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好好吃饭，会怎么样？你会又生病的。你还想去医院住院吗？”

突然，魏子淇伸出手去，把小男孩的裤管拉到了膝盖之上，露出了他的双腿。“如果又有了淤青怎么办？”魏子淇高声说道，“如果又遇到那种情况，我们怎么办？”

曹春梅冲过去查看了小男孩的双腿。“你要好好吃饭，不然会生病的！”

父母的声音变成了厉声尖叫，甚至有些惊慌失措。不过，突然之间，他们变得温柔起来，一起查看着孩子双腿上的淤青。那情形好像是去年那场危机中未能言明的恐惧感又死灰复燃似的，他们在炕上挤成一团。小男孩哭了——他仰着头，嚎啕大哭。

曹春梅比她的丈夫更担心。魏子淇的生活理念基本上是一种实用主义，他所关心的是那些有形的威胁：贷款的重担，村里的政治，儿子的健康和教育等。对于刚刚经商，他感受到了一些压力，但他有信心，只要努力工作，肯定会有结果。他把那些顾客照看得很好——这是他从那些城市老乡身上得到的提示。只要去怀柔，他就会穿戴整齐，但在家里的时候，依旧一身农民打扮。他觉得，这正是他的顾客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谁都不会为了看模仿城市人的农民而跑到乡下来。魏子淇在三岔和怀柔这两方面的需要之间不断地转换着，而且他把这两个角色玩得很熟很转。

然而，对曹春梅来说，跟外界打交道却多有不适。她生活的圈子是在三岔，主要负责厨房的活计。筹资、采购都不是她的职责，因此，她不大有独自前往怀柔或者北京的机会。相反，是城里人主动找上门来，而这样的交际却常常令她感到难堪。一次，北京来的一个游客很好奇，想看看乡下人是怎么进行烹饪的，便闲逛到了厨房。这城市来的女人突然脱口而出：“你的手好黑好脏哦！”她说这话本来没有恶意，可曹春梅却觉得非常尴尬。后来，只要有客人光临，她就会洗手。她的穿着也好看了很多——她去买了一条新的丝质裙子，上缀闪光饰片，经常用于周末穿着。

她的变化跟魏子淇不一样。他的变换体现出更多的计划性，变换服装和抽烟都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对做生意有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他对于生在农村这样的事实颇感坦然——毕竟，这正是他那家餐馆吸引人的地方。在三岔，曹春梅却并没有完全觉得自由自在过，她至此方才明白，即便生意做成功了，她生活的世界也不会超过这个村子本身。

多年来，她一直在寻找跟外界更有意义的一种联系方式。三岔的年轻人经常会有同样的想法，亲戚和朋友都相继搬离了这个地方，生活起来自然有一定的难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村子跌到了谷底：人口急剧减少，留着没走的人往往爱在乡邻之间搬弄是非，散布谣言。

说到宗教，中国人也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们也许具有信奉的欲望，可一旦遭遇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就没有几个人会继续坚持那没有结果的信仰了。人们信奉宗教的冲动，更多的是同寻求共同体有关。在中国，急剧的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很遥远很渺茫，而移居和城市化则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追求财富的新思想则好像很空洞，很容易让人倦怠，很多人都期待着跟他人建立一种更有意义的联系。很多人转而信奉宗教，倒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跟上帝建立起一种私人联系，而是因为他们想借此与邻居和朋友分享与共担。

到2003年，魏家的生意逐渐走上正轨。那段时间里，尤其是在他们家的生意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到三岔之后，她对各种新思想一直持谨慎态度。一个周末，她听到一群北京来的游客正在谈论佛教。那是一群中产阶级人士，常常鄙视农村人，但曹春梅在这群人身上发现了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对她很尊敬，他们的谈话也对她产生了吸引力。“他们谈话的时候，老是提到‘佛’这个字，”她后来对我说，“他们讲述了各种各样的情形，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人遇到各种情形时应该怎样反应的问题。每次，只要复杂的情况出现，他们都可以向佛祖求助。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对于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他们是有主张的。”

羞怯之下，曹春梅鼓起勇气，向其中一个女子提了一个问题。“我问她，佛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曹春梅回忆说，“我问她，佛教是不是帮她解决过具体的问题。她回答说，那都不是她信奉佛教的唯一理由——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她有具体的需求。它不可能那么快就能帮你解决问题。但它能够让你明白，遇到不同的情形时，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方式，而这一点要重要得多。”

曹春梅完全明白了那个女子的意思——她时常都能感受到一种欲望，比日常生活中平淡的琐事深刻得多。那是她第一次感觉到，她跟她那些来自城市的客人有了一种联系。几个星期之后，那位北京女子又来到了三岔。这一次，她带来了两本书：《三世因果经》和《地藏菩萨本愿经》。曹春梅研读了书里边的有关内容，她觉得那两本经书让她感觉平静了许多。没过多久，她在堂屋做了一个神龛。她靠墙放了一张桌子，在上面铺了黄色绸布，然后摆放了两尊塑像。一尊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一尊是财神爷。每天早上，曹春梅都要在塑像跟前点上几炷香，然后摆上单数的贡品：三个橘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在北方，尤其是生意人的家里，这样的神龛十分普遍，但在北京人的家里却并不多见。第一次看见那两尊塑像的时候，我问曹春梅，那是谁给她摆放的。

“我自己，”她带着自豪的语气说道，“我从怀柔一家商店请回来的。”

接着——我在中国呆了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由自主的——我问，那两尊塑像花了多少钱。曹春梅的语气依然友好，但她纠正了我的说法。

“像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说‘买’，”她说，“我们说‘请’了两尊塑像回来。我把它们请回家来，是因为他们会保佑我这个家庭。”

2004年是三岔的建设之年。现代中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农历新年是以十二生肖来命名的，有猴有鸡还有狗，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还在于发展。马年——也就是2002年——被三岔人记住了，因为那年铺好了路。羊年是汽车年。猴年是建设之年。跟黄道吉日这个老掉牙的东西有所不同，从修路到买车再到建设，这样的现代步伐一点神秘感都没有。沿着新修建的公路，新车给三岔村带来更多的人气创造了条件，当然同时也带来了钞票，人们可以用它来搞建设。村子里也出现了新的声音——一整年，村子里都回荡着锤子的敲击声，以及钻头和锯子的咝咝声。

跟三岔的经济发展一样，这一次的建设工作也是由魏子淇发起的。首先，他把房子的内墙粉刷了一下，接着又建了一个小招待所。招待所是他自己设计的，那是一栋不算太高的水泥建筑物，共有五六间客房，整个建设工程都是由他自己主持。至于劳力，他雇请了几个邻居，还有几个近亲，酬劳是每天二十五元。对三岔所有的建设工程来说，不管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这都是标准酬劳。在中国的农村，人们一般会在本地从事这样的劳务活动，因此，政府于2003年和2004年发起的道路修建工程才显得如此重要。那项工程既为乡村地区改善了交通条件，也为无事可干的农民们提供了一定的工作机会。

在三岔地区，政府甚至委托当地人修建了一段现代版的万里长城。县里面的领导们早已看出，北京的汽车大发展为北京以北的这些小村子带来了大批游客，而这些地区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明代遗址。在认识到这个微妙品牌所蕴含的机会之后，当地政府规定，所有居民点的道路两旁都要布置上长城形的装饰物。这些假长城用红砖砌成，表面抹上水泥，被刷成了灰色。假长城上面有用线条刻饰出来的垛口，用以表示17世纪的那些石雕工艺。从防御的观点来看，这些障碍物所具有的价值很值得怀疑——高度只有八十公分，如果某个蒙古人在月黑之夜往南高速袭来，他的马蹄也许会被卡在这新修的万里长城上。不过，他们在修建这个东西的时候，倒是把汽车这玩意儿考虑了进去。这些新建的城墙往往沿道路两侧延伸开去，让驾车人有一种驾驶在长城之巅的感觉。这样的做法终于实现了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梦想，当时的《申报》曾经提过建议，将万里长城改建成公路可以使“经商更容易”。

诚然，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把钱装进农民的口袋。每一个修建城墙的人每天都可以拿到二十五元的酬劳，而且三岔的村民们很乐意干这个活儿。他们修建了新的长城，他们帮魏子淇翻修了房屋，建起了招待所，他们把那条铺好的公路进行了修整。他们拿到手的酬劳一点点地累积增多，其他村民很快便开始对自己的房屋改造起来。那断头路旁的空地上，堆满了建筑材料——每次我开车到村子里去的时候，都要把车停在一堆堆沙子和砖块之间。有一阵子，我为不复存在的宁静状态而哀伤不已。从我来到村子的第一年至今，好像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那个时候，那条道路还是一条土路，我可以坐在桌子边上一边写作，一边听着核桃林那边传来的沙沙风声。那是2001年：寂静无声的最后一年。

不过，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早就习惯了万事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事实。于是，我做了其他所有人都正在干的事情：改造。我和眯眯总是觉得，我们居住的房子应该和当地人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但到了2004年，这个标准已经改变了。我们在当地请了几个工人，让他们照着刚刚给魏子淇做过的模样，给我们的房子做一下相同的内部装修。魏子淇所作的装修在村子里算得上是最全面的了：新装上了石膏天花板，木质纹理的油毡地板纸，墙壁变成了干净的白色，刷的是涂料，而不是看过的《人民日报》。村党支部书记一看到这样的装修结果，便立刻委托几个人，给自己的房子进行了同样的装饰和翻修——她可没打算落在魏子淇的后面。随着时间推移，当地多数村民都学会了跟风而动，建筑工人们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找活儿干。跟他们之前修建一段段新长城和一个个新垛口时稳步推进一样，他们给每一座房子都赋予了同样的现代化标志：石膏天花板、油毡地板纸、涂料粉刷的墙壁等。

也是在那一年，魏子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拿到了驾照。以往，魏子淇从来没有说过要入党的事情，怀柔的算命先生也曾经明确地警告过他，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在中国，即便是基层民众的入党资格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这跟美国的情况不一样，他们的政治派别可以接受任何人成为它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需要申请者提出正式的申请，然后会召开一系列会议，进行一系列谈话。只要认为不符合资格，申请人所在地的党员便有权拒绝任何申请者。具有党员资格的人数十分稀少：全中国上下，仅有七千万登记在册的正式党员，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

2004年，三岔仅有十七名党员，多数人已经超过了五十岁，三十岁以下的一个也没有。积极上进的年轻人很少提出申请——这样的年轻人早就全部离开了村子。结果，三岔的地方领导成了保守派，有几个党员甚至在接受最常见的新经济要素方面都显得十分迟缓。有几个人还不识字。只有三个女人，每一个人的家里都跟党组织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党支部书记的妈妈是解放前村里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是她鼓励她的女儿入了党，并参与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中来。第三个女性党员嫁给了当地的一名官员。三岔村的党员队伍中，没有一个人在正儿八经的意义上经过商。当魏子淇提出申请的时候，他代表了某种全新的东西：他是村里最年轻最有前途的成员，也是第一个创业成功的企业家。

对于自己的动机，他很少细说。在中国，人们对这样的事情一般会选择守口如瓶，你跟他人之间可以是多年的朋友，但却可能从来没交流过，他在党内干什么事情。魏子淇的申请花了六个月时间，那期间，村里召开了多次会议，对他进行反复讨论反复评议。有时候，他要做自我批评——在中国，这是惯例之一。我问他，在这样的场合，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我参加劳动还不太积极，”他说。

“此话怎讲？”

“遇到村里面有活干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我有时候参加这些劳动的步子还有些落后。我就是这样做自我批评的。”

每当我问他为什么要提出申请时，他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我想为国家多作贡献，”他说，“我想为村里面多作贡献。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只说到这里就打住了——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自己的利益。不过我知道，他在村子里的关系正在得到巩固，地位的上升使他成了一个很敏感的人物。2004年，他的收入位列三岔村榜首，但他在生意上制定的计划依旧显得豪气冲天，他还从中国农业银行获得了一笔两万五千元的贷款。跟所有农民要取得个人贷款的程序一样，魏子淇的贷款申请也需要村子里同意才行。我当时就猜测，魏子淇待定的党员身份可能在此事上有一些帮助。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没遇到什么阻力，只有三个党员表示反对。搅屎棍是这一小撮人的头儿，但魏子淇轻而易举就得到了所需要的多数支持票。2004年7月1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三周年的时候，魏子淇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又过了五个月，他拿到了驾照。他一直等到秋天的收获季节、旅游旺季结束，才到离怀柔不远的顺义报名参加了驾驶课程培训班。培训费一点也不便宜——接近四千元——而它的培训过程竟然跟取得党员资格一样神秘。首先，在顺义接受培训的驾驶员完成每一个动作都要从二挡开始。在这一点上，教练的态度坚定不移。我问魏子淇，为什么这一点显得如此重要。

“二挡要费劲些，”他说，“教练说了，从二挡开始，可以让我们对离合器掌握得更好。”

他拿到驾照不久后的一天，我租了一辆捷达轿车，开到村子里。我到达之后半个小时，魏子淇来到我的房子里，让我把车挪动一下，因为有人要在那块坝子上搅拌水泥。当时，因为村里的建设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那块坝子上随时都有人在做事情。现在好像我每次开车过去的时候，都得为他们挪动车辆。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在三岔停车也会这么麻烦。

那天早上，我正在伏案写作，魏子淇便自告奋勇地要替我挪车。以往我曾经让他开过几次车，但都是在我的密切监控之下。他还不能一个人单独驾驶，尽管他已经完成了五十八个小时的二挡起步培训课程。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没有什么大碍——我的车子只需要挪动几厘米即可。我把车钥匙交给了他，便继续埋头写作。

半个小时后，魏子淇回来了。他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车子有点问题，”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他依然带着笑容，但那是中国人遇到难堪的事情，使劲挤出的那种笑容。只要看到这种笑容，我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

“什么问题？”我问。

“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那块坝子上，几个村民围在了轿车边上，他们脸上也带着笑容。前保险杠已经完全碰掉了，掉落在地上，在捷达轿车前部的铁栅格上留下了一个大洞。那情形宛如小孩掉了三颗门牙，还要情不自禁地开口大笑。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他妈的那么高兴呢？

“我没注意到车子的前面，”魏子淇说。

“什么意思？”

“像你这种有前置发动机厢的车子我开不大来，”他解释道。“我们学习的时候，只开过解放牌大卡车。那前面是平的。”

我把车停在那块坝子上的时候，让车子跟坝子四周的假长城顺向而停。魏子淇把车倒了一下，然后猛打方向。他没有意识到，车子的前部会朝着相反的方向摆动，往那防御工事猛扫过去。去年，当村民们修建这个袖珍长城的时候，我就觉得样子十分滑稽可笑。可现在，我终于明白过来，从防御的角度来说，它正好起到了一种作用。那垛口的高度恰到好处，可以把大众捷达轿车的保险杠刮落在地。跪下身去，我检查了一下那块金属物——没希望，已经折弯了。

“你觉得租赁公司会怎么说？”魏子淇问我。

“不知道，”我说，“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我还是在“首都汽车”的王先生手里租车。之前，我从来没有挑战过他耐心的底线，尽管我已经探知过他耐心的深渊。实际上，我违背过他们公司制定的每一条规则：我把租来的车开到过土路上；我把车开进过干涸的河床；我对桑塔纳做过一些不能言说的事情。我归还车子的时候，车门受过刮蹭，轮胎遭过损坏。把车开到内蒙古的时候，我还弄坏了汽车的启动装置。我跟他们签订过合同，答应车辆不开出北京市的范围，但我把车径直开到了黄土高原上。每次违反规则的时候，王先生总是笑嘻嘻地告诉我：“没问题！”“你都是老顾客了，”他时常乐呵呵地跟我说这句话，他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颇为自豪，这让我很受感动，也让我心头觉得十分愧疚。我很难想象，还有比我更不合格的租车人。

现在，我将要归还的车辆竟然没有了前保险杠。魏子淇一个劲地说要赔钱给我，我则叫他不要想那么多。在让他动车之前，我本来应该把问题想得再清楚些的。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那辆车——没了保险杠的车——依旧停放在那块坝子上，我则在思忖着怎样才能回到北京城。我要离开村子回到北京的时候，魏子淇找来几截旧铁丝，把撞破的保险杠固定在它原来的位置上。上了高速公路，我把车开得很慢，只盼着那玩意儿不会掉落下来。回到北京，王先生看了车子之后，眼睛都睁圆了。

“哇！”他问道，“怎么搞的？”

“不是我搞的，”我说，“我让别人开了一下车。很抱歉，我不应该那么做。”于是，我给他描述了魏子淇经验不足，不熟悉轿车车头的情形。可王先生脸上充满了迷惑的表情，我把这个话题扯得越开，他脸上的表情越迷惑。我意识到，如果我继续给他解释那些无关的细节——解放牌大卡车、顺义驾校关于二挡起步的规矩、三岔村那些跟捷达轿车一样高的长城——的话，王先生的头可能都要爆炸了。末了，我只好把那事情的原委就此打住，提出赔他保险杠的钱。

“没问题，”王先生笑着说，“没问题！我们买了保险的！你只需要把这次事故的经过写一个报告就行。你带印章了吗？”

在中国，印章也就是经过官方登记的公司大印。我单位登记的名字是“《纽约客》杂志北京办事处”，尽管公司实际上也就只有我一个人，再加上一大堆日常文书工作。我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那枚印章，于是，我只好跟王先生说，印章放在家里了。

“没问题！”他说，“下次带来就是了。”就在汽车租赁公司的办公室里，王先生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了一摞纸张。每一张纸上面除了一个红色的印章，其余全是空白。王先生在那一摞纸张里翻找着，终于选中一份放在了我的面前。印章的文字是：“美中拖拉机协会。”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没关系，”他说，“这个单位出过事，但他们当时没有公章，只好用了另外一家公司的名字。后来他们又拿着这张纸换了回去。你可以把报告写在这张纸上面，下次来的时候，带一张盖了你们单位印章的白纸过来，这样后面的人又可以使用了。懂了没有？”

我没懂——他只得把这事再三解释了几遍。最后，在我看来，也就是那被撞坏掉的保险杠——既不是我的过错，某种程度上看起来也不是魏子淇的过错，因为他没想到这车子前面还有个车头——却要把账算在美中拖拉机协会的头上。“但你不要说是在乡下出的事情，”王先生教导着我，“那样的话，事情会很复杂。你就说是在我们这个停车场出的事情。”

我照着他的建议去做了——我写的报告里对于乡下、解放牌大卡车、假长城这些事只字未提。相反，我写的是，我替美中拖拉机协会开车，在“首都汽车”的停车场里把捷达轿车的保险杠给撞掉了。我在拖拉机协会盖章的位置上签下了我的中文名字。王先生笑了笑，点燃了一根香烟。我离开了王先生，他依旧坐在公司的那块牌子下面：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四年之后，我感觉对三岔的熟悉程度，跟我对童年时期那些地方的熟悉程度差不多了。过去的十年间，我一直在各地不断周游，这也是一种游牧生活。不过，大体而言，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三岔，我逐渐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套路——我知道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日子里，我能够希冀些什么。清晨时分，我一醒过来，听到的是高音喇叭，然后便开始了一个上午的写作活动；到了晚上，我就去跟魏家人一起吃饭。遇到天气炎热，我会在隐士家附近的水库里游游泳；到了冬季，我会做一些长途步行，接连翻过几个山口。我对那些小路越来越熟悉，凭着步行，我参观考察了附近的几个市镇：黄花、海字口、岔石口、四海、郭家湾等。那都是些显得昏昏欲睡的小镇，不过它们全都即将发生一些变化，就连最安宁的地方也已经新修建了餐馆或者招待所。我发现，年复一年，那些小路越来越不好找。在过去，只有农民或者牵驴的小贩才经常走那些小路。而现在，多数市镇已经出现了公共汽车或者小轿车。再过几十年，好多小路都会消失得踪迹全无。

我在三岔呆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乡下的生活节奏，以及生活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出现的循环往复。目前，在中国的农村，总体的轨迹是在不断衰退——这也正是我在北方驾车周游的过程中所看到的。在那些行将消亡的小村子里，我瞥见当地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消亡。然而在三岔，我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前进的步伐已经迈出：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重大变化，时常会有一种时光匆匆往前冲的感觉。不过，有规律的季节变换让我不会感觉迷失。我喜欢在某些时候来到三岔——我喜欢四月杏花开放的那几个星期，我喜欢农民们忙着收割的九月。我喜欢冬季里平稳而安静的日子，我喜欢开着车去那里过春节，村民们呆到深夜，在自家的晒坝上燃放焰火。我已经学会将村子里的时令变化记在心里，确保自己在某些节假日和季节出现在村子里。

2005年4月，清明节那天早晨，我和魏子淇五点三十分就起了床，爬上了他屋后的那座山头。他带了一只篮子、一把铲子，穿着草绿色的衣服。山下的沟谷里，杏子树正好开花，嫩叶在晨曦里闪着微光。我们越往上爬，气温越低，嫩叶逐渐稀疏。等我们上到墓地的时候，已经完全看不见嫩叶了。

那一年，只有七个村民扫了墓。几个人亦步亦趋地在一个个坟头填上新土，一边懒洋洋地聊着坟墓里到底埋着什么人。

“那里埋的是我的爷爷。”

“那才不是你爷爷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爸的大哥。”

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附加到这些土冢上。随着晨光慢慢地从东边的山峦后漫射上来，我发现了一处火烧过的地块，那肯定是有人在几天前来这里祭奠过。每年的这个时候，村里的高音喇叭都会时不时地播放政府的通知，禁止大家以这种方式焚烧纸钱，但村民们对此置若罔闻。

其中一个坟墓在我们到来之前就被人祭扫过了。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跟前摆放了三个纸花圈，上面写着大大的“奠”字。旁边的一棵杨树上，挂着五六个白色坠饰。坟头上插着一支蜡烛，上面写着“长青”这两个字。三岔的坟墓很少有如此精心的纪念物，这意味着里面埋葬的是一位新近的逝者。我问魏子淇，里边埋着的人是谁。

“魏名和，”他回答道，“也就是原来住在怀柔郊区的那个人。以往的清明节，他都要回来。几年前，你还开车送过他。”

我想起来了：那个很友善的老头，给自己父母的坟头斟过白酒。那一年，他还跟我说，他在城里头的新家有很好的供暖系统，这让他非常喜欢。我问魏子淇，老头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去年。我记不清是哪一个月了。”

另一个人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给他上坟。”

“去年，他还在给别人的坟头填土，”另一个人说道，“今年，我们却来给他的坟头填土。”

我拿起一把铲子，在那土堆上填了一点土。魏子淇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火焰很快便舔舐了冥币。烧完冥币之后，另一个人点了一支红梅香烟，插在了魏名和的坟头上。那支香烟笔直地竖立着，颇像一根燃香。几个人退后一步，看了看那个土冢。

“他实际上根本没抽过红梅烟。”

“对。贵得很啊。他原来一直都是抽黑菊花。”

“现在根本买不到了。那个牌子在80年代很流行哦。”

那是人们提到的有关死者的第一个细节。几个人静静地站了一阵，最后，魏子淇发了话。“好，”他说，“我们走吧。”

离去之前，其中一个人转头看了看。“那支香烟没事吧？”

“没事儿。”

一缕青烟飘摇着升到了空中。我们顺着那条之字形小路，下到了沟谷里，果园的地上洒满了杏花的花瓣。回到村子，我们都听到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时间是早上六点半，一行人放下篮子和铲子，回到地里干起活来。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山乡里活跃着人们在春季进行劳作的身影。

那一年，我向魏嘉许过诺，等他考试结束放暑假的时候，我会带他进城。那天到来的时候，我到村子里接他，他穿着短裤和T恤衫。他什么东西也没带——没有露营用的背包，也没有上学用的背包。他没带换洗的衣服，没带牙刷，没带一分钱。他的妈妈正在给几个客人准备饭菜，我问她小孩进城要不要带点什么东西在身上。

“不用，”她说，“反正他只去两三天。”

在美国，哪怕只是带着小孩到五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父母也会在小货车里塞满东西。可在中国的农村，事情完全不一样。我问曹春梅，有没有什么东西，小孩子不能吃。

“不让他喝冷饮，”她说，“不要让他吃冰激凌。他肯定会问你要，你不要给他就是了。”

根据中医的理论，任何生冷的东西对胃都有伤害。

“让他看我吃冰激凌可以吗？”我问。

“那没事儿，”曹春梅笑着说。

我们到达北京之后，我带着魏嘉察看了一下我的公寓。他被那些书籍惊呆了。

“这都是你写的呀？”他问道。

书架上一共有一百多本书呢。“不，”我说，“那些书都是别人写的。”

“全部都是吗？”

“全部都是。”

“那几本呢？”他指着桌子上那一堆杂志问道。“那些是你写的吗？”

“也不是。”

魏嘉略有点失望，以往我们之间进行着类似对话的时候，他总是这个样子。在村子里，他经常来到我租住的房子里，如果我正巧在看书，他总会问同一个问题：“那本书是你写的吗？”我只得跟他一遍遍解释说，我只写过一本书，目前正在写第二本书，但他似乎总也弄不明白。怎么要那么长时间？如果不读自己写的书，那么，当一个作家还有什么意义？

小男孩是我遇到的最好接待的客人。他从来不抱怨这抱怨那；作为小孩子，一无所有也是他的优势，因为那样他就不会丢失什么东西。城市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那些非常糟糕的地方也是如此——拥挤的地铁对他来说具有冒险性质，他喜欢身陷在拥堵的车流中，因为那让他有了把车看够的机会。我带他到离公寓不远的后海划过船之后，他问我，大海是不是比那小湖泊大一点点。他非常喜欢坐出租车。从他的角度来看，城市生活的神奇之处正在于此：只要你一招手，好多好多红色的车辆便立马停在你的身边。第二天，我就不得不看着他点，因为他喜欢自行其是地招呼出租车。我们到离公寓一个街区远的地方，本来要步行过去，可他那小手不由自主地扬了起来，我只好告诉那位可怜的驾驶员，我们实际上哪儿也不想去。人们都搞不明白，我们两人在搞什么名堂。有时候，有些出租车司机会语气微妙地问我们是什么关系，因为魏嘉总会老实地告诉别人，我是他的叔叔。我们去北京城外的石景山游乐场游玩过，跟弗朗西斯和爱丽丝这两个朋友在那儿玩了一天。弗朗西斯是中国人，是我一个朋友的老婆，爱丽丝则是我另一个美国朋友的女儿。这个小孩会说中文，跟魏嘉的年龄差不多一样大。她长着一头金发，皮肤白得像个瓷娃娃。整个下午，我们一行人不断地招致别人大量的目光——大家都搞不清楚我们这个混血家庭的复杂关系。人们一定在猜想，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生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有可能很白，也有可能黑得像个农民。

唯一令他失望的，是比萨饼。不知何故，比萨（pizza）是魏嘉在学校的英语课上学到的第一个英文单词。他上一年级的时候，课本里面有一篇课文，讲了几个小孩和一只名叫莫奇的猴子一起去吃比萨饼的故事。为什么是比萨饼？为什么是猴子？为什么名叫莫奇？这些都不是魏嘉关心的问题，一年到头，他嘴里面说出来的全是尝一尝比萨饼之类的话语。在北京，我们跟眯眯在一家必胜客见了面，小男孩终于了了他的心愿——接着他便发现了另一个英文单词：cheese（奶酪）。在中国的农村，没有人吃过那玩意儿，小男孩皱了皱眉头，吐了出来。他刮去奶酪，吃起了面包皮。几年间，一起回北京成了每个暑假例行的公事。我们不停地乘坐出租车，重回那家游乐场游玩。但我们再也没有吃过比萨饼——在魏嘉看来，那是猴子吃的东西。

魏嘉刚开始读书的时候，本来可以不那么不吉利的。整个幼儿园期间，他因为生病几乎全程缺课。接下来那一年，父母参加的第一次家长会变成了对他的批斗会。那次家长会上遭到批斗的其他几个孩子全都要继续挣扎：流尿狗李晓梅一年级就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辍了学，喜欢以大欺小的张彦在第二年遭遇了滑铁卢，被要求重读一遍二年级。只有魏嘉一帆风顺——实际上，他在学业上的进步还不止于此。开会的时候，他的父亲再也没有感到羞愧过。而且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小男孩的数学成绩在班上考得最高。在其他功课上，他的成绩也几乎名列前茅。

每一学期，他都要把成绩手册拿回家里，上面的第一部分是“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一共有二十条。第一条：“关心国家大事，尊敬国旗和国徽，会唱国歌。”第二条：“珍视集体荣誉，做负责任的团队成员。”第三条说的是姿势要端正。第五条才勉强说到学习问题。第六条要求学生“勤做眼保健操”。第十条回荡着博罗尼斯式的老生常谈：“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那上面提醒学生：要勤剪指甲，常洗澡，不随地吐痰，不玩火，不在公路或铁路上打闹，远离码头，谨防触电，谨防溺水，尊重老人，在公共汽车上给孕妇让座，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劳动成果，远离“封建迷信活动”，不大声喧哗，不做危险游戏。整个列表中，只有一项跟学业直接相关。“不”这个字一共被使用了二十八次。

成绩册一共有三十多页，评价的项目既有学科课程，也有身体状况，还有品行表现。其中一页的标题是“心理健康”。（二年级的时候，魏嘉的评价结论是性格乐观，有自控能力，且“能适应环境”。）绝大多数分数或等级都是老师给的，不过，家长和同学也有评价的份儿。有一项甚至要求魏嘉进行自我评价。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些未画完全的人脸，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表现画上嘴巴——笑脸、严肃、哭脸等。到二年级的时候，魏嘉已经找到了这部分的规律，在“生活有规律，能照顾自己”以及“能够使用常见工具”这两栏画上了严肃的笑脸，在“参加集体公益劳动”这一栏画了个非常严肃的嘴巴。在第五项——“尊重劳动成果”上，他画了个大大的哭脸。

每学期，他们都要测试身体素质，并和全国平均值进行对比。报告单上列出了孩子的身高、体重、胸围、视力、听力、肺活量（四年级的时候，一千四百毫升）。魏嘉把成绩册拿回家来的时候，他的父亲有时候会拿出卷尺，把那些数据复测一次。无一例外，小男孩在身体素质的每一项指标上都低于标准值。（根据成绩手册上的说明，四年级男生的肺活量应该是两千一百二十三毫升。）

如果不是在最后一部分老师加了一段个性化评语的话，这份材料的恐怖性肯定不会减弱。二年级的时候，刘老师写道：“大家都爱你。你的思维很敏捷，所有同学都很羡慕你。但只有跟辛勤劳动结合起来，你的聪明才能让你进步，让你考出高分。你不要让其他人超过你哟。你要带头努力学习。加油！”

那正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可取之处——人们表现出的关切出自真心实意，他们对学习的信奉根深蒂固。尽管工资很低，老师们普遍具有奉献精神；尽管各自的背景不同，家长们会尽量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在三岔村的历史上，只有三个学生考上了大学，而魏嘉的父母谁也没有读到过高中一年级。然而，他们都觉得，他们的儿子会在飞速变化的社会中获得机会。因此，他们逼着他去刻苦学习。这种思维在中国十分常见，孔庙也许早就荡然无存，但重视教育的传统依然得以保留。即便是最贫困的人也对书本有一种信奉之情——我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对自己孩子的读书不抱希望的父母亲。这跟美国有所不同，没怎么上过学的美国人不大鼓励自己的孩子上学，有些社区几乎已经说不上还有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

不过，如果中国学校教育的力量在于它的良苦用心的话，其弱点则正存在于那些细节之中。我对魏嘉所要学习的那些东西简直是迷惑不已——无关的事实和毫无系统性的知识，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杂合在一起，然后硬生生地填塞进肺活量只有一千四百毫升的小孩子身体里。令人吃惊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他有一本课本，名叫《小学奥林匹克读者》，专门讲述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要举行的各个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农村，在长城脚下，小孩子们要学习裸体希腊人摔跤的图片，要了解名叫顾拜旦的法国人在1896年把奥运会重新引入欧洲的过程。还有一本书，名叫《环保与可持续发展》。这本书一定是某个用意良好的国外非政府组织（NGO）的杰作，它讲述了五个“R”的理论——Reduce（减排）、Reevaluate（再评估）、Reuse（再利用）、Recycle（循环利用）、Rescue wildlife（挽救野生动物）——这几个字翻译过来之后韵味全无。五年级的学生有一本书，讲解怎样使用微软的FrontPage。星期五，我到学校去接魏嘉，他告诉我，他刚刚学习了Google（谷歌）。“创办者是美国的一对兄妹，”他说，“他们一起创业，后来成了富翁。”那就是中国的农村人杜撰出来的谷歌——也许不太精确，但至少符合每个家庭的价值观。就在那个周末，我听见魏嘉正在背诵《道德经》的开篇语：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自19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家们一直在新与旧、洋与中之间努力寻找着平衡点。在魏嘉就读的这类学校，这场战斗依然在持续着。他们想方设法地囊括进一些新的课程，但却没有改革学习的基本策略以及课堂模式。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背诵和重复来进行——这正是中国教育制度的奠基石。形成这样的传统，部分原因在于那些汉字太难书写，小孩子只有通过反复抄写的方式加以学习。在魏嘉所在的学校，学生们勤勤恳恳地练习笔画的书写。接着，他们便把这种学习策略应用到了所有科目的学习当中。对于数学来说，这种策略简直是妙极了——他们的数学课本比美国同年级孩子的课本难多了。

不过，教授其他课程的时候，大家很少注意分析性和创造性。当我听到魏嘉背诵《道德经》的时候，我问他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他竟然压根就不知道。在作文课上，没有谁鼓励他们讲故事，或者表达观点。相反，他只是把那些词语、成语抄过来抄过去，那也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之一。周末，他在炕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把那些词语抄了一遍又一遍：“细长细长”、“软绵绵”、“甜丝丝”等。等到他终于开始写长一点的作文的时候，布置的家庭作业常常是：“以灯为题，写一篇散文。”（一天晚上，我看见魏嘉正在为这个题目冥思苦想。他写道：“我家的灯很亮”——接着，他瞪眼望着那张白纸，足有半个小时之久。）上地理课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画过地图。很少有课程体现出个性化和情景化，整个世界都被拆解成了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料、数字和细节等。三年级的一个周末，他在回家之前，刚好学到了乐山大佛这篇课文。他把所有的细节都学了一遍：乐山在四川，佛像刚好七十一米高，大脚趾头上可以坐四个孩子等等。我问魏嘉，四川在什么地方。

“是在中国吗？”他反问道。

“是呀，”我告诉他，“四川是一个省。你知道什么是‘省’吗？”

他不知道。我问他，拉萨在哪个国家。

“在美国。”

“旧金山在哪里？”

“在中国。”

他的地理书上没有几幅地图，而且每一幅图都是一个样子：中国的基本轮廓图。没有讲述“省”或“市”，不讲其他国家。历史课的目标仅仅说明共产党的伟大，已故的革命家们被拔高到了神的地步。我问魏嘉，是谁在领导当今这个国家，他回答道：“毛主席。”二年级的时候，跟每个孩子一样，他加入了少先队。全班做什么活动都是一起，活动的重点常常是为了强调集体感。没有任何根据能力水平进行的分组，没有阅读小组或者数学小组这回事儿。如果某个小孩表现出众，他要学会等待；如果某个小孩落后掉队，他只能耻辱地面对。表现不佳要被公开，举止不当的小孩要被强迫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罚站，其他同学则帮着老师指出罚站小孩的缺点和不足。成绩册上常常有随机挑选出的同学所写的贬义评语。

二年级的时候，魏嘉拿回家的成绩册上有一段赵姓同学写的评语。他写道：“魏嘉，我希望你能把字写好一点。”我问魏嘉，他给谁写过评语，他歪着头回忆着。

“忘了，”他说道，“我记不起来了。”

“你记得写了些什么话吗？”

“记不得了。”

“你记得批评的是他的品行，还是他的学习吗？”

“记不得了。”

他满脑子都是否定性的话语，这些否定性的话语就像鸭子背上的水珠一样自动洒出，而他看上去一点都没有不安之处。跟所有中国小孩一样，他很擅长进行自我批评。他知道哪些语言恰当，什么语气合适，哪种体态恰当：头要低着，声音要轻柔。某些目标批评起来非常容易——自我批评的标准版本是说自己没努力学习。每一学期，在成绩册上自我评价那一部分，魏嘉都要在“劳动”这一栏画上哭脸。

上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他当纪律委员。全班都是正在接受训练的领导干部：有班长、家庭作业委员、卫生委员等。我问魏嘉，纪律委员的职责有哪些。

“如果某个小孩欺负另一个小孩，或者打架，或者侮辱人，或讲脏话，我就要扣分，要告诉老师。”

“扣多少分？”

“五分或者十分。”

“他们讲的脏话有哪些？”

“混蛋，滚你妈的蛋，龟孙子，”魏嘉老实地回答道，“反正就是这些话。”

“你最多的一次扣了多少分？”

“记不得了。”

“谁最爱惹麻烦？”

“不知道。”

很明显，他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不过，我还是试着又问了一句。“是王伟吗？”我提到了魏嘉经常说起过的一个名字。

“也许是吧，我也记不得了。”

“你还记得上次你处罚过的人是谁吗？”

“记不得了。”

作为一个纪律委员，这样的回答似乎太简明扼要了些，根本没办法达到沟通和交流的目的，但我又能够对谁加以评价呢？我是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没有人叫我定期对魏嘉进行评价。不管怎么说，外国人在见证另一种文化的早期教育时，总是最外行的。的确，那是一种文化的基础——文化的全部都是从沙屿小学这样的地方开始的。学生的课堂反映的是人们在街头上的举止，反映的是村委会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是共产党构建其权力结构的方式。有时候，这让我感到有些沮丧。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教育仍旧是非常管用的。魏嘉学到的技能不一定为我所看重，但是毫无疑问，他是在为进入中国社会做着准备。

的确如此，他很喜欢上学读书的日子。他跟他的同学在一起觉得很愉快，他的学习十分出色，他基本上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他喜欢那间简陋的学生寝室——窗子上钉着窗条，铁架子上摆放着八张床垫，锈迹斑斑的散热器在每年的11月15日之前冷如磐石。（跟学校所有的事情一样，供热也要严格地遵循时间进度表。）小孩子能够适应一切，即便在最密切的集体组织中间，也总能发现个体的灵光一现。魏嘉的红领巾从来没有看起来顺眼过，他打结的角度很有些莫名其妙，几个布边儿早就磨破了。他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他似乎对自己比其他孩子早开始学英语、单词也读得准确些这个事实颇感得意。他说过，他长大了要么当一个专职司机，要么当一个计算机工程师。

星期五下午，我总会到学校接上他，然后一起回到三岔。在上村，基本上从来没有过什么车辆，我通常让他坐在我的腿上，让他操作着车辆行驶在盘山路上。星期一早上，他又会带着我们到下面的沟谷。我从来没有发现他的举止有什么差异，他会高高兴兴地回到学校里去，一如他在周末的时候高高兴兴地离开学校回到家里。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把车停在寝室的外面等着接他，他问我想不想看一样东西。他朝四周看了看，确认没有人在看我们之后，掀开了垫子的一角。下面藏着几样宝贝：一张交换卡，上面印着卡通人物奥特曼，一把用折纸精心制作的玩具枪。一张折皱了的照片，上面的魏嘉穿着红色练功服，呈立正姿势站着。拍照片的那一天，他代表学校陪同日本贵宾进行了长城之旅。在我们查看过这些宝贝，魏嘉给我讲了这些宝贝的故事之后，他又朝四周看了看，把垫子放了回去。那就是他的秘密——每一个周末，他顺着那条弯弯的小路回到村子，那几件宝贝却安安全全地躲在寝室里。

第三章

魏子淇因为搞经营而入了党，反过来，党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生意。镇里的下乡干部有时候会到这家餐馆来吃饭，特别是如果有理由要到某个偏僻地方的话，他们更要来这个餐馆。有一阵子，一群来自顺义的贪腐官员经常光顾这家餐馆，来此玩麻将进行豪赌。三岔地处偏远，他们的赌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还知道，魏子淇在政治上是靠得住的。有时候，魏子淇被指定要为客人们倒啤酒。一时间，我禁不住会想，他会不会变成黑手党电影里面的跑堂倌：偷听对话，掌握内情，设计让自己爬到村支部书记的位置。不过，麻将豪赌突然终止了，也许是因为正在对贪腐行为进行打压吧，顺义那一帮领导干部们再也没有来过。

2005年，政府启动了一个新的发展项目，叫作“新农村建设”。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早已经完成交接班——2002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当上了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时代以城市的发展而闻名，胡锦涛则对农村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三岔，每天早上，高音喇叭里都会响起关于首创精神和政治运动这样的报道。接着，各种资金就开始如涓涓溪流般来到村子里。那一年，当地县政府投入一笔钱支持农村地区的商业发展，以满足新兴的自驾游客的需要。在这个项目中，魏子淇找到了一个受益的途径。他申请并得到了一笔现金资助，用来改建他的厨房。这是入党得到的又一笔福利——他时刻都在算计着，怎样才能从政府主持的各个项目中得到好处。

说到厨房的改建，他雇了三个村民。在三岔，任何人只要雇人干活儿，就要管饭。一天晚上，我跟那几个参与改建厨房的村民一起吃晚饭。一个村民问，有没有我不吃的东西。

“他不吃鸡蛋，”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魏子淇就说了这句话，“他不吃肠子，其他内脏也不吃。他不喜欢吃巴骨肉。他不吃豆沙。他喜欢吃鱼，喜欢吃蔬菜。”

村民们常常会拿很多时间来谈论吃这个话题。几年间，魏家人已经琢磨透了我食谱中的每一项怪癖。今天晚上，大家又讨论起饭桌上吃的菜来。突然之间，谈话转到了国际大事上面。

“你看日本好小哦，”其中一个人说道，“日本有几个北京那么大？”

我对他说，我不知道答案。

“哦，反正我敢保证，不会有好几个，”他说，“日本那么小，竟然在打仗的时候占领了中国那么多土地。你看，它比东北还小！”

“日本人的祖先实际上是中国人，”另一个人说道。他是那几个人中个子最高的一个，说的话显得很有分量。他同时把筷子在空中一指一点，似乎要为这场谈话开辟更多的空间。“秦始皇派了些士兵出海，”他继续说道，“去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他们就那么发现了日本这个地方——那些士兵没有回来，就在那个地方安家落户了。所以说，日本人的祖先是中国人。”

我提醒他们，日本的北方诸岛上有一个种族叫虾夷人，他们跟日本人根本不是一个民族。“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人是日本的原住民，”我这样说道。那个人举着筷子在空中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处理这一信息。然后他说道：“秦始皇派出士兵漂洋过海，为的是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就这样，他们发现了日本。所以说，中国人是日本人的祖先。”

听明白意思了——我决定在虾夷人这个问题上不再说了。那个人挥舞着筷子，为这场谈话又劈开了一个口子。“韩国人原先也是中国人，”他说。

“清朝的时候，韩国都还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另一个人说道。

“蒙古还不是这样。”

“越南也是。他们原来也是中国人。”

“打仗的时候，日本人也占领了韩国。”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三岔的人们闲暇下来的时候，闲聊的话题常常会突然转到意想不到的方向上。这有点像翱翔在空中的老鹰，先是一动不动，可突然间好像遇到了一股看不见的气流。村民们谈论的通常是一些世俗的事情——饭菜、天气、物价等——但是，话题随时都可能调整风向。村民们一会儿漂洋过海，一会儿又穿越大洲；一会儿身处此朝，一会儿又置身彼代。他们喜欢谈论中国曾经的伟大，尤其喜欢把它拿来和中国的今天相比较，喜欢说几句一概而论的话语。说到外国的东西，他们喜欢得出一些耸人听闻的结论。说出这样的话，并不是他们心胸狭隘，只是对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他们喜欢把中国的事情跟外国的事情联系起来看待。但要听懂这样的闲聊，却是一件非常迷惑大脑的事情，因为他们在饭桌上的话题会不断地来回跳跃。某个人的一句开场白可能需要至少半分钟才能够在我的头脑里放大成清晰的概念——“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是唐朝”——可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又说起了关于非洲妓女的电视剧。

跟着这几个改建厨房的工人一起，我们突然之间又着陆到了朝鲜半岛。

“北朝鲜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人说道。

“他们分裂有五十年了。”

“北朝鲜比我们中国还要穷！”

魏子淇看了看我：“你到过朝鲜吗？”

1999年，我在中朝边境呆过一段时间，于是我给大家讲了那次旅行的经历。那一年，朝鲜遭遇了大饥荒，难民们越过界河逃到这边来。在边境城市图门，我正在沿着河岸散步，突然遇到了一个孩子模样的人。我从他的背后走了过去，估计他的年龄在十到十一岁之间。随后，我看了看他的脸，看不出年龄来：他可能有三十岁，也可能有五十岁。那情形仿佛是一个老人的头放在了一个小孩子的躯体上。意识到那可能是个难民，我便停下了脚步。

我讲完了故事，饭桌上的几个人立刻大笑不止。

“我就说嘛，朝鲜比中国还穷。”

“身高看起来是个小孩！”

“脸看起来是个老头！”

“那种人怎么干活？！一天都坚持不下来！”

假如你往村民们的谈话中间抛出一点什么东西，根本没办法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几个人喝着白酒，过了一会儿，魏子淇拿出一瓶尊尼获加威士忌酒。那是我几年前在一个机场商店买来后送给他的。整个包装是一个礼品盒，礼品盒的盖子由纯色的塑料制成。通常，魏子淇把那盒子放在橱柜很显眼的位置上。现在，他把那东西拿给饭桌上的几个人看了看。

“当时买多少钱？”他问我。

“记不清楚了，”我说。

“起码两百多块钱，对吧？”

“可能有三百多块。”

拿着筷子的高个子男人钦佩地说：“那么贵呀！买十瓶二锅头都够了。”

几个人把那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传看了一番。大家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之后，魏子淇把那盒子又放回了橱柜上。一开始，我对送他这件礼物还感到有一丝愧疚，因为我知道他有酗酒的习惯。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看出来，他永远都舍不得打开这么贵重的东西。用它来做一番炫耀，会有趣得多。

党支部会定期给村里的党员们发放一些礼物。一般来说，那都是些可以当成摆设的物品，跟什么周年活动或者大会有点关系。作为新党员，魏子淇把党支部分发的礼物摆在了十分显眼的位置，因为那是他在村里所享有地位的一种符号。8月1日，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立纪念日，党支部给三岔的党员们发了一张镀金坦克画报。元旦的时候，他们分发了一份日历，以庆祝几个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在中国的政府办公室，这样的图片十分常见。那些图片上面往往都是一些桥梁、高速公路或者立交桥。这些场景通常都是从高到低俯拍的，颜色极为明亮，甚至到了花哨的程度。

魏子淇的那份基建工程日历上，每一幅图片都有一些数目字，同时印着党员的责任和义务。11月的那一页印的是：

党员义务（第七条）：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三岔的党支部给党员们发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礼物，是一份“计算机数字信息日历”。它的塑料边框上可以显示温度、时间、日期、阴历和阳历，边框的里边是一张九十公分宽的带框照片，照片上的场景是某个未知的外国城市。照片中的这个城市很难辨认：一连串不高不矮的摩天大楼，全被人为地做成了亮色。照片的前景是几座铁路大桥，编辑人员在处理照片的时候，漏掉了大桥上的几块锈斑。整个场景有点像美国中西部某个无序发展的无名老朽小城，但我不认识这个城市。

魏子淇把这幅画挂在墙壁上非常醒目的地方，跟它正对着的，是就餐的客人们经常使用的那张餐桌。旁边就是曹春梅设置的神龛。我第一次看见这幅照片的时候，就问过魏子淇，照片上的城市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他说，“反正是在国外。”

一开始，我以为那座城市可能是克利夫兰或者底特律。后来，碰巧有个朋友到过那个地方，他才认出来，那个城市就是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2005年，也就是三岔的每一个党员都得到“丹佛天际线”日历的那一年，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名为“保持先进性”。这是当地农村以另一种方式反映国事的变化——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只要新领导上台，就要开展一次充满各种口号的学习活动，以巩固政权。“保持先进性”是胡锦涛首先提出的一种理念，这句口号的准确意思很难把握。它的目的是想搞成基层运动，尽管全部指示和学习材料理所当然地全都来自于高层。很明显，共产党十分关心农村这个庞大的基础，之前已经开始在增加对农村地区的资金投入。负责学习活动的欧阳淞副部长告诉记者，农村有很多人外出务工，现在党的队伍后继乏人。

在三岔，魏子淇和其他党员认认真真地参加了每一次学习活动，一起学习党章，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所有这些文件材料都要大声朗读，这是一种累人的老规矩——党章一共有一万七千字。因为魏子淇是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又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朗读的任务常常会分配到他的头上。一天下午，正处在学习的高潮期，我开车来到了村子，发现魏子淇一个人正在喝酒。他看上去很不高兴，用手托着左脸，好像有些肿胀。我问，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把牙齿弄坏了，”他说。

“怎么回事儿呢？”

“开啤酒，”他说道。在中国的农村，人们懒得用开瓶器，牙齿受伤就成了酒精的副作用。有时候，我禁不住想，那会不会是接下来的学习主题：建设新农村，保持先进性，禁用牙齿开酒瓶。

我问魏子淇，要不要去看看牙医，他却摇了摇头。不管在村里遇到什么意外，他一般都不情愿去看医生。有一年，他被獾咬了一口。只拿着一根棍子，多少出于无聊，魏子淇把一只獾追进了洞。手指被獾狠狠地咬了一口之后，他把那只獾打了个半死。“獾没有狂犬病，”我建议应该到怀柔去看看医生，他却这么说道。我上网查了一下，然后告诉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但他根本不在意。他处置被獾咬伤的伤口的药物，跟处置牙齿受伤的药物如出一辙：不停地喝二锅头。

由于开啤酒瓶弄伤了牙齿，我坐下来陪陪他，他则继续实施他的白酒疗法。他告诉我，整个上午，他的牙痛因为学习活动而加倍令人心烦。今天的那场会议开了五个小时，已经进入了自我批评的环节。我问他，这次打算抨击自己哪方面的不足。

“劳动。我说村里面修路的时候，我出的劳力不够。”

“其他人怎么说你？”

“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批评我的，还是出的劳力不够。”

“党支部书记自我批评了啥？”

“脾气不好，”魏子淇回答道。

魏子淇和党支部书记之间的紧张关系暂时被搁置在了一边。自从入党以来，他干得很不错——那个夏天，他还被选派参加了怀柔区党校为期一周的学习。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主要是培养领导干部，魏子淇能够参加学习就是一种信号，他很可能会在政治上获得任职。在党校，他把当地的各项政策又复习了一遍；回到村里的时候，他带回了一大摞党的书籍，其中一本叫作《推进农村城市化读本》。这本书通篇都是那种常见的诱人的图片，大多数图片的内容都是怀柔的道路基础设施：城区宽阔的十字路口，刚完工的通往昌平的公路，即将通往北京的高速公路，等等。第一章的标题是“推进城市化是怀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里面有几句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是20世纪50年代人们的愿望，它们反映的是现代生活的概念。现在，我们再来审视这些愿望，就发现这些愿望显得太天真了。”另外有一章描述了党在怀柔这样的半农村地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因为几千年的封建农业生产习惯，存在着明显的小农思想，表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习惯上，表现在人们的文化水平上。农村的这些传统已经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上，这与人们城市化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产生了冲突。

党在农村的目标之一，是要让人们与外部世界有所接触和沟通。每年夏天，三岔的党员都要免费外出旅游一趟。2005年，他们前往的地方是北戴河避暑山庄。那是魏子淇第一次看见大海，一连几个星期，他都要讲述他的这一次旅游经历。渐渐地，他在怀柔呆的时间多了起来，既为他的生意，也为党的事业。他不断地改换着他的装束——他把进城要穿的皮鞋换成了更高档的品牌，买了一条牛仔裤，以及一件黑色人造皮夹克。在城里和乡下，他换着抽不同牌子的香烟。在农村，他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价值不到三块五。到了怀柔，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是农民变得尤为重要，他一定要带上价格更贵一些的黄盒或者红盒。有时候，有钱的游客在招待所住过之后，会拉下一两盒高档香烟。魏子淇会把这些香烟储存起来，以便在重要的生意场合派上用场。

对中国的男人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香烟那样有抓住“关系”这个东西的神韵。香烟是一种信号灯——在一个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言说的世界里，跟香烟有关的任何手势都代表着某种东西。你此时敬烟，便会彼时收烟，一敬一收这个过程就建立起了某种层次的沟通和交往。有时候，没有敬烟和收烟代表着彼此之间有隔阂。城市人跟农民无话可说，因此很自然地不会收下农民敬过来的香烟。即便是两个生意人之间，其中一个为了体现出优势，尤其是他如果带了更好牌子的香烟，也会拒绝对方递过来的香烟。总的来算，中国生产的香烟品牌超过了四百种，每一种香烟都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和象征意义。在北京周边，农民们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一般的城里人口袋里可能装的是红塔山。中产的创业者喜欢中南海这个牌子。带点洋味儿的生意人喜欢炫耀手中的三五牌香烟。暴发户喜欢把中华香烟当成大米一样拿在手里把玩。熊猫是最珍贵的物种，也是邓小平最钟爱的牌子，政府配额制使得它难以寻觅，一盒就要一百多块钱。如果你手里拿的是熊猫牌香烟，那你多半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大多数人并不担心香烟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危害。在南方的温州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生意人，他把抽烟当成是职业中的一个步骤。我问他会不会戒烟，他像看一个疯子那样看着我。“不会！”他说，“我知道，这对身体不好，但我很年轻，感觉不到它产生的作用。况且，这对我的生意很重要。如果要跟某人拉上关系，那就得请他出去吃饭，就要跟他一起抽烟喝酒。”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遵循了同样的逻辑思维。所有烟草公司都是国有的，而且全行业提供的税收数量惊人，直接雇佣的人员更是超过了五十万。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抽烟对于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都十分重要。有些牌子的香烟甚至有补贴——最廉价的牌子价格只有两元多，因为官员们担心，如果农民们买不起烟，他们会不高兴。健康问题基本上是另外一回事。2000年，中国疾控中心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跟吸烟有关的健康花费超过了这个行业所带来的税费收入。但那个统计数据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看谁付出了什么。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制度，政府把烟草产生的全部收益收入囊中，而无需为它所带来的危害付出一分钱。每一年，死于跟烟草相关疾病的中国人超过一百万。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再翻一番。既然政府已经在尝试着建立某种形式的全民健康覆盖机制，也许他们对于烟草行业的态度会有所改变。但就目前来看，这个行业依旧是一种税收来源。

魏子淇每天要抽掉一包多香烟。他知道这对他的身体不好，有好几次都试过把烟戒掉。但身份地位比尼古丁还容易让人上瘾。他曾经给我讲过他最近一次进城的故事。“我跟认识的一帮怀柔人一起吃饭，”他说，“有几个是政府官员，有些是其他村的党员。我带了一盒中华烟，这也是一个客户留给我的。拿得出这种烟，让我感觉很爽。桌子上有人带了红塔山，有人带了三五牌，只有我带的这个牌子价钱最贵。”

“那都是很重要的客人，”他接着说，对自己的回忆满意地笑了起来。“可以说，每个人可能都派得上用场。我在考虑给招待所安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政府刚好有个项目，就是拿钱给农村做这种事情的。席上有一个人就是负责这个项目的。所以，我完全有可能免费安上一个。”

随着秋收季节的来临，一些老式的惯常程序又回来了。这个时节，农村的党支部不再开会，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也暂停了怀柔之旅，所有的目标都是把庄稼收进屋。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任务是收拣核桃，这个东西熟得太快，村民们只得以小组的形式一起劳动。在当地，只有这种活儿还需要大家以公社的形式去完成——八九个人一起，从某家人的果树开始收摘，然后依次给每家人采收。所采收来的劳动成果归果树所有人，但大家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吃饭。每天晚上，大家都到那天的果树所有人家里吃饭。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这些人在村子里从容地行动着，白天如此，夜晚如此——收完这个果园又收那个果园，忙完这家又忙那家。

2005年9月，魏子淇他们那帮人刚开始采收核桃的第一天，我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另外有九个人，都是些近亲，他们已经在一起劳作了一个星期。我们早上七点三十分开始下地，到九点钟的时候，天气已经十分炎热了。九月中旬的阳光依旧非常猛烈，从果园的树叶之间穿透下来，在铺了一层树叶的地面形成斑驳的阴影。核桃树栽种在宽广的台地上，地块之间是石头砌成的分界线，刚成熟的核桃已经开始掉落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

干这个活儿只有一件工具：一根细长的丁香棍子，长约三米，一头削得很尖。对于小的果树，人们可以站在地上，仅用棍子就能够得着大部分枝桠。采摘通常是这样开始的：人们在树的四周围成一圈，抬眼往上看，用棍子击打树枝，颇像孩子们玩的蒙眼击打彩罐掉糖果游戏。如果某个人敲打得很准，棍子会发出响亮的“梆梆”声，三四个核桃接着便掉到了地上。掉下来的当然也有树叶——树叶翩翩落地，树枝终于见到了阳光。大家一投入劳动，霎时便打破了林间的寂静。美不胜收的，是飘荡的声音，摇曳的光线：呼呼作响的丁香棍子，青绿的叶子在空中飘飘落下，一个个核桃重重地掉落到地上。采摘完毕，那些树枝仿佛在叹息——枝条在轻轻地哀叹，想起刚刚经历的一顿暴打仍然震颤不已。

大的树有十五米高，采收果实的人得爬上树去。对魏子淇来说，这件事情非常简单：他用手指抠住树皮上的裂缝，蹭蹭蹭就爬上去了。他可以不用双手，在枝条上左右腾挪。他穿着软底胶鞋——到怀柔的时候，他是不会穿这种鞋的——脚趾头蜷曲着扣住枝条，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他双手握着丁香棍子，在粗大一些的枝条上一步一步往枝梢移动着脚步。如果背后碰巧有一根树枝，他就倚靠在上面。但通常情况下，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身体的平衡。没有楼梯、没有绳子、没有安全带——任何安全防护设施都没有。不过，他在高高的树枝上轻松地移动着脚步，而他的身材非常适合干这样的活儿：四肢粗短，肌肉发达，既有力量，又好平衡。

开始采收的第一天，在第一棵树上，我看着魏子淇爬了上去，然后又下到地面。我问他有没有摔过，他摇了摇头。

“其他人有没有摔下来过？”

“基本上没有，”他回答道，“几年前，有一个邻居从树上掉下来，摔坏了肩膀。”

我们又走到了第二棵树跟前，一眨眼间，他又爬到了树梢上。我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他显得十分外行的时候——在北京的医院里，在怀柔的商店里，在陌生汽车的驾驶室里。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从务农到经商的转变，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但我很少看过他在果园里劳动的情形。在这些核桃树上，他才真正地如鱼得水。

在三岔，采收果实的清一色为男人。唯一爬到树上的女人是党支部书记，她身体强壮，即便是要求最高的活计也不在话下。别人的老婆们干的都是些轻省活儿，比如在地上捡拾核桃，或者给采收回来的核桃脱掉果皮。到了傍晚，她们要为劳动了一天的男人们做好晚饭。农业上的这种分工形成了当地的文化，即便从中国农村的标准来看，也是极端的以男性为主宰。除了党支部书记这个位置是个例外，男人们把持着绝大多数的权力。而当地有一些传统习惯，如扫墓，仅限于男性。在我曾经生活过的西南地区，性别上的界限从来没有如此宽泛过。不过，那些地方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它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力，但对力气的要求不怎么高，女人当然可以在稻田里跟男人干同样的活。

我们采收果实的那天，一共有十个人，但只有两个女人。女人们跟我都呆在地上，一同呆在地上的，还有从外镇赶来帮忙的曹春梅的父亲。我们几个都有不爬树的理由——性别、年龄、国籍——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那些从高高的枝头掉下来的核桃捡拾起来。这些核桃在岩石斜坡上滚动着，滚进灌木丛，滚进杂草丛。不一会，我就感觉到胳膊发痒，背上发痛，双手也因为捡拾核桃而变得黑乎乎的。大家都在闲聊着，仿佛这是一次社交聚会。他们闲聊着饭菜和金钱，讨论着核桃的卖价。村民们一般把采收回来的果实卖给那些在秋天时节走村串乡的小贩，过去几年间，收购价一直在采收期间维持不变。不过，到了现在，收购价变得极快——有时候，一天之内的价格变化幅度会达到百分之十。这全都是因为新修了道路：小贩们下到村子里变得更加容易，做这个行当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们之间的竞争引发了价格战。村民们得选准最好的时机才出售果实，这便成了我们在地上寻找果实的时候，人们谈得最多的话题。

当他们不再谈论饭菜，或者物价，或者饭菜的价格的时候，他们就径直吃了起来。有时候，核桃在跌落的时候已经破开，采收者便把它一吃了之。他们吞吃的数量惊人——咀嚼果实的声音如同枝条断裂的声音一样稀松平常。曹春梅的父亲递了一个给我，我客气地拒绝了。在炎炎秋日辛苦劳作一天之后，我最不想吃的东西就是核桃。

“何伟不喜欢吃核桃，”他说道。

“他为什么不喜欢吃核桃？”

“外国人吃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

站在十几米高的树枝上，魏子淇踪影难觅，但他的声音却好似在背诵祈祷词那样十分熟练：“他也不喜欢吃鸡蛋，他不喜欢吃巴骨肉，他不喜欢吃豆沙。”

握着核桃的感觉——冰凉而粗糙的纹理，清新的香味——勾起了我对童年时光的记忆。在密苏里的老家，核桃树十分常见，多数人把这种果实当成麻烦事儿，核桃妨碍了剪草工，滚到了街道上。孩子们喜欢拿它砸汽车。有一年，我母亲听说邻近的布恩威尔镇有人在大宗收购核桃。整整一周，我和姐妹们组成了一支规模不大、但决心很大的农活队伍，挨家挨户摁响门铃，请求他们把捡拾来的核桃倒进我们的垃圾袋。我们把这些垃圾袋放进美国汽车公司生产的霍尼特轿车的货厢，并开到了布恩威尔镇。那儿的人把那些核桃先后倒进了自动去壳机和研磨机。果肉加工成黑色浓缩物，装进了一个超市购物袋。那人把袋子放在天平上，查询了一下价格簿，然后开出了一张一美元七十美分的支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尼特轿车一直散发出难闻的核桃气味。几年之后，我终于明白，那个人把支票递给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的母亲忍不住笑了出来。

在三岔的果园里，我向魏子淇讲了这个故事。美国人把核桃扔在大街上任其腐烂，这让他印象十分深刻——他挑出一个大个儿的核桃，嘴里念叨着说它价值一毛钱。那一年，核桃行情很好，而且越来越好——每隔一两天，贩子们就要把价格提高一点。

夜幕降临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魏家的屋子里吃饭。曹春梅一下午的时间都在做饭：西红柿、豆腐、猪肉、新鲜的豇豆、煎玉米饼等。她还烤了一条虹鳟鱼。但她没有坐下来跟男人们一起吃饭：三岔的宴席常常是男女分坐的。即使跟我一起劳动的另外两位妇女也被降格到了里屋的一张小饭桌上吃饭。

男人们围坐在大饭桌的四周，就尊者之位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争执。最后，曹春梅的父亲坐到了那个位置上——年届五十八，他是最年长的采收者。他坐在饭桌的上席位置，正背着那幅“丹佛天际线”日历图。那上面的电子读数显示，气温为摄氏二十度。

其中一个采收人名叫魏从发。他是魏子淇的堂兄，耳朵有点背。他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幅丹佛街景照片，他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它。“那是这个城市的温度吗？”他问道。

“那是这个房间的温度。”旁边一个人解释道。

但魏从发没有听清楚。“是哪儿的温度？”

“是——这个——房间——的温度！”

“这个房间啊？”

“这个房间！”

“那么，那是哪个城市呢？”

挨着我坐的是闫可均（音译），他三十多岁，住在下村。他是村子里最机灵的人，喜欢看看新闻，经常问我一些关于美国的问题。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月，他一直在关注卡特里娜飓风的消息。几天前，也是在采收果实之后的宴席上，我们聊起了发生在新奥尔良的事情。

“你看，”他说，“美国发生那样的事情的时候，那真就是一桩事。人口那么稀少，你不得不担心，会不会又减少了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他呷了一口白酒。“这听起来有点刺耳，”他说，“但在中国，我们可能失去了千万把人，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国家来说，可能还是件好事儿。”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人们震惊的是美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在中国的农村，人们看了新闻，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发生在我们这儿，那可能还是一件好事儿。我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回应他，可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闫可均已经改变了话题。跟我同其他村民无数次的闲聊一样，我们之间的对话又从另一个地方起飞了。

坐在“丹佛天际线”日历图之下，男人们轮番喝着白酒。曹春梅的父亲第一个喝红了脸，敬酒的速度越来越快，到晚宴收场的时候，每个人都喝醉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们又回到了果园。我开着车回到了北京，因为蹲下去追捡核桃，我的双腿酸痛了好几天。一连三四天，我的双手依然乌黑一片。总共加起来，在九月份那个炎热的日子里，经过十一个小时的劳作，我们十个人采收了三千多斤核桃。一共卖了三千多块钱。

我在三岔居住的那几年，野猪开始变得常见起来。当地村民把它们叫作“野猪”，但很可能是逃跑的家猪的后代。猪如果以草饲料为食，它们的体形会发生一些改变：肩胛部位变宽，全身长满长毛，嘴角长出獠牙。在从前，这样的动物很快就会被猎杀干净，因为农民们花在山上的时间很多。但时至今日，很多人都已经离开大山搬到了别处居住，就算留下来的也有了新的事情要干。农民们把空闲时间都用来从事建筑活，或者做生意，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城市，村庄周围的土地越来越荒芜。在三岔，地势较高的庄稼地已经被撂荒，野猪便在这些地方繁殖开来。有些时候，野猪们铤而走险下到沟谷里，糟蹋农民们的庄稼。

冬季，有些村民会布下圈套。2月份，魏子淇捕获了一只九十多斤重的猎物。他把陷阱设在了靠近海字口山口的地方，做得也很简单——一个铁丝做成的圈，套在树上即可。那家伙不偏不倚地钻了进去，铁丝圈便紧紧地套住了它。当魏子淇跟另外一个邻居前来检查陷阱的时候，猎物还在拼死挣扎。他们在附近找了棵树，砍下两根枝桠来，把那动物活活打死了。一天之后，我和魏子淇爬到那个地方去看现场。由于那畜生的挣扎，地上的浅草全被压平了，小路上满是那家伙的獠牙印。血滴一路延伸到了村子里，足足有三公里多，滴血的路径也是人们运送战利品的路径。

一连几个星期，魏家人每晚都要吃野猪肉。跟家猪的肉相比，野猪肉要瘦一些，黑一些，油腻一些，味儿重一些，曹春梅把它切成片状，和洋葱一起翻炒。真是作孽，她这样跟我说——她把那个活儿留给了魏子淇。如果他也有作孽的顾虑，他还是英勇地克服了。在屠宰那头野猪的时候，他发现那头畜生已经怀孕。于是，他把猪的胚胎割下来，泡在了白酒坛子里。浸在清凉的液体中，那玩意儿看上去可真像是个孩子的玩具——一只细小的白色猪仔儿。我第一次看见这玩意的时候，极为震惊，连视线都无法收回。最后，我问了一句：“那个拿来做什么？”

“做药，”魏子淇这样回答道。中国人经常泡药酒，在一瓶白酒里放上植物草本，甚至是爬行动物，蛇类尤其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用白酒浸泡的哺乳动物，而魏子淇也根本说不上来这种泡酒的健康功效。“可以顺气，”他含糊其辞地说道。但是我注意到，他从来没有动过那玩意儿，也没有其他人动过。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动物制品，连村民们都觉得太毛骨悚然。

那罐子被摆放在魏家的大屋子里。这间房在上一次重新装修的时候在空间上进行了扩展，从那以后，魏家人的财富便开始越聚越多。房间的布置说明，他们对对比搭配进行过研究：离浸泡野猪仔的白酒坛几米开外的地方，就是佛教神龛；“丹佛天际线”正对着人民解放军的坦克模型；一共有两瓶尊尼获加威士忌，与魏子淇几年前从长城上拆毁的明代信号炮比肩而立；还有一幅纪念怀柔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有时候，当我们围着桌子吃饭的时候，我看了看四周，便思忖着：“这样的世界，有谁能够看得明白呢？”

这个家庭的变化对曹春梅来说，尤其显得艰巨。刚开始的时候，贷款和投资的担子主要压在魏子淇的肩上。两年多来，生意已经走上正轨，比较平稳了。他对于自己日渐上升的地位颇感自豪——他在村子里面走动的时候，明显地带着跟以前不一样的信心。在三岔，女人很少扮演这方面的角色。对曹春梅来说，客人越多，只意味着要干的活儿越多。在繁忙的周末，她很少离开厨房；多数时候，她清晨醒来面对的，是头一晚客人留下来的一大堆油污碗碟。家庭的收入在增加，但她从中没能够得到什么乐趣，她跟外界的接触常常转瞬即逝。她从他们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宗教，但即便是佛教带给她的也只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慰藉。她很讨厌在餐馆里剖鱼和宰杀动物——在以往，这丝毫不会让她有什么顾虑，但随着她更多地阅读佛经，她越发讨厌这样的屠宰行为。如果魏子淇在，这个工作就由他来做，但他总有到怀柔出差的时候。

曹春梅告诉我，每天早晨，给神龛摆放贡品的时候，她都要请求神的宽恕。在家里，只有她可以不经受由共产党主导的自我批评。跟别人不一样，她不愿意走这条捷径，因为她说自己的工作还不够努力。她的自我批评是发自内心的：她对煮给别人吃的那些饭菜感到极度的愧疚。“如果我不得不杀鱼或者杀鸡，我要为它们祈祷，”她说，“它们都是无辜的。它们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我却把它们弄来杀了。所以，我要为它们祈祷，让它们的灵魂免受苦难。如果我不祈祷让它们的灵魂免受苦难，我害怕它们的冤魂会回来惩罚我。”

她还担心在她的房子周围有其他鬼魂。这些都是乡下人一种古老的传统观念，比最近复苏的佛教历史还长，比一度令人狂热的法轮功历史长多了，当然比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要长。村民时常说起蛇精、狐狸精、兔精、黄鼬精等，这些动物可能寄居在房子里，然后要么变成好鬼，要么变成坏鬼。有些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禀赋，能够读懂它们那个世界的事情，村民们把这样的人叫作“明白人”。从前，三岔有个很有名气的明白人，人们经常去拜望他。只要有人来访，这个明白人便会抓住他的手腕，摸一摸他的脉搏，然后很具体地说出是哪些精怪在影响他。当时，那个明白人跟童年时代的搅屎棍住得很近，后者经常为那位大师举行的仪式倒茶水。然而，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都停止了，因为共产党正在对此施以压力。后来，明白人去世，村里再没有人看得见那些东西。

不过，在改革开放期间，跟其他传统一样，宗教慢慢地复苏了。从总体上来说，共产党允许个人追求自己的信仰。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宗教气氛十分活跃。有些村民相信，搅屎棍具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只不过是把他童年时代跟明白人的联系给磨蚀了而已。有时候，会有人找到搅屎棍，请他做一番分析与推理，但曹春梅更愿意去找别的人。她在怀柔认识一个明白人，这个人因为天资聪颖，名气很大。2006年初，曹春梅前去拜访了他。他告诉她，她家里有个狐狸精很活跃，建议她回去立一个神龛。这样，她家的主房间里新近才出现了一盘盘香。跟这相伴的，有两尊佛像、一坛仔猪泡酒、尊尼获加威士忌酒、纪念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明代信号炮、“丹佛天际线”日历等。

狐狸精会给家里带来诸多麻烦，曹春梅和魏子淇最近确实经常吵架。他们一同承担着经营生意的责任，但他们不是合伙关系。毫无疑问，重要的决定都由男人来做，最大的收益也由男人来享受。随着他越来越深陷在党的事务和生意之间，他对家庭的兴趣越来越小。遇到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会接连几天不在家，到怀柔去拜访朋友，夜晚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对曹春梅来说，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视而不见。“我懒得管他，”她说，“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那不关我的事。”

她总是选择一种消极、甚至破罐破摔的姿态。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佛家弟子的做法——她已经远离了尘世——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奔涌着一股挫折的暗流。这不仅仅是被动-攻击那么简单。魏嘉表现不好的时候，她会强调她的无力。“他不听我的，”她说，“我拿他没有办法。”如果我问她知不知道村子里面的政治关系，她会摆摆手。“那个呀，我什么都不懂，”她说，“那不关我的事。”有一次，我和魏嘉正在温习学校下发的一些材料，我问魏春梅，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是江泽民吗？”她回答道，然后列举了一连串已多年不掌权的政治家的名字。“这个事情我弄不懂。”那可能是实情——乡下人对国家大事不管不问的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但是从2002年开始，三岔的高音喇叭每天起码要把胡锦涛这个名字提到三次以上。我猜测，她那么做是不是在强调她的生活态度，在强调她对于自己无力掌控的事情要尽量远离的态度。在她看来，宗教只是逃避的方式之一。即便全村人都已经沉迷于物质条件和现代化进步的时候，还是有像曹春梅这样的人反其道而行之，一心向往古老的传统观念。

不过，要作出这样的反应并不容易，曹春梅的另一个自我也渴望作出积极的反应。不管她多么讨厌她丈夫新近的日常生活秩序，她对他的自由自在和企业家身份还是羡慕不已。有一段时间，她曾经冒过单独做生意的念头。她是个很不错的厨师，她觉得自己做出来的玉米粉条，对城里面的中产阶级有一定的吸引力。她说那个东西是“有机食品”——这个词在北京正在逐渐流行开来，西方的饮食观念已经令这个地方高端餐馆的面貌有所改观了。曹春梅做了一些样品，带着它进了城。在城里，她到各家餐馆挨个打听，希望打着有机玉米粉条这个旗号能够卖出这些样品。然而，尽管她做的东西货真价实，却不具备中国男性做生意的那些工具：一包一包的中华香烟、一口一口的白酒。后来，没有人找她长期订货，她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偶尔，她会试着改变自己的装扮。她去染了头发，买回几身新衣裳，还节过食减过肥。有一个月，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减掉了十八斤体重，因为她在怀柔买到了减肥药。中国的女性想要减肥的时候，她们总是不吃饭，靠安非他命药物为食。特别繁忙的那一个月里，曹春梅服用了这样的药品。我每次到厨房去找她聊天的时候，她都有些头晕目眩的样子。后来，她又恢复了体重，恢复的速度跟她减肥的速度几乎一样快。

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在快速地提高着，但它的影响之一却非常不好：他们赚到的钱越多，每个人的身体却越明显地不健康起来。当时，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魏嘉身上。尤其是2005年之后，村民们安装了有线电视。以往，村民们只能收看到七个电视频道，现在能够收到的频道达到了五十多个，一年缴费只要一百五十元。魏家新买了一台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机，而且多数时间都让它开着。每到周末，孩子一做完家庭作业，就坐在炕上看起卡通片来。每到假期，他就很少干别的事儿。城里的客人往往会带着盒装快餐来乡下旅行，并常常在驾车离去之前把剩余的快餐留给了这家人。很快，垃圾食品便占据了魏嘉的大部分食谱。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高兴，就会大吃特吃那些收藏起来的薯片和方便面。到了吃饭时间，却很少说过饿。“只要是盒装的，他都喜欢，”他母亲抱怨说，“他对这些东西的喜爱，超过了我做的任何东西。我没办法让他吃别的东西。”

在消费方面，没有什么准则概念。不久以前，村里太穷，人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父母的主要职责就是尽可能给孩子找到吃的东西。十五年前，如果有哪位母亲刻意限制孩子的饮食，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改变得太快，人们根本来不及适应。我尽量给曹春梅和魏子淇解释，这样的问题在美国也很普遍，细心的父母也得在看电视和吃零食方面对孩子有所限制。考虑到孩子的健康史，在他的食谱方面有所限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村民们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孩子能吃是好事儿，如果新买的电视不用，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寒暑假期间，我几乎亲眼见证了小男孩的变化。在学校的时候，他吃不到零食，学校食堂的饭菜又没有什么油水。可回到家里之后，他可以边看电视边吃薯片。很快，他就长出了滚圆的小肚腩，双颊圆圆的，双腿也长出了松垮垮的赘肉。他长到九岁的时候，体重已经超重。有时候，我会强迫他去那块空地上踢足球，但他只玩了五分钟就气喘吁吁。以往，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强壮——他曾经在七岁的时候，连续跋涉五个小时到长城上，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而现在，如果我带着他去散步，他会大口地喘气，而且常常要休息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记忆中那个瘦长结实、动作敏捷的小男孩，突然之间变得肌肉松弛、十分驯化——他跟野猪的运动轨迹背道而驰。“他看起来再也不是农民了，”他的妈妈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她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自豪：从她的角度看来，魏嘉已经有点像城里孩子了，这没有什么不好。

一家人里面，只有魏子淇的体重没有增加。尤其在冬春季节，他仍旧要干很多体力活儿。但他要喝很多白酒，抽起烟来也连续不断。每过一段时间，他就要尝试戒一次烟，去找横行中国的江湖郎中开一些药回来。有一年，他在北京买回来一种东西，那上面的英文标识是“戒烟灵：鸡尾酒疗法”。那东西价钱很贵——二百多元——盒子上印着美国的戒烟标志，以及几幅外国人的照片，那几个人想必是使用了这种产品，显得十分快乐。那东西的成分包含维他命C、辅酶CQ10，以及叫作“公牛硫酸”的什么玩意儿。上面印制的宣传词说“保持抽烟的感觉”，发生的情形恰好如此：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魏子淇又在身上带了几包红梅烟。

偶尔，他会前往北京，做一些神秘兮兮的事情。出这样的差之前，他从不事先通知，也不提前打电话看我是否有空。相反，我的电话一响，魏子淇就说他已经到了离我公寓仅一个街区之远的十字路口。他似乎把首都想象成了另外一个村庄，只不过大一点点而已：他不明白，城里人很少不提前电话通知就前往朋友家里拜访。反正，他不喜欢提前告知进城的计划。即便他已经小有成就，即便他学会了生意人的游戏，他也不会对未来事项夸夸其谈。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依旧是个农民：言辞之间，他总是极为谨慎。

2005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在交道口立交桥旁边的一个角落等着了。我出去见到了他，当时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进城时才穿着的那身衣服：蓝色牛仔裤，以及崭新的黑色风衣。他那双最贵的皮鞋已经擦拭得锃锃发亮，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他手里拿着一个仿冒皮包——也就是中国的创业者常常拎在手里满大街转悠的那种。他跟其他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唯一的区别就是他的谨慎。魏子淇每次来北京的时候，都极为警惕，害怕上当受骗是原因之一。

那一天，他是进城来加入中国长城协会的。他之前从来没有提起过，现在他才跟我解释说，头一年有个登山家去爬长城之前，在他的招待所里住宿过。“他是长城协会的会员，”魏子淇说，“他跟我说，我也应该加入协会。费用不多。”前来招待所住宿的客人跟魏子淇的谈话，对他的影响往往很大。他把这些城市客人的话仔细地听进了心里，把他们的名片好好地保存在一个盒子里，放在跟“丹佛天际线”日历不远的地方。那天，他把那个人的名字，还有长城协会的地址一并抄在了一张纸片上。

我陪着他走到了长城协会的办公地点，那儿离我的公寓没有多远。申请程序十分简单：魏子淇按照规定缴纳了四十元钱的会费，同时把两张护照规格的照片交给了办公室的秘书。在填写“简历”的时候，他遇到了唯一的麻烦。

“我不填这个行吗？”魏子淇问道。

办公室秘书告诉他，长城协会的所有会员都要有简历。魏子淇对着那份表格琢磨了足足一分钟的时间。最后，他终于填写：

1969—1976 在农村出生

1976—1988 在学校读书

1989—1991 在工厂当保安

1991—至今 在村里当农民

他极其谦虚，根本没有提到他做生意的事情。秘书把表格查看了一番，确保每一个项目都填有内容。在“政治面貌”这一栏，她犹豫了一下。

“你是党员，对吧？”她问道。

“是的，”魏子淇扭捏地回答道，“那有什么好处吗？”

“当然有好处，”秘书笑着回答道，“上学的时候，我只入团当了个共青团员！”她把照片贴在一个身份卡上，然后盖上大红印章，整个事情就结束了：魏子淇成了中国长城协会的会员。

接着，我带他到一家川菜馆吃饭。我注意到，他又带了一件党支部刚刚分发的礼物：一个不锈钢保温杯，上面印着“渤海镇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纪念”几个字。这只保温杯标志着又一个为期二十天的学习过程。魏子淇说，他们最近又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那些重要讲话温习了一遍。他也给我讲了村里面的一些其他消息：他打算挖一个更大的鱼塘，计划把招待所的几个房间改造一下。在下村，城里来的一个投资人最近又买了一块地，还有把小路修到山上的计划。饭快要吃完的时候，魏子淇突然说道：“有人在说，我可能要当党支部书记了。”

他之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事儿。我问，那可能是什么时候。

“很快了，”他说道，“现任党支部书记退休之后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那取决于很多因素，”他说，“主要的问题是看她会不会再任一届。”他停了一会儿。“我没有说过这件事儿，”他接着说，“我没说过要当党支部书记。其他村民在这么谈论而已。”

我问他，月底的会开完之后，党支部书记会不会退休。

“不会。还有好多会要开哦。”

“哪方面的？”

“还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自我批评呗。”

“什么时候开始？”

“下个月。”

我问他，有没有想好要批评自己的什么东西。

“不知道，”他说，“我还没想好呢。”

过了几年，我终于明白，魏子淇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目的。我曾经把这种品质跟乡村联系起来，乡下人做什么事情——哪怕是自己的讲话——都十分注重效果。闲暇时间，他们可能会对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闲聊长谈，但对自己的私事却守口如瓶。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态度专一。魏子淇可能会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实现一个秘密计划，无声无息地做着准备工作，然后突然之间采取行动。他常常会连续地努力做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在村子里问我，能不能把他和傻子送到山下的沙屿派出所去一趟。对此，我丝毫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之处。

“然后，我们又去把他接回家来，对吗？”我问道。

“是的，”魏子淇回答道，“他需要办理身份证。我们去就是为了这个理由。”

自从我和眯眯上次把傻子送下山到现在，已经将近四年时间了。这段时间里，跟村子里面的大事小情一样，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常常在想，他是如何理解这一切变化的。他在招待所的尽头拥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因为这家人富裕了，生活空间更大了，他们终于可以把他隔离开来了。从前，在冬夜里，傻子跟所有人一起呆在炕上，现在他可以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周末，这家人有客人要接待的时候，他们总会给傻子换上新衣服，好给客人们留下个好印象。一天，魏子淇和曹春梅两个人都要出门去打理生意，傻子变得惊慌失措，在一条路上跌倒了。以往，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家里呆过，突如其来的独处把他吓慌了。一家人在天华洞的标志牌那里找到了他，这个地方离三岔有十几公里远。如果不算这趟简短出行，从2002年那次冒险经历至今，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村子。

今天，我看到他和魏子淇在停车场上静静地等候着。我把租来的捷达轿车的后车门打开，傻子平静地坐进了汽车。我们开车下山的途中，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风景。魏子淇解释说，傻子没有身份证，如果他们这个家庭要继续得到政府的扶持项目，那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自从发生了上次的插曲后，党支部书记便确保魏家人每个月都能得到政府给的补助。每一年的春节，除了一桶食用油，一袋大米或者面粉，他们还能够另外领到一百元钱。

在沙屿派出所，一个年轻的女子让傻子坐在白色背景布前的一张凳子上。他把双手垫在屁股下面，像个紧张的孩子一样坐着，双脚曲伸到了凳子后面。那女子捣腾着数码相机的时候，他看上去有些忧心忡忡。那台机器闪了一下，嘶嘶地响了一下。一会儿之后，照片出来了，傻子终于松了一口气，露出了无牙的笑容。

在另一个房间里，一个警察给魏子淇填写了一份正式的通知书。“他是个聋哑人，对吧？”那警察问道。

“就是。”

那警察在一张专用信签上很快就写好了通知，然后他把那张纸递给了魏子淇。“把这个交给党支部书记，”他说道，“她会把它交到镇里。一个月之后，他就可以拿到身份证了。”

我们开车往回走的路上，傻子看得十分专注，仿佛要尽情地享受这次难得的旅途。我后来再到村子里的时候，他十分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并用手指了指停在坝子上的那辆轿车。不过，我再也没有看见他坐进过轿车。既然他已经经过了正式登记，那他就没有必要再到别处去了。我所见证过的那两次旅程，代表着他一生中走过的最远的地方。

一个月之后，傻子领到了一台二十一英寸的海信彩色电视机。这是政府新近助残项目的一部分，至此我才明白，那天下午的登记为什么显得如此重要，尽管魏子淇从来没有提到过电视机的事儿。这家人已经有了一台大电视机，他们便把政府发放的这台电视送给了魏子淇的一个亲戚。反正傻子也不看电视，那些节目他也听不见。每到夜里，他就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坐着。那家人把电视机送了人，但没有收钱。不过我敢肯定，通过村里面复杂的关系网，这个东西某一天一定会得到回报。这也是乡下人的生活方式之一：老鼠不打空仓。

傻子的身份证上载明了他的出生日期和姓名，我才第一次知道了他到底是谁。他出生于1948年12月11日，名字叫作魏宗漏。身份证上的魏宗漏看上去很苍老，很忧心。他向前弓着腰，眼里满是哀伤。只要这张照片稍晚一点点儿再拍摄，或许就能够捕捉到他那微微的笑意。那个“宗”字在他三个兄弟的名字里都有——那是他们那一辈人的标记。那个字的意思是“祖宗”。

在三岔，2006年成了垃圾之年。经过五六年的时间，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到了这个点上：到处都是新路、新车、新的建筑工程；村民们用上了有线电视，手机有了信号覆盖。但能够说明他们繁荣富强的最明显的证据，却是垃圾。我第一次来到三岔的时候，人们简简单单地把垃圾扔在山坡上，滚落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干涸的溪沟里。在那个时候，没有多少垃圾产生，所有东西村民基本上都加以重复利用，人们也很少食用袋装食品。但随着经商和旅游业的兴起，这一切都被改变了。方便面包装袋、饼干包装袋越积越多，那条溪沟的河床上很快便堵满了泡沫和塑料垃圾。有一年，眯眯组织人们进行过一次清理。但直到2006年，当地县政府才终于在这个地方实行了垃圾定期清运服务。就在那一年，小贩们也来了，他们开着厢式货车，收购一切可以回收利用的物品：瓶子、罐子、报纸等。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开着车到三岔来购买垃圾！

不出所料，已经开始有城里人来这里定居了。在北京，一种时尚正在形成，中上阶层的人们喜欢到乡下找一个地方再安一个家。有时候，整个村子住的全是外来人员。在下面的沟谷里，离三岔不远的铁矿峪，有一片地方全部卖给了城里人。几个月之内，当地人的生活在这里画上了句号：原住民们搬了出去，房屋被推倒在地，一座座新建的水泥、玻璃大厦在原来的果园地上拔地而起。在三岔，村民们忙着把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长租出去。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修建新的建筑物。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村子里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被人们抢购一空。就连搅屎棍也跟一个北京人达成了一笔买卖。签下协议之后，搅屎棍立马对他的房屋进行了一番雄心勃勃的改造。就在改造工程做到一半，也就是一道砖墙刚砌到四米多高的时候，他突然抬高了价格。他做的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村民个人不能够出卖自己的房产；而长期租赁合同则只能依靠善意和信用。虽然大家都签有合同，但这些合同一文不值。北京人别无选择，要么加价，要么走人。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他真的走人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搅屎棍才察觉到，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从那以后，房屋的框架就那样立在那里，无人过问。要是把那项工程做完，他也许还能找到下一位租客。但跟乡下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他几乎没有办法筹集到资金。在过去，他可能拿土地抵押——他自己的父亲在1946年就这么干过，因为那个时候入不敷出，只好把自己的田产抵押给了魏子淇的祖父。但搅屎棍没这个选择，他也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他需要到村里获得同意，而村里把他的申请给顶了回去。做出回绝的人是党支部书记：多年来，她跟搅屎棍的关系一直不和。他们都是党员，还是远房姻亲，但他们就是搞不好关系，这个男人到最后也没搞到贷款。他曾经千方百计想把那间泥土地板房子租给我和眯眯，现在，他跟他的老婆不得不住了进去。那个房子很小，大多数家具物品都只能堆在屋外，用一张塑料布盖住。从汽车大发展以来，生活状态每况愈下的村民只有他们一家。朦胧的天色中，我时常看见他围着那半途而废的建筑工地一边转悠，一边喃喃自语。现在，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客气了许多，他的怨恨再也不会冲我而来了。他心里，会记着那些更重要的仇人。

对党支部书记，有一些风言风语。以往，大多数村民提到她的时候，充满着尊敬。显然，这个女人很有能力，尤其在争取政府的项目资金方面有一套技巧。然而，突如其来的个体投资好像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最近，几个北京商人前来达成了三宗大的土地交易，他们计划开发村子里的一些地块，用于搞旅游项目。两个项目位于峡谷上面很高的地方，无人居住，而交易的细节一直没有公开过。没人知道，地价是多少，投资者是谁，他们打算怎么开发那几个峡谷，等等。

在中国，类似的不透明十分普遍，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如果党支部书记在这些交易活动中得到了好处，她是不会傻到要把钱拿出来公开亮相的。在上村，她家的房子是最好的，但还称不上豪华，而她的外表也没怎么改变。我每次遇到她的时候，她总是那么一如既往的既友好又冷淡地跟我打着招呼：“嗨！又来了啊？”不过，有些村民认为，她把钱存在了怀柔的一个银行账户上，她的儿子最近还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很快，人们便开始谈论起另外一件事来：即将到来的村级选举。

在中国的农村，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有两个：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村主任由所有村民通过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而候选人可以不是中共党员。但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成为党支部书记这个村子里最大的官。在三岔，刘绣莹就是从村主任开始她的政治生涯的。她第一次坐上那个位置是在1993年，五年之后，她被选为党支部书记。从那以来，她身兼两职，而这样的情况在农村地区也越来越普遍。政府支持这种状况的出现，因为这样做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也起到了巩固权力的作用。

在三岔，党支部书记的权威一直没有受到过什么正儿八经的挑战。但是，到了2006年，这样的情形终于开始有了改观，区别就是金钱。2001年，当我来到三岔的时候，人均收入大概只有两千来块。在五年时间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六千多。2003年，当地劳动力的日均报酬是二十多块，现在升到了五十多元。村子里修起了一条不错的公路，修起了一个手机基站，装上了有线电视——甚至还有垃圾用于出售。所有这一切本来都可以用来说明党支部书记所取得的成功，因为村民们的富裕是在她的领导之下取得的。不过，参照体系比什么都重要。当地村民不拿现在的情况跟过去相比，三岔人的心里想到了外面世界的那些东西。他们亲眼看着城里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知道达成了一笔笔不动产交易。突然之间，他们担心在收益上没有自己的份儿。

为了寻找替代者，他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本地最成功的生意人。傍晚，天黑之后，搅屎棍老来魏子淇的家里串门。如果我在场，那个人会对我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就找个远离饭桌的地方坐了下来。他从来不参与我们的闲聊，只是在等着我的离去——他一出现，就是我该回家的信号。我后来问魏子淇，搅屎棍为什么会开始光顾他家，他只是耸了耸肩，就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了。“没多大的事儿，”魏子淇这么回答我，接着便不再多说。

过了一阵子，我才明白过来，村子里的政治运动就是这么开场的。搅屎棍连续光顾几个星期之后，魏子淇终于挑明了主题。他告诉我，2007年年初会有一场选举，三岔村有人希望他能够参选党支部书记。

“你会参加吗？”我问他。

“不会，”他说，“太麻烦了。”但他的话语里透出一种不太确定的语气。我问，是谁在给他打气，他说出了搅屎棍的名字。

“你上次入党的时候，他不是还在反对吗？”

“就是，”魏子淇说，“的确如此。”

“那他现在怎么会让你去当党支部书记呢？”

“很复杂。”

我问他，是否信得过这个人，魏子淇笑了笑。

“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说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搅屎棍的动机跟他那半途而废的砖墙一样显而易见。同样明显的是，魏子淇因此成了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候选人。魏子淇已经学会了协调党支部和怀柔这两个圈子的关系，没有谁的地位像他这样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2003年，魏家人做生意挣到了三万多元；到2006年，他们的收入增加到了六万多。一次，我向他问起收入的事情，他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胸怀坦荡。“这是三岔公认的最高收入水平，”他说道，“也许有人钱比我多，但那些钱见不得光。就务农和经商而言，我挣的钱最多。”

2006年6月，当地的政治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全体党员到承德进行了一趟年度公费旅游。承德位于东北方向上，清代的时候，这里是满族统治者的夏季避暑山庄。皇帝们常来此打猎，皇家猎场里驯养着鹿和野猪。现在，这些猎场已经向游客开放，游人们可以到曾经为统治者服务的宫廷和寺庙自由闲逛。来自三岔的代表团参观了所有的旅游景点，晚上就在宾馆里举行宴会，共饮白酒。回来之后，魏子淇给我看了他们拍下的照片，那些照片跟之前的每次旅游毫无二致。每一张照片上，三岔村的全体党员都站成一条长队，每个人都紧紧地盯着照相机的镜头。他们身着休闲装，但谁都不见笑容。很难看出，他们是在度假。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甚明了：可能是同事，可能是邻居，也可能是远房亲戚。不过，他们的站姿中，表现出了亲密与疏远的惊人结合。这些人不一定是亲密友人，他们的联盟可能也不是偶然形成的，他们甚至可能相互讨厌对方。不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不少时间。

8月的一天早上，魏子淇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到了离我公寓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跟往常一样，他的这个电话让我吃惊不小，尽管这一次我猜得到他来北京的原因。半年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考虑买一辆车。

上村还没有人有车。近几年，车子已经越来越普及，村子里有几个人买了那种三轮微型运货卡车，用来在乡下运送货物。有个人买了一辆二手拉达轿车——不过，照魏子淇的说法，那不算数。老式的苏制轿车外观太差，基本上没办法驾驶，而且那位买主差不多立即把它又卖了出去。就这个村子而言，那条公路尽头的停车场依然在等待着本地村民的第一辆车的到来。

自从拿到驾照以来，魏子淇一直在存钱。他同时也在存储关系——他每次去怀柔，都要向朋友们打听，是否知道哪儿有好一点的二手车要卖。当来自北京的一个二手车销售员碰巧住在他的招待所时，魏子淇才算真正迎来了好运当头。魏子淇收放好那个人的名片。几个月之后，他终于存够了钱，便拨打了那个电话号码。那个销售员告诉魏子淇，他可以在午后到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去见他。

我和魏子淇坐着一辆出租车，直奔那个市场而去。的哥一听地址，立马来了精神。“你要买车？”他说道，“你想花多少钱来买？”

魏子淇不好意思地说，他想把价钱定在一万五千块钱以下。

“那你可以买一辆夏利，”的哥说道，“夏利省油，维修也方便。如果你是要买旧车，这可真是个好时候。很多夏利车没有经过登记，因此警察经常查这种车。谁都不想惹麻烦，可能想买这种车的人不会很多。所以，价格还可以。”

那就是中国的市场行情：警察找出的问题越多，商品的价格越低。夏利是北京人钟爱的经典车型，买主都有一系列老套的特点：低收入、老烟民、大嗓门。一直到2000年，最受大家欢迎的夏利车都还是根据一款韩国车型生产出来的，而这款韩国车型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吉利之意——大发瞎利得。这是一款十分难看的厢式轿车，但结实耐用。的哥告诉我们，他在三年前花一万四千块钱买了一辆黑市夏利车。“我把它当出租车开了一年，然后卖了一万一千块钱，”他说道，“从来没被罚过款！”我们沿着四环路开进的时候，他一路上把那些旧夏利都指认了出来（“那是98款！”）。他建议我们千万不要买雪铁龙（“耗油高！”）。吉利和铃木要好一点（“省油！”）。魏子淇问，夏利车会不会比经常在乡下跑的“面包车”安全系数高一点，那个人大笑起来。“当然！”他说道，“面包车如果以六十公里的时速出事，坐里边的所有人都会死掉！绝对的！”

等着魏子淇的联系人前来的当儿，我们绕着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转了一下。这个市场位于北京的南郊，在一片廉价公寓楼之间的空隙里，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几个尘土蔽日的停车场。这里是北京市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不管是哪一天，在这里用于出售的二手车都超过了两万辆。有一些固定经销商存有几辆高端车型，但大多数卖家都是些散兵游勇，交两元钱，就可以把车在那脏兮兮的停车场上停放一个小时。他们用一块纸板胡乱地写了个临时广告：“2003款，没过户。手续合法。”手续齐全是一个大卖点——这通常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件事情，因为买主们都担心通不过检查这一关。车主们给自己的车子按月计龄，面对的颇像是一个婴儿。“1998年12月的，”一位红色夏利车主对魏子淇说，“算得上是1999年的！”对中国人来说，使用情况比车型重要得多，因此他们才要追溯车子的月龄。

我们前往参观的那一天，十分炎热，灰尘也很大。看得出来，没有谁想到过要把自己的车洗一洗。实际上，每一辆车都像是在灰尘里滚过一样，而车辆的座套似在竞相比脏。车主们得呆在车辆的边上，说不定就有买主路过。他们打发无聊的方式，就是打打扑克或者下下象棋。也有车主躺在后座上，正呼呼大睡呢。几乎没有人会明码开价，如果你问起价格，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回答：“你想出多少钱？”还有一个卖点，那就是备胎和千斤顶。他们叫卖的另一个词语是“三厢”。车主们自豪地大喊着——“三厢！三厢！”我问魏子淇，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那辆车有前门，有后门，还有个尾厢，”他这样解释道。

“可那不是明摆着的吗？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说呢？”

后来，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个市场上的人丝毫不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中国有多少人有过买车和卖车的经历？他们全都是在瞎打乱撞，而魏子淇则在尽量赶上他们的趟。他看了几辆夏利车，但都吓得没敢问价钱。我们从一辆雪铁龙轿车边上走过的时候，他终于兴奋起来，说道：“费油！”跟他联系的人终于出现了，他看上去似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那个人名叫袁少春，身上穿着白色背心、卡其短裤、皮鞋，黑色袜子拉到了膝盖之上。他一只手拿着一个仿制的皮革手包，另一只手拿着一块脏兮兮的白色毛巾。在盛夏的炙烤下，他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他的肚腩肥大，双腿粗短内弯，好像随时都会跌倒在地。他用手中的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那个人一出现，魏子淇立马掏出红梅烟——红色包装，仅供城里人专用——给袁先生递上了一支。那人鄙视地摇了摇头，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摸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烟。可他并没有给魏子淇递上一根。他看见我在边上站着，便用大拇指指着我问道：“这个外国人是谁？”

当袁先生听说我曾经写过几本书时，变得客气了许多。他告诉我，他跟一家出版社有点关系，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也许他们可以把你的书翻译成中文，”他说道。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还告诉我，如果我想联系宁夏人民出版社，一定要打那个电话号码。宁夏是西部的一个回族省份，我几年前曾在那里把City Special陷进了沙地。袁先生在北京东南郊还开了一家烟酒商店。作为副业，他干买卖旧车这一行已经有十年时间了。他开了一辆雪铁龙。（“费油！”）轿车后厢里，他带了一根铝制的路易斯维尔-斯拉格尔棒球棒，红颜色，型号为FP29。我在北京还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棒球棒；这根球棒的把手部位缠满了胶带。我问那个人，他是否打过棒球。“防身，”他嘴里嘟囔着，“防身用的。”

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东西要出售。他来这里，是帮魏子淇选车的。他带着我们在停车场里走了一圈，一边挥舞着擦汗水的毛巾，一边抱怨着预算资金太少。“一万五千块钱买不到什么东西，”他说道，“如果你想买2000年以后的车，那至少要两万。”时不时地，他会停下脚步，对着停在那里的某辆车指手画脚一番。“那辆车绝对出过事儿，”查看过一辆红色夏利车之后，他那么说道，“车主没讲实话。”

在一辆白色夏利车跟前，魏子淇停下了脚步。这是一辆下线的出租车，车顶上还挂着出租车标志。根据北京的一项规定，用作出租车的夏利车最多只能跑六年。市里面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是为了安全和污染着想，不过对汽车行业来说也是一项福祉。

白色夏利车旁边的人告诉魏子淇，这辆出租车只用了五年时间。“你可以在北京再开一年，”他说道，“之后，你还可以拿到郊区跑营运。”

“出过事儿吗？”魏子淇问道。观察袁先生的过程中，他学到了这个问题。

“这是出租车！”那卖家反驳道。“如果你想买从来没有出过事儿的车，就不要看出租车了！”他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基本上所有夏利出租车都是红色的，”他说道，“白色的太少了，被查到的情况还很少。警察经常要拦下红色的夏利车，检查它们的手续。这辆车跟轿车混在一起，根本就看不出来。”

不过，袁先生建议不要买这种警察视而不见的夏利车。他有个更好的选择：他在郊外有个朋友，专门从事倒闭单位的车辆生意。单位登记的车辆可以使用十五年时间，而不管车况如何。其中的窍门就在于从已经倒闭的单位找到仍旧可以使用的车辆，幸运的是，数不清的国营单位在改革开放年代早已死得硬邦邦的。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我们做了一次出征，前去倒闭单位寻找夏利车。

买卖即将做成的首要标志，是袁先生开始接受魏子淇递过去的香烟。在二手车交易市场，他对红梅烟碰都不碰；现在，他大大方方地接了过去。还有一个可喜的征兆，他在这笔买卖当中也有利害关系。与他的商店——宏丽烟酒商场——一街之隔，就是那个汽车经销商开的一家修车厂。我们到了北京西南郊区二十几公里远的地方，那儿叫作房山。这里坐落着首都最大的水泥厂，周围一大片区域全都覆盖着白色的粉尘，恰似乍暖还寒时分下起了一场小雪。

经销商把车停在了他的修车厂门前。这辆红色夏利车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98年10月份，牌照全是合法的。严格地讲，这辆车仍旧属于一家叫作北京七里山旅游服务公司的单位。但那家单位早已倒闭，现在仅存于轿车杂物箱里的几份文件之上。轿车没有洗过。跟周围所有东西一样，这辆轿车覆盖着一层水泥粉尘，经销商用一块脏抹布擦了擦挡风玻璃。他让魏子淇看的第一样东西是尾厢：一只备胎，一只千斤顶，不另收费！“从来没有出过事儿，”经销商说道。但引擎盖上有一道刮痕，车身下部有个凹痕，仿若出过一次天花。经销商说，我们可以试驾一下。他把钥匙递给了魏子淇，魏子淇则看了看我。

我知道，他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开过车。上次，我让他独自一人捣腾车子，他便弄坏了我租来的车子的保险杠。但今天的情形让我不太愿意接他手里的钥匙，主要是因为面子的关系——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辆车，这是一个刚起步的生意人和一个已经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之间做成的买卖，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在中国生活的所有外国人都知道面子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都怕丢面子。不过，有些时候，外来者补偿过了头。实际上，魏子淇跟中国许许多多农村人一样，对自己的局限性心知肚明。他有些心高气傲，但一点都不傻，他此时的意思是要我帮他试驾。不过，在他看着我的时候，我会错了意，因此没有接过钥匙。

带着些许紧张的表情，魏子淇坐进了驾驶座。他问经销商，哪是倒挡——这可不是个好信号——然后发动了汽车。我们几个人站在边上，全都看着他。他松开手刹，挂上挡位，一脚油门踩到底，同时松开了离合踏板。他没想让那东西停着不动，但也不知道它会跑得那么快。马达轰鸣着，轮胎高速转动着。车子快速向后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脏水洼，在停车场上溅起一阵弧形的白色水泥浆。紧接着，轿车径直往前，对着一根电话线杆子冲了过去。到了这个份上，魏子淇还是没有打算看看他到底要驶往何处。他低下头，在地板上查看着，不顾一切地寻找着刹车踏板。在最后一刹那，他终于找到了——轿车在距离电话线杆子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的“面子”一定惨白一片。等我回过神来，我跟他说道：“好吧，我来开！”

我开着车试驾起来，魏子淇则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这辆车，或者说，期望值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毕竟，这不过就是一辆叫作“瞎利得”的韩国微型车的中国版。我上一次参与购买旧车的时候，正在密苏里读高中，我花七百美元购买了一辆1974年产的道奇飞镖轿车。从几个方面来说，这辆夏利车都让我想起了那辆飞镖轿车。动力很小，刹车有点疲软。车身看起来糟糕透顶。不过，发动机的声音听上去还算过得去——没有砰砰声，没有撞击声。甚至还有一个备胎和一只千斤顶。跟魏子淇一起走了几公里之后，我说了我父亲在1986年针对那辆道奇车说过的同一句话：“我觉得还行。”

回到修车厂，魏子淇拿出红梅烟挨个敬了一圈。那几支香烟让经销商变得大度起来，他说可以把那汗迹斑斑的竹制座套放进车子里，算是免费。“一般情况下，这辆车我要卖一万六，”他说道，“但因为你是袁先生的朋友，我只卖你一万五。”

“还能不能便宜点？”魏子淇问道。“便宜两百块也行？”

那人答应了，再少两百块。“还要不要看看别的？”魏子淇问我。

“里程怎么样？”我问道。

“你可以查，”经销商耸了耸肩，对我说道。我把头伸了进去：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里程表只有五位数，我无法知道它到底转了多少圈：总里程数可能是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或者是一百零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公里。没有维修记录，没有机械师的检测同意书。我们对这辆夏利车之前的使用状况，以及它在北京七里山旅游服务公司倒闭期间扮演过什么角色一无所知。经销商甚至连个合同都不愿意写。“我的字写得太难看，”他说，“让袁先生写吧。”

他递给袁先生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表格，抬头位置印着“合同”两个字。袁先生开始填写起那些空格来——买方、卖方、日期——然后停了下来。“我的字也写得太难看了，”他说道。最后，魏子淇自己填写了全部内容。经销商让他把价格那一栏空着不填。（“这样简单些。”）经销商也不愿意签他的名字。（“你可以替我签。我的字写得实在是太难看了。”）魏子淇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两个名字都签上了。表格填完之后，现金过手，经销商掏出了红金龙香烟，算是给这笔交易画上了句号。

我开着夏利轿车往城里面走。我们不得不在路边的加油站停了下来，因为车主已经确保车辆在过手的时候，油箱正好底朝天。我问魏子淇，为什么经销商不愿意在合同上签名。

“我不知道，”魏子淇说，“看起来是有点奇怪。”

“要是有问题，你怎么办？”

“我只有去找袁先生，”他回答道。

另外一个朋友帮他把车从北京开回了三岔。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租来一辆捷达轿车，去了村子里。我到达村子的时候，魏子淇正在停车场上擦拭他那辆夏利轿车。他把车停在了唯一的一处树荫下，布满刮痕的引擎盖清洗得非常干净，差不多到了闪闪发亮的程度。魏子淇脸上也绽放着笑容——那是多时以来，他最开心的时候。我看见曹春梅的时候，问她对那辆夏利车有什么看法。她摇了摇头说：“难看死了！”

从一开始，曹春梅就反对买车。她说，他们不需要车；再说，这车也太贵了；他们那个家庭还欠着银行和亲戚的钱。不过，曹春梅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车子代表着自由。“他已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她对我说，“他跑到怀柔去，跟他那些朋友喝酒。如果他买了车，那不是做起来更加方便了呀。”对于魏子淇将参选党支部书记的传言，她的反应基本上跟这类似。“我不想让他当党支部书记，”曹春梅坦率地跟我讲。“我觉得，那会是件麻烦事儿。现任党支部书记有多忙，我是看得见的。如果魏子淇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处理村子里的事情，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管这些事儿了。”

尽管曹春梅对于当地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但她还是打定主意，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好几个方面看来，这事令人吃惊——她对于佛教的信仰似乎跟共产党不相一致，因为共产党员是不信宗教的。不过，曹春梅对于共产党的兴趣既不是因为哲学，也不是因为政治：她只不过想成为那个组织的一员，跟着他们到各处走一走。“每个暑假他们都要出去旅游一番，”她说，“还要发礼物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入党看来也还是蛮有趣的。”对曹春梅来说，生意上的成功已经把她彻底地孤立了起来。生意上那些枯燥的活儿多是她一个人负责，即便是佛教带来的慰藉，也是她一个人独自体会。这跟魏子淇背道而驰，魏子淇所走出的每一步都让他拥有更多的关系，让他在村子里拥有更大的能量，让他跟外界建立起更多的联系。

在家庭内部，他也要求拥有更多的权威。当曹春梅提出要入党的时候，魏子淇一口回绝了。“没这个必要，”他对她这样说道，从此便没了下文。他很少跟他老婆说明他那些决定是怎么回事，所有的计划都自己闷在心里。我每次向曹春梅问起村里人有哪些政治传言，她都说她知道的事情还没有我知道得多。“魏子淇不跟我讲这些事情，”她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管不了他。”那是她遇到冲突时的典型回应：我不管。跟那次她想自己经商的想法一样，这一次入党的梦想也无声无息地终止了。

那年晚些时候，魏子淇对那辆轿车比较适应后，开着它去了一趟怀柔，给他的儿子重新取了一个名字。跟魏子淇曾经做过的所有工程一样，事情都是做完了他才提起来。星期五下午，他到学校接回魏嘉，并且告诉小男孩，从今往后，他的名字就叫魏小淞。

在中国，小孩改名字这事儿——尤其是如果改名字的人还只是个小孩子或者尚未长大成人——并不十分罕见。魏子淇曾经给他自己做过同样的事情：他原来的名字叫作魏宗国。这个名字多少体现了一点爱国主义——“国”是“国家”的“国”嘛。“文化大革命”期间，乡下出生的小孩取这样的名字非常普遍。1993年，魏子淇在城里生活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一下，算是当初想摆脱农民身份的一种体现吧。当时，他看过一本叫作《姓名与人生》的书籍，书里面说“子淇”这两个字会让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稳定且发达”。

有些时候，小孩子改名是出于一些非常正儿八经的理由。父母们认为，不吉利的名字常常会招致厄运，长期生病的孩子改名后会大有裨益。在四川教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有个女儿，从儿时起就患上了癌症。经过多年治疗之后，她的父母亲终于给她改了个名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当地的计生部门允许他们再生一个孩子。如果某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计生部门通常会允许例外的存在。生病的女儿已经到了上学年龄——这个年龄已经足够大，完全明白自己改名和妈妈怀孕意味着什么。那年晚些时候，可怜的小女孩去世了。我常常会想，这事儿真是糟糕透顶，她在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用的竟然是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名字。同样糟糕的是，她竟然以别人的名义离开了这个人世。

魏嘉的名字很简单：“嘉”就是“好”的意思。但这个字的笔画有十四画，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数字，而且小男孩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健康。他后来再也没有在血液上遇到过麻烦，但常常抱怨说肚子疼，而且很容易患上感冒。头几年，我把他的问题归结为在学校寄宿。毕竟，寝室的条件十分糟糕，他还说过他不喜欢食堂的饭菜。不过，到了最近，更大的威胁已经让位于垃圾食品和缺乏运动了。父母亲对他的学习管得很严，一到周末，他们都会让他呆在炕上，完成家庭作业。他们对于教育的尊重值得崇敬，但是小孩子从此便再也没有了体育锻炼，而某些关于健康的传统观念却在起着反作用。考虑到魏嘉经常患感冒，我曾建议他多吃橘子，但他的母亲说人在冬天的时候应该尽量少吃水果——不顺气。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魏嘉很少饮水。关于一天中哪些时间不宜进补液体，中国人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观念。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很多人饮水不足。一次，我和曹春梅带着魏嘉去怀柔做例行体检，医生做不了尿检——小男孩脱水太严重，尿样里竟然带有血细胞。但我还是无法劝说他的父母亲确保让他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多做体育锻炼。十分典型的是，他的父亲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然是把名字改掉。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

我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变化所作出的反应。这不是对现代化有所争论，至少不是绝对如此。我从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通常，这些问题都非常微妙——作为外人，很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他们甚至也会根据农村地区发生的一些抗议行为，来强调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根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魏嘉的新名字是通过电脑选取的。对魏子淇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跟我讲，用电脑进行姓名分析，现在正在各大城市悄然流行。怀柔有个人专干这个行当，一次收费五十元，但他对魏子淇免费，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或者关系。他给魏子淇打印了整整一页的计算机分析结果，那上面对这个新名字及其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用上魏小淞这个名字之后，小男孩有望鸿运当头，长命百岁，乃至大富大贵。他的性格将会是自省而豪爽。那机器还从上到下列出了一连串品格特征词语，颇有点像一部证券报价机：“重情，稳健，忠贞，优雅。”

计算机系统还分析了孩子的生日，得出的结论是他的五行中最缺水。我不用计算机也知道这一点——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总之，计算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给他取一个带水的名字——“淞”，这是上海附近的一条河流。“小”是“大小”的“小”。他的新名字就成型了：小小淞江河。

曹春梅的反应是置之不理。“我不管，”她说，“我不管，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反正不关我的事。那是魏子淇的事儿。”

改名字那个周末，我们在一起吃饭。那是星期天的晚上，魏子淇跟另一个党员开车下山，去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聚会。这次聚会跟即将到来的选举有关——他们总在远离村子的地方举行集会，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魏嘉已经做完了家庭作业，下午他还看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他已经上到四年级，阅读能力极好，在学校的成绩也很优秀。但每当有人提到他的新名字时，他总是一言不发。我都要问上好几遍，他才回答我的问题。

“不好，”他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问魏嘉，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他用低得连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做出了回答。

“不好听，”他这么说。

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他不愿意就这个话题说得太多。晚饭有鱼，有抄手。我看得出来，曹春梅有点心不在焉。晚饭后，她打了个电话。电话一定是打给魏子淇的，但接电话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非常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她问道。“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他明天早上还要去怀柔。叫他给我打电话！”

她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的样子。魏嘉好像没看见这一切——他的兴致很高，我跟他在晚饭后还玩了一会儿象棋。他咳得很厉害，一个星期以来，他都在跟感冒作斗争。电话终于响起来了。曹春梅到隔壁房间去接听电话，不过我还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只言片语。

“你晚上必须回来，”她严厉地说道。她告诉他，明天早上七点钟村子里要开会。“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如果魏嘉听见了什么，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们一起翻看了几本书，然后我告诉他，明天早上我再过来接他去上学。出门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魏子淇已经回来了。他就在堂屋里，身子靠在墙壁上，一盏灯都没有开。等我摸索着找到开关，我才发现，他早已烂醉如泥，身体都站不直了。

“你没事儿吧？”我问道。可他连话也说不出来。他猛然跌落在桌子上，眼神散乱。曹春梅也跟在我身后来到了这个房间。我问她，他是怎么回到家的。

“有人开车把他送回来的，”她说。

“他没事儿吧？”

“没事儿，”她说。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接到了魏嘉。他的父母还在炕上睡觉，小男孩自己在厨房里做好了上学的准备。厨房一片凌乱，地上还散落了一地的葵花籽。我问魏嘉，发生过什么事情。

“爸爸喝醉了，”他老实地告诉我。“他当时想倒点水出来，水却打翻了。他一下子发了疯，把瓜子撒了一地。”

魏嘉已经穿好了校服，他此时正在整理书包。

“他经常那么做吗？”我问道。

“是的，”他回答道。小男孩依旧专注于他的书包。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我变了一下主题。

“要戴红领巾吗？”

“要戴，”他回答道。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每个孩子都要佩戴。

“戴上吧，”我对他说。

他绕着领子打了个结。跟往常一样，魏嘉的红领巾仍旧破烂不堪，边上有一道大裂口，前面有一片油渍。大多数少先队员都穿戴整洁，不过偶尔也能看见几个前线士兵的模样。下到山谷后，我们停下车来吃早餐。在这家路边餐馆的寒风里，魏嘉咳得十分厉害，但他迫不及待地把头埋进碗里，大口喝起抄手汤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这个新名字一直萦绕在魏嘉的头脑里。他的父亲告诉他，他别无选择，他们现在必须改名，因为再过一年半，他就要上中学了。到时候，他们会用魏小淞这个名字给他报名，他现在还可以提前适应一下。到他正式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会感觉自然得多。

对于为什么不接受新名字，小男孩一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没有说明为什么喜欢原来的名字，或者新名字到底在哪里惹了他，他也没有提出再做选择。跟往常闹矛盾不一样，他这次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冲着他妈妈大吼大叫。实际上，他基本上什么话也没有说。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的反应仅仅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内中既有无能为力，又透露出些许力量。他的父亲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便懊恼不已。这让我想起了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文书巴托比，他常常顽固而又礼貌地对他老板说的一句经典之言——“我不想做”。不过，从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里面，我也看到了他父母亲的影子。他的妈妈对她管不了的事情不闻不问：“不好”。他的父亲是铁了心也要给他改名字：“不好”。对小淞来说，电脑已经给他做了承诺：鸿运当头，长命百岁，大富大贵，自省，豪爽，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孩子反正就是拒绝使用这个名字。几个星期之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也没有提起改名字的事情。他一直以来都叫魏嘉，是上村唯一的小孩儿，是生意人家里长大的第一个小孩儿。从今往后，他永远都叫魏嘉。

那年冬天，傻子没有收到政府发放的春节慰问品。他以往一直都能够得到一袋米，外加一桶食用油，只是那一百元钱不翼而飞了。那点钱数目不大，一家人懒得去投诉，而且他们也知道其中到底有什么意思。党支部书记放出话来：村子里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她手里，她对有关选举的传言不太满意。

至此，传言已经飞遍全村，就连曹春梅也无法掩饰她的兴趣。“人们随时都在议论，”她对我说，“他们再也不想要现在的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当下去了。很多人都骂他们——当然啦，是背着他们在骂。以往，大家对党支部书记还算满意，可现在他们不这么想了。她的思想跟大家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观念还是那一套，‘我掌了这么多年的权，图点利益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官僚主义啊。”

我时常听到村民们说起这个词语——官僚主义。“意思是说，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曹春梅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用过的老词儿：在毛泽东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中，乡下人有时候就用这个词语来为斗争地方干部这样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在那样的日子里，革命政治最重要。但在今天的三岔，村民们在全新的背景下又使用了这个词语——他们是在担心存在资本主义剥削的现象。他们抱怨新近达成的土地买卖协议，这些协议的细节还藏着掖着，却已经出现了开工建设的迹象。在村子里的一个地方，正在修建一座新的餐馆。修好之后，那将是全镇最大的餐馆。深深的峡谷里，有两条路正在修建。没有人能够证明腐败的存在，但对许多村民来说，这些秘密交易本身就是强有力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外来资金突然涌入正好说明一点，旅游业所创造的收益绝大部分都将不会留在村子里。

人们开始有所议论，但根本没有草根运动的迹象。在中国的农村，政治分裂常常从权力的外缘开始。党的内部也可能出现纷争：某个党员觉得受了委屈，或者某个低级官员对什么事情愤愤不平。这样的人具有牵引力——他们对规则了如指掌，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把水搅浑。他们熟悉某个级别的权势人物，这一点跟普通农民不一样，农民们可能只会嘟哝几句，结果什么事情也不做。

在三岔，纷争起源于搅屎棍。很多村民都信不过他，但他却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出来。他跟过去具有一定的联系——有些人觉得他是个千里眼——而他也是一名党员。他知道本地的选举是怎么运作的，他也看出了魏子淇是个有能力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很有耐心：一开始那几天，他定时来魏子淇的家里坐着闲聊，绝口不提这场选战。经过几次闲聊之后，他才公开了一个提议。跟下村的另一个党员一道，他对魏子淇说，他应该参选。“他们说，我的能力比她强，”那次会谈之后，魏子淇对我说，“他们在议论我的说话能力，我到村外办事儿的能力，以及我的思想观念。这跟我做生意有很大的关系——他们觉得，那就是我有能力的表现。”

尽管有这些溢美之词，魏子淇依然不明确表态，这倒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但是没过多久，人们开始逐个评述所有的党员，看谁可能支持谁。加在一起，村里面现在有了二十三个党员，当权者最有力的几个支持者具有亲属关系。这些党员可以一分为二：五个人跟魏子淇关系极好，五个人跟党支部书记联系紧密。就其他党员而言，有几个是魏子淇的好朋友，其他的人可能也想有所改变。于是，几个人又开始计算，有多少人会落入他的阵营。他们开始与这些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当然是悄悄的。到了这个阶段，魏子淇根本就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如果支持他的人不多，他能够抽身走人。搅屎棍则当起了他的副官，一连几个星期，他在村子里小心翼翼地活动着，干着交头接耳、深夜密会之类的苦活累活。

很快，党支部书记也鼓动起一个人充当她的副官。一天晚上，党支部副书记来到魏家，跟魏子淇礼貌地打过招呼，便坐下来开始谈话。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算紧密，不过，这次来访也没有意外之处，副书记很快便转入了正题。“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候选人，但现在最好还是等等看，”他说道，“你很年轻，干得也不错——等下次吧。要有耐心。”

魏子淇笑了笑，然后说了些什么，大意是那个人说的话很对。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些晚了——搅屎棍完成了游说工作，觉得在人数上是有把握的。经过他的分析，支持魏子淇的党员算得上有十个，十个是党支部书记那一边的人。拿不定主意的，只有三人。

整个选战中，没有什么议题。没有人提到村子里的具体计划，或者要不要做出什么改变。没有平台，也没有哲学。只有傻瓜才会做出公开的承诺。目标要尽可能地模棱两可，每个候选人都尽量避免直接提及选举。家族比什么都重要：人们把自己的近亲属纠合在一起，还尽量拉拢远房亲戚。人们把大量的心思花费在对动机的分析上，想方设法也要搞清楚，谁可能支持谁。政治被提炼得只剩下最纯粹的核心成分——尽可能地动用村子里的一切关系。

这一切都是在当地的精英分子中间悄然进行的。现在，搅屎棍似乎每天晚上都会来魏子淇的家里，时常也有其他人来访。人们简单地打过招呼，然后就等着我离开。唯一公开谈论这事的，就是与此无关的人。曹春梅和其他几个妇女一直在讨论选举这件事儿，她们喜欢推测结果如何，计策如何。她们说，党支部书记心里面很紧张不安。我每次看到她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得到她脸上的紧张情绪。不过，她还是粗声粗气地跟我打着招呼：“嗨！你来了呀？”

到了最后，活动进入正式宴请阶段。搅屎棍在怀柔一家上好的餐馆摆了一桌，一共有十个党员到场。他们全都承诺过要投魏子淇的票，这顿饭主要是再次确保他们会支持魏子淇。不过，当我后来向魏子淇问起宴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大家对选举的事只字未提。大家享用着菜肴，喝着白酒，抽着香烟。只是在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搅屎棍问了一句：“有没有什么变化？”一群人挨个挨个地说，没有变化。就这样，怀柔的宴请画上了句号。

三天之后，党支部书记邀请魏子淇和另外四名年轻党员，到山下的一家餐馆吃饭。自从选战开始以来，这个女人和魏子淇之间很少有来往。那次宴请之后，我问他们谈了些什么。

“没说选举的事儿，”他回答道。

“那你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记不得了，都是些常事，”他说，“我记不太清楚了。好像不太愉快。”

如果这是最后的努力，试图劝说魏子淇退后半步的话，这也跟这次选战的其他方面一样迂回曲折。最后几天时间里，有人谣传说党支部书记拿了钱给一些投票人，但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点，而且这样的传闻多来自非党员。最后，这一定传到了村子外面，因为就在距离选举还有三天的时候，镇政府的领导们到村子里来了一趟。

来的一共有两个干部。级别最高的那位在镇党委工作，陪同他来的那一位，是他的下属。在中国，镇对村子具有管辖权，而这一级的干部很少出现在三岔这样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村民们要到镇里面去开会——这是典型的围绕权力链条而存在的政府。不过，当前这次选举中，存在着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些人因此才来到村里，召开了这次党员大会。

党委的那位领导首先做了讲话。他谈到了即将到来的选举，强调了遵循正确的程序的重要性。他告诉全体党员，要努力抵制贿选的发生——他把这一点反复强调了多次。之后，他的讲话变得有些模棱两可。他没有提到村子里最近达成的土地交易，以及财务公开不够等。总之，他回避了本地那些具体的重大事项。他好像是在信口漫谈，满口都是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这样的事情。

“他讲了好长一段时间，”会后，魏子淇这样说道，“基本意思就是，我们应该继续留用现任党支部书记。这很难描述，因为他讲了很多事情，但都不是很直截了当。不过，他的意思很明显。基本上，他是在说，我们现在的党支部书记替我们做了很多好事。然后，他开始问一些问题，全都是村子里哪些东西得到改善的问题。他问：‘你们刚修了一条路，对不对？你们刚安上了路灯，对不对？’末了，他说：‘你们看，你们的领导很有能力嘛。’”

领导没有提到魏子淇的名字，以及大家偷偷摸摸进行的一些活动。他讲完话之后，要每个党员当面点评党支部书记的表现。人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顺着领导的意思，把党支部书记夸奖了一番。他们提到了新修建的道路、新安装的手机信号塔、路灯、垃圾清运，等等。只有少数几个党员说了些负面的话。搅屎棍最直言不讳——他对土地交易和神秘莫测的村级财务做了一番抱怨。

最后，镇里来的领导点到了魏子淇。魏子淇站起身来，说了一句话：“干得不错。”然后，他就坐下了。

从那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在意料之中。三天之后，举行了投票，每个党员都要选出自己觉得最适合的候选人，党支部书记的名字出现在了十五张提名票上。魏子淇一共得到了十张票，获得提名。按照选举的标准规程，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这一次的选择面仅限于获得提名的前五位候选人。结果，魏子淇名列第四。党支部书记胜出，副书记名列第二，这意味着他们两人的职位保持不变。第三名成为了村支部委员。魏子淇什么也没捞着——连最低级别的职位都轮不到他。

他后来了解到，下村有一个农民，说自己十分崇拜魏子淇，魏子淇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支持者。然而，在这场选战中，这个人实际上充当了间谍的角色。这位农民假装支持魏子淇，每次宴请和深夜密会他都到场。与此同时，他把每一个阶段的进展情况都报告给了党支部书记。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这个女人完全能够跟踪这一场选战，想出各种法子来说服那几个关键的投票人。至于她是怎么说服他们的，没有人说得清楚。魏子淇也不愿意妄加揣测——他对这样的政治早已厌倦。

镇干部讲话的那次，他就意识到没有希望了。魏子淇说：“没办法。”依他看来，那个领导的讲话才代表着真正的转折点。如果跟那个农民的间谍行为相比，这一点更是确信无疑。也正是因为领导的这次讲话，当要求他对党支部书记的表现加以评判的时候，他才只说了那么几句话。那是他对那场选战的最后一次权衡——在经历过一系列密谋之后，在最后关头只好采取了两边讨好的骑墙策略。

有一段时间，魏子淇喝酒喝得很厉害。他说，失败了不要紧。他还说，他之所以牵涉进那场选战，只是因为别人选中了他。不过，这次失利还真的让他非常消沉。他时常回忆起那位算命先生的话：千万要远离政治。可是，魏子淇没听他的话。这下子，他为自己的自满付出了代价。他发誓，今后绝不再挑战地方上的权威。他唯一能够获得任职的途径，是等到党支部书记退休并同意魏子淇做她的继任者。“如果她支持我，我就有机会，”他说，“如果她不支持我，我就没有机会了。”

他们的关系依旧维持在私人这个层面，不过魏子淇相信，她不会寻求报复。他说，她仍旧害怕他的能力，她也记得当初他把傻子扔在镇政府那件事儿。在魏子淇看来，那次行为，对他在村子里的安全极为关键。“如果有人去找更高一级政府，那才真是在给她找麻烦，”他说道，“其他人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政策和法律。我懂这些东西，因为我学过法律。”

2007年，共产党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的运动，叫作“发展现代农业”。他们希望在农村引入新的技术和管理机制，也让农村干部有机会领略一下城市生活。那一年，三岔村党支部的年度出游活动把党员们带到了靠近朝鲜半岛的东北重要海滨城市大连。对魏子淇来说，对团里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那是他们第一次乘坐飞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延误了五个小时，他们的飞机在午夜过后才起飞离开了北京。

在三四天的时间里，三岔的党员们游览了大连市。每个晚上，他们都要享用海鲜，以及当地的名特小吃。白天，他们被领着参观了各个旅游景点和现代基础设施示范点。大连是中国北方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也是规划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高架公路极大地缓解了交通拥堵状况。三岔的干部们坐着车从高速公路上驶过，前往参观了大连市的开发新区。辉瑞、东芝、三菱都已经在工业园区投产，英特尔芯片公司最近也宣布，他们计划设立大连工厂，专门生产半导体。

不过，令这些领导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以泰国人妖为主的表演晚会。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放宽了国际旅游的限制，泰国便成为中上层人士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中国的旅游团只要去曼谷，就一定会安排参观人妖表演。随着出国的人越来越多，类似的表演越来越有知名度。到后来，几个大连人终于决定自己进口一批人妖。

魏子淇从东北回来之后，情不自禁地摆谈起那场表演晚会。“你去过泰国，”他问我。“关于人妖，那是真的吗？”

我告诉他，我敢肯定他们是货真价实的男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们听说，他们会找来一些很小很小的小孩儿，可能只有四五岁吧，然后把他们训练成人妖。他们说，他们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来进行训练。是不是真的哟？”

“我怀疑，”我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是长大成人之后才干上那一行的。要当人妖，用不着花那么长的时间。”

“我也是这么想的，”魏子淇说道。我肯定了他的推测，这似乎让他觉得很开心。“其他党员都信以为真，”他说，“只有我不信。”

2007年，曹春梅也想考驾照。既然有了车，她也就觉得有这个必要，她可以开车到山下的沟谷里拉货。不过，魏子淇不愿意花钱再让人学驾驶课程。“没必要，”他对她说，“我们有一个会开就行了。”有一阵子，曹春梅想让他改变想法。可他是个很犟的人，她最终放弃了开车的念头。

春天时节，她开始感觉到惊悸。时不时地，她的心脏会急跳几下，然后脑子里一阵恐慌。有时候，这样的袭扰让她觉得非常无助。后来，她去看了中医，也去怀柔看了所谓开过天眼的人。那个人抓住她的右手腕，号了号脉，然后告诉她，她家钻进了新的鬼怪。这一次，她需要抚慰蛇精、兔精、狐狸精。兔精尤其会跳跃，常常会在婚姻上惹下麻烦。曹春梅在她的神龛跟前认真地祷告着，尽一切所能地不杀鱼，不杀鸡。夏季到来时，她感觉内心平静了许多。

游客重新出现时，魏子淇似乎已经恢复过来了。他减少了喝酒的量，再一次专心致志地开展着自己的业务。他把天井整修了一番，又挖了一个水塘，用来饲养瑞士鳟鱼。为了确定哪个地点挖水塘最吉利，他专门从山下请来了一个开过天眼的人。魏子淇从来不信宗教，对他老婆在堂屋设立的神龛视而不见，但他却很听这位所谓开过天眼的人的指示。这是魏子淇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对魏嘉来说，他开始学起自己的政治课程。在学校里，五年级的学生娃娃第一次开始了选战，以竞选班干部的职位，这跟以往由老师任命的方式刚好相反。魏嘉曾经当过纪律委员，而且非常成功；其他小孩子喜欢他，老师们也信任他。他们都鼓励他去参选，但他十分干脆地拒绝了。“太麻烦，”他告诉我说，“就让别人去干那些事儿吧。”他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和计算机。长大了想干什么，他从来不大谈论这样的话题。不过，他说过，等他有一天离开村庄后，他会到北京去住，就住在后海的边上。

入秋，党支部书记的母亲去世了。这事儿发生在庄稼快要收完的时候，村民们聚集在死者的家里，以表达他们的敬意。她曾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是三岔第一个入党的女人，是她激发了女儿上升的灵感。葬礼持续了三天时间。第一天，党支部书记正在哀悼的时候，我碰巧从那儿经过。她穿着白色孝服，在棺木跟前双膝下跪。她正在哭丧——她那高亢的哀号声回荡在山谷的石壁之间。在以往，我只见过她的唐突和无礼，以及她在全村上下表现出来的掌控感，我从来没有彻底地信任过她。但是，葬礼上的情形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东西，而我也意识到，魏子淇的选举失利，让我多少觉得有些宽慰。曹春梅说得对：他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在乡下，威风扫地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初涉政治就证明那是让自己最难受的时刻，那么，这个人真是幸运得很。

搅屎棍的新房子依旧空空荡荡。那未砌完的砖墙横亘在上村，水泥柱子丢弃在路边无人问津。他一直没有找到买主，也一直没再打算发动政变。不过，从其他方面来看，他的地位上升了。为当地的明白人倒茶递水半个世纪之后，他似乎也汲取了老人的很多力量。搅屎棍的思维越来越清晰——他能看见他人所看不见的东西，他能说出他人所说不出的东西。他摸一摸手腕，就能够描述出自己的所见之物，是蛇精、兔精，还是狐狸精。没过多久，更多的村民就开始到这栋空房子里来寻找智慧了。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第一章

在温州市，出租的车辆油箱是空的。2005年7月，我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挑选了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他们就是这样迎接我的。我付过押金，插入钥匙，油量不足的提示灯随之亮了起来。油箱里的燃油刚好够开到加油站。以往，在北京的“首都汽车”租车的时候，我曾经抱怨过他们的油量多少不一。然而“温州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这些家伙，竟然以他们精明的商业头脑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我还回去的桑塔纳轿车里还剩一升汽油，他们都会把它吸出来，然后卖掉。

在那之前，我没在南方租过车，也没怎么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开过车。我所有的旅行基本上都是在北方的农村进行的。那一路上，我熟悉了乡下的生活节奏：春天的早上忙于种植，秋天的时候在路上碾压庄稼。冬天，我会在小村子里宁静地过日子，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已经离家外出。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怎么去的，都没有神秘可言。他们沿着新修的道路去了南方，年复一年，如候鸟般迁徙的人数在增加，道路也在增加。2003年，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为时两年的修路运动。在那之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各个城市。这些城市正在经历着汽车大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变革：我拿到驾照之后的四年时间内，中国的乘用轿车保有量增加了一倍多。2005年1月，政府公布了一系列规划以再修建五万公里的高速公路。项目完成后，新建成的道路网络东起东部沿海的工业城镇，西至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将会把所有人口超过二十万的城市连接起来。在高速公路运输这个领域，中国也许是个后来者——全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完成于1988年——但是到了2020年，他们计划中的通车总里程数将超过美国。

政府在宣布这一扩建计划时，特别提到了美国，并把它作为灵感之源。交通部长张春贤在北京主持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时，他用康多莉扎·赖斯的故事作答。赖斯不久前对中国进行了一次访问，访问期间，她明确地告诉中国的一名官员，他们应该向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学习，多修公路。“她说她小时候随家人到美国各地游历，”张春贤介绍说，“因此对全美国的高速公路十分关注。她还说，这些游历让她更加热爱美国。通过修建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刺激汽车工业的发展，但这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东南部，其中新修的一条道路叫作“金丽温”高速公路。这条路起于靠近海岸线的温州，向西向北二百三十多公里后，接上了丽水市和金华市。这条道路的很多路段跟老旧的330国道并肩而行。我开着桑塔纳轿车第一次行驶在那条陈旧的两车道国道时，经过了好几公里正在修建的路段。有些路段即将完工，有些路段还在建设初期，一排排的水泥塔架沿瓯江两岸堆放着。到处都是修路工人——这项工程的总投资超过一百二十七亿元，而且属于重点工程。在中国，那意味着这项建设工程必须夜以继日地进行。沿着老路行进的途中，从车窗看出去，工人们正拖拽着螺纹钢，搅拌着水泥，在蛛网般的脚手架上灵活地奔忙着。在有的路段，几个工人跪成一排，用手持工具打磨刚铺好的路面。他们劳动的时候极富耐心，一步一步地往后挪动。打磨的进度不断往前推进，他们成了金丽温高速公路上的第一拨使用者。到了晚上，几公里之外也能看见闪耀着的电焊弧光，那是不久后划过这条道路的车头灯们的排头兵。

我来浙江南部是为了寻找一个城市。几年前，我沿着长城废墟进行了第一次长途自驾游，一段段长城经过的农村正在逐渐逝去。我在三岔找到了一个家，因为我很想建立起跟现代农村的某种联系。到了浙江，我思考的则是未来。在中国的南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高速公路那样迅速地改变着地区面貌：农田消失，工厂冒出来了，创业者、打工者涌进城来。对于早年的这一轮热潮，我颇感好奇——我想弄明白，在那些开拓型的工厂里面，老板和工人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不过，我首先得找到一座城市，而金丽温高速公路正好可以引导我前往。这条新建的高速公路计划于2005年底竣工，通车以后，很多地方将会快速发展起来。

在这条道路沿线，好几代人都有过修路的历史。这一带本是贫瘠的农村，瓯江两岸的山坡非常陡峭，无法开垦成种庄稼的梯田。1934年，在中国第一波现代修路热潮中，这个地区修了一条路，而后才通上汽车。后来，这条道路成了330国道的雏形。那个时候，他们把美国作为范例来加以学习，而全国早期修建的很多公路都是在美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督促下完成的。那些夯土筑成的路面一般只能以五十公里的时速行驶，而且多处路段在战争中遭到了毁坏。在浙江省南部，330国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修筑完工。到1987年为止，这条道路一直没进行过大的改建。

即便在那时，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这条新修道路的效果还是立马就显现出来了。它给道路沿线的各个村庄带来了变革，尤其是靠近温州的那些地区——这里的人们原来主要种植稻米和养殖鱼虾——更是如此。随着330国道的开通，人们放弃了农业生产。年复一年，他们生产出各种最不可思议的产品。从温州往西北方向行驶，我有时在马路上就能看到他们生产的那些产品。出城十五六公里远，在下斜村，一排排体育器材堆在一起，一眼望不到边。在街边，到处都摆放着一堆堆秋千架、红色塑料滑梯、或黄或绿的单杠横杆。看不到一个小孩，多数建筑都属于那种方形的厂房。我停下车，和当地人攀谈起来。他们告诉我，做体育器材已经成为当地的专长。下斜村隶属于桥下镇，目前有二百七十家个体生产商，全都生产同一样东西，只是型号不同而已。中国国内体育器材市场上一半的产品来自这个镇。

沿着330国道再往前走十六公里，顺着那条河转过一个弯道，可以看到桥头镇竖立的一座钮扣雕塑。那是用银做成的一个巨大圆盘，宽度为三米，带有双翼，只要有风，双翼就会转动。桥头镇的总人口仅有六万四千人，但全镇范围内有三百八十多家工厂，生产的钮扣占到了中国服装行业需求量的百分之七十。为了纪念这一数据，村里的老人们在镇中心位置竖立起了这座雕塑，正对着新建成的“中国钮扣城”大楼。钮扣城总共四层，底楼全部用于经营桥头镇的特色产品。全国的服装制造商来此批量购买，销售商则根据钮扣大小和式样陈列自己的产品。这些曾经的农民在销售钮扣的时候，使用的是米袋子——全是容量为二十五公斤的大袋子，上面依然标着“大米”或者“面粉”之类的字样，可里面装着的尽是钮扣。

那天，我开车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发现，很多经销商都是带着孩子的妇女，她们的小孩就坐在水泥地上玩耍。只要小孩子一开始哭闹，就有人扔给他们一把钮扣，让他们玩耍。我能想象得到，钮扣城每天会有多少东西进入孩子们那细小的肠子，被加工处理掉了。而在我看来，只要稍加组织，完全可以每天早上把这些小孩送到下斜村去玩攀爬架。不过，这两个小镇之间没有交集。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几乎跟跨越国境一样。人们告诉我，别处的方言他们基本上都听不明白。

在浙江，这个地区的方言难听懂是出了名的，同时，只生产一样东西的小镇比比皆是。当地人一般专注于一种简单的物品，原因之一是他们基本上没经过什么正规培训，而那些不需要技术和资金的东西最容易做出来。沿着330国道，只要经过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我都要停下车来，问一问路边的人：“你们这里生产什么东西？”他们通常用一句话就能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候连话都不说也能回答我的问题。在武义县，有个人就直接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摞扑克牌。后来我才了解到，武义年产扑克一百万副，占到了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八十公里外，义乌市生产的塑料饮管占全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一个叫作永康的地方生产的各类衡器占中国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在浙江的另一个地区，菘厦年产雨伞三亿五千万把。汾水专门制笔，上官专门生产乒乓球拍。大唐的袜子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一半的领带产自一个叫作嵊州的地方。

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我开着车穿行于极其美丽的乡村之间。在有些地方，瓯江变得很窄，两岸是石壁巨崖，河道下切，变成深谷。330国道逆江而上，进入高山台地，每往前行驶一步，山峦愈加雄奇。跟北方不一样，这一带雨水充沛，大地一片茂盛景象。行走了几天之后，我开始喜欢上了旅途中鲜明的反差：慑人心魄的景色与令人迷惑的产品；有些地方山河尽入眼底、有些地方戛然收紧，眼里只有那些小镇和生产的各式各样的小东西：扑克牌、钢笔、塑料饮管。

到了夜晚，我一般住在“国际宾馆”。好多城镇都有叫这个名字的宾馆，为偶尔路过的境外采购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服务。大厅里一般摆放着当地各大公司的宣传单，有时候，如果某个公司生产的产品比钮扣和塑料饮管复杂一些，他们还会在宾馆的客房放上一些堪称高端的样品。在以生产衡器和电动工具闻名的永康市，我住的房间里就摆放着一台设备，名叫“人体成分测试仪”。那玩意看上去像一台电子秤，上面布满电极，四周都有导线伸出。上面贴着一张用英文写成的告示牌：（“警告：严禁孕妇和心脏病患者使用。”）我决定用这台“人体成分测试仪”进行一下测试。我的床边，还摆放着另外一种本地产品，叫作“光波健康室”。健康室跟盥洗室的大小差不多，用木头做成，门上装有电源开关——看上去像是来自未来时代的厕所。上面印着蹩脚的英文版使用说明：

如有下列情形，切勿使用本设施：

1.出血性外伤和化脓性炎症。

2.眼部严重发炎（如非严重发炎，请用湿布或棉花覆盖）。

3.烧烫伤未满4个月。

4.老人、孕妇、小孩严禁使用。

5.危重病人严禁使用。

6.如系体温禁忌人士，请遵医嘱。

7.勿将宠物放入设备内。

8.醉酒者严禁使用。

在丽水市，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这座城市距离温州一百二十公里，330国道的路况又十分糟糕。从海边开车到这里一般至少要三个小时，而且一路上经常发生事故，导致延误。这座城市十分偏远，商人不大愿意来此经商，至少在新建的高速公路通车以前是这个样子。四周的高山是我见过的最高的大山，山上一片翠绿，相对高度有三百多米。丽水位于大溪和好溪的汇合处，离城中心不到两公里的地方，人们依然从事着农业生产——郊外，到处都是果园。当我问他们丽水生产什么东西时，人们笑了笑，回答道：“柑橘。”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很认真地跟我说过：“我们这里是浙江的西藏。”在中国一派忙碌景象的东南部，在离海边仅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竟然存在着这样的自相矛盾——就像人们把某个地方称作新泽西州的阿拉斯加。不过，毫无疑问，即使按照浙江省的标准来看，丽水也称得上是地处偏僻。我第一次前去参观的时候，它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在全省各市排名最低。丽水市的工业刚刚起步，还没有固定下来生产某种产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这还是一块白板：一个既不生产钮扣，也不生产扑克牌和攀爬架的地方。

不过，变化已经开始了。在城市的南面，新建的高速公路即将设置一个出口，通到当地政府正在建设的丽水经济开发区。直到不久前，这里还一直是个农业地区，跟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没有时间概念——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农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遵循着固定的循环：耕种，收获；耕种，收获……而现在，一块块农田正在被向外扩展的工业园区替代，政府希望以此吸引来自沿海的投资者。新建的道路一旦完工，从温州过来的三小时车程将会缩短至一个小时多一点儿。今后，让丽水人把时间当回事的，将是商人们那种分秒必争的时间观念。

三个月后，我又去了一趟丽水。在开发区一座修了一半的工厂边上，我注意到有一个人，穿着新衣服。他那身打扮引起了我的关注：深黑色牛仔裤，黑色套头衫，黑色方头皮鞋。那双鞋子说明他是温州人：这座城市因制鞋业而出名，当地的老板们习惯于穿着出口的时髦皮鞋。那一年，一款欧式方头皮鞋在温州比比皆是，因此，我一看到那双皮鞋，就知道那个人不是丽水人。

在开发区，有人穿得这么整齐干净，也是不寻常的。道路依然是土路，在建的各幢建筑多数搭着脚手架，开工生产的工厂少之又少。事实上，我在外面看见的都是建筑工人，他们身上穿的军警制服满是尘土，手里提着锤子和锯子。可是，这个人的衣服一尘不染，除了一个仿皮钱包，手里什么也没有拿。他的白色别克赛欧轿车停在一旁。他看上去神色有些紧张，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三五牌香烟。不过，搭起话来倒是很友善。我问他，为什么来这个开发区。

“我在等我的合作伙伴，”他说，“我们要在这里办企业。”

他做了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高晓萌（音译），三十三岁。合作伙伴是他的叔叔，名叫王爱国（音译），也是来自沿海地带。高老板说，他们计划生产“服装配件”，不过对于具体生产什么，他没有细说。这天下午，他们打算把新厂房设计一下，可王老板来迟了。他在330国道上困住了——在那狭窄的道路上，这是常事，只要发生事故，总会让交通堵上个把小时。在新路修好、那四车道的公路投入使用之前，没有人估计得到，从温州开车过来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每过五分钟，高老板就要查看一下他的手机。每过十五分钟，他就要点上一支香烟。我们站在尚未完工的工厂的墙根，漫无目的地聊着天。我们互换了名片，说着丽水的天气情况。王老板到的时候，高老板介绍说我是他的朋友。在开发区，结识人比较容易，每个人都是外来者，没有人知道，他能从这个地方得到什么。这里给人一种空旷的感觉——很多建筑只是个空空的壳子，尚未完工的道路两旁竖着许多空白的标示牌，等着顾客光临。标示牌那银白色的表面反射着蓝天，除了为十月的阳光做做广告，什么也没有。

下午两点半，王老板终于来了，几个人开始设计起厂房来。跟两个老板在一起的，有一个承包商以及他的助手，这两个人是丽水本地人。没有建筑师，没有绘图员；没有人使用尺子，没有人使用铅垂线。他们唯一使用的工具是一次性打火机，高老板首先给每个人散发了一支三五牌香烟。等每个人都点上烟之后，他才从随身携带的钱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小纸片。在一张廉价的折叠桌上，他抚平了这张纸片，开始画起图来。

除了那张桌子，房间里空空如也：白色的墙壁，光秃秃的地板，以及还没被人触摸过的立柱。一颗普通白炽灯泡在天花板上垂吊着，像一只未成熟的果子。水管已经装上，但没有通水，入户门上甚至没有锁。在那张白纸片上，高老板画了一个长方形，用来表示房间里的那一面墙。随后，他在东南角上画了两根线条，代表着要做工程的几面墙。将来，那个位置将被围成一个机器间。高老板转过来看着承包商。他们之间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在浙江，各地的方言十分难懂，经商的人们只要去到别处，就要讲全国通用的语言。

“门的标准宽度是多少？”高老板问道。

“一般是一米半。”

“我想把它做宽一点，能不能做成两米半？”

“那不行。如果要用标准门，就要做成一米五。”

高老板又回到那张纸片上，飞快地描画着，又有四个房间成形了：一间化学实验室，一间储存室，另有两个机器间。王老板凑过来，琢磨着那张图纸。“这个房间不需要，”他对他的侄子说道。

“你不是说还要两个房间来放机器吗？”

“一个就够了，把它们打通。”

王老板拿起笔，画出一条线，原来规划的房间就消失了。年长的人对金钱的认识更到位，他知道，多修一面墙，只会增加开支。他经商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曾经有许多良机从他身边溜过，不过，他的侄子仍旧保持着年轻人的热情。高老板先前的打拼算是小有收获，所以，他的穿着很符合他的状况，略带一点低调的冷静。他对他那辆别克赛欧轿车很是自豪——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特地让我知道，他开的是美国车。实际上，赛欧轿车是基于欧宝公司可赛轿车平台生产出来的，这让它既带有欧宝设计的特点，又具有中国制造的性质，只不过是采用了一个目前遭遇麻烦的美国汽车制造商的品牌。不过，这样的细节对于早已脱离农业的高老板来说无关紧要。他的父亲原来是种植水稻的农民，也做过当地的小学教师，高老板是他们家经商获得成功的第一个成员。

下午两点五十七分，几位老板做完了底楼的设计规划。他们上到二楼，高老板又摸出了三五牌香烟盒子。他给大家敬上香烟之后，把那一页纸翻了个面。

“这个房间做办公室太小了。”

“把墙砌在这里，就足够大了吧。”

“这里可以砌墙？”

“如果把墙砌在这里，房间可能太暗了。”

“再说，这个房间不是给工人住的哦。”

“不对，那么弄看起来不对。”

两位老板合计了一下，叔叔又勾画了一面墙出来。在二十三分钟内，他们设计好了一间办公室，一条通道，三间管理人员的卧室。然后，他们上到顶层。两间浴室，一间厨房，九间工人寝室：十四分钟。一共加起来，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内，他们规划出了一个从底楼到顶楼共计一千九百五十平方米的工厂。高老板把那张皱巴巴的纸片递给丽水的承包商。那人问，他们需要什么时候把预算做出来。

“今天下午怎么样？”高老板问。

承包商看了看他的手表，已经是下午三点四十八分了。

“没那么快。”

“那么，明天一早告诉我。”

他们走到外边，讨论起装修材料。承包商给他们看了两种煤渣砖，一种售价一元五角六分，另一种售价一元六角六分。王老板选了便宜的那种。提到涂料的时候，他说：“我们反正不要衣服一擦到就掉色的那种。”承包商问他们要不要一个详细的预算，以平方为标准逐项进行计算，王老板却没有时间来做那些事情。“你只需要给我们一个总报价就行了，”他说道。他们最后讨论的是门。这家新建的工厂总共需要十五道门，不知为何，王老板对这一点尤为关心。

“不要买那种四五十块钱一扇的门，看起来都不行，”他严肃地说道，“你要给我们安装八九十块钱的门。不要通过买便宜材料来赚取差价。不要以那种方式赚钱。我告诉你怎么做——把工作做好了，我们会再请你的。我们在温州就是这样赚钱的。如果你把活儿做好了，生意会更多。懂了不？”

在中国，温州人以创业能力著称。在这个国家，几百万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业向商界进军，而温州人则是农民创业者的原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私有经济迈出实验性的步子，温州人的反应非常迅速，连中央政府都赞扬那是农村发展中的“温州模式”。他们的经商策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教育程度也低——即便在今天，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百分之八十的温州老板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基本上不超过九年。不过，这一套策略很管用，这座城市因此在某些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中国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鞋子来自温州。估计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打火机产自温州。在温州，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经济属于个体经济——跟其他地方不同，温州的国有经济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

年复一年，温州商人分散到了南方各地。他们一般是沿着新修建的道路走出去，那条道路属于金丽温高速公路的一部分。这条高速公路当初是为了把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输送到沿海地带而设计的，不过它也为商人们进入内地创造了条件。其他几条道路，例如330国道，也是这样。通常的情形是，温州商人来到某个村子，开起几家工厂，然后当地人就跟着这个思路干了起来。就这样，很多生产单一产品的小镇冒了出来，带来了浙江省成功的全面发展。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相对贫穷的状态，浙江省现在的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所有省份，名列榜首。

温州人自己也热衷于谈论他们取得成功的奥秘。总体而言，中国人对于地区差异的认识是高度协调一致的，他们很快就能够提炼出别处的弱点。北京人会讥笑河南人档次低，深圳人看不起从湖南和四川来的务工人员，很多人对上海女人的坏话不一而足。不过，温州人的自我评价倒是与众不同。在机场书店，一般会有一整块区域专门摆放关于温州人经商的书籍：《温州人赚钱的秘密集锦》、《可怕的温州人》、《温州密码》、《其实你不懂温州人》等等。游客们非常喜欢这样的书，不过温州人自己也普遍会看这样的书。曾经，我见到高老板在看一本叫作《东方犹太人：五十个温州商人的经商故事》的书。他问，我是否认识美国的犹太人，我给他做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做生意很在行吗？”高老板问。

我告诉他，有些犹太人做生意，也有一些犹太人从事别的职业。

“都说欧洲的犹太人做生意很出名，”他说道。

“我猜，历史上是这样吧，”我说，“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犹太人现在都做生意呀。”

“这本书上说，犹太人是欧洲的温州人，”高老板说道。

我愣了一阵，好不容易才明白那句话的含义。不过，我也终于明白了，从有关温州发展的谈话中，应该期待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温州的老板们经常提出同样的问题：“你怎么看我们温州人会做生意这个问题？”如果我的回答是“环境”，他们会感到比较高兴，这样的回答跟那些有关温州人的书上所宣传的环境决定论不谋而合。这个地方可耕地极为稀少，在封建王朝时代，因为地形崎岖的缘故，跟内陆地区的交通联系极为不畅。由于选择的余地不大，温州人将目光投向了大海，到17世纪，也就是明朝末期，他们已经形成了很强有力的贸易文化。他们还形成了迁徙的传统，温州移民形成的小团体已经在世界各个港口城市站稳脚跟。在毛泽东领导的年代，这些商业网络幸免于难。同样幸免于难的，还有温州人的商业天性。一旦共产党政府允许他们离开农庄，建起工厂，当地的经济就开始起飞了。

环境决定论有它的道理，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自我决定论。浙江南部的温州人对他们自身精明的商业头脑是认同的，他们对于自己降低行业的毛利率和建立贸易网络的能力颇感自豪。他们信奉自身，信奉商业——做一个冷血商人不是什么可耻之事。几年前，温州一家报纸《财富周刊》出过一期情人节专刊，其中有一个关于本地男性百万富翁的调查报告。报纸问那些男人，他们喜欢在什么地方享用浪漫的情人节晚宴，还列出了他们购买给妻子或女朋友的礼物。其中一个问题要求受访者回忆“一生中你最感动的时刻”。最普遍的两个答案是“当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和“当我离婚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家庭和生意之间做出抉择，你会怎么办？”在所有受访者中，百分之六十选择生意，百分之二十选择家庭。另外百分之二十无法做出决定。

我第三次到浙江的时候，已经学会在还车的时候让油箱保持空空如也。头一两次，我没算准，把桑塔纳轿车还回去的时候，油箱里面还有不少的燃油，这当然让温州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人高兴不已。我后来的计策是，千万不要把油加满：一般是每次加五十元或者一百元的油，到行程结束的时候，计算好时间，在燃油信号灯点亮之前，把车子交还给温州昌盛。这样做的结果很明显，只要我交了每天二百五十元的租赁费，就可以拿租来的车为所欲为。对于我可以把车开到什么地方，没有任何规定，公司也从不检查损坏情况，他们对于小刮蹭本来是不该一点都不关心的。可在这里，你就别指望了——因为用于租赁的车辆上早已布满了刮蹭的痕迹。

在全国范围内，我还没有碰到过开车如此危险的地方。问题之一，是道路设施的质量普遍草率粗糙。温州从来没有从参与深圳和上海这些大城市规划的中央机构得到过什么好处，在浙江这一块地方上，通常是当地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把那些东西做出来。道路的尺寸偏小，维修也很差，交通指挥更是如同祸患。温州人做生意的天性则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因为他们总是在奔跑中，喜欢冒险。

说起恐怖程度，没有哪件事情赶得上驾车穿越这个城市的沿海郊区。十五年前，该地区还是一片农田，但是它经历的发展十分迅速，村与村之间古老的界线已经看不见了。现在，你只能根据道路两旁的广告来判断村子与村子之间的过渡，因为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一次，我往南行驶，过了飞机场，就走到了这一区域。首先，我经过了一条路段，所有的广告牌都跟铰链有关。随后，我看到了电源插座和适配器广告。没过多久，取而代之的是塑料开关。再随后，出现了日光灯管。不管走到哪里，我总能看到一排排的仓库和厂房。但是，那条道路本身还是保持着乡村道路的规格：两车道，没有路肩，坑洼遍地。偶尔有一起小事故，就会形成交通堵塞，驾驶员们把上身压在汽车喇叭按钮上，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那些铰链或者电器开关广告牌。在一个叫作龙湾的地方，我进入了水龙头生产区域——那儿坐落着近七百家工厂，专做水龙头。接下来是汽车轮轴，然后映入眼帘的是金属冲压机。

终于，我进入了瑞安区。根据当地政府的数据，瑞安有一千二百零八家工厂，专门生产汽车发动机配件、刹车和转向系统。道路两旁的商店里，全是汽车零部件：一个橱窗里摆放着几十个方向盘，隔壁的商店里堆放着一摞摞刹车片。过去一个街区，店铺里全是汽车引擎的点火装置。在城中心，我碰巧看到了几分钟前发生的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个年轻女子骑着一辆电动车，而且车速肯定很快，一下子撞上了一辆小轿车。轿车被撞出了很深的印痕，电动车已经撞得认不出本来面目了。交通慢了下来，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动。我别无选择，只好从事故现场直接开了过去。一大堆人已经围了过来，兴奋地指点着，议论着，所有人都懒得给尸体遮上点什么。女子没有戴头盔，撞车之后，头部着地栽了下去：双腿朝后弯曲，双臂张开着，面部朝下紧贴着地面。我从旁边开过去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把头转过去，一眼就看见迸到路面上的脑浆。当时快到傍晚时分，灯光很刺眼，殷红的鲜血里浸着她纷乱的头发。

再过去一个街区，行人变得稀少起来，交通恢复了正常。电动摩托车一路穿行，小轿车像驯兽师一样瞅着空位，喇叭声在街上鸣唱着。广告牌上出现了更多的汽车零部件：轮毂罩、踏板、火花塞，雨刮器和挡风玻璃、座椅和方向盘，轮胎、轮胎、轮胎。在瑞安国际饭店停车过夜的时候，我的双手依然在颤抖。停车场上停满了一排排黑色的轿车：奥迪、别克、大众。买家和卖家，商人和干部——外面喧闹的大街上，商店里的霓虹灯标牌焕发出了生机。没有人预料到，这座城市已经少了一个驾驶员。

2006年1月，我再次回到丽水那家工厂的时候，几个老板正在测试他们的机器设备。离我上次参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但在这期间，那个地方已经完全变了样。承包商的活儿干完了：隔墙已经砌好，一百元一扇的门已经安装到位。主房间里摆放着一台大大的金属冲压机。到处都是盒子、箱子，里面装满了等待安装的各种设备。到处都有工人，跟高老板——也就两个老板中年轻的那一个——在一起的，是请来负责工厂运营的三位技术人员。我上次前来参观的时候，两个老板对于他们的产品有些含糊其辞，只说生产“服装配件”。现在，我可以向其中的一个技术人员打听详情了。

这位技术人员名叫田洪国（音译），来自四川省。他已经三十好几，在工业城镇来说，这个年龄算是偏大了，大家都叫他“老田”。他是个小个子，体重仅有九十多斤，长着一张有些淘气的脸：尖尖的下巴，大大的耳朵，大大的嘴巴。听到我的问题，他先是笑了笑。

“我们要生产两样东西，”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一个箱子里拿出几件样品来。其中一件样品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扣环，连我的小手指都戴不进去。另一件样品是一个稍大点的铁板子，薄如剃刀片，两头都包着塑料。这个铁板子被弯成了U字形，老田递给我一大把，大大小小的型号一应俱全。其中大的那个能穿过一个台球，其他的跟垒球的大小差不多。我问老田，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女式服装，”他回答道。

他把铁板子放在胸部位置，两头朝上，形似笑脸中上翘的嘴角。我忽然明白了——这些东西是胸罩的支撑结构。

“这东西让女人穿衣服更显漂亮，”老田说，“各种型号都有。有的小，有的大。有的真是好大。”他边说边用双手比划着，比划出跟一个篮球差不多大小的形状来。我不太拿得准，他是不是还在谈论胸罩这个东西。所以，我琢磨，那些金属丝应该有别的作用吧。

“那些东西那么大，”我问道，“是做什么用的？”

“给俄罗斯人用的。”老田回答道。

过去十年，高老板生产的是衣服上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他在温州南部的一片滩涂地区长大，那个地方叫作瓯海。他的父亲以种稻为业，也在当地的一所中学当过老师。高老板上过两年财贸学校，学的是机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跟家人一起开了一间小作坊。他们主要生产裤子的衬料——就是贴在裤腰部位的廉价白布片。跟其他温州人生产的产品一样，这东西对劳力和技术的要求都不太高。一开始，高老板一家投入了三万多元，一家人就是全部劳动力：高老板自己，他的父母，还有他的两个姐妹。他们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本地的服装加工厂，头几年的利润大概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赚到足够的钱以后，他们扩大了厂子的规模，购买了新机器，并聘请了五六个工人。

开始的时候，当地只有五六家作坊生产同样的东西。没过多久，镇上其他的人注意到高老板取得了成功，新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到2003年，他们那个社区已经有了二十多家工厂生产无纺布片，利润也降到了百分之十五。那一年，高老板放弃了裤子衬料的生产。当时，他还能赚到钱，只是不想把那个行当赶进谷底。

“九十年代的生意好做一些，”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说道，“那个时候开工厂的人还不太多。”对于那个年代，他总是津津乐道。对高老板来说，他那个时候才三十三岁，九十年代成了他的过去好时光，因为那时候的竞争还没有那么激烈。“那个时候，靠产品质量说话，”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一般来说，你得搞清楚哪样产品没有人去生产。不过，现在全中国上下，每一样东西都有人在生产。不管你生产什么，都会遇到竞争。所以，现在不是质量说了算，靠的是产量。”

放弃生产裤子衬料后，高老板跟他那位生产胸罩衬骨的叔叔合伙了。这也是准入门槛很低的一种产品，全部所需仅有一台金属冲压机，用来弯折金属和切割材料，平均每分钟可以做出大约一百副衬骨。需求量很稳定，这正是生产胸罩衬骨所要求的唯一条件。“只要有女人，就会有顾客，”有一次，高老板如此充满哲理地说道，“跟卫生巾是一个道理。”但谁都没有在生产衬骨这个行当上致富过，高老板和王老板于是转而寻找其他新产品。他们的目的是要找到某样东西，而这种东西需要投入巨资，用以购买富有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这也算是把那些抄袭者排除在外的一种做法吧。

两位老板一起上下各处搜寻着——哎，不管怎么说，他们算是把胸罩研究了个底朝天。在温州人看来，这种产品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流水线最后生产出来的胸罩包含着十二种部件。两位老板从这个东西的底部开始探路，做起了衬骨。然后，他们往上移动，掂量着单独生产每一个部件的可能性。他们想到了缝线，看到了蕾丝花边，考虑过扣环。当他们到达最上部——也就是0字形或者8字形肩带调节环——的时候，终于找到了所要寻找的东西。

对于消费者来说，胸罩的肩带调节环十分简单，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个东西由一片薄薄的尼龙镀铁做成，重量不足零点五克，每一副胸罩上面一共有四个这样的东西。调节环跟肩带连在一起，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恐怕没有哪个女人对此加以思考过。不过，从技术上来说，这样的调节环其实是服装配件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为了使铁环均匀地镀上高亮度的尼龙，生产者一定要具有完成三道工序的生产线，每一道工序都要把铁环加热到五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这一切都要通过计算机控制来实现：温度，粉剂搅拌器的摆动装置，传送带的速度。这样的机器是不可能用各种配件草率拼装而成的，而且价格不菲，高老板和王老板购买的那条生产线花了五十多万。在过去，他们两人购买的设备均不及那个价钱的十分之一，而且他们的计划还得仰仗这条生产线能够顺利投产。

机器摆放在一楼地上，也就是高老板之前设计过的第一个房间里面。那玩意看上去像是一个蹲坐着的小动物，表情有些沉郁：外表铁青着脸，像是刚晕过船，两条生产线排开大约有十五米远的跨度。这套设备重叠摆放着，像一辆双层巴士。传送带是用亮锃锃的钢铁做成的，在没加灯罩的灯泡下闪闪发亮。整台设备重达六吨，连传送带也要用极其粗壮的钢铁柱子支撑。光这些起支撑作用的柱子就能撑起一幢房子——为什么生产胸罩需要使用到如此沉重的支柱，其中实在没有符合逻辑的道理可讲。不过，跟水泥一样，钢铁这种材料是中国的农村地区易于被过度使用的建筑材料之一。这是一种规模经济：在这么广大的国家，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各大公司生产原材料的速度极快，因此价格相对较低。外国的建筑师们常常评论说中国的建筑工程里使用了大量的水泥和钢铁。

他们测试机器的那天，我又去那家公司做了一次拜访。一个叫作罗守云（音译）的技术人员按下了一个按钮，只见一个燃气炉子冒出了蓝色的火苗，传送带开始缓缓往前运动起来。一个数字式仪表板显示着温度。房间里面很冷——屋外的温度比零度高不了多少，而这几个老板跟大多数浙江人一样，依然没有给厂房安装供热系统。不过，随着燃气炉对机器持续加热，数字显示板上的温度一点点升了上来。九十摄氏度，一百五十摄氏度。只用了十五分钟的时间，温度就超过了四百度。可到了四百七十四度，它又一下子降了下来。要达到生产要求，这台机器至少需要保持五百摄氏度的温度。

“也许是因为我们这里比广东的气温低吧，”罗守云说道。在中国的最南边，在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把精力花在了胸罩调节环的生产上，因此，大家都叫他罗师傅。老板们把他从另一家具有竞争关系的工厂里挖了过来，他也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真正了解那台机器怎样运转的人。只见他戴上一双防火手套，试图打开其中一个燃烧室的盖板。可那金属盖板锻造得太差，连接处竟然在高温下融化了。罗师傅一拉，把手就掉了下来。他嘴里骂了一句，随手把红得发烫的金属部件扔在了地上。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那金属把手像一条愤怒的蛇，嘶嘶地吐着舌头。

“没事儿，”高老板说道，“没事儿，别担心。”

他点燃了一根三五牌香烟，然后递给罗师傅。罗师傅嘴里叼着香烟，在一块有着二十几个按钮的控制板上忙活着。他打算先放一批铁环到生产线里面，看看到底会做成什么东西出来。在生产线末端，他用电子卡钳测量了一下，宽度为一点七毫米——对胸罩调节环来说，这个尺寸太大了，理想厚度应该在一点二到一点三毫米之间。尼龙熔解得极不均匀，机器的温度也越来越低，甚至连四百摄氏度都达不到了。“会不会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高老板问道。

“在广东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厂房里面的温度一般也只有十七八度，”罗师傅说道。他用扳手敲打着机器的燃气阀。“今天只有六度左右，”他说，“也许差别就在这里吧。”

“也可能是燃气有问题呢，”高老板说。

隔壁房间里，摆放着五六个燃气罐子，用金属做成，高度约为一米二，几根橡胶管子把它们跟那台机器连在一起。那几个人检查着连接管：一切看起来都正常。有人觉得稍微动一动可能会起点作用。于是，他们把那些燃气罐子轻轻地摇了摇，把管子抖了抖，可机器的温度还是没有丝毫上升。他们又使劲摇了摇，使劲抖了抖。那几个人嘴里依旧叼着香烟，把金属管子在水泥地上使劲抖晃着。悄悄地，我朝着门边走去。如果发生爆炸，至少还可以躲开。

“也许应该给这些东西加加热，”高老板说道，“我去烧点热水来。”他打开了大房间里面的炉子，用水壶烧起水来。老田找来一架梯子，放在了燃气罐的边上。壶里的水烧开之后，高老板把它倒进了一只水桶里。他把那只水桶扛在肩上，爬上了梯子。他嘴里依然叼着一根三五牌香烟。就让我再看高老板一眼吧——我觉得，到了这时，再也没有必要用眼睛来记录整个事情发展的经过。在隔壁房间里，我仔细地听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最先，传来一阵极响亮的哧哧声，像一块肉掉到了加热的烤架上；紧接着，是一阵哗啦声；随后，一切归于平静。我伸出头来，看了看门边。蒸汽弥漫了整个房间，刚刚受到水的洗礼的燃气罐子在白炽灯下闪闪发亮。罗师傅查看了一下机器的温度：没有变化。到傍晚的时候，他们几个人捣鼓着那条生产线，接近四个小时，丝毫没有进展。他们觉得，也许是天然气的质量不高。高老板说，他要试一试另外的供货商。不过，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是个美好的愿望，大家似乎都不愿意面对其中最有可能的原因——那台崭新的机器存在着瑕疵。

这台机器最早来自欧洲。在中国的工厂里，类似的设备通常可以找到一个谱系，顺着它，一般都会追溯到国外。20世纪80年代，胸罩调节环这个产业由法国人和德国人把持，后来转到了台湾地区，因为那个地方的劳动力很廉价。好几家台湾公司从欧洲购买了这种机器，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岛屿已经在向全世界的大部分胸罩生产厂家提供调节环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台湾人投资的大铭公司决定搬到大陆进行生产。接下来的十来年间，这样的搬迁逐渐变成了整个行业的家常便饭。直到后来，台湾多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都转移到了大陆。

大铭在厦门经济特区开设了工厂。他的老板——为了行文的方便，就让我们称之为大老板好了——进口了一台欧洲生产的机器。头几年，那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当地的劳动力比台湾还要廉价，又没有什么竞争，因为它那复杂的生产流程使得仿冒艺术家们做起假来困难重重。过了些年，大老板逐渐对一个工人产生了很严重的依赖。这个工人来自四川的乡下，名叫刘宏伟（音译）。刘宏伟接受的正规教育很少，但他特别聪明。在几年时间里，他成了维护保养那台机器的专家。

刘宏伟的记忆力出奇地好。在大铭公司，他竟然偷偷地画下了那台机器的详细图纸。刘宏伟的工友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给那条生产线做过任何测量或者画过结构图，他们后来觉得，刘宏伟一定是通过白天琢磨晚上画图的方式，把那台机器一点一点地记了下来。刘宏伟画完后，带着图纸来到了中国南方的另外一个经济特区汕头。在这里，他遇到了二老板，二老板当时正开着一家叫作汕港科技的公司。1998年，二老板聘用了刘宏伟。他们拿着这张图纸，找到了一家按照客户要求定做磨具的加工厂，生产出了一台机器。一开始，那台机器运转不太正常——毕竟，人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完美——不过，经过几个月的调试之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汕港科技开始了胸罩调节环的生产，很快，二老板也发了。

没过多久，三老板走进了我们的镜头。他也在汕头，开了一家叫作金德的公司，他把刘宏伟挖了过来。这一次，他们又一起根据那张图纸，定制出了一台机器。到了这时，价格开始急剧下滑，不过利润依然十分可观。因此，三老板很快也发了。可是，当他听说刘宏伟已经在偷偷地跟四老板进行磋商的时候，还是暴跳如雷。

这个故事我最先是从罗师傅那里听来的，因为在汕头的时候，他跟刘宏伟一起工作过。当时，有人说刘宏伟光靠出卖那张图纸，得了大概十七八万元钱，不过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数目是多少。然而，三老板许下的人头赏金是多少，罗师傅是知道准确数字的：十万元人民币。“他只需要得到消息就行了，”罗师傅说道，“他曾经说过，只要有人告诉他刘宏伟去了哪里，他就可以给钱。当听说刘宏伟已经离开公司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生气。”

我问，如果三老板找到了这个人，他打算怎么办。

“对南方的情况，你是知道的，”罗师傅笑了笑，说道，“那不过就像杀一条狗。”

但是，就利润而言，一切为时已晚。一旦市场上有了那样的机器，任何人都可以花五十多万元购买一台回来。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四老板换成了五老板、六老板、七老板，等等。到丽水这家公司开始创办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二十多家工厂涉足这一行业，胸罩调节环的批发价格下降了百分之六十。目前，只能从运费中赚取一点点利润，因此，高老板和王老板才会选择在丽水进行生产。因为周围这一带都没有大的调节环生产厂，过不了多久，新修的高速公路一通车，他们就具备了有利条件，可以向全省的胸罩生产厂家提供产品。

罗师傅经常提到刘宏伟，说他这么一个工人“骗了三个老板”。他讲的那些事充满了神秘，是一个劳动者的传奇。最关键的是，它吊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于是，我飞到汕头去求证此事。大老板、二老板、三老板全都不愿意谈论——很明显，他们谁也不愿意回忆往事。不过，我还是见到了几个曾经与刘宏伟共过事的人，他们讲的故事基本上相同——尽管因为讲述者的原因，某些细节略有出入。有人相信，刘宏伟不是真名。也有人觉得，他在有关老家的问题上没说真话。尽管有一家公司的经理说他曾亲眼看到过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并且发誓说那是真的，但他曾经的几个同事都说他是个大骗子。

后来，我甚至看到了偷出来的那份机器图纸。图纸保存在广州市的清水机械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曾经根据丽水方面提出的规格定做过机器设备。“他读的书少了点，所以要使机械设备运转起来颇有难度，”清水公司的经理告诉我，“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各方面的调试。”这位经理十分友善，也很开朗。在我看来，他把那张图纸拿给我看，是因为把我当成了买家，尽管我反复跟他讲，我其实是个作家。他最近一笔买卖就是跟高老板和王老板做成的。

在丽水的工厂里，对设备进行的第一次调试失败后，罗师傅终于意识到，这台机器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设计缺陷。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这台机器拆散开来，更换了几个关键部件。他把燃气炉和传送带的间距调近了一些，对它的振荡器摆弄了一番。他用胶合板和绳子临时替换了几个部件，甚至不惜麻烦地把熔掉的把手重新装了上去。等这台机器开始投产的时候，它已经被倒腾得鼻青脸肿，面目全非了——一道大大的伤疤出现在原来安装把手的地方，调整过位置的燃气炉在钢架上留下了焦黑的印子。罗师傅告诉我，那个支撑架完全没有必要做那么厚，因为刘宏伟对于这部分的设计没怎么在意。“图纸还是不太理想，”他说道。

罗师傅相信，刘宏伟这个名字是假的。他谈论起这位前同事的时候所使用的说法，跟我从别人那儿听到的大致相同。有人说，刘宏伟个子瘦高，皮肤黝黑，完全像个农民。他读的书不多。据说他结了婚，有一个小孩，不过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们。尽管三老板开出了可观的赏金，但那十万元一直没有人前来认领，因为刘宏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很狡猾——这个词用来形容刘宏伟是最贴切不过了。不管是在丽水、汕头，还是广州，只要是生产胸罩调节环的地方，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个词语。所到之处，人们都摇着脑袋，说刘宏伟很狡猾。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到底去了哪里。

2006年1月，到那台机器开始运转起来的时候，金丽温高速公路已经通车了。那是一条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路肩很宽。中间的分隔带种植着密密麻麻的灌木，以阻挡对面驶来车辆的灯光。一路上，每隔一千米，就竖立着一部免费的应急求救电话——这样的细节如果放在美国，会被视为一种奢侈，而在中国，则几乎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一带的电话信号覆盖范围极广。沿着瓯江，有些山峦十分陡峭，在很多路段，筑路工人只得在悬崖上直接凿出一条道来。从温州到丽水，新修了二十九条隧道，最长的一条有三公里多长。现在，还缺少一个细节，那就是地图。在政府出版的各种地图上，这条高速公路的路线都还没有标示出来，不过中国的地图总是滞后于建筑工程本身。有时候，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

对中国的驾驶员来说，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行驶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我头几次走金丽温高速公路的时候，交通流量一点也不大，因为很多地方的匝道还没有开放使用。从温州驾车到丽水，全程走完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没什么问题。但一路上既不能驶出高速路，也找不到入口进入，所以，我常常会行驶数公里也看不见一辆车。有些路段修成了高架路，从桥头这样的工业城镇上面拦腰穿过。新修建的道路跟仓库靠得很近，我甚至能够看到那些地方的生活场景：工人们正在进到厂房里面，大卡车正在装运货物，水泥搅拌机正在为新的建筑工程而忙活着。但是，没有人进入到高速公路里面来，这些地方跟高速公路还处于隔绝状态。真有一种坐飞机的感觉——我从那些城镇上空驶过的时候，还能透过车窗偷瞥一眼。

高速公路沿线，到处都竖立着各种品牌的水泥广告：金园水泥、红狮水泥、仙都水泥，等等。这些不过是第一批广告而已。除此之外，高速公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提示牌，颜色跟美国使用的绿色一模一样。在浙江的公路上，有很多道路提示牌还被翻译成了英语。在温州，出口处竖着的牌子是“Shoe Center of China”（“中国鞋都”）。高速公路上的几条车道被标示成了“Slow Lane”（“慢车道”）和“Quickly Lane”（“快车道”）。〔1〕[1]“Drive Carefully”（“小心驾驶”）——这条乱七八糟的标示语随处可见。还有一条告示，要求人们“Do Not Get Tired”（“不要疲劳”）。间或，路边还会出现一条莫名其妙的对联：

请勿疲劳驾驶

远离交通事故

在丽水市，高速公路可以直接通向经济开发区。在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享受过宁静之后，猛然进入尚在建设之中的工业园区，让我吃惊不已。那里的道路大多还没有铺好，运土车、推土机白天晚上连着干，开发区的四面围着被开挖得面目全非的农田，不禁让人想起这个地方在不久前的面貌。建设工程的范围令人瞩目——方圆大约有十五平方公里之大。经济开发区的王丽炯（音译）主任告诉我，为了建厂之需，他们已经推平了一百八十座大大小小的山头。

中国官员对于数字的使用，自有他们的一种套路——极其漫不经心之间，会背出令人咂舌的各种数字来。王主任有个同事，名叫杨晓宏（音译）。他告诉我，从2000年到2005年，丽水的城区人口数量已经从十六万增加到了二十五万，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外来人员来此从事建筑行业或者到工厂做工。随着新的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他预计在今后十五年的时间内，人口数字还会翻番，达到五十万。他还告诉我，丽水市政府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共投资六百多亿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杨先生说，那五年时间里，丽水市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总额，是之前半个世纪的五倍之多。

每次跟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我都要忙着记下各种各样的数字。到了晚上，我看着笔记本，禁不住想，这些数字到底是不是真实。不过，听到王主任说他们推平了一百八十座山头的时候，我停下了手中的笔，请他做一下具体的解释。

“假定这是一座山，”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摆放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那张桌子上的一个点。他的手指往边上移动了一两寸的位置。“这是另外一座山。两座山之间有一条深沟。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两座山头的山顶铲掉，用来填平深沟。把高的削平，把低的垫高。然后，我们就把这块地整平了。”

他的手在桌子上抹了一下——完全平整了。他接着说：“丽水这儿有个说法，‘九山半水半分田。’良田比例这么稀少，我们别无选择，当然只有削平山头了。”

王主任已经四十好几了，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显得十分休闲。他还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手上戴着一块欧米茄金表。他是个共产党员。在他的口袋里装着一只激光指示器，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他时不时地用这个指示器指示着墙上挂着的地图，以突出某些细节。那是一幅未来的规划图——一整张开发区地图布满了道路，尽管有些还没有进行修建。王主任极其友善，为人也很随和。在回答我的提问时，他的直截了当让我有些意想不到。他还会给我回电话——据我所知，中国的政府官员中，能够这样做的人并不多见。官员们大多谨小慎微，守口如瓶，觉得根本没有必要跟一个外国人交流什么。不过，王主任不一样。有一次，我问起了他的经历和背景。

“我的经历非常复杂，”一开始，他就这么说。在“文革”期间，他被分配到了农村，这一点跟很多城市青年是一样的。之后，给他分配了工作，进了一家炸药厂。随后，他报名参军，被训练成一名坦克驾驶员。他开了五年的坦克，然后转业复员到一家银行工作。在银行干了十年时间之后，他到一个经济开发区当起了领导。从此以后，他从一个镇换到另一个镇，在官僚体系里面稳稳当当地爬升着。终于，他被选到丽水新建的工业园区任职。他所受的正规教育很有限，不过，他的儿子却是奥克兰大学国际金融学的在读研究生。在他的家族里，在他和他儿子这两代人中间，一个人以开坦克起家，另一个人正在国外攻读经济学——这样的现实似乎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王主任这个年龄的人中间，很多人的履历都有不同于寻常之处，工作的调整之间缺乏关联，职业的转换常常出人意料。不过，他们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真正有意思的是前进的轨迹，而不是某些具体的步子。从炸药到坦克到银行，再到经济开发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

至今，王主任还能从他在部队驾驶坦克的日子里吸取教训。“驾驶坦克的时候，你只管朝着目标前进，”他说道，“不用担心前方的道路是好是坏，或者一路上会出什么事。你得聚精会神地驾驶，你得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在开发区做事情，也是这个样子。什么问题都不会让我灰心丧气。”

他解释说，在部队驾驶坦克的经历给他提供了灵感，提出了丽水市经济开发区的口号：“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一天可以做两天的事。”对王主任而言，时间是最大的威胁。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经济开发区已经存在并运行了二十多年，而新的开发区还在不断地冒出来。他们的基本策略都是一样的：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向工厂老板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然后在投产后的头几年时间里给予税收减免。如果某个城市在采用这样的策略方面比别人慢了一步，却又想异于他人，那么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偶尔，有些地方政府找准了主导产业。这些产业已经十分成熟，可以大加利用——安徽省的芜湖市就是这种情形，因此，它决定生产奇瑞轿车。不过，这样的机会已经越来越难以寻找。所以，到了现阶段，后来者更有可能做那些别人极力避免的产业。

到2006年为止，丽水市已经有十几家工厂在生产人造皮革。如果说在中国的城市里面钢铁水泥是极富特色的成分，在建筑工程中被过度使用的话，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人造皮革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把那玩意称作pleather（“仿皮”）——是plastic leather（“塑料皮革”）的缩写——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排列组合式的玩意在日常生活中竟然那么常见。实际上，差不多每个老板手里面都拎着仿皮手包，喜欢耍酷的人甚至还穿着仿皮夹克衫。妇女们穿着仿皮做的裙子，男人们穿着仿皮做的皮鞋。我曾经到过一些人家里，家里的每一件家具上面都蒙着仿皮。这玩意的使用量太大了，竟仿佛是一种自然资源——有时候，我甚至在想，那些人是不是在山西省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把那玩意直接从地里刨了出来。

其实，这玩意多来自温州地区。仿皮加工厂最早出现在滨海郊区，也就是靠近机场的那个地方。这一产业所产生的后果，是任何外来者到了那儿之后一眼就能够发现的：机场上空弥漫着浑浊的棕色烟雾，飘荡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甜味。仿皮产业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一种叫作二甲基甲酰胺（DMF）的溶剂。在美国，已经有研究表明，跟二甲基甲酰胺接触的人常常会有流泪、喉干和咳嗽等反应。接触者会嗅觉失灵，对酒精失去耐受力。长期接触二甲基甲酰胺则会引起肝损伤。研究显示，女性接触者罹患死胎的风险会大大增加。在实验室用动物进行的测试已经证实，二甲基甲酰胺还会导致出生缺陷。

在温州，仿皮加工厂最先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那时候，官员们对污染和健康问题还不怎么关心。可是，最近的几年时间里，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放弃这一产业，限制它的扩张，或者在现有的加工厂更新许可证方面增设难度。我最初到浙江南部地区进行考察的时候，已经有好几家温州仿皮加工厂正在往丽水的经济开发区进行搬迁。在全球化的市场氛围下，对于不受欢迎的产业来说，这样的行为也算得上是一种自然选择。美国人肯定不想生产仿皮，连温州人都要对这玩意严加提防，所以，它只好到丽水来寻找出路。

当我跟王主任谈起这个产业的时候，他的回答极为谨慎，宣称丽水市会控制得更好。“温州市对二甲基甲酰胺从来没有进行过严格的监控，”他说，“那些加工厂老早就建起来了，但那时候连起码的标准都没有做出来。对此，我们已经有规章制度了。环保局今年来过这里，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总共有一个月吧。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处于这个产业的领先地位。”王主任告诉我，丽水市将把仿皮加工厂的数量限制在二十六家的范围内，因为他们并不想把这个变成他们的主导产业。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只是为了使经济得到腾飞，就贸然把你不甚了解的污染源引进到城市里来。然而，对于这样偏僻的地方而言，可供选择的东西实在不多。因此，只要能够抓得到的话，丽水市肯定要把它抓牢。就像一路上如果有山峦，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它拿掉。

我刚到丽水进行考察的时候，他们仍旧在离那家胸罩调节环加工厂不远的地方平整一座小山包。一天，我开车来到了工地上。几十个工人正在崖壁上攀爬着，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车辆——三十辆重型卡车，十一辆履带式挖掘机，四辆大型轮式液压打孔机——所扬起的尘土。一个工头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光他们那个工地就已经挖出了一百二十万方土石。他们完成这个任务，靠的是在地上填埋炸药，把一切都炸得灰飞烟灭，然后把碎石土渣纷纷运走。一年来，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样的工作，到那时为止，已经把整座山头的高度削掉了三十多米。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又有一个工人走了过来。他戴着一顶草帽，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个廉价的塑料购物袋。上面印着几个字：“质量第一，顾客至上。”袋子里装着十多斤炸药，那人把它放在我脚边的地上，问道：“你要不要把我的小兄弟带到纽约去？”

在中国生活了十来年，只要不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我都已经十分熟悉，不过这样的介绍却让我一时无语。可是，我却无法把视线从那些袋子上移开。那个人笑嘻嘻地说道：“跟你开个玩笑。不过他可真想去美国哦。”

我们交谈了一会儿，那个人随后就开始费力地往山上爬，他说他们要去炸掉一块大石头。那正好是那天上午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序曲。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将按计划引爆提前填埋在崖壁下面的九点九吨炸药。我问，谁负责这次爆破任务。工头告诉我，负责的人名叫穆诗友（音译）。“他就在山顶上，”他说道。那句话的准确意思其实是这样的：“他就在已经削平的山顶上。”

“我可以找他谈谈吗？”我问道。

“可以，”工头回答道。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工头则看着那几台挖掘机从路上开了过去。我终于问道：“我就这样走上去吗？”

“当然，”他回答道。

“我一个人去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向着那座在劫难逃的山头出发了。一辆辆大卡车满载着土石，开得飞快，我则在碎石和瓦砾之间挑选着行走的路线。没走多远，我就看见了地上的洞眼里埋着的一根根塑料导线。我马上意识到，我所处的区域已经埋下了九点九吨的炸药。我加快了脚步。除我之外，山坡上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会是恶兆吗？先前那个工头对于我的出现，一点都没有在意过，而这正是中国的建筑工地的问题所在：他们太好客了，竟然让我感觉到了一丝紧张和不安。在大半个国家都在搞建设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完全习惯了钻头和推土机，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们因此对于外来者丝毫不会大惊小怪。

在丽水市的建设初期，要来这一带闲逛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经济开发区，基本上看不见政府官员和警察的身影。如果你出现在那儿，那么，人们觉得你肯定有出现在那儿的理由。这些人极其友善，也很坦诚，其实大家也都是从别的地方到这里来的。我到那一带闲逛的时候，从未事先申请过。只要什么东西令我感到有趣，我都可以去看看。在瓯江上空六十多米高的地方，我跟人聊着天就上到了这座城市正在建设中的大桥。此外，我参观的建筑工地简直多得数不过来。有一次，我停下脚步，跟几个工人交谈了起来，他们当时正在一家新建工厂的地基上进行钻孔作业。他们边喝啤酒边休息。交谈了大概一刻钟之后，那几个人递给我一把钻头，让我一露身手。就这样，我为丽水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作出了我的一点点贡献：一块十几厘米厚的泥土被我钻了起来。我倾尽全力不让那肮脏的玩意沾到鞋上，惹得那几个工人哄堂大笑。可有谁来管这些呢？

沿着那在劫难逃的山坡，我终于上到了山顶，看见了先前拎着炸药塑料袋的那个人。他把我介绍给穆诗友——也就是今天这场爆破任务的负责人。穆先生六十来岁，圆脸，秃顶，说话带有四川话那种轻快的口音。他原是四川泸州人，最近几年一直驻扎在浙江，因为当地对爆破人员的需求很大。他带着政府颁发的证明材料，以证明他的技术水平。这些材料装在仿皮做成的套子里，其中一份材料上面印着几个烫金的大字：“浙江省爆破员。”这个我倒有点喜欢听——穆先生完全有资质把浙江省爆破掉。另外有一张卡片，上面印着“浙江省爆破设备安全员”几个字。“这个东西说明，我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穆先生这样解释道。

他让我放心，今天的爆破工程一点危险都没有。做大事之前，先要把小的石头炸掉。因此，我时不时会听到一阵阵爆炸声，随后又会响起一阵哨声，接着，一串飞石凌空掠过。每当这时，我就会本能地弯腰躲闪，而穆先生总会笑着告诉我，不用担心。

“这一行我干了三十年，”他说，“我曾经在西部的核工厂干过！”

他这样说，倒是有助于让我朝好的方面去想——跟两千万吨的核裂变相比，头上被一块石头砸中又算得了什么呢？另外让我多少有些放心的是，穆先生只戴了一顶安全帽，不过，他要是能给我也找一顶那就更好了。穆先生把露出来的导线收拢在一起，我则跟在他身后顺坡而下。他把这些导线铰接起来，用胶带把线头缠住，然后再把它们跟卷在线轴上的一根白色导线连接起来。他肩上挂了一只袋子，里面装着一个起爆器。小炮已经放过了，自卸大卡车多数已经驶离了现场。过了一阵，那个工头吹响了哨子，那是要求所有车辆必须撤离的信号。那台黄色的挖掘机慢慢开走了，这样，所有的挖掘机都开到了爆破现场的边上，排成整齐的一排，车头朝外。一排挖掘机停放着，好像一只只巨型怪兽蹲在那里，一起用它们的屁股对着那即将灰飞烟灭的山头。

哨声又响起来了——这一次，是在警告所有的人，必须马上撤离爆破现场。工人们全都跑到了爆破现场的边上，只剩下我和穆先生还停留在那里。他已经接完了所有的线头，开始往外走，一边走动，一边从线轴上放下白色导线。十五米，三十米，六十米。爆破现场一片沉寂，只有我们踩在泥地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我听到，一群鸟儿正在鸣叫着从空中飞过。在浙江省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这是我感受到的最平静的时刻——往常，各式各样的大卡车、施工机械和钻头发出的轰鸣声，响彻四周。

我跟他一起走到了那一排挖掘机跟前。穆先生站在其中一台挖掘机的边上，把手中的起爆器搁在挖掘机的车门踏板上。起爆器上有两个按钮，一个标着“充电”，另一个标着“起爆”。穆先生的对讲机里传来了指挥员的呼叫——“充电！”——他按下了第一个按钮。

“站出来，站到看得见的地方来！”他对我说道。我提心吊胆地从挖掘机的边上往外移动着步子，眼里是那一片静静的山坡。对讲机里传来了从“5”开始的倒计时，紧接着传来了另一个指挥员的呼叫：“起爆！”穆先生按下了第二个按钮。短短的一瞬间，岩石之间闪起一片电弧光，犹如直插大地的闪电。随后，整座山头发出一声轰响。

2006年2月9日，春节后刚好一周的时间，王老板在厂房外面燃放了两大箱烟花爆竹。在浙江，这是开张营业的传统仪式。大公司一般还要雇请舞龙队在大门前表演一番，但是像王老板这样的小老板出不起舞龙的钱，只能放放鞭炮。此外，他还花钱请算命先生选择了这个黄道吉日。从农历来看，那是正月的第八天。“八”是中国人眼中最吉祥的数字。

跟浙江众多的老板一样，王老板非常迷信。在中国，宗教在南方更盛行一些。在温州及其周边地区，基督教尤其盛行，很多人都把这种外国人的信仰和发展联系在了一起。不过，王老板并不信教，他从来也不会谈论耶稣或者佛陀。他相信风水，相信算命先生：凡遇大事，没有不事先把日子推演一番的。王老板四十岁，比起他的侄子兼合伙人高老板来，十分不修边幅。这位中年人蓄着短发，挂着微笑，眼眶很大，常常带着一丝略显病痛的神情。他说话有点口吃——只要他在拼命想词儿的时候，眼皮会眨个不停。他的衣服上总会沾着些油污。“大老板是不会亲自来搅和这些机器的，”他跟我这样说，当时他正在厂里面维修一台金属冲压机。“可我只是个小老板，所以什么事情都得干。如果将军的士兵不够用，他还是要参与打仗。”

王老板一直以生产杂七杂八的东西为业。他的父母都是农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主要生产塑料管材的零配件。之后，他改行生产自行车铃铛的钢铁部件，正是跟钢铁打交道的这一经历，让他最终进入了胸罩衬骨行业。尽管做了这么多努力，他却没有真正富起来，说到过去，他常常还会后悔不已。他告诉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只差一点点错过了大学的录取机会。“那个时候困难多了，”他说，“我们那代人呢，一百个中间，也许只有一两个可以读大学。”他在龙湾长大，那是温州的一个滨海地区，很早就已经发展成了工业区。“有一阵子，那儿以生产钢笔出名，但我从来没有做过一支钢笔，”王老板告诉我说，“后来，他们又以做鞋子出了名，可我还是没有生产那玩意儿。做鞋子是最好的赚钱法子。我的很多朋友都入了那一行，他们现在都发财了。有时候，他们会问我，是否希望自己当初也去做鞋子。我只好承认有些后悔。那些家伙啊，有几个都算得上是千万富翁了。”

王老板打算把他毕生积蓄的大部分都投入到胸罩调节环加工厂里面来，那些数目加起来超过了七十多万。在中国，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一般人要是有了这笔钱，会兴奋不已。但是，关键还得看跟谁比。在龙湾，王老板周围尽是大获成功的实例。即便来到丽水之后，他的新邻居还是让他感觉到自己矮了半截。王老板和高老板是从另外一家公司租用的厂房，这家公司名叫格雷电工有限公司，创办者名叫季金力。季金力本是桥头镇的一个农民，跟别人一样，他一开始以生产钮扣为业。后来，他把生意扩展到了一种新产品上——塑料电灯开关和插座盒，同时生产铜线缆。他之所以搬到丽水这个地方来，是为了沾土地使用费十分便宜的光。他的新厂房由三栋大楼组成，因为空间富裕，他当起了地主，把边上两栋两层高的大楼租给了高老板和王老板。

在格雷公司的院子里，修了一个水泥池子和一个水泥底座，上面插着三根旗杆。每一天，都会飘扬着中国的国旗，格雷的公司旗以及美国的星条旗。格雷公司用来盛装产品的盒子外面印着一句广告词：“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工人们跟我说，公司有美国人的投资。但当我追问详情时，却查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有外国投资。也许，这样做只是为了显摆：工业区的人们觉得，有外国投资的公司肯定管理得更好一些。而季金力对于面子的认识是十分到位的。在丽水市，他修了一道十分气派的厂门，门口蹲着两只水泥塑成的大狮子。在入口处的大厅里（水泥做的台阶，水泥做的门岗），悬挂着一条语录，是他自己用极其飘逸的书法写成的。那几个字用黄色的金属做成，很大很大的汉字，占了半面墙：

未来震撼眼前

在格雷公司用来装产品的纸箱上面也印着这句话。产品的名称叫“简·爱系列”，主要是塑料开关和插座盒，起售价为二十五元。在有些人看来，用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小说人物来给电灯开关起名字，似乎有点莫名其妙，更有些矫揉造作。不过，这些人也许从来没有靠生产钮扣为生过，也肯定不是在桥头镇从种地起家的。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管怎么说，王老板觉得，跟他的邻居们相比，他总是要仰视他们的。在丽水，他和高老板没有任何资本敢于跟格雷公司相提并论：他们做不起石狮子，做不起金色的书法语录，挂不上外国旗帜，也想不起勃朗特小说中的主人公名字。他们甚至没有给自己的公司挂上牌子。不过，至少那台机器正常运转起来了。放过鞭炮之后的第三天，两位老板在厂房的大门边上贴出了手写的招工告示：

招工

需30名女工，15名男工

要求：

1.18到35岁，中学文化

2.身体健康，素质好

3.讲卫生，愿意吃苦耐劳

王老板需要男工来搬运庞大的金属冲压机，这样的冲压机主要用来生产调节环的初坯。不过，他主要是想招聘女工。工厂的活儿大都不需什么技术，对体力的要求也不高：工人们只是分拣生产出来的胸罩衬骨，监控生产线，把调节环成品进行装箱。跟其他的工厂老板们一样，王老板也表现出对招收年轻女工的偏好。

“女孩子更有耐心，更好管理一些，”他这样解释道，“男孩子的麻烦多一些——他们喜欢打架，喜欢惹是生非。”我问王老板，什么样的工人才符合他的理想，他说应该是年轻的、没有经验的那种。“如果她已经做过别的工种，那我给她的钱就要多一些，”他说。还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更愿意招收教育程度低一些的应聘者。如果一个女孩子穿着比较整洁，发型又有点与众不同，那可是个不好的兆头。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也有一定的风险。“我愿意雇佣那些看上去长得一般的女孩子，”王老板说，“太复杂的，我也不大爱聘用。我可不愿意招进来的人还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我觉得那样肯定不好。”招工的时候，王老板喜欢问及应聘者的业余爱好。如果某位应聘者的回答是“打牌”或者“跟朋友呆在一起”，那就太负面——太无聊了。如果是“看书”这样的答案，则说明那个人很懒惰。最糟糕的，莫过于应聘者说她喜欢上网打发空闲时间。“我喜欢听到应聘的女孩子回答说喜欢跟家人在一起，或者照料自己的母亲等等之类。”王老板说，“从农村来的女孩子，就要那样单纯才行。我喜欢吃得起苦的人。”

在中国的工业城镇，仲冬时节正是找工作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都要回家。过完节，他们又会坐上汽车或者火车，直奔那些有经济开发区的城市而去。这正是大家都忙个不停的时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人们最终践行了计划已久的离家出门，或者换个工作，或者换个城市。即便是十分谨小慎微的人这时候也会受到影响，跟着别人采取行动，而这一段时间做出的决定将定格今后一年的命运。也许十年之后的某个时刻，当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会意识到，给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带来灵光一闪的，竟是很久很久之前某个二月份的早晨碰巧参加的一次招聘面试。

所有这一切，对丽水市来说都是全新的。当地的一些人告诉我，2006年是经济开发区的开局之年。这一年，开发区将会有大量的新厂要开工建设。然而，这条消息早就传到外来务工人员的耳朵里了。他们或者从当地的火车站出发，或者乘坐汽车。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上，大部分是装载着求职人员的长途公共汽车。在中国，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以每年大约一千万的速度上升着，而直通内陆省份的长途客运线路更是数不胜数。一般来说，他们的目的地是沿海地区。不过，有时候也会找到像丽水这样尚未成型的地方来。在开发区建设的第一年时间里，外来务工人员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在尚未完工的街道上——一群没有工作的人，刚刚来到了这个还没有修好公路的地方。不过，他们知道，有的工厂已经发出机器轰鸣声了，而更多的人肯定会接踵而至，早到一步就是优势。

有些外来务工人员去了丽水的“人才市场”，这算得上是当地的找活中心吧。“人才市场”的主楼位于市中心，挂着一块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不断地滚动播放着各式各样的职位信息。年轻人聚在一起，仰着脖子，看着那些用中国特色的术语列出的职位信息：

招碎石工。

男性，体健，愿意吃苦。

日薪40元，包吃。

招普工，女性。

中学文化。

相貌端正，1.55米及以上。

各种职位通常都要列出对身高的要求，中国人常常痴迷于此。对女性来说，更是这样，因为她们求职成功的把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长相：

招超市收银员。

女性，中学文化程度，或财贸学校毕业。

1.58米及以上。

肤色好，长相好。

女性的工资也会低一些——这样的细节，连同地区倾向性，都会在求职列表中公开标明：

招男工，日薪35元，

招女工，日薪25元。

招普工。

江西人和四川人免谈。

这样的列表很像一份份电报——招工单位要按字数付钱，他们因此把列表做得极尽简略。他们只列出最基本的要求，按照老板最感兴趣的几个特点把人进行了高度浓缩。有时候，他们甚至把整个工作的描述都省掉了，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要求只具备下列特点即可，那么它到底是招人做什么的呢？

招女工

1.58米，长相好。

月薪600—800元。

招工

视力4.2及以上。

月薪800—1200元。

很多工厂不愿意到人力市场去操心，仅在工厂的大门口贴出招工告示。他们认为，务工人员自己会找上门来。在丽水开发区的第一个2月，到处都是成群结队闲逛的人们，那景象很像是春节大假的延续。他们大都是年轻人，穿着新衣服，一边沿着各厂区溜达，一边兴奋地高声交谈着。同一地方来的人喜欢结队而行，如果遇到另一队人马，他们通常会在街上交换一下信息。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所在的那条街上，我遇到了一队人马，有三十人之多。他们当时正聚集在那一带最大的工厂——金超人造革厂的大门前。工厂的保安正在检查求职者的身份证，如果谁的身份证上显示的家庭住址是贵州，保安会马上把他赶走。贵州省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深处内地，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

一群年轻的贵州人刚刚被拒之门外，此刻，他们站在大街上，商量着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们其中的一个，金超人造革公司为什么不愿意招聘贵州人。“他们没有说理由，”这个人回答道，“可是，贵州来了那么多人，这些工厂竟然不要我们。”

在中国，任何公司根据籍贯而进行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尽管这种做法时有发生。我很好奇，想要听听金超的理由。于是，我跟着几个求职者进入了工厂。这几个人上到二楼，副经理在他的办公室进行面试。当我就限制条件提问时，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迟疑。“贵州来的人喜欢打架，”他说道，“他们在工厂里尽惹麻烦。这一带的很多小混混也是贵州来的。所以，我不喜欢他们到我的工厂打工。”

我原本以为他会在说到关键之处时讲点技巧，或者拒绝回答。可他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直白：他拒绝招聘贵州人，竟然是因为他不喜欢他们。谁还会找到比这更好的理由呢？对围着办公桌的那群求职者，他同样直截了当。其中一个人抱怨说，仿皮生产线上有害物质太多，要求把工资调高一点。这位经理高声吼叫道：“如果不想在上班的时候闻毒气，你可以去当老师啊。”另一个人所抱怨的，则是生手的小时工资起薪标准定为三元八角实在太低。经理回答道：“如果是女的，挣得会更少。女孩子只有三元四角。你拿三元八角，应该感到很高兴才是啊。”我问他，为什么干同样的工作，女孩子的工资要低些。这其实也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女孩子不够壮实，”经理实事求是地回答道，“有些事情，男孩子肯定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们要多给一点。”

不过，我注意到，工人们还是跟这个人进行着交流，尽管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冒犯之意。对那些刚刚返回、到他办公室来登记的工人，他倒是轻易表现出了默契。不仅如此，那些大胆的求职者往往会有所收获。有个人对他的起薪不满意，因为他在另外一家工厂里做过类似的工作，他觉得他的工作经验应该得到更高的薪水。经理十分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回你原来那儿吧”），可是那位工人并没有离开。他站在办公桌边上，整理着他的箱子，经理则应付着其他的求职者。偶尔，他们会用类似带刺的话交锋一下（“早知你这么不公道，我就不会来你这里啦”；“你来不来这里关我什么事？”），但两个人谁也没有生气的样子。整整一个小时之后，经理终于调高了他的薪水。他就靠这个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耐心、决心，还有一点倔强。

其实大家这么做的时间都不长。十年前，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工作都是由政府安排的。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很少自己去找工作。从那以来，人们学得很快，不过程序却是全新而陌生的——一小群盲目的人招聘着另外一大群盲目的人。他们没有时间去琢磨美国的人力资源部门。没有禁忌语，没有间接迂回，没有人说“成为团队的一部分”、“成长的机会”、期待每个人“动力十足，极富创造力”之类的话。人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出来。人们进行的评价极尽直白，根据兴致或偏见行事，十分随意。在中国，“人力资源”这个词的意思更多停留在字典的层面：几百万人需要找活儿干，大大小小的工厂则需要这帮人拼命干活，再精妙的语言也淡化不了如此严峻的供需关系。

在丽水，像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这样第一次招聘员工的，远远不止一家。高老板和王老板把面试地点设在了二楼的办公室。跟厂里面所有的东西一样，这间办公室设计得极为仓促，房间的陈设给人一种临时应付的感觉。房间的水泥地板上铺了一块地毯，已经有些脏了。房间里摆着一套廉价的长沙发，一只矮茶几，两张办公木桌，两株盆栽植物，由于无人管护，已经出现了枯萎的迹象。其中一张办公桌上摆放着几只上色极好的胸罩调节环，那是房间里唯一的亮色。每当求职者问及工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王老板就会把桌子上的调节环推到他的面前，颇有几分赌场发牌人的样子。“内衣配件，”他还会说上这样几个字。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解释就已经足够了，尤其对于女性求职者更是如此，因为她们一眼就把那玩意认出来了。只有男性求职者，得跟他们解释那个调节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工厂开出的起薪标准是每小时三元五角。在丽水市，这也是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工资标准——因为各地的财富状况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2006年，像广州这样的较发达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四元三角，不过，那并不能保证工人们拿到的钱比那个数字要高。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低档次的活儿更不好找，而干活的小时数可能也不多。对于工人来说，这才是关键的细节，他们既关心起薪标准，更关注干活的时间。多数人愿意尽可能地多干活儿——因为离家在外，让他们在周末或节假日休息，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厂里要加班，他们会高兴不已。最好的工作，就是让工人们除了放春节这样的全国性大假之外，没有任何节假日。有时，流水线女工会十分骄傲地对我讲，她每个月的累计工时已经快到三百小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丽水的小时最低工资变成了月工资九百八十元——对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务工人员来说，这笔钱算是相当丰厚了。

实际上，王老板并不清楚，他要工人们干多少小时的活儿，或者说他到底需要多少工人，因为这一切都要靠别人对他的产品的需求量而定。不过，他还是向求职者们讲了一些他们很想听到的话：他保证让大家每天有十个小时的活儿干，每个月放假的时间不超过一天。那就是丽水的老板们开出的空头支票——他安慰性地告诉求职者，他会让他们即使累死累活都有活儿可做。而事实上，可能每周的干活时间不过四十小时而已。偶尔有聪明的求职者会问，公司干这一行有多长时间，很多人则会询问公司的生产流程。通常，女孩子会问：“你们这里有没有异味？”在丽水，那就是在问有没有二甲基甲酰胺，也就是仿皮加工厂需要使用到的一种溶剂。对于它的危险性，谣言已经传开，即便是一字未识的新来者，对这个东西也有了令人叹服的认识。没有生育过的女孩子一般都尽量避免在仿皮加工厂找活儿干，因为有谣传说，那种化学物质会引起出生缺陷。只有在薪水可观的条件下，男孩子才愿意在那样的地方干活——仿皮加工厂因此得把薪水开得比最低工资标准再高一些。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高老板的父亲帮着忙招工的事儿，在跟求职者进行面试的时候，他同意我坐在他的办公室进行旁观。求职者多是些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低着头站在那里，嘟嘟囔囔地回答着提问。他们颇为紧张地把玩着那些胸罩调节环——只要是进到这个房间的人，都会把注意力转向那几个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过，偶尔会有一两个求职者，跟别人有些不大相同。面试中，高先生问其中一个女孩子多大岁数了，她回答道：“你是问我的真实年龄，还是身份证上的年龄？”

“身份证上是多少？”

“身份证上写的是二十五岁，不过那不准确。我第一次出来打工的时候做过改动，因为当时我还太小。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呀，我实际上是二十三岁。”

高先生点点头，把她的名字加到了合格者名单上。看得出，在中国的工业城镇，时间过得到底有多快：这个女孩子先是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大，那么，十几岁的她才能找到活儿干；到了现在，她担心的则是二十五岁这个年龄成为她找活儿干的不利因素。那女孩子走出房间后，我问高先生，像这种篡改证件的人，他会不会有些担心。“不会，那反而是个好兆头，”他说道，“这只能说明，她是真的需要找到活儿干。像她那样的人，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员工。”

不管老板们把理想的员工想象成什么样，动机最重要。说到理想员工，老板们常常把这几个字变成了像机器人一样的东西——王老板和别的老板一次又一次跟我讲，他们希望那些求职者年轻，没有经验，没有文化。他们不希望看到与众不同的发型，不希望员工们有任何业余爱好，不需要干活儿的员工表达意见。不过，另外一个事实是，即便是最务实的老板也会受到坚韧个性的影响。第二天，调节环制造厂招的人已经把员工名单填满了，高先生就在办公室门口把后来者挡了回去。他跟一个年轻的女孩说，他会把她的名字加在备录名单上，可她在办公室逗留着不肯离去。

“你就不能把我的名字写在录用名单上吗？”她问道。

“我跟你讲过，录取名单已经满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第二个名单上。如果有人不干了，我们会给你打电话。”

她甜甜地笑了笑，说道：“把别人的名字换成我的嘛。”

“不行。已经招满了。我们招了十九个人。”

“我在厂里干过。评过优秀员工。”

“你在哪里干过？”

“在广东。”

“那么年轻，就有工作经验了！”

那女孩子的身份证显示，她名叫陶玉染（音译），出生于1988年。她才十七岁，刚刚超过法定年龄。中国的法律规定，公司招聘的所有员工，年龄至少到十六岁。陶玉染留着短发，一双眼睛充满生气。跟别的求职者不一样，她在说话的时候会直接看着这位老人。她也不住地把玩着桌子上那一堆胸罩调节环——任何人都会——可她把玩的方式跟其他人有所不同。她抓起几只调节环，紧紧地攥在手里，仿佛那是一场游戏，她一定要赢。

“只是改一下名字嘛，”她说道，“不会有多大关系的。”

“不行。”高先生回答道。

“要是昨天知道，我昨天就过来了。”

“我保证把你的名字放在第二批名单的第一个，”他说道。于是，他把她的名字写在了那张纸的最上面。“看见了，我还在你的名字旁边写了‘优秀员工’！”

可是，陶玉染对这样的照顾并不领情。她在办公桌边站着，手里抓着那几只调节环，继续为自己的事求情。过了五分钟，高先生不再说话。他自顾自地忙着那一堆文书活儿，根本不理会那女孩子的存在，可她依旧在那里求情。“就把我的名字换上去嘛，”她继续说道。

高先生还是一言不发。

“能不能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嘛？”

沉默。

“那有什么关系嘛？”

沉默。

“我一定会好好干的。我在广东干过。”

沉默。

“别人又不知道你改了名字！”

十分钟过去了，高先生终于发了善心，把她的名字加了上去。不过，他随即看了看名单，温州人的迷信思想出来说话了。“有二十个了，”他说道，“二十，这个数字的读音不吉利——跟‘饿死’太像了。我得在你的名字后面再加一个。”

陶玉染谢过他，然后把那几个沾着汗液的调节环扔在桌子上。她快要推门而出时，高先生给她敲了一下警钟。“记住，老板最后说了算，”他说道，“如果老板说二十一个太多了，那就还是十九个。”

那女孩子又走回到办公桌跟前，挺着下巴，显得颇为坚定，“把我的名字写到前面嘛。”

五分钟后，经过又一轮的单边对话，陶玉染的名字赫然写在了名单的中间位置。她胜利地离去了，这位老人也有一些疲倦。那女孩子走了之后，他转头看着我，佩服地摇摇头。“那个女孩啊，”他说道，“懂得怎样把事情搞定。”

很快，老板们知道了，那年轻的女孩子并不是她自己说的那个人。她没有工作经验，从没有进过厂，也没有到过广东省。她不是十七岁，也不叫陶玉染。陶玉染是她姐姐的名字：她借用了她姐姐的身份证，其他则全是在吹牛。那个把事情搞定的女孩子只有十五岁。

在丽水，女孩们的面孔代表着这个经济开发区发展的新阶段。每一次，当我驾车从即将建成的厂区穿过时，总有一些新东西吸引着我的视线，它们预示着又蹒跚地往前迈进了一步。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坐落在遂松路上，2005年，当我第一次驾车经过时，那儿除了一条土路，什么也没有。不知为何，当时就立好了公交标志——几根孤独地竖立着的金属标示物，标着一连串目的地，其中多数还并不存在。而且，一年时间之内，没有一条公交线路为那些地方提供过服务。在那次旅行中，我看到遂松路上走着的全是男人。那多是些建筑工人，不过也有一些充当先头部队的老板们。这些开拓者们驻扎在遂松路的西边，面向着正在建设的各个工厂，他们的店铺主要是那种花钱不多的灰墙板房。他们出售建筑材料，也向收入不高的打工仔们出售面条、面粉、蔬菜、猪肉之类的简单食物。真正称得上店铺的——有专门的标志和大家都认识的商标的那种——属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新兴的工业城镇，手机店一般很早就会出现，因为大家都是外出务工人员，都需要往家里打电话。

十月份，我又回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公共汽车标志牌全被偷走了。工人们正在遂松路下面铺设排污管道，道路西面的那一排商店和小餐馆也已经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印刷厂——这是第一家既不出售食物和电话卡，也不出售建筑材料的大商店。这家印刷厂专门印制公司标识和员工身份牌，它的出现相当于一个前兆，那些机器很快就会运转起来。好几家工厂已经在大门口挂出了标识牌：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新年玻璃公司，盛安不锈钢公司。一月份，工人们铺完了遂松路。十几个人顺着大街一路走下去，平整着路面，却让那些窨井洞口大开着。在新兴的工业城镇，窨井盖常常要晚些时候才能安装到位，因为有人偷盗那样的金属盘子，就像偷来的公共汽车标识牌那样被当成废品卖掉。

2月份，我看见一个女子开着一辆本田轿车，左前轮掉进了窨井。车辆没有受到损伤，附近的男人们从商店里跑出来，帮着把车子从窨井里拖了出来。到下个月，所有的窨井盖才全部安装到位。窨井盖不是金属做的：上海一家叫作春意的公司用复合塑料做出了一种新型的盖子，可以防止被人偷盗。我开车走在遂松路上，第一次不用担心车轮被毁。也是在这次考察过程中，我注意到女人的数量超过了男人。这一切都是在顷刻之间发生的：建筑工人大都已经离去，工厂的老板们开始为自己的生产线招聘女工。到了晚上，多数工人下了班，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溜达，很多人依旧穿着工厂的制服。没过多久，购物的品种也发生了变化：两家鞋店出现了，与之一同出现的是一家很大的服装商店，一年到头都打着“半价”的牌子。另外，还出现了一家诊所，一家百货超市。遂松路上还开设了五六家发廊，其中两家闪着绯红的灯光，说明里面有卖淫女。

在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地方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我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感受得到。晚上，传来一阵阵休闲娱乐的声音，年轻人们大笑着，闲聊着，白天的声音也因此带有了新的特点。半年的时间里，经济开发区充斥着建筑工程的喧闹声：推土机，手提钻，钻孔机。这样的喧闹声一阵阵地传来，飘摇不定，钻孔机每隔半分钟就会发出一阵哀嚎声，手提钻会跟着发出轰隆声，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期。然而，这样不规则的切分音符随着工厂的出现而结束了。工厂有自己的节奏——生产线发出轰鸣，像是进行着一场有规律的合唱表演。一天下午，站在遂松路上，我闭上眼睛，用心聆听着每一条生产线奏出的颂歌。嘭——哧，嘭——哧，嘭——哧，那是大铁墩冲压未成形的胸罩调节环时发出的空气嘶鸣声。喀嚓，喀嚓，喀嚓——那是生产简·爱牌电灯开关的聚碳酸酯磨床发出的冲击声。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那是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的工业卷线机正在收卷铜线。所有这些机器一起歌唱着——嘭——哧，嘭——哧；喀嚓，喀嚓；嗖嗖嗖，嗖嗖嗖——随即，我明白过来，这些声音跟早先的建筑工程发出的声音有一点差异。工厂的声音没有停止过。每一种声音都像心跳声一样稳定，也像呼吸声一样真实可信。就这样，这片社区终于富有了生机。

第二章

自从那位十五岁的女孩来到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上班后，她就无意再隐藏年龄的秘密。事实上，她还把她的姐姐介绍到工厂里来，说她才是那张身份证上的“陶玉染”。当然，真正的陶玉染的确也需要一份工作。既然名字都已经进了名册，那个女孩儿又站在跟前，急于得到一份活儿干，老板们当然别无他法了。他们给她在那台机器的生产线上安排了一个位置。同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处理那个假的陶玉染。其实，她的名字叫作陶玉凤（音译），还有差不多一年才十六岁，中国的法律是禁止雇佣这么年轻的人做工的。可事实上，这种事十分普遍，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求职者会使用假身份证。有人如此急于得到一份活儿干，你又能怎么办呢？于是，老板们让那个女孩子留了下来，在流水线上培训她做胸罩衬骨。

下一个要考虑的陶姓人，名叫陶非（音译）。他是这个家族的老大，长相跟这样的角色很相配：个子高大，体格魁梧，有着当兵人一样挺直的身板。他的头发花白，剪得很短。他的脸庞瘦削，面颊凹陷，不停地抽着西湖牌香烟。在他两个女儿的身上，找不到这个人的一丁点儿影子，至少从表面看来如此。这两个女孩都有着柔弱的、孩子般的特点，缺少父亲身上的那种威严仪态。不过，当这个男人笑起来的时候，有着一点点相似——他跟他的两个女儿一样，透出某种伶俐的眼神。那是一种天生的聪明，夹杂着决断和果敢，这样的眼神正是陶家三人带到工厂里来的一种品质。

原来，这家人在安徽省靠种田为生。他们住在太和县陶楼村——从字面意思来看，那个地方算得上是“陶家的庄园”。实际上，那儿的所有人都姓陶。不过，尽管叫“陶楼”，可他们多半穷得舔灰。以前，老陶和他老婆在不到一亩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小麦和黄豆。他们生养了三个孩子，三个子女的顺序跟农村经典的排行顺序一模一样：女儿、女儿、儿子。跟许许多多农民一样，老陶和他老婆通过交罚款的方式来规避计划生育，直到生了个儿子才心满意足。

近几年，跟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年轻人都陆陆续续离开了陶楼村。通常情况下，留在家里的只有老一辈人，他们耕种着田地，靠孩子们在厂里打工挣钱寄回来维持生计。不过，老陶和他老婆也想打工，于是，他们一家人一起离家外出。到了丽水，他们从一个农民手里租了一套房子，每个月的租金也就一百七十多元。那套房子是土坯砌成的墙，铺着廉价的地砖，面积不足十四平方米。陶家五口人全都住在这里，晚上还要用来堆放货物。老两口算得上是开路先锋中的一员，他们在调节环制造厂的附近安顿下来，摆了一个很小的杂货摊。这个杂货摊仅有一张长条桌，盖着一张防水布，摆着一些专供打工者购买的廉价商品：低档的电池、塑料刮胡刀、洗发水，以及别的廉价梳洗用品。货摊旁边，老陶的妻子正在一台脚踏式天鹅牌缝纫机上忙活着。为工人们改制服是她的专长：工厂的打工妹们一般都不喜欢厂里发给她们的那些松垮垮的工作服，于是，她们来到陶家开的缝纫摊，花上两三块钱，把工作服的大小改得更合适一些。这项活计的收入比较稳定，此外，他们还从废旧杂志和旧书买卖中获得一些收入。每个月，老陶都要去丽水城区的国营新华书店，以一元三角左右的价格购买废旧杂志。在他的杂货摊上，这些废旧杂志可以卖到一元五六角。他也做以物易物的买卖——打工者可以用两本杂志换走一本。这都是老陶获利的手段。对安徽人来说，这样的营生十分平常。因此，他们以在工业城镇开设小摊小铺而出名。

陶家人是在听了同村人的介绍后来到丽水新建的经济开发区的。一段时间里，更多的亲戚跟了过来。隔三差五地，某个表兄妹或者侄儿侄女进入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有时候，厂里边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竟然都是陶家的人。老板们仍旧需要临时性的劳动力，因为他们还处在起始阶段，而陶家总有人愿意临时性地干上几个小时的活。他们是驻扎在丽水的斯诺普斯家族——一旦这个家庭站稳了脚跟，其他人就紧跟而至。

先把最年轻的人派出来，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天才。如果让老陶最先进入工厂参加招聘，他肯定不可能被雇佣，因为年龄太大——老板们是不会招聘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头的。即便老陶找到了工作，那么他每介绍一个女儿或者表兄妹进厂，都得向别人求情，那样的角色当然十分尴尬。相反，他们派出了最年轻的女孩子，拿着她姐姐的身份证前来应聘——实际上是一箭双雕之举。随后，她的父亲跟着进场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他也正好愿意做那些收入极其微薄的活儿。一旦老陶进到了厂子里，他就有机会掌控自己的两个女儿，而且保证她们的收入不会拿得太差。他把两姐妹每个月的薪水收起来统一保管——姐妹俩从没有碰过自己的薪水。

小女儿玉凤上到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她告诉我，她一直都算不上好学生，而每年的学费却要八百多元。“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觉得给我家里形成了很大的负担，”她说道，“我对于辍学一点也没有感到难过。”即便她仍旧留在学校，也不过是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地离校而去。因此，她觉得还不如早一天离开校门，到工业城镇尽早开始自己的职业之路。来到丽水之后，这个女孩子寻思着，到了十八岁，她就可以到别处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来干——到那时，她的年龄不再是不利条件，她可以到大厂找工作，那样的地方会认认真真地检查身份证，还会发放正儿八经的工作服。她很喜欢到制鞋厂工作，也许在那里她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自己开一家工厂。“如果我开了厂，我要赚好多好多的钱，然后回老家去修一栋房子，”她跟我这样讲。“一栋真正的房子，两三层楼那么高。我爷爷奶奶就可以住在里边了。”举家外出的头几年里，这个女孩一直由爷爷奶奶照看着，因为她那个时候太小，没办法跟着父母亲外出。现在，老人们成了她和那个小村子唯一的联系。一次，我问玉凤，她爷爷奶奶长什么样，那女孩沉默下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问过她爷爷奶奶的事情。

在厂里，她主要处理胸罩的衬骨。具体的工作，是把那些U形铁片一个一个地放在盘着的细长松紧布之间，一条松紧布可以放得下五十七个衬骨。接着，衬骨的两端要蘸上一点尼龙粉，然后送进工业烤炉中进行烘烤。在厂里，玉凤干的活儿是为数不多的、不以上班时间计算报酬的工种。玉凤干的是计件的活儿，工厂根据她安放的衬骨数量支付报酬。更准确地说，她的薪水以副为单位计算——毕竟，衬骨的数量跟胸罩的个数是相关的。在工厂里，大家觉得计件的活儿是流水线上级别最低的工种，一般只有年龄不够的工人才愿意从事。

每放置一副衬骨，玉凤可以挣到五分钱。一开始的时候，她对活儿不熟悉，一个小时只能挣到两元钱。但是，这个女孩十分机灵，学得很快。没过多久，每小时就能挣到六元四角了，这比丽水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还高出一倍。她左手的大拇指上戴着一只顶针，每放一副衬骨到松紧布里边的时候，那金属片就会碰得咔嚓作响。咔嚓，咔嚓——那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像是一只节拍器，快得我都数不过来。

一天下午，我看着玉凤放完了几千个衬骨，全部都是B75型号。这家工厂采用的是欧洲算法，通常情况下，她会连续十个小时放置一个型号的胸罩衬骨。她可以做到不用中断手中的活儿、不用抬头也能回答我的提问：咔嚓，咔嚓，咔嚓。她说，她喜欢安放衬骨，不喜欢安放调节环。

“做这个不需要用到机器，”玉凤解释道，“如果要用到机器，那得靠机器来决定节奏。这样的话，更自由些。我想干就干，想干多久就干多久。”顶针上下翻飞着：咔嚓，咔嚓，咔嚓。那女孩继续跟我聊着：“实话实说，我经常会感觉到很平静。一个人干活儿，没有人来打扰我。尤其是我什么也不用考虑。如果我要考虑什么事情，那就做得没有这么快了。所以，我尽量让自己的脑子里面什么也不要想。”

各大工厂开始投产之后的头几个月里，经济开发区里边还没有什么正式的娱乐项目可供选择。没有戏院，没有酒吧，没有卡拉OK，政府也没有修建起开放式的公园。不过，大街基本上起到了那样的作用——街上车辆不多，任何人只要在马路上摆个临时性表演摊，谁都可以使用。到了晚上，在遂松路上，某个小老板会摆上一台电视机，接上卡拉OK机，就可以以每首歌一元的收费标准开始营业了。有时，也会有某个巡回表演团驶下高速公路，给当地的人们带来另一种娱乐方式。低档次的演出——尤其是带有靠运气赌博性质的演出——十分常见，不过，也有一些比较精致的表演。有一次，一支传统婺剧团在遂松路的中心位置支起一个木制舞台，连续一个星期，每晚都进行演出，吸引了几百名观众观看。在经济开发区，这样大规模的演出活动通常是免费观看的，因为有大公司提供赞助。像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样的大公司将服务对象锁定为数量巨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这批人就这样助推了娱乐市场的发展。年轻的工人们离家在外，到了晚间便无事可干，很多人甚至是人生中第一次挣钱。

有一周，红星杂技艺术团来到了城里。他们开着一辆破旧的玉康大货车，这辆大货车进行了改装，侧厢板变成了幕布，上面印着彩色的图片，图片上是一群女人，穿着比基尼。幕布的中心部位挖了一个窗口，算是临时的售票处。在车尾对着的地方，他们支起了一顶帆布帐篷。电子扩音器的音乐响起来了，在整条大街上回响着。幕布的四周挂上了横幅：

杂技团巡游四海

迎来八方观众

欢迎大家观看！

他们停车的地方，就在遂松路上，跟同丰人造革公司离得很近，离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也不过几个街区的距离。附近还有另外两家仿皮公司：金玉和华都。杂技团选择这样的地方落脚，是经过了精心考虑的——他们知道，仿皮厂雇佣的多半是男工。因此，他们在傍晚时分把那一大幅比基尼图画的大幕撑了起来。那是工厂交接班的时候，也正是经济开发区展现魅力的时候，所有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很快，四五十个人围拢在幕布的周围，杂技团的人开始对着麦克风说话了。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道，“老板们，工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欢迎大家观看杂技表演！我们知道，大家辛苦了，干了一天的活儿，都累了。欢迎大家前来观看表演，放松放松！”

这位拉客者皮肤黝黑，骨瘦如柴，高颧骨，眯眯眼。他穿着细条纹套装，套着马甲，表袋里挂着一根廉价的黄色链子。他穿的那件衣服有些宽大，在支帐篷的时候沾上了不少的尘土，这让他看上去很像一个稻草人。尽管瘦弱，他的双手却很粗大，手腕的肌肉也很发达——手臂更像是一个农民。他用有些缓慢、有些黏糊的强调招徕着观众。“工——友们——，老——板们——！”他高声叫道。“兄——弟们——，姐——妹们——！今晚，我们将会进行专场演出……”

如果观众中间有老板的话，我没有认出来。此外，也没有姐妹。幕布上的比基尼招徕的只有男人：他们在那大幅广告跟前转悠着，听着拉客者的吆喝。很多人都穿着各自厂里的工作服，有些还戴着安全帽。杂技团每人收费五元，比普通工人一小时的薪水略高一些。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拉客者极其耐心地把他们劝进了帐篷——“工——友们——，老——板们——！”——总的算起来，他们拉到了七十名观众。观众们坐在窄窄的凳子上，面朝着一个粗陋的台子，搭台子用的木板连油漆都没刷。

表演开始了，一个中年妇女首先演唱了一首爱国歌曲“走进新时代”，以歌颂改革和发展。之后，两个女孩儿穿着胸罩、短裤和白色短袜走上了舞台。一个女孩儿高而瘦，另一个矮而胖，她们和着电子音乐的节奏跳起了舞蹈。她们无视节奏的存在，也无视彼此的存在，好像只是在随着自己脑子里面的旋律舞动着。两个女孩儿没有笑容，眼睛也一直盯着脚下的木板条。偶尔，那位拉客者——现在充当起了司仪的角色——对着麦克风吆喝着：“姑娘们，摇呀！摇呀！摇呀！摇呀！”

观众们一片沉默，唯一有生命的迹象，是那黑暗中闪烁着的烟头。男人们看上去眼神茫然——人们闻了十个小时的仿皮味儿，然后又来观看这样怪头怪脑的表演，那种表情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年轻男子走上舞台，心不在焉地表演了一段霹雳舞。接下来，穿着短裤和短袜的那两个女孩儿又回到了舞台。她们表演之后，一个面带肺痨病人那种疲态的老头走上舞台，抿着嘴唇对着观众笑了一下，给大家唱了一首流行歌曲“青藏高原”。接着，一男一女上台表演了一段喜剧小品。表演结束时，男演员的拉链划开了，女人则抄起了一把剁肉刀。这个节目之后，那位司仪走上舞台，给大家演起了一段冗长的独角戏。他讲起了他的童年往事，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大人们都外出务工了，他如何孤独地成长着。他的爸爸和妈妈都离家进厂了，多年来杳无音信，只好跟着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活，这让他不禁心生愧疚。后来，他独自上了路，来到沿海地区四处寻找，寻找自己的父母亲。他沿着一个个工业城镇打听着，但一直没有找到。再到后来，这个善良的杂耍团收留了他。独角戏表演到尾声时，一个女人从舞台的边上钻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刚刚煮好的饭菜。“妈妈！妈妈！”司仪哭喊着，可那女人还是走下了舞台——原来，那只是一场梦。

讲完自己的故事，司仪端着一只碗绕场走了一圈，希望观众中有人慷慨解囊。男人们的脸上依旧面无表情，不过还是有两个人捐了几个小钱。轮到肩术表演时，他们的募捐稍微慷慨了些。进行肩术表演的是另外一个人，只见他走上舞台，将肩胛骨挤出关节窝，随着募集现款的那只碗在帐篷里慢得揪心地绕场传递着，表演者的身体也在痛苦地扭动着。为肩术表演画上句号的，是另一个跳着舞的女孩儿——脸上没有笑容，双眼盯着木地板——慢慢地褪下短裤，面向观众裸露着身体，足有五秒钟之久。到此，观众们终于有了反应：男人们低语着站起身来，嘴里的香烟依旧闪烁着红光。接着，表演结束了，音乐停止了，观众们退出了帐篷。外面，天已经黑了下来，同丰人造革厂的窗子里亮起了上夜班的灯光。

红星杂技艺术团来自河南省一个叫作小红的贫困乡村。他们其实就是一大家子人：三兄弟，和他们的父亲、一位叔叔、一位远房表亲，以及几个年轻人的配偶。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残疾人，也是他们的乡邻，一路上帮他们煮煮饭，做做清洁卫生。到了晚上，他们就睡在改装卡车上那一排排的双层床上面。几对夫妻都有小孩，但都留在了乡下，由年老的亲戚负责照料着。

杂技团的人很好相处，也很健谈。第一天的演出结束后，我跟他们一起就在卡车边上吃着饭。那位精瘦的司仪名叫刘长福，已经有十五年的表演经历。他只上到小学四年级，说到自己知识的局限，他十分坦率。“我差不多算是个文盲，”他对我说。对于表演，他也没有抱过幻想。“真蠢，”他说，“我们的水平真的很低，连套正规的服装都没有。”

正是因为质量不高，所以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换个地方表演。“人们看了表演之后，就再也不会花钱看第二次了，”刘司仪解释道。只要可能，他们就会在工厂的附近支起帐篷，因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是他们最理想的观众群体：这些人十分无聊，而且要求不高。各处的经济开发区为他们安营扎寨提供了很好的场所。每一年，红星杂技艺术团都会沿着新修建的高速公路，走遍沿海地区，从一个工业城镇走到另一个工业城镇。最近，他们从江苏省南京市附近的某个地方启程，一路向南走到了这里。上个星期，他们被赶出了永康市，也就是以制造电子衡器闻名的那个小镇。

那也是他们只得不停地赶路的又一个原因：因为从好几个方面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不合法的。他们没到文化局登过记，改装的卡车也没有得到批准，十一个团员中连本驾照都没有。他们还表演脱衣舞，这在中国是受到严格禁止的行为。就在这次巡演的途中，他们因此被赶出了南京和杭州。

“只要我们遇到了麻烦，”刘司仪说道，“我就说，‘好吧，我们这个团那么小，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是不想麻烦文化局的同志们！’一般情况下，那样说还是很管用的，他们也就不管我们了。”

不过，他们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经济开发区，娱乐性质的艺术团和音乐会已经越来越常见。就在丽水市，他们在仿皮厂附近表演的那一晚，另外一个剧团也在同一条大街上进行着表演。刘司仪认为，那肯定会影响到票房。于是，第二天，红星艺术团开着车往南走了一段路，几乎到了经济开发区的边上，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地点。半小时后，他们把车停在了工厂区跟一大片农田交界的地方。也许不久的某一天，这个地方也会变成又一个建筑工地，但目前来说，当地人仅仅把它当成了一处垃圾场。到处都是一堆堆的垃圾，还有成群的苍蝇，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我们头顶的天空飘散着仿皮厂排出来的褐色烟雾。不过，刘司仪对这个地方十分满意。“这儿有个村子，那儿也有一个村子，”他说道，“边上还有个工厂。”他指了指那一排排的楼房：一家仿皮厂，一家化工厂，一家不锈钢厂。在刘司仪眼里，它们都成了潜在的顾客，而那些污物则是奖赏——有了它，大家的期待值都会保持在最低点。

他们刚开始支起帐篷，几个村民踱了过来。刘司仪的父亲向其中一个村民打听，最近有没有什么别的人来表演过，那人点了点头。“很多啊，”他回答道，“今天晚上还有音乐会哦。”

大家都愣了。父亲再打听是什么样的音乐会。

“免费的音乐会，”他说道，“中国移动的。”

他们都耷拉下了脸——对于杂耍表演者来说，再大的沮丧也不如“中国移动”的竞争更让他们感到沮丧。经过紧急磋商，杂技团决定派父亲去执行侦察任务，其余的团员留下来继续撑帐篷。不过，他们也抬头看了看天，天空不仅布满仿皮的废气，还充满了更加不祥的预兆。“中国移动”和大雨——如果警察出现，那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昨天晚上，他们只挣了不到八百元钱。过去两年时间里，他们的收入持续下滑，因为不断遇到新的竞争对手，他们从刘司仪每晚都要表演的“迷失的打工者”这个独角戏中得到的捐赠也大不如前。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从别的杂技团那里学到了这个节目。他解释道，这个故事能够讲述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中的多愁善感：一定要是某个离乡背井之人的故事，最好是双亲尽失，或者是弃儿，或者是老婆被拐跑。因为观众多为男性，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无法企及的女性人物，那也正是刘司仪以梦境结束表演的原因。对于那个故事，他有两个版本可演：有时候是一个孤儿梦到了自己的母亲，有时候是他梦到了自己失踪的妻子。如果是梦到母亲，她出现的时候会端着一碗饭；如果是妻子，她会抱着一个孩子。刘司仪一直没弄明白，哪个版本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因此，他在节目单上一直保留着两个版本。在他们那只用来求施舍的碗里面，一般能装上四五十元钱。不过，也有那么一两次，有人扔进了百元大钞。“也许，那个故事让他感到有些悲伤，”刘司仪说道，“也许是他们觉得好玩。我也不明白。”

没过几分钟，父亲执行完侦察任务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张传单，上面带着令他们感到倒霉的标志：“中国移动”的徽标，以及“免费演出”这几个大字。该公司正在促销一款新的手机卡，每分钟只收一毛八分钱。

“我们要走，”刘长福说道。

“不一样，”他父亲说道，“他们是演唱会，我们是耍把戏。”

帐篷已经撑起来，云朵变得更阴沉了。就在他们讨论这事的时候，“中国移动”的表演场过来了五六个人。他们二十来岁的样子，穿着光鲜，一看就是城市人。他们穿着领尖钉有钮扣的白衬衫，脖子上挂着个大大的“中国移动”的身份牌。他们的样子并不像是在生气——只是出于好奇，有点自大，更有一点瞧不起人。在垃圾满地的田地里，他们跟刘家的一大家人面对面站立着。

“你们表演什么？”“中国移动”的一个人问道。

“杂技，”父亲回答道，“什么都有。”

“中国移动”的那个人走到画着比基尼女郎的幕布跟前看了看。“你们的女人在哪里呢？”他问道。

“她们在帐篷里边。我们正在做准备。”实际上，那些女人一直要等到表演开始才现身。这样一来，那些可能掏腰包的顾客才不会看到参与表演的女人远远没有幕布上画着的那些女人漂亮。

“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表演是免费的？”“中国移动”的人问道。“如果看我们的表演不要钱，是不会有人到你们这儿花钱看演出的。”

“没事，我们的表演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嘛。”

“你们要知道，我们是个大型的演出。”“中国移动”的人仰着脑袋说道，“我们的表演总共花费了五千块钱。”

“我们的设备还可以，”父亲说道，“我们的表演是用电脑控制的。”

为了显示证据，他朝着一只大盒子指了指，那里面装着一台坏掉的雅马哈电子琴。

“你们的门票多少钱？”“中国移动”的人问道。

“五块。”

“那么便宜！”

“中国移动”的人指着我问道：“这个老外在这儿干什么？他要表演吗？”

“是的，”父亲回答道，“他跟我们是一起的。”

我决定让这事就这么过去得了——我一直都没有说话，“中国移动”的人一定以为我听不懂中文。我不得不佩服那位父亲的胆量，他挺着胸膛，跟“中国移动”的几个小伙子对峙着。一下子，他们全都不说话了，也许在想象，竟然有一个外国人和一大群身穿比基尼的女子同台演出。不过，他们很快又自鸣得意起来。“我觉得你们最好还是搬到其他地方去，”“中国移动”的人说道。

“我们就要在这里，”父亲高声说道，“你们招徕你们的人，我们招徕我们的观众。”

几个年轻人摇了摇头，纷纷离去了。父亲的脸上显露出骄傲、不服输的神情，抄着双手，看着“中国移动”的那一伙人渐渐走远。直到他们走到了看不见的地方，他才转过来跟几个孩子说话。

“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他说道，“只要那几个家伙在这里，我们是不会有观众的。”

半个小时后，他们收好帐篷，重新上路了。几滴大大的雨滴落了下来，他们朝北一直开去，直到找到一块空地才停了下来。不过，当地一个工人告诉他们，就在头天晚上，一家医药公司刚刚主办过一场免费的音乐会。接着，他们又到一家拉链厂附近试了试，不过那个地方太狭窄。最后，他们找了个前景不错的地方，旁边是另外一家叫作苏恩优的仿皮厂。就在他们支好帐篷，音乐才刚刚响起的时候，一辆警车出现了。

那是我在经济开发区第一次看见警车。下来两个警察，他们站到了售票窗口前的梯子上。其中一个警察问刘司仪，他们的杂技团是否登过记。

“没有，”刘司仪回答道，“可我们只是个小团，只在这里呆一个晚上。”

两位警察商量了几分钟，其中一个又回过头来对刘司仪说话了。“好吧，”他说道，“不过记住，千万别出乱子。”

警察们走了之后，刘司仪开始了他那喋喋不休的推销：“工——友们，老——板们！”几个从苏恩优走出来的工人穿着蓝色工作服，聚到了卡车跟前，两眼直直地盯着那张幕布和比基尼女人们，很快就买了票。跟往常一样，真正的女人们还是没有出现。那天早些时候，我跟刘长福说起了裸体的事情。“杂耍嘛，总得有这个东西，”那个瘦瘦的男人解释道，“人们买票进场之前总要问一句，‘你们的表演是不是比较开放的那种哦？’我们只能说是。表演结束时做的那点事，不过小事一桩而已。可那也就够了，我们就可以说，‘对，我们的表演很开放。’”

我问刘司仪，他的老婆是否表演过结尾时的那种脱衣舞。他的老婆有点胖，头天晚上我看演出的时候，她上台表演过。她穿着胸罩和短裤在那儿跳舞，踩不上节奏，眼睛还老盯着地板。

“没有！”刘司仪瞪大了眼睛回答道，“我不会让她演那个。我兄弟的老婆也不会演那个。那不太好，你知道，如果近亲演那个，不太好。所以，每次演出的时候，都是另外那个女人去表演。”

在红星杂技团的组织架构里，那是个最低下的位置：最远最远的表亲的老婆。她姓王，二十三岁。在团里，她是唯一算得上是美人的团员，有一双黑黑的眼睛，脸上总带着温顺的表情。我没听到她怎么说话。不过，有一次撑帐篷的时候，她十分害羞地凑过来。“你有没有美元？”她问道。

我的钱包里刚好有一张，于是拿出来让她看了看。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说，“值多少钱？”

“大概八块吧。”

“我给你十块钱，换得到不？”

那真像是给一个脱衣舞女的小费——我把那张钞票递给她，并告诉她，其他的事情就不要管了。她面露喜色，向其他人炫耀着，对那件外国人给的小礼物感到十分自豪。第二天晚上，他们演出前，我跟他们道了别，开车走了。刘长福说得对：那样的表演，是不会有人再看第二遍的。我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

2006年3月，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正式做好了形象标志、网站、名片，以及样品手册。这全部都是温州的一个设计人员为他们制作的，费用大概有六千多块钱，很多都是借用竞争对手或者其他公司的模板设计的。他还给公司取了个英文名字：the Lishui Yashun Underdress Fittings Industry Co.， Ltd.（丽水娅顺内衣配料实业有限公司）。在公司的网站上，设计者贴上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栋高层大楼闪闪发光的图景，可这栋大楼跟丽水的这家工厂没有任何关系。网站还标明，该厂具有“多年的”胸罩调节环生产经验。提到那台机器时，更是显得特别骄傲：“德国进口的全自动生产设备。”

公司的主色调是热烈的粉红色。在网站上，那台机器的棱角是粉红色的，网站上还有几个粉红色的泡泡在弹跳着。样品手册也是一样的颜色，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几个外国女人的图片，她们穿着胸罩和三角背心，显得十分奔放。就连老板们的名片也印成了粉红色。名片上还装饰着公司新设计的形象标识：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标志的时候，以为那可能是一只飞翔的鸟，或是一颗心。随后，我又仔细看了看，禁不住想，那是不是表示一对乳房呢。“我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王老板承认。“不要紧，只要好看就行。设计人员也许是从其他公司那儿拷过来的吧。”

老板们有更要紧的事情需要操心。首先，他们生产的胸罩调节环无人购买。这家新厂买来了机器和原材料，请来了技术人员和在流水线上做工的工人——却连一个顾客也没有，至少没有找到胸罩调节环的买家。对于衬骨，他们有几个老主顾，因为他们生产衬骨有好些年头了嘛，可他们生产的新产品却需要一个良好的开端。高老板告诉我，浙江的企业就是那个样子。“如果你没有做出产品，当然卖不了啦，”他说，“你得首先把产品生产出来，然后再去寻找买家。那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些东西搞起来的原因吧。”

一旦样品手册印刷完毕，几位老板就开始了他们的浙江巡游之旅，跟各大胸罩生产企业的代表们见面开会。为了建立起关系，对于新厂来说，用礼物去打动买家是他们的典型做法，仅仅让他们看看样品是不够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的几位老板送出了一瓶瓶五粮液白酒，一条条中华香烟，这都是浙江的老板们喜欢的牌子啊。有时候，他们也会送出去一盒盒黄花鱼，这算得上是温州人的最爱。除了各大厂家的买主，政府官员们也伸出手来。税务局尤其重要——如果没把这些干部们弄高兴，他们会让你的企业完全垮掉。“你知道在中国是怎么回事吧：偷税漏税，”高老板说道。他这么说的意思，是指如果工厂要跟着大家做那种低报营业收入的勾当，先得跟那些干部们把关系搞好。“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但稍后，我们肯定要请税务局的官员们出去吃吃饭，”他说。我问他，这些宴席上要不要送礼，他摇了摇头。“饭桌上是不送礼的，”他跟我讲，“那些事情都是单独的。要送礼，得到他们家里去。”

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没怎么从银行贷款。在中国，对中小企业家来说，要获得贷款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时常也需要用到关系这个东西。高老板对我说，那得跟银行官员和审批贷款的人员结交朋友，大家都希望有人请吃送礼。为了免掉这样的开销，王老板主要用现金进行投资，高老板也只从银行贷了一点点款。他得把这笔贿款省下来，用到更重要的官员身上。他告诉我，在丽水市，这样的干部会要求送礼的金额在两千块钱上下。在温州，行贿的代价还要高一些，那也正是他们把厂址选在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这儿的租金便宜一些，拉关系的费用也少一些，”高老板解释道。

一开始，关系这个东西的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神秘和复杂，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是无法参加宴会和秘密会谈这些活动的。不过，过了一阵子，我终于明白，那其实已经形成了体系，在浙江南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体系具有十分强大的功能。送出去的礼物已经标准化，需要便于携带，这就使它们更像某种现金。某个商人可能收下一条中华香烟，他送给了另外的某个人，然后又转手送到了某位干部的手中，而这位干部可能又把它送给某个职位更高的人物。要是中华香烟能够说话就好了！也许一箱箱的中华香烟就这样从瓯海的滩涂地踏上旅程，送到了杭州的某个庭园里，最后转遍了浙江省全境，一路上只在钮扣城或者仿皮村做过短暂的停留。不过，最要紧的是，有了关系就方便多了。高老板告诉我，他有时候要给一些官员们送现金卡，那样的卡在当地的超市就可以使用。我问，他怎么知道送多少才合适。

“反正知道呗，”他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也说不清楚，不过那是明摆着的，”他说，“在这里，连一个学生娃都知道该送多少。”

三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楼上的办公室里坐着跟几位老板聊天，税务局来的三个官员走了进来。他们的到来完全在意料之外。王老板正在清理一些文件资料，高老板则在琢磨那本刚刚送过来的样品手册。税务干部们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在把胸罩调节环往那本样品手册上粘贴。高老板怔了一会儿，好像是突然被人看见了正在玩小孩子玩的游戏一样。所以，他迅速合上了那本手册。为了显得更有尊严，他站起身来，给几位干部递上了他那粉红色的名片。

几位干部都不太注重着装，不过，他们还是高昂着头，其中一个拿出丽水市国税局的身份卡晃了一下。他姓刘，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橘黄色T恤衫。他蓄着平头，这样的发型在中国一般意味着麻烦来了。在中国，那是恃强凌弱者的经典发型，我只要看见这样的平头，心就会不由自主地往下沉。不过，我还是给刘干部递上了我的名片。他琢磨了一阵子，然后耸了耸肩：只要我跟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他是不会对我产生丝毫兴趣的。他转向了王老板。

“我们给你们带了几份登记表过来，”他说，“你们得在上面填一下。你们在投产之前应该把这些表格先填好。”

“我——懂，”王老板说道，“我们正打——算投产呢。不过，我们还没有开始销售产品。”

王老板一紧张，说话就会口吃。那一阵子，他的眼皮不停地眨动着，他的声调则升高了好几个八度。他给那几个人倒上了茶水，招呼他们在仿皮沙发上坐下来。不过，他们依旧站着。刘干部走过去，对着那扇门查看了一番。

“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安全哦，”他说，“为什么不换一把安全点的锁呢？”

“我们刚刚搬进来，才在清理这些东西。”

“从窗子也可以翻进来。你们的发票保存在什么地方？”

王老板让他们看了看那个金属档案柜。

“你们应该做得更牢靠些。这一带是有小偷的。”

另外两个人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把那些破旧的摆设看了看。其中一个人对着高老板的电脑显示屏琢磨了一阵子，另一个人则拿着那本样品手册翻看了一下。“这是你们生产的吗？”他问道。

“就是。”

“需要什么材料？”

“只需要金属和尼龙电镀粉。很简单的。”

“会产生哪些副产品？有危险吗？”

“没有危险。只需要水，还有高温。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知道，”刘干部说道，“你们应该早些跟我们打一声招呼。”

王老板涨红了脸。“我——跟税务局打过电——话，但没有得到要填登记表的答复，于是，就觉得我该等一等再填。你要知道，我在这儿又不认识人。我们才刚刚开——始生产。如果我亲自来见你们，可能会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在电话上说起来不太方便。”

其中有两个人终于坐到了沙发上，不过刘干部还是踱着方步。他站到了窗边，往窗子外的遂松路上看了看。“这里的环境不太好哇，”他说道。

“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王老板说，“他们还没有把街道整结束。”

“你们有多少个工人？”

“十二——个，嗯，十三个吧。等我们找到客户之后，我们还要再招几个人。”

“多少呢？”

“可能五六十个吧。”

“那边的房子是谁的？”

“那不是我们的。另外一家公司已经租下来了。那家公司是从上海搬过来的。”

“他们生产什么？”

“热水瓶。”

刘干部点了点头——也许，他走到哪里都是这么干的，一路上收集那些即将落成的新建工厂的相关信息。他又转过来面对着王老板。“你们有会计人员吗？”

“我们的秘书可以做账。我们暂时还用不上专业的会计人员。”

“噢，不久你们就会需要的。”

“一旦业务上了正轨，我们是要请一个才行。”

刘干部从他那仿皮手包里掏出一张名片。“你可以给这家公司打个电话，”他说，“老板是我朋友，他可以为你们提供会计服务。”

稍稍顿了顿，王老板立马就反应过来了。接着，他恰如其分地问了一句：“多——少钱？”

“我想可能也就六七百块钱一个月吧。不过我也拿不准。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他们那家公司还不错。”

王老板把那张名片放到了办公桌上。对刘干部来说，那可谓一箭双雕：既帮了朋友的忙，又额外收集到了一些信息，因为会计服务也可以让他了解到这家公司的业务状况。当然，最绝妙之处还在于，胸罩调节环厂即将花钱请人对自己实行监控。

刘干部拿出登记表，王老板在上面盖上了公司的公章。末了，那位官员又提到了会计的事情。

“好吧，”王老板说道，“我会给他打电话的。我只想让事情变得方——便些。”

“我们也想方便些，”刘干部笑着说。他朝房间外面走去，另外两个人跟在他的身后，没有人握手道别。那几个人一走，我才意识到，刚才看着他们进行那一段对话的时候，自己有多么紧张，于是，我仰头靠在了椅子上。不过，王老板已经抄起了办公室的电话。他照着那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喂，我想让你给我介绍一个会计……”

关系是有逻辑的（“连一个学生娃都搞得清楚！”），而且从个体的层面上来看，其作用是非常明确的。官员得到了礼物，工厂就能够得到优惠待遇——对这样的交易，也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只不过，要看清楚一个城市会为这样的系统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还很困难。在丽水市，驾车走在崭新的道路上，沿途经过一个个建筑工地时，我常常会想：谁在为这一切买单？以浙江省的标准来看，丽水是一个欠发达地区。2006年，它的年人均GDP仅有一万一千八百多元。目前，由于计划经济早已不存在，中央政府往这个地方投入的资金少之又少。中国的各大城市只能靠自己筹集所需的资金，可是法律又不让他们像美国的城市那样发行地方债券。他们也无法征收财产税，因为土地是国有的。税收的基础十分薄弱，对于刚刚起步的工业区尤其如此：在丽水的经济开发区里，公司在开始投产后的头三年内，享受税收减免。那之后，大多数公司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收益报告上做手脚。这对于公司和官员们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们可以得到优惠待遇、收到现金和应有尽有的中华香烟——可是，这座城市要靠税收维持运行却不大可能。

然而，跟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丽水却到处都在花钱。从2000年到2005年，丽水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钱达到了七百一十多亿元，相当于之前半个世纪投资总和的五倍。经过那一次大规模的花钱运动之后，他们立刻又赶超了自己：在200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开业那阵子，丽水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头一年又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七，房地产投资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二。这都是货真价实的现金投资啊，所有这一切全都扔到了新道路、新桥梁和新建筑的建设上，这可不是几条中华烟换换手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就在那些建筑工地的下面。就是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土地使用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在中国的农村，所有的土地都是集体性质的，像魏子淇这样的农民们无权到开放的市场上去出售自己的土地或者房屋。相反，村里面把持着所有的买卖行为。如果某个城市拿定主意要发展到某片农田所在的地方，连村组织也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可以随心所欲地占领土地，他们所支付的价格，是政府早就订好了的。一旦完成出售行为，农民们就得从原来的土地上搬家，城市才能在上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那片地方也就变成了城市。城市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一方。这是一种套利交易，从农村买来土地，作为城市土地再次出卖。而这种行为，只有镇以上级别的政府才有资格进行。

从类似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王利娜（音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她告诉我，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财政收入的一半来自房地产交易。在她看来，中国的城市跟公司有很多相似性，市长则是CEO。“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这是明摆着的，”她说，“不过，他们不能只出卖房地产。投资者不是傻瓜——他们的心里十分明白，不禁要问，如果城市里面没有工业，谁还会来买房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往往会成立一个经济开发区，里面的土地使用权按成本价出售。便宜的价格吸引着各大工厂来此落户，工厂反过来又会上缴税金。不过，关键的地方，还是他们使城市得到了拓展。更多的老板、店员、务工人员跟了过来——这一切都意味着，郊区面积扩大，房地产市场更火热。

城市如果要想把债务还清，它就得不断地进行扩张。为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从国有银行借出了巨额贷款。王丽炯是丽水市经济开发区的一个主任，他告诉我，在2003年，市政府为了炸毁那些山头用于修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大约有五亿元人民币。“要想用羊毛，就得养绵羊，”他是这么解释的。可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地方官员纯粹是在碰运气，赌的是那些永远都不会出现的投资者。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开发区就永远是个半拉子工程，贷款成为坏账，然后，整个泡沫也就破灭了。

到2006年，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体系存在着的巨大风险，从而力图放缓发展速度。利息提高了，各个城市凡是大一点的扩建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然而，权力已经极度分散，这样的规章制度很难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王利娜说，国土资源部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进行必要的现场调查。有时候，他们只能尝试着依靠卫星影像来推断，哪些城市在搞大规模的建设项目。预算也跟着遭灾，因为地方政府很容易就能作出决定，哪些东西该上报，哪些东西该隐瞒。王利娜最近到河南省的一个城镇做过调查，据当地政府报告，他们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两亿元，可他们花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的钱却是这个数字的五倍。王利娜想不明白，这些钱到底从何而来——她推测，当地政府从房地产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他们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免报所有的交易行为。跟所有人一样，领导干部们都参与了这一场场的关系游戏，但凡大的交易行为总是跟贿赂和送礼相伴而行，但谁也不会留下任何书面证据。只有傻瓜才有闲功夫去想什么长远利益。“每隔五年，地方政府的官员就要换个地方做官，”王利娜说，“因此，他们知道自己机会有限。他们会为下一届领导而担心吗？他们只要能捞，就尽量捞。”

跟很多学者一样，王利娜相信，中国政府到头来不得不实行土地私有化政策。有了财产税这一大笔稳定的收入，政府就可以结束现行的房地产思路了，但是现在谁也没有朝这方面进行改革的动机。最遭殃的是那些最没有权力的人——农民们。他们失去的土地实际上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补贴，而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追索权——要推翻一个村党支书记已经难上加难，更不用说其他的了。不过，大多数农民们一心想的是外出务工，或者变成个体户，因此，他们丝毫不会为修改宪法这样的事情操心。

在这样一个国家，每个人都在流动之中，连土地本身也在流动，至少在法律意义上是这样。丽水这样的城市周围，农庄变成了郊区，每一个建筑工地都是政府的钱袋子。在主城以东一个原先叫作夏河的地方，正在进行着一个很大的开发项目。夏河原是横跨好溪两岸的一个小村子，曾经一度，这里的农民们靠种植水稻、柑橘和蔬菜为生。可是在几年前，丽水市政府征用了村子里总面积达一百亩的土地。为了拿到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市政府总共支付了不到八千万元钱，主要用于对搬迁村民进行补偿。我碰到了一个叫作张巧萍（音译）的村民，他原先靠着仅有的两亩地，供养着一家四口。在失去那两亩土地之后，得到了十二万元的赔偿款。

市政府取得夏河村这片土地之后，在上面修建了路网，安装了下水管网，然后把这个开发项目卖给了一家叫作银泰的私人公司。银泰本打算修建一片商住楼，而张巧萍先前听说，他们为拿到这块地一共花费了两亿九千一百万元。跟张巧萍交谈过后，我前往银泰公司的办公大楼进行拜访，开发部主任向我出示的文件证明，实际价格是两亿九千九百万。换句话说，丽水市只以八千万的价格买得这片土地，经过了三年时间，他们就以接近三个亿的价格抛了出去。而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就连农民都知道这笔买卖大致赚了多少钱。我问过张巧萍，这样的买卖是否公平，他只是耸了耸肩。“他们有权力征地嘛，”他说。事实上，那块土地原本可以值一百六十多万，但他却没有为那十二万元的安置款抗议过。相反，他收下了那笔钱，在银泰公司计划修建的商住楼正对面开了一个小商店。那个项目正在日夜赶工，建筑工人们时常会光临张巧萍的小商店，买点食品和饮料。知道自己无力和制度进行抗争，张巧萍只能尽自己所能，从中得到一点补偿。

新修建的商住楼取名叫作“江滨”，一共有二十八栋楼房，最高的那一栋有十一层。计划中的中心广场将会修建一座音乐喷泉，面积比一个足球场还要大。为了建这个项目，银泰公司举债两亿两千六百多万，很大一部分是从那些等着赚取高额利息的私人手里借来的。在浙江省，这样的做法十分普遍——公司经常从私人投资者手里筹集资金，因为这比从银行借贷要容易许多。从制度上来说，这样的筹资方式是不合法的，但是在常常出现资金短缺现象的国度里，这样的方式还是深得各方容忍。在银泰公司，他们的领导认为，在还款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麻烦，因为他们对时机把握得很准确：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丽水的平均房价上涨了六倍。银泰公司的副董事长告诉我，他们有望从“江滨”项目中获利一亿五千多万。

副董事长名叫季胜军，是银泰创始人的儿子。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季氏一家人还是桥头镇的贫苦农民。他们的当家人在一家个体建筑队里打工，后来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赶上了快速发展的第一波浪潮，把业务做到了浙江各地，到目前为止，三个儿子都跟他一起工作。季胜军年龄最小，只有二十七岁。除了大家庭的开发公司之外，他还另外开了几家公司作为兼职，其中就有当地称作马希尔的夜总会。一天晚上，我跟他在那个地方楼上的VIP包房见了面。他穿着黑色的普拉达皮鞋，黑色的普拉达裤子，以及红黑相间的范思哲衬衫，手里拿着一只镀金的都彭打火机，价值接近五千元。当然，他抽的是中华香烟。跟来到VIP包房的所有人一样，季胜军用他精挑细选的酒招待了我，酒是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散发着绿茶的甜味，用高脚玻璃杯装着端了上来。时不时地，呷过一口酒，季胜军都会躬身向前，将痰直接吐到地毯上，然后用他那双普拉达皮鞋来回擦拭着。他没有穿袜子。

VIP包房里有五六个人。季胜军的私人保镖在门口看护着，那人身材魁梧，穿着紧身黑T恤。保镖每天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季胜军巡游丽水的过程中，帮他拿着那只路易威登皮包式钱夹。在夜总会里，挨着季胜军的身边坐着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一只手搭在他的大腿上。当季胜军告诉我他即将举行婚礼时，我犯了个错误，把这位女子当成了他的未婚妻，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季胜军很友善，也很随和，他只要开口一笑，就会露出满口黄牙。他的身材极为单薄，也就是大家经常在乡下见到的那种，因为那儿的人稍微有些营养不良——如果不是穿着普拉达，带着贴身保镖，这个人跟农民没一点区别。而他那上亿元的公司筹资的方式也是农民式的，主要依靠关系，以及向私人借贷。季胜军未加思索地告诉我，他开那家夜总会花费了一千多万。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未婚妻。我在VIP包房看到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舔着棒棒糖。她抚着季胜军的胳膊，在他的耳旁低语。从两人的表情看来，他们似有浪漫之情，不过，我后来听到了他们谈话的一些只言片语。纯粹是生意上的事：她当时在请季胜军帮忙弄签证，以便她能够前往葡萄牙找事情做。

7月的一天下午，一场暴雨即将袭来，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收到了一封特快邮件。当时正值仿皮天气时节——在经济开发区，大雨刚刚下来的时候，那些粗大的雨点十分肮脏。邮递员把那信封举在头顶上，以便挡住那肮脏的雨点。进入厂区后，他把那信封在他的裤子上擦了擦，然后交到罗师傅的手里。信封里除了四条尼龙胸罩肩带之外，什么也没有。每一条肩带的颜色都不相同，有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褐色的，还有浅蓝色的。里面没有任何信件，也没有发票——就连对型号进行说明的文字都没有。那几条肩带就像一盏信号灯，而罗师傅知道谁能解读它。“小龙！”他对着楼上宿舍里的人高声叫道。“邮件！”

小龙是工厂请来的化工师傅，全名叫作龙春明（音译），不过大家都叫他小龙。他穿着一双走起路来劈啪作响的塑料拖鞋，还有一件蓝白相间的篮球服走下楼来。在大一点的工厂，工人们一般穿着统一的公司制服，可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还很小，又没有正式投产，所以大家就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小龙穿着的短裤和篮球服都是彪马牌尼龙仿制品，那身打扮给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位正在进行比赛的运动员。他查看了一下信封上的寄出地址：东阳市的一家胸罩组装厂。

“几天前，他们订购了胸罩调节环，这是他们需要的颜色，”他解释道。因为工厂的业务量很少，所以这很容易记住。那时，他们只有四个固定的买家，而且全是小厂。高老板和王老板常常一出去就是十多天，争取找到新的买主。不过，当他们归来的时候，总是拉长着脸，而且脾气十分暴躁。工人们已经开始有了流言蜚语——有谣传说，工厂遇到财务上的麻烦了。几位老板已经把生产线上好几位女工解雇了，而且也只是偶尔在有订单的时候才叫陶家人过来干干活儿。只有五六个像罗师傅和小龙这样的人还在全天候上着班。

小龙破译完那封邮件之后，我跟着他走进了位于那台机器间隔壁的实验室。穿着彪马牌篮球职业服，小龙捡起了他的兵书——一本活页笔记本，里面粘贴着一排排胸罩调节环，其颜色随着页码而逐渐变换着。每一只调节环旁边，小龙都写下了染色公式及其英文名称。他写的那些字念起来十分怪异：例如，一只红色的调节环边上标示着“Sellan Bordeaux G-P”（“瑟兰·波尔多G-P”）字样。小龙并不会说那些语言，可他从其他样书上把这些长长的句子抄了过来：

Padomide Br. Yellow 8GMX

Podocid Violet NWL

Sellany Yellow N-5GL

Padocid Turquoise Blue N-3GL

Padomide Rhodamine

“我已经知道怎么调出粉红色和蓝色来，”他说，“现在，我得试试褐色。”他把那胸罩肩带剪下一截，跟活页笔记本里的褐色对比着，试图找到合适的公式。接着，他拿出三种染料粉剂：蓝、黄、红。他把三种粉剂各倒了一些到一只烧杯里，放到天平秤上称了称。然后，他在笔记本上另起一页写下了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一种需要的蓝色和黄色多一些，红色少一些，”他说。他烧了一点水，加到几种粉剂里面进行搅拌，试着在几段肩带上进行染色，观察着结果。他把染得的颜色跟那条肩带进行了比对——太淡了。蓝色还多一点，红色还多一点。他又试了一次：还是太淡了。试了三次，他总算配上了颜色。“广东有很多大师级人物，只要看一眼颜色，就知道该怎样配方，”他说，“他们都是为香港大公司打工的，像他们那样的大师一个月能挣到好几万块呢。我跟那样的水平相比呀，还差得很远很远。”

突如其来的暴雨已经停止了，空气中却又有了泥泞的味道。门外的温度超过了三十七八度，在实验室里面，因为开着炉子，开着机器，显得更加酷热。第一轮着色实验结束之后，小龙脱去了篮球上装，那架势就像一个正在球场上鏖战的专业运动员，刚刚打完了第一场比赛，正准备正儿八经地继续战斗。最后，我也跟着脱掉了上衣，我们俩汗流浃背地站在实验室里，看着那几只调节环在工业搅拌器里面旋转着。实际上，在夏季，整个工厂的男人们都赤裸着上身。

小龙刚刚二十出头，全厂就他一个不是汉人。他是苗族人，这个民族是西南地区的原住民，跟老挝和越南的赫蒙族具有文化上的关联。小龙的肤色比汉人的要黑一些，他的脸型也有细微的差异，有些女孩子气：双唇饱满，颧骨很高。他的面相很美，且有些自负，尤其说到他的头发时更是如此。他把头发蓄过了肩膀，染得很红，用化学术语来说，最好是“瑟兰·波尔多G-P”。每当空闲时分，他会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和陶氏姐妹以及其他女工打情骂俏。

他来自于贵州省的一个贫困小村子，他家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茶叶和烟叶。念完初中后，小龙就去了广东打工。一开始，他在一家纺织厂打工，后来又到一家专做出口的胸罩厂找了份工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说。我期待着他会给我谈一谈笼统的分类情况，因为这样的对话在农村是十分常见的。可是，小龙的世界观却非常经验主义：他通过胸罩肩带和胸罩调节环所构成的密集网络看清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日本人喜欢缀着小花图案的胸罩，”他接下来说道，“她们喜欢画得很细微的小花儿。俄罗斯人却刚好相反——她们不喜欢花草图案，不喜欢小型号。她们只喜欢简朴的胸罩，只喜欢色彩非常明亮的胸罩。还要够大！”

小龙很上心，在南方的各大胸罩公司，他把这个专业学上了手。在生产线上干过一阵之后，他进到化学实验室，学起了着色的技术。他跟着大师们学习这个行当，染色是个技术活儿，拿到的薪水是很可观的。在丽水，他之前的工资是每个月二千五百元。不过，他对那样的情形并不满意。在他房间里那没有粉刷的灰泥墙壁上，刻写着这么一句话：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工人们常在宿舍的墙壁上写下一些励志的语句。这曾经是毛泽东的誓言，如今成了小龙的口号。几年前，他在一本励志书里读到了这句话，然后就把它作为了自己的引路哲学。他的目标是通过在工厂打工挣到足够的钱，然后回到家乡做生意。有时候，他会谈起养兔子卖给餐馆这样的事情，他还曾经有过一个想法，那就是向小商铺老板批发商品。这些计划还很模棱两可，全都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而他目前考虑问题的重点，是集中精力干好工作，拼命存钱。节假日，他尽量不回家。只要意志上稍有松懈，他就会想起远在老家耕田种地的母亲。母亲是他们一家人中间唯一还在村子里的人——小龙的父亲和两个兄妹都已经来到沿海地区务工。“每当我感觉困倦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的母亲，”他说，“每当我感到气馁的时候，就会想起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家里。”最近，他写了一首歌来纪念他的母亲，还想过要在电话里唱给她听，可又怕那会让她流泪。因此，他只是把歌词记在了日记本里：

很多人说，你的日子过得很苦，

可你却笑着说，只要我们在，你就永远不会伤心……

小龙用一本螺旋条笔记本来记日记。里边夹着一封长信，那是他写给从前的女友的。还有他用来练习写拉丁字母的几页纸，他曾经想自学这个东西。日记本里通篇都记着他摘抄下来的格言和警句，其中有几句还刻在了宿舍的墙壁上。在他的床头，用几个大字刻写着一句话：“马到成功。”另一句话是“面对未来”。他还把他曾经看过的一本励志书的书名刻在了墙壁上：《方与圆》。

跟工业城镇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小龙是励志文学的大消费者。他最爱读的是《方与圆》，这是本中国的畅销书，写的是现代社会的行事之道。书名来自于一句古语——方乃一个人内心之综合素养，圆则是与他人相处时所必需的灵活性。作者把这一经典观念运用到沿海新兴工业城市激烈的竞争当中，最后的结论多少有些扰乱人心：这本书花了大量的篇幅教人怎样为利益撒谎，操控工友。总体而言，它教人做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其中有一个章节，讲述向老板提出要求的最佳方式（首先，提一个不现实的要求，因为拒绝这样的要求会使之产生一种责任感）。另有一个章节讲的是在一个地位、身份等方面比你高的人面前以什么样的方式哭泣才有效果（不要做得过头）。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教人怎样正确地维持友情。（“如果你和好友相处愉悦，那么你们现在是真正的朋友。不过，假定有一笔价值百万的业务等着你们去做，如果你不把他晾在一边，或者他也不把你晾在一边，那你们的脑子一定是进水了。”）

除了《方与圆》，小龙还经常阅读中文版的《哈佛大学MBA综合卷之引领你自己进入社会》。“我还不够成熟，”他对我说，“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需要得到帮助，而这本书就帮得上忙。如果我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没有法子跟人去讲——在那方面，我是很孤单的，这样的书籍可以给我提供一些意见，教我怎么去处理类似的问题。”他所依靠的，是《生活成功宝典》。他最喜欢的，是一本《经典故事集》，里面讲述的全是外国人的故事，尤其打动小龙的，是讲述约翰·D·洛克菲勒的那个章节。在《经典故事集》里，那位石油大亨每天都到当地的同一家餐馆吃午饭，而且会留下一美元的小费。几个星期之后，那里的服务员终于忍不住对他说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是不会那么小气，只给那么一点点小费的。”洛克菲勒回击道：“正因为你是那样的想法，所以你只能做餐厅服务员。”《经典故事集》用这样的道德训示作为结尾：“很多人成不了富翁，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花钱太大方。”还有一章写的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尽管那个寓言故事在《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在这本用中文写成的书籍里，一个喜欢帮忙的人，总是越帮越忙。最后，耶稣干脆让他收手了事。那正是弥赛亚的要旨——接受现实的世界吧。“在真实世界里，我们总想把事情做得完美，可是，现实的情况和我们的愿望总是相互矛盾的，”里面的道德训示这样写道，“我们一定要相信，承认我们现实所拥有的，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小龙天生具有温和的性情，从这一大堆书籍里，他学到的经验就是要镇定自若。那也是他从所有的伟大导师们——孔子，耶稣，洛克菲勒，毛泽东——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要坚持不懈，”他对我说，“我不能让那些事情扫我的兴或者令我生气。”他把自己的誓言刻写在宿舍的墙壁上，而且始终记住一点：对加班劳动从不抱怨——在他看来，厂里面的人抱怨太多。他想让自己的内心平和，想与他人和谐相处。“在一个集体里面，一个人应该具有灵活性，”他说，“这是一种平衡，既要往前走，又要走对路子。”小龙的这几句话可能直接引用于道教典籍，上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那一则寓言故事可能也是出自于道教典籍：它呼应的是“无为而无不为”这一经典说法。这倒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在四川当英美文学老师的经历，我的学生们当时也总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阐释西方的经典作品。尽管外国的物质产品滚滚进入中国市场，年轻人会受到这些新东西的影响，但他们的天性里依然保持着很厚重的传统观念。

对小龙而言，洛克菲勒的故事激励着他换掉了抽烟的牌子。读了餐厅服务员和石油大亨的差别之后，他决心要更加节俭地过日子。于是，他不再抽利群香烟，转而买起了芙蓉牌。芙蓉牌香烟质量不高，每支只要一角三分钱，那商标让人立马就能判断出是农民的品牌。不过，小龙下定决心要学习洛克菲勒，摈弃这些小气的思想。每抽一包烟，他就能够省下三元钱，如果这笔钱累计起来，数量可不少。也许有一天，他积累了足够多的钱，就能够完成刻写在墙壁上的那段毛泽东誓言了：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在丽水市，尽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外国买家或者外国投资者，我却总在谈论着外面的世界。外国买家或者投资者没有理由要来经济开发区，因为这里由外国投资兴建的工厂相当稀少。像丽水这样偏远的地方生产出来的东西，总还需要一两步流程才能做成成品。胸罩调节环需要运送到别的地方才能安装到胸罩上面，仿皮要运到更大一些的城市才能最终变成手提包或者汽车坐椅。义乌的商品以大宗形式出售，那儿的批发商铺吸引了大批的外国买家。可这些人不会大老远地来到丽水，每当我在这个城市驾车周游，看到那些外国东西时，总觉得有些奇怪，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市区里面开设的第一家健身房取名为“闻香识女人”。在经济开发区里，格雷公司生产出来的一箱箱电灯开关叫作简·爱。几栋楼房之外，在丽水市三星轴承有限公司的大门口，老板们挂起了大大的标志牌，想来也是英语吧。可是他们把字母从右写到左，跟中国人曾经书写汉字的方式一模一样：

DTL，.OC YRENIHCAM REWOP GNIXNAS IUHSIL

不过，丽水人民——务工者、老板们、创业者们——生产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卖到了外面，他们也很喜欢谈论国外的事物。他们会搜寻那些他们觉得具有美国主题的励志书籍，他们的好奇心永无止境。每当我遇到类似小龙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们那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心，让我想到了别的地点，别的时间。那就是中国版本的工业革命：乡下人涌向城市，他们在自主发明方面所具有的天资完全可以跟狄更斯笔下的那些人物媲美。他们践行着没有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样的模式对任何美国历史学家来说都一眼就能够识别出来。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当我听到刘宏伟如何记住那台机器的构造并仿制出来时，我想起了在19世纪初同样会耍这一手的弗朗西斯·凯博·罗威尔。那一时期，美国社会蒸蒸日上，而英国人把卡特莱特水力织布机的设计图纸看管得十分严实。不过，罗威尔冒名参观了曼彻斯特的作坊，回到马萨诸塞后，凭着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把那台机器组装了出来，他所在的公司由此成为了美国纺织工业的基地。

在中国，仅仅是变化的速度跟美国的大发展时期也很相似。19世纪，当美国城市扩张的第一波浪潮横扫西部大地时，来自欧洲的访客们十分迷惑，因为他们看到那些新的定居点仿佛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那种神奇的感受跟当今时代外国人在中国的感受十分相似，因为这里的经济开发区纷纷变成了快速崛起的新兴城镇。不过，随着我在丽水停留的时间越长，看着那一个个工业区获得生机时，我也看到了更多的关键性差异。不仅仅是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在一个新城镇定居下来的根本动机都完全不同。对中国的新兴城镇而言，前来报到的头几批开路先锋具有很明显的局限性。而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至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

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独立的劳工联合会。宗教也许会在个人层面得到繁荣，可在组织层面上却相当弱小。在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没有人修建教堂或者寺庙。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盈利组织。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只在有利可图的场合，他们才会现身。

2006年7月，在金丽温高速公路上，我收到一张超速罚款单，那也是我跟当局第一次打交道。罚款单是自动拍摄的：我把租来的桑塔纳轿车交还给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的时候，才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的计算机显示，在一个限速八十公里的路段，我行驶的速度为九十六公里，因此被照了相。那笔金额为两百元的罚款直接从我的预付金里被扣除了。

那是我第一次违法，从那以后，防洪闸门得以洞开，在高速公路沿线的工业城镇行驶时，我收到了好几张罚单。在钮扣之城桥头镇附近，一架照相机逮住了我的违章，在以制造内衣闻名的金华市，我又被罚了款。最多的一次，我一天收到了三张罚单。有一次在丽水市，我在一个小时之内两度被逮住。我并不是一个轻率鲁莽的驾驶员，我之前的记录没有留下任何污点——拿到中国驾照的五年间，在来到浙江之前，我从来没有违章行驶过。可是，南方各地的有关部门很快就琢磨出了超速陷阱所具有的投资潜力。他们把照相设备装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字路口。在高速公路上，有些路段的速度限制会在毫无理由、毫无提醒的情况下突然降低。他们还设置了雷达枪。本地的驾驶员都能够记住那些地点，我也尽可能地去记住那些地点，可要记的路段竟是如此之多。首先，我得提防那些开着奥迪A6以一百六十多公里时速飞奔，然后在雷达照相机面前急踩刹车的老板们。在那条高速公路上，我从来没有看见真人警察出现过。

“对警察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业务，”每当我抱怨又收到一张罚单时，“昌盛汽车”的一个经理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得对，警官们以私人股东的形式投资雷达照相机，然后以股息的形式获取收益。在浙江，一个警官如果在高速公路超速陷阱上投资五万元，那么，他可以从每张违章罚单的收益中分到百分之七点五的利润。每部照相机以四个投资者为限，年轻警察没有资格购买股份，只有累积到一定的资历后才获得购买资格。阶位高的警察可以多买相机股份。他们有抽奖系统，决定哪几个警察购买高速路上哪几个路段的照相机。这个产业甚至催生了私人借贷者，因为人们知道，借钱给警察用于参股超速陷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跟新兴城镇的各个方面一样，这里并不是完全没有法律——实际上，有严格的规定，严控警察投资。可那只是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规定，并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规定。

每一张超速罚款单都会在驾驶员记录里进行记分处理，我后来由于分数累计得太多，根据法律，应该重新参加驾驶课程的学习。不过，汽车租赁公司的经理告诉我，只要我亲自到丽水市的公安局去一趟，就完全没有重新学习的必要了。在公安局，一个警官用计算机调出了我那些杰出的违章记录。他打印了几张表格，然后就叫我到中国银行去交钱。银行就在马路对面，倒也十分方便。新近的几张罚款单加在一起，达到了五百元之多。

“记分的事情怎么办？”我问道。

“我已经给你消掉了，”那位警官说道，“只要你去把钱交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银行，我排在了专交罚款的长队里。有好几个城市白领早已等在那里。一步一步地，我们往前挪动到了前台，银行职员麻利地收下了我们的罚款。当时正是二月份，可银行大厅里的一条英文大标语上还写着“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就在那个星期，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了一条新标语：

安全驾驶！

此路段已有二十六人丧生！

截止7月底，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仍然只有四个客户，库房里已经积压了一百万只胸罩调节环。一连数天，那台机器都静静地躺在那里。很明显，工厂现在遇到了大麻烦。他们不再招徕临时性的组装工人，削减了所有高层技术人员的薪水。小龙的薪水被削减了百分之四十，罗师傅的薪水减掉了一半。这都违背了他们几个跟工厂之前签订的劳动合同。从理论上说，他们可以向当地劳动部门进行投诉，可中国的工人们很少迈出这一步。他们对于政府很少有信赖感——“这些事情，得靠你自己处理，”罗师傅总是这样说。他告诉我，就目前来说，他需要的是耐心。如果事情没有转机，他得另找一份工作。

罗师傅干胸罩调节环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连做梦都在想着这个东西。睡梦中，他会看着调节环从那台机器的传送带上掉下来，还会看见成堆成堆的调节环，等着分拣，等着装箱。在他的噩梦里，他常常会和老板们进行无休止的争吵。一次，我们在机器间闲聊的时候，罗师傅说起了头天晚上把他惊醒的那场梦。“我们刚刚收到一批尼龙粉，但质量不高，”他说道，“可是王老板觉得那批货很好。我说不行，那批货起不到作用。王老板说很好。我说不行，你简直是在放屁！”

在工厂里，罗师傅属于那种被称之为“大师傅”的人。他才三十好几，可有二十三年的时间是在中国各地的工厂里打工度过的。实际上，跟他那一代人的很多大师傅们一样，他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的父母在湖北省松滋县种植棉花。20世纪70年代末期，农村的学校办得很糟糕，罗师傅受到的正规教育十分有限。“我们当时只有两本教科书，”他回忆道，“语文和算术。就那样。”开始上中学了，可他还基本上算是个文盲。不过，他的父母亲已经决定，不再为他支付学费了。“他们说，他们也要用钱。所以，我最好出去找事干。”

1984年，他十四岁的时候，在湖南省的一家玩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那儿干了一年的时间，从每个月两百多块钱的薪水里拿出很大一部分寄回家里。不久，他去了深圳。20世纪80年代，这个最南边的经济特区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有一阵子，罗师傅在一家纺织厂上班。随后，他又换了一份工作。这成了他的套路：在十年时间里，他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家工厂转到另一家工厂，从一种产品转到另一种产品。他在湖北生产过螺丝钉，在新疆的一家油漆厂干过一阵子。他在广州的一家碗厂生产过塑料碗，在云南省靠近缅甸的边境上做过小生意，在东北靠近西伯利亚的黑龙江一家玩具厂停留过。

可最终，他回到了深圳，回到了南方的其他城市。几年后，说到这一地区的时候，他仍带有喜爱之情。因为20世纪80年代，在深圳这个地方，他参加了私人办的一些培训班。“八点钟就要上课，我们在下班过后得马上赶过去，”他回忆道，“每节课五元钱，时间是四十五分钟。上课的内容有电气布线、机床加工技术、焊接技术等——全都是有用的东西。老师是北京来的，是个退休老师，的确教得很好。我们上课的地方跟这儿大小差不多，可每天晚上都有两百多个学生去上课。之所以那么多人挤着去上课，就是因为那位老师名气很大。”

那个时候，罗师傅每个星期的上班时间是六十个小时，但他依然抽出时间去上夜校。那笔投资意义非凡——他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只有五百块，可他愿意每次拿出五块钱去参加课程学习。在经济开发区，私人开办的学校或者辅导课程十分常见，因为那些有积极性的工人们知道，有朝一日他们总要离开生产线。二十多岁的时候，在他的空闲时间里，罗师傅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最后竟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在深圳，他通过了政府主办的考试，取得了函授高中毕业证。

除了天生的聪颖和坚定的意志，罗师傅不具有其他的天然优势。他在贫困中长大成人，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来看，长得也不好看。他的个子很矮小，脸上长有雀斑，这在中国也算得上是瑕疵。他的眉毛很浓密，长鼻子，牙齿长得不好看。不过，他的表情中透出一种开朗。他很爱笑，而且一笑起来，眼角的细纹就会舒展开来。他脸上所具有的那种神情，是经历了太多事情、却没有太多愤世嫉俗的人才有的那种神情。随着时间推移，他成了我最了解的工厂打工仔。他的视野比大多数人要宽广——他对那些自学成才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作为大师傅，他经常处在老板和劳动者之间的位置上。在汕头市，他帮着管理工人和机器，这样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保管着全厂所有的登记表格，因此我发现，很多工人连字都不会写，”他说，“中国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读过书！不过，你知道，这些人有时候也很聪明。在汕头市，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在蓝天宾馆开电梯。他没有上过学，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但他就是天生的聪明。一次，宾馆的发电机坏掉了，几个电工都搞不定。电工败下阵后，那个电梯操作工跟老板说，‘让我看看吧。’老板说：‘这些东西你是弄不懂的。’不过最后还是让他试了试，结果竟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它修好了。之后，老板让他担起了更多的责任，而另一个老板以每个月两千八百元的薪水雇佣了他。那个工人来自四川，人也很老实。他说：‘我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怎么能够拿那么多钱哦？’那个老板说：‘我不管，只要你懂的东西多就行。’后来，又有一个老板以四千块的薪水雇佣了他。他连名字都不会写，可什么东西都修得好。他说不出道理来，但就是修得好。”

在汕头市郊的潮南区，罗师傅在工厂这个圈子内逐渐崭露头角。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在汕港科技找到了一份工作，汕港科技是最先走进胸罩调节环这个行当的厂家之一。罗师傅学会了修理那台机器，到2002年，他每个月的薪水可以拿到一千六七百元，相当可观。同时，潮南的其他老板们听说胸罩调节环这个产业利润可观，其中有一个人便向他发出了召唤。一开始，那位老板并没有说工作的事儿，只是请罗师傅到和平饭店这些十分高档的餐馆一起吃饭。“我们点的有螃蟹、鱿鱼、龙虾等，”罗师傅回忆道，“他点了十八元一瓶的啤酒，给我买了中华烟。然后，我们去了咖啡店，接着又去唱了卡拉OK。三次之后，那位老板才跟我说：‘你能过来帮我吗？’他说他当时那个师傅很坏，他需要找个懂行的人。”

多年以后，罗师傅依然能够侃侃谈起那些相互之间充满竞争的老板们前来动员他时的错综复杂的细节。当时的他颇有舞台新秀的架势：他若有所思地说起那些故事，追忆着每一家宾馆、每一家酒楼，甚至每一道菜肴、每一份价格。第二个老板提出要给他双倍的工资，罗师傅答应了。很快，那家公司也大获全胜。轮到下一个老板向他发出召唤的时候，罗师傅的地位又升了一档，求贤的仪式也更精致了。“我们去过金色花苑宾馆两次，”他说，“去吉祥花园宾馆也有两次，去过一次金龙，一次金色郦城。”到高老板和王老板卷入其中的时候，那已经是打算雇佣罗师傅的第四个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了。一路走来，他的月薪从不足一千六百元，慢慢地涨到了五千六百多元。

罗师傅离开一家公司的时候，总是按照既定的套路进行。他不会跟现任老板说别人对他抛出的绣球，只是想方设法把他应得的工资拿到手。然后，他会请上几天假，说需要回老家处理点紧急的家庭事务。有时候，他会在工厂的宿舍里留下一两件不太值钱的行李，给人造成他还要回来的印象。之后，他只需要换个电话号码，就可以在新厂上班，并尽量避开老厂的同事就行。在潮南，他把这样的套路走了三次，三次都是在不同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而且几家公司都位于同一个社区之内。

“他们不会生气么？”我问他。

“当然会了！”他说，“不过，等他们发现的时候，也无可奈何了。那也是我不提前告诉他们的原因。如果提前说了，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你留下来，比如留着你的工资不发，或者威胁你，或者别的什么。”

“如果新换的工作不好，又想回到原来的老厂，那怎么办呢？”

“哦，那很麻烦，”他笑了笑说。他告诉我，上一次跳槽很轻松，因为丽水市和潮南区相隔好几百公里。这让他心存幻想，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回到原来的老厂上班。时不时地，罗师傅会找出他原来的SIM卡放到手机上，把那个老号码用一用，给原来的老板打打电话，说因为老家有人不幸患了重病，他现在还在湖北老家。用这样的办法解决问题，就像中国人阅读的《方与圆》这样的励志书籍里鼓吹的——如果说谎有用，没什么不可以；如果不行，那就把桥拆毁算了吧。在经济开发区，没有人想什么长远的事情，也没有人反思过什么事情。“找新工作就像是一场赌博，”罗师傅解释道。“你一旦离开了老厂，那就期待着在新厂里一切安好。如果不如意，你要回到原来的老厂，去过原来的生活，那是不大可能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留在过去吧。”

丽水是罗师傅第一次博弈并且输掉的地方。跟原来的工作相比，高老板和王老板给这位技术人员涨了工资。他们许诺，如果工厂的生意顺利，还可以增加他的工资。可是，两位老板在财务上遇到了麻烦，于是削减了罗师傅的工资，后来连一分钱都不发给他了。跟常理相悖，这竟然是防止他离开本厂另寻工作的最佳办法。如果两位老板继续发给他很少的薪水，他可能会弃厂而去。可如果厂里始终欠着他一大笔钱，要走的可能性反而很小。整整一个夏天，每到月末的时候，高老板和王老板都会编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希望通过欠债的方式把罗师傅留在丽水市。他们想方设法也要留住罗师傅——他是所有雇员中唯一搞得懂那台机器的人。

在南方的经济开发区，夏天通常是十分懒散的季节。对很多工厂来说，生产任务在秋季开始慢慢增加，以便为欧美国家的圣诞购物季节做好准备。不过，这样一年一度的节奏放缓跟天气也不无关系。南方的夏季热得要命，而多数工厂都没有安装空调。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7月中旬在仿皮厂的生产线上劳动更糟糕的事情。工厂的工人们显得无精打采，老板们也没有了任何积极性，建筑工人们则躲到了阴凉处。那年夏天，我去丽水的时候，遂松路上的劳动节奏大为放慢，几乎停了下来。人行道仍然没有完工，一堆堆铺石在太阳底下炙烤着。乏力症似乎已经降临，使所有人的速度都降低了一半。

对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来说，他们的产品跟圣诞购物季没有什么关联，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也绝非天气不适这么简单。两位老板神情紧张，一言不发。罗师傅说，两位老板为了投资的事情发生过口角。最初，王老板和高老板一致商定，两人按照五五比例出资，各投入七十五万元，可两人都没有按照承诺的数量足额出资。到了这个夏天，两个人都等着，谁也不愿意先拿出钱来。按照罗师傅的说法，这种家族式的公司经常麻烦不断。“最好是找个朋友作为合作伙伴，”他说，“如果是朋友，你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跟亲戚就敏感得很，而且很容易发火。”

不过，根本的问题似乎是缺乏一套完善的体系。工厂没有设立管理委员会，没有制定投资计划，没有人在乎法律契约，也没有人在乎预先订好的规约。两位老板基本上全部是用现金进行注资，这不仅增加了风险，还在家族内部造成关系紧张。他们在一小时零四分钟的时间内为自己的工厂画出了设计图纸。他们至关重要的那台机器，竟然是由一个只上过中学的农民凭着记忆设计出来的。对于正式的营销规划，哪怕一丁点最细微的线索分析都没有做过，却指望着通过送几瓶五粮液白酒和几条中华烟就能把未来的客户给搞定。到7月份，厂里面最大的一笔流动资产竟然是装在无数个塑料袋子里的胸罩调节环，多达一百多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有什么稀奇的话，那就是他们竟然走到了这个地步，这让人迷惑不已。厂里面读书最多的人要数高老板，也不过就是在财贸学校读了两三年。多数雇员所受到的正规教育严重不足，他们那批人——从上到下——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高老板和王老板的家里靠种植水稻为生；罗师傅出生的地方，是一块棉花地；掌管胸罩衬骨的老田，曾经在家种过水稻；小龙的父母亲靠种植茶叶和烟叶为生；陶家人精通的是小麦和绿豆；那位秘书——差不多算是会计吧，因为记账的就是她——生长在产梨大县；一位从前的柑橘种植户现在在厂里操控起了金属冲压机。还好，他们种植的这些农产品被他们抛在了身后。这些曾经的农民们现在生产的是两种吃不进嘴的东西：薄如剃刀的胸罩衬骨，以及重量仅有零点五克的胸罩调节环。

在中国，差不多每个工厂都有类似的故事。人们也许缺少正规教育，但他们来到了这样的环境里，被强迫着边干边学。最重要是，那是一大批人。在全国的十三亿人口里面，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四岁之间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二。在现代史上，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这么高比例的劳动大军，要他们离开自己的老家也远非难事。各地的道路都修好了，务工网络也建好了。社会主义的老式户口登记制度早已变得十分宽松，人们可以想到哪儿就走到哪儿。过去的岁月使他们变得坚强起来——工人们足智多谋，目的明确，创业者们更是无所畏惧。政府的基本政策正是为了释放这种人类力量，让市场本身建立起丽水这样的新兴城镇。

不过，在个体仅凭着意志力究竟能走多远的问题上，仍存在诸多限制。哪怕是胸罩调节环这样简单的产品，也存在着问题。由于缺乏系统的管理结构，由于雇员们没有经受过正规教育，现在遇到了麻烦。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各个公司能否超越低利润率的产品发展起对创造力和创新性提出要求的相关产业。到头来，这才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西方工业革命之间的最大差异。在欧洲和美国，工业的发展要求人们的思维模式做出快速改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存在劳动力缺乏的局面。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土地很充足，而人口则相对较少。任何人只要怀揣几个月的储蓄，就可以前往西部，尝试着发展农垦事业。农业和西进步伐使身强力壮的劳动者们耗尽了精力，老板们只能充分利用剩下不多的劳动力。对效率的需求激发着人们的创造力，这样的创造力反过来又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棉籽酒、缝纫机、装配线、标准化的“美国体系”，以及可替换零件，等等。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存在节省劳动力的诱因。每一年，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估计会增加一千万，年轻人离开农村的年龄呈现出越来越早的趋势。对于将要前往新兴城镇的学生们来说，正规的学校教育似乎毫无关联性，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体制除了死记硬背外，教给学生们的东西少之又少。这一切——众多的人口数量、社会机构的缺乏、教育体制改革的缓慢——共同麻木着人们的创造能力。无可避免，任何国家都面临着浪费巨额财富的诱惑，而中国正巧面临的是对人力资源这种财富的浪费。从罗师傅的个人经历来看，他算是大获全胜了，可他生产的也不过就是胸罩调节环这种玄妙深奥的东西；再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他这个样子，永远都做不到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

在丽水市的两位老板当初录用罗师傅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正计划着在短期内生第二个小孩。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妻子和第一个孩子，跟许许多多的务工人员一样，罗师傅没有把家人带在身边。不过，他明确地让两位老板了解到他所肩负的责任——这个法子在争取多要薪水上十分奏效。王老板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因此，他对于跟计生干部打交道时所必须的贿赂和罚款是十分熟悉的。

临近7月底，罗师傅要请假回湖北老家，去照顾即将给他生下第二个孩子的妻子。不过，到这个时候，两位老板也学精明了，懂得用金钱方面的责任来对付他。

“你应该留在这儿，”王老板说，“现在回老家要浪费很多钱。”

罗师傅则辩解说，厂里面反正不忙，他也没有打算要回去很久。但重要的是，妻子生孩子的时候，他得呆在她的身边。

“生第一个的时候，你在场，对不对？”王老板问，“那就够了嘛。生第一个孩子才激动嘛。生第二个小孩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我老婆生第二个的时候，我一点都没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

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对话，就像经济开发区里面的绝大多数协商那样文火慢烧着。没有最后通牒，没有人发火，没有人表现出不耐烦，大家的话语依然十分平静，平静得就像是在讨论头天的晚饭一样。不过，那场对话就那样文火慢烧着，一天一天，还是出现了些许细微的紧张迹象。罗师傅的脸涨红着，很少露出笑容。王老板给大家发烟的次数也少了。这些日子，他的结巴更厉害了——生意清淡已经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现在罗师傅要请假，无疑又给他增加了几分压力。一般情况下，王老板会不假思索地同意罗师傅的请假，可他现在很担心罗师傅会借机离开厂子不再回来。他的担忧是有充足理由的：在以往，差不多就是以这种家庭大事为借口，罗师傅曾经频繁跳槽。

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以顺便协商的方式进行着沟通。打工仔说起什么事情，老板也会做出回应，而他们谁也不会看上对方一眼。很多时候，他们的对话非常轻描淡写，让我很难听清楚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一天晚上，我跟罗师傅一起呆在那机器间的时候，他转向王老板跟他说起话来，我听到了“薪水”这个词。王老板马上把头转了过去，看着别处。

“以——后吧，”他说道，“目前生意不太好。”

“我只是问你要两个月的，”罗师傅说道，“你总共欠了我三个月呀。”

“不——行。”

“我只不过请四天假，四天假就够了呀。”

“不——可能。我们随时可能接到新的业务。”

说完这句话，王老板就离开了房间，而罗师傅则看着我笑了一下。这段时间，我已经学着小心翼翼了——跟罗师傅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久前，我请他到遂松路上的一家馆子吃饭，喝了几杯啤酒，聊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王老板就对我满腹疑惑：昨晚上你跟罗师傅去哪儿啦？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呀？你怎么对厂里边的事情那么好奇呀？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在对其他项目进行报道的时候，我时不时地要向别人保证，我写出来的故事不会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可是，浙江南部的这两位创业家担心的不是这样的问题。他们唯一的担心跟做生意有关：他们担心我可能是前来卧底的竞争对手，也许正满心期待着自己开一家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呢。注意到王老板的紧张情绪之后，我给他看了我之前写过的一本书，还从互联网上把我曾经发表过的故事打印了出来。我也跟他讲了实情——我丝毫没有兴趣来他这里挖罗师傅，我很热爱写作，不会为了浙江省的胸罩调节环而放弃它。

在厂里边，这一场协商一致持续到了2006年7月27日早上十一点整，也就是罗师傅得知自己的儿子降生的那一刻。他是从手机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因为他的一个亲戚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孩子是剖腹产的，母亲则需要在医院待上两三天。刹那之间，工厂里边进行的那场对话有了进展。王老板准了假，给他支付了一个月的欠薪。他们依旧欠着他两个月的工资，两位老板算过，这笔钱足以保证罗师傅回到厂里继续上班。他立马出去，买了张去湖北的火车票。他预计在那天午夜的时候可以出发，如果一路上没有什么耽搁的话，儿子生下三天的时候，就可以见着他的爸爸了。

那天夜里，罗师傅临走之前，为了表示我的祝贺，我请他在丽水市区吃了顿饭。坐在我租来的桑塔纳轿车里，罗师傅解释说，这是他三个月以来第一次离开经济开发区。他挑了一家四川饭店，我们点了麻辣鳝鱼、重庆鸡丁、麻婆豆腐等。那个饭店没有他记忆中的潮南那些地方——金龙、金色郦园——那么气派，不过，罗师傅很是高兴。

“我多么希望还是在广东啊，”他说，“如果我还在广东，我会去买彩票，因为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在广东，他们可以卖香港六合彩，这里根本买不到。”

我问他准备怎么对付那些计划生育干部。外来务工人员如果违反了政策，他们通常会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暂住地。可是，罗师傅的孩子是在老家出生的呀。他曾经跟我讲过，他的大儿子也在老家。此刻，他迟疑了一阵子，考虑着我提出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道：“没事儿。”

“那你还要交罚款吗？”

“没事儿，”他说道，“都处理好了。”

他改变了话题，端起了酒杯，我们共同为他新生儿子的健康干了一杯。罗师傅笑着，再次说起了他希望买香港六合彩的话题。他被拖欠了一大笔钱，打工的工厂濒临破产，儿子出生时又不在身边。可在他看来，在那个夏夜，他是全丽水市最幸运的人。

第三章

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定期前往浙江南部考察，那个地方仿佛成了我另外一个家。我喜欢开着车在那条新建成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看着瓯江沿岸那些熟悉的景致。我时常会把车停在同一个地方，会见同一批人。丽水市新修了一家叫作现代广场的宾馆，我同他们的经理协商到了特价，一晚只要一百六十元。在几个街区之外，我加入了那家叫作“闻香识女人”的健身俱乐部。那是丽水城区唯一的一家健身房，既对男人开放，也对女人开放。他们的经理告诉我，之所以取那个名字，是因为那几个字听起来好听。他们几个人谁都没有看过那部同名的美国电影。实际上，那家健身房有一股很重的仿皮味，因为健身器材全是崭新的。

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到城南的小山上跑跑步，穿行在一片片柑橘林之间。那儿的水果长得棒极了——那也是我喜欢去那儿打发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我发现了一家还算不错的川菜馆，找到了一家堪称一流的面馆。于是，我沿着高速公路在各城镇之间穿巡着。我喜欢循着一条固定的线路行走，喜欢新兴工业城镇那种急匆匆的生活节奏，以及那么多人走在路上时所表现出来的朝气与活力。不过，在我的南行途中，也难免会有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每次一离开北京，飞机刚一着地，我的手机立刻就会收到一条短信：

欢迎您来到中国十大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温州。在“大胆开路人，和谐市民”的创业之乡，中共温州市委热忱地希望您在此建立友谊，寻找商机，收获成功。

在一次飞行途中，我遇到了“毛泽东”。那是早上七点三十分北京飞温州的第一个航班，也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上了飞机，我一坐下来，马上就睡着了。跟往常一样，这架飞机上坐满了生意人和领导干部。其他旅客还在登机，我时断时续地打着盹。有那么一下子，半睡半醒之间，我的视线仿佛穿过一层迷雾，看见了一个乘客跟毛主席长得极为相似。我没有理会，以为只是一场梦而已。可还没有等到飞机起飞，我就听到有两个空勤人员在议论着。

“演毛主席的那个演员又来了！”其中一个人说道。

“在哪一排？”

“二十五排！”

他坐的是中间的位置，被两个温州商人夹在中间。差不多跟飞机上所有的乘客一样，这两个温州商人也睡过去了，但是扮演毛主席的那位演员却非常警醒。他穿着一件灰色中山装，打着红色领带，在舞台上表演的妆容尚未褪去——脸上因此闪着不自然的红光。他的牙齿也泛着光，头发染成了黑色，发型则是毛主席曾经蓄过的那种大背头。在他下巴的左边一点，甚至还有一颗假的黑痣。每一个去厕所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时，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毛泽东”坐在经济舱的二十五排E号位置上。

飞机在温州机场降落之后，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来，把所有的乘客从飞机上转运到航站楼。公共汽车比飞机还要拥挤，我所处的位置刚好在“毛泽东”的边上。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还给了他一张名片，他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我。他名片上的头衔至少有七个：

金阳

伟大领袖毛泽东扮演者

凤之凰文化艺术中心主任

华夏国际影视有限公司总导演

北京强盛国际武术文化发展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影视研究所商业总监

中华社会大学电影学院荣誉导演

中国红蜻蜓集团高级顾问

中国红蜻蜓商业与文化中心总巡视员

他此次来温州是为了参加中央电视台一部电视短剧的拍摄工作。该剧讲述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一场战争，当时的红军和日本侵略者在浙江进行了一次遭遇战。金阳说，他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扮演毛主席已经有十年之久。他看着我递过去的名片，禁不住笑了笑。

“哦，你是个记者呀，”他说道，“曾经有一个美国记者，名叫埃德加·斯诺，他跟毛主席还是好朋友呢。”

我知道埃德加·斯诺，对于任何想以中国为题进行写作的密苏里人来说，他的故事都算得上具有警示意义。20世纪30年代，斯诺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好的朋友。后来，他慢慢地听信了他们的宣传动员。大跃进时代，有好多中国人因饥饿而死，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周游了一圈，然后写出报道，说关于饥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实的谣言。不过，在温州，我更想知道的是金阳背后的故事。他是怎么被人们发现的？在扮演伟大领袖毛泽东之前的那段时间，他在干什么？

可是，每当我提出问题时，他总是用毛主席的生活轶事来回应我。他告诉我，他是长沙人——跟毛主席是真正的同乡。我问他以前是什么职业，这位演员说道：“你知道，毛主席那张最著名的照片就是埃德加·斯诺拍摄的。”

“这我听说过，”我说道，“可在当演员之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人们说到青年毛泽东的时候，用的就是那张照片，”他继续说道，“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好多地方都加印过那张照片。”

我们乘坐的公共汽车歪歪扭扭地向着温州航站楼驶去，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人们纷纷对着手机叫嚷着。不过，金阳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一如他下巴上那颗塑料黑痣，一如他在乘机旅行中那份慈祥的眼神，仿佛他仍旧是国家领导人，而不是坐早间专机的中间位置来到温州的普通乘客。我一直在揣摩他的背景。我琢磨着他的名片，然后就他在“北京强盛国际武术文化发展公司”的头衔提出了问题。“你练武术吗？”我问道。他沉着地笑了笑，然后回答道：“是的。毛主席经常强调，体育活动很重要！你知道吗，他曾经畅游过长江呢？”他接着又跟我说了一次，他是长沙人。他说，埃德加·斯诺写的书第一次把毛主席向西方人做了介绍。随着他讲起一件又一件道听途说的生活轶事，他的笑容似乎越来越令我感到紧张。最后，我只好结束了跟他的交谈。这人是怎么了？他真的以为自己就是毛泽东吗？

在航站楼，我取到了我的行李。走出机场之前，我去了趟男卫生间。里面除了“毛泽东”，空无一人。他站在第一个尿槽跟前，我听见他好像在低声自语：“美国记者，美国记者。”我心想，还是用远离他那个尿槽吧。我以最快的速度撒完了尿，拉上拉链，一言不发地走了出来。他脸上依旧带着慈祥的笑容，一个人站在卫生间，愉快地自言自语着。

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工人们在夏季的懒散拖沓状况一直捱过了8月。随着“深咖啡色”的出现，这种状况才终于烟消云散。9月份，一个新客户订购了十多万只调节环，要求全部染成一种颜色。经历了几个月的无所事事之后，小龙突然忙碌起来了。他的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试管，里面装着的东西全呈黑褐色。在他那本颜色手册里，这种颜色被标作“Deep Coffee”（“深咖啡色”）。尽管小龙和罗师傅对新客户不甚了解，他们还是知道，那是浙江南部的一家胸罩组装厂。老板们一般不会把客户的信息透露给雇员，因为害怕他们拿着这些潜在买家的名单跳槽到别的公司去。因此，两位老板只是跟罗师傅说，这位买家是做出口的。那也就意味着，这一批胸罩调节环的质量要求是最高的。至于最终目的地，罗师傅不清楚——那一定是喜欢褐色内衣的某个国家吧。

还是在那个月，另外一个新买主签下了一张大订单。现在，整个厂子里又开始运转起来了。那是自春季以来的第一次，两台金属冲压机投入了使用，那台机器每天八小时不停地轰鸣着。陶家人又一起回来了：两姐妹、父亲、表亲又被叫回来按天干活儿。之前好几个被解雇的装配线女工也被工厂请了回来。王老板告诉我，9月是他们第一次收入大于开支的月份。从他们最先设计厂房算起，十一个月过去了。尽管离收回投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他们的生意毕竟开始盈利了。

就在那个夏天，工厂的宿舍区迎来了年龄最小的住客。王老板的老婆和他两岁的儿子有时候会过来住上几个星期。如今，这儿也成了罗师傅新生儿子的家。这孩子还不到两个月大的时候，他的母亲程有琴（音译）就带着他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汽车，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他们一家人的宿舍在三楼，那是一个尚未完工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简易木床，一只小电炉，几样炊具，以及一个用来储存衣物的纸箱子。除此之外，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程有琴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已经可以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入睡了。

孩子出生五十天的那一天，我邀请他们一家人出去吃饭。在中国，人们通常很看重这样的日子，出生后的一百天尤为重要。我到宿舍跟他们碰了面，罗师傅给他的儿子换衣服的时候，嘴里抽着利群香烟。因为厂里面很热，孩子最近刚刚剃过头。跟他妈妈一样，这孩子长着一双好看的眼睛，胖胖的脸蛋，粉嘟嘟的双唇，鼻子像是来自钮扣城：真是一个好看的孩子。罗师傅把他交到我的手里。

“他的哥哥还好吧？”我问道。我本以为，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还留在村子里，由他的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亲人照看着。然而，一听到我的问题，罗师傅的脸马上沉了下来，他的妻子则尴尬地看了他一眼。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罗师傅慢慢说道，“这实际上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王老板和高老板雇佣我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那是为了要求多点薪水。我并不想对你撒谎，可是，我们俩交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也在身边。我担心他们偷听，所以，我没有跟你说实话。本来上次临走之前，我应该跟你说实话的，可我没有说。非常抱歉。”

我告诉他，不必感到抱歉。不管怎么说，当王老板不让他回家去陪着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并不存在的孩子已经让罗师傅魂牵梦绕了一次。那一次，老板就坚称，事情不怎么重要，因为毕竟是第二个孩子了。我问他，老板现在是否知道真相。

“不知道，”罗师傅说道，“现在来不及了，还是不要跟他说吧。我就假装家里还有一个孩子。”

我很难把那看成是个谎言，因为这样的故事在新型工业城镇太普遍了。当人们跟老板协商工资的时候，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地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因此，我也明白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孩子的重要价值。即便是现在，他依然扮演着一个角色。如果罗师傅打算辞去他在丽水的工作，要到别处找工作，他还可以为那个并不存在的孩子编造一个并不存在的病症。那样，他就可以找到理由请假了。

在遂松路上，我们碰到了罗师傅的一个朋友。他是个创业者，在附近摆了个小摊，出售廉价服装。他告诉我们，就在那个街区的尽头，一家新的火锅馆正在盛大开业。在火锅馆，食客们围着盛满辣椒和油的大锅而坐，一束燃气火焰把锅里的东西煮到一片沸腾。顾客们自己烹煮着食物，把生鲜蔬菜和肉食往油锅里倒进去，主料通常有猪肠子和其他内脏。这种吃法的吸引力主要是它具有社交功能：吃这样的饭，喝啤酒是再合适不过了。餐馆里总是水汽弥漫，人声嘈杂，跟中国人喜欢吃夜市是同一个道理。火锅馆也是我最不愿带一个孩子去庆祝他五十天生日的地方，可没有人问过我为孩子着想的建议。

这家馆子的出现标志着这个社区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台阶。火锅馆并不便宜，但它对经济开发区里面的经理和技术人员这类中产阶级很有吸引力。这是遂松路上一个月之内开业的第二家火锅馆，门口装饰着鲜花，标志着开门营业。他们也放了鞭炮——我们刚一坐下来，餐馆老板就在大门外点燃了一挂鞭炮。听到鞭炮声，孩子的眼睛一眨一眨的，但没有哭闹。我们点着了火，罗师傅和他的朋友抽着利群香烟。很快，孩子那嫩瓷一样的脸上闪出了汗珠子，面颊红得像胡萝卜，眼睛里出现了迷离的神情。在那个餐馆里，我是唯一没有抽烟的成年男子。可是，那孩子的表情依然十分平静。后来，我干脆什么也不想了。他已经受了五十天的罪，再说，在经济开发区，这样的日子永无止境。

靠近餐馆大门口有一张大圆桌，八个人刚刚吃完了饭。他们一定是天一黑就来了，而且，显然喝了不少的酒。其中一个人欺负服务员是女的，冲着她大声地抱怨饭菜不行，餐馆老板连忙跑了过去。老板三十多岁的样子，他老婆也在帮着打理那个场子。他尽量安抚着那位顾客，主动赔礼道了歉，可其他人还在那里大声嚷嚷着。最后，老板给他们打了折，还免费招待他们喝了一圈啤酒，可那几个人的声音却越来越高。

在中国，如果有人抱怨饭菜不好，那是常事。中国人可能会对很多东西都逆来顺受，但饭菜不在其列。我认为，那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既有一流美食，又有政治灾难的原因之一。不过，火锅馆的那一幕跟平时多少有些不一样。又打折又免费敬酒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应该是可以让另一方闭上嘴巴的。可是，这一群人竟然继续在那里大声叫嚷着。他们把老板叫过去，跟他继续打着嘴仗，还对着他的老婆大吼大叫。接着，他们坚持要跟厨师理论。可怜的厨师穿着脏兮兮的白色工作服，瞪大眼睛站在那里，其中一个醉鬼对着他的脸上指点着。他抱怨做菜用的油不好，肉没有切好，还抱怨蔬菜不新鲜。餐馆很小，其他食客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这一幕。那帮人离去之后，终于清静了一分钟。可是，那个醉得最厉害的人又突然折了进来，颇像恐怖电影里的恶棍。他又高声抱怨了一长串，同伙才把他拉了出去。

那边完事之后，餐馆老板才过来招呼我们这一桌。“对不起，刚才吵到各位了，”他说，“不过，你们要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对饭菜不满意！”他解释道，那一切都是同一条街上的另外一家火锅馆老板安排的。那位老板花钱请来几个人早早地就来吃饭，然后喝醉，再大吵大闹。他们的目的是要搞砸这家火锅馆的开业，幸亏老板很快就识破了他们的闹剧。

这位老板做事非常认真，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从这张桌子走到那张桌子，一遍遍地解释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可是，已经无可救药了：中国人的抱怨总是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就像有害菌一样在人群之间传播着。这跟群体冲动有一定关系，大家根本就是情不自禁——如果他们看见别人这么做，马上就会产生共鸣。在火锅馆，我们这一桌就是如此。罗师傅点评说，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干净；他的朋友则说，这家馆子的蔬菜看起来也不咋样。汤太咸，肉的分量不足，质量也不高——他们一边抱怨着，一边把菜肴倒进油锅中，大快朵颐。中国人的饭菜评论通常是：评论归评论，胃口可不会受到影响。吃完了饭，程有琴甚至把茶水也贬了一番。一句坏话也没说的，只有那个小孩子——他平静如常，吸着二手烟，流淌着汗水。在火锅馆的烟熏火燎中，真像一只可怜的小猪仔。

不甚满意的饭菜全都吃完了，罗师傅的朋友把筷子放进啤酒杯里蘸了一下，然后放进小孩子的嘴里。小家伙皱了皱眉头——那天晚上，就那一刻，他的表情最丰富。这激起那位朋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应能力测试。他摇晃着手掌，仿佛要揍那孩子，可他的手就在离那颗钮扣鼻头一点点远的地方戛然停住，小家伙依旧不为所动。“他的视力还不太好，”那人说道，“才这么大一点，眼睛还看不太清楚。”

“看得见！”程有琴说道。

“看不见！”那人又挥舞着拳头：依旧没有反应。“看见了吗？我就说嘛。”

没有哪位母亲愿意看着自己的孩子受到这样的诽谤，因此，她立马奋起捍卫。只见她将筷子朝小孩的脸上刺去，在两三厘米远的地方猛然停住——小家伙终于眨了下眼睛。“看见没！”她如获至胜地说道，“他的视力好着呢！”

“可他并没有看见这个！”

“他看见了！”

“你看，他都没有反应。”

“他看得见！你要这样做！”

“老实说，我觉得有点热，”我说道，“我们可以走了吗？”

往外走的时候，餐馆老板给了我们五十元的消费券，算是表示歉意。“我再也不来这儿了，”出了餐馆大门，来到遂松路上，罗师傅这么说着，“这儿的饭好难吃。”可他还是把那几张消费券折叠好，放进了口袋。外面，空气清新，小家伙也不流汗了。他的双眼依旧一眨不眨，平静如常，似在为五十天之后可能扎到他脸上的任何东西做着准备。

无论何时，只要驾车从温州经高速公路前往丽水，我都会在沿途的小城镇停下车来。好几个小城镇已经纳入规划，即将融入这条高速公路：每一个出口附近，都在修建新的社区。有的社区坐落的位置曾经完全是一片耕地。其中一个小城镇名叫石帆乡，位于丽水市以南十六公里。我第一次造访石帆乡的时候，高速公路还没有完全开通使用。那时候，这个小镇还只是一个建筑大工地，到处都是尚未完工的街道，搭着脚手架的住宅楼。在一条大街的尽头，有一块告示牌：

重视滩坑大坝，

为迁来移民服好务，

距首批移民搬迁还有：

三十二天

告示牌上的数字可以更换，下方的地面上丢弃着好几张前些日子撕扯下来的纸片。这儿有一张“五”，那儿有一张“四”，写着“三”的那一张被人撕碎了，扔在一边：这都是新社区的倒计时啊！我顺着大街溜达的时候，一个手提大锤的人向我走来。“你是来买房子的吗？”他问道。我说不是的，我是个记者，正要前往丽水市，只是路过这里。“哦，你是记者呀，”他说道，“你是不是在找那些痛恨修大坝的人？”

那是我在石帆听到的头两样事情：空空的住宅楼，心怀不满的人们。我了解到，石帆乡是为了那个叫作滩坑水电站项目而建在高速路口的城镇之一。滩坑大坝位于丽水市西面的高山上，建在小溪之上。建设周期五年，投资总额超过四十九亿元。工程完工后，库区将淹没十个城镇和八十个村庄，迁移人口总数为五万多人。所有这些数据全都印在了工地附近的公告牌上，可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很难了解到有关滩坑大坝的资料数据。关于这个项目，浙江的报纸上基本没有什么文章涉及，国外的媒体更是只字未提。关于滩坑大坝，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五万多人将会被悄无声息地转移安置——至少就媒体而言的确如此。

在中国，修大坝太稀松平常了，根本就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再说，国内的媒体也普遍不对这样的建设项目发表批评意见。因为空气污染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心，政府需要为火力发电厂寻找替代物，水电项目常常是他们的首选。在丽水这样的地方更是如此。这儿有高山，雨量充沛，而且还梦想着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这个地方因为修建大坝而声名鹊起，何况当地对电力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在经济开发区，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工业用电量占到了丽水市总用电量的百分之七十。这个数据是针对辖区全境的，它囊括了所有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用电量。由于重工业和机械化生产等因素，比例才这么高。不过，这个数据也反映出当地生活水平的低下。与之相反，美国的工业用电量仅占全国用电总量的三分之一。

毋庸讳言，随着第一轮基础设施投资和工业投资开始发挥效益，丽水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有所提高。高速公路开通六个月之后，丽水市的购车总数与往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人们搬进了像季氏家族修建的江滨住宅小区这样更加宽敞的住房。在城北，另一家房产公司正在修建白云住宅小区，这也是全市第一家独栋别墅小区。白云小区的每家每户都修建了车道和车库——他们的经理很自豪地告诉我，这是丽水的又一个第一。不过，房子修大了，注定要给这个城市的电网带来更大的压力。丽水本已极度依赖外购电力，而滩坑大坝正是要力图减少这种依赖性。滩坑大坝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它位于高山之间，那儿的人们比较贫困，反对搬迁的可能性极小。

在受影响的地区，北山是最大的一个乡镇，总人口约有一万。2005年秋季，移民搬迁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时，当地政府找到了一位算命先生。他断定，农历的九月二十三是动工拆迁的黄道吉日。那天一大早，我开着租来的桑塔纳轿车，一路往西朝北山驶去。那条没有名字的公路非常狭窄，顺着小溪蜿蜒前行。满布巨石的溪谷里，河水一路奔流。偶尔，可见一两个渔民沿着岸边涉水而行。小溪的水并不深，无法行船。因此，附近人烟稀少。种庄稼也很困难：两岸的山坡太陡，梯田是开不出来的，稻田只能在河边的平地上顺势而为。这里的农村地势如此崎岖，仿佛跟温州的工业地区丝毫没有关联。可事实上，温州离这儿的直线距离不到八十公里，连乌鸦也能飞过去。正是这样的地形，形成了南部浙江人的商业天性。几个世纪以前，这里的高山逼迫人们到沿海地区以商为业。及至最近，这里的人们才学着把他们的创业精神用到制造业上。到头来，他们又回到内陆地区修建大坝，以期为他们的工业城镇提供更充足的电力资源。

一路上，到处都是红狮水泥的广告牌，几乎看不见其他广告。多数居民点规模不大，而且很穷，但路上还是挤满了车。一条车流缓缓地从北山往下流淌着：解放牌大卡车、破旧的大货车、劈啪作响的拖拉机……一箱箱、一堆堆家具堆放在车上，又脏又旧的床垫在卡车货箱两侧竖立着。这些车辆从政府竖立在路边的一个个告示牌旁驶过：

建好滩坑大坝

造福千秋万代

今天支持滩坑大坝

明日造福子孙后代

跟我同一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多半是这样或那样的受益者。水泥搅拌车轰隆隆地朝着大坝的方向驶去，跟它一起的则是拉着建筑工人的敞篷货车。捡破烂的则开着空车：拆迁现场总有砖头、木材、废旧金属可供再利用。也有领导干部们乘坐的黑色奥迪A6，以及警车——我在浙江的农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警察。驶往北山的途中，我经过了大坝的坝址，那儿也竖着一块告示牌，说整个工程需要十六万四千立方米的混凝土。那可是红狮水泥在这儿拔得的头筹啊，工程的大头还没到来，整个挡土墙工程才在河里插下了几根桩子，还有脚手架撑着。往上走，满目疮痍的山坡表明，那里是未来的堤坝所在地——相对的两座山上已经挖出了一道大槽，从沟谷的这一头延伸到另一头，就像一个拼图游戏，只差最后一片没有摆上了。

我之前曾经来过一次北山，当时这个小镇一片繁荣。可是，我今天差点认不出它的模样来。一条大街上，竖立着一个倒计时牌子，跟石帆乡的那一个一模一样。在北山，上面的数字显示为两个“0”，拆迁队已经清理完了曾经的镇中心地段。由政府安排的拆迁队穿着白色工作服，在一栋栋大楼之间穿梭着，确保没有任何居民藏身其中。至于拆毁工作本身，主要依靠那些自谋生计的拾荒者。在经济开发区，凭着市场经济的力量，整个社区拔地而起，工厂和商店差不多同时冒了出来。而在摧毁北山方面，获利的动机具有同样的效果。屋顶上有瓦片，墙壁上有砖头，地底下有金属——这全都可以卖钱。因此，一队队人马迅速地穿城而过，活像田地里的蝗虫，所经之处仅留一片荒凉。

我花了十分钟时间才开进原来的城中心。因为一辆辆大卡车得排队上货，转运物资，我只有在车流中一寸一寸地挣扎着。终于，我把车停在了路边，仔细地聆听着。在工业城镇里，机器的噪声成天到晚响个不停。而在北山，所有的拆迁工作基本上都靠手工完成。木板被扯开，钉子被拔出，混凝土被大锤一下下地砸开了。我听到了一个拾荒者捣毁墙壁的声音——啪、哧、咚；啪、哧、咚——最后，“咣当”一下，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样的空寂，是北山命中注定的：它的沟谷永远不可能具备厂房里的闲忙节律，永远不可能响彻着夜班工人的劳作声。相反，它注定要变成一个静谧的水库，唯一的声音只有湖水拍打库岸的哗哗声。在几十米深的沉寂水底，这个地方将不复存在。

2006年11月的两天时间里，经济开发区里出现了树叶。还是在那个月，政府派人完成了遂松路人行道的贴砖工程，甚至安上了几只垃圾箱。之前，创业者们在这一地区搞建设的时候，人们随地乱抛垃圾，垃圾便沉积在排水沟里。但是现在，这里开始实行垃圾定期清理。他们开行了通往城区的公共汽车。工人们沿着经济开发区的各条大街植上了樟树，这些樟树先前经过培育，已经长到了两米多高。每隔五十米栽上一棵，规则得如同装配线上的工作站。突然之间，工业区里有了绿色——仿佛在提醒着我们，刚刚在一年前，在山头没被轰掉、机器没有安装到位之前，这儿还全是农村。

树刚栽上没几天，那台机器所在的装配线上干活儿的一位女工庆祝了她的十六岁生日。她叫任静（音译），来自安徽省的一个小村庄，离陶家人的老家没多远。跟陶家人一样，姓任的也来了一大家子：父母双亲、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父母亲开了一个蔬果摊，专为工人们服务；大女儿卖盗版光盘。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任静跟陶玉染——也就是陶家两姐妹中年长的那一个——一起上班。她们的任务，就是对从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胸罩调节环进行分拣。晚上，这三个打工妹下了班以后，经常在一起打发时间，她们的父母则在各自的小摊前忙活着。正是这个原因，几个女孩儿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作息——一到晚上，她们就不受管束了。

祝贺生日的那天，她们到晚上八点钟才走下流水线，因为厂里正在为一个新客户的订单而加班。陶氏姐妹给任静买了一个生日蛋糕，上面用糖霜混合物写着几个英文单词：“Luck for You！”（“祝你好运！”）任静的姐姐在卖光碟的间歇，抽空做了七道菜。她十九岁，今晚上做好了草鱼、鸡丁、花菜和莲藕。她们吃饭的地点就在任家的家里，其实也就是从当地一个农民的一套房子里面租住的一个房间。那个地方是用混凝土抹的墙壁，地上铺着粗糙的瓷砖，一箱箱苹果、一箱箱橘子占去了大部分空间。几个女孩坐在父母的床上，享受着晚宴，用雪碧和可口可乐相互敬酒。

他们为几个男人买来了双鹿啤酒。任家大姐的男朋友也在场——他在一家仿皮厂干了十二个小时的活儿，刚下班过来。老田也从厂里赶了过来。老田是衬骨生产线上的监工，管着陶玉凤，也就是工厂第一轮招聘时，那个刚满十五岁却又对自己的年龄撒谎的女孩儿。今天晚上，啤酒刚一打开，她就把目标对准了老田。

“老田，喝一杯，”她说道。她给老田的杯子倒满了啤酒，给自己倒上了雪碧。他们俩都喝了，玉凤马上又把杯子倒满了。

“再喝一杯，”她果断地说道。

“等一下，”老田说，“我得歇一歇。”

“喝！”

“等一等。”

“马上就喝！马上就喝！”

杯子一干，她又倒上了。

“现在该你了，”她指着任家大姐的男友说道，“跟他喝一杯。我要他喝醉，明天早上他就管不着我了。”

“我哪有管你！”

“跟他喝！”

姐姐的男友遵命之后，她又转向了我。“接下来是你，”她吩咐道，“跟老田喝。”我没有犹豫——我明白，最好不要碍玉凤的事。从她靠撒谎进厂工作的那一刻开始，玉凤就已经在厂里树立起了她那自然之力的形象。她年轻的脸上带着男孩子气，面颊长得胖乎乎的，蓄着短发。不过，她的态度比所有成年工人加在一起还要复杂。任何人做起胸罩衬骨来都没有她的速度快，因此，她不愿意受到老板们的管束。有一次，王老板告诉玉凤，接下来有几天没有活可干。她一边大骂着他，一边跑出了厂房。“那个女——孩儿啊，脾气真——大，”她走了之后，他和善地说道。跟厂里的其他人一样，他拿她最没办法：对这样年轻而又泼辣的女孩儿，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田尤其不是她的对手。他的体重不到九十斤，长着一张淘气的脸，生活中遵循着一条两句话的座右铭：“快乐度过每一天！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他离开四川农村的老家时，这就成了他的格言警句。那个时候，他靠修表为业，日子过得还可以，在经济开发区的大街上摆了个摊。可是没过多久，他发现他被前进的步伐甩在了后面。本世纪初，手机的价格一下子降了下来，连收入最低的人也可以买个手机——还能当手表使用。修手表的买卖过时了。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老田明白，在新知识面前来不得骄傲自满。他已经从农业转向了钟表，可现在又到了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他立马动了起来——这就是永恒的乐观主义：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在温州，他找了一份工作，先在一家工厂当技术人员，后来专门做起了胸罩衬骨这一行。

他拿的薪水很高，大约有三分之一都被他用来买彩票了。在中国，国营的福利彩票为社会事业提供资金支持，老田贡献的远超于自己享有到的福利。老田着了迷——他记下所有的中奖号码，写在了他宿舍的墙壁上。他住的是底楼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光秃秃的抹灰墙上写满了他关于“快乐度过每一天”的格言警句，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彩票号码：

95 1.3.17.20.21.24＋16

97 1.5.9.13.15.33＋14

97 11.14.15.20.26.27＋12

98 6.7.10.11.15.23＋16

99 7.12.18.23.24.27＋5

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都在偷偷地谋划着未来的梦想。玉凤告诉我，她想开一家鞋厂，小龙说过要饲养兔子或者做批发生意。罗师傅有经商的念头，就是把莲藕榨干用真空包装的形式卖到北方去，因为那儿没有莲藕生长。有一次，老田正在捣鼓厂里的机器。我问他，如果运气够好赢了大奖的话，他要做什么。他指着胸罩衬骨笑了笑。“我要做这个东西，”他说，“我要自己开一家厂，生产这个东西。”在厂里，他是唯一一个还愿意从事老本行的人。在中国，那实际上是一场白日梦，几乎跟买彩票中大奖一样不可能：完全相信你自己做的营生永远不会过时。

生日晚会上，老田因为喝了啤酒，脸很快就变得绯红。玉凤逼着他喝了不少，好不容易才大发善心饶过了他，他便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床上躺了下来。几个女孩子则聊起了厂里的工作。她们提到了关于仿皮的谣传，说仿皮会引起婴儿出生缺陷。玉凤说，还是鞋厂好一些。

“那儿也会有毒气，”任静说道，“问题都是一样的。”

“那种气体不一样，”姐姐玉然纠正说，“鞋厂的问题，是他们用的那种胶水对身体不好。不过，没有仿皮气味糟糕。”

玉然只有十七岁，可说起工厂那些事儿来，却显得非常老练。这是她在生产线上干过的第三份活。之前，她做过鞋，也做过衬衫。严格地说，任静——也就是过生日的那个女孩儿——今天才达到法定工作年龄，可这已经是她做过的第二份活儿了。十四岁时，她就在一家低档服装厂做起了缝纫工。“我们是做计件的，”她对我说，“这个工作好一些，因为是计时。这要轻松得多。”

“我喜欢我以前工作的服装厂，”玉然说道，“老板人很好。一天晚上，我们加班到很晚，因为有一笔订单要做嘛。他给我们每个人都买来了饮料，没有人叫他这样做啊。”

“高老板绝不会那么做。”

“高老板太抠门了。”

“服装厂的老板懂得照顾工人。”

“王老板人很好。可他随时都有操不完的心。”

“你们看老田！”

几个女孩儿大笑着——那位喝得醉醺醺的监工已经倒在角落的那张床上睡着了。蛋糕已经分光了，桌子上摆放着一大堆礼物：一只玩具猪，一头小牛，一只软布做的狗。任静很喜欢填充动物玩具，跟所有的女孩一样，她有时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她们从来没有谈过男孩子的事儿，至少在男女混合的公司里面没有提到过。她们非常乐意听从父母的话，这在美国的年轻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不过，从其他方面看来，她们是非常成熟的。在美国，没有几个女孩儿能够为一个甜蜜蜜的十六岁生日聚会做出七道菜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有十五岁的女孩儿逼着自己的监工喝得烂醉。不过，有些特征倒是哪里都找得到的。这几个安徽女孩一开口闲谈，立马变得兴高采烈起来，显得从未有过的开心。整整一个小时，任静和她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聊着工作，聊着老板，聊着哪家工厂最好。

那年的一个秋夜，从温州驾车经高速公路返回丽水的路上，高老板的轿车失控了。那是一个雨夜，天空一片漆黑，他的行驶速度在一百公里以上。在一个弯道处遇到一摊积水，刹车抱死了，他只好开起了水上飞机。他那辆车的名字倒也取得恰如其分：别克赛欧。[2]轿车原地打转，在高速路上发生侧滑，撞上了防护栏。金丽温高速公路上，很多路段悬空而建，有些地方紧邻悬崖，高老板在那个路段出事，实属幸运——安全防护栏给他和他的车起到了阻挡作用。当时正是深夜，路上的车辆很少。随后，那辆车在路肩上停住了，高老板抽了一支三五牌香烟，让自己的神经平静下来。不过，车辆的损失很轻微，他还能够继续开回丽水。

两位老板的家都在温州市附近，他们每个星期要往返两三次。在一定程度上，那是由于机器质量所引起的问题：厂里有些东西总会时不时坏掉，迫使他们回到温州去购买配件或者送修。以往，两位老板都不怎么开车，新开通的高速公路却搅乱了他们的方寸。费用也很昂贵——每往返一趟，大概要两百元通行费。那年秋天，工厂差不多才刚刚开始盈利，两位老板就开始商量着要不要把工厂整体搬迁到自己的老家去。

经济开发区长期的不稳定性也是原因之一。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搬迁和调整早就习以为常，喜欢到各处敲敲打打成了他们的天性。通常情况下，一丁点小成功带给他们的不是满足，而是方寸不稳。老板们一开始赚钱，就满脑子想着削减成本。厂里面共有二十来个工人，而且常常加班到深夜，可两位老板一直不愿意再雇人手。他们抱怨房租太高，因为厂里的空间太大太大。他们当初规划这个企业的时候野心太大，满以为在六个月之内肯定有大规模的扩张。可一年过去了，企业的成长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顶楼上的很多空间都闲置着，形成了极大的浪费。

每当两位老板相互之间商量要事的时候，他们就讲自己的方言，其他工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对于他们的计划，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可那年秋天，两位老板问过罗师傅，假如工厂要搬迁，他把那台机器拆下再装好大概需要多少时间。罗师傅说需要十天的时间。之后，他们没再问罗师傅任何问题，他也就弄不太清楚，他们说的可能要搬迁是不是真的。他觉得在年底之前，他们不大可能那么做，因为业务刚刚兴旺起来，这个时候迁厂风险很大。不过，罗师傅也承认，尽管在工业城镇呆了这么多年，他仍然无法预料老板们会不会做出仓促的决定。尤其在浙江这个地方，人们很少会做周密的计划。从罗师傅的角度来看，这里比他几年前呆过的广东还要无序。“他们做事情大不一样，”他跟我说，“那儿更讲逻辑性。在广东，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修路，然后才是建厂。可在这儿呢，倒过来了。先建厂，然后才是修路，等等。”

秋天快要过去的时候，罗师傅打定了主意，最好让他的妻子和孩子回贵州老家去。他拿不太准工厂会不会搬迁，而两位老板还扣留着一部分工资没有发给他。春节过后，他有可能要另找工作。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免不了要搬家。如果有小孩子在，做这些事会麻烦得多。跟许许多多外出务工人员一样，他们决定先分开住，等到罗师傅的工作稳定下来后再作打算。

程有琴在她的行李包里塞进了尽量多的东西，她把那部新买的佳能数码相机也带上了。那是他们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孩子出生后，他们拿出一千二百元钱买了这部相机。程有琴带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还有一个婴儿，坐汽车离开了丽水，然后转乘火车到达了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坐了一个通宵的车，她和孩子到达贵阳的时候还不到五点钟。在贵阳火车站，一个看上去很友善的女子走向程有琴，问她要去什么地方。那个面善的女子告诉程有琴，她知道某个人有一辆车，要去的地方正好跟她是一个方向。她开出的价钱不贵，程有琴就答应了。她的老家在贵阳的乡下，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通常要转好几趟车才能回到家里。

她跟着那个年轻的女子走出了火车站，可她一看见那辆车心里就紧张起来。那辆车脏兮兮的，空间很狭小，就是人们所说的微型“面包车”。里边已经坐了三个人，其中两个体格魁梧。程有琴坐进去的时候，他们只顾抽烟，什么话也没说。她心里在想着要不要回去等公共汽车算了。可当时天还很早，从丽水坐长途车过来也让她感到非常疲倦。儿子在她的怀里睡得很熟。最终，她还是决定把事情尽量往好处想，于是坐进了面包车。

他们的车在贵阳市区兜了一圈，朝着乡下驶去。另外四个人相互认识，但他们不怎么交谈。越往前走，这种沉默的局面越让程有琴心里感到害怕。贵州是一个贫困而偏远的省份，地形十分崎岖不平。没过多久，他们就驶离了贵阳郊外的最后一片居民区。驶上一条空旷的路段时，程有琴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化学物品散发出的气味，她立刻觉得头昏眼花起来。面包车在路边停了下来。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仿佛发生在一片迷雾中：那几个人让她把现金、值钱的东西，还有手机统统交出来。他们威胁说，如果她不配合，他们就杀掉她和孩子。程有琴身上带着一千元钱的现金，她把这些钱和手机都交给了他们。他们又要她的耳环，她也取了下来。可她没有跟他们讲藏在婴儿物品袋子最底下的那部数码相机。即使那几个人威胁说，如果她敢撒谎的话他们就要杀掉母子俩，她也没有承认还有值钱的东西。

几个强盗把程有琴和她的孩子扔在路边后跑了。当时正值清晨，空气又湿又冷，程有琴的脑子还有些昏昏沉沉的。她相信自己是被下药了——最近有报道说，有些强盗喜欢用化学物品麻醉受害人。幸运的是，路边不远处就有一栋农舍，程有琴抱着孩子跌跌撞撞地走了过去。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给程有琴开了门，给她找了些吃的东西，还把电话借给她用。她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手机号码本上的亲戚和朋友挨个打电话。中国的窃贼偷到手机之后会检查号码簿，然后给其中一些号码打去电话。他们会编造谎言，说电话的主人受伤严重，无法开口说话，马上要接受治疗，如果不先交钱，医生就不看病。如果有亲戚朋友听信了他们编造的故事，窃贼们会要求他们把钱马上电汇过来。

程有琴听人说起过这样的骗局，所以她尽量把每一个号码都回忆起来。然后，她给罗师傅打去电话，问他要那些想不起来的号码。她给亲戚朋友打了半个钟头的电话，解释她所遭遇到的事情，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受骗。随后她才注意到，她的孩子还在沉沉昏睡。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他该睡醒了，可今天却好像喝醉了一样。慌乱之下，程有琴又给罗师傅打了个电话。他让她立刻给孩子洗个澡，洗的时候用力擦洗，以清除药物的影响。

在农舍里，那对老夫妇给孩子洗了个澡，他终于醒过来了。之后，似乎一切正常。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程有琴密切地观察着他的情况。他还是跟往常一样平静，一样快乐。她这才相信，那些化学药品没有伤害到他。后来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跟我说，她敢肯定，如果不是因为她有孩子的话，那几个强盗会把她杀掉。她很自豪，因为她在那部数码相机上骗了他们——即便在胁迫之下，她还是保护着全家最值钱的那件东西。

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他的脸蛋越来越像罗师傅。这个小男子汉也长着长鼻子、粗眉毛，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像罗师傅一样具有沉静的个性、阅历丰富而又不愤世嫉俗，可谁知道呢。在头四个月的人生岁月里，这个孩子做了两次穿越中国的旅行，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在几次工资协商中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他在火锅馆里见证了拆台者把玩的伎俩，侥幸逃脱了电话被抢后可能引发的骗局。他被下过药，被抢劫过。父母给他取名为“文”，是“文化”的“文”。罗师傅之所以选那个字作名字，是因为他梦想着有一天，他的儿子将会变成一个文化人。

罗师傅从来没在他宿舍的墙壁上写过任何口号。他不看那些励志书籍，对宗教也没有什么兴趣。他崇敬邓小平，因为他的实用主义而崇敬。在工业城镇工作了二十多年，罗师傅的生活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自己搞定。”在经济开发区，经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一般都是凭着自己的天资或者努力来实现，他们既没有期待也没有实际得到过来自政府、工会，或者其他人的支持。某个工人如果处在上升势头，他也很少有兴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这样的身份跟他在工厂干的活关系不大。合法的劳工组织其实也存在，那就是政府主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可在丽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工人向这个组织求援。事实上，我唯一看到的这个组织的活动，是几次街头的娱乐表演。每个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都会在遂松路上支起银幕放电影，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观看。每一年，他们都要为工人们组织大型的卡拉OK比赛。除此之外，在我去丽水进行的几次考察过程中，一次也没有碰到过他们。

在工业城镇，人们对于当地政府的态度大多漠不关心。很多人抱怨当地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可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用的尽是些非常抽象的话语，因为他们跟领导干部很少有正面接触。这跟高速公路上的超速罚单十分相似：如果有警察把车子拦下来，找驾驶员的麻烦或者粗暴地施以罚款，驾驶员们可能会勃然大怒。不过，当局在这些方面精明一些。因此，他们常常会找到合适的策略，既弄到了钱，又不让事情太针对个人。最主要的是，老百姓对此能够忍受，有时候甚至甘愿听其摆布。一个工厂的老板告诉我，他为了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情行过贿。“你得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他对我说，“你得给他们送烟，你得请他们吃饭——多少给他们一点面子。如果他们不干这些事情，就只能成天待在办公室。替他们想想吧，他们不能做生意，也不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们的日子多无聊啊！”

等到人们真正向政府求助时，那通常是走投无路的标志。当我沿着高速公路驾车前行的时候，只有在因为修筑大坝而被迫搬迁的城镇里，才能听到那里的人们偶尔满怀希望地说起，可以从领导干部那里得到什么东西。那些地方是我在浙江省的考察中看过的最令人沮丧的地方。这样的城镇多数孤零零地修建在高速公路的出口边上，他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这刚刚建成的城镇，却活力全无。在这些建筑工地上，即将完成的东西一样也没有：我去看过丽水市南边的石帆乡，在为期两年多的时间里，那条主大街一直没有完工。每一个新兴工业城镇都是一模一样，作为开路先锋的总是那些小商店——“中国移动”、建材商店、家居装饰等。这些店铺出售瓷砖、水龙头，用来装饰公寓的商品也不少。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主大街一直没有进入下一个成长阶段，找不到生意兴隆的餐馆，也找不到路边娱乐场所。石帆想要获得生机，可是没有机会，因为附近没有什么大的产业。

这就是一个开车路过的城镇而已，它所得到的也只有用车子拉进来的活儿。偶尔，某个大城市的工厂老板会顺着高速公路来到这里，给当地人提供一些挣外快的机会。有一次，我把车停下来，路边上刚好有五六个老太太。她们正坐在大街上，一边悠闲地聊着天，一边把一些珠子穿在一根布条上。这个活是温州一家制鞋厂委托给她们做的，每穿一串，可以挣到一块钱。这些穿好的珠串最终会粘贴到童鞋上。几个月之后，我又去石帆走了一趟，看到那几个老太太正在把珠子穿到一个个束发带上。有一阵，大家会把小灯珠串起来做成电子信号牌。又过了一阵，她们会一连几个月做着廉价的棉布手套。

石帆最雄心勃勃的产业，应该是网络游戏。有一大群年轻人买来几台计算机，接入高速互联网，然后开始玩“魔兽世界”——为了挣钱。“魔兽世界”是全世界最流行的在线游戏，玩家们通过积累虚拟财富而创造角色。这个游戏传播甚广，已经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市场，各式战利品均可以用真钱进行买卖。在美国和欧洲，有的玩家太忙碌，没有时间耗在游戏上，可他们愿意花钱请人来做这种枯燥乏味的工作，帮自己练级。这叫作金农：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娱乐产业的外包服务。有一次，石帆的这几个年轻人赚了大钱。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轮番玩着“魔兽世界”，然后把获得的点数卖给远在德国的玩家们。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魔兽世界”管理者们的这一做法遭遇政府的制裁，只好关闭在中国的所有账号。最后，石帆的这些玩家们只好放弃他们的经营活动。他们卖掉计算机，沿着高速公路往南进发，前往温州或者别的地方找活去。对于修建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大多数工业城镇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他们对于机遇匮乏做出的最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离开这个地方。

不过，也有一小群人因为滩坑大坝项目被弄得恼怒不已，正在寻求公平和正义。在搬迁的过程中，当局答应根据每一户人家的房屋种类和土地种类进行补偿。如果他们要在石帆或者其他高速路出口附近的城镇买房子，还可以享受价格上的优惠。有些规定的细节非常清楚明白：如果某人原来的房子是砖房，那他可以得到每平方米二百二十元补偿；如果是木板房，补偿费是每平方米一百八十元。灶的补偿标准是固定的。另有四百八十元的搬家费。如果家里有人做全日制工，可以得到四百八十元的额外补偿，补偿搬迁期间的误工损失。如果有樱桃树，每一棵都会记下来并根据树龄进行评估，据此进行赔偿。平均算下来，每一个人应得的补偿款要超过八万元。但由于贪污腐败的原因，他们拿到手的实际数字比这少了许多。实际上，石帆的所有人都在抱怨搬迁这件事，其中有几个人怒气很大，他们已经准备正式上访。

他们的目标，是要找到政府里面某个级别更高的官员。跟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他们对当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觉得贪腐只是地方一级官员的毛病。他们去了省城杭州，在各个专门设置的办公室里排队等候，以期引起某个官员的关注。我一直没有听到石帆的人们说起过他们在这样的上访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正义，可他们还是要努力一试。差不多算是每一次，当我在他们的镇里停下车来的时候，总有人找到我想跟我讲一讲那些事情。我跟他们解释，我写的书只在国外出版，根本不可能在浙江发行，但他们还是想跟我摆谈摆谈。也许，只是想找一个愿意听他们抱怨的人：通常，我会坐上半个小时，看着某个失去家园的农民翻弄着那本安置手册。很显然，他对此已经烂熟于心，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不公——他原来住的是砖房，得到的赔偿却是木板房，要不就是房间的面积算错了，要不就是明明已经长大的橘子树被当成了幼苗。这样的对话让我感到无助，因为只要当地的媒体稍微管管就能搞定这些事情。可是浙江的记者们却被告知，不要掺和到大坝建设工程中去。在这个开车路过的城市里，我感觉自己只不过是个开车路过的记者而已，听完了那些悲伤的故事，又从高速公路上离他们而去。

尤其令人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制度竟然运作良好。它不一定非要取悦于人，而且肯定没有绝对的公平，可却非常管用。政府很精明，他们不会把所有的人安置在一个地方，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酿成政治风波。相反，他们把这些人分散到沿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各个城镇里。他们还制订了一些小规则，使人们没有精力去顾及大事情。他们要测量平方数，要数果树的棵数，他们要在砖房和木板房之间制造出差距。这样的做法给人一种合理合法和按既定程序办事的印象，可实际上却是毛病多多。关于大坝的修建，本应该举行公开的会议，媒体也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人们对于世代耕种的土地应该具有所有权。石帆这样的新兴城镇本应该放在靠近工业城市的地方，人们才能有活可干。不过，这一切很少在我跟他们的谈话中间出现过，因为当地人所迷恋的都是些细枝末节。

在大坝建设初期，北山曾经出现过一些示威活动。当地人告诉我，官员们雇人把组织者揍了一顿。甚至有传言说，他们还杀了一个人。最后，当局不费吹灰之力便平息了那场骚乱。在中国，这样的昙花一现十分常见——北山被拆迁的那一年，公安部公布说，全国有八万七千起“扰乱公共秩序案件”。每一年，中国都会公布类似的数据，这些数据总会给人难以置信的感觉。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抗议的次数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抗议的目标。如果人们抗议土地使用法框架下的基本结构，问题就严重了。可是，如果某个人感到不高兴，仅仅是因为他的房子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却被算成了一百平方米，那就该另当别论了。在中国，基本上所有的抱怨都停留在这个层面：仅限于一个地方，而且是孤立事件。还有一个紧要之处，那就是看进行抗议的是些什么人。在农村，也就是滥用权力最严重的地方，有能耐的人往往都会外出务工。如果某个有能耐的人碰巧留在家里没有出去——就是三岔村的魏子淇那样的人，而且又是中共党员，他最后也很可能会被网入权力结构中。也因为这一点，这样的体系才显得十分管用：比比皆是的施压阀能够把那些具有潜在危险的人的精力分散到各个方向上。

最重要的是，有能耐的中国人都知道，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毫无意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力。这里的社会流动性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高，天资聪明和辛勤劳动通常会得到回报——从罗师傅他们的经历来看，这一点十分明确。可是，这样的人实际上没怎么依赖政府。他们在别的服务机构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自己花钱参加私人培训课程，自己学会动用关系，自己找工作换工作。他们利用种种自己能够找得到的有利条件，跟老板们进行着艰难的协商。如果被安置到某个了无生机的社区，就只有一走了之。面临着这么多选择与流动，跟领导们去打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战争，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在石帆，我所遇到的请愿者多数都显得孤注一掷。他们读的书没有一般人多，工作前景没有一般人好，通常跟外出务工者一样时运不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受到过创伤——因为在他们进行请愿的过程中，受到过这样那样的威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更小，但他们还是要继续尝试，因为他们已无退路。只有一次，我遇到的上访者给我留下了很有能耐的印象。他把那次会见安排得很周到。我们是通过一个双方都认识的熟人介绍的，见面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看我那由政府颁发的记者证。在高速公路出口修建的这些城镇里，之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要求过。

“实话实说，我更愿意找别人说这件事情，”他说，“我真想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或者英国广播公司的人说这件事儿。”

我很敬重他这一点——他需要的是到电视上去说这件事，而不是接受某个蹩脚的期刊记者的访谈。不过，那一天，我是他手中唯一的选项，所以，我们还是坐下来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抱怨说，没有人知道滩坑大坝到底是怎么通过审批，怎么进行融资的。有传闻说，一些私人投资者会从所产生的电力中获取利益。“如果他们要修建这样的东西，我们有必要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有必要知道，那些投资者是谁。不过，我反对的主要理由，是政府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些人。仅仅给我们钱和房子是不够的。在这样的地方，人们怎么生活嘛？你看看外面——这儿什么都没有啊。在北山的时候，我们做生意的位置多好啊，因为那是中心位置，周围村子的人都要去那里。”

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当地人对大坝背后的基本问题显得有所关心。而且，出于原则，他还拒绝接受现金安置。他的穿戴很不错，手里拿着一部价格不菲的手机。于是，我问他靠什么养活自己。“我是做生意的，”他说，“我在这儿开了好几家商店，附近就有一家。”

我问他，商店卖些什么东西。

“地板砖，”他说。

他拒绝接受政府的现金安置，还在设法把他的故事写进新闻报道，可他同时又从这些高速公路出口处的城镇里的建筑工地上获取好处。对于他想保全自己的赌注，我并不打算加以指责——至少他在尽力弄清事情的真相。也许某一天，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像他一样，想方设法也要坚持了解有关的基本问题。或许教育制度会得到改进，公民们将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可以跟他们的实际技能结合起来。在经济开发区，最让我为之一振的是那些个人主义的迹象——一些人据此摆脱了小村子里的群体思维模式，学会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可如果要把他们个人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社会层面上的问题，还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也许，最终的动机还在于经济——我常常感觉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11月初，两位老板决定搬迁他们的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他们一直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搬迁，要搬到哪里。对这些问题，也许他们自己都还没有答案。偶尔，高老板开着他那部别克赛欧轿车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驶去，一两天后才回到厂里，然后和王老板悄悄地商量着什么。罗师傅相信，两位老板仍旧在寻找新的厂址，具体地址很有可能就在温州附近。不过，他也拿不太准。老板们对这样的消息进行保密，已经形成了一种特色。如果他们提前宣布搬迁计划，工资拿得不多的工人们要么会提出加薪，要么会马上另找工作。因为业务正在好转，这个时候两位老板可担不起劳动力缺失的代价。因此，他们只告诉大家，搬迁的事情还早得很。

王老板突访老陶，和他进行了第一次协商。到这个阶段，老陶已经可以充当发言人的角色了，因为他代表着厂子里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劳动力：他的两个女儿、陶家偶尔来厂里做做零工的几个表亲、同样来自安徽省的十六岁女孩任静以及老陶本人。王老板本来不屑于跟这个人商量，可他别无选择，尤其是那几个女孩儿，都是非常宝贵的女工。一天，他问老陶，他们一家人是否愿意跟着搬迁。

“搬到哪里？”老陶问道。

“还——没——确定，”王老板说。当他跟老陶打交道的时候，总会出现结巴的现象。“不过，应该不会太远。”

“嗯，那么我也不好说，”老陶说道，“你得告诉我，搬到什么地方，这样我才好答复你呀。”王老板不想说得太细，他们只好就此打住——那不过像一点火星，然而，这点火星足够引燃文火慢烧似的协商进程。

在厂里，还没有能够像老陶那样讨价还价的人。每当入夜，流水线上的活儿干完之后，他就想着法子打理一家人的干货摊。对此，他也很在行。他的摊上备有几百本书籍、杂志，廉价商品也有好几十种，这些东西的价格他都记在心里。跟别的店老板不一样，对那些可能成为顾客的人，他不会笑脸相迎，或者假装热情。他能够镇得住人：因为有那样的身高，因为有那样挺直的身板，他天生就是个令人敬畏的讨价还价者。可令他出名的还是他那很好的鉴别力，当地的其他一些店主有时候都要前来向他讨教。

陶家的摊位摆在跟遂松路相连接的一条小巷子里。小巷创业者多来自安徽省，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但相互间还是有一种同乡情谊。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的小摊变成了真正的商铺，其中一对夫妻开了一家店面，跟老陶的小摊隔街相望。这对夫妻有一个十个月大的儿子，他的外形跟其他中国人差异很大。这个小家伙长着一头纤细的头发，接近金黄色，两只眼珠子呈现出浅灰色。他的皮肤也很白皙——当地人都叫他“小老外”。傍晚时分，我有时候会到陶家的小摊上跟老陶坐上一会儿。每当这时，邻居们就会跟我开玩笑：“喂，那可能是你的小孩儿哦！”他们这么说，让我感到十分窘迫。在中国，我时不时会看到有些长得比较特别的小孩。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多民族融合，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经过了若干个世纪的迁徙与移民，一定会飘荡着各式各样的基因，有时候肯定会出现在某个小孩子的身上。这些小孩常常受到一些不太友善的关注——丽水的这个小孩太小，还理解不了这一点。不过，我可以想象，总有一天他会对这样的话语感到厌烦。

他的父母关系一直不太和睦。陶家人告诉我，自从搬来经济开发区后，那两口子就一直口角不断。11月的一天傍晚，那样的口角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十分恶毒的公开争吵。跟往常一样，这次的纷争跟钱有关。在中国的家庭里，通常男人比较喜欢挥霍钱财，他把钱用来买烟买酒下馆子，这也正是这对安徽夫妇争执的焦点。他们对峙了五分钟之久，站在小巷子中间，朝着对方吵骂着。之后，那位丈夫突然大步离开了现场。过了好一阵子，那位妻子站在那里气得满脸通红，向着远处大声吼叫。她长得很强壮，有着农民特有的黝黑肤色。真难以猜想，那小孩子白皙的皮肤是怎么得来的。我去陶家的小摊上坐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看见那个女人露出过笑容。

那天晚上，她大吵大闹了一刻钟之久，然后开始放火焚烧店里的东西。她先是搬出几箱尼龙袜，放在巷子里当作引火柴，然后拿来了打火机。她把小孩子放在店铺冰冷的水泥地上，孩子立马号啕大哭起来。很快，围观的人群里聚集了二三十个人。不过，这些围观的人跟一般的街头围观者有所不同。通常而言，中国人把街头争吵和打架当成一种公共娱乐活动来看待。不过，今晚参与围观的人群中，谁也没笑。大家都显出很吃惊的样子，终于有一个穿着工厂工作服的人站了出来。

“不要这样子，”他说道，“这样做不好。回屋里去吧，他都已经走了。”

老板娘用力甩开他的手，继续拨弄着打火机。当时她非常愤怒，费了些时间才打着火，引燃了纸箱的一角。此时，那小孩子涨红了脸，满脸都是泪水。

“不要让他哭了，”另外一个人说道，“他还小！”

可是，老板娘充耳不闻。她又掀动打火机，引燃了另外一只纸箱子。老陶一言不发，走到了巷子里。跟往常一样，他依然十分决断，懒得跟那位老板娘说话，那位也没有理睬他。老陶抱起那小孩儿，穿过巷子，回到了自己的小摊上。

很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那些袜子十分便宜，只卖一两元钱一双，不大容易燃烧，并且释放出浓浓的黑烟。那女子回到店铺里，在货架上查看着。人群开始嘀咕起来。

“不要让她再烧东西了。”

“她把这事忘了就算了！”

“别管她！”

老陶抱着小孩儿，小孩儿也就看不见自己的妈妈。他从干货摊上取来一个塑料蜘蛛侠玩具，小孩儿终于不再哭喊。火还在闷烧，可老板娘似乎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再放进去烧了。这场争执本来就因为金钱而引起的，即便在怒火中烧的时候，她依然保持着她的节俭品质：她专门拣出最便宜的袜子来点燃。这时，她沉重地坐在店门口，满脸怒容，呆呆地看着前方。人群中，有几个人心神不安地笑了笑，终于散去了。有人用脚把火踩熄。最后，老陶跨过小巷子，把小孩还给那个女人。

她呆呆地摇着头，那小孩儿又开始哭了起来，可他的妈妈看都不看他一眼。老陶没有办法，只好又穿过了小巷。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时间里，小孩变得更加狂躁不安。老陶的妻子抱了他一会儿，然后把他递到了我的手里，我又把他交还给了老陶。我们全都轻言细语地哄着他，想让他安静下来，可是一点指望也没有。他大声嚎哭着，金色头发下面的小脑袋涨得通红。无论谁靠近那位母亲，她都视而不见。她管不住自己的丈夫，那场篝火令她难堪，她只能把最后一丝怒气撒在她唯一能够控制的人身上。

我们站在那里轮流抱着孩子，一直等到九点钟以后，陶家两姐妹总算加完晚班回到家里。玉然，也就是年龄稍大一些的那个，立马抱起仍在大哭不止的小孩儿。玉然只有十七岁，刚刚上了十一个小时的班——分拣着粉色和紫色的胸罩调节环，可她又从容地承担起这一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她柔声哄逗着小孩儿，轻轻地抖晃着，他那疲倦的双眼终于慢慢闭拢了。玉然第一次抱着小孩穿过小巷的时候，他的妈妈拒绝了。玉然抱着小孩儿耐心地等待着，又试了一次。她一个字也没有说——她抱着孩子，就那么面对着那个女子。最后，在那场戏开演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女人接过了孩子。抱着孩子，她走进了自己的商店。

后来，再次见到玉然的时候，我问她，那位老板娘的丈夫回来之后，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她摇了摇头：那天夜里很晚的时候，他就回来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玉然很年轻，脸上还带着稚气，但她说的话却显得很老成。“他们总是那样搞来搞去，”她说道，“他们就那样子。有些人就是喜欢打架。”

在丽水市南部，政府已经在开始修建另外一条公路了。最终，这条路会接入金丽温高速公路，向西南穿过经济开发区，延伸到农村地区。这个项目仍处于建设初期，建筑工人们正在悬崖峭壁上进行隧道爆破。除了那些拆毁点，周围一片沉寂。有时候，当我想离开经济开发区短暂休假时，我便会朝那个方向开过去。从今开始的几年以后，一座座工业城镇可能会在这些地方拔地而起。但就目前来说，这儿依旧是一片农田。

在大港头附近，离丽水市三十公里远的地方，高速公路将会开设一个出口。一直以来，大港头就是位于大溪上的一个小渔村。几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筑起了一道石堰。小村里有一条卵石街道，两旁都是传统的木结构瓦房，当地政府便把这里确定为“绿色产业”的最佳位置。因为丽水市早年是依靠仿皮加工发展起来的，现在的领导干部们开始引进更清洁的产业。于是，他们决定在大港头兴建艺术家公社。他们的目的有两个：画家们画出适合出售的画作；高速公路通车后，吸引外来游客。唯一还缺乏的，就是富有活力的艺术社区。对此，政府打算采用引进的方式，跟当初他们引进产业的方式一模一样。在经济开发区，所有工厂在头三年内都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的优惠；而在艺术家公社，所有搬迁来此的画家都可以享受头三年房租减免的优惠。这项政策如果对仿皮工业有效的话，为什么不可以用到艺术上呢？

领导们给这个项目取名为“古堰画乡”，他们宣称那是根据巴比松画派而命名的。巴比松画派是19世纪的一个油画派别，始于法国枫丹白露附近的森林。当时的画家们聚集在此，以画乡村景色和农民主题闻名于世。在巴比松精神的指引下，丽水市政府委托画家们以周边农村的景色为题创作了一系列画作。他们为这些画专门修建了一个陈列馆。陈列馆刚开放没多久，我就去那里看了一下。我在陈列馆里一边溜达，一边观看着这一地区的风景：大溪上的一段田园风光、山坡上静静的橘子林、传统的农村民居，等等。多数画作深受法国印象主义画派的影响，使用了大量的浊色和柔光，有些细节描绘还带有欧洲风格。一幅画上面画着三头慵懒的母牛，这样的母牛我在丽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一幅画采用了凡·高的绘画手法去描绘一棵橘子树。有一幅画受莫奈风格的启迪，画了糠壳燃烧的场景。在陈列馆主厅里陈列的二十六幅风景画作中，只有一幅画里面出现了人的形象。如果这幅画的场景是在法国某个地方，画面上又没有人物的话，看上去跟丽水市也没有什么分别。

古堰画乡刚刚开业，但关于租金免费的承诺已经吸引了十一家艺术公司。这些小公司多是聘请几个画师，让他们画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城市风光，然后再卖到海外市场。这些画家在遍布浙江的艺术学校里接受过培训，很多人以临摹威尼斯风景画为专长。红叶是当地最大的公司之一，那里的一个经理告诉我，他们跟欧洲一个买家达成了协议，每个月需要一千张威尼斯风景画。在欧洲，这些油画被卖到旅游商店、宾馆，以及饭店。荷兰大师们的画作临摹品也有很好的市场。中国的艺术家们把这样的风景画称作“荷兰街”，他们通常只要一天多点时间就能画出一张来。

在一家叫作波米亚的画廊里，我看见一个名叫陈美子（音译）的女人正在画一幅“荷兰街”。这幅画里有鹅卵石、马拉车，以及她称之为“塔”的建筑物。我告诉陈美子，那其实是一座教堂。她说，之前她也很怀疑，但一直拿不太准。她大致估计了一下，画这一幅画可能有三十次了。她经常画的其他主题有圣马可大教堂和意大利总督宫，尽管她连这两个地方的名字都说不上来。跟当地其他画师一样，她把威尼斯称作“水城”。她从小在浙江省某地的农村长大，我问她是怎么对艺术产生兴趣的。

“因为我学习成绩不好，”美子说道，“我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艺校比技校好考些，就是这么回事。”

“你小的时候喜欢画画吗？”

“不喜欢，”她回答道。

“但你很有天赋，对吗？”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说道，“我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连画笔都拿不稳。”

“你学习很好吗？”

“不，我是班上最差的学生。”

“你喜欢画画吗？”

“不，一点也不喜欢。”

在我看来，美子的技术似乎很棒，她的画看起来很不错。可她说到自己的工作时，一丁点热情都没有。中国人对这类事情一般非常直截了当，如果他们是农村人，那更是如此。不过，这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广告公司信手涂鸦的美国年轻人，可能会对创造力、灵感这些东西侃侃而谈——只要公司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灵感作画就行了！可是美子根本不来这一套。美子个子娇小，声音沙哑，称得上是个美女。她穿着白色的画师工作服，我提出的很多问题都让她大笑不已。她从来没有因为兴趣而画过画——当我问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时，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我的脑子进水了。对巴比松这个概念，她嗤之以鼻。跟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一样，她最讨厌的东西，就是乡村的宁静。她之所以搬到大港头这个地方来，完全是因为这里的房租全免。我问她，她画的哪一幅画自己最喜欢，她说道：“我一幅也不喜欢。”我问她有没有崇拜过莫奈或者凡·高这些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她给出了类似的回答。“没有我最喜欢的作品，”她说道，“那类作品跟我们现在画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

她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她的男朋友名叫胡建辉（音译），也是个艺术家，两人一起经营着波米亚画廊。他们请了几个艺校毕业生跟他们一起画画。每过一个月左右的样子，胡建辉就要收拾起一堆画作，然后坐火车去遥远的东莞市。东莞有一个市场专门买卖他这种画作，胡建辉的客户多来自欧洲和俄罗斯。买主根据尺寸付钱：8×10的通常可以卖到五十元，12×16的可以卖到一百元，30×40的可以卖到三百六十元。平均每个月，美子和建辉能够挣到八千元，这在丽水算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就工厂里的技术人员而言，只有大师傅才能拿到那么多钱。

一天下午，我闲逛到他们的画廊那儿，他们俩正在作画。我们的谈话慢慢转到了品位这个话题上，建辉说起了他在艺术品市场上发现的一些东西。“美国人喜欢比较明亮的图画，”他说，“他们喜欢淡色的风景画。俄罗斯人也喜欢明亮的色调。韩国人喜欢柔和的色调。德国人喜欢带点灰色的东西，法国人也是这样。”

美子正在翻看一本书，书中展示的是各种风景画的样本。她指了指那幅粗陋的域外风光图，图上是一片海滩，画着几棵棕榈树。“中国人喜欢这样的画面，”她说，“真蠢，只有小孩才喜欢这样的地方。中国人真是没品位。法国人的欣赏水平最好，其次是俄罗斯人，然后是其他的欧洲人，美国人都要排在他们后面。我们画的画，欧洲人根本不会购买。如果我把那幅画拿给一个中国人看，他肯定会说：‘画的真好！’”

有时候，艺术家们会拿到一些委托任务。任务是几张照片，需要把它们画成油画。那个星期，一个美国人送过来几张照片，美子给我看了看：一个大大的白色谷仓，矗立着两个筒仓。我问她，她是怎么想的。

“经济开发区呗，”她回答道。

我告诉她，那是一个农场。“农场用得着这么一片地呀？”她问道，“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我说，那几个筒仓是用来装粮食的。

“那么大的东西用来装粮食？”她大笑着说，“我还以为是用来储存化肥的呢！”

于是，她重新审视着那幅图画中的景色。“真不敢相信，这玩意有这么大！”她说道，“村里的其他人在什么地方呢？”

我告诉她，美国的农场主通常不会住在小镇上。

“他们的邻居在哪里呢？”美子问我。

“他们的邻居呀，可能也隔得很远呢。”我说。

“他们不会感到孤独吗？”

“没事儿，”我说，“美国的农场就是这样子的。”

她给我看了其他的照片，多是些商店的店面以及一些老式建筑物，从表面上看，应该是美国的某个小城镇。对于委托本身，美子跟我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来——那是通过一个中间人转过来的，他不愿意把最终买家的信息透露出来。从商店的店名，以及我从互联网上查询的结果来看，那些老式建筑物位于犹他州的帕克市。一开始，我以为这事儿肯定跟那儿的旅游宣传有关，可当我跟帕克市的人取得联系时，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或者商店被拍了照片，现在正在中国被画成巴比松风格的油画。也许是某个人在穿越犹他州北部的时候，带了部相机，照了几张快照，然后委托人把它们画成油画。最有可能的是，这些画会被当作装饰画卖掉，用来挂在宾馆或者餐馆里，而它们的最终归宿很可能在美国或者欧洲的某个地方。

照片上的那些商店店名最让艺术家们感到头痛，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英语。美子画过一张照片，店门上的标志是“Miners Hospital 1904”（矿工医院1904）。在那幅画上，建筑物看上去画得相当不错，可店名却变成了“Miers Hospital 1904”（米尔斯医院1904）。美子还把另外一张照片上的“Fine Sheepskin Leather Since 1973”（精致绵羊皮始于1973）写成了“Fine Sheepskim Leather Since 1773”（精致绵羊浏览皮始于1773）。“Bar”（酒吧）变成了“Dah”（大刀）。有几幅画上面写着“Hope Nuseum”（正确的英文应为“Hope Museum”，意为“希望展览馆”）。有一家商店出售“Amiques”（正确的英文应为“Antiques”，意为“古玩”），以及“Residentlal Bhoker”（正确英文应为“Residential Stoker”，意为“家用加煤机”）。

我的内心却更喜欢他们创造出来的新版本——谁不想去那个叫作“大刀”的地方喝一杯呢？不过，我还是希望艺术家们把别人委托的事情做好。于是，我给他们指出了所有必须更正的地方。之后，我每次到丽水，都要去古堰画乡拜访一下。我喜欢那儿宁静的风景，还有那个宁静的小村子。在高速公路开通之前，这个小村子不会有什么改变。我每次去古堰画乡拜访的时候，都要帮建辉和美子把那些写错了的地方更正过来，他们总是心怀感激。有好几次，他们主动提出来，要专门为我画点什么。“你就拿一张照片来吧，”建辉跟我这样说过。后来，我把我小时候在密苏里住过的房子——我父母现在还住在那里——的照片给了他们一张。我看得出来，建辉对这件委托的活儿干得十分认真。我前去取画的时候，他跟我道了歉。

“对这一部分我很抱歉，”他说道，“看不太清楚，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指了指房子边上的车道。在照片上，树影投射在沥青路面上，使路面显得有些斑驳。我明白了，建辉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格局：丽水市第一个带有私家车道的小区是白云小区，可当时还在建设之中。我跟他解释道，很多美国人都把车停在房屋边上的沥青路上。

“哦，我懂了，”他说，“我原来没有弄明白，那到底是一条街道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你觉得要改过来，我可以改一下。”

在那幅画里，他把那条沥青路拓宽了，占了门前草坪一大半的位置。多年来，我远在密苏里的父母一直不愿意改建那条老式的车道，他们觉得修新的两车停车库显得有些多余。可是，建辉现在竟然替他们完成了拓宽工程。我对他说，整幅画作堪称完美，只有一点不足：没有签名。这些艺术家通常不在画上署名，因为欧洲人不想看到威尼斯的风景画上出现中国画家的名字。可我还是叫建辉在油画上签下了他的名字。我卷起那幅画，后来坐飞机把它带回了美国。我的父母十分激动，把它当作礼物挂在了厨房里。每当我看到那幅画的时候，就会想起，那是我对于丽水最美好的回忆，那个宁静的小村子变成了古堰画乡。不过，那幅画也让我感到一点点内疚，因为美子和建辉拒绝收取这次委托活儿的钱。在我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那次是他们最接近于因为乐趣而画画。

11月底，两位老板终于决定搬厂。高老板开车去了温州西南边的瓯海，高速公路最近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出口。他在这里找到了一座很大的仓库，足够放得下那台机器和金属冲压机，他便和老板签订了租赁合同，租金比现有的厂房便宜。签下租赁合同后，两位老板去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建议明确无误：11月28日恰逢农历初八，没有哪个日子比两个八更吉利。

他们一直拖到11月26日才把这个消息通知给工人们。不出所料，生产线上的多数员工马上离职而去，罗师傅和其他几位技术人员则打算趁搬迁之机要求涨工资。不过，老板们颇有能耐，把他们提出的要求一一回绝了。剩下一个问题，陶家一家人和任静会不会随厂搬迁。王老板一直等到27号早晨，才径直来到老陶家。协商刚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

“你跟——不跟我——们一起走？”他问道。

“不走！”老陶回答道，“我儿子要在这儿上学。我们走不开。再说，我还有生意要做。”

“到了那边，如果你要做生意，可以照常做生意。”

“你说得轻巧，”老陶说，“我们在这儿生意做得好好的。”

王老板来的时候，我正在跟老陶聊天。老陶这个人很随和，也很幽默。可是现在呢，他的身体语言完全变了个样：背挺得直直的，头抬得高高的，下巴向前挺出去。王老板又试了一下。“先——去试——一下嘛，”他说。

“我得留在这儿，我要照看我的儿子呀。”

“那么，你的两个女儿要跟我们走吧，”实际上这才是王老板的如意算盘：把那两姐妹带走，让老陶留在这里。可老陶的反应也很快。

“她们俩单独去是不行的，”他说，“她们还很年轻。再说，我们在这儿签的是一年的合同。如果你搬走了，不就违约了么？”

“我没有违约！是我请你跟着搬过去。”

“合同上根本没说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事儿。我一大家人怎么搬嘛？”

“那是你的事，”王老板说，“我还让你干同样的活儿。那就是合同。”

“如果我去劳动局告你，他们恐怕不会这么看哦。”这样的威胁言辞徒劳无用——如果老陶真的愚蠢到要去劳动局上告，碰巧奇迹出现，领导们愿意听他投诉的话，他们的反应恐怕应该是停止对玉凤这个十五岁童工的非法使用。然而，那番话还真的管用了：王老板似乎感到有些无趣，老陶似乎感到有些高兴。还可以协商的时间剩下不到一天，不过，对他这样的人来说，那点时间已经显得很充裕了。

午饭时分，老陶不见了踪影，他出门办一件十分神秘的差事去了。老陶离开工厂后，罗师傅请玉凤和任静到他的宿舍一起吃饭，老田也跟来了。吃完饭过后，两个男人开始数落起那两个女孩儿来。

“你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对吧？”罗师傅问玉凤。

“没有。”

“你还把钱全部给你的父母哇！到了你这个年龄，应该有自己的账户哦。”

“他们需要我拿钱出来帮补家用。”

“你学会独立了，才是真正的在帮补他们，”他说，“好多人到了你这个年龄，都独立了。在我们村，大家一出去打工，马上就开了个账户。”

“唉，我们村跟你们村不一样，”玉凤说道。她抱着双臂，倔强地看着门口。任静跟她坐在一起，一言不发。她的妈妈已经跟她说过，除非陶家两姐妹跟着搬，否则她是不允许跟着走的。

“你现在就应该去银行开一个账户，”罗师傅说。

“好吧，我明天就去开！”玉凤大声说道，“不用你管！”

“我只不过觉得你应该自己拿主意，”罗师傅柔声说道，“如果你有了银行账户，就可以给自己买点什么东西嘛。在我们村，那些年轻人回家过春节的时候，穿的是名牌鞋子，用的是名牌手机。”

“我们村那些年轻人还不是这个样子！”玉凤又顶了回去。“我还记得，有一个女孩儿回家的时候，骑了辆摩托车。大家都说她发了。”

“噢，你也应该那样嘛。至少，你可以自己拿主意嘛。”

“那不是我的主意！”

“不，看得出来，不是你拿的主意，”他说，“你是让你的父亲替你拿主意。他不想让你独立。你留下来干什么嘛？”

“我可以去鞋厂打工，”玉凤说。

“那你挣得了多少钱？”

“不知道。”

“你觉得鞋厂现在会要你么？都年底了。”

女孩儿沉默了——她知道，罗师傅说得对。11月份很难在工厂找得到工作，很多人都在等着放假过后跳槽呢。不过，同样有道理的是，11月份也很难找到新人，那也正是罗师傅和老田在这场对话中所下的赌注。搬机器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培训新手。罗师傅心里清楚，不管协商什么事情，他肯定会半路杀进来——高层次技术人员担当这样的角色很普遍。

老陶在出去办自己的差事之前，把条件讲得很清楚。他要求每个人的月薪要拿到一千元：他本人、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任静，这个薪水要求比现在的水平增加了30％。他还提出要包吃包住。王老板没有答复——搬迁临近，他手头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他的妻子已经赶来帮忙，还把三岁的儿子也带了过来。这个小男孩不论什么时候来到厂里，都会成天跑到机器房里添乱。他在几个楼层间穿来穿去，走到哪里，哪里的工人就要追赶他。工人们以此为乐——人们似乎把他当成了唾手可得的替罪羊，发泄着他们对老板的挑衅。

午饭后，那小孩儿跑到了罗师傅的宿舍。罗师傅抓起一把大大的切菜刀，挽起袖子，蹲下身来，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咕哝着。那三岁大的小男孩僵在那里，双眼圆睁。

“啊——啊——！”罗师傅大声吼叫着，摇摇摆摆地靠近那小男孩。“啊——啊——！”

他手里的菜刀在空中挥舞，小男孩尖叫着，跑了出去。他哭喊着，一路跌跌撞撞地顺着楼梯跑了下去。不一会儿，他又出现在化学实验室里，小龙又找到另一种极具创意的方法，把他赶了出来。等到罗师傅和老田都不再发笑之后，他们又回过头来数落着玉凤。

“你那些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老田揶揄地问道。“你自己挣的钱一点都没有留，是不是？”

“她要学着独立呀，”罗师傅说。

“我是想去，”玉凤承认，“可是，如果我爸爸要我留在这里，我可能就去鞋厂找个工作，学点技术。”

“开玩笑！”老田说，“像你这样的年龄，根本找不到技术活儿。”

“跟我们一起走，”罗师傅说，“要学会自己靠自己。再过一年，你就可以去广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了。”他开始讲起自己第一次外出务工的经历，也是先存了些钱，然后再去的深圳。两个女孩之前听他讲过这些事情，可她们现在还是陷入了沉思。她们听着他摆谈那些南方传奇故事，眼里闪着光芒。

七点钟的时候，王老板把价钱开到了七百元。老陶坚持要一千元——那三百元的差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两个女儿下班回来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等着她们。

“罗师傅和老田简直是在恐吓我，”玉凤抱怨说，“他们老是说我应该自己出去闯一闯。”

“他们跟你说什么都不要紧，”老陶说。

“可是，我要跟他们走！”

“你要等着，看老板们怎么说。要有耐心。”

“我要走。”她的父亲没有理睬她，她于是提高了声音：“我要走！”

“好好说，”玉然说道。姐姐的性格文静一些，她时常管束着玉凤。“不要争吵，”她说道。

“反正我要走。”玉凤又低声说道。

“等一等嘛，”她爸爸严肃地说道，“只要你等着，什么事情都错不了。”

八点钟，罗师傅来了。我们刚刚吃过晚饭，大家——陶家两姐妹、她们的父亲、他的表亲，还有我——便围着燃气炉坐了下来。那租来的房子算得上是一间土墙棚屋，11月的寒风从缝隙中钻了进来。罗师傅给几个男人递上了西湖香烟，女孩们静静地离开了房间——她们知道，这纯粹是大人们的事情。吃饭的时候，老陶和他的表亲像在农村那样漫不经心地聊着往事。现在，他们还在继续闲聊着。

“明朝一开始很强大，可是后来慢慢地变弱了，”表亲说道。

“经常都是这个样子嘛，”老陶说，“人也是这个样子。老了就不中用了，就死了。”

“明朝的时候，中国的确很衰，”罗师傅轻轻松松就接过了话头，“他们被满族人打败了。满族是个少数民族，竟然统治了四百年时间。那么几个人，统治着那么多人！”

“到毛泽东出现之前，中国一直都很衰，”老陶说。

说到这里，我们本来可以往好几个方向接续这个话题，但罗师傅把我们拉回了正题。“你看，你要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他对老陶说道，“目前，我不想雇太多的新手。你要知道，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他顿了顿，吸了一口香烟。“王老板和高老板说了，今年剩下这几个月，你们过去干活，每人可以给两千块。如果生意好，他们还会给你们发奖金。过春节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有红包。春节过后，他们保证每个月给你们八百。王老板说，多了他不给。”

红包是过春节的礼物，这是习惯，但老陶不为所动。“我不想把这个家庭弄得四分五裂，”他说，“那样的话，我们要多花很多钱。”

“我懂，”罗师傅说，“我跟他说了，如果我要请工人，要培训他们，每个人大概要花五百元。我跟两个老板讲了，你们的要求不算高。”

“不包括吃住吗？”

“不包吃，”罗师傅说，“包住。”

“我要两样都包。”

“抱歉，但你别忘了，他们要给你发奖金，还有红包啊。”

“不管红包不红包，奖金不奖金，”老陶说，“要有保障的才算数。如果他们不包吃不包住，那就给我每天发七块钱的生活费。每个人都一样，包括任静。她是我的责任，跟我那两个女儿一样。”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说。”罗师傅的双手有些紧张，把手里拿着的那张纸不停地折过来折过去。这时，老陶的妻子走进棚屋，围着炉子坐了下来。

“我刚开始打工的时候，”老陶说道，“每小时拿四块半，可我没在那个厂干下去。有人跟我说，这个地方的工资高些，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说，如果没有保障，我是不会跟着你们搬的。”

“我懂，那肯定是个麻烦事，”罗师傅说道。

那个女人开了口。“何必费那个心呢？”她说道，“我们可以把她们两姐妹送到鞋厂去嘛。”

“先把这事说清楚，再送到鞋厂去也不迟，”老陶说。

“就这段时间，两千块可以了，”罗师傅说，“春节过后，你们肯定能够拿得到八百元。”

“今后的事情，我根本管不着，”老陶说，“‘保证’还不是哄骗我们这些工人的话。玉凤一天可以弄一万套胸罩衬骨。你们去哪儿找那么快的新手？”

之后的四十五分钟，房间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对话。男人们不停地抽着西湖香烟，抱怨搬厂和雇新人的麻烦。大家都同意，浙江的老板普遍不值得信任。可是，有好一阵子，谁也没有提到那个具体的数字。“过节前的这段时间，他们每个月要给我们每个人增加一百块，”老陶终于说道，“跟他们说，那个钱是用来抵生活费的。”罗师傅点点头，掐灭烟头，走出了棚屋。他在那儿已经呆了一个多小时。

工厂里，王老板和高老板正在跟一群搬家工人商量着什么。一连几天，除了讨价还价，他们什么也没有干。现在，他们终于得到了罗师傅传过来的信息。

“我们就给吧，”高老板说，“谁在乎那点钱啊？”可他还是看着他的叔叔，看他怎么做这个最后的决断。王老板想了想——很显然，跟老陶打交道让他心烦不已，尽管是通过中间人传话。

“给他五十，”他说，“一百不行。”

“说定了吗？”罗师傅问道。

“跟他讲，这是最后的开价。不是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我和罗师傅穿过遂松路，走了回来。时间已经过了九点半，夜晚越来越冷了。想到这样的程序，他苦笑了一下。“我老是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师傅来当中间人。谁都不愿意跟对方直接打交道。麻烦！我要的是靠得住的工人，却不得不干起了这样的调解工作。”

陶家的棚屋里没有人。于是，我们又往前来到他们家的干货摊，玉凤和玉然正在招呼客人。她们的爸爸这个时候一般都在这里，可他又出去办理什么秘密差事了，打他手机也不接。罗师傅跟两个女孩留了口信，让老陶给他打电话，可老陶一直没有打回来。那个晚上过去了，可最后的开价依然没有提交讨论。

11月28日，也就是农历初八，这是鸿运当头、前程似锦的日子。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大众桑塔纳轿车的车胎瘪了。在中国开了五六年的车，行驶过各种各样的恶劣路段以及在建的经济开发区，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爆胎。我打开了汽车尾厢：没有千斤顶，也没有扳手。从温州市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租来的车上，工具箱是空的，油箱也是空的。不过，还算运气好，车上有备胎。我给之前认识的一个丽水出租车司机打去电话，他便带着工具赶来给我换轮胎。在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的时候，他觉得双脚站在扳手上更好用力。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那颗螺丝折断了——他把螺丝头齐刷刷地拧断了。

“没事儿，”他说，“没事儿。上得够紧了——轮胎肯定掉不下来。”

“可是，如果又爆胎了怎么办？那颗螺丝我怎么取得下来？”

他没说话，静静地思量着这个问题。“那倒是有点麻烦，”他一字一顿地说，“也许你不能开得太快。”

我心里在想，就别提什么算命先生了吧。那一天仿佛是仿皮厂发了怒，经济开发区上空低垂着灰色云烟。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里，几位老板已经租了一台叉车、四辆解放牌卡车、七个计日工。那几辆卡车都是五吨大卡车，货厢敞开着。等我赶到的时候，其中一辆已经装满了东西。上面满载着纸箱子和几台机器，我问高老板，如果遇到下雨的话，他们打算怎么办。

“不会下雨，”他说。

“看起来可能要下雨哦。”

“没办法，”他说，“我们管不了。”

一大清早，罗师傅就开始了对那台机器的拆卸工作。他把整个生产线拆分成了三大块，一辆叉车把那个沉重的铁架子放到了卡车上。他们把几台金属冲压机和衬骨机器也搬了出来。老田和小龙把那些成品调节环用盒子装了起来：总共有一百多万只，一共装了九十四个纸板箱。到此，重要的设备已经全部搬了出来，高老板和王老板像跟在收割机后面捡拾麦穗的人那样，把每一层楼都捡了个遍。他们把楼上办公室那肮脏的地垫收了起来，把所有的金属碎片都收集在一起，这些东西还可以卖给废品回收人。他们把厂里所有的电灯泡都拧了下来，一个也没有剩下。高老板拿着榔头，把钉在木头上的所有钉子全部敲了下来。差不多一年前，他们从承包商那里订购了几扇一百元的门扉；现在，他们一扇一扇地取了下来，然后把这些门扉像叠扑克牌那样放进了卡车的货厢。到正午时分，几颗大大的雨点滴了下来，两位老板忧心忡忡地看了看天。还好，天气没变。

下午，老陶出现了。他在那里漫不经心地站了半个小时，看着那几辆卡车装满货物。他没有走过去打个帮手：从现在起，他从这家工厂正式下岗了。最近几天，除了越说越生气的工资协商以外，他还悄悄地找起了工作，终于在附近华都仿皮厂的生产线上找到了一份活儿干。因为毒气的名声在外，它给的薪水比大多数初级工要高些：每站着工作一小时，老陶可以挣到四元六角钱。晚上，他还能够照料家里开的干货摊。他那两个女儿——关于年轻和要人陪伴那些说辞都不过是谈判中的手段而已。老陶一直很清楚，她们两个能够自食其力。现在，她们自由了，可以走了。

任静为自己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末了，她的母亲有些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走到了工厂大门口，求她留下来。她还小，这是她在厂里做的第二份工作，她应该等到明年再说！可是，任静主意已定：她把所有的财产装在了一个小包里，等着搭乘搬厂的卡车。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也不看她的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道：“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来，拖着僵硬的双腿慢慢地穿过了遂松路，大声哭喊着。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她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不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去。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一直要看着自己所爱的人离去。即使心头有气，这位母亲也不会置自己的孩子于不顾。

后来，任静的姐姐来了，隔着遂松路传递着口信。“她叫你要当心，”她对任静说道。十六岁的女孩儿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五分钟后，姐姐又说道：“她哭了。她是真的想让你留下来！”可是，任静的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打电话。”工人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装好了第三辆卡车，任静终于爬上了车。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便送过来两百元钱。她仍旧站在那里，泪水从脸庞上滑落下来。卡车载着她的女儿，消失在远方。

陶家两姐妹离去的时候，谁也没有哭泣。两个女孩各自收拾了一个小箱子。走向老厂的时候，她们俩激动地交谈着，恰似上大学的美国孩子。老陶陪着她们走到了厂门口，但他没有停下脚步。没有拥抱，没有亲吻——直到最后一刻，他也像个军人。传统的离别方式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他最后的交代是：“衣服要穿暖和。天气凉了，如果不注意，要生病的。如果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衣服要穿暖和，好吧？再见。”

说完这些，他转过身去，大踏步地走了。十点钟的时候，最后一辆卡车开出了老厂。车辆抵达新厂后，大家都干活儿到深夜，确保所有的设备都搬下车来，安全地放进了屋里。竟然在一天的时间内，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那台机器和金属冲压机，电灯泡和一百元一扇的门扉，胸罩衬骨和一百多万只胸罩调节环。差不多是他们刚一搬完，天空犹如撕开一道口子，没完没了地下起了倾盆大雨。

第四章

2007年夏天，我的中国驾照过期了。那时，我已经回到美国，重新适应了新的道路行驶规程。在车流中，我学会了不开快车，也不从右边的路肩上超车。我的手指不再摁住喇叭按钮不放。走到十字路口，遇到绿灯变亮时，我得压制住在中国开车时迎着来车立即左转的冲动。我不再担心遇到三轮拖拉机、长途大客车，或是黑色奥迪A6轿车。我把车开到修理厂的时候，修车师傅没有抽烟。有一次，在丹佛市，一位女士开的车刮蹭了我的后保险杠，我们给对方的是电话号码，而不是现金。科罗拉多警察把我的车拦过两次，每次都是警告一番就让我走了。他们叫我稍微开慢一点，并祝我度过愉快的一天。

那年年底，我回了一趟中国。一个朋友告诉我，驾照有效期过后还有宽限期，于是我去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填了一大堆表格。整个过程极其简单，他们便给我颁发了新证，2013年前有效。我坐飞机到了温州，租了一辆大众桑塔纳，转动了点火钥匙：红灯。那时，我早已熟知昌盛汽车租赁公司周围八公里范围内所有的加油站，于是，我把车开到了最近的一家中国石化加油站。正在加油的时候，两个警察推着一辆警车进入了加油站。警车的发动机没有动静，两个警察挂着空挡把车推了进来。我问他们，是不是车子坏了。

“不，车子没事儿，”其中一个警察乐呵呵地说，“车子没油了！”

故地重返的感觉真好。沿着金丽温高速公路，我往北开去，在那一个个生产单一产品的小镇之间穿行着：下斜村的攀爬架、桥头镇的钮扣，等等。在丽水市，我停留了几天，开着车在经济开发区内转悠。政府最近在当地开展了一个东扩项目，将使工业区的面积扩大四倍。他们计划引进高技术产业，项目总投资约为七十多亿元，其中大部分靠贷款解决。给我提供这个数据的，是曾经当过坦克手的经济开发区主任王丽炯。王主任告诉我，为了完成东扩项目，他们又需要削平四百座大大小小的山头。

我还记得在2005年观摩过的那一次爆破过程，也就是他们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附近进行的那次爆破工作。我开着车回到了那个位置，那些人早已不见了，那座山头更是踪迹全无。原来是山头的地方，现在耸立着四家新的工厂。一家生产建筑材料，另外一家向杜邦公司出售化工产品，第三家生产仿皮厂所需要的聚亚胺酯。第四家工厂写着大大的英文标识：浙江人力环保有限公司。公司厂房是一长溜低矮的建筑物，几只大烟囱正吐着滚滚白烟。没隔多远，几百只锈迹斑斑的金属桶子一字排开，上面盖着简易雨棚。一面墙上，写着一条标语：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我踱进了厂区，没有人介意我的唐突造访。一个工人把我领到了办公室，一个身着黑西装的人递给我一张名片：叶春生（音译），人力公司副总经理。他给我介绍道，人力是一家个体企业，专门处理仿皮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有毒溶剂二甲基甲酰胺。丽水市大大小小的仿皮厂每经过一轮生产周期，二甲基甲酰胺就成了废品。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废品用车拉到人力公司来。外边那些锈迹斑斑的金属桶装的就是那玩意，正在等着处理呢。

“这些设备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运行着，”叶先生说，“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公司搞这个业务。我们在温州和这儿各有一套设备。”

我向他打听那些滚滚白烟的事，叶先生向我一个劲地保证，那都是些清洁烟雾。“全都经过了政府的批准，”他说。他递给我一支香烟，跟我握了握手，欢迎我下次再来。往外走的时候，我数了数，一共有六百四十桶二甲基甲酰胺。在我看来，只有在中国，你才会有两年前看到的是一座山，两年后就变成所谓“人力环保有限公司”的经历。

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搬迁过去后，一开始生意很不错。他们的新厂址位于瓯海市，也就是温州南边的那座滩涂城市。之前已经宣布过，该市的部分区域将搬迁掉所有的工业企业，腾出土地建设绿化带。在中国的城市，这样的项目通常是环保意识觉醒的前期信号。不过，要走的路还很长。在瓯海，当建设绿化带的计划公布之后，人们立刻做出了反应，把一大批纯属污染大户的低端企业搬了进去。他们以为，这个即将寿终正寝的地区在监管方面一时会比较松懈。再说，租金也很便宜。这是吸引王老板和高老板的主要原因——在租金上，他们省了不少的钱。最终，他们还要搬一次厂。可是，暂时还没有理由去担心这些问题。

搬迁后没几个月，附近的一个老板悄悄地接近了罗师傅。这位邻居已经注意到，胸罩调节环的销路很好，他也想加入这个行当。于是，他向罗师傅提出，罗师傅可以在他打算成立的新公司中占有股份。但是，罗师傅回绝了——他觉得温州人不太值得信任。“我就是在给这些家伙打工的过程中学到的，”他说，“只要是温州老板许诺的，你就知道，他肯定不会遵守。”

不过，这位邻居老板给清水机械制造公司下了订单。没过多久，那台机器在温州地区就有了老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胸罩调节环。在跟罗师傅的一次闲聊中，他告诉我，如果外人要投资做这个行当，只要他罗师傅出面，所需资金不到三十万便可解决问题。他知道怎样购买那样的机器和装配线，他找得到厂址。工人的工资也很便宜。罗师傅还提到，他已经有一些存款，可以拿出来凑齐开业所需的三十万。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向他表示了感谢，同时向他解释，我不是做生意的料，尤其不适合在中国做生意。不过，如果我今后放弃写作，决定改行做胸罩辅料的话，我想不出除了他还可以跟谁合伙。

几个月后，罗师傅离开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他们一直没有按照承诺的标准给他工资，欠的工钱将近一万元，这笔钱在中国也算是相当多了——他最终决定要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他又回到了南方，找到了一个想加入胸罩调节环这个行业的老板。罗师傅帮着这位老板组装了两台机器，销售量很快便蒸蒸日上。可就在这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来了。2008年下半年，全中国所有的工业城镇都感受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每一天，你都会听到两三家公司破产倒闭的消息，”罗师傅对我说。他所在的那家工厂解雇了不少工人，类似做法在那段时间司空见惯，成了家常便饭。在温州，高老板和王老板把自己的工人数量削减了一半。最终，工厂总算挺了过来，但那一年真是过得十分艰难。

这个地区的其他公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丽水市，房产价格骤然跌落。银泰房地产公司——也就是修建了我去看过的江滨住宅小区的那家公司——突然陷入了困境。他们的融资很大一部分来自私人，但是，到了2008年夏天的时候，银泰公司连为这些融资支付利息都很困难，恐慌情绪很快就在私人投资者中间扩散开来。大家都想把钱要回来，而公司又拿不出钱来。一个农民被逼得神经错乱，服药自杀了。政府介入进行调查，揭开了大家熟知多年的事情——银泰公司一直在非法筹集资金。共有一万五千多人把钱借给了这家公司，加在一起，集资额超过了八个多亿。因为无法还钱，政府冻结了公司账户，没收了财产，逮捕了银泰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公司创始人连同他的几个儿子，被关进了监狱。2009年的时候，他们仍在候审阶段。季胜军，也就是我在夜总会里见过的那个副董事长——穿着普拉达，带着贴身保镖，喝着绿茶和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可能会在大牢里呆上若干年。在调查季氏家族的过程中，政府没收了四十多辆豪华轿车，其中包括一辆法拉利。

不过，在中国很少发生这么大动干戈的公司倒台现象，他们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够更好地抵御这场危机。他们没有遇到美国那么普遍的房产抵押问题，因为信用消费对中国人来说很难获取。即便是银泰这样极其糟糕的局面也无损于它的体系，因为这种借款属于私人行为，得不到国家的支持。银行没有损失什么，投资失利的只是些普通百姓。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中小创业者的积极性，而这些私人投资者正好充当了抵御金融危机的缓冲器。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应对经济衰退压力的准备：大家见惯了动荡和艰难时世，心里都很清楚，机遇总会有来有往。2008年，当各个工厂进行裁员的时候，他们纷纷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等着情况的好转。中国人已经在改革开放时期学到了很多新的技能，他们变得反应敏捷、足智多谋、善于思考。不过，他们也会耐心等待——这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古老的品德，跟这个国家一样历史悠久。

中央政府为了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工程。2008年，他们宣布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刺激计划，所需资金为四万多亿，其中半数的资金将用来修建公路、铁路和机场。有评论家发问，既然有这么多资源，为什么不投向教育？那也许是一次良机，最终可以确立起更好的教育制度，培养人们更好地从事创新劳动。然而，政府宁愿采用这种屡试不爽的解决方法：把钱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大家自己挣钱自己花。他们尤其把目光对准了农村地区，希望把几亿中国农民变成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国务院通过一项决议，该决议如果得以实施，将会允许农民们拿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进行出租或交易——不是出售。有些农村已经在开始实验，用它来获取小额抵押贷款。国家政府还启动了一项新的项目，叫作“家用电器下乡”活动。政府给购买电冰箱、电视机、移动电话，以及其他商品的农村居民提供补贴。这既是农民们的实惠，也是工业城镇的福音——这可以大大地减少他们的库存积压。

在丽水市，这些战略似乎奏效了，至少开始初步奏效了。2009年年中的时候，王丽炯主任告诉我，他们那个城市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增加百分之十。全国范围内都是这样的情形——中国的出口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但全国的经济增速依然保持在百分之八左右。中国拿海外消费者换得了国内消费者，光是这个国家的规模就能够使这种交换变成现实。就是汽车市场也表现不俗，尤其在政府降低新车购置税之后更是如此。2009年第一季度，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中国消费者购买的汽车总数超过美国人的局面。

在金融危机当头的时候，罗守云终于完成了从大师傅到老板的转变。二十多年来，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在为别人打工。从一字不识的装配工开始干起，在全国上下辗转奔波于城市和工厂之间，他终于成长为一个技艺娴熟的技术人员。他跟靠不住的老板打过交道，自己也违反过合同。他做过那么多胸罩调节环，晚上做梦都想着它们。然而在2009年，他把这一切都抛在了脑后。他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合伙人是他的侄儿，他们把公司开在了南方的佛山市。他们干的是废物循环利用——从国外买来垃圾，变成原材料，然后卖给中国的工厂。公司专做高档塑胶，罗师傅凭着他的技术，装配好了机器设备。年中的时候，他们已经请了十多个员工，罗师傅赚的钱高过他做胸罩调节环的那些日子。他的妻子跟他一起工作，儿子继续留在贵州，由亲戚照看着，正在上幼儿园。

当我叫他的新头衔“罗老板”的时候，他笑了笑。“我是从你们国家买的垃圾哦，”他说。他们定期收到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货物，很多货物运到的时候外形还很好。他认得出哪是电冰箱，哪是电视机，甚至哪是汽车零部件。他们把这些原材料拆散开来，把其中的塑胶进行加工，然后卖给中国的制造类公司。“有些人用这个东西来制造玩具，”罗老板说，“不过，我们有些客户也用来做电冰箱和电视机——就是我们从老外手里买回来的那些东西。基本上是同样的玩意儿。”

在浙江，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搬到温州之后没有多久，陶氏姐妹和任静都离开了这家工厂。看来，那也是老陶早就安排好的计划的一个方面：在假期到来之前，他为拿到更多的薪水进行了艰难的协商。随即，一旦奖金和红包到手，他就把几个女孩儿撤了回来。她们几个都回到了丽水，一起在一家生产烟灰缸的工厂里找了份工作。玉凤满十六岁之后，就好在大公司找工作了，她们于是又跳槽到了华都仿皮厂，具体工作是质量控制。她们监测着成品，找出有瑕疵的产品。经过她们的批准之后，一卷一卷的仿皮被送到了世界各地。

我最后一次去丽水考察的时候，到陶家那个单间的棚屋停留了一会儿。玉凤刚刚下了班，一提起她的工作，她就兴奋地叽叽喳喳说个没完。“他们要给加班工资哦！”她说，“我每个月发九百元，如果把加班工资算进去，一般会有一千五。”这样的工资算是很高了，是入门级流水线工人工资的一倍还多。玉凤很骄傲地告诉我，他们工厂生产的皮革质量不是一般的好：有的用来做摩托车坐垫，有的用来做汽车内饰。“我喜欢我们的老板，”她说，“如果我们做累了，睡着了，他也不会发火。如果我们一天工作的时间长了，他会给我们买水果、零食之类的。真好玩。”

她打算在仿皮厂再干上一年左右，然后用家里的积蓄做点生意，也许跟她爸爸一起做吧。他们想开一家正儿八经的商店——有屋顶有门窗的那种，而不是沿街摆放的小摊儿。“在皮革厂你不能做得太久，”她说，“那儿有毒，对人有害。我们做质量控制的还好点，但也是对身体不好。你在那里呆上一两年，就要离开才行。如果不是因为有毒，在那个地方上班倒是很不错的。”

玉凤就要满十七岁了。我第一次遇到她差不多是在两年前，她当时拿着姐姐的身份证第一次出来找工作。那个时候，她的个子有些矮胖，身材像个男孩子。她抓着胸罩调节环的架势，如同在把玩着赌博用的筹码。她说自己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以此向老板推荐自己。然而，在二十个月的时间里，她慢慢地走进了自己编造的那个故事。她儿时的肥胖不见了，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美女——高高的颧骨，精致的下巴，精心打理的发型。她修了指甲，这在打工妹中间是很罕见的。小村子已是两年前的事情，更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她没再谈起她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也没有说起过原来的同班同学。她想要说的就是明天——新的工作、新的计划、新的生活，以及随着时光匆匆流过，其他有望实现的所有事情。

一天下午，我开着车去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原来的厂址。遂松路上，那栋三层楼高的建筑物依然空荡荡的，尽管格雷公司以后可能会扩展到这些空间来。格雷公司开足了马力，生产铜线缆和简·爱牌电灯开关。一个保安告诉我，他们的业务真的很好。我问他，可不可以到原来的厂里面去看一看。他说，没有问题。我从石狮子边上走了过去，经过了折叠式安全门，从美国国旗边上走了过去。老板的鎏金书法依然在墙壁上熠熠生辉：

未来震撼眼前

进了厂房，我发现的第一样东西是那些胸罩调节环。自从搬迁之后，没有人愿意费心去打扫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调节环：黑的、红的，弯折的、破损的。在玉凤原来上班的那个房间，一大堆衬骨像吸管一样缠绕在一起。地上有空的双鹿啤酒瓶、皱巴巴的三五牌空烟盒、用过的包装胶带卷，等等。一只破花瓶里栽着的植物已经枯萎。一颗卒子象棋，一支筷子。一张标着11月22日的挂历纸。一个空的纸尿布袋子，一只童鞋。一楼，在老田曾经睡觉的地方，墙壁上写着一串彩票号码：

95 1.3.17.20.21.24＋16

97 1.5.9.13.15.33＋14

97 11.14.15.20.26.27＋12

98 6.7.10.11.15.23＋16

99 7.12.18.23.24.27＋5

只要有工人生活过的地方，到处都写着东西。用来写字的有铅笔、钢笔，还有油漆。他们那些励志口号在污渍斑斑的墙壁上纵横交错。我循着原来的宿舍区走着，一路经过的尽是格言警句：

马到成功

快乐度过每一天！

新的一天从现在开始！

面对未来

人生何处不成名，

学不成名誓不还。

一阵凉风吹拂着窗户。繁忙的秋季已经到来，经济开发区里的工厂大多在起劲地生产着。在外面，我能够听到那些机器有节奏的声音——割玻璃的嘎嘎声、做塑料模具的隆隆声、收卷铜线的嗖嗖声。但是，没有一丝人声。整整半个小时，我一个人站在那里，读着空荡荡的厂房墙壁上写的那些字。

[1] 正确的标示应该是“Main Lane”和“Overtaking Lane”。——译者

[2] 赛欧的英文名是“Sail”，意为“风帆”。——译者

致谢

十年前，我在密苏里的哥伦比亚市完成了《江城》的书稿之后，问一个邻居能不能替我看看这部手稿。之前，我听闻过道格·亨特的编辑水平，但一直没想到竟会如此仰仗于他。十年来，对我在中国写作的所有方面，他差不多都提供了建议。跟其他两本书一样，经过他的慧眼和决断，本书才得以大为增色。我相信，在1999年的时候，道格也不知道自己将会卷入进什么。（他也不会意识到，这种关系会令他走上为易安·约翰逊的《慕尼黑的清真寺》和我妻子彤禾的《打工妹》提出编审意见的道路。）我想对道格说的，就是一声“感谢”——感谢他的耐心和大度，更要感谢他和我之间的这份友谊。

在北京的时候，几个跟我关系很近的作家朋友欣然阅读了这本书的初稿。易安·约翰逊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尤其在删减内容方面的建议非常宝贵。迈克尔·迈尔帮助我进一步凝练了全书的焦点——而且，这么多年来，从四川到北京，有他这个志愿者伙伴与我一同旅行，真是妙不可言。另外一个志愿者麦克·高提格，在驾车游的途中伴我走过了好几段崎岖不平的路段。回到北京后，特拉维斯·克林伯格总是十分乐意跟我就各个项目展开讨论（还在书籍的封面上给了我相当不错的建议）。

我深深地得益于石彬伦所作的研究工作。我从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一丝不苟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是他彻底地改变了我对长城的观念和认识。他也校读了本书，我对此非常感谢。至于我曾经摔坏的膝盖，我认为值得。

在三岔，我有幸与郭眯眯同住一套房子。在头几年，跟地方当局打交道是一种不大不小的挑战，如果没有眯眯的耐心和决断，我很难想象自己会不会很好地跟他们协商种种事项。是她的友谊让我在三岔居住的日子变成了乐事。我同时也要感谢眯眯在手稿相应部分的细节核对上所提供的帮助。多亏了她，以及阿伦·郭的帮助，我们仍旧在三岔村保留着那套房子——我期待着在今后有机会再与他们去那里同住一屋。

魏嘉生病的时候，我曾对远在美国的三位医生仰仗颇多：特德·斯科特、艾琳·卡凡纳、文森特·P·古鲁恰理。我还要感谢凯瑟琳·迈尔斯提供的帮助，是她给我解释了在中国进行血液检查的复杂细节。以上诸位的专业水准乃无价之宝，但我最想感谢的，还是他们的大度——尽管极其繁忙，他们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当面感谢古鲁恰理医生。不过，我也想告诉他的妻子和女儿们，即使在他本人跟癌症做抗争的时候，他还抽出时间来牵挂着中国的这个患儿。

本书内容所包含的三部分以不同的方式跟《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所进行的一些项目研究紧密相关。在《纽约客》工作期间，在为写作这几个故事所作的研究期间，我有幸与三位出色的编辑共事，他们是尼克·蓬加藤、丹纳·古德耶和艾米·戴维森。我要感谢戴维·热姆尼克广泛的兴趣爱好，是他令我可以就不同的主题——乡村生活、驾驶、丽水的艺术家、奇瑞汽车、长城等——进行创作。

在我为《国家地理》杂志写作长城故事的时候，我与摄影师麦克·山下一起共事，正是他的热情、活力和灵活性使得该项目充满乐趣。能够与伊丽莎白·克莱斯特共事也是一件幸事，她在中国问题上的兴趣推动了这些项目的不断前进。如果没有《国家地理》杂志的奥利弗·佩恩在项目初期所具有的信念，我不可能进行那次长长的横跨北方的驾车之旅。在我的出版成果尚未显现之前，奥利弗就对我的写作表现出了兴趣。不仅如此，他还让我以开放的心态踏上了驾车之旅——不要预定日程，不要安排访谈，不要限定主题。当我在浙江的时候，他仍旧鼓励我保持这种即性而为。对一个愿意到任意地方会见任意对象的研究者来说，这样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且在当今的新闻界尤其难得一见。杂志社的卡洛琳·怀特也是丽水项目的早期支持者。我尤其要深深地感谢克里斯·琼斯为我写的那个故事安排了那么多版面。

我为各杂志写的很多文章都由著名的摄影师马克·梁摄影配图。尤其令我开心的是，我们一起完成了丽水项目——除了在摄影方面的能力，马克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思想，是他令我对浙江那个角落的理解得以不断丰富。

如果没有海伦·张提供的帮助，我恐怕没办法理解三岔村那些古老的地契文书上书写的繁体中文。拉尼亚·霍提供了北京市的四叶草形立交桥地图。J·D·鲍尔公司中国办事处的迈克尔·杜恩先生替我解答了无数的关于中国汽车工业的问题。目前在夏威夷大学的江红大度地向我介绍，我在内蒙古的乌审旗应该同哪些人见面。在我驾车之初，《华尔街日报》的窦长路向我介绍了不少驾车窍门，莉莉·宋则适时提醒我进行各种注册登记。当初对浙江产生兴趣，是因为我以前的几个学生搬到了那个地方，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给我提供了帮助：威廉·杰弗逊·福斯特做了关于浙江省的资料核对的工作，雪莉·赵为我在温州市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租车做了担保。《华尔街日报》的崔蓉查找到了有关浙江各工业城镇的背景资料。对于资料核对，我还十分仰仗于凯瑟顿·张——她非常乐意加班加点地工作，我对此十分感谢。

我还要感谢安吉拉·海斯勒，在她自己绘制王国地图——恺撒和亚德里亚诺的罗马帝国地图——的过程中，抽出时间为我绘制了漂亮的中国地图。伯吉塔对书籍的封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么多年来，海斯勒家族、甘地斯家族和乃贝克斯家族的全体成员所给予的支持让我受益匪浅。

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在为我出版这三本书的过程中，始终安排蒂姆·杜甘做我的编辑。对一个在偏远的地方写稿的作者来说，有这样的始终如一的合作和支持，实在是不小的帮助。简·伯恩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人员，埃里森·洛伦森在本书的几轮稿件编辑（以及终稿编辑）方面进行了相当不错的协调工作。我永远要感激我的代理人威廉·克拉克，自1999年起就阅读我那些不受欢迎的手稿。自那以来，他替我井井有条地打理着所有的出版事宜。

十年后，要离开中国，实非易事。尤其困难的是，要像当初开始这个项目那样，再次带着这个项目上路——两个身处异乡的人，各带一本做了初期研究工作的书稿，在科罗拉多西南山谷里驾车寻找可以安身写作的地方。还好，我们找到了，而且都挺了过来。不管价值几何，在罗格-希尔-梅萨之巅，两本关于中国的书籍慢慢初具雏形。令人鼓舞的是，我看着《打工妹》在隔壁房间里一点一点地变得鲜活起来。同样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在一起讨论了有关中国的各个项目，探讨了我们同在中国南方的各次研究之旅中所得到的收获。对彤禾来说——我为她所做的研究工作深感敬重，为她的写作深感欣喜。

我最感激的，是我写及的那些中国人。对于我在路上遇到的那些老乡们——搭车人、外出务工人员、大方的村民们，我没法去感谢他们，但我希望这本书能捕捉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精神。依我看，在北京租车本来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因为“首都汽车”的王先生的话，事情不可能变得如此愉快。在丽水市，我有幸遇到了高晓萌和王爱国，我非常感激他们在工厂事务上对我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态度。陶家人总是乐于与我相处，但我最要感谢罗守云与我结下的友谊以及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专家级专业水准。在三岔，托上帝的福，我结识了魏子淇、曹春梅、魏嘉和魏宗漏。感谢你们让我与你们同住一屋，同吃一桌，感谢你们向我敞开心扉。因为有你们的善良，三岔永远让我有家的感觉。

2009年9月

于科罗拉多瑞奇道

资料来源

《寻路中国》的主要内容基于我本人的观察所作的研究成果，不过在有些章节里，我也采用了一些公开出版的资料，以及与专业人员进行的访谈。我在本书中未采用脚注，是因为大多数读者觉得在非虚构类叙述作品中采用脚注会干扰阅读进程（大多数读者也乐于将这一部分忽略不计）。不过，我还是要向每一个愿意以此从事研究工作的读者明白地交代我所采用的一些资料来源。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我用页码列出了参考文献。

本书是一本非虚构类文学作品，但我还是尽可能地做到了精确细致。我没有刻意地对各个事件、各个细节和先后顺序加以改变，任何差错都是偶然所致。在全书中，我一律采用了真名。只有魏嘉的小学同学是个例外，我把那些孩子的名字做了一些改变。

针对本书的研究工作进行于2001年至2009年间，在此期间，一些重要的数据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变化。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做的估计，中国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总数从2001年的八千九百六十一万增加到了2006年的一亿三千二百一十二万。目前，多数专家认为这一数据已经超过了一亿四千万。不过，这也只能算是粗略的估计而已，因为要跟踪调查流动人员极度不易，甚至于还难以对流动人员作出准确的定义。

在这八年时间里，货币之间的汇率也在不断改变着。因此，我并没有在全书采用统一的美元兑换率。相反，我在计算的时候，参照了不同时间的汇率。

BOOK I：THE WALL

Part I

5 almost a thousand new drivers：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automobile drivers in Beijing increased by 300，000 in 2001.

5 223. If you come to a road：Chinese driving laws are national， and they are listed in the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Jiaotong Anquan F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raffic Safety Laws"]. Driving examinations are similar from place to place， but there are slight regional variations. I researched training methods and testing in the city of Lishui，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Lishui Public Safety Traffic Bureau provided me with a copy of their official study booklet， which lists questions that appear on the exam. The study booklet is entitled "Lishui Shi Qiche Jiashiren：Like Peixun Fuxi Ziliao" ["Lishui City Automobile Drivers：Scientific Training Review Materials"]. All quoted exam questions come from this study booklet.

7 "The Chinese Automobile Driver's Book of Maps"：

Zhongguo Qiche Siji Dituce. Beijing：Zhongguo Ditu Chubanshe [Sinomaps]， 2001.

8 By 1931， more than two dozen places：For background on how the Chinese converted ancient city walls into roads：

Campanella， Thomas J. "'The Civilising Road'：American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ways and Motoring in China， 1900-1949." The Journal of Transport History 26， no. 1 （March 2005）：pp. 78-98.

9 modernizer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Great Wall：For the Chinese plan to convert the Great Wall into a highway：

Lei Sheng. "Changcheng Zhu Lu Zhi Feiwu Liyong" [Using Waste Material to Build a Road on the Great Wall]. Shenbao Qiche Zengkan [Shenbao Automobile Supplement] 76 （May 12， 1923）：pp. 2-3.

Liu Huru. "Changcheng" [Great Wall]. Xuesheng Zazhi [Students' Magazine] 18， no. 3 （March 1931）：pp. 75-76.

13 the Ming dynasty avoided building the Great Wall：For the influence of feng shui beliefs on wall construction near the Ming tombs：

Hong Feng. "Longquan Yu Zhi Shifo Si Duan Bian Chengyin Tijie"

[Notes on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the Lack of Great Wall From

Longquan Valley to Stone Buddha Temple]. Zhongguo Changcheng

Bowuguan [China Great Wall Museum] 21， no. 1 （2006）：pp. 52-63.

15 The first major construction campaign：For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d Cross road-building campaign， see the article by Thomas J. Campanella：Ibid.

16 similar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11：According to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re were 9，939，600 passenger vehicles in 2001； this figure includes cars and buses， but not truck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ere 618，727 registered automobiles in 1911， for a ratio of 152 people for every car. By 1912， it had dropped to 106. （There were no registered buses at that time.）

22 there isn't a single scholar at any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who specializes in the Great Wall：Arthur Waldron， now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esearched the Great Wall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his career， but he has since moved to other subjects. Julia Lovell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published The Great Wall：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AD 2000， a broad historical survey that describes， in part，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all. Apart from that project， Lovell has not specialized in the Great Wall.

23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estern explorers and missionaries：For background on Western confus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Wall：

Waldron， Arthur. 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3 claimed that the Great Wall is visible to the human eye from the moon：Warwick， Adam. "A Thousand Miles Along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National Geographic XLII， no. 2 （February 1923）：pp. 114-43.

27 China had about one-fifth：The figures in this paragraph come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9 use of headlights was banned：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Light in China." January 4， 1984.

34 "They come like hurricanes：This quotation is from Han Anguo， the minister of censorship in 134 BC. It can be found in：

Jagchid， Sechin， and Van Jay Symons. 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 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age 60.

34 "is like attacking a shadow"：This quotation comes from the Han dynasty official Zhufu Yan in 200 BC. Also found in Jagchid and Symons， page 57.

34 "covetous for grain"：This quotation is from the Book of Han， a history completed in AD 111. It can be found on page 33 in Arthur Waldron's book about the Great Wall. Other quotes in this section are from my interviews with Waldron.

35 the Chinese response：The material in this section， which concerns the various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Ming in their attempt to manage the nomads， comes from the research of the independent historian David Spindler. Spindler's project on the Great Wall is ongoing， and most of his findings have yet to be published. He gave me an introduction to his work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interviews and several journeys to the Great Wall near Beijing. For background on Spindler's methodology and conclusions about the Wall， see my magazine profile of him：

Hessler， Peter. "Walking the Wall." The New Yorker， May 21， 2007.

37 a major tremor in 1556：

Chen Genyuan. "Ming Dai Guanzhong Da Dizhen Dui Shanxi Wenwu Zaocheng de Pohuai" [Damage to Shaanxi Cultural Relics from the Ming Dynasty Guanzhong Earthquake]. Shoucang [Collection]， August 2008.

53 the Ordos Desert：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os Desert and the Great Wall， see Arthur Waldron：Ibid.

54 more than one-fourth of China's land suffers from desertification：

Jia Xiaoxia. "Desertification：A Growing Threat in China." Down to Earth：The Newslet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19 （December 2003）：p. 2.

55 any benefits of willow planting would be short-lived：For background on Wushenqi （also written as Uxin Ju）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Ordos：

Jiang Hong. "Grassland Campaigns in China's Collective Era：Socialist Policies and Local Initiatives in Uxin Ju， a 'Pastoral Dazhai.'"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London：Routledge， 2008. Pages 89-110.

＿＿. "Read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Mao's War Against Nature' Continues." China Scope （September/ October 2007）：pp. 3-16.

＿＿. "China's Great Green Wall Proves Hollow." The Epoch Times， July 30， 2009.

Part II

62 In 1924， Sun Yat-sen：For the history of Sun Yat-sen's correspondence with Henry Ford， and the Chinese switch to the right-hand side of the road， see Thomas J. Campanella：Ibid.

63 a book called Beijing Jeep：

Mann， Jim. Beijing Jeep：A Case Study of Western Business in China. Boulder， Colorado：Westview Press， 1997.

64 Volkswagen and General Motors made more profits：For information about profit margins for foreign automakers， I relied on interviews with Michael Dunne， currently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China office at J. D. Power and Associates. Dunne also provided me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Special， as well as background on Chery Automobile Co.

65 the government of Wuhu：For information about Chery， I interviewed a number of workers and company officials in Wuhu， including Lin Zhang， the general manager for Chery'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and Yin Tongyao， the company president. The company's strategy of asking forgiveness rather than permission was explained to me by Chu Changjun， the Communist Party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Wuhu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I also spoke with John Dinkel and other foreign consultants and partn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my article about Chery：

Hessler， Peter. "Car Town."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6， 2005.

65 one step away from the complacency that comes with happiness：There are various and often conflicting explanations of the spelling of Chery's name. Here I've relied on what company officials told me in Wuhu.

79 In Genghis Khan's military：For background on Genghis Khan and the rise of the Mongols：

Weatherford， Jack. 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Three Rivers Press， 2004.

81 Yin Geng's words：Many of these quotations are from David Spindler's unpublished research. He has published an article about Altan Khan and the "Raid of the Scorned Mongol Women"：

Spindler， David. "A Twice-Scorned Mongol Woman， the Raid of 1576，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Brick Great Wall." Ming Studies 60 （Fall 2009）.

100 earliest known maps：For a discussion of the earliest known Chinese maps， and the impact of Pei Xiu， see the following article. （In English sources his name is often rendered as Pei Hsiu.）：

Hsu， Mei-Ling. "The Han Maps and Early Chinese Cart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8， issue 1 （March 1978）：pp. 45-60.

100 cartography developed out of astronomy：For background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artography， and contrasts in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mapmaking， I interviewed Patricia Seed， a histor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Her article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European maps of Africa：

Seed， Patricia. "The Cone of Africa... Took Shape in Lisbon." Humanities 29，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8）.

113 for Lu Xun：

Roberts， Claire， and Geremie R. Barmé， editors.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Sydney：Powerhouse Publishing， 2006. Page 24.

113 "more like a river than a barrier"：

Waldron， Arthur. "Scholarship and Patriotic Education：The Great Wall Conference， 1994." China Quarterly 143 （September 1995）：p. 846.

115 we stuck the severed heads：This quotation is from David Spindler's research.

121 "Time seems to have lost all power"：For background on Aurel Stein in China：

Walker， Annabel. Aurel Stein：Pioneer of the Silk Road.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8.

BOOK II：THE VILLAGE

Part I

138 Even as far back as the seventeenth century：For background on the book culture of imperial China：

Rawski， Evelyn Sakakida.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139 texts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This detail comes from David Spindler's research.

145 in AD 1615， a crew of 2，400 soldiers：David Spindler has transcribed and studied the tablet above Sancha； these details are from his research.

152 118 boys born for every 100 girls：

"Rising Sex-Ratio Imbalance 'A Danger'." China Daily. January 23， 2007.

168 estimated that more than one million Chinese had been infected with H.I.V.：At the time of Wei Jia's illness， the Western media carried many reports of unsanitary donor practices in China， and people feared that the country was on the verge of a major epidemic. In 2001， a United Nations report estimated that over one million Chinese had been infected， and they warned of a possible figure of twenty million by 201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only 840，000 H.I.V. and AIDS cases in 2003. In the following years，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epidemic was not as widespread as many believed. In 2006， the figures were actually reduced：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rking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IDS program， estimated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Chinese H.I.V. and AIDS cases was 650，000. For reference， see the articles below：

Rosenthal， Elisabeth. "China Now Facing an AIDS Epidemic， A Top Aide Admit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2001.

Yardley， Jim. "New Estimate in China Finds Fewer AIDS Cas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6， 2006.

Part II

187 average net income for rural people increased by 11 percent：This and the other figures in this section come from "The Rural Land Question in China，" an excellent introduction to rural issues. This paper also gives a concise history of rural land policies since the Revolution. It was prepared by a number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academics who work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For background， I also spoke with two of the authors of this report， Zhu Keliang and Ye Jianping.

Zhu Keliang et al. "The Rural Land Question in China：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a Seventeen-Province Survey."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38， no. 4 （Summer 2006）：pp. 761-839.

188 sixty-six million farmers lost their land：This figure is from a recent summary of China's rural issues， which also includes an analysis of proposed policy changes：

Cheng Li. "Hu Jintao's Land Reform：Ambition， Ambiguity， and Anxiety."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7 （Winter 2009）.

188 average rural household consisted of 4.55 people：Figures in this section are from Zhu Keliang et al.：Ibid.

192 paving 119，000 miles of rural roads：These figures，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previous half century， were given at a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I attended in Beijing："The Highlights of National Expressway Network Plan，" presented by Zhang Chunxian，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on January 13， 2005.

192 in 2003， nearly half a million Beijing residents acquired their driver's licenses：Total figure was 480，000，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193 looked almost exactly like the Chevy Spark：For the controversy regarding the Chery QQ， I spoke with Chery officials and also Timothy P. Stratford， general counsel for General Motors' China Group.

193 dropped by 8.8 percent：This figure comes from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was repor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Bradsher， Keith. "G. M. to Speed Up Expansion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8， 2004.

193 leaped by 80 percent：This figure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Yale Zhang， director of emerging markets vehicle forecasts at CSM Asia.

195 fewer than one in five used a loan：see Bradsher， Keith：Ibid.

203 Falun Gong：For background on the rise of Falun Gong， and the crackdown：

Johnson， Ian. Wild Grass：Three Storie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Pantheon Books， 2004.

204 hundreds of believers died in custody：This was the figure generally reported by foreign newspapers during the period when the Wei family began to engage in business. Today， estimates are even higher； Amnesty International says that over two thousand believers have died in custody. For a more recent newspaper report：

Jacobs， Andrew. "China Still Presses Crusade Against Falun Gong."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09.

Part III

225 "Build New Countryside"：For background on this campaign， see Cheng Li：Ibid.

229 "Preserving the Progressiveness"：For background on this campaign：

Yardley， Jim. "China Attacks Its Woes With an Old Party Ritual."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9， 2006.

231 One volume was entitled "A Textbook for Urbanizing the Countryside"：

"Tuijin Nongcun Chengshihua Duben" [A Textbook for Urbanizing the Countryside]. Huairou Qu Shizheng Guanli Weiyuanhui [Huairou District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July 2005.

233 cigarettes are even subsidized：This detail and the other facts about smoking in China are from my interview with Yang Gonghuan，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68 Trouble can start within the Party itself：For background on village elections， and the ways in which dissent sometimes occurs， I spoke with Kevin J. O'Brien， a political scientist who specializes in Chin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ee also：

O'Brien， Kevin J.， and Rongbin Han. "Path to Democracy？ Assessing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 no. 60 （June 2009）：pp. 359-378.

BOOK III：THE FACTORY

Part I

281 officials announced plans：Details about China's highway project， and Zhang Chunxian's comments about Condoleezza Rice， are from the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I attended on January 13， 2005 （see previous reference）.

282 the Jinliwen Expressway：Background on the new road came from He Jiongwei at the Lishui City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284 the town had 380 factories：Details about Qiaotou's button production came from Ye Zhengxiang， chairman of the Qiaotou Button Association. The Wuyi Printing Association gave figures for Wuyi's playing card production. Other figures came from the Wenzhou Educational Toy Association， the Wenzhou Shoe and Leather Association， the Wenzhou Smoking Paraphernalia Association， the Shengzhou Neckties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the Datang Textile Socks Industry Company.

291 nearly 80 percent of all Wenzhou entrepreneurs：Details on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Wenzhou business people， and local economic statistics， are from：

Lu Haoting. "Millionaire School." China Daily， China Business Weekly， January 23， 2005.

292 The Jews of the East：

Ye Jiandong. Dongfang Youtairen：50 Wei Wenzhou Shangren de Chuangye Gushi [The Jews of the East：The Commercial Stories of Fifty Wenzhou Entrepreneurs]. Beijing：Renmin Ribao Chubanshe [People's Daily Press]， 2002.

293 a survey of local male millionaires：

"Wenzhou Qiyejia 2.14 Qinggan Shenghuo Diaocha" [Valentine's Day Survey of the Love Life of Wenzhou Entrepreneurs]. Caifu [Fortune Weekly， a supplement of the newspaper Wenzhou Dushibao] 138 （February 14， 2006）：p. 17.

305 Yang Xiaohong：He was the director of Lishui's Economy Trade Committee.

307 Long-term exposure to DMF causes liver damage：

Redlich， Carrie A.， et al. "Liver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the Solvent Dimethylformamid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08， issue 5 （May 1988）：pp. 680-86.

Also see the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Hazard Assessment's "Chronic Toxicity Summary：N， N-Dimethylformanide." December 2000.

Part II

343 annual per capita GDP：This figure， and the statistics about Lishui infrastructure， are from Yang Xiaohong， director of Lishui's Economy Trade Committee.

344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This figure， along with the statistic about real estate， is from the local Lishui newspaper：

Lan Yan. "Wo Shi Jingji Baochi Jiao Kuai Zengzhang" [Our City Maintains a Relatively Fast Rate of Growth]. Chuzhou Wanbao [Chuzhou Evening News]， July 28， 2006， p. 5.

352 Square and Round：For background on this self-help book， see：

Chang， Leslie T. Factory Girls：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Spiegel & Grau， 2008.

355 Francis Cabot Lowell：For background on Lowell， see the introduction to：

Eisler， Benita， editor. The Lowell Offering：Writings by New England Mill Women （1840-1845）.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356 speeding ticket：Background on radar tickets in Zhejiang came from interviews with local police officers.

Part III

378 70 percent of Lishui's total consumption of electricity：This figure is from director Yang Xiaohong.

378 number of Lishui households buying an automobile：

Zhang Qiao. "Mei Qian Hu Jumin Jiating Goumai Yong Qiche 20 Liang" [For Every Thousand Households， 20 New Cars Were Purchased]. Chuzhou Wanbao [Chuzhou Evening News]， July 27， 2006.

393 87，000 "public-order disturbances"："China Handles 87，000 Public Order Disturbance Cases." People's Daily， January 20， 2006.

400 Ancient Weir Art Village：For background on the Dagangtou artists' commune， I referre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proposal "Guyan Huaxiang Huibao Cailiao" [Report on the Ancient Weir Art Village]， as well as：

Lan Weirong. "Lishui Huaxiang Chuangzuo Jidi Zai Quan Sheng Shao Jian" [The Lishui Artists' Village Creates a Unique Base in the Province].

Chuzhou Wanbao [Chuzhou Evening News]， November 29， 2006.

Part IV

419 the Yintai real estate company：For background on the Yintai case：

Zhang Daosheng. "Lishui Yintai Fanchan Feifa Jizi An Wancheng Jiezi Hu Zhaiquan Shenbao Shenhe" [Creditors' Rights Are Declared in the Yintai Real Estate Illegal Fund-Raising Case]. Xinhua， March 4， 2009.

Dong Bishui. "Zhejiang Fangchan Shang Da Guimo Mingjian Rongzi Ju Kui 8 Yi Sun Ji 3 Wan Renci" [Large-scale Privately Invested Zhejiang Company Loses 800 Million Yuan and Damages 30，000 Investor Units]. Zhongguo Qingnian Bao， September 23， 2008.

Jiang Dongliang. "FeifaJizi Zhi Huan" [The Anxiety Over Illegal FundRaising]. Faren， February 2， 2009.

420 two-year stimulus plan：

Barboza， David. "China Unveils Sweeping Plan for Economy."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2008.

420 targeted rural regions：For background on the role of rural consumers in the stimulus plan， as well as proposed changes to rural land-use laws， see Cheng Li， "Hu Jintao's Land Reform" （referred to earlier）.

421 national economy was still growing：

Barboza， David. "Economy in China Regains Robust Pace of Growth."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7， 2009.

421 Chinese consumers bought more motor vehicles：

Bradsher， Keith. "China Influence Grows with Its Car Sale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1， 2009.

译后记

从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时间，美国青年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先后写作了三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分别是《江城》（2001）、《甲骨文》（2006）和《寻路中国》（2010）。《江城》以作者于1996年至1998年在长江和乌江交汇处的涪陵一所大学任教时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内陆城市的人们身上所产生的变化与希冀；《甲骨文》通过对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甲骨文的命运的描述，力图揭示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实质；《寻路中国》则致力于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中国社会的人文、历史与经济，构成了作者的“中国三部曲”，奠定了作者在西方社会独一无二的以写真实中国见长的卓著地位，同时也让他赢得了相当多的中国“粉丝”读者。

《江城》发表已有十年之久，迄今仍旧热销海外，而且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出版，在其中一个版本的封面上，曾经出现过一行文字：“如果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就选这本吧。”但这本书目前只在台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逗得许多只能通过阅读中文来跟何伟沟通的“河粉”心痒不已。而在《寻路中国》的英文版出版仅仅一个多月之后，何伟便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拿到了该书的简体中文出版权。这一方面估计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话题非常符合中国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也足见上海译文出版社所具备的专业眼光和敏锐嗅觉。

何伟在涪陵教书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同事和朋友，因此对他的文学创作我可能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2006年，美国查尔斯顿大学（College of Charleston）将《江城》列为该校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邀请我前去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跟他们的学生和社区居民交流对何伟作品的理解。2007年，我在《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论文《何伟：热爱中国的美国文坛新星》，首次向中国的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介绍何伟和他的主要作品。之后，我又在《重庆晚报》等报刊以及网络博客撰写文章，进一步介绍这位美国作家。此外，我还先后在拥有大量“河粉”的涪陵接受电视台和电台专访，与本土读者一起去诠释他的作品。

尽管如此，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发现，他作为作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洞察力大大地超过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这种洞察力使他能够把《寻路中国》写得比《江城》更有时代感，比《甲骨文》更具可读性。也正因为如此，我自觉得要把这本书翻译得“漂亮”一些，否则会感觉到似乎辜负了何伟关于“书写最时新的东西”的允诺。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时时刻刻做到这一点却并非易事。好在我和何伟随时保持着联系，他的华裔太太及其家人对汉语的把握程度帮了我的大忙。何伟的三部作品的英文书名都只有两个英文单词，River Town和Oracle Bones都很好用汉字加以对应，Country Driving却有些不一样，Country和Driving都是多义词，组合在一起更可以表达多层意思。一方面，何伟是通过在中国北方的乡村地区和南方小城驾车看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汽车和道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要确定译本的书名首先成了难题。还好，通过我和何伟本人，以及他的太太和岳母的协商，最终把书名翻译成《寻路中国》。这个书名既与何伟所进行的驾车之旅相吻合，也映照了全书三个篇章一致蕴含的主线。

与此同时，我尽可能地与书中所涉及的相关人物进行了联系，他们是主角，对细节的表述更有把握，更有助于我准确地做好相关内容的翻译工作。所以，我的翻译过程不仅仅是一次文字的转换过程。我从网络资料以及与郭眯眯的电邮联系中，看到了她教授瑜珈的执着态度，更好地领会了她在文中小主人公魏嘉生病时的全情相助。关于魏子淇开办的“长城驿站”，我是在查阅了大量网络资料后才知道，除了仰仗于他本人的商业头脑和执着态度，还得益于北京市政府有关弘扬长城文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又比如在“工厂”那一部中，不论老板还是打工仔，都喜欢在墙上写上自勉的话语，我因此在“美国格雷专业电气工程公司”的公司主页上看到了他的老板季金力手书的“未来震撼眼前……”那一幅巨型标语，以及那些琳琅满目的线缆产品。在翻译极具美国特色的文字部分时，我的几个美国朋友给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说明和解释，使我的译文更符合中国读者的认知心理。而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语和横幅，我一方面通过网络图片资料进行内容确认，同时还尽可能地通过所涉地区的朋友加以确认。尽管如此，对于何伟所引用的很多标语，我还是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原文，只能结合我本人的认识，重构了一幅幅也许并不准确的标语和横幅。

翻译这本书之前，出版社给我的期限是半年时间。在翻译的过程中，何伟说要在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带着他的双胞胎女儿回到涪陵做一次访问。为了争取让译本面世的时间赶得上他来中国访问的时间，我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加班加点地做完了全书的翻译和初校工作。其间，初为人父的何伟耐心地解答我在翻译中遇到的很多具体问题，使我的工作受益匪浅。为了早一天完成翻译任务，我的家人陪着我挑灯夜战，充满好奇地听我朗诵译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我的同事朋友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阅读我的译文初稿，并进行了认真的校正工作。在此，请允许我向他们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对何伟在涪陵、重庆、乃至全国的大量粉丝和读者来说，我努力地想让这个译本忠实地反映何伟的作品在内容上的精彩和深邃，以及在写作手法上的简洁和干脆，据此领略他对这片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土地的热爱之情。对于其中的谬误和不足，恳请谅解，并不吝赐教。

李雪顺

2010年9月写于“江畔之城”——涪陵

- 第一部

- 第二部

版权信息

- 书名：江城

- 作者：【美】彼得·海斯勒

- ISBN：9787532756728

- 译者：李雪顺

- 责任编辑：张吉人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中文版序

对我来说，在中国有两个地方给我家的感觉。一个是三岔，北京北边的一个村庄，我从2001年起一直在那里有套房子住。另一个是涪陵，长江边的小城，我曾在1996年至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生活于此。有时候，我称涪陵是我在中国的“老家”——我想，这其中固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更多时候我是认真的。涪陵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去涪陵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大多是为美国报纸写的旅行随笔，但从未发表过长篇的，更没写过书。我也从未当过新闻记者。当时，我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并不清楚我要写小说还是非虚构类题材。事实上，刚到涪陵时我仍然认为自己更有可能写小说。在那里的头几个月，我写了一个短篇，故事设定在我从小长大的密苏里州。我觉得那是我二十几岁时写得比较好的作品之一，但我发觉还是有点差强人意。文章写完后，我就想：既然我此刻正生活在长江边这个叫人啧啧称奇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去写有关密苏里的虚构故事？于是，我一下子就意识到，我未来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就在中国。

当时，我计划在涪陵尽量多学一点东西，等在“和平队”的服务期结束之后，我想到美国某家报纸或者杂志找一份驻中国记者的活。我并没有想过要写书。我觉得自己太年轻，对中国又知之甚少——在一个地方生活这么点时间就想勉强用文字来描述实在显得有点自大和冒失。不过，我在涪陵生活和教书期间，做了大量翔实的笔记。这段经历相当充实，也相当具有挑战性。我常感觉应接不暇、不知所措，而写日记则大有裨益。到了晚上，我常常会一坐下来就写上好几个小时，力图把我身边发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我从学生的作业里摘抄出一个个片段，把城里发生的种种事件记录下来。我还记下了学习汉语的整个经历。总共算起来，我做了好几百页的笔记——我无事可干，写这么多东西倒也轻松。那个时候，在涪陵这样的地方上不了互联网，因此我跟美国那边也没有多少联系。我当时的薪水是每个月一千多块，所以也很少到各地旅游。那期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一处都没有去过。我也打不起越洋电话——当时贵得不得了啊。两年时间，我跟父母通电话可能不到十次。除了亚当·梅耶，我也很少看到外国人。那段时间，涪陵就是我全部生活的重心。

当然，那座城市一直都在变化——在那些日子里，全中国上下都在快速发展着。我在涪陵生活十八个月之后，终于有互联网可以使用了。这一下子就让我跟美国的朋友们恢复了联系，其中就有我大学时的写作老师约翰·麦克菲。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想当一名驻华记者，他随即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在信里面，他这样写道：

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我觉得你应该定下心来写一本书，刻不容缓，要么从这个暑假开始，要么等你的两年服务期一结束就开始，就写你自己的故事……只需以书信形式写上六七万字，就会是一本有意思的书。

那是我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考虑写一本有关涪陵的书。我差不多同时也想到了它的题目——我觉得应该就叫做“江城”——接着便开始思考这本书可能采用的写作结构。我规划好各个章节后，觉得应该利用我在涪陵剩下的六个月时间尽可能多地做一些研究考察。我在春节期间有一次长假，我原本计划好要出去旅游的，但后来还是选择待在涪陵，为的就是调研和做笔记。假期过后，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考虑写书的事情。在涪陵的最后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最惬意的时光之一，我将随时铭记于心。在城里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家；经过开头艰难的适应期之后，我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汉语，可以跟人们进行交流了；我也交上了知心朋友。我十分乐意跟我的学生、汉语辅导老师，以及姓黄的一大家人一起打发时间。黄家开了一家小面馆，我总是去他们的店里吃饭。我大体上是这样打算的：就写这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刻。我渐渐相信，这个时刻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也坚信，像涪陵这样的小地方其实意味着更多。那个时候，外国人一般对中国的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也总是视若无睹——老以为这些人头脑简单，兜里没钱。不过，我认识的所有人——我的学生们、我的同事们、经营餐馆的朋友们，以及我的一个汉语辅导教师——几乎都有那种农村背景。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我因此觉得，他们长期被外界忽视，是一个错误。

我在涪陵期间做了详细的笔记，规划了书的结构，但在离开中国之前并没有动笔。我回到了密苏里我父母的家，我已经多年没在那里生活过，如今却坐在了我读高中时曾经用过的那张桌子边上。那个房间的装饰跟我小时候也一模一样。感觉有些怪怪的——我已年满二十九岁，怀揣两张大学文凭，但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实际上，除了在“和平队”当过老师，我一直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我的钱也不多。在美国，一个人二十多岁跟父母住在一起，尤其还没有工作，会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很庆幸，我一直跟家人十分亲密，并且对自己的写作计划信心十足——尽管如此，我对于何去何从还是有些担心。好不容易抛开这些顾虑之后，我才得以坐下来开始写作。

不过，一旦开始动笔写起涪陵，哪怕刚刚才写第一页，我就已经明白，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文字汩汩涌出，一切都在我脑中活灵活现地冒了出来；当我回过头重读那些段落章节时，它们宛如珠玑一般叮当作响。我意识到，我的写作意欲已经完全改变，调子变得更深沉了；增添了一种新的信心，其中的描述和幽默信手拈来、十分自然。部分原因是我收集写作素材时的认真，但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成熟。我方才明白，在涪陵所面对的那些挑战迫使我成长，而这种新的成熟让我的写作有了新的深度。

就这样，我的写作速度快了起来，每天都能够写上五六页。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没干过别的。我一般上午写作，中午的时候出去跑上十英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下午和晚上我会继续写作。夜里，我会梦到涪陵，有时甚至醒来后发现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太想念那里了。

我在四个月内写出了《江城》的初稿。期间，我也向美国的各大报纸和杂志寄去求职信。我依旧怀揣这样的梦想——先从给美国的出版物干活儿开始，不论迟早，他们总会派我担任驻华记者。但很快我就明白，没人对我感兴趣。实际上，他们甚至都没有给我亲笔回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费城问讯者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给我寄来的都是格式化的回绝函。只有《洛杉矶时报》给我寄来了亲笔回信。那位编辑说，他很喜欢我写的东西，对我的中国经历也很感兴趣；可我缺乏正式的从业经验，他们不可能聘用这样的人。他还建议我先从美国的小报干起。如果我以此为起点，通过几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最终有望在大报找到活儿干。然后，我得通过苦干来再次证明自己，也许在几年后将担任驻华记者。那样的话，至少需要六年我才能回到中国。

《江城》快要封笔的时候，我收到了最后一封回绝函。这时，我感到身心俱疲，因为我写得太快了。写最后一章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理会那些回绝函，强迫自己聚焦于“涪陵”。写完最后一个字，一切都犹如崩溃了似的。我陷入了可怕的沮丧之中——我霎时明白，我二十九了，找不到未来，找不到回中国当记者的路子。至于《江城》，我也觉得糟糕透顶。这本书似乎一文不值——不过小孩子的写作水平而已。我完全无所适从，也想不起我在书里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作家在完成了高强度的写作之后，都有过类似的崩溃体验，就好似十月怀胎的妈妈们一朝分娩，接着遭受产后抑郁的折磨。

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抑郁不已，寝食难安。书稿依旧摆在那里——我无力把它们邮寄出去。还好，我终于恢复了，把书稿寄给了各大经纪人。几乎所有人都回绝了。只有年轻的经纪人威廉·克拉克告诉我，他很喜欢。他把书稿发给各大出版社之后，有些出版社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但他们心怀疑虑，担心美国读者对中国不感兴趣。其中一家出版社说：“书是好书，可我们认为没有美国人想读有关中国的书。”现在看来，这令人难以置信，但1999年早期的图书市场就是这样——美国人还未意识到，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变得多么令人目眩神迷。

不过，威廉还是找到了三家愿意出价购买书稿的出版商，我选择跟哈珀柯林斯签订了出版合同。稿酬不多，但足以让我偿清读大学时的助学贷款。这也令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新的信心。我顿时意识到，所有的报刊编辑全都犯了大错。他们不理解我写作所具有的价值，也不明白选派具有中国阅历的人担任驻华记者的重要性。还好，他们并不代表全部，我的生活也不会被他们握在掌心。我靠自己就能回到中国。

我这么做了——1999年春，我买了飞往北京的单程票，并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头几个月，活儿很难找，可随后就有了，很快我就忙了起来。2000年，我放了几次长假，并且开始为《纽约客》和《国家地理》供稿。没过多久，之前回绝我的那些报刊给我来信，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太晚了。我喜欢自由地安排工作，选择自己的写作计划。怎么写中国，我有我的想法。曾经重要无比的四处求职被我抛在脑后。时至今日，我会永远感谢所有在1998年回绝了我的编辑们——回头看看，那是发生在我身上最棒的事情之一。

至今，《江城》已经出版了十多年。出版商很惊讶，它一直稳居美国畅销书榜，并将继续受到大众的欢迎。回首过去，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中国的时候，我的书恰好出版了。现在，很难想象还有编辑会说读者对中国话题不感兴趣。美国人一直有个问题，即对他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可中国是个例外。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现在有那么多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尤其高兴地看到，有很多美国青年开始学习汉语。《江城》往往是他们的阅读书目之一；我很欣慰，这本书有助于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介绍中国。

写《江城》的时候，我一直没太大的把握，涪陵人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我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最大的顾虑之一。书中绝大多数人物的名字我都做了改动，但我还是担心有人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我知道中国人对于自己在海外的形象比较敏感。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敏感——就我读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太喜欢。我觉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但我拿不准，中国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会把它当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国、戴有色眼镜的外国人写的书，因此视而不见。

从头到尾，我在中国待了十年，写了三本书，还为各种杂志写了许多文章。但在那期间，我的作品几乎从未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对此，我无法释怀；专写某个地方的文章却只能让局外人读到，这似乎并不正常。反正，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书没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杂志上的文章也没能被翻译过去。

直至最近几年，这一切才得以改观。互联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人们把各种国外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并贴到网上供大家阅读，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同时，中国的出版商也对外国作家日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去年，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寻路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那是我的书首次在大陆地区亮相，我完全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接受它。同年春天，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答应做几场签售报告，并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我猜想，对于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他们不会有多大兴趣。

时隔两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那一次旅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所参加的图书签售活动来者众多，我所遇到的读者敏锐而细心。总体而言，他们提出的问题比我在美国的类似场合要尖锐深刻得多。我发现，中国的读者对于书本身有共鸣，这让我颇感惊诧。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对三岔和丽水这样“微不足道”的小地方产生兴趣，也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关注那些普通人——农民、流动人口和小创业者。

过去几年间，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感。我认为那反映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很多。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更渴望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一番评价。跟我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比起来，他们对本书的共鸣更多了。当然，互联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跟外国人之间的个人接触也多了很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了一种新的信心。说起《寻路中国》的受欢迎，我觉得这才是令我感到最高兴的事情。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接受方式，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聚焦于几个特定具体的地方进行探究。并且他们明白，没有人能够对中国做最后的断言。外国人的视角有用，中国人的视角同样有用。同理，倾听男性和倾听女性都非常关键。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总归是有用的。我希望我写的几本书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让人们读懂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国度。

趁着那次旅行，我也回到了涪陵。跟我生活的那几年相比，这座城市扩大了一倍，在许多方面都变得难以辨认了。我在那里教书的时候，去重庆或者其他稍大一点的地方只能乘船，现在，涪陵开通了好几条高速公路和铁路。我曾经任教的学校从两千多名学生增加到了一万四千多，恰好反映了全中国高等教育的爆炸式发展。江河也变了样。我在书里写到的白鹤梁，寒冬时节露出水面，上面的题刻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现在，因为三峡大坝，白鹤梁被埋到了江面下一百三十英尺的地方。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些古老的题刻，因为该市修建了一座崭新的水下博物馆——耗资一亿三千二百万美元，这么大一笔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涪陵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城里的一些变化让我有点怀旧，甚至还有一丝伤感，因为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一去不返了。不过，最重要的精神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更生感激之情，感谢我曾有机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那里生活过。我相信，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涪陵是一个不寻常的地点——一座一切都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

李雪顺先生是我在涪陵期间曾经的同事，我要感谢他出色的翻译工作。我们力图让译本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本，只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动。如果有读者对本书以及我的其他作品感兴趣，可以点击www.peterhessler.net访问我的个人主页。

我永远感谢我在涪陵的朋友们，我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坦诚，如此耐心。我现在还跟将近一百个学生保持着联系，这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多年来，我看着他们长大成人，现在常常收到他们的学生写给我的信。我跟几位至交一直保持着联系，去年春天的重返涪陵之旅也让人兴奋不已。我无法预测，这座城市还将经历怎样的巨变，但我知道，它会永远是我的中国“老家”。

2012年1月写于埃及开罗

作者说明

本书各章描述了我在涪陵的生活，而点缀其中的小品文则集中反映了当地的景观、历史以及那里的人们。这些小品文是我在涪陵期间写就的，我用这种结构让读者了解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样的城市所扮演的两种角色。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期间的部分生活内容。

由于所述事件比较敏感，我对一些人物的名字和其他标志性的特征进行了改动。除部分广为人知的名称如Yangtze（长江），Hong Kong（香港）以外，大多数汉语姓名和词语都用标准的拼音字母标出。

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的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我的期望是捕捉住那时那地的精彩瞬间。我对那个地方——深邃的长江、精耕细作的绿色山峦——十分了解，但却很难勾勒出那一时刻。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的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但那个城市和那里的人们总是满怀着生命的激情和希望，这最终成为了我的写作主题。这与其说是对源流或归宿的探究，不如说是对我在大江中流所度过的两年光阴的记录和写照。

第一章 顺江而下

我是从重庆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的。那是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长江上空星斗闪烁，漆黑的水面却映不出微弱的点点星光。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以码头为起点，蜿蜒行进在窄小的街道上。星光下，这座城市不断向后掠去，显得陌生而又迷离。

我们有两个人，被派到这里教书，都十分年轻：我二十七岁，亚当·梅耶二十二岁。我们对涪陵几乎闻所未闻。我只知道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将因新修建的三峡大坝而淹没，还知道涪陵多年来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除此，我知之甚微。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这里居住过。后来，我在城里遇到一些长者，他们记得在20世纪40年代，亦即1949年解放前，这里有美国人生活过，但这样的记忆又总是模糊不清。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着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见过他一次，等我们安顿下来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涪陵。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这座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涪陵约有二十万人口，根据中国的标准，这是一座小城市。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们到校一周后的某天，学校所有的人都在大门口参加了集会。那个暑假，一个由学生和老师组成的小分队从涪陵步行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即将返回学校。

当时正值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所谓长征，是指在其国内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几乎要被国民党消灭的关键时刻，所进行的长达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越过中国西部的群山和戈壁，行军至一个安全地点。之后，他们从延安开始，稳步地积蓄力量，直到最后让革命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整个学期，学校开展了很多特别的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要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要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12月份还组织了一次长征歌咏比赛。为了参加长征歌咏比赛，所有的系都花了数周时间排练歌曲，然后在大礼堂演出。因为长征题材的曲目有限，所以许多参赛歌曲都是一样的，这就使得评委打分有点为难。同样让我搞不懂的是，由于演出服装数量不足，也只能像曲目一样由大家共享。历史系表演的时候，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打着红领带，光彩照人。然后他们走下台，迅速地把衬衫和领带换下交给政治系的学生。政治系的学生穿戴完毕，冲上舞台，把别人刚刚唱过的歌曲再唱一遍。到晚会结束时，衬衫已变得汗渍斑斑，每一位观众都听熟了所有的曲目。音乐系获胜了，像以往一样，英语系排名倒数。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中，英语系从未获胜过。没有以长征为题材的英语歌曲。

暑期的延安徒步行并不是比赛，但涪陵小分队的返回却是整个长征纪念活动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队员们在炎炎烈日下行走了一千多英里，到最后只有十六个人坚持了下来。其中有十三个学生，两名教师：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和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位职位不高的管理人员，步行到中途就哭了鼻子，但最后还是因为有恒心和毅力在当地博得了好评。所有的队员均为男性。有些女生也想一同参加徒步活动，但学校认为，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集会的前一周，学校的李校长去西安见了参加徒步活动的学生，因为在那艰难跋涉的最后阶段，他们遇到了麻烦。

“学生们出了点问题，”当我问及怎么回事时，英语系的系主任傅木友说，“我估计，可能是他们随身带的钱用光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有涪陵一家生产宏声牌香烟的卷烟厂资助，他们还是用光了所有的现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却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

不过李校长早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汇集到校门口的广场上。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师范专科学校，成立于1977年，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教育体系破坏很大，这所学校是在那以后成立的院校之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师专学校差不多位属末流。花三年修完课程，学历低于大学本科，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四川的农民家庭。毕业之后，他们要回到家乡，在偏远的中学里当老师。

对许多学生——尤其是新生——而言，这所学校叫人兴奋不已。校园与涪陵主城区隔乌江相望，很少有学生曾在如此大的城市附近居住过。每到周末，学校就有电影、竞赛、舞会。时常也有像欢迎长征徒步队员的那种政治集会，学生们总是在广场附近地区集合，闹哄哄地翘首以待。

八位女生穿着白色短衫和黑色裙子，斜挂着印有校名的红色绶带，在大门口以立正势站着。她们被称作迎宾小姐，是从学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几位迎宾小姐全都个子高挑，长得十分漂亮，但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在正式场合，她们代表着学校，站姿标准，步态优雅大方，为大人物们端茶倒水。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一件事：这里的女子因貌美而声名远扬。至少在成都的汉语课上，他们是这样给我讲的。其中一位老师是东北人，她是一位纤弱的女性，颧骨很高，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哪怕是在炎炎夏日，她也会用双手捧着一只茶杯，仿佛藉以取暖。我们叫她尚老师，尽管从未去过涪陵，但她十分肯定地说那里的女子长得很美。

“因为那儿的山和水，”她说，“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美女。”

在成都我碰到过一位涪陵人，她也给我讲了同样的事情。“但那儿的人有时候脾气不好，”她提醒我说，“因为那儿天气太热，而且山很多。”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这表明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把它变成了缀满令人炫目的石阶的水稻梯田；而中国人看到的是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刚到学校的那几天，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我所有学生的成长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我很想知道，四川这种地势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怎样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不知道未来的两年里，这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到达的是涪陵市的市长。他乘坐一辆黑色奥迪来到学校大门口，一踏出车门就对热烈鼓掌的学生频频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也来人了，正对着这位在9月的炎热中嘘嘘喘气的身材矮胖的人录制新闻。他快步穿过广场，来招呼亚当和我，同我们握手，欢迎我们来到这座城市。

我们在涪陵参加的大大小小活动中，第一件事总是这样——欢迎新来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那天，我们原本要去郊游散步，因此极随意地穿着短裤和T恤，只是出于好奇才停下了脚步。穿戴不得体地出现在那种场合，真是十分愚蠢的错误，我们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想成为被注目的焦点而只是旁观，很难。

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到达时，学校的大喇叭里响起了爱国歌曲。他们穿着白色的T恤衫和迷彩服，显得疲惫不堪，脸上胡子拉碴，肩上挂着用旧的军用帆布包。领头的队员手举一面褪色的红旗，走在迎宾小姐身后，红旗上印有校名和宏声卷烟字样。迎宾小姐分成了两列，每列四人，齐步行进，头不摇晃，目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队员带着自豪和骄傲的笑容向人群挥手，成单列跟随行进。大家鼓着掌，跟在他们身后进入了大礼堂。那儿挂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

热烈欢迎涪陵师专[1]宏声卷烟万里长征徒步考察队胜利归来！

亚当和我弯腰低头坐进了礼堂后面的位置，以期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坐在我们周围的学生低头耳语，并转过头来盯着我们看。这种注意一下子就扩散开去，不一会儿，礼堂里的每一个人都伸长了脖子看我们两个——我们则在座位上压低身体，把休闲帽使劲拉下来遮住脸部——很快，窦副校长走上前来，领我们坐上主席台。他实在是无可奈何，不然观众的注意力就要全部分散到我们这边了。这也是我们经常被要求去参加当地一些活动的原因之一：这种方法能够确保引起人们的注意，简便易行。

我们被安排和市长、党委书记以及其他干部坐在一起。我们坐下的时候，人群中发出高声的欢呼，长征徒步行队员们也鼓起掌来。迎宾小姐给我们端上了茶水。我低着头，努力想把两条光腿藏到桌子底下。干部们作了讲话，表扬了长征徒步考察队的队员们，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正在纪念的那段历史。所有的讲话都十分震撼有力，就像在那些描写政治强人的老电影里看到的情景一样，而窦副校长的讲话更是无人匹敌。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体重五十多公斤，身体瘦削，臂膀单薄。但他用起麦克风来却得心应手——起初的声音极为柔和平缓，就像一个老师在对一群孩子说话；继而提高音量，慢慢加快了手势，纤细的双手对着人群挥舞，似在责备他们；最后则是声若洪钟，双臂凸鼓，两眼放光，喇叭轰响，讲的人和听的人此刻平等了，结成了同志、爱国志士、人民的公仆。人们起立喝彩，雷鸣般的掌声响成一片。

我听他提到了亚当和我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并宣布我们受“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的派遣来到涪陵。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我们现在是同志了，一起为人民服务，建设祖国——长征徒步行的队员们自豪地站起身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由干部们戴上一朵缀着红丝带的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这样的塑料花，又有人向我指着一位正在台前等待的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下腰来，热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向他表示歉意，并很快地为他戴上了塑料花，以期减少我穿着短裤的曝光时间。人们又一次欢呼雀跃起来，我向他们挥手致意，人群中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坐了下来，感到脸在发烫。

仪式结束后，人们一起合影纪念这次集会。从照片上看，长征徒步行的队员和干部们显得极为自豪，分三行站立，排列整齐，褪色的红旗飘展着，颇有久经沙场的革命队伍的风范。队员们穿着干净的白T恤，胸前佩着塑料花，飘着红丝带。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最重要的几位干部在前排与我和亚当站在一起，窦副校长和韦书记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笑容，我们也笑得极为勉强。亚当穿着凉鞋，我则穿了一件灰色的旧T恤，我们赤裸的大腿与一排整洁的裤子相比极不相称。其他干部脸上也没有笑容。照片中没有女性。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把那张照片拿给朋友们看，想给他们讲讲这件事情。但从哪儿讲起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文革”后的大学要纪念长征，难度不亚于给他们讲解山坡如何被改造成梯田。最后，我只好这么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政治集会，我们能参加是个意外，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的集会大多不欢迎和平队员。我只能讲到这里——那就是我这张照片的故事。

当然，整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是和平队的志愿者，但又不全是；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也不全是。一切都不全是看上去的那样，就像我在涪陵开头的那些日子，什么都不确定，仿佛总有半步之遥。

在汉语中，Peace Corps被译为“和平队”，但这几个字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反美宣传达到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谈论颇多——说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穿连裆裤的，说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说美国把年轻人送到海外各地，意欲用它的意识形态影响第三世界，从而把它们引向帝国主义阵营（这件最苦的差事，鬼才会喜欢吧）。如今，人们不再说这些了，但影响尚在。无可救药的是，这个词不再纯洁。但中国的语言，就跟中国的人民一样，早就学会了跟着政治随风倒，所以和平队在1993年进入中国时，另取了一个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名字虽说复杂了点，但含义更简单了。学校当局要求学生在称呼我们时，不管用英语还是汉语，绝对不要使用“和平队”这一字眼，大多数人确实也不用这个词。因此，在改换头衔之后，我来到这所在“文革”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校任教。在这里，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举目可见。

一开始，正是这种“友好”把我们都吓坏了，这也正是我们的头衔中最难以说清楚的地方。年前，学校有过三个外籍教师，一对年老的澳大利亚夫妇和一个来自墨西哥的中年男子。他们的情况比较简单，因为他们只待了不到一年，而且也很少远离校园。我们就大不一样了——年轻，计划在涪陵要待上两年，而且是受美国政府派遣来的第三批志愿队员。学校在最好的一栋楼里给我们安排了两间公寓，与党委书记和其他主要干部同住一楼。而且一连数周，学校差不多每隔一晚都要设宴招待我们一次。这些事情有一套礼仪。我们的餐桌上摆满了中式佳肴——腰果、牛肉干、豇豆、藕片——通常，韩老师总要宣布点什么。二十七岁的他是学校“外办”的临时负责人。他是学校里英语说得最棒的人，但刚坐上这个位置，总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他让我们叫他阿尔伯特。

第一周的一天晚上，宴会还未正式开始前，他跟我们讲。

“学校决定给你们安上直通校外的住宅电话，这样你们就可以打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表示反对——这完全没有必要，电话费又比较贵，其他学校的志愿者也都没有安装电话。他挥挥手，打断了我们。“这不成问题，”他说，“要不，你们就太不方便了。”我和亚当对看一眼，耸了耸肩。我们向他表示了谢意，大家便开始吃饭。第二天，修理工前来为我们安上了电话。

几天之后，又是一次宴请，又是一起声明。“学校决定，”阿尔伯特说，“给亚当买一台洗衣机。”

“我的公寓里有一台洗衣机，”我回答说，“我们可以合用——没有必要再浪费钱。”

“那不方便，”阿尔伯特说，“学校已经决定了。”再一次，我们的反对被无视了。大家又开始吃起饭来。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机出现在亚当的门口。

几天之后，亚当正和英语系的几个老师一起玩纸牌，党支部书记张彦提到，学校早就收到了从“美中友好志愿者”寄来的我们的简历和自传材料。

“我注意到你会打网球，”张书记说，“你一定玩得很棒吧。”

大学暑假期间，亚当曾担任过网球夏令营的教练，但他很快就摇了摇头。“不怎么好，”他说，“我好久没认真打过了。”

张书记笑了笑，继续摸牌。他是个瘦弱但精力充沛的人，蓄着小平头。经过一周的时间，我们给他总结出两点：在英语系的教职工中，他篮球打得最好，喝白酒也最拿手。他是英语系职位最高的领导，作为支部书记，他掌管着学术、纪律以及政治事务。他属于不爱说话的那类人，但他一开口，必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看了看手中的牌，上身往前倾了倾，抬起头来看着亚当。

“学校决定，”他缓缓地说，“给你们买网球。”

他又退后坐定，似在等着亚当领会他话中的意思。但那正是问题所在——这网球究竟该怎么买？好一会儿，亚当使劲地思索，该怎么回答。

“太感谢学校了，”最后，他只好小心翼翼地说，“我十分感谢你们愿意为我们做的事情，但没有这个必要。张先生，你们不必为我们买网球。”

张书记笑着打出一张牌。

“韦先生担心你们可能想打网球。他想确保你和彼得能在这里住得愉快。”

韦先生是学校的党委书记，作为学校职务最高的官员，他无疑有比为志愿者买网球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亚当表达了这层意思，并特别说明，即使不打网球，他也一样过得十分愉快。但张书记依然立场不改。

“已经定了，”他断然说道，“学校将为你们买网球。咱们继续玩牌。”

第二天早上，亚当的门前并没有出现网球，但他不敢大意。他给我讲了他和张书记的谈话，我们决定一起去和学校谈一谈，类似的努力在后来的两年中做了一次又一次，而结果往往各不相同。我们的交流通常间接迂回，鲜有简单明了的。有时候，结果甚至与我们所想的背道而驰。

我们找阿尔伯特谈，又找张书记谈；找傅主任谈，也找英语系的其他人谈。我们说，修建网球场价值不菲，我不会打网球，而且亚当实际上也不再喜欢打网球了。他已过了在大学时喜欢打网球的年纪，如果他还有什么热衷的事情的话，那也与网球毫不沾边。网球是一项条件要求较强的体育运动项目，篮球、足球则简单得多。网球是剥削阶级的玩意儿。当然，我们并没有说到这么严重，但我们想尽了办法。整整一周，我们差不多在进行一场运动，坚决反对他们买网球。

在我们公寓楼旁边就有一个门球场。无疑，那是校园内最好的风景，而且也许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宁静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类似的地方并不多见——除了供娱乐外，这块地别无他用。门球场边上是一排树，中间是一块十分平整的沙土场地。这块场地护理有加，而且玩门球的人们技术到家，所以中央的沙土场地总是十分平整好看。每天早上，学校的退休教职工便来到这里，打上一整天的门球，只是在吃午饭时停息一下。他们打球的技术相当好，好得无以复加，几乎到了无可匹敌的地步——他们想把球打到哪儿，球就滚到哪儿，颇像魔术师手中的纸牌，不声不响地在和谐的程序和技艺中随意移动。这成了他们每天必做的表演，成了充满特技的体育运动。这些退休教职工好比艺术家——他们将门球运动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而这块地的大小，正和一个网球场相仿。

头几周，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害怕。从我们的阳台上就可以俯视那个门球场。每天早上我们放眼凝视的时候，总担心看见工人、铁铲、锄头、挖掘机、炸药——哪一样都可能和买网球扯上关系，我们深切而又真切地感到一阵阵后怕。最糟糕的，还在于这种不确定性。买网球好像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同时，十分明显，在涪陵这个地方，人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工作把抽象变成现实。只需看一看三峡大坝的规划，便足以证明。

不过，涪陵最终没有修建网球场。数周后，宴请也渐渐停止了。一个月之后，学校不再为我们的公寓添置任何东西。不久，我们便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抱怨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也只是在干部们住的公寓顶上，对自己小声地咕哝几句。

每天早上，门球场上的声音都会飘进我住的公寓，有门球轻轻碰撞的声音，沙地上的脚步声，以及退休教职工们在不紧不慢的玩球过程中柔和的谈笑声。那是我听过的最平和安宁的声音，我会坐在阳台上，就这么听着。门球的撞击声和着高一阵低一阵的蝉鸣，与乌江上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窄窄的河谷上回荡着船只的汽笛声，发动机噼啪作响，搏击江流，驳船上不时传来丁丁当当的敲击声，那是工人们正把河沙卸到停在岸边的马达轰鸣的卡车上。从我的公寓看出去一英里远的地方，乌江消融在长江浑黄的激流中，不时可以听到从长江上传来的孤零零的汽笛声。

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涪陵对我来说主要意味着各种声音。这是一座十分喧闹的城市，各种噪音也都是我以往没有听到过的——建筑工地上传来钢钎有规律的丁当声，以及岩石在铁锤下的崩裂声：大部分活计仍用手工完成的地方才会有这种声音。我也是第一次住在靠近江河的地方，听着船只发出的各种声音，在峡谷中来回飘荡。

我的公寓位于乌江边的山坡上，一栋楼房的顶层。那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激越而清澈透明的水流从贵州省的崇山峻岭中自南向北而来。乌江的对岸就是涪陵的主城区，山坡上到处都是方块样的钢筋水泥建筑。无论我朝哪个方向看出去，都是陡斜的山坡，尤其向北倾斜下去，直到两江交汇处，山形陡峭的白山坪[2]拔地而起。

这就是从我的住所——六楼，高踞两江，俯视江城——能够欣赏到的风景。视线中没有障碍物，所以我能听到这么多声音。每天早晨，在门球声响起前好久，我就听到楼房后面传来了公鸡的啼鸣。六点整，我又听到了响彻校园的起床号声，然后是学生们在贯通校园的小路上踉踉跄跄的脚步声，他们就在那里做着早操。六点稍过，早操的音乐就通过大喇叭播放了出来——快乐的起床号，不断重复播放的早操音乐，日复一日。早操之后，是一些事务性的通知以及政治宣传，还有学生前往食堂吃早餐的声音；然后是上课铃声。这时，门球场上又响起了那清脆的回声。

我住的地方靠近主教学楼，因而听到了那些声音。我听到了学生们反复朗读功课的声音，因为在涪陵师专，很多东西都是靠着死记硬背来学习的。那也是一种安详宁静的声音；听着他们抑扬顿挫、协调一致地背诵大家都学习过的功课，真是一件令人心满意足的事情。我喜欢听老师们在上课时讲解的声音，课间十分钟各种纷乱嘈杂的声音，电铃骤响的声音，以及午饭时间学生们一窝蜂拥向食堂的声音。

没有一种声音困扰过我。早上的各种声音吵醒了我，但也无妨，因为那是学校固定程序中的一部分，听到它就觉得我与大家步调一致了。当然，我并没有和他们步调一致——甚至在有些方面我从来就没能够融入他们之中。在头几周，多亏了时时处处围绕着我的种种固定程序，我才没有感到太过脱节。

每件事情都有严格的时间表。早上有固定的日程——早操，铃声，上课——下午，则是学生们义务清扫校园时扫帚横飞的声音。星期一和星期四，学生们要清扫教室。星期天晚上，是各种政治性的会议，学生们集合在一起，发表演讲、唱唱歌曲。有时候，他们会唱一唱爱国歌曲，但大多数时间他们唱的是爱情歌曲。他们的歌声飘荡在夜色笼罩的校园里。

每学年开始时，新生要进行军事训练。一个班编成一个团，男女生一起，由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来教他们如何行礼，走正步，左右转，立正。在军训中他们也要学唱歌——这似乎是在为共产主义增添一种乐趣。我们的学生经常要为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演唱一些爱国歌曲。

为了军训，新生要穿上校服，校服是阿迪达斯式样的蓝色运动套装。这种亮色调的校服与刻板的教官们穿的迷彩服相比极不协调，而学生与教官们相比也极不协调。他们不过二十出头，看上去都还稚气未消。他们刚从农村出来，面对教官的命令，害怕得直打哆嗦。天气炎热的时候，总有人会晕倒，然后被抬到阴凉处，班上其余的同学则继续操练着正步。两周的训练行将结束时，他们操练完了步伐，行军到磨盘沟一个偏僻角落里的打靶场。他们用高性能的步枪向靶子射击，以此为他们新的开始画上一个句号。枪声压过乌江的流水声，我也听到了。

校园的夜间很早就安静下来。寝室的灯光在十一点准时熄灭——所有的灯同时熄掉，一排排房子随着电源被切断而变成了黑色。晚上，我有时坐在阳台上，看着灯光熄灭，这其中的规律性让人再次感到从容不迫。

从我的阳台上看出去，涪陵的夜色十分漂亮。白天的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到处都可以看到飞速发展的迹象，但在夜晚，所有的瑕疵都不见了。只看见水和灯光——华丽的灯光，黑乎乎的水面，漆黑而深邃的乌江像一面明镜，缀满了红的、黄的、白的彩带。偶尔可见夜航的船只逆江而上，探照灯照出的三角形光区在船的前方缓步移动，马达在夜色笼罩的峡谷中轰鸣。在长江上，每半小时左右就会驶过一艘大型客轮，宛如一片明亮的灯光静静漂过。

对这些程序，我没一样真正明白过。我不知道这些船要开往哪里，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要这样作息。他们玩门球的方式与美国人有所不同，我也从未自讨没趣地要去弄明白他们玩球的规则。我只喜欢他们每天都来玩门球这一点——规律性本身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军训我其实没有想太多，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记，她描述了在学校里一个平常下午所发生的事情：

阳光明媚，一年级的学生正在军训。他们不停地操练着步伐。尽管汗流浃背，但没有教官的许可，他们不能停下来。

当然，只有这样，他们才明白军队生活的艰辛。他们的激情也能得以约束。

每个人，尤其是大学生，都应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们的国家花了许多钱来培养他们，他们应该忠于祖国。军队是国力的象征，对军队有所了解是很有必要的。1989年，北京爆发了学潮。作为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尚不成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无法明辨是非。哪儿热闹，他们就往哪儿凑。学潮之后，我们国家决定在大学开展军训活动，让他们明白现实生活来之不易。

那就是我真真切切听到的——步伐声和远处传来的枪声都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回音。我这才意识到，校园里固定的程式有比我早先想象的多得多的东西。从那以后，我对飘进我那俯视乌江的公寓的声音就听得更加仔细了。

起先的一段日子，我在涪陵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学生那里学到的。我的汉语还不够好，不足以同城里的人交流。这让我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在哪里都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于是，我听学生念他们为完成功课而写的日记。慢慢地，涪陵的一些事情成为了我所关注的焦点。

头一件事就是亚当和我本人。这够吓人的，因为我以前从未被人如此密切地关注过，每一个动作都叫人重复和评价一番。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被人谈论，然后记录下来。一切癖好和习惯都一览无余。学生们记下我带着水杯上课的样子，我在上课时绕着教室踱步的样子，还有我在他们看来十分滑稽的笑声。他们记下了我那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长而直的鹰钩鼻，好多人还描述了我的蓝眼睛。这也许是所有细节中最奇怪的一点，因为我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但学生们早就从书本上了解到，外国人的眼睛都是蓝色的。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他们最想看到的，是所有浓缩在这两个年轻外国人身上的有关外部世界的东西。一天晚饭后，我和亚当在校门口广场上玩飞盘。第二天，我在阅读一个学生写的日记时，这种懒散的体育运动竟然变成了奥林匹克精神：

当时我正在写作文，突然班上有人大声喊道：“彼得和亚当在玩飞盘！”我马上放下钢笔冲出教室。确实，他们在玩扔飞盘！我想看得真切些，我可不想错过这一景象。于是我又跑回教室，戴上眼镜，冲出教室。现在我看得明明白白的！……这两个运动员离得很远，拉开架势，扔着飞盘。多精彩呀！飞盘就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我看了好一阵子。外国人真是多才多艺啊！

其他人的描述就没那么英雄气概了。我最中意的一篇是一个叫理查德的学生写的，名为“为什么美国人如此随意”：

我是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民族。所以，我们许多人的思想都比较保守。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我们的外语老师——彼得和亚当——这学期开始给我们上课。这是一个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好机会。依我看，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还要随便。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请看以下事实。

例如，海斯勒先生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可以十分随意地在身上抓来抓去，而毫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他穿得极随便，常常是半截皮带吊着，一晃一晃的。但是，说实话，这在中国就是不好的行为，尤其在老年人眼中特别如此。而在我看，这十分自然。

上周，汤普森小姐（一个来涪陵拜访我们的志愿队员）给我们作“美国的选举”报告的时候，她脱下羊毛衫，系在了腰间。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怎么可以那样做呢！谢天谢地，我们是学英语专业的，对美国有所了解，所以对此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如果让其他人看见了，恐怕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一个容易犯错的地方，我们的确也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当地人都富于宽容之心——通常他们会向我们暗示什么是正确的做法。第一周上课的时候，亚当让他的学生做自我介绍，一个叫凯勒的女生站了起来。她说出了她家乡的名称，解释她之所以选择这个英文名字，是为了纪念海伦·凯勒。一般都是这样，他们根据自己崇敬的人来取英文名字，所以就有了芭芭拉（取自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阿姆斯特朗（取自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二年级学生甚至取名为马克思。有些学生把他们的中文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如毫斯[3]、耶洛[4]、诺斯[5]等。有个男生，他的英文名字是莱希[6]。“我名叫莱希，”上第一次课的时候，他就这样介绍，“我很懒，我不喜欢篮球、足球。很多事情我都不喜欢，我的爱好就是睡觉。”

其他一些名字则没有多大意义。有叫苏迪、桑里和凯尔的。有的纯属不幸：一个小个子男生被叫作盆[7]，一个十分漂亮的女生取名叫可可那特[8]。另一个男生取名黛茜，这让傅主任感觉到十分惊愕。系主任傅先生英俊潇洒，蓄一头乌发，我们和英语系联系也主要是找他——这个职位的责任感常常使他生活在肃穆的氛围中。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谈论黛茜这个名字的时候，尤其显得愁眉不展。

“那是个女孩的名字，对吧？”傅主任问我。

“对，”我回答说，“只是在美国，现在就连女生都不喜欢用这个名字了。”

“我记得《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这个名字，”傅主任十分忧郁地笑着说。当学生的时候，他的专业是美国文学，因此他差不多熟悉20世纪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他叹了口气，摇摇头。

“上学期这个学生取的是个男生的名字，”傅主任说，“但在暑假里他把名字改了，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从未和黛茜谈过这个问题。他是个不善交流的人，我对他唯一的了解，是人民解放军曾因其视力不好而将他拒之门外，这打碎了他毕生都想从军的人生目标。这次失败打开了黛茜存在于世的秘密；他是高个、沉默寡言的男孩，满脸忧伤，每天都穿一身迷彩服来到课堂。这是一种安慰，还是一种自我惩罚，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喜欢有一个穿着迷彩服、名叫黛茜的高个子男生坐在教室的后排听我上课，我也从来没有叫他把名字或者衣服换一换。当然，我没把这个告诉傅主任。

不过凯勒这个名字十分直截了当。海伦·凯勒是学生心目中共同的英雄人物——甚至有些男生也将她列为楷模，部分是因为她同情共产主义。那天，凯勒作了自我介绍，又解释了取这个名字的原因，然后她笑了笑。

“谢谢，”亚当说，“你的雀斑真好看，凯勒。”

教室里突然变得一片沉寂。凯勒马上低下头，坐回到座位上。在那阵难堪的沉寂中，亚当手忙脚乱，过了一阵他才急急忙忙地解释说，雀斑在美国被看作是很有魅力的标志。事实证明，在中国，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就好像在说“你的胎记很好看”一类的恭维话。但是，除了继续上课，别无他法。所以，几分钟后，难堪就烟消云散了。

但事情并没有被人遗忘。一周后，两个学生在日记中提到了这件事，他们试图用中国人的方式，委婉地、间接地传达一种信息：

我曾听说过，许多美国妇女的脸上长有雀斑。在中国，女人，尤其是年轻姑娘，如果脸上长了雀斑，是不喜欢别人来提起的。这种做法不太好。我想知道，长雀斑的美国妇女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有些外籍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应该肯定他们的成就。但有时候，由于他们对中国的习俗缺乏了解，也把一些学生弄得很难堪。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忌讳。对别人的长相，我们从不轻浮地加以评论。有一次，在课堂上，其中一个美国教师犯忌了。不过，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们对中国的日常生活常识的了解增多，这种尴尬也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我们都很单纯——我们信奉良好的意愿和努力的工作，我们想，过不了多久，我们要融入这个城市的生活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涪陵，也像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一样，有着极其复杂的过去。不管我看过多少有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书，我对这段历史都缺乏真正的了解。

具体而言，我不知道有美国人前来中国居住对当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得知这里的许多工业企业是从上海搬迁过来的，这是五六十年代美国核威胁的直接后果，毛泽东把中国的兵工厂分散转移到了大西南偏僻的崇山峻岭中。很显然，在当地人怎样看待我们这个问题上，这段历史对他们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也许我们知道的越多，日子会越难过。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名叫安妮，住在我们那一栋楼的底层。她父亲是数学教授，是学校职称最高的教员，所以有幸在我们那栋鹤立鸡群的楼房中得到了栖身之所。在“文革”中，他也“有幸”在四川省一个十分偏远的煤矿干了八年。像许多有才华的中国人一样，他被打成了“臭老九”——下层中的下层，只有通过最底层、最辛苦的工作才能挽救的那一类人。

那些岁月在梁教授身上留下的影响似乎不深——他是个乐呵呵的人，对在政治上获得平反绝对地高兴。即便被下放到煤矿的时候，他也把“地利”用到了极致，他教当地人如何做账，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不过，我想这段经历也许对他女儿的影响更多一些，尽管她并没体会过他那种经历。她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也是有点不合群的那种。她的一些想法与众不同——喜欢独处，喜欢自己拿主意，能够远离大多数学生都在老调重弹着的政治套话。在我所有的学生中，我希望她能对我这个外国人最为开诚布公。毕业后，她写了一封信，坦诚地向我解释她最初时的看法：

你给我们上课之后不久，我读到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当上了美国总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为什么选他做总统）是他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那些日子里，我讨厌见到你和梅耶先生。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尽管偶尔有迹象表明，我的学生仍然带着一丝怀疑来看待外面的世界，但我从未估计到这种情感会如此强烈。这种时候，我总把它们当成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我会十分温和地作出回应，然后尽量不再想它。一天，一个叫凯瑟琳的女生写到了东西方女性的区别：

西方人喜欢优雅的女孩，还是性感的女孩？我经常听到的观点是东方女孩以优雅著称，而西方女孩以性感出名。

中国的女孩大都优雅、清纯而善良。她们做事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是中国传统。

西方女孩则十分开放。她们可以和任何人结婚，随时都可以离婚。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她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考虑对错。她们的生活自由散漫。

我想，我还是喜欢东方女孩的形象和美德。她们优雅而清纯。

凯瑟琳是个可爱的女孩，文静的学生，有一双渴盼的眼睛和友善的微笑，我对她严厉不起来。在她的日记下面，我只是写上了我在美国有三个姐妹——仅此而已。在涪陵，这样的交流就足够了；第二天，她便向我道了歉。

她所写到的“开放”，对涪陵人，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是个界线问题。人们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开放这个话题，它包括不断增加与外界的接触，以及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的概念和俄罗斯“革新”、“公开化”的概念十分相似。但存在着一点关键性的差异：中国的这个词汇没有明确的政治成分，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无意于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实行政治制度上的开放。不过，改革开放还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包括日益增加的地区间流动，以及受外国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处事态度。多数中国人把这视作良性的发展，因为伴随着这些变革而来的是日渐提高的生活水平。不过，人们的思想中仍然潜藏着一种无声的恐惧。涪陵出现的头两个美国老师足以引发人们的这种不安。

在第一个学期，我有些无所适从，没法一一来考虑这些事情。我要学汉语、备课，还要记日记；我没有时间去考虑我们来这里所包含的政治含义。但也有让我感到震惊的时候——有一次我读到一个学生的一段日记，只有三个短句。但在打完分数之后，这三个句子仍久久回荡在我脑中：

现在的中国对外国实行了开放政策。犯罪增加了。维护公共秩序十分重要。

在头几个月，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显得不太重要。我把一些有趣的话抄在我的日记本上，然后继续做着别的事情。我想，我不能仅仅根据学生们所想的来评判他们，至少在开始阶段不能这样。他们的生活背景与我来涪陵之前所了解的相去甚远，而且，像中国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还被笼罩在过去那一段动荡的历史气氛中。要我忘掉这个很容易——要我笑对他们那些滑稽的名字，笑对他们充满稚气的羞怯，笑对他们来自单纯无知的农村地区，这一切都很容易做到。当然，没什么比这距离事实更远的了——四川的农村并不单纯，我的学生知道许多我想都没想过的东西。即使表象具有迷惑性，但当他们写到自己的家庭时，真相还是会不自觉地透露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位英雄。他曾经给我们讲述他的过去。大约十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姐姐都结婚了，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那时中国所走的道路是集体制，人们要参加集体劳动。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私人财产。

在那之前，我的祖父母通过辛勤劳动挣了很多财产，但开始搞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家的全部财产都被“工作组”给毁了。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应归公，便拿走了一些好东西。我的祖母想阻拦他们，但不成。他们把她吊起来打，还不给她东西吃，后来就给饿死了。他们又强迫我的父亲冬天去田里除草，我父亲也不抱怨，只是拼命地劳动。

他们的祖母或外祖母大都裹过脚：也没有几个祖父或外祖父能够读书写字。他们的父母成长在中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年代。这一切都对我的学生有着影响，并形成了他们一些相似的特征。但同时，他们又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受过教育，尽管有钱的不多，但也不是一贫如洗。他们买得起东西——时装、书籍、收音机。他们上了大学。他们学了七年的英语。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根据我的标准，他们也许在政治上都被洗过脑，但与过去相比，他们又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他们这一代人，如同一道分水岭，就像“开放”对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问题。我能感觉到，在这一代人身上承载了很多东西——有些方面，这很像我的父辈，他们是听着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一代美国人。然而，无论好坏，又是他们那一代人创造了美国的今天。说到中国未来的繁荣，这具有同样的意义。但她的过去比美国的过去要坎坷得多，这就常常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很难让我的学生去批评中国什么，这不奇怪，因为他们脑子里被不断地灌输的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偶尔，几个比较出色的学生在描述中国的时候，夹杂着冷静的准确和盲目的乐观，这让我觉得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

我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如果要我们指出这两代人对中国看法上的差异，就应该提到这两个人。

我的父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中国还很不富裕。人民甚至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那时的形势十分艰难。由于缺乏经验，中国的领导人没有解决好一些问题。也许，那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最艰难的时期。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独立和民主这两大目标。所以，人们从心底里崇敬他。这种崇敬延伸为对中国的极大热爱。我的父母亲就是这样。然后是“文化大革命”，生活中出现了许多错误的东西。但他们认为中国是最好、最优越的国家，有显著的国际地位。在他们心目中，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中国才能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因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有关市场经济的东西都是右倾主义。我的父母是别人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考虑其对错。

今天，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那段岁月时，会觉得我们父母的思想和行为都有些盲目和狂热。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那一段时期，我想我们应该、也能够理解他们。每一代人都有他们各自的悲欢。对年轻的一代人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评责备。我们的上一辈人是不幸的；他们没有好的机会和环境去实现他们的价值。但是，他们的精神，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我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我的学生求知欲强，尊敬师长，也很聪明。这所学校尽管名声并不响亮，但在中国，仅占有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人能够进入高中以上的学校学习，也就是说，涪陵师专的学生也算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个群体。事实上，我乐于在低层学校里教书，因为这里的学生身上有我从未见过的未经打磨的品质。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教育都太早地迈过了这个门槛——在美国，连高中生都谨小慎微、愤世嫉俗，甚至疑心重重。教育是一场游戏，学生则是玩家，但涪陵的学生还没有到这个份上。他们的才智还未成熟——带有乡村的气味，带有汗液和大粪的气味，带有夜幕下的泥土和成熟的油菜籽的气味，带有所有来自四川乡下农田的气味。他们的思想中闪现的是土地，瞥见的是师专周围那同一类的厚实美丽的土地，校园外一片片伸展到插旗山[9]边的梯田。

有人心中就闪耀着这些。我们有一个学生，名叫凯尔——像许多学生的英文名字一样，他是一团谜。他是班里最安静的学生之一，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年农民：身体矮小粗壮，脸庞因为四川日光的照射而显得黝黑，仿佛饱经风霜。他的脸上带着农民那种无声的微笑，谦卑的尊敬。他曾经是个农民，直到有一天，政府来了封信，说他通过了考试，可以进入涪陵师专读书。当时他二十一岁，是班上最小的学生；有一天，亚当布置了十五分钟的自由写作。凯尔埋头写道：

我正在田里劳动。那头水牛突然变成了一架长着牛头的机器。于是我提前收工。因为这，我被提拔当了镇长。之后，我坐飞机去北京向领导汇报。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从来没看见过有牛头的机器。他下令把我关进监狱。就在去监狱的路上，我的水牛出现了。它变成了一列有牛头的火车……

我的命运和那头会变化的水牛紧紧连在了一起。

在火车形水牛的帮助下，我回家了。我来到了镇政府办公室。那头水牛——现在是一头真的水牛了——跟在我的身后，低声地说着什么。我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它变成了一部像牛头一样的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着：我年轻的主人，你不适合搞政治。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到学校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尤其你的英语很差。只有这样，你才能把工作干得更好，过上更好的生活……

也许是听了水牛的忠告，我将弃农习文。

在这两百来字的作文中，有太多的四川色彩，而他似乎不花吹灰之力就写出来了——当然，有些东西不是单用眼睛就能看到的。亚当第一次安排学生自由写作时，事情未能按计划进行。他告诉全班有十五分钟的写作时间，然后叫他们“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学生们写了。下课的时候，亚当把作业收了上来。学生们写了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于是他收到了四十五份购物清单。我想要一台新电视机，一件新衣服，一部新收音机。我想买更多的语法书。我想要一间自己的房子。我想要一个BP机、一部手机和一辆轿车。我想要一份好工作。有些学生的清单列了一整页，每个项目都编了号，还有优先购买顺序。

这并不是亚当所希望看到的，但就在这些清单中也同样有不少四川色彩。第二次，亚当非常仔细地向学生们说明，可以“写你想写的任何主题”。

这次奏效了。凯尔埋头写出了这篇作文。我和亚当则不停地埋头苦干，在所犯下的错误中学习，尽可能地融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去。

城市

涪陵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则跟中国的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繁忙、肮脏、拥挤；车辆蜿蜒而行，行人摩肩接踵；店铺内人头攒动、货物琳琅满目，大街上的宣传标语比比皆是；没有交通信号灯，司机们不断地鸣着喇叭；电视机的声音震天响，人们的砍价声此起彼伏；要道两旁的树木满目疮痍，积满煤尘的树叶一片灰白，同样的灰白覆盖着整座城市。

没有自行车，是因为涪陵满布石阶；满布石阶，是因为涪陵是长江、乌江交汇处的山坡上密密麻麻依势而建的一座城市。狭窄的街道起于河岸，沿山势蜿蜒而上，狭窄而迂回，加之太陡，无法骑自行车。汽车行至急弯处，总会遇上交通一片混乱。因此，长长的石阶才是涪陵真正的干道，承载着主要的交通任务——逛商店的人拾阶而下，走走停停地浏览店铺里陈列的各种商品；搬运工拾阶而上，成箱成捆的货物压弯了他们的腰。

事实上，一切必需品和服务在这些石阶上都可以找到。有商铺、食店，有补鞋匠、剃头匠。在一段石阶的低处，坐了一排道家的算命先生。另一段石阶被两三个牙医占据着，他们干活的桌面上散放着各种锈迹斑斑的器具，针筒浸泡在令人琢磨不透的液体中，被严重蛀坏的牙齿装了整整一盘子——这真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广告。偶尔，一两个农民驻足摊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然后拔牙，这时总有一大堆人过来围观。一切都是公开的。理个发也会有人围观。每一次买卖的价格都会被刚好路过的购物者品评一番。生了病，可以在露天坐下来看中医郎中，他们通常在石阶的顶头摆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摊位。摊子上一般有一只凳子，一个装着各种瓶瓶罐罐的盒子，还有一块白布，上面用大字写着：

帮你排忧解难！

专治：鸡眼，乏力，黑痣，看耳。

手术治疗——不痛不痒不出血，不影响工作！

在涪陵，做什么事都不容易。经常可以看到气喘吁吁的老人坐在石阶上歇息。把东西往上坡拿是一件累人的活儿，所以城里有许多搬运工。他们把货物系上竹棒，挑在肩上；19世纪的中国南方就这么搬运货物，当时的英国人把这种劳工称作Coolie——它是“苦力”这两个汉字的音译，意为“辛苦的体力活”。在涪陵——在川东所有的江边小镇，人们把这种搬运工称为“棒棒军”——手持竹棒的劳务大军。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中国农民常穿的那种简朴的蓝色服装），带着谋生的家伙（一截竹棒，几圈廉价的绳子），喜欢成群、成队、成营地聚在一起。和一个棒棒军砍价就等于在和一个团的棒棒军砍价。即使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他们的活计也已经够艰辛了，所以他们经常相互照应；他们没有正式的联盟，但艰苦劳动结成的非正式的联合体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午时分，人们大都休息了。但在城中央的一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棒棒军，他们就坐在那截竹棒上，抽烟，聊天，玩扑克；他们空下来时的样子，与其说是放松，不如更像是在战斗间隙稍作休息。

他们大多是农民，在涪陵周围的山乡里有土地。他们把老婆或兄弟留在家里操持农活，自己来到码头上碰碰挣钱的运气。通常，在冬天，棒棒军的队伍尤其庞大，因为这是乡下的农闲时节。但像他们这样的人其实哪儿都不缺，不声不响，无处不在，有点诡异。他们三五成群地站在卖彩电的商店门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大墙电视屏幕。若是碰上老外坐在街边小摊吃东西，立马就会有十来个棒棒军围拢过来看个究竟。要是码头上哪儿在吵架，他们也会围过去，穿着蓝布衣服，手里拄着竹棒，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有个小小的杂耍团停在涪陵。他们在河边的平地上支起帐篷，门口摆上些差不多一丝不挂的舞女的照片，算是广告。这时，准会有一支“掉队”的棒棒军团目不斜视地盯着那顶大帐篷。如果没有一群棒棒军来围观，那交通事故也就不算是真正的交通事故。他们是一群悄无声息的人——有时即使是最惨不忍睹的事故，也唤不起他们开口的欲望——他们也不出面干预。他们只是在看。

但是，看了他们的工作，你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总在休息，因为在这个艰难的城市里，再没有比这更艰难的活计了。挑一次货一般只能挣一两块钱——八元多人民币才合一美元——而他们总是要挑着一百来斤重的东西爬坡上坎。由于受山城和活计的影响，他们的身材都很矮壮。夏季，他们光着上身出门揽活。你可以看见，竹棒把他们肩上的肌肤磨得像一层牛皮。天气炎热的日子里，他们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在冬天，他们身上也会冒着热气。卷起的裤管下小腿鼓凸，恰似绑了一个棒球。

涪陵是一个腿的城市——棒棒军青筋毕现的腿，老人们佝偻如弓的腿，年轻小姐们细如柳枝的腿。爬坡上坎，你得留神的是脚下的石阶；低下头，你就能看见走在前面的一双腿。在涪陵，逛了一上午的商店而没有抬头看一眼那些建筑，不但可能，而且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这城市全是石阶和腿。

这里的很多建筑不值一看。沿乌江岸边仍旧保留着一片老城区，里面有青瓦盖顶的古代砖木建筑。但这个地区的面积不断缩小，正逐渐为已经主宰这座城市的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所取代。有几座七八层的高楼，但它们像中国许许多多的新式建筑物一样，用廉价的蓝玻璃白瓷砖砌墙。在涪陵，即使修了一幢漂亮的新楼，也会很快被那一道道灰色的尘土盖个底朝天。

这座城市与她所在的土地大不相同，差别在于，除了一小片老城区，毫无历史感。到四川的乡下游玩就是去感受历史，去感受那些通过劳动改造大地的岁月，去感受人类世世代代以来和土地相互较劲的过程。但是，四川的城市总是让人找不到时间感。它们的外壳太脏，看不出时新的样子；格调一致，十分丑陋，看不出岁月的痕迹。涪陵的楼房大多看上去像是十年前扔在那儿似的，而事实上，这个地方的城市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最初，这里是独立的、后来为汉人所统治的巴国部落的首都。之后，差不多每一个朝代都把这里设为区域性行政中心，还各自取了不同的名字：周朝称枳县，汉朝称涪陵，晋朝称枳县，北周称汉平，隋朝称凉州，唐朝称涪州，宋朝称夔州，元、明称重庆，清朝再称涪州，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后，又改称涪陵[10]。

但是，这些朝代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迹。像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一样，这里的建筑的发展步伐掩埋了历史的遗迹。它们的目的仅仅是容纳人口，容纳天天在这里爬坡上坎、搏击车流、干活糊口、买进卖出的二十多万人。

清晨。一个凉爽的早晨，城市笼罩着一层薄雾。退休的人们在城市中心南门山附近一个小园子里练太极。此时的涪陵相对显得安静——其实也是它最安静的时刻了。车流渐渐成形，许多司机已经在使劲地鸣笛；但是道路还没有堵塞，城市的噪音也还没有达到极致。真是令人愉快的早晨啊。

退休的人们整齐地站成几排。一只收音机里放着中国民乐。老人们的动作舒缓而优雅。这个园子很小——并不像一个真正的公园，只是城市中的一个歇脚处。这里有歪倒的灌木丛，枯萎的花朵，毁坏到令人痛心的草坪。其实这些都有人妥为看管——在涪陵，随意破坏公共财物算不上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空气，在于那如毯子一样覆盖着城市、窒息着绿色生命的煤灰。几乎没有比涪陵的树更惨的东西了，树叶变灰打蔫，仿佛刚刚从阁楼中取出来。

阳光穿透了天空的薄雾，城市的喧闹声也随之增加。这是一片混杂的声音：汽车的喇叭声，彩电商店的吵闹声，磁带摊子的吼叫声，街边地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在南门山的东头，突然出现了一阵戛然而止的宁静，仿若另一种形式的紧张。原来，一个盲人在用二胡不紧不慢地拉着沁人心脾的曲子。

二胡意即“两根弦”——仅此而已。这是给一种简单的乐器取的简单的名字：一只圆形的木筒音箱上蒙着蟒皮，竖直的支架上拉着两根紧绷的弦。形状有几分像原始的二弦小提琴，但这两根弦有着宽广的音域。二胡如果玩好了，可以拉出撩人心扉的音乐。

今天，这个盲人就拉得不错。他四十多岁，但脸看上去苍老得多：日晒雨淋，满脸皱纹，双目紧闭。他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蓝色衣衫，脚上套着一双解放鞋。他坐在一个低矮的凳子上，旁边摆着一块布，上面写着些歪歪扭扭的字。他那九岁的女儿站在身旁，手里拿着一个装了半瓶钞票的玻璃罐。周围聚拢了一小群人，即便有刺耳的喇叭声和行人的嘈杂，二胡的声音还是魅力非凡，叫人驻足聆听。他们读着布上写的那些字：

一个家庭的短故事

我二十岁结婚，二十二岁双目失明。结婚十一年，我有了第一个男孩。1988年12月2日，第二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儿。我和我老婆尽心照料孩子，靠家里那点儿地勉强过活。但我家缺少人手，因为钱、粮总接不上季，麻烦不少。我老婆拖着一大家子拼命苦熬，到后来，她再也熬不下去了。我们于1996年1月8日出来逃命。

由于双目失明，我只能过一天算一天。1996年3月2日，我被迫把儿子送到他外公那里。儿子十四岁，但我没钱供他上学。请求各位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伸出你们温暖的双手帮帮我，我对你们千恩万谢！祝你们工作顺利！幸福长寿！

盲人拉着他的二胡。从蛇皮筒里传出的乐声起伏跌宕，盖过了汽车奔流的噪音，行人走过的脚步声，以及旁边店铺里嘈杂的电视声。拉着拉着，他停了下来。他把二胡轻轻地放到一边，拿出了烟袋。他用手指草草地裹了根烟，然后把他女儿叫了过来。女儿小心地给他点着了烟。盲人使劲地吸了一口，靠后休息着，周围的喧闹声渐渐大了起来。

[1] 该校2001年更名为涪陵师范学院，2006年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

[2] 涪陵城北隔长江而望的一座小山，因为读音关系，又写作“北山坪”，后文有专章论及。

[3] House，意为“房子”。

[4] Yellow，意为“黄色”。

[5] North，意为“北方”。

[6] Lazy，意为“懒惰”。

[7] Pen，意为“钢笔”。

[8] Coconut，意为“椰子”。

[9] 插旗山，涪陵城东南边的一座小山。

[10] 关于涪陵建置沿革，请参阅以下史实：秦置枳县隶巴郡，西汉置枳县隶巴郡，东汉置枳县隶巴郡，蜀汉置枳县隶巴郡，西晋置枳县隶巴郡，东晋置枳县隶涪郡，刘宋置枳县隶巴郡，南齐置枳县隶巴郡，梁置枳县隶涪陵郡，西魏置枳县隶巴郡，北周置涪陵镇隶巴郡巴县，隋置涪陵县隶巴郡，唐置涪陵县隶涪州（涪陵郡），前蜀、后唐、后蜀置涪陵县隶涪州，宋置涪陵县隶涪州涪陵郡，元置涪州隶重庆路，明置涪州隶重庆府，清置涪州隶重庆府，中华民国置涪陵县隶东川道、四川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置涪陵县隶涪陵专（地）区。资料来源：http：//www.fl.cq.gov.cn/wbflqq/fljzyg.htm。

第二章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在涪陵，我教授英美文学。我也上写作课和口语课，但主要上文学课。三年级有两个班，我每周给他们各上四节课。我们的课本从《贝奥武甫》[1]开始，跨越十二个世纪，到达大西洋彼岸，以威廉·福克纳[2]的《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作为结束。

这门课涵盖的范围很广。“美中友好志愿者”建议我们不要对这样的课程抱太大的希望，因为学生们的背景，因为他们相对较低的英语阅读理解水平。他们倒是建议我们用文学材料讲解一下英语的语法要点，但我对这个办法不太苟同。我知道，从语言的技术层面看，我算不上出色的老师。我还知道，说到讲授语法，莎士比亚[3]比我更差。再说，我研习文学的时间太长，已经没办法仅仅用它来讲解现在完成时。

不过，我还是有些顾虑。毕竟这些学生来自乡下，而他们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有时候很糟。第一堂课，我让他们写下他们读过的英文书籍——无论原著还是译本。我还问他们想从我的课上学到一些什么：

我喜欢海明威[4]，喜欢《老人与海》。我最想学习海明威的作品。

我最想学习海伦·凯勒[5]和莎士比亚的作品。

我学过杰克·伦敦[6]和他的《野性的呼唤》，狄更斯[7]和他的《双城记》，欧·亨利[8]和他的《最后一片叶子》，以及莎士比亚和他的《李尔王》（这令我感动得流泪）。

我对夏洛蒂·勃朗特[9]的《简·爱》最感兴趣。我不知道它属于哪个年代。我喜欢简。我认为，她虽然是个平凡的女子，却有着不平凡的追求。她敢于反抗舅妈和表兄。她是一位进步女性。

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英语作家。我读过他的一些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很可怕。罗密欧与朱丽叶彼此相爱，可他们的家族却充满了仇恨。

我读过海明威写的《永别了，武器》。他是个硬汉，但他自杀了。

我看着这些回应，心想，我能行。第一个星期，我布置的作业是《贝奥武甫》。

我上课的地点位于主教学楼的五楼。两个班各有四十五名学生，全都紧挨着坐在旧木桌的后面。清扫教室是他们的责任。课间，他们要擦黑板。每个星期，他们要把地板和窗子清扫两次。如果清洁做得不够好，班级就要面临罚款。在这所学校，每件事都是这样——学生们会因为旷早操、逃课、考试不及格、夜间晚归而被罚款。他们很少有闲钱用于这样的开销，于是，每个星期他们都勤勤恳恳地把教室做两次彻底的清扫。

每间教室如果少坐十五个学生，会让人舒服很多。而如果我不把教室的门开着上课，感觉会非常的幽闭。还好，外面有的是空间——教室高踞于乌江之上，跟我从公寓阳台上看出去的视野一模一样：奔流的乌江、拥挤的城市、浑黄的长江，以及深黯的白山坪。

那就是我上课时从左边看出去的景象，刚开始，这样的景象有些令我分神。不过，时时有舒适的微风从江面上吹拂过来，使教室不至于热得令人难受。当一切都静下来的时候——当我让全班学生完成写作作业，或者让他们分成小组进行学习时——我会透过教室门，眺望江面上往来的船只：小小的两人渔船、在乌江两岸来回摆渡的挤满了乘客的渡船、从乌江上游一路北来满载着煤炭和砂石的货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往三峡的白色大客轮。一边教书，一边看着这样的景象，叫人深感满足。我喜欢打量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律，一如我喜欢聆听这所学校的生活节律。上课时，我总会俯视着江上熙来攘往的船只、打渔人、货船船长和码头工人。我会觉得：我也在劳动。这座城市在运转，我则是其中的一个小分子。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少学习文学课本上的内容，因为就连其中的概要都很难读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些材料就没有那么困难了。通常，我会给他们讲讲故事，然后抽几个不太情愿的“志愿者”表演一番。班上的学生都喜欢这样的做法——在这个外国人仅仅因为他们身为外国人而频频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国度里，学生们在教室里挤成一堆，津津有味地观看着一个外国人演绎的《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10]。有时候，我会给他们布置一些写作任务；学《贝奥武甫》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视角，学生们则从妖魔格伦德尔的角度，对故事进行了改写。无一例外，男生们描写了怎样算是吃人，而怎样才算是吃得恰如其分；女生们则描写了荒野是多么寒冷黑暗，而妖魔们又是多么富有感情。一个叫格瑞斯的学生写道：

武士们说我是个妖魔，我不同意。相反，我认为国王和那些武士才是真正的妖魔。

你们看，他们每天大吃大喝。他们吃的、喝的从哪儿来？一定是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

国王和武士们除了吃喝，无所事事。农民们整天辛苦地劳动，吃的却是低劣的食物，许多人甚至连住处都没有，比如我就住在荒野里。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我必须要改变它。

我恨这些武士。我要替穷人惩罚他们。我要让武士们给我盖一所大房子，邀请所有的穷人跟我一起住。

读大学的时候，好几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给我上过课，他们大多是终身教授、出身上流、薪水丰厚。他们发表了许多评论——通常跟本体、金钱和交易有关——但却缺乏格瑞斯那种一针见血的眼光，看出格伦德尔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潜力。这里也有诚实性的问题——那可不是那些身穿花格呢大衣的人笔下的马克思主义；格瑞斯毕竟只是个农民的女儿。她没有终身教职，而我总觉得，那些满怀激情地大谈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人更应该没有终身教职。我还觉得，如果你要听如何从文学的角度诠释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到由学生亲自打扫教室卫生的大学里去听一听。

事实上，政治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大学里无法避免，哪怕我们上的是文学课。所以，到头来我把它上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文学课。学完《高文爵士》之后，我们学了一首关于罗宾汉[11]的民歌。我让学生们编一个故事，如果罗宾汉来到今日的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几个学生按照党的路线进行了描写：

罗宾汉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中国定居。一踏上这片土地，他就对这个和平的国家及其友好、勤劳的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这颗明亮的东方之珠在许多方面都与英国截然不同。英国人没有自由，没有权利，他们深受主人和剥削者的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此外，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他憎恨那些依靠残酷剥削穷人而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剥削阶级，但他个人的力量似乎并不能够推翻统治者。

然而，在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祖国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这不会加大贫富差距，而是带领人们共同致富。罗宾汉深知，他不必像在英国那样用武力夺走富人的东西。但中国仍然需要正义和勇敢，在发展中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不过，多数学生写的是罗宾汉忙于从贪官污吏和贪婪商人身上盗取财物。通常，他们让他置身于沿海的经济繁荣地区，如深圳、广州、厦门等，改革政策使经济获得了自由发展，而物质主义也成了万物之王。在他们编写的故事中，罗宾汉窃取富人的钱财来分发给农民们，而到头来他也总会被捕入狱。有时候，他还会被砍掉脑袋。有一个学生让他在十五年的牢狱生活中成功地接受了再教育（从大牢里出来时，他成了一名侦探）。不过，多数时候是罗宾汉被抓获归案，不要指望这里有谢武德森林里那种理想化的绿色世界。中国的森林少之又少，警察总有办法抓住他。

我让他们进行了一番辩论，在中国当今的条件下，罗宾汉是否算得上是个好的模范人物，这一下子就把他们分成了两派。有人说他像毛泽东，是反抗非正义的革命者；他们把他比作长征中的英雄人物，说如果没有他这样的人，中国将不知会走向何方。也有人说他是个反革命分子，这种人只会兴风作浪，阻碍经济的发展。他们提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那些事儿——难道你希望阶级斗争持续下去，并让罗宾汉搅和其中吗？

十分钟的时间里，他们争论的不再是罗宾汉。他们争论的是中国，他们争论的是他们自己长期以来被加以教化的政治信条。很快，争论变得白热化起来。我坐在教室的后排，听着他们在受教育过程中所得到的矛盾百出的各种观念。革命当然好——他们都知道这一点。毛泽东是个英雄，有了长征才有解放，这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而反革命是不好的——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各种运动的支持者，任何意在挑起变革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是反革命的。要忠于革命，就应该安于现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你才能保持革命性。是这样吗？罗宾汉让这些学生精疲力竭地纠缠了一个小时，每个学生至少做了一轮发言，有些甚至变得义愤填膺。坐在教室的后排，我禁不住想，对这一切，到底怎样才能弄明白呢。

但有一件事情我很早就弄明白了，那就是涪陵师专具有双重作用。它培训教师，但跟中国所有的学校一样，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教化功能的延伸。涪陵师专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一本红色的学生证，内页上印着八条“学生守则”，其中的前三条内容如下：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

2．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坚持历史唯物观。

3．刻苦学习，努力掌握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

将专业学习放在第三位，这绝非偶然。政治才是首要的：这些学生正在被培养成为教师，之后，他们又将培养中国的下一代，而这种培养必须限定在党的框架内。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如果有什么跟基本理论背道而驰，宁愿不教。

所有系科一年级的学生都要学习马列主义课程，上了二年级则要学习法律课程。三年级，他们要学习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而不管乌江对岸的城市里私营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国有企业则纷纷倒闭。说到底，这才是最为诡异的地方，学生们学习并信奉共产主义，而自由市场却在校园里欣欣向荣。同时，他们的确信奉教给他们的那些东西——学生们正像他们被教育的那样，大都爱国而忠诚。他们认真地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和政治集会，并渴望得到入党的机会。每个班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英语系的三年级一共有九十名学生，有八个是党员。他们算得上是班里的精英——最聪明、最有才华、最擅长交际。

第二条守则强调学生应该“坚持历史唯物观”，这说明了政治理论在中国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对于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一直不甚明了——我只知道它跟阶级斗争有关——但“坚持”才是关键。无需调查，无需冥想，无需分析——仅需“坚持”即可。他们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证明各种理论的正确性，全然不顾其中的复杂和矛盾。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使用着恰当的术语。有好几次，我让学生们给我解释这几个词语——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可没有一个人能够用清晰简单的语言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正如奥威尔[12]所说，语词和意义分了家。重要的只是，学生们在看待周围世界的过程中，要会使用正确的术语，并运用正确的政治理论体系。

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应该在何处加入其中，总是让我和亚当觉得非常困难。亚当教授美国文化，所采用的英文课本名叫《英美概况》。该书出版于1994年，其中对于美国的描述常常叫人难以认同——例如，讲述美国宗教的那一章对于慈善、社区和学校只字未提，却在琼斯镇集体自杀事件[13]上花了很大的篇幅。还有一章名为“社会问题”，写得尤其活灵活现。其中的部分文字如下：

美国社会在科技方面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其社会精神正在变得越来越空虚，社会本身也越来越腐败……许多社会科学家宣称，20世纪60年代前，青年男女婚前发生性关系司空见惯。但在今天，所不同的是，许多年轻人公开承认，婚前性行为是检验婚姻的唯一标准。有些美国人说，这只是一种随便的行为；另一些人则借口说这是浪漫爱情的自然结果。这听起来更加可笑。这种“新道德”不是别的，正是“不道德”。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文明”。

同性恋是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的一种相当奇怪的社会现象，它随处可见。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婚姻或者爱情感到绝望。有的人婚姻失败，从而对它感到失望，所以，他们决定不再爱异性，而开始去爱同性，以表达对异性的憎恨。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有的人想干一些“新鲜”、“古怪”的事儿，因为，众所周知，美国人喜欢冒险，所以，他们把同性恋当作一种新的刺激。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人空虚的精神状态和扭曲的社会秩序。

这一章还略述了许多别的问题——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吸毒、宗教狂热——并且还指出了导致美国存在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一些人却遭受着精神空虚的折磨，所以他们才会寻求古怪刺激的东西。因此，只有当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束时，这些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要用这本书进行教学可不容易。最大的问题在于去伪存真：让学生知道诸如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应该让他们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同性恋根本不是个问题（要是他们明白资本主义不会导致同性恋问题，那也不错）。不过，在学生们的头脑中，书本上的东西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没有中间地带。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要质疑官方出版的教材。

作为外国人来从事这样的教学，实际上就是要在穿越这片政治土壤的过程中，尽量通过协调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出路。这种技能通过学习才能获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亚当和我逐渐地学会了弱化政治，既要找到接近学生的话题和方法，又要做到不引起他们锤击膝盖式的本能反应。我的文学课——尤其是开始讲授诗歌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因为诗歌简化了一切。

按理说，不应该那么简单的——我们学习的第一首诗是莎士比亚写的，这教起来一点都不简单。我先是讲了一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基本格式，然后把他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分成了若干片段，分发给学生。后来，我们又复习了一些诗歌术语和古英语。接着，我就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他们把这首诗的顺序排列出来。尽管我给他们排出了第一句，但还是以为他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我的目的只是想让他们揣摩一下那首诗的基本内容，以便对诗歌的形式有所熟悉。然而，他们从未怀疑过任何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便是我在涪陵的教学变得容易的原因之一。这些学生可以毫无怨言地从事任何事情，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哪怕是最难以完成的文学作业，也强过在没膝的水田里对着耕牛吆喝。因此，全班学生对着那一首支离破碎的十四行诗琢磨起来，而我则对着乌江上的小舢板和大货船凝视出神。

一个小时后，他们完成了任务。有些小组只是勉强完成，但每个班都有两三个小组拼得一句不差：

能不能让我来把你比作夏日？

你可是更加温和，更加可爱；

狂风吹落五月里开的好花儿，

夏季的生命又未免结束得太快；

有时候苍天的巨眼照得太灼热，

他那金彩的脸色也会被遮暗；

每一样美呀，总会离开美而凋落，

被时机或者自然的代谢所摧残；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凋枯，

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美的仪态；

死神夸不着你在他影子里的踯躅，

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在；

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

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14]

而且，他们也理解了诗歌的形式，他们能够把这首诗拼合起来，也能够把它拆解开。他们能够标出诗歌的韵律——他们知道每一行有哪些重音，他们能够找出不和谐的读音。他们诵读着诗歌，在课桌上轻轻地打着拍子。他们仿佛听过十四行诗。这样的事没有几个美国学生能够做得到，至少以我的生活经历看来如此。我们美国人读的诗歌不够多，无法分辨其中的音律，这种技能就连受过教育的人都失传许久了。但我涪陵的学生仍旧保留着它——不管是电视剧的出现，还是“文化大革命”有针对性的破坏，没有什么东西撼动得了这样的技能。

随着时间推移，我差一点就要自愧不如了。那么多年，中国人处心积虑而又勤勤恳恳地摧毁了他们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然而，要说对诗歌的欣赏，美国人也快赶得上不分彼此了。能够把一首诗歌背诵出来，并切分其韵律，这样的美国人到底有几个呢？我在涪陵的每一个学生至少能够背诵十几首中国古诗——杜甫的、李白的、屈原的——而这样的青年男女全都来自四川乡下。即便按照中国的标准看来，他们的家乡也算闭塞之极。可他们依旧在读书、依旧能够背诵诗歌，那就是差异。

诗歌好像从来没有令他们感到厌倦或沮丧。唯一的障碍是语言、生词和古词。因为这些障碍，他们养成了绝好的耐心。我们把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仔仔细细地复习了一遍，及至最后，将它升华到了诗歌的不朽性这一高度。我问他们：莎士比亚成功了吗？那位女子会永远活着吗？几个学生摇了摇头——毕竟那是四百多年前的诗了——但其他学生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我问他们，那名女子生活在什么地方。

“英国，”阿姆斯特朗回答道，他回答我问题的次数最多。

“那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大约在公元1600年。”

“想想吧，”我说道，“四个世纪前，莎士比亚爱上了一位女子，并为她写了一首诗。他说要让她的美貌永存——这是他的承诺。现在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就在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有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也没人见过莎士比亚四百多年前爱过的那名女子。可就在这一刻，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她。”

教室里一片静默。通常，涪陵充斥着车船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喧闹声，可在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在这一刻的静默里，既有崇敬，也有惊叹，我与他们感同身受。之前，我已经把这首诗朗读了无数次。但直到我站在涪陵的这些学生面前，聆听着他们思考这十四行诗的奇妙时的静默，才真正地听到了它。

过了一会儿，我让他们描述，他们在那一阵静默中所看到的东西，以及中国人眼中的莎翁情人：

她的肌肤像雪一样洁白，像冰一样光滑。她的长发像一阵阵瀑布；她的眼睛如此迷人，你一见到她就永远忘不了。她的身材丰满而高挑，小嘴像红玫瑰，眉毛像柳叶儿，手指纤细如葱根。

她看起来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纤巧优雅的莲花。她长发如瀑，眉如弯月，樱桃小口，眼睛明亮，温柔如水。

她身材纤细，长着一头黑色长发。眼睛大而明亮，充满了柔情和羞涩。她的眉毛像两片柳叶儿，双唇显得十分生动。她的皮肤如凝脂般白皙而柔嫩。

她的头发有如金色的波浪；她的肌肤平滑得让人怀疑它是大理石做的；她的腰肢软得像水草，十指纤纤如葱根。

她有如乡下姑娘一样自然而平凡的美丽。她像水晶一样纯洁。她就像一首流淌的诗。

在我们的想象中，她很美，也有些忧郁。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人，她看起来就像其中的一个——王昭君。对我们来说，找不到可以形容她们美丽的字眼，因为她们美得无法形容。我们只能说：她们很美。

看他们所写的读后感，我有一种强烈而清新的感受，这在以前其他学文学的学生中是看不到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学的是外国素材。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交换着陈腐的题材：我不知道中国古诗把女人的手指比作葱根，而他们也不清楚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的不朽之处已被人评点过无数次，在注脚处都标着号码，几乎不再成其为诗了。我们的这种交换突然使一切变得新鲜起来；没有了枯燥的诗，没有了被人过度研究的戏剧，没有了被讨论到近乎病态的人物。当我布置有关《贝奥武甫》的作业时，没有人咕哝过——在他们看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好看的妖魔故事而已。

这就是我们在那间狭小的教室里学习的主要内容。那是些美好的日子，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间教室。但在我们周围总有许多外在的东西：学校有规章制度、国家有政治制度。这些外力一直存在着，盘旋在教室外的某个地方，甚而到了能感觉到它们压在我们身上的地步。当某个机关被触动时，党就突然出现了。有学生偶尔写道，莎士比亚代表无产阶级，因为他批判了英国的资产阶级（由于这一观点，许多中国人对《威尼斯商人》[15]非常熟悉）。有的学生还指出，哈姆雷特[16]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农民。还有学生告诉我，《仲夏夜之梦》[17]里的农民们是剧中权力最大的人物，因为他们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无产阶级，并因此才有了革命。

我对这样的读后感反应复杂。我的学生能够与课本进行互动，这是件好事，但对于他们生拉硬扯地把莎士比亚用来替共产主义做宣传，我没有太大的热情。我反对进行这样的诠释，尽管我做得极为小心——考虑到学生们的生活背景，我不能公然说《仲夏夜之梦》里的农民们实际上是一些无权无势的小丑，只不过徒增喜剧效果而已。不过，我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对我觉得受了误导的读后感做出些许回应。我说，哈姆雷特的确伟大，但并不是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农民，而是因为他深切地关怀着自己。我还指出，莎士比亚是小资一族，通过获取剧场公司的股票而发了家。

我第一次弄明白，为什么文学总是倒向政治这一边。之前我曾为此挣扎过；在普林斯顿大学[18]的时候，我的专业是英语。毕业之后，我又到牛津大学[19]读了两年的英语语言文学。我最初的计划是当一名文学教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美国，我在英语系所看到的一切让我渐渐失去了最初的热爱。美学是一个原因——我发现，我读不懂文学评论了，因为其中晦涩的学术性与作品的优美性相去甚远。对于绝大多数文学评论，我都不太明白，它们好似一团乱麻，无可救药地充塞着令人费解的字眼：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这一切统统无法得到简单而明了的解释——就像我在涪陵的这些学生，当被问到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只能张口结舌。

不过，我最为烦心的却是文学在西方的政治化倾向：人们阅读文学的时候，把它当成了一种社会评论，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书本被强迫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的服务工具。很少有文学批评针对文本本身做出反应，反而是文本被扭曲了，只有对评论家供奉的理论做出反应。有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女权主义评论家、后殖民主义评论家。无一例外，他们把手中挥舞的理论作为模子，把文本填充进去，挤出一个个形状均匀的产品来。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后现代主义。真像是把毫无意义的同一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

此外，我还很反感英语系不断地捣腾篇目，就像在本科招生手册的封面上印着无数假照片那样，他们还想炮制出一份多元文化的书目清单。我一直认为，就文学而言，确立并尊重一种文化基础是很有价值的事情，而我在中国却见到了这样的基础被连根拔起时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多年来，中国人为了社会价值而恣意摧残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如此，所有戏剧一律禁演，仅有少数政治作品如《红色娘子军》能够幸免。即便到了今天，很多东西也早已不复存在。我所有的学生都知道马克思，但没有一个人了解孔夫子。

不过，我同时也以更人性化的眼光来看待导致这种政治化倾向的原因。我认识到，就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力量在于它的普世性：一个四川农民的女儿够读懂《贝奥武甫》，并把它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满教室的中国学生能听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能够发现唐代美人的完美无瑕。不过，跟这种力量相伴而生的则是脆弱，因为它总要试图滥用伟大作家的这种力量。想把莎士比亚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这非常自然——如果不太适合自己的需要，你可以曲解他的话，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或者，如果完全不听你的摆弄，你还可以把他从篇目中剔除出去。

在中国，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然而，我还是非常惊讶地发现，从某些方面来说，我的这些学生在避免政治干扰上做得比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的学生都要好。在那个学期，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外语材料，一直悬在教室外面的政治力量似乎已经越飘越远。文学课如此新奇而迥异，以至于学生们总是忘记了他们的政治准则，我们也得以与美国的英语系所遇到的那些麻烦事擦肩而过。实际上，我们在整个秋季阅读的全是已故白人男性的作品，但我的学生好像并不介意这一点，正如他们毫不介意我这个健在的白人男性充当他们的老师。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外国人而已。

不再担心政治之后，他们把精力投入到对学习材料的理解上来。他们反复聆听诗歌的朗诵效果，权衡故事中的人物角色。他们非常认真地做着这一切——在他们看来，文学不单是一场游戏，其中的人物角色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评价。他们学习了《哈姆雷特》的故事梗概之后，一个名叫莉莉的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海斯勒先生，你喜欢哈姆雷特吗？我不崇拜他，我很讨厌他。我觉得他敏感、保守而又自私。他应该将真相告诉他的爱人奥菲利亚，让她一起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毕竟，两个相爱的人应该患难与共。再说，我不喜欢他的优柔寡断。作为男人，他应该决绝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牛津大学，你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不可能简单地说：我不喜欢哈姆雷特，因为我觉得他是个讨厌鬼。无论怎么说，但一定要说得巧妙一些。你还得把哈姆雷特当成剧本中的一个人物角色来看待，一层一层地对他进行剖析。你不仅要剖析剧本本身，还要剖析所有曾经被人写到过的东西。你得考虑其他评论家说了些什么，你得衡量他们的知识与无聊围绕着剧本层层累加到了什么程度。你得考虑这个剧本跟当下的时事潮流有什么样的关系。当然，这个过程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在真正有点头脑的话语开始之前，他们得不到须臾思考的余地。作为学生，那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在一瞬之间，头脑里灵光一现：我讨厌这个角色。这个故事写的不错。这首诗里的女子长得非常漂亮，我敢打赌，她的十指纤巧如葱根。

当学生的时候，我就在寻找这样的东西——文学仍可欣赏的迹象、人们为愉悦而阅读、除却政治的因素，其本身就至关重要。不过，总是很难说清，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出现过。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我在涪陵的这些学生对于他们读到的东西充满了欣赏之情。我因此明白过来，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会像他们那样思考文学。有时候，在他们埋头完成作业、而我眺望乌江的时候，我会微笑着告诉自己：我们都是逃亡者。他们逃避了“社会主义建设课程”，我逃避了解构主义。外面的两江之间，涪陵城一如既往。而在这里，我们阅读着诗歌，我们感受着愉悦。

10月，我们学习了《哈姆雷特》，此时的天气依然温暖，但秋雨已经降临到了河谷地区。我把几个班分成了十一个小组。经过一天的准备之后，他们在教室里表演了这部戏剧。他们把讲台推到墙边，把地板清扫一番后就变成了舞台。学生们把课桌和凳子依次往后拉拢，坐下观看。

表演使他们完全改变了模样——在课堂上，他们可能极度害羞，但戏剧颠覆了这一切。每一个动作都做过了头，每一个表情都极其夸张，他们全都成了表演过火的演员。在习惯了害羞的他们之后，再来看他们在光秃秃的舞台上表演，真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我时时在想，这也许跟中国古代戏剧的影响有关。在中国的古代戏剧中，动作十分夸张，十分风格化。不过，这也更有可能是在这个极少外露感情的社会里的一种宣泄而已。不管怎么说，看他们的表演真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的表演跟这出戏一样，几难辨认。而在我的眼里，这些学生和《哈姆雷特》全都焕然一新。

罗杰扮演已故国王的鬼魂。鬼魂佩戴的中国古代皇冠是罗杰用纸板箱做成的，尖顶，亮色。他的身体扭曲着，发出嗷嗷的怪叫声。在任何关于《哈姆雷特》的表演中，均是由鬼魂这个角色来确定整部戏的基调，戴着皇冠的罗杰也不例外——在这间教室里，他就是带有中国风味的丹麦国王。

第二场，哈姆雷特王子来到了由简和莎丽两人扮演的格特鲁德和克劳迪亚斯跟前。对我的学生来说，谈情说爱是一件非常纠结的事情。在公共场合，异性之间哪怕是极不起眼的接触都是一种忌讳。而对绝大多数女生来说，扮演妻子或者女朋友令人非常尴尬。通常，他们像简和莎丽那样简而化之，由同性扮演夫妻或男女朋友，因为在涪陵，同性朋友之间公然表露感情实属常见。就这样，莎丽摸了摸简的头发，简则抚摸着对方的手臂。接着，莎丽意识到哈姆雷特正在盯着她们，于是傲慢地问道：

愁云为何仍旧罩在你的头上？

紧接着，哈姆雷特——扮演者巴伯是一个神经质的男生，戴着深度眼镜，穿着廉价的黄布衣服，名字似乎也取得有点问题——回答道：

我的陛下，没有愁云了，我在太阳底下晒了很久了。

简轻抚着莎丽的大腿。这两个女孩长得很漂亮，飘逸的长发如丝般爽滑。巴伯面带愁容。简有气无力地紧靠着莎丽，轻声说道：

亲爱的哈姆雷特，抛开你那忧郁的神气吧。

对国王和颜悦色一点。

不要老是为你死去的父亲难过，

要知道，每个人终有一死。

大多数对白都是他们自己编写的——剧本的语言太艰深，他们只采用了其中最著名的几段台词，其余的全改成了白话口语。哈姆雷特在第三幕所作的独白由班长索迪朗诵，他一个人站在全班学生的面前，念道：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哪样好些呢？究竟应该无所事事，默默忍受，

还是与克劳迪亚斯进行抗争

来结束这些苦难。去死，去睡——

一了百了——睡了就了了一切

烦恼！去死，去睡——

去睡——就可能做梦：唉，这就麻烦了……

他个头很大，透着川北乡下农民那种闲散的眼神，其他学生都叫他老大——在香港警匪片里，这是对大哥的称谓，它折射出索迪在班上具有威信，受人尊敬。不过，尽管他在班上身居高位，学习成绩却不大理想。他的写作水平很高，但英语口语却十分糟糕，这让他在同学面前很没有信心。他很少说话，很少回答问题。

直到那一天，索迪站在全班学生的面前表演哈姆雷特这个角色，我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学生们对他充满了尊敬。他的口语依然糟糕透顶——他结结巴巴地念着那段独白，有几句甚至听不太清。但没有关系，因为突然之间，他的才华尽显。他仿佛伸手把自己的天赋抓到了掌心，反复地把玩着，一边牢牢地掌控自己的天赋，一边深深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他的语速很慢，有些装腔作势。他在教室里踱着步子。他的动作中间夹杂着川剧的痕迹——他的臂弯里搭着一件斗篷，他绕着横放在地上的一条凳子来回踱步，直至这件简单的道具变成了他的王宫。不过，他的嗓音几近完美——他控制着自己的步子和腔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哈姆雷特那怒海狂涛般起伏不定的内心世界。索迪明白该怎样应用发声和静默，在用吼叫声表达出沮丧的心情后，他让自己的话语在这间他每周都要清扫的教室里久久地回荡。他不安地踱着步子，他蹲在凳子上，他用双手抱着脑袋，他咆哮着，他踢着那张凳子，突然之间一言不发——接着，他打破沉默，静静地念道：

这样子，良心让我们变成了懦夫，

于是，我们就想做点什么事情

但我们的思想阻碍着我们

从而失去了行动的名分——

他就是哈姆雷特，他就是老大。我头脑里的疑虑一扫而光，荡然无存。学生们全神贯注地观看着，末了，他们拼命地鼓掌。那一年，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每当我看见索迪，看见他方方的下巴，看见他傲然的眼神，以及他那农民一样黝黑的肤色时，我就看到了丹麦王子。在四川的乡下，那活脱脱就是哈姆雷特该有的模样。

在另一个班的表演中，罗森克兰兹和吉尔顿斯登步行至国王面前，以头叩地，额头差点触到了地板。他们站在那里手牵着手，听着克劳迪亚斯的训导。在四川，男性朋友之间那样手牵着手十分常见——当然，如果你是在懵然不知的情况下聆听自己的死讯的话，肯定会想找某个人的手来牵一牵。

他们很喜欢罗森克兰兹和吉尔顿斯登这两个角色。有些学生不太喜欢哈姆雷特，有些人又觉得奥菲利亚过于悲戚，但大家都很喜欢罗森克兰兹和吉尔顿斯登。他们喜欢这两个人倒霉的窥探癖，喜欢这两个人的死法——这两个仆人受了欺骗，将给自己的处决令送到了英格兰国王手里。那也是莎士比亚的一处妙笔——诗人笔下的丹麦王国中又一处中国影子。这有点像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苗泽，为了赢得有权有势的曹操的恩宠，背叛了自己的姐夫马腾。可是，在斩杀马腾之后，曹操对满怀期待的苗泽说道：“留此不义之人何用！”并将苗泽以及他的全家老小斩杀于市。或者说，可能也有些像毛泽东的将领林彪，他竭力想让“文化大革命”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最终却成了它的牺牲品。不管怎么样，我的学生们理解罗森克兰兹和吉尔顿斯登——这么多年里，他们无数次看见过这样的角色。即便到了今天，你有时仍旧可以在干部们的办公室里看到他们的身影。

演出在眼花缭乱的剑术和功夫表演中落下帷幕。莱尔特斯、哈姆雷特和克劳迪亚斯被卷入了香港功夫片式的高潮之中，直至最后，只有哈姆雷特和霍拉旭蹲在全班学生的面前。扮演这两个角色的是维克和莱希。他们俩穿着廉价西服。演出之前，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地上铺了报纸，为的是丹麦王子倒地时不至于弄脏了衣服。全班学生哈哈大笑起来——不过，表演随即开始了，莱希抱着即将死去的哈姆雷特，斜靠在墙壁上。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莱希把他抱得更紧了些，就像抱着个孩子。不过，这样的身体接触非常自然，因为中国的男性之间可以有那样的身体接触。哈姆雷特呻吟着想要说出话来，他终于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临终遗言。霍拉旭轻轻地摇晃着他的怀中好友，断断续续地说着永别的话语。全班学生鸦雀无声地观看着。两个演员均是小个子，如今孤零零地躺在地板上，蜷蹲在油漆剥落、粉尘覆盖的黑板下，更显矮小。哈姆雷特又咳嗽了一声，说道：

我不能活着听到来自英格兰的消息了，

但我支持福丁布拉斯。他已得到我这个垂死之人的同意。

那么，告诉他吧——余下的只有沉默了。

就这样，哈姆雷特死了——那一刻，我差点忘了自己正处在中国一间阴霾的教室里，我差点忘了霍拉旭实际上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喜欢睡觉，喜欢说自己懒惰。他把哈姆雷特轻轻地抱在怀里，轻柔地、忧伤地、慵懒地说道：

晚安了，亲爱的王子殿下，

愿天使们用歌声伴你走向极乐。

暮秋的雾霭笼罩着白山坪，教室里冷了许多。教室里没有暖气——涪陵的公共建筑很少有暖气——后来，我只好在上课时关上教室的门窗。学生们开始穿戴上棉衣、围巾和手套。他们的手指生了冻疮，肿大起来，他们的耳朵冻得通红。在坐满了学生的教室里，在冷风中，我看得见他们呼出的热气。我们读了斯威夫特、华兹华斯和拜伦[20]。我们大声地朗诵着他们的作品，那些优美而有韵律的词句在教室里回荡着——随着抑扬格诗句呼出的白雾升到了天花板上。教室外面，一阵疾风从长江上吹来。冰冷的课桌下，学生们使劲地跺着双脚。

他们求我再布置表演一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我终于答应了，部分原因是为了取暖。我简要介绍过《罗密欧与朱丽叶》[21]之后，他们便表演起来。索迪和他的同学们用课桌垒成了一个阳台，在这个摇摆不定的桌子堆上，露丝勇敢地站立着，索迪则在桌子堆下向她求爱。五场戏之后，格瑞斯念出了朱丽叶的独白。其时，朱丽叶正准备吞下神父给她的安眠药。她的家人都不支持她，而罗密欧又遭到了驱逐。表演到一半的时候，格瑞斯哭了起来。格瑞斯是个漂亮而又活泼的女孩，也是我最喜爱的学生之一，因为她敢于不惧尴尬地说出内心的想法。中国的女孩不会那样——可格瑞斯对此毫不介意。就在扮演朱丽叶的那一天，她那长长的黑发披在肩上，双眼闪着泪光。在寒冷的教室里，她呼出的气息变成了一团白雾。

早在几天前，他们排演这部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有一个男生游离于小组之外。他的英文名字叫做“沉默·希尔”。“我一直不爱说话，”还是在9月份，我第一次问及他的名字时，他就做了这样的说明。但他的写作非常优美，这个爱思考的年轻人来自一个只有两百五十人的小村庄，他那沧桑的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容。就在我注意到他游离于小组之外的那一天，他还是面带微笑，全神贯注地看着剧本。我问他在看什么，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指了指朱丽叶的那两句台词：

我唯一的爱啊，从我唯一的恨中熊熊燃起！

要是不该相识，又何必相逢！

“你知道那说的是什么意思吗？”我以为他有问题要问我。

“知道，”他回答道，“我认为写得很美。”

我停下来，又看了看那两句话。

“我想你是对的，”我说道。那一刻，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沉默·希尔和我站在那里，一起看着那些诗句。

插旗山

这座山有两个名字：桃花山和插旗山。这座绿色的山峦从两江交汇处拔地而起，在学校的后方高高耸立着。在春、秋、冬季，山顶总是被江面升起的大雾遮了个严严实实。在夏季阳光炙烤的日子里，靠近山顶的一株株桃树似乎被热气熏得哆嗦不已。

3月底、4月初，桃花绽放，一片粉红，花期仅有短短的两个星期，这座山的第一个名字由此而来。不过，在涪陵基本上没有人叫它桃花山，尽管另一个名字的缘由更为转瞬即逝——19世纪的太平天国时期，就那么短短的一瞬间，中国历史的车轮开进了涪陵，爬上了这座山峰，接着又继续往前走了过去。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涪陵如此靠近中国历史事件的核心。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余音仍旧萦绕不去，这座山峰的名字不禁让人回想起那一场奇特而又暴力的革命。

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发起者是来自广西的一个穷苦人，名叫洪秀全。在参加四次科举考试并屡屡失利之后，他大为沮丧，决定自封为天父之子，是耶稣基督的天弟。自此以后，事情发展得极为神速。到了1851年，洪秀全率领的武装追随者已有二万之众，他由此宣布另立新朝，并自封为天王。他的兵士蓄着长发，作战勇猛，不惧死伤。他们以传教士散发的小册子作为基本教义，信奉一种改头换面了的原教旨主义新教。1853年，他们攻陷了东部的南京城，定都为新耶路撒冷，那时，洪秀全几乎统治了半个中国。

太平天国——太平祥和的天朝王国——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妇女裹脚、禁止娼妓、禁止赌博、反对吸烟，赢得了中国农民的支持，因为他们对于腐败的清朝统治者满怀憎恶。然而，洪秀全和其他革命领导者均缺乏治国的眼光和经验，多数人受不了权力的诱惑，转而奢靡享乐，内讧倾轧。他们开始变得像他们誓要推翻的那个王朝一样：绫罗绸缎、溜须拍马、妻妾成群。不过，他们的势力依旧强大，清政府对他们无可奈何。即便内部的争权夺利和自相残杀之风日盛，他们依旧牢牢地固守着南京城。

洪秀全最伟大的将领名叫石达开，晋封“翼王五千岁”。在太平天国所有的开国将领中，他的能耐最大。由于太平天国内讧纷争使他的幻想破灭，他于1857年被迫离开了南京。带领着十万人马，他展开了一场军事运动，历时六年之久，为后来共产党进行的长征行动埋下了伏笔。他率领着太平军辗转穿行于中国的东部和南部各省，最后来到了长江流域。之后，他们又来到了涪陵。在涪陵，石达开和他的军士们沿着陡斜的缓坡，爬到插旗山顶，插上了太平天国的旗帜。

在晴朗的日子里，从插旗山的山顶可以看见整个涪陵城。不过，到了秋季，有秋雨和秋雾笼罩在两江之上。一连数天，云雾遮住了视线，只能听见乌江对岸的城市传过来一阵阵嘈杂的声音：车船喇叭声、摩托车轰鸣声、建筑工地噪声，全都回荡在一片白雾之中。有时候，雾霭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接着，好似有什么东西扫清了两江河谷——气温回升，微风吹拂——突然之间，视野又被打开了。

往南，山峰陡斜着往河谷那一层层台阶的庄稼地直插下去。接近乌江的地方，点缀着江东的各个居民点：有远处看起来十分渺小的师专，有朝空中喷吐着黄色粉尘的建陶厂，有伸进乌江的混凝土堤坝和破旧的码头。河水悠闲地流淌着，宛如铺展在山峦之间的一条白色丝带。

雾霭之中，这座城市显得肮脏而陈旧。建筑物胡乱而随意地满布在斜坡上，使城市看上去也显得很庞大。如果站在地面上，是不可能看得出涪陵的规模的，但站在插旗山顶上，它的大小就能一下尽收眼底。那些灰蒙蒙的建筑物层层叠叠，一直堆到天际线上，越过了远处烈士陵园那针尖一样的纪念塔尖。然而，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它仍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实际上就是一座小城——翠绿而雄伟的群山环抱着这些密密麻麻的建筑物。

不过，没有哪座山真正称得上是荒山。站在插旗山的山顶，往哪个方向都可以看出去十来公里远。在这个范围内，每一寸有用的土地都得到了开发利用。山峦本身也是这样：山顶是一个果园，山坡上是一大片庄稼地，顺坡开凿铺设了台阶，一直延伸到山脚的平地位置。

山顶部位的地势陡峭，不适合开垦梯田，便栽种着桃树和橘树。稍往下一点，坡度放缓，农民们把土地开垦成长条块，种上了蔬菜，有卷心菜、土豆、黄豆、胡萝卜。再下去一点，梯状台地更加宽阔，种上了谷物。现在是秋季，差不多到了种植冬小麦的时节。农民们会等到11月和12月才开始播种，每隔两三行，他们就要留出六十厘米宽的间距。到了3月份，离收割小麦还有两个月的时候，他们会在留出的这些空地里种上玉米。每一寸土地都不会浪费，每一个环节都不急不缓，各有自己的时令。每一个时令，都有农民们用手工完成的简单活计。

顺着山坡再往下去，几个星期前就种上了水稻。现在，稻田里的蓄水快干了，泥地里兀立着鹅黄的稻秧。稻田多位于南坡的狭小山湾里。这些地方足够平缓，适合开垦成可以保水的台地。在山坡上种着的所有作物中，水稻的种植程序最为错综复杂。水稻在3月播种，密密麻麻地栽植在秧田里。一个月后，绿色的秧苗由农民们用双手连根拔起，再移植到蓄满水的稻田里。到了七八月份，稻谷收割脱粒之后，干枯的稻田又用来种上了蔬菜和冬小麦。就这样，一季一季、一年一年地循环往复。有时候，在一块地里就可以看见一年四季需要种植的农作物：割了水稻种蔬菜，收了蔬菜播小麦，收了小麦插水稻。

坡底靠近乌江的地方，一条尘土蔽日的公路拦腰穿过。公路下方，山坡又变得陡峭起来。不过，即便这些河滩地也种上了青菜和冬洋芋。这样的狭小地块一直延伸到乌江的岩石岸边，一艘锈迹斑斑的小船朝着两江交汇的地方驶了过去。小船低矮的前甲板空空如也，从船舱里伸出一面鲜艳的中国国旗，猎猎飘动。小船开进长江水域，转头迎向了激流。小船的马达轰鸣着。激流拖拽着小船，短短的一瞬间，小船一动不动——驻停在山脚下、城市前，停在了两江的交汇处。紧接着，小船的螺旋桨战胜如急流般淌过的江水，往上游轰鸣而去。

石达开和他的人马离开涪陵，顺着长江流域，继续西进。他们经过了重庆，经过了泸州。接着，他们离开长江，进入了川西的崇山峻岭之间。到此，这场行军历时多年，远在南京的天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终，这一次远征竟然变成了军事大撤退。

这支部队顺着川西大渡河的岸边进发，大渡河碧绿的冰雪融水奔腾咆哮。之前，这条河流已经见证了多次伟大的战役——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三国时期，这里发生过几次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现在，清政府的军队紧追不舍，满心希望将石达开和他的人马围捕在狭窄的山谷里。那是1863年。

在大渡河岸边，他们停留了三天，为的是庆祝石达开之子的降生。仪式非常复杂，因为这个孩子是天朝的王子——“圣神电”、“五千岁”、“翼王”之子。不过，天朝就要在历史的长河里消失殆尽，石达开的“五千岁”封号即将大打折扣。事实证明，在大渡河边的停留要了他们的命。清朝的军队包围了这些造反派，在确保他的五个妻妾和子女已经尽可能毫无痛苦地踏上黄泉路之后，石达开投降了。他要求那些抓他的人只处决他一个，希望以此解救他那些忠诚的追随者。追随他的人马已经从最初的十万锐减到了两千。清军首领耐心地听完石达开的求情，随后集体屠杀了这支太平军，并将“翼王”凌迟处死。

七十二年之后，长征途中，毛泽东率领他的共产党军队来到了这条河边。国民党眼看就要将红军部队剿灭殆尽，但历史的教训告诉毛泽东，万万不可拖延。他的军队继续北行。来到泸定之后，他们遇到了横跨大渡河上的古老铁索桥，国民党已经在这里派驻了重兵把守。战争情势仿佛毫无转机。

三个红军战士志愿当起了先锋。在机关枪的掩护之下，他们在铁索桥上匍匐前行，双手一寸一寸地往前爬过了一根根铁链。经过千难万险之后，他们成功地占领了敌人的碉堡。共产党的军队胜利地跨过了这条河流。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长征史上最关键的战役之一。那一年的晚些时候，毛泽东率领着八千人马——最初的八万人就剩下这么多了——在陕北结束了这一场艰难跋涉。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一点点积聚起力量，逐村逐省地占领了全国河山。每到一个城镇，他们都要宣扬自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一种改头换面了的马克思主义，以苏联模式为基础。十四年之后，也就是1949年，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禁止鸦片、禁止缠足、禁止娼妓和赌博。他们得到了农民们的大力支持，因为农民们对残酷剥削的地主阶级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没有了任何好感。不过，毛泽东也缺乏有效治理国家的眼光和经验。手中的权力激励着他，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对他的极度崇拜。领导干部们面临着来自他们推翻的那个腐朽王朝的种种诱惑。

不过，即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官方对于历史的态度依然一成不变。共产党理想化了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起义，即便在涪陵这样的偏僻之地，都在公园里树立了石达开石像。相反，这一场运动的某些方面已经慢慢消退——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那非同寻常的基督教义只字未提，在类似涪陵这样的地方，很少有学生知道，洪秀全自认为是基督耶稣的天弟。不过，学生们都知道，他是个农民革命家。在洪秀全兵败之处，毛泽东一举成功。人们认为这样的重复合理合法，却没有把它看成是一种迹象——一如这片土地，中国的历史有时候也会遵照同样的循环。

大渡河往南流到了乐山。在世界上那一尊最大佛像空洞眼神的注视之下，它又在这里注入了岷江。岷江往西南方向流到宜宾，又注入了长江。从这里开始，这条河流往西往北蜿蜒流淌近三百英里之后，再从插旗山碧绿的山坡跟前流淌而过。今天，它那浑圆的山顶上再也没有旗帜了。这座拥有两个名字的大山从河岸上拔地而起，它那巨大的山体不禁让人回想起四川诗人杜甫一千多年前写下的诗句：

国破山河在。

[1] 《贝奥武甫》（Beowulf），英国古代英雄史诗，成书于公元8世纪。勇士贝奥武甫与怪物格伦德尔搏斗，使其断臂而死。怪物之母为子复仇，又被他追踪杀死。后来他做了国王。一次火龙来犯，他挺身斩龙，伤重而死。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2]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美国现代著名作家，以作品《我弥留之际》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是福克纳的哥特小说之一。

[3] 莎士比亚（W.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

[4]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美国小说家，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老人与海》和《永别了，武器》系其代表作。

[5]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 1880—1968），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6] 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原名为约翰·格利菲斯·伦敦（John Griffith London），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有《野性的呼唤》、《海狼》、《白牙》、《马丁·伊登》等。

[7] 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1812—1870），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有《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老古玩店》、《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等。

[8] 欧·亨利（O. Henry， 1862—1910），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有《爱的牺牲》、《警察与赞美诗》、《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贤人的礼物》、《最后一片叶子》等。

[9] 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英国女作家，与其妹妹艾米莉·勃朗特和安恩·勃朗特合称为英国文学史上的“勃朗特三姐妹”，代表作有《简·爱》、《雪莉》、《维莱特》、《教师》等。

[10]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英语韵文浪漫诗的杰出代表，全诗共2529行，作者不详，创作于诺曼时期向新时代过渡的14世纪，它的题材属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说系列。

[11] 罗宾汉（Robin Hood），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侠盗式英雄人物，相传他活跃在1160年至1247年间，人称汉丁顿伯爵。

[12] 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

[13] 琼斯镇：又译琼斯城，是由来自美国加州的人民圣殿教于圭亚那西北部所建立的居住地，由教主吉姆·琼斯（Jim Jones）领导。1978年11月18日，在吉姆·琼斯的指挥下，琼斯镇镇民集体服毒自杀或被迫服毒身亡。这个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自此，琼斯镇不仅是一个城镇，也成了该恐怖事件的代名词。琼斯镇目前已成为废墟。

[14] 此处采用屠岸的译文。

[15] 莎士比亚的讽刺喜剧作品之一。

[16] 莎士比亚悲剧作品《哈姆雷特》中的主角人物之一。

[17]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之一。

[18]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是美国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作者于1988—1992年在此读本科，获得学士学位。

[19] 世界闻名的大学之一，位于英国。作者于1992—1994年在此学习，获得硕士学位。

[20] 该三人均为18世纪、19世纪英国文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21] 莎士比亚著名戏剧作品之一。

第三章 跑步

早晨，我常常会跑步去插旗山的山顶。途中，我会仔细琢磨沿途的那些宣传标语，尽管在起初阶段，很多标语我根本就认不出来。上山的路上有三处标语，在我眼里，它们是这样的：

建设精神Cultu更新生育观念

控制People Mouth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教育Is立Country基础

我跑回校园，在离教学楼不远的地方，有一道石墙，上面刻写着一排六十多厘米高的大字：

教书育People，管理育People，服务育People，环境育People

在头几个月里，中文在我眼里就是这个样子。我到达涪陵的时候，大约能够认识四十个很简单的汉字：人、中、国、上、下、长、男、女。当初，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更多的汉字。“美中友好志愿者”在成都为我们开设了两个月的高强度训练课程，但课程的重点是学会足够多的普通话口语，能够应付必要的交际。对于汉语的读写，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学习。但是，在来到涪陵之前，我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做这件事情。

我之所以来到四川，是因为我想教书。不过，我也有另外两方面的动机：我觉得这次经历会有助于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还有，我一直都想学习中文。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目标，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却不甚明了。我希望写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会睁大双眼，做好笔记。等到我觉得准备好了，只管动手写就是了。可是，从总体上看，学习汉语完全是另一码事儿，而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

那也是我决心跟着“美中友好志愿者”来到中国的原因之一，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想办法，给我们提供学习中文的机会。他们在成都为我们开设的训练课程相当不错，全是小班教学，老师们的经验也很丰富。要想取得好的学习进展，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然而，来到涪陵之后，学习汉语就是自己的事情了。“美中友好志愿者”会为我们支付学费，但我得自己寻找辅导老师，自己确定使用哪些教材，自己安排怎样学习。基本上，我得自己琢磨怎么来学习汉语——这实在有些令人气馁。

头几个星期，傅主任为我和亚当寻找着辅导老师。他跟我们一样一筹莫展——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想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我怀疑，他在私底下会觉得这件事根本没什么希望。外国人是学不好汉语的——涪陵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可我们竟然还要尝试一番，这让我们的学生觉得非常好玩。学生们会让我说几句简单的汉语，或者写几个简单的汉字，然后对我想学习汉语的劲头嘲笑一番。一开始，这并没有影响到我。然而，没过多久，就令我烦躁不已。他们认为我学习汉语是出于好玩，而事实上我却真把它当成了一回事儿。因为我觉得，我来到涪陵所能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学习汉语。很多事情——我要结交朋友、我要在这个城市发挥作用、我要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都有赖于掌握这门语言。

我要学习汉语，还因为我的固执。身为外国人，大家都觉得你不可能学会汉语。这种低期望值具有悠久的传统：一直到19世纪早期，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汉语还被视为非法行为，因为私底下辅导年轻的英国人学习汉语而坐大牢甚至被砍头的中国人不在少数。这样的历史片段令我迷惑不解：究竟有多少种语言神圣到禁止外人学习呢？的确，类似的法律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做了修改。不过，在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依然十分矛盾，而语言依旧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平心而论，我不可能在那个地方生活两年时间，却不学说汉语。对我来说，学习汉语跟履行当老师的义务同等重要。

可是，在其他人看来，这样的需求基本算是可有可无。傅主任花了很长时间来为我们寻找辅导老师，也许他在期待，我们把这件事情忘了就算了。毕竟，汉语不是我们的教学中要用到的东西。再说，我们已经学习了足够多的几句话，完全可以应付购买日常用品和到当地餐馆吃饭之需了。人们也许在想，那就够了嘛。在有些人看来，我们不过是一架架会教英语的机器而已，甚至可能是农场里饲养的几头动物——有些昂贵、容易受惊的驮马，还会教授英美文学和英美文化课。我们居住的是领导干部的公寓楼，房间里配备了带遥控器的长虹牌彩色电视机，卧室里还装上了空调，各自的公寓房间里都有不错的厨房，以及两个漂亮的阳台。我们的学生非常听话，对我们也非常尊重。尽管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物质条件，但校领导却暗地里要求我们的同事和学生，尽量避免在课堂之外同我们两个人有任何接触。外国人具有风险，尤其是政治上的风险，再说，我们在学校里也不需要有亲密的朋友。白天，我们可以教书。到了晚上，我们可以回到自己那个舒舒服服的笼子里去。如果实在需要友情，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做朋友嘛。他们甚至给我们装上了电话，这样，我们就可以跟居住在四川其他地方的志愿队员进行联系了。

有几个颇有眼光的学生也觉得，我们的这种生活并不完整。索迪通过写日记的方式，非常有礼貌地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给我写了一张便条：

彼得和亚当来到我们的大学教英语，没有任何报酬。对于他们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心存感激。可是，我们也为他们的生活感到担忧。比如，彼得和亚当都不大懂汉语，所以，他们根本看不懂中文的电视节目。我觉得，你们的日子一定过得非常艰难吧。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打发空余时间的。

这个问题提得好。每个星期，我上课和备课的时间很少超过三十个小时。早上我会跑跑步，有时候会到附近的小山上散步。亚当和我会打打篮球，扔扔飞盘。我会用电脑写东西。我也为未来——我想在课上讲到的话题，我可能要去旅游的地方——提前做些打算。不过，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这座城市有太多的东西正在等着我去做一番探寻。可在最开始，这正是最难以打开局面的地方。

从我的阳台望去，涪陵的主城区看上去不错。我常常会凝视着乌江对岸那些犹如迷宫一般的街道和石阶，聆听着那座城市远远传来的日常生活的喧闹声，思虑着这座江畔之城所隐藏的神秘之处。对于这一切，我都想进行一番探寻——我想去码头上看看那些船只，我想跟那些棒棒军说上几句话，我想去探究连贯着老城区的那些纵横交错的石阶小路。我渴望着弄明白，这座城市是怎样运转的，那里的人们在想些什么问题——尤其因为以前没有外国人做过这样的事情。这跟居住在北京和上海迥然不同，那些地方居住着不少的外国人，对于那些城市所能展示的东西都已经发现得差不多了。从外国人的角度来说，涪陵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城市——或者说，只要我们把这座城市琢磨透了，她就是我们两个人的。

然而，等我真到了那里，才发现它看起来并不怎么样。一部分是因为那里太脏乱吵闹，涪陵主城区的噪音和污染状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尽管这座城市不像中国的其他城市那样有很多重型工业，但也有好几家规模不小的工厂，向空气中不停地排放黑烟和粉尘。在乌江岸边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座使用煤炭的火力发电厂。城市里同样使用煤炭的，还有街道两旁那些数不清的小餐馆，汽车尾气的排放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监控。在冬季，城里的空气尤其污浊。不过，即使在夏天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我进了一趟城再擤个鼻涕，纸巾上面总会有一摊黑色油腻腻的东西。这不禁让我想到，这里的空气会对我的肺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一阵子，我甚至在想该怎么办才好。后来，我终于拿定主意，擤过鼻涕之后不再去看纸巾了。

噪音则更加严重。它们主要来自汽车喇叭，但我说不明白，为什么喇叭竟然会接连不断地响个不停。先不妨这么说吧，涪陵的驾驶员们喇叭摁得挺勤快的。这儿的车不多，但也足够多了。不管往哪个方向开，车辆总会像发疯一样地你追我赶，而且多半是出租车。实际上，涪陵的每一辆出租车都改装了汽车喇叭的线路，就在变速挡杆的把手部位安装一个触发开关，便于摁喇叭。这么做是为了方便。因为这儿多山，驾驶员们需要不停地变换挡位。只要他们的手抓住变速挡杆，就可以触摸到那个触发开关，轻轻一摁，喇叭就响了。遇到其他车辆，他们要摁喇叭。遇到行人，他们要摁喇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即将超车，或者将被其他车辆超过，他们都要摁喇叭。当前方没有行人穿越，只是驾驶员觉得也许有人要过马路时，他们要摁喇叭。当前方道路空空，也没人要过马路，只是要超车或者可能被超车的念头闪过驾驶员的脑海时，他们也要摁喇叭。就这样，纯粹是一种未经大脑考虑的条件反射：驾驶员摁响了喇叭。他们如此频繁地做着这个动作，甚至于丝毫都没有察觉到手指下面还有个触发开关。其他的驾驶员和行人对此则习以为常，早已到了充耳不闻的境界。没有人再理会这些喇叭声，它们丝毫不起任何作用。在涪陵，一阵汽车喇叭声就如同森林里倒下了一棵树——几乎是悄无声息。

但一开始的时候，亚当和我还是听得到这喇叭声。头几个星期，我们常常对这些喇叭声以及其他噪音抱怨不已，就像我们曾经抱怨自己擤过鼻涕，看到纸巾一片墨黑时那样。但是，有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对这些噪音和污染都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这两样东西要么很要紧、很烦人，要么就无足轻重。为了保持精神正常，我们像当地人那样选取了第二种态度，很快，就学会了转而谈论其他话题。

我是在11月初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时，有一个叫斯科特·克莱姆的大学同学来涪陵看我。他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居住了五年，但涪陵城内的噪音还是令他惊愕不已。每一声喇叭，每一阵吼叫，每一句高音喇叭脱口而出的通告，他都听到了。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坐了一辆出租车，从学校驶往码头。当出租车在城里高速穿行时，克莱姆，出于其在华尔街工作的精明的数学头脑，记下了驾驶员摁响喇叭的总次数。在十五分钟的行车过程中，那位驾驶员一共摁响喇叭566次。每分钟37次。

如果没有克莱姆的计数，我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我也可能不会意识到，跟城里的每个人一样，我好久都没有再听到这些喇叭声了。实际上，在整个城市里，只有克莱姆一个人听到了这些喇叭声。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他被这些喇叭声给镇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全城所有的汽车喇叭声都倒进了他一个人的耳朵里。

对我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大约一个月之后，涪陵城内的种种不爽已经显得无足轻重，完全不能阻止我进城的脚步了。尽管城里到处都充满着噪音，污染十分严重，却仍令我着迷不已，我想要去探寻那里的每一个角落，了解那里隐藏着的每一个秘密。但是，语言是个大问题。一开始，这让我对这座城感到沮丧、甚至恐惧。

普通话是出了名的难学——有些专家认为，学习汉语所需要的时间是学习西班牙语或者法语的四倍——对西方人来说，那些汉字和它们的音调尤其难以掌握，因为那种语言跟我们语言的内部结构完全不同。在四川，由于存在着省内方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即便是来自外地的中国人，要听懂当地人讲话也有不小的困难。普通话和四川话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除了词汇以外，四川人对普通话里的卷舌音混淆不分，将sh音读成了s音，zh音读成了z音；四川人还把有些成对的辅音刚好读反，一般人都分不清楚n音和l音、h音和f音。于是，他们会将“湖南”（Hunan）这样的词语读成“福兰”（Fulan）。四川话的音长比普通话要短，最重要的是，普通话里的两个声调在四川话里刚好被掉换了位置。如果从普通话开始学起的话，似乎是这种语言整体被拉平了，然后再上下换了个方位。

此外，四川是一个发展不足的大省，尤其在公路和铁路建设方面比较落后，导致了巨大的地区差异。成都话和重庆话迥然相异，重庆话和乐山话又差别巨大，等等。丰都县城位于涪陵下游不到三十英里的地方，可这两个地方的人有时候也会听不懂对方所说的一些话。在涪陵的餐馆，如果你想要一份普通话叫做“馄饨”——英语把它翻译成wonton——的东西的话，你一定要说成“抄手”。可如果走到了三十英里开外的丰都县，你又得把它说成是“包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baomin”，因为丰都人会把ian音里边的a音吞掉不读。

结果，语言学习变得一团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满心想着要学习汉语。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汉语”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碰巧遇到的说话对象，还会因为背景和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差异巨大。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通常会说普通话。我们那些教室的墙壁上张贴着大大的宣传标语：“请讲普通话！”但是，绝大部分涪陵人的教育程度并不算高，他们只会使用本地方言。这让我对进城这件事情感到沮丧不已，因为我要和他们进行哪怕最简单的对话都很困难。这也让我想要学习汉语的目标变得完全无法实现，我根本不敢想象，我要在两年时间里同时学习普通话和四川话。实际上，我要做的是不断地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这会让我自然而然地可以应付涪陵人所说的方言。但在最初几个月里，我根本不知道这一点。我似乎陷入了完全绝望的境地，每进一趟城都会让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多么的失败。

涪陵也是让人感到恐惧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人很少看到外国人。如果我进某家餐馆吃饭，或者到某个商店买点东西，马上就会有一大群人跑到街上，围过来观看。有时候，经常会多达三十几人。大多数人纯粹是出于好奇，但这样的好奇常常会使本来就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而感到窘迫的我变得更加糟糕——我尽量跟店主进行沟通，但围观的人群会不时地哄堂大笑，或者窃窃耳语，而我在倍感紧张的状态下，说出来的普通话听上去更加蹩脚。当我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人们会不断地扭过头来，冲着我大喊大叫。一般情况下，他们喊叫的是“外国人”或者“老外”。这些词语本身并没有侮辱的用意。然而，当他们每天都冲我喊叫这些词语的时候，“用意”就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他们还喜欢用另外一个词，那就是“哈罗”。这个词本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他们把这个词戏谑性地、人为地拉长了声音喊出来，变成了“哈——罗罗罗罗”。他们把这个词跟外国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时候竟会用来替代“外国人”这个词语。因此，他们会这么说：“嘿！你看，那边过来了两个‘哈罗’！”在涪陵，人们还会时不时地冲着我喊叫其他不太善意的词——“洋鬼子”、“大鼻子”——不过，我是后来才弄清楚了这些词语的实际意思。

我每进城一次，这样的压力就堆高一层：语言上的迷惑与难堪，人们冲我而来的围观和大喊大叫，戏谑性的称呼。对亚当来说，情形更加糟糕，因为他身材高大，还长着一头金发。我至少还可以讨得一点便宜，头上长的是黑发，块头也比当地人大不了多少。有一阵子，我们采取了结伴进城的策略，满心希望两个人共同应对压力能够显得更加从容不迫。然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多了一个外国人，只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招致更多人的围观。过了一个月，我们开始分别独自进城。后来，随着秋季学期的推进，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只为免除进城之苦。如果实在要进城，我会在耳朵里插上耳塞。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我才能操控形势。我会把手上所能找到的最吵闹的饶舌乐——德瑞博士、斯努普·道格·道格、野兽男孩——的音量调到最大。沿街而行的过程中，这样大声的音乐才足以让我把人们的大喊大叫阻挡开来。听着斯努普等歌手粗俗的饶舌乐，我在人群之中左躲右闪，这让我的进城之旅多少显得有些不真实，但却能让人保持清醒。

因此，索迪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答：你们是怎么样打发空余时间的？上完了课之后，我回到公寓，坐在桌子边上，凝望着乌江对岸的涪陵城，开始写起字来：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学

我一边写，一边认真地把这个字一遍又一遍地读出声来：

“xue xue xue xue xue xue xue xue”

我会把一个字写上一百遍。接着，我还要在心里想，具体的用法有哪些，比如“学习”、“学生”、“学校”等等。我把它写在一张卡片上，然后把这些卡片放在一起。慢慢地，桌子上的卡片越堆越高——因为，差不多每一天都会再加进去五到十张。我会听一听汉语磁带，把我们在“美中友好志愿者”训练课程上用过的课本拿出来复习一下。我还要把那一堆卡片翻看一下。到10月初，傅主任终于替我们找到两位汉语辅导老师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一百五十个汉字。虽然插旗山那条公路两旁的标语还是不认识，但校园里的那条标语却每天都在发生着一点一点的变化：

Teaching育People，管理育People，服务育People，Environment育People

两位辅导老师叫孔明和廖梅，我们对他们的称呼分别是孔老师和廖老师。他们两个人都在中文系教书，都不会说英语。他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外国人。傅主任没法找到会说英语的辅导老师，我们后来告诉他，那不太要紧。我们想，只要开了头就行。毕竟我们知道，中文系的老师普通话肯定说得很好。

孔老师身材矮小，戴着一副眼镜，浑身散发出宏声香烟的气味。他三十二岁，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来看，他略显肥胖，可按照美国人的标准，他有些瘦小。他很和善，笑脸常在。他出生在以鬼闻名的丰都县的农村，根据传说，人死之后，灵魂都去了丰都。

廖老师是个非常精瘦的女子，留着一头长发，举止十分文静。她二十七岁，教授现代汉语。她没有孔老师那么爱笑。我有些学生也在修读中文系老师讲授的课程，他们都觉得廖老师是比较好的老师之一。她来自四川中部的自贡市，那里以产盐闻名。在四川，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小镇，都会宣称自己有一样东西闻名中外。让涪陵闻名于世的，是在河岸边制作出来的略带辣味的榨菜。

一连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对孔老师和廖老师的了解也就只有这么多。此外，我们对他们的普通话也略知一二，除了四川人倾向性地将n音和l音稍稍有所混淆之外，他们讲得非常清晰明了。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说，他们也像两架会教授汉语的机器，或者说是农场上饲养着的动物而已——不太昂贵的、会帮着正音的两匹驮马。而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两个愚不可及的外国人，来自一个生来说话就不带任何音调的国家。

按照计划，廖老师教我的第一次辅导课要进行两个小时，可我只坚持了不到六十分钟。回到家，我的头感到一阵阵的眩晕——曾经有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密集地犯下如此多的错误吗？每一样都弄错了——声调、语法、词汇、声母全错了！她会首先向我提一个问题，接着我尝试着组织话语来回应。但常常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她自己就已经把问题回答了。当然，她讲的普通话十分清晰明了，而且在那一个小时之内，我们一个英语单词都没有用过。毕竟，那正是我所需要的——一个真真正正的中文辅导老师。但是，我不敢想象，每个星期拿七个小时来做这样的事情，我是否还能保持头脑清醒。看着桌子上那一堆枯燥乏味的汉字卡片，我在心里这样想：没希望了。

整整一个月，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着。我太专注于自己的想法，甚至都没想过，对方会怎么看。不过，后来我也知道，对于我那两位老师来说，这更让人恼火。他们当然不会因为向一个外国人讲授几个神圣的声调而受到砍头的威胁——至少，那条法律从清朝以来就被废除了。但是，他们所做的也绝不是什么令人眼红的差事。首先，我们支付的报酬偏低了。这并非故意，亚当和我之前了解的关于辅导老师薪酬标准的信息有误。当然，孔老师和廖老师都是非常讲究礼数的人，不可能跟我们两个直接挑明。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给我们辅导中文的第一年时间里，只有三分之二的劳动量得到了酬劳。不过，更糟糕的是，他们每星期劳动七个小时，干着非常枯燥乏味、令人沮丧的活计，却连报酬都没有拿足。课本里的内容相当简单——坐火车、上餐馆——但我那笨拙的舌头一遇到什么东西都可能出错，而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我引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你怎样才能教人学说汉语？你怎样才能把有关古诗文的知识用来帮助外国人掌握诸如“第三声”这样非常简单的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的失败似乎也成了我们之间友谊的一种界限。“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其他志愿者都有会说英语的辅导老师，至少在课程学习完之后，他们还可以在一起聊聊天。他们会听到辅导老师讲起自己的家庭，他们会在一起吃饭，他们会把对方当成朋友来看待。我们的两个辅导老师似乎还没有成为完整真实的人——几个月后我才知道，廖老师已经结了婚，孔老师有一个儿子。语言固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同时并存的还有另外一方面的事实。一开始，他们对我们就有一定的排斥和疏远。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结识过外国人，他们完全拿不准应该怎样来对待我们。

中国的教学模式跟西方的教学方法也存在着相当巨大的差异，这使得我们的汉语辅导课愈加令人沮丧。在中国，老师应该受到绝对的尊重，师生关系往往是一种非常正式的关系。教师处于教的地位，永远都是对的；学生处于学的地位，永远都是错的。但是在美国，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传统，我自己的学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会鼓励在课堂上建立一种非常随和的关系。如果某个学生做错了，我会把他做对了的事指出来，并把他所付出的努力表扬一番。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表扬毫无意义。那什么是有意义的呢？如果学生错了，他只需要被老师直截了当、毫无隐晦地纠正过来——这就是中国的方式。

我不会以那种方式进行教学，而让我自己扮演那样的学生角色更是难受。实际上，就在我感觉到汉语辅导课开始产生效果——这比我预想的来得要快一些——的时候，情况变得更糟了。一开始，课本里的那些汉字像一些奇形怪状、令人费解的黑色笔画，在我的头脑里漂进漂出，随心所欲地误导我的思维。与其说那是些词语，还不如说是图形：看着“长”字，我会想到K-mart超市；第二十七个部首“阝”会让我想起英语字母B，或是挂在墙壁上的斧子；“大”字像一个人，正在玩跳跳蛙游戏；“点”字像一只扛着红旗正从页面上踏步走过的蜘蛛。我久久地凝视着那些奇形怪状的图形，连做梦的时候都想着——它们鱼贯进入了我的脑子。醒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些烦恼，有些想家。

但是，到了某一时刻，这些奇怪的笔画仿佛全都站了起来，直视着我的眼睛，那些奇怪的联想也开始溜走了。突然之间，它们变成了词语，具有了意义。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在顷刻之间发生的，是我们的辅导课程促成了这样的变化——我一直在拼尽全力地学习，目的就是要让辅导课尽可能少一些痛苦。不过，我很忙碌，基本上没有时间意识到正在取得的一系列进步。

辅导课开始后一个多月的一天，我在朗读课本里某一章节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所有的字念起来都十分流畅，不认识的只有一个。我把背部往后靠了靠，开始回味我所取得的成就：我真真正正地能够读懂中文了。那些文字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然而，就在我的这种满足感就快完全成形的时候，廖老师说话了：“不对！”

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不正确”。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不”、“错了”、“不行”、“嗯”。绝对不正确。肯定不正确。我不认识的汉字还有很多，但这两个字我非常了解。

我的心里不禁抱怨起来：其他所有的字都对了，这难道没有什么价值吗？但是，对廖老师来说，这可不管用。只要有一个字错了，那就是不对。

“这个字念什么？”我指着刚刚读错的那个字问她。

“浙，浙江的浙。”

“第三声吗？”

“第四声。”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一段重新朗读了一遍。这一次，我读得相当不错。那是一种胜利——我转头看着廖老师，用眼神告诉她（至少我想象当时正在用眼神这样对她说）：你觉得我现在读得怎么样？然而，廖老师的眼神因为无聊乏味而显得呆滞，她说道：“读下一段。”毕竟，那不过是一些简单的段落而已，连小学生都可以应付自如。

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是预料中的，失败则要受到批评，并且立刻加以纠正。要么正确，要么不对，没有中间状态。当我对这种语言不再畏惧的时候，我开始尝试使用新的词语和新的语法结构。这很好玩，但也很具风险。我会用廖老师都想不到我会使用的词语一连说上好几个句子，接下来，我敢打赌，我看见廖老师的眼里闪过了一丝不情愿的赞许。不过，她还是会说：“不对！”然后纠正我刚才出错的地方。

我开始慢慢讨厌“不对”：它的读音简直就是对我的嘲讽，听起来非常刺耳。“不”是一个升调；“对”则是决然地跌落，凑在一起，就像我开始时信心十足，紧接着全然崩溃。更让我心烦的是，我知道廖老师不过是说了实话：实际上，我用这种语言说出的每一样东西都“不对”。我是个大人，大人就应该听得进必要的批评。但那不是美国的方式。我已经习惯于自尊得到满足，我需要自己付出的努力得到别人的赞扬。只要不是过于直白的批评，我也能够接受。我在我的几个美籍华裔朋友身上看到过同样的陷阱，他们从小就到美国接受教育，习惯了美国人那种委婉的纠错方式，回到家里却只听到依旧保留着中式思维的父母简单的两个字：不对。成绩单上面哪怕有一连串A，也抵不过一个B。继续努力吧，你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呢。

于是，我不断地学习着。我感到沮丧，但也很倔强，我下定决心要让廖老师看一看，我也有“对”的时候。实际上，我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汉语了，桌子上的卡片越堆越高。到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为止，我已经认识了三百个汉字。至于目的是什么，说不太清——我隐隐约约确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读得懂报纸，这要求掌握两到三千个汉字。但主要的是，我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而且要快。

早上，我会跑步登上插旗山的山顶，费劲地爬过那些台阶，俯视长江，内心豪情万丈。我对自己付出的努力很满意——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但不复杂；爬到最后，我还能俯视这座城市，发现自己究竟爬了多高。这跟学习汉语有所不同，后者没有明确的终点，给我的沮丧多于满足。

跑步是有技巧的。从好几个方面来看，这都是我在涪陵唯一擅长的技能。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情：饺子店的老板会做饺子，擦鞋的妇女会擦鞋子，棒棒军会用自己硬如牛皮的双肩搬运货物。我的目的是什么，却没有那么清楚——我是个老师，这样的工作称心如意，职责明确，可一旦我离开了校园，这也就不复存在了。城里的人看到的大多是失败的我，以及我无法避免的词不达意，和与人交谈时的笨嘴拙舌。

他们总是细细地观察我。这种关注如此热切，以至于我在公共场合总会感到难为情。因为突然发现自己的身高高于周围的人，这让我愈加尴尬。我的身高只有一百七十五厘米，在美国只是个小个子。但来到这里，我第一次有了鹤立鸡群的感觉。我的脑袋会磕碰到公共汽车的门楣，我在餐馆的微型餐桌边要使劲才能蹲坐下去。我就像在仙境中漫游的爱丽丝，吃着葡萄干蛋糕，突然发现自己的世界全变了样。

我最渴望的，是想找到一样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我对这个城市那些简单的生活流程感到十分着迷，我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密切关注某个棒棒军或者餐馆厨师，只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活计非常在行。我的关注近乎于偷窥，至少我在关注他们干活的时候，带了一种偷窥狂才怀有的无能的嫉妒。一连几天，我甚至什么都不想要，只希望自己拥有一项简单的技能，并且反复操练，直到能把事情做好。

跑步就是这样一种反复，也是一种逃避。如果我在路上跑步，汽车会冲着我摁喇叭，人们会冲着我又吼又笑。有时候，某个年轻人甚至为在朋友面前逞能，会跟在我的身后跑上几步。不过，没有人群围拢过来，跟在身后的年轻人也跑不了多远。我一个人跑着，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这样的独处不无价值。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追得上我。

通常，我在校园后的小山上跑步，一路经过大大小小的道路，蜿蜒而上直到插旗山。一路上，我跑过一个个破旧的道教神龛，跑过窄窄的稻田埂，顺着石头阶梯到达山顶。我喜欢从俯瞰两江的古老石墓旁跑步而过，我喜欢看农民们在田地里辛勤地劳动。在我跑步的过程中，我看着他们收割水稻，再把金黄的稻穗脱粒。我看着他们种下冬小麦，再侍弄起各式蔬菜。在我跑步的过程中，我通过双眼了解了农耕模式，通过双脚认知了山脉的轮廓。

农民们看见我在小山上跑步，总觉得非常奇怪。从他们身边跑过时，他们总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但他们从不吼叫，也不嘲笑。通常，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懂礼貌的一群人，再说，他们有比对着外国人吼叫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也许，他们天然地有一种对体力活动的敬重，即便他们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何在。

乡下的空气非常糟糕，因为长江上的风会把乌江对岸城里面的污染物吹到这边来。因此，我知道跑步对我的健康弊大于利。不过，跑步让我心绪平静，因为沿途的田野宁静安逸，而跑步这项活动总给我熟悉的感觉。那种长久以来熟知的感觉——胸口发紧，双腿打沉——将我生活过的所有地方串连起来：密苏里、普林斯顿、牛津和涪陵。在山峦间奔跑的时候，我的思绪如行云流水一般穿越时光隧道，驰骋在这些地方。我记起了沿着古老的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线奔跑的情形，我想起了野猪山上油菜花盛放的金色，以及丽溪河那古老的廊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即便是四川这些满布陌生的古墓和梯田的山峦，也逐渐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但是，我对通往插旗山道路两旁的那些标语还是感到陌生。即便是一点点熟悉起来，它们也在不断地提醒我，摆在前面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Build精神Culture，New Give Birth观念

Population Increase，促进Society进步

Education Is a Powerful Country's基础

那个学期，汉字开始变得鲜活起来，它们不断地进入我的视线，每天都变换着不同的形象。汉语口语也开始在我的耳朵里生下根来，很快我就能够跟常去吃饭的餐馆老板们进行一些简单的对话了。至于我们的辅导老师，也发生着缓慢地变化，他们终于从纠正声调的机器变成真实鲜活的人了。

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我开始慢慢地感觉到廖老师所表现出的尖刻，尽管一时还说不清道不明。不仅是她喜欢说“不对”的习惯，还因为她似乎跟我和亚当相处时的不自在。有好几次，我差点就以为她讨厌我们这两个外国人（考虑到我们给予的报酬偏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我才慢慢搞清楚，她是出于别的原因才感到不自在。但在那个学期，我总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

有一次，我们在系级篮球锦标赛之后的第二天上辅导课，她问我对头一天的比赛有什么看法。实际上，那场比赛糟糕透顶——至此，亚当和我方才认识到，我们的加入已经招致了强烈的反对，因为英语系一下子变成了一支强队。对其他参赛的球队来说，这场球赛具有了重要的爱国主义色彩。球赛成了中国队对美国队，具有为国争光的性质。因此，整个赛事所具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裁判也采取了偏袒一方的做法。他们允许对手对我们采取犯规，却对我们并不存在的犯规行为屡屡鸣哨。在我们上辅导课前一天的比赛中，我被吹了十五次二次运球。到比赛快要结束时，只要我一碰球，哨声就会响起。亚当和我只得考虑退出锦标赛，我们最终也真这么做了。对每一个当事人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知道，廖老师也看了这场比赛，而且我觉得她的看法可能跟我一样。面对如此糟糕的体育精神，我的学生们觉得非常尴尬。他们告诉我，那位裁判在学校的名声同样十分糟糕。他因为打架而声名狼藉——有一次甚至还持刀威胁过一位校领导。他老婆刚和他离了婚，传言说是他打老婆。然而，学校没法解雇他，因为在传统的共产主义体系下，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都享有工作稳定的保障。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廖老师的问题，说我觉得那场球赛一点都不好玩。

“那个裁判，”我说道，“是个坏蛋。”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侮辱用词：坏了的蛋。

“不对！”廖老师说，“问题不在他——错的是你。你不应该批评裁判。”

对我来说，那似乎是受了伤害，却还要加上羞辱。我只是想让她知道：在篮球这个问题上，没有升降调可言，你根本没有什么裁决权。可她还有话要说。

“你运球的方式不对，”她说道，“所以他老是吹你。你是这样做的——”她一边说，一边学着我运球的姿势。

“不对，”我说，“那不是我的动作姿势。我在美国也是这样运球的。那个裁判纯粹是讨厌外国人。而且他根本就不懂篮球。”

“不对！在这里你就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运球，因为NBA的规则不一样。问题就在这里——你已经习惯了美式篮球的打法。”

她试图巧妙地结束这场争执，因为她看得出来，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然而，我已经听够了用“中式”这两个字所作的种种辩解，我再也不想上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篮球课了。

“篮球是美国人的运动，”我说道，“我们制定规则，我明白规则。那个裁判就是不喜欢外国人。”刚一说完，我就意识到这句话有多么愚蠢。本来我还可以接着说，我们美国人可以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学会一种语言，就足以表达我的傲慢劲了。可是，我找不到所需要的词汇。再说，我们俩都明显想把这个话题岔开。于是，我们复习了关于去机场的课文，谁也没有再提篮球的事情。

跟孔老师上课要简单得多，他跟廖老师每周轮流。他不那么爱说“不对”，生性较懒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一学期的时间里，我们都在尽力地把对方当做人来认识和看待。后来，他成了我第一个真正的中国朋友——也就是第一个真正地以中国人的方式把我看做朋友的人。即便在头几个星期，在我们的友谊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他的兴趣就在一点点地增加着。有时候，他会用我听得懂的词汇问一些有关美国的问题。我感觉得出来，只要有机会，他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我。的确，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有待于我的语言能力到能够表达思维的时候向他提出来。

我们在我公寓里的饭厅上课，早上的太阳爬升过插旗山山肩，也把屋内照得暖洋洋的。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喝茶——茉莉花茶，干枯的花瓣漂在热水表面，像莲花一样慢慢地舒展开。在喝茶之前，孔老师会对着茶杯轻轻吹气，好把浮在上面的茶叶和花瓣撇到一边，这也是我在辅导课上学到的一招。如果无意间啜进茶叶，孔老师会转过身，把它轻轻地吐到地上。这一招我也学到了——我喜欢住在领导干部的公寓楼里，还可以把东西吐到地板上。

12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正在备课，突然听到楼下的广场响起了一阵音乐声。这没什么出奇的——校园内的大喇叭总会时不时地突然传出各种嘈杂声。然而那天，我从阳台上看下去，看到学校礼堂前面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群人。我明白，肯定要出什么大事了。

广场就在我的阳台下，我可以清楚地看见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条横幅扯了起来，横跨在台阶之上。上面的内容我看不太懂，只认识其中的几个字：“安全”、“环境”、“和平”。横幅下安放着一排椅子。人群越聚越多。椅子前面还摆放着几张桌子。铺着蓝色桌布，桌布上摆放着一些茶杯。接着，几只麦克风出现了。

之前，我见过这样的布置场面——那是干部们即将入座的区域。很快，六个干部走上台阶，各自落座。我极力辨认着那几张面孔，但并不认识，只看出来有几个人穿着制服。可是，涪陵穿制服的人太多了，单凭这一点一切都无法判断。

讲话开始了，那声音飘荡到我的阳台上。大礼堂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了好大一群人——主要是学生，不过也有些来自校外附近的社区，有老农民，也有怀抱孩子的妇女。他们全都静静地听着讲话。从他们的肃静来看，我知道那一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讲话声回荡在广场上空，我没有听懂他们到底在讲些什么。

前来上课的孔老师刚好到达，他把书本扔在了我的饭桌上。“太吵了，”他笑着说，我对此表示了认同——下面的声音太大，让我根本没法集中精神学习第三十一课那没头没脑的乘坐火车的桂林之旅。我们走到阳台上，看着下面那一大堆人群。此时，听众人数已经达到了好几百，我看见还有学生不断地从教学楼里急冲下来。

“所有学生都停课了，”孔老师说。我顺便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要判决两个人，”他说，“这是公开判决。”

我还没有学过这两个字，他给我做了一番解释，直到我基本上听明白为止。我走进饭厅，在字典上核实了一下——“判决：作出裁决；裁判。”那原来是在大礼堂前进行的一场公判大会。

“他们是学生吗？”我问。

“不是，那两个都是江东人。”

我问他，那几个人做了什么。他解释说，最近有江东人跟体育系的学生打过几架。江东是涪陵城的一片崎岖之地，肮脏破旧的临江一面开了许多小商铺和积满灰尘的仓库。三峡工程完工之后，江东会有一大片区域被淹没在水下，大概很少有人能幸免于此。这个地方的街道肮脏得令人大倒胃口，而居民们——大多是些穷人——都把学生当成了外来的幸运儿。这些被惯坏了的孩子，六七个人住一间宿舍，自己清扫没有暖气的教室，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要被强制起床做早操。跟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在四川这个地方，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紧张，也只是生存环境的相对差距而已。

最近，这种敌视变得丑恶了，几个江东居民在打架时使用了刀子和棍子，伤到了几个学生。我从我自己的学生那里已经听说了，他们在日记中记述了一个周末的夜晚，两个体育系的男生在打架中受了伤，他们的伙伴紧急赶回宿舍寻求增援。就在他们寻找武器的时候，几个警察赶了过来。

“几个人伤得都不算太重，”孔老师说，“但是，他们要让学生们知道，校园是安全的。所以，今天要在这里进行这场公开判决。”

干部们的讲话结束之后，所有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两个被警察押着的人出现了，他们穿着廉价服装，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警察押着他们下到礼堂门前的台阶中部，站在干部和人群中间。两个人低垂着头。学生们都挤到了前面，后面站着农民和怀抱孩子的妈妈们。每个人都默不作声。远处的乌江上，我听到了轮船发出的低沉的汽笛声。

其中一个干部照着一张纸在念着什么，他的声音回荡在广场的上空。回应他的，是攒动的人群和一片哄闹声。那两个人依旧低着头。

“几天，”孔老师说，“只是关几天而已，不算太重。”

到此，这事儿就结束了：几个警察把那两个戴手铐的犯人带出了校门，一辆汽车早已在那里等候着他们；干部们的身影消失了；桌子搬走了；标语被扯了下来；学生们又回到了教室。对于这类公共事件，涪陵人极具组织性。从准备到结束，他们可以在一小时内完成一次集会。十五分钟之后，广场上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孔老师跟我一起回顾了几个有关审判的词语，接着就翻到了第三十一课。居高临下地观看了一次公判大会之后，这么快就回到上课，让人感觉有些奇怪，就像是坐在体育场的豪华包厢里，从观看某人的公开受辱切换到一堂词汇课。不过，在涪陵有很多事情都是公开进行的，很少有当地人会觉得不正常。第二年的春季，我另一个志愿者朋友所在的师范专科学校取消了学生一下午的课程，以便他们集体去学校的体育馆参加刑前集会。那次活动是强制性的，因为罪犯是一些年轻的毒品贩子，他们的行刑会给观看者留下极其珍贵的教训。当学校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体育馆之后，警察把即将处死的囚犯押到了学生跟前。之后，几个罪犯被带到乡下枪决了。第二天，照常上课。

公判大会之后不久，我跑步归来时发现，校园中央的那幅标语完全能够辨认了。这是我盼望已久的时刻——从一开始，我就把这一排文字当做我的学习标准，在这些文字的意思逐渐明晰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我所取得的进步。这一天，它们终于变得有意义了：

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我停下来久久地看着这一幅标语。我又读了一遍，期待着体会成功的感觉。然而，什么也没体会到——那不过是一幅宣传标语而已，跟在学生的课本里读到的，或在满大街的标语牌上读到的陈词滥调一个样。当通往插旗山路上的其他标语映入我眼帘时，反应同样如此：

建设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观念

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教育是强国之本

这全都是陈词滥调。每次认出某个标语的时候，我都极少体会到原先设想过的满足感，反而是脑海里不断回响着廖老师的声音：读下一句。你还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呢。于是，我坐在窗前的课桌边上，把那些汉字写上一遍又一遍，时不时地凝视着窗外的这座城市。

12月的一天傍晚，我和亚当被叫到英语系办公室，并被告知晚上要出席一个宴会。这种事情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通知我们，而这实际上意味着今天晚上就算彻底完了，因为只要去了，就不可能不喝到酩酊大醉。

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培训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这样的场合。尽管我们只是被派往中国的第三批志愿者，但四川的乡下已经充斥着志愿者成为宴会牺牲品的传闻。发生过因醉酒而斗殴、毁坏财物，以及志愿者酒精中毒乃至发誓再也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喝酒。我们的医疗官强烈地建议，我们抵达项目院校之后，至少在宴会上，要摆出滴酒不沾的姿态。

在四川各处的急诊室里，洗胃是最常见的。病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因为跟抽烟一样，喝酒也是男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尤其是那些偏僻地区——的确如此。而在四川，喝酒绝不仅仅是寻常的休闲放松。它通常带有竞技性质，通常要喝白酒，一种口感极其浓烈的粮食酒。男人们总是端着满杯跟人敬酒，因而很容易就有恃强凌弱的势头。参与者相互怂恿，直至其中的某个人喝趴下为止。在我们的培训课上，一名四川男子为我们现身说法，他羞怯地耸了耸肩解释说，即便是好朋友，也很乐意把对方喝进医院去。跟医疗官一样，他也建议我们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完全地避开这一礼俗。

这是“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典型做派：在听过一大堆吓人的故事，知道了四川男人在喝酒时会表现出无谓的英雄气概之后，我们便顺江而下来到了最偏远的项目院校。在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第一杯白酒被摆到面前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培训课上反复强调过，要在涪陵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男子汉，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且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我们不远万里地来到这里，可不仅仅是要当一个“外国人”。于是，我们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又干了第二杯。

在第一个月里，我们每周都要出席两三次宴会。我很快就发现，酒桌之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一开始，英语系的老师们饶过了我们，无疑是因为“美中友好志愿者”之前给各个高校就责任问题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可是，同事们最后跟我们形成了相同的看法：反正“美中友好志愿者”远在天边。于是，喝酒的压力慢慢大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弄明白了英语系的酒量排行榜。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排行榜，但完全为大家知晓并认可。你可以问任意一个老师，他的酒量在系上排什么位置，而他们的答案几乎百发百中。张书记排第一，其次是阿尔伯特，接下来是傅主任，然后依次下来直到赛老师。赛老师的排名太微不足道，以至于大家在席间都以嘲弄的口吻称他为“赛小姐”。

在三个星期内，亚当无可争议地升为英语系的头号喝酒高手，我排第二，张书记则滑到了第三名。实际上，我在老家不算怎么能喝，但是涪陵人的酒量普遍偏低，因为他们大多跟亚洲人一样天生就对酒精没有耐受性。尽管张书记的排位极高，但喝不了几杯也就满脸通红了。这就是当地人滥于喝酒，而后果却不太严重的原因之一，因为从基因角度，多数人都不会成为酒鬼。他们可能每周会使劲地喝上一两次，但酒精令他们极不舒服，从而无法持之以恒。这与其说是一种习惯，还不如说是一种礼节。

可悲的是，尽管大家都觉得很难以喝酒为荣，它却成了我和亚当擅长的雕虫小技。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话，那就是喝酒很能说明我们当时要适应涪陵的生活是多么困难。尽管那些晚宴和饮酒显得古怪而又孩子气十足，却道出了我们生活的环境舒适的一面。我们因为酒量大，很快就获得了人们的尊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了英语系管理层和我们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如果他们有什么要事需要告知我们，或者要提出什么请求的话，通常会在宴席上提出来。我们的同事在遇到“外国人”的时候，大多紧张而拘谨。可一旦杯子里斟上了白酒，他们会立马变得轻松许多。在场的绝对都是男性——只有斟白酒的服务员是女性。

12月那次宴会开始前，我和亚当被叫到了英语系办公室与当晚宴会的两位主人见面。那两个人笑着站起身来，与我们握了握手。其中一个是高个男子，四十多岁，长得较帅气，另一个人则比较矮小，年龄稍大，大概有六十多岁的样子。那高个男子穿着一件新毛衣，从他的举止来看，很明显是一位要人——应该是个干部吧。同样明显的是，他们来应该是有求于我们，因为那晚的宴会就由他们做东。赛老师和傅主任前去充当翻译。

“这是中文系的王先生，”赛老师介绍说，“王先生是1977年来到这所学校的——他是我们学校‘文革’后首批招收的学生之一。他当时的英语成绩相当不错，但那个时候英语不是最热门的专业。所以，他后来当了中文教授。但他对英语仍然很感兴趣。”

我和亚当再次与王先生握了握手。赛老师好像忘了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场，不过那人似乎并不介意。很显然，他已经习惯了躲在大人物的屁股后面。

我们几个坐了下来。我和亚当等着他们提出要求，我冷冷地想着是不是王老师想要补习英语。当我正在想象自己坐在这位领导的办公室里无聊到哭的时候，只听见他缓慢地说了一句：“How-are-you？”（“你好吗？”）

“王老师听说你是学文学的，”傅主任说，“他想问你几个有关美国文学的问题。”

这让我吃了一惊。我问，那是什么意思。

“王先生是我们学校一份文学刊物的编辑，”傅主任说，“他的藏书有一万多册。”

他顿了一下，好让我听明白那个数字。随后，他往前倾了倾，低声说道：“王先生是涪陵师专拥有藏书最多的人。”

王先生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我知道，他听得懂我们的说话内容。我不禁疑惑，如果四川人既用藏书排名，又用酒量排名，这两种令人引以为豪的排名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块未知的领地——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培训课上，没有人向我们提过有关藏书的警告。

我说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不及英国文学，但我会尽量回答他的提问。王老师点了点头，用中文向傅主任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王先生有一个关于索尔·贝娄[1]的问题，”他说道，“一般的美国人看得懂他写的书吗？”

我说我很少读贝娄的书，不过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写作风格让人不难接受，人们认为他是最好的美籍犹太裔作家，被称为“芝加哥之声”。王老师点了点头，似乎我给出的正是他期待中的答案。他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那么乔伊斯·卡罗尔·奥茨[2]呢？”傅主任说道，“你觉得她是否因循了弗吉尼亚·伍尔夫[3]的写作风格呢？”

“其实不然，”我回答说，“多数人认为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就连有些女性主义者也对她提出了批评。”

沿着这个话题，我们又讨论了女性主义，随后又讨论了托妮·莫里森[4]以及黑人女作家，接着还谈到了南方文学。之后，我们提到海明威，以及“肮脏现实主义”作家，例如雷蒙德·卡佛[5]和托拜厄斯·沃尔夫[6]等。这一切都是通过傅主任来翻译的，在交谈的过程中我才发现，他对美国文学的了解远远超乎我的想象。我同时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多么愚蠢，竟然揣测拥有一万册藏书的王老师可能是来找我教他学说“How-are-you”的。

半个小时后，我们起身来到宴会厅。第一轮酒敬给餐桌上的所有人，接着，王老师就专门给我和亚当敬了一杯。然后，张书记向所有人敬了一杯。接下来，当他给每个人单独敬酒的时候，赛老师把酒杯放在一边，有点紧张地笑了笑。

“我不能再喝了，”他说道，“我只能喝这么多。”

“喝，”张书记说道，“要喝。”

“你知道我喝不了多少，”赛老师说道。他双手合十，求饶似的把头点了两下。赛老师四十多岁，身材矮胖，他是英语系最爽朗的一个老师，经常笑呵呵的。那天晚上，他才喝了两杯，脸上已经一片绯红。他又摇了摇头。

“不，不，不，”张书记说，“你一定要为我们的客人干了这杯。”

“我不行。”

因为我们的缘故，他俩一直在用英语交流。可接下来，他们改用了中文。他们一边争论，一边跟那只酒杯较劲——赛老师想把它推开，可张书记却把它死死地按在桌上。傅主任和王老师笑了笑，一起加入进来奚落着赛老师，直到赛老师终于端起了斟满的酒杯。大家都在看着。

他费了好大劲才喝完了这杯。分了三次，他痛苦地啜完了杯子里的白酒，最后一口下肚之后，他长舒了一口气，接着便咳嗽起来。然后，他把杯子放到了桌上。眨眼之间，服务员又走过来续杯。赛老师飞快地用手掩住他的酒杯，摇了摇头。

“够了，”他说道。

张书记想把赛老师的手从杯子上掰开。服务员拿着酒瓶，在一旁耐心地等待着。这真是经典的四川人的场景——但凡画着一条可爱的河流的卷轴上，十有八九会描绘这样的劝酒场景，两个男人争抢一只酒杯，边上的女子持酒瓶而立。

“真的，”赛老师说，“我已经喝够了。”

“赛小姐，”张书记一边奚落着，一边用力掰开赛老师的手。

“赛小姐，”傅主任也笑着附和了一声。

王老师说了一句什么，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接下来，一桌子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赛老师的酒杯上。真是难以置信，不到一个小时前，我们还在讨论索尔·贝娄和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终于，赛老师软了下来。

“再喝一杯，”赛老师说道，“最后一杯。”

服务员给他的杯子里倒满了酒。王老师笑了笑，把注意力转向了我和亚当。他一边端起酒杯，一边很快地做了一个手势，我们三个便干了一杯。王老师喝起白酒来十分轻松，他的脸也没有变红。

饭菜摆上了餐桌，敬酒的速度放慢了下来。当大家又重新开始敬酒的时候，已经把赛老师晾在一边了，他只不过是宴席开始和结束时的乐子而已。一旦正儿八经地喝起酒来，他就成了十足的麻烦。于是，在席间觥筹飞舞时，他独自坐在那里，呷着茶水。

宴席进行到这个份上，就要讲点策略了。在碰杯前，通常会有一阵交头接耳，几个老师用四川方言低声交谈，我和亚当则用英语相互闲聊着。其中的花招就是“二对一”——如果张书记给我和亚当敬酒，我和亚当两个人都得喝上一杯。紧接着，傅主任可能会如法炮制。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先发制人。如果感觉到他们在使诈，我们中的一个就会同时向他们中的两个乃至一桌人敬酒。然后，他们会稍稍喘口气，作出下一轮反击。偶尔，他们会把火力集中到我身上，以为我会弱一些。可每当这时，亚当都会挺身而出为我打掩护。在四川，这样做是允许的——朋友可以替你干杯。四川人喝酒很像打仗。

每个宴席上都有一个“酒司令”，相当于是酒桌老大，掌控着喝酒的动向。张书记一直主导着英语系的所有事情，但那天晚上他听王老师的。这个大块头的男人喝起酒来动作很快，也很公道，他跟满桌子的人都轮番敬了酒，直到其他人都慢慢败下阵来。之后，他对准了我和亚当，一边鄙夷着“二对一”，一边轮流向我们两个单独敬酒。这真是一场众人瞩目的展演。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仍然是席间最清醒的三个人。不过，我很快就觉得头脑发晕，而王老师丝毫没有放慢进度的迹象。我听见傅主任和张书记在叫他稍微悠着点，因为他们担心我会喝醉。就这样，疾风骤雨一般的敬酒方才停了下来。

王老师开始讲一个冗长的故事。那是一个有关三轮车夫的故事，他用四川话说，赛老师再替我们翻成英语。他讲故事的节奏很慢，而我又已经有了醉意，根本就听不进去。我把餐桌扫视了一番，才发现跟随王老师一同前来的那个小个子老师。我早已把他忘了个一干二净，而他这会儿则对着我笑了一下。他说了些什么，但我听不太清，因为他讲的是涪陵方言。再说，喝那么多白酒也没有让我们俩的语言能力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提高。于是，他非常专注地，用普通话一字一节地念出。

“莎——士——比——亚，”他说。

“抱歉，”我用中文说道，“你说什么？”

“莎——士——比——亚。”

我还是摇了摇头，他又把那几个字重复了好几遍，同时还做出看书的手势。终于，我的脑子里灵光一现。

“莎士比亚？”我问道。

他竖起大拇指，冲我笑了笑。“狄——更——斯。”

“狄更斯？”

他点点头，又笑了笑。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

就这样，我们慢慢地谈到了梅尔维尔、诺里斯、奥康纳和契弗。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猜出了诺里斯和契弗这两个名字。除此之外，我们无话可说。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尽管他让我明白了他尤其喜欢诺里斯所写的小说《麦克提格》，那或许是美国唯一一部有关牙医的伟大作品了。时至今日，在美国几乎没有人会读诺里斯写的小说了，不过他在长江上游至少还有一个粉丝。

王老师终于讲完了那个三轮车夫的故事。尽管有些部分我没听见，我还是大致明白，故事讲的是他那次喝醉酒的事情。他当时已经酩酊大醉，跟一个三轮车夫砍了半天的价，最后才发现所在的位置正好是在他下榻的宾馆门前。听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等到要给我们翻译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才想起赛老师还在这儿。

“喝，”张书记指着赛老师的酒杯说道。

“喝不下去了。”

“喝。”

“喝不下去了。”

“喝得下去。”

“喝不下去。”

“喝！”

“抱歉得很！”

“赛小姐！”

“赛小姐！”

终于，他战战兢兢地又喝了一杯。看得出来，宴席就要散了。于是，王老师举起酒杯向我和亚当示意了一下。我们俩举起了酒杯。

“为了你的藏书！”我说道。

然而，王老师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于是，他又十分严肃地跟我说起话来，赛老师替我翻成了英语。

“王老师，”他说道，“想让你给学校的刊物写点东西。”

我们端着的酒杯依旧停留在餐桌上方。

“怎么说呢？”

“他想让你写一篇关于文学的文章。”

“美国文学还是英国文学？多长？”

他们飞快地商量着。我们三个人举着的酒杯依旧悬在餐桌之上。无疑，这是表达要求的最佳时机。

“最好是美国文学吧，”赛老师翻译道，“一万字就够了。”

我倒吸了一口气。“我对美国文学了解不多，写不了那么多，”我说道，“跟他说，我可以写一些关于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或是关于查尔斯·狄更斯的文章，因为我在牛津大学就是学这个的。或者写一写莎士比亚也行。写其他的都比较困难。我手头的资料也不多。”

他们又商量了一下。我的手臂感到有些沉重起来。王老师点了点头。

“狄更斯吧，”赛老师说道，“一万字。”

我们喝下了那杯酒。白酒的滋味变得苦涩起来，下肚之后，我禁不住颤抖了一下。一场好的宴会恰似一个好的短篇故事：要点就蕴藏其中，但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会明白。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邀请我们了，不过我并没有愤愤不平，因为我至少弄清了四川的文学刊物是如何征集新稿的。一桌人把赛老师又奚落了一番，我们几个便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

我原本希望大家把写文章的承诺忘掉算了，但在一个星期里，静悄悄的提醒就开始出现了。我拖了几天，理由是要忙于教学，可我还是很快就收到了王老师关于交稿期就要来临的一些口信。终于，我坐下来开始给他写他所需要的东西。我的文章主要讲述狄更斯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

我尽量地加快了写作进度。我论证说，狄更斯本质上属于中产阶级，他喜欢写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文章，但并不是因为他希望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而是因为这样的主题是很好的创意来源。我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会喜欢这种说法，于是我加了几句话，把狄更斯这个“走资派”批评了一番。对于在一篇文学论文中使用这个字眼，我很有些得意。否则，写这篇文章还真没什么乐趣。而且为了凑满字数，我又加进了一些描述性的文字。赛老师得把文章翻译成中文。整整一个星期，他为这篇该死的东西不停地忙活，时不时挠着脑袋跑到我的办公室，就那些注水的文字问了我好些问题。

1月的第二天，涪陵市在城中心举行了一次公路赛。那是第二十二届年度迎新春长跑比赛，全城的学校和单位为此展开了竞争。两个星期之前，傅主任问我是否可以加入学校的代表队参赛。看得出来，他很有些紧张，因为上次系级篮球锦标赛的风波才刚刚过去没多久。

“你要明白，”他尴尬地笑着说道，“参赛的有很多农民和没什么文化的人。他们这些人不懂什么体育精神，有些人可能还比较粗野。同时，在以往的二十一届长跑比赛中，从来没有外国人参加过。他们欢迎你参加比赛，但我想情况会跟美国不太一样。”

我看得出傅主任是怎么想的——如果不参加比赛，事情就简单多了。我知道，他这种想法是对的。有那么一阵，我在考虑要不要放弃算了，因为一个好端端的学期就让那次篮球锦标赛给弄到了情绪的低点。在这里，我生活中的所有麻烦事已经够公开的了，完全没有必要再去更多的人面前丢人现眼。

然而，跑步比赛没有裁判，也无需身体上的接触。当然会有人围观，不过我想再怎么我至少还能动弹动弹。这样的比赛跟美国不会差太大吧——就算有差，我也有点好奇，想看一看到底是差在哪里，哪怕一次也行。于是，我告诉傅主任，我愿意参加比赛。

他解释说，所有参赛者都得进行身体检查。赛前一个星期，我来到了学校的医务室。医务室位于门球场旁的一栋低矮瓦房里，是学校在“文革”前还是一所高中时留下来的老旧建筑之一。

一位医生检查了我的脉搏和血压。每检查一个项目，他都对我笑一下，说我的健康状况十分良好。我一一向他道了谢。随后，他带着我进入旁边的一个房间，墙上挂着一台肮脏不堪的白色盒状仪器。傅主任说：“给你做个胸部X光检查。”

我在门口停下了脚步。“我不想做胸部X光检查，”我说。

“不会有问题的，”傅主任微笑着对我说，“非常安全。”

“我不需要做胸部X光检查，”我重申了一次，并再次打量了一下那台脏兮兮的盒状仪器，心想：我尤其不想做这种胸部X光检查。“为什么非得做呢？”

“每个参赛者都要做，以确保他们是健康的。”

“每个？”我问道，他点了点头。我问他，一共有多少人参加比赛。

“两千五百多个吧。”

“他们全都要在赛前做X光检查？”

“是的，”他说道，“这是规矩。很安全的。”

这样的说法让我吃惊不已——一个人均收入仅有三百多元的小城市，竟然要求参加四公里公路跑比赛的两千五百多名参赛者每个都进行胸部X光检查。我不禁怀疑事实也许是：学校的某些管理者也许担心我会在比赛途中倒地猝死，他们这样做是想摆脱干系。类似的命令通常由傅主任向外国人传达，他有时候既扮演翻译者的角色，也扮演过滤者的角色。这是桩苦差，当我察觉到事情的原委之后，我总是为他感到十分难过。但对此我无可奈何，除非能够想到有技巧的解决之道。

我们卡在了节骨眼上。傅主任看出来，我是正儿八经地要拒绝接受胸部X光检查。我也知道他不会轻易地做出让步，告诉我说实际上并不一定要按程序来。我们就在那里站着，那位医生充满期待地看着我们两个。终于，我告诉傅主任我需要回公寓一趟，跟远在成都的“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打个电话。

我试了几次，但医疗官不在办公室。我在卧室里坐了十来分钟，看了一会书，然后又回到了医务室。

“很抱歉，”我告诉他们，“可‘美中友好志愿者’的人告诉我，不能做胸部X光检查。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算了，”傅主任告诉我，“我刚刚给负责比赛的人讲了这件事，他们说如果你不做X光检查就算了。因为你是外国人，就给你破个例吧。”

为了这件麻烦事儿，我向他既道了谢，又道了歉。他也向我道了歉。我们跟医生握手道别。他把我们送到了门口，微笑着挥手道别。

比赛何时开始，并没有预定时间。参跑者在出发区乱糟糟地挤在一起。九点整，干部们开始发表讲话。只有等干部们讲完话后，比赛才能开始。干部们一个接一个地叽里呱啦发表讲话，起跑线上的人们则不断地跃跃欲试。一小部分人总会抢跑，其他人则跟着反应，然后警察会把所有人叫回到起跑线上。为了暖身，我尽可能地原地小跑，同时还得摆动手肘不让人把我推开。

起跑线设在一个大型的建筑工地上，那里正在修建一座新的公园。起跑线的左侧紧靠着一道六英尺高的土坎——悬崖虽小，但已散乱剥落。起跑线右侧有一条窄窄的土路，也是为参赛者设立的唯一的安全通道。但那儿离起跑线太近了——不足四十米，根本无法在这么短距离内让参赛人群得到有效疏散。即便选手安全通过了，通道也会立马来个九十度的大转弯，从而造成更多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那是我这一辈子的比赛中看过的最危险的起跑部署。我真想退出比赛，一方面为我的安全考虑，但更主要是想让自己以一个看客的身份见证灾难的发生。罗伯·史密茨，那个星期前来拜访我们的另一个志愿者，他和亚当手里拿着相机，正在跑道的对面兴高采烈地等待着。

我们学校的代表队在起跑线的右端占据了一片区域，直接面对着疏散口。队里多是体育系的学生，我们跟太极制药厂，通常是最强的两支参赛队。我们所有人挤在一起，等待着起跑的那一刻。冬天的早晨有些凉意，城市的上空雾霭低垂。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干部们还在讲话，警察要把每个人都呼拢到一块也有点困难。他们要么启动比赛，要么就让比赛自行启动，终于有个干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扣响了发令枪。

这就是中国。混乱，吵闹，兴奋；害怕、惊奇、激动；一大群的身体，叫喊不止，汽车鸣响，大地震颤；我们全都疯跑着，挥动臂膀不让他人近身；双腿上下翻飞，往前猛冲，全速飞奔，控制着后踢腿高度，以防跌倒；有人在土坎上跌倒，惨叫不止；其他人在第一个弯道上紧急减速，躲避着因侧滑而纷纷摔倒的不幸人群。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刻都得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我们像一群狂徒，在街上飞奔。在第二个弯道，我们一头向西跑上了兴华路。

路线开始顺山而上。放眼望去，依旧攒动着兴奋不已的参赛者。但我心里明白，起跑过程已经结束，我不再属于刚刚起跑的那群狂徒。跑步比赛开始后，总会有人群分散的时刻，当和一大群人一起的踏实感慢慢消褪时，你会意识到你是孤独的，你要跑的，始终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比赛。

我放慢了脚步。突然间，我感到有点疲惫。肾上腺素消退之后，我的注意力又回来了。我检查了一下自己——没有擦伤，也没有淤青，也不记得我是怎样安全冲出了起跑线的。我往四周瞥了一眼。我处在领先的那一拨人中，大概有五十来个，其他人也在狂速起跑后逐渐步入正轨。我们稳健地跑着上坡路段，脚步渐渐地慢了下来。我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已经复苏，刚才一直近乎麻木的兴奋状态被长跑的节奏感所取代——稳健稳健稳健稳健，脚下的山坡越发陡峭。警车在人群前闪动着警灯。在我们正前方接近一百米的地方，一群试图作弊的学生想要插队，警车开过，把他们赶了出去。

比赛的前半程全是上坡路。到大约两分钟的时候，我已经领先了。这时我才发现，其他人差不多都不行了。赛场上有各类人员——大学生，单位职工，也有几个专业运动员。如果他们平时多一点训练，恐怕早已成了跑步的好手。但在这一刻，他们全都不行了。我很快就跑到了队伍的最前头。

在任何大型比赛中处于领跑位置，感觉总是有点古怪。人们常说跑步产生孤独感，我却觉得这运动只是在比赛中才是孤独的，尤其当队伍分散、你发觉自己独自在前时，这样的孤独感无以复加。在队伍中的时候，虽然是相互竞争，但总会有和其他选手休戚相关的感觉。一旦你跑到队伍的最前头，就不可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了。这时，比赛成了追逐——一个人对抗其余所有人——我常常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感孤独的时刻。而当你是赛场上两千多名选手中唯一的外国人、并且沿途的观众不住地冲你喊叫“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的时候，这种孤独感就更加的强烈。

我回头看了看。我看见了所有的参赛者——一股看不到尾的人潮，一群兴奋不已的黑发狂徒。开道的警车放慢速度，在我前面几步远的地方闪烁着警灯。我又扭过头去看了看，为的是记住这古怪而陌生的一幕。山路又变得陡峭起来，一直通向革命烈士纪念碑那尖尖的塔顶。街道两旁挤满了观众。经过的时候，我能够听见他们惊讶的叫喊声。他们在兴奋地交谈着，感慨着：“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我想：今天可别来这一套。如果你们是要看离开故土的人，不得其所的人，脚步零乱的人，身体走形的人，步子不稳的人，跌跌撞撞的人；如果这就是你们要看的人，那就请看看我的身后吧。看看那些起跑时冲得太猛的人，那些平时抽了太多宏声香烟的人，那些裹了太多衣服热汗淋漓的人。别看着我——我在很多地方都这样干过，跟这一次完全没有不同。没有裁判，没有语言障碍，没有复杂的规则。全部事情就两个字——跑步。

到了折返点的时候，我已经比第二名选手领先三十秒了。那以后的路程，我跑得更加轻松。后半程全是下坡路。因为是原路返回，一路上我和所有选手都打了个照面。几个不太疲乏的队员加入了呼喊的行列：“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但这丝毫没有令我心烦，因为这四公里的路程我完全跑得闲庭信步一般。

比赛获胜，我赢得了两套涤纶运动装的奖励，两套都太小了，不过在前胸上印有“涪陵”两字，颇令人自豪。我还得到了一张奖状，证明“何伟同志”——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在第二十二届年度迎新春长跑比赛中获奖。主办方奖励了我二十元钱，学校额外嘉奖五元。另外，他们还给了我一元五角的体检补助。我不禁想，如果我答应做一下胸部X光检查，他们会给我补助多少呢。加起来，我一共得到了二十六块半，够吃两个星期的面条了。

接下来的那一周，我上了当地的电视新闻，而第二天的报纸则用了整个头版来报道这次比赛。他们报道说，来自密苏里州的美籍教师H·艾斯勒参加了比赛，并详细报道了我在起跑前的热身方式。他们报道了我率先冲过终点时，我所在的大学代表队激动万分的场面。他们还引述了另一位获胜选手的原话，他是一位来自药厂的年轻人，他说：“如果是刚退伍那阵就来参加这个比赛的话，我一定能打败那个外国人。”文章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

这次比赛还成功地在体育运动中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的记者问：“外国人率先冲过终点，你有什么看法？”财贸学校一个叫做徐成波的学生回答道：“在中国的土地上举办比赛，却让一个老外抢了先，我觉得是莫大的耻辱。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学生和成年人都需要提高身体素质，因为只有充沛的体力，我们才能获得胜利！”……西南武校的一位老师说道：“老外抢了先，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我们只有潜心锻炼、科学锻炼、刻苦锻炼，我们才有成为冠军的那一天。”

尽管并不意外，这也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反应。在涪陵，爱国主义精神无处不在，只不过体育运动让这种精神变得尤为强烈而已。因此，上次的篮球比赛才会以失败收场。有时候我会想，参加跑步比赛会不会是个馊主意。“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几个朋友觉得，至少我不应该全力争取第一。可我喜欢在跑步的过程中使劲拼命，就像比赛中的很多人那样，我没理由要把涪陵人当成小孩子来对待。我想让他们知道，有一个外国人生活在他们的城市，我还想让他们知道，尽管在语言上我挺费劲，但总还有一件我可以做好的事情。如果他们的反应是耻辱羞愧，那只能说非常不幸，不过，如果他们对我多一些了解，也许就不会那么认为了。我觉得，奖状上把我称为“何伟同志”就是个很好的信号。

比赛过后几天，我跟廖老师上辅导课，刚一开始她就笑了起来。

“我在系里的公示牌上看到，你在涪陵的长跑比赛中获胜了！”她说道，“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你咋没有跟我说起过呢？”

“不是什么大事，”我回答道，“实际上，我跑得不算太快。”

“不，很快！”她说。因为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假谦虚了一番，这令她愈加高兴。“这是场大赛——就整个涪陵而言，你是跑得最快的人哦！”

“也许还有比我更好的运动员没有参加吧，”我说道，“你知道，王军霞就比我跑得快。”

王军霞是中国的女子长跑运动员，最近刚刚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了金牌和银牌，引述这样的事例让廖老师越发欣喜不已。她把我又夸奖了一番，接着我们就转到如何道别那一章学习起来。或许是我的表现超乎寻常地好，又或许是她的心绪特别宽容；总之那一天她一句“不对”也没有提过。

白鹤梁

今天，长江的水位比一千二百三十四年前仲冬时节高出了两英寸。这其间的岁月还见证了其他变化——五个朝代的更迭；蒙古人、满族人、英国人和日本人来了又去；长城的修建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大跃进和改革开放；三峡大坝从未竟的梦想变成而今中国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一系列的变化，长江今天的水位只比公元763年时高出了两英寸。在一千二百三十四年间只高出了两英寸。

这就是白鹤梁——涪陵港口那道长七十多米[7]、仿若一座临时小岛的砂石石脊——诉说的故事。长江水在冬季干枯到极致时，石梁露出浑浊江水的时间最长也只有五个月，而如果某年雨量特别多，则根本不会显现。一旦石梁显露，那块砂石是会说话的——上面镌刻着二十二幅图和三十多万字[8]。在长江那长达四千英里的河道上，再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对江河的生命留下了这样生动的记录。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石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用作记录的。不过，几乎所有的题刻都提到了水位线上那一对被江水来回拍打着的石雕鲤鱼。鲤鱼长约两英尺，一前一后往西游动，腹部正好位于它被雕刻时的最低水位线上。前面的一尾鲤鱼口含莲花。有据可查的题刻始于唐代763年[9]，而石鱼则雕刻于之前的某个年代。今天下午，长江的水位只比鲤鱼的腹线高出了一点点。

雕刻石鱼的最初目的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实用。冬天时节，长江上浅滩和岩石裸露，对船只来说最为危险。经由涪陵驶过的船长们可以观察白鹤梁，将水位和那两尾鲤鱼进行比对，从而测算出前方的水情。石鱼总在固定位置游动，江水却不断地升降起伏。当地人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成了长江每年固定模式的一部分。

数年来，各个朝代在石梁上都留下了题刻，多数用来记录唐代石鱼的重见天日。就在两尾石鱼略微靠上的地方，北宋时期的一段题刻记录了公元971年[10]的重现情景：“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再往上三米，时间突然跳跃三个半世纪，到了公元1333年，元朝官吏见证了唐代石鱼的重现：“江心石鱼出则大稔。”[11]

多数题刻采用了仪式化的书写格式——某年月日石鱼重现、接着就对来年的收成做一番预测，一切都以皇帝的名义进行。仪式的核心是一种信念，也就是唐代石鱼的出现跟收成有关。结果，白鹤梁从导航工具变成了自然界各种关键而又神秘循环的一种神谕。历朝皇帝的代言人都会在这些砂石上留下题刻，而跟这些永无休止的循环紧密相连的，是人类历史径直前行的轨迹。

在皇帝每年以类似方式记录下来的几十个征兆中，这道石梁只是其中之一。皇帝贵为天子，代表的是不能言说的自然之力，而这些自然现象——地震、洪灾、饥荒——的出现可能表明上天不再支持某个统治者及其王朝。皇帝的身上包含着他所不能掌控和无法明白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会通过某些仪式来寻求庇护和慰藉，而在涪陵的地方官吏总要定期到石梁上以其皇帝的名义留下题刻，尽管那些残缺风化的古老文字所记载的不过是早已烟消云散的王朝和被人遗忘的帝王。春天时节，长江水位上升，滔滔江水从那些题刻之上冲刷而过，这无不表明，对于有些自然力量，皇帝只能眼巴巴地观望，他那至高无上的名号跟石梁上的题刻一样，不过是一堆词句罢了。

元朝就是这样。1333年的题刻对来年的收成做出了乐观的预测，但这个王朝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正在从举世无双的庞大帝国——忽必烈汗帝国、马可·波罗曾经造访过的蒙古帝国——迅速衰落。到1333年的时候，马可·波罗去世多年，忽必烈汗也早已死去，元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帝国的官吏依旧在石梁上勇敢地留下了题刻，离它被历史的长河永久淹没也只有三十五年的时间了。

在白鹤梁的南边，停靠着三艘小舢板。小舢板用木头制成，拱形船顶用竹子和芦苇编织而成，最高处不过三英尺，以减少风力的撕扯，且避免使用了一些结构，让没有安装龙骨的小船免遭翻覆之虞。这样的小船轻便、狭小、船舷很低、没有干舷，在江流之中易于操控。从人们在石梁上首次留下题刻，直到现在锚固着的那几艘，舢板的设计思想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

在一艘小船的船头，四个女人正在闲聊。她们全都穿着简朴的蓝色夹克，肮脏程度不亚于那几艘小船。这样的水上人家，靠小舢板为生。一年的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在打渔捞虾。但冬天的鱼虾不好动，这些筏子的主人就转到石梁上来打发日子。他们靠旅游为业，在河岸和石梁之间用小舢板接送游客。

今天刚好是节假日，砂石梁上一共有五十多位游客，正在来来回回地参观那一处处题刻。间或，会有游客向涪陵市文物管理所派驻石梁的工作人员提出一两个问题。这八个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个人接受过正规的考古学教育，其他的都是些普通人，干着出售快餐和监管小舢板的工作，或在那一尾最大的石雕鲤鱼旁为游客拍摄两元一份的照片。

一股冷风顺着长江河谷走廊横扫过来，几个工作人员在快餐桌子边上挤成一团，一边冷得发抖，一边喝着热茶。每天，他们都要密切地观察长江，记录江水的水位。无疑，他们盼望着水位上升，因为只要江水淹没了题刻，他们就可以回到城里，坐在室内办公。对他们来说，石鱼的重现只不过喻示着在寒冷的日子里被遥遥无期地流放到江上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这倒是恰如其分，因为好多题刻都是由犯了各种王法而被流放到涪陵的官吏留下的。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惩罚之地——到这座孤独而又偏离帝国腹地的江城任职，既中断了对外联系，又远离了文明世界。其中一段题刻甚至误用了一位已经驾崩的皇帝的名号。皇帝驾崩的消息迟迟未传到长江这一带，当地的官吏们也就不知道，他们已经是新的统治者的臣民了。

尽管涪陵有时代表着政治生涯的终点，这道石梁却证明，其实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大展抱负。诗词和书法一贯是被贬官吏们倍感孤独时打发时日的消遣方式，很多地方官吏在此留下的题刻美奂绝伦。在石梁上偏西的位置，有四个大字显得极富特色：惟汶永年。题刻的具体年代无法考证，大概镌刻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三四十年代。这几个字的点划相连，明显地带有行草风格。“年”字的最后一笔呈一条直线缓缓收紧，仿佛是直插江心的一把短剑。

石梁上最有名的书法作品可能要属离唐代石鱼不到二十英尺的那四个大字——“中流砥柱”。几个字呈竖式书写，秉承了草书“点划飞动”的特点。在笔画形成的凹槽里，长满了绿色的青苔。

作者谢彬，是涪陵有名的书法家，被誉为涪陵的书中“圣手”。他写这几个字的时间是1881年，即清光绪七年。这一幅气宇轩昂的题刻让人回想起一百多年前，砥柱依旧在，中国受磨难。鸦片战争打得不可开交，最终却输得个一塌糊涂；太平天国起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平息。欧洲列强控制了所有沿海港口。政府拟用于海军现代化的拨款，却被慈禧太后挪用来修建了新的行宫。十三年后，日本入侵朝鲜，控制了朝鲜半岛和南满地区。不过，白鹤梁依旧像往年一样露出水面，涪陵“圣手”留下的题刻依然遒劲雄健。

一艘俄罗斯制造的水翼飞船从白鹤梁的北面飞驰而过，往重庆方向径直驶去。船身荡起的尾浪溅湿了白鹤梁的下半部，游客们嬉笑着退到了高处。水花在那些文字和石鱼上溅起白色印迹，等到尾浪消退，题刻重又变得明亮如新，江水依旧，滚滚流逝。

[1] 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 ），美国作家。

[2] 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 1938— ），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

[3]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英国女作家。

[4]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 ），美国黑人女作家。

[5] 雷蒙德·卡佛（Ramond Carver， 1938—1988），美国著名作家。

[6] 托拜厄斯·沃尔夫（Tobias Wolff， 1945— ），美国作家。

[7] 据重庆市涪陵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重庆社会科学院涪陵分院2009年5月编撰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记载，白鹤梁是位于涪陵城北的长江中，长约一千六百米、宽十至十五米的天然巨型石梁。

[8] 同上，题刻应为三万余字。

[9] 唐广德元年。参见《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

[10] 题刻原文：據左都押衙謝昌瑜等狀申：大江中心石梁上，□□古記及水際，有所鐫石魚兩枚。古記雲：唐廣德□□春二月次歲甲辰，江水退，石魚出見，下去水四尺。問古老，咸雲：江水退，石魚見，即年豐稔，時刺史州團練使鄭令珪記自唐廣德元年甲辰歲至開寶四年歲次辛未二月辛卯朔十日丙□□餘年，今又復見者，覽此申報，遂請通判□□□徒巡檢司徒軍州官吏等。因命舟楫□□□□，古記實不謬矣。于戲美哉，盛事直逢□□□□昭代斯乃呈祥，有以表吾皇之聖化，遠（残缺）。記之兼尋具奏聞訖時大宋開□□（缺）。

[11] 题刻原文：涪陵誌，江心石魚出則大稔。予守郡次年始獲見，率僚友來觀，方拂石間適有木魚，依柳條中流浮至。眾驚喜曰，石魚自古為祥，木魚尤為異瑞也，請刻之以示將來。至順癸酉仲春十有三日，奉議大夫涪守張八歹謹識。

第四章 大坝

我上写作课用的是中国出版的教材《写作手册》（A Handbook of Writing）。跟我们所使用的教材一样，里面的政治用意一览无余。其中的“议论文”那一章所使用的范文叫做“三峡工程的益处”。

这是一篇典型的五段式文章，文章的开篇讲述了人们反对该工程修建的几大风险：自然风景和历史名胜被淹、所危及的物种可能濒临灭绝、纵深四百英里的水库大坝容易招致地震、滑坡和战争破坏的威胁。“总之，”文章的第二段总结道，“该工程所面临的风险太大，很难说有什么益处。”

紧随其后的两个句子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的担忧和风险不无道理，”文章继续写道，“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接下来，文章的作者对其中的益处进行了描述——发电量增加、航运条件改善、洪水得到控制——最后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利大于弊。

对于教授这样的论说范文，我在道义上感到有一些顾虑，因为这个话题自1987年以来是被禁止公开讨论的——这仿佛是在所谓的议论文脸上扇了一记耳光。往坏处说，这是一次宣传演练；往好处说，也不是特别光明磊落。但是我没有其他教材可用，而这篇文章在除去其中的政治宣传后，倒是提供了文章结构分析的很好范例。我的工作正是教会学生如何写作类似的文章，于是我就径直教了起来。我在琢磨，没有必要因噎废食。

那个学期剩下的时间里，我因为学生在作文中大肆应用那种承上启下句而备受折磨。他们习惯了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也就经常性地套用这样的范例，甚至到了抄袭的程度。他们已经成了积习难改的文抄公，就算两三个学生交上来的作文一模一样，也毫不稀奇。很难真正意识到这样的做法是错的——全校上下的学生得到的教诲就是模仿范文、抄抄写写、不加质疑地接受，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告诉他们“三峡工程”是一篇很不错的范文。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并在随后的作文中借用了这篇范文的玄妙之处。我布置的课外作业是一篇关于学生要不要做早操的议论文，很多人一开始就写到了早起锻炼的各种好处。之后，学生们全都转换了行文：“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有些学生即使是从反例写起，也采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承上启下句式。后来，我又布置学生就哈姆雷特的性格特点写一篇议论文，他们在开篇部分列举了哈姆雷特的弱点——优柔寡断、对奥菲利亚太冷酷——到此为止，很多学生的作文似乎都写得相当不错，可那个讨厌的句子不知从哪里又一下子冒了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开始感到厌恶，反复跟学生讲，这是个令人反感的转折句，但它仍旧不断地在学生的作文里露面。最后，我只好认输，无奈地自我安慰着，巴不得有一天长江被大坝拦腰阻断，江面上升，江水卷走所有的《写作手册》，把它们卷进大坝底下那七百兆瓦的发电机里搅个稀巴烂。

当然，这只是妄想——三峡大坝会使江面上升，但不会升到教学楼这么高的位置。有学生说，江水要上升到江东地区的半山腰不大可能，也有学生说大水会淹没临近所有地区，江面会一直升到学校的大门口。没有谁拿得准，但也没有谁真的在意。书上告诉他们修建大坝好处多多，这就够了。

在城区，我确切地知道了长江的新水位线，因为有很多标志，标示着今后长江会上升到什么位置。其中一处位于涪陵的老城区，在一家小食店的外墙上用红色标示着。在城区的中山路，也就是从码头上来的第二条大街上，也有一处这样的标识。

这两处标识都用红色写着同样的内容：“177米。”这个数字所表示的，正是三峡水库将来的水位线，从海平面算起，最高蓄水水位将达到一百七十七米。在长江沿线的各大居民点都能够看到这样的红色标识，越往下游，那些数字就越发往山坡上走，及至巫山这样的低海拔城镇，水位标线已经高悬于城区之上，到2009年大坝蓄满之后，城镇将被淹没得杳无踪迹。

涪陵因为处于大坝上游三百英里远的地方，江水的上升基本上不会有巫山那么触目惊心。不过，即便是在涪陵，那些红色的数字依然预示着巨大的变化：如果把白鹤梁作为涪陵长久以来的冬季水位基准线，那这座新建水库的水面将会高出唐代双鲤石刻近四十米。

有时候，如果在上午来到城里，我会停下脚步，把那些“177米”的标识看上一会儿。在小食店门外，孩子们正在玩耍，棒棒军挑着东西爬坡上坎，小食店的老板娘在门口摆上了一大锅黄澄澄的豆花[1]。中山路上，几个临时工带着锯子和油漆刷子，正等着被人雇佣；擦鞋匠和做小生意的摊贩把摊子摆在了水位线标识的边上。目力所及，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然而，这一切会在十年后沉入新水库的水面之下。顺坡而下，我恰能看到这个城市将会有多少东西受到影响：老城区绝大多数的青瓦木板建筑、中山路和沿江路上的整个门面街区。这都是城市里充满活力的地方，而人们总是忙得都没有工夫对着那些标识多看一眼。江水要到2003年才开始上涨，这对涪陵人来说非常遥远。再说，他们还有别的事情需要担心。

政府给大家做出了承诺，要在涪陵的周围修建一条堤坝，以保护低水位地带。每当我向人们问起三峡工程的有关情况时，他们总是耸耸肩，说市里面要修一道四十五米高的水坝，也就是说，三峡大坝引起的水位上升不会给他们的房屋带来任何影响。然而，有关水坝的细节却非常模糊。它会围绕着城市而建吗？何时修建？如果在家门口修一道四十五米高的水坝，家里不就会一片漆黑，让人难受吗？而且，安全性呢——你真的信得过这道水坝吗？每次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都没有人回答，似乎也没有人有过类似的疑问。这里会修一道水坝——他们就知道这些，这也就够了。即使到1998年我离开涪陵的时候，水坝也还没有开始修建，可我仍旧没有听到有人对此表示过担忧或者关心。

多数情况下，我听到的是修建三峡大坝的好处，就如那篇课文总结的三点：发电、防洪和航运。在涪陵这个地方的人们看来，这几点都是重大问题。而就这三个方面来说，修建大坝将会带来实质性的不同。迄今为止，那将会是世界上最大型的一座水坝，坝长是胡佛水坝[2]的六倍左右，二十六台大型水力发电机产生的一万八千一百兆瓦电量将会带动中国的年产值增长百分之十。过去六十年间，长江在盛夏时节发生的洪灾导致了三十三万人的死亡。水坝修好之后，洪水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实际上，它将把重庆变成一个港口，万吨级的——是现有级别的三倍——巨轮将可以驶入水坝上游的河段。

对涪陵来说，最后一点事关重大，因为最大型的轮船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抵达重庆。在涪陵和重庆这两座城市之间，有几个河段尤其狭窄，涪陵因此有望成为那些无法抵达重庆的大型船只的锚泊港。这才是重大的变化，因为乌江流域人口稀少，而涪陵之前在四川的整个航运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对较为次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身份和地位将会结束整个城市的孤立地位。我刚刚抵达涪陵的时候，一条连接重庆的高速公路正在开工建设，还有传言说，在2000年之后要修一条通过涪陵的铁路[3]。对涪陵来说，这些都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变化。很快，这座城市将不再是一座被人遗忘的水码头，人们也将不再听从长江和那些慢船的摆布。

不过，这同时也引发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我们真就相信长江沿线的所有人——开船的船长们、经商的商人们、被洪水吓怕了的农民们——再也不会受这条江河的摆布吗？或者说，这条江河依然可控吗？人们试图驯服长江的种种努力会不会反而增加灾难风险？大坝坝址位于一个地震断裂带之上，并不稳定的三峡库区长久以来发生过多次大型滑坡事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长江里流动的不止是水，它所挟带的淤泥是浑浊的密西西比河[4]的一千倍。在涪陵和重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几乎不经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河。这些垃圾和淤泥极有可能在大坝之前形成堆积。在这条长达四百英里的泥塘里，万吨级的巨轮将会毫无用处。

因为以上以及其他原因，这项工程长期以来引发了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灾难性预测。他们预见了水坝断裂、库区淤塞。他们提出预警，原来存在于河岸的有毒物质会随着水位上升而进入江水。水库会淹没掉十三座城市、一百四十座城镇、一千三百五十二个村庄。它还会淹没掉六百五十家厂矿、一百三十九个电站。一万多年以来，峡江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家园，人类那无尽的活动遗迹、垃圾堆和化学沉积物都将因这新修建的水库而搅和在一起。同时，这条江流也不是什么轻易就能敲打修补的东西——整个流域居住着三亿五千多万人口，比美国和加拿大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占到了全世界人口总量的十二分之一。

专家告诫，来自被淹没区域的水银、铅和其他有毒物质可能会被带入人们的供水系统，他们担心在新形成的库区会爆发流行性传染病，如疟疾、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大坝的建筑工人数量多达四万，他们在临时工棚里过着临时性的生活，会经由暗娼携带和传播性病。艾滋病也会顺着同样的途径传播开去。再说，水坝修好之后，这些工人又该去什么地方呢？

还有，因为新建水库而搬迁的近两百万人——其中多是农民——怎么办？政府承诺将会给他们提供就业和土地，这笔费用将占到整个工程造价——根据保守估计，起码有三百亿美元——的三分之一。然而，川东地区长期以来相当封闭，地方官员跟中央政府几乎没什么直接的接触。这么一大笔资金流向库区，与其说会有力地推动移民工作，不如说会引起贪污腐败。

这一地区还有无数古墓、几十座寺庙，以及许多类似于白鹤梁的无价历史遗迹。对它们又该如何安置呢？如果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这道石梁将会成为一处非常重要的历史纪念物。然而，三峡库区的历史实在太丰富了，涪陵的这些题刻甚至没有被列入濒危历史文物A级目录。下游有石宝寨这座始于18世纪的十二层雄伟塔楼，再下去有云阳那座始于三国时期、历时一千七百多年的张飞庙。如果不斥巨资采取保护措施，这两个地方都将消失得踪迹全无。两千多年前，在涪陵周边还居住过巴人，他们留下的墓葬一直没进行过彻底的考证。人们对他们知之甚少，如果他们的遗迹永沉水底，就再也无法进行任何研究和了解了。

这道水坝还威胁着白鹤、云豹、江豚、扬子鳄、白鳍豚、中华鲟以及其他一百七十二种鱼类的生活。由于承载了中国内河航运百分之八十的份额，长江的开发利用已经在环境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只剩下一百余条白鳍豚还游弋在长江水域。这是世界上的五大淡水豚类之一，数千年来，为了适应浑浊的长江水流，它们的视力几乎退化为零，只能依赖高度发达的回声定位能力。目前，长江航道上船只往来穿梭，发动机的喧闹声一年胜似一年。白鳍豚因为技术而失聪，因为进化而失明，已经难以躲避危险，难以寻找繁殖对象。万吨级的海洋巨轮很可能彻底毁掉这个物种。

几十年间，在中国历代领导人考虑修建三峡大坝的过程中，上述这些观点都已有人提出。1919年，孙中山第一次想到了这一工程项目，后来的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郑重其事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项工程是一种典型的中国诉求，同时满足了实用和浮夸的需要——既可以推动这个贫穷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又可以同时提振起全民族的自豪感，这毕竟是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之后修建的现代基础设施。毛泽东安排工程技术人员在1955年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勘探工作，如果不是因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可能早就开工建设了。

不过，分歧一直存在着。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邓小平和李鹏总理就水坝的建设越来越接近于实质启动阶段，这还是当时中国可以公开讨论的极少数重大话题之一。批评是被允许的，甚至还不少。很多专家认为，在长江及其支流上修建一系列的小型水坝，可以实现同样的效益，同时又规避了风险。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87年，政府已经疲于这样的民主，终于下了封口令。如果中国的干部们想要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坝，那就建吧——不管风险有多大。其中的困难——淤泥、地震、古迹被淹、物种灭绝、移民搬迁——都不算什么。正如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那样，专家的话可以忽略不听：就如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鼓励提高生育、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一样。有些时候，你需要的是定论，而不是争论。没有必要因噎废食。

不过，这样的批评并没有销声匿迹。记者戴晴对该工程的反对声最响亮，在1989年出版了一本反对三峡工程的书籍。1992年，李鹏总理推动全国人大对这一工程项目进行最终表决，并如人们预想的那样获得了通过。然而，强烈的反对迹象依然存在，三分之一的参会代表要么反对，要么弃权。

为了应对大坝的修建，中国的第一个环保游说团体成立了，即便到了1993年大坝开工建设的时候，依然可以听到小心翼翼的批评声。1996年8月，也就是我抵达涪陵的那一个月，一群文物专家和其他领域的教授公开向江泽民主席提出请求，要采取行动保护淹没地区的文化古迹。保护行动本来计划从1996年开始实施，但至今未见任何动静。他们提出，要用两亿三千万美元的资金来采取各种必要的保护措施，如考古发掘和搬迁寺庙、新建博物馆。有提案建议修一道挡水墙来保护石宝寨使之形成岛上宝塔，也有计划说要把张飞庙一块一块地搬迁到更高的地方去。天津大学提出要为保护涪陵的白鹤梁修一座水下博物馆[5]。游客可以经由岸边的走廊进入博物馆，而博物馆的屋顶将会矗立于江水之上，其形状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那道远古石脊的一点记忆。

这样的计划和抱怨极大地干扰了推进大坝建设的力量。七十岁的魏廷琤是该项目的总工程师，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用来推动该工程项目，他把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保护的那些东西嘲讽为“宫殿”。“我老实告诉你，”在1996年接受《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时，他说道，“中国普通百姓的文化水平那么低，哪里欣赏得来这些文物古迹，恐怕只有这些专家自己才会去参观这些博物馆。”

这不算什么得体的回答，但从有些方面来看，它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这个国家早就习惯了作出困难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可能美国人连想都没有想过。每当我造访白鹤梁，为远古的题刻和永恒的江河交汇而深深赞叹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一边是自然的，一边是人类的。一个是永无休止的循环产物，另一个——尽管结果不一——却一直循着直线往前：进步、发展、控制。在我看来，在长江之上，如果要把这一切通通捆绑成一体，硬把循环不止的江水阻滞在大坝上那长长的一汪死水里，是极其危险的违背自然之举。

不过，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只是一种诗意，涪陵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时间来想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去参观白鹤梁，他们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也丝毫不用劳神操心。通常情况下，石梁上除了我就没有别的什么游客。1998年春节期间的一个周末，我在那里为了编写题刻故事而进行调查，那是我仅有一次看到了一大群游客。涪陵的大多数人都读不懂那些题刻——其上所使用的是繁体字，这种文字在解放后进行了简化，而那些题刻的语言则是20世纪文字改革之前那种中国古代的文人们所使用的文言文风格。即便是读过书的人也不会对此有多大的兴趣。如果你想了解当地的历史，根本没有必要劳神坐小船到这儿来——你完全可以到乡下闲逛一番，不用怎么刻意就能撞上一堆明清古墓。

让我印象深刻的，倒是市里派了那么多管理员到石梁上来，尤其是很多管理员训练有素，几乎能回答人们提出的有关题刻内容和历史的任何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基本上不会有外来游客的城市，以及这样一个几乎时常无人问津的历史景点而言，这极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不像在美国，某个空空如也、毫不起眼的晚清时期的战场遗址都可能会得到数百万美元的经费资助，仅仅是因为有些士兵在内战中战死于此。中国的历史如此丰富，如果要把所有的古迹都保护起来的话，人们恐怕连种庄稼的地方都没有了。

至于提议的水下博物馆，政府尚未最后决定，但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通过。有时候，《重庆晚报》会提到这个问题。这家政府主办的报纸总是很小心地指出，官员们也可能会考虑另一种方案，在大坝建成之前对所有题刻进行一次拓印。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更实际的一种方案——因为当地没有修建水下展厅所必需的原料，而白鹤梁对涪陵的普通百姓而言也意义不大。最大的可能，似乎是制作一套拓片，送到远处的某个博物馆，然后让洪水永远地淹没石梁。有专家预计，大坝建成后的十年内，库区的淤泥和流沙会把一千两百多年以来留下的这些题刻冲刷得一干二净。

保护白鹤梁不是涪陵人要优先考虑的事项，这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奇怪，但他们对于跟大坝相关的其他事项（比如移民安置）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却令我非常惊讶。尽管围着主城区会修建挡水墙，可还是有很多人——江东下半城的居民们、白山坪山脚下的农民们、插旗山山脚下的农民们——会因为三峡水库的建设而迁移。这些人被称作“移民”，其中一部分会搬到我们校园后面正在修建的公寓楼。修公寓楼的地方原本是一片农田，而因此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则是在购买公寓时享受特价，并且可以在安排工作和货币补偿这两项中任选其一。跟我聊过天的那些人说政府答应补偿六千元现金，而且他们全都接受了这笔补偿——在涪陵，这是很大的一笔钱，相当于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一年的薪水。此外，他们每个月还有七十块钱的生活补助，这对他们来说也算一点甜头。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原本就有很多中国人离开农村进城务工，想要让一个农民不再当农民也就花不了多少钱。每当我从那些在建的安置公寓区步行而过的时候，都会看见商店里坐满了曾经的农民，他们一边抽宏声香烟，一边打麻将，正在耐心地等着那一天，等着大水把河边的人们赶上来跟他们做邻居。

有报道说，一些移民没有拿到安置补偿款，这常常是因为贪腐的官员们私吞了有关经费，这种问题在万县这样的下游城市尤其严重。不过，就算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人们最常见的反应也就是私下抱怨一番而已，谁也不会公开抗议和反对。大坝工程中的这点动荡让外人觉得不容小觑，可如果把它放到当地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衡量，也还真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在过去的五十年间，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1958—1961年“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

涪陵和其他沿江小城还有一层额外的经历，它们是毛泽东“三线”战略的焦点之一，这一战略在20世纪60年代对当地的影响尤为巨大。战略的早期准备工作始于1950年，毛泽东派遣邓小平去了西南地区，对上海的军工企业搬迁到四川和贵州的边远山区进行可行性调查。触发这一战略的是美国的核弹威胁，因为毛泽东一直担心，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非常容易招致来自美国的攻击。朝鲜战争则加快了该战略的实施步伐。最终，中国四分之三的核武器制造厂以及航天工业的一多半被编入了“三线建设”。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毛邓时代的中国》一书中说，这一工程“相当于把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科技产业连根拔起并整体搬迁至1880年蒙大拿州的荒郊野外”。

相比之下，把河流截成大湖看起来不过小事一桩。涪陵的经济多来自当初的三线建设工程，当地人因此对于巨变并不陌生。当地有一家工厂名叫海陵厂，现在生产的是内燃机，最初却是从上海迁来的一家国防企业。在涪陵上游几英里远的地方有川东造船厂，曾经为核潜艇生产配件。当地满大街跑的长安——长久的平安——出租车产自重庆的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最初生产的则是军用枪械。

1980年，邓小平掌权后，取消了这一战略项目，很多曾经的三线建设项目以这种方式进行了转轨。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不断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似乎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说，把兵工厂放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实际上也起不到多大的防护作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三线建设项目成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在有些年份，花在这个项目上的经费占到了国家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五十。从来还没有哪个大国如此大规模地对经济结构进行过重组——就连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有人因此估计，三线建设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程度超过了“文化大革命”。

尽管规模宏大，三线工程的实施和取消却相当隐秘，涪陵和其他三线建设城镇对于该项目的进展情况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他们知道，那一道道命令来自北京，那一道道命令把上海的工厂迁了过来；他们还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军事，敏感而需要保守秘密。这些东西你是不能打听的，就这样经历了四十年的光阴，人们自然而然就不会去过问三峡大坝有什么问题。事情就这样，此一时彼一时——就像川东造船厂，搬迁过来是为了建造核潜艇，后来却转型成为了造船厂，也许最后会永久地消失在新长江的水面之下。

尽管对这一段历史略知一二，我还是觉得人们对三峡大坝工程缺乏兴趣和漠不关心达到了不一般的程度。现在的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远胜于以往那个年代，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应该记住所经历的历史教训，防止因盲目而重蹈覆辙。然而，十分明显的是，普通民众对于三峡大坝和下游城市移民的命运完全漠不关心。一次，孔老师和我在上课的时候谈到了三峡大坝，我问那些即将到来的变化会不会令他有所担心。

“不会，”他回答道。我看得出来，他觉得我问得有些奇怪。

“那么，有没有人担心呢？”

他想了一下。“如果你是移民，”他回答道，“那你可能会有所担心。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关系不大。”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就越发现这实际上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回应。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外国报纸对此项工程刊登了许多尖锐的评论，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也有一些愤怒的批评声。然而在大坝将会造成直接影响的涪陵，却看不见任何不快的迹象。在我居住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听到哪个人对三峡工程有过不满，倒是听到他们对其他的敏感议题发过牢骚。

不过，涪陵缺乏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感，孔老师的话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教导人们，要尽量少掺和公共事务，同时，也伴随着对于公共事务缺乏了解意识。对于当地的重大事务，涪陵的人们没有渠道获取可靠的信息，再加上对公开抗议活动的严格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主动要求得到这样的信息。

在我看来，这种对公共事务的疏离是如此彻底，恐怕无法把它简单地归咎为“后解放时代”的社会模式。过去的五十年教导人们不要参与公共事务，可在一定程度上，共产主义建立的基础却是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形成的社会模式维持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样的特征很难描述，尤其难以说清楚它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的学生们经常写道，中国人是多么具有集体意识，这鼓舞了人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互相帮助，而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并不认同，通过比较在个体和群体问题上大相径庭的态度，两个国家的政治差异就能得到清晰的（以及道德化的）解释。不过，若说到包含了家庭和朋友的紧密社会网络时，这样的陈词滥调可能会更准确一些。在涪陵，我所了解的家庭毫无疑问要比美国的家庭关系更为紧密，因为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没有那么的自我中心。他们彼此之间十分慷慨，而这种大度常常会延伸到好友身上，从而把他带入到十分紧密的社交圈子中。集体主义思想对老年人显得尤为重要，因而他们在这里得到了比美国好得多的关怀照料。在涪陵，我从未看见过老年人被抛弃在“退休人员之家”，他们基本上跟子女一起生活，照料孙辈，或是帮着耕种田地、打理生意、操持家务。毫无疑问，跟我在美国老家看到的相比，他们的生活更有目的，更有规律。

不过，这样的集体主义仅限于一些小团体、家庭、朋友和单位之内，这些紧密的社交圈也起到了一定的边界作用：它们既包容，又排他。对于自己熟知的圈子外的人，一般的涪陵人几乎很少表现出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我见过无数这样的事例。最常见的莫过于排队买票时的纷乱，与其说是排队，不如说是扎堆，一大群人挤过来挤过去，相互之间你推我攘，丝毫不顾他人死活。这个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集体主义思想，但跟我学生所说的东西又不一样。集体地来看，一群乌合之众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把票买到手——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凝聚起来，于是，每一个个体都会拼尽全力，以尽快地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

这种集体主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例子，是涪陵人对于公交车上的扒手的反应。有一次，亚当上了一辆从江东进城的公交车，一个贼眉鼠眼的乘客在中途下了车，坐在亚当身旁的一个乘客便用胳膊肘轻轻地碰了碰他。

“你要注意点，”他对亚当说，“刚才那人是个扒手。”

“他下车之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亚当问道，可那位乘客除了耸耸肩，根本懒得回应。类似的情形我也遇过好多次，人们向我比划手势，要我注意看管好钱包，但没有一个人直接跟扒手较劲。我就这个问题问过我的学生，他们说，大家都知道公交车上有扒手，但谁都不会采取什么行动。按照我学生的说法，是因为人们不敢跟扒手硬碰硬，然而，原因似乎远不止这样。只要扒手没有侵犯到你本人，或者你的家人，那就不关你的事。你可以悄悄地提醒外国人，因为人家是外宾嘛。但即便如此，你也不会悍然冒险。有时候，最安全的做法则是在扒手下车之后再去提醒别人。

出于同样的本能，一大群人可以围观事故的受害者而不出手相救。在涪陵，经常有人围观张望，但却很少看到他们出于某种群体的道义而有所行动。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这样的场景倒是很多见，人们需要一个服务于个人的社区，因此，在看到伤亡者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这样想：我能够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所以我要出手相救。诚然，在美国也有人驻足围观，但那跟我在涪陵看到的完全没法比。涪陵人看到他人有难，可能会想：那又不是我的兄弟、朋友，我不认识他，看他受点罪还挺好玩的。每当遇到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一边奔跑一边急切地问道：“死了没有？死了没有？”

这样一来，涪陵的“群众”和“乌合之众”这两个概念的界限就变得脆弱不已。出事了——可能是一场交通事故，或者是一场光天化日之下的争吵斗嘴——一大群人马上就会围过来，人群的能量逐渐蓄积，更多的人过来围观，纯粹出于一个十分简单的理由：出事了。有时候，仅仅是心怀此念的一大群人本身就足以弄出点什么事来；受了围观群众的驱使，争吵会因此愈演愈烈，或是某个围观者干脆跃跃欲试，一起加入争吵的行列。

对于涪陵的群众，我既烦扰不堪又着迷不已，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在我身边聚集围观。假如碰到了吵架斗嘴或是其他吸引群众的公共事件，我肯定会停下脚步观看。但通常我看的是群众的脸，而不是当事人本身。在他们的表情里，我很难看出别的什么东西，除了那份痴痴的观望：出事了。

在中国，不止涪陵一个地方有这样的围观群众，无数中外作家都曾关注过这种倾向。鲁迅，也许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在写到共产党执政前中国人的这一倾向时，既饱含情绪又满怀挫折，在同胞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笔下的人物总是置之不理。在学生们写的作文中，我同样看到了这种挫折感，尤其是在编写罗宾汉来中国的故事中。很多学生写了罗宾汉偷窃腐败官员的故事，另一个常见的主题，则是罗宾汉面对群众消极围观时的反应。一个学生写到：

一天，在街头闲逛之际，（罗宾汉）发现有个扒手正在偷钱。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在被窃妇女的身边，有很多人也看见了扒手的行径。但叫他失望的是，没有人站出来制止那个年轻人。大家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

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编写的故事中，有很多这样的描述场景。接下来，他们常常会写到罗宾汉帮助那个被围观人群置之不理的人——被扒手偷了钱的人、被恶棍当众揍了一顿的人或是从河里捞上来的落水人。在我的学生看来，围观人群置之不理时有人出手相救，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行为。而他们把这种行为树为楷模，正说明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少之又少。

我觉得，在涪陵人对待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上，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即将到来的变化对绝大多数人不会形成直接的影响，因而他们漠不关心。未来十年，尽管该市的很大一片将被江水淹没，但这算不上一个社区问题，因为这里并没有我们通常所定义的那种社区。这里的小团体很多，也不乏爱国主义，但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这种爱国主义的激发，既可能出于心系祖国的真情实感，也可能是因为恐惧和无知。你可以操弄这种恐惧和无知，告诉人们，尽管大坝可能会破坏江河与城镇，但却对中国意义重大。

对那些不幸居住在长江两岸的人们来说，大坝的修建的确是个问题，但即便他们也不太会惹出什么麻烦。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历史教他们学会了坚忍，对涪陵这样偏远地方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所有影响这座城市的巨大变革均来自别处——太平天国的将士们来自东部、国民党的命令来自南京、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始于北方，随后才一路南行来到了长江河谷。三线建设来了又去，所到之处，横扫一切。最近几年，各种新奇产品从重庆顺着长江传了下来，随之而来的则是催生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种种法理变革。现在，涪陵的街头甚至开始出现外国人的身影。对于这一切发展变化，你只有接受它、适应它，因为你无法控制。就像长江一样，它来自别处，又流向别处。将来的某一天，江水会上升四十米，你也只有适应它。我曾经问过一个朋友，江水上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跟孔老师一样，他对这样的问题似乎也感到惊诧不已。“嗯，”他回答道，“水涨了，船跟着升高呗，没事儿。”

人们还有一种看法，觉得修建大坝完全是个好主意。那意味着电力，而电力代表了进步，对涪陵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大坝完工后，可以发出足够的电力，可以每年减少五千万吨煤炭的消耗。在这个严重遭受污染的国家，有四分之一的死亡人口跟肺疾病有关，这一点当然是不小的益处。无数个日子里，我站在阳台上遥看长江，感觉有一点点哀伤，因为我知道，它那江水奔涌的日子就要到头了。但更多的日子里，当浓雾密布时，我根本就看不见它在哪里。

到了冬天，我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看法。为了节约用电，这里会定期拉闸限电。我的公寓只能通过电热取暖，而有时候停电会持续数个小时——漫长而又寒冷的几个小时里，漆黑一片的房间让我感觉越来越不舒服，直至我在烛光里呼出白色的水汽。我发现在这种时候，我不会再去多想涪陵的挡水墙有没有用、移民们会不会得到很好的安置、白鹤梁会不会得到充分的保护。我考虑的是如何取暖。寒冷就好似饥饿，让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

在中国，很多人都这么思考问题。这跟美国不同，那儿的人均电力消耗达到了三千瓦——足够所有美国人在同一时间一起打开一只电烤炉和一只电吹风。而在中国，人均电力消耗只有一百五十瓦，只够大家点亮一两只灯泡。但对那些根本无电可用的六千万中国人来说，连一只灯泡都点不亮。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类工程具有两面性。这个国家有数千年驾驭和驯服河水的历史——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具有这样的历史记录，可以把一条条大小江流成功地加以持久利用。四川中部的都江堰，设计巧妙，修建于两千三百多年之前，时至今日依然正常地发挥着灌溉功能，把成都平原变成了全国肥沃的鱼米之乡。此前，长江也曾被驯服过，纵使规模较小。1981年，在目前修建的三峡大坝下游，人们修建了葛洲坝。

不过，在河南省发生的是历史的另一面，1975年的暴雨使得六十二座大坝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溃决，死亡人数达到了二十三万。尽管那次灾难的规模非同寻常，但工程质量之低劣却并非异常：自1949年来，中国共有三千二百座大小水坝溃决。就本世纪而言[6]，中国的大坝溃决比例为百分之三点七，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比例为百分之零点六。

到后来，我也跟大多数涪陵人一样——消极地观望工程的准备情况，不再妄下断言。我毕竟是个外来者。但我寻思，在大坝修好之前就来到那里，毕竟是件好事，在长江被驯化之前亲眼看一看白鹤梁以及三峡，毕竟也是件好事。在这里既有人类的历史，也有长江的历史，而当两者相互冲突、将这个地方永远改头换面之时，我尤其不想置身其中。

学期临近1月底结束，然后我们有四个星期的寒假。亚当和我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其他志愿者有的去了日本、泰国和老挝——但对我们两个来说，最简单的莫过于顺江而下，就像我们当初来这里一样。

我们买好了下午的“江渝”船票，因为有人告诉我们不要买。同事劝告我们不要坐这种轮船，非常脏，并且十分拥挤，主要是沿河而居的人们的交通工具。跟一般的游览船不一样，这种船在寺庙和景点都不停靠，也不会有其他的外国人坐这种船。这听起来不错——寺庙我已经看了不少，而三峡的悬崖峭壁从哪艘船上看出去都一模一样。最要紧的，是我想看看那些沿河而居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之前，江渝轮船被称作“东方红”，这是为了颂扬伟大领袖毛泽东。但到了现在，长江上的船运竞争十分激烈，你最好别让潜在的顾客想起他们在过去受到的那种服务水平。我们乘坐的那艘船名叫“猴王号”，取名自7世纪远赴印度取经的经典故事《西游记》。故事发生在唐朝，长江沿岸的人们对那个时候的远行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的记忆。

在一个爽朗的下午，阳光明晃晃地照耀着白鹤梁，我们的轮船摇摇摆摆地驶出了港口。“猴王号”跟我们之前料想的一模一样——脏得一塌糊涂，闹哄哄地挤满了乘客，除了我们相约出行的四个人，船上再也见不到别的外国人。除了我和亚当，另有一个来自“美中友好志愿者”的队员克莱格·西蒙斯，以及一个在西安边教英文边学中文的儿时伙伴麦克·格雷厄姆。我们在后甲板上找了个位置，站立在明媚的阳光下，欣赏着江景。

我早已熟悉的景色慢慢向后掠去——转过一个弯，白山坪不见了；再往前走，插旗山也不见了。沿长江往东，我所不熟悉的山脉蜿蜒而去。在我的眼里，由于不了解历史，它们无名无姓。每当我们经过一座山顶宝塔，或是一间河边棚屋时，我都会想，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石达开和他的部队来过这里吗？那些逝去的朝代留下过什么印迹吗？石刻或是古墓？有没有哪个手法娴熟而又眼神哀婉的书法家被流放到这里的河岸边呢？我已经习惯了当一个静静的看客，我常常站在阳台上，凝视着往来的船只，想要弄清它们会驶往何方。而现在，我凝望着那些土地，禁不住想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我意识到，这正是来来往往的游客对于涪陵的看法：肮脏的港口、斜长的山坡，以及无尽的思绪——这里发生过什么吗？——就这样，江城远去，新的风景出现了。

阳光照耀着赭黄色的江面，鹰隼在头顶滑翔。人们在江边晃悠悠地划着竹筏。装煤炭的小船轰响着一驶而过。岸上的工人们在开采石灰石，他们手中錾子的叮当声清晰地回响在冬日的江面上。我们在丰都做了短暂的停留。这是一座沿河滩而建的狭长小城，位置很低很低，十年后将被全部淹没。小城背后的山上有一座宝塔，太阳在那个方位慢慢地沉了下去，短短地发出一阵橘色的光芒，随后消失在绿色的山坡之后。

一个嘴里叼着香烟的船工取下中国国旗，放进了船尾的一个箱子里。麦克和他之前教过的一个来自北京的生物专业学生聊天，那学生说他曾经参加过1989年的学潮，紧随失去了在学术道路上前进的机会。于是他跟几个朋友转而从商，专做船用灭火器。这次旅行既是商务之旅，也是胜利之旅。“长江上跑的船只全都用我们生产的灭火器，”他自豪地说道。关于1989年的政治事件，现在仍有不少的异己分子流亡在外，但他们整个那一代中国人也不乏这样的年轻人，曾经的政治历史记录迫使他们走向了相对较为自由的经商之路。

山势又拔高了，陡峭得无法进行耕种，随着黑夜的降临更显出藏青色。在北岸，我们驶过了一条荒坡，除了两座紧挨在一起的白色小坟包，山坡上空无一物。两个小坟包孤零零的，风水极好：面朝南方，俯视长江，地势高踞，也许还能作为即将建成的水库的陪衬物呢。

轮船关了马达，顺着江流漂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除了我们这帮人，整个江面空无一物。甲板上已经没有人了。一切都显得静悄悄的，只有长江裹挟着我们前行。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江河的力量，随着黑夜笼罩在河谷之上，它那巨大的能量推着我们静静地漂流而下。

夜色朦胧中，那两座小坟包一晃而过。苍穹下，黑黢黢的山峦拔地而起。星星闪现，远远望去，星光清冷而黯淡。接着，马达再一次轰鸣起来，黑夜降临，我回到了我们的三等舱室。

舱室一共有十个床位，十一个乘客，其中一对年轻男女共用了亚当床下的铺位。在中国的轮船和火车上，乘客对这样的做法习以为常，结伴的男女很少分舱而睡，朋友之间为了省钱也常常这么做。在拥挤的铺位上，若是躺着两个大男人，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跟我们同舱的那个女人有些害羞，眼睛一直紧盯着地板。她穿着紧身毛衫，长长的黑发铺满了后背。她的旅伴也很文静，礼貌地问过我们要去什么地方，随后便收拾了铺位躺下睡觉。

狭窄的铺位上只有一块薄薄的竹席，和一床脏兮兮的旧毯子。我睡得很不踏实，停靠巫山的时候醒了过来，城市的灯光照进了舱室。一个小时之后，轮船又出发了。在一阵阵平稳的马达声中，我终于睡着了。

在一段陌生的江流之上的黑暗中，我又醒了。我一直在做梦，一时间，我有些迷糊——我是在密苏里的老家吗？或是在成都？涪陵？我听出了长江的水声，就什么都想起来了。就在我又要入睡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声音。

是一阵吱嘎声；一种压抑的喘息声。喘息声沉重而平稳，轻柔似水，但绝不是水声。那是什么声音？又一阵吱嘎声；喘息声更沉重，但不那么平稳。听着听着，我完全醒了过来，随后我明白了那是什么。亚当下铺的那一对年轻旅伴，也就是那位害羞的女子和年轻的男子，正在向三峡昂首挺进的轮船上，悄然而决然地亲热着。

他们没怎么弄出声音来。年轻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房间狭小、公寓拥挤，黑灯瞎火的公园角落都可以偷偷地享受片刻。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的学生中间就有人成双结对地来到乌江的岸边。在这艘船上，我竭力地不去细听，终于又睡了过去。第二天一早我才知道，克莱格也被惊醒了，不可思议地听了一阵。不过，亚当睡得十分踏实，对于发生在他下铺的事情一无所知。次日一早，那个女子依旧十分害羞，双眼紧盯着地面。在巫山下船的时候，她把头发往面庞的两边理了理。

昏睡中，我们驶过了第一个峡谷。这里叫做瞿塘峡，在三个峡谷之中最为险峻，两岸的大山高达三千多米，江面仅有一百多米宽。“猴王号”上的工作人员拿不太准，我们的轮船会何时通过瞿塘峡，但他们一致觉得可能会在日出时分抵达那里，于是我早早就醒了过来，到甲板上等候。几个老人在船尾打起了太极拳，巨大的橙色月亮追着我们一路顺江而下。峡谷更深了，裸露的山峦间杂着红色的石壁。江水在山峦之间奔涌着。麦克跟着我走到了甲板上，我们一起观看日出，盼望着进入峡谷。直到这时，一个乘客才告诉我们，巫山，我们将要停靠的地方，就在前方。在黑暗中，轮船驶过了瞿塘峡，我们却懵然不知。

“噢，算了吧，”麦克懊丧地说道，不过他随即又高兴起来。“嘿，前方至少还有两个峡谷吧。”

巫山因其港口之上高耸的大山而得名，而这座大山，则因其形似汉字的“巫”而得名——“巫婆”或是“巫师”的“巫”。这座城市的名字意为“巫咸之山”，县城那蜿蜒曲折的街道上满是三峡工程的水位标识，仿佛预示着即将有人施以水电的巫术。1956年，毛泽东视察巫山的时候，就预见到了这一切。在题为“游泳”的诗词中，他描述了人类通过修建雄伟大坝战胜自然的情景：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在城中心，一块告示牌详尽地描述了这个县未来的发展规划。到2003年，也就是大坝一期工程完工之时，巫山的江面将上升到五十二点七二米。到2009年，待三峡工程全面完工之后，江水将再上升四十米。到2003年，迁移人口将会达到三万七千九百零八人，到2009年再搬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五人。所有这一切都用冷漠的口吻描述着。这块告示牌同时指出了将要拆迁的房屋面积（到2003年拆迁一百零二万六千零八十二平方米！到2009年再拆迁五十三万零九十四平方米！），而告示牌本身——写满了令人目眩的蓄水数据——将会在十年后被无情地永沉江底。

巫山是一座典型的江城，相当于涪陵老城区的放大版，满城全是青瓦屋顶、肮脏的街道，以及狭小的巷子。交通状况极其糟糕，出租车在明清时代的老街上愤怒地响着喇叭。不过，不久之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了。他们有了从头再来的机会，新的巫山县城无疑会设计得更适合汽车奔跑。不过，这同时也是一个十分适合闲逛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待了两天，住红旗旅馆，并且在大宁河两岸的山坡上进行了一番探索。

大宁河水冰冷而清澈，在石灰石崖壁的底下奔腾流淌着，农民们拿着镰刀在悬崖上收割干草。他们把收割来的干草捆成一捆，以便用包铁皮的挑担挑运到河边。在大宁河岸边，他们把干草码放到平底木船上，再顺江而下运送到巫山和长江。这算得上是一次狂野的航行——一个船工站在船首，拼尽全力操控着一把巨大的船桨，另一个人则在左舷位置操持着一把长桨。干草将顺江而下运抵武汉，那里的工厂再把它打成纸浆。为这一趟力气活儿，几个农民又是割草，又是扎捆，还要在湍急的江流中搏击而下，每吨干草可以拿到四十八美元。

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去爬那些山坡，悬崖十分陡峭，根本就看不见山脚下的大宁河，那些农家孩子一看见我们就惊讶地扔下镰刀大笑起来。沿着草丛掩映的小路，我们下了悬崖来到大宁河边，然后想招一艘小船搭乘上去。我们想的正是——在冰冷的大宁河上搭乘干草船顺流而下——但农民们接到过通知，禁止搭乘外国人，他们只得笑着告诉我们这太危险了。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事儿不可能，我们还是跟一个船老大讨起人情来。他夸我们初学汉语就讲得这么好，我们则赞叹他的家乡风景如画。

“这里呀？”他扬了扬眉毛说道，“这里太穷了！”

“但是这里的风景很出名啊——我们不就来了吗？”

“这里根本就没有路，”他说道，“你看在山上干活儿的那些人——好辛苦哇。就这样的大山，哪里都穷。”

他一边摇头，一边把干草码到船上。他个子矮小，十分精瘦，年龄在三十岁以上，浓密的黑发下面透出冷峻的眼神。船装好之后，他点燃一支香烟，迎着激流出航了。观察水情的时候，他的眼神倏然闪亮了一下。搏击水流时，他的身体紧绷着，脸上充满了专注、熟练和欢乐的神情。山间溪流溅起一串串水花，他嘴里的香烟依然顽强地燃烧着。

第二天，我们乘坐游客专用船游览了大宁河，收费标准为八十元，船上配了一个导游。我们付了钱，他也让我们看了那些山形——八戒拜佛、龙头、马屁股、睡美人等等——其他游客都是中国人，他们一边在支离破碎的崖壁上辨认各种形状，一边兴奋地大喊大叫。这在中国的每一个自然景点已经成了俗套，自然界如果不跟人找到某种结合点就一无是处。一座山要么长得像什么，要么某人写过一首什么诗词，要么有过一个远古的传说，这一切都让岩石具有了生命。

导游还指给我们看了崖壁离水面六十多厘米处开凿出来的一些方形孔洞。古时候，那上面有一条栈道，专供拉船逆流而上的纤夫们使用。据传说，远在9世纪晚期，唐朝杨贵妃所钟爱的荔枝就是顺着这条路线运送到都城长安的。当时，涪陵荔枝是大家公认的极品——时至今日，涪陵仍然享有“荔枝城”这个别名——先经长江顺流而下，再从这里由大宁河逆流而上。杨贵妃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之一，为了她，荔枝都得万里相送。玄宗皇帝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逐渐疏于国事，最终导致谋反。皇帝逃到了四川，贵妃仍想追随而去，但士兵们抓住她并逼她悬梁自尽。逃离过程中，心碎的皇帝驾崩了，其子想要重理朝政，却功亏一篑。在统治了近三百个年头之后，大唐盛世轰然倒下——倒在了爱吃涪陵荔枝的美人手里。

一路往北，我们穿越了大宁河上的小三峡。在清晨的阳光里，河水清澈明净。空空如也的干草船正在逆流而归，农民们跳入激流，用纤绳牵拉着小木船。金丝猴在悬崖之上攀爬着，在灌木之间腾挪着，在我们身后的河岸上啼叫着。

我们乘坐的船只时不时地停靠在水泥做成的码头上，每当这时，我们都要下船，被领向一条条新建的人行步道。农民们在步道的两边鳞次栉比地摆了小摊，卖的全都是同样的商品：三峡风光明信片、三峡旅游光碟、上了色的岩石、笑容可掬的佛像、仿冒玉石手镯、仿冒古旧罗盘、仿冒古币等等。因为是冬天，游客还不多见，但是卖仿冒商品总比出售两毛钱一斤的干草强多了。

不过他们知道，到了夏季，游客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全国上下、国内国外都掀起了一场盛大的广告宣传，动员旅游者在长江三峡被淹没之前来参观，而那些混凝土步道便是迎接客流的准备工作之一。这样的广告颇显滑稽：来呀，快来看呀，我们就要把这里搞没了！但是，宣传十分奏效：1997年，巫山县接待的游客数量将会超过中国其他任何县市。

农民们都是些颇为鲁莽的小商贩，一边叫卖，一边几乎把货品凑到了我们脸上。游船停靠第三站的时候，我一边想象着上涨的江水把这些步道和小摊统统淹个底朝天，一边对自己说：太好了。有时候在涪陵，每当码头上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也会这么想，就好像变成了中国的诺亚[7]。让江水上涨，把这一切统统冲走吧。

一旦回到船上，看着那清澈激越的流水，我那些阴暗的想法立即烟消云散。但这一切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宁河将要上升九十多米，几个小峡谷将会填满河水，再也看不见激流。这里将会变成三峡库区的一部分，跟长江的死水融为一潭。那样的话，满载干草的小船操作起来会轻松许多，但我猜想，船工眼里倏然一现的闪亮将会黯然淡去。

第二天，当我们换乘另一艘慢船通过长江三峡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同样的失落情绪。那依然是一个清爽的早晨，清冷而明亮，狂风在巫峡崖壁之间呼啸而过。我们驶过了公元前3世纪的大诗人屈原的故乡香溪河，这里也是王昭君的出生地。王昭君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远在汉朝时期，她为了外交使命远嫁匈奴。少女时代，她常在这条河里浣洗手绢，也或是在用她的手绢浣洗河流，这条河后来因为她的美貌而变得清香不已，因而被称作香溪河——香气飘逸的小河。

长江沿岸有着丰富的历史，根本无法幻想哪里还有人类未曾涉足的大自然。每一块岩石看上去都像某样东西，每一条支流都充满了传奇，每一座小山都饱含着往日的故事。正是有了这样丰富的历史，你根本不能说新建的三峡大坝是一种纯新的违背自然之举：王昭君曾经把家乡的那条小河变得香气四溢，现在，李鹏和他的工程师们不过是把他们的江河变成电力而已。就连文物古迹白鹤梁最开始也是一种破坏性的艺术——唐代的船工们在那一大片无辜的砂石上留下刻痕——那么，如果人为修建的大坝破坏的是人为留下的刻痕，那可能也正是恰如其分的。那些凿痕因为船工而存在，正如江河为了人类的诸多用途而存在。

但是，仅仅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而让它停滞不前——把滔滔的河流变成了沉闷的湖泊——带给我的困惑远胜于其他。从自私的角度来说，即将消失的寺庙、大打折扣的风景和背井离乡的移民统统与我无关。最令我困惑的，是那一汪停滞的死水，我可不想看见大宁河、香溪河、长江的水流变缓。无可辩驳的是，它们注定应该奔流向前，那是它们的本质。这些江河充满着力量、生命和激情，但这一切在十年之后将荡然无存。

我们出了西陵峡，朝着大坝的坝址驶去。这场景一言难尽——太多太多的塔吊、太多太多的挖泥船、河岸上太多太多的土石方。我取出笔记本，但什么也没有记下，这个大家伙让人震惊。远处的一座山头上，树着一幅六十多厘米高的大标语：建设三峡，开发长江。尽管这八个大字包含了很多东西，但却一言难尽。

这场景里，唯一可以记下的是我们的乘船。靠近坝址时，轮船慢了下来，乘客们都挤到了甲板上。他们中间有解放军战士、带着婴儿的年轻夫妇、穿着黄布棉袄的农民。在我们穿越巫峡和西陵峡的时候，这些人大都躲进了船舱，因为外面太冷了。但等到船只从一排排塔吊、卡车和石堆旁驶过的时候，他们全都挤到甲板上来。他们拍着照片，对着那些塔吊指指点点，国旗在寒风中飘动。我细细地看了周围人的面孔，看到的是惊叹和决然——惊叹于大坝的宏大，决然地忍受着寒冷，决然地要把工程的每一丝进展尽收眼底。即便在那些婴儿眼中，我似乎也看到了这样的神情。

乌江

老渔夫并不指望真能钓到什么。“现在不是钓鱼的时候，”他说道，“冬天太冷了，鱼不爱动。我来这里主要是因为退了休——钓着玩呗。”他一边微笑，一边打量着乌江那绿莹莹的江水。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他身旁的鱼竿直直地翘着，末端压了一块石头固定。一连数小时，老人和他的鱼竿就这么并肩坐着。在今天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他们呆坐着，跟岩石一样静默不动。这一幕——石头、鱼竿、老人——同奔进长江的冷冽碧绿的乌江水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东西。

跟乌江的水流相比，其他事物都显得慢悠悠。到了乌江的河口，就连浩大的长江都仿佛停滞不前了，跟乌江支流的激越不同，它那浑浊的水流似乎慵懒了许多。两条江流泾渭分明，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它们的交汇处形成了一条分隔，清晰明了，好似地图上的分界线。长江的水浑黄，乌江的水碧绿，它们的汇合犹如两片染色玻璃，被紧紧地贴在了白山坪的悬崖峭壁之下。

乌江是一条山间江河，发源于贵州中部人烟稀少的大山深处，一路向东向北流到了四川境内。乌江沿途只有几个城市，没有一个比涪陵大，因此它的江水一路上碧绿澄明，直到最后注入长江。乌江的河道并不宽敞，无法航行大型船只——其中的多段航道在枯水时节宽度仅为九至十二米——再说，大型船只也没有必要沿着这条碧绿的航道逆流而上。即便身处江东的岸边——对岸是涪陵的城中心，一抬眼就能远远地看到乌江上游那些粗犷而陡峭的崇山峻岭。这些山峦雄踞在乌江岸边，那黛青而又崎岖的山形不禁让人联想起乌江上游的蛮荒和偏僻。

每一条江河除了长度、宽度和流速，都有自己难以捉摸的个性，涪陵的这两条江性格迥异，它们的对话只局限于交汇处那一条简练的水线。长江被人化了——被开辟了航道、留下凿痕，被截流改道、筑起了大坝；浅水区设了信号浮标，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污浊的浪尖涌动。它去往上海。乌江——清澈、碧绿、人迹罕至——来自崇山峻岭。一条江讲述源流，另一条展望归途：这正显示了它们在个性上的巨大差异。气势雄伟的长江仿佛去向某个要地，而乌江窄窄的激流则来自某个神秘的荒野之地，那些若隐若现的群山好像在说，它将坚守所有的秘密。你可以钓上一整天，但乌江会让你一无所获。

鲤鱼生活在缓流区，它们是老人的全部希冀，也是其他八位钓鱼人的。他们分散坐在一个回水湾的岩石岸边，回水湾使水流受了阻碍，他们把渔线甩到一个盲区，由于受了岩石阻挡，那个区域的河水上涌。“这里的鲤鱼最小也有一斤，最大的要七斤，”老人说道，“城里要卖七八块钱一斤，但我们不卖——我们要留着自己吃。也可能钓到青鱼，但它们一般生活在快流区。河里也有黄辣丁——那是涪陵最好的鱼，但在岸上是弄不到的。那个要卖二三十块一斤！夏天还有草鱼，可在夏天，唉，钓鱼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老人六十五岁，从重庆一家工厂退休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他戴着宽边眼镜，穿的衣服又脏又旧，由于上了年纪，背有些驼。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番对照——一边是孱弱不堪的老人，一边是两米多长的全新的伸缩式铝制鱼竿。“花了我一百五十多块呢，”他有些得意地说道。跟岸上的几个人一样，他抽着香烟，身上还隐隐约约有一股酒味。他提到了另外一种鱼，可能也是江里面最好的鱼，谁都没钓起来过。他说了鱼的名字，但他的口音很重，那个词我听不太明白——有点像是鳝鱼，他也不知道那两个字该怎么写。管他呢，好鱼常常叫不上名字。“很少，很好吃，”他说道，“但受政府保护。要卖一百块钱一斤！要是你钓到了，周围又没有人，走就是了！但要是周围有人，你就得把它扔回去。”说起这些来，他显得十分严肃，仿佛在引述某项如此规定的法律条文。他清了清喉咙，朝岩石啐了几口，然后顺着空空的鱼线把视线投进了盲区。

乌

乍一看，“乌”字像一只鸟儿——头顶一簇羽毛，四方形的头上长着钩形的喙状槽口，直直的一横代表一只翅膀。跟有些中国字一样，其字形反映了部分含义：乌鸦。它也有“乌”、“黑”的意思。这名字可能是指江水的颜色，每当河谷上空乌云密布，汹涌的江水显得格外深黯。雨滴尚未落下，黑云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江水。

不过，在涪陵好像没有人清楚这条江名的渊源，长江水浑黄不变，而它的颜色则瞬息万变。夏季，雨量丰沛，冰雪融化，咆哮的乌江水一片浑黄，跟泥泞的长江水融为一体，难以辨别。到了晚秋，旱季来临，江水的颜色由黄而灰，进而墨绿。及至冬季，江水宛如一条窄窄的玉带，被激流冲刷得有些发白。

现在，旱季刚刚过半，春雨还未来临。一连数周，乌江水一片碧绿，没有丝毫变化。临近傍晚，夕阳西下，岸边的流水激荡着。在老渔夫的那一边，几块砂石露出水面，延伸到了江心，有一对学生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直到站上了激流中的一大块孤石。那真是个好位置——靠江水这么近，几乎可以感受到贴着激流掠过的冷风，以及从贵州顺着河道一路北来的阵阵寒意。学生们坐在砂石上，看着眼前的景致，听着乌江的流水声。那一刻，乌江的江心里，除了水流的哗哗声，什么也听不见。

在学生的北面，停着一艘船，旁边是一条小路，顺着斜坡一直延伸到了江东。太阳即将落山，有五个人在甲板上闲聊着。他们的船有二十多米长，甲板上一半的位置堆放着成桶的氧化铁。明天还要装载更多的货物，但今天的活儿总算做完了，几个人一边歇着抽烟，一边观看日落。

过两天，他们将顺江而下，驶往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省江阴市。他们将从三峡的崖壁底下漂过，穿过华中的洼地和湖泊区域，去往中国的远东。这一趟跑下来要花七天。

“一般我们不会跑那么远，”船老大说道，“我们一般跑湖南——往下游拉这些桶子，回来的时候给建陶厂拉长石。跑湖南大概要五天。你晓得不，那是毛主席的家乡。我们停船的地方离他的老家韶山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不，不，我没去过。不过湖南是个好地方——比我们这边好得多。人家的交通比较发达，经济也要发达些。那边平坦得多——根本不像我们这样的山区。涪陵的交通好糟糕啊。我去过的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比我们这里发达。”

这个人四十三岁，要不是跟他聊过天，很难猜出他就是这艘船的老板。他穿着球鞋，灰布衣服显得有点脏。他蹲在甲板上，抽着宏声香烟。他抽的是很便宜的那种，四块钱一包，标准的涪陵老百姓的水平。他的手很脏。他的肩膀很宽，很壮实。他是个事必躬亲的老板，亲自负责装货，并同其他八个船员工人一起顺江而下。看得出来，他跟他们的关系很好，他觉得自己多少算是他们中平等的一员——实际上，他并不急于承认那艘船就是他的。但其他人对他带有一种无言的尊重，每当有不认识的人走过来，总是老板说得最多。

“有两个人可以开船，”他说，“我开不来，但两个人会开就够了——一个开船一个休息。你知道吧，开船比开车辛苦得多。开车只需要学上两三个月就行了，开船啊，学上五年才可以考试。考个驾驶本要花一万多块。之所以那么贵，那么麻烦，是因为如果开船出了差错，麻烦就大了。

“不过，如果熟悉水情，三峡也没有啥子危险。当然，如果不懂，那就难开多了。不过，我们都走过好多次了。走来走去，也没有啥乐趣了。风景确实好看，但我看过太多、太多遍了。”

他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另外一个船员，在很久很久之前写过的几句话：“我掌握了这条河的语言，就像熟悉字母表一样逐渐熟悉了岸边的每一处细节，有了真正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所失去的，此生难以挽回。在这条壮丽的大河上，所有的雅致、美丽、诗意全都不复存在！”

毫无疑问，马克·吐温为密西西比河上修建的丁字坝扼腕叹息过，可他要是看见长江被巨大的混凝土水坝缚住的话，会更加悲伤不已。不过，这个涪陵船夫总归只是个船夫，他感兴趣的是运货，而不是这条江河的知识、历史和诗意。当被问及新修建的大坝时，他只是耸了耸肩，毕竟那对他的生意没有太大的影响。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不得不穿越新建的船闸，需要履行八道手续，并可能为此耗上六七个小时的时间。但那也算不了什么，毕竟他早已在这条江河上航行过、搏击过。从小处说，他每个月都在驯服长江，而更大规模的驯服也不过是给他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

“大坝好大呀，”他说道，“你看过吗？他们把河水都改道了，太壮观了。现在，我们要走边上的导流渠，这样子的——”

他用手指在甲板上比划着：弧形的导流渠，干枯的河床，建筑工地。其他人饶有兴趣地观看着。太阳落到了西边的山后。天更凉了。乌江上没有船只，霞光中的江水略带紫色。

夜色渐浓，映照着白色的船舱。几个人继续闲聊着。老板说，他之前的大半辈子在当地的电视台做技术员。“工作不错，”他说道，“工作环境很好，就是工资低了点。于是，我想换一下。我在1993年买了这条船，花了四十多万。这种船的船主大多跟我差不多——单干，没有单位。去哪儿，去多久，都是老板说了算。那样也好——有自由嘛。我们一般一个月跑一趟，然后回涪陵修整。这里是我们的家，我的家，也是这些船员的家。能够到中国的其他地方看看就不错了，这里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他拿着宏声香烟的手大幅度地挥动着——指向江东这边的山坡，指向插旗山上那些颜色褪尽的土石堆，指向河对岸主城区灰色的楼房和刚刚亮起的街灯。街灯的亮光划过充满野性的黑黢黢的乌江激流，照耀着那冰冷而清澈的江水。它融进浑黄的长江，继续一路东流——流经三峡、流经毛的家乡、流经这些人下次航程的终点江阴、流经上海泥泞的河口，最终注入宽广无垠的东海。

[1] 涪陵的豆花是白色的，汤略呈黄色，和着米饭，是当地人的标准早餐。

[2] 美国于1931年至1936年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的一座水坝，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之处的黑峡，坝高221.4米，总库容348.5亿立方米。

[3] 从涪陵经过的渝（重庆）怀（湖南怀化）铁路自2000年12月开工，2005年竣工，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十大重点项目之一，全长624.523公里。

[4] 世界第四长的河流，位于北美洲，流经加拿大和美国，注入墨西哥湾，全长6020公里。

[5] 涪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于2009年5月18日举行落成仪式，该博物馆位于长江水下40米处。经过安检的游客通过88米长的电动扶梯和150米长的走廊，透过特制玻璃窗参观题刻。

[6] 即20世纪。

[7] 诺亚方舟：出自圣经故事，应上帝之命建造的一艘大船，以让诺亚及其家人躲避上帝发动的一场大洪水。

第五章 鸦片战争

我从我的学生安妮那里听到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我当时刚刚度假归来，时值旱季，乌江的水位很低。孩子们在岸边放风筝，春节过后，中国到处都有孩子这么做。

2月20日，我发现教学楼顶上的中国国旗降了半旗。但我没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里取回我的备用钥匙。她住在楼下，假期替我照看屋子。

“你听到刚发生的事情了吗？”她问道。

“学校吗？”

“不是，在北京，”她说道，“邓小平去世了。”

我说，我感到很遗憾。然后我问她，邓小平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昨天。今天上午的电视上报道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想哭。”

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笑，但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微笑，它仿佛是一个面具，掩藏了更深沉的情感。那些微笑可以掩藏很多情感——尴尬、愤怒、悲伤。当人们这样微笑时，仿佛有一种情感正在被紧紧地扭曲着、转移着。有时候，只需要瞥一下他们的眼睛、嘴角，甚或是额头上一丝凄惨的皱纹，你就能发现这一点。安妮的颧骨很高，酒窝很深。在那一天，我想我看见了她脸上时隐时现的忧伤。

“星期二举行追悼会，”她说，“学校会停课。”

“哦，”我说道，“其实他很长寿。”

“九十三岁。我想今天每个中国人都会感到伤心。尤其在我们四川——你知道，邓小平是四川人。”

她又笑了一下，这一下，她酒窝里的忧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自豪。我取了钥匙，向她道了谢，然后上楼回到了我的房间。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亲，那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四川一个煤矿上工作了八年时间的数学教授，而我也知道，邓小平遭受的磨难跟这差不多。他两次被打倒，他的儿子在红卫兵的一次拷问中从高楼莫名跌下而致残。然而，邓小平挺了过来，带领中国走出了“文化大革命”，为像安妮的父亲这样的人们主持平反工作。

在现代中国，没有哪一个领导人像邓小平那样。他其貌不扬，身材矮小，年轻时不如周恩来和毛泽东那么英俊潇洒。他出生在重庆东北边上的一个小山村，养成了农民的品位和习惯。他的吐痰非常出名，至少在海外如此——几乎所有国外描述邓小平的文章中都会提到他在出席重要会议时大声吐痰。但是，正如中国人所说，他能“吃苦”，而且头脑冷静，极为务实，因此才能够把中国从计划经济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从邓小平身上，能同时看到四川人所具有的许多优点和缺点。

我有很多学生来自邓小平的生长之地——广安。第一学期，我让读大三的安妮所在的班级写下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个学生选择了自己的家人之外，其他学生的选择如下：

七人写毛泽东。

四人写邓小平。

四人写周恩来。

三人选拿破仑，因为他“打破了欧洲的封建制度”。

一人选孔繁森——一位死于西藏的革命烈士。

一人选乔治·华盛顿。

一人选内森·黑尔——一位“美国革命家”。

一人选穆罕默德·阿里。

他们对参加过革命的英雄情有独钟。即便阿里也是某种类型的革命人物，他置自己的生计于不顾，坚决反对越南战争。我本人非常崇敬阿里，但那么多学生选择毛泽东作为偶像却让我有些迷惑。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温迪，这样写道：

尽管（毛）对“文化大革命”负有责任，但我们不能否认他的功绩。人所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问题。他是救星，他是中国的红太阳，他也是我心中的英雄。

瑟斯同样写道：

当然，他犯过一些错误，但瑕不掩瑜。中国人民依然崇敬他。他的身躯和中华大地融为一体。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的革命将大打折扣。因此，我觉得毛泽东在世界历史上完全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能够与他相提并论。

在涪陵从事的教学工作迫使我跟中国已故的领导人拉近关系，这多少有些生疏，因为在之前的二十七年生活中，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概念。可是，我现在到哪里都会碰见他们——学校图书馆的门口有一幅毛泽东书法仿制品，占了一面墙，我上课的教学楼里也挂着他的画像。出租车驾驶员会把邓小平的照片悬挂在后视镜上。学生们随时随地都在谈论他们国家的政治家，他们的作文里充斥着毛泽东的话语，他们经常地提到邓小平和周恩来。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些人已经远不只是他们的政治领袖，结果，我发现自己也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分外强烈的感情。我仿佛生活在一片全新的土地上，与他们所崇敬的诸神直面相对。

我对毛泽东不太欣赏。对外国人而言，这算不上与众不同。我尤其不喜欢毛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学生们喜欢的故事之一。这个寓言很简单：一名老者因为居住的地方有一座山而颇感不便，于是，他竭力劝说村民们跟他一起把那座大山搬走。自然而然，大家都对他嗤之以鼻，怎么搬得走一座山呢！但老者十分倔强，而且恒心十足，每天都到那座山上挖石运土。最终，他一个人搬走了整座大山，村民们因此意识到自己错了。

也许，这故事对小孩子有点用，但毛泽东把这样的寓言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影响了亿万人的生活。1958年至1961年间的大跃进就是愚公移山式的故事：为了让中国的工业产量超英赶美，农民们要在自己的后院大炼钢铁，结果酿成了大规模的林木砍伐以及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然而，时隔四十年之后，我的学生们仍在作文中描写自己受到了“愚公移山”怎样的鼓舞。每当我读到学生作文的结尾处，心里就一阵阵发紧。当然，我克制住了，一如得小心翼翼地不让学生们看出我不喜欢毛泽东。

周恩来也让我有些犯难——在中国人所崇敬的领导人之中，他最为洋派。他也是最受崇敬的；全国范围的民调显示，他是年轻一代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他们之所以崇敬他，因为他是个伟大的外交家，因为他减轻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破坏。这些看法都是对的——毫无疑问，他的外交技巧给他会见过的每一个外国政要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来在几个关键时刻约束了红卫兵，他们会给中国造成更大的破坏。但跟邓小平不同，周恩来从来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过这样的破坏行为。甚至在狂热年代的巅峰时刻，我们可以看见他出现在游行的人群中，跟其他狂热者一样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在整个“文革”过程中一直稳居高位。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更有可能把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当成奥斯卡·辛德勒[1]来看待——他认识到整个体系的错误，但只能从体系内部发力来降低负面影响。在这样的人物身上，有一种务实的英雄气概，而中国人从来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一点远胜于西方人。

不过，我对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更具同情。他有他的缺点——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起反右运动，邓小平在其中的作用非常突出。但他至少敢于背离当时的路线，这种态度在“文革”期间得到了证明，跟周恩来不一样，他退而远之，并对那场运动提出了批评。结果，邓小平被打倒，他的家庭跟着遭殃，他的儿子被人扔出了窗外。他的批评没有太多的政治意味，他也不是那种纯粹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他侥幸躲过一劫——虽然跟周恩来逃过劫难的方式大相径庭。我喜欢他这一点，尤其是我最为敬佩的四川人的品质在他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坚韧不拔，绝不造作。最后，在中国人所崇敬的诸神之中，我只读懂了他。因为他的去世，我感到了一丝悲伤。

邓小平去世后的星期二上午，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全国的各大单位都需要集中观看。所有国旗都降下了半旗。十点整，追悼仪式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工厂、轮船、军舰、小汽车、大卡车、火车统统鸣笛三分钟，以示哀悼。在中国，这样的哀悼方式比默哀更容易组织。

我们上午的课被取消了，英语系的全体师生都集中在一间会议室观看追悼仪式。老师们坐在前排，亚当和我坐在了后面，因为我们对相关的礼仪拿不太准，也不想引起太多的关注。大家都庄重肃穆地站立着，一阵汽笛声从乌江上传了过来。

张书记引导着会议室的仪式。他遵循着电视上直播的哀悼仪式，严格地要求着老师和学生们：人民大会堂的政要们起立，我们就起立，他们敬礼，我们就敬礼。我们慢慢地弯下腰，行了三个鞠躬礼。然后，张书记让我们坐下，继续观看哀悼致辞。

江泽民讲了五十分钟。一开始，他就哽咽了，他一边擦拭脸上的泪水，一边不停地抽泣。我看见，几个学生跟着哭了起来。后排坐了几个低年级学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但他们保持着安静，大部分人都很严肃。十分钟之后，大家都有些不耐烦了。从我公寓楼的后面传来了工人们正在修建学生宿舍的声音。在我看来，在为邓小平举行的所有悼念仪式中，他应该会对这个最中意——伴随着锤子敲打的叮当声，又一栋大楼即将在中国拔地而起。

悼念仪式结束后，亚当、我跟着刘老师一同往家里走。她是我们系上资历最老的老师之一，时年五十三岁，嫁给了学校最大的领导——韦书记。他们住在我们那栋楼的三楼，但我很少跟刘老师说话——像那些干部们一样，她好像跟我们在一起也有些不太自在。但在今天，就在我们绕过门球场回家的路上，她很想要跟我们说说话。

“我跟新中国差不多同龄，”她说道，“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我正好六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是看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可能你听说过吧，刚刚解放那阵子有很多政治运动。尤其是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年总在搞政治运动。”

我们三个人走到楼下。为了表示哀悼，她在胸前戴了一朵白色小纸花，当我们在单元的楼梯口停下脚步时，她不停地拨弄着那朵小纸花。她抬起头看着我，干笑了一下。但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直到邓小平上台，才不搞政治运动了，”她说道，“我们很高兴。”

有那么一会儿，她在琢磨着怎样用词。她对于什么东西都小心翼翼——脸上依然挂着不自然的笑容，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鼓起勇气，又说了起来。

“现在，我们自由多了，”她喃喃说道，“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多了。”

我站在那里，尴尬地点着头，仿佛听懂了她说的那些话。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我很难想象有什么真正的自由可言。不过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话，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如果我跟大学里的高级干部结婚的话，也许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我知道这样的想法很不合时宜，但却挥之不去。

她好像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一如我对中国历史上的恐怖时期无法想象，我对自由的看法也大相径庭。

“你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她说，“那时候，我们手里的东西太少了。半斤肉。”她说这话的时候，紧紧地盯住我，肚子仿佛还在咕咕叫似的。一斤只比一磅多一点点儿。

“一个月半斤肉，”她说道，“二十七斤粮食。只有那么一点——二十七斤！你知道那到底少到什么程度吗？现在可能只够一个家庭吃一个星期，但我们那个时候要吃一个月。整整一个月呀！那个时候，我们老是觉得饿。”她摸了摸肚子，眼里依旧泪光闪烁。我意识到，真正的饥饿对我而言，比涪陵师专里的自由更难想象。

“我上完大学之后，”她说，“被分到一个偏远的乡村。那个地方靠近乌江，差不多快要到贵州省了。我成了农民。你要记得，我的老家在重庆，我不是农村人。我不是农民。但我不能回家。我当了三年农民，后来又到乡下的学校教了三年书。教中学。教学生认字。”

“那个时候的事情，你根本无法想象。江青——”她咬着牙说出了这个名字，我听见其他中国人也是这么说出这个名字的——“江青，也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她说不要学习，不要学习ABC！不要学习ABC！”她重复说了好几遍，嗓门因为愤怒而越来越大——不学ABC，不学ABC，不学ABC。她也似乎明白过来，这样的哭喊于事无补。但对于她这个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来到乡下当老师，却又无书可教，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发泄方式。即便到了现在，一个五十三岁的老人还在受着那些蹉跎岁月的煎熬，她依然不知道该跟我们从何说起。亚当和我静静地站着。我琢磨着，也许该说点什么。于是，我问她，今天的追悼仪式跟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的悼念仪式有何不同。

“那个时候，每个单位都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她说，“我们穿的是白衣服，做了花圈，哀悼了一个星期。大家都为追悼会做着准备工作。学生、老师、工人、农民——每个人都在准备。一切工作都停了。这一次很不一样。”

她的手臂在空中指点着，指点着教学楼、主城区、乌江和长江上的轮船。“这一次，”她说，“花费少得多。”

说完这句话，她擦了擦眼睛，走进了宿舍楼。这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从她身上看到的感情，比我在涪陵的几个星期内看到的还要多。第二天，我在街上与她擦肩而过，她笑了笑，但什么也没有说，一如我们往日的擦肩而过。接下来的一年半，我们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地交谈过。

那一学期的头六个星期，三年级所有的学生都回老家实习去了，我每周只有四节课。我为一年级的学生上口语课，备课工作不算太难。我每周用于工作的时间可能只有五个小时。

现在，我和亚当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我们每天至少总要一起出去吃顿饭。我们一直有些担心，担心我们彼此太过依赖，这是身处中国的志愿队员们的普遍生活模式。在四川的小城镇当一个外国人非常不容易，我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要退缩进自己的圈子——尽管这个圈子里只有我们两个外国人。

这样的做法会令人错失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很多东西，也很容易让友情遭到破坏。不知何故，成双结对的志愿者大多能够自行解决，但也有人无法应对，有时候甚至惨不忍睹。一般而言，在相处一年之后，志愿队员之间几乎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在涪陵，我和亚当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平衡——友谊要保持但不囿于其中，相互支持但不依赖。

从某些方面看，我们两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可能也有帮助。亚当来自明尼苏达州，我来自密苏里州，我们都是到美国东海岸上的大学。我们的父母都在大学教书。我们之前都在海外生活过。我们都具有独立性——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两人都具有分析精神，我们在涪陵就是靠这种精神处理问题。当我们想要琢磨出事情发生的原委时，我们会相互交流。

不过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干的最多是中国人所谓的“吹牛”。我们会讲讲小时候的故事，聊一聊体育，我们会开开玩笑，编造有关涪陵的神话故事，其中的人物和地点则来自我们的日常所见：老鼠妹、杰克逊、左眼、抄女、草花、卡拉OK船、乙肝理发店。对其他人来说，这些名字没有任何意义——一如我们两人所使用的语言。真的，我们用了四种语言：中文、特别英语（我们跟学生交谈时所使用的版本）、普通英语（偶尔，我们会去别的地方，那儿会遇见其他外国人），以及涪陵英语（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所使用的版本）。涪陵英语杂合了我们之前的生活中使用到的一些俚语（用来讲述各自老家的神话故事），以及洋泾浜[2]中文。所谓洋泾浜中文包含了一些常用的字或词，不带声调，有时候会在结尾加上英语特有的“s”（中文没有复数概念，词尾也不带“s”）。我们使用的涪陵英语有表示“关系”的guanxi、表示“年轻女子”的xiaojie，以及表示“麻烦”的mafan[3]。当你跟一个人相处了那么长时间之后，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你们自己的语言——很多事情不言自明，这也是这种语言的内容之一。

对空间的需要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之一，第二学期刚一开始，我们都转向了更为独立的生活方式。我需要潜心学习汉语，也开始拿出更多的时间进城。逐渐地，这事儿没有那么吓人了。我悟出来，其中的关键在于找个地方并经常前往——老在涪陵城内闲逛没什么好处，因为那样的话，会引起别人太多的关注，路人会不停地冲我大喊大叫。每周同一个时间去同一个地方就好多了，周围的人会对我逐渐熟悉起来，跟他们聊天就变得简单多了。

通常，我会在南门山街心公园停下脚步，那里有一位名叫柯贤龙的摄影师，跟他交谈倒很有趣。他说的是方言，但他很有耐心。每个星期总有那么三四次，我会跟他闲谈一阵，然后前往涪陵城最高处的望州公园。

望州公园里面有一间不错的茶馆，我会在那里边喝茶边看看课本。那里有一位友善的女孩，名叫宋芙蓉，跟她一起上班的还有几个女孩，但我一直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我们会开开玩笑，她们会教我一些我不应该知道的词语。我常常会无意间用到这些词语，然后假装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几个女孩子便会掩嘴而笑。

我开始意识到，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只要你有了一定的基础，要学习汉语口语并非难事。几乎没人会讲英语，而他们对外国人又总是充满了太多的好奇心，总会不断地接近我。我们一旦交谈起来，他们的兴趣和耐心似乎都没了边际。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准时出现而已——我拿着书坐在茶馆里，任何一个从我身旁走过的人都会停下脚步，看看这个外国人在读什么东西。我们就这样交谈起来，如果相谈甚欢的话，会持续三十分钟，别的人又会停下脚步。我会在那里呆上三个小时，只要茶杯里的水凉了下来，几个女孩子便会给我倒满。其间，我可能已经和十几个人交谈过了。整座城市都在教我说汉语。

茶馆的楼上有一个卡拉OK歌厅，里面有几个妓女。有时候，这些年轻女子会从我的身边走到楼上。她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拿着BP机和香烟成群走过。有时候，她们会停下来，跟我聊聊天。一般而言，我都看得出，她们只是想为难一下我这个外国人，我则假装听不懂。然后，她们会哈哈大笑，继续前行。宋芙蓉觉得那很好玩，等那一帮年轻女子走了之后，我们会说说我们有哪些不喜欢她们的理由。这一点也是我在那个学期逐渐认识到的事情之一：作为一个外国人，其中的好处之一就是没有人知道你到底听懂了多少。

我的中文课已经学完了“坐火车”和“道再见”的内容，现在使用的新课本开始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政治。这是一本中国出版的教科书，充斥着中国政治的备忘录，这倒让学习过程更加有趣，因为其中的词汇很有帮助，我还可以观察我的辅导老师对这些学习材料的反应。其中有一章写的是两个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当然是假想出来的）之间的一场政治辩论，其中一个问道，中国实行一党专政，怎么可能是民主国家。另一个学生名叫约翰，他回答道：

为什么一党专政就不能享有高度的民主呢？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各个群体的利益，中国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力。

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们需要复习这一课，孔老师停下来，用手指了指这个段落。“有些人，”他说道，“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我说我对此知之甚少，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政治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大多数美国人怎么看？”他问道。

“大多数美国人觉得中国不是民主国家。”

我不可能跟任何学生说这些话，也不能跟街上的行人说这些话，但孔老师另当别论。我知道，他不是异己分子——实际上，他下个学期就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不急于作出判断，听取别人的见解时，他不会简单地加以接受或者驳斥。在涪陵，这些都是难得的品质。

“我觉得，我们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他说，“美国人的文化水平要高一些。中国人多数是农民，如果让他们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话，非常危险，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说谎欺骗他们。中国还不适合那种做法。不过那只是我的看法——我不知道对不对。”

他看上去对这个话题感到有些不自在，我也就不再追问。实际上，我对自己的民主观念也没有多大把握。不过，自从我来到中国之后，这样的认识倒是加深了许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也在宣扬这个词语，反过来让我联想到这个词在美国有时候被滥用了。孔老师的话有些酸溜溜的味道，但同时也包含着他对美国式民主的认识中存有理想主义，他不知道，美国的穷人、没有文化的人懒得理睬投票这件事。有时候，我自己对民主的理解也是那样——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标称权力来自普通大众，但这其中也有缺乏诚信、大玩文字游戏的成分。不过，就算我再愤世嫉俗，我还是觉得在诚信的缺乏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涪陵的生活让我认识到，民主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容忍。跟孔老师交谈之后，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在美国的民主体系中的参与情况，才意识到自己的参与是多么的肤浅。我从未参加过具有决定性质的投票，今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选举结果根本不是靠一票来定胜负的。在一些游行示威中，我从未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也没有通过写信或者提醒媒体的方式来对某些不公道行为做出反击。我在美国民主体系中的角色大致是这样的：无所谓地投票，被动地接受结果。然而，我并没有感觉到特别地渺小，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角色来自我自己的决定，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无法忍受，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参与度。在以往，我只不过选择了不参与，而这样的选择本身跟任何积极行为一样，都是一种民主。

在涪陵，这些民主选项非常难于判断，而持异议的代价又非常巨大。或者说，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读过一些中国异己分子写的文字。诚然，我在涪陵没怎么遇到这样的人。更多的是孔老师这样的人，他们对民主观念似乎不怎么感冒。当然，这样的人天生就是中国制度下的副产品。不过，这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他们对自身的能力几乎没有任何信心，因而创造出了中国这样的体制。至于谁先谁后，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人，却很难说清。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涪陵人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而同时又没有因此感觉渺小。他们选择漠不关心，这跟我在美国的感受相差无几。到头来，涪陵的这种民主方式反而令我惊异——因为大多数民众可以无声无息地容忍政府。我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倾向于觉得人们的无声顺从也是他们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不做任何选择。

跟孔老师上课一周之后，廖老师带着我又复习了同一个章节。学到约翰的问答时，我问廖老师有什么看法。

“对啊，”她回答道，“中国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可也有人说有问题，因为只有一个党派，对吗？”我问。

“不是这样的，”她说，“我们全都支持中国共产党。我们随时都有选举活动——我们刚刚就选了一次。中国就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觉得中国有没有资本主义特征？”我问，因为我和孔老师之前闲聊过这个话题。我们当时交谈了市场经济逐渐扎根、国营企业私有化、改革开放允许个体经营这样几个话题。但廖老师有所不同——虽然使用的语言相同，但无论何时，只要我在这两个老师之间轮流上课，其中的政治参照体系就会迥然相异。

“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特征，”她淡淡地说道，“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跟廖老师发生争执毫无意义，至少从政治的角度看是这样，因为她严格地遵循着政府制定的路线。这条路线伸得很开，在涪陵的书店就可以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的第二章第三十五条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这个条款写得很好，跟美国当初的蓄奴革命家所写到的平等权利异曲同工。在这本宪法里，我最喜欢的是第一章第三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因为政治原因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可以给予受庇护的权利。

报纸同样如此。涪陵的人要想知道消息的真相，要么依靠同为宣传工具的美国之音，要么依靠“小道消息”，依靠口口相传。简直难以相信，在中国这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大国，很多人要了解事件的真相，竟然觉得谣言才是最可靠的渠道。

春期刚开学的时候，某系一个说英语的老师问我能不能借几本文学书给他看，我于是邀请他来到了我的公寓。我让他看了一下我的那些藏书——有海明威、杰克·伦敦、马克·吐温的，还有一套《诺顿英国文学选集》。我也有几本关于中国的政论书籍，他认真地翻看了一下。

“这些书全都是批评中国的，”我说，“我不知道说的是真是假，可能你也不会喜欢看。”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下巴突出。他取下《中国觉醒》这本书，看了看封面。“在中国，我们买不到这样的书籍，”他说道。

“这本书很反动，”我说，“是《纽约时报》的两个记者写的。其中有些写的是1989年的学潮。”

“我可以借来看看吗？”他问道。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就把书借给了他。我问他，如果遇到不允许说的事情，他是如何弄清来龙去脉的，他就提到了小道消息。最近，有外国媒体的报道提到了西部偏远省份新疆发生的民族骚乱事件，出于好奇，我问他是否听说了这件事情。

“我听说过那儿出了问题，”他说，“实际上，电视上报道了，说那儿没出什么问题。可如果真没出什么问题的话，电视上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呢？所以，我猜想一定出了什么岔子。但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给他看了最近的一期《新闻周刊》，其中刊登了一篇关于新疆的文章。他拿上他的书，离去了。整个那一学期，他时不时地来我这里借书看，不过从不谈及他对那些书的感想如何。他有些害羞，也很文静，跟我交谈好像从来没有不自在过。同样，还有两个年轻的英语教师，也时不时来造访我的公寓。我感觉得到，这些人是冲着友情来拜访我，但似乎有什么东西缚住了他们的手脚。也许是他们自身摇摆不定，不过更多的可能是来自校方的提醒。对此，我一直没有弄明白过。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些心怀疑虑的人，想来我这里找寻一点涪陵找不到的东西而已。

廖老师就不同了——她对外国人怎么看待中国显得非常不耐烦。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不能怪她，美国媒体总是把中国描述得相当负面，而且几乎总以北京为中心。跟身处中国的外国人一样，我知道自己可以了解到中国人无法了解的很多信息，于是便自认为比当地人更了解中国的政治处境。这样的自高自大是无可避免的，尽管我知道这很容易误导，很容易居高临下，所以我总是非常小心，从不轻易公开表达我的看法。不过，廖老师很明确地察觉到了我对学习材料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于是，反过来，我觉得她对我在美国所学到的东西同样持有怀疑。令她高兴的是，我的汉语进步很快。我看得出来，她对我努力学习汉语的劲头非常佩服。然而，随着我的汉语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开始更清楚地认识了彼此。很快，我们的关系中间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一个中心议题：我是外国人，她是中国人。

整个春季学期，我们的关系因为学习材料里面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弄得颇不健康，充满了火药味。我们有些针锋相对，却又非常地小心翼翼，总是充满了无尽的紧张气氛。学到讲述鸦片战争那一章的时候，她平静地指出，美国也在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得到了实惠，并几次提及外国人在颐和园烧杀抢掠的事情。复习到科学技术那一章，她说尽管美国科学家断言中国不会有大型油田，但中国的本土科学家在解放后发现了大庆油田。这让廖老师颇为得意——她指出，中国人现在实现了用油自给，而美国人还要依赖中东石油。

我从来算不上是个爱国者，更不是什么石油爱国者，但这下子完全不同了——我是个外国人，我也逐渐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形成了外国人的敏感性。廖老师又一次为中国的石油自给沾沾自喜时，我提醒她注意中国在1995年还是个纯粹的石油进口国。尽管廖老师对我的消息来源（《新闻周刊》）表示怀疑，但我看得出来，她对我的有备而来和详实数据颇感恼火。我还指出，美国人无需为石油自给这类事情忧虑不已，因为我们和很多国家的关系相当不错，从来不会想到要闭关自守。我的头脑里还有更多感性的东西——帕特·布坎南[4]？美国至上？19世纪的反华法案？——但制衡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以牙还牙，我是在用宣传应对宣传。

这就是我们的鸦片战争——纯粹为了中美历史而纷争不断，悄无声息，毫无意义，话中有话，含沙射影。亚当的中文课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于是，我们有时候要讨论一下，廖老师在用不平等条约和割让香港这类事情针对我们的时候，应该采取哪种方法反击。这事儿很难，因为她总是占尽了各种优势。课本站在她那边，语言也站在她那边。中国人把朝鲜战争叫做“抗美援朝”，名字都取成这样，已经让美国人没有好看了，要为此争论一番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提及国事的时候，中国人要用到人称代词——“我们中国”，“你们美国”。我觉得，这个修饰语虽然不起眼，但分量足，它使我们之间的政治纷争一下子就分野为两极，美国的任何事情——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成了我的分内事。

作为回应，我和亚当也学会了攻击廖老师的软肋。十有八九都会奏效的是，我们无心地提及香港在英国统治之下是多么的富裕。

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她尖锐地向我发问，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帮着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于是，我们又干上了，只不过这一次是我处于守势。就这样，每隔一个星期，我们之间都会弥漫着鸦片战争的战火，而香港回归的倒计时也越来越近了。

3月末的一天，我正坐在书桌旁学习汉语，突然发现天花板上跑过了一只壁虎。这只壁虎深绿色，眼睛凸鼓，时走时停，仿佛是电影胶片缺失了几帧画面。

那是我10月份以来看见的第一只壁虎。秋天时节暖和的夜晚，它们遍布我的公寓，在天花板上爬来爬去地寻找苍蝇。光线会刺激它们。我总是走进某个房间，打开开关，接着就有三四只壁虎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它们总是平摊着掉到地上，带蹼的四肢在水泥地板上发出啪啪的响声。3月份看到的这只壁虎个头很小，在门口附近爬了一会就不见了。

插旗山上的桃树绽放出白色的花苞，校园里的花儿已经开了，每隔几天都会下一场雨。两条河里的沙滩和石头慢慢地没了踪影。白鹤梁也看不见了。

一连两天，冬雾散尽，太阳发出了数月来难得的光芒。我穿着短袖开始跑步。农民们赶着水牛正在耕田，种植水稻的时节到来了。

接着，突然来了一阵寒潮，一如它突然的消失。大雾也回来了，重重地笼罩着两条江河。有些花儿凋谢了。插旗山上的花苞延迟了开放。农民们依旧在犁着稻田。在公寓门口的台阶上，我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壁虎，眼睛灰暗无光，沾满了灰尘。

几天之后，我沿着乌江进行了一次长途跋涉。我带了帐篷、睡袋，以及一个野营炉子。我还揣了一个指南针。最近，我的妹妹安吉拉给我寄来了一本旧书，那是特德·威廉姆斯的棒球生涯自传，我也带上了。我背上背包，从学校的边门走了出去。

我往南经过磨盘沟的沟口，爬上坡就进入了从太极制药厂门口经过的那条公路。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停下脚步，盯着我看上一阵子。我也听到了他们在我身后吃吃的笑声。路边的一个老头停下脚步，笑着问我：“回家了呀？”

“啊，”我回了一句，然后跟他挥手道别，继续前行。

那天上午的天空很阴沉，雾也很大，一股冷风顺着乌江河谷吹了过来。不过，肩上背着满满一袋东西，能够步行一下，感觉真的很好。我来到了乌江大桥，连接江东的道路在这里折向西面，延伸到了河对岸。我则穿过这条道路，沿着一条山间小道顺乌江行走。整整一个冬天，我都透过窗户遥望碧绿的群山，遥望雾气弥漫的乌江河谷曲折地伸向远方。整整一个冬天，我都在想：春季到来的某一天，我一定要亲眼看看，那些曲曲折折的河湾背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河水一片碧绿，我顺着乌江西岸[5]边的一条小路行走着。途经第一个山谷时，我看到几棵矮树丛中掩映着一个破旧的佛教神龛。经过几个小农庄后，我来到了涪陵凉塘砂石厂，这家工厂干的是在山上开采砂石的营生。这里的一切——码头、职工宿舍、运送砂石下山的大型铁索道——都覆盖着一层白灰。厂区的中央竖立着一块标牌：

高高兴兴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

汉语可以通过形容词叠用来达到强调的效果。因此，无论在工厂，还是在建筑工地，这样的宣传标语比比皆是。我通常把它当做一个很不错的信号，可以继续前行。长江对岸有很多这样的标语，因为他们正在那里用炸药把一座座大山炸开，修建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

砂石厂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味，风镐不停地轰响着。我经过的时候，那些工人们——好好奇奇、惊惊讶讶地——盯着我看。我爬上工厂背后那座被挖得满目疮痍的山坡，干燥的尘土钻进了我的喉咙。然后，小路折向西边，进入又一个山谷，我便来到了乡下。

乌江岸边矗立着白色的石灰石崖壁，谷底的台地上种着庄稼。一行行小麦几近成熟，就要收割了。漫山遍野黄澄澄的油菜籽也到了成熟的季节。我从一块块菜地——胡萝卜、洋葱、豌豆——的边上走过。谷底是一栋栋农舍，土墙瓦檐，一丛竹林边上还有一头奶牛正在吃草。工厂的喧闹声没了，鸟叫声传了过来，偶尔还有公鸡的打鸣声。洼地里的芭蕉树叶已经干枯，在微风中依然沙沙作响。

我的右手边是乌江，朝着南方，我挑着好一点的道路前行。在宽敞一些的山谷里，农民们正驱使温顺的水牛犁田。我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们总是惊讶之极，竟停下了手中的农活。农民们问我来自何方、又要去往何处，而那些水牛则若有所思地站在原地。我的头脑里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这让他们操心不已。山谷里总是回荡着他们的叫喊声：“不通！走不通！回来！”我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我依然往前走着，因为这条小路总会通往某个农舍，等到了那里，又总会有另一条小路连接着群山。

这里的乌江水比涪陵看起来还要清澈，激流在墨绿色的水面掀起一阵阵白色浪花。江上来往的船只很少——偶尔有渡船驶过，每隔半小时才看得见一艘驳船，小舢板贴着岸边一掠而过。小船在激流中左冲右突，进入深水区才得以平静下来。

快近午时，我感受到了正在形成的节奏感——平稳的脚步声、背包有规律的摆动声。我禁不住设想，就这样走下去，一直走到贵州甚至更远的地方，群山变换，方言越来越听不明白，那会怎么样呢？尽管才走到这里，已经很难跟人们进行交流了。他们的口音比城里人更重一些，而且常常因为猛然看见这么个外国人而惊愕不已，进而就不知所措了。要跟他们问路也很麻烦，因为他们总觉得我已经迷了路，他们总想帮我找一艘过路船，把我送回涪陵。我只是笑了笑，对他们表示了感谢，然后继续往南走，耳朵里还回响着他们的告诫声。

时不时地，乌江岸边白色的崖壁太过陡峭，我只能绕着走。然后，我会用上我的指南针，同时还留心观察着乌江之上的空域。数里之外就能看到这样的空域，因为沿岸群山会在河岸处陡然而立，在江上形成空当，这段空当宛如一道影子，凌空跃过。因此，即便看不见江水，我还可以循着乌江在天际线上的那一道影子继续蜿蜒南行。

傍晚时分，穿过雾霭的阳光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我顺着一条陡峭的小路，下到了乌江岸边。我不知道我走了多远——二十公里，或者有二十二公里。我遇到了四个人，他们刚从涪陵坐末班船回来。他们提醒我，只有第二天早上才有班船。我告诉他们，没事儿。他们问我从哪里来，我告诉他们我是个美国老师，在城里上班。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其中一个年轻人问道。他穿了一件新毛衫，刚从城里买了些东西回家。他问我的是别人普遍问及的一个问题，我则如往常一样据实作了回答。我每个月的工资是一千元，差不多是一百二十美元。

“哇！”他说道，“不算多！外国人应该不止那点钱！为啥不换个工作呢？”

无论到哪里，每个人都跟我这么说。身为一名志愿队员，其中的难处莫过于当地人总把你当傻瓜看，竟然只拿那么一点点工资。那人摇了摇头，而他的女朋友则羞怯地上前一步，问我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

“现在是春天，我很想走走，”我回答道，“再说，我在涪陵没事情做。”

这样的回答比我的薪水更滑稽，他们又摇了摇头。“你背的东西太多了，”那女子托了托我的背包说道。那也是实情。令我高兴的是，这么偏远的地方的人们跟我在涪陵认识的那些人一样，极其感性。他们跟我挥手道别，继续着他们的山路，我则穿过一道狭窄的山谷来到了乌江边。

江边没有别的人。那是江边的一大块石灰石石板，停泊的渡船在它上面磨出了一道深深的方形沟槽。再往上有一片草丛，俯瞰着乌江。我支起帐篷，在这里睡觉真是不错。附近没有房子，薄雾中是一道拔地而起的悬崖峭壁。

我坐在水边的一块岩石上，观看着江水。我取出特德·威廉姆斯的自传，读了起来：

我想成为最伟大的击球手。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目标——无论一天，还是一生——而那就是我的目标，我要听见人们这样说：“这就是特德·威廉姆斯，最伟大的击球手。”诚然，没有人比我更努力。我心中想的，就是击球。

在3月底，乌江岸边的岩石上，能够读这本书，真是一件惬意的事情。我坐在岩石上读完了一半，这时的雾气更浓，气温也降低了。一艘小船划过，我坐着一动不动，在越来越深的夜色里，船上的乘客没有发现我。跟许许多多经营小渔船的人一样，他们也是一对夫妻。那女人站在船尾划着一柄长桨，她的丈夫则站在船头收拾着渔网。他们谁也没有说话。我在想，如果跟某个人结了婚，成天在这一丈多长的小船上一起劳动，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小船上的这对夫妻似乎驾轻就熟。他们娴熟地劳动着，我所能听到的，就是船桨的拨水声，以及那人把渔网收上船舷的嗖嗖声。天已太黑，很难看清他们的收获怎样。他们的小船顺流而下，在一个河湾处拐出了我的视线。

下起了小雨，我找了块凸出的岩石，把炉子放到了干处。我小心翼翼地放好了每一样东西，把我带来的余水也烧开了。我先煮了点麦片，然后又煮了点面条。吃完晚饭之后，我关了炉子，让水冷却下来。我往瓶子里倒了些水，剩下的用来洗碗。

雨越下越大了，我再次检查了帐篷是安全的。我打开睡袋，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了帐篷里面，再次检查了扎帐篷的绳子和桩子。一切完好。在瑞士，我曾经在这顶帐篷里住了两个月。而那个夏天之后，我做这些事情都遵循着一定的套路。

炉子上的水冷了，我用它来洗漱了一下。我又想到了特德·威廉姆斯，想象着他会不会喜欢四川这个地方呢。也许不会太喜欢，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站错了立场，他的飞机也被击落了。不过，他是个好渔夫，也许他对乌江有点兴趣。一旦熟悉了，在这个地方做个外国人也相当不错。

我钻进帐篷之后，雨下得更大了。我能够听到江水从岩石上急速流过的声音。早上，一条锈迹斑斑的小船靠了岸，我花三元钱坐回了江东码头。那就是我在涪陵度过的第一个春天。

白山坪

白山坪的山脚一带，泡桐树开出了紫色和白色的花朵。这些树的花期很短——一个星期后，它们就会凋谢飘落——而山坡上那些柔软的油菜籽也即将被收割掉。之后，眼里不再有翠绿色的稻秧，它们被移栽到了恭候已久的稻田淤泥中。在涪陵，春天还没到来就已经匆匆溜走，颜色变幻得令人眼花缭乱。

今天是4月5日，清明节。何仲贵和他的家人乘坐过河船来到了长江对岸的白山坪。他们一家人穿戴得非常整洁：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妇女们穿上了高跟鞋，何仲贵穿了件方格运动衣，打了一条红色的斜纹领带。站在乘客中间，他们显得特别突出，因为船上的乘客大多是从市场上返回的农民，挑着一副空箩筐，蓝色的衣袋里装满了钞票。

何仲贵的父母亲也是山上的农民，他从小就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现在很少回来了。他是涪陵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但在白山坪这陡峭的山坡上，没有什么建筑需要他来修建。不过，那里葬着他的父母亲。清明节是中国人祭祀的日子，是人们来到白山坪这样的乡下祭扫祖坟的日子。在那儿，往往有石头垒成的坟墓，这些坟墓默默无言而又目不转睛地凝望着长江河谷里那了无声息的春天。

跟随何仲贵一起来的一大家子总共有十五口人——叔叔阿姨、伯伯婶婶、表兄表妹、侄儿侄女，上至六十岁的老媪，下至十五个月的婴儿。这一行人在长江北岸下了船，沿着岸边的卵石滩往东走了过去。戴梅也走在这一大群人中间，十四岁的她是何仲贵的侄女。她是个话包子——穿着褐色灯芯绒套头衫、梳着短辫的她精力充沛，一边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一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下游几英里远的地方，一座尖尖的白塔矗立在地平线上。远远望去，它的影子模糊而鲜艳，仿佛晌午时分的雾霭中出现了海市蜃楼。“你晓不晓得他们为啥要修那些东西？”戴梅问道。“他们觉得那里有条龙，就在地底下，他们觉得只有修一座宝塔，才会把龙镇住。如果那座塔倒了，龙就会跑出来。”

她停住脚步，抬头看了看山上，抚了抚她那光滑的黑发。跟所有十四岁的女孩一样，她仿佛大脑短路，马上变了话题。“我外公外婆的坟就埋在上面。这下面也埋着几个农民，但大多数都埋在上面。人们想要找一块风水好的地方，觉得地势高点会好一些。都是他们自己挑的地方。他们一般会喊个道士先生来帮忙，道士会跟他们说这块地的风水好不好。其实，道士先生只是在哄他们——这完全是迷信。可就算到了现在，还是有很多农民相信风水，就像过去的人那样。不过，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信这些东西的。我们晓得那是假的——纯粹是迷信。我们相信科学。我们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封建思想作怪。”

跟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们对传统的东西本能地加以排斥，学校教育对这种排斥起到了放大和补充的作用。她用到了“封建”这个词，就好像一个美国孩子会用“落后”这个词一样。她的口头禅就是中国太“封建”。有一次，她对老一辈人大加抱怨：“我们中国的那些人哦，特别是那些六七十岁的人，简直太、太、太封建了。人家想穿穿短裙，或者你身上穿的这种紧身衣，他们总会说不合适。我妈妈就不封建——她也穿短裙，因为穿那个显得年轻。但我爸爸就太、太、太封建了！我们把这种人叫做‘老封建’。”

今天，她仍旧抱着这样的想法。她说她不信风水、不信佛教，不过，她又耸了耸肩。“清明节的时候，”她说，“父母、老人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要去给爷爷奶奶上坟、拜祭、烧钱化纸。我们做那些事情，就好像我们信了似的。但我们的心里一点都不信。”

山顶上响起了鞭炮声，在峡谷里回响着，一家人也慢慢地爬上了白山坪的斜坡。他们走的是一条之字形石梯路，脚步慢了下来，呼吸声重了起来。在涪陵周边，这是最陡峭的山坡，只有它才算得上是一座真正的山。因为坡度较缓，可以垦田种稻，就连插旗山都算不上真正的山峦。

白山坪的南坡大多陡峭，无法开垦成梯田。它的山顶密密麻麻地生长着松树，松林之下是一道巨石形成的崖壁，这道崖壁垂直向下，高达三十多米。大山的名字最初可能就来自这一道石灰石悬崖——尽管跟四川的其他很多地名一样，真实情况早已不为人知。实际上，当地很多人认为这座山的名字是“北山坪”。在当地方言中，“白”和“北”发的是同一个音。在有的涪陵地图上，人们用的是“北山坪”，但也有标识为“白山坪”，这就越搅越糊涂了。在这一地区，识字教育只是最近才变得普遍起来，地名的口头语远早于它的书面语。这样一来，管用的是它的读音。你只管把它读成“bei”就是了。

这一家人挨着悬崖的东头爬了上去，这儿的坡度变得平缓了些。三十分钟之后，他们来到了何仲贵的堂哥家里。堂哥务农，他的家位于山顶下来的第一道山梁上。这一行人全都在晒坝边停住脚步，走进街檐坎歇息起来。对农民来说，街檐坎就是一家人的生活中心——人们在这里打粮食、晒辣椒、切蔬菜、喂养儿孙、款待来客。这家人的街檐坎雄踞长江之上，绝佳的风景让今天的这一家子人清静了下来。

这座山峦层次分明的风景展现在了他们眼前，有肌理有色彩：台地里种着一行行绿油油的小麦；油菜地里一片金黄；灰色瓦房后面的紫花泡桐树高高耸立着；滔滔的长江水在阳光里泛着银光；河对岸那座瘦长的宝塔隐约可见。缕缕微风吹拂着附近那一丛丛嫩绿的麦苗，阴凉处的温度刚刚合适。

这位农民和他的老婆端来了茶水。客人们闲聊着；微风吹拂。茶水凉着。礼节性的寒暄之后，一大家人鱼贯来到屋后的地里，走过了一座巨大的古墓。

谁也不知道里面埋着的人姓甚名谁。“清朝，”如果问到这座古墓建于什么时候，当地人总会这样回答。不过，在涪陵，如果问到关于古墓、古屋，以及源头已经消失在20世纪历史剧变中的任何文物古迹的任何问题，那都是标准答案。“清朝，”人们总是这样老练地回答道。他们知道，这样的推测总归不会错——清朝统治中国将近三个世纪，始于1644年，止于1911年。《失乐园》[6]写于清朝。美国革命发生在清朝。就连最近一次的芝加哥棒球世界锦标赛也发生在清朝。当一个涪陵人说到清朝的时候，他真正的意思好像在说：很老，但又没有别的东西那么老。

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地主的坟墓，因为它的堆头是其他坟墓的五倍。这座坟墓有四米多高，在山坡上埋得很深，覆盖着坟尾的土里种上了九行玉米。它的边上，一丛墨绿色的竹林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坟墓的正立面装饰着石雕，其中有几个雕刻已经被敲掉了头部——这是被故意损毁的，也许就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许家族的姓名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抹掉的。不过，这个石雕的立面绝大部分完好无损，令人叹服，其中有下列文字尚可辨识：

兰桂常润心田

常荫后人

心灵永宁

看着这样的古墓，恐怕只会想起地主的后人们那相似的命运：解放后被枪毙、被放逐、被斗争、被劳教。里面埋着的这位地主的子嗣恐怕就没有他想象中那样飞黄腾达——但这只是猜想。明白无误的，只是这座坟墓没有名字，边上只有竹林，没有兰桂相伴，哪怕今天是清明节，也没有一个后人前来祭拜。不远处，大家一边闲聊，一边在何仲贵父亲和伯伯的坟前烧起了纸钱。可是，这座高大的坟墓除了在坟尾的位置有几丛嫩嫩的玉米苗，没有任何贡品；除了不明来路的微风在竹林中吹拂出沙沙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

何仲贵的父亲和伯伯并排安葬着，两座坚实的石砌坟墓分别朝向南方和东方，俯瞰着长江，眺望着更远的地方。为了不踩到嫩绿的麦苗，一行人成单行小心翼翼地走过麦田，来到坟边，点起肥大的红烛，烧起几堆纸钱。

这些纸钱的面额有八亿元，正面印着“冥府银行”字样，是阴界的法定货币。火苗跳跃之间，这些纸钱蜷曲、收拢，变成了黑色的灰烬。随着火苗蹿起，一阵阵热浪袭了过来。在长江河谷吹拂过来的微风中，蜡烛的火焰跳跃着。

几个老太太对着燃烧的纸钱叩了头。接着，在长辈们的催促之下，孩子们也依次叩起了头。他们嘻嘻哈哈、吊儿郎当地叩了三个头。为了不让裤子沾上泥土，他们跪在了一沓废纸上。接着，他们闭上眼睛，求愿。有时候，他们的求愿朗然可闻。“请保佑我考个好成绩，”戴梅的堂哥、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戴着眼镜咕哝着。

之后，一行人又从麦田里走了回来，但有三个年轻人拉在后面。整个仪式中，他们多半拖在后面。他们强忍着，冷漠，兴味索然。这几个人二十来岁，清明节可不是他们这种年轻人的节日。只见他们手里拿着香烟和一长串鞭炮，爬上了坟头。随后，他们点燃了引信。

鞭炮一响，鬼魂乱跑。孩子们拍着手，大叫着。老人们捂住耳朵，把身体转了过去。几个年轻人镇静如故——鞭炮炸得震耳欲聋，可几个年轻人把它提在手里，直到火花快要烧到手指，才满不在乎地扔到地上，又点燃了一挂。他们没有捂耳。他们没有笑，也没有做鬼脸。他们没有任何表情，外表看来十分冷漠。但他们的眼里有某种东西，不为他们所掌控。当节日里所有的声音和景象——乱响的鞭炮声、浓重的火药味、飘舞的烟尘、山谷里如巨龙被惊醒的长江水——全都汇聚于此，他们站在坟头，兴奋难抑。

人们往山上继续进行着祭扫仪式。他们走过一排排绿油油的蚕豆苗，走过一片片齐腰深的小麦苗，又翻过一小块平地，在蜿蜒的石板路上行进着。南面的长江依然看得见。鞭炮炸响的回声从远处传了过来。一大家人来到了何仲贵母亲的坟墓前。她的墓地位置更高一些，离她丈夫的坟墓有几分钟的路程。她比他晚去世三十年，也许因此对白山坪的风水有了新的看法。在那个年代，夫妻分开安葬不算什么稀罕事。

她的墓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几个大字：何母李成玉之墓。其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两列姓名。

“看，那都是她的后人，”戴梅走近前来祭拜的时候说道，“男右女左。我的名字在这里！”

她伸手指了指墓碑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在戴梅和她外婆之间，隔着好几十个名字。有些人今天前来参加了祭拜，但有些人离得太远。还有些人早已作古。不过，墓碑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有身份说明。戴梅用手指摸了摸她那刻在墓碑上的名字，很干脆地说了一句：“这就是我。”

傍晚，这一家人顺着山坡往回走。他们在另一个表亲的院坝吃了午饭，现在得抓紧时间往回赶，沿途只是偶尔停下来欣赏一下风景。然而，何仲贵对这片土地没有多少感情。对大多数外人来说，这里的土地看上去美丽而浪漫，但他的父母亲在这里生活过，这座大山代表的是苦日子，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既感到高兴，也感到自豪。下到半山腰，停下来歇息的时候，他俯瞰着长江水，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不是在这里长大的，我是在城里长大的。但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穷，我爸爸在码头上工作。我十五岁的时候也工作了。我全是一个人干，我搞建筑。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我跟她的年纪差不多。”

他指了指戴梅。那一会儿，他仿佛要接着讲他的故事，但他陷入了沉默。他不大爱说话，也许这个成长故事他已经讲过了无数遍。

不过，其中的轨迹是很清楚的。从他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看得出来——他的穿着、他的信心、他的手机。今天进行祭拜的仪式上，他的手机已经响过多次。从他的住家也可以看出他的成长故事，他在涪陵城中心建了一座三层高的楼房。里面住的全是他的家人和亲戚——这一层住女儿，那一层住兄弟，中间还住了另一个兄弟。这些房间的中间围着一个敞亮的天井，一家大小隔着几层楼也能彼此应答。全部房间都很宽敞，购置了上好的VCD影碟机和卡拉OK设备。天花板上垂挂着仿珍珠灯饰、巴罗克风格的石膏板饰，以及猩红和紫色的丝绒挂毯。天楼上是一个绿莹莹的鱼池，种着一棵柑橘树，从这里可以越过涪陵城鳞次栉比的楼顶，眺望到长江水和白山坪的层层梯田。

在涪陵，私人轿车十分稀少，但何仲贵有一辆全新的红旗牌轿车。他总是喜欢指出，这辆车跟接送过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车子是同一个品牌。何仲贵自己开车。今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将会开着车慢速而又舒畅地去到江东。他会开车经过他刚修建的一座楼房，还会带着无言的自豪指给大家看。这是一座高大的楼房，位于涪陵的上半城，镶着蓝玻白砖，跟全中国到处正在争相涌现的建筑物是一个类别，没有任何特色。经过这座楼房的时候，车子会慢下来，何仲贵会打开汽车的空调，问一句：“后面够凉快不？”

不过，这都是稍后的事情。首先，他得领着他的一大家人走下白山坪这一段曲折的石子小路。到了山脚等过河船的时候，他给每个人买了一根冰激凌。在长江的卵石岸边，他们舔舐着冰激凌。在他们的上方，大山安静了下来。今天的鞭炮已经放过了。一缕凉风从河谷的东边吹了过来。在午后的阳光里，宝塔清晰可见。一家人吃完了冰激凌，谈笑着，在春天的河水里洗起手来。

[1] 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 1908—1974），奥地利商人，在二战期间利用经商的便利从纳粹集中营拯救了一大批犹太人。

[2] 洋泾浜：原是旧上海滩一处靠近租界的地名，因其语言混杂而被用来泛指混杂了其他语言特色的语言。

[3] 跟这几个词语对应的英语单词分别是relationship， young women和trouble。

[4] 帕特·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美国保守派政治家、作家，著有《西方之死》等畅销书。

[5] 从后续行文看，应为乌江东岸。

[6] 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根据圣经故事创作的文学作品。

第六章 暴风雨

5月初，涪陵城东的山上发生了火灾。一连数周，天气十分炎热——酷热难当，烟雾弥漫，太阳明晃晃地照耀着大地，气温达到了三十多度。校园后面未铺设混凝土的公路上，尘土蔽日，空气中弥漫着腾腾热气。每个人都对我说，今年的春雨太稀少了。随后就有人说，两头望发生了火灾。

在这一带，这座山海拔最高。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从山顶上可以看见涪陵和丰都两个地方。那上面既有森林，也有农舍。大火燃起来的时候，很难控制。没有人知道这场火灾是如何引发的。长江上吹过来的风炎热而干燥，吹着火星飘过了山坡。

火灾发生的那天晚上，他们从学校挑选了五十个志愿者前去扑火，第二天早上又叫了两百个人。从阳台上，我看着第二队人马在学校的校前广场集合起来。全都是男生，穿着军训服。等着出发的时候，他们兴奋地嬉笑着、交谈着。公共汽车带着他们离去了，校园里又安静了下来。

那天，太阳像个火热的圆盘挂在天上，浓烟从山上飘了下来。站在阳台上，我闻到了一阵烟味。我班上的好多男生都没有来上课。那一天，我一直在想，他们在两头望干得怎么样了。女生们心不在焉，课上得不太给力。

稍后，我在卧室里学习，看见乌江西面的天空中布满了乌云。突然起了一阵风，把我桌子上的纸片给吹跑了。我关上窗子，从晾衣绳上取下衣物。接着，我穿过房间，把所有门窗都关了个严严实实。暴风雨就要来了，城市的另一面黑云压顶。顶着狂风，我好不容易才关上了客厅的几扇窗户。

我关掉电灯，给手电筒装上了新电池。我又来到在阳台上用玻璃封装的厨房，大雨就在这时候下了起来。大大的雨点斜着倾泻下来，风更大了，狂怒地扯弯了树枝。坝子的对面，教学楼的窗子被狂风吹打得哗啦作响，学生们发出一阵尖叫声。每当暴风雨来临，学生们总会兴奋地大喊大叫，有时候都忘记了把窗子关上。春季，满地都是暴风雨吹落的碎玻璃。

江东的街上，人们急匆匆地行走着，我听到了更多玻璃掉到地上破碎的哗啦声。在插旗山的西翼，突然闪起一道蓝光，接着传来一阵爆炸声。紧接着，涪陵城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我站在阳台上观看着这一场暴风雨。黑云滚滚而至，低垂在几座大山之上，雨下得更大了。天空一片漆黑，突然闪过一道森森白光，仿佛有人在翻滚的黑云上划亮了一根巨大的火柴。一道闪电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顶。刹那间，那一座大山从长江中拔地而起，高高耸立着，在闪电中岿然不动，但紧接着又消失不见，只听见隆隆的雷声滚过天际。很快，一道迷雾笼罩在两江之上。最后，长江被遮盖得无影无踪，而乌江只剩下一条平铺的灰色带子，不知道蜿蜒消失在了哪里的地平线上。

半个小时后，暴风雨停了下来。山峦看起来更加翠绿，空气中的烟尘被清洗得一干二净。整个晚上，雨都下得比较小。第二天，我的学生从山上回来，我才知道，那一场暴风雨扑灭了山火，使它没有蔓延开去。不过，学生们走了这么一趟之后，打乱了原有的计划。跟他们离校奔赴火场的时候一样，他们回来的时候仍然兴奋不已。

两个星期之后，学校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田径运动会，地点就在插旗山脚下新修建的体育场上。中国的学校多数都要在春季举行运动会，但我们学校那一年的运动会尤其盛大，一是因为新的体育场地刚刚落成，二是因为一个半月之后，香港将要回归。

那一学期，什么事情都跟香港有关，这跟上一个秋期所有事情都跟长征有关是一个道理。学校举办了一场跟香港经济有关的知识竞赛活动，党员佩戴了香港徽标，以区别于其他学生。图书馆门口摆放了“欢迎香港回归”的大幅标语，人们每天都要更换上面的日期，以显示这个被殖民统治的地区还有多少时间就要回归她的祖国。有时候，我会问我的学生还剩下多少天，他们基本上都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为了准备这次运动会，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参赛的运动员们在食堂边上的老运动场上进行训练，将要参加开幕式游行活动的所有人都进行了操练。男生们操练怎样走正步，女生们操练大型的团体操。周日晚上的班会上，他们一起高唱着跟香港有关的歌曲。

运动会的开幕式是在一阵瓢泼大雨中举行的。跟香港回归有关的彩旗低垂着，显得有些丧气，五颜六色的氦气球拒绝升空。不过，开幕盛典照常进行着：学生们——人数超过了一千——在泥泞的跑道上噼啪乱踢，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在瓢泼的大雨中表演着团体操。观众几乎全都走光了。躲在看台中央挑檐下的领导们观看着齐步行进的学生队伍，冷得直打哆嗦。接下来那个星期，我上课的时候，班上不时会响起一阵阵咳嗽和喷嚏声。

正式比赛推迟了两天。随后，天气好转，终于一帆风顺地举行了运动会。学校停了课，学生们以系为单位围坐在体育场四周的看台上。这是一场非常正规的比赛。参加四百米项目的女生们在跑到终点线的时候，一个个全都倒在地上，以至于在比赛开始之前，选手们都要叫上几个朋友，以备赛跑结束时扶着她们离开。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幕十分感人，那仿佛是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在给家人写下临别留言。参赛的女生会给她的朋友们发出明确的指令，比赛一结束，她会倒进她们的臂弯里，被抬着走出体育场的大门，一边呼哧喘气，一边大呼小叫——要从右边下台，这是川剧里一种令我有些好奇的做法。男生们进行比赛的时候，这样的情形要少一些，但还是有四分之一的选手在跑到终点线时倒地。他的朋友们会把他抬到所在系科各自设立的服务台前，会有人给他们端来热茶，递上宏声香烟。五分钟之后，他们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按照计划，我需要参加1500米、5000米和4×100米接力跑。各系的教职员工都组建了代表队，退休教职工则参加一些专门的比赛项目，他们也跑得很猛，但不会倒在终点线上。因为我在涪陵的长跑比赛中获了奖，他们便要我参加学生组的长跑比赛。这样的场面——一个外教和学生娃娃们并肩奔跑——足以让观众们狂呼不已。他们在终点线区域挤成一堆，只剩下两条跑道的位置，我自己的学生在非终点直道上站了一排。由于我经常去一家小面馆吃午饭，老板黄小强也带了他的儿子来到校园，为我加油助威。

其余选手非常兴奋，因为他们就要和一个老外一比高下。一开始，他们就飞快地奔跑着，观众的欢呼声不绝于耳。不过，从一开始我就明白，这些观众跟我1月份参加长跑比赛时的观众迥然不同，我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既有英语，也有汉语。当我从后面逐渐赶上的时候，英语系的学生们发出一阵阵欢呼。我轻而易举就赢了两场比赛。跑完1500米的时候，我的学生围到终点线来跟我打招呼，我感到自己是英语系的一员，而非一个外国人。接力跑同样如此，但跑的距离太短，我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我跑的是第二棒，差距并不明显。张书记是我们的领队，他在最后的直道奔跑中超过了中文系，英语系全体学生疯狂地欢呼起来。然后，我们四个人以插旗山为背景拍了几张照片，张书记点了一支烟，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然而，在5000米长跑的过程中，当我跑过的时候，观众席上的体育系学生对我奚落起来，他们高喊着“哈——罗——！”“洋鬼子！”受到我的学生责怪之后，他们暂时收了声，但我还是听到他们在戏谑性地大喊大叫。作为回应，我低下头，艰难地跑完了最后的赛程。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做——我已经胜局在握，再说，我也有点儿感冒了。不过，我还是有些情不自禁。在这场比赛中，这是我唯一应对嘲弄的方式。

回到家，我才发现自己在发高烧，体温升到了38.8度。我这才醒悟过来，我有多蠢，竟然硬着头皮跑完了5000米。再说，参加这样的赛事，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太好胜，当地人则更好胜。不管情况有什么样的改善，毫无疑问我仍旧在对抗每一个人。我感觉，观看比赛比我亲身赛跑更为享受。从此，我再没参加过任何比赛。

那一学期，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我发过好几次高烧，但主要还是因为环境污染患上了鼻炎，我只好不停地使用抗生素。这段时间真是奇怪得很，尽管我的身体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对于生活在涪陵却觉得前所未有的满足。我对这座城市越来越适应，我还开始和那些根本不讲英语的人们交起了朋友。我在中国的日子越来越有起色，因此我寻思着，第二年各方面肯定会更好。

就连我和廖老师上中文课时的紧张感也明显地减少了。仿佛是我们之间那一场鸦片战争使我们把彼此看得更加清楚，尽管偶尔还存在观点交锋，但表达这些观点时的坦诚显得比观点本身更加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我了解了她的立场——她对外国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绝对充满了怀疑，但她也还算坦诚，足以把这种怀疑开诚布公。跟英语系的干部们比起来，我越来越倾向于把这种坦诚当成一种可喜的变化，因为那些干部们笑容可掬，对我温和有加，但却一刻也没有放松过警惕。廖老师至少对我表示出了足够的尊重，愿意时不时地表露一下她的观点，而我也感觉到她对我有了同样的看法——这个外国人常常对中国充满了大不敬，但他至少还愿意说出来。我们的鸦片战争结束了，输赢难辨；或者说，它悄悄地溜走了，我也越来越喜欢上中文课了。

可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某一部分开始变得越来越单薄，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的。我明白，在涪陵这个小地方的生活给了我很多压力，我需要暂时地抛开这些压力。亚当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那个学期难耐的时光中，我们勉力继续支撑着。学期计划在6月30日午夜香港回归后结束，之后我们便可以自由旅行，学习中文了。

在头一个学期，我已经领教了香港回归的重要意义。当时，我让三年级的一个班写一篇作文，描述他们生活中最快乐的一天。多数学生的回应在我的意料之中——他们描述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天的情景。多恩来自丰都乡下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他写道：

那一天，我起得很早。吃过早饭，我快步来到邮电局。我急于想看到我考大学的分数。邮递员看到我来了，就对我高喊道：“恭喜恭喜！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我从他的手里接过通知书。我把它举过头顶，不由自主地高喊道：“我终于成功了！”那一刻，我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寒窗苦读十五年修来的正果。十五年啊，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身为农民的儿子，我想的就是要离开农村。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比城里人更加努力才行。我没有辜负我的父母和亲戚对我的殷切期望。这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我可以进入大学学习知识了。1994年8月31日，我永远也不会把你忘记。你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你是我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

类似的回应可能占到了四分之三，这样的文章读起来令人非常舒坦：我从中看到的，是教育如何给我学生的生活带来变化，而我也是这个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小分子。不过也有令我觉得不给力的，其中两个学生写道，他们最快乐的日子还没有到来，那就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日子。其中一个学生的英文名字叫做皮斯，他这样写道：

我敢肯定，1997年7月1日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在那个日子里，所有中国人都会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因为1997年7月1日那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那一天，香港就要回归中国，这代表着中国统一大业中的一个伟大成就。我们知道，香港回归祖国，中国对其恢复行使主权，是我们的坚定立场，不容协商。当然，那是我最高兴的日子。

那一学期，随着时间流逝，学校的政治课和一系列活动使香港回归变成了学生生活中的个人事件，这令我非常惊异。当然，从表面来看，我授课的主题跟中国的政治无关。但无可避免的是，我们会偶尔往那个方向漂移一下。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凯特·肖邦[1]的短篇小说《德西雷的儿子》，这引发我们进行了一番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我们讨论了美国黑人的处境，以及跨种族通婚等问题。学生们问我，对于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有没有什么偏见和成见。我告诉他们，目前的成见主要针对美籍华裔中的书呆子。不过，我也告诉他们，在19世纪，很多西方人觉得中国羸弱无力。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学生问道。

“哦，我猜是因为鸦片战争的原因吧，”我回答道。

“什么意思？”

“鸦片战争期间发生的那些事，你们是知道的，”我回答道，“那时，中国的国力并不强盛，外国军队可以轻松地击垮中国的军队。这样一来，很多外国人就觉得中国人很羸弱。当然，这样的观点后来有所改变。不过，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偏见十分普遍。”

我说完之后，教室里一片沉默，学生们低下了头。当你犯了某种忌讳的时候，通常就是这个样子——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你只能看见四十五个满头黑发的圆脑袋，因为学生们全都低下了头。早在一个星期之前，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一次。我们当时也针对种族主义进行了一场讨论，我很委婉地告诉学生，我觉得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哪儿都有，就连中国也存在。

“在我们中国，没有种族歧视或种族偏见，”温迪立马接过话头。看得出来，我的那句话冒犯了她。她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也是最爱国的学生之一。

“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我说道，“我们进涪陵城的时候，为什么老有人冲着我和亚当大喊大叫呢？”

“他们是在表示友好，”温迪说道，“他们想跟你们说说话，但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也不想那么粗鲁。”

“有时候，还有小孩子朝我们乱扔东西，”我回答道，“那可不是什么友好吧。”

“他们还只是孩子啊！”

“可他们的父母光顾着哈哈大笑，根本不阻拦他们，”我说道，“我并不是说这事有多么严重，我只不过认为种族主义和针对外国人的不好的行为不只是美国才有的问题。在中国，这些问题同样是需要改善的。”

学生们垂下脑袋，教室里出现了令人不快的安静场面。我这才意识到，我们不应该谈论这样的问题。于是，我很快把话题扯回到了《德西雷的儿子》和美国的种族主义上来。作为一名外籍教师，你得学会在学生们垂下脑袋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反应。此时，你多半也意识到了，中国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抨击的。不过，一个星期之后，我还是非常吃惊，我只是提到了鸦片战争，却碰到了同一根敏感的神经。

考虑到那学期先前的情况，我尤其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在学到《瑞普·范·温克尔》[2]的时候，无论涉及中国近期历史的任何问题，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敏感。我给他们布置了作业，要他们以中国的瑞普·范·温克尔为题，表演一个短剧，每一个小组都需要自编自演一个小故事，历史时期各不相同。一个小组描述了一个中国人，从1930年入睡，直到1950年方才醒来；另一个小组的人物从1948年一直睡到了1968年，等等。把这七个小组的作业放在一起，就算囊括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尤其好奇地想看看，分配到“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小组会怎样描述那一段痛苦的历史。

在他们表演的短剧中，扮演瑞普的学生名叫奥穆尔，这个学生表情严肃，蓄着短发，戴一副深度眼镜。只见他醒了过来，一脸不解的样子，几个穿着红卫兵服装的学生立马给他戴上了一顶纸糊的帽子。他们还在他的脖子上套了一个“走资派”的牌子，并把他的双手反剪到背后。他们极其粗野地让他当着全班学生的面下跪在地。几个红卫兵聚在一起，批斗过程开始了。

“为什么你不当红卫兵？”其中一个女生对着他喝问道。

“什么是红卫兵？”奥穆尔大惑不解地反问道。

“你知道什么是红卫兵！为什么你当了走资派？”

“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什么是走资派？我是瑞普·范·温克尔，我是给国民党当兵的，我可是忠心耿耿的军人啊。”

“你说啥子呢？”

“我是给国民党蒋介石当兵的，我一直对党国忠心耿耿。我家里很穷——”

“反革命！反革命！”

“我是瑞普·范·温克尔，我是——”

“闭嘴！”那女生大吼道，“现在让你尝尝坐飞机的厉害！”

两个学生强迫他全身站直，然后把他的双手往身后用力拉拽。其他学生一边来回走动，一边用勺子敲着铁质饭盒，一边大喊大叫。我坐在教室的后面观看，满心指望着傅主任不要碰巧从教室外边走过，并探进脑袋来一看究竟。我可不想给他解释，我们是如何从“瑞普·范·温克尔”发展到这一步的。

最奇怪的是，全班学生对此喜爱不已——到此为止，这个短剧最受大家的追捧，全班学生欢呼雀跃，高声叫喊着。我根本没有料到这一点。我本以为，学生们会表演得圆滑一些，以避开那一段不太光辉的历史，因为据我所知，好多学生的父母都在“文革”中吃过苦头。我在观看他们表演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似乎没有人感到沮丧，这部短剧跟《仲夏夜之梦》或者其他任何喜剧一样，令人捧腹不已。这跟中国作家鲁迅的话十分相似：“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不过，我的学生们的记性并不都是一味的坏。尽管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但他们对鸦片战争的敏感却异乎寻常。我知道，他们之所以如此敏感，我的外国人身份是原因之一。不过，他们眼里也有一定程度的时光倒转，跟他们父辈所经历的磨难相比，19世纪中叶的历史事件显得更为迫近、更无定论。中国的历史课本不大强调“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激进行为被邓小平的一句断言处理得滴水不漏，他说主席是七分正确三分错误。好像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数字，而且都有护身本领，可以把过去的事情简而化之。有时候，为了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会很淡然地提到，毛泽东是六点七分正确。听到这话的人无一例外都会立马纠正我的说法。这使得“文化大革命”显得极为遥远，不过是一堆统计数据而已：毛泽东一生的平均正确值。

相反，鸦片战争就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在学生头脑里的分量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重温那一段历史带来的耻辱，而香港回归就是一种救赎，会对他们的生活形成实实在在的影响。相比之下，1989年的学潮显得最为遥远，因为就我的学生而言，这些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枯燥乏味的军事训练，这便是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后果。尽管如此，我在四川教的有些学生还是非常具有爱国精神，他们会把香港回归看成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校园内的时光倒转就是这个样子。不过，随着我在涪陵城内待的时间越多，我开始逐渐认识到，对于被称作“老百姓”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大相径庭。每个星期，我会去南门山公园两三次，跟那位四十七岁的摄影师柯贤龙闲聊一阵。我对他的了解越多，就越对他的政治观点感到惊讶。他从来没有上过学，但他的有些想法非常有趣。有时候，他会谈起加强民主，增加其他党派的问题，这样的观点是我在校园里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又一次，我提到了香港这个话题，但他显得漠然置之——那跟他毫不沾边。

“香港要不是在英国手里管辖了这么多年，”他说道，“不会像今天这么富裕。如果还是在中国人手里管辖，肯定会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都会影响它的发展。它也会像其他东西那样，毁在我们的手里。”

在涪陵，我从未听到过有人把话题扯得这么远。我告诉他，我的学生肯定谁也不会同意他这样的观点。

“他们的看法当然跟我不同啦！”他带着讥讽的口吻说道，“他们知道个啥？他们还太嫩！他们还不了解这个社会的现实，他们还没有经验。”

“但就是我认识的年龄较大的老师也不会有你这样的观点啊。”

“当然不会！他们每周都要上政治课——只能是共产党说什么就信什么了。我们老百姓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在大学里面要学习的那些玩意儿，我们又不用学。”

我明白了，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他的长处正是得益于他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没有人教他怎么想问题，这样他就可以自由而清晰地思考了。

明白这个道理，无法让一个教师感到鼓舞。我越多想，就越对我的学生们受到的教育充满悲观情绪。在这样的地方从事教学工作，我开始日渐觉得矛盾重重。尤其令我烦恼的，是从秋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学生之间的关系几无改进。他们一如既往地心怀顺从和尊敬，对文学课的热情超乎寻常。我对诗歌满怀信心，不过，这样的信心自有它的限度。我相信，我不仅仅要教授文学课，还应该培养起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使我们之间能够坦诚地交流看法。我发现，尽管一开始存在着语言和文化这两个巨大的障碍，我和我的中文辅导老师之间正在形成这样的关系，而这一变化让人永生难忘，因为它让参与其中的人都付出了巨大的耐心和努力。当然，最大的付出是真诚，哪怕有时候这样的坦诚也夹杂着种种不快。

然而，我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距离这样的转变还差得很远。每当我提及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他们莫不生出重重防备之心。我据此认为，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中，大街上随意骚扰老外的中国人身份大过于外国老师面前的学生身份。并且，仍旧有许多场合，学生们会很不爽地低下他们的脑袋。这样的情形，我越来越不喜欢——全班学生个个都把脑袋埋了下去。只要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就会意识到，我正在教授的不是四十五个具有四十五种想法的个体。我是在教授一个群体，这样的时刻便是他们整个群体想法一致的时刻。这样的群体跟一堆围观的群众没有什么区别，哪怕他们在那里一言不发，被动消极。站在全班学生面前，我这个外国人常常感到十分孤立。

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开始让我觉得烦恼不已。我越来越觉得，我在涪陵受到了监视，尽管一时很难说清这个监视点位于何处。我给家人的书信总会有篡改的痕迹，我有时候收到的信件也有打开过的迹象。那年春天，我的父母给我邮寄了一份《纽约时报》的旅游版，因为里面有我撰写的一篇文章。可在邮寄途中，我的那篇文章被人小心翼翼地挖掉了。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那篇文章讲的是密西西比河的事情，唯一提到中国是我在文章结尾处的作者简介里，说我居住在涪陵。那之后不久，我用电脑软盘给父母亲寄去了一封长信。等他们收到软盘打开阅读的时候，其中一部分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X”。那是唯一有些敏感的部分，讲了我遇到的一件小事，说我受到了三个醉酒大学生的骚扰。其他则纹丝未动。出于好奇，我的父亲带着软盘去密苏里大学找到了一位计算机专家，他说这样的改动只能是人为篡改的结果。计算机软盘出错不可能形成那样的替换结果。

这些小插曲对我的骚扰并没有多严重，最主要的是，它们显得十分可悲。对一篇讲述密西西比河故事的文章也实行新闻审查，用意何在？谁有时间来阅读涪陵这样的地方居住的外籍教师寄出的信件？这样的精力难道不应该用来干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吗？

大学里的生活中也出现了监控迹象。1月份，成都附近一所大学的志愿者因为和出租车司机发生口角被带到了当地的公安局。志愿者明显理亏，因此后来被遣送回了美国。不过，在接受询问的过程中他得知，公安局把他在课堂上说过的有争议的话语全都记录在案。他说过的话全都摆在那里——关于资本主义的言论、关于毛泽东的言论，所有带有种种敏感性质的言论。他一直对中国在政治方面的种种限制行为不满，我则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踩过线。我还觉得，我自己关于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和鸦片战争的言论，以及我在班上说过的种种事情，可能都在涪陵的公安局有一份档案。

有些学生的职责就是把我上课的材料进行上报。他们极有可能是一些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有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学生。然而，他们还是把我说过的话记录在案了。每当上课的时候，我很难不想起这些事儿来。

上课的时候，最难做的事情是进行辩论，因为学生们的观点总是一致地相同。你只能想出像罗宾汉这样的外来事物，因为在这样的案例中，他们无法依赖他们曾经学到的那些东西。或多或少，这有点像是在哄他们，哄他们得出自己的观点来。秋季学期的时候，我用罗宾汉非常奏效，在春季学期，亚当用这个方法组织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

他上的文化课里，有一个单元要讲到人口问题。一天晚上，我们正坐在我公寓的阳台上喝着本地啤酒，我们想出了要讨论的主题。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绝不容许进行公开讨论的——没有人敢于公然违反——但我们可以自由讨论美国的政策啊。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的题目：美国是否也应该制定法律，一对夫妻限生一个孩子？

亚当在四个班上都进行了同样的教学，每一个班基本上都是平分秋色。其中的套路是这样的——赞成制定这项政策的通常是学生党员和掌权的学生，反对的一方则是那些靠边站的学生们。如果是在美国的课堂上，他们是不会被当做“边缘”群体的，但在涪陵的课堂上，他们被凸显出来——这都是些比较文静的学生，跟班上的政治组织多少有些脱节。

每一个班上，大家讨论到最后，都会在无意中演变成针对中国的辩论，而这正是我和亚当所想要看到的结果。在最后一个班的讨论活动中，随着争论演变得越来越激烈，其中一个叫做瑞贝卡的学生站了起来。

瑞贝卡是一个大三学生，但他选的这个英文名字却不咋地。他蓄着小平头，眼神倦怠。看得出来，他很有文化，但也很懒惰，考试经常不及格。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跟其他学生交流过。在辩论的过程中，他的立场是反对美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很快，他就阐明了他的观点。

“跟我们中国相比，”他清晰明了地说道，“美国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权利，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他们非常关注人的权利。美国人绝不会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政策妨碍了他们的自由。”

说完，他就坐下了。教室里弥漫着一阵怒气冲冲的交头接耳。那一刻，跟他们无数次尴尬地埋着头的情形极为相似。不过，有学生随即反驳了瑞贝卡的观点，这样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再也没有人进行过类似的评论。

第二天，我上完文学课，瑞贝卡跟着我来到了走廊上。他问我，可不可以借他一本杂志看看，我于是让他跟我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存放着“美中友好志愿者”送来的一大摞过期的《新闻周刊》。

我们走到楼梯上的时候，瑞贝卡又说话了。“我猜你一定注意到了，中国人的自由不及美国人，”他说道。我们周围全是学生，他们大多能说英语。亚当跟我讲起过昨天的课堂辩论。我想，这个年轻人头脑里此刻想到的一定还是那回事儿吧。

“去办公室吧，”我说道，“办公室有很多杂志。”

我让办公室的门半掩着。走廊上非常吵闹，人们很难听到我们的说话声。我想过，瑞贝卡的名声早已传了出去。如果把门关上，肯定会让人起疑。可他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他坐下来，直视着我。

“我总在想，中国有很多问题，”他说道，“中国没有足够的自由。我觉得你们美国的自由更多一些。”

那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学生说起这样的话来，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想，我应该同意你的看法，”我缓慢地说道。

他的英语不太好，得一边说话，一边想词。停了一下，他又说道：“我很羡慕你们美国人的自由。”

“但有些人觉得美国人的自由太多了，”我说道，“因此，美国才有那么多的犯罪现象。人们可以自由地拥有枪支，他们可以自由地拥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

“我觉得，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说道，“多数美国人过得非常好，经济发展得也很好。因为有很大的自由嘛。”

“我认为你们班上的学生多半不会同意你的观点。”

“对！”他几乎是在大喊大叫了，“他们跟我不同。可他们却说我跟他们不是同类，有时候，他们还说我是‘新人’。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哦，”我说道，“我想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觉得你也应该注意点。”

“有时候，我也害怕，”他说道，“我总担心我有想法却说不出来。”走廊上的学生逐渐少了起来，吵闹声也小了下来，我心里面想的是：你为什么还要如此地高谈阔论？不过，他很明显是鼓了好久的劲才要跟我进行这一场对话。他毫无顾忌地直视着我，语气平缓地继续交谈着。

“我不喜欢这所学校，”他说道，“我不喜欢各种各样的纪律，我不赞成其他学生的观点，我不喜欢中国的各种规章制度。”

“今后也许会有所改观吧，”我说道，“我想，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小小的变化。”

“在中国什么变化都太慢了，”他说道，“我好想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可以拥有你们那样的自由。”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我没有说出来。“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变化很快，”我说道，“几年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已经大变样了。一周前，我读过这样的文章。”

“你喜欢在中国的生活吗？”他问道。

“是的，”我回答道，“不过，我可能不会有你们遇到的那些问题。有时候，我也讨厌这样的制度，但那对我的影响不大。别的很多事情我还是很喜欢的。”

“如果我是你的话，”他说道，“我绝不会喜欢这个地方。我会待在美国。”

他就说了这么多。他站起身来，点头道过再见，就走了出去。出去的时候，他替我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把他刚才说过的话想了一下。他是唯一近似异己分子的学生。我回想起来，在我来到涪陵之前，我曾经想象过他们都是什么样子。我一直以为，他们应该是些有头有脸的角色——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1989年的时候，也许真就是那么回事；在大点的城市，现在也许仍然还像那么回事；但在涪陵，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最好的几个学生——索迪、琳达、阿姆斯特朗、奥莫尔，也就是有魅力、有知识、有远见、有勇气的那些人——很早就被吸收入了党。如果你有能力，你就可以玩转各种制度；入党对职业发展十分有利。不管怎么说，学生们好像全都觉得，以他们受到教育的几种有限的方式体现出爱国精神，总归是件好事情。我想象中的异己分子在涪陵没有现实土壤。

只有一个瑞贝卡——他是唯一的一个，可他是个失败者。他的学习成绩不好，社交能力也不强。他没有几个朋友。他还取了个女生的名字。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他游离开，而他那些酸溜溜的想法无疑使他离党的路线越来越远。如果中国的将来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也很难想象会有瑞贝卡这样的人物崭露头角。或者说，就因为这样的原因，会从我的其他学生中间崭露头角。我再一次意识到，大的变化一定会首先发生在北京、上海。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才会投射到涪陵这样的地方来，就像以往无数次的情形那样。

之后，瑞贝卡再也没有公开地谈论过这个话题。不过，有好几次，我借给他杂志的时候，他依然向我表示了感谢。期末考试的时候，我给他的分数打高了一些。一方面，我佩服他的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我为他感到遗憾。

6月中旬，鼻窦炎扩展到我的右耳，损伤了耳膜。这事来得很快——下午的时候，我先是感到耳朵里的压力在增加，到吃晚饭的时候，我感到十分疼痛，很快就疼痛难忍了。我整个脑袋的右半部因此悸痛不已，但我除了等着陡增的压力压破耳膜，别无他法。

我根本睡不着觉，疼痛还使我无法集中精力进行阅读。镇痛剂一点用也没有。后来，我只得坐在沙发上，看起电视来。有一档音乐节目，正在播放综合性歌舞表演，我于是看了一会。接下来，几个上着浓妆的小孩子跳起舞蹈，翻起了筋斗。电视上总会播放这样的节目——中国人十分喜欢孩子。大白天，无论何时，你总能找到这个频道，一大群小孩子面带笑容，在舞台上上蹿下跳。

又过了一阵，就只剩下一个台了。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放了一部跟鸦片战争有关的电影。我的耳痛越来越厉害。忍受着剧痛，却又有意地加重了疼痛。我一边看着电影，一边拿笔记下其中的对白：“这些外国人真是贪得无厌”；“这些条约不仅带有歧视性，而且不平等”；“但是，这些外国人居心不良”；“外国人为了私利才来侵略我们”；“外国人欲壑难填”；“实话讲，我们可以吓唬吓唬那些外国人”；“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傲慢？”

其中的外国人是英国佬，电影演到最后，他们劫掠了颐和园。在一场拍卖会上，一个相貌丑陋的红脸膛英国佬扬起手中的卷轴，叫道：“这一幅是最古老的中国画，”他开价一英镑，但没有人应价。拍卖会后，他们放火烧毁了颐和园。

电影演到午夜一点才结束，就什么节目也没有了。我走出公寓，到校园里转悠了一阵子。跟观看鸦片战争有关的电影节目相比，散步更能转移疼痛。外面的气温非常适宜，十分安静，星星在白山坪的顶上闪烁着。我知道，那还不是我在中国生活体验的最高点。不过，那一晚的夜色令人愉悦，走一趟很值。

一个小时后，我终于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我的耳膜破了，枕头上满是血迹。不过，我的头再也不疼了，我才得以长途旅行返回位于成都的“美中友好志愿者”总部——先是坐了三个小时的快船，接着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我去看了医疗官，医疗官对我的耳朵做了一番清洗。然后，我休息了五天，时不时到成都人民公园的茶馆去坐一坐。身体有所恢复之后，我回到了涪陵准备期末工作。后果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除了连续不断的嗡嗡声，我的右耳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有一阵子，这样的嗡嗡声十分讨厌，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样的嗡嗡声总比连续不断的喇叭声好多了。如果你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半聋不哑的话，最好选在涪陵。

6月30日这天，学校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取消了所有的课程。倒计时牌被移到了路边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学生宿舍的楼上飘着彩色的旗帜。教学楼的楼道上装饰了彩灯和灯笼。

我的课程已经结束。亚当早就离校了。两天之后，等批改完了试卷，我也要离开学校。

四点钟，全体学生列队进入自己的教室，等着收看电视节目。特别节目将会转播至次日凌晨两点，学生们要连续不断地收看十个小时的电视节目。他们显得十分兴奋，教学楼里充满了欢笑声。

九点钟，涪陵城的上空响起了焰火声，学生们一窝蜂地叫嚷着挤到了走廊里来观看。乌江的水面映出五颜六色的颜色，峡谷里回响着啪啪的礼炮声。涪陵所有的东西都被点亮了——商店、公寓楼的窗户、长长的沿江路——依山而建的整座城市看上去就像在熊熊燃烧似的。

校园里有几帮小孩子正在闲逛，每当遇到节假日，他们总会这么做，其中几个男孩子跑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我正在批改试卷，领头的小孩子名叫王雪松，他今年八岁，住在我的对面。我在涪陵稍微值得记忆的交谈之一，是有一次我问王雪松，中国的敌人有哪些。

“英国，”他迅即回答道。

“为什么？”

“因为鸦片战争嘛，他们从我们中国手里窃取了香港。”

我问他，除了英国，中国还有没有别的敌人，他立马又回答道。

“日本，因为他们搞了南京大屠杀。”

“还有没有别的呢？”

“葡萄牙。”

我问他为什么，这一次，他想了一下。

“因为他们窃取了广州。”

我没有在意他那错误的答案，因为我猜想他其实是想说澳门。我又问了他一个问题。

“中国的朋友有哪些呢？”

他皱起眉头，歪着脑袋。“不知道，”他只好耸耸肩，这样回答道。

就在香港回归之夜，王雪松连同其他几个小孩在我的办公室里上蹿下跳，唧唧喳喳地打闹着。我先把放在一边的几枚外国邮票给了他们，接着就谈起了香港。我告诉他们，我在英国住过两年，这似乎让他们敬仰不已——我终于捱过了这一关。

十一点半，我教的几个一年级新生来到办公室找我聊天。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我最喜欢的学生——一年级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羞得要命，可他们热情高涨，我们的课堂总是充满了生气。跟他们在一起，没有跟三年级学生在一起那么感到隔阂，或许是因为他们尚处于一年级，水平较低，而我对他们的期望值也还不高。当三年级的学生们学到莎士比亚作品的时候，他们学得很好，我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好像老是无法接受给他们上课的老师是个老外这一简单的事实。

我给这些一年级学生取了英文名字，这尤其激起了他们的兴趣。有些学生的名字是根据我的朋友或家人的姓氏来取的。我让他们进行小组练习的时候，常常把亲戚朋友们放在了一块儿。我的妹妹安吉拉可能会和我的祖母多利亚一起配合学习，而我另一个妹妹艾米可能会跟她自己的孩子——康诺尔、海蒂——一起合作。其他的名字也是我喜欢的：帕克、安菲尼、米兰达、拉托亚、爱丽儿、麦克·D、奥菲利亚，MCA。这样一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小组——跟涪陵的其他标准分班模式大相径庭，他们的做法使学生们所具有的背景和想法极为相近。无可避免的是，叫做拉托亚和奥菲利亚的学生对什么东西都会有迥然相异的观点，或者说那至少是我的奇思妙想，因为多样化正是美国的特质，而我一直十分怀念这样的特质。尤其奇怪的是，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是同一种族。整整一年之内，我没有看到过一个黑人。可在我教的一年级的班上，我至少有两个学生：拉托亚和安菲尼，两个差得要命的学生。多数情况下，我喜欢一开始上课就点名，把那些既新奇又熟悉的名字叫上一遍。

今天晚上，他们全都精疲力竭了——他们仿佛是一群群孩子得到了许可，可以熬到深夜。在极其兴奋的状态下，他们只坚持到晚饭时分，就一个个显得疲惫不堪了。爱丽儿的眼里充满了倦意，她告诉我，她试着回过宿舍，可大门给上了锁。香港回归之前，谁也不许睡觉。

午夜前十分钟，我走进了其中的一间电视室。灯全都关了，大约一百个学生观看着一个小小的屏幕。我搜寻着瑞贝卡，看见他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电视机发出的光线映照到他的眼镜上，发出了蓝色的反光。

数日以来，香港大雨滂沱。但庆典仪式照常进行，一如我们观看的电视屏幕一角那个倒计时时钟稳步地跳动着。当江泽民主席出场的时候，学生们发出了欢呼声。他们一看见中国的国旗就鼓起掌来。他们嘲笑着查尔斯王子，嘲笑着从台上走过的穿苏格兰裙的英国旗手。午夜钟声敲响，中国的红旗升起、国歌奏响的时候，学生们尖声叫喊着，教学楼也响起了庆贺回归的电铃声。

午夜之后，转播了几个讲话，江泽民承诺，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和人权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香港仍旧下着大雨。我听了几分钟就离开了。回到公寓的路上，我抄近路穿过了门球场，几对学生情侣们正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庆贺。他们趁着夜色，躲在树荫里亲热。

[1] 凯特·肖邦（Kate Chopin， 1851—1904）：美国短篇小说家，代表作有《故障》、《支流人》、《阿卡迪一夜》、《一双丝袜》、《觉醒》、《德西雷的儿子》等。

[2] 美国早期著名作家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

第七章 暑假

延安看上去好像一场大雨就可以把它冲走似的。这座小城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黄色沙尘，城边那些斑驳的山坡上满布着半圆形的窑洞。在延安的郊区，人们仍旧居住在窑洞里，但很多穴居者还是喜欢显山露水。有的窑洞已经用上了电视机、电冰箱、卡拉OK。在延安以北的村子里，学校的校舍和政府的办公室都修建在这样干燥的黄土坡上。在这片夏季酷热难当、冬季寒冷难耐的土地上，这样的生活方式简朴而实际。

在中国的北方，在这样的乡间地区，到处一片荒芜，生活十分艰辛，风景却也出奇地美丽。在四川生活了一年之后，这样的地方正是我所向往的，跟涪陵那些绿油油的梯状稻田和浑浊的江河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显得迥然相异。延安的空气十分干燥，湛蓝的天空下，延绵着尘土覆盖的群山。

那个暑假，我很空闲。“美中友好志愿者”出资让我们到西安学习一个月的汉语，但要两星期之后才开课，我于是溜达到了陕北地区。从几个方面来说，这一地区都算得上是现代中国的核心——至少是政治的核心，因为1935年时万里长征就是在这里结束的。从一到达涪陵开始，我就听说过长征和延安岁月，我因此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抗击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者的过程中，陕北曾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历史资料上我还了解到，这里的土质脆弱只是个假象。这一地区的大小山峦见识过的何止是狂风暴雨，但它们至今依然挺立着。

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入口处有一条标语：“庆祝香港回归，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为了参观博物馆内的陈列品，我花了十元钱。毛泽东的坐骑被做成了充塞类展品，跟他用过的弯刀和鞍子陈列在一起。还有一首毛体特征明显的手书战争诗歌作品，几幅关键的战役地图，以及在延安生活过的重要革命家们的一些照片。游客不多见。那匹嵌着玻璃眼珠的坐骑名叫小青马，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显得有点不在状态。

看着这匹马，我想起了毛泽东到延安时与之结婚的江青，而我也反应过来，有关她的照片，我一张都没有看到。我又回到纪念馆的入口处，一个检票员正在织毛衣。

“毛主席不是在这里认识江青的吗？”我问道。

“是呀，”那位工作人员回答道。

“有没有她的照片呢？”

“没有‘四人帮’的照片，”她干脆地回答道，然后继续织起毛衣来。

枣园公园同样如此，这里曾经是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们的家。刘少奇住过的窑洞里挂着他和他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曾经居住的窑洞里也挂着他和他夫人的照片，但在毛泽东居住过的窑洞里，江青曾经生活过的踪迹已经荡然无存。江青的历史错综复杂，所有有关她的记忆已经全都被抹掉了，窑洞里剩下的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个澡盆、一个书架，以及铺地的石板。窑洞门前，游客们可以穿上共产党人在战时穿着的那种灰布制服，拍下自己的照片。十几岁的小女孩们跨上战马，挥舞着手枪，嘴里发出咯咯的笑声。

我认识了西安铁路局一位四十多岁的机修工，他说他带女儿来这里了解一下革命。他的女儿八岁，梳着辫子，穿着印有香港回归标志的塑料凉鞋。“中国的这些年轻人啊，不了解革命，”她的父亲说道，“我们那一代人很了解啊，所以我带她来这儿了解了解中国的历史。”

他问我，美国人怎么看待这一段革命的历史。我告诉他，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这是最安全的回答方式。如果某个外国人说他们对中国不甚了解，中国人听了总会比较高兴。我和这位机修工聊了一会儿。接着，为了很有礼节地表示我们的闲聊即将结束，他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们两个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我们现在成了朋友。”

“对，”我回答道，“我们可以忘掉过去存在的问题和麻烦。”在涪陵和延安这样的小地方，我总是以那样的答语来结束我的即兴闲谈。人们好像老是觉得有必要对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做一番总结陈词，似乎这样才会使我们刚刚进行的闲谈显得根基牢固。一般而言，这样的人是第一次跟一个美国人说话，这使得我们的交流带上了历史性时刻的意味。在中国的偏僻之地，能够以这种方式打发时间，我非常喜欢——每一次即兴闲谈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的谈兴正浓，于是，我在公园的入口处找了个凳子坐下来。几分钟之后，一个老人看见了我，便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他告诉我，他是个退伍军人，当过延安红军。当我告诉他我是个美国人的时候，他笑了笑。

“感谢你们美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帮助过我们，”他说道。因为自己的国家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而得到别人的感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尤其喜欢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对着这位老人，我把曾经用来回答出租车司机的答语又重复了一遍。

“没关系，”我回答道。

此时，几个人围拢过来，因为看见我这个外国人，大家的脸上都充满了好奇的表情。我跟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交谈起来，她告诉我，她来这里参观的原因，是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颇感兴趣。我问她，如果革命失败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那今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她回答道。

“那又会怎么样呢？”

“中国会是另一种模样。”

“怎么讲？”

“可能就像台湾，”她说道，“就像美国。”

“那两个地方怎么样？”

“经济很发达，但——”一下子，她从说中文转而说起结结巴巴的英语来，因为她的记忆里有一个曾经学到过的句子——“但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新的经济政策怎么样？你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吗？”

“当然了，大家都支持嘛。”

“有没有想过贫富差距？会不会越来越大呢？”

“有些人会富裕起来，”她回答道，“比如，科学家和商人。但为了发展经济，这是必需的，尽管其他人可能会改善得慢一些，但他们总是会得到改善的。”

我们又交流了几分钟。她问我，大多数美国人是不是真不了解中国，我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案。在当做神龛一样供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曾经居住过的窑洞门前，竟然可以听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垂滴说”[1]，要了解这样的国家到底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我只字未提。走出纪念馆的路上，我看到了一排排的纪念品摊点，出售的有毛泽东挂像、共产党的历史书籍、仿冒玉石、衣饰挂件、项链、雕像、手镯、邮票、鼓锣铙钹、美食小吃。一套香港回归纪念币售价三百二十元。我往外走的时候，小摊小贩们冲我叫卖起来。

那天晚上，几个警察在午夜之后闯入了我的房间。那家廉价旅馆靠近火车站，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几个警察闯了进来。

事先没有任何提示。我从里面反锁了房门，但警察从服务员那里取来了一把钥匙，一进入房间就打开了电灯。等我坐起身来的时候，床边已经围了五个警察，这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儿吗？”我反复地这样追问着，可他们只是用眼睛瞪着我。“有什么事儿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就这样充耳不闻，只是拿眼睛盯着我。末了，其中一个警察终于开了口。

“我们想看看你的护照，”他说道。

我战战兢兢地取下装钱的腰带，取出护照递给了他。他翻开护照，对着首页上我那张照片看了看。然后，他又慢慢地翻到第二页端详了一阵。那一页上面，除了照片纸张特有的彩色水印，什么东西也没有，但其他几个警察也凑了过来想一看究竟。那个警察又翻到了第三页，那是个空白的彩色页面，可他还是对着它端详了一小会儿。

我的头脑终于清醒过来了，这时我才看清楚，他们几个显得那么稚嫩——几个精瘦的小伙子穿着松垮垮的制服。他们略显羞涩地看着我。我翻到签有中国签证的那一页指给他们看，这倒有些中他们的意，因为那一页是他们看得懂的。他们翻了翻其余的页面，随后微笑着把护照还给了我。

“没问题了吧？”我问道。

“没问题，”其中一个人回答道。可他们仍旧直视着坐在床上的我。沉默了好一阵子。

“那么，”我说道，“我感觉有点累了，我该睡觉了。再见。”

“再见，”他们立刻接过了话头。他们又盯着我看了一眼，终于走了出去。我锁上房门，继续睡觉。

我实在没有恰当的理由去榆林，还花了我十个小时。出行指南对此只字未提，只说外国人仅限在两家昂贵的宾馆下榻。榆林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位于陕西省的最北端，跟内蒙古交界。正是冲着这一点，我决定去那里看看。

出了延安往北，充满绿意的乡村点缀在狭小的沟谷中，修建着窑洞民居，显得更加荒凉。顺着道路流淌的一条小溪几近干涸，在骄阳的炙烤之下，所有的生活都集中在了这条苟延残喘的溪水里：农民们挑着水桶来到这里，妇女们在这里洗着衣物，赤身裸体的男孩们在绿莹莹的浅水塘里游泳。河岸上很高的地方是一台一台的庄稼地，树立着几块尘土覆盖的大字标语：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里也看得见人影，已经很能说明中国的问题。而在这样的蛮荒之地依然标称着控制人口数量，其中的深意更叫人回味。

五个小时之后，我终于看够了。那天极其炎热，空中沙尘弥漫，道路正在修建，破旧的公共汽车里人头攒动。可除了耐着性子，我无事可干。实际上，我在中国出门搭乘的每一辆公共汽车似乎都达到了这样的极限——我起码需要双倍的忍耐才行。我知道，我回来的时候还得再经历一次；而到了榆林，我只能花上一笔不菲的钱，去住允许外国人下榻的三星级宾馆。想到这一切，我真希望自己没有来。

我到达的时候，太阳刚刚落山。我在汽车站的边上找到了一家便宜旅馆。我的出行指南上说，这里仅限中国人入住，但我寻思着，试一试也不会损失什么。我走进旅馆的时候，里面的服务员十分诧异地盯着我看了看。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摆着手，示意我退出去。

“我会说中文，”我这样说道。听到这句话，惊得她的眼睛瞪得更圆了些。过了一阵，她才回过神来，问我要做什么。

“我想住旅馆。”

“外国人不能住这里，”她说道，“你到别的旅馆去住吧。”可她的诧异劲还没有消退，依然彬彬有礼，当大多数服务员无法答应你什么要求的时候，他们总是这个样子。这倒让我想到了一个法子。

“这条规定已经改了，”我说道，“外国人可以跟中国人住同样的旅馆。”

她的双眼不再圆睁，可她依旧只是在听我说话。我取出我的中文教材，翻到词汇表照着念了起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修改了有关规定，”我念到，“刚刚在北京修改的。你没听到过？至少对老师来说，这样的规定已经修改了。外籍教师可以跟中国人住同样的旅馆，因为我们在中国工作，跟中国人拿的是一样的工资。看见没，这是我的工作证。”

我让她看了我的红色工作证、浅绿色外国人居留证、深绿色外国专家证和蓝色的美国护照。那一摞花花绿绿的证件堆成了一堆，服务员慢慢地翻看着，既充满了敬畏，又有些受宠若惊。中国人对于官方文件具有一种痴迷之情，他们常常会盯着身份证件上我那张洋鬼子黑白照片一看究竟。一份一份地，她仔细察看着，随后才递给我一张登记表，给我开了一间十几元一晚的房间。那之后的暑假生活中，我总会时不时地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几个字眼。当别的法子都不奏效的时候，这成了极为有效的一种招数。后来，我终于领会了我在中文课上记住的这些政治术语的真谛。

次日一早，我乘一辆出租车来到了榆林的北边，有一段长城在这里的一片沙漠中间蜿蜒穿过。游客很少到这里来游览长城，因为这一段长城没有修复，而且陕北的道路非常难走。我的出行指南里没有提到这里有长城，但我有一份这个省份的中文地图，那上面清晰地标示出这里有一段长城废墟。

出租车带着我来到了一座巨大的明代要塞，距离市中心有八九公里远，榆林市有灌溉系统的庄稼地到此结束，再过去就是片大沙漠。站在要塞最高处的一个塔尖上，可以北望数公里远。一片荒凉之上，间或会有一丝绿意，有流水从中穿过——要么是一排树，要么是一块孤零的水田——但主要是沙地、褐色浅丘、空寂而无言的苍穹。上午九点钟的时候，太阳已经非常炙热了。我凝望着空寂的大地，眺望着远方低矮的地平线，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修建一段长城。即便这里根本没有来自蒙古人的威胁，光是对这片单调乏味的土地的恐惧感也会让人想到要修建一点什么东西才行。

这道城墙在沙漠里往东西两个方向延伸着。往西，一直延伸到了甘肃北部大山深处的嘉峪关。往东，一道道废墟延伸到了黄海之滨的山海关。这两个关隘之间的距离可能长达二万四千公里，而榆林正好是它们之间的一个中点。不过，没有人对长城做过完整的测量，也就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长度。站在沙漠之中的这座要塞之上，看着黄沙覆盖的群山上腾腾升起的热浪，我决定朝着大海的方向走一走。我紧了紧靴子，顺着长城废墟往东走了出去。

大部分废墟是一道道九十多厘米高的夯土埂子，早已遭到了大风和沙尘的侵蚀。每隔两百米远，我就会经过一个废弃的信号塔——这一堆六米多高的泥土几成齑粉，毫无用处地耸立在骄阳之下。顺着长城废墟，我穿过一个砖瓦厂，跨过一条灌溉渠，又穿过了一片玉米地。一个沙丘吞噬了这道土埂子，我绕过沙丘，终于又看到了远处耸立着的另一个信号塔。边上种着一片杨树，在陕北的骄阳之下，这些树显得干瘦而无精打采。一片三十多厘米高的沙丘又吞噬了万里长城，再过去，孤寂的沙漠在水平方向上伸展得更遥远了。

这里的土地支离破碎，缀满补丁，绿色的玉米地和成排的杨树显示出劳动的艰苦。面对这绵绵的沙丘和了无生气的褐色地平线，这样的艰苦劳动显得有些劳而无功。同样，废弃的长城说明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劳而无功，明代统治者为抵抗外敌而修建了这些要塞，可如果采用外交的手段，这样的外来者处理起来要容易得多。这个东西的尺寸——既小得可怜，又大得惊人；我一脚就能轻易跨过，可它又长达两万多公里——全都在显示着，一旦出错，中国人可以走多远。

不过，同样很有中国特色的是，尽管这道城墙当初是个败招，现在却极有价值。它已然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符号，举国荣耀，没有人想到蕴含其中的负效应，如孤立主义、固执己见。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之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爱我中华》是一首糟糕的歌曲，令人大倒胃口，但它跟电视台上播出的许许多多低劣音乐节目一样，有着要命的吸引力——我常常要耐着性子才能看到它的结尾。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着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地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

电视上似乎总有类似的东西——实际上，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你总能找到一个频道，正在讲述某个快乐的少数民族，经常是藏族同胞。这样的娱乐节目让我觉得十分虚假，至少在我次年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是这样感觉的。回到密苏里之后，我到一所公立小学上一些辅导课程，学校的孩子们为了庆祝感恩节，讲了一些传统故事，说美国早期的清教徒和印第安人建立了怎样牢固的友谊。我由此意识到，这样的荒诞故事正是联结美国和中国的一种纽带——两个国家都有些骄傲自大，把自己曾经的惨败扭曲成了骄傲的资本。一想到这里，我就回忆起来，我在美国的电视荧屏上看见印第安人跳舞的次数比这还要多得多。

不过，正如感恩节那样，万里长城也早已超越了它当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现在仅仅意味着伟大。针对它所作的很多描述——说它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说从太空中也能够看见它——从常识上来说都有点不太靠谱，但这样的事实无关紧要。哪怕是它所喻示的中国人的孤立主义也已经没有任何说服力了，因为每一个外国政要都会被带到北京附近的长城做一番参观，每一个外国游客都可以随意参观。它已经变成了新兴的开放中国主要的胜景，它与其说是一道城墙，还不如说是一座桥梁，它让外来者仅凭着一道令人叹服的景观就领略到了中国的无尚荣耀。非但没把蛮夷之族阻隔在外，反而确保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会带着某种崇敬之情看待这个国家。这样一来，这个建筑工程再也不是什么浪费。虽然时间又过去了五百年，但中国人最终发挥了长城的用途。同样，我知道这些散布在沙丘之间、被辛勤耕耘过的玉米地也不会劳而无功。不管怎么说，它们都会熬出头的。

我沿着城墙往东走了一个小时。有时候，我踩在城墙之上，泥土在我的脚下碎成了粉末。我又经过了一片杨树林，惊起一只野鸡，它扑棱棱地钻进了灌木丛中。蜥蜴在沙地上到处乱蹿。我带来的水用光了，接着便回到了那座要塞。

来到榆林之后，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在中国的日子算是渡过了难关。作为一个外国人，要在涪陵这样的地方生活绝非易事。那里的种种压力令人心力交瘁——别人对我无关宏旨的关注、老是冲着我戏谑性地大喊大叫、我极力挣扎着要弄明白一个外国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不过，这样的骚扰也有另外一面，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总会有些好奇和迷恋，一旦交谈起来，他们往往比一般人对我要好得多。这一点跟美国很不一样。在美国，你当然不可能因为某个人长得有些古怪就冲着他大吼大叫。不过，你也不会撇下自己的正事儿去跟他闲聊一番，或者向他展现你的善意。

早在春季，我已经体会到，这其中的益处开始多过难处，而这主要跟我不断培养的耐心和信任有关。我得允许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有某个人朝我走了过来，我会跟他做一番交谈；如果有人向我发出邀请，我基本上都会接受。我不会期望能够控制所有的形势，我也不能老是怀疑别人的用意，而事实上他们的用意无一例外都很好。以外国人的身份生活在这里，就要求你具备某种被动性，但我从来也不是一个被动的人。那个春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让自己逐渐地适应这样的角色。到了榆林，我终于觉得那样的做法很正确——我终于认可了一点，只要我顺其自然，事情总也错不了。

时间是关键因素之一，而我在中国有的是这个东西。在涪陵，即便在我教学最忙碌的日子里，我也总会有大把的闲暇时光，因为在美国占据我时间的那些东西——家人、朋友、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统统溜走了。我上不了因特网，也打不了电话找人聊天。我倒是可以写信，可邮政的速度太慢，要交流什么几乎不可能。第一年的那个秋期，我的大妹妹生了个女儿，可我竟然在三个星期之后才得知这一消息。

这么多的闲暇时光本可能会令人不知所措，但也可能让人觉得极为洒脱。无数个下午，我什么事情也不做，只是手拿一张报纸，坐在某个茶馆里，无论谁过来，都和他交谈一番。这也成了我旅途中的一种惯例，每新到一个城市，我都会找一个公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然后坐下来读点什么，直到某个当地人愿意停下脚步跟我闲聊一番。

沿着城墙走了一阵，我在一处明代要塞的阴凉处坐下来，写起了日记。几分钟之后，三个年轻的妇女停下脚步，问我来自何方，我们便闲聊了一阵子。她们几个原来是中学同学，现在正赶回城里参加一次聚会。她们的另一位同学和她的丈夫就在这条路上开了一家餐馆，她们便邀请我和她们一起去吃午饭。当地的特色菜肴是用猪肚做成的，我们一边吃着，一边喝起了榆林产的啤酒。

她们全都搞不懂，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大老远地来到榆林。我随后告诉她们，我一直生活在四川。在她们看来，这一点颇能说明问题。

“四川人好狡猾啊。那儿的女人名声不好哦。”

“四川人没有我们陕西人这么有文化。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呢？”

“你到过西安吗？那是我们陕西的省会，也是中国的古都。所以我们说的话比四川人说的话好懂吧，因为我们这里的方言曾经是全国的标准话呀。北京的普通话跟我们这里说的话很相近呢。四川人说话的腔调才难听哦。”

她们对于方言的看法非常正确——在陕西旅游，就好像是搬开了压在我胸中的一块语言巨石。对于她们的其他观点，我倒是不敢全信，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总是对其他地方的人抱着一种强烈的偏见。在我离开涪陵之前，廖老师就给我详细地介绍了一下陕西的情况。

“我好想去西安看一看啊，”她叹息道，“你可以去看看兵马俑、始皇陵、碑林。你很幸运啊。不过，北方人跟我们南方人可不一样。你知道，他们块头很大，因为他们吃的是小麦而不是大米。那里的女子也没有我们四川的女子长得漂亮。因为那里的光照很厉害，风沙太大。北方女人的皮肤很不好。”

听着这几个陕西女子批评四川人，让我想起了廖老师曾经跟我说过的那些话。我琢磨着，作为一个听话的好学生，我只有提一提北方人的不足才算是对的。

“在四川的时候，”我对这几个女子说道，“有朋友对我说，南方比北方好，因为那边的气候要好一些。他们说，北方人皮肤不好，就是因为日照太厉害。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对不对，但他们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听了我这一番话，她们谁也没有感到惊讶。很明显，她们之前早就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也早就知道该怎么反驳了。“这种说法对北方多数地方来说是正确的，”几个女子中间最健谈的王玉梅表示了认可，“但榆林不一样，因为我们这里的水不一样。我们这里的水很好很好！我们喝的水从地下很深的地方抽上来，有人说，就因我们喝了这样的水，我们这里的女子长得很漂亮。所以，就算这里的日照很厉害，我们的皮肤也很好。看——我的皮肤一点也不黑。”

我得承认，那也正确——王玉梅的皮肤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在想，要是你能够想方设法把榆林的井水抽起来输送到涪陵去的话，涪陵的女子毫无疑问会变成全国——也许乃至全世界吧——最漂亮的女子，因为这里有山有江，还有来自沙漠小城的深井水。

午饭之后，我们来到了街对面的一处佛教寺庙，几个女子中间唯一未婚的郭小琴要算算命。我们走进寺庙的时候，其中的大师正在跟一个年轻人大声争执着。那位大师给年轻人算了个歹命，年轻人便拒绝捐出利是。争到最后，年轻人把寺庙里的东西给打翻了，那位大师则把他揍了几下。那位大师六十多岁，站在院子中间，正在挥舞着拳头。年轻人嘴里还在骂着下流话，跟他来的朋友好不容易才拉住了他。天气非常炎热，我和几个女子坐在厢房的阴凉处，等着那一场争执结束。

就公共场所的争吵而言，一般会由两幕构成。年轻人的朋友把他拉出了院子，但他挣脱之后又闯回到寺庙来，跟那位大师足足又吵闹了五分钟。看得出来，年轻人无疑并不想伤害那位大师，但要改变他的命运的确也为时已晚。他不过是为了争争面子而已，他的朋友笑着把他拉出了庙门。等他们走后，我们又等了一会儿，一直等到他的叫骂声在远处变得越来越小。十分明确，不会有第三幕了。我在涪陵看见的有些争吵幕数太多太多，就连棒棒军们都会感到十分厌烦，会各自溜之大吉。

来这间寺庙算命，那一场吵闹的确不是什么吉兆。但二十六岁的郭小琴明显地觉得时间是个大问题，她因此还是决定要等下去。那位大师让自己镇定下来之后，嘴里念叨了一番，就让郭小琴在神坛跟前磕上三个头。磕头的时候，他敲了一下铜锣，然后给了她一个装满木签的圆筒。她摇动圆筒，直到其中一根木签子掉了出来。那位大师看了看木签上的编号，就推起了命理。他说，她很快就会嫁人，可能就在年内吧，这让每个人都松了口大气。王玉梅给了大师十元钱。他微笑着送走了我们。

顺着那条路，我们来到了红崖峡。这里的砂石崖壁上修筑着几座道观和佛寺，其中有的历史在一千三百年以上。峡谷之中，流淌着一条清澈的河流，两边都是砂石河岸。我们脱了鞋，在浅水区涉水而行，然后找了个阴凉处坐下来。河对岸，五六个年轻的农民正在进行野炊。那是一群二十多岁的男男女女。吃过午餐，他们到河里玩水，男人们在峡谷里来来回回地追逐着几个女人，而几个女人则发出一阵阵尖叫声。

“你们国家也这样吗？”王玉梅问道。我竭力地去想象我跟美国的朋友也来这么一场聚会，并随便找个外国人跟他待上一天——纯粹出于好奇，出于善意——会怎么样。

“不，”我回答道，“跟我们国家很不一样。”

我不想离开榆林。我住的旅馆不错，尽管白天天气炎热，但夜晚总有沙漠的凉意，根本没有睡不着觉的问题。清晨非常愉悦。每天，我都起得很早，然后会观看着主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流景象。老头们清扫着自己的店门，女人们拖着送奶车沿街叫卖，夜间清粪车纷纷往城外的方向开了出去。拾荒者拉着板车，敲着手中的小鼓招引卖家。马拉车沿街给小餐馆送来了煤炭。瓦屋顶上，太阳明晃晃地升了上来，尘土覆盖的小城慢慢地热了起来。

这条主大街从三座明代城堡之下穿行而过，沿街的建筑物几乎至少可以追溯至清朝时期。榆林的古城墙完好无损，比一般建筑物高出六米多。在中国，我从未看见过保存得如此完好的古城镇，而这里也没有多少外国游客。

每天，我都会观看清晨的主大街，直到气温变得酷热难当。然后，我会买上一些酸奶，找个阴凉处的小餐馆，吃上几个花卷，再看看报纸。一天早晨，我在一个老头那里买了酸奶。他很是兴奋，示意我在那里等他。接着，他便跑回了家。等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本中文书籍。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书递到了我的手里。

我翻开书本的第一页，想看看那上面写了些什么。有些字看不太清楚，但我还是明白了大意——讲的是如何创世、地球和水、光明与黑暗。在我翻读的过程中，他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我翻完了全书，然后我才意识到，我竟然都读过去了。我抬头看着那老头。

“你是个基督徒吗？”我问道。

“是呀，”他笑着跟我握了握手。

“这本《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呢？”

“瑞典朋友给我们的，”他回答道。我推测，那些人一定是路德教会的传教士。我告诉他，我小的时候在瑞典生活过，这令他非常高兴。他问我是不是也信基督教。

“我信天主教。”

“差不多，”他说道，“跟我们基督教差不多。大多是一样的，只不过你们信玛丽多一些。”

他认为玛丽是关键人物，这个看法倒是正确的。不过，他遇见我好像还是显得非常开心。他姓罗，他随后邀请我去了他家，于是我见到了他的儿子和孙子。

罗家人就住在主大街上，住的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现在，里面住了七房人，全都姓罗。几个世纪以来，这套建筑没怎么变样。在老人的家里，他们还睡在传统的土炕上，冬天在炕下烧煤炭取暖。

他告诉我，他的先祖是清代的士兵，在18世纪的时候从西安派遣到这里来攻打关外的蒙古人。他们被派驻在这里是为了阻滞外国人，可他们的子孙却深受外来的影响——解放前，传教士们让这位老人的父母亲皈依了基督教。在他家那破旧的炕头上，挂着一个简单的十字架，这件文物令人不禁心生好奇。

老人的儿子名叫罗晓磊，四十好几，在当地一家文学杂志社当编辑。他的女儿刚从榆林高专中文系毕业。这一家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分友善，我在榆林停留的一周时间里，每天都会去他们家走一走。通常，他们会留我吃午饭。吃过饭，我们就坐在他家客厅的阴凉处喝茶、吃西瓜。

“文革”期间，罗晓磊在监狱里关了五年，因为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个基督徒，他的父亲则被下放到偏远的沙漠地区进行了十年的劳动改造。老人对那一段经历不太爱谈，只是说劳动很艰苦，找不到奋斗的目标。说到下放，人们的看法基本相同——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浪费了时间。

我发现，很容易跟罗家人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不仅因为他们自身的经历让他们对一切都充满了怀疑，还因为我不久之后就要离开榆林。那是我要旅游的最大便利——我不用对说的话、做的事负任何责任，我可以跟任何人闲逛一番，也可以跟任何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跟生活在涪陵很不一样，那里有人记录我的行踪，我时时都得想，我在这个江城还得再待上一年。在中国有一个家会带来很多好处，但那也是其中的缺憾之一。

一天下午，罗晓磊问我，我自己是怎么看待在中国教书这件事儿的。由此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总体而言，我很喜欢，”我回答道，“我尤其喜欢我的那些学生。我觉得他们比美国学生更尊重老师。我教的是文学课，那也很不错。我的中国学生比大多数美国学生还要喜欢诗歌。不过，我不太喜欢大学里面的政治体系。这很难解释——有时候，这样的体系实际上对学生还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很多观点都很狭隘。”

那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孔老师教我学会了这个词语，而这个词很好地概括了我在涪陵深感艰难的那些东西。罗晓磊点了点头。“也许他们还不太适应外国人，”他说道，“你知道，在我们中国的一些偏远地方，外国人还不是太多。”

“我知道，但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他们用的教科书不行，有时候他们学的东西都是不对的。”

他的女儿跟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我问她，他们学校中文系的学生要不要学习孔子。

“不学，”她回答道。

“但你们要学马克思，对吗？”

“是的。”

“涪陵也是这样。我的学生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课程，要学习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但他们不学孔子。那些东西都是别人的，孔子思想是你们自己的文化呀，可谁都不再去学习了。”

“你们美国的大学要学习马克思吗？”她问道。

“要学，但只学一点点。美国的很多大学生都要学，因为他毕竟是个哲学家嘛。”

“你们美国的大学生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

“很多人觉得很有趣，但它不太……”我在搜罗一个恰当的词语，可她一下子就知道我在想什么问题。

“不太实用，”她接过话头。

“对，不太实用。”

“我同意，”她说道，“我觉得纯粹是浪费时间。我们学习的政治课程多是浪费时间。”她把脸上的头发往两边拢了拢，然后看了看坐在她对面的父亲。他在想别的什么东西，等他意识到他的女儿正在等着他有所回应的时候，他笑了笑。他的头发一片灰白，戴了一副圆圆的眼镜。因为想起了什么，他的眼神为之一亮。

“对，”他说道，“马克思主义用处不大。”他自己的父亲坐在阴凉处吃着西瓜，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榆林，我的日程安排得很有规律，上午到老罗家串门，下午到一家小餐馆等着吃饭。那家餐馆的饺子味道很好，还可以喝到当地产的啤酒。老板娘是个艰苦而务实的人，在累了一天的男人们常去喝酒的地方，总能看到她的身影。她会拿我的口音开玩笑，说一半像老外，一半像四川人。只要餐馆里进来一个顾客，她就会把我那些重要的信息宣示一番：国籍、年龄、中文名字、单位和薪水。顾客们总是强调说我的薪水太低，因而要替我付酒钱。为了维护一下面子，我对“美中友好志愿者”的性质做了一些解释，还说我们来此是为了建立美中友谊，而不是为了挣钱。无一例外，这样的解释又会激起大家的热情，又要替我付一轮酒钱。我于是想办法付第三轮酒钱，但总是不成功。接着，我们会热情地握手，说一些改善美中关系的话。然后，我就回到旅馆，等夜晚凉下来就上床睡觉。

我在榆林的最后一天，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到餐馆，要替我付酒钱。一个姓王，一个姓赵。他们让我跟他们以同志相称。那天是星期五，他们刚刚在附近一家工厂上完了早班。

我们几个人很快就喝了两轮啤酒，喝到第三轮的时候，两个年轻人的脸上开始发红，他们也开始讲起了中国的历史故事。王同志给我讲了禹王的故事，他是第一个控制住黄河水的人。幸好我在中文课本上学到过这个故事，因为口音的问题，王同志讲的那个版本多少有点不太利索。我时不时地点点头，装作明白了他讲的那个故事，而赵同志间或也会插嘴：

“说普通话！你讲的是方言，他怎么听得懂！”

王同志点点头，讲起了普通话。可随后，讲到禹王做出更多英雄壮举，沿黄河修建堤坝和护岸的时候，他又转回到了方言。故事大概是说大禹王辛勤劳动，尽管数次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却都没有时间进去看一看。控制黄河水，可真是个大工程啊。

黄河终于被控制住了，王同志靠在椅背上，喝光了杯里的啤酒。他们又要来了好几瓶，我们的桌子上摆满了空瓶子。在中国的小餐馆吃饭，其中的一个好处是，只要你没走，他们绝不会清理你的餐桌。这样一来，任何人只要从边上走过的时候瞥上一眼，就知道我们几个还不到两点就已经整光了多少东西。那很有面子。那一天，我们干得不错。

“听懂了吗？”赵同志问道，“没听懂，是吧？他老用方言讲。”

我说，讲得很清楚，还根据我自己的课本内容复述了几个细节。

“看见没？”王同志很是得意，“他全听懂了！”

王同志突然之间提出，我必须去看看他在这条街上的一个投资项目。餐馆老板答应留着那张餐桌，等到我们回来。他们俩都是大个子，我走他们的中间。在卵石街道上，我们三人跌跌撞撞地走着。从罗先生的小摊前走过的时候，我跟他挥手打了个招呼。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投资项目——他们只说有投资项目，只说我们要去看看王先生的投资项目。那天下午很炎热，喝了那么多啤酒，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都热得大汗淋漓。

我们进入一个门廊，又爬了一段窄窄的楼梯。上到二楼，有一个大房间铺着硬木地板，只有一个穿着轮滑鞋的女孩在来回忙碌着。

“这个，”王同志说道，“就是我的投资项目。”

他很自豪地看了看这个溜冰场，然后走到销售区域，跟那个工人说起话来。

“这个项目投资很大，”一俟王同志走到了听不见的距离，赵同志有些痛心地低声说道，“他借了好多钱，根本还不清。”

我看得出来，王同志正在跟那个工人讲关于我的事情，我竖着耳朵想听见点什么。

“来的人不多，”赵同志小声说道，“昨晚上还打了一架，打坏了几块玻璃。他亏了好多钱呢！”

王同志拿着一双轮滑鞋走回来，并把它交到了我的手里。“你来滑一滑，”他说道，“现在就试一试，免费的。”

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不会轮滑。“你肯定会！”王同志说道，“这就是从你们国家传过来的呀！”

我跟他们说，我有一条腿受过伤，他们则提出要带我去看医生。赵同志说，这条街上就有个医生，还说中药很有效的。我说我知道中药的疗效，因为曾经有个中医就建议我多坐，尽量避免溜冰这样的活动。经过几轮礼节性的提议和回绝之后，我们找到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回到餐馆，坐下来继续喝啤酒。他们看上去丝毫没有受到冒犯，王同志因为我观看了他的投资项目而显得非常高兴。桌子上依旧堆放着空的啤酒瓶。

我们又喝了一轮，王同志直视着我。

“何伟，”他喊了我的中文名字，“我另外一次看到美国人是在峨眉山上，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很不好。那个人很胖，老是要别人替他做事。‘做这个，做那个！’他找了几个人抬他上山，像个大地主。可你不同——在我认识你之前，我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坏人，我现在才知道，不是那样的。”

我觉得很感动，也感到很内疚，因为我撒了谎，说我看过中医。不过，那是中国式的善意谎言，也许还恰到好处。我谢了谢王同志，相互祝愿了一番。

“还有，峨眉山上那个美国人太白了，”他说道，“他的皮肤好白，好难看！你的皮肤有一点点带黄——你看起来更像个中国人。你的皮肤比他的好多了。”

那个暑假，诸事进展顺利。我到西安一所大学去学习了一段时间，课程不算太难。那座城市倒是有很多不错的公园，我可以要一杯茶，然后跟当地人聊聊天。每天的温度都是三十五摄氏度（九十五华氏度）。据说政府有一条规定，如果气温上升到三十七度，所有人都不用上班。因此，官方报告的气温总是三十五度。我常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来到兴庆宫公园，要上一杯茶，然后问那里的工作人员，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度。

“三十五，”他们一边回答，一边不停地用报纸给自己扇风。

“昨天的温度是多少？”

“三十五。”

“明天呢？”

他们翻了翻眼皮，叫我只管喝自己的茶得了，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玩笑。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控制温度的国家，尽管北京的气象预报台在两年之后开始如实播报温度。当地的报纸对此大加颂扬，说这是一种进步，是在向公众报告真相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不过，政府说得很清楚，高温放假的说法仍旧只是神话，所以新的气温预报方式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休假了。那只是说明，大家知道到底有多热了。

西安最炎热的三十五度到底有多热，可想而知。到了夜晚，我难以入睡。不过，即便如此炎热难耐，那个暑假依然算得上诸事顺利。我的妹妹安吉拉是斯坦福大学的地质学研究生，被派到了中国最西边的新疆从事一个暑期研究项目。她跟我在西安待了一个星期，我们一起参观了多处历史遗迹。我总是给别人讲，她是在新疆帮助中国探寻石油，我则在四川志愿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这令大家高兴不已，他们总会因此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待遇。兵马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大受鼓舞，他让我们以中国人的价格进去参观，针对外国人的额外收费全免，因为我们是在为中国做好事。

安吉拉坐飞机前去从事她的研究项目了。一个星期后，学习结束，我也坐着火车来到了新疆。那是一趟四十八小时的旅程，列车沿着古丝绸之路穿行，需要穿过甘肃和新疆两个省区。我一直很喜欢漫漫的火车之旅，以及广袤而空旷的沿途景象。

我坐的是硬卧，在中国的列车上，我觉得那是最好玩的一个等级。硬座是一场噩梦，因为挤满了农民和农民工；软卧太靠近另一个极端，需要跟领导干部、大腹便便的商人和外国旅游者为伍。硬卧车厢说不上不好——每人一个铺位——票价也比较便宜，一般的普通旅客都可以承受。尤其在火车上，跟老百姓说话很容易，大家闲聊着，喝喝茶，吃吃方便面。

第一天，来自河北省的一个年轻人坐在我的对面铺位，观看着甘肃的群山往后掠过。他今年二十五岁，在新疆工作了两年，但他并不喜欢那儿。新疆太极端了，他这样说，夏天太热，冬天太冷。他刚休完了四个月的假期，对于坐四十八小时的长途列车，而且还心知肚明，完了又得在新疆那个地方开始上班，真不是件快乐的事情。他的工作是在一家石油公司从事安全管理。

“每年，都有两三个工人丧命，”他说道，“尤其是在沙漠地区的道路上很容易出事。新疆的交通很糟糕，所以每年都有工人丧命。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告诉他，我的妹妹在靠近吐鲁番的地方寻找石油。他耸了耸肩，似乎在说：那可够她受的了。车窗外面掠过了一连串低矮的小山，随着火车滚滚向西，土地变得越来越干燥。

他头脑聪明，跟我在中国经常进行的闲聊不同，跟他的交谈一点都不机械刻板。他的眼神里透着某种深邃的东西——他的眼皮很厚，但我看得出来，他对周围事物的观察非常仔细。他察觉了我正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他没有问我在写什么东西，也许他早已猜到了我在记录些什么吧。一般情况下，我会说我在写日记。有时候，我只是这样告诉他们：“我在练习用外语写作。”那足够满足所有人的好奇心——如果你学会了某一种外语，很显然需要拿很多时间来练习写作。似乎从没有人意识到，实际上我是在写他们，写我周围所有的一切。不过，这个河北人看着我的钢笔在纸面上上下翻飞的时候，我认为他知道自己正被我记录在案。然而，他还是随心交谈着。我们略略谈到了政治，谈到了中国共产党。我问他是不是中共党员。

“不是，”他说道，“我不想入党。”

“为什么？”

“太麻烦了。我的朋友们——大多是年轻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不感兴趣。这跟你们美国不一样。我们中国只有一个党派。”

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好像令他很感兴趣。“中国人都很喜欢美国人，”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可很多美国人觉得我们这里存在人权问题。实际上，老百姓才懒得去关心那么多呢。老百姓只关心吃饭穿衣。你看。”

他指了指窗外——铁路边上，是一个肮脏的小村子，还有一个垃圾堆，一个身着蓝布衣服的农民手里牵了一头瘦骨嶙峋的犟驴。又是老百姓。

“你觉得那样的人会关心民主吗？”他问道，“他们首先需要提高生活水平，然后才能够考虑别的问题。那正是中国和美国的症结所在——这两个国家根本没法相比。”

我们撇开了政治话题。他说起了婚姻，说他在三年后才会娶老婆。在我认识的中国青年人身上，通常会有这样的计划和安排。在爱情、政治和其他任何事情上，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眼前这个年轻人说了说他的理由——三年之后他就二十八岁了，既不算大也不算小，而且那时候他将有足够的钱用来结婚。结婚要花很多钱，他说道，在新疆他是不想这么干的。三年后，他希望回到河北生活，或许到东海之滨德国人曾经的租借地青岛过日子。他满怀喜悦地说起了青岛，说起了那儿漂亮的红色屋顶、清洁的街道、友善的市民，以及静谧的大海。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火车隆隆向西，开进了沙漠地区。

那真是漫长而空洞的一天——车窗外，无物可看；车厢内，无事可干。我坐在那里，跟几个人闲谈了几个小时，然后爬到了自己的铺位上。我们的列车驶过了甘肃的省会城市兰州，满布污物的黄河水覆盖着茫茫白雾，显得闷闷不乐，我也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样——我们已经身处一片明亮的大地之上，周围满是绿色的草地、黄色的油菜花，以及向远方地平线延绵过去的沙丘形小山。

一个肥料商人十分现实，向我问起了钱的问题。美国一辆新车多少钱？旧车呢？办执照要多少钱？税是多少？保险呢？他用一个笔记本把我的回答记了下来——全都是些估计形成的数字——我则乐于看见，列车上还有别的人也在记东西。可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他们到底种植什么东西，还需要化肥呢？

“小麦和玉米，”他回答道，“当然，还有葡萄，以及其他一些果树。而且，在靠近乌鲁木齐的地方，还有水稻呢。不过，我们生产的化肥主要销往内地。”他又回到了金钱的问题：美国一套房子多少钱？失业救济金有多少？政府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保险？

问完这些问题，我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两眼望着窗外。我觉得，我有必要继续闲聊下去，但关于化肥的问题太多了。我问他，他是什么时候来新疆的。

“我出生在新疆，”他回答道。

“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来新疆的？”

“我的父母是在解放后的50年代来新疆的。他们来这儿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这有点像美国。”

我们俩都凝视着车窗外的场景：绿色的田野上，一个牧民正在放牧；一个人穿着蓝布衣服，骑着一辆自行车，行进在一条土路上；一排土坯房的四周围着黄色土墙；向南、向西是一座座嶙峋的白色山峰；宽大而空旷的地平线……这样的场景我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过。一连数公里，没有看见一棵树。

“西去吧，年轻人！”也许是想起了很久以前历史课上学过的这个句子，这位肥料商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在火车上的第二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经过了嘉峪关，也就是长城的最西端。我没能亲眼看见那道防御工事，但次日一早，我们很明显已经越过了那道城墙。没有村庄，没有城墙，只有岩石和尘土，以及低矮而崎岖的小山，在沙漠骄阳的照耀下，它们投下的影子十分清晰。

我们来到了中国的边上——或者说，只是象征意义上的边上，因为还可以往西走上一千多公里，仍然超不出中国的疆界。不过，这里已经是汉人生活的边界了。我们现在已经隐隐约约来到了丝绸之路。中国人把这个地区叫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是这里的居民。

“新疆”意即“新的疆界”，两千多年来，它一直在中国的手里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直到1949年，共产党终于坚定有力地控制了这一地区。但这块地盘管起来十分头疼——它毗邻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等，占到了中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富藏石油和矿产资源，大多数居民——也就是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说突厥语，跟汉人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所有因素加在一起，使新疆的形势十分复杂。就在那一年的2月份，在靠近北边的地方，发生了一起骚乱事件。对他们来说，最迫切的事情是把汉人赶走——四十多年前，这一地区的汉人只占四分之一，可现在呢，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了接近百分之五十。汉人来此有很多事情可做——在部队当军人、在政府当干部，或者经商卖化肥——他们就像我这样，坐着火车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在我那节车厢里，一个维吾尔人也没有，而其中有许多汉人是到西部来找工作的。

这种紧张情绪是火车上的人不愿意谈论的——我好几次问起了春天那件事情，但每个人都支吾着不肯回答。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告诉我，她搞不懂那样的事情，因为她只是个老百姓。作为老百姓，那是最大的好处——他们可以对什么事情都不负责任。在任何一个国家，普通公民都把自己称作“平民”，这是共通的，但中国老百姓的比例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实际上，你碰到的每个人都会这样描述自己，没有谁会说发生的那些事情跟自己有任何关系。

把自己定位为老百姓之后，那位妇女开始向我问起了关于大山的问题。大山是个加拿大人，他的汉语非常流利，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无疑成了中国最有名气的外国人。人们把他叫做“中国通”——就是“很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每当我时来运转，说话流利的日子里，也有人说我是“中国通”，不过我知道，那多少有些奉承的味道。要成为中国通，我要走的路还很长。根据我从大山身上看到的情形，这样的目标对我也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也许他是个好人，但在他的相声表演和戏剧表演上，不过比经过驯服的猴子要好一点点罢了。

走到哪里，人们都会问我关于大山的问题，他的名气只能说明老外在使用中文方面是多么的糟糕。这无异于众多美国人热衷于某个中国人，仅仅因为这个中国人的英语非常地道。

“你认识大山吗？”那位妇女问道，“你说我们的中文说得很好，但你没有大山说得好。”

“对，他比我说得好多了。”正因为这样，在中国的很多外国人非常讨厌大山：你的中文说得越好，你越跟老百姓聊天，你就越听得到大山这个名字，说他比你好多了。

“你认识他吗？”那位妇女问道。这是第二个共同的假设——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应该认识，并通过一种错综复杂的全国系统如“共济会”相互保持着联系。

“不认识，”我回答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大山。”

“他的相声说得很好——他很搞笑。”

“对，我看过。他确实不错。”

“大山的中文比很多中国人都说得好，”那位妇女又说道。

“对，很多人都跟我这样说过。”

“他还会唱中国民歌。他是你们美国人吗？”

“不是，他是加拿大人。”

“你们美国人对大山有什么看法？”

“我们美国的电视上看不见大山。我们美国人根本不知道大山是谁。”

“那他只上加拿大的电视吗？”

“他也没上加拿大的电视。他只上了中国的电视。”

对那位妇女来说，跟我碰到过的很多中国人一样，那样的回答令他们非常失望。对一个国家来说，产生了像大山这样天资聪颖的人，却让另外一个国家垄断了他的天资，真是个悲剧。但我对那位妇女解释道，这实际上在加拿大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为就像“北美职业冰球大联盟”的特许经营权那样，所有的天才都会很快一走了之。她想了想，继续谈起了大山。

“他娶了个中国太太，”她问道，“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我回答道。关于大山的各种推测，我都听到过。偶尔有人会说，他的祖母是中国人，但因为他的金发碧眼，这看起来不大可能。他的中文老师也跟着出了名，人们有时候会建议，我也应该搬到东部沿海地区，找一份这样的差事，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学士名流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我学习汉语已经开了个好头，他们会这么说，呆在四川这样的地方浪费时间，真是可耻，因为当地人自己都不会说普通话。

“你知道大山的工资是多少吗？”我问道。我想跟她说说别的事情，而钱这个东西是最有指望的话题。

“他每个月拿好几千呢，”那位妇女很确切地回答道，“他拿的工资很高。你拿多少？”

“一千块。”

“没有大山多。”

“对，”我说道，“没有大山多。”

“不过也够了，”她说道，“对一个单身男人来说，一千块也就差不多了。”

“对。我拿的工资比很多涪陵人要多得多。你听说过涪陵吗？涪陵在四川。”

她使劲地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

“你肯定听说过涪陵榨菜，”我说道，“很出名啊。你看过电视上的广告吗？”接着我还唱起了那句广告词：

乌江牌，

涪陵榨菜！

这个句子用汉语说出来，比英文要好听得多，那位妇女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所有的中国人对涪陵榨菜都非常熟悉，那也成了我告诉别人来自何方的最有效的方法。我和那位妇女又交谈了一阵，然后她说了几句得体的外交辞令，说我们中国对外国越来越开放。我向她表示了感谢，她便回到了她的座位上。

我们进入吐鲁番-哈密盆地之后，火车上变得越发闷热起来，铁路两旁的土地被太阳晒得裂开了大口子。远处的一座座山丘渐次低矮，地平线随之也越来越低，直至大地看上去完全平坦，澄明的天空好似一个蓝色的穹顶，稳稳地倒扣在黑色的地球之上。

在绿洲城市哈密，我们停留了一个小时，车站的标识语既有阿拉伯文也有中文。一路走来，我第一次看见了维吾尔人，他们在站台上卖着葡萄和西瓜。维吾尔人长着高鼻子，脸被太阳晒得发黑，如果换作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甚或是意大利，这样的特征倒是恰如其分。几个世纪前，很多维吾尔人还干着沙漠行商或者游商小贩的行当，以在丝绸之路沿途买卖为生。即便到了今天，这种灵感还会驱使他们在中国各地穿梭不停地寻找商机。维吾尔人一般在大城市充当黑市外汇兑换商，也有人以卖葡萄干和水果糕饼为生。即便是在涪陵，也常常可以看见一对夫妻在市中心的大街上支起小摊，出售水果糕饼和葡萄干。他们带着大箩小筐，顺长江而下，往东漂流，每到一个大城市就待上几个星期，然后继续前行。在我见过的中国小商小贩中，维吾尔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们离家在外两千英里，随身仅带着一筐葡萄干和一大盘水果糕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赚钱的。

在哈密火车站，我和那位安全管理员站在一起，看着几个水果商贩。我问他，汉人和维吾尔人的关系怎么样。

“有问题，”他回答道，“有时候的关系很不好。现在，我们的政府帮助他们发展教育、农业和经济，但问题仍然存在。这是历史原因，不是政策原因。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麻烦——你们美国，跟黑人之间也有这样的问题吧。”

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我告诉他，我认为新疆的问题不关美国人什么事。不过，我告诉他，如果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的话，涪陵和重庆的报纸上根本没有谈论过发生在春季的暴力事件，这显得非常奇怪。

“四川太偏远了。大城市的人都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什么事情？”

“炸弹爆炸，”他耸耸肩说道，“很像以色列吧。”

“你们公司雇用维吾尔人吗？”

“没有。他们的教育水平不高，如果教育水平不高的话，很不安全。如果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可以雇用他们。”

“你会说维吾尔语吗？”

“不会。也用不着。上班、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说汉语。”

“你总会说几个单词吧？”

“知道一点点儿。比如，‘你好！’‘谢谢’……”

他停下来使劲想了想。他已经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生活了两年时间。“忘了，”他只好这么说道，“哦，还有‘再见’。”

他把那个词说了一遍，但说得很小声，完全淹没在了横扫车站的沙漠热风之中。

每过一两个小时，就会出现一个绿洲小城。这样的小城会突然出现在铁路的两旁，然后很快消失在岩石、尘土和沙漠之中。这样的绿洲可没有什么浪漫之处：没有棕榈树、也没有耀眼的水池；只有混凝土、沙尘和玻璃。绿洲和沙漠仿佛互换了位置。火车驶出小镇的时候，我会长舒一口气，因为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的地方曾经对游客来说有那么巨大的吸引力。这里的土地非常贫瘠，可也魅力十足。但这些小城却魅力全无。

要是那样的旅途能够再持续数日，就这样经过一片片沙漠绿洲，观看着铁轨两旁撼人的空寂，我也会感到非常高兴。火车很舒适，车上的人们非常友善；我是那节车厢里唯一的外国人，其他乘客总会送给我一些食品和饮料——番茄、黄瓜、冰激凌、干鱼片、啤酒。偶尔有人会停下脚步，跟我聊一聊物价和中美关系这样的话题。可聊到最后，我跟他们所有的闲聊似乎都被吞没进了广袤的不毛之地。大家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两眼直瞪瞪地看着窗外。

南面出现了火焰山，无数道猩红嶙峋的山脊依次耸立着。紧接着，天山也出现了。高高的山峰上闪耀着皑皑白雪。天黑了，东方的天空上升起了一轮满月。火车隆隆向西行进着。我们的火车好像永远也到不了乌鲁木齐，可我根本不在乎。

新疆的公路上设有检查站，带着机关枪的警察需要检查所有经过的车辆。中国的警察很少有机会像那样操控武器，新疆这儿的警察对于履行这样的职责显得非常得意，不住地捣鼓着弹匣和枪把。他们不会把枪带简简单单地挂在身上——有了那样的武器就应该时时握在手里，并且要瞄准什么东西才行。这就像把一支自动步枪交到了一个小孩子的手里。我从乌鲁木齐坐了一辆公共汽车去吐鲁番，检查站的警察在查验我们身份证明的过程中，用机枪的枪管直截了当地指使着每一位乘客。

大城市存在的紧张关系触手可及，跟维吾尔人聊不了多久就会听到他们开口抱怨。他们抱怨汉人数量太多，抱怨政府把好工作都给了汉人，抱怨计划生育政策，就算是维吾尔人也只能生两个孩子，并且还仅限于农村地区。春季的问题远远没有烟消云散，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来看，他们宗教观念淡薄，对于非汉人的观点嗤之以鼻。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身上，一大优点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极强的自豪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认同感。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我毁灭，紧随其后又亟不可待地对外开放，何谓中国人的确切意识依然存在着。我相信，这会让他们顺利地熬过现代化进程。不过，这样的观念也极其狭隘，汉人仿佛根本不可能来到新疆这样的地方，学习别人的语言，并跟当地人交朋友。在他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汉人很明显对于开疆拓土没有多大的兴趣。时至今日，这样的性格特点极大地限制着他们，哪怕就在自己的疆界之内。在他们看来，做一个中国人是一件极尽满足的事情。他们还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觉得。

当汉人来到西部地区，如新疆和西藏之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人应该变得跟内地一样，尤其应该实现现代化，哪怕是以牺牲他们的文化为代价。我一直很难理解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美丽的地方过快地经历了现代化。我因此觉得，中国这些相对没被人动过的角落应该保持原封不动。不过，我没有经历过贫穷，这导致我跟大家对新疆这样的地方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在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看来，所有事情都是另一番景象。在秋季学期的写作课上，当我们学习到美国中西部这一章节的时候，我已经领教了他们看待事物的观点。我们先是讨论了西进运动，我随即给学生呈示了19世纪晚期的两难境地：印第安人被白人蚕食挤占，印第安文化也岌岌可危。我让学生们想象一下，假如他们是美国公民，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来。所有学生的回应跟下面这两个学生如出一辙：

印第安人应该像其他人一样，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哪怕他们贫穷野蛮，但我们可以帮他们建立保留地，提高他们的文明程度，教给他们先进的知识和经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这样子，我们可以让他们富裕起来，适应现代化生活。最终，印第安人才会和我们友好相处，共同前进。

世界在发展变化。我们应该让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印第安人习惯了平原生活，时常迁徙，居无定所，但在我们的现代生活看来，这非常不实用……我们的国家要强大，就一定要让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化生活，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对于进步和现代化的看法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就算我给学生讲过一些东西，那也应该是我对于印第安平原生活的理想看法，可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丝毫不感兴趣。不过，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大都是上一代才脱离了极度贫困的状态。我觉得是自由和文化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却是苦难和无知。

身处这样的紧张关系中，我的身份显得十分尴尬。维吾尔人不喜欢说汉语，在旅游区，有人说的英语和日语比汉语还要流利。对于说汉语的外国人，他们表现出一定的不信任，可如果你说的是英语，反而会好一些。但这对我来说很难——整个暑假，我一直在享受熟练应用汉语带来的便利。可突然之间，就因为我用了这种语言，让我变成了一个外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外人。

除了语言，还有大量的新的文化上的规则，使我跟维吾尔人的交流变得非常复杂。他们跟我在涪陵认识的中国人大不相同——维吾尔人感情外露，易怒；我发现，跟他们讨价还价十分不爽，因为这个过程有时候竟会因为发火或者不信任而招致他人嘲弄。我怀念起汉人身上的可预见性，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社会规则，我知道他们会对我的言行做出怎样的反应。在我们之间近乎陈词滥调的闲谈——我的薪水、美中关系、大山——里面，有一种令我欣慰的东西。到了新疆，我发现自己大受汉人开的餐馆和商店的吸引。我尤其喜欢跟四川人聊天，他们曾经成群结队地迁徙到了这里。在路上奔忙了一个暑假，再次听到他们那含混不清的语音语调真是太好了——比维吾尔人讲突厥语时的颤音听起来舒服多了。我意识到，我也已经带有了汉人与生俱来的某些狭隘心理：我对做一个汉人也感到非常满足，即便到了新疆。

不过，如果我不开口说话，情况会完全不同。我身上有意大利血统，看起来跟维吾尔人差别不大，我可以走在大街上完全不招人注意。偶尔，有人会把我当成本地人——汉人有时候会问我是不是维吾尔人，而维吾尔人有时候会问我是不是哈萨克人。在涪陵的时候，我总是非常在意自己的长相，因为每一天跟我打交道的当地人看上去跟我都大不相同。到了沙漠小城之后，我看见其他人的鼻子、头发和眼睛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了种族的重要性，它不仅把人群进行了划分，还让你觉得你跟与你相似的人有一种联系。整整一年，我没有感受到这样的联系，来到新疆之后，哪怕这样的联系十分脆弱，也毕竟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联系。

我的假期在一点一点地流逝着，可我并不急于离开这里。我喜欢旅途中的不紧不慢和自由洒脱，我还喜欢我在新疆这里模棱两可的身份属性。我在这里不但没有工作，连种族都成了问题。这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地方——连这里的时间都有些不太确切。全中国采用一个时区，也就是说，新疆的太阳要在八九点钟才会升起，晚上十点之后才会下山。大多数人采用了更富实效的作息制度，这样的作息制度以并不存在的地方时区为基准，比北京的标准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但政府部门和国有交通运输系统仍然采用了官方的标准时间。这正是一个绝好的象征，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分了家，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各自的作息相差了整整两个小时。

在新疆，我最喜欢的是那里的粗犷风景。我在天山山脉三千多米高的地方露营了整整三天，一天后，我又来到了吐鲁番，这里的沙漠盆地位于海平面一百五十多米以下，而它的城北就是火焰山。吐鲁番实在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这里的温度。我待在那里的每一天，气温都达到了四十二摄氏度，也就是一百零七华氏度，而天气预报都做了如实的报告。中午时分，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大家待在屋子里休息，以躲避最厉害的日照。

哈密差不多一样炎热，可我的妹妹安吉拉还要在那里寻找石油。跟她一起来的，还有斯坦福大学的另外一个地质学家，雇用他们的是一家中国国营的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在哈密城外几乎又建起了一座城市。严格说来，这就是一座城市——规划整齐的街道上，依次排开的有学校、医院、商场、住宅楼，但仅仅四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不毛沙地。在这里工作的有五万多人，全都是汉人，是从甘肃省迁移到这里来的。我去那里市场的时候，人们把我当成了维吾尔人，因为他们没怎么见过当地人。这些汉人很少离开这一片区域，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全都来自沙漠上用石油建成的绿洲城市。

不过，这座城市算得上是海市蜃楼。在了解这一地区地质结构的安吉拉和她的同事看来，哈密的石油并不丰富。这一切都是个谜——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的沙漠中建立起一座城市？这么多人被迁移到这一片不毛之地是为了什么？他们在找寻什么？五百年后，这里会不会跟长城一样，金钱和工作全都被埋进了沙土里？让他们来到这样的边疆地区、却又不大融入当地生活的那些汉人到底怎么了——谁鼓动他们修建了这些城墙、堡垒和城市；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国境内如此偏远的地方修建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原因不允许他们跟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本地人有实质性的交流？

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解析这些谜题了。我在哈密只短短地停留了三天时间——我住在安吉拉下榻的宾馆，跟我住一起的还有我在吐鲁番碰到的另一个志愿队员亚当·维斯。然后，我们的时间到了，维斯和我坐上一列返回成都的火车，离开了这座沙漠之城。

到成都的火车开了五十个小时，从我跟维斯一起买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哈密站，他们不卖给我们卧铺车票，他们只是说我们可以上车之后再去想办法把硬座票升级成卧铺票。

学校即将开学，火车上挤满了返回四川上学的大学生。卧铺票早就没有了，硬座车厢里也没有空座位了。过道上挤满了人，他们就坐在各自的行李包上，东倒西歪地靠在一起。车厢的连接处也挤满了人，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有人还坐到了洗脸槽上。那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拥挤的火车。

没有座位的五十个小时，是一段漫长的旅程。第一晚，我和维斯在过道上坚持了一夜。我们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但根本睡不着觉，随时有人走动，随时有人磕碰到我们。那一节车厢的列车员对拥挤的人群也感到很烦，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气，她在第一晚就把车厢地板用拖把清扫了三次。为了腾地方，她的脏拖把拖到我们脚下的时候，大家都得站起来，把行李包举过自己的头顶。她在八点、十点和十二点各拖了一次地。每个人都在抱怨，但谁也没有反抗。在中国，若你花钱请来为你服务的人有了坏脾气，你只能忍受，就像你只能忍受以大欺小和其他种种烦心事一样。或者，你可以离开，我和维斯最后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换了一节车厢，那里的服务员看上去要讲道理一些。情况有所改善，但火车在沙漠中缓慢向东行驶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只能站在过道上。

这样的旅途难以激发我们往好处想。我和维斯议论了我们那一批的其他志愿队员，以及他们各自都做了哪些令我们讨厌的事情。我们还谈论了刚来的新志愿队员，他们这一年的日子会如何如何地难过。我们抱怨整个暑假期间我们见过的各色外国人等。我们观察着车厢里的其他乘客，然后一一评论着他们各自的瑕疵。我们讨论了一回到美国就要做的事情和要吃的东西。我们回顾了“声名远扬B.I.G.”新专辑里面最容易冒犯人的几句歌词。我们还谈到，如果“声名远扬B.I.G.”坐在这样的火车上会做些什么，他的反应跟斯努普·道奇·道格有怎样的差异。我们认为，他们两个都不会喜欢这样的火车旅行。每一个小时，我至少看了十次手表。

我很少看窗外的风景，也没有办法阅读。有时候，我会听随身听，但我没带太多的磁带。我感觉太累，也不想说中文。然而，在下午的时候，我还是跟几个回成都上大学的学生聊了好一阵子。不过，那次闲聊是我精心算计的。我琢磨过，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俩的老师身份，有可能出于尊敬而给我们让个座。果不其然，经过三十分钟的闲聊之后，他们终于善心大发，把座位给我们腾出了一点点空间。第二个晚上，我和维斯轮流使用那个座位，一个坐着，另一个就站着。不过，这个座位一点都不舒服，我们俩一次睡着的时间最长还不到十分钟。

当我站着的时候，时间过得尤其慢。为了打发夜晚的时光，我做起了我在中国遇到麻烦时常做的事情。我开始回忆起我曾经到过的地方，尽量想着我最喜爱某个地方的什么东西——可能是旅馆舒适，可能是餐馆不错，也可能是有一条河流在碧绿的峡谷之中蜿蜒流过。我想了想，世界上有哪个地方跟我在中国乘坐的这一趟列车形成两个极端，最后终于找到了，那就是瑞士。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回忆起我在那儿曾经做过的几次长途野游。于是，在我的头脑里，我把那些路程又走了一遍。我想起了瑞士瓦莱山脉的某一段，我曾经从瓦尔德安妮维斯艰难跋涉来到这里。因为夜色降临，我又想起了我在高高的圣鲁克山上露宿的情景来。因为不停地爬山，我的衣服浸透了汗水，我得很快支起帐篷，因为天越来越凉，然后我就睡着了。

次日一早，我爬上了贝拉托拉山。当时正是初夏时节，山上还覆盖着冰雪。冰层上有一道道沙砾，这是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沙砾，焚风把它们吹过地中海，落到了这里的冰雪之上。攀登过贝拉托拉山之后，我继续翻过梅德帕斯山口，进入了图尔特曼陀，这是我顺着瓦莱山脉南部往东穿越的过程中到达的第一个居民说德语的峡谷。图尔特曼陀是一个陡峭而空荡的大峡谷，在它的南端覆盖着蓝色的冰层。在通往下一个山口的半山坡上，我把帐篷支在了一片草地上。我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检查了帐篷和睡袋之后，我就睡着了。我总在睡觉。

火车时而向东，时而向南。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体内仿佛有东西散了架。我太累了，不想在头脑里行走，哪怕就在密苏里州我的家门口做一次短暂的散步也没有心思了。进入四川境内之后，有旅客开始陆陆续续地下了车。还有最后五个小时车程的时候，我和维斯终于坐上了座位。可这座位来得太晚，对我们已经没有丝毫益处了。我们坐在那里，直视前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成都。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在火车上已经站了两天。我的暑假结束了。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继续服役的日子里，再也没有坐过火车。

神甫

天主教堂位于涪陵老城区，在教堂的院墙上有四行标语，每行四个字：

爱国爱教，

敬神爱民，

投身四化，

服务大众。

“四化”指的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涪陵的这座天主教堂由法国传教士修建于1861年，很难看出它跟“四化”存在着什么关系。“服务大众”的是李海柔神甫，他已经八十六岁高龄，是“四化”年龄的四倍还多。

李神甫身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他那头发花白的头上常常戴一顶黑色的无檐软圆帽。他的高鼻子很显眼——这个身在中国的罗马天主教神甫长了一只意大利人才有的高鼻子。他的眼珠是黑色的，有时候会充满感情地倏然一闪，但他那低沉而沙哑的嗓音丝毫不带感情。有时候，参观者会说起他光洁的牙齿，李神甫回答说那是“现代化”的产物，花了他两百元钱，让他喝了两个月的稀饭。他很爱笑。他拄着一根龙头拐杖。他的肾不时发痛，膝盖也是，每当这些疼痛发作的时候，他就用拉丁语做弥撒，因为这样更快一些。如果疼得实在有些恼火的话，他就不做弥撒，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他的身体还算强壮，尽管步子很慢，但他走路的样子明显地透出一种威严。中国的老年人大都有这样的威严，因为他们生活在老年人应该受到绝对尊重的文化氛围里。像李神甫一样，很多老年人还表现出另一种自豪感，这样的自豪感不仅跟年龄相关，而且跟他们经历过的艰辛岁月有关。那些艰辛岁月就隐藏在他们倏然一闪的眼神后面。

整整半个多世纪以来，李神甫一直在涪陵做神甫。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做五十年的神甫都算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涪陵，五十年的神职生涯就是一辈子。

李海柔的曾祖父在19世纪早期跟随法国传教士皈依了天主教。李氏家族住在离重庆不远的大足，李海柔排行老二，他父亲是一个小店主。李海柔十一岁的时候被送到了法国人在重庆开办的一家教会学校，后转到成都学习，然后当上了神甫。他学习过法语和拉丁语。跟其他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一样，他也梦想着能够到罗马进行学习。其他人都去了意大利，但李海柔留了下来，在1944年——也就是他二十九岁那年——当上了神甫。三年之后，他被委派到了涪陵——一个贫穷省份里面更加偏僻、落后、遥远、闭塞的地方。如果换个年代，这个职位也许会非常清静平和。但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什么职位都不可能清静平和，先是抗日战争，随后又打起了内战，直到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这一系列的斗争几乎涉及重庆地区的每一个人。李海柔的哥哥死于战乱年代，他的弟弟在解放战争中站错了队，只好逃去新加坡，结了婚当了老师。但李海柔留在了涪陵，为三千余教民提供服务。跟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两个法国神甫，他们本来是要等着革命的涟漪顺着长江河谷慢慢地蔓延开去。后来，法国人走了，革命的涟漪则涌上河岸，李海柔没盼头了。

“在50年代，”他说道，“一开始的麻烦是他们认为天主教就是教外语。后来，在‘文革’期间，更多的麻烦事来了，因为他们要破除封建迷信——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他们是不让教外语，所以在解放后，我就被派到了乡下。那是1953年的事情。我被派到了涪陵的北边，离涪陵有一百一十几公里远。那儿的条件很艰苦。吃的东西总是不够，很多人都饿死了。那个时候吃的是‘大公饭’，只有一口锅，一个人放点胡萝卜进去，一个人放点大米进去，另一个人再放点其他蔬菜进去。但还是不够大家吃。跟大跃进一样，那也是很大的错误。全都是毛主席的想法。他不像邓小平那样懂经济。毛主席喜欢的就是革命，他喜欢搞斗争。人们都给搞穷了。而你越穷，就越容易让人控制。”

李神甫此时坐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教堂边上的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跟中国许许多多的起居室一样，这个房间的装饰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一个空空如也的玻璃鱼缸、一只塑料唐老鸭、一小尊圣母马利亚塑像、一小幅圣诞老人画像、一只用普通话报时的石英钟。可最奇异的装饰还是挂在李神甫对面墙壁上的一大幅照片，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在这张黑白画像上，两个人端着茶杯，脸上带着微笑。他们两个人的椅子斜着摆放，那样的场景很像四川的茶馆。这幅照片摄于毛泽东的晚年，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在他身旁这位老人的政策中吃够了苦头。毫无疑问的是，相机没能拍下他们两人这次会面所怀有的一些感情。同样，在李神甫对过去的轻描淡写中，他内心的感情也没有流露出来。不过，在他抬头瞥见那幅照片的时候，他的眼神为之一闪，然后他摇了摇头，继续讲述他自己的故事。

“我在乡下没有法衣，没有《圣经》，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串念珠，于是我每天用念珠做三次祈祷。我是1955年回到涪陵的，但我没有回教堂，因为教堂已经关闭了。我做不成神甫，于是被派到码头上去劳动。我的工作是扫地——拖地、扫地，把码头清扫干净。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二十四元。你知道，那点钱根本不够。”

“我常常给自己做弥撒。不让我们有教堂，但我可以给自己做弥撒。不过，等到‘文化大革命’一来，我连给自己做弥撒都不行了。红卫兵把教堂改成了袜子厂，他们还常常监视我。我没有坐牢，但常常有人看管着我，红卫兵经常让我干很多事情。他们总是让我戴着高帽子，然后批斗我。他们还让我下跪，腰要弯成这样——”他把头弯下去，然后笑了笑。当他回忆着“文革”中那些事情的时候，他总会这样轻声地笑一笑。“他们把我弄去游街，还给我戴了个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忠实走狗！’。他们让我戴着这样的牌子，前后各有一个，都写了字。”

他用手指蘸着茶水，在他面前的一张小桌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十个字。这是中国人跟外国人交谈时的一种习惯性动作——因为有很多同音字，我们的谈话总是要时不时地暂停下来，以便说话的人把某个词语写下来，让外国人能够明辨意思。他们要么在空中比划着、要么写在自己的掌心上，或者用茶水写在桌上。看着中国人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种语言是多么独特，每个字到底是怎么组成的——它们不仅有读音、有笔画，还能代表或触动很多有形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文字更加有形，竟然可以在公开场合戴着它游街示众。不过，李神甫没说这些，他只是在小桌子上写下了那十个字。随后，热腾腾的茶水蒸发到了空气中，那些文字消失不见了。

“那三年尤其糟糕，”他说道，“其中有三个月更是糟糕透顶。在这三个月，每天都有四个红卫兵整天看守着我，他们每天都要带我出去游街示众五次。”

访客问他，那是哪一年的事情，李神甫停下话头，望着空中，轻轻地嘟囔着什么。但他没能想出具体的时间来，他只好摇了摇头。“我记不确切了，”他说道，“但那段时间最糟糕。每次斗我的时候，那些红卫兵都会用东西扔我——有水果，也有其他的硬东西。那都是些学生——还都是些孩子。他们觉得这很好玩。”

这一次，他没有笑。他的眼神里仿佛有一种硬实的东西，只见他抬起头指了指照片中的毛泽东。“那都是他的主意，”他说道，“是他的错。邓小平上台之后，事情才变了样，但‘文化大革命’那几年真是糟糕得很。我倒没怎么受伤——那算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我没有东西吃。每天，他们只给我两碗稀饭。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神甫都死了。大多是因病而死的，我们没有吃的，整天都不能休息。在重庆，很多神甫都死了。”

他又停下话头，数起数来。这一次，他很快就数清了。他想起了老朋友们，想起了一起念过书、做过祈祷、受过苦的人们。因为这个，他的记忆清晰了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停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也许，在他的记忆里，他看见了他们的面容，他们死去的样子，和他几乎死去的样子。当他回忆着这一切的时候，他的眼神好像很遥远。过了一阵，他终于说道。

“六个，”他说，“重庆死了六个神甫。”

李神甫并不愤世嫉俗，那也许是他长命的原因吧。对于正在执政的共产党，他没有任何怨言。当他嘴里说着现在的政策是如何好的时候，那仿佛是他的肺腑之言。实际上，现在的各方面肯定比原来好多了。教堂得到了合理的修缮，政府给予了免税政策，每个月还给李神甫两百元钱的生活补助。他又可以做弥撒了，他的教友们也可以无忧无虑地参加他的弥撒了。周末的弥撒用拉丁语，星期天的则换成了当地方言。

星期天一般有五十个信徒，大多是妇女，全是老人。很少有四十岁以下的人。教堂不办婚礼，也不做洗礼——只做葬礼。

当然，规矩还是有的。在中国，官方也不许跟罗马天主教会有任何联系——这一纷争的焦点使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了五个世纪，看来要得到解决远非易事。

“我们可以以私人的身份承认教皇，”李神甫解释道，“在我们的脑子里，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都可以承认他。如果我们不承认他，我们还叫什么天主教徒呢？我们每天都要为他祈祷。但我们跟罗马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他们不给我们提供经费。我们跟他们没有政治关系，教皇也不能来中国。他想来，但是来不了，因为他承认的是台湾。如果他承认大陆，他就可以来了。不过，还是有中国神甫到罗马去拜见他。今年，教皇去了古巴，离他上次去古巴又有好多年了。那次访问很成功。也许在将来，他也可以来中国看看。”

这些都是远虑，李神甫好像更关心他在涪陵遇到的各种近忧。他很担心他那些日渐衰老的教友们，他担心四川的传教士数量奇缺，目前有一百二十间教堂，但只有七十位神甫。他还担心钱的问题，因为他的教友大都很穷，给不了多少经济支持。自从他远在新加坡的弟弟五年前去世之后，外国援助也日渐减少了。

不过，他也不算太担心，因为跟他曾经见过的苦日子相比，这些只能算是小问题。他见过抗日战争，也见过内战，还有解放战争。从他个人来说，他经历过反对教外语和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他也见过法国人修建的教堂被改造成了织袜厂。他见过挂在自己肩头上那些丑陋不堪的文字。他见过教堂在1981年重新开张。那年的第一个星期天，不到二十个人诚惶诚恐地前来听他做弥撒。现在，涪陵及其周边地区的天主教徒已经多达一千多人，虽然每次弥撒的参加者很少超过五十人。对李神甫这样的老神甫来说，一生能够看见这么多东西，已经非常满足了。其他人可没有这么幸运。

不过，在他的办公室里，抬头就能看见毛泽东像，似乎有些奇怪，因为这个人在他的神甫生涯中曾经留下了三十年的空白。在四川，受过“文革”之害的人们如果在自家的墙壁上挂着邓小平的画像，这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自己也是那场运动的受害者。但他们很少会挂毛泽东的画像。李神甫这么做，也许有他自己的政治原因——也许他是想宽宽干部们的心吧，就像外面院墙上的“四化”标语一样。在中国，很多官员把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会——看成是祸患无穷的东西。李神甫挂上这么一幅画像，也许意在让他们感到放心吧。

李神甫常常会抬头把这幅画像看上一眼。说到过去的种种烦心事，他会反复地抬头看这幅画像。每看一次，他的眼神就会为之一闪，仿佛画像里有什么东西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回忆。故事讲完的时候，他又抬头看了一眼。他再次用手指了指毛泽东。

“那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他说道。他不再说话，仍旧凝视着那幅画像，画像里那两个面带微笑的人物懵然不知“那一切”所包含的东西：破旧的教堂、佩戴红袖箍粗野而残忍的孩子们、失去的岁月、失去的友人。

[1] 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之一，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减税便于富人花钱，使富人手中的财富可以垂滴进入社会。——译者

第八章 中国生活

在涪陵的时候，我总是在星期天的早上去做八点钟那一场弥撒。第一年的春季，我一个人去做弥撒。秋季到来的时候，跟我一起去做弥撒的是“美中友好志愿者”给涪陵派来的新志愿队员诺林·菲尼根。她们一起来了两个人——诺林和桑尼·法斯。外国人的人口数量突然翻了一番，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和亚当都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这种变化。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日程颇感舒心，两人的关系也总是十分简单——我们走得很近，但同时我们也能够单独打发时间。在城市和大学里面，我们两人都各自开辟了自己的空间，彼此互不干涉。

在涪陵这样的小地方，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产生已经拥有整座城市的感觉。除了偶尔有朋友前来拜访，我和亚当都没有看到过外国人，而我们跟“美中友好志愿者”也只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刚刚抵达的头一个月，两个管理人员前来看望过我们，但那之后就没有人管我们了。涪陵远离“美中友好志愿者”设在成都的总部，管理人员也不喜欢乘坐长江里跑来跑去的那些船只，因为既缓慢又危险。还是在春季的时候，涪陵的两艘轮船在靠近重庆的地方迎头相撞，酿成特大事故，死了十几个人。我在江上也无数次见过废弃的船只，沉没的程度各不相同。我总是小心谨慎地把这样的事件报告给“美中友好志愿者”，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大愿意前来看望我们了。最简单的莫过于没有人看管我们，而多数时间也确实如此。

可我们现在有了四个人，有一阵子我还对这样的变化感到有些忧心忡忡。不过，到头来形成的影响并不太大。学校的生活稍有差别，但那座城市足够大，吞下四个外国人丝毫没有问题。第一学期的时候，诺林和桑尼的反应跟我和亚当当初的反应非常相似。涪陵城内的种种压力把她们吓得晕头转向，她们俩也很少到远离校园的地方去打发时间。

诺林的父母是从爱尔兰来到纽约市的移民，所以她要去参加星期天的弥撒。当她第一次说到她的爸爸原来是一个爱尔兰土豆种植园主的时候，外办的王先生显得非常激动。“这么说，你的爸爸还是个农民啊！”他说道。

诺林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句话。“嗯，”她说道，“在爱尔兰的时候，他是个种植园主。”

“可你说过，他很穷，对吗？”

“啊，对。”

“那他就是个农民嘛！”

“嗯，我猜是吧。”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你的学生也多是农民！”

诺林对于中国的阶级背景知之甚少，她于是问我，遇到有人说他的父母是农民的时候，应该作何反应。可中文里没有“种植园主”这个词语——只要是跟土地打交道的，他们就称为“农民”，字面意思就是“务农的人”，翻译成英语就是“peasant”。从很多方面看，这样的翻译都很不精确，很容易让人回想起欧洲的封建时期，但“种植园主”这个词又无法传递“跟土地打交道”这一在中国国情下所具有的负面意义。粗略而言，这个国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从事着跟农业有关的活动，他们和城市居民的分界线在中国非常引人注目。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城市居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农民，他们因此总是成为偏见和屈尊的牺牲品。就连“土”字也可以作为一个贬义词用到人的身上，说他“粗俗”、“没有教养”。

不过，我们的学生多来自偏远的农家，这样的偏见在校园里并不特别明显。在一个班的四十五名学生中，一般只有很少几个人在小镇上长大，而这些城镇甚至比涪陵还要偏僻许多。有钱的学生少之又少，因此也就很难看到俗不可耐的势利眼，以及出身不好的敏感。每当我问我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以什么为生时，他们用英语这么回答道：“我的父母都是农民。”

一开始，这样的回答令我非常难堪，因为学生在说到“农民”这个带有封建社会意味的字眼时，态度竟是那样的平淡不惊。又一次，我向一个新生打听他的家庭背景，他回答道：“我爸爸是个农民，我妈妈是清洁工。”

“呃，我不太明白，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清洁工。”

“清洁工？”

“对，清扫大街的清洁工。”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有显得不好意思，所有学生在描述自己的家庭背景时莫不如此。我告诉诺林，她应该感到自豪，因为她是爱尔兰农民的女儿——在涪陵的所有外国人中间，她的阶级成分最革命。

诺林和我在星期天要去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因为我喜欢观察那位神甫，以及每周都要去教堂的那些老太太们。她们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在这些信众的身上有一种无言的力量，丝毫没有美国那些穿戴得体的教民身上所具有的矜持和装模作样。她们付出的是自己的虔诚，这样的虔诚无法用金钱衡量，而最虔诚的莫过于李神甫。

看着这位神甫，我就想起了我那位曾经做过本笃会修士的外公。他生长在堪萨斯州，他所在的教区有时候会向具有潜力的学生提供奖学金，送他们到意大利去学习。1929年，我的外公接受资助来到了罗马的圣安舍莫修道院。他那时十八岁，理想是当一名神甫，也许还想当一名传教士呢。

我曾经读过他在那几年写下的日记，尽管里面充满了思乡情愁，但也描绘了美丽神奇的罗马城、魅力十足的大教堂，以及当时的历史进程。无论身处何处，这一切总会吸引着这个年轻人。他自己正好也置身于历史之中，他的日记里总会提到他在街上看到的民族主义大集会。有好几次，他还看见了游行队伍中的墨索里尼。

1931年春，一群神甫从北京天主教大学返回到了圣安舍莫修道院。1931年3月1日，我的外公在日记里用黑笔工整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今早，我们一群美国人登门拜访了西尔维斯特·黑里神甫，跟他做了一番有关中国的长谈，尤其讨论了北京天主教大学。黑里神甫今早在教堂学院发表了庄重演讲。他似乎对天主教大学的未来很是乐观，已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份工作中去。

那天之后，日记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对罗马的描述减少了，对中国的描述增加了。他对中国的迷恋与日俱增，直到“中国”这个词语用上了大写字母，还加上了下划线，俨然成了一个神圣的字眼：

1931年3月18日：今天，北京天主教大学校长弗朗西斯·克劳盖提神甫在回中国的路上抵达此处。他是个爱尔兰人，身材高大魁梧。

1931年3月22日：克劳盖提神甫今早做了一场非正式的“家庭布道”，我们一行十五个人去了他家。当然，可以抽烟，很有意气相投的气氛。听克劳盖提神甫说话真有趣。据他所言，天主教大学现在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多位能力很强的教职人员——既有本笃会的，也有其他的——已经向他允诺，会前往中国任教。

1931年3月23日：目前，美国人之间的闲聊全跟中国有关。

1931年3月25日：我一回来就找拉夫和唐纳德谈论了中国问题。克劳盖提神甫今天忙了一天，但还是前来唐纳德的房间，跟唐纳德、休、爱德华和我做了一番鼓舞人心的交谈。我们兴奋不已。克劳盖提神甫十二点钟走了之后，唐纳德、休和我继续交谈，直至凌晨三点钟。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我要报名去中国。上帝与我们同在。

1931年3月26日：中国！由于昨晚的交谈，今早起得很晚。又到唐纳德的房间谈论了大半天的中国。克劳盖提神甫带了几幅他昨晚提到的图片给我们看。从圣安舍莫修道院前往天主教大学的美国人好像不会太多。愿主蒙恩，让我成为其中的一员吧。

1931年3月27日：现在，什么事情都跟中国有关。我的呼吸、我的一日三餐、我的睡眠，无不跟中国有关。我觉得，我们“中国小组”的几个成员莫不如此。

就在我的外公即将宣誓成为一名神甫的时候，他的上级通知他，他将会被遣返回阿肯色州。我的外公写了一封长信，说他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需要他前往中国。但他的上级予以了反驳，说上帝有时候就是这样——他有时候会向年轻人发出虚假的召唤，只是为了试炼他对尘世间的上级是否忠心耿耿。有时候你真心诚意地觉得应该到中国去，但实际上你应该去阿肯色州。

就这样，我外公与生命中的转折点失之交臂。他不想回到阿肯色州做神甫，而本笃会又不想让他到中国做一名神甫。于是，他离开教会，回到了美国。他卖起了保险。他结了婚。他有了孩子，他的孩子也有了孩子。他退休，玩起了高尔夫，到各地旅游。星期天，他总会去做弥撒。他一直没去过中国。他很少谈起他做修士的这段时间，我也是在读研究生期间，看到他写下的日记之后，才知道他对中国曾经有这么浓厚的兴趣。但那是他去世之后好多年的事情了。他在1987年去世，我那一年十七岁——跟他到罗马当修士的年龄大致相仿。跟他一样，我太年轻，对于时间、对于未来、对于过去将会怎样重现，还没有什么认识。

回到涪陵之后，我继续中文课程的学习，时而由廖老师上课，时而由孔老师上课。我们一般会以闲聊的方式开始，而廖老师总会给我讲讲她头一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了些什么。跟我在涪陵的绝大多数朋友一样，廖老师很喜欢看电视。有一天，我们上课的时候，她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她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

“昨晚的电视上有个外国人，”她说道，“他会讲中文。”

“是大山吗？”

“不是大山，他的中文没有大山讲得好。他的中文还没有你说得好。”

“不会吧。”

“就是，他的语法比你好一点，但他的发音比你差远了。他的声调也不对。”

“我不信。”

“我是说真的，”她说道，“我觉得你的中文比电视上那个人说得好。如果你的语法再进步一点，就比他好多了。”

“他是哪儿的人？”

“澳大利亚。他长得好丑——皮肤不好看，还留着长头发。难看死了。”

我们就那么坐着，一起在头脑里讨厌着电视上那个声调不对、还留着长头发的外国人。然后，我们开始上课，廖老师特别关心我的语法。

那之后，她会随时向我通报电视上那个人的最新情况。通常情况下，这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一个小群体，大山是其中的顶梁柱，而经常露脸的人中文都讲得很好——看得出来，我如果要加入那个联盟，还要等上好些年头。不过，廖老师觉得希望还是有的。再说了，声调说不好的外国人偶尔也能上电视呢。不过，这会招来她毫不留情的批评。一般情况下，她会非常小心地挑出身体上的瑕疵或者毛病，尤其是这个外国人十分肥胖的话。廖老师个子苗条，她不喜欢长得胖乎乎的外国人。

我们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正式，不过，这样的正式令人感到十分自在——也就是中国人的那种师生关系。她对于我取得的进步感到非常自豪。我开始能够读书看报之后，她会仔细地翻阅《重庆晚报》，然后把可以用于上课的文章剪下来。她喜欢那些讲述二战时期日军暴行的文章，她也喜欢讲述香港自回归祖国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文章（在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好几件大事呢）。偶尔，她还不得不选几篇文章，把美国的极端帝国主义倾向给批评一通。9月底，当法国人抱怨美国对伊朗采取制裁之后，我们的中文辅导课上又加入了大量的故事，谴责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不过，即便在这样的课堂上也没有了紧张关系，我们之间的鸦片战争早就结束了，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跟对方打交道。我们两个人都有所改变，不过我可能改得多一些：不管是在她的眼里，还是在我自己的眼里，我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外国人。

我喜欢廖老师，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出来，她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女性——在我看来，她是我在涪陵认识的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人。她不愿意外国人对她俯就屈尊，因为她有着极强的自尊心。不过，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她就成功地把这种自尊心传递到了我的身上。除了自尊，她还彬彬有礼，十分尊重传统。跟其他年轻女子不同，她不会穿着暴露的衣服，她也不会把头发染得不中不西。跟孔老师不一样，她不愿意到我的公寓里来为我上课。廖老师是个已婚女子，而我是个独身男人，如果她每星期都来我的房间里呆上六个小时，人们可能会说闲话。我们上课的地点一直都是在我的办公室。

我喜欢上廖老师的课，还因为我只需要简单地问她几个问题，就可以借此了解中国人对任何问题的一般看法。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她身上有着中国人的典型特征，于是我经常利用上课的机会来弄清楚我在别人那里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令我感到纠结的事情。有一阵子，中国人对于希特勒所怀有的痴迷态度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如果你跟任意一个老百姓谈起第三帝国的元首，他们的评价一般都比较好。我在西安过暑假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德国学生，她对于中国人在得知她的国籍时所表现出来的兴奋态度颇感困惑。

“噢，你是德国人！”他们会这么说，“希特勒！不错！”

出于好奇，我跟几个中国人谈到了他，很多人的回答大抵相同——他虽然犯了些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为他自己的国家做过很多有益的事情。不过，我还是依然好奇不已。于是我问廖老师，为什么中国人对希特勒有这么正面的看法。跟往常一样，她的回答帮助极大。她说，多年以来，电影院和电视上不断地播放查理·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每个中国人都看过。

“你看过吗？”我问道。

“肯定看过！”

“看过几次？”

她在头脑里数了数。“四次，我想是有的吧，”她说道，“也许还要多一点。”

“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我很喜欢电影中的希特勒讲话的样子，像个疯子，是这样子的——”她把模仿希特勒的卓别林的动作又模仿了一遍，挺起肩膀，仰着下巴，挥舞着拳头。

“哇——哇——哇——哇！”她大声吼叫着，仿佛在用外语发表演讲。可她随即就笑了起来。

“可那不是在取笑希特勒吗？”我说道。

“当然了！”

“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跟我说，希特勒身上有很多优点呢？”

“很多人都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希特勒既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个狂人，做过很多恐怖的事情。看见了吗，我们同时具有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人们把他当成了一个有趣的人，因此很喜欢他。他这个人看起来很滑稽。”

最奇怪之处，也许还因为中国人对希特勒痴迷不已的同时，又对犹太人抱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之情。在中国人看来，犹太人的优点仅次于此——因为他们相当聪明，大家从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这两个典型人物身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在西安的时候，跟我一起学习的一个以色列学生，教职员工处处对他关爱有加。大家都对他的聪明程度叹服不已，尽管他并不特别聪明，而且中文学得一塌糊涂。但他是个犹太人啊，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是很有智慧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于是纷纷忽略了他这个特例的现实性。这跟我的蓝眼睛是一回事儿。

这样的想法十分标准，而且完全可以预测。我在中国住的时间越久，就越认识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一点都不像外国人曾经描述的那么复杂难懂。外国人总是说，中国很难搞懂，这样的断言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思想高度同一，可以预测。你只要按下这几个按钮——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十有八九都可以精准地预测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可以精准地预测人们会使用哪些具体的词汇。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大家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种族、闭关锁国好几百年、目前的教育制度高度单一化和政治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同样自然而然的，是这样的情形竟然形成了诸多稀奇古怪的观念，比如对希特勒的崇拜和对泰国人妖的痴迷。这件事情也是我在暑假中间才意识到的：你随便挑个中国人问一问他们对泰国的看法，基本上都会说到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泰国的人妖很有名。

弄清楚常人持有的这些观念的过程非常有趣，偶尔你还可以让这样的观念为己所用。放暑假的时候，我的妹妹安吉拉和她那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同事托德对于顿顿都要和他们的中文翻译一起吃饭烦闷不已，我于是给他们想了一个话题，说保准会令那个过程其乐无穷。托德是个犹太人，我于是对他说，这是他的王牌，不应该束之高阁。我走了之后，他在一次吃饭的过程中公布了自己的种族背景，因此打破了就餐过程中的沉闷格局。

“你是犹太人？”那位翻译睁大双眼问道。

“对。”

“那你一定非常聪明了！”

那之后，他对托德平添了几分敬重。“美中友好志愿者”第二批人员中，有一个教师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形。当人们发现她原来是个犹太人的时候，所有事情马上来了个大转弯。她的一位中国朋友给她道了歉，因为在知晓她的身份之前，这位朋友没有像对待犹太人那样对她足够以礼相待。

还是在暑假期间，我有一次坐在火车上看我的中文课本，这令其他的乘客惊叹不已。身为外国人，不令人叹服都不行——就连我这点可怜巴巴的汉语水平都会让人对我钦佩不已。不过，在那一次的火车旅途上，只有一个妇女饶有兴趣地把我琢磨了一番。

“你是个中国通啊，”她说道，“我看你学习很刻苦呢。”

“哪里哪里，”我回答道，“只有努力学习，我才能把汉语说得更好。”

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很显然，她正在努力地想着什么问题。“你是犹太人吗？”她终于这么问道。

“不是，”我回答道。看了她的表情，我很想跟她说声对不起。但我压制下了这样的冲动，然后跟她交谈了一小会儿。就在她起身回到自己的铺位上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她的失望情绪，但我对此无可奈何：我只是个外国人，我不是什么犹太人。

在涪陵的第二个年头里，生活中的一切全都变了样。我教上了新的学生——我去年教的高年级学生已经毕业，大多回到乡下当起了老师。我自己的汉语辅导老师也几乎焕然一新，他们现在在我的眼里变成了真真正正的人，我们之间可以无拘无束地无所不谈。涪陵城也没有头一年那么肮脏和吵闹了，人们也友善多了。当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也听得明白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我的工作。我还上文学课，但现在上起来容易多了，因为我有头一年的上课笔记可以使用。我把多数的空余时间花在了城里面，到处闲逛，找人交谈。

每一周的每一天，每一天的每一个时段，我在城里都有固定的安排。有时候，我会在上午去南门山，坐在街心花园里，看着这座城市一点点地变得活跃起来。星期二的下午，我会找那位摄影师交谈一番，然后去望州公园。星期一晚上，我会沿着繁忙不已的中山路走上一阵。星期天，我会去教堂，然后坐下来跟李神甫聊天，款待我的总是一杯难以下咽的咖啡。我也并不喜爱可口的咖啡，但出于尊重，我还是喝下了神甫给我备下的咖啡，一如他出于尊重，以为外国人都喜欢咖啡胜过茶水。

跟李神甫聊过之后，我会在老城区闲逛一番，到河边把几位铁匠的劳动过程看上一阵。然后，我会往上走到城中心的一个茶楼，因为在星期天的时候，几个中老年人会把他们的宠物鸟提到那里去，挂在屋檐下。看见我也去了那里，他们总是非常高兴。特别高兴的要数张小龙，他是全涪陵最幸运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受了伤，一条腿短了一截，现在走起路来一拐一瘸的。那真是一次难得的受伤，因为他从此被正式列为残疾人，他供职的海陵厂就再也不能解雇他了。海陵厂是一家国营企业，正在进行的改革导致了大量职工下岗，但这不关张小龙的事，因为他的工作绝对稳妥。遇上摩托车交通事故，能有这样的好运就不错了，但张小龙又交了一次好运，他的老婆怀孕了，生了——生下的既不是一个女儿，也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两个儿子。轻微受伤，正式确定为残疾人，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这样的事情真是妙不可言。现实生活中哪有这样的美事，这样的美事只有在书里才能读到。

每个星期天，张小龙都会拎着鸟笼子，满怀自豪地、一拐一瘸地来到这家茶楼，坐在阳光下，满脸笑容地喝上一杯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人，也是最幸运的人，我很喜欢跟他交谈——并不是因为跟他交谈会多么有趣，而只是因为他总是那么乐呵呵的。他会提醒我说，我自己在涪陵的生活也一样魅力十足。无论我去哪里，人们差不多都已经知道了我是谁，我因此可以循着自己的生活日程，并且保证那些熟面孔乐于看见我的身影。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依然有很多年轻人会戏谑性地高声喊着“哈——罗——”，但这其中的麻烦比上一年少了很多。再说，多数人的善意早已淹没了这些人带给我的种种骚扰。我在暑假期间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两面性——中国人对外国人可能有些过于苛刻，但他们在急于知道你来自何处时表现出来的耐心、豪爽和好奇又令人难以置信。我感觉到，我把第一年的时间用在了让自己适应他们对外国人的苛刻上，现在则开始享受起其中的种种乐趣。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城市向我展示出了它全新的一面。当然，真正改变的其实是我自己。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何伟，或者用四川话读出来就是霍伟（Ho Wei）。这个名字是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接受培训时取下的，在中国这是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姓名中间的“伟”是“伟大”的意思，平淡得如同美国人取名叫做“约翰”。我的姓氏也很普通，不管我走到四川什么地方，总会遇到很多姓“何”的人。每当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总会说我们是家门儿，一家人。就在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叫何伟的人，他在体育系教书。

生活在这里跟生活在其他很多国家大不一样。在那些国家，你可以使用自己的真名，或者与之类似的什么名字，这都会跟你原来的身份存在着明白无误的联系。我的中文名字跟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这个叫做霍伟的人跟我的美国身份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关联。这中间有着很大的自由度——二十八岁的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

针对这个全新的身份，你还可以做一番修补，自己把名字重新取过。我们第一年的服务期快结束的时候，亚当就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原来的名字——梅尔康——听起来有点像个外国人（还有一点像四川人熟悉的某个猪饲料的商标名称）。为了找一个更加地道的中国人的、少一些农业意味的名字，他发动他的学生们给他提出种种新的命名方案，当然要附上完整的解释和说明。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定在了“梅致远”这个名字上。“致远”的意思是“志存高远”，七百多年前以书写思乡类戏曲著称的元代戏曲大家马致远就用了这个名字。实际上，中国所有的读书人都谙熟这其中的寓意，马致远之后还有作家在诗词歌赋里用到过这两个字。一下子，亚当从猪饲料进入了朗朗上口的古典隐喻——在中国，外国人就可以如此这般简单地重新定义自己。

我一直没有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不过，我还是轻而易举就感觉到，我的中国自我跟美国自我大相径庭。后来，我慢慢地把自己看成了两个人：霍伟和彼得·海斯勒。我在涪陵的第二个年头，霍伟才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霍伟成了我的主要身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其他外国人，大家只知道我叫霍伟，他们只知道我在中国的这个身份。霍伟跟我的美国人自我大不一样：他对人友善，渴望跟任何人交谈，能够从哪怕最无聊的交谈中找到乐趣。简单地说，这个人很好玩；他只需要用当地方言简单地说上几句话，就能给涪陵人带来无尽的乐趣。霍伟还有一点儿笨，那是我最喜欢他这个人的地方。他说话有口音，语法也有些马马虎虎，还总喜欢嘲笑自己犯下的一些简单错误。对于这样笨拙的人，人们总是乐于与之相处。他们发现，跟霍伟很容易说话，尽管他们总是要把一个新词说上两三遍，或者还要在他的笔记本上写出来。霍伟的口袋里总是带着个笔记本，用它来学习新词汇，也用它来记录下交谈中的某些东西。霍伟回到家之后，他把那个笔记本放在了彼得·海斯勒的桌上，后者再把其中的每一个文字输入到电脑中。

我的公寓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用于学习汉语，另一张用来进行写作；一张是霍伟的，另一张是彼得·海斯勒的。有时候，这样的关系令我纠结不已——在笨拙的霍伟后面隐藏着另一个人，他密切地关注着每一件事情，并把这一切都记下来，这似乎有些不妥。但我又想不出更为简单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分裂，我同时过着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尽管这两者占据着大致相当的领地，却又迥然相异。我的公寓很大，我把两张桌子分别放在了不同的房间。霍伟和彼得·海斯勒从来没有碰过面。那个笔记本是他们唯一共享的东西。

一个礼拜天，教堂里举行了一场葬礼。诺林那天生了病，我一个人坐在教堂里，尽可能地按照弥撒书里的说明跟上仪式的进程。我一直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地道的中国习俗，它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时代，做弥撒是我最早的阅读经历之一。

仪式结束之后，人们在庭院里转悠着。我因此看出，那天的仪式很有些不一般。我和李神甫坐在他的宿舍里，要了些咖啡和点心，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太太用盘子端了上来。咖啡比往日更难以下咽。我谢过那位老太太，很勉强地喝了一口咖啡，立马吃了点曲奇饼，以盖住咖啡的怪味。李神甫和我互问了身体健康之后，他告诉我，刚才的仪式实际上是一场葬礼。

“哦，非常遗憾，”我回答道，“谁的葬礼？”

他说了一个女人的名字，那是一个我没有听说过的名字。“她多大年纪？”我问道。

“八十岁。”

“很长寿啊。”

“对，”神甫说道，“她对我们教堂很好，每个星期天都来。”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当然早就退休了。退休之前在海陵厂上班。”

每个星期都去做弥撒的人并不太多，我于是又问了一些问题，看能不能让自己回想起这个女人来。李神甫很耐心地回答着我的问题。随即，他指了指我的身后，说道：“她就在那边。”

我转过头去，看见那个女人就躺在我身后三米多远的一张桌子上。那个地方灯光昏暗，刚才进门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全身上下覆盖着一张白色布单，只有头部露在外面。那是个小个子的女人，头发花白，双唇紧闭。我想来了，我曾经在教堂里见过她。我正在吃一块饼干，看到这里，我把手里的饼干放回了盘子上。

“哦，”我说道，“就是她啊。”

“对，”李神甫说道，“就是她。”

“嗯，”我说道，“我想要到外面看看。”

外面的庭院里阳光明媚，教民们正在长长的白纸条上写着悼词。靠教堂的墙上，放着好几个用白纸和竹条扎成的大花圈。回到阳光下，桌子上那具尸体带给我的震惊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继续观看着人们怎样吊丧。老太太们全都在耐心地等着我喝完咖啡，现在她们进入房间向遗体致哀。

那个女人五十多岁的儿子也在场，看见有这么个外国人前来参加他母亲的葬礼，感觉很是激动。我告诉他，他的母亲一直对我非常友善，这更令他感到高兴不已。在葬礼期间有个习俗，家人要提供小礼品，那位儿子于是给了我几个水果和一盒宏声香烟。我谢过他，然后收下了那盒香烟。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适合的吊丧赠礼。

随后，我去了茶楼。张小龙，也就是全涪陵最幸运的那个人，笑着跟我挥了挥手。跟他一起的另有几个老头，我自己在边上找了张空桌子坐下来。一个女服务员微笑着走过来，问我要点什么。

“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说道。称自己为“洋鬼子”是我在涪陵开得最简单、又最容易让人消除戒心的一句玩笑。我在暑假的时候开始用这个词语来称呼我自己，人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们有时候会觉得非常尴尬，想要说服我换用别的什么词语来称呼自己。但我总是很有些得意地跟他们说上几句“我们洋鬼子有悠久的历史”或者“我们洋鬼子有灿烂的文化”这样的话语。

在这家茶馆，我和里面的小姐——也就是服务员——经常开这个玩笑。她总是抿嘴一笑，然后给我端来一杯热茶。我之前已经在街上买了一份报纸，现在正好坐下来边看报，边等着茶凉。

在茶馆打发时光总是大同小异，很多人会走上前来，跟我聊上几句。快近中午的时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年轻女子坐到了我的桌子边上。我们交谈了大概有十分钟的样子。年轻女子跟我坐在一起略有一点不太寻常，但又不是太不寻常，所以我没有多想。她的名字叫做李佳丽，问我要了电话号码。这也很平常——涪陵人总会问我要电话号码。唯一的麻烦在于，有些人喜欢在早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我打电话，所以我总是在睡觉的时候把电话的听筒提起来放在一边。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李佳丽，没再多想什么。

一个星期后，我又去了茶馆，她又跟我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她穿着短裙和紧身衣，脸上化着浓妆。她说不上漂亮，但你在某些小姐身上看到的做派，她都成功地学到了手。她很爱笑，说话有些忸怩作态，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总是拖着长长的尾音。茶馆工作的那位女子跟她完全不同，当李佳丽在我的桌子边上坐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她摇了摇头。几个老头正在盯着我们看，他们的鸟儿似乎也吃惊不小，全都住了声。我感觉到一定发生了什么，而我却全然不知。于是，我找了个借口，付了茶钱，走出了茶馆。

李佳丽尾随我走出了茶馆。“你去哪里？”她问道。

“我得走了，”我回答道，“先去吃饭，然后回家。”

我们从我经常光顾的一家小面馆门前走了过去。突然，我很害怕，害怕这个女子跟着我回家，还被校园里的人看个一清二楚。“我得走了，”我说道，“我就在这家面馆吃饭。再见。”

“那，我跟你一起吃吧，”李佳丽说道。

面馆老板清出了一张桌子，我和那个女子坐了下来。在涪陵，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总是麻烦自己找上门来。一般来说，我很喜欢我既不能左右、也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然而，今天我对她的意图产生了怀疑，可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坐在那里，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我问她在哪里上班。

“那并不重要，”她说道。可突然之间，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你是在涪陵上班吗？”

“我现在的工作一点都不好，”她耸耸肩说道，“但我叔叔正在重庆给我找一个更好点的工作。他开了一家很大的餐馆——他很有钱！我要去他那里当小姐。我叔叔餐馆那些小姐穿的尽是好衣服——我也要穿旗袍，就是这样子的”——她摆了摆样子，让我知道旗袍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袖子，颈部收紧，在大腿上开叉。

“哦，是嘛，”我说道。

“不过，很贵的，”她说道，“旗袍得自己出钱。”

“那很不爽啊，”我说道。

“你喜不喜欢唱卡拉OK？”

“不喜欢，”我回答道，“我不喜欢唱卡拉OK，美国人大都不喜欢唱卡拉OK。”

“我们应该找个时间去卡拉OK唱唱歌，我可以教你啊。”

“抱歉，我对卡拉OK不感兴趣。”

“算了算了，”她笑着说道，“我对你们美国很感兴趣。”

“我们美国有什么让你感兴趣的呢？”

“我什么都感兴趣啊。你把我带过去嘛。”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谈话方式。“很难啊，”我说道。

“我喜欢去你们美国生活，”她说道，“你们那里的人比我们有钱。”

“我们美国也有很多穷人啊。”

“总不会有我们的穷人多吧。”

这倒是说到了点子上，我也换了个话题。我告诉她，去美国的签证很难办。接着，我们的面条也上来了。我很快地吃着面条，同时拼命地想着该怎么办。

“霍伟，”她说道，“你好可爱的。”她说这话的时候，带着小姐那种娇柔的腔调，我敢肯定，面馆里的其他人一定也听到了这句话。

“你的眼睛好好看哦，”她说道，“我觉得你们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的眼睛好看多了。”

“不一定啊，”我低声说道，“中国人比外国人好看多了。外国人好难看的。”她把这话当成是我的恭维，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心想：霍伟，你真是傻瓜一个。

“霍伟，我喜欢听你说我们中国话，”她说道，“你说得好好玩哦。”

我想起了大学里的男生们曾经偶遇来自瑞典的换工住宿女孩，那些女孩口音浓重，头脑笨拙。这样的比较很不好，我试着不去想它。

我付了钱。我们一起走出餐馆的时候，老板好像心领神会似的笑了笑。大街上，李佳丽挽住了我的胳膊。我站在那里，左右为难，不敢相信这一切。这位女子拉住我的胳膊，我们就那样站在南门山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在对着我们揿喇叭，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

“我得走了，”我说这话的时候，舌头好像打了结，“你不要跟着我。今天我很忙。”

“下个星期是我的生日，”李佳丽说道。

“很好啊，”我说道。

“下周再见，”她说道。

一辆出租车大声鸣着喇叭疾驶而过，我甚至闻到了它排出的热烘烘的尾气。太阳很暖和，我开始出汗了。“再见，”我说道。她终于让我走了。

两天后，李佳丽打来电话，霍伟接了电话。她问他星期天去不去茶馆，他回答说要去茶馆。他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茶馆，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撒谎。

放下电话，我又开始想起我在中国生活期间——尤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各种复杂的可能性，我还对霍伟无法应对这些可能性的诸多法子进行了一番拿捏。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不去那家茶馆，但她已经知道我是在学校上班，而我又不想她为这事追到学校来。

我知道李佳丽很棘手——对于一名中国妇女而言，她太过于冒失，要么是想钱，要么是个疯子。头一年，我和亚当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大一女生在亚当的公寓门口一连守了几个星期；我在涪陵期间，一个名为欧小姐的中年妇女差不多一直围着我转。这两个女人很明显都有些神经错乱，她们之所以盯上我们，无疑是我们跟她们一样，同属于圈外之人。这种情形一下子就成了我在中国的生活过程中最饶有兴趣，也最令人心烦的一个方面——就因为你是外国人，竟容易引起边缘人士的关注。这也算是中国生活，但肯定算不上是正常生活。

头一年，发生这样的复杂状况时至少还有英语这个条件，我们对于互动过程还能有所掌控。可现在只有了中文——我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有利条件全都让他们给占尽了。我知道，李佳丽的事情最难应付，我得想法让她知道，她不能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这全都需要霍伟出面应对，我对他有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信心。

接下来那个星期天，我尽量推迟了去茶馆的时间。我先跟李神甫闲聊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往下去到那家铁匠铺，看他们怎么制作錾子。临近中午时分，我才往茶馆的方向走去。

茶馆里的小姐给我斟上了茶水，我心里非常紧张，早没了心思跟她开“洋鬼子”的玩笑。她笑了笑说，李佳丽一直在找我。我问她是否认识这个女人。

“我认识她，但跟她不是朋友。”

“她在哪里上班呢？”

“她就在街对面那家美发厅上班。”她说的美发厅实际上是一家美容院，但也有别的含义，这位小姐说起这个词语的口吻跟涪陵的每一个人一样，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城里的娼妓多在美容院上班，我终于明白了，李佳丽靠什么为生。

我坐下来，等着她的到来。茶馆的一个常客坐过来，跟我聊了起来。这个人一直很令我讨厌，因为他是个狂热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这东西融合了佛教、道教，以及气功等好几种吐纳健身术。一开始，我对他有关法轮功的谈论还很有些兴趣，因为我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而当地有人对它充满了宗教般的信奉，这样的热情在涪陵很难见到。然而没过多久，这个人觉得可以做我的转化工作，所以经常给我打电话，大谈特谈法轮功的种种好处。他尤其喜欢在早上五点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因为他想让我知道，生活中一旦有了法轮功，就几乎不再需要什么睡眠了。

这是霍伟遇到的另一件麻烦事儿。我对各种各样的气功都没有什么兴趣——我喜欢跑步，不喜欢任何极尽缓慢的健身方式。当然，我当时要是能够料到政府会在1999年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可能跟这个人闲聊的兴趣还会稍微多一点。但在涪陵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它会在某一天发展成为这么大的一场政治事件，也没有想到政府会觉得其中包含着重重威胁。就我而言，法轮功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每天早上五点钟就把我给吵醒了。

但在那一天，对于任何分散精力的事情我都乐于接受，我于是认真地听起了那个人的宣讲。酒精是我跟他之间的主要结点——他个人对法轮功的理解就是强调不能抽烟，不能喝酒；无望之下，我也抓住了这颗砝码来泄他的气，说要我禁绝喝啤酒连门都没有。跟霍伟曾经采取的很多解决之道一样，这一次仍然是严重失算，我的一番解释招致这个人一连数个星期对我进行了有备而来而又枯燥无聊的软磨硬泡，不厌其烦地跟我讲解酒精所具有的种种危险。他的讲解一开始总是说酒精会如何地进入到我们的细胞中，而法轮功所追求的正是各种物质在细胞水平上的平衡状态。针对这样的说辞还有一大堆，但我总是听得云里雾里，不得要领，只是坐在那里不停地点头，好像什么都听懂了。

那个人正在讲解的时候，李佳丽来了。她笑了笑，就在我们的桌子边坐了下来。我没有搭理她，那个人也继续发表着关于酒精和法轮功的高谈阔论。所有玩鸟的人都在注视着我们。

她还是穿得很艳丽，就着我们喝茶的桌子化起妆来。她在双颊上抹了些胭脂，对着一块小镜子看了看，然后又画上了眼影。在涪陵，很少有女人化浓妆，更少有人在公共场合对着自己的脸部抹上一通，因为这样的做法被视为缺乏教养。同样的做法还有很多——最明显的莫过于某位小姐当众吸烟，如果涪陵的某个女子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你基本上可以确信她是个妓女。李佳丽没有当众吸烟，但她当众化妆的行为也算够坏的了。

她试了好几次想要引起我的注意，最后，我终于看了看她。

“霍伟，”她说道，“你的美国名字是叫彼得，对吗？”

“是的。”她第一次遇见我的时候，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现在真后悔，当初把这个也告诉了她。

“彼得，”她说道。但她把“彼得”读成了“彼—夺”，我很不喜欢她把我的名字念成那个样子，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读音又给霍伟添什么乱子。“彼—夺，”她又叫了一遍，“你给我带礼物了吗？”

“没有。”

“我给你讲过这周我过生日哟！”她这次使用的还是那种轻浮挑逗的小姐腔调，我的怒火在一点点地升腾着。

“我们在美国没有这样的习惯，”我说道。

“你们过生日不给礼物呀？”

“我们不会要求人家给礼物。”

这是霍伟说过的最尖刻的话语之一，但这丝毫没有让她感到狼狈。她说，我可以在下个星期把礼物给她带来。她问我可不可以带她一起去吃午饭，我觉得我受够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撒了个谎，“我在学校有女朋友，是个外国人——她个子很高，红头发。”我琢磨着，诺林是最佳人选，因为个子高大，她的身高有时候会对中国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那位法轮功练习者也在仔细地听我们说话。

“没关系，”李佳丽说道，“你有女朋友有什么关系嘛。”

“我得走了，”我说道，“我今天不想吃午饭了。”

“我跟你一起走，”那个人说道。

我们站起身来，李佳丽对着那个人说了些什么。他们说得很快，用的还是当地土话，我则走出了茶馆。他们在街上追到我。法轮功练习者走在我的左手边，李佳丽想来抓住我的右手胳膊。“彼—夺，”她说道，“你们要去哪里？”

“放开我，”我说道。

我抽出身来，挤到了人群之中，法轮功练习者凑到我的耳朵边上问道：“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她是谁，她老是来烦我。”

“你真的对她没有兴趣？”

“没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

李佳丽又追上了我们，她挤到了我和那个人之间。他对她说了些什么，而她随即做出了强烈的回击，于是他转过身去对着她。他对着那个女人吼叫，她也对着他大喊大叫，用四川人的下流话“龟儿子”来称呼他。小姐的风采荡然无存，那层面具也仿佛被揭了下来。她朝他吐着口水，像个泼妇似的对他骂街。周围的人们驻足观看。那个人站在那里回骂着。没多大工夫，这场争吵就结束了。李佳丽扬了扬头，气冲冲地沿街走了。

围观的人群也散了，我跟着法轮功练习者走到了公交站。我回头望了一下，依然能够感觉到心在怦怦跳动。那一刻，我很庆幸自己一直忍受了那个人打给我的一个个电话，以及他关于酒精的一次次高谈阔论。我对自己发誓，今后要永远对他彬彬有礼，至少把他的健身方法试上一次。

“她叫我不要妨碍你们在一起，”他说道。

“她是个妓女吗？”

“也许吧，”他说道，但中国人这样的回答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肯定无疑”。

我们走到了公交站，我向他表示了感谢。

“你要多加小心，”他说道，“他们这种人一般就是想要你的钱，或者因为你是外国人吧。你不应该把电话号码告诉给每一个人。你要记住，我不是想要你的钱——我只想教你练法轮功。我跟她完全不一样。”

我点着头上了公共汽车。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不断地调整我的生活日程，以避开那家茶馆。李佳丽去了重庆，那年秋天，她给我寄来了一连串的情书，我都置之不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一直也没有练习过法轮功。清晨，我还是把电话机的听筒取下来放在一边。我认识到，这样的复杂局面是我在中国生活无法避免的。但我也认识到，哪怕再糟糕，霍伟也能想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子。我一直给他足够的自由度，到头来，这犹如一个成年人看着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至于其中的掌控度，只需要我能过我自己的日子就行。而其中的无可预见性呢，虽然有些冒险，但也自有它的乐趣。我需要做的，就是放手让霍伟走他自己的路，同时祝愿他一路顺风。

老板

黄小强想要一台VCD播放机。他想要一部手机。他想要一辆汽车用来开出租。他想要投更多的钱到股市。他想要增加收入，让跟他一起住的家人——父母、老婆以及两岁的儿子——有更好的房子，过得更踏实。他想要的东西这么多，但他目前所拥有的，只有一家叫做“学生食家”的小面馆。因此，他在面馆上全情投入。

面馆的优势是位置很好。这里差不多算是江东的中心，过一条街就是师专的大门，几个妇女在旁边摆了小摊卖点水果零食。面馆有六张桌子，但差不多总会坐着师专的学生。星期天的傍晚尤其繁忙，学生们开完了班会，纷纷走出校门吃晚饭。“学生食家”的楼上是一家卡拉OK厅，经营目的可疑。傍晚时分，卡拉OK厅的小姐们也下楼吃饭。小姐们配着BP机，化着浓妆，跟刚刚讨论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满脸稚气的大学生们坐在一起，一边吃着面条，一边高声闲谈。

黄小强认识周围所有的人——中巴车司机、水果摊贩、陶瓷厂[1]的工人、商店老板、学生和卡拉OK厅的小姐们。对于他们的生活节奏、中巴车的发班时间、工厂的交接班时间、学生们的班会时间，他都了如指掌。他用江东人的生活节奏编织起了他自己的生活节奏。面馆的生活节奏很简单：早上六点开门，晚上十一点打烊。“很辛苦，”黄小强经常这样说道。但他这话只有一半可以当真，因为帮手很多：他的父母、他二十五岁的漂亮老婆冯小琴都是很好的帮手。有时候，他就在一条街上的陶瓷厂上班的大姐也会过来帮忙。平时，总有帮工、亲戚朋友从涪陵南边的白涛乡下老家赶来面馆帮忙。其实，在所有劳动力中间，黄小强可能是最不勤快的。他老婆和母亲才是面馆的顶梁柱，因为黄小强一天到晚没事就在抽宏声烟，说是要跟当地人搞好关系。

他二十六岁，五年前从成都坐了一趟长途列车去过新疆，想找一份工作。“好冷啊，”他说，“工作是有，工作还不错，就是气候不好。冬天太冷，夏天太热。”第二年，他又去了一趟广州，广州的气候很好，但工作又不对路。

这样的生活模式对四川的年轻人而言是家常便饭。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数量达到了一亿二千万。1997年3月，四川被一分为二，涪陵和其他沿江县市划入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这样的调整是为了提高人口密集区域的管理水平，同时也是三峡工程的配套举措。但是拆分的决定刚刚才定下来，还没有影响到普通百姓对于四川这个概念的认识，涪陵人还称自己是四川人。世界上哪里都有来自这个地方的男男女女，每五十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四川人。

这里的人总在去往别处。长期以来，这里的山峦峡谷蕴含着艰辛和困苦，年轻的人们因此远走他乡。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可能会遇见来自四川的流动人口。尤其在餐馆、建筑工地和发廊能够看见他们的身影。城里人总是不太喜欢来自四川的流动人员，说他们很勤快但没文化，很聪明但不可靠。有些人还说四川的女人水性杨花，说四川的男人十分狡猾。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勤劳而果敢的流动人员而言，都可能有人用类似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去描述他们。这样的话语——简单地说，根本不能——阻挡四川人的脚步，恰如它无法阻挡任何来自逆境的人的脚步。这也是四川人名声在外的原因，他们吃苦耐劳。他们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不在乎干什么工作，只要是工作就行。就这样，他们持续不断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但黄小强回到了家乡。他结了婚，盘下了这家面馆，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节奏。上午，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包抄手；中午，他们为吃饭高峰而忙碌着；深夜，等第二天的米线送来之后，他们要捆成三两一把的小球，留作第二天一早使用。日复一日，每天如此。

在面馆里，黄小强极少谈论政治。一天晚上，有人问他对政府的看法，他耸了耸肩，说中国的政治跟他没有关系。“江泽民好大哟，”他说道，“我好小哦。”

他注意到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英文书的封面上印着毛泽东像之后，把那题目琢磨了一阵子，然后笑着说：“看不懂。”但他看得懂那幅图片，他自己家里的墙上就挂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毛泽东是我们的领袖，”他说道，“革命战争年代，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后来……”接着他就摇了摇头。后来就是全中国耳熟能详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几乎让外国人觉得中国已经面目全非。

实际上，那只能算是个短故事。黄小强的爷爷是地主，在解放后的土改运动中被镇压了。黄小强比划了一下他被镇压的动作——就在后脑勺部位——然后他笑了笑。但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笑容，有些令人不安，跟幽默毫不相干。这样的笑容取代的是纯粹没有说出来的话语。

然而，以近代中国历史上疯狂而匆忙的脚步看来，土改运动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也是类似的故事如此简短的原因之一。故事发生了，又结束了。

“如今的情况好多了，”黄小强紧接着说道，“在过去，都没有说话的自由。不管说什么，总得担心那算不算资本主义或者反革命。现在不同了。自从邓小平上台后，一切都好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我们还可以做生意。我们跟地主差不多，真的。”

几个顾客跟黄小强争论起来，他这番话在餐馆里引起人们又辩论了一小会儿。“地主”这个词仍然具有政治意味，他用得可能有点轻率。但那场辩论持续的时间不久，其他人也明白过来，他那句话指的是机会而不是剥削。再说，那些人谁都不关心政治。跟黄小强一样，他们多是些独立职业者：中巴车司机[2]、小摊小贩、商店老板。他们不属于任何一家单位，那意味着他们赚钱全凭头脑、努力加运气。

没有单位也意味着相当自由。黄小强不用参加政治学习，没有人告诉他要上几个小时的班，面馆应该卖些什么。他上的税是最低的，实际上和他的赚头没有任何关系。每年都有政府官员前来估算他这家面馆的月平均利润，他只要拿出十分之一来交税就行。目前，估算的月利润是一千元。相应地，他每个月要交的税是一百元。实际上，面馆现在每月的纯利润在两到三千元之间，但不管那么多，上的税还是那个数。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小企业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遵循市场经济模式，这对黄小强的家庭来说十分有利。

不过，另一个特色就是政府不给没有单位的人提供保险。因此，面馆要把营业时间拉长至十七个小时，黄小强同时还想着别的法子赚钱。不过，他对于经营面馆也很满足。对于中国的政治，他既没有太多的抱怨，也没有宽广的视野。他那些同样没有单位的顾客也大抵如此。他们只想有一份工作，能够好好地过日子。如果能够像他那样全家一起工作，幸福就会翻个倍。

“学生食家”是个小世界，它的界限超不出江东，它的重心是黄家的一家大小。他两岁的儿子黄凯是在面馆中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认的第一个字是菜谱上的简单汉字。他喜欢的第一种食品是抄手。白天的空当里，这个小男孩就坐在他爷爷奶奶的膝盖上，看一些小人书。他的奶奶王朝素是个文盲，但她把书里面的内容记在了心里，可以背着讲给黄凯听。

他们哪里也不想去。“我们就在这里住一辈子，”黄小强说。有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黄小强的父亲黄能经常问，到美国一张机票要多少钱，要飞多久。“十五个小时呀！”有一次，他很诧异地问道，“飞机上有茅厕吗？”

“当然有啦！”他的儿媳冯小琴笑着说道。一个商店老板正在面馆里吃东西，他也加入进来。“从重庆到成都的大巴上就有茅厕，”他很懂行地说道，“还有电话。走高速路，只要四个小时就到了。”

不过，这只是说说而已，他们没想过要出门旅行。“好贵呀，”冯小琴说。如果她有钱了呢？“我要是有了一万块，会还想要四万，”她笑着说道，“我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这样——哪有够的时候哟。你们美国人太爱旅游了。好多麻烦哦：把包一会儿拖到这里，一会儿又搬到那里。我才不去美国，我才不学英语哟。麻烦得很。”

面馆世界内部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1997年秋季，拥有那栋房子的师专突然把租金从每月三百元提到了七百元，黄家人只好节省开支。他们还安了一部公用电话，以增加收入。可第一个月的时候，他们亏了三百元，因为他们没搞懂长途电话的资费标准。第二个月，他们把资费调整过来，才开始盈利。黄小强拿出三千元，花四个星期的时间学习驾驶课程，拿到了驾驶证。驾驶本成了他最自豪的财富，学会开车在中国是一种殊荣，既不容易获得，花费还很巨大。他开始找工作。“我没有关系，”他说，“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别人要看你的能力，还要运气好才行。”

所以，他还是没找到工作，但他有驾驶证，那就是机会。当然，他家经营着面馆和公用电话。他家还有一套五居室的房子，以涪陵的标准来看，算是大房子。他家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台立体声收录机、一部三十五毫米相机。他有一个儿子。他有一个家庭，他的家人既有学生和江东居民的惠顾，也获得了他们的尊重。他们觉得黄家人慷慨、善良。他们的世界很小，但他们精心地呵护着。

一大清早，黄小强正在包抄手。他的面前摆着几样配料：一碗猪肉馅、一盘四方形的抄手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的手里拿着一根筷子。他一只手捏着抄手皮。他用筷子拨出一点猪肉馅放在方形的面皮上。然后，他把筷子放到水里蘸了蘸，再用它把抄手皮的几个角折起来。包好的抄手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包好的抄手摆在了盘子里。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道食品叫做馄饨，但四川人另有一种叫法，他们把它叫做抄手——“两只手交叉相抱”——因为抄手也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在四川的大多数地方，你走进一家餐馆，一言不发都能够要到抄手。你只需要交叉双臂，他们保准知道你想吃什么。

黄小强包一个抄手用了不到五秒钟。他又拿起一张抄手皮，放进猪肉馅，蘸湿几个角，卷起来，再把抄手摆到盘子里。跟第一个抄手用时一模一样。他又包了一个，又一个。外面，太阳升起来了，中巴车正在鸣着喇叭，卖水果的妇女已经支好了摊位。橘子上市了。黄小强又包了一个抄手。全部抄手都经过了精心加工，看上去一个样。

[1] 原涪陵建筑陶瓷厂。——译者

[2] 当时在附近经营的公交车系私人投资购买。——译者

第九章 钱

在涪陵，钱对我来说不太重要。我每个月的收入有一千元，而中国城镇家庭的人均收入只有四百三十元，如果按照官方兑换率一美元兑换八点几元的话，只相当于五十多美元。在农村地区，每个月的人均收入只有一百七十五元，但农民们可以省下不少钱，因为他们吃的食物都是自己种植的。

我的薪水相对较高，只要我不做太多的旅游，这点钱用起来还是相当舒服的。到重庆的水翼飞船船票售价八十元一张，不过，你也可以只花费二十四元坐通宵慢船，这样能够省下不少钱，而这也是当地大多数人的出行方式。第一年，我总是乘坐慢船逆水而上，直到有一天晚上，一只老鼠趁我睡觉的时候跑过我的头上。

我醒过来，打开了电灯。整个船舱里全是老鼠——长江上的老鼠个头肥大，呈深褐色，拖着长长的尾巴。它们在地上到处乱窜，在人们的行李包里钻进钻出。其中一只爬到了下铺一位熟睡的妇女身上，这位盖着被子的妇女翻了个身，并没有醒来。我对着这群老鼠看了一会儿，最终离开了那间船舱。

整整一夜，我坐在外面的甲板上，听着江水流过的哗啦声。我想到了坐这趟船省下的钱，总共只有五十多块，相当于七美元。从那之后，需要往上游出行的时候，我总是宁可多花一点钱乘坐水翼飞船，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我在重庆有一些朋友，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去那里。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不怎么出行。

如果仅呆在涪陵，我要把每个月的钱用完还很有难度，而那正是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存钱完全没有必要。如果精打细算一点，我每个月可以省下三百元，一年就可以省下三千多元，相当于四百美元呢。在“美中友好志愿者”服务有个最大的好处，薪水本来就不多，存钱毫无意义，而我在涪陵的日子既简单又便宜，完全无需为开销而担忧。在一定程度上，那是我最富裕的一段时期，因为那些钱如同玩具钞票，我可以什么都不用操心。

在城里闲逛的时候，我浪费了不少钱，只要是吸引我眼球的，我都买——书籍、图画、小饰品、仿冒磁带。我曾经无缘无故地买过一根竹制钓鱼竿，一直扔在饭厅的一个角落里，直到上面布满了灰尘。在军需品商店里，我给自己购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式军服，以及配套用品。这样的商店几乎什么东西都有出售——衣服、鞋帽、装备。甩棍三十元一根，手铐一百三十元一副。大街上的任何人只要兜里装着三百块钱，就可以走进去搞到一支高能电击枪。如果有单位开的证明，你还可以用不到两百元的价格买一根人见人怕的狼牙棒。他们不卖手枪，但你可以买到手枪皮套。

我在几家不同的商店里一件一件地买齐了我的全套制服，其中有几条裤缝上镶着红黄色条纹的老式军裤，一件公安背心，一件做工精良、肩部有衬垫的夹克军装，一顶缀着红五星的窄边红军帽。当我花十五元钱买下一副肩章的时候，那个女售货员很认真地告诉我，那副肩章不适合我——很显然，如果外国人要穿戴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话，应该佩戴另外的肩章。管他呢，我还是买了，因为那副肩章跟我帽子上的五星和裤缝上的镶边十分相配。

每当遇到特殊的日子，我都会穿着军装前去上课，这总会令学生们兴奋不已，有学生甚至劝说我，要我每天都穿着军装。我从来没有穿上所有的行头进过城，但我会经常穿那几条裤子，因为感觉非常舒服。很多农民和棒棒军都穿这种。有时候，有人会问，我是不是维吾尔人。

除了浪费掉的钱，我的薪水基本上都用来吃饭了，因为我差不多每一餐都在外面吃。大大小小的餐馆是城里面最令人舒心的地方，有的餐馆老板还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四川人做的饭菜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在涪陵的时候，我根本没必要自己做饭。

我每天至少要到“学生食家”这家小面馆吃一顿饭。我一般是一个人前往就餐，不过每一个星期，我们四个志愿者总会在这里一起吃一顿午餐。我们教冯小琴做四川版的意大利面条，亚当甚至把这道菜的外文名称写到了他们的菜单上。从来没有其他人点过意大利面条。他们安上电话之后，我和亚当有时候甚至会给他们打电话，提前订好我们要吃的饭菜。这样的专业手法让店里的几个人感到很高兴，他们甚至转而把电话打到了我们的公寓，主动邀请我们前去用餐。我接到电话之后，黄小强会问：要不要下来吃午饭？想吃点什么？亚当和我如果在一起，我们会说要一碗普通面条、一碗意大利面条，然后就顺着山坡快步下去，吃刚出锅的热腾腾的面条。

我最喜欢在星期天的晚上来这家餐馆，那个时候的餐馆里坐满了学生，街上也到处是学生，大家纷纷走出来享受一周里最后的时光。不过，傍晚时分也很不错，因为餐馆这个时候的生意不太忙，我可以一个人坐在那里慢慢地看报纸。我会跟这家人聊聊天，谈论的总是钱的问题，涪陵的每一个人都在谈钱。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尽管所谈论的金钱对我而言犹如虚拟，我每个月都把它大手大脚地花个精光。

12月的一天下午，我坐在那里看着黄凯在餐馆门前的台阶上玩耍。跟中国所有过冬的小孩子一样，他那一身衣服已经有些肮脏。他身上的帽子和裤子都是他妈妈自己手工缝制的。他的裤子裆部开衩，因为他还没有学会自己大小便，他的小屁股和大腿冻得通红。他就快到两岁了。他身上裹了好几件内衣和毛衫，外面套了一件仿皮夹克，这是他妈妈在城里给他买的。“质量不好，”当我恭维她买的这件夹克时，她如此不屑一顾地说道，“反正也只有二十块钱。”她总是会把黄凯的衣服和玩具的价钱讲给我听。

我当时正在吃面条，并用我那只美国制造的“牢而紧”（Nalgene）牌透明塑料瓶喝水。在中国，这样的野营用水瓶是无价之宝，瓶身用硬质塑料制成，可以盛装开水，而开水一般旅馆、餐厅、火车和轮船上都可以找到。我刚到四川的时候，这样的水瓶还非常罕见，只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偶尔会看见出租车司机使用。而这通常也是由亲戚或朋友在深圳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购买过来的。

1997年初春的时候，成都的很多商店开始大量出售仿制的“牢而紧”水瓶，到6月份的时候，差不多人人都在使用这玩意儿了。成都是一个比较喜欢赶时髦的城市，西式的东西在这里往往扩展得很快，而且常常看不出任何原因或意义。在这座城市里，自行车的后挡板大多贴有一小片不干胶，上面写着“内置奔腾英特尔处理器”，跟美国的电脑上标示的东西十分类似。成都所有的自行车基本上都只有一个挡位，十之八九不会内置什么英特尔处理器，但贴上这样的不干胶片是一种潮流，因而在哪里你都能看见这样的玩意儿。

对仿制“牢而紧”水瓶的需求倒是可以理解，尤其在成都这个喜欢喝茶的城市更是如此，因而这种水瓶在这座城市的社会各阶层迅速流行开来。首批购买使用的是出租车司机，他们是类似潮流的急先锋——出租车司机多少带有标新立异的品格，也有比较多的收入。之后，生意人赶起了潮流。接下来的是小姐们。等到夏天来临的时候，大大小小茶馆里的老人们甚至都用仿制“牢而紧”水瓶喝起了茶水。再后来，你在四川的任何大城小镇都可以花上二十元钱买到这样的水瓶了。

这些水瓶上有一张标签，说这是美国研发的太空瓶。是来自外太空的水瓶吗？可毫无疑问，这样的产品是在中国的工厂生产出来的，因为做工很不标准，标签上往往还印着错别字。从这一点来看，很多事情从17世纪以来依旧没有什么大的改观。当时，一位名叫多明戈·纳瓦莱的西班牙修士对中国的为商之道进行了描述。“中国人非常精于模仿，”他写道，“他们只要看见过来自欧洲的任何物品，均能进行完美仿制。在广东省，他们对许多物品的仿制如此精准，以至于他们把这些物品当成欧洲原产货卖到了内地。”

即便这样的水瓶在涪陵变得十分常见之后，黄凯对于我和亚当携带的这两只水瓶依然迷恋不减。其一，这跟瓶身那亮闪闪的塑料有关；其二，跟它紧密相关的是两个外国人，是黄凯一直不太信得过的两个外国人。

12月的那一天，我先是把那只塑料水瓶摇了几下，然后把它放到了凳子上。小孩子蹒跚着走了过去，心头既有些好奇，又有些小心翼翼。

“股票，”他的嘴里说着，“股票。”

这个东西只在股市上才有啊。我于是问他的妈妈。“他觉得那个东西有点像电视上的股市行情，”她笑着回答道。她随即指了指瓶身的一侧，那上面印着容量刻度线，这些刻度线从一百毫升开始，呈梯度依次上升到了九百毫升。我那只水瓶的盛水量在五百毫升下面一点点。

黄凯很快就忘记了我的水瓶，自个儿又回到了门前的台阶上。他蹲下身去，裤子叉开着大口子，在地上玩起了玩具车。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自己在那里喃喃自语：“毛主席，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说这个词语。在他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毛主席的画像，他也许想到了这幅画像吧。他还不到两岁，但他的脑子里已经被填进了很多东西。

毛主席不喜欢钱。他的父亲是一位狡猾而又贪婪的地主，攫取了不少的钱财。部分出于叛逆的原因，毛泽东对任何跟钱有关的东西都加以蔑视。身为贫穷的革命者的时候，他对钱财嗤之以鼻，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之后，他更是拒绝接触钱财。

毛主席是新中国之父，也许是出于对他的逆反，中国人现在花很多时间谈论钱。也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们现在有了比以往更多的钱财，挣钱和花钱的门道都多了起来，而且尽管新增了不少钱财，可总也没有满足的时候。在涪陵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谈钱。

这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说到钱的时候，完全没有理由显出羞答答的样子。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薪水，如果某个朋友新买了什么东西——比如衬衫、收音机、钢笔，你完全可以问他花了多少钱，而他也会如实地讲给你听。提到钱几乎成了人们的日常习惯，习惯得如同涪陵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们长久以来见面问候的方式：吃了没有？举国皆穷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吃饭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一如他们乐意把能够挣到手的钱都要挣到兜里。

我喜欢这样的开诚布公，这有助于我了解人们的生活状况，因为我可以打听他们的收入和开销，而完全不会冒犯到他们。我一般也会告诉别人我的收入状况——这通常是他们问我的第二个或者第三个问题。到第二年的时候，这样的财务公开基本上就完全没有必要了，看起来全城人民都知道了。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南门上的一张石凳上，跟围过来的几个人闲聊着，其中一个人问我每个月能够挣到多少钱。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人群中有一个声音脱口而出：“他每个月挣一千块！跟师专其他那几个外教的工资一样多。”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谈论钱，但我并不觉得他们有多贪婪：我在涪陵认识的所有中国人都极其豪爽真诚。如果我跟某个人一起吃饭，付钱的总是对方。事情总是这个样子，而我总是对此无可奈何。我们的学生同样如此——如果他们碰巧跟我和亚当在“学生食家”吃饭，他们总会替我们付钱，哪怕他们囊中羞涩。一般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两百块钱，相当于二十四美元，而这点钱对他们的家庭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了。因为这些大学生多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政府给他们每人每个月五十元的生活补助。

在这家餐馆，一旦另有学生在场，我们学会了提前付账，尽管几个老板并不赞同我们的做法。“你们是他们的老师，”冯小琴有一次跟我这么说道，“他们应该尊重你们，应该给你们拿饭钱。那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噻。”她也一样十分的大度，我经常在她的馆子里吃饭不用付钱。

这其中的部分原因纯粹是“外国友人”综合征，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他们对自己的家人尤其大度——如果某位近亲需要用钱，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给予，而且不会想着要人归还。我头一年教的一个毕业生奥穆尔被分到了西藏从事教育工作，他在那里的工资是每个月一千元——这是在四川干同样工作的两倍多。可奥穆尔把他在西藏挣到的薪水的一半寄给了在家务农的父母，而他丝毫没有觉得那是负担，也没有对自己的大度行为感到后悔。“这是责任，”当我向他问起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总是这么回答。他解释说，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他小弟弟的学费问题。奥穆尔在西藏的服务期限是八年，如果他提前离开，赔偿金将会高达两万元，但我从来没有听见他抱怨为了支持父母和小弟弟而在西藏从事的这份工作。

在涪陵，什么东西都有价码，罚款是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学生每门课程考试不及格会被罚款十元，教室清洁卫生不合格罚款两元，旷早操罚款一元五角。在四川的另一所大学有我认识的志愿者教师，他们的一个学生被罚了五百元——足够学生两个月的生活开销，起因是他在校园里公然拉了女朋友的手，而当时正好城里来了一个政府代表团。

这一切都让他们为长大成人之后的生活做足了准备，因为成年后免不了也有罚款之虞。有时候，你甚至要交了罚款才能调换新工作——这样的奖金真是搞反了方向啊。廖老师原本在她的老家自贡的一所大学教书，可她的丈夫在涪陵教书，他们结了婚之后，就想着要调动工作。她在涪陵这边提交了申请，学校也同意接收，可麻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冒出来了。自贡那边的单位需要她先交五千元钱，然后才能允许她调离。同时，涪陵师专也要她先交同样数量的一笔钱，然后才能开始上班。不过，涪陵这边给她免了这笔钱——这说明中文系急需廖老师前来工作。她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涪陵师专一分钱也没要，还照样给了她一份工作。只有好老师才能免费得到那样的工作。

生育第二个孩子的罚款超过了一万元，至少在学校周边的农村是这个数。在城里，很少有人愿意缴纳这笔罚款——如果谁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她立马就会面临失掉工作的威胁。如果她不是在国营单位，也会有其他办法向她施压。而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她会被强制施行绝育手术。

城镇居民好像大都已经习惯了计划生育政策，无怨无悔地认可了其中的含义。毕竟，他们每天都要行走在摩肩接踵的大街小巷，这让他们很容易就理解了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可乡下人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乡下，你可以躲着政府，中国人对这样的躲避行为有一个词语——超生游击队。怀孕的妇女可以投靠某个亲戚，直至小孩出生，然后再回到家里补交罚款。在城镇周边，这样的事情不大发生，因为当局可以对所有的事情都严加控制。可如果你深入到了山区，那里的家庭平均人口数会高出很多。

有一次，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一位赶集之后回家的农村妇女，我们之间展开了一次简短的交谈，这样的交谈我跟操本地口音的人已经进行了无数次。她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会来涪陵这样差劲的地方。这是我与人们进行的无数次交谈的一致主题——人们总也搞不明白，如此自尊的外国人怎么会来到涪陵这个地方生活，而且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千块钱。对此，我没有答案。我也不想跟他们说明真相，说有诸多缺点的涪陵正是我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之一，还说我感到相当的充实，因为我挣的少，所以完全无需考虑存钱这样的事儿。

我告诉这位妇女，我是受了美国政府的委派才来到涪陵的，这是我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解释——每个中国人都明白，如果政府决定你去什么地方工作，那意味着什么。我向这位妇女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说她有两个孩子，儿女各一。

“你生两个孩子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我问道。

“有麻烦，不过不大。我们交了罚款的。”

“生儿子交了多少钱？”

“四千块。”

“比现在交的少多了，对吗？”

“对。现在要交一万多块。我们当时交的不算多。”

“那就好，”我说道。

“以前要便宜些，”她有些怀旧地说道，“那个时候交点罚款不算个事儿。”

“你一年存得下四千块吗？”

“除非收成不好。”

“那倒是不算太多。”

“对，”她说道，“不算多。”

那位妇女坐在那里，面带笑容，想着正在家里等着她回去的价值四千元的儿子。她把竹筐里的东西整理了一下，又转过身来。

“你们国家有计划生育政策吗？”

“没有。”

“那你们可以生几个小孩呢？”

“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回答道，“如果你想生十个孩子，就可以生十个。没有限制。但大多数都只有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只想要这么多。”

那位妇女脸上带着羡慕的笑容，摇了摇头。我知道是什么更让她感到吃惊——竟然有国家不执行生育限制政策，美国人真是笨，竟然只要两个孩子就够了。我遇到的很多农民似乎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他们有时候对于美国的农耕方法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在四川的农民们看来，那简直是好运气和没本事这两样东西难以置信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密苏里州的普通农夫拥有一百多公顷土地，成套的机器设备，偶尔还有政府提供的各种补助，可竟然还有入不敷出的时候。在这里的农民们看来，只有相当不够格的农夫才会浪费这么好的条件，就好像笨到面对完全自由的生育政策时，竟然只要两个孩子就够了。

我的学生也算是最后一代农民，他们的罚款交得很少。我第二年教口语课的班上一共有三十五个学生，只有两个是独生子女。这两个学生没交一分钱的罚款，其他的学生如果交过的话，也只有很少的一点点。戴安娜交过一百元的罚款。戴维的弟弟交过三百元的罚款。瑞克斯有个妹妹交过六百五十元，而茱莉亚的弟弟只交过一百九十元。杰瑞米交过一百元。他在家里排行老六，比他大的全是女孩。对一个中国农民来说，这一百元钱花得真值。

很多学生的家庭情况大致相同——前面是一连串的女孩，直到生了个男孩才踩住刹车。在以往那个年代，罚款交得很少，而农民们依旧抱着传统的生育观念，非要生个儿子才算完事。跟任何与钱相关的东西一样，罚款也不是什么敏感的话题。我有时候会揶揄杰瑞米，说他只值一百元。我说愿意出价五百元购买茱莉亚的弟弟，因为这样子的话，她父母原来的投入就翻了一番，可她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我教的学生毕业后大多分配到乡下去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在四百元上下，换成美元还不到五十。工资虽然不高，但工作很稳定，而且还不用自己去四处寻找。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直没有自己单独找工作的传统，一想到要靠自己找工作就让我的大多数学生惊恐不已，他们因而一般都接受了分配好的工作。他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工作，还因为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政府提供的工作会受到处罚。如果选择自主择业，他们需要赔付读大学期间领取的各项奖学金，总额通常在五千元上下。我在那里的第二年，当局开始着手改变这样的规定，逐渐废止了非自主择业，但我头一年教的学生仍然沿用了传统的分配方法。

更为进取的学生通常愿意缴纳这样的罚款，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来逃避分配到头上的工作。五个男生到西藏去教书——全都是党员，去那里既是爱国，也是为了钱。诺斯曾经是一个班的班长，他到乌江榨菜厂干起了销售工作。两个最优秀的女生到东部的浙江省一家私立学校教书。安妮，也就是跟我们同住一栋楼的那个女孩，跑到了南方——先在云南省昆明市当文秘，随后又去了临近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

对四川的流动大军来说，深圳是一片大有作为的土地。在那里，人们挣钱的速度很快，有时候甚至不靠关系，不靠读书多少，一切全凭脑子聪明，再加点运气。我的几个志愿者朋友在四川的几所师专教书，那里竟然流传着一个深圳传奇故事。学生们私下里对某些同学议论纷纷，这些学生因为考试不及格或者考试作弊被学校赶出了校门，然后他们去了南方的深圳，并在一年之内成了富翁，他们对学校当初将自己扫地出门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第一年的任教期内，英语系一个名叫多恩的学生因为考试作弊被逐出了校门。之后，他因循着被开除学生的传统老路，径直去了深圳。可在这个快速崛起的城市里，他什么也没有——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关系。到了第二年，多恩连面子也没有了。他只好交了一笔罚款，又回到师专恢复学业。那是深圳的另一面——只不过那么多失败者的经历没有被编成传奇故事而已。偶尔也会听到别人说起挺不错的四川女孩用光了身上的钱之后，当起了妓女，但人们听到的大都是某人某人大获成功的故事。

安妮给我和亚当写了好多信，对那里的“人才市场”做了活灵活现的描述，说她得先交上十元钱，然后才能和未来的雇主说上话。在这样的地方找工作，不光压力大，开销也不小，跟着姐姐一起过去的安妮很快就在这样的市场里花光了她们所有的积蓄。到后来，她们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派出安妮的姐姐一个人去了人才市场。她在那里终于找到了一个面试机会，要求面试者英语说得流利。安妮前去参加面试，并得到了那份工作。她开价一千二百元，可老板还到九百元，已经遭受了多次拒绝的安妮只好认可了这份工资。

大学毕业前，她一直没有离开过涪陵，可她现在突然之间在中国也许算是最激动人心的城市里独自找到了一份工作。上班之后不久，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对她刚坐办公室的情形作了如下的描述：

头两天，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女孩表现出了善意，其他的人好像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我感到非常孤单。我想到了你们——你们刚来涪陵的时候，一定也非常的孤单。我给自己打气，要尽量表现出想跟他们交朋友的渴望之情。我的努力终于成功了。他们很快就接受了我。

我们的办公室只有八个人。除了老板（他是个老头儿），其他的都是年轻女孩。她们来自不同的省份。露露、陆云、徐丽、莉莉来自江西省；易晓莹来自湖南省，林娜是四川人。露露最漂亮、最能干、长得最矮，大家都很喜欢她。陆云很善良，她总是让我想起［一个在涪陵的同学］爱瑞恩。徐丽是个古典美人，男孩子打来的私人电话多是找她的。但我不太喜欢她，因为她的话有时候十分伤人。莉莉是另一个文员，比我早来两天。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任。所以，她在办公室里不受人欢迎。晓莹最胖，老是想着减肥。她的计算机很好，但英语很差。我们订了个口头协议，她教我学电脑，我教她学英语。我跟林娜可以讲四川话。但四川话大家都听得懂，我们一点都没有什么优越感。

噢，对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公司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公司是几个月前才从台湾迁到这里来的。主要经营时装、服装及贝壳类饰品出口业务。我的工作就是通过信件或者传真跟客户进行联系，接收订单、向有关的工厂派发订单，并寻找最好的派送公司将产品送到客户手里。因为我对业务还不太熟悉，露露这几天帮了我不少的忙。

如果没有去深圳，你通过股票市场也能很快赚到钱。涪陵的交易大厅设置在南门山附近，一个大大的房间里摆放着一排排椅子，人们坐在那里观看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的股票行情。我有一阵子常去那个地方，希望能跟那里的人学点汉语，但那里的人不太说话。他们只是双眼紧盯着在屏幕上一闪而过的每一笔钱。

我的朋友大都投过资，尽管登记注册费用高达三万元。这笔钱经过一定的期限之后可以退出来，但是个大数目，人们通常把各自的资金凑在一起，以群体的名义进行登记。廖老师通过她的一个亲戚投资，经营“学生食家”的这一家子则通过黄小强的姐姐投资。一天下午，他们带着黄凯去了交易大厅，因为每天晚上只要电视上一报道股市行情，这个小孩子就变得十分激动，口里不停地大喊着“股票”。可真正面对股市的现状——人群嘈杂、屏幕闪动、声光交错——的时候，他开始哇哇大哭起来，谁也安抚不了他。他们只好回家，回到他熟悉的、堂屋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画像的家。

1998年1月9日，那是一个星期五，我的朋友斯科特·克莱姆从纽约打来电话提醒我，中国股市的投机性太强了。他在华尔街上班，专门研究新兴市场，因为我的缘故，他对中国一直有所留意。

廖老师那天正好跟我上课，我告诉她，现在正是把钱从股市退出来的好时机。她耸了耸肩——我懂个什么？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上证指数跌了百分之九点一，而深证成指跌了百分之七点八。那是中国股市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天，廖老师亏了整整一千块钱。“学生食家”那家人也差不多亏了这么多。我下去吃午饭的时候，他们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我。黄凯又学到了一个词，反复地念叨着：“跌了，跌了。”一周之内，这家人卖掉了所有的股票。

后来再上课的时候，廖老师很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你是对的，”她说道，“直到星期一，我回到家里看电视的时候，才想起你跟我说的事儿。但已经来不及了——已经休市了。后来我跟我丈夫说，你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道，“只是我在美国的朋友觉得可能会跌。那是他的工作，他应该很清楚。”

“我们要是听他的话就好了。”

我问她亏了多少钱，她如实告诉了我。她说每个人都亏了钱。两年前，股市一直不停地涨，可现在呢，一年之内难得有一个月的上涨行情。我告诉她，我会随时把克莱姆的消息透露给她。

远在深圳的安妮可以使用公司的电话，她有时候会在晚上给我和亚当打来电话。一天晚上，她打电话告诉我，她的工资升到了一千元，我向她表示了祝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做老师最令人满足的一个方面，因为曾经教过的学生们会时不时地打来电话，报告他们成长和独立过程中里程碑式的进步。这样的进步多以钱为参照点：涨工资啦、分新房啦、新买传呼机啦。一次，一个学生打电话告诉我，他刚买了一部手机。他用好几分钟的时间来跟我讲这部手机，随后才仿佛顺便说一声似的告诉我，他还订了婚。

我告诉安妮，她的工资终于跟我一样多了，这让她哈哈大笑起来。但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听着有点奇怪，我终于问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公司在香港有一个代理人，”她不急不缓地说道，“他经常来深圳。他是个老头儿，有点喜欢我。”

“这话什么意思？”

一阵沉默。我又问了一句。“他喜欢你什么？”

“因为我比较胖。”她在电话里有些焦急地笑着说道。她算得上是个漂亮的女孩，我知道，自从毕业以后，她的体重增加了一点点。而在某种程度上说，这让她看起来更加漂亮动人了。

“你说他因为你比较胖而喜欢你，你是怎么想的？”我问道。

沉默。

“他是想让你做他的女朋友吗？”

“可能吧。”

“他结婚了吗？”

“他已经离婚了。他是个台湾人，在台湾有好几个孩子。但他一般在香港上班。”

“他一般多久来深圳一趟？”

“一个月来两次。”

“麻烦大吗？”

“他总是想法子跟我待在一起。”

“你会辞职吗？”

“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在香港给我找一份工作。你知道，那边的薪水比这边高很多。他说如果我愿意去香港的话，我可以挣到好多钱。”

我深吸一口气，想着该怎样应对这件事儿。“那听起来不是个好主意，”我慢慢地说道，“如果你想换工作，不用找他帮忙。那只会给以后造成更大的麻烦。”

“我知道。我想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你应该想法避开他。”

“我会的，”她说道，“我跟同事们说过，如果他来了，她们一定要随时陪着我。”

“你现在还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吗？”

“没有了。”

“好吧，如果问题很大，你应该辞掉这份工作。那种情况可能会很糟。”

“我知道，”她说道，“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做。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很好的工作，如果我不得不辞职的话，我会这么做的。”

孔老师的一个远亲被强行卖到安徽省跟别人结了婚。那个女人不是孔老师的近亲，但跟孔老师是一个姓。在一次关于人口贩卖的讨论课上，我们谈到了她。

我问孔老师，那位妇女是否可以逃离她的丈夫，他说他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一起。她被贩卖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结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她觉得很满意，”孔老师说，“因为她的丈夫很有钱。”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点让我吃惊不小，因为很明显，她是他花钱买来的。可除了钱的问题，她对这种暴力手段难道不感到愤怒吗？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也不太认识她，”孔老师说道，“但我觉得她是想离开丰都的。她生活在很贫穷的农村，你知道，女人要想离开那样的地方很不容易。通常情况下，她们不是被暴力弄走的——而是被骗走的。某人可能给她们许诺，说在某处可以找到好工作。一旦她们去了那儿，就被卖给别人当了老婆。她们远离家乡，无能为力。我觉得我堂姐可能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她从来没有回来过吗？”

“出去五年之后回来过。一开始，她还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写信。过了一阵，她就跟家人取得了联系，后来就回了一趟家。现在呀，她都回来过好几次了。她很爱她的丈夫。如果那些女人从小生活在跟我堂姐一样贫穷的地方的话，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只有一个问题很严重，那些妇女可能会被卖给傻子、跛子，或者老头儿。当然，如果嫁给那样的人做老婆，她们肯定幸福不起来。那会很麻烦，可只要有钱，很多女人是不会觉得太难受的。”

“通常会被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吗？”

“对，那有时候就是个大问题——她可能被卖到很偏远很偏远的地方做老婆，丈夫的家人会对她严加看管，让她无法脱身。有些是文盲，没法给家里人写信，怎么走回来都不知道。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不会，”我回答道，“美国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听说哪儿有过人口买卖。”

“现在在中国也不常见了。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比较普遍。现在不大发生了。可在偏远的地方，我听说还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每个学年刚开始上文学课讲到美国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课本里印着的《独立宣言》。中国的出版社之所以把《独立宣言》印到了课本上，是因为这多少带有一点革命的意味。于是，这个材料就变成了非常适合中国学生学习的内容。当然，他们从没在书里印过《美国宪法》或者《人权法案》。

针对这一章，我给学生布置了作业，要他们写下自己的独立宣言，宣称跟限制他们的某种东西脱钩。尽管也有好几个学生写了些别的东西，但所有的男生几乎都宣称要跟学校脱钩。马克思——一个人如其名的学生，宣称要跟金钱决裂：

我们是金钱的奴隶，全都是，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但我们都明白，金钱只是人类创造的物品而已。我们需要食物、衣物、汽车等不受金钱控制的东西。我们无须跟金钱作对，因为金钱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但它的危害远甚于好处。我们一定要摆脱金钱。金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暴君。我们一定要废弃它。

没有一个女生写到钱的问题，她们也很少宣称要与学校决裂。许多人是想要从父母那里获得自由——她们写到了自己的日记曾经被妈妈偷看，父母不让她们自由交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些女生宣称要彻底独立于男性。一个学生写到：

法律和上帝赋予人类以平等。我们享有了欲望的自由、恐惧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和恋爱的自由，等等。然而，我的男朋友几乎剥夺了我的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和恋爱自由。

他是个什么都想管的人。我和他都是思想比较开放的人。他可以想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他可以跟他那些“小妹妹”一起玩。他可以和她们嘻哈打闹。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小妹妹”。可他不喜欢我也那样做。恋爱之前，我有好多朋友。我喜欢跟他们聊天、外出、开玩笑等等。那时候，我不知道神经病是什么意思。我就像一只快乐的鸟儿。现在，如果他看见我跟别的男生说话，他会揍我。更过分的是，他一点也不尊重我的感情。我没有了朋友。我很孤单，我的性格也变了。有时候为了一点小事，我也会勃然大怒。我找不到原来的自己了。我忍受不了这样的粗鲁。所以，我决定要永远地离开他。当他得知我的想法之后，他威胁过我。他说：“如果你敢离开我，我就杀了你。”天啊！我该怎么办？

我仍旧相信法律和上帝给了所有人平等的权利。现在，我要大声地宣布，我一定要独立！独立和自由比世界上什么东西都重要，包括爱情！

安妮上次跟我电话交谈之后没多久，她就写信告诉我，那个香港老头儿对她的追求冷了许多。她对那份工作甚为满意。从前的一个同学也从涪陵来到深圳碰运气。她们跟安妮的姐姐住在一起。

安妮总是为她的姐姐担心，因为她的姐姐老是调换工作。她上次跟亚当交谈的时候，她对她姐姐当时的工作进行了描述，听起来多少有点像是金字塔式的传销活动。类似的骗局在深圳司空见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安妮的姐姐自然而然地在这个金字塔传销组织的底层谋得了一个职位。我和亚当都极尽委婉地建议安妮，她应该鼓励她的姐姐从事别的工作——政府正在严加打击，金字塔式传销活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土崩瓦解。安妮在写给我的信里提到了最新的情况：

我姐姐的情况现在好多了。实话实说，她的能力比我强。她所缺少的只是机遇而已。前些日子，她挣钱很辛苦，但她交了很多朋友，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认为，不管她今后干什么工作，这都是非常有用的。可是，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妈妈，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很为她担心，因为她都二十五岁了，可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没有男朋友。这样的情况真是好笑——得知我有了男朋友之后，他们很不高兴，甚至非常生气。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我还只是个小女孩——年龄相差只有三四岁，可差别竟是那么大。

你写给我的几封信（其实只有两封）我都看了好几遍。能够跟智慧的长者“对话”，真是件乐事。我父亲可能算得上是个智者，但我在他面前总像个被惯坏的孩子。我们很少认真地交谈过。

几个星期后，安妮在上班期间打来了电话。我问起那个香港老头儿的情况，她大笑起来。

“所有他看见的女人他都喜欢，”她说道，“所以，现在没问题了。”

她告诉我，她的工作干得不错。我问她，她姐姐的情况怎样了。

“她很好。”

“她重新找工作了吗？”

“是的，她现在负责接听电话。”

“怎么讲？”

“人们打电话给她，”安妮解释说，“她就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交谈吗？”

“是的。”

“给她打电话的人多吗？”

“是的。”

“他们谈些什么呢？”

“困惑。”

“什么样的困惑？”

“感情上的困惑！”说完这个，她笑了起来，然后就不做声了。

“你姐姐喜欢那份工作吗？”

“我觉得她很喜欢。”

“薪水怎么样？”

“每个月六百，”安妮回答道，“可如果打电话的人很多，她的工资会高一些。”

“谁打电话呢——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想，男女各占一半吧。打电话的人很多的。”

“他们打电话是为了什么事儿呢？”

“深圳这儿很多人都有困惑。”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是感情困惑。有人说深圳没有真爱。人们要忙于赚钱求生存啊。”

我们在涪陵的头一年里，亚当所教的新生中有一个女生的成绩最好，名叫简奈尔。她远超其他学生，无可匹敌。由于她的聪颖，她跟其他同学的交往也有些疏远。她在班上没有朋友，总是一个人打发时间，常常通过跟我和亚当交谈来练习她的口语。那个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显得有些忧郁。然后，不知何故，她早早就回到了家，没能参加期末考试。

第二学年开始的时候，亚当第一次上课就点了名。所有学生都到齐了，就差简奈尔。亚当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几个学生只是摇了摇头，大家什么也没有说。

“她会不会晚一点才来？”亚当又问。

“不会，”班长香农回答道，“这一年她都不回来了。”

“为什么？”

“她死了，”香农答道，然后他笑了笑。他的笑声里只有焦虑，没有玩笑，是中国人在极为不爽的情况下一种简单的反应而已。要把这类笑声跟一般的笑声区别开来并不十分困难，然而它还是时常让外国人感到头皮一阵阵发麻。学生们埋下了头，亚当只好换了个话题。那一堂课真是漫长的两个小时啊。

这个话题很难讨论，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简奈尔的消息，因为学生们对她也不太了解。他们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在那个暑假，她从家乡的一座小桥上一跃而下。中国人打算自杀的时候，总是惯于从什么东西上往下跳——桥上、楼顶上、悬崖上。在乡下，人们有时也会服食农药。在结束自己生命这件事情上，他们比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女人——做得更加彻底。美国人往往大量地吞食药片，然后通过洗胃的方式让别人给救回来。

中国的女人比男人更有自杀倾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事件发生在中国，其女性自杀比例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其自杀的女性多过男性。

涪陵有诸多迹象表明，女性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亚当和我都经历过一些事情，其中的女性多少有些不正常。我们来到涪陵的第一年，一个大一女生总是徘徊在亚当的公寓门外，声称亚当爱上了她。亚当试图跟她讲道理，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她则说她的身体里有个声音就是这么跟她说的。有几次，她还编了个故事，说傅主任召开过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告诉所有的参会学生，亚当对她很感兴趣。还有一次，她很生气地指责了亚当，说他太胆小，不敢追求她。她还说，亚当跟所有美国人一样，是个懦夫、骗子。

我跟一个叫欧小姐的女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欧小姐在城区的一家百货公司上班，四十多岁，没有结婚。她总会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给我打来电话——清晨六点，她会打电话给我，要我过去看看她。她给我买过一些礼物，有筷子、书籍、手工编织的毛衣。她是个善良的女人，没有坏心。一开始的时候，我尽可能地对她报以友善，但她的孤僻绝望很快就让我受不了了。每隔两三个星期，她就会送我一首诗，或几句短小的格言警句。这些诗句要么是从英语课本里摘抄下来的，要么是她自己翻译的。“我们一起开启未来之梦，”她曾经这么写道，“和睦的家庭才是事业成功的先决条件。”

偶尔，她也会给我写来长信，其中一封名叫“让爱情之树常青”：

你应该知道，女人是男人力量的不竭之源。她能够影响他、让他自信、勇往直前、令他兴奋，她能给懦夫以勇气，给弱者以力量。这全都看女人如何发掘自身的巨大潜力。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她会用她自己的魔力去影响、鼓舞和塑造你们男人，让你们终身受益。为了自我完善，男人应该进入这所学校。有理想的男人才是男人的最强者。

尽管涪陵的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容易陷入孤独和挫败的状态，我却无法解析这种不幸福感背后的各种原因。要非常全面地理解两性关系非常困难，因为这样的关系非常敏感，纯属私事儿，而我又只是个外来旁观者。不过，尽管我跟他们存在着巨大的隔阂，我仍旧感受到了当地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我尤其注意到，他们跟金钱的关系差异巨大。在我的印象中，金钱在涪陵具有男性特征——我自然而然地会把金钱跟男人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了当地的男子汉气概，跟他们的穿着打扮紧密相连。城里的男人几乎从不穿短裤，不管天有多热，还是多冷，他们总是周周正正地穿着西装，袖口上的标牌十分惹眼。炎热的时候，他们会穿着亮晶晶的丝质衬衫和薄薄的涤纶长裤。他们细细的腰上扎着的皮带绕了一圈半，腰带上还显眼地别着手机或者传呼机。他们把钱鼓鼓地装在黑色皮夹里。他们对鞋子十分讲究——男人大多穿着黑色皮鞋，随时保持得锃锃发亮。当我进城去跟几个混得不错的男性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这通常是必须例行的公事之一：几个人在人行道上的一排凳子上依次坐下，先把鞋子打磨一番，然后再找馆子吃饭。

有些涪陵男人会让自己的小手指甲留到一两寸长，因为这可以表明，他们从事的不是体力活儿。我有好几个男学生都留着这么长的指甲，在他们那双明显曾经被农活儿打磨得十分粗糙的手上，这样的指甲看上去十分媚气，十分滑稽。不过，这些男学生谁也没有再回去做农活儿的打算。因此，他们那长长的指甲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生活正在往前迈进。留长指甲的涪陵男人大多属于这样一个变化的社会阶层：曾经一度做过农民，靠着开出租、当职员、做生意走上了成功之路。真正有钱的人很少留着这样长的指甲，因为他们身上昂贵的服饰和手机已经足以显示他们的财富了。

跟男人身上的衣饰一样，他们小指上那长长的指甲也代表着金钱——事实上，坐在银行或者商场里清点钞票的人往往都会蓄着长长的指甲。涪陵的女人身上自有她们的衣饰，表明她们比其他人要高出一筹。但总体而言，她们身上的标志不如男人那么显眼、那么物化。上流男性就连使用钱包的方式也比女人更多一层炫耀之意。他们付钱的时候，会炫耀性地打开钱包，好让旁边的人看见那里面有一大沓钞票。

很显然，金钱大都掌握在男人的手里——挣得快、花得快、谈论得也快。他们的机会比女人要多，女人进入商界的可能性不大，也不可能找得到开出租那样独自赚大钱的工作。这样一来，金钱对男性显得更加重要了。我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之前，涪陵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金钱是他们最基本的身份象征。

而这样的身份象征极其无聊，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一年之后，我感觉自己最不喜欢跟某个社会的、经济的群体——有那么几个钱儿的年轻男性——扯在一起。当然，也有例外，但当我力图对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下一个定论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都变成了受着狭隘的目的和兴趣支配的一个群体，我看到的几乎是一幅炫耀男性气概的讽刺画。画中的人物一般热衷于配带手机或者传呼机，努力挣钱来购买不断翻新的VCD影碟机和卡拉OK系统。他不停地抽着宏声香烟。他说话比较大声，很爱面子，喜欢摆出大款的派头儿。每到周末，他总会跟几个男性朋友一起来一场喝酒比赛，争先恐后地把一杯杯白酒吞到肚子里。如果想来点违禁的刺激，他还会到卡拉OK厅或者发廊里找个小姐玩玩儿。

我意识到这是一种狭隘的偏见，不太公平。我在涪陵工作的第二年，跟当地的好几个有钱年轻男子交上了朋友，他们身上就不存在我曾经抱有的这种偏见。不过，我也认为跟中下阶层的人士最容易交朋友。我跟孔老师这样的人待在一起会感到非常舒坦，因为他有思想，兴趣广泛，毫不市侩。当然，我的男学生大多也不像涪陵的有钱人那样目中无人。黄小强尽管时刻都在想着挣钱，但他丝毫不会表现出有钱人专属的那种趾高气扬的派头。实际上，这样的派头非常肤浅，只需假以时日就能看个对穿。不过，我没有这样的耐心。除了个别例外，我这一竿子打倒的是整一个阶层。

审视自己身为男人在涪陵的行为举止，尤其当我参加在当地上层男人群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日常活动时，我也形成了这样的偏见。在我们工作的第二个年头，亚当和我都厌倦了宴请吃喝——那无非就是毫无意义的酒量比拼、仗势欺人、劝酒花招。头一年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很好玩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社交门路不广，出席过的一些宴会也因此成了我最美好的回忆。但有些宴会却非常令人难堪。第二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场宴请。不巧的是，重庆的一个干部考察团跟这事儿赶巧碰在了一起。随着一杯杯白酒下肚，我很难想象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比领导干部的来访跟圣诞节赶巧更加吉祥如意——这无异于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同时排成了一条直线。从听到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就知道早晚会丑态百出。

出席宴会的有三十多位干部，等到一轮轮节日敬酒结束的时候，我和亚当用四川话大声地说着脏话，隔着餐桌用塑胶玩具枪相互对射了起来。至少后来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对宴会的后两个小时完全没有记忆，只记得桑尼和诺林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那天晚上，尽管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我和亚当身上，她们两人也挡了不少的敬酒）。

如果换成别的什么地方，我清醒过来后会觉得无地自容。但我第二天醒来之后，丝毫没有任何担心。我觉得头晕脑胀，到处是瘀伤，但我知道根本不用道歉，因为没有人需要我去为此道歉。倒推回去不出一年，每个干部也许都曾在某次宴会上让自己出过洋相。毫无疑问的是，我和亚当那一晚的失控把他们的欢乐推向了新的高度。毕竟，那几把塑胶玩具枪就是冲着这个来的——来此看望我们的一个外国朋友提议购买这么一件礼物，几个干部当即发现了这件圣诞礼物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于是，有人从街上买来了玩具枪，装上塑料弹丸，交到了我们的手里。

在涪陵，酒精常常是男人干了坏事之后说得过去的一种借口。头一年的有一次，我正在学校的餐厅吃饭，体育系三个喝得醉醺醺的学生走到我的桌子边上，对着我进行了一番嘲笑和辱骂。我尽力不去理睬他们，可他们却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叫骂声也越来越大。我只好站了起来，一场打斗眼看就要发生。几个餐厅员工走过来，把那几个学生赶了出去。但那几位员工只能做到这个样子——他们没有问那几个学生的姓名，也没有报告学校当局。看着学生走远了之后，他们才向我道了歉，说那三个年轻人其实是喝醉了。在他们看来，他们只能说这么多——学生喝醉了酒就可以不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任何责任。

男人喝了酒往往会引起暴力行为，但我最讨厌的还是其中的冗长乏味。当我回顾第一年最生动活泼的一次宴会时，也就是那家文学刊物约请我写一篇有关狄更斯的论文那一次，我一方面觉得那很好玩儿，但同时也觉得那一次丧失了很多良机。一桌子坐的都是些读书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那个晚上大家的精力全都集中在给已经不能再喝的赛先生灌酒这件事情上。这事儿让我想起了高中时的一次次聚会，区别仅在于那天晚上的那些人全都四五十岁。第二年的圣诞晚宴之后，我和亚当终于又采纳了“美中友好志愿者”当初为我们定下的建议，拒绝出席任何带有斗酒性质的宴请活动。

但这个决定只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做出的，因为没有人要求我们中规中矩，不要喝得像个醉鬼。到头来，这可能算是我对涪陵男人——尤其是上流男人——这个群体最强烈的偏见。总体而言，我没有发现他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什么过高的期望值。任何极度男权为主的社会均是如此，男人享有的灵活性超过了正常水平。而在涪陵呢，由于男人们财大气粗，他们的傲慢愈发膨胀，愈发明显。

我尽量避免跟有钱的男人发生纠葛，但我有时候又忍不住把这样的偏见扩展到了所有的年轻男人身上。我仍旧力图克制着这样的态度，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对涪陵那些排外骚扰——无一例外全都由年轻男子首先引起——一种自然而然的本能反应。我每次一个人到城里闲逛的时候，总有人对着我大声吼叫。但在这一片片嘘声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比例来自女性。总体而言，这都是男人们想要表现他们的男子汉气概：如果看见三个年轻男子朝我走过来，我几乎可以肯定地预见，他们会对着我来一番吼叫，目的只是为了在朋友面前长长脸。从那个意义上说，这样的骚扰跟在美国没有什么两样，一般也是由年轻男子引起，但这在涪陵实在是太常见了。

没过多久，我就得出了结论，跟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找我的麻烦，我于是据此调整了我的生活轨迹。如果我前去购物，看见有两个人出售同样的物品，我会无一例外地首先走向女性，因为她欺骗我嘲弄我的机会可能会小一些。我知道，其他志愿者遵循的也是这种模式。这的确是一种偏见，但这样的偏见来自我们自身的经验。

正由于这样的反应和偏见，我更难以理清涪陵这个地方的两性关系。我自己的生活就充满了矛盾：我本能地学习着对男性保持更多的戒心，但我最密切的朋友又全都是男性，而且我对跟女性保持一对一的交往方式颇感不爽。身为男性，且是外国人，又处在涪陵这样的小城市，你和女性之间肯定会存在着一道不言而喻的障碍，我则尽量避免跨越这一道分界线，因为我不想给自己惹下任何麻烦。“美中友好志愿者”的人几乎是很正式地建议过我们，尽量避免在这样的小城市与人约会，因为这儿的人在外国人面前很容易大惊小怪。不过，即便没有这样的建议，我只需一眼就能看出，这样的事情会非常棘手。因而，我们那一批志愿队员中的男性全都非常严谨。我们一共有七个单身男性，在两年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与中国的女性闹出过什么绯闻。

这样一来，我对当地的女性始终感到神秘而陌生。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和亚当最先把“小姐”这个词融入了我们的日常英语中。“小姐”这个词对应的是“年轻女子”，但在涪陵它还包含了我对这些女子的不甚了解，以及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而横挡在我们和她们之间的那一道屏障。实际上，几乎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外国人都使用过这个词语，部分原因在于有些行业里的年轻女性员工比比皆是，比如餐馆服务员、百货店员、火车乘务员，人们对她们的称呼均是“小姐”。但这个词同时也有非常模棱两可的地方，因为它可以指称在卡拉OK歌厅或者令人生疑的发廊才能见到的那些年轻女性。涪陵人把在卡拉OK歌厅上班的年轻女子说成是“三陪小姐”。她们陪喝、陪唱，还陪舞。只要你有钱，三陪小姐还可以“第四陪”，也就是陪客人睡觉。

要讲清“小姐”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可能，因为它的词义延展太宽。安妮是小姐，在茶馆里对我展开追求的李佳丽也是小姐。“小姐”这个词的词义含混模糊，但又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因为在涪陵这个地方，对于年轻女子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看待。她们不像那些上流的年轻男人，其志向和雄心可以做一番简明扼要的归纳总结，而我对涪陵的年轻女子一直未能得出同样简明扼要的定义和概念。她可能年纪轻轻就已经结了婚，婚后立即就有了孩子，但她也可能严格地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她可能有工作，自己挣钱自己花，但她在工作中遭受到的歧视和偏见可能比美国更甚。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很不平稳，很不健康，娼妓现象因此越来越普遍，婚外恋同样如此。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城里面结交的很多已婚男性朋友都在欺骗自己的配偶，而离婚对于涉事的女性来说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耻辱和骂名。

如果某位女子跟已婚男人有了风流韵事，人们会说那个女子“偷人”，或者“偷汉子”。但没有“偷女人”这个说法。如果单身男子跟已婚女子有染，人们会说这个女子“水性杨花”。同样，这个词语不会用来指称男人。因此，就连语言都在捍卫男人，使他们的率性而为不受任何指责。中文在其他很多方面更是显出性别歧视。你如果想把某个女人臭骂一顿，可以骂她是“臭三八”，因为三月八号是国际妇女节。

涪陵女性们的生活预期非常复杂，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压力对她们来说尤其显得沉重。很多乡下男人离开农村进了城，对城市里面的每一个棒棒军和建筑工人而言，他们都把妻子留在家里继续务农，让她们一个人侍弄着那些田地。总体上说，中国百分之六十六的农村劳动力由女性构成。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失衡现象正是女性自杀率高居不下——其中又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原因之一。农村的自杀现象很少因为贫困而引起，事实上，大多还发生在那些相对较为富裕和读书较多的农民身上。亚当的学生简奈尔就是这股潮流的经典案例：她不算穷，受教育机会远甚于其他农村女孩儿。但简奈尔的职业道路极有可能是回到家乡当教书匠，对她这样聪明的人来说，这样的职业前景可能显得非常令人沮丧。我觉得，她对自己的潜力心知肚明，对自己暗淡的前景同样心知肚明：回到乡下当教书匠、早早地嫁人、生儿育女。到头来，她要么承受不了，要么全都承受。

当然，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更为糟糕。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女性发展空间更为广阔，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妇女根本没法与之相比。再者，中国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解放后推行的变革政策使妇女可以更容易地出门干活儿，政府还一直在强力禁止买卖妇女，坚持妇女离婚自由的权利。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比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只不过让她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苦境而已。跟中国人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一样，女性的独立问题已经走到了转折点，但这个过程似乎尤其艰难。

由于受着传统的集体思想的影响，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更为复杂起来。我在涪陵生活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惊诧于他们对于个体的看法——在我看来，我在西方社会所见和在四川所见之间最大的差异正在于此。对涪陵的人们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这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每当读到某人关于“文革”中的受难故事时，我都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故事通篇充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耻辱感——某个人今天还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风向在一夜之间陡然改变，第二天他就变成了可耻的反革命，被拉到游行的人群中“坐飞机”，双手平展，弯腰低头，十分痛苦。这个风向改变的过程本身并不引人注目——非理性的政治冲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受羞辱煎熬的人数如此之巨，大家一致确信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这无异于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对象突然间崩溃，承认自己有错，又或者说像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自我憎恨，恨自己竟然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人们的内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种指南，使之无法承受类似的事件。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曾经导致过全国性的灾难和悲剧。从“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有可能变得非常疯狂。但在更浅层的意义上来说，任何转型时期都注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最近几十年间，对社会角色和社会期望值形成破坏的莫过于改革开放。

对女性来说，集体思维似乎尤其麻烦，因为她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严格和不确定性这两者的奇怪结合体。跟男性相比，一直以来她们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比男性狭窄得多，而新的经济秩序带给她们的期待和要求却又极度地模糊不清。总体而言，这样的变革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它们来得过于迅猛，对于身处其中的某些人来说，变革所带来的自由很容易显得势不可挡。

而且，他们往往求助无门。我在我的班上一次次地看到了这种现象。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十分亲近，彼此扶助，但如果其中某个成员或多或少有些与众不同的话，他们会非常残忍地对其形成孤立之势。没有一个人对简奈尔表现出丝毫的兴趣和关注，而每个班级至少有一两个学生处于类似的孤立状态，无一例外都是女生。跟美国不一样，与众不同并不是一种解放，对于具有农村背景的女性尤其如此，她们不可能坦然地面对他人的看法置之不理，甚至开辟自己的新生活领地。这样一来，她们就变成了局外人，但与其说是出于自愿，还不如说是出于无助，这自然而然地让她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有过错的是我们自己。

在一定程度上，安妮跟这有点类似。她一直跟其他人不太合群，但她相当聪明，具有社交天赋，也能够引起别人的兴趣和关注。因此，这样的素质给她带来了足够的自信，她可以对群体中的某些方面置之不理。然而，简奈尔只是非常聪明，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她的孤独感。

这些压力的核心，总是跟钱有关。农妇们看着自己的丈夫外出工作，在经济上获得了安全感，却把自己的配偶们晾在一边，这种孤独感有时候就会把她们彻底地毁掉。女人自己也能够挣钱，这是自立的方式之一，但有些职业却可能给女人带来性别方面的挫败感，同时还会招致别人的批评指责，说女人不应该如此费心。像安妮这样的女子就可以到深圳挣钱，但到深圳挣钱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可以做文秘，有的可以当“三陪女”：有的女子像李佳丽，有的女子像安妮。她们都在尽自己的所能去挣钱。围在她们身边的男人真不少，但有的男人早已把自己的灵魂给出卖了。于是，这些女性只能孤身一人时不时地跟这个不确定的世界进行着各种协调和沟通。

那个学期末，也就是春节之前，欧小姐把一个信封从我的门缝里塞了进来。里面有一封信、她的一份体检报告单，以及五百元钱。信是用英文写的，写得有些支离破碎：

亲爱的彼得：

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最近去了哪里？

请记住：“当务之急。”你能告诉我吗？我能帮帮你吗？

“要冒险，就要赶早。”

“机不可失！男人的一生之机，胆子越大，走得越远。”

“虽然语言不连贯，但示爱之语总能看明白。”

“最好的关系，要用我们的真诚和理解共同创造。”

因为不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

“纵然有奇迹，也应该努力追求。”

“愿神力助你一臂之力。”

“贤妻和健康是男人最好的财富。”“健康才是终身伴你的好朋友。”

“三思才能明智。”你够棒的了！

能不能帮我个忙？你肯定能帮我。很抱歉给你带来不便，但我感谢你的善意之助。请来我家吃饭，一起过春节，好吗？祝你好运！

真诚的，

欧晓梅

又及：附上我的体检报告单。

体检报告单上注明，她的身高为一米七十，体重为六十七公斤。她的心脏、胸部和肺部没有任何问题。她的牙齿、鼻子和双耳也都正常。标示的年龄为三十岁，并不属实。报告单经过了复印，年龄这一细节很明显被做过手脚。

体检报告单的右上角贴着欧小姐的照片。这张照片至少已有二十年之久，是一张黑白照片，尚显年轻的欧小姐戴着宽边眼镜，卷曲的头发梳得十分整齐。照片上的这个年轻女子面带微笑，满脸自信。

那几张百元大钞对折着重叠在一起。那差不多是欧小姐月工资的一半多。换成美元有六十多，这在美国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五百元钱在涪陵可以吃上两个月了。如果把这笔钱翻上二十番，就足够生第二个孩子的开销了。

我很害怕欧小姐，很少直接跟她打交道。头一年，我已经知道，直截了当只会让她更加来劲。有一次，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不要在夜间到公寓里来拜访我。她一听到这番话，立马兴奋不已，在接下来那一周的时间里甚至每晚都来登门拜访。跟我遭遇的所有欧小姐故事一样，这事儿如果不明就里，听起来会非常好玩儿。但当事情真的摆在面前时，看着欧小姐如此的绝望、不开心，我心里想到的只有烦恼和沮丧。

我把那笔钱交给了跟欧小姐同在一家百货公司上班，但工作部门不同的费晓云。费晓云也许算得上是我在城里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同时心地也最为善良。当我们的汉语还说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她是第一个敢于跟我和亚当说话的人。每次进城，我总会跟她闲聊一番。我因此知道，她一定明白欧小姐的问题所在。我把钱交给她的时候，对其中的原委做了一番交代。

“你知道，春节就要来了，”费晓云说道，“这个时候，中国人有很多习俗，其中就有送钱这个习俗。所以，她才要给你这些钱——她可能只不过想表达一下善意而已吧。”

几年前，费晓云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因此，她的普通话说得十分动听。我听着她那清晰的嗓音，不住地摇头。

“人们在过春节的时候是把钱送给小孩子，”我说道，“我知道这个习俗。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们也不可能把这样的钱送给大人吧。就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便送给你五百元钱，这合适吗？”

“不合适，”她回答道，“不合适。”

“那么这笔钱也是一回事儿啊。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很令我难堪。”

“是呀，”她叹了口气，又说道，“是有点莫名其妙。”

我就喜欢费晓云的这个性格——她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而去撒谎。她很同情欧小姐，想尽力地维护她，但她同时又明白我的难处。她很为难地看了看信封里的钞票。

“拜托你，能不能请你把它还给欧小姐？”我说道。

“好吧，我一定做到。”

“你可以告诉她，我不能接受这笔钱，我感到非常抱歉。但请你不要怂恿她——我不希望她再来打搅我。我不想没礼貌，但我真的希望她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或者来公寓看望我。”

“我懂。我一定尽量跟她讲。”但我也看得出来，费晓云明白这事儿有些无望。欧小姐属于那种举止出格的人，像她这样的人你多少有些无可奈何。我估计，等我永远地离开涪陵的时候，我跟欧小姐肯定会有一番小小的吵闹，后来真是果不其然。不过，当我站在百货公司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劳心去想今后的事情。在涪陵，我总是要应付很多麻烦事，但眼下的重中之重是把钱还给欧小姐。

我谢过费晓云，并预祝她春节快乐。她笑了笑，就把信封放在了跟前的柜台上。几个星期之后，她告诉我，那笔钱已经成功地转交回去了。我把欧小姐的体检报告单放在一个文件夹里，后来就忘记了。但有时候我会回想起那张旧照片，禁不住纳闷，这个年轻的女子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是什么使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不知何故，那张照片我一直没有扔掉。

老师

“每个人都需要一点信仰，”孔明说道，“要么是宗教、资本主义式的民主，或者是共产主义——不管是哪一种信仰，每个人都应该信点什么。我的信仰是共产党。我第一次想到入党是在读大学的时候，但当时没被批准。”

孔老师是党员，从前是农民，现在是涪陵师专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老师。他三十三岁，黑发中夹杂着几根银丝。他脸上时常带着淡淡的笑容，上唇有一绺淡淡的髭须。他对汉代诗歌了解颇多，他那三岁的儿子取名松涛，意为“松林之涛”：风儿吹过，松林便会发出呼呼涛声。

“在中国的诗词中，这个用语非常普遍，”孔老师解释道，“雪莱曾经也用过这样的词语——我读的是译文。他写过一首诗，描述的就是松林，他描述了松林发出的声音。我觉得那片松林在意大利境内，但不太确定。”

全中国只有五千八百万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整整十年间，孔老师入党的兴趣一直不减，但在经历了正式申请、持续数月的一轮轮谈话和衡量之后，直到去年才终获批准。“在过去，他们会仔细审查你的家庭背景，”他说道，“家庭背景很重要，但现在不是这样了——他们现在看你的思想如何，这样好多了。

“我觉得，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帮穷人，求平等——我觉得这样的目标定得很好。当然，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人入党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们是为了要权力，这样的人入了党就一心想着自己的事儿。那很不好——所以我们存在着那么多腐败现象，因为很多人只关心自己的事儿。如果共产党越来越糟糕，老百姓当然不再相信它呀。这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仍然会支持共产党，我肯定会同意它的许多主张。问题总会存在，但它的基本目标是好的。”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赋予每个公民稳定，这种稳定一向是通过国有的工作单位来维持的。孔老师的单位是涪陵师专，他的生活中丝毫没有企业家那种混乱状态和不确定性。他的三居室公寓归学校所有，也由学校完成维护，每个月的租金大约是三十元——这点钱不算什么，基本上就是个形式而已。学校还给孔老师提供健康保险和退休金。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不到八百元，不算多，但最大的好处在于它的稳定，因为从来没听说过师专开除过某位老师。美国人把孔老师这种情况称作终身教职，只不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你一参加工作就具有了这样的终身职位。只要是国有单位，每个人都具有终身职位：老师、政府官员、邮局职工、火车乘务员、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家的工作都是稳定的——那就是“铁饭碗”。

不过，这个词正在变成过去时，涪陵人说起这个词的语气不外乎以下两种。当强调这样的旧制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时，他们的语气常常带着很浓厚的讽刺意味；可当他们说到某些安逸舒服的东西正在逐渐消失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往往带着恋恋不舍。人们怎么谈论这个词，取决于他们在单位体制中的各自立场，而政府对于铁饭碗也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更加审慎的观点。这样一来，纯粹打不破的铁饭碗不复存在，各个单位都进行了改革，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带上了中国特色，逐渐发展成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奇怪结合体，不断地改变和重塑着孔老师他们的生活参数。

给他带来冲击的第一个重大变化要在今年晚些时候才会发生，1998年6月，他居住的公寓将会变为私有财产。他再也不能享受每个月象征性收取的三十元租金了，那套五十四平方米的公寓将以不到一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他。这个价格并不高——但考虑到他每个月只有八百元的工资，老婆做自由摄影师赚取的收入更少，那又是很大的一笔钱。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公寓可能会升值，从长远来讲，这就给孔老师带来了收益——但以往从没有过类似的经历，让他把居住的公寓当成投资品来看待。涪陵人从来没有谈论过按揭或者再融资，普通人从银行贷款更是闻所未闻。要买下这么大件商品，你要么用自己的存款来支付，要么从家人和亲戚朋友那里借钱支付——如果实在找不到这笔钱，不买就是了。

铁饭碗上还蔓延了其他的裂纹。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各单位的保险制度要进行改革。这项改革的细节尚未确定，但涪陵师专的老师们恐怕不得不自行到同样才在蹒跚学步的保险公司购买保单了。要不了多久，孔老师和他的老婆徐莉佳还得考虑孩子上学的事情。江东的几所小学都按照标准收取费用——每学期一百多元的学费，书本费和校服费另外收取。这笔费用倒是不难承受，但涪陵公办学校的质量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声誉好的学校可以多收费，给好老师支付高工资。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下，江东的几所小学都滑到了后面，师专的老师大多把孩子送到城内的学校读书。但跨区就学的费用越来越高——前几年的费用是八千元，现在的一次性收费涨到了一万两千元。三年之后，等到孔松涛开始上学的时候，还会涨到什么地步？交这笔钱值得吗？一度稳定的社会主义单位体制还会不会冒出别的什么特色来，让每个家庭面临着更多艰难的抉择？这样的变革叠加起来，会不会达到一个点，令孔老师不再觉得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

不过，即便面临如此种种变革，孔老师依然不太担心。到了必要的时候，决定自然会做出。同时，他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成长。这样的平和心态跟孔老师的党员身份、严格遵循国家政策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他的平和心态跟其他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在外人看来排山倒海般的种种变革面前，他们保持着出奇的平静。原因非常简单，他曾经历过的，比这还要糟糕。

“我小的时候，肚子吃不饱，”孔老师说道，“尤其是在1972年到1973年——那两年艰苦得很。我们居住的地方偏僻，土地贫瘠，这是一方面，但跟‘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很多问题也有关系，那时的生产有问题，农耕方法也有问题。70年代后期稍微好了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很少吃肉，总是觉得肚子很饿。我们每天吃的都是稀饭，只有这么一点点。很少放盐。我们吃过野草、野花、松针——这些东西我都吃过。

“我五岁的时候，妈妈生下我的妹妹之后就去世了。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牛奶之类的东西喂给小婴儿吃，她也死了。这件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但在我十岁大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他突然就生病了，患了重感冒，三天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情况更糟糕。我的爷爷身体不好，没法劳动，我太小，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只有我的大伯拉扯我们一家人。那个时候，生产队不行，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后来，情况有了好转，生产队才能够给我们一点照顾。但一连多年，情况都非常糟糕。”

孔明老师的早年生活在丰都县的大山深处度过，镇上的人口现在可能有三万。从他的老家要步行一个小时才能走到公路边，再坐三个小时的汽车才能颠簸到丰都县城，因此，孔明在十四岁之前从没有去过县城。他在家里帮着大伯种地，到山坡上种植小麦和玉米，到水田里种植水稻，还得到处种上蔬菜。“回想起来，那时的劳动并不算苦，”他说道，“可现在就算很苦了，因为我都做不来了。”他看着自己的双手，笑了起来。那是一双教师的手了——沾着墨汁，柔软细腻，灰尘和老茧早就不见了。

“我现在到乡下去的时候，”他说道，“简直不敢相信那些农活有那么艰苦，即便在涪陵周边的郊区，农民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农活依然十分艰苦。我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多来自农村家庭，我要跟他们说，千万不要浪费父母的钱。很多学生的家庭背景跟我差不多，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农村的活儿有多艰苦。一到周末，他们就跑出去，浪费了不少的钱。”

跟他一起读初中的那些人，继续读高中的并不多，除了他，没一个考上大学。他被录取到了四川师范大学，这是一所四年制的大学，位于成都，是全省最好的师范院校。1988年毕业之后，他被分到丰都财贸学校教了六年的书，然后调到了涪陵师专。

在美国，任何人如果能够像孔老师这样逐步提升的话，基本上都会满怀着自我奋斗成功的信心——甚至会有一点傲慢自大，但在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里，这样的自豪之情根本看不出来。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从来不说困难有多巨大，因为他知道，情况原本可能更加糟糕。

“在‘文革’期间，我的家庭没遇到过任何麻烦，”当被问及政治方面的麻烦时，他这样说道，“我们家太穷了。地主之后，农民分成三个类型：富农、中农和贫农。我们家很穷啊——当你穷得像我们家的时候，遇到‘文革’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只要你不去偷盗，不去杀人放火，没有其他罪行，就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家谁都没有受过迫害。

“我还记得生产队召开的几次大会，那是‘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974年或者1975年的时候。当然，我什么都不懂，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小学，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会把某个地主，也有可能是某个走资派——通常就是想方设法卖点柴火或者蔬菜的人——找来，然后开个大会把他批斗一番。他要这样站着。”

孔老师做了个示范：双脚并拢，上身微倾，头要低垂，下巴抵着胸部。前后有几秒钟的样子，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他笑了笑，接着讲述起来。

“他们‘坐飞机’的时候不是很多。多数是站成这个样子，如果头低得不够，其他人会把他的头给按下去。我还记得我们生产队有个老头儿，他是个地主，每次开会都要把他弄来站上好几个小时……就这样子，头要低下去。他总要把头歪向一边，因为那样会舒服一些。长久以后，他的头就一直这样子歪着……‘文化大革命’都过去了，但他在生产队走动的时候，头依旧歪向一边。”

孔老师依旧站着，这下子，他把头向左边歪着，在房间里走了几步。然后，他又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小孩子的时候，觉得那些事情看起来很兴奋。当然，这对小孩子肯定有一定的影响——小小年纪就看到这样的事情，思想上肯定会受到影响嘛。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好玩。开批斗会的时候，批斗的可能就是某个同学的爸爸。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开那个同学的玩笑：‘你爸爸是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这么说。”

他又模仿起了小孩子的情形，用手指点着，大笑着，一边大叫着“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一边用手捂住了嘴巴。但突然，他又严肃起来。

“今天人们回头看那个时代，会说这很荒唐。是有点滑稽，因为人们做的事情是那么荒唐，但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非常严肃的——那就是现实生活。那不是闹着玩的。这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

“也许在将来看待现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都越来越好，而且我们也知道，‘文革’中发生的那些事情再也不会重演。但在今后看起来肯定又会不一样。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文化大革命’，会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的荒唐可笑。也许今后的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看法。”

第十章 农历新年

秋季学期临近结束时，我们教的三年级学生外出实习了。12月，我和亚当往南边走了一趟，去看望我们最喜欢的几个学生的教学工作。他们在武隆县的几所中学实习，需要沿乌江往上游走，跟贵州省挨得很近。那个地方十分偏僻，我们几个外教的抵达，令当地的学校倍感荣幸。整整两天的时间里，我们到处做演讲，出席宴会，还参加了一场篮球观摩赛。

我和亚当待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无需任何准备就能联合起来做一场演讲。我们知道怎样拿对方来搞笑，一切都进展得顺顺当当。我们在武隆做的演讲英语和汉语各占一半，主要是要把学生们的兴趣吊起来，这一点也不难。每次演讲之后，上百个学生围了过来，争着要签名。我们不停地签名留念，直到干部们把我们连拉带扯着前去参加其他的活动。在武隆期间，我们几乎每个小时都被安排了演讲和会议。

两天之后，我们彻底累垮了。一般来说，我们在四川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结束的——累得一塌糊涂。我经常生病是原因之一——由于空气污染，我患上了慢性鼻窦炎，最终不得不停止了跑步锻炼。我的健康状况极其糟糕，那一年我都在受肺结核的折磨。等到我离开涪陵的时候，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资料已经堆了厚厚的一摞，里边全是我那两年生病和受伤的各种记录：肺结核、阿米巴痢疾、慢性鼻窦炎、耳膜穿孔、（打篮球导致的）鼻梁骨折、单眼视力急剧下降（原因不明）。

气候固然不好，但把我压垮的主要是作为外国人生活在这里所遭受的种种压力。经常处于别人关注的焦点之下，总是令人感到十分疲惫。而作为外国人，则意味着你更容易惹上种种麻烦。一直以来，总有一些小的危机或者问题，需要我去加以关注——要么是欧小姐、要么是茶馆的某个人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要么是别的什么事情。我不是真的介意，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教学工作几乎没什么压力，我之所以老往城里跑，是因为我觉得城里的生活精彩纷呈。

旅行通常会带给我更多的压力。没有什么事情比在武隆这个小小的江城打发时间更苦更累，它把我们在涪陵遭受的种种压力全都压缩得更加密实。不过，收获也很大，因为那里的人们看见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真是兴奋不已。不过，在那样的地方我们完全无法左右自己。对我来说，很难想象今后有外国人在武隆这样的地方生活会是怎样的一副场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样的事情注定会发生，但我不敢想象，因为在我看来，外国人在这里恐怕待不了三个月就会走掉。当地人的意图很好，但他们的善良——无休止的宴请、无休止的专题活动——会要了你的命。在武隆待了两天之后，我和亚当都生病了，三四天后方才恢复过来。

春节临近，我们有五个礼拜的假期，从1月中旬开始。桑尼去了泰国，诺林去了华南和越南。亚当打算坐船到上海，然后折返到南方的深圳去看望安妮。我打算一个人到贵州的群山之间做一番徒步旅行，但我越考虑在中国旅游的事情，就越清晰地回忆起上次到新疆的火车之旅。我也想到了武隆之旅的精疲力竭，我在涪陵的生活因此被映衬得越发称心如意。

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我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寒假刚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在涪陵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我也明白过来，春节临近，除了涪陵，我哪里也不想去。这是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是举家团聚的日子，涪陵就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了下来。

我早上起得很早，然后用三四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写作。这是我一天中的英语时间，通常会在上午的十点或者十一点结束。为了清除脑子里的英语残渣，我会在公寓里再学上一个小时的汉语，学习的方式是看报或听磁带，然后再去“学生食家”吃午饭。下午和晚上，我会去城里溜达，通常会跟朋友一起吃晚饭。我跟廖老师和她的丈夫一起吃过几次，跟孔老师也是，城里面也有好些人经常请我一起吃饭。如果没有人请我吃饭，我就自己在城里面吃，或者会回到“学生食家”，在这里吃饭，同朋友一起吃饭没什么两样。

英语已经变成了我仅用于写作的语言，整整一个月，我嘴巴里说出来的全都是汉语。后来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才觉得那是我在中国过得最舒心的一段时间，因为我终于完全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我终于完全地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节奏。这一切全都是霍伟自己的事儿——整个寒假期间，没有一个英语系的同事邀请我一起吃饭，也没有谁来打搅过我。那个春节快结束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全都是明确指令使然，从我和亚当到达涪陵开始，有关当局就告诫英语系的老师们，不要和外教走得太近。跟干部们制定的很多政策一样，这事儿同样根源于一种模棱两可而又毫无意义的偏执，但最为悲哀之处也许在于它的极端有效性：我和那一家没有受过教育的面馆人家的关系竟然比我和师专里说英语的老师们的关系还要密切。然而，有关当局孤立我们的这种方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结局，就算他们现在改弦更张，我也不会拿那种生活去换取能说英语的友谊。整个寒假，我是城里面唯一的外国人，但我头一次不再觉得自己孤独。

几群当地的孩子经常会跑到我的公寓来玩，因为我的阳台上挂了几串节日彩灯，高居于乌江之上，在夜晚显得非常漂亮。有时候，十一岁的何丽会带着几个小女孩上来玩耍，她跟我同姓，常常叫我哥哥。有时候，一帮野孩子会跟在王雪松的后面跑到我的公寓来玩。王雪松刚好九岁，就住我对面，跟他同住的还有他的外公和离了婚的母亲。他家里的大人们都曾经非常严厉地警告过他，千万不要打搅我这位外国邻居。但小王和我都学会了怎样哄骗他们，他要么跟一大帮孩子跑到我家，要么走出家门，大声地下几步楼梯，然后再悄悄地折回来，轻轻地敲我的公寓门。我很喜欢跟他说话，他会给我讲他在校园里遇到的事情，讲述他的校园生活，讲述他班上那个小胖墩的故事。那个小胖墩谁都看不起，大家戏谑地称他为蒋介石。小王很喜欢到我家来看电视、翻相册，还喜欢在阳台上对着下面的过路人大喊大叫。他喜欢怎么做，我就让他怎么做。我非常想念远在密苏里老家的侄儿和侄女们，有这么个小孩在我的公寓里跑来跑去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小王和我一起串了差不多一百多只节日彩灯，我把它挂在了阳台上，到了夜晚，你从长江上也能看得见这些彩灯。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大功告成，然后，为了奖赏他，我让小王把所有烧毁的灯泡逐一扔到六楼下的人行道上，一个个灯泡发出了清脆的砰砰声。对于鼓励他这样的失范行为，我并不感到特别内疚，因为师专的修理工每每来我的公寓里更换完灯泡之后，都会干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他们似乎跟小王一样享受，随着玻璃灯泡在人行道上砰砰爆开，修理工们会发出哈哈的大笑声。

每到晚上，河对岸的涪陵城区流光溢彩。街道两旁全都挂满了红色的灯笼和一连串的彩灯，所有的树都进行了装饰。南门山附近的那个小园子现在变成了色彩的海洋——煤尘满布的小树和灌木全都布满了电灯泡，在城市的中心区域闪闪发光。人群接连不断地来到这个小园子，拍下一张张照片。随着节日的临近，城里面所有的人仿佛都在夜间走了出来，举家出动，携妻带小，全都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来回溜达：有的在买零食，有的在看商店橱窗，有的对着人群打望。士兵们也请了假回到家里来，他们穿着制服逛街，一边显露出自豪的神情，一边留意着人群中的小姐。大街两旁，梯道两边，突然冒出了很多小食摊点——有的经营烧烤，有的在油炸土豆，有的在炸臭豆腐，还有小火锅——一时之间，仿佛所有的人都把就餐地点改到了人行道上。我也一样。我一直很喜欢涪陵的夜晚，可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密集强化起来，现在这个地方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激情。就连主干道两旁那些可怜的树都好像充满了生命力，闪耀着明晃晃的白色光芒。那些灯泡很随意地缠绕在树干上，有时候会爆裂开来，把树引燃。每当此时，那些树会在一瞬之间释放出火焰和烟雾，发出耀眼而又自豪的光芒。行人们会驻足观看，哇哇尖叫，高声大笑。随即，火焰熄灭，树在那里轻轻地嘶响，阵阵烟雾升上天空，行人们继续行走在灯火通明的城市之中。

春节的前一晚，“学生食家”一家人请我去吃晚饭。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传统上就是举家团聚的时刻——相当于美国的圣诞晚宴。黄小强早早就关了店门，我们一起走到他们位于插旗山脚下的家里。

黄凯满两岁了，已经到了惧怕外国人的年龄。从一开始，他经历了好几个轮回，这个调皮的孩子时而跟我一起玩耍，时而一看到我出现就怕得要命。这样的反应非常奇怪复杂——一半是恐惧，一半是着迷。只要电视上一出现外国人，黄凯立马变得兴奋起来，嘴里不住地念叨着“霍伟！霍伟！”他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他在家里老是会说起我，但那个春节不知怎么回事，他一看见我本人就怕得要命。

去吃年夜饭的那一天，我刚一走进他们家门，那孩子就哇哇大哭起来。“他就这样时哭时笑，搞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的妈妈说道，“我一跟他说你要来，他就开始哭，我都搞不清楚他是怎么一回事儿。”

“很抱歉，”我说道，“要早知道他不高兴的话，我就不来了。”

“不，没事儿！他过一阵就没事儿了——我让他到隔壁房间玩一会儿。”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跟黄小强，以及他的父亲黄能一起看电视。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似乎大多干着同样的事儿——整整两天，他们一直盯着电视看个没完。先前那一年的教学中，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假期作业，写一写过年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因为我对于了解中国习俗一直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第二年的时候，我不再布置同样的作业。这个节日的历史远远超过圣诞节，但它的庆祝方式已经被简化成了对着电视观看舞台表演，读着这样的作业，真是令我沮丧至极。

黄家的两个男人坐在那里抽烟。电视屏幕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整齐的方队齐步走过。我能听见黄凯在隔壁房间里哭了起来，但随即又安静下来。他的妈妈轻言细语地跟他讲着什么，我偶尔听到她跟孩子提到了我的名字。

“你们美国军队齐步走的方式跟我们中国军队的不一样，对吗？”黄小强问道。

“不一样。”

“香港回归的时候，”黄能问道，“那上面的是你们美国兵吗？”

他的儿子替他更正了过来：“人家那是英国士兵！”

“反正，他们走正步跟我们中国兵不一样——他们是这样走的。”黄能站起身来，在地上重重地跺了几下。他四十九岁，是个小个子，长着农民那种精瘦而结实的身板。他把双膝抬得高高的，在堂屋里来回走了两圈。“你们美国兵也是这样走正步的吗？”

“差不多吧。”

“我们觉得好难看哦——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些人走得真是难看死了！”

“我们西方国家走正步跟你们中国不一样，我们觉得你们那种姿势才难看呢。你们那种方式让我们想到了希特勒和纳粹。”

“哦，我明白了——你们不喜欢，是因为那场战争的关系，对吗？”

“对。这就像你们中国人看待日本人。”

“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喜欢日本人。”

“我知道。”

“他们在南京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也轰炸过你们美国嘛。”

“对，他们轰炸过夏威夷。”

“我们中国人称他们为‘小鬼子’，或者‘日本鬼子’。你们美国人怎么称呼他们？”

“打仗的时候，人们称他们‘日本佬’（Japs）。”

黄能很喜欢这个词，在嘴里反复念叨了几遍：日-本-佬，日本-佬，日本佬。

“这是不是骂人的话？”他问道。

“是的。就跟你们中国人说‘小鬼子’差不多。”

“那么说来，你们美国人也不喜欢日本人？”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喜欢他们的，或者说至少不再仇恨他们。我们也不再称他们为‘日本佬’了。但打仗的时候，我们美国人一点都不喜欢他们。”

“是因为他们轰炸过你们美国。”

“对。”

“但你们后来在日本丢了一颗原子弹。”

“是的，我们丢了两颗。”

“美国是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对。”

“论科学，你们美国是世界上的老大。所以说，你们是超级大国！”黄能冲我竖了一下大拇指，然后继续看他的电视。我们之间进行了一场令人愉悦的交谈，这让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是全家的长者，他的责任就是带给我宾至如归的感觉。电视上的部队表演已经结束，现在放起了五颜六色的呼啦圈表演，表演这个节目的小姐们全都穿着紧身衣。冯小琴领着黄凯走了出来。他用将信将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然后在房间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倒腾起玩具车。我装着没有看见他，直到他把玩具车推到了我的脚底下。我把玩具车捡了起来，只见那孩子吓得直打哆嗦。我把玩具车又推回给他，他才很不好意思地转身走开了。

黄能的妻子王朝素已经做好了晚饭，我们全都坐了下来。桌子上摆了几样肉食，全都非常麻辣，以及豆腐和豆芽，此外还有从城里的市场上买来的一条鱼。我们就是连吃上三天还有余。当然，也有米饭，王朝素给我的碗里舀了一勺。

“我晓得你们喜欢一开始吃就要有米饭，”她大声说道，“我们中国人不同，我们喜欢先吃菜后吃饭！”

王朝素跟我说什么嗓门都比较大，这跟美国人遇到英语蹩脚的人的做法差不多。一大家子人中，我最喜欢她，她是个朴实的人，没有读过书，只会讲涪陵方言，还很有些幽默感。她很喜欢我自称为“洋鬼子”，对于我和亚当相互撒谎，并对其他新来的志愿者撒谎这事儿觉得非常好玩儿。几个月之前的秋天，我们曾经告诉过王朝素，她可以按正价的五倍收取桑尼和诺林的面条钱，而我们只抽取其中的一半回扣，就可以不让那两个人知道被骗的事儿。

“那多不礼貌哦，”她非常惊讶地说道，“她们刚刚来，我们不应该欺负人家。”

“谁知道呢？”我说道，“就两个洋鬼子！她们有的是钱——她们两个家里都很有钱。”

“你说假话！我知道你在说假话！下次我也要骗你一下！”我们之间总会开这样的玩笑——我每次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她都会跟我讲，她会如何狠狠地骗一骗我们这些洋鬼子。

她的厨艺很好，做出来的年夜饭更是绝世无双。间或，王朝素会大声说道：“难吃死了！”而我总会让她确信，饭菜的味道其实好得不能再好了，然后她又会往我的碗里添上一勺饭，并大声说道：“慢慢吃！”

吃过年饭，人们又坐回到沙发上，我也跟黄凯玩了起来。他终于克服了恐惧心理，现在跟我来回地推起了他的玩具车，还不时发出咯咯的大笑声。他的爸爸在看电视，而他的爷爷正坐在边上的一张凳子上，把几张红色和白色的薄纸认认真真地剪成长条，再把它做成坟飘。这种坟飘先用白纸做一个细长的圆筒，中间扎一圈红纸条，底下垂着细细的白色纸飘。第二天是正月初一，他们一家人要赶回远在白涛的老家，把这些坟飘挂到先人的坟头上。

“我们要去给我父亲挂坟飘，”黄能说道，“我一般至少隔年去一次。他解放前就过世了。”

我一直觉得，这个词应该时时地挂在黄能他们嘴边，因为共产党镇压了他的父亲，他们才获得了解放。然而，他跟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个人一样，说起这个词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嘲讽语气。我问他，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有多大。

“我十岁。”

“很小啊。”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死，”他说道，“十岁的人啊，什么都不懂。”

他裁切白纸的时候，脸上挂着笑容。我推出去的玩具车从他孙子的脚边溜过，小孩一边追逐着玩具车，一边尖声大笑。

“你们的圣诞节就相当于我们的春节，对吧？”黄能问道。

“差不多吧。圣诞节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

“过圣诞节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去给先人扫墓？”

“不会，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美国人多数都不知道先人的坟墓在哪里。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总是东奔西跑。你看，我祖父的坟墓就不在我的家乡，而是远在加利福尼亚，路程相当于从这里走到上海那么远。我也搞不清楚其他先人的坟墓在哪里——有的在意大利，有的在德国，还有些远在爱尔兰和英格兰。”

“那么多国家呀！”

“很多美国人都是这种情况。”

“过圣诞节的时候，你们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坟墓都祭扫一遍。那要花好多钱哦！”

“肯定要花很多钱。我的老家离欧洲很远。”

“哦，”他说道，“明天我们就只去白涛，坐公共汽车只要四块钱。”

我们坐在那里，一起看电视。一只盘式电炉烤得我们十分暖和，男人们还用它来点燃香烟。电视上的舞台表演比平时精彩一些。我现在和他们一家人坐在一起，不必批阅学生们的试卷，这个节假日带给我的沮丧感顿时一扫而光。我们坐在那里聊了一阵天、开了一阵玩笑，冯小琴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你刚来这里的时候，”她问道，“是不是很讨厌中国人？”

这个问题让我吃了一惊，一时之间，我不明白她何以有此一问。于是，我问她，她那个问题具体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觉得有些人很粗鲁，因为他们经常嘲笑你？”

我还是不知道从何作答——他们邀我到家里做客，已经善良至极。在我们看来，那些曾经的不愉快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看电视，我觉得最好说点别的什么。

“没有，”我回答道，“我觉得这儿的人对我非常友好。”

“不，不，不，”她急不可耐地说道，“就像那一次，你和梅致远在我们的馆子吃饭，有一个女人就把你们两个嘲笑了一番。”

梅致远是亚当的另一个中文名字。我想起了那件事，实际上那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一个月以前，楼上卡拉OK厅的一个小姐取笑过我们，她不光嘲笑我们讲的普通话，还把我们吃饭的方式也嘲笑了一番。她在那里喋喋不休，我则要她赶紧住嘴，少管闲事。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对取笑我们的人置之不理，但我们觉得那家餐馆应该是我们的地盘儿，其他人没有权利在那里对我们说三道四，尤其是卡厅小姐更没有这个权利。

看得出来，冯小琴希望我如实回答这个问题。从几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她既了解我，也了解涪陵人——她基本上一直都在餐馆干活儿，我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她都看在眼里。跟所有人一样，她对我的观察非常细致。但也有跟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她在观察我的时候多少带着一点同情心。

“是的，”我说道，“我觉得那个女人很不讲道理。她当时在取笑我，所以我才叫她不要嘲笑我们。不过，这事儿对我的影响不大，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说什么了嘛。”

“她没有文化，”冯小琴说道。“没有文化”就是说没有读过书。冯小琴摇了摇头，接着说道：“所以才那样对待你们，因为她没有文化嘛。涪陵像她那样的人太多了。”

“不是的，很多人都不像她那样。现在比我们刚来那阵好多了。”

“反正她就不该嘲笑你们，我认为那很没礼貌。”

她定定地看着我，黝黑的眼睛里包含着某种东西，我把视线转向了别处，看着那正在一边玩耍一边自顾自牙牙学语的小孩子。

“不要紧，”我说道，“你们对我很友善，所以今晚上才请我过来吃饭——这一点重要得多。黄凯这个小主人也很懂礼貌。”

她看着孩子，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们又谈起他长大了多少，他已经学会了说多少话。我们没有提到天刚黑时他对我充满了恐惧，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怕我了，我待在他的家里反而让他觉得很高兴。孩子对我的恐惧，恰好反映了我在涪陵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人们对新奇事物的不确定感，我对此只字未提。这样的态度自然而然、无能为力、符合人性——完全如同孩子的本能反应，无需受到任何责备。面对这样的情景，需要的是时间、努力，以及耐心。我现在终于明白，我所面对的那些人们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他们能够邀我一起吃饭，说明他们非常豪爽大度。他们早就知道，小孩子一看到我就会哭，这很有可能令我伤心，但他们还是向我发出了邀请。这令我想起了美国人的圣诞晚宴。我不知道，如果明知我的孩子害怕某位外国朋友或者黑人朋友，我还会不会请他到我的家里跟家人一起吃饭。我知道，这样的做法对我的孩子将会是很好的榜样，对客人则是一种重要的姿态。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这样的宴请物有所值。为我自己，也为别人，我都会这样做。

但今晚的宴请没有任何意图。冯小琴能够理解我，但这样的理解程度并不深入，她无法明白我从黄凯身上和涪陵的其他人身上明白了什么道理。她和她的家人请我一起吃年饭，不是想在仇外情结上证明什么，也没有其他的任何意图。他们知道，我独自一个人在这里过节，而我又是他们的朋友。除此之外，其他的统统无关紧要。他们完全是心胸宽广的人，那是我在中国吃过的最有滋味的一顿饭。

午夜的鞭炮声宣示了新年的到来。我早早就离开了黄凯的家，因为我觉得有点儿累了。就在我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一阵阵低沉而连续不断的鞭炮声响了起来，宛如滚过群山的一阵惊雷。鞭炮声越来越响亮，在河谷里不断地回响着，于是我来到后阳台上一看究竟。

夜色中的乌江看上去十分沉郁。城区看上去也是黑乎乎的一片，但随着午夜临近，鞭炮声逐渐密集了起来，只看见街道和梯道上光电摇曳。鞭炮声越来越密集，插旗山上响起了爆鸣声，长江对岸那遥远的白山坪上也出现了燃放鞭炮的曳光。午夜钟声敲响，全城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在乌江的江面上来回地震荡着。随着曳光闪起、爆鸣声响起，房屋的窗子被震得不断地咔嚓作响。旧岁已逝，鬼怪逃离。流光溢彩的城市把河谷里的乌江水映照得五彩斑斓，不断地摇曳流淌着。午夜终于过去，鞭炮声逐渐减弱。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未知而神秘，宛如河谷里静静淌过的乌江水。

第二天早上，我进了城，满大街的人们都穿上了新衣服。一直以来有个习惯，人们在大年初一这天不可以穿旧衣服，尤其是小孩子更要穿得光彩照人。很多小女孩都化了妆，所有的男孩手里都拿着枪。那好像也是新年的习惯之一：街边摆着的小摊上，到处都在卖塑胶玩具枪，男孩子手里要么拿着步枪，要么拿着手枪，或者兼而有之。这些玩具枪做得十分逼真，威力强大。若是在美国，出售两把这样的枪就有可能被告上法庭。当然，美国的小孩子也可以用枪来射杀鸟儿、小狗或者小猫，但涪陵很少有这样的小动物，反而是人很多。满城都是相互追逐的小男孩，他们一边大喊大叫，一边用手里的武器相互对射着。

新年还有一种潮流，那就是上街乞讨的学生。南门山一带一直都有乞丐，一般是身带残疾的人，时而也有少数民族妇女带着一群脏兮兮的孩子，个个争相拉扯着你的衣袖祈求施舍。可现在，我每次进城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两三个学生，他们穿着校服，不好意思地低着头，面前摆放着一大块牌子，上面写着一个长长的故事，故事的标题往往是“筹集学费”。他们的故事大体相同——付不起大学高昂的学杂费，一般是因为家里死了人，从而希望路人能够慷慨解囊。通常情况下，乞讨者会摆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及他们的学生证。乞讨者没有一个是涪陵人，他们都是坐长江上的船路过此地。

他们讨到的钱可不少——面前堆了一大堆五元、十元的钞票。这很能说明中国人对教育极为重视，因而才有人能够以此挣钱。我无法想象，美国人面对这样的花招会如何反应。至少从表面上看，那称得上是花招：一连数个星期，我注意到有两三个男孩明显属于一个团伙，他们共用一件校服，共用一个学生证。他们每天轮流上阵，其中一个人进行乞讨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另外一个人负责望风。寒假正中间那一天，我感觉他们轻而易举就挣到了一百多块钱。跟坐在家里看电视相比，这项活动肯定效益更好。

我坐上公共汽车来到长江边的佛教寺庙，观看这里的和尚替人算命。那是涪陵唯一的正儿八经的寺庙——人们告诉我，在“文革”之前，当地有三百多处寺庙和神龛，但现在仅存三处，有和尚的仅此一处。这座寺庙平时只有零零星星的朝觐者，但在大年初一这天来到这里算命的就有好几百人。寺庙之下的大街上，摆着几个向小孩子出售气球的小摊，其他的小孩子则用手中的玩具枪对着气球一阵胡乱射击。我每到一处，总能看到小孩子在那里发脾气，哇哇大哭，要么就是孩子想买什么，父母就给他们购买什么。跟中国的其他节日一样，春节好像照例也是全民庆祝独生子女政策的日子。

那天阳光明媚，但依然十分寒冷。我爬上了河边的山峦之中，不少人正在燃放鞭炮，清扫破旧的坟墓。下山的小路上，我遇到了一个男孩子，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男孩子七岁的样子，腿上放了一把玩具来复枪。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了他好一阵子，意思是说：别来那一套。然后，我顺着小路继续往山下行走。

一颗子弹正中我的后背。之前，我一直在留意子弹上膛的咔嚓声，可他的玩具枪早就上了膛，他冷不防就向我开了枪。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一直坐在那里，只等着有人从边上走过。

我转过身来，慢慢地走了回去。要是他推一颗子弹上膛，再朝我的胸部开上一枪，我出于对他的莽撞行为的一种尊重，有可能一反常态地放他一马。可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看着我一点一点地向他靠近。我早就受够了这样的过年习俗，因而趁他没来得及反抗之前，一把抓过了他手中的玩具枪。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哇哇大哭。我转过身，继续往山下行走。到了山脚下，我还能听到他的哭喊，压过了鞭炮声，在远处久久地回响着。

几天过后，几个邻居的小孩跑到我的公寓里来，我让他们用那把玩具枪对着屋内的物品进行了一番射击。他们相互攀比着，春节期间收到了多少压岁钱——这是过年的又一种习俗，亲戚和朋友都要给小孩子装了现金的“红包”。

小王收到了一千两百五十元压岁钱，差不多是中国城镇家庭月人均收入的三倍。其他小孩子得到的压岁钱都在八百至一千元之间，只有方思洋有些例外，她只得到了七百元压岁钱。方思洋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梳着马尾辫，我看得出来，她因为过节只得到这么一点钱感到沮丧不已。一次，我问小王，方思洋的情况如何，他直言不讳地描述了她的社会等级：“她家是喂鸡的。”

我向方思洋和其他几个孩子分发了一些美元硬币和新年贺卡，他们便出门离去了。小王落在后边，依旧玩着那把玩具枪。

“可以借给我玩一玩吗？”他问道。

我上次看见小王的时候，他堪称全副武装，于是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把所有的枪都搞丢了，”他回答道，“全都找不到了。”

我把他认真地打量了一番，觉得他在说谎。“是不是家里人把你的枪没收了？给我说实话。”

他一言不发地盯着脚下的地板。

“你是不是把人射伤了？”

“不是，”他回答道，但他的回答显得不够坚定。他依旧耷拉着脑袋，用手指把玩着玩具枪的弹夹。

“如果我把这把玩具枪借给你，”我说道，“你能保证不对着人开枪吗？”

“我保证。”

我把玩具枪给了他，同时也觉得自己真是个无可救药的伪君子。他是个很可爱的孩子，而且在孩子面前，我跟中国的父母一样，心肠同样无法硬得起来。还有，实话实说，我对他家的大人确实没有什么好感。他们表面看起来好像非常和善，但从来没有请我进去坐一下。还有，每次在楼道里碰到我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话总是很慢很简单，好像我是个傻子或是一条狗。我知道，他们的心肠不坏。再说，用玩具枪武装一个孩子也说不过去。我在涪陵无法忍受的事情之一，就是当地人拿我不当人看。霍伟是有点笨，但也没有笨到那个地步。

小王把枪塞进棉衣里面，我便让他出了大门。他朝我笑了笑，便轻手轻脚地下了楼梯。我轻轻地关上了门。几秒钟之后，我听见他大步冲上楼梯，使劲地敲着他家的门，那架势好像他刚从外面玩耍归来。

2月的第一个星期，我顺江而下去了丰都，见到了孔老师和他妻子的娘家人。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他因此总是跟居住在城里的岳父母一家人共度春节。

为了看清县城的周边地区，我们沿着石阶一起爬上了双桂山。几分钟之后，我们就经过了一百七十五米的水位标志。我们停下脚步，俯视着县城。那天早上一片白雾，丰都县城就在我们的脚下，沿着长江北岸铺展开去。三峡水库修好之后，这一片整个都会被淹没。我问孔老师，大坝修好之后，他妻子的娘家人将会搬到什么地方。

“他们会搬到河对岸的移民新城，”他回答道，“你要是想了解那儿的情况的话，我们吃了午饭可以去看看。”

“什么时候搬迁？”

“还不知道，也许两年，也许更久。很多细节都还不太清楚。”

“他们要不要出钱？”

“政府支持的力度很大，但不会完全免费。房子要付一点钱，但我想不会付得太多。也许就两千多吧。”

“他们会顶着不搬吗？”

“不会，”他说，“他们想搬。你看看他们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新房子会好很多。还有，丰都县城太脏了。又小又拥挤。新城的空间更大，交通上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问题和麻烦。这里的人很少会反对。”

这是三峡工程的又一大好处，也是土建工程师和城市规划设计师面临的天赐良机，他们终于可以在新修的城市里铺上足够的道路，挖出通畅的下水道了。我还看得出来，徐家人为什么对于搬家丝毫没有介意，他们目前居住的公寓过于促狭，所在的小巷子污秽不堪。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丰都这个地方，尽管这种喜欢是出于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我喜欢它那煤尘满布、式样古旧的一幢幢房屋，以及狭窄而又交通拥挤的卵石街道。这是一座古老的江城，它的肮脏和不便也饱含着别样的风情。

徐莉佳是孔老师的妻子，今天是她三十岁的生日。为了给她庆生，她的两个妹妹也回到了父母居住的公寓。她的小妹妹二十出头，就在丰都工作。她的大妹妹名叫徐华，在东海之滨的新兴城市厦门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她的这两个妹妹都还没有结婚。

徐华带了一部手机和三瓶法国进口酒前来祝贺生日。我们一边吃着徐太太包的抄手，一边用其中的一瓶法国酒相互敬酒。那瓶酒不太好喝，年届五十三岁、在当地一家电厂工作的徐先生一边喝酒，一边皱着眉头。不过，那酒毕竟是进口的，徐华拿它来给姐姐庆生可是自豪无比呢。

我一直比较喜欢孔老师的妻子，也就是徐莉佳这个人，她比学校的任何一个人都令我感觉更自在一些，这也许是因为她是个独立的摄影师，不隶属学校这个单位。很多生意人与她类似——跟一般人相比较而言，他们跟外国人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得心应手。大妹妹徐华同样如此，她的身上也透着东部沿海人的成熟与世故。她对我说，我应该搬到厦门去住，因为那儿有很多外国人，那儿的人不像丰都和涪陵的人那样闭塞落后。她还说，厦门有好几家麦当劳餐厅——这一发达城市的标志倒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年半以来，我竟没有看见过一家麦当劳餐厅。徐华蓄着短发，穿着白色紧身裤子和亮黄色垫肩式夹克衫。我问她，会不会有兴趣再回四川生活。

“我为什么要回来？”她笑着回答道，“丰都、涪陵——又小又偏僻，工作也不舒服。我可以每年回来过春节，这就够了吧。”

吃饭的过程中，徐先生告诉我，他有一个小弟弟生活在美国。这令我非常惊讶，尤其是他提到他的小弟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现正在纽约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来自丰都这个小地方的小男孩竟然在美国端起了学术饭碗。我问徐先生，他的弟弟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上的学。

“不，不，不，”他回答道，“我的弟弟在台湾长大，跟他一起的还有三个妹妹。我们这个家当时被拆散了。”

他再也没有说什么，直到午饭之后，他走进另外一个房间，拿出了一大摞信件。

“这全都是我弟弟从美国寄回来的，”他说道，“他一般半年给我写一封信。”

那一摞信件用绳子捆成一捆。徐先生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然后把信件递到了我的手里。信件还都装在原来的信封里，尽管由于徐先生收藏的缘故，大多数邮票已经被揭掉。我慢慢地翻看着那些信件。有的寄自中国台湾，有的寄自美国。徐先生的弟弟使用的是香港和台湾那边常用的繁体字，即便我有胆把信件从信封里抽出来，要阅读下去也会困难重重。但我跟徐先生见面才刚一会儿，所以我只是看了看那些信封，以及原来粘贴邮票的位置。

因为多种原因，完全没有必要去阅读那些信件，这就好比完全没有必要去对徐先生的生活经历进行一番仔细的挖掘和推敲。单是那一摞信件已经足以令人心酸——这些信件一直被人虔诚而崇敬地好好保留着，我知道，其中那个沉甸甸的故事只能是一地的悲伤。更加主要的，是它清晰地昭示出，生于台湾的小弟弟和生于丰都的徐先生所过的生活差别究竟有多大。

他递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中国人，穿着毕业礼服，背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红砖楼房。照片上的这个人比徐先生年轻许多，脸上带着笑容。他的手臂里揽着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子。那天风和日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看上去明亮而洁净。

“那是他博士毕业的时候拍的，”徐先生自豪地说道，“那是他的太太——也是个中国人，但从小在美国长大。”

“他们来这儿看过你们吗？”

“没有，”他回答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弟弟。”

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那一摞信封又沉重了许多。我正要问他们的家庭是怎么被拆散的，他的女儿进来打了岔问我，照片里的这个年轻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可以挣到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但那所大学相当不错，也许他每年至少可以拿到五万美元吧。”

“他也买了车，”徐先生又说。

“美国大多数人都有车，”我回答道。

“买一辆车要多少钱？”

“看情况，一般也就一万多美元。”

“那他的工资要剩好多呢，尤其是她也有工作。他在信上很少说到钱的事情。”

“不过，我猜想他们可能支付的房租很贵。美国的生活开销也很大，尤其在纽约更大。”

“他的岳父已经给他们买了房子。这样一来，他们应该可以存很多钱了，对吧？”

我不太明白他们究竟想说明什么，不过好像也就是十分好奇，想要弄明白这个人在美国的生活究竟过得怎么样。他们还问，怎样才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美国教书又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聊起了政治，徐先生问我怎么看待台湾问题。

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一摞信封，没有比回答这个问题更棘手的事情了。我回答说，我没有去过台湾，因此对台湾问题没有什么看法。

“美国人大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追问道。

“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问题也弄不太明白。我觉得，他们大多还是希望看到和平吧。”

“他们觉得台湾跟大陆是不同的，对吗？”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至少已经换用了人称代词——每当我拿不太准的时候，我总是尽量用“他们美国人”，而不是说“我们美国人”。这样的差异不足为奇，却非常关键。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难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大多数美国人觉得，台湾看上去像是另外一个国家，”我回答道，“它有自己的政府和经济体制。但美国人也知道，它跟大陆具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所以，他们也许觉得它应该回归大陆，但只有在老百姓愿意的情况下才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比香港问题要复杂得多。”

我的回答似乎很合他的意。我考虑要不要再问问他小弟弟的情况，但觉得还是另找时间向孔老师打听更为妥当。于是，我问徐先生，过去的丰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回答道，“日子要难过多了。我们不能像这样子跟外国人说话。那个时候没有自由，没有权利。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一切都好多了。”

这样的回答，跟我在四川的其他人那里听到的没有两样，尽管徐先生对于毛泽东的看法更为直白。他家里挂着邓小平的画像，挂在电视机上方十分显眼的地方。

在过江的路上，徐华说她会开车。我们当时坐在一艘破旧的过江渡船上，正要前往南岸，去看一看正在修建的“丰都移民新城”。我们当时正在说着别的什么话题，徐华突然说她会开车。

我在四川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一下子就听明白了，于是我问她：“开车是你的工作吗？”

“不是，”她回答道，“我自己抽时间学会的。”

“开着玩儿？”

“对，我有这方面的爱好。”

“一定很贵吧。我知道在涪陵学车很贵。”

“厦门学车更贵——花了我六千块钱。不过，我想总有一天会买车的，所以当时就想要学会开车。很像你们美国——美国不是很多人都有车吗？”

“对，就连学生都有车——我读高中的时候就买了一辆车。”

“看见没？我们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人们早晚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拥有自己的轿车。”

渡船颠簸着缓慢地驶过了江心。一瞬之间，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年之后，涪陵城可怕的交通拥堵场景。徐华继续说着话。

“我想去你们美国，”她说道，“尤其想去纽约。也许有一天，公司会派我去那里出差。”

渡船驶近岸边，我看见了一大块吸引投资者的广告牌：

大江就要截流，你还在等什么？

新城开发区欢迎你

早在三个月之前，在宜昌，在即将修建拦河大坝的地方，这条河流已经被截流进边上的人工导流渠。截流是整个大坝工程取得进展的第一个有形项目，全国上下都进行了电视直播。我观看了其中的一部分，电视直播将新开挖的导流渠搞成了民族精神的庆典活动：建筑工人们一边挥舞手中的安全帽，一边不停地欢呼雀跃，军乐队适时奏响了“歌唱祖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其他政要都发表讲话，谈到了伟大的现代化，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那一天大雾弥漫，鞭炮声回荡在雾气缭绕的群山之间。

不过，11月的那场庆典好像离丰都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下了船，上了沙滩，在青菜地和垃圾堆之间穿行着。我们往上走到了一排农家屋舍。这一排农家屋舍十分贫穷，我们走过的时候，闻到了浓浓的粪便味儿。越往上走，小路越陡斜，在更加简陋的棚屋之间蜿蜒着。徐华和其他几个女人都穿了高跟鞋，衣裤也很光鲜，在一片泥泞之间缓慢地行走着。我们终于爬上了山坡，走过了最后一排农家屋舍。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全新的丰都新城，刚建了一半的样子，正静静地躺卧在雾霭之间。

从我来到中国开始，这样的情景我每天都能见到。在很大程度上，我所看见的那些城市其实就是一个个大的建筑工地——就连陕北的古城榆林也莫不如此，满是脚手架和建筑工人们。涪陵每个月都在发生着变化：新修的房子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镶嵌着白瓷砖蓝玻璃；不到一个月的工夫，随着煤尘自屋顶缓缓流下，这些新房子又纷纷未老先衰。无论在中国的什么地方，人们总在建筑；城市在发展，整体在变化，比乡下更富有生机；我禁不住会想，突然间举国林立又会怎么样呢？到那时，围住中国的就不是万里长城，而是一堆堆的脚手架。

在丰都，这样的意向终于变成了现实：展现在我眼前的，就是正在修建的一座城市。大马路、人行道、公寓楼、商业区——一切都才开始，全都还没完工。丰都新城将会修到哪里，你只能隐隐约约地猜测。但你可以十拿九稳地知道，新城发展得很快，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它的进程。实际上，就算有什么东西在这个时候阻挡了它的进程，那也毫无意义。在中国这个被人遗忘的心脏地带，我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举国大发展的隐喻，完美无缺。

那一天，没怎么施工，工地上比较安静。但没有闲着——从丰都老城过江来参观新城的人群蜂拥而至。人们大多打扮一新，宛如要去公园玩上一天。男人们西装革履，女人们穿着高跟鞋，在崎岖泥泞的街道上跌撞前行，时而高声谈笑，时而溅起泥浆沾到了袜子上。他们凝视着那一片片脚手架，以及十字路口边上一个个巨大的沙土堆。修了一半的街道上到处都悬挂着宣传标语：

发展靠移民，移民靠发展！

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

我们在未来的主干道——平都大道——上停下了脚步，徐华用手机给远在厦门的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在一幢幢新耸立起的楼房之间，还有好几栋农家屋舍，紧挨着拔地而起的近邻，这些农家屋舍显得矮小而落寞。小巷子里溜达着几只小鸡。一个个工地之间密密麻麻地种植着马铃薯。几座坟头依旧兀立着，白色的坟飘在薄雾之间无力地飘荡着，似在向长眠于这座崛地而起的新城地下的先人们致以敬意。

农家屋舍大多已经腾空，人们住进了早已完工的几栋居民楼里。建筑工地之间的空地上，曾经的农民们围桌而坐，喝着茶水，打着麻将。我问孔老师，这些农民现在干什么事情，他说那些人目前多在建筑工地上帮忙打杂，一俟新城修好，他们只等着分配到厂里工作。跟我在涪陵师专后面的移民点看到的一样，这些人显得非常满足，一边喝茶玩麻将，一边看着新城在自己的身边慢慢崛起。

在一大块新城街道分布图前，我们照了几张相。两个年轻的女人喜欢我头上戴着的棒球帽，轮流戴着它照了相。徐莉佳用了整整一卷胶卷，主要是给她的姐妹们拍小姐照：肩部后收，头部歪斜略带诱惑，面带微笑眼含风情。所有的照片上，她们都戴上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戴过的破帽子。背景中间，有标语、脚手架，还有一个个垃圾堆。薄雾之间，我们穿过一片片洋芋地，又回到了渡船上。孔老师问道：“那么，你觉得丰都新城怎么样？”

其实，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整座新城正在崛起，几个脱离了土地的农民玩着麻将，就要被淹没的人们好似逛公园那样在建筑工地上溜达着。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我于是像回答类似问题那样给出了答案。

“我觉得很不错，”我说道。

回到丰都，我们在码头上坐了一辆出租车。我要去车站，几个女人顺路就可以下车。

长江上刚刚停泊了一艘轮船，长长的一串出租车排在那里，等着拉客进城。小雨慢慢地下了起来，泥泞的道路十分湿滑。出租车发了疯似的摁着喇叭。街上的人们头顶一张报纸，一路小跑着。

进城的道路十分陡峭，最后那一段路出租车走起来都十分打滑。有四辆出租车试图加速冲到坡顶，但轮胎只是无用地空转着。出租车一辆接一辆地折了回去。我那辆出租车的驾驶员把马达轰得震山响，冲到半山坡还是退了回来。他又试了一次。

试了三次之后，几位女人下了车，步行爬到坡顶，走到了城里。这一下，我们的驾驶员从更远的地方开始加速往上冲，可车胎还是在快到坡顶的地方打了滑。那个山坡又陡又滑，面对此景，我理性地分析起来，有哪些简单方法可以改善这样的境况。这种习惯很不好，几乎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有，哪怕我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半，这个习惯仍旧岿然不动。

我思量着，可以把这个陡坡重做一下，减小它的坡度，难度并不大，或者沿着岸边修一条之字形的道路也可以。也许，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边上凿出齿槽，即使遇到下雨，轮胎也就有了咬合之处。我不断地思量着，正要选出最佳方案时，突然之间又想到：算了吧。整座城市没几年就要没入水底，谁还管这事儿？在崭新的江流对岸，他们可以修一座崭新的城市，也可以修一条崭新的道路。

试到第五次，我们终于成功了。出租车飞奔进城的过程中，我闻到了轮胎摩擦发出的气味儿。到了车站，我跟孔老师握手告别，感谢了他的盛情款待，然后便坐车回了涪陵。回来的那条道路离河面很近，雨越下越大，沿途经过的所有村庄都在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上涨的江水。

几个星期后，孔老师来给我上课，我问起了关于他岳父，也就是徐先生的有关情况。他告诉我，徐先生的父亲毕业于武汉的一所大学，之后奉国民党之命到成都从事无线电工作。那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情，后来他就辗转去了台北。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都留在了丰都，委托给亲戚照管。那样的迁徙并不是一去不返，徐先生的父亲时常想着，他早晚会回到四川看望家人。

但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这个家庭就永远地拆散了。他们甚至无法通过书信联系，徐先生——也就是被留在丰都的小男孩——开始了一生的厄运连连。

“解放后，他们过的日子非常艰苦，”孔老师说道，“他的母亲很早就饿死了，因为农村的条件十分艰苦。两个孩子勉强活了下来，但一进学堂，就遭到了一连串的迫害，因为他们的父亲去了台湾。‘文革’期间，他们成了‘叛徒’、‘特务’。当时有个‘黑九类’的说法——你听说过吗？就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也就是知识分子。你、我都是臭老九——现在还有你、我这样的老师互相戏称对方为臭老九。

“两个孩子没怎么受皮肉之苦，但还是受到了迫害。也就是说很多机会都不给他们。比如中学毕业了还想读书，或者想找个好工作，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一遇到政治活动，大家都会批斗他们，尽管他们都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改革开放以后，徐先生开始往台湾寄信，看自己的父亲是否还健在。大概是1980年之后，他才联系上了——在那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死是活。然后他们就开始有了往来，他的父亲在1988年第一次回祖国大陆看望了一趟。他在台北一家电报公司工作，工作还不错——差不多相当于大陆这边的一个大官儿。台湾分隔之后，他又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其中就包括现在在美国的那个孩子。

“大陆和台湾改善关系之后，政府开始给我岳父这样的人安排工作，因为他们之前受到过迫害嘛。这也是改善关系的一种方式。所以在1988年，徐先生被分配到了一家电厂工作。当然，那之前他也过够了苦日子。即使到了现在，他也不愿意谈‘文革’的事情。”

我想起了手里拿着一大摞信封的丰都老人。我在四川的经历总是这样——我跟他们这样的人擦肩而过，对于他们眼花缭乱的过往经历只有些许了解，但正是那些眼花缭乱的过往经历铸就了今天的他们。我根本无法掌握曾经影响，并将继续影响徐先生生活道路的各种力量——比如战争、台湾和大陆的分隔、改革开放、大江截流、新城崛起、漂亮的女儿远在厦门用上了手机、学会了驾驶。一个人怎么可能具有如此丰富的经历，从一开始就无依无靠，却一直保持着神志清醒？

然而，我也记起了他们家电视机上方贴着的邓小平画像，同时还记起了他喝着女儿从厦门带回来的、味道并不太好的法国进口酒时的苦脸。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那酒的味道，但他明白，那玩意儿很贵，是很有面子的生日贺礼。这样一来，他还是奉命一饮而尽了。然后，他的女儿给他斟满了酒杯。他又一饮而尽。

寒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在高笋塘——也就是涪陵上半城的一个十字路口上——跟人吵了一架。事发突然，这是迄今为止我跟别人最为厉害的一次争吵。

整个假期，我一般都在傍晚时分去那里吃饭，因为我跟在那一带人行道上谋生的几个人早就熟识了。张龙华是我经常打交道的朋友，他白天的时候经营着一部公用电话，顺带买卖香烟，晚上摆摊儿兜售烤羊肉串。他的脾气温和，十分友善，我发现其他人对他都比较尊重。到了晚上，那个地段偶尔会发生争执——有时是摊主和顾客发生争吵，但更常见的则是摊主之间的争吵，因为他们在拥挤的人行道上一般都有各自的经营地块。到了傍晚，人行道上十分拥挤，像张先生这样的烧烤摊儿遇到生意好的时候能够挣到五十块钱的净利润。他头一年在深圳卖过羊肉串，但他后来回了涪陵，因为这边的管理费用要低得多。

我曾经见过经营烧烤的两个年轻女子发生了一次恶性争吵，一开始是互相对骂，接着抓扯头发，继而愈发暴力十足，直至最后高声吼叫，在人群围观之下互相撕扯对方的衣服。奇怪的是，这两个女子都跟各自的丈夫或者男友——我猜想是这样——经营着烧烤摊，但两个大男人在两个女人争吵的过程中站在那里不为所动。他们看上去很是尴尬，也可能是吓傻了，其中一个男人专心致志地照看着烧烤摊，不住地扇动炭火，仿佛身边不曾有事情发生似的。另外一个男人只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观望。最终，张先生介入进来，平息了那一场争吵，但其中一个女子的衣服早已被撕了个粉碎，穿着胸罩在那里不停地叫骂、吐着口水，随即才有人把她拉进了屋。她进屋之后，她的丈夫仍旧一言不发地照料着烧烤摊。

那样的争吵并不常见，他们这些人在傍晚时分多半能够和平相处，谁有难处都会彼此帮扶一把。高笋塘的这种氛围我很喜欢——这多少有点社区的味道，张先生是中心人物，我认识了他，也就跟其他摊主慢慢熟悉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十岁的擦鞋女孩，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她读到小学就半途而废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样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我会把皮鞋穿到城里让人擦一擦，有时候我也琢磨，完全可以把这份业务交给这个小女孩来做。但有时到了傍晚时分，我又觉得让一个辍学的十岁小女孩替你擦皮鞋是一件十分难受的事情，于是我仍由其他人替我擦鞋。跟我在涪陵遇到的很多事情一样，这件事情令我十分矛盾，我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恰当。

春节就要结束的一个晚上，我来到张先生的烧烤摊上要了五串羊肉串，他跟往常一样招呼我坐到了凳子上。其他几个摊主围过来跟我闲聊起来，几个路人也停下脚步对着我这个外国人围观。

不多一会儿，围观的人群就散去了。我吃完羊肉串，坐在那里看《重庆晚报》。我感觉到有一个人走了过来，凑上前来对着我的脸大声叫道：“哈——罗——！”那一阵叫喊声非常之大，叫完之后他就大笑了起来。我一直没有抬头看他——对他这样的人，我完全不必理会。

我感觉到他退后了一步，于是我以为他就要走了。一般而言，对骚扰我的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置之不理。但过了一阵，他又回来了，在张先生的烧烤摊上抓了一根香肠。他一边把那根香肠从报缝里推到我的脸上，一边大声叫着：“吃！吃！吃！”

在涪陵，有两件事情尤其容易煽起我的怒火。其中之一是身体上的冒犯——受到别人的推挤、抓扯，或者粗鲁地从旁推搡而过。另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拿我当动物看待，他们以为外国人领悟力低下，说不来汉语，从而在外国人面前低声咕哝或者指手画脚。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香肠，轻而易举就触动了这两根敏感的神经，我积习已久的消极被动顿时烟消云散。

我一下子站起身来，挥手打掉了他拿在手里的香肠。那人三十好几，个子矮小，顿时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我跨前一步。“为啥子要骚扰我？”我问道。他一下子结巴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伸出一只手，放到他头顶的位置上，然后平着抽了回来。他只够到我的下巴。

“你个子比我小很多，”我说道，“不应该骚扰比你个子大的人。下次再敢骚扰我的话，我会好好修理你。”

他又退后一步，我便坐了下来。围观的人全都默不作声。我把这个人好好地打量了一番，才觉得麻烦来了。他的眼里露着卑琐的神态，明显是个穷人。但他还是鼓起了勇气。

“我有朋友比你个子大，”他说道。

“我倒是想会一会他们，”我回敬道。

“他们就在这条街上。”

“去把你的朋友叫来吧，”我说道，“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去——快滚。”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侮辱用语，有围观者哄堂大笑起来。那小个子一动不动。

他带着怒气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明白。张先生走了过来，我问这个人是不是他的朋友。

“不是，”张先生回答道，“他是个擦鞋的，没有文化。你不要去惹他。”

“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幺不到台，”我说道。在四川，这样问一个人算个什么小玩意儿也是一句尽人皆知的侮辱用语。我本来不应该进一步激怒他的，但不知何故，我就是停不下来。理智地看待这样的场面，会觉得非常滑稽——参与争吵的大个子体重才一百二十多斤，而身高仅一米五的小个子还在威胁着要去找他的大个子朋友来帮忙。

然而，在我与他的冲突之间，存在着某种严肃的东西。我已经明白过来，对我们双方而言，事情不仅仅是你骂一句我骂一句那么简单。这个人非常可怜，从我的悠闲神态中，他分明看到了金钱与由此产生的蔑视。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我早已今非昔比，从他的小肚鸡肠中，我看到了我在涪陵所面临的最深切的仇恨和恐惧。真是不幸得很，这两样敏感的东西碰在了一起。但麻烦事既然都已经开了头，我也不愿意就此退让。“去吧，小朋友，”我说道，“去把你的大朋友找来。”

围观的人群又发出一阵笑声，这让他更加恼怒。张先生很是着急，要那个人赶紧离开，但他待在那里就是不走。他站在两三米远的地方，对我怒目相向。

我转身找到张先生，仿佛没事儿一般跟他聊了起来。过了一阵，围观的人纷纷干起了各自的事情。那小个子仍旧站在那里，对我怒目而视。其中一个经营火锅的女子把手里的男婴交给我，跟我闲聊了起来。那个十岁的擦鞋女也走过来看看我手里的男婴，她回去的时候对着那个人羞辱了一番。

“神经病！”她对着他大声说道。“神经病！神经病！不要去惹外国人！”

我看了看那小个子，只见他变得愈加愤怒了。一方面是因为小女孩奚落了他，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其他人对我关怀备至——又是给我让座，又是把婴儿交给我抱——惹恼了他。我开始有点同情他，他一个人经营着擦鞋摊，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奔忙，偏偏有个外国人拿着不菲的薪水，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吃着美味的烧烤，又跟周围的人聊得火热。

他又说了些什么。他刚才一直在思虑的东西此时在他的眼里化成了一连串的仇恨。

“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他大声说道，“为什么要让这样的外国人来我们国家？你们看看，他好粗鲁，竟然那样侮辱我。我们这里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

我至此方才明白，我差不多正适合他发泄所有的恨意。我并不想跟他打架，可他如果胆敢动我一下，我一定会奋起还击。他所愤恨的对象是谁，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因为那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在四川一年半的生活给我带来的变化，就是在很多情况下我变得比原来更加耐心和忍让。但还有一个方面的变化，那就是如果有人以此得寸进尺，我会变得更缺乏耐心和忍让。我对着围观的人们说道。

“你们中国人也不需要这样的中国人吧，”我说道，“这样的人只会败坏你们的名声。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中国人基本上都像你们这样友善。但我也会对美国人说，也有这样的人，他仇恨外国人。这样的人十分粗鲁，无缘无故地骚扰我。麻烦就是他惹起的。”

除了我的说话声，围观的人鸦雀无声，如此静默的场面令我有些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很愤怒，但我得压制住我的感情才能语气平和地说出话来。“小朋友，是你先来惹我的，”我说道，“我早就叫你住手。如果你想找麻烦，那我就给你找点麻烦吧。来吧，小朋友，过来。”

那个人往前跨了一步，张先生站到了我们的中间。经营火锅的女子也对他一阵吼叫：“人家那个外国人是个老师！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你怎么可以那样对他呢？”十分明显，谁都不支持那小个子男人。眼看孤立无援，他只好另作计谋。他的大个子朋友并没有现身。他在自己的擦鞋摊跟前坐了下来，远远地瞪着我。

我很想起身离开，但我明白，我应该再等等，好让大家都看得出来，我并没有被吓着。我跟周围的人闲聊了一阵，又看了一会儿报纸。空气依然十分紧张，我看得出来，大家都在观望着，看那小个子男人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起来。令我高兴的是，高笋塘的人喜欢我，愿意维护我。但我觉得，我太冷酷太小气，而这完全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令我自觉十分尴尬，我在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我竟为了一点点理由非要跟这个四川擦鞋匠争个你输我赢，直至当地人说他没有文化方才罢休。我知道，他的骚扰并不针对我本人。我还觉得，我应该对他充满同情，因为他对我的刻薄来自其他的压力。

然而，在涪陵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之后，我已经无法抵挡我心头的怨恨之情。我可以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我可以考虑我一生享有的种种优待。可一到大街上，这一切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样的地方过日子，其中的陌生和压力注定会改变你，而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变得坚如磐石了。实际上，我也不敢完全肯定他说的就是一句错话：也许涪陵人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呢。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助长了这样的外国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病之人。

我不知道那小个子此时在想些什么。他坐在自己的擦鞋摊前，依旧直视着我。没有一个人坐下来请他擦鞋。过了一阵，开始下起雨来。

“我得走了，”我对张先生说道。

“你得注意钱包，”他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小个子那边点了点头。

“没事儿，”我说道。我向他表示了感谢，然后就离开了。我故意从小个子的擦鞋摊前走了过去。他什么也没有做。我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土地

4月15日

现在有了一种新式的插秧方法，插旗山上差不多一半的农民都在采用这种方法。以往，秧苗要用手工一行一行地移栽，但很多农民现在都在学“抛秧”——也就是把秧苗抛撒出去。

先把种子培植在塑料育苗盘里，每个育苗盘可以培植五百粒种子。到了移栽的时候，每一株秧苗的根部都带上了一小块泥土，这样的秧苗一抛撒出去，就会借助小土块的重力沉入田中的稀泥。抛秧比较省时——因为农民们可以站在田埂上抛秧，而不必一株株手工栽插。

半山腰上有一个人，他采用这种技术已经有两年了。他昨天已经抛完了全部秧苗，今天正行走在稻田里，把那些从稀泥中脱落的秧苗扶正。他今年三十五岁，蓄着八字胡，腿上沾满了泥浆。他蓝色的裤腰上别了个粗劣的传呼机。他总共有一亩半土地，但比山上农民的人均土地还是多了一些。

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农民一样，数字在这里十分重要。在他的四块土地之中，这一块稻田的面积是两百平方米。这位农民估算了一下，这一块稻田需要十二个育苗盘，也就是六千株秧苗。这么多秧苗的产量大约是三百斤水稻，可以卖到三百元钱。

附近一座农舍的街檐坎上，一个小女孩正坐在桌子旁写家庭作业。小女孩的身后，是涪陵这座城市，橘红色的太阳即将消失在灰色的楼房后面。农舍边上，两个年轻人正在给一块刚平整好的稻田抛秧。他们一边说笑，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秧苗朝各个方向抛撒出去。尽管他们说至少可以进城去建筑工地上找活儿干——这比擦鞋和当棒棒军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还是对生活在农村埋怨不停。“只有住得很偏的农民进城才干这些活儿，”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们住在城边上的农民是不会干这些活儿的。”

当我要求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工厂工人的生活做一番比较时，他认真地想了一下。

“农民，工人，”他说道，“都没有区别，工作都不好做。”

4月28日

太阳烤得让人难受。过去两个星期只下了一场雨，干旱的势头正在逐渐显现。玉米苗已经长到了六十厘米高，由于烈日的炙烤，它根部的土壤已经干成了齑粉。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这样奇怪的气候，人们把它归咎为厄尔尼诺现象。但这里的农民们不知道厄尔尼诺现象为何物，他们对这样的高温天气自有一套理由。根据中国传统的农历历法，每四个年头就要多出一个月来——有时候多出来的是9月，有时候多出来的又是2月。今年多出来的这一个月是5月。只要多出来的是5月，你就可以预计，春旱之后会是洪水多发的夏季。古往今来，一直如此，农民们因此对于当下的高温和干旱毫不为奇。在乡下，人们到处都在无声地埋怨，今年多出来的是一个5月。

5月5日

小麦已经收割了一大半。上周末下了一场雨，等土干了之后，农民们把插旗山上所有的庄稼差不多都收完了。这些庄稼全都是农民们用短镰刀收割完的。麦秆要在靠近泥土的高度割断，只剩下一茬茬麦桩子，等到下一季播种的时候，这些麦桩子才会被翻犁埋进土里。

小麦收割之后，山峦的纹理有了细微的变化。上一个星期，山坡上还密布着黄澄澄的小麦苗。到了现在，所有的田地都裸露在那里。玉米苗即将把这些裸露的土地填满，移栽的秧苗也将会在稻田的淤泥里越长越浓密。过不了多久，靠近山脚的山坡就会铺上一层翠绿色的毯子。

农民们正在自家的街檐坎用棍子击打小麦垛子。这种活计发出的声音——有规律的嗖—嗖—嗖——在乡村里四处回荡。稻田里有蛙鸣声，小水塘里的鸭子呱呱乱叫，微风吹拂着正在生长的玉米苗发出一阵阵沙沙声。

南边的山腰上，有人正在一块狭长的田地里忙收割，人们把麦秸堆成垛，再用麦秆捆成捆。一捆麦秸重达四十多斤，需要挑到淋不着雨的地方。一个年轻人手拿一根结实的长担子，一头刺进了麦捆的中间，挑到肩上。随即，他借着麦捆的重量把担子的另一头深深地扎进另一个麦捆。然后，他挑起两个麦捆，在肩上调整了一下平衡。他的脚步很快，姿态轻盈地往家里走去。

5月11日

过了六天，割了麦子的田地就变得认不出原样了。水早已灌满，稻秧也早已插上，宛如被淹没的野草，只剩个嫩绿的秧尖儿挺出水面。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这块麦田就变成了稻田。

稻田里有一个人，正在用手栽插着一株株秧苗。他把袖子和裤管都卷得高高的。干活儿的时候，他把腰弯得很低，一点一点地往后移动。稻秧在水田里一行行地铺展开来。这个农民不相信所谓的“抛秧”，他完全采用手工的方式栽插秧苗。

整座山上都在侍弄水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多数都已插上了秧苗，但刚收了麦子的稻田侍弄得稍微晚一点。顺着山坡往下，有几个农民还正在犁田。在比较陡峭的坡上，无法种植水稻，农民们连麦子都还没有收割完毕。与此同时，农民们还在给玉米锄草，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些玉米也就长得差不多了。目前，这些玉米秆还没有长出顶穗，但差不多也长到了一人的高度。

今天，天气凉爽，轻雾弥漫，阳光在傍晚时分穿透了云层。西边的群山之间，流淌的长江宛如一条银色的链子。河面依然很低，因为上个月一直干旱未雨。不过，在闰5月的年头里，春季往往都是这样。即便正在插秧，正在收割小麦，正在给玉米锄草，农民们仍旧在盼望着夏季的大雨来临，他们知道这迟早要来。

6月10日

就要下雨了。河谷之上，沉闷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黑云聚了过来，白山坪那边隐隐响起了闷雷声。

今天晚上的雨不会下得很大，但等到月底的时候，大雨会连续下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并且会一直持续到7月底。到了8月，倾盆大雨还是不会结束。河水会暴涨狂奔。在东边，长江奔出三峡大峡谷，一泻进入华中平原，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超过六千四百万公顷的耕地将会被洪水淹没，死亡人数将会达到三千六百五十六人。因为闰5月，这一切注定会发生。对于这个多灾多难的夏季，插旗山上的农民们觉得不足为奇。

然而，现在——就在这些湿漉漉的稻田里，覆盖着层层黑云的稻田里——仍然还是春天。在这座生机盎然的山坡上，它的纹理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玉米已经长到了近两米高，就快要开始成熟了。玉米秆依然保持着春天的绿色，但它的花穗已经变成了粉色。在密植的农田里，这些粉色的花穗淡淡地点缀着墨绿色的玉米地。

稻秧已经长到了齐腰的高度，长长的叶子犹如沼泽里疯长的水草。稻田里的水降到了两三厘米的深度，被墨绿色的稻叶遮了个严严实实。远远望去，这一片稻田舒展平缓，仿若一块草坪刚被修剪过。

插旗山上的每一个季节都十分美丽，但在这个因为闰5月而被拉长的春季最为美丽。此时此刻——玉米即将成熟，水稻正在生长——则是最美的季节里最为美丽的日子。到了下个月，玉米会被收割掉，稻田将会变成一片鹅黄。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变化为时尚早。一切都美到了极点：山坡上的纹理犹如名画佳作那样色彩均衡——狭长的稻田有如平缓的运笔，高低起伏的玉米地好似几种色彩的混合搭配。置身这样的乡野，很容易就让人忘记了世间万物都在生长变化着，很容易就让人忘记了这样的美景不会长久。这就像农民们正在无忧无虑地等待着雨季的来临。

第十一章 又一春

春季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来看我了。自从来到中国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家里人——妹妹安吉拉除外，她不住地给我父亲打气，他才终于鼓起勇气来中国走一趟。我的妈妈决定待在家里。

我去重庆机场接到了我父亲。我们在码头附近一家对中国人开放的旅馆里住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多花四倍的价钱去住专为外国人开放的宾馆。那天晚上，旅馆的服务员往房间里打了两次电话，来房间里看了两次，每次都说是要查验我们的护照。每骚扰一次，我本已深受时差之苦的父亲就害怕一次，我则尽量给他解释，服务员也许只是好奇而已。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们坐慢船顺流而下回到了涪陵。结果，跟住旅馆一样，这成了我的严重失算，我们本该乘坐水翼飞船，这样就能把乘船时间缩短一半。我本以为父亲想体会一下江上生活的滋味，可五个半小时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九点钟的慢船挤满了到武汉找工作的四川人，他们像伤兵一样横七竖八地躺在过道上，要么抽烟，要么睡觉，要么随地吐痰。船上十分拥挤，根本没办法走动。江面上大雾笼罩，根本无法欣赏风景。我的父亲坐在船舱里直打哆嗦，好不容易熬到了涪陵。

到了码头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他愿意以十五元的价格把我们送到师专。出租车上弥漫着宏声香烟的气味。跟往常一样，我们乘坐的这辆出租车因为意想不到地搭载了外国人而大受鼓舞。他开着出租车从市中心疾驶而过，两边的行人被快速地甩在了后边。我们好不容易开上了乌江大桥，深深的河谷里流淌着碧绿的江水。父亲将座位边上的门扶手紧紧地抓在手心里。大桥的护栏一闪而过。出租车的马达吼得震天响。

“他为什么——”父亲问道，“老是要摁喇叭？”

整整两天的时间，我父亲在涪陵怎么也睡不着。噪音、灰尘、语言、无尽的人潮、街上的喧闹——这全都让他无法承受。夜晚，他睁大眼睛躺在床上，耳朵里满是江上传来的汽笛声。我花一年半才适应了这个城市的一切，他现在却只有十天的时间。

他总要在大负荷的体育锻炼中才能感到些许安慰——身为五十六岁的老人，他每天依然要进行十六公里的跑步练习，我也觉得这是他缓解失眠症状的最好办法。毕竟，我刚来涪陵的时候，跑步这项十分单调的活动对我具有很好的镇静作用。于是，那两天，我带着他长跑到了插旗山顶上，然后再进入崎岖的山峦之中。我们一跑而过的时候，农民们总会停下脚步，盯着我们看上好一阵子。我们每天跑接近二十公里的路程，我还要确保自己的步伐够快。

还真管用——两天之后，他就能安然入睡了。但他的鼻涕流个不停，嗓子也感到十分干燥，他往水槽里咳出来的尽是煤尘。在涪陵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窦上了火，也病倒了。我父亲只好建议我们不要跑步了。

那十来天，也许是我在中国感到最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看到的仿佛就是我头一年经历的翻版，经过了剪切、接合，然后硬生生地塞进了十天的时间里——全都是对这座城市的恐惧、厌烦、迷恋和好奇，这一切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对我父亲进行了狂轰滥炸。我很难预测，下一个困扰我父亲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在涪陵生活了很长时间，根本无法从外来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在我看来非常舒适的慢船，却可能让他感到惶恐不已，而我担心的其他问题，例如辛辣的食物，却丝毫不是问题。跟身处世界各地的和平队员一样，我感觉到父亲的来访成了一次全面的展示：突然之间，我才发觉，我已经学会了那么多东西，也忘掉了那么多东西。

到了第三天，他已经比较适应外面的噪音和空气了。那之后，我们在城里一连步行了数个小时。我们观看了街头郎中替一位农民施行脚部手术，观看了几位铁匠在铁砧上捶打出一把把镰刀，还观看了正在观看我们的几位棒棒军。我们去兰州拉面馆观看了那个人用手工拉出面条。我们到市场里闲逛了一圈，看人们剖划刚从农民的水塘里捞起来的一条条黄鳝。一天早上，我们无意中来到了老城区的一个小铺子门前，有人正在用肮脏的刷子清洗注射器，我们也停下脚步观看了一阵子。

“这都是医院要用的，”当我问他那么干有何用处时，那人朗声说道。

“大医院用吗？”

“对呀，大医院要用！”

那正是我遇到医疗急救时必须要去的地方啊。“他们会重复使用这些针头吗？”我问道。

“当然啦！”

我把一切都翻译给我父亲听。我给他讲了那些宣传标语的意思，还介绍他认识我在城里面遇到的那些熟人。他跟黄小强，以及“学生食家”那一帮人见了一面，跟公园里的服务员们见了一面，也跟经营烧烤的摊主们和那位十岁的擦鞋女见了一面。我把他介绍给了我在茶馆里结识的朋友们，就在我们起身离开的时候，街对面的发廊里跑出三位小姐，对着我大声喊叫：“霍伟！霍伟！霍伟！”

“她们在喊什么？”我爸爸问道。

“她们在喊我的中文名字。”

几个小姐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大叫着我的中文名字。她们的脸上画着浓妆，头发也染了色。其中一个正在抽烟。

“吼啥子？”我用中文跟她们说道。

“我们在喊你嘛。”其中一个人回答道。

“做啥子嘛？”

“我们要你过来一下。”

“你们怎么晓得我的中文名字呢？”

“李佳丽告诉我们的，她是我们的朋友。”这位小姐说完，她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要走了。”我说道。

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她们又大笑起来。我爸爸回头看了一眼，问道：“她们是些什么人？”

我估摸着，要冲淡对茶馆的这次拜访，去一趟教堂不失为好主意。我们见到了李神甫，跟他在客厅里聊了起来。他跟我爸爸说话的语气十分恭敬，我则担任了他们之间的翻译。我提醒他，神甫仍然可以用拉丁语做弥撒。

“告诉他，我曾经在别人用拉丁语做弥撒时当过圣坛侍者。”我父亲吩咐道。李神甫点点头，说涪陵再也没有人听得懂拉丁语了。我问父亲，他是否还记得弥撒的传统仪式，他点了点头。

“以圣父，”他用拉丁语说道，“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让我进入上帝的圣坛，”神甫用拉丁语回应道。

“向上帝致意，他将快乐赐予年少的我，”我父亲说道。

其后的几分钟，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着弥撒仪式。我做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翻译，一时很不适应哑口无言地坐在那里听着他们说个不停。两个人我都十分熟悉，但他们之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明白。神甫讲的拉丁语带有四川口音，我父亲讲的拉丁语则带有美国腔。他们之间的交流十分刻板，极其正式，但又十分明显，这样的对话改变了他们对彼此的一些看法。交流完毕，李神甫依然处在忘我的境界，用四川话直接跟我父亲说起话来，就好像他听得明白似的。不过，就在我们出门离去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拉丁语：“愿主与你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父亲说道。

我们到涪陵南边的高山上露营，其中包括海拔两千多米的金佛山。那个地方非常漂亮，我和亚当之前曾经去过那里。除了“三线建设”——也就是毛泽东为了防御美国的核威慑而对中国的国防工业进行的重新布局——鼎盛时期搬迁至此的几座老军工厂和基地之外，这一地区根本没有人开发利用过。邓小平在1980年宣布取消这一工程计划，涪陵等地的较大型工厂已经转成了民用，但偏僻之地的小型工厂只能一弃了之。这些地方的交通十分不便，转民用很划不来。再说，修在这些地方的工厂质量也非常差。即便在该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里，很多工厂也是快干加蛮干，要不了几年又得推倒重建。

在去金佛山的路上，我和父亲在一条深谷里步行了一段路，一路上到处都是空置的仓库和厂房，只剩一片片断垣残壁，斑驳的墙壁上那些二十年前涂刷的标语依稀可见：

备战备荒为人民！

寂静的山谷里，残破的墙壁足以昭示，当初的建设工程进行得如何仓促。然而，再也没有人来朗读这条标语了，建筑工人们要么回了重庆，要么回了涪陵，反正是来自哪里就回到了哪里。整个山谷里，只有我和我父亲行走在为了应对美国的原子弹而匆忙建起来的断垣残瓦之间。

我们露营了两个晚上，还爬到了石灰崖壁上一个很深的山洞跟前。洞口本是天然形成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军事用途——也许是军需库，也许是弹药仓，有人把它又扩大了许多，还修了一条长长的隧道，直通到金佛山山体的最深处。一片黑暗之中，我们借着手电的光亮跋涉了四百多米的长度，又从大山的另外一面钻了出来。顺着北坡下去是一片片稻田，有一条道路返回涪陵。

我们回到校园才发现，就在我们露营期间，英语系一个名叫贝琳达的学生死了。她在星期五的下午感觉到头痛，晚上被人送到医院，星期六就去世了。医生们都搞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是英语系在一年之内去世的第二个学生。此外，傅主任的一个姐姐最近也突然去世了。党支部张书记的女儿原本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学生，也在秋季的上课途中去世了。从好几个方面看来，就算不是期待如此，这个孩子的去世也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她在一年前接受过脑部手术，然后还重新起了名字。由于有这样的问题，张书记获准生育第二个孩子。改名字是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名字改掉，健康改观。

涪陵总有人死去。当然，哪里都有人死去，但在江城发生的死亡事件频率和突发性双双超常。而且，事情总是发生得有些莫名其妙。就在那年晚些时候，天主堂的屋顶突然坍陷，一个妇女被活活压死。我离开的那一年，在涪陵无疑是最无意义却又最可怜的死亡事件之外，英语系又有一名学生在盥洗室滑倒，因头部受撞击而死去。在涪陵这样的地方，一次小小的意外事故有时候竟会以惨剧收场，因为相应的医疗条件十分缺乏。这一系列死亡事件给我的学生形成的冲击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巨大，一阵子悲伤之后，他们的生活又会如常进行。

我的父亲也见证了这一点。学生们料理贝琳达后事的过程中，我父亲跟我们一起帮着对他们安慰了一番。不过，一如往常，他们的悲伤显得无言而又刚毅。这样的无助和刚毅糅合成一体，其中的辛酸让我感到十分难过。

那十天的时间有如旋风一般很快就过去了。我父亲在涪陵停留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们步行爬到了插旗山的半山腰。那一天十分暖和，太阳明晃晃地悬挂在涪陵城的上空，山上吹拂着一阵阵凉风。一个农民正在侍弄稻田，他邀请我们进他的屋里去坐一坐。我们走进内院，在粗拙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没有人吵闹，没有汽车奔跑，没有人潮涌动，也没有悬挂标语。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呼吸着乡下清新而洁净的空气。

农民的母亲走出来跟我们聊天。这位老太太八十一岁高龄，我问她是不是从小就在这所房子里长大的，她禁不住笑了起来。“这里原来是地主的房子！”她这样说道，“我家里穷得不得了，哪里住得起这样的房子哟！”

这是一所大房子，占地很宽，老太太告诉我，房子是一百五十多年前修建的。现在住了好几家人。房顶上盖着青瓦，屋檐上还有老式的雕花。在涪陵的乡下，这样的建筑物并不多见。我问她，那个地主和他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

“解放后，也就是50年代吧，他们就被赶了出去，”老太太说道，“被赶到了北边，就在白山坪那边。我也不知道他们一家人结果如何。”

她的儿媳妇也一直在听我们闲聊，她这时转身过来问道：“你们国家有地主吗？”

“没有，”我回答道。

我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替我父亲做了翻译，他却并不认同。“我们美国当然有地主啦，”他说道。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离开的时间只有两年，但那个不仅存在地主，而且地主未曾遭到杀害或者流放的国家竟然恍如异国他乡。

“我记错了，”我对她说道，“我们国家确实有地主。”

“我听说也是这样，”她说道，“但我们中国的地主全都被消灭了。”

我们坐在地主曾经的房子里，跟人们聊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个人牵着水牛从院子里走了过去。孩子们也放学回家了。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我父亲觉得跟我的妹妹安吉拉长得很像——也就是她走路的样子有几分相像而已。橘红色的太阳从城市的另一面落了下去。我们谢过那一家人就走了，从一片田地之间往回走着。

“我从来没想过，我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父亲说道，“径直走进中国农民的屋子里，跟他们进行那样的交流。如果我是你，我会每个星期都去一趟。”

我看了看他，他的脸上带着笑容，轻快地行走在这片稻田之间。我至此方才恍然大悟，他完全没有我的那种倦怠感。涪陵的一切在他的身边光怪陆离地一闪而过，我的两年浓缩成了他的十天，如今他就要回家了。我有点嫉妒他——但我同时又要感谢他，感谢他说对了一句话，我可以随时去那位农户的家登门拜访。

我父亲离开涪陵没有多久，亚当的父母又来了。他吸取了我的一些教训，也走了我的一些老路。他们在重庆住进了“假日酒店”，但同样乘坐的是慢船，出租车同样惊心动魄。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父母脸上也有我父亲当初的那种疲倦不堪。

几天之后，亚当准备在晚上给学生们做一场讲座。他的父母曾经在威斯康星州的乡下居住过，可以放一点幻灯片，同时给学生讲一讲美国的农业问题。亚当去了“外办”，把这事儿给外办的主任王先生讲了一下。我父亲做讲座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么干——依我个人的想法，什么都不要告诉外办，因为那样只会给自己惹来无法预料的麻烦。但亚当觉得王先生没准儿也想顺便听听讲座，于是就跑去跟他说了这件事儿。结果，王先生说，不巧得很，学生在星期三的晚上没空。

“他们是要上课吗？”亚当问道。

“他们已经安排了别的事情。非常抱歉。”

“没事儿，”亚当说，“我们可以改到星期四。”

王先生笑了笑。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他总会这样淡淡地笑一下。如果你对王先生不太了解，这样的笑容会令你觉得他不太可信，可一旦你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你会觉得他更不可信。

“恐怕不行，”他说道，“学生们星期四也不会有空。”

“晚上都有事儿吗？”

“是的。”

“那么，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下，看什么时间合适，然后我再告诉你吧。我觉得，你也可以听听这场讲座。”

“其实，”王先生乐呵呵地说，“你的父母不可以跟学生做这场讲座。”

“为什么不可以？”

“学校的人觉得不合适。”他又笑了笑。

“怎么不合适？学生们是来学英语的，对吧？这是他们练习英语的好机会呀，再说，不就是讲讲农业问题吗——又不涉及什么政治。他们只不过讲一讲我们曾经居住过的乡村的情况而已。”

“那倒是，但课一定要你自己来上。”

“我父母在美国的大学教了很多年的书，教得比我好。如果那也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另外加课。我只不过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学生们可以借此听到不同的人说的英语。”

“相信我好了，我是懂这个道理的，”王先生说，“我也很想听听他们做的讲座，但谭先生不允许嘛。我很抱歉。”

这是王先生钟爱的招数之一——好干部／坏干部。谭先生是分管外办的高层领导，他在王先生的眼里总是一个坏干部。事实上，我们觉得谭先生是师专最和蔼的领导，他为人友善，对我们非常坦诚。如果我们有事儿直接找他，也许会简单得多，但让谭先生置身于安全距离之外有用得多，谁让他是坏干部呢。

“你看这样做怎么样？”亚当说道，“我先上课，课上完之后，学生们可以向我的父母提问。这样行吗？”

“恐怕不行。”

“那么，我的父母就不能跟学生们说话吗？”

“噢，他们当然可以跟学生们说话呀！”

“可如果是我在上课，他们就没法说话了呀。”

“正确。”

第二天，亚当点完名，然后就宣布解散了。他说，学生们可以离开了，但他们如果愿意留下来听一听梅先生和梅太太的讲座，非常欢迎。一个学生也没有走开。他的父母播放了幻灯片，讲了讲美国农业的有关问题。学生们提了问，问题也得到了解答。干部们都没有到场，可他们后来肯定听说了这件事儿。

到那个学期，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那些没头没脑的政治限制。一般而言，我都会尽量避免跟干部打交道，幸运的是，这不难做到。若非万不得已，我肯定不去外办。我也尽可能少跟管理人员说话。我的公寓里有两部电话：一部是外线直拨，一部是校园内线。这很好，因为只有干部才会使用校园内线，所以我从来不接。

王先生是我唯一觉得很讨厌的人——一次次的事实证明，他是个非常油滑的人，很不坦诚。我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看法，但其他人身上也有些东西令我觉得沮丧不已。傅主任也许是最可悲的例子，因为我知道，他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我们，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状况，但上头给他的压力似乎很大。曾经有好几次，这种压力使他无法在我们面前开诚布公。事情总是这样——随时都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坏干部推着好干部走。好干部随处可见，坏干部我们却一次也没有碰到过，然而他们似乎随时随地都在决定着事情的具体走向。

还是在12月份的时候，桑尼、亚当和我根据《圣诞颂歌》写了一个剧本，打算在口语课上让学生们表演狄更斯的这出戏剧。在准备的过程中，我被叫到了傅主任的办公室，他神情紧张地对我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教学生唱圣诞歌曲。

“你知道，共产党对于传播宗教是非常敏感的，”他说道，“我也感到很抱歉，但学生们在课堂上不能学习圣诞歌曲。”

“我们可以说一说圣诞节这个话题吧。他们学习的毕竟是美国文化啊。”

“可以，这个没问题。但他们不能唱圣诞歌曲。”

“如果不是宗教歌曲呢？剧本中确实有一个情节，需要唱到圣诞歌曲，但我可以让他们唱一首跟宗教无关的歌曲。你知道，很多美国人不再认为圣诞节仅仅是宗教节日。比如，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祝你圣诞节快乐！祝你圣诞节快乐！祝你圣诞节快乐，还有新年快乐啊！’”

“不行，”傅主任还是绷紧了脸笑着说道，“恐怕还是不能唱圣诞歌曲。很抱歉，但你要明白，这也不是我的决定。”

我本想提醒他，就在春季，学校的校园广播在午间娱乐节目中还播放了《这个圣婴是谁》这首圣诞歌曲。但我也明白，跟他争这个没什么希望，因为这中间没有任何逻辑可言。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我让学生们用爱国歌曲取代了其中的圣诞颂歌。如果这也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把狄更斯的戏剧演得更活了。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是愤怒的斯克鲁奇面对着圣诞颂歌表演队挥舞着手中的拐杖，这群人正在声嘶力竭地演唱着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那个愤怒的老头却急得大喊大叫：“汉堡包！”

我们跟管理层之间的麻烦大多十分荒谬，很少是正儿八经的大事：对于教唱圣诞歌曲的事儿，我也很不在乎。但经历了一年半之后，这样的尴尬似乎早就应该烟消云散了，我们本应该成为好朋友，可以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畅所欲言。

然而，其他诸种限制却不是这样的可有可无。桑尼和诺林的中文老师都是英语系的年轻女教师，在一年的学习过程中，她们结成了好朋友。那年春季一次放假的时候，其中一个老师邀请桑尼和诺林去她家里玩，结果又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邀请，理由是去她家的路出了点问题。这事儿显得非常奇怪——春雨还没有来，那条路没有理由会被冲毁。我们后来才知道，系领导告诫了那个年轻的女教师，不可以邀请外国人去她的家里做客。表面看来，他们是担心桑尼和诺林出事儿，而那位老师可能因此担责。但这样的命令更有可能同样源自一开始就无形地笼罩在我们头顶上的多疑症——外国人具有政治风险，应该保持距离。

类似的指令总是把我们蒙在鼓里，这才是最为糟糕的地方。这样的做法转移了多疑症，以致我们后来都会把每一次无关紧要的对话，以及每一次细微的计划调整反复分析，寻找其中被人为操控的种种蛛丝马迹。当桑尼和诺林告诉我她们的邀请被取消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当地的车站，车站驾驶员所讲的跟我预先的推测完全吻合——那条路根本没被冲毁，这就意味着，学校里有人对桑尼和诺林说了谎话。

不过，我们逐渐意识到，这种不信任恰如其分，我们的多疑症也并不是无中生有。有朋友给我们讲了事情的起因经过，看着自己被操控到如此地步，我们真是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个春季，当《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其中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观看碟片，但这次邀请同样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后来，他坦率地跟我们讲，干部们担心外国人会发现观看的碟片是盗版——这真是滑稽的掩耳盗铃，不管走到涪陵的哪个角落，到处都是小摊小贩拿着粗制滥造的《泰坦尼克号》碟片争相叫卖。这部影片如此受欢迎，以致当地的剧院门口悬挂着一大幅标语，既算宣传，也算广告，令人好奇地兼而有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推荐观看《泰坦尼克号》，

富通珠宝金行独家赞助！

至此，来自系上的指示无疑起到了双重的自毁作用：我们不光知道了他们观看的是盗版影碟，而且还看清师专意欲操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到了何种程度。同时，我们也明白，这样的操控是多么反复无常，因为在很多方面，师专又给我们留出了巨大的余地。这在教学上尤其如此。逻辑上讲，我们的教学是最应该受到严格限制的。除了偶尔有点小摩擦，比如亚当想做讲座，以及想表演狄更斯的戏剧，我们在教学中的自由度比美国的学校无疑大了许多。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教学大纲，或者在教学内容上面找麻烦，我们完全是想怎么上课就怎么上课。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们竟然让我们去上文学课和文化课，因为这两种课程总是包含着很强的政治意味。

总体而言，他们对我们还是很不错的。考虑到涪陵地处偏僻，缺乏外教，他们对我们还算不乏信任。然而，最后那小小的一步始终没有迈出，因为那么多重大的壁垒和障碍都早已烟消云散，因此这让人感到更加沮丧。到春季的时候，我意识到，以我在涪陵的时间来看，这最后的壁垒和障碍是永远也不会被拆除了，于是我尽量地不去考虑这些。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倒是越来越好了。

第二年，我跟学生们的关系尤其好。这有亚当的部分功劳。他这个老师一直比我敬业，花了很多课外时间跟学生相处，还在我们的办公室给学生建了一个图书室。他是第一个真正赢得学生信任的外籍教师，同时又因为学生觉得我们两人相差无几，也就很自然地把对他的信任扩大到了我身上来。

不过，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时间——他们毕竟认识我们有两年了。这并不是简单地说他们慢慢地接受了我们这些外国人；我们改变了很多，我们现在更懂得，该怎样去跟他们相处。他们依然觉得我们比较随和，这一点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在我们跟学校的其他老师之间画了一条分界线。不过，他们也明白，我们有时候会非常严肃，但即便严肃，我们也不是宣教者。尤其是讨论到美国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直言相告。那一学期，我给学生讲述了《德西雷的儿子》以及兰斯顿·休斯的诗歌，亚当的美国文化课则重点学习了美国民权运动。讲到这一章节的时候，他没有心慈手软，播放了一段录像，录像里的密西西比州黑人学生詹姆斯·梅瑞迪斯被种族主义狙击手射杀，倒在了公路边。学生们明白，没有谁逼着亚当播放这样的录像——他完全可以积极正面地向学生们宣传美国在科技、经济和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这让学生们愿意更为坦诚地面对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

另一个巨大的差异，是我们现在能说汉语。秋季，我开始在课外碰到学生时跟他们用汉语进行交谈，因为他们也想听听我学了些什么东西。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认识到，那不仅仅是新奇。当他们说起普通话的时候，跟我一样，也都跟原来大不相同。他们显得轻松自在得多，因此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问题，其中也有政治的因素。

亚当的父母回去后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学生食家”吃饭，吉米、莫和乔治碰巧经过那里。他们读三年级，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几个学生，我们用英语随便地闲聊着。他们问我，亚当的父母喜不喜欢涪陵，我说还行，就是对干部们的印象特别不好。

围桌而坐的三个人把头凑了过来。“为什么？”吉米用汉语小声地问道。我用英语回答说：“因为他们觉得外办的人很没礼貌，他们不明白原因何在。”

“我们外办干什么了？”

这时，我用汉语给他们讲了事情的原委。在中国，如果让某人的父母觉得不受欢迎，那是相当的不尊重，几个学生的眼里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如实地对他们讲，我是如何看待英语系的，类似的小摩擦又是如何地一再重演的。莫和乔治都是党员，我在一年前是不可能这样对他们实话实说的。但现在用上了汉语，大家都觉得自在多了，我也如此。

随着我在课外越来越多地接触学生，我逐渐地注意到这种方式多么有用。只要发生了敏感的事情，我们都会用汉语进行探讨。我觉得这很神奇，因为英语才应该是我们之间的秘密用语——一旦出了校门，几乎没有人听得懂这种语言，要讨论类似话题的时候不被别人听见，最安全的莫过于使用英语。然而，即便是在“学生食家”这样人来人往的地方，在政治、性、我们跟学校的关系这些话题上谈到关键之处时，我们都会改说汉语。就连最好的学生也会进行这样的转换，尽管他们的英语比我的汉语说得熟练。

我终于明白，他们害怕的不是被别人听见。这其实是个自在与否的问题，因为拿不太准的话题用母语更容易表达清楚。不过，我也感觉到，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他们自己：所有的限制其实早就植入了他们的头脑。英语是上了学才学到的，它因此和教育制度、政治条规难解难分。当他们说起这种语言的时候，头脑里会不由自主地敲响警钟——这是在学校学到的语言，也是外国人的语言——在这两种背景下，他们早就被训练成了谨言慎行的人。一旦认识到这样的限制已经内化到他们头脑里之后，我就开始想，坏干部会不会也是这样呢。这种限制也许仅存于好干部们头脑中很小的一个角落，这样的恐惧十分纠结，大家的善意在它面前总是甘拜下风。

那个春季，几个男学生觉得他们应该起个英文的姓。外教们都有中文姓氏，学生们为什么要区别对待？

一天，我在批改作业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样的趋势。当时我在想：乔治·贝克·弗罗斯特是哪个家伙啊？之前从没听说过谁叫这个名字，可他在课外作业的上方用特大字号颇感得意地写下了这个名字。

我看了作业才明白，那几个字是乔治写的——他是全班最为自负的学生，长得很帅，也是个很不错的运动员。此外，他还是个潮流主导者，我因此很快就收到了威廉·福斯特的作业，他原来名叫威利，现在则自豪地把自己升级成了威廉·杰斐逊·福斯特。没过多久，威廉·杰斐逊·福斯特说服他的女友改成了南希·德鲁（这是亚当的提议）。接下来，班长莫觉得自己的权威容不得任何想象中的缺陷的玷污，也开始在姓氏上挖空心思起来。他要我给点建议，然后很快就在自己的作业本上签下了莫·钱这个名字。

有几个男生担起了教亚当和我把方言说好的重任。当我们在日常交往中用上新词新语的时候，“学生食家”那些人会觉得十分开心。“现在你成了正儿八经的中国通！”黄能说道。

英语系察觉到这样的动向只是早晚的事。一天，乔治·贝克·弗罗斯特在课间把我拉到了一边。作为学生党员，他跟上头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系上叫我们不要教你们学那些词语，”他说道。

“那些龟儿子，”我用汉语说道，“太牙刷了。”

乔治笑了笑，然后又看了看身后。在重庆方言中，说某人很牙刷是十分过头的侮辱用词。在四川的其他地方，这种用法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但不知何故，它在川东的峡江地区被用作形容词，具有很强烈的讽刺意味。那差不多相当于说某人毫无用处。

“我们一定要小心，”乔治说道。

我本想说：隔墙有耳。但我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也许你们不应该在学校附近说那些词，”他说道，“不然的话，他们会找我们的麻烦。”

我们同意把教学楼周围设为安全区，但这些警戒线无一例外都失灵了。这是一个具有风险性的战场——说某人很牙刷比唱圣诞颂歌更为背信弃义——很快，这种共有的离经叛道把我们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拉得更加紧密了。到此，语言的流动具有了双向性，谁也控制不了。自从我们在第一学期学习了乔纳森·斯威夫特之后，学生们便被“雅虎”[1]这个词语冲昏了头脑。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中文词汇，但实际上它跟“牙刷”这个词的意思颇为相近。不管出于什么由头，学生们总是“雅虎”、“雅虎”地说个不停。更好玩的是，很多学生说的是四川方言，习惯上“h”、“f”不分，纷纷念成了“雅蝮”。黄凯也念成了这样，这也标志着他的第一堂英语课开课了。当我来到“学生食家”吃午饭的时候，他总会仰起头看着我，认真其事地说：“雅蝮！”身为文学老师，我觉得那也许是我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我也知道，如果斯威夫特亲眼看见这个两岁的中国小男孩穿着开裆裤屁颠屁颠乱跑，把他遇到的外国人都叫做“雅虎”的话，不知道会激动成什么样子。

秋季那一学期，亚当开始上西班牙语课，这把事情弄得更为复杂了。很快，意为“傻帽”的西班牙语“tonto”也开始大行其道起来，跟“牙刷”和“雅虎”这两个词一道，在上自教学楼顶楼，下至“学生食家”这个地段内无处不在。我差一点就为英语系的干部们感到内疚了——我想象得到，他们的脑瓜被这些无聊的玩意儿弄昏成了什么样，坏干部们又是如何正在加班加点地评估，乔纳森·斯威夫特和西班牙语“傻帽”具有怎样的政治风险。也许他们在急切地盼望着，我们早一天带着这些词一走了之就好。但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三种语言，一种方言，足够我们胡乱地用上一阵了。

从老师的身份来看，我再也没有第一个春期那种不爽的感觉——一个外国人孤立无援地站在全班学生面前的那种感觉——这个年级的学生再也不会因为害羞而集体埋头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终于可以在课外跟他们说话了，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既诙谐又严肃，这样的关系在中国来说，似乎就是完美了。学校的生活第一次具有了人性，那些曾经在我看来虽然聪颖却不幸沦为走卒的学生们，现在在我眼中具有了更加丰满的形象。

琳达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她觉得没有必要再取一个英文姓氏。在三年级所有学生中，她也许是最聪明的，一年前被提名保送至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从涪陵到重庆，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每年都只有极少数的尖子生被选中保送，那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再局限于回到乡下当老师。不过，这个挑选过程既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也存在着徇私偏袒。琳达在之前一次走过场的体育考试中吃了败仗，因为体育系的某个老师从琳达进校开始就一直跟她过不去。实际上，在所有的女生中，琳达的体育算是比较好的，这种不公现象在英语系引起了很大的愤慨，但大家都无能为力——体育系那位老师说了才算。这种对学生不留情面的欺侮行为在校园里十分典型，尤其当它来自体育系的时候，大家普遍选择了忍让。

琳达自己的处理方式，跟大家期待的如出一辙。一面是无助，一面是力量，她已经见惯了这两者交织的情形——她的母亲很早就已过世，父亲从春季开始跟癌症做起了抗争。春季，琳达和她的妹妹都去看过算命先生，两人的命运大抵相同：父亲在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亚当和我都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应该再去找什么算命先生，于是我们跟琳达做了很多交流。但她始终觉得她的命运已经注定，能够做的就是默默地承受。那个学期，她利用周末回了好几趟家，但她一直保持着常态。即便在她父亲病重的过程中，她依然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

一天晚上，她在图书馆给我看了她的相册。翻看学生的相册往往令我很不自在，因为中国人在拍下毫无自我特色的照片的时候，不会存在任何别的意图。作为以谦逊著称的民族，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既是外强里的中干，也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孤芳自赏——相册主人可能从不同角度给自己狂拍五十张照片，然后装进了相册。我一直没搞明白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事情：一眼看过某位年轻女子五十张不同的脸部特写照片之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亚当的做法是看到每一张照片都会稍作停顿，然后问：“这是谁？”

“这是我！”相册的主人会这样回答。

亚当又翻到下一页。“这是谁？”

“这是我！”

亚当觉得这样的过程无休无止，十分有趣。有时候，当他刚开始翻看相册的时候，我只好走出办公室，为的就是不至于听他把那个问题重复二十遍，否则难保不会跟他干上一架。因为没有这样的耐心，所以我尽量迅速而又不失礼节地把琳达的相册翻看了一遍。里边的照片全是标准的“小姐照”——照相地点通常在公园，很少微笑；有时戴有草帽，化着浓妆，使用了柔光镜；手里拿着一朵花，下巴微微仰着似在遐思，背部微弓。一共有两本相册，我只看了五分钟。看完之后，我把相册还给了琳达，说了句“很漂亮！”

“哪里哟，一点都不漂亮，”她应声说道，接着又笑了笑说，“不过也够了。”

我明白，她说得很准确——她算得上是个漂亮女孩，但又没漂亮到跟她其他方面的才能喧宾夺主，或者令其黯然失色。这是我在涪陵经常看到的又一种实用主义，人们对于自身的评价比美国人冷静得多。涪陵人大多十分清楚自己手里拿到的筹码是什么。琳达一直以来厄运连连，但她也有自己的天赋，因此，她一定会尽其所长。

还有一天晚上，亚当和我正在跟她，还有莫·钱一起吃饭，我们喝了几杯啤酒，开始用中文说起一些严肃的事情。话题逐渐转到了曾经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潮，这也是涪陵人很少谈起的话题，因为大多数人对于1989年发生的事情没什么感觉。当时涪陵曾经发生过规模不大的抗议活动，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一直走到了南门山。人们模模糊糊地听说成都和北京发生的事件，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摄影师朋友柯贤龙是个罕见的例外，他认真地听了“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涪陵认识的人中间，他是最不爱国的一个。我在的第一年，他曾经对学生在香港回归这事儿上表现出的激动心情不屑一顾，觉得那是无知和幼稚的表现。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于运动持有相似的看法。

“愚蠢啊，”有一次，当我们谈起1989年的运动时，他这样对我说道，“当然，学生们批评的那些问题很多都是准确的，但他们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他们怎么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呢？学生就是学生，他们根本不懂现实生活，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他们不成熟，没有像老百姓那样劳动过，所以经常会对那些他们弄不明白的东西说三道四。”

我认真一想，觉得他说得很对，至少从一个方面来看，一个民族如果想从二十来岁的青年人身上寻求道义之音的话，肯定不是什么好迹象。可中国目前二十多岁的这个群体对于不到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任何清晰的概念，似乎也非常可怕。我在席间跟琳达和莫·钱说起这事儿，原因之一就是想看看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

莫·钱是一位学生党员，但这个话题并没有让他产生戒备心理。对于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他并没有加以否认，这跟政府的立场一模一样。他知道，我所掌握的信息也许比官方渠道来得更准确，因而没有必要跟我争论过多。

“但你要知道，”他说道，“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也无能为力。不是因为我不关心——我也希望对此能够有所行动。但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唯一做得到的就是当个好学生，毕业之后当个好老师。我觉得我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有这么多。”

从好几个方面来看，他都让我想起了孔老师，他也是个党员，同样地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俩仍旧相信，这样的制度终究会好起来，因此需要他们这些人的谅解、耐心和支持。从党的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信念还不够坚定，像他们这样的人可以——而且应该——奉献于社会，哪怕它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民主思潮，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想在现行制度某个角落里找到被尘土掩盖的民主精神。如果彻底拒绝加入这样的寻找，他们根本无法忍受。

琳达不是党员，尽管我敢肯定，像她这样的聪明人只要想加入的话应该早就加入了。我问她，为什么没有想过申请入党。

“没兴趣，”她回答道，“这件事我从来没想过，现在也不会想。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话题非常重要，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够做点什么。但现在的情况太复杂了。”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静，我看得出来，她和莫·钱的回答都十分坦诚。他们俩都不受这些问题的束缚，这跟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一个人基本相似，尽管琳达和莫·钱的理由稍有不同。在莫·钱看来，对政治保持着最基本的参与度，在遇到更大的问题时好歹有助于克服那种渺小和无能为力，而琳达纯粹是因为要操心另外的事情。琳达手里等着要出的牌够多的了，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缓一缓。像这样的涪陵人有很多很多，两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在天干物燥、沙尘弥漫的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逆乌江而上做了一次长途跋涉。我去年所做的徒步游也是在这个周末，路线也都一样。我一直喜欢乡村生活的周而复始，这已成了我个人的一种仪式——在3月底，到春意盎然的河边扎寨露营。

我穿过两个小山谷之后，就来到了涪陵凉塘砂石厂。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什么都没有改变，去年我还不太认识的两条宣传标语现在也能够念出声来了：

勤奋——友好——服从

遵章守纪光荣，

违章操作可耻。

三辆矿石车顺索道飞驰而下，坐在白色矿石上的几个工人满脸欢笑，大喊大叫着。我从去年看到的那条标语边上走了过去：

高高兴兴上班，

平平安安回家。

我下定决心以此作为我全天的颂歌：高高兴兴、平平安安。横越过满目疮痍的山坡时，我不停地念叨着这几句真言。然后，我下到深绿色的山谷，那儿流淌着的一条条小溪全都往西注入了乌江。

山谷里，春意无处不在——泡桐花竞相开放，黄灿灿的油菜花迎风飘舞，一畦畦胡萝卜、莴笋、洋葱、扁豆正在疯长。竹弓撑着的塑料大棚之下，水稻的嫩秧一片碧绿，色彩艳丽。

我进入了第四个山谷，一位农民正赶着水牛犁田。他把裤管挽到了膝盖之上，在水田的淤泥里来回行走着。旁边是一块油菜地，散发出浓浓的清香味。老农的妻子和孙子正坐在田边上，我停下脚步，跟他们打了一声招呼。

老妇人把我细细地打量了一番。“我去年见过你的，对不对？”她问道。

“对，我去年来过，我就住在涪陵。”

老农停下犁田的活儿，笑了起来。“我想起来了，”他说道，“你当时拿着一张地图，还问了路。但你听不懂我们说的话，结果走错了路。我们想要帮你的！”

我敢打包票，今年我再也不会走错路了。他们问我在涪陵做什么事情，我说我是当老师的。

“他也是老师！”老妇人指着她的丈夫说道，“他教小学，星期一到星期五上课，星期六和星期天回家干活。”

他解开水牛，放它到油菜地里吃草。那老农五十四岁，个子瘦小，但跟他用来犁田的那头水牛一样身板结实。他满头的黑发剪得很短。依我看，如果他梳洗一下，看起来还真像个当老师的。但今天这个周末属于农民，所以他的双腿上沾满了稀泥，从衣服到头顶的黄色泥点依稀可见。

他给我递了一根香烟，然后自己点了一根，就在石头上坐了下来。我放下背包，坐在太阳底下歇息起来。老农问我是不是德国人。

“不是，”我回答道，“我是美国人。”

“最近有个德国人来过我们这里。”

“是吗？他来这里干什么？”

“不太清楚。他可能在研究什么东西。他走得很快——走山路比我们当地人还要快！他带了个翻译。他肯定是个富翁，所以才拿得出那么多钱跑到中国来。你的工资有多少？”

听了我的回答，他点了点头。“比大多数人都多啊。我们农村老师的工资要低得多。但我看那德国人挣的比你高得多。”

他的孙子五岁，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时而大笑，时而拉拉我的衬衫。老农微微一笑，轻声地责骂他几句。“太调皮了，”他自豪地说道。我点点头，摸了摸孩子的前额。我一直在想那德国人——令我十分惊讶，这么偏僻的地方竟然又来了一个外国人。老实说，这有点令我不爽，我一直乐于想象，我是唯一曾经穿越过这一片乡村的外国人。

还是在去年秋天，我以为我在涪陵看到了其他外国人，尽管我不太有把握——我只是瞥见一个男子进入了一家餐馆，但无法确定那是不是一个外国人。过去两年时间里，我唯一明确无误地看见外国人是在1月份的时候，两个丹麦游客乘坐的游船在前往重庆的途中搁了浅，停靠在涪陵等待修理。我在“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店遇见了他们，那也是涪陵最近似于连锁快餐的地方。那家餐馆的面条做得很麻辣，我每周总会去那儿光顾两三次。那里的老板娘经常问我，她做的牛肉面有没有加州味儿。我总是很肯定地回答她，就算我回到加利福尼亚州要吃牛肉面，期望的味道肯定跟她这儿不会相差一分一毫。她听了这个总是高兴不已。他们甚至在餐馆大门上方悬挂了英文标识，这大概也是那两个丹麦女子得以走进门去的原因吧。

我走进餐馆的时候，她们俩对着我打量了一番，然后就移开了目光，仿佛根本不曾看见过一样。根据我以往的旅游经历来看，这是旅行者的典型做派——来到某个偏僻地方之后，你会对其他外来者的出现觉得反感不已。但我不是来涪陵旅游的游客，如果有其他外国人觉得我冒犯了他们的独占鳌头，我会觉得非常不爽。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离那两个丹麦人不远处找了张桌子坐下。

她们没说中文，应该是刚来中国没多久。她们点菜的时候，对着墙壁上的图片一通乱比乱划。服务员问她们面条里要不要放辣椒，她们俩谁也听不明白。但从服务员的语气来看，她们又觉得那东西肯定非常重要，于是赶紧翻起了手中的词汇手册。除非她们想起了我的存在，我是打定主意不出手相救的。

她们就这样不停地翻着词汇手册，还是服务员想了起来，问我可不可以帮着翻译一下。看到我坐在那里，那两个丹麦人做出很是惊讶的样子来。她们说，她们并不想要什么辣椒。我当时真想告诉服务员，这两个丹麦人要吃辣椒，而且对四川的辣椒根本没放在眼里，因为她们说在伟大的丹麦王国，这样不够劲的辣椒不过是小孩子的糖果而已。但我还是做了如实的翻译。我明白，她们的做法跟其他游客没什么两样，和我自己在彼时彼地的做法如出一辙。

我们聊了一会儿，对于我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她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涪陵人对她们的关注程度令她们惊恐不已。

“这儿的人，”其中一个人说道，“只会盯着我们看。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会盯着我们看。他们也会盯着你看吗？”

“是的，”我回答道，“不过没像他们盯着你们看那样的。”

我丝毫没有侮辱之意，可那两个丹麦女子好像往那个方向去想了。我懒得跟她们多费口舌，说什么涪陵的人对我已经习见为常。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把电话号码给了那两个丹麦人，以防她们有麻烦的时候用得着。然后，我就走了，让她们去跟那些棒棒军打交道吧。

就在这乌江边的乡村，我琢磨着德国人的事儿。我在想，这个地方莫非到了外国人随处可见的地步么。老太太见我正出神地望着远处的风景，便问我的老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大山。

“有的地方有，”我回答道，“但我家附近很平坦，比涪陵平坦得多。”

“你们那儿的农村什么样？”

“农民很少，土地很多。一个农民种上百亩地。在我们国家，种地要用机器。”

老农点了点头。“跟新疆差不多，”他说道，“北方的土地很多，也很平坦。那些地方会用机器种地，但我们这里不行。”

我们聊起了农活，他问我美国的农民是不是真用飞机来播种。涪陵周边的很多农民好像都听到过这个说法：当我在田间地头行走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拿这个问题来问我。我一般会对他们说，加州的水稻有时候会用飞机来播种。看得出来，这些四川农民一边打量着周围的景象——爬犁、水牛、牛粪，一边脑子飞转，看还能不能在什么地方放得进一架播种的飞机。

今天，这位农民摇了摇头，微笑着低头看了看他腿上早已干成黄褐色的泥浆。那一层泥浆之下，是紧绷而有力的一块块肌肉。

“你去年也是这时候来的，对吧？”他问道。

“是的，我去年也是3月份来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年跟去年很不一样？去年你来的时候，我们很多田里都灌满了水，但今年还没下雨，什么东西都比往年晚了点。天太干了。”

有那么一阵，他轻声地抱怨着雨水不够，说这会把春耕的所有安排往后推迟。但农民们只有等待，期待着能够熬过闰5月的春旱时节。

天气十分暖和，背包压得我汗流浃背。我在去年那个地方停了下来，还是在俯视乌江的那个峭壁上吃午饭。低头看着脚下的江水，我心想：高高兴兴、平平安安。迷雾已经散去，阳光金灿灿地照耀着乌江水面。

整个山里的人都还记得我。他们也都谈起了那位德国人，看来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停下来休息，人们告诉我，他跟我穿着同样的长筒靴。

“他是个专家，”一个老人说道，“我猜想他是来这里研究树木的。因为这里穷，他才来这里的。”

老人姓杨。他给我端来一碗放了白糖的开水，我跟他坐在街檐坎聊了起来。他家除了他，还有一个儿子、儿媳，以及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电已经通上十多年了。塑料大棚之下，他们育的稻秧长得很好。他们家养了六头猪。他家还有一只猫，用一根绳子套住，另一头拴了一个百事可乐的塑料瓶。瓶子里装了些水，猫咪拖着它不会跑得太远。我一直不太喜欢猫，那个百事可乐瓶倒是个不错的点子。

老人的妻子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她七十三岁，不住地抱怨着她家的农田，也就是我今天经过的最美的山谷里的那些田地。“几个月没下雨了，”她说道，“去年这个时候，水田全都灌满水了——你看现在！恼火哦！我们这儿太穷了！”

农民都是这样——想法悲观，迁怒于天气。在涪陵相对较为富裕的郊区，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评论，我以为类似的抱怨是一种谦虚，谦虚下面隐藏着他们的知足而乐。而这也可能是一种迷信，目的是为了避免满招损。中国人对待孩子也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一般不会对孩子过分褒奖，因为那有可能招致霉运。

跟我第一站停歇遇到的那位民办教师一样，老人的妻子邀我吃了饭再走，我则推说还得继续赶路。在乡下，这样的邀请十分平常——实际上，我每次到田野乡间远足跋涉，总有人邀请我一起吃饭。似乎完全可以分文不带也能够到四川的乡间旅行一圈，因为那里的人们非常豪爽，如果不请你吃饭留宿，他们会觉得失了礼数。

又过了一会儿，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跟他一起的是他的小弟弟——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男孩穿着校服，一眼就认出了我。

“你是去年在涪陵长跑拿奖的那个外国人吗？”他问道。

“是的。”

“我在师专附近见过你。我在江东中学读书。”

这一带的农村没有中学，如果他们要继续学业，只能到涪陵住读。小男孩每个月要拿出一百七十元钱来支付房租和伙食，他的哥哥估计，当地有百分之九十的孩子能够继续读到中学。他们一般坐船下到涪陵，每两周回家一次。

几个孩子围了过来，盯着我看个不停。那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个赢得涪陵长跑比赛冠军的外国人。他把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活灵活现，尤其强调我领先其他选手很多。尽管我已经习以为常，但他的描述还是不免令我尴尬；哪怕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很多涪陵人还是因为这事儿记住了我是谁。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此偏远的地方有这么多学生远行到涪陵求学。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学生毕业后，教授的就是他们这样的学生。于是，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我教的不仅仅是文学课，其中还有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在几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在这里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些孩子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每当我到师专后面的田间地头跋涉，看到一个个学生趴在自家的街檐坎上完成家庭作业时，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几乎每一个街檐坎上都会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总是会布置很多家庭作业，学生们总会特别勤奋地完成那一堆堆作业，哪怕他们来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家庭。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也许是当地人身上最令我敬重的一种品质：他们对教育充满了无限的尊重，在这样的地方教书，感觉真的很好。

从这个方面来说，我的观点自头一年的春季以来改变了许多，我当时对教育体系里接二连三的说教功能感到悲观不已。在一定程度上，走出教室颇有助益——每当我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看着这些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自己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毕业之后又会回到各自的地方从事教育工作。我逐渐明白，尽管政治说教依旧令我心烦，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标语口号不会永远持续——在中国没什么东西会永远持续——但那些受过教育的孩子们却会从中持续受益，不管这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改变。

每当我拿不准该走哪一条路的时候，我都径直向人们打听，我去年走的是哪里。每个人都记得很清楚——记不得我的人好像一个都没有。他们也都谈起了那位德国人，我真想见见他，因为我越来越好奇，他来这里究竟研究了什么东西。这真像追寻着库尔茨的足迹游览刚果河，我不断地听到有关的只言片语，全都是他走路的架势、如何有钱、穿了什么靴子。至此，我意识到，他一定也听说了我的情况，而他也很可能觉得自己是追寻着某个陌生外国人的足迹在乌江峡谷的崎岖山岭之中艰难跋涉。

傍晚时分，我开始顺坡往河边走了下去。我穿过了一条阳光明媚的开阔峡谷，尽头是一块大田，田角边上有几座房子。我停下来歇息，几个农村妇女围了过来。她们大多六十多岁，穿着蓝布衣裤。我跟她们说，她们这里很美。

“这地方没什么好的，”其中一位老太太说道，“我们这里是穷山区。经济上糟糕得很。”

我总是跟农民们说恭维话，因而又总是听到他们把自己生活的地方贬得一塌糊涂。站在明媚的阳光底下，身旁是盛开的油菜花，小麦、水稻正在茁壮成长，他们谈论着自己的家乡是多么艰苦，脸上却带着无与伦比的快乐表情。

其中一个年轻女子走上前来，问道：“你是在涪陵参加长跑的那个外国人吗？”

“是的。”

她回过头去对那几位老太太说道：“涪陵有个长跑比赛，他跑得最快。”

“所以他跑到这里来了哦，”其中一个老太太说道，“你看他身体多好嘛！穿的衣服好少嘛！”

“你看他那个背包好大嘛！”另一个人说道，“好重嘛！”

“他那双脚也大得很嘛！你看他穿的是好大一双鞋哟！”

她们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我等着有人来问我的薪水。可其中一个女人转身问道：“你们国家搞计划生育吗？”

“不搞，人们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她们十分诧异地摇了摇头。我告诉她们，美国没有人口问题，所以各种规定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你们家有几个孩子？”一个人问道。

“四个，三个姐妹，还有我。”

“在我们这里就不行，”她说道，“只准生一个——如果多生，就要交罚款。”

“一万多块呢！”另一个妇女插嘴说道。

几个孩子也围过来看我，我注意到有两个小孩子站得很近。

“他们是谁？”我问道，“看上去像是两兄弟。”

“对头，”那位妇女说道，“他们爹妈交了罚款的。”

其中一个小男孩四岁大小，他的哥哥有六岁或者七岁的样子。兄弟俩身上很脏，因为害怕外国人，只站在坎上的麦田里专注地看着我。又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走了过来——个儿矮小，黑发蓬乱，脸上污迹斑斑。这个小女孩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她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很像我妹妹贝吉塔小的时候。我对着她笑了笑，她也对着我笑了笑。

“她是他们家第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妇女说道。

“是吗，”我回答道，“她的爹妈一定交了很多罚款吧。”

“没交，”那位妇女说道，“他们家房子被推了！”

“什么？”

“他们家房子被推了！”

“推了？”

“对头！”

我还是不敢相信，于是在本子上写下了那个字。“是这个‘推’吗？”

“对头。”

那个字有好几层意思：推动、推转、推拒、推论、推移、推迟、推选。但如果说“推了”房子，那就只能意味着房子被推倒了。仅仅因为这个小女孩是第三个孩子，她家的房子就被当地的计划生育干部给推倒了。

我曾在国外的媒体上读到过这样的报道，但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事情只在那些非常偏僻的地方才会发生。不过，我随即意识到，我已经走了一整天，如果不是因为偏僻的话，这个小山谷不会显得如此美丽。

几位老太太看着那小女孩，不禁摇了摇头。听到这样的对话，她显得很不自在，那神情仿佛在说：我很抱歉。毫无疑问，如果你知道由于自己的出生而让自家的房屋给人推倒了，成长之路肯定会十分复杂坎坷。不过，她的眼神里还有别的东西，这东西很模糊，很难界定，但大体上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比房子和金钱更重要。几位老太太也看出了这一点。其中一个老太太抚弄了小女孩凌乱的头发，然后她就跑过去和其他孩子在没有经过翻犁的田地里玩了起来。

我没有走到去年的宿营地。我跟人们聊天的时间太多，最后只好缩短了行程。不过，我在高踞于乌江之上的山坡上找了个好地方，我吃了晚饭，读了特德·威廉姆斯的自传小说。我下定决心，在我余生的每一个春天，都要读一读这本小说。他每次去红袜队工作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高高兴兴”，我就佩服他这一点。他带有明显的美国味儿——狂妄，滥用俚语，文章铿锵有力。我尤其喜欢小说刚开头的那几句话：

“我想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击球手……”

第二天，我很早就收了帐篷，坐上了往下游的轮船。江水的水位很低，岸边的白色石灰岩悬崖棱角清晰，靠近乌江碧绿江水处，是一道道的条形蚀痕。江面上四五米高的地方，夏季的洪水会涨到这里，在崖壁上留下一道黑黑的水位线。那天是星期天，船上挤满了返回学校的农家孩子。站在船尾，看着灰白色的悬崖在雾霭中向后掠去，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这块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后一个春天。

长江

这条大江是走出重庆最快捷的通道。这座城市新修了一个机场、一条高速公路。完工于1952年的铁路尽管日渐老化，在当时却是技术革新的产物——也是解放后，毛泽东的得力助手邓小平在大西南取得的第一项伟大成就。但长江上的状况一点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火车很慢，道路交通糟糕透顶。因为污染严重，河谷里总是大雾弥漫，飞机经常晚点。长江航运的便捷由此显现，不管方式如何，这种便捷今后仍将存在。

今天，六点整的慢船“中华号”即将驶离重庆港，乘客们早已等不及了。时值6月，天气闷热，阳光透过城市上空弥漫着煤尘的雾霭，热烘烘地炙烤着大地，让人浑身上下直冒汗。一个个乘客显得疲惫不堪，肝火升腾。乘船的大多是游客，来自全国各地，要么刚走下拥挤不堪的火车，要么刚下令人伤心欲绝的破旧公车。他们的脾气早已融进了四川的燥热之中。开船之前十分钟，一位乘客跟乘务员刚在顶层甲板上大吵了一架。

那位乘客身材魁梧，脖子粗短，蓄着小平头，双手粗大有力。他那汗珠直淌的圆脸上，黝黑的双眼里怒火中烧。他是个有钱的主——从他的衣着、锃亮的皮鞋、丝绸衬衫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最直观的还是他游客的身份。近十年间，中国的国内旅游蓬勃发展，但一般的老百姓还远远达不到为玩乐而出游的地步。这位游客属于新兴阶层，他们全身上下基本上都用金钱进行了武装：衣着光鲜，腰上别着个BP机或者大哥大，而且总是大腹便便。

今天的问题正是钱引起的。那位乘客对三等舱室的服务质量十分不满。他是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上的票贩子那里买的票，票贩子给他打包票，说船的条件很好。而“中华号”呢，虽可将就，却也着实破旧，甲板上污物遍地，实在不算“条件很好”。那位乘客说，他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为的是看一看三峡风光，船票买得还不便宜。他怒气冲冲，说话很快，一只肉乎乎的大手紧紧攥住乘务员的肩章，一把拖到跟前，冲着他大吼一通。

乘务员个子矮小，只有二十几岁，身体瘦弱，无法挣脱开来。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白条纹制式衬衫，语气急促地为自己辩解起来：他不是出售船票的人，他跟朝天门码头上的票贩子没有任何关系，作为游客也不能不讲道理。然而，一大堆乘客已经围拢过来，大家开始提高嗓门一起抱怨起来，最后还是乘务员的上级出面救他。

乘客转而向领导吐起了自己的苦水，但依旧抓着乘务员的衣服没有放手，领导又把大家已经听过的理由重申了一遍，只是他讲起来更加底气充足。僵局维持了几分钟的样子，但围观的乘客觉得好戏就要演完，开始纷乱地散开了。

僵持到最后，大个子乘客问道：“还有二等舱吗？”这一场争议就这样极其简单地化解了。补了差价之后，乘客和那位干部握了握手。大个子给周围的人都发了香烟，大家就离开了。自尊心受了伤害的小个子抚了抚弄皱的肩章，叼着不值几钱的香烟，远远地躲到了栏杆后面。没有人注意到他——随即，“中华号”汽笛鸣响，驶离了码头。乘客们看着重庆这座城市向后掠去，早已忘掉了刚才那一场口水仗。轮船朝着浩瀚长江的江心摇摇摆摆地驶了过去。

重庆以北五公里，长江急转向东，拐弯处有一座佛龛，一座历经风雨的宝塔高高地俯瞰着江面。山峦越来越高——绿色的山峰崎岖不平，往下是一片片灰白的石灰岩层，去年的洪水留下了清晰的水位线。这一带的山坡大多十分陡斜，无法修建工厂或者公寓楼。随着轮船往东驶去，小块农地逐渐多了起来。农民们的住房十分简陋：要么是土墙，要么是砖墙，屋顶全都盖着青瓦。房前屋后，总有几丛芭蕉树。沿江的坡地上，工厂没有立锥之地，全被改成台地，种上了庄稼。

沿途的风景有一种无言的美——没有惊险的场景，但略显粗犷的山峦、间或出现的梯状耕地依然魅力十足。一如重庆城刚被无言地抛在了身后，霎时之间便一目了然，沿途的风景也是由长江水持久的作用力一点一点造就而成。

这里的长江气势磅礴。江面时而宽达数百米，时而被两岸的陡坡紧紧锁住，但它的水流总也势不可挡。长江裹挟着西部的高山融雪，一路上吸纳了七百多条大小支流，奔腾激荡在崇山峻岭之间。在世界上的大型江河中，经由长江流入大海的水量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

日头西下，江面上凉风习习。乘客大多来到了甲板上，观看着群山慢慢掠过。几个广东生意人把手机紧贴在耳朵上，用广东话大声地聊着天。一个年轻姑娘斜靠在栏杆上，黑色长发和紫色短裙随风飘舞。

空气逐渐清新起来，颜色渐淡的蓝色苍穹上，还飘散着几朵絮状白云。一艘艘小舢板纷纷进港准备过夜，几个小孩子在浅水湾里赤身戏水，“中华号”从他们的身边径直驶过。高高的山坡上种着玉米，这些玉米已经种下了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要成熟了。玉米秆依旧像春天那样通体翠绿，但顶穗很快就会褪色变黄。

河岸的山坡太陡，无法种植水稻。有的陡坡上石头太多，玉米也没法种植。不过，即便是在最为嶙峋的土地上，也总能发现耕种的迹象——石缝之间那一点点泥土里起码也种植了一排玉米。农作物都成竖行栽种，顺坡而下。每一块坡地上都有坎子横过，从而尽量减缓坡度。

这真是艰难的求生之地。就连种植庄稼最成功的农户——两层的正屋，宽大的猪舍，宽大的水泥街檐坎，屋后的山坡上斜躺着几块玉米地——无不都在昭示着，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种植庄稼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每一块台地都靠人力垒成，也许经过了同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几十年、几百年的艰苦劳动。这一切全都有赖于手工劳作、肩挑背扛、工具简陋，但极其缓慢的地形变化正说明，农民们的劳动跟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早已注定——一如门前那条大江，毅然决然，力量无限。人类历史深深地植根在了土地之上，中国的东西南北莫不如此。

太阳下山了。天空变成了橘红色，群山变成了藏青色，圆圆的太阳投射出最后一束光芒，在轮船的尾浪里时隐时现。紧接着，太阳落到了西边的群山之后。

三等舱室里，一对青年男女安放好了行李。他们可能才十八岁，也可能已经三十多岁，跟中国的年轻人一样，他们看上去都显得年轻。舱室里一共有八个铺位，上下两层。下铺的一个老太太问这对青年男女，剩下的两个铺位是不是他们的。

“我们只有一个铺位，”年轻女子说道，“我们刚结了婚。”

乘客共用铺位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年轻女子的丈夫还是窘红了脸。女子长得很漂亮，蓄着短辫，微笑着抚了抚丈夫的肩膀。

两个女人礼节性地交谈了一会儿。她们问对方是否已经吃了饭，要到哪里去，在重庆做什么事。年轻夫妇要回远在宜昌的家，老太太要去的地方是武汉。说起重庆，她们几个没一句好话。

“太落后了，”老太太一边摇头一边说道，“人们的工资那么低，生活费还那么高。”

年轻女子点头表示认同，还说重庆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一点都没有宜昌好。

她的丈夫什么也没有说。他帮他的妻子脱了鞋，然后就爬上床在她身边躺了下来。就着舱室的灯光，他看起了杂志，她则早已打起了盹儿。铺位不到三尺宽，但他们躺在那里显得非常惬意。

夜色下的河流十分静谧。夏夜的星星钻了出来，北斗七星在略显颠簸的轮船顶上泛着微光，一轮弦月明晃晃地挂在南边的天空上。除了星星点点的灯光，江面上一片漆黑。岸上的房屋越来越稀少，亮灯的房屋就更少了。光线多来自河面——来自岸边依稀可辨的砂石梁子、无篷的小艇，以及航标的灯塔。江面的南边闪着红光，北边闪着绿光。夜班船在航标灯之间缓缓前行，船顶的探照灯在水面上平静地一扫而过。

晚上没有水翼飞船，没有打渔船，也没有仅容得下两个人的小舢板。“中华号”偶尔会驶过一段长长的浅滩，小船靠了岸准备过夜，紧挨着竹木棚屋，棚屋的窗户透出温暖的光线——要么是临时搭建的餐馆或者旅馆，要么是麻将馆。驳船全都停歇下来了。

江上的船只多是大型客轮，犹如一座座灯光的小岛，在江面上静静地漂过。有的是逆水从上海远道而来，经过了安徽的平原地带，经过了湖北的大小湖泊，驶过了工业重镇武汉，驶过了三峡的道道悬崖。现在，他们即将到家，离重庆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了。

没过多久，年轻女子睡醒了。她在铺位上翻了个身，跟她丈夫挨得更近了。“你是谁？”她玩笑一般轻声问道，“你是谁？”

她的丈夫咕哝了一句什么，她吃吃地笑了笑。舱室的门打开了，外面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声，以及江水在船舷上的拍打声。“你是谁？”女子又低语了一声。

在涪陵下船的乘客不多。大多数乘客还要坐上两天的时间，穿越三峡抵达宜昌，或者坐上三个晚上才能到达武汉。所以，涪陵更像是美梦中断之处——静谧的长江，舱室里挤满了昏昏欲睡的乘客，城市的灯光从黑黢黢的长江上顺势而起。

轮船从重庆出来走了四个小时。河岸上灯光点点：那是一座座房屋，一间间厂房，一辆辆汽车。一座正在修建的桥梁从头顶掠过。船上的喇叭响了起来，宣布下一站即将停靠涪陵。紧接着，江上的美梦中断，城市进入了眼帘。

涪陵的城中心围着回水沱而建。围着这个回水沱的巨大弧线，城市在陡峭的斜坡上顺山而建，宛如一块缀着灯光的百衲帘——小店透着微光，车灯闪着光柱，方形的窗户泛着黄光——这一大块亮闪闪的百衲帘悬挂在长江黑黢黢的水面上，摇曳闪烁。“中华号”驶向岸边，鸣着汽笛，一点点地靠近码头。轮船缓缓向南，慢慢地驶出了主航道。终于，轮船摆脱长江水流的巨大牵掣，靠岸了。

[1] yahoo，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人形兽。又有粗汉、不文明的人、蠢货、野蛮人的释义。——译者

第十二章 溯江而上

最后一个学期的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华盛顿·欧文、埃德加·艾伦·坡、马克·吐温、凯特·肖邦、杰克·伦敦、罗伯特·弗罗斯特，以及兰斯顿·休斯的文学作品。学到最后一个单元的时候，我布置他们在课外阅读谭恩美以及其他几位美籍华裔诗人的作品。对学生来说，文学课的主题一开始显得遥不可及——瑞普·范·温克尔、跳跳蛙[1]，以及兰斯顿·休斯笔下那些遥远的大江大河。可突然之间，我们看到了影片《喜福会》的结局，美籍华裔作者谭恩美以故事叙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见到了她的姐妹们。这是中国这个元素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进入我的文学课。学生们曾经以中国特色表演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改写过罗宾汉来到中国的故事，但这一切都不过是在他们习以为常的文化背景下硬生生地学习外国文学课程。至此，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阶段：故事的叙述者紧紧地拥抱着她失散多年的姐妹们。所有女生都哭了，男生则大多在强忍着泪水。

然后，我让学生们写写自己的家庭，描述一下父母和祖父母的生活状况。其中一个名叫蒂娜的女学生写了一首诗：

回望我的祖先

一个孱弱女子，

坐在破檐下

不停地纺着纱

她走不出去

因为封建制度给了她太多的扼杀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我的外祖母投奔革命

到了上海，到了重庆

全国各地都有她的脚印

我的妈妈，一个年轻女子

正值文化大革命

当起了红卫兵

打倒先进事物

高喊毛主席万岁。

很多学生都像琳达那样，写到了农村的生活状况：

我的曾祖母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她只得给地主当丫鬟，受了不少的苦，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主人对她十分苛刻。

我外祖母的境遇好不到哪里去。她经历了痛苦的缠脚过程。她生了五个孩子，不幸的是，饿死了三个，令我的外祖母十分伤心，她连哭了三天三夜。更加不幸的是，她的丈夫生病死了，她含辛茹苦守了三十年的寡。

我妈妈的生活比她们好一点，因为她出生在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我妈妈个子不高，但她很善良，也很漂亮。她对我们很温柔。当然，她自己的生活非常不如意。她得靠辛勤劳动来维持生活，天气再冷也要出去割猪草，背煤取暖，熬更守夜为我们缝缝补补。她为这个家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基本上所有的作文都是这样，我发现我没办法给他们打分——哪怕在作文本的某个角落里做个记号都不行。其中的东西我丝毫不能触碰，有的甚至不忍卒读，因为都太心酸。最后，我决定不下发他们写的作文。我保留了作文本，只是跟他们说，每个人都写得不错。

他们的作文，既让我知道了他们的过去，也让我想起了他们的未来。我看到的，是他们一以贯之的无言的奋斗历程，正是这样的奋斗使学生们成就了今天。对他们的下一代来说，也许还会如此。我想象着，琳达的女儿也会长成一个漂亮的姑娘——也许会成为大学生，生活得比她妈妈更好一点。我想象着，她会在自己的作文里这样写道：“我妈妈个子不高，但她很善良，也很漂亮……”

课后，我常去学校后面的乡间散散步。我已经不再跑步，散步其实也很惬意——一切都慢了下来，我可以跟着农民们走上一段路，看他们干农活。通常，他们都会问我是否认识曾经在山上跑步的那个外国人，我则告诉他们，那个人就是我，只是我现在再也不跑了，这感觉像是令他们松了一口气似的。老往插旗山上面跑，那有什么意思啊。

到了傍晚，或是周末，我会继续遵循我在城里的生活轨迹。星期天上午的路线经过了精挑细选——天主堂、神甫、铁匠铺、茶馆。然后，我会在跟南门山一街之隔的那家餐馆里要上一碗抄手。这家馆子的抄手是全涪陵城做得最好的，我一般会在十一点整准时动筷，小园子里那支十二个人的铜管乐队也会准时开奏。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有人雇请这支乐队为婚礼进行演奏，因为婚礼要办得好就要尽可能多地吸引人们的注意——这样才很有面子。乐队演奏的是《友谊地久天长》和《来吧，忠实的信徒》，而棒棒军们一般都会准时到来，充当起忠实的看客，呆呆地看着化了浓妆、披着婚纱的新娘的到来。

在这家餐馆里，我总是会选择一个固定的座位，既可以斜靠着墙壁，又可以看得见大街和对面的小园子。一旦天气转暖，人行道上的芸芸众生比乐队更加耐看——挑着箩筐的农民们、带着小孩的一大家人、出来溜达的年轻夫妇们、撑伞遮阳的老太太们。

平日里，我总会去看望一下春节期间我在小园子里认识的两个朋友：高明和马福来。高明是一位艺术家，二十六岁，几年前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他很有天赋——他的公寓里总是摆满了读大学时画下的一张张油画作品，大多是欧式风格。他在涪陵开了一家公司，主要经营绘有或蚀刻有花、竹、熊猫，以及其他中式图案的磨砂玻璃。一般而言，这样的磨砂玻璃都被豪华餐厅或豪华公寓用作隔断墙，高明十分精于此道，那也就意味着他画出来的磨砂玻璃非常的俗气。但这不是他的错，因为人们要他画什么他就画什么，而人们总是会叫他在一块磨砂玻璃上尽可能多地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还要尽可能多地用上各种各样的颜色。

他的客户主要是涪陵的有钱人家，他上门送货或者揽收订单的时候，我偶尔也会跟他一同前往。城里的每个有钱人好像都把房子装饰成了同一个模式，普遍选用了在涪陵被认为能够象征财富的那些东西：高明版的磨砂玻璃、巴罗克风格的石膏板空洞里吊着华丽顶灯、奇形怪状的木头格子覆盖着塑料葡萄枝蔓。还有一种常见的装饰品，就是墙壁上挂着个大大的木框石英钟。当然，顶级电视机、VCD播放机、卡拉OK设备总是必不可少的。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人被称作“新贵”，但在涪陵，除非你以分钟为单位来跟踪他们的发展过程，否则这个用词就没有任何意义。涪陵没有“老贵”这样的群体，我也不能因为他们炫耀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财富而求全责备。

我喜欢跟着高明来回跑，那些有钱人一点也不在意我的出现，因为你的公寓楼里出现个外国人，总比铺满葡萄枝蔓的木格子时髦得多。但有钱人本身就是他们的公寓里最好的装饰。这些有钱人无一例外地梳着大背头，喷着发胶，穿着亮闪闪的丝绸衬衫，他们那些浓妆艳抹的女人穿着透明衣衫，舒舒服服地躺在松软的沙发里。我一直没搞明白，他们——尤其是那些女人们——一天到晚到底在干些什么。从他们的表情来看，要么仿佛刚刚到家，要么好像马上就要离家出门似的。然而，他们总是躺在那样的沙发里一动不动。

高明每个月能挣到一万多块钱，但他跟手下人的矛盾总也理不清，他自己的生活尤其一团乱麻。他有一个七个月大的女儿，跟他那以重庆为根据地的艺术家妻子一起生活，高明本人则利用这种工作造成的分居，在涪陵另找了一位女朋友。他老婆听说了他在涪陵的这档子事儿之后，带着女儿去河南另外找了一份工作。她威胁说要跟高明离婚，他倒是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都不担心，因为他很有把握，妻子早晚还会回来，哪怕他丝毫没有抛弃现任女友的意思，因为这个说话很嗲的四川小姐头脑十分精明。高明可不是那种为未来担忧的人，他的目标就是及时行乐，所以他既会赌钱，也会光顾卡拉OK歌厅，我怀疑，他还会找小姐——因为他说起这事儿来显得头头是道。有些时日，他一场麻将下来就要输掉八百块钱。他的麻将水平着实还差了一点。

他很喜欢跟我谈论这些事情，因为他觉得我能够理解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那就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还不太开放，”他有一次这样跟我说道，“在你们国家，你可以把一个女人当朋友看待，但在这里就不行。我老婆就是那样的人，因为她的思想一点都不开化。”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因为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好处肯定不是指搞婚外情。所以，我通常什么都不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就是洗耳恭听。

气候宜人的夜晚，就着川东人最爱吃的火锅，高明会跟我诉说他的种种烦恼。光说火锅很辣没有任何意义——四川人吃的东西都很辣，上至早餐就着辣椒享用的花卷，下到宫保鸡丁。仅仅因为吃的麻辣食品太多，有些志愿队员都得了溃疡。

即使美食林立，火锅还是因为其独有的麻辣而声名鹊起： 热辣的油锅就在眼前，蔬菜、肉食、粉丝轮番烹煮。这样的吃法长年累月，在夏季尤为常见。其中的道理，是火锅吃得大汗淋漓，出汗方才让人觉得清爽不已。

夏夜，涪陵的人行道上摆满了火锅，人们既在吃饭，也在社交——眼前的火锅热气腾腾，边上的行人熙来攘往。高明和我一边慢慢地烫着火锅，一边打望着来来往往的年轻女孩儿。如果他的心情够好，他还会跟我说起他想买的种种物品。有一两次，他还说到可能要跟老婆离婚。不过，他总把事情往好处想。他不止一次说起了举办婚礼的事情，说如果不离婚的话，他会好好跟老婆办一场婚礼。他们结婚已有五年，但跟涪陵的很多人一样，他们一直没有举行婚礼，说要等攒够了钱好举办一场像模像样的婚礼。就目前来说，高明不缺钱，缺的是老婆。还好，他是个乐天派，常常可以将不好的事情置之脑后，从而津津有味地描述他头脑中盛大的婚礼场面。“我要租十辆车，”有一天晚上，他这样跟我说道，“十辆车哦——至少要租十辆车。先在南门山转一圈，然后经过高笋塘，再开到江东溜达一圈，再开回来。街上的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看一看。”

在有些方面，高明的朋友马福来十分相似： 他也有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女朋友。但他犯了个错，把这一切全都汇集到了涪陵，他的灵魂因此备受煎熬，丝毫没有高明那种前景美好的无忧无虑。马福来常常向我寻求对策，部分原因是他觉得我这个美国人懂得如何化解类似僵局。但我觉得，他之所以愿意跟我说起这些事儿，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个外国人，也是个圈外人。城里的不少朋友都对我抱有这样的看法，他们知道我跟当地人的飞短流长扯不上边，所以愿意跟我透露秘密，寻求建议。

4月末的一天晚上，马福来来到我的公寓，坐在客厅里抽起了香烟。看得出来，他很沮丧，但就是不说什么事情不对劲。聊了一阵之后，我决定单刀直入了。

“是不是跟老婆有麻烦了？”

他点点头，随即吐了一口烟雾。但他还是什么也不说。

“她是不是另找男人了？”我知道这不大可能，但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有可能令他敞开心扉。他马上摇了摇头。“不是这样的，”他说道，“问题在于，我们合不来。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既缺乏共同的爱好，也没有共同的兴趣，什么都没有。我们老是吵架。从结婚以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结婚？”

“还不是因为她的爸爸妈妈。她爸爸妈妈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他们为什么要给你压力呢？”

“可能你不懂。这里是中国，跟你们国家不太一样。在我们这里，如果你跟某个女孩儿有了某种关系，那你们就得结婚。”他叹了口气，又抽了一口烟，“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一旦发生了性关系，就得结婚。我跟我老婆就是这样。我当时二十四岁，她二十二岁。所以我就跟她结婚了，尽管我知道我们两个人根本合不来。”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那个温暖的夜晚，七点钟，我让他坐在逐渐变暗的客厅里想了一想。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问道，“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很复杂呀，也许解决起来很困难。”

“我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头都大了。一整天啊，我想的全都是这个问题。”

“我知道，高明有个女朋友，”我问道，“你也有吗？”

过了一阵，他点了点头。

“谁？”

“她是你们师专的一个学生，还记得我有时候来学校看的那个女孩儿吗？我以前说她是我的表妹，其实不是。我们相处得很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都更喜欢她。”

我已经猜到那个女孩儿就是他的女朋友，这种事情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亚当在城里有几个年轻的男性朋友，他们的情形大致相同——要么离了婚，要么即将离婚，带着小孩，不停地变换女友。对学校的老师来说，这样的事情好像还不太常见，也许在其他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也是如此，但经商的年轻人好像都有外遇。他们有钱，又不受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单位的束缚，单位对他们没有影响，更无从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仍旧遵循了传统的涪陵人的生活模式，早结婚早生子。我问马福来，他老婆是否知道他另找女友。

“不，”他回答道，“她一点都不知道。”

“你确信吗？高明的老婆远在重庆，但她还是察觉了他女朋友的事情。”

“我老婆不知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要带那个女孩儿出去，我们也是去那些人不太多的地方。”

我在想，涪陵哪有这样的地方。我还想，如果真有这样的地方，我什么时候也想去一下。马福来又叹了一口气。

“我的婚姻糟透了，”他说道，“唯一好说的就是我的女儿——除了她，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我们从不说话，也不一起吃饭。我们还分床睡。你看到过我的房子——我们各有一个房间，我睡小的那一间。她的父母和兄弟跟我形同陌路。他们知道我不喜欢她。”

“她想怎么办？”

“她什么都不想？”

“为什么？”

“因为她很喜欢我。也许她觉得，婚姻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想怎么办呢？”

“不知道，”他说道，“你有没有什么主意嘛？你们国家那些人是怎么办的？”

“我们国家也有同样的问题。对小孩子来说，离婚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当然，如果没有小孩，他们也会马上离婚的。”

“我们这里不一样，”他说，“婚不好离，哪怕你们之间没有小孩。因为我们这里的思想还很传统，还不开化。可能有点像你们国家的40或者50年代吧。问题是我们这里的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她们还没有完全的平等。所以，离婚对她们的影响很大。如果女人离了婚，会觉得很没面子。”

“男人呢？”

“也不太好，有人会说你是个坏男人。不过，对男人的坏处没有女人那么厉害。我们这里的观念还很落后，就像人们对性的看法一样——你一旦跟某人上了床，就得跟那个人结婚。你们国家就好多了。你们国家的其他方面我都不太喜欢，但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中国能够跟美国一样。”

“美国的离婚太普遍了，”我说，“人们觉得离婚太容易了。所以，可能两个地方都不太好。”

一时间，我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天就快黑了，我也替他出不了什么主意。我把经常说的那些话跟他又说了一遍——慢慢来，多一点耐心，多替孩子着想。他之前已经听过了这样的说辞，所以，他坐在那里不住地摇头。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麻烦事儿，”他说道，“年轻人，老年人——大家都有这样的麻烦事儿。因为年轻人早晚都要结婚，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性的自由。也许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跟我一样，感觉不到什么幸福。我所有的朋友对婚姻都觉得不如意，不过他们也知道，离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许你不明白，但这个问题很恼火。”

他问我，可不可以在我的公寓里再坐一会儿，我说没有问题。我随后要给学生上文学复习课，所以只好一边备课，一边想着马福来，以及像高明这样的朋友们的事情。我很怀疑，问题仅仅是因为缺乏性的自由。相反，好像正是因为这方面的自由太多，才有了这么多的麻烦。以后，性的自由可能还会更多，但这也不会在涪陵人的身上产生任何奇迹。常常，我很难向人们解释，不管你在哪里生活，有些事情总是难以应付。

说实话，我唯一可以给出的主意是： 千万不要结婚。然而，这非常不现实，对我说起来倒是轻松得很。身为外国人，这是我可以超脱的又一件事，反正我不会在涪陵跟人结婚。我从来没有直接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总是远远地看着，就像我观看其他很多事情那样。就像我到那些有钱人的家里溜达上一圈，阅读我自己的学生写的那些作文，或者站在阳台上远眺长江里的轮船静静地漂向某个无名的目的地。那其中当然存在着某种力量，因为很多事情我都没有亲身接触，可哪怕隔了一段距离，我还是体会到了那样的时刻——不管是顺江而下的某次旅行，还是在偏僻乡村度过的某一天——其中的美感鲜活生动地陪伴着我。不过，也总会有无助和悲伤的时刻。我坐在那里陪着马福来，心里在想，我这部分的生活即将告一段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件好事。我看着他又抽了一支烟，然后他就走了。

那个春天，北京大学迎来百年校庆，全国上下共同庆祝五四运动七十九周年。电视上播放了一个特别节目，会说汉语的加拿大人大山说了一段笑话，介绍带出了在北大校园举行的舞台文艺表演。

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为了反对《凡尔赛条约》。中国对协约国的最终取胜功不可没，但该条约对中国的回报竟然是把原来的德国租借地如青岛转让给日本，这样的不平等条约当然激怒了中国人。学生的抗议活动开启了这一场运动，随后迅速扩展，具有改革思潮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加入进来。这是一场民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同时也向西方学习，他们喊出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

涪陵师专也加入庆祝行列，为五四运动的周年庆典举行了一次短剧表演大赛。各系先进行一轮初赛，胜出的节目将会在学校的大礼堂再集中表演一次。我上文学课的一个班根据《罗密欧与朱丽叶》准备了几场戏，另一个班把凯特·肖邦的《德西雷的儿子》进行了一番改编。琳达扮演德西雷，莫·钱扮演铁石心肠的阿曼德。我对这两个小组的排练都提供了一些帮助。

由亚当上西班牙语课的学生忙着准备《堂·吉诃德》。这个班人数很少——总数不到十二，于是从三年级请了几个活跃的学生加入进来。他们以涪陵为场景，根据塞万提斯的小说写出了自己的剧本。堂·吉诃德变成了江东的面馆老板，平时喜欢阅读雷锋的先进事迹。这位革命先烈对毛主席充满了无私的忠诚，从1963年起就成为宣传对象。雷锋精神就是共产主义对平凡人的一种礼赞： 他身为普通士兵，一直淡泊名利，从来就是隐姓埋名地默默劳动，直至战友倒车不小心挂倒晾衣竿把他砸死为止（那位驾驶员等了二十五年才最终被批准入党）。

改革开放使雷锋精神沉寂下来，尽管时而还能听见往事回响。在涪陵股票交易大厅的旁边有一座楼，白色墙壁上的那一幅宣传标语虽年久日深，却还能依稀辨别：“学习雷锋精神。”3月是官方规定的学雷锋月，师专非常在乎这件事，专门给学生安排了纪念雷锋同志的义务劳动。我在那里的第二年，3月的活动之一是由干部带头清扫江东的大街小巷。一边是师专的干部和学生把街道上的垃圾从这一面扫到那一面，一边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们忙个不停地拍摄录像。

江东街道上的大扫除只持续了十分钟的时间，亚当和我坐在“学生食家”目睹了全过程。当时是星期五的下午，我们正一边享用四川版的意大利面条，一边喝着当地牌子的啤酒。我们教的几个学生跑过来，希望我们也能加入义务大扫除的行列，说不定陪着干部扫地的情景还能被录像呢。我们婉言谢绝了，几个学生看起来还有点失望。

“我们正在吃饭，”亚当呷了一口啤酒说道。

“再说，我们不是一直在做义务劳动吗？”我说，“我们本身就是和平队派来的志愿者啊。”

这样的场面肯定没写进和平队的小册子，但我们也只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回应这种活动。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叠加起来，最终促使西班牙语课的学生排演了《堂·吉诃德》这出戏。但到头来，却无法说明这一出戏到底因何而起，因为是亚当给学生提供了最初的命题——身为江东某面馆老板的堂·吉诃德无比崇敬雷锋。接下来，学生就领会了这一精神，写好了对白，按自己所好加进了一些细节。

英语系进行选拔赛的那天，这个小组最后上场。表演一开始，莫·钱就坐在面馆里看书。他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突然朗声说道：

“太好了！看，雷锋做了这么多好事——他每天帮了那么多人！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也成为雷锋这样的人啊！”

他翻了一页，眼睛睁得更大了。他站起身来，一边清扫着面馆的地板，一边这样想着：

“我怎么会把时间拿来做这样的事情呢？这样的生活多没趣啊！我也可以成为雷锋一样的大英雄啊，就这样把面馆扫过来扫过去有什么意义啊？”

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可以周游全国，为人们做好事啊。他把拖把倒了过来，仿佛骑马似的夹在胯下，头上顶了一只旧水桶算是他的头盔。面馆的墙壁上贴了一张日本美女身着无袖衫的图片（在涪陵城区，花不到五毛钱就可以买一大堆这样的图片），莫·钱无限神往地看着她：

“我亲爱的杜西尼娅！我一定要去周游各地，直至找到你的踪迹！”

他把这幅图片举起来当做标语，然后直奔乡下而去。很快，他就遇到了一位正在田地里辛勤耕耘的农民，扮演者是那个名叫罗杰的男生。

“桑丘·潘莎！”莫·钱大声喊道，“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冒险啊？”

但桑丘·潘莎只顾着干活：“不去，我有事儿！”

“哎，真傻帽得很！”堂·吉诃德说道，“跟我一起去冒险吧。我们像雷锋那样去跟不道义的事情作斗争，去英雄救美。来吧，别犯傻了，我要介绍你认识我的头号美女杜西尼娅！”

“你才雅虎呢！我忙得很，哪有空跟你一起乱跑！”

“傻帽得很啊！”堂·吉诃德咕哝道。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想着该拿点什么甜头给这位农民尝尝。在原著小说中，堂·吉诃德许了一个诺言，他会让桑丘·潘莎到某座小岛担任总督，亚当给学生的建议是在表演中使用南部的海南岛作为奖赏。但对于用什么来奖赏桑丘·潘莎，学生们自有主张。

“我必须得有个仆人，”莫·钱说道，“如果你愿意跟随我，我可以答应把……台湾岛……奖赏给你！我可以让你担任台湾岛的总督！”

听到这话，桑丘·潘莎立马抓起一只拖把，两个人就一起骑马走远了。他们俩策马前行的脚步非常合拍，逗得观众哈哈大笑。莫·钱和罗杰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两人间立马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罗杰是个瘦骨嶙峋的男孩子，眼眶很大，体重可能只有八十多斤。他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副手，一直对堂·吉诃德的吩咐听得专心致志。莫·钱好像是从《大独裁者》里学到了一手，所有指令都高声给出，带着一股滑稽的严肃劲。

就这样，他们两人一起在四川的乡村到处溜达，战风车、打老虎、到小酒馆惹麻烦。有一阵子，他们停下来休息，堂·吉诃德吩咐他的仆人给杜西尼娅写一首歌。于是，桑丘·潘莎抱着吉他，站在日本美女图片下唱了起来：

杜西尼娅！

杜西尼——娅——！

你是如此的美丽……

哪里才是我的小岛？

我的台湾……

等他们来到重庆的时候，人们早已经听说了他们的英雄行为。路易斯扮演的重庆市长给他们奖励了几把牙刷，同时在他们的背上悄悄地贴上了几张小纸条，上面分别写着“傻帽”、“雅虎”和“牙刷”。两位大英雄非常自豪地把牙刷挂在了脖子上，堂·吉诃德深吸一口气，大声说道：

“我做的这些好事，全都是为了美丽的杜西尼娅！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像雷锋那样多做好事！”

观看至此，观众席上的学生们早就已经乐疯了。系里的老师们本来坐在前排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此时也都忍俊不住地大笑起来。观众的热情使演员们更加热情迸发，他们在舞台上一头冲过去又一头冲回来，不断地经历着一次次冒险。毫无疑问，这是全系表演得最好的一出戏——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它也踏入了危险的政治领地。部分观众的反应仿佛是在说： 简直不敢相信，我还能听到这样的玩意儿。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表演结束之后，我看了看张书记。很难看出来，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的脸上似笑非笑，不过，我也看得出来，他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着。最后，只有他这位评委才能做出真正管用的评判。

英语系过了一天才做出官方反应，取消了《堂·吉诃德》这一剧目，选中了五出戏到大礼堂上演，其中包括《德西雷的儿子》。对于这样的决定，没有谁提出过任何上诉，系上的态度很明确，政治问题一概不能涉及。

学生们一直都只能私下嘀咕，不知何故，他们这一次公然表示了愤慨之情。就连排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一帮学生也在暗自咕哝，他们的剧目被取消是因为两位领衔主演是男女朋友关系，这严重违反了学校禁止学生恋爱的有关规章制度（也是校园里最无人理睬的制度）。不过，上西班牙语课那几个学生的反应最为激烈，他们拒绝接受系里的指令。莫·钱跟政治辅导员大吵了一架，威胁说如果《堂·吉诃德》被列入黑名单，他同时将会退出《德西雷的儿子》。很快，这件事情就变得异常严重起来： 头头们不愿意看着这一次比赛泡了汤，他们同时也很中意凯特·肖邦在这个故事中批评美国种族主义的政治观点。

五四运动的庆祝活动就这样持续着。从很多方面看来，英语系——以及作为它代言人的党支部——纯粹是咎由自取。如果你想把什么事情都政治化，把每一篇文学作品、每一个历史片段都拿来为自己服务，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结局只能是适得其反。

不过，亚当却感到有些内疚，尽管我没有上那个班的课，但我的心情跟他差不多，因为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受了我们的影响，学生们才惹下了这么大的麻烦。如果没有我们这两个人，他们肯定不会排演《堂·吉诃德》和《德西雷的儿子》（如果不是受了我们的影响，一个学生党员也肯定不会给自己起莫·钱这样的英文名字）。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跟这很不一样，我们是隔着一段距离来观察涪陵这座城市，对学生们却直接地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经常鼓励他们思想要开放，要敢于质问，要不惧权威。这其中有一些是有意为之——比如关于罗宾汉的种种争论，用汉语进行的种种对话——但总体而言，那是我们的身份意识所决定的。我们是外国人，头脑里没有这样的警示声音，提醒我们哪些界限不能跨越。我们在涪陵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有些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还没有到已经把各种规则内化于心的地步，在这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很容易招致政治风险。

似乎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这个剧目涉及的是些不能一笑置之的主题，学生们却没有通过一本正经的方式来把它演砸。莫·钱毕竟既是党员又是班长，他如果违反了什么东西的话，那也只能是每个人未能从整体上把握那一部戏所造成的。一时间，来自各个方面的主张汇集成了这部戏的主题： 亚当提出要拿雷锋来说事儿，学生们自己想到了台湾，他们喜爱不已的那些傻气台词则来自过去一年在各种环境中接触到的各种东西。他们最大的错误也许在于过分强调堂·吉诃德精神。他们想的是尽可能地忠实于塞万提斯的原著，要把他的讽刺意味融进涪陵的生活环境，同时还想着怎样尽量地取悦观众。然而，在中国，讽刺和娱乐这两样都是具有风险的东西。

最主要的是，这种不太光明磊落的举动多少有些令人失望。毫无疑问，这场表演具有滑稽的成分，但书读得更多、头脑更聪明的张书记他们却时时刻刻听到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们： 我应该大笑吗？真就那么好笑吗？是不是有违规又危险的因素存在？从这些方面来说，这才是我对这一切感到越来越困惑的地方。别的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原谅幽默感的彻底丧失。一旦没有了笑声，中国也就成了个阴森凄冷的地方。

我和亚当给莫·钱和其他学生打气，希望他们做一些修改，不至于引起更多的麻烦。但我们仅限于此，决不会参与学生们的协商过程。那一周，学生们定期把他们开会的情况向我们作了汇报，我至此方才明白，张书记跟其他很多人一样，不过是在尽其所能地坚守原则而已，他自己也许不喜欢这样的工作任务。那一学期的早些时候，他的女儿死了，他妻子刚刚又生了个儿子。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操心，但监管学生的政治思想是他的工作，他也只能这么做。尽管每一个人都在责难堂·吉诃德的风车之战，但我真的没法责怪他们。

几天之后，他们做出了让步。《堂·吉诃德》将安排一次专场演出，仅限于英语系，其中敏感的政治素材全部经过了审查和剔除。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德西雷的儿子》可以按照计划继续参赛，学习西班牙语的那一帮学生尽管无法到学校的大礼堂参加决赛，但好歹总可以在自己的朋友们面前表演一番。亚当又帮着学生忙起了重排和修改台词的工作。

那一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全都坐到一起，观看了《堂·吉诃德》剧组的第二次演出。从好几个方面来说，这一次演出差强人意，既没了原著的激情，有好几次演员们还变得十分紧张，台词也说得结结巴巴。问题不在于重要的东西已经丧失殆尽，而是太多的东西被加了进去： 一周的过程中，这个剧目增加的影射分量简直超出想象。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时候，没有人会多想雷锋和台湾有什么含义。可现在呢，使其成为一场精彩演出的轻装上阵已经荡然无存，禁用字眼因为其缺乏反而变得一目了然。再说，几个学生跟头头们协商了一个星期，早已疲惫不堪。

还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彻底毁坏两个大英雄的这一场插科打诨，这令观众们立刻又喜欢起了他们的表演。表演在忧伤气氛中结束，因为堂·吉诃德决定回去继续经营面馆生意，两人组合终于解散了。莫·钱耷拉着脑袋，骑着他的拖把慢慢地回到了家，作为背景音乐的《泰坦尼克号》忧伤主题曲响了起来。

威廉·杰斐逊·福斯特担任的是旁白。最后一幕表演结束之后，他站起来朗诵了一段后记。可他一开口，我和亚当立马意识到，他偏离了预先备好的原稿，说了一些他早已想好的话。他总是这样自作主张。上课的时候，我经常看见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在埋头翻查词典。课间十分钟的休息时间里，他会悄悄地走到我的身边，字正腔圆地用英语问我：“你早泄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

他的课外学习大致如此，总是想把刚学到的某个下流词语试用一番。这样的行为当然十分幼稚，但他同时也是班上的优秀学生之一。我发现，他在英语方面的技能正来源于他能够如此玩弄所产生的种种乐趣。他以自己的方式学习英语，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我很喜欢这一点。他让我喜欢的另一点是，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跟邓小平的家乡广安离得不远，现在却给自己起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美国白人新教徒式的姓氏。

《堂·吉诃德》表演接近尾声，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又一次改变了航向。站在全系师生面前，他大声地朗诵起他自己写的总结陈词：

堂·吉诃德回到了小面馆，桑丘回到农村养猪筹集学费，满心希望有一天能够拿到牛津大学的学位。与此同时，堂·吉诃德自学成才，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士学位。后来，这两个疯子来到中国当上了英语教师，同时也成为涪陵名号最响亮的“雅虎”。

他朗诵的语速很快，干部们一句也没有听明白。说完之后，他抬起头看了我和亚当一眼，看我们是否听清他说了些什么，随即，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就这样，那场戏演完了。

第二天，我和亚当很早就起床进城去拍点片子。因为“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官员来项目院校考察，她便把办公室的摄像设备带了过来，我们有三天的使用时间。医疗官的这次考察，是我们抵达该市那一周以来，志愿者办公室第一次有人来到涪陵。

整整三天，我们尽量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我们拍了学生表演的《堂·吉诃德》，乡下，以及我们很喜欢的老城区。录像带上拍的主要是我们跟各位朋友——“学生食家”一大家子人、神甫、各餐馆茶楼的员工——之间的对话，我们也拍了曾经打发过不少时光的南门山小园子。我们招了一辆出租车，我一边叫司机能开多快就多快，一边把摄像机对着窗外，拍下那些喇叭齐鸣、飞速掠过的各式车辆。

就在医疗官离开涪陵的那天早上，我们决定在把录像机归还之前再出去拍点什么。七点钟不到，我们来到涪陵城区，在南门山小园子拍摄了一帮老头老太打太极拳。然后，我们顺着石阶而下来到了码头，期待着在这里能够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街景画面。

很难拍到通常的街景生活画面，因为我们只要走到哪里，哪里的街景就会立马静止不动。摄像机不光笨拙而且贵重，跟电视台记者可能用到的设备差不多一样大小，因此，总有停下脚步对着我们围观的人群。除了跟朋友之间的交谈，我们在涪陵拍摄的画面主要就是对着摄像机目不转睛围观的当地市民和棒棒军。

快要走到码头的时候，一大群人很快就围住了我们。我和亚当之前很少来这一带，茶馆、餐馆的员工一个都不认识。围过来的人群之前没有见过我们，于是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俩是当地的教师，业余时间喜欢拍摄录像。

亚当决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他顺着街道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在一个街边小摊跟前停下来买馒头。他跟摊主砍价，围观人群把注意力慢慢地转向了小摊跟前。随即，亚当跟摊主开了个玩笑，逗得那女人捂住嘴巴笑了起来。我慢慢地往后移动脚步，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使自己摆脱人群的围观。亚当的身边先是围了二十多人，后来又增加到三十多个、四十多个。几辆出租车也停下来一看究竟，交通随即被堵塞，大家使劲地摁着喇叭。我一个人迅速走到街对面，对着被人群围在中间的亚当拍了起来。大家都忘记了我的存在。

这样的场景曾经令我感到非常害怕——头一年，最为恐怖的事情莫过于身边围着一大群人，被他们从头到脚瞧了个究竟。不过，围观的人群纯粹是出于好奇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亚当跟曾在四川偏远地区居住过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了如何把这样的人群搞定。通常情况下，我会面带微笑，保持镇定，把重心放在某个固定的路人身上： 他提问，我回答，其他人旁听。我一般会告诉他们我的薪水是多少，干什么工作，同时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美国的各种问题。为了逗笑众人，我会讲讲当地的土话，或者称自己为洋鬼子。这种情形跟参加慈善活动的政客差不多，记者招待会的主题不过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已。

当然，这样的时刻意味着某种权力，因为你要抓住这三四十个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放下手里的事情专门跑来一睹你的风采。那天早上，亚当身边的人围得越来越多。五十多个人紧紧地站在他的四周，被他讲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他把一只馒头递给了路过的出租车司机。他又从小食摊上买了两个馒头，拿在手里玩起了抛接把戏。几个棒棒军又快速跨过街道，加入了围观的行列。我变了焦，把摄像机对准了一张张脸——挂着笑容的小食摊贩、从商店里走出来的年轻店员、面带疲态但看到外国人后依然咧嘴大笑的棒棒军。

亚当把一个馒头扔到地上，然后又捡了起来，隔着大街朝我扔了过来。他指了指我。接着，他又开了一个玩笑，人们又转身对着他大笑了起来。我正在把镜头从一张张脸孔上慢慢扫过，取景器突然一片漆黑。

有什么东西把我往后推了一下，我只好退后一步来保持身体的平衡。我的眼睛仍旧对着取景器，眼前突然又暗了下来，这一次又有什么东西更重地推了我一下。我抬起头来，看见面前站了一个人，手里拿着个皮包正在对我挥舞。

“不行，”他说道，“这里不能拍照。”

“你是谁？”我反问了一句。

他把他的命令重复了一遍，我把我的问题也重复了一遍。我的摄像机还在肩头，仍在继续拍。

“我是一个市民，”他说道，“你不能在这里拍摄，这是违法的。”

他又对着我挥舞起了手中的皮包，这次拍打的力气更大，把我惹怒了。

“不要碰摄像机，”我问道，“你是谁？”

“我是一个市民，”他重复了一句。他说话的口音很重。他挑衅地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他腆着个大肚子，头发梳得溜光，一张圆脸带着冲冲怒气。在他的身上，我一下子就看出了很多东西——从口音看，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从穿着和举止看，可能有个一官半职，也许是个小干部，或者是个小老板。他四十好几的样子——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被称作“迷茫的一代”，因为他们成长于“文革”时期。

“我是一个市民，”他把这句话又说了一遍。

“我也是一个市民，”我说道，“我在涪陵住，我在师专教书。我在这里拍摄不违法。”

他又拍打了一下我手里的摄像机。我也往前迈了一步。

“少管我，”我说道，“我没做错什么。走开。滚。”

最后那个字激怒了他，他随即怒目圆睁。

“你说啥子？”

“我叫你滚蛋，”我说道，“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能走上来无缘无故地打人吧，你怎么那么粗鲁？”

我用了个很不好听的字眼： 粗鲁，这又激怒了他。

“你不能在这里拍摄，”他高声说道，“你们不是老师——你们是记者。你不可以像他那样把东西扔得满街都是。你们放尊重点，你们不可以来这里。”

“我都来两年了，”我说道，“我们就是老师，我们来拍点东西是想给涪陵留个念。你不应该那么粗鲁。”

此刻，我们的身边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不断地嘀咕着什么，不断地往里推挤。跟这人一起的还有一个女人，她也开始对着我吼叫起来，手指在空中不停地指指点点。摄像机仍在工作，但我把它放下来提在了手里。亚当赶紧从街道对面跑了过来，竭力说明我们俩都是师专的老师。但那一对男女此时正在愤怒地吼叫着，围观人群的嘀咕声也越来越大，我这才意识到，我们遇到麻烦了。人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了。我关了摄像机。身边的人越围越多。

回顾我在涪陵两年所经历的事情时，我在这一次小插曲上花费的时间最多。这在所难免，这是我在涪陵城里遭遇的最麻烦的事情之一，而且还被记录在了录像带上。

我并不喜欢看这一段录像。每次一看到它，我就感到胃部一阵阵发紧，心跳加快。亚当说笑耍把戏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张张笑脸。看得出来，那些人心里感到很高兴。我回想起了我在城里打发的每一个日子，我遇到过的围观人群，以及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每一次经历。我的记忆跳出这一段小插曲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擦鞋匠找我麻烦的事情，那一次人们全都站在了我这一边。

不过，每次观看这段录像的时候，我都在心里暗暗希望画面快进，等待那个人出现在画面上。他是在亚当成功引来人群围观一阵之后才从左边进入镜头的，但这个人和他老婆跟其他人不同，他们各自站在了人群开外几米远的地方。他们打量了亚当半分钟，然后那个男子才转过身来看见了我。他跨过街道，向我走了过来。但他故意站在摄像机的取景范围之外，然后，画面上一片漆黑。

录像带上看见的东西就只有这么多。最令人痛苦的是，它清楚地记录了我们铸成的种种错误，而这一切都发端于我们到不太熟悉的地段招来了一大堆围观的人群。录像还显示，亚当太过于吊儿郎当，不断地发酵着人们的注意力。录像上同时还能看出，他隔着街道把馒头扔了过来，显得非常不敬。从录像上看，我过早发怒，而且说话过重。根据录像显示，如果我不用言辞侮辱那个人，他也许会一走了之。

不过，有很多东西是录像带上看不出来的，这也许才是看这段录像的过程中最令人不快的因素。事情的渊源当然看不见——从录像上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曾经跟太多的人堆堆打过交道，以致我们自觉得信心满满。录像带上也看不出来，要在涪陵应对这方面的问题，信心和镇定自若才是不二法门。惧怕人堆堆，或者指望他们根本不围过来，都是最糟糕的反应。你得接受你是异类、你跟他们不是同类这个事实，那么，他们肯定会围过来打量你，听你说话。如果这都令你心烦，那你真的很可怜，这就跟噪音和污染一样，如果你为这些东西操心，不会有任何意义。

一般来说，关键在于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要想成功面对，你就得拿自己取笑一番，言必称“我们洋鬼子”，还得把当地的土话半生不熟地说上几句，这样才能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如果你觉得有耍把戏的必要，那也行，你只管耍一耍就是了。这就像亚当每次为了操练汉语而进城之前说的那样：“哎，又要进城让人当成猴耍上两个小时。”

从录像带上看不出来的，还有外国人在中国手持摄影机时所背负的种种包袱。1972年，全中国上下基本看不见外国人的影子，于是周恩来邀请意大利的电影人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前来摄制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遭到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其他保守派的坚决反对，但周恩来相信，西方人拍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肯定能够符合西方人的口味。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充满了同情，但他的作品还是惹恼了政府高官，他们指责他故意把中国拍得贫穷不堪。最经典的说法是，江青特地指出，他在拍摄南京大桥的时候，在前景处有一根当地工人的晾衣绳。

这恰恰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参观完现代桥梁，带着晾衣绳意象离开，让国家露穷这样的事情，只有老外才做得出来。尽管安东尼奥尼极力否认自己有批评中国的企图，但1974年的舆论宣传运动还是把全部焦点集中到了这一插曲上来，进而把它变成了老外来到中国故意寻找阴暗面的经典案例。我在四川和西安碰到过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记忆犹新。所以，当我在涪陵用摄像机的时候，我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有人不止一次指责过我，说我要想方设法拍到当地生活的阴暗面。

然而，我们在涪陵录像的时候，我和亚当两人的经验还是让我们吃了大亏。摄像机清晰无误却又令人难堪地记录下了我们所犯的错误，但我跟那个人遭遇之前的事情、我关掉摄像机后发生的事情在录像带上都看不出来。最让我郁闷的恐怕是我把那一段录像看了不下几十次，却怎么也无法判断围观人群到底是在哪个时间点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我好奇的是，他们肯定有一个转变立场的过程，但这过程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就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刻里，涪陵的这一群人联合成了一个整体，但他们到底是怎么联合的，至今仍旧是个谜，连摄像机都无法记录下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关了摄像机。亚当站在我的身边，我们两人都力图跟大家解释。那个人和他的老婆站在人群的中央，我听见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强调，我们是记者，我们对这座城市十分不尊重。不过，此时开口说话的不止他一个人。其他人争着往前挤，生气得又是吼叫又是比划手势，我很难听清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人群中的喧闹声越来越大，逐渐变成了吵闹。

我感到自己的愤怒正在逐渐被恐惧所取代，我和亚当试图安抚围观人群，一边道歉，一边反复申明，我们两人都是师专的老师，没有什么恶意。但这样的解释已经晚了，没有人听得进去，而路人还在铆足了劲往前推挤，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的背上被人推了一下。我用双手把摄像机紧紧地抱在怀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尖声吼叫，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得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对亚当说道。于是我低着头，紧紧地护着摄像机，打算往外走，但没有一个人让路。那个人的老婆径直站到了我的跟前。我感觉到有人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

“我们该走了，”我用汉语说道。那女人没有反应。她不但没有挪动的意思，脸上反而出现了令人恐怖的笑容——那笑容里既有愤怒，也有看我们落得如此下场而产生的幸灾乐祸。

“天呀，”我说道，“他们不让我们走。”

“跟着我，”亚当说道。他手里一直拿着那个笨重的摄像机金属盒子，这次他把它抱到了胸前。有人用手去抓他，但被他用力甩开了，然后继续往前走着。他魁梧的身躯，还有那个笨重的金属盒子迫使围观人群让出了一条路。有人又来撕扯我的手臂。我一面紧抱着摄像机，一面紧跟在亚当身后。我先是感到小腿上被人踢了一下，然后大腿上又被人揍了一下。挣脱围观的人群之后，我们就迅速地跑了起来。我快速地扭头看了一眼，希望看清是谁踢打了我，但我看见的，只有一张张模糊的面孔。我们沿着街道迅速往前奔跑着。我再也没有回头。

那一次插曲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有人把电话打到了师专，要他们汇报一下我们发生冲突的全过程，师专外办于是又给“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打了电话。对于我和亚当是否有错，外办只字未提，他们只是问了摄像机是否还好，“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说摄像机没什么问题。医疗官离开涪陵之前，我们早就把这事告诉了她。

我和亚当把这事儿告诉了诺林和桑尼，但我们没有讲给涪陵的其他任何人听。我们一起反复观看了那一盒录像带。基本上所有镜头描绘的都是令人愉悦的日常生活场景——长江、乌江、农村的风景，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朋友们——但我们主要看的是遭遇围观的那一段。我们仿佛是在其中寻找某些领悟，或是找到能够说明那一次不愉快经历的种种根由，但这一切都显得模棱两可。看得出来的，只有一条真理，它跟我在涪陵生活的经历有关，但价值不大： 两年时间过去了，我们仍然是外国人，无论是我们的举止，还是别人看我们的方式。

现在，我们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活。好在我们要离开涪陵好几天，因为我们要回到成都“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完成一些行政方面的事情。回到涪陵之后，我仍旧尽量不去想那件事儿。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件事避而不想并没有比我早先想象的那么困难，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在江城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你知道，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你只要不去过多地想着它就行了。

傍晚时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去涪陵城。当人们围过来看我的时候，我仍旧觉得心满意足，他们对我毕竟还是友好如初嘛。没有什么改变。当你弄明白所有事情都还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时候，既会觉得心满意足，也会觉得灰心丧气。

6月非常繁忙，我尽量提前开始跟人们告别，以免事到临头忙不过来。

钱曼丽和王冬梅这两位年轻女子在当地的一家中国银行工作，她们俩一直在帮助我们，于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和亚当请她们一起出去吃火锅。那算是我在涪陵生活的两年时间里的第一次约会吧。

我们在高笋塘跟她们碰了面。她俩都经过了精心打扮——穿了很短的短裙，化了很亮的妆容，穿了丝质的短衫，头发更是做得别出心裁。我和亚当没有预想到这一点，我们都一身T恤打扮，戴了顶棒球帽。

最好的火锅馆位于兴华路上，往下蜿蜒到了市中心。我们四个人从人行道上那一排排露天餐馆的边上往前走着。那天晚上有些温热，在外吃饭的食客估计有好几百人，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全都盯着我们看个不停。钱曼丽和王冬梅都是二十多岁的漂亮女子，好像很享受跟外国人一起出行而受到的关注。实际上，似乎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们才打扮得如此精心。

我们挑了一家馆子，然后在人行道上找了张桌子坐了下来。我们到的时候，周围都静了下来。两个女子点好了菜，亚当和我便开始操练起惯常的中式套路，互称对方为“洋鬼子”、“走狗”、“走资派”。当我们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侮辱用语和排外词汇插科打诨的时候，王冬梅和钱曼丽跟其他人一样哈哈大笑。我们要了一些当地产的啤酒，坐在人行道上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聊天张望，真是美妙极了。

摄像机事件好像已经飘远了。我意识到，涪陵让我始终难忘的一点，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在转瞬间发生改变，今天还是大雨滂沱，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可能又会是阳光明媚。这座城市无法简单定论，我自己的角色同样无法简单定论。说我想把涪陵当成温暖舒适的家的种种努力已经付诸东流当然是错误的，但要说我完全成功了同样也不准确。日子总是有好有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我最喜欢涪陵的原因： 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性的地方，既闪耀着光彩，又点缀着瑕疵，而这样的城市注定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厌倦过这里。

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坐在露天火锅馆，我对人们的语言、来往的人群、席间的两个女子全都感到非常地心满意足。在我家乡的星期五晚上，邀约朋友外出，相互打闹一番，跟这完全没有两样。亚当和我对彼此的中文人格感觉舒适自在，或者说霍伟和梅致远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是如此习气相投，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欣慰。从第一学期以来，似乎已经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那时我们还会为了避免麻烦翻倍而决定尽量不一起进城。

一个小时后，我起身去上卫生间。回来的时候，亚当和王冬梅在高谈阔论着。

“你没结婚！”亚当说。

“不，我结了，”她笑着说道，“我两个月前结的婚。”

“你开玩笑吧。”

“没开玩笑，是真的。”

“但你从来没说过你结婚的事情！”

“你也没问过我呀。”

“别那么认真了，你肯定在撒谎。”

但她看起来是很真诚的样子。我问钱曼丽：“你结婚了吗？”

“结了。”

“我不信。”

“是真的，”她笑着说道。她的笑容很甜美，一双黑眼睛十分漂亮。我终于明白，这样的女子在涪陵绝不会过了二十五岁还没有结婚。我之前一直没想到这一点，真是傻瓜一个。

“你丈夫在哪里？”

“在家里。”

“他在干什么？”

“不知道，也许在看电视吧。”

王冬梅同样如此。她俩都是新婚燕尔，却在周五的晚上把自己的丈夫扔在家里，跟着外国人出门。

我看了亚当一眼。那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俩答应她们，一句英语也不说，但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俩都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在这座城市里，无论我们有时怎样地舒适惬意过，但始终没有走上过正轨，今后也永远不会。那一直就是涪陵的部分魅力所在，至此已经不足为奇。

我们又待了两个多小时。吃火锅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拖很久——这样慵懒而节奏缓慢的饮食方式，很适合天气晴好的夜晚坐在人行道上慢慢享用。餐馆供应冰啤酒，我们喝了不少。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吃完了饭，我们把两位女子送到了楼下。我期待着她们会邀请我们上楼去坐一坐，这样我们就能见见她们的丈夫——就像高中时，约女孩出门总免不了要跟她的父母打个照面。但她们只是笑着跟我们挥手道了再见，我们便坐上出租车回到了师专。

廖老师怀孕了，预计在7月份生产。6月，她邀请我和亚当吃了一顿告别饭。她向我们赠送了她公公——毛笔字写得很出名——的书法作品，我们则给她买了几套婴儿服。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师专的领导们请我们四个外籍教师和我们的辅导老师一起出席晚宴。外办的负责人王先生一直喜欢拿我和亚当说的汉语取乐，故意要人领情似的说得很慢，还怪我们听不懂。整个宴会期间，他挨着我坐，对我进行了无情的奚落，最后还是廖老师厉声斥责了他。

“霍伟听得懂你在说些什么！”她说道，“我们一年前就学过了。你没必要跟他那样说话！”

跟往常一样，王老师悻悻地笑了笑。但目的已经达到，眼见着这位有孕在身的小个子女人给干部挑刺，让我快活万分。

她知道我不喜欢王先生，因为我在春期的时候就我对外办和英语系的看法跟她做了坦诚的交流。廖老师最后一次布置的课外作业是要我总结一下在涪陵的生活经历，我最后两堂课就在做这个。我很直率——我跟她讲了哪些事情我不喜欢，比如学校管理层的小气，城里人的大呼小叫，而这一次她丝毫没有想要维护什么。不过，我主要还是谈了我在涪陵经历的种种好事情。我告诉她，我迄今为止最美好的经历就是学会了汉语，在城里认识了很多人。我还说，我尤其感谢她和孔老师对我们表现出的友谊和耐心。换了别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由于她的怀孕，我们的课在5月份就上完了。因为我的办公室位于教学楼的六楼，我于是向她强烈建议，把最后几节课改在她的家里，或者其他更为方便一些的地方。她的身体并不强壮，让她一路顺着楼梯爬到我的办公室还是很累人的。

不过，直到最后一节课，她始终非常中国——还是在办公室上课比较合适，于是，我们的课一直在那里上到了最后。这跟楼梯和怀孕无关，事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正是中国人的处事方式。

5月初，我们上了最后一次课。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爬完了楼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给了她几分钟的时间才缓过劲来。跟许多的中国女性一样，她的身体在怀孕期间依然单薄得很——那样子就好像有人在她的肚子上硬生生绑了个包裹。她终于不再喘息，我们便开始上课了。

三十分钟后，她突然坐直了身体，双颊突鼓，然后夺门而出。我听见她在办公室门外对着痰盂呕吐，然后又顺着走廊走进了卫生间。

我等着她回来。一年前，我会认为她将就此停课，但现在我更了解她了——我们今天的课一定会上完。当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完全可以预料到她会有怎样的举动，会说些什么。我还知道，我会永远怀念这个女人无言的自尊和执著，一开始有些令人懊恼，但在她的坚持之下，变得让人钦佩，甚至自在。

五分钟之后，她回来了。她的脸上带着羞涩，笑着说道：“对不起。”

“要不要停课？”我问道。

“不用。没事儿——每天早上的这个时候我都感到有点恶心。”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真的可以不用继续上课。”

“没事儿，”她语气坚定地说道，“现在——请接着刚才中断的地方往下说。”

我照着做了。

我为《洛杉矶时报》写了一篇稿子，得了些稿费，我把它捐给了涪陵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甫一直盼望着能够有点额外收入，好在院子里那面崭新的墙壁上画一幅大的壁画。当我把那笔钱捐献给他的时候，他非常感谢。

“感谢你一直对我的仁爱宽厚，”我一边握着老人的手，一边说道。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坐着，墙上张贴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画像。李神甫轻轻地抓着我的手。

“你走了之后，我们会想你的，”他说道，“我给你做一场弥撒吧。”

“谢谢，”我说，随即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你能不能为我的外祖父也做一场弥撒？”

“当然可以，你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吧。”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在上面写下了我外祖父的名字： 弗兰克·安瑟蒙·迭兹。安瑟蒙是他成为本笃会修士的时候选取的圣名。我认真地写好名字之后，就把纸片还给了神甫。

“我外祖父年轻的时候，在罗马做过修士，”我说道，“他一直很想来中国。”我之前跟李神甫说过这件事儿，但不知何故，我觉得再讲一遍非常重要。

“罗马这个城市很漂亮，”神甫说道。

“是的，”我说，“我曾经去过那里。”

“我从来没去过，”他说道，接着他就笑了起来。

“我的外祖父没能当上神甫。但如果你能在涪陵替他做一场弥撒的话，我想他会非常高兴的。”

“我会的，”李神甫点了点头说道。

“非常感谢你，”我说道，“我会抽时间回来看你们新做的壁画。”

“随时欢迎你回来。”

他跟着我走到了院子里，几面高大的院墙挡住了城市的喧嚣。“四化”标语的四周开满了鲜花。当时已是炎热的下午时分。我一直在思索着我的外祖父和眼前的这位老神甫，突然感到十分悲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默默地握了握神甫的手，转身离开。

“慢慢走，”他喊道，“慢慢走。”但我很快就走出院子，融入了喧闹的城市之中。

最后一周的时候，我让学生进行了文学课的期末考试。琳达的父亲病得很重，她提前几个小时进行了考试，这样她就能够赶得上中午时分的客车回家。我让她推迟考试，或者干脆不考算了。她反正一直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再说，她父亲的病情听说很不好。但她坚持要先考试，然后再离开涪陵。

那天下午，按照早先的安排，我监考了其他学生的考试。跟平常一样，他们非常紧张，做得也很认真。不过，我注意到有一个女生，也就是苏珊，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她脸色苍白，两小时考试的后半程她基本都把头靠在了桌子上。

起先我没多想。那天是亚当的生日，考试完了之后，我们请所有学生到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每个人都喝了不少酒，大家都觉得非常开心，在“学生食家”吐了个底朝天，冯小琴却又给我们拿来了更多的啤酒。

那天晚上，莫·钱告诉我，就在琳达考试的过程中，她的父亲去世了。算命先生说准了，我当时多么希望可以再劝劝她，让她过后再考啊。

第二天，苏珊在师专失踪了。这事儿是一点一点传出来的。四天前，她接受了人工流产，考试前一晚，她因为并发症被送进了急诊室。然而，这件事一直捂得很紧，直到事发。我有一种感觉，她一定是看了非法的个体医生，尽管这事儿一直不清不楚。我们只知道，她被送到急诊室这件事惊动了师专的领导，他们现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她因此也就不见了踪影。学生只要被逮住跟谁发生过性行为，肯定会被开除出校，更不要说还因此怀了孕。他们的档案里还会记上这么一笔——只要身在中国，他们走到哪里，这个材料就会跟到哪里。如果苏珊要到单位谋职——不管哪种单位，只要是单位，她的上级就会知道她曾经干过些什么。

几个女生在走廊上悄声议论，一个个显得脸色憔悴。苏珊离校之后的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外面碰见了萨拉和丽萨两个人。她俩神色严峻，我们就站在可以远眺涪陵主城的楼台上说着中文。我向她们问起苏珊的事儿，丽萨把我认真地打量了一番。

“你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儿吗？”她问道。

“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其他学生告诉我的。”

“你怎么看？”

“我觉得很惨。我觉得应该让她读到毕业。”

“那是不可能的，”丽萨脱口而出。她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也喜欢思考问题。我问丽萨，苏珊是不是回家了，她摇了摇头。

“她不敢回家，”她说，“她爸爸生气得很。”

“他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学校通知了他。学校刚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一开始答应不告诉她的家里人。但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还是说了。几年前，苏珊的姐姐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她爸爸知道后，把她姐姐狠狠地揍了一顿。所以，苏珊现在不敢回家。她爸爸很生气——那毕竟是让家里人十分丢脸的事情嘛。再说，这是她们家第二次这样丢脸了。”

“你觉得系里应不应该告诉她的家人？”我问道。

“我觉得这不关系里什么事，这毕竟是个人的问题。”

我告诉她，我也有同样的看法。我又问，苏珊的男朋友对她怎么样。

“他还行。她跟他父母的关系还可以，我想他们会帮助她的。也许，她应该是去了他们那儿。但你要明白，她花了几千块钱，在自己的老家找到了当老师的工作，但她现在无法毕业，工作也就搞丢了。当然，钱也要不回来了。”

那似乎不是最大的担忧——实话实说，我最担心苏珊会不会去跳桥。但我什么也没说。

“这种事儿哪儿都有，”我说道，“在美国，这样的事情也很常见。”

“他们一般怎么处理？”

“跟这里一样，麻烦得很，但一般都会悄悄处理。这也许是最大的差异。”

“应该是那个样子才对。但在我们这里，人尽皆知——全校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大多数人怎么看呢？”

“有些人觉得好玩，还有一些人觉得她很坏，但我们班的学生大多替她感到十分惋惜，尽管我们无能为力。”她远眺着江面，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没办法。”

第二天，我二十九岁了。以往，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就要过生日了——又长大了一岁呢，我曾经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我知道自己就要年满二十九岁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更加成熟了。漫长的两年过去了，我竟然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的西部。

上午，我和亚当，跟着莫·钱一起去了车站，因为琳达让我们去车站接她。她戴着黑纱，眼圈红红的。下了车之后，她竭力地想要挤出一丝笑容，也就是中国人那种勇敢的微笑，掩藏了所有的感情，受着压抑，受着控制，被挤进了边沿——也许是嘴角一翘，也或许是眉头一皱。然而，今天的忧伤似乎太多了，她眼睛看着别处，嘴角颤抖着。

那天晚上，我批阅了学生的文学试卷。我想起监考的时候，我在教室里踱着步，一排排的学生全都低着头，拼命地答着题，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愉悦啊。我喜欢被他们这样无声而专注的神情包围着，我喜欢看着他们那一个个认真地低着的黑发脑袋。这场景里有一种质朴，他们的考试同样有一种质朴，这样的质朴跟涪陵的生活无关，跟中国的政治问题无关，跟全国上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无关。这纯粹就是一次文学课的考试。

我在试题的最后一部分让学生们分析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美景易逝》：

自然的新绿是金，

鲜美色彩难保存。

初发叶芽即是花；

仅能持续一刹那。

遂而新芽长成叶。

伊甸顿然陷悲切，

曙晓瞬已大白天。

黄金之物不久全。[2]

我们在5月份学过这首诗。我当时对它的节奏做了详细的讲解——我总是这样做，因为学生们喜欢分析诗句的朗读节奏。我把诗歌这样分拆开讲解，还能够使他们不至于感到厌倦。大多数学生听懂了我对弗罗斯特所作的分析和讲解，这也是我在涪陵所上的自己感到比较满意的文学课之一。考试的过程中，我一边在课桌之间的通道上来回踱步，一边看着他们埋头作答，感受相同。

但现在我才明白，这种质朴一直恍如海市蜃楼。琳达进行期末考试的时候，她的父亲去世了，苏珊一直在跟恐惧作斗争，可她还是被逐出了校门。涪陵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就连看起来应该开诚布公的教学工作实际上也充满了复杂和不确定。对于外界，尤其对于外国人，人们普遍贴上了一层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假面。如果你在那里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诸事的运作规律已经略有了解的话，这一层假面会让你愈加难见真相。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生活都会遇到这样的麻烦——我在涪陵生活期间，两个学生去世了，一个学生堕了胎、辍了学，一个学生的父亲去世了，一个孩子去世了，也许更多人的婚姻破碎了。这样的事情哪里都会发生。但我在涪陵花了更多的时间才看清了生活的这一面，因为我这个外国人一开始就被排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当这样的距离不复存在的时候，问题反而更难应对。这样的情形有如凝视一张不带任何表情的空洞笑脸，却突然间发现一生的忧伤其实都凝聚在了嘴角边。

我对于参加“和平队”前往中国服务不曾有过任何理想主义的幻想。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拯救什么人，也不是为了在这座城市留下什么不可磨灭的印迹。如果说真留下了什么的话，那么在这两年里，我非常高兴我在涪陵没有建立什么东西，没有组织什么东西，也没有对这个地方有过任何重大的改变。我的身份是老师，而我在课余时间里也尽可能多地了解了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我的工作范畴仅此而已，我既满足于这样几种角色，也意识到了各种角色所具有的局限性。

不过，我现在思忖起来，我上的那些课会不会留下点什么印迹呢？我希望我的学生们会记得弗罗斯特的那一首诗，或是我们曾经学习过的别的什么东西。那也许是某篇小说里的某个小角色，又或许是莎士比亚某一首十四行诗里的某一个片段——我只希望他们能够记住点什么。我希望他们会把这一点点东西藏在记忆的深处，并从那质朴的美感中找寻到一点永恒的真实。这就是我对文学的信念： 真实是永恒的，不受日常生活所累。当然，现实相关性的问题永远存在，在涪陵这样的地方，面对着种种严峻的现实困境，《美景易逝》这样的诗歌有时候也许会显得毫无用处。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继续批阅考试试卷。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答案，因而只能把事情尽量往好处想。他们大多会没事儿，我就是这样想的。琳达肯定会没事儿，莫·钱肯定会没事儿，威廉·杰斐逊·福斯特会没事儿，远在深圳打工的安妮也会没事儿。城里面的很多事情终究会没事儿的。神甫会没事儿，我的两位辅导老师会没事儿，“学生食家”那一大家子人也会没事儿。大多数人会一如既往地随遇而安，小孩子们大多会过上比自己的父母更好的生活。真的，你只能有这样的期待。也许苏珊不会没事儿，但对此谁都无能为力，就像对于简奈尔和瑞贝卡，以及其他诸位迷途之人，谁都无能为力一样。没办法。

几天后，吉米给了我一盒录音带，问我是否可以把我们曾经学习过的诗歌都录下来。他是最活跃的男生之一，但成绩一直不是特别优秀。他总是一个人坐在教室的后排，只要别人说点什么，他就一个人在那里不停地嘟哝着“雅虎”、“牙刷”这几个词。不过，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因此，他的这一请求打动了我。

“我尤其想你把爱伦·坡的《乌鸦》，还有莎士比亚的诗录进去，”他说道，“这样，我就会记得我们在文学课上学过的东西了。”

我对他说，我当天晚上就为他读录。

“还有，录完诗歌之后，”他笑着说道，“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知道的英语脏话都录进去。有些词你没有教过，我也希望你能够录进去。我很喜欢学这些脏话，也许其他学生还可以来我这里转录过去。”

我坐了两个小时才录完了我们学习过的全部诗歌。录完之后，我和亚当又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对着录音机大声喊着脏话。然后，我把磁带还给了吉米。他也会没事儿。他们大多如此。他们坚韧、可爱、有趣、忧伤，像他们这样的人永远都会没事儿的。人生不一定处处是美景，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永存下去。

我乘坐快船，逆江而上到了重庆。那是6月末的一个早晨，天气温暖，下着濛濛细雨——江面上浓雾弥漫，仿佛铺了一条肮脏的灰色丝带。师专派出的轿车把我和亚当送到了码头上。小雨中，灰色的、熟悉的城市一闪而过。

前一天晚上，我们去“学生食家”吃了最后一顿饭。就为了我们两个，他们很晚才打烊，因为我们整个晚上都在东奔西跑，跟每一个人说再见。终于坐在这里吃上了面条，感觉好极了。我们跟几个女服务员开起玩笑，说秋期就有新的洋鬼子将要取代我们的位置，他们应该很好骗。

几天前，黄能，那家的祖父，跟我说到了离别。

“你知道，”他说，“你回到你们美国之后，就不像在我们这里了。你不可能走进别人的餐馆，说：‘来一碗抄手。’没有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是的，”我说道，“再说，我们美国也不卖抄手。”

“你得用英语点菜吧，”他说，“你不可能跟那些人用我们的中文交谈吧。”然后，他笑了笑——一想到这就真觉得滑稽，还有这样的国家，既不讲中文，也不卖抄手。我们吃完最后一顿饭之后，一大家子人在门口站成一排，依次跟我们道别。他们全都直直地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中国人那种忐忑的笑容。我猜想自己看起来估计也是那副模样——两年的友谊多少掩藏在了我的嘴角边。

桑尼和诺林上午都有课，我们一大早就跟她们道了别，然后来到了码头。不少学生那天上午都有空，他们便跟着傅主任来码头给我们送行。中国人的道别从来就没让人自在过——没有拥抱、寥寥数语、强忍眼泪。我们跟大家生硬地握了握手，然后就上了趸船。

水翼飞船十分拥挤。我们在趸船上等了三十分钟，电视屏幕上一直在播放着卡拉OK。趸船外面正下着雨，但学生们依旧在那里等待着。为了表示对好友的尊敬，不管天气如何，作别的时候你应该目送他直至完全看不见为止。

他们大多盯着江心，哭了起来。莫·钱蹲在船舷边的一只黑色缆绳塔架旁。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凝望着白山坪，罗杰蹲在一圈缆绳边上。卢克靠着一面墙。其他人也来了——查克、迪亚兹、路易斯、理查德、DJ。他们的眼圈红红的，可他们都尽量让自己的表情保持着平静。

我看着他们在雨水里站立着，想着他们会有怎样的未来。威廉·杰斐逊·福斯特将到东部浙江省的一所私立学校任教，莫·钱会在涪陵寻找从商的工作，路易斯即将回到偏僻的乡下任教。卢克会在10月份的国庆节这一天结婚。婚姻是包办的，他跟自己未婚妻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但他是个孝顺的农家儿子，绝不会违背父母的任何意愿。

飞船驶出了港口。学生们仍旧站在码头上。在他们的身后，灰蒙蒙的城市拔地而起，在迷雾中看起来脏乱不堪。跟以往一样，我在江上总是以外人的眼光来看涪陵： 宏伟、冷淡、难以理解。难以置信，这个地方两年来竟是我的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她，她又会经历怎样的变化。飞船迎着水流，驶向了长江的江心。

这条江河一如往常。它跟这里的人不一样，在两年的时间里，这里的人在我的眼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现在即将各奔东西，踏上未知的前途，尽管他们已经凝固在我的脑海，被一连串的回忆定格——包抄手、上课、在码头面无表情地站立着。但外面的江水大不一样，我跟长江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 我有时候顺水而下，有时候又会逆水而上。逆水较慢，顺水较快。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

我终于不再担忧未来或者过去，我于是看了这座城市最后一眼。建筑物灰蒙蒙的。由于夏季洪水的到来，乌江江口的江面变得宽大起来。一艘小舢板在靠近岸边的水面上小心翼翼地行驶着。插旗山隐藏到了迷雾中。我们的飞船加了速，迎着江流逆水驶了过去。

[1]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卡县名蛙》中的一只青蛙。——译者

[2] 此处采用宋颖豪的译文。——译者

致谢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家人，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在四川的两年时间里，我非常感谢海斯勒家族和甘迪斯家族与我保持联系的那些亲人，我感谢你们在写作上给我的鼓舞和支持。我向你们允诺，今后我肯定会找到跟家更接近的写作主题。

从第一次顺江而下，到最后一次浏览手稿，亚当这个哥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做到了有求必应。尤其要感谢的，是你在涪陵给了我如此深远的影响。同时要感谢的，是你在编辑方面给我提供的巨大帮助——有时候这真是非常艰辛、非常细致的活计。我们有如跟风车作战的两个骑士，换了别人，我在那里恐怕一刻也待不下去。

我还感到幸运的是，我跟桑尼和诺林一起在涪陵共同面对了乐趣和挑战，她们俩真是很棒的志愿队员。我能够在四川开始一段生活，实在是因为“美中友好志愿者”第三批中国队员好得不能再好了，他们是： 泰米·恰普曼、希恩·科迪、麦克·高提格、罗斯·卡科斯基、凯琳·洛克、丽萨·麦凯莱姆、罗伯·施密茨、克莱格·西蒙斯、萨拉·忒福德、瑞贝卡·斯坦勒·瓦里汉、安德鲁·瓦特金斯、茉莉·瓦特金斯，以及亚当·维斯等。我还要感谢特拉维斯·克林伯格、克里斯托弗·马卡迪特、麦克·迈尔，以及沃尔肯一家人，我在四川期间，以及其后的日子里，你们给了我莫大的关怀，我非常感谢你们。

我在涪陵期间，“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了我极大的支持，让我享有自由的空间，我因此尤其要感谢威廉·斯拜德尔、坎黛丝·克里斯蒂安、多恩·麦凯，以及詹义美女士。

好几位编辑帮助我作了修改工作。我尤其幸运地结识了密苏里大学的道格·亨特先生，他不吝时日，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感谢《华尔街日报》的斯科特·克莱默、马特·梅茨格、安吉拉·海斯勒、特尔扎·伊文，以及《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的易安·约翰逊提供的评论和推荐。我尤其获益的是，我在涪陵教过的一个学生读过手稿之后，以当地人的眼光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在这里我不能提及你的名字，但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我也想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迈克菲，你既给了我指导，也给了我友谊。我还在涪陵的时候，是你的鼓励才使我开始了本书的创作。

感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给我安排的编辑提姆·达甘，以及我的代理人威廉·克拉克在本项目上给予的热情支持。

我最想感谢的，是我在涪陵结识的那些朋友们。我希望我的故事映射出了你们的豪爽、耐心和理解。我尤其要感谢我曾经教过的那些学生，他们现在分散在全中国，上至青藏高原，下至新兴城市深圳。你们现在大多当了老师，很多人依旧居住在川东大大小小的江城里，门前可能就是长江、乌江、龙溪河、场头河、梅溪河、盐仓河、瞿溪河、大溪河。你们的学校简陋，教室拥挤，但老师们一直尽心尽力。我祝愿你们教的学生跟我当初教到的你们一样优秀。

回到涪陵

我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江城》的初稿。我没有必要写得那么快，因为既没有合同，也没有交稿期限约束我。离开那么长时间之后再回到美国，我本应该好好享受一番的，但我每天都很早就动笔，很晚才收工。我对涪陵的记忆催促着我加快动作，因为我担心我对涪陵记忆的即时感很快就要消失殆尽。同时，未来也驱使着我： 对于这样一座即将迎来巨变的城市，我希望能够把我对她的印象记录下来。

在过去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一种模样，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说，中国人是一个“永远停滞的民族”。时至今日，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不确切的描述了。作为一个作家，他手里的笔头跟不上变化的步伐成了他的挑战之一。在《江城》的第一页，我这样写道：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

到2001年，也就是本书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经长江去涪陵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这座城市在飞速发展着，而来自即将被三峡工程淹没的低水位城镇的移民们是其中的诱因。之前开过一家小面馆、我曾经常常在那里吃饭的黄家人开起了一家网吧。我的学生们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西藏、上海、深圳、温州。但这些都没有写进《江城》——永远停滞的正是这本书。

1999年春天回到中国之后，我至少每年回一次涪陵。这几次旅程比以往容易多了，既因为有了高速公路，也因为我在北京从事写作的新生活给了我更多自由旅行的空间。通常，我会先拜访涪陵，然后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来到三峡的腹心地带。

我在“和平队”服役的那几年，三峡大坝一直显得十分抽象——既像一个模糊的承诺，又像一个遥远的威胁。但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它都一点点地显得可以捉摸了。到2002年，移民工作已经开始实施了，那片土地上已经截然地形成了过去和未来的分界线。靠近河岸的地方，古老的江边村镇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哪怕全中国上下都在进行着疯狂的建设工作，在这些水位上升注定要淹没的地方修建什么东西都不会具有丝毫意义。这些低水位的移民区域任由破损衰败，直至所有东西都无人理睬： 残破的砖头、肮脏的瓦片、污浊的街道。跟这些注定要消亡的城镇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崭新的城镇，雄踞在俯瞰长江的山坡上，镶着白色瓷砖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只要乘船顺长江而下，我只需一眼就能看出这一片土地演进的历史，呈一连串的水平带状分布： 黑色的沿江移民区属于过去，一溜溜绿色的农田即将沉入水底，一连串高踞的白色建筑物展望着未来。

2002年，我做了大坝建成之前的最后一次旅行。我跟一个朋友带着帐篷和睡袋，沿着长江岸边一百多年前开凿出来的古老栈道上了路。天气很好，而那些栈道更是扣人心弦。它们时而高踞于长江之上，垂直俯瞰三十多米之下的江水。每走过一米，我都这样对自己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这条栈道。

我们溯江而上悠闲而从容地旅行着。沿着栈道走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进入了正在被拆除的沿江移民区。巫山的旧城区刚刚被拆除，我在一片瓦砾之间穿行，拾荒者们捡拾着一切可以用于变卖的物件——砖头、电线、玻璃、木头、钉子、窗框。几个人正在围着一个火堆烤火，四周就是一栋大楼的断垣残壁。随即，我认出了毁灭殆尽的一个标牌。他们烤火的地方原来是红旗旅馆的接待大厅，我在1997年第一次顺江而下的时候，曾经下榻于此。

所有我喜欢的沿江小城都已经处于不同程度的拆毁阶段。大昌拆了四分之一、培石已经成了过去、大溪拆迁完毕。有时候，我会从拾荒者们曾扫荡过的村子里穿行而过。这时，我会默默地琢磨着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物品。在大溪，我发现了一幅带框的富士山风景照，前景中满是盛开的樱花。在青石，我步行途中经过了一张堆满物品的红色椅子、一个废旧的篮板圈，以及一块残破的石碑，其上的题刻竟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初。有一座房子——屋顶和窗子都已经拆除了——依旧大门紧锁。在培石，我从一对夫妇那里买了些矿泉水，他们那临时性的窝棚全是用捡拾来的门窗框搭建而成。那可能就是道家思想的一道谜题： 住在一间由门搭成的房间里，究竟意味着什么？

等我来到涪陵，她的老城区就要拆毁殆尽了。山坡上到处密布着新开工的建设项目，绕城而建的巨型堤坝也快要完工。在乌江的对岸，涪陵师院也在经历着扩展和变化。老干部们纷纷退休，新聘请的门卫对老外也开明了许多。阿尔伯特——也就是迎接我和亚当到来的那个友善的年轻人，现在当上了英语系的系主任。当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的时候，他拿出了一年前我送给学校的《江城》的精装本。

“你看，好多人都读过这本书了，”他说道。书的封套已经撕破，还沾上了茶渍，边角也已经磨平。几个页面上脏兮兮的灰色手指印赫然在目。我把书拿在手里，感到沉甸甸的——这俨然一件老古董啊。我是怎么写出这么古旧的东西的啊？

在某种程度上，变化的步调似乎令当地人对这本书感觉自在了许多，他们曾经生活的那个世界仿佛已经远去。我的辅导老师孔老师花一个暑假读完了这本书——借助词典、一字一句，因为他几乎不会英语。他告诉我，读到很多章节的时候，他都笑个不停，因为那让他想起了曾经的美好时光。拜访期间，师院的干部在当地一家餐厅设宴招待我，他们对我关于昔日宴会的描述揶揄不已。“我们现在不会让你喝得太多了，”其中一个干部说道，“你在书里说我们经常劝你们喝酒。”

“没事儿，”我说道。

“我们再也不会那么做了！”另一个干部说道。这时，不知谁冒了一句：“还要不要来点白酒？”

一连几天，我在城里穿行着，不停地拜访旧时老友。在银行，我看见了钱曼丽，我在涪陵的两年期间，跟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曾有过唯一的一次“约会”。那实际上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插曲而已： 见面一个小时之后我才发现，她已经结婚了。现在，她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孩子。我每次回涪陵的时候，她都会把同样的话说上一遍。

“你都认不出我了，是吧？”她问道，“我比原来胖了。”

我回答道：“你还是原来那样啊。”

“要说实话，”她问道，“我胖了，对不对？”

笔下的人物变胖了，作者有什么办法呢？“你看起来不错，”我就只说了这么一句。

三峡大坝一期工程完工，船闸终于关上之后，我回到了巫山。当时是2003年6月。在《纽约客》杂志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一个家庭面对江水上涨时的种种反应。他们一直等待着，终于在江水上涨之前把地里的蔬菜收割回来：

2003年6月7日

早上六点十三分，周家人把一台电视机、一张书桌、两张餐桌、五把椅子全部搬到路边的一块南瓜地里之后，我在江边竖起了一块砖头。在新绘制的巫山城区图上，这一片水域叫做滴翠湖。但湖还没有出现，地图就已经画好了。实际上，这里的水域一片浑黄，所谓的湖也就是长江上的一个小水湾，数个星期以来，它的水位一直在不断地上升着。周继恩又从他家的竹棚屋里出来的时候，背上背了一只木柜子。他个子矮小，但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养育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一直以来都居住在龙门村。新绘制的地图上已经没有了龙门村。紧接着，周家的一个朋友背着东西走了出来，其中的物品有他们家那一只电池闹钟。闹钟上的时间跟我的腕表一致，大约是六点三十五分。砖头四周的江水已经上升了五十毫米。

看着江水上涨就如同看着闹钟时针的走动： 几乎察觉不出来。既没有明显的水浪，也没有奔流的水声——但每过一个小时，江水就会上涨十五厘米。这样的运动和变化似乎来自江水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正在不断后退的岸上那些生物而言，这成了一个谜。甲虫、蚂蚁、蜈蚣纷纷从江岸边四散逃窜。江水快要淹没那块砖头的时候，几只昆虫疯狂地爬上了干燥的顶部。眼看着它们的小岛就要没入水中，昆虫们不顾一切地逃离了。

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江水以每小时接近六英寸的速度不停地上涨着。那个过程引人入胜，直至相机焦点越来越清晰，镜头越拉越近，出现了分针、秒针、砖头、昆虫。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坐船离开了巫山，长江已经变成了一座湖。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没有故意计划成那样子，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再推迟。也许是因为我想写完手里的第二本书，而我担心重回故地会令我分神。也或许三峡大坝的最终建成多少令我感到有些伤感。

不过，我也认识到了身在异乡——尤其在被称作“永远停滞的民族”之乡——仍对旧事念念不忘的种种危险。如果眼看着一片土地被改变得面目全非会令人悲伤，那么去那些丝毫未曾改变的地方打发时日则会更加让人感到难过。我曾经的学生之一，威廉·杰斐逊·福斯特毕业之后就离开了自己偏僻的老家。跟全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一样，他也成了流动人口的一员。他去东海岸的新兴城镇，在一所私立学校成功地谋到了英语老师的职位。有一年，他在假期回乡看望父母之后，给我写信描述了自己的老家。跟威廉年龄相仿的人几乎都离开了，整个村子仿佛就要老去：

我回家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变，道路依旧崎岖不平，村里的人越来越老了。我感到很伤心，我小时候熟悉的人和朋友一个也找不到了。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 贫穷、烂路、慢船。身为外国人，我在1996年至1998年间学会了热爱涪陵。令我心怀感激的是，我有机会记录了那些年的人和事。我会怀念我所熟悉的每一个地点。我同时心怀感激的，是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对于未来充满了乐观。我很快就会回去，我期待着这样的旅程。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2005年10月写于北京

译后记

当你们拿到《江城》的简体中文版，翻到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时，希望你们跟我一样正在享受社会的平安与宁静，比如，春节大假里与家人的一次团聚，三四月间里晒上一会儿明媚的午后暖阳，或者是在骄阳似火的盛夏季节里享受一杯难得的清茶冷饮……可它的作者注定要暂时忘掉这一切，在纷乱不已的沙漠古都开罗开启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之旅。

何伟（本书作者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就是这样一个人，总会有异于常人的思维和行动。1996年8月底，我在成都看到他的资料，得知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读书，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却要来到当时仍显闭塞的涪陵与我们一起从事教学工作，当即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当时四川省的很多高校都成为了接受“美中友好志愿者”志愿人员的项目院校，除了成都市内布有数量不等的项目院校，离成都比较近便的绵阳市、乐山市等地都有项目院校可以接纳他们的志愿人员，而当时的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是这些项目院校中离成都最远的一个。正如何伟所说，涪陵不光地势偏僻，就连路过此地的外国人也都十分罕见。那么，作为一个外国人还愿意来此工作的话，他的脑子不是进了水，也一定是被门框给夹扁了。这样的疑问不仅困惑过我，更是让很多涪陵人一度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还好，随着国内各大媒体对何伟的高度关注，大家终于知道了他选择来此的初衷和想法，这里不只地处偏僻，上级领导难得下来检查工作，而且远离中心城市，依然很好地保留了淳朴的民风，是他观察中国、描写中国的极佳位置。

涪陵的很多人都认识何伟，因为他跟很多来中国生活的老外不一样。正如我曾经在台湾地区出版的繁体中文版《消失中的江城》的序言《难忘的江城过客》中写到的那样，“也许由于这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也可能因为其喜好交际且为人豪爽的性格，他在涪陵期间深入社会各阶层，广交朋友，对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长江沿线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做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素材。”如果说读者已经通过《寻路中国》知道了魏子淇这个名字，那么《江城》将要带给大家的则是何伟在涪陵期间结识的朋友黄小强。前两天，当我在电梯门口偶尔碰到黄小强的时候，我首先想起的依然是他曾经开过的名叫“学生食家”的小面馆。这个只有几张桌子的小面馆是何伟和他的搭档梅尔康解决伙食的地方，门口是来来往往的车辆扬起的粉尘，店内的地板上也许就是哪位食客扔下的餐巾纸，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妨碍何伟把黄小强和他的一家人当成至交来看待。黄小强知道自己被何伟写进了一本书里，但他“看不懂”那本厚厚的英文小说，台湾的译本大概也还没有读过，所以他并不完全明白自己到底被写成了什么样，也就只好依然带着笑容听别人的描述和揣测。

何伟的父亲曾经在1997年底来过涪陵。他来何伟上课的教学楼、教室和办公室参观的时候，我正好课间休息，便跟他坐着寒暄了一阵。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聊了些别的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这些年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他说他对自己的儿子很有信心。他很肯定地对我说，他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我一直记得他说的这句话，但也一直有些将信将疑，以为不过是美国人的自负而已。《江城》的英文版出来之后，我试着把何伟父亲曾经说过的话告诉过很多读者，但国内读者对他真正的认可也许是在《寻路中国》出版之后。不过，何伟很早就用《江城》的英文版向国外的读者印证了他父亲早年的判断。还是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大学就指定《江城》作为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必读书目，该大学至今仍有读了《江城》之后对涪陵充满向往、对何伟充满崇拜的双重粉丝。

台湾久周出版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跟代理人洽谈版权引进事宜期间，何伟曾经推荐我做该书的翻译工作。久周出版在经过综合考量之后，觉得大陆译者翻译的文本未必能够让台湾读者看得真切明白，最终选择由对台湾读者的阅读习惯能把握得更妥帖的吴美真女士进行翻译。不过，吴女士对何伟在《江城》里提到的人和事完全一头雾水，而其中的地点、人物和事件多数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有些甚至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寻路中国》的版权之后，旋即又取得了《江城》的简体中文版权，并直接交由我来担任翻译工作。

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跟《江城》的翻译事宜有瓜葛了。《江城》英文版出版之后，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涪陵人自然被激起了强烈的阅读欲望，谁都想一探究竟，何伟这么一个美国人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地方的。地方上的领导们把这事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层层转交到了我的手上，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中文译稿。时间紧张，任务繁重，我和我一帮同事一个月就翻出了大概。不过，那个时候是我们一帮人的译本，又没有现在的计算机这样方便地进行校对和检查，可能连前后的人名都有些张冠李戴。好在我们一群译者谁也没有拿到过最后的译本，上面是否署了名也不清不楚，甚至有限的印数现在流落到了民间的哪个角落也完全没有人说得明白。后来，我跟何伟很正儿八经地提过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江城》，他可能是智慧比我多，也可能是还有别的什么考虑，总是显得那么不紧不慢。实在推不掉了，他就对我说，你去找出版社吧，我可以很便宜地卖给他们。所以，我也曾经向好几家出版社的领导们寄去过《江城》头几章的译文样稿，只是最后都石沉大海。

《寻路中国》出版之后，读者们对何伟深邃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有读者把这本书的畅销和火爆部分地归功于译者的认真，以及恰如其分的再加工水平。对此，我一方面觉得这是我沾了一点点跟何伟是朋友的光，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是广大读者朋友对我的抬爱，同时也是对我在《寻路中国》这本书上投入的巨大精力的一种认可。翻译《寻路中国》的过程中，我查证过很多资料，跟魏子淇通过电话，跟郭眯眯电邮沟通过，访问过“格雷电气”的网站，等等。有读者说，《寻路中国》的人物之一魏子淇应该吃的是“榆钱面”，因而怪我把它译成了“榆树面”，显得不够严谨。实际上，魏子淇告诉我，他们吃的就是榆树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榆皮面”，因为那实际上是把榆树的树皮剥下来捣碎，再掺合着玉米面做成粉条，是艰苦年代里难得吃到的美味呢。在《江城》的“白鹤梁”那一章，何伟记述了数段题刻的具体内容。但因为年代久远，涪陵本地编辑出版的好几种资料中，那些题刻都显得模糊难辨。我把电话打到了涪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黄馆长的手机上，他一听我要求证白鹤梁上的题刻，当即问我是哪一段。我说是公元971年，也就是北宋开宝四年那一段，他立马脱口而出：“據左都押衙謝昌瑜等狀申：大江中心石梁上，□□古記及水際，有所鐫石魚兩枚。古記雲：唐廣德□□春二月次歲甲辰，江水退，石魚出見，下去水四尺。問古老，咸雲：江水退，石魚見，即年豐稔……”我继而向他求证公元1333年，即元至顺癸酉那一段，他同样十分熟练地背诵道：“涪陵誌，江心石魚出則大稔。予守郡次年始獲見，率僚友來觀……”同时跟我详细地解释了“左都押衙”、“守郡”等是些什么性质的官衔，其中的专业和敬业不言自明。正是何伟描述到的人物角色们这种耐心、细致而又极为严谨的解释带给我一种基本的驱动力，我没有理由把何伟精细的观察和雅致的叙述、以及那些故事主角们郑重其事的解疑释惑、还有读者们的满心期待加以任何形式的懈怠和轻慢。说到《江城》的写作过程时，何伟说他本没有必要写得那么快，但他对涪陵的记忆催促着他加快动作，因为他担心他“对涪陵记忆的即时感很快就要消失殆尽”。何伟这个“江城过客”尚有如此“觉悟”，我这个“江城常住民”自当出于其右。

《江城》的英文版出版以来，总有许多人慕名而来涪陵，特意到何伟曾经任教的“涪陵师专”（这总会让我想起他用涪陵人耳熟能详的椒盐普通话在“师专”这个名称后面加上很重的儿化音）来寻访一番。这么多年过去了，境外的大小书报摊上依然能够买到《江城》不同时期的英文版，总也有来华留学、商务、旅游的洋面孔拐弯抹角地向我打听何伟当初在涪陵工作时的点点滴滴。而国内的读者更是一直在期盼《江城》有一天能够被译成简体中文，以满足好大一部分人的好奇心和阅读需求，上海译文出版社及时引进版权，终于了却许多人多年来的一大心愿。

何伟在2001年重返涪陵的时候，敏锐地注意到他送给我的《江城》英文版初版被很多人传阅过，以致上面布满了茶渍、手印，连封皮也都起毛了。十余年间，他没有看到当初那本书在涪陵被更多的人借阅过，谈论过。但是当他下次再回到涪陵的时候（也许是在未来的五年间，也可能是在五年后他携着夫人——美籍华裔作家张彤禾，以及一对双胞胎女儿回到涪陵长住的时候），希望他会在涪陵的大街小巷穿行之中，看到席地而聊的棒棒军们、当街补牙的郎中们、眯着眼睛替人算命的大师们，还有正在等着顾客停下脚步的擦鞋匠们都正在捧读《江城》里写有自己故事的那些章节。也许，何伟会停下脚步，就他们提出的诸如“你啷个把我写成那个样子了哦？”之类的问题进行一番“外交使命式”的交流和探讨。这期间，他的脸上依然会带着那样的笑容，而涪陵人也一定能够读懂。

李雪顺

2011年12月写于长江师范学院李渡校区

- 第一部 城市

- 一 出去

- 二 城市

- 三 穷死是罪过

- 四 人才市场

- 五 打工女孩

- 六 方与圆

- 七 八分钟约会

- 八 流水线英语

- 第二部 村庄

- 九 村庄

- 十 华南茂

- 十一 爱情与金钱

- 十二 完美健康

版权信息

- 书名：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 作者：【美】张彤禾

- ISBN：9787532761005

- 译者：张坤　吴怡瑶

- 责任编辑：张吉人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献给我的父母亲

中文版序

自打记事以来，我就一直想离开家。我在纽约郊区长大，在学校里我是班上唯一的华裔。童年时，我去朋友家玩，隐隐有种感觉，仿佛我不属于这里——我只是假装跟其他人一样。警察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揭穿我冒充者的身份，赶我出去。如今这种恐惧已经离我而去，但疏离感仍在。

我离家去读大学，主修历史和文学。大四时，毕业论文我写的是19世纪美国西部——写那些抛下故土迁徙的人，想象着在那未曾到过的地方，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毕业后，我不断地搬迁，始终为新闻事业奔波：佛罗里达，布拉格，香港，台北，上海，北京，科罗拉多，现在到了开罗。但从本心讲，我并不是个喜欢流浪的人。我不曾像有的朋友那样，乘坐火车横穿欧洲，或是买打折机票环游世界；被迫无奈从一个国家跋涉到下一个，让我觉得又累又无趣。不，我喜欢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知道去哪个摊子吃饭，摸熟小街小巷，有固定的路线，过惯常的日子。过些时候，我会收拾行装，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来。

也许这是我血脉中注定的。我父母在中国长大，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内战时代。家是一连串的城市，由日军的位置和国民党的处境决定：北平，西安，重庆，南京，上海，台北，台中。我父母在美国生活了五十年，却从未真正对居住的社区产生归属感。家似乎永远在别处：离去多年的中国，住在台湾的年迈双亲，遍布全球的华人朋友圈。以致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了。我成长的纽约那个家早在十几年前卖掉了；我父母在圣地亚哥的家里，几乎没有我记忆中的东西。我父亲已去世快五年了，母亲至今仍未决定怎样安置他的骨灰。

当我想写本关于中国的书时，这个国家的农民工吸引了我——几百万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工作。直到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那么深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我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我亲身感受到人轻易就会消失不见。但我更理解那种全新开始生活的快乐和自由。在东莞这个遍布工厂的城市，我是个外人，但我遇到的每个人也都一样。我想，正是这种共同的身份，让我们相互敞开了心扉，跨越了历史、教育背景，社会阶层的重重鸿沟，建立友情。2005年冬天，我跟着我书中写到的人物吕清敏，回她在湖北农村的老家去过春节。两个星期过去后，她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她认定是故乡的地方了。在回城的大巴上，她似乎接受了这一现实。“家里是好，”她对我说，“但只能待几天。”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研究了自己的家庭迁徙史。一百年前，我的祖父离开了在吉林老家的村子，改了名字，决心重塑一个新时代的自己。他先就读于北京大学，后来又登船去了美国。在日记里，他抄下一行行的英文单词，激励自己努力学习，这种自励的语言对于如今在东莞待了这么久的我而言，是那么熟悉而似曾相识。我必须百分之一百二地用功。关于马歇尔·菲尔茨[1]值得记住的十件事。七年后，他回到中国，我的父亲跟四个兄弟姐妹都出生在这里。多年后，他们又一一去了美国，这次，他们留了下来。

但我家人的迁徙历程远远不仅于此。大约在康熙年间，1700年前后，有个名叫张华龙的农民，离开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去到东三省的大草原。他的后代在六台村生活了十四代；我是第十一代。在中国传统家谱中，一个家族要追溯到其“始迁祖”，即第一个离开家乡，在别处扎根的人。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传统中国是超越时间的存在，人们都静止不动。其实中国的家族史都建立在迁徙的基础之上。知道自己属于这样的传统，我的根基，我的故事，我的家庭，我的名字，全都与之紧紧相系，这令我感到安心。

如今，家是我和我丈夫，带着两个女儿选择居住的地方——这里有我的书，相册，日记，信件和笔记。全是纸。我们的双胞胎女儿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Grand Junction城，但她们将来大概也不会在这个小城生活。我们打算在开罗住几年，再回中国去。女儿们十二三岁前，我们会回到美国，到科罗拉多西南的一个小山城，我们已经在那里买好了一小块地，孩子们可以走路去上学，跟邻居们结识——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2013年1月

写于埃及开罗

此书中文版有删节。更多作者信息，请参见www.leslietchang.com。

[1] Marshall Fields，马歇尔·菲尔茨(1834—1906)，美国著名商业大亨，创立了总部在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茨连锁百货商店，后发展为美国主要的连锁百货企业之一，2005年被梅西百货收购。——译者

➢一 出去

当你碰到另一家工厂的打工女孩，你会马上探探她的底细。你哪一年的？你们相互打听，好像谈论的不是人，而是汽车。一个月多少？包吃包住？加班费多少？你可能会问她是哪个省的。你根本不问她叫什么名字。

在工厂里交个真心朋友不容易。十二个打工女孩睡一间房，在狭小的宿舍里你得守住自己的秘密。一些姑娘进厂的时候，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从不会告诉别人她们的真名叫什么。一些姑娘只跟老乡谈，但是这也有风险：很快八卦从厂里传到村里，你一回家，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你挣了多少，存了多少，有没有跟男孩子出去约会。

当你真的交到一个朋友，你什么都会为她做。如果朋友辞职了，没地方住，你会让她跟你挤一个铺，即使一旦发现就会被罚十块钱。如果她上班的地方离你很远，你会起个大早坐几小时的公车去见她，虽然你好不容易才能休息一天，她也会为了陪你而请假一天——这次罚款就一百块。你可能会留在你不喜欢的工厂干活，或者离开一个自己喜欢的厂子，都只是因为朋友要你这样做。朋友之间每个星期都会互相写信，虽然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觉得这太幼稚了。她们会发短信沟通。

朋友间经常会失散，因为生活改变得太快。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发工资那天是一个月里最棒的一天。但某种意义上也是最糟的一天。辛苦工作那么长时间，却恼火地发现就为了一些蠢事被扣了那么多钱：某个早上迟到了几分钟，某次请了半天病假，制服从冬装换成夏装而不得不额外付钱。一到发工资那天，大家都挤到邮局寄钱回家。刚出来的打工女孩更热衷于寄钱回家，但是那些出来时间比较长的姑娘会笑她们。一些打工女孩给自己开了存钱的户头，尤其是交了男朋友的那些姑娘。大家都知道哪些姑娘特别会存钱，存了多少钱；当然也知道哪些是最会花钱的主儿，那些抹着亮闪闪的唇膏，拿着银色的手机，戴着桃心坠子项链，有很多双高跟鞋的准是。

打工族总是说要走。老板要工人做满六个月，就算半年到期了也不一定保证同意离职。工人头两个月的工资扣在工厂手里；未经许可就走人意味着失去两个月的工钱，得到别的地方从头来过。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打工生活。进厂容易，出来难。

要找好工作的唯一办法是辞掉手头的活。面试必须占用工作时间，一旦录用估计要马上开始干活。辞职也最能确保找到新工作：要有地方吃饭睡觉，这种急切的需求逼得人立刻就得找到工作。打工女孩们经常一窝蜂地辞职，人多胆子大，大家发誓一起跳槽到同一家工厂，虽然结果往往不太可能。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吕清敏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人。她姐姐在深圳的工厂打工，去那儿坐公车要一个小时。她的朋友散布在中国沿海南北各处的工厂，但是敏——她的朋友都这么叫她——并没有和她们联系。这跟自尊有关——因为她不喜欢打工的地方，就不告诉别人她在哪里。于是她在她们眼前消失。

她打工的厂子叫佳荣电子制品厂，这家香港公司生产闹钟、计算器，以及显示世界各个城市时间的电子日历表。2003年3月，敏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厂子看起来挺体面的，大楼贴着瓷砖，庭院里铺着水泥，金属的伸缩式大门紧紧关闭。这种好印象直到她被录用并进到厂里面才有所改变。十二个工人挤一间睡房，上下铺紧挨着厕所；屋里又脏又臭。食堂的伙食也不好：一顿只有一荤或一素，米饭和一碗寡淡得跟水似的汤。

流水线上的工人从早上八点连续工作到半夜——工作十三个小时，另加两顿饭的休息时间——而工人们连续很多星期每天连轴转。有时候周六下午不用加班，那就是他们唯一的休息时间了。工人一个月挣四百块，算上加班费接近八百，但工钱总是拖欠。工厂雇了一千人，大部分是女的，要么是十几岁刚出来干活的，要么是三十岁以上的已婚妇女。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才是打工世界的精英，工厂雇不到这些人，从这点你能看出这家厂的档次。敏一想到未来十年每天都要坐在流水线上就充满恐惧。她才十六岁。

一进厂她就想走，但是她发誓要撑半年。吃点苦对她而言是好的，眼下的选择余地也很有限。合法的打工年龄是十八岁，虽然十六七岁也能干点儿工时不那么长的活儿。通常那些毫无顾忌违反劳动法的工厂，就是敏说的“最黑的工厂”，才会用她这样年纪的孩子。

敏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里过了十七岁生日。她请了半天假，一个人逛街，买了些糖果，然后自己一个人吃了。她不知道别人都玩些什么。进城前，她对到底什么是工厂没什么概念。她模糊地将工厂想象为一个社交场所。“我还以为在流水线上班会好玩，”她后来说。“我以为会是很多人一起做事，大家一边忙，一边聊天，一起玩。我以为会很自由，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上班不许说话，说话罚款五元。上一趟厕所限制在十分钟以内，还得填表签字。敏在质检车间，电子产品在流水线上传递到她面前，敏要确定按钮正常工作，塑料零件咬合紧密，电池扣牢。她不是模范工人。她不停地聊天，和流水线上的其他女工一起唱歌。坐着不动让她觉得像鸟入牢笼，所以她经常跑去厕所，就为了看一眼窗外的青山。青翠的山让她想到家。东莞这座城市置身于亚热带的青山翠谷里。有时候，仿佛只有敏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工厂加了一条规定，工人每四小时才能去一趟厕所，违者罚款五元。

六个月后，敏去见老板，他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她说她要走，老板不同意。

“你在流水线上表现不好，”敏的老板说，“你瞎了么？看不明白？”

“就算瞎了，”敏反驳道，“我也不给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打工。”

第二天她翘班以示抗议，结果被罚了一百块。第三天她又去见老板，再次要求辞职。他的反应让敏有些意外：老板要求她留下来干活直到春节放假，也就是再干半年，她可以拿回工厂欠她的头两个月工钱。敏的老板认准了她会留下来。春节之后打工者像潮水一样涌进东莞这样的地方，那时候找工作竞争最激烈。

一番抗争之后，敏的老板对她态度好一点了。他几次怂恿她考虑留下来，甚至谈到让她升职做车间文员，虽然就算升职也不会加工资。敏还是坚持要走。“你的厂不值得我在这里浪费青春，”她跟老板说。她在附近的一个商业学校报名上电脑课。晚上不用加班的时候，她就省出晚饭时间，去上几个小时的课，学打字，学电脑制表。大部分打工族觉得自己反正没受过多少教育，上这种培训班根本就是白搭，但是敏不这么想。她觉得，“学总比不学要好”。

她打电话跟家里说想辞职。她的父母在农村种着一小块地，还有三个更小的孩子在读书。父母反对她跳槽。“你总是想东跳西跳，”她爸爸说。女孩子不应该心思这么活络。他要敏安生待在一个地方，存点钱。

敏觉得这个建议不太高明。“别担心，”她说，“我会自己管自己。”

现在她在工厂里交到了两个真心朋友，梁容和黄娇娥，她们都比敏大一岁。敏去上课的那些晚上，她们会帮敏洗衣服。这是个没完没了的活儿，因为工人只有几套衣服。下班后那些闷热的夜晚，女工们总是排成长龙从宿舍的洗手间来回地提水。

一旦你有了朋友，打工的日子就能开心一些。好不容易晚上不用上班，三个姑娘不吃晚饭直接去玩滚轴溜冰，然后回工厂看一部夜场电影。入冬之后，没有暖气的宿舍里姑娘们冻得睡不着。敏会拉着朋友们去院子里打羽毛球，直到身体热起来再回去睡。

2004年的春节在1月下旬。工人只放四天假，时间不够他们返乡再出来。敏几天都待在宿舍里，两天内给家里打了四次电话。假期结束之后她又去见老板，这次老板放她走了。敏跟梁容和黄娇娥说她要走的时候，她们俩都哭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这是两个唯一知道敏要离开的人。她们求她留下来。她们认为别的厂子条件不会更好，走不走最后都一样。敏不这么想。

她答应两个姑娘找到新工作拿到薪水之后就回来看她们。敏那天走的时候，背包里塞了衣服，还有厂里还她的头两个月工资。她没带走毛巾和铺盖；那些东西虽然是花钱买的，但是哪怕再多看一眼，她都觉得无法忍受。

流水线上的十个月里，敏寄回家三千块钱，交了两个真心朋友。

她本应该感到害怕。但她只知道她自由了。

在吕清敏的老家，几乎所有人都姓吕。村子里住了九十户人家，每户有一小块地，种水稻，油菜和棉花。清敏家种了三亩地，大部分的收成供自家吃。

她还是孩子的时候，似乎未来就已定型，这是农村生活的核心信条所决定的——每家必须有个儿子。敏的妈妈先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终于才得了个儿子。政府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最初几年，大多数农村都执行得很潦草。但五个孩子终究是不小的经济负担，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生活的花销上去了。作为老二，敏得承担很大一部分经济负担。

她不喜欢上学，成绩也不好。她记得自己惹的麻烦不断。她爬到邻居家的树上偷李子，被抓到就是一顿打。有一次她妈妈喊她干杂活，她不肯。“家里那么多人，为什么非让我干？”妈妈拿棍子追打她，赶了几百米。

敏很会玩。她学游泳，学开卡车，特别喜欢滚轴溜冰，受伤也不让妈妈知道。“有多少种摔法，我全都摔过，”她说。“但是你不能老想着要摔跤。”敏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有一年夏天，爸爸租了一辆卡车，敏和他开着车在乡下卖自家种的西瓜。他们白天开车，晚上就睡在车里。这是她最美好的记忆。大多数农民工会把自己的老家和贫困、落后联系起来。有些人甚至不愿意告诉别人老家的村名。但是敏进城这么久了，还是会谈到她的老家，似乎老家是个美好的地方。

90年代末期，敏的父母都出去打工给孩子挣学费。她爸爸在沿海一家鞋厂打工，但因为身体太差不得不打道回府。她妈妈也出去过一年。敏在附近县城的中学住读，周末回家给爸爸和弟弟妹妹们洗衣服做饭。

村里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出去了。敏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她的姐姐桂敏到东莞的工厂打工。不久，敏中考落榜，父母也想把她送出去打工。桂敏给家里打电话，竭力说服他们让敏继续上学。桂敏说，自己打工挣的钱能帮着付学费。爸妈同意了，敏上了两年中专，也由此成为村里学历最高的人——比姐姐还高，多亏了桂敏牺牲自己的学业，帮衬家里的结果。

2003年的春节桂敏回了老家，走的时候带着敏一起出去。敏还有一个学期才能毕业，但是她想省了学费，直接去找工作。离开家乡让她很兴奋，敏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没见过工厂。“我想早点出来，学点东西，见见世面，”她说。

在东莞，桂敏给敏租了一个便宜的旅馆房间，帮她在一个做液晶显示器的日本工厂找了一份工作。敏在那儿做了一个月就离开了。她从来没有在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地方待过，寂寞得受不了。她回到旅馆，在另一个工厂找到了工作，但是没去上班。姐姐愿意继续帮她付房钱，但敏觉得自己变成了姐姐的负担。在公交车站，她看到一张招工传单，有一家电子产品工厂要招流水线工人。她打了广告上面的电话——有不少骗民工钱的假广告——接电话的人告诉敏怎么到工厂。她坐了三个小时的巴士，来到了东莞的东南角，就是佳荣电子厂。敏在这里一个人艰难地度过了一年。

敏踏进工厂的那一刻，就意识到这地方还不如她甩掉的那个日本工厂。但是现在想回去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她也不想再要姐姐帮忙。她已经习惯了自己处理事情——这样更好。

出去，农民工用这个简单的词给他们的流动生活下定义。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个城市并不让农民工轻松过日子。出力气的活工资很低，往往低于官方规定的最低收入标准，每月四百五十到六百元。工作时间常常超过每周四十九小时的法定上限。受伤，生病，或者怀孕，都没人管你。地方政府对于保护工人兴趣不大；他们的工作就是让工厂老板开心，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税收。但是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在忍气吞声。从家里出来进厂打工是他们做过最难的事情，也是尝试一种探险。是自尊，而非恐惧，让他们留在城市里：早早打道回府就是承认失败。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命运。

农民工是农村里的精英。他们年轻，受过较好的教育，比留在村里的那些人更上进。城里人叫他们“流动人口”，仿佛在说一群漫无目的的乌合之众，但是大多数农民工离家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工作目标，也有已经摸着门道的亲戚或者老乡陪伴。而且，如今大多数年轻的农民工不再是种地出身，而是从学校出来。种地其实只是他们看见自己父母做的事。

人口流动是经济改革的一个意外产物。1958年，中国政府建立了户籍登记系统，给每个居民分配了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城市居民能享受安排工作、住房，获得粮票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配给票券；农村居民无法享受这些特权，只能困在土地上。

70年代晚期，政策改革允许农户在市场上出售一部分收成，而不必全部上交国家。农业产量突飞猛进。忽然间，全国各地的市场上出现了各种食品供应，农村居民也第一次能够独立地在城市里生存。1984年政府下令允许农民在小城镇定居；流动不再以违法犯罪论处。人口加速迁移，1990年，全国已有六千万流动人口，其中大多数奔向飞速发展的工厂和沿海城市。

如今中国已经有一亿五千万农民工。他们在工厂打工，餐馆里服务，工地上干活，开电梯、送快递、当保姆、带孩子、收垃圾，美容理发，站街接客，几乎所有活都是农民工在干。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农民工人数占到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南部工厂林立的城市，农民工在拉动国家出口经济的流水线上全力以赴。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相当于一百年间欧洲向美国移民总数的三倍。

但是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现实反应得太慢。多年来，农民工必须躲着城里的警察，一旦被抓到没有居住证就得罚款或者遣送回原籍。终于在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综合文件，宣布人口流动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文件禁止歧视农民工，呼吁给予他们更好的工作条件，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农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说话的口号：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

外出打工正在抽空农村的年轻劳力。在农村，耕地收粮食的都是年迈的男女，他们一边种地，一边还要照顾年纪尚小还在读书的小孩。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寄回家的汇款已经成为财富积累的最大来源。但是挣钱不是出去打工的唯一目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将“见世面”，“自我发展”，“学习新技能”与增加收入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案例里，驱使农民出去打工的动因并非是极端贫困，而是无所事事。责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附近的县市则鲜有工作机会。家里没事做，所以我出去了。

许久以后，敏还记得她第一次去人才市场的情形，有些细节像梦一样让她难以解释。2004年2月的一个周日上午，敏已经从佳荣电子厂辞职了，她去了人才市场，在那儿待了四个小时。敏很紧张。她什么都没带。她找工作的全部策略可以浓缩为四个字：放低目标。她参加了五六个招聘文员的公司面试。文员要会打字，接听电话，填写表格，发送文件，接待来客，倒茶；文员是办公室阶级体系里等级最低的人。“你不能想找规格太高的公司，”敏后来说，“那样会被拒绝，很快就失去信心。”

在奕东电子公司的摊位上，一个招聘员要看敏的简历。她从没想过要准备一份简历。招聘的人让她在一张申请表上填写工作经历。她连笔都没带，于是那女人借给她一支笔。那个女人对着敏微笑。“我也不知道。她就对我笑。大概就是吧。”就这样，敏后来会翻来覆去地回想这一天，试图揭开这改变命运瞬间背后的谜。

那个女人让敏去工厂再参加一轮面试，但是敏没有去。那地方太远了。但是在奕东电子总部，一个叫李朋杰的经理在翻看报名表，他的目光停在敏的那份表格上。李朋杰注意到敏的字写得很好。

按中国传统看法，书法是一个人教养的标志。好的字迹体现出一个人良好的修养和文学造诣。书法也能暴露出一个人性格中的弱点。但是李朋杰心里想的比较实际：他需要一个文员管理厂里设备的文件，而文件都是手写的。在这个制造手机接口和背光灯的工厂里，书法这门古老的手艺最顶事。

李朋杰用手机给敏的表哥打电话——敏自己没有手机。他让敏来参加一个三小时的面试。

首先，电脑考试就弄砸了。“别的姑娘电脑懂的比你多，”李朋杰跟敏说。

他问敏都有哪些工作经验。

“我没干过这个，”她说。“我没有经验。”

然后他给她一份笔试卷子，她写得不错。李朋杰告诉敏，她被录取了，他是敏的新上司。李朋杰让敏把东西收拾一下，当天搬到厂里来。

这份工作来得太突然，敏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当她离开李朋杰办公室的时候，她忽然冲口而出：“那么多人都想要这份工，”她对新上司说。“为什么你选了我？我什么都不懂。”

“你很直，”他说，“而且你比其他人都诚实。”

第二天敏成了设备部门的一名文员。她的部门负责追踪管理冲床、磨床、轧床这些做手机零件的机器。一本厚厚的文件夹记录着每一台机器的状况和历史，就像一个哑巴病人庞大的病历。敏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文件按顺序整理好。八个工人一间房；一餐伙食包括米饭，三菜一汤，有荤有素。办公时间一天十个小时，有时候周六或周日休息。敏一个月赚八百块，是她过去那个工厂基本工资的两倍。

三个星期后，我第一次遇到敏。她矮小结实，一头卷发，眼睛乌黑，目光敏锐。像许多中国农村的年轻人一样，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还小。她可能十五岁，或十四岁，甚至十二岁，像一个穿着工装裤和运动鞋的假小子，不耐烦地盼着长大。她有一张娃娃脸，圆圆的，对世界无所保留，神情里充满着孩子的怡然自得。

我是在一个叫林雪的朋友家里见到敏的。林雪为一家杂志撰稿，杂志的目标读者是打工族。我之前跟林雪说起我在给《华尔街日报》写一些有关年轻打工女孩的文章；林雪的妹妹在工厂打工，还邀了一位同事一起来，她就是敏。那个时候我见过许多打工族，对敏这样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

“我从湖北的农村出来，家里五个孩子，我老二，”她对我说。“父母是种地的，家里条件不好。”

“我跟我姐姐一起出来，她去深圳了。我们想在同一个地方打工，但是我们又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她说。

她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

“为什么不能？”我问。

“因为我们总是吵架，”然后她笑了起来。

敏什么事情都愿意说。她不像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人，很显然她挺喜欢讲自己的故事。我对她好奇，她对我也同样好奇：敏后来告诉我，她那天来林雪家是因为想“看看美国人长什么样”。我唯一担心的是她可能太安稳了——手上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或许她生活里最戏剧性的一段已经过去。其实我完全不需要担这个心。

我们认识的那天，敏跟我说她的人生规划。她要在东莞工作七年，寄钱回家以报答父母养育她成人，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观念：孩子要报答父母，感谢父母的生养之恩。等她二十三岁的时候，欠父母的恩情已经还清，她就会回到老家，找个人结婚。

她那天心情很好。她已经“从车间里出来了”，就像打工族说的，跨过了干脑力活和干体力活之间的阶级界线。“上帝还是公平的，”她说。“他让我辛苦了一年，但是给了我一个新的开始。”她刚满十八岁，却已经是开创新生活的专家了。

➢二 城市

漫长的旅程在广州火车站终止，坐了二十小时，甚至是三十、五十小时的火车后，旅客从车厢奔涌而出。大部分人都很年轻，只身来到广州，拖着箱子或者背上驮着曾用来装米的粗麻布袋子。车站前巨大的广场上密密麻麻都是人，你听到的第一个声响就是寻人广播，有些人刚来就迷路了。河南来的某某，你的哥哥在找你。嫂子，到出站口来。欢迎来到美丽的花城：一家巴士公司正在招揽乘客。但是这座城市看起来既不美，也没有什么花。

爬过一个陡坡穿过天桥就是长途汽车站，那儿有直达巴士，开往三十公里外的东莞，每十分钟一班。巴士挤得满满，全是汗水和衣服不常换洗的气味，这是打工族的味儿。

巴士一路冲向高高架起的高速公路，高架下方是一座又一座的工厂：印刷厂，油漆厂和塑料厂，手机厂，螺丝厂，沙发厂。厂房上贴着白色的瓷砖，仿佛是巨型的公共厕所。工人宿舍的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中国的工厂取名都讲究个吉利，去东莞这一路就像是通往美德与财富的高速之旅：高精空调。永诚制衣。新时代拉链公司。

离第一批工厂建起已有二十年，但给人感觉却仿佛此地才刚开始起步发展。山的一面被炸开，露出光秃秃的红土内脊。高速公路的下坡出口消失在杂草丛生的沼泽地；从一个全新的企业总部望出去，四周是稻田、鱼塘，鸭场。仍有人在这里种地，真是一个奇迹。17世纪，这里的居民将珠三角这个冲积平原变成了中国最肥沃的一个地区，为国家供应鱼米蔬菜，并出口丝绸到欧洲。今天，在这片加速工业化的土地上，看起来格格不入的反而是这些自然景色。这里的农民大多数也是移民，是底层中的最底层，因为他们背井离乡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依旧摆脱不了种地。

巴士在东莞出口减速，工厂越来越近。厂房正面吊着红色的标语，仿佛笑咧着下垂的嘴角欢迎你的到来：招聘有经验女工。一家工厂的大门口，外来务工者聚集在一起，默不作声地盯着招工广告看得发呆：每天下午1：30，侧门集合。一家名叫“跳槽公司”的——这名字不错——在招工。巴士穿过另一片巨大的工地——不对，是公交车站——放乘客下车。

了解东莞这个城市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走看。高耸的银行总部外墙贴了反光玻璃，一旁是卖摩托车零件和塑料管的街头铺子和牙科诊所。马路有十个车道那么宽，市内街道像高速公路一样。农民工走在路肩上，带着行李箱或者铺盖卷，公交车和卡车从身后急速驶去。到处都是打桩的工地，电钻咝咝作响，摩托车呼啸而过，尘土飞扬。街边上的噪音震耳欲聋。道路宽阔平整，却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这座城市是为机器建造的，而不是为了人。

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几乎每一条街上都有政府的办公机构，但是在东莞却根本看不到。到处是黑摩托的士，骑车的男人招呼着行人上车。卖假文凭的在街角出售伪造的大学毕业证。在东莞有一家山寨版的宜家家居和一家名叫“麦肯基”的快餐连锁，以及一幢自称为“君悦饭店”的十层大楼，酒店大厅是大理石制的，侵犯版权也是明知故犯（酒店前台的一个姑娘说，“我们饭店的名字里面有个‘i’，他们没有”）。东莞一共有三十二个镇，每个镇都专攻一项制造业。长安是做电子元件的，大朗以做毛衣而知名，厚街是做鞋的。三星和先锋在寮步开厂；南城有世界上最大的诺基亚手机生产基地；中国消费的所有雀巢速溶咖啡都是东莞市中心的一家工厂生产的。工厂就是公交车站，就是纪念碑，就是地标，而城市里所有其他东西的存在都是为了工厂服务。东莞的公路网是国内最密集的，目前还在不断扩张，只为了把商品更快地送到全球各地。为了让工厂的客户们心满意足，豪华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如雨后春笋般四处涌现。世界各地的采购商住在东莞喜来登酒店，服务台给客人们列了一张表，上面有他们需要去的所有地方：

广东国际会展中心

东莞国际会展中心

鸦片战争博物馆

太平码头

沃尔玛

家乐福

百佳超市

海逸高尔夫球会

峰景高尔夫球会

长岛高尔夫球会

没有人知道东莞确切的人口数量。根据市政府的说法，东莞有一百七十万本地居民和大约七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但是很少有人相信这个官方数据。关于东莞人口的猜测众口不一。东莞有八百万外来民工。东莞每年增加一百万外地人。东莞有一千万农民工，但说只有七百万是为了避税。市长或许知道得多一点儿，但是他也不说：“东莞的实际人口比公开的数据要多得多，”在2005年的一次论坛上他对记者说。他个人“保守地估计”，按他的话说，超过一千万。

东莞是个未完成的城市，一切都处于正在成为另一件事物的过程中。一条人行道上堆着高高的石头地砖，上方有标识写着欧式宫殿级写字楼。中央商务区豁开坑坑洼洼的大口子。城市的东边，一个新的市中心正在崛起，将来的某一天会有政府办公楼，图书馆，科技馆和剧院。而现在这片地区宽敞的大道上没有车辆，静悄悄的商场里杂草丛生，篱笆修剪成整齐的几何图形。东莞的口号是“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

塑造新生活的速度甚至更快。几节电脑课能让一个人即刻平步青云进入另一个阶层；在人才市场，一个上午足以令人建立起新的职业生涯。在照相馆花二十块能照一套相片，布景上绘有高档住宅前的栅栏和庭院，将洗出的照片寄回家，或者送给亲友，或者贴在宿舍的墙壁上，宣告着照片中的那一位如今已经面目一新。在城市的墙壁上，在招工和梅毒诊所的广告旁常常贴着寻人启事：他五年前离家，肤色黑，脸上有麻子，说话语速快，喜欢打电脑游戏。失踪者的家人张贴告示，寻找被这座巨大城市吞没的亲人。

周末，年轻人占领了整个东莞，公园和广场感觉好像露天的高中校园一样。女孩子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徜徉，穿着花边上衣和紧身牛仔裤，互相搂着肩膀。男孩子的阵容小一些，穿着工厂制服，袖子挽到腋窝下面。情侣们招摇过市却心思各异，女孩子骄傲地展示着她们的男友，男孩子则比较懒散而冷淡。一到星期一的上午，东莞的公园和广场就出奇的安静。工厂的大道上只有一张张漠然的脸孔面对着世界，女孩和男孩们都被吞没在这寂静中。工业生产不需要运动和活力，正相反——一条又一条街上，只有沉默。

晚上公路两旁一长溜的工厂灯火通明。仔细一点，有时能看到窗口闪过的影子，像萤火虫一样转瞬即逝——只要灯亮着，就有人在工作。每一行夜幕中亮着蓝光的窗户都告诉你这是一家工厂；窗户一行隔着一行，就像是海上巍峨的巨轮。从远处看，真美。

两个姑娘从家里出来才二十天，城里的一切都很陌生，她们连工厂老板是谁都不知道。这天，她们什么也没带：没有饮料，没有装着水果和零食的塑料袋。她们就坐在广场上，大太阳底下，这个区在东莞以小型鞋厂闻名。

她们一个叫田永霞，一个叫张大丽。十六岁，第一次离家。大年初九——这天是出远门的黄道吉日——她们从河南农村的老家出来。村里有个姑娘在东莞的一家厂里打工，一个月挣八百块，她们也想挣。她们每人付给一对夫妇四百块钱，这对夫妇答应给她们安排进厂工作，并带她们从村里出来，坐了三天的汽车。可是到了东莞，没有工作，这对夫妇也不见了。

两个女孩在公交车站捱了四个晚上，终于和某个老乡联系上了。老乡给她们找了一家电器厂的工作，一个月三百。工资很低，但她们也没法跟老板谈工钱。“那个时候我想进厂，就为了睡个好觉，”永霞说。她的脸宽宽的，小眼睛，爱笑。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说话。大丽要苗条些，更好看，五官精致，牙齿不齐。

两个女孩子很快就了解了工厂生活的等级，她们身处最底层。先来的工人瞧不起新来的，也不跟她们说话。这是一个较小的分厂，工资低，但是在公司的总厂打工需要有技术，还必须有像样的身份证。两个女孩进厂时用的文件是找别人借的，因为她们还没有申领自己的身份证。一天在流水线上八小时班，周末休息，但这并不是好事，因为加班才意味着更多的工资。做鞋的厂子工资更多，但大家都知道鞋厂的工时极长，两个女孩经常辩论，为了多赚点钱是否值得累到筋疲力尽。永霞和大丽进厂没多久，就开始谈到辞职。

两个姑娘离家前有一个约定：如果到东莞的第一份工泡汤了，她们就直接回家。但是当第一份工真的化为泡影时，她们留了下来。她们已经来到了城市，和从前不同了。

遇到永霞和大丽的时候，是我刚来东莞的第二天。那是一个2月的上午，天空暗白，空气里满是热气和摩托车的尾气。在珠三角，下个月就将开始入夏。我带着两个女孩去了一家面馆，给她们点了可乐。她们小心翼翼地从吸管里啜着可乐，告诉我她们离家的故事。

我对她们解释说，我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永霞翻来覆去看我的名片，琢磨着上面陌生的北京地址。“我们能给你写信吗？”她突然说。“我们很想妈妈。我们很寂寞。”透过面馆的窗户，一个姑娘发觉外面有情况。两人起身散开，好像一对受惊的鸟。“不好意思，我们得走了。”

我追上她们的时候，她们已经快到下一个街区，俩人站在人行道上，中间有个姑娘——她们的意外收获——就是去年来东莞打工，一个月挣八百的那个老乡。她可是有门路的，这次永霞和大丽不会放过她了。

我问永霞要她宿舍的电话，但她刚来，还不知道号码。她答应给我写信。我们说好两星期后，就在那天上午我们碰头的那个广场上再见。然后她们就消失了。她们才十六岁，在中国最杂乱的新兴城市里四处游荡，没有大人陪着，自力更生。她们是各种坏人的猎物，缺乏生活经验和信息，就这样做着人生的各种决定。她们很想妈妈。但她们也第一次享受着这样的自由自在。

两个星期后，我从北京坐飞机南下东莞，按约好的在广场上等她们。我们说好的，上午十点碰面，但她们可能有各种原因来不了。也许她们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要加班，没空出来。也许她们觉得不能信任我。也许她们只是忘了，或是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也可能她们已经加入了失踪人员的行列。她们为什么要来呢？我唯一的希望是永霞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很寂寞。”

我一直等快到中午。这时候我知道，她们不会来了，但我也知道，一旦我离开广场，她们对我来说就永远消失了。她们十六岁，从河南来，关于她们，我所知的仅此而已，包括名字。她们穿花边上衣，紧身牛仔裤，扎着马尾，看上去就像几百万从别的什么地方来东莞打工的年轻女孩一样。那天我再也没心情去认识谁。好几个小时，我在炽热的阳光下漫无目的地瞎逛，盯着来往的人群，跟自己说不要过去，因为没有一丁点理由过去说话。如果是一群人，那就很难和她们说上话；如果她们在吃吃喝喝，那就说明她们过得太好，不是我要找的人。看到这么多我永远都不会认识的打工者真令人丧气。仿佛她们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完全没有意义。

之后的几个月，我每次来到东莞，都会仔细地看街上打工女孩的脸，希望能再找到永霞和大丽。许多女孩子也会看我，眼神有几分提防，几分狐疑，又或是好奇。东莞有几百万年轻女子，每个人都有值得诉说的故事。我应该从观察她们的脸开始。

2004年2月，我第一次来到东莞。在中国，外出务工已经有二十个年头，绝大多数的外国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都报道过工厂内部的恶劣环境。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写写工人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务工。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最多，也许失去也最多。东莞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城市之一，年轻而又没什么技能的人奔向这里的流水线，据估计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是女性。看起来这是写作开始的好地方。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每个月都在东莞住一到两个星期。我认识了一些年轻的姑娘，也碰到过许多跟我说完她们的故事然后消失的打工女孩，就像广场上我再也没有见过的那两个姑娘一样。她们的冒险精神令人吃惊。如果她们不喜欢一家工厂、某个老板或者同事，她们会头也不回地跳槽到另一家。她们向我讲述过去的经历，有时会跳过在某家工厂的某段时光，因为她们不记得了。老家的父母也不太清楚他们的女儿在忙些什么。生存，对打工女孩来说，是时时刻刻的眼前之事，看起来自由自在，但也烦恼不断。在城里讨生活，意味着切断她们所熟知的一切。

跟我最亲近的几个姑娘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她们理解她们生活的戏剧性，也知道我为什么想要了解她们。我想她们对我的理解比我想象的更多。我来自美国，上过大学，论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我和她们相隔十万八千里。但是作为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单身女人，我知道孤独是种什么滋味。我也被中国男人欺负过，被警察吼过，被巴士司机骗过。我也有交不交男友的两难抉择，也有父母担心我还是单身。2006年春天当我结婚的时候，一个最了解我的女孩让我吃了一惊。“你妈妈一定特别高兴，”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我觉得她是个传统的中国人。”

也许我和这些女孩之间最紧密的关联，她们永远都不知道：我和她们一样，背井离乡。从美国的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捷克的布拉格。我在国外住了十五年，每隔一两年回家看一次父母，就像这些农民工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抗拒着中国的吸引力。在大学，我回避美籍华人组织，只上过一节中文课。我主修美国历史和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美国作家Larry McMurtry的西部小说。在布拉格，我给一份外侨报纸作有关捷克政治社会的报道。1992年的一个冬日，一对中国夫妇拖着箱子在泥泞的人行道旁用普通话向我问路。憋了很长时间，我才恨恨地、用他们的语言给他们指路——仿佛他们在逼我回到一个已经甩在身后的世界。

一开始，我对中国的兴趣很现实——20世纪90年代初，腾飞的中国经济吸引了全球的关注，能流利地说中文成了我的资本。1993年我去了香港，成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才开始阅读中国历史的书籍，终至乐此不疲。对我来说，中国永远感觉像一场考试，而我却荒于学习。两年之后我去了台湾，那里的人经常问我是哪一年“出去”到美国的——他们的潜台词仿佛是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在中国出生的。后来我去了中国大陆，也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这就是台湾和大陆的相似之处，虽然严格上来说，这两个地方直到最近关系才变得融洽些，但是两者比他们想象的更相似。

大多数美籍华人来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回祖辈的老家，但是我在香港、台湾和大陆住了十二年，也没回去过一趟。我担心我还没有准备好，去理解在老家会发现些什么。我怕去这么一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能理解那些打工女孩们对家的复杂感情。

农村来的女孩教我认识这座城市。从她们那里我得知哪家工厂经营得不错；足不出东莞，这些工人就明白这个世界上各地区之间的等级。美国和欧洲老板对工人最好，然后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继而是台湾老板。中国大陆的工厂最差劲，因为“他们老是倒闭”，一个农民工跟我说。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重大的政策变化——2005年初，一些工人跟我说最低工资要涨了，而这时候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

许多我读过的写中国农民工的书并不真实。农民工早已不再生活在被警察抓捕的恐惧中，相反，官方忽视了他们的存在。本地居民的歧视也并非什么问题，因为打工族和本地人几乎从不碰面。他们高度的就业升迁情形也令我感到惊讶。几乎所有我在厂里认识的高层人员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我认识的姑娘并未注定要回家种地，因为她们出来之前也没种过什么地。她们多半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地，也不清楚几时开始农忙。我所有的臆测都来自90年代中期的农民工研究；十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天翻地覆，变得太快，快到无暇记录。

我开始喜欢上东莞，这地方似乎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如果你能受得了这儿，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我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这一切。午饭我吃两块钱一碗的面条，去哪儿都坐公交车。我穿牛仔裤和凉鞋，比许多出门时穿绣花衬衫和高跟鞋的打工女孩还朴素。在东莞我就像是隐形人，我也喜欢这样。在中国别的地方，一个到处盯着陌生人看、在笔记本上写来写去的人或许会引来注意；在这里，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根本没工夫理我。只有一次：我在人才市场抄录墙上的一个告示说明。一个保安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练习英语，他就让我走了。

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东莞仿佛是隐形的。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多都曾路过东莞，但是他们所记得的——这真令人震惊——就是无穷无尽的工厂和妓女。我在这个隐秘的世界中跌跌撞撞，我和七百万，八百万，或是一千万人分享着这个世界。在东莞生活就像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以一百一十公里时速冲下高速公路，四周景物变化纷呈，让人目不暇接。东莞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

东莞也是一个矛盾体，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这里开始。19世纪，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蹂躏这个国家并掠夺它的财富。1839年夏天，清朝的官员林则徐在虎门港下令公开销毁两万箱鸦片，而虎门就在东莞。这个举动让中英两国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双方在广东交火，英国的战船摧垮了中国军队，战争很快结束。《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割让给英国，中国开埠通商，给予外国史无前例的商业和法律特权。中国的历史课上说，虎门销烟照亮了中国的近现代纪元：对外国列强的屈服，随之而来的是清王朝覆灭，革命，战争和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

但这个地方还有另一种历史。1978年的秋天，香港太平手袋厂在东莞开设了第一家外资工厂，第一年的收入是一百万港币。工厂将香港运来的材料加工为成品，再运回香港，销往世界各地。太平手袋厂开创的这种模式，被数以千计的工厂所追随。接下来的两年里，中国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作为吸引外资和免税政策等鼓励自由企业措施的试验田。最大的一个特区是深圳，位于东莞以南约八十公里，并很快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展示台。深圳是规划出来的样板城市，由北京的领导意志催生出来，得到国家部委及下属企业支持。

东莞不一样。没有任何人的指令，就这么发展起来了。深圳胸怀大志要发展高科技和创意产业，而东莞做的是它力所能及的，也就是说，香港和台湾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工厂，做衣服、玩具和鞋子。这些工厂只需要廉价的土地和劳力，以及当地官员的放任自流。一开始的那些根本就不能叫做现代工业。许多早期的工厂是二三层的房子，一间屋子里坐五十个工人，在桌前做一些简单的活儿，比如缝合玩具熊或是给洋娃娃安上假发。有些厂房甚至设在铁皮搭成的棚子里面，因为老板不想花钱建一幢真正的房子。

早些时候，这里没有开通到香港的铁路。生意人从香港走过边界，先到深圳，然后打一辆出租车到他们在东莞的工厂，沿路穿越片片农田。“那时候这边没有路，没有车，没有电视，连窗帘都没有，”艾伦·李，一家台湾鞋业的主管回想当年的情景时这样说。他于1989年来到东莞。“你根本买不到那样的东西。”1989年的6月，他骑了四十分钟的自行车，去看电视上有关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新闻。

本地的劳动力很快就供不应求，邻近省份的移民开始来到东莞。林雪，就是我认识的为一家打工族杂志写稿的女子，1990年从四川农村来到东莞。“我们两眼一抹黑就来这里了，”她告诉我。“我去问卖票的，我应该买张去哪里的车票？卖票的说去哪，我们就去哪。”林雪找到了一家工厂，七十块钱一个月，她的妹妹在另一家工厂冲压胶合板。

90年代，东莞的制造业转向电器和电脑部件。现在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个人电脑硬盘磁头和百分之三十的个人电脑磁盘驱动在东莞制造。过去二十年的经济以年平均百分之十五多的幅度增长。但有些事情依然不变。外来务工人员依然来到东莞。劳动密集型工厂依然占主导地位，虽然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工作依然简单。依然有相当多的房子里坐着工人，在桌前干一些简单的手工活。

因此，东莞是一个充满历史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曾高调地反对外国势力出现在中国，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向它敞开怀抱。每个中国学生都学过虎门销烟。但是从这个任何历史课本都没提到过的太平手袋厂，到我在东莞认识的每一个人，我都能找到直接联系——从学习Word软件的打工族，到自学成才的大师，还有奔驰车的销售员——他告诉我S系和E系的奔驰车在东莞卖得最好，因为“这车很好，能帮老板提高形象”。对所有这些人而言，现代史开始于一个手袋厂。

我来东莞好多个月，没见过一个本地人。从高级管理人员到流水线工人，工厂都是外来民工独占的世界，尽管大老板有时候是香港人或台湾人。本地人说粤语，但工厂这个世界里运转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因为只有说普通话，来自不同省份的人才能互相交流。打工族对当地人评价不高：都是一群没怎么上过学的农民，靠出租土地给工厂过活，工厂这么艰苦的条件，他们一天也捱不了。“就是谁也瞧不起谁，”我的朋友林雪这样说本地人和外来民工的关系。

来东莞半年之后，我采访了副市长。他叫张顺光，是东莞人：我采访的第一个本地人。我们坐在市政府大楼巨大的接待室里喝茶，用的是小小的纸杯。他的几个助手都在场，互相说着粤语。此前我没见过一个本地人，原来他们都在这里，在政府里。

“你说广东话吗？”一个助手问我。

“抱歉，不会，”我说。之前在东莞从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你是第一次来东莞吗？”

“不是，我来这里很多次了。”

“啊，都是秘密行程吗？”

“如果你们不知道，就算是秘密的吗？”

我们已经互相不爽对方了。采访当中，我抬眼看这个助手，他也回眼盯着我看。他旁边那个年轻女人睡着了。“谁也瞧不起谁”，我脑海里忽然蹦出这句话。

这次采访挺有用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永远都不会相信政府有多么忽视移民的存在。副市长对移民的人口数量没个准数——那是全国人口统计的事儿，跟他的部门没啥关系。他也承认当地政府缺乏条件去检查工厂内部的环境。“如果我一天查一个厂子，”他说，“那么查完东莞所有的工厂要花掉我五十年。所以我们得靠那些公司自觉。”

然后，副市长谈了一个“提高东莞人口素质”的计划，但却把外地人排除在外。就像所有的城里人一样，副市长从骨子里鄙视外地人。“外来民工的素质不高，”他说，“但这是那些公司的问题。他们应该给工人上课。”

我问副市长为什么工厂里没有本地人，甚至在高层管理的职位上也没有，副市长不假思索的回答跟他刚刚讲的恰恰自相矛盾。

“因为外地人，”他说，“素质更高，薪水也要得低。”

采访结束，副市长跟我握手，夸我对东莞了解不少。我没有告诉他，我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是十几岁的打工女孩——那些素质低，薪水更低的外地人。

来东莞一年后，我在市中心租了间一室一厅的公寓，每个月一千三百元。这个高层小区叫“东莞城市假日”，主要目标客户是单身女性。在城里到处有粉艳艳的大广告牌宣传“一个人的房子，一个人的精彩”。我想在这里能遇到一些年轻女人，听她们的故事，但是在大堂和电梯里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没在公共休息室里见过一个人。大家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没工夫去管别人。我大部分的消息都来自小区里的通告栏，上面描绘了一个充满小偷小摸和昼夜施工的社区。

为了居民的安宁，1月1日停止装修。1月2日装修恢复。

有人敲门时要先确认敲门者的身份，不要轻易开门。

有了解南城区盗窃团伙线索者请联系警方。

我的女房东许多年前从广东乡下搬到东莞。她收租的时候经常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和拖鞋出现在我的公寓，有一次，我听到她跟她老公打电话的时候说“操你妈”，因为他刚跟她讲出差回来要晚一点。她在一间宾馆上夜班，做销售。我很想知道哪种销售必须在半夜到早上六点之间进行，却从来没有勇气问她。她有的是办法转移话题。

“你怎么会有两个小孩呢？”我有次问她。大部分的城市家庭限生一个。

“那你说，我怎么有两个孩子的？”她反问道。

我公寓外面的购物场所不停变换。我刚搬进小区的那天，在我那幢楼的大门旁看到一家砖炉比萨的招牌，好兴奋，这是用家乡的味道来欢迎我嘛。等下次来住，它已经蜕变为大志手机数码超市。这正是中国需要的：又一家手机卖场。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楼下的空间从一间天花板上荡着电线的空壳变成了一家彻底的手机店，站着机器人似的销售员，巨大的音响里迸发出的音乐声一直飘到空荡荡的停车场。再下一次来的时候，营销已经开始了：一个年轻姑娘站在商场门口对着麦克风念手机型号和价格，一个接着一个。我那幢楼前面又出现了另一个招牌：有肯德基作邻居！坐收年利8%。对于做肯德基的邻居，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好激动的。唯一不变的是对街的雀巢咖啡厂。夏天的时候，只要一走出去，咖啡的味道就将我包围，像是泡了一个又苦又甜的热水澡。

生活在北京，很多事都察觉不到，但是在内陆城市，你能近距离观察到中国发展不堪重负的一面。公交车常常跑着跑着，就不按规定路线而跑去加油了。缺油比较常见，所以只要有一家加油站开着，就值得停下来，哪怕车上满是乘客。全天停电是常有的事，因为政府限电，工厂必须变戏法一样地调整进度。我小区的通告栏里有一条从来没有变过：原有的电力干线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必须更换。

2005年的夏天，我每次去东莞，至少有一天在停电。有时候停电前会发通知，我能事先准备一下，但有时候完全没有事先警告，我只能在摄氏三十度以上的室内待上一整天，尽量少动弹。我会打电话给物业办公室，发脾气，但这也不是他们的错。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中国经济每年增速百分之十，在南方甚至更快，一切能像这样维持运转，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我去哪里都坐公交车。这样能更多地了解打工族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现实所迫。出租车司机是一群大骗子——不止一次，当我坐上出租车在黑暗的公路上疾驰，司机会威胁我，如果不给更多的钱，他就把我丢到路边。另一种快速谈判花招是还没到目的地，就提出以更便宜的车费放人中途下车，而不管乘客们愿不愿意。司机们总是如此短视，他们为了更快到手现钱，宁愿少拿一点。即便最老实的出租车司机也有农民的毛病：一旦他们离开熟悉的那一块地，就跟我一样找不着北。

巴士上的员工是配好对的：开车的是本地男人，卖票的是外地女人。有时候他们一路都隔着乘客的脑袋扯着嗓门说话，有时候仪表盘上方装了个小电视，这样司机可以边开车边看电视。每到一站，车还未停稳，售票员就探出车门外，以嘶吼的嗓音报站。等车的人通常容易为此所迫，如果售票员吼得时间够长，有些人就上车了。

巴士上的年轻男人散发着浓烈的汗味，那是人在室外走了很长的路却从来没有享受过奢侈空调才产生的味道。年轻女子则完美无瑕：她们没什么味道，头发总是顺滑而闪亮。每辆巴士上都会有几个外地人，拿着塑料袋罩在嘴上，静静地呕吐。晕车是乡下人的通病，他们不习惯坐车。绑在车顶上的褐色塑料袋，像是一串串熟透的香蕉，开始腐烂。巴士上的乘客带的东西五花八门到让人惊讶；农村的生活方式就是什么都不会扔掉。我看到过：有人带着老旧的电视机；装着电线的柳条筐；一个外面挂着硬泥浆、里面装着泥瓦匠工具的筒子；一把一码长、看起来像凶器的扳手。还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年轻姑娘拿着两米长的扫帚柄。

车站是没有标识的，也没有站牌写明路线。你得开口问：信息要靠口口相传，仿佛我们生活在还未发明文字的古代。有两次我买了有巴士线路的地图，但两张地图都过时了。事情变化得太快，来不及用文字记下来。其他的乘客和我一样摸不着头脑，经常会喊出他们要去的但其实早已开过头的地名，然后仓皇离去。无论我去哪里，都有人找我问路。一天下午，我搞不清方向，跟一个外地女人问路，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是湖北人？”这算夸我还是骂我？我只是要回家而已。

晚上巴士很早就收工，对于那些坐不起其他交通工具的人来说真是不公平。八点以后，人们就会住在朋友的宿舍里，即使大部分工厂禁止访客留宿，一旦抓到会罚很多钱。

我在巴士上从没见过老人。

一天晚上我搭了一辆从深圳到东莞的巴士。大约走了一半，巴士停了下来，司机冲乘客吼着，换一辆车。这虽然并不合法，但很常见：深夜的时候，只载满一半的巴士乐于把乘客赶上另一辆半空的车，而不是继续开下去亏钱。赶乘客的巴士司机会给接手的司机一笔钱，按交接的乘客人数算钱。

第二辆巴士上路后，售票员说这车根本就不到东莞。这也很常见：一旦第二辆巴士拿到了钱，剩下来唯一的目标就是赶紧把乘客甩掉。

巴士停了。“去厚街的在这里下。”售票员是个瘦得皮包骨的广东男人，无论说什么都用浓重的鼻音吼出来。他走到通道上，点来点去，命令一些人下车。他点到了我。

我前面的一个乘客下车了，消失在黑夜中。我走到车厢前部，在最低一层的台阶上探出身体。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公路上，旁边是一块废弃的工地。

“这里没有出租车，”我跟售票员说。“我不下车。”

“这里有出租车，”他吼着鼻音浓重的粤语。

“我不下车。”

他走到我身后，把手搭在我肩膀上。

“别碰我！”我爬上台阶，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没有一个乘客挪动一下。

然后车子又开动了。巴士没法卸下乘客，就继续开。乘客陆续停站下车，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些车特别黑，”坐我旁边的一个脸庞又窄又黑的女人说。“你应该只坐那些穿制服的司机开的巴士。”然而她也在这车上，和我一样。

“这巴士上干活的人是坏蛋，”她大声说，“嘴里都是脏话。”我只是靠着她坐就感到很安全了，可是她也下车了。

巴士靠在路边，又停了下来。“好了，都下车，”售票员吼道。这次他走到通道中间，给每个人两块钱。

我走到通道里他站的地方。“我付了二十五块钱到东莞，我要把我的钱要回来。”

他转过来对着我。当然，他比我高，还是个男人。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力。

“如果你付了一百块，我就该给你一百块吗？”他吼道。“如果我把裤子脱了，你会给我一百块吗？”

这话没有什么道理，也不好笑，但是他很喜欢，又说了一遍。“如果我把裤子脱了，你会给我一百块吗？”

“Fuck you，”我用英语骂他。“Asshole．Prick．”这么做打破了我在中国生活的基本原则——永远不打“美国人”这张牌，但是有时候用英语骂人是有效的。这个男人看着我，肃然起敬。

我推开他走到车厢前部，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扔扔。我想抢过他装钱的腰包然后甩到窗外，但是他把腰包藏得很贴身。仪表盘上有条脏毛巾，我把它甩在司机脸上，然后下车就跑。我的心怦怦作响；我想他可能会追上来。然后我停了下来，意识到自己看起来有多么愚蠢。

在一条小路上，我遇到一辆出租车，问司机到东莞多少钱。八十块。我上车了。我气得发抖。我想到我认识的、住在这里的每一个年轻女人，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经被像那个皮包骨的广东男人那样或许一早起来就对世界充满怨气的人骗过，欺负过，咆哮过。你对自己的无能束手无策，只能哭，只能怒火烧心。一旦对抗，所有的一切立刻变成蛮力的较量，而女人总是会输。我有钱，有了钱我能买到舒适和安全。她们没有。

但是也有好人，就像在巴士上替我说话、骂司机的那个女人。你只能往好的一面看，否则活不下去。

东莞仿佛是一个没有过去的地方，但市里的官员不这么想。在新的市中心，他们建起一座博物馆——灰色石材垒砌的巨大楼房，好像独裁者阴魂不散的陵寝。出租车司机不知道这个地方——毫无例外每次他们都会带我去街上的一个商业会展中心——2005年夏天我去过三次，这座博物馆始终空置着。

中国的历史博物馆是个令人困惑的地方。古代的文明是辉煌的——官方描述会这么说——但却是封建落后的。现代中国受尽外国势力的凌辱，但中国人民在屈辱和败局中是英勇的。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此后有一些特别的年份——1957，1966，尤其是1989——完全不被提及。所有杂乱难解最好不谈的事情必须融入合理的模式，因为从孔子开始，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伦理道德教给下一代。

在东莞，博物馆乏味的大厅就像一座浪费空间和十足冷气的纪念碑。指示牌写着：历史，笔直走；经济，二楼。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探访了历史。第一个展厅从史前海洋化石一直讲到清朝，玻璃柜里展示着一堆看起来像石头的东西。近近细看，这些石头带着无法理解的英文说明：蚝岗贝丘遗址出土的磨石。一整个房间的立体透视织女模型用来展示东莞早期手工业的才华。循环播放的磁带里传出纺机的声音，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挥之不去。

后面还有更多成堆的石头，接着是历史踉踉跄跄地以令人惊叹的精确性推进。人口增加，到明朝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已经达到150378人。市场发达；盐业繁荣；农业兴旺。在一间大的开放展厅里，一棵假树的倒影被投射在一片假的湖泊上，那儿有一叶假舟，一座假拱桥，三只假鹅，两只假鸭。鸭子的呱呱叫声被循环播放。

讲述过去还有另一个难点。每个地方都必须反映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但大多数时代没有什么记录，也没有具体的东西保留下来。有价值的艺术品被北京运走了，或是在战争和政治运动中丢失了，所以博物馆被迫把其余部分生造出来。他们伪造大炮，钟铃，成套的盔甲，将古代文书印在塑胶贴板上，挂上墙。立体透视模型占领了所有的展厅——这是它最喜欢的展示方式，也许是因为它们很占地方。东莞博物馆里唯一真实的展品是那一堆堆的石头。

一旦进入现代历史，从19世纪鸦片战争开始，事情就变得愈发令人困惑。有一个展示标题是“怒对英国人”，内容是英国海军官员和一个愤怒的中国官员的蜡像。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的战败一直是深刻的耻辱和痛楚。但是也许在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里，不可能唤起对英国人必要的仇恨，因为隔壁的展示已经忘了这一切而向前看了。1878年，香港总督建议成立弱势保护局以保护中国妇女和儿童。展览飞快地进阶到二战和共产主义胜利——一张模糊的照片上洋溢着幸福的面孔。百万人民欢庆解放。

在下一个展厅，一条横幅跨墙壁：“梦想成为现实：从农村到IT城市。”一个灯箱上展示着共产党会议的一组照片，邓小平在会上阐述他改革开放的计划。那是1978年。从一间展厅到下一间，一下跨越了三十年，略过了新中国的成立，土地改革，打倒反革命，打倒“阶级敌人”，成立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夺走无数人生命的大饥荒，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

我走出历史进入了经济，现在，展示开始展现出活力。一个巨大的立体透视模型显示，太平手袋厂里的四个女人弯着腰在桌前缝鞋子。在政府办公室模型里，一个生意人正在申请证照，典型的东莞男人的样子：挺着啤酒肚，拎着仿皮公文包。历史加速进行——一眨眼几十年——然后是巨大的照片，有公路立交，也有污水处理厂和投资会谈。

输入——输出——输入的良性循环

第一个有百万手机用户的县级市

修公路，桥梁和电厂，以便吸引资金建更多的公路，桥梁和电厂

有一个互动的展示装置显示着城市的GDP，出口，存款余额和税收。最后一个展览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签字仪式。

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我离开博物馆的时候，来实地参观的三四年级小学生在大厅挤挤攘攘地排队。学生们穿着学校发的运动裤，脖子上戴着少先队的红领巾。博物馆的导游是个年轻女人，面色严厉，双腿似棍，拿着一个扩音器。我鼓起勇气准备再听听她怎么讲鸦片战争和一百五十年的耻辱。

“在三楼，你们会看到一个城市模型，”她开始了。“我要你们在这个模型上找到自己的家。你们都知道松山湖吗？”

“知道，”学生齐声回答。

“松山湖是我们的高科技工业区。东莞有一个口号，‘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我们现在是在五年计划的第三年。”

她顿了一下。“你们都知道‘建城、修路、开山、治河’吗？”

沉默。没有人知道这个。

“这是政府的政策。东莞还有一个对外国船只开放的港口……”

在7世纪，唐朝的皇帝命令朝廷史官撰写前朝的编年史。从此每个朝代都撰写前朝的历史，对事实添油加醋或闭口不谈，以巩固当朝的统治。自1949年起，政府开始同样将现代历史展示为抵抗外国势力的英勇斗争。但是在东莞，历史包含了截然不同的教训：历史是开放，市场，外商投资。历史从手袋厂开始，必须给学生灌输基础建设的伟大成就。

博物馆导游敦促孩子们当“文明的游客”，三四年级的孩子们排着拉拉杂杂的队伍进入历史。很快，大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寻思着这个中国历史博物馆只字未提毛泽东是多么不可思议。

➢三 穷死是罪过

1994年5月25日

从永通厂炒掉后，还好工资核算了，由于身上一百多块钱，我一点也不怕，说怕当时还是有点担心，毕竟我连个身份证也没有，但走投无路只好拿着一个六九年的身份证也这样去碰运气了，谁知运气还不错，总算混到了这个厂的啤机部。

想来想去，来到广东跳了四五个厂，却还是一个厂比一个厂强，更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从来就靠自己，不曾求过任何人。虽然也算有几个好友，但却没有一个在我最需帮助的时候帮助过我。

记得从深圳逃回来，那时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除了一个人没有任何什么，在外打流一个月，身无分文，甚至一连饿上两天，也无人知道……虽然哥嫂他们都在龙岩，但我不愿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毕竟帮不了什么，我时常想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自己。

是的，我只有靠自己。

伍春明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没有告诉她父母。那是1992年的夏天，到外面去，说起来这既莽撞又危险。在她湖南老家的村里，有种说法是进城的女孩子会被骗到妓院，就此失去音讯。

那年夏天春明只有十七岁。她中学毕业，在家附近的一个城里卖蔬菜水果；她和一个还在上学的表姐一起到东莞。两个姑娘借钱买火车票来到东莞，在一家做玩具涂料的厂里找到了工作。化学品的气味让她们头疼，两个月后她们回了家，同之前一样一穷二白。第二年春天春明又出去了。父母反对，又是吵又是哭。但她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走，还有邻村的几个朋友也一起，她妈妈帮她借钱买了火车票。

1993年的广东比现在还要乱。外来务工人员从农村涌到广东的大街上找工作，晚上就睡在公交车站和大桥下面。找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敲工厂的门，春明和她的朋友吃了好多闭门羹，终于被国通玩具厂录用了。厂里的普通工人一个月挣一百块钱；为了充饥，他们买回超大装的方便面，加点盐冲开水吃。“我们以为一个月要是能赚到两百块钱，”春明后来说，“就会心满意足了。”

四个月后，春明跳到另外一家厂，但是当一个同事说她表哥知道深圳有更好的工作时，她马上就离开了。春明和几个朋友去了深圳，在高架桥下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和同事的表哥见面。他把女孩们带到一家发廊，领她们上楼，一个化着浓妆的年轻女人正坐在按摩床上等客。春明一看这场面就吓坏了。“我们家很传统，”她说。“我觉得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坏人，要我当妓女。我想一旦去了那里，我也会变坏。”

有人跟女孩说她们应该留下来，在公共澡堂冲个澡，但是春明不肯。她走下楼，往大门外看了一眼立刻就跑，连朋友和箱子都不要了。箱子里装了钱，身份证和她妈妈的照片。身后的脚步声越逼越近。她拐到一个巷子，又穿到另一个巷子，脚步声停了。春明冲进一个院子，在后面找到一个废弃的鸡笼。她爬进去，在那里躲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她的手臂上布满了蚊子叮咬的包，春明走到街上，跪在地上乞讨，但没有人给她任何东西。一个路人带她去了派出所；因为她没有发廊的地址和名称，警察也没有办法帮她。他们给了她二十块钱坐巴士回玩具厂。

还没到东莞，半路上巴士司机就赶她下车了。春明开始走路，街上有一个男人跟着她。她发现一个女孩穿着工厂制服，就问那个女孩能不能让她混进厂里过夜。那女孩借了一个工人的身份证把春明带了进去，那天晚上春明躲在一间澡堂里。早上，她偷了一身晾在澡堂外面的干净裤子和T恤，爬出工厂的大门。那个时候，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一个巴士司机给她买了一片面包，让她搭车顺路回她表哥和表嫂在东莞工作的地方。

春明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是在街上闲逛。她结识了一个工地上的厨师，他让春明跟工地上的其他工人一起搭伙，晚上她溜进朋友们的工厂宿舍里睡觉。没有身份证，她就找不到新工作。晃了一个多月，春明看到银辉玩具厂招流水线工人的广告。她捡到一张别人遗失的、也许是扔掉的身份证，用它找到了工作。从法律意义上说，她是唐聪芸，1969年出生。这比她的实际年龄大了五岁，但是没人会细看这些东西。

春明在银辉厂做了一年，把大盆里的塑料混匀倒进模具里做成玩具汽车、火车和飞机的零件。她胆子大，喜欢说话，很容易就能交到朋友。她的新朋友叫她唐聪芸。于是，她真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离开这家厂之后这么多年，她还会收到寄给唐聪芸的信。春明从来都没搞清楚唐聪芸是谁。

春明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两年了。那是在2006年底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时她坐在果汁吧里，为了买生日礼物刚逛完一天的街。“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当时发生的事情，”她嘬着混合果汁跟我说。“我现在讲这件事，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你后来有没有搞清楚被你甩在发廊的那些朋友怎么样了？”我问。

“没有，”她说。“我不知道那真的是个坏地方，还是说一个可以单纯当按摩师工作的地方。但是他们不让我们走，这太吓人了。”

被她甩在身后的那些姑娘里有一个是春明最好的朋友。她们是在东莞的流水线上认识的，春明不知道她朋友老家的村名，也不知道怎么再找到她。几年之后，春明碰到一个认识这个姑娘的女孩；她说那个朋友回家了，后来又出来，到了东莞。从这条简短的陈述中春明推论这个朋友后来没事。但是也没办法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她被拐到妓院，再也没有音讯，就像村里人说的那样。春明和她最好的朋友失去了联系，就像她一路上认识的许多人一样。东莞的一年很长，春明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十三年。

1994年5月24日

早上七点钟上班，晚上九点钟下班。接着冲凉、洗衣服，十点多有钱的去吃夜宵，没钱的就睡觉，睡到早上六点半大家都还不想起床，但没法七点要上班，还有二十分钟爬起来揉揉肿肿的眼睛洗脸刷牙，还有十分钟想吃早餐的还利用这十分钟去吃早点，而我却看见很多的人没有吃，不知是不想吃，还是为了省钱，或者是为了苗条……

我总不会为了苗条为了省钱而不顾自己的身体。到底在外打工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挣这几个钱吗?

春明来到东莞不久就开始写日记。在这个淡粉色封皮的笔记本里，春明描写她的打工生活，考勤人员的苛刻，花在八卦、零食和对男生犯花痴上的那些难得的休闲时光。你必须每天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事情，用笔给它们记下来，这样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还可以看到自己成长的足迹。在同一个本子上，她写下跳出打工世界的计划，这要通过坚韧不拔的自我提升方案来实现：读小说，练书法，学说话——既要消除湖南口音，又要学会说广东话——工厂老板的语言。她最怕就是陷在当下。时间是春明的敌人，提醒她又过去了一天，而她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但时间也是她的朋友，因为她还年轻。

日记往往没有记下日期，也没什么顺序。春明写得很快，描述她的生活，给家书打草稿，抄写励志口号和歌词，鞭策自己努力工作。有时候她写的句子在两页之间行成对角线，一直歪到每个字有两厘米那么大。在春明的脑海里，她在咆哮。

我没有时间烦闷因为

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时间就是生命。”

我们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庸俗。——伍春明

目前我什么也没有，我唯一的资本就是我还年轻。

差不多一点了吧！看到这本《外来工》舍不得放手，但晚上七点又要上班，睡算了，还是身体为重。

唉！我真恨时间实在是太少了，每天上班十二小时，剩下十二小时要吃饭，要冲凉洗衣服，还要睡觉，还剩下多少时间来看书，这样上夜班时间总是零零碎碎的，下班吃了饭，又要等一个小时冲凉，下午睡觉到六点钟又要起床，吃饭又是一小时这样浪费了……晚上看到十二点，还可睡六小时，还有一小时用来做其他了。

我失败了，失败了

难道在人生这条道路上我注定要失败吗？

我不相信

我决不相信

伍春明，你总不能每天就如此过下去吧！你想想你来到这个厂已整整半年了，然而你到底有些什么收获呢，你既然知道在这啤机部就是打一辈子工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但你想到跳槽，更想找一份如意的工作：首先你必须学会讲白话，你为什么这么没有用呢，你到底是不是很笨？

为什么别人能学会你就学不会？

你也是一个人，伍春明。难道你就是一个如此无用之材吗？

你已有两个多月了，对白话一点也没有长进，记不记得刚进这个厂的目的就是要学会讲白话，如果在今年之内你学不会讲白话，你就是笨猪、笨牛，也不要在广东打工了，每月这两三百块钱，还不如在家好。

3月22日

唉，我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时间又太少了，有些人只说烦死了，嗨！别人烦，我可是没时间烦。

第一、要锻炼身体，太肥了可不行；

第二、要多看书，多练字，自己过得快乐、充实；

第三、要学讲话，这不能太急需慢上学。

至于睡觉时间最多只能睡六小时就足够了。

3月29日

今天发了工资，领了365元，还了50元账还有300元，要买手表，要买衣服，要买日用品，哪还有钱剩余……夏天来了，一件衣服也没有……至于手表必须得买，没有手表，不能准确地更好地利用时间。

至于寄钱回家更不可能了，下个月发工资去报读速记文秘函授大学，我一定要拿到一个大学毕业证，我来广东绝不是为了挣这二三百块钱一月……这只是我暂时的落脚点，这绝不是我的永留之地。

没有人会理解我，我也不需要别人来理解我。

我尽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罢！

5月22日

很多人都说我变了，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变了没有……我现在沉默了许多，再也没有以前那么爱笑了，有时笑也是极勉强的笑，有时我觉得我自己麻木了“麻木”，麻木不是不是！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找个什么词来形容现在的我。

反正，我好累，好累，真的，真的，觉得好累。

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都感到好累，这样太累、太累，不要这样过了。

不要这样过了，再也不要这样过。

再也不要那样过。

究竟我该怎样过？

即使春明计划在打工界出人头地，在信里她还是努力表现出一个传统的女儿的样子。

妈妈，我给您织了一件毛衣……如果我不织毛衣的话，我可以用一天的时间看很多的书，但是，妈妈，有时我都想：我宁可做一个妈妈的乖女儿，做一个有孝心的女儿，甚至可以丢开那些我非常想看的书。

妈妈，我把我对您的爱全部织进了毛衣中……妈妈，记得在家的时候，您总是说人家的女儿多么多么的会织毛衣，你永远也没那个常心。而如今，您看您的女儿也不是会织吗？要记住，您的女儿永远不会比别人笨！

家人的期望压迫着她。农村来的女孩尤其能感到来自家庭的压力。如果她们进步得不够迅速，父母会催她们回家结婚。

终于收到了家里的一封来信……能给我写信的除了爸爸，还有谁呢？妈妈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妈妈挂念我……上次那封信还附上了一句话，要我不要在外交男朋友。虽然仅此一句也使我高兴，就仿佛妈妈站在我身边在教我一样。

我是多么想把心中的话向妈妈倾吐一番，然而不能，妈妈！我的妈妈，你为什么是一个文盲，你是个文盲也没关系，你为什么连封信也不会写，你不会写信也没关系，只要你会写几个字也行，你把你要说的话乱写几个字拼起来，我也会理解你的心思。

妈妈，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话要对我说，只是爸爸没有写出来……爸爸妈妈，看来我们之间是无法沟通的了，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也不会明白女儿心里真正所想的，也许您们所想的是我已经找到了我理想的厂了，有三百多块钱一个月，以为我再也不会跳厂，您们的要求也许是再也不要跳厂了，在这个厂好好做两年再回家结婚，再像农村所有女孩子那样成一个家，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想的……

我要在广东闯出一番天地来……我的计划是：

第一、去读函授大学

第二、学会讲广东话

第三、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决不结婚。

在东莞的头三年，春明没有回过一次家。她告诉朋友们工厂放假的时间太短了，但是在日记里她写道：有谁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过年？最主要的原因，我实在不想浪费时间。因为，我要读书！她也没听妈妈的叮嘱，给车间里一个帅哥写了情书。工作的地方，男孩子很少见，长相不错的更是引人瞩目，有许多女孩子追。这个男孩对春明没感觉，还把春明给他的情书传给别人看。

流水线上工作半年后，春明得知工厂在内部招聘文员，她写了一封信给部门领导，表示她有意应聘。老板听说过春明倒追男生的名声，下令将她调到另一个部门。但是他的命令不知怎么被会错了意，春明反而当上文员。之后她表现得不错，老板也改变了对她的看法。新工作一个月三百块钱——这是春明一年前月薪的三倍。

打工女孩的故事有某些共性。刚来城市的时候总归有些稀里糊涂、摸不着头脑，也常常有这样那样坑蒙拐骗的情节。姑娘总说她们是一个人出来的，虽然事实上她们通常是跟别人一道来的；她们只是觉着孤独。她们会很快就忘了工厂的名字，但是对一些特定的日子却记得很牢，比如离家的日子，或是永远离开一家烂厂的日子。工厂是做什么的从来都不重要；关键是那份工带来的艰难或机遇。打工女孩的命运转折点永远是她向老板发难的时候。那一刻她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迫使这个世界将她视为独立的个体。

在工厂里你很容易迷失自我，那里有成百上千个背景相似的打工女孩：在农村出生，没念过什么书，穷。你非得相信自己是个人物，就算你只是百万人中的沧海一粟。

1994年4月17日

是呀，我毕竟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人，一个女孩子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爱吃零食，爱贪玩，更爱漂亮。

不要幻想能成为一个超人。

你只是一个极平凡极普通的女孩子，同样对好看，好吃、好玩的任何东西感到好奇。

还是从平凡从普通做起吧。

东莞的工厂里，男女分工很明确。女人当文员，在人力资源部和销售部门工作，流水线上绝大多数的工作也是她们的；老板们觉得小姑娘更勤奋也更好管理。男人垄断技术工种，比如模具设计和机修。他们通常占据工厂的高层职位，但也出现在最底层毫无出路的岗位上：保安，厨子，司机。工厂外面，女人做服务员、保姆，美发师和妓女。男人在工地干活。

这种性别划分也反映在招工广告上：

高埗手袋厂招聘

销售：限女性，英语四级

前台：限女性，会讲粤语

保安：男，30岁以下，身高1米7

或以上，退伍军人，懂消防，

会打篮球者优先

这同时暗示了不少信息。年轻姑娘享有流动性更强的工作机会；她们可以进厂做流水线工人，然后升职到文员或者销售。小伙子进厂则更难，一进去往往就难以改变。女性不管在厂内厂外，都有更广泛的社交，很快就能接纳城市的穿着、发型和口音。男人则容易自限在局外人的世界里。女性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要留下来的意愿也更强。

女性占中国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她们往往比打工的男性更年轻，也更可能是单身；她们离家更远，在外的时间更长。她们更有自我提升的动力，也更可能将打工视为改变一生的机会。一项调查显示，男性表示获得更高的收入是离家打工的主要目的，而女性则渴望“有更多的生活经历”。和男人不同，女人无家可回。根据中国的传统，儿子结婚以后要带老婆一起回他父母家；男人永远在他出生的村子里有一个家。女儿，一旦长大成人，便永远不会回家居住——直到她们结婚，否则哪里都不是她们的归宿。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对女性有好处。许多农村的父母期望儿子离家近一些，或是在附近的城里送货或者卖菜。没什么盼头的小伙子可能就这样混，干些杂活，抽烟喝酒，把微薄的薪水赌掉。小姑娘——没那么多人宠，也没那么多人疼——可以远离家乡，自己做打算。正因为没那么重要，她们能更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这好处也不牢靠。如果说外出打工将女性从农村解放出来，它也同时把女人置于缺少异性接触机会的环境中。在农村大多数姑娘二十出头就结婚了，但是推迟结婚年龄的打工女孩就会冒着永远失去这种机会的风险。东莞人口的性别比例不平衡，据说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是女性，很难找一个素质高的对象。社会流动又把找老公这事儿弄得更加复杂。从流水线开始向上流动的姑娘瞧不起农村的男人，但是城里男人反过来又看不上她们。打工族把这叫作高不成，低不就。

我认识的那些打工女孩从不抱怨做女人所面对的种种不公。父母重男轻女，老板喜欢漂亮秘书，招工广告公然搞性别歧视，但她们却从容面对这些不公——在东莞这三年，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说过任何女权主义论调的话。也许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家过得都不容易。唯一要紧的鸿沟横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一旦你跨过这条线，就能改变你的命运。

春明晋升得很轻松。1995年，她跳槽到东莞较偏远的一家做水枪和BB枪的工厂。她终于学会了粤语。一年之内，她的工资从一个月三百块涨到六百五十块，再到八百块，然后是一千块。她发现部门的领导们跟她做一样的事情，却比她拿得多。如果你不把我的工资涨到一千五百块一个月，她给老板写信，我就不干了。她最终达到了目的；这家厂以前从来没有人一次性涨过五百块工资。但是春明不满足于升职涨工资。她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那里她还要学会更多。

和人相处马上变得复杂起来。在村里，人际关系是由亲缘纽带和共同的家族历史而决定的。在学校里，在流水线上，大家的地位一样低。但是一旦某个人在打工界晋升，权力的平衡发生转变，就会令人不安。朋友可能变成老板；年轻姑娘可能比男朋友先得到提拔。

1996年3月26日

从我这次的提升，使我看到了人生百态有人喝彩，有人羡慕、有人恭喜、有人祝福、有人嫉妒、也有人不服……

而那些羡慕我的人……就当它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踢开它、继续走。以后还有更嫉妒的呢！

给陌生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变得重要了。春明研究了厂里的高层，就像生物学家研究标本那样专心致志。人力资源部的头儿发言的时候，春明观察到他很紧张，手在发抖。春节期间，一个车间经理假装没看到春明，直到她勇敢地上前祝他新年快乐；经理热情地回应，还给了她一个十块钱的红包。从这件事……我明白了：有些人你总认为难以接近，其实不然只要你自己变得容易接近一点就可以了。

春明重塑自我的计划又上了一个档次。在日记里，她不再记录生活中的细节，而是抄下让自己变成另一个人的格言，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她广泛阅读，即使有时候读到的东西不那么前后一致。

自信，练达，端庄，优雅，是职业妇女应该塑造的形象。

富兰克林的十三条道德准则

1.节制：食不过饱，饮不过量。

2.静默：与人无益者，禁琐眉之谈。

3.秩序：置物有定位，做事有定时。

4.决断：决定做所要做之事，不屈不挠。

5.俭朴：不费钱，费钱应在与自己和他人有益事上。

接受批评

1.别人批评你，你要平心静气，而且明白表示你在聆听。至于你是否同意，等他说完后你再说。

2.眼望着对你说话的人。

3.对刚刚批评过你的人，无论如何你不能反过来批评他。

4.不要垂头丧气，这会叫人不知如何是好。

5.不要开玩笑。

春明日记里的理想和她生活的世界刚好颠倒。她的励志表里有一条“不称职领导者的十五个特征”完全可以换成另一个标题“怎样当东莞老板”，比如第三条：

忙于小事，参与所有事情。

以及第十五条：

当集体被授予奖金或奖励时，他第一个列在名单上，在主席台中坐头排位置。

她报了个函授班学习文秘，但是中途放弃了，因为课本看起来太难。学习公关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

你准备如何学习公共关系学？

答：要想学好公共关系学，必须先学习如何做人。

春明一度决定自学英语。她做了一个单词表——

ABLE能干

ABILITY能力

ADD加

AGO以前

ALWAYS总是

AGREE同意

AUGUST八月

BABY婴儿

BLACK黑

BREATH呼吸

——但是在学到C之前就放弃了。

要学的东西那么多，进步的规则在日记里搅成一团。60%的人无目标。画眼影，绚丽光芒：以黑灰，金黄，宝蓝，艳红配合。可以干洗：“A”代表所有的洗洁剂都能用。互相问候是交谈的催化剂和润滑剂。喝汤的时候不要将汤匙碰响了盘子。人不读书便言语乏味，面目可憎。

因为妈妈不在身边，打工族会从别处寻求忠告和指导。以打工族为读者群的杂志在90年代中期出现，尤其是在华南的制造业城市。杂志印在粗劣的新闻纸上，大约四块钱一份。打工族杂志调查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条件，并在法律、求职和感情问题方面提供咨询建议。用第一人称描写追溯打工者各自的人生经历，故事总是千篇一律：一个姑娘来到城里，吃苦耐劳获得成功，要么是自己开公司，要么是买了房。或者，一个姑娘来到城里，落入苦海，比较典型的是跟了一个又懒又不忠诚的男人，或是已婚又有了孩子的。女主角仿佛取材于Theodore Dreiser、Edith Wharton和Henry James这些为当代西方文学传统奠基的小说家的作品。但是在打工族杂志的字里行间，这些故事的寓意总是一样：你只能靠自己。

每一个成功故事都以个人胜利结尾，而且都能量化到会计的账簿里：公司的月营业额有多少，或是房子有几平米。在一篇“雄心造就我”的故事里，一个小保姆自学读书写字，靠卖冰棍、送货，给人剪头发和兜售保险供自己和弟弟念完大学。故事结尾时，她已经是一个保险公司销售部门的头头，还有一间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另一篇“做自己的主人”中，一个姑娘做了两年的美发师而没有拿一分钱薪水，就为了学成这门手艺，最后开了自己的美发店。月营业额三千块，租金六百，税金一百，剩下全都是她自己的。还有一篇“想拍电视剧的女孩”，一个姑娘从最低贱的办公室杂活开始做起，勤勤恳恳——她经常连续打字十个小时不休息——最后成为一家娱乐公司的副总，还拥有一间七十平米的房子。

成功的道路漫长而艰难，许多人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个姑娘可能梦想着找到一个爱她、支持她的男人。但这总是歧途。

我回到家，放声大哭，不敢相信我的真爱是一个大骗子。

他看中了我那么容易被欺骗。

如果我现在就这个样子离开他，谁还会要我呢？

文章也描写了打工生活的种种不堪。一个姑娘混进麦当劳的厕所，因为她的房子设施太差劲了：麦当劳的厕所环境太好了。不仅非常干净，还有手纸和干手机。一个打工者不好意思告诉他老板他买不起手机。而那些找到办公室工作的幸运儿则发现里面的水深火热跟达尔文描述的一样残酷：

因为我有些客户没有付清款项，公司让我去负责收款，我每个月工资的百分之三十要押在公司那里，直到客户付清所有的钱。这合理吗？

我们公司规定每个月开除销售业绩最差的那个人。这合法吗？

有些时候，这种自我依靠的寓意有点过了头。有一篇文章说一个保姆遭到体罚，但没有关注家政工人的弱势处境，而是赞美她逃出主人家的勇敢。唯一能拯救王丽的人就是王丽自己。有篇报道在写一场百货商场里的致命火灾时绕开了更重要的话题——建筑质量低下和缺乏防灾措施——避而不谈，而是教人火中生还的小窍门：火烧到身上的时候要脱掉衣服或在地上打滚以扑灭火焰。

和中国媒体一成不变的说教相反，打工族杂志开拓了一片新领域。他们并没有坚持那些皆大欢喜的结尾。许多故事以苦恼或是困惑告终。在他们描述的世界里，人们互相欺骗，对于寂寞或迷失的人，他们袖手旁观。他们从来不提哪些法律需要修改，哪些行为需要改进，他们也从来不提政府。他们所写的，就是要如何活在这样的世界中。

1996年夏天，春明在日记里写道：

朋友，我们出世时贫穷，并不是我们的过错。但穷死是罪过。

在生命过程中，我们是否努力过，是否坚持奋斗过？要想做一个成功的传销者，必须切实做到下面四点：

1.要有决心。

2.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3.对公司的产品知识和事业计划要深入研究和透彻地了解。

4.要学习传销的技巧。

那年夏天，一个厂里的朋友带春明参加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讲座。演讲人为一家叫做“完美日用品”的公司工作。完美销售健康补品，但是它真正提供的，是包装在“传销”这个神奇字眼里的关于财富和个人成就的梦想。传销并没有明确区分合法的直销和金字塔骗局。腐败，这个有时候似乎就存在于人们日常呼吸的空气中的东西，也渐渐渗入他们使用的语言之中。

春明开始卖完美健康产品以补贴收入，大部分卖给厂里的同事。她买完美公司的磁带，参加完美的讲座。她的日记变成了完美销售手册，夹杂着稀奇古怪的养生之道。

一次业务的成功与否在于见面的前三秒。

说话时要注意对方的眼睛。

一天认识三个人。

芦荟矿物晶能调节人体的五大系统。

会掉头发是因为体内缺少铜。

1996年底，春明已经在厂里做着一份很有影响力的工作，当总务部门的头，但是她辞掉这份工，全职投入到销售完美产品中。她花了一万元存款租会议室和培训课程的器材。她雇用以前厂里的同事加入她的网络，承诺他们会共同致富。在日记的最后几页中，春明列出了她招来的销售员名单。许多人还不到二十岁；她网络里最大的一个人才二十五岁。

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来干什么呢？无非让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人一辈子到底怎样去生活?”

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一直平凡？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人辛苦一辈子下来，过的生活却并不是想过的生活。我们曾经都有过梦想，也曾经奋斗过，努力过，但为什么我们的付出与收获是那样的不平衡呢？在我们的身上发生过多少的遗憾啊！

总结反思后，我们渐渐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要发展只有靠把握机会。仅仅有梦想，有决心是不够的……媒介选择不好就会忙忙碌碌一辈子。就好像我们的爸爸妈妈选择了种田，所以，忙忙碌碌了一辈子，到满头白发的时候，还是油盐钱都要去凑合。

各位朋友，我们还想不想去重复父母的路？

不想！

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直销公司在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期从美国开始腾飞。和传统的零售商不同，像安利集团和雅芳这样的直销公司，通过独立的经销商而不是商场来销售他们的产品。这些经销商通过两种渠道赚钱：一是通过自己销售产品赚取利润，再就是通过雇用销售员网络，这些人凭借销售业绩获得奖金奖励。

在90年代中期，网络式销售热潮席卷中国，一些传销公司模仿美国的销售模式。另外一些则纯粹向新招进的下线收取巨额加盟费，并承诺他们如果能招揽更多新的成员，就能发大财。这些就是金字塔骗局：他们的钱不是从销售实体商品赚来的，而是仅依靠收取高额的加盟费获得。这种骗局能让最早入伙的人挣到钱，但是一旦下线不足就会轰然倒塌，许多人的积蓄因此被骗得精光。

网络式销售简直是为中国社会贴身打造的理想模式，由于社会的传统道德已经崩塌，只有最残酷的规则——谁也不信，赶快挣钱——还有用。公司依赖传统的大家族和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传销业务员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忽悠每个朋友和亲戚买点东西。包你满意，包你赚钱。他们还会指给你一条明晰的成功路线图：一天认识三个人。这个行业在珠三角的小城镇和打工群体里繁荣兴旺起来。在农村世界和城市世界交会的地方，大家都羡慕别人的成功，渴望自己也能发达。如果有一个认识的人向他们保证有即刻发财的灵丹妙药，他们很容易上钩。

传销公司的遍地开花让中央政府感到担忧。有些公司买卖假冒、走私甚至伪劣商品。他们的培训会上，有人格魅力的头头们驱使成员投入布道一般的销售狂潮，看起来像邪教一样令人不安。一些更极端的举动甚至威胁到了社会治安。1994年，一家来自台湾卖钻石的金字塔骗局垮台后，公安出动警力驱散了上百个愤怒的经销商。中央也通过了许多法律法规以控制网络式销售行业，但是地方政府却很少执行。部分原因是这些公司给当地带来了大受欢迎的税收和就业机会，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兼职当个传销商也是地方官员流行的副业。

对春明来说，销售集会是学习演说的训练场。中国传统认为口才不是什么重要的技能——以一手好字写一篇美文才要紧——在中国演讲经常叫人不敢恭维。演说者通常只会念稿子，而内容往往又乏味不堪。像春明这样的人——年轻，农村来的，又是个女人——在比她条件好的人面前有太多的理由保持缄默。但是在商业和竞争驱动的现代中国，知道如何说话成为了一项必备的技能。

传销公司把美国本土的思维和作法直接灌输给中国的底层阶级。他们的演说风格结合了旧时传教士领读跟读的方式以及励志型演讲师喋喋不休的高谈阔论。他们散布讯息：个人是重要的，每个人都是赢家。他们也带来了非常美式的信仰，那就是财富和美德能携手并进。

在日记里，春明收录了她演讲的草稿：

我姓伍，叫伍春明，名字非常普通，也非常平凡，但是我相信，我会让我的名字从将来的某一天起变得不再平凡……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朋友，你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想一下。那么，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重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座的有很多是从内地来到广东的，也包括我自己。我们千里，背井离乡，出来打工是为了什么？

赚钱。

对了，赚钱。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有没有赚到我们想赚的钱呢？

没有。

今天我们过的生活是我们想过的生活还是我们能过的生活？

是的，今天我们过的生活是我们能过的生活……

朋友，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完全在于你自己。如果你从来不敢想要成功，那么你就永远不可能成功……重要的是你要敢想，敢要……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命，也没有生下来就注定要失败，因为我们都是天生的赢家。

所以，朋友，请相信我！但更重要的是要相信你自己。因为你一定能。

在完美公司，春明很快从培训生晋升到经理。1997年，她从完美辞职，加入一家叫做唐京灵塔园发展公司的台湾公司。这家公司专门建造放置骨灰的高楼。这些高楼被称为“灵塔”，而他们的销售噱头与人们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以及中国人对房地产的热情真是天生的一对。对逝者而言，唐京灵塔园保证了永息的风水宝地。对生者来说，关键在于塔园的地段绝佳、席位限量，以及珠三角激增的人口数量。投资者可以买下整座灵塔，再分销给各个买家赚取利润。

春明的工作是给公司的销售人员上培训课。她已经学会说话了，现在还能转过来教别人——就像工厂一样，企业卖出的产品总是最不重要的一面。春明的营销论调融合了佛教教义，火葬对环境的好处，以及近乎肯定的三倍获利。死亡，换句话说，是最好的长线投资。

使我们的先人以最文明，最体面，最庄严的方式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仅广东每年就有近百万的往生人口。

我公司普通型的塔位价自1995年7月的3500元升至现在的5600元。

服务一条龙(从火化到入塔，经过超度等)。

经营期限：1994年7月11日至2044年7月10日。

春明的经营时间显然更短一些。1997年她又跳槽了。新的传销公司卖给新会员一千块一盒传统藏药。这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金字塔诈骗，春明进去的时间够早，真金白银地赚到了一笔。她发展了十几个下线，都是会赚钱的主儿，几个月内她已经是一万人的上线了。这时候春明一个月赚四万块，在1998年的珠三角就是个天文数字。公司开始把她的周薪工资单塑成放大透明版，这样她就能把它作为激励工具展示给下线看。春明回了趟家，给了父母三万块翻新房子，贴上瓷砖，买些新的家居用品和一台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春明在城里的成功使得她在家乡声名远扬。“我们那地方每个人都听说过我，”她说。

但是传销行业逐渐失控。在离东莞六十公里的淡水，一个卖足部振动按摩器的台湾传销公司最为猖獗。要加入这个企业，每个参与者必须花三千九百块买一个足部振动按摩器，这几乎是市场价格的八倍。公司告诉参与者说他们每发展一个下线，就能从加盟费当中抽取百分之四十的提成。打工族一窝蜂地涌向淡水；有些人卖了房子、家具和家里的牛凑钱付加盟费。结果证明在一个贫困的县城销售三千九百块的足部振动器并不容易，更何况有几千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骗局曝光后，一些受骗的会员对拉他们入会的人动武，而另一些人则在政府办公楼前面示威，要求拿回他们的钱。公安出动警力平息了闹事人群，重建秩序，把打工族遣送回家。这时，组织者早已搬往内地，在湖南的一个县城重操旧业，在骗局再一次垮台之前拉入了大约三万名会员。

1998年4月，朱镕基总理的内阁命令所有传销公司停止运营。超过两千家公司倒闭，一个抵制政府监管数年的行业瞬间轰然坍塌。春明发现自己失业了；她的有钱人生活刚好持续了两个月。这次变故对她打击很大，她也知道为此要归咎于谁。“朱镕基上台之后，”她说，“他不允许做传销，所以我不干了。”在无所顾忌的珠三角，这个春明学会说话的地方，这个商业为王的地方，这个人人都是赢家、穷死是罪过的地方，政府伸长的手臂终于触碰到了她的生活，令人惊讶的是，这还是头一遭。

➢四 人才市场

敏下班的晚上，我会坐巴士到她工厂门口和她碰头。太阳下山后，东莞活了起来；一整天令人厌烦的热气蒸腾而去，下班的年轻工人涌向暗黑的街道——他们就在我的眼前变形，从兢兢业业的工人再次变回热情的少年。敏和我绕着她的工厂走几个街口，然后挑一家便宜馆子吃晚饭。她经常点一个荤菜，一个炒素，一条两人份的鱼——总是无可避免的全是骨头；如果我们碰头的那天临近发薪日，她会坚持由她买单。敏吃饭的样子像是从没吃过好东西。我吃完了很久之后，她还能从盘子里挑出东西来，就像挑剔的老饕，从丁点儿碎末渣渣里提炼出美味。

有一次她表哥在，他带我们去吃麦当劳。敏盯着她的巨无霸看了很久，头低到桌面直到汉堡和视线持平，然后一层一层地吃掉——面包、西红柿、生菜，牛肉。她从没来过麦当劳。有次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她两个小相框，我得演示给她看，怎么样打开后盖插进照片。有次她还问我什么是股票。她对国家大事完全没兴趣。有一次和她两个年长的同事吃晚饭，话题转到了70年代毛泽东时代他们的成长经历。

“我们永远都在挨饿，”一个男人回忆道。“一直到80年代才不饿了。”

“现在的毛主席是谁？”敏突然问道。“我都不知道。”

“胡锦涛，”一个男人说。

好像有点印象。“所以不再是江泽民啦？”她说。

我说不是，江泽民已经退休了，胡锦涛接班。

“哦。我以为江泽民去世了。”然后她说，“这些人离我很远。”

她自己的生活挤开了一切；几乎每次碰到敏，她都会有新的事情跟我说。有时候感觉好像自然世界的法则跟她毫不相关，因为她只用想那么一下——跳槽，跟男朋友分手——这事儿就能成。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她见面，她可能会忘了告诉我她刚跳槽或者涨了薪水，因为在她的意识里，事情已经过去了。她很少会停下来盘算她离家之后做了些什么，在东莞这很普遍。也许大家担心如果他们停下来往回看的时间太长，会失去前进的勇气。

我第一篇写敏的报道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之后，一天晚上，我们在她工厂附近的一家糕点店碰头，我给她带了一份报道的翻译稿。她看的时候都没碰一下蛋糕和冰豆沙。看到第三页，她咯咯笑起来——“你记得好清楚，”她说——看到第四页又说了一遍。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翻过最后一页，看着我。“没了？”

“没了，”我说。

“还想再看呢，”她说。

“还会有更多的。”

“真的？”她说。“你在写吗？”

“是你在生活，”我说。“事情正发生着呢。”她以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似乎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在跟她开玩笑。

她又读了那篇文章好几次，后来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看看我过去的样子，她写到，我发现我真的变了。

有一件事敏没有忘，就是流水线上的日子有多艰难。在工厂的世界里，大家几乎怀旧一般地谈起过去流水线上的生活，那些日子无忧无虑，没有责任。但敏不会。“没有什么比当个普通工人更难的了，”我经常听她这样说。她从没有忘记她从哪里来。这是她身上我最喜欢的一点。

2004年4月，敏领到了新工作头半个月工资，但是她没有把钱寄回家。她去商场买了一件合身的黑色衬衣和一条白色的紧身七分裤。她答应过老朋友要去看她们，而拜访老朋友要穿新衣服。第二天早上八点，敏和我坐巴士去东莞很远的一个地方，敏离家后第一年在那里工作过。巴士上坐满了周末外出的打工族。年轻的姑娘们两两坐在一起，身着盛装——白衬衣，干净的牛仔裤，顺滑的马尾辫——没座位的乘客也快乐地站在过道里排成蜿蜒的队伍，随着巴士踉跄前行。几个晕车的姑娘紧紧抓住栏杆，低着头两眼紧闭，仿佛要把难过劲儿挤出去。

一路上两个小时敏一直在说话。她希望能说服朋友跳槽，就像她自己一样。每经过一个地方她都会做一番评价。

樟木头：“他们管这里叫小香港。这里很豪华。我来过很多次找工作，但是找不到。”

清溪：“这里有很多做电脑的工厂，但是你得要有技术才能进去。”

凤岗：“这里没有我现在的地方发达，是吧？”

对我来说，每个镇看起来都一样。工地，餐馆。工厂，工厂，工厂，大门的金属栅格像网一样闭合着。敏看这座城市的眼光完全不一样：每个镇都意味着一份比她眼下的工作更合意的机会。敏所有的那些追寻更好生活的巴士之旅，勾画出她心中的东莞地图。

敏的朋友在高架底下等我们，正朝着相反的方向焦急地张望。梁容身材高挑，脸蛋漂亮。黄娇娥矮矮胖胖，眼睛很亮，脸蛋带着软软的婴儿肥。她们两个都比敏大一岁。三个姑娘拉着手尖叫，跳上跳下，好像竞赛节目选手刚刚赢了大奖。

“哇！你瘦了！”

“你长高了！”

“你剪头发了！”

“这身衣服是我刚买的，”敏迫不及待地说。“好看吗？”她的朋友表示肯定。

公路旁有一个小公园，里面有一片水泥广场。几张石凳被太阳晒得发白，像古墓一样；几根细瘦的树枝在石凳上投下阴影，气若游丝似的吐出了生命的最后几口气。她们找到一条长椅坐下来，互相拨弄彼此的头发。两个姑娘很喜欢敏的新衣服，敏告诉她们每一件多少钱。

“我变了吗？”敏要她俩回答。她刚好走了两个月。

“你变了，”黄娇娥说。

“怎么变了？”

“你比以前懂事。”

梁容和黄娇娥跟敏分享厂里的八卦：谁找新工作了，谁剪了头发。今天是这个月第一天休息，因为工厂停电了。薪水还是老样子，经常拖欠，要看老板的心情。

敏禁不住小小炫耀了一下她现在上班的地方。“这个厂里的人素质太低，”她说。“我现在的厂好多了。老板很有钱。”

“来我这边吧，”敏突然说。“到时候我请你们吃饭。你们什么时候来？”

“但是如果我们来了，”梁容说，“可能你刚好不放假啊。”

“你们来看我，我给你们介绍男朋友，”敏忽然冒了一句。“我厂里有很多男生。”

两个姑娘眼睛睁得好大。“哇！”她们异口同声地说，然后三个人都大笑起来。

一个乞丐拄着拐杖走过来，姑娘们不说话了。梁容迟疑了一下，然后轻轻放了一个苹果在老人的碗里，就像童话里发生的一幕。在东莞生活不容易，也许正因为这样，大家才会这样出乎意外地善待彼此。我在东莞看到的善行比在中国其他任何城市看到的都要多。打工族会怜悯老人和残疾人，但是对同龄人却毫不同情。如果你年纪轻轻又四肢健全，就没有理由不工作。

敏以前的工厂离镇上要步行三十分钟，工业化的中国发展到了农村的空地。一条死水般的小溪，泛着黑亮，好像汽油河。原本平整的大路，变成尘土飞扬的小道，两旁是面摊和露天的台球桌。穿着工厂制服和拖鞋的年轻男人三五成群打台球。敏走在中间，一边一个朋友，她的头高高抬起，就像战场上归来的古罗马百夫长。姑娘小伙冲她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现在在哪里啊？”敏在东莞的市中心上班，这让他们很是钦佩。

“我变了吗？”敏问每一个跟她打招呼的人。

“你瘦了，黑了，”一个姑娘说。

敏有点失望。“我要你说我比以前懂事。”

梁容和黄娇娥到厂里去领工资；显然那天老板心情很好，他同意给工人们发薪。敏在大门外等着，偷看里面贴了瓷砖的楼房和庭院中堆放的小土山。工厂正在扩建。

“你觉得这看起来怎么样?”她问我。

“还可以，”我说。

“从外面看还可以，”她说。“但你永远看不到里面什么样，除非你答应在这里上班，然后你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下午，姑娘们和厂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去了附近的公园。打工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不知道怎么打发闲暇时间。在塘厦公园，她们看一个五六岁的女孩正瞄准蹲在浅池里的乌龟，拿鹅卵石扔它的头。但公园里的大部分娱乐项目要收费。游客可以用气枪射池塘里的鱼；敏看着池子里那几条瘦得皮包骨的坐以待毙的鱼，伤感地说，“没有自由就是这样。”一架缆车可以把游客带到附近的山顶，但是要花十五块钱。姑娘们远远地坐在下面的野餐点，抬头看上面穿梭的缆车。

黄娇娥在读一个电脑班。她想离开这家工厂，去人才市场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就像敏一样。“我已经做了计划，”黄娇娥害羞地说。

“你上过网吗？”敏问她。

“还没有。”

“那我教你。”敏看了看手表；已经四点了。“可能今天不行，那——下次吧。”

“尽量多学点东西，”敏嘱咐黄娇娥。“你学到一点，就可以把它带到新的工作里去。至少这是我的经验，”她谦虚地说。敏意识到自己帮不了朋友什么忙。鼓起勇气离开一家工厂，这只能靠你自己完成。就像打工族常说的：你只有靠自己。

五点钟的时候，几个姑娘用最随意的方式道别。“我还不累呢，”我们在巴士上找座位的时候敏说。“过一会儿才累。现在我太兴奋了。”当巴士穿过那些她去找过工作的地方，夜幕降临，敏的心情也变得灰暗了。她重访了她原来的生活，知道那都已经成为了过去。但她的新生活，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外面的街道旁，工厂亮起灯火，窗户上的人影无声地移动着；即便是星期天的晚上，人们依然要上班。“如果我只是上学，出来打几年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孩子，”敏说，“那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蓝蓝的夜色里，敏和我站在她工厂的大门外。她的一个电工朋友要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等他换衣服。一个穿迷彩裤、长相不错的保安——身高一米七或以上，会打篮球者优先——从我们身旁走过，他脸上闪过一丝微笑，抛给敏一串之前拜托他代为保管的钥匙。星期天外出的工人渐渐回到厂里。敏跟一个年轻女人打招呼，对方闪进黑影中粗着嗓子喊：“我饿死了。”她直接进了工厂，没有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女人的无礼让敏很意外。她跟我说，那个女人最近想吃中药流产，但是没用。敏跟她一起去医院做了手术。“有些人我会假装跟她关系很好，但其实我们不是朋友，”敏说。

一个戴眼镜，挺着啤酒肚，年纪大一点的男人经过我们旁边。“是你没关办公室的门吧？”他问。

“我一天都在外面，”敏反驳道。

那是敏的老板。她恨他。“他很自大，”她说。“厂里没一个人喜欢他。”几分钟后，她的老板又经过我们，这次是要出去。他瞪了敏一眼。敏立场坚定地瞪回去。两个人谁也没说一句话。

“明天他会问我你是谁，”敏说。“我知道他会问，我告诉他你是个朋友，就是了。”私底下她叫他刘老头。

厂门口的这十分钟里，我仿佛看到了敏的整个世界：和保安轻松自如的友情，年轻女人的冷漠和她失败的堕胎，老板无端的专横。还有她立场坚定，对老板寸步不让。

敏的电工朋友出现了——他的手臂肌肉发达，宽脸，笑容羞涩——然后我们去一个街边馆子吃烤牛肉，红烧鱼，喝啤酒。漫长的一天即将过去，敏的不满一下倾泻了出来。“我以前那个厂，有一次我哭了半个小时，朋友想安慰我都不能，”她说。“我来这个厂，哭过两次，都没人知道。”

那个电工看着他碗里的米饭，一言不发。

敏的怒气转到下午和我们一起去公园的两个朋友身上。“我们的关系并不好，只不过假装是朋友，”她说。“胖一点的那个？她只关心找男朋友。发了工资也不寄钱回家。她会帮男朋友付手机费，或者请男生出去吃饭。她长得也不好看！另一个，有过男朋友，但是发现他有外遇，就跟他分手了。那个男的给了她一块手表，她还是戴着。”

“你看到没有，她们领这工资多不高兴？她们都在想：我干得这么辛苦，就拿这么一点儿？每天在工厂里打工真是辛苦。”

然后，她冲着我来了。“你不可能知道这种感觉，”她说。“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前不久还想得到的东西，敏现在却已经厌倦。当她意识到自己是里面地位最低的一个时，加入办公室的兴奋感很快就过去了。每个人都把工作丢给新来的、最年轻的同事，而她唯一的盟友也不见了：她来办公室两个星期之后，招她进来的那个好心男人为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回北京了。现在只剩下敏孤军奋战，学习白领世界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她的新老板，那个啤酒肚男人，前一年因为包二奶被工厂开除——因为没有人尊敬他，敏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她的同事好像迫不及待地要看她出丑：她一进屋就没人继续说话，没有人帮她上手新工作。她发现别人常常话里有话，而她也必须学会听懂弦外之音。“在办公室，他们可能对你非常友好，但会在背后说你，”敏告诉我。“在厂里你一个朋友都交不到。”

而阶级上的越线也让她更加孤独。论年龄和背景，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她最相近，但她已经不属于那个世界了。办公室的同事年纪更大，许多已经结了婚，和她毫无共同点。宿舍一到周末，就空了，因为其他人会出去看男朋友或老公。敏假装不在乎，也从来不让别人看到她哭。

4月，敏以前的老板从北京打电话来要给她一份活。他现在做组装电脑的生意，需要找个人来看店。他三十多岁，上过清华大学，也是东莞唯一向她表示过善意的成年人：这就是敏所知道的一切。她决定去北京。

她打电话给深圳的姐姐。

“你去干什么？”她姐姐问。

“看店，”敏说。

“工资多少？”

“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比这里好。”

“你相信他吗？”

“相信。”

“小心点。”

敏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她的计划：

不管怎样我决定要去北京，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会把握好这种“大哥”和“小妹”的关系。但是终于熟悉了这里的工作，我舍不得走……

快乐无法让一个人成长。快乐让人浅薄。只有吃苦才能使我们成长，改变，并且更懂得生活。

但是在这个无所依靠的地方，敏的情绪更容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觉得到北京去投奔老板不妥当。他是个男的，又不是家里人，让她不信任他。结果她还是留在原地。

厂里的产量增加了；现在宿舍从六个人增加到九个人。这么多人有不同的轮班时间，晚上很难睡着，她再次想到离开。她的办公室隔壁是人力资源部，敏常常看到有人在那里排队找工作。每十个人来应聘，才招进一个，许多来应聘的还有大学文凭。敏又觉得自己能有手头这份工作很幸运。

她的工厂里流水线工人一个月挣三百二十块。这在东莞算低的，也让敏感到不安。她总是跟流水线工人打招呼，但却从未真的了解他们。“有些办公室里的人从来不跟工人说话，因为他们看不起工人，”敏说。“但是我也曾经当过工人。”

5月下旬，敏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有个惊喜给你。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哈哈。

我正在去看她的路上，脑海里急速搜索惊喜的各种可能。她跳槽了。她找了个男朋友。她还是决定要去北京。

我回复她：我很好奇。

也许你会觉得不好，她回道。哈哈。我希望你不会失望。

她在工厂大门口等我，我看到她把头发拉直了。发尾呈不对称的弧线；她那少女式的长卷发不见了。敏告诉我，她在发廊用药水烫了三个小时，花了一百块钱。她刚拿到头一份整月的工资。

她和我分享厂里的八卦。她的顶头上司比敏大几岁，他跟女朋友吵了一架。那姑娘很聪明，挣的钱是他的两倍，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沦为笑谈。那姑娘存了八万块钱；这个大家也知道。如果他们分手，他女朋友会要一万块钱作为跟了他七年的青春损失费。这就是东莞的风格：感情伤害转为财务算计，而且厂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其中的所有细节。现在这位年轻的上司要跳槽离开工厂，敏说，还有其他一些人跟他一起走。没有理由再留下来，所以她昨天也辞职了。

“你决定要走了？”我问。她的决定快得令我窒息。

“我昨天交了辞职信，”敏说。

她的老板，就是她不喜欢的那个刘老头，问她为什么想要走。

“我要回家，”敏撒了谎。

“你找别的工作了吗？”他问。

“没有，”她说。“我就是家里有事。”又一个谎。

“你在这里干得不错，”她老板说。“你为什么想要走？”这一次他对她倒没有那么无礼。但他也没有同意。他跟她说，一个月之内他会做决定。

这就是敏的惊喜：她拉直了头发。她也将辞职付诸行动，跳回到不确定的状态，但显然她并不以为这是什么新闻。

那天下午，我们去了敏工厂附近的一个小公园。四周被高层住宅楼包围，里面有一个小池塘，池水泛着激浪汽水一样古怪可疑的绿色。孩子们在及膝的池水里，往盆里和玻璃瓶里灌水。“我们老家游泳的池塘，水又深又清亮，”敏说。

“小时候，一到夏天，”她继续梦幻般地说，“我们就种西瓜。离家走路十分钟，大人搭起棚子，树干做支架，顶上铺一排木板，盖上草。我们整天坐在棚子里守着西瓜，我爸爸晚上在棚子里睡觉。”

“我的姐姐，表哥，两个妹妹和我白天在那里打牌，钓鱼，游泳。我们有暑假作业，妈妈叫我们做但是我们不做。”

“我们会放几个西瓜在河里。水流很急，我们把瓜用绳子绑在岸上，这样就漂不走。吃的时候，特别凉。”

我从未听过一个打工族像敏那样聊农村的事。

“如果我是你，我有你的条件和你的钱，”她说，“年轻的时候我会努力工作。但是岁数大一点我就回到乡下找个人结婚，住在一个小房子里。你可以住在一个棚屋里，养几只鸡。”她沉默了一会儿，在脑海里编织我们俩都知道不会实现的幻想。

6月上旬，敏厂里一个新来的工人被单冲机轧断了左手的四根手指。一个星期后，同一台机器吞噬了另一个新工人的三个指尖。两名工人都没有经过正式的培训。在这个城市的车间里，工伤次数直接受生产需求影响。冬天的淡季，工厂有足够的时间培训新来的工人；春天由于订单增加，培训常常被缩减，但大批没经验的新人恰在此时涌入工厂。因为流水线是按件计薪，旺季时干得越快就意味着挣得越多——花时间培训别人也没有什么回报。这就是东莞工厂的零和逻辑——利人意味着损己。

6月底，敏意外地晋升到厂里的人力资源部。她的工作就是站在烈日下的人行道边，说服路过的人加入她的工厂；第一天她招到十个人报名。她给新来的人介绍情况，带他们熟悉环境，这些人很多年纪都比她大。敏现在没有周末了，所以我们约在周五晚上九点她加班结束的时候见面，就在工厂门外的果汁饮料店。我前脚刚到，她以前厂里的朋友黄娇娥就到了，带着一个小行李箱。她来这里的流水线上工作。

敏跟我们谈她的新工作。“我站在路边说服别人到我们厂里来工作。”

“你跟他们说什么呢？”我问。

“我跟他们说，‘你们也许会觉得别的厂看起来更好。但是每个厂都有你看不到的问题。留在这儿，稳定下来不是更好吗？存点钱，有些经验，然后再决定你想做什么’。”这话好耳熟；这是她爸妈跟她说过的话。

“但是这和你做的正好相反啊，”我说。

“没错。”她点头微笑。“这和我的想法背道而驰。”

“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这么夸张地说话！”黄娇娥说。

“这是我的职责，”敏为自己辩护。“你如果在我这位置也会这样做。”虽然两人互相调笑，对话也渐渐流露出尖刻的调子。这两个姑娘曾经是朋友，是平等的。但现在敏在办公室工作，地位比黄娇娥这样的流水线工人高得多。

敏到隔壁的摊子上给我买面条。“如果不是因为敏，我不会到这里来，”敏离开后，黄娇娥坦陈。两天前她来厂里看过，但不喜欢这里的条件。本来她昨天就要搬过来的，但她有点犹豫。今天她终于离开了以前的工厂，也没有找人要工厂扣下的头两个月工资。跳槽有很多方式。工人可以向老板辞职，获准离开，并拿回工厂扣下的头两个月工资。也可以暂时离职，能保证回来后恢复原来的职位。一些要走的工人会跟老板谈判，要回他们被扣下的一部分工资。但是没有比“狂离”更糟糕的了，而黄娇娥就是这样。

我问她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看吧，”她说。“我在考验他们，他们也在考验我。”

敏回到我们这一桌。“如果你干得好，会升上去的。”她补充道，仍然以辩护的口吻。“我们的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八百块。如果你加班的话，可能赚得比我多。”

“但是我会累死的！”黄娇娥说。

“累也有不同的累法，”敏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身心俱疲。”她正在这个世界里向上移动。她的新工作包括给访客端茶倒水，她还上了一个为工厂经理开办的英语课，每周一次。“你知道Pardon是什么意思吗?”敏问黄娇娥。当她的朋友说知道的时候，敏看起来有点失望。

敏还有别的新闻，直到黄娇娥反复怂恿她才开口。一个男生从家里出来到东莞，找了一份流水线的活儿。他和敏读中学的时候谈过一段恋爱，但她已经三年没见过他了。上个星期，他来看敏了。

“我们之间还有感觉，”她宣称。接着，突然之间——“但是他很矮，只有一米六五。”她详细介绍，“他抽烟，喝酒，打架。他家里条件不好。他有个后妈。”

“他家里是做什么的？”我问。

“我不知道，”她说。“我也不想知道。最后我们还是得靠自己。”

之前两个人一起过了一天。午饭的时候敏给这位前男友倒茶，而他盯着挂在敏脑袋上面的电视机。中国的廉价餐馆里，总会有一个音量调到最大的电视机，老板和伙计的眼神总是粘在屏幕上面。

“为什么不聊聊？”敏戳了一下他。“你为什么一直看电视？”

他走了之后，敏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你觉得我们这一天过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压力，他回信说。我的心情很复杂。

昨天晚上他们通过电话。敏直奔要害。“你觉得我们有未来吗？”

他跟她说，需要三天时间来考虑。

“所以我两天后就会有答案了，”她说。“他说什么我都可以。”以这个学厨师的男孩为中心，她已经开始编织梦想了。“我们可以回家开个小餐馆，”她说。“这打工没有前途的。”

“你想结婚吗？”我问她。整段对话让我吃惊。

“不是那么回事，”她不耐烦地说。“我现在十八岁了。我不想浪费时间。如果他对我不认真，我要他现在就告诉我。”

最后，对于敏来说尘埃落定。三天后的早上七点，她收到一个短信：我在厂门口。她不信，跑下楼去看个究竟。是她的前男友，下了夜班，坐巴士到她的厂。敏要上班，所以这个男孩子在外面等，从早上八点一直等到中午。他们俩一起吃午饭，然后他走了，敏回去上班。

“他有没有说你们还有未来？”我问。

“他没说，”敏说。“但是因为他来了，我就知道了。”

她最近坐巴士——两小时的车程——去跟他共度整个下午。“他不高，不帅，没钱，工作不好，”敏说。

我在等她宣告这些缺点之后说点什么。

“但是你喜欢他，”最后我说。

敏什么也没有说，但她笑了。

现在这个男孩要离开东莞，因为他爸爸要他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工作。敏还没来得及找到一个稳定的未来，这个男孩就消失了，但她没有心烦意乱。“我们会用手机保持联系，”她说。她也没有原地踏步。那个月底，老板批准她离职，还给她扣下的头两个月工资。敏又去了人才市场。她在原来厂里的人力资源部刚好做满二十四天，凭这个她能建立起新的事业。

在这个无情的城市，东莞的人才市场是最冰冷坚硬的一个地方。花十块钱，每个人都能进去，在里面的公司摊位前参加几百个招聘职位的面试。但进去需要勇气——要跟陌生人说话，推销自己，还得面对四周每个人都听到自己被拒绝时的尴尬。敏讨厌人才市场，因为它让她觉得自己“可以取代”。职位列表把人降格成一个个条件，这些必要条件很少超过二十个词：

前台。声音甜美。貌美气质佳。会Office

软件，说粤语。

车工。18—22岁，男，有外企经验。不近视。

皮肤不敏感。

销售员。吃苦耐劳。男女农村户口皆可。

非独生子女。

忙碌的周六，东莞最大的招聘会能吸引七千人。九十点钟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挤成一团水泄不通，谁都动不了。偶尔，一小团人会冲出重围蜂拥到某个摊位前，也不清楚为什么一下子这里的工作比别的更诱人。最受欢迎的摊位前摆着喷绘的海报，通常上面印有长长一溜没有窗户的大楼，周围是水泥景观。简陋的摊位只有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拿着写字夹板。整个人才市场有一个街区那么大，填满了一座四层楼的房子，这里过去有一家卡拉OK厅和一个保龄球馆。看起来，买卖人的未来比娱乐业还挣钱。

秘书。18到25岁。身高155或以上。五官端正。

保安。20到26岁。身高172或以上。

歧视是通行的规则。老板喜欢他们的文员是女的，貌美，单身，同时对某些特定技术工作的招聘只考虑男性。一家工厂可能会封杀河南人；另一家厂可能会拒绝聘用安徽人。有时候一个应聘者的全家都要通过严格审查，因为有兄弟姐妹的人肯定比独生子女更能吃苦耐劳。要是你身高低于一米六，保证在人才市场铩羽而归。

中国人对身高的迷恋无处不在。这个国家对营养不良甚至饥荒有着鲜活的记忆，身高标志着殷实，也有划分阶级的功能：在任何一个建筑工地上，造房子的农民工都要比那些住房子的城里人矮一个头。在西方，体力劳动者的身形可能比他们的白领同胞要大一些，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受过教育的人确实要低下头来看那些更低阶层的人。对女性来说，最光鲜的行业往往紧扣着对身高的要求。“如果我再高十厘米，”有一次一个美发店里工作的姑娘跟我说，“我就能去卖小汽车。”

年老是另一种劣势——在人才市场，一旦超过三十五岁就表示年纪太大，这是大多数职位的年龄上限。“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思维和动力都不如年轻人，”人才市场运营公司开办的推广报纸上，一个工厂经理这样说。报纸还这样建议三十五岁以上的人群：“别总谈论你过去的经验。你必须有从零开始的心态。”自相矛盾的是，年龄限制也是向上流动地位提升的证据。在一个做床头板的公司摊位上，职位列表和目标年龄看起来就是职业晋升的时间表。

成本会计：25岁

市场部经理：30岁

生产副经理：35岁

最普遍的职位空缺是文员，前台，销售员，保安和厨师；模具设计和机修也很抢手。一家公司在找“具备操作日本三菱和富士通机器技能”的人。职位头衔详细具体，有时也不知所云：图样分组工。贴花工。压力容器电焊工。在这里，现代中国的工业力量分散成各种碎片，而这些碎片就是人。

人才市场的面试简短而诚实得不留情面。招聘者不会假装这是你写信回家报喜的好工作；应聘者也会毫无顾虑地承认他们的无知。难得有面试时间超过五分钟。录取常常是当场敲定的，没有人会去查应聘人的背景或推荐信。

在恒丰模具厂的招聘摊位，一个年轻女人坐了下来。

“我们的工资不高，”招聘员立刻说。然后：“你会用电脑吗？”

“会，我在学校里学过电脑。”

“好吧，我们这儿薪水只有六百块。”

另一个摊位，另一个女人：“你会做什么?”

“我跟客户保持联系，多半通过电子邮件，如果他们来办公室，我可以接待。如果是技术性的活儿，我什么都不懂。”

你会做什么？在找工作需要大学文凭，需要花钱，需要有关系的中国大多数城市，这种问题很少见。在东莞的人才市场，你从来不会听到：你上什么学校？你认识谁？或者至少问一句：你是本地的吗？问题总是：你会做什么？你会电脑吗？你会英语吗？职位列表通常手写在预先印好的卡片上，按照标准表已有格式列出资质要求。在户口一栏的旁边，雇主通常会写上他们要招聘职位的性别，而在职位的旁边，公司会写上身高要求。

不是每个来人才市场的人都敢进去。走道上巨大的电子招聘栏前挤满了一大群人，就好像命中注定只能目视荣华富贵的应许之地却永远不会进去。招聘栏上的列表好像股票价格一样，不停地向上滚动，一大群人目不转睛，看得入迷。

敏第二次去人才市场，心里完全清楚她应该怎样做。她定高了目标，只接触那些人力资源部空缺的公司。“文员的职位很低，所以我不会找那种工作。”敏面试的时候，她询问公司员工的流动情况和公司规模；她要找家小一点的工厂，少一些需要取悦的上级。她婉转回避那些问她为什么离开之前工作的问题。有一些私事，敏说，她不想谈。

这一次，她并不比其他人更诚实。在神兴橡胶工业公司的摊位前，她跟招聘员说她在人力资源部工作过一年。“如果你说的时间短了，”她后来跟我解释，“他们会觉得经验不够。”她被录取了，工资比前一任员工涨了五十块一个月。

敏两天后开始在那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上班，这家公司制造手机和电脑键盘的塑胶零件。她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日休息。她这一级的工人四个人住一间房，里面有洗手间和电话。她一个月挣八百，包吃包住——和上个工作一样，如果她做得不错，还有涨工资的机会。

敏的新工作是记录工厂四百名工人的聘用资料、员工表现、惩罚记录以及工资。过去她的部门是管机器的，现在是管人，看起来更适合她。当工人聚集在工厂大门的时候，她会筛选要聘用的人。你有身份证吗？打算在这里做多久？

谢谢，她告诉那些不对她胃口的人，我们现在不招人。

每个月的10号，工厂老板的台湾老婆会来给工人发工资，并且拜佛求福。敏跟着老板娘在工厂里转，去餐厅，去大门，去每一台危险的机器——两个人会求佛祖保佑工人平安，生意兴隆。敏也会悄悄地祈求佛祖保佑她的家人，她的朋友和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爷爷奶奶，但这些事她没有跟老板娘提起过。

她对办公室政治也更为应对自如了。刚来不久，顶头上司叫她去办公室。他告诉敏，她这个位置上的前任员工很喜欢多嘴，还犯过错。“你不喜欢多说话，”他观察到了。

“是的，”敏同意。

上司笑了。“但是需要说话的时候，”他说，“就得说。不需要说，就别说。”这就是中国职场的生存秘则，但之前没有人和敏分享过。

对父母，她也更老练了。敏没有告诉他们她辞职了。她先找到一个新工作，寄一千块回家，然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辞职的事情。寄回家的钱就预先让他们吃惊到无话可说。“他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子，”敏告诉我。“所以我先做好，再告诉他们。”

她认识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变化，许多人也在晋升。她在深圳的姐姐被提为行政秘书；她的表哥在广州做经理。以前工厂里的两个朋友分散了。梁容回家了，跟她父母选的一个人结了婚。黄娇娥跳槽到敏之前的工厂，在敏辞职的同一天也离开了，她在东莞另一个厂里找到一份生产文员的工作。敏以前工厂的上司也回东莞了。他从北京回来，在一家台湾插座厂上班，但是敏拒绝和他见面。以前那个厂的工人说，他对敏有兴趣。敏回想他之前发来的短信——你的大哥想你了——判断的确是这么回事。终究，这个唯一对她表示过善意的大人还是无法得到信任。

小工厂也有小工厂的问题，敏也渐渐发现了。工作场所杂乱无章，她的职责也不明确；敏紧赶慢赶才能做完所有扔给她的活儿。她的新上司，和以前那个一样，缺乏安全感，等级观念很强。敏发现许多中国男人都有这个缺点。敏没有凡事都向他汇报，他就很不高兴。敏和保安关系好，他也会不高兴。而他的反应就是面试敏这个职位的新候选人——同事，对手——而不告诉她。她是从办公室前台那里听到的。

2004年8月，来这里两个月之后，敏领了工资就走了，跟谁也没说。一个之前的同事进了深圳的一家厂，请敏跟他一起过去工作，她决定去。她在工厂附近的一家旅馆过夜。睡着的时候，一个人撬了她的门。小偷拿走了九百块钱和她的手机，这是她唯一保存东莞所认识的所有人号码的地方：介绍她新工作的前同事，出来后交到的朋友，和已经回老家的男朋友。

手机是农民工买的第一样大件。如果没有电话，和朋友保持联系或是找个新工作都几乎不可能。工厂间往来的信件经常遗失，往工人宿舍打电话——可能是一百多人共用一个走道里的电话——非常困难。在工厂里，办公室的电话通常会被设定成无法拨打外线电话，或者接通几分钟后自动断掉。无论如何，大家如此频繁地跳槽，宿舍和办公室的电话很快就过时了。在这个永远都在变动的世界里，手机就是磁北，是把一个人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东西。

我是经历过教训的。来东莞的早些时候，我和许多刚来的人交朋友。她们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于是我一个接一个地跟她们失去联系。我认识敏的时候，决定给她买个寻呼机，但这个产业在过去几年中衰败得迅速而彻底，以至于我在电器商店说要买个寻呼机的时候，销售员们都笑话我。我送给敏一个手机，这样我就不会失去她。

在打工者的世界里，手机是对城市生活无情步调的隐喻。一位鞋厂的经理这样总结打工迁移生活中的种种脱序：“在老家他们连电话都没有，突然间来到这里就用起了诺基亚6850。”一个卖保险的女孩跟我形容乡下的生活：“在老家，手机从一个人传给下一个人。”人们用手机术语来描述自己：我需要充电。我正在自我升级。打工女孩的父母本能地不信任手机，一些家长禁止他们的女儿买手机。这种通讯工具允许甚至鼓励和陌生人私密联系，而这是农村的公共生活所万万没有的事情。

姑娘要是想让小伙子知道自己对他有兴趣，可能会主动帮对方付手机费。恋人们共用一个手机以宣告他们的关系专一，虽然有时候一方偷看另一方发给别人的短信，会导致感情破裂。我认识的打工族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手机上——为了更便宜的通话套餐不停地变换号码，去另一个城市的时候换一张手机卡以节省漫游费。这就是东莞的短线心态：为了省几分钱，不惜和一些人永远失去联系。

中国的手机市场全球第一，打工族是主因，但手机业对这类用户的态度很复杂。一个通讯业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市场经济不振就是因为农民工；据称农民工拉低了通话费率，因为他们只愿购买最便宜的服务。流行文化也受到他们的消极影响：近几年中国流行音乐的品质恶化，有人告诉我，是因为农民工选择最粗制滥造的歌曲作为他们的手机铃声。

在东莞有几百家工厂生产手机零件，大约每三家零售商就有一家是卖手机的。这个城市买卖失窃手机的生意也很红火。某些特定的地区是著名的手机失窃高发地带；有一种战术是小偷骑着摩托车靠近人行道，减速，从正在通话的行人耳边把手机抢走。偷来的手机可能会换上一个新壳，当做全新的卖掉。生产出来的，卖掉的，偷来的，重新包装的，再卖一次的，手机就好像是东莞经济核心中无尽的再生资源。

手机也是敏和这个城市的纽带。随着手机被偷，一年半的友情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再一次孑然一身。

➢五 打工女孩

做一双运动鞋需要两百双手。一切从一个裁断工开始，这个人把一大张网眼料子裁成一片片弯曲的不规则图形，就像孩子玩的拼图。接着是缝纫工。她们把布片缝起来做成鞋面，然后在适当的位置装上塑料的徽标和鞋带眼。随后，鞋底工用红外线炉加热鞋底的部件，并且用胶水把它们黏合在一起。组装工——他们通常是男性，因为这活儿需要比较大的力气——把鞋面套在一个塑料模具上抻拉。他们把鞋面紧紧地捆住，在鞋底刷上胶水，然后把鞋面和鞋底粘在一起。一台机器给每只鞋子加上四十公斤的压力，黏合紧密。整理工拿掉鞋模具，检查每一只鞋有没有瑕疵，把鞋子成对儿放到纸盒里。鞋盒装进包装箱，每十盒一箱，然后在三天内运往世界各地。每只鞋的鞋舌上都有一个标签：中国制造。

如果你穿运动鞋，多半就穿过一双东莞裕元厂做的鞋子。这家台湾老板的工厂是耐克、阿迪达斯、锐步以及像彪马和爱世克斯等小一点牌子最大的运动鞋制造商，这些牌子多年前就不再自己生产鞋子，而是把制造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工厂。裕元的秘密是垂直整合：它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初的设计到制作胶水，鞋底，模具，定型一直到裁断，缝纫，以及组装成品。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鞋子是广东的工厂里制造的，而裕元是其中最大的一家。

裕元在东莞的工厂里有七万人。想象一下，就好比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市所有的人口，都不足三十岁，都在做运动鞋。在这个大院的砖墙之内，工人在工厂宿舍睡觉，在工厂食堂吃饭，在工厂杂货店购物。裕元有一家幼儿园，专供员工的小孩上学，还有一家有一百五十名职工的医院；裕元有一家电影院和一个歌舞团，志愿组织活动，开英语学习班。裕元运营自己的电厂和消防队，有时候东莞市还会找裕元借用消防车的云梯来灭火，因为这是附近最高的一架云梯。裕元还灌装自己的瓶装水。当地人会告诉你，裕元自己种粮种菜，其实不是，但这个公司确曾一度与农民签约以保障厂里的食物供应。除非世界末日降临，否则什么也无法切断业内所谓“品牌运动鞋”向全世界源源不断的供货。

对于年轻的外来员工，裕元给予的是稳定。流水线的工作只是带来一份普普通通的工资——根据东莞最低薪资标准，一个月能拿六百块——但是这笔钱每个月都发，还能按时发。每天最多工作十一个小时，每周最多六十小时，星期天休息，在这个通宵加班也很寻常的行业里这真算得上罕见。裕元的工人十个人睡一间房，床是金属的上下铺，这也比一般情况要好一些。年轻女工通常付给中介一百块买一个在这里上班的机会；男工则要多付好几倍。裕元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是女性，大部分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

在裕元打工的农民工可能永远不会去别的地方工作了。这些年，她可能辞职回家——看望生病的亲戚或是订婚，休息一段时间或是生个孩子——然后再回到裕元。一个工人可能会把兄弟姐妹，表哥表姐，又或是老乡介绍到厂里，而且厂里也鼓励这么做；例如，有一个大家庭，十口人都在厂里上班。员工的流动性很大——每个月百分之五的流动率，也就是说每年要替换掉超过一半的劳动力，但这一统计没有考虑到有些人虽然辞职，但最终还会回来上班。1991年周银芳加入裕元，她那时才十七岁。她在厂里遇到她现在的丈夫，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和老板谈判升了职，现在是主管，手下有一千五百个工人。“我想在这里干到退休，”她告诉我；她今年三十岁，但声音已经像老妪一样嘶哑。用工人们的话说，裕元所有管理层的声音，都嘶哑刺耳，这是长年累月在机器的轰鸣中扯着嗓子喊话的结果。

向上流动是可能的；生产需求如此巨大，裕元必须从内部提拔。几乎所有的管理层，从生产线的监管到整个工厂的头头脑脑，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农民工。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统治着这个世界。管理层分为十三个等级，从培训生到总经理；他们通常以头衔相称，而不直呼名字。有一个食堂专属生产组的组长，而另外一个只给高一级的科长们开伙。孩子也是地位的象征：只有生产线的组长及以上级别的人，才能获准夫妻同住工厂并且带一个孩子。普通工人通常把孩子留在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

工厂的人际交往地域界限分明。同一个省来的工人粘在一起，说外人听不懂的方言。而那些外来务工人员大省来的工人，则依据他们来自哪个县而进一步划分。省份接近的安徽，河南，陕西和山东可以用各自的方言沟通；他们互称为“半个老乡”，这样能带来一些亲密感。公司并不反对这些地域偏见：食堂给工人提供湘菜，川菜和粤菜。招聘也会带有地域色彩，如果一个老板认为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上亿人拥有同样的人格特质，他就能封杀一整个省的人。河南人爱打架。安徽人勤劳但靠不住。

工人们不用迈出裕元门卫看管的大门，就在厂里过日子，许多人都是这样，他们说外面的世界混乱而危险。但是裕元大墙内的生活也可能动荡不安。小偷小摸猖獗，工人禁止在工作时间回宿舍，以此减少这类案件。车间里的口角也会带到宿舍，因为同一条生产线的工人被规定住在同一个屋里以确保效率。裕元厂里黑帮林立，一些帮派在发薪日抢工人的钱；另一些则专门偷窃鞋子的部件。黑帮团伙有他们自己的垂直整合。一伙人可能会把鞋带偷运到厂外，而另一伙则夹带鞋底出去。这些部件被组装成鞋子，然后分销到东莞的其他地方。在中国山寨货的世界里，这是一种独特的分类——正宗部件，非法组装。这些团伙往往根据省份划分而组成，大家最怕的是湖南帮。

三角恋和婚外恋很普遍，婚外孕和流产也一样。好几年前，一个姑娘因为感情受挫自杀；另一个女孩在宿舍的厕所里生下孩子，然后把婴儿扔进马桶。孩子死了，那个女孩则被送回了家。“我们有七万工人，像个城市，”裕元厂负责员工健康和安全的总管李路加说。“城市里有的问题，我们厂里都有。”

一到周末，生产线停工，裕元大院里的氛围就变了。那些平时走路带风面无表情的女孩们放慢节奏，变得懒洋洋的。她们和女友们手牵手散步，工牌挂在脖子上，或是拴在腰带的链子上。她们边走边用方言大声交谈；她们袒肩露背。她们穿吊带背心和牛仔裤，或是黑色洋装和高跟鞋；有时候几个朋友会穿得一模一样出门，向世界宣告她们彼此共同的忠诚。她们吃着卷筒冰淇淋，三三两两光脚坐在小片的草坪上，看杂志或者分享秘密。有时候一个姑娘独自坐在那里，对着空气发呆。

宿舍里没有隐私的空间。姑娘们在走廊里，镜子端在手里照着，梳理刚洗过的头发；有的姑娘穿着短裤和拖鞋，拉着水桶，拖宿舍的地板。楼上的人光着手臂靠在阳台栏杆上，查看一楼的动静，呼唤楼下几层的朋友。流行歌曲从磁带卡座里传出来，声音直冲清晨的迷雾。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空气里弥漫着晾晒衣服的味道；漂白粉，洗洁剂和潮湿味儿是裕元厂里永恒的气味。

2004年6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J楼805室的几个姑娘躺在床上聊天。房间乱蓬蓬的好似睡衣派对的尾声，虽然已经十一点了，姑娘们还窝在睡衣里。

“你要是在外面认识个男孩，”一个姑娘说，“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也不了解他的家庭。”

“如果你在外面交男朋友，爸妈在家就没有面子。”

“你跟一些人交了朋友，然后回家就失去联系。”

“你回家的时候，发现别人知道你所有的事情。”

十个女孩住在J805，这个八楼的房间有二十个平米，里面摆了两排金属的上下铺。房间闻起来跟裕元其他地方一样，有湿衣服的气味。每个女孩有一格壁柜，放衣服、零食、化妆品和首饰；就像美国高中女生的储物柜一样，她们用电影明星的杂志图片装饰内壁。床底下是鞋子的墓地：高跟鞋，运动鞋，Hello Kitty的拖鞋。长长的走廊上，一模一样的房间一个个排开，J805是其中之一，走廊两端各有一个洗手间和浴室。这幢楼里住了两千个工人。

在老家农村，现在正是一年中最忙的双抢季节，要忙着夏收和夏播。全球制鞋业的循环周期却在此时慢了下来。J805的姑娘们在裕元八厂工作，生产阿迪达斯和萨洛蒙的鞋子。现在她们每天只工作十个半小时，外加星期六的半天或整天。在东莞制造世界，这就是淡季了。一些姑娘计划回家度假，但是走不走得成，取决于她们制造的鞋子部件是什么。做鞋底的女孩可以离开，但裁断工和缝纫工则必须留下。

二十一岁的贾纪梅冲进房间，炫耀她刚才出去买到的东西：火车上吃的零食和给家里人买的卡式录音机。她是河南人，在鞋底部打工，刚获准了一个月的假期，准备回家。“这两个晚上我都睡不着，”她说。“一知道要回家，其他啥事都不会想了。”她圆脸，塌鼻梁，双眼分得很开，笑起来脸会显得柔和些。她坐在下铺，胸前搂着一只毛绒的玩具熊猫。

张倩倩是安徽来的姑娘，她从楼下七层到八楼玩，看贾纪梅为回家做准备。她身材结实，肩膀很宽，生硬的脸上没有笑容。她穿牛仔裤，戴一块运动手表，这让她更显强悍。她是个裁断工，所以得留下来。“我在家里无聊得要死，”倩倩说。“没有电视，没有录音机。家里别的人差不多都出去了，整天就我一个人。”

“我奶奶一大早就起床做早饭，”她接着说，“叫我吃饭，有时候我还睡着。我爸爸就说我，‘你懒在床上，连奶奶给你做的早饭都不吃。’在家里，总有人在说你。”

“你在家里呆不住，”李小燕同意倩倩的说法。她是来自湖南的室友，也是一个裁断工。这些姑娘和家里的关系很复杂。在外的时候，她们很累，觉得孤单，一直说要回家；而一回家，她们很快就厌倦了，又渴望再出来。如果一个姑娘决定要离开工厂，会激起周围所有人的震惊和不安。出来打工就意味着不断被最亲近的人抛弃。

倩倩是来来去去的老手。她三年前从家里出来，在裕元打工一年半，因为跟老板有矛盾而辞职，回家一段时间。再次回到东莞后，她进了一家小型电子厂，条件比裕元差很多。她再一次辞职回家，这次是为了庆祝奶奶的八十大寿。四个月前，她回到了裕元厂。“我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回到这个厂，”她说。

贾纪梅则没有那么肯定。“我可能会回裕元，但是我还说不准，”她说。一个星期后，她离厂回家，没有告诉室友们她会不会回来。

中国进入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期已经有二十五年，而人群的总体情况也在改变。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人们往往因为家里缺钱、或是需要盖房子，才会从农村出来走向陌生的未知。人们认为单身女性独自出门很危险，甚至有些丢人。这些早期的农民工常在农闲时分做一些季节性的零工。播种和收成的时候他们会回家帮忙。一旦赚够了钱，他们就回村里不再出来。

在新一代农民工成长时，大多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出来，不是为了逃避贫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机遇。迁移不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现在待在家里才丢脸。

这一代农民工和老家之间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她们回家的行程也不再取决于农忙农闲，甚至于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相反，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来去间有自己的时间安排，换工作或请假，这些都同生产周期的需求有关。如今是厂忙厂闲来决定农民工的生活。

农民工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都越来越像城里人。90年代推出的那些打工族杂志现在要么倒闭，要么为了寻找读者群伤脑筋。那些有关打工经历的歌曲在南方的工厂也不再耳闻；现在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城里的青少年听一样的流行歌曲。如今，打工族随心所欲地在自己身上花钱——买衣服，做头发，挑手机——只有家里需要的时候才寄钱回去。新一代的打工族比上一辈更有野心，也更不容易满足。调查发现，90年代离家的打工族里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对他们的生活状态表示满意，而比他们早十年出来的，表示满意的人占到百分之二十七。这并不意味着新一代的农民工想回老家。但也反映出他们在和城里人进行比较，也许，更高的期待能带来更大的成功机会。也许，这意味着新一代人注定要对此失望。

结识裕元厂的这些姑娘很不容易。她们跟我约好时间见面，却不赴约。之后如果我找到她们，也不会解释或者道歉。我主动送她们手机，但没有人接受，或许是她们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她们可能今天对我友好，明天又变得冷淡，如果我跟宿舍里某一个姑娘说话，房里的其他人会避开我。一个姑娘让她的室友跟我撒谎，说她已经离厂了，因为这姑娘的朋友跟她说，我不可信。工厂允许我自由出入宿舍楼，但要赢得住在里面的人的信任才是难点。她们在鞋厂巨大的阴影下来去匆匆，像飞蛾一样飘忽不定，比我在这个城市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加难以捉摸。

女孩们彼此间保持警惕，相互之间常常不大友好。她们通常对一同工作、共居一室的人一无所知；我对她们的了解加深一些之后，她们会向我询问别人的消息。大多数姑娘都有一两个住得很远、或是在别家工厂的真心朋友。她们更愿意同这些远亲推心置腹，而不是身边的近邻。或许生活在这样一个遍布着陌生人的小团体里，她们需要这种自我保护：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头天晚上还睡在旁边铺位的人，第二天就会消失不见。

对于任何打工者来说，改变处境都需要意志力。但是像裕元这么大的一个工厂，随大流的压力感却更强。所有的姑娘都在彼此面前宣称，她们不赞成在城里找男朋友，尽管许多女孩已经找了一个；她们贬斥继续教育，认为再去读书毫无用处，尽管有些人正在悄悄地上培训班以努力提高自己。裕元是个工作的好地方——在那里上班的人都这么说。但是如果你的想法稍有不同，它会吸走你所有想挣脱现状的力量。

农历7月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裕元的生产节奏降至龟速。越来越多的工人回家休假，宿舍里空空如也。那些留下来的工人一天只工作八个小时，每周五天。西方白领的正常作息在这里就好比是天堂。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去看倩倩，她睡到十点过后才起床。她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慢慢地从上铺晃下来。她套上一件绿色的吊带衫，还有一条一边裤腿上绣满花直到脚跟的牛仔裤，和一双磨旧的尖头高跟鞋。“一年里，只有这几个月好玩一点，”她说。隔着两个床铺，一个室友坐在床上无声地练着英语。她在读厂里组织的每周一次的英语班。那本她常常翻的书里面的句子很奇怪。

这是卢。他从秘鲁来。

另一个有点意义：

不要失去这次机会。

倩倩走到楼下，经过另外的宿舍楼，穿过工厂大门。人行道上，太阳光如此强烈，路面白得刺眼，就像曝光过度的照片。倩倩走进一家百货商场，径直被吸引到摆了亮片高跟鞋的货架那边。她把玩着一双黄色的松糕鞋，鞋绾带上有三颗闪亮的粉色桃心，就好像情人节的糖果一样。“今年这种很流行，”她说。在礼品区，她指着一个里面镶了假玫瑰花的相框说，她曾送过一个给朋友作生日礼物。

回到行人寥寥的大街上，她冲着一个路过的姑娘叫起来。“徐季梅！你去哪里了！”

一个头发挑染成红色的姑娘停下脚步。她背着一个尼龙的耐克双肩包。“我要回家，”她说。

“你要回家？现在？”

“现在。”

倩倩一把抓住那姑娘的手。“好吧，那再见，”她说。她看着那姑娘走远。“在厂里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她们就回家了。”

“你们还保持联系吗？”我问她。

“很难。有时候我们会交换地址。”她在东莞最好的朋友就是她第一次进裕元的时候认识的。她们同时从这家工厂辞职，回到各自的家乡，然后计划再一起出来。倩倩经常在不上班的日子去看这位朋友。保持联系要花费工夫和精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打工女孩的好朋友只有这么几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我们坐在百货商场外被太阳烤得火热的广场上吃甜筒冰激凌。一个穿着蓝白条厂服的姑娘刚好认识倩倩，和我们坐在一起。她懒洋洋地用一张明信片扇风，正准备去邮局寄掉这张卡片。“我离开厂了，”她宣告说。天太热了，没人反应。两个姑娘一言不发坐着，看我在笔记本上写东西。

“你看得懂英语吗？”倩倩问那个姑娘。

她刺耳地笑起来。“我连小学都没上完！”

那个姑娘离开后，倩倩跟我说她们曾经在附近一家小厂一起打过工。“裕元比较好，”她说。“福利待遇都好一些。有图书馆和活动中心。可以下棋，还可以参加呼啦圈俱乐部。”我问她有没有参加过这些活动，她说没有。

她沿着街往前走，碰到另外一些要回家的朋友，跟她们打招呼，和那些完全有可能她再也不会见到的人道别。千里之外，倩倩的父母也要她回去，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她寄回去更多的钱。她在出来的头两年里给了他们近五千块钱，但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寄过钱。在她们村里，传统上父母会给成年的儿子盖一幢房子，给他婚后居住；倩倩的弟弟才十四岁，但她的父母已经在为这笔开销着急了。

“村里其他人都盖了房子，”她爸爸跟她说。“我的怎么还没盖呢？”

“我还想这么问你呢，”倩倩反驳说。

家里人总想从村里遥控他们的女儿。寄钱回家。别在外面找男朋友。快点结婚。回来。而大部分女孩子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事情。倩倩的父母甚至都不知道她在厂里的电话——她想和他们说话时，就会给家里打。他们总是在家。

裕元厂周围的街区有很多消费和提升自我的机会。周末的下午，希望电脑培训中心挤满了坐在电脑前学习Word和Excel的工人（外面的广告牌用英文写着MICROSOFT WORB）。一家店里的男式白衬衫卖二十块钱，还有照相馆提供一系列人们梦寐以求的生活背景：田园风光，罗马石柱，乡村别墅。各个零售商也用地方特色聊解乡愁：河南周口芝麻饼。武汉剃头。有一家店的一面墙上挤满了一排塑料的电话亭，只有在流动人口多的地方才有这种生意。对面的墙上贴了一张全国各大城市的火车时刻表：二十五小时到宁波，四十小时到成都。上江城健康站打出广告，一分钟妊娠检测，性病治疗和人流。裕元厂里的诊所也能做人流，但几乎没有人会去那里做。在街边的诊所做，手术是一样的，而且不会被别人知道。

有一次，我在裕元厂门外看到一个男人冲着一个耳麦，像老式马戏团揽客那样吼，话说得很快。“如果你胃疼，如果你背疼，如果你有风湿，这就是你需要的。”空气里弥漫着酒精的气味，人行道旁铺了一条毯子，上面摆着几条干蛇和一只海星的标本，还有一些装了冰茶一样黄褐色液体的瓶子。那些蛇，显然已经死了，在一个塑料篓子里纠结缠绕。男人拿棍子扒拉着蛇，好像在炖汤一样。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干咳连连，一点都不像有资格给别人提供医学咨询的。尽管如此，一群年轻的男女还是大声地叫他，冲他要手上的传单。

蛇酒补肾

药方：该产品主要构成包括眼镜王蛇，金环蛇，银环蛇等全部七种毒蛇以及其他各味中草药。

用法：早晚喝，每次半两或一两。

另一天，同一条街上，一个男人匍匐在地，两条跛腿弯曲在身体下面，用一截粉笔在人行道上写字，一群外来打工者围成一圈，看他的故事：他的老婆死了，儿子病了，他从家里出来讨钱。男人的罐子里有几张钞票，我看的时候又有两个人给了他钱。

裕元厂前面的主街道上，两家商店隔开的窄墙缝间常有小巷子向后延伸出去。这些小路上四处散布着垃圾，楼房的墙壁上贴满了淋病梅毒诊所的广告。在中国，卖淫盛行的地方就有这些传单像皮疹爆发一样到处都是。在一条巷子里，我有次透过窗户看到一间平房里面。年轻的姑娘们坐在阴影里，埋头缝着东西。这也是个工厂，最差的那种。

在裕元工作的姑娘很少会冒险走到这种小路上来。这些巷子并不通往那些开着更多电脑班和发廊的街道；小巷的尽头是农田。就在工厂世界的边界外，已过中年的男女在绿叶菜田上劳作，天上的云，也保护不了他们免受日光暴晒。

中国传统的农历把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每隔两个星期就有农作的指令。一年始于立春，这是春天的开始，在每年2月4日或5日，也是春播的时节。农历决定什么时候种瓜，种豆，种杂粮，甜菜，葡萄；什么时候收水稻，收小麦，收苹果，土豆，萝卜和白菜。农历还会预报高温和大雨。它指示农民在合适的时日防风，打虫，积肥，除草，灌溉，修栏，过年。农历标准在西汉时期已经确立了，有一些地区差异，从那时起它便一直统治着农村生活的节奏，至今已有两千多年。

裕元厂里的姑娘对农业作息一无所知。回家的时候，父母通常不会让她们干农活；如果去田里帮忙，她们会晒伤，也会因为农活不熟练而起水泡。一个打工女孩向我描述在家里典型的一天：她和家里人一样按农民的作息起居，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电视。

我6：30起床。我看电视——新闻焦点，然后是电视剧。一直看到下午一两点。睡个午觉，周围散个步。吃晚饭，然后十点睡觉。

全球制鞋业的历法也在春天开始加速。3月，机器开转，4、5、6月加速运转，在欧美夏季海运季之前做好鞋子。7月——当农历催促农民们在雨季来临之前赶紧夏收的时节——制鞋业陷入萧条状态。8月的订单量下降到最低，有时候生产线只运转全部产能的百分之二十。9、10月的生意多了起来，机器不停转，显示生产紧张期即将到来。11月到12月初是拼老命的时间，每个人拧紧发条加班，全力应付圣诞节蜂拥而至的订单。圣诞节过后，节奏慢了下来，直到春天再次到来。

姑娘们很快就了解鞋子的节气，以及每天的节奏。在裕元巨大的车间里，做运动鞋是一种掐着秒表的科学。每个流水线的操作台前面都有一个塑料标牌，写明一个工人需要多少秒完成一道工序。裕元厂的流水线做一只鞋子的时间从四年前的二十五天下降到现在的十个小时，每个工人制鞋的产能增加了百分之十。

车间有自己的等级制度。最好的工作在研发部门，那里的工人做少量的样板鞋，没有多少生产压力。裁断工和鞋底工次之：她们是流水线上的排头兵，决定生产节奏，享有更多的自由。压力最大的是缝纫和组装工，她们夹在生产流程的中间，前后端都给她们施加压力——上游的工人给她们加码，下游的人催她们更快一些。没有什么出错的余地：质检和消费者都瞄准了流水线的下游的部门，因为成品鞋上更容易发现瑕疵。工人们有个说法：

缝纫的骂死了

组装的干死了

裁断的玩死了

1989年裕元开了它在中国的第一家厂，那时候韩国占据着全球的运动鞋市场。前头的十年，裕元经常让工人们干到半夜，一个月只放一天假。“只要你给这些品牌报一个特定的价格，他们不会在意你怎么管理工厂，”裕元东莞的阿迪达斯生产运营主管艾伦·李说。“我们不讨论给不给加班费，不讨论厕所里放不放卫生纸，工人该不该洗手，或是一间宿舍里睡几个人。我们采用高压的管理办法：这是你的任务，就算三天三夜不睡觉，你也要干完。”

中国的劳动力廉价，而且积极性高，很适合缝制鞋子这种劳动密集的产业，在90年代中国成了行业领导者。美国的一些大品牌商因为工作条件恶劣而受到工会和工人权益组织的抨击之后，耐克和阿迪达斯也开始敦促供货商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裕元变成了一个每天只上十一小时班的工厂，每个星期日放假。许多工人辞职了，抱怨说加班费不够。公司为此还设立了一个事业部门监管工作条件，并开了一个心理咨询室，工人可以去那里寻求帮助，提交投诉。裕元也改善了安全措施，禁止使用有害的化学品，放弃了军队似的广播体操。但是在各大品牌商敦促工厂善待工人的同时，也对工厂施压以削减成本。这些目标有时候是自相矛盾的。裕元的阿迪达斯部门过去会免费给工人发制服。但是因为阿迪达斯要求削减成本的压力，裕元开始向工人收取制服费，但阿迪达斯又同时反对这项举动。于是裕元干脆取消了制服，工人们现在上班只穿自己的衣服。

2001年，为了提高裕元的效率并削减成本，阿迪达斯发起了一个精益化生产的项目。工人说他们现在工作的时间变短了，但流水线上的压力更大了。生产目标被精确的打包分配，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一条流水线被重组为几个小团队，这样工人可以隔几天换一个活儿，而以前他们可能一整个月做同样的事。这使得生产更加灵活，但也让工人们筋疲力尽。同时以效率的名义，住宿安排也重新洗牌，工人们被规定和同一流水线上的同事，而不是和朋友们住在一起。

全球时尚的更迭周期加速增加了压力。十年前，大的运动鞋品牌给工厂九十天时间完成从订单到发货的流程；几年前这个期限变成了六十天，而现在只有三十天。订单量逐渐缩小，以备时尚潮流转变时能快速反应，而工人们就生活在这种难以预测的周期中。只有到星期四老板才会告诉他们星期六是否需要加班。旺季的时候，鞋底部门要两班倒；日夜轮流，一个月日班，一个月夜班。他们的生物钟被打乱了，也变得疲于奔命。

公司的高管们说市场需求只会让裕元变得更好。“如果没有压力，我们就不会进步，”艾伦·李说。“就像达尔文说的，适者生存。”阿迪达斯的一项调查发现，工人们最初会觉得精益化生产项目带给他们压力，但过一段时间，这项调查表示，他们就适应了。

8月是灌溉玉米和准备种植冬麦的时节。在裕元的工厂里，新的一季比预期要来得早一些：这是奔向圣诞节的长距离助跑。夏天的清闲日子过后，姑娘们的工作日每天都在加班，星期六也一样。流水线上，她们干得更快，话也更少。但是她们的身体开始反抗了。

“我头痛死了，”倩倩在8月初的一天早上说。“本来应该是淡季的，但是我们有这么多订单。”前一天，她刚过二十二岁；她本来打算去看最好的朋友庆祝一下，但后来只能在加班中度过生日。

宿舍楼的J805室里，贾纪梅刚从家回来。她坐在下铺，无精打采，面无笑容。

“家里怎么样？”我问她。

她浅笑了一下。“还好。”

“你都做了些什么？”

“啥也没做。我想过不回来了，”她慢慢地说，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但是家里没事干。如果家里附近有事干，离家近一点就好了。但是没有事做。回到这里我很不舒服。我真的不想回来工作。”

上铺的吴永丽，情绪要开朗一些。她十九岁，五官清秀，小脸，在这个夏天的早晨，她穿一条优雅的黑细带长裙，脖子上戴了一条有心形小盒坠子的贴颈项链。“别管她，”吴永丽说。“她还没调整回来呢。”眼下有更令人不安的变化：工厂每年都会重新分配宿舍。目的是为了顾及这一年新进和离职的人，以确保每个生产团队住在一起，但这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天翻地覆。“我们在这儿已经有朋友了，”贾纪梅说。“现在可能又要散了。”

8月下旬，工人们搬往新的宿舍。在裕元这样规模的工厂里，曾经朝夕相处的姑娘们突然不知道如何再找到她们的朋友。许多人从此失去了联系。

搬完宿舍后，倩倩消失了，整个9月我都在找她。我多次拜访她的新宿舍——就在她从前的宿舍楼下第四层，但她的室友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她们也问起我失去联系的几个姑娘的近况。我给倩倩在安徽农村的家里打电话，她爸爸说她还在裕元工作。根据厂里的记录，张倩倩，28103号员工，八厂，B楼，裁断二组，仍然是一个在册员工。从文件上看，她住宿舍，在流水线上工作，为阿迪达斯的鞋面裁断布料。但她本人却已经消失不见了。工作日程和秒表似乎把工厂生活管理得有条不紊，她的消失不啻为一种讽刺。

从裕元厂大门出来，下到主街，穿过饮食摊和商店一溜排开的脏乱小路的迷阵，抵达一个红砖住宅的街区。住宅楼的门是用铁皮做的。这里满是坑坑洼洼的空地和烂尾楼，感觉太过拥挤，却又如同废墟。在珠三角漫长的夏日里，居民们穿着内衣或睡衣坐在室外搓麻将，鸡群就在脚下的泥巴里啄食。

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倩倩以前的宿舍里认识的一个姑娘带我到这里来。她领着我穿过巷子，来到红砖住宅，爬了好几层楼，然后穿过一扇铁皮门。我们进入一个单人间，里面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海报贴在靠床的墙面。

成功

成功感觉离你非常非常远，而失败，反而看上去总是跟随着你。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勇敢地征服失败，然后成功就会向你走来。

海报旁是一张从日历上撕下的图片，一个半裸女人怀抱一个希腊水瓮。坐在床上，穿T恤和牛仔短裤，光着脚的，正是倩倩。她看到我的时候，朝我笑了一下，那一丝微笑转瞬即逝有点勉强，好像她并不乐意被人发现。

8月的发饷日后，她退出裕元，离开流水线，没有获得离职批准，也没有拿回公司欠她的薪水。从那个时候起，她和不同的朋友一起合住，她眼下借住的是一个名叫葛莉的女孩和男朋友同居的住处。她在考虑，是回家还是换一家厂。

“你为什么离开裕元?”我问倩倩。

“没意思，”她说。尽管我以不同的方式又问她几次，她都不愿意再说什么。

之后的几个星期，生产的压力持续增强，因为圣诞节快来了。在农村这时候是立冬，正是为牲口修栅栏的时候。11月一个周日的下午，我路过铁皮门的红砖房，问葛莉是否有倩倩的消息。

她有些日子没见这个朋友了。“她还在犹豫是要回家还是再进裕元上班，”葛莉说。

“那她到底在想什么？”我问。

葛莉摇摇头。“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没聊过。”葛莉最近离开了裕元，正在打算带她的新男友回家见父母。她一旦离开，我就没有办法再找到倩倩了。也许这就是打工界对“失败”的定义——并没有什么说得出的意外或悲剧，而只是渐行渐远，直到一个人消失在视线之外。

我最后一次去裕元是2005年的1月。打工女孩们身穿薄棉袄，冷得缩着肩膀。受冻看起来是个务实的决定：东莞的冬天不长，花钱买件暖和的外套并不划算。我进去的时候，贾纪梅刚好回宿舍，她看到我的时候笑了笑。她的头发挑染成了深红色。

圣诞节一过去，厂里的活儿开始放缓，现在是传统农历占上风。刚来东莞的打工族，总是孤单而茫然地四处游荡，那些要回家的人就不一样。他们昂头挺胸成群结队地走着；他们看起来很开心，也认得路。他们口袋里有钱，手里大包小包拿着带给家人的礼物——CD唱机，被褥，给小孩子的糖果。在老家，现在是农历大寒，是迎接新年的季节，但在东莞的年历上，现在是收获一年辛苦所得的季节。这才是唯一重要的收获。

➢六 方与圆

在东莞的工厂里，没有人受过正经的职业教育。过去，教育在中国一直是目的明确，路线清晰。在清朝，男性继承人学习四书五经，以便通过科举。在五六十年代，当时我的家人已经撤退到了台湾，那里的年轻人都读理工科，为了求职和去美国深造。“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学生们背诵红宝书，为了在政治运动中生存下来。然而并没有专为东莞设置的教育课程。打工世界不讲究传统或出身，大家必须学会给自己重新定位。大多数的姑娘和小伙，为了外出打工缩短了上学的时间；我认识的那些大学毕业生的专业和他们眼下的工作八竿子打不着。一位主修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在给工厂经理做培训，一家当地报社的记者之前的专业是会计和林业管理。对于东莞而言，中国经济的需求变动得太快，以至教育系统都跟不上步伐了。

如果说国民教育课程无关紧要，那么商业性的学校在东莞则是茁壮成长。夜晚和周末，灯光昏暗的教室里挤满了身穿工厂制服的青少年。英语和电脑课最热门，还有一些制造业经济特有的课程。一些重点讲述如何制作塑料模具；还有的讨论注塑成型法的话题。这些课并不传授全面的知识——通常它们只提供给缺乏教育素养的学生一些找工作的皮毛。这就是东莞教育的关键：无论你需要什么，总能事后再学。

你还不懂所有该懂的，老师一遍又一遍提醒学生。在工作中学习。

一个外来女工告诉我，她在塑人管理咨询顾问公司开办的学校学习。塑人这个名字刻在我脑海里，意思是“将人塑形”。这些课程教流水线工人在办公室环境里如何言行举止；毕业生找的是秘书、文员和销售助理这一类的工作。“四个月内，我们提高了她们的素质，”学校的一个高管，黄安国，在我采访他的时候这么说道。“我们是唯一做这种培训的学校。”六百八十元的学费——大概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包括四本软面教材。黄安国把课本递给我的时候显得有点不情愿。

《企业管理》

《商务文秘技巧》

《礼仪和素质》

《社交和口才》

黄安国告诉我，这些课程太具有开创性，以至老师们都没法找到合适的教材，所以他们自己编写了课本。他邀请我旁听一节课。我告诉他我有兴趣。

你必须抓住机会否则就会永远落后一步。

第二天我去拜访另外一所学校，由东莞智通人才智力开发公司经营。这所学校的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同样以想要上升到办公界的打工族为主要对象。“我们为这部分人群设计了自己的教材，”培训部的经理刘利军告诉我。然后他拿了一套教材给我看。

《企业管理》

《商务文秘技巧》

《礼仪和素质》

《社交和口才》

我并没有告诉刘利军，我才去过一家跟他竞争的学校，两家的商业计划完全一样。我也没有暗示，谁剽窃了谁的课程；更有可能是两个学校都是从别处抄来的。我简单谢过刘利军的课本，并接受了他的邀请，旁听一个学期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的课。

尊重别人的意见并且不要轻易指出他们的错误。

我十五岁就出去了。一开始在家附近的城市跑业务。然后我来到东莞，做一名普通工人，然后在石碣雅新电视机厂当助理。

在一个工人成千上万的厂里，很难让老板发掘你。你必须发掘自己。你必须发展自己。要跳出工厂，你必须学习。

你们来这里是因为你们不想做一个平凡过日的普通员工。想等公司提拔你，你就一直等到老吧。

演讲者名叫田佩燕。她十七岁，穿一件蓝色外套，系一条红色条纹领带，仿佛刚从贵族寄宿学校的画册里走出来。她说话的时候，瘦瘦的脸蛋泛起绯红，能听到她的呼吸伴随着句子的节奏一顿一顿，好像在赛跑。虽然由一个青少年来警告听众衰老的严重性，显得有些奇怪，但田佩燕本人却很有说服力：她原先是智通的学生，现在已经是学校的教育顾问了。

另一位演讲者，陈英，在制造无绳电话的伟易达公司做流水线工人。她宽脸，厚嘴唇；二十岁了，迫不及待地盼望能提高自己。厂里的人有时候会跟她说，“你怎么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个普通员工。”

我和你们一样，中学毕业。我在流水线上做得麻木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一天，我问一个朋友：“生活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工作得这么苦？”我的朋友没法回答。

我去翻书，书里也没有答案。我想，“如果你是在流水线上工作，生活会有意义吗？没有。”

所以我开始上这个培训班。一个月里我学到很多。以前在别人面前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又害羞又害怕。你们觉得我现在的口才怎么样？

我想你们都想学到我学会的那些。离开流水线。别再让人家看不起你们。别让人家说“你只是个低下的工人”。我们必须抬起头说，“我们也能成功。”

2005年一个温暖的春夜，工人们过完春节回到东莞，智通学校开始为白领班招募学生。老师们在全市要开班的各个地点举办免费宣讲会，一连好几个晚上：每次总是被围得水泄不通。一些有可能加入的学生一次又一次来听宣讲会，纠结着到底要不要报名。

近期的毕业生站着讲述她们如何离开车间，把她们的转型故事弄得像是宗教重生的布道会。流水线上的生活让她们变得无知而麻木——麻木，这话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嘴里说出真吓人。她们发现了白领班，这个班也让她们发现了自己。我一度迷失方向但是现在找到了路。我现在做文员一个月挣一千两百块。你们觉得我现在的口才怎么样？每个成功的见证都暗藏着警告：马上改变，不然就来不及了。

我们有许多学生三个月课程还没上满，就跳槽找到了新工作。有些人现在一个月挣一千两百块。投资回报是一比五百。

如果这两三年不努力，你会一辈子生活在社会底层。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你开始成家，你的爱人或许也是个普通工人。你们俩加起来一个月只能挣一千块钱。但如果你升职了，你的对象可能是个经理。你的整个世界都会不一样。

这个班的负责人叫邓顺章。四十岁，来珠三角前他在湖南老家经历过曲折的职业道路，包括在高中教书，在当地政府工作，在报社拉广告，开店卖音乐磁带。在东莞他管理过各种工厂——做玩具的，鞋底的，假圣诞树的，圣诞老人模型的——但他看起来不像个典型的工厂老板。他胡桃色的窄脸上，有一双乌黑温厚的眼睛；他言语谨慎，有着京剧演员般精准的姿态，从来不拔高嗓门。无论天气怎样，他总是穿整套西装，配毛背心，打领带。

邓老师是许多外来民工在东莞遇到的第一位善良的成年人，宣讲会上，她们向他提出的问题都是心中藏了很久的秘密。老板性骚扰你该怎么办？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把你吼哭了，是不是证明你是个软弱的人？邓老师耐心地回答每一个问题，把推销课程的任务留给那些在流水线上干过的手下去处理。

你就一直等到老吧。

离开流水线。

你必须发掘自己。

我和你们一样。

有两百多个姑娘报名上春季的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每个学生预付七百八十块学费——比许多人的月薪还要多。接下来的三个月，她们一个星期上三个晚上的课。这时间足够让她们改头换面。

培训班设在伟易达无绳电话厂街对面一个写字楼的六层；学校的一楼是一家手机店。伟易达和附近做DVD播放器的先锋工厂一共有一万六千名工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学生群体，具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东莞其他的一切相同，教育也要配合制造生产的需求。培训班安排在夜里八点半到十点半上课，这样就不会和晚上加班的时间冲突。如果某个工厂晚点下班，老师会给这些学生补课。

打工者在流水线上工作十小时后，夜晚还要去学校。工厂周围的街道上摆满了各种摊子，卖油炸小吃，果汁，发饰，以及罩杯有葡萄柚那么大的带衬垫的胸罩。摊子上挂满了光秃秃的灯泡，在潮湿的夜晚透出硬生生的白炽光，好像日落后游园会摊贩中间杂乱的过道。姑娘们拼命挤过总是灯光炫目水泄不通的手机店，再闯过一个巨大广告牌，画面上三个比基尼女郎在海滩上。每个女郎都头戴冠冕，怀抱手机，嘲弄着那些姑娘们求而未得的东西：性感，魅力，最新款的诺基亚手机。

教室里摆放着低矮的金属板凳和儿童型的课桌，学生们两两坐在一起。教室后面的墙壁被大幅的白领班广告占据，上面是一名穿着暴露迷你裙的秘书，顶上是一句广告语：培训提高竞争力。即便是教室里仅有的一个蹲厕，里面水龙头还漏水不断滴到地板上，也有一条文明提示：为避免尴尬，请锁上身后的门。

每个班一开始都由校长刘鲜元讲话动员，他涨红着脸，像电视购物广告里的销售员。今天刚开学，他扫视全班二十五个女生一遍，然后说，“我希望你们今后不要穿工作服来上课。”

“但我们是直接从厂里过来的，”一个学生反驳道。

“我要你们尽力做到，不要找借口。好吗?”

那天的课程是“提高礼仪造诣，展现性格魅力”。任课的付老师是个年轻人，一本正经，穿着白色的正装衬衫，黑色西裤，打领带——这是学校规定的。接下来的三个月，学生还需要掌握许多别的规矩，但付老师用一个故事开始了这门课。

“你的梦想是什么？最后一排中间的那位。”

一个女孩站起来。“从我出来之后……”她的音量逐渐变弱，左右张望着，突然被点名吓得她僵住了。

“站好了，”付老师告诉她。“要有自信。”

她站直了一点，又弯了下去，开始，停下，然后终于一口气说完，“自打我出来，我想要做销售助理。”

全班鼓掌。女孩坐下。

“好，”老师说，“我来告诉你们我曾经有过的梦想。”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历史。我想要成为历史书里的人物，想为祖国做巨大的贡献。

当我长大一些，我意识到这并不实际。于是我决定，要站在天安门上检阅三军。但我觉得也许无法实现这个梦想。一个农村出来的人，想到天安门上检阅部队，这并不实际。我会把这个梦想留给后人。

后来我决定，要把全家从农村带进城；在城里养育我的小孩，让他们进一步发展。当你提升了自己，就能把全家提高一个档次。

我相信你们是为了同一个原因来到东莞。我们身上的担子是一样的。我们都想把家从农村搬到城里来，为家里做贡献。是不是？

如果你走出农村，你就提升了全家的层次。你的父母也会因为你的成就变得不一样。

自从我来到东莞，我经历过很多挫折。很多次我都想回家。但是你必须坚持。如果你回去了，结果就跟从没出来过是一样的。

他转向身后的黑板，写下：如何塑造良好的礼仪形象：衣着。

“衣着的颜色非常重要。现在我来告诉你们，当穿着不同颜色的时候，别人会认为你的性格是怎样的。请记下来。”

红色代表热情。

橙色代表兴奋。

黄色代表活泼。

紫色代表神秘。

绿色代表清新。

黑色代表冷静。

白色代表纯洁。

蓝色代表得体。

第一天，付老师涉足了很广泛的领域。他给了一些小贴士，告诉大家如何建立信心。练习大胆地表达自己。走进房间，要像它是你的地盘。他从历史中找到精神激励。我的偶像是毛泽东。蒋介石让黄河堤溃决以阻碍日军：这就是果敢的决策。阻挡日军的洪水也淹没了几十万的中国农民，但付老师并没有提起这个事实。教的是礼仪，不是历史。

九点一刻，他打断了自己的讲课，唱了几个小节的流行歌曲。教训：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乐在其中，就要表达出来。九点半，一个学生举手回答问题，这也是第一次有人敢主动举手。十点一刻，这堂课提早几分钟结束，刘校长回到教室做最后一段励志演说。“告诉自己，你们要和白领班融为一体，”他对学生说。“你们和街上其他的那些人不一样。”

这是我见过的最诡异而混乱的观点，它把个体的重要和僵化的新潮思维结合在一起：紫色代表神秘。这启示很现代——表达自己，要自信——但随之而来的又不忘传统的训示——你会把全家提高一个档次。连历史也在东莞的教室里被牵强地带上了一笔。能指望一个十七岁的打工女孩，从蒋介石淹没日军、淹死几十万同胞这事里学到什么？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新的规则很快聚积起来。倒茶的时候，茶杯要七分满。紫色的眼影适合所有的亚洲女性。追求成功，三分靠知识，七分靠人情。左手拿电话听筒，右手拨电话号码。笑的时候，嘴巴要张开，不露齿，嘴唇放平，嘴角稍稍上抬。午休的时候，不要平躺在椅子或者桌子上。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都需要指导；有时候这种课感觉就像火星人要伪装成地球人而上的速成班。不过历史的英雄们一成不变，蒋介石和毛泽东引领全军，把希特勒遥遥甩在第三位。希特勒的价值在于口才；纳粹头头是个精彩的演说家。这是礼仪课，不是历史课。

但我也注意到：学生们并没有睡着。她们看上去也没有觉得无聊。两个小时的课，中间没有人离开教室上洗手间；她们怕一离开就漏掉些什么。一直以来，教育这些女孩的老师和课本，本身早已同现代世界脱节。她们背下一大坨食古不化的规则，励志教条和儒家箴言。但她们却懂得只吸取她们需要的东西。很久之后，我才领会到她们早已掌握的核心原则：如果你的言行举止都像比你阶层更高的人，你就会成为那种人。

第一天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一个女孩穿工作服来上学。

我头一次来学校，和付老师同乘一辆出租车回东莞。这只是他教过的第二节课——第一节课在当天上午。他的教学资料大部分来源于互联网。付老师是东莞教育思潮的典型：在工作中学习。他当时还在上大四，但已经早早结束课程出来工作了；就像东莞市里的所有人一样，他的生活是快进模式。他的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他的偶像是个每节课收费一千两百元的台湾管理大师。我很奇怪这些东西如何能跟他的另一个偶像毛泽东相提并论。

我问付老师他来东莞多长时间了。

“今天几号？”

“3月29号。”

“那我来这里二十二天了，”他说。

出租车在黑暗的高速公路上加速行驶，他告诉我一件刚来这个城市看到的事情。十字路口，一辆小轿车闯红灯离去；不远处，付老师看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倒在血泊之中。他认为两件事情肯定有关联，而且他应当将这个信息告诉某个人，但他不知道应该告诉谁。“也许，和我一样，这个人在这里没有家人，”关于这个骑摩托车的身亡者，他揣测道。“可能很久以后，他的家人才会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停在一幢房子前，付老师和另外四位老师一起住在其中的一间公寓。农村来的人很少会说“你好”或者“再见”，即使生活在这个城市看起来还没有改变这个习惯。他说了在东莞的人分手时常常互相嘱咐的一句话：“在外面要小心。”

在东莞上学往往环境简陋。教室斑驳又昏暗，深受停电的困扰，脏兮兮的旧电脑，看起来像是考古的出土物。学生们穷，又没上过几天学，甚至他们的老师也要为自己浓浓的乡村口音而抱歉。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没有像样的学历；许多人，像邓老师一样，拖着一连串失败事业的轨迹。但即便这样，他们也是具有革新精神的一群人。

在中国常规的学校系统里，学生在课堂上不太说话。经常，老师如果不提醒的话，学生们连笔记也不会做。课程内容是政府的某个委员会决定的。老师们鼓动学生彼此间形成竞争，使他们更加努力学习，整个系统围绕考试展开——考入好初中，然后是好高中，最后是好大学，或是任何大学，只要能考进就行。就像科举制度一样，教育系统只奖励了少数人：每年，只有相当于百分之十一的学生能进入大学就读。没能进入这条轨道的学生，则被分配到职业学校学习实用劳动技能，比如机械工具操作或修车，但这些课程内容基本上都过时了，以至于学校的功能更像是个围栏把学生关在里面，直到出去工作。

中国在尝试教育机制改革。一些老师已经欣然接受“素质教育”，强调学生的创新能力，倡导学生主动学习而不是死记硬背。为此，一些更有财力、更先进的学校引进了选修课，比如美术和音乐。另外一个目标则是让高等教育更加普及；近几年来，政府大幅度扩大了高等院校的入学率。但是，为墨守成规的教师和行政人员、政治局限以及历史积淀下对考试分数的痴迷所拖累，教育仍然是中国社会最保守的领域之一。

东莞这些商业性的学校属于另一个世界。没有历史的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传授任何想教的东西。他们毫不掩饰地更注重实践技能；老师使用的材料来自互联网，或他们在工厂或公司的经历。他们不强迫学生对立竞争，也不给他们打分数。既然来的每个学生都是为了改善自己事业的前景，那么班级排名就无关紧要。他们忽视写作——这是传统学术的基石——而强调口才。懂得如何说话将会帮助学生赢得更好的工作，取得更低的报价，或卖出更多的产品。“我们都在做销售这一行，”白领班的老师们反复提醒学生。“我们在销售什么？我们在销售自己。”

老师们来自行业的中层或者下游。邓老师曾在东莞工厂里工作过十年。教口才的端木老师，曾经在一家电子产品工厂做销售员，而另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过的女子，现在教礼仪和化妆。大多数老师都是二十几岁，和他们的学生一样，从其他地方来到东莞，想要飞黄腾达。不像其他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这些老师不会看不起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女孩比我还能干，”端木老师在他的第一节课后跟我说。“出来在工厂里打工需要很强的自信。”

东莞的教室里绝大多数是女孩；附近的深圳做了一份调查，有四千个工人接受了访问，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人曾经上过商业性的培训班，而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女孩本来接受的正规教育就较少，这反映出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女性会更迫切地想往上爬：家长会催促女儿回家结婚，但是更好的工作会让父母们闭嘴，也会提高她们对婚姻的预期。东莞的性别失衡或许也是一个因素——车间里绝大多数是女孩，学习也是避免迷失的一种办法。在一个工人成千上万的厂里，很难让老板发掘你。你必须发掘自己。

我旁听了一个学期的白领班，意识到我正在目睹中国教育的秘密革命。被传统学校系统抛弃的人获得了第二次机会。这个世界工厂也在塑造着人。没有分数，没有考试，其实一切本该如此。教室外的世界才是考试；生活才是考试。

从衣着颜色开始，白领班的女孩们一路学习如何打手势，如何站立，坐正，交叉双腿，走路，拿文件，如何蹲下捡起掉在办公室地板上的东西。女性坐下的时候应该只占椅子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以自然、不做作的姿态使用手势。5月初，付老师用了一整节课讲解吃饭，喝酒，以及赴宴的礼节。在黑板上，他写下吃自助餐的规矩。

1．排队取食。

2．按顺序取食。

3．每次少取，多次取食。

4．每次只取少数几样，避免食物混杂。

5．不要打包回家。

在中国，喝酒占到工作场合应酬的一大部分，尽管无情的灌酒把本是乐趣的事情变成可怕的责任。付老师对酒精消费的指导细致入微又不留情面。在他看来，喝酒就是工作。

碰杯敬酒的次序应该和你握手的次序相同。你必须从最重要或是最年长的人开始，依次往下敬酒。

千万别喝醉。

在中国为了交际，你必须学会如何喝酒，就像男人应该学会抽烟。

如果你对酒精过敏，去宴会之前，得先吃点东西或者吃药。

然后付老师转到西餐礼节。他在黑板上写道：

开胃菜→面包→汤→主食→甜点→水果→热饮

“我从网上查到这些信息，”他说，“不过我从来没有吃过西餐。但是今天我们很荣幸有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张记者。”他朝我示意。我站起来走到教室前面。走进房间，要像它是你的地盘。

我告诉全班同学应该在哪道顺序点一杯酒。我解释说有时候你不会既吃开胃菜，又喝汤。我说看起来好像要吃很多，这也是不少美国人超重的原因。学生们把所有这些都记了下来。

“有人要提问吗？”

付老师举手。“我一直不明白，开胃菜是什么东西？”

我解释说是不同种类的沙拉和海鲜。

付老师再次举手，请我解释使用刀叉的顺序。在黑板上，我画了一个摆桌的示意图。我解释汤匙和甜点匙有何不同，沙拉用的叉子和主食用的叉子如何区别。我描述怎样切割牛排，必须要左手用叉右手拿刀，然后在切好的最后一刻把叉子换到右手。“听起来很复杂吗？”我问全班。

“是的！”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做，”我说，“看看旁边的人，就照着他们做。”

“如果你做错了，”我差一点就说，“也没有关系。”好在我及时制止了自己。成功的关键是正确的举止——这是整个课程的核心。随心所欲这种做派，是属于美国人的。那天的课以练习劝酒而告终。“如果你的经理有点醉了，你得接过他的班，”付老师说，严肃的口吻仿佛在说情况紧急之下，需要你迫降一架波音747似的。他又重温了一遍划拳和猜拳的规矩，然后他让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来练习。

学期过了两周，一个女孩来到教室后面我坐的地方。我从没有见过她在课上发言，她介绍自己的时候害羞得脸红。我有种感觉，自己成为了某人自我提升计划的一部分。

她名叫蒋海燕。脸蛋宽而漂亮，表情轻柔，五官线条柔软不分明，染成赭色的头发扎成一条马尾辫。她十六岁，在伟易达的流水线上工作，因为她的父母没有钱再供她和她哥哥同时上学。“我觉得我和哥哥两个人，打工的话我更容易生存下来，因为他很近视，”我们见面不久后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她跟我说。“所以我骗我爸妈，跟他们说我不想再上学了。”她的哥哥现在上大学，学设计。

她这种儒家自我牺牲行为背后，掩藏着希望成功的强烈企图。通过一个在伟易达工作的表姐，蒋海燕找到在流水线上组装无绳电话的活儿。培训的第三天，老板要找一个自愿在生产部工作的人。蒋海燕不知道生产部是干什么的，但是她大胆地举手，心想这应该比乏味的流水线工作要强一点。在生产部，她对老板谎称她在东莞另一家厂里做过文员。

“你做过多久文员？”老板问。

“一年，”蒋海燕说。

“那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厂里来做普通工人？”老板盘问她。

压力激发了她的口才。“我想在这个行业发展自己，”蒋海燕回答说。老板分配她去检查成品；一个月后，她被调到仓库，用电脑记录工厂材料。她的故事跟我听过的所有出来打工的故事一样：通过大胆的自我表达和说谎，她升职了。

因为当时她才十六岁，蒋海燕进厂时用的是借来的身份证。“在厂里大家都叫我陈华，”她说。“只有我的表姐和两个好朋友知道我叫蒋海燕。”

“用别人的名字叫你不奇怪吗？”我问她。

“啊，现在感觉就像我自己的名字一样，”她说。“在厂里我是陈华。当有人喊蒋海燕，我得想一下才能反应过来，这就是我。”

她的主动性很强。她已经上过一个电脑班，还在宿舍的走廊里锻炼，保持身材。她随身带一本英语短语口袋书，以便在业余时间学习——很高兴认识你。好久没见，久违久违。我们吃完饭告别的时候，她回到宿舍看一本从厂里图书室借来的关于推销的书。她的梦想是在办公室里当一名秘书。

课堂上从来不谈道德这件事。学生们学习办公室的世界如何运转，并运用学到的知识一路说谎，骗到她们本不胜任的工作。如果这种诡计有用——事实也常常如此——事后无法避免的是给以前的老师慌慌张张地打电话：我现在该怎么办？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和邓老师一起坐出租车去拜访一些学校，他的电话响了。

“你好吗？”他说。“生产力协调吗？好的。比如说一个工厂有三个生产区，每个生产区每个月能造一万台电视机。这就是生产能力。如果其中一个生产区已经满负荷，但还需要赶订单，那么它可以和另一个生产区协调，借用一些生产能力。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挂掉电话之后，他告诉我一个以前的学生刚刚找到工作，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干，也不想把自己的无知暴露给同事。“我有些学生一两年后还在给我打电话要建议，”他说。老师不会直白地告诉学生们不需要诚实；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我和邓老师比较熟之后，问了他这个问题。

“找工作面试的时候，”我说，“女孩们经常被问起她们有没有经验，她们说有，但事实上没有。”

我小心翼翼地提起这个话题，邓老师倒毫不避讳。“是的，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你之前做过什么工作？’我们教给她们工厂的细节，这样她们就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回答了。”

“但是她们在说谎，”我说。

“是的。”

“要是她们不想说谎呢？”

“这取决于她们自己，”邓老师说。“但是太老实的人会被社会淘汰。”后来我从他的学生，而不是邓老师那里了解到，智通学校贩卖假文凭。每张文凭外套一个软皮塑料壳，就像一些姑娘随身带的廉价相册一样。一张伪造的大专文凭要花六十块，而中专文凭的价格大概是一半。正规教育在东莞不受重视，但是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它有多么一文不值。

6月初的一个夜晚，陈英穿了一条黄色长裙和一件相配的上衣来到班上。她就是在第一场咨询会上发言的女孩；在此之前她和其他姑娘一样，穿牛仔裤和运动鞋。今天这身行头是在宣告她现在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她辞掉了厂里的工作，每周有三天去人才市场，希望找到一份文员或者销售助理的工作。“就像邓老师说的，没有必要紧张，”她告诉我。“事实上，我挺喜欢参加面试的。”之后的一次课，陈英穿得更刻意：半透明的浅黄绿色蕾丝边的纱裙，白色长筒袜，高跟鞋。上课前，我看到另一个班上的女孩走到陈英面前自我介绍。陈英站起来和她握手，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我从没见过打工者这样同陌生人握手，说话。甚至城里人也无法做得如此挥洒自如。中国人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如果有人不是他们已知世界——家庭、同学或同事——的一员，那么通常的反应就是不去睬他。我北京的朋友们在聚会上简直无可救药——只要他们认识谁，就一直跟谁待在一起，像是一个飞行编队里的飞机，牢牢锁定他们知道的唯一位置。

白领班强迫学生从小团体中挣脱出去。在期中，每个人都必须做一次自我介绍。演讲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我和你们一样。对于一个开讲自己故事的人来说，这有点搞笑，甚至不太真实。但也许只有先确定自己是这个团体的一员，一个年轻女孩才能获得离开这个团体的勇气。当陈英那天站起来和陌生人握手，她让我最先想到的，是美国人。

学生们终于解除了对于公开表达的恐惧，开始抢着回答问题。她们主动和老师打招呼，跟我说话。大家喧闹而健谈，彼此都是朋友。但是该要脱离这个群体的时间也快到了。现在女孩们互相打招呼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你去过人才市场了吗？”去过的人讲述她们在那里的经历，就好像刚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游历归来，那里的人们冷酷无情，盘问不休：

她问我，“如果你试着推销给客户，但是那个人拒绝了，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碰到这种事情很正常。”

面试的时候她们问我，“如果三部电话同时响起来呢？你会怎么办？”

我说，“我会把所有电话都接起来，看看哪一个最重要，先处理那一个。”

一个身材苗条、剪了男生头发的女孩，描述她在华为科技公司的面试。

我一直都很想在华为工作，所以我去了他们的招聘会。一群人坐在一个房间里，招聘总监指着一个人问一个问题。然后她会说，“好吧，你可以走了。”

后来只剩下我和三个男人。那个总监看着我说，“你不合适。你可以走了。”

我想：“这太丢人了！这个总监根本就不认识我。她怎么知道我合适不合适？”所以我一直坐在那里，没有走。

然后那个总监问其中一个男人，“跟我说说你最自豪的那一刻。”

他很紧张。他说他还在找工作，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成就。

我轻轻地告诉他，“你可以想一下在学校里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那个总监听到我说话，看着我。

最后三个男人都被淘汰了，只有我剩下来。总监看着我，然后说，“那三个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你还在帮他们。为什么？”

我说，“我不觉得他们是我的对手。如果我们被选上了，以后就会成为同事，我们就要互相帮助。”

总监说，“我跟你说你不合适，但是你没走。为什么？”

我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你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合适。我本来对华为的印象非常好，但是我必须说，我对你今天对待求职者的态度很不满意。无论我会不会成为华为的员工，作为华为的消费者，我很不满意。”

那个女人笑了。她对我的回答很满意。我被录取了。

6月2日一开始上课，教口才的端木老师宣布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好消息。一个学生已经找到工作了。”教室里炸开了锅。一个名叫马晓楠的姑娘找到份差事，担任前台接待员。她是全班第一个踏上新岗位的人，这也提醒大家行动的时候到了。那天的课，和之后所有的课程，都把重点集中在求职上。端木老师谈到怎样向招聘者介绍自己，怎样争取面试机会，如何识别和避免传销。下课的时候，每个女孩都站起来背诵自己的座右铭。

世界上最可悲的，就是没有目标，没有梦想的人。

因为年轻，所以自信。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自己。

马晓楠再也没来上过课。这是她成功的唯一标志：她消失了。

蒋海燕也想离开。她开始去人才市场练习面试，但是她在伟易达的老板反对她这么做。他很缺人，需要她帮忙。蒋海燕自然而然地求助于另一个谎言——她在深圳的表姐说她厂里有个前台空缺要招人——但是老板恳求蒋海燕留下来。

“我想辞职，”她告诉我。“但是这种事不容易谈。”

“你老板是个坏人吗？”我问。“他听起来不像坏人。”

“不，他不是个坏人，”她说。“但是好几个人都走了，所以他很缺人。”

“如果你做了决定，”我说，“你就得告诉他你想走，他应该放你走的。”在我看来，她的左右为难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纠结。她靠说谎得到现在的工作，然后在职业阶梯上一路说谎向上爬；她对诚实与否毫不顾忌。但是现在她的老板让她为离开团队而产生内疚感，对此她看起来无力应对。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同他人保持和谐是为人处世的重点。道德罗盘不见得指向对或错；同周围人的关系才是关键。如果想摆脱这一切，需要耗尽你所有的力量。

一天课后，蒋海燕向礼仪和化妆老师吴晨寻求指导建议。吴老师立刻接过她的问题。“你在哪里工作？”她问。

“在仓库。”

“去过人才市场吗？”

“去过。”

“离开是你的权利，”吴老师说。

“但是他们扣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蒋海燕说。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吴老师轻描淡写地说。“但是如果你已经想好了，那就应该走。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就不要那一个月的工资了。追求目标总会经历困难。”

这是个大胆的建议，也的确是白领班力图灌输给学生的东西。但蒋海燕还是没法做到。6月一过到了7月；课程很快就要结束，学生们找到了新工作，班级的规模也随之缩小。蒋海燕买了一张伪造的中专文凭，却不敢在面试的时候拿出来。她和老板的谈判一拖再拖悬而未决；她还考虑上另一个班，这次是学英语。“做人真难！”她说。

你可以说蒋海燕害怕了，她是有一点。但情况看起来比害怕要更复杂一些。她想知道如何跟别人打交道——本质上，是中国的传统行为规范如何去适应现代的打工世界。但这超出了白领班课程设置的范围。

珠三角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励志讲师和管理大师。最高端的市场被台湾来的企业专家占领；一些总裁研讨会限制严格，没有邀请不得入内。提升自我的言辞充斥于普通的商业生活：直销公司，猎头，以及红娘都用励志的语言作为推销的噱头。东莞的书店里整面墙的货架上都是励志图书；有些书店甚至没有其他类型的书。卡耐基系列的书最为热销而且长盛不衰，尽管里面粗心的复制粘贴错误也显得很明显。《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并如何停止忧虑开创人生》。《高效说话的捷径》。有关中国人创业秘密的书也卖得很好——《温州人赚钱三十六计》——人们对于数字列表的力量总怀有神秘的信仰。《领导者白手起家的七个秘密》。《决定销售成败的五十九个细节》。有些书也对处理男女关系提供意见——《坏女人有人爱》——但商业图书的量远超个人生活主题类的，大约是十比一。自助类图书可能是美国人的发明，但中国人早已将其提纯淬炼，并改头换面，以反映他们自己更狭义的先入之见：成功学。

2005年5月，一个潮湿的夜晚，我路过公寓附近一个步行区的书店。门前有个临时搭建的台子上，一个男人正对一群年轻人演讲，其中绝大多数是衣着搭配不协调的农民工。“我曾想要写一本书，”那个男人说。“我需要等到什么都懂了才开始写吗？不。我边写边学，边学边写。电脑软件能识别所有我写的错别字。编辑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观众发出一阵轻笑声。这个男人中等身高，略有点谢顶，脸像煮过的饺子一样又胖，又白，闪闪发光。跟你想象中的成功学演说家大不一样。

“那么你们想成为企业家，”他继续说。“你在等待一个理想的环境。但是会不会有理想的环境？不会。现在行动，你可以把环境变得理想。你现在知道你需要懂得的一切吗？不。但是你做着做着就会了，而这个学习的过程会非常值得。”

接着，演说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转变。“下面我来谈一谈模仿。我认为模仿很重要。大家都在说创新有多重要。但是你必须投入很多时间来创新，风险很高。为什么不把实践证明有用的东西拿来用呢？这就是模仿。”

这个男人名叫丁远峙，不久前他还在高中教物理。他的书，《方与圆》，据称卖了六百万本。目前丁远峙正在全国巡回，教大家如何像他一样掌控成功之路。

每天你都会感受到无形的压力，让你无法停止奋斗。同样是人，别人去高档的酒家、歌舞厅，而自己只能去低档的……为什么别人能有高级的物质享受，自己只能享受低级的呢？想想这些，不感到屈辱吗？……

街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奔驰车驶过。现在我们不拥有，这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我们不敢向往拥有。

《方与圆》是对美国自助书籍的颠倒。它并不敦促人们去发现自我，超越物质上的成功，或者承认自己事业和两性关系的失败。它并不试图改变它的读者。相反，它教读者如何把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做得更好：小肚鸡肠，唯利是图，互相嫉妒，勾心斗角，阿谀奉承，巧言令色。《方与圆》就相当于站在东莞街角一字一句地传授模仿的价值。观众早已经属于你了。

《方与圆》描绘的黑暗世界里充满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激烈的职场政治，两面三刀的友情，腐败堕落的交易，以及只看地位威权的老板。在上级面前同事间互相拆台。老板极尽权力之能事贬低他人或收受贿赂。玩世不恭的男人钓到最漂亮的女人。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幸福。诚实永远不是上策。如果政府稍微注意一点，肯定会禁掉这本书——我从未看到有哪本描写中国社会黑暗面的书能如此平静地被作为公认的事实。表面上，《方与圆》写的是外圆内方的处世之道——内心方正，外表圆滑——结合正直品质和人际关系的技巧。但是这本书花了七十页讲正直，社交技巧的部分则长达两百页，任何人都能看出它的重点在哪里。

我一直觉得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复杂得毫无必要。儒家传统强调的不是某个个体，而是他在复杂的等级次序里扮演的角色，看重地位尊卑，克己复礼，毕恭毕敬。中国人在人口密集的社会里生活了几千年，已经形成微妙的技巧来表达和感受轻蔑，用婉转的手段施加权力，操纵形势以获取利益，所有这一切都披着繁文缛节的外衣。甚至中国人自己都抱怨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很累。以前我没能领会到底会有多累，直到读到这本书——其中有整整八页写应该怎么笑，还有四十五页写如何引诱他人卸下防备之心。

握手：一握就松手表示你对别人漠不关心。

送礼：不要养成别人一帮忙就送东西的习惯。

求人：如果事情不大，先求别人帮一个大忙，让他拒绝你。当他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等待机会，让对方帮个小忙。

阿谀奉承：记住部门领导和长期客户以及他们的妻子，父母和小孩的生日和重要纪念日。

进一步阿谀奉承：如果有人穿了一身两百块的衣服，你就说，“这身衣服至少要三百块钱吧？”

讨价还价：如果想买便宜的衣服，先问贵的衣服的价格。如果想买贵的衣服，先问便宜衣服的价格。

帮忙：帮了别人的忙，不要收人家送的礼，也不去吃人家请的饭……宁愿别人欠我的人情。

还有更多阿谀奉承：让别人感到他们很重要，这是激起他们热情的有效方法。

摧毁一个人自信的好办法是，当他跟你说话的时候，目光要转向一边。让下属办事，自己少露面，以提高你的重要性。洽谈的时候，假装接到客户的电话能让你从供应商那里得到更好的条件。和下属分享公司的财务机密最能赢得他们忠诚。生病的时候去看望病人是建立关系最好的办法。如果一个男人想占哪个女孩子的便宜，就会在她生病的时候趁机讨她的欢心。这一招肯定管用，因为这个时候她很脆弱，最需要安慰。

《方与圆》简直就是对中国宣扬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美德的逐条驳斥。

学术：成绩最好的替人打工；成绩平平的当老板。

谦虚：如果别人还没有完全了解你，你的谦虚就不是美德，而被当作无能。

家庭：（一个朋友）在深圳大学做临时工，但是他的老婆……催他回家，说“如果你不回家，我们就离婚”。他认为老婆比工作更重要，于是放弃了他的职位，回了家。但老婆还是跟他离婚了。

忠诚：如果你和你最好的朋友相处得特别好，那你们到现在为止都是真朋友。但如果有一单一百万美元的生意，你没有把他踢出局，或者他没有这么对待你，那你们的脑子就有毛病。

诚实：有时候很有必要说点“善意的谎言”。比如，对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说实话会摧垮他的精神。谎言能延长他的生命，让他快乐地度过余生。

书里最冷酷无情的部分说的是男女关系。商场兵法一样能运用到个人问题上来。首先提出一个你的对手能够接受的目标，这既关系到难缠的谈判，也关乎第一次的约会。甩掉女朋友的一个好办法是“彬彬有礼”：忽然之间他对女朋友非常有礼貌。如果她帮他做什么事情，他会道谢。离开的时候说再见。这类过度的礼貌使得一个人显得冷冰冰的，不易接近。这种策略在拒绝朋友求你帮忙的时候也有效。

如果以上招数都不管用，作者建议使用他自己万无一失的绝招来攻破别人的防线：

为了唤醒别人的良心，激发他人的善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哭……用牙咬住下嘴唇，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同时目光直视前方。下一次如果受了委屈，摆好这个姿势，我相信没有人会无动于衷。

写这本肆无忌惮操纵他人心理手册的作者，身穿短袖衬衫和卡其裤，光着脚在他深圳的公寓里开门迎接客人。近看，他比照片更老，更忧伤，法令纹很深。他领我进了一间很时髦的单身公寓——深色木地板，白色粗毛地毯，灰绿色曲线组合沙发——然后给我倒了一杯百事可乐，小心地放在玻璃茶几上。

丁远峙原本是湖北省的一个高中物理老师，1987年他来到深圳，找到一份教职——自然，也是通过耍花招得来的。他打听到他想去工作的那所学校的校长是个《红楼梦》迷。一天晚上，丁远峙到校长家中拜访。他没有明说他的目的；不过，正如他在《方与圆》中所写道的，他设法吸引校长和他长谈这本小说。

我们聊得越久越热络，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校长忽然抬头看了一下，才意识到已经过了十点。他仿佛如梦初醒，问我，“哎，你来找我做什么的？”

刚刚聊了几个小时，我已经赢得了校长的青睐，所以我谈了一下想到深圳来工作的愿望，校长自然找不到拒绝我的理由，答应我可以来学校教书……

我调来深圳的过程中打败了许多对手。没有花一分钱。

不久后，丁远峙和一个朋友决定开一个公关公司。这也是一个经过算计后的行动。“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公关公司，这很容易，”丁远峙告诉我。“我们料想工商局不知道公关公司是什么，所以拿到批文会更容易一些。”问题是丁远峙和他的朋友也不太了解公关公司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组织了一场发布会，但是再也没有办法招揽来新生意。然后他们决定给总裁们开办公共关系培训课，丁远峙发现他在这方面很开窍。他开始看卡耐基的书，并开始在电视上露面。

1996年《方与圆》的出版也同样离经叛道。丁远峙没有签署合法的出版合同；他从一家出版社买了一个书号，自己印刷自己推销。周末的时候，他跑到深圳大大小小的书店，在店门外拉起横幅，架起桌子，举行签名售书。《方与圆》语言通俗，初中水平就能读，所以连工厂的打工族都能看懂。“农民工的内心需要安慰，”丁远峙说。“他们需要知道成功是可能的。这些书对他们来说就是安慰剂。”

我问他如何看待在中国销售的其他成功学书籍。他一本都没有读过。“中国所有的这些书都是借鉴国外的想法，”他说。“中国真的没有什么原创的思想。”

当我问及他下一个计划的时候，丁远峙离开了房间，回来的时候拿来一本麦克·波特的《竞争优势》中文版。他的下一本书，他直白地说，将会反复利用这本书的观点，文字仍然是通俗的中学水平。“我的书基本上会把波特的概念弄成通俗易懂的样子，”他说。“深圳有很多老板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是他们渴望学习。”这就是模仿。

同丁远峙的会面让人失望。他没有一丁点成功学老师的资质。甚至连一个精彩的演讲师都算不上，也没有引人注目的观点；他的公关事业没有起色。没有一个见过他的人会把他勾引年轻女性的建议当回事儿。但是丁远峙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开了一家公司。他去演讲。他写了一本如何成功的书。行动是唯一让成功人士与众不同的东西。他写到，成功和失败的区别不在于人们想法的优劣，或者能力的高下，而在于他们是否相信自己的决断以及是否敢于行动。陈英冒着失业的风险去寻新工作，而蒋海燕不敢。最终，那是她们之间唯一重要的区别。

2005年7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的第二期学员毕业。为了举办毕业典礼，教室里的桌椅被摆成一个正方形，中间空出来留给演讲和表演的人。每一溜桌子上都热闹地撒了一把花生，果冻糖，饼干和装了温水的一次性塑料杯。老师们身着正装衬衣，黑色长裤，打领带。大约有五十个学生参加，有刚毕业的，上一期毕业的，以及注册新学期开班的学生。刘校长，也是毕业典礼的主持人，伴随着掌声正式地一一介绍各位老师。杨老师唱了一首《二十年后再相会》。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那时的天噢那时的地

那时祖国一定更美

那时的山噢那时的水

那时祖国一定很美

那时的春噢那时的秋

那时硕果令人心醉

“我想如果我们二十年后再相会，”刘校长说，“你们会成为百万富翁和大老板。”他念出所有毕业生的名字——大约有半个班——就是这些找了新工作而没法参加今晚典礼的人。陈英也在名单上。她在一家五金厂找到了文员的工作。“我们希望她们工作顺利。”几位毕业生致辞。

十年来，这是我最骄傲的一刻，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毕业典礼。现在我在一家公司做销售。这个工作很辛苦，我每天都在外面。我学到很多。

我的名字叫叶芳芳，我希望你们都会记住我。你们把我从一个胆怯的人变成了一个自信的人。我学会了如何介绍自己。那就是方与圆的结合。我会永远记住你们。

典礼进行到一半，停电了，一些学生在教室穿梭来去，点燃蜡烛。蒋海燕穿一条长裙，透明长袜，一双高跟鞋，用她的表演和翩翩风度倾倒整个教室，真让我感到意外。在《掌声响起来》的歌声中，毕业生绕着点燃蜡烛的教室和他们的老师一一握手，神情严肃地互表谢意。刘校长宣布第三期白领班一周后开课。

只有四个找到工作的学员专程回来参加毕业典礼。这就是学校成就的衡量标准：这么多女孩分布在珠三角各处，并缺席今天的典礼，她们今天不能来，是因为她们已经向前迈进了。老师们也同样向前迈进。付老师大学毕业，从白领班辞职，跟随女朋友一起去了上海。端木老师升职了，肩负更多的管理职责。

接下来的一年，我在智通学校认识的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重大转变。陈英会跳槽去一家生产透明胶的工厂做销售，然后又跳去一家做空调的工厂，在那里她被任命负责采购和生产，管理手下二十个工人。一年后我和她一起吃饭，她焕然一新；她谈吐宜人，背一个时髦的长条形手袋，坐在摆着古董木桌的餐厅里自信满满地点菜。她一个月挣一千六百块钱，有三个男人同时追她，都是经理。她还和一个朋友打了赌，看谁先买车。“如果你想要我回到过去那样子，”她告诉我，“我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蒋海燕会回家，短暂出来一段时间找工作，然后又回去帮家里经营一家食品和文具商店。她的父母不想让她在东莞生活，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不安全。蒋海燕囿于家庭责任的大网，不愿意和父母发生正面冲突。“我不想让我的家人觉得我一定要做这个，不然大家都不会好过，”我给她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

邓老师会切断他和智通学校的联系，去追求更赚钱的工作，给总裁们上管理课，一节课五千块钱。“我四十二岁了，”他说。“我得考虑老了之后怎么照顾自己。”一天课后的晚上，他把手提箱落在了出租车上，里面有他的手机，他以前所有的学生从此和他失去了联系。

当毕业典礼接近尾声，教室里恢复了供电，学生们唱了最后一首歌，《朋友》。音乐声阵阵响起，邓老师向学生们发名片，刘校长给学生们颁发证书，封面包红绸子的小本子。里面通常写有学校名字的空格处，印着东莞智通人才智力开发公司的名字和商标。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想起了我，

如果你正享受幸福，

请你忘记我。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记起了我，

如果你正遭受不幸，

请你告诉我。

朋友啊朋友，

你可曾记起了我，

如果你有新的，新的彼岸，

请你离开我，离开我。

➢七 八分钟约会

找老公有几种途径，一个打工女孩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嫁人就是她的下一件大事。有些女孩同意家里帮她们在村里相亲，虽然这也有风险，可能被许配给一个没有前途、不敢离家太远的男青年。在东莞住了一阵的女孩，通常会请朋友介绍男友，但是在城市认识一个男人，却不容易了解他的底细，比如他在老家有没有老婆孩子。一些女孩选用婚姻介绍服务，但许多人觉得这种方式太“直接”了。最大胆的姑娘在网上认识男人。这种途径的危险性启发了一首歌的创作，《QQ爱》；QQ是中国互联网上最流行的聊天服务。

有位自称人很帅

心地善良小乖乖

问今年你几岁

有过几次one night

吓得我发呆

这是什么E时代？

赶快对他说声拜拜

哦！QQ爱

是真是假谁去猜？

没人不想找对象。城市生活太孤单，有个人分担能减轻这种压迫感。结婚是履行孝道；一个农民工，无论男女，一到二十岁，家长就会不断地施压催促他们赶紧结婚。没有人想变成可怕的大龄青年，这个词字面意思是说“年龄大的年轻人”，字典上的定义是“二十八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未婚男女”。农村传统的时间表和城市的实用主义很相配：一个年轻女孩应该在她价值达到顶点的时候，尽早锁定婚姻。

东莞交友俱乐部是城里最大的一家约会机构。俱乐部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女人在这个女性人口占百分之七十的城市里找到配偶，目前发展壮大，会员超过五千名。这家俱乐部由全国妇联运营管理。全国妇联是个国家机构，员工都是些善心满满的妇女。她们相信自己的职责是“引导大众”，无论大众是否真的需要她们引导。俱乐部的女性会员远超男性会员，达到二比一，管理者指出这比东莞市的性别比例要好得多，女性对男性的比例高达四比一或五比一，也许三比二也说不定——就像东莞的人口一样，性别比例也是个具有高度不稳定性的数据。

在美国，约会机构让陌生的会员之间能够约会。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太不含蓄。这里的会员每周日下午在俱乐部总部，一桩老旧房子的二楼见面，活动取了一个巧妙的名字，“信息交流”。俱乐部也组织会员周末出游。在中国，约会是一项集体活动。

我旁边的那人站起来。“你好，我的会员号是2740。”他坐了下来。

李凤萍，管理俱乐部婚介组的中年女人，表示异议。“这就没了？你得做一点自我介绍。”

那个男人又站了起来。“我是湖南人。本来我只考进大专，但是后来我自学，拿到了本科文凭。”他又坐下来。

2004年秋天一个周日的下午，三十个人在俱乐部的主会议室集合。荧光灯照亮的房间里放了塑料椅子，像是个教室，这感觉让会员们像小学生一样分开坐，男人在房间的一侧坐成几排，女人则三五成群以求安全感。

“我是广东人。我做销售，一个普通工人。”

“我是江西人。我是个很平凡的人。”

一个穿黄绿色毛衣，白色牛仔裤的女人站起来。“大家好。我到东莞有段时间了，我做销售，是湖南人。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多给自己一些机会。”

大多数介绍简短又腼腆得令人难过。每个人报出自己的会员号，籍贯，但不说自己的名字。都说自己“普通”。男人有做电工，律师，广告主管，流水线工人；女人则是护士，文员，老师，销售员，流水线工人。有相当比例的会员离过婚。偶尔听到一个人说话，仿佛是成功学课堂里来的，房间里的气氛顿时就像忏悔一样鸦雀无声。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受过很多伤。今天，我已经挺过来了。

我是个大学毕业生，学电脑，现在是个办公室经理。我的目标是找一个爱我的、我也可以爱的人。

自我介绍结束之后，李凤萍说，“现在请大家站起来，走到你喜欢的人面前。”

没有人动。

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穿黄绿色毛衣的女人开口说话了。“我有个提议。今后，我们的聚会应该办得更专业些，大家就不会这么不自在，也不用浪费这么多时间。”

“是的，应该计划得更完善一点，”一个坐在旁边的男人同意她的说法。看样子相亲会快要演变成一场互相指责的混战。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观察中国人在群体中交往，都能从骨子里理解“文化大革命”何以会产生。人们害怕被孤立，但若是有群体安全感的掩护，他们又能以令人窒息的速度向某个人开炮。

忽然一个眼睛乌黑发亮的漂亮的小学老师站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她大声问一个歪坐在靠墙椅子上的男人。

他马上坐直身子，回答她的问题。

“你是哪里人？”她问。

“贵州。”

“我很喜欢你。”

她坐了下来。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坐在我旁边的——编号2740的男人——站起身来走了。我转向李凤萍，建议让大家起来走一走。“我们能放点音乐吗？”某个人问道。终究，要在三十个人的眼皮底下穿过房间走到陌生人跟前，压力太大没法承受。大多数会员很快从交友聚会逃走。那个被小学老师点名的男人没有任何行动，而她也一直坐在那里，神情坚定，目不斜视。

聚会后，我走到那个黄绿色衣服的女人身旁。她比远看的时候要矮一点——只有一米五出头——身材很好，曲线曼妙，瓜子脸上有一双不安静的黑眼睛；她擦着淡淡的粉色唇膏，头发上别着亮闪闪的水钻发卡。她二十九岁，做销售。“以前，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忽略了个人问题，”她告诉我。“但是现在我开始考虑这事，所以我来了。”

我问她，她看重男人身上的哪一点。

“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做什么工作，一个月赚多少钱都不重要，”她说。“对我来说，感情最重要。”

这个女人就是伍春明。那天第一次见到她之后，我所记住的就是她对在场的俱乐部会员们说的话——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多给自己一些机会。那句话，以及她的声音：像镰刀一样尖锐。浓重的乡下口音在城里住多少年都磨灭不了，她也并不顾忌。也就是这种声音让她赢得争论，闯过建筑工地，让男人们刮目相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了解到更多春明故事的细节——她在一家玩具厂起步，差一点被骗到妓院，和老板谈判升到管理层，卖藏药和墓穴一夜暴富。政府取缔直销以后，春明在《中国国门时报》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这家报纸由主管进出口检验的政府部门经营，而她的工作，任何正统的新闻从业人员都无法认可。春明先决定采写关于某家公司的文章，而被她选定的公司因为害怕产品在海关那里有麻烦，就会付钱给报纸发正面报道。具体价格由版面大小决定，收费标准和广告一样。两千块可以一笔带过，特稿则需要花五万块钱。靠这种勒索式的新闻报道，春明从中提成，还干得不错。之后她在一家建筑材料公司的销售部门做了两年，2001年，她和男友合开了一家建材批发公司。生意只持续了半年——除去给家里盖房子的钱，她所有靠直销赚来的积蓄，一共十万块，全赔掉了。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刚在一家做油漆和建筑外墙涂层的瑞典公司找到一份销售员的工作。

春明的跌宕起伏反映了华南的繁荣与萧条。但或许她故事里最不可思议的一部分，就是在这个精明无情的社会里，她还在坚持寻找浪漫——就像那个男人说的，找一个爱我的、我也可以爱的人。

她的第一任男友是她建材公司的司机。春明一开始不怎么喜欢他，但他们相处的时间很长，那男人也懂得怎么去哄女人。她已经二十五岁了，还从来没有跟男人发生过关系。

他们谈恋爱不久，春明察觉那个男人不适合她。他总是向他父母伸手要钱，也没有春明勤劳肯干的天性。“他大事干不了，小事不肯干，”春明是这么说的。他们吵了两次架，他动手打了她。

“他用手，就这么朝我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春明说着，硬邦邦地伸出手，手心向上，做给我看。“他第一次打我，我不停地哭。他答应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第二次打我，我没有一点反应。我很平静。有句老话说，男人动过一次手就还会有下一次。现在我明白真是这样。”那是2002年，但春明还是和男友一起过了一年半。他们在东莞市中心沃尔玛对面合租了一间三居室公寓。

“只要我跟他提分手，他要么不理我，要么就说我在玩弄他的感情。我不知道怎么甩掉他，”春明说。“我就跟他说，我们必须分手，可是我下班之后他还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只能采取间接的手段，在日记里给他写信：这次我决定非跟你分手不可。我们没有未来。墨迹在纸上晕开，因为她边写边哭。她把日记放在厨房餐桌上，但即便他看到了，也从未表露出来。

结果另一个女人解决这件事。一天，一个从他老家来的女人给春明打电话，说她和春明的男朋友好上了。春明松了一口气，当她告诉男友她知道他外遇的事情时，他没有异议，卷铺盖走人。从此之后，春明没有认真地谈过恋爱，但是有不少露水情缘。有时候，这对她来说就足够了。她梦想，等她以后赚够了钱，有车有房，想什么时候找情人就什么时候找。而有时候，这些随便的情事让她感到更加孤独。“如果你有许多情人，”她告诉我，“就像永远在海上漂，再也不能靠岸。”

二十五岁会计觅具备专业技能

有房有爱心有责任感的广东男士

女人想找一个有好工作收入稳定的男人。男人想找年轻健康的女人。女人要男人身高一米七，有自己的房子。男人不在意身高和房产，但需要女人性格温柔。有些女人青睐广东本地的男人，因为他们能解决户口问题，而另一些女人则觉得本地男人有点太强势。男人不在意户口身份。女人要求的比男人更多。

交友俱乐部的会员要填一张索引卡，写下自己的个人信息，以及想找什么样的配偶。卡片上列出会员的职业，婚姻状况和个人信息，比如身高、体重、健康状况；上面的内容也包括一些只可能出现在中国交友申请上的个人特征，比如政治面貌，住房情况，家人的健康和财务状况。政治面貌表示一个人是否是共产党员；显然这样显贵的会员很少，大部分人只是简单地填上“群众”。卡片上也提到当事人是否需要赡养年迈的父母或者弟妹——那些没这种负担的人自然也竭力指出他们的父母身体健康，弟妹已经成人。

每张卡片后贴有一张照片。女人穿蕾丝裙和高跟鞋，在公园里摆姿势，或者身处人工湖中央的石块上，仿佛等待救援的少女；男人则身穿西服站在山坡上。无论男女都会站在豪华小区前面照相，可他们根本不可能住在这种小区。有许多照片是在街边照相馆里拍的，题材无非是站在假的长城边，或是假的枫树下，又或是假的美式白栅栏前——这种真栅栏我在中国从没见过——还要故作自然。一个男人把跳舞列为兴趣爱好之一，他的照片是在有麦当劳标志的城市风景画前摆出一个跳迪斯科的姿势。卡片根据会员的性别和出生年月排列，放在一个活页夹里：78女，77女。71女和72女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离婚了，带一个小孩。最年长的大龄青年则共生在一个活页夹里，上置冷酷的标题：四十岁以上。

大多数会员不是来寻找爱情的。他们并不渴望在海滩漫步或是乘热气球观光。他们最主要的关注点都很现实。有事业心。经济条件好。工作和收入稳定。能吃苦。女性尤其迷恋身高这一项：就和人才市场一样，身体条件是素质的体现——是一个男人身体健康，稳定，有福的保证。虽然很多女人坚持要找一米七以上的男人，还是有几个人能接受一米六五的对象。没有人愿意和身高才一米六的男人约会。

活页夹也暗示了以往的恋爱是怎样搞砸的。觅28—34岁性格开朗不赌博的伴侣。觅有涵养不酗酒感情专一的伴侣。偶尔也有胆大的女人豁出去了：觅35—45岁伴侣，其他一切随缘。许多女性认为房产是约会的先决条件。这在中国的征婚广告里很普遍，有时候读起来像是房产广告，比如说这条面向农村女性的杂志广告：

27岁，男……离异，心胸宽广

……有五居室砖房一套，

带家具，现代电器，摩托车一部，觅终身伴侣。

这种先入为主的房产观念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唯利是图。就像身高一样，有房是一种标志，意味着一个男人值得托付终身。“这些女人并不是真的要找非常有钱的人，”东莞另一家婚介所的老板唐翱这么向我解释。“她们只是要一点安全感。”

所有和我聊过的交友俱乐部会员多少都对俱乐部有些不满。有人跟我说，男会员没受过什么教育，层次不高。已婚男人有时候会用假身份混进来找婚外情。俱乐部的管理层是“一群老太婆”，春明说。但是每次我路过俱乐部顺便进去看的时候，总有一些会员在里面，正在聚精会神地翻检78女或是71男的目录活页夹，寻找对象。

春明在打工世界一路高升，把不少人甩在身后。早年她在流水线上认识的朋友回家结婚生孩子。大多数像样点的工厂不会聘用二十五岁以上的女人当普通工人；年纪大的女人通常只在经营不善的工厂干活，或是做一些卑微的工作，比如清洁工。对一个打工女孩来说，向上流动是生存之道——一旦人生的第一春结束，这才是留在城里最好的办法。

春明的朋友们，奔三或是三十出头的女人们，都在大规模的淘汰中生存下来。大多数人和春明一样，来自农村，虽然也有一些出生在城市，上过大学。她们通常开些小厂，在东莞到全世界的巨大供应链上做一个极小的零件。一个女人和她的老公做手袋的五金装饰配件；另外一对夫妻做黏合鞋面和鞋跟的胶水。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经营一家做鞋底的厂，另一个则做木地板，还有一个卖建材，但正在考虑转行做内衣批发。对于春明来说，这个朋友圈就像家庭一样。做销售经常出差，她会不提前招呼就在一个朋友家里住好几天；她换洗的衣物和空余的洗漱用品分布于珠三角各处。有次我和春明在深圳遇到，她已经五天没回家了，而她带了一个女用的小手包，只够放一支唇膏和一部手机。

处在春明的朋友圈中，就好像看那些同时显现两个物体的视觉幻象。在东莞，她们看起来很像中产阶级。她们有车有房，或正计划近期购买。她们到驾校学开车，出去度假；她们做指甲，节食减肥，学拉丁舞。她们总是知道最新开的巴西烤肉在哪里，最好的冰激凌是哪家。在另一些方面，农村似乎给她们的基因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们的公寓可能装修得很有品位，但卫生间里永远都是蹲坑。她们的医学知识往往是祖母辈的民间智慧：生病要康复，她们会用人参炖鸡肉；天气冷了，她们喝猪肺汤预防呼吸道感染。她们仍然坐火车和巴士长途旅行，几乎没有人坐过飞机。过年回家是传统观念在她们心里最重的时候，一天之内重新走过多年来闯过的长路。

春明很少聊她早年在工厂的事。我觉得她并非以那些日子为耻——只是因为那个在玩具加工流水线上干过活、写过日记、拼命学过广东话、背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十三条道德准则的女孩，跟她今天的样子已经大相径庭。她还在不知疲倦地提升自己。她公寓里的书架上摆的几乎全是自助书籍。《一百个成功故事》，《玫琳凯领导奥秘》，以及书名用英语写成的礼仪丛书，比如Tone（语调）和Crass（粗俗）——在品味(class)这个词的所有拼写错误中，这是最糟糕的一种。客厅的墙上挂了一张巨大的个人写真，照片里春明擦着闪闪的粉色唇彩，一个镶了珠宝的发卡向后夹住头发。这间公寓反映着她的个性——精打细磨，不懈自省。

所有的一切都是学习的机会。从韩国的连续剧里，春明学会必须左手拿勺，右手拿叉，但是用刀的时候则要右手拿刀，左手拿叉。也是在韩剧里，她第一次看到特百惠的碗罐。有一次我送给她一张《罗马假日》的DVD——她找我帮忙要一些美国电影看——从好莱坞的娱乐片里她解读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教训。“那个穷记者能靠公主的故事挣很多钱，”她向我总结剧情。“他放弃挣大钱的机会，他的道德提升了。”她不知道奥黛丽·赫本是谁，但却断言她“没有茱莉亚·罗伯茨漂亮”。

她的观察细致入微到不可思议；可以说我怎样注意她，她就怎样留意我。我们初次碰面时，是她挑的地方——欧式咖啡西餐厅——点了和我一样的菜，意大利肉酱面。她注意到我晚餐常喝啤酒，一天晚上，她宣称自己一直在私底下练习，现在能和我一块喝一杯了。她问我，牛排应该几分熟，哪个国家的男人最体贴，在美国做母亲的怎样带孩子。她不停地尝试更新自己：染头发，有时烫卷，有时拉直。她的衣服总是搭得很好，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同一套衣服会穿两次。

来东莞之前，我认识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他们敏锐地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差异。他们想要知道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而当他们发现我不能很好地阅读汉字，或是我和美国男士约会的时候，毫无例外他们会感到惊讶甚至生气。他们向我宣讲民主，伊拉克战争以及外国媒体无法理解中国。他们的国家经历了一百五十年屈从于西方的历史，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一聊天，这段多灾多难的历史总会冒出来，挡在我们之间。我祖父和亲戚也是这样，许多中国人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中。

春明和她的朋友们根本不关心这些。她们不在乎我的中文不好，或是我不知道著名中国作家的名字；她们也从来不问我对民主的看法。他们出身低微，也没有受过教育的、尤其是男人身上的那种家国负担。当我碰到春明的男性朋友时，这些先入为主的想法通常会浮出表面。一次，春明的一个外科医生朋友叫阿强的，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外来女工的书。

“《南风窗》有很多关于那个的文章，”他说。“你可以直接用他们的文章，会节省很多时间。”

春明深深叹了一口气。“不同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她说。“她看事情的角度可能和别人不一样，她就想从她的角度来写。”

我好想站起来为此喝彩。

她转向我，“对不对？”

“对呵。”

阿强坚持说，“你应该写一些有关中国宪法的问题，”他告诉我。“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宪法，可是一旦下到基层，那些当官的总是反着来。”

“这跟她写的太不相干了！”春明怒了。她拿出手机查看短信，这是结束对话的信号。

春明本能地理解我。从某种意义而言，她跟我是一条船上的人：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生活，书写自己的故事。从她出来打工那天开始写的日记，她都保留了下来。“等到哪天有条件了，我也想写书，”她告诉我。“我只写最简单，最平凡的事。”

2004年12月一个周日晚上，春明请我和几个朋友去吃湖南菜。有一个叫阿宁的护士朋友，皮肤很白，声音带点磁性很好听，另外有两个年轻男人，他们是一家工厂的主管。春明穿一身黑色毛衣和格子裤，提着一个仿冒的Fendi手袋，看起来很时髦。两个男人穿着工厂制服。

我一坐下来，其中一个男人转向我。“在你看来，克里和布什有什么区别？”

“他想套你话，看你投票给谁，”春明说。

“我投给了克里，”我不情愿地说。我不是很想聊天往这个方向发展。

“你认为中国现在能搞民主吗？”他问。他觉得不行。“如果我们能投票，”他继续说，“我想投给蒋介石。我觉得他是个好领导。”然后：“你觉得你更像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桌上来了三瓶青岛啤酒。和我聊天的人明显兴致更高了：比起逼我谈政治，更过瘾的是一面灌啤酒，一面逼我谈政治。“那今晚就喝醉吧，”他向我宣布。

春明来救我了。“我觉得大家互相灌酒很傻的，”她说。

阿宁很快转变话题。她说，她刚刚在一个健身俱乐部报名参加现代舞班。

“我也想学跳舞！”春明说。“我想学恰恰。”

“我想学瑜伽，”阿宁说。

她转向我。“你会调酒吗？”

“什么酒？”我问。

“鸡尾酒什么的，”她说。

我说我会调几款最基本的。

“我很想学调酒，”阿宁说。“我甚至想免费给酒吧打工，去学调酒。”

“我最近在酒店和客户一起参加晚会，”春明说。“那里有很多外国人，我们喝的是装在玻璃杯里冰过的葡萄酒。我握着酒杯的杯身，但是有人告诉我应该拿杯柄。”她睁大眼睛，这是她惊讶或激动时会有的表情。“规矩太多了！但是学这些还不错，因为人一辈子总会有参加这种晚会的时候。”

那个男人想加入谈话，问春明是做什么的。“我的公司是个外资公司，”她冷淡地说。两个男人中谁也没在饭局的下半程说过一句话。饭后，春明和阿宁赶紧让他们俩上出租车。他们住在东莞偏远的地方，要坐一个小时的车才能回去。

我们又招了一辆出租车，去看看开瑜伽课的健身俱乐部。春明靠在车座上，叹了一口气。那个男人是湖南老乡，她告诉我。一个朋友想撮合他和春明，就介绍他来。男人那天下午给她打了个电话，说他只在东莞待一天。“他跟我是湖南同一个地方来的；不然我也不会请他来吃饭，”她说。

“他太幼稚了，”阿宁说。

“受不了他，”春明表示同意。“他没什么话。还比我小三岁。”

我什么也没有说——在这一刻我为那个年轻人感到难过。我也意识到，刚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了一场中国式相亲。

在健身俱乐部，舞蹈课结束了，瑜伽课一周只开两次，教练们都不在。阿宁忽然意识到我们就在交友俱乐部附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活动，我们去看看吧！”我们沿着街走了一段，上楼来到俱乐部。大厅里空无一人：今晚没有交友活动。春明和阿宁坐下来翻看男会员的活页夹。“漂亮女人那么多，你看看这些男人！”春明说。

她很快地翻过一页又一页。“我先看看每个人的照片。”她说。“看照片也说不清这个人好不好，但是可以淘汰最差劲的人。”她指向一个矮胖的男人，一脸衰样，站在一个假的美式白栅栏前。“只有最低级的人才会去照相馆拍这种照片。十年前我才会干的事情！在公园或者自然环境里照相比这好得多。”

阿宁似乎和俱乐部里很多男会员约会过。她给我看一张照片，相片上的男人背靠大树。“他看起来很高，但是本人不高。只是因为他站在树旁边。”

她又翻到另一张照片。“这个男人面相看起来很和善，但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

翻。“这个男人四十八岁了。我跟他说，‘就算我能接受你，我爸妈也不能。’”

翻。“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阿宁最近离婚了，她正在积极地物色男友。她和俱乐部里超过二十名会员约会过，曾经一天相了四场亲。“我见过一个男人，说他住在八平米的出租房里过得很开心，”阿宁跟我说。“我说，‘哦，真的吗？你住八个平米的房子真的那么开心？’”

跟一个老师的相亲也没成。“他嚼完口香糖，用手指玩起来。我真受不了。这个人是老师！他要教小孩子的！”

“每次跟这些男人见过面后，”阿宁说，“我都好想哭。”

“我跟这些男人见过面后，”春明说，“想吐。”她拿出另一个活页夹——74女——给我看她自己的照片。这是春明姑娘的黑白照，留着短发，艺术性的柔焦效果——也许太艺术了，因为只有两个男人看过她的照片之后给她打了电话。她对对象提出的要求是：善良，诚实，幽默，有住房。春明的卡片是我看过的唯一提到幽默感的。

“房子的要求不是绝对的，”她说。“我们可以一起买房。我只是说如果有房更好。”但是她绝不会跟身高一米七以下的人约会，因为那么矮的男人没法给她安全感。

我们离开俱乐部之后，阿宁开始细说那个脑子有问题的男人。“我跟他约会，他告诉我他住了两个星期医院，因为有自杀倾向，”她说。“一开始我觉得我应该帮他，因为我是个护士。但是后来我决定不应该搅和进去。”

那个人偶尔还会给她发短信。“我不明白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怎么能当五星级酒店的财务总监，”阿宁说。

“他骗你的，就这么简单，”春明说。

我们去天使冰王吃酸奶冰激凌，春明犹豫不决，纠结了半天终于点了一个蓝莓芝士蛋糕酸奶冰激凌圣代。阿宁刚好来例假了，春明嘱咐她不能吃冰的，所以阿宁点了一份热草莓牛奶，呈现出工业废料般化学的粉色。

去交友俱乐部也没有白走一趟，我们发现这周末有一个新活动，叫“八分钟约会”。阿宁向我们解释她听说的这种速配是怎么一回事。春明想到要参加这个活动，兴奋起来。她热爱尝试新鲜事物，天性乐观。这种性情帮助她在东莞生存了下来，尽管对于约会来说，这有利有弊。

“问题是，”阿宁说，“有时候八分钟太长了。”

城市生活改变了这些从农村来的女孩对婚姻的期待。调查显示，外出打工更有可能让农村女性自己找老公，晚一些结婚，少生孩子，在医院分娩，追求婚姻关系平等，认为离婚是可以接受的。在一次调查中，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外来女工表示她们结婚目的是“建立美满的家庭”，或是“找到事业奋斗的伴侣”，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选择了“找一个生活的依靠”。

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年轻女性婚后会和她夫家一起生活，受制于婆婆的管教。她也会在公婆家生孩子，表明孩子属于夫家。但是外出打工让年轻一代免于履行这些义务：城里的夫妻往往自己支付婚礼的开销，而一个打工女孩即将临盆时大多是回娘家住，而不是婆家。

长久以来，学者们相信，绝大部分的女工最终会回家乡结婚，生子，务农。许多八九十年代的打工女孩的确如此，但是更年轻的一代正在发生变化。许多姑娘和外出打工者结婚，在他们工作的城市里安家。如果他们回原籍，常常会搬到省会城市居住，而不是他们出生的村里。结婚也不一定标志迁徙的终结：不少年轻夫妇会回家结婚，再一起出来打工。

和春明以及她的朋友们共处的日子，让我相信传统的观点——绝大多数打工女孩最终会回家务农——是错误的。在打工族的圈子里，每个人都离家多年；很明显，他们不会再回去了。但是因为改户口花费又多又麻烦，他们也不算是东莞的正式居民。研究返乡农民工的学者也会去农村调研，但在那里只能得到结论，认为像春明这样的人是暂时离开。他们看不到她已经在别处安了家。

春明在交友俱乐部约会了两次。第一次，一个男人坐出租车从东莞的另一个区域过来。春明下楼到公寓大楼旁的人行道上跟他见面。他们彼此细细打量。

“你好，”他说。

“你好，”她说。

“我觉得你很漂亮，”他说。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她说。出租车还未离开，于是那个男人又坐那辆车打道回府。

第二次约会是在春明公寓旁的豆浆馆。那个男人迷了路，迟到了半个小时，春明就自己一个人开吃。那是早上九点。她的约会对象终于现身，看到春明没有等他一起吃，很生气。他试图掌控局面，给她点了一碗汤，但是春明拒绝了。

“他点了热汤和冷豆浆，”春明告诉我。“你能想象吗？热汤冷水的：那就是他的早饭。”

在汤水的滋养后，那个男人提议一起散散步。“早上九点钟，他要散步！”

春明告诉那个男人，她有点事要去处理，但他没有领会这个暗示。“我们还是做朋友吧，”春明说。他终于懂了。从那以后，春明放弃了交友俱乐部。她更相信网上约会，认为网络上的男人层次会更高一些。

一天我在她的公寓里，春明给我演示QQ聊天。上线之后，你可以下拉一个名单，所有在线的人都在上面，然后选特征，比如籍贯、城市、年龄和性别。她警告我，网上的人经常会聊到性。“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聊这些，”她解释说，“所以我们在网上聊。”

上线几分钟后，一个男人过来了。他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有人把他作为备选男友介绍给春明。

你在上班吗？

是啊，你呢？

不，我在家。

你在哪里？

这个男人是东莞的城市规划师，从山东来。他二十七岁，比春明小三岁，所以春明骗他说自己二十五岁。聊天进展得很快，他们打开摄像头，让对方能看到自己。那个小伙看起来很严肃，体格魁梧，戴一副眼镜。

对不起，我很丑。吓到你了吗？

春明转向我。“他看起来像是个老实人。”

哪里，她写道。我觉得你看起来还行。

你结婚了吗？有男朋友吗？

没有。

啊，所以你比较保守是吧？

不，我不保守，但是我比较传统。

哪方面？

她靠在椅背上，看着我，自言自语。“哪方面？”

那个小伙没什么耐心。性的方面？对话框不停地蹦到她面前；小伙打字比春明快多了。念过书的人会打字，但春明没上过几天学。

不是，不是性的方面，她写道。老实说，我上网是来交男朋友的。

为什么一定要以结婚为目的呢？

不一定。交朋友也很好。

你能接受多少？春明向我解释，他在问，她是否可以跟只是朋友的男人上床。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我下班后有空。

“哦不好！”她尖叫起来。“他要跟我见面！”

那天晚上春明跟那个小伙子见了面。她后来告诉我，他看起来人不错，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他很丑，有啤酒肚，鼻孔下面有颗青春痘。接下来的几个月，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在她心里打架。他很丑。他上的是名牌学校。他比较成熟。他很丑。春明和那个小伙子一起去商场买他公寓用的沙发。春明还跟他上过一次床，但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跟他谈恋爱。“大多数中国人的婚姻并不是建立在爱情之上，”她说。“也许将来我的婚姻也是这样。但是我现在还不打算妥协。”

东莞不只是年轻女性改变命运的地方。年纪大一点的女人也把这座城市视为重塑自我的机会。有一天我去了一家名叫“东莞市大都会命理策划公司”的婚介所。这家俱乐部比交友俱乐部要小一些，号称更高端。会员必须有大专文凭，月薪两千块以上。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和他的两个女助理，会面很折磨人，他们三个互相交谈，手机响个不停。其中一个助理年轻，说话轻声细语；而另一个名叫向阳，是个身材粗壮的中年妇女，红脸，戴一顶鬃毛咄咄逼人的裘皮帽。两个女人都是单身，看起来她们到这个公司工作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姻缘。

总经理计划用加盟的模式开办许多婚介所，遍及整个东莞。但从他的名片上我意识到他是照顾周到广泛撒网。

综合策划

旅游事业

房产策划

家教家政

办证代理

创业设计

艺术培训

营销代理

房产中介

年度资产检查

电脑智能输入

仪式典礼

猎头顾问

法律咨询

财务会计

管理咨询

婚礼策划

求职中心

民事调查

税务审计

我们正聊着，一个中年女人从街上走进来咨询俱乐部的服务。她有一张鹅蛋脸，穿一身朴素的黑色外套和配套长裤。向阳提出要带我们俩去看看附近俱乐部的活动中心。离开办公室后，我注意到办公室的前窗上贴着房产广告。

那个女人名叫孙翠萍，安徽人。她从百货商场下了岗，发现老公在外面搞女人之后，跟他离了婚。在东莞的朋友劝她出来看看这个城市——她才来了二十天。

“你很勇敢，”我告诉她。我很惊讶，一个女人，她的生活被小三颠覆，却还选择来东莞这个以二奶和歌厅小姐著名的地方。

“你应该写写中年女人的生活，”向阳敦促我道。“我们过得很难。我刚刚认识孙大姐，对她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她受过伤。”

向阳还在说，我注意到孙大姐在哭。她站在人行道中间一动不动，头扭向一边，这样我们就看不到她的脸。中国人的情感流露总是让我手足无措：大家都非常克制，直到一瞬间他们光天化日之下站在人行道中间开始啜泣。孙大姐在她的包里摸索；我给了她一张纸巾。

“给自己一点时间，”我说，喃喃地说着些一般性的安慰话。“慢慢来。”

我们继续往前走。向阳一反常态地很安静，但是又打开了话匣子，好像孙大姐不在旁边一样。

“孙大姐是60年代的人，”她说。“她很好看，个子高，能干。但是社会告诉她，不再需要她了。她过去也是个美人，但现在有了一定的年纪。她免不了要有白头发，也藏不住皱纹。”

她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肆意地打击孙大姐的自尊。我震惊于她的冷酷无情，但是当我偷偷瞄了一眼孙大姐的时候，发现她静静地点头表示同意。“我有许多这个年纪的朋友都离婚了，”孙大姐说。

“早离早好！”向阳很夸张地说。

“这个年纪的男人经济条件比较好，有很多活动，”孙大姐继续说。“他去饭店，那里有小姐。他去桑拿，那里有小姐。然后他去发廊，那里也有小姐。”

“今天的社会，男人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但是道德越来越坏，”向阳表示同意。“我们必须引导社会，支持像孙大姐这样的中年女性。”

我们到了活动中心，那里有健身器械，麻将室，还有一个阅览室。向阳乘胜追击。“这是关键的时刻，”她说。“如果现在没有人救救孙大姐，她可能就像海藻一样，永远被冲到大海里去了。”

我没有搭理她——我开始清楚她为什么还是单身了。我宁愿和孙大姐多待一会儿，不要旁白；看着一个女人哭，而另一个女人却把她比作海藻，这真让人受不了。孙大姐给了我她在东莞的手机号，这样今后我们能再见面。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感觉像刚刚历经痛苦的情伤——仿佛自己才是那个站在街上放声大哭的人。

后来几个月，我给孙大姐打过好几次电话，但都无法接通。我再也无法知道她是否在东莞找到了她想要的，无论那是什么。

东莞是中国的肉欲之都。商业买卖和肉体交易携手并肩；晚上跟生意伙伴或者客户一起出门，常常要去东莞市里大大小小的歌厅、按摩院、发廊或者桑拿馆，这些都是色情业的虚幌。这个行业最稳定的客源多是从香港或者台湾来的工厂主——有钱的男人，老婆又不在身边。所有我在北京的男性朋友都知道东莞的名声；所有路过东莞的人都在宾馆大厅或者半夜的电话里被挑逗过；先生，需要按摩吗？我对这个世界很好奇，但是需要一个男人带我进去。

在东莞我认识一个美国男人，名叫本·斯沃尔（Ben Schwall）。他有一头金色的短发，橄榄球运动员一样的身材，以前在台湾做钻石生意。现在他在东莞投资，卖安保系统，照明灯具，当然，也卖手机。我打电话给他，问他能不能带我认识一些出台的歌厅小姐。本在中国做生意有一段时间了，他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联络当地几个生意场上的朋友晚上一起出去玩。“这些男人有点粗鲁，”他警告我。

本的朋友开一辆崭新的本田八座面包车来接我们。这车花了二十八万，我们爬上车的时候那个朋友告诉我们，他还有一辆跟这一模一样的车，和一辆宝马。

他问本，“她是你老婆吗？”

“不，我们只是朋友。”

“那我有机会啦。”他笑起来。他的名字叫龚耀培，但是大家都叫他老龚——跟中国丈夫的俗称（老公）发音一样。他大约五十五六岁，有一张帅气而憔悴的脸，眼神疲惫，和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企业家一样。他笑起来看上去更疲惫。

我问老龚是做什么的。他叽里呱啦地说做一些给卫生检疫用来检查食品微生物的科学仪器。

“你怎么做这么专业的生意？”我问。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以前卖过地质勘探员做长距测量用的红外装置。中国人的创业精神除了机会主义就没有别的，而且许多人会做一系列专业性很强却完全没有关联的生意。我有一个中国朋友的同学同时经营几家餐馆，一系列药店和一家英语学校。

老龚带我们去一家面积高达八千平方米的日本餐厅，这家餐厅最大的卖点就是它面积高达八千平方米。餐厅富丽堂皇：几公里长的绒面红地毯，一排排的假竹子，大盆大盆的龙虾和鲍鱼。女服务员跑到老龚面前，面朝他倒退着走，领他进去，好像不敢把屁股对着皇上的朝臣。原来老龚还参与了另一项不相干的生意——室内装修，这家餐厅欠他的装修费。“所以我吃饭不要钱，”老龚说。“吃得越多越好。”他领我们穿过迷宫一样的大厅，大模大样地随便打开一扇扇门。我瞥进门里看到像餐厅一样大的包厢，有一亩宽的大桌子，能坐下整个中队的寿司食客。“他就是东莞之王，”本钦佩道。

我们吃饭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生意人，他满脸皱纹，眼神比老龚还要疲惫；他和老龚一起长大。（“‘文革’的时候他家欺负过我家，”老龚说。）其他的宾客是一个当地银行的经理和一个老师，老龚介绍说，“这是中学音乐部的主任，卡拉OK唱得特别好。”本向我解释他们和老龚交情的本质：银行经理批准老龚的贷款申请，老师则确保老龚的儿子在学校拿到好分数。

一个叫蓉蓉的年轻女孩坐在老龚身旁。她在广州的一个大学读大四，英语专业。她穿一件合身的棕色羊毛套装，高跟鞋，拿一个很贵的手袋。蓉蓉看上去像是求职面试的大学生，只是中国没有大学生穿成这样。她是老龚的情妇，可是我没法相信。像这样一个女孩，可以在跨国公司找到工作，或者出国念研究生。“这样一个女孩怎么会和那样一个男人在一起？”我对本说。

三年前本第一次看到蓉蓉和老龚在一起，那时候她读大一。本耸耸肩，“她喜欢礼物。”

这是我在东莞吃过最豪华的一餐——新鲜刺身，神户牛肉，咖喱蟹，清酒——男人们则在席间来回传递一沓装订好的纸页。我要求看了一下：是接下来几场英超联赛的让分表。这些男人都是大赌棍，一年要去澳门赌场好几次。

这就是中国的大款——白手起家的生意人，他们的财富里满是腐败的气味。他们炫耀张扬花钱如流水，受人鄙夷。当这样一个人被逮捕的时候，往往还搭上一个收受贿赂的政府官员，大家都会好好庆祝一番。对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贪得无厌的大款是这个国家今天所有问题的象征。说起来可能有点怪，我倒还挺喜欢他们。当老龚和他的朋友们问起，我的书写的是什么，他们只是听我说，并没有立刻告诉我应该怎么写。他们也不会啰里吧嗦，让我证明我对中国的忠诚。他们根据亲眼所见的来判断事物，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他们不需要证明自己。

中学老师就不一样了：他坚持所有的都要分类定义，都要明确，他从我开始。“你是从正面的角度写这本书吗？”他问。

我解释说没有正面或者负面，我希望这本书反映真实的情况。后来我无意中听到他跟别人说，“她在从正面的角度写这本书。”

然后他开始盘问本。“你回美国的时候，是不是不再习惯吃西餐了？”

本说他中餐西餐都喜欢。

“那你更喜欢中餐还是西餐？”老师问。

“中餐，”本顺从地回答。他用英文跟我说，“我看出来这是想干嘛了。”

“中餐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老师断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人。”

“真的吗？”我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人？”

“不是的，”老龚说，他一直都没有参与我们的谈话，现在开腔了。“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不好。”他说话自然而且权威，老师也不敢反驳什么。事情解决了：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不好。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一个人是东莞之王，而另一个只能是很会唱卡拉OK的中学老师。

银丰假日酒店的俱乐部有一个单独的入口，我们进去的时候站在大门两侧一字排开的十六个女服务员向我们九十度鞠躬。俱乐部大厅装潢成奢华夜总会的样子：黑色内饰，紫色荧光灯，一整墙的玻璃酒架上放满皇家芝华士，尊尼获加和长城葡萄酒。酒瓶背后有照明，像是稀世艺术品一样。我们被领进一间包房，里面有一排沙发，面朝三个电视屏幕。中间的大屏幕是放卡拉OK音乐录影带的，右边的用来点歌点酒。老龚的生意朋友转向左边的屏幕，看利物浦对阵曼联的球赛，一整晚都无视其他所有人。金钱打败了性：那毫不意外。

蓉蓉和老龚在沙发上坐下。她从桌上的水果盘里摘下一颗葡萄，喂进老龚嘴里；他很熟练地吞进去，像一头被驯化的海狮。服务生端进来水果盘、玻璃杯、冰块、柠檬片、苏打水、芝华士，伏特加。这些小商品川流不息将持续整个晚上，人们进进出出提供香烟、玫瑰花束、超大的毛绒玩具和异国情调的舞蹈表演。一个妈咪进来统计哪些客人要找乐子，哪些只想唱歌。

然后女孩们进来了。有七个姑娘，穿亮闪闪的金色细吊带晚礼服，看起来像是毕业舞会上的高中女生。她们靠近门口站成一排，因为强劲的空调冷气而耸起裸露的肩膀。有两个推推挤挤，咯咯直笑，但是没有人抬头看客人。每个姑娘腰间都夹着一个塑料标签，上面有四位数的号码。号码如此之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银丰假日酒店的数字编码够管一万名女孩。而蒙古有些地方的电话号码都没这么长。

如果一个男人喜欢哪个姑娘，他会告诉妈咪他看上的号码，然后这个姑娘会坐到他身旁，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上。客人们很挑剔，所以妈咪会送来许多姑娘，一波接一波，而男人可以一个一个地拒绝，就像一个苏丹厌烦了他成群的妻妾。但通常即使最挑剔的客人也会找到满意的女孩。银丰假日酒店在东莞来说不算大，它雇用了三百个小姐。

一个名叫阿琳的女孩，编号1802，在我旁边坐了下来。“这里有没有男人想出去？”她悄声问我。阿琳十七岁，皮肤白皙，圆圆的小脸像个孩子。她出来打工前在重庆上了两年高中；她的父亲出来打工，母亲在家务农。阿琳一开始打算进一家工厂，但是朋友们说在歌厅上班更赚钱。她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是个处女，那时如果男人捏得她太疼，她会哭。现在她平均每个星期跟客人睡四次。

银丰的工作时间是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一个姑娘每天晚上挣两百块钱——包括坐在客人身旁，给他倒酒，把水果喂到他嘴边，为他的歌声鼓掌喝彩，并且忍受他的拥抱，亲吻和抚摸。

“你越红的话，就挣得越多，”阿琳说。

我问她“红”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胸部大，”她直截了当地说，“或者你很时髦。”

如果一个姑娘跟客人出去一次，夜总会要收八百块钱；这叫做快餐。过夜要一千块，而如果客人满意的话，可能给的小费就是这个价的两三倍。一些姑娘不喜欢经常跟客人出去。而那些常常出去的姑娘一个月可以挣两万块，在打工界这是个天文数字。上班的时候，姑娘不可以抽烟，吃太多客人点的食物，或在卡拉OK包厢里跟任何人发生关系。除此之外，她们的生活懒散无序。在东莞，绝大多数的人受制于工厂的钟点，而她们想睡多晚都可以，工作时间却比我碰到的其他人都少。

阿琳见过不少世面，足够她总结经验。四川男人最喜欢乱摸，而且小气。外国男人比中国男人要好心一点。一些客人会让姑娘做他们的女朋友，但是阿琳才不会那么傻。她说她想找个男朋友，也想有一天能结婚。在老家没有人知道阿琳做什么营生。她告诉父母她在工厂里打工，而且赚的钱只有一小部分寄回家，这样他们就不起疑心。有些姑娘从家里出来一开始在工厂里打工，但现在她们再也不会回到那种生活了。她们不存这种幻想。

妈咪坐在卡拉OK世界的最顶层。她每晚会给客人和小姐牵线搭桥；小姐如果来例假或者觉得不舒服可以要求不出台。妈咪从每人的收入里提成，百分之十五左右。好的妈咪会赢得女孩们的忠心，如果她跳槽到别的夜总会，姑娘们也会跟她走。

有两种女人在卡拉OK包房里工作。DJ打理房间，端酒送菜，帮客人选歌；跟客人一起喝酒的是坐台小姐。小姐通常陪客人睡觉，有些DJ也会。DJ不用让妈咪抽成，但是她们每个月必须带一些客人来，或者交每月的规费。许多夜总会招进来的DJ比包房还多，让她们互相竞争，讨客人欢心，带来更多的收入。夜总会等级制度里最低端的是侍应生，他们像太监一样来去无影踪：因为被隔绝在色情交易之外，他们的赚钱能力最低。

卡拉OK世界既梦幻又不真实。无论你讲什么笑话，穿晚礼服的年轻女孩都会开怀大笑，直到她们的恭维像呼吸一样自然。“你皮肤保养得真好！”一个小姐跟我说，然后转向本，赞扬他，“你的中文说得真好！”她们挑逗客人，叫他们老公；男人看起来就吃这一套，也许即使是异想天开他们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老婆的世界。每隔几分钟就有人站起来唱歌，其他所有人鼓掌。房间黑暗而且没有窗户，你的酒杯永远斟满。

这些姑娘毫不设防地坦陈自己的工作。我连续两个晚上在不同的夜总会里遇到许多小姐；当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东莞的书，并询问她们工作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避而不谈或是否认自己和客人上过床。偶尔我会察觉到谎言。她们可能会虚夸自己的收入，或者宣称她们是被骗上贼船；有几个小姐以相当难以信服的方式告诉我，她们第二天就会洗手不干。但她们又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玩世不恭或者冷酷无情。她们很孩子气，像年轻人那样咯咯直笑，有时候我们聊着聊着，她们就哭了起来。

我对她们的看法让自己内心很矛盾。跟这种卡拉OK常客睡觉的感觉肯定很恶心。在这方面，我同情她们。但是她们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过得很悠闲——喝鸡尾酒，吃花生，看音乐录影带——就这样，她们一个月挣的钱比起敏那样的人一年挣的还多。当初她们如此随意就决定踏入这一行，真叫人不可思议。大多数和我聊过的姑娘一开始到卡拉OK来做事，就是因为有朋友或是表姐妹在做这一行，这跟那些出来打工到某个城市或进某个厂一样，是因为那里有她认识的人在。来了之后，她们会想一些留下来的理由：工作轻松，挣得不少，还可以见见世面。

卡拉OK小姐比我认识的打工女孩的背景要好一些——这也让人意外。通常她们在小城市或者县城里长大，而不是农村；相当多的小姐是家里的独女或是最小的孩子，经济负担比较小。很多小姐上过高中，在农村这就算精英了。阿琳上过两年高中，是她们村里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轻人。“家里人希望我出来，做出点成就，”她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他们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和流水线上的女孩相比，她们有更多的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许是太自由了，缺乏清晰的目标，她们一进城就迷失了方向。实际上，她们选择干这一行，正是因为她们对生活要求的更多。大多数小姐想要最后回老家开一家服装店或是一家发廊——几乎每个女孩都认识这样的人。干劲足的姑娘可以一两年就存够钱，大功告成。但是你很容易迷失方向。

第二天晚上在另一家五星级饭店的夜总会里，我遇到了丁霞。她二十三岁，个子高挑，有雕塑一般的颧骨和高鼻梁——真漂亮，不像大多数小姐只是瘦且年轻罢了。她从家里出来六年，号称已经存了四十万块。再挣十万，她说，她会搬到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城市，开一家店，过简单的日子。她的故事前后串不起来——首先，开一家店只需要拿出丁霞所说那么多钱的一小部分就够了。看起来，她撒谎是想要为自己辩白，说服自己为什么如今还在这里。

一个小姐也可能升为妈咪。丁霞工作的夜总会里，那个妈咪身材娇小，处事有条不紊。她穿一身藏青色套装，拿一个对讲机，名片上的头衔是市场推广经理。她告诉我手下有六十个姑娘，她以前是开服装店的。

“是不是很多小姐都能升格做妈咪？”我问。

“很少，”她说。“百分之一。”

“为什么?”

“做这行你得有技巧，”她说。她有礼貌地敬了我一杯啤酒，然后走了。她一离开，丁霞就对我说，“她以前在这里做小姐。”然后她用手指挡住了嘴唇。丁霞在这个夜总会做了很长时间，所以知道。但是有这么多人在这一行来去匆匆，编造一个过去，和一个未来，再简单不过。

夜深了，梦幻世界消失：东西吃完了，酒喝干了，大家都唱累了。一些小姐离开去换衣服；她们回来的时候穿着牛仔裤和防风夹克，看起来惊人地年轻。她们打着哈欠，头靠在男人的肩膀上休息。有时候这将幻想保存了一刻，她们看起来就像是男人的心上人——但她们更像是困倦的小女儿黏着爸爸，到点了还不上床睡觉。

最后，这一晚的账单来了——包括包厢费，餐饮费，以及付给每个小姐的两百块现金。卖毛绒玩具的女人回来收钱。本的一位同事整晚都把注意力放在一个闷闷不乐的女孩身上，但既然今晚已经结束，他就不愿在她身上花钱了。那个姑娘很不情愿地松开手里的毛绒小熊——又一个女儿，有点被宠坏了。DJ在另一个客人的掌上电脑上戳进自己的联系方式，方便以后预订，然后大家一起离开了卡拉OK包房。男人们由妈咪陪伴径直走向电梯，小姐们则消失在另一条走廊的尽头。

女人偶尔也会撞大运。阿宁，春明那个刚离婚的朋友，开始跟一个东莞本地的有钱人谈恋爱。一天晚上她请我和春明吃饭。阿宁住的那幢公寓楼看起来破败不堪；空调机的废水从大楼的四周流下，铁锈色的涓涓细流像眼泪一样。不过她的公寓内部很宽敞，装修得不错，浅色调，铺了木地板。

阿宁穿一条竹纱蕾丝镶边的象牙色长裙，外面套一件相配的羊毛开衫。她看起来很漂亮，很开心，她为我们做的晚饭有蒸鱼、椒盐排骨和一锅凤爪木瓜番茄汤。吃饭时她跟我们谈起男友，他比阿宁大八岁，眼下出差去了。他们俩最近刚从北京度假回来，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赌球。

“他是做什么的？”春明问。

“他什么都做，”阿宁说。

春明睁大眼睛。“什么都做？”

“他在这里长大。这里所有的人都赌博，搞走私，”阿宁说。“他们就是这么长大的。”在男友的撺掇下，阿宁开始打高赌注的麻将，最近一场麻将输了六千块钱。

每个细节听上去都比上一个更糟。“他对你好吗？”我问。

“啊，他对我很好！”她说。

春明问得更尖锐，“他以前结过婚吗？”

阿宁的声音低了下来。“结过婚，他有个女儿，七岁左右。”

那天春明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认识男人的新方法。某人放了一张漂亮女人的照片在婚介网站上，但旁边写了春明的电话号码。她不清楚是弄错了还是恶作剧，那一整天她都被追求者的电话轮番轰炸。

你是照片里的女人吗？

你留长发吗？

你身高一米六六？

晚饭后，春明到客厅里看电视，连续剧里古高丽国的医生们正在奋力拯救麻风病隔离区的居民。春明觉得他们的人道主义奋斗非常感人，但又不停地被陌生男人的电话打断。

“你好，”她会说，“你是谁？”

她听电话。然后：“是的，有人把照片和信息放到了网上，但那不是我的。只有电话号码是我的。”

停顿。“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嘛，”她说得很甜。“你是哪里人？做什么的？”

那些男人从事机械自动化，在厂里当工头；他们来自江苏和甘肃。又聊一会儿，春明说她现在很忙，不过他们可以保持联系。她总是打断电话。挂了电话之后，她会上下翻看手机短信。你好，我是塘厦的一名工厂经理。她微笑着。“没关系。我还可以交到新朋友。或者他们可以从我们的公司购买零件。”我不得不佩服她的足智多谋。她把无意中张冠李戴的交友信息变成了她自己的独家鹊桥会，再不济也能说服这些男人购买工业模具的零件。

“那个女人肯定很漂亮，”春明一边说一边翻看一连串的短信和未接来电。

“就算你告诉他们那个女人不是你，”我说，“他们还是想和你聊。”

“这个城市里寂寞的人太多了，”阿宁说。

那天晚上，我们决定看看当地的夜生活，主要是新开的购物广场有夜总会和酒吧。这些地方里面黑漆漆的，荒无人烟，紫色霓虹灯伴随轰隆隆的音乐，还有一小群浓妆艳抹的女人，她们那副无聊而乏味的表情写明了她们的妓女身份。我们一路走，春明一路回短信。

我是政府官员。我在这里六年了。

你今天晚上做什么？

你好，我们能交个朋友吗？

我们最后来到阿宁家附近的一个酒吧。里面挤满了年轻的上班族，我们待在那里，见识了一些古怪的场面。好几轮行酒令之后，一个女人扑到一个男人怀里，很可能是她的同事。她用双臂绕住他的脖子。男人不像在拥抱，更像在忍受：他站着，手臂直直地放在身体两侧，好像暴风雨中坚守岗位的士兵。我再看了一眼，那个女人醒了，和她的女朋友聊天；显然，那个男人找机会开溜了。旁边，一个大腿丰满的女人穿一条豹纹超短裙，在一个被架高的铁笼子里面跳舞。几首歌后，她从铁笼背后一个狗洞似的小方口爬了出来。她轻轻爬到地板上，拍一拍膝盖，然后——这荣耀的一刻只有我领会到了——恢复了灵长类动物直立的姿态。她穿过人群来到吧台前，点了一杯饮料。

阿宁的一个女朋友来找我们。桌子上有五瓶青岛啤酒，女人们开始行酒令。阿宁和她的朋友喝得很快，另一张桌子上的几个男人晃过来玩骰子。十二点左右，春明提议她和我去阿宁的公寓，我们在那里过夜。男人们还在不断发来短信。

你现在在哪儿？

你在干什么？

我是一把火。

半夜一点钟，电话响了。是阿宁的女朋友。阿宁喝醉了，走不了路，我们能帮忙吗？春明出去了。阿宁的朋友住在同一个小区的隔壁一个单元，春明回来告诉我她们把阿宁放到朋友的沙发上睡觉。

半夜两点钟，电话又响了。阿宁在走廊上晃悠不肯睡觉，我们能帮忙吗？春明又出去了。我挣扎地继续这不安生的一觉。

半夜两点半，春明回来了。她走进客房，打开床头灯，盘腿坐在床上。“我跟你说个事，”她说。她们回到那个朋友的公寓之后，阿宁唧唧咕咕地说她要上楼跟某个男人解释一些事情。春明和那个朋友不知道阿宁在说什么，但她们最终答应带她上楼。开门的男人又黑又瘦，穿着裤衩背心。他和另外三个装束相似的男人在打麻将。那个男人让阿宁和朋友进去，领她们进了一间空房间，指给她们一张床，让她们把阿宁放在上面，然后回到牌桌上。

春明恍然大悟，这个人是阿宁的男朋友。他没有出差，他看上去一无是处。“她骗我们说他出差去了，实际上他在家里跟朋友打麻将，”春明告诉我。“她老说他对她很好。这个男的那么老！还那么丑！”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那个男人的公寓去，把阿宁的钱包留给她。是那个男朋友开的门。他的脸又长又生硬，红得发黑，像一块牛肉干；他看上去四十好几了。他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春明说得不错，他看起来并不怎么样。阿宁还在那个空房间里睡觉。她连眼睛都睁不开，收下钱包的时候也没说一个字。“醒了之后给我打电话，”春明说。

后来我碰到春明，问她阿宁怎么样了。那天晚上她说了什么？她还跟那个男朋友在一起吗？春明说阿宁没有跟她说实话，她们俩再也没提过这事。阿宁没有走桃花运，她只是假装开心。她的这段恋爱看起来只是又一次的遇人不淑。

➢八 流水线英语

在东莞，我经常一个人去饭馆。吃饭的时候，我会一边在笔记本上写东西或是看美国杂志。一定会有服务员或是客人探头探脑、满怀敬意地看着我使用自己的母语。“你的英语肯定很棒！”他们最后总会这么说。

我解释说我出生在美国。

“那你的英文水平肯定有八级了吧？”

我回答说美国不像中国，没有英语水平考试。我的英语就像他们的中文一样，我这么说，却只是加深了他们的敬畏之情。

“那你的英文水平肯定至少到八级了吧！”

人们听说我是个记者时，总是难掩失望。他们说，以我的能力，可以去贸易公司做翻译，收入会很高。英语是通往财富和成就的捷径；在他们看来，我就好像买彩票中了大奖，却不肯去兑现。

每个中国人在学校都学过英语，常常学了很多年，但却很少有人能讲。课本强调的是语法和单词；老师也常常跟学生一样口语很差。其中一个原因是群体效应——宁肯沉默不出头，也不愿意张嘴让自己难堪。英语学习的普遍性只是加强了对它的崇敬之情：虽然几经尝试，下了大工夫，这门语言还是很难掌握。

英语也是东莞职业生涯的基础，几千家工厂都在为外国客户服务，英语是它们的工作语言。这并不是说人们真的懂英语；他们只需学会一点，在各自的行业内够用就行。他们经常用各种缩略语和简称，这种掐头去尾的语言足以令美国人迷惑不已。订单上，FOB HK——这是“香港离岸价”的简写——意思是到哪里买家才实际拥有他订购的产品；L，W和H分别用来描述长宽高。塑料包装是PP或者PE，但极少有人能告诉你这两个字母代表什么。流水线机器操作用的也是这种片断式的英语，给工人下达各种指令：ROUTE FINDER（路径查询），KEYBOARD TEST（键盘测试），还有PRESS ANY KEY TO SEND LOOP BACK Q TO QUIT（按任意键退回，Q键退出）。

我在东莞认识的几乎每个人，都曾经下决心要学习英语。敏有段时间晚上自习，学一本题为《疯狂英语速成班》的旧课本。这本书的前三分之一留下了她大姐从前做的许多标记，但后来还是放弃了。蒋海燕随身携带一册口袋本的单词书。我最后一次见到陈英，就是那个上过白领培训班、后来进入管理层的女孩，她正计划自学英语，并参加专科入学考试。甚至连KTV里的姑娘也认为英语是条出路：外国客人可能会对她刮目相看，雇这个小姐当文员或是秘书。

有时候，正起劲学英语的人会拖着我对谈，就像后现代剧本里的对话那样前言不搭后语。

你多大了？

很好！你多大了？

是。

听到春明说她决心要学英语，我一点也不奇怪。她报了一个外语班，学校承诺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可以达到美国五年级学生的口语水平。“我觉得那应该很不错，”她说。“五年级学生什么都可以表达出来了。”学校主要的广告形象就是创办人九岁的儿子，据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春明学英语有她自己的理由。“如果我学会了英语，”她对我说，“我就能进入新的圈子。”那时以我对她的了解已经能听懂她的言下之意：英语可能是帮她找丈夫的另外一条路。

语言学校开在东莞科技馆内，那是一堆形状莫名其妙的混凝土结构，或许1994年建造之时看起来还很有未来感。有一天晚饭后，春明带我去了那里。科技馆正在闭馆维修，里面一片黑暗，靠墙立着许多脚手架，看起来就像大楼生了皮肤病，正在慢慢吞噬整幢建筑。我们摸黑爬了五层楼，边爬，春明边悄声给我讲述这所学校的神话。创办人花了二十年时间完善他的教学体系；最近还申请了专利。学校有三百名学生。每月的学费平均价是六百元。

科技馆顶楼只有一间办公室亮着灯。门上贴着几个字：

流水线学习机

房间很大，天花板很低，日光灯照明，六个学生各自分开，坐在长桌后面。每个桌子上都摆着一个椭圆形的金属机器，上面有纵向一列的旋转面板，装着一张张卡片；卡片上印着一排排单词，匀速从学生面前滑过。机器旋转的低沉呼呼声充满了整个房间，就像在洗牌。

一排单词从我面前滑过。

FUCK（肏）

CLEAN（清洁）

RUDE（粗鲁）

PIZZA（比萨）

CREEP（爬行）

房间的尽头，一个年龄较长的男人坐在一台电脑前。他没起身，只是递给我他的名片，上面用汉字印着：

吴氏活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吴倌熹

吴氏活力语言加工厂总设计师

吴氏活力教学仪器发明人

吴氏活力教育科学创始人

吴氏活力语言创始人

吴氏活力英语同声翻译训练课程首席教师

吴先生四十五岁，方脸，两颊松垂，头发蓬乱，仿佛刚刚起床，体型略有点胖。他看起来不像教师，甚至不像城里人——更像那种你在中国小城镇里碰到的政府官员。准确地说，他就像你在中国小城镇上碰到的给政府官员开车的司机。看起来毫无活力。

吴先生的教学指导思想就是，掌握英语的关键就是要把人当作机器来对待。学完英语的字母和基本发音后，学生坐到机器前，让一排排单词从面前滑过。学生要把每个词都读出来，写下，但不用知道意思，一周接着一周练，直到最快速度。接着改用另一部机器，显示单词的中文意思；然后就进展到短句。每个阶段，他都把单词或句子用英语写下来，读出，而不去理解其意思。学生达到最高速度的时候——每小时写六百个英文单句——就算初步达标，可以进入语法阶段。只有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学习这些重复了好几个月的单词、短语和句子的意思。

吴先生把这称作“引导式教学”。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没有教师——由机器传授学生需要学习的一切。他最理想的学生每天要用功十一个小时：四个小时学习，吃午饭，午睡，再学四个小时，吃晚饭，再学三个小时。这恰就是东莞工厂的时间表，刚好卡住劳动法规定的底线，每天加班不超过三个小时。“在流水线上，人可以坐在那里，连续工作八到十个小时不休息，”吴先生说。“如果我们能这样学习，那该有多好！”

他的方法违背了已被广泛接受的语言学习规律——简言之，就是表达和理解，以及教师在学习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吴先生对这一切表示不屑。他说，中国的教育方法过分强调记忆，课堂把学生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流水线英语会逼他们行动起来。

“你的手，脑，眼睛，嘴，必须学着快速、自动作出反应，”吴先生解释道。“你没有时间把一个单词翻成汉语然后记住。必须得训练自己的本能反应。”他说，流水线英语把这么多身体器官都调动了起来，能刺激大脑更努力地工作。科学显示，人类只使用了百分之五的脑容量。对于这些资料，吴先生张口就来。一般人每小时写两百个句子。女性每分钟可以背九十个句子，但男性只能达到七十五句。如果一个人一天花十个小时学英语，三年他就能做同声翻译。看起来，吴先生很想将整个宇宙简化成一系列化学公式：每一点事实都准确无误，但综合起来，就缺了点什么。不过他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学校里教授英语的方式确实有问题，重点是学生太被动。你可以死记硬背，托福考试拿高分——托福是最常用的英语水平考试——但就算你做到了，无论多努力，都不可能达到流利的水平。

上完吴先生的课后，我和春明在教室里溜达。她认出一个之前在学校碰到过的人。刘以霞，二十一岁，圆脸，亮眼睛，剪了个锅盖头，看起来像个布娃娃。她在这里学了一年英语，帮学校做些文书工作，抵用住宿费和学费。在春明的注视下，刘以霞跟我用英语聊了几句。听起来她压根不像是美国五年级的水平。但她不怕讲英语，也没有不停地抬手捂嘴，为讲错了道歉。

刘以霞现在的工作是给工厂的管理人员教英语——这让我很吃惊，虽然我本该想到。在东莞，一知半解你也有资格授业解惑。我问她以后打算做什么。

“国际贸易怎么说？”她用中文问我。我告诉了她。她的雄心大过天，又仿佛大声说出就会实现。

我和春明走出大楼，穿过科技馆门前的草坪。夜幕降临，路灯将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我下定了决心，”春明说。“今年我要么学好英语，要么就自己出来做生意。”

刘以霞离开家的第一年，吃饭睡觉呼吸都在学流水线英语。她白天在办公室上班，晚上在吴先生的机器前学习。她跟另外两个女孩一起，住在教室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们三个都在学英语，但刘以霞最刻苦。“我比她们俩大一岁，”她对我说，“所以我有压力，必须比她们学得好。”她来自贫困的江西，父母都是农民，耕地，养鸭子。她一直就喜欢各种语言；在家乡，她父母讲不同的方言，她习惯于在两人的语言之间自如切换，上中学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她成绩不错。可她没考上大学，而且家里也没钱供她继续读书，所以刘以霞来到东莞打工。

在吴先生的学校里，她努力提高自己的发音——周围没有人纠正她的错误，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她是吴先生的明星学员，但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他有时候对我很不好，”刘以霞说。“他也不让我背单词表。”

“他不让你背单词表？”我问。

“他坚持要我用他的方法学英语。所以我只好自己偷偷地学单词。”

刘以霞离开的时候，又跟吴先生吵了一架。“他想给我拍张照片，”她说，“但是我不让他拍。”吴先生会把学生的照片用在学校的推广材料中，但刘以霞对自己的成绩很自豪，不愿意归功于他人。“我所做的一切，”她对吴先生说，“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不是因为你。”

即便按东莞的标准来看，刘以霞也太急切了。在离开吴先生的学校后的九个月里，她做了六份教学工作，飞速领略了各种管理不善。其中一份工作，她主动去其他学校参观、研究不同的教学方法；老板指责她是去兼职打工，把她辞退了。下一份工作，有人认为开办语言学校不必规定课程，学生来了，刘以霞就得当场教一节课。“我一天上五六个钟头的课，各种水平都有，”她说。“前一分钟我可能在教初级课程，下一节就得教高级课程。”她不堪疲惫，干了一个月，没拿到工资就辞职了。

刘以霞现在干的工作，每天傍晚要教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备课和自学。她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元，收入不错。可她跟学校领导产生了矛盾。领导想让她迅速讲完许多课文，可她认为应该让学生先开口说，才会更有信心。领导否定了她的教学方式，即通过做游戏，让学生参与进来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讲课。领导本人什么外语也不会。

所有雇用刘以霞的老板都以为她是大学毕业，有英语专业文凭，因为面试的时候，她就是这么对人说的。她最了不起的成就——找到一种办法，不经过正规教育就掌握一门外语；而这个秘密她瞒着几乎她认识的所有人。

六个月之后，我去石碣的学校看刘以霞——又是我没去过的一个东莞工业园区。她把头发留长了；戴着银边眼镜，一件简单利落的条纹连衣裙，一双黑色高跟鞋。她看起来成熟多了，尽管走路略微有点晃。我们在快餐店吃排骨饭，用中文聊天，谈英语。刘以霞想到工厂里当翻译，以便提高英语水平——国际贸易怎么说？——但她没有工厂工作的经验，没人肯雇她。她对英语很痴迷；吃饭的时候，始终都在谈着它。

我们吃完之后，刘以霞看着我，问道，“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提高英语？”

“你应该尽量跟母语是英语的人说话，”我说。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这基本上是条没用的建议，因为我在东莞喜来登的大堂外，极少看到西方人。事实上，学习英语最好的办法是交个外国男友——不知多少小姐用这种办法学会了讲流利的英语——但我不能对刘以霞这么说。

“旅游业呢？”我问她。

她举起手摸摸头顶。“你看，我达不到基本的身高要求。导游必须得一米六以上。”

对——又一个蠢主意。我都忘了，在东莞这样的地方，身高可能对使用英语有各种影响。再说，刘以霞担心她的语言能力正在退步；在东莞的商务学校里做老师看来是死路一条。在这个遍地工厂的城市里，私立学校只不过是又一项低级服务而已。在正规的教育系统里，教师享受着特权和福利，但刘以霞绝对没有机会进入他们的世界。“他们有自己的体制，”她说。“他们不能接受我在社会上得到的经验。”

午餐后，刘以霞带我回到她的学校——在这个时间段，这幢四层办公楼看起来几乎空无一人。几个老师在一间教室里打台球；两个年轻男子在另外一间里唱卡拉OK，尖细的歌声一直传到走廊。只有在晚上，人们下班以后，教室里才会坐满人。一般的学校晚上大都一片死寂，但在东莞，学习时间正好反过来，仿佛这些机构奉行的是半个地球那边的时区。

刘以霞在她的教室里给我看她的英语课本。她指着其中一本说她喜欢，因为它鼓励学生练习学到的内容；她批评另外一本，说每一课学到的内容太少。《从ABC到英语会话》里面有一段对话案例，跟东莞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

这些是工厂吗？

不是。它们是公园。

刘以霞拿起一根粉笔，开始在黑板上随手写单词。她问我，television（电视机）里s的发音跟change（改变）里ge的发音有什么不同？Consultant（顾问）这个单词的重音应该放在哪里？Sea（大海）里的s跟cats（猫）里的ts有什么不同？电视，改变，大海，猫。这些问题既奇怪，又前后不搭调，但如果你的老师是台机器的话，这一切就跟着来了。

她跟另外两个女孩一起，住在教室楼上的宿舍里。房间里有两张双层床，一间小浴室，还有许多教材：在刘以霞的桌上，床下和地板上的一个背包里。她是个英语教材迷。“我可能有三十本学英语的书，”她说。“没有一本书能包含所有你需要学习的东西。”除了教材之外，她仅有的几件财产包括了一本相册。照片里的刘以霞摆着标准的民工姿势：站在市府大楼前，跟女朋友逛公园。她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这两个女孩现在下决心要泡在英语里。她们想用一两年的时间专门来学英语。”那两个姑娘都曾上过吴先生的学校。她们削发明志，就像僧人出家时那样。为了学英语，必须放弃整个世界。

流水线英语并非东莞唯一可疑的语言学校。英语热潮——学这门语言的强烈愿望配上对该怎么做的完全无知——简直是行骗的最佳时机。有家公司名叫阶梯英语，目标对准雄心勃勃的父母。交上五千五百元——差不多七百美元，对中国家庭来说是一大笔钱——学校就会给孩子提供英语教学资料，并由“教育顾问”时常登门拜访，查看孩子的学习进度。学校会邀请父母和孩子参加免费课程，以此作为促销手段，课上的那股劲头堪比直销集会。儿童教育专家对学校的方法赞誉有加，父母们争先为孩子报名。个别老师会将孩子带到另外一个房间，教他们几个英语短语；孩子回来之后，口中念念有词说着外语，此时父母们多半会动心，当场报名。

实际上，阶梯英语是个漏洞百出的骗局。据当地媒体报道，那些免费课程中的儿童教育专家，还有一些最起劲的父母，其实都是他们的雇员。他们的“教育顾问”最多去学生家里拜访一两次，都不是教师，而是销售人员，可以从每个客户那里抽一千元佣金。销售人员来公司的时候，必须花相当大一笔钱，购买教育杂志，解决交通问题，还得为这些免费课程租场地。基本上，阶梯英语就是个传销骗局，驱动力就是想学英语的盲目心态。

这个公司采取连锁经营，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愿意跟我交谈。刘以霞在飞速体会个中管理不善期间，曾短暂地在阶梯英语工作过一阵，她给我讲了其中的伎俩。销售人员奉命放学时间等在小学门外，看到开车去接孩子的家长，就凑上去假装很喜欢他们的孩子。“孩子出来以后，你就去跟他玩，”刘以霞告诉我说。“然后就邀请父母和孩子一起去参加阶梯英语的讲座。”十天之后刘以霞就离开了这家公司。“说穿了，这就是骗人，”她说。

还有一种欺骗涉及外籍教师。一些年轻的黑人出现在东莞的学校里，号称来自加拿大或是英国，提供英语辅导。这也许是中国迈向种族多样化的一个转折时刻，可惜不是。有位家长告诉我说，她女儿在幼儿园，班上的小朋友一看到他们的新老师，马上哭了起来，因为他们以前没见过黑人。学校开除了他。

有一天，我去看刘以霞，碰巧她的同事，号称来自加拿大的约瑟夫进来了。他是个黑人，三十岁上下，面容英俊，举止随和。他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跟我打招呼。

“你结婚了吗？”是他的第一个问题。

“你手机号码多少？”是他的第二个问题。

约瑟夫轻快踱出教室之后，我问刘以霞，“他从哪儿来的？”

“他说他是加拿大人。”

“他不是加拿大来的，”我说。“我从他口音里听得出来。”

她想了一会儿。“他还提过另外一个国家，干什么达……”

“乌干达？”

“对，乌干达。”

我终于明白了黑人老师的秘密。他们是非洲人，到这种闭塞的地方来，跟没有分辨力的学校混充母语是英语的人。多年来，有超过三万名非洲学生在中国读大学，这是北京政府支援发展中的同盟国家策略的一部分。他们留下来当外教是很合理的选择。在刘以霞的学校里，约瑟夫工资比她高，上的课时还比她少。

刘以霞责备我不该把电话号码告诉约瑟夫。“你得小心点，”她说。“他会一直打你电话的。”她说约瑟夫总是跟女学生搭讪；每当他跟女生要电话号码，那人通常就再也不来上他的课了。偶尔约瑟夫的学生会去问刘以霞，这句话用英文该怎么表示：我可以跟你做朋友，但不是你的女朋友。

每个星期四晚上，刘以霞在一家日本电子厂教英语课，有一天，我跟她一起去了。课堂上有四男两女，都是销售或管理人员，年纪都比她大。

她发还学生的试卷。“不用太担心今天的分数，”她说，一句话就打翻了千年来对分数的崇拜。“考验你们英语的不是分数，而是实际应用。”

学生们开始复习上星期的课程。刘以霞转向坐在前排的一个学生，用英文问道：“你学会了什么？”

“你要我用英文说么？”他用中文问道——开始就不太乐观。他挣扎一番，终于开口讲英文了，“我学了一些故事。很有趣。”

“你能用英文给我讲个故事么？”她问。

沉默许久。然后，他用中文说：“我忘了。”

另一个学生说，“我学了几个新词和说法。”

“还有什么？”

沉默许久。然后他用中文说：“我不知道怎么说。”

“好，轮到你了，”刘以霞对第二排的一个女生说。

她用中文说，“很难讲。”

刘以霞改讲中文。“学英语就是要说英语。如果你不说，你就没有学进去。一定不要怕犯错。我会犯很多错，但我从来都不害怕。”

没错。刘以霞分不清l和r音的区别，她甚至读不出“发音”这个词的正确发音——她把pronunciation读作pronuntion。有时候学生说的话她会听不明白；偶尔他们说对的时候，她却纠正错了。她经常不能准确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说到教学，她的本能是正确的，而且她渐渐摸索出了学习外语的秘诀，就是要从不害怕开始。

课间，学生围着我。刚上课的时候，我曾用英文做了个简短发言，自我介绍，讲得很慢，好让他们能听明白。毕竟他们读过大学，而且上这门课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是，我看着他们在课堂上如此挣扎，才明白我前面说的话他们可能一个字都没听懂。

男生先开口。“中国和美国，哪一个好？”

“美国的城市更安全，对不对？人的素质高多了。”

“你很想念中国么？”

“她在中国住了六年，”班里英语最好的女生不耐烦地回答道。“你还没听明白么？”学生们问了我很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可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讲英文。

休息结束之后，他们开始学习一篇关于野外露营的课文。刘以霞要求他们要么朗读一篇，要么用自己的语言讲出这个故事。每个学生都选择朗读课文——他们读得不错，比自由表达时强得多。然后她要求学生复述故事。班里英语最好的那个女生已经背过了整篇课文，一字不漏。第二名学生试图做同样的表演，但当他记不起课文里某一个词的时候，就停了下来，一个节拍拉掉，整个唱片就转不下去了。刘以霞给他提示之后才继续进行。

坐在东莞的工厂里，看到年轻人如此受困于自己的胆怯，让我感觉古怪。这整座城市就是匆忙建起，应付就行；成功的秘诀就是一知半解，夸夸其谈混到一份职员、教书或是其他什么你想要的工作即可。但在刘以霞的课堂上，我看到了这种思路的局限性。要学好一门外语需要花时间，没有捷径。装模作样充内行，还是学不会英语。

吴先生算是时运不济。他跟业主吵架后，学校被科技馆赶了出来，大多数学生退了学。他老婆离开了他，九岁的儿子也不要了。他把流水线英语的课堂搬到了自己家里。学生们挤在一幢四层居民楼的顶楼上课；他的办公室在三楼，住在一楼。有天我去探访，发现楼梯上高高堆着的都是垃圾，大多是纸箱和旧报纸。吴先生兴高采烈地欢迎我，引我进教室，我们坐在铁凳子上，顶着暑热交谈，周围还摆着一堆杂木块。

他的现实世界被压缩到了卑微的空间，但吴先生的雄心仍像往常那样宏大。他最新的创意摆在桌面上：一个完全由橙色和亮蓝色塑料制作的英语教学机，机器是照他设计的模型制作的。流水线英语教学法已经进入工业时代。机器现在可以批量生产了，我听说吴先生生产了五百台；都用报纸包好，堆放在他住的公寓里。他计划把机器租出去，让学生自己在家学英语。吴先生的创意废除了教师的工作，现在连教室也不需要了。

我对他说，我想多了解些他教英语的理论。

“这已经不仅仅是学英语用的了，”他打断我。“这是用来开发大脑的。你可以用它来学数学，历史，什么都行。这就是这东西的奇妙之处，”他边说，边满怀爱意地拍拍自己的发明。

吴先生说，假如一个历史学生想要学习1937年日本侵华的事件。首先，他要去读一篇印在卡片上、摆在机器活动卡槽上的关于这个事件的课文。另外一组卡片会从面前经过，上面有些问题，以测验他对课文内容的掌握情况：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深层意义是什么？会有更多的问题跳出，促使学生产生新的想法，他可以把这些想法写下来，组织成文。

我问吴先生，为什么这样比从印好的书上直接阅读同样的内容要更好。

“当你右手在写字的时候，你的左脑就在工作，”他回答说。“当你的左脑工作时，你的右眼球在工作。当你看书时，你的眼球就只是盯着这一页。但当你在机器上阅读时，你的眼球动得很快。”他解释说，正在为这机器设计一套完整的课程，并计划找人投资。

“有人感兴趣么？”我问。

有，他说。一个美国人表示有兴趣。

“谁？”

“他是西雅图来的，叫麦克。”吴先生突然有点含混。“我有他的名片。”

他带我上楼去看他的学校。现在，十台流水线英语学习机挤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摆在桌面上，每个间隔只有一米而已。五六个学生在朗读单词和句子，就像是一屋子的电话接线员，如果你仔细听，他们念的，的确有几分像是英语。这些人都是死忠分子，几个年轻女子，从科技馆跟随吴先生一直到他家里。她们身体前倾，被学习的迫切心情推向机器。每个学生面前都摆着她晚上的补给：一瓶水，三颗话梅。房间里很闷。

我跟在吴先生后面，在屋子里漫步。我以为他要介绍几名学生给我认识，但他却带我走向了其中的一台机器。“这些比我的新机器笨重多了，”他说。“要两个人才能抬动。”

现在已是黄昏，我说这种天色读书有点太暗了。

“对眼睛没坏处，”他说。“阳光太亮才伤眼睛。”

“我不是说阳光太亮对眼睛就好，”我说。“我是说太暗了读书不好。”

“不是这样的，”他激烈反驳。“只有当你眼球不动的时候才不好。如果你眼球一直在动，多暗都无所谓。”

那天我对吴先生的了解加深了不少。他根本没有任何教育方面的背景；他在开办学校之前，曾经在采暖设备厂里工作。他的英文水平很差，可能根本就不会——交谈中，有几次我用到英语短语，他都匆忙点头，然后改换话题。我唯一听到他说的英文单词是“okay”，例如“什么事连上大脑，那就okay”。这个词孤零零地放在句子末尾，显得很奇怪。

吴先生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他惹怒了科技馆的业主，也惹怒了他的明星学员刘以霞。我打赌是他把老婆赶跑了，虽然很难弄清楚这事儿到底是在他定制了五百台流水线英语机、堆放在家里之前还是之后。在我认识他的短暂时间里，他也惹到了我；跟他这样独断的人交流，实在令人火大。基本上，我看得出来，是人都会让他沮丧。他宁肯谈论人的局部：眼球，手，大脑。但他无法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他们效率低下；他们只用了脑容量的百分之五；他们蠢透了，竟然不懂每天要在机器跟前坐十一个小时才能学习外语。人基本上不管用——就像他们的创造者虽然采用了一流的零件，却在装配组合时搞砸了一切。

机器就不同了。总有一天，经过许多修补改进之后，吴先生会造出一台完美的流水线学习机，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获得所有的知识。他对技术拥有绝对的信念；他认准了机器就是一切的答案。尤其令人心酸的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被科技馆赶了出来。

刘以霞的自我提升找到了新方向。在东莞图书馆——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她借了《全脑学习》，《犹太家庭教育大全》之类的书。她想要增强记忆力，并根据犹太法典的教义学习经商。她开始服用药物以增强脑力，因为过分用功，她会长头皮屑，掉头发。她在考虑学日语。

“我听说中国人要花一年才能学会英语，学日语只要三个月，”她对我说。“我听说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多会一门外语，每个月工资能多拿一千块，是真的吗？”

我告诉她说，她还是应该集中精力先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我拼命背单词，增加词汇量，”她说，“我每天背五十个单词。”

“每天五十个单词？”我惊讶地重复道。

“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刘以霞的时候，她又经历了一次全新的转变。她把头发染成太妃糖的颜色，还烫了卷。她认为当英语老师，留普通的黑发，样子太土，不时髦。“我要显得洋气些，”她说。她背过了有五千个单词的整本六级英语词汇表。吴先生学校里的那些女生又一次剃光了头发，以表示学习英语的决心。吴先生邀请刘以霞加入他的新公司，承诺三分之一的利润归她，但刘以霞不信任他。他的待人处事丝毫没有进步。

“你这种英语水平，”吴先生最近对她说，“最多还能混混，再干一年老师。之后这里就没你的位置了，因为那时候我占据了整个市场。但你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教书。”

“他为什么会说这种话？”我问。

“我想他是想逼我回去为他工作。”

“太糟了。”

“是啊，”她说，“可我很同情他。他只有靠自己了。”

她拒绝了吴先生的邀请，转而跳槽去了一家网络公司，经营他们面向外国客户的英语网站。她就职一个月后，公司垮了，老板跑路，欠了员工十几万的工资。刘以霞跟其他雇员一起打官司追讨薪水，可他们都觉得希望不大。

几个月后，2007年的春天，刘以霞进了一家生产麦克风零件的工厂，在国际贸易部门工作。她负责外国客商，陪他们参观工厂，参加业内展会。这份工作要求英语六级，还要大学学历。“证书我没带在身边，”招工面试时她说。现在，刘以霞晚上给同事们上课，或者做英语家教。三份工加起来，她每个月能挣五千元，在东莞算是很高的薪水。她计划存钱开一家英语幼儿园。那是她的五年计划。

刘以霞得到这份外贸工作后，发邮件告诉我她新的联系方式。那是我们认识以来她给我的第六个手机号码。有时候我感到很tried（应为tired，疲惫），但有时候又觉得很充实，她写道。她的英文还是有很多错误；她太赶了，来不及纠正。可我又有什么资格批评她呢？在我认识她的短短两年里，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九 村庄

2004年夏天，敏的手机被盗后，她从头开始构建新的生活。她给表哥打了电话——那是唯一一个她背得出的号码——他帮她同姐姐，还有我，重新取得了联系。敏回到了人才市场，在一家香港人开的手袋工厂的人力资源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资是每个月八百块，不加班，星期天休息。她十八岁了，这是她一年内换的第四家工厂。

我去敏的新宿舍看她，她的房间很整洁，新刷的白墙，上面贴着中国电影明星的照片。我们在附近小摊上吃面条，我问她的朋友怎么样了。

“你是说我的男朋友么？”她直截了当，拒绝一般中国人拐弯抹角的说法。“他回家以后，我就没跟他联系过。”

“你不给他发短信么？”我问。

“我忘了他的号码。”

“所以你找不到他，他也找不到你？”

她点头。“也许我春节回家会见到他。”

我问起敏在从前工厂的两个老朋友，就是我们一起去看的那两个人。“一个在常平工作，但我不知道是哪家厂，”她说。“另一个回家订婚了，可我不知道她的家在哪儿。”在村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人们以多重方式彼此相连。但敏在城市中的朋友们却只能通过她一个人来相连；一个不慎，便会失去几乎所有人的联络。“我现在没有朋友了，”她说。

于是她从头来过。在新工厂里，她遇到了阿杰。他比敏大三岁，瘦得皮包骨，好像一个匆忙勾画的卡通人物，四肢细长，脸窄窄的挺帅，总是带着羞怯的笑容；他跟生人讲话的时候，脸会一路红到耳朵边。他在工厂车间当助理，符合敏对伴侣的大多数要求：心眼儿好，不吸烟，不喝酒，不赌钱，身高一米七以上。阿杰几乎是立马就跟敏说，要她嫁给他。敏要阿杰先存点钱；其实，是她还不想考虑结婚的事。“我想存点钱，也许可以做点小生意。如果我太早结婚，就只能待在家里，”她对我说。“一辈子都在外面工作，比待在家里好多了。”

她对父母讲了新男友的事。“他是哪里人？”他们问。

“他是厂里的，”敏含糊其辞。

“他是哪里人？”他们又问。

他不是湖北人，敏的父母只关心这点。传统的中国社会，女的会嫁到丈夫的村里去，通常都距离较近，她可以偶尔回去看望自己的家人。现在的人口迁移使得两个故乡远隔千里的人也可以碰到一起，结为夫妻。对女孩的父母来说，这是种灾难：他们不习惯长途旅行，担心女儿嫁得太远，就等于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掉。

每当敏遇到一个喜欢的男孩，总是打定主意尽量不问他的出身。“你家里穷吗？”她有一次这么问阿杰。“很穷，”他回答说。她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这就够了。“我不想知道他们家的情况，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情况，”敏对我说。“最后我们只有靠自己。”

那年秋天，敏看起来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心。她空闲的时候基本都跟阿杰在一起。她姐姐桂敏到了东莞，在敏的工厂货运部工作。姐妹俩住一间宿舍，每天一起吃午饭。冬天快到了，两个人都计划要回家。阿杰想说服敏带他一起去见父母，但她不同意；她父母那么反对他们在一起，敏觉得会很尴尬。桂敏跟湖南男友的谈判更加火爆。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坚持不想回家，却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计划带着男友一起去。父母其实也不同意，但桂敏比敏大三岁，她想挑战一下。

1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敏在她工厂附近的公园里散步，然后在篮球场的矮墙边坐了下来。她穿着为回家买的新衣服——生平的第一条牛仔裤，斜纹夹克，还有一双粗跟靴子。我们在苍白的阳光下吃着橙子，计划着。她邀请我去他们村过年。那天，敏说的都是家乡。乡下的蔬菜比城里好吃，她说。如果野生的蘑菇采到手里就碎，那就是有毒的，但结实的蘑菇可以吃。猪饿的时候会抬起前腿，直立着尖叫。新年前后会有人偷鸡，所以这时候得看得特别紧。护肤的最佳配方是用珍珠粉混合刚下的新鲜鸡蛋清敷。乡下的生活很快活，可你一年到头也看不到什么钱。

“你有没有想过到农村去住？”敏问我。

“中国农村吗？”我说。“没有。”

“大概是那里太寂寞了，”她说。

陌生的旅程让生活跌宕无着，在农民工的世界里却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老家的乡村。如今农业的经济收益非常低；每家平均只有六亩地，太少，不足以赢利。但放眼中国，家庭的农田还都在耕种，因为人们一直都是这么生活。土地与其说是收入来源，不如说是份保险——保证人能活下去，不会挨饿。

在大迁徙的时代里，与家中土地延续不断的联系使中国保持着稳固。中国的城市并未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产生大片的棚户区贫民窟，因为那些在城市里失败的移民总是可以回到故乡，找人依靠。年轻人出去打工，父母留在家里种地；丈夫出去，留妻子在家，再不然就是反过来。也可能夫妇一起出去，把年幼的孩子留给上了年纪的父母照顾。在城市里，农民工可能看起来很绝望，但几乎每个人回去都有片农田保底。

冬天回老家过年，在农民工的日程中是一件核心事件——在春节前后的六个星期里，大约有两亿中国人乘坐火车旅行。随着新年临近，即将到来的旅行变成了工厂世界里最大的当务之急。工人们要专心存钱，穿新衣服回家，因此跳槽的现象大大减少。情侣们开始小心谈判：去谁家过年，两人的关系定位在哪一步？这番算计或许令人痛苦，跟家人不睦的农民工可能会决定干脆不回家。春节是最关键的时刻，整个一年都围绕它而展开——辞职，休假，订婚，从头再来。

回家的旅程常常跟初次进城一样痛苦难当。中国的铁路是运输网络中仍按中央计划经济时代运作的最后一环。在今天的中国，有钱人大都乘飞机或是小汽车旅行，这两种交通运输方式都市场化了。航空公司改善了服务，降低了票价；公路不断拓展、升级，以应付工业发展和档次不断上升的小汽车主的需求。但铁路仍是穷人的地盘——有时，建设铁路仿佛只是为了更高效地将痛苦送达。

节假日，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按原价买到火车票。铁路部门会给关系户留票，或是票流给了黄牛贩子，再由票贩高价倒卖。由于售票系统没有联网，卖票的人完全不知道行程中哪些座位会空出来；除非乘客从起始站坐车，否则根本不可能买到座票。车票预售只会提前几天开始，焦虑的购票人群只能通宵露宿在车站外排队。在长达多个小时、甚至多天的旅程中，车上厕所堵塞，水龙头没水，人们蹲在过道里，双手捧着脑袋。乘客们极少抱怨，即便在最糟糕的条件下，他们还是好脾气，各自集中精力照看着身边的行李。这是春运列车总是如此拥挤的另一个原因：没有农民工不带礼物回家的。

回到家，旅人们又回归了农村的慢节奏。乡村生活等级鲜明：年长的男人当家，集体事务也是他说了算。全家人一起吃饭，一起务农，夜里孩子经常和父母一起睡在一张大床上。大孩子管教弟弟妹妹，小的得听话。不速之客一待就是好几天，例行的集体吃饭，睡觉，现如今又添了看电视这一项，人都被吸了进去。村子里没有秘密。

在城市里，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消亡。小家庭跟素不相识的邻居一道住在高层公寓楼里。人们跟陌生的人打交道，并且来往。在城市里，年轻的农民工自由地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他们为了工作竞争；喜欢谁就跟谁相好。无论他们多么留恋地回忆起乡村的童年时光，事实是，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这事并不新鲜。旅人归途的刺痛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经典主题。小学生最早学到的写于8世纪的一首古诗，说的就是一个男人，一生漂泊在外，终于回到故乡的村庄，却发现自己不再属于这里：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敏带回家一件羽绒服，一盒主要成分为驴皮的传统中药，一个她工厂生产的Dooney & Bourke牌粉红色钱包，雀巢奶粉，饼干礼盒，两件男士正装衬衫，一个装满糖果的心形塑料盒，和一千块钱——她一个月的薪水，紧紧折成方形的一沓。她自己只带了手机，MP3播放器，还有一个化妆镜；其余的一切都是带给家人的礼物。这是2005年2月，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一个礼拜。

我们去广州的大巴几分钟就坐满了人。车窗上贴着告示：欢迎乘坐豪华大巴。因为近期发生乘客物品失窃事件，旅行中请勿睡着，提高警惕。大多数乘客听天由命，立刻就睡着了。公路两旁闪过一座又一座工厂，但敏的心思早已飞远了。“小时候，我们要走半个小时去上小学，”她对我说。“有些小孩住的远，得翻几座山才能到他们村。那时候有野猪还有狼。狼你看不到，但能听到它们叫。现在都听不到了。”

广州火车站人山人海；每年这个时候，有四百五十万人返乡回城都要从这里经过。火车站前巨大的水泥广场被警戒线分割成了几个区域，到处都有警察，举着喇叭喊着指令，每个字都尖锐刺耳，含混不清。人们一进入中央大厅，就本能地开始奔跑：中国人对此早习以为常，知道什么都缺，一切都不够分。多亏了一个跟我们顺路的敏的表哥，给大家买到了座票，但我们也开始奔跑。我们在疯狂的人群里突围，终于挤上了7：32分开往武昌的过夜硬座快车。

火车上过的是集体生活，一开出车站，乘客们立刻表现得仿佛到家了一般。他们脱鞋脱西服，脱到只剩内衣为止；他们剥橘子嗑瓜子。手机时常响起，铃声欢快扰人：比如“生日快乐”，“迪克西”之类。走道那边有个男人，往座位底下铺上报纸，然后蜷身缩进那个狭小的空间，只剩小腿露在外面。乘客挤在走道里，蹲在卫生间隔壁的水槽上，窝在两节车厢之间的空隙间，穿着暗色衣服，一排一排蹲着，像是电话线上栖着一串乌鸦。

铁皮小车疾驰而过，每隔几分钟就逼得人群重新排列位置。小车卖鸡腿、温啤酒，还有串烤热狗肠。售货员喊着：热牛奶，热牛奶，有益健康。有钱人才会在火车上购买食物。大多数人都自带——白煮鸡蛋，华夫饼干，还有盛满绿茶的旅行杯，里面液体混浊，看起来几乎要长海藻。10：45分，来了个打扫卫生的。我们上车才三个小时，她面前的垃圾却堆积如山，有花生壳，橙子皮，空塑料瓶。这世界上没人能比中国的旅客更快地生产垃圾。

对敏而言，时间过得太慢。这只是她一生中的第二次长途旅行。她望望窗外；看看表；玩弄手机。她每隔几分钟就跟我汇报——我们还有九个小时才到——直到我让她闭嘴为止。她打开了那个饼干礼盒，吃了几块——“没事的，”她安慰我说，“还有很多呢”——然后就消失不见，去看她的表哥了。她回来的时候，带了块玻璃纸包装的盐焗鸡翅和一些消息：小偷最爱玩的把戏是用一个“捡来的”皮夹子吸引乘客的注意力，趁其不备偷他的包。

午夜刚过，我的手机收到短信，欢迎来到湖北，敏的老家。我们勉强睡着了。凌晨三点，走道对面的一家人突然醒了，就像弹簧突然跳起，开始大声谈笑，声音传遍车厢，仿佛正是下午时分。6：57分，我们到站了，跟敏的表哥道别，坐大巴回家。

10：12分，大巴过了长江，敏突然醒来。公路上每经过一个城镇，她都会把名字念出来：黄石，梅川，黄梅。“我们快到了，”她说，声音因为兴奋而有些紧张。

敏的妈妈陈美容已经等在大金镇外的路边。她四十二岁，眼窝很深，棕色眼珠，颧骨很高——是农村人里面少见的大骨架美人。她笑得开怀，露出许多牙齿，敏回家的第一天里，我就没见她的笑容停过。她们俩见面时并未拥抱——这不符合中国的习惯——但在交谈的时候，敏摸着妈妈的手臂，抚弄她的耳垂。她已经两年没回家了。

大金镇是个乡下小镇，只有一条街，卖饲料和农药的店铺仍然多过于卖摩托车和手机的。路边的小生意摊反映了决不丢弃任何东西的乡村哲学：在大金，你可以花钱修表，修钟，修炉子，修电话或者电视机。在城市里，这些小生意大都难得一见；城里人对新产品的质量更有信心。在露天的货摊上，最醒目的商品是硬壳的旅行箱，提醒着人们，镇上最好的机会可能是出去。

敏有很多计划，来改善家里的条件。她想给家里买个DVD机。“再买台饮水机，”她说。“那样就方便多了。”

时不时，敏的妈妈会越过女儿的脑袋看向我。“这地方太差了！”她热诚地笑着说。“我们太穷了！”

在通往她们村的路口，敏的妈妈叫了一辆有当地特色的出租车：一辆摩托，后面拖个铁皮车厢，下面装两个轮子，架了几块窄窄的木板当座位。里面坐着五名年轻女子，都穿着紧身牛仔裤和宽松夹克——跟敏一样，也都是回来过节的农民工。车子突突行驶在土路上，敏回头看着回家的人们。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色的皮裤和细高跟的靴子走过稻田；一个穿条纹西装的男人一手拖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学步小儿。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朝我们微笑挥手。“这是我小学同学的爸爸，”敏说。“他老了。”

到了一片两层砖房跟前，我们从车上爬下来。敏的爸爸沿着小路走来迎接我们——他瘦削，苦相，笑容疲惫——敏发现他也老了。家里很安静。敏的妹妹和弟弟都去亲戚家了；另外一个妹妹在家里看电视。敏进门的时候她只是抬头看了看，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回了屏幕。

我们一边吃着猪肝面和煮蛋——敏的妈妈为了欢迎她回家，特地在她的碗里放了三个蛋——敏一边听家人讲新闻。她爸爸说想要买辆摩托车。

“要多少钱？”我问他。

“七八千块，”敏代她父亲回答。

“这么贵啊！”我说。

敏的父亲轻轻地插嘴说，不到三千块他就能买到一辆。

“那不好，”敏说。“你想把时间都花在修车上吗？”

电话铃响了。是敏的一个朋友，从东莞打过来，看她是否平安到家了。“我妈看到我高兴死了，”敏说。“我爸妈都老了好多，家里又乱又冷。人除了想睡觉什么也不想干。”

电话铃又响了，是阿杰，他在东莞过春节。“我现在不方便，”她低声说。“家里人多。”因为妈妈反对他们俩的事，因此敏采取了最胆小的反抗方式：她撒谎，骗妈妈说已经分手了。现在她把秘密带回了家。每当电话铃响起，谎话随时有可能被揭穿。

再过几天，桂敏就会跟男友一起回家了。我要带男朋友回家，桂敏在给我的短信里说，虽然他们不同意我找一个离家那么远的人。还有一天，她写道：我长大了，知道怎么处理事情。他们真的什么都不用担心。在我看来，她正准备开战。

敏一回到家，就开始引导家人走向文明。有雾的早晨，她在家里走来走去关窗；她对母亲说，湿气对身体不好。早饭后，父亲点上一支香烟，被她一通教训：不应该抽烟，要用茶水漱口，不然牙齿会变黑。敏在家里四处查看，一样样指出她想要改进的地方：安热水器，洗衣机，院子里铺上一条水泥道。在农村人家，往地上丢垃圾，灭烟头，吐痰，都是司空见惯的；每隔一会儿，家里人就会清扫起来，把垃圾丢到院子里。敏在孩子们的卧室一角放了个塑料袋，要求弟妹们把垃圾丢到袋子里去。我看到她对母亲重复这一指令。

桂敏很快就要到了，这让她很担心。她怕父母会对姐姐的男朋友失礼。她说，乡下人不习惯跟生人打交道，他们可能会无意中得罪人家。桂敏的事在全村都传开了：之前从没有别的女孩把这么远的男友带回过家。“我姐姐要带男朋友回家，”敏告诉每一个她碰到的邻居。

“他是哪里人？”人们一开口总是这么问。

“湖南，”她说——然后对话就僵住了，因为实在没什么话好往下接。

吕家的房子是1986年盖的，就是敏出生的那一年。楼下有个大房间，两厢各有一间卧房；孩子的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电视机整天开着，音量调到最大。大房间里有一张木质餐桌，桌后是神龛，供着祖先的牌位，敏祖母的照片，还有一幅壁挂，用烫金大字写着宇宙的等级秩序：天地国亲师。神龛旁边的墙上，贴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得的奖状。吕秀获得全班第五名。吕宣庆获得三好学生称号。起居室周围的房间各有不同的功能。楼上的地面有个深坑，用于存放粮食，整块的生猪肉和咸鱼挂在钩子上，还有一间房堆满了齐膝深的棉花——今年新收的，还没卖掉。房子的一侧是厨房，烟火烧得墙壁乌黑，另外一侧是牛棚和黑母猪与猪崽的圈。鸡在人脚边走来走去，把蛋下在厨房的碗柜下面。

为了省钱，用电很省，晚饭多半是摸黑吃的。没有下水管道，也没有取暖设施。在湖北冬季阴冷的天气里，全家人在屋里都穿着厚外衣戴着手套，水泥墙面和地板像海绵一样吸饱了寒气。坐久了，你的脚趾头会失去知觉，手指也一样；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喝杯热水，用双手捂着杯子，让蒸汽温暖你的脸。孩子们经常站着看电视，有时跳几下，暖暖脚。

敏开始享受在家的状态。吃饭的时候，小孩子很快吃完，离开餐桌，敏留下来跟父母和我聊天。她妈妈和妹妹们做饭，打扫，洗衣服，父亲喂猪，干杂活。敏不帮忙做家务。很多时间她都在讲电话，计划去看望返乡的朋友。阿杰时常打电话来，透露一星半点的消息：他帮桂敏买到了回家的火车票。他想敏。他梦见敏跟别的男孩跑了。

敏的三个弟妹都住在家里。三妹三儿今年十六岁；她一头乌黑的长发垂到腰间，宽厚的笑容跟妈妈很像。她跟敏念的是同一所职业学校，计划几个月后一毕业就出去工作。四妹秀和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宣庆，都在读中学。孩子们平时都在城里住校，周末回家。他们对农活几乎一无所知。一天早晨，敏的父母杀了几只鸡，在拔鸡毛时，秀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孩子们都不肯干这种活，”敏的妈妈说。

另一天早晨，三儿拿着一碗谷子到院子里去喂鸡。“咕咕咕……”她唤道。可根本没有鸡过来。

我指着房前空地上的一群鸡问她，“那是你们家的鸡么？”

她斜眼瞅瞅。“看着像。咕咕咕……”那些鸡根本不理她。

她妈妈从房里出来。“你这是干吗呢？那根本不是咱家的鸡！”三儿的妈妈沿着小路找鸡去了。三儿咯咯笑着回到了屋里。

敏回家的第二天，带着三个弟妹和两个表弟去了最近的城市武穴，乘大巴要一小时的路。她仍然惦记着改善家里的条件：她想买饮水机，还有吹风机。“孩子们平时哪儿都不去，”她对我说。“我们带他们进城去玩玩吧。”他们首先在一家网吧停了下来，敏碰到了一个中学同学，叫胡涛。他生得瓜子脸，留着一点修剪成方形、像邮票一样的唇髭。他穿着一件灰色斜纹外套，黑色尖头鞋，神情紧张；看起来像是黑帮的试用成员。胡涛在城里他叔叔开的饭馆打工，但他希望能出去找工作。

“他喜欢我，”等胡涛听不见的时候，敏说，“但我们之间从来没产生过感情。再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他看起来也不大体面，是不是？”

集市上很拥挤，人们都在办年货。卖春联的摊子还摆着毛主席的光辉画像，配着有点宗教式的标语：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敏带着孩子们穿行在商铺间，为家里买东西：袜子给爸爸，新毛巾给客人，还有洗发水。她使劲还价，花九十元买了个饮水机，二十元买了个吹风机。她还买了一次性塑料杯，这样更卫生；家里人混用几个瓷杯，又不常洗。在超市里，孩子们用糖果糕点装满了她的购物车。

在武穴有些东西，是沿海的现代化城市里见不到的，比如谷仓和部队的粮站——这都是过去人们依赖政府配给粮食时代的遗迹。一家商店用Old Fogey（老夫子）牌的男式西装打广告。敏上次到武穴来是两年前了。这次故地重游让她深感失望。“这城里一点都不好，”她说。“不如外面的城市那么发达。”

胡涛消失了一阵，但午饭后又出现了，来带孩子们去溜冰场玩。他又添了一件黑帮的装饰——耳朵后面夹了一根香烟，这让他看起来比先前更加不体面了。他在一个水果摊前停下来，跟一个年轻女人聊天，那女的眼睛很黑很直率，原先染成金色的头发已经褪成了毛毛的橘色。她跟胡涛走在前面，敏和孩子们跟着。没人费心介绍彼此认识。

溜冰场人很多，很暗，只有一个闪动的迪斯科灯球照明。当时是下午三点钟，敏扶着墙往前走，一边还照应着那几个孩子。在溜冰场一头，幽暗的酒吧区，胡涛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那个女孩坐在他身边。“我想我们该走了，”敏对我说。我们把孩子们喊过来，一起出去，沿原路返回。在一个小坡底下，胡涛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有他一个人。他做了选择，好像跟那个橘色头发的女孩无关。

他问起敏的工作。她的工厂生产手袋皮包，有五千名雇员，她说。流水线工人每个月工资八百块。

“我也想再出去，”他说。“家里的情况不好。”

“你从前那个厂怎么样？”她问。胡涛曾经短暂在东莞工作过。

“不好。你什么时候回去？”

“年初五，”敏说——随后她做了个提议。“你帮我们买票，和我们一起去吧。我们厂还在招工呢。”

然后他们各自走了，敏大获全胜。“他会帮我们买回东莞的火车票，”她说。胡涛会用当地关系去买票，敏可以带他进城，帮他在厂里找份工作。在回家的第二天，她已经把最重要的问题解决了：怎么样再出去。

吕姓在烈马回头村已经生活了七代。这里有九十户人家，几乎全姓吕，都住在一片片稻田旁的砖房里，田间小路上点缀着祠堂寺庙，村民在那里烧香祭拜祖先。梯田从山谷一层层叠到灰蓝色的山顶，仿佛是打开了首饰盒，露出许多的抽屉。这个村庄唯一不寻常的，大概就是它洒脱的名字——烈马回头，名字源于附近一座山的形状。很多代人生死在此，从不曾走出离家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有一句老俗话称颂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一辈子不用东跑西颠是福气。

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年轻夫妇开始违背老一辈的意愿，进城打工。当初敏的叔叔还单身，他搬到武穴去开店，家里人都反对。“我们觉得没结婚的人不应该出去干活，因为他们可能会学坏，”敏的父亲告诉我说。过去十年来，外出务工已经司空见惯。村里的孩子中学甚至小学都没毕业，就走了；男孩女孩都往外走，尽管有些人家希望儿子能离家里近些。敏的父母都曾在温州一家鞋厂干过一段时间，但都没存下钱就回来了。几个比敏大一辈的出去打工回来，都开始创业了。年轻的一代没有人回来：有的结了婚，留在离家很远的地方继续工作，还有几个在附近的城市武穴买了房子。

外出务工已经成了村里主要的收入来源。敏和姐姐俩去年一年一共寄回家五千元，而父母在家里养猪，种棉花，一年的收入只有两千元。她们的钱用来供弟妹们上学，也让姐妹俩在家庭事务中拥有了发言权。桂敏第一个出去打工，是她说服父母让敏初中毕业继续念书。姐妹俩的教育水平在村里高得很不寻常。“我们把女儿当儿子养，”一天早晨，敏的妈妈坐在卧室的窗户下面，一边缝老式的绒拖鞋，一边对我说。她和丈夫两人都是初中毕业，在他们这一代农村人里，更是少见。

“村里很多人跟我想法不一样，”她又说。“他们都说女孩最后总要嫁出去的，用不着上什么学。但我相信有知识总比没知识好。”

出生的次序是决定命运的一个主要因素。长女桂敏初中毕业就离家去找工作。次女敏等到两年中专快念完才出去，而三儿要毕业以后才会出去跟姐姐们会合。母亲希望最小的两个孩子能上高中，念大学，因为家里有钱了，供得起。“这是我的理想，”敏的妈妈说。“但得靠他们自己，是不是用功学习。”

敏的表兄妹里面，有的才十二岁就出去打工了。她小学六年级班上的二十七个小孩中，有十个根本没上初中，直接去打工。有些父母似乎只是把孩子看作提款机：隔壁的一家，要四个女儿每人每年往家寄一万元。还有一个村民，开了个银行户头，三个女儿都在一家毛衣厂干活，工资会直接打到他的账户里去。

结了婚的打工者也会遭遇两难处境。敏的一个舅舅跟老婆一起在东莞当建筑工人，但两个十几岁的儿子都留在村里上学，希望他们有一天能考上大学。但两个孩子无人管教，玩野了。“我儿子十四岁以来，就整天跟小姑娘混在一起，”一天晚上在吕家聚餐时，敏的舅舅抱怨道。“可我怎么管他们？我在东莞，我老婆也是。”他儿子远远站在房间的另外一头，听着。“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他父亲继续说，“男孩女孩根本就不搭话的。可现在年轻人的世界不同了。”

村里跟敏差不多大的，只有一个想要去读大学：吕泽娟是敏小学时的朋友。当敏在东莞打工的时候，吕泽娟因为准备高考，学习压力过大而精神崩溃了。敏回家的第三天就去探望她。吕泽娟坐在电视机前，穿着一件尼龙夹克，前面的口袋上，缝着纽约，第五大道，450号的字样。她现在很少出门，怕听见别人说她闲话。敏好歹劝说她出去散步，路上邻居们斜眼瞅着吕泽娟，试探地叫她的名字，因为已经太久没见到她了。

外出打工已经深入人心，学校教育反而显得风险更大。敏的同学，另一个村的吴剑寒来访，住了几天。他穿着黑色的西裤，白色衬衫，打着条纹领带——每天都是这身雄心勃勃的造型，哪怕在帮敏的父亲修厕所房顶的时候也一样。他考上了大学，但他哥哥不肯出学费。“他说现在连大学毕业都很难找到工作。他认为我应该出去打工，”一天早上，吴剑寒一边清扫吕家门外的鸡粪和鞭炮纸屑，一边说。“那是他的看法。我的想法不一样。”吴剑寒在北京打工，但他不肯讲他做的是什么工作。

敏和大姐在村里很受尊重，因为她们升到了办公室工作。没有别人去东莞的，虽然更多人选择去同样遥远的地方：温州的鞋厂，坐大巴要二十二个钟头；哈尔滨的美发厅，坐火车要二十八个钟头。“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敏说。“走得离家越远就越光彩。”

春节前两天，敏把妈妈惹怒了。敏的一个叔叔邀请全家吃顿团圆饭——不巧这时电话响了，带来一个更诱人的提议。一个年轻漂亮的阿姨在武穴开了家发廊，刚回家，邀请敏一起进城逛街。

“为什么下着雨还出去？”她妈妈只是这么说。显然她不满意敏这么失礼。

敏坚持不让步。“是我得罪叔叔，又不是我妈，所以这事儿跟她没有关系，”她辩解道。

她的阿姨黄彩霞到家里来接她。她二十五岁，穿着时髦的系带夹克，闪亮的缎子裤，还有一双跑鞋。她一亮相，就先拿出一个绛红色的手机，可以像粉盒一样翻开盖，传给大家欣赏。在进城的公车上，她和敏讨论着染头发的秘诀，还跟着敏的MP3哼歌。敏的阿姨记得全部的歌词。

爱情三十六计

就像一场游戏

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爱情三十六计

要随时保持魅力

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

敏对阿姨说，希望父亲能为家里建一个室内浴室。“可以在里面放一台洗衣机，还可以有地方洗澡，”敏说。“还可以加一点瓷砖，就像真正的浴室那样。”

“还有电热水器，”敏的阿姨补充道。

“还有电热水器，”敏重复道，“冬天也可以洗澡，不会着凉。”

她阿姨算了算，整个工程大概要花五千元。“在城市里住了一段时间，想法就变了，”敏的阿姨对我说。“你会不停地想怎么改善农村的生活。”她和丈夫在武穴工作，在当地租了套房子住，但他们四岁的女儿还跟祖父母一起住在乡下。他们计划等存够了钱买房子，就把孩子接到城里来。他们俩结婚的时候没跟村里要耕地；她丈夫的父母还有两亩地在种着，那就够了。“村子还是家，”敏的阿姨说。“但我已经住不惯了。”

那天下午，桂敏跟男朋友到家了。她比敏要高半个头，面容漂亮，轮廓精致，自有一种大家庭里长女的气度。她男友进门的时候，迎头碰上桂敏的父亲出来。他低着头，叫了声“叔叔”，然后递上一支烟。就只是这些：没有介绍，没有寒暄，只是一支烟——这就是中国男性世界里通用的名片和货币。

吃饭的时候，敏的父母都没有跟女儿的男友多聊。也许是不熟，也许是无声的抗议。但这恰恰是敏所担忧的：他们没有对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现出适当的尊重。男友跟我一样，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只是礼貌地坐着，不说话。当家酿的酒斟满之后，敏掌控了局面。她转向这个私底下已经被称作“姐夫”的人，“欢迎到我们家来，”她说着，举起了酒杯。

乡下的日子大多会被凌晨划破寂静的电话铃声惊醒：又有人到家了。敏的父母起床很早，在屋里走来走去，虽然有别人在睡觉，仍然咣当咣当地关门，用平常一样的音量讲话。替别人着想不符合农村的习惯：所有的时间都是一起度过，因此大家都很擅长忽视彼此的存在。

几乎一切都是众目睽睽之下一起做的。孩子们一块起床，在院子里靠墙站成一排，刷牙，口水吐到下面邻居的院子里。每顿饭都是大家一起吃——蔬菜，米饭，总是有猪肉，因为一般家里秋天都要杀一头猪，然后吃上一个冬天。清洁时间也是集体行动：晚上，家里的女人们会热一盆水。一个接一个地清洗私处和双脚，中间不换水。然后男人们再换上一盆水，照做一遍。时不时地，家庭成员们会擦浴，但通常跟多日一次的洗头不在同一天进行。最终身体的每个部分都会洗净，但极少在同一时间。

整天都会有客人来访，一住就是几天。有几个晚上，敏九岁的小堂弟跟我们一张床，睡在我和敏的中间，后来是敏妈妈那边的两个表弟来访，然后是另外两个表哥。那个穿正装衬衫打条纹领带的男孩吴剑寒，待的时间最久；他对敏有意思，但敏完全无视。敏的妈妈搬进女儿的卧室，把自己的房间留给丈夫和男孩们。夜里，我和敏还有她妈妈头对脚睡在一张双人床上，盖一床被子，一动不动，像洋娃娃一样躺着。

乡村生活的焦点是电视。孩子们整天坐在荧幕前；如果你去邻居家拜访，通常会让你坐在前排，接着之前看的电视剧集往下看。人们最喜欢的类型是古装宫廷剧。看起来这些连续剧是村民们接触历史的主要方式，但在这里面，历史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巫术、传奇、神仙、帮派、奇迹、谋杀，通奸：孩子们统统看得如痴如醉。尽管政府宣扬道德，理性和科学发展观，但电视娱乐的主要内容却与之背道而驰。

孩子们脚跨两个世界，一边是乡村生活，一边是电子游戏里的魔幻宇宙。他们会帮妈妈去河边洗衣服，然后转身专心去玩俄罗斯方块。有时候他们看起来就好像刚从电视星球紧急迫降到了地球。当我把相机拿出来换胶卷时，敏九岁的小堂弟凑过来看。“胶卷什么样？”他问。“跟电视上的一个样么？”

人人都是亲戚，关系错综复杂到甚至没有相应的中文称呼。有一个来访的男人是敏爷爷弟弟的女婿；一天，我们去探望了她爷爷弟弟的儿媳妇的姐妹和她们的父亲。我一直以为坐在敏家电视机前的孩子是邻居家的，可是有一天我们去另一个村拜访她的姑奶奶，我发现这几个孩子又坐在他们家的电视机前：当然，他们是亲戚。一个住在隔壁、在温州鞋厂打工的年轻人经常过来，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看上敏了。我刚想跟敏说，却发现，他是敏父亲的表弟。

村民们对我的反应很不一样。那些进城打工的会主动跟我聊天，问我北京和美国的情况；他们会瞥一眼我的笔记本，试图弄明白我写的是什么。那些留在村里的，包括敏的父母，都很客气，也很胆怯——虽然他们很乐意回答我的问题，却从来没有问过我什么。年长的男人没一个跟我讲话。我是个年轻女人，又是外人，跟他们是双重不相干。

我从未见到这里有人看报纸，或是看晚间新闻，也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我在敏家里住的两星期内，从未碰到过一个政府官员，法律似乎也伸不到这里。全国范围内，要求一对夫妻只生育一到两个小孩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二十多年，但在这里的乡下，一般家里都超过两个孩子，敏的父亲这么说。吕家有五个孩子，但村里有一家有六个，还有一家有七个。那七个孩子的父亲是村长。

敏很容易又适应了这个世界，但她仍保有自己的秘密。她从不说起她的男友或是厂里的事，我还注意到，当事情不合她心意时，她会选择性退出。她自己安排探望朋友，哪怕有时会拂了母亲的意；对她不喜欢的长辈，她讲话一点都不客气。我从未见她做过任何违背自己心愿的事。一个姨妈托敏带她十四岁的女儿到厂里去，但敏直接拒绝了。还有一天早上，一个老伯伯早饭之后出现在吕家，一眼盯着她父亲穿的羽绒服。那是敏送给爸爸的礼物。

“这要多少钱？”那老头问道。“二十块？”

“三百二十块也买不到，”敏回嘴道。“这是羽绒服。”

她对村里许多年长的人都很瞧不起。“他们总是问我挣多少钱，要不就是我带回家多少钱，”她告诉我说。“我觉得这是我的私事。”

年轻的打工者操纵了乡村的节日生活，享受着金钱带给他们的权力。他们四处炫耀着手机和新衣，交流彼此的工作情况。他们最热衷于做媒，既帮自己挑人，也替别人介绍；他们给年老需要照顾的亲戚送钱。在过去，这是长辈的任务，但现在长辈们太穷了，无力承担这些责任。父母们没什么好做的，只好聊聊儿女的收入和婚嫁前景，扯些没用的闲话。

“我希望她工作顺利，没别的，”当我问敏的妈妈对敏有什么期望时，她说。“将来的事得靠她自己。”她希望敏和桂敏能找个离家近的男朋友。总之，她看起来已经接受了现实，女儿们早已超出她能帮助或者理解的能力范围。

对我来说，住在敏的村子里最难的事就是要过集体生活。没有谁会是一个人的。如果有人在电视机前坐下，他会招呼所有人过来一起看；要是敏准备好了热水洗脸，我也必须一起洗。有几次我无视旁边又闪又响的电视机，想要读书时，孩子们会一个接一个过来跟我讲话，脸上带着关切的表情。

住在敏的村里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庭。很久以前，我父母在中国度过了童年，他们的成长环境与此相似。他们在美国用非常不同的方式养大了我和我的哥哥，鼓励我们独立，让我们不为家庭所累。父母并不指望我们去走亲访友，也从来没要求我们在学校里要学什么。我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我的父母从未给我压力，要我回家。在敏的村子里，我第一次体会到这一点，心里满怀感激。

一天上午，一场全家聚餐之后，我一个人出去，沿着泥泞的道路朝城里走去。我看到了一些从未留意过的东西：一块黑板上列出了学校的费用，牲畜疫苗的价格，一家商店里，全部商品只有香烟和爆竹烟花，还有不足四岁的孩子在玩打火机。在相邻的村里，我看到一座四层楼、贴满白瓷砖的房子。在沿海富裕的地方，整个村子所有的房子都会像这样。而这里只有一座，指引着未来的变化。

我离开一个小时之后，手机响了。“你在哪呢？”敏追问道。“我们都在等你吃午饭呢。”

我急忙赶回去，意外地挨了一顿批。“你没吃午饭！你去哪了？”“你一个人跑到路上去干吗？”

中国的乡村并不轻松。这里到处是人情往来，讨价还价，谁都有资格评头论足，你走后还会继续下去。在敏的村里住了一阵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农民工刚进城的时候会感到那么孤独。而我也发现，他们开始珍惜在城市里所获得的自由，到最后，没了自由他们就无法生活。

年三十那天，敏的全家，还有所有叔叔伯伯的全家都去给祖先上坟。他们一个接一个穿过稻田——稻子已经收了，地里只剩下泥塘和枯枝——跨过村民洗衣服的那条小河，沿着小路爬上山坡，经过了棉田和茶园。在一片松树环绕的空地中间，是敏祖母的坟，她是两年前去世的，另一块石碑上还标明了她曾祖父母的墓地。这座山就叫吕陵山。“我们所有的老人都葬在这里，”敏说。

她的母亲摆出一碗碗的枣子和花生糖果，这些是给先人的供品。敏的父亲烧了些纸钱——上面印着“天上人间通用货币”——然后往坟前的地上倒了一杯酒。年轻的男子往茶树上系了一串炮竹。然后所有的家族成员都跪在潮湿的泥地上，磕了三次头。土葬，炮竹，焚烧纸钱——这一切都违背政府的规定。为了消灭这些“封建”传统，政府提倡火葬，如果土葬一家要罚几千块钱。敏村里所有的人家，不论多穷，都会付这笔罚款，安葬他们过世的亲人。

回家后，敏的父亲拿了一方红纸，认认真真写上给灶王爷的祝词。他在大门上贴了对联。对联是敏进城买回来的，两条细长的红纸上写着庆贺新年的对子，她连看也没看过，但词句却很应景：

龙腾四海添富贵

凤飞万里进财宝

晚上，全家人燃放烟花，看电视播放的春节晚会节目。爆竹整夜响个不停——一声尖厉的呼啸，一阵静默，然后是闷闷的爆炸声。卧室里整夜都亮着灯，新年的头三个晚上，必须得通宵亮着。没人记得这传统到底有什么意义，但还是照样执行。夜里，相间的房屋亮着灯，一幢幢散落在山谷里，冷蓝的灯火令人想起东莞工厂，像海上的船，在黑夜里闪着幽光。

大年初一，孩子们起得很早，一个挨一个去照镜子。敏把头发扎起来，往刘海边夹了个荧光绿的芭比娃娃发卡；三个大些的女孩都抹上了美宝莲的粉色唇彩。按照传统，大年初一要去村里拜年。小点的孩子从这家跑到那家，搜罗糖果，大点的则留下来，喝着加了糖的热水，跟大人聊天。在进每位邻居家之前，敏都要问问三儿，对住在这里的老人应该怎么称呼。她已经忘了自己跟村里的许多人到底是什么亲戚关系。

在敏妈妈的一个姨妈家，三个女孩商议了一下，然后桂敏掏出一百块钱，给了那个老妇人；在另外一个瘸腿的叔祖家，她们也给了钱。按照传统，过春节的时候，是长辈给小辈送红包，但现在金钱流转的方向倒过来了。

村里的打工者树立了他们自己的新传统。由于只有大年初一他们所有人才都在家，年轻人都会到山里的一座庙去聚会。那天早上，天下着小雨，我跟随敏、桂敏和三儿一起出发。在一个岔路口，有一小群人在那里等着。他们是村里的雄鹿：有的已经结婚，有的还没，都穿着黑色皮夹克，牛仔裤，酷酷地抽着烟，看着我和三姐妹沿路过来。男人们手里都拿着满满的炮竹。一个小伙子用眼镜腿在脑袋边上夹了四根香烟——一种有钱人的尴尬。

寺庙是乳白色的，黑色瓦片房顶，角落向上优雅翘起。未进门前，那几个小伙先点了几只炮竹，爆炸声震耳欲聋。第一个房间里，一块匾上写着为修庙捐过钱的善人名单。在“捐五十元”一栏下面的一大群姓吕的名字里，敏找到了父亲和叔叔伯伯们的名字。

敏躲开那些年轻人，一个人走到庙里最深处的一个佛龛前。她放了些钱在一个善款箱里，向一个中年女尼询问，是否可以求得好姻缘。尼姑点点头。敏跪下来，祈祷能遇到命中注定的爱人。尼姑走到敏的面前，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多挣点钱，”她说。“找个好对象。”

这是敏头一次为自己求姻缘。她说不准到底有几分信，但也无妨。“即使你不信，”她说，“也得尊重它。”尼姑给了敏一块红布——必须收好，这东西会保护她。如果敏能如愿以偿，一年后她应该回庙里向观音还愿。观音是佛教里象征慈悲的女神，是出海的水手，无子的女人，以及所有失意人的保护神。

春节后，敏放弃了改造家里的计划。饮水机干了；大家都开始重新使用瓷杯子。塑料垃圾袋放在角落，已被遗忘，直到有一天消失不见。敏转而集中精力准备再次离家的旅程。

一个下雪的日子，她坐了一个小时的摩托出租和小巴去看望中学时的两个朋友。这对姐妹在沿海打工；她们的父母务农，还照顾着一个精神残疾的十多岁儿子。敏到了之后，很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一岁多刚学会走路的女孩。她把孩子抱起来，像老侦探在案发现场那样，把情况解释给我听。“他们的儿子弱智，所以想再生个男孩。结果是个女孩。当然，他们还是一样疼她。”她一边上下颠着孩子哄她，一边有点替他们辩护似的说。

“你在哪儿上班？”朋友的妈妈问她。

“东莞，在办公室，”敏说。

“干什么？”妹妹问道。

“文员，”敏说。

“真不错！”妈妈说。

敏转向姐姐程美琳，她二十岁，温柔美丽。“你呢？”

“不好，”美琳说。“我在饭店工作。”

“做服务员吗？”敏问道。美琳转开目光，没有回答。她妹妹程丽在河南一家超市的家居部工作。在敏看来，她们姐妹处于打工的最底层：服务行业非常累，还得伺候有钱人，受他们的羞辱。

吃午饭的时候，程丽跟敏讲了她的工作。她每天要干十三个小时，每月只有两天休息，休息日还得扣工资。

“跟我出来，去我工厂干吧，”敏突然说。“我们做手提包。普通工人工资是每个月七八百块，星期天休息。”

程丽望着母亲，母亲说，“看看你父亲怎么说。”

在同一个村，敏还去了另一个同学的家，可她没在。邻居说她的同学嫁了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男人，现在待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女儿。那个邻居在家门口，扯足嗓门把细节都喊了出来。“她老公个子矮，又老又丑。她父母不同意他们结婚。”

这消息让敏很难过。“她本来会很有前途的，”我们走出村子往回走的时候，她对我说。“我以为她会在外面打工干很长时间。我真的觉得她会有出息的。”

敏和姐姐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桂敏的男朋友出去上厕所，房间里的气氛突然就变了。桂敏和妈妈开始压低了声音吵架，语速很快——仿佛一场无声的争吵已经在沉默中积压多日。

敏的母亲责怪桂敏找了个不是湖北当地的男人。“如果你跟他结了婚，”她说着，提高了音量，“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桂敏在激怒中斥责妈妈。“每个人头上都有自己一片天，”她说。“如果你非让我跟他分手，我立刻就可以跟他分手。我谁也不嫁就是了。”母亲开始哭泣。

男友回来了，又将沉默带了回来。突然之间那些愤怒的话语都消失了，没有人再开口。桂敏使劲盯着电视屏幕。母亲起身离开了房间。“去帮帮你妈，”父亲对敏说。她站起来出去，眼睛睁得老大，激动地闪着光。桂敏开始收拾东西。父亲继续看电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敏试图跟母亲讲道理。“每个人得走自己的路，”她说。“如果桂敏跟他不幸福，就会回到我们身边来。如果跟着他很开心，那你就是挡一件大喜事了。”

那天晚上，桂敏跟妈妈没有再讲话，但她们仍然睡在同一张床上，头脚相对，跟她在家时完全一样。第二天早上，妈妈帮她准备出发。她们俩像往常那样交谈，就像前一夜的事情从未发生过。男友也表现得跟往常一样：没人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桂敏和男友沿着泥泞的小路走到大路上。“那我们国庆节放假再回来，”告别的时候，男友对她的父母说。他们点头微笑，仿佛还是欢迎他的。

大年初五，敏离开了家。她的同学胡涛履行诺言，帮我们买了3：20去东莞的车票。那是趟慢车，十六个小时，没有固定座位，但在节后返城的高峰时间，他能买到票已经很幸运了。我们跟敏的父母道别，然后爬到摩托车后面，她的一位叔叔骑车送我们进城。告别时母亲只说了一句，“抓紧”。

敏和两个来送行的朋友提前一小时到了车站。火车进站的时候会爆满，很难挤上车去。候车室气氛紧张，大家都聚精会神，就像短跑比赛开场前的最后一刻。没有胡涛的踪影。敏每次打他的电话，都会收到消息说他关机了。

2：45分，宣布了火车停靠的站台，候车室瞬间跑空了。敏到外面找胡涛。她一个人回来，跟朋友刘丽亚商量了一下。也许我们俩应该先上车，然后再跟列车员说说，补上票。刘丽娅表示怀疑。“他们会马上把你们踢下来的，”她说。

三点多一点，胡涛出现了，他还是咬着牙毫无表情，一撇小胡子贴嘴巴上。敏和朋友们朝他直扑过去。

“你去哪儿了？”

“你知道已经三点了吗？”

他不知道。他手机关机，又没戴手表。

“你手机为什么关机？我们打了好多次，还是找不到你。”

他说没电了。

“我恨不得抽你两耳光！”敏说。胡涛一脸茫然，把票递给敏。

我们加入了候车的人群，等待着穿过一道铁门到达站台。警察来回巡逻，大喊着要乘客们不要拥挤。我和敏是最先穿过大门的人，但胡涛落在了后面。“别再管他了，”敏说。火车进站时，人们冲了上去，却发现几乎所有的车门都紧闭着。有一扇门打开，立刻人潮汹涌而来。车里伸出些胳膊和腿，阻止人群冲撞。乘客们都不想让更多的人上车，也许因为车厢已经满员，也许就是他们想给自己的朋友留点地方。有人肚子上挨了一脚；许多愤怒的人高声讲话。火车停留了十分钟，也找不到警察。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都消失不见了。

终于，在后几节车厢，我们发现了一扇车门开着，跑过去，挤了上去。车厢里满是人，但一个小时后，我和敏挤到座位边坐了下来。胡涛找到了我们，敏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坐到他腿上，两个人一起听她的MP3。这种亲昵很少见，敏终于来到我身边。“这个男孩就是我从前的男朋友，”她说。

“什么？胡涛？”

去年胡涛住在东莞的时候，敏曾跟他交往过——他就是那个敏丢了手机后失去联络的朋友。她回家第一天胡涛就打电话了，想跟她再续前缘。这些秘密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一无所知，我现在只好费尽脑筋把这些片断拼到一起。

“他知道你有男朋友了吗？”我问。

“不知道。”

“你打算告诉他吗？”

“我想先让他在厂里找到工作再说，”敏说。“然后我告诉他，以后就靠他自己了。我们可以做朋友。”她笑自己这么大胆。“他没有我现在的男友好，对不对？我男朋友更可靠。”

还有更多的秘密。桂敏没有像父母想的那样回到东莞。那天早晨，她登上了一趟去长沙的火车，她男友住在那儿。他们会同居，男友会帮桂敏找工作。“我是唯一知道的，”敏说。“你千万不能告诉我妈。她肯定会更生气的。”她沿着走道回去了。后来我看到她坐在胡涛的腿上，他用手指梳弄着敏的头发。她透过头发和手指望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快乐与羞愧。

那天晚上，我收到桂敏发来的短信。我告诉她我们已经上车了，希望她能解决和父母间的问题。谢谢你，我从来不担心，她回复道。我只是走自己的路。

第二天早上八点，火车到达了东莞。南方很温暖，敏脱掉毛衣，抱怨天气热，完全忘了她在家的时候整天受冻的痛苦。她和胡涛走出车站，搭公交车去工作。她会冲个澡，洗净头发，这些事她已拖延多日，因为家里没有自来水。然后她要好好睡一觉。她还没有计划如何解决两个男友的问题，但最终，一切都会自然而解。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敏会介绍男友和胡涛认识，他们发现对方的存在，都会暴怒。敏会尝试，但未能帮胡涛在她的厂里找到工作。男友会对她说，“如果三天内他不走，我就找人对付他。”敏准备借胡涛三百块钱。然后他就会从敏的生活里消失，大概永远不再出现。

但是现在，在挤满了返城务工者的公交车上，敏的念头飞远了。家里没事可做，只是看电视，她说；她又提醒我，家附近的武穴城是如何乏善可陈。她似乎在回想家里看到的一切，试图弄明白自己的位置。当东莞那些工厂开始出现在车窗外的时候，她一幢一幢望过去，一言不发。“家里是好，”最后，她说，“但只能待几天。”

➢十 华南茂

春明的东莞地图记录了她一路走来的各种身份。十三年来，她在东莞的七个镇生活过，据她粗略估算，搬过十七次家。在偏远的清溪镇，她从工厂文员升到了部门主任，工资涨了五百块。在中山，她加入了直销热的洪流。在广州，她是一名记者，最擅长弄虚作假。在市中心，她跟男友搬到一起同居，还合伙开了个公司——东莞式的一石二鸟——但生意失败，他们的恋情也结束了，她被迫从头再来。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她销售建筑材料。她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在建筑工地和卖涂料、管件、胶水和水泥的建材城里度过。这是个男人的世界，但她应付自如；她喜欢待在户外，不用坐办公室。在我看来，建筑是所有的行业里最世俗平凡的一种，但对春明来说，它意味着自由。

有些地方她住过不止一次，但只有最新的模样才会留在她的记忆里，就像电脑文件更新，会自动覆盖旧版本。一个春天的夜里，我和她乘坐出租摩托穿过虎门区。我们经过一个有八百间客房的豪华酒店，房顶的射灯，发出的红蓝绿光线划着大大的弧线扫过夜空。“我是眼看着这间酒店起来的，”春明说。“里面的水管还是我卖给他们的。”那是七年前，她刚刚进入建材销售业时候的事了。虎门是她逃离发廊之后，无家可归游荡的地方。同时，也是她刚从村里出来，开始工作的地方。

春明在东莞生活了几年之后，把这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她的过去凝注在城市的建筑里，在华丽的酒店的供水管道里；她个人的历史，写在了钢筋水泥和石材上。

一天下午，我跟春明一起去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一处偏远郊区。在一片巨大的建筑工地上，正建设着全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将来这里只有世界五百强品牌才能进来，”春明对我说，“就像肯德基，麦当劳这种。”但这个华南商城也搞得她头疼。一家客户抱怨说，她公司卖的涂料有裂痕，要求重新粉刷。当时，他扣下了十四万元的货款不肯付。

Shopping malls（大型购物中心）——中文叫“茂”，发音类似摩登的“摩”——是中国零售业的新兴事物。开发商向往着西方购物中心的炫丽和声望，除此之外，基本上就没什么方向了；他们完全不懂在购物中心里，零售业到底是如何运行的。谈到规划，最重要的是造得越大越好。华南商城将覆盖六十五万平米的面积，里面有条两公里长的人工河，上面还有威尼斯式的小船。一份宣传册称这座茂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娱乐主题公园”，还特别提到了一辆过山车，一家IMAX影院，银幕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以及一个天线宝宝教乐中心。

我和春明等着客户的到来。这座购物中心的许多部分已经建起，各自呈现出矛盾冲突的建筑风格。有穹顶，高塔，廊柱；一幢建筑装饰成明显的基督教主题十字架。人行道边的一排广告上写着这座茂的宣传词，每个广告牌上有一个英文单词，就像是没有答案的猜字游戏。

SPIRIT（精神）

STINK（臭气）

ILLUSIVE（幻影——拼错了）

NATURE（自然）

SPORT FUL（运动——拼错了）

POPPLE（人们——拼错了）

GLORIOUS（壮丽）

“你确定他们不会介意我在这里么？”我问春明。

“你不用担心，”她大声说。“这些人素质很低的。”

正在此时，一个精瘦的小伙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过来，滑动中来了个急刹车，溅得我们鞋上都是土。

“你是穆先生么？”春明略有点困惑。

“是，我是项目经理。”

“那谁是王先生？就是那个，走路有点那个……？”她小心地说。

“他是董事长。”

“啊，董事长。那总经理是黄先生么？”

“没有黄先生。只有王先生。”

春明公司的一个代表来了，带领我们参观。建筑工地是一大片泥浆地，最大的一洼上面铺着木板条。一座又一座的大楼表面裂开很宽的缝隙，有些从下至上贯穿整个楼面。但春明的同事说是工程质量的问题。他说，用那家竞争对手公司的产品粉刷的墙面也同样得返工。

春明点头。“他们只是想赖账罢了，”她迅速得出结论。

她的同事带我们来到一座建筑的角落里。“你看，”他说着，指着地基一处相当明显的裂纹。春明跪下去，用手指戳了戳那个角落。世界上最大的茂就有拳头大小的一块落到了她手上。

她怀疑工程里有腐败。原料价格上涨，许多建筑公司都在偷工减料，拖延债务。在一个鼓励冒险的商业世界里，大家都会扩张过度。我们又转了一圈。春明抬头望着一座高耸向天的铁塔；很快有一天，一辆游乐场的过山车将会载着乘客从六十米的高空坠下。“希望那玩意建筑质量好一点，”她说。客户又骑着单车出现了。“我觉得问题是工程质量，不是涂料，”春明对他说。她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了同事说过的关于钢丝网、混凝土和气泡的话。

承包商难掩为难之色。这座茂的第一期开幕就在两周之后，他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很难实现，但就这里的行事惯例而言，却又完全有可能。“我不管是工厂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完工，就拿不到钱。这可不是几千块钱的事，我们这是几百万资金的大项目。”

僵持中，他们分别拿出手机致电给不同的经理。春明的声音最大。“我已经跟瘸子谈过了！”说到中间时她冒出这么一句。三个人都很年轻，说着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很可能三个人这辈子谁也不曾学过一天商业、建筑或是承包。春明转向承包商，冷静地说，“我相信不是涂料的问题。但如果你反对，我会叫我们的技术人员过来。”最终，她的公司同意做些修补，而承包商付了欠款，两周后商城开幕，按时按点。

两年后，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去了华南茂。麦当劳和必胜客的生意火爆，但其余则一片死寂。一共只有几家店，不是关门大吉，就是从没开过张。大多是些空壳子，玻璃门上着链子锁，只有光秃秃的石膏墙，看样子建筑还没完工。主厅里有两块开放区域，里面摆满了充气跳跳床；家长们只需付几元钱，就可以让孩子在里面跳上跳下。这看起来算得上是创新——但却是整个零售业里，商城室内空间利润最低的用法了。

在我看来，华南茂就像是另一座东莞的历史博物馆。建起一座大楼很容易；难的是弄明白里面要做什么。最后，涂料实在是这座商城最微不足道的问题，在午后的阳光里，整个建筑的外观看起来光鲜亮丽。一座茂可以有不止一种的方式走向衰败。

腐败渗透了东莞的生活。街头拉客的摩托车主穿着印有“安全志愿者”的马甲；这种明目张胆的身份造假被用来规避禁止摩托车商业运营的法规。规定说政府宴请规模限于“四菜一汤”，但官员们自有对策，专点价值几千元的海鲜珍品大菜。连考驾照也是潜规则盛行：想开车得在驾校上满五十个小时的课程，但考试当天还得向考官行贿。“每辆车里有四个考生，”一位工厂经理曾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人不给钱，可能四个人都考不过。”

买个假驾照就容易得多了，几年前春明就这么干过。之后她上过几堂课——“我知道怎么往前开”——她想，总有一天她会学会其余要懂的东西。“开车没什么难的，”她对我说。“关键是不要跟人家怄气。”

在她的行业里，拿回扣是常规。为了完成销售，她通常要付给买方百分之十的回扣；这就意味着买家常常比卖家赚得还多。有些潜在客户会直接开口问春明：你能给我多少钱？其他人则更婉转。但从他们的住房和高档车，春明说，你能看得出每个人都在吃回扣。腐败扎根于语言之中。“佣金”这个词，可以指卖家获得的合法收入，但也可以指付给买家的非法回扣。单从语言上看，即便你想，也无法分辨交易的合法与非法。春节的时候，客户会收到红包，还有华丽的名茶、酒和香烟，这些都称为“礼”。我从未听过任何人使用“行贿”这个词。

“太黑了，”春明说。“但是哪怕你自己不这么干，也改变不了什么。”她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质量不合格，可能伤害他人的产品她不卖。如果她是采购方的话，“我不会开口要，但如果有人给我回扣，我不会拒绝。”

一天下午，她提到她哥哥搬到深圳去了。“他在那儿干什么？”我问。

“他干的活不正经，”她说。“他跟别人干……”她犹豫了一下，索性直言。“基本上他干的事不合法。”她哥哥倒卖二手手机。通常这些手机是偷来的，然后换掉键盘外壳，显得像新的一样。春明不怪她的哥哥；他在老家曾试过做生意但无法谋生。

“东莞比你老家更腐败吗？”我问。

春明摇头。“差不多。只不过这里机会更多。”

又有一天她告诉我说，一个朋友的弟弟参加城市的公务员考试取得了很好的分数。我问她什么样的人会想去当公务员。“大老板们需要政府官员帮忙拉关系，”她解释道。“官员们跟公司一起做事。这是一种合作。所以当官只是换一种方式做生意。”她没有提及工作稳定或者社会地位，或是为国家服务的热忱：当官只是通往市场经济的另外一条路而已。这是我听过的，关于中国人为什么去当公务员的最一针见血的解释。

春明的老板停好了他翠绿色的丰田SUV汽车，朝着我们俩等待的地方走来。他四十多岁，方脸没表情，戴着眼镜，就是个普通的商人，穿了套灰西装，里面衬件褐色衬衫。他跟春明打了招呼，无视我的存在。

“陈总，这是我的朋友，”春明主动说。陈总的脑袋转了十五度，刚好我进入他的视线范围。他微笑着跟我握手，仿佛这一刻我才出现。他们是来深圳和经销商谈合约的。第一站是一家店面办公室，他们在一堆标着“瓷砖胶”和“防水材料”的桶中间坐等。等啊等。现在是早上十点，谢老板已经迟到了。

这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规则：决不提前计划。决不关手机。决不守时。

春明向一个在办公室工作的年轻女子打探情况，以此打发时间。“我们进来的时候，刚看到一大批德高产品出去，”她说了一个竞争对手的品牌。

“是的。”

“去哪里了呢？建筑工地么？”

“是的，”女子说了一个项目的名字。

“这个产品卖得很不错，是不是？”

“是的。”

“你刚来，对吗？”春明问。

“上个月来的。”

陈总放下正在读的报纸。“这个月销售怎么样？”

“很不错，”女子回答说。

“可你才来了一个月，”他说，“你怎么知道销售‘很不错’？”女子脸红了，什么也没说。

陈总问春明在东莞有没有找到适合开新店面的地方。她描述了几个可能的地段，陈总继续看着报纸，眼睛都不朝她的方向瞄，偶尔从嘴边冒出几个问题。春明还在回答的时候，他掏出手机开始拨号。这让她明白，谈话结束了。

谢老板迟到了一个小时，他穿着褐色的西装外套，不配套的黑色西装裤子，吹嘘说客户欠了他九十万元。他对春明和陈总说想要放弃零售不做了。春明说那他得先把完整的客户名单交出来。作为反击，谢老板开始攻击春明公司产品的质量问题。他拿过一块瓷砖，用一块小石头在表面上划了一道明显的印痕。“你看？质量不好。”这个表演看来早有操练；瓷砖上布满了许多陈旧的划痕。

春明马上为瓷砖辩解。“这只是样品。”

“这就是真的瓷砖。”

陈总靠在椅子上，大模大样地吸着万宝路，丝毫没有让谁分享一支烟的意思。他只要开口，多半是打断春明的话。

“我们起草一份合约……”

“合约不重要。最重要是我们把客户名单列出来。”

我想象着，如果有人介绍春明跟陈总相亲，她会怎么说。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全程都不看我的眼睛！

他穿褐色衬衫配灰西装！

他素质太低了！

但他是老板，因此她缄口不言。

那天下午，春明和她老板去拜访另一个经销商。他们跟对方约好，去建材商城罗老板的店里见面，但他们没找到。他们找的是卖涂料的店，但其实罗老板的店是卖水龙头和门把手的。这是另一条商业规则：疯狂扩大门类，多种经营。

春明宣称他们愿意给他深圳的独家零售权。罗老板很感兴趣。

“你的销售量都输入电脑么？”春明问。

“不，”罗老板说。“我们的销售人员就在市场里。一下去他们就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不一定，”春明说。“你得有准确的数字，才能清楚知道销售情况。”

罗老板什么也没说。别留下书面记录。

陈总发话了。“这些水龙头就别做了吧？”他问。“摆在这里形象不对。”

“这我做不到，”罗老板看起来挺为难地说。“水龙头是我们销售量的大头。”

春明问罗老板他的销售目标是多少，但她的老板又一次打断了她。“这可以以后再算。”作为领导人，陈总看起来表现出许多不称职的特征。但当我读到《方与圆》这本书时，才发现书中的成功法则恰恰描述了他的行为。

面对面而坐时，谁先转移视线，谁就获得主动权。

要保持头上有光圈，提升自己的重要性，你必须尽量少露面。让一个称职的下属代替你出现。只有当一切都搞定时，你才最终出面拍板。

这天完工前春明还得再去一片工地，约见两个同事接着现场解决问题：一个客户抱怨说他们公司的底层涂层——在刷涂料前先刷在建筑物表面的东西——太粉了：这个项目的工头正在开会。春明对我说，将来有一天这个地方将生长出一片高档公寓的丛林。傍晚的阳光将他们的身影拖得很长，春明和同事们谈起他们老家的村庄。就像童年一样记忆中的乡村已经永远消失了。

在老家，我们家后面紧挨着一片坟地。死了很久的人我不害怕。但刚刚埋进去的……

在我们村，我家后面也有片坟地。我亲眼看见过蓝色的鬼火从一个坟头跳到另一个坟头去了。他们说那是人的魂儿。

你多长时间回一次家？

我已经八年没回家了。

工头终于到了，大家聚在刷过底料的一面墙边。墙摸上去光滑干燥，完全正常。春明掌控了局面。“有时候，一批货跟另一批可能会有点细微差别。质量有点不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果是质量问题，那可是大问题啊，”工头有些不满。

“如果是质量问题，那对我们更是大问题，”春明安慰道。“你们是我们的重要客户。”

“但袋子上的日期显示，都是同一天的产品。怎么可能质量还有不一样呢？”

春明的技术部同事赖功解释说，厂里一天会出好几批产品。

“你的工人得确保刷好，”春明说。“刷底料和涂料之间不能隔得太久，因为底料会变得太干。现在深圳的天气很干，大家都能感觉到。”将涂料表面拟人化：太棒了。

工头开始啰嗦地道歉。这是中国商务会面中一个常见的标志，表示会谈即将告终。“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这么老远特地跑过来一趟！”

“没事，”春明说。“如果还有问题，直接给赖功打电话好了。赖功，把你的名片给他”——年轻人在电脑包里摸索着——“他会帮你的。”我和春明出去到公路上打车，要跟她约的朋友吃饭。两个年轻男子原本可能期望得到邀请，但却失望而归，一副看起来很饿的样子，朝另一个方向，沿路走了。

那天夜里，我和春明共乘一部出租车返回东莞。“有时候我感觉需要充电，就好像力气不够，”她说。“我缺的太多了。我不懂英语，我不懂电脑。我刚进公司的时候，跟老板讲，我要两年内学好英语。现在我做了快三年了，还是不会。”她在考虑回到流水线英语学校，她曾上过几次课，后来放弃了。她还想离开这家涂料公司。

“你想干什么呢？”我问。

“我的朋友，那些自己开贸易公司的，都想说服我，让我自己开公司。他们一个月能挣两三万。如果我这么做，那生活就纯粹是为了挣钱了。我想提高生活质量。我想找到新的快乐。”

东莞的一切仿佛都简化成了数字：销售额，回扣，语言能力。未来男友的身高。一开始就是数字——你哪一年的？一个月多少？加班费多少？——然后是其他数字记录着你的进展：薪资，住房面积，新车的价格。但春明在寻找一种无法量化的东西。我们飞速行驶在黑暗的公路上，路过两边长安区的厂房。“如果灯亮着，说明有人在加班，”春明说。“那么多人好多年都在同一个厂里工作。”已经十一点了，许多工厂还亮着灯，夜色中，每座厂房都发出冷冷的蓝光，就像即将陨落的星星。

那之后很快发生了两次关键事件。一是春明的老板毫无解释地削减了她的销售提成，还有是她的一个好朋友刘华春买了一辆别克。她才二十六岁。“她曾经是鞋厂里的文员，”春明对我说。“后来她用哥哥的投资，自己开了厂，从头学习，一年之内，就买得起车了。”

这些事件促使春明采取了行动。2005年春天，她跟朋友合股创业，买卖模具配件——生产从水枪到衣架等一切塑料制品的注模成型机的内部配件。他们投资了十万元，其中有自己的积蓄，也有跟朋友借的钱。她的新合伙人曾在一家五金厂的财务部工作过半年。春明与模具的唯一接触是十年前，她在流水线上做工人的时候，生产过塑料玩具汽车和火车，但她一点都不担心。“无论做什么，最后都是做人，”她告诉我说。“做人做得好，做事就做得好。”

她没告诉老板说自己要走；实际上，她也没走。反正她很少去办公室，陈总也就无从知道他的明星销售员虽然还从他那里领工资，其实已经溜走，自己开公司去了。她仍然跟客户联络，每月领着薪水。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典型的中国办事方式：他没告诉她为什么削减了提成；她也没告诉他不给他干活了。

春明还开始看牙医。她的两颗门牙略微外凸，因此她在考虑要不要做“牙齿美容”，就是把这两颗突出的牙齿拔掉，换上烤瓷的假牙。做完之后就不能咬硬东西了，比如啃肉骨头。春明也在考虑做牙箍，但矫正过程至少要一整年——美容则可以一下就做好。一个朋友的朋友做过。“她的样子全变了，”春明汇报说，“生活也完全变了。”我下一次到东莞的时候，春明给我讲了所有事情的近况，但首先是牙齿的事。模具是职业变化，牙齿是美容，但对春明来说，它们是同一个项目的一部分。她又一次脱胎换骨。

新的生意从欺骗开始：两个合伙人的中英双语名片上写着东莞市煜兴五金模具配件公司。根本没有这样一个机构；眼下只是一家店面而已。“‘公司’听起来更大些，”春明解释说。

她与合伙人傅贵正在去深圳的路上。那是第六届中国国际机械和模具产业展览的第一天。在出租车上，春明继续接旧工作的联络电话。“如果标签上写着‘油灰添加剂’，那你就可以用，”她朝手机里吼道。“我可以给你看价格表，但你不能拿给别人看。”通话间隙，她还给哥哥打了电话，告诉他老家的坏消息。“叔叔得了胃癌，”她的声音略低了些。“我们要马上寄钱回家。”展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中心还没完工，没有正式落成，但已有众多的人群在巨大的场馆里到处转。春明和傅贵加入其中，像两条小鱼被吸进了强有力的漩涡中。

“有些机器价值百万！”春明说，激动地眼睛瞪得老大。她走向一架正在吐出塑料衣架的设备。“哎呀！当初我在厂里干的时候，就有这种机器！”一个男人很自豪地递给她一个蓝绿色的衣架，就像新出炉的热烧饼，滚烫的。春明和傅贵在展台前逛着，递出名片，取回一份份产品目录。他们的目标是要见到部件厂商，或是直接从厂家拿货的大分销商，因为他们的报价较低。人人都号称是主要分销商，但一报价，你就知道他们在撒谎。

“你是做什么的？”一个展台前的男人问春明。她提到一种锯片，犹豫了一下，又说，“我们有很多种业务。请看我名片。”她偶尔也会讨价还价。“多少钱？”她拿起一个钻头，在手上掂掂分量，仿佛是在菜场买洋葱。然后说：“这么贵？我们来的时候，你一定得给我们个好价钱。”

模具展看得我迷惑极了。一个展台上的产品看起来好像一个超大金电池，另一个则摆着列满孔洞的金属柱，就像老式的卷发器。还有一堆堆色彩明亮的塑料螺旋，就像万能工匠玩具公司的设计产品。展品的广告也不是太有帮助。广告牌上印着金属部件，背景是蓝天，或是城市风光，有时是一堆设备摆成一圈，仿佛沿一定轨道运行。有些说明是英文，但这是一种几乎统统将名词硬拼在一起的语言，就像马克牌大卡车的连环追尾。牵引驱动加速器（TRACTION DRIVE SPEEDACCELERATOR），转塔冲床（TURPET PUNCH PRESS），还有火花电蚀机（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ES），无心磨轮（CENTERLESS GRINDING）和合金淬火炉（ALLOY QUENCHING FURNACES）。

这个行业里基本都是些肉肉的男人，一个个看起来很像保镖，偶尔有厂商销售部门的女性临时顶班。展厅里最热门的展台属于亿和精密工业模型。三个年轻女子身穿紧身裙散发传单，身后屏幕上播放着展示设备零件的录像，还伴随迪斯科音乐。

上午才过了一半，春明和傅贵已经拎着装满产品目录的重重购物袋，走不动了，就像是两个疲于奔命的圣诞购物狂。她们收拾好战利品，继续逛。到中午，春明打电话给一个也想入行做模具生意、曾邀请春明入伙的朋友。那个朋友根本还没出门。于是春明知道，跟傅贵合伙，她选对了。

她们的新店面开在长荣国际机械五金广场，这座位于步步高电子厂附近的商城里都是些卖机械配件的商店。店开在一排一模一样的商铺中间。楼下是会谈区，货架上摆放着样品，二楼是她们的生活区；地板上铺着一张床垫，傅贵就睡在这里。一个月后，春明搬了进来。她和傅贵将墙壁重新刷成洁净的白色，小厨房里摆满了春明的锅碗瓢盆和电饭煲。她们将春明的双人床搬上二楼，添置了电视机、家具和沙发，布置成一间舒适的起居室。“如果住的地方不干净舒服，我就没法工作，”春明说。但无论怎么布置装扮，也无法否认她现在住在一座机械配件城的事实。如果说生活中有比挣钱还重要的事，从这里是看不出来的。

关于她的新生活安排，春明有一点不满意——“我不能再往家带情人了”——但她似乎并没有因此减少约会。她曾跟一个从事金融业的男人在一个海滨度假村住过一天；而在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婚姻状况从“他结过婚”变成“他结婚了”。她在一家饭店里遇到了一个很帅的男人，虽然对方有女友，他们还是开始了一段关系。当这个男人开始装修房子时，春明跟他断了，觉得这表示那个男人快结婚了。她还跟网上遇到的一个人发生了一段韵事。

“他是个外科医生，”她告诉我。“他很胖，但心很好。他肯定结婚了。”

“他肯定结婚了？”我问。

“我不知道。他不肯说。”

“你没问他吗？”

她问过。“你结婚了，对吗？”她问。

“如果你认为我结婚了，”他回答道，“那我就结婚了。”

冒充未婚的已婚男人是东莞约会的头号风险。春明的合伙人傅贵曾跟一个这样的男人交往过；刘华春，那个最近买了别克车的朋友，也曾被骗过两次。在一个人们条件反射性地为了工作而撒谎的地方，欺骗也就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人际关系。撒谎经常是出于实用原因，因为能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最终你的谎言可能会倒戈砸到你自己，但极少有人会想得那么长远。

在这种事情上，春明有她自己的原则。不能有人受伤害，双方都不能提要求。“当然，我想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她对我说。“但既然还没找到，那么跟不爱的人在一起也没什么。还是可以享受在一起的过程。累的时候，需要安全感的时候，可以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曾问过春明，有没有碰到过比她大但没结婚的男人。问题一出口我就觉得很傻——当然有啊——但她的答案却不是这样。

“很少很少，”她说。她想了一阵。“我从前的老板。”然后她做了个鬼脸。“那些没结婚的都很差劲。”当然，这并不是说结了婚的就不差劲。

春明和傅贵住在机械配件广场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办法钓男人。她们在一个本地网站上贴出了一个虚构的二十四岁女性的个人信息，旁边还放了一张从网上下载的美女照。“她身高一米六五，讲英语和法语，从事外贸行业，喜欢爵士乐，”春明告诉我说。她停了一下。“我连爵士乐是什么都不知道。”男人们争相拜倒，来跟她聊天。很多人春明都认识，其中有一个曾跟她短暂相好过，还对她说，他从不在网上结识女人。当春明捉到这个人跟她虚构的爵士乐迷在网上调情之后，就不再跟他联系。她交往过的那个城市规划师——他很丑——也曾来搭讪。但春明拒绝了他；她发现那个人曾经跟别人吹嘘，自己跟春明睡过。“我们吸引男人来跟我们讲话，然后就打击他们，”春明解释说。“但他们脸皮很厚，因为他们还希望有机会接近你。”

她给我看了虚构女子和城市规划师最近的一段交谈。

我觉得你大概跟猪一样，她写道。肥猪。

实际上，我更像是老鼠。

老鼠？那不是更恶心？

她又管那人叫了几次肥猪，而那个男人则想尽办法让谈话继续。后来，我又看到春明同时作为两个人上线，一个是她本人，另一个是那个虚构的女孩。那个女孩立刻被各种信息包围了。

你是湖南人么？

你在干吗？

你的照片看起来都不到二十四岁！

春明无视这些。她本人在跟一个可能的约会对象聊天，可这个人实在是个太不可能的对象：四十二岁，离婚，有一个年幼的儿子。

你明天有空么？

有，你呢？我们见面好吗？

我明天要去看朋友。

那后天一起吃饭怎么样？

她同意了，但又写道：如果见了面我们没感觉，那就不要一起吃饭了。

春明还采取了其他的预防措施。她从不把手机号码给陌生男人；因此如果情况不好对方也无法找到她。她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没告诉他，而是编了个假名字叫玲。春明解释了这些原则和她的详细计划之后，她说，“现在我想认识一个从来没上过网的男人。”

“谁没上过网？”傅桂说。

“自从有了网络，”春明叹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假了。”

“自从有了手机，人跟人的关系就变假了，”傅贵说。“随时可以撒谎，不说你真的在哪儿。”

下次见到春明，我问她跟那个四十二岁男人的约会怎么样了。

她皱起了脸。“不好。”

“他哪儿不好？”

她指着自己的头顶。“他脑袋顶上，有一块……”

“什么？一点谢顶？”

“有一块地方头发很稀，”她说。“我不喜欢头发少的男人。从他发给我的照片里，一点也看不出来。”那个人还有个十七岁的女儿，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他也没提过。一块秃斑，一个长大成人的女儿——在春明看来，任何一条都足以让她放弃这个人。一个男人若以为这两者能瞒多久，他本身就值得怀疑。

不出意料，春明不再管涂料公司的工作之后，跟老板的关系继续恶化。到2005年4月——大概跟她搬到机械配件广场同时——陈总削减了她五百块月薪，并且禁止她在深圳接新的客户。5月，她正式被解雇了。6月，她了解到公司不打算付她当年头几个月的业务提成。算上遣散费，公司一共欠了她一万一千元。春明试图找陈总接触，但在这件事上，他的管理策略就是不接电话。要保持头上有光环，提升自己的重要性，你必须尽量少露面。一次她跟我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吃午饭时，考虑了自己面临的几种选择。“现在，我只好等等看他给我多少钱，”她说。“如果不够，我就告他。”

“要起诉他太麻烦了，”春明的朋友说。“有别的办法帮你拿到钱。”这个人的脸很瘦，两颊皮肤很紧，头发很短，脸上永远有种受惊吓的表情。他从事海运。

“什么办法？”我问。

他说他有个表哥曾被客户欠款。“有一天，我在这个客户公司的停车场，看到一辆奔驰停在那里。‘这是公司总裁的车么？’我问别人。是他的车。”春明的朋友又多做了点调查，然后给公司总裁打了电话。“我报了他的家庭住址和他几个孩子的年龄。公司立马付掉了百分之九十的欠款。”

几个星期后，春明决定去省会广州的劳动局提交申诉。“这种申诉对公司内部有很大影响，”她告诉我说。“一旦劳动局开始调查，所有的雇员都开始琢磨，‘那公司欠我的钱怎么办？’公司就不得不对他们更好。”她很兴奋，我也一样。生活中有太多不公平，春明比谁都明白。但她相信，她个人的遭遇很重要，因此宁愿上法庭去寻求公正。我本没料到会是这样。

下礼拜一上午，我们乘大巴去了广州。春明跟往常一样打扮入时，一件苗条的黑毛衣，卡其裤，高跟鞋。我们乘地铁到了省劳动局，但立刻就被踢回了区劳动局。

办公室里有很长一排低低的柜台，两边配有椅子，来访者坐外面，公务员坐里面。这种安排应该是为了让政府更容易接近，但实际上，从来不是一个申诉者对着一个公务员，每张椅子边上，至少围着五六个人，推挤着寻找机会开口。等着的时候，他们都在听别人的案子，时不时评论一二。我们到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正坐在椅子上，长篇大论地解释，他的老板如何没付他薪水就消失了。春明挤到前面，蹲低了身体在他面前，就像网球锦标赛上的球童，随时准备。那个人喘口气停下来的时候，她跳了出来。“对不起，我就问一个小问题。”

那个公务员翻看了她的卷宗：她的劳动合同，退工单，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这些文件明白显示了为什么一个普通工人几乎不可能提出正式申诉的原因。他们极少签劳动合同，更没有办法像春明一样，拿到公司的注册证，春明能拿到是因为她的客户有时要求看这些文件。那个公务员告诉她，她必须拿到公司广州分部的营业执照才行。

但时间已近正午，满城的政府机关都关门了。在一个几乎人人都日夜不停工作的世界里，中国的公务员们享受着两个小时的午饭和午休时间。当春明路过一个机构，咨询一个简单问题的时候，大门口的门卫看起来好像挺生气。“他们还在睡觉呢。”

在一家自助式午餐店里，喝着汤，就着米饭，春明透露了她的备用计划，她打开了名片夹，抽出一张名片。GORAN WIDSTROM，集团总裁。这是她前公司的母公司老总，总部在瑞典。几年前，他曾到东莞的办公室来过，在春明的印象中，他人很不错。

“陈总不知道我有韦斯特灵的名片，”她照着这个瑞典名字的汉字音译来称呼他。她用手指抚摩着名片的边缘。一旦韦斯特灵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定会帮她把钱要回来。春明问我能否给他打电话。我看看手表，这个时间瑞典人还在睡觉，就像中国那些公务员一样。我们耽搁一阵，又喝了几杯浓茶。

“有时候我不懂，我为什么要卖力做事，”春明说。“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说成功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可我现在感觉不是这么回事。”

“你想要做什么？”我问。

“我想学习。我真的很想学英语。”她的眼中突然充满了泪水。她用纸巾去压，很使劲。

又一次，我毫无防备。“你已经做了很多事了，”我说。“读读你自己的日记，就知道你已经走了多远。”

“别管我，”她说。“我很容易哭。人家都觉得我很怪。”她最后一次抹抹眼睛，对我微笑，然后站起身来，去跟官僚主义做斗争。

那天下午，春明为了寻找前公司的分公司执照，跑了三家工商局。市工商局把她推到省里，省里又推到区里。没有两个公务员说的话是一致的。最终，区工商局的一个女人说，付六十元，就可以把执照复印给她。谈话里一旦提到钱，就有了希望。等春明终于拿到营业执照，跑到市劳动局去提交申诉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10了，急匆匆路过的牌子上写着请勿喧哗，吸烟或吐痰。但她又一次跑错了地方。一个公务员告诉她说，是区劳动局，而不是市局，处理外企分公司的案子。他给了春明一本小册子以说明这个问题。

春明赶在五点前到了区劳动局——这是一天内她第三次到这里来了。坐在同一个矮柜台后面的同一个公务员第三次拒绝了她。“你得去市劳动局。他们处理外企案子。”

“他们不接待外企分公司的案子，”春明反驳道，把那本小册子拍在桌子上。他拿了起来；在中国，书面文件总是更更让人肃然起敬。那个公务员读了小册子，然后放下。慢慢地，他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今天他总算得做点工作了。他指点着让春明去柜台末端取仲裁表格。

春明填写表格的时候，意识到仲裁可能比她预计的要更复杂。她得跟从前的老板见面，谈判解决，这是她最不希望发生的。她将需要回到广州来谈判，不论是否能拿到钱，都得付仲裁费用。但没有时间让她想清楚，因为她忙着填表，表格一共有四页，还是双份。那些公务员已经准备下班了，女人们拉上皮包拉链，事儿完了。

“等等，我今天就要提交申诉，”春明喊道。

办公室剩下的最后一个女人站起来，关掉电脑。“5：28了，你两分钟内能填完吗？”她挖苦道。

“你就不能帮帮忙吗？”我问。“我们今天一大早特地从东莞赶过来的！”

“我住的也很远呢！”那个女人说。

最后春明终于放弃了；她只能改日再来。“这些人办事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当劳动局的铁门在我们身后咣当一声关闭的时候，她对我说。

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春明开始疑虑了。仲裁太复杂了。起诉的话可能会给韦斯特灵带来麻烦；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很容易受到攻击。她更相信个人干预，哪怕是找一个住在七个时区之外、她几乎不认识的人。“一旦我跟他通上电话，他一定会记得我，”春明说。“然后我们就可以谈事情了。”

我告诉她，最有可能会是他的秘书接电话。韦斯特灵可能会很忙，我说，她不该抱太大的希望。

“我在中国见到他的时候，他举手投足不像个很忙的大人物。我觉得他是个真正懂得生活的人。”她对自己和自己的重要性很有信心。她终于打通韦斯特灵、一个瑞典的涂料公司全球总裁的电话时，满心以为两人能像平等的朋友一样交谈。当然，恰恰是这种盲目的自信，才能让春明走到今天的地位。

我拨通了名片上的号码。正如我所料，对方是应答机，是秘书的声音。我说了春明要我讲的内容。

我代表东莞销售部的伍女士打电话来。2003年底，她在东莞一次公司大会上碰到您。她已经离开了公司，但一直非常仰慕您。

现在她无故被解雇了，公司还欠她提成款未付。她想提交劳动仲裁，但不知道这会对您和您的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她希望您能帮她。

韦斯特灵始终没有回电话。

春明没有再回广州提交仲裁。她的前老板提出，要付部分欠款给她，对她来说，这就足够了。她的生活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她决定放弃模具公司，把股份转让给傅贵，让她以后偿还春明的投资款。公司已经有两个固定客户，收支打平了。“我们还没有挣大钱，”春明说。“但是即便我挣到很多钱，也不会满意。挣钱，不代表生活全部的意义。”

她计划着中秋节要回家。在城里住了这么多年之后，春明仍然通过传统节日记录着时间，用这些日子将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划分开来。当她回到东莞之后，会花两年时间学习英语。她对我说，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我想学英语，为了更快乐的生活。”

➢十一 爱情与金钱

自从敏过完年从老家回来之后，对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满意。工作上学不到任何新东西，工资又低。她知道自己混得有多糟：因为在人事部门工作，她知道厂里别的人挣多少钱。男朋友也让她烦心。阿杰是车间助理，每月比敏多挣三百块，但这份工作没什么前途。他只有初中毕业，这一点敏之前也没提起过。有一次，他提议让敏跟他一同去北京，他可以找份保安的工作。她拒绝了。“大家都看不起保安，”她告诉我。“干这个连普通工人都不如。”

阿杰很害羞，这是农村出身最常见的特点，如今也成了问题。一次他们跟敏从前厂里的同事林佳和她的两个姐姐一起吃饭，中间阿杰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之后林佳给敏发了条短信，对阿杰评论道：我跟姐姐们讨论过，我们都认为他太软弱。他配不上你。在长沙找到了银行工作的桂敏也发来了她的意见。她说：在这个社会上，太老实的人没办法生存。

敏担心阿杰这种无心上进也在影响她自己。“自从我跟他好上以后，就完全没学习过，”她抱怨道。“我不能再像这样光顾着玩了。如果我继续这样过上一两年，这辈子就这样了。”阿杰有理由过轻松日子。厂里三分之二的工人，还有上面全部的领导都来自河南，他的故乡。他在工厂里朋友很多，而敏自从姐姐走了之后，更加形单影只。在工厂里她没有朋友，这是她的主动选择。“如果你跟人走得越近，”她说，“他们就越容易背叛你。”

很长时间以来，我对敏的工厂所知甚少。工厂是香港的，生产手袋——她只说了这些。在回她老家村庄的火车上，她给了我一件意外的新年礼物：一个Coach的零钱包，上面有公司品牌标志大写的C，带着褐色麂皮滚边。我猜这跟东莞的许多东西一样，可能是假货。后来我偶然了解到，敏的工厂为业内许多最大的品牌代工：Coach，LeSportsac，Dooney&Bourke，法国鳄鱼。因此她给我的钱包是真的——在美国这可能要花五十美元。

敏回到东莞后的一天晚上，我问她和阿杰是怎么得到这些包的。“如果你跟保安是朋友，就可以把包从厂里带出去，”阿杰说。

“你是说直接偷走么？”我问。

“我们在车间里工作，”阿杰平淡无奇地说。“如果生产线完成了订货产量，我们可以要他们多做几个包。然后如果你跟保安是朋友，就可以拿出去。”

“工厂不管吗？”我问。

他耸耸肩。“只要我们完成订单产量，他们才不管。”

“我今天才从厂里拿出来一个手提包，”阿杰接着说。“要卖两百美元呢。你要不要？要不你先过来看看？”

我马上说我不需要手提包。“你应该送给你妈妈做礼物。”

“他妈住在农村，”敏说。“她要手提包干吗？”

阿杰和敏的宿舍里堆满了Coach皮包：一个印满C图案的钱包，一个白线缝制的黑皮夹，还有一个酒红色麂皮精致的手腕包——“那个是化妆包，”敏猜测道。在其中一个包里，我发现了一张英文卡片，夹在一侧内袋里：

美国经典

1941年，Coach的创始人从一个经典的美国标志——棒球手套中汲取灵感，他从皮革极具特色的纹路和浓重厚实的光泽中看到了其超越自身的潜力。六位皮件工匠，通过独特工艺对皮革进行精加工，使之更柔软，并保持了韧性与耐用性。在精湛工艺的点化之下，第一款Coach手袋诞生了。由十二款手袋组成的第一个Coach系列，它们新鲜实用，全世界的女人都爱不释手。每一个都是优雅与魅力的永恒体现——一个全新经典就此诞生。

在敏的宇宙中，这些Coach包的价值波动很大。她把那个印着C图案的钱包给了她的朋友林佳，在她找工作期间，林佳曾收留过她。林佳的姐姐在本城最豪华的一家酒店举行婚礼时，敏送了个昂贵的手袋做礼物。但大多数时候，这些在美国售价好几百美元的包袋都毫无价值，因为敏的圈子里几乎没人用得到、或者了解它们的价值。敏把钥匙和身份证放在她最喜欢的一个包里——一个灰绿色的鳄鱼牌中型手袋——但从来没带出过房间。她认为，像这么好的东西，肯定一拿出去就会被人偷走了。

敏决定按兵不动。夏天来到珠三角，每天的气温都在三十摄氏度以上。夜晚宿舍里很憋闷；车间里化学品的气味太刺鼻，时不时会有年轻女孩在流水线上晕倒，被人抬出去。进入盛夏，人们的雄心往往暂时停歇，就像动物休眠。

但影响敏决定的不仅是天气而已。2005年6月的一个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已经跟领导说她要走，但阿杰求她留下，于是她又收回了辞职要求。“所以我告诉阿杰今年我就待在这里了，”敏说。“明年，我跟他回老家。过完年之后，我就辞职找新工作。下一个新年他就跟我去我们家。”

我们继续聊着天，我逐渐明白了她刚刚说过的话：她为未来两年，为未来的生活画好了蓝图。她才十九岁，已经答应了阿杰的求婚。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我问。

“也许三年以后。”

“你跟父母讲过吗？”

“没有。带阿杰回家过年之前，我都不用告诉他们，还有两年呢。”

“那你明年不回家怎么办？”

“我只要跟我父母说，厂里不放假就行了。”

“你是说，骗他们？”

“对。”现在有事瞒着父母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姐姐现在跟男友一起住在长沙，但她打电话回家的时候，会谎称自己还在东莞，并且让敏替她打掩护。有了这样的先例，敏的撒谎就算不得什么了。

并非每个人都把敏订婚的事当真。她的朋友林佳和她的两个姐姐继续在说阿杰的坏话。河南人太穷了！他没有任何真正的技能。再找别人吧。7月的一个周末，林佳决定把敏介绍给一个她老家的同学；他在偏远的清溪区工作，但那天进城来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敏表示反对。但她有些好奇，因此没有拒绝。

前一天晚上，她到我公寓来借住。下了公车，敏身上什么也没带，就像乡下人空着手走到别人家门前。我给她找了件T恤和短裤做睡衣，带她出去买了把牙刷。大约十点，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她接起来，没有寒暄，聊了一会。“我们明天去看林佳，”她说。

电话又响了。我以为两次都是阿杰，但其实是那个要介绍给她的男友。他还没见过敏，就已经开始不停地打电话给她了。“林佳跟他讲我多么聪明漂亮，所以他真的很想见我，”敏说。整个晚上，敏的手机不停地收到那个男孩发来的信息。11：30左右，我们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电话又响了。“我们要睡觉了，”敏说。“如果你不停地给我打电话，我就只好关机了。”

约会的地点是家震耳欲聋的广式茶餐厅。林佳先到了，还有她姐姐林雪、林雪的丈夫和四岁的女儿；她二姐；姐妹们的老父亲，和一个最近刚从乡下来的表哥。那个男孩叫张斌，脸很瘦削，眼睛又黑又圆，脸颊苍白，紧张了就会脸红。他穿着白色正装衬衫，蓝色条纹西裤。他带了个厂里的朋友。这是一场有十一个人列席的相亲会。

我和敏刚坐下来，林雪就朝我们靠过来。“他大学毕业，是一家工厂的车间主任，”她悄声说。“他很勤奋的。”

林雪的丈夫很尴尬地夹在敏和那个男孩之间坐着，一顿饭中间，两人一句话也没说过。桌子对面隔着老远，林佳咯咯笑个不停，时不时提示一句。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吃完饭你打算去干什么？饭吃到一半，男孩离开了桌子，一个人走到餐馆窗户边，向外望去。他看起来就像中国连续剧里那种浪漫的男主角，随时可能会表现出很夸张的亲密行为。要是在肥皂剧里，敏可能会走过去站到他身边。但她转向我，低声说，“我一般不大喜欢这种样子的男孩。”

午饭之后，林雪的丈夫碰到了同事，过去打招呼。那个男孩终于鼓起勇气转向了我们。“很高兴认识你和你朋友，”他对敏说。我们举杯喝茶，敏一言未发。

那天晚上十一点她给我打电话。“我们刚回来，”她说，声音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午饭后，她和林佳跟那个男生和他的朋友一起去了公园。他们爬上山顶，到了电视塔，然后又在城里逛。

“那男孩怎么样？”我问。

“挺好。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不了解他，”我含糊其辞。“他看起来是个挺好的人。”

“比阿杰好么？”她追问。

“你觉得呢？”

“好，”她说。“他很懂事。”

那天晚上，那个男生又给敏打电话了。敏破天荒地告诉他自己有男朋友了。“只要给我一个机会就行，”那男孩说。

之后，事情发展得就很快了。敏买了张新电话卡。自从跟阿杰交往以来，她一直跟阿杰共用一个手机；办一个自己的号码等于是她的独立宣言。

几天之后，林雪来到我家附近，我们一起吃午饭。“敏很喜欢那个男孩！”她一见到我，马上就说。“现在她想辞职，从阿杰身边逃走。”林雪大获全胜，但自己做媒如此成功，又让她有点担心。“我跟她说别这么着急。她确定吗？”

第二天，敏给我打电话。她有急事，但却跟我预料的不同。“我刚刚跟父母通过话，”她说。

“他们怎么样？”我问。

“我要回家了。我得去拿毕业证。”

毕业证是她跟父母长期以来的一个矛盾焦点。因为敏提前一个学期离开了学校，出来前她没去拿毕业证。用人单位通常要求看这个文件，尽管敏能言善辩，总能得到她想要的工作，但现在越来越难讲得通，为什么她离开学校已经两年，还没有证件。她曾拜托父亲去学校帮她拿，但他不肯：父亲希望能阻止她再次跳槽。在她父母看来，敏有份工作就已经足够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有些工作会比别的要好。敏试图解释。“干这份工作，我没有前途，”有一次她往家打电话时说。

“你连大学都没上过，”她母亲说。“还谈得上什么前途？”敏听了非常生气，挂断了电话。

几天之后吃晚饭的时候，敏告诉我说那个男孩二十四岁，在一家电子相机工厂当总监。“他很不错，”她说。“他有素质，有教养。他很懂事，也懂得照顾人。无论哪方面看，都比阿杰要好。”敏说等拿到这个月的工资就回家，取毕业证，然后回来在男孩的工厂附近找份新工作。

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快离开现在的厂。

“我不敢跟阿杰分手，”她说。“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反应。”

“你什么意思？”

几天前，林佳曾收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跟你没关系的事你别掺和，”一个男人的声音警告她。“别跟敏说阿杰配不上她什么的。”用威胁恐吓他人的方式来维持恋情：我倒没料到阿杰有这么大胆。

“那你就什么都不打算告诉阿杰么？”我问。

“我离开厂之后再给他打电话，”她说。“我会告诉他我要走了，叫他别去找我。”

“他能接受么？”

她耸耸肩。“不知道。但他不知道上哪找我。”她计划什么都不带就离开工厂，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她彻底辞职。“我只要带套换洗衣服，还有我这一年获得的经验，”敏严肃地说。“其他东西我可以再买。”

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8月初，我收到敏的邮件，她还在原来的厂里。我的新朋友挺好，她写道，但我们之间的情况不太好。也许我和他更适合做朋友。她的妹妹三儿从中专毕业了，也想来东莞工作。敏发现厂里的货运部有个人老家在他们村附近的镇上；这个人会帮三儿找工作，当运务员。问题是：三儿才十七岁，就是说她年龄太小，不能就业。敏出了三十元，给一个专门帮人改身份证上出生日期的人。三儿新处理过的身份证上显示，她出生于1986年6月，但敏是同年2月出生的。如果有人认真看看这姐俩的身份证，可能就会起疑。不过从没人这么做过。

现在我感觉压力没有从前那么大了，真的，敏写给我的信中说。

那是2005年9月底，逐渐凉爽的天气是她新的信号。三儿来了一个月以后，敏又跳槽了。她找到一份新工作，在一家五金厂的采购部当助理。这里距离妹妹工作的地方，乘大巴要两个小时。敏没有解决跟阿杰的事就走了。她跟另外那个男孩也不再联络。对这种情感纠葛的解决方法她唯一懂得的技巧是：一走了之。

这次她找工作比较容易，因为她终于拿到了毕业证。她父亲早就从学校拿回来了，但拒绝邮寄给她；他还想阻止女儿换工作。敏骗他说厂里有新规定——没有文凭的人都得开掉。父亲一听到这个，马上就慌了，多付了些钱，用快件把她的文凭寄了过来。敏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哈哈大笑。

敏的新工厂生产电源、电脑显示屏以及DVD机的金属零件。她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一个小时，隔周才休息一个星期天。她每月收入有一千元；如果好好做，可能会提升她当独立的采购员。她开始读一本题目叫《生产计划与原料采购》的书。

过去一年里，她寄回家五千元，但她父母认为这太少了。“别人家的小孩上学没你多，”她父亲说。“怎么人家寄回家的钱比你多？”

“别人家的爸爸挣的钱够用，孩子不用出去打工，”敏反驳道。

如今她看父母的眼光多了几分批判。20世纪90年代晚期，敏的父亲曾在温州一家鞋厂短暂地工作过，但因为生病回了家。她母亲也曾出去过一年，没存下什么钱。敏正在他们失败过的地方取得成功，她第一次看清了这一点。“他们尝过出来打工的滋味。他们应该知道这有多难，”敏对我说。“可他们却觉得我们在外面工作，挣钱好像很容易的。”

敏在这里干了五个月之后，升职担任了厂里的铸件采购员。这是她的一大突破：从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孩回家探亲，被她父母发现她在城里交了个男朋友。“他们把她关在家里，再也不许她出来了，”敏说，“所以我才有机会。”新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是一千两百元，还有每月六千到一万元的回扣收入。上任的头半年，她一共存了三万元，寄回家一万一千元。她第一次违背父母的意愿在城里开了一个银行户头。他们希望她把钱都寄回家。

“如果公司知道我拿回扣，肯定会立刻解雇我，”敏对我说。

“可是大家都这么干，不是么？”我问她。

“是啊。可是这种事我们从来不说。”

我们坐在她的厂子附近一家商业广场的麦当劳里。敏点了冰咖啡和薯条；她现在经常出去吃饭。我记得两年前，她平生第一次去麦当劳的情形，她低垂着头，凑到巨无霸汉堡跟前，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地吃掉了她的汉堡。她四下打量一番，确定近旁没有同事，压低了声音跟我谈起她的工作。供货商一般会将货款的百分之十作为回扣；敏跟他们约在厂外见面收钱，都是给现金。她的开户银行离厂子很远，这样存钱的时候就不会撞见熟人。厂里干采购的人总是会招人嫉恨，因为他们的工作油水太足了。敏在外面碰到同事的时候，总是主动打招呼，帮他们付钱，收买人心。

成功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过去如果我不喜欢我的工作，只要走就行了，”她说。“现在我就担心，万一公司不要我了可怎么办。”

一旦挣钱多了，敏跟父母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抱怨她寄回去的钱太少，而开始梦想着怎么花掉她的积蓄。他们想在附近的武穴城里买套价值十二万元的套房。她父亲还想饲养小龙虾，这个计划需要三到五万。去年他种棉花赔了钱，没有本金。敏把两个计划都否决了。“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挣到钱，”她教训父亲道。“你必须一步一步来。”

敏这么快就颠覆了家庭的权力结构，这在我看来非常不可思议。敏居然能远程遥控家里的事务了。她监控着父亲的购买计划，否决了他的商业计划，就因为寄回家的一万一千元让她获得了这样的权威。

像敏这样的农民工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如果他们在城里取得了成功，立刻就能一跃超过所有的家庭成员。很快，敏就开始积极指导弟妹的生活了。她向弟弟许诺，如果他在学校好好读书，暑假就带他到东莞来学英语。她的经济条件改善了，也改变了妹妹秀的命运。秀没考上高中。当初她的三个姐姐考学失败，都去念了中专，然后外出打工。但现在敏付得起额外的钱，秀就能上高中了——三年之后，她就会参加高考。

“你成绩怎么样？”敏打电话回家的时候，问妹妹。

“我不知道，”秀说。她很害羞。

“你知道我在外面打工，才能供你上学吗？”敏问道。“你得好好学，不能让我失望。”

“我知道，”妹妹回答说。“我会的。”

对姐姐的处境，敏的话也很有分量。桂敏的工作和恋情都不成功，她又回到东莞，在一家锻锤工厂工作。敏认为姐姐年纪太大了，不能太频繁地跳槽。“你得在一个地方待下来，有所发展，”敏对她说。

2006年夏天，敏回了一趟家。她给家里带了一台长虹彩电、DVD机，还有五千元钱。她给父亲买了一件价值八十元的衬衫。那是他生平最好的一件衬衫，敏在家期间，他一直都穿着。敏的父亲刚刚过了五十岁大寿，去算了个命。人家说他五十岁以后，运气会转好。多亏了二女儿，好运真的来了。

2007年春节，我回到了敏的村庄。她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因为家里有人结婚。敏的一个叔叔，也是隔壁邻居，要跟一个住在几个村子之外的女孩结婚。他在遥远的乌鲁木齐——坐火车四十四小时——干建筑工，而女方则在三小时车程之外的武汉工厂里缝衣服。他们是去年经媒人介绍认识的，然后立刻就订婚了。接下来一年里，他们通过电话谈恋爱。在我看来，顺序刚好反了——你先订婚，然后才开始交往——但尽管如此，这仍是与现代方式达成妥协的结果，一对夫妇结婚前还可以相互了解。

我到的那天晚上，敏带我到隔壁去看那位叔叔。两年前，他家房子里的主卧还是一个空壳子，只有光秃秃的水泥地板。现在这个房间里铺上了瓷砖，塞满了家具：大衣橱，沙发，茶几。双人床上铺着粉红色床垫，上面用花哨的英文字母写着很大的Happiness（幸福）。床上方挂着表亲和未来新娘的影楼照片，新郎穿着象牙白的三件套燕尾服，新娘身着低胸礼服裙。

“她真漂亮！”敏赞美道。

“她明天就不会漂亮了，”她叔叔开玩笑说。

“你说什么哪！”敏说。“新娘子一辈子最美就是结婚这一天。”

尽管按照传统，儿子婚后应该跟妻子一起住在男方父母的家里，但敏的叔叔和新太太只能住几天，然后就得再出去工作。在中国的乡村里，遍布着数不清的像这样的房间，花了相当多的钱装修，配家具，然后注定一年到头大多数日子里都空着。

第二天一大早，村里的年轻男子一起出发去新娘家，扛着传统的藤编篮子去搬嫁妆。几个世纪以来，农民都用肩膀扛重物，但这些年轻人的工作生涯都是在城市里打工，多半在工厂里干。只有一个年纪大些的男子看起来挑竹扁担还算在行。新郎穿着蓝色条纹西装，漆皮皮鞋，还在一路拼命贬低自己未婚妻的长相。“等你今天见到她，”他对我说，“肯定会吓一跳。”敏和姐姐两个要陪伴新娘到新家里来。她们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乡村婚礼。

在新娘家里，邻居们挤在泥泞的院子里看热闹。主房间堆满了她的嫁妆，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家用电器商场大甩卖：冰箱，空调，热水器，洗衣机，高清电视机，立体声音响，还有卡拉OK机。隔壁房间里，新娘坐在床上，头低垂着，母亲、祖母和姑姑姨妈们在一旁哀恸哭号——用这种传统仪式表示痛惜女儿的离去。

小伙子们轮流跑进房里去“偷”嫁妆，而新娘的亲朋好友则作势要赶他们走。过了一个多小时，所有的东西才搬到了院子里，或装进篮子，或捆扎结实，固定在竹竿上。新郎官被迫戴上了一顶纸做的高帽，脸上被画了眼镜和胡子，脖子上挂了个夜壶。他就这样走在最前面，领着人马出了村子。当初“文革”的时候那些受迫害的人就是这样游街的，只不过他满脸带着笑。

在新娘家的婚礼午宴有一定的规矩。一共有十二道菜，上菜式中间要放鞭炮。宴席包括每桌有一条全鱼，一只旁边围着十二个白煮蛋的鸡，还有甜甜的糯米圆子——圆形象征圆满和美。菜是一道一道上的，还没等吃完就撤掉，表示这对新人将过得很富裕。

下午，新娘出发前往新郎的村庄。敏和姐姐给她当伴娘，但许多婚礼客人跟上来，阻止新娘被带走。人群只能走几步就停在路上，大家逼着敏和桂敏唱歌。就这样，人群慢慢前进，停下，要求更多的惩罚。村里的大多数人都跑出来，参加逗弄敏和桂敏的游戏。

唱大声点！

一首歌不够！

这都是游戏，却感觉很严肃。两个壮汉还有几个中年妇女带头发起攻击。敏和桂敏有点慌了神；她们用孩子式颤抖的嗓音唱着歌，眼睛盯着地面。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像个外人——孤单地，隔着一定的距离，望着这熟悉的场景：中国人，被困在自己的群体之中。甚至连集体相亲这样看似无辜的小事似乎也指向这个民族特性中的缺陷，没有能力挣脱出去，采取个人的行动。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根植在中国乡村的机体中，各种仪式都是为了保障这个群体的安全。孤单一人是危险的；在群体中，你会获得信心和力量。当村民们对敏和桂敏大喊大叫，要她们大声唱，或是咒骂她们的表演时，最极端的声音总是能够占上风。两个女孩站在人群的中间，头低垂着，等待这一切的过去。

最后，我们看到新郎的同党出现在路前方。小伙子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前来，谈判释放新娘的条件，敬烟，即兴表演，尽管村民们继续着恐吓和侮辱。最后，新郎官冲进人群，抱起新娘，送进了等在一旁特地租来的黑轿车里。

在新郎家，大家坐下来享用又一场宴席，尽管还没来得及消化前面那一顿。我一直等待着某种仪式，或者正式宣布两人结合，但始终没有。在这些仪式中，婚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两个家庭之间互换财产，两个村庄之间的对抗和竞争。但所有这些传统都没有突出新郎和新娘之间的协约；两个人的结合看起来几乎无足轻重。斟上酒之后，桂敏转向叔叔和他的新婚太太，说了句传统的祝酒词：“早生贵子。”

我余下待的时间过得很快。敏全家爬上山，去给祖先上坟。她去参观一位叔叔靠外出打工当建筑工人挣钱盖的一幢三层瓦房；那幢房子将会空置，直到明年他回来才能有钱装修。另一天，她去拜访一个在城里卖衣服的阿姨，谈谈看有没有可能合伙开店。一天晚上，另一个叔叔带来一个男孩，想介绍给敏的姐姐。整个晚上桂敏一个字都没跟那男的说，直到他上床去睡觉后，她才宣判了人家死刑：“他脑子转得不够快。”男孩早餐没吃就走了。

最后一天早晨，敏送我去公交车站——她要再过一个星期才回东莞。她穿着一件西瓜红的系带外套，黑色七分牛仔裤，还有高跟靴。胡涛，那个两年前她带到城里去的前男友，又跟她恢复了联系。他想复合，那天还想介绍敏认识他的母亲。

“如果我找不到别人，几年后我总可以跟他结婚，”敏说。另外一个老乡男孩，在城里开店，也想有机会跟敏交往。敏似乎不太担心嫁人的前景。家里的四姐妹应该按顺序出嫁，就像简·奥斯丁的小说里那样。只要桂敏还是单身，就不会有人给敏施压。

在车站，我买了票，坐上了开往武汉的大巴。我从车窗里向外挥手；敏笑了，也朝我挥手。天开始下雨，她冲到附近的小店里去躲避。我的车开走时，我看到敏正专心地往手机里输短信。她在琢磨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跟往常一样，她总是胸有成竹。

➢十二 完美健康

有时春明在梦里会说英语。她发现自己置身一群外国人中间，就像在东莞图书馆里，她用英文跟人家讲话，别人回应。

我问春明，用一种自己不懂的语言做梦，是什么感觉。

“我无法形容，”她说。“我只知道在梦里我在说英语。”

春明在流水线英语上过几堂课，可是连二十六个字母都没背熟。她完全依赖国际音标来学习发音，这种音标体系经常用于学习外语。这些怪模怪样的字符成了她通往英语世界的钥匙，那里一排又一排的大门紧锁，门后的语言等待着像洪水一样喷薄而出。“我认为学英语的秘诀就在于音标，”春明对我说。我遇到过许多人谈起学英语的事，但没有一个像春明这样，赋予它这么多的意义。

如果我学了英语，我就能多看看世界。我就能更享受人生。我想要找到一种新的幸福。如果我不学英语，我会总是感到我的人生受到限制。

2005年9月，距离她上次去东莞科技馆九个月之后，春明再次拜访吴先生。他的学校还跟他住的地方在一起，有十二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们免费学习住宿，轮流烧饭；作为交换，她们为吴先生的课本计划编写教材。学生们住在教室后面拥挤的卧室里。每个房间里有四张双层床，洗好的衣服挂着床架上，地上摆着水桶。这些房间感觉就像是厂里的工人宿舍。

我们到的时候吴先生不在；他从前的学生，英语教师刘以霞带我们参观。当天正好断电，春明走过一个个闷热的房间，噘着嘴，很不以为然。

“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这里，”一个叫萧永丽的学生说。“吴老师不让我们出去。”

“他不让你们出去？”春明看起来有些担心。

“他认为那不利于学习。”

“你一出去，就开始有疑心，”刘以霞解释道。“所以姑娘们才都把头发剪得这么短。”

“每个人都必须得剪短头发么？”

“对，那样就不会因为漂亮而分心了。”

我跟萧永丽用英文聊了几句。她说得很快，很有自信。她二十岁，来自四川。她曾在三星的一家工厂工作过，一年前来到流水线英语。现在她每天学习十个小时。

“你周末也学习么？”我问。

萧永丽不得不用中文问我“周末”是什么意思。是的，她说，周末也学。

我问她为什么来东莞。她沉默了一会。我换成中文，问她有没有听懂。“说来话长，”她恳切地说。“我在想应该怎么说。”

最后，她用英文说：“我到东莞来工作。”

她想当同声传译员，在东莞，这种职业选择很奇怪，因为这里并不需要联合国水平的译员。“我们老师说那是学习英语的最高水平，”她说。“我想达到最高水平。”显然，萧永丽没有仔细想过她学英语是为了什么；但那些可以稍后再说。眼下，她就是决心本身。

我们之后在他公寓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吴先生。他跟春明大讲大脑，右手，左手，眼球，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我注意到，每说完一句话，他都会自动地露出微笑——也许他在某本书里读到，这样会让人更喜欢他。

“我们的学生每个小时可以做六百个句子。”微笑。

“六百个句子……”

“不是所有人，只有最好的才行，”吴先生马上改口。

“你是说，他们每个小时能读六百个句子么？”春明问。

“读？不是！他们每分钟能读一百零八个句子！我说的是写。”

春明转身向我。“你能一个小时写六百句吗？”

“她肯定做不到，”吴先生得意洋洋地说。微笑。

我考虑要不要指出，这未必是一种很重要的技能，但决定还是不说为好。我的头已经开始疼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大多数人的潜能没有得到充分开发，”春明说。“这我同意。”她仿佛被吴先生的推销策略给说动了，然后，她又问起吴先生最好的学生。“那刘以霞呢？她学得很好吧？”

“她还不错，”吴先生说。“毕竟她在我的学校读了一年呢。但说到写句子，她跟我的学生没法比。那个萧永丽一小时能写六百个句子。”

春明问起学校的规矩。吴先生夜间把学生锁在房间里，每天早晨六点钟喊她们起床做健康操。她们每周日晚上允许外出一次，购买个人的生活必需品；每个姑娘每个月可以打一个电话回家。禁止访客。当然了，吴先生说，像春明这样比较年长的学生可以在附近租套公寓，只是白天来上课。但是除非全心投入的情况下，他对春明能否成功把握不大。“学习很艰苦的，”他严厉地说，这次他忘了微笑。

春明喜欢全心投入和脱胎换骨的转变这些说法，但学校的生活条件之差和地段之偏让她很不满意。同时，她刚刚投资了一家新公司。这时候辞职去学英语——这种投入至少要一年后才可能见到回报——会让她所有的朋友大吃一惊。乘公交车回家的路上，她仔细考虑了一番。“如果我朋友们听说我刚开了家公司，却立刻就离开去学英语，他们会觉得我很怪。”

“可我打赌他们会嫉妒，”我说。我想到经常被陌生人赞叹我英语好的事。

“我不知道，”春明说。“但等我学会了英语，找到新工作，他们就会看到我的成就了。”车窗外，工厂的灯光亮了起来。“我可以两年之内跟所有的朋友切断联络，”春明说，“做成了之后再跟他们相见。”也许她在准备放弃整个世界。但这样一来她又在外面了，疑虑总是在这样的时候到来。

两个月之后，我又见到了春明。她回家去看父母。（“家里总是那样。比从前更穷了。”）她拔掉了两颗牙，准备戴牙箍；她还是决定矫正牙齿，而不是做烤瓷的假牙。回东莞之后的一天晚上，她坐在一个朋友的车里，在十字路口停下来的时候，一辆丰田车急速冲过来，从左侧撞上了他们，然后飞速逃逸了。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男子被送进医院，头上缝了几针。春明坐在后座，离撞击点很近，她的肩膀挫伤了。

事故发生两天后我见到了她。她肩膀还疼，胳膊抬不起来。“想起来我真害怕，”她说。“你必须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我们坐在机械配件商店楼上那个房间的沙发上。“我碰到了一个新的机会，”春明说。“一想到它，我感觉我的梦想又回来了。”

我等着。

她低声说了两个字：“直销。”

她1996年工作的完美公司，在政府禁止传销之后，并没有消亡。完美重组了公司业务，转而推销广泛的健康产品：高纤食品，氨基酸片，花粉营养品。公司发展迅猛：三个创始人，都是马来西亚华裔，全都开上了奔驰车。春明开始每天早上用完美的营养粉冲水当作早餐，并且将产品卖给她的朋友们。

一夜间她变成了健康问题权威。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是健康的，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亚健康”，她教育我道；亚健康的症状，据她新看的健康读本，就是易疲倦，多梦，易激动，感冒，注意力不集中。她的谈话大多与人体的排泄机能有关，时常穿插着关于某个熟人或历史人物的轶事八卦，比如蒋介石的妻子。我有个朋友四天都没大便。宋美龄经常会清肠排毒。

春明开始参加为完美销售人员举办的励志讲座。她抓过我的笔，写道：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见一万个人。

见一万个人，不如有一个成功人士为你指路。

有成功人士为你指路不如跟随此人一起走向成功。

她把笔放下。“讲座说的就是这些。”

我问春明，她怎么又回到了这个行业。几个月前，一个从前做传销的朋友联系到了她。他加入了完美，想要春明加入他的网络；销售人员从每个下线的销售额里收取提成，他对春明的才干记忆犹新。他对春明说，现在直销行业是合法的，并且给了她一张完美的推广DVD光盘。春明当时集中精力在做她的新公司，就对她朋友说的不感兴趣。

一天，春明在新闻里听说，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直销合法化了；看来她的朋友说的是真话。她找到了朋友留给她的DVD，放出来看。“20世纪80年代，生产录音机的人发了大财，”录像中解说道。“90年代，因特网造就了许多百万富翁。21世纪是直销业迅速增长的时代。如果你放弃直销，你就放弃了成功的机会。”录像并没有讳言人们对这个产业的疑虑——事实上，这些疑虑恰恰是完美理论的核心。越多人拒绝完美，那些首先接受完美的人机会就越大。这简直就像宣扬福音一样有吸引力，只是有一点不同：即便你在人生很晚的时候才遇到耶稣，你仍然可以得救。但如果你拖延了加入直销的时间，你将在赚钱上落后于所有那些先于你建立起销售网络的人。

“今天你心里了解了这个机会，”录像里那个男人说。“你就不能再假装说你不知道。”

春明将她在模具部件公司的股份卖给了合伙人傅贵。她从店里搬了出去，在东莞市区租了套宽敞的公寓。在刚进门的地方，她挂了一张从天花板直到地面的大海报，上面是完美工厂，上方还有宣传语“完美事业，完美人生”。她买了一套玻璃柜，往里面摆满了沐浴露、营养餐和饮料冲调粉。公寓内外到处都是海报，宣传芦荟、花粉、蜂王浆、健康茶饮、沙棘，还有“大蒜软胶囊”——“对超重的人有好处，还能抗癌，”春明告诉我说。她从一家机械配件城搬走，住进了一个看似产品陈列厅的地方。

她现在每天吃四种公司的产品：一种清洁消化道的高纤维食品；一种健康茶饮；一种由芦荟、矿物质和花粉构成的美肤营养粉；还有一种早餐用的营养粉。她看起来并不比从前更健康或更不健康，但她终于戴上了牙箍，烫了头发，还染成橘黄色，就像是南瓜派的颜色。她的新《圣经》是《直销致富》，她还背了所有妨碍营养吸收的食物组合。她警告我说，无论如何不能同时吃狗肉和大蒜，高粱酒和咖啡决不能一起饮用。她的一张表上列出了“健康警讯一百条”，里面的症状足以让任何人害上疑病症：皮肤太干或太油——“瞧，我认为你就有，”春明说——口臭，火气大，睡眠不好，不能集中精力，容易落泪。

我忍受了春明的两次宣教之后，终于确定，完美的创始人——开奔驰车的马来西亚人，或者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一定是天才。在中国，全国上下都为养生健康着迷。大多数人没有医疗保险，最担心的就是一生病就得破产。而且中国人特别喜欢谈论疑难杂症和民间偏方；即便是刚刚认识的人，也可以大大方方地谈论生育或者便秘，丝毫不会觉得不妥。中医传统有千年之久，其基础就是调节各种食物和药材，达成平衡，这方面人人都自诩是专家。然而一夜之间中国人进入了物质供应充足的新鲜世界，各种垃圾食品就像是病毒，他们还来不及建立起防疫系统。虽然每个人都能看出怎么做才能帮他们改善健康——戒烟，锻炼，少吃脂肪——但完美的处方更加诱人，它提供了一颗包装在科学外衣里的万灵丹。更可以帮你发财致富。

“三年之内，我就能达到目标，实现经济独立和自由，”春明说。“到2008年，我将拿到每月最少十万到二十万的收入。到那时，我会有自己的汽车，时间也可以自由支配。我可以想去哪就去哪，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最终我试探着问她：“你为什么选择了直销，而不去学英语？”

她点头。这是个新习惯：一听到我问问题，她就点头，因为现在问什么她都有答案。“如果你今天不做这个，明天你就不能做了，”她说。“如果我今天加入，我的朋友就可以进入我的网络。如果我等到明天，我就只能变成他们的网络下线。一两年后，我挣到了钱再去学英语，岂不更好？”一个新的念头进入了她的世界，于是她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上英语课，或者卖螺旋藻和大蒜软胶囊——都只不过是一种变身新人的路径。现在她仿佛已经完全不记得过去发生的事了。

春明加入完美后不久，参加了一次公司的销售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巴聚集到东莞往南一个小时车程的中山，完美公司的总部就在那里，有一座工厂，还有自己的五星级酒店。只有顶级的销售商才能获得邀请——这家公司的组织原则之一就是要强调等级——但许多经理还是包了大巴，将下线带来，希望他们可以“亲身体会完美”。还是有千百万的中国人，把彻夜乘车去参观工厂看作是度假。

大家都深受震动：只有非常成功的健康产品公司才能拥有自己的豪华酒店。“所有那些经理来培训的时候，都住在这里，”春明说。“很快我就能当上助理经理了。”她身着入时的斜纹料外套，头发扎成两个紧紧的小辫；她眼睛瞪得老大，兴奋不已，就像小女孩头一天去乡村集市。金钻酒店的停车场上挤满了人：眼睛泪汪汪的老人，穿着肥大西装的民工，家庭妇女，长期在农田里劳作导致肩膀倾斜、皮肤粗糙的农妇。他们是社会最底层的成员，因为献身完美才聚集到一起。在我看来，这个聚会，简直就像是某种人才市场的反面教材。

春明穿过人群，一路指点着圈内名人。“哇！我只见过那个女人的照片！她能挣”——迅速估算一番——“每月五十万。”她又走到另外一个中年妇女面前。“我听过你的演讲，《这些产品改变了我的人生》，”春明说。“我太感动了。”

那个女人谦虚地露出微笑。

春明转向我。“这个女人曾经干过洗碗工。”

我们进了酒店，铺满大理石的大堂令人赞叹。女厕所门口排着长队，春明利用这个机会来认识新人，锻炼自己。“你是哪里人？”她问一个穿粉红色套装，衣服臀部饰有多层褶边的女人。

“湖南，”女人回答说。

“湖南哪里？”

“长沙。”

“我听说长沙生意特别好！”春明说。“你皮肤真棒！”那女人进了厕所，春明立刻转向身后的女人。“你是哪里人？”

上午过半，完美总部的人气达到了峰值。人们成群结队，欢欣鼓舞地在大楼入口前合影留念；人们挤在大堂里，电视屏幕上反复播放着完美广告。10：30，收入最高的经理们沿着停车场中间铺好的红毯走过。他们的下线站在两边，许多人举着写有顶尖销售员名字的横幅。当经理们大步走进楼里，如何卖出更多完美产品的为期三天的培训课程开始时，人群开始大声欢呼。

我走进一家商店，对老板说，“我来自完美。”

他说，“出去。”

我又说了一遍。

他说，“操。”

（笑声）

我走了出去。我想，下一个人不会这么差劲。于是我走进下一家店，跟老板说话。他变成了我的顾客，已经买了六万元的产品。

（鼓掌）

那天晚些，春明参加了一场完美销售人员的“分享会”。一百多人聚集在一间漏风的礼堂里听励志演讲，舞台上还挂着庆祝新年剩下的装饰品。一个身穿乳白色长裤套装的女人登上了讲台。她在1996年加入了完美，政府下禁令之后退出，像春明一样，又回来了。

我想问在场的女性：你们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你们想要改变生活么？

要！

你们满足于嫁个好老公就够了吗？

不！

我不信。我知道在场的有些女人认为只要嫁个好老公就够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你能留住你老公么？

不！

对，我们生活的社会很现实。

所有的发言人都脱稿讲话。他们利用手势，跟观众眼神交流，面带微笑。他们懂得如何重复某个句型，形成一种节奏，挑动人群。他们的手丝毫没有颤抖。一个退休音乐老师走上去，消失在讲台后面，只露出一头烫过的花白头发。她六十岁，讲话声音温柔平和，就像老师的样子。

过去，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不少。我经常感冒，总是很累。从头到脚，浑身都是毛病：鼻塞，肠道，肺，皮肤，都有毛病，睡不着，心脏病，眼疲劳。我走路走不到半小时就累了。

2003年11月，一个同事介绍我知道了完美。吃完美一个星期之后，我一侧的鼻子通了。两个星期之后，另一边也通了。

（鼓掌。）

两个星期之后，完美治好了我感冒的全部症状。几个月后，我走一天都没事。

（鼓掌。）

我晚上能睡着了。

（鼓掌。）

我非常感激陈经理。我曾有很严重的健康问题。他教会了我如何使用不同的产品，该用多大的量。

在中国，像这种社会地位卑微的人难得有机会对公众讲话。但他们在这里，每个人都当仁不让，认为自己的个人故事很值得一听。他们比我见到过的大多数中国教授和官员都讲得更好——更是远胜他们国家的最高领袖，在每年一度现场直播的新闻发布会上，看起来就像蜡像，从博物馆里用滚轮车推着进场。

一个穿羽绒服的女人登上了讲台，她皮肤粗红，一看就是个农民，讲话的声音很尖利，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很难听懂。

过去，我身体很差，每个星期都要去医院，感冒，头晕，头疼。一个朋友介绍我来了完美，我开始去上课。经过完美的培训，我完全改变了自己。

过去，我不会讲普通话，我永远也没胆量站到这上面来，跟别人分享我的经历。我太自卑了。我们都是普通人。但通过完美，变得健康了，经过培训，我们交上了朋友。这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

销售大会之后的几个月，春明等待着政府给完美发营业执照；没有执照，她就不能招收一批可以帮她赚大钱的下线。但她开始听到令人担忧的传言：完美的高层经理并不是通过销售产品挣钱，而是非法榨取培训费所得。看起来完美——“完美事业，完美人生”——可能也不过是一场传销骗局。

春明又一次掉入了直销的陷阱。她跟朋友借钱租下并装修了市中心的公寓，因此她只得在一家私人开的工厂找了份销售员的工作，卖的是制鞋和皮包用的胶水。她搬进了胶水厂隔壁一座楼房的一个单间里。随着她生活的最新转变，春明的发型也变了：她的发卷长长了，于是将头发剪成了从后面看呈锐利的不对称发型。

但她还来不及失望。一个新的男人进入了她的生活。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美国人，名叫哈维·戴蒙德。

你将亲眼见到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

哈维·戴蒙德是一个美国的健康大师，他相信大多数药物都有毒，人体有能力自愈。他宣扬定期“单一饮食”——若干天内只吃蔬菜，水果，果汁或者生食——而减少动物类食品，用这种方法来清洁内脏，抗击疾病。他的《健康生活》系列书籍，据宣传材料上说，已经售出了一千二百万册，被译成三十三种语言。

2006年夏天，春明在东莞的一家书店里偶尔了解到他的观点。她立刻就被哈维·戴蒙德的故事吸引了，此人一直苦于健康问题，直到发现了这些健康规则，改变了他的人生。春明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哈维的最新著作。她开始每天用水果或果蔬汁当早饭；午饭和晚饭，她只吃蔬菜和米饭。她每天喝三升的水，走到哪里都带着水瓶遵从哈维的教导。他潜在的哲学吸引了春明。抓紧你的健康，他写道。重塑你的生活。你的行动会带来后果。这些都是美国自助运动的教条，反映了人们狂热相信人生该有第二次机会的现象；对于来自乡村，才刚获得他们第一次机会的年轻农民工来说，这套理论很适合。除了这套蔬菜水果节食法之外，哈维所说的大多数内容都是美国孩子在学校里学到的基本知识：吃蔬菜水果，少吃肉，锻炼。但对春明来说，基本的营养也是一种新发现，足以令她围绕着这一发现重塑自己的整个生活，正如哈维那样。

春明的新住处条件很简陋。房间的绝大部分空间被一张挂着蚊帐的床所占据，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挤在一边。公寓有一个小浴室但没有厨房；门口有张矮桌，上面堆满了芹菜、胡萝卜、橙子、苹果和西红柿。现在，我一去看她，春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一把水果，到浴室水槽里洗净切好请我吃。突然之间，蔬菜水果餐变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而她成为了进化生物学专家。

尖牙是用来吃肉的，但我们只有两个尖牙。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主要吃蔬菜，肉吃一点点就够了。

我碰到任何人都会跟他们说，“多喝水。”现在我只要看到谁，从他们皮肤的状况，我就能知道他们有没有健康问题。

中国人太过迷恋药物。孩子一发烧，他们就给他打针。但发烧是身体对抗疾病的方式。发烧对人是有益的。

我发现她说的很多话我也赞同。中国人确实过分依赖药物，而且他们非常害怕饮水。在我看来，全国似乎都永远处于脱水状态。经常有人说，女人不能喝冷水，会伤害她们的子宫，而夜间喝水会造成肠胃问题。但跟往常一样，春明又走极端了。“读了那本书之后，我一个星期都没吃过米饭，”她告诉我说。“我只是把蔬菜和水果打成汁来喝。”就在那一天里，她喝了两杯番茄汁，吃了一个苹果。

哈维建议读者逐渐转为生食。你改善健康，防止生病的努力不必是一场艰苦的旅程。可以是个愉快的过程。这不是场比赛！也许他还没碰到过像春明这样的人。她已经能够看到好处：她的鼻子不再冒油；不再便秘，睫毛也掉得少了。她的痣缩小了，腿上的一个伤疤变淡了，牙齿更白了。她不再用牙膏了。

春明对理想健康的追求也给她的新工作带来了好处。在下班时间，她会站在制鞋或制包工厂的大门外，向工人询问厂里老板和生产部门主任姓什么。然后她就打电话给这些管理者，假装曾跟他们有过业务往来，或者认识共同的朋友。在东莞职场的无序中，没人质问过她的身份，几乎人人都同意跟她见面。春明完成业务拜访之后，会寄一封感谢信，附上几本健康书籍作为礼物。在信里她写道：

我知道您很忙。我向您推荐这套养生书籍，希望您有空的时候可以翻翻。我认为您会从中受益良多。我是真心向您推荐这些书籍。我认为这是我读到过的最好的健康书。

我们能否做生意并不重要。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每个公司都必须自己做选择。当然，如果您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将非常珍惜，竭诚为您的公司提供最满意的服务。

她用这种方法见到了近一百名潜在客户，并且已经搞定了四个固定客户。

我试图想象哈维典型的美国读者是什么样子。也许是个超重的男人，过去几年里控制饮食，又反弹，来回多次，终于忍无可忍，不然就是个中年女性，担心家族里有乳腺癌的遗传，再不然是个退休人员，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得吃一大把各种药物。你可以说，所有这些人都是现代生活、科技、医疗发展和加工食物的受害者。他们渴望一种健康单纯的生活方式。春明生长在乡村，小时候人们吃蔬菜米饭，几乎没有人去过医院，或者食用商店里买来的食品。但现在，她想要的跟美国人一样。不管好坏，至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她已经走了多么远。

几乎我在东莞认识的每个人都是奋斗者。可以说，这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一个有雄心的人会更愿意接受新事物，这其中也包括跟我交谈。我不能说敏和春明是中国广大农民工的典型代表。她们只是我碰巧写到、关注，并且最为了解的两个年轻女性。但她们的生活和奋斗象征着她们祖国的今天。最终，跨越了时间和社会阶层，这就是中国的故事：离开家，吃苦受累，创造新生活。在她们这么做的过程中，要应付许多艰巨的困难，但也许，这些挑战相比一个世纪前新到美洲大陆的人所面临的，并不会更可怕。

不论成功与否，迁徙会改变命运。针对新移民的研究表明，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都不会回去务农。干得好的那些人很可能会买套房子在新的城市定居下来；其他人或许最终会搬到距离故乡村庄较近的城镇，开商店、餐厅或者美发厅、裁缝铺一类的小店。而这些小生意反过来又倾向于雇用外出打工归来的人，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比那些从来没出去过的人能力更强。

当我了解这些打工女孩之后，不由得替她们担忧。她们冒了太多的风险，周围的环境充满了腐败和不诚信的人。她们都有悲剧性的缺点：那种帮助她们在世上闯出一番事业的无畏精神恰恰可能会变成她们跌倒的原因。敏最重要的人生决定都是在弹指之间，轻率决策；春明碰上什么流行就一头扎进去。刘以霞太急于按照她想要的方式提高英语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可能比她们的朋友们更了解她们。我是个外人——我跟她们的世界距离太远，因此她们可以放宽心对我吐露心声。她们对我的世界也充满好奇，问我美国人吃什么，怎么约会、结婚、赚钱，养育孩子。也许我的出现对她们是一种鼓励，证明她们的经历有人了解，有人关心。但在我认识她们的整个过程中，这些打工女孩从未找过我帮忙，极少寻求我的建议。她们独自面对生活，就像我们刚认识的那天她们告诉我的话。我只能靠自己。

我第一次遇见伍春明，她在一家外企工作，每月赚八千元，住在东莞市中心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过了两年半，我最后一次见到春明，她在一家中国公司工作，月薪只有一千二百元，住在城里以小鞋厂多、工作条件差著称的地段，只有一个房间。不论从哪方面计算，她都跌得很惨，但她比我任何一次见到她时都更沉着。在一座以奔驰汽车来计量一切的城市里，春明竟然得以挣脱，形成了她个人的道德标准。

“从前我总是很饥渴，”她说。“如果我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立刻就要买。可现在，我吃不到最好的食物，买不起最好的东西，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我看到一个朋友或者家人很开心，那就有意义。”她不再为三十二岁的年龄仍然单身而惊恐不安，也不再跟网上认识的男人发生关系了。“我相信我会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健康，我的经济情况会越来越好，”她说。

春明希望有一天能有孩子，她经常问我美国人养育孩子的观念。“我想要孩子长大能过得开心，为社会做贡献，”她说。

“贡献社会？”我吃惊地问她。“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要当个大科学家或者什么，”春明说。“几个人能做到这样？我认为，只要你生活幸福，做个好人，就是贡献社会了。”

我最后一次去东莞是2007年2月。空气里有烟味儿，很冷，街上满是回乡过年的工人。春明厂里的一个司机正要送八百元的红包给一个客户，顺便参加他们的新年聚餐。他说服春明跟他一起去，因为春明很会讲话，于是春明邀请了我。她说晚宴可能在豪华餐厅，现在好多工厂的年会都这样。

等我们到了丸德皮件厂，她感到很失望。工人们已经围着厂里餐厅的大圆桌，在日光灯下开始吃了。他们平时吃饭就在这里，只是今天每张桌上都有一条鱼。菜做得很油腻；春明挑着蔬菜吃，菜上也裹着一层油。房间前面，工厂的老板正带领着工人玩音乐椅子和电话的小游戏。他知道员工的名字，还拿那些已经有了男女朋友的开玩笑。“我看得出这个老板人很好，”春明说。

聚餐之后是抽奖。工人们抛下了免费的食物和啤酒，就像部队得到了号令一般，一起向前冲过来。一共有一百多人，大多数都只有十几岁，身穿短袖的制服衬衫。有些男孩小到看起来像是女孩。在每个厂里，抽奖都是新年聚餐的重头戏。在我看来，这个游戏偶然性太强，概率太低；但在工人们看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人世间终于有一次，可能白得到什么东西。今晚的大奖是羊毛毯，接下来是床罩被子，电吹风和热水瓶。还有五十元，一百元和两百元的现金奖。什么都没拿到的人可以领到一份安慰奖：一条毛巾，以及从一个巨大的袋子里挖一勺洗衣粉。工人们听到这里，跟听到其他任何奖品一样，报以大声欢呼。

春明是厂里的供货商之一，应邀上台为工人抽取一百元的现金奖。她走到前面，抓过麦克风，毫不费力地当起了主持人。

大家是不是都希望2007年厂里很旺啊？

是！

大家是不是都希望老板赚大钱，你们就可以涨工资加奖金啊？

是！

大家是不是都有信心今年努力工作，让这些愿望成真啊？

是！

春明对我说，她当年在厂里的时候，很少能遇到来自外面世界的人。一旦见到，感觉很新鲜，总想尽量多学点东西。现在她跟这些年轻人交谈起来，仿佛跟他们认识了一辈子；她的话音响彻大厅。我跟你们一样。工人们向前拥，为来客欢呼，鼓掌不息，似乎他们也希望这个夜晚不会结束。

参考资料

我想要像打工者那样了解工厂的世界——从下至上，由内而外。但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同样受益于一些书面材料，为我看到的第一手现实提供了背景资料和语境。我将最为有用的参考资料来源列在这里。

在这本书里，我使用的中文人名和地名都是拼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汉语注音用的是另外一套体系——北京当时叫Peking或者北平，战时的首都重庆拼为Chungking，诸如此类。为清晰起见，我采用的是现代拼音，只有一个例外：在今天的中国，我的姓氏拼写是Zhang，但我保留了旧拼法Chang——任何在大陆长大的人，凭此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我的历史跟他们的不一样。

Chapter 1:GOING OUT

The figure for minimum wage is for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04，when Min and the other young women I knew in Dongguan were starting out.The minimum wage in that region has since increased to between $70 and $110.

The number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s of the end of 2006，comes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It counts rural Chinese who are living away from home.

The yuan-dollar exchange rate used throughout the book is 8:1.

For background on migration in China:

Du Yang and Albert Park.“Qianyi yu jianpin: laizi nonghu diaocha de jingyan zhengju” [Migration and casting off poverty: empirical proof from a survey of rural households].Zhongguo renkou kexue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4 (2003):56-62.

Gaetano,Arianne M.，and Tamara Jacka, eds. On the Move: Women and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Jacka,Tamara.Rural Women in Urban China: Gender,Migration,and Social Change. Armonk,N.Y.:M.E.Sharpe,2006.

Lee Ching-kwan.“Production Politics and Labour Identities: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In China Review 1995.Edited by Lo Chi Kin,Suzanne Pepper,and Tsui Ki Yuen.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5.

Li Qiang.“Zhongguo waichu nongmingong jiqi huikuan zhi yanjiu”[Research on migrant workers’ remittances]. Shehuixue yanjiu [Sociological Research] 4 (2001).

Ma,Lawrence J.C.,and Biao Xiang.“Native Place,Mig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easant Enclaves in Beijing.”China Quarterly 155 (September 1998):546-581.

Murphy,Rachel.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un Ngai.Made in China: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

Tan Shen.Funü yu laogong [Women and Labor].Internally circulated edition.2002.

West,Loraine A.,and Yaohui Zhao,eds. Rural Labor Flows in China.

Berkeley,Calif.: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2000.

Zhang Hong.“China’s New Rural Daughters Coming of Age:Downsizing the Family and Firing Up Cash-Earning Power in the New Econ-omy.”Signs: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2.3 (2007).

Chapter 2:THE CITY

There is no official number for the percentage of the Dongguan population that is female.I have used the figure of 70 percent,based on estimates from talent market executives,the deputy mayor’s office,and surveys in local newspapers.

For backgroun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Dongguan:

Vogel,Ezra F. One Step Ahead in China: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Chapter 3:TO DIE POOR IS A SIN

For background on China’s direct-sales industry:

Ho,Herbert H.The Developments of Direct Selling Regulation in China,1994-2004. Washington,D.C.:U.S.-China Business Council,2004.

Chapter 5:FACTORY GIRLS

The farming instructions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alendar given in this chapter apply to Hebei Province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

For background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s:

Lin Xue.“Liangdai dagongzhe de bieyang rensheng”[The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of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Dagongmei [Migrant Women] 4 (2004)：24-25.

Wang Chunguang.“Xinshengdai nongcun liudong renkou de shehui rentong yu chengxiang ronghe de guanxi”[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lowing population from rural china].Shehuixue yanjiu [Sociological Research] 3 (2001):63-76.

For background on the athletic-shoe industry:

Vanderbilt,Tom. The Sneaker Book:Anatomy of an Industry and an Icon. New York:New Press,1998.

Chapter 6:THE STELE WITH NO NAME

For the early history of my family,I relied on an unpublished account by my relative Zhang Tongxian,as well as:

Zhang Dianjun,ed.Jilin Zhangshi zongpu [Jilin Zhang Family Genealogy,revised edition].Unpublished.1993.

For the history of Manchuria:

Elliott,Mark C.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Gottschang,Thomas R.，and Diana Lary.Swallows and Settlers:The Great Migration from North China to Manchuria. Ann Arbor,Mich.: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2000.

Hosie,Alexander.Manchuria:Its People,Resources and Recent History.Boston:].B.Millet,1910.

Lee,Robert H.G.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For background o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

Saari,Jon L.Legacies of Childhood:Growing up Chinese in a Time of Crisis,1890-1920.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90.

For the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

Weston,Timothy B.The Power of Position:Beijing University,Intellecttuals,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1898-1929.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For background on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Ye Weili.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27.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For background on the Kuomintang era:

Eastman,Lloyd E.,et al.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1927-1949.

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Sheridan,James E.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New York:Free Press,1975.

For background on Manchuria during the civil war and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Zhang Shenfu,my grandfather:

Chang Kia-Ngau.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Edited by Donald G.Gillin and Ramon H.Myers.Stanford,Calif.: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9.

Levine,Steven I.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1945-194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Nie Shiqi.“Jingdao Zhang Shenfu xiansheng”[In respectful mourning of Mr.Zhang Shenfu].Central Daily News,March 13，1946:5.

Su Lin.“Shei zhi ‘Zhang Shenfu，xiangxi qingkuang”[Who knows the detailed circumstances of Zhang Shenfu]? Huashang chenbao [Shenyang Chinese Business Morning View],June 29,2001:1.

Tao Gang.“Yizuo bei—yituan mi”[A stele—a mystery].Liaoshen Evening News [Shenyang],May 29，2000:2.

Tung Wen-ch’i.The Reminiscences of Mr.Tung Wen-ch'i. Comp.Chang Yu-fa and Shen Sung-chiao.Taipei:Institute of Modem History,1986.

Zhang Lijiao.Drafts of letters to the Heilongjiang and Liaoning Provincial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s and the Heilongjiang Office for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October 1987.

“Zhang Shenfu beihai shi yubu yinmou”[Zhang Shenfu's murder was a prearranged conspiracy].Xinhua Daily News,March 9，1946:2.

“Zhang Shenfu deng yunan jingguo”[Events surrounding the murders of Zhang Shenfu and others].Central Daily News,March 5,1946:3.

“Zhang Shenfu deng zao cansha”[Zhang Shenfu and others are murdered].Central Daily News，February 10，1946:2.

Chapter 7:SQUARE AND ROUND

Ding Yuanzhi.Fang yu yuan [Square and Round].Guangzhou:Guangzhou Publishing House,1996.

Guangyi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Liyi suzhi [Etiquette and Quality].Unpublished.2003.

——Shejiao koucai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loquence].Unpublished.2003.

Xiao Jin.“Zhuanxing shiqi de Zhongguo jiaoyu gaige zhuanxiang hefang”[China's educational reform in transition:Is it transforming?] Hongfan yanjiu [Legal and Economics] 3.2 (2006):144-83.

Xiao Jin and Mun C.Tsang.“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in an Emerging Economy:The Experience of Shenzhen,China.”China Quarterly 157 (March 1999):72-114.

Chapter 8:EIGHT-MINUTE DATE

For background on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Chinese rural women’s attitudes toward marriage:

Chen Yintao.“Dagongmei de hunlian guannian ji qi kunrao”[Rural working women’s attitudes toward love and marriage and their dilemmas].Renkou yanjiu [Population Research] 21,no.2 (March 1997)：39-44.

Connelly,Rachel,et al.“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Rural China.”Paper presented at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nnual Meeting.2003.

Zhang Hong.“Labor Migration,Gender,and the Rise of Neo-Local Marriages in the Economic Boomtown of Dongguan,South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forthcoming.

Zheng Zhenzhen.“Guanyu renkou liudong dui nongcun funü ying,xiang de yanjiu”[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rural women].Funü yanjiu luncong [Collected Studies on Women] 6 (2001):38-41.

——“Impact of Migration on Gender Relationships and Rural

Women’s Status in China.”UNESCO Research Project.2006.

Chapter 9:ASSEMBLY-LINE ENGLISH

For background on the Ladder English company:

“Jiazhang zhiyi Jieti Yingyu”[Parents are suspicious of Ladder English].Xinwen chenbao [Shanghai Morning Post],February 2，2005.

Mu Yi,Zeng Le,and Liu Jun.“Lao yuangong tibao ‘Jieti Yingyu，pian-cai shu”[Old employees expose fraudulent tactics of“Ladder English”]. Xinkuaibao [Guangzhou New Express Daily],February 2，2005.

Chapter 11:THE HISTORIAN IN MY FAMILY

For background o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raditional genealogies:

Beasley,W.G.，and E.G.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Jing Jun.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Power,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Meskill,Johanna M.“The Chinese Genealogy as a Research Source.”In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Edited by Maurice Freedman,139-61.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Van der Sprenkel,Otto Berkelbach.“Genealogical Registers.”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Donald D.Leslie,Colin Mackerras,and Wang Gungwu,83-98.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3.

Chapter 15:PERFECT HEALTH

For background on Harvey Diamond’s health and diet plan:

Diamond,Harvey.Fit for Life:A New Beginning.New York:Kensington,2000.

For background on returned migrants,I relied on the work of Gong Weibin at Ghina’s National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as well as:

Ma Zhongdong.“Urban Labour-Force Experience as a Determinant of Rural Occupation Change:Evidence from Recent Urban-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3 (2001)：237-55.

致谢

正如一个朋友曾对我说的，写书不是群体活动。话虽如此，我仍需要向许多帮助我完成这件作品的人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首先要感谢在东莞结识的那些人，在这座城市里，我们都是外来者，而他们教会了我那么多。吕清敏和伍春明慷慨地向我敞开心扉，给予了我信任、耐心、时间和长久的友谊。张倩倩和贾季梅让我看到了流水线上的生活，蒋海燕和陈英与我分享了她们通过奋斗终于爬上来的过程。刘以霞让我了解到，原来在一个工业城市里，英语可以这样学。

裕元公司的卢克·李和艾伦·李让我了解了制鞋厂的工作流程，毫无保留地让我在他们的东莞厂区调查采访。同样要感谢阿迪达斯的威廉·安德森和凯迪·波特帮我的采访铺平道路。智通学校的邓顺章和其他的老师好心地允许我旁听他们的白领课程。东莞交友俱乐部向我敞开了他们的会员资料。本·斯沃尔陪伴我深入探访了卡拉OK的地下世界。林雪分享了许多关于工厂生活的见解，她成了我在东莞的第一个好朋友。中国社科院的谭深给了我许多珍贵的建议，教我如何在珠三角这些遍地工厂的城镇里摸清路径。我去敏家乡的村庄时，敏的父母慷慨接待了我。

为这本书做调查研究的过程让我有机会去了解我们大家族的成员。奈丽·赵，卢克·张，还有艾琳·周，他们慷慨地与我分享从前的记忆，给我大把的时间；尤其谢谢奈丽姑姑与我分享她的诗作。张立教的遗孀朱淑兰，以及他们的子女张松、张冀和张银翘把我当成小妹，迎进家门，与我分享我最爱的东北菜，还将从前的信件和往事回忆尽数展现在我面前。张洪花了三天的时间把他所知道的家族历史全都告诉了我。在北京，我的姑姥姥张琏亲自为我烧菜，给我她收集的剪报，还讲给我听她在六台长大的故事。赵宏志带我去了六号我家的老宅，还记得许多旁人都已忘记的细节。在六台，张彤显是个知识丰富的向导——他是我一路上有幸遇到的许多私人历史学家中的一个。

我很幸运，得以与许多天分高又勤奋的同事一起，在《华尔街日报》工作多年。Marcus Brauchli教会我怎么写导语，自从我们在布拉格一家电影院偶遇的第一天，我就一直珍视他的友情和支持。Ian Johnson一直慷慨分享他的真知灼见，他还好心地审阅了此书的手稿，提供了很有帮助——并且幽默——的意见。Jonathan Kaufman是我关于流动人口早期文章的热心拥趸，Mike Miller给我的这些稿子留出了每个记者都认为自己该得的版面。Sophie Sun，Kersten Zhang，还有崔蓉都为我提供了不可估量的调查协助；我感激他们对我无尽的提问表现出的幽默和耐心。我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期间，得到了Urban Lehner，Reg Chua，还有John Bussey的支持，我开始写这本书时，他们又给了我假期。Lily Song，窦常路和岳定显在过去这些年里帮了我不少。跟记者同事们的交谈和交往也令我受益匪浅，他们是：Kathy Chen，Charles Hutzler，Karby Leggett，Peter Wonacott，Matt Forney，Matt Pottinger，Jason Dean，David Murphy，Joseph Kahn，Craig Smith还有Rebecca Blumenstein。

我要感谢Doug Hunt，他用心读了第一遍初稿，帮我解决了创作中的大问题。Susan Jakes提供了无数改进的建议，并且读完手稿之后还指引我找到了许多有用的参考资料——为这些我感激她，更要感激她多年的友情。同样，对于这些人的意见我也心怀感激：Michael Meyer，Terzah Becker，还有科尔比学院的Zhang Hong，他们都很认真地读了我的手稿。贺红菱和郭道屏耐心地破译了我祖父的日记，还有Travis Klingberg对于书的版式设计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意见。从我第一天决定要写这本书以来，就得到Jane Lee和Jen Lin-liu的友谊和鼓励，我要多谢她们。

我还要感谢Cindy Spiegel，我在Spiegel & Grau出版社的编辑，她怀着同情和洞察力读了我的书——得编辑若此，作者再无遗憾。还要大大感谢我的代理Chris Calhoun，他一早就对我抱有信心，一直支持着我，还要感谢Marcy Posner，她是处理我海外版权事务的专家。

我最深深的感激要献给我的父母，是他们教我中文，教我关于中国的事，然后又许我充分的自由，让我自己去学习良多。父亲耐心忍受了我一轮又一轮的问题，母亲在读过手稿之后，帮我改正了一些错误。是工作将我带到离家万里之外，又将我拉回到了他们身边。还要感谢我的哥哥贾斯汀，他始终鼓励我，理解我，尽管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还有彼得·海斯勒（何伟）——谢谢你指给我生活和写作的可能。每个作家都该有个像你这样的读者。

对话张彤禾

这本书里的两个核心人物吕清敏和伍春明，都从工厂基层车间升到了收入更好的工作。这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中国流动人口的状况？

我知道自己想写具有典型流动人口背景的年轻女性，敏和春明都符合要求：她们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她们都没上过高中或是大学，而且都是十几岁就出来到了城市。除此之外，我选中她们是因为她们开朗、好奇并且有趣。在渐渐了解她们之后，我认识到她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过人之处——敏是勇气与韧性兼顾，春明则始终在追寻幸福和生命的意义。但她们的雄心和百折不挠的劲头是中国农民工普遍拥有的特质。

在报道书中内容的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中国和西方学者关于流动人口的学术研究。大多数材料我都没有放进书里来，但我感到安心的是，我所发掘的故事跟他们的研究发现能够吻合。我描写的许多都是农民工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比如春明差点被骗去卖淫，还有敏跟第一个老板吵架，才促使她跳槽另寻高就。

关于中国有许多故事可以写。为什么要关注外来打工者呢？

正如我在书中提到过的，这本书的起始有点源于日常工作：海外媒体，包括我就职的《华尔街日报》已经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工厂条件恶劣的稿子。他们倾向于将外出打工描绘成一种绝望的行动，工人们所得了了。我怀疑事情不止于此，也许情况并不是这么黑白分明。对一个来自农村的少年人来说，出门进城的经历可能跟我们美国人的体验大不相同。十六岁离开村庄，去到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城市，到流水线上工作，头一次挣到钱，爱跟谁相好就跟谁好，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你跟家庭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友谊会发生什么变化？你的世界观会怎么转变？我对这些问题都很好奇，我想其他的读者可能也一样。

尽管这些农民工生活在工厂这个有限的世界里，但他们的故事也是当代中国的微观写照。中国的生活变化非常迅速，每个社会阶层的人都生活在一个隔绝的宇宙中：必须得独自学习如何为工作竞争，创业，买房，开车，在一个跟他们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教育孩子。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北京当律师，她读了敏的故事之后对我说，她觉得这也是她和她朋友圈的故事；尽管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的生活也同样充满了起伏和戏剧性的变幻。“我觉得敏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和敏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她对我说。“她的行为，想法和奋斗，都跟我们一样。”

这本书出版之后，全球经济下滑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业，导致许多中国工厂关闭。工人们受到的打击严重吗？包括你写到的这些女性，还有整个农民工群体？

像东莞这样的加工业中心绝对受到了重创，业务下滑，工厂闲置，许多工人下岗回家。但这个体制弹性很大，超出你的想象。首先，农民工在乡村的老家起到了一个安全阀的作用——提供一个休息的地方，吃家里做的饭菜，看电视，打麻将，然后可以重新出发。有一些农民工已经又出来了，去了东莞之类的地方，另外一些人在离家近的地方找些零活干。观察家和记者们经常会认为，如果情况没有朝他们所期望的变化，农民工肯定很快会起来抗议，但实际上，他们对经济下滑的反应跟其他所有事一样：灵活，实际，要求很低。20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的时候，许多工人都回了家。但几年后经济复苏，他们又出来了。

我写到的这几位女性过得都不错，成功度过了经济衰退。敏最近的工资削减了百分之十五，但又跟公司签订了两年合约，这意味着，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比较清苦，但从长期来看，她的前景还不错。2009年初，她怀孕了，厂里给了她三个月的带薪假期，她回家结了婚，对象是一起打工的，她生了个女儿，然后回到东莞。她存够了钱，给父母在离村子较近的镇上买了套房子，她跟她丈夫买了辆二手别克车；她向我保证说她车开得很好。从这本书的结尾开始，春明已经换了四份工作，卖过史奴比尿布，人寿保险，还有人造革；她仍然在寻找她理想的工作，还有与之相配的理想男人。英语老师刘以霞仍然做着三份工作，要攒钱开家幼儿园。

人口流动在中国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因为有成百上千万人宁肯到城里去试试运气，也不愿意继续当自给自足的农民。只要有的选，农民工就会像这些女性所做的那样，出去寻找他们的财富。

在中国，一切都在迅速变化着。你如何避免写出来的东西过时了呢？

我想，关键在于着眼于个体，而不是话题，在个人身上花大量时间，深入了解他们。因为我花了两年的时间追踪敏和春明，所以我可以不仅写她们的迁徙流动，还有她们与老板和同事的关系，家庭内部的关系，恋爱，以及商业世界里的腐败和她们吸收外来观念、学着认识世界的情况。这些属于人的故事能够超越时间和地点。

如果你仅仅围绕一个话题，就有可能遭遇过时的风险，因为话题会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争论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会不会导致国家分裂。现在这种争论显然已经不成问题了，如今再看，所有那些有关“中国会不会分裂？”的书看起来都像是久远的历史。一本讲奥运会如何改变中国的书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后也会带来同样的感受。我想，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名句——拿破仑军队里最底层的士兵的生活，比拿破仑本人的生活更重要——同样适用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当你回头检视这个时代，很可能那些大事件都已让位于表层下个人的生活变幻，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我们所习惯读到的那些有关中国的内容——不同政见者，抗议，污染——很多在你的书里都难觅踪影。你是否有意识地避免这些话题？

没有，我只是对农民工们愿意谈到的话题做出反应，而以上这些话题几乎从来没有被提起过。传统上记者采访常常会问一些诱导性的问题。当记者在截稿紧急的情况下工作时，这是难免的；要写出一篇报道最快的方法就是选定一个主题，然后据此提出问题。如果你走到一个中国人面前，问：“你对政府满意吗？”很可能你会得到满耳朵的抱怨，说官员无耻又腐败，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真实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但如果你花上两年多的时间，跟某个人长期相处，而有关政府这种话题从来都不会提起，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你知道她真正介意的是什么，或者说完全不介意什么。

在为此书做调研的过程中，我放弃了新闻采编的程式技巧，不再提前在笔记本上写出一堆问题，然后在采访中挨个问过去。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她们度过一天，静静地观察，看看会发生什么。她们当时想到什么话题，我们就聊什么——恋爱，找工作，跟父母的争执，等等。在我跟敏和春明认识这么久的时间里，她们几乎从不谈论政治，这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敏曾问我，“现在谁是毛主席？”她就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国家的领导人，对于当前的政治人物，比如江泽民，胡锦涛，她都一无所知。还有一次，春明带我去一家挂着毛泽东像的湖南饭馆，她向我解释说毛是个伟大的诗人，敢于违抗传统，娶他心爱的女人。对她来说，这就是毛主席的全部意义——经过她的再创造，毛成了一个浪漫的英雄。

这种周期长，开放性结局的报道模式有什么缺陷吗？其中有没有哪个故事没有像你预料的那样发展？

花费的时间很长，而且不能保证故事会朝你希望的方向发展。我刚认识敏的时候，她才刚说服老板，从车间流水线调到了文员的职位，我有点担心往后她的生活会太稳定，没什么可写的。但其实情况不是这样。从另一方面讲，我对东莞的报道充满了失败的故事。事实上，这本书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讲的是我在一个广场上遇到两个女孩，却再也没能见到过她们。那件事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在一个工业城市里与人失去联系是一种多么核心的人生经历，于是这成了贯穿此书的线索之一。

关于裕元鞋厂的那一章，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个失败的故事。我最初的想法是一段时间内追踪一个紧密的朋友圈，观察他们如何互动交流，工作，恋爱，互相支持，或是分道扬镳。但我没找到这样一个圈子。我遇到的那些女孩都防备心重，守口如瓶；她们不会吐露心声，经常跟同事和同屋的室友形同陌路。我认识到，我的主角就是鞋厂本身，女孩们在它的阴影之下来去匆匆。这就是读到这一章的末尾时，我希望你留下的印象——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妹子。

春明的故事也没有照我的预料发展。当她决定放弃自己创立的工业模具公司，专心学习英语的时候，我很兴奋——这就是我这本书最完美的结尾，对全球化的一个精妙的隐喻。而我又一次见到春明时，她已经放弃了学英语的计划，加入了一个卖营养品的传销组织。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结尾，但在东莞这样一个地方，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我想我学到的教训就是，你得让故事带着走，经常能走到比你想象的更加古怪的地方去。

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你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那些故事是怎么从新闻稿件变成书里的版本的？

我必须得学习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写作。比如，书的开头是一个打工女孩的内心活动，她在头脑里复述工厂生活的规则和惯例。按照传统新闻写作的规矩，这样绝对不行——你得开宗明义，讲明故事主题，谁说了什么话，为什么等等。但我觉得我对农民工世界了解得足够多，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开头写一本书，通过想象，进入一个打工女孩的内心世界。我坐下来开始写的第一天，第一个上午，写了开头大约七百多字。感觉到不可思议的自由——同时也有点害怕，因为我知道，自己再也不会甘心满足于做一个新闻记者了。

你是个美籍华人，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吸引过多关注而深入中国，这一点增强了你的报道能力。你认为多大程度上，你的中国家庭出身，影响了你理解和讲述这些故事的方式？

我认为我的中国背景和美籍华人身份给我带来了沉重的情感包袱——我是两种非常强大又互相隔绝的文化的产物。在我认识的美籍华人身上，我曾见到这种矛盾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有的人对中国完全不感兴趣；另外一些人变得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拥护政府，一听到批评中国就急于辩护。要接受你的华人身份真正意味着什么，这是个艰难的过程，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逃避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想。

我在书中写到过一点，是关于中国人对自己的苦难和历史缄口不言。我在为此书做调研的时候，留意到我自己也一样。如果人们问起我的书，我会笼统地说一下，尤其是关于家族史的部分。有几次，我同样也是作家的丈夫会插话解释说这是个很戏剧化、很重要的历史故事，特别是关于我祖父在战后被刺杀的事。后来我对他说，“我不想一碰到别人，就把这样沉重的事告诉人家。搞得对方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回应，岂不是很尴尬？”我意识到这种反应就很像中国人。我理解这种有所保留的本能，对于自己最重要的事闭口不谈，因为我也是这样。我在中国见到亲人的时候，交谈好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才可能透露那些他们独自背负了整整一生的沉痛记忆，或是提到某人自杀的细节，或是某种惨痛的失落。他们的讲述中极少有悲恸或者自怜；只是就事论事，这很可能也影响了我写这些故事的方式。

我的确认为自己跟这个地方，跟中国，有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因为对我来说它跟我的父母、语言和童年的记忆都紧紧相连。在这本书里，我尽量做到公允不偏心，既看到好的，也看到不好的，两方面都写。但我不能掩藏这一事实，我真的很关心中国，我希望中国能好好发展，越来越好。如果家庭出身跟中国无关，我想我不会有这么深的情感投入。

- 野味

- 胡同情缘

- 徒步长城

- 肮脏的游戏

- 海滩峰会

- 新城姑娘

- 永沉江底

- 铀寡妇

- 奇石

- 恕我直言

- 当你长大

- 四重奏

- 离乡回乡

- 主队

- 汽车城

- 中国巴比松

- 去西部

- 多恩医生

- 突袭美国

- 桥上风景

- 广场上的清真寺

- 甲骨文

- 全力冲刺

- 阿拉伯之夏

版权信息

- 书名：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 作者：【美】彼得·海斯勒

- ISBN：9787532764952

- 译者：李雪顺

- 责任编辑：张吉人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献给约翰·迈克菲

作者说明

“海滩峰会”、“桥上风景”、“突袭美国”和“全力冲刺”四章内容略有删节。关于这四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www.peterhessler.net。

前言

小时候，父亲偶尔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参加访谈活动。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医学社会学家，他前往的工作地点在我和我的姐妹们看来非同寻常：监狱、精神病院、乡村诊所。有一次，他去见居住在马克·吐温国家森林园区里一个大家族的后代子孙，这个家族深居于欧萨克湖区，因对周边的小村子实行严格的管控而闻名。见面的老头名叫伊莱贾，交谈过程中他一直坐在开着的窗户边，腿上放着一把点22型来复枪，生怕有松鼠前来打断他们的谈话。那一年他正好八十岁。我父亲询问当地是否有“毒品问题”（drug problem），伊莱贾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有的，药是个问题，”他回答道。“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药店，不管买什么都得开车到萨莱姆。”

伊莱贾特别提到，他的喉咙不久前疼得十分厉害，连本地生长的西瓜都咽不下去。后来，他去附近的小镇找到一位兽医，兽医三下五除二做完检查，诊断结果是咽喉息肉。伊莱贾请他割除赘生物。

“对不起，我不是医生，”兽医告诉他。“这个我可不能做。”

“嗯，也许你不能做，”伊莱贾说，“但也许你可以做。”

事情就是这样——也许谁也没有直接威胁过谁，可如果不做手术，伊莱贾也许就赖着不走了。

父亲总是对于他所约谈的那些人抱有极大的兴趣。当然他乐意与各种个性鲜明的怪人交谈，不过对沉默寡言的人，那些日复一日例行公事、中规中矩的人也抱有浓厚的兴趣。在他和我母亲看来，密苏里就像是异国他乡。他俩从小在洛杉矶长大，从未料到会在中西部度过大半辈子。但他们在此定居，父亲花费多年对农村社区的医疗保健开展研究，母亲是一位历史学者，她的学位论文写的是密苏里的犹太移民。

父亲跟谁都谈得来。如果有工人上门服务，等业务做完，父亲便早已对其生平经历了若指掌。有一次，一位管子工来我家维修浴室，与父亲相谈甚欢，直到现在他们还一起去北密苏里地区猎鹿。在我的童年时期，只要父亲和我在什么地方坐下来无事可做，比如车站、旅馆大堂，他就会随机选中某个人，问我在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观察到什么。他的穿着有趣吗？走路的姿势如何？你觉得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种玩法是父亲读研究生时从一个名叫牛康民（Peter Kong-Ming New）的社会学老师那里学来的。牛康民生长于上海，来美国念了大学；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我父亲在匹兹堡大学念书时的老师，后来在位于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与我父亲共事多年。牛康民一直以为我的名字Peter取自于他，尽管这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我父母有很多亲戚朋友名叫彼得，但他们确实也没有想过要打消他的这种自豪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叫人难忘。他身高超过一米八，肩宽肚圆，脑袋硕大，脸庞圆如月饼。除了喜欢观察人，他还发明了一种所谓的“创造性口吃”。只要牛康民感到需要完成什么东西时，比如搞定交通警察、在拥挤的餐馆找座位，他就会立马变成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而人们无一例外会尽量安抚这位满脸惶惑、词不达意的中国人，以免节外生枝。牛康民嗓门洪亮，很喜欢讲故事；跟我父亲一样，他也是个爱说话、爱观察的人。即便远离故土，他也能四处为家。那是我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从小我就觉得中国人身材魁梧、无所不能。只要听到“上海”这个词，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充满巨人的城市画面。

多年以后，我来到中国生活，才意识到牛康民是多么不同寻常。不光是体格，还有他说话的样子，观察人的方式。中国人大都对陌生人心怀戒备，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这里的根基并不深厚，对不同于自身的群体往往缺乏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中国人生性不适合讲故事，他们常常过于谦逊，不愿意成为关注的焦点。当上新闻记者之后，我逐渐学会了耐着性子，因为一般要等上数月乃至数年时间，我才能让一个人无话不谈。我记住了父亲的方法，如果想对某个人真正有所了解，我们就不能没有耐心，每时每刻这都至关重要，没有例外。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时候你都需要有一点创造性口吃。

尽管很早就有这样的熏陶，我却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书写中国的作家。除了牛康民，我跟这个国度没有别的联系，即使大学期间也没有修读过跟亚洲主题相关的课程。我的父母不太干涉孩子们的职业选择。父亲之所以在访谈时带上我和姐妹们，并不是希望我们继承他的衣钵，而是因为觉得如果我们能偶尔涉足自己的小圈子之外，生活会有趣得多。我的姐妹们都被鼓励要尊重自己的兴趣。两个姐妹嫁给了警察；其中一个跟母亲一样教书为生，另一个曾修读社会学专业，现在成了全职母亲。还有一个当上了沉积地质学家。

有很多年，我希望做一个小说家。在我看来，这是一份比新闻记者更高级的事业；我热爱文学名著中的语言和作家们的叙事口吻。上了大学，我主修创造性写作，专攻短篇小说，但在大三下学期末参加了由约翰·迈克菲讲授的非虚构研讨班。他是我遇到的最鼓舞人心的老师——在我文章的边角处，密密麻麻的满是他用左手写下的批语。“这种东西绣不出锦囊，”他在我写得很烂的一个句子边上批注道。我用了几个形容词和从句来组织一个短语，他这样回应道：“吐掉嘴里的石子儿，把这事说清楚。”在一段人物描写中，我在两个句子中四次提到了被描述者的名字，迈克菲写道：“主人公的名字如马蹄一样踢踏作响。换个方式。用用代词。”他很直接：“这样的重复叫人吃不消。”另一句评语则简单明了：“弄巧成拙。”

不过也有赞扬——“对”“哦”“不错”。我意识到，写作有可能良莠并存，一个好作家不必天资过人，而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加以提高。在研讨班行将结束时，我明白了一点，非虚构写作跟小说家们的作品一样，同样要求很高。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感觉到，小说家的工作对我而言过于内向，尤其我的个性又偏羞涩。我想要一份迫使自己向外的工作；我需要接触别的生活，别的世界。这样的冲动激励我去和平队报名，并被派往了中国。不过，地点本身几乎是随机的——我只知道，如果想成为一个作家，我必须远离家乡。

这本书里的故事写于2000年至2012年。写第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三十岁，其后十余年生活历经变数。我先是单身多年，随后结了婚，后来（一下子）又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因为我和妻子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我在三个国家安了十二个家。有好几个故事还是在旅馆里写成的。

不过，这段时期的经历让我明白，写作是一只锚。不管身在何处，我总能感受到这一点，新闻报道的根本——好奇、耐心、与不同的人交往的意愿——我在童年时期已经有所见识。在海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学习外语也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之后，我尽可能地把本地人和外来者的视角融合在一起。这些故事的素材多来自中国，因为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不过也有几个故事跟美国、日本和尼泊尔相关。其中有一篇“去西部”，探讨“半土不洋”这个话题，讲的是回到美国的故事。

我总爱描写那些同样处于变动之中的人们。我发现，移民、迁徙、探寻者、逃离者之类的字眼总是吸引着我。我喜欢那些感觉有点格格不入的人们。他们有的像变色龙般随遇而安，有的梦想着回归故土；还有一些则致力于不同形式的创造性口吃。不过，他们都乐于交谈，因为他们都已学会用外来者的眼光描述自己身处的环境。

这些故事并不按时间顺序编排，其中只有少数几篇论及历史事件：三峡大坝关闸蓄水、北京奥运会、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第一次实现国家领导人的平稳过渡。我之所以按照现在的顺序编排，纯粹出于个人原因，因为我就是喜欢把石彬伦同纳吉夫·戈亚尔放在一起，同时觉得帕拉多克斯镇上的人兴许对巫山的人有话想说。以上篇章几乎都在《纽约客》上刊载过，但又都为本书专门做了实质性的改写。在这段时期，这本杂志是另一只锚。有幸的是，在编辑和事实核查方面我得到了出色的支持，但最令我感激的，还是这本杂志愿意发表各种不同的主题和声音。置身大千世界，来自国外的报道往往狭隘得让人丧气，在“9·11事件”之后尤其如此。有时候，可以写的似乎只剩下两个话题：我们害怕的人和我们同情的人。但生活在海外期间，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属于这两种类型。

幸好，《纽约客》允许我以自己的方式描写他们。驻外记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要琢磨透能把多大程度的自己给涵盖进去：如果故事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就成了旅行者日记。目前的普遍趋势是减少作者现身，作者常常是隐而不见的。这就是报纸的标准做法，说是能保持焦点和不偏不倚。不过，这也使主题显得更为遥远和陌生。我在写到人物时，希望描写我们交流互动的方式，以及让我们具有同感和分歧的那些事情。有时候，因为我是个外国人，中国人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与我交流，让读者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想传达对事情原本的感受——北京胡同里的生活经历、中国道路上的驾车行驶、搬到科罗拉多的偏僻小镇。非虚构写作的乐趣正在于探寻叙事和报道之间的平衡，找到办法，既爱说话又爱观察。

不过，那就够了。现在，中国和科罗拉多已同样遥远；我又搬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开始学习一种全新的语言。有时，这感觉令我喘不过气来，有时，它又让我如归故里。

2012年9月

埃及开罗

“老鼠要大的还是小的？”女服务员问道。

在萝岗，我已经习惯于做出艰难的抉择。萝岗是位于中国南部广东省的一个小村子，我之所以心血来潮光顾此地，是因为听说这里的一家鼠肉餐馆颇具声誉。不过，我一到才发现，这里实际上有两家餐馆名气非凡——“一品居野味餐馆”和“新八景野味美食城”。这两家餐馆都专营鼠肉，具有相同的竹木装饰。它们比邻而居，老板都姓钟。实际上，萝岗的每一个人都姓钟。

开餐馆的两个钟姓人家互不相关，竞争十分激烈。他们把我这个外国记者哄得团团转，以至于我答应吃两顿午餐，以取悦两个钟老板。不过，在一品居野味餐馆初尝美味之前，我首先得回答女服务员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位服务员同样姓钟。“钟”这个汉字有“铃铛”的意思。她又问了一遍：“老鼠要大的还是小的？”

“有什么差别？”我问道。

“大老鼠吃草，小老鼠吃水果。”

这样的解答于事无补。我试着更直白地问道：“哪个味道好一些？”

“两个味道都好。”

“你推荐哪一个？”

“都可以。”

我瞥了瞥边上的餐桌。一对父母，一个奶奶和一个小男孩正在吃午饭。男孩正在啃鼠腿。我分不清那条腿是大老鼠还是小老鼠的。男孩的动作很麻利。午后很暖和。阳光明媚。我拿定了主意。

“小的，”我回答道。

中国人说，广东人什么都吃。除了老鼠肉，人们在一品居野味餐馆还能点到斑鸠、狐狸、猫肉、蟒蛇，以及几种长相奇特的本地动物拼盘。所有的动物都活养于餐馆后面的笼子里，待顾客点妥之后再行宰杀。挑选动物十分复杂，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异域风味的兴趣。人们吃猫肉不是因为吃猫很刺激，而是因为猫有精神，吃了有精神的动物，人便可以提振精神。吃蛇是为了强健身体。吃鹿鞭是为了增加雄风。而吃鼠肉是为了提高——唉，实话实说，来萝岗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吃鼠肉有什么道理，而这里的每一位钟姓人都可以迅速地说出本地特产的几大好处。

“防止秃顶，”一品居野味餐馆老板的女儿钟少聪说道。

“如果长了白头发，只要经常吃鼠肉，头发会由白变黑，”新八景野味美食城的老板钟庆江说。“如果秃了顶，只要每天吃鼠肉，掉发便会停止。我们这里所有的家长都给头发稀疏的小孩子吃鼠肉，他们的头发都长好了。”

那年早些时候，萝岗为了吸引附近的广州市民，在新批准的萝岗经济开发区建了一条“美食街”。政府在该项目上投资一百二十万美元，把这两家鼠肉餐馆从当地一家公园拥挤的角落搬到了这里。3月18日，一品居野味餐馆在耗资四万二千美元、一千八百多平方米的场所开门迎客。六天之后，耗资五万四千美元的新八景野味美食城跟着开业。第三家餐馆很快就要开张，占地大，全空调设备，预计投资将高达七万二千美元。第四家正在筹划之中。

“他们的投资没有我多，”第三家餐馆的老板邓喜明告诉我。“你应该看得出来，我这个地方要好得多。我们有空调，其他几家都没有。”

正是上午时分，我们观看着工人们在这家新建的餐馆里浇筑混凝土地板。邓喜明是唯一在当地开餐馆的外姓人，不过也娶了钟姓人当老婆。他四十五六的样子，一说起自己的创业成功就显得十分自信，快言快语。我还注意到，他的头发十分浓密。说起萝岗村的烹饪传统时，他感到非常自豪。

“有一千多年了，”他说。“都是山上的老鼠——城里的老鼠我们不吃。山鼠干净，因为山上吃不到脏东西。老鼠主要吃水果——橘子、李子、菠萝蜜。卫生部门来人检测过我们这里的老鼠。他们把老鼠带回实验室彻底检查，看老鼠是否有疾病，结果什么都没有。一点小问题都没有。”

萝岗美食街大获成功。报纸和电视台对这种当地特产的各种好处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愿意花上半个小时赶来这里的广州人越来越多。每到周末，无论一品居野味餐馆还是新八景野味美食城，每天供应的老鼠平均都在三千只左右。“很多人大老远的赶过来，”钟庆江告诉我。“有广州的、深圳的、香港的、澳门的。还有一个顾客带着儿子从美国大老远的赶过来。他们来萝岗走亲戚，亲戚就把他们带到了这里。她说美国根本找不到这样的菜品。”

在美国，如果要在某个周末找到一万二千只吃水果的老鼠，你恐怕会感受到重重压力，但在萝岗这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抵达村子的第一天上午就发现，几十个村民顺山而下，指望着在老鼠生意中分一杯羹。他们要么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要么徒步，全都拎着麻布袋子，袋子因为装满了在自家田地里逮到的老鼠而不停地蠕动。

“去年我种的橘子卖十五美分一磅，”一位名叫钟森吉的农民告诉我。“今年的价格降到了不足十美分。”跟很多村民一样，钟森吉觉得做老鼠生意比做橘子生意划算得多。今天，他的袋子里装了九只老鼠，要交给一品居野味餐馆的员工称重。袋子在秤盘上吱吱乱动。勉强算三磅，按照一点四五美元一磅计算，钟森吉拿到了三点八七美元。萝岗的老鼠比猪和鸡都贵。买一磅老鼠肉的钱几乎相当于买两磅牛肉。

我在一品居野味餐馆享用的第一道菜叫做“黑豆炖山鼠”。菜单上还有山鼠汤、蒸山鼠、炖山鼠、烤山鼠、咖喱山鼠、椒盐山鼠。不过，服务员向我热情推荐的是黑豆炖山鼠，盛在瓦罐里端了上来。

我先吃了豆子。味道不错。我戳了戳鼠肉。炖得很烂，配料有洋葱、青蒜、姜。不算黏稠的汤汁里，依稀可见细长的老鼠腿、短条状的老鼠肋间肉，以及细小如玩具的鼠肋骨。从老鼠腿开始吧，我夹起一根放进嘴里，手伸向了啤酒杯。多亏有啤酒。

餐馆老板钟迭勤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怎么样？”她问道。

“我觉得味道不错。”

“你要知道，这东西对身体有好处。”

“我听说了。”

“对头发和皮肤都好，”她说。“对肾也有好处。”

那天上午早些时候，我碰到一位农民，他说如果多吃鼠肉，我那一头棕发都有可能变成黑发。他想了一下又说，他不敢确定外国人吃鼠肉会不会有跟中国人一样的功效——也许在我身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种可能性让他觉得十分有趣。

餐桌旁的钟迭勤紧紧盯着我。餐馆的数位员工都加入了围观的行列。“是不是真的喜欢哦？”老板问道。

“是的，”我踌躇着回答道。实际上，味道不赖。鼠肉很瘦很白，不带半点腥味。也没什么余味。渐渐地，我不再吹毛求疵，转而想弄明白这肉让我想起了什么，但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有鼠肉的味道。

过了一会儿，钟迭勤起身走了，其他服务员也散去了。一个年轻人走过来，自报是这家餐馆的副经理。他问我给谁写稿件，问我来萝岗是否专为报道他们的餐馆。似乎我的回答没有一句令他满意，于是他的问话带上了警觉。我意识到，这种综合征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依然十分盛行：害怕外国记者。

“你来这里之前在政府登记过吗？”他问道。

“没有。”

“为什么？”

“太麻烦了。”

“你应该登记，”他说道。“这是规矩。”

“我不认为政府会介意我报道一家餐馆。”

“他们可以帮助你，”他说。“他们会给你提供数据，帮你安排采访。”

“采访我可以自己做。如果去政府登记，恐怕我要请他们一起出来吃午饭。”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一群干部，穿着廉价服装的中年男子，一起对着鼠肉大快朵颐。我放下了筷子。副经理继续说着。

“很多外国记者来我们中国报道人权，”他说。

“是的。”

他瞪了我一眼。“你是不是来报道人权的？”

“我问过你有关人权的问题吗？”

“没有。”

“那么，嗯，要我写人权的报道就太难了。”

他想了一下，依旧觉得不太满意。

“我就想写一写萝岗的老鼠餐馆，”我说道。“这一点都不敏感。”

“你应该先到政府登个记，”他又说了一遍。看得出来，如果我们继续交谈下去，他不知会把这个句子重复多少遍，先入为主的偏执决定了我们的对话中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中国，这是个令人悲哀的事实：即便一顿可口的老鼠佳肴也会被政治搅得乱七八糟。

我耸耸肩，收拾东西打算离开，副经理要求我在文章中不要提到他的真实姓名。我问，能否提到他的姓。

“不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有什么风险吗？”我问道。“萝岗的每个人都是同一个姓。”

但偏执早已深入骨髓，他还是拒绝了。我向他道了谢，并答应不在文章中提到他的姓。我没有做到。

隔壁新八景野味美食城的钟姓人家显然对于媒体更有经验。他们问我是否带了电视摄像团队。

“没有，”我回答道。“我跟电视没有任何关系。”

老板钟庆江明显有些失望。她告诉我，上个月来了一家香港电视台。她把我领到一张餐桌旁，大堂经理挨着我坐了下来。她问道：“刚才那家餐馆怎么样？”

“还行，”我回答道。

“你吃了些什么东西？”

“黑豆炖鼠肉。”

“你会更喜欢我们的菜品，”她说道。“我们的厨师比他们好，服务也比他们好，服务员比他们更懂礼节。”

我打算点一份椒盐山鼠。这一次，服务员一问到老鼠的大小，我立马做出了回应。“大的，”我对自己的大胆颇为满意。

“你去选一下。”

“什么？”

“挑一只你自己喜欢的老鼠。”

在中国，鱼和其他海味一般会事先用活物展示，以获得顾客认可，表示新鲜。我没想到老鼠也是这样，但既然都被邀请了，再推辞也没有用。我跟着厨工来到餐馆后面的棚架区，只见若干笼子叠在一起。每个笼子里都装了三十多只老鼠。棚架的味道一点都不好闻。厨工指了指其中一只老鼠。

“这只怎么样？”他问道。

“嗯，还行。”

他戴上皮手套，打开笼子，抓住了挑中的老鼠。差不多有一只垒球那么大。老鼠很平静，蜷在厨工的手里，厨工抓住了它的尾巴。

“这只行吗？”厨工问道。

“行。”

“确定吗？”

亮晶晶的老鼠眼直视着我。我巴不得赶快离开棚架区。

“行，”我回答道。“没问题。”

还没等我走，厨工立马行动起来。他仍旧抓着老鼠尾巴，手腕轻轻一抖，只见手臂快速地挥动了一下。老鼠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头在水泥地上发出了一声闷响。没多少血。厨工笑了笑。

“咦，”我叫了一声。

“你进去坐着等一下，”厨工说。“我们很快就给你做好。”

不到十五分钟，菜就端到了我的餐桌上。这一次的老鼠肉配上了胡萝卜和韭菜。厨师走出厨房，跟老板、大堂经理和老板的一个表亲加入了围观的行列。我咬了一口。

“怎么样？”厨师问道。

“行。”

“是不是有点硬？”

“不，”我回答道。“很好。”

实际上，我在尽力地不吃出任何味道。刚才的棚架区让我胃口全无，这一刻我大口地吞咽着，每咬一口，都要伴一口啤酒。我全力表演着，尽可能起劲地撕扯那一堆骨头。我吃完了，仰起头，挤出一丝笑容。厨师和其他人都点头表示赞许。

老板的表亲说道：“下次你再尝尝龙虎汤，里面有老虎、龙和凤凰。”

“你是说有‘老虎、龙和凤凰’？”我谨慎地问道。我可不想再去棚架区。

“并不是真有老虎、龙和凤凰，”他回答道。“是用其他动物来代表的——猫代表老虎、蛇代表龙，凤凰就是鸡。把它们一起煮，对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他笑了笑接着说道：“味道也不错。”

过去五年间，我一直住在北京城中心区域紫禁城以北一英里的地方，所栖身的公寓楼位于一条小巷的尽头。那条巷子没有正式的名称，起于西边，经过三个九十度的转弯，止于南边。从地图上看，巷子的形状非常明显：有点像一个大大的问号，或是半个佛家万字号。这条小巷还因其处于幸存的北京老城区而声名鹊起。跟全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首都的变化非常迅速——本地最大的地图出版社每三个月就要更新一次图表，以与发展速度保持同步。不过，我所居住的区域已经维持了数百年的原貌。北京最早的详图完成于1750年时的乾隆年间，在这份地图上，这条巷子的形状跟今天一模一样。北京的考古学家徐苹芳告诉我，我所走过的那条巷子完全可以追溯至14世纪，当时的元朝第一次为北京的众多区域确定了布局。元朝还给世人留下了“胡同”一词，蒙古人所采用的这个词相当于汉语的“巷子”。当地人把我所走过的巷子叫做“小菊儿”，因为它连接着更宽大的菊儿胡同。

我住的是现代化的三层楼房，但周围的房屋全是一层的砖木青瓦结构，这在胡同区十分典型。建筑物矗立在灰墙砖后，前来北京老城参观的游客时常对这种层次分明印象深刻：一垛接一垛的墙壁，一块垒一块的灰色方砖。然而，胡同住宅区最显著的特征实际上是它的连接与运动。几十家人共用一个出入口，尽管老宅区安有自来水，但很少有私人卫生间，因此公共厕所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胡同区，很多东西都是公用的，就连巷子也是如此。即便在冬天，居民们也会找几个邻居在路边扎堆围坐。街头小贩定期路过，因为胡同太小，开不了大超市。

汽车很少。像我所居住的小巷大多狭窄，走不了汽车，人们日常所听到的跟这个七百万大城市里其他人所听到的声音完全不同。一般而言，天一亮我就会醒来，坐在桌子跟前就能听到居民们拎着夜壶一边闲聊一边去紧挨着我楼房的公用卫生间。一大早，小贩们就出动了。他们蹬着三轮车穿行于巷子之间，售卖物品的商标就是各自的吆喝声。卖啤酒的女人嗓门最大，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卖——啤——酒——！”早上八点就能听到“卖——啤——酒——！”这样的吆喝声的确很分散注意力——但我已经在多年的时光中学会了欣赏这种叫卖声中蕴含的乐感。卖大米的贩子居于高音区，醋贩子则把持着低声部。磨刀匠提供的是打击乐——几块金属片子碰撞出有规律的叮当声。各种声音叫人气闲神定，我即便足不出户也能略知一二，即便偶有失衡之处，生活仍将一如既往。我可以买到一些调和油、酱油、时令蔬菜和水果。到了冬天，我会买回一串大蒜。卖卫生纸的小贩每天都会穿巷而过。煤炭永远不缺。偶尔还能吃到蜜渍的山楂果。

我甚至能从自由经营的废品回收者身上挣点钱用。每天，隔半小时就有废品回收者骑着三轮板车穿巷而过。他们收购纸板、纸张、聚苯乙烯泡沫、破旧的家电。他们论公斤回收旧书本，按平方英寸回收旧电视。旧家电既能维修也可以大卸八块，纸张和塑料则销往回收中心，以获取些微的利润：这就是垃圾盈利。不久前，我把一些无用的私人物品堆在了楼房的出入口，然后邀请每一位废品回收者进屋，查看每样东西都值什么价。一堆旧杂志卖了六十二美分，一根烧焦的计算机电源线卖了五美分。两个用坏的灯泡价值七美分。一双穿旧的鞋子十二美分。两只坏掉的掌上电脑三十七美分。我把一直在写的一本书的手稿（布满圈划痕迹）递给其中一个人，他取出一把秤，称了称那堆纸，给了我十五美分。

4月末的一天，我正坐在桌子跟前，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叫喊：“长——头——发——！长——头——发——！”那是一段全新的音乐，于是我来到巷子里，有一个人已经停妥了推车。他来自河南省，在一家生产假发和接发产品的工厂做工。我向他了解业务状况，他把手伸进一只蛇皮袋子，取出了一大把黑色发辫。他说他刚在另一位胡同居民手里花了十美元买到手。他之所以来北京是因为天气正在转暖——到了理发的季节——他还希望收齐一百磅优质头发再回河南。他说，这些发制品大都会销往美国或日本。

我们正在交谈，旁边一栋房子里匆匆走出一个女人，手里拿着的紫色手绢裹着一件物品。她小心翼翼地铺展开：两大绺头发。

“是我女儿的，”她说道，还说那是她上一次理发留下来的。

每根辫子都有二十厘米长。男人提起了一根，发辫像鱼线上的鱼一样晃荡起来。他眯缝着眼打量了一下说道：“太短了。”

“啥意思？”

“我用不上，”他回答道。“要再长一点。”

女人试着讨价，但优势不在她这一边；末了，她只得拿着发辫回了屋。男人离开了胡同，叫声回荡着：“长——头——发——！长——头——发——！”

我搬到小菊儿没多久，北京就步入了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战役之中，奥运的光辉印迹也触动了这条胡同。为了提升每一位北京市民的运动天赋和身体素质，政府修建了数百个户外健身站。喷漆的合金设施用意良好，但显得十分古怪，设计者仿佛在某个体操馆匆匆瞥过，然后便凭着记忆投入了工作。在各大健身站，人们用双手旋转巨大的轮盘，推动着没有任何阻力的大杠杆，像公园里的孩子一样在大摆上甩动。就大北京地区而言，这样的健身站无处不在，连长城边上的小村寨也概莫能外。这样的体育设施给这些地方的农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捡拾了十二个小时的板栗之后，还可以来此一遍遍地转动大轮盘以增强体质。

不过，对这样的健身站最为看重的还是胡同的住户们。老城区的各个地方都安装着这样的体育器材，它们被硬生生地塞进了每一条狭窄的胡同。清晨和傍晚，这些器材都没得空——上了年纪的人们聚在一起，一边闲聊一边轮流踏上大摆。温暖的傍晚，男人们坐在器材上，悠闲地抽着香烟。这些健身站非常适合胡同里的终极体育运动：跟着邻居满大街遛弯。

2000年年底，作为全市改善卫生设施以支持奥运的一项行动，政府对菊儿胡同口的公共厕所进行了修缮。改变太戏剧化了，仿佛是一道光从奥林匹斯山直接照耀到这条窄小的巷子，随后留下了一座宏伟的建筑。厕所通了自来水，安上了红外自动冲水马桶，还标上了中文、英文和盲文。只有灰瓦屋顶还能让人回想起传统的胡同建筑。不锈钢上印着几条细则：“第三条：每一位使用者免费使用一张普通卫生纸（长八十厘米，宽十厘米）。”还有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住了一对夫妻，算是全职的服务员。政府意识到好面子的北京市民不愿意在公共厕所做工，专门从内地引入了几十对夫妻，他们大多来自贫困的安徽省。其逻辑合情合理：丈夫打理男厕，妻子打理女厕。

菊儿胡同的这对夫妻带来了年幼的儿子，他在公共厕所的边上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这样的场景在首都比比皆是，这些小孩也许会在某一天成为北京版的《午夜的孩子》：奥运会结束十年后，在公共厕所边上蹒跚学步的新一代人不久将进入为祖国的卫生事业增光添彩的年纪。与此同时，菊儿胡同的居民们依然充分地利用着新建厕所前妥善维持的公共空间。老杨是一位修自行车的师傅，把那儿当成了维修工具和备车的仓库，秋天，白菜贩子就睡在作为厕所边界的草坪上。隔壁经营烟摊的王肇新，把撕得稀烂的长沙发摆在厕所的出入口。有人贡献了一副棋盘。还有折叠椅，跟着出现的是一只装着啤酒杯的木柜子。

没过多久，那儿的家具很多，每天晚上的人也很多，于是王肇新宣布“WC俱乐部”正式开张。会员资格全面开放，尽管曾发生过几次谁当政治局主席或是委员的争执。我这个外国人的水平是加入少先队。周末的夜晚，俱乐部时常在厕所前面举行烧烤晚会。王肇新提供香烟、啤酒和米酒，还跟一位替新华社开车的曹姓驾驶员讨论起近几天报纸刊载的内容。炭火烧烤由一位姓楚的残疾人摆弄。因为身体不便，楚先生有资格驾驶小型电动推车，这便于他载着烤羊肉串穿行于胡同之间。2002年夏天，中国男子足球队历史性地第一次打入了世界杯的第一轮，WC俱乐部找来一台电视机，插上厕所里的插座，把整个锦标赛期间一球未进的国家队无情地奚落了一番。

王肇新谦逊地拒绝了主席这个头衔，尽管他是明摆着的首选，因为没有人像他这样见证了这一片住宅区如此众多的变化。王肇新的父母于1951年，也就是共产党执政两年后搬入菊儿胡同。那时候，北京早至15世纪初的城市布局依旧完好无损，在世界各国的首都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座丝毫没有受到战争或现代化影响的古城。

北京曾有一千多座庙宇，但几乎全让共产党取缔或转作他用了。菊儿胡同的和尚被赶出了名为圆通寺的喇嘛庙，随后数十个家庭搬了进来，其中就有王肇新的父母。与此同时，其他无产阶级分子受到鼓舞，占领了富人们的宅院。之前，胡同里的私人住宅一般围着宽大的露天庭院而建，但在1950、1960年代加入了拥挤不堪的临时性建筑。以前的宅院由一个家族居住，现在则可能住了二三十家人，城市人口随新来者的增加而不断膨胀。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政府推倒了北京的绝大多数牌楼和雄伟的城墙，有些地段的城墙高达十二米。1966年，王肇新还是个六岁的小学生，也跟着参加儿童志愿队，前去帮忙捣毁距离菊儿胡同不远处的一段明代城墙。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附近的安定门被拆毁，腾出地方以修建地铁站。至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老北京已经被拆除了近五分之一。

1987年，王肇新的弟弟在北京市面条厂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刚工作没几个月，这位十八岁的小伙子让面粉搅拌机夺去了右臂。不久前，王肇新正打算从事零售业，以期在新兴的市场经济中大干一场。可这样一来，他选择经营产品时不得不考虑弟弟的残疾问题。在他看来，水果和蔬菜太重，经营服装则需要双手丈量和折叠。卖香烟轻便，王肇新两兄弟于是选择了这个行当。

1990年代及21世纪初，也就是王肇新两兄弟沿着菊儿胡同兜售香烟期间，开发商已经转卖了老北京城的大多数地方。保留下来的地块不多，其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能从开发中获利。某条胡同只要气数将尽，两旁的楼房就会被画上圆圈，再涂上大大的汉字，活像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手涂鸦：

拆：“推倒、拆卸。”随着开发商在全市大行其道，这个汉字成了一道护身符——北京的艺术家们反复揣摩这个字的形状，居民们拿“拆”字大开玩笑。WC俱乐部的王肇新经常说：“我住在‘拆’那儿。”“拆那儿”的读音跟“中国”的英文单词China的读音非常相近，只不过所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

跟我认识的很多北京人一样，王肇新务实、幽默、讲求理智。他的豪爽尽人皆知——当地人都叫他王老善。他为WC俱乐部烧烤晚会贡献的物品往往多于其他人，又总是待到最后一个离开。他常说，政府还会拆掉我们周围更多的房子，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过他从不操心将来。在“拆那儿”住了四十多年，他早已明白，凡事没有永远。

WC俱乐部靠近胡同的尽头，再过去就是交道口南大街。这一条林荫道十分繁忙，小轿车和公交车川流不息；离得最近的十字路口新建了一大片住宅区、两家超市和一家麦当劳。交道口相当于一条分界线：一脚跨上大街，你就进入了现代都市。

每一天，住在胡同里的劳动者都要跨过这条分界线。他们要经过老杨的自行车修理摊，这个与奥林匹克卫生间毗邻的修理摊上总会摆放着打气筒和工具箱。在胡同居民区，没有什么关系网能够超越自行车和厕所的紧密结合，因此老杨认识每一个人。他偶尔会给我捎一些同一社区其他人的口信；他曾经转给我一张名片，原来是另一个外国人正在想方设法找我。还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当地一位媒婆给我物色了一个对象。

“大学学历，一米六三，”他简短地说道。情况他也就知道这么多。就中国的女性而言，一米六是个神奇的数字——招工简章和相亲广告上经常能看见这个数字。我告诉老杨，很感谢给我这份优待，但我并不想跟任何人见面。

“为什么不呢？反正你没结婚。”

“我不着急。我们国家的人结婚都很晚。”

我就要离开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他已经把我的电话号码交给了媒婆。

“你怎么可以这样？”我问道。“你应该告诉她，我现在没有兴趣。”

老杨六十多了，个子很高，面庞刚毅，留着光头。眼见我要回绝这份提议，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严肃。他告诉我，来不及了,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还告诉我，如果我不去，他会很难做。那一个星期，媒婆给我打了四个电话。她自称是“彭老师”，并把日期定在了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在胡同区的对面，也就是在交道口麦当劳那里见了面。约会对象会在几分钟后到达，不过彭老师先要确认几件事情。

“这是地下约会哦，”我们在餐厅的楼上找到座位之后，她如此说道。

“为什么？”

“就是非正式的。我们不能为外国人服务。”

“为什么不能？”

“政府不允许，”她说。“他们担心老外欺骗中国妇女。”

顿了一下，以此为起点，我们的交谈本可以朝着诸多大家感兴趣的方向推进下去。但彭老师似乎早已习惯打破这种尴尬的沉默。“当然，我并不担心你，”她笑了笑，很快又说道。“老杨说了，你是个好人。”

彭老师四十好几，眼睛四周的皮肤因为笑得过多而皱在一起，这样的特征在中国倒是难得一见。她并不是真正的老师，那只不过是人们对于媒婆的一种称谓。职业媒婆在中国的乡村地区和小城市仍有用武之地，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已经不那么重要。不过，我还是偶尔看到他们打出的广告，在老式的居民区更是如此。彭老师在菊儿胡同有一间经过政府核准的办公室。

在麦当劳坐定之后，我问彭老师收了多少钱，她说跟人见面一般收费两百元。

“不过，跟外国人见面要多收一些，”她说。“五百、一千、两千都有。”

我尽可能小心地问她，假如今天的事情有了眉目，那位客户应该付多少钱。

“一千。”这相当于一百二十多美元。即便还有其他外国人是这个价格的两倍，但能高于基准价的两倍也足以让人欣慰了。

“今天见一次面她就要交这个钱吗？”我问道。

“不，除非你们两个相处下去。”

“以结婚为标准？”

“不，以多约会为标准。”

“多少次？”

“那要看情况。”

她不给我个准数，我便不停地问她问题，试图弄清这个行当的一些套路。末了，她倾过头来问我：“你是想赶快结婚呢，还是想找个女人打发打发时间？”

见鬼了，这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男人第一次约会时遇到的问题。我该怎么回答？我当初只是不想让自行车修理工没面子。“我真不知道，”我结结巴巴地说道。“但我想确认一点，她不需要为今天跟我见面交纳任何费用。”

彭老师又笑了笑。“这一点你用不着担心，”她说道。

刚搬到这个小区来住的时候，我把麦当劳看作是碍眼和威胁：它代表着飞速发展的经济，而后者已经毁掉了老北京的绝大部分。不过，随着我在胡同里居住时间的增加，我对这一家特许经营店产生了全新的看法。首先，完全不必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麦当劳享受它能提供的所有条件。在交道口餐厅，人们占着桌子却什么东西也不点，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很多人总是在看书；下午，可以看见一大帮孩子在里边做作业。我曾经看见附近商铺的经理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各自摆弄着账本。并且总是、总是、总是有人在睡觉。麦当劳是胡同生活方式的反面，既有好又有坏：冬暖夏凉，还有单独的卫生间。

而且匿名。中餐馆里的服务员四处逡巡，快餐连锁的员工与之不同，对顾客不闻不问。有好几次，异议分子都约我在麦当劳或肯德基跟他们见面，因为这些地方比较安全。彭老师一说我们的约会属于“地下约会”时，我立刻就明白了她选择这里的原因。

很显然，其他人的看法与之相同。有一对坐在靠窗的位置，挨得很近，正在悄悄耳语。另一张餐桌旁，两个穿着不俗的女子像是在等着约会。越过彭老师的左肩，我瞥见一对夫妻，仿佛正在闹什么矛盾。女的大约二十五岁，男的偏大，有四十多。他们的脸上显出不自然的红色，中国人只有在喝了不少酒之后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静静地坐着，打量着对方。边上的麦当劳游乐区已经废弃不用。彭老师的传呼机响了。

“是她，”她边说边向我借了手机。

“我在麦当劳，”她对着手机说道。“人家意大利人已经到了，你快点。”

彭老师挂了电话后，我刚想说点什么，可她马上又快言快语起来。“她在中学教音乐，”她说道。“她这个人很好——要不我也不会把她介绍给你。好。你看。她二十四。人长得漂亮，身高一米六四。受过教育。不过，她有点瘦。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她肯定没有你们意大利女人那么性感。”

我需要弄明白的东西太多了——首先，我的约会对象似乎还在长高——不过，还没来得及开口，彭老师的连珠炮又开火了：“好的。你看。你的工作好，又会讲中文。还有，你以前当过老师，那你们算是有共同语言吧。”

她终于停下来喘了口气。我说：“我不是意大利人。”

“啊？”

“我是美国人。不是意大利人。”

“怎么老杨跟我说你是意大利人？”

“我也搞不懂，”我说道。“我的祖母是意大利人。但我觉得老杨并不知道这一点。”

彭老师这下完全给弄糊涂了。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我开了口，可随即又觉得就那样算了吧。

她恢复了镇定。“好，”她笑着说道。“美国是个好国家。不错，你是美国人。”

那个女人到的时候戴着耳机。她新潮的夹克上装饰着日文，穿了条紧身牛仔裤。她的头发染成了深褐色。彭老师替我们做了介绍，不失时机地再度眯了眯眼之后就知趣地离开了。那个女人慢慢地依次取下了两只耳机。她看起来很年轻。CD播放机就摆放在我和她之间。

我问：“你听的是什么呢？”

“王菲”——一个很受欢迎的歌手和女演员。

“好听吗？”

“还行。”

我问她要不要吃点什么，她摇了摇头。我对此肃然起敬——怎么能让吃饭搅和了在麦当劳餐厅进行的这次约会呢？她告诉我，她跟父母一起住在钟楼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她教书的学校就在附近。她说话的时候，我又瞥见了她身后那对喝醉了的夫妻。此刻，他们互不理睬，女人怒气冲冲地打开了一张报纸。

音乐教师问道：“你就住在这附近吗？”

“我住在菊儿胡同。”

“我不知道那个地方还有外国人居住，”她问道。“租金是多少？”

这是在中国，我告诉了她。

“不少，”她说道。“怎么要那么多租金？”

“不知道。我猜他们对外国人收的多吧。”

“你当过老师，是吧？”

我告诉她，我曾经在四川省的一座小城市教过英语。

“那一定很没劲吧，”她说道。“你现在在哪儿上班？”

我说我是个作家，就在家里上班。

“那更没劲了，”她说道。“我要是在家里上班，不疯掉才怪。”

醉酒夫妻开始大声吵了起来。突然，女的站起身，挥舞着报纸，打在男人的头上。接着，她转过身来，急匆匆地走过了游乐区。男的抱着手臂，一言不发，把头支在桌子上，睡着了。

音乐老师抬起头来看着我，问道：“你经常回你们意大利吗？”

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媒婆打来电话，问有没有机会见第二次面，但并不催促。她的精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以为还有比在麦当劳约会更好的方式可以利用我的笨拙。我后来在胡同里遇到她，她问我有没有投资卡拉OK歌厅的想法。从那之后，我一直避免经过她的办公室附近。

我问过老杨国籍的事情，他耸耸肩，说我曾经提过自己的外祖母是意大利后裔。我对这样的谈话毫无记忆，不过总算学到了一条十分宝贵的胡同教训：永远不要低估自行车修理工能知道多少事情。

王老善对于“拆那儿”的说法是对的。数年来，他早就料到会被拆迁，所以，当政府在2005年9月终于宣布他家的楼房即将寿终正寝时，他毫无反抗地搬走了。他早就卖掉了烟摊，因为利润下滑得十分厉害。这样一来，没有人再会质疑谁才是真正的主席，因为在他搬离胡同之后，WC俱乐部也就解散了。

到此，老北京被推倒了四分之三。剩下的主要是公园和紫禁城。数年间，一直有大大小小的抗议和针对腐败的诉讼，但这样的争议一般都比较局部：人们抱怨政府的腐败行为导致他们的补偿款大为减少，大家也不想被安置到过于偏远的郊区。但很少听到北京人对于这个城市的总体有什么担忧。几乎没有人说到建筑保护的问题，也许是因为中国不像西方社会，把建筑和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数百年来，中国人在建造中不大使用石头，而是定期更换易腐的建筑材料。

胡同的要义在于精神而非结构：砖块、木头和瓦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和周围环境的往来互动。这样的环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所以产生了王老善这样讲求实际、足智多谋，而又灵活多变的居民。没有理由让这样的居民首当其冲，经受现代化的侵扰——如果真有所谓的现代化，也应该是把胡同精神发扬光大，因为这里的居民不是很快就把麦当劳和奥林匹克卫生间创造性地融入到自己的生活程式之中了吗？然而，当这样的侵扰变成全面的破坏之后，正是他们的灵活多变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这便是老北京的反讽之处：胡同人家最有吸引力的一面为它自己铺就了毁灭之路。

2005年，北京市政府终于启动了一项全新的计划，以保护仅存的散居于中心城区北边和西边的老旧居民区，菊儿胡同就包括在内。这些地区的胡同不得放到市场上任由开发商建设，而这正是过去以来一直的做法。计划写得很清楚，要优先“保护旧城的生活方式”，于是政府组建了一个十人顾问小组，对大型的建设项目进行评估。小组的成员有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其中有人对于破坏行为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一位成员告诉我，做得太晚了，不过的确应该有新的规划，至少要对很多幸存下来的胡同的基本格局进行保护。不过，在这种格局之下，贵族化在所难免——胡同已经如此稀有，早就在新经济体系中变得尊贵非凡。

我所居住的社区变化得很快。与菊儿胡同交叉的南锣鼓巷是一条很安静的街道，2004年时先后开设了酒吧、咖啡厅和精品店。当地的住户很乐意自家的房屋租个好价钱，商业模式也依循传统的建筑格局，但又把一种全新的人情世故带到了老城区。现在，我无须走出社区便能通过WiFi上网、购买民间手工艺品，以及各种各样想得到的混合饮料。有人开设了文身廊。街头小贩和废品回收者依然活跃，但三轮车大军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提供所谓的“胡同旅游”。参加这种旅游的大多是中国人。

最近一个周末，王老善回来了一趟，我们顺着菊儿胡同走了一遭。他指给我看他出生的地方。“这是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名叫金菊园宾馆的现代化大楼。“那里原来是一座庙。我父母搬到这里的时候，还有一个喇嘛。”

我们继续往东走，经过了一道红色的大门，大门很陈旧，悬空于胡同的墙壁上，距离街面有一米的距离。“那里原来有一道石阶，”他解释道。“我小的时候，那里是使馆。”

19世纪，这个院子属于一位满族公主；1940年代，蒋介石把这里作为他在北京的行辕；革命胜利之后，董必武接管了这里。60年代，这里被改作南斯拉夫大使馆。既然所有的一切——满人、国民党人、革命家、南斯拉夫人——都已成为过去，这个院子就被恰如其分地取名为友谊宾馆。

那就是胡同情缘——各种遗址经历了无数的轮回，大能者往往伺机而动。几个街区外，末代君王的皇后——婉容的住所早已被改成了糖尿病诊所。清朝的兵部尚书荣禄在菊儿胡同有一处漂亮的西式大宅，曾经用作阿富汗大使馆，现在则变成了童趣出版有限公司。门上张贴着一幅巨大的米老鼠画像。

王老善走过奥林匹克卫生间（“没有我在的时候那么嘈杂”），随后我们来到了一栋没有任何特征的三层楼房跟前，他自1969年以来就居住在里面。这栋楼算不上历史建筑，所以被批准拆除了。电和暖气都已经切断；我们顺着楼梯进入了一条废弃的廊道。“这是我刚结婚时住过的房间，”他站在一道门前说道。“1987年。”

他的弟弟在那一年失去了手臂。我们顺着走廊往前，来到了王肇新和他的妻子、女儿、父亲和弟弟前不久还在居住的房间。女孩画的图画还挂在墙面上：一匹马、一个祝福“圣诞快乐”的英文句子。“这里原来是电视，”他说道。“我父亲睡那儿。我弟弟也睡那儿。”

自此以后，这一家人就分居了。父亲和弟弟现在居住在城北的一条胡同；王老善和他的妻子、女儿借用了一位不在城里居住的亲戚的房子。作为被拆迁楼房的补贴，王老善在靠近鼓楼的一栋破旧楼房里分到了一个小间。他打算在春天到来时装修一下。

来到门外，我问他在胡同里生活了半个世纪，搬走的时候是不是很难。他想了一下。“你知道，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他说道。“也许伤心多过快乐。”

我们向西走出了胡同。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北京历嘉年商贸有限公司的一块广告牌。那天晚些时候，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一溜三轮车：中国游客挤在一起抵御严寒，手拿相机巡游着古街。

天气好的时候，或是厌倦了与七百万人为邻的时候，我会驾着车从北京市的中心区往北开去。开上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三岔，我在这个平静的小村子租了一套农家屋。公路顺着陡峭的山坡蜿蜒而上，到村子后成了断头路，不过还有一条步道继续通往山上。步道有两处分岔，在一片长满栗树和核桃树的山坡上陡直攀爬一千多米之后，终于抵达中国的万里长城。

有一次，我背着帐篷和睡袋，以村子为起点往东整整步行了两天，结果一个人也没有看见。旅行者很少来这一地区，长城雄踞于山脊之上，显得有些孤寂落寞。长城用砖块和砂浆砌成，建有垛口、弓箭口和高达六米的瞭望塔。最高的一段在当地被称作大东塔，其所雄踞的城墙之上有一块镌刻着文字的大理石牌匾。原本有很多这样的牌匾，但在北京地区现存数量已经不足十块，这是仅存的而且还保留在城墙上的一块。牌匾上的文字说，一支由两千四百名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在公元1615年建成的这一段城墙刚好为五十八丈五寸长。一丈有一百寸，一寸约为一点五英寸，因此这一段城墙的长度相当于六百五十英尺。在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官僚式的精确刻度跟这些文字本身一样，显得孤寂落寞。

11月，我带着从纽约前来拜访的两个朋友步行来到了大东塔。到了大东塔之后，我们又开始顺着南坡往下走。这一段路实在危险难行，有很多砖墙坍塌。我正在挑选下坡的路径时，断垣中的什么东西突然吸引了我的视线。很白——白得不像是砖，大得不像是砂浆。刨出来之后，我才发现上面刻着四行清晰可见的文字。

这又是一块大理石牌匾。我能认出其中的一些文字：什么什么有六尺高，什么什么又有两丈。但那些文字全是古汉语，我从来没有学过，而且牌匾的表面被划伤得非常厉害。

“你猜这东西在这里埋了多久？”其中一位朋友问我。

“不知道，”我回答道。“不过我觉得我们最好把它给藏起来。”

我用几块松动的砖块盖住了牌匾。我记下了周围的细节，以便能够再次找到。一个月后，我带着石彬伦（David Spindler）回来了。

石彬伦身高二米零四，跟很多又高又瘦的人一样显得十分矜持。他曾经告诉我，身高是美国人唯一可以公开评论的身体特征，不但可以调侃，而且可以开粗鲁的玩笑。那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石彬伦每次参加社交聚会都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坐下来。外国人在北京随处可见，往往刻意显出造作之势，但石彬伦的行为似乎都是为了避开人们的关注。他从不详谈自己的研究，也不自夸为专家。他总是字斟句酌。他三十九岁，蓄褐色短发，长脸，目光柔和。对那些在城市里与他偶遇的人来说，一如我多年来的感觉，常常惊诧于他登山时所表现出来的转变。

12月里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和石彬伦开车来到三岔，然后步行去寻找那一块大理石牌匾。他穿着红格子羊毛猎衫，戴着白色的蒂利牌软猎帽，脚上蹬着高档的拉思珀蒂瓦牌登山靴。至于面罩，他裁下运动裤的一条裤腿，剪出一个圆形大洞，套在了头上。他穿的里昂比恩牌猎裤带有聚氨酯涂层，并找当地的一位裁缝进行了强化处理——在昂贵的裤子外面覆了一层廉价的斜纹棉布片，颇像是连接弗里波特和北京的友谊棉被。他的双手有巨大的麋鹿皮手套保护，这样的麋鹿皮手套是芝加哥的J·爱德华兹公司专为高架电杆工人设计的。石彬伦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装了专用发动机的稻草人——有的手脚用来从事艰苦劳动，有的手脚用来积极投入消遣。多年以来，他断定这才是在荆棘丛生、枝干交错的长城地区的正确行头。

我们沿着城墙往东走。每走过一百码左右，都会有一座瞭望塔。这些建筑段落已经变得松脆，但看上去依然十分雄伟，穹隆形的天花板高高在上，瞭望窗被建成了弧形。间或，石彬伦指给我看一些细节：这里的门本来是闩着的，那里的砖框原来安放着刻字的牌匾。

“瞭望塔和城墙属于完全不同的工程项目，”他说。“首先，瞭望塔是砖砌的，而城墙是用就近的石头所砌。后来，有人对城墙进行了改建，所以这些瞭望塔看起来才显得如此滑稽。”

他指着墙上的一处垛口，这个垛口完全被修进了瞭望塔的瞭望窗——这种事情只有在你用了两个互不相干的包工队时才会发生。大东塔附近的一段城墙已经完全坍塌。石彬伦相信，1615年所建造的段落就在这里止于一段短崖边上。根据塔边一块大理石牌匾上的数据，他又进行了一次测量。“这些家伙给下一拨承建者出了一道难题，”他看着下边的短崖说道。“他们该怎么办？从这里开始施工实在太困难了。”

这段城墙我可能已经来过五十次，但从来没有注意到施工时的这些细节。在我看来，那不过就是长城而已——早已完工，而且一直没有变化。不过，在石彬伦看来，那却是分段和分季节修建的一项工程。修建一般在春季进行，因为这个时候气候比较适宜，蒙古的袭扰者又不怎么活跃。“蒙古人世界的旺盛气力来自肥膘马，所以春季不适合袭扰。夏季太热。他们不喜欢炎热的天气，也很讨厌各种昆虫。蒙古人的弓弦用兽皮做成，会因为潮湿而松弛——这在明朝的文献中提到过。袭扰多发生在秋季。”

我们来到了我埋藏那块破损牌匾的地方。寒风中，石彬伦蹲下身子，用手指抚摸着那些刻出来的文字。他一下就认出，那是1614年完成的一块牌匾的一部分。县文物局曾在1988年对上面的刻字进行过登记，但在城墙上一直没有找到具体的位置，自此以后它便不见踪影。也许是哪一位劫掠者把它打破了。

“说的是城墙，以及垛口的高度，”石彬伦向我解释道。“还提到了一些官员的名字。老天，太好了，幸好有人把它取下来了，否则就全毁了。”

他从背包里取出皮尺。对刻线之间的宽度进行测量之后，他很快就算出了原物的尺寸。他沿着城墙慢慢往回走，查找着这块牌匾原先所安放的位置。他找到一处砖块包边的方框进行了测量：正好合适。就这一小段城墙而言，他已经掌握了大致的梗概：1610年代，两场修筑运动。离开之前，我们把破碎的大理石牌匾放回了我最先发现它的地方，然后用破砖块盖了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一位本地农民顺着南边爬了上来。他正在捕猎：肩上挎着几圈钢丝套。就算遇见身高二米零四、戴着蒂利牌猎帽和高架电杆工人专用麋鹿皮手套的外国人让这位农民吃惊不已，他也没有表现出来。他问我们是否多带了水，于是石彬伦给了他一瓶。之后那一年，我和石彬伦穿行过好几个村子，当地人好像从来没有把我们两个分清过。石彬伦有一位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的朋友名叫费嘉炯（Andrew Field），他曾经对我说，个子特别高的人站在长城上很可能比待在美国感觉好。“的确，他在中国就是个怪物，”费嘉炯说。“可我们不都一样吗？”

就我们所知的长城而言，最早的已知历史文献可追溯至公元前656年的战国时期，也就是楚国用夯土修建的防御性障碍物。四个世纪之后，秦王朝征服所有对手，由此巩固了它在当今中国北方地区的统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取得权力之后，他下令修建了约四千八百公里的长城。

“长城”的字面意思是“长长的墙壁”或“众多长长的墙壁”，因为汉语并不区分单复数。跟楚国的防御工程一样，秦朝的防御工程也用夯土构筑而成。几百年间，许多朝代都面临同样的根本问题：广袤的北方平原居住着游牧的蒙古人和突厥人，是帝国最易招致攻击的前线地区。有时候，来自游牧部落的威胁十分巨大，不同的朝代会采用不同的策略加以应对。统治期从公元618年至907年的唐朝几乎没有修筑城墙，因为唐朝的皇族具有部分的突厥血统，而且精于中亚战事和外交。即便那些修筑了城墙的朝代也未必都称之为“长城”——数千年间，用来表述这一防御工事的词汇超过十个。

明朝称之为“边墙”——边境上的城墙，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墙建造者。忽必烈率领蒙古人建立的短命元朝垮台之后，明朝于1368年夺取政权。即便蒙古人在中原地区失去了统治，但他们继续在北方地区形成威胁，于是16世纪的明朝在北京地区开始用条石和砖块大肆修建防御工事。这些都是经典建筑（有的经过重建，有的经过修缮），似乎会永无止境地出现在游客的影集当中。明朝是唯一大规模使用这种耐用材料的朝代，所修筑的很多段城墙延绵数公里。不过，“边墙”是一张网络，而不是单体建筑，有些地区可以发现多达四道的防御工事。

1644年，国内的叛逆者攻入都城，明朝皇帝自杀身亡。无奈之下，东北的一位军事将领在“边墙”上为北方的另一个游牧部族满人打开了一道口子，以期待满人会帮着复兴统治者的家族。然而，满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清朝，并一直延续到1912年。清朝很少使用城墙——毕竟，这些人原本就来自边境外的另一边——并且从根本上放弃了这一防御系统。

不过，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于18世纪开始深入探寻中国，当他们游历明城墙遗址之后，总困惑于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的种种传闻。外国人以为，北京地区格子状的砖块防御工事是整个防御线的一部分，横跨中国的北方地区，没有任何中断之处。1793年，后来成立了皇家伦敦地理学会的英国人约翰·巴罗爵士在北京附近发现一段城墙，并进行了测量和推算，由此宣称整个工程所使用的石头数量足以围绕赤道修建两道尺寸稍小的城墙。（西方人几乎没去过中国的西部，那里的城墙多由夯土筑成。）当时，外国人总是称之为“中国城墙”（the Chinese wall），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夸张越来越厉害，其称谓终于变成了“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1923年2月，《国家地理》的一篇文章如此开篇：“天文学家认为，唯一能从月球上用肉眼看得见的人造工程是中国长城。”（1923年从月球上看不见，现在从月球上仍然看不见。）

这一误解终于传回了中国。由于担心自己的国家落入外国人之手，孙中山和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认识到这一道连成一体的障碍物所具有的宣传价值。“长城”变成了“the Great Wall”的对应词，涵盖了北方地区所有的防御工事，而不管其地点和修建朝代。这个词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一道想象中的建筑物——一道数千年之久的城墙。

现在，长城这个概念十分宽泛，已无法根据它做出正式的定义。我在北京遇到过一些学者和文物保护者，我问他们究竟应该怎么定义“长城”，得到的答案从来没有相同过。有人说，建筑物至少要有一百公里的长度才符合长城的标准；也有人说只要是边境上的防御工事都可以包含在内。有人强调一定要是汉人修建，也有人把非汉人部落修建的城墙都算了进来。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长度估量数，因为至今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测量。2006年，《中国日报》刊发多篇文章，将长城的长度表述为六千三百公里、七千三百公里和五千公里。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大学有学者对长城进行过专门研究。在中国，历史学家惯于研究政治体制，考古学家长于开挖古墓。这两个类别长城都归不进去，即便在明长城这样定义较为严谨的主题上，也几乎找不到专门的学者。防御工事的保护非常薄弱，很多低矮地段的城墙曾经被人偷取下来用作建筑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如此。1980年代，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蔚（Arthur Waldron）对于汉人和游牧部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于是，我来到图书馆，满以为会找到大量用中文或日文写成的有关长城的书籍，”他最近告诉我。“但我找不到。我觉得很奇怪。于是我着手编撰一份文献摘要，可一段时间之后，我告诉自己：‘这跟我们对它现有的印象不符合。’”

1990年，林蔚出版了《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以明代文献为依据——他没做过大的田野考察——林蔚对那一时代城墙修筑工程的几个重大方面进行了描述。他还指出了当代有关长城的几个错误概念，其中就有单体结构这个概念。这是一本突破性的著作，本应为人们进行深入研究奠定很好的基础。然而，之后并没有出现考古研究或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只有一支考察队写过一本中文著作，对东端总长度为一千公里的多段明代城墙进行了描述。（还有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长城：中国面对世界，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2000年》，作者茱莉亚·洛威尔是剑桥大学的学者，主要探寻城墙在中国人世界观方面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比如，她将古城墙和当代政府的互联网防火墙等同看待。）

在中国，最有名的专家程大林并没有学术背景，只是一位退休的摄影师。二十多年来，程大林专为新华社拍摄长城的图片。他在业余时间研究历史，并出版了八本著作，从而将摄影和研究结合在一起。“长城涉及的学科太多了——政治、军事、建筑、考古，历史，”他告诉我。“就每一个专业而言，这个东西都显得很渺小。但放在一起之后，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你得去很多不同的书里面一点一点地找东西；它不可能集中写在某一个地方。而且没有人给你钱！你拿什么来吃饭？一个人怎么可能用十年时间来看完这么多书？”

1994年石彬伦第一次开始徒步行走长城，他当时只是一个在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的美国人。他一直喜欢运动——曾经在达特茅斯参加过大学划艇队，也参加过越野滑雪队——并把徒步当成对城市生活最好的调剂。在北京大学，他用中文撰写了关于东汉大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2世纪）的硕士论文。拿到学位之后，石彬伦决定继续从事学术事业。他一度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北京办事处的助理，后来又做过特纳广播公司的中国市场分析师。然而，新闻和商业这两个职业对他而言都没有做学问更吸引人。住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从未中断的就是沿着长城徒步行走。

1997年，他进入了哈佛法学院。虽然回归故里——他本来就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林肯镇——但他怀念北京，常常做一些令自己分心的事情。（“我劈了很多木柴。”）第一个假期，石彬伦回到中国继续徒步之旅。到此，他打定主意利用业余时间写一本有关明代长城的著作。于是他开始阅读历史书籍。毕业之后，他接受了麦肯锡公司北京办事处咨询师的工作；每个空闲的周末，他都会徒步出游，或者琢磨明代文献。在麦肯锡公司工作一年多后，他终于放弃这份工作，转而全职做起了研究。他的目标十分远大：徒步走完北京地区所有的长城段落，读到明朝时期刻在墙上的每一个文字。

石彬伦付清了法学院的学费，还剩下六万美元的积蓄。他指望靠这点钱能够完成一至两年的田野考察。他徒步走过每一段城墙，一边做笔记，一边用电子数据表记录下所有的细节。他常常会发现远处有多道城墙，于是用另外的数据库标出位置，用于下一次徒步之旅。每出行一次，“欲考察”清单似乎愈来愈长。1985年，中国的一颗卫星开展测量，测得北京地区的城墙总长度为六百二十七公里，但石彬伦发现很多段城墙并未包含在总数之中。

他成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常客。他阅读了明朝的历史日志《明实录》，并追踪了多位明朝官员的有关记录。间或，他还会发现一些关于城墙防御的专著。有些著作只存放于某个地方，于是他会在路上花费数个星期。在广州一家冰冷的图书馆里，他查到了明朝关于某几段重点防御城墙的详细介绍；这本书撰写得如此晦涩，以至于自1707年以来从未被人直接引用过。为了阅读16世纪中叶兵部职方司郎中官员尹耕关于中国历史的一本稀有文献，他飞到了日本。在日本，石彬伦一头扎进这本书里三个月。期间，他只在餐馆吃两顿饭。晚饭是自做的面团、白菜和番茄酱，然后浇上一杯酸奶。（“比奶酪便宜。”）他在北京一栋破旧的楼房里以每月二百二十五美元的价格租了一套小公寓。他对于蒂利牌猎帽的无条件退货政策了若指掌。（“你得自付邮费。”）在靠近多段城墙的密云汽车站，中巴车驾驶员一见他就会高声喊叫：“北甸子，六块！”北甸子是一个村庄，六块则是石彬伦经过激烈砍价之后达成的价格，这已经成为了密云中巴司机的口头禅。

四年间，他间或靠从事咨询或讲解工作挣到了六千两百美元。2003年，他向国家人文基金会提出申请，因为后者经常给独立学者提供项目资助。一群匿名学者组成的小组对他的申报书进行了评估，结论简直令人难堪。其中一位学者写道：“申请人没有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任何记录。”另一位学者这样评论：“完成的可能性：不清楚。”第二年，在他一位已经担任教授的老同学的指导下，他再次提出申请。这一次的评价积极了很多，至少使用了跟中国古汉语一样几近正规的专业术语。（小组成员一：“余以为［申请之著作］具备阐释人文学之素质。”）不过，申请还是被拒绝了。

在北京，石彬伦跟一位女士约会，他们在法学院就已相识，她当时还是西门子公司的一位经理。“她非常支持，”石彬伦告诉我。“我别无所求。”不过，他继续发现更多的城墙段落，阅读到更多的明代文献。2005年，他们最终分道扬镳。“这确实是我们分手的原因之一，”他说。“她看不到尽头。”

我第一次和石彬伦一起徒步考察的时候，他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九年之久，而且过去四年他完全投入到这个项目之中。不过，关于长城他一个字也没有出版过，跟学术圈也没什么正式的接触。他相当慎重，部分原因是他早已习惯独自开展工作。没有人把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进行过如此深度的结合——即便美国和欧洲的学界人士也完全做不到这一点——而他的方法也跟他徒步考察的行头一样苛刻而古怪。在他看来，既然“欲考察”的电子清单上还列着需要一百多天才能徒步走完的长城段落，此时动笔显然毫无意义。

这一串数字让他耗尽一切。在我们第一次前往大东塔的路上，他说那是当年他花在长城上的第八十天。从2005年开始，他跟长住北京的一位美籍自由新闻记者K·C·斯旺森约会。“石彬伦总能记住跟他徒步考察相关的日子，”她告诉我。“有一天他说道：‘今天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日。’他继续说道——他真不该干这一行！——他还说我们的约会始于他某次徒步考察的两天后。就像原始文化，人们用火山喷发的日子来标记事物。”

2006年，石彬伦开始从事更多的讲解工作——他的主要客户是高端的A＆K旅行社——他的收入增加到了两万九千美元。他没有可以谈及的爱好，他的书架上几乎全是研究长城的书籍。他有五张CD。他相当善于交际——他在城里有很多至交，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经常可以看见他出席城里的各种聚会。不过，很少有人明白他的执着。“我有好多次都想问他，他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斯旺森说。“石彬伦是一个相当理性的人，也许以感性的方式更能说清那一切，但石彬伦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个相当理性的人，却做着根本不理性的事情。”

10月，我陪着石彬伦进行了他的第三百三十一次田野考察。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和租赁的小巴来到了一个名叫水头的偏远村子。2003年，石彬伦在考察这里的城墙时，曾经发现过几段高耸的山脊，并推测其中可能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进村之后，他还研究了一块明城墙牌匾，这块牌匾保存在一位村民的家里。2006年，中国政府通过了第一部保护长城的全国性法律，明代工艺品不能再进行买卖，但很多地方十分偏僻，法律的执行非常困难。

在水头村，我们一问到牌匾，一位妇女就告诉我们主人不在家。

“你要买吗？”她问道。

石彬伦给了否定的回答，随后他告诉我：“他们上次也提出要卖给我。”

庄稼就要收割了，微风吹拂着地里早已干枯的玉米秆。走出村子，我们爬上了一段陡峭的城墙，数千名蒙古人曾于1555年在此发动过一次袭击。石彬伦说，汉人的防御一般靠粗陋的大炮、弓箭、大刀，甚至石块。“有很多规则，一次带多少石块，遇到袭击应该如何把石块运上瞭望塔的二楼。”他说道。随后，他指了指用石头在城墙上仔细摆出的一个并不紧密的圆圈。四百多年后，它们依旧在等待着下一次袭击的到来。

蒙古人喜欢夜袭。他们通常以小队形式策马而来。靠近敌方地盘之后，他们害怕落入埋伏，因而总会沿着山脊而行。他们不是占领者。他们深入汉人的地盘劫掠物品，然后尽快撤回。他们喜欢盗取牲畜、值钱的物品、居家用品和汉人。他们把汉人男女带回草原，并允许其组建家庭。然后，他们会把男人派回南方以收集汉人的防务情报，其老婆和孩子则作为人质。

关于蒙古人最为形象的记述来自曾在北方地区为官的汉人苏志高，他在1540年代驻扎于长城的中心地带，跟蒙古人有过近距离接触。（“［蒙古女性］喜媱，不避昏昼耳目。”）跟明代的大多数作者一样，他把他们称为“虏”——也就是蛮人。（“［虏］家家造酒，人人嗜饮；虏饮如牛，不歇气。”）他的记载属于负面的人类学作品，以期读者既知晓也讨厌这样的敌人。（“［虏中］亦有贯婴于槊以为戏者。”）

实际上，对方也是一群颇有头脑的袭扰者，所以战事往往很复杂。双方都雇用探子，并扩散假情报。蒙古人以烟雾互通信号，汉人则采用炸炮仗的方式沿城墙进行联络。在对付北方袭扰者的问题上，林蔚认为明朝采取了三种主要策略。明朝初期，汉人常采取攻势，将蒙古人的定居点尽可能推后并远离边境地区。第二种方法是用礼物、官职或贸易机会收买主要的蒙古头领。不过，有些明朝皇帝拒绝与他们所认为的野蛮人进行协商。第三种选项是修建防御性的城墙——林蔚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效的策略，并将其比作马其诺防线。他写道，修筑城墙成了晚明的代名词，因为这个王朝过于羸弱没有战斗力，过于自大而不肯谈外交。

石彬伦认为，晚明的应对之策并没有那么死板。他在文献中看到，汉人的策略在各地并不相同，这取决于受威胁的程度。城墙的修筑常常与防守策略和物资供应策略结合使用。无论如何，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汉人的政策不可能完全解决他们与蒙古人的矛盾，因为后者的内部权力争斗往往助长了袭扰的发生。在蒙古人的文化里，世袭的领导权仅限于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并且只传给每一代的长子。在这一条窄窄的线条之外，有抱负的蒙古人通常会觉得在南边才最容易得到机会，以增强其身份价值。

其中一个类似的争夺者便是俺答汗，他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排行老三。郁闷于其在家谱世袭中的角色，他于1540年代决定通过与汉人建立贸易关系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然而，明朝的嘉靖皇帝一口回绝。1550年9月26日是一个中秋之夜，俺答汗率领数十万蒙古大军对北京的东北部发动了突袭。他们攻破粗陋的石头城墙，劫掠了两个星期，杀死和俘虏的汉人达数千人之多。那之后，明朝开始大规模地采用砂浆来提高防御工事的质量。

与此同时，俺答汗的长子——汉人称之为辛爱黄台吉——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为了巩固其联盟，迎娶了数位重要蒙古家族的女子。不久，他遭遇一连串经济困境，但都轻而易举予以化解：把女人们遣散回家。明王朝一直向这些女人的家族定期配给白银和物品，以换取北方的安宁；此时，这群前妻开始现身于汉人的城墙要塞，要求获得更多的支持。1576年，在他们的一次请求遭拒之后，一支突袭分队在防御工事的偏僻之处钻了空子。这一地区如此蛮荒，以至于明王朝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在此修筑城墙，可蒙古人偏偏从这里钻了进来，并杀死了二十一个汉人。明王朝的应对之策是掀起又一波的城墙修筑热潮，这一次使用了砖块，哪怕在非常陡峭的地势也能开展工程建筑。石彬伦把1576年这一次行动称之为“一群蒙古怨女引发的突袭事件”——遭人拒绝的女眷促成了修建北京周边令人眼花缭乱的砖块防御工事。

历史学家往往把长城说成是军事无能和资源浪费的结果。石彬伦并不赞同，他认为经过改建的城墙经受住了16世纪所发生的几次大的军事进攻。在我们徒步考察过的水头村，汉人在一次重要战争中挫败了数千蒙古人的进攻。对明朝来说，城墙仅仅是其复杂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作为延续最久远的一道历史遗迹，它对于明朝的衰落承担了不相称的责难。

“有人问，当时真值得这样做吗？”石彬伦说。“但我并不认为当时的人们会有这样的看法。你不可能听到一个国家这样说：‘这一面山坡我们让了吧’或者‘我们可以牺牲多少多少平民和士兵。’他们可不会进行这样的计算。任何一个帝国总要尽力地保护自己。”

下午，我们披荆斩棘。徒步考察的过程中，石彬伦有时候会循着猎物的踪迹行进，而且总会沿着城墙的顶部行走，因为这个高度的灌木较为稀疏。不过，偶尔他也会无路可走，只能在荆棘丛中顺山脊而行。他把这叫做“蒙古人的徒步之旅”，对此我非常讨厌。我讨厌荆棘，我讨厌脚下不稳。我讨厌衣服被刮破，我讨厌石彬伦那古怪的城墙攀爬装备比我高级。我讨厌划脸庞的树枝只到他的胸部。最主要的是，我讨厌蒙古人害我以这种方式徒步行进。

爬到山脊上的一处石头城堡废墟之后，我感觉如同在水下长距离潜泳后突然钻出了水面。往东，视野开阔直达三十多公里之外。看得见的人类聚居地只有一处——镇边城村，四周依然环绕着明代守军修建的高高的石头围墙。俯瞰着被石头围绕的定居点，石彬伦说这样的岗位非常艰辛，因为长官们都要求用谷物而非白银支付士兵们的薪饷。“明朝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他说。“这跟在美洲‘新大陆’发现银矿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天早上，经过一夜的野营之后，我们发现了另一处石头要塞的迹象，以及由此通向山脊的一条视线。石彬伦推测，这些都被用于向镇边城传送信号。他仔细地记录下所有细节，回到北京后将它们加入计算机数据库。他很善于解构这些城墙——每次和他徒步考察的过程中，他都会发现那些反映军事策略的模棱两可的细节。不过，他早晚还需要依靠这一切细节做出点什么来。数年以来，他在高高的山脊上发现了它们，在被人遗忘的书籍里读到了它们，这样的细节有时候就像迎面而来的荆棘一样会分散注意力。“石彬伦因为不属于学术圈，所以有更多的自由，可以任意拓展自己的探寻路径，”他的朋友费嘉炯告诉我。不过，闭门造车也有一定的危险。“我一个劲地催促他早点解脱出来，”费嘉炯说。“但这就是他的思路，他对于细节有一种超凡的本领。”

披荆斩棘相当花费时间，而且非常危险。步行爬上镇边城的过程中，我问石彬伦是否遇到过什么事故。他说，1998年他一个朋友从烽火台上跌落下来，摔断了手腕。他们都很担心那天剩下的时间里还能不能继续徒步攀爬那段嶙峋的山坡，于是在城墙上过了一晚。回想起来，石彬伦承认那一次自己过于小心，并真希望他们当时立即下了山。

“他感觉疼吗？”我问道。

“是的，”石彬伦轻声回答道。“很疼。”

石彬伦总会告诉朋友自己在什么地方徒步考察，而且几乎未曾单独进行过彻夜旅行。最常和他同行的伙伴名叫李坚，是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同班同学，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珍本部工作。2000年她跟随石彬伦进行了第一次为时三天的徒步考察。“我之前经常失眠，”她告诉我。“但徒步考察回来之后，我真的睡得很香！”从那以后，她和石彬伦一起在长城上度过的时间总共达到了一百八十五天。

渐渐地，李坚拥有了里昂比恩牌羊毛猎衫、白色的蒂利牌猎帽、拉思珀蒂瓦牌登山靴，以及由芝加哥J·爱德华兹公司专为高架电杆工人制作的麋鹿皮手套。她把一条长运动裤从膝盖处裁下，再剪出一个大洞套在脸上。来到野外之后，她成为了身高一米五九的中国女版石彬伦，跟他一起穿越灌木丛。她告诉我，她从来没在前面带过路。

2003年6月，他们出发前往北京以西的门头沟进行一次三天的徒步考察。那一带的山峦形状怪异；高耸的山峰轻易就能翻过，但低矮的山坡常常意想不到地连接着悬崖。石彬伦像蒙古人一样徒步前行，可还是迷了路，无论朝哪个方向往下走都会遇到陡直的断崖。幸运的是，之前下过雨，这样他们才在岩石窝里喝到了存积的雨水。朋友们组成搜救小队，开着车从北京出发了。石彬伦和李坚出发五天后，终于找到一条小路并走了回来，跟之前已经上路的搜救小队迎面相遇。至今，李坚还把长城徒步当成治疗失眠的方法。

中国的大学可能没有培养出长城专家，但学术圈外早已形成了长城爱好者小群体。他们一般爱好体育——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是一种罕有的素质，因为他们对体力劳动的厌恶对于考古学而言有时候是一种麻烦。长城往往吸引着那些痴迷者。曾经当过电杆工人的董耀会在1984年辞去工作，一门心思对全中国上下数千公里的长城片段进行了徒步寻访。在写成一本书讲述其经历之后，他帮助建立了中国长城学会，出版两种期刊，并呼吁对长城废墟加以保护。新华社的退休摄影记者程大林毕业于体育院校。英国地理学家和马拉松健将威廉·林赛于1987年来到中国，并沿着长城且跑且走了四千公里。他在北京定居下来，出版了四本关于长城的书籍，建立了一直专注于长城保护工作的小型组织“国际长城之友协会”。

北京大学最积极的长城研究者是一位名叫洪峰的警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被一所体育学校录取了——他成了一名短跑运动员和跳远运动员——但他经常喜欢做的事情还是阅读历史。在与大学失之交臂之后，他进入警察学院，并最终被安排到市属单位北京大学。1990年代中期，出于消遣他开始徒步行走，并对当时关于长城的各种书籍深感失望。“错误太多，”他告诉我。“于是我开始阅读原始文献。”

我在北京大学派出所见到了洪峰，他正在二十四小时值班。他是派出所所长，经常利用休假时间进行徒步之旅。洪峰四十五岁，高大而强壮，不过右胳膊肘时常疼痛，那是他在做研究时摔倒受的伤。他经常造访学校的图书馆，但从不跟教授们谈论自己的研究情况。“考古系和历史系的学者对长城不感兴趣，”他说。

洪峰在徒步考察期间，发现北京西北方向上的防御工事存在着一段令人迷惑的长达二十四公里的缺口。一些当代作者认为，这个地段的地形如此崎岖，根本不需要防御，但洪峰不这样认为。他到访过更为陡峭的地区，但防御依然非常严密，于是他找到了《明实录》。他发现，明王朝相信在其先祖陵墓正北方向上的这一地区有一股重要的龙脉。龙脉就是关系到风水的山脊，于是明王朝不厌其扰地在此以北更远的更难以防御的地方修建了精巧的城墙。

洪峰把他的这一发现写成文章，发表在www.thegreatwall.com.cn上，如今这个网站已成为最活跃的长城爱好者们的家园。网站由软件工程师张俊发起成立于1999年5月8日——也就是中国位于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遭到北约轰炸的那一天。（北约说是误炸。）网站的成员定期在北京共进午餐，我在其中一次聚会上问张俊，他是怎么想到要在那一天建那么一个网站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修建长城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中国，”他字斟句酌地回答道。

网站有五千名成员，尽管也有少量正儿八经的研究者，但很多人对于长城产生兴趣都是出于爱国和消遣这样的双重原因。石彬伦于2000年加入了这家网站。跟其他人一样，他也取了个网名——阿伦，这个网名是一位语言教师给他取的石彬伦这个中文名字的变体。他经常用中文跟其他人进行交流，但从没有参加过聚会，也一直没有说自己是外国人。去年秋季以来，他在网站上粘贴了两篇很长的文章，讲述某一段城墙的修筑过程。他告诉我，他终究会用英语来写书，但刚开始用中文写几篇文章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只有在这家网站上有人会关注如此艰深的主题。（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论‘猪嘴堡’长城的建设日期”。）

石彬伦从来不让我向长城网站的其他成员公布他的身份，我一直信守诺言，但大家很快就谈到了这个名叫阿伦的人。说起阿伦的研究成果，作为警察的洪峰敬仰不已，并认为他是中国人。“他写的东西不长，但都很深刻，”洪峰说。“这人一定是个研究生。我不问，他也不说。”

石彬伦最终决定“亮相”他的外国人身份，但一直很担心网站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还记得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为自己的论文进行辩护的情形。“我的老师告诉我：‘按照对外籍学生的规矩，我们一般会给予更多的灵活性，’”石彬伦对我说。“要是当时再沉着一点，我会这样回应他：‘行，我本来来这里就是为了获得经验，即使拿不到学位我也乐意走人。’”他继续说：“我想让自己的论文根据独立的标准来评价。谁写的，作者是不是外国人，这统统无关紧要。”

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石彬伦用化名发表文章是因为担心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但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性格。他相当谨慎，却冒着所有的风险——不稳定的收入、与他人的关系、个人的安危——去从事研究工作。对于自己在长城方面的认识，他信心十足，而且能够描述得天衣无缝；很显然，他是想帮助大众根除对于长城的种种误解。然而，在做完“欲考察”清单上的项目之前，他不愿意动笔写书。他的工作可以看作是一种痴迷的研究——这是他对于地球上最宏大的建筑结构所做的一门心思的探究。不过，在这种表象之下，是他对于理性的一种深切的使命感。石彬伦相信，修建这一道道城墙确实是出于军事方面的原因；他还相信，自己对于它们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是最好的。他讨厌把长城加以象征性的利用，尤其讨厌用它来解释中国文化这样的复杂现象。对中国人而言，这一道城墙通常代表着荣耀，外国人则认为它象征着排外。不过，石彬伦觉得这两种认识都没什么用处。“它不过是中国人曾经所作所为的体现，”他说道。“是他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方法而已。”

在我认识的人中间，洪峰的观点最能让我联想到石彬伦。洪峰的网名是“穷诗书”，也就是“读完所有的书籍”。“中国人常常把长城当作民族骄傲的象征，”洪峰告诉我。“但这有些夸大其词。它跟金字塔这样的大型纪念碑不一样，不过是应对攻击行为的一种策略。”

12月底，我陪着石彬伦进行了他的第三百四十次城墙之旅。上一次去密云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几条高大的山脊，并认为其中可能存在用石头垒成的瞭望塔。我们慢慢爬上了山脊：一无所有。不过，这只是他的“欲考察”清单上又被划掉了一天而已。

尽管我讨厌披荆斩棘，但在过去的一年间，我还是慢慢喜欢上了规律性出游所具有的清晰的节律感。每一次旅途都如出一辙：好走的路，难走的路，浓密的刺，养眼的景。不管走在什么样的地方，我总能看见石彬伦在前头步履稳当，蒂利牌猎帽在荆棘丛中一起一伏。

下坡的时候，我们在一处陷阱里发现了一头死去的獐鹿。绳圈还套在鹿的颈项上，它一定是窒息而死的。再往前，我们看到了一段长长的城墙，土墙的大部分碎成了粉末。我一脚踏上去，靴子踩进了一个孔洞。我掉进陷阱，在一道矮埂上绊了个跟头，紧接着一头栽到了三米高的高坎下。不知怎么搞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又撞上了城墙。一头磕在城墙边上，我一下子停了下来。

“好险，”石彬伦一边高呼一边跑了过来。我慢慢地站起身，试着走了两步，立即知道自己的左膝盖伤得很厉害。然而，我们还要走好几公里的路才能得到救助，而气温已经远低于冰点；唯一的选择只有继续前行。

只要是下坡路，我就需要石彬伦搀扶。一共走了三个小时，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上午，我去医院做了X光检查。医生告诉我，膝盖骨多处破损，我得拄上六个星期的拐杖；那是我最后一次徒步长城。

发生事故的第二天，石彬伦来公寓里看我。他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看得出来，他对这一次事故感到很难过。他说他对电子清单进行了快速分析，在大约一千两百五十天/人次的徒步之旅中，我所遭遇的事故只是第二起。后来，他肯定地告诉我，确切的数字是一千两百四十五。

2月，前往台湾进行研究旅行之前，他又来看了我一次。他计划前去研究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几张明代地图和几块纪念碑。他还是没用英语写东西，不过准备再用中文写几篇文章。他似乎更多在为今后着想了。他计划大约一年后开始写书；写完以后，他会前往中国的其他地方继续研究长城。他也许会攻读博士学位，也许依然独立，靠讲解和写书维持生计。“万一有学者愿意跟我闲聊呢，所以我需要学一学其他的语言，”他说道。“如果说不来日语，如果说不来蒙古语，肯定会落伍。不过学点其他的一样有用。下一种语言也许是俄语，也可能是德语。我觉得学一点满语也有用。再学点藏语吧。不过，这都要往后排了。”

我拄着拐杖送他到了门口。他要坐早班飞机；为了省钱，他预订的机票要在澳门中转七个小时，也不能出机场。他觉得可以趁机读一点东西。我问他，在北京的徒步之旅还剩多少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八十六天。”

Jay-Z热爱和平队。他从未公开谈论过这一点。在他所演唱的二百二十四首歌曲，包括那首叫做《金钱、现金、锄头》的歌曲中，从来没有提及过“志愿服务”。但纳吉夫·戈亚尔相信自己了解这位说唱达人的真实心情。“Jay-Z和碧昂斯对于帮助和平队都具有浓厚的兴趣，”纳吉夫有一次跟我这样说道。纳吉夫说，他去年曾经跟一个人通电话，而这个人声称可以安排Jay-Z和碧昂斯来他在华盛顿组织的和平队集会上讲几句话。然而，他们最终没有露面，这也是纳吉夫一个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最常见的结局。他曾经让Grateful Dead乐队的吉他手给佛蒙特州的议员打电话，最终石沉大海。他曾经想到达兰萨拉见达赖喇嘛，请他向美国国会写信，呼吁给和平队更多的预算，最终无功而返。有一次，他打算让莫林·沃思，也就是《名利场》的供稿人和蒂姆·鲁塞特的遗孀与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芭芭拉·米库尔斯基取得联系，但所采用的方式相当迂回，宛如从首都华盛顿开车出发，去美国南部绕一大圈最终到达巴尔的摩。“他让我找詹姆斯·卡维尔给比尔·克林顿打电话，再让克林顿打电话给米库尔斯基议员，”沃思告诉我。“我一天之内收到他四封电子邮件，这只是其中之一。”沃思没有给卡维尔打电话，但后来在一次开会的过程中用她的手机给一位议员打了电话。“这显得非常失礼，但我还是替纳吉夫打了电话，”她这样说道。跟大家一样，她提到他的时候都会直呼其名。沃思非常赞赏纳吉夫凡事都愿意尝试的精神，尤其是他来到华盛顿的过程，“仿佛从云端直接落地”。她说：“有谁愿意大老远地坐飞机去夏威夷看望奥巴马的妹妹？他做到了！真希望他能上一上真人秀节目。”

纳吉夫·戈亚尔三十一岁，但看起来就像个在校大学生。他身高仅有一米六八，皮肤黝黑，睫毛很长。身为移民的第二代，他的信心随处可见——不管身处何方，他总能找到作为外来者的种种便利。2001年至2003年纳吉夫在尼泊尔东部的某个地方从事和平队的志愿工作，有时候当地人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泪流满面。当地人把他看作是恒河之源的湿婆神。老人们一边扭开水龙头一边说道：“这都是他赐给我们的。”在国会的各个大厅，很多人都弄不明白他究竟要干什么。他来到华盛顿，为小村子的水井琢磨出了一系列路线图——廊道、听证室、咖啡店，每个人都可以在此徘徊，等着见到国会议员。“他一个个地筛选出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山姆·菲尔告诉我。“我从未碰到过如此执着的游说者。”其他人则抱怨，说他的非正统方法太个人主义，但即便是批评者也不得不认可他所取得的种种成果。过去两年间，尽管国会内部存在党派之争，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但和平队的经费增长创造了历史记录。“我进入国会有十七年时间，经常为和平队当说客，但从来没像过去两届这么奏效过，”菲尔说。“我把这一点归功于纳吉夫。”

2011年3月，和平队即将迎来五十周岁。这一年喜忧参半：尽管资金增加，志愿者人数可以大幅增长，但它派往海外的人数比1966年时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很多美国人甚至不知道和平队依然存在。它在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似乎变得微乎其微，近年尤其受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影响。纳吉夫告诉我，如果以前的和平队员能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验教训应用到美国的政策上去，和平队的形象将会大为改善，这与很多人对和平队的看法刚好相反。非但不是把美国的价值观引入某些摸黑前行的国家，纳吉夫还想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原来组织这一运动的方式，是问谁加入过和平队，谁愿意关注它。那是血脉相连，那是你自己的种姓。你的地盘你自己做主。”他说道。“华盛顿是一个村子。国会所做的各项决定，有些还是非常重大的决定，全都有赖于个人行为。”

纳吉夫·戈亚尔直到加入和平队才知道自己的种姓。他从小在长岛的曼哈塞特山长大，他的父母那文德纳·戈亚尔和达姆扬迪·戈亚尔于1970年代从印度拉贾斯坦邦移民来美国后定居在这里。他们养育的三个孩子都讲印度语，但一直没告诉他们属于吠舍阶层，这一种姓以经商而闻名。“在我们看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文德纳·戈亚尔对我说。他是一位心脏病专家，说自己很讨厌种姓制度。但在被和平队派往尼泊尔之后，因为这里有跟印度相似的种姓制度，纳吉夫给自己的母亲打来了电话。“他问我：‘我们是婆罗门、吠舍、首陀罗，还是别的什么？’”达姆扬迪告诉我。“他说：‘有人想知道我的种姓等级。’我就告诉他了。”

戈亚尔夫妇最开始反对儿子前往海外的念头。他们希望他当医生，于是他在布朗大学修读了医科大学的预科课程，后来又决定申请法学院。他们不明白，他怎么会为了去发展中国家生活的念头而推迟上大学的时间。前不久，达姆扬迪因患乳腺癌正在接受化疗，非常担心远离家门的儿子，但他的理由最终让她松了口。“他说这个国家给了我们太多东西，”她告诉我。“我们住着好房子，开着好车，生活在上好的社区。我们应该有所回报。他这样一解释，我便开始喜欢他的想法了。”

纳吉夫被安排去不到六百人的纳木杰村的一所学校教英语。纳木杰位于尼泊尔东部，所在的德赖平原刚好处于喜马拉雅山山麓。纳木杰村的海拔高度为一千五百多米，村民们主要种植香菜、黄豆、萝卜等蔬菜。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拿出很多时间取水。高山积雪给尼泊尔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但纳木杰这样的山区村镇往往远离河流。最近的水源在萨秋-科拉，在陡峭的山路上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这一处泉眼。人们一般每天往返三趟，用铝罐取回总共十六升水。“大家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洗，”纳吉夫告诉我。“肥皂不是必需品。肥皂很费水。当然，我的做法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生病了。”

他的疥疮很严重，手臂上布满了疤痕。前去加德满都看过医生之后，他回到了村子，接着便感受到用水短缺的其他后果。“一天，一个学习很好的学生没来上课，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要去取水。我把所有的村民召集起来，问他们：‘如果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愿意投入劳力吗？’他们都愿意。”

纳吉夫找到加德满都的工程师进行交流，又阅读了有关电泵、管线、过滤系统的书籍。他利用医科大学预科课程上所学到的技能，学着计算水的摩擦力。他终于算出，最佳选项是要修建一个两级抽水系统才能把水垂直提升三百九十六米的高度。来到达兰市之后，他找到一个名叫基尚·艾格拉沃尔的水管经销商，因为他的祖辈跟纳吉夫来自印度的同一个地方。两个人闲聊一番家世之后，基尚答应赊销数百根直径为七十六毫米的镀锌铁管，免收利息。为筹措资金，纳吉夫回了一趟长岛，因为来自印度的移民家庭经常利用周末时间举办载歌载舞的盛大晚宴。戈亚尔夫妇备好晚餐，请来了他的医生朋友，但并没有说那天晚上的娱乐节目要穿插纳吉夫的募捐活动。“我想过募捐的事儿，”达姆扬迪告诉我。“我知道，如果不搞募捐，所有的钱都要由我们来支付。”十分钟之内，纳吉夫筹集到了一万八千美元，和平队、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最终补齐了余额。

对二十二岁的纳吉夫来说，最令他感到气馁的挑战是组织劳力。村民们没有大型工具，全部建筑材料都需要人力通过山路搬运到工地。大量的活儿由妇女们承担，因为男人大都到了国外从事劳务。经过一番研究纳吉夫才知道，最大的威胁是一种叫做水锤的东西——也就是低端阀门关闭时水流在长长的管子里产生的压力。他咨询了多名工程师，大家都建议他修一道长达一点五公里的石阶，一来可以固定管子，二来便于检修。在对石阶和泵房进行设计时，纳吉夫主要依靠一位名叫卡纳·马嘉的村民，这位村民天资聪颖，但只上过九年学。学校的校长哈卡·拉玛把全体村民分成二十五个小组，大家一起协调整个工程的方方面面。

另一位名叫坦卡·布耶尔的老师负责村子里的政治事务。“我此时才明白，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纳吉夫最近告诉我。“我们一起出席会议，他会这样说：‘只要我们把这个人抓在手里，其他什么人我们就都有了。’而那个人有三个老婆，事情往往非常复杂。很多事情都要依靠家族和血统。这跟华盛顿一样，靠的是身份。”坦卡在村子里也是个外来者，隶属于某个情况不明的亚种姓，喜欢玩点政治手腕。“坦卡跟某些人交谈的时候本来用的是尼泊尔语，但有时候莫名其妙地改说起英语，‘政治是一种肮脏的游戏，’”纳吉夫模仿着尼泊尔语的腔调。“他不愿意做解释！他了解加德满都的意思，他了解激进分子的意思。对于军人政治和家族政治，他都了解。”

当时，尼泊尔因为政治动荡而四分五裂。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激进分子一直试图推翻君主政体，和平谈判于2002年遭遇失败之后，军队开始越来越多地遭到攻击。军队通常报之以血腥的暴力行动，派出士兵搜查村镇。数千人被杀，超过十万人被解除职务。人们主要的游击策略之一是引爆自制炸弹，这意味着任何带着管子的人都成了嫌疑对象。纳吉夫找当地武装的司令官签发了一份通告，说明村民们为什么需要搬运那么多管材设备，这份通告所有人每时每刻都随身携带。

有五百三十五人志愿参加工程建设。他们全凭手工劳动，修起了两个泵房、两个聚水池、三个蓄水池和一千两百三十六级台阶——据说是尼泊尔东部最长的一条石阶。所在县的工程办公室派来的人在走访时大吃一惊，纳吉夫这么一个美国人竟敢如此信赖卡纳·马嘉这么一个没怎么读过书的人。“纳吉夫先生，你来自发达国家，建这个项目都没找个工程师什么的吗？”派来的人难以置信地问道。纳吉夫回答说：“我们这帮人不比工程师差。”然而，开工十六个月之后，他们合上电闸，没有反应。

纳吉夫在和平队还剩下一个月的服务期。在一次次让水泵转起来的尝试遭遇失败之后，他变得非常泄气，连当地一位电工说问题可能出在电压上的建议都听不进去。“这都怪印度那帮狗杂种，他们用电太厉害，”电工对他说。“我们得等到深夜，等全印度所有人都睡了再试。”

于是一帮人来到位置较低的那一间泵房，一边钓着火蝾螈，一边等印度人上床睡觉。纳吉夫心情沮丧，干脆待在了家里。凌晨三点，一个邻居把他叫了起来。“水来了！”他高喊道。“水来了！”纳吉夫跑到石阶那里，他听到了一种像是在下雨的声音：这是水在管子里一点点爬升的声音。他和其他人一起，一步一步地跟着声音往上爬。到了山顶，随着水流进容量近九十立方的蓄水池，声音更响了。坦卡·布耶尔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就应该做出什么样政治正确的反应，他立马跑出门去宰了一头羊。

人们一般认为，和平队源于伟大的理想，但实际上它在开始阶段更多地跟村镇政治的感情有关。1960年10月，总统选举的第三轮辩论期间，理查德·尼克松对约翰·F·肯尼迪展开攻击，说民主党总统应该为过去半个世纪把美国人拖入的每一场战争负责。之后不久，肯尼迪于凌晨两点钟飞到密执安州，在位于安阿伯的大学校园发表了一段事先没有计划的演讲。他问学生们：“在你们想当医生的人中间，有多少人愿意去加纳待一段时间？”正如斯坦利·梅斯勒在《当世界召唤时》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时身为助理，后来做了议员的哈里斯·沃福德相信，肯尼迪之所以发表这番讲话，是因为他对尼克松的含沙射影非常生气。

数千名学生给肯尼迪寄来了意向信，这个主意同时也利用了大众的一种心理，即美国需要更多的草根做出努力，以应对共产主义。竞选后，肯尼迪成立了和平队，并指派其妹夫萨金特·施莱弗担任主任。施莱弗的动作很快——不到六个月的时间，第一批志愿者就被派往加纳，并对当地的教育体系带来了立竿见影的影响。没有和平队，加纳约六分之一的小学会因为缺乏教师而被关闭。很快，单是派往埃塞俄比亚的老师就接近五百名。截至1966年，全世界已有一万五千多名和平队志愿者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而当年收到的申请书达到了四万两千份。扩展计划雄心勃勃：肯尼迪曾经说过，当志愿者人数达到十万时，和平队所具有的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

结果1966年就是顶峰。越战期间，申请人数骤降，耽于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不再愿意跟政府机构产生任何瓜葛。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仍旧有大批年轻人前往海外服务，并对当地的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这个机构的美国身份在逐渐减弱。官方支持主要来自某位总统或者少数几个政客的一时兴起。尼克松力图完全扼杀和平队——他讨厌跟肯尼迪有关的任何东西。卡特任命了一个毫无能耐的人。里根于1983年与斐济总理举行会晤，后者对曾在该国服务的志愿者赞赏有加，于是里根对和平队采取了高度支持的态度。那次会晤后一个星期，一个工作人员向里根呈送了一份提案，这份提案要求对联邦预算进行大幅度削减。“别减和平队的，”据报道，里根曾经这么说过。“这是我上个星期唯一一件受到别人感谢的事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队所得到的只是空洞的竞选承诺。很多人都听说过它的名字，印象勉强算得上正面，但并不知晓志愿者们做了些什么，也不清楚活动经费有多少。克林顿声称要进一步壮大组织规模，让志愿者人数由不到七千人增加至一万；乔治·W·布什说，他还想增加到一万五千人。奥巴马承诺，到和平队成立五十周年时，其规模将会增加一倍。但他们谁也没有多给钱的意思，志愿者人数依旧只相当于1966年时的一半，尽管申请者人数在“9·11”事件后有了大幅度的增加。2008年，和平队的预算经费是三亿四千二百万美元——低于联邦政府拨付给军乐队的预算。

在原来的志愿者看来，这有点像是在浪费资源。十七年来，和平队向阿富汗派去了美国人，在伊斯兰主要国家服务的志愿者超过了四万五千人，但这样的举动似乎对“9·11”事件之后的政策没有带来什么影响。美国全国和平队协会是为结束服务期的和平队员提供服务的机构，其主席凯文·奎格利认为，扩大组织规模的时机已经成熟。但这项运动必须独立于和平队本身——根据法律规定，政府机构不能进行游说活动。奎格利告诉我，从前的和平队队员一直比较被动。“一定要组织起来，”他说道。“形成一种机制，这样才能让立法者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奎格利在尼日利亚见到了前和平队志愿者罗纳德·罗斯，他曾经替拉尔夫·纳达尔和其他人组织过几次公开活动。得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助之后，他们雇用了纳吉夫·戈亚尔。离开尼泊尔后，纳吉夫·戈亚尔进入了纽约大学的法学院。纳吉夫继续为纳木杰村的发展做工作，但从未跟国会山有过半点联系。一开始，他试图了解立法程序。“他们不是有很多书吗？《我们的政府如何运作》等等，”纳吉夫告诉我。“这纯粹是浪费时间。”他这才认识到，其中既没有法律也没有民主成分——向和平队这类机构拨款是由一个预算委员会说了算，而这个委员会在宪法中只字未提。至关重要的是，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如何做出个人的决定，并且他们会受到选民、同事和其他人什么样的影响。

基层动员相对比较容易。前志愿者超过二十万人，纳吉夫最终列出的电子邮件清单有三万三千个。他安装了一个电脑软件，以侦测某一条信息是否被打开，由此知道什么样的电子邮件才能够激发人们阅读和转发的欲望。他还会追踪各个目标。我有一次去华盛顿拜访他的时候，他在对电脑进行一番查验之后告诉我，他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被某个议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开了一百三十三次。“也就是说，我的做法没错，”他说道。依据那份电子邮件清单，他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前志愿者的大量电话和电子邮件。在做出关键性预算决定的那个星期，很多人把电话打到众议院国家和对外事务拨款小组负责人尼塔·罗伊的办公室，直至罗伊的电话完全陷入瘫痪。一位助理终于找到一个中间人，并求他去说服纳吉夫立即停手。“别打电话了，”中间人请求道。“实习生也要去吃午饭的。”

与此同时，纳吉夫联系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因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被大家称为“草根领袖”。他为和平队四处找关系：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克里斯·马修斯曾经在斯威士兰担任志愿者，芝加哥熊队的主席曾经在埃塞俄比亚担任志愿者，吉米·卡特的母亲和孙子曾经分别在印度和南非担任志愿者。说到找人帮忙，纳吉夫毫不畏惧——他曾经尝试过让四位健在的前总统联合签发一封信给奥巴马，这激发吉米·卡特写了一封回信：“这么找美国前总统不合适。”不过，卡特还是替这场运动打了一个电话。（我第一次见到纳吉夫的时候，他要求我写封信，谈一谈我在中国担任志愿者的事情。）听说奥巴马同母异父的妹妹曾经考虑过加入和平队，他从另一位前志愿者那里要来了航空公司的里程兑换积分，飞去檀香山，然后穿上夏威夷衬衫，面见了玛雅·苏托洛-吴。离开夏威夷的时候，他的手里拿着她和奥巴马从前的一位高中老师写好的信件。作为额外收获，他还拜访了总统十分喜爱的刨冰店，并让店主写了几句支持和平队的留言。

玛雅·苏托洛-吴告诉我，她从来没给这样的活动签过名。但作为一个在印度尼西亚长大的教育者，她支持海外服务项目，而且纳吉夫给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显得很专业，很友善，”她这样说道。“但还不够老练。他很自然，也很开朗。”她尤其强调，她不能代表自己的哥哥和政府，因为政府至今都没有发布过有关和平队的声明。但在纳吉夫的夏威夷之行一周后，米歇尔·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我的丈夫将致力于大幅增加进入和平队服务的机会。”

还是在纳木杰村的时候，坦卡·布耶尔就让纳吉夫认识到，个人的力量往往大于系统的力量。“他的风格就是直接找到某位权势人物，并开口陈述其需要，”纳吉夫告诉我。一开始，他发现在华盛顿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关系的人很难被写进国会要员的日程表。不过，这时候纳吉夫已经在研究一本包含参众两院每一位成员的彩色影集。“一旦知道了某个人的名字，你就能跟他搭上话了，”他这样解释道。随着时间推移，每一张脸都印在了他的记忆里，这样，华盛顿也就变成了一个小村子。他在里根国际机场认出了鲍勃·柯克尔和克里斯托弗·多德这两位参议员。他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星巴克咖啡厅与卢斯·卡纳汉议员搭上了话。一天深夜，他在科斯餐馆外碰到了彼得·韦尔奇议员，在每日面包店里碰见了丹尼斯·库琴尼科议员。每个人都有可能来参议院廊道转两圈——出入连身份证都不需要——于是纳吉夫在那里一连逗留了好几天。他参加了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以便中途休息的时候能够与重要的官员见上一面。他知道众议院里最好的位置是连接伽侬办公大厦和朗沃斯办公大厦的地下圆形大厅，便来到这里见到了好几个委员。他接受这份工作后的第二年，一百二十四位众议员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一封抬头为“亲爱的同事”的信件上，以支持增加对和平队的财政拨款，这样的签名数字超过了其他任何议题。

有人告诉他，这种套路叫作“贴身游说”。游说者很少这样做，因为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不愿意被公众看见跟任何特殊利益有所瓜葛，但和平队的威胁没有这么严重，尤其是它的代言人是纳吉夫。“很新鲜，大家看到的是这么一个又小又黑的人，”他说。8月份，我陪着他在国会山待了一段时间。两天半的时间内，他未经邀约就和十五位参议员进行了交谈。政治圈仿佛突然间变得非常小，不过依旧具有明显的外来倾向——为了打开话题，纳吉夫总能找到跟尼泊尔有关的各种联系。他走到科罗拉多州参议员马克·乌代尔跟前，提起了乌代尔的母亲也曾在尼泊尔当志愿者的事情。参议员立马双手合十，略一鞠躬，然后用印度语说道：“您好。”纳吉夫向参议员戴安妮·费恩斯坦做自我介绍时，提到她的丈夫曾经在尼泊尔做过荣誉总领事。在与衣阿华州选民共进早餐的过程中，纳吉夫因为提及某位中西部人从加德满都进口藏式毛毯引起了参议员汤姆·哈金的注意。当他说到和平队时，这位参议员说：“我想知道我们在海地有多少志愿者。”

“没有，”纳吉夫说道。“一个也没有。”

“一个也没有？”哈金说道。“那真说不过去！”

“没有钱嘛，”纳吉夫说道。“因为动乱，海地项目在前几年就被砍掉了，但现在需要恢复。所以我们才会要求增加经费。我知道你最近去过越南，他们那里也需要志愿者。”

“我刚从越南回来，”参议员说道。“他们那里没有和平队吗？”他给就在对面办公室的外交事务助理打了个电话。“汤姆！汤姆！橙剂与和平队！”助理赶紧跑了过来，他当然不知道这个矮个子印度裔跟橙剂与和平队有什么关系。“我要你去查一下，”参议员一边吩咐，一边提到了帕特里克·莱希的名字，他就是给和平队提供资金预算的参议院国家和对外事务拨款小组的负责人。“跟莱希说一说和平队和橙剂的事儿。”

我陪纳吉夫的那几天，他先后参加了一场派驻东帝汶大使的公开确认会、一次武装部队关于俄罗斯核武器的听证会，以及一次罕见和易忽视儿科疾病会议。在他看来，这都是背景音；他坐在会场后排，用iphone给选民们发送电子邮件，等着中场休息时跟谁来一个见缝插针的交流。不参加会议的时候，他给吉米·卡特的孙子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女儿各打了一个电话。他琢磨由众议院推出的预算提案，以确保自己理解其中的数据。他对一些事实胸有成竹：和平队的全部预算还不够买两架F-22喷气式飞机。他计算过，向海外派出一名志愿者一年的费用大约为二万五千美元，而一名外交官员的费用是一百万。根据2011年的预算提案，提供给外国军队的援助经费是和平队的十二倍之多。当他就此找到费恩斯坦参议员时，费恩斯坦回答说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要有大的增长非常困难。

纳吉夫从口袋里掏出预算提案的复印件。“看一看外国军队的情况吧，”他说道。“差不多是五十五亿美元啊，其中竟然有十二亿美元的增幅。与之相比，我们的要求不过是九牛一毛，只有区区四千六百万。”

参议员扬了扬眉毛。“九牛一毛？”她问道。

“正是这样。”

“嗯，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你看这笔钱，”纳吉夫继续说道。“外国军队有十二亿的增幅，巴基斯坦镇压暴乱有九亿美元。”

费恩斯坦准备抽身走人，但这一连串数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多少？”

纳吉夫取出复印件。“十二亿，九亿。”

“给我看一下，”她要求道，他把文件递了过去。她把一个助理叫了过来：“把这个拿给瑞奇过过目。”

纳吉夫告诉我，他有时候会因为过于大胆而引火上身。在给罗得岛退伍兵举行的一次军人招待会上，他本想趁机见见某位参议员，却被人家赶了出来。当被人问及身份时，他自称是布朗大学的毕业生，同时也是一名“和平队退役者”。“有时候要耍点滑头才办得成事儿，”他告诉我。他并不认为政治上非得有肮脏的事儿，但坦卡·布耶尔关于游戏的说法他倒颇为赞同。“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人的游戏，”纳吉夫说。“跟所有的游戏一样，你得喜欢它，你得从中寻找乐趣。大家都觉得，只有变成政客，才能参与政治活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可能是没有任何级别的村民，但仍旧可以参与其中。”

纳吉夫在纳木杰村的时候也经常遇到麻烦。水管即将铺设结束的时候，他就知道会出现政治上的麻烦事，尤其有几个工人发现不知是谁在储水池里拉了一泡大便。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政治宣示：邻村有人不高兴了。纳木杰村开了一次会，最终同意赠送邻村价值一万美元的水管子。纳吉夫在法学院读书期间继续筹集资金，村民在数年间逐步拓展工程项目，直至它能够满足七个小型社区。纳木杰村用收上来的水费雇了三名全日制维修工，并用剩余的收益给当地的学校请了一位支付薪水的教师。

纳吉夫还担心，一旦不必每天再花费六小时运水之后，纳木杰村的妇女们会干些什么。他在离开和平队之前建立了一个妇女合作组织，尽管他尚不清楚这个组织将来要开展什么样的活动。他走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们送了他一件礼物，那是一顶用传统手工编织的羊毛帽子。精细的做工给纳吉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敢保证，这东西在纽约肯定能卖到十五美元的价格。”

法学院开学的时候，他收到了第一箱帽子。箱子有一米多高，直接送到了那文德纳·戈亚尔和达姆扬迪·戈亚尔位于长岛的家里。没过多久，又运来了第二个箱子。这个箱子包装不太好，散发出被喜马拉雅季风吹干的一阵阵羊毛味儿。戈亚尔夫妇提出要求，今后的货物直接发往西村，也就是纳吉夫和他早已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的哥哥瑞希的共同住址。他们居住的公寓有七十多平米，起居室很快就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箱子。

每到周末，纳吉夫都会站在胡斯顿大街卖帽子。离这里不远就是法学院，他总会遇见同学和教授，大家都会问：“纳吉夫，你这是在做什么？”瑞希告诉我，他很不愿意让自己的公寓堆满发出一阵阵臭味的帽子，但看着自己的弟弟摆摊叫卖也就多少觉得有一些欣慰。“他没有许可证，”瑞希说道。“不知道他从什么鬼地方搬来几张桌子，然后就跟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人开始打起了嘴仗。他喜欢跟人拌嘴，他觉得那才是生活。这样的场景很有趣。我会买一杯咖啡。他站在冰冷的寒风中，盯着成双成对的男女大打感情牌。”

纳木杰村却再也买不到帽子了，因为价格涨到了曼哈顿的水平。妇女合作组织的成员迅速增加，因为其他村子的人都赶过来一起制作帽子。最终，纳吉夫卖出的帽子总价值有五千美元——他还在纽约大学税收法课堂的后排摆过摊——坦卡·布耶尔为此画上了休止符。他在村子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并这样说道：“这件事儿不可能持久。”五年后，我前往长岛拜访戈亚尔夫妇，他们家里还摆放着六百多顶尼泊尔帽子。

纳吉夫不喜欢法学院。他觉得很多课程非常无聊，只在刑事犯罪程序课程上得了一个D。但他还是毕了业，并轻而易举通过了纽约律师资格考试。然而，他还是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筹款方面，并经常回访纳木杰村。到2004年时，激进分子的冲突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和平队撤出了全部志愿者，但纳吉夫却开始了一系列的校舍建设项目。当地一些社区的设施破败不堪，而纳木杰村的人只需要两万五千美元便能修起一栋七间房的教学楼。他们总能把哈卡·拉玛策略发扬光大，将全体村民分为志愿工作小组——尼泊尔其他的非政府组织自此以后都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卡纳·马嘉现在被当地人称作“工程师”，帮着大家解决各种技术难题。加拿大籍尼泊尔裔建筑专业学生普丽扬卡·比斯塔跟他一起设计了两所学校的图纸。通过这些项目，她结识纳吉夫并坠入爱河，之后他们在皇后大学举行婚礼，婚礼由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牧师共同主持。

纳吉夫的老乡水管经销商基尚·艾格拉沃尔对工程建设更加积极。基尚是达兰市的扶轮俱乐部成员，而纳吉夫的一个舅舅为新泽西州平原市的扶轮社员。新泽西州的某个人建议举行一次筹款会，并与扶轮基金会配套结对。唯一的问题是，扶轮国际有一项规定，反对将配套资金用于建筑工程，部分原因是出于法律和责任问题的考虑。但扶轮社成员都向纳吉夫保证，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他们仍旧可以修建各种设施，只要把名字改作“学校设备”即可。除非扶轮国际不远万里派人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举行听证会，否则没有人会知道这中间的差别。纳吉夫在纽约大学筹集到两万八千美元，扶轮社捐助两万美元，两所学校就建好了。坦卡·布耶尔购买了价值四十美元的校服、钢笔和笔记本，跟拿到这些东西的孩子们照了一张相，并将这些照片邮寄了出去，让人相信全部资金都用于了设备购买。

扶轮国际宣布，它将委派来自南印度的成员对该项目进行审计。一个炎热的日子，打着领带、穿着纽扣领衬衫和白色缠腰布的他来到了这里。我问基尚，审计员长得怎么样，他这样说：“身体很好。”这在尼泊尔人听来就是“极度肥胖”的意思。在卡基恰普镇，从新修的教学楼里鱼贯而出的孩子们给他戴上装饰性的花环，这让他大为感动。他勉力步行至扶轮社出资修建的第二所学校，但走了几分钟就因为身体太好而无能为力，不得不坐下来休息。那所学校的老师只好走到这里来看望他。“你真了不起，”基尚记得他是这么说的。

“一切都好吗？”基尚问道。

“不，我想你摊上麻烦事儿了，”扶轮社成员说道。“你们真不应该修建学校。”

第二年，想把资金要回去的扶轮国际跟纳吉夫进行了几轮含糊其辞的通信往来。他的舅舅不再出席平原市举行的各种会议，一同被暂停的还有达兰分会，直至争端得以解决。后来，纳吉夫和坦卡决定把这一切都推到激进分子身上。他们写了几封信，声称自己本想全部购买设备，但激进分子来到村子后，强迫他们修建一所学校。纳吉夫动用了法学院的贷款，连同舅舅和其他扶轮社成员一共给扶轮国际寄回了七千美元，扶轮国际终于了结此事。“我给整惨了，”纳吉夫说道。

我在尼泊尔见到基尚的时候，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他不用再参加扶轮社的任何会议。“我原来参加过他们的会议，并不是遵照扶轮社的制度，”他说道。“而是遵照纳吉夫的制度。”他说，即使形势相当糟糕，纳木杰和周边的村子都一直没发生过暴力，因为大家都忙于发展。基尚说，是纳吉夫改变了他的生活。“我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参与，”他说道。“你得为其他人做点事儿。”

我拜访了卡基恰普镇的学校，学校看上去相当宁静，谁能料想它曾冲击到从达兰市到平原市的扶轮社呢。在碧蓝色的屋顶上，有人涂上了巨大的扶轮社标志，从低飞的飞机上就可以欣赏一番。校长告诉我，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扶轮社成员有时候会大老远的跑来参观校舍。图书馆的门用黄檀木做成，看上去非常漂亮，比红木的价值更高，上面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形：知识女神萨拉斯瓦蒂、莲花、佛教万字符、尼泊尔旗帜、扶轮社的轮子。

纳吉夫来到山上的第一年就认识到，说到和平队的财政拨款，连总统的权力都不如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总统向众议院提出预算建议案，真正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是参议院委员会。乔治·布什执政期间，参议员莱希就已经对和平队的官僚体系深感失望。有人告诉我，和平队设在华盛顿的办公室管理非常混乱，工作人员连莱希是谁都不知道。“他把电话打到和平队说：‘我是帕特里克·莱希，’对方竟然叫他把名字拼写出来，”纳吉夫说。“这个人还管着他们的预算呢。”

蒂姆·瑞舍是替莱希负责拨款事务的高级助理，纳吉夫听说这个人特别挑剔。瑞舍告诉我，和平队这个机构急需进行改革，尤其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几个国家。“贝宁这个国家这么小，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位于何方，可那里的志愿者人数只比中国少二十五人，”瑞舍说道。“我们想探讨的是：这有意思吗？”他尤其强调，拨款委员会运作的预算极为有限。“拨给和平队的每一分钱都是从其他地方挤出来的，”他说。“从水资源项目中挤，从食品援助项目中挤，从难民安置项目中挤。”纳吉夫告诉我，瑞舍关于和平队需要改革的说法一点儿也没错，但他认为2009年夏季任命的新主任阿龙·威廉姆斯将会致力于做出一点变化。威廉姆斯之前成功担任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执行官，他告诉我，他的优先任务之一是要对接受志愿者的地方进行评估。无论如何，纳吉夫觉得莱希如果愿意在这个行当多花一点时间，他的观点将会有所改变。“大家不能仅凭在华盛顿的所见所闻来评判和平队，”纳吉夫说。他希望预算资金是从军费，而不是从援助经费中挤出来。“把这么多钱送给巴基斯坦和其他的外国军队，你能想象这中间存在多么巨大的官僚浪费吗？”他问道。

但是，纳吉夫想不出办法来搞定莱希。他知道这位参议员喜欢Grateful Dead乐队，还是铁杆的蝙蝠侠迷，曾在电影《黑暗骑士》中客串露过一面。“我同一位跟随肯尼迪参议员很长时间的助理交谈过，我说我该怎么样才能把莱希说服，”纳吉夫告诉我。“她说：‘穿成蝙蝠侠，站在参议院的大门口。’她是认真的。我考虑过。”纳吉夫能够说服吉米·卡特给莱希打电话，却无法从Grateful Dead那里弄到一纸声明。他依次给两百多名居住在佛蒙特州的前志愿者打电话，请他们给这位参议员打一个电话。其中一位碰巧是给莱希的父亲提供临终关怀的托老院的首席执行官，她答应给他打电话。

至此，纳吉夫和美国全国和平队协会的关系开始每况愈下。这个机构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我听其他人说，它对纳吉夫的策略不太满意，在他和其他人公开发表针对莱希的评论员文章之后更是如此。对于这种非正统的方法，华盛顿人做出了迥然相异的反应。共和党人相当支持，他们似乎很喜欢纳吉夫的个人主义和外来者身份。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和其他要人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胆识。负面反应好像多来自年轻人，尤其是国会的助理们。“他总是把事情搞得很私人化，”其中一位这样对我讲，其他人则抱怨他时常骚扰他们，并且不遵守规则。纳吉夫告诉我，国会的每一间办公室都像一个微缩的小村庄，助理和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在这些村子里，代际陈规被颠倒：年轻的人往往最墨守成规，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地处理着同样的事务。曾经在民主党众议员山姆·菲尔身边工作过的职员马克·汉森告诉我，官员往往善于品味政治事务中私人和自然的一面，而工作人员一般会关注其中的操作次序。“他们会想方设法操控某个事件，”他说道。“而纳吉夫干扰了这样的程序，并强迫大家在没有写进日程表的日子里听别人讲和平队的事情。”

每当人们谈论和平队所发起的这场运动时，大家总会不怀好意地这样说：“你们都听说过冰淇淋联谊会，对吧？”这样的说辞我听到过无数次，直至“冰淇淋联谊会”这几个字听起来让人想起“猪湾”。每年夏天，都会在华盛顿以帕特里克·莱希的名义举办募捐活动，特征便是本杰瑞冰淇淋和佛蒙特州特产。2009年那一次，和平队的财政预算到了关键时刻。奥巴马要求做到三亿七千三百万美元，比现行的三亿四千万美元略有增加，但众议院响应和平队发起的运动，要求做到四亿五千万美元。纳吉夫和另一位曾在尼泊尔服务、当时已经是作家的前志愿者劳伦斯·赖默参加了冰淇淋联谊会。当着一大群人的面，赖默向莱希做了自我介绍。

“参议员，我恐怕得向你说点惹你不高兴的事情，”他这样说道，接着他拿出一份声明大声地读了起来，“你应该听从内心，真正进步的内心，而不是那些专唱反调的助理们。”莱希非常恼怒，说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讨厌受到别人的干扰。但赖默并不罢休。他又说道：“参议员，民主就应该是这样的。”

一位助理站到两人中间，结束了他们的争执。赖默做了书面致歉，但参与运动的人都觉得跨过了某一条界线。正如瑞舍最近跟我说的那样：“以这样的方式跟一个负责财政拨款的人对话，肯定是非常不明智的。”联谊会之后没多久，预算下来了，四亿美元——年均增幅最大的一次，但还是比众议院批准的四亿五千万美元少了很多。一位众议院的议员告诉我，莱希曾向他抱怨过前志愿者的粗鲁无礼，他说：“要让和平队付出五千万美元的代价。”莱希否认了这一说法。

人们大都觉得这一次运动大获成功，但纳吉夫的心情很复杂。冰淇淋联谊会之后，他和美国全国和平队协会的关系完全闹僵，竟然离开了这个组织。第二年，他独立开展工作，所需资金由前纳达尔的活动家唐纳德·罗斯领导的一个顾问小组提供。他所采用的方法不再那么咄咄逼人，活动的结果是参议院将2011年的经费预算增加了两千万美元。但纳吉夫认为，重要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他之前一直希望对改革步伐比较保守的和平队施加更多的影响。

纳吉夫告诉我，他采用个性化的办法有点过了头。村庄政治可以不讲民主：关键在于，某一具有权势的个体在听到那么多整齐划一的声音之后，会本能地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给莱希打电话的人，下至他爸爸所住托老院的管理者，上至前任总统。他还在本杰瑞冰淇淋联谊会上有过上述遭遇。那好像还不够，他又接到了本和杰瑞分别打来的电话。本·科恩告诉我，在纳吉夫联系他之后，他给莱希打去电话，建议给和平队而不是五角大楼更多的财政拨款。我问科恩，参议员的反应如何。“他的反应是‘够了！连同他的哥哥，每个人最近一直在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儿。’”

9月，我陪纳吉夫去了一趟尼泊尔。去纳木杰村的路上，我们在附近一个名叫贝德塔的小镇停下脚步，玛尼·塔芒迎接了我们。玛尼的眼神很犀利，黝黑的脸庞十分瘦削。他自我介绍说，在动乱年代，他是当地激进分子游击队的司令。2008年，君主政体被废除，联合国一直控制着全国的和平进程。激进分子现在变成了合法的政党，但他们这些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抛头露面，所以玛尼显得有些神经质。他穿着肮脏的T恤，上面用英文印着“休闲风格”这两个词。

“你是不是多少对我感到有点失望？”纳吉夫问道。

“我跟你说过好多次‘谢谢你’，再多说一句‘谢谢你’也无法表达我们的心情，”玛尼说道。“像你给我们修的学校那种房子，全县找不出第二处。”

“有没有什么意见？”

玛尼觉得，激进分子一直被排除在发展之外。“你第一次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见见面，”他说道。“但纳木杰村的人一直拦着我。”他问纳吉夫会不会在附近的社区再修建一个水利工程，纳吉夫说自己再也没有从事这样的工作了。“我可以把这个想法跟本县主管灌溉的官员交代一下，”他说道。

纳吉夫不想再协调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他社区正在修建水利系统，他觉得这更好一些。“你把某件事情做好了，别人就会跟样学样，”他说道。“做这种事儿根本不需要大包大揽。”他也不再修建学校。他觉得自己的角色一直在变换之中，对自己非常挑剔。有些项目完全失败，比如羊毛帽子，妇女合作组织的生产能力也尚未得到展现。纳吉夫相信，学校的楼房太过于功利主义；他在一次典礼上发表讲话，说那些楼房“看起来像监狱”。他告诉村民们，楼房应该漆成亮色。即便水利工程也有副作用。有了水，人们可以用水泥搞建设，而村民们已经踏入了无序建筑的阶段。外面的投资者进了村，因为他们认识到，为了躲避德赖平原的高温炙烤，纳木杰村有可能成为大家的避暑胜地。他们置买了很多地块，价格在一年之间翻了十倍，当地人非常担心凝聚力正在一点点丢失。

就慈善事业而言，可复制性是至关重要的目标，但在纳吉夫看来，开发项目的工作人员在很多地方重复同一件事儿，从不考虑长远后果，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他相信，建筑工程项目的价值往往被夸大其词，实际上更重要的在于花时间让某个社区能往前迈步。他说，纳木杰村的村民们用上了自来水，但跟村民们学会共同劳动相比，前者并不特别重要。“人们总会这样问我：‘和平队修建了多少所学校？多少家医院？’”他说道。“和平队很不善于玩这样的游戏。所以它的机构规模依旧比较小，人们对它也不怎么了解。”进了和平队，二十七个月的服务期比其他服务机构都要长，志愿者们对于传统的开发工作往往犹豫不决。他们乐于看见复杂的变化过程，却不乐于为大型项目和全面计划加油喝彩。小说家保罗·泰鲁曾于1960年代在马拉维担任志愿者，对于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开展工作有过至关重要的描述。他告诉我，宏大的计划往往具有破坏性。他对自己在哥斯达黎加所见到的，由村镇组织的小型项目所持的态度更为积极。“我们需要鼓舞人，而不是吓着他们，”他说道。“带有破坏性的援助项目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当我跟曾经的志愿者们交谈时，他们无一例外都会说：“我在从事志愿者过程中的收获远远大于我的付出。”还有一种说法也很普遍，和平队带给美国的益处远大于它带给全世界的益处。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些情绪性的说法——那似乎是在表达一种卑微和尊敬。我一直喜欢和平队略带颠覆性的元素，因为这往往寂静无声、富于个性。不过，和平队的失利似乎正在于前志愿者们回到国内之后很少——至少在政治方面——再打外来者这张牌。像纳吉夫这样的人能从纳木杰村来到国会大厦，用全新的视角打量这个地方，这使他的出现具有了一定的颠覆性。不过，他不是等闲之辈。美国极其善于在世界其他地方搅起波澜，而对引发至反效果的事情却表现得无动于衷。

在纳木杰的最后一天，我们出席了农业培训新大楼的落成典礼。一年以前，纳吉夫筹集到资金，在位置最好的山头购买了五英亩土地，村民们希望在上面修建一个中心，全尼泊尔人都可以来这里学习有机农业。纳木杰村有了足够的水源，可以满足这样的发展需要，村民们因此满怀雄心。他们最近在达兰市举行了一次筹款活动，筹到的款项竟然达到十五万美元。然而，人们的计划似乎更宏大：他们想从尼泊尔政府那里得到一百万美元，以把培训中心扩展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坦卡·布耶尔为典礼事项做好了一切准备。到处是硕大的帐篷和彩旗，全县的官员都赶了过来。他们拿到了精心准备的庆典礼物：佛像和廓尔喀刀。纳吉夫发表了关于发展的讲话，只要他一提到钱，人群就会欢呼不已。

第二天，我们来到加德满都，拜访了和平与重建部长拉卡姆·泽姆琼的办公室。坦卡·布耶尔提前写好了三封信，要求政府支持新建一所大学，并让纳吉夫转交上去。但纳吉夫似乎心神不定；他告诉我，头一天的庆典仪式太过奢侈，他惹了麻烦，这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跟部长开口了。

我们在一间高大的房间里见了面，部长跟纳吉夫热情地打了招呼。陪着他的是两位助理，用尼泊尔语里更令人满意的外来词说，也就是两位“雇员”。还有一位激进分子官员，他正在帮着起草尼泊尔宪法。纳吉夫先讲了一段话，但没有开口要援助，反而说在纳木杰建一所全日制大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首先，村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土地上面。“不管跟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听取，”他说道。

“我会提醒他们务必谨慎，缓慢推进，”部长说道。

“村里现在面临着很多危险，”纳吉夫说道。“我还是个和平队志愿者的时候，一英亩土地只值三百美元。现在呢，一千美元。这有点像狂野西部。”

“我明白，”部长说道。激进分子的手机响起了铃声——《国际歌》。乐曲就要演奏到“全世界受苦的人”时，他摁断了电话。

“我们需要在纳木杰村做点别的什么事情，”纳吉夫说。“不一般的事情。”

部长答应关注这一项目，然后大家握手道别。我和纳吉夫走到外面，坐上了出租车。他还有三封信没有转交，我问坦卡和其他人会不会感到失望。

“他们了解我，”他说道。“坦卡先生常被这样的事情逗乐。他会这样说：‘我们让纳吉夫去那里转交信件，他却兜了一圈，还说我们的坏话！’”出租车摁响了喇叭；我们在车流中蜿蜒前行，纳吉夫笑了笑：“说政治是肮脏的游戏的人就是他。”

我跟警察的麻烦始于从前的林彪楼。这个地方看不出有什么危险——房子空无一人，北戴河又没有发生什么官场大事儿。但大家都知道，镇上进驻了政府的人。北戴河是位于渤海湾的海滩胜地，在北京以东三百多公里，官员们经常来这里度假。有时候，他们也会来这里工作——每年夏天，政府的高级官员相聚北戴河，举行机密会议，共同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在会议结束之前，国内的媒体不进行报道，但我从一些迹象看出，镇里来了大人物。重量级干部的消夏别墅所在的地段——海滩路已实行交通管制。差不多每一个街角都站上了警察。间或，几辆黑色的梅赛德斯轿车在镇上呼啸而过，由警察鸣笛开道；护卫队离去之后，满大街寂静一片，宛如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2002年的会议比往年早了一点，放在了7月末而不是8月。有分析家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北戴河会议很少公开，所以大家都习惯于从种种模糊的细节中寻找其中的意义。毫无疑问，那个夏天的风险高于以往。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将会退出的职务至少有三个：党的总书记、军队的最高领袖和共和国的主席。但也有报道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有专家指出，北戴河会议将会是权力交接的第一现场。

林彪楼坐落于联峰山公园的山顶，就像中国权力之殇的纪念碑。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早期，林彪元帅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他的避暑胜地反映了这样的身份地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是，里面有一个温水游泳池。但到了1971年9月，据传在策划政变败露之后，林彪想方设法要逃离中国。绝望之下，他驾车离开北戴河——一个士兵还朝开走的汽车打了一枪——并在不远处的山海关登上了一架军用飞机。大家一致认为，林彪在飞往苏联的途中于蒙古境内遭遇飞机坠毁，不过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仍然不太清楚。林彪在死后被描述为中国最大的叛徒，同时被说成是非常怪异的人。据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说，林彪怕风、怕光、怕水。林彪拒绝喝任何东西，他的妻子为防止他脱水，要拿花卷蘸水喂他。那样的细节让我不禁怀疑温水游泳池的说法。医生还报告，只有把便盆放在床上，林彪才能用帐篷样的毯子盖着蹲下方便。我在北戴河碰到的每一个人都告诉我，我应该看一看林彪原来的住所。

一字排开的灰色砖砌公馆已经腐朽失修。联峰山公园是一个公众公园，但公馆的四周有一道两米多高的围墙，参观者禁止入内。窗户周围的红色油漆已经剥落，阳光把屋顶的瓦片映照成了金黄色。旁边的两棵松树上竖着两根避雷针。我从边上走过的时候，一群中国游客也正好走到那里。他们的导游正在讲解温水游泳池的故事。

下山的路上，我在一处树荫下休息，同时拿出笔记本写了几个句子。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我身边走过，问我都写了些什么。

“记日记，”我回答道。

“我能不能看一看？”他更急迫地问道，我从他的举动中看到了某种熟悉的东西。我把笔记本放回了口袋。“没写什么，”我说道。“我只是歇一歇，我要走了。”

我走了不到十五米，他便掏出了一块徽章——便衣警察。

“我要看看你的笔记本，”他说道。

“这里是公共场所，”我说道。“我没干坏事。我的签证也没有问题。”

我向他出示了护照，然后朝着出口走了过去。我真气我自己——我知道不应该在敏感地点做笔记。但我之前从未在公共场合跟警察惹过事儿，一看见旅行团就让我放松了警觉。警察一边紧紧地跟着我，一边冲手机说着话。我低着头走出了大门；我听到左边有人跑了过来，紧接着，三个着装的士兵挡住了我的去路。停车场里，我们面对面地站立着。几个二十多岁的士兵骨瘦如柴，因为要跟外国人打交道而显得紧张不已。从对面停车场又钻出来三个人切断了我的退路。早先那个便衣警察带着同伴出现了。

“我们要检查一下你的笔记本，”他又说了一遍。

“我不会交给你，”我说道。“你没有必要检查。”笔记本里面没有敏感内容，但是记了我那天早些时候认识的几个中国人的联系信息。他们没有做给自己惹麻烦的事情，但我知道警察会顺藤摸瓜，用一堆问题去吓唬他们。

十分钟不到，当地外办的三位官员坐着中国制造的、窗子挂着黑布帘的黑色奥迪轿车赶来了。负责的官员晃了晃他的证件。我把护照递给了他，他认出了签证上的“J”字样，说明我是经过登记的新闻记者。我告诉这位官员，这里是公共场所，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

“我们不是要逮捕你，”他说道。“只是要耽误你几分钟。”

“如果你们要搜我的身，那你们必须先逮捕我，”我说道。“我会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报告美国公民被逮捕的事情。”

我掏出了手机。那只是装装样子；大使馆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再说，我的笔记本也不会被美国国务院列为头等要务。几位官员离我有十来米的距离，低声地交谈着什么。也有人打了几个电话。几分钟之后，外办负责的官员走了过来。

“这是你的选择，”他说道。“他们只想看看你的笔记本而已。不是多大个事儿。你可以给他们看，也可以不给他们看。”

我告诉他，我的笔记本我要自己保管。

“行，”他说道。“你可以走了。”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琢磨着，我还会遇见他们。

北戴河看上去是一座平静的小镇。灰蒙蒙的大海十分静谧，在北方的阳光映照下低沉地泛着波光，街道两旁栽种着柳树和李树。西边的海滩进行了分区：一块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休假区；一块属于国务院；还有一块属于外交服务局的私用海滩。过了这儿，是大家交完十元钱之后可以任意使用的楔形公共沙滩，再过去才是吵闹不堪的免费公共沙滩：照相摊、饮料贩、出租遮阳竹制沙滩椅的人随处可见。穿着裙边游泳装的女人们在水里一边摸索一边移动着脚步；男人们把香烟盒子塞在速比涛牌游泳裤的腰带下面。公共沙滩有八百多米长，在用绳子隔断、并有制服保安守卫的地方戛然而止。

在绳子和保安的另一边，沙滩被留给了政府的领导们。每天早晨，我都会踱过去看一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那一片海滩总是空无一人。领导们已经到来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7月的最后一周，有报纸报道说立法机构的领袖李鹏来到了北戴河，并会见了马耳他众议院的发言人。但报道没有提及李鹏是否来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夏季会议。报道只说中马双边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固。

一个世纪以前，外国人形成了把北戴河当做夏季避暑胜地的习惯，在小镇上建起了第一批海滩房屋。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后，把北戴河变成了政府领导下的度假胜地。从一开始，这个度假胜地就被用于政府官员和国有单位的普通员工。这样的做法依照了革命的核心理论，干部和工人之间的距离应该缩小到最小。数十年来，劳动模范可以到北戴河免费休假——无论车床工人还是挖沟工人都可以来这里晒一个星期的太阳。小镇现在每年都会迎来两百多万游客，其中大多数是自发的度假者，不过海岸线一带仍旧有许多政府经办的休闲健身场所，这些场所的名字依然回响着早年的情境：天津教师疗养院、铁路干部度假村。

我在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登记了一个星期的住宿。这家疗养院开业于1950年，向煤矿工人提供招待和度假之需，因为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半个世纪后，这样的英雄人物还在不断地来到这里——每天早上，我都会看见一群群人步出疗养院，大睁着眼睛眺望大海；他们大都来自内地的产煤小镇。也有来自其他行业的散客，他们要在疗养诊所自己支付接待费，诊所的特长是治疗髋关节坏疽。病人中有来自黑龙江的一位税务官员，来自大庆的两位油田工人，以及来自《人民日报》上海分社的一位女记者。一位退了休的邮电工人告诉我，他随林彪的三十九军赴朝鲜战场参加过战斗。他说，那是1950年，在离鸭绿江不远的地方，他们遭遇了重大伤亡，但还是顶住了麦克阿瑟的部队。他还讲了我从其他朝鲜战争老兵那儿听到的一些说法：“美国人吃不得苦，没有我们中国人顽强。”

我喜欢在傍晚时分听这些病人聊天。他们坐在诊所门前的树荫下，享受着海风，旁边支着他们的拐杖。家常话有一搭没一搭，应和着银杏树上的蝉鸣声。偶尔，他们会谈论政治；有一次，我问起镇上正在召开的会议。“会开完了，报纸上自然会报道，”税务官员说道。“不过到了那时，还是没我们什么事儿。”

我住进疗养院的第一天，遇到了一位七十二岁的俄罗斯人，名叫谢尔盖，他因为中风前来这里疗养。他的左半身部分瘫痪——左手绑着一块木板，以防拳头紧握。他坐着轮椅。他告诉我，他的家人于1938年从西伯利亚逃了出来，自此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中国。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五十二年时间。当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开苏联时，他叹了一口气。“说来话长，”他说道，随即陷入了沉默。

几天后，另一个病人向谢尔盖问起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他坦然了许多。他说，那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日本向西伯利亚派出间谍的时候，斯大林命令将所有该区域的亚洲人驱逐出境。谢尔盖的父母是穷苦的苏联农民，却跟一帮来西伯利亚做生意的中国人交上了朋友。1938年，在驱逐外国人的活动中，那几个中国人劝说谢尔盖一家跟他们去南边算了，因为西伯利亚的情况已经非常严峻。“斯大林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也犯了一些错误，”谢尔盖解释道。

“我喜欢毛泽东，”《人民日报》记者说道。

“列宁比斯大林好一点，”另一个人说道。“列宁没有犯过太大的错误。”

“列宁不是犹太人吗？”又一个人问道。

“列宁是苏联人，不是犹太人。”

“为什么俄罗斯妇女年轻的时候很漂亮，上了年纪却长得那么胖？”

“我以为列宁是犹太人。”

“那是吃出来的。”

“他们饭前喝汤，而不是饭后喝汤。”

“俄罗斯女人长胖是因为她们不在意，”谢尔盖以权威的口吻说道。他身高一米八三，瘦得像桦树枝。他的妻子是中国人；在他们结识以前，她一直在一家歌舞团上班，这家歌舞团专为朝鲜战争靠近前线的士兵们提供文娱活动。战斗中的一次爆炸让她的左耳失去了部分听力。“俄罗斯女人根本不在乎胖不胖，”谢尔盖说道。

跟便衣警察发生过小插曲之后，我在距离林彪楼不远处的一家面馆吃了个午饭。我不紧不慢地吃着午饭，以让那一场麻烦事自行烟消云散，但没过多久我还是发现街道对面有一个年轻人在观察我。我走出餐馆，他立即站起身来，用手机打起了电话。我本想坐一辆出租车兜一圈出城，让别人难以跟踪，但我随即觉得这可能完全没有必要。我住进宾馆的时候在前台登记过，他们肯定知道我的记者身份，因为中国所有的宾馆都要将外国宾客上报给当地的公安局。几乎可以肯定，之前在停车场遇到的那一位官员已经知道了我住在什么地方。

我招来一辆出租车，回到了宾馆。中国煤矿工人疗养院很宽敞，树木蔽日，有二十多栋楼，我住在老式的VIP区。他们前几年才向外国人开放，套房的价格是每晚四十美元含早餐。但我一直没看见其他外国人；宽敞的大楼几乎空无一人。外面是一大块草坪，上面有几座陈旧的大理石山羊雕塑，因为年久日深和海风吹拂，早已发灰变暗。我走近一些才发现，其中一只山羊的边上站了一个人。我一出现他就掏出了手机，随后在我之前回到了大厅。

我的房间在二楼。上楼的过程中，我转过头来又看了他一眼：平头、黑色涤纶宽松裤。他一边盯着我，一边对着手机小声地说着话。

我在房间里等待着。在中国的城市里，每当我遇到麻烦的时候，被外办官员赶走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儿。按规定，外国记者应该在外出之前提出申请，但现实中几乎没有人遵守这样的规定，而我通常不想让自己的旅途受到他人的打扰。不过，我偶尔也会引起警察的注意，这时的反应一般都比较迅速。先是敲门，紧接着一位绷着脸的官员会礼节性地告诉我，他们乐于让我下次再来，假如我向他的办公室提出申请的话。与此同时，我还应该回到北京。

我的两房套间散发着霉味，不过光线很好，还带了个阳台。电话机的边上，“提供的服务”手册上列出了房间里每一件物品损坏后的赔偿价格。烟灰缸一元[1]。茶杯五元。毛巾十五元。毁坏地毯每平方米五十元。要是打坏了镜子，我得赔偿一百元。房间里最贵的东西是马桶，价值五百元。

我一直等着敲门声响起，半个小时后，我睡着了。因为笔记本而发生的遭遇令我精疲力尽，我竟然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之后，我一时不知身在何方，随后才记起我究竟在哪里：三十元的枕头，四十元的床单。不知为什么，没有标明床的价格。我走下楼去，平头男子还在大厅里，摇着一把扇子给自己扇凉。看见我之后，他一下子惊呆了，竟忘记了摇扇子。

我在北戴河没怎么听见人们谈论接班的事情。有好几次，我跟一个读书人聊天，他提到了现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专家们大多认为，如果江泽民退休，胡锦涛是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人选。但在北戴河很少听人谈论这件事情。这样的话题并不会令他们感到紧张或者戒备；大家只是觉得不关自己的事，而且也不希望领导人的更替改变自己的生活。每次说起这事的时候，大家总是话里有话，似乎这样的方式会让这个话题更有关联。谢尔盖将国家权力的交接比喻成家事。“比如，父亲老了之后，会让老大来负责，”他说道。“小儿子们要反对就不应该了。除非他犯了大错，否则他会继续负责。”谢尔盖当过小干部——他在西部乌鲁木齐的党委里干过三年——因此他才说中国应该从苏联改革重建时期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戈尔巴乔夫太急躁，”他说道。“他们应该先实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应该慢慢来。”

跟谢尔盖不同，疗养院里最坦诚的病人要数姚拥军和邹云军。他们来自东北的油城大庆，都是髋部患病。1960年代，大庆成了中国工业的典型，但它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子却很崎岖。最近，国有石油公司的工人大量下岗，有的工人还举行了游行示威。姚拥军和邹云军说，他们所在的单位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每个月能拿到两千多元的工资，这算不错的了。他们还告诉我，他们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姚拥军有点胖，三十二岁，一说话就笑；他为期两个月的治疗即将结束，治疗措施包括传统中医、打针、超声。他告诉我，髋部坏疽由三种原因引起：内分泌失调、过量饮酒和损伤。他觉得自己的髋部问题是由头两个原因引起的。

邹云军说，三个病因他都占。他三十九岁，原来在油田从事体力劳动。邹云军蓄着平头，发际线下有一道疤痕，直通额头，止于眉梢之间，看上去像一个感叹号。据他自己说，他的名字，也就是“云”和“军”合起来是“天军”的意思。他的父亲给他取这么个名字，是因为他自己的从军经历——他也是个老兵，曾在鸭绿江一带参加过战斗。邹云军的身体很结实，常常光着上身在疗养院里溜达。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金项链。他还戴了一块仿冒的劳力士手表。他不时地跟护士们打情骂俏，而她们似乎也乐于接受。

一天下午，我跟邹云军正坐在树荫下，一位护士告诉他第二天八点钟要去做治疗。

“太早了，”邹云军笑着说道。“再说，我喜欢八点钟的时候上厕所。”

护士用手掩着嘴笑了笑。“好吧，”她说道。“九点钟。”

“十点，”邹云军说。

护士笑不可支地转身走了。那天晚些时候，我跟邹云军聊起政治，他说他最崇敬的中国领导人是毛泽东、唐代的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和成吉思汗。

“可他是个蒙古人，”我说道。

“蒙古族是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一，”邹云军说道。他告诉我，他之所以崇拜成吉思汗，是因为他把中国的疆域一直扩展到了莫斯科。我知道，很少有蒙古人会觉得自己的民族英雄是汉人，但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十分普遍。我问邹云军，他怎么看待江泽民。

“不错，”他耸了耸肩说道。“但他没法跟历史上这些著名的领导人相比。”

邹云军和其他病人似乎没有注意到那几个便衣警察。VIP楼的大厅里至少有一个人在那里晃悠，只要我一踏进疗养院的大门，总会有人跟我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走，以便能够随时紧盯着我。出了大门，守着的人多达四个。只要我一离开楼房，他们就会启动自己的手机。我在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待遇——一般来说，如果当局想让某个人离开，他们会直言相告。但守在这里的几个人似乎乐意让我自由溜达，只要我停留在他们的视线之内就行。一天早晨，我终于朝着守在门口的两个警察走了过去。

他们尽量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其中一个是我第一天在大厅里见到的那个小平头——发胖，四十多岁，穿着肮脏的棕黄色T恤衫。他的同伴穿得稍好：仿冒的Izod衬衫，黑色皮鞋上印着花花公子的标识。他的皮肤很不好。我问他来自什么地方。

“长春，”“花花公子”随口说了一个东北城市的名字。他说自己来北戴河是为了治病，我问他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他脱口而出。“就是休息休息。我来休假。”

“我记得你刚才说是来治病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来休假的。”他笨嘴笨舌地评论着北戴河宜人的天气和舒适的海滩，接着就说自己要走了。他们俩——“花花公子”和小平头——于是走开了；他们偷偷地打量着身后。那是我跟中国人少有的一次谈话，期间一个问题也没有人向我提出。

在北戴河，人们总想看到对政治毫不敏感的人。每年夏天，国家的领导人都要来到小镇，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些最重大决定就在这里拍板定案。北戴河是林彪演出他职业生涯最后一幕的舞台，其时最高领导人正面临着政变的危险。可这一切跟大街上的人们似乎没有任何关系。林彪的房子被围了起来，除了那个温水游泳池，他的小楼提不起人们聊天的欲望。同样，人们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或者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没有表现出半点好奇心。

不过，普通的中国公民对这些人知之甚少，这也是实情。胡锦涛属于后辈——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一种传统，即将升任的领导人应该保持低调。胡锦涛五十九岁，一辈子大多在内陆地区从政。他从未接受过采访。他最重要的政治经历发生在西藏，1988年他被任命为党委书记，是这里的最高级官员。

同胡锦涛一样，江泽民也因为渡过难关而声名鹊起。1989年他是上海的市委书记，在动乱中，他成功地让这座城市的绝大多数地方处于风平浪静的状态。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他抵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于以往的领导人，他既不是战斗英雄，也不是穷苦农民出生。江泽民戴一副老式的厚重眼镜，有时会引述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几位颇受尊敬的前任曾经的话语。他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贡献，是那长达两万字的有关发展的讲话内容，人称“三个代表”。数百万中国人要在学校和单位学习这份文件，讲稿内容大多是这样的：“所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论其本质如何，始终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至于事物在将来会如何发展，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来自未来的实践。”在描述某种否定的时候，其中的意思十分清楚明白：“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西方政治模式，如多党制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所带来的影响。”

同理，只有在确定他们不是谁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对江泽民和胡锦涛做出定义。他们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摆脱个人崇拜的共产主义国家，所以江泽民和胡锦涛身上的平淡无奇也许正是他们最为明显的特征。北戴河会议之后没过多久，官方便宣布江泽民将卸掉三个领导职务。胡锦涛上任后的第一年就废止了在北戴河举行秘密会议的习惯。海滩峰会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当时的领导者个人分量更重，也更多地面临着解职和政变的危险。今天的中国已经变得更加有序，治理方式早已演化成了别的东西：一党执政，经济高度自由。如果人们还显得有些消极，那是因为他们看惯了更不好的东西。经过了这么多年，能够想一想政治之外的事情，实在是一种解脱。

姚拥军结束髋部治疗那一天，他打电话邀请我出去喝点酒庆祝一下。我拿不准要不要去——石油工人好像都是些朴实的人，我担心自己跟警察惹下的麻烦会多多少少连累他们。我在疗养院跟病人们的交往都局限于公开场所。反复思考之后，我觉得最好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姚拥军，看他会有怎样的反应。

不过，就在我穿过疗养院去跟他会面的时候，“花花公子”出现了，而且挨着几个病人坐了下来。小平头也从另外一边走出来，站在边上。其他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病人们照常闲聊着。最近几天，我感觉自己陷入了某种奇怪的个人世界：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方面，可周围的生活依旧如昨。

姚拥军跛着脚走过来，笑逐颜开地跟我握了握手。从轿车上下来两个人，催我们动作快一点，因为其他人都在等我们。我很勉强地坐上了轿车。就在车开走的时候，我看见小平头把电话凑到了耳朵上。我想着，这趟差事也不算太难：盯着一个外国人和三个拄拐杖的人。

我们在一家餐馆的二楼要了一个雅间。我们一共四个人，靠在墙壁上的拐杖一字排开。天气很炎热，几个人先后脱了衣服，准备好好地喝一杯。服务员给我们拿来了冒着热气的啤酒，还有几碗冰块。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各种收获不计其数，其中之一便是我逐渐喜欢上了把冰块放进玻璃杯时，啤酒嘶嘶作响的样子。有一位点了一瓶帝王酒，这种葡萄酒的产地就在附近。他把冰块放进去的时候，帝王酒没有嘶嘶作响。

一位在煤矿工作的老人抽的是大重九香烟。“那是蒋介石最喜欢的牌子，”姚拥军说。

“你知道毛泽东喜欢抽什么牌子吗？”姚拥军问我。

我猜他抽的牌子是根据中央政府在北京的所在地来命名的。“中南海吗？”

“中华，”姚拥军替我做了更正。

“邓小平抽的是熊猫，”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我问大家，江泽民喜欢抽什么。

“他不抽烟。领导们如今关注身体健康了。”

邹云军换了个话题。“中国女人跟外国女人有什么不一样？”他问道。

过了一会，我来到楼下，看看“花花公子”和小平头是否还在上岗，两个人我一个也没有看见。上楼之后，姚拥军问我是否喜欢北戴河。我们已经不慌不忙地喝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挨个敬酒，他早已满脸通红。我认真地想着该怎么回答。

“实话实说，我在这里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因为我是新闻记者，”我回答道。“平时都不这样，但这次跟踪我的警察太多了。实际上，在我们出门来这里的时候，门口就有两个便衣警察。”

“我知道，”姚拥军说道。

“你认识他们？”

他点了点头。他的眼神非常平静，我怔了一下才继续开口。

“我不想给你们惹麻烦，”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是什么麻烦，”他说道。“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再说了，你也没办法，”他补充了一句。“别管它。”

他向自己的家乡——位于通往西伯利亚的半路上——敬了一杯酒。房间里鸦雀无声：没有低语，没有蝉鸣。唯一的声音是我们为大庆油田举起酒杯时冰块碰撞的叮当声。

[1] 原文以美元为单位，此处以当时的汇率一美元大约兑八元人民币计算。——译者

艾米莉没有确切地告诉我，她为什么从当地的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要离开家乡。“我的内心有一种东西，”她说道。“母亲说我就是不满足于过好日子。她说我注定要吃苦。”不管怎么说，她不满足于在当地做老师的日子。“教书这个工作对女人来说相当不错，找丈夫也很容易，因为很多男人都喜欢找老师当老婆，”她说道。“那本来应该是非常舒适的生活，可太舒服了，我会觉得跟死了似的。”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有意要离开了。那是1996年，我在四川省位于长江边上的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教英语。学生们经过学习之后会成为中学英语老师。有一天我要他们回答这样一个假定的问题：你是愿意像正常人那样有起有落地长命百岁，还是愿意极度欢乐地只活上二十年？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选择了第一种答案。他们大都来自四川的乡下农家，好几个学生甚至提出，自己的家庭非常贫困，二十年后他们不能一死了之。然而，艾米莉选择了后者。十九岁的她是班上最年轻的学生。她这样写道：

我好像有很长时间没感受到快乐了。我有时候将自己的灰心丧气怪罪于环境，我们学校的气氛尤其压抑。但是我发现，当我一个人在不停抱怨的时候，其他同学却活得十分开心，所以我觉得问题的根源在我自己。

她那一年所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说明，她跟其他人大不一样。她跟班上的同学们对着干，她对党的路线绕道而行，她有自己的想法。她写到了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位数学教授，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一座煤矿；她写到了自己的姐姐，她早就千里迢迢去深圳找工作。我让学生们给美国的各种机构写一封商业信函，艾米莉选择了位于纳什维尔的美国乡村音乐协会。她说她很想听一听真正的乡村音乐。还有一次，她问我有没有黑人朋友，因为除了在电视上，她还从来没见过真正的黑人。我在文学课上要求学生们排演《仲夏夜之梦》，她扮演的是泰坦尼亚。她演得很出色，尽管她扮演每个角色的时候都喜欢笑，仿佛在远远地观看自己的表演。她有一张圆脸，高颧骨，厚嘴唇。她的眼睛很细很眯，很像中国古画中的女子。艾米莉曾经对我说，小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她很漂亮，但现在大家都钟爱大眼睛，因为那看上去更像西方人。她从不化妆。她的衣着很简朴，跟其他许多中国女性不一样，她从不染头发。为了表示对艾米莉·勃朗特的崇敬，她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英文名字。

毕业后，我的学生大都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上了老师。可艾米莉跟着男朋友去了云南的省会昆明找工作。他是个方脸的年轻人，头发浓密，眼珠黝黑，脾气暴躁，想着继续前往上海。“我当时没打算跟他分手，”艾米莉后来告诉我。“但我心里清楚，自己一点也不想去上海。”于是1997年11月，她去了深圳。几个月后，他们彻底分了手。来到深圳之后，她花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在一家服饰出口加工厂找到了文秘工作。她的起薪是每个月八百七十元。她原来的同学大都留在四川当老师，工资普遍为三百多元。

通常，我教过的学生都会给我写信或是打电话，报告他们各自独立过程中的每一座里程碑。报告通常跟钱和财产有关——涨工资啦，买新房啦。有一次，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说他刚买了一部手机。他先跟我聊了几分钟有关手机的事情，随后才漫不经心地说自己订婚了。进入工厂五个月之后，艾米莉打电话向我报告，她的工资刚刚涨到了九百九十元。

我说她现在挣的钱都跟我一样多了，她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她的笑声有点怪怪的，于是我问她是否遇到了什么不对劲的事情。

“公司在香港有个代理人，”她缓缓地说道。“他经常来深圳。他是个老头子，有点喜欢我。”

“你能说得明白一点吗？”

“因为我长得胖，”她很忐忑地笑出了声。我知道她最近体重增加了一点点，在一定程度上这让她更耐看了。

“他是要你做他的女朋友吗？”

“也许吧，”她的声音在电话那头显得很轻。

“他结婚了吗？”

“离了。他在台湾的孩子都还小。不过他主要在香港上班。”

“他多久来一次深圳？”

“两个月。”

“很棘手吗？”

“他总是找借口跟我在一起，”她说道。“他说只要我愿意，他可以帮我在香港找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你是知道的。”

“这样很不好，”我小心翼翼地说道。“如果要换工作，你不应该找他帮忙。那样做只会给将来留下更大的麻烦。你应该避开他。”

“我会的，”她回答道。“只要他在这里，我就让同事跟我形影不离。”

“对，如果麻烦太大，你应该辞掉那份工作。”

“我知道，”她说道。“反正现在的工作也不是很好，该离开的时候我自然会离开。”

当时，深圳四周围绕着一道一百多公里长的链环铁丝网。这道围墙高达三米，有些网段装有铁丝倒钩。如果从北边进入城市，需要经过这道围墙上的一个检查点，随后沿着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穿越几座低矮的绿色山丘。越进入市区，新建的楼房就越高大。在深南路和红岭路的交会处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说明这里至少是精神层面的市中心。广告牌上是邓小平以深圳的城市天际线为背景的巨幅画像，以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句话。当地人和外来者经常在这里拍照。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成千上万名深圳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巨幅画像前，敬献鲜花和挽句。他们唱着《春天的故事》，这也是深圳市的市歌：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中国的其他城市都有历史，但深圳的起源是一个神话——奇迹般的诞生，神一样的贵人相助。1978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邓小平登上权力宝座，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一创举几乎结束了三十年来的计划经济。邓小平避免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尝试激进的改革，因为在这些地方犯下的任何错误都将具有政治风险。于是，他和他的顾问团队在欠发达地区搞起了试验，这些地方后来被称作“经济特区”。通过税收减免和投资优惠，政府鼓励外国公司来这样的特区开设工厂。1980年，他们把这一项荣誉赋予了深圳这座昏睡于南国边陲、经济严重依赖渔业和农业的小城市。深圳成了“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也是“对外开放窗口”的代名词之一。很快，国际大公司纷纷进入这座城市开办工厂，其中就有IBM、康柏、百事可乐和杜邦。

1990年，政府设立深圳证券交易所——这是中国的第一家主板市场。（同年的晚些时候，上海开设了第二家。）二十多年来，深圳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百分之三十，其居民享受的是全中国最高的城市生活水平。这座城市出奇的绿——城区里的公园星罗棋布，街道的两旁栽种着大榕树、棕榈和生机盎然的绿化带。城里很少看见自行车，人们大多乘坐公交车或出租车。交通很顺畅。深南路横穿城市的中心区，九车道宽的街道两旁依次并排着深圳颇有名气的建筑物：证券市场是亮闪闪的绿色玻璃幕墙，带有瘦削双塔的地王大厦高达六十九层，毗连的公寓楼正立面上所开的七层楼高的大孔已经成为深圳市最富创意的建筑物。

在崛起的过程中，深圳所承受的社会试验远比经济探险更让人印象深刻。其城市人口由1980年的三十万增至2001年的四百万。至此，深圳市民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九岁——在一个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让各大城市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这个数据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因为众多工厂依靠的是缺乏技术的廉价劳动力，所以新来者大多是女性。尽管找不到可靠的官方数据，但当地人说深圳的男女比例是一比七。这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反映了一种基本趋势。人们有时候把这座城市称为“女人的天堂”，因为它为年轻的女性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不过，这个称谓很难描述这座新兴城市的阴暗面。同样为人所知的，是这里的工厂管理混乱，工人们时常因为工伤事故而造成肢体伤残。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刺激了性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但哪里都没有深圳的市中心那样突出，只要在夜晚出行，总会碰到人称“街头天使”的年轻妓女们的搭讪。

只要政局面临不确定性，深圳就如同一座围城。当地的人都知道自己享受了政府不一般的恩惠，因此总担心深圳的特殊地位会被一笔勾销。1997年人们面对邓小平巨幅画像的种种行为，正反映了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在1980年代中期，当经济特区爆出一连串走私丑闻时，一些保守的官员立刻把矛头对准了深圳。他们抱怨，对外商投资放松限制导致了腐败的发生和新殖民主义的形成。

这样的担忧终于让政府在城市周围竖起了围墙。这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跟修筑长城是为了牵制外来者一样，深圳的围墙也是为了对市场经济改革有所管控。中国公民进入市区必须经由检查站，并出示身份证和在各自省市办理的边境通行证。但1984年完工的这一道围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区内的劳动密集型工厂纷纷迁至围墙的另一侧，以享受廉价的租金和宽松的管理。后来，深圳被分成了两个天地，当地人称之为“关内”和“关外”。围墙外面的卫星城镇迅速崛起，但大都杂乱无序。在这一片廉价的厂房和宿舍区，薪水偏低，工人们主要靠大量的加班来获取收入。每周工作六天是常态，而深圳市内严格执行五天工作制。在围墙的另一面，工伤事故更多，宿舍火灾事故更多。

正是在这里，艾米莉第一次进入工厂找到了工作。在龙华这座卫星城镇，她当上了秘书，工作任务是整理财产清单、跟踪订单，同时做一点英文翻译。她所在的工厂出口服装饰品——一片片的白镴和黄铜合着廉价的塑料珠子被涂画、喷绘或镶嵌在拉链袋上，然后再送往香港、东南亚、旧金山和芝加哥。

她的故事从南方一点点地飘来。每两到三个星期，艾米莉会给我打一次电话或写一封信，在我的头脑里一点点地勾勒出这座城市。有些故事戛然而止，比如曾经追求过她的香港商人。有些故事延续得久一点，比如她自己的姐姐，先做旅游销售，最近被一家从事传销的公司录取了。她带艾米莉去过招聘会。“很多销售人员的文化程度都很低，但他们学会了如何说话，”艾米莉回忆道。“我并不认为这是挣钱的好门道，但我觉得这是提升自己、增加信心的好法子。”她的姐姐早就知道那是一场骗局——政府当时正在对肆虐于华南的传销活动施以重拳打击——她说自己去参加招聘会只是出于好奇心。随后，她在一家叫做“孤独之心热线”的单位找到了工作，与那些自感失落的深圳人进行电话交流。“有人说深圳没有真爱，”当我问起怎么会有这样的热线电话时，艾米莉如是说道。“人们太忙于挣钱，都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所以，才有了一个名叫朱云峰的年轻人让她大吃一惊。他之前接受过铸模的训练，但进入饰品厂的时候是一位采购代理，因为他想做点非体力的活儿。在之前的岗位上，朱云峰算错了一块金属件的重量，就在他和另外两名工人试图上举的时候，那块金属件滑落了。朱云峰松了手。另外两名工人没有松手，结果断了几根手指。厂里答应赔偿工人损失，朱云峰并没有责任，这在围墙另一边的工厂里是常见事故。然而，他还是决定辞职。看着受伤的工人们成天在厂区晃悠让他感到十分难受。

1998年3月朱云峰来到厂里，艾米莉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他。他中等身材，头发浓密，因为干过铸模，所以膀大腰圆。他不算英俊。他喜欢独处，同在厂里工作的其他女子并不觉得他有多大的魅力。可过了些日子，艾米莉发现自己越来越注意他。她喜欢他走路的样子——步态中透着一股自信。

两个月之后，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开始出现小礼物。她收到了两个玩偶和一只绵羊小雕像。她没有问是谁放进去的。

9月的一天，朱云峰和艾米莉跟着几个同事外出，走到附近的一个公园之后，只剩下他们两个。艾米莉不知道是怎么跟大伙儿走散的。突然，她感到很害怕——事情来得太快了。她才二十二岁。他二十六。

“我不想跟你走了，”她说道。

“那你想跟谁走？”朱云峰问道。

“跟谁走我都不想！”

他们转身回到了工厂。几个月之后他才告诉她，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知道已经有成功的机会了。他看得出来，她没有下定决心拒绝他。

饰品厂有五十个员工。跟关外经营厂子的很多人一样，老板也是台湾人。他公开对工人们说，他讨厌大陆，之所以来这边办厂，是因为劳动力便宜。工人们很不喜欢自己的台湾老板。有些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仅有一元钱，那意味着为了挣到一份像样的薪水，他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地劳动。只要说起老板，他们就会跟深圳人一样用到这几个词：吝啬、好色。不过，饰品厂这位老板没有其他人那么坏，厂里的条件也远超过关外的大多数工厂。工人们星期天放假，每天下班后可以离厂外出，不过务必要在夜里十一点或者午夜回到宿舍，一切全看老板的兴致。

艾米莉的宿舍位于一栋六层楼房的顶部第二层。六个工人住一间房。这是一家“三合一”工厂——生产、仓库和生活全都在一栋楼里面。这种布局在中国是违法的，工人们也知道这一点，一如他们知道堆放在底楼的一些原材料是易燃物。他们还知道，楼房的电线线路有问题。一位电工曾经来维修过，他事不关己地告诉艾米莉，这栋大楼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片火海。从此以后，她给自己画了一张逃生路线图。如果夜里发生火灾，她会爬到六楼的阳台，然后跳到隔壁一栋的楼顶。她的逃生计划仅止于此——既没有兴趣向政府投诉违法建筑，也懒得告诉其他工人。大家都远离家乡，都知道这样的情况在关外的工厂比比皆是。

10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朱云峰在过马路的时候拉住了艾米莉的手。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就要跳出嗓子眼了。朱云峰紧紧地拉着。他们走到了街上。

“我太紧张了，”一走到马路对面，艾米莉就说道。

“怎么啦？”朱云峰问道。“你以前没这样过？”

“有过，”她回答道。“但我还是怕得很。”

“以后都会这样的，”朱云峰说道。“你要适应。”

我第一次到深圳的时候，艾米莉跟我一讲起这事儿就笑了起来。她笑的时候有一个动作——用手掩着嘴巴，同时闭上眼睛。很多中国女性都喜欢这样笑，不过不知为什么，艾米莉这样做的时候似乎更自然一些。

她跟我对她学生时代的记忆几无二致。我到的那天早上，她穿了一身朴素的蓝衣服，我们俩在深圳市中心沿街溜达。我们参观了证交所和最高的大楼地王大厦，我在邓小平的巨幅画像前替艾米莉照了一张相。天黑了，我们坐上了北上的公交车：经过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和住宅小区之后，每远离市中心一步，两旁的楼房便破落一分。驶过几座山丘，我们接近边界到了检查站，随后来到了长长的链环状铁丝网围墙。检查站有一块告示牌：“观澜湖高尔夫球俱乐部：中国第一家72孔高尔夫球俱乐部。”

过了围墙便是一连串十分粗糙的、未完工的水泥建筑。巨大的桩孔旁码放着一堆堆泥土，推土机和重载卡车停放在临时搭建供建筑工人居住的棚屋边上。我们继续往北，厂房小镇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宿舍四周围着围墙，高大的烟囱喷吐着黑烟。大门上悬挂的标识说明了里面生产的产品：鞋子、家具、玩具、计算机零部件。走了三十多公里后，我们进入了龙华，一帮台湾老板在这里开设了五六家饰品厂。厂房小堆小堆地挤在一起，仿佛是城市的扩展把它们挤压得紧挨在了一起。艾米莉的工厂跟隔壁的工厂之间只有几米的距离——所以她才估算着遇到火灾时可以跳到对面去。

那天晚上，我们在镇上主路边的一家露天餐馆吃了饭。那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我一直偏爱中国的夜色，簇新的城市所具有的瑕疵都隐藏在了夜色之下。深圳的各大卫星城镇更是如此，白天人们大多要在流水线上劳作。白天的街道往往空无一人——仿佛是一座被人遗弃的城市。但当工人们在傍晚时分涌出厂门之后，情况立马有了改变。有些人还穿着工作服，但大多数设法另换了衣服。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露天大排档和台球室，往往是同性结伴而行：一帮帮小伙子肆无忌惮地高声交谈，一群群女孩子开怀大笑。很少看到家庭或是小孩。基本上看不见老人。这就是深圳的自由——这里没有陈规，也没有过去，大家都远离家人。

艾米莉把工资的一部分寄给父母，以帮助弟弟支付学费，这份责任让她多了一种成熟感。二十三岁的她已经是工厂办公室年龄最大的员工，办公室的员工全是女性。吃饭的时候，她讲了几位台湾老板的事情逗我发笑。他们让她摸不着头脑——她不敢相信他们的生活（无论经济抑或道德）竟如此随意，可她却把他们看成了中国大陆以外的生活象征。她讲了老板一个同事的故事，这是一位美籍华人，正好从旧金山来这里出差，刚一到达就在艾米莉的办公室给自己的老婆电传了一封情书，随即就出去找了一位小姐。艾米莉的老板经常跟厂里的女工们打情骂俏；附近一家工厂的台湾老板不堪四川情妇的干扰，竟然关门大吉。在艾米莉看来，他们都一样。“他们都是某一方面的输家，”她一边取笑，一边解释说自己的老板几年前也在台湾办砸过一家公司。我问她，深圳的政治限制是不是比涪陵少得多，她说的确如此，但又说劳资关系一样限制人。“这里不是政府，而是老板说了算，”她说道。“也许都是一回事儿。”

她提到邻近的镇上一家臭名昭著的台资钱包工厂。这家厂一连六天大门紧闭——只在星期天才开放，其余时间工人根本不能离开厂区半步。

“那可不合法，”我说道。

“很多工厂都这样，”她耸了耸肩说道。“他们都跟政府有关系。”

她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就在这家钱包厂上班，台湾老板常常命令大家加班到深更半夜，工人累了就招来一顿呵斥。一个工人因为告状被开除了。他前去讨要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却被老板叫人把他揍了一顿。艾米莉觉得应该有所行动，于是给老板写了一封信：“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我还画了一个——”她说的是英语，一时想不起来对应的词。她把碗碟推到一边，在桌子上画了起来——寥寥几笔画出了一个头部，以及窄窄的躯干。

“骷髅？”我问道。

“是的，”她回答道。“就是骷髅。但我没写名字。我写的是‘一个不高兴的工人’。”

我不知道应该有怎样的反应——我在涪陵教的课程里可没有涵盖死亡威胁信。我过了一会儿才问道：“管用吗？”

“我想管用，”她说道。“厂里的工人说，老板特别担心。之后，他收敛了一些。”

“为什么不向警察投诉？”

“没有用的，”她说道。“他们都有关系。在深圳，什么都得靠自己。”

我们吃完了饭，艾米莉看了看我问道：“想不想看点有趣的事情？”

她带着我来到镇中心的一条小街。黑黢黢的道路下面有一条小水沟。几十个人倚着栏杆正在抽烟。街上没有路灯，清一色的男人。我问她究竟有什么可看的。

“他们都是来招妓的，”艾米莉说道。我们看见一个女人出现了——步子缓慢，左顾右盼，一个男人走上去搭讪。他们一起走了一会儿，男的走到了暗处，女的继续往前。艾米莉问：“想不想看看我留你一个人在这里会怎么样？”

“不用，”我说道。“我们走吧。”

那天晚上我住在朱云峰的单人公寓。他最近离开艾米莉所在的工厂另找了一份工作，所以他可以单独住一个房间。他所在的小区贴满了黑体字的性病诊所广告，顺着楼梯间经过了几家这样的诊所之后，我们上四楼来到朱云峰的住处。整栋楼只完成了一半——墙壁还没有粉刷，灰泥斑斑驳驳，连水管都没有装好。他们没有热水可用，估计永远也用不上了。关外的发展都是这样——还未建好便废弃不用。要做的工作太多，要建的工厂和公寓太多，刚打好地基，承建商就拔营而去。在我看来，这地方如果有什么成品的话，多半都立即用来出口了。

朱云峰的公寓里有两张简单的木床，上面铺着藤条席。墙上空无一物，除了一个热水瓶和几本书，他没有任何家当。他目前的工作是给家具配件做模。

我知道朱云峰身上有让艾米莉感到放心的东西。有一次，她对我坦言，他长得不帅，这是真话——他的脸上长满了粉刺。但正是这样的平实吸引了她。她有一套理论，英俊的男人不靠谱。

接下来的一年，艾米莉的来信和电话不再那么兴高采烈。她时常抱怨头疼、工作太枯燥、老板叫人无法忍受。她的姐姐在跟一个福建人结婚后就搬走了。艾米莉的同事来了又去，她仍旧是办公室里年龄最大的员工。现在，她承担起了保护任务，保护新来的女雇员免遭老板的染指。圣诞节的时候，她给我寄来了厂里生产的样品：用红色和紫色塑料珠子串成的手镯。她说，我可以寄给我远在美国的姐妹们。

我把关于她和她的同学们的一篇故事寄给了她，她是这样反应的：“我不敢确定自己真有你眼中那么令人称许。我的确喜欢独处。原因之一是我不知道该怎么与人相处，我没法分享他们的酸甜苦辣。尽管我真的很想。”还有一次，她写到了自己的工作：“我时常头疼。经常出错……你知道什么工作既有趣又能造福社会吗？”

我鼓励她找点需要用到英语的事情做一做，但我也知道自己的建议帮不上多大的忙。她的不开心有点令人难以捉摸——在我那些最聪明的学生身上（大多为女生），我曾经瞥见过这样的特征。英语系最聪明的一年级学生是一个很文静的女生，一直远离自己的同学。下了课，她总是找外籍教师操练她本已相当优秀的英语口语。暑假期间，她回到家乡，从一座桥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她的死，我一直没听到任何说法，班上谁都不跟她亲近。在中国，自杀的女性多于男性，女性的自杀率接近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倍——位居全世界之首。自杀的女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她们处于向城市化迈进的过程中，有望成为中产阶级。即便深圳这样的地方意味着更好的物质生活，其中的转变过程也充满了痛苦。

深圳的经济首创之一是建立了“人才市场”，以取代计划经济下政府安排工作的做法。尽管这些市场鼓励独立，但它们在评价女人的长相时仍旧采用了传统的观念。艾米莉抱怨过，潜在的雇主总觉得她的身材过于矮小。她的身高是一米五三，而人才市场普遍要求女性在一米六以上，尤其是如果想受聘为接待、文秘或高档餐馆的服务员。艾米莉还说，她的小眼睛和厚嘴唇让她找工作有困难，因为这些工作都要求女性求职者“五官端正”。在服饰厂工作一个月之后，她在给我写来的第一封信里对同事们的外貌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李佳最漂亮、最能干、个子最矮，也最受大家的喜欢。华慧是个古典美人，男人打来的私人电话多是找她。但我对她不太了解，因为她有时说话很伤人。还有一个秘书叫丽丽，她比我早来两天。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负责任。所以她在办公室不怎么受欢迎。邢皓最胖，最关心减肥。

尽管深圳的人才市场对于容貌的传统观念让女人们感觉不舒服，但也给她们提供了内地城市无法提供的自由度。在深圳，年轻人婚前同居并不鲜见。对离婚的接受度更高，许多女人并不急于结婚。我在城市里闲逛的时候，捡到了两本名为《特区之窗》的女性杂志，内文的标题有“一夜情”“我不是处女”“一个老头设下的陷阱”和“为什么要流产”。

艾米莉只要一说起个人的种种难事儿，就会提到“夜空不寂寞”这档广播谈话节目，和那位已成为深圳年轻女孩们偶像的主持人胡晓梅。1992年，二十岁的胡晓梅离开偏远内地的煤炭小镇来到深圳，在一家矿泉水厂干起了工资五百多元的工作。一天晚上，她给谈话节目打去电话。不同于其他的来电者，她没有寻求建议——她只想告诉听众，自己久已渴望的梦想就是做一名电台主持人。胡晓梅是个健谈的人，她讲完自己的故事之后把工作地址和电话号码留给了听众。

“接下来那一个星期，我收到了大量的信件，一百多个电话，”我在一次深圳之旅时拜访了她，她对我这样说道。“但矿泉水厂把我解雇了，因为我把他们的电话用于私事，所以我就没有了工作。我收拾好所有信件，捆扎在一起，带着它们来到了电台。”

胡晓梅停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卡碧牌薄荷香烟。我们坐在深圳市中心一家餐馆的包间里。她漂亮，娇小，身材修长，一头长发，属于中国吸烟者里那种边吃边能抽烟的类型。她吐出一股薄荷烟雾，继续说道：“他们说我太年轻——我只有二十岁，又没有经验。但其中一个负责人决定给我个机会。我告诉他，我只有二十岁，懂的不多，但很多听众跟我一样，所以我能够理解他们。”

十年之后，一百多万人每天晚上都要调到胡晓梅的节目，他们大多是在关外打工的年轻女孩。即便深圳电台跟其他媒体一样由官方主办，但胡晓梅经常给出大胆的建议，令观念传统的官员们大伤脑筋——例如，规劝年轻人不必害怕婚前同居。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写了一本书，正在写第二本。她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尽管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给人一种老练的架势。当我问她崇拜哪一位作家时，她提到了雷蒙·卡佛的作品。（“从微小的细节中能品味出很多东西。”）跟我在深圳见到的很多女性一样，她也很世故，白手起家，充满自信。她曾经终止了一段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感情，原因之一正如她所说的：“他不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胡晓梅的男朋友。”

艾米莉厂里的所有女人都虔诚地收听胡晓梅的节目，第二天她们会讨论前一晚打进电话的那些人：有了婚外情的妻子们、想找到出路的情人们、拿不定主意是否搬去跟男友同住的女人们。胡晓梅的解答充满个性，这给艾米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做空泛的评论，”艾米莉告诉我。“她审视每一个致电者的具体情况，然后加以判断。”

不过，即便有了胡晓梅的帮助，艾米莉仍旧无法适应深圳的自由。她说，她觉得年轻人婚前同居的行为可以接受，但不应该告诉任何人。胡晓梅有一次给致电者说过同样的话，艾米莉赞同这样的决定应该绝对保密。“这会影响人们对你的看法，尤其如果后来中断了关系，”她说道。“最好什么也别说。”一天，她说性在深圳比在中国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开放，我问她这究竟是好还是坏。她想了想，回答道：“比过去好多了。但不应该越过一定的界线。”

“什么样的界线？”

“跟传统道德有关。”

我问她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她用手托着下巴，认真地想了想。“传统道德，”她重复了一遍。但她没有给出解释。

一天，我把深圳非常流行的小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送给了艾米莉。出版于1998年的这本书以一位外地来深圳的移民作为女主角，讲述了她从最初的文秘到给香港富商做情人并过上奢华生活的命运沉浮。作者缪永是一位二十九岁的女子，出生在偏远的甘肃省，从当地一所师专毕业后来到了深圳。她找了一份文秘的工作，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因为第一部书《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火热畅销，她很快就富了起来。图书因为描写毒品、赌博、滥交而被政府列为禁书。跟中国的其他禁书一样，该书被禁反而促进了销售——尽管都是盗版。深圳市中心到处都有小贩兜售盗版书。在证券市场门前，我看见一个人正在兜售《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一同出售的还有《我的奋斗》的中文版。

“我所说的‘你’指的是整个社会，”当我问起书名的时候，缪永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的生活由我自己掌控，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她承认，物质主义是这本小说的主要驱动力。“一切都跟金钱有关；对每个人而言，这都是首当其冲的东西。在深圳，处处都存在交易——金钱和爱情的交易、金钱和性的交易、金钱和感情的交易。”

我与缪永见面的地点在深圳一个豪华的高层小区，也就是她公寓附近的一家时尚西式咖啡厅。吃饭的过程中，她一个劲地抽着卡碧薄荷香烟，同时说自己的写作受到过亨利·米勒的影响。（“他的书也被禁过。”）尽管被列为禁书，尽管盗版很猖獗，但缪永还是通过写作致富了，因为她把小说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为了通过审查，她剔除了书里面最敏感的部分，还外带取了一个更令人愉悦的剧名。至于今后的打算，她不会再那么直言不讳地突出深圳是故事的发生地。她觉得，政府之所以取缔她的书，是因为它给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抹了黑。

缪永在作者简介里给出的第一项细节是她的血型。跟其他赶时髦的年轻人一样，她认为血型决定性格。她二十九岁，最近刚买了一部车。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叫做《这里没有冬天》，没有了政治性错误。缪永是O型血。她告诉我，深圳最令她感兴趣的是个人主义。“在过去，中国很讲集体，”她说道。“全都是集体思维。可是现在在深圳这个地方，你想做什么样的人，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

自我创造是深圳的核心原则，因为自身的改变创造出很多传奇故事：来自煤矿小镇的女孩变成了电台明星，来自甘肃的小秘书因为写作而一夜致富。随处可见英语类的培训课程，因为大家都想在这个工厂地区出人头地，捷径也有很多。在沃尔玛超市门前，小贩以八九百元的价格兜售假文凭和假成绩单。有些外来者以其他非法的方式快速捞钱。我采访过一位来自四川的妓女，她把这份工作的期限设定为十八个月；每个月能挣到两千多元，她琢磨着不久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然后回老家做点小生意，这样谁也不知道她到底做过什么。她刚来深圳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她二十岁，一心想找回逝去的时光。我还采访过一位正在从事“三陪”的年轻女孩，她的工作就是陪男人吃饭、喝酒、到卡拉OK厅唱歌。人人都知道，这是个灰色的职业，许多三陪小姐心甘情愿地提供额外的服务。我遇到的这位姑娘声称自己陪人睡觉从不收钱，但说到原来在鞋厂的工作时显得恋恋不舍，当时的工资只有八九百元，七八个工人挤住一个房间。“那些日子我的心情敞亮得多，”她说道。她现在每天能挣一百元，白天睡大觉；她跟原来的朋友们都断绝了来往。不用上班的夜晚，她喜欢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去夜总会尽情跳舞。

读了缪永的小说，艾米莉说她跟书中所描述的世界感觉不到一点联系。女主人公没有内心——她所关注的只有金钱——从一个男人的床上爬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太混乱了，”艾米莉说道。“这些东西还是需要控制。”

我问她，这些新的道德观念来自何处。她耸了耸肩：“大多数人认为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这些东西来自西方社会。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你觉得这本书是在说什么？”

“它在说深圳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她回答道。“书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很焦虑——无法找到平静。”

经过一年的相处，艾米莉和朱云峰住在了一起。他们在深圳关外五十公里的工业小镇租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因为这里靠近朱云峰工作的家用产品厂。这栋房子比其他楼房更接近于完工。水泥浇筑的楼梯间开裂了，不过一切都还完好，厨房的设施也很好。这是艾米莉来到深圳后住的第一套像样的房子。

房间里还住了一对四川男女。两对男女各有一间卧室，客厅共用，里面有一台彩电、一部影碟播放机、一张矮桌子、一张沙发床。四个人相安无事。其中一间卧室挂了一张覆膜的画报，上面是一对正在互相爱抚的裸体的外国男女。这样的画报在中国比比皆是；大家觉得那才叫浪漫，之所以不犯法是因为人家画的不是中国人。

如果换成涪陵，艾米莉绝对不会与哪个男人未婚同居，所以她也没有跟父母说起租房的事情。不过有一天在打电话的时候，她母亲问她是否跟朱云峰住在一起。“我什么也没有说，”艾米莉告诉我。“我一不说话她就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之后，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情。

艾米莉每个工作日还得在饰品厂的宿舍睡觉，只是在周末才回到新租的公寓房。朱云峰已经升任主管，每月的工资超过了一千元，拿到的奖金也很不错。艾米莉的薪水升到了七百元，却越来越讨厌现在的工作。她不喜欢老板总是安排她加班，不喜欢每天晚上只能住工厂的宿舍。

工作日的一天晚上，艾米莉破例跟朱云峰住在了一起。第二天一早，老板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他问我头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艾米莉跟我说。“他那个人就是这样——从不直截了当。他没问我有没有回宿舍——而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告诉他：‘我今天早晨才回来。’我既没有解释，也没找借口。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觉得他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好笑。他盯着我看了一阵，就让我走了。”

几个星期之后，工厂里的另一个女工也开始破例。

之后不久，老板将生产线上的一位漂亮女孩调去做了他的私人秘书。这个女孩来自河南，刚满十八岁。艾米莉抽时间给这个女孩讲了老板的很多事情。一天老板碰到艾米莉，他问，人们都在背后说了他什么，最后点到了正题。

“你跟其他工人说我好色？”他问道。

艾米莉回答道：“是的。”

他一笑置之，但看得出来他再也不想留用她。艾米莉开始抽空四处找工作。几个星期后，她找到了一份幼儿教师的工作。跟饰品厂一样，这所学校也在深圳的关外，不过这一次没有台湾老板，没有工厂宿舍，也不用上夜班。薪水跟艾米莉一直做工的那家厂大体相当。她就要教英语了。

当她向老板提出辞职的时候，他想借机训斥她一番。

“你变了，”他说道。“你一直很听话。你交了男朋友之后，一切都变了。”

“我没变，”艾米莉回答道。“我只是把你看得更透了。”

在深圳的最后一个晚上，我陪着艾米莉出门听广播。她觉得我们最好走出公寓，因为朱云峰回家很晚，而且脾气会不好。那是一个温暖而晴朗的夜晚。一座座亮着灯的工厂宿舍楼顶上，闪烁着满天星斗。

那天早些时候，朱云峰主管的一位工人在做工时受了伤。朱云峰没有跟艾米莉多说，只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为了在新的产品线上赶制一批订单，厂里一直在加班。既要赶时间，又对设备不熟悉，往往会引发事故。新产品是金属热水杯。

我和艾米莉爬上了附近的一座小山丘，可以俯瞰整个小镇。这里是关外典型的工业小镇：山丘上开出的一道道豁口尘土蔽日，商店和公寓楼房鳞次栉比，两条主路的两侧是一字排开的厂房和宿舍。有制鞋厂、制衣厂、计算机配件厂——配件厂的顶层在最近的一次火灾中被烧成了光架子。浓烟在厂房的白瓷砖上留下了印迹。艾米莉说没有人受伤，但同一条街道上的另一家工厂在数年前发生大火，烧死了好几个工人。那家工厂生产的是圣诞饰品和剪草设备。

艾米莉就要开始教学工作，不禁有点惶惑不安。她担心在工厂干了这么多年，自己的英语早已忘了个一干二净，她还担心管不住孩子们。不过她很喜欢校园环境，一说到新的工作就会开心一笑。她剪短头发，用塑料发卡夹住了后撇的刘海。她的脖子上戴了一条简朴的项链，那是朱云峰送的——玉雕龙，她的生肖。

我们坐在山顶听起了“夜空不寂寞”。好一会儿，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收音机的音量调节钮已经损坏，胡晓梅的声音在夜空里显得沙哑而单薄。十一点过了，远处还能看见一座座厂区宿舍，水平线上是窗户里透出来的一大片灯光。第一个打进电话的人不住地哭泣，因为她很后悔以那样的方式对待早已分手的男友。胡晓梅告诉她，这样的经历对她有好处，也许她下次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第二个打进电话的人说他很想念自己高中时期的女朋友，可她现在工作的地方离他很遥远。胡晓梅叫他不要以为每一段感情都是爱情。胡晓梅告诉第三个打进电话的人（她只有二十三岁），觉得自己应该马上结婚的想法是错误的。

放眼看下去，宿舍的一盏盏灯已经熄灭。我想起了那天早些时候受伤的工人，想起了最近跟艾米莉说过的几句话。我们一直在讨论，深圳的外来者在处理新获得的个人自由方面有什么应对之道，艾米莉说她欣赏的是人们学会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她在过去经常做出这样的评判，可她现在又说，有时候孤独也会让她感到恐惧不已——所有的人都得靠自己生活。“在传统社会里，”她说道。“人们分群而居。这样的群体最终演化成了家庭，现在呢，这样的群体却又要解散成一个个互不相干的人。他们终究会变成独自一个人。”早在几天前她就说过，深圳的变化来得太快——年轻人学会了独立，由政府统管变成老板说了算。“如果存在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的话，那就再好不过，”她说道。“但根本不可能。那不过是美好的理想罢了。”

我们下到了山坡，我问她想不想离开深圳。她立即摇了摇头。我又问她，她觉得城市里全新的压力会给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怎样的改变。

“结果是人们的能力更强，”她说道。“创造力更强。然后，他们就有了不同的想法。而不是所有的人想法完全一样。”

我问道：“你觉得这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

她陷入了沉默。远处的宿舍大多已经熄灭了灯光。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尽管我乐观地认为只要每个人学会了照顾自己，体制就将会自然而然地随之做出调整。不过，我看到的是深圳的一些片段——有围墙的城市、大门紧锁的工厂、独自生活的人们、远离家乡——我很想知道这一切究竟如何被归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我看了看艾米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她并不重要。自从来到深圳之后，她找了一份工作，辞了，又找了一份工作。她谈了恋爱，违反了宿管规定。她向某个工厂老板寄过死亡威胁信，对自己的老板也毫不示弱。她才二十四岁。她做得很好。

2003年6月7日

傍晚六点十三分，周家人把一部电视机、一张书桌、两张饭桌和五把椅子搬到了路边的一块南瓜地，我把一块砖头竖直地立在了水边。在巫山县城的最新地图上，这一片水域被称作滴翠湖。但地图印好的时候，这个湖泊还没有出现，它现在的颜色是黄褐色而不是翠绿色。这个湖泊实际是长江边的一个回水湾，位于三峡大坝的上游，水位在过去一周时间里一点点地升了上来。周吉恩又从他家的竹棚屋里背了一个木柜子走上坡来。他个子矮小，笑容灿烂，老婆漂亮，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及至最近，他们还是龙门村的村民。新地图上没有了这个村子。周家的一个朋友又扛了一趟上来，其中有他家的电池闹钟。闹钟跟我的腕表一样，读数接近六点三十五分。水位又上涨了五十毫米。

看着江水上涨如同追循闹钟的时针：根本无法察觉。看不见水流，也听不见声音——但每过一小时，水位就上升十五厘米。水流的上升仿佛来自深深的江底，向生活在越来越小的堤岸上的每一种生物发出了警告。甲壳虫、蚂蚁、蜈蚣成群结队地从江边四散逃走。江水淹没砖头的时候，一大群昆虫抢在“小岛”被吞没之前急于逃命，在尚未浸水的顶部疯狂爬动。龙门村的村民大多在去年已经搬走，政府把他们安置到了南方的广东省。可有几户周家这样的人家留下来，种了最后一季庄稼。他们知道江水要上涨，但不知道涨得这么快。前天，周家的大女儿周淑荣读完了一年级。昨天，她的母亲欧云珍采摘了最后一茬空心菜。今天，那些地块已经被淹到了江底。剩下的只有南瓜、茄子和红辣椒。

在南瓜地上面十米左右的地方，一位名叫黄宗明的邻居正在制作一艘打渔船。黄宗明告诉我，再过“两三天”江水就会淹到他的渔船。即便到了现在，江水的上涨比原定计划整整提前了两天半，中国的农民们说到时间时仍然习惯性地只说个大概的数字。政府说，江水总共将会上升六十多米。

周家人在高处的半山坡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他们之所以今天要转移物品，是因为通往山上的唯一道路被几厘米深的水淹了。傍晚七点零八分，砖头已经被淹没了一半。周淑荣搬出了自己的物品——一把雨伞、一只打了气的内胎、一个装着铅笔盒和作业本的流氓兔背包。大人们忙着往上搬家具，最小的女孩坐在南瓜地里的桌子边上静静地抄写着课文：

春雨绵绵下，

出门看桃花。

七点二十分，一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赶来，逮了几只从上涨的江水里逃出来的黑蝎子。“平时很难抓到，”他告诉我。“这东西有毒，但可以入药。我在湖南看到有人卖过，一百元钱一斤。”

七点五十五分，一辆卡车装来了两位搬运工，砖头已经消失了。还有一小段道路是干的，卡车就停在这里。傍晚八点零七分，江水淹到了汽车的左前轮。“快点啊！”欧云珍喊道。“再不赶快的话，车就开不出去了！”周淑荣和她五岁大的妹妹周雅站在一边，好像感受到了大人们的心神不定：静静地站着，眼睛一眨不眨，双臂下垂。八点二十三分，水淹到了左后轮。电视机最后被装上了车，孤零零地摆放在前座上，紧挨着两个小女孩。八点三十四分，驾驶员发动了引擎。水淹到了轮毂罩上沿，卡车呼啸着开走了。车开走之后，欧云珍继续留下来摸黑收完所有的辣椒。

第二天，午后的烈日下，我回到残存的竹棚屋，查看周家人把哪些东西留给了滴翠湖。一只男士左靴、一个摔坏的金属手电筒、半块摔破的乒乓球拍、一只印着“女士短袜”的空盒子、一张数学试卷（小女孩的字迹，顶端用红笔批着分数：62）。

1996年至1998年，我在涪陵的一所学校给大学生教授英语，这是一座小城，位于长江边上，在巫山上游三百来公里远的地方。每一年冬天，长江的江水也会像其他事物一样随季节而枯竭。雨水稀少，西边的雪水停止了补充，直到长江露出那道被称作“白鹤梁”的砂石梁子。这道石梁狭长，呈白色，跟长江水流的方向平行，仿佛一艘搁浅的狭长平底船。上面覆盖着几千道题刻——数百年来，当地的官员一直用它来记录水位线。我于1998年1月前去参观这道石梁的时候，江水的水位只比最早记录题刻的时间，也就是公元763年的时候低了五十毫米。上面的题刻清楚地表明，在这样的地方，长江自身的循环周期远比官家的时刻表更加重要。为纪念北宋神宗元丰九年时的石梁出露，留下了一段完工于公元1086年的题刻。实际上，神宗皇帝已经在头一年驾崩，但他的死讯——以及新帝即位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江流域。

我住在涪陵的时候，涪陵还非常偏僻。这座城市没有红绿灯，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城里只有一部自动扶梯，人们往往凝神静气好半天才敢向它迈出一条腿。唯一的快餐店取了个神奇的名字叫做“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这个地方很贫穷，越往下游的巫山越加贫穷。巫山位于三峡的腹心地带，三峡是一道两百余公里的狭长河道，两岸高山耸峙，悬崖壁立，风景绝美，难以农耕，水流湍急。

我教写作课的教室就能看见这条江。政府发行的教科书有一个单元叫做“论说文”，用于佐证的是一篇名为“三峡工程好处多”的文章。文章引述了诸多不利因素——风景消失、百姓安置、文物被淹——但作者接着肯定地指出，这些不利因素很容易因为种种益处——控制洪水、更多发电、改善航运——而相形见绌。考虑到政府严格限制公开批评三峡工程，我们在“论说文”这个单元只能到此为止。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教授学生应该怎样正确地写作美式商业信函。

在三峡上修筑大坝的构想已经提出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孙中山在1919年就提了出来，这一构想在他去世之后继续为独裁者和革命者、占领者和开发者常谈常新。蒋介石倡导过这一想法，毛泽东同样如此。1940年代的日本人于占领时期对坝址进行过测量。来自美国开垦局的工程师们帮助过国民党；苏联专家向共产党建议过。但等到建设工程在1994年最终开工的时候，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早已跨过了修筑大坝的年代。出于对环境的担忧，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均拒绝为工程提供贷款。很多批评大坝的人认为，其主要目的——预防周期性肆虐华东地区的洪水——可以通过在长江支流上修建众多小型水坝的方式予以实现。工程师们担心，江水裹挟的大量泥沙有可能淤积在大坝后方，从而降低功效。社会成本十分高昂：需要搬迁的人口超过一百万，水位线以下的众多城镇需要搬到高处重建。建成之后的大坝将是世界之最——高度相当于六十层楼，宽度相当于五个胡佛大坝。官方的报价超过了两百一十亿美元，数额接近全国电力税收的一半。

不过，我在涪陵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切。我在1998年夏天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建设工程唯一可见的迹象是城市低处的建筑物描上了许多高度标记。标记是用耀眼的红色油漆描出来的“177M”——这就是水库未来的高度。这个高度比白鹤梁上公元1086年那一段题刻正好高出了四十米。之后五年间，我时常回到三峡地区，沿江出现了更多的红色标记。大多标的是“135”或“175”，因为水库需要按计划分阶段蓄水，2003年为第一阶段，2009年达到更高水位。不过，也能看到其他数字：145、146、172。有些数字的特异性让人摸不着头脑：141.9、143.2、146.7。这一切让我想起了白鹤梁——整个峡谷全都打上了标记和题刻，只等着洪水的到来。

靠近江岸的地方，老城和村庄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即便中国的其他地区处于建筑的热潮，在江水注定要上涨的地段建设任何新东西都不会有意义。有一阵子，这样的居民区让我们罕有地瞥见了过去的情景：灰砖黑瓦的静物写生图。往上走可见一条狭长的绿色地带，或是空无一物的山坡，或是间或打着红色标记的庄稼地。再往上走，越过未来的水位线，新城镇正在用水泥和瓷砖大搞建设。这些水平状的地带颇像地质学家眼中的岩层，只不过一个看到的是未来，另一个看到的是过去。你一眼就能看出：黑色线条是滨江居民区、绿色长带是即将被江水淹没的庄稼地，白色长链则展望着未来。

新城镇的修建分为几个明显的阶段。一开始大多是男人：建筑工人、推土机操作员、大卡车司机。很快就有了商店，但出售的东西大多不能用于吃喝穿戴。这里的必需品大不一样：工具、门窗、灯具、浴具。有一次，我在丰都新城沿着即将完工的街道走了一遭，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在出售房门。灯和插座安好之后很长时间才能正常供电。我到访过的地方还是土路，人们只能掘地为茅坑，可用于装饰现代化卫生间的东西商店里一样也不缺。新城镇出现女人通常是一个好迹象——这意味着基础设施已经建设完毕。只要看见孩子，你就知道新城镇已经具有了活力。

破坏的过程却更加捉摸不透。政府于2002年开始旧城拆迁，大多数居民都得到了补偿，再用这笔补偿款到新城镇购买住房。但预计有几十万农村居民被安置到了全国的其他地方。一般而言，是成批安置的；有时候一个村子被装上一条船，送往下游的其他省份，再由政府提供少量的土地补偿。我认识一个警察，他要护送整个村子的人坐火车去广东省。他陪着村民们坐了两天的火车，把他们送出广州火车站坐上早已等在那里的公共汽车，然后转身又登上了回程的火车。

在拆迁的最后一个阶段，商店里出售的东西人们只能用于吃喝及穿戴。老年人随处可见——有的人不愿意离开，有的人没有子女或亲戚帮着搬迁。在周围晃荡的年轻人往往是想在村子里捞取最后的油水。拾荒者从建筑物上撕扯下废旧金属残片，农民们想方设法在即将淹没的土地上侍弄出最后一季庄稼。断垣残壁之间整齐地栽种着一行行蔬菜，宛如一座座战区花园。我抵达大昌村的时候，第一排房子已经被拆倒在地。一个中年男子坐在他家被拆毁房屋的木制窗框上喝着白酒。时间是上午十点钟，他已经醉意朦胧。“我就像一个挂在钉子上的人，”他说道。

有些散居者的确如此——他们游离于峡谷的发展之外。这些人通常没有工作单位，或者是农民却又没有多少土地，或者是登记在其他地方的居民，这都意味着他们得不到任何补偿。楼房拆除一多半之后，我在2002年拜访了巫山老城，几家发廊涂成蓝色的玻璃窗后面依旧有按摩女在耐心地等待。我突发奇想，九个月之后，这群妇女依旧坐等洪水淹到她们的脖子。在大溪这个新村子，一位老年人当着我的面抽出了一张张单子——一共有两万元整——那是他在一家煤矿的投资坏账。大昌拥有该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黄俊带着我到各处看看。在老码头，一棵巨大的榕树下，他指了指通往河边的石梯上守着的两只石狮子。狮子的面部斑驳残缺，几十年间行人已经坐平了它的背部。这个地方即将沉入江底。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把这两只狮子扔到了河里，”黄俊说道。“当时很乱，没有人知道石雕的下落。几年之后，一个老头梦到狮子出现在河里。他告诉了其他村民，大家在河里找了出来。那是1982年的事情——我还记得。这事儿很奇怪，但也很真实。”

2003年6月8日

上午九点四十分，河里几乎空无一人。游船已经取消了几个星期——首先是因为“非典”的爆发，同时因为大坝最近已经蓄满了水。今天，江水继续以每小时十五厘米的速度上升。我和几个朋友坐上一艘舷外马达驱动的小船，朝着原来的下游方向开去。这条江现在已经失去了魂，死寂地置身于巫峡壁立的两岸之间。江水在弯道处才能获得新生，天空开朗，江风卷起一阵阵波浪。

八个月前，我沿着一条条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山间小道走过这条线路。这些小道硬生生地凿进石灰崖壁，高居于江面之上六十多米。我与一个朋友同行，沿路靠帐篷过夜，走到峡谷中段时拐进了神女溪。神女溪发源于南岸的崇山峻岭，因为水浅无法行船。我们沿溪流而上，在卵石上跳跃穿行，我们脚下的峡谷越来越幽深，直至进入深深的大峡谷。悬崖上长满了蕨类植物，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再也没有了红色标记。我们站在一缕阳光下，猜测着上涨的水位将会淹到悬崖的什么位置。

今天早上，我让船夫径直驶向神女溪。小船沿着巫峡向东行驶，我在悬崖上辨识着路径，但它们几乎全被淹到了江底。神女溪的入口宽阔而平静，岸边漂浮着树枝。越往上走，随着水的流动，残枝败叶逐渐稀少，水的颜色产生了变化。先是墨绿，继而蓝绿。长柄蕨类植物直接倒悬进水里——即便激流也无法把它们从悬崖上扯下来。我们转过了一个又一个急弯。这一段峡谷的特征表明，它仍旧由较小的溪流冲刷形成——多急弯的溪水蜿蜒而行——迷人的浪花扑打着飞快行驶的小船。小船不属于这里；溪水也不属于这里：这是一个刚刚形成才一天的峡谷。溪水的颜色变成了蓝色，滩底有声音传了上来。谁也没有看见岩石，我们一下子撞了上去。

传来一阵可怕的刮擦声，小船颠簸着停了下来；船上的人纷纷抓紧了船舷。发动机熄火了。我们惊惧得一言不发，船老大查看起受损情况。小船往后漂去，水流的声音突然响亮起来，我们看见了巨石，它的尖角就在水面以下半米深的地方熠熠反光。有人说了一句，明天的水深就可以安全通行了。看着那淹没在水下的岩石——又光又圆，仿佛藏在浅水里的一只弓背动物——我想到了石狮子和老人的梦。

下午二点五十分，我回到了滴翠湖。昨天，我是沿着小路走进去的；今天，我却要坐船才进得去。我带着隔壁打鱼人家九岁的小男孩黄珀回访了周家原来的住处。黄珀一看见躺在瓦砾堆里的62分的数学试卷，立马捡起来，小心折叠好装进了衣袋。

“你要它作啥？”我问道。

“如果遇到她，我要还给她，”黄珀回答道。

“我认为她不会要了，”我说道。

小男孩俏皮地笑了笑，然后摸了摸衣袋。

他的父亲黄宗明做好渔船的时间比自己的预想早了一天。这条渔船长十三米，用香椿树做成，船板手工砍制，用沉沉的铁铆钉固定在一起。这份活儿需要几个家庭成员共同劳动二十多天；最近，他们在缝隙里填进了用石灰、大麻和桐油做成的混合物。今天早上，他们又在外面涂了一层油。桐油是一种天然密封剂，也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涂料稀释剂——早在1930年代，它就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外贸产品。桐油使木料略带红色光泽，船的外形透出一股粗犷而朴素的美。渔船支在木桩上。还没有碰过水。我问黄宗明，渔船打算什么时候启动。

“只要水淹到了这里，”他回答道。黄宗明没有穿上衣，显得精瘦，下巴很宽，一股股的肌肉像麻绳。我后来问他，是否担心水涨上来的时候，渔船还没有来得及测试，他略微不快地看了我一眼，仿佛一个造船人受到了来自报道蓄水的记者的骚扰。黄宗明是一个正直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船一定浮得起来。

我在头一年的9月第一次见到黄家人，当时的地图上还有龙门村。以当地的标准来看，这个地方相当繁华，住户们靠在大宁河（在巫山注入长江）里打鱼为生，同时在肥沃的冲积平地上种植庄稼。大部分村民都被迁到广东的时候，黄宗明和他的两位兄弟，也就是黄宗国和黄宗德留了下来。政府组织了龙门村的移民搬迁，但无法保证每一个人都如实前往。在今天的中国，尽管要进行正式登记，但铁了心要在某个地方生活的人总能想出自己的办法。

黄宗国在10月份的时候告诉我，搬迁到广东的移民们抱怨农地太少。他还说，因为听不懂广东话，大家过得很不容易。黄宗国对自家得到的安置补偿深感失望，每个人大约只有一万元。我们坐在他家简陋的砖房里交谈着，房里的水和电都已经切断。外面的村子安静得有些可怕。黄宗国说，拆迁队再过两个星期就要来了。

自从那次拜访之后，黄宗国和黄宗明在滴翠湖之上很远的地方修好了一栋二层楼房。楼房就要完工，可黄宗明告诉我，他要晚点才搬进去住；夏天的时候，他喜欢住在靠近水的地方。他现在的住处是用旧的玻璃纤维船罩搭成的棚屋，同住里面的是他的妻子陈嗣荒，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黄珀和十二岁大的女儿黄丹。黄宗明三十五岁，从十岁开始一直在渔船上劳作。跟原来的邻居周家人不一样，黄宗明对水显得自由自在。他对于江水上涨的应对之策是把临时棚屋顺着山坡上移十来米。然而，不到最后一刻，他仍旧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下午五点十五分，水位到了棚屋以下二点五米处。我问黄宗明，江水估计什么时候淹到他新做的渔船。“也许明天中午，”他回答道。

在旧址上方山坡上修建的巫山新县城，有两条平行的街道，分别叫做平湖路和广东路。平湖路指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横渡长江、预想修建大坝时写的一句诗：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沿江的人们对这几句诗词非常熟悉，经常用国家的富强和建设的成就来说明这一宏伟的工程。1997年，长江在坝址处进行分流以为建设工程做准备，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这再次生动地说明，社会主义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一次我在青石村的一家餐馆看见老板张贴了一幅手写的对联：

移民荣，离老家，求新生

舍小家，为国家，建新家

广东路的命名是为了纪念1978年实行自由经济改革以来第一个得到蓬勃发展的南方省份。来自该地区的资金援助部分地支持了三峡库区的发展，因此新建城镇往往藉道路名向南方致敬。巫山有一所小学名叫深圳宝安希望中学。深圳这个欣欣向荣的经济特区推动了广东的经济发展，在巫山的校名上看见这两个字宛如在阿巴拉契亚的荒凉小道中看见“硅谷中学”这样的文字。巫山新城本身就像是来自远方的繁华。新城的中心广场有一块巨大的电视屏幕，成群结队的人一到晚间就聚集在它的跟前观看功夫片。广东路的两旁“栽种”着很多塑料棕榈树，天黑之后通体发亮。有一家山寨星巴克。有的店铺写上了英文名：富裕餐馆、黄金理发店和流行浴室。还有一家精品服装店叫做“心智健康”[1]。

我在新城很少听到有人对三峡大坝持批评态度。即便在偏僻的农村地区，人们享受到的好处少之又少，大家的抱怨也往往比较温和，而且只针对个人。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拿到的安置费杯水车薪，纷纷怪罪当地的干部太过贪腐。不过，这样的抱怨几乎从未触及三峡大坝的核心问题。我问黄宗明，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们长大之后干什么，他说懒得管，只要他们用得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不再打鱼就行。他告诉我，修建三峡大坝很好，因为可以为国家多发电。巫山的一位出租车驾驶员告诉我，他的老家一下子就飞越了半个世纪。“要是没有大坝，我们还得再等上五十年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他说道。

不过，他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告诉我，那个小镇会由于滑坡而无需再等上五十年了。巫山新城十分拥挤，城区人口达到了五万，它还是一座垂直的城镇：一直没怎么住人的陡坡挤满了高楼大厦。很多小区都由水泥抗滑桩支撑着。出租车把我拉到金坛路，这里发生了一起山体滑坡。一栋居民楼疏散了住户；大街上还堆着几大摊淤泥。我问出租车驾驶员是否担心过五十年的期限。“为什么要担心？”他回答道。“那时候我都八十了！”

我在长江边生活的时候，当地人的足智多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任何变化都能做出快速的反应。他们大踏步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革命；只要某种产品有需求，商店里马上就会货源充足。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随处可见，哪怕是在安置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正是那样的东西连接着即将消失的村庄和簇新的新城：总有人想方设法出售大家需要的东西，可能是浴室配件，也可能是方便面。不过，几乎看不见长远的规划。如果江水上涨，顺山往上搬迁就是了；农民们会等到江水漫进地里才来收割庄稼。人们所说的未来，其实就是明天。

我曾经跟出生于中国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地理学家江红（音译）讨论过这种只顾眼前的现象。她一直在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从事社区研究，历届政府的政策都致力于把上述地区改造成耕地。很多做法对环境的危害非常之大，当地居民坚决反对，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东西对耕种有利。但是她也注意到，近年来已经很少有针对这些计划的反对声，原因之一是市场经济改革赋予了人们更多的动机，以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在过去，政府的种种运动往往要提出一个抽象的目标，比如1950年代末期提出钢铁产量要超英赶美。这样的目标只能激励农民一阵子——但现在大家想要的是电视机、电冰箱。

政策缺乏稳定性教会了人们尽量避免长远规划。“自1949年以来，政策经常在变，”江红告诉我。“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1980年代末期，人们觉得改革是一次机遇。大家都要抓住这个机遇，因为那可能又不会长久。”

每一次沿着长江旅行的时候，我总觉得修建大坝的时机掐算得非常完美。修建大坝的梦想吸引着共产党的领导人，但在实行经济改革之前的时代，在毛泽东孤立无援和政治动乱的时代一直无法变成现实。如果经济改革的时间再久一些，让当地人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提出的要求不仅仅是满足今天的及时之需，那么他们可能会对建设项目提出质疑，甚至加以反对。将来，当人们回顾中国这个特定的过渡时刻——它前所未有地融合了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最久远的纪念碑完全有可能就是中国中部这一潭巨大的死水。

2003年6月9日

上午九点三十分，黄宗明喝完了一大杯白酒，滴翠湖的水已经上涨到了渔船木支架的一个角。家里的物品大都还没有搬上山。一条蛇在水里爬行，露出的头部像一只潜望镜。

巫山的一位居民委托黄宗明和他的侄子再做一条小划艇，陈嗣荒留在家里收拾行李。她穿了一件印有“2008北京奥运会”字样的T恤，裤子上印着仿Burberry的图案。九点四十六分，江水淹到了支架的另一个角。一家人搬了一些东西装到船上：一只电钻、一只装着渔具的篮子、一条宏声香烟。备用的木材装到了船尾。原来的房子被淹了二十五毫米；陈嗣荒、她的嫂子，还有几个孩子搬着物品涉水走了出来。只要有可能，黄珀总会溅他姐姐一身水。

十点四十七分，惹够麻烦的黄珀终于被大人规定不再帮着搬东西。他脱光衣服，玩起了水。

十点五十九分，一艘小舢板划过，船老大扯着嗓子问：“船卖不卖？”

陈嗣荒高声回答道：“我们这么忙，你就以为在卖船嗦？”

十一点四十分，支架的四个角都淹到了水里。十六分钟后，又一艘小舢板滑了过去；有人在卖煤炭。搬完东西之后，黄宗国跟几个女人一起拆下了旧屋顶。黄珀赤条条地躺在船首晒太阳。

下午一点三十四分，一艘轮船驶过，尾浪晃动了渔船，渔船咔嚓作响，终于脱离了支架，浮在了水面。

[1] 这几家店铺的英文名称分别是：Well-Off Restaurant，Gold Haircut，Current Bathroom和Sanity。——译者

科罗拉多州西南部有很多铀寡妇，不少人的房前屋后摆放着具有放射性的岩石，但也许只有一个人留下了开采矿石的照片，手执铁镐，除了拖鞋、牛仔短裤和胸罩，全身一丝不挂。她的名字叫做帕特·曼，八十一岁。“你得原谅我这样的穿着，”她把照片递过来的时候，笑着对我说道。曼解释说，她穿成那样是因为天热。那是1950年代，她加入了第一任丈夫的采矿队伍。“那真是肮脏的活计，”她说道。“有人说：‘铀矿会弄死你！’对，我们得钻到矿脉进行爆破，就那样。我们曾被困在里面。”我就附近建设提炼厂的事情向她进行了解，这个提炼厂所加工的铀用于核能发电的生产。“我知道总有环境保护狂，”曼说道。“他们好像在反对修建提炼厂。很多人没有跟这玩意儿一起生活过。我跟这玩意儿一起生活过，它并没有给我添麻烦。”

曼住在偏远的帕拉多克斯镇上一部双厢式拖车活动屋里。附近的地名总透出一种寓意：灾难山、失望溪、饥饿点。当地的铀矿开采历史悠久，麻烦不断，地方经济自1979年发生三里岛事件——也就是美国人反对核能以来持续恶化。科罗拉多州的很多老矿工罹患肺病，曾经有一家名叫铀旯湾的提炼厂区被认为放射性过强，以致镇上的所有东西，包括房屋、街道，就连树木都被捣成碎片加以掩埋。但是自2007年以来，也就是三十年后，“能源燃料”公司来此修建美国的第一家新型铀矿提炼厂，帕拉多克斯地区的反应竟是前所未有的积极。

对外人而言，这样的反应令人迷惑不解。“怎么会有人要这种杀人不眨眼的东西？”一位新来者问道。环保组织提起诉讼以阻止这一重新开启采矿的项目，同时对全国在核能上越来越多持开放态度的迹象深表疑惑。美国的核工厂提供的电能依然占到了全国用电量的百分之二十，但自1996年以来没有一座核反应堆获得批准，用作燃料的铀有百分之八十六依赖于进口。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兆吨换兆瓦计划”的实施，苏联的核弹头被转换成核燃料，美国国内的铀矿开采和提炼一直摇摆不定。不过，该计划将于2013年到期，气候变化的前景也导致对于这种结合了高产出和低碳排放的能源进行重新评估。2010年，奥巴马总统批准了八十多亿美元作为有条件贷款担保，用于修建新的核反应堆。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这样的老工业中心区，曾经的争论被重新点燃。有人说这个州的癌症发病率偏高，也有人说全科罗拉多就数这里的人最健康。当地人告诉我，从前的提炼厂区没有危害，环保人士则建议我们关上车窗，疾驶而过。我还没有见过一位铀矿寡妇因为丈夫丧命而反对这个行业。

帕特·曼死了两任丈夫。最后一位，乔治于2000年因肺癌去世。“死于肺癌的矿工有很多，但他们都曾是烟民，”她说道。“乔治是个大烟鬼。”我们刚聊了一会儿，曼就领着我来到后院参观了他们收集的矿石。她捡起一块石头，上面的黄色条纹十分明亮，仿佛是画上去的。她说自己真的不相信铀矿会致癌。她的手很粗大，一个指头在几年前被五十加仑重的油桶压断，经过手术又接了回去。她放下矿石，在裤子上擦了擦手，然后在告别的时候跟我使劲地握了握手。

科罗拉多州的原子能开发历史充满了矛盾，最早修建的处理放射性元素的大型提炼厂竟然是为了治疗癌症。20世纪伊始，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首创对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他们主要研究的是镭。镭很快被实验性地用于对恶性肿瘤的治疗，这就是放射疗法的雏形。1900年代初，匹兹堡一位名叫约瑟夫·M·弗兰纳的实业家因为癌症失去了一个妹妹，他把妹妹的死归咎为镭的缺乏。身为财团大佬的他在悲痛中做出决定：1912年他的公司“标准化学”在距离帕拉多克斯峡谷不到十六公里的地方开办提炼厂以进行矿石加工。

镭高度稀缺并具有高度放射性。它是铀的一种衰变物质，释放出氡气。1919年它的最高价达到了三百万美元一盎司——是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物质。有一次，玛丽·居里大老远地跑来美国，就为得到一克产自科罗拉多的镭物质。不过，后来它的价格急转直下，在放射治疗和其他用途方面最终被更为有效的物质所取代。科罗拉多人转而开采钒矿，这是在当地的岩石中发现的第二种成分，可以用于强化钢铁。原来的“标准化学”被“联合碳化物公司”收购改造，并在矿址附近形成了一个小镇。

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做铀旯湾，以纪念当地的特有元素。这又是一个具有寓意的地名，因为大家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屁股底下的东西具有何等价值。直到1940年代，铀矿仍不具有太多的商业利用价值，钒矿提炼厂将它当成残渣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原子弹的科学家意识到，科罗拉多大堆大堆的废料可以帮助他们尽早结束战争。1943年，曼哈顿计划在铀旯湾新建了一座提炼厂，专门将钒矿渣加工成氧化铀，或称“黄饼”。“黄饼”被送到其他地方，跟来自比属刚果的铀物质一起被浓缩进原子弹。

这一切都高度保密。“铀矿”这个词在官方的报道中被剔除，工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为原子弹作贡献，直到它们被投放到广岛和长崎。（“差不多是那之后消息才泄露出来，”当地一位上了年纪的人慢吞吞地告诉我。）战后出现核军备竞赛，政府鼓励公民个人进行铀矿的勘探和开采。联邦机构在偏僻的地方修建道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矿石实行保护价。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以政府为主导的开矿热潮——科罗拉多高原建起了大约九百座矿井。在这个地名粗犷的地方[1]，他们都成了追梦人：暗藏荣耀矿、所罗门王矿、银钟矿。

规范管理几乎谈不上。矿井大多缺乏应有的通风条件，1950年代主管公共卫生的官员发现，氡气的聚集浓度几乎是可接受的安全值的一千倍。矿工们喜欢在井下抽烟，放射性物质被烟雾附着，再被深吸入肺部。同时，铀旯湾的人口增长到八百多，而提炼厂就在小镇的中心位置。一位本地居民告诉我，他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带着儿子去上班”这一天，跟父亲下过铀矿，并在里面共用了午餐。如果大家听到某座矿井“发热”——具有高度的放射性——他们会迫不及待地前去那里工作。在核料循环过程中，公共污染的主要风险是废渣处理不当，因为它含有镭和氡气挥发物。在铀旯湾，沙质废渣被用于建筑的地基工程。人们把水管埋入废渣之内。园艺工用它来松动黏土。遭到污染的提炼设备被胡乱丢弃在小镇后边的山坡上；小孩子和拾荒者喜爱这样的垃圾，称之为“金银岛”。

偏远社区一旦遭遇健康危机，就仿佛有一道帘子把他们和外界隔离开来。一般而言，当地人会因为外人无法理解他们的痛苦而深感沮丧，但生活在铀矿小镇的人们的反应刚好相反。“他不怪任何人，”当我和盖兰德·汤普森谈论起他的矿工父亲死于肺癌的时候，他如此说道。“他自己想去那里干活儿。”跟铀旯湾的其他人一样，盖兰德也抱怨来自其他地方的抗议者打着他们镇子的旗号，大肆夸张当地的健康问题。在当地人看来，这一道把他们和外界隔离开来的帘子同时也相当于一块屏幕，其他人趁机把自己关于这个偏僻之地的看法投射其上。

不过，谁也无法否认，很多矿工死于小细胞肺癌。这种疾病首发于1956年，当时的健康官员对五十一岁的矿工汤姆·范·阿斯戴尔进行了尸检。专家建议，矿井内应该禁止吸烟，改善通风，并安装其他安全设施。但由于战争年代所遗留下来的保密文化，有关部门隐藏了这份报告。在科罗拉多，整整十年没有采取更严格的规范措施，受害者及其家人花了更长的时间才获得了物质补偿。1970年代，斯图尔特·乌代尔接过了这一场战役，他是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内政部长。乌代尔是纳瓦霍印第安人家庭的代表，后者在新墨西哥州因工作条件恶劣而丧命；用乌代尔的话来说，政府“长期以来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牺牲纳瓦霍矿工们的生命”。1990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放射暴露赔偿法案”，向矿工和其他患病的铀矿工作者支付医疗费用和十五万美元的现金。

然而，遮掩之举似乎没有在科罗拉多州众多的矿工中引起不满。在纳彻里塔镇，我见到了玛丽·滕普顿，她是当地的一位历史学家，也是汤姆·范·阿斯戴尔的女儿。滕普顿的丈夫也死于小细胞癌症，但她并不认为他们是受害者。她告诉我，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一份高风险和高收入的职业，并在很久前就已经注意到同事中出现了健康问题的倾向。“他们都知道，”她说道。“这是公认的危险，因为他们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跟我遇到的所有经历家庭成员去世的人一样，滕普顿支持新建提炼厂。跟当地人一样，有时候她甚至也收藏铀矿石。她希望该行业能够全面恢复。“现在都装上了安全设施，”她说道。“再说，假如地上有一大堆高品质的铀矿石，就算你跑去在堆里打个滚，也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这是事实。你自己去验证吧。我就有一块矿石，四十多年了。我就放在家里每天近距离接触，我不是什么事儿也没有吗？”

即便是生了病的矿工也会这么说。比利·克拉克罹患肺纤维化，他说自己乐见这种产业的回归，因为现在的监管措施更严格。不过，当我问到他原来的工友时，他摇了摇头。“他妈的多数都死了，”他说道。“那些活着的，比我还糟。都要靠吸氧。”

他的妻子德比插了一句：“就是肺部钙化了。我舅舅去年去世，他的肺部也钙化了，吐出来的都是血糊糊的玩意儿。有人说吐出来的就是肺组织。”

比利只在夜间需要吸氧。在从前的矿工中，这似乎是一件挺荣耀的事儿，因为他们会尽可能地减少对氧气的依赖。他们总觉得吸气容易一些——难的是往外呼气。这点差异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仿佛一下子把这种不受欢迎的同情减去了一半。他们在交谈中时常从健康话题转而追忆起曾经的采矿时代，那些矿井的名字仿佛是他们失去的旧爱。“那个金色循环矿井啊，”比利微笑着说道。“矿井那个热啊，饼块自己就在井壁上长出来了。热到那个地步，矿石就有了黏性。”他六十出头，十六岁下井干活；镇上的人仍旧叫他当年采矿时的绰号“石头疙瘩”。他说那时的收入一直很不错。我问他有没有省下点钱。

“没有哇，”他回答道。“没有人来约束我，钱大都花在乐子上了。嗨，真是的，及时行乐呀。”

这样的交谈从未出现过紧张气氛。家里的景象具有一定的模式：丈夫无法呼吸，妻子帮着回忆往事，两个人谈论着生病和死亡一类的话题，平静得如同在谈论明天的天气。他们一般住房子或拖车，买房或买车的钱来源于政府补偿。帕特·曼的丈夫去世之后，她新加了个房顶；比利·克拉克用来购买双厢式拖车的费用被他的妻子戏称为“血汗钱”。人们普遍对“联合碳化物公司”心怀感激。

“我是这么看的，我需要一份工作，”拉里·库珀告诉我。他在铀旯湾工作了很多年，人称“库普”。“人家给了我工作。我并没有问人家我会不会得癌症——当然我也摊上了。事情就是那样。我觉得自己的日子还不算太糟，你说呢，老娘们？”

“的确不算，”他的妻子阿维斯回答道。他们在离开铀旯湾后搬到了纽克拉，我们此时就坐在他家的客厅里。阿维斯正在编织一件羊毛外套，颜色像美国国旗那样花花绿绿。库普告诉我，他右肺的一半已经被切除。“不过我抽了六年的烟，”他说道。“所以我也不敢说癌症是人家碳化物公司造成的。”

库普八十出头，身材魁梧，穿着背带和威格牌牛仔裤。他往外吐气的时候呼呼直喘，噘起双唇，给人一种正在沉思的印象。他坚决支持新建提炼厂。“毕竟跟原来的提炼厂大不一样啊，”他说道。

阿维斯说：“我认为他们提出的那些绿色玩意儿有个鸟用。”

“我觉得环保分子在祸国殃民，”库普接过话头。

阿维斯又说：“不是也有那么多癌症患者从来没在碳化物公司工作过吗？”

“我告诉你，自从前一次手术之后，我就废了，”库普说道。“问题在于，我可以吸气，却呼不出来。”他继续说道：“那几个牌子的香烟我都吸过。多米诺、阿华龙、直觉、双翅。我干的都是采矿。我敢说，吸烟和采矿让我得了癌，你说呢，老娘们？”

“你说放射性会导致肺癌，”阿维斯说道。“患肺癌的人多了去了，他们不是也从来没住过铀旯湾吗。”

“对碳化物公司我可不想泼它的脏水，采矿这个行当我也不想泼脏水，”库普说道。他噘了噘双唇，然后若有所思地呼呼直喘。“咱们这样说得了吧，”他接着说道。“该活就活，该死就死。谁拿这事儿都没有法子。”

每当社区小学张贴“出售”的告示，就不是什么好兆头。距离提炼厂选定的厂址仅二十多公里的纽克拉镇，终于在2009年把校舍推向了市场，因为所剩的孩子已经寥寥无几。当地的高中原来每年毕业八十多个学生，去年却只有十一个学生毕业。周边地区的人口原来是六千到八千，现在只剩下一千六。当地居民多在特鲁莱德镇从事建筑和清洁工作，这个以滑雪为业的小镇十分繁华，距离帕拉多克斯提炼厂选定的厂址大约一百来公里。

反对的呼声相当一部分来自特鲁莱德镇。环保组织“绵羊山联合会”已经提起法律诉讼以阻止该项目，不过很多活动家也承认，来自经济繁华小镇的人如果对发展项目提出反对意见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这件事情上表现出的家长作风似乎很强烈，”“绵羊山联合会”的主任希拉里·怀特告诉我。她认为正是经济问题才导致人们认可和接受铀矿产业，这一点她认为是没办法进行监管的。“当你陷入绝路的时候，当你吃不起饭的时候，你自然会欢迎他们这样的人，即使人家没把你的利益放在心上。”

在外人看来，当地人和过往事件的关系，尤其是和铀旯湾的关系令人大感迷惑。“我们觉得以铀旯湾为典型进行斗争，是再明显不过的方法，”怀特说。“这些人一辈子生活在这里，应该看得很清楚。但他们也只知道这么一丁点。”在蒙特罗斯县政府所在地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家住在特鲁莱德和帕拉多克斯之间的演员达里尔·汉娜对提炼厂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觉得难以置信，竟然有人这样说：‘我在铀旯湾提炼厂工作过，原来的经济多繁荣啊，我巴不得再回到那个年代。’”汉娜对一位记者说道。“可你看看现在的铀旯湾，四周贴上了这样的封条：‘放射性，不得进入，危险，注意安全！’”

铀旯湾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红极一时，因为当时的美国铀矿产业由防卫转向了能源生产。然而，该镇于1980年代大批削减工人，在三里岛事件之后公众对于放射性工厂的选址愈加关心。科罗拉多州政府成功控告联合碳化物公司，迫使其运用美国政府的“有毒废物堆场污染清除基金”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导致了全镇衰败。剩下的所有居民全部撤离——最后一个离开的居民是邮政所女所长——1986年新年来临的前夜，铀旯湾被正式关闭。

此后的二十年间，于2001年被“陶氏化学”收购的联合碳化物公司协助联邦政府，试图全面消除原厂所在地的辐射污染痕迹。由一百个工人组成的团队拆除了磨坊、学校和民居，总共是两百六十幢建筑物。当地的道路全被毁掉。之后，清理工作转入土壤，俨然是原子时代的考古活动。工人们发现了一个小瓶子，后来被认为里面装的是世界上一度最为昂贵的物质镭。他们还发现，一百四十一号州级高速公路的一段从曼哈顿计划的铀矿提炼厂厂区径直通过，只好拆除这一路段并另选线路。工人们挖掉了第一座镭提炼厂的地基。该厂的原本目的是为了治疗癌症，现在也只好拆毁了事。

相关条例规定，所有物品都得粉碎并填埋进边上一座小山包里的四个储藏室。铀旯湾有许多推土机、重载卡车和履带式装载机，全都被液压剪撕成了碎片。储藏室里堆满了尚未开封的各种设备——洗涤槽、马桶、试管、灯泡，全被捣成了碎片。一个工人告诉我，他粉碎了一根全新的不锈钢棒，至少价值五千美元。他们捣毁水管，把整个花园连根拔起，砍倒了镇上所有的树苗。设备无论何时离开厂区，均需要清洗并用盖革计数器加以检测。只要清洗程度达不到十分严格的低放射水平，无论推土机还是液压剪都会被现场销毁。有时候，轮胎都要被取下来捣成碎片。

在设计储藏室的时候用到了计算机，以模拟未来一千年间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暴风雨。铀旯湾的提炼厂现在已经完全封闭，上面写着警示语：“此处的任何区域或容器均可能含有放射性物质。”没过多久，这片地方被划归能源部，以实行永久封闭。捣毁铀旯湾的过程持续了二十年，耗资一亿二千七百万美元，其中约有五千万美元来自联邦基金。在地球的另一边，广岛和长崎兴旺发达，而帮着制造原子弹的小镇已经从地球上彻底被抹去了。

现在，原本位于两座悬崖间的一块狭长平地上的提炼厂，十五公里范围内无人居住。每年夏天，铀旯湾镇从前的居民们会在附近举行野餐聚会，偶尔也有人过来拜访一下，仿佛这里是一座墓园。我每次陪着访客的时候，总能感觉到一股怀旧情绪：人们倚靠着贴满警示语的围栏，用手指着自己原来结婚的地方，孩子出生的地方，懵懂少年时率性而为的地方。“万圣节那天我在那座桥上跟一个男孩子接吻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咯咯地笑着说道。“那个地方原来是废料堆，”一个男子指着悬崖边上的一块空地乐呵呵地说道。“我们找来个旧车轱辘，爬到上面溜下来。”

那一带居民坚毅能吃苦，而这荒芜且已遭到毁灭的地方仿佛成了他们寄托怀旧情绪的唯一场所。有两次，从前的居民一说起铀旯湾的事情就泣不成声，而在说到家人死于癌症的时候都不曾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很大程度反映了一种心态：当地人觉得在铀矿厂或提炼厂工作很有尊严，这是他们的个人决定，离开铀旯湾实属迫不得已。不过，也有很多人强烈地感觉到浪费和不公。大家都热爱这个小镇，并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加以清理；对于外界有关铀旯湾的原住民罹患生殖缺陷和其他疾病现象的猜测，他们深感厌恶。“U3O8刚开采出来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烫手，”曾经共同监督清理工作的铀旯湾镇前居民基恩·格林伍德跟我说起这事儿的时候用化学缩写代替了“黄饼”这个词。他指出，人们往往把铀的各种形态混为一谈，如黄饼、浓缩燃料、炸弹材料，而实际上每一种物质都有各自的提炼程序和不同的辐射水平。他说清理铀旯湾并非出于对健康的担忧，就目前来说，厂区所在地的辐射水平并不超过周边的土地。“这是责任问题，”他说道，“而不是健康问题。”

当地人说起铀矿和核能的时候总是满口术语。他们说“热释发光剂量计”，对于α辐射和γ辐射的差异一清二楚。“肺纤维化”这样的词时常脱口而出。他们突如其来的精明和老练颇让人感觉很不自在；一次，一位妇女将奥巴马总统和阿道夫·希特勒相提并论，随即还提到了关于粒子辐射效应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这个地方接受过大量正规教育的人很少，出了名的孤立保守；当地人对于外界和陌生的事物常常会觉得不安。不过，跟原子相关的任何事物都不会令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不怕辐射，时常语出惊人。有好几个人当着我的面坚称，未经浓缩的铀物质不具有致癌性；他们还说，没有证据表明管理良好的铀矿和提炼厂所具有的低辐射水平对健康具有副作用。曾经在铀旯湾提炼厂工作过的霍华德·斯蒂芬斯告诉我，他在那里工作时所接受的辐射水平，与在纽约中央车站工作的人不相上下。有人说，航空工业给其雇员带来的辐射甚至超过核工业。县级专员罗恩·亨德森告诉我，黄饼其实无害，甚至可以交给美国邮政系统进行邮寄。“就像邮寄糖粉，”他说道。“你只需把它放进密封塑料袋。只不过你得注意让拉链一直密封着。”

他们跟反对新建提炼厂的环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十分巨大。环保主义者受过更好的教育，显得更加老成，他们的观点不受预期财政收入的影响。不过我注意到，一说到科学问题就会有一种模糊性。“经常有人说这个地方的白血病和癌症率如何如何，”曾经两度参与反对提炼厂诉讼案的特拉维斯·斯蒂尔斯律师如是告诉我。当我问及证据时，他说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根本不可靠。活动家们经常援引位于科罗拉多州科林斯堡的拉瑞莫县医学会曾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铀矿采矿社区已经在白血病、儿童骨癌、早产、遗传畸形，以及其他严重疾病方面表现出证据充足的上升势头。不过，当我联系发布这份声明的医生时，他们却无法提供可靠的来源。（一位医生告诉我，他的材料因为受潮而损毁了。）

然而，我在铀矿区听到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显得证据充足。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把铀列为人类致癌物质。纽约中央车站的墙壁贴着花岗石，其中便含有释放出氡气的元素；在此工作的人员所承受的辐射量远高于美国核管制委员会允许铀矿提炼厂向邻近地区排放的剂量。离太阳越近——生活在高山，或乘坐飞机——也意味着面临更强的辐射。根据美国全国辐射防护委员会的资料，飞机空乘人员每年所接受的与工作相关的平均辐射量，比核电站工作人员所接受的平均辐射量高出一点五倍。（以上两种都没有超过普通美国人从自然环境中接受到的辐射量。）也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低水平的辐射会引起健康问题。后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听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否真实可信，于是给该地区的美国邮政发言人打了电话。他十分明确地告诉我，黄饼被划归为UN2912类放射性物质，严格禁止邮寄，不管袋子的拉链是否一直处于密封状态。

全国癌症研究所下设的辐射流行病学分支机构的约翰·博伊斯博士对铀旯湾进行过研究。他现在执教于范德比尔特医学院，也是独立的研究组织“国际流行病学研究所”的科学指导。当我在马里兰州罗克韦尔他的办公室见到他时，他说铀旯湾跟其他很多公司形成的小镇一样，其实保留着相当不错的档案记录。这才使得博伊斯和其他研究者能够找到哪些人在镇上生活过，他们都在什么地方干活儿。对1936年至2004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他们追查到了相当广泛的疾病种类所导致的死亡。“我们确实发现肺癌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他说。“不过仅针对男性。且集中在矿工身上。跟生活在镇上的女性无关。如果考虑到环境暴露问题，那么应该是男女一致。即便都是提炼厂的工人也没有体现出这一点。”

铀旯湾镇的总体死亡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百分之十。心脏病发病率较低，这也许反映了人们无失业之虞时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普遍喜欢从事户外活动。博伊斯之前在其他铀矿地区进行过研究，他发现唯一的高风险来自在通风条件差的矿井从事采矿且喜欢抽烟的那些矿工们。他指出，各项安全措施使之形成了巨大的差异。“现在的氡气含量极低，”他说道。“但在早期，连可以遵循的标准都没有。”

活动家们告诉我，博伊斯的研究结果并不可靠，因为他接受了来自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资金支持。当我把相关材料交由独立专家进行评估时，他们说方法没问题，研究结果也与美国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基本一致，该机构尚未发现显著的数据差异，以证明提炼厂工人因为铀矿的辐射或者化学毒性而导致了更高的死亡率。在新墨西哥州，DiNEH项目正在对曾经具有未经监管矿井的纳瓦霍部分社区展开研究，研究人员告诉我，他们认为结果跟肾病和其他疾病有一定关联，但他们同时很谨慎地说明这只是初步的研究结果。

科学家认为，尽管公众有这样的认识，但辐射实际上只具有很低的致癌性。1980年代，全国癌症研究所在全美一百零七个建有核电厂和具有能源部核设施的县开展过大规模研究。研究结果并未发现癌症患者超量。最近，该研究所参与了一项针对十五个国家的研究项目，牵涉四十万名核工业雇员，他们全都佩戴放射量剂量计以测定多年工作期间所接受到的辐射量。该研究所的埃舍尔·S·吉尔伯特博士告诉我，他们在接受辐射量不足0.1西韦特的雇员中并未发现有死亡率增高的现象，而这是美国核电厂雇员接受辐射量年平均值的五十多倍。她谈到要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很具有挑战性，因为人们往往对辐射量的高低不加区别。“他们认为只要遭受了辐射就不是好事，”她说道。“他们很难理解，辐射量其实很关键。”吉尔伯特描述了研究人员对0.1西韦特放射剂量的理解，这样的辐射量仅在百分之五的研究对象身上被检测到，大多来自他们早年在核电厂工作时所接受的辐射。从工业的角度看，这样的剂量很高，但从影响健康的角度看却并非如此。“在接受辐射量为0.1西韦特的一百人中，我们发现仅有一人因为辐射暴露而罹患癌症，”吉尔伯特说。“不过，也有四十二人因为其他原因罹患癌症。这样低比例的患病率很难加以研究，因为人们罹患癌症的其他原因多种多样。”

高辐射量的后果均有很好的文献记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遭受核爆炸的近十万名日本幸存者进行了长达六十年的研究。随着辐射量增高，呈现出显著的线性模式——辐射量增加意味着风险增加。不过，尚不清楚这一模式是否适用于低剂量辐射范围，因为这个范围内的健康影响相当细微，根本没办法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得以显现。包括法国科学院在内的专家和科学组织已经对低剂量辐射的线性模式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辐射量符合一定阈值时便不再具有危害性。对很多元素和环境因素，比如铁和锌来说，在一定的阈值内对身体有益，高剂量时则具有毒性。不过，将这样的模式应用到铀物质的做法具有争议性，因为这会彻底地改变风险评估，以及储存核废料方面的可能性解决方案。

美国的监管将继续遵照线性无阈值理论。这样做既简单又安全，不过也有可能被误读。由于科罗拉多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住在这里的居民从自然环境中接收到的辐射量是新泽西州居民的二到三倍，从严格意义上讲，罹患癌症的风险因此而增加。（实际上，科罗拉多州罹患癌症的比例很低。）经历了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反核组织和反核科学家根据日本核爆炸幸存者的研究成果推算（欧洲的核辐射水平呈下行趋势），预言会有数十万人死于癌症。批评家指出，这种做法相当于把驾驶摩托车以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在弯道行驶时所造成的死亡数字拿来做假设，如果大家把速度降到每小时十多公里，死亡率会随之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所以才要花费一亿二千七百万美元的巨资强行清理一座废弃的小镇，而这个小镇的居民在此居住的时间比一般美国人都要长久。从比喻的角度来讲，铀旯湾镇的限速是每小时一公里多。

即便死伤最为惨重的灾难表现出来的后果也轻微到让人惊讶。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数十名紧急救援人员死于参与反应堆灭火工作，但事故之后对于毗邻社区的健康影响似乎十分有限。经过二十年的大规模研究，并没有找到一致的证据证明在出生缺陷、白血病或其他与辐射有关的疾病方面出现上升的现象。唯一的公众流行病是儿童甲状腺癌发病率升高，他们的腺体对辐射尤其敏感。死去的人不到十个——甲状腺癌很容易治愈，只是很多人需要接受手术，此种流行病的全部影响尚需等待数年才能为人知晓。

跟事故本身一样，即便这种流行病也可以完全避免。苏联的反应堆缺乏密封设备，这样的设计缺陷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苏联政府还推迟了事故消息的发布时间。“苏联人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措施，以消除流行性甲状腺癌，”博伊斯告诉我。“他们本应该告诉大家：‘别喝牛奶。’”周边地区的奶牛吃了被辐射沉降物污染的草料，而家长们又把牛奶喂给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开明的政府会做出迥然不同的反应；早在1957年，英国位于文德斯盖尔的一处核装置因为设计严重不合理而发生火灾并发生泄漏，当地所有的牛奶都被倒进了大海。2011年，地震和海啸导致日本的两座核反应堆发生部分熔毁，但没有引发公众流行病，因为居民早已疏散，食品的污染都受到了监测。尽管日本的反应堆管理和维护严重不善，其所泄漏的辐射量仅相当于切尔诺贝利的六分之一——密封设备起到了防止灾难发生的作用。没有证据表明日本民众遭受了危险的辐射，在灾难发生后工作于此的四千多名工作人员中，只有一百零三人被检测出受到的辐射量超过0.1西韦特。科学家们预测，这个水平的辐射量导致罹患癌症的比例仅比正常水平高出百分之一。这样的影响相当轻微，尤其考虑到光是海啸就夺去了二十多万人的性命——但人们只记住了核设施熔毁这件事儿。

博伊斯告诉我，高关注度的事故所带来的最大的健康问题常常跟心理有关。一项为期二十年的研究表明，缺乏一致的证据说明三里岛事件所释放出的低剂量辐射给反应堆周边社区的死亡率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但人们高度紧张，酒精消费大增。切尔诺贝利附近地区的烟酒消费量和抑郁现象激增。乌克兰发生事故之后，遥远的欧洲国家如希腊，据报道选择堕胎的人数急剧增加，因为人们害怕婴儿先天缺陷。因为切尔诺贝利事故，相当一部分欧洲国家急剧缩减核电厂，意大利关闭了境内的所有核反应堆。二十年后，意大利从法国购买电能，其中百分之八十来源于核电，并在绝对温室气体排放的二十七个欧盟国家中名列第二十四位。

与我交谈过的癌症专家中没有一个人出于健康原因对核电提出反对意见。无一例外，他们最大的忧虑是核废料的储存，尽管很多人指出这是政治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好几位科学家告诉我，公众应该更关注医学辐射，因为CT扫描往往存在辐射超标，而对它的监管与核电产业相比要宽松得多。（从1996年至2006年，美国实施的CT扫描总量增加了近三倍。）

博伊斯还表达了对于恐怖主义的忧虑，不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人们对于辐射的认知严重跟不上。把黄饼甚或浓缩反应堆燃料转化成真正的炸弹十分复杂，也许对恐怖分子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不过这并不是问题所在。即便低放射性的材料——如人们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的花园或者起居室里看到的那种玩意儿——也会让大多数人胆战心惊。“我们对放射性的研究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博伊斯告诉我。“我们对它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过，这玩意儿终归看不见。我一个同事说过：‘你要是能把它涂成蓝色让我眼见为实，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当草根环保主义者继续高举反核大旗时，气候变化的迹象令一些知名的环保人士公开发出了支持的声音。绿色和平组织的创办者之一帕特里克·穆尔已经从该组织退出，并认为该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持有非科学的观点。盖亚理论家詹姆士·拉夫拉克尤其公开抱以支持态度，同样如此的还有《全球概览》的创立者斯图尔特·布兰德。2009年，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马克·乌代尔在参议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有些人看来，”他讲道。“乌代尔家族有人对核能持赞同态度的消息令人不安，甚至令人不快。”乌代尔来自有名的环保主义者家庭，他的叔叔斯图尔特·乌代尔去世于2010年，曾经在讼案中做过纳瓦霍铀矿矿工的代理人。乌代尔参议员告诉我，他高度敬重叔叔留下来的遗产，但现在的监管已经大为完善，气候变化的威胁要求我们重新考虑这样的问题。“来自核能的风险值得我们关注，”他说道。“这就像增加天然气的使用同样具有风险，实话实说，可再生资源也会具有同样的风险。”

乌代尔更钟爱风能和太阳能，不过他承认这些东西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有效取代煤炭。他相信，人们会找到储存核废料的办法。当我提到他的家乡提议新建提炼厂时，他说道：“只要符合必须的法律和监管，我可以支持这样的项目。”他继续说道：“我叔叔对于冷战的本质，以及我们是如何形成非得在此偷偷摸摸的思维等问题曾经表达得一针见血，我们不需要任何监管措施，因为那终究会威胁到美国的存在。可我们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呀。”

我问他，对于气候变化的害怕会不会像对苏联人的害怕那样导致草率决定和粗枝大叶。“考虑到我们在华盛顿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说服参议院的绝大多数议员相信，大家必须对气候变化提出应对之策，”乌代尔说道。“我并不担心那个问题。不过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永远不要忘记那些教训。”

科罗拉多州的偏僻一隅有一种时间停止的架势，这里位置太偏无法吸引全国连锁，旅游者只能落脚在位于纳彻里塔的瑞伊汽车旅馆。旅馆仍旧使用钥匙，钥匙链上仍旧镌刻着1970年代的一条提示信息，只要把它投进美国的任意一个邮筒，都能够免费寄回旅馆。我在1月份登记入住的时候，一位名叫谢丽·罗斯的前台接待员问我是否前来参加“能源公司”提炼厂的听证会。罗斯解释说，她曾经是铀旯湾镇的居民，她的父亲和几位叔叔均死于跟采矿有关的肺癌。到此，这条信息足以让我猜想，她会对该产业持全力支持的态度。“你看，我们遭受过最为巨大的损失，而我们对提炼厂并不持反对态度，”她说道。一位路过的清洁工说，她的父亲也死于肺癌，她同样欢迎采矿业能够尽快回归。

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和环境局正在举行听证会。人们大多预言，卫生局最终一定会颁发许可证，不过几起官司悬而未决，还有其他人可能会被送上法庭。然而，真正的问题似乎跟经济有关。“能源公司”已经在多伦多上市交易，股价在过去一年间大幅跌落。已有数种迹象表明核能将会得以重振，但美国的道路仍不明晰。需求可能更多地来自海外，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尽管这两个国家已经各自宣布了雄心勃勃的核电站建设计划。当前，中国严重依赖煤电和水电，其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南部和东部，利用风能和太阳能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能源公司”的创立者和首席执行官乔治·格拉希尔告诉我，他相信一定会存在需求。他曾经在铀矿公司当律师，直到其在1980年代突然破产，他随即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购买了一片大农场。跟许多实业公司的执行官一样，他对于追赶经济潮流显得颇为内行。数年前，他在自己的农场上开了一个砂石坑，出售岩石以用于掩埋铀旯湾镇的残余物。他还出售了七万多立方米的表层土，用来喷洒在另一处遭受污染的提炼厂厂区。既然该产业已然从强制性的清理转向了真正的生产过程，格拉希尔打算回归自己的本行。他的家里仍旧保留着一块矿石和一大罐黄饼。“这玩意的档次相当高，”他一边把矿石递到我手里，一边说道。我没有打开罐子。

因为品牌的缘故，“能源公司”把自己的项目命名为“皮农山提炼厂”。“我们可不想再用‘帕拉多克斯’这几个字，”格拉希尔说道。他拿出从核能研究所弄来的宣传展示品：一个塑料小球。如果这个小球真的是浓缩铀，那么它产生的能量相当于一吨煤炭。展示品上印着：“核能，清洁能源。”这玩意儿可追溯至1970年代，人们当时担心的是烟尘而非气候变化；其正面跟瑞伊汽车旅馆的钥匙链一样老套。“我可以给你，但我就一个也没有了，”格拉希尔说道。

听证会的举行地点就在纽克拉镇，距离提炼厂厂址仅有二十多公里。会议按计划一直在整个地区轮流举行，人们的反应有规律可循：越远离提炼厂，人们似乎越感到害怕。没有人说得清，如果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公开举行会议，大家会说些什么。在县政府所在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人指责卫生局意图谋杀所有公民。还有一次，有一位发言人追忆，具有辐射性的铀旯湾镇种出来的西红柿如何的美味可口。另一个人紧随其后并无实质内容地宣布：“对有色人种担任总统我并不是真的很感兴趣。”环境保护主义者说，他们参加这样的会议总是感觉很不畅快，因为当地人有时候会将自己的怒火发泄到对立者身上。我对外人的看法深感同情——作为一名作家，我总是激起他人同样的反应。不过，我逐渐明白了他们之所以怒火中烧的原因。本地人对于屈尊俯就早就习以为常，事关健康问题时更是如此，虽然实际上他们的专业知识非常扎实。当地人的很多观点我都半信半疑，不过当他们谈起铀矿时，我学会了倾听。

两百多位居民参加了纽克拉会议，绝大多数人都佩戴着橘色纽扣，上面印着“支持提炼厂”的字样。“对于铀物质我们并不害怕，”铀旯湾镇从前的居民乔伊斯·谢菲尔对着麦克风说道。“我不喜欢滑雪。我怕滑雪。我学不会。但我了解铀物质，我不怕它。”另一位妇女说自己是当地的第四代居民。“我家有好几位亲人在核工厂干活时丢了性命，”她说道。“但我无怨无悔。”一位商会会员做了一个声明，这样的声明只在那个叫做帕拉多克斯的地方才能听到：“铀矿和旅游可以共存。”

直到第三十位发言者才发出了反对的声音。最后，只有五个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提到了健康风险、野生动物和核废料的储存问题。来自帕拉多克斯镇的居民克瑞格·皮瑞兹批评了这个产业的不稳定性。“他们提供的工作很不稳定，”他说道。“大家应该得到的可不止这些呀。”

每年8月，铀旯湾镇的老居民们都要回来举行野餐活动。厂区被围拦之后，他们聚集在东南方一点六公里外从前的棒球场上。建筑掩体已经荡然无存，柳枝灌木丛封住了跑垒道，不过这里从未进行过清洗——既没有铁丝网围栏，也看不见警示语。幸免于难的硕大白杨树为这个地方带来了令人愉悦的树荫。

2010年的野餐会上，乔治·格拉希尔告诉我，他很高兴自己能够全身心地经营他的大牧场。几个月前，他宣布公司需要重新定位，并从“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起初，股价跌至十二美分才得以反弹。很多人都以为公司能够拿到许可证，然后把它卖给能够化解这种不确定性的大公司。这是众多铀矿厂镇又一种超越时间的品质：他们可能落后了三十年，但也可能超前了十年。

前来参加野餐会的有两百多人。他们大老远地从休斯敦和洛杉矶赶过来，还有几个家庭从新墨西哥州一路开车回到了这里。两位铀旯湾镇曾经的医生也来了，1969届高中毕业班举行了他们的第四十次聚会。很多人穿的T恤上印有这样的文字：“危险：放射性材料：我居住在科罗拉多州铀旯湾镇！”一个叫做“专业个案管理”的组织散发了政府将为曾经的铀矿工人提供援助的信息。

在一棵杨树的树荫下，人们摆出了铀旯湾镇原来的铁制道路牌：燧石大道、提炼厂车道、方解石大道。这些东西本来应该跟别的物品一起被捣成一堆碎片，但工人们把它们偷了出来。一位从小在镇上长大、名叫斯坦·凯德曼的男子拿出了一块巨大的“铀旯湾”牌子，这原来是高速公路上的出口标识牌。凯德曼目前在科罗拉多州西南部跑运输，他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车开到自己的老家来。

“它总萦绕在我心头，”他对我说。“我都能听见各种各样的声音。”我想起了萦绕于此的各种东西——提炼厂的声音、咳嗽不止的老矿工，甚至还有那些遭到轰炸的日本人——我问凯德曼听到了什么。他身材魁梧，戴着一顶哈雷-戴维森帽子，小臂文着刺青，蓄一把络腮胡。他笑着回答道：“孩子们的嬉闹声。”

[1] 科罗拉多州州名来自西班牙语，意为“红色”，意指落基山脉色彩斑斓的岩石。——译者

我们在110国道沿线看到了许多奇石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首先出现在河北省境内，那里荒凉偏僻，唯一的色彩来自沿路设置的广告旗。广告旗呈红色，上面写着两个很大的汉字：奇石。从字面意思来看，“奇石”指的是奇怪的石头，不过“奇”这个形容词也有“非凡”和“罕见”之意。这些广告旗被大风撕扯得破旧不堪。我们正往西北方，也就是春季暴风雪的方向行驶。现在下的仅是雨水，不过我们已经能看见等在前方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迎面开来的汽车上凝结了前方的天气状况。车辆多是装载着从内蒙古往南运输货物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成堆的箱子和箩筐覆盖着积雪。一辆辆大卡车顶着横风从大草原驶过来，走到此处那些冰冻的货物往右倾斜，宛如怒海小舟。

我驾驶着租来的切诺基吉普车，麦克·高提格顺路搭车。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一路开到青藏高原。我们俩相遇于和平队，在结束服务期之后各自找到办法留在了中国：我当自由作家，高提格在西南开了一家酒吧。不过，我们偶尔会在路上相遇，纯粹出于忆旧情怀。一路上经过了五六处奇石广告牌，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这是什么？”高提格终于开了口。

“不知道。我之前没走过这条路。”

广告旗树立在水泥白瓷砖建成的小商店门前，似乎每往前开进一步，它们就愈发引人注目。“奇石”指的是任何形状类似其他物品的石头。它在全国的旅游景点已经成了一种必备之物；人们在黄山可以看到名为“仙人下棋”和“犀牛望月”之类自然形成的石块。收集者购买小块石头；这些小石头有时被雕刻成适当的形状，或是带有某种矿物图案，让我们觉得既神秘又熟悉。我对奇石没有一丁点兴趣，可它们在河北这样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如此欣欣向荣，倒让我感到有几分神秘。什么人会买这样的玩意儿？驶过二十多面广告旗之后，我终于把车停了下来。

走进店铺，物品的摆放显得很怪异。整个房间摆了满满一圈展柜，只在入口处留了一个小口子。一位店员微笑着站在入口边上。我从一排排桌子边上挤了过去，高提格跟在后面，我随即听到了巨大的碎裂声。

我转过头去。高提格僵在了那儿；水泥地上满是绿色的碎片。“怎么了？”我问道。

“他把它碰倒了！”那位店员说道。他抓起了高提格的衣襟。“你的衣服把它扫下来了。”

我和高提格看着一地的碎片。过了一会儿，我问道：“这是什么？”

“玉，”那位店员回答道。“是一艘玉雕帆船。”

我终于辨认出了那些部件：被摔坏的船帆的一角、扯断的缆绳。那是一艘中国商人们喜欢摆在办公桌上求取好运的帆船模型。帆船的材料看上去像是从工厂里弄出来的廉价仿冒玉石，整艘帆船已经摔散了——地上竟有五十多块碎片。

“没事儿，”那位店员乐呵呵地说道。“先到前边慢慢看慢慢选，也许你还想买点别的东西呢。”

身边全是展柜，我俩站在房间的一角，仿佛两只笼中困兽。高提格的双手都在发抖，我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真是你打翻的吗？”我用英语问道。

“不知道，”他回答道。“我什么都没感觉到，不过我也不敢确信。我一走过它就掉下来了。”

我从未遇见过货物摔碎了还能如此平静的中国生意人。第二个人提着扫帚从边上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把帆船碎片扫成一堆，然后就离开了。又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出现了，直至大门边站了三个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一个事先下好的套；我听说，有的古董商店自己把花瓶砸碎，然后怪罪于顾客。可我们才离开北京几个小时，连所在地的县名是什么都还不知道。高提格变得出奇地平静——只要犯了事，他总会这样。除了挑选“奇石”，我们谁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

我和高提格都于1996年加入和平队，当时做志愿者工作似乎有点不太合潮流。自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冷战的巅峰期建立和平队以来，这个组织的个性一直随美国的政治气候而变化。当时，和平队一下子大受欢迎，对于关心美国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扮演什么角色的理想青年十分具有吸引力。越战后，随着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遭遇犬儒主义浪潮，和平队这一组织随之成为受害者。自“9·11事件”以来，和平队的意义又一次发生了改变——现在任何加入和平队的人可能都对战争时期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过认真的思考。

不过，1990年代中期国内并没有什么志愿者心中具有相当分量的大事件发生。很难说清楚是什么东西让人想要去海外待上两年，而我们加入它的理由千千万万。我所知道的志愿者大多怀揣一丝理想主义，但通常予以轻描淡写，有时候人们觉得提起这样的词语会让人很不自在。高提格告诉我，和平队在对他进行面试的时候，要他把自己的“社区义务”按照五级制进行评价。高提格给自己打了三分。沉默了好久，面试官才开始发问。你曾经在毒品治疗中心工作过，对吗？你目前在教书，对吗？他终于说了句：“好吧，我打四分。”高提格后来告诉我，他报名的理由之一是他在明尼苏达州的女朋友说要认真考虑两个人的关系。我在其他志愿者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说法——硬着头皮也要做的一件难事就是想个最简单的办法结束一段恋爱关系。

当时，我可不想告诉面试官我的真实动机。我需要时间用于写作，但又不愿意再去读书，而且不敢想象找一份平常的工作会是什么样。我很高兴有了学习外语的念头；教几年书的想法也让我很有兴趣。我觉得和平队的工作不会那么机械死板，我很喜欢这一点；而他们又把这样的工作称之为志愿者，所以我父母亲也感到十分高兴。我的父母亲都住在密苏里州，同为天主教徒，对肯尼迪的记忆相当愉快——我后来才知道，和平队曾经招募过大量的天主教徒。不知何故，它尤其受到中西部人的欢迎。我们那一年派往中国的十三名志愿者中，有六个人来自中西部各州，三个人来自明尼苏达州。这跟中西部笃信的自由主义有关，不过其中也有逃避的因素。有同伴之前从未出过国门，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志愿者之前从未乘坐过飞机。

我们都没想过会来到遥远的中国。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除了一点点基础，也没有人学习过他们的语言；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实际上一无所知。我们了解到的第一点，是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前往心存疑虑。我们得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政府指责和平队跟中央情报局有关系。这些疑虑从未公开表述，但仍然有一帮人对于接纳和平队抱着提防的态度。直到1993年，和平队才首次向中国派出教师，我是第三批。

我们一定受到了严密的监控。我时常想弄明白，中国的安全官员是怎么思考的——是不是我们的无知迷惑了他们，或者令他们愈发怀疑。他们一定想琢磨明白，这帮家伙有什么共同点，美国政府偏偏选派他们到中国来。为了确保从评估中全身而退，总有几个通用的选择标准。在我之前一年，一位从美国海岸警卫队退休的老人也加入进来。大家都叫他“上尉”，他还是美国著名电台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宝的忠实粉丝；在培训活动上，他穿了一件罗纳德·里根T恤，这让他在即将任教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显得非常扎眼。一次，和平队的一位官员对他说：“你也许应该换一件衬衣。”上尉回答道：“你也许应该再读一读宪法。”（这事就发生在成都。）一天，上尉给中国的青年学生上课，他在黑板中间画了一根线，并在左右两边各写上“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他高声说道。“这个行；这个不行。”最后，他因为在成都街头的一场争吵中毁坏出租车侧视镜而被和平队扫地出门。（争吵碰巧发生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那一天，这个有趣的细节可能未被中国的安全官员记录在案。）

没过多久，大家几乎就可能忘了是谁并且为什么把我们派到这里来。我们大多在偏僻地区规模不大的大学教书，跟和平队很少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偶尔从上面传下一些课程方面的要求，比如“绿色英语运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和平队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志愿者将环保主题融入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中。我在中国的一个同伴非常审慎地开了头，以“乱丢垃圾是好还是坏”为题组织了一场辩论。这一下子把全班分成了两派。一部分学生群情激奋地说，很多中国人从事的职业就是捡拾垃圾，如果没有了垃圾可捡，他们肯定会失业。没有了垃圾，他们靠什么吃饭？除了“绿色英语运动”被有效地结束外，这场辩论没有明确的结果。

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一个人，只是改变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你的预期。对死硬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糟糕透顶，他们大多干到最后便沮丧不已，十分不开心。实用主义者可以坚持到最后，明智的人还给自己的每一天都确定了细小的目标：学一个中文词组，或者教会求知若渴的学生一首诗歌。长远的目标统统被抛到了一边。懂得灵活变通最重要，幽默感同样如此。和平队的手册里没什么好玩意儿，美国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看法相当古板——有的国家需要拯救，有的国家需要害怕。中国政府同样如此，他们的宣传丝毫没有幽默感。不过，中国人本身倒是出奇地开朗。他们会取笑很多东西，也包括我：我的鼻子，我穿的衣服，我说的中文。对于固执地以美国人身份为荣的人来说，这个地方糟糕透顶。有时候，我把和平队想成是逆向的难民机构，它把我们这些失落的中西部人遣送至此，它变成了唯一的教会美国人抛掉国民性格的政府机构。骄傲、抱负、缺乏耐心、控制的本能、积累的欲望、传道的冲动——这一切统统被抛在了脑后。

这家商店有几块像食物一样的奇石。在中国这是比较流行的艺术主题，我认出了几样早有名气的：石头雕刻的大白菜、石头做成的腊肉串。还有些石头经过打磨，显出了神奇的矿物肌理，不过因为紧张的缘故，它们在我的眼里看起来大同小异。我随便挑选一件问起了价格。

“两千元，”那位店员说道。他看出我有些退却的样子——那毕竟将近两百五十美元啊。“不过可以便宜点卖给你，”他紧接着补充了一句。

“你看，”高提格对我说道。“这里的其他东西就算掉到地上也不会摔坏。”

他说得没错——这事儿彻头彻尾地奇怪。首先，玉雕帆船怎么会摆在那个地方？作为救命稻草，我指望高提格的体格也许可以避免暴力冲突。他身高一米八六，块头很大，蓄着短发，长着日耳曼人的大鼻子，中国人看了往往吃惊不已。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么温和的人，我们俩乖乖地往大门口挪去。那个人还站在那里。“对不起，”我说道。“我不想买。”

店员指了指那堆绿色的帆船碎片。“怎么办？”他小声地问道。

我和高提格合计了一下，决定以五十元开始起价。他从钱包里掏出了钞票——相当于六美元。店员一言不发地接了过去。走进停车场的时候，我准备着有人走过来拍我的肩膀。我发动切诺基，转动方向盘，急驶上了110国道。车开到张家口，我们俩还在止不住地发抖。我们在一处大卡车停车点停下来吃午饭；我大口大口地喝着茶，以平复自己的神经。一看我们是美国人，服务员一下子来了劲头。

“我们老板去过美国！”她说道。“我这就去叫她！”

老板是个中年人，头发染成了深黑色。她来到我们的餐桌跟前，以夸张的姿势呈上了名片。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资源有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芳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除了那只鹰，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仿：张家口的这只鹰比它的美国同类胖了不少。它的翅膀臃肿，脖子粗大，双腿肥得像鼓槌。即便放下盾牌和箭头，我还是怀疑这鸟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角印着几个小字：

名誉主席

杰罗德·R·福特总统

“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呀？”我问道。

“我们在张家口经营的是餐饮业，”那女子回答道。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弗吉尼亚州的罗恩奥克市也开了一家餐馆。

我指着名片的一角问道：“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福特，”金女士用中文说出了福特的名字。“他当过美国总统。”

“他跟你们这家餐馆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个名誉头衔，”金女士回答道。她摆了摆手，仿佛在说，没必要让福特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开的这家不起眼的大货车停靠站！她给我们打了折，还叫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在集宁停下来过夜。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多度；雨已经变成了雪；我一看见旅馆就停下了车。宾馆的名字是蒙古语——乌兰察布——大厅如此宽敞，竟然摆了一条保龄球道。我们在前台登记的时候，耳边满是球和瓶的撞击声。至此，我对接下来要去的地方胸有成竹。

跟高提格一起旅行完全是一次计划好的冒险。跟他在一起，总会遇上有趣的事情，而他往往不慌不忙。不过他对于舒适和安全的标准如此之低，简直对什么都没意见。在我所知道的来和平队逃避的中西部人中间，他跑得最远，根本没有回家的迹象。当我们那一批人在旧金山做行前集合时，高提格携带的行李最少。他随身携带的现金不到一百美元，那是他所有的积蓄。

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西南部，从小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她十九岁就有了两个孩子，从此便四处寻找工作——酒吧服务、办公室文秘、假日酒店服务生。后来，她在一家面包袋绳制造厂的生产线上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工厂位于明尼苏达州的沃星顿市，镇上只有一万人。他们家先后住过拖车活动屋和公寓房；还在农场上住过一年，因为前一位租户是高提格妈妈的朋友，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丢了性命。他们一家的生活主要围着摩托车打转。高提格的母亲是个痴迷的车手，他们经常在夏天去中西部参加哈雷-戴维森大赛或是竞技表演。他看着母亲的朋友在“猴子上树”之类的项目中相互比拼，女人从摩托车上一跃而起，抓住悬在低空的绳子并前后摆动，男人绕着障碍赛道往前骑行，女人趁着摩托车返回的时候稳稳地落下。还有一项比赛是看哪一位女子坐在行驶的摩托车上能够把绳子上挂着的热狗咬下最大一口。高提格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看到的事情一点也不稀奇。他说他一直非常讨厌摩托车。

他是家里唯一喜欢读书的人。他读到十一年级就毕业了，因为明尼苏达州有一个项目，如果中学生提前毕业，州政府可以为其支付一年的大学学费。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莫里斯校区，高提格主修英语，随后进入曼卡托校区攻读研究生。就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申请加入了和平队。他从小就看过这类广告，觉得这是免费远赴海外最好的办法。

来到中国之后，他被分配到四川南部的小城市乐山从事英语教学。他抽空跟另外两名志愿者一起组织戏剧表演：学生版的《白雪公主》。学校很快就认识到其中的宣传良机，随即组织了巡回表演。其他志愿者没过多久先后抽身而出，但高提格对什么事情都很痴迷。他领着《白雪公主》剧组上了路，坐公共汽车在全省巡回演出，曾经一天在中学里进行了三场表演。出于政治原因，他们把剧目改头换面。伐木人原本是反面人物，但学校领导坚持喜剧的结尾应该有利于无产阶级，于是伐木人改过自新，还进行了一番自我批评。作为巡回文艺表演的一部分，铜管乐队演奏了《国际歌》，一名学生翻唱了理查德·马克斯的《此情可待》，高提格抱着蓝色吉他走上舞台唱起了《故乡的路带我回家》。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被人围着索要签名。在穿行于各城镇的颠簸之旅中，《白雪公主》的演员们扯着嗓子高声唱歌，大嚼新鲜的甘蔗秆，把甘蔗渣直接吐在了公交车的地板上。高提格告诉我，那是他在和平队服务期间感觉最长的十天。

他中文学得很快。一到中国，和平队就给我们安排了两个半月的密集培训，之后便根据个人的需要雇请私人教师。不过，最好的策略是去大街上闲逛，随便找人说话。高提格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理想的人格魅力：他有耐心和好奇心，而且永不知疲倦。像中国人所说的那样，他还是个喝酒好手。像四川的乡民一样，他学会了用牙齿开啤酒瓶。

有一年秋天，他去中国最西边的新疆旅游。他一个人在天山露营。他偏离旅游线路去攀爬岩石，结果被蛇咬到了手指。先是手指红肿，接着整只手掌都肿了起来。他花了四个小时回到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市。此时，红肿已经蔓延至整只手臂，痛得他死去活来。他找到公用电话，给住在成都的和平队医疗官打了电话。医疗官确认了症状：听起来像是肌溶性蛇毒惹的祸，他需要尽快住院。

他向过路的行人求助，一位年轻女子主动站出来帮了他。她的英语说得很好，这在如此偏远的地区很不寻常。她穿着一件宽松的亮黄色无袖衫，颇像一口大钟从头顶套在了身上。高提格当时就觉得这个女人多少有点奇怪，但对此顾虑太多显然不合时宜。她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切开了被蛇咬伤的手指。医院有传统的中药；高提格看见药盒上印着蛇的图案，觉得那肯定是个好兆头。医生用杵和碾钵压碎药片，然后直接把它塞进了被蛇咬破的伤口。

红肿继续扩散。手臂关节变成了紫色，蛇毒破坏了毛细血管。到了傍晚，高提格终于明白，穿亮黄色无袖衫的那位女子明显精神失常。她把自己的行李拿到医院并拒绝离开，还向所有的人申明她是他的正式翻译。她不回答任何私人问题——高提格仍旧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学的英语。只要他问起名字，她总是说：“我的名字嘛……朋友。”她每次这样回答的时候，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直到高提格不再追问这个问题。她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待了一整夜。第二天，医生三次切开手指，塞进了更多的药粉。疼痛非常剧烈，不过高提格至少成功地劝说护士们赶跑了那个女人。第三天之后，红肿开始消退。他在医院里住了一周；他身无分文，和平队的医疗官不得不汇款缴纳那笔不足一百五十美元的医疗费。他的手痊愈了。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位穿亮黄色无袖衫的女子。

我们离开乌兰察布宾馆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在打保龄球。当地政府在110国道的入口处树立了一块告示牌，上面的数字可以像芬威公园的棒球赛记分牌那样进行更换：

到本月为止，该路段已经发生65起交通事故，造成31人死亡。

昨天的暴风雨已经过去，不过温度依然只有零下十来度。从集宁到呼和浩特的公路要穿过茫茫的大草原——低矮的山丘覆盖着积雪，狂风不停地怒号着。我们从一辆辆纹丝不动的解放牌大卡车边上开了过去，它们的燃油油路凝固了，也许是因为油箱里的水分太多吧。往前开了二十多公里，我们爬上山坡，看见一溜车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大卡车、小轿车、吉普车。谁也动弹不了，都在摁喇叭；狂风中响彻着汽车喇叭奏出的管弦乐。我从来没想到，在这样蛮荒的地方也会遇到交通堵塞。

我们停下切诺基，朝着拥堵的方向步行过去，几位驾驶员向我们解释了事情的原委。一开始是大卡车的油路被冻住了。其他车辆在这条双车道的公路上开始超越它们，可总会遇上顽固的车辆迎头驶来。两车对峙，喇叭齐鸣，直至各自身后的车辆越聚越多。终于，大家一步也无法挪动。有些车辆试图从路面外绕行，可走不到五十米就陷了进去。人们穿着便鞋在雪地里踉跄而行，试着用双手把车给刨出来。没有警察的影子。与此同时，大卡车司机们蹲在卡车底下，在地上生起火堆，烘烤冻住的油路。这场景有一种别样的美感：积雪覆盖的草原一片荒芜，一溜烟望不到头的汽车长龙，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底下闪烁着橘黄色的火苗。

“你可以走过去给这些卡车司机们照一张相，”高提格说道。

“你才应该来一张，”我说道。“我可不会靠近这些家伙。”

终于，在这片未做标记的内蒙古大草原上，我们跨过了区分“奇”和“蠢”的那一道虚线。我们盯着橘黄色的火苗看了一会儿，随后从一条乡间小路开到了呼和浩特。刚一抵达，切诺基的启动装置失灵了；我们一路推着车来到了修理厂。在对着引擎捣鼓的过程中，修理工不停地抽着“国宾”香烟。不过，既然走完了110国道，这就跟7月4日国庆节上放放烟花一样没什么危害性。

有人说，在和平队服务最难的事情莫过于回家。两年的服务期即将结束，和平队举行了一次预告别会议。他们散发了求职材料，谈起我们回家后听见别人说“我不知道和平队竟然还存在着”这样的话时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有几位志愿者参加了外交服务考试。有个人只考了一半，感觉再也没法子认真对待；他在作文部分写的是自己的世界观如何受到了影片《空军一号》的影响。有几位通过了笔试，但在面试环节败下阵来。此后几年间，我陆续得知更多的志愿者参加了这一考试，不过他们一半都被繁琐的程序弄得晕头转向——他们在实际经历中学到的东西与此没有任何关联。

和平队从一开始就被描述成对外事务的帮手，不过它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培养美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这样做的意图是影响国家的政策——该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1958年出版的《丑陋的美国人》的激励，因为该书对美国自上而下式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我加入和平队时还抱有真诚的信念，相信它具有改头换面的力量；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因为这番经历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只会使人们更加不愿意替政府工作。志愿者一开始往往个人主义十足，很少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雄心抱负。一旦去到海外，他们便学会了在混乱中过日子，这很难让他们相信还有什么改变的可能。绝大多数前志愿者都会反对美国在伊拉克采取冒险行为，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经历就可以得知，哪怕最为简单的事情，到头来也可能错误百出。然而，他们的意见对于国家政策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没什么影响力。

我在中国的很多同伴后来都当上了老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他们本身从事的是教育性质的志愿工作，不过同时也跟我们所锻炼到的种种技能有关——灵活变通、幽默感、愿意解决学生抛给你的各种难题。当上作家和新闻记者的也不少；有的人进入了研究生院。其他人继续游荡，高提格在中国一住就是好多年。每到夏天，他便为和平队工作，培训新到的志愿者，其余时间他便逮到什么做什么：为报纸撰写专栏故事、临时性地充当翻译或研究人员。偶尔，他会来北京，在我那张沙发上一睡便是一个星期。说到待客，我可算是终身在为和平队服务。有时候，我的公寓里会住着三四个客人，全是中西部的大个子，一边喝着燕京啤酒，一边高声笑谈旧时光景。

在西南部的昆明，高提格跟一个中国人合伙开了一家酒吧。他们找到一个废弃的防空洞；租约明确提出，如果中国发生战争，他们必须交还经营场地。酒吧有两张台球桌，一个乐队表演台。开张没多久，酒吧里就发生了一次持刀斗殴——其中一位酒吧招待员身中数刀，只好切除单侧肺叶的一部分。酒吧没什么生意，高提格和他的合伙人几乎无力支付那笔医疗费。他们的酒吧就取名为“地下酒吧”。

我们驾车横穿中国北方的次年，高提格回到了美国。他三十岁，几乎身无分文。他回到了明尼苏达州的西南部，但根本没想过还要在那里生活；一个月之后，他坐上灰狗长途大巴去了南方。有几个从前的志愿者住在密西西比州的斯塔克维尔；他们收留了高提格，并给他找了一份教授外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工作。一学年的薪水有两万四千美元。高提格想攻读教师资格课程，却发现所花费的时间与读法学不相上下。他买回一大摞法学院入学考试的书开始自学，结果考分名列前茅。我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入住了滨江大道。他利用空余时间为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从事中文研究工作。后来，他当上了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亚洲法律》的总编辑。看得出来，他脸上依然带着一丝源于中国的表情——略显震惊、不知所措、难以适应。他不知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到何种地步，不过依然乐于搭上我的顺风车。

那次驾车出游的后半程，我们沿着215国道开到了青藏高原。双车道公路的两侧是高海拔的沙漠风景画，要么是岩石，要么是黄沙，间或点缀着公路安全宣传标语。有一个路段，政府部门在路边一根高达三米的纤细柱子上搁了一辆撞坏的轿车。车被撞得面目全非，前部挤压成了平头，摇摇晃晃的一扇门只剩几根铁丝连接着。车尾涂着几个大字：四人死亡。真像是小孩子令人恐怖的待客之物——汽车冰棍。还有一处关于速度的标识语，看上去颇像菜单的选项：

40码最安全

80码有危险

100码进医院

道路陡直地爬升至青海省的边上。我们超过了一辆辆马达震天响、速度慢吞吞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的高度计显示到了海拔三千六百多米。整整两百多公里的路段，我们没看见有人居住的痕迹。没有加油站，也没有餐馆或商店；我们经过的第一座小镇前不久才被夷为平地。没有了屋顶的墙壁孤零零地兀立在高原上，仿佛是某个失落王国的遗迹。

进入青海，高提格的左眼犯病了。先是流泪，接着疼痛；他坐在副驾驶座，不停地用拳头擦脸。我们又经过一处海拔三千六百多米的山口，下到了青海湖。那是中国最大的湖泊，周长三百多公里，蓝得像宝石。我们在含盐的湖边扎下营寨，在一处狭长的地上支起了帐篷。那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漂亮的地方，但高提格此时几乎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

第二天早上，他躺在帐篷里嚎啕大哭。他已经取下了隐形眼镜，但疼痛有增无减；他问我还要走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省城西宁。“疼得要命啊，”他说道。“一阵阵的刺痛。”

我问他要不要我帮忙。

“也许到了西宁要去找个眼科医生，”他说道。走了整整一万公里，我觉得这才是最不吉利的一句话。眼睛最终痊愈了，他后来才知道，隐形眼镜是罪魁祸首。在昆明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他，当地一家商店可以半价买到强生牌隐形眼镜——很划算啊，于是高提格一下买了好几副。结果呢，全是假货。那又成了一条新规矩：在昆明千万别批量购买隐形眼镜。中国是一个充满教训的国家，我们大家现在还得天天学习。别在新疆跑出主路。别在河北的偏僻旮旯购买奇石。遇到停着的大卡车下面有人拨弄火堆，千万别套近乎。沿着湖边，我们又经过了一根汽车冰棍，尽管高提格的眼睛依然泪流不止，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青海境内，他一直在流泪——他流着泪走过盐湖的荒寂湖岸，流着泪走过纹丝不动的汽车冰棍，又流着泪走过世界屋脊长长的下坡路。

杰克·阿德尔斯坦是研究日本有组织犯罪的顶级专家。他在密苏里州的农场里长大成人，曾经是日本最大的报纸唯一专事犯罪报道的美国人，目前靠着警方的保护居住在东京。日本警察每天都要到阿德尔斯坦的住所进行巡访，并在大门上留下写着“一切正常”的黄色纸条。纸条上印着东京警察的吉祥物Pipo君，这个面带微笑的卡通人物长着大大的老鼠耳朵，前额上伸出一根天线。城里的有些人不太把阿德尔斯坦当一回事儿。他们不理会他，以为他不过是个脾气乖戾而偏执的外国人，只会大谈来自黑帮的死亡威胁。有些人的反应则充满了怀疑；不少日本人声称，他的新闻职业不过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安排的幌子而已。好几家网站都说他是摩萨德的特工人员。阿德尔斯坦对这样的风言风语很少理会，依旧保持着引人注目的形象，足以让真正的特工人员自愧不如。他四十出头，穿一件军用短衫，戴一顶窄边圆顶帽，不停地抽着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丁香香烟。有一阵子，他把头发染成大红色，声称这样的装束能够挫败可能存在的暗杀。他雇了一位保镖兼做司机，这个人曾经是黑社会成员，几年前活活被砍掉了一根小手指，以向帮派头目谢罪。阿德尔斯坦说，他之所以有一辆由九指司机驾驶的奔驰车，是为了避免乘坐地铁的时候被职业杀手推下站台。

日本这个国家并不危险。每年近二十万人中才有一起谋杀案。这属于全世界的最低水平，仅高于冰岛和瑞士；在美国，被谋杀的几率要高出十倍以上。在日本，拥有枪支是犯罪，拥有子弹是犯罪，扣动扳机也是犯罪：你还没找好目标下手，就已经拥有了三项罪名。黑帮的射击准度之差众人皆知，因为很难有实弹操作的机会，不过他们还是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警方估计，黑帮组织有近八万名成员，而美国的黑手党鼎盛时期也仅有五千人。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有时候也被称作“黑帮衰退期”，因为有组织犯罪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很难想象还有类似的文明国家，犯罪竟有如此的影响力，”替一家大型金融公司进行风险评估的一位美国律师最近在东京告诉我。他有从事情报工作的背景，并有充足的经验对拟投资的项目进行审核，以确保这些项目跟有组织犯罪没有任何牵连。“我们每个月都要拒绝五六家想跟我们做生意的公司，因为它们跟黑社会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他说道。他告诉我，在2008年金融风暴期间，雷曼兄弟公司因为黑帮幌子公司的坏账损失了三亿五千万美元，花旗银行的损失超过了七亿美元。

这位律师要我别使用他的姓名或公司名。“如果你的工作没有差错，而且你能够识别出坏人，不跟他们进行生意往来，你就会面临一定的危险，”他说道。他对阿德尔斯坦的工作十分熟悉，并认为他采用了迥然相异的工作方法。“杰克很高调，”他说。“那是他的风格。”对丁香香烟和窄边圆顶帽调侃一番之后，他又说道：“我要是今晚听到他被暗杀的消息，准保一点也不会吃惊。”

我和阿德尔斯坦都在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长大，尽管我跟他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他这样的人往往让你过目不忘。他早年的名字叫乔西，又高又瘦，长脸，略显不对称。他的双眼斜视非常厉害，只好接受了一次矫正手术。手术后，他的神情依然模棱两可，永远无法叫人准确判断他的视线集中在什么上面。数年之后，他被诊断出患有马凡氏综合征，这是一种罕见的结缔组织失调症，常常会引起严重的眼部、心脏，以及其他主要器官的病变。不过，他在小时候只是显得比较特别而已。他的视力和协调性很差，甚至考不出驾照（这对于密苏里州中部的高中生来说是必备品），因此他去镇上的什么地方都只能让班上的同学替他开车。他很喜欢戏剧，这在体育运动受到热捧的中学里也算是一种罕见的失调症；他是那个自称为“戏剧苦工”圈子的成员。女孩子对他没什么指望。体格健壮的同学老是揶揄他，于是一位老师建议他练习武术。他先练习空手道，然后进入密苏里大学开始了一年级日语课程的学习。一切都做得顺风顺水，直至乔西在当地一家书店干活儿的时候从电梯轴上跌落下来。这事也非常邪门——那样的电梯在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并没有多少部。乔西因为头部受到重创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尽管康复得不错，但学过的日语一句也想不起来。不过，头部的创伤也抹去了很多高中生活的记忆，所以也还划算。至于日语，随时都可以从头再来。

他大学二年级时来了东京，却再也没有回过美国。他转到一所日本大学，并以学生的身份在一所禅宗寺院居住了三年。此间，他放弃了当演员的计划，并改名为杰克，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全看你什么时候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日语学得很快，经过五年的学习就通过三个阶段的考试，成为了东京《读卖新闻》的警情记者。据说阿德尔斯坦是通过这家报纸严苛考试体系的第一个美国人。

《读卖新闻》是全世界最大的日报。每天印行两版，总发行量为一千三百五十万份，是《纽约时报》的十倍之多。互联网对《读卖新闻》几乎没什么影响，所以它对自己的网站也不怎么看重。它发表的文章很少署名，大都由记者团队创作而成。《读卖新闻》安排新来的警情记者报道高中的棒球比赛，因为他们觉得这项体育活动有助于专事犯罪报道的记者的培训和成长——团队精神、统计数据、关注细节。阿德尔斯坦刚进入这家报社的时候，同事们发现这个美国人对于棒球运动一无所知，不免感到吃惊。他不知道得分和出局的差异，看成绩表更是如同辨认日本汉字。他告诉我，他在培训期间一直期待着发生重大的刑事案件。“就在高中棒球赛季期间，我们获得了拯救，一个漂亮的女孩被杀害，尸体被人装进了油桶，”他说道。“这事儿很难说出口，不过我却乐意做这种特别的工作。”

2004年，我居住在中国期间，专门赶往东京联系了阿德尔斯坦。一天晚上，他带着我参观了歌舞伎町的红灯区，大讲黑帮男妓们的离奇故事。《读卖新闻》除了提供职位，还给他提供了一辆轿车和一名专职驾驶员。穿西装系领带的阿德尔斯坦坐在后座，时不时要求驾驶员停下轿车，以便他前往弹珠游戏厅或者隐蔽的按摩场所会见线人。我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一个高中密友正开车带着他在密苏里州中部四处转悠，因为他的视力相当糟糕，可如今他竟然把后排座位看成了身份的象征。密苏里州一位名叫威洛比·约翰逊的朋友曾经说过，阿德尔斯坦本质上仍是一名演员。“在一定程度上，多少有点名的人都会这种自我塑造，”约翰逊最近告诉我。他读高中的时候一直是最受阿德尔斯坦信赖的驾驶员，现在依旧称他为乔西。“我觉得乔西就是这样的人，”他说道。“他一直觉得自己想成为一个大牌的国际特工。”

日本的黑帮有时候说他们从事的就是表演行当。“就是一种氛围和仪态，”一位前帮派成员曾经这样对我讲。作为年轻的刑事罪犯，他的大佬——就是他在帮派内部的“养父母”——曾经给他提出过很多重要的建议。“我的大佬告诉我，一旦你加入黑帮，就会受到很多双眼睛的注视，”他告诉我。“要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正在舞台中央进行表演。这就是一场演出。如果黑帮成员的角色没有演好，那你就不合格，根本没法活下去。”

黑帮的一贯形象都是失败者，靠着粗暴和背信弃义才能活下来。这个名字原指纸牌游戏中的一手烂牌——其日文名yakuza的意思是“8-9-3”，因为虚张声势是常有的事儿。帮派成员多为日籍韩裔，或是其他长期遭受歧视的族群。这些局外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显示出灵活、有头脑的特质，他们的故事由罗伯特·怀汀在《东京黑社会》一书中探讨过。这一时期，有组织犯罪集团建立黑市，以供大家购买生活日用品，并善于跟美国占领者打交道。在日本重建经济的过程中，黑帮介入了房地产和公共建设项目。

最重要的是，他们避免对平民诉诸武力，因为在一个讲求秩序的社会，犯罪形象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帮派成员在各自的背部和手臂刺上十分复杂的文身图案，并尽可能把头发梳理得卷曲，以区别于普通的日本人。如果某位成员惹大佬不高兴了，他得剁下自己的小手指以示道歉。帮派成员善于放高利贷、恐吓和敲诈勒索。他们想出各种奇妙点子恫吓银行。我在东京陪阿德尔斯坦去拜访了一位中年黑帮成员的家，这位成员跟他过去的同伙一起饶有兴致地回忆了1980年代他们敲诈各大银行的事情。

“他们有时候会派三个家伙带着几只猫赶过去，他们在银行的大门口揪着猫的尾巴在空中画圈，”那个人一边回忆，阿德尔斯坦一边进行着翻译。“他们没有停手的意思，直到银行答应提供贷款。或者，我们会召集一百来号帮派成员在银行的门口排成一排。大家轮流进去开户并存入一块钱，这对新开户头来说是最低的存款金额。整个过程会持续一整天，直到银行为了摆脱我们而最终答应放款。”他说，这种贷款他们根本不会归还。“不过，我们会给银行提供保护，同时帮助他们催收欠款，”他说道。“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不算是亏本买卖。”

两个人都因为轻罪入过狱。他们俩体格魁梧，鼻头硕大，鼻梁看上去都曾经断过。两个人说起话来不冷不热，轻描淡写，眼睛的表情却相当丰富——弓形眉，好似漫画作品里精巧的一笔；只要一激动，那眉毛就颤动不已。其中一个的肩膀和手臂纹着日本皇室的爱国标志菊花。两个人都说自己知道有一百来个同伙死于帮派争斗。“这是帮派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人说道。“你杀别人，最终你又被别人杀掉。”不过，他们都强调一点，从不针对无辜的平民。他们觉得，帮派从事的工作都很高尚：跟踪欠债不还的赖账者，让大家不花钱请律师也能够解决问题。黑帮帮派还涉足慈善事业，尤其是在遭受地震或者灾难之后。

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间，很多黑帮趁着经济泡沫发了财，并建立了大规模的公司组织。（只要登记手续完善，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要取缔这样的黑帮组织。）目前，黑帮经营对冲基金。他们投资房产市场。三大黑帮组织之一的稻川会设在东京市中心的办公室，跟丽思卡尔顿酒店隔街相望。至少有一位日本首相拥有跟黑帮的交往记录，政客们跟犯罪组织也都有往来，在其他的地方这肯定会毁了他们的职业生涯。1990年代中期，时任运输大臣的龟井静香承认，自己接受过来自黑帮幌子公司数百万美元的捐款，不过他矢口否认知道这些公司跟犯罪组织有任何牵连。这样的行为对他的声誉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他后来担任金融大臣，专管日本的金融业。

身为外国人的阿德尔斯坦轻松地周旋于黑帮和警察之间，在双方面前都高调地充当着外来者的角色。不过他遵循一套严格的规则：从警察那里弄来的信息可以提供给其他执法部门的官员，却绝不能传递给帮派成员。相反，如果某个帮派向阿德尔斯坦提供了什么信息，而这样做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揭露某个敌对的帮派，那么信息就可以报告给警察。阿德尔斯坦对于情报的来源守口如瓶。他说，自己这个行当的关键就是日本人所说的“互惠性”。他通常的做法是向线人提供小恩小惠，然后把收集到的各种情报拿到其他地方进行交易。

春天的一个下午，我陪着阿德尔斯坦来到位于六本木的一家墨西哥餐馆，与需要帮助的一位黑帮成员见面。他四十来岁——我就叫他宫本吧——受过大学教育，英语讲得非常好。在进入黑帮之前，他在东京一家公关公司工作。当时，公司的一个客户，也就是一家美国汽车制造商经常委派高层管理人员前来日本。晚上，宫本的职责就是领着一帮外国人前往被称为“泡泡浴”的按摩房，客人们在这里可以享受洗浴、按摩和性。后来，公司遇到一个黑帮的敲诈，威胁说要把美国汽车公司管理人员洗泡泡浴的事情透露给低俗小报。支付款项的事情交由宫本处理，后来又发生一次敲诈，他很快便成为了公司和黑帮事实上的中间人。黑帮随即把他从公关公司挖了过来。

自此以后，宫本就成为了全职的帮派成员，尽管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他的大佬叫他别去文身，因为这对他们在商界活动是一种负累。同样，他所有的手指也都完好无损。现在他帮自己的公司打理三种对冲基金。在餐馆里，他给了阿德尔斯坦一张新的名片。“这张名片一定要保管好，因为这是我现在从事的真正的行当，”他用英语说道。“如果传出去，我们就没法在股票市场上市了。”

他有点私事需要帮忙。加入帮派之后，妻子就离开了他，所以他已经好几年没见过自己的孩子。2011年，由于不到两个月前发生的大海啸，他很想跟妻子取得联系。他请求阿德尔斯坦跟他早已疏远的妻子取得联系。“告诉她，我是清白的，我不再是帮派成员了，”他说道。

“我可以向她撒谎，”阿德尔斯坦说道。“我可以告诉她，你现在做的是正经生意。但我不会说你现在不是帮派成员。”

“好吧，我理解。反正就是想办法劝她跟我见一次面。”

宫本谈起了其他的公司化帮派，特别提到了一个很有名的帮派。“他们现在安排了一个人替德意志银行做事，”他说道。

阿德尔斯坦说，宫本把他的帮派标志放到了网上，他提醒后者一定多加小心。“在推特上你得有所保留。”

“老天，我已经有了一千个支持者。”

“在推特上你就不能说他妈的是谁给你的钱。”

“警察又不会看。大家都觉得那不过是胡言乱语而已。”

“好吧，10月份将生效一项新的法规，如果公开谈论收取保护费，你会锒铛入狱，”阿德尔斯坦说道。

“是的，我知道。”

他们一直没提，阿德尔斯坦帮宫本联系老婆的交换条件是什么。不过，过了一会儿之后，帮派成员倾过身来，低声地提到了东京电力公司，也就是在海啸中遭到毁坏的福岛核反应堆的拥有者和管理者。管理不善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因此宫本建议阿德尔斯坦对东京电力公司和犯罪组织松叶会之间可能存在的往来展开调查。“你知道什么东西才能勾起人们的兴趣吗？”他说道。“松叶会的人和东京电力公司的核废料处理人员一起打高尔夫。这事儿你可以查一查。”他还提到了另一个帮派成员的名字，这个人向核反应堆提供员工和建筑材料，由此获利一百万美元。

接下来的数个星期，阿德尔斯坦带着有关核反应堆的数条信息联系了不同的线人。整整一个夏天，他先后在《大西洋月报》网络版、伦敦《独立报》和数家日本出版物发表多篇文章，揭露东京电力公司和犯罪组织之间的关联。他提到是黑帮组织的幌子公司提供了设备和合同工，并引述一位工程师的话，说他早在核处理人员换衣服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奇怪的事情：穿着防护服的他们全身布满文身。

还在替《读卖新闻》工作期间，阿德尔斯坦就说过，大家实际上心照不宣，对帮派组织开展调查性报道的做法并不会走得很远。一如众多的日本大公司，诸多媒体公司跟犯罪组织往往也存在一定的关联，就连警察也尽量不跟他们发生冲突。首先，手段有限：日本政府不可能参与辩诉交易或者证人保护，非法窃听更是不被允许。在以往，黑帮极少诉诸暴力，如果确实对某个人使用了暴力，那么这个人通常是另一个帮派的成员，但这算不上大问题。有组织犯罪预防单位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早在1980年代，如果某位帮派成员杀了人，他多半会向警方自首。“罪犯第二天就会拿着枪找到警察述说：‘这事儿是我做的，’”那位警察说道。“他大不了蹲两到三年的监狱。就好像没有真的杀人。”

就连警察都认为黑帮具有一定的作用。“日本社会没有少年犯的容身空间，”他说道。“那正是黑帮扮演的角色。就传统而言，少年犯都被人们送进了黑帮组织。”少年犯长大后成为黑帮成员的事实，并没有让这名警察觉得有多难堪。我问他是否开过枪，他说自己连警棍都没有使用过。他的名片上印着的专业是“暴力犯罪调查”，同时还印着微笑的东京警察标志物Pipo君，大大的老鼠耳朵，头上配着天线，这说明警察能够察觉到发生在任何地方的事情。那位警官解释说，警方原来在进行突击搜查前都会提前通知黑帮组织，既是出于尊敬，也是给帮派成员留出时间收拾好犯罪证据。“我们不会再那么做了，”他说道。

新一代帮派成员不那么讲文明，他对此唏嘘不已。“他们原来是不会偷摸扒窃的，”他说道。“大家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光彩。但现在完全变样了。”他把这归咎为贪婪：1990年代的泡沫经济轰然破灭后，很多富极一时的帮派组织显得无所适从。多年来，他们吸纳了危险的反社会人员的虚假表象，有些人的行为就开始吻合这样的形象。那位警官列举的一个名叫后藤忠政的黑帮分子就属于这一新的类型。“他比原来的帮派成员冷酷得多，”他说道。“他会把平民作为目标。不幸的是，这样的帮派成员越来越多。”

在我们进行谈话的六天前，后藤忠政过去的一个下属在泰国被人枪杀。数年来，这个人因为涉嫌谋杀一个妨碍后藤忠政介入房地产项目的人而一直逃亡在外。警察说，后藤忠政已经清除了所有的证人。他还提醒我，这个坏蛋也向阿德尔斯坦发出过死亡威胁。最近一次的死亡威胁发生在上一年，也就是后藤忠政出版其自传的时候。“我们怀疑后藤忠政涉嫌参与了对十七个人的谋杀，”那位警察说道。“泰国谋杀案说明，他还能把手伸到海外。”

罪犯的自传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算是一种有悖常情的类型，在日本尤其如此，后藤忠政的自传取名为Habakarinagara，这是一种敬语，意为“恕我直言”。自传出版的时候，作者发表声明，所有的稿费都将捐给柬埔寨的残疾人和缅甸的一座寺庙。作品一开始就透着大卫·科波菲尔的语气：后藤忠政从小没鞋子穿，他吃的是大麦而不是稻米。（“那些年尤其艰难，我还有一个酒鬼爸爸。”）他以棒球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从少年犯成长为黑帮成员的过程。（“我感觉我们一直在芦苇坝里玩棒球，一夜之间被人发现，从而参加了重要的联盟赛事。”）细节并不丰富的犯罪过程讲述得轻松活泼，就连一次次漫不经心的过程也都值得追忆。（“我家老三，也就是康孝，曾经在骏河银行门前散发传单，抛洒大便，因此进了监狱。”）后藤忠政尤其强调自己的幽默感；哪怕没有别的，他至少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罪行。（“我不会道歉以求原谅。我天生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我剁掉自己的小指头，并交给了川内。”）

数年来，这位自动切手指的人一直是日本航空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据警方估计，后藤忠政的总资产将近十亿美元，他在日本第一大犯罪组织山口组内部掌控着自己的小团体。令他臭名昭著的是对于日本最负盛名的电影制作人伊丹十三的袭击。1992年5月，伊丹十三推出电影《民暴：勒索的温柔艺术》，将黑帮成员描述为与硬汉形象不相符合的冒牌货。数日后，后藤忠政所在帮派的五名成员在这位电影制作人的家门口展开袭击，用刀子对着他的脸部和颈部一通乱划。后藤忠政声称自己对此次袭击事件事先并不知情。他在书里说起这事的时候既惊讶又傲慢，就像是老板度假归来，却发现自己的下属已经先声夺人。（“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是让我发现谁的手下做了这件事儿，我会送他点小礼物聊表敬意。’”）

之后，伊丹十三愈加直言坦率。五年后，他从自己的办公室楼顶一跃而下，结束了生命。他留下纸条，说自己因为陷入绯闻猜测而心智错乱。不过，阿德尔斯坦在引述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帮派成员提供的资料之后，撰写报道说该电影制作人是被迫在那张纸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跳楼自杀的，警方很可能把这件案子认定为故意杀人。那位研究有组织犯罪的美国律师告诉我，有些帮派组织的专长便是把杀人案伪装成自杀案。“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因为爱面子而自杀，因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日本人都这么做，”他说道。“但现在一听见有人自杀，我就会怀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在《读卖新闻》工作的阿德尔斯坦开始对后藤忠政展开调查。一切进展顺利，直到他的线人——一位外国妓女——突然失踪。阿德尔斯坦确信她已经被人谋杀，并随即被这起案件弄得心神不宁。他此前娶了一位名叫直的日本记者，并有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不过，阿德尔斯坦很少在半夜之前回家，因为大家认为日本的犯罪报道记者应该跟警察和其他线人一起抽烟喝酒。有时候，他受到来自帮派的威胁；有一次他受到毒打，被打坏了膝盖和脊柱。跟许多罹患马凡氏综合征的人一样，他的心脏每天都要接受注射治疗。有迹象表明，他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我摧残。他一直喜欢把自己的健康问题戏剧化——这是他一贯的形象——而他现在似乎已经真的做起了演员，扮演的角色是个麻烦缠身的犯罪报道记者。

几年之后，阿德尔斯坦和他的妻子都说，这段时间毁了他们的婚姻，也结束了他在《读卖新闻》的记者生涯。他说，这家报纸在跨越了某个阶段之后，便在关于后藤忠政的报道上畏手畏脚，因此阿德尔斯坦才要辞掉这份工作。直至今天，报社没有人愿意谈及他的任职经历；有些记者说他是个大骗子，还有一些人则说《读卖新闻》对于他的执着痴迷颇感不爽。不少人猜测，他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做事。来自具有竞争关系的报社的记者更愿意对他的工作褒奖有加，很多人指出，日本媒体对于惹恼后藤忠政这样的黑帮大佬的文章向来秉持回避态度。他们还说，《读卖新闻》对于阿德尔斯坦的离去非常生气，因为这违反了一贯的社团忠诚理念。

离开《读卖新闻》后，阿德尔斯坦继续开展调查，直至锁定后藤忠政的肝脏。对帮派而言，肝脏是身体的重要器官，是与小指不相上下的自残对象。很多帮派成员以注射方式服食甲基苯丙胺，污染的针头和文身都会传播丙型肝炎。此外，他们还抽烟酗酒。在帮派圈子内部，受损的肝脏是一块光荣勋章，像后藤忠政这样狂傲的武士当然要在回忆录里面吹嘘一番。（“我喝了太多的酒，足够毁坏三对肝脏。”）不过，这也意味着帮派成员经常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而警事信息渠道让阿德尔斯坦得知，后藤忠政在美国新换了一只肝脏，但他那包罗万象的犯罪记录本应让他没有资格获取美国的签证。阿德尔斯坦经过数月的调查后发现，后藤忠政和另外三名帮派成员早就是全美顶尖器官移植机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的病人。后藤忠政之所以取得签证，是因为他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了一笔交易——他答应供出其他帮派的内情。

阿德尔斯坦于2008年5月在《华盛顿邮报》首先发表这篇文章，随后向《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提供了细节。吉姆·斯特恩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亚洲刑事犯罪企业调查小组的退休主任，他对这样的交易进行了证实，尽管他说这事后来功亏一篑。他告诉《洛杉矶时报》：“我并不认为后藤忠政给了警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斯特恩没有参与这项交易。）根据阿德尔斯坦在日本的警事信息来源，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收到过来自黑帮超过一百万美元的捐款。调查发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并没有不当行为，而医疗中心报告的捐款数目只有二十万美元，尽管它承认收到过其他礼物——后藤忠政给自己的主刀医生送了一箱酒、一块手表和一万美元。就在他接受肝移植的那一年，洛杉矶地区有一百八十六个美国人死于等待肝脏移植的过程中。文章见报前很久一段时间，后藤忠政的手下一直在联系阿德尔斯坦。他说自己受到过他们的死亡威胁，而另一个帮派的负责人提出给他一百万美元，要他撤下那篇文章。之后，阿德尔斯坦就处于东京警方的保护之下，而联邦调查局负责监护他早已移居美国的妻子和孩子们。

2008年，山口组正式开除后藤忠政。他接受必要的训练，成了一名注册的佛教禅师，这对于担心遭到过去同伙报复的前帮派成员而言并不鲜见。谋害禅师是一种造孽，哪怕他曾经指使过犯罪行为，并且据说至今仍掌控诸多忠实的追随者。后藤忠政禅师利用自传来讲述自己间接感受到的各种威胁。“我刚从生意场退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时间去追查那个美国小说家，”他以“恕我直言”的语气说道。“要是我和他相遇，那一定会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估计要写‘后藤忠政正在追杀我’而不是‘后藤忠政可能会追杀我。’”

2010年，阿德尔斯坦雇了一位名叫猪狩俊朗的律师，以起诉后藤忠政的出版商并要求收回这一死亡威胁。猪狩俊朗参与了诸多针对黑帮的案子，其中包括对相扑比赛和职业棒球比赛的调查。2011年8月，这位律师前往菲律宾度假，结果被发现陈尸于房间，身边有一瓶安眠药、一套开箱刀和一瓶酒，他的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割痕。菲律宾警方的报告语焉不详，但日本的报纸多将死因报道为谋杀。在日本，后藤忠政的自传销量超过二十万册。2011年春季之后，所有的稿费都捐献给了海啸救援工作。

那一年春天，我去东京拜会阿德尔斯坦。他告诉我，他在此前一周已经被诊断患了肝癌。他参加的佛教禅师训练即将结束。阿德尔斯坦觉得，如果后藤忠政能够以此作为保护，他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他把自己当成佛教徒看待，喜欢“因缘”这个说法，尽管他对训练他的禅师说，他并不相信转世轮回的说法。“他说你不一定要相信，”阿德尔斯坦说道。“佛教看重的不是信或不信，它看重的是怎么做。”

他对癌症这一诊断结果既不惊讶，也不沮丧。他的癌症属于初期，东京一家诊所的医生正在对他进行乙醇注射治疗。他们告诉阿德尔斯坦，癌症可能与他的膳食有关，也可能与他多年抽烟喝酒有关，甚至可能与他自身的马凡氏综合征有关。然而，他的平和心态与其说是与他信奉的禅宗有关，还不如说与他所处的环境更有关系，因为每个人对肝脏问题都略知一二。一天下午，我们前往所在社区的警察所，阿德尔斯坦将诊断结果告诉了一个侦探朋友。“喔，你都快赶上帮派成员了！”那位警察说道。“你的身上是不是真有文身哦？”当我们见到阿德尔斯坦的一位刑事犯罪线人时，他说自己的帮派头领原本指望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换一个肝脏，但在阿德尔斯坦做了披露之后，只能前往澳大利亚寻找器官。（他后来从澳洲人那里获得了两个肝脏，但还是死了。）阿德尔斯坦的驾驶员偶尔会谈及他俩都认识的熟人的近况，说这个人的肝脏对乙醇没有任何反应，目前只能进行电波治疗。那位驾驶员自己的肝脏非常幸运——他曾经患有丙型肝炎，但采用的干扰素治疗非常成功。

这位驾驶员的名字叫做望月照雄，具有很长时间的刑事犯罪史。他十来岁的时候成为少年犯，直至被深感失望的父母送进当地的帮派组织。望月照雄加入稻川会，变成了吸食冰毒的瘾君子。他因为毒品犯罪四次被判入狱。现年五十多岁的他说，自己金盆洗手已经有二十多年。他身材魁梧，看不见脖子，脑袋尖得像颗子弹。跟我遇到的其他帮派成员一样，他的眼睛表情丰富，尽管我问起他的左手时，那充满喜感的眉毛一动不动。他平静地回答道：“遇到过一点小麻烦，我必须得失去一个小指头。”他在帮会办公室当着上司的面采取了行动。一位医生帮他止了血，但望月照雄拒绝接受末端神经治疗。“修复手指相当于收回自己的道歉，”他解释道。他说，帮派的这一传统跟古时候的武士仪式性地切腹紧密相关。他还说，日本的法律赋予九指者残疾人的身份，不过望月照雄同样拒绝申请——出于对自己断指道歉的敬意。

他认识阿德尔斯坦已经有十五年时间。我问他们一开始怎么认识的，他漫不经心地给我讲起来龙去脉，其中的细节仿佛是一个人每天都要遇到的事情。1993年，望月照雄的一个手下前去敲诈一家宠物店具有刑事犯罪记录的老板，于是老板杀害了这位帮派成员。据谣传，老板把这位帮派成员的尸体肢解并喂了狗。当时还是单身一人的阿德尔斯坦负责采访这起案件，他前去采访已故帮派成员服食安非他命成瘾的女朋友；当天他们就睡在了一起。一天，望月照雄前往这个女人的住处以示慰问，开门的是刚刚享受完床笫之欢的阿德尔斯坦。

我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但还是从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开始吧：“你对杰克先生的第一印象如何？”

“我的第一印象是‘真他妈的白痴！’”望月照雄回答道。“你就算找遍全日本，也找不到肯干这种事情的记者来。让我觉得惊诧的是，他显得无所畏惧。这个人太奇怪了。”

随后几年间，阿德尔斯坦和望月照雄成为了朋友。2007年，望月照雄被稻川会逐出帮派，起因是一件他不愿意谈论的内部冲突。第二年，阿德尔斯坦提出让望月照雄做自己的保镖兼驾驶员。“我并不想答应，”望月照雄告诉我。“后藤忠政是全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家伙，谁愿意接手这样的活。不过，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解释说，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只有九个指头、透过衬衫便能看出满身文饰的中年男人而言，东京的就业前景非常暗淡。他现在开着黑色的奔驰S600轿车——这是帮派的常用车型——带着阿德尔斯坦满东京转悠，每个月能挣到三千五百美元。这辆轿车是阿德尔斯坦从另一个帮派线人那里便宜买来的。

望月照雄没有携带武器。他说自己对于麻烦会尽量有所预见，他还操控着几个黑社会线人，随时掌握后藤忠政的情况。他告诉我，阿德尔斯坦的举止跟一般的日本记者迥然相异，后者非常小心，往往不愿意越过某些界线。“他不用考虑那样的禁忌或者界线，”望月照雄说道。“如果他是日本人，现在早就没命了。”望月照雄解释说，有些帮派很不喜欢阿德尔斯坦写的文章，但大家又觉得他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讲良心，”望月照雄说道。“人们就欣赏他这一点。对于一个非日本人来说，这样的责任感十分罕见。”

阿德尔斯坦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东京之恶》，讲述自己参与警方行动的各次冒险经历，目前正在着手写作另外两本书。几年前，他替美国国务院开展过关于人口买卖的研究项目，现在是打击性交易的非营利项目“日本北极星”的董事会成员。间或，他会替有关公司做一些调查工作。研究日本有组织犯罪的那位美国记者告诉我，他第一次遇见阿德尔斯坦的时候，他的形象十分令人反感。不过，他对他的工作倒是印象深刻。“他是个手艺人，”他说。“他对于自己做得正确的研究项目感到十分自豪。”他继续说道：“正是在这些奇怪的事情上，大家发现这个白人已经尽可能地深入了日本社会。”

阿德尔斯坦严格地坚守互惠性和信息来源保护的规则，不过他也愿意尽一切办法来收集事实。他说，在自己的婚姻破灭之后，一位独身的女警曾经主动向他提供有关后藤忠政的文件资料，条件是要陪她睡觉，他答应了。在红灯区，他靠外国脱衣舞女收集信息，有几次当这些人遇到签证问题时，他把她们介绍给男同性恋的工薪族，后者需要老婆来提升自己在保守的日本企业内部的社会地位。阿德尔斯坦说自己的做法并不违反法律——他只是让这些人取得联系，并告诉他们可以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之后也可以自由地申请配偶签证，并在社团活动上出双入对。不过他承认，这种做法会吓到美国记者。“我陪线人睡过觉，”他告诉我。“我还做过几件与敲诈有关的艰难谈判。为了获取信息，我翻过垃圾桶。我愿意从有组织犯罪集团或反社会力量那里获取信息，只要这样的信息对我有用。”

至此，他扮演犯罪报道记者的角色已经太久，以致很难动摇这样的生活方式。只要我陪他出门，我们似乎总会伴着某位时尚漂亮的女人推杯换盏。整整五年时间，他在一个安静的小区租了一套房子，不过总像是刚搬进去的样子：一到晚上，他就从壁橱里搬出一张床垫，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席地而睡。他用微波炉烹煮从便利店买来的速食当早餐，吃饭用的是纸质餐盘。我在厨房里数到了五瓶威士忌、四瓶伏特加和三只汤匙。没有餐桌；他坐在沙发上吃着外卖食品。他每点燃一支丁香香烟都要用笔在自己的手上做个记号，应该是为了减少抽烟的数量吧，尽管我有一次发现他在跟我前往接受癌症治疗的路上，一连做了六个记号。就在那一天，医生决定推迟乙醇注射，不过我不太确信阿德尔斯坦的身体注意到了这一天的差异。我们从医院径直赶往日式涮锅店吃饭，他要来两瓶日本米酒，在等待一位优雅的日籍美国女子的过程中喝了个精光。之后，他又在三家不同的酒吧喝了五种酒，凌晨两点的时候他还兴致高涨。

布恩县的一处农庄里，在俯瞰密苏里河的最后一道山梁上，矗立着一座六边形塔楼。这座塔楼有三层，每一层都有上翘的屋檐。“我印象中的日本房屋就是这个样子，”当我前往拜访的时候，艾迪·阿德尔斯坦这样说道。他说自己只去日本看过儿子一次，所以对日本不太了解，不过他一直很欣赏修一座亚洲式房屋的想法。他在堪萨斯有一位专门从事六边形建筑设计的朋友，于是他们把自己的兴趣组合了起来。自2005年以来，这座塔楼一直是直·阿德尔斯坦和她的两个孩子的家。艾迪和他的妻子维拉居住在同一块地头的另一所房子里。

邻居大多是农民和搬来乡下寻求安宁的人，不过大家对于日本黑帮和后藤忠政的事情还是有所耳闻。“一开始，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这里，跟每个人都做了交流，”居住在附近农庄一位名叫海蒂·布乃纳的护士告诉我。“这太奇怪了。第一天晚上我在场，治安官来过之后，头顶上还出现了直升机。”布乃纳养了一头驴、四十只小鸡、十只山羊和一只名叫贝西的小狗。她说整整一年的时间，只要每天晚上治安官的人把车停在塔楼附近，贝西都要狂吠一番。“他们就坐在车上守着。有一次他们还赶跑了好几个四处挖蘑菇的小家伙。”还有一位名叫罗伯特的邻居问我能不能讲一讲后藤忠政发出死亡威胁的最新情况。“现在安全了，对吗？”他问道。杰克和直的十一岁女儿本妮·阿德尔斯坦试图确信我弄明白了日本黑帮和密苏里刑事犯罪的差异性。“那跟杰西·詹姆士抢劫火车不是一回事儿，”她说道。

直·阿德尔斯坦告诉我，她一想起后藤忠政就厌烦不已。2008年，联邦调查局建议她家安装报警系统并购买枪支，因为一个职业杀手要在密苏里河的沿岸找到唯一的塔楼建筑并非难事。之后，当局认为危险期已经过去，不过到我前去拜访的时候，她已经有两年时间没回过日本，因为东京警方对于后藤忠政“恕我直言”式的死亡威胁仍然十分担心。直曾经在东京做过商业记者，但她现在正在学习会计，努力地适应密苏里的乡下生活。她非常喜欢这座塔楼，尽管不时抱怨塔楼里面几乎找不到壁橱空间，因为设计者当初醉心的是塔楼的日本样式。谁会想到塔楼里要有壁橱呢？“我总在想，自己怎么会生活在这个地方？”她说道。“我生长在琦玉县。虽说那不是什么大都市，但好歹也算是东京的郊区。我从来没有对付过蜱虫和臭虫。蜱虫真讨厌！”

直是一位身材修长的漂亮女人，她领着孩子陪我到乡下散步。她穿着红色短裙和黑色紧身长袜，偶尔会停下脚步清除蜱虫。经过几年的分居，她和杰克终于决定正式分手。他们的关系仍然较好，不过一说起这桩婚姻她就哀伤不已。在她看来，丈夫对于黑社会犯罪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这种深入改变了他自己。“他受过别人的殴打，所以总是谨小慎微。他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笨杰克，”她说道。“说话带有帮派习气。”她继续道：“这跟他们的说话方式和面部表情有关。他生气的时候说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有一次吵架，他脱口而出：‘关你屁事！笨蛋！’我当时想，哦，他都会用日语讲粗话了。”

她说自己曾经希望他重新选择职业，可她现在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阿德尔斯坦的家人和朋友告诉我，他痴迷于这种充满刺激的生活，另一些人则说他已经附身于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角色。不过，在混乱的私生活表象之下，他的人生观仍然不乏道德的成分。他对于“义理”的信奉超过任何法律制度，他可以尊重罪犯，只要这个人仍旧恪守信用。“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公平而正直，”他的父亲告诉我。

艾迪·阿德尔斯坦说，他和犯罪打交道的经历影响了自己的儿子。他曾经在位于哥伦比亚的弗吉尼亚医院担任病理学家，并担任县级医疗检查官二十年。1990年代早期，弗吉尼亚医院的病人突然出现高死亡率，并出现了关于一位名叫理查德·威廉姆斯的护士的谣言。后来，阿德尔斯坦博士委托一名流行病学专家展开调查。“三天之后，他告诉我：‘你知道，这个家伙在杀人，’”阿德尔斯坦博士对我说道。“病人多死在凌晨一到三点之间，正是这位护士当班的时间。研究工作针对十三位死者展开，其中十一位由他看护。”调查表明，只要威廉姆斯当班，其病人的死亡率是其他护士看护的病人死亡率的十倍。

一些人相信，这位护士可能通过注射可待因的方式谋杀病人，但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当阿德尔斯坦找到医院管理层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便是遮掩调查结果。“凡是参与掩盖调查结果的人都升了职，而试图揭露这件事情的都受到了处罚，”他说道。威廉姆斯后来离开了医院，不过院长给他写了推荐信，他藉此在一家偏远的疗养院找到一份工作。威廉姆斯进入这家疗养院的头一年，死了三十三位病人，而在此前的十个月里只死了六位病人。阿德尔斯坦和其他人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联邦调查局、国会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联邦调查局进行了调查，但法医的检验结果并不完整，原因之一是实验室正忙于处理跟辛普森案有关的各种检验。威廉姆斯被提起诉讼，但因为检察官无法断定死因，诉讼被驳回。根据上一次的报告来看，他目前平静地生活在圣路易斯的郊区。人们怀疑被他杀害的人多达四十二个，其中多为退伍老兵——相比特德·邦迪、约翰·维恩·盖西或是后藤忠政手上的遇害者还要多。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杰克正好在日本开始他的职业生涯。“这让我对谁都无法信任，”他说道。“给我的最大教训就是，即便你是对的，哪怕你做的事情很有好处，但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在我看来，阿德尔斯坦生命中最阴暗的部分不是他表现出来的痛苦不堪的记者形象，甚至也不是那些疯狂的帮派报道。在他的异域风味下，最令人心烦的其实是犯罪的常态化。无论身处密苏里或者东京，事情往往不同于表面——护士可能是杀人犯，帮派恶棍可能管理着对冲基金。

我在日本出差期间，曾经联系过后藤忠政的宣传代理人，他说自己的客户不愿意接受采访。于是我联系到了曾为黑帮的粉丝刊物写过稿件的新闻记者铃木智彦，这本刊物把刑事罪犯们描写成了社会名流。最近有谣言说铃木在为后藤忠政传递信息。

我们见面的地点位于东京的一家咖啡屋。铃木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和厚重的靴子，因为他刚从仍在遭受海啸影响的南相马镇的一项慈善活动归来。最近几周，各黑帮一直在提供援助，后藤忠政资助了当天的慈善活动，活动的名称就叫做“恕我直言”。我问有没有知名的帮派成员参加，铃木提了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说道：“他就是当着媒体的面戳伤邪教成员的那个家伙。”我没有追问细节；至此我已经明白，此类断语中看似漫不经心的语气才是问题的关键。

铃木说，阿德尔斯坦的外国人身份是使其免遭后藤忠政威胁的挡箭牌。执法部门和外交界的人士曾经对我说过，他们仍旧把死亡威胁当一回事儿，不过铃木说他们的戒备完全没有必要。“类似的话帮派成员经常挂在嘴边，”他说道。“这跟他们对另一个帮派成员说的‘你好’大同小异。”

不过，几个月后有报道说，后藤忠政再一次正式地活跃于有组织犯罪。没多久，几项新的法律生效，规定清偿帮派成员债务的行为属于非法。尚不清楚这样的规定将会得到怎样的执行，不过它反映了人们打压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想法正变得日益强烈。在我们会面的过程中，铃木对后藤忠政的计划只字未提。他前一个星期才拜访了这位犯罪头目。“我没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看起来十分健康，”铃木说道。“我认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得很棒。”

我离开的那天早上，望月照雄载着阿德尔斯坦和我前往成田机场。阿德尔斯坦听说最近有人通过海关走私了一把专供海军陆战队使用的步枪。“我在海关有线人，我想跟他谈一谈，”他说道。“也许有戏。”然后，他打算进城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他穿着黑色西裤、条纹衬衫，和一件带有红色丝绸衬里的黑色军用雨衣。他戴上了窄边圆顶帽。我们出门几分钟之后，他想起忘了换鞋。他对脚上穿着的蓬松家居拖鞋笑得乐不可支，说非得到机场的商店买一双便鞋不可。

那个星期他应该进行化疗。七点二十五分，他点燃一天中的第一支丁香香烟，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大口大口地抽了起来。一路上，望月照雄问阿德尔斯坦是否愿意跟他去海滨度一次假。“我们应该趁大家的身体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度一次假，”驾驶员说道。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坐在车上，阿德尔斯坦问望月照雄有没有杀过人。驾驶员沉默不语，仿佛在仔细斟酌该怎么回答。“我从没杀过不是帮派成员的人，”他最后笑着回答道。

阿德尔斯坦讲故事时好像总是脱口而出，而且不可思议地充满着帮派元素，他今天又讲了一个新故事。他说，自己醉心于调查工作期间曾经与后藤忠政的一个情妇有染。这个混蛋据说在东京和其他地方供养着十多个女人，阿德尔斯坦和给他提供有用信息的那一位睡了一觉。后来，他把她介绍给一位需要娶妻并将被派往海外的同性恋工薪族，目的是帮她摆脱后藤忠政。他说，两口子给过他自己在欧洲的地址，现在相处得非常和睦。我问那一位情妇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曾经在床上谈论过这个有趣的问题，”阿德尔斯坦说道。“她问：‘你爱我吗？’我回答说：‘不，但我喜欢你。’她又说：‘我也喜欢你，你很风趣。’她接着又说：‘你跟我睡觉是为了了解后藤忠政的情况吗？’我回答说：‘是的。那你呢？’她回答道：‘嗨，我恨死他了，我每次跟你睡觉就等于是抽他的耳光。’她很喜欢天文学。我们有一次去太阳城参观天文馆。我记得那是我们唯一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一次。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次约会。”他继续说道：“美妙极了。还有一次我给了她一件礼物——我给她买了一只世嘉生产的天象仪，很贵，她哭了。”

他又点了一支烟。他曾经告诉我，不指望自己长命百岁，但他在东京好像活得十分开心而且精力充沛。我欣赏他这个故事里的意象：天文馆里并不般配的男女、日本恶棍的情妇和眼睛斜视的密苏里男人，两个人凝望着满天星斗。我思忖着，直到机场出现在眼前，他下车去买鞋子。

小陆、小张和小刘在桥头等我。他们的年龄分别为十岁、十二岁和十四岁，来自四川北部的同一个村子。他们说，他们辍学后来到南方，因为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我三天前在深圳市区见到他们，他们想让我买黄色光碟。

他们告诉我，一开始有个男人雇他们卖黄色光碟，因为他们年龄小，不担心会被关起来。这个男人每月给每个小孩子三百元钱。不过，几个孩子说没过多久他们就单干了。我最初很难相信这一切——这么年轻的小孩似乎根本不可能自个儿从事违法的营生。不过整整一个月，我经常去看望他们，都没有发现有大人管束的迹象。我终于慢慢地相信，他们跟我说的大多是实情。他们还说，有两次被逮住并被送出深圳经济特区的关外，不过他们又都翻过绕城的链状铁丝网跑了回来。他们租了一套房子，自己煮饭吃。他们睡在一张床上。他们以四元的价格买进黄色光碟，再以十元的价格卖出去。他们把钱凑在一起，每个孩子每个月至少能往家里寄回三百元。

我答应今天带他们一起吃午饭。我们找到一家广东菜馆，几个孩子一坐下来就点了冰镇咖啡和热气腾腾的火锅，我以前从来没有试过这种组合。火锅端上来之后，几个孩子拿起桌上的调料盒，全倒进了锅里。火锅油混合着盐块、味精和辣椒扑扑扑地沸腾起来。几天前我带他们去吃肯德基的时候，他们对炸鸡已经如法炮制过一次。

不到两分钟，他们就喝光了冰镇咖啡。

“我想喝啤酒，”小陆说。他在哥仨中年龄最小，但总能起带头作用。我告诉他，他还小，不能喝啤酒，应该喝茶。

他们狼吞虎咽了一会儿，小陆叫来了服务员。我从未见过十岁的小孩以如此威严的语气跟一个大人说话。

“来一瓶啤酒，”他吩咐道。

“别给他啤酒，”我说道。“我们喝茶。”

“我想喝啤酒，”小陆说道。服务员有点拿不准，到底谁说了算。

“啤酒不行，”我语气坚定地说道。

“吃火锅就应该喝啤酒，”小陆说道。“我们老家都这样。”

“他爸爸酒量大，”小张指了指小陆说道。

这事我信，尽管当时并不想深究。我换了个话题，问他们怎样躲过警察。小刘和小张说，他们尽量蓄短发，让警察无从下手，同样，他们还尽量避免穿长袖衬衫。跟其他人一样，小陆穿着紧身短袖衫，不过头发比较长。他的头发中分，对此他似乎颇感得意。吃饭的过程中，他起身上了一趟厕所；出来后，又变成了溜光的大背头。我一直仔细地观察着他，那是他唯一在我视线中消失的时段。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服务员走了过来。

“要青岛还是燕京？”她问道。

“我们不要啤酒。”

“可他已经点了！”

“别听他的。”

吃光了锅里的肉和菜，几个小孩子又喝起了油汤，汤里全是调料，变成了亮晶晶的化学品。他们的肚子好像还没有填满。我问他们长大了想干什么。

“开车，”小陆说道。

“保安，”小刘说道。

小张笑了笑回答道：“我想回家。”

第一起事故不是我的错。我租了一辆大众捷达轿车，前往位于北京北边三岔村的周末度假屋。人们把路的尽头铺成一块空坝子，我就把车停在这里。要在三岔村里面开车完全不可能，跟全国几乎所有的村子一样，建村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汽车，连接每家每户的都是窄窄的步行小道。

进村一个小时之后，邻居要我把车挪一下，因为有村民要给那块空地铺水泥。那一天，我和妻子彤禾都带了电脑，想写点什么。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来帮你挪车吧，”我的邻居说道。他叫魏子淇，最近刚学完驾驶课程拿到了驾照。这是他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他属于全村最早学开车的一批人。我把钥匙交给他，坐回电脑跟前。半小时后，他一言不发地站在门口。我问他是否一切顺利。

“出了点问题，”他慢吞吞地回答道。他的脸上带着笑容，不过是中国人遭遇难堪时那种紧绷的笑容，这样的表情让人心跳加快。

“什么问题？”我问道。

“我想还是你自己去看看吧。”

已经有几位村民来到空坝子上打量着轿车，也正咧嘴乐呵着。车的前保险杠完全被撞掉，躺在路上，隔栅敞开着，仿佛是小孩子掉了三颗门牙，正在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为什么大家看上去都他妈的这么高兴呢？

“我忘了前面还有一截，”魏子淇说道。

“什么意思？”我问道。

“我还不太适应开前面有一截的车子，”他回答道。“我们学车的时候开的是解放牌大客车，前面是平的。”

我早先把捷达轿车同一段墙平行停放着，刚才他往后倒车的时候猛打方向盘，根本没意识到车的前端会朝相反的方向猛扫过去。我蹲下来查看了一下保险杠——弯到无可救药。

“你觉得这要花多少钱？”他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道。“我之前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他找来铁丝，把保险杠系回了车子的前端。他几次提出赔钱，我叫他不用多想；我自己会跟租车公司交涉。第二天，我前去归还车辆。

开车这件事儿我一直认真对待。十六岁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开车是一种荣耀和责任。现在，每当回想起母亲开车送我去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维尔克斯林荫道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参加第一次驾驶考试，我都感到紧张不已。州机动车管理部门在大楼里租用了办公室，考试的起点和终点都设在教堂的停车场。密苏里州中部的人都知道，机动车管理部门评判十六岁男孩的严格程度甚至超过了卫理公会。如果男孩子不看盲区、冲黄灯、顺向停车时有细微的矫正动作，都会被判为不合格。有谣传说，凡是流露出自信满满的男孩都会被判不合格——如果你自认一定会拿到驾照，维尔克斯林荫道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那帮人就肯定会证明你的想法是错的。我参加考试用的是自家的道奇拖车，之后考官对我讲了一段严厉的话。一开头就是一句断语“你应该感到幸运，我们不会用专业的眼光评判你”，结尾是“我不希望自己某天在医院碰见你”。在话语中间，考官确认我勉强通过了考试，而要紧的也就是这几句话。机动车管理部门并不是炼狱。要么通过要么不通过，通过考试意味着只要不出纰漏、遵守规定，你就无需再来密苏里州参加驾驶考试。

搬到北京之后，我很惊诧自己的密苏里州驾照竟能通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这个国家正处在汽车大发展的初级阶段，北京一地每天要颁发近一千张驾照。所有的中国申请者都要接受体检，参加笔试，修读为期一个月的技术性课程，然后参加两场驾驶技术考试。不过，这一整套程序对于已经在本国取得驾照的外国人都进行了精简，我只需要参加专为外国人设立的道路考试即可。考官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戴着驾驶员专用的白色棉手套，手指部位留着香烟熏烤的颜色。我刚上车他就点了一支红塔山。那是一辆大众桑塔纳轿车，是当时全国最常见的乘用轿车。

“发动车子，”他吩咐道，我转动了钥匙。“往前开，”他又吩咐道。

我们位于城北，所在的区域已经实行交通封闭——没有轿车，没有自行车，也没有行人。那是我在首都见过的最安静的一条街道，我真希望我能够好好地享受一番。然而，我只开了几十米，考官又说话了。“靠边，”他说道。“熄火。”

桑塔纳没有了声音，那个人龙飞凤舞地填写着表格。红塔山只抽了一小点。“结束了吗？”我问道。

“对，结束了，”那个人回答道。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学的中文，于是我们闲聊了几句。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开得不错。”

那年夏天，我开始在一家叫做“首都汽车”的公司租车。租车是个新兴产业；早在五年前，北京几乎没有人想过租车外出度周末。可现在这家公司已经购买了五十来辆汽车，大多是中国生产的捷达和桑塔纳。我一般租用捷达车，每天的费用为两百元，外加填写一大堆表格。最为复杂的过程是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验视轿车的外观，工作人员需要在一张示意图上标示出剐蹭的部位。整个过程通常需要费一点功夫——捷达轿车只是小型车辆，但作为北京交通的标志，它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记录下损耗情况之后，工作人员转动点火钥匙，让我查看了油量。有时候是半箱，有时候是四分之一箱。有时，他经过一番查看后宣布：“一小半箱。”我有责任在归还轿车的时候让油箱里装着同样多的油。一天，我决定向这个蹒跚起步的产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你们租出去的时候应该加满油，然后要求客人还回来的时候也加满油，”我说道。“美国的租车公司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这里做不到，”经常给我办理租车事务的王先生说道。他是个大个子，稀疏的头发耷拉在宽宽的额头上，好像永远都是好心情。“首都汽车”的前台办公室坐着他和另外两个人，大家像是比赛似的抽着烟。房间里烟雾缭绕，我只能依稀辨认出挂在公司墙壁上的评价表：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这种做法可能在美国行得通，但在这里不行，”王先生继续说道。“中国人还回来的时候油箱是空的。”

“那么你就另外收钱来加油，”我说道。“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如果有人不遵守，那就多收钱，大家总会遵守吧。”

“中国人才不吃这一套！”王先生大笑着说道，其他人跟着点了点头。作为外国人，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丝绸、纸张、火药和地动仪，在15世纪就能航行到非洲，修建万里长城，在过去十年间发展经济的速度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闻所未闻。他们能做到在交还租来的车辆时让油箱里还有一小半箱燃油，但却做不到还车时加满油。我们就此问题又进行过几次讨论，不过我到后来只得放弃这一话题。我怎么也不可能跟王先生这样和善的人发生争执。

当我把损坏了保险杠的捷达轿车还回去的时候，他好像显得尤其开心。以往，我交还的车辆会带有新的剐蹭痕迹，这在拥有两百多万辆汽车、而且多由新手驾驶的城市在所难免。不过，之前遭遇的损失都不严重，王先生一看见捷达轿车立马瞪圆了双眼。“哇！”他惊叹道。“怎么弄的？”

“不是我弄的，”我回答道。我讲了魏子淇的事儿，说他不熟悉这种带引擎盖的轿车，王先生的表情很是疑惑，我越解释，他的表情越发茫然。最后，我只好不再提轿车前端的事儿——我提出要赔偿一个保险杠。

“没问题！”王先生微笑着说。“没问题！我们有保险！你只需填写一下事故报告。带公章了吗？”

我告诉王先生，我所在单位——也就是经过登记的《纽约客》的官方大印放在了家里。

“没问题！下次带来也行。”他拉开抽屉，抽出一摞表格。除了鲜红的印章，全是空白表格。王先生翻出一张纸，摆在了我面前。上面的公章是：美中拖拉机协会。

“这是什么？”我问道。

“不要紧，”他回答道。“他们出过交通事故，也没带公章，所以就用了别人的。后来，他们拿来这张表格作为替换。你现在就可以把事故报告写在这张纸上，下次找一张纸盖上章再带过来，下一个人还可以用。明白没？”

我没明白——他把这样的安排解释了三遍。最后，我恍然大悟，这个被毁的保险杠——既不是我的错，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是魏子淇的错，因为他没想到轿车还有个前厢——要算在美中拖拉机协会的头上。“但你不要说事故的发生地点在乡下，”王先生吩咐我。“那太复杂。就说你在我们停车场出的事儿。”

他写了个样板，彤禾照抄了一遍，因为她写的中文字比我好得多。我在拖拉机协会的印章上签了名。我又去租车的时候，王先生说保险公司已经赔付了。他没有就盖章的纸找我的麻烦，我决定到此为止——正如王先生所说，我是他们的老顾客。

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在认知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刚来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语言、风俗、历史——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看起来根本无法完成。接着，当你逐渐有所领悟之后，你会意识到周围其他人的感觉其实跟你一样。这个国家变化得太快，在中国谁都不敢夸口自己的知识够用。是谁教会农民们到工厂找活儿干的？原先的红卫兵是怎么学会做生意的？究竟又有谁知道，如何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一切都在飞速中解决，每个人都是急就章的好手。这就是认知的第二个时期，它比第一个更令人胆战心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会让人感觉孤独，可跟周围十三亿人分享这种感觉也不会带给你半点宽慰。

一旦上路，只会更让人毛骨悚然。中国的驾驶员还不太多——我拿到驾照的时候，每一千人中只有二十八个机动车驾驶员，跟美国在1915年时的水平大致相当。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在200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尽管中国的机动车数量只占全世界机动车总量的百分之三，其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比例却占到了百分之二十一。这是一个路上新手辈出的国家，其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人们习惯了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喜欢成群结队地行动，所以车辆也会扎堆行驶。他们很少使用转向灯。要是在高速公路上错过了出口，他们会径直把车停在路肩上，然后挂倒挡，回到出口处。排了这么多年的长队，中国人对于插队早已学会了一身狠劲，这样的本能在交通拥堵的时候简直是一种灾难。同样，收费站也是一种危害。驾驶员很少察看后视镜，也许因为他们在走路或骑自行车的时候从未用过这种玩意吧。雨刮器被视为干扰了驾驶员的注意力，还有车头灯。

实际上，直到1980年代中期北京还禁止使用车头灯。当时去过海外的中国官员越来越多，欧洲和美国政府鼓励这样的出国访问，他们希望中国领导人在窥见西方的民主之后，会重新考虑自己的各项政策。1983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对纽约市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访问。陈希同在与郭德华（Ed Koch）市长会面期间有了一项重要发现：曼哈顿的司机们一到晚上便会打开车灯。陈希同回国后，规定北京的司机们如法炮制。不知道这位市长在美期间遭遇了什么样的民主理念——他后来因贪腐而锒铛入狱——但至少为交通安全出了一份力。不过，对于车灯的使用仍有不少争议，为此驾驶员笔试考题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

278题.夜间行车，驾驶员应该：

A）开大灯。

B）开小灯。

C）关小灯。

我最近弄到了一份备考资料。这份资料一共有四百二十九道多项选择题和两百五十六道正误判断题，其中的任何一道题都可能出现在考卷中。这些练习题准确无误地抓住了道路使用的实质精神（“对或错：乘坐出租车可以携带少量爆炸物品。”），但我不敢保证这能教会人们正确地驾驶车辆。经过仔细研究后我才明白，这份资料与其说是规定性的，不如说是描述性。它不是教你怎么开车，而是让你知道别人是怎么开车的。

77题.超车的时候，驾驶员应该：

A）从左侧超车。

B）从右侧超车。

C）两侧均可超车，视情况而定。

354题.驾车经过大水坑，且水坑边上有行人时，驾驶员应该：

A）加速通过。

B）减速，确保水花不会溅到行人。

C）以原速度径直通过水坑。

80题.准备超车时，如果发现前车准备左转、掉头，或者超越前车，你应该：

A）从右侧超车。

B）停止超车。

C）鸣笛、加速，并从左侧超车。

很多答案都跟鸣笛有关。在中国，汽车喇叭从本质上说具有神经学的意义——它连接着驾驶员的反射系统。人们不停地按喇叭，所有的喇叭一开始听起来大同小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慢慢学会了区分其中的细微差异，并能够加以正确诠释。从这一点来看，它的复杂性跟汉语不相上下。汉语的读音有声调，一个简单的音节会随着阴、阳、上、去四个声调而表达不同的意思。相应地，汽车喇叭声也能够表达至少十种迥然相异的意思。一下短促的“毕—”意在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特别悠长的“毕——”显示驾驶员受困于交通拥堵，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其他的“毕——”回应，说明大家都已经无路可走。另一种是略带结巴的“毕—毕—毕—”，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没有别的感觉。还有一种马后炮似的“—毕”，这一般是新手驾驶员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已经自行化解。也有一种基本而简单的“毕”，相当于在说：“没事儿，只不过我的手一直放在方向盘上，所以这个喇叭是我神经系统的延伸。”试题还涉及其他类型的鸣笛：

353题.车辆从老人或小孩身边经过时，你应该：

A）减速，确保安全通过。

B）继续正常行驶。

C）鸣笛提醒人们注意。

269题.进入隧道时，你应该：

A）鸣笛并加速。

B）减速并开启车灯。

C）鸣笛并保持车速。

355题.经过居民区时，你应该：

A）正常鸣笛。

B）比正常多鸣笛，以警示居民。

C）尽量不鸣笛，以免打扰居民。

第二起事故也不是我的错。我正驾驶在乡间道路上，一条狗突然从房子后面蹿出来，扑向我的捷达轿车。这种问题很常见——跟人一样，中国的狗对于汽车的出现还不太适应。我急打方向，但还是晚了一步，狗一下子撞到了汽车前方。当我和彤禾把捷达轿车还回去的时候，那三个人正坐在公司的评价表边上一起抽烟。“首都汽车”的每个人工作都非常棒：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验收捷达轿车的时候，王先生乐呵呵地注意到右转向灯的塑料罩子破损了。他问我撞到了什么东西。

“狗，”我回答道。

“狗没问题？”他问道。

“狗有问题，”我回答道。“死了。”

王先生笑得更欢了：“你吃了？”

我无法判断他是否在开玩笑——他自己就养狗，我还看见他在办公室逗自己的宠物狗。“不是那种狗，”我说道。“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狗。”

“哦，驾驶员有时撞死大狗之后，直接扔进后备厢拿回家煮了，”他说道。他收了我们两百元，以便买一只新的转向灯罩子——这点钱太少，没必要用保险，也没必要给美中拖拉机协会打电话。

申请驾照的中国人必须自费报读专业认定课程，而且至少要接受五十八个小时的训练。这意味着标准化的程度相当高，但大多其实取决于教练。教练通常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和套路，颇像旧时的武术师傅。魏子淇的教练不屑于带前厢的车辆，还强迫学员们每一次操作都从二挡开始。据他说，这更具挑战性；一挡只会把他们训练成懒人。我认识一位女子，她的教练不允许她使用转向灯，因为这会干扰其他驾驶员。我妻子彤禾决定学习驾驶手动挡汽车，便在北京请了一位私人教练。我对这种做法是否有效深表怀疑，但我知道谁才是明摆着的最佳备选教练，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彤禾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教练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把后视镜调向他自己。

“我怎么看见后面的东西呢？”彤禾问道。

“我会告诉你后面有什么东西，”教练说道。“你不用担心。”他俨然是蒙住徒弟双眼的武术权威：信任是迈向熟练的第一步。

我最近前往南方的丽水市公安驾校观摩驾驶课程。当地的汽车拥有量依然很低——过去六个月每一千户家庭只有二十户购置了汽车。不过，这一水平已经是头一年的两倍多，该市的工业经济已经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这家驾校一派忙碌，驾驶课程分为三个阶段：停车场、驾训场和上路行驶。

一天下午，我观察六名学员开始第一天的学习。唐教练首先掀开一辆红色桑塔纳的引擎盖。他一一指出这是发动机、散热器、电池。他给大家演示了如何拧下油箱盖。之后是车门——学员们一一练习开关车门。接着，他教大家识别仪表盘和脚踏板。学员们小心翼翼地围在桑塔纳边上捣鼓着各个零部件，那样子像极了盲人摸象。一小时后，学员们才被允许坐上汽车。他们依次坐上驾驶座，把没有点燃发动机的汽车从一挡拨到五挡。看到这一切，我不禁皱起了眉头。过了一会儿，我问唐教练：“这不是很伤车子吗？”

“不会，”他回答道。“没问题。”

“我认为如果不启动发动机的话，对汽车会有损伤，”我说道。

“完全不会有问题，”唐教练说道。“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在中国，不管哪种类型的教练都应该毫无疑问地受到尊重，这是一种传统，于是我决定不再开口。但这并不容易。学员们的第二步是在固定手刹的情况下练习使用离合器。汽车发动之后，他们挂上一挡，一边踩油门一边松离合。发动机在刹车的牵阻之下发出一阵阵怒吼，引擎盖跟着上下抖动。一天下来，桑塔纳的引擎盖上甚至可以煎鸡蛋，每当一位驾驶员踩一下油门，我的手心禁不住浸湿了汗水。我甚至听见了父亲的声音——他是个相当不错的业余机械师，很少有什么事情会像漫不经心地糟蹋汽车那样惹他生气。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大家才被允许驾驶车辆。学员一共有四男两女，全都不到四十岁。每个人都交了二千五百元的培训费——在一个最低月工资只有五六百元的小城市，这可是不小的数字。学员中只有一个人家里买了车。其他人告诉我，他们总有一天可能会买车。大学生们——一共有四个——认为，驾照会令自己的求职简历增色不少。“就像游泳，人人都应该学会，”一位名叫王燕珩的学生告诉我。“今后的中国将会有很多人购买汽车。”他是高年级学生，修读的专业是信息技术。唯一家里有车（三辆）的那个人十九岁，主修社会学，她的父亲开了一家塑料厂。我问她家的工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她用手指抚弄了一下桑塔纳轿车的车窗边框。“我家做的就是这种东西，”她回答道。

学员们在停车场待了十天，期间他们纯粹只操练三个动作：直角弯倒车入库，再反向操作一次，然后顺向停车。每天六个小时，他们就反复练习这三个动作。跟优秀的武术师傅一样，唐教练十分严厉。“怎么搞的？”一位学员撞杆之后，他厉声吼道。“今天脑子进水了吧！”“握排挡的手别松垮垮的！”他对另一位男学员大声说道。“再这样的话，你父亲不骂你才怪！”他有时候要拍打学员的手。严格禁止回头——哪怕倒车的时候，你也只能靠后视镜。

第二阶段是场地驾驶，这一环节的技能要求更加严苛。学员们需要在距离标线二十五厘米的地方停下车，并要在急弯路段通过障碍车道。最后一项技能是“单边桥”——一道高约三十厘米、仅比车胎稍宽的水泥埂子。学员们需要准确地校正车头，让两侧的轮子驶上水泥埂子——先左轮，再右轮。只要有一个车轮掉下，就算失利。十天时间里，学员们大多在练习单边桥，我问教练，这个项目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很难，”他回答道。

“对，我明白，”我追问道。“可在路上什么时候能用得着呢？”

“哦，比如通过有洞的桥面，轮子只能从一个地方通过的时候，那么这种技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中国人对于驾驶的想象力异常丰富——驾驶考试笔试题里全是这类情形。这些不太可能的情形显得十分可笑，但其详细程度让我不禁怀疑是否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身上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279题.如果驾驶的车辆在铁路道口发生故障，你应该：

A）弃车于此。

B）想办法立即移开车辆。

C）暂时离开车辆，并找人修理。

经过十来天的道路训练之后，驾驶课程即将结束，我在最后一天又陪着他们上了一课。教练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学员们在一条双车道的乡村道路上轮流驾驶汽车。有几项规定动作他们必须要操练：从一挡换到五挡再换回一挡、原地掉头、红绿灯停车。他们之前已经学会，无论起步，转向，或发现道路上有任何物体，都要摁喇叭。他们看见汽车、拖拉机、驴车要摁喇叭，哪怕看见一个行人也要摁喇叭。有时候，同一驾校的两辆车相对驶过，他们更是欢快地摁着喇叭，仿佛在跟老朋友打招呼。到了中午，全班学员在一家餐馆吃饭，包括教练在内的每个人都喝了啤酒，接着继续开车。一位学员告诉我，他们头一天喝醉了，只好取消当天下午的训练。

整个训练过程中，没有多变的情景，不强调对于各种情况的应变能力。相反，学员们只学习和排练少数几种情景，并随后组合应用到城市道路的实际驾驶过程中。这让我想起中国孩子练习写字的过程：一开始总是无休无止地反复抄写特定的笔画，然后把这些笔画组合成汉字，再加以无休无止地反复抄写。在中国，重复是一切教育的奠基石，实际上每一种新的技能都在以这种方式进行传授。中国人建造流水线工厂远胜于创新，这就是原因之一。

这也解释了中国人在驾驶方面的一些问题。最后一天上课的时候，一位学员恳求我，让我把租来的车交给他开回驾训场地，说是为了多一点练习。经过一番相当愚蠢的思考之后，我答应了，结果证明那是我在中国经历过的最为惊心动魄的十来公里。我两次大吼大叫，让他顺利通过盲弯；还有一次，我一把抓住方向盘，他才没撞上另一辆小轿车。他从不察看后视镜；只要看见移动的物体，他就摁喇叭。最糟糕的是他根本不使用转向信号灯。他差一点儿撞上一辆停着的拖拉机，又差一点儿撞上一堵水泥墙壁。最后好不容易回到驾训场地，我真想跪下去亲吻那道单边桥。

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总是这样对我说：“我真不敢相信你能在这样的地方开车。”我的回答是：“我真不敢相信，中国驾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驾驶的出租车和公交车，你们也敢坐。”一旦上了路，大家都不知道何去何从——“迷茫的一代”——但作为驾驶员，总还能有那么一点点操控感。

我跟第三起事故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无法开车——我在长城徒步考察的时候摔伤了膝盖骨，我们经常租用的捷达轿车按照规定办理了移交手续。尽管跟着一位本地汽车教练做了一段时间的蒙眼弟子，彤禾对于自己开车还是底气不足。一天下午，她要我陪她出去办点杂事。我架着伤腿坐在后座，她每熄火一次我就要给一次建议。（“多给油！”）天上下着雪；路上的车很多；我们在各大商店进进出出了两个小时。最后一站，我妻子刚转动钥匙，捷达车径直撞向了一堵砖墙。

我赶紧说道：“踩离合。”

传来了一阵嘎吱声，但我们没有检查车辆；此刻我们都急于回家。来到雍和宫附近，我们正等着进行当天的最后一次左转弯，一辆小轿车撞了上来。小轿车的驾驶员往我们边上倒了一下便开走了。我根本顾不上摸拐杖，靠一条腿跳到了车外。还好，交通完全堵死，我只跳了七步就逮住了他。我使劲地拍打着玻璃：“你把我的车撞了！”

驾驶员抬起头来，满脸诧异：一个独腿老外一边上蹿下跳，一边使劲地拍打玻璃。他钻出车来一个劲地道歉，说自己没有感觉到撞击。我跟他一起查看了捷达车——左后轮上方有新鲜的剐蹭痕迹。他说道：“我赔一百。”

在中国，人们遇到小事故的时候，通常在大街上用现金当场解决问题。这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标准程序——我曾经见过两个小孩子玩游戏，他们用自行车相互猛撞，并大声喊道：“赔钱！赔钱！”

彤禾用手机拨通了“首都汽车”。听说我们又出了事故，王先生的声音听上去一点儿都不惊讶。他只说了一句话：“要他赔两百。”

“太多了，”那个驾驶员说道。“这只是小剐蹭。”

“这又不是我们定的。”

“那么，我们只有通知交警了，”他说道，但很明显他并不想真的这么做。十几个路人围住了布满积雪的大街上停着的这两辆轿车。就中国的交通事故而言，围观者与其说是观众，不如说是陪审团，一位中年妇女弯下腰查看了剐蹭的痕迹。她直起身来说道：“一百元够了。”

“这关你什么事儿？”彤禾大声问道。“你会开车吗？”

五十步笑百步，不过我什么也没说。老婆的话肯定是正确的，因为那个女人再也不说话了。不过，那位驾驶员还是不愿赔两百。“要不要一百五算了？”彤禾用英语问我。老子说得对：一个在雪地里拄拐的人不可能为了租来的捷达车有一点剐痕就长时间地讨价还价。那天晚些时候，彤禾带着钱去还车。王先生发现又破了一只灯罩，那是她在砖墙上撞的。他乐呵呵地问道：“这次又撞到什么了？”撞到小狗那一次，我赔了二百元；这一次他只要了五十。一定是我们在雍和宫附近干得漂亮，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特价。

第四起事故完全是我的过错。那是我在中国的最后一天，也是我最后一次驾驶捷达轿车——我已经买好了第二天一早飞往檀香山的单程机票。前去还车的路上，我遇到了交通拥堵，尖利的喇叭声此起彼伏——这样的喇叭声意味着：“让我离开这里吧！”停在我前面的出租车瞅准一个缝隙，径直挤了出去；我跟着挤了过去；他一下停住了；我没停住。

我们都下了车。我看一眼就皱起了眉：两辆车都有剐痕。“一百元，”我说道。

“开玩笑？”那个人大声吼道。“至少两百！”

突然间，我觉得厌倦透顶。我在中国生活了十年，开了六年的车，听到的喇叭声比巴别塔还要多——“让我离开这里吧！”那个人愤怒得口齿都不利索，说修补被剐蹭过的保险杠要花很长时间，但我想不出应该如何回答他。“就一百，”我又说了一遍。

一群人围了过来，出租车驾驶员充当起了陪审员的角色——剐蹭很明显；他每天开车的时间很长；修车要花时间。接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太太上前一步抓住了他的手臂。“收下吧，”她轻声说道。驾驶员低头看了看她——她的身高不超过一米五——然后便不再说话。我把钱递到他手里的时候，他还是一言不发。

来到“首都汽车”的停车场，王先生用手指摸了摸剐痕。“没问题！”他说道。

“你看，我赔钱没问题的，”我说道。

“你是我们的老顾客，”他说道。“算了吧。”我们握了握手，我在前台跟他告了别，他在那幅永恒的告示牌下面抽起了香烟：

顾客满意率：90%

服务效率：97%

服务用语合格率：98%

服务态度满意率：99%

小胖子老是够不着。他两次半途把球掉到了地上，第三次，姚明终于把他举过篮筐，但他持球还是过低。他名叫孙浩轩，四岁，体重五十二斤。最近一家广告公司为征集眼睛又大又黑的圆脸小胖墩遍寻北京的各大幼儿园，终于选中了他。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中国的城市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计划生育政策始终执行，不禁让人回想起质量守恒定律：孩子越少，稚气越多。大人们往往把这样的小孩称作小胖子。“小胖子，准备！”无论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孙浩轩，导演都会大声吆喝。“让小胖子退后两步！”

我们位于北京电影制片厂，姚明正在这里为中国联通拍一部宣传片。脚本很简单：小胖子遇到身高二米二六的篮球运动员，运动员举起小胖子，小胖子灌篮成功。脚本里没有的是小胖子的行为。他一有机会就四处乱动，有时候直接指着姚明，并以发现新大陆的口吻叫道：“姚明！”整整半个小时，片场里的大人们——摄影师、助理、技术人员——全都心照不宣地动起了针对他的歪点子，在第四次重拍的时候，姚明一个趔趄，不经意地让小胖子的鼻子撞上了篮筐。

接连传来几下响声：篮球轻轻地落下——嘭，嘭，嘭——接着是小孩子嚎啕大哭的声音。

小胖子的妈妈急忙跑了过来，姚明耷拉着肩膀无助地站起身来。他大口地喘着气。有人擦了擦小胖子的脸——没有出血，没有犯规。再次重拍的时候，他终于灌篮成功，四周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姚明踱步来到我所站立的场地边上，用英语说道：“举重训练。”

他刚在休斯敦火箭队完成了激动人心的新秀赛季。现在正值夏季，这位二十二岁的中锋队员回到中国只有一个目标：带领国家队取得奥运会区域资格赛，也就是获得亚洲篮球锦标赛的冠军。中国通常主宰亚洲篮球，但今年他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的第二号球员王治郅因为政治原因一直未能从美国赶回来。姚明则高调地卷入一起官司，中国新闻界对此的理解是个人权利和国家利益间的冲突。姚明的世界慢慢地一分为二：运动固然神圣，但球场外却是旋风一般的干扰，既让人烦恼又难以捉摸。我上一次在7月份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他跟中国队一起住在海滨城市青岛的一家宾馆，该市正在主办对阵美国篮球学院球队的一场表演赛。姚明没有参赛——训练的时候，他的眉骨因为被队友撞伤而缝了八针。赛前，中国联通的代表正拿着数码录音机指导姚明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将被作为手机短信的提示音出售给联通的用户们。“起床了，懒虫！”姚明顺从地说道，就在这位女代表要他重复一遍的时候（“再着重一点！”），他包着纱布的眉头渗出了血液。

那天晚上，中国人差点就输掉了比赛——他们在最后一节未能抵御住这个美国草台班子的全场紧逼。“我认为中锋应该跑回半场来抵御对方的进攻，”比赛结束之后，姚明在宾馆房间里对我说道。刘炜是中国的控球后卫，也是姚明最好的朋友，此时正四仰八叉地摊倒在床上。姚明坐在另一张床上，床草草地进行了加长：床头有一个铺着毯子的木柜子。我们都讲英语；他谈起了网上看到的NBA季后赛新闻。回到中国之后，他还一次也没跟休斯敦火箭队的队友们通过话。“你听说过罗德曼的事儿吗？”姚明问道。“他可能会回来。我不相信湖人队居然挖来了佩顿和马龙。我不相信他们只拿出了四百万美元。如果科比状态没问题的话，那就有点像梦之队了。”这些名字让我听起来有点怪异而且恍若隔世——马克·库班、大鲨鱼奥尼尔、基里连科。“AK-47，”说起这位在犹他爵士队担任前锋的俄国人安德烈·基里连科，姚明用到了体育资讯中的绰号。一听到这个词语，姚明就像孩子般笑了起来。“AK-47，”他又说了一遍。

姚明刚出生的时候有九斤多。他的母亲方凤娣身高一米八八；他的父亲姚志源身高二米零八。他们俩都打过中锋：他为上海市篮球队打球，她则效力于国家队。中国的运动型夫妻并不鲜见——正与姚明约会的叶莉身高一米九零，是国家女子篮球队的前锋。姚明小的时候，他家楼上住着姓沙的一家，父母均是上海市篮球队的控球后卫。“我的父亲和母亲是通过篮球组织介绍认识的，”姚明儿时的朋友沙一峰告诉我。“在过去，组织就是这样来关心你的生活。”

目前，姚明的父母都已经五十出头，身材修长、满头黑发，举手投足间无不显露出运动员曾经的体魄与自信。不过，他们说起篮球的时候却明显地透出超然和冷静。他们俩小的时候都没打过篮球，体育运动在196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属于次要行业。随后，官员们逐渐恢复国家的体育运动体系，挑选符合身高要求的人来填满篮球运动员的花名册。姚志源十九岁才开始打篮球。方凤娣被发掘的时候已经十六岁了。“实话实说，我一点也不喜欢篮球，”我在上海拜会他们的时候，她对我这样说道。“我想当舞蹈家，或者是演员。”到1970年，她跟随国家队满世界地参加比赛。“我从没想过自己想要这样或者不想要这样，”她告诉我。“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这是我的工作。”

在中国，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属于舶来品。像武术和气功之类的传统体育活动在具有运动性的同时，也具有美学性和精神性，因此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认为“现代体育”始于1839年至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此后的数十年间，随着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通商口岸站稳脚跟，他们建立的学校和慈善机构引进了西式的竞技性体育项目。美国传教士在19世纪末把篮球带到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人正致力于抗击外国统治，随后他们便把体育项目作为一种反击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不公正待遇的象征手段。目的就是要用外国人的体育项目战胜外国人。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依据苏联模式建立了全国性的体育运动训练体系。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被录取到专门的“体育运动学校”。

姚明上一年级的时候就比自己的老师还高。到三年级的时候，他的身高已经达到一米七，上海市徐汇区体育运动学校挑选他参加了课余篮球项目的训练。我最近拜访了姚明的第一任教练李章明，他跟中国传统的教育者一样，说起自己曾经的徒弟时丝毫不带感情。（“他不喜欢篮球。他个子高，但动作慢，不协调。”）交谈结束，我到徐汇区体育运动学校经常进行训练的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的篮球场溜达了一圈。我发现有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正在练习篮球；过了一会儿，我向名叫陶艳萍的高个子教练做了自我介绍。

“我跟姚明的母亲是队友，”陶艳萍说。“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记得送了他们毛巾和热水瓶——那个时候送新婚夫妇的都是这样的东西。看见那个女孩了吗？”——球场上个子最高的小女孩，满脸通红——“她的母亲也是我的队友。她现在上三年级。她的母亲身高一米八三，进过国家队。”

我问陶艳萍，她怎么录取学生。“我们一般去学校，首先看孩子们的身高，然后看他父母的身高。”

两个小时的训练主要是控球练习。陶艳萍看得很仔细，不时向队员们大声地发出指令。（“小燕子，你这是在带球走！谁教你的？”）训练快结束的时候，身材高大的父母们突然出现在了球场边。“我之所以让她参加训练，是为了她的身体好，”身高近一米八三、名叫张建荣的女子告诉我。她说女儿在学校上了一天的课，打打篮球对身体有好处，当然家庭作业更重要。跟我遇到的其他父母一样，张建荣是个中产阶级，他们谁也没表达过让自己的孩子今后从事体育运动的愿望。她们是一群篮球妈妈，生长在凭身高挑选篮球妈妈的国度——中国还没有财力为每一所公立学校都配备教练和体育器材。

相反，国家体育运动策略的关键在于提前选拔，并集中训练相对具有运动潜能的少数人群。这样的制度在体操和跳水之类群众参与度不高的程序化体育项目上被证明非常有效，但如果说到篮球，那也许是中国最大的弱点。美国的社区联盟十分普遍，学校教练非常充足，运动员可以从众多参加者中像金字塔那样层层筛选。以阿伦·艾弗森为例，他凭着超人的热情和创造力一路升至巅峰，可如果阿伦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人来他的家乡进行选拔，选拔者只会发现他没有父亲，母亲个子矮小，十五岁就生下了他。重要的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培养出伟大的男后卫——这个位置要求的不是身高，而是技巧和热情。目前在NBA打球的三大中国球员都是中锋，其中有两人还属于第二代。中国国家队总是在关键比赛中掉链子，这一点尽人皆知，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控球很不流畅。球员们似乎很少把它当成一种乐趣，其个性也并非是在真正的竞技中形成。哪怕以自由市场为标志的改革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诸多产业，但体育运动这个圈子依旧维持着计划经济：安排周密，职业稳定。有一次我问姚明，十年后有多少中国人会进入NBA，他说只会有三到四个。

姚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始终强调，篮球是一种爱好，而不是一种职业。他从小就喜欢历史、地理和考古。“我小时候总想着出名，”姚明曾经告诉我。“我想当科学家，或者政治家。这都没关系，只要出名就行。”到了六年级，他长得比母亲还要高。他读初三的时候身高超过了父亲。此时，他已经跟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俱乐部签了约。长到十七岁，身高达到二米一九的时候，姚明加入了中国国家篮球队。他的亲戚朋友告诉我，他的父母亲直到此时才认可了他的职业运动员身份。

有一次我问方凤娣，她是否记得有什么场合，让自己第一次感觉到篮球激发了姚明。只有这次，她在谈论体育运动的过程中露出了笑容。我觉得她是在谈论她自己——这个女人曾经梦想当舞蹈家或演员——而不仅在谈论自己的儿子。她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哈林篮球队来上海表演。票很不好弄——我只找到两张。他们打球既不为竞技，也不为工作。我记得当时这样想过，美国人很善于从中寻找乐趣！那些队员从事的是普通的运动项目，但他们把它变成了别的东西——表演。之后，我看得出来，姚明受到了激励。那一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中国大陆转到美国高水平篮球队的第一位男子运动员是马健，1990年代他在犹他大学打了两年的前锋。马健发现，犹他大学队举行的赛前会议上，一位助理教练在使用战术板的时候，有时会在对方球员的名字旁写上“W”或“B”。“白人球员都是投手，”我最近跟他在北京见面的时候，马健这样向我解释道。“如果他写的是‘B’，我们就知道那些人是身强力壮的家伙。”马健从未看见板子上写过“C”。1995年，他参加了洛杉矶快船队的选拔赛。“我在季前赛一登上球队的飞机就发现，黑人和白人各坐一边。我看了看自己——我应该坐黑人兄弟这一边，还是白人那一边？终于我下定决心，只管打球。”

2002年，姚明以NBA选秀状元的成绩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此后不到一周，联盟里便有人发表了颇有种族主义意味的讲话。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NBA的主力中锋沙奎尔·奥尼尔说：“告诉姚明：‘Ching chong yang wah ah so[1]。’”奥尼尔的这句玩笑话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在次年的1月被人旧事重提，《亚洲周刊》的一位专栏作者为此对奥尼尔进行了抨击。

奥尼尔和姚明还没来得及在球场上见面，这篇专栏文章已经在媒体中掀起一阵狂怒。不过，姚明平息了这场争议。“两种文化在相互理解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他说道。“中文很难。我自己小的时候就老学不好。”NBA随后发布公告指出，联盟球员来自三十四个不同的国家。等到比赛开始，问题也不再是问题。火箭队凭着加时赛的四分取得胜利；奥尼尔的表现优于姚明，但这位来自中国的中锋一开始便表现出色，不亚于其他人。事后，奥尼尔告诉媒体记者：“姚明是我的兄弟。亚洲人民都是我的兄弟。”

那个赛季，我抽出一个月里的大部分时间追随着姚明的比赛，有人不厌其烦地拿奥尼尔的事情老话重提。我采访到的黑人球迷没有一个人说姚明的坏话——很多人觉得他给美国的体育运动注入了新鲜的成分。“跟以往不同，人们总是这样说，啊，那个运动员是黑人，所以他才有那样的步伐，或者那是个白人，所以他才有那样的投篮姿势，”正在亚特兰大全明星赛担任理疗师的达利斯·胡珀对我说。“我们好像多了一种选择。”

姚明在休斯敦火箭队的队友华金·霍金斯对这样的说法深表赞同。“不同于人们原来的想法，支持某个人是因为这个人是黑人，或者是白人，”霍金斯告诉我。“大家之所以支持他，只因为他是个人。”

霍金斯对这种外来者角色并不陌生。这位加利福尼亚州林伍德土著在1997年时被NBA拒之门外，他于次年辗转来到中国的内陆地区重庆参加职业篮球赛。我当时就住在那个地方，当我提及那里的篮球土话时，霍金斯不禁哈哈大笑。如果某位球员投篮“三不沾”，球迷会用四川方言高喊“阳痿”。如果要鼓励自己的主场球队，他们会齐声高呼“雄起”。

重庆很少有外国人，黑人更为少见。我问霍金斯当时如何应对这样的差异。“我一直觉得自己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传统，”他说道。“林伍德很靠近康普顿——我也算是正宗的康普顿人。关于那个地方有很多负面说法，无论我去到什么地方，这些负面说法总是如影随形。不过，我的童年很快乐。我妈妈把我养大成人。我要竭力表现出这一点。”

霍金斯小的时候，他一个叔叔把他引进了篮球世界。他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我只知道他的名字，还知道他不想跟我的家庭有任何牵连，”霍金斯说。“这样的经历确实悲惨，但我一直把它看成是动力。”他通过篮球结识了自己的妻子——两个人曾经参加过林伍德中学的篮球队，后来又一同加入“长滩州大”。

霍金斯说，重庆是他曾经居住过的最为崎岖不平的城市。他在中国台湾、日本和菲律宾都打过职业赛。他曾经随哈林篮球队出征各地。（“那一段经历确实让我受益匪浅。”）他曾经两次参加NBA季前赛训练营，结果都被淘汰出局。2002年夏天，为了抓住最后的机会引起NBA关注，霍金斯买来一架双头录像机，把自己在各地打球的经历制作成一盘集锦。休斯敦火箭队邀他加入训练营，在此他成为一名专司防守的球员，并击败其他球员，从而让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花名册。二十九岁的他成了联盟开幕阵容里年龄最大的新人。得知自己被球队选中的那一天，霍金斯一打通母亲的电话就嚎啕大哭。

成功的运动员无一例外都要离乡背井——一旦表现出色，你就要离家外出——而在迁徙的过程中总会失去某些东西。霍金斯带给球场的很多东西重庆球迷们是看不见的，无论是康普顿还是黑人单亲家庭，他们对此都知之甚少。霍金斯不过是个优秀的运动员，跟那座城市里的其他人迥然相异。我在附近的一座城市生活期间，总会在大街上遭遇二十甚至是更多人的围观。当地的一家夜总会曾经雇用过一位非洲的舞蹈演员，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与众不同能够招徕顾客。

姚明在首个赛季的表现非常出色，种种迹象表明，他终将成为主力中锋。但火箭队只给他安排了三十场比赛；起初他在美国的声誉主要来自其身高和场外形象。他对于公众的关注总是抱以幽默和优雅，并避开了美国体育界暗流涌动的种族紧张关系。他还满足了国家的说教冲动：美国人就算无法让中国人信仰上帝和民主，至少也把他们变成了NBA球迷。在美国媒体的描述中，他是一位不带有威胁的、温和的巨人。

不过，他在跟中国媒体打交道的时候又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姚明自加入NBA以来首次被罚下场的洛杉矶之战惜败后，一位中国记者问他被科比在头顶上灌篮的感觉如何。姚明平静地回答道：“不要拿我自己都觉得很丢脸的事情来问我。”在一次全明星赛的记者招待会上，姚明穿着一件旧的中国国家队运动衫出场亮相，一位中国记者询问原因。“舒服一点，仅此而已，”他说道。另一位记者又问：“如果向所有年轻的中国球员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姚明这样回答：“如果就一句话的话，我说不了什么。”

即便姚明已经成为大家的偶像，但很少有中国人觉得他跟别的中国运动员有什么不一样。他打球的时候，脸上带着明显的快乐。他能在关键时刻罚篮得分，火箭队也慢慢学会了让他在咬住比分的关键时刻上场发挥作用。他时不时需要巧妙地引开中国媒体的爱国主义问题，仿佛觉得类似问题在球场上显得过于沉重。

中国人对于体育运动的动机如此具体、有限——民族主义、体校——以至于运动员很难征战海外。对绝大多数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而言，体育显得可有可无，即便他们生活在过去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休斯敦。这座城市估计生活着五万名中国人，加上相当多的越南华裔。休斯敦的中国人往往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年平均收入超过五万美元，高于该市的平均水平。

休斯敦的亚洲社区位于贝莱尔林荫道一带——这是一个长十余公里的中国城购物中心。2月，我花了两个下午沿着贝莱尔林荫道开车闲逛，一些标牌让我想起居于此间的人们正在适应一种新的文化（全明星防守型驾驶），另一些标牌折射着当地人取得的成功（中文书写的“嘉信理财”），还有一些让人立即联想到中国人（发廊林立——中国人对头发的态度总是一丝不苟）。但我一个篮球也没有看见。尽管大家都很热爱姚明，但他们告诉我，这个社区的孩子很少从事体育运动，他们全都忙于学习。我逛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位于“王朝广场”购物中心，名叫“国际体育网络”——店里却只出售网球用品。“中国人因为身材的关系，对于篮球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店老板戴维·张对我说道。“不过，你如果对姚明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安娜美容设计’的人问。他在那里剪头发。”

那并不完全是我要寻找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看他们怎么说。服务台后面坐着一位台湾女子。我问姚明是不是在他们这里剪头发。

她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我。“不，”她说道。“姚明不在我们这里剪头发。”

我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么‘安娜美容设计’有没有人去姚明的家里给他理发呢？”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她含糊其辞道。过了一会儿，经理走了进来。“这人是个记者，”她对他说道。“他想知道姚明的头发是不是我们剪的。”

经理瞪了我一眼。“别跟他说是我们剪的，”他说道。

接待员又说了一句，不过晚了整整五秒钟：“他会讲中文。”

我总共调查了三所防守型驾驶学校、三家书店、六家银行和十四家美容店——没有一家篮球店。在休斯敦的中国城，找姚明的理发师比篮球还要容易。

2月底，休斯敦火箭队踏上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东海岸比赛之旅。他们此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将对阵华盛顿奇才队；两个队都开了会，力争打进季后赛，姚明有望获得“年度最佳新秀”提名。这是姚明和迈克尔·乔丹最后对阵的机会，因为乔丹即将退役并担任奇才队总管。

跟华盛顿奇才队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中国大使馆为姚明安排了专门的招待会。那是一个下雪的夜晚，我坐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大使馆。出租车驾驶员是个七十五岁的黑人男子，名叫威拉德·库珀，问我到那个地方去做什么。“我能想到中国人怎么看待他，”我一提到姚明，库珀便接过话头。“多年前，当杰克·罗宾逊还在打球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受。”

来到中国大使馆，中国美食和燕京啤酒早就摆好了——姚明签约之后，这家位于北京的酿酒厂就成了休斯敦火箭队的赞助商。偌大的会议厅挤满了人：外交官员和海外移民，亲华人士和市场专家。空气里飘荡着大家的交谈声。

“燕京啤酒付了六百万美元。他们的分销商是哈布鲁。”

“谁给签的六十年分销合约呀？不过，你知道，在中国人看来，这不过是产品流转。他们可没有什么品牌概念。”

“他在中国当了十五年的增值型球员。”

“实际上，我来自白宫新闻办公室。”

“你知道，安海斯-布希公司拥有青岛啤酒百分之二十七的股份。”

“他来了！你拍到照片了吗？”

“真难以想象，他竟然那么高！”

姚明伴随着掌声进入了会场。大使馆的兰立俊公使发表了简短讲话。他提到了乒乓外交，以及“体育运动在拉近两国关系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结束的时候，他说道：“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中国和美国将继续努力改善双边关系。”

身着灰色西服的姚明弯下腰来将就麦克风。他身后的展示台上摆放着来自唐代的陶马。一盏盏红色的灯笼悬挂在天花板上。姚明的讲话不到一分钟，根本没有提及中美关系。“这些红色的灯笼让我想起家乡，”他低声说道。“我从小对中国大使馆的印象就很虚幻，只在电影和电视里才看见过。”大家争着拍照，工作人员簇拥着姚明进入了里间。角落里，一位穿着红色衣服的漂亮的欧亚混血儿正在哇哇大哭。她的父母说，姚明就从她身边走过，却没给她的请柬签名。“他是她最喜欢的运动员，”她的母亲告诉我，还说这个收养的女孩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一位工作人员拿过她的请柬，答应给她弄到签名。

姚明在大使馆待了近两个小时。他离开之后，人们三五成群地徘徊着，一边聊天一边喝着燕京啤酒。等到深夜，我们见证了中美作风的差异分明——雷厉风行的中国客人们已经离去，美国人仍旧以自己的方式逗留着。我不知不觉站到了武官随员陈小工的边上。陈小工眼神呆呆的，不住地抚弄自己的手表。“那么多美国人知道姚明，真是奇了怪了，”他低声咕哝道。

第二天晚上，卡·沃高唱着弗朗西斯·司各特·基的歌曲，迈克尔·乔丹显得兴奋不已。第一节四次上篮：转身，跳投，跳投，转身。十天前，乔丹庆祝了自己的四十岁生日，之后他每场平均得分接近三十分。奇才队派出身高二米一三的中锋布兰登·海伍德防守姚明。海伍德今天晚上看上去成了个矮子。姚明第一节拿到六分，火箭队落后对方九分。球票全部卖完：一共二万多张。亚洲人不少——楼上摇晃着的全是红色旗帜。

第二节：火箭队主教练鲁迪·汤姆贾诺维奇凭直觉启用了很少上场的华金·霍金斯。霍金斯先在六米开外投了一个篮，随后投了一个三分球。他带球往前，避过阻拦。霍金斯急不可耐，仿佛刚从重庆脱身：他已经连续九天没有得分了。穆奇·诺里斯为火箭队投中一分。穆奇蓄着玉米辫，胸部粗壮，手腕上纹着四个汉字：患得患失。（“永不满足，”我有一次问他那是何意，他这样回答道，我随即来到了更衣室的另一边。“其实那几个字的意思一点都不好，”姚明用中文对我说道。“大意是说你只会尽自己所能去维护自己。”）姚明在第二节一分未得。乔丹拿到了十八分。火箭队落后二十分。半场表演：先是中国舞狮表演，接着是关于“黑人历史月”的广播节目。

休斯敦火箭队在第三节显得昏昏欲睡。他们一度分差被拉大到二十四分。到了最后一节，火箭队的前锋莫里斯·泰勒开始跳投得分。六分钟之后，休斯敦把分差缩小到十四分，汤姆贾诺维奇换上了姚明，赛况开始逆转。霍金斯灌进一个三分球，随后又把球从泰伦·卢的手里夺了下来。两位球员撞在一起，卢倒了下去，痛苦地扭动着。肩部错位、眼角撞破：晚安，泰伦。火箭队四次直接上篮。最后三分钟，姚明四次站到罚球线跟前，每投必中。海伍德犯规被罚下。进入加时赛。

霍金斯防守乔丹，一开始互有进账。姚明小勾手投篮，火箭队一下领先了两分。乔丹每次一上场，奇才队的队员就会把球传到他手里，打了四十五分钟之后，他仿佛一下子获得了新生。转身，越过霍金斯，跳投。又一次控球：乔丹斜线运球左路突进；霍金斯僵在那里——扣篮。再次控球：乔丹强行突破；霍金斯倒地，没有吹哨——跳投。再一次控球：乔丹突破；霍金斯被摆脱，姚明阻拦——干扰投篮得分。乔丹在加时赛获得十分，全场获三十五分和十一个篮板球。姚明获十六分和十一个篮板球；霍金斯获十分。最后几秒，火箭队落后两分，姚明抢得一个防守篮板球，但未叫暂停，而是一次跨场长传。投篮未中。火箭队失利。

比赛结束，霍金斯一个人坐在火箭队更衣室的凳子上。“真泄气，”他对我说道。“他是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休斯敦火箭队将继续比赛，汤姆贾诺维奇刚才已经在外面表扬了他的后卫。“霍金斯的到来使我们加强了防御力，”他说道。“今天属于霍金斯和莫·泰勒。”

姚明的腰间围着毛巾，正坐在储物柜跟前。中国媒体追得很紧，他告诉他们，他应该叫暂停。

奇才队的更衣间，我跟一帮记者等待着乔丹。跟其他球员不一样，他从不在沐浴和换衣服的时候跟媒体打照面，而球队通常会给自己的明星安排专门的讲台。乔丹穿着灰色条纹西服，走到了麦克风跟前。有人问，奇才队有没有可能进入季后赛。“肯定会，对此我从未怀疑过，”乔丹回答道。

另一个记者问起了加时赛，乔丹对霍金斯不屑一顾：“我在跟一个还不懂真正比赛的小年轻对抗，他还想假摔骗犯规。”

有人问到了姚明。“你可以坐在这里一直谈他今后的球会打得多好，”乔丹说道。“不过他迟早得展现出大家希望看见的东西。他必须越打越好，我相信他肯定会。”

科比·布莱恩特在本赛季的表现相当出色，有记者问处于巅峰时期的乔丹会如何面对湖人队的这位后卫。乔丹把布莱恩特夸奖了一番，但随后笑着说道：“我觉得自己有机会可以好好展现一番了。”

乔丹说话很直白，他对比赛的看法带有运动员的局限性：球场上的运动员来自何处和去往何处都不重要。整整五十三分钟的时间内，竞技本身远比周围的一切事物更重要。不过跟其他比赛一样，很快一切就会归于统计数字——分数没有意义，时间也没有意义。最终，奇才队和火箭队都没能打进季后赛。迈克尔·乔丹再没在一场球赛里拿过三十分和十个篮板球，退役之后，他还是在5月份被迫离开了奇才队。华盛顿那场球赛之后不到三个星期，鲁迪·汤姆贾诺维奇被查出患有膀胱癌，从此结束了教练生涯。姚明也没能获得那一年的“年度最佳新秀”。第二个赛季来临，华金·霍金斯未能进入NBA，又回到了哈林篮球队。

尽管中国运动员很难进入美国，但要回到家乡却可能更加困难。马健曾经参加过洛杉矶快船队的选拔赛，但因为某些运动场外的原因，一直未能重返国家队。中锋王治郅，身高二米一四，是1990年代晚期中国国家队的绝对主力，他遇到的麻烦更多。在王治郅作为运动员的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体育机构改制重组成了营利实体。中国篮球协会希望实现自负盈亏，手段是通过职业联盟CBA获取企业赞助和收益。在这种氛围之下，CBA变成了混杂的庞然大物：其赞助方包括私人企业、国有企业和管理八一火箭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八一队打球的王治郅于1999年被达拉斯小牛队第二轮选中，成为了NBA球员。达拉斯小牛队跟王治郅的老板们举行过数次谈判，试图说服他们放手这名球员。当时，王治郅名义上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级干部。

2001年春，达拉斯和八一队终于达成一致，王治郅成了进入NBA打球的第一个中国人。那一年他二十三岁。他在季后赛期间回到国内，并履行诺言代表国家队和八一队参加了比赛。王治郅在NBA第二季每场球赛平均得分只有五分，之后，他提出希望推迟回国的申请，以便能够参加NBA的夏季联赛。他答应8月份的时候加入中国国家队，征战世界锦标赛。

中国国家队训练日程的苦和累尽人皆知——每天两次，每周六天。整个过程充满了焦虑：教练们知道，如果代表队因为缺乏大量的训练而输了球，最终受到责怪的是他们自己。任何创新都会受到抵制。比赛前夕，中国男子篮球队的热身方法是进行基本的传球训练，这跟我在上海看到的三年级女孩们的训练方法一模一样。

2002年夏季，中国有关方面拒绝了王治郅的申请，不过他还是留在了美国。达拉斯没有与他签订合同，据说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想影响与中国人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10月，王治郅与洛杉矶快船队签订为期三年、金额六百万美元的合同。之后，快船队的所有比赛都在中国遭到禁播（NBA转播在中国往往能吸引到超过一千万的观众）。这让王治郅变成了拖油瓶——NBA一位总经理告诉我，以后各个队跟他签约时都得倍加谨慎。

王治郅的军人护照已经过期，据说他拿到了美国绿卡。整个夏季，他都在努力地协商回国事宜，以重新办理普通护照，并取得在亚洲锦标赛后还能回到NBA的承诺。一连串的沟通过程非常复杂，王治郅主要通过一位名叫苏群的体育记者跟军队领导和篮协官员进行协调。“我知道，自己作为一名记者，不应该掺和这件事儿，”供职于北京《体坛周报》的苏群告诉我。“但我碰巧跟王治郅走得很近。我们得像拯救大兵瑞恩一样拯救他。”

王治郅未能回到中国，也拒绝了我的采访请求。我跟中国篮球协会的秘书长李元伟谈起了王治郅。“王治郅过于强调个人得失，”李元伟告诉我。“我向他保证过，不会有风险。部队也向他保证过。但他就是不相信我们，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必要的条件。非常遗憾。”

王治郅遇到的麻烦为姚明加入NBA敲了一记警钟。离开中国之前，姚明承诺在季后赛期间履行其在国家队的义务，据称他还答应向中国篮球协会支付其在NBA打球期间百分之五到八的总收入。他还得付钱给所在的球队上海大鲨鱼，这笔赎身费估计在八百万至一千五百万美元之间，视其广告收入和职业年限而定。姚明与火箭队的四年期合同总价值为一千七百八十万美元，仅一个赛季后，他的广告代言收入就超过了工资。

不过，即便姚明获得赞助费的可能也受到了中国体育界不规范行为的威胁。5月，可口可乐公司发布一款专门的罐装饮料，上面印着三位国家队队员的头像，其中就有已经与百事可乐公司签约的姚明。在未经运动员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篮球协会把姚明的形象卖给了可口可乐公司，依据的是体委模棱两可的规章，即国家对于国家队队员的各种“无形资产”均享有权利。这一规定跟中国的民法制度明显存在冲突。姚明在上海提出针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法律诉讼，要求其公开道歉并赔偿一元钱。中国的新闻媒体将这一诉讼行为解读为向国家传统的运动员控制模式提出直接挑战。

当我与中国篮协的李元伟说起这事的时候，他强调可口可乐公司是他们重要的资金来源，他希望姚明和公司能够达成庭外和解。李元伟告诉我，美国人难以理解中国的运动员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这些运动员还是孩子的时候，国家就一直在资助他们。我问他，这一逻辑能否运用于考上北京大学、独自经商成为百万富翁的公立学校的学生。“这有所不同，”李元伟说。“当运动员是一种使命。他们对于普通人和孩子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那就是他们的责任。”

我在前往东北的哈尔滨参加亚洲锦标赛之前，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杨立新见了一面。杨立新正在就可口可乐诉讼案准备一场研讨会。“接触美国社会之后，姚明也许获得了一些新的思想，”杨立新告诉我。“这正如邓小平说过的——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发展不可能平均，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权利也就不可能平均。当然，他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有的人可能会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另外一个人则不会。这是个人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姚明算是开路者。”

离乡背井的人总会来哈尔滨溜达溜达。20世纪，这样的人来了又去：白俄罗斯人、日本军国分子、苏联军队。即便到了今天，这里依旧保留着很多俄式建筑物。哈尔滨的标志便是从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金色的十字架、绿色的洋葱头穹顶、环绕着白色圣像的黄色光晕。这座城市还有全国仅存的一处斯大林公园。

2003年9月底，十六支代表队前来参加亚洲锦标赛，胜者将获得参加奥运会的入场券。各代表队绝非单一民族或者疆域能够界定。哈萨克斯坦队的大多数队员其实是苏联解体之后仍旧住在那里的俄罗斯人。马来西亚队囊括了整个半岛：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卡塔尔队里有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有对手私下嘀咕，卡塔尔对卡塔尔人的定义过于宽松。叙利亚队的教练是来自密苏里州的黑人男子，卡塔尔队的教练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男子。伊朗队的教练是个塞尔维亚人，这个人告诉我，他的篮球生涯已经被画上了句号；他挽起袖子让我看了看那道瘆人的伤疤。（“之后没多久，我就当上了教练。”）

除了中国队，所有的球队都下榻在新加坡大酒店。大堂里进进出出的全是穿着汗衫的高个子；二楼的餐厅被改成了清真餐厅。韩国队有一个队员名叫河升镇，十八岁，二米二一，一百四十三公斤，具有篮球家史——他的父亲曾经担任韩国国家队的中锋。大家都希望河升镇参加次年的NBA首轮选秀，由此成为打进NBA联赛的首位韩国人。“我想成为韩国的姚明，”他通过翻译人员（这个人补充道，眼前这个年轻球员的绰号就叫河奎尔·奥尼尔）告诉我。河升镇急于跟姚明同场竞技，但大家都希望中国队和韩国队相逢于决赛。头一年的亚运会上，韩国队让中国队吃了苦头。河升镇指望着姚明犯规。“姚明喜欢右转身，”河升镇说道。“我会守在那个位置，引他犯规。”

锦标赛上另一位身高二米二一的运动员是伊朗人，名叫贾贝尔·鲁兹邦哈尼·达仁哈萨里。在其父亲靠出售水果和蔬菜为生的伊斯法罕被人发现以来，达仁哈萨里只打了三年的篮球。达仁哈萨里的臂展超过二米四。有一次，当他打完比赛离开球场时，我请他跳起来摸一摸篮筐。他轻轻一跳，随后站着不动：手指勾着金属架，两个大脚趾稳稳地站在坚硬的地板上。他十七岁，皮肤黝黑，睫毛修长，还没长胡须——仿佛一颗小孩的头颅长在了颀长的身体上，两只长臂前后晃荡。在伊朗队的前两场比赛中，达仁哈萨里只打了几分钟；对方个子矮小的队员毫不留情地推搡他。他在球场上显得非常惊恐。坐在凳子上的他几乎不苟言笑。

中国队下榻在花园村宾馆，这一处高墙环绕的院落专事接待中央领导。整整一个夏天，只要姚明出现在公共场合，无不受到大家的围观。中国媒体在8月的时候报道，姚明在体检中发现患有高血压。他的经纪人说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不过大家还是担心偏高的血压和过度的练习会缩短姚明的职业生涯。他通过个人网站发了一条信息，表达他在国家队的种种无力：“我深感疲倦，比赛的安保不好……国家队安排了太多的公开露面和任务，球迷在球队宾馆的干扰无休无止。”

中国队跟伊朗队对阵前的几小时，姚明的一个经纪人告诉我，我可以面见他的客户。姚明的团队名叫“姚之队”，由三个美国人、两个中国人和一个美籍华人组成。姚之队一半的人马都来到了哈尔滨——姚明的远亲兼队长章明基、章明基就读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约翰·海金格，以及BDA体育管理公司的负责人比尔·A·达菲。跟他们同行的还有ESPN杂志的高级记者里克·布彻，他已经签下为姚明正式写作传记的合约。一天前，姚明同意与锐步公司签订多年的赞助合同，只是这一消息尚未对外公布。一位接近谈判小组的人士告诉我，双方对这一笔交易的意向都很强烈，合同总额会超过一亿美元——这可能是单个运动员能够拿到的最大一笔运动鞋合同。

一位安保人员领着我进入了院落。我穿行在一排排柳树之间，两旁有精心护理的草坪，间或点缀着水泥制作的小鹿。雨下得很大。尽管比头一天又增加了一亿美元的财富，姚明还是没有睡上合体的床铺。这一次，宾馆在他的床尾摆了一只搁脚的木箱子。百叶窗已经拉上；满地都是穿过的衣服。控球后卫刘炜四仰八叉，躺在另一张床的毯子上。

头天晚上，他们以六十一分的成绩击败了中华台北队，姚明在登上随队巴士的时候扭伤了左脚踝。现年四十多岁、曾经打过篮球的达菲正在给他做检查。脚踝轻微红肿。达菲吩咐姚明，今晚的比赛一结束就要用冰块冷敷。姚明说场上没有冰块。

达菲神情惊诧地抬起头来：“没有冰块？”

比赛场地由多功能体育场内的一块溜冰场改建而成，距离西伯利亚边境只有三百来公里。

“没有冰块，”姚明回了一句，随后改用中文跟章明基说了一句。“我一直在针灸。”

几分钟后，姚之队陆续离开了房间。我和姚明用中文先聊了一会儿锦标赛，随后我提到他的第一位教练对我说过，他小的时候并不喜欢篮球。“是真的，”姚明说道。“我长到十八九岁的时候才真正喜欢篮球。”

我问起姚明1998年第一次前往美国时的情形，当时的耐克公司替他安排了夏季训练和篮球营。“在那之前，我一直跟比我大两三岁的人打球，”他说道。“他们发育得比我好，我一点也感受不到自己的长处。到了美国，我终于可以跟自己的同龄人打球，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很棒。这给了我很多信心。”

他谈到了刚进火箭队的时候有多么艰难（“周围的环境很陌生”），我问他中国体育和美国体育有什么不同。

“在中国，搞体育的目的是为国争光，”姚明回答道。“我并不反对这一点。但我并不认为那就是体育运动的全部目的。我打球还有个人的原因。我们当然不能完全不要爱国主义，但我觉得体育运动的意义应该变一变。我希望中国的朋友们知道，我打篮球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自己。在美国人看来，如果我输了，那就是我输了，是我个人的事情。但对中国人而言，如果我输了，那就意味着其他人跟着我一起输了。他们总认为我是他们的代表。”

我问到了压力问题。“这就像一把剑，”他说道。“你既可以让剑锋朝外，也可以让剑锋朝向自己。”接着，我问起了王治郅的处境。

“有些问题我没法说，”姚明慢慢地说道。“我还是只说篮球吧。如果王治郅也在，我会感觉好很多。我只知道，他如果来这里打球的话，我就不会感觉一个人承受了那么多压力。”

我问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诉讼案。“我一向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我的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姚明说。“但我也不能就这么忽视自己的利益。就这次官司而言，我觉得它符合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运动员的利益。如果其他运动员在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不想听到有人说：‘嗨，人家姚明都没有告状，你为什么要告状啊？’”

亚洲锦标赛开赛前没有演奏国歌。今晚的比赛之前，大喇叭里传出了《泰坦尼克》的乐曲声。伊朗人看上去很紧张。票已经全部卖出：四千多张。观众席里满是充气棒——都是中国生产的——只是好像不大有人会用。没有喧哗声，这让人感觉高度紧张。两个队都拥有观众的欢呼声——中国队得分时热情的欢呼，伊朗队进球时礼貌的欢呼。

教练大胆派出了脸上带着惊恐的达仁哈萨里。每次拿到球，这位伊朗人都会避开姚明，沿着边线东绕西拐：埃斯拉米传给巴赫拉米，巴赫拉米再传给马什哈德。马什哈德传给巴赫拉米，巴赫拉米再传给埃斯拉米。有六分钟的时间姚明一分未得。终于，他甩掉达仁哈萨里，抢到进攻篮板，来了一记双手扣篮。比分追平。又一次控球：中国队领先。再一次控球：领先更多。埃斯拉米传给巴赫拉米，巴赫拉米再传给马什哈德。有人从五米外把球传向达仁哈萨里，姚明根本没想去阻挡，达仁哈萨里二米二一的身体仿佛开启了连锁反应：屈膝、沉腰、弯肘、颀长的双手猛然弹出——嗖。他跑回后场时，尽量憋着脸上的微笑。几次控球之后，他对姚明有一次严重犯规。达仁哈萨里肘膝齐下，不过也第一次在赛场上显示出气势。教练安排他打完了整个半场。他得到四分，为伊朗队抢到四个篮板球。半场哨响，队友们拍了拍他的肩膀。

姚明只打了一半的时间：十五分、十个篮板球。他看起来有些无聊。中国队以二十四分的分差获胜。事后，姚明以外交口吻对我说，达仁哈萨里很有潜力。“这要看环境，”他说道。“教练、队友和训练。”锦标赛的其余场次上，达仁哈萨里上场的时间并不多。那天跟中国队的比赛结束之后，他笑着对我说道：“跟姚明对阵是一种荣幸。”

决赛前，中国联通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了新的商业广告，有一百多位中国记者参加。大屏幕上闪动着各种场景：篮球、小男孩、巨人、灌篮。小胖子看起来很可爱。中国联通的营销总经理李为冲发表了讲话。“在美国，人们到处都在谈论‘明王朝’，”他说道。“意思是什么呢？既然迈克尔·乔丹退役了，那么NBA就需要另一位出色的篮球运动员。我们的姚明就是这样一个人。”记者招待会在《泰坦尼克》的乐曲声中画上了句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四周年国庆那天，韩国队和中国队进行了冠军争夺战。十八岁的河升镇一出场就显得兴奋异常：跳球抢跳之后，他一鼓作气得到了四分、两个篮板球、一次盖帽、一次双手大力灌篮。他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内有四次犯规。之后的比赛，河升镇一直耷拉着肩膀坐在凳子上。

中国队的首发控球后卫打到第三节时犯规被罚下，之后后场便开始溃不成军。韩国队采用紧逼防守，迫使对手失误并直接远投三分球：方成允、梁东根、文弘秀（音译）。方成允三分，方成允三分，直接上篮——比赛还剩下五分钟的时候，中国队的比分优势缩小至一分。

每次控球后，姚明都会运球进入半场，依靠其身高和双手突破围堵。有一次，他俯身争抢一个自由球——二米二六的身体差不多全展开在地板上。比分优势重回五分，剩下不到两分钟，姚明抢到前场篮板，扣篮得分。三十分、十五个篮板球、六次助攻、五个盖帽。哨声响起，两支球队跑到中场相会，姚明握住河升镇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NBA见。”

第二天早上，姚明乘坐第一个航班离开哈尔滨。他坐在头等舱的中部，头上戴着耳机。首先鱼贯而过的是穿着深黑色羊毛运动装的印度队，然后是穿着三色运动衫的菲律宾队。最后登机的是伊朗队，达仁哈萨里的头在机舱顶蹭了一下。每个运动员从姚明身边经过的时候，都对着他点头微笑。整个航程期间，差不多所有的中国旅客都拿着机票要到了姚明的签名。三天后，姚明将前往美国。那个月的晚些时候，他将接受可口可乐公司的道歉，并就诉讼案达成庭外和解。

我坐在姚明的后排，边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名叫张国军。他专门飞到哈尔滨观看比赛，那张转手票花了他两千多块。张国军对自己的财富颇为得意——他给我看了他使用的手机，中国联通号码，内置数码相机。张国军告诉我，他在内蒙古修路。他在头枕上勾画着地图：“这是俄罗斯。这是外蒙古。这是内蒙古。这是”——他指着的不知是什么地方——“我的家。”

我们谈起了篮球。“姚明在我们的心目中很重要，”张国军庄严地说道。“他去了美国，又回到了中国。”飞到半途的时候，这个人举起手机，仔细对焦，拍下了姚明的后脑勺。

[1] 此处为奥尼尔以戏谑的语气模仿姚明用中文说话的腔调，并无实际意义。——译者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前一夜，魏子淇跟另外两个邻居一道在当地设起了路障。路障是一条横跨道路的绳子，村民们还带来两块木板，用中英文写上了“停”和“Stop”。两位村民穿着蓝白条的圆领套头汗衫，胸部印着“Beijing 2008”字样。他们的村子三岔离首都只有九十分钟车程，在此万里长城向华北平原的两端蜿蜒伸展。路障边还有一张纸，上面用英文写着：“请支持我们保护万里长城。本段长城不对外开放。”

根据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BOCOG）的说法，该地区一共活跃着一百七十万名志愿者。最容易找到志愿者的地方莫过于奥运项目举办场所和机场、城区的十字路口，这些地点的志愿者由会讲英语的大学生担任。城区的志愿者们身着奥运会官方合作伙伴阿迪达斯提供的服装，该公司提供灰色的裤子、全新的跑鞋和天蓝色T恤衫，全都由一种叫做ClimaLite的高科技材料制作而成。不过，在农村见不到ClimaLite和企业赞助。这是丈量差距的一种方式——首都以北，发展的势头逐渐弱化，志愿者们的行头也随着越显破败。ClimaLite被廉价棉取代，运动鞋不再是标准配置，阿迪达斯商标更是难觅踪影。很多农民只戴了一个红袖章，他们得把那件新衬衫省下来，用到比奥运会更为重要的场合。

不过，农村地区的志愿者们也十分勤快。三岔的人口不到两百，但全村挑选了三十位村民到路障二十四小时轮流值守。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魏子淇开车载着我回到村子，一路上经过了另外两个检查站。我们还经过了一处快要风化成齑粉的明长城瞭望塔，一个孤独的哨兵守在这里，手臂上戴着绿色的袖章，上面写着“长城保洁员”。在距离村子十公里远的渤海镇，我去派出所进行了登记。奥运会期间，政府禁止外国人在这里的乡下过夜，不过我是个例外，因为我自2001年起就在村子里租了一套房子。“别去爬长城就行，”警察这样告诫我。他说大型的旅游景点已经全部开放，但其余地区一律不得入内。他的办公桌上堆着一摞警察手册，名叫《恐怖预防手册》。就在闲聊的时候，我随手翻到一个章节：“如果卡拉OK歌厅遇到恐怖袭击怎么办？”

对中国来说，2008年是自1989年以来最为多事的一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海外的民运人士干扰奥运火炬的传递活动，引发国内爱国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弹。5月，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导致六万多人丧生。最近，新疆的武警又遭到严重袭击。一系列事件加剧了奥运年的紧张气氛，不过我不太明白，长城怎么会引起大家的担心。“他们担心外国人，这些人可能想鼓吹西藏独立，”魏子淇告诉我。“他们不允许外国人拿着标语或其他东西上长城。”

原来是担心拍照——担心有人在中国最为独特的建筑物上打出政治标语并拍照留念。政府还担心外国人到偏远地方攀爬长城，万一受伤就成了媒体上的负面消息。为此，政府在当地动员了五千多人，当然，中国农村有的是劳动力。这些志愿者都有报酬。这是农村和城市的第二个区别，因为城市里的爱国学生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奉献给祖国的奥运工作。农民们对此的态度实际得多；除了免费的T恤，农村的志愿者每个月还能拿到五百元钱。在人均年收入只有八千来块的三岔村，这是一大笔钱。

不过，魏子淇并不觉得奥运会代表了意外之财。他和他老婆是村里少有的经营户，开着一家小餐馆和几间客房，目前他们失去了从城里开车到乡下度周末的消费者。自7月20日以来，政府开始限制轿车的使用，目的在于改善首都为人所诟病的空气污染问题。这一制度通过号牌加以实施：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只能单日出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只限双日上路。这极为有效地限制了隔夜出行——如果有人开车来村子并停留超过当日午夜，他就得在这里多待二十四个小时。

我从来没听见魏子淇对奥运会有过任何抱怨，他也没对据认为会对长城形成威胁的抗议分子表现出任何恨意。但对北京的中层或上层居民而言，他们的反应要有感情得多——他们对于奥运会的举办颇感自豪，很多中国人对于破坏火炬传递的行为深感厌恶。不过，农村人深知自己能够掌控的十分有限，尽管这会对村子带来一定的影响。三岔村没有一个成年人计划观看奥运会。我问魏子淇和他的家人是否愿意陪我去看几场比赛，他这样回答道：“我不想去。”

“为什么不？”

“我们不能去城里，”他回答道。“他们现在不希望很多人拥到那里去。”

我让他放心，持票观赛的人都会受到欢迎。

“没有必要，”他说道。“我们可以看电视。”

开幕式的前一夜，我跟他和其他几个村民看守路障。魏子淇的值守时间是晚九点至次日清晨六点。一共只过了两辆车，全都是本地村民。之后，两辆车都掉头朝着进城的方向开走了，因为号牌是单号。简直就像是“灰姑娘”——午夜钟声一旦敲响，谁都不愿意还在路上奔忙。

在路障值守的另一位志愿者名叫高永福。“布什总统刚刚到了，”他一边捣鼓着小收音机一边大声说道。“他已经到北京了。普京也到了。”他继续说道：“一家美国公司获得了奥运电视转播权。全世界的转播权哦！就算中国想转播，也得找这家美国公司。”

第三位志愿者是一位名叫薛金莲的女子，她觉得这样的做法很不妥。“中国转播什么它怎么管得了，”她说道。

“对，人家肯定管得了。”

“我觉得不行。这是在中国！”薛金莲沉默了一会儿。“中国人天生聪明，”她终于又说道。“问题是没有钱。你看人家美国，很多顶尖的科学家都是中国人。我们这里聪明人不少，可如果钱不够，人家终究要走的。”

村民们的闲聊似乎戛然转了方向，颇像老鹰遇到了看不见的气流，不过他们终究会回到某些话题上来：食物、天气、金钱。高永福跟我们说起了天气——云层很厚，但他说政府不允许明天晚上有雨。“他们可以让其他地方下雨，”他说道。“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反正是高科技。”

眼看临近午夜，他们还在说天气的事儿，于是我起身回屋子睡了。后来，我听说8月8日凌晨两点钟左右，有第一辆车驶过了路障。车牌尾号是“2”——驾车的北京市民决意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二十四小时。同一天，政府向天空中发射了碘化银弹，以保证开幕式期间绝不下雨。凌晨五点，我因为时差醒了过来，又回到了路障。路障边上，魏子淇正坐在自己的车里呼呼大睡，晨光洒在了军都山上，如此宁静的场景，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东西会让那一天不同寻常。

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我乘坐美国联合航空公司889号航班从旧金山飞到了北京。该航空公司是美国奥运代表队的赞助商，旧金山的登机闸门已经有了赛前氛围：大家在出发线前挤作一团，随即自然而然地分散成各个小组。美国女子垒球队来了，花样游泳队也来了。美国场地自行车选手集中在了可以俯瞰停机坪的窗子边上。两位伯利兹选手穿着相同的黑绿相间运动服。委内瑞拉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委员是一位老者，打着蝴蝶领结，拄着一根拐杖。电视台的人很容易辨认出来——个子高大的金发女子皮肤光洁，手里拿着黑莓手机。著名的体育节目解说员吉姆·格雷将为全美广播公司全程主持奥运节目，此时正在航站楼里来回地踱步，避免跟任何认出他的人进行眼神交流。

一旦登机，团队立马土崩瓦解。电视工作者们跟着委内瑞拉奥委会委员一同消失在头等舱和商务舱。坐在经济舱里的两位伯利兹运动员一言不发。美国运动员绝大多数乘坐的是豪华经济舱。垒球队坐左侧，自行车队和花样游泳队坐右侧；如果这不算是压舱石，至少也很类似。“联合航空公司的全体工作人员欢迎所有运动员登机，”飞机一起飞，机上广播就传来了飞行员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遍。“我在此转达女子垒球队的意思，”他说道。“她们想说的是：‘祝所有穿着紧身衣的男同胞们好运！’”

自行车队没有任何反应。他们穿着白色压缩式贴身紧身衣，外面套着T恤和热身服，每过一会儿便有人站起身来，到过道上踱几步或者伸伸腿。889航班成了他们的室内自行车赛场：走到卫生间，在舱门处掉头，低头从垒球队边上走过，再折回伯利兹队座位处。就在这一来一回走动中，迈克尔·弗里德曼与我迎头相遇，他计划参加两星期之后的男子场地自行车赛。他是一个友善的人，二十五岁，蓄着棕红色头发，胸部粗壮。“这样可以防止淤血，”当我问起压缩式紧身衣和来回踱步时，他这样解释道。“我们不可以坐得太久。”

飞机飞行了十三个小时，我们在北京机场的第三航站楼受到了身着ClimaLite的志愿者们的欢迎。同时还有美联航的代表向所有的美国运动员分发信息单。除了其他事项，信息单就奥运志愿服务进行了专门提醒：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与各自的代表队或本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走散，因为我们发现，北京奥运会的部分（身着蓝色制服的）志愿者有心帮忙，但却带着部分运动员走散了。

其他的要点性提示略带不祥的语气：

请注意：边检人员通常会在不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拿走你的护照和奥运会身份与注册卡。

运动员们默不作声，全都聚成一堆，活像暴风雨来临前待在空旷地带的牛群。四位自行车运动员戴着口罩，鼻子和嘴巴都被遮了起来，仿佛穿了一副盔甲。迈克尔·弗里德曼说，口罩是运动队发放的，主要是考虑到北京的空气污染太严重。“有人说我们应该戴口罩，”他说道。他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其他运动队没有一个人戴口罩。不过，他们也没穿压缩式紧身衣。“我想，没有必要冒风险吧，”弗里德曼一边耸肩，一边对我说道。

自行车运动员们通过行李检查和海关的时候仍旧戴着口罩。电视工作者们早就守在出口处，他们这番模样一出现就引起了短暂的骚动。不到一天，这帮运动员就通过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发表了致歉信。致歉信上写着：“我们并不想侮辱北京奥组委，以及众多竭尽全力改善北京空气质量的其他人士。”我来到三岔村值守路障的那一天，致歉信登上了《中国日报》的头版头条：

京城传递火炬，市民热情高涨

普京盛赞奥运准备工作

美国自行车选手就戴口罩行为作出道歉

开幕式后举行的第一项比赛是公路自行车男子组的比赛，这也是少有的不要入场券的比赛项目。比赛的起点设在城区，蜿蜒向北出城后，一路向长城进发。雍和宫门前的整条街道和人行道之间设置了金属路障。工作人员穿着ClimaLite，相互间隔十余米。还有T恤上印着“首都公共秩序维护者”的本地志愿者。围观的人群里充斥着便衣警察。在中国，便衣的外貌特征非常明显：三四十岁的魁梧男子，穿着纽扣式衬衣、黑色裤子和廉价皮鞋。他们几乎清一色留平头。他们以小组为单位溜达，盯着固定的目标。为了敷衍了事的掩饰作用，比赛围观人群中的便衣警察也分到了小国旗，只是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使劲挥舞。他们拿着国旗的手靠近臀部，仿佛握着武器随时准备射击。

有两个人在人行道上下着象棋。他们围着一块木板相对坐在小凳子上，对越来越多的围观人群毫不在意。两位棋手即便注意到了便衣也没有表露出任何神情——对此，北京的居民们早就习惯了从容面对。这里是棋手的地盘：上有大槐树，后有八达岭皮鞋店。其中一位棋手张永林是这家店铺的老板。他的对手是一位退休的汽车机械师，名叫张有志。两位棋手并不沾亲，当地人称他们小张和老张。自行车赛开赛前四十分钟，一位志愿者要他们赶快搬走。

“等我们下完这一盘，”老张说道。

他手里有一把印着黄色题字的扇子，他握着扇子打着手势，轻轻一挥表示这盘棋很快就要下完。这位志愿者的等级不高——没穿ClimaLite——只是耸耸肩便走开了。几分钟后，北京奥运会的正规志愿者走了过来。“你们要搬走，”他说道。“这里要举行自行车比赛。”

“我们知道，”老张说道。“这一盘马上就下完。”

这一次挥动的扇子更带有藐视。年轻的志愿者似乎并不愿意招惹这样的老人，于是棋赛继续进行。至此，棋盘周围聚拢了七个人，其中一个人告诉我，老张是附近一带下得最好的棋手。在中国，象棋也是一个体育项目：跟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和中国篮球协会一样，中国象棋协会受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领导和管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还管理桥牌、围棋、飞镖和中国拔河协会。也许这样的体育运动观含混不清，但有助于人们把体育总会想象成广义的竞技性娱乐活动的组织单位。在这个伞状组织的领导之下，有些协会存在的目的主要就是到奥运会上跟外国人较量。所以，中国人在某些非普及项目上的成绩出类拔萃，并于2008年在普通民众很少接触的项目上取得了那么多块金牌：射箭（一块金牌）、帆船（一块金牌）、射击（五块金牌）、举重（八块金牌）。他们在皮划艇项目得到一块金牌，对于中国人这种水上运输方式如同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战斧。这是官僚体制的胜利，谁都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天安门广场至长城脚下的范围内组织起一百七十万名志愿者，并根据其阶层和身份的细微差异用服饰加以区分，那么他们肯定能挑选出一名女子，并培养她夺得RS：X级的帆船帆板冠军。（她名叫殷剑。）

不过，跟官僚体制一样，象棋在中国的出现远早于奖牌举足轻重的时代。中国象棋确实有体育运动的感觉，观棋同样如此。这项运动甚至有固定的角色定位。一般至少有一位观棋者，每走一步他都要给出建议。另一位观棋者则会等着这一步走出后再下评论。这对观棋者而言是一种双人比赛——教练员和评论员——这样的双人比赛有时甚至能让两位棋手诉诸武力。不过，即便有武力，也直冲着棋盘而去。雍和宫前，老张和小张每走一步，都要把木质棋子砸得啪啪直响。

啪！

“我就喂你的马吧！”

啪！

“我要突围！突围！”

“对，对！这一步走得很对！”

啪！

“我让你捡个便宜！”

离自行车项目开赛还有二十四分钟，在三拨人先后吩咐两位棋手收手之后，小张终于举手认输。他耍起了北京范儿：把棋子狠狠地扔到地上，然后大声说道：“老张耍赖！”不过，他们随即又开始了第二盘。至此，已经有了十五名观棋者，其中包括四名身着制服的治安志愿者。间或，一个手拿国旗贴近臀部的便衣踱过身来围观上三五分钟。

老张下棋的时候，使用扇子的模样活像一位大师。他收拢扇子陷入沉思，每走一步便会得意地展开扇子。下至尾盘，眼看自己大势已去，他手中的扇子仿佛发怒似的不停扇动；不过，老人依旧一言不发。终于，他微笑着认输了。剩下不到十分钟的时候，他们终于撤掉了棋盘。

这时，人群朝着路障拥了过去，大街上已经空了好长时间。“来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来的是轿车！”

“全是大众，”另一个人仔细辨认着。走在前头的，是车窗贴膜的黑色大众轿车。后面跟着驶来一辆警用摩托和一辆警用轿车，其后是一辆大卡车，上面的巨大平台可以像机关枪一样随意转动。

“那是电视摄像机！”

领头的两位自行车手呼啸而过，一位是智利人，另一位是玻利维亚人。半分钟之后，车手群一闪而过，围观的人群甚至来不及反应。没有人知道走在前面的是哪国运动员；运动服上没有汉字；车手们的脸模糊不清。刹那间，围观的人群出奇地安静，随后，大家看见一长串保障车开了过来，不禁欢呼雀跃。

“顶上怎么放着自行车？”

“用来维修呗。”

“每一辆车都插着旗帜——你看！”

“那不是大众。”

“我觉得是斯柯达。”

“绝对是斯柯达。”

“还有救护车呢！”

大家对走在最后的救护车行了好一阵注目礼。一连数分钟，大街上空无一物，随即仿佛开始了另一场比赛。打头的是一辆破旧的人力脚踏车，拉着一大捆碎木片。一辆普通自行车紧随其后，再其后是一辆本田出租车。然后是一辆拉着桶装水的大卡车。一连串单数号牌：1、7、5、9。围观的人群散开；志愿者们拆除路障；老张迈开脚步去吃午饭。“还不错，”他说的是自行车赛。之前，他向我展示了扇子上印着的题字，那是一首名为“莫生气”的诗歌。

“它提醒我，下棋要保持心态平和，”他说道。诗句的开篇这样写道：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

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

当我告诉魏嘉我有多余的击剑比赛门票时，他问我是哪一类击剑。十一岁的魏嘉是魏子淇的儿子，是三岔村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有佩剑、重剑和花剑，”他十分内行地说道。“不同的剑有不同的规格和形状。”

跟全北京市的中小学生一样，魏嘉也领到了一本《小学生奥林匹克知识读本》的课本。课本一开始讲的是奥林匹亚（“草绿花香”），接着是希腊人裸体摔跤的漫画场景，一直到巴伦·顾拜旦。其中一章专述芬兰长跑选手帕沃·鲁米；另一章则讲述约翰·阿赫瓦里，这位坦桑尼亚的马拉松运动员在1968年因为最后一个跑完全程而显现出伟大的体育风范。关于中国著名的跨栏跑选手刘翔的那一章不禁令你希望本书的发行会给他带来好运：

刘翔身体健康，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很少受伤，这一点对运动员来说很不容易。

魏嘉的父亲接受了我请他们观看比赛的提议，儿子感兴趣是原因之一。我们观看的第一场比赛是赛艇，魏子淇在比赛的头一晚给我打电话探讨了雨衣的问题。“他们会不会免费发放？”他问道。

“我想不会吧，”我回答道。“人家为什么要免费发放？”

“我在电视上见过，”他说道。“看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披着同样颜色的雨衣。”

尽管看了几个小时的电视报道，我还是错过了这一细节。我说也许哪里都可以买到雨衣，但魏子淇更敏锐。“不能打雨伞，对吧？”

这倒是真的，因为安全的原因。

“那么，既然不让大家打伞，”他说道。“也许他们会发放雨衣。”

我不太明白其中的逻辑，但我们第二天在北京城外三十来公里的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经过安检之后，碰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位女子正在派发廉价的塑料雨披。每场比赛都会这样——组织者对自己的观众了若指掌。中国人对免费赠品情有独钟，随时有志愿者免费发放各种物品：塑料旗、廉价的硬纸板望远镜、印有麦当劳图案的扇子。他们也分发小册子，讲解各个项目的比赛规则和观赛礼仪。（观看排球赛：“提倡在比赛的适当时间鼓掌。不许发出嘘声和倒彩声。”）特许商品的价格便宜得出奇。中国人喜欢干吃的方便面只卖两元钱。一听冰冻啤酒五元。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来到击剑馆，花三十元能买到半打百威啤酒。不过，没有一个中国人购买啤酒。中国人很少花时间观看比赛，也没有在球场喝啤酒的习惯。购买啤酒的似乎多为外国人。

中国人看得很专注。他们一改大街上的松懈和拖沓，毕竟都花钱买了票，而且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可多得。大家在比赛的开始阶段往往沉默不语，仿佛在紧张不安地琢磨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随即，尤其如果出场的是中国运动员，他们会高声尖叫。在男子佩剑的预赛阶段，比赛开始了一个小时，在我和魏嘉前三排的地方有人打了一架。一场戏中戏啊：作为背景的赛场上，巴西选手伦佐·阿格里斯塔正在对着意大利选手路易吉·塔朗迪诺狂劈猛砍，两个中国人站起来互朝对方大打出手。他们看起来都是中产阶级，其中一位还带着孩子。在中国，公共场所发生纷争司空见惯，而且往往伴有不知所云的破口大骂。但击剑馆发生的这一场斗殴没有序曲，也没有重唱，只相互对打了十来秒钟。等到ClimaLite出现的时候，两个人一言不发，志愿者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两个人坐在那里，因为怕被赶出去而沉默不语。我从邻座那里知道，两个人的争端是因为视线问题。

坐我边上的女子名叫王萌，是个农学研究生。她的门票是一个朋友一年前在网上购买的。门票的票面价值是三十元；我问她愿不愿意以两千元的价格把票卖掉，她摇了摇头。“观看奥运会的机会只有这一次，”她说道。前半个小时她几乎都在和邻座耳语，试图弄清楚击剑手的头盔发亮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以往一直不喜欢在中国参加体育活动，因为民族主义有时显得非常狭隘。很少有人关心运动本身；胜负才是关键，运动过程中很少能体会到乐趣。但奥运会让我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魏嘉的妈妈曹春梅说的都是比赛项目带给她的种种感受。“很平和，”这是双人跳水项目给她的感觉，而摔跤项目让她紧张不已。她觉得“鸟巢”，也就是北京国家体育场很“乱”。“就应该是这样，”她说道。“真正的鸟巢也是这么乱。”她最喜欢的还是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水立方”。我告诉她，水立方整齐划一的外墙装饰酷似水泡，她并不赞同：“没有那么大的水泡。”她之所以喜欢，是因为这儿给她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崭新的顺义水上公园开始也让她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她既不会游泳，也不喜欢坐船。（我问魏子淇会不会游泳，他回答说：“一点点。”）突然下了一会儿小雨，一家人穿着免费的雨披坐在那里显得特别高兴。乡下人出门喜欢一身轻——魏家人进城什么东西都没带，就连计划住在城里陪我多看几个项目的魏嘉也两手空空。观看完比赛，我们跟他的父母亲分手后坐上了出租车。我让驾驶员推荐一下顺义的餐馆。

“金百万不错啊，”他说道。顺义离北京三十来公里，在中国迅猛发展的特大城市周边，这样的小城市比比皆是。顺义的居民从前是农民，现在正告别农民身份，即将获得别的身份。当地官员对于主办赛艇、独木舟和皮划艇等奥运项目感到十分自豪。满大街都拉着标语，上面写着“文明顺义/奥运顺义”等词句。位于市中心的金百万餐馆在入口处镶嵌着玻璃，摆放着四百九十三瓶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餐馆中央有一只巨大的水箱，里面养着十多条鲨鱼、两条甲鱼，还有一位穿得像美人鱼的女子。除了一条长长的鱼鳍，这个女子还穿着比基尼上衣，戴着面罩和鼻夹。边上的标语写着：“首都顶级美人鱼秀！”水箱呈圆形，那个女子跟着鲨鱼和甲鱼不停地游动转圈。跟魏嘉一起出门的好处，是他总能够提出我想问而不敢问的各种问题。

“那个女的在水里做什么？”服务员走过来的时候，魏嘉十分关切地问道。

“她在表演啊，”服务员回答道。

“鲨鱼怎么不咬她？”

“因为它们吃饱了，”她微笑着很有把握地说道。“你只要把它们喂饱了，它们就不会咬人。”

魏子淇后来告诉我，我跟魏嘉在水上公园坐上出租车之后，我们身后的出租车拒绝他们两口子上车。当时的出租车排了一长溜，但驾驶员们早就被要求，只能拉外国人：中国观众只能等着坐公共汽车。魏子淇跟我讲的时候只是笑了笑，他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

2001年2月，北京正在申请奥运会主办资格，我跟随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对首都进行了最后一次巡察。整整三个小时，我们的车队穿城而过，对可能修建奥运场馆的地方进行了考察，每到一处，交通信号灯犹如神助一般变成了绿色。（中国人在前一天已经演示过，所有交通信号灯都可以在该市的交通控制中心实现远程控制。）考察线路两侧成百栋房屋的立面刚刚被涂成了鲜艳的颜色。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工人们的粉刷面积达到二千六百万平方米，相当于把半个曼哈顿粉刷了一遍。

即便是异议分子在那个时候也支持申奥，以期待奥运会带来政治变革。据报道，国际奥委会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国际奥委会多名委员认为，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推动了韩国的改革步伐。“他们的政府究竟会怎么做？”曾经担任国际奥委会顾问的一个美国人在2001年时这样问我。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告诉我，主办方曾经考虑过，但最终放弃了“伟大长城，伟大奥运”这样的口号。七年后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也能举办奥运会。考虑到现在安排了五千多位农民防止外国人登上长城，当时关于那句口号的决定似乎也是非常明智的。

自邓小平上台以来，中国逐渐接受了外部世界，不过仍然存在害怕和担心。奥运会无疑有助于增加开放程度，但举办体育比赛并不会开启任何政治变革，正如它无法改变大多数人的基本观念。很久以前，中国人便已经学会从容冷静地面对重大事件，所以他们才能在“文革”时代幸免于难，并熬过四川大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这种顽强的精神在各个比赛项目中都得到了体现，尽管你得首先弄明白究竟往哪里去看。在安之若素的跳水选手身上，在坚毅顽强的举重选手身上，在步调一致的体操选手身上，你都可以发现这样的精神。中国运动员大多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从小就被录取到体育运动学校。三岔村足够繁荣，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记忆中没有一个孩子就读过体育运动学校，魏子淇告诉我，他也不会让自己的儿子走这条路。不过，其他地方没有选择的余地，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体系完善的体育运动机构已经心满意足。

农民们至少以间接的方式在体育设施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我重读北京奥组委在申奥期间发放的宣传资料时才发现，场馆的规划方案与实际建成效果相比显得非常普通。这与申奥城市的一般情形相反——奥运会申办城市在做出承诺的时候往往说得天花乱坠。中国政府在2001年宣布，将建设六条总长为一百四十公里的地铁线路，后来实际修建了八条总长为二百公里的地铁线路。比赛场馆的规划方案看起来矮小平淡，富于实用。既没有鸟巢，也没有水立方，没有一点有特色的东西。但自此以后，农村人不断地拥进城市，他们不光刺激经济，还为修建各种综合性场馆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可不是刷刷油漆而已。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已经发展到了适合举办奥运会的绝佳时期：劳动力依然廉价，政治责任依然微不足道，不断崛起的中产和上层人士愿意观看比赛并以此为荣。这些人对于奥运会的反应才最为热烈——主要是年轻人和富裕群体。坐上看台，你很容易就会忽略，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来自农村。

观看比赛的时候，我喜欢到场馆的偏僻角落闲逛。最次的位置一般作为赠品：在男子佩剑比赛时，最偏僻的区域坐着一百五十位北京市的林业职工，他们手拿充气棒，露出略显迷茫的眼神。在古典式摔跤的预赛现场，坐着一群来自昌平的中小学生。他们的老师站起身来大声提醒：参赛者的父亲就坐在他们的身后！

那个人坐在最后一排。他名叫常艾美（音译），五十二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了十岁。他皮肤黝黑，被太阳晃得眯缝着眼睛，随身带着农民常用的白色毛巾。他的大腿上堆放着那一天领到的免费物品：一面中国国旗、一面印着奥运吉祥物的小旗、一本英文的观赛手册。他还拿着一本小册子，指导大家如何观看古典式摔跤：“当摔跤手表现出高超技艺，或者得到高分时，观众应当热烈鼓掌。”

常艾美的儿子名叫常永祥，之前刚刚击败了雄霸跤坛的保加利亚籍世界冠军。常艾美正在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跟众多的农村人一样，他一拿起手机就扯开了大嗓门。“老大刚刚比完！”他大声说道。“赢了！什么？我说他赢了！”

此后一小时，他的电话铃声不时响起：家乡的亲戚、朋友和记者。常艾美住在汉霸，这是河北省一个不到三千人的小村子。他们在自己那四亩多的土地上种植小麦和玉米，年收入只有四千多元。1980年代，常艾美的一个侄子被选中参加摔跤比赛，最终成了全国冠军。之后，常艾美相信，自己天生一副大块头的儿子也应该有机会。十三岁时，他的儿子离开家乡，进入了县体育运动学校。他现在参加的是七十四公斤组别的摔跤比赛。我问常艾美怎么坐在了最后一排。

“教练不想让他知道我来这里看比赛，”他说道。“他们不想让他受到任何干扰，所以让我坐在最后面。”

他这是第二次观看儿子的摔跤比赛。观看奥运会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三天前，当地的干部告诉他，他们有几张票，他可以拿到一张。其他的票分给了村党支部书记和县体育局局长，两个人都拿到了前面的好位置。常艾美的女儿在体育馆的外面等着；她没有拿到票。

手机又响了。“一个美国记者正在采访我！”他高声说道。“现在！美国人！”

两年前，他的儿子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参加过摔跤比赛。“他说你们美国人很好，” 常艾美告诉我。“他还说你们那里很干净。”

当时正值上午，运动员们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比赛。中国摔跤选手在奥运会上只拿过铜牌；没有一个人闯进过决赛。常永祥那天早上参加第二轮比赛的时候，击败秘鲁选手取得了半决赛资格。当轮到他进行下一轮比赛的时候，我来到了看台的最边上。他的父亲还一个人坐在那里。

常永祥将对阵名叫奥列格·米哈洛维奇的白俄罗斯选手。整整一个上午，观众们的呼声越来越高，现在他们终于齐声呼喊：“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几乎与此同时，白俄罗斯人把常永祥摔出圈外获得四分，由此赢了第一局。但随后常永祥似乎精神大振。他体格强健，大腿粗壮，方形下巴。他黑发林立，每完成一次抱摔都像野牛一般猛甩头发。第二局，他扳平比分，全体观众站了起来。来自昌平的中小学生高声喊叫，使劲拍打着充气棒。

他们身后的常艾美仍旧坐着。他跷着二郎腿，仿佛经过一天的劳动正在藉此放松，那一堆物品依旧整齐地码放在大腿上：毛巾、旗帜、小册子。自比赛开始以来，他没有挪动过半块肌肉。他的视线集中在远处的垫子上，一句话也不说。但我听见了他的呼吸声——平稳、平稳、平稳。第三局，白俄罗斯人率先得分。深呼吸，深呼吸。比赛继续，常永祥被压倒在身下；他挣脱出来，得了一分。吸气——差不多是倒抽一口凉气。又得一分，比赛结束，裁判举起了常永祥的手臂。

之后，常永祥输给格鲁吉亚人，拿到了银牌。不过，他在半决赛那天骄傲地离场，因为他是中国古典摔跤史上成绩最好的选手。人群中一片欢腾——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看台的顶端，常艾美安全地躲在众人的视线之外，依旧表情轻松。他一言不发，直到掏出手机。“喂！”他大声说道。“他刚刚又赢了！”

每天，这几个美国人都要前往位于芜湖的汽车生产厂。一共有二十个：工程师、公司经理、市场专家、技术顾问。一个律师。汽车生产商名叫奇瑞，是过去两年里蓬勃发展起来的一家新公司。多数在上午，美国工程师们都要到奇瑞组装厂外面的一条小路上试驾原型车。试车道上有中文提示；工程师们讲的是底特律英语。

“我打六分。”

凹凸路

“注意离合器接合。”

制动检测

“你还记得那辆林肯凡尔赛吗？”

“当然记得。”

“那辆车真让人汗颜。”

请保持车距40米

“我只给林肯大侯爵的怠速打过九分。”

毛石路

“你要调头吗？要调头的话，提醒我一下。”

美国人的领队是马尔科姆·布里克林，他之前建立了一家名为“幻想汽车”的公司，并以此与奇瑞展开合作。当我在芜湖见到他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他们即将成为第一家向美国引进中国制造汽车的公司。他说：“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我要把它拍成电影。”他的儿子担任录音师。乔纳森·布里克林二十多岁，父亲走到哪里，他就拿着录音机跟到哪里。

马尔科姆·布里克林六十六岁，一辈子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汽车生产领域寻求突破。1960年代晚期，他把斯巴鲁汽车介绍给美国消费者，为此小赚了一笔。1970年代初，他把赚到的钱悉数投入，在加拿大新布伦斯维克建了一家汽车制造厂。他委托设计了一款前卫的翼型门跑车，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没过多久就亏得血本无归。

1980年代，布里克林把雨果轿车从大西洋对岸搬到美国。之后没多久他便宣布个人破产。后来，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尝试生产电动自行车，但美国人对自行车的爱好远远不及小轿车。

2002年，他开始寻求重返汽车制造业之路。他知道，还是要先找国外的汽车制造厂，再把汽车出口到美国。他寻访过英国、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印度。来到芜湖之后，他终于停下了脚步。

这是“幻想汽车”的第二次中国之旅，他们下榻在国信大酒店。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在行政酒廊用早餐，马尔科姆·布里克林开始大谈他的过去和未来。他个子很高，头发花白，一双蓝灰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嗓音低沉而柔和。他从不会安安静静地坐着。他说自己一来芜湖就碰上了这家非常完美的汽车制造厂。跟他一起吃早餐的，通常有“幻想汽车”执行副董事长托尼·西米内拉，以及公司的律师罗纳德·E·沃尼克。沃尼克是布里克林的老朋友，他的专长是破产法。他远在亚利桑那的车库里还停着一辆型号为布里克林SV-1的双翼门车。

“人们谈论雨果汽车的时候，总把它当成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布里克林说。“托尼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全世界寻找最便宜的汽车。当时的南斯拉夫还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对西方很友好。我们找到一款已经投产十五年、但从不需要满足各项规定的汽车。这就是菲亚特128。”

托尼·西米内拉接过话头：“一箱箱的卫生纸，还有传真机墨粉。我们都得自己带。为了把车子开起来，我们还得自带无铅汽油。”

布里克林说：“亨利·基辛格担任我们的顾问。托尼在十四个月里进行了五百二十八处改动，只用了十四个月，我们就把车子交到了经销商的手上。”

托尼说：“我们就在他们的工厂边上建了一间厂房，调整刚下线的每一辆汽车。这款车在美国卖得很快，经销商每辆车加价三千美元，卖到了三千九百美元。”

布里克林说：“通用汽车公司把土星汽车提高到价格更昂贵的细分市场，完全是因为雨果的缘故。质量越来越好。我们卖出了很多辆，也得到了很多赞扬。三年后，我卖掉了自己的股份。随即，战争开始了。现在，大家都说雨果汽车很失败。”

跟芜湖的其他事物一样，国信大酒店里的一切都是新的。行政酒廊的书架上摆放着很多书籍，完全可以让一个人白手起家。一共有十二本中文版的《哈佛营销管理》、十本《哈佛商学院MBA管理百科全书》。

布里克林说：“我们不是要引进廉价的中国汽车。我们引进的汽车物有所值，价格低廉。两万美元的汽车我们只卖一万四；三万的我们只卖两万。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百分之三十的市场份额。”他略显不安地眨了眨眼睛，随即变换了话题。“我发觉跟日本很像，”他说道。“1968年是他们的转折点，人们对日本产品的看法从廉价变成了高质量。”他继续说道：“日本人花了二十年才做到的事情，中国人只要五年就能完成。”

在布里克林一行抵达芜湖前的好几天，我开着车从北京赶了过来。这趟旅程接近一千三百公里；我租了一辆中国制造的大众捷达轿车，不慌不忙一路走来。我既经过了孔子的故里，也与南皮石金刚、沧州铁狮子、金牛苜蓿园擦肩而过。我还经过了东光铁菩萨和吴桥杂技之乡。一路上都能看见地方名产的大幅广告。金乡县的农村地区竖立着一大块告示牌，上面用英语写着：“中国大蒜数金乡。”

高速公路的路况好得出奇——四车道、精心打理的隔离带、出口标示清晰明了。有些路段刚刚修好，在我的地图上依然保持着虚线状态。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在过去四年间翻了一番，交通部最近举行新闻发布会，计划再建三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当问及新建道路的目的时，交通部长张春贤提到了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头一年对中国的访问经过。很显然，赖斯跟中国的官员说过自己带着一家人在夏季度假时的美好回忆。“她说那几次度假加深了她对美国的热爱，”张春贤解释道。“修建高速公路可以刺激汽车产业，但这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去芜湖的路上，我开着车从很多崭新的告示牌边一驶而过；这些告示牌犹如拔掉插头的电视机，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正等着广告商们琢磨，什么样的消费者总有一天会从这条路上开车经过。近年，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买了汽车，但他们很少做长途旅行，一是因为收费高，二是因为驾驶员还欠缺经验。路上的多是货运大卡车。这是中国高速公路的第一个阶段：先运送物资，随后人才会到达。

卡车司机三两个人一起出行，以便昼夜轮换驾驶。他们遵循固定的线路，大卡车也是他们自己的；稍有延迟都会产生费用，所以他们在路边餐馆吃饭的速度很快。每天晚上，我都要停车吃饭，不管遇上什么人都要交谈一番。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卡车驾驶员——他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经济的晴雨表”——不过我们通常只来得及礼节性地寒暄，紧接着他们便要匆忙地返回停车场。一辆卡车的两个驾驶员告诉我，他们刚卸下满满一车有色金属材料，车上现在装满的是竹枝扫把。另一辆卡车刚卸下彩色电视机，现在装的是经过加工处理的小麦。这些人都是新经济的炼金术士。在中国高速公路沿线每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交易现场，这样的炼金术士总是处于核心位置。一组卡车司机刚卸下电脑化的麻将桌，立马又装上了中小学课本。还有一队人马从杭州拉着散热器，来到石家庄换回一车化工原料。温州的鞋子；长春的发电机。大同的煤炭；温州的火车组件。谁都没有开着空车乱跑。

来到曲阜，我把车开到了孔子家族的墓地。当地政府把这块墓地改成了旅游景点，在高速公路出口设置了告示牌，不过停车场上只有我这一辆车。墓地在一大片林地里延伸出去；两千多年以来，当地凡是姓孔的人都和他们的妻子葬在了这里。数字惊人：柏树林里一共长眠着十多万人。

我漫无目的地一边闲逛，一边察看那些墓碑。我先是看见一块墓碑标着明朝晚期和孔家第六十二代；刚走几步我就看见边上一块墓碑一下穿越了三百年：2001年，第七十四代。我正要察看边上的墓碑，突然听到了哀号。我顺着哭声穿过一片坟墓。

一个新土堆旁，几个妇女正在一边磕头一边嚎啕大哭。把他们拉到这里来的，是一辆三轮二冲程泰山200型拖拉机。坟头的供品很简单：橘子、苹果、炖鸡。几个男人站在一边看着他们，其中一个人给我递了一支烟。这个人告诉我，现在安葬的是一位妇女，生前嫁给了孔家的第七十二代。哀号声又持续了十来分钟，随即仿佛油料耗尽一般戛然而止。两个女人走过来跟我闲聊，向我打听美国人如何举行葬礼，我的薪水有多少，美国人是不是真的想生多少孩子就可以生多少孩子。我告诉他们，我是美国海斯勒家的第五代子孙。一个人用曲柄发动拖拉机之后，他们突突地绝尘而去。他们留下炖鸡，带走了橘子。

就在不远处，孔子的墓碑上依然有“文革”破坏形成的裂痕。一个导游说，红卫兵掏空墓穴，结果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他讲这件事的时候带着微笑；我无法断定他的意思是小闯将们扫了兴，还是孔子根本就没有埋在这里。我离开的时候，停车场上依旧看不见任何车辆，高速公路同样如此。一路上唯一的障碍出现在天津以南，车流到此突然减慢，车辆纷纷变道行驶，因为几百本小册子如死鸟一般散落在路上，妨碍了大家的正常驾驶。我停下车来捡了一本。全是英文：位于美国肯塔基州达特福德市一家名为伍尔维奇的金融服务公司长达十四页的抵押申请书。很显然，一辆满载进口回收废料的大卡车忘了闩上车门。表格有数千份之多，飘散在空中，飘落到车轮下，跟那些告示牌一样全是空白。

世界各地都散落着汽车零部件生产厂，马尔科姆·布里克林曾经想方设法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他到处打听已经破产或位置偏远的汽车厂，因为在这样的地方总能找到机会。一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我请他详细地说一说来到芜湖的经过。

“三年前，我接到南斯拉夫一个熟人的电话，”他开始讲了起来。“他问我能不能去他们那里看看，因为他们想把工厂卖给我。这家工厂被北约扔了五枚导弹。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年。问题是，那家工厂有那么多工人，你复建厂房的这段时间怎么安置这么多老雇员？随即，他们的总理遭到暗杀，于是我说，我们年纪大了，不适合干这件事儿。

“我们来到了罗马尼亚，大宇在这里建过一家工厂。还是那个问题——你拿那些老雇员怎么办？我们又到了波兰，地方很不错，大宇修建的工厂也很不错。这家厂生产的发动机卖给了乌克兰。别问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老雇员。不过，这家工厂把我们引荐给了罗孚汽车，这家公司有意与波兰方面展开合作。然而，不确定的因素太多。我们又来到了印度的塔塔。那些人真的不错。”

“确实不错，”托尼·西米内拉说道。

“我们去看了他们的工厂，工厂没问题，”布里克林说道。“技术不算最先进。他们只生产一个车型，而且有点吹过了头。我们正琢磨，怎样组合才有意义。我们遇到一个俄国人，来找我们商量把发动机卖到中美洲的事情。他问道，你们干吗不去中国看看？我回答说，我再也不想走下去了。他又说，你应该去那里看看，那儿的人很精明，也有冒险精神。他后来又说，就在上海，你们干吗不去看看呢？于是我们决定来一趟。就在我们出发前，他又说，对了，还得坐一程火车才到。幸亏他撒了个谎。于是，我们坐着火车来到了芜湖，火车真是挤呀；我们就这样坐了整整五个小时。”

整整一个早上，布里克林一动不动，这下他头一次把双臂紧紧抱在一起，身体收缩，仿佛挤在了几个乘客中间。随即，他又猛然回过神来：“他们领着我们参观了厂房，我们印象很深。我掏出意向书交给了他们。接着，我们花了七个小时探讨意向书。他们说想跟我们发展关系；我说我可不想飞来飞去地发展关系。那天晚上，我们跟他们的总裁一起吃了饭。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大家所期待的。于是，我们签订了意向书。这是一份四十八小时搞定的意向书。”

中国的精英阶层一度对经商持鄙夷态度。根据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任何读书人都应该鄙视商人，皇帝们对西方人首次提出通商的建议更是断然拒绝。不过，英国人铁了心也要购买茶叶推销鸦片，并不惜为此打上一仗。1842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开放五个口岸与英国通商。这成了套路：如果中国人不愿意开放市场，人家总能找到借口并诉诸武力。1858年，经过几次战争之后，中国答应向外国人再开放十个口岸。1876年，一位英国领事在中国西部为宗族成员杀害（他当时正在侦察连接缅甸的通商线路），清政府同意再开放四个口岸，芜湖是其中之一。

这座城市位于内陆省份安徽，坐落在长江的东岸。1870年代晚期，英国人在俯瞰城市的山坡上修建立柱式领事馆，并在江边建起海关大楼，专门进行鸦片加工。法国耶稣会会士建了一所教堂；西班牙人开了一所天主教学校。美国新教徒传教士建了一所医院。随即，20世纪见证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清王朝的倒台、日本人的入侵、共产党的革命——外国人从此在芜湖消失了踪影。在计划经济的几十年间，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投入的资金少之又少。

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建设出口加工区，即指定的地区通过特别税收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早期的出口加工区碰巧多设立在之前的通商口岸，一如从前像潮水般地先后涌现。1992年和1993年，在深圳这样的早期出口加工区已经繁荣十多年之后，中央政府又批准了三十二个城市。芜湖是其中之一。

芜湖市是新经济的后来者，位置相对比较偏僻。当地有价值的特产并不多见。1980年代，芜湖因为生产一种名为“傻子瓜子”的葵花籽闻名过一段时间，但这比“苜蓿园”或“中国第一大蒜”这样的招牌还要糟糕。芜湖的领导人想建立真正的核心产业，他们觉得在管控严格的汽车生产领域，本地的寂寂无名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优势。自1980年代以来，外国汽车生产商已经可以与中国国有公司组建合资企业，条件是他们所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政府的目的是通过向外国人学习，但保持控制权的方式快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工矿企业。（在中国，谁都不会忘记通商口岸所带来的屈辱。）大众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与中国人展开合作，一方面给生产出来的汽车打上外国品牌，另一方面则把零部件的生产外包给价格低廉的中国供应商。一段时间里，这样的策略让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原因之一是来自中央政府的严格管控有效限制了竞争的存在。

然而，芜湖的官员们悄无声息地打起了管控制度的擦边球。他们请来了尹同耀，他既是安徽人也是个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并且在合资新建的大众汽车公司是冉冉上升的明星人物。尹同耀帮着把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威斯特摩兰一家倒闭的大众汽车制造厂的部分工具和设备搬到了吉林省长春市。位于威斯特摩兰的这家工厂主要生产高尔夫轿车和捷达轿车。搬到长春之后，他们用同样的平台——汽车的框架和主要部件——生产出中国版的捷达轿车，并最终使之成为了全国最畅销的车型。

尹同耀离开长春，来到芜湖这家新建的工厂当上了副总经理。拿着当地政府提供的资金，他到英国一家过时的福特发动机厂购买生产设备，并运回了芜湖。接着，他来到西班牙买到了一款名叫托莱多的轿车生产图纸，托莱多这款轿车的生产商是正在勉力挣扎的大众子公司西雅特。这款西班牙轿车跟捷达轿车采用的是同一个生产平台。

尹同耀在芜湖悄悄地建起了一条汽车组装线。国家的管控政策禁止新建的汽车制造厂进入销售市场，于是芜湖的官员给自己的企业取名为“汽车配件”公司。第一台发动机诞生于1999年5月。七个月之后，他们生产出了第一辆汽车。这辆汽车用的是本应专供大众汽车的捷达零部件。大众汽车大为光火，同样光火的还有中央政府。

不过，这种策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十分普遍：先触碰底线，再请求谅解。一年多的时间里，芜湖的官员们不断与中央政府协商，最终于2001年拿到许可证，可以把汽车销往全国各地。（据报道，大众汽车接受经济调解方案，并决定不提起诉讼。）他们给这家公司取的中文名字叫“奇瑞”，意即“好运当头”。其英文单词Chery的发音跟具有“欢乐”之意的cheery十分相近，只是省去了中间的一个e,意指奇瑞公司需要不断进取，才能达到幸福快乐的境地。2004年，奇瑞公司一年的汽车销量差不多达到了九万辆。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褚昌俊会见我的时候，我问奇瑞为什么不按照正常的程序申请成立汽车公司。

“这就像生孩子，”他解释道。“首先你得怀上孩子，然后再去登记注册。我们也是这么个做法：先把汽车造出来，然后取得生产汽车的许可证。”

正在这时，副主任何学东加入了谈话，他补充道：“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去申请，那你可能得等上很多年。在当时，机会可以说是稍纵即逝。”

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开发区新建的投资服务中心，大理石装饰的门厅宽敞得足够并排拉上两张羽毛球网。当我在午间休息前往拜访的时候，很多干部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羽毛球。褚昌俊和何学东递给我一大摞用英语编写的招商材料，其中有“投资者的绿洲”和“投资者是我们的上帝”这样的名言警句。一个句子写道：“芜湖有高质量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其后的句子谈到了电力、水资源和下水道。

开发区位于城北的长江边上。继奇瑞这家主力租客之后，芜湖已经吸引到了一百多家制造商，随时都有拔地而起的新建厂房。很多工厂搬迁自南部沿海，过去二十年间强劲有力的经济增长已经使那些地方的成本和工资大幅增加。

一天下午，我来到芜湖第二大厂区的保顺路，马路两侧的工厂正处于不同的建设时期。帝国希尔计划于下月开始生产（空调电气部件），顺城电子计划再招聘一百名工人（空调配线工）。世纪厂每天生产四千个空调器塑料外壳。来到芜湖世界硬件公司，我向门卫咨询他们的产品，他打开抽屉，抓起一大把崭新发亮的钉子，像抛骰子一样把玩着。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子走出来，递给我一张印着“国际业务部经理叶美丽”（Merry Yeh）的名片。我们来到楼上的办公室，叶美丽给我倒了茶水，墙上挂着一块牌匾，纪念这家工厂与美国全国钉子集团公司的合作成功（“不仅仅是钉子”）。芜湖世界每天生产六十吨钉子。三百四十名工人。一万八千平方米。还有问题吗？

“你怎么取了这个英文名字？”

“我是根据Merry Christmas（圣诞节快乐）取的！”

位于主城区的英国旧领事馆已经被改造成党委所在地，西班牙教会学校被改造成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原来负责鸦片加工的旧海关大楼曾经多年被用作幼儿园，现在已经弃之不用。在这遭人痛恨的英帝国炮舰外交的标志物上，纵向涂写的“文革”标语虽日渐模糊，但依旧能够辨认。不过，小摊贩们围着大楼底部搭建的木质棚架挡住了标语的部分词句：

毛主席语录

在斗争中学习

一天下午，一个名叫约翰·丁克尔的美国人开着奇瑞T-11原型车来到了芜湖经济开发区。“幻想汽车”雇用丁克尔担任技术顾问，他的专长是道路测试。“你通过做坏事便能知道一辆汽车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我们驶出厂房的时候，他这样对我说。后排坐着三个中国的道路测试工程师。他们谁都没系安全带。

T-11是一辆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后来被冠名为“瑞虎”投放到中国市场。其外形与丰田RAV4极为相似。丁克尔还打算测试一款计划于当年晚些时候投放中国市场的新型跨界车B-14。奇瑞正在提升其国内生产线，原因之一是为进入更加严苛的国际市场做好准备。计划打进美国市场的车型尚处于设计和研发阶段，最大的阻碍之一是如何满足美国的安全和排放标准。尽管T-11和B-14都不会用于出口，但丁克尔还是计划对两者的质量进行评价，并借机向奇瑞的工程人员展示美国人是如何进行汽车道路测试的。他之前要求我一同前往，并帮着做一些翻译工作。

在开发区的一条街道上，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加速、刹车、转向。“一个轮子抬起来了，”他在转一个急弯的时候说道。“这个轮子在空转，需要增加限滑差速器。”我尽最大努力把他的底特律汽车英语翻译成中文。我们沿途经过一辆装满砖头的拖拉机、一家新建的空调制造厂，以及一个在草丛里撒尿的小男孩。丁克尔加速转向；一辆公共汽车正使劲摁着喇叭。坐在后排的三位工程人员用手使劲地撑着车顶棚。其中一位终于通过我表达了请求：“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没有其他车辆的地方？”

那还不简单：在中国，只要顺着某条路走下去，肯定能找到一片更加崭新的开发区。我们往北驶去，先后经过一辆辆推土机、运土车，以及一处处未来房产的雏形骨架，来到了保顺路。丁克尔说：“告诉他们，从二挡换到三挡、从四挡换到五挡的时候，变速箱的顿挫感很明显。”

丁克尔很敏锐，说话轻言细语，身材十分瘦小。作为1960年代晚期密执安大学迪尔伯恩分校的毕业生，他是排放实验室唯一适合操作马自达Cosmos车型的人选。我问他为什么原本学习的是工程技术，他回答道：“我遇到的辅导员不怎么聪明。”在那个时候，大家以为数学成绩好的人就应该当工程师。在克莱斯勒短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转行做了新闻记者。他在《道路与测试》杂志工作了二十年，其中包括两年时间的总编辑。“我测试了三十年的汽车，”他说道。“路上跑的车我几乎都测试过。”他告诉我，芜湖空荡荡的街道让他想起了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旧时岁月，也就是他们在奥兰治县的豌豆地里测试车辆的那段时光。

在厂区的西头，位于钉子厂和空调外壳厂之间，有一段空荡荡的环形路。在丁克尔的眼里，这很像一个试车场。他把车速提到每小时六十多公里，从一堆支成塔形的竹竿旁一驶而过，这堆竹竿即将被用作下一个建筑工程的脚手架。他持续绕着弯路，轮胎吱吱作响，环形路一次次被甩在身后：钉子、竹子、空调罩子。钉子、竹子、空调罩子。三位中国工程人员被甩到右侧挤作一团。他们还是没有系上安全带。

坐在中间的名叫齐海波。他本可以拎着杂物袋坐上马自达Cosmos汽车的驾驶座。二十二岁的他在内蒙古的一个农场上长大成人。他的祖父从陕西省迁到了那里（“要么因为饥荒，要么因为战争”）。齐海波的父亲读到五年级，他的母亲只读过一年级。他们种植小麦、玉米和葵花。

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他都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高中毕业的时候，尽管对于工程技术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他还是考入了武汉工业学院。“我想考一所好大学，我还听说计算机和电子技术是当今最好就业的两个专业，”他说道。“所以，我在考试的时候填报了这两个专业。”

一年前他还在大学里就读最后一个学期，参加人才招聘会的时候遇到了奇瑞的招聘人员。“他们可以录用我，学校的人都说这是一家新建的公司，发展很迅速。于是我在第二天签订了合同。我觉得年轻人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奇瑞的标准来看，他并不算特别年轻——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齐海波每个星期工作六天，每个月的收入不到两千元。他跟另外三位工程人员同住一间宿舍。他希望拥有独立的空间，但宿舍的条件比他所知的内蒙古的条件好多了。他希望在奇瑞公司拥有长远的未来。“它不是合资企业，这一点我很喜欢，”他说道。“它是中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厂。”

道路测试结束之后，我问齐海波从丁克尔身上学到了什么。齐海波说T-11的传动轴有点小问题，也就是急转弯时其外轮略微打滑。B-14的尾部在高速行驶时容易飘浮。齐海波尤其羡慕丁克尔操纵汽车的能耐。这位中国工程人员的工作既涉及质量控制，又涉及汽车试驾，一个月前他才刚刚拿到驾照。

奇瑞的早期策略，是到全世界遭遇滑铁卢的汽车厂收集有用信息，这在一款名叫QQ的微型车上达到了极致。1990年代，位于韩国的大宇汽车试图在全世界拓展业务，并在越南、印度、波兰、罗马尼亚、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大肆投资建厂。没过多久，大宇汽车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度扩张——后来证明，乌兹别克斯坦根本不是建立汽车制造厂的理想之地——于是不得不宣布破产。几家大的美国公司一面看着价格不断下跌，一面抓紧时间在这家破产的公司上挑挑拣拣。2002年，通用汽车公司在经过一年多的研判之后，终于获得对大宇汽车的控股权。通用汽车公司接管了大宇一款名为马蒂兹的微型车的生产平台，重新包装为雪佛兰Spark （乐驰），并打算在中国开始投产。

2003年6月，距离Spark上市还有半年，奇瑞揭开了QQ的面纱。这款车与通用的车型看上去几乎如出一辙，但售价低了四分之一：只有五万多元。奇瑞还开发了一款与大宇Magnus十分相近的车型，并取名为东方之子。

中国消费者一直不喜欢东方之子，但QQ轿车很快大获成功。这款车长度不到三米七，搭载0.8升发动机，甚至比MiniCooper还要小。这款车对于中国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是完美之选，他们以往根本买不起昂贵的合资品牌。2003年，全国的乘用汽车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奇瑞和其他小型汽车生产商在低端市场占据了牢固的地位。2004年，奇瑞QQ轿车的销量是通用Spark轿车销量的五倍。

2004年12月，通用大宇在上海提起诉讼，状告奇瑞公司“通过抄袭和未经授权使用通用大宇商业机密的方式”研制出QQ轿车。一般的侵权行为在中国比比皆是，而这起案子要复杂得多：奇瑞公司推出仿制品的时候，原型还没来得及上市。这意味着就在通用汽车公司与那家破产公司进行磋商的那一年，韩国的设计机密已经被泄露。

当我前往上海拜访通用中国公司时，公司的法律总顾问夏尊恩（Timothy P.Stratford）递给我两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上并排摆放着两辆轿车：绿色的QQ轿车和原产于韩国的黑色马蒂兹轿车。第二张照片上，两辆轿车的车门做了对调：绿色轿车装着黑色车门，黑色轿车装着绿色车门。

“从来没有两家竞争对手的轿车，车门是可以对调的，”夏尊恩解释说。“这意味着他们不光抄袭车门，还抄袭了车门的门框。车门的门框相当于一辆轿车的指纹。”

奇瑞的管理层除了说明QQ轿车已经取得中国专利（如果设计方案的获取途径非法，这将不具有实际意义），并未对这一案件发表过公开声明。当我与奇瑞国际公司的总经理张林谈及此事时，他强调自己进入公司的时候QQ轿车已经上市销售。不过，他否认有什么违规之举，并说像奇瑞这样的年轻公司自然会以合法的手段开发与在其他地方已经证明成功的车型相类似的车型。

“这就是初始阶段的创业模式，随后进入下一个阶段，”他说道。“就像学画画。你不可能一开始就画出自己的得意之作——你只得临摹他人的画作。任何产业都有这样的本质。索尼、现代和丰田都是这样起家的。它们以某样东西起家，很快又弃之不用。”

一年前张林进入奇瑞公司。他出生于上海，在密执安大学安娜堡分校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他在位于底特律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工作过九年时间。他有两个孩子，分别为八岁和十岁，在美国的求学时光十分愉快。不过，张林每年回到上海的时候，这里总有他认识的新城区涌现，这让他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在一个朋友——也是一位在美国受过训练的中国工程人员——接受奇瑞公司提供的职位之后，他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如果留在美国，我可以预见五年或十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工作，”他告诉我。“这样的生活容易得多，但也会错失很多精彩。我觉得风险和回报往往相伴而行。”

风险是奇瑞的文化之一，即便QQ轿车也可能是一场处心积虑的赌博。多位独立分析家告诉我，他们质疑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否足够完善，能处理好这一案子。再说，奇瑞是国有企业，中国人一直梦想拥有真正的国产品牌。通用大宇希望迎来开庭，但谁都不敢保证这家外国公司能否得到公正的对待。同时，因为奇瑞无意向美国出口QQ轿车，也不存在诉诸美国法律体系的可能性。

奇瑞的规模依然很小——八千名雇员——但在不怎么花钱投入设计和工程技术的情况下，一年竟然可以制造十多万辆汽车。管理层开始转变策略；庞大的研发中心刚刚建成，并雇用了三十来位像张林这样在国外接受过训练的工程人员。最近该公司开始强调质量控制，其规模和精密程度给每一位到访的专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专事汽车生产的美国顾问罗纳德·E·哈勃尔告诉我，奇瑞公司的铝棚厂房十分巨大，目前只利用到十分之一的空间。“在中国，人们喜欢先于需求建设庞大的生产能力，”他说道。“他们似乎拥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渠道。我不知道这样的资金从何而来。大多数西方公司不可能把钱投到这种对未来的假设上。”

作为一家国有公司，奇瑞并不需要对股东们负责，也没有人说得清投入了多少资金。一天，我前往QQ轿车和东方之子轿车庞大的总装厂房。门口立着一块用中文书写的标语牌：

我们不仅要努力工作，

还必须勤奋，

更要有国家使命感。

边上的电子屏显示，他们当天已经制造出二百五十三辆QQ轿车。穿着蓝色制服的工人们正在组装线上移动着崭新的轿车。一位名叫胡斌的经理告诉我，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量，他们在过去几年间逐渐加快了生产步伐。胡斌所在部门的各个装配站一开始需要三分钟才能完成一项任务，现在只要两分零五秒。胡斌说，要不了多久奇瑞就能以汽车数量而不是工作时间为标准向工人们支付工资。他问我，美国的汽车制造厂是否也采用同样的策略来增加产量，我说不会，并提到了“工会”这个词。胡斌希望自己的部门到年底时把时间再减少十八秒。

在国信大酒店又一次吃早餐的时候，马尔科姆·布里克林说芜湖需要在长江上再修建一个港口。

“港口还要深挖，街道还要铺宽，灯光要更明亮，以确保安全和查看损耗，”他说道。“要能在五个小时内装载五千辆汽车。”

布里克林在美国寻找着愿意出资四百万美元获得中国汽车销售权的代理商。“幻想汽车”也需要起一个新名字。“需要符合、但不直接取自‘虎’或‘龙’，”他说道。“我碰巧又喜欢Chery这个名字。”就在这次谈话后没多久，通用汽车公司的律师给布里克林发来警示函，说Chery不仅跟Cheery只有一个字母之差，跟雪佛兰的英文名称Chevy也只有一个字母之差，很可能再次引发诉讼。之后没有多久，通用汽车公司和奇瑞最终就Spark—QQ之争达成庭外和解，双方都未公开置评过和解条款。

中美公司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十分普遍，双方都在琢磨怎样在同一个世界中共存。当我在上海和一家名为亚洲汽车资源的咨询公司的总裁迈克尔·邓恩谈起这事的时候，他说自己不认为奇瑞的低价吸引力能让它成为美国市场上的新品牌。历史上的外来汽车制造厂——以现代汽车为例——在美国消费者面前一亮相就走得步履蹒跚，原因通常是质量低劣。丰田汽车之所以取得成功，全靠它的谨小慎微——这正是底特律长久以来所缺乏的品质。邓恩相信，中国人跟底特律人具有同样的弱点。“中国人跟美国人很相似，”他说道。“都想底线得分，都想来个本垒打。我们很聪明。”

中国人总喜欢这样说：“我们很聪明。”邓恩继续说道：“但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恒心和毅力。这句话的意思更像是：‘我们能够赶超。’”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在中国生活得越久，某些方面就越发让我想起美国。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拥有无止境的乐观和精力，都在快速崛起的城市之间修建了宽阔的道路。他们一向拥有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中国人的这一品质比美国人还要美国化。每当中国的工程人员与“幻想汽车”的雇员们站在一起，来自更为年轻国家的人们突然之间更显衰老：时差、头发花白、大腹便便。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老手——布里克林做过百万富翁，也经历过破产潦倒；他因为幻想受过赞扬，也因为仿冒受过谴责。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原因之一正是不想提及这样的往事。

2006年年底，布里克林和奇瑞公司的关系戛然破裂。两年后，“幻想汽车”状告奇瑞公司，提出大约四百万美元的赔偿。布里克林转向插入式混合动力汽车。奇瑞公司继续发展，终于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随后几年间，奇瑞公司跟菲亚特和捷豹路虎成为合作伙伴。不过，他们出口的汽车大多针对发展中国家——截至2012年，他们还没有为美国市场生产出一辆汽车。

在芜湖期间，我会见了曾经身为大众公司雇员、现已升任奇瑞公司总裁的尹同耀。大家都知道他刻意躲避新闻媒体，但他还是答应于傍晚时分在国信大酒店的一间会议室里会见我和另外几位记者。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仿佛刚刚离开办公室。他四十出头，面相更显年轻。不过，当我问起他的教育背景时，他的回答仿佛在描述一段远古的历史。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他说道。“还没有坐过小轿车。”他解释说，那个年代的好学生都分配到了卡车制造厂，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乘用轿车市场。他属于差生——他一边说一边自嘲地笑了起来——所以被分配到了东北。我问到了公司的优势。

“我们拥有的是进取心，”他说道。“我们没有品牌、没有认知度，什么都没有。我们拥有的只是强烈的进取心。”

在芜湖的最后一晚，我无法入睡。返回北京的驾车之旅正等待着我，灯光和噪音也钻进了我的房间。早上四点三十分，我起身看了看窗外。街道对面，海螺工厂因为连夜赶工而轰鸣不已，里面的工人们正在生产着PVC窗框。“幻想汽车”的人马已在头一天离去。我是继续住在国信大酒店的最后一名外国人。

我走到外面，发动了捷达轿车。开发区笼罩着一层薄雾，车头灯在空荡荡的大街上一扫而过。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很多工厂都在为节日的到来连夜赶工。低矮的厂房透出缕缕光线，宛如一个个纸糊的灯笼。

天刚亮，我驶过新建的长江大桥，进入了高速公路。在芜湖城外十几公里的地方，我驶过了一个标示为“无为”的出口。“无为”是一个远古的道家用语，意思是“什么都不做”。该地区还有一座城市取名为“无锡”。一次，我在四川省乘坐公共汽车时经过了“石棉”。对一座小城市而言，这名字颇有些生硬，不过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很多。

在丽水西南部的农村地区，大溪从建于公元6世纪的一条石堰穿流而过，当地政府宣布，这里正在形成中国版的巴比松。法国的巴比松画派肇始于19世纪上半叶，是在枫丹白露森林边作画的画家们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回应。当时的法国艺术家们极力颂扬乡村景色和农业主题。这种氛围与丽水格格不入——跟浙江省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丽水强调的是城市发展；新的工业区已经建成，出口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不过，当地的干部们希望这座城市更具有开放的面貌，而他们又很喜欢巴比松这个颇具优越感的外国名词。他们还觉得，这可以成为一种不错的产业：画画不需要多少原材料，而且在国外广受欢迎。他们把这个项目称作丽水巴比松，正式的名称是古堰画乡。当地政府的一幅宣传标语说它是“艺术之乡、浪漫之都、休闲胜地”。

为了吸引艺术家，政府对位于溪边的几座旧时建筑加以修缮，并提供一年租金减免、之后租金优惠的政策。艺术家们趋之若鹜，全乡很快便建起了十来家私人画廊。艺术家大多来自更远的南方——这些地方针对外国市场的艺术产业早已十分繁荣兴盛。买家们想要廉价的油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最终被卖到遥远国度的旅游商店、餐厅和宾馆。不知何故，在丽水巴比松落脚的艺术家们专画威尼斯的城市风景。新开业的最大一家画廊红叶画廊的经理告诉我，他们有三十位画师，主顾是欧洲的一家进口商，这家进口商对于威尼斯风景画有着贪得无厌的喜好。他每个月都要中国画师们把这座意大利城市画上一千多遍。

另一家小型画廊名叫波米亚，创办者是一位名叫陈美子的女子和她的男朋友胡建辉。我第一次见到陈美子的时候，她刚刚画完一幅威尼斯风景画，正在画一幅看起来像是18世纪的荷兰街景画。一位俄罗斯客户送来一张明信片，要她临摹。画作的尺寸为五十厘米×六十厘米，陈美子告诉我，这样尺寸的画一般可以卖到二百元。跟古堰画乡的所有人一样，她把威尼斯称作水城，把荷兰风景画称作荷兰街。她说过去半年间自己画荷兰街至少有三十遍。“每一幅画上面都有一座很大的塔，”她说道。

我告诉她，那是教堂——红瓦屋顶的砖房沿边是一条小路，小路延伸到远方，尽头处耸起一座尖塔。

“我也觉得那可能是教堂，但不敢确定，”她说道。“我知道那座房子很重要，因为只要一有差错，画就会被退回来。”

通过尝试和犯错，她认识了欧洲的很多地标性建筑。她叫不出圣马可大教堂和威尼斯总督宫，但她知道这些地方十分重要，因为哪怕非常细微的差错也会招致退货。对于标志性不强的风景她画得很快，因为顾客一般不会注意到细微的差错。平均而言，她不到两天便能完成一幅画作。

陈美子二十出头，生长于丽水附近的农村地区；十来岁的时候，她在一所美术学校学会了画画。她现在还保有一种农民的率直——嗓音略微沙哑，对我提出的任何问题都要发笑。我问她最中意自己的哪些画作，她回答道：“一张也不喜欢。”她没有钟爱的画家，也不受哪一个艺术时期的影响。“那种艺术跟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没有丝毫关系，”她说道。巴比松这个概念给她的印象并不深刻。政府委托他们以欧洲风格对当地的风景进行创作，陈美子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跟来自乡下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她的头脑里早已充满了田园风味。她之所以选择入住古堰画乡，仅仅是因为租金减免，所以她十分怀念曾经生活过的广州所具有的繁忙景象。她留着一头卷发，衣服的颜色十分惹眼，似乎只要醒着就会穿上高跟鞋。周一到周五，她穿着细高跟鞋在画架跟前驻足或徘徊，画着刚朵拉和大教堂。

陈美子的男友胡建辉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戴着一副眼镜，上唇淡淡地蓄着形状并不规则的胡须，好似书法家漫不经心地涂了一笔。每个月，他都会卷起已经完成的画作，坐上南下广州的列车，来到一处巨大的艺术品市场。他们就在这里与那些没有来过古堰画乡的买家们碰头。总体而言，外国人想要的是荷兰街和水城，不过偶尔也会送来其他的风景照片，让他们转画成美术作品。胡建辉有一本样品册，顾客可以随意挑选图画，报上编号，订制全尺寸的帆布油画。HF-3127是埃菲尔铁塔。HF-3087是狂暴大海中的一艘快速帆船。HF-3199是围成一圈正在抽烟的美洲印第安人。陈美子和胡建辉对于自己绘画的外国场景几乎叫不出名字，但通过一次次的委托任务逐渐了解了各个国家的艺术品位。

“美国人喜欢明亮的图画，”胡建辉告诉我。“他们喜欢明亮的风景。俄罗斯人也喜欢明亮的颜色。韩国人喜欢柔和一点的，德国人喜欢灰暗的色彩。法国人也是。”

陈美子翻到HF-3075：一所色彩亮丽、大雪盖顶的房屋。“中国人喜欢这一类，”她说道。“丑死了！他们竟然喜欢这种东西。”HF-3068：海滩棕榈树。“蠢啊，只有小孩子才喜欢这种东西。中国人最没有品位。法国人最有品位，其次是俄罗斯人，然后是欧洲的其他国家。美国人次之。我们画出来的作品欧洲顾客可能根本不买，但如果拿给中国人看，他们通常会说：‘好极了！’”

丽水属于三线工业城市，在这样的地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存在。在新建的开发区，组装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用于出口，但极少有直接的外国投资。这里找不到耐克工厂、英特尔车间，也看不到杜邦的标志——大品牌都把自己的根基扎在了大城市。丽水的城区人口约为二十五万，以中国的标准来看这只是一座小城市，当地的工厂主要生产零部件：拉链、铜线、电器插座盒子。这里的产品寂寂无名，以致你根本无法从厂门口的标牌上得到什么信息：金潮实业有限公司、华都革基布有限公司。丽水三星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的老板做了一块英文标牌，但字母顺序像中文的古汉字那样从右到左排列：

DTL,.OC YRENIHCAM REWOP GNIXNAS IUHSIL

在丽水很难看到外国面孔。过去三年间，我经常到访这座城市，但一个外国买家也没遇见过。这里的产品会送到其他地方的组装线上，有些经过两三次倒手才会出口海外；欧洲或者美国的商人根本没有必要造访这里。不过，尽管这里没有外国面孔，城内的国际化面貌却比比皆是，外部世界的踪迹也随处可见。在一家叫做“格雷”的工厂里，工人们正在生产价值二十来元的塑料电灯开关，上市后取了个得意的名字叫做“简爱系列”。丽水的第一家健身馆名叫“闻香识女人”，完全受了阿尔·帕西诺同名电影的影响。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拆迁工人，他的左臂上文着一个英文单词KENT。他告诉我，这个文身他自小就有，因为他当时发现美国电影里的匪徒都有文身。我问他为什么专门选了那个单词，他回答说：“这不就是你们国家产的一种香烟吗？”还有一次，我面见一家工厂的年轻老板，他戴了一只K形的钻石耳环。他女朋友佩戴的则是O形耳环：当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两个字母就串了起来：万事大吉。

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部世界虽然很遥远，但不一定非得模棱两可；人们可以断断续续地窥见来自海外的东西。很多情况下，以这种方式获得的印象看上去多少有些扭曲——既有聚焦，又有折射，就像光线遇到角度会弯折。这也许跟专业化有关。丽水的居民们学会了以局部看待世界，而这样的局部有着奇特的清晰度，尽管他们对此尚不完全理解。一个从未正式学习过英语的工厂技师给我翻看了他记住的术语表：

PADOMIDE BR.YELLOW 8GMX

SELLANYL YELLOW N-5GL

PADOCID VIOLET NWL

SELLAN BORDEAUX G-P

PADOCID TURQUOISE BLUE N-3GL

PADOMIDE RHODAMINE

就这种迷宫一样的外语而言，他跳过所有一般性的入门程序——简单的招呼用语和基本的词汇学习——直接进入了对自己有用的一堆堆词汇积累。他从事的专业工作是染色，需要混合不同的化学物质，以调出不同的颜色。他名叫龙春明，同事们都叫他小龙。他所在的工厂名叫“娅顺”，专门生产胸罩调节带上需要用到的细小调节环。这也是丽水寂寂无名的典型产品：一个覆上尼龙的细小钢环，重量不到半克。一般胸罩有四个这样的调节环，调节环的颜色与胸罩的其他部件应当匹配。只要胸罩组装厂给娅顺发来订单，通常都会送来一根肩带样品，小龙就要琢磨肩带的颜色。他翻查笔记本，琢磨着恰当的化学配方，以调出Sellanyl黄或是Padocid Turquoise蓝来。

他生长在贵州的农村地区，是中国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他的父母种植茶叶、烟叶和蔬菜，小龙跟他那两个兄弟姐妹一样，中学一毕业便离开了家乡。在中国这是一条十分常见的路径，大约有一亿五千万农村务工人员进城寻找工作。小龙在一家胸罩制造厂找到了他的第一份装配工活计，自此一直待在这个行当，变换着不同的工种。后来，他终于当上调节环着色工的助手，从他那里学会了所有的门道。在我遇到小龙之前，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围着胸罩打转，这使他可以非常老道地谈论某一个十分具体的主题。“日本人喜欢印着小花的胸罩，”他曾经十分内行地告诉我。“但俄罗斯人不喜欢这种，他们喜欢色彩朴素而明亮的胸罩。还要够大！”

在工业区内，他算是相对成功的，每个月的薪水足足有两千多元。不过，他决心进一步提升自己，所以又研读了外国的自助书籍。在他的意识里，这跟自己的工作毫不沾边。他没有自命不凡，也从不谈论使他与外部世界产生特别关联的胸罩产业。在他看来，他所获得的各种技能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我还不够成熟，”他曾经这样对我说。他还收集了很多据说能够提高道德修养的书籍。其中一本叫《哈佛大学MBA综合卷之引领自己进入社会》，还有一本叫《正直做人，正确处事，当上老板》。在这本书的引言中，作者对劳动者的处境进行了分类：“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而言，他必须面对两个世界：无边无际的外部世界，以及他的内心世界。”

小龙双唇饱满，颧骨很高，略显自负，对他的齐肩长发更是如此。他到附近一家发廊把头发染成暗红色，显得十分惹眼，如果用专业术语，那最好叫做：Sellan红。不过，他对那些书籍十分认真。这些书遵循的是中国工业城镇流行的自助图书十分常见的模式：以简短的章节讲述某位外国名人的逸闻趣事，并辅之以道德教义。在《经典故事集》中，关于闲暇时间的效用这一章节便列举了查尔斯·达尔文的故事。（本书介绍说，达尔文的生物学研究发端于闲暇爱好。）还有一个章节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位餐厅服务员曾经因为石油大佬约翰·D·洛克菲勒每次用餐后只给可怜巴巴的一美元小费而大动肝火。（“就因为这样想问题，所以你只能做一个服务员，”据这本颂扬洛克菲勒斤斤计较的中文书籍所述，他对服务员进行了反唇相讥。）

小龙尤其喜欢《经典故事集》，因为其中介绍了外国的宗教信仰。他对基督教很感兴趣，当我们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给我翻看了专述耶稣预言的章节。在这个故事里，一位谦逊的看门人替供奉着耶稣受难像的一家教堂看守大门。这位看门人每天都要祈祷，希望自己能够代上帝之子承受苦难。令他惊讶的是，耶稣终于发话并接受了他的好意，不过需要满足一个条件：看门人一旦登上十字架，就一句话也不能说。

协议达成之后没多久，便有一位富商前来祈祷。富商不小心弄丢了钱袋子；看门人正要开口提醒，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承诺。接着前来的祈祷者是一位穷人。他十分虔诚地完成祈祷后，一睁开眼睛便发现了钱袋子：他满心欢喜地向耶稣表达了谢意。这一次，看门人还是一言不发。接着，又来了一个年轻的旅行者，他正要踏上漫漫的海上之旅。就在他进行祈祷的时候，返回的富商指责旅行者捡拾了自己的钱袋子。一场争吵随之而来；富商威胁说要诉诸法律；旅行者害怕自己误了登船。看门人终于开了口——只三言两语，他便解决了纷争。旅行者踏上旅途，富商找到穷人要回了自己的金钱。

但是，耶稣因为看门人违背承诺而怒气冲冲地把他从十字架上叫了下来。当这个人表示抗议的时候（“我不过实话实说而已！”），耶稣对他进行了教训：

你懂什么？富商并不缺那一笔钱，他只会用来招妓，而穷人急需那一笔钱。不过，最不幸的还是那位旅行者。如果富商拖住不让他登船，那实际上是在拯救他，现在呢，他乘坐的船只已经沉没。

我翻阅小龙的自助书籍和他那一摞化学色彩词汇表时，不禁感到一阵晕眩。这样的感觉在丽水十分普遍；他们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如此奇特而零散，我无法想象他们怎么能够形成条理分明的世界观。不过，我来自地球的另一面，印象深刻的不是我的零碎所见，而是其中的种种差异。对小龙而言，这样的零碎所见本身似乎已经足够，它们不一定非得聚合成完美的整体。他告诉我，在读完达尔文对于闲暇时间的利用之后，他决定不再抱怨工作繁忙，所以他现在的心情平静了很多。约翰·D·洛克菲勒的故事让小龙相信，他应该改换香烟的品牌。他以前抽的是常见于中产阶级的“利群”烟，在读了美国石油大佬和餐馆服务员的故事之后，他转而抽起了更为廉价的“芙蓉”香烟。“芙蓉”烟很难抽，一盒也就一元多一点，这样的牌子几乎立马就能把抽烟者划定为吝啬鬼。不过，小龙决心像洛克菲勒那样从这类小气的想法中升华而出。

耶稣的训示最为简单：不要力图改变世界。这是道家的基本要义，更强化了“无为而无不为”的中国古训。在小龙的自助书籍中，耶稣受难像的道德寓意是这样说的：

我们时常想着最好的行事方式，但现实的情况和我们的愿望总是相去甚远，以致我们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意愿。我们务必相信，已经拥有的便是最好的。

某月，波米亚画廊接到一项委托，把美国一个小镇的几幅照片转画成美术作品。华南的中间人送来照片的时候，要求每一张照片都画成六十厘米×五十厘米的油画作品。中间人强调，油画的质量必须上乘，因为这几幅风景画全都要卖到国外市场。此外，他没给出任何细节。中间人对于订单详情一般都会守口如瓶，以此维护自己的利益。

当我在那个月晚些时候前往拜访时，陈美子和胡建辉已经完成了委托任务的一大半。陈美子正要着手画最后一张快照：有两个筒仓的白色大谷仓。我问她想到了什么。

“开发区呗，”她回答道。

我告诉她，那是一个农场。“这么宽大的农场？”她问道。“那么这又是什么？”

我告诉她，筒仓用来盛放谷物。

“装谷物的东西有那么大？”她笑着问了问。“我还以为装的是化学品呢！”

这下，她重新审视了风景画。“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庞大！”她问道。“村里的其他人呢？”

我向她解释说，美国的农民一般居住在城外十来公里远的地方。

“那他们的邻居呢？”她问道。

“邻居也住得很远。”

“他们不觉得孤独吗？”

“不会，”我回答道。“美国的农民一直这样。”

我知道，要是我不发问，陈美子对这一处风景也许不会有任何多余的想法。在她看来，对自己不必了解的东西大费周章没有任何意义；她也不认为有必要与外部世界发生深层次的关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和小龙有所不同。小龙是探寻者——我在丽水经常碰到这样的人，他们总希望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再对这个世界有所了解。不过，像陈美子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更为常见。她有一技之长，也有工作要做，画什么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她所从事的行当如此特别而细致，令我不禁暗生好奇。我经常琢磨她的画作，试图弄明白这些风景画来自何方，来自美国的委托任务尤其让我觉得与众不同。除了那一处农庄，照片大多显示的是某个美国小镇某条干道的风景。上面有装饰精美的店面和爱护有加的人行道，所在的地点看上去十分繁华。在所有委托给他们的任务中，最漂亮的一幅画作是一座十分显眼的红砖楼房。楼房有尖尖的屋顶、高大的旧式窗户和白色的带栏门廊。旗杆上悬挂着美国国旗，门前还有一簇簇鲜花。二楼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Miers Hospital 1904”（米尔斯医院1904）。

这座楼房显得十分重要，但我找不到别的线索或者细节。这幅风景画挂在中国人开设的画廊里，显得平淡无奇：我和陈美子都看不出她花了两天时间究竟画的是什么东西。我提出要看一下作为蓝本的照片，这才发现墙上悬挂的牌子写的是“Miners Hospital”（矿工医院）。其他已经完成的画作中也有拼写错误的标牌，因为陈美子和胡建辉对英语一窍不通。一家名为“横跨大陆”的商店悬挂的标牌是“Fine Sheepskin Leather Since 1973”（始于1973的精致绵羊皮），画家把它写成了“Fine Sheepskim Leather Since 1773”（始于1773的精致绵羊浏览皮）。一块标牌上的“Bar”（酒吧）被写成了“Dah”（大刀）。有一家名为“Hope Nuseum”（正确的英文应为“Hope Museum”，意为“希望展览馆”）的店铺出售“Amiques”（正确的英文应为“Antiques”，意为“古董”）和“Residentlal Bboker”（正确的英文应为“Residential Stoker”，意为“家用加煤机”）。在某种程度上，我更喜欢改编后的版本——谁不愿意去那个叫做“大刀”的地方喝上一杯呢？但我还是帮着两位画家进行了更正，那之后整个画作看起来便显得完美无缺了。我告诉陈美子，她关于矿工医院的那一幅画作相当不错，但她对我的赞美之词不住地摇头。

有一次，在我们相识之后不久，我问她最初怎么会对油画产生兴趣。“因为我学习成绩不好，”她回答道。“我成绩不好，进不了高中。上艺校比上技校容易，就这么回事儿。”

“你从小就喜欢画画吗？”

“不。”

“那么，你很有天赋，对吧？”

“一点天赋也没有，”她笑着回答道。“我开始学画画的时候，连画笔都拿不住！”

“你学画画的成绩好吗？”

“不好，我是班上最差的学生。”

“那么，你喜欢画画吗？”

“不喜欢，一点也不喜欢。”

她的回答在进城务工人员中间很有典型性，他们既有很强的谦逊传统，又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在工业小镇，人们通常把自己说得既无知又无能，尽管他们实际上都具有一技之长。这正是陈美子对于自己描画的风景少有兴趣的另一个原因：这样的地方不值得她为之大费周章，任何矫揉造作之物都会被她嗤之以鼻。作为巴比松项目的内容之一，地方干部给大家分发了宣传丽水的DVD光盘，以此强调这个小镇和世界艺术的各种关联。但陈美子懒得观看。（“我敢保证，说的都是废话！”）相反，她把DVD光盘挂在画架边的一颗钉子上，把发光的一面作为作画时需要用到的镜子。她拿起光盘，对照自己的画作与原作，反着看更能发现差错。“是艺校老师教我们这样做的，”她说道。

陈美子和男友每个月能挣到一千美元，这样的收入在小城镇生活绰绰有余。在我看来，她的经历令人惊叹：我很难想象，一个来自贫穷的农村地区的人学会了画画，并通过描绘纯粹陌生的东西而获得成功。不过，陈美子对于自己的成就并不感到特别自豪，她对于艺术生产的说法与小龙对于胸罩调节环着色的说法如出一辙。至少在涉及其中的劳动者看来，他们的种种努力如此专门和具体，以至于基本无需更为宏大的背景。这就像他们第一次透过显微镜来观察另一个国家。

丽水的经验似乎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公认的好处之一——经济交流会自然而然地增进人们的相互了解——背道而驰。不过，还有一种批评声也与丽水经验相矛盾——他们认为全球化网络会让位于最远端的劳动者迷失方向并遭到伤害。我在这座城市停留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铭记人们对于各自所从事的工作感受到多么的舒心。他们无需关注自己生产的商品被谁消费，自我价值也几乎不与这些商品的买卖有什么牵连。没有控制的幻想——丽水这样的地方虽然偏僻，但瞬间便能感知世界市场的需求，人们普遍接受其中非理性的要素。如果没有了工作，或者丧失了机会，人们不会浪费时间去琢磨其中的原因，而是径直前进。谦逊将助他们一臂之力，因为他们从来没把自己想象成世界的中心。陈美子选择专业的时候，并没有指望找到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反而指望拥有与工作相匹配的新能力。她的职业与个人性格和过往经历毫不沾边，这和她描画的风景一样，并没有让她觉得不知所措——如果有的话，这反而使事情变得更加简单。她分不清外国的工厂和农场，但这无关紧要。镜子里的倒影让她专注于细节；在更大的风景面前，她从未觉得无所适从。

我每次来到丽水，总要穿行于各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拜访我认识的每一个人。我先在堆满胸罩调节环的地方停留数小时，然后是威尼斯画作、窨井盖、廉价棉质手套衬垫。有一次，我穿过一片空旷地带的时候，发现了一堆被倾倒在杂草丛中的大红色高跟鞋鞋跟。这些鞋跟一定是某个工厂的退货；没有鞋子，只有几十只孤零零的鞋跟。空旷的地势映得这些鞋跟粗短而忧伤，好似一场晚会失败后留下的残羹冷炙——这不禁让我想到未醒的酒意、堆满的烟灰缸，以及耗时太久的闲聊。

如果你是外人，联想肯定会有差异。有很多产品我从未想到过，比如仿皮，也就是合成皮革，一夜之间这种东西就在丽水具有了异乎寻常的重要性。生产这玩意儿的大型工厂有二十多家，大批量地运往全国各地之后，被用于汽车坐垫、钱包，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产品。在城里，仿皮无处不在，竟成了当地的一门独特的学问。工人们认为，这种产品需要用到有毒的化学品，会对人的肝脏产生危害。他们说，打算生孩子的女人不应该站到这样的生产线上。

这样的认识非常标准化，农村青年似乎刚来到城市也能马上掌握。不过，谁也说不清这样的谣传来自何处。工厂的墙壁上看不到任何警示语，我在丽水的报纸上也没有见过介绍仿皮的文章。再说，流水线工人也很少看报纸。他们不知道有谁因此生过病，也无法告诉我是否对其风险进行过科学研究。他们把认为有害的化学品称之为“毒”。然而，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已经塑造了这个行业。事实上，年轻女子都不愿意到仿皮车间工作，各大公司为了招到员工只能开出更高的工资。在这样的工厂看到的多是老年男性——这样的人群在其他工厂很难找到工作。

在我看来，这样的信息流十分神秘。很少有人受过正规教育，流水线工人鲜有时间使用互联网。他们不看新闻，也没有兴趣关心时政。他们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缺乏爱国主义的人群——他们看不到国家事务与自己生活之间的联系。他们接受这样的事实——没有人在乎他们。在丽水这样的小城市，根本找不到为普通工人服务的重要部门或非政府组织。他们主要靠自己，与外界接触的范围似乎也很狭窄，但还算不上封闭。各种来自外部世界的说法，哪怕模棱两可的谣传或十分琐碎的传闻，都会让他们毅然地付诸行动。这才是关键：信息也许有限，但人们可以自由地流动，并确信自己的抉择更为管用。这给予他们一种能动力，尽管在外国人看来这使这个地方更显奇特。我熟知另一种完全相反的世界——人们偏爱稳定，乐于拥有巨量可支配的信息和时间以做出决定。

丽水人面临新机遇时采取行动的步伐快得出人意料。这种特质处于该市和外部世界联系的核心位置：丽水既是实用主义者的家园，也有数量不菲的探寻者，但严格来说，每个人都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以市场为师——工人时常变换工作，创业者瞬间改换产品线。丽水城外有一个名为石帆的社区，人们似乎每个月都能找到不同的收入来源。这是一个新兴城镇，所有居民都迁自山间小村北山——为了给工厂提供电力，政府要在此筑坝修电站。石帆没有重要产业，但自从有人居住，这个社区的零散活计似乎就汩汩地冒了出来。一般而言，这类活儿按件计酬，并由城内的工厂委托加工。

每个月我都会拜访一户吴姓人家，他们几乎每次都要向我介绍一种新颖而不知名的行当。有一阵子，他们会跟着邻居往童鞋上织彩珠；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们会往发带上粘贴装饰条。之后，他们又会组装小型灯泡。六个星期的时间内，他们在临时搭建的一条组装线上编织棉布手套。（他们告诉我，那份活儿已经停止，因为异常暖和的冬天扼杀了市场。）

我有一次前往石帆拜访，发现吴家的儿子吴增荣和他的朋友们买回了五台二手电脑，开通宽带做起了电脑游戏《魔兽世界》的职业玩家。这是一款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在线游戏，用户已经达到七百多万。玩家耗费时间提升角色，提升的手段包括积累技能、装备和财富。在线游戏市场不断涌现，人们可以在此购买虚拟财富，一些中国人以之作为全职工作，并在最近传到了丽水。这被称为“种田”。

吴增荣之前对于电子游戏没有兴趣。他很少上网，家里原来也没有使用互联网。他接受过烹饪培训，先后在工业城镇的多家小餐馆做过活计。他间或也会做一些简单的组装工作。他有一个妹夫在宁波当厨师，不光知道《魔兽世界》，而且意识到这款电脑游戏的收入远高于捣鼓锅碗瓢盆。他给几个伙伴打了电话，于是三个人丢下工作，筹集资金在石帆开了一家店。其他人随后跟进，不分昼夜地玩起了游戏。星期三，所有人放假一天。就《魔兽世界》而言，这一天十分特别：位于欧洲的服务器将于巴黎时间凌晨五点至上午十一点关闭，以进行例行维护。我每次在星期三这一天前往石帆的时候都会发现，吴增荣和他的朋友们要么抽烟要么闲逛，尽情享受《魔兽世界》给他们定下的周末时光。

他们玩游戏的时候极度认真。他们担心被逮住，因为拥有《魔兽世界》的暴雪娱乐公司认为，“种田”行为威胁了该游戏的公正性。暴雪娱乐公司监控着各个站点，随时关闭那些游戏模式显示出商业行为的玩家账号。吴增荣一开始玩的是美国版，但在被逮住几次之后转而玩起了德国版。光景不错的日子里，他每天能够赚到两百来元。如果账号被封，三百多元的投资就算打了水漂。他把自己挣来的在线积分卖给一个网名为菲菲的福建籍中间商。

我在某个星期六看吴增荣玩了一下午的游戏。他身材瘦削，略显神经质，瘦长的手指在键盘上不停地翻飞。他的妻子丽丽间或会走进房间看一阵子。她的右手戴着一只用欧元硬币打造的黄色戒指。这在浙江南部十分盛行，有专门的店铺把欧元熔铸成首饰品。这是当地又一种匠心独运的产业：以这种方式得到的戒指既是货真价实的外国货，又因为生产于浙江本地而花钱不多。

吴增荣用来工作的电脑有两台，他来回奔忙于三个不同的账号。他那些名为卡利姆多、塔纳利斯和巨槌岩石的角色穿行于各个角落，与火胆沃吉思和怒沙剥皮工这样的角色展开厮杀。屏幕上偶尔会弹出几行英文句子，大意是：“你抢得了7个银币和75个铜币。”吴增荣一句也看不懂，他的妹夫靠着死记形状和标志的方式教他学会了电脑游戏。有一会儿，吴增荣的角色接连遭遇了怒沙刀斧手和剥皮工，于是他对我说：“附近还有一个玩家，我猜他也是个中国人。你从他一见面就杀人夺宝的方式便能判断出来。”

过了一会儿，我们发现了那个玩家，他的角色是一个矮人。我用英文打出一条信息：“你好！”吴增荣不让我写中文，因为他担心管理员会认出他的种田人身份。

没有反应，于是我又发了一条。矮人终于接话了：“？？？”

我又打出一行英文：“你来自哪里？”

这一次，他用英语回应了：“抱歉。”根据我在中国教授英文的经历，这是答不出问题的学生一致的答语。就这样，矮人不言不语地又恢复了惯常的杀戮行为。“看见没？”我们都笑了。“我就跟你说他是个中国人！”

两个月之后，我再次造访石帆，吴增荣卖了三台电脑，正打算把其余的电脑也一起卖掉。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觉得，玩德国版照样无利可图，暴雪娱乐公司还是要关闭他们的账号。吴增荣给我看了暴雪娱乐公司最近发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谨致问候，

我们特此发函告知，我们不得已取消您的《魔兽世界》账号……采取此种行为，我们深感抱歉；然而，此举符合《魔兽世界》社区的最广大利益。

这封电子邮件一共采用了四种语言，吴增荣一种也不认识。这无关紧要：在工业城镇奔忙于各个工种二十多年后，在全家因为电站大坝而异地搬迁后，他觉得被《魔兽世界》社区扫地出门不过是短时阵痛而已。我后来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申请护照。他在意大利有几个亲戚，他早就听说去意大利可以挣钱。我问他打算去什么地方，他这样回答：“可能是罗马，也可能是水城。”我在政府的办公大楼里陪着他一起排队，注意到他的文件材料上使用的名字是“吴增雄”。他说之前申请护照的时候，工作人员把他的名字写错了，这一次将错就错反而更简单。就在即将前往未知国度、打算从事全新的职业时，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问他到了那边希望找什么样的工作，希望拿多少报酬，他回答道：“我怎么知道？我不是没有去过吗？”跟我们一起排队的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打算前往阿塞拜疆，因为他在那里的亲戚可以帮他经商做买卖。我问这个年轻人，阿塞拜疆是不是伊斯兰国家，他这样回答：“不知道。我没去过。”

回到美国之后，我跟一位玩过《魔兽世界》的表亲交流。他说他一般从玩家的虚拟外表就能判断出谁是中国籍种田人，因为这些人在游戏中的装备十分蹩脚。他们获得装备或武器后立刻就会卖掉，所以基本上两手空空。我喜欢这样的形象——中国人即便到网上也还是轻装出行。与此同时，我对合成革进行一番调查后才知道，制作这种物品需要用到的溶剂叫做二甲基甲酰胺，简称DMF。美国的研究表明，接触DMF往往面临肝脏损害的风险。有证据显示，女工发生死胎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在针对老鼠的实验室检测中，过量接触DMF被证明会造成发育缺陷。换句话说，我从丽水的进城务工人员那里听来的每一种说法——尽管缺乏事实依据——都被证明是真的。

这便是这个三线工业城市的第二点效能。人们所生产的产品微小无名，所具有的知识同样细碎零散。不过，这些知识足以让他们自由流动并做出决定，并且他们的判断力好得惊人。流水线工人能感知DMF的危险，画师能逐渐知道哪一栋楼房重要，调节环着色工可以调出Sellanyl黄。即便错误的信息也有它的用处——如果耶稣基督与道家圣贤更相关，那正是他的本来面目。工人们知道，他们需要知道什么。

回到美国后，我对陈美子和胡建辉花费那么多时间绘制的小城市心生好奇。我在古堰画乡的时候替站在画架前工作的艺术家们拍过照，现在开始探寻那些被拼错的标牌。所有的标牌似乎都位于犹他州的帕克市。那里离我居住的科罗拉多州西南部近在咫尺，于是我踏上了旅途。

我跟丽水的很多熟人依然保持着联系。陈美子偶尔会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当我跟她通电话的时候，她说现在绘制的仍旧以水城为主。经济衰退对她的影响不大；看得出来，中国产的威尼斯绘画的市场对于经济衰退基本免疫。其他产业就没有这么幸运。2008年下半年，随着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减弱，数百万工厂员工失去了工作。在老板削减技术人员的薪水、并解雇一半的流水线工人之后，小龙离开了工厂。

不过，与我有过交谈的丽水人大多能够从容应对这样的情形。他们既没有抵押物品，也没有债券投资，并早就学会了随机应变。他们已经习惯于变换工种——很多下岗工人径直回到老家，等着时日好转。再说，他们从来就不认为国际经济充满理性、可以预测。如果大家对仿皮的购买量突然减少，这就跟大家最初对它的需求一样，不必感到奇怪。2009年，中国经济获得动力，工人们重新回到了流水线上。

我在帕克市轻而易举就找到了画家们绘制了多时的各个地方。他们绘制的商店主要位于主大街，我一边向店主们展示照片，一边与他们交谈。谁都不知道委托来自何处，当发现自己的店面被远在一万公里外某个无名的中国城市的画家们绘制之后，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在那家叫做“横跨大陆”的商店里（始于1773的精致绵羊浏览皮），经理显得紧张不已。“你得联系我们的公司总部，”她说道。“对此我无可奉告。”有一家店主问我，我是不是觉得有摩门教徒牵涉其中。还有一位女士给我讲了一件事，一位可疑的阿拉伯男子不久前造访过当地的一家美术馆，并提出向他们出售廉价画作。有人担心这是竞争作祟。“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得知中国画家们的售价之后，一位画家酸溜溜地说道。还有人发现照片中的陈美子像众多的中国农村人一样不苟言笑，不禁表示了怜悯之情。一位女士盯着“矿工医院”画作旁表情阴郁的陈美子看了半天，终于说道：“你看，这就是忧郁。”

每个人对那幅画都有话要说。那栋建筑物勾起了他们无尽的回忆；顷刻间，那幅画不再显得平淡无奇。那所医院最先由落脚于帕克市的银矿矿工们修建，后来变成了市政图书馆。1979年，政府为了给滑雪度假村腾地方，把图书馆搬到了城市的另一边，全城居民倾巢而出转运书籍。“我们排成长队，一本一本地传递书籍，”一位老太太回忆道。一位餐厅经理看到我手里的照片之后，一边开心地大笑一边告诉我，《阿呆与阿瓜》的关键场景就取自矿工医院。“你知道他们参加猫头鹰慈善晚宴那一场戏吗，他们穿着滑稽的服装，一个人用手中的棍子敲打着另一个人的小腿——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

我说，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个场景就是在这栋大楼里拍摄的！”

当我前往拜访的时候，帕克市市长的办公室仍旧位于矿工医院的一楼。市长名叫达纳·威廉姆斯，看见陈美子绘制的画作时禁不住十分兴奋。“太棒了！”他说道。“简直不敢相信，中国竟然有人在绘制我们的建筑物！她做得太好了！”

跟我在帕克市交谈过的每个人一样，威廉姆斯市长也无法告诉我，那栋楼房怎么会被人委托到海外进行画像。这便是中国巴比松和美国帕克市的一种对称：无论绘制景物的人，还是切切实实居住在景物中的人，都对美术作品的目的感到神秘莫测。

威廉姆斯市长给我斟上绿茶，我们交谈起来。他很爱笑，也有年轻人的气质；他是当地一家摇滚乐队的吉他手。“这是当市长所需要的阳气，”他解释道。他对中国很感兴趣，交谈中时不时蹦出中文词语：“有没有啤酒？”他用中文问道。他记起了2007年陪同当地的学校代表团造访北京（一个互访项目）的旅途中学到的这个句子。他的办公桌旁挂着一幅书法卷轴，上面的文字是：“团结、文化、美德。”他告诉我，他最先想到的是1960年代的中国，当时的安吉拉·戴维斯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过一场关于共产主义的讲座。他的办公室藏书中有一本《红宝书》。帕克市的媒体发现之后，专门刊发一篇文章，暗示市长的决策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威廉姆斯市长觉得这种说法非常滑稽；他告诉我，他只不过选取了书中的有用部分。“为人民服务，”当我问他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什么东西时，他这样回答道。“为人民服务是一种责任。我之所以坐在这个位置上，是因为我小时候读过《红宝书》。政府工作就是一种平衡。我觉得这跟道教有关。”

我在海外生活期间学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迷了路，你就应该询问方向。我学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即便没有最终目的地，也完全可以把一百四十三个箱子从北京运到太平洋的对岸。我一直不善于提前谋划，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之后，我的这种习性愈发糟糕，因为那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活在当下。在那样的国家，要找到愿意随机应变的搬运公司十分容易。他的英文名字叫做维恩，像中国艺术家那样蓄着长长的头发。就在我们斟酌合同内容的时候，维恩问我的太太彤禾是否已经想好，我们即将前往什么地方。“总之是一座小城市，也许就在科罗拉多州吧，”她回答道。“但我们还没有决定住在哪一座城市。”

“未来几个星期能够定下来吧？”

“我觉得可以。”

维恩解释说，船运集装箱将在大洋之上颠簸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地址无关紧要，只要运载的物品朝着大致正确的方向行进就可以。但到达美国之后，美方合伙人需要知道运货卡车将开往什么地方。那也就是维恩的最后期限：我们需要在五个星期内找到住处。

维恩在我们位于北京的寓所忙活了两天，以指导那帮搬运工人。一共有十来个搬运工，全都穿着洁净的蓝色制服，带着金属开箱器。对于每一件家具，他们都要按照尺寸把一大块硬纸板划成同样大小的小片。他们先是划下一块纸板，裹住椅子的前腿，接着依次是后腿和侧面。所有的纸板粘贴在一起之后，看上去就像一个椅子状的盒子。他们据此做出餐桌状、书桌状、书架状、条凳状和沙发状的纸盒。他们做了一张巨大的纸板床。一个三层的古董鸦片桌被一层层严丝合缝地裹了起来。那情形如同看着一队雕塑家逆序创作，直到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物品被转换成更大更粗糙的版本。

我数次想与工人们交谈几句，但他们的反应简短而且乏味。他们不让我们帮忙。每当我捡起某个物件，立马有人一个劲微笑着向我道谢，同时把东西拿了回去。“还是留给他们做吧，”维恩说道。他说得没错。他们把集装箱塞得像积木那样密实，一辆卡车拉着它进入了夜幕。突然，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的财物消失了；我们没有地址；我们可以住在任何想住的地方。那个月的晚些时候，我和彤禾踏上了寻找新家的路。

我们俩成年之后都少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我大学一毕业就前往英国进入研究生院，随后旅行到了中国；不知不觉间，我已经离开了十五六年时间。我从未在美国找过工作，既没有买过房子，也没有租过房子。我最近一次在美国买车的时候，加的还是含铅汽油。我的父母亲仍旧居住在我从小长大的密苏里州，此外便找不到任何把我维系在这个国家某个地方的其他东西。彤禾跟美国的维系更少：她是两个中国移民的女儿，出生并成长于纽约，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从事写作。

我在中国生活期间很少回美国，但花了大量时间思考这个国家。中国人大多对外国人的生活深感好奇，总喜欢提出某些特定的问题。你们那里几点了？你们可以生几个孩子？回去的机票要多少钱？人们对于美国的观点往往位于两个极端，既积极又消极。他们总是沉迷于之前听来的种种稀奇古怪的细节。美国农民是不是非常富裕，可以用飞机来播种？老人和成年子女同桌吃饭，孩子们会让父母自付饭钱，因为他们的关系不像中国家庭那么亲密，这是真的吗？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塞恩的学生写过一篇作文：

我在书上和电影里看到，美国人可以拥有枪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乞丐必须穿着防弹背心。这是真的吗？关于美国有一种说法。想进天堂，请去美国；想去地狱，请去美国。

对于这种交织了真相和夸张的问题，实在难以回答。头几年，这让我感到十分忐忑，因为我未能传达一种更为精准的视角。不过，我终究意识到，类似的对话不仅仅与我有关，甚或与我的国家有关。在中国的时候，我逐渐把对美国的认识当成一种想象：它往往形成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与其说是我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兴趣、梦想和忧虑——即便他们谈论美国的时候，也总有部分话题涉及自己的国家。

我在海外生活的时间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的视角正在发生相似的变化。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我总拿自己对美国的认识与自己对亚洲的认识加以对照。我对美国生活的认识日渐成为开放式的，而不是定型的。我很难想象自己身处特定的地方，那实际上也意味着我有很多地方可去。当我和彤禾决定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俩都已经完成了写书需要的研究工作，知道自己可以带着工作上路。我们没有职业，也没有孩子，并不需要长久的家；最终，我们可能还会前往海外。我在中国的城市里生活多年之后，更喜欢乡下的幽静和平淡无奇。落基山脉的小镇上没有人认识我们——那里便是我们自己中国版的美国梦。

我们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车，在后座放上冷藏箱，沿着两车道公路在科罗拉多州四处转悠。时值3月下旬，山上的积雪依旧深厚；有些高海拔的隘口仍然封闭着。夜幕降临，我们住廉价旅馆，白天，跟房产中介们交谈，他们手头很少有房源。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的中产阶级几乎从不租房子来住；当时正值房地产次贷崩溃的前夜，买房很容易。在一个不到三千人的银矿社区里德威尔小镇，我问房产中介是否有物业可供出租。“你有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颁发的HUD证书吗？”她问道。我告诉她，我确信我们俩都没有那样的证书；于是她建议我们租一套活动屋。我们看到唯一可供出租的是一套白色的活动屋，坐落在距离24号公路六米远的地方。活动屋里正居住着一群钼矿矿工，但房产中介向我们保证，那帮人很快就要搬走；她可以把我们列入待租名单。里德威尔镇打算开掘更多的矿洞，主要是因为来自中国的需求激增。我们看了那房子一眼，便继续开车上路。

我喜欢宽广而色彩亮丽的土地，慢慢染上晚霞的山峦，以及坐落于山谷间名字厚重的一座座小镇：花岗石镇、基岩镇、锯坑镇、鸡冠丘镇。我们沿着科罗拉多西南部的安肯帕格里河一连开了十余公里，沿途看见的标牌就让我心情舒畅。离河不远的地方，一个人带着我们参观了坐落在盐碱平地上的一座新房子。白色的土壤犹如碎玻璃般熠熠泛光，一想到要在这样的地方写书就让我感到头痛。我们找到的出租房，总是不太称心。要么地毯破旧、墙板损坏，要么建在背阴的山谷里，积雪难融。我时常感觉，在我们来之前，这里一定遭遇过大灾大难。离婚、死亡、破产——以我的想象，这是小镇上的大房屋纷纷落入租赁市场的主要原因。

在一个叫做瑞奇威的地方，我们先给一个房产中介打了电话，随即又偶遇一位刚与男友分手的年轻的办公室经理。男友离去，留下她和一纸新屋租约，她打算搬到丹佛从头再来。地方很漂亮：位于一个小山包的山顶，在安肯帕格里河河面之上三十来米。站在屋后看出去，没有一栋房子；视线掠过一片矮松林，径直投向凹凸不平的西马仑山脉。瑞奇威位于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交界处，总人口只有七百多。全县只有一盏交通信号灯。瑞奇威没有麦当劳，没有沃尔玛，也没有星巴克；在屋子里收不到手机信号。我们想不出有什么地方比这里跟北京的差异还要大，于是决定就此落脚，并签订了一年租约。

我们买了一张床垫和几件草坪用具，在外面支起帐篷等着船运集装箱的送达。一天下午，我们驾车来到蒙特罗斯镇，在一处古玩市场发现了一对木质书架。售卖者答应与我分担送货费：我们支付十美元，剩下的由她负责。她给自己的儿子打了个电话，因为他有一辆皮卡。“二十五美元吗？”我听到她对儿子说。“太贵了，二十美元怎么样？”中国人就对这样的细节感兴趣——回到美国不到一个月，我已经亲眼见证了年迈的母亲和自己的成年儿子就金钱问题讨价还价。

我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签订了电话服务协议。当我提出电话号码不要列入黄页簿时，电话公司的业务代表说那得每个月加收两美元的服务费。瞬间，省钱的心态压过了我期待隐匿的愿望。“登在我妻子名下吧，”我说道。“她的名字是莱斯利·张（张彤禾）。”

我当时觉得，她的名字相对来说更为普通，但没有想到最后电话黄页簿会把我附带列出：“彼得/莱斯利·张。”紧接着，邮件就来了。

尊敬的彼得·张先生，

你喜欢省钱。还有更好的，你既能省钱，又能得到更优质的服务。因此，干吗不换一家电话公司呢？

我和彤禾几乎没有收到过任何邮件。收到邮件的是彼得·张，头几个月我们的邮件几乎全由他接收。信用卡公司和电话公司会像汽车经销商一样给我们派发宣传单。彼得·张收到过用韩文和繁体中文印制的广告单。有人深更半夜打来电话，操着莫名其妙的语言。韩国人一看我们听得云里雾里，立马挂断电话，但我们通常会跟讲中文的电话推销员纠缠一番，以弄清他们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是谁在翻阅科罗拉多州农村地区的电话黄页簿，专门搜寻亚洲人的名字？

多数时候，打进电话的似乎都是推销长途电话卡的个人。不过偶尔也有中文电话推销员向我们推销其他东西。一天晚上，彤禾一拿起电话就听到一个女人起劲地推销位于怀尔明的某处旅游景点。我把耳朵凑了过去，尽管我们俩一开始谁也弄不懂那是个什么名字。“怀尔明？”彤禾问道。“在哪里？”

来电者解释说，怀尔明位于美国西部，是一片牛仔出没的山地，空气清新。那情形如同盯着拼图看了好半天，图案一下子变得清晰明了，并且绝无差错：怀—俄—明。

“你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彤禾问道。“中国大陆吗？”

一阵沉默。“我们是一家香港公司。但我们做怀尔明的旅游项目。”

“我不相信你们是香港公司，”彤禾说道。“香港公司不可能这样随机拨打电话。还有，你的口音不像香港人。你究竟在大陆的什么地方？”

打电话那个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小。“我只能说我们是香港公司，”她说道。“其他的我没法告诉你。”之后，我会不时地重复那个地名，只是想听听它的读音。有点像魔法，半是陌生半是熟悉：怀—尔—明，怀—尔—明，怀—尔—明。

货运集装箱晚到了。丹佛的搬运公司原定星期二中午到货，但他们的卡车走到莫纳克山口时陷进了积雪，随后又遭遇了机械失灵。驶上我家车道后，他们往后倒车撞上一根矮松，刮倒了几根枝条。驾驶员发现自己没有钥匙打开集装箱上的中国海关关锁，于是抓起了一只重重的退耦器，笑道：“找个乡下佬用这个东西使劲敲打，多半能搞定。”

从北京回美国的朋友曾经提醒过我们，行李送达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如同将新生儿从医院抱回家里：转瞬之间全靠你自己。来到瑞奇威，维恩的十多个中国搬运工变成了叫做詹姆斯和格里格的两个美国人。他们没穿制服，搬运效率也不高。我和彤禾提出打帮手，他们毫无怨言。他们一到我家就打听，哪里可以找到吃的东西。詹姆斯成功地捣毁了海关关锁之后，他俩站在打开的集装箱跟前目瞪口呆。

“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詹姆斯终于说道。“我得打电话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下午剩余的时间，我们一边把盒子往家里搬，詹姆斯和格里格一边不时地查看着中国人的手工活儿。有一阵，我看见他们两个蹲在车道上，正琢磨被纸板裹起来的一张餐桌。“他们简直令我们无地自容，”詹姆斯一边摇头一边说道。“太不可思议了。”

每个盒子上都有编号和标签，詹姆斯每跑一趟都会读一遍号码，以方便拿着表单的彤禾进行对照。搬运盒子的过程中，他简要地讲述了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成长经历，他和妻子在家自教的七个孩子，以及他曾经当长途卡车司机时听来的逸闻趣事。他最近卖掉了自己的卡车，因为油价涨得太高。“卖给了一个想挣上千儿八百的家伙，”他说道。“千儿八百个麻烦还差不多。”詹姆斯说，他每年都要拿出几千美元购买书籍，所以讲的逸闻趣事各不相同：卡车司机的加油策略、植物护理、养鸡场心得。“那些家伙现在用药太多，”他说道。“我有一个朋友在鸡场干活，从小鸡孵出到加工处理只要十八天。十八天！原来可是要好几个月。还有一个女人曾经在鸡场给小鸡打针，偶尔不小心会把针扎到自己身上。她后来得了狼疮，脸上还长出了毛发。所以我再也不吃鸡肉了。这个盒子的编号是九十四——办公室文件夹。”

最后拆开的，是我们的大床——彤禾数年前发现于上海的一处古玩市场。这张床有个顶篷，顶篷共有十八块，全由榆木雕刻而成，上绘涡形图案，或为花草、人物，或为佛教圣像。顶篷既不用螺丝，也不用闩子——只有木槽和卯榫。组装时必须按照固定的顺序。我们从立柱开始，按顺时针方向推进，一人扶撑一边，直至整件物品完美合成。夜幕降临，黑暗让这样的场景有了一种亲密感：我和彤禾，詹姆斯和格里格，一起忙活着民国初年的顶篷大床，四周全是雕刻而成的莲花、菩萨和相互交织的8字符号。高大的顶篷竖起来之后，詹姆斯花了整整一分钟的时间琢磨其中的卯榫。“设计得太好了！”他不禁感叹道。他们还得开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到丹佛，但詹姆斯很高兴能坚持到最后。他跟我握手道别，并祝我好运；他的行车经历又有了新的逸闻趣事，这似乎令他感到十分开心。

回到美国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怀念美国人说话的方式——尤其是在小镇上。我喜欢他们不慌不忙地讲述逸闻趣事，也乐见自己还能明白他们话语中的细微含义。有一次，我回到密苏里州看望父母。我从机场坐上穿梭巴士，驾驶员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浓密的胡须像一堆白雪在他胸脯上来回抖动。我说我刚从中国回来。

“你会讲扑腾话吗？”他问道。

我的口音没那么正，但我还是告诉他，自己会一点点扑腾话。

“我在什么地方看过一份资料，”他说道。“什么地方我忘了，反正就是说中国人能四人一排齐步走向大海，直到永远。”

近两百公里的路程中，那位驾驶员一直不停地说话。他讲述前妻的故事，也描述自己对《圣经》希伯来文的钻研，还对《但以理书》发表了激烈的观点。他当时住在密苏里中部的一处拖车庭院，但在1960年代到访过法国、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我有一个有钱的叔叔，是他出钱让我走了那么多地方。”

“哦，这趟旅途一定很棒吧，”我问道。“你叔叔是谁？”

“山姆大叔啊。”

在中国，人们不会这样说话。他们不善于讲故事——他们不希望成为被关注的中心，很难从讲故事的过程中获得乐趣。他们很少纠缠于兴味盎然的细节。这并不是说他们愿意缄口不言；实际上，很多中国人都能够用食物、金钱和天气这样的话题让你的耳朵生茧，他们还善于向外国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不过，他们一般不谈私人话题，身为作家，我知道，有时需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让采访对象敞开心扉。也许，在一个彼此接触十分密切、凡事围着家庭和其他群体打转的国家，这种现象非常自然。

有选择权的中国人，决不会选择住到科罗拉多西南部这样的地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性格令我印象深刻，正是这样的独居让大家的闲谈变得无拘无束。一天晚上，我在瑞奇威的一家酒吧遇到一个人，他跟我交谈不到五分钟就解释说，自己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另一位酒客告诉我，他的老婆已经过世，他最近又心脏病发作，所以预料自己活不过当年。我知道，美国人的闲扯多半不靠谱；任何时候人们都可能扯到私人话题。当我申请安装“DIRECTV”时，一位技术人员来我家的侧墙上开洞。他说自己刚搬到一个叫做三角的小镇，于是我问他对那个小镇的看法如何。

“安静，”他回答道。“三角镇很少有事儿。”

“你怎么会搬到哪儿去住呢？”

他从开凿的孔洞上抬起头。他是个二十来岁的精瘦男子，一双手臂上刺着蓝色线条的文身，活像恣意分布的一条条血管。“我两个月大的儿子刚刚去世，”他缓慢地回答道。“就在丹佛，所以我不得不搬走。在那里我再也住不下去。所以，我搬到了三角镇。”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我真的非常遗憾，”我说道。“太糟了。”

我不知道还应该说点什么；在美国，我总觉得很难对这种私人的故事做出回应。不过，我很快就明白过来，其实我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很多美国人是说话的好手，却不喜欢倾听。我要是在某个小镇对某人说自己在海外生活了十五年，他们的第一反应如出一辙：“你是在服兵役吗？”除此之外，他们很少提问。我和彤禾逐渐明白，中断闲扯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告诉大家我们是作家，而且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没有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似乎更善于聊自己刚刚服完的有期徒刑。

有时候，好奇心的缺乏令我深感沮丧。我永远记得自己在中国的时候被问到的各种问题，哪怕不识字的人也希望了解一下外部世界的信息，我不禁疑惑美国人怎么会如此大相径庭。不过，很多中国人对自己和所在社区的事务几乎不感兴趣，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善于反思——不愿意去太多地思考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跟美国人的主要差异，后者不断地制造出有关自己和自己所在地的故事。小镇的人们很少向外来者发问——的确，你所要做的就是聆听。

有时候，这样的角色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外来者或是假冒顶替的，不过，会说话也有好处。它让我从小就理解自己的文化；即便我不是他们故事里的角色，我还是听得懂人们说了些什么。我喜欢聆听，静坐在人群之中，被当地的社区事务所吸引。我和彤禾前去观看牛仔表演和赛马会，当地的农场主与专业人士展开比拼。秋天，我们到附近的一所高中观看橄榄球比赛。我们跟随名不见经传的奥拉西高中队一起度过了州锦标赛赛季，并前往奥拉西镇的主大街参加庆功大游行。球员们坐在消防车的车顶上，一直开到大街尽头，原地掉头再回到出发点，这样，全镇的每个人都有了两次喝彩的机会。

6月的一个周末，我们前往参加一个名叫“牛仔皈依基督”的宗教聚会。这次聚会恰逢牛仔表演季的开始，主办方免费派发了《牛仔之路》，专述牛仔表演者的基督主题故事。一位发言者是乡村音乐师，名叫莫里斯·莫特，大谈自己小时候家庭生活的支离破碎。“十六岁时，我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了他的故事，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他说道。他详细讲述自己如何开启了一种别样的生活，还说信仰帮他熬过了孩子病危时的艰难时光。莫特的语速很慢，充满着自信，两百多名听众一片静默。“有故事的人比只会讲大道理的人更高明，”莫特说道。“你的故事是你可资利用的武器，它不但帮你战胜敌人，还能给他人带来光明。”

六个月的时间里，我的体重减了二十多斤。多年前，我就是个好胜心强的长跑好手，但北京的空气严重污染，我只好放弃了这一爱好。在瑞奇威我重拾旧好，我家的海拔为二千四百多米，走哪条路都能翻过小山包。跑步的过程中，我四处察看野鹿、麋鹿和火鸡；我两次看见过美洲狮。我很惊奇地发现，自己还能一口气跑上十二三公里。没多久，我的双腿重新变得轻盈无比。

我逐渐把这看成是彼得·张的康复期。现在，他的邮件主要是闪闪发光的人参产品中文广告单——太子金心配方、纯正美国人参粉——全都来自威斯康星沃沙市一家名为“太子行”的公司。一家名为“赫尔曼机动车”的公司寄来了一张两千零七十八美元的支票，随附信件的内容是：

敬呈彼得·张：

此乃正式通知函，以确认您已经在鄙机动车公司的市场推广测试中被抽中为获奖者。这不是玩笑、骗局或者恶作剧。

我很高兴，有人求彼得·张收下他们的钱。我把他想象成一头孤狼，一个令全世界摸不着头脑的角色，我喜欢代他接听电话。一天晚上，我和彤禾刚从镇上吃完饭回到家里，电话响了起来。

“找彼得·张，”彤禾拿起听筒后说道。“是个女人。她说她来自全国灯泡协会。”

“全国灯泡协会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挂电话？”

我决定听完这通电话。通话状况不太好，那个女人提到，听完协会副主席维恩·拉皮埃尔的电话录音后，会有一个民意调查，只问一个问题。录音一开始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我不禁想：老天，这个法国佬看来真是让灯泡烦透了！随即，我明白过来，我们把“灯泡”和“步枪”这两个词搞混了[1]。全国步枪协会正在科罗拉多西南部的荒野里进行导向性的电话民意调查。

拉皮埃尔解释说，联合国正在努力推动一项历史上最为严格的枪械管控条约。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正在力推该项法案，美国的自由派官员和媒体精英也大力表示支持。这段录音后，电话里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张先生，”他问道。“对于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以及希拉里·克林顿试图在美国取缔枪支的行为，你怎么看？”

“我支持。”

“你支持什么？”

“我支持他们取缔枪支，”我回答道。“你得明白，我就来自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我来自中国。我并不认为大家应该拥有过度的自由。”

长时间的沉默。“那么，”他说道。“我感谢你的坦诚。”

“你以为我会说什么？只要你打给姓张的人，他会跟我说一样的话。我们对此看法相同。我们都来自中国，我们不需要枪支。”

“好的，”他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们这里也需要更强有力的政府，就像中国那样。”

“好吧，”他说道。“谢谢你的答案。”他显得彬彬有礼，也没有跟我争辩什么，不过他似乎无法令自己从这通电话中满意地抽身而出——看来还不是协会里最亮的灯泡啊。最后，我跟他道别，挂上了电话，那一晚剩下的时间就交给彼得·张了。

在美国生活将近九个月之后，我和彤禾开着车踏上了拉斯维加斯之旅。我们抵达的时候恰逢该市举办混合马拉松赛和半程马拉松赛，那仿佛成了我们回家之旅的最后一个动作。既然已经观看过这么多牛仔表演和橄榄球比赛，我决定回归体育竞技，于是报名参加了半程马拉松赛。

比赛开始于黎明之前，出发点设在曼德勒海湾度假区，一万七千多人拥上了拉斯维加斯大道。我们推搡着跑过了亮着霓虹灯的卢克索酒店、热带天堂大饭店和米高梅大酒店。有些通宵赌客跑出门来为我们加油助威。几公里之后，我加快了节奏；感觉越来越轻松，因为我在高海拔地区一直训练不辍。很快，比赛的队伍越来越稀疏，跑到十公里的时候，我身后只跟着为数不多的选手，跑在前面的选手领先我不过四五十米。

参加马拉松赛的不乏专业人士，他们是前来争夺四万五千美元大奖的非洲人和欧洲人，一出发便跑得飞快。我知道，半程马拉松选手跑到十公里的地方应该转向而行，但我看不到前方有人改变线路。不得已，我只好冲边上身着志愿者服装的旁观者大声发问：“半程在什么地方转弯？”

“就在这里，”他回答道。

我猛然收住脚步：“确定吗？”

“确定，”他回答道。“跑上那条街就行了。”

志愿者一直没有留意，他只是看着一个个选手疾跑而过。但我还是遵从了他的指示，前方不远处，一名警察慢慢开动警车，打开了警灯。我这才意识到，那是一辆安保车，我成了领跑者，身后跟着八千多名参赛者。

即便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优秀到领跑大赛的地步。偶尔，我会在有数百人参加的赛事中夺得桂冠，但超过这个人数的比赛往往注定由比我更优秀的选手把持。我知道，今天比我优秀的好手都去了别处；他们跑过了分道处。如果他们很快明白过来重回赛道的话，追上我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告诫自己，跑到十六公里之前千万别回头看。

在中国，我时常梦想着宁静和孤独，但那完全不同于领跑比赛的感觉。一般而言，体育比赛是一种视觉活动；你挑选位于前方的地标和选手，设定为目标。可当你跑到前方之后，剩下的只有声音：你的呼吸逐渐清晰可辨，跨步的节奏同样如此。你聆听着身后传来的脚步声。偶有观赛者发出欢呼声，随即陷入沉默，你会读秒，直至他为下一位选手发出欢呼声。

我从没想到拉斯维加斯会这样宁静。赛道沿着大道西部过了好几个街区，明亮的灯光逐渐暗淡，两边的建筑愈显破败；我跑过了拉斯维加斯犯人感化中心和情色遗产博物馆。我看见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推着一辆商店购物车。他大笑着高喊道：“嗨，老兄，你赢了！”摇滚乐队在赛道旁支起了舞台，乐师们还在调试各自的乐器。时常，我从他们身边跑过的时候，他们才注意到我，于是赶紧替我弹点什么作为安慰。我听着身后传来的音乐声，越来越微弱，直至耳畔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呼吸声。

跑到十六公里的地方，我回过头去，一个人也没有。经过大赌场的服务台入口处后，我很快跑上法兰克·辛纳屈大街，接着就来到了设在曼德勒海湾的终点线。我冲线之后，人群中发出一阵阵欢呼声；赛事指导与我握了握手。十五分钟后，拉斯维加斯电视台对我进行了现场采访，同时受访的还有女子项目的冠军和首位跑完比赛的猫王模仿者——一共有一百五十位猫王模仿者参加了比赛。跑得最快的那位满脸自豪地与我同台亮相，这个人穿着白色莱卡紧身衣，贴着鬓角，正像音乐会的猫王本人一般汗流满面。

我和彤禾被引进专为顶尖选手设立的VIP帐篷，一边等着专业选手结束比赛，一边吃了些自助早餐。专业选手一个接一个地跛着腿走了进来，多是肯尼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大腿壮实，腿肚瘦削。他们的脸上带着长距离赛事结束后特有的疲态：脸色憔悴，眼神空洞。排队取餐的队伍里，一位俄罗斯选手满腹疑惑地打量着我。“你刚跑完比赛吗？”她问道。

我告诉她，我是半程比赛的第一名。

“你看上去一点也不累啊，”她说道。“完全不像刚跑过步的样子。”

她说得没错——我显得跟其他运动员格格不入。我的成绩是该赛事过去十四年以来最慢的记录，我了解到，走错道的领跑者直到跑出赛道数公里后方才如梦初醒。（就拉斯维加斯的一贯做派而言，通常会有豪华轿车带着他们来到终点线。）赛事指导向我确认，肯定会有颁奖仪式，但随着晨光逝去，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如同坐在VIP帐篷里的冒牌货。终于，我和彤禾抓起几块羊角面包，匆匆地溜了出来。

我一直没去领取这次比赛的奖品。这就是彼得·张的精神——面对奖品和意外之财他抽身而退，他还知道，像所有外国人那样，一旦迷失方向你就得问路。不管怎么说，过程本身才最为重要。我独自一人跑过法兰克·辛纳屈大街，还登上了拉斯维加斯的电视屏幕。我与汗流满面、扮相酷似猫王的参赛者握过手。终于，我回家了，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在美国，这就够了。

[1] 据作者解释，表示“全国”的National和“协会”的Association这两个单词音节较多，lightbulb和rifle位于它们之间，来电者深夜致电，且略带口音，加之语速较快，很容易让接听电话的人误听中间的音节和单词。——译者

在科罗拉多西南角，安肯帕格里高原顺着一片云杉林和灌木林逐渐降至犹他州的边界，在这里有一片宽达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既没有医院也没有百货商场，只有一家小药店。店主是多恩·科尔柯德，他居住的小镇名叫纽克拉。一个多世纪前，纽克拉镇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一批理想主义者希望，他们居住的社区将会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政府的中心”。不过，这里现在更像是地球的边缘。97号公路走到主大街的顶端便断头了；总人口七百左右，并在日渐减少。开上一个半小时才能看到距离最近的交通信号灯。农场主老夫妇开着皮卡前往纽克拉镇的时候，妻子们往往会从靠门的位置挪到前座中间，近得足可以触碰开车的丈夫们。仿佛此地的地形——群山无尽、四野辽阔——让人更珍惜福特F-150狭小驾驶室给人的亲密感。

多恩·科尔柯德在纽克拉镇经营药剂师商店已有三十年。以往，这样的商店在美国的农村卫生保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曾经有过另外三家药店，但全都已经关门歇业。有些人开车行驶一百三十来公里的路程，只是为了光顾这家药剂师商店。店铺里有几排货架、一个明信片支架、一个百事可乐饮料机，以及一个标着“糖尿病用品”的区域——这个区域挂着几颗装饰用的动物头颅，分别是两只长耳鹿和一只羚羊。头颅边上便是药剂师的工作台。顾客们不像城里人排队时那样小心地保持着距离，纽克拉镇的人们挤在柜台跟前，大声地谈论着各种健康问题，或许是基于人们乘坐皮卡时紧挨在一起的本能，也或许因为多恩（当地人通常这样直呼其名）似乎总能做到有问必答。

“把脑袋伸进蜂窝，你觉得怎么样？”当时是星期二下午，问话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因为罹患关节炎而急于找到费用低廉的治疗方法。

“这个法子有人用过，叫做蜜蜂蜇刺渐进疗法，”多恩回答道。“被蜜蜂蜇刺之后，人的身体会产生可的松。可的松能够消肿，但不会留在体内。不过，你不知道人体什么时候作出这样的反应，也可能因为过敏性休克倒地而死。风险很大。你不知道蜇你的蜜蜂去过什么地方。你也就不知道它采到的是哪一种蛋白质。”

“你真行，谢谢。”

“我给你推荐一种玻尿酸吧。这东西有点贵，每个月要花二十五美元。但有些人服了很管用。是从公鸡鸡冠中提取的。”

接着，一位妇女聊起了自己的儿子。她儿子是一名空军军官，负责从伊拉克护送阵亡士兵的遗体回国。另一位妇女咨询解充血剂。第三位妇女问，服用胶原蛋白促生物会造成什么样的生育缺陷风险。那一天的早些时候，充实生命教堂的一位布道者前来咨询治疗声带麻痹的药物。（“每次布道，我都要说上三十分钟的话。”）还有一个人给多恩医生扔下一盒重新装上弹药的点222弹壳。“这是新的铜质弹壳，”那个人一边说，一边把子弹放在了柜台上——这药还真够厉害的。

其他人只是顺道进来闲聊而已。作为唯一的药剂师，多恩也许是方圆一万平方公里内最健谈最友善的人。我第一次前往他的店铺拜访时，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向他提到了自己刚出生的双胞胎女儿。他用一只小杯子装了些他最近配制的药膏。“这是安息香酊剂，”他说道。“参加竞技的牛仔无论骑牛还是骑野马都会用这个东西。用来涂在手上，手才不会起皮。这是一种呼吸促进剂，主要用于创伤治疗。治疗尿布皮疹，这东西最管用。”

多恩·科尔柯德出生在纽克拉镇，在科罗拉多度过了整整五十九年时光，这个地区浓厚的社区意识所形成的一些品质，往往让外来者感到自相矛盾。多恩的店铺有香烟出售，因为他认为大家有权利做一些并不符合健康的事情。他投票支持在该地区属于少数派的民主党。他喜欢波切利的音乐，开一辆雷克萨斯。复活节的时候，科尔柯德家族有涂彩蛋的传统，涂好的彩蛋依次摆放在草场上，再用25-06型雷明顿步枪挨个打爆。作为全国步枪协会的忠实成员，多恩说起射击活动时显得语气平静。“呼吸的时候，手臂会一上一下移动，所以你得控制自己的呼吸，”他说道。“跟打坐差不多吧。”他曾经获得过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步枪队神枪手的称号，在美国空军学院保持了多年的立射射程记录。

沉着冷静是他在该社区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原因之一。他身材矮小，戴着一副略显斯文的眼镜，无论男女，跟谁说起话来都十分自如。“只要多恩看着你的眼睛，世上的烦恼就仿佛消失了，”一位当地人告诉我。大家对多恩绝对信任。人们有时候会在深夜两点钟给他打电话描述症状，询问应该前往位于纳彻里塔的小诊所，还是应该叫救护车把自己送到最近也要两小时车程才能到达的大医院。人们有时会到他的家里拜访。几年前，一个墨西哥移民家庭八岁大的儿子生了病；全家人两次前往邻近社区的小诊所，均诊断小男孩为身体脱水。但孩子的病情没有起色，于是一天夜里，一家大小八口人全出现在了多恩家的车道上。他快速进行了诊断——小男孩的肚子肿胀，伴有热感。他告诉父母亲，孩子需要急救。于是他们赶到了离得最近的蒙特罗斯的医院，医务人员确诊为布鲁氏菌病，并立即用飞机把孩子送到了丹佛市。孩子在ICU病房住了两个星期才彻底恢复。丹佛市的一位医生告诉多恩，如果再晚一点送医院，孩子必死无疑。

多恩在药剂师店铺里从不穿白大褂。他经常给人们量血压和注射；如果需要臀部注射，他会把病人带到浴室以保障私密。上了年纪的人称他为“多恩医生”，尽管他并没有医学学位，并劝阻大家不要使用这样的称谓。他也没戴工作牌。“我喜欢穿老式的李维斯牌牛仔裤，”他说道。“人们希望跟自己说话的人穿戴相似、说话相似、住在同一个社区。我知道，很多医生都要穿白大褂，这会让你看起来更专业。但我们这里不是那么回事儿。”他更愿意大家称他为药店老板。“药店老板嘛，既可以帮你修钟表也可以修眼镜，”他解释道。“药剂师呢，就是沃尔玛里面那些家伙。”

他的柜台后面放着维修工具。他经常用到这些工具，一如他经常抱怨沃尔玛、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D项目。自2006年以来，该项目开始向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处方药物，以确保数百万人能获得药物治疗。不过，该项目也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让乡村药店无事可干。美国政府未能像其他很多国家那样建立标准药价的国家处方集，而是允许私有保险公司自行与药物供应商进行协商。大型连锁企业和邮购药房因为订货量大，所拿到的价格远优于个体药店。该项目实施的两年之内，超过五百家的乡村药店停业。多恩举了一位本地顾客的例子，这个人因为类风湿关节炎需要用到阿达木单抗。保险公司每个月报销1721.83美元，而多恩的进价为1765.23美元。“我每个月损失43.40美元，”他说道。邮购药房的价格更加优惠，但多恩的这位顾客不喜欢；他担心送货延误，并喜欢与药剂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这个人我很喜欢，”多恩说道。“所以我一直替他做这样的事情。”自从D项目生效之后，多恩的盈利变得十分微薄，他先后三次拿出自己的积蓄才能让药剂师商店照常营业。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是个不合格的商人。商店的电话响起，他语气友善地交流了五分钟，挂上电话之后说道：“她甜言蜜语了一番，还让我给她赊账。”打电话的人来要尿片，多恩的回答是可以。每次遇到有人赊账，他就把收据粘贴在柜台里侧的墙壁上。“这个人说他的花费可以用保险支付，但这一部分保险支付不了，”他指了指其中一张收据解释道。“这个人说他星期二要过来一趟。这个病人外出度假了，需要延期。”他数了数：二十三张收据。“大多拿不出钱，”他说道。每年他都要勾掉一两万美元的坏账，这么多年的坏账，估计总共有三十万美元。他每年的收入为六万五千美元。我在药剂师商店驻留的几天时间里，从没看过走进店里而多恩叫不出名字的顾客。

“这就是在小城镇做生意的代价，”他说道。“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看着他邻居的眼睛这样说：‘我知道你有麻烦，但我帮不了你，你的孩子也无法好转。’这是药店生意衰败的首要原因，也是我读大学时，会计学第一课的内容。”

当初定居者之所以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期望在此实验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替代品。1890年代，一个名为科罗拉多合作拓荒队的团体打算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乌托邦社区。其颁布的《原则宣言》大肆抨击以市场为导向的激烈竞争：“［我们］相信，在现行竞争制度下，只有强大者和狡诈者能够取得‘成功’；［我们］认为，无论男女，正直者均无法过上舒心的生活；如果妥善实施，该合作制度能创造最好的机遇，释放人性的优良和高贵。”（怀俄明大学的帕梅拉·J·克拉克曾经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中对该团体的历史和作用进行过描述。）

19世纪末期，社会主义性质的社区在美国西部并不鲜见。卡尔·马克思认为城市工人阶级是共产主义最大的希望所在，但在美国，常常是偏远地区成为了合作组织和社会主义的试验田。1877年颁布的《沙漠土地法案》是原因之一，它规定定居者只要有办法实行灌溉，便能以低价获得土地。为了修建水利设施，集体力量势在必行，很多早期社区都以共同劳动的原则得以成立。摩门教尤其成功——他们在犹他州所实施的一些项目为美国西部其他各州树立了榜样。不过，多数社区并不具备宗教特性，更多是受了马克思或者罗伯特·欧文这样的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加利福尼亚阿纳海姆市的人们因为合作修建水利项目而定居于此，离它不远的河滨市同样如此。其他地方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地图上留下了一个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地名：平等镇、自由地镇、利他镇。

科罗拉多合作拓荒队选了一处蛮荒之地，取名为太比瓜彻公园。这个地方极度干旱，但不到九十多米之下的山谷里就有圣米格尔河汩汩流过，定居者们经过线路勘察，决定修一条近三十公里的灌溉水渠。全体成员于1895年开始挖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出售股份，还在布鲁克林、芝加哥、圣保罗和丹佛等地成立了科罗拉多合作拓荒队俱乐部。他们出版了一份名为《利他主义者》的报纸，报纸上经常用到“同志”这个词，并对合作组织和社会主义等内容进行理论阐述。他们计划废除债务、利息和租金，并禁止赌博和售酒行为。他们梦想着灿烂的未来：“如果一个由逃犯和难民组成的微小团体都能够建成罗马并维持国家状态长达十二个世纪，谁又能料想到由美国知识分子精心组织的拓荒团体将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他们在一年时间内进行了第一轮整肃。有十名成员因为共产主义色彩过于浓厚而被逐出团体；《利他主义者》报道，水渠将实行股份制，其他财产继续保持私有。无论头一阶段的情形多么不如人意，该报纸一如既往地坚持使用格言警句。（“共产主义可能实行合作制度，但合作制度未必就是共产主义。”）到1898年冬季，定居者们耗尽了所有的食物。次年，一半的董事会成员提出辞职。（“竞争是地狱的产物，合作将创造人间天堂。”）1901年，秘书宣布该团体破产。一位前董事会主席自杀身亡。（“只要你只顾着自己，那你就不可能成为好的合作者。”）

最终，他们放弃共同劳动的原则，并将工程外包给私人工作队。1904年，渠水终于从完工的水渠里哗哗流过；六年后，他们重新取名纽克拉（Nucla），意为“中心之城”。社会主义的梦想一直未能实现，不过那条水渠直至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科罗拉多合作公司至今仍然存在，由它雇用的全职“渠道员”负责这一水利设施的运行。渠道员名叫迪恩·纳斯朗德，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参与过水渠的开凿。跟纽克拉镇的大多数居民一样，纳斯朗德谈论父辈时从不涉及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人们叫他乔伊老爹。他算是个牛仔。他喜欢四处闲逛。可能玩上一个星期的纸牌，然后又开始找点活儿干。”）当地一家董事会负责监管水利系统的运行，但股份仍为私有制，争执往往令人恼怒，创立之初的合作精神似乎早已在这干燥的气候里蒸发殆尽。“威士忌是用来喝的，水是用来挑起争斗的，”纳斯朗德告诉我。“我曾经见过好多人用铲子相互殴打。”

纽克拉镇的粗野远近闻名。这样的粗野兴起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当时的铀矿开采及加工迅猛发展。不过，1979年发生三里岛事件后，铀矿市场迅速萎缩，前来投奔纽克拉镇以及六公里外的姊妹小镇纳彻里塔的人口持续减少。除了放牧，唯一稳定的工作就来源于当地一家毗邻煤矿的发电厂和教育系统，此外很少能找到工作机会。这两个小镇的人均年收入都低于一万四千美元，只比全州水平的一半略高一点，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仅有百分之八。由于资金匮乏，学校董事会最近决定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纽克拉镇只有一家餐馆，纳彻里塔镇有一家汉堡店，两个镇共有一个酒吧。这家酒吧名叫“141沙龙”，取自从纳彻里塔穿城而过的141号高速公路。星期四晚上，我是酒吧里唯一的顾客，酒吧招待员告诉我，她刚以五万三千美元的价格在纽克拉镇买了一套三居室。每个月归还按揭贷款二百五十美元。她叫凯西。

“唯一的问题是，房屋的壁板是石棉瓦，”她说道。

“问题严重吗？”

“只要你不碰它，问题不算严重。石棉很耐用。”她靠在木质吧台上说道。“你要喝点什么？”

“你们这里有什么？”

她笑着说道：“我们只有野格利口酒。”

多恩·科尔柯德八岁的时候便知道，自己将来想成为一名药剂师。他出生在距离纽克拉镇并不算远的铀旯湾镇，他的母亲是当地一家药房的职员。放学后，多恩会在药房一连待上数个小时，心满意足地看着药剂师们忙前忙后。十多岁的时候，他悄悄潜入了药店。他跟几个朋友一起，偷了啤酒、《花花公子》杂志和避孕套。（“避孕套被当做废物扔掉了。”）铀旯湾镇是个小型社区，没过多久几个孩子就被逮住了。他们不能用钱赔付损失，而是以每小时二十五美分的报酬替店铺做事，直至偿清债务。“我们要做清洁、整理货架。大家都知道你为什么会在那儿。对于我而言，那也许是件好事。”

当时，多恩在他和哥哥吉姆合住的房间里找东西，碰巧找到一本藏在床底下的杂志。杂志上全是裸体男人的图片。多年后，多恩仍旧感到惊奇，1960年代中期居住在科罗拉多偏僻之地的小孩子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杂志，但他当时却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只觉得这是自己见过的最怪的东西。

“这本杂志是你的吗？”哥哥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这样问道。

“是的，”吉姆回答道，他一点儿也没有觉得难堪。他收回了杂志，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吉姆比多恩年长三岁，在家里个子最高。他身高一米九，体格魁梧，但对于运动和打猎丝毫没有兴趣。多恩学打棒球和步枪射击，吉姆则喜欢钓鱼。他大部分时间独来独往。上中学之后，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喜欢参加辩论队的活动。他常常令自己的父亲深感失望，后者教训他举止要像个正常的男孩子。1972年，也就是吉姆离家前往大学两三年后，他给家里人写来一封信，说自己是同性恋，还说他知道父亲永远都无法接受这一点。他叫家人不要去找他，他将永远离开科罗拉多。接下来的十二年，谁也没有收到过吉姆的只言片语。

十八岁时，多恩跟自己高中时期的女朋友克瑞莎结了婚，并同住于他正在念书的博尔德。后来，他们定居在纽克拉，经营这家药剂师商店。1983年，多恩的父亲去世，他的遗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雇请一名私人侦探。这位侦探在芝加哥找到了吉姆，他是县法院的职员。他说自己之前有预感，家里肯定出了什么事情。

次年，吉姆回到纽克拉住了四天。他陪着母亲开了好长一段距离的车，母亲告诉他，她老早就知道他是个同性恋，她深感抱歉的是一直没能改变他父亲的态度。那几天，吉姆和多恩聊到很晚才睡。一天晚上，吉姆告诉多恩，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还说医生告诉他，他的病情很可能已经恶化了。吉姆告诉多恩他想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他还请求多恩前去芝加哥，看望他和他长期共同生活的男友。

那一年，他们每个星期都在电话里长谈。可一说到芝加哥之行，多恩总有脱不开身的理由。店里太忙，儿子和女儿的学校活动太多。克瑞莎一直劝说他踏上旅程，但他总是无法成行。

吉姆死后，他的一位同事打来了电话。她寄来了骨灰盒，同时附带有他的一份遗嘱、工作奖金，以及几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拍摄于瑞格里球场，照片上的吉姆和自己的男友站在一块写着“小熊队，加油”的牌子跟前。多恩细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才明白，他实际上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哥哥。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跟吉姆只有四天的时间相处，他甚至不知道哥哥的男友叫什么名字。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未能前往芝加哥的真正原因。“我是在生自己的气，一想到两个大男人同处一室我就自在不起来，”他这样说道。“我不愿意看见两个大男人接吻。我现在倒没什么，可当时真的无法接受。我真后悔。”

带着母亲和年幼的妹妹，多恩把吉姆的骨灰撒在了圣米格尔河和多洛莱斯河的汇流处。多洛莱斯河自南向北流淌，从帕拉多克斯峡谷一个充满盐碱的小山包中间穿过，河水含盐发涩，没有鱼儿。去那里游泳的人会浮在水面上，仿佛到了一千六百多公里之外的太平洋。

纳彻里塔最后一位医生死于十五年前。镇上只有一间小诊所，最近与科罗拉多其他地方的一个医生签订合同，让他每个星期来镇上出诊两天。不过，打主力的还是肯·金克斯，他是一位内科医生的助理，每天二十四小时应诊。金克斯在科罗拉多的乡下生活了十多年，在此期间他知道，撕开伤口上的绝缘胶带比一般的胶带更难。有两次他遇到病人颈椎骨折之后，自己开着车来到诊所，并走了进来，实际上这些病人应该在受伤地点就地固定。“如果移动的方式不对，他们很可能送命，或者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他说道。违背医嘱强行出院的人并不罕见。有好几次，金克斯告诉心脏病人需要用直升机转院，结果病人们纷纷表示拒绝，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更便宜的转院方式。金克斯签好表格，取下静脉输液器，病人们钻进自己的皮卡，开上两个小时转到其他医院。“他们竟然做到了，”金克斯说。“所以他们是对的！”

金克斯在盐湖城长大，可他大多数的工作时间都在小城镇度过。“也许应该这么说，”他说道。“我喜欢下象棋。我搬到小城镇之后，当地没有人下象棋，可有一个家伙提出与我下跳棋。我总觉得那是小菜一碟，不过还是接受了挑战。可他一连赢了我八九盘。这就像小镇的生活，虽然简单，但水平更高。”金克斯说，他被迫与当地的冰毒吸食者建立一种“工作关系”，以提高他们戒掉毒瘾的信心。他说，人们也许觉得小镇上的人思想保守，但实际上他们常常不会以个人的好恶妄下评判，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接触十分紧密。“也许某天我正走在路边，让我搭车的人碰巧就是一个冰毒吸食者，”金克斯说。“这里的圈子紧密得多。”他相信，小镇上的流言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因为很多事情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

一天上午，一位在看守所度过周末的年轻妇女来到了药剂师商店。她与自己的丈夫发生争执，后者报了警；科罗拉多州的法律要求，只要出面协调家庭纠纷，警察就应该逮捕肇事者。该法律意在保护妇女免于被迫撤诉，但本案中的丈夫声明，受到攻击的人恰恰是他。在药剂师商店，在本地报纸上看过逮捕案报道的五六个人围在了那位妇女身边。

“事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她冲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说道。“他纯粹是在撒谎，他会因此惹来更大的麻烦。”

“你要跟他分手吗？”

“是的。”

他们围着柜台站在一起。“我的店里有犯罪分子，好可怕，”多恩开着玩笑。那位年轻妇女在商店的前厅拿到一份报纸，读起了警事报道。“还有比这更胡扯的吗？”她说道。“报纸上说是二级攻击，算是重罪。但他们把它降格为轻罪。”

“我跟朋友们说，你没有出手伤人。”

“他说我用煎锅袭击他。他说我打到了他的手臂。我如果用煎锅打他，应该打在他的头部啊。”

“让我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那位老太太说道。她七十多岁，留着一头卷曲的白发，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你去找一瓶黄蜂喷雾剂，”她说道。“不弄瞎他的眼睛才怪。”

“我连球棒都不能用，因为那是武器啊。”

还是老太太年高智长，她解释说，黄蜂喷雾剂不算是武器，所以即便是取保候审的人也可以买到。“比辣椒喷雾剂好多了，”她说道。“保准弄瞎他的眼睛。”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那位年轻的女子用一把剪刀剪下了逮捕名单。当我问她怎么会剪下这个时，她丝毫没有显得难堪。“假如我傻到想让他重返家门的时候，我就会看看这个玩意儿，”她说道。“我会把它保留在剪贴簿里。”（后来，所有的指控都被驳回，他们离了婚。）

多恩从不在商店与他人谈论某个人的病情，却会时不时地提起自己的健康问题。二十年前，克瑞莎被诊断患有罕见的脊柱裂，病情不断恶化，已经到了很少离家出门的地步。曾经有一年，因为这种病，全家人都无法享受医疗保险。他们的大儿子在空军部队驾驶F-16战斗机，女儿却因为酗酒一直在勉力寻找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她无力照顾自己的儿子盖文，多恩和克瑞莎只得接过了孩子的监护权。多恩经常向一个顾客提起这件事儿。“如果我治疗的病人家里有酗酒者，让他们知道我女儿的情况会有一定的帮助，”他说道。“在小镇上，什么东西都藏不住。一个人无法假装自己的家庭很完美。我的女儿不完美，但她一直在努力。”他接着说：“小镇上差不多所有的瘾君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是这个社区的一分子。没有谁更好些，也没有谁更坏些。我们全都一样。”

星期三是纽克拉镇的保龄球协会之夜。本地的保龄球道早已不对公众开放，因为镇上留下来的人不多，不过每周会向本地的社区协会开放两次。球道建于1962年，所有设备至今保持原样，钢材的大量使用现在绝无仅有：修长而闪亮的布伦瑞克回球架、桌腿厚重而外展的餐桌。墙上是有着五十年历史的可口可乐挂钟，指针凝固在六点零几分。记分牌上显示着退出历史舞台十余年的企业广告：神奇屋顶及通风公司、快速先生及时打印中心。（“无论份数，立等可取！”）多恩是该协会的主席，他每年都要对球道进行质量认证。为了有资格使用保龄球道千分尺，他专门去蒙特罗斯培训过。

为了满足当地的某些需要，他一直在不停地考证书。他修读过心脑复苏课程CPR，有资格使用电击除颤器。他拥有烟花表演证书。他负责对一百六十公里半径内多家小诊所的配药室定期行使州级检查。他有飞行执照，驾驶的是一架已有五十年历史的塞斯纳飞机，经常外出检查工作。他听说加利福尼亚有人开办激素疗法的培训课程，径直飞过去上了两天的课；他现在为分散居住于西部各地的四位变性人配置药方。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病人们每三个月给他打一次药品预订电话；他很同情他们，陪他们在电话里聊医疗保险方面的烦心事儿，因为变性人几乎无法享受医疗保险。

秋季的星期五晚上，他会宣布纽克拉高中橄榄球赛开幕。橄榄球赛实行八人制，不过如果有人数较多的学校前来比赛，他们会在每次控球时转换规则：逢纽克拉进攻，实行八人制，如果另一方球队获得球权，又转回十一人制。这样双方都能按照自己的习惯发起进攻。偶尔有人会犯迷糊，扬声器里响彻了多恩的声音：“场上有十一名白衣队员，只有八名蓝衣队员。这不算数。”橄榄球比赛可能算不上一流，但队员们的名字却是小说家笔下的梦之队。纽克拉队有门把手赛斯、投石器查德和谜语谢尔顿。鸽子溪队有一个队员名叫狂怒的汤米。布兰丁队有利爪杰克、黑色英镑、铁疙瘩汤姆和癞蛤蟆赫舍尔。斯洛·斯坦利、泰伦斯·泰特、戴伦·戴维斯：如果有球队需要姓名首字母押韵的进攻队员，挑选工作应该首先从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的边界地区做起。

纽克拉队的教练名叫吉姆·艾普莱特，他也是当地小学的校长。我前往他的办公室拜访，他与我闲聊了一会儿便告诉我，他生长在纽克拉，在外地住过几年，随后又搬了回来。“我之所以回来，是因为这个小镇养育了我，”他说道。“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这里的很多人看着我挺了过来。只要还是这个社区的一分子，我就对此感到十分骄傲。”

我问他，“困难”是指什么。他个头很大，友善的红脸上闪着一双冷峻的蓝眼睛。犹豫一会儿之后，他看着我的眼睛。

“我母亲近距离击中了我的父亲，”他说道。“他回家的时候烂醉如泥，母亲不让他进屋，他硬要闯进去。他破门而入，她朝他开了枪。我站在三米开外。两个弟弟都在另外的房间。爸爸被抬上了救生直升机，妈妈进了监狱。在这里没有社工服务。我带着两个弟弟住进了锐意汽车旅馆，一个星期还没住满钱就用光了。”

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四周都是孩子们的画作和诗句。他又讲了一个故事：十四岁时，他搬到了一位“帮助其他迷途者的好太太”家里，这位太太资助他读完了高中。每逢周末，他都会到加油站干活。也许他是纽克拉镇有史以来最好的棒球球员，获得过一等奖学金。他进了大学，但只坚持了不到半年：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吃喝玩乐上。“很多人对我失望透顶，”他说道。

他回到家乡的矿上工作，后来又成为了学校设备的维护人员。三十岁那年，他的上司鼓励他再试一试大学生活，于是他举家搬到新墨西哥州，终于获得了教育学方面的学位。他先后在纽克拉和纳彻里塔教了十五年书。这所小学有七个年级，共有一百五十名学生，每年差不多流失十五个学生。每流失一名学生，来自州政府的预算就减少大约一万美元。学校最近削减了约百分之八的经费预算。教师的起薪不足二万九千美元。

“我想到了‘命悬一线’这个词，”艾普莱特说。他上一次对学生进行家访时发现，四分之一的孩子没有与亲生父亲一同生活。很多孩子像多恩的外孙那样与祖辈同住，还有的孩子与亲戚朋友同住。不过，艾普莱特说，人们有的是办法，孩子们自我照顾的效果令他铭记在心。“在我们看来，非传统的方法反而成了传统，”他说道。“我们可没有你们大城市那么优越的看护体系。”

上暑期课程时，艾普莱特往往没有报酬。他经常修剪学校的草坪，如果哪里需要油漆粉刷，他也会拿起刷子。去年，校园内的一批树木需要砍伐，招标价为一万美元，艾普莱特租来一辆斗式铲车，带着自己的女儿干了起来。当地有一个自发组成的群体，勉力维护社区的完整，他是二十个群体成员之一。很少听到有人提及作用并不明显的当地政府，纽克拉甚至找不到足够的成员组成市议会。艾普莱特告诉我，至关重要的是学校老师、校董会成员，以及多恩这样的本地经商人士。“正是他们这样的人让一切得以苟延残喘，”他说道。

当离群索居者和流浪者来到小镇之后，他们总会循路找到多恩。多年前，一个名为蒂姆·布瑞克的七十岁老人搬到纳彻里塔租了一套活动屋。他在药剂师商店提交了一份特别订单：紫锥菊、白毛茛、甘菊茶。他信不过医生，时常让多恩替他量血压。他的血压很高，多恩终于说服他定期接受药物治疗。没过多久，他便每隔四五天拜访多恩一次，主要目的是找他闲聊。

多恩称他为布瑞克先生。他在本地没有其他朋友，他对自己的过去闪烁其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总有诸多细节不时出现。他出生时名为彭罗斯·布瑞克——是来自费城、并靠着跛子溪的矿业所有权大发其财的彭罗斯家族的后裔。不过，不知何故，布瑞克先生已有十余年疏远于家人和亲戚。他改了名，一辈子大多数时间从事汽车修理。

一天，他的活动屋被人破门而入，盗贼们拿走了一摞股票证书。布瑞克先生从不雇用经纪人——在他看来，股票经纪人跟医生一样不值得信任——于是他来到药剂师商店求助。多恩便数次开车穿行于失望峡谷，来去一趟要两个小时，只为前往科特斯的银行对某些文件进行认证。后来，他整理出了布瑞克先生的财务报表，但老人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多恩负责照料工作，在不同的住处把他搬进搬出；有好几次，布瑞克先生在多恩的家里一住就是很长时间。九十一岁时，布瑞克先生病情严重，前往蒙特罗斯看了一次医生。医生说他的前列腺癌已经扩散至胃部，如果接受手术，他还能再活六个月。布瑞克先生说，自己从没做过手术，现在也不想做。

第二天，多恩在老人的病床前过了一夜。夜晚的某个时刻，布瑞克先生突然神志清醒，能聊天了。“我觉得你就要死了，”多恩说道。

“我死不了，”布瑞克先生说。“但我想做个祷告。”

“好的，你最好用心祷告，”多恩说道。“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就要死了。”他问布瑞克先生要不要见律师。老人拒绝了，他说自己的后事早已做了安排。

多恩找了一位临终关怀护士，不到两天，布瑞克先生去世了。多恩替他安排了葬礼弥撒，接着开始整理他那几大箱财产。有一堆高速公路旧地图、一部古董摇椅电话机，以及一只天主教祷告支架。也有很多裸体男人的照片。多恩找到一本有四个化名的支票簿。还有几封信，签名人是布瑞克先生，他请求朋友们给他介绍“与我同类的”男人。不过，他一定缺乏勇气，因为这些信全都不曾邮寄出去。多恩还发现了布瑞克的母亲半个多世纪前寄来的几封一直未曾拆开的信。其中一封装有一张十美元的钞票，信件内容是要求自己的儿子跟她取得联系。钞票的年份回溯至1940年代，看上去依然崭新如初，这张柔软的钞票不禁让多恩感到一丝悲哀。多年以前，他就感觉布瑞克先生是个同性恋，并觉得那是他与家人们疏远的主要原因，不过从未提及。多恩琢磨，如果他愿意聊一聊，老人可能会有所提及。

布瑞克先生在遗嘱中给药剂师留下了五十来万美元的现金和股票。除去税收和其他开支，总额还有三十万美元，差不多正好是社区赊欠多恩·科尔柯德的数字。不过，多恩似乎并不觉得这一连串事情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所谈过的三个主题——对自己垂死的哥哥置若罔闻、赊账给小镇居民、帮助布瑞克先生并获得馈赠——出现在长达一年的不同谈话中。他自己也许不会提及别人赊欠他的钱财，但纽克拉镇有人告诉我，我便过问了。在我看来，很有必要用到道德的微积分不断累加出一个在前乌托邦社区的关于救赎和回报的美好故事。他看到了另一种类型的联系：这些人和事更像是轮子上的辐条。它们互不接触，但总跟更大的事物相关联，而他的角色便是让所有事物以最好的方式不断运转。

7月4日是多恩·科尔柯德的生日。这也是纽克拉镇一年一度的“水节”，以纪念该镇终于建成水利工程。每一年都会在主大街举行游行活动，多恩通过大喇叭宣布彩车仪式开始，并评出最佳彩车装饰。获胜者能得到七十五美元。人们用消防水龙带打水仗，在当地一家公园举行烧烤会，这个公园还有一项习俗，那就是请一位女士走上舞台，为多恩高唱“祝你生日快乐！”夜幕降临，他开始忙活焰火晚会，因为他是镇上唯一取得过执照的人。

今年的天气很好。傍晚时分，我和多恩把车开到了纽克拉镇背后的山顶。面向小镇的石壁刷成了白色，上面隐隐约约有一个歪扭的字母N。我们身后，太阳正下落到黛青色的拉萨拉山后。多恩带上了他的外孙盖文，他说今年的游行活动规模最小。今年的主题是“过去与未来交汇”，焰火晚会跟其他项目一样由“狮子俱乐部”负责。1978年加入该俱乐部时，多恩是最年轻的成员；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是最年轻的成员。本周末，他即将年满五十九岁。只剩下六头狮子，他们决定于明年解散本地的分会。

几个志愿消防员坐着卡车跟了上来，两个农场主随意地说起了干草收成。

“今年你的灌溉用水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

“干草已经割过第一轮了吗？”

“对。”

他们指了指远方的纽克拉水渠——一根细长的线条，略微上翘，沿途覆盖着荫翳蔽日的杨树。其中一位消防员名叫马特·魏玛，他的祖先是纽克拉最早的定居者，现在还经营着一片农场。他说，有人不久前在水渠边发现了一把老式的火帽弹头手枪，手枪位于壁架上，仿佛是某位开路先锋昨天才遗忘在那里的。

卡车和轿车纷纷驶出小镇，停在山脚观看焰火表演。随着夜幕降临，狮子们把焰火装进金属管。紧接着，多恩挨个点燃。他们为今年的焰火晚会筹集到一千七百美元，算是很少的金额。不过，周围的地势令焰火的效果非常耐看：红色、蓝色、绿色，纷纷爆开在高高的山顶之上。焰火结束，我看着成对的车头灯有序地返回主大街，接着纷纷散开，转入各自的回家路。我们抬头仰望——爆开的焰火和车头灯已经散去，成串的星星显得更加璀璨，仿佛某座城市遥远的街灯。多恩取出几瓶啤酒。“我不在乎这里是不是小城镇，焰火很好看，”多恩说道。他呷了一口啤酒，仰头凝视着银河。“从这里看，星星们好像离得很近，”他说道。“很难相信，它们彼此相距数百万公里。”

在温州的多家影碟店，我先后找到了三张有关美国遭到攻击的碟片。其中一张是DVD，片名叫做《世纪大灾难》，另两张是普通影碟，分别取名为《突袭美国》和《美国的灾难：21世纪的珍珠港》。世贸中心大厦双子塔和国防部遇袭后三天，这两张影碟在市场上出现。差不多两个星期后，那张DVD问世，我只在一家影碟店找到了它，摆放在《侏罗纪公园》和《决战猩球》之间。店员说，《世纪大灾难》卖得相当好。

温州人都懂生意经。温州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因为靠山面海，所以这里的人们一直眼光向外。全世界的唐人街都能找到出门在外的温州人——或开餐馆、或经营店铺。留在家乡的温州人则生产出口商品。附近一个叫做白石的卫星城镇专做塑料鞋底，另一个城镇白象做的是男装。丽水以生产低压电子产品小有名气。1988年，随着中国加速推进经济改革，温州开始生产打火机，现在负责向全世界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市场供货。温州人对自己生产的打火机非常自豪。住在这里的一个朋友曾经送我一只豪华的防风打火机，附带瑞士军刀、剪子和指甲钳。

任何人无需离开大陆，便能在温州发现其与传统计划经济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诸多东西。当地经济的私有化超过百分之九十，失业率非常低（据官方数据，约为百分之一）。在国家没有大规模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当地人自豪地发展着自己的经济，他们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远近闻名——文化程度不高，但心灵手巧，吃苦耐劳。我不禁好奇，在这座充满朝气的城市，人们不光有务实而国际化的眼光，还带着诸多美国文化的影子，他们会对“9·11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

一如中国的所有城市，温州的大街小巷充斥着私自刻录的美国电影碟片，这些廉价的碟片多由位于广东的翻录工厂加工而成。除了各种时令大片，温州的影碟店所出售的很多美国电影我闻所未闻，演职人员没什么名气，封面简介耸人听闻，大肆宣扬性和暴力。在一家影碟店沿着货架浏览的过程中，我取出了一张《真情难舍》。封面简介极尽诱惑之能事：“他凭着多位迷人女郎，找到了挣大钱的法子。”边上还有一张《受雇英雄》,写着这么几句话：“她：一个心地善良、迷人而可爱的天生尤物；他：一位充满威胁的变态杀手。”《哥斯拉复活》（又名《爬虫大战》）的提示语是“小小爬虫引发人类暴行”。有关世贸大厦遭受攻击的一张影碟上，一个大大的橘色星形符号中央印着这么几句话：

数架飞机攻击美国！

世贸中心完全摧毁。

五角大楼和国会山遭遇多架飞机撞击。

白宫国会山爆炸声响成一片。

谁是凶手？尚不知晓。

我把有关世贸大厦遭受攻击的几张碟片都看了一遍。DVD由政府主办的新华出版社在北京草草制作而成，封面上印着奥萨马·本·拉登和乔治·W·布什的照片，以及双子塔燃烧的画面。一如中国的诸多盗版产品，碟片背面试图摆出非常权威的架势，煞有介事地印着好莱坞演员和制片厂的名字：汤姆·汉克斯、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杰瑞·布鲁克海默、文·瑞姆斯、试金石影片公司。上面有一个小方格，标注该影碟的级别为“R”，意即其中充满了暴力和污言秽语。画面主要是美国广播公司拍摄的新闻片，外带中文解说，以及在关键时刻混录进去的美国电影配音。第二架飞机撞向世贸大厦的时候，响起一阵阵枪声和爆炸声。《大白鲨》的主题曲响起，北塔呈慢动作缓缓坍塌。

《突袭美国》的制作者一开始采用的手法更像是在拍纪录片。影片一开始是纽约市的日常生活场景——有人在过马路，有人在坐办公室——解说员同时讲述曼哈顿和世贸大厦的背景信息。办公室的一个场景引起我的注意，我回放了一下——一个仅有五秒钟的镜头——一位银行职员抱着一摞材料从一张办公桌走到另一张办公桌跟前。这个人看上去很面熟，我顿时琢磨，他是不是我读大学时的某个熟人。我又回放一遍之后才明白过来，那个画面剪切自电影《华尔街》。

《突袭美国》不时冒出好莱坞的电影画面。画面通常十分短暂，根本看不出剪切自何处。但效果却使人坐立不安：介于事实和虚构之间的摇摆不定。双子塔坍塌之后接着是电影《哥斯拉》的画面，只见怪物哥斯拉把整个曼哈顿夷为平地；场景突然切换为神情郁闷的布什总统参加新闻发布会，随即融入电影《珍珠港》的爆破场面。接着，解说员一一详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恐怖袭击事件，上至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塞尔维亚遇刺，下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系列活动。“恐怖分子们很不满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解说员这样说道。“他们的不满有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这些超级大国把自己的准则强加于别国之上。”碟片继续讲述了美国驻非洲国家使馆在1998年遭遇袭击的后续影响。与美国的报复行动——在阿富汗并不成功的轰炸行动——配套的画面来自影片《勇闯夺命岛》，嘶嘶作响的导弹在旧金山湾的上空一闪而过。

我来到街上，问大家对9月11日的袭击事件有什么感想。有人把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遇袭事件，与北约在1999年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实施的造成三人死亡的轰炸事件相提并论。他们说，美国想做“世界警察”，在这件事情上罪有应得。说来奇怪，他们对纽约和华盛顿的受害者所表达的同情听起来冷酷无情。“恐怖分子为什么非要夺去那些无辜者的生命？”一个人说道。“如果他们对美国政府不满，应该直接飞向白宫嘛。”

我跟在温州一所私立学校当英语老师的中国朋友谈起了人们的这种反应。他说很多人在电视上看到袭击场面的时候都哈哈大笑。“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他当天晚上整夜睡不着觉，太兴奋太高兴了，”我的朋友说道。

我们谈论了中国媒体在这样的反应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数十年来，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文化和帝国主义大肆批评，但这样的批判在“9·11事件”后明显地少了下来。中国政府表达了与华盛顿团结一心的意愿，不仅在于他们视这次袭击事件为良机，有助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还在于他们担心国内的恐怖活动。

不过，这些事情不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之列，普通民众并未意识到来自边疆地区的不满情绪有多严重。与我交谈过的温州人几乎没人把美国所遭受的袭击当做一种警示。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多数时间里中国人都在忍受战争和政治动荡，现代的恐怖主义对他们来说非常抽象。当我和那个朋友谈起人们在看到美国遭受痛苦时所持的幸灾乐祸态度时，他这样说道：“这跟鲁迅的描述一模一样。”他所提及的这位20世纪的伟大作家，经常批判国人不具同情心。在名为《阿Q正传》的中篇小说和其他作品中，鲁迅把中国人冷漠围观和恃强凌弱的习惯定性为严重的国民劣根性。

不过，我感觉到还有一股力量在发挥作用。过去十年间，政府的反美宣传达到了新的高度，这要归功于好莱坞影碟的大行其道。一向以来，中国媒体对美国的描述大而化之，要么是极贫极穷，要么是持证卖淫和暴力泛滥，现在的刻画一下子前所未有地生动起来。对普通中国人而言，“9·11事件”不过是迄今为止最为暴力恐怖的美国电影场景而已。在《美国的灾难》中，一位名叫陈晓楠的解说员说道：“我们深感震惊，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毫不震惊。”陈晓楠是鲁珀特·默多克所属的新闻集团旗下的凤凰卫视的播音员。该电视台的基地设在香港，一直渴望成为中国的CNN，并针对大陆的卫星用户提供服务。恐怖袭击成了凤凰卫视的得力助手，它向中国观众提供的报道远比国有新闻网来得更加广泛——甚至更加耸人听闻。在陈晓楠和其他人员的播报中，他们不遗余力地把“9·11事件”与《珍珠港》和《空军一号》里的相关电影场景做对比，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对比，中国观众就无法感知袭击场面的真实性。

与此同时，随着布什总统在向美国公众所做的报告中借用电影海报的行话——誓言“无论死活”也要抓获本·拉登，并引用好莱坞电影的片名比如《无限正义》，中国的电影制作人很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位全世界头号通缉的恐怖分子所具有的潜在商业价值。DVD盒套的脊背处印上了本·拉登的头像，以往这个位置一直由阿诺德·施瓦辛格或汤姆·克鲁斯所占据。“我听别人说，现在本·拉登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有名，”那位英语老师这样对我说道。

在温州期间，我前往大虎打火机公司看望在外销部门工作的一位朋友。她叫雪莉，以温州的标准看，她算得上是一位年轻的成功人士。她二十八岁，月薪二百五十美元，主要利用自身的英语技能与国外买家进行业务联系。

她领着我参观了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男性员工正在使用冲切机将锌合金板冲压成点火按钮，女性员工则在用塑料焊接台浇铸小型缸体。这是一家管理规范的工厂，偌大的办公室摆放着许多陈列着高端产品的展柜。陈列品里有镶嵌着仿钻的金色打火机，也有可以伸进犄角旮旯的烧烤专用打火机。一面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图上显示的是公司从温州走向世界各地的辐射状出口地点，有美国、英国、巴西、印度，以及其他数十个国家。图上还有一句用英语写成的大幅标语：“让‘虎’牌创世界名牌。让世界更了解‘虎’牌。”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和雪莉以及她为温州一家计算机公司开发软件的丈夫共进晚餐。他们俩都说，他们的朋友和同事对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很少有认同感。雪莉自己承认，她最初在观看电视报道时并没有感到特别被触动。“我并不感觉悲伤，”她说道。“我得承认，我一直对美国存有偏见，因为它过于强大，总喜欢在其他地方使用自己的武力。不过，我越琢磨整件事情，就越对那些无辜的人感到同情。”

美国的全球化政策一直基于一种前提，即美国文化和美国产品的扩张，连同各国之间日益增加的贸易联系，必将增进国与国之间的认识和了解。雪莉的英语很熟练，收入不断增加，所在公司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她似乎可以成为这一前提的佐证。不过，她似乎也并不担心，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会对她在温州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尽管经济衰退的迹象已经无处不在。中国的股市在“9·11事件”之后急转直下，我离开温州那天，市政府对防空警报系统进行了测试——这样的情形通常只发生在台海关系紧张期间。“我并不认为这样的恐怖袭击会对我们的公司造成多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目前面向美国的出口数量不算太大，”雪莉说道。“实际上，大家一直在说，美元贬值有利于我们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她的丈夫补充说，即便可能遭遇经济衰退，他们或他们的邻居也不会感到害怕。“一切都是相对的，”他说道。“中国人经常说，只有当你和不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感到自己有多穷。如果全世界都在走下坡路，我们不过是跟着走下坡路而已，那么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种思路跟美国及其贸易伙伴所大力倡导的背道而驰，不禁让我大吃一惊。不过，我想，如果大家所做的不过是用打火机换回好莱坞影片，那么世界为什么要变得更小、更能让人理解呢？

在丹东的第三天，凌晨两点，我被闯进宾馆房间的小偷惊醒了。这是一家中档的中国旅馆，一百元一晚，丹东也属于中档的中国城市，要不是隔着鸭绿江与朝鲜相望，谁也不会对它有太多留意。不过，一切都因为与朝鲜相隔五百米远而发生了改变。丹东宣传自己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江岸上排列着供游客租用的望远镜，游客多为中国人，希望第一时间一睹境外之国的风采。望远镜上印着广告语：“只花一元，即可出国！”遇到大热天，再多花九元还可以坐快艇近距离观察在浅滩游泳的朝鲜人。在适宜婚嫁的黄道吉日，丹东的新婚夫妇习惯租一艘船，在婚服外套上救生衣，到江边朝鲜的那侧兜上一圈。

在丹东，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也许因此我才在那天晚上忘了关窗。宾馆房间位于二楼，我觉得不会有人闯入，不过我没有注意到窗户下面有一块三十公分宽的突出物。之前我懒得把装钱的腰带和护照压在枕头下面，而是跟相机、钱包、笔记本和一条短裤一起放在了梳妆桌上。就在小偷一通乱翻的时候，我醒了过来。霎时间，我们两个一动不动。

我坐起来大声喊叫，他转过身夺门而出。我只穿了一条短裤，沿廊道紧追不舍。在一个拐角处，我们俩都滑倒了。追到廊道尽头，我在楼梯间抓住了他。

我使劲地揍他。他手里满是我的东西，我每揍一下，他就扔出一件。一个重击，相机掉了下来；再一个重击，是我装钱的腰带；又一次重击，我的短裤飞到了空中。他扔完手里的东西，顺着楼梯跑进大厅，试图找到一扇开着的门，我继续大喊大叫，朝他挥舞着拳头。终于，他通过一扇没上锁的门，进到一个空房间，房间的窗户大开着。他一跃而出。我跑到窗户前，探头查看。小偷很幸运——窗台下面有一块突起的边沿。我听着他的脚步声跑过了房子的拐角。他还在狂奔。

和他打斗的过程中，我扭到了左手的中指，宾馆的夜班经理陪着我来到丹东医院。花了一阵工夫我们才把值班的医生叫醒。他打着哈欠复位我的手指，并做了X光检查。手指歪向一边，医生把它猛地移出关节窝，再次复位。这时，X光机出现故障，医生说只有等天亮后再去找技工修理机器。我到派出所报了案，回答了几个问题，填写了一摞表格。凌晨五点，我回到床上。我睡得很不好。

几个小时后，宾馆老板把我送到了医院。老板长得很帅，抹了很多发胶的深黑色头发耷拉在脑门上。他上身穿一件崭新的白色纽扣领衬衫，下身是一条熨烫平整的宽松裤。他一边做着自我介绍，一边就盗窃事件不住地道歉。

“我叫李鹏，”他说道。

“跟原来的总理一个名字啊？”我问道。

“对，”他回答道。他神色倦怠地笑了笑，看得出来，我不是注意到这一点的第一个人。

“你喜欢李鹏吗？”我问宾馆老板。

“不，”他用英语加重语气回答道。很显然，他不想跟我讨论这件事。他问起了盗窃的事儿。

我把能够回忆起来的关于小偷的细节都报告了警察：黑头发，二十至四十岁。比我瘦小。我告诉警察，就算再看到他，我也认不出来。

如此模糊的描述令警察大伤脑筋：你怎么可能打了一个人，弄伤了手指，却一点也不记得他的样子？这同样令我大伤脑筋。追逐的细节我感觉历历在目——我尤其记得自己无与伦比的愤怒，愤怒的程度现在都让我害怕不已。那个人本身在我的头脑里反倒非常模糊。看得出来，这也让李鹏迷惑不已，他不禁皱了皱眉头。

“会是小孩吗？”他问道。

“不会，”我回答道。“肯定不是小孩。”

“可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抓住他了？”

“我不知道。”

“你们美国也有小偷吗？”

我告诉李鹏，美国也有小偷，但他们通常带着枪，谁都不会去追他们。

“中国的小偷大都带刀，”他说道。“什么样的小偷才会不带刀呢？所以我才觉得他是个小孩。”

“他不是小孩。我敢肯定。”

“不过，他为什么不还手呢？你怎么这么容易就抓住他了呢？”他的语气几近失望。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

警察问话遵循的是同一路线，这不禁让我感到心烦意乱。弦外之音不言自明：只有笨到极点的小偷才会在凌晨两点被一个老外抓住一通猛揍，所以一定有什么地方很不对劲。警察给出了种种不同的理由。他多半是个醉汉。或者是个瘸子。又或者是个穷得叮当响的笨蛋。警察们着重强调一点，旅游业不断发展的丹东秩序井然。在这样的地方，半夜三更窜到宾馆房间惊醒外国人的肯定不是普通蟊贼。

谁都没有提及过我的猜疑——这个人可能是朝鲜难民。警察一个劲地向我保证，这一段边境线上很少有难民，因为鸭绿江另一侧的朝鲜城市新义州相对比较富裕。根据在新义州有亲戚的丹东人说，那边的人每天吃两顿饭。不过我知道，再往东走便是严重的饥荒区，每年估计有七万朝鲜难民进入中国，逃入丹东的很有可能不在少数。这种可能让我十分难过。如果说当地人希望这位小偷身患残疾，我倒希望他身体健康，一如常人。一想到自己曾经对一个饿着肚子的人施以老拳，我就感到十分不安。

一时间，我和李鹏都沉默不语。随即，他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也许是个瘾君子。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如此弱不禁风。”

“你们这里的瘾君子多吗？”我问道。

“哦，不多不多，”李鹏立即回答道。“我不觉得丹东有瘾君子。”

除了朝鲜的游泳者，城里的主要景点还有曾经连接丹东和新义州的鸭绿江断桥。195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的第一年，随着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向中国边境推进，美国人的炸弹炸毁了这座桥梁的大部分结构。中国人把这场战争称为“抗美援朝”。据估计有一百万中国人战死沙场。

现在，在中国一侧的鸭绿江桥依旧挺立着。游客可以走到断桥的尽头观看被炸遗迹，并花上一元钱通过望远镜眺望朝鲜。赶走小偷后的一天早上，我付了一元钱，眼睛凑近望远镜。一如往常，朝鲜人仍然在游泳。望远镜经营者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了他。

“如果美国和中国现在打起来，你觉得谁会赢？”他问道。

“我觉得美国和中国现在不会打起来。”

“可如果他们真的打起来，”他继续问道。“你觉得谁会赢？”

“我真的不知道，”我回答道。我觉得还是问问他的生意为妙。他说生意还行，还说自己同时经营着一个照相摊位，供游客们穿着服装以大桥遗迹为背景照相留念。游客们既可以穿朝鲜民族服装，也可以配中式军装，包括钢盔和塑料步枪。

大桥上的另一位摊主经营着一家咖啡屋，游客可以买到“泰坦尼克”牌棒冰，包装纸上印着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丝莱特的图片。这家咖啡屋的老板解释说，尽管断桥属于国有，但私营企业可以租用空间，摆放望远镜或开办软饮料店。这是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咖啡屋老板每个月支付五百元。夏夜，他睡在吹拂着清凉江风的大桥上。

大桥位于丹东边境合作经济区的尽头，当地人称之为开发区。他们对开发区颇感自豪，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在这一地区深入人心十年后，它向世人展示丹东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人们告诉我，十年前的开发区一无所有，只有农家棚屋和临时码头。现在，这里有了餐馆、咖啡店、冰淇淋摊档和卡拉OK歌厅。在开发区的西头，一片带有西式别墅风味的豪华住宅楼群正在建设之中。这里被称作欧洲花园。开发区的东头是被炸毁的断桥和通向乡村狩猎公园的入口。在断桥和豪华住宅楼群之间，开着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性病诊所和芬兰洗浴娱乐中心，这个中心是一家按摩院，大门入口挂着一幅大大的图片，一个上身赤裸的外国女人正在淋浴。

乡村狩猎公园的入口处有一项游客娱乐项目，在这里人们可以猎杀“野生的”鹌鹑、鸽子、雉鸡和兔子。鸟儿被拴在地上，游客花一元钱便可以用点22口径步枪或者弓箭射杀它们。如果花上三元，游客还可以对着同样被拴在地上的兔子进行扫射。人们可以吃自己射杀的猎物。我一直没看见有人射兔子。太贵了。

一天，我看着来自广东的两位游客射杀了鹌鹑。这两个人二十出头，穿戴光鲜，男的醉得很厉害。他射偏得厉害，被拴住的鹌鹑一动不动，就那样蹲在阳光下。那是我见过的神情最无聊的鹌鹑。

“我喝多了，”广东人对他的女朋友说道。“你来打？”

“我才不想打鸟呢，”那女孩说道。“太吵了。”

“拿着，”他又说道。“你来打。我喝太多了，打不着。”

“我不想打。”

“试试吧，很简单的。”

男人向她演示着，应该把枪架在围栏上，这样才容易瞄准。一般来说，游客不可以这么做，但公园管理员乐于破例，谁叫这两人大老远的来自广东呢。我坐在不远处，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竭力回忆着海明威写的类似的故事。他在故事里通常会提到枪支、动物、女人和喋喋不休的醉汉。唯一不同的是，海明威笔下的动物们永远不会被拴在地上。

男人好不容易说服女友拿起了点22，管理员帮她把枪架在了围栏上。她打了三发子弹，每打一发，她都要捂着耳朵尖叫一声。她也射偏了。鹌鹑们貌似已经睡着了。时间已是傍晚。接着，天黑了，开发区变成了灯火的海洋，餐馆、卡拉OK歌厅和芬兰洗浴娱乐中心纷纷亮起了霓虹灯和荧光灯。与此同时，朝鲜那一侧的鸭绿江一片漆黑。没有朝鲜人在夜里游泳。

我在当地认识了两位船主，他们数次开船带我兜到朝鲜岸边。我们驶过一艘艘空无一物的废弃游船，舱壁上还留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大幅画像，以及一座座看上去荒废了的工厂。一处处沙滩上，数百名朝鲜人正在游泳。我们的船只经过，孩子们大笑着挥舞双手。再往上游，河道变窄，时常见到敢于冒险的年轻中国人横跨鸭绿江，游到最远处，然后折回。没有朝鲜人游到中国这一边。新义州一侧的江岸上，哨所里笔直地站立着荷枪实弹的军人，正在密切注视游泳的人。就像是带枪的救生员。

一天，我们从一艘驳船边上驶过，几个士兵正在搬运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捐助的粮食袋，上面标着美国的英文名“USA”。我让船主开得再近一点。我们来到距离驳船十米的位置，其中一位士兵瞪了我一眼，随即做了一个下流的朝鲜手势：拳头紧握，大拇指从手指间向外伸出。我们赶紧离开。

“那些粮食会分配给士兵和干部，”船主说道。“普通人根本分不到。”

他说这句话的语气很平静——我在丹东询问人们对于邻居的看法时，他们全是这样的反应。人们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朝鲜很穷，领导人不行，接着一边耸肩一边说：“没意思。”他们不关心朝鲜的贫穷和孤立无援；每一个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都看惯了这样的事情。

普通中国人之所以坐船游览朝鲜一侧的江岸，仅仅因为这是他们近距离接触外国的一种方式；不过，富裕的游客可以组团进入朝鲜境内。并不需要护照；管理规章也很松懈，因为中国政府非常确信，不会有人愿意留在对岸。

每天早晨，有钱人组成的旅游团都会在我住宿的宾馆门前集合准备前往朝鲜。一天，我看着一位导游简要地交代了一番。导游告诉大家，在参观朝鲜领导人纪念碑时务必显示尊重，他还叫游客们不要对着干活的朝鲜人拍照，这种聚焦于贫困的行为有可能招致朝鲜人的指责。他说，朝鲜人讲究自尊，中国人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还有，参观“三八线”时，中国游客千万不能对另一侧的美国士兵说“Hello”！

“大家会发现，那边没有我们发达，”导游继续讲解。“你们千万别对朝鲜人说，他们应该实行改革开放，或者向中国学习。记住，他们有很多导游会说中文，所以说话的时候千万要当心。”

一天，我遇到一个上过朝鲜战场的中国老兵。他加入的是海军，所以并没有参加过多少战役，不过在1964年的时候还是在台湾海峡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他六十四岁，是个有着四十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走起路来腿脚有点儿跛。打伤他的是台湾人，武器却来自美国。这位老兵特意说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毛泽东去世后，很多东西都走了下坡路。“现在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他说道。“有些人退了休却拿不到退休金。富人太富，穷人太穷。”他不认同年轻人的观点，其中包括他二十六岁的儿子，后者先是辞掉舒舒服服的政府工作，接着又加入一家私营企业。企业给的薪水倒是多，但并不那么安稳。他问我，美国人也这样过日子吗？他儿子是不是读大学时从外教身上学到了这种思路？

我向老兵问起对岸的情形，他说朝鲜的领导有问题。“金日成在的时候，他就像毛主席——每个人都崇拜他。但金日成的儿子没有他父亲那么伟大。他太年轻，没有受过战争的磨练。你看看金日成的一生，他从小就体验过战争。所以他才成了那样的伟人。”

我的房间里能看到朝鲜的电视节目，这是我在遭遇小偷之后依然选择住在这里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李鹏在门前的啤酒园招待我免费吃饭喝啤酒。我成了当地的名人——与小偷搏斗时弄断手指的外国人。

下雨天，我坐在房间里一边吃零食，一边看朝鲜的电视节目。我觉得有趣的中国电视内容在朝鲜的电视节目上都能看到，甚至更多。更多的军队汇演、更多的爱国乐团、更多的英雄领导。歌曲更加腻味。笑容更加夸张。制服更加统一。小孩子化着浓妆又唱又跳的节目更多。

我慢慢进步，已经可以一气呵成地观看近一个小时的朝鲜电视节目。有新闻报道，一边展示报纸头版，一边由一位播音员加以朗读。有伟大的领导人，戴着眼镜对着地图指指点点的金正日。一支由小提琴手和歌唱家组成的军队合唱团，全都佩戴着勋章。金正日视察工厂。化了妆的小孩子在舞台上活蹦乱跳。金正日登上太白山。平壤夜景。矿工们幸福地劳动。孩子们歌唱。金正日。

入夜，我梦见自己遭遇了偷窃。醒来后，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躺在那里，使劲地回忆着小偷的模样。我记得一拳就把他打了个趔趄，然后我又打了一拳。我回想着自己的愤怒和害怕——这两种情绪在我的头脑里不安地交替出现。既然他已经丢下了我的财物，我为什么还会对着他一顿猛揍？他又为什么丝毫没有反抗？

我在丹东的最后一个下午，江面上满是中国人的婚船。无论什么时候，江面上总会漂着十几艘婚船，随着船只划过朝鲜一侧，新人们站在船首摆出各种姿势。有钱人租用双层观光艇，其他人租用机动小艇。他们全都遵循同一线路——快速驶到断桥附近；停留照相；沿着朝鲜的岸边缓慢巡游。中国的新娘们穿得五颜六色——白色、粉色、橘色、紫色——一个个犹如站在船首的傀儡。下午的天气很炎热，朝鲜人又出来游泳了。

我跟着一位名叫倪世超的船主驾船出发，穿行于一艘艘婚船之间。倪世超解释道，当天是农历中的吉日——第六个月的第六天——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结婚。不过他说，今年结婚的人总体少于往年。

“人们觉得以九为尾数的年份是灾年，”他解释道。“我自己也不相信，但很多人都这样认为。89年有动乱。79年审判‘四人帮’。69年有‘文化大革命’。59年，你们美国人炸了这座桥。”

他停下来想了一下。“不对，那是1950年的事儿，”他摇了摇头说道。“反正59年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

那是“大跃进”的高潮时期，饿死了很多人。一如许多中国人，倪世超对近代史的了解似是而非；他还记错了对“四人帮”的审判，那是在1980年和1981年间。

“1949年呢？”我问道。

“新中国成立，”他说道。他再次停顿了一下。我们又回到了断桥附近的浅水区，水流缓慢的鸭绿江清澈见底。“那一年不一样，”他继续说道。“当然是个好年。”

离开丹东之后，我向东来到了与朝鲜北部接壤的图们市。图们更穷，全然没有丹东的活力与发展，不过仍然吸引了大批的朝鲜难民。图们江在这里变得很窄，据报道，朝鲜自1995年以来遭受的历次大饥荒中，这一地区多次榜上有名。浑浊的图们江里几乎没有人游泳。两岸的边境线都加以重重防御。中方一侧的河岸上有几处礼品摊和几架望远镜，但游客的数量并不多。河对岸什么也看不见。

我沿着河岸走，经过一个坐在树荫下的孩子。我从他的身后走过，以为那不过是一个七八岁的当地小孩，可随即我看见他的脸，停下了脚步。我从未在一个人的身上看见过这么多不同的年龄段。他有着小孩子的身躯，但从脸部看，年纪更大，也许十四岁，也许十五岁。他的眼角长着皱纹，皮肤皱得像老人，眼睛晦暗而无神地凝视着我。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这才意识到他是来此乞讨的朝鲜人。在那一霎，我对这个闭锁之国的所有印象——游泳者、士兵、电视节目——烟消云散。小男孩同样盯着我。我翻出钱包，抽出一点钱。他面无表情地接了过去。谁都没有说话。我一步步走远，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

抗议活动的第三天，他们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当场逮到一名小偷。时值正午祷告，人们大都排成横排面朝前方。这座清真寺位于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东南角，从敞开的门窗便能听到外面的喧闹声。喧闹声的节奏有如海浪，连绵不断，却又变化多端，时不时汇成一阵巨响，仿佛一道大浪拍到了沙滩上。此前一天，警察在试图将抗议者驱离广场的时候发生了暴力。自此，暴力活动不断升级，抗议者强烈要求结束埃及的军人政权。傍晚时分，已经有了暴力冲突导致死亡的相关报道，同时有消息说，一千多人在冲突中受伤。医务志愿者在清真寺的里里外外搭建了若干临时急救所，每隔数分钟便会响起警笛声，随即就有救护车送来受伤的抗议者。面对如此紧张的场面，小偷肯定以为清真寺内不会有人留意那部正连接在充电器上的手机。就在机主祷告的过程中，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把手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但站在后排的一位老人碰巧看见了这一切。他蓄着长长的白胡须，走起路来跟那个小偷一样悄无声息。他一直等到祷告结束，之后，几句耳语，他召集了一帮人，其中包括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热梅尔的大学生。第二轮祷告刚大声响起——“安拉乎埃克拜尔！安拉乎埃克拜尔！”[1]——一帮人已经把小偷堵在了墙壁跟前。

他毫无反抗地交出了手机。

“你为什么要偷这个？”那位老人问道。

“对不起。我本来有一部手机，可不知让谁给偷了。”

“你的身份证呢？”穆罕默德问道。

小偷说自己年龄还小，没法到政府办身份证。他个子矮小，面黄肌瘦，穿的衣服也很褴褛。他的左眼有些发红——或许最近挨过某人的一顿狠揍，或许是让广场上的催泪瓦斯给熏的。那一天的解放广场上有很多人双眼通红。

“你之前偷过东西吗？”穆罕默德问道。

“没有，我这是第一次。”

“这是教法严禁的行为！”那位老人说道。“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叫警察把你给抓起来。”

事实上，那一天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附近根本看不见警察的影子。执法的就是这群人，小偷十分清楚这一点。他看上去很害怕，当穆罕默德提出要搜身的时候，他全身瘫软无力，双臂像木偶一般举了起来。穆罕默德在他的一只口袋里搜出一个打火机和一盒喘乐宁，这是医生开给瓦斯吸入者的治哮喘药。穆罕默德从小偷的脖子上扯下一串用来祈祷的念珠。“我就知道，这个也不是你的，”他说道。他把搜到的物品悉数交给老人，老人只留下念珠，其余的都还给了小偷。老人探过身体，用平静的语气把小偷数落了一分多钟。当小偷终于明白自己可以离开之后，一时间如释重负，僵持在那里，脸上羞得通红。接着，他消失在了广场上混乱的人群之中。

几个小时前，我在连接广场和内政部那条小街的街角结识了穆罕默德·热梅尔。当时，发生在内政部大楼跟前的冲突十分激烈，抗议者手中的木棍和石块满天飞，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发射了催泪弹、橡皮子弹和鸟枪子弹。广场上并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但广场上的人群很容易受惊失控。时不时可以看见，一群人无缘无故地受到惊吓并夺路奔跑，这种惊恐扩散开去，直至数百人跟着一起狂奔。紧接着，奔跑的人群如开始一般突然停下脚步。这样的奔跑发生过几轮之后，我注意到了静静地站在人群之外的穆罕默德。他脸上的表情温和而沉重——在这样的人群中，很难看到有人如此平静。

我们交谈了起来，一开始用的是我那蹩脚的阿拉伯语，接着便用起了他好得多的英语。他告诉我，他是艾因·夏姆斯大学的高年级学生，主修药物学专业。他那天放弃一场期中考试，来到了广场。他说，自己一直是个优等生，只是在头一年春期才有几门课程考试不及格，只因为他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参与革命——这场革命最终在2月份迫使胡斯尼·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埃及进入了军人执政的状态。国家目前还没有完成新宪法的制定，各级选举也被往后推迟。埃及人民原计划于11月底通过一系列选举选出新的议会，但有报道指出，总统大选可能要推迟到2013年。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军方希望赋予自己某些永久性的政治权力，正是这样的举动引发了目前这一轮抗议浪潮。

这一系列示威游行一开始便处于各个伊斯兰政党的领导之下。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译者）是其中最大的政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十分被看好。在激进分子们看来，军方的上述举动似乎是为了预谋阻止穆兄会即将赢得的胜利，而该党派在穆巴拉克统治埃及的数十年间曾遭到禁止（但被高度容忍）。解放广场上长达一天的抗议活动一直很平静，但在次日酿成了暴力冲突，原因是警察试图驱离打算举行静坐活动的示威者。

之后，人们把目标转向了位于广场外几个街区、并扮演着埃及法律执行首脑机关的内政部。新一轮抗议浪潮爆发以来的第三天，数十万人拥向解放广场，他们大多是年轻人，之前从未参加过宗教激进分子的抗议游行。年轻人们高喊着自由和民主的口号，而这个最大的政党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穆罕默德·热梅尔告诉我，他对于加入政党丝毫没有兴趣。“我是独立的，”他说道。“最好是依靠你自己。”他说，他之所以来到广场，是因为他担心“阿拉伯之春”[2]会遭到军人政治的破坏。不过，他也希望穆兄会在大选中有良好的表现。“他们很勤劳，也很自律，”他说道。“如果他们获胜，这个国家会有所改善。”临近正午祷告的时候，他邀请我一同前往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我欣然答应。

这座清真寺是广场上继续向革命者开放的唯一场所。所有的店铺和餐馆都已经关门，一起关闭的还有埃及文物博物馆和开罗美国大学。面向广场的政府大楼内驻有多个政府机构，名义上依然开放，但都心照不宣地禁止抗议者进入。不过，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欢迎每一个人的到来。这座清真寺具有参与政治事务的传统，因其与多个政府部门和国家部委走得很近，它的名字便取自19世纪初期一位抵抗法国和英国统治的埃及指挥官。

不过，对广场上的很多人来说，这座清真寺的吸引力与其说具有象征意义还不如说具有实用价值。这座石质建筑物十分宏大，足够设立多个临时性医疗所、药品室和储藏室。整个广场只有这一处有公用卫生间和电源插座，时常有人跑进来给自己的手机充电。每天晚上有数百人在这里睡觉。有时候，甚至有人在这里吃饭。这不是清真寺的常规做派，但就目前而言，某些规定已被暂停执行，包括禁止女性进入男性祷告室。女性祷告室的入口搭建了一间小型诊疗室，这意味着女性必须穿过男性祷告室才能进入自己的区域。一般而言，祷告时间只限信徒进入，但穆罕默德·热梅尔一个劲地让我放心，只要我在祷告的过程中一直坐在最后一排，就不会有人介意我的进入。他和那几个人处理小偷事件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观察着，我觉得他们的处理方式很温和，因为他们对于外面正在发生的革命很有信心。

抗议行动的第五天，一位抗议者的尸体被抬进了清真寺。一开始，外面响起一阵哄闹声，声音越来越大，直至一群人抬着一口没有盖子的棺材出现在了门口。他们把尸体放在了壁龛跟前，壁龛位于清真寺的前部，标示着麦加的方向。几个身着黑色服饰的女子跟在他们后面进入了清真寺，其中一个正是死者的母亲。她手里攥着儿子的一张小照片，一进入清真寺便嚎啕大哭。她在另外几个女人的簇拥之下，试图挤到壁龛跟前。几个男人一边阻拦她们，一边大声地劝导说这样的行为是犯禁的，直到女人收住了脚步。不过，她们并不愿意离开——她们站到一边，在简短的葬礼过程中嚎啕大哭。

抬棺材进来的一个人告诉我，死者二十五岁，是旅游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他死于前一天晚上。当我问起他的死因时，那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两个空弹壳。人们在内务部大楼附近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东西——有时候甚至能看见受伤的抗议者颈上挂着用空弹壳和催泪弹壳做成的项链。前两天，警察使用真枪实弹的事例日渐增多。

尽管缺乏政治组织，抗议者们在斗争的后勤保障方面却颇为得心应手。广场上一夜之间设立起若干个医疗站——在“阿拉伯之春”的头一波抗议活动中，很多医生和药剂师已经学会了搭建临时救护站。志愿者取代警察的位置，在街上设置路障，并检查行人的身份证和随身提包。举行葬礼那一天的上午，广场上的抗议人群估计接近十万，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如此多的埃及女性和中产阶级。这些人大多停留在仍旧安全的解放广场，只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戴着防护面罩向政府部委发动进攻。救护车和摩托车专用的通道已被清理出来——抗议者建立了有效的运输系统，以便从前方将死伤者运送回后方。各种车辆呼啸而过，警笛声和喇叭声响成一片，解放广场上的人们伸长了脖子，争相一睹伤者的面容。小贩们出售着爆米花、小扁豆和烤红薯，他们甚至用丙烷炉煮起了茶和咖啡。有两位棉花糖小贩背着一摞四五米高的粉色袋子挤进了人群。

位于开罗的这个广场已经实现了自给自足：人们只来这里参加抗议活动，而从不占据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我住在距离广场不到两公里的地方，从我所居住的小区根本不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同样也很难猜测，国家的领导者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自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埃及的内阁就在抗议活动的第四天主动提出集体辞职。与此同时，穆兄会呼吁大家保持克制，它正在与自己发动的这场抗议活动渐渐疏远。穆兄会领导人呼吁下属成员不要前往解放广场，因为他们担心日渐加剧的动荡局势有可能使议会选举拖延。不过，对那些正在参加斗争的年轻人而言，以上诸方的努力似乎不会有什么效果。这些年轻人多数只有十几岁——有超过一半的埃及人口只有或不到二十五岁。在斗争的最前线，最忠诚的斗士们看上去略显贫弱，他们如此专注于这一场奇怪的战斗，以至于使之变成了一种例行仪式：冲向前沿，吸入催泪瓦斯，被救护车辆拉走，回头再来。

清真寺那口棺材里躺着的年轻人，只是迄今死去的三十多人中的一个。一位蓄着胡须的教长面向年轻人的遗体，讲起了先知的叔叔哈姆扎的故事，他曾在与麦加人的早期冲突中受尽折磨。接着，这位教长提高声调说到了解放广场上的抗议活动。“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面对所有的失望和不公大声说‘不’！要知道，我们会把这个人看做为真主乐园殉道的烈士！”他大声说道。“我们向真主发誓，他的鲜血不会白流！他的血是英勇的鲜血！他的血为正义世界而流！真主的子民们，听我说吧！我们要游行，我们要在此坚守，直到烈士们的死得以昭雪！”

人群中有一个人应和道：“主啊，求你让我们为自己的事业捐躯吧！主啊，求你让我们为自己的事业捐躯吧！”

“伟大的主！伟大的主！伟大的主！”

这下子，所有的人都高声呼喊起来，接着戴上面罩，争相出门投入了战斗。几个人抬起棺材，把它移到了别处。死者的母亲嚎啕大哭，她边上的另一个女人大骂着残忍的警察。“犯罪！犯罪！”她大声说道。“这简直是犯罪！”

“女士，这就是军人政治，”一个男人说道。“这全是军人统治所加给我们的。”

这几个人出去之后，房间里似乎安静了许多。整个祷告仪式中，后排有几个人裹着羊毛毯子呼呼大睡。一位年轻的药剂师志愿者在壁龛边上打理着一个小型诊所，我向他询问葬礼的事情，他眨了眨眼睛说自己太忙，无暇顾及葬礼的事儿。患者大多是因为接触了催泪瓦斯，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两天，中途几乎没有合过眼。地板上满是包装纸、小药瓶和各种罐子。就在我们说话当中，药剂师踩到一支注射器，伤到了脚掌。他蹲下身去，慢慢地贴上一块胶布，脸上带着挠痒痒般的无畏神情。他赤着脚。这条规矩没变，没有人在清真寺里穿鞋。

抗议活动的第六天，一个名叫萨利姆·阿卜德-艾尔萨利姆的人在清真寺里祷告的时候被人偷走了耐克凉鞋。“一切赞颂——”我在祷告室的后排遇见他，问他感觉如何时，他语气热烈地回答道，“全归真主！”我们闲聊了几分钟后，他才提及凉鞋被盗的事情。我想象不出光着脚被困在解放广场边上，面对着一片黑压压的示威人群，不过，萨利姆似乎并不缺乏幽默感。清真寺一位做志愿者的看门人终于给他找来了一双备用凉鞋。

十几个年轻的革命者主动来到清真寺帮忙。跟我交谈的主要是瓦利德，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长得有些瘦削，但一双眼睛十分机灵。他每天都穿一件白色的汗衫，一如其他大多数人，他来清真寺的时候似乎只有身上穿的那套衣服。他不时在祷告室忙碌着，应付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瓦利德跟其他人一起向身心疲惫的人们分发毯子，以及募捐得来的食物和其他物品。这座清真寺也是整个广场伸张正义的主要场所。只要有人因为犯事而被抓获，他就会被带进清真寺。如果罪行严重，他会被捆住双手关进楼上的一个房间。此外，志愿者们还设立了失物招领台。我问瓦利德，广场上的扒窃是否很猖獗，他没有说一句话。他拎起两个大塑料袋倒出了里面的东西，那都是查抄得来的物品，钱包、家庭照片、身份证，在人们用来祷告的毯子上撒了一地。

大多数日子里，我独自来到广场上闲逛一圈，然后走到清真寺的后面坐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带了个随身翻译，以便了解更多。这座清真寺是开启对话的好地方，人们总想知道我来自什么地方，一旦他们得知我不是穆斯林，就会立马强调清真寺向每一个人开放。好几次，有人紧紧拉着我的手，以非常慎重的口吻宣布，如果发生暴力冲突，他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我的安危。事实上，我在抗议活动的头几天感觉到非常安全，尽管实际上每一天都有人死去。暴力活动仅局限于本地人，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什么排外情绪。广场上的人们对我再友好不过了。

然而，当斗争停止时，气氛骤然改变。经过一个星期的抗议，埃及最受敬重的伊斯兰组织阿兹哈的教长们在内政部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休战期间，军方在通往内政部的各条道路上竖起了水泥墙和倒刺网。现实的隔离和休战状态使差异显现出来——中断的进攻节奏犹如催眠大师捻响手指，抗议者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我开始发现，解放广场上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多地发生小规模冲突。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人们的精力无处发泄，打架斗殴变得稀松平常。突然间，半数的年轻人似乎都成为了志愿安保——好几个傍晚，我不得不在一个小时之内多次出示自己的护照。在此期间，媒体的标题似乎温和了下来——再也没有了死伤者的报道——但广场上的麻烦事与日俱增。

清真寺里明显没了负责人。寺里的阿訇名叫谢赫·马兹哈·沙辛，这个长相英俊的人经常上电视台的宗教节目。作为埃及的名人，他在抗议活动一开始就高调地力主和平，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在此期间他从未去过清真寺。即便在日落和傍晚祷告之间，我一连去了十次都没有见过他的身影，而按照规定他应该在这个时候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如埃及的诸多清真寺，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同样由政府掌管。）关于谢赫的去向一时间谣言满天。有人说他不想与革命者过从甚密，因为他的擢升得益于旧政府。也有人说他不愿意跟激进的教长们扯上关系，因为这些人自抗议爆发以来就一直待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

的确，埃及最为保守的萨拉菲派成员一到解放广场就把这座清真寺当成了自己的大本营。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人交谈的时候，他说自己支持这场革命，因为他相信这场革命代表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伊斯兰教教法的第一步。（他用手指拂过我的面颊，然后摇了摇头，意指我接下来不应该再剃胡须。萨拉菲派成员因为模仿先知的模样留长胡须而闻名。）不过，我还是不明白，这样的观点怎么就能逼谢赫·马兹哈这样的人离开自己的清真寺。他的改革态度同样人人皆知——他总是公开表达对“阿拉伯之春”的支持——只是他这个人也非常理智，无疑跟许多宗教激进分子打过交道。

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谢赫·马兹哈醉心于宣传革命理想，却缺乏参与广场上乱糟糟的具体事务的兴趣。其他的政治人物和政党采取了类似的策略。穆兄会与解放广场始终保持一段距离，一心指望通过选举实现和平。与此同时，军方似乎也故意淡化人们的回应。它接受了内阁的辞职，并重新承诺将不晚于2012年6月完成总统选举。它更换了总理——不到一年的时间轮换了三位总理。新的领导机构被称作“民族拯救政府”，这名字显然无法唤起人们的信任。目前尚不清楚军方是否会放弃控制权。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元帅很少提及人们的抗议活动，尽管有示威者呼吁他辞职走人。

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人们时不时会谈论不见踪影的谢赫·马兹哈。“我一直在打他的电话，但他就是不接，”临时借住在清真寺内的穆斯林谢赫·萨米通过翻译告诉我。他说他并不清楚阿訇为什么不见踪影，不过那不关他的事儿。他还说，现在这场革命跟上次推翻穆巴拉克那一场有明显的差异。“1月份那次是中上阶层，”谢赫说道。“他们要求得到社会正义和自由。现在这场革命纯粹是为了穷人。他们一无所有。”他说这些人的想法很混乱，但仍值得同情和尊重。“他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惹麻烦，”他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苦，时常忍饥挨饿。”

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一帮年轻人牢骚满腹地来到了清真寺。他们告诉谢赫·萨米，一位埃及女基督徒在广场上对清真寺口出秽语，说清真寺的卫生间很脏，还说女性祷告室因为有人睡觉而恶臭不堪。“她说他们的教堂比我们的清真寺干净得多，”其中一个年轻人数落道。他对谢赫说，对于进入清真寺的人穆斯林应该更严加筛选。

“在清真寺睡觉的女孩子一半以上是离家出走，”谢赫争辩道。“是把她们留在广场上跟坏人为伍，还是让她们住在这里？”他又说：“清真寺是真主的居所，而不是睡觉的地方。不过，如果这种时候有人进入清真寺，我肯定不能把她们赶走。这不是我的职责——我不是阿訇。再说，广场上半数都是坏人。我要是把她们赶出去，那些人会等在外面把她们揍个半死。”

“我也在广场上，我就不是坏人，”其中一个年轻人咕哝道。

“我说的是‘半数’，”谢赫·萨米接过话头。他正坐在一张小桌子跟前，桌上的身份证不下一百来个。“这都是我们从被偷的钱包里找到的，”他抓起一摞身份证问道。“你们还敢跟我说广场上没有坏蛋？”

抗议活动的第十天，一个人因为在其携带的行李中搜出剪刀而被带进了清真寺。几个人押着他穿过祷告室，一进入后边的盥洗室就开始揍他，而这里一直是祷告仪式前的净身场所。我坐在几米开外的地方，正通过翻译与瓦利德交谈，因为那个人的哀嚎，我们只得不时停下话头。边上跪着几个人，正试图继续自己的祷告。现如今，瓦利德身上的白色汗衫已经变成了脏兮兮的灰色。所有志愿者看上去都一个样：日复一日，衣衫变脏，神经紧绷，眼神疲惫。从我在清真寺看见人们对第一个小偷宽宏大量之后，仿佛过去了漫长的岁月。

剪刀被视作违禁品，因为小偷们可以用它来划开人们的衣袋。瓦利德说，这个人的双手会一直被绑着，直至人们打定主意究竟拿他怎么办。人们通常把小偷关在楼上的一个房间，有时候揍他一顿算是给点教训，有时候也会交给广场上的某位检察官。断定罪行等级的方法通常是清点这个人身上的手机数。一位志愿者告诉我，他曾经对一位试图从他身上打探消息的政府特工用刑。（他说用刑十分奏效，尽管他不愿意透露最终成果。）广场上的人疑心越来越重，清真寺里也不时发生斗殴现象。自封的安保人员穿着武术家的拳服，时常进入清真寺四处闲逛。他们的拳服多印有旭日东升的图案，当他们赤脚来到壁龛跟前，清真寺仿佛变成了跆拳道武馆。

不过，频繁发生财物失窃倒是事实，有些盗窃案还显得稀奇古怪。有个人因为假扮医生进入清真寺而被人们逮了起来。几位志愿医务人员告诉我，大量的捐赠药品未经许可就被人拿走，也许正在黑市上叫卖呢。我来到清真寺后方入口处的药品储藏室查看，有几个不知是谁派来的守卫，手里拿着临时性的武器。他们刚拘押了一名警察，按他们的说法，这名警察捅伤了人。他们说还没打定主意怎么处置他。他正蹲在地上,玩着扑克牌。清真寺前门附近有人向我兜售大麻。剪刀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有一对男女在广场上的帐篷里做爱，被逮了个正着。一群人把他们狠揍了一顿，女人被送去了医院，男人则像垃圾一样被直接丢进了清真寺。“当人们把他拖进来的时候，他只能靠四肢勉强爬行，”瓦利德告诉我。“过了一会他感觉好点了。我喂他喝了一点牛奶和果汁。”

从这时起，我开始对伊斯兰教教法心生好奇。不过我注意到，萨拉菲派成员大都很少露面，曾经告诉我这场革命将会导致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的那位教长似乎也回家了。（我还注意到，此间没有人介意我是否剃了胡须。）曾经满怀虔诚和同情地谈论广场上那帮年轻人的谢赫·萨米因为劝架受了伤。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离开开罗，去另一个城市重操教师职业。

很难想象，解放广场上的这些年轻人将会从革命的这个阶段学到什么教训。事实上，拥有一定权力的每一个人——阿訇和政治家们，进步人士和宗教激进分子——都已经和示威者们摆脱了干系。清真寺的志愿者显得不知所措，他们目前暂管的这个机构比整个国家更没有方向。然而，从旁观的角度看，抗议者已经达成了有价值的目的。他们提醒埃及人民不要忘了“阿拉伯之春”的最初目标，同时向军队和各个政党表明，愤怒的源泉依然深不可测。考虑到局势如此动荡不安，抗议活动爆发后第十一天所举行的首轮选举相当引人注目，它实现了民选，而且组织良好。当我前往投票站和人们交谈时，很多人都说他们感谢那些游行示威的人。我同时听到人们以十分平静的口吻说，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为投票而认真费心。在开罗市郊马迪区的一个投票站，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一千二百七十多人在耐心地排队投票。

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穆兄会在首轮选举中如愿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不过，萨拉菲派的成绩也好得出奇，初步结果表明，其下属党派光明党将名列第二。考虑到以上结果已涵盖埃及相对进步的很多区域，激进分子似乎很有可能在1月份的议会选举结束后获得多数席位。不过，很难断定，由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导的政府将会带有怎样的宗教色彩。该党的官方平台强调自由市场政策，旗帜鲜明地主张人与人的平等，而不管其信仰和性别，尽管妇女和年轻人在这个党派的领导层并没有多少地位。我在开罗跟许多看重稳定而非宗教的支持者交谈过，他们均认为该组织一向强调的纪律性使之不太可能屈从于穆巴拉克当政时的腐败和残暴。参选者们小心翼翼地弱化着宗教的角色。“我们并不关心是否谈论伊斯兰教，或者强拉大家进清真寺，”来自开罗肖博拉区的候选人哈西姆·法鲁克·曼苏尔告诉我。“这都不是政党要做的事情。我们对此心知肚明。”

我提到包括海外观察家在内的观察人士表示过担心，穆兄会很有可能按其多年遭禁期间赖以成型的宗教激进主义精神行事。“你这样认为一点都没错，”曼苏尔回答说。他原本是一位口腔医生，今后仍将重操医疗行当。“我们在地下活动了八十年，”他说道。“我现在跟你说话，终于站到了阳光底下，这样你才能更加了解我。我来到阳光底下的时间只有六到八个月。”他着重指出，过去所遭受的压制把大家推向了极端主义。这样说固然没错，但同样属实的是，没有人知道当这样的组织初尝权力的滋味时会有怎样的反应。

广场上有很多人抵制选举，并拒绝结束自己的静坐活动。解放广场继续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随着时光流逝，上一代人陆续孤独地离开广场，而年轻人、穷人和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在去往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之前，似乎总能在这里初尝权力的滋味。这种本能里总有让人失望的东西——志愿者岗哨、公民逮捕、暴民的正义。同时，尽管从长远来看，你总能找到连续一致的内在逻辑，但广场上的情形总是令人迷糊而沮丧。清真寺的人们似乎是孤立的，我从未听见他们谈论Facebook和Twitter，这可都是他们革命之初的热门社交媒体。实际上，我要电话联系那些见过面的人都困难重重，因为被偷的手机实在太多了。

大选之后，抗议者们在解放广场上为最近的死难者举行了纪念活动，但到场者寥寥无几。埃及的中产阶级在活动的头几天确实愿意现身，看抗议者们展开战斗，并随时有人倒下——死难者最终超过了四十——但他们似乎没有纪念死难者的兴趣。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时候该走下一步了；示威者和死难者已经完成了他们应该做的。

抗议活动的第十五天，我终于看见谢赫·马兹哈·沙辛出现在奥马尔麦克莱姆清真寺。这位阿訇在解放广场主持了一场露天祷告，他在布道时对那些参与示威的民众大加赞赏。“这个国家应该由那些参加过这一场革命，并为之战斗到底的人来领导！”他说道。“我们都是殉道者，那些指望我们撤离广场的人，首先必须尝一尝我们心灵所遭受的痛苦！”

祷告结束之后，谢赫走进了清真寺，几个保镖簇拥着他，把他与崇拜者隔离开来。当我朝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微笑着说没法和我交谈，因为他马上要赶去开罗的其他地方拍摄电视节目。后来，一位翻译代表我给他打电话，询问抗议期间他离开清真寺的说法是否属实。“我每天都在清真寺，”这位教长回答道。“我必须留在清真寺，主持日落祷告和晚间祷告。”我告诉这位教长的助手，我观察到的情形并非如此，不过我们可以隔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还想再去出席一次日落祷告。一如既往，主持祷告的另有其人，教长依旧不见身影。长达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在清真寺只见过这位教长一次。

那一天，他不到五分钟就离开了祷告室。我只好与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苏尔坦的志愿者交谈了几句。我问起瓦利德的情况，穆罕默德这样回答我：“瓦利德不知去了什么地方。”接着，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早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瓦利德从在清真寺睡觉的人身上搜罗了十多部手机和三百美元，理由是他会替他们妥善保管这些财物。那也是大家最后一次看见瓦利德。“你应该在文章中称为他‘骗子瓦利德’，”穆罕默德对我说。后来，我打通了瓦利德的电话，他对这一切矢口否认，不过他并没有再回到清真寺，同时，也有多位其他人员肯定了穆罕默德的说法。

穆罕默德是一位严谨的信徒，也是一名四平八稳的志愿者。他很少微笑，我也从没见过他发脾气。他对瓦利德的罪行泰然处之：来到解放广场参加抗议活动的前辈们曾经用弹壳做成项链，现在他们把战斗的故事换成了小偷小摸。不过，穆罕默德说自己非常乐于放下开车的活计，抽出时间来参加这场革命。“这样做很有意义，”他说。“一开始上阵的是热血男儿，现在则要由其他人来结束这场革命。”

这时，一位在清真寺药房做志愿工作，名叫艾哈迈迪·萨利姆的年轻人加入了谈话。“我们与1月的革命者还是同一个圈子，”艾哈迈迪告诉我。“也许我们不清楚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们只是一帮年轻人。老一辈革命者还在给我们提供指导，他们好比是棋手。我们现在只是棋子。”

我问穆罕默德，他打算在清真寺干多久。

“直到革命成功，”他表情严肃地回答道。不过，当我问他要手机号码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手机被偷了，”他说道。接着，他解释说，他在清真寺睡觉的时候，有人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你呢？”他问道。

我蹙了蹙眉头回答道：“我的钱包第一天就被人偷走了。”

[1] 意为“真主至大”。——译者

[2] “阿拉伯之春”是指自2010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译者

书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一本书的书名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我来到安阳这个河南小城是为了研究当地的文物古迹。根据历史记载，该地区曾是商朝的都城，商朝繁荣兴盛六百多年后，于公元前1045年被周朝所灭。据记载，商朝的灭亡祸起荒淫——传奇故事把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描述成用泳池盛装美酒的大酒鬼。不过，这本书是我发现跟美国人扯上关系的第一条线索，让我不禁细看起来。

没有作者名。该书出版于1962年，印着八百多张商、周铜器的照片（商朝是中国古代冶金术最发达的时期之一）。每一件铜器，书里都提供了帝国主义收藏者的姓名。收藏者名录里有多丽丝·杜克（她劫掠了九件铜器）、艾弗里·C·布伦达治（三十件）和阿尔弗雷德·F·皮尔斯白瑞（五十八件）。

图书馆里有一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我问他知不知道那本书是谁写的。“陈梦家，”考古工作者回答道。“他的专业就是甲骨文。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

甲骨上雕刻着东亚地区已知最早的文字符号。甲骨原料来自牛的肩胛骨和龟的胸甲，常用于商朝宫廷的占卜仪式。我问那位考古工作者，陈梦家是否还在中国。

“他死了，”年轻人回答道。“‘文革’期间自杀了。”

我合上书，问安阳考古站还有没有人认识陈梦家。

“去找老杨吧，”考古工作者回答道。“陈梦家在北京自杀的时候，他跟他在一起。院子的对面就可以找到老杨。”

在安阳考古工作站全日制上班的人并不多，工作站有十来栋房子，四周全是玉米地。多数房子用来存放文物。微风吹拂着梧桐树，远处间或有火车轰鸣而过，这里离北京只有六个小时的火车车程。除此之外，周围一片寂静。四周修着高大的围墙，围墙上架着倒刺铁丝网。

我在一间布满灰尘的会议室见到了老杨——杨锡章。他六十六岁，镶着满口银牙；他每次微笑，总让我吃一惊，有如瞥见不期而至的文物突然闪烁发光。老杨告诉我，陈梦家是在1940年代整理出那些青铜器的。陈当时身在美国，同在美国的还有他正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妻子赵萝蕤。赵萝蕤出身于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也是北京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

“所以陈梦家麻烦不断，”老杨说道。“他老婆家跟外国的联系太密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梦家就被打成‘走资派’。但他尤其受到批判的，还是男女生活作风问题。”

这个词汇我很陌生，于是便问其详。老杨表情颇不自然地笑了笑——银光一闪。“意思是，”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你跟一个不是你老婆的女人发生了关系。”

“陈梦家做过这种事？”

“不太清楚，”老杨回答道。我身后是一面窗户，他无言地凝视着窗外。我问起陈梦家的自杀，老杨继续说道：“这事儿发生在19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大家把他救了下来。之后，考古研究所安排我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去看着他。但我们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和他待在一起。”

老杨指了指窗户，似乎在作演示。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斑驳的阳光洒在外面的树荫下。“想象你就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外面是一个院子，”老杨说道。“一天，陈梦家走到外面，在窗子跟前一闪而过。”老杨做了个一闪而过的手势，仿佛跟着一个想象中的人，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才发觉他跑了。我们追出门，可还是晚了一步——他上吊了。”

老杨说，陈梦家的妻子没有住在那里，因为红卫兵正押着她在北京大学游街。我问关于美帝国主义者的那本书为什么没有署陈梦家的名字。

“1957年，陈梦家批评过领导的一些观点，”老杨说道。“他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右派不可以出书。可那本书又非常重要，所以就出版了，但不署他的名字。”老杨在办公室里找到一本褪了色的考古所年鉴，翻到印有照片的一页。照片里的陈梦家还是个中年人，他长着酒窝，眼睛明亮，一头黑发油光闪亮，穿了一件旧式的高领衬衫。在所有人中间，他的笑容最为灿烂。

几个月后，我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位八十多岁的学者，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1950年代，毛泽东提出用字母替代汉字书写，陈梦家持反对态度。捍卫汉字是他的第一项主要政治错误。

骨

在人类文明史上，汉字显得十分独特：这一套书写系统的基本结构原则自商朝以来未曾改变过。一如埃及的象形文字，汉字由象形符号（一个字代表一种事物或意义）演化成表意表音符号（一个字代表一个读音）。公元前2000年，近东地区的闪米特部落把埃及的象形文字转化成人类的第一套字母体系。字母书写系统比表意表音符号更具灵活性，因为字母可以把一个音节细分为更小的单位。这使拼写系统用于不同的语言乃至方言变得更加容易，例如，英语书写者可以此区分读音正规的“what”与带有伦敦腔的“wot”。

汉字是唯一未被弃用或被转换成字母的古老的表意表音符号，结果导致人们所读和所写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就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期而言，正式书写采用的是古汉字，这种文字符号在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得到发展并仅存于书面语言。到了20世纪初叶，改革者们成功地使正式书写系统遵从一种被称为普通话的北方方言。

汉语口语并不是一种单一语言——语言学家有时把它的多样性比作罗曼语族。一位语言学家告诉我，北京人所说的方言和广州人所说的方言实际上有如英语和德语。如果中国采用字母符号，写出来的文字就能反映这种差异，但在表意表音符号体系下，很多口头语言无法加以书写。例如，东南沿海浙江省的某个人如果要识文断字，首先得学会普通话。大多数南方人所书写的文字实际上是一种第二语言。

这套书写符号从技术上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若想做到中等程度，一个人需要识记四千个汉字。尽管这些汉字原本包含的发音和视觉线索十分清晰，但许多线索由于发音改变而被逐渐淘汰，这使得汉字更难识记。尽管如此复杂，中国人并不缺乏学习的雄心。中国文化多与书写有关——书法作品是最具价值的艺术形式，绘画作品通常要有显眼的书法题字。人们在某些时候会支起专门的鼎炉，很敬重地用于焚化写满文字的一摞摞纸片。到17世纪，中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商业出版体系，读写能力比起欧洲的很多国家来能涵盖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匹兹堡大学的历史学家罗友枝（Evelyn S.Rawski）估计，18、19世纪中国男性的识字比例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之间——相当于日本和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这一套书写系统也有其他优点，比如它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非凡能力。一个具有读写能力的中国人无论来自何方，他总能读懂另一个中国人写出来的东西。而且在面临古时候留下来的文字作品时他不会觉得遥不可及。当甲骨文在19世纪末被重新发现的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几乎立刻就能加以辨识——完全不同于埃及的象形文字，罗塞塔石碑被发掘前的数百年间，无人能识别这种文字。

两年前，我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看望吉德炜（David Keightly），他是最有名望的甲骨文研究者之一。（类似专家全世界可能不超过三十人。）吉德炜告诉我，他一直痴迷于汉字和中国先祖崇拜之间的关联，后者正是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

商朝宫廷经常举行占卜仪式，召唤先祖提供信息和帮助。举行仪式的时候，他们炙烤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龟甲或兽骨直至其开裂——这一物理变形常被解读为来自逝者的声音。雕刻师随后会把占卜的事项刻写在甲骨上。

出土的甲骨显示，商朝宫廷占卜的事项包罗万象，上至战事、下至临盆，大到天气、小到疾病。他们还会询问梦境的意义。他们会与逝者沟通：在一块甲骨上有一段卜辞，卜辞提议向一位死去的先人献祭三名囚犯；之后，估计是龟甲意外破裂，下一段卜辞把献祭囚犯的数量增加到了五个。有时候，商朝一次献祭的活人就多达数百名。

吉德炜向我展示了一段甲骨文拓片，记录的是皇室牙病的占卜仪式。这块龟甲刻写于武丁王朝，武丁王的统治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89年间。这位国君觉得自己的一颗病牙与一位不满的先人有关，于是试图找出这位先人的身份，并给予适当的祭祀。龟甲上刻着四个人的名字：父甲、父庚、父辛、父乙。“其中一位是他父亲，另外三个人是他死去的叔伯，”吉德炜说。对每一位先人，均举行了多次占卜仪式。“还有一段卜辞：‘侑父庚一犬，分一羊。’由此我认为牙痛是源于父庚作祟。”吉德炜抬起头来。“这些就像是音符，”他说道。“曲调要靠我们自己去编。”

信

我在安阳发现这本书之后，一直在寻找认识陈梦家的人。有时候我来晚了一步；我竭力想跟他的某位至交取得联系，却被告知这人已经奄奄一息。即便我及时赶到，关于陈梦家的各种故事版本听起来却大相径庭。台湾一位九十九岁高龄的考古学家说，他曾经听到谣传，说陈梦家死于共产党之手。在大陆，每一个人都说他死于自杀：有人提到了婚外情，有人矢口否认。有人告诉我，陈梦家曾经与一位女影星有染。其他人则说，她实际上是一位京剧演员。仍住在北京的赵景心是陈梦家的妻弟，他说陈梦家曾经自杀过三次。“我姐姐救过他两次，”赵景心说。“第三次的时候她因为劳累睡着了。等她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赵景心八十三岁，他的手在空中一挥，像是一笔勾销了有关婚外情的谣传。“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传闻，”他说道。

陈梦家生前留下的遗物并不多：几张照片和一沓书信。上海博物馆专门腾出一个小房间，以陈放他曾经收藏的明代家具，其中某些漂亮的物件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有一把刻着“寿”字的靠背椅用稀有的黄花梨木雕刻而成。博物馆退休馆长马承源是陈梦家的生前好友。马承源告诉我，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63年，陈梦家当时给了他一本《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马承源笑了笑说：“你得明白，那个书名不是陈梦家取的。”

陈梦家的遗孀去世之后，上海博物馆于2000年从赵景心的手里购得了这一批家具。（陈梦家夫妇没有孩子。）八十五岁[1]的马承源向我展示了一份复印件，那是陈梦家在1966年，也就是他死去那一年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要捐献自己的家具。信上的字很漂亮，其中有一句话：“那把黄花梨木靠背椅很可能是明代初期的，应该捐给上海博物馆。”[2]我问马承源，陈梦家做出捐献决定是不是因为担心家具会在政治运动中遭到破坏。“他在1963年告诉我，他对这批家具的保护很有些担心，”马承源说。“不过他从未提过具体的政治问题。我们只能猜测。”

我到处寻找着有可能串起陈梦家生前故事的相关物品。没有发表过关于他的完整传记，也没有对他的死因的细节描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依然显得神秘；你可以批判地书写那段时期，但有一种默契，调查研究不能过火。同时，由于政治上的风险，那一时期的人们很少记日记或保留信件。

陈梦家的早年岁月比较容易追溯，因为他很早便开始发表作品。他于1911年出生在东部的南京市，他的父亲既是教师也是长老会牧师。长大成人的兄弟姐妹一共有十个——五男五女，全都大学毕业。最为聪明伶俐的陈梦家排行第七。他十多岁发表第一首诗歌，到二十岁出版诗集时，他已经名声大振。按照中国诗人的传统做法，他给自己取了笔名：漫哉。他成了最年轻的新月派诗人，这一派的浪漫诗人刻意规避中国古典诗词的死板规则。

陈梦家的诗词风格简单而规整，评论家往往将他与豪斯曼和哈代相提并论。童年之后他就没再信过基督教，不过对于遥远的过去似乎总怀着一种宗教情结。在早期的一首诗作中，他凝望着一尊有着千年历史的女子面部雕像，注意到了她那“冷淡的，沉默着一抹笑角的希微”。1932年，陈梦家进入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先是学习宗教学，随即又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历史越来越近，诗性却日渐远去。陈梦家在《自己之歌》中写到了创作的痛苦：“我挝碎了我的心胸掏出一串歌。”他后来又写道：“十七岁起，我开始用格律束缚自己，从此我所写的全可以用线来比量它们的长短……这把锁链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等到三十出头，他基本不再写诗，而是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对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的研究中。

他的妻子赵萝蕤也是奇才。她二十五岁便出版了《荒原》的首个中文译本。日本人在1937年入侵南京之后，陈梦家和赵萝蕤跟着许多中国学者一起搬到了西南部的云南省。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向他们提供人文科学奖学金，以资助他们前往美国。来到芝加哥大学，赵萝蕤以亨利·詹姆斯为题写了一篇论文，陈梦家则四处搜寻来自中国的青铜器。“漫哉”先生人如其名，他在底特律、克利夫兰、圣路易斯、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檀香山、多伦多、巴黎、伦敦、牛津等城市遍访博物馆和私人藏品。1947年拜访过斯德哥尔摩之后，陈梦家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了一封信：“王子在他的城堡里接见我，并带着我参观了他的私人藏品。我深感荣幸地与他交流和探讨了两个小时。”

尤其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叶，有很多古代青铜器被劫掠出中国，但很少有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陈梦家计划以此为题写一本权威性的著作，配套提供照片和类型学分析。1947年，他回到中国，同时把一大摞手稿寄给了哈佛大学。编辑工作通过来往邮件进行。但是，共产党于1949年执政，1950年旋即爆发朝鲜战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联系霎时中断。

芝加哥美术馆的一位部长潘思婷（Elinor Pearlstein）近年一直致力于追寻陈梦家到美国后所撰写的书信。潘思婷向我提供了陈梦家历次旅行的线路信息，但她告诉我他寄给哈佛的书稿已经遗失。有证据显示，这部手稿交给了哈佛的一位研究生进行编辑，但这位学生在1967年自杀身亡。这本书一直没在美国出版。（我看到的带有反美标题的中文版本编辑粗糙，是一本缩编本。）

1956年，陈梦家就甲骨文出版了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名叫《殷墟卜辞综述》。全书包含商代文法、天文、祭祀、战争、地理等重要话题。我碰到的每一个古汉语学者都说这是一本旷世之作。

不过，陈梦家的个性总与红色中国的政治走向背道而驰。“陈梦家具有诗人的敏感，”同为陈梦家朋友的考古学家王世民告诉我。“他总是言由心生，心直口快。”

字母

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为外国列强所占领，其文化知识未能做好转向现代化的准备。在19世纪的欧洲，考古活动以日渐兴起的中产阶级为主导，他们信仰变革和物质进步，这反映在他们对于从石器到铜器再到铁器的旧时岁月的描述之中。但中国人对于文物古迹的兴趣依然围着文字打转，传统的历史仍旧强调延续而非变革。中国人执拗于中国化本身。

但凡具有延续性的东西——儒家学说、帝制、汉字——似乎都已成为明日黄花。一夜间，中国人似乎意识到，他们的书写符号有别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1910年代，著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提出，中国应在口语和书面语上转向世界语。20世纪的多位重要学者均主张废除汉字，因为他们认为汉字已经成为文化和民主的绊脚石。生活于1881年至1936年的鲁迅也许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他曾提出采用拉丁字母，因为这有利于人们书写各自的母语方言。他写道（当然用的是汉字，一直到死）：“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

1936年，随着共产党逐渐壮大，毛泽东向一位美国记者表示，字母化在所难免。毛泽东在1949年主政中国之后，很多人以为政府将像20世纪初期的越南那样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然而在1950年夏天，毛泽东下达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要求语言学家们制定一套“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也就是一种崭新的书写系统，采用独具中国特色的字母。

对这段历史展开过专门研究的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语言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告诉我，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动因一直成谜。德范克建议我找九十七岁高龄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了解，他一直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年届九十二岁的德范克自1980年代以来就再没有见过周有光。“他说他知道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但他不便透露，”德范克告诉我。他觉得年事已高的周有光也许愿意把这事公之于众。

周有光和另外两位健在的汉字改革支持者一起居住在中国语委宿舍区的第一个入口处。一天下午，我从底楼开始走访，首先拜访的是尹斌庸的家，这位七十二岁的老人十分友善，有如道家圣贤一般蓄着浓密的眉毛。尹斌庸告诉我，在毛泽东提出制定“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的要求后，文字改革委员会曾经考察过两千多份文字书写方案。有的纯粹由汉字演化而来，有的采用拉丁字母或者西里尔字母，还有的将汉字偏旁与外文字母加以组合。还有几套用阿拉伯语书写的汉语字母。尹斌庸记得有一套方案采用数字来表达汉语读音。1955年，委员会将备选方案缩小为六套：拉丁语、西里尔语，以及四套全新的“汉语字母”体系。

这个故事在四楼得以延续，我在这里拜访了八十高龄的王均先生，他向我讲述了汉字的简化过程。1956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做出结论，汉语字母暂不适用。他们批准了拉丁字母方案，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汉语拼音方案”，要求应用于初级教育和其他专门领域，但并不作为替代性书写符号。他们还决定对若干汉字加以简化。这被看做是“初级改革阶段”：毛泽东似乎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各个备选项。

不过，书写方案的改革很快与政治搅和在一起。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各抒己见，而不管其意见多么具有批判性。人们的反应非常踊跃，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对各类话题提出了公开批评。直到此时，陈梦家对文字改革运动都不太积极，可在这时他以强烈反对字母化和简化字的姿态一头扎了进来。那一年春天，他的文章被发表在各主要媒体上。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他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写道：“过去洋鬼子说汉语不好，现在比较开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不说汉语坏了。我看汉字还要用上若干年，要把他当成活的看待，这也是我们祖国的一份文化遗产。”

接着，只过了五个星期，“百花齐放”运动突然被中止。到那一年年底，超过三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媒体上出现了愤怒的头版标题：“驳斥陈梦家”“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一篇文章写道：“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一棵毒草……绝不能让他生根。”另一篇文章把他描述为怀着“罪恶阴谋”的“牛鬼蛇神”。“各个时期的反动派为什么都那样仇视简体字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真正要复古呢？”

陈梦家沉默了。他被下放到有“殷商文化摇篮”之称的河南省接受劳动改造。此后五年，他被禁止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任何观点。

当我爬上国家语委宿舍的三楼，夜幕已经降临。我在这里见到了周有光，他的身体很虚弱，背有些驼，穿着拖鞋和短裤。我只得倾着身体提高嗓门说话，他则用一只手捂着耳朵上的助听器。不过，他的思路很敏捷，还能想起一些英语；1940年代，他曾在纽约当过银行家。“我经常在银行家俱乐部阅读你们的杂志，”他大笑着说道。

我大声说道：“那之后的变化很大！”

一如许多曾经留学海外的年轻中国人，周有光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回到了中国。感觉到在银行上班不会有太多的出路，周有光转向语言学，把它作为自己一生的爱好，也成为了汉语拼音的主要设计者。

我问周有光，那四套汉语字母方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所有的相关记录都遭到了破坏。“这样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容易丢失，”他说道。

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化传统幻灭的高潮时期。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动荡不安的岁月反而使汉字免遭劫难。混沌岁月结束之后，中国人对激进的文化变革没了好感，公众和政府都拒绝再推动文字改革。时至今日，几乎不再有人主张对汉字进行简化。周有光估计，至少再过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放弃汉字的使用。就连简化字都无力进一步推进。简化字减少了常用字的组成笔画，但书写的原则大体一致。基本上，这相当于把英语单词“through”改写成“thru”。周有光和其他语言学家相信，简化对于提高识字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台湾、香港，以及许多海外华人社区都不使用简化字，传统主义者对此更是嗤之以鼻。

事后来看，毛泽东在1950年提出的要求对书写改革判了死刑；如果不是为了寻找“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中国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采用了拉丁字母。当我问起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时，周有光说转折点发生在毛泽东于1949年首次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向斯大林征询文字改革的建议，”周有光说。“斯大林这样回答他：‘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有自己的中文书写系统。你们不应该轻易采用拉丁字母。’所以毛泽东要搞‘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

陈梦家对于传统的勇敢捍卫并不必要。在某种意义上说，约瑟夫·斯大林已经拯救了汉字。我大声说出陈梦家这个名字，周有光笑了一下。“我喜欢他这个人，”周有光说道。“可老实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意见不起任何作用。”

错字

陈梦家有个胞弟尚在人世——八十五岁的退休水文地质学家陈梦熊。（陈家那一代男性的姓名中都有一个“梦”字。）12月一个寒冷的上午，我前往陈梦熊位于北京的家中拜访；他满头白发的妻子带着不自然的笑容给我们斟上了茶水。

陈梦熊似乎并不愿意开口——他说自己感觉有些不太舒服。他给我看了唯一保存下来的家族合照之后告诉我，他的哥哥被划成“右派”之后，下放到河南从事了两三年的农业生产。“他一直很外向，但回来之后很少说话，”陈梦熊说。他还说自己对陈梦家的妻弟赵景心感到很失望，竟然因为那些古董家具收上海博物馆的钱。“梦家希望是捐献，而不是出卖，”老人很生气地说道。“我从此再没和他说过话。”

我拿出陈梦家在1966年写给博物馆馆长的信件复印件，递给了陈梦熊。他默默地读着。“我之前从没看见过，”他说道。“你从哪里得到的？”

中国人面对痛苦的回忆时，往往喜欢拐弯抹角，说出的故事也像扔在地上的绳子一样软弱无力。不过，一旦打定主意，他们的直白就无法抑制。“那一年8月，红卫兵开始‘破四旧’运动，”陈梦熊说道。“我正在挨批斗。我大儿子那时候九岁，我叫他溜到梦家的家里给他提个醒。他家里有很多旧书旧画之类的东西，我叫他要么扔了，要么找个地方藏起来。我儿子回来说，一切正常。”

“可就在那天晚上，陈梦家头一次想到了自杀。他吞下一大把安眠药，不过没有死成。他们把他送到了医院。第二天，我去了他家，门上贴着批判他的大字报。我进门的时候，红卫兵已经等着了。‘好哇，’红卫兵们说道。‘你这是自投罗网。’

“梦家的妻子也在场，红卫兵把她和我按到了院子中间的椅子上。他们剃掉了我们的头发——被称作阴阳头。接着，他们解下皮带抽打我们。一开始他们用的是皮带，后来又用起了皮带扣。我当时穿着白衬衫，结果衬衫被血染成了红色。他们一放我走，我就给单位打电话，是单位派人送我回到了家里。回家的路上，我看到我妻子——可不是你刚才看见的那位，是我那时候的妻子。我叫她赶快回家。

“梦家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他的背景又让医院赶了出来。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自杀了。他们有一个住家保姆，我觉得是她发现了他的尸体。我没法去他家，因为我正在接受批斗。没有举行葬礼。”

陈梦熊停了下来。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可老人随即又讲了起来：“我妻子那一年同样麻烦不断。她的阶级成分不好——她父亲是著名的书法家，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50年代的‘反右’运动把她吓疯了。1966年，陈梦家去世后不久，她单位叫她用复写纸誊写革命歌曲。她写的歌词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誊写。可她写错了一个字，把‘万’写成了‘无’。”

陈梦熊停下来，在我的记录本上写下了两个字：万岁。接着他又写下了他妻子曾经写的错字：无岁。“她马上被逮捕了。”他说道。“有大概五年的样子吧，她一直被关在河北省。有一阵子，她还被关过猪圈。70年代初她被释放回家，可从此变了个人。她在1982年去世。”

文字的世界

我在调查过程中只采访过一个年轻人。我在有关汉字的一家网站找到了一句陈梦家的引文，这家网站的编辑者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匈牙利人，名叫高奕睿（Imre Galambos），是伦敦大英图书馆的一位研究员。高奕睿的博士论文以汉字演变为题，完成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学者们一直认为，汉字的标准化过程发生在公元前221年首次统一中原的秦始皇统治时期。但最新发掘的文献表明，秦始皇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高奕睿告诉我，最重要的文字统一发生的时间似乎稍晚，是汉朝建立、编写出第一本字典、正式开始历史记载之后的事情。为使自己的文化世系具有合法性，汉朝的知识分子把早期的所谓朝代——夏、商、周、秦——全部归结为同一种历史叙事。实际上，这几个朝代完全是迥然不同的族群，各有其文化、口语和政治治理方法。不过，商代以后的各朝代都采用共同的书写系统，汉朝的历史学家们采用这一书写符号，根据纷乱的历史细节、记忆细节和想象细节，编写出了和谐统一的历史故事。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把古老而连续的汉人帝国描述为“停留在文本之间的假想王国”。

高奕睿经常造访北京，他在一次和我会面的时候对这一主题作了进一步说明。“确实有些王朝——如拜占庭和中国——它们在文献记录中创造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更重要，”他告诉我。“我觉得，文字的世界是一种及时的连接，它使我们称之为‘中国历史’的那种东西成为可能。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他们创造的文字世界规模宏大。这个世界如此之大，以至他们自己和周围的所有人都被包含其中。”

我问高奕睿，他怎么会去研究汉字。他说自己年轻时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匈牙利，如果考上大学，那么可以减少六个月的强制性兵役期。怀着这样的想法，高奕睿向大学提出申请，但全都错过了截止日期，只剩下前往中国学习的奖学金还可以申请。那是十五年前的事情。“我一下子就对汉字世界入了迷，”他说道。

一天晚上，我们约在北京城中心的后海附近喝酒。当时正是气候宜人的秋天傍晚，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射着水面。高奕睿谈起了文字在中国的重要意义，随即指着我，“所以中国人才会担心你们这样的记者，”他说道。“对西方人而言，不管你怎么写，写出来的都是中国。如果你把我们坐在后海喝酒的事情写下来，人们会这样想，哇，中国这个国家真不错。读者的头脑里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但它可能跟现实完全没有关系。”

诗歌

陈梦家的妻子比他多活了三十二年。在“文革”中遭遇批斗、毒打和阴阳头之后，赵萝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不过后来有所康复，能够继续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1980年代，她译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译本《草叶集》。1990年，她回到自己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次年，她被该大学授予杰出成就奖。她死于1998年。

不久前，我结识了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期间的同学巫宁坤，他现已八十三岁。1951年，巫宁坤在赵萝蕤的邀请之下，放弃正在写作的有关T·S·艾略特的博士论文，回到中国从事教学工作。巫宁坤先被划为右派，随后于1958年被投入监狱。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时而蹲监狱，时而被下放到农村。他于1990年携妻子李怡楷回到美国，并定居于弗吉尼亚州赖斯顿。1993年，他出版了有关共产中国的英文回忆录《一滴泪》。

我前往巫宁坤的公寓拜访时，他回忆说自己被关入监狱之后，直到1980年才再次见到赵萝蕤。“我们甚至没有提到陈梦家的名字，”巫宁坤低声说道。“那是我最难启齿的一件事情——我要是说了，我会很难受的。我知道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她没有哭。她的意志很坚强。”

巫宁坤告诉我，他蹲监狱的那些年，时常靠背诵诗歌获取力量。“我总想起杜甫、莎士比亚、狄兰·托马斯，”他说道。“你知道狄兰·托马斯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写了一首什么诗吗？有一句是‘在刑架上挣扎’，出自《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你要知道，我曾经在芝加哥听过狄兰·托马斯朗诵他自己的诗歌。很感人。”

我问巫宁坤是否与托马斯交谈过。

“没有，我只是一个听众，”巫宁坤说道。“再说，他已经喝得半醉。他受过不少苦——我觉得，生活对他来说是一副重担。”

一个朋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替我找到了《草叶集》的两卷本中文版。标题页上的译者姓名赫然在目：赵萝蕤。

该书出版于1991年，三年后，一位名叫肯尼斯·M·普莱斯的美籍惠特曼学者前来北京拜访赵萝蕤。他们的谈话发表在《沃尔特·惠特曼季刊》上。普莱斯在采访中问赵萝蕤，她是怎么译出《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的第一节的，因为那一节是个长句，二十二行之后才出现主语和谓语动词，这样的结构如果用中文表达会非常拗口。赵萝蕤回答道：“是没办法把那个长句翻译成一个句子，因为我必须要说的是，尽管我想忠实于原文，但也得考虑中文的流畅。”

我把惠特曼的原文又读了一遍，随即拿起了中文版。拿着字典翻查几个艰深的词汇之后，我尽最大努力把赵萝蕤翻译的最后三行译回了英文：

I, 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 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iving all silent signs, using them all, 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t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我，痛苦和欢乐的歌手，今世和来世的统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来，加以利用，但又飞速地跃过了这些，

歌唱一件往事。[3]）

[1] 原文如此。根据资料，马承源出生于1927年。——译者

[2] 此处文字为英文译文。——译者

[3] 此处采用赵萝蕤的译文。——译者

我坐上车后，出租车驾驶员微笑着用英语说了一句“早上好”。时间是下午三点半。当他一开口，英语就变成了肢体语言：身体前倾，一边抓着方向盘一边噘起嘴巴，同时提高了声调。他还会说“Hello”和“OK”。他用英语说了两遍“早上好”，接着就说起了中文。我们往北驶去，寻找着奥运的迹象。

2月末的这个星期，对北京的外国人乘坐出租车很有利。出租车上的短波节目每天都会做出特别提醒，要求驾驶员对外国客人以礼相待，因为国际奥委会的考察团正在北京对该市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进行为期四天的评估考察。出租车配备了两盒英语学习磁带，教司机们学习有助于申奥的词汇短语，其中包括了“阳光明媚”，“若能办奥运，城市更漂亮”和“漆器于唐代由中国传往日本”。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孟景山师傅，他去年和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谈论了中国申奥的事情。据此写成的文章只有三百三十五个字，但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也许因为文章引述了孟景山的一句话：“奥运会不是用来讨论人权的。”为表彰孟景山出色的外交才能，政府向他授予首都“百佳出租车司机”的荣誉称号和几千块的奖金，北京的报纸纷纷把他作为普通人的楷模加以报道。

我告诉驾驶员，我是新闻记者，想去察看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所在地，他仿佛一下子觉得载我的责任沉重了许多。他向我打包票，在我们通往长城的高速公路沿线肯定能找到修建场馆的地方。我掏出记录本时，发现他开始冥思苦想。“奥运会对中国人民有利，”他说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对，反正就是有助于提高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

我们上了二环，两旁飘扬着迎接考察团的彩旗。彩旗上的中文是“新北京、新奥运”，对应的英文却是“New Beijing，Great Olympics”。我很好奇，怎么单单就一个形容词进行了改译。几个星期后，我采访北京的刘敬民副市长，他说中文的“新”字含义更丰富，不太好翻译。“我们决定把这个字改译成英文的‘Great’，因为奥运会本身就具有古典意义，”他说道。“用‘New’来描述，似乎不太妥当。”不过，当我和另一位体育官员说起这事儿的时候，他的解释似乎更为直接。“如果翻译成‘New Olympics’，那会让人觉得中国人想改变奥运会，”他说道。“国际奥委会可不喜欢这一点。他们会觉得，这个共产主义国家莫非想夺奥运会的权。”

出租车司机是申奥活动的排头兵，不过其他的参与者也数量众多：被动员起来清洁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志愿者就有数十万。我有一个朋友在写字楼上班，那里曾发布过如下告示：“因为奥委会代表团将于下周考察北京，三环路沿线的建筑物将被要求停止供热，以免产生烟雾和粉尘。因此，请大家下周上班时穿上厚衣服！”对北京的空气，大家只能采取这样的措施，谁叫这座城市是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呢。不过政府已经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城市美化工程，其中包括大量使用油漆：根据官方数字，油漆覆盖的总面积为二千六百万平方米。工人们把高速公路的护栏刷成白色，天安门广场的草皮也被刷成了绿色。他们把旧世界的色彩泼到了华丽新世界的建筑物上。突然间，全城的工人居民楼仿佛集体用上了热腾腾的意大利调色板：亮绿、黄赭、淡蓝。离我办公室不远的工体路上，一溜灰色的陈旧楼房呈现出红赭色。沿街走下去，一栋六层楼高的公寓正立面被浇成了明亮的威尼斯粉紫色。其他三面依旧灰白，不过从路上根本看不见。

针对城市的这些改进措施代价不菲：北京做出的预算相当于二千万美元，据政府主办的通讯社报道，如果申办成功，该市还将另外拿出二百亿用于治理污染、改进基础设施和修建比赛场馆。参与竞争的城市有巴黎、大阪、多伦多和伊斯坦布尔，国际奥委会将于7月13日在莫斯科做出最终决定。1993年，北京提出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以两票之差输给悉尼。一说起这样的结果，有些中国人依然愤愤不平，一如他们对于国家男子足球队屡次无缘世界杯时的怨声载道。今年，大家都认为申办路上不会再有绊脚石。在撞机事件导致的最紧张氛围期间，中国的新闻媒体特别指出，两件事情应该区别看待，着重强调了中国人民举办奥运会的决心不会因为与美国的冲突而削弱。实际上，北京申奥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也许正是来自公众的高度支持。

这样的热情让我感到吃惊，因为在文化上奥运会没有一样东西和中国有关。除了柔道和跆拳道跟中国有着间接的关系，中国古代其实并没有奥运会的体育项目。中国古代的贵族玩一种与足球略微相似的“蹴鞠”和类似于高尔夫的“捶丸”。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画，画中的唐明皇正与宫女们玩一种类似马球的游戏。不过，古老中国传统体育的核心，也就是普通大众更能接触的部分莫过于搏击之术“武术”，以及“气功”这种冥想性吐纳的练习方式。中国古人没有修建过体育馆，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运动原本就不是为了吸引愿意交钱的观众。中国古代语言中没有“运动”一词，直至19世纪外国人方才引入了更为系统的体育运动方法。

中国历史学家将1840年作为古代体育和现代体育的分界线。那一年夏天，第一支荷枪实弹的英国舰队开进广州，催生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最为痛苦的历史纪元。19世纪到来的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为中国体育引入了西方的竞争观念。20世纪初叶，中国人开始对奥运会萌生兴趣，1932年，中国第一次派出一位短跑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四年后的柏林奥运会，中国派出六十九人的代表队，其中男女混合武术队在希特勒面前进行了表演。至此，中国人全力投入奥运会，因为他们逐渐认识到，体育运动可以帮他们洗刷过去一百年间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大家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并急于向世人证明，中国人并不弱小，”萨利大学致力于研究苏联和中国体育的詹姆斯·里奥丹在电话中这样对我说。

1949年之后，中国人的体育运动与政治更为纠葛。中国大陆参加了1952年的夏季奥运会，但之后一直缺席，因为国际奥委会继续认可来自台湾的运动员。直至1979年，中国终于同意回归奥运会——不过，随即在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他们加入了由美国发起的抵制活动。1984年中国人重返洛杉矶奥运会，并在奖牌榜上名列第六。然而，那一年的竞争因为苏联人发起的抵制活动而受到削弱，中国运动员在游泳和田径等热门赛事上技不如人。

“他们发现，西方人以一种不公平的方式占有了先机，因为后者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兴奋剂，”里奥丹教授说。“从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中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想在奥运会上有所斩获，你就得服药。”

东方阵营的运动体系解体之后，据说来自欧洲的教练和兴奋剂行家把自己的技艺带到了中国。与此同时，这个国家投入重金建设体校体系，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止，据估计中国为构建全国性的体育运动体系投入了二亿六千万美元。那一年，中国队只夺得五枚金牌，但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培养出了多位世界一流的女子游泳运动员和长跑运动员。

自古以来，中国女子就在体育运动中比西方女子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侠女英豪是武侠小说中的典型角色。不过，中国女子在耐力和力量型运动项目中的突然崛起还是不免让人讶异。1994年，十一位中国运动员在广岛亚运会上检测呈阳性；1998年，澳大利亚海关官员在中国游泳运动员的行李中发现装有人体生长激素的小瓶子，更让参加锦标赛的中国队经历了最为尴尬的时刻。2000年夏季奥运会之前不到两个星期，有二十七名运动员被剔除出中国代表队——大多因为兴奋剂检测呈阳性。

然而，中国人已经在一些西方人的体育项目方面展示出过人的能力。中国在女子垒球上相当成功，这个项目在1996年正式被引入亚特兰大奥运会。那一年，中国女子垒球队获得一枚银牌，之后在2000年的奥运赛事中名列第四。然而，在我生活于中国的四年期间，我从未见过有人从事这样的运动，同样也没有听见人们提起过它。中国国家队在训练和谈论这个项目时所使用的术语——局数、出局、坏球、几振球——几乎没有人听得懂。跟中国的许多奥运会运动员一样，垒球运动员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运动项目，但他们仍旧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队居于奖牌榜第四位。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中国队位列第三。

不过，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来看，中国仍旧在宣扬非竞技性的体育传统。在我们前往长城的路上，彩旗上印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交织的五环变换为操练太极的人形，这样的自我修炼与奥运会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出发的第一个小时内，出租车停下来问了两个警察、两个司机和五六个路人，他曾试图用手机拨打北京奥运会申办委员会，但号码一直占线。

大家似乎都十分关心，很想帮外国记者找到奥运场地，但对于城北的具体地址谁也说不清。出租车司机叫我别担心，肯定能够找到。可他自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至我们来到城北三十多公里处的沙河，仍然没有发现未来奥运的任何迹象。我们开过一家炼油厂后，驾驶员对着沙地撒了一泡尿，接着抽起了都宝香烟。抽完香烟，他似乎平静了许多。回到出租车，他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是朋友，对吧？”他说道。

“对，”我回应道。

他介绍自己叫杨树林，我可以叫他杨师傅。他五十二岁，每个月能挣五千块。他穿着一件橄榄绿聚酯材料的军人制服，厚重的制服上钉着铜扣。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内蒙古当过兵。他的出租车有一种复古风格：司机专用的白色棉质手套，老式的布鞋，后视镜上挂着带毛泽东像的垂饰。毛泽东像下方有两句话：“一帆风顺”，“百毒不侵”。

我们在一个警察跟前停下，他告诉我们说奥运场地应该往回走，在大屯社区。我们调转方向，在安立路和慧中路交会处停下了车，两个警察正在给另外一辆出租车开罚单。杨师傅深吸了一口气。“这位是正在报道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他说道。“我们正在找寻2008年将要举办奥运会的地方。”

一切都停止了。其中一位警察正在填写罚单，他的笔一下僵在了空中；被开罚单的人抬头看着，脸上充满了期待。他个子瘦小，穿着有些肮脏的尼龙外套，因为在禁停区拉客被警察逮了个正着。奥委会检查团进城之后，所有的交通规则都得以热情执行。那位警察朝我微笑。

“请等一下，”他彬彬有礼地说道。他拿起对讲机一番交谈后，转向了我。

“请问，你来自哪个国家？”

他又对着对讲机大声嚷嚷道：“我们这里有个美国记者，他正在报道申奥活动，他要来大屯这里看看奥运场馆。”

稍稍停顿之后，他抬起头来：“他们正在给上级打电话。”

大家都等着。被开罚单的家伙建议我们往西开几个街区，那里有一块地刚被清理出来。警察叫他不要乱说。对讲机响了。

“往西开，那儿有一片插着彩旗的场地，”警察对杨师傅说道，随即又转向了我。“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很适合修建体育场，”他中气十足地说道。“在那个地方可以踢足球、打羽毛球和网球。”

中国的老百姓总是喜欢用宽泛的哲学术语谈论奥运会，特别是当他们面对那些一直无法在重大的奥运项目上具有过人表现的国家代表队时。有人把他们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天生的能力，也就是说西方人比中国人块头更大，肌肉更结实，还有人指出了心理方面的差异。我遇到过很多中国人，他们深深迷恋一种网论：中国人在乒乓球、羽毛球和排球上的表现出类拔萃，因为这些项目的参与双方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中国人不善于直接对抗，”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何慧娴告诉我。“我们更擅长比赛者中间隔着一张网的体育项目。”跟我交谈过的很多人一样，何慧娴也用“小巧”这个词来描述中国人——巧妙灵活，而非强壮。她还说，尽管中国人天生善于团队项目，但传统文化妨碍了造就伟大运动员的那种个性特征。“儒家思想要求大家有所收敛，”她说道。“你看美国——孩子们从小就受到独立和创造的教育。中国呢，强调的是纪律。”

就连中国人最为根深蒂固的爱国体育热情都受到这种不自信的驱使，1993年国际奥委会把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交给悉尼狠狠地刺激了他们的神经。他们推论做出这一决定的各种原因：有观察家相信，对一些人权组织的批评使投票结果发生摇摆；另一些人则指出，媒体上报道了诸多流言蜚语，说澳大利亚成功贿赂了多位奥委会成员。不过，在中国人看来，这一失败的结局恰好印证了他们并不陌生的来自外国人的不公正对待。投票次日，一份《中国日报》的社论提醒读者，中国“所遭受的残酷的殖民侵略和剥削”长达一个世纪。对那些无意于反殖民论调的中国人而言，奥运会仍然突出反映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显著差异。

“发达国家视奥运会为商业活动，”自1988年便跟随中国代表团出席过历次夏季奥运会、高大而帅气的电视解说员徐济成说。“正如他们所说：‘我家有一栋大房子，里面有很多漂亮的摆设，所以我想办一场招待会，你们大家都来吧。’还要买票。但发展中国家根本不这样认为。奥运会不仅会改变北京的经济和面貌，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我问徐济成，他对中国采用西方的体育运动理论是否持保留态度，他对我的问题置之不理，只说这是政治问题而非文化问题。“我在1988年参加过汉城奥运会，”他说。“韩国人告诉我，如果不是举办奥运会，没有人知道韩国是什么样子。举办汉城奥运会之前，外国人只知道朝鲜战争。”

在徐济成看来，中国应该效仿西方人把体育当做商业的做法。他指出，政府今年已经把很多体育项目由国家支持转向了企业赞助。希尔顿香烟资助过全国篮球比赛，可口可乐现在资助的是中国足球。“五十年之后，我们会跟西方一模一样，”徐济成信心满满地预测道。“我们会觉得奥运会就是一种商业活动。我们会说：‘我家有一栋大房子，想把大家请过来，为的就是好好炫耀一番。’”

杨师傅终于在五点半找到了一处奥运场馆所在地。我们钻出出租车，走到了一片空旷的场地。这里有四个街区那么大，位于北京北边的正中央；原先耸立于其上的建筑物都已经被连根拆除。周围插上了粉色的旗帜。

“这里将举行足球和网球比赛，”杨师傅告诉我。他一边笑，一边在空中做了个挥拍的动作。

“还有羽毛球，对吗？”我问道。

“对。”

我们站在那里看着空荡荡的场地。

“好，”我说道。“也许我们该回家吃饭了。”

我们在四环路上遇到了交通拥堵。里程表显示，我们已经走了三个小时，情绪也明显进入了低潮。我感觉到，杨师傅十分担心。他终于问我，晚饭想吃什么。

“还没有打算，”我回答道。

“你吃中餐还是西餐？”

“中餐吧。”

他说，这里离他位于北京东郊通州的家并不远。他又开始谈论起体育运动。他告诉我，他最喜欢的美国运动员是麦克·泰森，因为这位拳击手在手臂上刺着毛泽东头像。

“中国人为什么会喜欢泰森呢？”杨师傅发出疑问。“因为他喜欢中国。他喜欢中国，中国就会喜欢他。而且他了解中国。”

“泰森真的了解中国吗？”我问道。

“如果不了解中国，他怎么会在手臂上留下那样的纹身？”

关于美国的体育运动的成功，杨师傅给我讲了他的理论。“美国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身体素质好，”他说道。“美国人块头很大。他们一生下来就有好东西吃，还有，美国的科学更发达。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办法跟美国竞争。健康很重要。你看人家泰森。他要不是长得那么壮，怎么打得赢？”

我们到达通州时，已经是晚上七点钟。公路沿线的霓虹灯闪烁着“北京2008”和“欢迎来到新世纪的通州”的字样，城中心有一家麦当劳和一家自称“乌尔玛”的超市。杨师傅家是简陋的平房，宽大但却很冷。他向他的妻子杨雪玲介绍了我，她个子矮胖，面颊红润，蓄着一头黑色短发。“他是采访奥运会的外国记者，”他说道。“我陪了他一整天，所以请他来家里吃顿饭。”

她把我们让进饭厅，接着便进入了厨房。杨师傅说，她在给我们准备蒙古火锅。

他给我倒了茶，于是我们坐到了正屋，端着茶杯暖手。杨师傅给我看了他孩子的照片，两个孩子都在读大学。女儿会讲英语，他一说起来就显得非常自豪。我问起北京奥申委发给他们的英语教程，他找出一本课本，打开了录音机。

一男一女两个声音非常细致地朗读着。Hello！Good morning.Good afternoon.杨师傅一边跟读，一边倾身向前紧张地聆听着，他的声音因为太用力而有些颤抖。我翻看着书本，在“更多常用语句”一章停了下来：

33.城市的交通正在改善。

34.我喜欢北京的风景。

35.污染是全球性的问题。

36.我自豪自己是中国人。

杨雪玲又走出来，说火锅已经弄好。她端了出来：一只盛满了油和辣椒的圆形铜制容器，安放在燃着酒精灯的三脚架上面。我们坐了下来，随着一卷卷粉色的羊肉放进热腾腾的油锅，房间里暖和了起来。那顿饭十分可口。我们对奥运会只字未提。

三天后，我跟着国际奥委会的代表们踏上了他们最后的北京考察之旅。奥委会是个相当奇怪的组织。委员由它自己挑选，权力高度集中在主席和执行委员会手里。尽管国际奥委会接近百分之七十的运作经费来源于美国的赞助商和电视网，但它的政治主要由欧洲人把持：在具有表决权的一百二十三个席位中，欧洲人占了一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三个委员。从投票权来看，这意味着十三亿中国人所占的份额跟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摩洛哥几个王国相当，因为他们现在各有一个委员。国际奥委会只有十三个女性委员，其中有两位王妃和一位西班牙公主。

因为一直被批评为精英俱乐部，国际奥委会和只在1968年举办过墨西哥城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沟通历来不畅。那届奥运会之前，数千名学生举行抗议，认为政府不应该把钱花在数百万贫困墨西哥人无法受益的体育比赛上。墨西哥政府调动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了好几百人。奥运会如期举行，但自此之后国际奥委会不再挑选发展中国家——由于西方媒体很少提及，墨西哥城大屠杀基本上已经淡出了公众熟知的奥运历史。

近年来，国际奥委会竭力改善它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资助其修建运动中心，并提供差旅费让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奥运比赛。国际奥委会还增加委员名额，以更多地吸纳来自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体育代表。但是，这一进展很可能因为1998年盐湖城爆出丑闻而放缓，该城市当年为提高2002年冬奥会落地的几率，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提供了超过一百万美元的现金和礼品。贫穷国家的代表更容易成为目标：在因为收受贿赂而被开除或被迫辞职的十名委员中，有九人来自发展中国家。

丑闻发生后，国际奥委会取消了申办程序中的礼品发放环节，并禁止委员以私人身份前往候选城市。今年是全面执行诸项规定的第一年，碰巧中国的申办活动还受到了政治责难。3月28日，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通过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法案，宣布中国的申奥活动应该遭到抵制，原因是人权问题。

国际奥委会可能持这样的想法，奥运会将为中国加快改革步伐提供推动力。在中国内部，相当一部分人似乎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我跟大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交谈过，他们支持申奥，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会进一步增加他们与外界的交往。在国际奥委会考察北京期间，即便是异议团体也刻意避免进行公开的抗议活动。

在我跟随考察团出行的那一天，北京的一切似乎都进行得称心如意。考察之行一路顺畅，没有重大的抗议活动，连城市上空的苍穹都很特别：阴冷，湛蓝，无云，呼呼刮着北风。奥委会委员被分成两组，我跟着五个人一起考察未来的比赛场址。考察团中，四人来自欧洲，一人来自澳大利亚，全都穿着崭新的美津浓夹克衫，左胸绣着“评估委员会”字样。对于记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奥委会提出了规定：奥委会委员和中国官员所说的每一个字我们都可以记录，但不允许提问。

我们坐上了由五辆车组成的车队，警车闪着警灯在前面开道。两条车道已经清理出来，沿途数百名警察向我们行着注目礼。交通停止了，骑自行车的人昂首张望，每一盏交通信号灯有如魔力般都是绿色。（此前一天，中国人领着奥委会考察团参观过他们的交通控制中心，并演示如何远程操控交通信号。）顺着长安街往东，我们突然遇上一盏红灯，这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因为我们的车队一头冲了过去。

之后的三个小时，五位委员在中国官员和记者的陪同下查看了沙滩排球、水球、垒球、网球和举重场馆的所在位置。时间短暂，我们在每一个选址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考察的其中一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座巨大的体育馆正在兴建之中。一开始，这座场馆被设计用于排球比赛，但等到2008年，它又将被改用于奥运举重比赛。在这里，我们全都戴上了硬质安全帽，一位名叫刘列励的经济学家领着我们开始了考察。跟记者群的每个成员一样，我尽可能贴近奥委会委员们，以听清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

我们在将会成为观众席的地方停下来，凝望着伸向远方的一个大土堆。刘列励指着未来的举重比赛台，两个工人正在那里捣鼓着防水布。澳大利亚籍委员有话要说。“那里是运动员的热身区吗？”他指着一个土堆问道。我和其他记者蜂拥靠前。

“那里才是热身区，”刘列励指着另一个土堆说道。

澳大利亚人指着一处阴影问道：“运动员从这里直接走上比赛台吗？”

记者群里响起一阵低语声。刘列励笑了笑。他回答道，如果北京获准举办2008年奥运会，举重运动员从热身区直接走上比赛台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澳大利亚籍委员满意地点了点头。刘教授转身对考察团进行了说明。他说，这座崭新的体育馆将采用“智能化管理系统”。就在我们做着记录的时候，他又说道：“完工之后，它看起来像是一只漂亮的蝴蝶，或是可爱的外星飞碟。”

在位于开罗市中心的人民议会大厦内部的法老大厅，自1964年以来，一个叫做里法特的人便在这里为埃及的政治家们擦皮鞋。议会议员们打发空闲时间的这个大厅铺着大理石地板，竖着几根被粉刷成松树样的立柱，以及被视为古埃及民族之神的荷鲁斯鹰头人身铜像。铜像的后边摆放着里法特用来擦鞋的鞋油盒子。他把布条和拖鞋放在边上不易让人看见的地方。他个子瘦小，穿着拖鞋，身上的衣服很破旧，但我在3月中旬来到这个大厅看见他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跟政治家们一样舒适惬意。

新议会成立即将满两个月。我等的人名叫苏比·萨利赫，他是穆兄会下属政党自由与正义党的立法委员。这一届立法机构组建于革命之后，这是埃及六十年来首次通过自由选举组建而成的立法机构，也是激进派第一次在该机构赢得多数席位。作为愿意与其他政党开展合作的信号，穆兄会做出承诺，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不安排任何人参选——但这一承诺在萨利赫与我会见后不到两个星期就被打破。上个月，穆兄会的总统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在首轮投票中获得多数选票，从而进入本月举行的最终投票。不过，当我拜访法老大厅的时候，尚不清楚穆兄会如何构想自己在全国政局中的地位，萨利赫则是最具影响力的立法委员之一。

我一边等待，一边通过翻译与里法特聊了起来。他说自己曾经为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安瓦尔·萨达特和胡斯尼·穆巴拉克当政时期的议会议员们擦过皮鞋。里法特向我讲起了前一届议会的故事，当时的主导者是民族民主党。数十年来，民族民主党在埃及政坛无可匹敌，服务于穆巴拉克政权。革命后，这个政党被法院命令解散。

“那一届议会只有八十八个穆兄会成员，但他们全都会出席会议，”他说道。“民族民主党的议员有时候不参加投票，所以没办法占到多数。有一天，又发生了这种事情，艾哈迈德·埃兹跑到大厅里来，叫所有的民族民主党议员赶快回到会场参加投票。他还这样吼我：‘还有你，里法特！如果你给议员们擦鞋的时候老这样拖拖拉拉，我就向议长告你的状！’我回敬他：‘无所谓，我又不怕你。’”

他挑衅地挥动着手指，仿佛艾哈迈德·埃兹还站在他跟前。埃兹是民族民主党内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在革命之后因为贪腐罪名被判刑十年，现已被关进开罗的托拉监狱。

“于是他跑去法特希·苏鲁尔面前告状，”他继续讲述道，这位前议长现在也已锒铛入狱。“不过议长这样回答他：‘里法特是个好人，由他去吧。’法特希·苏鲁尔跟艾哈迈德·埃兹不一样。我当着真主的面都敢说，他是无辜的。不过，遇到穆巴拉克这样的总统，你还能有什么办法？”

里法特说，他对那一场革命早有预料——他之前就有种感觉，上一届议会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寿终正寝。他不停地闲聊着，直至苏比·萨利赫出现才完全改变了体态。他低下头，谦卑地微笑着，退后一步把萨利赫让到座位上。作为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萨利赫被委以起草新宪法的重任，他说大家所遭受的压力十分沉重。“人们没有耐心，因为他们始终怀着革命一般的热情，”萨利赫说。“他们的这种热情没有节制。革命靠的就是热情。”

里法特依旧站在一边，萨利赫示意他过来脱鞋。

“这才是议会里最好的人，”里法特说。“他为人正直，发言清晰。讲诚信，是个好人。”

萨利赫微笑着挥挥手，打断了这一连串的恭维。

“他这样的人议会里找不出第二个，”里法特继续说道。他跪下身子，脱掉立法委员的鞋子，退到了荷鲁斯铜像的后边。萨利赫就自己对埃及新宪法的种种抱负侃侃而谈。他说可能会借鉴法国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在议会和总统之间实行了分权。“普林斯顿大学为我们准备了一百九十四个国家的宪法，我们都进行了研究，”他说道。再过两天，他将出差到墨西哥进行实地调查。

皮肤黝黑的萨利赫蓄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年届六旬。他比我见过的大多数穆兄会成员都更易露出笑容。穆兄会成员言谈比较正规拘谨，喜欢拿腔拿调——或者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自高自大。我曾经听见有人夸下海口，说他仅凭走路的架势就能在人群中发现穆兄会成员。不过，要找出一个模式并不简单，因为这正是该机构神秘性的一种体现。埃及社会有许多身体性的标记——你从妇女披戴的面纱，或者是否把头发显露在外，便能读出很多信息，你还能根据额头上的祷告磕痕断定某个信徒的虔诚程度。最为保守的当属萨拉菲派，通过其浓密的络腮胡和修光的上唇须便能轻易辨认。埃及的基督徒多在右手腕下端刻有十字架形小纹饰。但穆兄会成员身上找不到明显的标记，有的人蓄着络腮胡，有的人则像萨利赫那样把胡须剃得一干二净。他的手里拿着iPhone手机，屏保图片是他自己的大头照，只要有来电，照片就会不停闪烁。照片中的他依然带着微笑。

我问他们是否打算强化埃及临时宪法的第二条。这一条把伊斯兰教法作为法制体系的“首要来源”，尽管这一教法从未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过严格执行。“第二条不会改动，”萨利赫回答道。“萨拉菲派想修改这一条，但我们不会。”

里法特拎着擦好的鞋子走过来，把它穿到了萨利赫的脚上。我继续问，穆兄会有没有打算提名总统候选人。

“永远不会，”萨利赫回答道。“永远不会。我们不会提名任何一个人。”该组织的其他人在我面前坚持同样的说辞，这一承诺一直是议会选举的重头戏——它经常被援引，以表明穆兄会无意获取国家政权。萨利赫继续说：“我们要向所有的党派传递信息，从而让他们明白，我们不想独占权力宝座。我们有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口号：‘参与，而不独占。’”

穆兄会的创始人哈桑·巴纳曾经警告其信众，过于坦诚是一种错误，所以秘而不宣一直是这个组织的明显特征。时至今日，诸如会员资格和资金来源这样的基本细节依旧成谜。一位发言人告诉我，穆兄会有四十万成员，另一个人则说有七十万之众，其高层领导人拉沙德·巴尤米则说，有人估计这一数量可能高达二百万，不过他说自己也弄不清楚确切的数字。

穆兄会在西方人面前尤其讳莫如深，如果考虑到他们的反殖民根基，这不值得大惊小怪。该组织于1928年成立于苏伊士运河畔的伊斯梅利亚，巴纳曾经是该市一所学校的教师。他对当地的英军营地和苏伊士运河外资公司深感厌恶，希望组建的社团有助于结束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状态。他提出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伊斯兰化”，并主张巴勒斯坦人有权使用武力对付犹太复国主义者。1930年代，穆兄会对巴勒斯坦事务表现得尤其积极，不但向他们提供武器，而且帮他们训练战斗人员。不过，巴纳拒绝在埃及本土使用武力，这一观点几乎成为了穆兄会所有领导成员的共识。他们甚至对和平示威这样的行为都十分谨慎——对革命组织而言，这样的品质令人感到非常好奇。

穆兄会对于政治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该组织的核心高度宗教化：在穆兄会成员看来，伊斯兰教奠定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和世俗不应该存在差异。巴纳认为，埃及应该实现真正的伊斯兰化，以便于政治工作的开展。不过，尽管目标如此雄心勃勃，他的行事本能却极度本土化和实用化。理论从来就不是力量所在。在《穆斯林兄弟会》一书中对该组织早期历史做详述的理查德·P·米切尔指出，“无论巴纳还是这个组织都未能提出能被勉强称为宗教观念或者哲学观念的东西。”

正是由于穆兄会从不强调理论层面的东西，它反而包容了诸多思想观念。赛义德·库特布是该组织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在1950年代时执掌其宣传部门，他鼓吹以“圣战”手段对抗非伊斯兰统治者，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圣战战士。哈马斯是穆兄会的直接产物，这两个组织至今保持着密切联系。尽管穆兄会长期以来强调和平变革，该组织成员最近一次为人所知的恐怖行动也发生于五十多年以前，但其成员一直催生着一种另类的世界观，从而鼓励了扩及全世界的恐怖活动。

数十年来，穆兄会一直未能获准在埃及的政治生活中确立稳定的地位。巴纳于1949年遭到暗杀，三年后，穆兄会在驱逐英国殖民者的抗议活动中功不可没，从而把自由军官组织和阿卜杜尔·纳赛尔扶上了权力宝座。但纳赛尔和军方很快就向自己的同盟反戈一击，对穆兄会展开了残酷的镇压。自此以后，政府对于该组织的态度一直介于勉强容忍和彻底压制之间。该组织的领导人大都被关进过监狱，从技术角度而言，该组织至今仍是非法团体。不过，从一开始它便有效地开展着草根运动，上至推行伊斯兰教育，下至协助脱贫和赈灾。1990年代，它在影响埃及发展的诸多辛迪加组织和专业联合会中成功地谋得一席之地。穆兄会对这些辛迪加组织的经营大获成功。尽管西方人把激进主义和穆兄会联系起来看待，但它在最近数十年间已经演变为城市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占绝对主体的组织——当前的领导地位主要由医生、工程师、牙医和药剂师把持。

在去年的革命中，穆兄会成员没有冲锋在最前线。当解放广场于2011年1月25日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时，穆兄会最开始的态度是拒绝参与。但三天后，随着政府进一步诉诸武力行动，穆兄会成员终于加入了抗议的人群。2月15日，也就是穆巴拉克辞职四天后，穆兄会宣布将组建自己的政党。去年11月，就在国家准备议会选举的时候，大规模的抗议人群占领了解放广场和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大街[1]。军方主导的过渡政府试图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由此造成四十多名示威者丧生。面临此景，穆兄会要求其下属成员不要参加抗议活动。

相当数量的穆兄会成员对这一决定深感不快。近一个月后，我见到了正在参加议会选举的穆罕默德·贝勒塔吉，他这样对我说：“流了太多的血。这么多年轻人，总应该有个人站出来给他们提供指导。”开罗的很多人视穆兄会为机会主义者，有意避开解放广场，一心专注于竞选活动。不过，它的选举机器运作良好，自由与正义党的组织工作迄今看来最为完善，其候选人大肆强调与基督徒和世俗分子的合作意愿。我参加了贝勒塔吉的一场竞选集会，主持者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对着麦克风大声叫嚷：“拥抱伊斯兰的第一个人是女性，第一位殉道者也是女性！”

哈西姆·法鲁克·曼苏尔博士是开罗肖博拉区的候选人，他在投票的前一天告诉我：“我们要以新人和中东地区温和派的面貌示人。”贝勒塔吉和曼苏尔在选举中轻松获胜，自由与正义党获得了全国总席位的百分之四十七。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就非去议会不可了。

完全改头换面的立法机构也许永远找不到电视直播的最佳时机。不过革命之后一定是最坏的时机，不光面临总统大选延期，而且国家经济急剧衰退，真正的权力还掌握在不时浮现着军方背景、躲避媒体如瘟疫的委员会手里。在埃及，这档节目被称为“议会之声”。该节目现场直播，不带评论，议员可以在节目间隙接受采访：

问：我们早先曾听说，全世界范围内有诸多机构、集团和个人，比如伯纳德·路易斯[2]已经制定出各种计划，要把埃及瓜分成若干小国家。作为努比亚人[3]，你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们的文化有七千年之久。

无论什么时间打开“议会之声”节目，总能听见有人说这样的话：“很多人都在谈论，说旧政府的人已经被关进托拉监狱，但仍在操纵和掌控着一切。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否属实？”他们也会讨论各种危机——这一周是面包补贴短缺，下一周可能是汽油供应问题。是谁在制造这一系列恐慌？乱象背后有没有阴谋？议会里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位成员想拿政府提供的面包喂一只饥饿的小猫，结果遭到拒绝。偶尔有人站起身来大声宣布，圣城仍被犹太人把持着，这简直是犯罪。议会议长名叫萨阿德·卡特尼，他很有能力，曾经长期遭受苦难，脸上的表情有时让人觉得他额头上的祷告痕印是因为撞到了墙壁，他不时提醒大家要言归正传。议员们提出了各种议案，有的好，有的不那么好。（“我们埃及有八千五百万人口，如果每个人拿出十英镑，我们现在讨论的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最能言善辩的立法委员来自穆兄会，尽管占据总席位百分之二十五的萨拉菲派也显得巧舌如簧。为数不多的自由派人士和世俗分子十分克制。我一连看了九个小时，没有一位妇女发言。

大家都知道，这没什么好处。一天，一位委员恳请大家：“别再直播了吧。如果大家注意到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以及打斗，他们会对我们失去信任。”不过，为时已晚。头几个星期，数百万埃及人真切地看到，此时的议会仿佛代表着革命的第一个真正的胜利果实。然而，由于未能组建新的执行机构，也未能制定出新的宪法，议会的权力少之又少，而且军方对议会试图取代临时政府的设想不置可否。所以，“议会之声”节目才显得如此让人心酸：议员们距离革命的最终结果始终具有一步之遥。“你知道这样的政府让我想起什么了吗？”一位议员问道。“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捉迷藏游戏吗？我们十、九、八这样倒着数数，对吧？有警察吗？没有。有面包吗？没有。有学校吗？也没有。”

穆兄会似乎加剧了这一系列问题。就新宪法制定出雄心勃勃的计划——从法国获取灵感、前往墨西哥实地考察——之后，穆兄会试图倚靠人多的优势把持委员会，结果引发其他委员退场，从而导致整个计划轰然失败。尚不清楚，新的委员会什么时候组建完成。当我和退出该委员会的自由派议员艾姆尔·哈姆扎维谈及此事时，他说类似情形已经多次出现，穆兄会一直具有合作诚意，在一部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加清晰的法律指导的新法规草案的制定方面尤其如此。不过，他更多地觉得，跟穆兄会成员打交道存在不少困惑。“大家一直感到模棱两可，他们究竟想秉持温和态度，致力于加入多元体系，”他说。“还是更多地在谋求独揽国家大权。”

他们在4月份推举总统候选人的决定让很多人方寸大乱。第一位候选人因为技术细节丧失资格后，自由与正义党把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工程师穆罕默德·穆尔西推了出来。这个人缺乏领袖魅力，只是因为支持穆兄会的多位强势人物而声名鹊起，媒体给他起的绰号是“备用轮胎”。开罗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赛义夫·戴恩·阿卜杜尔·法塔赫因为同情激进派而闻名，他大力抨击了穆兄会的所作所为。“我认为穆兄会真正的问题在于过度参与目前的形势，而地下组织的理念与政治组织的理念又存在天渊之别，”他对我如是说道。他还指出，爆发革命以来，已有不少年轻成员投降变节，这样的模式历史上早已存在。“穆兄会面临压力的时候，成员之间往往很团结，”阿卜杜尔·法塔赫说道。“不过，他们一旦拥有各自运作的自由，大家就会分道扬镳。1月25日爆发革命以来，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革命之前，大家还住在一个盒子里，这个盒子就是穆兄会，”最近刚从穆兄会退出的年轻牙医穆罕默德·努尔告诉我。“可在革命之后，这个盒子被打开了。”穆兄会的等级十分森严，每个成员都被划入一个五人“家庭”（usra），定期举行聚会。穆兄会成员每个月都要把收入的百分之五上交给“家长”。这是唯一为外界所知晓的筹资渠道，而且不设立公共会计。“革命之后，我半开玩笑地告诉我的‘家长’，如果再不给收据，我就不给钱，”努尔说道。“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他最终退出了这个团体，因为他不觉得这个团体应该如此直接地介入政治事务。

要退出穆兄会很简单——一位发言人给我的说法是“这并非天主教徒的婚姻”[4]。在艾因·夏姆斯大学任教的组织学博士穆罕默德·阿凡告诉我，他还在探寻生命意义的年纪时就加入了组织。他在十多岁的时候加入了萨拉菲派，但觉得萨拉菲过于简单化。“他们想方设法逃避现实，逃避混沌不堪的真实世界，”他说。“他们需要洁净和黑白分明。”传统而言，萨拉菲派的宗教意味多于社会和政治意味，不像穆兄会那样存在森严的等级。阿凡之所以觉得穆兄会具有吸引力，是因为穆兄会参与的事务具有现实意义。“他们是英雄，反对过旧政府，蹲过监狱，受过苦，”他说道。跟所有新成员一样，他经历过几个月的培训和测试。有时被迫上街步行数小时，时常经受“家长”为综合测试其忠诚度而精心策划的假警察袭扰。（该“家长”后来受到了穆兄会的训诫。）作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对这一切的印象十分深刻。

不过，他最终经受住了穆兄会的考验。“他们并不像常人认为的那样狡诈多端，”他说道。“他们实际上不谙世故。他们对政治一窍不通。他们对选举倒是非常在行——但他们只知道如何让别人为自己投上一票，仅此而已。至于其他事情——推举候选人、选择政治平台、管理政党——丝毫不具有专业性。”现年三十二岁的阿凡曾经活跃于穆兄会的下属政治派别，后来决定回到学校从事政治学研究，令其“家长们”深感迷惑。他们觉得他这个人过于理论化，还说真正的穆兄会成员应该着重关注草根阶层。阿凡告诉我，正是因为医生、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数量众多，才导致该组织缺乏创造性和战略思考。“2007年，我要求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考虑为影子政府设立一个部委，”他说。“这位领导这样回答我：‘不急。’我这样回答他：‘我们是埃及的主要反对派，应该着手准备成立这样的政府机构以防事态有变。’现在好了，四年过去，穆兄会就需要组织一个真正的政府，而不是影子政府。我真希望他们不会拖后腿。”

离开穆兄会之后，阿凡协助新成立了埃及当前党。他认为，穆兄会如果专注于宗教和社会事务，可能会显得更加游刃有余。“他们处理政治事务时，用的是社会改革家的方法，”他说道。“社会改革家们力图通过教育和媒体改变人民。政治改革家们则考虑如何建立制度、管控国家、协调政治力量。这些问题在穆兄会内部显得十分模糊。”

穆兄会从一开始就缺乏理论基础，在现有体制下似乎更不可能形成类似的理论，因为它把自己主要界定为政府的反对力量。一旦政府解体，人们很难准确判断穆兄会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其他的机构短板——秘而不宣、不愿与他人合作——在经受压制的几十年间愈发变本加厉。不过，尽管在政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该组织在面临政治事务和私人事务时的表现却迥然相异。去年8月份，一群穆兄会商人新建了一个电视频道，并命名为“埃及25”。穆兄会一直认为自己受到了媒体的歪曲，“埃及25”正是为反击这样的趋势而设立。不过，它播出的节目却显得格调轻松，令人吃惊地少有或根本没有政治内容。一档工艺品节目取名为“亲自动手”，一档运动节目取名为“奇多[5]足球”，还有一档每日脱口秀节目取名为“我们的日子更美好”。只有一档节目具有明确的宗教性质，每周播出两个小时，既涉及伊斯兰教也涉及基督教。白天中的很多时段，“埃及25”代表的是保守的妇女频道，因为她们是白天观看电视的收视群。

该电视频道的雇员大多不是穆兄会成员，作为在独裁国家求存的新闻记者，他们的来历普遍比较宽泛，略显折中。管理记者部门的阿萨姆·阿布尔加从美国出资的阿拉伯语自由电视台跳槽来到“埃及25”。在那之前，他供职于数十年来为穆巴拉克摇旗呐喊的国营电视台“埃及广播电视联盟”。我让阿布尔加描述一下自己的政治观点，他这样说道：“我属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他的上司，也就是“埃及25”的总经理哈西姆·戈瑞博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的职业生涯肇始于宣传：“萨达特时代，我供职于新闻部。我把这个部叫做萨达特肮脏的厨房。我就在这个肮脏的厨房烹煮着种种糟糕的食物。这个要审查，那个也要审查。”

我在新闻记者联合组织楼上的一间办公室见到了戈瑞博，他正在这里和其他电视雇员共同策划针对“埃及25”五名新闻记者遭逮捕的抗议活动。他们的节目一直在关注毗邻开罗的阿巴西耶所发生的游行示威，这场游行示威转为暴力冲突，数名记者被军方连夜逮捕，并受到虐待。戈瑞博有一只塞满换洗衣服的皮尔卡丹手提箱，他不时接到顾问、律师和新闻记者打来的电话。他也曾经在半岛电视台和富士电视台工作过。他不是穆兄会成员。“我这样告诉员工：‘我不在乎你的身份，我只在乎你的职业水准。’”

有人给戈瑞博打来电话，告诉他几位记者已经被释放了。“太好了！”他说道。“你是吉人天相！”房间里有几个穆兄会成员，大家先后离开房间前去祷告。不过，戈瑞博没有离开。我们聊起了萨拉菲派新近成立的一家电视台（他们的口号是“本频道带你上天堂”），戈瑞博说这个频道非常无聊。“就那么几个人，坐在那里喋喋不休，跟广播电台没有什么两样，”他说道。我问，“埃及25”为什么只有很少的宗教节目。“谁都不需要随时保持那么强的宗教性，”他说道。“一个人即便每次祷告都不落下，每天也只有三十分钟。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吃饭工作、谈情说爱。我们怎么可以让一个电视台随时都是宗教、宗教、宗教呢？”

整整一个春天，开罗人对于穆兄会成员的言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去年秋天，大家还把他们描述成正直和勤劳的，但到了4月末，当总统竞选活动正式开始之后，很难再听到有人公开支持穆尔西。抨击之声毫不留情：穆兄会是骗子；把议会搅得一团糟；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艾哈奈姆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一次十分惹眼的民调显示，仅有百分之三点六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穆尔西。他在六位候选人中排名最末。

不过，埃及从未实行过自由的总统选举，民意调查也并不可靠，在开罗以外的地方更是如此。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期，根本无法预料人们会如何面对民意调查。大多数日子里，这个国家还能够抱成一团，仿佛就是奇事一桩。阴谋论四处蔓延，关于石油和其他日用品的传言更是滔滔不绝。大街上的警察明显地少了许多。我曾与好几位出租车司机聊起城里的安全形势，他们的反应是把手伸到座位底下，拿出一根大棒或是一把刀子。

不过，很少有人觉得没有安全感。我和妻子花了大量时间在城里转悠，通常是各自行动，却很少遇到麻烦。我们所有的朋友也大都如此。我乐见形势慢慢恢复正常的细微迹象——政府在我家门前设立了面包站，大白天总有人来这里闲聊一通，几家户外咖啡店又开始忙碌起来。市民们对待彼此的耐心与日俱增。开罗街头最让我感到惬意的场景，是驾驶员们在滚滚车流中停车问路，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陌生人都会停下车来，向着窗外大声指路。几十年的独裁统治没能摧毁人们的群体意识，也许是因为众多社会支柱总是在政府的控制之外。所以，你仍能听到祷告的召唤声，看见教堂的繁忙景象，或至少继续拥有穆兄会这样的平民组织，尽管它在旧政府的统治之下发育畸形。

偶尔也能瞥见，一旦这一切支柱坍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5月初，阿巴西耶的示威游行演化成街头械斗，十一名抗议者丧生，数百人受伤。最甚嚣尘上的阴谋论，是军方雇用恶棍搅起事端。一天晚上，我跟随翻译穆罕默德前往抗议现场。街上没有汽车，两侧的建筑物多已拉上了窗帘。间或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几个人骑着摩托车疾驰而过，衬衫上沾满了鲜血。我们向街上的一个人打听前方的情形怎样，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空弹壳。

市民们在街上设立了路障。路障多由拿着棍棒的年轻人把守，我们经过交涉才能通行。我们在一个检查站停下了脚步，一群人正抓住一个人，声称他是受人雇佣的暴徒。这人的衬衫撕破，被一个挥舞刀子的人往前拽着。一位自封的安保人员先是要求查看我们的身份证明，接着就向我们兜售起了大麻。他看上去只有十六岁。下一处路障跟前的几个年轻人发怒了。“你他妈是不是拍了我们的照片，然后交给军方？你们是不是他妈的示威者？”这两个群体都遭受嫉恨，他们只想把所有人都赶出自己的地盘。穆罕默德讲明了我们的记者身份，一个人突然照着他的胸部狠狠一拳。他们争执了好一阵，终于让我们通过了。我们遇到了身着防爆装备的警察排成的人墙，抗议者四散逃走，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当地人，他们高喊着：“军队和人民一条心！”革命早期，人们以为军队与自己站在一边，但之后很少再听到这样的口号。不过，在阿巴西耶这起不到任何作用。

穆罕默德说，他觉得我们应该赶紧离开。我们走了几个街区之后，我注意到他正蹙着眉头。“我肚子疼，”他说道。“只要一紧张，我就会肚子疼。你们管这叫什么？”

“溃疡。”

“对，我这就是溃疡。好疼。”

我们找到一家户外餐馆，供应埃及米饭、小扁豆和西红柿酱。店铺多已关门，唯有这个地方挤满了年轻人。有人把临时性武器扔在了脚边，有棍，有棒，也有建筑用的木板。他们蹲在地上，对着饭碗狼吞虎咽。只吃了几口，穆罕默德就说自己的肚子舒服多了。

我在参加开罗市以外的集会之前，一直不相信穆兄会能够赢得总统选举。人们很容易认为首都的局势至关重要——开罗有一千七百多万人口，它的文化影响着中东的大片区域。穆巴拉克时代，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此，这场革命依循这种模式，把解放广场变成了全埃及最重要的场所。不过，随着自由选举逐步展开，这个国家迅速随之扩展。在开罗以外的地方还有六千五百多万人口，没有哪个组织能像穆兄会那样把触角延伸到这么多地方。

如果来到城里的集会现场，你发现的第一件事儿便是人们在路边排成一长串，高举着穆尔西的标牌。穆兄会称之为“人链”，人链往往可以从高速路口一直延伸到集会地点。苏伊士的穆兄会在一顶大帐篷底下摆放了五千把椅子，几乎被一抢而空。在伊斯梅利亚，集会人群如此之多，根本看不到尽头。组织者告诉我，人群总数接近两万。这样的活动大都至少持续三个小时，不过人们很少表现出厌倦。有人高声祷告，也有人高呼口号，偶尔还有人为媒体赋诗作对（“媒体是蛆虫，真相把脑子装满……/如果媒体掉进大海，大海将被污染”）。当地一位足球明星发了言，三五位演员跟着上台，几位神职人员也诵读了经文。在我参加的每一次集会上，也许是为了赞许穆兄会独具的伊斯兰文化，总有一位名叫拉额布·瑟尔哲尼的泌尿科医生虔诚地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说。穆尔西自己很少讲话。其他参选者都以强烈的个人身份竞选，但他似乎乐于突出自由与正义党。

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都看不到妇女发表演讲。在伊斯梅利亚，一共有十七人登台演讲，示威人群的前排站着一百七十位神职人员和政界要人，无一是女性。那场集会以当地穆兄会成员的三场婚礼作为开场白，可即便在婚礼上也看不见女性的身影——大家遵循的是保守的婚礼仪式，由新娘的父亲与新郎宣读结婚誓言。

穆兄会的多位发言人都喜欢强调妇女的重要性，但很难把他们的话当真。高层领导全是男性，尽管女性也可以加入穆兄会，但仍然无法取得完全的会员资格。曼纳尔·阿布尔·哈桑既是议员，也是开罗自由与正义党妇女委员会的主任，她告诉我这只是技术问题。过去，女性曾被当做会员对待，只是没有进行正式的登记，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丈夫被关进监狱时方便她们照看家庭。革命之后，已经有人提出动议，要改变这一做法。一年多后，她告诉我这事仍在“研究之中”。“不在管理层现身绝不意味着她们的声音没有人听见，”她说道。“女性成员的丈夫多为穆兄会成员，所以她们的心声可以通过她们的丈夫来表达。”

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这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这两个地方游行示威人群中的女性比例远高于开罗市。与议会选举期间我参加穆兄会集会所听到的相比，人们现在传达出的信息更为保守。这个组织尤其擅长以迥然相异的方式向公众展示自己，因此根本无法断定，究竟有多少纯粹夸张的成分。似乎也没有人在意其是否自相矛盾。有一次，我向自由与正义党的发言人亚赫亚·哈米德问及违背不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承诺一事，他说政治事务如流水，随即甚至引述了《先知》一书中的名言。“即便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也能从穆罕默德言行录里找到这么一段话：‘如果我立下了誓言，但随后发现比这更好的东西，我当然选择更好的，并为此做出弥补。’”

竞选期间，穆尔西似乎很能得到没有推举总统候选人的萨拉菲派的欢心。每次活动都有一位常客，名叫萨夫瓦特·阿加齐，这位萨拉菲派神职人员大力支持穆尔西。“至于有人担心穆兄会很可能独揽政府大权，”阿加齐在伊斯梅利亚的集会舞台上大声说道。为收到更好的演讲效果，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是的，我们什么都想要！我们要议会！我们要总统！我们也要内阁和部长！”他接着又大声说道：“我们要把一切伊斯兰化！就连下水道也要伊斯兰化！”压倒性的主题还是伊斯兰教法，我在开罗参加集会的时候听见穆尔西这样高声呼喊：“伊斯兰教法！除了伊斯兰教法别无他物，伊斯兰教法！伊斯兰教法！此外再没有什么适合这个国家的。我向真主起誓，我当着你们大家起誓，不管宪法的内容怎么写，伊斯兰教法一定要执行！”

第一轮选举结束，穆尔西名列榜首，总共得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选票。埃及前空军司令员艾哈迈德·沙菲克位居第二。沙菲克也是穆巴拉克当政时期的最后一任总理，他是唯一与旧政府联系最为紧密的候选人。很多人，尤其是自由派人士对选举结果大感意外，在他们看来，这些候选人基本上都不太令人满意，要么处于这个极端，要么处于另一个极端。然而，这才是真正的关联——每一位候选人都代表着一种极为保守的选择。对很多埃及人来说，革命结束了。

首轮选举后的第三天，我见到了自由与正义党的发言人之一纳达尔·奥姆兰。他的办公室位于距离开罗市中心并不遥远的自由与正义党总部大楼，整个地方人头攒动。穆兄会正在举行协调会，以期在下一轮选举中获得支持——正在与之会面的有两个革命同盟党和支持者，他们推出的候选人已经败下阵来。

奥姆兰把我带到一个安静的里间进行交谈。我问他，他是否认为，即便自由与正义党获胜，同样也会有军事委员会的麻烦。我提到了1952年的事件，穆兄会支持了阿卜杜尔·纳赛尔和自由军官组织，却在两年后遭到血腥镇压。“那不是革命，”奥姆兰说。“那是军事政变。我们这一次是真正的革命。”他说，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军事委员会相信，穆兄会能够为他们找到“安全出口”。“他们要我们做出保证，但他们自己首先要下台，”他说道。“此外别无选择。”

我提到了选举过程中的保守声音。“之所以选择那样的套路，是因为我们是唯一的伊斯兰激进派，唯一真正的激进派，”奥姆兰说道。他提到了另一位候选人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福图赫，这个人是前穆兄会成员，一开始颇受青睐，后来却令人遗憾地排名第四。奥姆兰说，福图赫过于“模棱两可”，竭力把自己置身于中间位置，以同时讨好激进派和自由派。“那是他的弱点之一，”奥姆兰说。“当然不可以那样做。谁都没办法取悦所有人。”

他解释说，为了迎接6月底即将到来的最后一轮投票，穆兄会的主张将会有所改变。“竞选活动的主题将更强调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他说道。“不仅仅是穆兄会。穆尔西是革命派的候选人，沙菲克代表的是旧政府，大家必须做出选择。”他希望在部分竞选材料上不再使用自由与正义党的徽标。

一个年轻人走进屋子，面朝墙壁进行祷告。我们听见隔壁房间响起了一阵呼喊声，奥姆兰说一定是有人达成了某种一致。“人民依旧信任我们。每次选举的时候，都能证明我们依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他微笑着说道，“我们犯的错误最少。”

[1] 埃及内政部所在的大街。——译者

[2] 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1916年— ），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荣誉教授，犹太历史学者、东方研究家及政治评论家，专门研究伊斯兰教史及伊斯兰教跟西方的互动。——译者

[3] 努比亚人，从古埃及时代就生活在现今埃及与苏丹地区的一支古老民族。——译者

[4] 天主教视婚姻为七件圣事之一，认为婚姻单一而不可拆散。——译者

[5] Cheetos，一种流行的膨化食品。——译者

致谢

本书缘起于我在华南吃老鼠肉时给约翰·迈克菲写的一份电子邮件，他把这封电子邮件转发给了戴维·雷蒙尼克。我衷心感谢约翰转发了这封邮件，也要感谢戴维读了它。

我先后与《纽约客》的五位编辑合作过：查尔斯·米切纳、尼克·鲍姆加滕、戴纳·古德耶、艾米·戴维森和威灵·戴维森。我刚离开长江边从事写作的时候，一些想法往往非常粗略，因此我感谢每一个人对我所表现出的耐心。我也要感谢多萝西·威肯登的大力支持，感谢杂志社在长距离事实查证方面的出色表现。

如果有人从我父母位于密苏里的住家开始搜寻邻近的两个街区，他不可能找到比道格·亨特更出色的编辑。还需要舍近求远吗？跟我的其他几本书一样，这一本故事集得益于道格的建议。如此天才，离家还如此近便。

十四年，一个出版商，一个编辑，一个发行商：现在还会有这种事吗？我要感谢威廉·克拉克、提姆·杜根和简·伯恩，在这个变化多端的行业里，你们是我最稳定的支持。

张彦（Ian Johnson）和梅英东（Michael Meyer）阅读过其中多个故事的手稿，他们是我所熟知的生活在中国的作家和摄影家的代表，其他还包括：郭咪咪、特拉维斯·克林伯格、麦克·高提格、马特·福尼、马克·梁、林留清怡、赛星浩（Craig Simons）、戴维·墨菲。张永静（Kersten Zhang）、苏菲·孙和崔融都在研究和事实查证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跟李雪顺相识是在1996年，当时我们俩都是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年轻教师，我非常感谢他为《江城》、《寻路中国》和这本书所做的优秀翻译。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张吉人，和我的中文图书代理，黄家坤，以及我的岳母，张象容，她在校订译文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你们在我的童年时期在家里接待了那么多有趣的人物，感谢你们在好奇和同情上给我树立的榜样。感谢彤禾——永永远远地感谢你的理解。感谢张兴采和张兴柔——有一天你们终会读到这本书，你们会明白我在给你们换尿片和半夜喂奶瓶的过程中还完成了那么多工作，你们会在我老去的时候给我以关怀。对此我感激不尽。

曾经有一位电视新闻人问过我：“你真的吃过老鼠吗？”对此我只能说，作家总需要有个切入点。

- 第一章 殉教者

-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

- 第三章 创始人

- 第四章 变化

- 第五章 奇迹

- 第六章 基地

- 第七章 英雄归来

- 第八章 天国

- 第九章 硅谷

- 第十章 失乐园

- 第十一章 黑暗王子

- 第十二章 间谍男孩

- 第十三章 希吉拉

- 第十四章 行动起来

- 第十五章 面包就白水

- 第十六章 “这下开始了”

- 第十七章 新千年

- 第十八章 轰隆

- 第十九章 盛大的婚礼

- 第二十章 启示

版权信息

- 书名：末日巨塔

- 作者：【美】劳伦斯·赖特

- ISBN：9787532766376

- 译者：张鲲　蒋莉

- 责任编辑：张吉人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序幕

圣帕特里克节[1]这天，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负责国外情报的丹尼尔·科尔曼特工驱车前往弗吉尼亚州泰森斯角，去新的岗位报到。离1996年的那场暴风雪已经过了几周，路旁的人行道还埋在一堆堆灰色的雪下面。科尔曼走进一座名叫格洛斯大厦的、毫不起眼的政府办公楼，在第五层出了电梯。这里就是亚力克站。

中央情报局的其他情报站，都分布在各自负责的不同国家；亚力克站是第一个“虚拟”的情报站，离兰利的总部大楼只有几英里远。在组织结构图上，这个站点被标为“恐怖分子资金链”，隶属中情局反恐中心。但实际上，它的工作就是追踪一个人的活动——奥萨玛·本·拉登，他以恐怖活动的主要资助者知名。科尔曼第一次听说此人是在1993年，当时有一个国外消息来源曾提到某位“沙特王子”正在资助一小撮伊斯兰激进分子，他们企图炸毁纽约的标志性建筑，包括联合国大厦、林肯隧道、荷兰隧道，甚至还有科尔曼上班的地方——联邦广场26号[2]。现在三年过去了，调查局总算抽出时间派他来查看亚力克站收集的情报，以决定是否需要展开调查。

亚力克站已经收集了35卷有关本·拉登的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安全局的电子耳监听到的电话录音。科尔曼发现这些材料多有重复，而且无法让人得出明确结论。不过他还是就本·拉登建起了一份情报案卷，主要是想让它在工作中占一席之地，以防这个“资助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人”变得更危险。

和其他许多特工一样，丹·科尔曼接受了针对冷战的训练。他于1973年加入联邦调查局，做的是档案管理员。他有学问爱钻研，自然对反情报工作很感兴趣。20世纪80年代，他的主要工作是在联合国周围的众多外交团体中招募间谍；东德的一名大使专员是他当时最大的战利品。然而，随着1990年冷战结束，他发现自己所在团队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中东的恐怖主义活动。新的转变让科尔曼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他在中东方面的经验很有限。不过，这种感觉对整个联邦调查局而言也一样。当时局里认为恐怖主义只是烦人的小事，而没有把它看作一种真正的威胁。在柏林墙倒塌后阴云散尽的日子里，要说美国还有什么真正的敌人仍屹立未倒，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1996年8月，本·拉登在阿富汗的一个山洞里向美国宣战。声明中给出的原因，是美国军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5年之后仍然滞留在沙特阿拉伯。他宣称，“由于你们在我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对你们进行恐吓是我们合法的权利，也是一种道德义务。”他自称这一宣言代表着所有的穆斯林，甚至还在这篇冗长的“圣令”中把矛头指向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本人：“威廉，我要告诉你：这些年轻人热爱死亡就像你热爱生命一样……他们不会要你做什么解释。他们会大声喊道，我们之间没有解释的必要，只有杀戮和斩首。”

除了科尔曼，在美国（甚至在联邦调查局）很少有人知道或者关注这个沙特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力克情报站的这35份卷宗描绘了一个以救世主自居的亿万富翁；他出身的家族规模庞大且极具影响力，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统治者关系密切。他自己也因为在阿富汗发动反对前苏联入侵的圣战而名声大噪。由于读过不少历史，科尔曼看出了本·拉登在战争宣言中对十字军东征与穆斯林早期斗争的引用。实际上，这篇宣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中的时间似乎还停留在几千年以前。文章里提到了过去，提到了现在，但却没有任何将两者区分开来的东西。似乎在本·拉登的世界之中，十字军的战争还在进行。拉登的愤怒如此强烈，这也让科尔曼难以理解。我们到底把他怎么了？科尔曼觉得很奇怪。

科尔曼把本·拉登“圣令”的文本交给了纽约南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公诉人。这是一篇滑稽而怪异的文章，但它能算是犯罪吗？检察官们苦苦琢磨法律条文，发现了一条罕有引用的、制定于内战时期的煽动串谋法，该法令禁止挑动暴力行为及企图推翻美国政府。如果说这条法令能用在一个住在托拉博拉[3]的山洞里、没有国籍的沙特人身上，似乎也管得太宽了；然而，科尔曼正是根据这有限的法律先例，为一个日后成为联邦调查局有史以来头号通缉犯的人建立了犯罪档案。当时，关注此事的依然只有科尔曼一人。

几个月后，也就是1996年11月，科尔曼和美国检察官肯尼思·卡拉斯和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去了美国驻德国的一个军事基地。那儿的安全屋[4]里住着一个紧张兮兮的苏丹告密者，名叫贾迈勒·法德勒，自称曾在喀土穆为本·拉登工作过。科尔曼拿来了一个简报本，里面有本·拉登已知同伙的照片，法德勒很快就认出了其中的大部分人。他极力想让别人相信自己的故事，不过他显然认识有关的参与者。问题是他一直在对调查员说谎，说话时添油加醋，把自己吹嘘成一心要走正途的英雄。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检察官们想知道答案。

法德勒说他热爱美国。他曾经在布鲁克林住过，还会说英语。后来他又说自己逃走是因为想写本畅销书。法德勒一直很紧张，怎么也坐不住。很显然，他要说的事情还不止这些。调查员们花了好几天工夫，才让法德勒不再编故事，并承认自己是拿了本·拉登十多万美元逃走的。交代完这些，他开始不停地抽泣起来。这是审讯的转折点。法德勒表示，如果有一天对本·拉登进行审判，他愿意做官方证人；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政府检察官们所能想到的指控都很轻。

然后，法德勒自己主动谈起了一个名叫“基地组织”的团体。房间里的所有调查员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法德勒详细描述了训练营和潜伏的分支机构。他谈到本·拉登喜欢购买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他说1992年的也门爆炸案是基地组织所为，而同年在索马里击落美国直升机的叛乱分子也是他们训练的。他交代了人员的姓名，还画出了组织结构图。他说的事让调查员们大为震惊。连续两个星期，他们每天花6到7个小时反复询问细节问题，测试法德勒的回答，看他所说的情况是否前后一致。他的答案始终没出过差错。

等科尔曼回到调查局，却没有人对此事给予特别关注。他们也认为法德勒的证言确实很吓人，可是又怎么能证实一个窃贼和骗子的话呢？更何况，眼下还有更重要的调查要做。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丹·科尔曼独自一人继续对本·拉登进行调查。由于他被派驻到了亚力克情报站，调查局多少有点把他给忘了。通过窃听本·拉登的往来事务，科尔曼绘出了基地组织的网络分布图。他发现基地组织的很多同伙都和美国有关系，这让他十分担忧。他断定这是一个以摧毁美国为宗旨的国际恐怖组织；可是，当科尔曼想与上级讨论此事时，上级却连个电话都不回。

无人理睬的科尔曼，只得独自思索那些日后每个人都会去想的问题：这个组织从何而来？它为什么单单选择攻击美国？我们怎样才能阻止它？他就像是一个观察着载玻片的实验室技术员，那上面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在显微镜下，基地组织的致命特性开始显露出来。这个组织很小（当时只有93名成员），但它是更大规模的激进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运动遍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基地组织扩散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组织的成员训练有素，久经沙场；他们的财力显然颇为雄厚。此外，他们还狂热地信奉着自己的事业，而且抱着必胜的信心。将这些成员团结在一起的人生哲学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他们情愿——而且是盼望着——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想尽可能地多杀人。

然而，这种新威胁最可怕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人重视它。它太怪异、太原始，也太遥远。美国人坚信，现代性、科技以及自己的理念，一定能防止历史上的那种野蛮场面降临到他们头上；面对这种信心，本·拉登及其追随者的挑衅姿态就显得很荒谬，甚至有些可悲。然而，基地组织绝非只是出自7世纪阿拉伯的古董，它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现代工具和现代思维。这并不奇怪，因为基地组织的故事其实是不久以前从美国开始的。

[1] 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是每年的3月17日，为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而立。这一节日5世纪末期起源于爱尔兰，美国从1737年3月17日开始庆祝。——译者

[2] 联邦调查局纽约外勤办事处所在地。——译者

[3] 阿富汗东部山区，是20世纪80年代抗击前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游击队的藏身处，后来被本·拉登占据。——译者

[4] 指谍报人员或秘密警探的藏身地点。——译者

第一章 殉教者

在由埃及亚历山大港开往纽约的一艘游轮上，头等舱里一位瘦弱的中年作家、教育家赛义德·库特卜[1]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我到了美国之后，是像那些拿奖学金的普通学生一样整天吃吃睡睡，还是应该与众不同？”[2]他这样想道。“我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抵制诸般罪恶的诱惑，还是纵容自己，沉溺于随处可见的诱惑之中？”当时是1948年的12月。新世界在地平线上隐约出现了，那是一个胜利、富有、自由的世界。而在他身后，则是满目疮痍、苦难深重的埃及。这位旅客以前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现在他离开也并非心甘情愿。

这位神情严肃的单身汉身材瘦小，肤色黝黑，前额凸出，留着一撮比鼻子略窄一点的板刷胡。他的眼神流露出一种容易招人冷落的孤傲。即便是在埃及炙热的太阳底下，他也宁愿穿着三件套的黑色西装，总让人觉得很正式。对于这么一个极度自尊的人来说，在42岁的年纪回到学校读书似乎有些纡尊降贵。然而，作为一个来自土壁泥墙的上埃及村庄的孩子，他已经超越了自己当初那并不远大的目标——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公务员。他的文学与社会批评使他成为埃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但是，这些批评也激怒了埃及恣意挥霍的独裁者法鲁克国王，他签署了对库特卜的逮捕令。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很同情库特卜的处境，急忙安排他离开埃及[3]。

那时库特卜在埃及教育部做主管，工作非常轻松。政治上他是个热忱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而这种立场也是当时官僚中产阶级的主流思想。至于那些将会催生所谓宗教激进主义的思想，此时在他脑海里还没有完全成形。实际上，库特卜后来说过，在踏上这次旅程之前，他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4]，虽说他10岁就会背《古兰经》[5]，而他的写作近来也开始转向更为保守的主题。但库特卜和许多同胞一样，由于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而变得激进了；而昏聩的法鲁克国王与英国串通一气，这也让他极为鄙视。反英示威游行、各个矢志要将外国军队逐出国门的煽动性政治派系——也许还有国王——使得埃及备受折磨。库特卜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层政府职员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他那些直言不讳而影响深远的时事评论。虽然他从未跻身于阿拉伯当代文学的前列（这让他一直颇为苦恼），但是在埃及政府看来，他却逐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大敌。

库特卜在很多方面都很西化——从他的装束，到他对古典音乐的钟爱，还有对好莱坞电影的喜好。他读过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达尔文、爱因斯坦、拜伦和雪莱的著作，而且特别喜欢法国文学，尤其是维克多·雨果的作品[6]。但是，即便是在去国离乡之前，这吞噬一切的西方文明所取得的进展仍然让库特卜深感担忧。尽管博学多识，他却把西方世界看作一个单一的文化实体。资本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之于犹太教，法西斯之于民主，这些区别与库特卜心目中惟一最大的分野相比都无关紧要；在这个分野的两端，一边是伊斯兰教与东方世界，一边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世界。

殖民拓展一直是欧洲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但美国在这方面却截然不同。二战结束时，美国对于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分歧持观望态度。事实上，人们很容易把美国视为反殖民主义的榜样：这个被压制的民族赢得了解放，并且将曾经的统治者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个国家的力量似乎源于其自身的价值观，而不是欧洲那些文化优越性或种族、阶级特权的观念。由于美国把自己标榜为移民国家，它与世界各国之间就有了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阿拉伯人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也在美国国内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区；在亲缘关系纽带的影响下，他们也更为倾向这个国家所宣扬的理念。

因此，美国政府在二战结束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让库特卜和许多阿拉伯人都很震惊，大有遭到背叛之感。就在他乘船离开亚历山大港口的时候，埃及和其他5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即将在一场战争[7]中最终败下阵来——这场战争确立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中作为一个犹太国家的地位。阿拉伯人惊呆了：这不仅是因为以色列士兵的决心和作战技能，更是因为本国军队的无能和领导人灾难性的决策。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羞辱对阿拉伯知识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程度远远超过当代历史上的任何事件。在哈里·杜鲁门总统签署命令将10万犹太难民送回巴勒斯坦之后，库特卜曾这样写道：“我恨这些西方人，我鄙视他们！所有的西方人，无一例外：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最后还有美国人，那么多人曾经信任过的美国人！[8]”

头等舱里的这个男人也有过浪漫的爱情，但他经历的主要是爱情带来的痛苦。他曾在一篇小说中略加掩饰地描述过自己一段失败的恋情；从那段感情之后，他就拒绝了婚姻。他说，在那些把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无耻”女人[9]中间，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不过他还是喜欢女人的——他和三个姐姐的关系就很亲密；但性欲让他感觉受到了威胁，于是他就以不赞成亲密关系的态度来保护自己，并把性视为获得救赎的大敌。

他所体验过的最亲密的感情关系就是和自己的母亲法蒂玛[10]，一个不识字但却非常虔诚的女人之间的感情。她把早熟的儿子送到开罗去学习。1933年库特卜2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在随后的3年里，库特卜在外省的好几个地方教过书，后来调到了开罗一个富足的郊区赫勒万，他就把全家接过来一起生活。他极度保守的母亲在这里过得始终不太安心。她总是很警惕；因为在赫勒万，悄然发展的外来影响比她以前住的小村子要显著得多。这些影响在她老于世故的儿子身上一定也表现得很明显。

赛义德·库特卜在舱房里做着祷告，对自己的身份仍旧感到犹疑不定。他是应该“正常”，还是应该“特别”？是抵制诱惑，还是沉溺其中？是坚守伊斯兰教的信仰，还是将其抛在一旁，转而接受西方的物质主义和罪恶？像所有的朝觐者一样，他同时走上了两条征途：一条向外，朝着更广阔的世界；另一条则向内，通往自己的灵魂之中。“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穆斯林！”[11]他下定了决心。可是他立刻又自问：“我是真的这么想，还是心血来潮？”

一记敲门声打断了库特卜的沉思。他的舱房外站着一个年轻姑娘；按照他的描述，她又高又瘦，“半裸着身子”[12]。她用英语问道：“今晚让我做你的客人好不好？”

库特卜回答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

“一张床也能睡两个人呀！”她说。

惊诧万分的库特卜猛地一下关上了门。“我听见她摔倒在门外的地板上，这才意识到她原来是喝醉了，”他回忆道。“我当即感谢真主帮助我战胜了诱惑，让我能坚守自己的道德信仰。”

这就是库特卜——一个正派、骄傲、充满烦恼而道德观念极强的人。他那无人赏识的天分，日后将动摇伊斯兰教，危及伊斯兰世界的各个政权，并成为阿拉伯民族无着无落的年青一代的指路明灯；寻求着生活意义和目标的这一代人，最终在圣战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库特卜抵达纽约港时恰逢美国的假日季节[13]，当时的繁荣景象在这个国家是前所未有的[14]。战后的经济飞速发展，每个人都在挣钱——不管是爱达荷州种土豆的农民，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还是华尔街的银行家。如此多的财富，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模式的信心；在不久以前的大萧条时期，这种模式曾受到残酷的考验。失业这回事似乎和美国根本不沾边；根据官方数据，失业率低于4％，而从实际上说，任何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现在，全世界一半的财富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15]。

当库特卜漫步在纽约街头的时候，美国与开罗的反差一定让他觉得尤为苦涩。四处装点着节日的灯火，华丽的橱窗里摆满了他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东西——电视机，洗衣机——这些科技创造的奇迹充溢着每一家百货商店，数量之多令人瞠目结舌。曼哈顿一座座崭新的办公楼和住宅大厦，肩并肩地填满了帝国大厦与克莱斯勒大厦之间空中轮廓线的空隙。市区和外围城区的许多大型住宅区还在建造之中，它们能容纳大批的移民。

在如此充满活力与信心、文化融合达到空前程度的环境之中，树立起一个具体的象征物来代表业已改变的世界秩序，正可谓恰逢其时——这个象征就是俯瞰纽约东河的新联合国大厦。作为战争留下的遗产，坚定的国际主义精神在联合国这个组织上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不过，与任何一个单一的理念或机构相比，纽约这个城市本身就更为有力地代表着全球和谐的梦想。整个世界都在涌向纽约，因为这里是权力之都，金钱之都，也是可以带来变革的文化能量的所在地。这个城市里有大约100万俄国人，50万爱尔兰人，同样数目的德国人，不消说还有波多黎各人、波兰人和数不清的中国劳工（大多是非法的），他们也在这个好客的城市之中找到了庇护所。而黑人的人数也在短短8年里增加了50％，达到了70万。这些黑人也是难民，他们从种族主义的美国南方逃到了这里。在800万纽约人之中足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16]，其中有许多人是从欧洲的大灾难之中逃出来的。纽约下东区许多商店和工厂的标志上都印着希伯来文字，大街上常常能听到意第绪语。对于库特卜这样一个憎恶犹太人的中年埃及人来说，这将会是个挑战；不过，他在离开祖国之前还没有真正见到过犹太人[17]。对很多（也许是大部分）纽约人来说，政治与经济上的压迫是与生俱来的一部分，而纽约这个城市则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给了他们一个可以谋生、养家、重新开始生活的地方。因此，希望这一强烈的情感让这座城市保持着生机，而开罗却是个充满了绝望的都市。

与此同时，纽约也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城市拥挤不堪、人们牢骚满腹、竞争激烈、风气轻佻，到处都戳着“客满”的牌子。呼呼大睡的酒鬼堵住了门口。市中心广场造型滑稽的房子装点着鬼气森森的霓虹灯，皮条客和扒手就在灯下逡巡。鲍厄里区的廉价旅馆出租帆布床，每晚只需20美分。阴暗的小巷里横七竖八地扯着晾衣绳。嚣张的少年犯成群结伙，像野狗一样在郊区游荡。对于一个英语只会点皮毛[18]的人来说，这个陌生的城市可谓危机四伏；而库特卜又生性沉默寡言，这使他与别人的交流愈发困难。他想家想得要命。“在这个奇怪的地方，在这个被他们称作‘新世界’的大工厂里，我觉得自己的灵魂、思想和肉体都处在孤独之中，”[19]他在写给开罗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在这儿最需要的就是个能说话的人，”他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里写道，“不是谈美元、电影明星、汽车品牌，而是能就人类、哲学和灵魂之类的问题做一番真正的谈话。”

到美国两天之后，库特卜和一个埃及熟人住进了一家旅馆。“因为我们的肤色和开电梯的黑人很相近，所以他挺喜欢我们。”[20]库特卜写道。那个人提出要帮两位旅客找点“乐子”。“对此他举了好些例子加以说明，其中还有性变态。他还给我们讲在旅馆的某些房间里发生的事情，甚至有过两男或两女搞在一起的。那些人让他拿几瓶可口可乐来。他后来进屋的时候，他们甚至连姿势都不动一下！‘难道他们不觉得羞耻吗？’我们问道。他觉得很奇怪。‘这有什么羞耻的？他们不过是在享受生活，满足自己的特别需要罢了！’”

这次经历以及其他许多见闻，让库特卜益发坚信乱交必然会导致性变态。至于美国自身，则刚刚因为印第安纳大学艾尔弗雷德·金赛与同事合作的长篇学术报告《人类男性的性行为》而深受震撼。这篇长达800页的论文充满了令人震惊的数据和有趣的评论，它就像一块击穿教堂彩色玻璃窗的石头，粉碎了美国所剩无几的维多利亚式假正经。金赛报告称，在抽样调查的美国男性中，37％的人有过同性恋行为并达到了高潮，将近一半的人有过婚外情，69％的人召过妓。金赛向美国举起了一面镜子，它反映出其国人不仅有着强烈的欲望，而且也对性感到困惑、羞愧、无能，有些人对性的无知则令人瞠目。虽然调查证明美国人的性行为形式多样，频率也很高，但实际上当时的人们几乎从来不讨论与性有关的问题，就连医生也是如此。金赛的一个研究者曾经采访过1000对没有子女的美国夫妇[21]；这些妻子都还是处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生孩子。

库特卜对金赛报告很熟悉[22]，并且在后来写书时引用它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人和禽兽没多大分别——“这群不顾后果、受了哄骗的人只知道肉欲和金钱。”[23]可以预料，这样一个国家的离婚率会高得令人咋舌，因为“每当丈夫或妻子注意到一个光彩四射的新人物，他们就会猛扑上去，就好像这人儿是欲望世界之中的新时尚”。[24]从库特卜的抨击中也能听到他内心激烈斗争的弦外之音：“一个女孩看着你，表面上她像是一个迷人的林中女神，或是逃离海底的美人鱼，可是当她走近时，你只会感觉到她内心中嘶喊着的本能，你能闻到她火热的躯体，但那气味并不是香水的芬芳，而是肉体，只是肉体。确实，那肉体很诱人，但也只不过是肉体罢了。”

---

二战的结束为美国赢得了胜利，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他们刚打败了一个极权主义敌人，紧接着又要面对另一个远比欧洲法西斯主义强大、阴险的对手。“共产主义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悄然侵入那些贫穷的地区，”[25]年轻的福音传道者葛培理[26]警告说，“如备受战争折磨的中国，还有动荡不安的南非。如果不能把这些国家从不信上帝者的手中解救出来，美国将在这个世界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也在美国内部进行着。联邦调查局不择手段的头儿J·埃德加·胡佛声称，每1814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共产主义者[27]。在他的督导下，调查局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这一方向，开始挖掘颠覆政府的证据。库特卜来到纽约时，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已开始听取《时代》周刊资深编辑惠特克·钱伯斯的证词。钱伯斯作证说，他曾参与过阿尔杰·希斯领导的共产主义基层组织。作为前杜鲁门政府的官员，希斯是联合国的创立者之一，当时还担任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整个国家的注意力都被这个听证会所吸引，它给人们的恐惧提供了依据：共产主义确实潜藏在各个城市、郊区和隐蔽的基层组织之中。“他们无所不在，”[28]美国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断言，“工厂、办公室、肉铺、街角、私人商户——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能致社会于死地的病菌。”美国感到自己不仅身陷政治体制被取代的险境，更面临着宗教信仰丧失的危机。“无神论”是共产主义威胁最根本的一个特征，于是基督教遭到攻击之感就让整个国家本能地作出了反应。“不是共产主义死，就是基督教亡，因为这其实就是基督与敌基督之间的一场决战。”[29]葛培理几年之后写道。而在当时，这种情绪正是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的主流看法之一。

库特卜注意到了这种开始左右美国政治的强迫观念。出于类似的原因，他自己也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共产主义者在埃及要比美国活跃得多，也更具影响力。“我们要么就走信仰伊斯兰教的道路，要么就走共产主义的道路。”[30]库特卜在来美国的一年前曾这样写道。他眼中的前景和葛培理的预期同样严峻。与此同时，他也在列宁的政党中看到了未来伊斯兰世界可以采用的政治模式[31]——后来他将要创立的政治体制。

在库特卜充满激情的分析之中，共产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没有多大差别；他认为，这两者都只顾及人们的物质需求，却忽视了精神的层面。他预言，一旦普通工人丢掉了致富的幻想，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共产主义。基督教将无力阻挡这种趋势，因为它“就如同纯粹理想世界里的幻象”[32]，只存在于精神王国之中。而伊斯兰教却是个“完整的体系”[33]，它具备法律、社会规范、经济规则，还有自己的治理方法。只有伊斯兰教提供的模式，才能够建造出一个公正、虔诚的社会。因此，真正的战斗将最终显现出来：它不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较量，而是伊斯兰教和物质主义的斗争。而且，伊斯兰教必将取得胜利。

毫无疑问，在1948年的假日季节，伊斯兰教和西方世界的这种冲突对大部分纽约人来说还很遥远。但是，尽管新的财富还在不断涌入这座城市，战争的胜利自然也带来了自信心，但人们对未来还是普遍感到担忧。“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当年夏天，随笔作家E·B·怀特这样评论道。“只需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立即就能终结这个岛屿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几百万人化为灰烬。”怀特此文写在核子时代即将来临之际，文中这种易受攻击的感觉在当时还不多见。“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他写道，“纽约无疑有着持久的、不可抵挡的诱惑力。”[34]

新年过后不久，库特卜就搬到了华盛顿[35]，在威尔逊师范学院[36]学习英语。“在华盛顿的生活还不错，”[37]他在一封信中说，“特别是我住的地方离图书馆和朋友们很近。”他享受着埃及政府提供的丰厚奖学金。“普通的学生每月180美元就能过得挺好，”他写道，“而我呢，每月的开销是250到280美元。”

虽说库特卜来自上埃及的一个小村庄，他却在美国发现了“一种让我们想起丛林和山洞时代的原始之感”[38]。社交聚会中充斥着虚伪的谈话。博物馆和交响音乐会虽然来者盈门，可是人们去那儿不是为了看或是听，而是出于一种狂热的、自恋的需求，要让别人看到、听到自己。库特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人总之是太不拘小节了。他在写给开罗朋友的信中说：“我在这儿的一家餐厅里，前面坐着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他穿着衬衣，前襟本该打领带的地方却印着一只橘黄色的土狗；他也没穿马夹，衣服后背上倒有一幅炭笔画的大象。这就是美国人对色彩的品位。还有音乐！这个话题我们还是留着以后再谈。”[39]他抱怨说，美国的食物“也非常怪异”。他曾谈到在学校咖啡馆碰到的一件事：他看到一个美国女人正往甜瓜上撒盐。他不怀好意地告诉她埃及人更喜欢放胡椒粉。“她居然照做，还说味道好极了！”他写道，“第二天我又告诉她有些埃及人喜欢在甜瓜里放糖，她觉得这样吃味道也不错。”就连美国的剪发方式也让他牢骚满腹：“每次从理发馆回来，我都要用手重新把头发梳理一遍。”[40]

1949年2月，库特卜住进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做扁桃体切除手术。那儿的一个护士向他一一列举自己梦中情人的必备条件，让他极为反感。这个美国女人的热情举动已经叫他起了戒心：“她对自己的美貌十分了解——她的身体、容貌、勾人心魄的眼睛、丰盈的双唇、饱满的乳房、浑圆的臀部，还有光滑的大腿。她穿着能唤起原始性本能的鲜艳衣服，什么都不加隐藏，那令人兴奋的笑声和大胆的眼神更增加了这种感觉。”[41]可以想象，库特卜当时肯定是一个叫人情不自禁的挑逗对象。

2月12日，传来了穆斯林兄弟会最高指导哈桑·班纳在开罗遇刺的消息。库特卜称那天医院窗外的街道上一片喧哗。他问是不是在庆祝什么节日。“今天基督教在东方的敌人被除掉了。”[42]库特卜说医生这样告诉他，“今天，哈桑·班纳被杀了。”如果说1949年美国人在埃及政治上投入了许多，因此对班纳之死感到欢欣鼓舞，这很难让人相信。《纽约时报》确实报道了他的死讯。该报说：“哈桑谢赫[43]的追随者狂热地忠于他，他们中很多人宣称，哈桑一个人就能拯救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44]但对于身处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躺在病床上的库特卜来说，这个消息不啻于晴天霹雳[45]。虽然库特卜和班纳素未谋面[46]，但他们都知道彼此的声名。他们都生在1906年的10月，日子只差几天；都上过同一个学校——开罗一所名为达尔·艾尔乌卢姆的师范学校，只是入学的时间不同。和库特卜一样，班纳也很早熟，颇具领导才能，不过他还是一位实干家。他在1928年创立了穆斯林兄弟会，目的是要将埃及变成伊斯兰教国家。仅仅几年之内，兄弟会已遍布整个埃及，然后又扩展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为后来的暴动埋下了种子。

班纳的声音湮灭之时，恰逢库特卜所著的《伊斯兰的社会公正》一书出版——这本书为他赢得了伊斯兰世界重要思想家的声誉。尽管库特卜也倾向于将伊斯兰教用于政治的观点，他却态度鲜明地与班纳的兄弟会保持着距离；然而，这位知识界同辈对手既然已经死去，库特卜皈依穆斯林兄弟会的障碍也不复存在。对于库特卜的生活和兄弟会的命运而言，这都是一个转折点。但在如此重要的时刻，这位显然要继续领导伊斯兰复兴的接班人却形单影只地生着病；他远在家乡万里之外，没人知道他是谁。

说来凑巧，身在华盛顿的库特卜也并非完全无人注意。有一天晚上，詹姆斯·海沃思-邓恩在家里款待他。詹姆斯是一位英国的东方学者，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向库特卜谈起穆斯林兄弟会带来的危险。他认为，这个组织在阻碍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据说他告诉库特卜，“如果兄弟会成功掌权，埃及将永远无法向前发展，而且会成为人类文明的绊脚石。”[47]随后他提出要将库特卜的新书翻译成英文，并付给他1万美元的版税[48]；对于这样一本不起眼的书，这可真是一大笔钱。库特卜拒绝了。后来他猜想，海沃思-邓恩可能是想把他拉进中央情报局。不管怎样，他说：“没等离开他那所房子，我就下定决心要加入兄弟会。”[49]

科罗拉多州的格里利位于丹佛[50]东北部，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农业社区。1949年夏天，身体逐渐康复的库特卜来到这里，在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大学[51]学习。当时，这所学校被誉为美国最先进的教育机构之一。暑期开课[52]时教室里总是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他们来这儿不仅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学历，也是为了享受凉爽的气候和附近山区的美景。晚上，学校遍植树木的公共用地上会举办音乐会、讲座、肖托夸教育集会[53]的课程，还有室外的戏剧表演。为了容纳这些额外多出来的课堂，学校搭起了一顶顶圆形的帐篷。

库特卜在格里利待了6个月，比在美国其他任何地方待的时间都要长。格里利的生活，与他在快节奏的纽约和华盛顿的不愉快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实际上，美国很少有哪个地方能比格里利更符合对道德极度敏感的库特卜的胃口。格里利是1870年《纽约论坛报》农业版编辑内森·米克创建的，创立之初就是一个禁酒区。米克以前住在伊利诺斯州南部靠近凯罗的地方，位置在俄亥俄州与密西西比州交界处以北，也就是伊利诺斯州的“小埃及”一带。他意识到伟大的文明都诞生在河谷区域[54]，因此就在卡凯河和南普拉特河肥沃的三角洲地带建起了自己的居住区。米克希望通过灌溉将“美国大沙漠”变成农业天堂——埃及人自从文明之初就是这么做的。米克所在《论坛报》的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对他的构想给予热情的支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格里利市很快就成为全美曝光率最高的规划社区之一[55]。

最早在格里利定居的人并不是年轻的拓荒者，而是人到中年的中产阶级。他们来到这里时坐的是火车，而不是四轮马车或公共马车；他们也一并带来了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将成为未来城市典范的社区，它所依靠的是每一位定居者都必须具备的美德：勤奋、品行端正、戒酒[56]。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必然能建立起一个纯洁而繁荣的文明社区。确实，当赛义德·库特卜在格里利走下火车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丹佛和夏延[57]两地之间最重要的定居点了。

家庭生活是格里利社区的中心；这儿没有酒吧，也没有酒店，可每个街角似乎都盖着一座教堂。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大学以拥有全国一流的音乐系为豪，经常举办音乐会，爱好音乐的库特卜想必是乐在其中。到了晚上，讲演厅里会有著名的教育家来讲学。那时刚刚以小说《南太平洋的故事》获得普利策奖的詹姆斯·米切纳[58]也回到这里开设写作研习班，1936年至1941年间他曾在该校学习、教学。无意间，库特卜终于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社区；他最为珍视的所有追求，在这里都得到了颂扬：教育、音乐、艺术、文学，还有宗教信仰。“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城叫格里利，它美极了，实在是太美了！”[59]来到格里利之后不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每一座屋子都像是鲜花盛放的大树，街道就好似园中小径。你能看到屋子的主人们在闲暇时间里辛勤劳作，不是洒水浇花，就是修枝剪叶。看起来，他们闲暇时做的就是这些事情。”纽约令库特卜反感的那种快节奏生活已经远在天边。那年夏天的《格里利论坛报》登过这么一篇头版报道，说有只乌龟成功地穿越了市中心的一条街。

不过库特卜很快发现，即便在格里利这么平静的表面之下，也有令人不安的潜流。学校往南一英里有个名叫“花园城”[60]的小社区，那儿到处都是酒吧和酒店。在这个地方，格里利绝对戒酒者的主张根本行不通。这个小镇的名字源于禁酒令时期；那时，本地的私酒贩子会把酒瓶子藏在西瓜里，然后把瓜卖给学校的学生。每逢聚会，学生们就会光顾“花园”，好弄点货作为储备。格里利清醒的表象与花园城暗中纵酒的丑行是如此天差地远，这一定让库特卜非常吃惊。其实，美国禁酒运动的失败让库特卜十分鄙夷，因为他觉得这个国家没能在精神上坚守戒酒的承诺，而只有伊斯兰教这种无所不包的体制才有望取得成功。

美国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有色人种。在曾经去过的某个城市（他没有具体说是哪里），他亲眼目睹一个黑人遭到一伙白人暴徒毒打：“他们不停地用脚踹那个黑人，直到他血肉模糊地躺在大街上。”[61]可以想见，这位黑皮肤的旅客在美国感受到了怎样的威胁。即便是格里利这个风气自由的居住区，也因为种族偏见引起的恐惧而变得颇为紧张。城里很少有黑人家庭。而经过一场战争（是役有14名骑兵阵亡，格里利的创建者内森·米克也被割去了头皮[62]）之后，当地的大部分尤特印第安人都被赶出了科罗拉多州。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劳工被引入该州，在田地和屠宰场劳作。虽然城里禁止墨西哥人在天黑之后逗留的标牌已被摘掉，但天主教堂仍然给有色人种单独设了一个入口；他们进来后只能坐在楼上。在法院后面的漂亮公园里，英裔美国人总是呆在南边，西班牙裔的则呆在北边。

在如此紧张的种族环境下，学校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所处的地位很令人不安。来自非洲、拉美、亚洲的学生以及一部分夏威夷学生组成了国际俱乐部的核心，库特卜也是其中的一员。学校里还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中东社团[63]，团内有新近逃离巴勒斯坦的难民，还有几名伊拉克王室成员。总体而言，格里利的居民对他们都很友善，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聚餐、共度节日。有一次，库特卜和几个朋友被一家电影院拒之门外，因为影院经理误以为他们是黑人。“可我们是埃及人，”[64]一个朋友解释说。经理当即道歉，还请他们进去，但库特卜拒绝了。黑肤色的埃及人可以进电影院，而美国黑人却不得入内，这让他感到恼怒。

尽管城里的气氛很紧张，但学校在种族问题上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暑假课程期间，会有大批南方黑人师范学院的学生来到格里利，不过在正常上课的月份这里却只有寥寥几个黑人学生。校橄榄球队明星杰米·麦克伦登就是这少数的几个黑人学生之一。他是国际俱乐部的成员，和一个巴勒斯坦学生同宿舍。因为格里利的理发师拒不为他服务，他只好每个月开车到丹佛去理发。最后，几个阿拉伯学生陪他一起去了当地的理发店，然后就待在那儿不走了，一直等到理发师替麦克伦登剪过头发才离开[65]。后来库特卜写道：“种族主义让美国从山顶滚落到了山脚——还把人类的其他成员一起拖了下来。”[66]

对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大学来说，1949年的橄榄球赛季可谓沮丧不堪。身上有伤的麦克伦登整个赛季都只能在场外观战，球队则赛一场败一场，在和怀俄明大学的比赛中还输了个令人难忘的103比0。目睹美式足球的场面，只不过是证实了库特卜原先的看法：这种比赛太原始。“脚在这种‘足球’赛中根本不起作用，”[67]他这样写道。“相反，每个球员都拼命用手去抢球、拿着球猛跑，或是把它扔向球门；而另一方的球员会使出一切手段去阻止他，可能会踹他的肚子，要不就猛力把他弄得断手折脚……与此同时，球迷们则在大喊‘扭他脖子！敲他脑壳！’”

不过，对这个孤独的埃及单身汉来说，真正的威胁还是女人。与美国西部的大部分定居点相比，格里利所表现出的女性审美特征都要强烈得多。这个城市从来没住过矿工、流浪汉或是铁路工人，这些人生活的世界之中基本都没有女性；从一开始，格里利的居民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女性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座座温馨的房屋前都有宽敞的门廊，便利的商店里货品井然有序，样式美观的公立学校，低矮的建筑，还有相对自由的政治氛围。不过，女性影响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地方，还是教育大学本身。在秋季学期注册入学的2135名学生当中，女性占了42％；而在当时，美国全国女性的平均入学率只有大约30%。学校里没有工商系或工程系，主导全校的3个杰出学院是教育、音乐和戏剧。来自丹佛和凤凰城的都市女郎、来自农场和平原牧场的乡下姑娘，还有来自山区小镇的女孩——她们之所以都受到这所学校的吸引，不仅是因为它全国皆知的名气，也是因为女性在这儿的校园里能得到享有权力之感。在这里，在环抱着大片公共用地的黄砖墙建筑之间，来自西部的女孩子们品尝到了大多数美国女性还要再过几十年才能充分享受的自由。

在这个偏远的西方小镇，赛义德·库特卜接触到了先进的思想。就认识而言——对自身、自己的社会地位，当然还有与男性的关系——他所遇到的美国女性比大部分同时代女性都要超前得多。“性关系只不过是个生理问题，”[68]学校里的一位女性对库特卜解释说。“你们东方人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非要把道德因素加进去。公马和母马、公牛和母牛、公羊和母羊、公鸡和母鸡——它们交配的时候谁也不会去考虑什么道德后果。这样一来，生命就能延续下去，简单、轻松，而且自由自在。”在库特卜看来，这番话出自一个身为教师的女人之口无疑更具破坏性，因为她那不道德的人生观会教坏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当年夏天库特卜开始了学业，旁听一门基础英语写作课程。到秋天，他已经对英语有了足够的信心，于是就试选了三门教育学的研究生课和一门演讲技巧课。他决心要熟练掌握这门语言，因为他暗自怀着一个目标——用英语写一本书。1949年秋天，仅仅在来到美国一年之后，他就在学生文学杂志《支点》上发表了一篇随笔，题为“世界是个不孝的孩子！”。仔细读一读这篇古怪而又令人不安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库特卜在语言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埃及有个古老的传说，”他写道。“智慧与知识之神创造历史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很大的习字本和一支长笔，对他说：‘去这个世界上走一走，把你看到或听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历史照着神的吩咐做了。他遇到了一个聪明美丽的女人，她正在温柔地教一个小男孩学习：

历史震惊不已地看着她，然后仰面对着天空大喊：‘她是谁？’

‘她是埃及。’他的神回答。‘她是埃及，那个小男孩就是世界……’

古老的埃及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仰？因为他们非常先进，他们拥有的文明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伟大。其他民族还住在森林里的时候，埃及就已经是文明社会了。埃及教会了希腊，希腊又教会了欧洲。

小男孩长大之后又怎么样了？

长大后，他抛弃了他的养育者，他仁慈的养育者！他打她，还企图把她杀死。我很难过。这不是什么修辞手段。这是事实。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来到这里（可能就是联合国），请求英国归还我们的权利，世界帮着英国与正义为敌。当我们来到这里，请求制裁犹太人，世界帮着犹太人与正义为敌。在阿拉伯与犹太人的战争之中，世界也帮着犹太人。

噢！多么不孝的世界！多么不孝的孩子！”

库特卜比学校的大多数学生都年长不少，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与别人保持着某种距离。学校布告栏里有一幅他的照片，那上面的他正在向校长威廉·罗斯展示自己的一本著作。照片说明中对库特卜的标注是“著名埃及作家”和“著名教育家”，因此学校的老师们对这位同行肯定颇有几分敬意。不过，他交际的主要对象还是外国学生。有天晚上，阿拉伯学生举办了一次“国际之夜”活动，他们准备了传统的阿拉伯食品，库特卜则以主人的身份向来客解释每道菜的来历[69]。没有活动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用他的唱机听古典音乐[70]。

城里每周都有几次波尔卡舞会和方块舞会，学校会请来知名的爵士乐队。那年最流行的两支舞曲是《多么迷人的夜晚》和《巴里哈》[71]，都出自根据米切纳的小说改编的音乐剧《南太平洋》，当时在格里利的广播电台想必是频频播放的曲目。大乐团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摇滚乐此时还没有出现。库特卜在书中写道，“爵士乐是美国的音乐，创作这种音乐的黑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原始本能——他们喜爱噪音，让人性欲勃发的东西最对他们的胃口。”[72]这说明他难免也受到了种族歧视观点的影响。“如果没有吵闹的歌唱相伴，爵士乐是无法让美国人满意的。随着音量的提高（让耳朵难以忍受的痛苦也随之而来），观众的情绪也越来激动；他们的叫声越来越高，手掌越拍越响，直到你什么都听不见。”

学校在星期天不供应膳食，学生们只好自行解决。很多国际学生，包括像库特卜这样的穆斯林，星期天晚上会到教堂去。格里利的50多家教堂在礼拜仪式之后都会供应简餐，有时还举办舞会。“舞厅装点着黄、红、蓝各色彩灯，”[73]有一次库特卜回忆说。“留声机里狂热的音乐让整个房间都在震动。舞动着的光腿挤满了大厅，胳膊搭在腰间，胸脯抵着胸脯，嘴唇触着嘴唇，房间里充斥着情欲的气氛。”牧师带着赞许的神情欣赏着这一切，甚至还调暗了灯光，以增添浪漫的氛围。接着他放了一首名为《宝贝，外面很冷》的曲子，这首俏皮的情歌出自当年夏天埃丝特·威廉斯主演的电影《海神的女儿》[74]。库特卜最后不无嘲讽地说：“牧师停了一下，看着这些被他照料的年轻人在富有挑逗意味的歌声中随着节奏轻轻地摇摆；然后他就走了，留下他们去尽情享受这个快乐、纯洁的夜晚。”

在12月份写给朋友的信中，他的笔调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他开始谈起自己在思想和肉体上感到的“疏离”[75]。那个时候，他没有再去上任何一门课。

赛义德·库特卜在美国又待了8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加利福尼亚。他所感受到的美国，与大多数美国人对本国文化的看法大相径庭。在文学和电影之中，特别是在电视这一新兴媒介上，美国人都把自己描绘成对性感到好奇却缺乏经验的人。然而，库特卜眼中的美国却与金赛性学报告中勾勒的情景更为相似。他看到了一个精神的荒原；不过当时在美国，对上帝的信仰却几乎是全民一致。库特卜坚持认为，美国教堂、宗教书籍和宗教节日的不断增加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误的印象；但不变的事实却在于，物质主义才是美国人真正的上帝。“对美国人而言，灵魂毫无价值，”[76]他写信告诉朋友。“有一篇博士论文探讨的竟然是清洗盘子的最佳方法；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比《圣经》或宗教还重要。”很多美国人也逐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美国人生活中疏离的主旋律，才刚开始给战后的欢庆气氛蒙上阴影。从许多方面来看，库特卜的分析虽然有些尖刻，但也不过是超前了一点而已。

当然，这次旅程并没有让库特卜在埃及的朋友们如愿以偿。美国的经历非但没有让库特卜变得开放，反倒让他在回国时更为激进。此外，他对美国的糟糕印象在见诸报端之后，将深刻地影响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对这个新世界的看法；当时，它们原本十分敬重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

他带回国内的还有一种新的、持久的愤怒，其根源是种族问题。“欧洲或美国的白人是我们的头号敌人，”[77]他宣称。“我们把白人的文明、普遍准则和高尚目标教给自己的孩子，但与此同时白人却把我们踩在脚下……我们教育孩子，要对主人心怀畏惧和尊敬，但这个主人却在践踏我们的尊严，把我们当作奴隶。让我们转而在这些孩子的灵魂中埋下仇恨、憎恶和报复的种子。从这些孩子羽翼未丰的时候起我们就要教导他们，白人是全人类的敌人，一有机会就应该加以消灭。”

奇怪的是，在美国与库特卜相识的人都说他似乎挺喜欢这个国家。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个腼腆而礼貌的人，有政治立场，但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不张扬。只要是给他做过介绍，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他都不会忘记；他也极少表露直接针对客居国的批评意见。或许他把轻蔑之情都藏在了心里，等到回国后再安全地散布出来。

显然，他所写的内容并非仅限于美国。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现代性。现代的价值观——世俗论、理性、民主、主体性、个人主义、性自由、宽容和物质主义——借助西方殖民主义的媒介传染给了伊斯兰。如今，美国是上述所有观念的代表。库特卜把抨击指向了那些试图改变伊斯兰教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埃及人。他想要表明，伊斯兰和现代性这两者完全无法相容[78]。他的宏伟构想（此时才初露端倪），是要捣毁现代性的整个政治与哲学架构，还伊斯兰以其未被污染的本来面目。对他而言，这是一种神圣的同一状态，是真主与人类的完全结合。圣哲与凡俗、国家与宗教、科学与神学、心智与灵魂，这些概念之间的分裂是现代性的标志，西方世界已成为它的俘虏。但是，伊斯兰教无法容忍这样的分裂。他坚信，在伊斯兰教之中，神性一旦遭到削弱，就只能以毁灭告终。伊斯兰教是完全的，绝不会作出妥协。这是真主的不易之言。可是，受西方世界迷惑的穆斯林却忘记了这一点。只有让伊斯兰教重新成为他们生活、法律和政府的核心，穆斯林才有望夺回他们作为世界主流文化的应有地位。这是他们的责任；不仅是对他们自己的责任，也是对真主的责任。

1950年8月20日，库特卜乘环球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回开罗[79]。像他一样，这座城市显然也变得越发激进了。由于腐败现象与暗杀事件肆虐，再加上1948年与以色列交战时蒙受的羞辱，埃及政府的统治在民众中毫无威信可言，完全对占领国惟命是从。虽然英国名义上已经从埃及撤军，并把部队集中到了苏伊士运河区，但帝国之手仍然深深影响着这个动荡的首府。从俱乐部到酒店、从酒吧到电影院、从各家欧洲餐厅，到这个饱经风霜的败落城市之中的百货商店，随处都可以看到英国人。脑满肠肥的法鲁克国王不顾民众嘘声一片，乘着他两百辆红色轿车[80]之中的一辆（在这个国家只有他才能坐红色的车）在开罗街头飞驰，去勾引年轻的姑娘（如果有人胆敢直言的话，这就是事实）；要不就是带着他的游艇船队，扬帆前往里维埃拉海岸的各个赌场，他在这些地方的荒淫生活足以打破历史纪录。与此同时，衡量绝望的常见标准——贫穷、失业、文盲与疾病——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控制。随着股票的下跌，投资也纷纷抽离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政府虽然忙得团团转，却根本于事无补。

在这种腐朽的政治环境之中，有一个组织却始终坚持为人民的利益而行动。穆斯林兄弟会修建了自己的医院、学校、工厂和福利组织；他们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在巴勒斯坦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并肩作战。与其说这个组织是一个反对派的政府，还不如说他们是一个反对派的社会；事实上，建立这样的社会正是他们的目标。兄弟会的创建者哈桑·班纳不愿把他的组织视为一个单纯的政党；它应该是对所有政治理念的挑战。班纳完全反对西方社会世俗民主政府的政治模式，这与他认为伊斯兰教应统治一切的观念相悖。“伊斯兰教的本质就在于统治，而不是被统治；伊斯兰教就是要把它的律法施行到所有国家，把它的力量扩展到整个星球，”[81]他这样写道。

面对英国的入侵，兄弟会是惟一一支有组织、有效率的抵抗力量，这一事实使他们得到了中下阶级民众的认可[82]。1948年，民众痛恨的警察局长萨利姆·扎基在开罗大学医学院的一次暴乱中身亡，埃及政府随即正式解散了穆斯林兄弟会。但是，兄弟会当时的成员和支持者已经超过了100万[83]——而埃及的总人口是1800万。虽然兄弟会是一种群众运动，它却结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相互合作的“家庭”[84]——每个像这样的基层组织，其成员最多不超过5人。这种组织结构赋予了兄弟会灵活、隐秘的特点，让它不容易被发现，更难以彻底根除。

穆斯林兄弟会有其暴力的一面，这种特点日后将深深植根于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之中。在征得班纳的同意之后，组织内部建立了一个“秘密机构”。虽然兄弟会的大部分行动所针对的是英国人和数量剧减的埃及犹太人，但他们也在幕后指使了两起埃及电影院的爆炸事件、杀害了一位著名的法官，还刺杀了（另有多次刺杀未遂）政府的几名官员。到政府将班纳杀害的时候，这个秘密机构借着自我保护的名义，在兄弟会内部拥有了强大而难以约束的权威。

1952年1月，英国军队为报复针对其基地的袭击，突袭了运河城市伊斯梅利亚的一处警察驻地，在近距离开枪扫射长达12小时，打死了50名新招募的警员[85]。消息一传开，开罗的街头就聚起了一群群激动的民众。他们烧毁了英国人常去的赛马俱乐部和著名的谢泼德大酒店。在穆斯林兄弟会秘密机构成员的带领下[86]，纵火者割断了赶来救火的消防车的软管，然后又跑到开罗的欧洲区，将市中心的电影院、赌场、酒吧和酒店全部付之一炬。直到第二天早晨，废墟上空的浓烟都还没有散尽。至少有30人被杀，750座建筑被毁，1万5千人失业，1万2千人无家可归。开罗这座大都市已不复存在。

不过，新的事物也即将出现。当年7月，在极具领袖才能的年轻陆军上校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指挥下，发动政变的军人集团把法鲁克国王赶上游艇逐出埃及，并在未遇丝毫抵抗的情况下控制了政府。2500年以来，这还是埃及第一次由埃及人自己来统治。

库特卜重新做起他在教育部干过的工作，并且回到了原先在赫勒万郊区的家。那地方以前是个古老的温泉疗养地，因水中含有硫磺能治疗疾病而知名。库特卜住的是一座邻近大街的两层别墅，前院里种着兰花树。会客厅里，他收集的古典音乐唱片摆满了整整一面墙[87]。

这次革命的部分筹划工作，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进行的[88]。纳赛尔和政变的军事策划者在这里与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见面，协调合作事宜。其中的几位军官，包括后来继任纳赛尔的安瓦尔·萨达特，都与兄弟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政变失败，兄弟会将帮助军官们逃离埃及。结果，政府轻而易举就被推翻了，兄弟会在政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参与多少。

库特卜后来发表了一封致革命领导人的公开信，向他们提出建议：要想清除旧政权造成的道德腐败，惟一的办法就是施行“正义的独裁”[89]，这样才能保证政治权力只掌握在“有德者”的手中。纳赛尔后来邀请库特卜担任革命指挥委员会的顾问[90]。库特卜本希望在新政府的内阁中得到一席之地，但政府给他的选择却是教育部长或开罗广播电台总经理[91]，这两个职位他都拒绝了。纳赛尔最后任命他为革命编委会的负责人，但是库特卜上任几个月之后就辞了职。这两个人之间的棘手谈判，也反映出了兄弟会与自由军官组织之间最初紧密合作的关系；不过在这场社会革命中，两个组织都认为革命应该由自己来控制。其实，这两个派别在民众中都没有足以统治国家的权威。

两个组织之间的竞争，迅速缩小到了军事社会还是宗教社会的选择上；而这样的故事，在中东地区还将被一再重演。纳赛尔掌握着军队，兄弟会则控制着清真寺。纳赛尔的政治梦想是实现泛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现代、平等、世俗而工业化的制度，福利国家的作用将无所不在，并主导人们的生活。他的理想，与库特卜和兄弟会所信奉的伊斯兰神权政治毫无共同之处。后者想要自上而下地彻底重塑社会，把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加诸生活的各个层面，让每一个穆斯林都能以最为纯粹的方式来表达伊斯兰精神[92]。要想做到这些，就只有严格施行伊斯兰教法。教法是从《古兰经》和圣训中提炼出的法则，统管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伊斯兰激进分子认为，任何达不到教法要求的事物都不属于伊斯兰，而是“贾西利亚”——也就是先知得到神谕之前的蒙昧世界。库特卜反对平等主义[93]，因为《古兰经》称：“我们按阶层一级级创造了你们。”他反对民族主义，因为它与穆斯林统一的理想相悖。事后看来，我们很难理解库特卜和纳赛尔对彼此的认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偏差。他们之间惟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心怀宏伟的设想，而且都敌视民主政权。

1954年，纳赛尔第一次把库特卜投进监狱，但三个月后又把他放了出来，并同意让他担任兄弟会杂志《穆斯林兄弟会》的编辑。看来，纳赛尔是希望这一仁慈姿态能提高自己在伊斯兰教徒中的声望，让他们不再反对新政府日渐显著的非宗教目标；也许他还认为监狱的经历能让库特卜有所收敛。和前面那位国王一样，纳赛尔也总是低估了这个对手有多么固执。

当纳赛尔和英国人进行谈判，打算就在名义上结束埃及被占局面的问题签署条约的时候，库特卜写了许多尖锐的批评社论，号召对英国人发动圣战。1954年8月，政府查禁了《穆斯林兄弟会》杂志。当时，兄弟会与军方领袖彼此间的恶意已经演变成冷漠的对立。纳赛尔显然无意发动一场伊斯兰的革命，虽说他在当月颇为高调地朝拜了圣地麦加。大为愤怒的库特卜与埃及的共产主义者结成了秘密联盟[94]，试图推翻纳赛尔，但行动后来以失败告终。

围绕埃及前途的意识形态之战在1954年10月26日达到了最高潮。当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的一个广场对大批民众发表演说。正当全国上下通过广播收听演讲的时候，一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走上前去，向这位埃及总统连开8枪，打伤了一名警卫，但纳赛尔却毫发未损。这是纳赛尔总统任期中的一个转折点。面对惊惶失措、一片混乱的人群，纳赛尔在枪声大作之际仍然继续演讲。“让他们杀死纳赛尔吧！纳赛尔只不过是人民大众之中的一员！”[95]他高喊。“我还活着；就算我死了，这里所有的人也都会成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假如枪手打死了纳赛尔，枪手可能就会被人们奉为英雄；但是，行刺的失败却让纳赛尔赢得了空前的民众支持。他迅速利用了这一点，绞死了6名刺杀策划者，并把几千人关进集中营[96]。库特卜被指控为穆斯林兄弟会秘密机构的成员[97]，而策划此次未遂刺杀的正是这一机构。纳赛尔以为，自己这一回已经彻底地摧毁了兄弟会。

赛义德·库特卜在狱中备受折磨的故事，在伊斯兰激进分子中间成为了一幕殉教者受难的活剧。据说，库特卜被捕时发着高烧[98]；然而，国家安全部的官员还是给他上了手铐，逼着他一直走到监狱。途中库特卜晕倒了几次。监狱的人把他和几条恶狗关在同一间牢房里，长达好几个小时；在长时间的讯问中，他还遭到了毒打。“这场革命的原则，其实是被用在了我们的身上，”[99]他一边说，一边掀起自己的衬衣，向法庭展示酷刑留在身上的印记。

凭借兄弟会其他成员的供词，检察官描绘出了一幅耸人听闻的场景：该组织预谋夺取政权[100]，还要破坏亚历山大和开罗，炸毁尼罗河上的所有桥梁，并策划了大量未遂的刺杀事件——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活动，其目的就是要把埃及变成一个原始的神权国家。不过，证词中也显示出兄弟会太缺乏组织，因此根本无法完成这些可怖的任务。包括安瓦尔·萨达特在内的三位有强烈偏向的法官监督了这次审判。他们判处库特卜终身监禁，但鉴于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刑期又被减为15年。

库特卜的身体一向虚弱[101]。他心脏不好，肠胃敏感，还有造成长期疼痛的坐骨神经问题。30岁时他生过一次肺炎[102]，从那以后支气管就常犯毛病。在监狱里他两度心脏病发作，肺部还出过血，可能是酷刑或肺结核所致。1955年5月，他被转入监狱的医院，在那里一住10年[103]。他住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一部长达8卷的评论著作，题为《在〈古兰经〉的庇荫下》。这部浅显易懂的著作与库特卜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奠定了他作为现代伊斯兰卓越思想家的地位。不过，他的政治观点却变得愈发晦暗。

被囚禁的一些兄弟会成员发动了一场罢工，拒不离开牢房。他们遭到了枪击。23名成员死亡，46人受伤。伤者被送进监狱医院时库特卜还住在那里。他大为惊骇，想不通穆斯林的同胞怎能如此自相残杀。

库特卜得出了一个很能体现他性格的激进结论：监狱的看守们在为纳赛尔及其世俗国家效命，从而放弃了真主。因此，他们就不再是穆斯林。库特卜在心目中已经把这些人开除出了伊斯兰的群体。在阿拉伯语中，这个过程被称为“塔克费尔”（takfir）。虽然他并没有用这个词，但伊斯兰教内部历来用以为诸多流血事件正名的开除出教法则，在那所监狱医院里又得到了新生。

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库特卜一点一点地把一份名为《里程碑》的宣言偷偷送出了监狱。这份宣言秘密地流传了许多年，其形式是库特卜写给兄弟姐妹们的长信，他们也是伊斯兰激进分子。信中的语气急迫而热切，透着亲密，也令人绝望。1964年这些信件终获出版，但很快就被查禁；不过查禁前已经有人复印了5份。任何人如被发现持有此书的复印件，都会被指控犯有煽动罪。这本书强有力的、启示录一般的笔调，或许可以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列宁的《怎么办？》相提并论——它们都造成了同样的结果。

“今天的人类正站在悬崖边上，”[104]库特卜的文章开篇就这样断言。对人类造成威胁的，不仅是核毁灭，还有价值观的缺失。西方世界已失去了活力，马克思主义也失败了。“在这个至关重要而又令人困惑的时刻，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集体的机会已经来临。”但是，伊斯兰要想领导世界，就必须先让自己重获新生。

库特卜将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伊斯兰和“贾西利亚”，后者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带来神谕之前的蒙昧而野蛮的时期。库特卜用这个词涵盖了现代生活的所有方面；礼仪、道德、艺术、文学、法律，甚至还有大部分被视为伊斯兰文化的事物。他不仅反对现代技术，还反对科学崇拜；他认为科学创造使人类疏离了自然的和谐。只有彻底反对理性主义和西方的价值观，才能为伊斯兰的救赎带来一线希望。这就是选择：要么是单纯、原初的伊斯兰教，要么就是人类的毁灭。

他的革命性言论，使有名无实的伊斯兰国家成为圣战瞄准的目标。“穆斯林群体很久以前就消失了，”他声称。它在“错误的法律与教义的重压之下被摧垮了，这些法律和教义与伊斯兰教义毫无干系。”除非穆斯林能够重新恢复他们起初那最为纯粹的表达方式的光彩，否则人类就无法得到拯救。他写道，“我们要在某些伊斯兰国家率先发起复兴伊斯兰的运动，”这是为了树立榜样，最终引导伊斯兰实现其统治世界的使命。“应该有一个先锋队，带着这一决心开展征程，并坚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库特卜宣称。“《里程碑》这本书，就是我为了这些先锋们而写的，我认为这支队伍不久之后就会成为现实。”这些话将回响在一代代年轻穆斯林的耳际，他们一直希望能在历史中发挥某种作用。

1964年，在伊拉克总统阿卜杜勒·萨拉姆·阿里夫的亲自劝说下，纳赛尔准许库特卜假释出狱。阿里夫还邀请库特卜去伊拉克，并许诺让他担任重要的政府职务。库特卜婉言谢绝，说埃及仍然需要他。他出狱后就立即回到了他在赫勒万的别墅，开始谋划推翻革命政府。

还在监狱的时候，库特卜就设法重建了兄弟会的秘密机构。担心受到纳赛尔革命影响的沙特阿拉伯政府，暗中为库特卜的组织提供了资金和武器[105]。但是，参与这次运动的人员中遍布着告密者。有两个人把颠覆政府与刺杀公众人物的密谋和盘托出，还供出了库特卜的名字[106]。出狱后才6个月，库特卜就在亚历山大东部的一个海边胜地被安全部门的警察再次逮捕[107]。

对赛义德·库特卜及其42名追随者的审判于1966年4月19日开庭，并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时间。审判一开始，库特卜就以挑战的姿态说道：“让穆斯林捐躯的时刻已经来到，他的牺牲将宣告伊斯兰运动的诞生。”[108]他不无讽刺地承认，反殖民主义的新埃及比它所取代的前政府更加暴虐。法官们不再费心去假装公正；实际上，主审法官经常越俎代庖地扮演公诉人的角色，观众则不断以嘘声为这场装模作样的大戏喝倒彩。审判中提出的惟一对库特卜不利的真实证据，就是他写的《里程碑》一书。库特卜快慰地接受了自己的死刑判决。“感谢真主，”他说。“我坚持了15年的圣战，终于赢得了这个以身殉教的机会。”[109]

直到最后，纳赛尔对他这位强硬对手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当示威者遍布开罗街头、抗议即将举行的死刑的时候，纳赛尔才意识到对于自己来说，杀死库特卜比留他一命还要危险。他派萨达特去了监狱[110]，身披死刑犯穿的红色麻布长袍的库特卜和萨达特见了面。萨达特许诺，只要库特卜认罪，纳赛尔就会手下留情；事实上，纳赛尔甚至愿意让他重新担任教育部长一职[111]。库特卜拒绝了。后来，和库特卜同样身陷囹圄的姐姐哈密达被带来见他。“伊斯兰运动需要你，”她恳求道。“签字吧，”库特卜回答：“他们把我杀掉，我的话就会更有力量。”[112]

1966年8月29日，赛义德·库特卜在黄昏时分的祷告结束之后被绞死。政府拒绝把库特卜的尸体交还给家人，他们担心他的坟墓会成为追随者心目中的圣地[113]。这位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似乎已告结束。但是，库特卜的先锋队已经听到了战斗的乐声。

[1] 我特别感谢穆罕默德·库特卜回忆兄长时提供的大量素材。与约翰·卡尔弗特和吉利斯·凯普尔的通信也帮助我形成了对赛义德·库特卜一生的看法。

[2] 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从出生到殉教》，第194页。

[3] 对穆罕默德·库特卜的采访。他特别提到了当时的埃及总理马哈茂德·法赫米·努格拉希·帕夏。

[4] 谢泼德，《赛义德·库特卜》，xv。穆罕默德告诉我，“有一个时期，他更倾向于现世主义。”

[5] 穆罕默德·库特卜，个人通信。

[6] 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从出生到殉教》，第139页。

[7] 指1948年5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为争夺巴勒斯坦而爆发的大规模战争，史称第一次中东战争。——译者

[8] 库特卜，“Al-dhamir al-amrikani”。

[9] 约翰·卡尔弗特，“‘不孝的孩子’”，第98页。

[10] 穆罕默德·库特卜，个人通信。

[11] 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27页。

[12] 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从出生到殉教》，第195页。库特卜后来声称，该女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勾引他的特工。

[13] 指从感恩节（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到元旦后的一段时间。——译者

[14] 麦卡洛，《杜鲁门》，第621页。

[15] 约翰逊，《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第441页。

[16] 怀特，《这就是纽约》，第46页。

[17] 穆罕默德·库特卜，个人通信。

[18] 对穆罕默德·库特卜的采访。

[19] 赛义德·库特卜致安瓦尔·马达维的书信，见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学者、批评家、传教者、斗士、解疑人与先驱》，第157—158页。

[20] 赛义德·库特卜致安瓦尔·马达维的书信，见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学者、批评家、传教者、斗士、解疑人与先驱》，第195—96页。

[21] 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47页。

[22] 库特卜，《在〈古兰经〉的庇荫下》，6：143。“金赛”（Kinsey）在此书英文本中被误译为“McKenzie”。

[23] 库特卜，Majallat al-kitab，第666—669页。

[24] 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85—186页。

[25] 弗拉迪，《葛培理：美国正义的寓言》，第236页。

[26] Billy Graham（1918—），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音派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常担任美国总统的顾问。——译者

[27] 奥辛斯基，《弥天阴谋：乔·麦卡锡的世界》，第96页。

[28] 奥辛斯基，《弥天阴谋：乔·麦卡锡的世界》，第97页。

[29] 弗拉迪，《葛培理：美国正义的寓言》，第237页。

[30] 谢泼德，《赛义德·库特卜》，第354页。

[31] 对贾迈勒·班纳的采访。

[32] 同前，第34页。

[33] 同前，第51页。

[34] 怀特，《这就是纽约》，第54页。（译文引自《这就是纽约——E·B·怀特随笔》，贾辉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译者）

[35] 卡尔弗特，“‘不孝的孩子’”，第93页。

[36] 威尔逊师范学院于1977年和其他三个学院合并，成立哥伦比亚特区大学。

[37] 同前，第94页。

[38] 库特卜，“Amrika allati ra’ayt”（b）。

[39] 赛义德·库特卜致陶菲克·哈基姆的书信，见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54页。

[40] 库特卜，“Amrika allati ra’ayt”（c）。

[41] 库特卜，“Amrika allati ra’ayt”（b）。

[42] 库特卜称这句话只是“医生们自己说的”，而“这个消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从弟弟那儿了解的”。

[43] “谢赫”（Sheikh）是阿拉伯语中对族长或部落首领的尊称，用于普通人身上时则已失去原来含义，可视为名字的一节。——译者

[44] 阿尔比恩·罗斯，“穆斯林兄弟会领袖在开罗街头上出租车时被杀”，《纽约时报》，1949年2月13日。

[45] 对穆罕默德·库特卜的采访。

[46] 穆罕默德·库特卜，个人通信。

[47] 阿扎姆，“殉教者赛义德·库特卜”。

[48] 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学者、批评家、传教者、斗士、解疑人与先驱》，第149页。

[49] 阿扎姆，“殉教者赛义德·库特卜”。但库特卜自己写道，他直至1953年才正式加入兄弟会。库特卜，《他们为什么要处决我？》。

[50] 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译者

[51] 现为北科罗拉多大学。

[52] 对迈克尔·韦尔什的采访，有关格里利历史的情况大都由他提供；我还采访了佩姬·A·福特、珍妮特·沃特斯、肯·麦康奈罗、热姆·麦克伦登、易卜拉辛·因萨里、弗兰克·李·莱金和唐娜·李·莱金。

[53] 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流行于美国的类似暑期学校的活动，常在野外举行，内容结合教育与文娱。因始创于纽约州Chautauqua地方而得名。——译者

[54] 佩姬·A·福特，个人通信。

[55] 拉森，《促成教育变革》，第5页。

[56] 拉森，《促成教育变革》，第5页。

[57] 美国怀俄明州首府。——译者

[58] 佩姬·A·福特，个人通信。

[59] 库特卜，“Hamaim fi New York”，第666页。

[60] 对迈克尔·韦尔什的采访。

[61] 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81页。

[62] 吉夫斯，《在十面旗帜下：科罗拉多州韦尔德县的历史》，第156—157页；对迈克尔·韦尔什的采访。

[63] 对赛义卜·达贾尼的采访。

[64] 对赛义卜·达贾尼的采访。

[65] 对易卜拉辛·因萨里的采访。

[66] 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69页。

[67] 库特卜，“Amrika allati ra’ayt”（b），第1301—1302页。

[68] 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94页。

[69] 对易卜拉辛·因萨里的采访。

[70] 对赛义卜·达贾尼的采访。

[71] “Bali Ha’i”在音乐剧中指的是一个幻想中的迷人岛屿，和现实生活中的巴厘岛并无关系。——译者

[72] 库特卜，“Amrika allati ra’ayt”（b），第1301页。

[73] 同上，第1301—1306页。

[74] Neptune’s Daughter，摄于1949年，是一部轻松欢快的爱情喜剧片。或译《洛水神仙》。——译者

[75] 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57页。

[76] 赛义德·库特卜致陶菲克·哈基姆的书信，见哈立迪，《从内部看美国：赛义德·库特卜的视角》，第196—197页。

[77] 罗登贝克，《开罗：胜利之城》，第39页。

[78] 阿布-拉比，《现代阿拉伯世界中伊斯兰复兴的思想根源》，第156页；伯曼，《恐怖与自由主义》，第87页起。

[79] 对穆罕默德·库特卜的采访；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学者、批评家、传教者、斗士、解疑人与先驱》，第152页。

[80] 罗登贝克，《开罗：胜利之城》，第152页。

[81] 尼尔·麦克法夸尔，“埃及组织耐心地追求着伊斯兰国家的梦想”，《纽约时报》，2002年1月20日。

[82] 易卜拉辛，《埃及伊斯兰教与民主：评论文集》，第36页。

[83] 对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的采访。

[84] 米切尔，《穆斯林兄弟会社团》，第32页。

[85] 阿卜杜勒·马利克，《埃及：军事社会》，第34页；罗登贝克，《开罗：胜利之城》，第155页。纳丁，《纳赛尔》，第31页，书中给出的数字有所不同——43名警察死亡，72人受伤。

[86] 阿卜杜勒·马利克，《埃及：军事社会》，第35页。

[87] 对法赫米·胡维迪的采访。对库特卜别墅的其他描述，是在与马赫福兹·阿扎姆一同走访赫勒万时作出的。

[88] 对贾迈勒·班纳的采访；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40—141页；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学者、批评家、传教者、斗士、解疑人与先驱》，第159页。参与这一团体的其他“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可见阿卜杜勒·马利克，《埃及：军事社会》，第94页，第210—211页。

[89] 西旺，《激进伊斯兰：中世纪的技术与现代的政治》，第73页。

[90] 穆罕默德·库特卜，个人通信。

[91] 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42页。

[92] 对奥利维尔·罗伊的采访；罗伊，《阿富汗：从圣战到内战》，第37—39页。

[93] 海卡尔，《愤怒之秋：萨达特被刺事件》，第127页。

[94] 海卡尔，《愤怒之秋：萨达特被刺事件》，第141页。

[95] 网页：nasser.bibalex.org

[96] 同前；被捕人数由“几十”（卡尔弗特，“‘不孝的孩子’”，第101页）到“七千”（阿卜杜勒·马利克，《埃及：军事社会》，第96页）不等。

[97] 汉诺宁，“埃及的伊斯兰话语：论哈桑·班纳与赛义德·库特卜的政治社会思想”，第43页。

[98] 穆萨利，《伊斯兰激进主义：赛义德·库特卜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第34页。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45页，书中也提到刑讯者在拷打赛义德·库特卜时用了狗。

[99] 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54页。

[100] 米切尔，《穆斯林兄弟会社团》，第152页。

[101] 穆罕默德·库特卜，个人通信；穆萨利，《伊斯兰激进主义：赛义德·库特卜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第34页，第62页注。

[102] 福阿德·阿拉姆，个人采访。

[103] 穆萨利，《伊斯兰激进主义：赛义德·库特卜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第36页。

[104] 库特卜，《里程碑》，第511页。

[105] 阿鲁西，Muhakamat Sayyid Qutb，第80—82页。

[106] 对福阿德·阿拉姆的采访；阿鲁西，Muhakamat Sayyid Qutb，第43页。

[107] 对福阿德·阿拉姆的采访。

[108] 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54页。

[109] 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56页。

[110]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

[111] 哈立迪，《赛义德·库特卜：活生生的烈士》，第154页。

[112]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

[113] 对穆罕默德·库特卜的采访。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

艾曼·扎瓦希里——将成为库特卜先锋队领袖的人——在开罗以南一个名叫迈阿迪[1]的宁静的中产阶级郊区长大，那儿离纷杂喧嚣的开罗市有5英里。迈阿迪不像是一个孕育革命的地方。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有一帮埃及裔犹太金融家想在芒果和番石榴种植园以及尼罗河东岸的贝都因人居住地之间建立一个英国式的村庄，于是就开始出售地皮。地产开发商给这里的一切都定下了规矩，从花园篱笆的高度，直到街道两旁豪华别墅上百叶窗的颜色。和格里利的创建者内森·米克一样，迈阿迪建立者的梦想也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它不但安全、整洁、有序，而且能以包容和自如的态度存在于现代世界之中。他们种植桉树以驱赶蚊蝇，还在花园里栽下玫瑰、茉莉和九重葛，让空气中弥漫花香。许多早期的定居者是英国军官和公务员，他们的妻子发起了花园俱乐部和文学沙龙；随英国人之后来定居的是犹太家庭，二战结束时他们在迈阿迪的人口中已将近三分之一。战争结束之后，迈阿迪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汇集各色人等的大杂烩：流亡国外的欧洲人、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还有一些特定类型的埃及人——他们在餐桌上说的是法语，对板球比赛特别关注。

这个世界性社区的中心是迈阿迪体育俱乐部。它建立于英国仍占领埃及的时期，而且有些与众不同：俱乐部接受埃及成员。关于社区事务的讨论常常在全是沙地的18洞高尔夫球场上进行，背后就是吉萨金字塔和棕榈摇曳的尼罗河。俱乐部为休息室里的英国人提供下午茶；努比亚仆人则端着一杯杯冰凉的雀巢咖啡，穿行在游泳池边晒日光浴的帕夏[2]和公主之中。火烈鸟迈着长腿在花园水塘的睡莲间漫步。迈阿迪俱乐部成为创建者心目中理想埃及的表现——世故、尘俗、种族多样，但又结合着英国人的阶级观念。

然而，创建者悉心制定的规矩却无法承受开罗日益膨胀的人口的重压。20世纪60年代，另一个迈阿迪在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社区扎下了根。沿铁路修建的9号公路将迈阿迪的繁华地带与巴拉迪区划分开来。巴拉迪区指的是社区内本地人居住的部分，埃及自古以来得不到控制的贫穷在这里表露无遗。驴车在未经铺砌的街道上嘚嘚地走着，兜售花生和山药的小贩四处叫卖，肉店里挂着叮满了苍蝇的畜体。然而，这个城区里也住着一小部分中产阶级——其中有教师和中层官员——吸引他们前来的是迈阿迪更为清新的空气，以及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指望：跨过铁路，成为体育俱乐部的一员。

1960年，穆罕默德·拉比耶·扎瓦希里医生[3]和妻子乌梅玛从赫里奥波里斯搬到了迈阿迪。拉比耶和乌梅玛出身于埃及最显贵的两个家族。扎瓦希里家族正逐渐成为医学界的王朝。拉比耶是艾因沙姆斯大学的药理学教授。他的弟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皮肤科医生，也是性病方面的专家。他们树立的传统将在下一代身上延续：1995年开罗的一份报纸刊登了工程师卡什夫·扎瓦希里的讣告，提到了该家族46位成员的名字，其中31人不是医生就是药剂师或配药师，遍布在阿拉伯国家和美国；其余的人里还有一位大使、一位法官和一位议会的议员。

不过，扎瓦希里家族的名字首先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1929年，拉比耶的叔叔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扎瓦希里成为爱资哈尔大学[4]的校长，这是位于旧开罗中心一所有上千年历史的大学，目前仍是中东伊斯兰学术界的中心。伊玛目[5]穆罕默德被认为是这所大学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者，尽管那时候他人缘很差[6]，最后因师生罢课罢工抗议他的政策，而不得不离开学校。拉比耶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是爱资哈尔的学者。

拉比耶的妻子乌梅玛·阿扎姆的家族也同样显赫，但是更富有，更具政治地位。她父亲阿卜杜勒·瓦哈卜·阿扎姆是开罗大学的校长，也是利雅得沙特国王大学的创建人。除了繁忙的学术工作，他还担任过埃及驻巴基斯坦、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大使的职务。他是当时泛阿拉伯国家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他的叔叔曾经是阿拉伯联盟的创建人，也是该联盟的第一任秘书长。

虽然出身如此显赫，扎瓦希里教授和乌梅玛却搬到了铁道巴拉迪一侧100大街的一处公寓房。后来他们在靠近火车站的154大街10号租了一所复式公寓。迈阿迪的社会对他们没什么影响。他们信仰宗教，但并不显得多么虔诚。乌梅玛出门时不带面纱，不过这并不是很少见；公开表现宗教热忱的事情在当时的埃及很少有，迈阿迪的居民对此则几乎是闻所未闻。这一带的教堂比清真寺多，还有一所颇为繁荣的犹太会堂。

很快，扎瓦希里的家里就有了许多孩子。老大艾曼和双胞胎妹妹乌姆尼亚出生于1951年6月19日。这对双胞胎兄妹后来在医学院念书时始终是佼佼者。3年后，他们的小妹妹赫巴出生，后来也当了医生。另两个孩子穆罕默德和侯赛因则成了建筑师。

艾曼的父亲是个秃头大胖子，眼睛稍有点斜视，以行为古怪和心不在焉出名；不过他深受学生和邻家孩子们的喜爱。大部分时间他不是呆在实验室，就是呆在他的私人诊所[7]。由于研究的关系，扎瓦希里教授偶尔会去捷克斯洛伐克；而当时由于对货币进出的限制，埃及鲜有人能出国旅游。他总是带着大包小包的玩具回来。他喜欢带孩子们到迈阿迪体育俱乐部去看电影，影院对非会员是开放的。小艾曼很喜欢看卡通片和迪斯尼电影，这些电影每星期在露天影院放三个晚上。到了夏天，他们一大家子会去亚历山大的海滩。不过，一家人都要靠着教授的薪水生活，经济状况往往颇为局促，尤其是还得担负5个雄心勃勃的孩子的教育。直到艾曼长大成人，他们家才买了一辆汽车。和很多埃及学者一样，为了多挣点钱，扎瓦希里教授最终离开埃及去国外——阿尔及尔——教了几年书。为节省开支，扎瓦希里一家还在屋子后面养了母鸡和鸭子，教授则经常买回整箱的橘子和芒果，让孩子们补充天然维生素C。虽说他的本行就是药剂师，但他还是反对大量服用化学药品。

对50、60年代居住在迈阿迪的人来说，有一条定义性的社会标准：迈阿迪体育俱乐部的成员资格。迈阿迪社会的一切都以这条定义为中心。由于扎瓦希里夫妇从来没有加入俱乐部，所以艾曼就总是被权利和地位的核心拒之门外。这个家庭逐渐因保守和稍许落后出了名；如果照着别人对他们的称呼，这家人就是“赛义迪”（saeedis）——指来自上埃及某个地区的人——俗话说就是“土包子”。

迈阿迪的一端，是被绿草茵茵的游戏场和网球场包围着的维多利亚私立学校，是英国人为男孩子们建立的预备学校。学生们上课时都得穿外套、打领带。该校最著名的毕业生之一是极具天赋的板球手米歇尔·沙勒胡卜[8]；后来他成了电影演员，又改名为奥马尔·谢里夫。巴勒斯坦学者和作家爱德华·萨义德，以及后来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也曾在该校就读。

然而，艾曼·扎瓦希里上的州立中学位于这个郊区的另一端，是绿色大门内一幢很普通的低矮建筑。这所学校是给9号公路那一边的孩子们开的。两所学校的学生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即便在玩耍时也从不碰面。维多利亚学院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评估教育成绩，州立中学却对西方持反对态度。在那扇绿色的大门内，操场上是恃强凌弱者的天下，课堂中的统治者则是暴君一般的老师。像艾曼这样一个身体羸弱的小男孩，不得不寻找策略以谋生存。

孩童时的艾曼长着一张圆脸和一双机警的眼睛，平平的嘴唇很少露出笑容。他酷爱读书，学习成绩非常出色，而且讨厌激烈的体育运动——他认为这些运动“不人道”[9]。小小年纪他就因信仰虔诚而出了名，经常到侯赛因·西德基清真寺做礼拜。这座不起眼的清真寺是一座大型公寓楼旁边的附属建筑，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演员因为觉得演艺职业对真主不敬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这座清真寺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毫无疑问，身处一个有众多著名宗教学者的家族之中，艾曼对宗教感兴趣显得很自然；不过，这愈发强化了他温和与超凡脱俗的形象。

他是个出色的学生，总是能得到老师们的喜爱。他的同班同学认为他是个“天才”[10]，但他喜欢沉思，上课时好像总是在神游。有一次，校长让人给扎瓦希里教授捎去一个便条，说艾曼漏了一次测验。教授答复道：“从明天起，你就会因为身为艾曼·扎瓦希里的校长而自豪。将来，你更会对此感到骄傲。”[11]事实上，艾曼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虽然别人认为艾曼总是非常严肃，可在家时他却有更活泼的一面。“他笑起来的时候会浑身打颤——那种笑法我们叫‘亚尼’（yanni），是发自内心的，”他在迈阿迪当律师的舅舅马赫福兹·阿扎姆说。

艾曼的父亲于1995年去世。乌梅玛·阿扎姆如今还在世，住在迈阿迪一个家电商场楼上的舒适公寓里。她厨艺很好，最拿手的就是做库纳发——一种以奶酪和坚果为馅、在香橙花果酱里浸过的酥点。乌梅玛是地主上层阶级的孩子，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吉萨的几块肥沃耕地和法尤姆绿洲，这为她提供了基本独立的收入。艾曼和母亲都酷爱文学，她还会背下艾曼写给她的诗——通常是表达对她热爱之情的赞美诗。

扎瓦希里的舅舅马赫福兹是阿扎姆家族的族长。他发现，虽然艾曼秉承了扎瓦希里家族的医学传统，但在政治方面却和母亲的家族更为接近。自从150多年前第一个埃及议会诞生时起，阿扎姆家族中就有人在政府担任公职，不过他们通常都站在与政府对立的一方。马赫福兹继承了反抗的传统，15岁就因为密谋推翻政府被关进监狱。1945年总理艾哈迈德·马希尔被刺，马赫福兹在政府对激进分子的围捕中再次被捕入狱。“艾曼做出的事，我自己当年也是准备要做的，”他自豪地说。

赛义德·库特卜曾在1936年当过马赫福兹·阿扎姆三年级时的阿拉伯语老师，他和这位年轻的学生建立起了毕生的友谊。后来，阿扎姆为穆斯林兄弟会写稿，革命初期库特卜将之发表出来。于是，他成了库特卜的私人律师，也是库特卜被执行绞刑前最后见到的人。库特卜赴死之前，阿扎姆来到了监狱医院。当时库特卜非常平静。他签署了委托书，授权阿扎姆处置他的财产，然后在自用的《古兰经》上签了名，送给阿扎姆——这是殉教者留下的珍贵遗产。

年轻的艾曼·扎瓦希里曾一次又一次地听他亲爱的舅舅马赫福兹讲述库特卜纯粹的人格，还有他在狱中所受的折磨。这些事迹带来的影响，在1960年中期发生的一件事上得到了体现。当时，艾曼和弟弟穆罕默德刚做完黄昏时的祷告，离开清真寺步行回家。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的车子停了下来，他提出要捎两兄弟一程。对扎瓦希里兄弟来说，坐汽车还是比较稀罕的，更别说是和副总统共乘了。但艾曼说：“我们不想和一个参与审判杀害穆斯林的人同坐一辆车。”[12]

小小年纪就对权威如此鄙夷，这表现出扎瓦希里个人的大无畏精神和强烈道德观念，以及对自己信仰正确性的深信不疑。这种刚愎自用的性格此后一直伴随着他，使他与遇见的每一个人几乎都会发生摩擦。而他对世俗政府当局的蔑视，也使他在政治上始终是一位流放者。在一个没有自律的人身上，这些反叛的特征也许会造成一团混乱；但在艾曼身上，它们却变得很有条理，并为他一生的事业指引了方向——将库特卜的愿望付诸行动。

“纳赛尔政权以为杀死赛义德·库特卜和他的同志，就是给了伊斯兰激进运动致命的一击，”[13]扎瓦希里后来写道。“但是表面的平静掩盖了库特卜思想的直接作用，以及现代伊斯兰圣战运动的核心在埃及的形成。”其实，就在赛义德·库特卜走上绞刑架的那一年，艾曼·扎瓦希里协助成立了旨在推翻政府、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地下组织。当时他只有15岁。

“我们都是来自迈阿迪高中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扎瓦希里后来作证说。他那个组织的成员通常在彼此家里见面，有时则在清真寺碰头，然后再转到尼罗河沿岸的大街上找一个僻静的场所。起初他们只有5个人，很快扎瓦希里就成为组织的“埃米尔”，即首领。他不断暗中吸收新成员加入他们的事业，可是这个事业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而且很容易就能让他们送命。“我们的手段实现不了我们的抱负，”在证词中他坦言承认。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决定。

迈阿迪的居民享受着这里的繁荣和社会地位，这个地方让他们不致受到变化无常的宫廷政治的影响，但现在这一切却使他们觉得自己成为了埃及革命的目标。父母们甚至不敢当着自己孩子的面表达看法[14]。同时，像扎瓦希里这样的秘密组织在全国大批涌现。这些组织主要由一些躁动不安、受到疏远的学生组成，它们规模很小，缺乏组织，往往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后来，爆发了1967年与以色列的战争。

在对以色列进行了多年的口诛笔伐之后，纳赛尔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西奈半岛，继而封锁了蒂朗海峡和以色列之间的航运。作为回应，以色列则先发制人地发起了大规模的袭击，仅用两小时就摧毁了埃及的空中力量。约旦、伊朗和叙利亚加入了对抗以色列的战争，但就在同一天下午，他们的空中力量也被消灭了。几天之后，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在当代中东历史上，这是一个心理转折点。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取胜如此之快，胜得又如此彻底，这对很多穆斯林来说是莫大的羞辱。他们一直都认为真主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他们不仅丧失了军队和领土，更失去了对领导者、国家乃至自己的信心。而在这全面崩溃的时刻，宗教激进主义强烈地吸引着埃及和其他国家。清真寺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尖锐的声音；这个声音说，打败他们的力量远远不是以色列这个小国。是真主抛弃了穆斯林。而返回真主身旁的惟一途径，就是回归纯粹的宗教信仰。这个声音给绝望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答：伊斯兰教才是出路。

在解答的过程中，人们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认识：真主站在了犹太人一边。直到二战结束，伊斯兰世界中的反犹主义都还很少见，可如今这种态度正在扭曲这个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犹太人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安然地——不过也是恭顺地——生活了1200年，享受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到了30年代，纳粹在阿拉伯语短波无线电上的宣传，以及基督教传道士的诽谤，把反犹主义这种古老的西方偏见传染到了伊斯兰世界。二战之后，开罗成为纳粹分子的避难所，他们还在开罗的军队和政府中担任顾问。伊斯兰激进运动的兴起恰逢法西斯主义的衰落，但是这两者却在埃及重合在一起；于是，法西斯的病菌被传给了一个新的载体。

以色列国的建立，以及它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为军事强国的事实，使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大受震撼。阿拉伯人发现自己身处劣势之中，这让他们倍感挫折。历史在逆转；如今的阿拉伯人就好像回到了蒙昧年代，和当初一样四分五裂、没有组织、处于边缘地位。连犹太人都能支配他们。清真寺里的声音说，阿拉伯人丢弃了赐予他们真正力量的武器：信仰。历史上，是宗教让阿拉伯人成为了伟大的民族；现在的人们如果能恢复这一宗教的热情与纯粹，真主就会再次站在他们这边。

埃及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主要攻击目标，是纳赛尔的世俗政权。在圣战的术语中，首要任务是打败“近处的敌人”——也就是不纯粹的伊斯兰社会。至于“远处的敌人”——西方社会，则可以等到伊斯兰完成自身的改造之后再来对付。对扎瓦希里和他的战友们来说，这意味着最起码要在埃及施行伊斯兰教的律法。

扎瓦希里还想要复兴哈里发，即由伊斯兰传道士统治国家。这种统治形式正式结束是在1924年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不过自13世纪起哈里发的统治就没有了实权。扎瓦希里相信，只要建立起哈里发的统治，埃及就会成为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集结点，并领导它们发动对抗西方世界的圣战。“真主庇佑，随后历史就会出现新的转变，”[15]扎瓦希里后来写道：“这将对美利坚帝国和犹太人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大为不利。”

1970年，纳赛尔死于心脏病突发。他的继位者安瓦尔·萨达特迫不及待地要确立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于是很快就与伊斯兰教徒达成和解。萨达特称自己是“有信仰的总统”，是“伊斯兰的第一人”，他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如果萨达特在对抗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的斗争中得到兄弟会的支持，他就会同意该组织宣道布教，只要他们不使用武力即可[16]。萨达特释放了关押在监狱里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却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对他自己的政权构成的威胁，尤其是那些受赛义德·库特卜文章影响成为激进派的年轻一代兄弟会成员。

1973年10月，在斋月期间，埃及和叙利亚跨过苏伊士运河，同时攻打了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尽管叙利亚军队很快被击退，而埃及的第三军在联合国的介入下才被解救出来，埃及还是把这次战争视为一场挽回了面子的大胜仗，它为萨达特提供了急需的政治胜利。

且不论这些情况，扎瓦希里的地下组织开始逐渐壮大——到1974年该组织已经有了40名成员。那时的扎瓦希里已长成一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带着大大的黑边眼镜，蓄着和嘴唇一般宽的胡子。他的脸更瘦了，发际也在后退。他还是开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伊斯兰激进组织在这所学校闹得热火朝天。但他身上却没有狂热分子的明显特征。他身着西方的服装——通常穿西服外套，打领带——他的政治行为在当时几乎无人知晓，连家人都蒙在鼓里[17]。对那些知道他激进立场的人，他则恳请他们不要发动革命。他认为革命从来都很血腥，因此更倾向于发动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一举夺下政府的控制权。

不过，他也没有把自己的政治感受完全隐藏起来。埃及向来有把政治苦难转变成幽默的传统。扎瓦希里的家人回忆起他曾讲过的一个笑话[18]，说的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带着她胖乎乎的小宝宝——在埃及地方的阿拉伯语中，小宝宝叫“革艾罗斯”（go’alos），去看携皇家仪仗途经此地的国王。女人为她的宝宝祷告说：“真主保佑，让大家看到你将来也像他一样风光！”有个军官无意中听到了她的话。他质问道：“说什么呢你！你疯了吧？”但20年之后，这个军官又看到携庞大仪仗的萨达特从同一个地方经过。军官惊呼：“真主啊，革艾罗斯！你真的成功了！”

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扎瓦希里带着美国新闻记者阿卜杜拉·施莱费尔参观了学校，这个人后来成为开罗美国大学从事媒体研究的教授。在扎瓦希里的生命中，施莱费尔是对他很有激励的一个人。他身材瘦长，头发拳曲，身高6英尺5英寸，蓄着一部山羊胡须，这胡子早在他50年代的叛逆时期就开始留了；总之，施莱费尔的样子和诗人埃兹拉·庞德惊人地相似。他生长在长岛一个并不严守教规的犹太家庭。他经历过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时期，还曾与黑豹党和切·格瓦拉交好；后来1962年在去摩洛哥的途中，他碰巧又接触到了伊斯兰教的苏菲派。“伊斯兰”这个词有一个含义是“归顺”，施莱费尔就是这么做的——他皈依了伊斯兰教，把自己的名字“马克”改为“阿卜杜拉”，此后他的职业生涯都在中东度过。1974年，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新闻部工作的施莱费尔初次来到开罗，担任当地分部的主管。对他来说，扎瓦希里的舅舅马赫福兹·阿扎姆就相当于一个赞助人。美裔犹太人皈依伊斯兰教是非常少见的；而从施莱费尔那一方面来看，他觉得马赫福兹这个人很有意思。没过多久，他就感觉到自己处在了阿扎姆全家的庇护之下。

施莱费尔很快感觉到了埃及学生运动的转变。埃及校园中出现了年轻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首先是在该国南部地区，然后是开罗。他们自称“伊斯兰组织”。萨达特政府对此持默许态度，还偷偷地为他们提供武器[19]，让他们能够保护自己不受马克思主义者和纳赛尔分子的攻击。在这样的鼓励之下，伊斯兰组织使大部分埃及大学变得激进起来。不同的组织像穆斯林兄弟会那样，结成了一个个被称为“安曲得”（意为一串葡萄）的小规模分支机构[20]。短短4年之内，伊斯兰组织就完全控制了校园，男学生蓄起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部分埃及人新近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

施莱费尔需要有人指导他更好地认识当时的环境。他通过马赫福兹和扎瓦希里见了面，扎瓦希里同意带他到学校里看看，私下向他介绍一些情况。“他很瘦，戴了眼镜却特别显眼，”施莱费尔说，这让他想起自己认识的美国激进主义者。“我总感觉，30年前城市大学的左翼知识分子就应该是这副模样。”施莱费尔看到学生们在为游行示威印制海报，年轻的穆斯林女性在缝制着头巾，虔诚的穆斯林妇女都会带这种头巾。随后，扎瓦希里和施莱费尔沿着大街穿过开罗动物园，走到了大学桥。等他们站到宽广的、缓缓流淌的尼罗河之上，扎瓦希里夸耀说，伊斯兰运动在大学招募时，从医学和工程学这两个最出色的学院里招来的人最多。“难道你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

施莱费尔不以为然地附和了一下。他提到，这两个系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运动的大本营。他发现，伊斯兰运动只是学生反抗运动中的一个新潮流。“听着，艾曼，我以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听你说话的时候，我好像又回到了党组织里。我觉得，和我谈话的这个人好像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穆斯林。”扎瓦希里很有礼貌地听着，但看起来施莱费尔的评论有点让他摸不着头脑。

此后不久，施莱费尔又碰到了扎瓦希里。那是在一年一度的宰牲节，一年中最为神圣的日子。迈阿迪法鲁克清真寺漂亮的花园里举行了户外祈祷。施莱费尔到了那儿之后，发现扎瓦希里和他的一个弟弟在一起。兄弟俩非常紧张。他们铺开塑料的祷告垫，竖起了麦克风。本应吟诵《古兰经》并进行冥想的时刻，却变成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比赛：一方是整个集会上的人群，一方是拿着麦克风的扎瓦希里兄弟。“我发现他们在介绍沙拉夫派的教义，这种教义不承认任何晚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传统，”施莱费尔回忆道。“这情景让祈祷的优雅气氛荡然无存。当时一片混乱。”

后来，他走到扎瓦希里面前。“艾曼，你这么做是不对的，”施莱费尔指责道。扎瓦希里想解释，但施莱费尔打断了他。“我不想和你辩论。我是沙菲派，你是沙拉夫派。但是你现在想制造‘菲特纳’（fitna）”——这个词的意为挑起争端，是《古兰经》所禁止的行为——“你要是想这么干，就应该到你自己的清真寺里去。”

扎瓦希里驯顺地回答说：“你说得对，阿卜杜拉。”

终于，互不相关的地下组织逐渐发现了彼此的存在。仅开罗一地就有5个或6个基层组织，成员大多不超过10人[21]。这些基层组织之中的4个[22]（包括扎瓦希里的组织在内）后来合并为圣战组织，简称“圣战”。虽然他们的目标和穆斯林兄弟会主流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目标类似，但是他们却无意通过政治手段达到目的。扎瓦希里认为，这种方法玷污了纯粹伊斯兰国家的理想。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甘愿作出妥协的态度，他逐渐心生鄙夷。

扎瓦希里1974年从医学院毕业，随后到埃及陆军当了三年军医，驻地在开罗市外的一个基地。服完兵役后，这位年轻医生就在他和父母住的复式公寓里开了一家诊所。这时他已经有二十七八岁，到了该结婚的年纪。直到那时，他还没有女朋友。按照埃及的传统，他的亲朋好友开始为他介绍合适的对象。扎瓦希里对浪漫的爱情不感兴趣。他想要找的生活伴侣，应该拥有与他同样坚定的信念，而且甘愿承受他清教徒般的性格必将带来的磨难。在介绍给艾曼认识的“未来”新娘之中，有一位名叫阿扎·努维埃尔，她是一位家族世交的女儿。

与扎瓦希里和阿扎姆的家庭一样，努维埃尔家也是开罗的望族。阿扎生长在一个富有的迈阿迪家庭。她身材特别娇小——就像个小姑娘一样——但性情却非常刚毅。如果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她或许会成为一位职业女性或社会工作者。但在开罗大学的第二年，她就开始带头巾；家人看到她对新投身的宗教信仰如此虔诚，都被吓了一跳。“在这以前，她穿的都是最时髦的衣服，”[23]她哥哥埃萨姆说。“我们不希望她虔诚到这个地步。她开始频频祷告，还读起了《古兰经》。慢慢地，她彻底改变了。”很快阿扎就又有了进一步的举动，她带上了盖头（niqab）。这种盖头把女性眼睛以下的脸部全遮住了。据她哥哥说，阿扎会整夜整夜地读《古兰经》。早上醒来时，他常看到阿扎坐在祷告垫上，手里捧着圣书睡着了。

盖头给这位已到婚嫁年龄的姑娘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是在埃及这个仍希望跻身西方化的现代社会的国度。对大多数同辈来说，阿扎决定把自己隐藏在盖头之后，这等于是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否定了她的阶级。她拒绝摘掉面纱的举动，成为一种对意志的考验。“求婚者很多，全都出自拥有显赫官阶、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家庭，”她的哥哥说。“但几乎所有的求婚者都想让她摘掉盖头。她很冷静地拒绝了。她想找一个能够完全接受她的人。艾曼也是这样。”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阿扎按照风俗把面纱掀开了几分钟。“他见到了她的脸，然后就离开了，”埃萨姆说。后来两个年轻人在几个场合又简短地谈过话，但都不是很正式。在举行婚礼之前，艾曼一直都没有再见过她的未婚妻。

他给努维埃拉一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很佩服艾曼显赫的家族，但他对信仰的虔诚又让他们心怀戒惧。虽然他很有礼貌，又非常和气，却从不跟女人打招呼，那些穿裙子的女人他连一眼都不瞧。艾曼从来没有和阿扎的家人讨论过政治，而他向阿扎透露了多少别人也不得而知。不管怎样，阿扎对他的地下激进活动肯定持赞成态度。她曾经对朋友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以身殉教[24]。

1978年2月，他们在大陆索威酒店举行了婚礼，这里曾经是开罗剧院广场著名的英埃人酒馆，不过现在已经风光不再，只剩下了一点过时的尊严。依照新娘新郎的意愿，婚礼上没有音乐，也不让拍照。“仪式是半传统的，”施莱费尔说。“我们在男宾区，整个区的人都滴酒不沾，一本正经；大家喝了许多咖啡，也没人开玩笑。”

“命运的转折使我在1980年夏天开始与阿富汗人接触，”[25]扎瓦希里在他简短的回忆录“先知麾下的骑士”中写道。那时他正替另一位医生在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家诊所上班。诊所所长问他是否愿意陪他去巴基斯坦，照料那里的阿富汗难民。当时由于苏联入侵，成千上万的难民逃过了边境。扎瓦希里立即答应了。一直以来他都暗自打算在那里为圣战建立一个安全的基地，因为从现实情况考虑这在埃及是不可能的。“尼罗河流淌在两片沙漠间的狭窄山谷之中，既没有农作物也没有水，”他在回忆录中说。“由于这种地形，在埃及根本不可能开展游击战；而且，这样的地形让山谷里的居民只能听命于政府当局，让他们做工人受剥削，还使得他们不得不应征入伍。”要建立一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军队，最终打回埃及掌握政权，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国内的地点也许会比较合适。

扎瓦希里和一位麻醉师和一位外科医生一起去了白沙瓦。“我们三个是率先到这里参加援助工作的阿拉伯人。”扎瓦希里称。他在巴基斯坦待了4个月，一直为国际红十字会在伊斯兰国家的分支机构红新月会工作。

白沙瓦这个名字源于一个梵语词，意为“花之都市”。在佛教时代，白沙瓦也许真的是名副其实；不过，如今这里的优雅早已荡然无存。这个城市坐落于开伯尔山口东端，自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时起就是侵略军汇集之地，入侵者也在此地多元的人口中留下了自己的基因印记。白沙瓦曾是大英帝国的重要前哨站，从这里再往前就是一直延伸到莫斯科的广袤荒原。1947年英国放弃了这个兵站，白沙瓦逐渐衰落为一个普普通通却难以管理的农业城镇。然而，战争却唤醒了这个古老的城市；扎瓦希里来到这儿的时候，城里充斥着走私贩、军火商和鸦片商。

这座城市还不得不应付大批拥入的阿富汗人，他们被赶出了家园，饥饿难耐。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人数已达140万——第二年这个数字几乎又翻了一番——他们大部分都是从白沙瓦入境的，想在附近的营地里找到栖身之所。许多难民都因苏联的地雷或对城镇的猛烈轰炸而受伤，急需医疗救护。但是，医院和诊所的条件却日益恶化，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扎瓦希里在家信中说，他经常不得不用蜂蜜来给伤口消毒[26]。

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谈到了孤独带来的苦恼，还请求母亲多写点信给他[27]。在这些短笺中，他偶尔会借诗歌来表达绝望的心情：

她用善良来面对我的恶行，

却不要求任何回报……

愿真主消除我的愚笨

让她快乐吧，别因为我的冒犯伤心……

哦，真主啊，愿你能同情这个陌生人

他多么渴望见到自己的母亲。

通过和当地部族首领的接触，扎瓦希里秘密越过边界去了几趟阿富汗[28]。他成了最早见证阿富汗自由战士勇气的局外人之一。这些战士自称“穆贾赫丁”（mujahideen），也就是圣战者。同年秋天扎瓦希里回到开罗，也带回了一大批关于反苏圣战“奇迹”的传说。这是一场即使在阿拉伯国家也鲜为人知的战争，尽管在那时它是20世纪80年代最为血腥的武装冲突。扎瓦希里开始在各个大学到处游走，为圣战招募人手[29]。他蓄起胡子，还刻意穿上巴基斯坦式服装——下身是宽松的长裤，上身披着长罩衫。

当时，阿拉伯志愿者的人数还很少。有一个圣战者领导人的代表团来到埃及，扎瓦希里带着舅舅马赫福兹到谢泼德酒店与他们见面。他们俩把阿卜杜拉·施莱费尔提出的一个想法转告给了阿富汗人。施莱费尔一直为西方新闻机构无法近距离采访这场战争感到苦恼。他让扎瓦希里帮他找三个聪明的阿富汗年轻人，他可以把他们训练成摄影师。这样，他们就能记录下自己的故事，施莱费尔则负责剪辑和旁白。不过他警告扎瓦希里：“他们要是拍不到枪战，我们可不会播。”

此后不久，施莱费尔就去找了一趟扎瓦希里，询问自己的提议结果如何。他发现他的朋友说话时一本正经，而且语焉不详，叫人觉得奇怪。扎瓦希里一开始就说，美国人是敌人，我们必须与之对抗。“我不明白，”施莱费尔回答。“你刚从阿富汗回来，在那儿你还和美国人合作呢。现在你怎么又说美国是敌人？”

“当然，我们接受美国人的帮助只是为了去打苏联人，”扎瓦希里回答。“但他们都一样邪恶。”

“你怎么能做这样的比较？”施莱费尔非常愤怒。“在美国，信仰伊斯兰教要比在埃及自由得多。还有，苏联封掉了5万座清真寺！”

“你是个美国人，所以你不明白，”扎瓦希里说。

施莱费尔气愤地告诉他，他们俩之所以还能进行这番讨论，完全是因为北约和美国的军队阻止了苏联，使得它无法荡平欧洲，继而把注意力转向中东。这次谈话最终不欢而散。他们经常相互争辩，但总是带着尊敬，也不失幽默。这一次，施莱费尔感觉扎瓦希里不是在和他一个人谈话——他是在向一大群人发表演讲。

施莱费尔为阿富汗培养新闻记者的提议，没有达成任何结果。

1981年3月，扎瓦希里在白沙瓦的红新月会又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次他缩短了行程，两个月之后就回到了开罗。后来他写道，他把阿富汗的圣战视为“非常重要的训练课程，它能让圣战者做好准备，以针对当今独霸世界的超级大国，也就是美国，发动一场期待已久的战争”[30]。

---

扎瓦希里回到迈阿迪继续行医，此时的伊斯兰世界仍因1979年的多次政治地震而动荡不已。这其中不仅包括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还有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回到伊朗，推翻孔雀宝座——这是伊斯兰激进分子首次成功接管一个重要国家的政权。流亡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雷萨·巴列维到美国治疗癌症时，受阿亚图拉煽动的学生团体袭击了德黑兰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萨达特认为霍梅尼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子……他将伊斯兰变作了笑柄”[31]。他邀请患病的伊朗国王来埃及住下。国王于第二年病逝。

对各地穆斯林来说，霍梅尼重新架构了与西方的争论。他不愿将伊斯兰的未来让给世俗民主的政治模式，而是要施行骇人的倒退。他那令人入迷的布道，在语言上唤起了过去一千年间伊斯兰不屈不挠的力量，而这也是本·拉登革命性抨击言论的先声。西方引起霍梅尼怒火的具体目标是自由。他掌握政权不久后曾说：“是的，我们是反动派，而你们是文明的知识分子：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可别让我们回到1400年前。你们，你们想要自由，一切都要自由，党派也要自由，你们这些想要一切自由的人，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你们要的自由会腐化我们的年轻人，会为压迫者扫清道路，会将我们的国家拖向地狱。”[32]早在20世纪40年代，霍梅尼就表明他已经做好准备，要借助神学的掩护和物质的支持，以恐怖手段来羞辱伊斯兰的假想敌。

其实，霍梅尼来自伊斯兰的什叶派分支，而不是逊尼派；后者控制着伊拉克和伊朗之外的伊斯兰世界，这让他成为一个身处逊尼派激进分子之中的复杂人物[33]。不过，扎瓦希里的圣战组织还是对伊朗的革命给予了支持[34]。

那时，伊斯兰激进组织已经是一种广泛而多样化的运动，其中既包括穆斯林兄弟会这类愿意在某个政治体制之下运作的组织，也包括像扎瓦希里这样希望摧毁政府、建立宗教独裁国家的人。伊斯兰激进分子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施行伊斯兰教的律法——沙里亚（Sharia）。他们认为，构成伊斯兰教法基础的500篇《古兰经》经文是真主恒久不变的诫命[35]，而且提供了一条回归先知与先知直接继承者完美时代的道路——不过实际上，法令在先知死后的几个世纪中已经有了演变。这些经文对人的行为作出了细致而广泛的规定，从别人打喷嚏时该作何反应，到何种情况下允许佩戴黄金首饰。经文还对某些罪行——如奸淫和酗酒——制定了具体的惩治办法，但对于其他罪行（包括杀人）却没有说该如何处罚。伊斯兰激进分子说，虽然社会已经历了15个世纪的变迁，但由于伊斯兰教法直接来自真主的思想，所以它是尽善尽美、无可改进的。他们想无视穆斯林学者长期以来形成的司法观念，建立起一个更忠实于伊斯兰教宗旨的法律体制；这个体制不受西方影响的沾染，也不会因接触现代事物而临时作出改动。另一方面，非穆斯林和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则争辩说，沙里亚信条反映的是这个文化中苛严的贝都因部族准则；这些准则是伊斯兰教诞生的起源，显然不适合用来治理一个现代社会。在萨达特的统治下，埃及政府当局不断允诺要遵从伊斯兰教法，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表明这个诺言是多么的不可信。

萨达特与以色列的和平协定，让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派别团结到了一起。一条新颁布的法律也让这些派别怒火中烧；此项法律是由总统夫人吉汗倡导的，赋予了妇女离婚的权利，但在《古兰经》里妇女并没有这种特权。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也是他最后的一次）[36]，萨达特取笑虔诚妇女所戴的伊斯兰盖头是“帐篷”，并禁止大学中的女性戴这种盖头。激进分子对总统反唇相讥，把他描绘成一个“异教徒”。按照伊斯兰律法的规定，人们不得对统治者发起攻击，除非此人不信仰真主或是先知。宣称萨达特是异教徒，就等于公开号召人们来暗杀他。

为回应伊斯兰激进分子策划的一系列示威活动，萨达特解散了所有的学生宗教协会[37]，没收了协会的财产，还关闭了它们设立的夏令营。他一改往日对这些组织容忍乃至鼓励的态度，转而提出一个新口号：“宗教无政治，政治无宗教。”[38]在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心目中，再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具挑衅意味了。

扎瓦希里不仅期望能除掉埃及的国家领导人，还想彻底推翻现有的秩序。他偷偷从埃及军队招募军官，等待圣战组织在人员和武器方面积蓄起力量、足以采取行动的时刻。他的首要军事策划阿布德·祖玛是军事情报机构的上校，也是1973年反以色列战争中的英雄（为了向他致敬，开罗的一条街道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祖玛的计划是杀死国内的重要领导人，占领军事和国家安全部总部、电话交换大楼，当然还有无线电和电视大楼，这样伊斯兰革命的消息才能传播出去，才能掀起——照他的期望——全国范围内反对世俗政权的起义[39]。后来扎瓦希里作证说，这是个“周密而高明的计划”。

扎瓦希里组织里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勇猛的坦克指挥官埃萨姆·卡马里。由于有勇有谋，卡马里少校不断得到擢升，把同僚远远甩在身后。按照扎瓦希里的描述，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贵人物。他心甘情愿地、沉着地忍受着诸多苦难和牺牲，而这些苦难和牺牲大都是由于他品格高贵而招致的”[40]。扎瓦希里虽然是迈阿迪地区分支机构的高级成员，却经常听从卡马里的意见。卡马里有着与生俱来的指挥才能——这种本领扎瓦希里显然并不具备。实际上，卡马里发现扎瓦希里身上“少了点什么”[41]，还曾经警告他：“不管你参加了哪个组织，都不要去当领导。”

卡马里开始从军事要塞中偷偷运出武器弹药，藏进扎瓦希里在迈阿迪的诊所。这家诊所就在扎瓦希里父母住的复式公寓的楼下。1981年2月，当组织成员从诊所把武器转移到一个仓库时，警察抓住了一个带着包的年轻人，包里装满了枪支和军事布告，还有标明开罗所有坦克部队部署位置的地图。卡马里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受到牵连，于是就消失了，但他手下有几名军官被捕。令人费解的是，扎瓦希里却安然无恙。

直到逮捕这些人之前，埃及政府都自认为伊斯兰地下组织已被消灭。同年9月，萨达特下令逮捕了1500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埃及的杰出人物——不仅有伊斯兰激进分子，还有一些没有宗教倾向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埃及基督教徒、学生领袖、记者、作家，还有穆斯林兄弟会团体的医生——这是社会各界不同政见者的大杂烩。这次的搜捕之网漏掉了扎瓦希里，但却抓住了圣战组织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不过，在圣战组织分散的机构之中，有一个军事基层组织已在匆忙中策划了一次碰运气的行动。23岁的哈立德·伊斯兰布利中尉提出，在下个月萨达特参加阅兵时将其刺杀。

扎瓦希里作证说，直至1981年10月6日上午9点之前，他都不知道关于这个计划的任何消息，而那时离预定发动刺杀的时刻只有几个钟头。他所在分支机构中的一个成员（一位药剂师）带来了这个消息。“我大吃一惊，深感震骇，”扎瓦希里对审讯者说。药剂师提出，他们必须得做点什么，来帮助这个仓促的计划取得成功。“但我对他说，‘我们能做什么？难道他们想要我们到大街上胡乱开枪，然后让警察把我们抓去？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扎瓦希里又给他的病人看病去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听说阅兵表演仍在进行，于是就以为行动已经失败，而所有相关的人都已被捕。后来他去了一个妹妹家里。妹妹告诉他阅兵表演中止了，总统安然无恙。真正的消息此时还没有传开。

当时，萨达特正在庆祝1973年十月战争8周年的纪念日。他身边围绕着达官显贵，其中有几名美国外交官，还有后来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布特罗斯·加利。萨达特向通过检阅台的部队致敬时，一辆军车突然改变方向朝检阅台驶来。伊斯兰布利中尉和另三名同谋跳出车子，往台上投掷手榴弹。伊斯兰布利把冲锋枪弹夹里的子弹全部射向萨达特。这位总统始终傲然挺立，直至身上布满弹孔。“我杀了法老！”伊斯兰布利高喊。

萨达特的死讯于当天晚些时候宣布，这并没有在阿拉伯世界中引起多少悲痛。由于萨达特与以色列讲和，阿拉伯人都把他视为叛徒。按照扎瓦希里的观点，这次刺杀就实现伊斯兰国家的目标而言上并未取得任何成就。不过，在事件过后的国内动荡之中，也许还有时间把这一伟大的计划付诸实施。埃萨姆·卡马里不再躲藏，他让扎瓦希里安排他和实施刺杀行动的组织接触[42]。当晚10点，距离萨达特被刺才8个小时，扎瓦希里就来到卡马里藏身的公寓，他们在公寓外的一辆小汽车里和阿布德·祖玛见了面。卡马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它有可能让他们消灭整个政府和许多外国领导人：在萨达特的葬礼上发动袭击。祖玛同意了，他要求卡马里提供十枚炸弹和两把枪。就在第二天，他们再次碰头。卡马里带来了武器和几盒弹药。与此同时，胡斯尼·穆巴拉克领导的新政府正在围捕数以千计的可能参与谋刺的人。阿布德·祖玛还没开始实施行动计划就被捕了。

扎瓦希里肯定知道自己的名字会被供出来，但是他还是迟迟未走。10月23日，他终于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准备再次前往巴基斯坦。他去向一些亲属告别。扎瓦希里的弟弟侯赛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尼罗河滨海路被警察截了下来。“他们把艾曼带回迈阿迪的警察局，他身边围着一堆警卫，”他的表兄弟奥马尔·阿扎姆回忆说。“警察局长扇了艾曼一个耳光——艾曼一巴掌就扇了回去！”这件事让整个家族都大为惊讶，不仅是因为扎瓦希里不顾后果的鲁莽反应，更因为在家人们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动过粗。敢回敬警察局长耳光的扎瓦希里，立即在狱友中名声大噪。

安全部队对新到囚犯的欢迎，就是脱光他们的衣服，蒙眼上铐，然后用棍子抽打。受到羞辱和恐吓、无所适从的犯人，随即被投入狭小的石头牢房，仅有铁门上小小的方形窗洞透进一丝光亮。这个地牢是12世纪伟大的库尔德征服者萨拉丁驱使十字军俘虏修建的。地牢是萨拉丁城堡的一部分[43]；这座城堡建在一座可以俯瞰开罗的山上，700年来它都是埃及政府的所在地。

受审狱友们发出的惨叫，让很多人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虽说他们自己并没有受刑。由于扎瓦希里在组织中的地位，他频频遭到拷打；埃及负责审讯的情报75处所发明的诸般巧妙而残忍的刑罚，也常被用在他身上。

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的“9·11”悲剧诞生在埃及的监狱之中。开罗的人权主义者认为酷刑催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首先是在赛义德·库特卜身上，然后就是他的门徒，包括艾曼·扎瓦希里。囚犯们的怒火针对的主要是世俗的埃及政府，但一股强烈的愤怒之情也指向了西方世界。在他们看来，西方世界是埃及暴虐政权背后的驱动力。他们认为伊斯兰社会的腐化与受辱是由西方造成的。实际上，羞辱这一主题（也就是酷刑的本质）对于理解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愤怒至关重要。埃及的监狱变成了一座制造激进分子的工厂，这些人寻求报复——他们把这叫做正义——的愿望压倒了一切。

蒙塔赛尔·扎耶特是和扎瓦希里关在一起的一名伊斯兰律师，后来他为扎瓦希里辩护，还给他写了一部传记[44]。扎耶特认为，扎瓦希里在监狱里的创伤经历让他由一个相对温和的圣战支持者，变成了一个暴力而无情的极端分子。扎耶特和其他证人还提到了他与埃萨姆·卡马里之间关系所受的影响。卡马里一直是扎瓦希里的密友，也是他非常崇敬的人物。扎瓦希里刚一被捕，内务部的官员就开始对他严刑拷打，逼他供出仍旧在逃的卡马里少校。当时，卡马里是埃及的头号通缉犯。卡马里在一场动用了手榴弹和自动武器的交火中安然脱身，警察却死伤甚多。在不顾一切搜捕卡马里的过程中，安全部队把显赫的扎瓦希里家族人员赶出门外，掀开屋里的地板，还把墙纸撕得精光，以搜寻证据。他们还守在扎瓦希里家中的电话机旁，指望着什么时候逃犯终究会打电话过来。两周之后，电话终于来了[45]。打电话的人自称“埃萨姆医生”，说要跟扎瓦希里见面。卡马里打电话的时候并不知道扎瓦希里已经被捕，因为当局对此一直秘而不宣。一名假扮家里人的警官对“埃萨姆医生”说他不在。打电话的人建议说，“请他和我一起去做昏礼吧，”[46]（即日落时分的祷告）地点在两人都知道的一家清真寺。

“卡马里和扎瓦希里订约时正在去迈阿迪的路上，但他注意到了安全部队的人，于是又逃走了，”时任内务部反恐组领导的福阿德·阿拉姆说。他是一位颇具长者风范的人物，嗓音非常低沉。阿拉姆在1965年审讯过赛义德·库特卜，从那以后还审过几乎所有主要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我叫艾曼·扎瓦希里到我的办公室，准备和他说我们的计划。”阿拉姆感觉扎瓦希里“害羞而冷淡。他说话时不看你，这在阿拉伯国家是礼貌的表示。”据扎瓦希里的舅舅马赫福兹说，扎瓦希里此时已经遭到了残酷的折磨。他到阿拉姆办公室时实际上只穿了一只鞋，因为另一只脚上有伤。阿拉姆让人把扎瓦希里家的电话线转接到他的办公室，并把扎瓦希里一直扣在那里，直到卡马里再次来电。这一次扎瓦希里接了电话，约好和卡马里在埃姆巴巴的扎瓦亚清真寺见面。按照计划，扎瓦希里去了清真寺，并指认出了自己的朋友[47]。

扎瓦希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没有直接承认此事，只是写到在监狱中受到的“羞辱”时隐晦地提了一下。“被捕后最令人痛苦的事，莫过于圣战者迫于酷刑不得不向敌人供出他的伙伴，亲手破坏自己的运动，把自己和同伴的秘密交给敌人。”[48]

扎瓦希里指证了卡马里和其他13人之后，用心险恶的政府当局故意将卡马里和扎瓦希里关在了同一间牢房里。卡马里被处以10年徒刑。“和往常一样，他以非同一般的镇静和沉着接受了这个消息，”扎瓦希里写道。“他甚至试图安慰我，还说：‘我很同情你今后要背的包袱。’”1988年，卡马里在越狱时被警察开枪打死[49]。

---

在302名被告之中，扎瓦希里的编号是113。他们被控协助刺杀总统或策划刺杀，还有其他各种罪名（扎瓦希里的罪名是倒卖军火）。伊斯兰布利中尉和其他23人被指控实际参与刺杀行动，并单独受审。伊斯兰布利和其他4个同谋被处以绞刑。埃及几乎所有的著名伊斯兰激进分子都与这次刺杀行动有涉[50]。经常举办展览和会议的开罗埃及展览中心里搭建了一个巨大的临时法庭，其他的被告（其中有些还是少年）全给塞在法庭一侧动物园一般的大笼里面。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圣战组织、伊斯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这些组织构成了伊斯兰运动四分五裂的核心。各国际新闻机构报道了这次审判。扎瓦希里在这些被告中英文最好，所以被指定为他们的发言人。

1982年12月4日开庭首日的录像显示，电视摄像机的灯光照射在这300余名被告的身上，他们有喊口号的，有做祷告的，还有人在拼命朝家里人喊。最后，摄像镜头停在了扎瓦希里的身上，他超然于这些纷杂之外，神情严肃而专注。31岁的他身穿白色长袍，肩披一条灰色围巾。

看到示意，其他囚犯都安静下来，扎瓦希里大声说：“现在我们要和整个世界说话！我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想说些什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是穆斯林！我们这些穆斯林坚信自己的宗教，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实践上。所以，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一个伊斯兰的社会！”

其他被告用阿拉伯语喊道：“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接下来，扎瓦希里用激昂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说道：“我们不懊悔；对于我们为自己的宗教所做的一切，我们不懊悔；我们牺牲过，而且也准备要付出更多的牺牲！”

其他人高呼：“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扎瓦希里又说：“我们在这里——这里是真正的伊斯兰前线，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真正伊斯兰抵抗力量！”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现在，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他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们想彻底破坏杰出的伊斯兰运动……其二，他们想实现一个阴谋——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渗透扫清障碍。”

其他人喊道：“我们不会让穆斯林为了美国人和犹太人流血！”

囚犯们拽下鞋子，掀起长袍，展示他们身上酷刑留下的伤疤[51]。扎瓦希里谈到“埃及肮脏监狱之中的虐待……我们在那里遭到了最为残酷的非人待遇。他们踹我们，打我们，用电线抽我们，还给我们上电刑！他们还放野狗咬人！他们还放野狗咬人！他们把我们吊到门檐上，”——他弯下身子演示当时的情状——“我们被反绑着双手吊起来！他们抓走了我们的妻子、母亲、父亲、姐妹和儿子！”

被告们高喊：“穆斯林的军队必将回归，我们一定会打败犹太人！”

摄像机拍到了一个眼睛特别大的被告，他穿着绿色的束带长袍，把胳膊伸出囚笼栏杆大声叫喊，接着就晕倒在身旁囚犯的怀中。扎瓦希里高声报出几个囚犯的名字，他说这几个人都死于酷刑。“民主在哪里？”他大声喊道。“自由在哪里？人权在哪里？正义在哪里？正义在哪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扎瓦希里对酷刑的指控，后来在国外的医疗报告中得到了证实。报告指出，他身体各部位的6处伤是受到“坚固物体”击打所致。后来扎瓦希里在一件控告情报75处（负责监狱审讯的部门）的案子中作证。一名情报军官的证词证实了扎瓦希里的话。这名军官供认，他曾目睹扎瓦希里在监狱里的情形，“他的头发给剃光了，他的尊严在经受种种折磨时被彻底摧毁”。情报军官后来还说，有一次他在审讯室的时候，另一个囚犯也被带了进来，手脚都上了镣铐。审讯人员想让扎瓦希里招认自己参与了萨达特刺杀案。那个囚犯说，“他明知这种罪是死刑，你们还指望他招认吗？”扎瓦希里则回答：“死刑比折磨要仁慈得多。”

---

审判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三年。有时被告们每天都得去临时法庭，但随后可能要过一个多月再去。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许多人被关到一起之前还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他们自然而然地搞起了密谋。有的囚犯急切地说要重建组织，也有人在深入地探讨令人丧气的现实：这么多人被捕，运动这么快就被泄漏。扎瓦希里向一个狱友承认：“我们被击败了，因此变得很迷茫。”[52]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思索地下行动为何会失败，而怎样做才可能成功。“艾曼对我说，他并不希望萨达特被刺事件发生，”他的狱友和传记作者蒙塔赛尔·扎耶特回忆说。“他认为他们应该等待机会，通过军事政变来连根拔除埃及政权。他没有那么嗜血成性。”

扎瓦希里受过的教育、家庭背景和相对富足的家境，让他成为令人瞩目的人物。每隔一天，家里都会派一个司机给他送吃的来[53]，扎瓦希里则会把食物分给其他囚犯。他还在监狱的医院里帮过忙。

在这个时期，扎瓦希里遇到了埃及最著名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他也在萨达特遇刺案中以密谋者的罪名受到指控。拉赫曼谢赫是个奇怪而又令人难忘的人物，年幼时因患糖尿病双目失明，不过生就一副动人心魄的洪亮嗓音。由于对纳赛尔提出了有力的批判，拉赫曼谢赫在未受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纳赛尔投入监狱关了8个月，因此他在伊斯兰圈子里颇有名气。纳赛尔死后，这位盲人谢赫的影响也扩大了，尤其是在上埃及——他在当地的爱资哈尔大学艾斯尤特分校讲授神学。他在学生中发展了一批追随者，并成为伊斯兰组织的领导人。为了给激进运动筹集资金，一些年轻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开始敲诈科普特基督徒[54]。这一派的基督徒在埃及总人口中占大约10%，但大都是店主和小企业主。年轻的激进分子曾多次闯入科普特教徒的结婚典礼，抢劫在场的来宾。按圣战神学理论的规定，某些行动必须要经过圣令（即宗教裁决）的神圣化，否则就会被视为犯罪。奥马尔谢赫非常热心地签署了圣令，赞成对基督教徒大开杀戒、对科普特教徒开的珠宝店实施抢劫。圣令的根据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目前正处于交战状态。

自从萨达特最终试图对伊斯兰激进分子加以约束以来，这位盲人谢赫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阿拉伯国家逗留了三年时间，并在那里为他的事业找到了富有的资助者。1980年回到埃及时，他已不仅仅是伊斯兰组织的精神顾问，而是成为了“埃米尔”。在奥马尔谢赫最早发出的圣令中，有一篇宣称一位异教徒的领袖理应被有信仰者杀死。当他因共谋刺杀萨达特接受审判时，他的律师成功地使法庭相信，鉴于他的代理人并未直接提到萨达特总统的名字，所以他和刺杀事件的关系至多也不过是附带提及而已。入狱6个月之后，奥马尔谢赫被释放了。

虽然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这两个最主要激进组织的成员有着共同的目标——把当局政府搞垮，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策略却截然不同。盲人谢赫宣称全人类都应该信奉伊斯兰教，而且只要能把这个讯息传播开来他就知足了。扎瓦希里极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不相信群众；除了自己对伊斯兰教的那种刻板理解，其他任何形式的信仰他都不屑一顾。因此他宁愿在暗中进行单方面的行动，直至他的组织能够夺取权力，施行其极权主义的宗教观点。

在奥马尔谢赫的领导下，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曾经合作过，但是圣战组织一方（包括卡马里和扎瓦希里在内）却试图让自己的人来主持大局。在开罗的监狱中，两个组织的人就实现真正伊斯兰革命的最佳途径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还在谁是革命最佳领导者的问题上争吵不休。扎瓦希里指出，伊斯兰教法规定埃米尔不得是盲人[55]。奥马尔谢赫反驳说，伊斯兰教法也规定埃米尔不得是囚犯。两人之间的敌对变得非常激烈。扎耶特试图让扎瓦希里在抨击奥马尔时略加收敛，但是扎瓦希里拒不让步。结果，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又分裂了。由于这两个人互不妥协的性格，这两个组织还将继续保持两极分化的状态。

扎瓦希里被裁定犯有贩卖武器罪，处以三年徒刑。审判结束的时候，他的刑期差不多也已经服完。也许因为扎瓦希里在指证其他囚犯时的合作态度，政府撤销了对他的其他几项指控。

1984年扎瓦希里获释出狱，此时的他变成了一个冷酷的激进主义者，他的信仰也已经被锤炼为不可动摇的决心。扎瓦希里出狱不久，开罗美国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和他谈过话。易卜拉辛感到他身上有着明显的不信任感和强烈的报复欲，这都是在监狱中受到虐待的人所表现出的特性。酷刑折磨对这些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人或许还产生了其他始料不及的影响。很多人都说自己在受到拷打之后曾出现幻觉[56]，看到圣人把他们迎入天国，而正义的伊斯兰国家也因他们的殉难而成为现实。

易卜拉辛在20世纪70年代就完成了一份关于埃及政治犯的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大多数新加入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都是出身乡村、到城市求学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是政府中层官员的孩子。他们很有抱负，往往被科学与工程领域所吸引，而这两个领域只接收最具资格的学生。与社会学家的看法不同，他们并非异化的、居于边缘地位的年轻人。相反，易卜拉辛写道，他们是“模范的埃及年轻人。如果要说他们不够典型，那也是因为他们远远超越了同代人的普通水准”[57]。易卜拉辛认为，伊斯兰激进组织之所以能成功招募这些青年，是因为他们很看重兄弟情谊、分享与精神上的支持；作为由农村来到城市的移民，这些因素让他们得以“软着陆”。

扎瓦希里在监狱里就读过这份研究报告，并激烈反对其中的观点。他说，被招募者响应的是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理想，而不是其组织所能满足的社会需求。“你那世俗的分析把我们的运动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58]他对易卜拉辛说。“愿真主怜悯你。”

易卜拉辛用阿拉伯的一句古语来回应扎瓦希里的质疑：“任何付出努力的人，都有一份回报。如果他成功了，得到的回报就是双份。但要是他没有成功，也还有一份回报——他努力过。”

扎瓦希里笑笑说：“你得到了一份回报。”

扎瓦希里重操旧业，又做了外科医生；不过，由于他曾在控诉刑讯折磨一案中指证情报75处，他担心这会招致政治后果[59]。他想申请英国的一项外科研究员基金[60]。虽然埃及政府禁止他在三年内离开埃及，他还是计划到沙特阿拉伯吉达市的伊本·纳菲西医院工作。扎瓦希里弄到了去突尼斯的旅游签证（可能用的是假护照）[61]。显然他并没有打算再回来。出狱之后他就刮掉了胡子，这表明他要重新开始地下工作。

扎瓦希里正要离开的时候，在开罗机场碰见了朋友阿卜杜拉·施莱费尔。“你要去哪儿？”施莱费尔问道。

“沙特，”扎瓦希里直言相告。他看上去轻松快乐。

两个人拥抱在一起。“听着，艾曼，离政治要远一点。”施莱费尔告诫道。

“我会的！”扎瓦希里回答。“我会的！”

[1] 有关迈阿迪历史与社会状况的信息，主要来自对萨米尔·W·拉发特的采访，以及他所著《1904—1962年的迈阿迪：一个开罗郊区小镇的社会与历史》。

[2] “帕夏”（pasha）是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物官员的称号，现在多用作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名人的尊称。——译者

[3] 有关扎瓦希里家族的信息主要来自对马赫福兹·阿扎姆和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以及与他们的个人通信。

[4] 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由爱资哈尔清真寺演变而来，地处埃及首都开罗，是伊斯兰世界最进步、最负盛名的大学。——译者

[5] “伊玛目”（Imam）在阿拉伯语中的原意为站在前列的人，即引路人和领袖。宗教上一般用来指清真寺领拜人和伊斯兰教的大学者。——译者

[6] 尤南·里兹克，“爱资哈尔的1934年”，《金字塔周刊》，2004年5月13—19日。

[7] 对哈立德·阿布·法德勒的采访。

[8] 拉发特，《1904—1962年的迈阿迪：一个开罗郊区小镇的社会与历史》，第185页。

[9]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

[10] 对扎基·穆罕默德·扎基的采访。

[11]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

[12] 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

[13]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三）。

[14] 对扎基·穆罕默德的采访。

[15]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六）。

[16] 对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的采访。

[17] 查纳·罗斯托姆，“扎瓦希里的妹妹首次谈论兄长”，《最后一点钟》周刊，2001年10月24日。

[18]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和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

[19] 对希沙姆·卡西姆的采访。

[20] 库利，《并不神圣的战争》，第40页。

[21] 对阿卜杜勒·哈利姆·曼杜尔的采访。

[22] 对卡迈勒·哈比卜的采访。

[23] 对埃萨姆·努维埃尔的采访。

[24] 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

[25]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二）。

[26]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

[27] 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罗伯特·马昆德，“恐怖的信条”，《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1年10月18日。

[28] 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

[29] 对马哈茂恩·凡迪的采访。

[30]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二）。

[31] 易卜拉辛，《埃及伊斯兰教与民主：评论文集》，第30页注。

[32] 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在Feyziyeh神学院的讲话”，1979年8月24日；转载于鲁宾和鲁宾，《反美恐怖主义与中东地区：文献读本》，第34页。

[33]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先知死后，信徒们由于在继承次序问题上的争执发生了分裂。自称“逊尼派”的信徒支持选出新的哈里发；另一些信徒则成为“什叶派”，认为哈里发应该由先知的后人接任，第一位继承人应是先知的表亲和女婿阿里。此后，这两个分支在宗教和文化方面产生了众多分歧。

[34] 阿卜杜勒·纳赛尔，《埃及的伊斯兰运动：对1967—1981年国际关系的认识》，第73页。

[35] 罗伊·莫塔希德，个人通信。

[36] 格内纳，“‘圣战’：埃及的‘伊斯兰出路’”，第80—81页。

[37] 凯普尔，《圣战：政治伊斯兰之路》，第85页。

[38] 阿卜杜，《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埃及与伊斯兰的胜利》，第54页。

[39] 1981年对艾曼·扎瓦希里的审讯。

[40]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五）。

[41] 对亚西尔·瑟勒的采访。

[42] 1981年对艾曼·扎瓦希里的审讯。

[43] 对蒙塔赛尔·扎耶特的采访。

[44] 他写的传记题为《我所认识的艾曼·扎瓦希里》，书中对传主诟病甚多。迫于扎瓦希里支持者的压力，扎耶特在开罗的出版商撤回了这本书。

[45] 对福阿德·阿拉姆的采访。

[46] 对奥马尔·阿扎姆的采访。

[47]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

[48]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十一）。

[49] 对卡迈勒·哈比卜的采访。

[50] 扎瓦希里的弟弟穆罕穆德受到缺席审判，但后来指控被撤销。他最小的弟弟侯赛因在指控撤销前，在监狱里呆了13个月。

[51] 据称福阿德·阿拉姆亲自监督了刑讯。他声称从未发生过刑讯折磨事件，所有这类说法都是编造。他的话也许有一定的真实性。囚犯们讲述的许多故事都过于恐怖怪诞，让人感觉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这些人肯定也是刻意被推到记者面前的，以达到破坏政府名誉、提高伊斯兰激进分子地位的目的。阿拉姆给了我一段摄于1982年的录像。录像上，年轻的蒙塔赛尔·扎耶特（他对我说自己曾屡次遭到毒打和电击）在托拉监狱愉快地欢迎新入狱的犯人，还告诉他们自己受到的待遇有多好。“他们甚至给了我这本《古兰经》，”他举着手里的一本袖珍书说。现在，扎耶特则坚称自己是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说那番话的。不过，贾迈勒·哈比卜（他两手都有香烟烫出的疤痕）却说扎耶特从来没有遭到过拷打。“他只不过对媒体这么说罢了，”他告诉我。

问题在于，扎瓦希里究竟遭到了何种待遇。“你在组织里的级别越高，受到的拷打也就越多，”哈比卜说。“艾曼认识几个军官，而且还持有武器。他遭到了严刑拷打。”曾经入狱的几个人告诉我，最常见的一种刑罚是把人双手反绑，然后吊到门框上——整个人的重量都集中在反绑的双手上，有时一吊就是几个小时。多年之后，哈比卜两臂的麻木感才完全消失。扎瓦希里本人从来没有谈过自己的经历，但他曾写道：“刑讯折磨是一具残酷的踏车，它压断人们的骨头，剥掉他们的皮肤，撼动他们的精神，毁灭他们的灵魂。它的手段是慢慢地折磨。它拘捕女人，实施性侵犯，用女里女气的名字称呼男人，让犯人挨饿，给他们变质的食物，断他们的水，不让外人探访，以羞辱被拘捕者”（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四]）。可以想见，对于扎瓦希里医生这样傲气的一个人来说，狱中的屈辱肯定是更加不堪。

扎瓦希里称监狱里把“野狗”当作一种刑罚，曾经入狱的人也经常提到此事。据说赛义德·库特卜第二次被捕时也曾遭狗撕咬。狗在伊斯兰文化中被视为低贱的流浪动物，因此这种刑罚对人的侮辱尤其严重。

[52] 对奥萨玛·鲁什迪的采访。

[53] 对奥萨玛·鲁什迪的采访。

[54] 科普特教会是基督教东派教会之一，属一性论派。科普特一词是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占领埃及时对埃及居民的称呼，后专指信奉科普特礼仪的基督教信仰者。在埃及，科普特教会至今仍是基督教各派中最大的教会，宗主教座堂设在亚历山大里亚。——译者

[55] 对蒙塔赛尔·扎耶特的采访。

[56] 易卜拉辛，《埃及伊斯兰教与民主：评论文集》，第20页。

[57] 易卜拉辛，《埃及伊斯兰教与民主：评论文集》，第19页。

[58] 对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的采访。

[59] 对马赫福兹·阿扎姆的采访。

[60] 赫巴·扎瓦希里，个人通信。

[61] 对奥萨玛·鲁什迪的采访。

第三章 创始人

34岁时的艾曼·扎瓦希里医生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他一直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十几岁起就领导着地下的伊斯兰激进基层组织。他的政治手段在监狱里无穷无尽的辩论中得到了磨炼，出狱时变成了一个虔诚、尖刻而极为坚决的人。

据沙特阿拉伯情报部门说，扎瓦希里于1985年来到沙特王国[1]，拿的是朝觐签证，后来又换成了工作签证。他在吉达的伊本·纳菲西医院当了一年医生。扎瓦希里的妹妹赫巴（她是开罗大学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肿瘤学教授）说他在那期间通过了申请外科研究员基金的初试。母亲和其他家里人都以为他最后还是要回埃及的，因为他仍在给迈阿迪的诊所支付租金。扎瓦希里的弟弟穆罕默德当时也在沙特阿拉伯，在麦地那当建筑师。

扎瓦希里的律师、前狱友蒙塔赛尔·扎耶特前往麦加时途经吉达，他发现扎瓦希里很严肃，而且情绪不高。“难以言状的酷刑留在他躯体上的伤痕已经平复，”[2]扎耶特后来写道，“但他的心还在为此作痛。”扎耶特认为，扎瓦希里之所以逃离埃及，是因为背叛朋友的愧疚给他的良心造成了极大的负担[3]。由于在狱中指证了自己的同志，扎瓦希里失去了领导圣战的资格。他要寻找一个地方来偿还自己的罪过，还要让伊斯兰激进运动在那里站稳脚跟。“埃及的局面每况愈下，”[4]扎耶特后来写道，“简直可以说是一触即发。”

吉达是沙特王国的商业中心，是每年数百万朝觐者前往麦加时的必经之途。对每一个穆斯林来说，只要是力所能及，这被称为“哈吉”（hajj）的朝觐之旅至少都得走一遭。在麦加留下来的一些人成为银行与商业巨族的创始人——其中包括本·马赫福兹、阿里礼萨和卡舒吉这几个大家族——他们从也门、伊朗和土耳其等地远道而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承，把这座城市与文化和种族上都封闭孤立的内地区分了开来。在吉达，居于重要地位的是家族，而不是部落；本·拉登家族的名字，就在支配吉达社会的少数几个家族之列。

扎耶特认为扎瓦希里在吉达结识了本·拉登[5]；他们的初次会面虽然未见记载，但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扎瓦希里入狱前已经去过两次阿富汗，而且打算尽快再回去。从沙特通往阿富汗的渠道处于本·拉登的直接控制之下；任何资助过圣战或自愿加入的人，肯定都见过这位很有魄力的沙特青年。无论如何，在圣战这个密切的圈子里，扎瓦希里与本·拉登迟早都会注意到对方的存在。

在阿拉伯语中，“吉达”一词的意思是“祖母”。根据传说，这座城市的名字指的是人类的女祖先哈娃，相传她的埋骨之地如今是工人阶级居住区一个有围墙的宽阔大院，奥萨玛·本·拉登就在这里长大。12世纪时，这个传说中的坟墓引来了许多崇拜者，他们勾勒出了女祖先巨大遗骸（足有500英尺长）的轮廓，并在据说是女祖先肚脐的位置建起一座圆顶圣坛作为标记。1853年理查德·伯顿爵士参观了墓地，在查看了遗骸的尺寸之后说：“如果我们的这位始祖从头至腰长120步，从腰至足长80步，那么样子看起来肯定和鸭子差不多。”[6]1928年，反对尊崇坟墓的瓦哈比派教徒（这个严守教规的派别在沙特阿拉伯居于支配地位）在占领吉达后不久捣毁了墓地。如今，这里成了一个典型的瓦哈比教徒的墓园，园中一排排没有特征、没有标记的坟墓就像是光秃秃的花坛。1967年奥萨玛·本·拉登59岁的父亲死于空难[7]之后，就安葬在这里[8]。

如果不了解这位父亲的成就，就不可能明白他的儿子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野心。在儿子奥萨玛降生之前，穆罕默德·本·阿瓦德·本·拉登就已是一位传奇人物。对于把他视为偶像、希望在成就上与他比肩（且不说超越）的年轻人来说，穆罕默德是个令人敬畏的典范。穆罕默德出生在也门中部的一个偏远村庄。这个名为哈德拉毛的地区以土坯建造的塔楼知名，它们精巧得如同沙砌的城堡，最高的足有12层。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为哈德拉毛人赢得了善于营造和建设的声誉[9]。但是，哈德拉毛之所以闻名遐迩，主要还是因为那些离开此地的人。1000年来，他们踏出的道路穿过阿拉伯南部被称为“空白之地”的沙漠，然后沿着红海东岸的荒凉山脉进入汉志——伊斯兰的发祥地。从那儿起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分道扬镳，前往黎凡特[10]、东南亚甚至菲律宾等地，做起了商人、实业家和承包商。20世纪30年代哈德拉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许多人不得不离开故土——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寻找机会，也是为了求得生存。穆罕默德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埃塞俄比亚[11]呆了没多久，就在阿拉伯海南岸登上了一艘开往吉赞的船[12]。到吉赞之后他加入了一支前往吉达的骆驼队。来到吉达时，他才23岁。

1931年的阿拉伯半岛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荒凉的地区之一。当时它尚未统一——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二年才建立。这个四分五裂的沙漠王国的统治者是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费萨尔·沙特[13]，他住在利雅得一所土坯砌成的简陋宫殿里。他刚刚平定了一帮伊赫万宗教极端分子发动的险恶叛乱，该宗教组织是基地组织的直接前辈。这些宗教极端分子曾经是阿卜杜勒·阿齐兹自己的一支冲锋队，他们打着“以伊斯兰教名义净化阿拉伯半岛”的旗号，屠杀了数以千计的无辜农民[14]。阿齐兹国王试图控制伊赫万组织，以防他们的血腥行动扩散到邻近国家。国王与英国的联盟，还有他妻妾成群的生活方式，本来就让伊赫万组织十分鄙夷，但他们最终反戈还是因为国王试图遏止圣战——对他们来说，圣战是永无休止的，一定要进行下去；圣战是他们对真主的义务。

为了控制这些杀戮成性的极端分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必须获得宗教权威的许可。对于现代的沙特阿拉伯而言，这是个至关重要的时刻。瓦哈比派的神职人员把发动圣战的权力授予国王一人，从而再次确立了自己在高度宗教化的沙特社会之中的专制地位。在汽车、机关枪和英国轰炸机的帮助下，国王最终打败了伊赫万组织的骆驼骑兵。然而，从建国伊始，王室与宗教极端派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了现代沙特阿拉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大部分沙特阿拉伯人都不愿使用瓦哈比这个名字；他们或是把自己称为“穆瓦希顿”（一神教徒），因为他们信仰的核心是真主的独一性；或是把自己称为沙拉夫派——“沙拉夫”一词指的是他们的先辈，即先知身边受人尊敬的追随者。运动的创始人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是一位18世纪的伊斯兰复兴主义者，他认为穆斯林已经偏离了真正的宗教信仰——先知与其直接继任者所处的黄金时代的信仰。阿卜杜勒·瓦哈比提出了许多神学上的创见[15]，其中有：认为真主用人的面目来隐藏自己的身份；反对向圣人求告以及对死者表示敬畏；要求男性穆斯林拒绝修剪胡须。他禁止了假日，甚至包括先知的生日在内；他的追随者则毁掉了很多被他视为荒谬的神圣场所。他抨击艺术是毫无意义而危险的东西。他授权给自己的追随者，允许他们杀死、奸淫或劫掠那些拒不服从他命令的人[16]。

当时，阿拉伯世界的其他伊斯兰国家把阿卜杜勒·瓦哈比视为一个危险的离经叛道者。1744年，被逐出阿拉伯半岛中部内志地区的瓦哈比，向第一个沙特国家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沙特寻求庇护。尽管沙特家族不久之后就被奥斯曼帝国击败，但阿卜杜勒·瓦哈比与本·沙特两人建立的联盟却在他们的后代中延续了下去。双方达成一致的根本在于，他们都认为宗教与政府这两者并无区别。阿卜杜勒·瓦哈比的极端主张，此后始终是沙特王朝统治中的一部分。

19世纪出现的第二个沙特国家，由于皇族内部斗争很快就垮台了。到了20世纪，当阿卜杜勒·阿齐兹第三次让沙特家族登上王位的时候，阿卜杜勒·瓦哈比的教义正式成为国教，其他所有形式的伊斯兰信仰都被禁止。这一禁令是在先知的名义下执行的，因为先知曾说过阿拉伯世界只能有一个宗教。根据瓦哈比教徒狭隘的观点，伊斯兰教义只有一种诠释——沙拉夫教义——而其他所有学派的穆斯林思想都是异端邪说。

穆罕默德·本·拉登事业的轨迹恰好与当时沙特阿拉伯的发展吻合——起初缓慢，随后在突然间飞速上升。1931年他初到此地时，新生的王国正处于危险的经济衰退状态。沙特阿拉伯的主要收入来源历来是每年前往麦加、麦地那两座圣城的大量朝觐者，但大萧条使得朝觐者急剧减少，连椰枣出口的一点微薄收入也大受打击。国家的未来看来注定要和过去一样渺茫而悲惨，能不倒退就不错了。在走投无路的国王的邀请下，美国地质学家卡尔·特威切尔于同年4月来到沙特，勘探水源和金矿[17]。这两样东西他一样也没找到，不过他觉得这里可能会有石油。

特威切尔的发现促成了一家合伙企业的建立——这就是后来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简称阿美石油公司。在随后的几年之中，一帮石油工程师和油井工人在东部省建立起一个石油基地。阿美石油公司最初的规模并不大，但由于沙特王国几乎没有什么经济生活，这家公司很快就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主宰。起先在吉达当船坞工人[18]的穆罕默德·本·拉登，设法找到了一份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作——在德黑兰盖房子。

20世纪50年代初的第一次石油大发展，让贫瘠的阿拉伯半岛发生了剧变。一辈子吃椰枣喝骆驼奶的沙漠王子们，转眼之间就把自己的游艇停泊在摩纳哥。不过，虽说沙特人新近以国际挥霍者闻名，他们并没有把财富全浪费在里维埃拉的赌场。外国承包业的巨头们（尤其是美国的贝克特尔公司）带着各种硕大无朋的机器来到沙特王国，开始建设马路、学校、医院、港口、发电站，它们让王国具备了现代的面貌。早期的建设项目大都是由阿美石油公司委托的。任何国家都没有经历过如此迅速、如此压倒一切的转变。

沙特政府对美国工程师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训练并雇用更多当地的工人，本·拉登也因此交了好运：工程师们开始把一些大公司不屑一顾的项目交给他做。他很快就以一丝不苟和诚实可靠的作风得到了认可。他个子不高，长相英俊，装着一只玻璃假眼[19]——小时候他第一天上学就被老师一拳打坏了眼睛[20]。本·拉登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去学校，所以他不识字——“他的签名就像是小孩子写出来的，”[21]他的一个儿子回忆说。尽管如此，他还是颇有数学头脑，能够毫不费力地进行默算，而且从来不会忘记测量出的数值。在50年代认识他的一个美国人形容他“肤色黝黑、为人友善，而且很有活力”[22]。阿美石油公司后来开展了一个项目[23]，允许雇员离职一年，尝试着自己做生意。如果做得不成功，他们还可以回到公司，职位不受影响。穆罕默德·本·拉登公司就是在阿美赞助下起步的多家企业之一[24]。本·拉登一直坚持和手下的人共同工作，因此雇员们对他都非常忠诚。“我从小就是个劳动者，而且我也喜欢和劳动者一起工作、一起生活，”[25]他说。“如果不是因为热爱工作，我永远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也知道把团队凝聚起来的重要性，所以有时为了让手下人不致失业，他还会接一些无利可图的项目[26]。雇员们称他为“穆阿里姆”[27]——这个词指的既是手艺人，也是老师。

本·拉登在吉达翻修房屋期间[28]，引起了财政部长阿卜杜拉·本·苏莱曼谢赫[29]的注意。部长向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称赞了本·拉登的建筑技艺。多年以后，奥萨玛·本·拉登还记得父亲当初得到老国王赏识的经过[30]。当时国王因坐轮椅行动不便，想在吉达的霍扎姆宫建一个斜坡，这样汽车就可以一直开到他在二楼的卧室。斜坡完工后，穆罕默德·本·拉登自己把国王的汽车开了上去，证明斜坡经得住车子的重量[31]。为了表示感谢，国王把修建几处新王室宫殿的工程交给了他，其中还包括雅得的首座混凝土建筑[32]。后来国王还让本·拉登当了公众事务部的名誉部长[33]。

随着本·拉登的声誉日渐提高，他与王室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而且能响应他们的心血来潮。与其他外国公司的经营者不同，他愿意在半途停下一项工程，转而去做另一项；王室囊中羞涩的时候他耐心等待，而且从来不会拒绝任何工程。后来，修建吉达和麦地那之间公路的一家英国承包商违了约，本·拉登的忠心在此刻得到了回报：财政部长把工程交给了他，并同意按外国公司同样的标准付酬[34]。

沙特阿拉伯亟须建设公路。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也只有从利雅得至德黑兰这一条路铺设得还算不错[35]。本·拉登看到对手贝克特尔公司规模巨大，意识到如果自己没有合适的设备，就不可能在真正重要的合同上与之竞争。他开始购置机械设备，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了卡特皮勒挖掘设备公司的全球最大客户[36]。自那以后，沙特王国几乎每一条重要公路都是由他建造的。他的老东家阿美石油公司免费为他提供沥青[37]。本·拉登携家人迁到了吉达。

阿拉伯世界最受欢迎的歌星乌姆·卡勒苏姆[38]造访麦地那先知清真寺时，对寺内摇摇晃晃的柱子和穹顶上的裂缝深感担忧[39]。她开始为修缮该寺募集款项，这让老国王觉得颜面尽失。他命令本·拉登去解决清真寺的问题。这座土坯木柱结构的寺始建于公元622年，后来又扩建过几次，但其设计规模根本无法容纳数以百万计的朝觐者。在1950年开始的第一次整修中，本·拉登把先知清真寺的规模扩大了两倍。但是，要说到穆罕默德·本·拉登在伊斯兰几处至圣之地留下的印记，这还只是个开头。

先知清真寺整修期间，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的一个儿子——塔拉勒王子——担任财政部长。他想让整修过程变得有序一些，但本·拉登习惯在不受监管的情况下工作，把各种数字装在自己的脑袋里，只听命于国王一人。塔拉勒发现他连开工所需的正式法律文件都没有提交，不禁大为震惊。塔拉勒指责道：“我们必须得把工程组织起来！”[40]本·拉登没有服从。他说，要么让他以自己的方式来干活，要么他就走人。

塔拉勒王子决定建立一个名义上由国王本人领导的委员会，以监督整修工作。后来他还提出让本·拉登也加入其中。“这个机构就是负责监管他的，让他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其实并不对，”塔拉勒承认。“幸运的是，他答应了。如果我一直坚持反对他，国王可能会让我走人，而把本·拉登留下。”

1953年11月阿卜杜勒·阿齐兹去世后，长子沙特继承了王位。这位新国王的奢侈浪费无人能及，几乎仅凭一人之力就创造出了沙特人新的典型形象——他乘着车子穿行在沙土街道上，向空中抛撒钞票[41]。虽说王室成员自己拨给自己的石油津贴已非常丰厚，但无论什么承包合同、委托、特许权还是企业联盟，他们但凡能够染指就会强行插上一脚，这样一来限制王室参与投机的规定——虽说本来就没多少——也就失去了作用。

然而，这正是建筑业发展的大好时机。沙特国王开始大兴土木——宫殿、大学、输油管、海水淡化厂、机场——本·拉登的公司也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1984年，沙特政府由吉达迁到了利雅得，这就要建造整个政府的所有办公设施，以及与新首都相配套的使馆、酒店、住宅楼和公路。由于财政上开支过度，政府不得不把亚玛玛酒店（利雅得当时的两座五星级酒店之一）当作报酬支付给本·拉登[42]。

通过与实力强大的外国公司巧妙结盟，本·拉登开始向多样化发展[43]。本拉登凯泽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建筑公司之一。本拉登埃科公司则生产建造清真寺、酒店、医院和体育馆所需的混凝土预制件。迈扎尔与本拉登开发公司为希望进入沙特市场的外国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本拉登电讯公司是贝尔加拿大公司的代理，该公司获得了沙特地区的丰厚政府合同。另一家联合企业沙特交通安全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速路道路标识公司之一。不断发展的企业帝国还开设了许多工厂，生产砖头、门窗、绝缘材料、混凝土、脚手架和空调。

在这一时期，沙特逐渐确立了一种雄伟宏大、近乎斯大林式的建筑风格。由预应力混凝土构筑而成的巨大空间（有时甚至令人生畏），宣告了历史上一个崭新强国的诞生。名为“沙特本拉登集团”[44]的企业帝国，定义了这种规模庞大、装饰性极强的建筑美学。集团的声誉在麦加大清真寺的整修工程中达到了巅峰——这是沙特王国最显赫的一份建筑合同。

麦加的周围群山环抱，赛拉特山区的峭壁遮住了不信真主者的眼睛。这个城市兴起在两条古代商队路线的交汇点上，为从亚非两洲运往地中海地区的丝绸、调味品和香料提供了储藏地。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这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就被人们视为圣地，这是因为当地一座被称为“克尔白”（天房）的中空立方体建筑。按照穆斯林的传统，天房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是所有穆斯林祷告时朝向的地方。据说天房最早是由人类祖先阿丹修建的，先知易卜拉辛（也就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中的先知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伊斯玛仪（阿拉伯人的祖先）后来又用周围群山中的灰蓝色岩石加以重建。这样，整修大清真寺的穆罕默德·本·拉登就与人类的始祖和一神教的创始者联系在了一起。

大清真寺的整修花了12年[45]。穆罕默德·本·拉登去世时工程还没有完成；实际上，沙特本拉登集团后来又再次整修了大清真寺和先知清真寺，总共耗资180亿美元。本·拉登最初的大清真寺整修方案堪称人群管理上的杰作。这个方案设计了42个主入口和每座可容纳1440人的沐浴设施，电梯系统每小时能运送10万人。两列宽阔的拱门夹峙着一个巨大的开放式庭院。在朝觐期间，清真寺可以同时接待100万信徒。寺内的每一个表面（甚至包括屋顶）都以大理石砌成，为整座建筑平添了一种冷静、漠然而令人畏惧的光彩——这是现代沙特阿拉伯宗教建筑的普遍特征。

沙特国王的统治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这使得费萨尔王储于1958年夺取了政府的控制权。费萨尔后来说，自己接替王位时国库里只剩下不到100美元[46]。他发不出工资，连王国债务的利息都还不起。国家商业银行拒绝了费萨尔的贷款申请，理由是前沙特国王的信用记录太糟糕。正当王储四处寻找其他机构以将政府救出经济困境之时，穆罕默德不事声张地拿出了这笔钱[47]——这一举动确立了本·拉登家族与王室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在费萨尔国王与他的首席建筑师这两个人之间。

穆罕默德·本·拉登是最早从空中而非骆驼背上俯瞰王国的几个人之一。在禁止私人飞行的沙特，国王给了本·拉登特许权[48]，这样他就可以从上空检视自己的巨大工程。他的飞行员大都来自美国军方，1953起他们开始为沙特训练军队[49]。沙特阿拉伯国土的面积相当于美国的东半部，但如果你在20世纪50年代从波斯湾（按阿拉伯人的说法是阿拉伯湾）飞往红海，一路上几乎都看不到什么文明的迹象，只有沙漠地面上偶尔出现的几辆奔驰卡车，在沿着模糊难辨的商队小径蜿蜒前行。壮观的沙丘过后是平坦的沙地，片片绿洲的踪迹逐渐隐没在闪亮细滑的沙子中间。没有河流，没有大的水体，树木也寥寥无几。开发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省各盐滩的油田。面积相当于法国的整个沙特南半部被称为“空白之地”——这一大块难以逾越的空地是世界上最大的沙质沙漠。如果在沙特中部的上空飞行，就可以看到一片没有特色的鹅卵石平原。如果飞到北部，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飞行员会降到低空，这样就能看到汉志铁路的废墟[50]；一战期间，T·E·劳伦斯领导的阿拉伯部队捣毁了这条铁路。

但如果往西飞，你就会看到地形陡然上升，形成了赛拉特山脉。这座陡峭的山地屏障从约旦一直伸展到也门南岸，绵延1000英里，有些山峰的高度超过10000英尺。赛拉特山区把沙特分成了不平均的两部分，西部汇集世界各地人口的汉志地区地势狭长，夹在群山与红海的空隙之间——这将它与地域广阔、思想激进的内地有效地分割了开来。

古老的避暑胜地塔伊夫，像卫兵一样耸立在山脉边缘。这里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红海吹来的风碰上山脉后产生了上升气流，将高原笼罩在雾气和阵阵骤雨之中。到了冬季，这里偶尔还会结冰。伊斯兰时代之前，这一地区以葡萄园知名，后来著名的出产则是仙人果等其他各种水果——桃子、杏子，还有石榴。塔伊夫玫瑰的香气特别浓郁，因此人们用它来制作昂贵的香水。在一片片野生的熏衣草地间，曾有山狮悄悄追踪成群的阿拉伯羚羊；但后来山狮被人们捕杀殆尽，当地的阿拉伯狒狒就大批繁衍起来，在高地四处游荡，宛如一帮强行索食的乞丐。老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临终前来到了有清凉花园与芬芳桉树围绕的塔伊夫，并于1953年11月去世。

不幸的是，历史上塔伊夫曾两度成为阿拉伯统一的障碍——第一次是在精神上，第二次是在政治上。公元630年，先知穆罕默德围困了这座有墙垣保护的城市，因为它一直拒绝承认他的权威。在征得领袖的同意之后，军队用投石机攻击塔伊夫城的防线。（后来，基地组织用这一先例来为“9·11”事件中杀害非战斗人员正名，他们把撞向塔楼的飞机比作遥远年代的投石机[51]）。历史上的那次围城以失败告终，穆罕默德撤回了军队。不过，塔伊夫城的领导者当年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异教徒的最后一个前哨基地就此陷落。第二次则是在1924年，当时阿卜杜勒·阿齐兹正在为统一阿拉伯半岛四处征战。塔伊夫城虽然向伊赫万部队投降[52]，但城镇还是遭到了洗劫，有300多名男居民被杀——征服者割断他们的喉咙，然后把尸体扔进公共水井。随着塔伊夫的陷落，汉志的其他地区也在沙特军队的面前门户洞开。

当时，费萨尔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在外征战的几个十几岁的王子之一。那次屠杀之后，他率领沙特部队走上了盘山而下通往麦加的险峻商队小路。当时他就有一个设想[53]：将来无论牺牲多少人，也要修建一条真正的道路，把汉志地区和家族正在缔造的王国连接起来。

但是等费萨尔当上国王，通往塔伊夫的道路仍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赛拉特山区的峭壁，让最复杂、最精密的现代建筑手段都束手无策。人们可以在岩石间爆破出一条路来，但怎样把建筑设备运到工地上去还是个大问题——如挖掘机、推土机、铲车、自卸车和平土机这类现代建筑所必需的工具。另外，建造这条道路必须采取开挖隧道的方法，修好一段之后才能接着修下一段。费萨尔请来许多外国公司参与工程投标，但没有一家公司能想出修路的办法，即便花再多的钱也不行。这时，本·拉登提出要修建这条路。他甚至还提交了一份工程时间表。

本·拉登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来解决运送设备的问题[54]：把巨大的机器设备拆成零件，再用驴子和骆驼驮上去。等推土机、拖拉机的零件都运到工地上，就可以重新组装起来工作了。

塔伊夫人相传，为了确定公路修建的路线，本·拉登把一头驴子赶过山崖边，然后跟在驴子后面，以它下山时走的路径来规划未来的公路[55]。从1961年开始[56]的整整20个月时间[57]，他都和手下的工人呆在山上，还亲自埋设炸药[58]，用粉笔标出推土机行进的路线[59]。尽管定下了时间表，工程进度还是很慢。费萨尔国王偶尔会到工地来，询问工程未经预算的开支[60]增加到了多少。

本·拉登修建的两车道公路，紧挨着花岗岩的山壁一圈圈蜿蜒而下，经过了空中盘旋的鹰隼，跨越了不同的地质学时代。在远方，地平线上就是红海；再往前去，则是贫瘠的苏丹海岸。仿照不远处商队小径修建的岩壁和桥梁，显示出了工人们的高超技艺。在通往山下大约三分之二的地段，山壁的花岗岩变成了玄武岩，再往下又变成了砂岩；公路拓宽为4车道，向下的坡度也缓和了一些；最后，拓宽到6车道的公路在沙漠平坦的黄色地面上完全舒展开来。从塔伊夫到麦加的公路只有55英里长；它修建完毕的时候，沙特阿拉伯最终实现了统一，而穆罕默德·本·拉登则成了民族英雄。

按照王国的传统，有所乞求的人在斋月期间可以向王室和社会上的富人提出自己的愿望；这种体现善心的方式特别亲切而直接。穆罕默德·本·拉登以好心和慷慨知名。他为西班牙的一个失明者支付了手术费用[61]。还有一次，有个人求他帮忙在村里建一口水井。本·拉登不仅如他所请，还捐资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如此慷慨的馈赠往往会带来很多关注，但本·拉登总是避免因此引起注意，他说自己这么做只是为了取悦真主，而不是想赢得名誉。“我记得他总是按时祷告，还鼓励身边的其他人也这样做，”[62]他的儿子奥萨玛有一次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事情。”

穆罕默德·本·拉登天性中奢侈的一面，在女人身上体现了出来。伊斯兰教允许一个男人同时娶4位妻子，离婚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至少对男人来说，想离婚只需宣布“我要休了你”即可。在去世之前，穆罕默德·本·拉登与22位妻子正式生养了54个孩子[63]。他妻子的总数究竟有多少根本无从查证[64]，因为他常常是下午“娶”妻，当晚就把她给休了。一个助理会跟在他后面，负责照料他弄出来的每一个孩子[65]。本·拉登还养了许多小妾[66]，她们如果为他生了孩子就可以住在家族的宅子里。“我父亲曾说过，他为圣战生养了25个儿子，”[67]本·拉登的第17个儿子奥萨玛[68]后来回忆说。

50年代初的时候，穆罕默德已经从拉塔基亚港娶了一位叙利亚妻子[69]。他常到那里出差，1956年夏天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位名叫阿利娅·加尼姆[70]的14岁姑娘[71]。她的家人是种柑橘的农民，住在拉塔基亚港郊外名叫奥姆兰尼亚和巴卜朗的两个小村子里。这个区域处于阿拉维教派[72]的中心地带。阿拉维是什叶派穆斯林的一支，在叙利亚拥有包括当权者阿萨德家族在内的150万信徒。在伊斯兰教内部，阿拉维教派往往被贬为邪说，因为它的信仰中结合了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73]和异教徒的某些元素。这一派的教徒相信重生，认为人死后会转生为另一种生灵，甚至是星辰。他们还奉行“塔齐亚”（意为掩饰宗教信仰）——比如，他们在外人面前不承认自己是教派成员，以融入主流社会。

阿利娅嫁进本·拉登家时是第四位妻子[74]——处于这一地位的妻子有时会被称为“妻奴”，尤其是在先进门的妻子们口中。阿利娅才14岁就远离家人，被带进本·拉登限制极严的家庭环境之中，这样的地位对她来说想必更为艰难。与本·拉登的其他妻子相比，阿利娅要更现代、更世俗一些[75]，但她出门在外时也像她们一样用面纱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要用几层黑色的亚麻挡住。

1958年1月[76]，穆罕默德·本·拉登和阿利娅惟一的孩子在利雅得出生，取名奥萨玛——这是先知身旁一位追随者的名字，意思是“雄狮”。奥萨玛6个月时一大家人都搬到了圣城麦地那，本·拉登当时正在那里整修先知清真寺。不过，奥萨玛的孩提时代基本上都在吉达度过。尽管他的父亲已是一位富有而备受尊重的人物，一家人还住在阿玛利亚区一所破破烂烂的大房子里。阿玛利亚是个朴素的地方，店铺都很小，住家的阳台外晾着衣服。这里是离吉达最近的郊区，就建在旧城区的墙外。奥萨玛住过的房子现在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清真寺；不过，街对面穆罕默德·本·拉登的办公室还在——那是座灰扑扑的拉毛粉饰平房，开着一长串装有栏杆的窗户。这所房子正代表着本·拉登的朴素；他非常鄙视这个新兴国家中极为典型的炫耀财富之举。“我的父亲是个非常严格的人，而且从不在意表面的东西，愿他的灵魂安息，”[77]奥萨玛说。“和为我们工作的大多数人相比，我们住的房子还没有他们的好。”

在父亲的房子里，奥萨玛和一大帮孩子共同度过了儿童时光。穆罕默德治家的方式和管理公司一样：每个妻子负责她自己的那一支。孩子们很难见到这位伟大的人物[78]，因为他经常出差在外。每次回到家，他就会把孩子们喊到办公室里去[79]，好好看看自己蔚为壮观的血脉。在穆斯林的节日里，他会亲吻孩子，然后给他们每人一枚金币[80]；其他时间他很少和孩子们说话[81]。“记得有一次我给他背了一首诗，他给了我100里亚尔；在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82]奥萨玛回忆说。孩子们要么就努力讨他的欢心，要么就躲着他。并不奇怪，虽然两人之间很少交流，这位冷淡而威严的父亲在羞涩而纤弱的儿子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向往。

穆罕默德常常在自己朴素的家里招待尊贵的男宾，尤其是朝觐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朝觐者前往圣地时会途经吉达。按照传统的沙特习俗，客人们都光脚坐在地毯上，一只手臂倚着长枕；穆罕默德年纪较小的几个孩子则在他们中间一声不出地穿行，为客人送上椰枣，用长嘴银壶斟出稀淡的小豆蔻咖啡。孩子们的父亲很喜欢宗教辩论[83]，他会把王国最著名的宗教界人士聚在一起，探讨往往极为晦涩的神学问题。

当时，本·拉登的建筑业帝国早已扩展到了沙特之外的广大地区。穆罕默德在王国之外接下的一大工程，是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整修。这意味着他在伊斯兰教的三个至圣之地都留下了印记。“他召集起工程师，让他们估算修整所需的费用——不计任何利润，”[84]奥萨玛后来说。“多蒙真主的眷顾，有时他能在一天之内到所有的三座圣寺去祷告。”

穆罕默德·本·拉登有个习惯，常把为他生过孩子的前妻转嫁给公司的雇员[85]。妻子们在这种事上基本没有发言权。有些妻子发现自己被嫁到了地位更低的阶层，比如嫁给一个司机；母亲再嫁的情况，会影响到孩子在本·拉登家族中的地位。阿利娅被穆罕默德休掉的时候还算幸运。她被赏给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塔斯[86]的经理，他是先知的后裔。当时奥萨玛大概四五岁[87]。他和母亲搬到了几个街区之外贾达尔阿拉伯路上的一栋两层小楼。这座白色的水泥抹灰建筑有一个小小的庭院，车库前面装着黑色的雕花铁门。楼房的平顶上有高耸的电视天线。房前的一扇门上张着棕白色条纹的遮阳篷，是女人专用的入口；男人们则从大门口进入庭院。

奥萨玛搬进新家之后不久，穆罕默德·本·拉登死于飞机失事。他当时正要去迎娶另一位十几岁的新娘[88]。尸体烧焦了，人们靠他戴的手表才鉴别出身份[89]。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不到59岁，还是个积极而精力充沛的人，正处于事业的最高峰。“父亲去世的时候，费萨尔国王说那一天自己失去了左膀右臂，”[90]奥萨玛有一次说。穆罕默德的儿子们年纪尚幼，还不能接管家族的企业。因此，国王指派了三位委托人，让他们在今后10年内经营本·拉登公司[91]。这三人中的穆罕默德·萨利赫·巴哈尔斯谢赫还要监督本·拉登孩子的教育情况。孩子们继承的财产暂且由委托人保管，直到他们年满21岁。不过，这些财产之中的大部分，都和本·拉登创立的建筑业帝国的所有权紧密相连。

阿利娅和第二位丈夫的婚姻很持久。阿塔斯为人善良平和，但由于继子是老板的儿子，他和奥萨玛之间的关系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而奥萨玛则是从一个儿女成群的家庭，来到了另一个只有他一个孩子的家。后来家里又多了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和一个妹妹，奥萨玛管教起他们来简直就像是第三位家长。“继父如果有什么事要办，就会交待给奥萨玛，”奥萨玛儿时的伙伴、住在街对面的哈立德·巴塔菲回忆说。“他的几个弟弟说，比起父亲，他们更怕奥萨玛。”只有在母亲面前，奥萨玛才会放下威严的架子。“奥萨玛只有跟她才会聊一些琐碎的事情，”巴塔菲说，“比如他今天中午吃了些什么。”

哈立德·巴塔菲和奥萨玛·本·拉登都来自肯达尔这个大部族，族人多达10万。这个部族发源于王国的中心地带内志，不过后来迁入了也门的哈德拉毛。“肯达尔人以聪慧闻名，”巴塔菲说。“他们一般都比较好斗，身体强壮，而且总是很自信。”哈立德发现他这位新伙伴“安静、害羞，简直有些女孩子气。他性子平和，但发起火来却很吓人。”

奥萨玛喜欢看电视，尤其是西方的节目。他最爱看的是《大淘金》，还特别喜欢《愤怒》，这部系列剧说的是一个男孩，还有他那匹毛色像丝绸般黑亮的骏马。夏天的早晨，男孩子们做完晨祷后会去踢足球。奥萨玛球技平平；他要是能专心于这项运动，还可以踢得更好。不过，他的心思总是在别的什么事情上。

穆罕默德·本·拉登死后，委托人把他的大部分孩子都送到黎巴嫩接受教育。只有奥萨玛留了下来[92]，这让他成了本·拉登儿子之中地方观念最强的一个。不过，他上的却是从吉达到麦加最好的萨格尔学校[93]。这所学校是20世纪50年代初费萨尔国王为了教育众王子而创立的。虽然这是一家免费的公立学校，标准却非常高，校长直接听命于国王。学校的宗旨是培养来自沙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才，对学生的评价完全以学业表现为准。这个原则一直被严格遵行，后来哈立德国王的几位王子甚至在他当政期间被退了学。

奥萨玛所在的班级有68个学生[94]，其中只有两人来自王室。他的同学里后来有50人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是个中等的学生，不算特别出色，”曾教过奥萨玛三年科学的艾哈迈德·巴兹卜说。本·拉登与巴兹卜两人的命运今后将以出乎预料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本·拉登加入了圣战，而巴兹卜则成了沙特情报部门的一员。

学校的所有学生都要穿西式服装——冬天要穿外套、打领带，其他时间则是长裤和衬衫。奥萨玛在学生中间显得很突出，因为他个子高，身材细瘦，发育得也晚。班上同学纷纷留起小胡子或山羊胡的时候，奥萨玛脸上还是刮得干干净净，因为他的胡子长得太稀。老师们觉得他很害羞[95]，而且害怕犯错。

14岁那年，奥萨玛经历了宗教与政治上的觉醒。有人认为这一转变要归功于学校里一位颇具领袖魅力的叙利亚体育老师[96]，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奥萨玛不看牛仔电视节目了[97]。出了学校，他也不再穿西式的衣服。有时他会坐在电视机前，因巴勒斯坦的新闻而哭泣。“他十几岁时一直是个很乖的孩子，”[98]奥萨玛的母亲说。“但他变得越来越忧虑、悲伤、沮丧；这主要是因为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的局势。”他试图向朋友和家人诉说自己的感受，但他的激烈情绪却让他们不知所措。“他觉得穆斯林和安拉不够接近，穆斯林青年则总是在玩耍、享乐，”他母亲最后说。奥萨玛仿照先知的做法，开始每星期在周一和周四斋戒两次。晚间的祷告一结束，他就上床就寝[99]。除了每天正常的5次祷告，他还给自己定下凌晨1点的闹钟，天天晚上都一个人爬起来做祷告。奥萨玛对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也变得很严厉，尤其是在一件事上：督促他们早起去清真寺做晨祷。

他很少动怒，除非是碰到与性有关的事情。有一次奥萨玛以为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在调戏婢女，就扇了他一耳光。还有一次是在贝鲁特的一家咖啡馆，当时他弟弟的一个朋友拿了本色情杂志出来。奥萨玛当即声明，此后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任何一个弟弟，都不会再和那孩子有任何来往。在他的一生中，似乎从来都不曾屈从于肉欲的罪恶、腐化或下流的行为，以及烟酒和赌博的诱惑。食物引不起他多大的兴趣。除了冒险、诗歌等少数几样爱好，他的爱全都给了真主。

奥萨玛的母亲看到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觉得有些担心。她偷偷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妹妹莱拉·加尼姆。“奥萨玛刚走上这条道路时，作为母亲的她非常担忧，”[100]她的妹妹后来说。“后来她意识到这是他所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因别人改变的信仰，她就说：‘愿真主保护他。’”

有一次，奥萨玛和家人坐车去叙利亚探望母亲的亲戚，这是他们每年夏天的惯例。开车的司机放了一盘埃及歌星乌姆·卡勒苏姆的磁带。她浑厚的颤音中蕴涵着无尽的爱与渴望，常会使听者潸然泪下，或是感到一阵阵不由自主的冲动。那首歌的歌词引用了沙漠吟游诗人的古老诗句：

你比我的白天还要珍贵，比我的睡梦还要美丽

带我去享受你的甜蜜吧，远离这个世界

远远地，远远地离开

奥萨玛勃然大怒。他命令司机把音乐关掉。司机不干。“是我们付钱让你开车的，”奥萨玛提醒他。“你要是不马上把音乐关掉，就送我们回吉达去！”面对奥萨玛的愤怒，车里包括他母亲和继父在内的所有人都鸦雀无声。司机只好让步。

在奥萨玛所处的上层社会圈子里，像他这样毫不妥协的虔诚者并不多见；但是，确实有许多年轻的沙特人在激烈的宗教信仰中找到了慰藉。他们所接触到的思维方式（甚至是对伊斯兰教的诠释）非常有限，因此就被困在了一个只有二元的精神世界之中；他们的选择只有“更为极端”或“不太极端”这两种。极端主义确实能给人带来安慰，它历来如此；对奥萨玛来说，极端的信仰显然让他免去了少年性欲冲动的烦恼。他的天性中还有一份与沙漠精神的亲近——沙漠是朴素的，没有任何让人分心的事物。他一辈子都渴求朴素的生活，这几乎成了一种怪癖：沙漠，山洞，以及他此时尚未表达过的愿望——默默无闻地战死在堑壕中。不过，对于一个坐着家族的奔驰车、到处都由司机接来送去的人来说，要坚持这样的自我认识确实很困难。

与此同时，奥萨玛也努力使自己不要显得太一本正经。他反对人们演奏乐器，不过还是组织几个朋友成立了一支宗教歌唱队。他们甚至还录制了一些关于圣战的曲子——当时，圣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神圣的战争”，而是为了提高自我而进行的内在奋斗。奥萨玛会把曲子翻录出来，给每人一盘磁带。踢足球的时候，奥萨玛会给大家带金枪鱼奶酪三明治，即便在自己斋戒的日子里也是如此。由于行为上要做到保守，他不再穿普通的足球短裤，而是穿上长裤踢球。踢球的伙伴都尊重他的信仰，于是也纷纷效仿。

他们常到吉达最贫困的地方去踢球。吃午饭时（即使他在斋戒），奥萨玛会把他的队友划成几个小组，分别以先知几位追随者的名字命名[101]，然后抢答关于《古兰经》的问题。“阿布·贝克尔小组获胜！”[102]他会大声宣布。“好了，咱们吃蛋糕吧。”

他青年时代做过许多冒险的事——去土耳其爬山，到肯尼亚猎捕大动物。奥萨玛在吉达南郊的家庭农场里有一个马厩，最多时养了20匹马，其中有一匹名叫巴尔恰的母马他最喜欢。他还爱骑着马打枪，就像小时候在电视里看到的牛仔那样。

奥萨玛小小年纪就开上了车，而且开得还很快。70年代中期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开过一辆白色的大克莱斯勒，后来不小心在一条暗渠里撞毁了。神奇的是，他自己没有受伤。不过，从那以后他开车时就刻意提醒自己要慢下来。后来他开的是丰田吉普和奔驰280S——沙特的体面商人都开这种车。不过，他的脚总是控制不住地老往油门上踩。

教他科学的老师艾哈迈德·巴兹卜，注意到了这位意志坚定的年轻学生身上的变化。“当时，奥萨玛想在公司里证明自己，”巴兹卜说。“本·拉登家族有一条规矩：如果你能证明自己是个男人，就可以继承家业。”沙特本拉登集团在吉赞靠近也门边境的地方承包了一项大工程，奥萨玛急切地想参与其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我决定要辍学，”[103]本·拉登后来说。“让我惊讶的是，这个想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我的母亲。她哭着求我改变主意。最后，母亲的泪水让我实在无法拒绝。我只得回到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1974年，还在上高中的奥萨玛第一次结婚。那时他17岁，她14岁——他的妻子纳吉瓦·加尼姆来自母亲在叙利亚家乡的村庄，是他的表亲。纳吉瓦的个子比一般女孩高，长相很美。结婚时男人们在奥萨玛家里开了一个小型的聚会[104]，不过新娘始终没露面。本·拉登未来的弟媳卡门形容纳吉瓦性情温顺，“老是怀着孕。”[105]

也就是在高中的这段时间，本·拉登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的沙特阿拉伯基本处于地下状态。“只有执着得近乎痴迷的人才会加入，”[106]一个成员回忆说。兄弟会的成员都是像本·拉登这样笃信宗教的十几岁少年。虽然他们并未积极谋划反政府的行动，但开会时还是在私人住所里悄悄进行。成员们有时会结伴去麦加朝觐或出行海边，在那里做祷告，劝人们皈依。“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无论是在哪里，”本·拉登的一个朋友贾迈勒·卡舒吉说，他也在大约同一时间加入了兄弟会。“我们相信，第一个国家的建立会带动第二个国家，这种多米诺效应将扭转人类的历史。”

1976年，本·拉登考入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他学的是经济[107]，但参与更多的还是校园里的宗教活动。“我在学校里建立了一个宗教慈善团体，并且组织大家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诠释《古兰经》和圣战，”[108]他后来说。

上大学第一年，本·拉登结识了兄弟会的另一个成员、后来成为他挚友的穆罕默德·贾迈勒·哈利法。哈利法大本·拉登一岁，是个很合群的人，脸上总是带着随和的笑容。哈利法来自一个贫寒的家庭，但他的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知身上——这让他在沙特社会中拥有了与家境经济状况颇不相同的崇高地位。他和奥萨玛一起踢足球。个子高、速度快的本·拉登当射手，总是冲在前面。两个年轻人很快就好得形影不离。

到了周末，他们会去吉达和麦加两地之间的沙漠，通常就住在本·拉登家里的农场，那是一个名叫巴鲁德的绿洲。为防止贝都因人住到他的地产上来，本·拉登盖起一座只有一厨一卫的小屋，还经营起了农场。他养了一小群羊，还有一厩马。即使是夏天，他一到农场就会把鞋子踢掉，赤着脚走在灼热的沙地上[109]。

“奥萨玛很固执，”哈利法说。“有一次我们在沙漠里骑马，跑得非常快。我看到前方的沙漠是细沙，就告诉奥萨玛有危险，最好绕着走。他不听我的，继续往前跑。于是他的马就栽倒了，把他给摔了下来。他一边笑一边爬起身。还有一次我们开的是吉普。只要看到沙丘，他就会开着车飞快地翻过去，但我们根本不知道沙丘另一面有什么。真的，他多次让我们置身险境。”

对他们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段精神上充满困惑的时期。“伊斯兰教与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哈利法说。“我们想要知道，对于如何饮食、娶什么样的女人、怎样谈话这类问题，伊斯兰教是如何教导的。我们读了赛义德·库特卜的书。他是对我们这一代影响最大的人。”阿齐兹国王大学的许多教授都是被逐出埃及或叙利亚的兄弟会成员。他们来到这所学校时也带来了伊斯兰教高度政治化的理念。这种观点把国家与宗教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包罗万有的神学体系。本·拉登和哈利法深受这些教授的吸引，因为他们的思想显得比沙特学者更为开放，还愿意借一些书给学生看，例如库特卜的《里程碑》和《在〈古兰经〉的庇荫下》，这些书将改变他们的一生。殉教者库特卜的弟弟穆罕默德·库特卜每周都会到学校来上课[110]。虽然本·拉登从来没有正式上过库特卜的课，但常会去听他的公开讲座。库特卜非常受学生欢迎。他们发现，这位老师虽说曾在纳赛尔的监狱里苦受折磨，却仍然保持着沉着的气度。

当时，穆罕默德·库特卜正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兄长的声誉——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对这位殉教者提出了抨击。他们认为，《里程碑》一书让一群新生的、更为暴力的激进分子有了权力。尤其是在埃及，这些人用赛义德·库特卜的著作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去攻击一切被他们视为离经叛道者的人，甚至包括其他穆斯林在内。在库特卜的批评者之中，时任穆斯林兄弟会最高指导的哈桑·胡达比居于首位。他出版了自己在监狱中写的书《传教者，而非审判者》，以此驳斥库特卜唆使动乱的言论。胡达比的神学观念要正统得多，他认为任何一个穆斯林都不能否定另一个穆斯林的信仰，只要他能用简单的一句话证明自己的信念：“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原先库特卜与胡达比在埃及监狱里进行的辩论，迅速传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而年轻的穆斯林也在这“谁是穆斯林谁不是”的争辩中采取了各自的立场。“奥萨玛在1978年读了胡达比的书，我们还就此讨论过，”贾迈勒·哈利法回忆说。“奥萨玛完全赞成他的观点。”不过，他的看法很快就会发生转变。正是这根本性的转变——由胡达比包容、认可的伊斯兰理念，转向库特卜那狭窄而批判的观点——打开了通往恐怖之途的大门。

就在那一年，奥萨玛和纳吉瓦的儿子阿卜杜拉降生。他们一共生了11个孩子[111]，阿卜杜拉是老大。按照阿拉伯的传统，阿卜杜拉的双亲分别被称为阿布（父亲）·阿卜杜拉和乌姆（母亲）·阿卜杜拉。与自己的父亲不同，奥萨玛很关心孩子，常和他们一起玩耍——他喜欢带着迅速壮大的一家人去海滩——但他对孩子们也很严格。他抱着非常坚定的看法，认为人生艰难，一定要让孩子为此做好准备。到了周末，他会带着儿女们去农场，和骆驼、马住在一起。他们会在星空下露宿，天冷时则挖个坑，以沙为被[112]。本·拉登不让他们去学校上学[113]，而是把老师请进家来，这样他就能监督孩子们教育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希望让孩子们变得坚强，而不是像其他孩子那样，”贾迈勒·哈利法说。“他觉得别的孩子都被宠坏了。”

本·拉登的第二个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114]出生时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缺陷——脑积水，通常被称为水脑。当时人们对这种病了解得很少。它是由于大量脑脊液在脑室中积聚造成的，会让婴儿的脑袋越变越大，大脑则逐渐萎缩。患儿出生之后脑袋还会继续扩大，除非把积液抽出来。拉赫曼的病状特别严重，于是本·拉登自己带着婴儿去英国看病。这可能是他惟一一次踏足西方国家。他听医生说要在拉赫曼的脑子里装一个分流管，就没有让他们做手术。他回到了沙特，自己用蜂蜜为婴儿治病[115]——蜂蜜在民间被用来治疗多种疾病。不幸的是，阿卜杜勒·拉赫曼成了轻度弱智。长大之后，他经常会大发脾气。他和家里其他的孩子合不来，尤其难以适应本·拉登要求孩子们参与的活跃户外生活；如果有什么事不合自己的意，他常会用哭泣引来别人的关注，或是挑起打斗。尽管这样，本·拉登携大家出行时总是坚持要带上拉赫曼，还特别关照他，不让他孤零零一个人。

贾迈勒·哈利法也想结婚了。按照沙特阿拉伯的风俗，结婚前新郎要付给新娘一笔钱，还得有一所房子，这样才能举行婚礼。哈利法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年轻女人，但他没那么多钱，买不起公寓。本·拉登在大学附近有一块地，于是他就在那里为朋友建了一座小屋。遗憾的是，哈利法的新娘觉得这房子太简陋。

本·拉登不以为忤；实际上，他又作出了一个更为慷慨的表示。当时，他和母亲、继父和弟弟妹妹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奥萨玛和妻子儿女住一楼。他在起居室中间修起一堵墙，把一楼划成两半，然后邀请哈利法和他的新娘搬进来。“你们住这边，我住那边，”本·拉登说。1980年从阿齐兹国王大学毕业前，哈利法和妻子一直住在这里。

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奥萨玛和贾迈勒就下定了一个决心。他们决意实行一夫多妻制。当时，这个制度已不被沙特社会接受。“我们的父辈并没有很好地运用一夫多妻制。他们没有对各位妻子平等相待，”哈利法承认。“他们有时会在结婚的当天离婚。埃及媒体以前在电视上播报过这类事情，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因此，我们就说了：‘让我们来实行这个制度，向世人表明我们能把它做好。’”1982年，本·拉登先作了表率：他又娶了一位来自吉达萨巴尔家族的女子，这个家族是先知的后裔。新娘受过高等教育，是儿童心理学方面的博士，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的女子学院教书。她比奥萨玛大7岁，为他生了一个名叫哈姆扎的男孩，因此被人们称为乌姆·哈姆扎[116]。

照管两个家庭并不轻松，但本·拉登没有泄气。他为多重婚姻想出了一套理论。“娶一个妻子挺好，就像是在走路。娶两个就像是骑自行车：比走路快，但不太稳当。娶三个就成了三轮车，稳当，但有点慢。如果娶了四个妻子，啊！这才是最理想的。这样你就能超过所有的人了！”

他买下了一栋有4个单元的破旧公寓楼，地处瓦迪萨法街与瓦迪比沙街的交叉口，离母亲的家大约有一英里。几个单元外墙的颜色分别是灰色和桃红色，每个单元都装着窗式空调。公寓楼附近原来有一家老的意大利面点厂，而沙特国内的街道又很少使用数字编号，本·拉登的新居后来就被人们称为“通心粉大街上的那座房子”[117]。他把自己的两个家庭安置在不同的单元里。几年之后，他又娶了一位来自麦地那谢里夫家族的女子。这位新娘也受过高等教育——她是阿拉伯语语法学的博士，在当地教育学院教书。他们后来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因此她就被称为乌姆·哈立德。奥萨玛的第4个妻子乌姆·阿里来自麦加的吉拉尼家族，为他生了三个孩子。

本·拉登自己的学业并不出色，显然他对此也不感兴趣。他不愿意做那些体面的职业，如法律、工程或医学，而这类工作本可能让他在经济上独立起来。他的兄弟们当时正在世界一流的大学里接受教育，但对他而言，最为重要的榜样却是他那不识字的父亲。奥萨玛常谈到父亲，而且把他视为完人。他渴望取得能与父亲比肩的成就——但在他所处的沙特文化之中，个性是不被允许的，至少也是仅限于王室。与沙特的其他上层阶级一样，本·拉登家族也是依靠王室的青睐而繁荣起来的，他们决不愿意让这种关系受到损害。这里没有政治体系，没有公民社会，也没有可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明显途径。在沙特王国，神职人员是王室之外惟一的权势阶级，但本·拉登没有接受过神学方面的训练。看来，他的未来注定是呆在家族的公司里，论资排辈时则远远落在后面；虽然他在家族的势力范围内能得到尊重，但永远不可能留下什么真正的声名。

本·拉登继续和兄长们软磨硬泡，求他们让自己在公司工作；最后，他们终于在麦加圣城的米纳给他安排了一份兼职。他们希望在6个月之内做完米纳的工程，但本·拉登宣布：“我要和父亲一样。我会日夜无休地工作。”[118]他还想完成大学的学业，于是就在每天上完课之后匆忙赶往麦加的工地。他负责的工作是把小山坡平整成空地，以供沙特本拉登集团修建新的公路、酒店和朝觐中心。虽说本·拉登本应去监督工人们工作，但他却坚持要和他们一起干活，而且还长时间地操作推土机和挖掘设备。沙特人干体力劳动的景象在那时本身就很少见——这种活儿大都由菲律宾或印度分包商带来的外籍劳工负责——因此，看到公司创始人那瘦瘦高高的子弟在建筑工地上干重活，弄得浑身又是汗又是土，人们都觉得很惊讶。“回想那段经历我觉得很自豪，因为我是家族中惟一一边工作、一边保持优异学习成绩的人，”[119]本·拉登后来夸口说。但是实际上，如此紧张的日程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即便他本·拉登也不行。到那个学期的期末，他在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辍了学，开始全职在公司工作。

他的身高刚过6英尺[120]——并不是后来众口相传的巨人。一个熟人还记得在这一时期见过他，那时圣战还没有改变一切。“有人去世了，我们前去哀悼，”这位朋友说。本·拉登当时20岁出头，长得非常英俊；他肤色白皙，留着一部浓密的胡须，宽宽的嘴唇很饱满。他的鼻子很长，形状则有点复杂——上部窄而直，下部突兀地向两边扩展成了宽大的鼻翼，还有个上翘的鼻尖。他在白头巾上缠了一条黑色的带子，头巾下面是鬈曲的黑色短发。由于斋戒和辛劳的工作，他显得有些憔悴。他高亢尖利的嗓音、严肃而又慵懒的举止，愈发给人以身体虚弱的印象。“他很自信，而且颇具领袖魅力，”朋友评价说。虽然有宗教学者在场，本·拉登却让人们觉得他与这些学者是平等的。他说话的时候，那镇定自若的气度令人着迷。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被他吸引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自己出身于一个非常看重等级的家庭，”他的朋友说，“但他却打破了等级。”

[1]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2] 扎耶特，《通往基地组织之路：本·拉登得力干将的故事》，第31页。

[3] 同前，第49页。

[4] “显微镜下”，半岛电视台，2003年2月20日。

[5] 扎耶特，“伊斯兰组织：局内人的观点”（四），《生活日报》，2005年1月12日。扎耶特称此事是听扎瓦希里说的，但他2002年和我谈话时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他说扎瓦希里和本·拉登可能是1986年在白沙瓦认识的。扎耶特坚称，这个新情况的依据是他后来与扎瓦希里的谈话。《生活日报》驻开罗记者穆罕默德·萨拉赫告诉我，根据他的消息来源，这两个人是1985年结识的，地点应该在吉达。其他人则猜测扎瓦希里与本·拉登初次见面是在巴基斯坦；例如贾迈勒·伊斯梅尔就告诉彼得·伯根，两人第一次会面是在1986年的白沙瓦。伯根，《我所认识的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组织领袖的口述历史》，第63页。

[6] 伯顿，《自述：到麦地那与麦加的朝觐之旅》，2：274。

[7] 奥斯曼·米利亚巴里和阿卜杜拉·哈桑宁，“国家失去了一位白手起家的大人物”，《欧卡兹报》，1967年9月7日。

[8] 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

[9] 埃里克·沃特金斯，个人通信。

[10] Levant，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统称，其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约旦等地。——译者

[11] 对本·拉登家族发言人的采访。

[12] 对萨利赫·M·宾拉丁的采访。

[13] 西方通常称他为伊本·沙特。

[14] 阿布里什，《沙特家族的兴起、腐化与将要来临的败落》，第24页。据阿布里什记载，“伤亡人数至少有40万，因为伊赫万组织不抓俘虏，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杀戮与征服。在伊本·沙特征服的土地上，起码有100多万居民逃到了其他国家。”沙特历史学家马达维·拉希德指出这些数字很难采信，因为当时根本无人统计。不过她在个人通信中写道：“沙特以统一国家为名犯下了滔天罪行。”她补充道：“伊赫万组织不过是伊本·沙特调动的一支雇佣兵，他们在为他个人而战，唯他的个人目的是从。一旦这些人完成了沙特交给的任务，他就找别的雇佣兵来屠杀他们；这一次的雇佣兵是内志南部的二等公民、其他部族，以及当时驻扎在科威特和伊拉克的英国皇家空军。”

[15] 施瓦茨，《伊斯兰的两面：从传统走向恐怖的沙特家族》，第69页起。

[16] 哈立德·阿布·法德勒，“丑陋的现代与现代的丑陋：要求恢复伊斯兰之美”，第33—77页。

[17] 莱西，《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231页起；李普曼，《幻景之中：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脆弱的伙伴关系》，第15页起。

[18] 对纳瓦夫·奥贝德的采访。

[19] 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

[20]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本·拉登家族的一位发言人对教师殴打穆罕默德·本·拉登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说穆罕默德的那只眼睛是在埃塞俄比亚的一次事故中受伤的。当时工地上护目镜还不多见，砌砖工和凿石工常常被石屑和粉碎机弄瞎眼睛。我之所以采纳教师打人的说法，是因为哈利法从妻子那里听说了此事，而她与父亲很亲近。我采访过的其他本·拉登兄弟则承认，他们对父亲失明的情况并不太了解。

[21] 对萨利赫·M·宾拉丁的采访。

[22] 对小迈克尔·M·阿明的采访。

[23] 托马斯·C·巴杰，“梦想的诞生”，《沙特阿美的世界》，第35页，no. 3（1984年5—6月刊）。

[24] 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阿美石油公司是惟一一家能够建设的机构，”图尔基王子告诉我。“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如果想做什么事，他就会让阿美石油去做，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本·拉登就是这样进入圈子的。他是阿美石油推荐的人。”

[25] 奥斯曼·米利亚巴里和阿卜杜拉·哈桑宁，“国家失去了一位白手起家的大人物”，《欧卡兹报》，1967年9月7日。

[26] 对匿名沙特消息来源的采访。

[27]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28] 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

[29] 穆罕默德·贝萨拉马，“老师——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谢赫”，《欧卡兹报》，1984年6月2日。

[30]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31] 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

[32] 匿名沙特消息来源。

[33] 穆罕默德·贝萨拉马，“老师——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谢赫”，《欧卡兹报》，1984年6月2日；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

[34] 穆罕默德·贝萨拉马，“老师——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谢赫”，《欧卡兹报》，1984年6月2日。

[35] 迈耶，“本·拉登一家”。

[36] 匿名沙特消息来源。卡特皮勒挖掘设备公司的发言人拒绝对此发表意见。

[37] 李普曼，《幻景之中：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脆弱的伙伴关系》，第49页。

[38] Umm Kathoum（1904—1974），埃及著名女歌星、歌曲作者和演员。——译者

[39] 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

[40] 对塔拉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王子的采访。

[41] 莱西，《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302页。

[42] 对小迈克尔·M·阿明的采访。

[43] 阿美石油公司，《本·拉登兄弟发展承包与实业》（出版商、出版时间不明）。

[44] 公司使用的名称在各种英语译法中略有不同，家族成员在称呼公司时也是如此。

[45] 数字据阿巴斯，《大拓展的故事》，第364页起，以及沙特本拉登集团的宣传片。

[46] 莱西，《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323页。

[47] 对匿名沙特消息来源的采访。

[48] 李普曼，《幻景之中：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脆弱的伙伴关系》，第127页。当时，沙特王国中飞机的每一次起降也必须由国王亲自批准。

[49] 雷切尔·布朗森，个人通信。据布朗森说，沙特王室于1945年准许美国人在国内建立空军基地，该基地旨在为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区的部队调动提供便利。二战结束后两国重新协商了美国的军事存在问题，美方还就沙特的军事需要进行了调查。1953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订协议，准许美军训练沙特部队。此后两国的所有军事合作都以这一协议为基础。

[50] 对斯坦利·格斯的采访。

[51] 维克托洛维茨和卡尔特纳，“以伊斯兰的名义杀戮：基地组织对‘9·11’的借口”。

[52] 钱皮恩，《自相矛盾的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改革势头》，第49页起；拉希德，《沙特阿拉伯史》，第66页；莱西，《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188页。

[53] 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

[54] 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个人通信。

[55] 对马哈茂德·阿利姆的采访。据阿里·苏凡说，奥萨玛·本·拉登也经常讲这个故事。

[56] 沙特本·拉登集团宣传册。

[57] 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个人通信。

[58] 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

[59]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60] 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

[61] 奥斯曼·米利亚巴里和阿卜杜拉·哈桑宁，“国家失去了一位白手起家的大人物”，《欧卡兹报》，1967年9月7日。

[62]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63] 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他告诉我一共有29个女儿和25个儿子。“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55页）则称穆罕默德共有57个孩子。

[64] 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

[65] 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

[66] 卡门·本·拉登，《王国之内：我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第69页。

[67]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82页。

[68]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55页。

[69] “本·拉登的第一位妻子和她的11个孩子身处阿富汗，这让她在拉塔基亚的兄弟姐妹甚为担忧”，《中东日报》，2001年11月14日。

[70] “《Al-Majellah周刊》走访叙利亚奥萨玛·本·拉登叔辈所在的村庄”，《Al-Majellah周刊》，2001年12月8日。

[71] 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

[72] 约瑟夫·巴胡特，个人通信。阿利娅·加尼姆本人是否阿拉维派仍有争议。艾哈迈德·巴兹卜（图尔基王子任沙特情报部门主管时的助理）告诉我她是个阿拉维派，奥萨玛·本·拉登的姐夫贾迈勒·哈利法和朋友贾迈勒·卡舒吉也这么说。加尼姆家族否认此事——当然，这可能是在掩饰宗教信仰。艾哈迈德·扎伊丹告诉我，奥萨玛的儿子2001年在贾拉拉巴德举行婚礼的时候，他曾向来宾询问阿利娅是不是阿拉维派，他们说她不是。20世纪40年代，来自拉塔基亚的阿拉维教徒瓦希卜·加尼姆是复兴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不过，加尼姆家族中也有基督徒和逊尼派穆斯林，尤其是在黎巴嫩的一支中。

[73]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是基督教诞生之前中东最有影响的宗教，是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曾被伊斯兰教徒贬称为“拜火教”，在中国称为“祆教”。——译者

[74] 纳瓦夫·奥贝德说阿利娅其实是个小妾，卡门·本·拉登也证实了这一点。贾迈勒·卡舒吉说，“她生下奥萨玛，这只意味着他们结了婚，但买妾的现象确实存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事很多，尤其是在阿拉维派教徒之中。”

[75]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76] 本·拉登说：“我出生在伊历1377年的7月。”“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他曾对贾迈勒·伊斯梅尔说，“多亏真主仁慈，他让我于伊历1377年降生在阿拉伯半岛、利雅得马拉兹一带的穆斯林家庭”——按月份推算，这个时间可能是公历1957或1958年。贾迈勒·伊斯梅尔，“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的毁灭”，萨拉赫·纳吉姆主持播出，半岛电视台，1999年6月10日。据信，那次采访中本·拉登说自己出生于1958年3月10日，但文字抄录中并没有相关记载。此外，像他这个年纪的沙特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准确的出生日期，因为他们没有庆祝生日的习惯。沙特当局在护照或其他官方文件上常随意给许多人指定同一个生日。例如，本·拉登的朋友贾迈勒·哈利法的“官方”生日是1957年2月1日；凑巧的是他在家庭日记看到了一条记录，说他其实出生在1956年9月1日。本·拉登家族的档案（其实没什么内容）并未记载他的实际出生日期。

[77]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78]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他说，“奥萨玛的兄弟们告诉我，他顶多也就见过父亲三四次。”

[79]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80] 对匿名沙特来源的采访。

[81] “本·拉登同父异母的兄弟将出资为其辩护”，美联社，2005年7月5日。伊斯兰·本·拉登曾在阿拉伯卫视台上说自己害怕父亲，但他这番话在美联社的英语节目中却被曲解为“曾遭父亲责打”。

[82]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83] 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159页。

[84] 萨拉赫·纳吉姆和贾迈勒·伊斯梅尔，“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的毁灭”，半岛电视台，1999年6月10日。

[85] 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

[86] 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

[87]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88] 对小迈克尔·M·阿明的采访。

[89] 对本·拉登家族发言人的采访。卡门·本·拉登，《王国之内：我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第65页。

[90] 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159页。

[91] 穆罕默德·贝萨拉马，“老师——穆罕默德·阿瓦德·本·拉登谢赫”，《欧卡兹报》，1984年6月2日。

[92] 对匿名沙特消息来源的采访。

[93] 对阿姆鲁·穆罕默德·费萨尔王子的采访。

[94]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这两位王子是阿卜杜勒·阿齐兹·本·米沙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和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艾哈迈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

[95] 布赖恩·法伊赫尔德-谢勒的话，引自“与奥萨玛·本·拉登会面”，PBS，2005年1月12日。

[96] 对塔里克·阿里·阿里礼萨和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97] “同父异母的兄弟称本·拉登活得很好”www.cnn.com/2000/WORLD/meast/03/18/osama.brother，2002年3月19日。

[98] 哈立德·巴塔菲，“对奥萨玛·本·拉登母亲的采访”，《周日邮报》，2001年12月23日。

[99] 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

[100] 迈克尔·斯莱克曼，“据叙利亚的亲戚说，本·拉登的母亲曾试图阻止他”，《芝加哥论坛报》，2001年11月13日。

[101] 拉希姆拉·优素福扎，“恐怖活动嫌疑人：对奥萨玛·本·拉登的采访，”ABCNews.com，1988年12月。

[102] 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

[103]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104] 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

[105] 卡门·本·拉登，《王国之内：我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第160页。

[106]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

[107]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关于本·拉登大学生活的情况主要由他提供。

[108]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109]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110] 对哈立德·巴塔菲、贾迈勒·哈利法和穆罕默德·库特卜的采访。

[111] 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道格拉斯·法拉和达娜·普里斯特，“本·拉登之子在基地组织中扮演关键角色”，《华盛顿邮报》，2003年10月14日。

[112] 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

[113]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114]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115] 对扎纳卜·艾哈迈德·哈德尔的采访，她的孩子也患有类似缺陷。她和阿卜杜勒·拉赫曼的母亲讨论过这种病。

[116] 对扎纳卜·艾哈迈德·哈德尔（本·拉登孩子的情况也是她提供的）和玛哈·埃尔撒姆纳的采访。

[117]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他还带我去了那里。

[118]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119]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120]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55。据美国情报部门的画像显示，本·拉登身高6英尺5英寸。据迈克尔·朔伊尔说，这个估计来自本·拉登的首位传记作者埃萨姆·德拉兹，他告诉我本·拉登“身高2米多，可能是2米05或2米04”——超过6英尺8。ABC电视台的约翰·米勒采访过本·拉登，他说本·拉登有6英尺5，不过米勒只见过本·拉登一次。半岛电视台伊斯兰堡站的主管艾哈迈德·扎伊丹曾见过几次本·拉登，他估计本·拉登身高1米8，大约5英尺11英寸。但是，朋友们对本·拉登身高的估计都很一致。贾迈勒·卡舒吉告诉我，本·拉登“身高和我一模一样”——1米82，将近6英尺。本·拉登在苏丹的朋友伊萨姆·图拉比则说本·拉登身高1米83或1米84，大约6英尺。本·拉登大学期间的朋友、合住一所房子的贾迈勒·哈利法估计他的身高是1米85，6英尺刚出头。本·拉登的儿子阿卜杜拉的身高就是6英尺出头，他说父亲比他高两英寸。本·拉登的朋友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也说本·拉登比自己高两英寸，但拜兹德的身高只有5英尺7。当然这可以用理论来解释——人们的认知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我将这番调查写进此书只是想说明，记者为一个简单问题（只是许多众说纷纭的问题之一）寻求答案时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第四章 变化

费萨尔国王把王子们送到美国接受教育。最小的王子图尔基1959年被送到了新泽西州的劳伦斯维尔学校，那时他才14岁。劳伦斯维尔是一所上层阶级的预科学校，不过对图尔基来说，来这儿上学就已经体验到了美国的平等主义。上学第一天，有个学生就在王子的屁股上一拍，算是自我介绍，然后问他叫什么。图尔基回答之后，那学生问道：“跟感恩节的火鸡[1]一样？”[2]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身份，也没人在乎。这种新奇的体验，让他能化身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同学们叫他特克，或是费萨尔斯蒂克斯[3]。[4]

他长相俊美，英气逼人：高高的前额，鬈曲的黑发，下巴上有一个深深的凹陷。他五官刚硬的线条和父亲一样，但眼神里却没有老头子眼中闪动的那份凌厉；他的样子显得比较内向，还有点迷迷糊糊。虽说做了学校法语俱乐部的主席，他却并不是个好学的人，而是更喜欢运动。他在校足球队踢球，还代表新泽西击剑队参加了1962年的青少年奥运会。他非常聪明，但总不能专心学业。高中毕业时他上了几英里之外的普林斯顿大学，但一个学期之后就因成绩不合格被退学。他又转到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大学学习。1964年，一个同学走过来问他：“听到消息了吗？你父亲当国王了。”[5]

身处美国安定的环境之中，图尔基始终关注着祖国发生的动荡，包括穆罕默德·本·拉登的经济救援——这一及时的举动让费萨尔得以重组政局，稳定王国的统治，否则当时恰逢阿拉伯社会主义兴起之际，王室都有可能被推翻。王室与本·拉登家族之间建立的纽带，在费萨尔国王孩子们的这一辈尤为紧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父王继位时本·拉登对他的帮助。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获胜后，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陷入了沮丧之中。情绪极度低落的图尔基开始逃课，后来又不得不在暑假里上补习班，把落下的课程补回来。他的一个同学——是个性情随和的阿肯色州小伙子，名叫比尔·克林顿[6]——花了4个小时给他补课，准备即将到来的伦理学考试。那天是8月19日，恰逢比尔·克林顿21岁生日。图尔基那门课得了个B；不过没过多久，他还没有拿到本科学位就从乔治敦退学了。他继续在普林斯顿和坎布里奇大学听课，但始终没有足够的学习动力去读到毕业。

1973年他终于回到沙特王国。他去见父亲，问他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国王以为图尔基是想找份工作。于是他高高挑起右侧的眉毛，说道：“听着，你那些哥哥的工作都不是我给的。自己的工作自己去找。”[7]当然，国王这位最小的王子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他的地位早已有了保障：王室拥有巨大的财富，而父亲又把王国的事务牢牢攥在手中。图尔基的舅舅卡迈勒·阿扎姆谢赫让他在外事联络局担任工作。“我对情报工作不感兴趣，”图尔基说。“我当时甚至没意识到这是一份情报领域的工作。我还以为是和外交有关的事情。”他说话时轻声细语，知识分子气很浓，似乎更适合那种宴会席间觥筹交错、网球场下亲切协商的工作，而不是去搞需要阴险手段的情报。他娶了来自王室一个旁支的努弗·宾特·法赫德·沙特公主，安心过起日子来——在整个地球上，他这样的日子没几个人能比得上。但历史的板块正在发生变动，他所享受的安逸生活则在朝一场大灾难漂移而去。

图尔基王子回到故乡之际，沙特正处在至关重要的时刻。自第一次石油大发展以来，国内发生的剧变让许多沙特人猝不及防。他们记忆中的国家在所有方面都相当原始。在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沙特人的生活和2000年之前的祖先没什么两样。很少有人会把自己视为沙特人，因为国籍的概念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而政府在他们的生活中基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们是没有边界限制的部族居民。贫困是无可抗拒的现实，而人们的期望又非常有限，因此就产生了一个没有等级可言、像沙地一般平坦的社会。《古兰经》的训谕和部族的行为准则，指引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许多人（可能是绝大多数）从来没看到过汽车，也没见过外国人。他们除例行背诵《古兰经》之外几乎就没有接受过其他教育，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对于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来说，生活的本质就在于没有变化。永恒与现世完全是一回事。

突然间，这片沙漠就充满了变化：公路、城市、学校、外籍劳工、美钞，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凌驾一切的新认识：人们意识到了周围的世界，也意识到了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他们的国家和生活都变得很陌生。他们被抛进了充斥着各种观念和价值的国际市场；许多向自身传统之中求索的沙特人，在对伊斯兰教始终不变的信仰中找到了答案。面对怒涛一般席卷而来的现代洪流，瓦哈比派的教义在沙特竖起了一座防御的堤坝。不仅是极端分子，沙特有许多人都认为发展的潮流正在侵蚀阿拉伯民族的根本品质——这是它最为神圣的东西。

令人难以想象的财富从天而降，掉在这些清苦沙漠游民的头上——他们深信这是真主对虔诚子民的奖赏。但矛盾的是，这种奖赏却正在危害他们民族独特性的方方面面。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石油大发展以来的20年间，沙特的人均收入几乎赶上了美国[8]；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沙特王国肯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强国。令人不胜向往的前景掩盖了一个事实：由于阶级分化，这个仍然自视为部族大群体的社会其实已四分五裂。奢侈的沙特人，在全世界成了贪婪、饕餮、腐败和虚伪的典型象征；还有一个说法可能更伤沙特人的自尊——他们成了世人嘲笑的对象。他们在赌台、美酒和妓女身上挥霍无度，贪心的沙特女人身披银貂皮、拎着香榭丽舍大街的购物袋，随随便便买下的珠宝足以倾覆国民经济，这般景象让整个世界在发噱之余也感到震惊：看来，沙特人今后可能会拥有世上的一切。1973年的石油禁运愈发加深了世人的这种忧虑。禁运使油价飙升，也为沙特政府造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钱多得真不知该怎么花。无论在公众还是私人场合，沙特人都大笔大笔地挥霍着财富，这更加表明沙特阿拉伯已经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钱袋——至少是对王室而言。

王室不仅统治着国家，而且这国家基本上都归他们所有。一切无主的土地都属于国王；只有他一人才能决定把这地给谁。随着国家的扩展，国王的叔叔婶婶、兄弟姐妹、侄子侄女、表亲堂亲都拿到了最肥沃的地皮。犹未餍足的王子们还以“代理人”、“咨询”的名头强行插足商业交易之中，搜刮了几十亿美元的回扣和贿赂。且不算这笔来自商业的“过路费”，沙特家族（王室）本来就已经侵占了全国石油利润的30％到40％[9]，其名义是供给王室成员的津贴。整个民族独特性趋于腐化的所有迹象，都在沙特家族的身上得到了体现；因此，他们的子民想发动革命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尽管如此，在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公共机构的社会中，沙特王室还是一支颇为进步的力量。1960年，费萨尔王储不顾瓦哈比教派的坚决反对，开始在女性中推行教育；两年之后，他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在沙特与也门的边境战争中，他说服约翰·F·肯尼迪总统派来美国的部队，保护沙特王国。他把电视引进了沙特，不过他的一个侄子却在1965年领导反对电视台开张的抗议活动时丧生。与前一位国王相比，费萨尔行动时有了更大的自由；这是因为他自己的虔诚无可置疑，而且还对极端分子保持着警惕——他们始终在监视沙特主流社会的思想与行动。对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费萨尔统治时期最为阴险的一项功绩就是吸收了“乌莱玛”（宗教学者）[10]——他把乌莱玛变成了国家的雇员。政府大力推行较为温和的宗教观点，试图以此平息在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动荡中孳生的激进情绪。费萨尔是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因此他能以惊人的速度在社会中推行这些变革。

国王的儿子们帮助他巩固了权力。图尔基当上王国间谍组织的首脑，他哥哥沙特王子则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依靠这两位接受过美国教育的王子，沙特阿拉伯逐渐巩固了自己在世界共同体中的地位。王国的巨大财富，能够缓解飞速变化带来的不知所从，缓和人们对王室腐败的憎恨；而新兴的精英阶层老于世故，对技术也很熟悉，他们能让这个疑心深重、笃信宗教的社会打开紧闭的窗户。然而，费萨尔国王在1975年遭侄子刺杀（他是抗议电视台开张的那个人的兄弟），这充满希望的未来也随他而逝。

---

1979年11月20日清晨，图尔基接到父亲的继任者哈立德国王的召见。图尔基当时在突尼斯，正和法赫德王储一起参加阿拉伯国家峰会。那一年图尔基34岁，他即将面临沙特阿拉伯短暂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危机。

那天早晨的破晓时分，麦加大清真寺年迈的伊玛目穆罕默德·苏巴伊尔谢赫，准备带领朝觐最后一天汇集在这里的5万名穆斯林[11]做祷告。正当他朝麦克风走去的时候，有人猛然把他推开，接着清真寺的圣殿里就响起了一阵枪声。四散混在朝觐者中间的一群叛乱分子突然从长袍下掏出步枪。他们用铁链锁上大门，把朝觐者关在清真寺内，还杀死了几名警卫。“穆斯林，注意！”[12]一个长相粗豪、胡子乱蓬蓬的男人喊道：“真主至大！马赫迪出现了！”

“马赫迪！马赫迪！”持枪的男人们喊高喊。

那天是伊历1400年的元旦——这血腥的宣言迎来了一个动荡的新世纪。按照某些口耳相传、颇有争议的伊斯兰传说，马赫迪（“指引者”）将在世界末日来临前不久出现。马赫迪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尤其在瓦哈比派的伊斯兰教之中，因为《古兰经》里并没有提到这位救世主。根据传说的描述，马赫迪是先知的后裔，而且继承了他的姓名（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他会在朝觐期间出现。最后，尔撒将重返人世，要求人们坚持奉行伊斯兰教。尔撒和马赫迪将共同与伊斯兰的敌人战斗，并恢复世间的公正与和平。

自称马赫迪的人名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卡坦尼，但暴动真正的领导者却是朱海曼·奥泰比。奥泰比是宗教激进主义的传道师，在国民警卫队当过下士。他们两人曾因煽动叛逆罪被关押在一起。据奥泰比说，就在那段时间，真主托梦喻示他卡坦尼就是马赫迪。

由于奥泰比的这个梦，卡坦尼相信自己必定就是被真主选中的人。两个人出狱后，卡坦尼娶了奥泰比的妹妹。他们关于救世主的言论很快就引来了追随者，尤其是来自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当时是穆斯林兄弟会激进运动的一个中心）的年轻神学学生。靠着富有支持者的大力捐助，奥泰比的门徒配备了精良的武器，而且训练有素。这批人之中有一些（包括奥泰比本人在内）是负责保卫王室的沙特国民警卫队成员。他们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并推行神权统治，为很快就要降临的大灾难做好准备。

贾迈勒·哈利法当时还住在本·拉登家的房子里，他曾在几个不同的清真寺碰见奥泰比与他的追随者讲道。他们在引用《古兰经》时常会搞出严重的错误。本·拉登当时肯定也见过这些人。人们听到他们公开声言反对政府，都十分震惊。他们甚至还把里亚尔钞票撕成两半，因为那上面印着国王的像。

在一个受到严格控制的国家，这样的行为是闻所未闻的；然而，政府方面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不愿与极端分子直接对抗。有一度“乌莱玛”的成员曾盘问过奥泰比和卡坦尼，看他们是否在传播异端邪说，但并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他们被视为伊赫万狂热分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的冲锋队）在乡村的重现；实际上，奥泰比还真是一名伊赫万成员的孙子。没有人认为他们对既定的社会秩序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就在叛乱分子切断大清真寺的电话线之前，本·拉登集团还在寺内做整修的一位雇员[13]给公司总部打了电话，报告了发生的事件；公司的一位代表又把情况通报给哈立德国王。

当晚9点，图尔基从突尼斯飞回吉达，然后开着自己的车来到麦加。整个麦加城都被疏散了，空无一人的街道显得很诡异。平时把清真寺照得通明的巨大射灯已经关闭，寺内的全部电源也已切断，整座建筑如山峰一般耸立在暗影之中。图尔基去了一家酒店，时任国防部长的叔叔苏丹王子正在那里等他。图尔基拉开门刚要进去，只听一声枪响，宣礼楼上叛乱分子的狙击手把酒店的玻璃门打得粉碎。

那天晚些时候，图尔基又来到清真寺100米开外的指挥部；接下来的两周他都将在那里度过。大多数人质已被释放，但还有数量不明的人质被关在圣寺里面。谁也不知道叛乱者有多少人、持有多少武器、做了怎样的准备。内务部一支约有100人的安全部队发动了首次攻击，试图夺回清真寺。他们很快就倒在了枪口下。

剩下的安全部队很快得到了来自沙特陆军和国民警卫队的支援。然而，现场的王子们如果要下令对清真寺发动军事袭击，必须事先征得沙特宗教权威的同意；当时，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得到这一恩准。根据《古兰经》的规定，大清真寺内禁止使用任何暴力——即便是拔棵树也不行——因此对政府和乌莱玛而言，要在圣地之内发动枪战都是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国王下令在圣地内开枪，可能会遭到自己人的违抗。另一方面，如果乌莱玛拒不签署授权政府夺回清真寺的圣令，人们就会以为他们和叛乱分子站在一边。王室和神权之间由来已久的契约将就此破裂，结果如何谁都无法想象。

乌莱玛的领袖是年届70的盲人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他是一位著名的宗教学者，但对科学持怀疑态度，而且很敌视现代事物。他声称太阳绕着地球旋转[14]，而载人登月一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当时，本·巴兹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且颇受牵累的境地：奥泰比是他在麦地那教过的学生[15]。乌莱玛与哈立德国王在那一晚的会晤中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人们无从知晓；不过，政府随后拿出了批准使用致命武力的圣令。有了乌莱玛的许可，苏丹王子下令实施一轮炮击，继而对三个主要入口发起正面进攻。部队根本就没能突破叛乱分子的防线。

清真寺里有400到500名叛乱分子[16]，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全是沙特人，还有也门人、科威特人和埃及人，甚至还有一些美国的黑人[17]。在朝觐之前的几个星期，他们从国民警卫队的武库[18]盗出自动武器，放在连架棺材里[19]（通常用来抬死者进寺清洗遗体）偷偷运入寺内。叛乱者把武器和给养藏入庭院下方的数百个地下小室，这些隐蔽的洞室是供朝觐者静思用的。现在，他们布下了防御工事，还占据着清真寺上层的制高点。沙特军队的人只要一露头，就可能被他们的狙击手干掉。

清真寺外的现场指挥部里，聚集起了一帮身居高位的王子和来自不同兵种的将军。他们不顾后果的命令，再加上美国和巴基斯坦众武官一大堆相互矛盾的建议，不仅造成了一片混乱，也带来了不必要的伤亡。当天中午，苏丹王子发动了一场自杀式直升机攻击，把部队绳降到清真寺中心的阔大庭院之中。他们被杀得精光。这之后，国王转向了年轻的图尔基王子，让他坐镇指挥。

图尔基制定了一个方案，以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对圣地的破坏。首要的任务是获取情报，为此他找到了本·拉登家族。他们手里有清真寺的地图、电气布局图，以及一切与该寺有关的技术信息。这些情报对图尔基正在筹划的攻击至关重要。

萨利姆·本·拉登手里挥舞着冲锋枪，坐在车前盖上来到了指挥部[20]。他是兄弟之中的老大，也是本·拉登家族的族长。萨利姆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与他虔诚、冷淡而寡言的父亲恰好是两个极端。他酷爱冒险，还有着近乎疯狂的幽默感，这在全国都出了名，也让他与国王十分亲近。虽然萨利姆有时也敢拿国王开玩笑，国王还是很喜欢他。他是个胆大无比的飞行员，敢低空掠过沙漠里的国王行营，还在空中玩出各种花样，后来国王只好禁止他再开飞机[21]。家族里流传的一个故事说，萨利姆有一次做痔疮手术时叫人把过程录下来，然后把带子送给了国王。在极端保守的沙特社会，行事如此胆大妄为的人恐怕没有几个——除他之外估计再无第二人。

奥泰比及其追随者控制了清真寺的广播系统，并借此机会向全世界播送他们的信息。虽然政府极力想把叛乱分子边缘化，将他们描绘成一帮因电视游戏和橄榄球风行而不满的宗教狂热分子，奥泰比高声提出的要求依然在麦加的街道之中回荡，让全国上下的每一个咖啡馆和水烟吧都骚动起来。

奥泰比坚持要求奉行伊斯兰的、非西方的价值观，并与西方各国断绝外交关系，从而扭转使社会走向现代的各种变化。这些人想要创造一个极度封闭的沙特阿拉伯。王室的统治权将被剥夺，他们从沙特人民手中攫取的财富则要进行全面清点。不仅是国王，连支持其统治的乌莱玛也要遭到谴责——他们对人民不公，犯下了种种恶行。对美国的石油出口要被切断，所有的外国公民与军事专家都将被逐出阿拉伯半岛。这些要求预示着本·拉登将在15年之后提出的主张。

到了星期五，包围的第5天，沙特部队已夺回大清真寺的上层和两座宣礼楼。天房圣殿周围封闭的走廊里展开了激战，尸体的恶臭使空气变得污浊不堪。叛乱分子的尸体遭到了损毁——女叛乱者用枪把尸首的脸部打得稀烂，让政府查不出他们的身份。在政府找到的还算完整的尸体之中，有一具就是传说中的马赫迪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卡坦尼，尸体的下巴被枪打飞了[22]。然而，即便救世主马赫迪的死也没有让叛乱终结。

利用萨利姆提供的清真寺地图，图尔基派特种部队执行了一系列侦察行动。他们悄悄溜进清真寺的数百间门户，把阵亡士兵的遗体带了出来。但图尔基想亲眼看看寺内的情况。他把部长穿的长袍换成了一套普通士兵的卡其布制服，然后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包括他的哥哥沙特王子和萨利姆·本·拉登）一起进入了这座神圣的清真寺。

清真寺长长的拱廊和宏伟的广场都空荡荡的，感觉很瘆人。图尔基和随行的人发现，大部分叛乱分子都已逃入地下的祷告室，这些兔子洞一般的小室是在大庭院地底的火山岩中挖出来的。他们现在占据的地势就像是一个地下蜂房，易守难攻。政府根本不知道叛乱分子在储藏室里备下的椰枣和水能让他们支持多久，而有没有可能对这个地下迷宫发动进攻也是个未知数，因为那里面随处都可以设伏。数千名士兵可能会因此送命，叛乱分子手里的人质更不知得死掉多少。费萨尔国王的两位王子和穆罕默德·本·拉登的大儿子在寺里蹑手蹑脚地走了半个小时，画出从叛乱分子位置目力所及的范围，还有他们可能布下的防线。他们的行动关系到整个王国的命运，因为如果他们无法夺回这片圣地，就会失去沙特人民的信任。对于他们来说，对于四面八方的穆斯林来说，世间万物之中唯有这座清真寺最为神圣。如今它却成了一个荒诞的战场。先前那阵炮击造成的损坏令人震惊。图尔基注意到，连清真寺里的鸽子都飞走了；很早以前就有朝觐者说，这里的鸽子总是按着和朝觐人群同样的逆时针方向，在清真寺上空盘旋。在图尔基看来，人类的这场血腥冲突似乎已打乱了自然界的虔诚。

政府方面曾有过一个设想，用水把地下的洞室灌满，然后通上高压电，把里面的人统统电死。不过，这是个把人质和叛乱分子一锅端的方案；另外，图尔基还意识到，“得用整个红海的水才能把洞室灌满。”另一个方案是把炸药捆在狗的身上，然后遥控引爆。

面对这些无望的选择，图尔基原本可以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援助；中情局当时正在麦加附近的塔伊夫城为沙特训练特种部队。但是他发现，在需要采取立即行动的时候，法国人办起事来没有美国人那么复杂。他征询了时任法国秘密情报部门首脑的传奇谍报人物——身材高大、气派威严的克洛德·亚历山大·德马朗什伯爵。德马朗什建议使用毒气[23]。图尔基同意了，但他坚持一定要用非致命的气体。计划的设想是要让叛乱分子不省人事。来自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的三名突击队员来到了麦加。由于非穆斯林不得进入圣城，于是人们就举行了一个简短而正规的仪式，让这三个队员皈依伊斯兰教[24]。突击队员把毒气送进了地下的洞室，但令人头疼的是，这些洞室都是相互连通的；毒气没能发挥作用，叛乱分子仍旧继续抵抗。

由于伤亡人数不断增多，沙特部队只得在寺内的庭院中钻洞，再往地底的洞室里扔手雷。这种不辨敌我的办法炸死了许多人质，但也把余下的叛乱分子逼到了更为开阔的地带，神枪手就可以将他们消灭。进攻开始后过了两个多星期，剩余的叛乱分子终于投降。

奥泰比也在投降者之列。他的模样看起来就像个疯子；当叛乱分子从地穴中踉跄而出的时候，他还傲气十足地转过脸，把乱作一团的头发和胡子冲着电视台的采访镜头。等这场悲剧一结束，他的傲气也就消失了。图尔基去医院看过奥泰比，当时他正在那里治伤。奥泰比跳下病床，抓住王子的手就亲。“请您让哈立德国王宽恕我！”他哭着说。“我发誓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图尔基错愕不已，一时说不出话来。“宽恕？”他最后说。“你该去求真主宽恕。”

政府把奥泰比和他的62个门徒分别送往8座不同的城市，并于1980年1月9日在各地将他们斩首。这是沙特阿拉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处决。

沙特政府承认，叛乱期间政府方面有127人死亡，461人受伤。约有12名朝觐者和117名叛乱分子被杀。但是，根据非官方的统计，死者则超过了4000人[25]。无论伤亡究竟有多少，沙特王国都遭到了重创。王室的权威受到了公然的挑战。从此以后，一切都与以往不同了。沙特阿拉伯走到了必须改变的关头——但这改变应该何去何从？是走向开放、自由、宽容、现代和西方的民主进步观念，还是走向变本加厉的专制和宗教压迫？

在清真寺之围的最初几天，奥萨玛·本·拉登和弟弟马赫鲁斯遭到逮捕[26]。他们当时正从巴鲁德的家族农场（在麦加和吉达之间的路上）驱车回家。政府当局发现了两人的车从沙漠开出时扬起的灰尘，还以为他们是逃脱的叛乱分子。被捕的时候，兄弟俩说他们不知道麦加已经被围。他们被扣押了一两天，但家族显赫的社会地位起到了保护作用。奥萨玛后来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星期足不出户。他原先一直反对奥泰比和自己身边的众多沙拉夫派极端分子。然而，5年之后的奥萨玛将会对白沙瓦的一位圣战者兄弟说，奥泰比和他的追随者是真正的穆斯林[27]，他们并没有犯下任何罪过。

从叛乱分子投降到大规模处决的一个月间，伊斯兰世界又遭到了一次新的冲击：苏联部队于1979年圣诞夜入侵了阿富汗。“我愤怒之极，立刻赶去那里，”[28]本·拉登后来宣称。“我几天之内就赶到了阿富汗，那时1979年还没过完。”据贾迈勒·哈利法说，本·拉登在那之前根本就没听说过阿富汗这个国家，而且直到1984年才去那里，当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的人才初次注意到他。本·拉登解释说，他1984年之前的阿富汗之行“是严格保密的，这样才不至于让我的家人发现。”[29]他说自己成了一名信使，负责递送富有沙特人的慷慨捐赠。“那时我一把钱交给对方就直接返回，因此对真正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30]

对本·拉登参与阿富汗圣战影响最大的人物名叫阿卜杜拉·阿扎姆，是一位颇具领袖魅力的巴勒斯坦学者和玄学家。阿扎姆1941年出生于吉宁，1967年在以色列占领西岸地区之后逃往约旦。他考入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并于1973年在该校获得伊斯兰法学博士学位，比他的朋友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31]（盲人谢赫）晚了两年。这之后他成了约旦大学的老师，但因其巴勒斯坦激进主义观点而于1980年被学校解雇[32]。他很快又在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负责在学校的清真寺引领祷告。

对于像奥萨玛·本·拉登这样情绪高涨的年轻穆斯林来说，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33]是现代传道师战士的代表——这类人物在伊斯兰教传统中有着牢固的地位，就像日本的武士一样。阿扎姆将自己的虔诚与博学，与一种平静却又不惜流血的强硬态度结合在一起。他提出的口号是“只要圣战与长枪；不要谈判，不要会议，也不要对话。”[34]他戴了一条直披至肩的黑白色巴勒斯坦头巾，提醒人们他是个自由战士。他来到吉达的时候，已经以勇气和雄辩而远近闻名。阿扎姆个子很高，身体结实，夹杂着两绺白须的黑胡子非常惹眼，深色的眼睛里散发着坚定的光芒。他说自己认为伊斯兰将通过武力统治世界，这番远景让听者如痴如醉。

尽管阿扎姆的追随者越来越多，身在吉达的他却坐立不安；他急欲参加新生的阿富汗抵抗运动。“圣战对于他来说，就像水对鱼一样，”[35]他妻子乌姆·穆罕默德说。没过多久，他就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国际伊斯兰大学找到了一份教《古兰经》和阿拉伯语的工作[36]，并于1981年11月以最快速度搬到了那里[37]。

不久之后，他每个周末都要在白沙瓦度过，那里是阿富汗抵抗苏联占领军的总部。他去了难民营，看到了人们遭受的可怕磨难。他和以白沙瓦为基地的“穆贾赫丁”（圣战者）领导们会面。“到了阿富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38]阿扎姆后来在传遍世界的无数录像和讲话之中回忆说。“我感觉自己经历了一次死去重生。”根据他的说法，那场战争是原始的、超自然的，是在一片奇迹之地上进行的战争。他以引人入胜的方式，把阿富汗人描述成一个正义、虔诚的前工业时代民族，他们代表着人性中最为纯洁质朴的一面，正在和残暴、冷漠而机械的现代力量进行斗争。在这场战争之中，伊斯兰教的信徒得到了天使无形之手的援助。阿扎姆说有苏联直升机被人们用绳子拽下来，还声称鸟群起到了预警雷达系统的作用[39]——天边飞来的苏联喷气机还没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就会振翅而起。他的故事中提到，圣战者屡次发现身上的衣服被子弹射穿，但他们自己却安然无恙；殉教烈士们的遗体始终不腐，还散发着芳香。

按照库特卜的构想（阿扎姆对此深信不疑），斗争的对象是“贾西利亚”——伊斯兰教诞生之前没有信仰的世界。如今，这个世界仍然在用物质、世俗和性别平等的种种诱惑，腐化与损害着伊斯兰的虔诚徒众。在阿富汗这片原始的土地上，人们面对苏联巨人发起的这场英勇但似乎注定要失败的圣战，颇有几份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经过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的巧妙包装，阿富汗圣战者的传奇事迹将传遍整个世界。

阿扎姆回到沙特王国的时候常会去吉达，就住在本·拉登留宿客人的套房里[40]。他在本·拉登的公寓楼里举行招募活动，向沙特青年描述阿富汗难民的疾苦与圣战者的英勇，让他们深受触动。“你们一定要去！”他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责任！把一切都放下，去阿富汗！”

本·拉登崇敬阿扎姆，认为自己就要成为像他这样的人。从阿扎姆那一方面来说，这位手眼通天而生活极为克己的年轻主人也让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在家里过的是穷人的生活，”阿扎姆感到惊讶。“连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看不到。任何一个约旦或埃及工人的家都要比奥萨玛的家像样。但是，如果你要他为圣战者捐助100万里亚尔，他当场就会给你开出支票。”不过，有一件事还是让阿扎姆颇为困惑：沙特的天气热得要命，本·拉登却没有开屋里的空调。“既然有空调，你为什么不用？”[41]他没好气地说。本·拉登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客人的要求。

很快，吉达就成为了响应阿卜杜拉谢赫号召、加入阿富汗圣战“行旅”的年轻人的中转站。本来就拿着报酬的征兵者四处搜罗想要参战的人[42]，还把新兵入伍时拿到的钱（通常是几百美元）扣下一半，装进自己的腰包。年轻的穆斯林朝觐者是特别受关注的征召对象。为了把人弄上前线，征兵者许诺说他们将来能在援助组织里工作——但这些组织根本就不存在。来自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逃犯纷纷溜进沙特王国，而沙特情报部门则为他们提供伪造的证件。沙特本拉登集团在开罗设有办事处[43]，招募熟练工人去两所圣寺工作，这个集团逐渐成为了激进分子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渠道。扎瓦希里很可能联络过经吉达前往阿富汗的埃及人，这也就让他进入了本·拉登的领域。

本·拉登为应征入伍者建立了一个中途之家[44]，甚至还在自己家里留宿他们。到了夏天，他会为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开设特别军事夏令营[45]。虽说年纪轻轻，本·拉登很快就成了一个高明的资金募集者。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富有沙特人纷纷慷慨解囊。为鼓励这类活动，沙特政府对国航飞往巴基斯坦的航班做了大幅度折扣——巴基斯坦是圣战资金的交付点。阿卜杜拉王储个人捐赠了几十辆卡车[46]，以支持圣战事业。这种全国性的努力固然激动人心，但它所养成的慷慨习惯和伙伴关系将在未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集合前往阿富汗参与圣战的人们认为，共产主义的进逼对伊斯兰教本身构成了威胁。对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来说，阿富汗这个国家并没有什么意义，但阿富汗人民的信仰却至关重要。他们正守卫着自己的宗教——那是真主最后的嘱咐，是人类得到拯救的惟一希望。

贾迈勒·哈利法完全被阿扎姆的观点说服了。后来他对朋友奥萨玛说，自己决定去阿富汗。为表示对朋友的支持，本·拉登提了一个建议，希望贾迈勒娶他最喜欢的姐姐谢哈为妻。她比奥萨玛大几岁，离了婚，奥萨玛在照顾她和她的三个孩子。按照习俗贾迈勒一开始还不能见她，因此奥萨玛就把姐姐的好性子、幽默和虔诚大大地夸了一番。

“你这算是什么建议？”哈利法说。“要是我死在那儿了怎么办？”

但他还是同意在妥为安排的情况下尽快和女方见面。两人见面后贾迈勒就打定了主意，他说谢哈是他“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女人。”不过，因为考虑到自己有可能在阿富汗牺牲，他把婚期推后了一年。

本·拉登也想公开地去阿富汗，但他得不到当局的许可。“沙特政府正式要求我不得进入阿富汗，因为我的家族与沙特领导者的关系极为密切，”[47]本·拉登后来说。“他们命令我在白沙瓦好好呆着；因为如果苏联人把我抓住，就能证明沙特在支持反苏力量。政府认为我进入阿富汗是授人以柄。我没听他们的。”

他还要与另一个权威对抗；对他而言，这个权威更难以违逆。他的母亲不许他去。他苦求母亲允可，说他去阿富汗只是为了照料圣战者的家人。他说自己会每天打电话回家。最后他还是做了保证：“我一定离阿富汗远远的。”[48]

[1] 图尔基的名字Turki与英语中的“火鸡”（turkey）同音。——译者

[2] 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讲话，乔治敦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系，2002年2月3日。

[3] 与英语中的“fiddlesticks”（胡说八道）谐音。——译者

[4] “劳伦斯”，劳伦斯维尔学校年鉴，劳伦斯维尔，新泽西，1962年5月4日，第5页。

[5] 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讲话，乔治敦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系，2002年2月3日。

[6] 克林顿，《我的生活》，第110页。

[7] 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

[8] 赖特，“沉默的王国”。1981年，沙特的人均收入与美国持平。

[9] 赖特，“沉默的王国”；对贝尔汉·海卢的采访。

[10] 拉希德，《沙特阿拉伯史》，第124页；亦可见泰特尔鲍姆，《假作虔诚：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反对派》，第17页起。

[11] 莱西，《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478页。事件情况主要来自莱西和詹姆斯·巴肯，“伊赫万派归来”，见霍尔登和约翰斯，《沙特家族：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王朝的兴起与统治》，第511—526页。

[12] 海卡尔，《伊朗：不为人知的故事》，第197页。科奇干称那天寺内的数千名朝觐者谁都没听到卡坦尼说的话，“更没有任何人”召唤马赫迪。科奇干，“伊斯兰复古主义与沙特阿拉伯的变化”，第15页。我找不到其他可以支持这一断言的消息来源。

[13] 卡门·本·拉登，《王国之内：我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第123—124页。

[14] 阿布哈利勒，《本·拉登、伊斯兰教和美国的新“反恐战争”》，第64页。

[15] 霍尔登和约翰斯，《沙特家族：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王朝的兴起与统治》，第517页。

[16] 拉希德，《沙特阿拉伯史》，第144页；莱西估计为200人，见《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484页；阿布里什估计为300人，见《沙特家族的兴起、腐化与将要来临的败落》，第108页。阿拉伯方面则称有数千人。保罗·巴里上尉说有1500名叛乱分子，见《突击队》，2002年10/11月。

[17] 霍尔登和约翰斯，《沙特家族：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王朝的兴起与统治》，第520页。

[18] 麦基，《沙特人：在沙漠王国之中》，第231页。

[19] 莱西，《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沙特家族》，第484页。

[20]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21] 和父亲一样，萨利姆也死于飞机失事。1988年，他在得克萨斯圣安东尼奥郊外驾驶一架超轻型飞机时失事身亡。

[22] 霍尔登和约翰斯，《沙特家族：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王朝的兴起与统治》，第525页。

[23] 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

[24] 关于这一事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说法。达拉热在书中引用了保罗·巴里上尉（他带领三名法国队员前往麦加）的话，称他们为了对大清真寺实施袭击，当场就“皈依”了伊斯兰教。见奥利维耶·达拉热，“15年前：攻入麦加大清真寺”（Il y a quinze ans：La prise de la Grande Mosquée de La Mecque），《世界报》，1994年11月20、21日。阿布里什称叛乱分子是被法国空降部队制服的，他们确实往洞室里灌了水、通了电。见阿布里什，《沙特家族的兴起、腐化与将要来临的败落》，第108页。图尔基则说法国人既没有皈依，也没有进入麦加。德马朗什也称法国人没有进入麦加。见德马朗什和奥克朗，《邪恶帝国：如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第112页。根据沙特情报部门一个匿名来源所提供的权威消息，我采用了巴里上尉的说法。

[25] 泰鲁，《沙暴：在阿拉伯的日日夜夜》，第90页。

[26]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27]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55页。

[28] 罗伯特·菲斯克，“反苏战士把他的军队指向和平之路”，《独立报》，1993年12月6日。

[29]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30] 同前。

[31] 韦弗，《埃及画像：在激进伊斯兰世界之中的旅程》，第180页。

[32] “显微镜下”，半岛电视台，2003年2月20日。

[33] 他和艾曼·扎瓦希里母亲的家庭（开罗的阿扎姆家族）并无亲戚关系。

[34] 阿布杜拉·本·奥马尔，“奋斗着的谢赫：阿布杜拉·阿扎姆”，《伊斯兰的召唤》，穆罕默德·赛义德英译，1996年7月—9月，www.islam.org.au/articles/14/AZZAM.HTM.

[35] 穆罕默德·沙菲，“《中东日报》对乌姆·穆罕默德的采访，”《中东日报》，2006年4月30日。

[36] “显微镜下”，半岛电视台，2003年2月20日。

[37]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37页。

[38] 阿卜杜拉·阿扎姆的招募录像，无题，1988年。

[39]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40] 阿扎姆，《高山》，第150页。

[41]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42] 萨拉赫，Waqaf Sanawat al-Jihad。

[43] 奥达·盖哈德博士和阿马里·阿里·哈桑博士，“战略论文：激进伊斯兰运动的全球化——对埃及的研究”，www.ahram.org.eg/acpss/eng/ahram/2004/7/5/SPAP5.htm.

[44] 对埃萨姆·德拉兹的采访。

[45] 穆罕默德·萨迪克，“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故事：他们参加了圣战与激烈的战斗”，《Al-Majellah周刊》，1996年5月11日。

[46] 沙迪德，《先知的遗产：专制者、民主派，以及伊斯兰的新政治》，第83页。

[47] 半岛电视台对奥萨玛·本·拉登的采访，2001年10月7日。本·拉登称这一谈话是在1979年，也就是他自称初次前往阿富汗的那一年。

[48] 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

第五章 奇迹

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个月之后，图尔基·费萨尔王子去了巴基斯坦。苏联占领阿富汗让图尔基十分震惊，他认为这是向波斯湾温暖海域的征程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轮到巴基斯坦。他认为，苏联的最终目标是控制位于波斯湾底部的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与伊朗在这里隔海相望，地势就像是一只鱼钩在朝张开的嘴里伸去。苏联从这里能控制住石油的供应线：将石油从沙特、伊拉克、科威特和伊朗运出的巨型油轮都必须经过此地。无论谁掌握了这个海峡，就等于是把刀子架在了世界石油供应的咽喉上。

图尔基在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同行向他通报了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情况，然后带他去了白沙瓦郊外的难民营。民众遭受的苦难如此深重，这让图尔基震撼莫名。他回国时许诺要为圣战者捐助更多的资金，不过他认为这支参差不齐的队伍绝对不可能战胜苏联红军。“阿富汗已经完蛋了，”他下了结论。他只希望能够拖延苏联必将对巴基斯坦发动的入侵。

华盛顿方面也有人持同样的看法，特别是时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不过，布热津斯基却把苏联的入侵视为一次机会。他立即致信卡特，称“现在我们也可以让苏联陷进自己的越南战争了。”[1]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盟友的支持，美国人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沙特人，其实也就是图尔基——这位受过美国教育的王子掌管着阿富汗人的财务。

在美国与沙特通过巴三军情报局向抵抗力量输送资金和武器的秘密联盟之中，图尔基成为了关键人物。这个计划必须严格保密，以免被正在为入侵巴基斯坦寻找口实的苏联抓住把柄。美国人出一块钱，沙特人也出一块，直到战争结束；捐款的数额则从第一笔的7.5万美元增长到了后来的数十亿美元。

图尔基面临着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圣战者差不多就是一群乌合之众。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富汗境内的武装民兵队伍约有170支之多[2]。为控制住这种混乱的局面，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在阿富汗流亡者之中选出了6个主要团体，指定由他们负责接受援助。阿富汗难民（到1988年人数已达327万）必须在这6个官方指定团体中的一处登记，才有资格领取食物和供应品。最大的两个流亡者团体分别由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和布尔汉丁·拉巴尼率领，它们各自负责着白沙瓦的80万难民[3]。图尔基强行建立了第7个官方指定的团体，以更好地代表沙特阿拉伯的利益。这个组织名为“伊斯兰联盟”（Ittihad-e-Islami），由本·拉登等人私下提供资金，领导者是阿卜杜勒·拉苏尔·赛义夫[4]。这个阿富汗军阀气概不凡，仪表堂堂，个头足有6英尺3，身上披着五颜六色的毛毯。他曾就读于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能说一口漂亮的古典阿拉伯语。他所信奉的瓦哈比派信仰与战前在阿富汗居于主流的沙菲派传统并不合拍，但对于沙特阿拉伯政府及其宗教权威来说却最合适不过。这7个圣战者团体的领导，后来被中情局等为其提供主要支持的情报机构称为“七个小矮人”。

图尔基预见到这几个贪婪而好斗的“小矮人”会带来很多麻烦，于是他反复敦促各个你争我斗的组织团结起来，实行统一指挥。1980年，他把这些圣战者的领袖带到麦加。图尔基的助理艾哈迈德·巴兹卜负责陪同。巴兹卜找到了平息抵抗军首领之间争端的最好办法：把他们关进塔伊夫的一座监狱[5]，直到他们同意选赛义夫（图尔基的人）为全体的领导。但是，他们刚一离开沙特王国，监狱里达成的协议就破裂了。“他们又成了老样子，”图尔基抱怨道。

阿富汗战争早期，“不敢亲身参与”[6]的心理让本·拉登一直远离战场，后来他对此深以为耻。他去巴基斯坦的时候仅限于拉合尔和伊斯兰堡两地，连白沙瓦都不会涉足，然后就匆匆赶回吉达的家中。在两国之间的频繁穿梭，让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由于他不再参与沙特本拉登集团在麦地那先知清真寺的重建工作，也就放弃了自己的那份收益[7]——据阿卜杜拉·阿扎姆估计，这笔钱有800万里亚尔，大约相当于250万美元。

1984年，阿扎姆说服本·拉登越过边境来到加吉，赛义夫在那里的山上有一个军营，山下就是苏军的一处大型基地。“我惊讶极了。他们的装备少得可怜，其余的一切——武器、道路和战壕——也都很糟糕，”[8]本·拉登回忆说。“我向万能的真主请求宽恕。由于听从了那些劝我不要去阿富汗的人，我觉得自己犯下了罪过……我感觉这4年的拖延是不可饶恕的，除非我为圣战牺牲。”

1984年6月26日早晨7点，加吉营地的大部分圣战者还在睡觉。当时是斋月期间，他们白天要斋戒，祷告和吃饭都改在晚上，一直得忙到深夜。一架苏联喷气机的轰鸣让他们清醒过来。营地上的人纷纷跳进浅浅的战壕。“轰炸让整座山都颤抖起来，”[9]本·拉登说。他看到空袭的敌机飞得那么低，都惊呆了。“落在营地外面的导弹发出阵阵巨响，把圣战者还击的炮声都淹没了，好像那些炮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别忘了，光是听到爆炸的声响，你都会说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动静。还有导弹落在营地里面，感谢真主，它们没爆炸。那些导弹就像铁块一样坠落在地上。我感觉自己从未如此接近过真主。”

据本·拉登的记录，圣战者那天早晨击落了4架苏联飞机。“我亲眼看到了（其中一名）飞行员的所剩无几的尸骸，”他惊叹地说。“三根手指、一段筋、半边脸皮、一只耳朵、脖子，还有背部的皮。有些阿富汗弟兄过来给尸体拍照，就好像那是只被宰的羊！我们大声欢呼。”他还满怀敬佩地提到，空袭开始之时阿富汗人和吓坏了的阿拉伯人不一样，他们根本就没往战壕里躲。“感谢真主，我们的弟兄没有一个人受伤。事实上，那场战斗给了我极大的动力，鼓励我继续坚持这项事业。我愈发坚信圣战者绝对不会受到伤害，除非那是真主的意愿。”

本·拉登当即返回沙特阿拉伯，并在斋月结束前为圣战者募集到一笔巨款——“数额大概在5000万到1亿美元之间”[10]，阿卜杜拉·阿扎姆骄傲地回忆道。“具体数字我记不太清了。”这笔钱之中有200多万来自本·拉登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在那之前，人们大都把本·拉登视为阿卜杜拉谢赫的一位大有可为的门徒。但是，他突然间就遮蔽了导师的光芒，成为了圣战最主要的私人资助者。

阿扎姆对此的反应，是正式与这位门徒携手合作。1984年9月，他们在麦加的朝觐期间见了面。虽然本·拉登是个温和而恭敬的人，但他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可能是在加吉遭受的那次空袭中诞生的，当时阿拉伯人全都跳进战壕躲了起来。本·拉登发现，阿富汗人只把他们当作“尊贵的客人”，而不是真正的圣战者。他向阿扎姆提议：“我们应该负责来自阿拉伯的圣战者，因为我们比较了解他们，而且能对他们进行更严格的训练。”两人就此达成一致，决定让阿拉伯人以更为正规的方式在阿富汗发挥作用，虽说当时真正投身于圣战的阿拉伯人并没有多少。决心改变这种状况的本·拉登，宣布要为每一个加入圣战队伍的阿拉伯人（以及他的家庭）提供到阿富汗的机票、住所和生活费。这些费用加起来大约是每家每月300美元[11]。

除了本·拉登宣布的惊人消息，阿扎姆又发布了一条让各地穆斯林激动不已的圣令。阿扎姆在后来以《保卫穆斯林的土地》为题出版的书中指出，阿富汗的圣战对于每一个体格健全的穆斯林来说都是必须履行的义务[12]。他把发行前的一本样书送给了沙特阿拉伯的首席宗教学者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谢赫。巴兹为此书作了序，并在吉达本·拉登家族的清真寺中发布了自己表示支持的圣令。

阿扎姆的圣令对“个人主命”（fard ayn）和“全体主命”（fard kifaya）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第一个概念指的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履行的个人义务，例如祷告和斋戒。如果有谁逃避这种义务，那他就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如果不信真主者侵略了穆斯林的土地，驱逐侵略者对当地的穆斯林来说就是“个人主命”——强制性的义务。如果他们失败了，那么这种义务就会扩展到邻近地区的穆斯林身上。“如果他们也不能成功，或者是出现了人手不够的问题，那么他们后面的穆斯林就有责任挺身而出，依此类推。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它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个人主命’。”只要是想参加抗击侵略者的圣战，孩子们不需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欠债者不必求得债主的许可，连女人都无需得到丈夫的批准。而第二个概念“全体主命”，则是群体的责任。阿扎姆举了一个例子：一群人正走在海滩上，“他们看到了一个快要溺死的孩子。”他说，这个孩子就是阿富汗。对于在场的所有会游泳者来说，他们有义务把这个溺水的孩子救上来。“如果其中有人冲上去救他，那么其余的人也不会犯下罪过。但是，如果谁都不行动，那么会水的人就全都有罪。”阿扎姆进而指出，反苏圣战既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个人义务，也是整个穆斯林的义务；除非侵略者被击退，否则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有罪的。

得到了本·巴兹等其他著名宗教学者的认可，阿扎姆圣令的消息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群体之中迅速传播开来。虽然阿富汗阿拉伯运动确实始于这两个事件——本·拉登宣布为阿拉伯圣战者提供经济支持，以及阿扎姆振奋人心的圣令——但不得不说的是，他们最初的努力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没有几个阿拉伯人真正响应他们的号召；至于那些确实加入圣战的人，既可以说他们是遵从阿扎姆圣令的嘱咐，受保卫伊斯兰的义务所驱使，也可以说是受到了本·拉登金钱的吸引。

本·拉登和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一回到巴基斯坦，就建立了一个被他们称为“服务局”（Makhtab al-Khadamat）的组织，地点设在本·拉登在白沙瓦大学城地区租的一所房子里[13]。本·拉登每月提供2.5万美元[14]以维持服务局的运转。他租的这所房子也成了阿拉伯圣战者投宿的旅店，以及阿扎姆办杂志和印刷书籍的总部。服务局基本上就是一个资金汇集点；两人通过广泛募集活动筹来的钱都存放在这里。贾迈勒·哈利法也来到了服务局，与本·拉登和阿扎姆一起工作。他们付出了很大努力，以确保捐款（常常是整箱整箱的现金）能真正发到难民的手中。阿扎姆在穆斯林兄弟会之中有着资深地位，这使他能在国际范围内为自己不断宣传的反抗事业呼号。不过，他所做的努力仍然无法与本·拉登相比。这个被他称为“上天所赐[15]”的人，与沙特王室和海湾地区石油业界的亿万富豪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拉登还利用了自己与图尔基王子的关系。图尔基的幕僚长、本·拉登以前的科学老师艾哈迈德·巴兹卜每月要去两次白沙瓦，为圣战者领导人送去现金[16]。沙特政府每年要向阿富汗圣战捐赠3.5亿到5亿美元[17]。这笔钱存在一个由美国政府控制的瑞士银行账户上，美国人用它来支持圣战者；不过，沙特人还通过自己私下的捐助项目，为他们拥护的圣战指挥官募集了数百万美元。在私下募集的捐款之中，超过十分之一的数目被用于支持本·拉登的非官方活动。

图尔基说他第一次见到本·拉登是在白沙瓦，时间大约是1985[18]或1986年。那次会面后不久，他们又在沙特驻伊斯兰堡领事馆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相遇。本·拉登尽职尽责地向图尔基汇报了自己的活动，比如他带来了重型机械设备和工程师，以修建防御工事。他给王子的印象是害羞、说话轻声细语、友好和善，“几乎给人以性情温柔之感”，而且是个很有用处的人。通过本·拉登，图尔基可以招募阿拉伯青年加入圣战，还能在不受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控制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训练和教导[19]。此外，本·拉登还募集到了大量不经账面的钱款，这对熟练的情报人员而言是一笔可资利用的宝贵财富。

服务局成了来白沙瓦寻找参战途径的阿拉伯青年的登记处。它为这些年轻人（其中有许多高中生）提供了暂住地，并把他们带到各个训练营。在这个神奇故事动辄涌现的地方，本·拉登也成了圣战传说的一部分。许多阿富汗阿拉伯人效忠于阿扎姆，但本·拉登却在为他们支付房租。他很快就以富有和慷慨闻名。瘦高而醒目的本·拉登在医院的病房中穿行，一边向受伤的战士分发腰果和巧克力[20]，一边细心地记下他们的姓名住址。他建起了一个神学图书馆[21]，让在市里打发时间的圣战者提高修养，还至少教过一名年轻的阿富汗战士阿拉伯语[22]。他出资让赛义夫在紧邻白沙瓦的部族地区创立了圣战大学[23]，这所学校后来将以恐怖分子的培训地而举世闻名。他还参与了阿扎姆出版的阿拉伯语杂志《圣战》[24]。与服务局其他的一些人不同，他在政治上并不是很老练圆滑，但工作起来却不知疲倦——“他是个极富想象力的活动家，”与他在服务局共事的阿尔及利亚人阿卜杜拉·阿纳斯评价说。“他吃得很少，睡得也很少。他非常慷慨。他会把自己的衣服给你穿，把自己的钱给你用。”

然而，本·拉登给人的印象却并不是一位很有魅力的领袖，尤其是当他处于阿卜杜拉·阿扎姆的阴影之下时。“他脸上总挂着一丝微笑[25]，一双手长得很柔软，”一位久经沙场的巴基斯坦圣战者回忆说。“跟他握手，感觉就像是和一个女孩子握手。”他显得害羞而严肃，许多人都觉得他有些天真幼稚。他笑起来的时候会以手掩口。后来成为本·拉登密友的一个叙利亚人还记得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那是1985年的11月。他那时还没什么名气。我们在一家旅店的大厅里祷告。大家让他说两句，于是他就谈起了马。他说，如果你喜爱一匹马，它也会响应你。他那时脑袋里想的就是这个——马。”[26]

阿卜杜拉谢赫把聚集在白沙瓦的一小群阿拉伯人称为“外乡旅”[27]。阿拉伯人不与当地人来往，还建起了自己的清真寺、学校，办起了报纸。有些人来到这里时身上只揣了一个电话号码，除此之外别无长物。有了本·拉登发放的慷慨补助，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在哈亚塔堡的郊外安顿下来。那里靠近部族地区的边缘，由一片两层楼的屋村住宅构成。屋里的各种现代设施一应俱全：冰箱、洗衣机、烘干机，等等[28]。实际上，这里的许多人生活得比本·拉登还要舒适。

开伯尔山口的那边就是战争。来到白沙瓦的阿拉伯青年向真主祈祷，希望在穿过山口之后能以身殉教，进入天国。为了打发时间，他们互相交流自己的传奇故事，讲述吸引穆斯林青年前来解放阿富汗弟兄的召唤。实际上，真正参与这场战争的几乎全都是阿富汗人。尽管有阿扎姆著名的圣令和本·拉登的补助，反苏战争期间来到此地的外乡人最多也没有超过3000人[29]——他们被称为阿富汗阿拉伯人——而这其中的大部分从来就没有出过白沙瓦。

这些阿富汗阿拉伯人在祖国往往都是为人唾弃的叛逆者。他们发现，自己刚一离开，身后的国门就关上了。其他一些穆斯林青年则是受到了本国政府的鼓动，而他们真正加入圣战之后却又被政府指责为狂热分子。对于许多人来说，此后恐怕很难再回到故乡。这些被抛弃的理想主义者自然很希望有一个领袖。除了事业和彼此之外，他们再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他们是没有国家的人，自然连国家这个概念都极为反感。他们把自己视为一支没有边界的武装，在真主的授权下保卫着整个穆斯林。这恰恰是本·拉登的梦想。

在白沙瓦，他们有了新的身份。阿拉伯群体里的人极少使用真名，问别人的真名也是极不礼貌的。在这个隐姓埋名的地下社会中，孩子们往往连父亲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30]。圣战者所取的化名中通常会反映出他第一个儿子的名字，或是与本人个性相符的某种特点。圣战者常见的姓名（如阿布·穆罕默德）之后所缀的一个名字则表示此人的国籍——例如，“利比”代表他是利比亚人。这种姓名的密码很简单，想要破解却很难，因为你必须得了解一个人的声名或家庭，才能明白他姓名中暗指的事物。

召唤许多阿拉伯青年来到白沙瓦的，并不是在阿富汗战争中获胜，而是死亡。在遍及清真寺与阿拉伯语书店的书籍、传单、录像带和磁带之中，“以身殉教”成了阿扎姆极力兜售的东西。“我四处旅行，就是要让人们了解圣战，”[31]回顾他在世界各地的清真寺和伊斯兰中心所做的演讲，阿扎姆这样说道。“那时我们是在努力满足人们对殉教的渴求。如今，我们仍然热爱这种牺牲。”阿扎姆每年都要去美国筹集资金，并从那些被他编织的神话深深吸引的当地穆斯林青年中招募人员——从堪萨斯城、圣路易斯到达拉斯，他走遍了美国的腹地和各大城市。

他讲述了许多圣战者的故事[32]，说他们几乎仅凭一人之力就击败了成群结队的苏军。他宣称，有些英勇的战士被坦克从身上碾过，竟然活了下来；还有人被敌军击中，但子弹却无法射进他们的身体。一旦死亡真的来临，发生的事情可就更为神奇了。有一位敬爱的圣战者咽气时，救护车里充满了蜜蜂的嗡嗡声和鸟儿的啁啾声，但那是在深夜时分的阿富汗沙漠之中[33]。死去一年后从墓中挖出来的殉教者遗体仍然散发着芳香，血液还在流动。天国与自然也在协力抗击罪恶的侵略者。众天使骑着马冲进战场，敌机扔下的炸弹被鸟儿截住——它们赶到喷气机的前头，在战士们上方组成一道保护的屏障。众口相传，阿卜杜拉谢赫会付钱给那些提供惊人事迹的圣战者，因此讲述奇迹的故事自然也大量涌现[34]。

以辉煌而有意义的方式死去，这对人们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当生活中的乐趣与回报在政府压迫和经济剥夺之下所剩无几的时候。从伊拉克到摩洛哥，各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都在扼杀自由；当全球其他所有地区的民主状况与个人收入都在迅速提高的时候，这些国家却几乎没有创造什么财富。作为阿拉伯国家之中的首富，沙特阿拉伯生产力的低下可谓举世闻名——虽然该国有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却没能利用它创造出任何其他重要的收入来源；实际上，如果除去海湾各国的石油收入[35]，那么总共2.6亿阿拉伯人的出口额还比不上500万芬兰人。人们的期望不断提高，机遇却越来越少，激进主义通常就兴起于这样的落差之中。在海湾地区，这种情况就更为显著：人口以年轻人居多，他们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艺术极度贫乏；人们的娱乐消遣（电影、戏剧和音乐）不是处在监控之下，就是完全付之阙如；年轻男人不能与女性接触，因此也无法从中得到安慰，并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成年人不识字，这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是司空见惯的事。失业率则在第三世界中居首。愤怒、憎恨与屈辱，促使年轻的阿拉伯人去寻找极端的出路。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以身殉教在他们鲜有回报的生活之外提供了另一种理想的选择。光荣的死亡召唤着犯下罪行的人（据说，罪人在第一股鲜血喷溅而出时即可得到宽恕），而罪人在临死之前就能够看到自己已跻身天国。由于他的牺牲，他的家族中将有70名成员免受地狱之火的煎熬。贫穷的殉教者在天国将被授予冠冕，那上面镶嵌着一颗比整个地球还要贵重的宝石。有些阿拉伯国家的女性被紧锁深闺，没有前途的男人根本别想娶到老婆，殉教牺牲则将给来自这种地方的年轻人带来有72名处女相伴的闺中乐趣，据说她们都是“深色眸子的天国美女，如秘藏的珍珠一般贞洁。”她们等待着殉教者的来临，还为他备下了盛宴；席间摆满了肉食和瓜果，杯中则是最醇厚的美酒。

阿扎姆在全世界穆斯林面前把殉教描绘得如此引人入胜，从而创造出一种对死亡的崇拜，它将在后来成为基地组织的核心。对于报道战争的新闻记者来说，阿富汗阿拉伯人就像是穿插在真实战斗之中的一场古怪表演；这些人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是因为他们对死亡极其痴迷。如果有一名战士倒下，周围的战友都会向他表示祝贺，并且因自己没能和他一样战死而哭泣。这样的景象让其他穆斯林也觉得很怪异。阿富汗人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战斗，而不是为了天国，或是一个理想化的伊斯兰社群。对他们而言，以身殉教并不是第一要务。

拉希姆拉·优素福扎是一家巴基斯坦报纸（《新闻报》）驻白沙瓦分部的主管。他曾目睹阿富汗阿拉伯人设在贾拉拉巴德的一个营地遭受攻击。阿拉伯人在前沿阵地上支起白色的帐篷，这让他们成为苏联轰炸机轻易就能发现的目标。“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位记者难以置信地问道。“我们就是要他们来轰炸！”阿拉伯人告诉他。“我们希望去死！”他们坚信自己是在响应真主的号召。如果他们真的是有福之人，真主就会恩赐他们像殉教者那样死去。本·拉登后来引用先知的话宣告：“我愿为真主之道圣战殉教，然后复活再圣战再殉教，然后再复活再圣战再殉教。”[36]

《古兰经》里提到圣战；这其中有些经文说的是为追求完美而进行的内在斗争，先知称之为“更为伟大的圣战”。有的伊斯兰学者做了解释，称它们只适用于不信真主者发起战争、穆斯林遭到迫害，或是伊斯兰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这些学者指出，《古兰经》也要求穆斯林“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37]

受阿富汗战争的影响，许多伊斯兰激进分子逐渐认为圣战将永无休止。对他们而言，抗击苏联的斗争在这场永恒的战争中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冲突。他们把自己称为圣战者，这表明战争是他们宗教认识之中的核心。他们是伊斯兰教重死轻生观念的自然产物。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曾宣称：“如果一个人到死都未曾战斗过，而且没有战斗的决心，那么他的死就是‘贾西利亚’式的死。”[38]他还补充了一句带着些许沙菲派神秘主义色彩的话：“死亡是一种艺术。”

《古兰经》明确指出，“对于宗教，绝无强迫。”[39]这条教义似乎禁止了任何针对非穆斯林和持不同信仰的穆斯林的战争。但是，对于认为圣战只是保护信仰群体的防御手段的观点，赛义德·库特卜却嗤之以鼻。“伊斯兰并不仅仅是‘信仰’，”[40]他写道。“伊斯兰是要将人们从他人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的宣言。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要努力废除任何以‘人统治人’为基础的体制和政府。”库特卜指出，没有伊斯兰指引的生活就是奴役[41]；因此，如果不彻底消灭“贾西利亚”，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只有清除人对人的统治，施行沙里亚（伊斯兰律法），才不会再有宗教上的强迫，因为人们那时只剩下一个选择：伊斯兰教。

然而，圣战的宣言使穆斯林群体产生了分裂。阿富汗圣战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宗教义务，穆斯林对此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例如在沙特阿拉伯，穆斯林兄弟会的当地分支机构就拒绝派成员参加圣战[42]，但他们鼓励人们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参与援助工作。真正参加圣战的人往往都与国家认可的穆斯林组织脱离了关系，因而也更容易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许多忧心忡忡的沙特父亲来到训练营，把自己的儿子拖回家去[43]。

对于响应阿扎姆号召的狂热理想主义者而言，阿富汗战争是伊斯兰重归世界统治地位的开端。他们不仅要解放阿富汗人民，最终还要再次夺取从西班牙到中国的广大地区——在欧洲陷身黑暗中世纪的时代，这一地区都处于开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不过，恢复昔日的帝国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要对不信真主者发动一场最终的战争，并在审判日达到顶点。

阿富汗阿拉伯人并不都是甘愿自杀或持末日论的思想家。他们之中也有些人是出于好奇，或者把打仗当作度假，还有想在假期里找点刺激的学生。其他一些人则是为了寻觅在平凡生活中找不到的意义。

“我不是信徒，”移民到美国的叙利亚人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回忆说。1985年他24岁，自以为是个习惯了购物中心和快餐的典型美国中产阶级青年。但是，他无意中看到了阿卜杜拉·阿扎姆的一张油印传单。他心想，既然有这么多奇迹，那怎么也得去看看。他那时正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所社区大学里读工程学。谁也不知道从堪萨斯城到阿富汗的战场该怎么走，于是他就坐飞机来到伊斯兰堡，然后打了传单上印的电话号码。阿扎姆当时要是没接电话，他都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

拜兹德本打算只待三个月，不过当地的异国风情和一心想要殉教的圣战弟兄让他着了迷。拜兹德长着一双富有表现力的黑眉毛，嘴里的笑话说个没完，这让他在一群严肃的圣战者中显得极不协调。“我去阿富汗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只不过是怀着良好的愿望而已，”他说。“所有的一切都很陌生。那感觉就好像我刚刚出生，还是个婴儿，所有的一切都得重新学起。有了那样的经历，再离开那儿回去过你原先正常的生活，就不太容易了。”他给自己起了个圣战者的名字——阿布·里达·苏里。

未经训练却急于参战的“外乡旅”一直都很焦躁不安，后来阿扎姆终于同意带他们进入阿富汗，与在吉哈德沃尔附近与苏军作战的当地指挥官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会合。本·拉登和60名阿拉伯人以及一个阿富汗向导乘车越过边境。他们本以为一到达就会直接投入战斗，所以各人的口袋里都塞满了葡萄干和鹰嘴豆；这些干粮大部分都在漫长的路程上消耗掉了。他们开始称自己是“鹰嘴豆旅”。当晚10点左右他们终于到达了阿富汗人的营地，才知道苏军已经撤退。

第二天早晨，希克马蒂亚尔不耐烦地告诉他们：“你们不用呆在这儿了。这就回去吧。”[44]

阿扎姆当即同意，但本·拉登和其他几个阿拉伯人却显得很失望。“既然他们是撤退走的，我们起码也应该追击一下吧？”他们问道。阿扎姆在栏杆柱上竖起几个靶子，让手下人练了一会儿射击。打完靶，阿拉伯人把武器交还给一名阿富汗指挥官，然后搭公共汽车返回白沙瓦。这时他们称自己是“荒唐旅”。一回到市里，大家就散伙了。

1986年，本·拉登把几房妻子和孩子全都带到白沙瓦[45]，加入了响应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圣令的阿拉伯群体。这个群体规模虽小，却仍在不断扩大。从当时的形势来看，阿富汗人显然将赢得这场战争。苏共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承认，阿富汗是一个“流血不止的伤口”。那一年，美制“毒刺”导弹也被引进了阿富汗。这种单兵发射的导弹成了苏联飞机的致命克星，让战争态势发生了有利于圣战者的决定性转变。虽然此时距苏联人最终从阿富汗的困境中脱身还得经过血腥的三年，几千名阿拉伯人（其中仅有几百人参加了战斗）在这期间并未对战局造成任何重大影响。

国外运来的武器大批涌入卡拉奇港。负责把武器分给各阿富汗指挥官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需要建立一个存放点，最好是在白沙瓦以远的地区，但又必须处于苏军的势力范围之外。在巴基斯坦的部族地区，沿开伯尔山口西南部山脉处有一块明显突入阿富汗的区域，被人们称为“鹦鹉嘴”。鹦鹉嘴的北坡叫做托拉博拉，意为“黑色的尘土”。这个偏远而贫瘠的地区遍布着山洞，洞壁都是极为坚硬的石英和长石。本·拉登把天然的洞穴扩大，又开挖出新的岩洞，用来存储军火[46]。这些兔子洞一般的岩窟是本·拉登为圣战者修建的弹药库，他将来向美国宣战也就是在个地方。

1986年5月，本·拉登带着一小拨阿拉伯人来到驻加吉的阿富汗部队，那是赛义夫控制的地区，靠近巴基斯坦边境。一天晚上有许多东西砸到了阿拉伯人的帐篷上，好像是石头，可能是被远处偶然落下的炸弹崩落的。一个也门厨子起身去准备晨祷前的早餐，然后就传来了一声巨响。“真主至大！真主至大！”[47]厨子大叫。“我的腿！我的腿！”惊醒之后的阿拉伯人发觉营地的周围撒满了地雷；不过，隐藏在草丛之中的绿色地雷很难看清。正当他们撤出营地的时候，一枚导弹打在离本·拉登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接着山顶上又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被掀起的大石头和树木碎片纷纷落在被困的阿拉伯人身上。有三个人受了伤，一个来自埃及的研究生则送了命。阿拉伯人被吓得手足无措，后来又遭到了进一步的羞辱：阿富汗部队请他们走人，因为他们实在太无用。

尽管那次的表现非常差劲，1986年底本·拉登还是出资建起了第一个永久的全阿拉伯人营地，位置也在加吉[48]。这个举动让他与导师阿扎姆产生了分歧——阿扎姆强烈反对这一计划。他们两人都怀着宏大而不切实际的梦想，因此也各有各的烦恼。阿扎姆渴望能消除妨碍穆斯林团结的国籍界限。出于这一原因，他总是试图把阿拉伯志愿者分散到不同的阿富汗指挥官属下，即便没有几个阿拉伯人会说当地的语言，也没有多少人接受过实际的训练。一旦上了战场，他们就是最容易送命的人。另一方面，阿富汗人进行的战争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本·拉登设想的营地却是固定的目标，这无疑是对钱财和人命的极大浪费。本·拉登当时已经在考虑未来将要进行的圣战，而加吉的营地就是他的第一步行动：他要创建一支能够在任何地方发动战争的阿拉伯军团。以前，本·拉登一直把自己的梦想置于那位长者的目标之下，但现在他逐渐感到了命运对自己的大力推动。

阿扎姆要极力阻止本·拉登偏离自己的轨道，于是就派贾迈勒·哈利法前去劝说。作为本·拉登的老友和姐夫，哈利法无疑是最能直言、最具权威的游说人选。哈利法乘车穿过阿富汗边界，同行的还有控制加吉附近山区的指挥官赛义夫。建在高山上的营地很冷，完全暴露在无情的寒风之中。奥萨玛（他名字的意思是雄狮）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马萨达”（Massada），即“狮子的洞穴”。他说名字的灵感来自先知最喜爱的诗人哈桑·伊本·萨比特，他曾在诗中描写过一处同名的要塞[49]：

无论有谁想听到金铁交鸣，

就让他来到马萨达，

在那里他将看到勇敢的战士

准备为了真主而献身

当时，本·拉登的“狮穴”与将来在洞穴基础上建成的复杂训练中心还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哈利法以前是个非常投入的童子军，有丰富的宿营经验；在他看来，这个隐藏在松树林中的地方又脏又乱，连孩子们的营地都远远不如。营地的装备包括一台推土机、埃及仿制的苏式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迫击炮、从白沙瓦军火市场买来的一些小口径防空武器，以及没有发射装置的中国制火箭弹。圣战者如果要发射火箭弹，就得把它靠在一块石头上，安好引线，然后在远处点火——这种疯狂的发射方法既危险，又没有准头。

透过望远镜，哈利法观察了仅仅3公里开外宽阔山谷之中的苏军基地[50]。阿拉伯人的营地处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上，而且很容易受到攻击。他们倒是有一辆车[51]，可以在晚上偷偷运送水和给养；但他们很可能被苏军困在山上，进而被全部消灭。在本·拉登疏忽大意的指挥下，已经有一些阿拉伯人丢掉了性命。看到他们冒着无谓的风险，还有人白白送命，哈利法十分愤怒。

他在营地呆了三天，和本·拉登周围的人谈话——大部分都是隶属扎瓦希里圣战组织的埃及人和沙特阿拉伯的高中生，其中一个叫瓦利汗的还是哈利法的学生。哈利法在麦地那教生物课的时候，瓦利汗是班上的尖子。哈利法得知，他们把本·拉登——而不是阿扎姆或赛义夫——选为自己的领导。这个消息让他十分吃惊。他从来没想到自己的朋友会去追逐权力。

哈利法怀疑，奥萨玛可能是受到了营地中埃及人的操纵。当时，照顾本·拉登生活的是两个身材高大、威风凛凛的埃及人，名叫阿布·乌贝达和阿布·哈夫斯。有一次这两个人堵住了哈利法，想试探他的政治观点，这愈发增加了他的疑心。他们先是说阿拉伯国家的领导都是“卡非尔”——这个说法指的是不虔诚者或不信真主的人，但如果用在其他穆斯林身上，则意味着他们是背弃自身宗教信仰的变节者。许多宗教激进分子认为，这样的叛徒应被杀死。哈利法不赞同两个埃及人的观点，于是他们就想拦着他，不让他见本·拉登。哈利法径自从他们身边走了进去；他才不会让这些陌生人左右自己。

哈利法和本·拉登晚上睡在一个帆布为墙、木板为顶的散兵坑里，坑顶上还堆着土。哈利法发现朋友说话时总是含糊其辞，觉得他肯定有什么事瞒着自己。到了第三天，哈利法终于把话挑明。“大家都很不开心——他们都反对你建立这个营地，”哈利法说。“连和你在一起的人也是这样。我跟他们谈过。”

本·拉登很吃惊。“他们怎么不跟我说？”他问道。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你自己。”哈利法回答。“但是，在阿富汗的每一个人都反对你这个想法！”

于是本·拉登又把自己的设想复述了一遍：他要创建一支能够在任何地方守护穆斯林事业的阿拉伯部队。他在山里建起这个可怜巴巴的营地，就是要创立这样的一支队伍。

“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帮助阿富汗人，不是建立我们自己的队伍！”哈利法提醒他。“再说，你又不是军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两个人越说嗓门越高。他们相识已有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这是圣战，”本·拉登喊道。“这是我们进入天国的道路！”

哈利法告诫本·拉登，说他要为营地里这些人的性命负责。“他们所流的每一滴血，真主都将唯你是问。我是你的朋友，所以我不能让你留在这儿。要么你离开此地，要么我就离开你。”

本·拉登冷冷地拒绝了。哈利法离开了营地。他们的友谊再也没有恢复。

---

尽管本·拉登拒绝了哈利法等人的恳求，阿拉伯旅的一再失败和“狮穴”营地人员面临的危险还是让他很担心。“我开始考虑新的策略，比如挖掘山洞和隧道，”[52]他说。他从沙特本拉登集团借了一大批推土机、运土车、自卸车和掘进机器，还带来了熟练的工程人员[53]，打算开掘7个非常隐蔽的人造山洞[54]，山洞的位置就俯瞰着来自巴基斯坦的主要补给线。其中有几个山洞的长度超过100码，高达20英尺，将作为防空洞、住宿区、医院和武器库。

干建筑活让本·拉登手下的人很不耐烦，他们总是缠着他，想找机会攻打苏联人。这些人当中闹得最凶的是一个45岁的巴勒斯坦大胖子，塔米姆·阿德南谢赫[55]。他本是个英语老师，后来成了沙特阿拉伯德黑兰空军基地的伊玛目，结果因其激进观点被开除。他面色苍白，浑身是肉，留着一部参差不齐的大胡子，鬓角处已开始变白。被开除之后，塔米姆谢赫转而四处讲演，为圣战者募集了数百万美元。他博学多识，老于世故，还非常渴望以身殉教，因此拥有了足以和本·拉登抗衡的权威。阿卜杜拉·阿扎姆非常喜欢他，还称他为“高山”。

塔米姆谢赫体重将近400磅。他肥硕的体态给年轻的阿拉伯战士（大部分都还不到18岁[56]）带来了不少乐趣。有时他们不得不用绳索把塔米姆拖上陡峭的山路，还开玩笑说马都认得他了，不肯再驮他上山。不过，塔米姆谢赫对圣战的虔诚也激励着他们。虽说年纪比较大，身体状况也很差，他还是和别人一同训练。他一直催促本·拉登让大家赶快投入战斗。他的意见代表着营地中大胆、冒失、渴求死亡的一部分人。本·拉登对他能拖则拖，说大家还缺乏训练，而山洞的工程又必须尽快完工，但塔米姆总是不肯罢休。

1987年3月底本·拉登回了一趟沙特阿拉伯，塔米姆谢赫抓住了这个机会。本·拉登离开时把狮穴交给阿布·哈耶尔·伊拉克指挥，塔米姆就撺掇哈耶尔去攻打附近的一个苏军小基地。阿布·哈耶尔不干，说自己没有做这个决定的权力；但坚持不懈的塔米姆谢赫最终说服了他。阿布·哈耶尔犹犹豫豫地同意了。这位谢赫很快集合起14到16个年轻人。他们把重武器架在一匹马的背上，缓缓朝山下走去。武器老是从马背上滑落到雪地里。塔米姆只知道要去进攻苏联人、打完就立即撤退，除此之外再无计划；至于自己究竟走的是什么方向，他也不是很清楚。如果当时阿拉伯人真的和敌人交上了火，塔米姆谢赫也许就不能和随行的小战士逃回山去了。不过，一如往常，谨慎行事并不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

突然，步话机里响起了阿布·哈耶尔的声音。本·拉登回来了，此事让他大为吃惊。他下令让他们马上返回营地。

“你告诉他，我是不会回去的，[57]”塔米姆谢赫回答说。

本·拉登拿过了步话机。“塔米姆谢赫，立刻给我回来！”他命令道。“我是你的指挥官，而且我命令你回来；所以，你要是不回来，就是有罪之人。”

塔米姆老大不情愿地放弃了作战计划。但他发誓说要一直斋戒，除非等到参加战斗的机会。回到狮穴之后，塔米姆接连三天不饮不食。他变得虚弱不堪，本·拉登只得安排了一次小规模的行动，好让塔米姆完成自己的诺言——至少是象征性地了结此事。他让谢赫爬上一个山头，朝敌人打了一通机关枪和迫击炮。但是，塔米姆谢赫仍然对本·拉登的权威构成了挑战，因为有许多阿拉伯人和他站在一边，说他们来这儿是为了打圣战，而不是到山间露营。“我担心有些弟兄回国以后会说，他们在这儿呆了6个月却一枪未发，”[58]本·拉登承认。“人们可能会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并不需要他们的支持。”他必须证明阿拉伯人并不仅仅是观光客，证明他们有能力对阿富汗圣战作出真正的贡献。如果一直不让手下人参加战斗，他这个指挥官还能再当多久都是个问题。

1987年4月17日，冰雪还没有完全消融，本·拉登率领一支120人的队伍[59]对阿富汗政府军在霍斯特附近的一个驻地发起骚扰袭击。他把攻击的日子选在星期五[60]，因为他认为全世界的穆斯林在这个时候都会为圣战者祷告。两位阿富汗指挥官赛义夫（他能说阿拉伯语）和希克马蒂亚尔同意提供炮火支援。进攻定于晚上6点进行——这个时间足够他们发起一轮快速袭击，随后降临的夜色则可以提供掩护，因为苏联飞机很快就会向他们扔下雨点般的炸弹。塔米姆谢赫苦求要参加行动，但本·拉登命令他呆在狮穴营地。

即将进行的这场战斗已经策划了几个月，在白沙瓦的后方也做了广泛的宣传。“我听说要发动这次进攻，就决定参加，”来自堪萨斯城的圣战者阿布·里达后来回忆说。“我开车赶去。本来我对计划知道得很少，不过到那儿以后在山谷里看到了许多驮着武器的驴子和马。”到达集结地点之后，他发现那里的阿拉伯人一片混乱。预定发起攻击的时刻到了，几个阵地上却都没有弹药——弹药还在老远的路上，全塞在路尽头的一辆车里。人们开始发疯一般地运送弹药——有的把火箭弹和迫击炮背在背上，有的则用当时仅有的4头骡子去驮。有些战士还没开战就已经累得要死，于是就溜回狮穴睡觉去了；留下来的人则又饿又气，因为干粮已被吃光。到了最后的一刻，一位指挥官才发现谁都没有带连接火箭弹和引爆装置的电线。他派一个人骑马回营地去取。更有甚者，本·拉登还生了病——战斗之前他经常这样——不过他竭力在手下人面前保持着镇定。

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发表了一通动人的演说，强调大家要坚定不屈。但还没等阿拉伯人做好冲锋的准备，阿富汗政府军的一名士兵就听到了他们战前动员的动静，而且一个人用一挺郭留诺夫式机枪[61]就把阿拉伯人打得抬不起头来，直到夜幕降临。本·拉登命令部队撤退。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只死了一个人，另有两人身负重伤；但是，他们的尊严却被击得粉碎——他们给一个人击败了！阿富汗圣战者都在笑话他们。由于这场灾难，巴基斯坦方面开始关闭阿拉伯人设在白沙瓦的旅店[62]。阿富汗阿拉伯人的不幸遭遇，似乎就要以这种丢脸的方式收场。

5月，一小队阿拉伯人参加了另一场小规模战斗。策划这次行动的是埃及军事指挥阿布·乌贝达，他率领人们从侧翼对一支苏军部队发起攻击。“他们一共9个人，再加上我一个，”[63]本·拉登后来回忆说。“谁都没有犹豫。”苏联人退却了，阿拉伯人欣喜若狂。但是，这短暂的胜利却促使苏军对狮穴发起了一场坚决的反击。根据阿卜杜拉·阿扎姆神话般的描述，苏联人集结了一支9千到1万人的部队[64]——包括苏联特种部队和阿富汗正规军——来对付只有区区70人的圣战者。

塔米姆谢赫恳求本·拉登让他上前线，但本·拉登说他太胖，不适合参加激战。他把塔米姆打发到了地下洞穴深处的通讯室。阿拉伯人始终按兵不动，直到苏军车队进入他们三座迫击炮的射程。随着本·拉登“真主至大！”的一声高喊，阿拉伯人纷纷开火，苏军在猝不及防中退了回去。“兄弟们情绪高涨，完全沉浸在狂喜之中，”阿扎姆写道。他们看着苏军开来的救护车运走了阵亡的士兵，其中还包括加吉地区的军事指挥。

本·拉登估计苏军会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击，于是把队伍分成两半，让35人留守狮穴。他和另外9个人爬上了一个山头，看到200名苏联特种部队的士兵正偷偷向营地摸去。“突然，雨点般的迫击炮弹朝我们落了下来，”本·拉登说。神奇的是，阿拉伯人竟然没有受伤。一个小时之后，苏联人信心十足地继续向前推进。“一等他们爬上山顶，我们就开始攻击，”本·拉登续道。“有几个人被打死，其余的都逃了回去。”

连续几个星期，苏联人用120毫米迫击炮和凝固汽油弹轰击狮穴周围圣战者的阵地。看到敌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坏，阿扎姆流着泪为战士们的安全祷告。树木烧着了，连下雨都浇不熄，火光把夜空照得通明。一天早晨，就在这弹片和火焰的暴风雨之中，塔米姆谢赫手持《古兰经》从通讯洞室里钻了出来，开始在林中的空地上走来走去；战友们恳求他回来，他毫不理会，而是吟诵起了《古兰经》，还抬起头把一副圆圆的金丝边眼镜朝着天空，高声祈祷说要以身殉教。大地战栗着，子弹和爆炸把他周围的树林撕得粉碎。那是在斋月快要结束的一天，塔米姆认为自己要是在这个时候死了，就会得到特别的赐福。

这一偏离战争主题的疯狂举动，似乎让其他人平静了下来。“我们很快就遭到火力袭击，”本·拉登回忆说。“有一次敌人停火了大约30秒时间。我和身边的人说，还以为大家这回都要死了。但没过一分钟，火力袭击又开始了。这次我读起了神圣的《古兰经》，直到我们能安全地转移到另一个位置。我们走了还不到70米就再次遭到攻击，但我们觉得自己非常安全，就好像是呆在空调房间里一样。”

尽管大家表现英勇，本·拉登还是很担心：如果继续留在此地，他的人可能会全部送命。他不得不放弃狮穴营地。这是他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听到这个决定，他手下的人都很震惊。其中一个人表示反对。本·拉登“冲着我大喊大叫，说的那些话我还是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65]塔米姆谢赫嚷嚷着说，气得把自己的胡子都拽了下来。“我觉得他是着魔了，”[66]本·拉登回忆说。他斥责塔米姆，说他这种固执的态度给全体战士带来了危险。“塔米姆谢赫，他们都上车了，”本·拉登警告他。“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送命，你就得永远背着罪过；到了审判日那一天，你要为他流的血负责。”塔米姆谢赫哭着上了面包车，和其他人坐到一起。

能走路的人步行跟在车子后面。撤退之前他们毁掉了狮穴的大部分设施，让苏联人没东西可抢。他们把火炮推进山谷，把自动武器埋到地下。其中一个人往食堂里扔了一颗手榴弹。他们花了偌大精力建设起来的营地，现在已成了一片废墟。一小队人留在后面，以掩护这帮游击队员撤退。

本·拉登又生病了。“我感觉特别累，走不到20米就要停下来喝水。我的精神和身体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67]他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这帮东倒西歪的阿拉伯人来到赛义夫的营地之时，赛义夫正在气头上。当时，他已经意识到狮穴营地的价值所在——它俯瞰着一条为圣战者运送给养的战略供应线。他断然否决了本·拉登的弃营命令，让阿拉伯人返回狮穴；他还派了一些可靠的阿富汗战士和他们同去，以确保阿拉伯人能守住营地。

尴尬难当、筋疲力尽的阿拉伯战士五人一群十人一伙地回到了狮穴。黎明时分，25个阿拉伯人和20个阿富汗人聚集在营地的废墟之中，心情郁郁地庆祝斋月末尾的盛宴之日。他们基本没什么可吃的东西，因为厨房已经给炸掉了。每个人分到了三只柠檬。早晨晚些时候，本·拉登和另外10个战士也回来了。遭到斥责的他无心再树立自己的权威，于是就把营地交给军事指挥阿布·乌贝达。看到自己建立的营地毫无必要地毁在了自己的手里，这肯定让他很难承受。

阿布·乌贝达决定找点事给他做做。“去守卫营地的西侧吧，”[68]阿布·乌贝达说。“我觉得他们要是进攻肯定会走西边，那里的路最近。”

本·拉登带着人去了山上的一个突出部，让大家在树林中散开。他们看到一支苏联部队就在70米开外的地方。本·拉登喊大家往上冲，但他的嗓子哑了，别人没意识到他是在跟他们说话。他爬上一棵光秃秃的树，好让大家听见他的声音，这立即招来了敌方的火力。一枚火箭弹差点把他炸下树来。“它从我身边掠过，在附近爆炸了，”[69]本·拉登有一次说，“但我根本就没受影响——实际上，多亏伟大的真主安拉的慈悲，我感觉只不过是身上被洒了一把土。我冷静地爬下树，告诉兄弟们敌人的位置在中间方向，而不是左翼。”在另一次讲述中，本·拉登最为激烈的战斗经历就没有这么平静了。“那是一场可怕的战斗，最后我的半个身子都陷在了土里，不管看到什么东西就朝那儿开枪。”[70]

整整一天，本·拉登和他手下的人都处在敌军迫击炮火的压制之下。“我离苏联人只有30米远，他们想把我抓住，”[71]他说。“虽然身处炮火轰击之下，我心里却极为平静——后来我睡着了。”人们常会讲述本·拉登战斗中小睡的故事，这证明他在战火之下仍不失优雅风范。其实，他可能就是晕过去了。本·拉登患有低血压，常感到头晕目眩。他身上总是带着一包盐[72]，觉得头晕时就会沾湿一个指头，伸到口袋里蘸点盐吃。这能够防止血压降低。

神奇的是，到了下午5点，阿布·乌贝达率领的阿拉伯部队成功地从侧翼包抄了敌军。由于没有空中支援，苏联军队的大部撤退了。“我们只有9个兄弟，对抗的却是多达100人的苏联特种部队；但因为恐惧和慌乱，身处密林的苏联人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73]本·拉登说。“总共有大约35名苏军特种部队士兵和军官被打死，其他的都逃了……不仅是在我们的地区，全阿富汗圣战者的士气都大受鼓舞。”

刚刚遭受过最惨痛的失败，本·拉登紧接着又获得了最伟大的胜利。狮穴战斗结束后，阿布·乌贝达把从一名苏联军官尸体旁拿来的战利品赠给了本·拉登[74]——一把小型的卡利科夫AK-74突击步枪[75]，枪托是胡桃木做的，配有醒目的铁锈红色弹夹，这标志着此枪是伞兵部队配备的高级型号。此后，本·拉登总是将这把枪扛在肩上。

整个行动持续了三个星期。发起这场行动的其实是赛义夫（后来他接管了狮穴）而非本·拉登，但阿拉伯人却以勇敢和不顾一切出了名。这种声名从此奠定了他们的传奇——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这样。阿拉伯人设在白沙瓦的旅店很快又重新开放。从苏联的角度来看，狮穴之战在他们从阿富汗实施战术撤退的过程中只是一场无足轻重的小仗。然而，在围绕着本·拉登追随者的高涨宗教气氛之中，头脑昏昏的人们都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超自然的世界里，连现实也要向他们的信仰屈膝。对阿拉伯人而言，狮穴之战成了一个神话的基础——他们打败了超级大国。没过几年，苏维埃帝国就土崩瓦解了——圣战者认为，是穆斯林在阿富汗造成的伤害要了这个帝国的命。当时，他们已经建成了要把战斗继续向前推进的先锋队。基地组织的孕育源于几种认识的结合：信仰比武器或国家都要强大，而要想进入发生此类奇迹的神圣领域，就必须具备赴死之心。

[1] 库特，《并不神圣的战争》，第19页。

[2] 同前，第232页。

[3]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4] 乔恩·李·安德森，“喀布尔来信：行刺者”，《纽约客》，2002年6月10日。

[5] 科尔，《幽灵战争：中情局、阿富汗与本·拉登的秘史——从苏联入侵到“9·11”》，第83页。

[6]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85页。

[7] 阿扎姆，《高山》，第150页。

[8] 同前。

[9] 同前。

[10] 阿扎姆，《高山》，第88页。

[11] 伯根，《圣战：在本·拉登的秘密世界之中》，第56页。

[12] 有趣的是，这位前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成员认为阿富汗的斗争比巴勒斯坦抗击以色列的斗争更为重要。他说，阿富汗战争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而巴勒斯坦的斗争事业已被各种各样的团体据为己有，其中包括“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现代主义的穆斯林，”他们是在为了一个世俗的国家而斗争。

[13]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119页。

[14]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99页；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198页。

[15] 伯恩斯坦，《晴天霹雳：2001年9月11日的故事——从圣战到地面零点》，第45页。

[16]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和赛义德·巴兹卜的采访。据赛义德·巴兹卜说，沙特政府始终支持着圣战，直到1989年本·拉登离开阿富汗。

[17] 与马克·萨吉曼的个人通信。他当时是中情局负责阿富汗方向的官员之一。

[18] 图尔基在其他著作中称，“我们第一次会面应该是在1984年左右。”“接着奥马尔毛拉就冲我大喊”，《明镜》周刊，2004年11月。

[19] 克拉克，《针对所有敌人》，第52页。

[20] 贾森·伯克，“他何以成为本·拉登，（二）”，《观察家报》，2001年10月28日。

[21]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98页。

[22] 贾森·伯克，“他何以成为本·拉登，（二）”《观察家报》，2001年10月28日。

[23] 富达和菲尔丁，《恐怖的主谋：全世界最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背后的真相》，第91页；库利，《并不神圣的战争》，第238页。

[24]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56页。

[25] 对哈立德·赫瓦贾的采访。

[26] 对基地组织匿名消息来源的采访。

[27]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177页。

[28] 对扎纳卜·阿卜杜勒·哈德尔的采访。

[29]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时任中情局阿富汗站主管的米尔特·比尔登称，“我们估计，同时呆在这里的阿富汗阿拉伯人大约有2000名，此外还有1000名把这里当成一条龙旅游的阿富汗阿拉伯人”——他们是来度假的。“与此相对的是25万全天或临时参战的阿富汗人，以及12.5万苏联人，”比尔登说。

[30] 对扎纳卜·艾哈迈德·哈德尔的采访。

[31] 阿卜杜拉·阿扎姆的招募录像，无题，1988。

[32] 例如阿卜杜拉·优素福·阿扎姆，“阿富汗圣战中‘至仁主’的圣迹”，www.islamicawakening .com/viewarticle.php？articleID=877&.

[33] 阿卜杜拉·优素福·阿扎姆，“阿布-蒙齐尔·阿什谢里夫”，www.islamicawakening.com/viewarticle.php7articleID=3o&.

[34] 对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的采访。

[35] 詹姆斯·R·伍尔西，“击败石油武器”，《评论》，2002年9月。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统计数字。其他统计数字由2002年官方的《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推断而来。

[36] 奥萨玛·本·拉登，“致伊拉克人民的信”，半岛电视台，2003年10月18日。

[37] 引自《古兰经》（马坚译本），2∶190。——译者

[38] 米切尔，《穆斯林兄弟会社团》，第207页。

[39] 引自《古兰经》（马坚译本），2∶256。——译者

[40] 库特卜，《里程碑》，第58页起；以下库特卜的其他引文也出自本书。

[41] 这种观点在罗克珊·L·尤本的文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述，见“比较政治理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评”，《政治学杂志》，59，no. 1（1997年2月）：第28—55页。

[42]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

[43] 对穆罕默德·胡尔瓦的采访。

[44]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178页。

[45] 这是埃萨姆·德拉兹的说法，但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称他们迁到阿富汗是在1988年。

[46] 对马克·萨吉曼的采访。

[47]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185页。

[48] 贾迈勒·伊斯梅尔，“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的毁灭”，半岛电视台，1999年6月10日。

[49]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241页。

[50]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233页。

[51] 同前，第216页。

[52]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53] 对本·拉登家族匿名发言人的采访。

[54] 对埃萨姆·德拉兹的采访。

[55] 对巴西姆·A·阿利姆和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的采访。

[56]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211页。

[57] 阿扎姆，《高山》，第23页。塔米姆谢赫终究没能以身殉教。第二年，他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巡回演讲时死于心脏病发作。

[58]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261页。

[59] 阿布·穆罕默德，见阿扎姆，《高山》，第97页。

[60]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265页。

[61] 前苏联武器专家郭留诺夫于二战期间设计的气冷式重机枪。——译者

[62] 对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的采访。

[63] 阿扎姆，《高山》，第109页。

[64] 同前，第100页起，这段描述主要依据此书、穆罕默德所著《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310页起，以及“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65]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316页。

[66] 阿扎姆，《高山》，第30页。

[67]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68] 穆罕默德，《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第326页。

[69] 奥萨玛·本·拉登，见阿扎姆，《高山》，第112，113页。

[70]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71] 罗伯特·菲斯克，“曾招募圣战者的沙特商人，如今利用他们在苏丹从事大型建筑工程”，《独立报》，1993年12月6日。

[72]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他还提到本·拉登患过疟疾和肺炎。低血压和糖尿病之间有一定联系，有人据此说本·拉登接受过胰岛素注射。见伯根，《圣战：在本·拉登的秘密世界之中》，第57页；亦可见哈辛·比纳扬，“在利雅得获释的基地组织成员把一切和盘托出”，《阿拉伯新闻报》，2001年11月26日。但是，贾迈勒·哈利法说本·拉登并没有糖尿病。

[73] 奥萨玛·本·拉登，见阿扎姆所著《高山》，第114页。

[74] 对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的采访。

[75] Kalikov AK-74，前苏联著名枪械设计专家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5.45毫米口径自动步枪。——译者

第六章 基地

到1986年，已有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涌入巴基斯坦的东北边疆省，把首府白沙瓦变成了反苏侵略圣战的主要集结地。城市的街道上混杂着各种各样的语言和民族服装，形成了一种奇特而令人兴奋的世界主义风格，让每个穿行其间的人都深为着迷。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工作者、毛拉[1]和情报员纷纷做起了各自的事业。在这个历来都靠违禁品大发其财的城市，资金与武器的地下流动为经济带来了繁荣。已经有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珍宝[2]（雕像、宝石、古董，甚至是被拆散的整座佛教寺庙）被偷偷地带进走私者市场（白沙瓦市郊一个公开买卖的集市）以及破旧旅馆开设的礼品商店，这些旅馆里住满了为报道战争而来的各国记者。阿富汗的军阀们都把家搬到了大学城，职业阶级的居所就处在这里的桉树与木兰树丛间。军阀们从美国人和沙特人提供的补助里捞足了油水，已经成了富人[3]。他们有杀戮成性的竞争对手[4]，每周都会遭到空袭，还是克格勃与哈德（阿富汗情报部门）的刺杀目标，这使得白沙瓦地区阿富汗指挥官的死亡率比战场上还要高。以往，这个城市的交通主要依靠手工涂漆的私人公共汽车和冒烟的摩托棚车，这种车开起来的动静就像是链锯从空中划过；突然，街上的驴车中间就有崭新的奔驰大轿车和丰田陆地巡洋舰在悠然穿行。柴油浓厚的烟雾把空气染成了蓝色。“白沙瓦变成了一个无处可去者纷纷投奔的地方，”一位年轻的圣战者奥萨玛·鲁什迪回忆说。“在那样的环境之中，一个人的处境有可能会越来越糟糕，最终陷入绝望。”

1986年，艾曼·扎瓦希里医生结束了他和吉达那家诊所的合同，加入了白沙瓦不断壮大的阿拉伯人社团。比起当年入狱前来到此地的时候，如今的他长得胖了一些。他夸耀说白沙瓦就像是自己的“第二故乡”[5]，因为他小时候就在阿富汗呆过，他的外祖父曾是埃及驻阿富汗的大使。他很快适应了当地人长衫配宽松长裤的传统服装沙尔瓦克米兹（shalwar kameez）。自小就忠心追随着他的弟弟穆罕默德也来到了白沙瓦。兄弟俩长得很像，不过穆罕默德的肤色比较黑，个头略高，体型则偏瘦一点。说话轻声细语、对哥哥言听计从的穆罕默德，建立起了圣战从开罗经沙特阿拉伯到巴基斯坦的经济渠道[6]。

扎瓦希里在科威特支持的一家红新月会医院里开业行医。和市内大多数援助机构一样，这家医院也受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支配。由于扎瓦希里所写的长篇抨击性著作《苦涩的收获》[7]，兄弟会对他很敌视。他在文中谴责兄弟会与不信真主的政权合作——所谓“不信真主”的政权，指的也就是所有的阿拉伯政府。他把兄弟会称为“暴君手中的工具”。他要求他们公开宣布放弃“宪法与人为制定的法律、民主、选举和议会”，并向他们曾经支持的政权发动圣战。这本私人出资印刷的书制作得非常精美，在白沙瓦随处可见。“这些书是免费赠送的，”[8]当时在白沙瓦工作的一个兄弟会成员回忆说。“你如果去领食品，那儿的职员就会问你，这种书要不要带上一两本？”

扎瓦希里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另一个同事也来了。他是个内科医生，名叫赛义德·伊马姆，圣战组织中的人都称他为法德勒医生[9]。他和扎瓦希里在白沙瓦的同一家医院工作。和扎瓦希里一样，法德勒医生也是一位作家、理论家。因为他年纪较长，而且曾在扎瓦希里入狱期间担任圣战组织的伊玛目，于是就再次接管了这个组织。扎瓦希里也取了一个化名：阿卜杜勒·穆伊兹（在阿拉伯语中，“阿卜杜”的意思是“奴隶”，“穆伊兹”指的则是“荣誉的给予者，”是真主的99个名字之一）。他和法德勒医生当即开始重建圣战组织，从年轻的埃及圣战者之中招募新成员。起初他们自称“圣战组织”，后来又把名字改为“伊斯兰圣战”。不过，这仍旧是以前的那个圣战组织。

科威特支持的这家红新月会医院[10]，成了阿富汗阿拉伯社群走向分裂的源头。一位名叫艾哈迈德·乌德[11]的阿尔及利亚医生素以崇尚暴力闻名，医院在他的影响之下变成了一种新理念的温床——这种残忍的理念将使圣战者分道扬镳，并使得阿富汗战争结束后迅速在阿拉伯国家中蔓延开来的自相残杀有了理由。

“塔克费尔”（或称开除出教）这种异端邪说，从伊斯兰教早期开始就始终是个问题。7世纪中期，一个名为“哈里哲”的教派发起叛乱，反抗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统治。引发这一叛乱的具体事件是阿里决定向一位政敌作出妥协，却没有发动同胞相残的战争。哈里哲派教徒认为只有他们才遵行着伊斯兰的真正信条，而所有不赞同他们观点的人都是变节者，连先知钟爱的女婿阿里也不例外。阿里最终被哈里哲派暗杀。

20世纪70年代早期，埃及出现了一个名为“塔克费尔希吉拉[12]”[13]（出教与离开）的团体，它可以说是基地组织的先驱。团体的领导人舒凯里·穆斯塔法在埃及的集中营里呆过，他吸引了数千名追随者。他们阅读库特卜的著作，打算在流亡之中积蓄足够的力量，期待着终有一天能消灭不信真主者，带来天启。与此同时，他们在埃及西部的沙漠中游荡，晚上就睡在山洞里。

开罗新闻界把穆斯塔法的追随者称为“阿尔卡夫”（ahl al-kahf），意即“山洞人”。这个称呼源自“以弗所七睡者”的典故。这是个基督教的传说，说的是7名拒绝放弃信仰的牧羊人。罗马皇帝德修下令将他们封进一个洞穴（位置在今天的土耳其），以示惩戒。这个传说称，洞穴在三个世纪之后被人们发现，而沉睡其中的7个人醒来时还以为自己只睡了一夜。《古兰经》中有整整一个苏拉（章节）提到了这个故事。和舒凯里·穆斯塔法一样，本·拉登也紧紧抓住了洞穴在穆斯林心目中唤起的情感。此外，“塔克费尔希吉拉”早在1975年就确立了将来成为基地组织潜伏机构一贯风格的行动手法：离开、准备与掩饰。

两年后，这一组织的成员绑架了负责开罗宗教捐赠事务的前部长穆罕默德·扎哈比谢赫。扎哈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为人谦逊，常在马斯基德·努尔清真寺讲演，那里是扎瓦希里年轻时常去的地方[14]。埃及政府拒绝了绑架者提出的金钱和知名度要求，穆斯塔法遂将这位年老的谢赫杀害。他的尸体在开罗的街道上被人发现，双手反绑，胡子也被扯掉了一部分。

埃及警察很快围捕了“塔克费尔希吉拉”的大部分成员，并匆匆对其中几十人进行了审判。舒凯里·穆斯塔法与其他5人被处决。从那以后，将穆斯林驱逐出教（以名正言顺地把他们杀死）这一革命性的观念似乎就被消灭了。但是，圣战的地下话语之中又树立起了另一种改头换面的“塔克费尔”。在舒凯里·穆斯塔法早年宣扬教义的上埃及地区（法德勒医生也在这里长大），这种“塔克费尔”仍然如地火一般隐隐燃烧。扎瓦希里的圣战组织弟兄刺杀安瓦尔·萨达特时所使用的手榴弹和弹药，就是由“塔克费尔希吉拉”的残部提供[15]。笃信这种异端邪说的一些人又把它传到了北非各国，包括阿尔及利亚——艾哈迈德医生知晓“塔克费尔”就是在那里。

“塔克费尔”是伊斯兰教的镜像；它颠倒了伊斯兰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在表面上保持着与宗教正统相似的假象。《古兰经》明确指出穆斯林不应杀害任何人，除非是为了惩罚谋杀罪行。《古兰经》告诫说，枉杀一人，“如杀众人”[16]。杀害穆斯林的罪行则更为严重。《古兰经》说，犯下这种罪行的人“是要受火狱的报酬，而永居其中”。[17]那么，圣战组织和伊斯兰组织之类的团体为掌握权力而对穆斯林兄弟使用暴力，他们又怎能为这种行为开脱？赛义德·库特卜指出了途径：如果一位领袖不在自己的国家中施行沙里亚律法，那么他就必定是叛教变节者。先知有一句人所共知的格言：不应让穆斯林流血[18]，除非遇到以下三种情况——惩罚谋杀、通奸或是背弃伊斯兰教的罪行。虔诚的安瓦尔·萨达特，就是“塔克费尔”颠倒黑白的逻辑在现代时期的第一个牺牲品。

法德勒医生和艾哈迈德医生之类的新“塔克费尔”主义者扩大了死刑令适用的范围，连登记参加投票的人也被包括了进去。按照他们的观点，民主制度是反伊斯兰教的，因为它把本应属于真主的权威放到了普通人手中。因此，任何参与投票的人都是叛教变节者，其罪行要拿命来偿还。如果有谁不赞同他们对伊斯兰教了无趣味的理解方式，那么这些人也一样是叛教者——包括他们假意要帮助的圣战者领袖，乃至所有的阿富汗人；阿富汗人不是沙拉夫派，因此被视为离经叛道者。新“塔克费尔”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人阻挡他们的道路，无论他是谁，他们都有权将其杀死[19]；实际上，他们把这种杀戮视为一种神圣的职责。

在来到白沙瓦之前，扎瓦希里一向都不赞同这种大规模的谋杀。他始终以外科医生的方法来对待政治变革：发动一场迅速、精确的军事政变是他毕生的理想。但在红新月会与法德勒医生和艾哈迈德医生共事期间，他脑海中区分政治抵抗与恐怖主义的道德界限变得宽松了。扎瓦希里的朋友和以前的狱友注意到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这位谦逊、礼貌的医生在辩论时一向非常严谨，现在却扯着嗓子大喊，充满了敌意，而且奇怪的是说话还不合逻辑。他会抓住对方的无心之论不放，然后恶意地对其进行曲解。也许，这是扎瓦希里成年以来第一次面临身份危机。

扎瓦希里的生命充满了方向感和使命感，能称之为转折点的时刻寥寥无几。其中一个时刻是扎瓦希里15岁时赛义德·库特卜被处决；实际上，那是他此后所有历程的起点。酷刑折磨非但没有改变扎瓦希里，反而让他的决心变得更为纯粹。他生命中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尽可能少流血的情况下，建立统治埃及的伊斯兰政府。但是，“塔克费尔”提倡的教义让他震惊。“塔克费尔”主义者坚信，全人类得到拯救的途径在于道德观念的另一端——那历来都是被罚入地狱者的领域。他们篡夺了神的权威，来裁定谁是真正的穆斯林，谁又不是，谁该活，谁该死，这是在冒灵魂永世受罚的危险。

扎瓦希里正站在一条巨大的分界线上。界线的这边，他面前是一条缓慢前行的道路：在流亡中重新建立自己的运动，等待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返回埃及，夺取政权。这是他毕生的目标。然而，当他向另一边望去，通往天启的道路却只有一小步，看起来要容易得多；跨过一片血海之后（他肯定知道这一点），真正的伊斯兰教必将在全世界复兴。

在后来的10年中，这两个方向一直让扎瓦希里举棋不定。返回埃及的道路是圣战组织，那是由他创建并定义的。全世界复兴的道路虽然尚未命名，却已经逐渐成形。它将被称为基地组织。

扎瓦希里的妻子阿扎在巴基斯坦的哈亚塔堡安了家，许多阿拉伯人也住在这里。圣战组织成员的妻子们不与别人来往，她们在公众场合身着黑色的阿巴雅长袍，脸部也要遮起来。扎瓦希里一家租了一座有四个卧室的别墅，其中一间始终空着，以供来往的许多访客居住。“他们有了富余的钱就会拿给穷人，”阿扎的哥哥埃萨姆说。“他们自己有一点点就满足了。”

阿扎的母亲纳比拉·贾拉勒到巴基斯坦探望过阿扎和艾曼夫妇三次。她给几个外孙女和外孙带去了成箱的费雪牌玩具[20]。她觉得阿扎他们是“特别亲密的一家子，行动时总是抱成一团。”[21]但她虔诚的女儿所选择的伴侣仍然令她感到困惑。他似乎一直在让妻子和孩子们走向越来越危险的境地。1981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法蒂玛刚降生扎瓦希里就被捕入狱，纳比拉对从那时开始的致命趋势根本就无能为力。纳比拉替扎瓦希里照料着妻子和孩子，直到他三年后出狱。扎瓦希里逃离埃及并在吉达重新安家之后，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乌梅玛（以扎瓦希里母亲的名字命名）又出生了，纳比拉尽职尽责地前来照顾。纳比拉来吉达探访时，阿扎私下对母亲吐露了心声，说她非常想念埃及，想念自己的家人。阿扎人生方向的变化，一次又一次地让纳比拉感到不安。

“有一天我收到了阿扎的信。她信中的话让我痛苦万分，”纳比拉说。“信上说，她要和丈夫一起去巴基斯坦。我不愿让她去那个地方，但我知道谁都无法阻挡命运。她非常清楚丈夫对她的权力，也很清楚自己对他的义务；因此，就算丈夫走到天涯海角，她都要追随在他身后。”

来到白沙瓦之后，阿扎在1986年生了纳比拉（以她母亲的名字命名），第二年又生下第四个女儿赫蒂彻。1988年，艾曼·扎瓦希里惟一的儿子穆罕默德降生，这让他终于有了被称为阿布（父亲）·穆罕默德的荣耀。纳比拉最后一次探访女儿就是在外孙出生后不久。她永远也忘不了阿扎带着几个女儿到机场接她的情景——她们全都戴着盖头，朝她微笑着。那是纳比拉最后一次见到她们。

---

本·拉登有时会到扎瓦希里工作的医院来讲演。虽然这两个人当时各有各的目标，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已经足以让他们走到一起。尽管怀着激进的宗教观点，他们都是很现代的人，都属于受过教育的技术阶层。本·拉登年轻时就管理过从事复杂建设项目的大批工人，而且在巨额融资的领域中游刃有余。长他几岁的扎瓦希里则是个外科医生，潜心钻研过现代科学和医疗技术。他们都出身于闻名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家族。两个人说起话来轻声细语，都笃信宗教，也同样遭到过本国政权的政治压迫。

他们彼此满足了对方的需要。扎瓦希里需要金钱与合同，这两样东西本·拉登有的是。作为一个喜欢投身各种事业的理想主义者，本·拉登寻求的则是指引——这正是扎瓦希里这位久经历练的宣传家所能提供的东西。他们并非朋友，而是盟友。两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利用对方，而两个人也都被对方引向了自己从未考虑过的方向。埃及人扎瓦希里只把阿富汗视为将来在本国发动革命的集结地，除此之外他对这个国家并无兴趣。他打算利用阿富汗圣战的机会，重建自己业已分崩离析的组织。他觉得本·拉登是一个富有、颇具魅力而又易受影响的赞助者。这个年轻的沙特人是虔诚的沙拉夫派教徒，但他的政治思维却并不是很成熟。在遇到扎瓦希里之前，他从未对本国政府或其他压迫民众的阿拉伯政权表达过反对意见。他主要的兴趣是把不信真主的侵略者从属于穆斯林的土地上赶走，但他也怀有一种病态的渴望：要惩罚美国和西方国家，因为它们对伊斯兰犯下了罪行。扎瓦希里和本·拉登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让他们成为了独自一人时根本不可能成为的人；此外，他们将要创立的机构——基地组织——也受到了埃及人和沙特人这两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两个人都不得不为了适应对方的目标而作出妥协；因此，基地组织也就走上了全球性圣战的独特道路。

本·拉登有一次在医院演讲时谈到要抵制美国产品，以此来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扎瓦希里告诫他，攻击美国人会让他进入危险的领域。“从现在开始，你就应该改变保卫自己的方式，”[22]扎瓦希里说。“你应该改换所有的安全系统，因为现在想要你脑袋的人不光是共产主义者和俄国人，还有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你这一击打在了蛇头上。”

为策应他的这个建议，扎瓦希里向本·拉登提供了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圣战者骨干。与阿富汗阿拉伯人群体中大批十几岁的孩子和流浪汉不同，扎瓦希里招募来的人都是医生、工程师和士兵。他们早已习惯了秘密工作。这些骨干中有许多人在监狱里呆过，已经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他们将成为基地组织中的领导。

1988年2月正下着雪的时候，一位名叫埃萨姆·德拉兹的埃及电影工作者带着匆匆召集的摄制队伍来到狮穴。在一块突出的悬崖之下，斜挎子弹带、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圣战者守卫着主洞的入口。他们看到了摄像机，顿时紧张起来。德拉兹解释说，本·拉登允许他到狮穴来采访、拍摄阿拉伯人；但是，他和摄制组还是被迫在洞外刺骨的寒风中等了一个钟头。后来一个守卫终于说德拉兹可以进去，但摄制组必须呆在外头。德拉兹愤怒地拒绝了。“要么让我们全部进去，要么我们就全都呆在外面，”他说。

没过几分钟扎瓦希里出现了，他自称是阿卜杜勒·穆伊兹医生。他对这种有失礼貌的待客之道表示歉意，并邀请他们进洞喝茶吃面包。那天晚上德拉兹睡在山洞的地上，旁边就是扎瓦希里；他在那儿监督狮穴一个隧道医院的施工。

埃及人在狮穴的山洞中建立了自己的营地。本·拉登把他们列入工资表[23]，每人每月发给4500沙特里亚尔（大约1200美元），让他们供养家人。埃及人之中有一个叫阿明·阿里·拉希迪，他按圣战者习惯改名为阿布·乌贝达·班希里[24]。阿布·乌贝达以前当过警官，他的哥哥曾参与刺杀萨达特的行动。扎瓦希里把乌贝达引见给了本·拉登[25]。本·拉登发现他有无可替代的才能，就让他担任阿拉伯人的军事指挥。阿布·乌贝达相继在赛义夫和本·拉登的旗下作战，在战场上以英勇无畏著称。几个月前阿拉伯人神话般地战胜了苏军，那一役就是他的功劳。德拉兹觉得他像孩子般地害羞。阿布·乌贝达的二把手穆罕默德·阿提夫以前也是个警官，大家都叫他阿布·哈夫斯[26]。他肤色黝黑，长着一双亮闪闪的绿眼睛。

狮穴那时刚来了一个喜怒无常、脾气暴躁的家伙，名叫穆罕默德·易卜拉辛·马卡维[27]。他曾在埃及陆军的特种部队担任上校，因此指望着到这里就能指挥阿富汗阿拉伯人。马卡维长得又小又黑，尽管身边全都是留着大胡子的宗教激进分子，他还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28]，保持着一副军人仪表。“其他阿拉伯人都恨他，因为他总是一副军官派头，”德拉兹说。有些伊斯兰激进分子感觉马卡维情绪不稳定，是个危险人物[29]。1987年离开开罗之前，马卡维曾仔细考虑过自己的去向：是到美国效力美军，还是到阿富汗进行圣战？与此同时他还告诉一位埃及议员，说他打算把一架班机撞进埃及的国会[30]。马卡维很可能就是后来化名赛义夫·阿德勒[31]的那个人。扎瓦希里和马卡维之所以能够彼此容忍，完全是因为他们有推翻埃及政府的共同决心。

德拉兹成了本·拉登的第一位传记作者。他很快注意到，埃及人在这个被动得有点奇怪的沙特人周围形成了一圈屏障；本·拉登极少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是宁愿向身边的其他人听取意见。这种谦恭的态度，这种似乎不谙世故的性格，让包括德拉兹在内的许多人都对本·拉登起了保护之心。德拉兹说他试图遏制本国同胞们的影响，但每当他想私下和本·拉登谈话，一帮埃及人就会把这位沙特人围起来，然后拽着他去另一个房间。他们全都在打他的主意。德拉兹认为，如果本·拉登战时的传奇经历转变成和平时期的政治生涯，那他就有可能成为“又一个艾森豪威尔”。不过，这可不是扎瓦希里的打算。

1988年5月，苏联开始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这标志着战争即将结束。慢慢地，白沙瓦又回到了先前固有的那种破败状态，阿富汗圣战者的领导人则开始囤积武器，准备面对不可避免的新敌人——他们彼此。

本·拉登和他的埃及操纵者们也在为未来考虑。扎瓦希里和法德勒医生不断地把各种勾勒着“伊斯兰”远景的意见书塞给他[32]，那上面反映的都是他们的“塔克费尔”倾向。本·拉登的一位密友在那段时间去白沙瓦看他，却被告知本·拉登不方便见客，因为“艾曼医生在给他上课，教他如何成为一位国际组织的领袖”[33]。

扎瓦希里一面调教本·拉登，使他适应自己为其设计的角色，同时也试图削弱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的力量。在赢得本·拉登关注的竞赛中，阿扎姆是他惟一的有力对手。“我不知道有些人跑到白沙瓦来是要干什么，[34]”阿扎姆向女婿阿卜杜拉·阿纳斯抱怨说。“他们在抨击圣战者。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在我和这些志愿者中间制造‘菲特纳’（混乱）。”他特别指出，挑起事端的人之中就有扎瓦希里。

阿扎姆意识到，真正的危险在于“塔克费尔”。这种业已感染阿富汗阿拉伯群体的异端邪说正在不断传播，并且有可能使圣战的精神纯洁性受到致命的损害。阿扎姆认为，斗争应该针对不信真主者，而不应该在穆斯林信徒的群体之间进行，无论这个群体分化得多么严重。他发布了一条圣令[35]，反对用为阿富汗抵抗运动筹集的资金来训练恐怖分子，并宣称杀害外国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的做法有悖伊斯兰教。

不过，阿扎姆自己也赞成按照赛义德·库特卜的原则建立一支“先锋队”[36]。“对于我们希冀的社会而言，这支先锋队构成了一个坚固的基础，”阿扎姆在1988年4月写道。理想的伊斯兰社会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阿扎姆认为，阿富汗只是一个开端。“无论征途有多么遥远，我们都应该把圣战继续下去，直至胸中的最后一次呼吸和脉搏的最后一次跳动——或者，直至我们看见伊斯兰国家的建立。”按照他的设想，未来的圣战领域将包括苏联南部的加盟共和国、波斯尼亚、菲律宾、克什米尔、中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和西班牙——这是曾经辉煌的伊斯兰帝国的整个版图。

然而，未来的第一个战场是巴勒斯坦。阿扎姆协助创立了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他认为这一组织是阿富汗圣战的自然延伸。哈马斯以穆斯林兄弟会为基础，其目的是作为一个伊斯兰的机构，来制衡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世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扎姆试图在阿富汗训练哈马斯战士[37]，他们回国之后就能与以色列战斗。

但是，阿扎姆为巴勒斯坦设计的方案却与扎瓦希里在伊斯兰国家内部（特别是埃及）挑起革命的意图发生了冲突。阿扎姆极力反对穆斯林自相残杀的战争。随着反苏战争逐渐平息，关于圣战未来的争论也以这两个意志坚定的人为核心而展开。他们所要争夺的奖品是一个富裕的、易受影响的年轻沙特人，而他也有着自己的梦想。

本·拉登想要什么？无论是扎瓦希里还是阿扎姆心目中的要务，他都不是很关注。巴勒斯坦的悲剧在他的演讲里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但他并不太愿意参与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的暴动。和阿扎姆一样，他也憎恨亚西尔·阿拉法特[38]，因为阿拉法特是个现世主义者。本·拉登也不情愿在将来向阿拉伯各国政府发动战争。当时，他期望把斗争推进到克什米尔和菲律宾等地，特别是中亚共和国地区，他在那里可以继续进行反苏圣战[39]。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当时还不在任何一个人的目标名单之列。对于本·拉登将要创立的先锋队而言，共产主义是他们主要的斗争对象。

1988年8月11日是白沙瓦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40]。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召集会议，探讨圣战的未来。到会的有本·拉登、阿布·哈夫斯、阿布·乌贝达、阿布·哈耶尔、法德勒医生和瓦埃勒·朱莱丹。非同寻常的经历让这些人走到了一起，但各不相同的目标和观念又让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分歧。阿扎姆的目标之一是：如果阿富汗发生内战，要保证阿拉伯人不被卷入。以前，他坚持要把阿拉伯人分散到不同的圣战者指挥官手下；可一旦阿富汗人开始窝里斗，他的这种立场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现在他已经与本·拉登达成一致，认为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团体，不过两人对于该团体的发展方向还有争议。“塔克费尔”主义者（哈夫斯、乌贝达和法德勒）关注的主要是夺取埃及政权，但对于最近的事务他们也希望有发言权。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阿布·哈耶尔一直对埃及人怀有疑心，往往在原则上反对他们；但他在几个“塔克费尔”主义者之中是最激进的，因此很难断定他将会支持哪一方。虽然阿扎姆在主持会议，但与会者的意见全都是说给本·拉登听的。大家都知道圣战的命运由不得自己控制，而是掌握在本·拉登的手中。

根据阿布·里达在会议记录中留下的潦草笔迹[41]，与会者首先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

1.你是否同意阿卜杜拉谢赫的观点

→知道谢赫的军事团体已经解散。

2.未来的计划符合埃及弟兄的利益。

3.下一步是在国外的工作

→存在争议

→有充足的武器

与会者说，狮穴建成已有一年多，但还只不过是个训练营。阿拉伯人仍然被排斥在真正的战斗之外。他们承认训练年轻人确实很重要，但现在已到了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刻。“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来到此地时的最初想法上，”阿布·里达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头开始一项新计划。”

答复大家意见的时候，本·拉登回顾了自己一直以来在阿富汗的经历。由于他在阿拉伯人中间的威望越来越高，大家也称他为谢赫。“我只不过是一个人。我们既没有建立组织，也没有建立伊斯兰的团体。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一个教育的时期，建立信任的时期；它考验了来到这里的兄弟，也让我们向伊斯兰世界证明了自己。虽然我开始做这些事业时的处境极其艰难，时间又这么短暂，我们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收获。”本·拉登没有提到阿扎姆的任何功劳，而阿扎姆才是阿富汗阿拉伯人的真正先驱；这一运动现在成了本·拉登的传奇。人们第一次听到了本·拉登演讲中那标志性的雄壮语调——那是一个将命运掌握在手中的人的声音。

“至于我们的埃及弟兄，”本·拉登说道，他提起了一个显然在许多追随者之中颇有争议的话题。“他们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和我们站到了一起，这一点决不能忽略。”

一位与会者说，虽然阿拉伯人的主要目标尚未实现，“我们还是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但“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

“我们的进展很不错，”本·拉登回答道，也许他是想为自己辩解。他指出，“我们训练出了服从而忠诚的年轻人，”这些人随时可以派上用场。

尽管笔记中没有反映出来，与会者投票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其目标是在苏军撤退之后继续进行圣战。很难想象这些人会在什么事情上达成一致，但只有阿布·哈耶尔对这个新组织投了反对票。阿布·里达总结了会议，他说必须要制订一个有合理时间安排的计划，还必须找到可以胜任的人来执行。“根据初步预计，基地组织建立之后的6个月内将训练出314名能投入战斗的弟兄。”对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人来说，“基地组织”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出现。新组织的成员将从阿富汗阿拉伯群体内最有前途的应征者之中遴选。但是，组织在圣战之后该何去何从，这一点尚不清楚。也许连本·拉登自己都不知道。

会议室里没有几个人知道，几个月前本·拉登的一小批心腹就已经秘密创立了基地组织。本·拉登在吉达的朋友、娶他侄女为妻的迈达尼·塔伊布[42]早在5月17日斋月结束的第二天就加入了这个组织，因此8月11日举行的组织会议不过是让已在暗中进行的事浮出了水面。

8月20日星期六早晨，同一帮人再次会晤，以确立被他们称为“卡伊达阿斯卡里亚”（al-Qaeda al-Askariya）[43]的军事基地。“前述的基地组织基本上是一个有组织的伊斯兰派别，其目标在于弘扬真主的言论，让真主的宗教取得胜利，”会务秘书在会议记录中写道。创建者把军事工作（这是他们的说法）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限制阶段”，这个时期阿拉伯人将接受训练，并分配到阿富汗圣战者的队伍中，直至反苏圣战结束；到了第二个“公开阶段”，阿拉伯人则会“进入一个考察营地，他们之中最出色的弟兄将被挑选出来。”完成第二阶段营地训练的人，就会成为基地组织这一新实体的成员。

秘书列出了希望加入这一新组织者的必备条件：

公开阶段的参与者。

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讲究礼貌。

有可信的推荐者。

遵守基地组织的章程与指示。

另外，创建者们还写下了新成员加入基地组织时要颂读的誓词：“我向真主和真主的神圣契约立誓，要积极听从上级，服从其命令；无论局势是艰难还是顺利，都要为这项事业日夜奋斗。”

“会议于1988年8月20日星期六晚间结束，”秘书记录道。“基地组织的工作从1988年9月10日开始，当时共有15位兄弟。”他在这页纸的底部加了一句，“到了9月20日，阿布·乌贝达指挥官前来通知我基地组织已有30位兄弟达到了要求，感谢真主。”

本·拉登为这一新组织命名时并没有带上什么特别含义。“阿布·乌贝达·班希里兄弟[44]——愿他的灵魂安息——建立了一个营地，训练年轻人与压迫民众、不敬真主、奉行恐怖手段的苏联战斗，”他后来说。“我们把这个营地称为‘卡伊达’（al-Qaeda）——意思指它是一个训练基地——基地组织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本·拉登的伙伴们对基地组织的成立反响不一。来自堪萨斯城的圣战者阿布·里达·苏里称，第一次听说本·拉登在建立阿拉伯国际军团的时候，他不无怀疑地问有多少人加入。“60个，”[45]本·拉登骗他说。

“你打算怎么运送这些人？”阿布·里达问道。“该不是用法兰西航空吧？”

基地组织的建立，让阿富汗阿拉伯人有了新的争夺对象。在一个没有多少内容的文化领域之中，每一项新出现的事业都会引起竞逐，每一个鹤立鸡群者都会成为攻击的目标。在清真寺里展开的语言和思想之争中，正在进行的阿富汗圣战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连本·拉登和阿扎姆为帮助想参加圣战的阿拉伯人设立的服务局也未能幸免：这个深受尊重的组织被污蔑为中情局的掩护机构，阿扎姆则被指为美国的走狗。

追根溯源，造成这些争吵的罪魁祸首其实很常见——金钱。白沙瓦就像一个漏斗，流向圣战的现金和旨在帮助难民的大量援助物资都要汇集到这里。资金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每年的捐助，再由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发放给阿富汗的各派军阀；随着苏联准备从阿富汗抽身而退，这个主要来源也渐趋枯竭。资金的匮乏，让人们愈发狂热地争夺起了剩余的来源——国际援助机构、私人慈善捐助，以及本·拉登的腰包。

从一开始，支持本·拉登的埃及人就把阿扎姆视为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在阿拉伯人之中，没有任何人的声望能与他相当。受圣战吸引的年轻人大都是响应阿扎姆的号召而来，而且对他满怀敬畏之情。“他是个天使，会整夜不饮不食，流着泪朝拜真主”他以前的助手阿卜杜拉·阿纳斯回忆说。阿纳斯娶了阿扎姆的女儿，就是希望能跟在导师身边。对大多数暂住白沙瓦的阿拉伯人而言，阿扎姆是他们见过的最著名的人物。许多人（包括本·拉登）来到白沙瓦的第一夜都睡在阿扎姆家里。他们谈到阿扎姆的睿智、慷慨和勇气时都很动容。他成了阿富汗阿拉伯人高尚精神的代表，他的庇荫遍及整个世界。要毁灭如此著名的一位偶像，无疑是一件危险重重的事情。

有意扳倒阿扎姆的还不仅仅是埃及人。沙特人担心这位极富魅力的领袖会使得年轻的圣战者改投穆斯林兄弟会。他们希望让一个“独立的机构”[46]（在沙特人的控制之下）来管理圣战者的事务，与此同时该机构还要以沙特王国的利益为重。在他们看来，本·拉登与基地组织就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机构属于沙拉夫派，管理者则是沙特政权的一位忠诚子民。

阿富汗阿拉伯战士最伟大的榜样阿卜杜拉·阿纳斯此前在阿北部与艾哈迈德·马苏德并肩作战，这时刚刚返回白沙瓦。他听说阿拉伯人的领袖要举行会议，打算选人替换自己的岳父阿卜杜拉·阿扎姆，不禁大为震惊。阿纳斯和岳父谈了此事。阿扎姆让他放心，说这次选举完全就是表面工作。“我现在领导着阿富汗的阿拉伯人，沙特当局对此很不快，”[47]阿扎姆解释说。“所有资助孤儿寡妇和学校的钱都来自沙特阿拉伯。看到年轻的沙特人在我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他们很不高兴。他们害怕这些年轻人会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的一部分。”沙特人希望由自己的人来掌权。阿扎姆继续说道，如果奥萨玛·本·拉登做了新的“埃米尔”，沙特人就会觉得安全。“他们就能放松下来；因为他们一旦感觉奥萨玛失去了控制，还可以阻止他。但我是个巴勒斯坦人。他们没法阻止我。”

对阿扎姆来说，劝说老朋友塔米姆谢赫支持这个提议就更困难了。虽然阿扎姆告诉他选举只不过是为了赢得沙特人的支持而装装样子，但与会的其他人显然另有打算。他们利用这一机会诋毁阿扎姆的声誉，指责他偷窃、贪污，对服务局也管理不善。愤怒万分的塔米姆谢赫转向了本·拉登。“你倒是说话啊，”[48]他请求说。

“我是本次会议的‘埃米尔’，”本·拉登答道。“等轮到你的时候再说话。”

“谁说你是我的‘埃米尔’了？”塔米姆哭起来。“阿卜杜拉谢赫劝我支持你，可你怎么能让他们说这种话？”塔米姆拒绝承认投票结果——本·拉登以压倒多数当选为阿拉伯人的新领袖。

阿扎姆很达观，似乎对此毫不介怀。“奥萨玛能力有限，”[49]他让支持者们放心。“奥萨玛怎么能把人组织起来？谁都不认识他！用不着担心。”

阿扎姆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已被严重削弱。扎瓦希里的手下、一个名叫阿布·阿卜杜勒·拉赫曼[50]的埃及裔加拿大人对阿扎姆提出了控诉。拉赫曼在阿富汗主管一个医疗和教育项目。他声称阿扎姆的人没收了专供项目使用的资金，强行从他手中夺走了这个项目。他进而控诉阿扎姆散布谣言，污蔑他打算把人道主义项目卖给美国领事馆，或是某个基督教组织。

这些指控在白沙瓦激起了轩然大波。传单四处散发，墙上贴满了要求对阿扎姆进行审判的布告。清真寺里，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大打出手。在这些针对阿扎姆的指控背后，是科威特红新月会医院的几位“塔克费尔”派医生——扎瓦希里和他的同事。他们已经设法把阿扎姆逐出了医院清真寺的领导层[51]，现在则欢欣鼓舞地预言他即将倒台。来自阿尔及利亚的艾哈迈德·乌德医生在一次会议上宣称，“很快我们就将看到阿卜杜拉·阿扎姆控制白沙瓦的手被斩断。”[52]

他们设立了一个法庭来听取这些指控，法德勒医生身兼公诉人与法官二职。这个“塔克费尔”法庭曾审理过另一个圣战者的案件。被告被裁定犯有叛教变节罪。后来人们在白沙瓦街上的一只麻袋里发现了他被剁成碎块的尸体。

审判的第二天，已过午夜时分，本·拉登急匆匆地去接他最亲密的沙特朋友瓦埃勒·朱莱丹。朱莱丹当时得了疟疾，正躺在床上打寒战，还发着高烧。本·拉登坚持要朱莱丹马上跟他走。“我们不能相信埃及人，”[53]他宣称。“我向真主起誓，这些人只要能作出对阿卜杜拉·阿扎姆博士不利的判决，就一定会杀了他。”朱莱丹跟着本·拉登回到法庭，审理又持续了几个小时。法官判定阿扎姆有罪，慈善机构则交还阿布·阿卜杜勒·拉赫曼；但幸亏本·拉登的干预，法庭才免去了阿扎姆被当众肢解之辱。然而，从阿扎姆敌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判决还不够彻底，因为阿扎姆还能继续当他的领袖人物；他们决意要斩草除根。

1989年2月15日，苏军在阿富汗的统帅鲍里斯·V·格罗莫夫将军走过友谊桥，进入对岸的乌兹别克斯坦。“在我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一位苏联士兵或军官，”[54]将军说道。“我们为期9年的停留从此结束。”苏联人死了1.5万[55]，还有3万多人受伤。约有100万到200万阿富汗人丧生[56]，其中可能有90％是平民。村庄被夷为平地，庄稼、牲畜损失殆尽，到处都布满了地雷。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寄居在巴基斯坦或伊朗的难民营[57]。不过，喀布尔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仍然掌握着政权，圣战则进入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新时期。

苏军占领结束之际，也正是阿拉伯圣战者出人意料地大批拥入的时期。这其中包括数以百计的沙特人，他们急欲追击退却之中的苏联大军。据巴基斯坦政府统计，1987到1993年间有6000多名阿拉伯人[58]来参加圣战，人数是此前参与抗击苏联占领军的圣战者的两倍。这些年轻人与受阿卜杜拉·阿扎姆吸引来到阿富汗的一小批信徒不同。他们“有大把的钞票，情绪激昂得要命，[59]”基地组织的一个人在日记中写道。这些被宠坏的波斯湾孩子到阿富汗是来旅游的，住的是装有空调的货柜集装箱[60]；他们配备了火箭弹和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尽可以朝天开火，然后就能回家吹嘘自己的冒险经历了。许多人是新近加入伊斯兰教的高中生或大学生，根本没受过历练，也没有人为他们担保。自本·拉登掌舵之后，一直以来都有可能对运动造成灭顶之灾的混乱局面与野蛮行为急剧恶化。银行抢劫和谋杀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都以荒唐的宗教宣言为借口。一帮“塔克费尔”主义者甚至抢劫了一辆伊斯兰援助机构的卡车[61]；他们说援助机构的沙特人是异教徒，以此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

本·拉登现在既然做了阿拉伯人的埃米尔，也就不再参与各个伊斯兰组织之间的竞争。为了争得更多的新丁，这些组织闹哄哄地斗作一团。在机场，他们一面互相推推搡搡，一面抢着把新来的人往自己的大巴上推。这种吵吵嚷嚷在埃及人中间闹得尤其厉害。两个主要的埃及组织——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领导的伊斯兰组织和扎瓦希里的圣战组织——建起互相抢生意的旅店，还开始印制杂志和大幅布告，其目的就是为了诋毁对方。伊斯兰组织控诉扎瓦希里犯下了种种罪行，包括以武器换取黄金，再存入一家瑞士银行[62]；他们还称扎瓦希里是为美国人工作的特务——这是全球通用的叛国罪指控。扎瓦希里也还以颜色，写了一份题为“瞎子领袖”[63]的传单来攻击奥马尔谢赫，文中重述了两人在监狱中为控制激进运动而发生的争执。这些铺天盖地的造谣毁谤有一个未经明言的原因：究竟谁才能控制本·拉登这只下金蛋的鹅。后来本·拉登奖励给圣战组织10万美元[64]，供其开展活动，从而公开了自己的倾向。

与此同时，贾拉拉巴德[65]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战斗。贾拉拉巴德是进入开伯尔山口阿富汗一侧的战略要地，所有的道路和山谷都汇集于此。敌人不再是超级大国苏联。现在的敌人是共产主义的阿富汗政府，它并未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垮台。（阿富汗阿拉伯人远征军有诸多极具讽刺意味之处，其中一点就是组成这支队伍的大多数穆斯林都是来与同胞厮杀的，而不是为了抗击苏联侵略者。）围攻贾拉拉巴德应该能终结共产主义者在阿富汗的统治。因苏军撤退而胆气倍增的圣战者根本没把敌人放在眼里，决定对阿富汗阵地发起正面进攻。贾拉拉巴德市的前面是一条河，还有苏军布设的宽阔地雷带，数千名阿富汗政府军守卫着城市。巴基斯坦报刊上的文章称圣战者即将发动攻击，而且很快就会迎来必然的胜利，这让守军的士气很低落。

第一次攻击于1989年3月开始，大约5000到7000名阿富汗圣战者[66]沿1号公路冲了下去。8个不同的指挥官领导着他们，这还不算跟随本·拉登的阿拉伯人。圣战者占领了城郊的机场，随后又在敌人的有力反击下退了回来；接着局势就陷入了出乎意料的僵持状态——参加围攻的各位圣战者指挥官拒绝相互合作。

本·拉登和他的军事参谋占据了山上的一个小岩洞，该地比贾拉拉巴德市高出4000米[67]。他手下指挥着不到200人[68]。这一回，他又生病了。

他的传记作者埃萨姆·德拉兹来了，还带来了维生素和12盒阿卡利恩（Arcalion），这是本·拉登总得服的一种药。他跟德拉兹说这种药能帮助他集中注意力。阿卡利恩通常用于治疗一种影响肌肉力量或精力的严重疾病，它可能由缺乏维生素、铅中毒等原因引起。本·拉登年轻时住在沙漠，身体一直很好，但山区恶劣的环境已经让他的健康遭受了几次沉重打击。和手下的许多人一样，他也得了疟疾；1988年到1989年的严冬之中，他和几位同伴给一场暴雪困在车里，几天后才被救出来，他险些死于肺炎[69]。围攻贾拉拉巴德拖了很长时间，战况又出乎意料，这让他已被削弱的体质进一步恶化；更有甚者，他的背部还莫名其妙地阵阵作痛，极度的疲惫让他几乎倒下。

扎瓦希里已经在阿拉伯战士中间赢得了医疗天才[70]的美誉，他每周两三次从白沙瓦开车去贾拉拉巴德治疗伤者。当然，扎瓦希里最主要的病人是本·拉登——他需要静脉滴注葡萄糖，这样能防止晕倒。本·拉登在山洞的地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痛苦不堪，却又动弹不得。扎瓦希里的诊断是低血压，而这通常是另一种疾病的症状[71]。无论本·拉登到底有什么健康问题，他和扎瓦希里之间的友谊总归是复杂化了——现在，一个人的命掌握在另一个人的手里。

阿富汗轰炸机一天要出动20来次[72]，用集束炸弹猛轰圣战者的步兵。本·拉登和手下的人躲进了山上两个阵地之间的堑壕里。有一次，本·拉登正等着扎瓦希里给他吊葡萄糖[73]。扎瓦希里支起一个金属杆来挂输液瓶，然后把滴注管连在瓶子上。本·拉登卷起袖子，等医生把套管针扎进血管。就在那时，一架轰炸机从人们头顶低空掠过，接着就是一阵地动山摇的爆炸。被烟雾和尘土笼罩的圣战者悄悄爬出堑壕，看外头什么地方被炸了。他们发现炸弹落在高处的山顶上，但堑壕里到处乱飞的石头把输液的架子打翻了。

扎瓦希里平静地重新竖起支架，解开缠在一起的滴注管。他还有一支消过毒的套管针。但本·拉登刚把胳膊伸出来，外面又是一阵爆炸，飞起的石头纷纷打在人们身上，连支撑堑壕壁的木柱都被震断了。炸弹就落在他们头顶上方。大家都紧紧贴在地面上，直到飞机远去。扎瓦希里又一次拿起支架和那个葡萄糖瓶子——这回它飞到了堑壕的另一边。这时候，堑壕里的人都直盯盯地看着瓶子，“就好像那是个藏着秘密的活物，”德拉兹回忆说。

一个人向扎瓦希里抱怨说，“你还不明白吗？每次你把那个瓶子挂到架子上，我们就得挨炸！”

扎瓦希里付之一笑，坚持不换葡萄糖瓶。他说：“这不过是巧合罢了。”但他刚准备插针头，就又是一连串撼天动地的可怖爆炸，大家发一声喊全趴下了，嘴里喃喃地念起《古兰经》的经文。支撑顶部的木头被炸开了，堑壕暴露在天空之下。然后又有人喊遭到了毒气攻击。他们迅速把防毒面具戴上。在一片烟雾、恐惧和混乱之中，扎瓦希里耐心地把金属支架重新装起来，再一次捡起了那个葡萄糖瓶子。

堑壕里的每一个人都冲他喊起来，“把那瓶子扔出去！别碰它！”

本·拉登想提醒他们伊斯兰教禁止迷信凶兆，但就在扎瓦希里准备连上滴注管的时候，一个沙特人站起身，一言不发地从他手中拿过那个葡萄糖瓶子，扔到了堑壕外面。大家都笑了起来，连本·拉登也不例外；不过，看到瓶子不见了他们都很开心。

围攻贾拉拉巴德期间，有个名叫沙菲克[74]的小伙子随本·拉登一起作战。他身高不到5英尺，大概只有90磅重。虽然如今围绕在本·拉登身边的扈从是一帮埃及人，有少数几个很早就来到阿富汗的沙特人却仍然忠于这位领袖，沙菲克就是其中之一。贾迈勒·哈利法在麦地那的时候当过他的老师，还记得沙菲克是一个彬彬有礼、仪容整洁的小伙子，16岁就辍学参加了圣战。他的父亲不久就来到阿富汗，把他带回了家。哈利法后来又在沙特阿拉伯见到了这位以前的学生，不禁大为震惊。沙菲克乱作一团的头发直拖到肩膀上，穿着脏兮兮的鞋子和阿富汗长裤。从前的男学生已经完全变成一位顽强的战士，急不可耐地要返回战场。没过几个星期，沙菲克就偷出了被父亲藏起来的护照，又回去打仗了——这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有一天，贾拉拉巴德的一个哨兵发现阿富汗军队的直升机正朝阿拉伯人的阵地飞来，后面还跟着坦克和步兵。为他们引路的是一个叛变投敌的圣战者，他出卖了阿拉伯人。哨兵通知本·拉登手下的人撤出山洞，但那时装甲分队已经盯上了他们，准备把整个营地毁灭掉。

本·拉登与手下的其他战士匆匆离开了，只有沙菲克留了下来。他一个人用一门小口径迫击炮掩护他们撤退。如果没有沙菲克争取来的少许喘息之机，本·拉登很可能就会带着他未竟的梦想死在贾拉拉巴德。那场战斗是阿富汗阿拉伯人所经历的最大灾难，共有包括沙菲克在内的80人丧生[75]。

贾拉拉巴德溃败之后不久，基地组织在靠近阿富汗霍斯特地区的法鲁克营地举行了第一次招募会议。法鲁克营地属“塔克费尔”派[76]，由扎瓦希里和法德勒医生建立，专门用来训练阿拉伯圣战者之中的精英，让他们为加入本·拉登的私人部队做好准备。尽管翻过山就是狮穴营地，法鲁克营地却一直与其他营地相隔绝，这样受训的年轻人就能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被选中的都是年轻、狂热而顺从的圣战者[77]。每人都拿到了一笔奖金，上头还让他们向家人永别。

为了给本·拉登出谋划策，基地组织建立了一个大都是埃及人的领导委员会，其中包括扎瓦希里、阿布·哈夫斯、阿布·乌贝达和法德勒医生。委员会中也有来自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和阿曼的成员。基地组织在哈亚塔堡的一栋两层别墅中设立了办公室，那里地处白沙瓦郊区，是大部分阿拉伯人的住地。

新招募的人员要填好一式三份的表格[78]，在效忠本·拉登的宣誓书上签字，并发誓保守秘密。作为回报，单身的组织成员每月能拿到1000美元左右的工资，已婚成员则有1500美元[79]。每人每年都发给一张回家探亲的往返机票[80]，还有一个月的假期。组织成员可以享受医疗保障，改变主意的人则有一项买断协议：他们将拿到2400美元，然后各走各的路。从一开始，基地组织就把自己标榜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最适合那些因圣战而中断了教育和事业的人。

基地组织的领导制定了章程和若干细则[81]，明确描绘了该组织的乌托邦式目标：“树立真理，祛除邪恶，建立一个伊斯兰的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及在全世界协调、支持圣战运动。组织将由一位公平、坚决、可信、耐心而正义的统帅来领导；他应该具备至少7年的圣战经验，最好能有大学的学位。他的职责包括任命一个每月会晤的顾问委员会、安排组织的预算，以及制订每年的行动计划。只要看看基地组织的官僚机构，就能了解它是多么野心勃勃：这个机构包括许多委员会，分别主管军务、政治、信息、行政、安全和监控。军事委员会还下设分支机构，分别负责训练、行动、研究和核武器。

贾拉拉巴德战败之后，阿富汗圣战者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内战。在自相残杀的圣战者之中，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和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率领的两支队伍最为强大。这两个领导者都来自北方，性情残忍而又颇具魅力，一心要在阿富汗建立伊斯兰政府。更具政治技巧的希克马蒂亚尔是普什图人，这个部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都占大多数。他有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撑腰，因此也得到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马苏德则是20世纪最杰出的游击队领导人之一。他是塔吉克人，来自一个说波斯语的部族，该族是阿富汗的第二大民族。马苏德的基地设在喀布尔以北的潘杰希尔山谷，他很少去白沙瓦——那里是各情报机构和国际媒体的温床。

大部分阿拉伯人都站在希克马蒂亚尔一边，除了阿卜杜拉·阿扎姆的女婿阿卜杜拉·阿纳斯。阿纳斯劝阿扎姆谢赫去见一下马苏德，亲眼看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要见到这位潘杰希尔的雄狮，得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中的4座山峰，一路要徒步走上8天。在翻山越岭的时候，阿扎姆回顾了贾拉拉巴德的那场灾难。他担心阿富汗的圣战已经成了一场混乱不堪、误入歧途的失败。苏联人走了，现在穆斯林又跟自己人打了起来。

马苏德带着一支百人卫队在巴基斯坦边境和他们碰头，然后领着他们下到了潘杰希尔山谷。马苏德住在一个辟有两间卧室的山洞里——“就像个吉卜赛人，”为他们当翻译的阿纳斯说。马苏德的谦逊让阿扎姆大为心折，而马苏德手下纪律严明的部队也令他叹服，这支部队与其他散兵游勇的圣战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们也是你的兵了，”[82]阿扎姆保证说。“我们爱戴你，而且要帮助你。”

回到白沙瓦之后，阿扎姆根本没有掩饰自己对马苏德业已改变的看法。他甚至去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声称“我见到了真正的伊斯兰圣战。那就是马苏德！”阿扎姆突然的转变让希克马蒂亚尔极为恼怒，因为这可能会危及阿拉伯人对他的支持。

阿扎姆原本就已经招来了许多心黑手毒的敌人。本·拉登恳求阿扎姆离开白沙瓦，这个地方对他这位以前的导师来说实在太危险。有一个星期五，希克马蒂亚尔的人在阿扎姆家附近的清真寺里发现并拆除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83]。那是个反坦克地雷，就装在阿扎姆领祷时站的演讲台底下。炸弹要是爆炸了，数百名朝拜者可能会死于非命。

由于对圣战者之间的内战深感困惑与绝望，而贾拉拉巴德之战带来的难堪仍未消除，本·拉登回到了沙特阿拉伯，向沙特情报部门征询意见。他想知道自己在战斗中应该加入哪一方。图尔基王子的幕僚长艾哈迈德·巴兹卜告诉他，“你最好离开那儿。”[84]

在彻底离开之前，本·拉登回了一趟白沙瓦，向阿扎姆告别。本·拉登地位的上升让阿扎姆陷入了易受攻击的境地，但不知何故两个人仍然维持着友谊。他们拥抱了很长时间，两个人都流了许多泪，好像知道从此再无相见之日[85]。

1989年11月24日，阿扎姆和两个儿子易卜拉辛和穆罕默德坐车去清真寺，穆罕默德开着车。就在穆罕默德停车的时候，路边一枚由20公斤TNT[86]制成的炸弹轰然爆炸，巨大的力量把车子炸得粉碎。断体残肢都飞到了树枝和电线上。阿扎姆一个孩子的一条腿飞进了100码开外一家商店的橱窗。但是，据人们说，阿扎姆的尸体安详地靠在墙上，全身上下完好无损，没有受到一点破坏。

那个星期五的早些时候，阿扎姆主要的对手艾曼·扎瓦希里在白沙瓦街头散布谣言，称阿扎姆在替美国人工作[87]。第二天，扎瓦希里又在阿扎姆的葬礼上对这位以身殉教的谢赫大加赞扬；因为他的死而欢欣鼓舞的其他许多敌人也是这么说的。

[1] 一些伊斯兰国家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伊斯兰教法的教师和诠释者以及饱学之士的尊称。——译者

[2] 对穆罕默德·萨瓦尔和拉希姆拉·优素福扎的采访。

[3] 对马克·萨吉曼的采访。萨吉曼并不赞成这种常见的说法，他说军事领袖们没有借海洛因交易中饱私囊。

[4] 对拉希姆拉·优素福扎的采访。

[5] 对贾迈勒·伊斯梅尔的采访。

[6] 中央情报局未公开文件，“关于穆罕默德·扎瓦希里的报告”（日期、作者不明）。

[7] 有些圣战组织成员认为这本书是扎瓦希里剽窃来的。他们说此书的真正作者是赛义德·伊马姆·谢里夫（亦称法德勒医生）。

[8] 对卡迈勒·赫勒巴维的采访。

[9] 对亚西尔·瑟勒和哈姆迪·里兹克的采访，“‘阿尔巴尼亚遣返者’的供述，标志着埃及‘圣战组织’的末日”，《团结》周刊，1999年4月19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10] 对贾迈勒·卡舒吉和奥萨玛·鲁什迪的采访。

[11] 对卡迈勒·赫勒巴维和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12] 凯普尔，《埃及的穆斯林极端主义：先知与法老》，第73—78页。

[13] “希吉拉”一词的原意为“出走”、“离开”，后来用以代表公元622年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带领信众离开麦加、迁移到叶斯里卜（麦地那）的事件。——译者

[14] 对哈立德·阿布·法德勒的采访。

[15] 海卡尔，《愤怒之秋：萨达特被刺事件》，第251页。

[16] 引自《古兰经》（马坚译本），5∶32。——译者

[17] 引自《古兰经》（马坚译本），4∶93。——译者

[18] 《布哈里圣训》，vol. 9，bk. 83，no. 17。

[19] 对奥萨玛·鲁什迪的采访。

[20] 对玛哈·埃尔撒姆纳的采访。

[21] 查纳·罗斯托姆，“扎瓦希里最近的受害者”，《最后一点钟》周刊，2001年12月12日。

[22]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二）。

[23] 展示的证据，来自美国诉埃纳姆·M·阿努尔一案中提交法庭的“奥萨玛的历史”文件。

[24] 对贾迈勒·卡舒吉和埃萨姆·德拉兹的采访。

[25] “本·拉登的同伙被审问”，《中东日报》，1999年6月24日。

[26] 对埃萨姆·德拉兹的采访。

[27] 纳比勒·谢拉夫丁，“本·拉登故事刻画者的详情，（3）”，《祖国报》，2001年9月29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据阿卜杜·齐纳赫“名列美国通缉要犯清单的5名埃及恐怖分子的概况”一文（《中东日报》，2001年12月20日），马卡维1998年去了沙特阿拉伯，然后去了阿富汗。

[28] 对蒙塔赛尔·扎耶特的采访。他是马卡维的律师。

[29] 对卡迈勒·哈比卜和穆罕默德·萨拉赫的采访。

[30] 对开罗匿名政治人物的采访。“我认为他是‘9·11’事件真正的创始人，”这位消息来源告诉我。他还称马卡维是个“精神病”。

[31] 名为赛义夫·阿德勒的基地组织人物是否就是穆罕默德·马卡维，这个问题存在争议。美国在起诉时认为两个身份是同一人，但据阿里·苏凡说，“我们并不知道赛义夫·阿德勒的真名，连埃及情报部门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不过，他曾在阿富汗与苏联人作战。”曾在阿富汗作战的利比亚伊斯兰主义者努曼·本·奥斯曼称他既认识马卡维，也认识赛义夫·阿德勒。他说这两个人完全不同。穆罕默德·沙菲，“利比亚伊斯兰主义者本·奥斯曼谈基地组织成员赛义夫·阿德勒的身份”，《中东日报》，2005年5月30日。另一方面，最近采访过赛义夫·阿德勒的约旦作家福阿德·侯赛因则说他就是马卡维。福阿德·侯赛因，“扎卡维……基地组织的第二代，（二）”，《阿拉伯圣城报》，2005年6月16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20世纪80年代在一家伊斯兰报纸担任驻白沙瓦记者的贾迈勒·伊斯梅尔说，赛义夫·阿德勒不是马卡维，而是现居伊朗的另一个埃及人；伊斯梅尔说马卡维如今在欧洲避难。

[32]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33] 对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的采访。

[34]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35] 古纳拉特那，《基地组织探秘：全球恐怖网络》，第22页。

[36] 阿扎姆，“坚实的基地”。

[37] 贾迈勒·伊斯梅尔，个人通信。

[38] 阿卜杜勒·巴里·阿特万，见伯根，《我所认识的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组织领袖的口述历史》，第170页。

[39]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值得注意的是，波斯尼亚同样不在本·拉登的潜在圣战目标之列。

[40] 经中间人对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阿布·里达·苏里）和瓦埃勒·朱莱丹的采访。拜兹德称会议期间他不在国内，阿布·哈耶尔后来把情况告诉了他。芝加哥法庭称会议上手写记录的笔迹确实是拜兹德的。当时在会的瓦埃勒·朱莱丹通过中间人告诉我，阿卜杜拉·阿扎姆也在场。

[41] 展示的证据，来自美国诉埃纳姆·M·阿努尔一案中提交法庭的“奥萨玛的历史”文件。我的英译与提交法庭的英译文件有几处不同。

[42]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43] 展示的证据，来自美国诉埃纳姆·M·阿努尔一案中提交法庭的“奥萨玛的历史”文件。

[44] 艾哈迈德·扎伊丹，“搜寻基地组织”，“显微镜下”，半岛电视台，2004年9月10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45] 对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的采访。

[46]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47]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48] 同前。

[49]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50] 他的真名是艾哈迈德·赛义德·哈德尔。对扎纳卜·艾哈迈德·哈德尔、玛哈·埃尔撒姆纳和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的采访。审判的细节来自瓦埃勒·朱莱丹（他通过中间人答复了我的问题），以及美国诉埃纳姆·M·阿努尔一案中提交法庭的“奥萨玛的历史”文件。

[51] “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故事：从初来阿富汗到与塔利班分道扬镳（五）”，《中东日报》，2004年12月12日。

[52]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53]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54] 科多韦斯和哈里森，《走出阿富汗：苏联撤军的内幕》，第384页。

[55] 博罗维克，《隐秘之战：一位俄罗斯记者描述的苏联阿富汗战争》，第12—13页。

[56] 威廉·T·沃尔曼，“阿富汗来信：跨越分歧”，《纽约客》，5月15日，2137。

[57] 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

[58] 伊斯梅尔汗，“对白沙瓦阿拉伯人的打击”，《伊斯兰堡新闻报》，1993年4月7日。

[59] “来自世界之巅的谈话”，“和睦文件”第六号。

[60] 本杰明和西蒙，《神圣恐怖的时代》，第101页。

[61]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

[62] 拉斐尔，“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

[63] 对奥萨玛·鲁什迪的采访。

[64] 伯根，《我所认识的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组织领袖的口述历史》，第70页。

[65] 以下描述是根据几次采访作出的，但采访中有些说法相互矛盾，值得一提。时任中情局驻巴基斯坦情报官员的马克·萨吉曼告诉我，守卫机场的450名阿富汗士兵很快就投降了。由于各圣战者派系之间的猜忌与不和，他们决定将抓获的俘虏均分。阿拉伯人得到了九分之一——49名俘虏。阿拉伯人杀害了俘虏，把尸体肢解后装进板条箱。然后他们将箱子装进一辆补给车，贴上“这就是叛教者的下场！”的告示，再派人把卡车开进被包围的城市。从那一刻起，战争态势发生了急剧转变。贾拉拉巴德城内的阿富汗部队停止了投降的谈判，并开始还击。几天之内，阿富汗空军就将圣战者逐出机场，还迫使他们退回山区。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它就是本·拉登残忍好杀的第一个证据。法国的大学者、致力阿富汗研究的奥利维尔·罗伊说，他从围城之中的阿富汗人那里听到的描述也基本相同。但是，萨吉曼和罗伊两人都没有亲临那场战斗。亲历战斗的埃萨姆·德拉兹称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报道战斗的记者艾哈迈德·扎伊丹也这么说。在那场战争之中，双方都经常不分对象地屠杀战俘。

贾拉拉巴德之战的另一个问题是本·拉登是否受了伤。时任中情局亚力克站主管的迈克尔·朔伊尔说，本·拉登在反苏圣战之中曾两次负伤：一次是在加吉伤了脚，一次是被一块弹片伤了肩膀。埃萨姆·德拉兹称本·拉登在那次战争中从未负伤，贾迈勒·哈利法的说法也是这样。

[66] 优素福和阿德金，《捕熊夹：阿富汗不为人知的故事》，第227-228页。

[67] 对埃萨姆·德拉兹的采访。

[68]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69]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

[70] 对埃萨姆·德拉兹的采访。

[71] 从本·拉登的情况来看，他可能患有阿狄森氏病。这是一种内分泌系统紊乱的疾病，症状有低血压、体重下降、肌肉疲劳、肠胃敏感、背部剧烈疼痛、脱水，以及异常嗜盐。这个诊断完全是猜测，但本·拉登表现出了上述所有的症状。虽然阿狄森氏病可以用类固醇来控制，但严重发作时（本·拉登经历的也许就是这种情形）如不能立即补充葡萄糖盐水，可能会导致病人死亡。我要感谢珍妮·瑞安医生，她和我一起探讨了这些情况，并作出了诊断。虽说中情局等机构估计本·拉登患有肾病，但那个时候如果他不能常做透析就已经死了；况且肾病的症状与文中描述的情况并不一致。瑞安医生指出，肾病患者无法承受额外摄入的盐。熟悉本·拉登的人都知道他常常会蘸盐吃。阿狄森氏病的重要指征之一是肤色最终会发黑，这一点当本·拉登后来在录像中露面时表现得很明显。

[72] 优素福和阿德金，《捕熊夹：阿富汗不为人知的故事》，第230页。

[73] 这一事件的细节来自对埃萨姆·德拉兹的采访，以及阿扎姆著作中对他所述情况的整理，《高山》，第80页起。

[74]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和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75]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其他人称死亡人数高达500。“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故事：从初来阿富汗到与塔利班分道扬镳（六）”，《中东日报》，2004年12月13日。

[76]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77] 哈辛·班延，“最年长的一名阿富汗阿拉伯人向《中东日报》讲述自己的事业，这一事业最终让他在沙特阿拉伯锒铛入狱”，《中东日报》，2001年11月25日。

[78] 古纳拉特那，《基地组织探密：全球恐怖网络》，第56页。

[79]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80] 基地组织雇用合同的具体情况，可见“和睦文件”，来源于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数据库，www.ctc.usma.edu/aq_harmonylist.asp.

[81] 同上。

[82]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83] “‘阿富汗’沙特人讲述自己与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瓜葛”，《中东日报》，2001年11月25日。

[84]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85] “显微镜下”，半岛电视台，2003年2月20日。

[86] 古纳拉特那，《基地组织探密：全球恐怖网络》，第23页。

[87] 对奥萨玛·鲁什迪的采访。

第七章 英雄归来

名望本身就能产生权威，即便在注重谦逊精神、刻意削弱非王室人物威信的沙特阿拉伯也是如此。除了王室统治者那几张无所不在的面孔，这个国家禁止公开展示其他任何人的肖像；王子们还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医院和大学，把一切可以捞到的荣誉掳在自己手中。因此，1989年秋天本·拉登回到故乡吉达的时候，就给沙特统治者带来了当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困境。他只有31岁，却指挥着一支规模不知几何的国际志愿军。本·拉登当真相信沙特政府鼓吹的神话，认为他率领的阿拉伯军团击败了一个强有力的超级大国，所以这次回国时对自己的未来抱着空前的期望。他的声望几乎超出了所有人，除了少数几位王子和瓦哈比教派的高层神职人员——他们是王国第一批真正的名流。

他很有钱，尽管还没有达到王室的标准，甚至比不上汉志地区的商业巨族。他当时在沙特本拉登集团持有的股份价值2700万沙特里亚尔——相当于700万美元多一点。他还能从公司年收入中分得一部分，这笔钱每年大约在50万到100万里亚尔之间[1]。他重新做起了家族的生意，协助建设塔伊夫和艾卜哈两地的公路[2]。他在吉达有一所房子，还有一所在麦地那。麦地那始终是本·拉登最喜爱的城市，因为在那儿，先知清真寺近在咫尺。

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回到了王国。他已经冒过生命危险，而且奇迹般地（他认为是这样）生还了。走的时候，他是一位崇高的穆斯林战士的门徒；归来之际，他已成为阿富汗阿拉伯人无可争议的领袖。他身上透着一股颇具威严的自信，而与生俱来的谦逊又让这种自信的吸引力变得愈发强大。当时，沙特人对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身份越来越不确定，本·拉登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典型。他虔诚而谦逊的风范让沙特人想起了本民族的历史形象——羞涩、毫不张扬，却又不失勇猛与严厉。本·拉登被一些年轻的崇拜者称为“他这个时代中的奥斯曼[3]”——这个称呼指的是伊斯兰早期的一位哈里发，此人非常富有，而且以正直闻名。

本·拉登的声誉令人不快地衬托出了沙特王室的无行，这是不可避免的。王室中首屈一指的是那位以在法国里维埃拉海岸纵酒狂欢而闻名的法赫德国王，他出游时会把那艘长达482英尺、价值1亿美元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号游艇[4]停在里维埃拉的港口。这艘船的特色是配备了两个游泳池、一个舞厅、一个健身房、一座剧院、一个移动式花园、一个设有重症监护室和两间手术室的医院，以及4枚美制“毒刺”导弹。国王也喜欢乘坐他那架价值1.5亿美元的波音747喷气机飞往伦敦，飞机上竟然装了喷泉。去这些地方游玩的时候，他在赌场里输掉的钱有数百万之多。一天晚上，由于对英国赌博业法定的宵禁大为不满，他雇人在自己的酒店套房里开起了21点和轮盘赌[5]，这样他就可以整夜大玩特玩。其他沙特王子也满怀热情地效仿他的榜样，特别是法赫德国王的儿子穆罕默德。根据英国的法庭记录，这位王子收受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贿赂，用于支付各种花销：“妓女、色情物品、由百余辆高性能轿车组成的车队、戛纳和日内瓦的豪宅，还有汽船、私人包机、滑雪别墅和珠宝之类的奢侈品。”[6]

20世纪80年代中期油价暴跌，沙特经济因此出现了赤字。但是，王室照旧从国家银行里提取巨额的个人“贷款”，这些钱他们极少偿还。每一项重大的商业交易都必须向王室“黑手党”支付“佣金”——也就是回扣，这样生意谈起来才能滑溜顺利。王子们以个人名义没收土地、强行插手私人生意；这还不算每位王室成员每月的津贴，虽说这笔津贴是私下拿的，数额却极为可观。“沙特家族”成了腐化、虚伪和贪得无厌的代名词。

然而，10年前大清真寺遭到的袭击使王室清醒地认识到了革命这一危险的前景。沙特家族从那场血腥对峙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只有赋予宗教极端分子权力，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他们的伤害。因此，由政府资助的宗教治安队伍“穆塔瓦”（muttawa）成为王国之中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些人在购物中心和餐馆游荡，一到祷告时间就把街上的男人赶进清真寺，还要确保女人的衣着遮蔽得合乎规矩——连盖头下露出一绺头发，都有可能遭到这帮人轻便手杖的毒打。为了扑灭罪恶行为和异端邪说，这些人甚至会闯入私人住宅和商店；他们还对国内日益增多的卫星天线发起了战争——开着政府配发的雪佛兰越野车，用政府配发的武器对天线开火[7]。“穆塔瓦”成员的官方称呼是“提倡德行与防止邪恶委员会”的代表，这个组织将成为阿富汗塔里班效仿的对象。

图尔基王子与王室的公众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彬彬有礼、风度迷人、说话轻声细语，是许多人熟悉和喜欢的那种类型。但他也很有戒备心，不愿多谈私事；他把自己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严格区分了开来，这样一来谁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他很喜欢王室身份带来的特权，但他在沙特王国国内的生活却简朴得叫人感动。他和妻子努弗公主以及6个孩子住在利雅得一栋相对比较朴实的平房里[8]；到了周末，他会回沙漠牧场休息，他在那儿养了鸵鸟[9]。他穿的是沙特人一成不变的服装：一件长及脚踝的白色袍子（名叫“梭卜［thobe］”），还戴着一块红格子头巾。宗教激进分子敬重他，因为他是一位宗教学者；但他还提倡女性的权利，所以革新派也把他视为潜在的支持者。他主管沙特在中东地区的情报机构，这往往意味着酷刑和暗杀行动，但他很快就以尽可能避免流血的行动准则知名。图尔基的父亲是殉难的费萨尔国王，他敬爱的母亲埃法特则是沙特历史上第一位被称为王后的女性。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意味着一旦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孙辈等到竞争王位的机会，图尔基必将成为重要人选。

在王国之外，图尔基过的则是另一种生活。他在伦敦有一所房子，在巴黎还有一间精致的公寓。他游弋地中海的时候会乘坐“白色骑士”号游艇[10]，这是他拥有的几艘海船之一。在伦敦和纽约的上流社交界，人们都知道他喜欢偶尔来上一杯香蕉代基尔[11]，[12]不过他既不是赌徒，也不是酒鬼。图尔基能轻松自如地融入几个不同的世界，因此有本领折射出别人希望在他身上看到的品质。

阿富汗圣战期间，中央情报局与图尔基及其情报机构密切合作，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图尔基极富洞察力，知识面广，而且对美国的风俗了如指掌。对美国情报圈内的某些人来说，图尔基好像就是“我们在利雅得的人”；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很狡诈，不愿与人分享信息。这些不同的评价，恰恰反映了让美国人和沙特人都深陷其中的棘手关系。

在一个星期五，图尔基去了利雅得的一座清真寺，那里的伊玛目曾抨击过某些女性慈善机构，其中一个机构就是由费萨尔家族的5位女性成员掌管的。图尔基当时听的是一盘讲道的磁带，那个伊玛目在录音中把负责慈善机构的女人称作娼妇。这是对沙特家族和瓦哈比教派之间古老协议的悍然破坏。第二个星期图尔基就坐到了清真寺的前排。那个伊玛目刚起身要说话，图尔基就愤然上前与他对质。“这个人污蔑了我的家人！”[13]图尔基冲着麦克风大喊。“我的姐妹！我的儿媳！要么让他证明自己的话，要么我就起诉！”目击此事的一个人说，图尔基甚至威胁要当场杀掉那个伊玛目。

胆大包天的诬蔑与图尔基王子的愤怒回应，让整个国家都骚动起来。时任利雅得市长的萨勒曼王子逮捕了出口伤人的伊玛目。他很快表示道歉，图尔基也接受了。但图尔基意识到两股势力之间的平衡已开始发生变化。他家族中的许多成员都很害怕横行在商店和街头的宗教治安队伍，连警察都要听这些人的指挥。“穆塔瓦”是一个极度虔诚的宗教组织，肯定会紧紧盯住王室某些成员惹人注目的腐化行径；然而，现在这个组织甚至开始攻击几位深得人心、行为端正的公主所做的慈善工作，她们不过是想推动女性事业。显然，王室决不能容忍如此的侮辱；但有人公开污蔑王室的事实也表明“穆塔瓦”已经有了足够的胆量，敢于在王国统治者的鼻子底下挑起革命。

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样，图尔基的情报机构也不应在本国国内开展行动——国内事务是纳伊夫王子的领域。主管内务部的纳伊夫是图尔基的叔叔，生性残忍，对自己的势力范围守得很严。图尔基认为国内的局势已危险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必须采取措施，即便这意味着要侵犯纳伊夫的领地。他开始秘密监控“穆塔瓦”的成员。他发现，该组织的许多成员以前都是罪犯[14]；这些人之所以能得到工作，惟一的原因就是他们背熟了《古兰经》，想以此减轻自己的刑罚。但是，图尔基认为他们的势力已变得非常强大，甚至有颠覆政府的危险。

在沙特阿拉伯，人们的生活历来以禁欲、顺服和宗教狂热为特征，但“穆塔瓦”组织的控制却把社会交往也扼杀了，还强制推行一种危险的新宗教正统。数百年来，麦加圣城传授与研究的伊斯兰教法有四大学派——哈纳菲派、马利基派、沙菲派和汉巴里派[15]。瓦哈比派教徒表面上不屑于进行这种教义上的区分，但实际上却在排除伊斯兰信仰的其他诠释方式。政府禁止什叶派（什叶派在沙特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少数派信仰）修建新的清真寺或扩建原有寺庙[16]。只有瓦哈比派的信仰才是自由的。

沙特政府并不满足于在国内消除最低限度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还开始向整个伊斯兰世界传道。利用宗教税（名为“札卡特”）中征收的几十亿里亚尔，他们在全球修建了数以百计的清真寺和大学，还有数以千计的宗教学校，再配上瓦哈比派的伊玛目和老师。最后，穆斯林人数仅占全世界1％[17]的沙特阿拉伯为全球伊斯兰信仰承担了90％的开支[18]，远远凌驾于其他伊斯兰传统之上。

音乐在沙特王国已销声匿迹。1979年麦加大清真寺遭袭之后不久，国内的各家电视台封杀了歌手乌姆·卡勒苏姆和法鲁兹这两位阿拉伯世界的百灵鸟；电视屏幕上本来充斥的都是些大胡子男人，为了宗教律法的细枝末节辩论不休。大清真寺遭袭前沙特阿拉伯还有几家电影院，但很快就被关闭了。1989年，利雅得建成了一座美轮美奂的音乐厅，可这里连一场演出都没举行过。审查制度扼杀着艺术和文学，精神生活还没等在这个年轻的国家中开花结果，就已经枯萎。偏执与狂热，自然而然地占据了人们封闭而恐惧的心灵。

如此了无生趣的一个环境，让年轻人觉得未来比现在还要黯淡。仅仅几年之前，由于国内丰富的石油资源，沙特阿拉伯按人均水平计算已接近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如今，下跌的油价让这种期望化为泡影。原本保证大学毕业生都能找到工作的政府收回了承诺，由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失业现象。无论在哪个社会之中，绝望情绪与游手好闲相伴都是很危险的，年轻人不可避免地会去寻求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这个人能表达他们对变革的渴望，而且能为他们找到发泄怒火的目标。

虽说沙特王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一个人物，既非宗教学者亦非王室成员的奥萨玛·本·拉登还是担任了这个新的角色。他以传统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方式对阿拉伯世界的艰难处境作出了评价：阿拉伯民族总是不能取得成功，造成这种耻辱的罪魁祸首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他们攻击了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兄弟，也攻击了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19]在一个春夜，晚祷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在吉达本·拉登家族的清真寺里说道。“穆斯林在流血。这太过分了……我们在别人眼中只不过是一群绵羊，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

本·拉登身穿白袍，肩上披着一件薄薄的驼色斗篷。他讲演时单调的话音几欲催人入睡，时而晃着一根又细又长的食指来强调重点，但他的神态很放松，做手势时则有气无力。他后来发表宣言时有一个特点，就是双眼像救世主一般始终盯着面前不近不远的地方，这在那一次演讲中已经有所体现。在本·拉登面前的地毯上，几百个男人盘膝而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曾与他在阿富汗并肩作战，现在则想寻求新的人生方向。他们的夙敌苏联已土崩瓦解，但美国似乎还算不上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新对头。

起初，人们很难理解本·拉登基于何种原因提出这样的控诉。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殖民国家，而沙特阿拉伯也从未成为别人的殖民地。当然，他说话时代表的是穆斯林全体，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为给他们带来了痛苦；但在阿富汗圣战中，美国一直是他们的盟友，而且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本·拉登所表达的耻辱之感，其实主要来自穆斯林在现代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本·拉登对家乡的听众说，他们的生命在被人以贱价出卖——这句话也证明他们觉得别人的生命（西方人和美国人）更为充实，也更有价值。

本·拉登给他们上了一堂历史课。“美国跑到几千英里开外的越南，用飞机轰炸当地人。但是，美国人承受了沉重的损失之后才从越南脱身。有6万多名美国士兵丧生，后来连他们本国的人民都发起了反战示威。美国人是不会停止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除非我们能对他们予以痛击。除非我们对美国人发动圣战，否则他们就不会停手。”

再向前一步，本·拉登就会跨过主张对美国动用暴力手段的门槛；但是，他在演讲中突然间刹住了脚步。“我们必须对美国发动一场经济战争，”他继续说道。“我们必须抵制所有的美国产品……我们买这些产品所花的钱，都被他们拿给了犹太人，用来杀害我们的兄弟。”这个在反苏战斗中赢得声名的人如今又谈起圣雄甘地，说他通过“抵制英国的产品、穿非西方的服装”打垮了大英帝国。他敦促人们发起一场公关运动。“只要见到一个美国人，我们就应该让他知道我们的不满，”本·拉登以颇为温驯的态度结束了演讲。“我们应该给美国的各个领事馆写信。”

本·拉登后来会说，美国一直以来就是他的敌人。他称自己对美国的仇恨始于1982年，“那一年美国听任以色列人入侵黎巴嫩，美国的第七舰队还充当了帮凶。”[20]他回忆了当时的血腥场面：“遍地都是鲜血和断肢、到处都躺着妇女和儿童的尸体。房舍被毁时里面还住着人；被炸垮的高层建筑就坍塌在楼内居民的身上……那时的局势就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碰到了一条鳄鱼，他除了尖叫之外完全无能为力。”本·拉登说，这种景象激起了他与暴政斗争的强烈愿望，以及对复仇的渴望。“当我看到黎巴嫩被炸毁的高楼，我就想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惩罚压迫者；我们应该摧毁美国的高楼，让他们也尝尝我们经历过的滋味。”

可他当时的行动，却与这种公开的立场不符。阿富汗圣战期间，本·拉登私下接触过几位王室成员，表达了他对美国参与这场战争的谢意。时任沙特驻美大使的班达尔·本·苏丹王子记得本·拉登来找过他，还对他说：“感谢你。感谢你带来了美国人，帮助我们消灭那些世俗的、不信真主的苏联人。”[21]

在人们眼中，本·拉登从来都不是一位令人关注或独具创见的政治思想家——直到那时，他对时局的分析始终是典型的宗教激进主义的陈词滥调，并未反映出任何对西方的深入认识。然而，被编织起来的神秘光环所围绕的本·拉登在沙特社会中却有着极高的地位，这足以让他的宣言变得分量十足。在一个极端压制言论自由的国家，本·拉登竟能发表对美国评头论足的言论，这一事实本身就向其他沙特人表明，他发起的反美运动必然已得到王室的首肯。

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像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这样既迥然不同，又相互依赖[22]。美国人建立了沙特的石油工业；美国建筑公司（如贝克特尔公司）修建了沙特国内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霍华德·休斯的环球航空公司为沙特建立了民航业务；福特基金会使沙特政府实现了现代化；美国工程兵部队建立了沙特的电视与广播设施，并监督其国防工业的建设。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把国内顶尖的学生送往美国大学——在20世纪70、80年代，每年有3万多学生前往美国[23]。而自从沙特发现石油时起，也有20多万美国人曾在沙特王国生活和工作[24]。沙特阿拉伯需要在美国投资、管理、技术和教育的引导下跻身现代世界。美国则越来越依赖沙特的石油资源，这样才能确保它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霸权地位。1970年，美国是沙特石油的第十大进口国[25]；10年之后，美国已名列第一。

当时，沙特阿拉伯已取代伊朗成为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主要盟国。沙特王国依靠美国的武器和防御协定来保卫自己。因此，当本·拉登对美国的口头攻击不断升级的时候，沙特王室似乎却对此持赞成态度，这种有悖常理的做法简直就像是在自取灭亡。但是，只要本·拉登能继续瞄准国家外部的敌人，沙特人民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过去，他们也就不会太关注王室对石油财富的掠夺和愈演愈烈的宗教狂热了。后来发生的事件，很快就让本·拉登拥有了一直在寻找的借口，从而使美国人成为了他所需要的敌人。

---

1989年，本·拉登向图尔基王子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26]。他准备利用自己的阿拉伯非正规军来颠覆南也门的马克思主义政府。祖辈的故乡处在共产主义者的统治之下，这让本·拉登怒火中烧；他觉得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利用自己与沙特政府的合作关系，彻底清除世俗政权在阿拉伯半岛的影响。这将是本·拉登把基地组织投入实战的第一个良机。

沙特阿拉伯与南北也门这两个又小又穷、人口却更多的南方邻国向来关系不睦。这两个争执不断的兄弟国也给沙特带来了战略上的问题。南也门是阿拉伯世界中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体，地处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尖端，正好扼住红海的咽喉。北也门则是一个亲西方的军事政权，但经常与沙特王国发生边界争端。

图尔基听取了本·拉登的提议，并婉言拒绝。“这不是个好主意，”他告诉本·拉登。沙特人干涉也门两国事务的历史由来已久，因此图尔基反对这一计划并非是出于正当性的考虑。本·拉登大谈“我的圣战者”，还声称要把南也门从“卡非尔”（不信真主者）的手中解放出来。他那幅雄才大略的派头让图尔基心生反感。

本·拉登与沙特情报部门的主管会面之后不久，南北也门出人意料地达成了协议，决定将两国合并为一个名为也门共和国的整体。这两个贫困国家一直没有明确划定的交界地区发现了石油，这促使它们通过政治手段而非武力来解决争端。

但是，和平却不能使本·拉登安心。他深信美国人与社会主义者达成了在也门建立军事基地的秘密协议[27]，因此他打算资助一场游击战，以粉碎南北也门之间的联盟。很快，参加过阿富汗圣战的也门老兵就出现在本·拉登在吉达的公寓，离开时都带着整箱整箱用来支持叛乱的现钞[28]。

本·拉登以前的老师艾哈迈德·巴兹卜有一次去看他，这无疑是出于图尔基的授意。本·拉登当时在吉达做投资管理。两人交谈的时候，巴兹卜听出这位以前的学生怒火难抑，意识到肯定要发生什么事情。本·拉登完全无法容忍联合政府中含有共产主义分子的事实。他坚持要施行自己对伊斯兰政府那模糊不清的构想，以此来取代也门双方达成的和平而实际的政治解决方案。在本·拉登的心目中，整个阿拉伯半岛都是神圣的，必须将一切外国势力清除出去。他的父亲就出生在也门南部的哈德拉毛，这愈发坚定了他将族人从共产主义残余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狂热信念。他到新成立的共和国去了几次[29]，并在当地的清真寺演讲，以挑起敌对情绪。他手下的基地组织部队则与也门北方的部族领袖协作，对南方的城市发动袭击，并刺杀社会主义领袖[30]。

这些血腥的袭击带来了后果。由于南北双方脆弱的联盟岌岌可危，国家有再次陷入内战的危险，也门共和国的新任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去了沙特阿拉伯，恳请法赫德国王对本·拉登加以约束。国王明确指示本·拉登，让他不要插手也门的事务。本·拉登不承认自己与此有涉，但他很快就又在也门出现，而且举行了更多的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演讲和活动。又失望又愤怒的也门总统返回沙特阿拉伯，再次向法赫德国王陈情。这位国王还没碰到过多少敢违背他命令的臣民，更不用说公然对他撒谎的人了。他让家族中的执法者去办理此事。

内务部部长纳伊夫王子是个非常专横的人物，常被人们比作J·埃德加·胡佛[31]。他在办公室里召见了本·拉登。内务部所在的大楼是一栋怪异得令人不安的建筑（外观呈倒置的金字塔形），矗立在利雅得市中心。楼内用大理石修建的中庭大得叫人晕头转向，一部部黑洞洞的管状电梯间拔地而起——这种设计似乎就是要让置身其中者心生渺小之感。阿富汗圣战期间，本·拉登曾多次到这栋楼里向纳伊夫汇报，将自己的行动一丝不苟地告知政府。由于他的家庭、他的地位，以及多年来对王室表现出的忠诚，以往他每次来时都会得到充满敬意的接待。

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纳伊夫说话时疾言厉色，还要他交出护照。至于本·拉登个人的外交政策，王子一个字也不想听。

现实泼了本·拉登一头凉水，可他感觉自己被出卖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沙特政府！”[32]他向朋友们抱怨说。

沙特阿拉伯是本地区最富有的国家，但它周围环伺着心怀嫉妒的邻国，因此它的顾虑也最多。1969年费萨尔国王在沙特进行了第一次人口统计，实际人口数量之少让他大吃一惊，于是他立即把数字增加了一倍[33]。从那时起，沙特王国的所有统计数字都是在这个谎言基础上的歪曲。1990年，沙特阿拉伯宣称有1400多万人口，几乎与伊拉克相当；但据图尔基王子私下估计，王国的人口只有500万出头[34]。由于始终担心国家会遭到占领或劫掠，沙特政府在武器上花费数十亿美元，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购进市面上最为先进的装备，而这些交易中的丰厚回扣也让王室成员变得愈发富有。20世纪80年代，王国建立起了耗资500亿美元的防空体系；美国工程兵部队则把海外总部从德国搬到了沙特阿拉伯，为沙特陆海空三军及国民卫队修建基地、学校和总部大楼[35]。美国国会后来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本国公司利用驻外代理人行贿、提供回扣，于是沙特政府就和英国谈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火交易。到了80年代末，沙特王国的武备将足以抵御邻国构成的直接威胁。沙特有了武器；它所缺少的只是训练和部队——换言之，一支真正的军队。

本·拉登在1990年警告说，伊拉克杀戮成性的暴君萨达姆·侯赛因对沙特阿拉伯构成了威胁。大家只把他当作不可相信的卡珊德拉[36]。“我在清真寺演讲时曾多次警告大家，说萨达姆会侵入海湾地区，”[37]本·拉登痛惜地说。“没有人相信我。”萨达姆公开表示他反对西方，还威胁说要用化学武器“烧掉半个以色列”[38]，这种言论让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深受鼓舞。萨达姆在沙特阿拉伯尤其受欢迎，沙特与北方邻国伊拉克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尽管如此，本·拉登仍然一意孤行地反对萨达姆及其世俗的复兴社会党。

本·拉登又一次让国王大为恼怒——这种处境对任何一个沙特臣民来说都很危险。沙特王国与伊拉克签署了互不侵犯的协议[39]，萨达姆还亲自向法赫德国王保证他没有入侵科威特的意图[40]，虽说他正在把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几个师移向边境。沙特政府再次警告本·拉登不要多管闲事，并继之以威胁：沙特的国民卫队突袭查抄了本·拉登的农场[41]，还逮捕了他的几名工人。本·拉登就这一暴行向国民卫队司令阿卜杜拉王储提出抗议，但王储声称自己并不知情。

7月31日，法赫德国王亲自主持了伊科双方代表之间的会议，以对两国的争端进行仲裁。这一争端涉及的是所有权问题——谁能拥有伊科边境上价值无算的油田。萨达姆还声称，科威特石油的高生产率致使油价下降，从而对伊拉克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其实，萨达姆在1980年挑起的两伊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造成100万人伤亡，伊拉克经济在这场战争中本来就已经趋于崩溃。尽管有法赫德国王从中斡旋，伊科之间的会谈还是很快破裂了。两天之后，规模庞大的伊拉克军队征服了小小的邻国科威特；突然间，阻挡萨达姆·侯赛因侵入沙特油田的障碍就只剩下了窄窄几公里的沙漠，以及一支虽然装备超强，却心怀畏惧、人员不足的沙特军队。守卫这些油田的是沙特国民卫队的一个营[42]——兵力还不足1000人。

震惊之下，沙特王室迫使政府控制的媒体封锁消息，让他们一个星期之后再公布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新闻。此外，虽说多年来为与邻国培养友好关系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沙特王室如今却惊骇地发现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竟然极为孤立。巴勒斯坦人、苏丹人、阿尔及利亚人、利比亚人、突尼斯人、也门人，就连约旦人也公开支持萨达姆·侯赛因。

在伊拉克部队陈兵沙特边境之际，本·拉登致信法赫德国王[43]，恳请他不要向美国人寻求保护；随后，他还激动不已地向身居高位的王子们发起了一轮游说。对于目前应采取何种行动，王室本身就存在分歧[44]。阿卜杜拉王储强烈反对向美国求助，而纳伊夫王子却认为这是个最好不过的选择。

不过，美国人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萨达姆在吃掉科威特之后再吞下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他就能控制住世界现有石油供应的大部分。这不仅会危及沙特王国，也将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不可容忍的威胁。美国防部长迪克·切尼携顾问团（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也在内）飞往吉达，劝说法赫德国王让美国军队来保卫沙特阿拉伯。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拿出的卫星照片显示，科威特境内有伊军的三个装甲师，后面还跟着地面部队[45]——他指出，占领弹瓦之地的科威特根本用不着这么多兵力。根据沙特方面的情报，伊军已经有几支侦察分队越过了沙特边境。

阿卜杜拉王储反对让美国人进入沙特，他担心他们来了就不会再离开。切尼以美国总统的名义保证[46]，一旦伊拉克的威胁解除，或是沙特国王让他们走人，美国部队就会立即撤出。这个承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把你们能带来的人全都带来，”[47]国王恳求道。“一定要尽快。”

9月初，美国部队到达沙特之后几周，本·拉登和国防部长苏丹王子谈了一次话[48]，在场的还有几位阿富汗圣战者指挥官，以及参加过那场战争的沙特老兵。这次会晤等于是以一种怪异而夸张的方式，重现了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所做的情况简报。本·拉登带来了自己的边境地区地图，并提出一个详细的攻击方案；方案所附的图表和表格标有沿边境线设置的堑壕和沙地陷坑，它们将利用沙特本拉登集团的大量挖掘设备来修建。除此之外，他还将创立一支由阿富汗圣战弟兄和失业沙特青年组成的圣战者部队。“三个月之内，我就能集结起10万名战斗力很强的战士，”[49]本·拉登向苏丹王子保证。“你不需要美国人。你不需要任何非穆斯林的部队。有我们就够了。”

“科威特可没有山洞，”[50]王子说。“要是他用携带生化武器的炸弹来炸你们，那怎么办？”

“我们会以信仰来抗击他，”本·拉登答道。

本·拉登也向图尔基王子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本·拉登估计萨达姆会对王国造成威胁，图尔基是赞同这一观点的少数几个王子之一；实际上，多年来他曾几次建议中情局用秘密手段除掉萨达姆[51]，但都遭到了拒绝。科威特入侵发生之际，图尔基在华盛顿特区度假。他那时正坐在电影院里看《虎胆龙威2》[52]，突然接到白宫的召见。当天晚上他一直待在中央情报局，忙于协调将伊拉克逐出科威特的作战方案。在图尔基看来，如果让萨达姆留在科威特，他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借口就会侵入沙特王国。

因此，本·拉登把计划拿出来的时候，这个在阿富汗打过仗的年轻人的天真想法让图尔基惊愕不已。整个沙特军队的人数只有5.8万[53]。而伊拉克的常备军就有将近100万人——人数在全世界名列第四——这还不算后备役部队和准军事部队。萨达姆的装甲部队共有5700辆坦克，而他手下国民卫队中的几个师是中东地区最令人畏惧、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本·拉登对这些都不屑一顾。“我们把苏联人赶出了阿富汗。”[54]他说。

王子难以置信地笑了起来[55]。在本·拉登性格中看到的“剧变[56]”，第一次让图尔基感到担忧。本·拉登原来是个“平静、安详而和蔼的人”，把帮助穆斯林作为惟一的目标；现在，他却认为自己“能够集结并指挥一支解放科威特的军队。这暴露出了他的自负和傲慢。”

被政府拒绝之后，本·拉登转而向宗教权威寻求支持。他反对美国援助的理由是先知临终前所说的话：“阿拉伯只能有一个宗教。”自从先知说出这句话之后，人们对它的意义一直争执不下。图尔基王子认为，先知的意思只是说阿拉伯半岛不应受其他任何宗教的支配[57]。他指出，先知尚在人世之时，阿拉伯半岛就有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来往。直到公元641年，也就是伊历的20年，奥马尔哈里发才开始在阿拉伯某些地区清除本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58]。这些人被重新安置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自那时起，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才禁止非穆斯林进入。对本·拉登和其他许多穆斯林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他们认为先知临终前的嘱咐非常明确：应该将整个阿拉伯半岛上的所有非穆斯林驱逐出去。

尽管如此，沙特政府也意识到外国军队会危及自己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因此他们以这些部队是为了保卫伊斯兰而来为借口，敦促宗教权威发布了一条允许非穆斯林军队进入王国的圣令。这样一来，政府就有了自己所需的宗教掩护。本·拉登愤然向高级宗教学者提出质问。“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59]他对他们说。

“奥萨玛，我的孩子，我们不能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敢，”一位谢赫回答说。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脖子，示意如果谈论此事就得掉脑袋。

几周之内，50万美国大兵涌入了沙特王国，许多沙特人都担心这将是永久的占领。尽管美军与其他联军部队大都驻扎在城市之外，以免惹人注目，沙特人仍然深感耻辱——他们得依靠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来守卫伊斯兰的圣地。外国士兵之中有许多还是女性，这让沙特人愈发尴尬不已。1500名外国记者赶来报道战争集结的情况[60]，于是沙特这个国家的软弱无能，以及它卑躬屈膝地向西方寻求保护的行径，都被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沙特民族是一个看重隐私、对宗教极度热忱的民族，而国内的新闻界又完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世人如此仔细的审视难免会让他们不知所从——既觉得羞耻，也感到兴奋。国内交织着畏惧、愤怒、耻辱和恐外情绪的紧张气氛简直是点火就着，但许多沙特人非但没有团结起来支持岌岌可危的国内政府，反倒认为这是一个改变政局的难得机会。

在沙特阿拉伯历史上的这个尴尬时期，全世界都在透过窗户向里窥探；沙特的革新派因此也壮起了胆子，要推行他们并不过分的计划。11月，47名妇女决定挑战王国不允许女性开车的非正式禁令。后来人们发现，沙特根本就没有禁止女性开车的法律。她们在利雅得西弗韦超市的门口集合，命令司机下车，然后开着车子在首都街头转了15分钟，以示挑战。一名警察把这些女人拦了下来，但他没有任何拘捕她们的法律理由。不过，纳伊夫王子当即下令禁止女性开车，而首席宗教学者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谢赫也很配合地发布了一条圣令，称女性开车会导致堕落。这47名妇女的护照被没收，其中几位沙特国王大学的女教授后来还被开除——她们教的女学生发起了抗议，称不愿意让“离经叛道者”[61]给她们上课。

12月，改革派四处发动请愿，要求制止针对部族出身的歧视行为，按照传统建立一个国王的顾问委员会（名为“舒拉”［shura］），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施行治国所需的某些基本法律，并对泛滥的宗教圣令给予一定的监督。

几个月之后，宗教权威以一封措词激烈的“要求信”[62]发起还击。这封信公开要求由伊斯兰教来控制王国，而且几乎毫不掩饰地抨击了居于支配地位的王室。在信上签名的400位宗教学者、法官和教授呼吁整个社会严格遵守沙里亚律法，包括禁止支付利息、通过全民训练来建立一支伊斯兰的军队，以及对媒体进行“净化”，使之更好地为伊斯兰教服务。这封信给王室带来的震撼，甚至超过了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63]。宗教异见者提出的许多要求，与1979年大清真寺袭击事件领导人所提的要求如出一辙。这些要求成为本·拉登为沙特王国制定的政治计划的基础。

美军的使命很快就从保护沙特阿拉伯，扩展到将伊拉克人逐出科威特。战争于1991年1月16日爆发。当时，大多数沙特人已经适应了美军和其他34支组成反伊联盟的外国部队的存在。成百上千的科威特公民逃往沙特王国，他们讲述的经历令人怜悯：国家遭到劫掠，平民被绑架、折磨、杀害，科威特妇女还惨遭伊军士兵奸污。不过当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纷纷向利雅得射来的时候（无论是多么徒劳无功），连宗教激进分子也噤口不言了。但对许多沙特人而言，外国“十字军”（这是本·拉登对多国部队的描述）在伊斯兰圣地上的存在是一场灾难，它远比萨达姆对科威特造成的破坏严重。

“今晚的伊拉克，萨达姆将走在废墟之中，”乔治·H·W·布什总统在3月6日夸口说。“他的战争机器已被粉碎。他造成大规模毁灭的能力已不复存在。”尽管萨达姆仍掌握着政权，但在美国军队和团结在美国领导下的多国部队所展示的惊人力量面前，这只不过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罢了。总统非常高兴。苏联已经垮台，美军随即又赢得了这场闪电般的胜利，美国的霸权地位已无可争议。“我们能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已逐渐展现在眼前，”布什对国会说。“我们确实有了创造新世界秩序的可能……摆脱了冷战僵局羁绊的联合国已经做好准备，要实现其创建者心目中的历史使命。一个重视自由、尊重人权的世界，将在所有国家的努力下出现。”

这些充满希望的话语，在奥萨玛·本·拉登听来却饱含着讽刺。他也希望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一个由穆斯林主宰、不受美国左右、不被联合国强迫的秩序。本·拉登野心的庞大规模开始显露出来。他幻想着自己能以穆斯林救世主的身份载入史册。

为了拿回自己的护照，本·拉登对沙特高层发起了攻势。他说自己要回巴基斯坦协助调解圣战者之间的内战，沙特政府非常希望解决这场冲突。“我能起到作用，”[64]本·拉登恳求说。许多地位显赫的王子和谢赫都替他说话。纳伊夫王子最终作出让步，把本·拉登的旅行证件还给了他；但在这之前，纳伊夫先让这位令人头疼的战士签了一份保证书，承诺此后不再插手沙特阿拉伯或其他任何阿拉伯国家的政务。

1992年3月，本·拉登来到了白沙瓦。在他离开后的三年中，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府虽然艰难地守住了执政地位，但也已经到了垮台的边缘。分别由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和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率领的两支你争我夺的圣战者部队，为决定谁来掌权的问题已打响了一场血腥的战斗。那些利用了阿富汗、打算让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这里拼个你死我活的大国，在战后的一片狼藉之中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图尔基王子希望在阿富汗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将争战不休的圣战者首领团结起来，使国家恢复稳定。他和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共同主持了在白沙瓦举行的谈判。

由于担心伊朗对阿富汗西部边境的影响[65]，图尔基倾向支持不愿妥协、偏于宗教激进主义的逊尼派势力，他们的领导人是希克马蒂亚尔。相反，本·拉登则试图扮演一位公正的中间人的角色。他安排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参加了一次电话会议，并在会谈中恳求希克马蒂亚尔坐到谈判桌边来。希克马蒂亚尔不肯让步——毫无疑问，他知道自己得到了图尔基的支持。但是，马苏德的部队却在半夜悄悄溜进了喀布尔市。第二天早晨，大吃一惊的希克马蒂亚尔愤然向喀布尔发射火箭弹，开始围攻首都。阿富汗内战从此开始。

本·拉登在谈判中和图尔基对着干，他知道自己这次做得太过分了。他对身边的几位同伴说，沙特方面招了巴基斯坦的情报人员来杀他[66]。原先在圣战中形成的合作关系已经破裂。他和图尔基王子现在成了死对头。

离开阿富汗之前本·拉登乔装改扮，以某种不知名的疾病住进了卡拉奇的一家诊所。他的医生扎瓦希里那时在也门。不过，他们很快就会重聚。

[1] 对本·拉登家族发言人的采访。娶本·拉登同父异母的姐姐为妻的贾迈勒·哈利法告诉我，本·拉登每年分得的收入“还不到100万里亚尔”——相当于26.6万美元——此数字得到了本·拉登家族发言人的证实。这个金额远远低于“9·11”调查委员会给出的保守估计。报告称：“从1970至1994年，本·拉登每年的收入大约是100万美元——这无疑是一个很可观的数额，但它远非所谓‘用来资助圣战的3亿美元资产’。”“9·11”事件调查委员会《“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70页。贾迈勒·卡舒吉告诉我，本·拉登从阿富汗回国的时候对自己的兄弟们说，他已经把自己那份遗产全花在了圣战上，他们应该掏腰包来补偿他；但本·拉登家族的一位发言人对此表示怀疑。

[2] 罗伯特·菲斯克，“曾招募圣战者的沙特商人，如今利用他们在苏丹从事大型建筑工程”，《独立报》，1993年12月6日。

[3] 对蒙索尔·尼亚丹的采访。

[4] 西蒙斯，《沙特阿拉伯：一个封建附属国的形态》，第28页。

[5] 玛丽·科尔文，“挥霍无度的谢赫们”，《星期日泰晤士报》，1993年8月29日。

[6] 戴维·利和戴维·帕利斯特，“里维埃拉阳光之中的暗影”，《卫报》，1999年3月5日。

[7] 对穆罕默德·拉希德的采访。

[8] 对弗兰克·安德森的采访。

[9] 贾迈勒·卡舒吉，个人通信。

[10] 德斯皮纳·萨希尼诉图尔基·赛义德（又名图尔基·费萨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一案中萨希尼的申诉，希腊雅典初审法院，2003年2月2日。

[11] daiquiri，一种以糖、柠檬汁和朗姆酒调配的鸡尾酒。——译者

[12] 科尔，《幽灵战争：中情局、阿富汗与本·拉登的秘史——从苏联入侵到“9·11”》，第73页。

[13]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14]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15] 对萨米·安加维的采访。

[16] 西蒙斯，《沙特阿拉伯：一个封建附属国的形态》，第34页。

[17] 亚马尼，《身为沙特人》，第63页。

[18] 达乌德·希里安，“沙特阿拉伯该怎么办？”，《生活日报》，2003年5月19日。

[19] 1990年4月奥萨玛·本·拉登在吉达本·拉登家族清真寺的讲话，埃萨姆·德拉兹拍摄。

[20] 本·拉登录像，半岛电视台，2004年10月29日。

[21] 网页：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

[22] 参见李普曼，《幻景之中：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脆弱的伙伴关系》。

[23] 彼得森，《沙特阿拉伯与安全的幻觉》，第46页。

[24] 图尔基·费萨尔王子在西顿霍尔大学的讲话，2003年10月14日。

[25] 阿布里什，《沙特家族的兴起、腐化与将要来临的败落》，第169页。

[26] 对赛义德·巴兹卜和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27]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

[28] 兰德尔，《奥萨玛：一个恐怖主义者的成长》，第100页。

[29]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和赛义德·巴兹卜的采访。

[30] 也门政府称，“1990年到2004年间，阿富汗也门人群体借奥萨玛·本·拉登所发布的圣令之力，杀害了几名社会主义人士，并发起了158次行动。”引述，见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112页。也门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行动的发起者其实是一个新的组织——基地组织。

[31] J. Edgar Hoover（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前任局长，在位长达48年，去世前始终掌握着极大的政治权力。——译者

[32]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33] 对纳瓦夫·E·奥贝德的采访。

[34] 威廉·B·匡特教授，个人通信。

[35] 西蒙斯，《沙特阿拉伯：一个封建附属国的形态》，第214页。

[36] 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Priam之女。阿波罗向她求爱，赋予她预言的能力，后因所求不遂又下令不准人信其预言。——译者

[37] 1997年5月10日CNN记者彼得·L·伯根和彼得·阿内特对奥萨玛·本·拉登的采访。

[38] 阿马泽亚·巴拉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萨达姆·侯赛因读本》，图里·蒙特编，第259页。

[39] 据莱斯莉·科伯恩和亚历山大·科伯恩所著“王室的烂摊子”，《纽约客》，1994年11月28日，沙特人还一直在资助伊拉克的核武器研究。另一方面，理查德·A·克拉克在一次采访中称此事“实在难以置信”，因为持有核武器的萨达姆将是沙特阿拉伯最可怕的敌人。

[40] 网页：www.kingfahdbinabdulaziz.com/main/1300.htm

[41] “奥萨玛·本·拉登传，圣战战友著，略有改动”，伊斯兰观察中心，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2000年4月22日。

[42] 伍德沃德，《指挥官》，第248页。

[43] 埃斯波西托，《非圣战：伊斯兰名义下的恐怖》，第12页。

[44] 阿比尔，《沙特阿拉伯：政府、社会与海湾危机》，第174页。

[45] 后来，新闻报道对这些照片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报道指出，据俄罗斯商用卫星照片显示，沙特边境地带的沙漠空无一物。斯科特·彼得森，“在战争之中，有些事实并非那么真实”，《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9月6日。理查德·A·克拉克在采访中说，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拿出的照片所反映的并非边境地区，而是伊拉克占领科威特的情况。

[46] 克拉克，《针对所有敌人》，第58页。

[47] 对理查德·A·克拉克的采访。

[48]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24页；参见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114页；老托马斯·E·伯内特诉巴拉克投资与发展公司等一案，第三次（最终）修正诉状。

[49]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八），2005年3月26日。

[50] 道格拉斯·耶赫尔，“圣战吸引沙特人加入，统治者对此置之不理”，《纽约时报》，2001年12月27日。

[51] 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讲话，乔治敦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系，2002年2月3日。

[52]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和哈桑·亚辛的采访。

[53] 阿比尔，《沙特阿拉伯：政府、社会与海湾危机》，第176页。

[54]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55] 阿诺·德博什格拉夫，“奥萨玛的沙特潜伏间谍”，《华盛顿时报》，2003年8月1日。

[56] 贾迈勒·卡舒吉，“图尔基：奥萨玛提出要组建部队，以挑战萨达姆的大军”，《阿拉伯新闻报》，2001年11月7日。

[57] 贾迈勒·卡舒吉，“沙特王国在阿富汗要扮演重要角色”，《阿拉伯新闻报》，2001年11月6日。

[58] 刘易斯，《伊斯兰的危机：神圣之战与不神圣的恐怖》，xxix-xxx。

[59]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八），2005年3月26日。

[60] 拉希德，《沙特阿拉伯史》，第166页。

[61] 赖特，“沉默的王国”。

[62] 拉希德，《沙特阿拉伯史》，第170页；亦可见钱皮恩，《自相矛盾的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改革势头》，第218页起；阿比尔，《沙特阿拉伯：政府、社会与海湾危机》，第186页起。

[63] 钱皮恩，《自相矛盾的王国：沙特阿拉伯与改革势头》，第221页。

[64]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

[65] 对迈克尔·朔伊尔的采访。当时他曾与图尔基谈话。

[66] 斯蒂芬·恩格尔伯格，“一个人，与一个全球暴力网络”，《纽约时报》，2001年1月14日。

第八章 天国

尽管喀布尔陷落之后战事始终没有平息，阿富汗的圣战却已经落下了帷幕。有的阿拉伯人留了下来，并卷入阿富汗内战之中，但大部分人都离开了。这些阿拉伯人大都不受故国欢迎；他们还没去阿富汗的时候，就已经被国家视为格格不入者与极端分子。然而，正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鼓动年轻人去参加圣战，还为他们发放旅行补贴，期望这帮总惹麻烦的人在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中死个精光。几乎没有人想过，将来这批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回来时会怎么样。如今，他们已成了打游击战的老手，因胜利的神话而不可一世。与所有从战场归来的士兵一样，他们回家时也带着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还有不堪回首的记忆。即便是那些没有多少实际战斗经验的人，也被灌输了殉教牺牲和“塔克费尔”的观念。他们在清真寺里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常常穿着阿富汗的服装，以标榜自己的特殊地位。

沙特情报机构估计有1.5万到2.5万名沙特青年[1]在阿富汗接受过训练，不过其他部门的估算则要少得多。回到沙特王国的圣战者都被直接送进监狱[2]，接受为期两三天的审讯。有些国家干脆就拒绝圣战者回国。他们成了一帮没有国家、漂泊无定的宗教雇佣兵。有许多人在巴基斯坦扎下根来，娶当地的女子为妻，还学起了乌尔都语。有的人则去克什米尔、科索沃、波斯尼亚或车臣打仗。阿富汗战火的余烬蔓延到了世界各地，而且很快就会在大部分伊斯兰国家中燃烧起来。

有些圣战老兵虽然漂泊不定却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一个新的家园正在等待他们。1989年6月，就在阿富汗圣战结束的同时，伊斯兰激进分子对苏丹的国民民主政府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的领导人哈桑·图拉比是非洲最复杂、最具创见、最有领袖魅力、城府最深的人物之一。

与本·拉登和扎瓦希里一样，图拉比也把阿拉伯世界的失败归咎于一个事实：阿拉伯各国政府没有充分体现伊斯兰精神，而且过于依赖西方。但图拉比有异于这两个人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位《古兰经》学者，而且对欧洲和美国非常熟悉。1960年他还是个苏丹学生的时候就曾到美国各地漫游，在普通人的家里借宿——“甚至还在北美印第安人和农民的家里住过”[3]——这段异乎寻常的经历，将帮助他日后对现世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针见血的分析。1961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三年之后又在巴黎的索邦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图拉比希望建立一个国际穆斯林社群——“乌玛”（ummah），以苏丹为总部。这个社群将扩散到其他国家，通过不断扩大的圈子来传播伊斯兰革命。以文化而论，苏丹历来是伊斯兰世界中的一潭死水；如今它将成为这一变革的思想中心，而图拉比则是变革的精神向导。为了实行这个计划，图拉比向所有的穆斯林敞开了国门，无论他们是什么国籍，也不问他们是什么来历。自然，响应图拉比邀请的往往都是在别处一概不受欢迎的人。

苏丹政府对本·拉登的拉拢始于1990年。他们给本·拉登发了一封邀请信，随后又派了苏丹情报部门的几个人去见他。基本上，苏丹政府愿意把整个国家提供给他，作为自由开展行动的场所。那一年年底，本·拉登派他信任的4名同伴[4]前往苏丹，调查该国政府所承诺的“商业”机会。图拉比渊博的学识让这几位代表赞叹不已，他们回来之后呈上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你要做的事，就应该在苏丹做！”[5]他们告诉本·拉登。“那里的人有头脑，是专业人士！你要是去了那儿，绝对不至于和碌碌无为的羊群混在一起。”

很快，本·拉登的另一位使者就带着大笔钞票出现在喀土穆。他名叫贾迈勒·法德勒，是基地组织的苏丹籍成员。他租了几所房子，又在几处地方买下准备用于训练的大片土地。此前基地组织已经进入苏丹，扎瓦希里个人还给了法德勒25万美元[6]，让他买下首都喀土穆以北的一座农场。周围的邻居开始抱怨，说农场未经开垦的田地里老是响起爆炸声。

作为额外的激励，沙特本拉登集团还得到了在苏丹港修建机场的合同，这样一来奥萨玛就得常到苏丹来监督建设进展[7]。最后在1992年，本·拉登带着4位妻子和17个孩子[8]（当时是17个）从阿富汗飞往苏丹，举家迁居喀土穆。他还带来了推土机和其他重型设备，并宣布自己打算在苏丹东部修建一条300公里长的公路，作为对苏丹国的礼物。苏丹领导人送上花环，向他表示欢迎[9]。

很少会有哪两个人像本·拉登和图拉比这样拥有极为相似的梦想，但性格却迥然不同。虽然说话时与本·拉登一样简洁精练，但图拉比的语言却更为流畅，讲起理论来没完没了，是个夸夸其谈的高手。他常在自己家里举行晚会；每逢这种场合，图拉比客厅里靠墙摆着的绿色灯芯绒长椅上都会坐满高层人物或尊贵的宗教学者，大家一边喝茶，一边听他一个人长篇大论。他能一口气说上几个小时，根本用不着别人提词，除非是需要和在场的听众互动；他比划起手势来两手并用，说俏皮话的时候还会紧张地笑一下。图拉比身材瘦小，黝黑的肤色与他那一尘不染的白袍和头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加上粲然而笑的神态，这副形象让他愈发显得生气勃勃。

本·拉登几乎每月都会参加一次图拉比举行的晚会[10]，这主要是出于礼貌，而不是好奇。图拉比的每一个观点他几乎都不赞成，但在这位教授的会客室里他远远不是对手。图拉比竭力要用极其激进的、非民主的手段来创建一个伊斯兰国家，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理想中的国家其实很进步。图拉比倡议弥合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两个伊斯兰分支之间由来已久的分裂，但在本·拉登看来这种倡议根本就是异端邪说[11]。图拉比谈到要将“艺术、音乐和歌唱”[12]融入宗教，这更使本·拉登的瓦哈比派观念深受冒犯。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图拉比还以一位提倡女性权益的伊斯兰思想家知名。他认为，与曾经拥有的相对平等地位相比，穆斯林妇女如今的处境是一种大踏步地倒退。“先知就曾向妇女——而不是男人——征求建议。她们那时还可以引领祷告。即便是在先知领导的战斗之中，也有女性的身影。在选举奥斯曼和阿里两人谁来继承先知的时候，她们也投了票！”[13]

本·拉登终于生活在了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国家之中，他希望了解一些实际的问题。例如，伊斯兰激进分子打算怎样在苏丹施行沙里亚律法，以及准备如何处理该国南部的基督徒。得到的答案往往让他很不满意。图拉比告诉他沙里亚律法将逐步施行，而且仅适用于穆斯林；穆斯林将与基督徒组成联合政体，分享权力。本·拉登每次参加晚会只待10分钟到半个小时，然后就借故溜走。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那种地方。“这家伙是个马基雅弗利[14]式的人物，”本·拉登私下对朋友们说。“他根本不在乎使用什么手段。”虽然图拉比和本·拉登还需要相互利用，他们很快就把对方视为敌手。

喀土穆的生活，逐渐成了本·拉登成年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他在市区梅卡尼米尔街上一栋破破烂烂的平房里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办事处。房子共有9个房间，天花板很矮，笨重的空调直往人行道上滴水。他在这里开设了瓦迪阿奇奇公司，作为他名下多家企业的控股公司；公司的名字取自麦加的一条河。街对面就是苏丹的伊斯兰事务部，那所房子在英国占领时期曾是一家著名的妓院。“我跟奥萨玛说了这段历史，他只是付之一笑，”哈桑·图拉比的儿子伊萨姆回忆说。

本·拉登和伊萨姆成了朋友，因为两个人都特别喜欢骑马。全苏丹共有400万匹马，全国各地都靠马来当交通工具、干农活，但也爱用马来进行体育运动。本·拉登来苏丹时伊萨姆虽说才25岁，就已经是国内顶尖的养马人之一，而且还给喀土穆的赛马场驯马。有一个星期五，本·拉登来赛马场想买一匹母马，伊萨姆带着他去满是苍蝇的马厩中挑选。这位沙特客人的模样让伊萨姆为之一震。“他个子不高，但非常英俊——那眼睛、那鼻子——他长得可真漂亮。”本·拉登最后在另一位养马人的栏里看中了一匹模样不凡的纯种马，伊萨姆帮他做成了这笔生意，却没有要他的佣金。本·拉登对别人在钱财上贪他的便宜早已习以为常，因此这个朴实的人情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决定把自己的马托给伊萨姆照料。他又给自己买了4匹苏丹纯种马，还为孩子们买了十来匹本地马，然后让它们和从沙特王国空运来的阿拉伯马交配。本·拉登对本地马表现出来的“浪漫”感情，让伊萨姆觉得很不屑。“我们这儿都是要培养纯种，尽量不和阿拉伯马沾边。但他想要鼓捣出自己的培育方案。”

喀土穆赛马场的圆形场地尘土飞扬，混乱不堪。常常有野狗窜过寸草不生的内场，跟在马屁股后头撵。摇摇晃晃的大看台被分成上下两个区域，普通人站在下面，社会精英和马主们则坐在视野更好的上半部，这里相对要舒服一些。虽说身为董事会成员的伊萨姆在赛马场有一个贵宾包厢，奥萨玛还是坚持要在下半部的看台观看比赛。苏丹赛马的场面几近疯狂，观众则吵得要命，常常是又唱又跳。每当乐队奏起音乐的时候，这位著名的圣战者都得用手指头塞住耳朵。他看赛马的心情全给搅了。他有时会请求那些观众别再唱歌，他们却叫他滚蛋。

“这儿有音乐不是你的错，”伊萨姆会善意地提醒本·拉登。“乐队又不是你雇来的。”本·拉登还是气愤难平。“音乐，”他宣称，“是魔鬼的笛子。”最后，他干脆再也不去看赛马了。

在喀土穆市内的利雅得区，他买了一栋三层水泥抹灰的红色别墅。别墅对面，隔着一条未经铺设的街道，他又盘下了一家没有家具设备的旅店，用来招待客人。据邻居说[15]，他每天从下午5点起要接待50来个客人，大都是身穿直拖到腿肚子的长袍、大胡子留得老长的阿拉伯人——一大帮宗教激进主义者。本·拉登年纪尚小的儿子们赤着脚在人群中穿行，送上甜味的木槿茶。每天本·拉登都会为他招待的客人们宰一头羊，但自己却吃得很少，宁愿只嚼一点客人们剩在盘中的食物[16]。他认为，以弃物为食能赢得真主的眷顾。

有时本·拉登会带着儿子们，拿上三明治和汽水去尼罗河岸野餐，还会在河岸边坚实的沙地上教他们开车。本·拉登穿上了朴素的苏丹服装——白色的头巾和长袍（gallabea），还拿着一根有V字形手柄的拐杖。“他越来越像个苏丹人，”伊萨姆说。“看来他想永远待在这里。”本·拉登终于得到了平静。基地组织的成员都在本·拉登日益扩大的企业里忙忙碌碌，因为他们几乎没什么别的事好做。每个星期五祷告结束后，基地组织的两支足球队会一决雌雄[17]。他们也进行训练，但强度并不高，主要都是让这些去过阿富汗的人放松的项目。基地组织几乎成了一个农业机构。

---

在苏丹，本·拉登有了效仿父亲的机会——造公路，做一个生意人。图拉比在本·拉登来苏丹不久之后的一次招待会上说，他是一位“伟大的伊斯兰投资者”[18]。本·拉登确实堪称苏丹的商业巨头，不过这个国家的巨头基本上也只有他一个。苏丹第纳尔不断贬值，政府欠的债一拖再拖。国内以阿拉伯人为主、信仰伊斯兰教的北方地区与南部的黑人基督徒争战不休，不仅掏空了国库，也吓走了投资者——他们本来就已经被恐怖主义分子和实验性的伊斯兰统治吓得够呛。本·拉登竟然愿意把资金投入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使他愈发受到苏丹人的珍视。关于本·拉登财富的夸张传言不胫而走；人们说他在苏丹的投资有3.5亿美元[19]，可能还更多，这肯定能使国家得到拯救。还有人说本·拉登为一家银行提供了5000万美元资金[20]，其实这远非他的经济实力所能及。

本·拉登利用自己从事建筑业的希吉拉公司，在苏丹修建了几条主要的公路，包括通往苏丹港的干道。由于政府无力支付工程款，他就要了大片的土地作为抵偿。每片土地的面积都“比巴林还大，”[21]他向自己的兄弟夸耀说。政府还把喀土穆的一家制革厂额外送给他，本·拉登的雇员们后来就在这家厂里制作销往意大利的皮革[22]。本·拉登经营的另一家卡都拉特公司则从俄罗斯与东欧地区进口卡车和机械设备。

但是，最让本·拉登着迷的还是种地。苏丹政府的物物交换，让他成了可能在全国都首屈一指的土地所有者。他在苏丹东北部的加什河三角洲拥有100万英亩的土地[23]；在东部最肥沃的加达里夫省有一大块地；在青尼罗河西岸靠近埃塞俄比亚边境的达马津还有一大块。通过从事农业的蒂玛尔穆巴拉卡公司，本·拉登几乎垄断了苏丹几样主要农产品的出口[24]——芝麻、白玉米和阿拉伯树胶。本·拉登其他的一些附属公司则出产高粱、蜂蜜、花生、鸡、牲畜和西瓜。他声称只要善加管理，苏丹就能为全世界人口提供粮食；为证明这一点，他向大家展示了一株在加达里夫省种出的特大向日葵。“它应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对国务部长说。

以苏丹的标准而论，本·拉登算是一位比较慷慨的雇主。他每月付给大部分工人200美元，高级经理们的薪水则在1000到1500美元之间。他在自己的组织中引入了企业管理方法，例如要求雇员就经手的事项（如购买轮胎）填写三联表格[25]。本来就是基地组织成员的雇员每月能拿到数额从50至120美元不等的津贴[26]，金额多少取决于成员家庭的大小与国籍——沙特人多[27]，苏丹人少——此外还能享受免费住宿与医疗保障。在苏丹为本·拉登工作的大约有500人[28]，但这其中基地组织现役成员的人数从来就没有超过100[29]。

对于苏丹南部地区的棘手冲突，本·拉登一直尽量回避。这场冲突每天要使捉襟见肘的苏丹政府耗费100万美元[30]，最终还将导致100多万人丧生。打过仗的伊萨姆认为这是一场圣战；在他看来，本·拉登这位著名的伊斯兰战士竟然不肯参与其中，这似乎是不对的。本·拉登解释说，他已经受够了战争。他说自己决心要彻底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改行当个农民。

他对许多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苏丹的生活虽然单调，却令人愉快。早晨，他步行到附近的清真寺去做祷告，身后跟着一群门徒和崇拜者；他会留下来向寺内神圣的学者们讨教，还时常与他们共进早餐；这之后，他会去自己的办事处，或是在不断壮大的各家公司中选一家工厂去转转，要么就跳上一辆拖拉机，在他那硕大无朋的地产里犁它几块田。尽管身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帝国的总裁，他依然坚持着在周一和周四斋戒的老习惯[31]。星期五的祷告之前，他有时会在喀土穆的大清真寺讲话，力劝穆斯林同胞向平静中寻找幸福[32]。

经营生意、潜心静思的生活虽然强烈地吸引着本·拉登，但一个令人屈辱的事实却总是让他无法完全投入其中：美国军队仍然驻留在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曾保证说，战争一结束，这些不信真主者就会离开；但伊拉克战败已过了几个月，多国部队仍然盘踞在沙特空军基地监督停火协议。认为外国军队将永久占领圣地的本·拉登感到痛心疾首。他必须得做点什么。

凑巧的是，前往索马里的美国军队当时正在也门停留。索马里的灾荒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派出了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保护联合国援助人员不受四处劫掠的当地部族的伤害。

然而，基地组织的战略家们却觉得自己被包围了。他们把最近的这一局势变化视为直接的攻击行为：美国人已经控制了波斯湾，现在他们又要以索马里饥荒为借口来占据非洲之角[33]。也门和索马里两国隔海守卫着通往红海的通道，从这个位置可以很容易地封锁红海地区。虽说基地组织制定了那么多传播伊斯兰革命的计划，在整个地区影响越来越大的看来却是美国——它在控制阿拉伯世界的战略要地，并开始侵入基地组织的领域。网越收越紧了。苏丹将是下一个目标。基地组织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美国还从未听说过这个组织；美国人认为这次去索马里执行任务是一次出力不讨好的慈善行动，而苏丹这个国家则太微不足道，根本无需介怀。

每个周四的晚上，基地组织的成员都会到本·拉登在喀土穆的旅店碰头，听取领导人的指示。1992年末的一个星期四，他们讨论了美国势力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让基地组织真正脱胎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就是本·拉登和他的舒拉顾问团在这段短暂时间里作出的决定——本·拉登此时仍然犹豫不决，平静的生活与圣战的召唤对他来说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担任本·拉登宗教顾问的是他亲密的朋友马姆杜·萨利姆，又名阿布·哈耶尔·伊拉克[34]。他是个库尔德人，长相英俊、头脑冷静，会让所有见到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阿布·哈耶尔为人严肃，神情傲慢，留着整齐的山羊胡，一双深色的眼睛极具穿透力。两伊战争期间他曾在萨达姆的军队里当过上校，专司通讯，后来从部队开小差逃往伊朗[35]。他和本·拉登同年（1992年两人都是34岁）。他们曾在白沙瓦的服务局共事，又在阿富汗并肩作战，建立起了无人能够破坏的亲密友谊。与本·拉登在苏丹时身边的其他人不同，阿布·哈耶尔从未向他宣誓效忠；他认为自己与本·拉登是平等的，而本·拉登待他也同样如此。阿布·哈耶尔非常虔诚，又是个有学问的人，因此大家就让他领祷；他会以忧郁的伊拉克风格吟唱《古兰经》的经文，那饱含感情的嗓音让本·拉登潸然泪下[36]。

阿布·哈耶尔不光是本·拉登的朋友，还是他的伊玛目。基地组织的成员中没有几个人接受过广泛的宗教训练。尽管他们有热忱的信仰，但在神学方面基本上都是外行。阿布·哈耶尔把《古兰经》背得烂熟，因此在他们中间拥有至高的精神权威；但他只是个电气工程师，而不是神职人员。尽管如此，本·拉登还是让他做了圣令委员会的主管——这是个决定性的选择。基地组织正是在阿布·哈耶尔的权威之下，从本·拉登最初设想的反共伊斯兰军队，转变成了一心要袭击美国的恐怖主义组织。美国是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在本·拉登和阿布·哈耶尔看来，它是对伊斯兰最大的威胁。

这些人为什么要转而反对美国？美国是一个很注重宗教信仰的国家；就在不久之前，它还是他们在阿富汗的盟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把美国视为基督教权力的所在地。对宗教信仰的虔诚，曾经是将穆斯林圣战者与美国政府的基督教领袖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实际上，美国新闻界对圣战者领导人进行了相当浪漫化的描述，这些人还去过美国各地的教堂，并因为在与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者的共同战斗中表现出的勇敢精神而备受赞扬。但是，基督教——特别是美国的基要主义分支——与伊斯兰教显然是两种势均力敌的信仰。在这些精神上还维系于公元7世纪的穆斯林眼中，基督教不仅是竞争对手，也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对他们来说，十字军东征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除非伊斯兰取得最后的胜利，否则这个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他们满怀苦涩地认识到了这个愿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从维也纳的城门开始，伊斯兰就总是一退再退——1683年9月11日[37]（如今，这是个令人心有余悸的日子），波兰国王在维也纳打响的战斗逆转了穆斯林军队一路西进的势头。从那以后的300年中，日益壮大的西方基督教社会一直令伊斯兰相形失色。然而，本·拉登和他手下的阿富汗阿拉伯人却认为他们已经在阿富汗扭转了态势，伊斯兰已重新向前挺进。

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无论军事、物质还是文化都最为强大的国家。“反美圣战？”[38]基地组织的一些成员惊愕地问道。“美国对我们了如指掌。人家连我们穿什么牌子的内裤都知道！”他们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政府有多么软弱、多么四分五裂——这些政府之所以还有权力，完全是因为美国人需要维持现状。从海洋到天空，就连天国里都有美国人在巡逻。美国并不遥远；它无所不在。

基地组织中的经济专家指出，正是“我们的石油”为美国的疯狂扩张提供了能源；他们感觉自己的东西被别人偷了——被偷走的其实并不是石油（虽然本·拉登认为油价太低），而是本应随着石油大卖而来的文化复兴。他们生活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之中，财富就像沙漠中的雪一样迅速消融；留下来的，只有一种普遍的、被人出卖的感觉。

当然，石油确实给某些阿拉伯人带来了财富，但他们在日益富有的过程中不是变得更加西化了吗？消费主义、道德败坏与个人主义这些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美国现代文化标志的特征，如今有可能毁灭伊斯兰世界——它们正在使伊斯兰融入一个全球化、公司化、相互依存、现世主义的消费世界之中；基地组织的人一旦说起“美国”，这样的世界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基地组织的思想家把现代性、进步、贸易、消费，甚至是乐趣都定义为西方对伊斯兰发起的袭击，这样一来他们自己拥有的东西也就所剩无几了。

如果说美国掌握着未来，伊斯兰激进分子则要拥有过去。他们并不排斥科学技术；实际上，基地组织的许多领导人（如艾曼·扎瓦希里和阿布·哈耶尔）本来就是搞科学的。但是，他们认为技术会削弱意志的观点却有些自相矛盾。比如，本·拉登对挖掘机械和基因改造农作物很感兴趣，但却绝对不喝冰镇的水。通过恢复沙里亚律法的统治，伊斯兰激进分子就能抵御不断侵蚀的西方势力。即便是美国人宣扬的那些有利于全世界的价值（民主、公开、法治、人权、政教分离），在圣战者看来也不可信；他们认为这些价值来自西方，因此也是现代的。基地组织的责任在于让伊斯兰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世俗的、现代化的西方世界所构成的威胁。本·拉登对手下人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基地组织将使美国陷入一场与伊斯兰的战争——“战线将极为广大，让美国无力控制。”[39]

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以及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穆斯林纷纷进行了自发的沙拉夫运动。这些运动大都在各国内部进行，但是得有一个协调全局的地方。他们把喀土穆作为避风港，因此自然而然地打起了交道，并相互学习。

这些群体之中包括两大埃及组织——扎瓦希里的圣战组织和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的伊斯兰组织，以及中东地区几乎所有的暴力激进团体。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目标是摧毁以色列，代之以一个逊尼派的伊斯兰国家；该组织以杀害以色列公民著称，而且还经常拷打、杀害那些它认为与以色列合作的巴勒斯坦人。同样来自巴勒斯坦的阿布·尼达尔组织则更为暴力，更坚持抵制主义[40]，它主要以犹太人和持温和观点的阿拉伯人为目标，已经在20个国家中杀害了900多人[41]。阿布·尼达尔组织最著名的行动有：维也纳一座犹太会堂的机枪扫射、巴黎一家餐馆的手榴弹爆炸、英国航空公司驻马德里办事处的炸弹袭击、埃及航空的一架班机被劫持到马耳他，以及对罗马和维也纳机场的血腥袭击。旨在建立一个革命什叶派国家的黎巴嫩真主党，则是当时杀害美国人最多的一个恐怖组织。真主党最擅长绑架与劫机，不过它也在巴黎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被全世界通缉的头号恐怖分子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又名“胡狼”卡洛斯）[42]也扮作法国军火商在喀土穆住了下来。卡洛斯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成员。1975年，他在维也纳绑架了石油生产国联盟欧佩克组织的11名部长，并用飞机把他们运往阿尔及尔，以勒索赎金。卡洛斯已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他现在认为唯有伊斯兰激进组织这种冷酷无情的力量，才能够摧毁美国的文化与经济霸权。被世界各国通缉的卡洛斯并不难找——他早晨常会在喀土穆的美丽殿酒店喝咖啡、吃羊角面包。

本·拉登虽然不信任图拉比，甚至对此人颇为憎恨，不过他却尝试了图拉比最为进步、最有争议的一个想法：与什叶派合作。他让阿布·哈耶尔做基地组织成员的工作，说他们现在只有西方世界这一个敌人，伊斯兰的两大分支应该团结起来将其摧毁。本·拉登邀请什叶派的代表来基地组织讲话，并派遣他最出色的手下去黎巴嫩，接受真主党组织的训练。负责真主党安全事务的伊马德·穆尼亚来苏丹拜会本·拉登，并同意为基地组织训练人员，以换取武器[43]。穆尼亚策划了1983年针对美国大使馆、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空降兵部队驻贝鲁特军营的几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300多名美国人和58名法国士兵死亡，并致使美国维和部队迅速从黎巴嫩撤军。这个先例给本·拉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能起到毁灭性的效用，而美国尽管十分强大，却并不愿意卷入冲突。

1992年12月29日，一枚炸弹在也门亚丁的莫凡比旅馆爆炸，另一枚针对附近的古德莫霍豪华酒店的炸弹则在停车场提前爆炸。炸弹袭击者的目标是途经也门的美国军队——他们要去索马里参加国际社会救援饥荒的“恢复希望”行动。实际上，美军士兵根本就不在他们炸的旅馆里。本·拉登后来声称这次搞砸了的袭击是他所为，但由于事件中并无美国人死亡，美国几乎就没有关注此事。美军部队按原计划前往索马里，但洋洋得意的基地组织领导人却自认为他们吓走了美国人，并取得了一场轻松的胜利。

但是，这场胜利是有代价的。袭击导致一位澳大利亚游客和一名也门旅馆员工死亡，另有7人严重受伤，大多是也门人。在苏丹一片欣喜若狂、自称自赞的声音背后，道德的问题也浮现了出来。基地组织的成员开始产生了怀疑：他们究竟要成为怎样的一个组织？

一个星期四的晚上，阿布·哈耶尔谈到了杀害无辜者的伦理问题。他向人们说起13世纪一位名叫伊本·塔米亚的学者，他的思想是瓦哈比派教义的一个主要来源。在那个时代，伊本·塔米亚面对的问题是蒙古人：他们曾蹂躏过巴格达，但后来又皈依了伊斯兰教。应不应该对这些已成为穆斯林同胞的人进行报复？伊本·塔米亚认为蒙古人仅仅是宣称自己信仰伊斯兰，算不得真正的信徒；因此，这些人可以杀。此外，阿布·哈耶尔向坐在本·拉登会客室地毯上、胳膊肘撑着长枕、嘴里啜着芒果汁的三四十名基地组织成员解释说，伊本·塔米亚还发布了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圣令[44]：任何人只要是帮助过蒙古人、向他们买东西、卖东西给他们，甚至是站在蒙古人边上，也可以一并杀却。如果被杀者是个好穆斯林，就能上天国；他要是个坏人，就会下地狱——这岂不是谢天谢地？！因此，死掉的那位游客和那个旅馆员工都将各自得到应有的回报。

基地组织的新理念从此诞生。阿布·哈耶尔的两条圣令——第一条允许对美国军队发起袭击，第二条则允许杀害无辜者——让基地组织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此后的重点并不是与军队作战，而是杀害平民。按照基地组织先前的理念，它是一支由圣战者组成的流动军队，旨在守卫任何受到威胁的穆斯林土地；现在，这个理念已经被抛到了一边，取而代之的则是彻底颠覆西方世界的政策。苏联已经完蛋了，共产主义对伊斯兰世界边缘构成的威胁也不复存在。惟一能阻止古老的伊斯兰帝国复兴的力量就是美国，他们必须与之对抗、将其击败。

[1] 对史蒂文·西蒙的采访。其他人估算的数字在5千到1.5万之间。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3页；亦可见哈利迪，《震撼世界的两小时》，第166页。马克·萨吉曼在个人通信中提醒道：“当时我想自己把数字尽量弄准确。结果我发现，根本就没人知道这些数字，连该怎么估算都搞不清。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数字都不过是照着凭空猜测，随便写写而已。”

[2] 对赛义德·巴兹卜的采访。

[3] 对哈桑·图拉比的采访。

[4]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5] 对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的采访。

[6]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7] 对加齐·萨拉赫·阿丁博士的采访。

[8] 对扎纳卜·阿卜杜勒·哈德尔的采访。

[9] 艾哈迈德·扎伊丹，“搜寻基地组织”，半岛电视台，2004年9月10日。

[10] 对易卜拉辛·塞努西的采访。

[11]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12] 对哈桑·图拉比的采访。

[13] 对哈桑·图拉比的采访。

[14]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主张君主专制和意大利的统一，认为为达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的名字常被用来指玩弄权术、诡计多端的人。——译者。

[15] 努尔·艾哈迈德·努尔，“邻居说他不爱多说话”，《生活日报》，2001年11月19日。

[16] 对伊萨姆·埃尔丹·图拉比的采访。

[17]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18] “本·拉登苏丹生活系列报道之一：伊斯兰主义者欢庆‘伟大的伊斯兰投资者’的到来”，《阿拉伯圣城报》，2001年11月24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19] 同前。

[20] 老托马斯·E·伯内特诉巴拉克投资与发展公司等一案，第三次（最终）修正诉状。

[21] 对哈立德·巴塔菲的采访。

[22] 伯根，《圣战：在本·拉登的秘密世界之中》，第81页。

[23] 伯尔，《革命的苏丹：哈桑·图拉比与伊斯兰国家》，第71页。

[24] 美国国务院关于奥萨玛·本·拉登的信息一览表，1996年8月14日。

[25] 对布鲁斯·霍夫曼的采访。

[26]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九），2005年3月28日。

[27] 对丹·科尔曼的采访。

[28] 对哈萨布拉·厄梅尔的采访。

[29] 同前。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令人困惑，他显然是将本·拉登各公司雇员的人数，与正式向本·拉登宣誓效忠者的实际人数混为一谈了。

[30] 伯尔，《革命的苏丹：哈桑·图拉比与伊斯兰国家》，第36页。

[31] 努尔·艾哈迈德·努尔，“邻居说他不爱多说话”，《生活日报》，2001年11月19日。

[32] 对加齐·萨拉赫·阿丁·阿塔巴尼的采访。

[33] 位于非洲东北部，是东非的一个半岛。非洲之角地处亚丁湾南岸，向东伸入阿拉伯海数百公里。作为一个更大的地区概念，非洲之角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等国。亦称东北非洲。——译者

[34] 对汤姆·科里根、丹尼尔·科尔曼、艾伦·P·哈伯、贾迈勒·哈利法和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的采访。

[35] 对马姆杜·马哈茂德·萨利姆·艾哈迈德的审讯，慕尼黑，1998年9月17日。

[36] 对丹尼尔·科尔曼的采访。

[37] 贝洛克，《伟大的异端》，第85页。

[38]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八），2005年3月26日。

[39]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五），2005年3月23日。

[40] 指阿拉伯国家中拒绝、抵制与以色列谈判的一种态度。——译者

[41] 美国国务院，《2004年度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2005年4月。

[42] 对蒂姆·尼布洛克和哈萨布拉·厄梅尔的采访。肯·西尔弗斯坦，“被官方遗弃的苏丹，对美国的反恐战争有着重要价值”，《洛杉矶时报》，2005年4月29日。

[43] 道格拉斯·法拉和达娜·普里斯特，“本·拉登之子在基地组织中扮演关键角色”，《华盛顿邮报》，2003年10月14日。

[44]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第九章 硅谷

清晨，阳光照上世界贸易中心双塔的时候，并排的两个长影会一直拖过整个曼哈顿岛。这两座建筑的目标就是要引人注目。1972年、1973年分别竣工时，它们是全世界最高的两座大厦。不过，这个记录并没保持多久，因为建筑业的野心始终在努力向天空延伸。虚荣是双塔最为明显的特征；除此之外，这两座大厦既乏味，又不实用。楼里的租客有与世隔绝之感；就连到地面去吃顿中饭，也得费点时间换乘几部电梯下到底层，再匆匆穿过广场，最后才能接触到迎面而来的都市气息与喧嚣。支撑起这一对巨型高楼的是“管筒”结构，因此立柱与立柱之间的距离只有22英寸，呆在大厦的办公室里不禁令人有置身铁笼之感。但是，这里的景致却非常壮观：新泽西图恩派克高速公路上的车灯连成了绵延不尽的长龙；矗立在繁忙港口中央的自由女神像看起来只有小小的一点；油轮和游船划过海天相接处大西洋弯曲的水面；长岛灰蒙蒙的海岸；康涅狄格州叶色初变的树林；斜斜伸开的曼哈顿岛就像一位女王，在两河[1]夹峙的巨大床榻上舒展着身体。如此巨大的建筑物必然会侵入人们的潜意识之中，而这本来也就是它们的用意所在——“这两座令人惊叹的、象征性的塔楼，证明的是自由、人权与人性”[2]——这是本·拉登对它们的评价。

如果想欣赏世贸中心的壮观建筑，最佳的位置就在哈得孙河对岸的泽西市；而在该市被称为小埃及[3]的地区，盲人谢赫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的追随者正密谋要把双塔搞塌。阿卜杜勒·拉赫曼当时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不过国务院已经把他作为恐怖分子列入监控名单。和埃及的时候一样，他在美国也发布了一条圣令[4]，允许追随者抢劫银行、杀害犹太人。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四处旅行，通过往往是针对美国人的讲道来鼓动数以千计的年轻穆斯林移民。他说美国人是“猿猴和猪的后代，一直在吃犹太复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与殖民主义者餐桌上的残羹剩饭。”[5]他号召穆斯林攻击西方世界，“封锁西方国家的交通，将其彻底切断，摧毁它们的经济，烧掉它们的公司，抹杀它们的利益，炸沉它们的轮船，击落它们的飞机，从海洋、空中和陆地上扼杀它们。”[6]

他的追随者确实在为实现这一启示而努力。为了使纽约陷入瘫痪，他们打算刺杀几位政要，并同时引爆炸弹摧毁纽约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乔治·华盛顿大桥、林肯隧道、荷兰隧道、联邦广场，还有联合国大厦。这是他们对美国支持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他们打算在穆巴拉克访问纽约时将其杀死）的回应。联邦调查局后来得知，奥萨玛·本·拉登为谢赫的活动提供了经济支持[7]。

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伊斯兰激进分子在这个国家内部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即便在情报界也是如此。对他们来说，盲人谢赫说的阿拉伯语和火星语没什么两样，因为联邦调查局里精通中东语言的专家寥寥无几，更不用说地方警察了。即便有谁听懂了也理解了谢赫发出的威胁，大部分人也不会觉得这有多危险。美国人的感觉已经不太敏锐了，因为世界上的种种问题往往都影响不到他们，而一种令人宽慰的想法则让他们受到了蒙蔽，即：任何生活在美国的人都不会与美国为敌。

1993年2月26日，一辆租来的福特伊克诺莱恩厢型车开进了世贸中心巨大的地下停车库。坐在车里的人名叫拉米兹·优素福。至今人们仍不清楚他是不是本·拉登派去的，但他确实出身于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一处营地——他在那儿学会了制作炸弹的技术。他到美国来是为了监造一枚炸弹。联邦调查局后来发现，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所见的最大的自制爆炸装置。优素福点燃4根20英尺长的导线，然后就逃往卡纳尔街以北的一个有利位置，他打算在那里看着塔楼倒塌。[8]

优素福长得又黑又瘦，一只眼睛总是在眼眶里乱转，脸上和双手都有烧伤的疤痕——那是意外爆炸造成的。他的真名是阿卜杜勒·巴西特·马哈茂德·阿卜杜勒·卡里姆。优素福的母亲是巴勒斯坦人，父亲是巴基斯坦人；他在科威特城长大，后来到威尔士学习电气工程。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首府奎达，还有一个孩子即将出世。优素福并不是个特别虔诚的穆斯林——激励他行动的主要原因是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热忱，以及对犹太人的憎恨——但他却是对美国本土发动恐怖袭击的第一个穆斯林。更重要的是，他阴险而夸张的想象力就如同一个茧，脱胎换骨的激进运动将从中破茧而出。在优素福来到美国之前，布鲁克林的分支机构已经用钢管炸弹做过实验。正是由于优素福的野心和技术，恐怖活动的性质才发生了剧变。

优素福把汽车炸弹放在了车库的南角。他的意图是让一座塔楼倒向另一座，从而摧毁整个建筑群。他希望这场爆炸能杀死25万人；在他看来，这个数字能够抵偿巴勒斯坦人因美国支持以色列而遭受的痛苦。他本打算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在硝酸铵和燃油制成的炸弹里加入剧毒的氰化钠[9]，或是利用从前苏联走私来的放射性物质制作一个“脏弹”[10]，以使下曼哈顿的大部分地区受到放射性污染。

炸弹炸穿了6个楼层的结构钢材和水泥，下至车库下方的PATH[11]地铁站，上至车库上方的万豪舞厅。爆炸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连一英里开外埃利斯岛上的游客都感觉到地面在震动[12]。有6人丧生，1042人受伤，医院收治伤者的人数达到了美国历史上自内战以来的最高纪录[13]。双塔出现了震动和摇晃，但这两栋巨大的建筑并未倒下。时任联邦调查局纽约主管的刘易斯·斯基利罗查看了处于庞大建筑群地下核心位置、宽达240英尺的炸坑，惊得目瞪口呆。他对一位结构工程师说，“这座建筑将永远屹立不倒。”

优素福乘飞机回到巴基斯坦，此后不久又迁居马尼拉。在马尼拉的时候，他开始策划一些非同寻常的阴谋——同时炸毁数十架美国班机、刺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比尔·克林顿总统，以及驾驶私人飞机撞向中情局总部。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那时伊斯兰激进分子就渴望发动复杂的、极具象征意义的恐怖袭击，其他任何恐怖组织所取得的成就都无法与这些袭击相提并论。戏剧性始终是恐怖的一大特征，而这些恐怖分子刻意追求惊人效果的野心无人能及。但是，拉米兹·优素福和盲人谢赫的追随者并不仅仅是想引起人们对一项事业的关注；他们希望通过尽可能多杀人的方式来羞辱敌人。他们盯住的是必将引起强烈反应的脆弱经济目标，而且一心期待敌人来报复，因为这样就能挑动其他的穆斯林。但是，可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政治计划。对各种各样的不公进行报复是他们一贯的宗旨，尽管这些恐怖事件的密谋者大都在美国享受着故国所不能给予的自由和机遇。一帮积极主动的密谋者组成了这些恐怖分子的网络，他们个个情绪激昂，急于发动袭击。要想对美国实施真正毁灭性的袭击，圣战恐怖分子所缺乏的惟一条件，就是艾曼·扎瓦希里及圣战组织在组织与技术方面的本领。

世界贸易中心炸弹爆炸一个月之后，扎瓦希里在加利福尼亚的几座清真寺开始巡回讲演[14]。他是从瑞士伯尔尼来的，圣战组织在那里有一处安全屋。（扎瓦希里的叔叔是埃及驻瑞士的外交官。）[15]尽管扎瓦希里入境时登记的是真名，但在美国国内周游期间则化名为阿卜杜勒·穆伊兹医生，扮作科威特红新月会的代表。他说自己要为那些被圣战期间埋下的苏联地雷炸伤的阿富汗儿童募集捐款。

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是阿拉伯与阿富汗圣战者募集资金的主要对象。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在布鲁克林、圣路易斯、堪萨斯城、西雅图、萨克拉门托、洛杉矶和圣迭戈各地的清真寺里开辟了一条筹资之路——本·拉登和阿扎姆创立的服务局在总共34座美国城市中开设了分支机构，以支持圣战。反苏战争也在世界各地催生了许多慈善机构，美国的这类组织尤为密集；而在苏联四分五裂、阿富汗人开始自相残杀之后，这些机构仍在继续运作。扎瓦希里希望能为圣战组织开发美国的这座富矿。

扎瓦希里在美国的向导阿里·阿卜杜勒苏德·穆罕默德是谍报史上非同寻常的人物。穆罕默德身高6英尺1英寸，体重200磅，长得非常结实。他是个功夫高手[16]，而且精通多种语言——除了母语阿拉伯语之外，还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希伯来语。穆罕默德很有修养，聪明过人，喜爱交际，特别擅长结交朋友——是那种无论在哪个组织都能跻身顶层的人物。他曾当过埃及陆军少校，刺杀萨达特的哈立德·伊斯兰布利就出自他所在的那个分队；政府怀疑他是宗教极端分子，这一点倒也不错[17]（他已是圣战组织成员[18]）。穆罕默德被埃及陆军开除之后，扎瓦希里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打入美国情报机构。

1984年，穆罕默德大胆地径自来到中央情报局在开罗的情报站[19]，提出要为美国人服务。对他进行评估的情报员认为他可能是埃及情报部门安插的人[20]；不过，这位情报员还是给别的分站和总部发了电报，看看有哪个部门对此人感兴趣。中情局伊朗方向办事处所在的法兰克福情报站答复了电报，穆罕默德很快就被调往汉堡，当上了一名实习情报员。后来他走进一家与真主党有关联的清真寺，马上就找到管寺的伊朗阿訇，说自己是被派来渗透穆斯林社群的美国间谍。他并不知道中情局已经打入了这座清真寺；他的这番声明立刻就被报了上去。

中情局称他们终止了穆罕默德的工作，发电通知各机构此人极度不可信任，还把他列入了国务院的监控名单，以防他进入美国。不过，等到他们做完这些事的时候，穆罕默德已经凭着中情局自己担保的一项免签证计划[21]来到加利福尼亚——该计划的适用对象，是那些具有重要情报价值，或是为美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要想留在美国，穆罕默德必须成为美国公民，因此他娶了一位名叫琳达·桑切斯的加利福尼亚女子为妻。他是在飞往美国的跨大西洋航班上认识她的[22]。

穆罕默德来到美国一年之后又重新投入军旅生涯；这一次他加入了美国陆军。他想方设法地分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约翰·F·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与学校。虽说穆罕默德只是个管后勤的中士，却给部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因“表现出色”而得到指挥官的特别嘉奖，还在有世界一流士兵参加的健身竞赛中夺得了名次。对穆罕默德大为赞叹的上级觉得他“无可挑剔”，而且“工作成绩一贯突出。”

穆罕默德之所以能够守住其双重身份的秘密，也许就在于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信仰。他每天早晨都会在破晓时分做祷告，然后带着随身听出去长跑，边跑边听《古兰经》；他想把经文背下来。为保证饮食合乎伊斯兰的规范，他都是自己做饭吃。除了军队里的工作，他还在攻读伊斯兰研究的博士学位[23]。美国军队对他的观点非常尊重，还请他协助讲授中东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课程，并制作一系列向其他士兵介绍伊斯兰教的录像带。根据穆罕默德的服役记录，他“为即将派驻中东地区的部队准备并讲授了40多次国情概况。”与此同时，他却偷偷把地图和训练手册从基地里带出来，拿到金考快印店[24]里缩印。利用这些材料，他写出了足有好几卷的恐怖分子训练指南——也就是基地组织后来的行动手册。到了周末，他会前往布鲁克林和泽西市，为那里的宗教激进分子进行战术训练。这些人当中有圣战组织的成员[25]，包括后来在1990年杀害犹太极端主义者梅厄·卡亨拉比的埃及人赛义德·诺萨里。

1988年，穆罕默德随随便便地对上级军官说，他假期里要去阿富汗“杀苏联人”[26]。收假归队的时候，他拿出几个皮带扣向大家炫耀，说是从他打埋伏干掉的苏联兵身上搞来的。其实，他一直在培训第一批自愿学习非常规作战手段的基地组织成员。这类手段包括绑架、暗杀和劫持飞机[27]——都是他从美国特种部队学来的本事。

穆罕默德于1989年退出现役，转而加入美国陆军的后备役部队。他和妻子在硅谷安了家。他一直做着一份保安的工作（这家公司是国防承包商，当时正在研制三叉戟导弹[28]系统的一种点火装置[29]），虽说他有时会几个月不见人影，说是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买地毯”[30]。与此同时，他仍在想方设法打入美国的情报部门。在北卡罗来纳州当兵的时候，他向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两个部门提交了担任译员的工作申请。

1993年5月，联邦调查局圣何塞[31]办事处一位名叫约翰·曾特的特工找到了穆罕默德，询问他有关伪造驾照行当的情况。穆罕默德仍希望被美国情报机构招募，于是就把话题引向当地一座清真寺的激进主义活动，还讲述了一些在阿富汗和苏军打仗时的惊人事迹。由于穆罕默德透露的情况与军事有关，曾特联络了国防部；后来，马里兰州米德堡[32]的一个反情报专家小组来到圣何塞，与穆罕默德交谈。他们在曾特办公室的地板上摊开阿富汗地图，穆罕默德指出了圣战者训练营地的位置。他提到了奥萨玛·本·拉登的名字[33]，说此人正在组建一支准备推翻沙特政权的军队。穆罕默德还提到了一个在苏丹开设训练营的组织——基地组织。他甚至承认自己向该组织的成员传授了劫机与间谍活动方面的技巧。看来，当时的讯问者认为他透露的情况没有什么价值。美国情报部门再次听到基地组织的名字是在三年之后——至关重要的三年。

穆罕默德透露这些细节，也许是出于某种希望提高自身重要性的心理需要。“他以詹姆斯·邦德自居，”[34]后来与他交谈的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评价说。但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穆罕默德这一针对性很强的举动，是为了完成扎瓦希里交给他的任务：打入美国情报部门。1993年春天的时候，圣战组织和基地组织仍然是两个各自独立行动的实体，而扎瓦希里也还没有加入本·拉登发起的反美运动。看来，扎瓦希里为了打入美国情报部门（这对他自己的组织有好处），甘愿把本·拉登出卖掉。

如果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的反情报小组对穆罕默德的主动表示作出回应，他们就得应对一个极其危险、本领高强得可怕的双重间谍。穆罕默德公开表明自己是本·拉登周围小圈子里受到信任的成员，但这一点在当时对调查者来说毫无意义。曾特特工写了一份报告，呈送调查局总部之后就被遗忘了。后来，联邦调查局想取回与米德堡反情报专家的谈话记录，看看当时还讨论过其他哪些内容，国防部却说记录已经弄丢了[35]。

圣战组织的钱一直都不够用。扎瓦希里的许多追随者有家有口，而大家也都需要食物和住所。少数人开始靠偷东西和敲诈勒索维持生计。扎瓦希里对这种做法极不赞成。后来圣战组织的人抢劫了德国驻也门使馆的一位武官[36]，扎瓦希里调查此事后将犯事的人逐出了组织。但是，钱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他希望能在美国募集到足以维持组织生存的资金。

扎瓦希里并不具备像盲人谢赫那样的领袖魅力，或是声望。因此，每当他在晚祷之后来到圣克拉拉[37]的努尔清真寺，称自己是“阿卜杜勒·穆伊兹医生，”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何方神圣。阿里·穆罕默德把他介绍给圣何塞一位名叫阿里·扎基的妇科医生，并邀请扎基医生在“穆伊兹医生”探访硅谷的时候陪他们同去。扎基带着扎瓦希里去了萨克拉门托和斯托克顿的清真寺。两位医生大多数时间都在讨论扎瓦希里在阿富汗碰到的医学问题。“我们谈到了受伤的孩子，还有被大批苏联地雷炸得缺胳膊断腿的农民，”扎基回忆说。“他是个头脑清醒、有良好教育的内科医生。”

有一次，扎基认为扎瓦希里对穆斯林的理解很狭隘，两个人就此争了起来。和大多数圣战者一样，扎瓦希里遵循伊本·塔米亚的沙拉夫派教义。塔米亚是一位13世纪的变革者，试图推行严格按字面意义诠释《古兰经》的办法。扎基对扎瓦希里说，他遗漏了穆斯林的另外两个分支：一是苏菲派创始人哈里西·穆哈西比笔下诞生的神秘主义，一是理性派，代表人物是爱资哈尔清真寺伟大的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你的那一支伊斯兰信仰永远不可能在西方盛行，因为西方最好的一点就是人们有选择的自由，”扎基说。“在这儿你能看到神秘主义传播得风风火火，但因为信仰沙拉夫派而皈依穆斯林的人却一个都没有！”听到这番话，扎瓦希里却不为所动。

扎基估计，他们在加利福尼亚走访清真寺时募集的钱最多也只有几百美元。阿里·穆罕默德预测的数字是2000美元[38]。不管是几百还是两千，扎瓦希里回到苏丹时都面临着一个令人沮丧的选择：他那个自力更生、一直在经济上苦苦挣扎的组织要么继续保持独立，要么就得正式与本·拉登联合。

扎瓦希里与本·拉登大约在10年前相遇的时候，扎瓦希里掌握着更大的力量；他背后有一个组织的支撑，目标也很明确：推翻埃及政府。但现在，始终具有金钱优势的本·拉登也有了自己的组织，它的野心比圣战组织要大得多。本·拉登在一个控股公司名下从事多种生意，他也试图用同样的方法把所有这一类的恐怖组织合并成一个多国联合体，统一进行训练，形成规模经济效益，设立专司从人员到决策的各项事务的部门。门徒渐渐超过了导师——这一点两个人都心中有数。

扎瓦希里还面临着被盲人谢赫和伊斯兰组织的活动比下去的危险。扎瓦希里聚集起了一批能干而忠诚的骨干，其中许多人都是像阿里·穆罕默德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情报人员。他们能痛痛快快地从硅谷的郊区，搬到喀土穆尘土飞扬的街巷。尽管如此，圣战组织连一次成功的行动都没有发起过。与此同时，盲人谢赫追随者的疯狂杀戮和劫掠却无人能敌。为了削弱政府、挑起民众的叛乱，他们把支撑埃及经济的旅游业作为袭击目标，因为旅游业使埃及向西方的腐化行为敞开了大门。伊斯兰组织向埃及的安全部队宣战，声称他们每天要杀一名警察。他们还把外国人、基督徒、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作袭击的对象。这类袭击始于1992年，当时有一位不信教的专栏记者法拉杰·福达遭到枪杀。这位记者在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里暗示说，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动力并不是政治，而是被压抑的性欲。盲人谢赫还发布了一条针对埃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纳吉布·马赫福兹的圣令[39]，称他是离经叛道者；1994年，马赫福兹被人用刀刺伤，险些丧命。这是一次具有可悲讽刺意味的袭击：第一个发现马赫福兹天赋的人是赛义德·库特卜；马赫福兹成名后为报答知遇之恩，曾去监狱探访过库特卜。现在，库特卜的后辈却在大肆破坏（某种程度上）由这位前辈创建的知识界。

扎瓦希里认为这些行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在自己拆自己的台。在他看来，这些行为的成功只能激怒安全部队，而且会使通过军事政变实现迅速而彻底的变革的机会——他毕生的目标————变得越来越渺茫。事实上，袭击事件发生后政府就对激进分子进行了镇压，伊斯兰组织和圣战组织在埃及的势力都被消灭殆尽。

扎瓦希里在圣战组织内部采取了分支互盲的结构，这样一个分支的成员就无从得知另一分支成员的身份或活动情况；然而，埃及当局却碰巧抓住了掌握着所有成员名单的那个人——圣战组织的会籍主管。他电脑中的一个数据库记录着每名成员的住址、采用的化名和可能的藏身处。有了这些信息，埃及安全部队一举抓获了数百名嫌疑犯，并以煽动罪对他们提起控诉。新闻界把这帮人称为“征服先锋队，”[40]但实际上他们是圣战组织内部的一派。虽说对他们不利的证据不够充分，但埃及司法的标准谈不上有多严格[41]。

“政府的报纸欣喜若狂地宣称，他们一枪未发就抓获了圣战组织的800名成员，”扎瓦希里在简短的回忆录中颇为苦涩地写道。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组织已所剩无几，残余势力都分散在其他国家的寄居地——英国、美国、丹麦、也门、阿尔巴尼亚，等等。他意识到自己必须采取行动，把圣战组织残余的零星力量集中在一起。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钱。

虽然圣战组织在经济上朝不保夕，残余成员中的许多人却对本·拉登心存疑虑，而且也不愿转移组织在埃及以外的活动。另外，组织的弟兄在开罗被围捕，随后举行的审判又是装模作样，这都让他们怒火中烧。尽管如此，圣战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在那时都已名列基地组织的工资表。扎瓦希里认为，这只是一种出于利益考虑的暂时联盟。后来他私下对自己的一位主要助手说，与本·拉登联手“是保住圣战组织境外力量的惟一办法。[42]”

当然，扎瓦希里并没有放弃夺取埃及政权的梦想。实际上，苏丹正是向埃及发起袭击的理想地点。两国之间漫长的边境人迹罕至，而且几乎是完全不设防，这为秘密活动提供了便利；古老的商队路线，能让他们用骆驼把武器和爆炸物偷偷运入埃及[43]；苏丹情报部门的积极协作与该国的军事力量，则确保了扎瓦希里和手下的安全。

圣战组织对埃及发动袭击，始于针对内务部长哈桑·阿勒菲的又一次刺杀行动。阿勒菲是镇压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负责人。1993年8月，一辆装有炸弹的摩托车在部长座车的旁边爆炸，炸死了炸弹袭击者及其同伙。“部长幸而没死，但断了一只胳臂，”[44]扎瓦希里假惺惺地写道。

第二次刺杀又失败了，但它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失败：扎瓦希里在这次行动中首次采用了自杀式炸弹袭击。这种袭击成了圣战组织暗杀活动的标志，后来基地组织的“殉教行动”也以此为特征。它打破了伊斯兰教禁止自杀的强大禁忌。虽然1993年什叶派组织真主党用自杀式卡车炸弹袭击了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军营，逊尼派的恐怖组织却从未进行过此类行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奥斯陆协议渐趋破裂之前，自杀式爆炸事件在巴勒斯坦几乎也是闻所未闻[45]。扎瓦希里到伊朗募集过资金[46]，还曾派阿里·穆罕默德等人去黎巴嫩接受真主党的培训，因此自杀式爆炸的想法很可能就来源于此。扎瓦希里还搞了另一个创新：在行动前录下炸弹袭击者要殉教牺牲的誓言。扎瓦希里四处散发这些录音带[47]，让人们听到袭击者是自己决定要献出生命的。

11月，对圣战组织的审讯仍在进行，扎瓦希里试图刺杀埃及总理阿提夫·西德基。就在部长的座车驶过开罗一座女子学校的时候，一枚汽车炸弹爆炸了。坐在防弹车里的部长安然无恙，但爆炸却导致21人受伤，还有一个名叫沙伊玛·阿卜杜勒-哈利姆的女学童被一扇炸飞的车门砸死。她的死激起了全埃及人的愤怒；在过去的两年中，他们已经目睹240多人被伊斯兰组织杀害。虽然圣战组织杀死的只有一个人，但小沙伊玛的死却让人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触动。当人们抬着她的棺材在开罗街头穿行的时候，群众高喊：“恐怖主义是真主的敌人！”[48]

扎瓦希里被民众的愤怒震撼了。“一个无辜的孩子意外丧生，我们都感到很痛苦。但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和政府斗争，”[49]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提出要给女孩家人一笔钱作为补偿。埃及政府又逮捕了280名扎瓦希里的追随者；其中6人最后被处以死刑。扎瓦希里写道：“这意味着他们想让我那时只有两岁的女儿，还有我其他战友们的女儿，都成为没有父亲的孩子。又有谁为我们的女儿哭泣，又有谁去关心她们？”[50]

[1] 即哈得孙河与东河。——译者

[2] 2001年10月泰西尔·阿卢尼对奥萨玛·本·拉登的采访，半岛电视台。CNN英译。

[3] 凯普尔，《圣战：政治伊斯兰之路》，第301页。

[4] 对汤姆·科里根的采访。

[5] 科尔曼，《基地组织在欧洲的圣战：阿富汗-波斯尼亚网络》，第26页。

[6] 同前，第185页。

[7] 对汤姆·科里根的采访。

[8] 对弗兰克·佩莱格里诺、戴维·凯利、刘易斯·斯基利罗、詹姆斯·卡尔斯特伦、乔·坎蒂梅萨、理查德·A·克拉克、托马斯·皮卡德、帕斯库利·“帕特”·达穆罗、马克·罗西尼、玛丽·加利根和汤姆·科里根的采访。

[9] 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43页。

[10] 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147页。

[11] “Port Authority Trans Hudson”的缩写，指跨越哈得孙河、连接纽约和新泽西州的地铁系统。——译者

[12] 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12页。

[13] 同前，第15页。

[14] 扎瓦希里究竟在何时来到美国、是否来了不止一趟，这些问题都存在很大争议。联邦调查局关于此事的主要消息来源阿里·穆罕默德对调查者说，扎瓦希里1988年陪同阿布·哈立德·马斯里来到布鲁克林。马斯里是穆罕默德·舒基·伊斯兰布利的化名，此人是安瓦尔·萨达特刺杀者的兄弟，也是圣战组织舒拉顾问团的成员。至于加利福尼亚之旅，穆罕默德说那是在1993年2月26日世贸中心发生爆炸案之前。然而，在加利福尼亚招待扎瓦希里的主人阿里·扎基医生却说，他在1989或1990年见过扎瓦希里一次。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另一名圣战组织成员哈立德·阿布·达哈卜也曾在埃及法庭上作证。1999年，阿布·达哈卜在开罗的法庭上说：“艾曼·扎瓦希里曾经到美国募集捐款。”据阿布·达哈卜的证言，扎瓦希里到美国的时间很晚，大概是在1994年或1995年。在本书的叙述中，我采纳了联邦调查局对旅行日期的看法。

据丹·科尔曼说，扎瓦希里曾于1988年探访圣战者在布鲁克林开设的服务局分支办事处。办事处地处大西洋大道，负责人穆斯塔法·沙拉比是扎瓦希里在圣战组织中的心腹之一。两年后，沙拉比因金钱问题和扎瓦希里的夙敌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发生了争执。盲人谢赫希望用中心募集来的钱资助国际圣战。沙拉比希望把钱投入反抗埃及政府的伊斯兰革命。他拒不交出账户的控制权。1991年3月，有人闯入沙拉比在布鲁克林的公寓，毒打了沙拉比，而后将他勒死，还刺了他三十几刀——此案始终没有破获。

[15]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16] 对马克·罗西尼的采访。

[17] 本杰明和西蒙，《神圣恐怖的时代》，第123页。

[18] 申诉，美国诉阿里·穆罕默德一案。

[19]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20] 对迈克尔·朔伊尔的采访。

[21] 保罗·奎因贾奇和查尔斯·M·森诺特，“据称，恐怖主义案件中被传讯者进入美国时得到了中情局的帮助”，《波士顿环球报》，1995年2月3日。

[22] 彼得·瓦尔德曼、杰拉尔德·F·塞布、杰里·马康和克里斯托弗·库珀，“渗透者：阿里·穆罕默德曾在美国陆军服役——他也在本·拉登的圈子里干过”，《华尔街日报》，2001年11月26日；米勒，斯通和米切尔，《分支机构：“9·11”密谋的内幕，以及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为何没能阻止它》，第141页。

[23] 伯根，《圣战：在本·拉登的秘密世界之中》，第129页。

[24]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25] 对汤姆·科里根的采访。

[26] 本杰明·韦泽和詹姆斯·里森，“激进主义者的假面具：特别报道；一名士兵在美国和中东的神秘踪迹”，《纽约时报》，1998年12月1日。

[27] “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故事：从初来阿富汗到与塔利班分道扬镳（五）”，《中东日报》，2004年12月14日。

[28] 美国海军装备的一种潜射弹道导弹。——译者

[29]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30]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31] San Jose，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经圣克拉拉至圣何塞近50公里的一条狭长地带即为硅谷。——译者

[32] 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所在地。——译者

[33]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本·拉登这个名字和他的组织连媒体都开始有所知晓。法新社1993年5月30日有一篇题为“约旦激进分子在阿富汗接受训练，以对抗本国政权”的文章，文中称一名“27岁的激进分子”承认自己“接受过基地组织的训练。这个秘密组织设在阿富汗，资助者是沙特富商、在吉达拥有一家建筑公司的奥萨玛·本·拉登”。

[34] 对哈伦·L·贝尔的采访。

[35] 对丹尼尔·科尔曼的采访。

[36] 艾哈迈德·易卜拉辛·赛义德·纳贾尔的供述，“阿尔巴尼亚遣返者”一案，1998年9月。

[37] Santa Clara，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的一座城市，也是组成硅谷的重要城市之一。——译者

[38]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39] 对纳吉布·马赫福兹的采访。

[40]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六）。扎瓦希里究竟是不是先锋队的指挥，这一点始终存在争议。有几篇新闻报道将先锋队称为圣战组织中因意见不同而分裂出来的一支，由艾哈迈德·阿加兹和亚西尔·瑟勒领导。但是，我向瑟勒询问此事时他却语焉不详。“1993年和1994年，有许多人不赞成埃及发生的事，”他说。“但钱掌握在扎瓦希里手中。组织可没有钱。”开罗的一位伊斯兰律师马姆杜·伊斯梅尔告诉我，“先锋队”是媒体起的名字；实际上，被捕者大都是圣战组织的成员——这个看法得到了开罗人权倡导者、出版人希沙姆·卡西姆，以及蒙塔赛尔·扎耶特的响应。“从来就没有什么‘征服先锋队’，”扎耶特断言。

[41] 据开罗出版人、人权工作者希沙姆·卡西姆说，“先锋队被控试图颠覆政府。证物之中有一根棒球棍，还有一支气枪。法庭要是觉得谁是危险人物，就把他绞死；其余的人全都给了无期徒刑。所有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42] 安德鲁·希金斯和克里斯托弗·库珀，“斗篷与匕首：中情局支持下的一个小组以残暴手段突破基层恐怖组织”，《华尔街日报》，2001年11月20日。

[43]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44] “《中东日报》刊载圣战组织领导扎瓦希里新书的节选”，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中东日报》，2001年12月2日。

[45] 1994年4月6日，巴勒斯坦的第一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以色列阿富拉炸毁了一辆公共汽车。

[46] “圣战组织最后一位领导的自白”，《鲁兹·优素福》周刊，1997年2月2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47] 萨拉赫，《圣战有年：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旅程》。

[48] “埃及悼念者谴责恐怖分子”，美联社，1993年11月27日。

[49] 艾曼·扎瓦希里，“《中东日报》刊载圣战组织领导扎瓦希里新书的节选”，《中东日报》，2001年12月2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50] 艾曼·扎瓦希里，“《中东日报》刊载圣战组织领导扎瓦希里新书的节选”，《中东日报》，2001年12月2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第十章 失乐园

许多国家的青年来到了喀土穆以南10公里的索巴农场——一个尘土飞扬的偏僻地方。本·拉登会向这些基地组织的新兵表示欢迎，然后他们就要开始学习恐怖主义的课程。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伊斯兰——纯粹而原初的、未被现代事物软化、不向政治妥协的伊斯兰——将治愈社会主义或阿拉伯民族主义未能平复的伤口。他们满怀激愤，但在自己的国家里却无能为力。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恐怖分子，而是自视为革命家；像历史上的所有革命家一样，他们也是在寻求正义这一简单人类需要的驱使下才被迫采取行动。有些人曾遭到残暴的压迫；有些人则只是喜欢血腥与混乱。从建立之时起，基地组织中就既有革命家，也有虚无主义者。这两类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关系有着自我毁灭的性质，但由于事件发展得过于迅速，人们几乎分不清这个组织中究竟谁是思想家，谁又是反社会者。他们都被奥萨玛·本·拉登富有领袖魅力的人格凝聚在了一起；这位领袖人格之中兼具的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混合体。

由于新兵们差别很大，动机也各不相同，本·拉登的主要任务是让他们把目标转向共同的敌人。他对美国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看法，并且要将其解释给基地组织招募的每一批新成员。他告诉他们，美国看起来强大无比，但实际上却既软弱又胆小。看看越南，看看黎巴嫩。每当有躺在运尸袋里的士兵被送回国内，美国人就会在惊惶失措中撤退。像这样的一个国家，只要挨上两三记痛击就会仓皇逃窜，它历来如此。尽管拥有无数的财富和资源，美国却缺乏信念。它无法抵挡信仰坚定、不畏牺牲的战士。美国在波斯湾的战舰将退回大海，轰炸机将从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基地消失，驻扎非洲之角的军队则会迅速逃回自己的国家。

发表这些观点的本·拉登从来没去过美国，但他喜欢让曾在那里生活的人围绕在自己身边——比如阿布·里达·苏里、瓦埃勒·朱莱丹和阿里·穆罕默德。这些人强化了他脑海中美国骄横而堕落的形象。本·拉登迫不及待地要将长矛刺入这最后一个超级大国的心脏。他在索马里看到了第一个机会。

在击败萨达姆·侯赛因后欢欣鼓舞的几个月之中，索马里成了对美国世界新秩序的首次考验。联合国当时在索马里监管救援饥荒的国际行动，这场饥荒已造成35万人丧生[1]。和海湾战争期间一样，世界各国也在索马里组成了一支由联合国领导、受美国支持的多国部队。但是，这次多国部队要面对的敌人不是伊拉克的大军，不是共和国卫队，也不是装甲师，而仅仅是一帮手持冲锋枪和火箭弹、毫无组织的暴民。但是，这些暴民的威胁也在一次造成24名巴基斯坦士兵丧生的伏击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本·拉登声称他派了250人[2]去索马里与美军作战。据苏丹情报机构说，基地组织派去的战士其实就没几个人[3]。基地组织的游击队员们为索马里人提供训练，并试图融入在饥馑中打个不停的无政府部族战争——这种饥饿景象正是由战争造成的。基地组织的人并没有给他们的索马里主人留下什么好印象；举个例子，阿拉伯人曾制作了一枚汽车炸弹来袭击联合国部队，但炸弹却没爆炸。“索马里人对我们的态度很恶劣，”[4]一个阿拉伯人抱怨说。“我们试图让索马里人相信，我们只不过是受人派遣而来的信使，但他们根本就不信。由于那里的领导情况太糟糕，我们决定撤回来。”

一天晚上，摩加迪沙的几个基地组织战士看到两架美国直升机被击落。美国人还击时打中了紧靠他们藏身处的一座房子。由于害怕被美国人抓住，他们第二天就离开了索马里。然而，1993年10月这两架美国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却成了战争的转折点。愤怒的索马里族人耀武扬威地拖着美国机组成员的尸体在摩加迪沙街头游行，这一景象促使克林顿总统迅速撤出驻索马里的所有美军士兵。本·拉登对美国性格的分析得到了证实。

虽说自己的手下逃离了战场，本·拉登仍然声称是基地组织在索马里击落了美军的直升机，还侮辱了美国军人的尸体。由于这些实际上与他无甚干系的成功反叛事件（比如在阿富汗和索马里），本·拉登的影响力大为增加。他直接把此类胜利据为己有。“根据我们在索马里参与圣战的弟兄发来的报告，”[5]本·拉登在半岛电视台吹嘘说，“我们得知他们目睹了美国军队的软弱、脆弱与胆怯。美军只不过死了18个人。不过，在叫嚣了一番世界新秩序之后，他们还是满怀失望地、灰溜溜地逃走了。”

本·拉登以提供武器和训练为诱饵，把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团体吸引到自己旗下。他手下有具备多年战斗经验的教官。扎瓦希里手下的双重间谍阿里·穆罕默德凭着自己从美国特种部队学到的本事，在基地组织教起了侦察课程[6]（本·拉登自己也是穆罕默德教的第一期学员）。组织使用的武器来自托拉博拉存放圣战者残留武备的仓库，本·拉登偷偷将它们运入了苏丹。本·拉登还为革命提供了种子资金。看到花费这么点钱就能取得如此成就，他一定觉得非常快意。

1992年，阿尔及利亚的一场军事政变阻止了选举的进行。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简称FIS）本来有望在选举中获胜。第二年，本·拉登派卡里·赛义德[7]（他是阿尔及利亚人，也是基地组织舒拉顾问团的成员）去阿尔及利亚，与逃入山中的几位抵抗力量领导人见面。当时，伊斯兰激进分子正在敦促不得人心的军政府与他们谈判。基地组织的使者赛义德带去了本·拉登的4万美元。他警告伊斯兰领导说，他们打圣战只是为了政治，而不是为了真主，这是一种罪行。他告诉他们，对于一个不信真主的政府，根本就不应该留下任何妥协的余地。全面战争才是惟一的解决办法。“这一番简单的论证把我们给毁了，”身为抵抗力量成员的阿卜杜拉·阿纳斯回忆说。那些和阿纳斯一样赞成与政府进行对话的人，则受到了他们当中被灌输了“塔克费尔”观点的其他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排挤。

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引来了一帮年轻、贫穷、大多来自城市的游击队员，他们聚集在伊斯兰武装集团（简称GIA）的旗下。在接下来的5年之中，他们让整个国家浸透了鲜血。可想而知，这个过程走的是一条“塔克费尔”式道路。起初，伊斯兰激进分子杀的是非穆斯林，以教士、修女、外交官、知识分子、女性主义者、医生和商人为主。按照伊斯兰武装集团的逻辑，民主与伊斯兰是不相容的；因此，任何拿了投票卡的人都是反伊斯兰的敌人，理当处死。杀人许可的范围后来又扩展到一切在与政府有关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如公立学校的教职员工。仅仅在1994年的两个月中就有30名教师和校长被杀害，538座学校被烧毁[8]。然而，这个武装集团恐怖分子杀害的还不只是教师和民主人士。常常有整座村庄的居民在夜半时分惨遭屠戮。武装集团每周在伦敦出版的《辅士报》对此类暴行大加颂扬，常会登出这样的标题：“感谢真主，我们今天割断了200条喉咙！[9]”，或者是“为了安拉，我们的一位弟兄砍掉了父亲的脑袋”。这种宗教疯狂的顶峰，是一份谴责阿尔及利亚全体国民的宣言。武装集团的一份公报以严峻的语气陈述了以下原则：“我们进行的战争不存在中立。除了那些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其他所有人都是叛教变节者，理应处死。”对于将阿尔及利亚的冲突视为宗教启示的人而言，这个原则确实十分好用。

面对这般景象，连本·拉登也畏缩了——他的畏缩如果说不是出于暴力本身，也是由于国际社会对伊斯兰激进分子行为的强烈反感。他希望“为圣战创造一个更好的形象。”[10]后来武装集团的几个领导人来到喀土穆，想多要点资金。他们竟然冒冒失失地指责本·拉登对民主人士“太灵活”[11]，说这让他显得有些“软弱”。本·拉登大为光火，彻底中止了对该组织的支持。但是，他先前助纣为虐的4万美元已经造成了一场灾难。将有10万多人在阿尔及利亚内战中丧生[12]。

1993年底，一个传言在喀土穆不胫而走，说有位苏丹将军弄到了一点黑市铀。本·拉登本来就有意购买一些更具威力的武器，这样才配得上他将基地组织建设成国际恐怖组织的宏大设想。当时他正在和苏丹政府合作研制化学武器，准备用来对付南部的基督徒，还利用苏丹航空的货机从阿富汗偷运武器[13]。他买了一架T-39型美国军用飞机，专门用来运载“毒刺”导弹。因此，铀的消息一传来就让他激动不已。他派贾迈勒·法德勒[14]去谈价钱。

据法德勒自己说，他是第三个宣誓效忠基地组织的人，因此本·拉登对他青睐有加。他是个身材细瘦、动作敏捷的运动高手，在本·拉登的足球队里踢中锋。法德勒脸上总是笑容可掬，而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呵呵大笑能把人吓一跳。和基地组织核心圈子里的许多人一样，他也是从美国来参加圣战的，曾在服务局设于布鲁克林大西洋大道的办事处工作。法德勒是苏丹人，而且熟悉本地的房地产市场，所以本·拉登在基地组织迁到喀土穆之前就委托他购买组织的农场和房屋。

那位将军给铀开的价是150万美元[15]，包括佣金在内。他拿出了一个长2.5英尺、直径约6英寸的圆柱形罐子，以及证明此物来自南非的一些文件。本·拉登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很满意，还给了法德勒1万美元，作为他做成这笔交易的报酬。后来他们发现，罐子里全是一种名叫红色氧化汞[16]（亦称朱砂）[17]的东西，其物理特征与氧化铀相似，但化学性状则截然不同。红色氧化汞被用于核诈骗，已有超过25年的历史。尽管有了这次代价高昂的教训，本·拉登仍在继续搜寻浓缩铀或是俄罗斯的核弹头[18]——据说在前苏联瓦解后的帝国残余中能找到这东西。

当时是90年代早期，本·拉登仍在完善基地组织的概念。这个组织只是他从事的诸多事业之一，但它却为他提供了一个可能极为强大的权力基础。他采取的行动（如突袭索马里）规模都很小，带有投机的性质；但如果有了足够强大的工具——例如核武器或化学武器——基地组织就能改变人类事件的进程。

1994年，本·拉登的生活达到了顶峰。他在苏丹的头两年充满了快乐和好运。几位妻子和几个家庭全都聚在他的大别墅里；他对商业的兴趣不断扩展；基地组织的力量和势头都在增长——不过也引起了警惕。虽然西方情报机构大多不知道有本·拉登这号人物，或是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力量已有相当规模，但沙特人和埃及人却注意到了苏丹的活动。不过，基地组织是个很难渗透的组织。忠诚、亲属关系与狂热精神给好奇的局外人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每逢星期五，本·拉登通常都要去与喀土穆隔尼罗河相望的恩图曼，到市郊的安萨·苏纳清真寺祷告[19]。2月4日，一小撮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塔克费尔”主义者在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莱菲的利比亚人的率领下悍然闯入两所警察局，打死两名警察，还抢走了一些武器弹药。希莱菲和两个同伙接着又去了清真寺，当时晚祷刚刚结束。他们不分对象地朝人群开枪，当场打死16人，还打伤了20来人。这帮杀手在机场后面躲了起来。第二天，他们驱车在喀土穆四处寻找其他目标，朝街上的警察开枪，还枪击了本·拉登的瓦迪阿奇奇公司在市区办事处的雇员。这是一帮疯狂而毫无约束的人，但他们显然是想杀本·拉登。

下午5点，本·拉登通常会打开会客室欢迎客人。那天的这个时候，他正在和长子阿卜杜拉吵架。阿卜杜拉自小就患有哮喘[20]，辗转白沙瓦和喀土穆两地的经历对他来说颇为艰难。他那时16岁，总想和吉达的朋友和表亲在一起，他们就在窄窄的一湾红海对面。阿卜杜拉毕竟是富豪家族的一员，而且在吉达他能享受家族私有的海滩胜地、游艇、聚会、轿车，以及其他种种为父亲所厌恶的奢华。他还担心父亲规定的家庭式辅导让他远远落在了同辈的后面——实际上，本·拉登和第一位妻子生的孩子也就勉强能识几个字。奥萨玛认为他的家人在苏丹过得有点太惬意了。他希望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简朴，而不是更加舒服。

本·拉登父子在屋子里说话的时候，客人们陆续来到街对面他的那家办事处。“就在那时，我听到旅店的方向传来一声霰弹枪响，”[21]本·拉登回忆说。“接着又有人朝房子开了几枪。”他从长袍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把另一支枪给了阿卜杜拉。

杀手把车开到本·拉登两所房子之间的街上，然后就立即开火。希莱菲和他的两名同伙本以为本·拉登会在办事处里招待客人。“他们瞄准的就是我常坐的那个地方，”[22]本·拉登说。他和阿卜杜拉以及几个在附近巡逻的苏丹治安人员朝袭击者开了枪。本·拉登的3个客人和几名警卫被杀手打中。希莱菲受了伤，他的两个同伙都被击毙。

本·拉登隐晦地指责“我们阿拉伯地区的政权”[23]策划了这些袭击事件。老朋友贾迈勒·卡舒吉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本·拉登就明确指出此事是埃及情报部门所为[24]。中央情报局认为这次刺杀的幕后主使是沙特人[25]。图尔基手下的情报主管赛义德·巴兹卜说：“我们从来都没打算杀他。我们只想让他冷静下来。”

这次险些成功的谋杀，为扎瓦希里创造了一个对本·拉登施加更大影响的绝好机会。扎瓦希里让他的心腹阿里·穆罕默德去调查行刺者。穆罕默德了解到希莱菲是个利比亚人，曾在黎巴嫩受训，后来于1988年去了白沙瓦。他在那里加入阿富汗圣战军，并与本·拉登相遇。但他也受到了“塔克费尔”教义的影响。希莱菲是个反社会者，他但凡要杀害被自己认定为叛教者的人，都会用这种教义来开脱。这种行为与扎瓦希里和本·拉登的所作所为其实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规模上要小得多。“塔克费尔”这种武器，可能在任何执有者的手中爆炸。

扎瓦希里安排阿里·穆罕默德为本·拉登训练保镖，并确保埃及人在这些保镖中占大多数——他在这个沙特人周围布下的影响之索越收越紧。本·拉登则沮丧地意识到，他在苏丹的闲暇生活已到了尽头。尼罗河边的野餐，想着心事漫步走向清真寺、星期五的赛马——这一切都成了过去。他现在出行时得带上车队，而且总是拿着一支卡利科夫AK-74步枪——那是他当年在战场上得到的奖励。

本·拉登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虽说对孩子很严厉，他对几位以职业为重的妻子却出人意料地宽容。身为儿童心理学教授的乌姆·哈姆扎和教阿拉伯语语法的乌姆·哈立德婚后都继续在大学里工作[26]，搬到苏丹的那几年她们就往返于苏丹和沙特两地之间。乌姆·哈姆扎住在喀土穆别墅的底层，还给当地的妇女讲授伊斯兰教义。

但是，对乌姆·阿卜杜拉而言，喀土穆的生活就没这么让人满意了。她的两个儿子阿卜杜拉和奥马尔对父亲强加给他们的贫苦和危险心怀怨恨。她还得一直照顾弱智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如今几大家人都挤在一起，拉赫曼发起脾气来就更叫人难办了。

第四个妻子乌姆·阿里提出了离婚。这在本·拉登的预料之中。“从一开始我们的关系就不是很好，”[27]他曾向贾迈勒·哈利法坦白。奥萨玛和贾迈勒在大学期间就决定施行一夫多妻制，他们当时立誓永不主动提出离婚，以免破坏自己的道德准则。本·拉登不愿像父亲那样娶十几个妻子，而是希望能对四位妻子平等相待。但是，这意味着他必须耐心等待乌姆·阿里自己提出离婚的要求，并且忘掉多年来的不快经历。

按照伊斯兰教法，离婚时不到7岁的孩子归母亲；如果年纪超过7岁，女孩归父亲。7岁以上的男孩可以自己决定跟哪一位家长。他们最大的孩子阿里那年8岁，他要和母亲在一起。乌姆·阿里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麦加的娘家。两个女儿长大后也一直跟着她。

本·拉登很珍视忠诚；实际上，他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曾正式向他宣誓效忠。他就像一个封建领主，掌握着数百人的命运。在此之前，他的领地之中几乎从未有过背叛这回事。家里的几个亲人突然弃他而去，这对自视为伊斯兰家庭价值典范的本·拉登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强加于儿辈的斯巴达式道德，让几个孩子与他反目。不过，他还是愿意放手让他们离开。

本·拉登也很怀念故乡。母亲和其他家人他只见过几次，而且都是因为沙特王室派他们去了喀土穆，命令他回到王国。本·拉登一再的不忠表现把法赫德国王气得发疯。阿尔及利亚和也门愤然对沙特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制止这个在两国挑起叛乱的祸害分子。不过，最终迫使沙特王国作出选择的则是埃及[28]：他要么就继续纵容本·拉登这个浪子，要么就和强大的盟国埃及保持良好关系。埃及人受够了从苏丹蔓延而来的暴力事件，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抗议，称本·拉登是幕后的主谋。最后，法赫德国王于1994年3月5日亲自作出决定，剥夺了本·拉登的沙特公民权[29]。

沙特阿拉伯是个关系紧密的国家，国内的各大家族和部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一个沙特人如果被逐出王国，就等于是被赶出了这种对于每个沙特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复杂关系。公民权在沙特是严加控制的，极少授予外国人；而来自也门的本·拉登家族全都加入了沙特社会，这表明他们的地位十分尊贵，同时也很脆弱。国王剥夺本·拉登的公民权之后，他的长兄贝克尔·本·拉登立即公开对他提出谴责，家族从此将他抛弃。许多沙特人都认为，本·拉登彻底走向激进就是在国王宣布决定的那一刻。一名使者来到苏丹向本·拉登正式通告此事，并要他交出护照。本·拉登把护照扔给了他。“既然你们觉得这东西能左右我，那就拿去吧！”[30]他宣称。

愤愤不平、心怀怨望的本·拉登让他的代表在伦敦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他曾打算自己向英国寻求政治避难[31]，但英国国内安全部一听说此事就立即禁止他入境。）这个办事处名为“咨询与改革委员会”，由一个叫哈立德·法瓦兹的沙特人和圣战组织的两名埃及成员经管。他们向数以百计的沙特显贵发去传真。一众显贵看到本·拉登在传真中公然谴责王室的腐败行为，以及王室成员与宗教权威之间种种见不得人的交易，都大为震惊。当时沙特国内要求改革的情绪已十分激烈，这些传真更是掀起一片哗然。本·拉登发表了一封致沙特“乌莱玛”领导人本·巴兹谢赫的公开信，指责他发布的圣令使得王室能够将美军留在圣地，并拘捕持异见的伊斯兰学者。

“让这家伙老实点儿，”沙特国王向图尔基王子下令。有人考虑过暗杀计划，但沙特人要做杀手还不够精明，图尔基也无意采取这种过于冒险的举动。王国采取了另一个手段：内务部命令本·拉登家族切断对他的经济支持，于是家族就收回了本·拉登在公司的股份——价值大约700万美元[32]。这种行动虽然可想而知，但还是让本·拉登猝不及防。他得依靠家族公司每月支付的津贴来生活[33]——实际上，这是他惟一的真正收入来源。

他的商业生涯可谓一败涂地。来到苏丹之后他就四处花钱[34]：苏丹粮食出现短缺，领救济的人排成了长队，他就把硬通货借贷给政府去买小麦；他帮助苏丹建设电台和电视台的设施；碰到政府资金紧张，他偶尔还会替苏丹进口的石油付账。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国家，本·拉登并不算多的财富几乎成了第二经济。但是，他对经营自己的公司或监督投资情况却毫不关心。虽然他有一间配了传真机和电脑的办公室，却很少呆在那儿，而是宁愿在白天鼓捣自己的那些农业项目，到了晚上则办聚会招待显贵与圣战者。

他把大把的钱扔进了知之甚少的商业计划之中。他当时的兴趣包括碎石机械[35]、杀虫剂、制皂、皮革鞣制——共有十多个互不相干的领域。他用基地组织不同成员的名字，在喀土穆、伦敦、马来西亚、香港和迪拜的多家银行开设账户，这样一来情报机构就难以追踪资金流向，可这些账户他自己也几乎无法管理。他常会随随便便地投入项目之中，根本不经仔细考虑。有一次，他的一名助理认为从阿塞拜疆进口廉价自行车是明智的投资手段，可是在苏丹根本就没人骑自行车；不过，这事情办起来很简单——助理找到基地组织的三个经理签了一份表格，于是本·拉登就进入了自行车业界。

这些天差地别的业务，乱七八糟地集中在多家公司实体之下。从一开始，为本·拉登打理商业利益的人就意识到将来会有麻烦。1992年贾迈勒·法德勒和阿布·里达·苏里与本·拉登会谈的时候，就问他是否有必要通过开公司来赚钱。“苏丹的商业状况很不好，”[36]他们警告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50％，苏丹货币与美元的比价一跌再跌，所有的投资项目都受到了影响。“我们的目标可不仅仅是经商，”本·拉登随口答道——这一句话就否定了所有负责任的管理措施。来自沙特的津贴突然中止之后，本·拉登就不得不面对一长串赤字和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问题。“我们有5家公司，但生意都不行，”他的主要商业顾问阿布·里达说。“这几家公司全在赔钱。以遥控方式经营公司是不行的。”

财政危机于1994年末来临。本·拉登对基地组织的成员说他不得不降低他们的工资，因为“所有的钱都赔光了。”[37]本·拉登的一个飞行员侯赛因·赫奇图有一次说他得去肯尼亚续办飞行执照，那是他在基地组织工作时花了三年学出来的；本·拉登告诉他，“算了吧。”几个月之后，赫奇图的妻子生孩子得做剖腹产，他向基地组织的出纳要500美元做手术。“根本就没钱，”那人告诉他，“我们什么都没法给你。”

突然之间，赫奇图觉得自己成了个可有可无的人。让成员们留在基地组织的同志情谊，其实都在于本·拉登所提供的经济保障。他们一直以为本·拉登是个亿万富翁[38]，是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而本·拉登也从来没有去纠正这种错误的印象。如今，本·拉登被夸大了的富有形象与新出现的贫困现实之间的反差，让组织里一些人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贾迈勒·法德勒是本·拉登最青睐、最信任的人之一，他一直对组织里偏向沙特人和埃及人的区别性工资标准心怀不满。有一次本·拉登拒绝给这位苏丹籍秘书涨工资，于是他就开始偷窃组织的资金。他利用这些钱买了几块地产，还有一辆车。在喀土穆小小的社交圈子里，法德勒的暴富很快就引起了注意。遭到质问的时候，法德勒承认他拿了11万美元。“钱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你是基地组织最优秀的成员之一，”本·拉登对他说。“如果你需要钱，就应该来找我们。”本·拉登告诉他，组织里其他一些成员要求过帮助，他们有的得到了新车，有的得到了房子。“你却没有开这个口，”本·拉登说。“你直接就去偷钱。”

法德勒乞求本·拉登宽恕他，但本·拉登说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把所有的钱补回来。”

法德勒对这个条件考虑了一番，然后就消失了。他将成为基地组织的第一个叛徒。他曾向中东地区各国（包括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兜售自己掌握的情况。1996年6月法德勒走进美国驻厄立特里亚的大使馆，最终找到了买主。他当了美国政府的证人，并拿到一笔将近100万美元的酬金[39]。在受到保护性拘留期间，他又中了新泽西州的彩票[40]。

---

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洲在流血。利比亚、安哥拉、塞拉利昂、刚果、尼日利亚、卢旺达、布隆迪和津巴布韦各地的大规模战争和国内冲突使几百万人死于非命。对本·拉登而言，战乱却是扩大基地组织影响的良机。他派阿里·穆罕默德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对美国、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目标进行侦察。之所以选择这些国家，是因为它们加入了当时仍在进行的“恢复希望”行动。

阿里·穆罕默德扮成一名游客，走遍了内罗毕街头。他考虑过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法国文化中心和英国所有的诺福克旅馆，后者是殖民时代最出色的建筑之一。以色列大使馆的建筑结构太坚固，而以色列航空设在当地一条商业街上的办事处则有严密的守卫。

相比之下，美国大使馆就成了一个可观而脆弱的目标。使馆的建筑紧邻街道，这样汽车炸弹就能靠得很近，并造成极大破坏。穆罕默德带着两架照相机——一架像游客那样挂在脖子上，还有一架奥林巴斯微型相机则拢在手里[41]。接连四五天他都会从使馆楼前走过，迅速拍下每天不同时刻的照片，并留意交通状况和警卫换班的规律。他记下闭路监控摄像机的位置，还搞清了它们的拍摄距离。他自己冲洗出拍下的照片，然后把它们混在一大沓别的照片里面，这样就不致引人注目。他制定出袭击的计划，将其保存在一台苹果PowerBook140笔记本上，然后回到喀土穆向本·拉登汇报这个方案。

“本·拉登看了美国大使馆的照片，还指出了用于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卡车应该停放的位置，”[42]穆罕默德后来作证说。但是，国际社会后来撤出了索马里，这个悲惨的国家重又陷入一片尚待平复的绝望之中，基地组织袭击内罗毕使馆的那一点苍白的借口也已不复存在。然而，袭击方案并没有被遗忘；它只是被暂时搁置了起来。

1995年，本·拉登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怀疑。他竭力维持着企业的生存，还要防止组织走向四分五裂。他再也没有精力涉猎多种爱好，但还是不愿放弃那些无钱可赚的项目；从未经历过的破产困境则让他大为气馁。他也非常怀念熟悉的环境。“我累了，”[43]他对一个追随者说。“我怀念麦地那的生活。只有真主才知道我多么思念故乡。”

那时，基地组织仍然一事无成。这个组织又是一项他极度热衷却可望不可即的事业，既无领导，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基地组织的会计、娶奥萨玛侄女为妻的迈达尼·塔伊布[44]总是敦促本·拉登与国王和解，藉此改善组织严峻的经济状况。沙特政府曾派了几个代表去喀土穆见他[45]。据本·拉登说，政府提出可以把护照和钱归还给他，条件是“我在媒体上声明国王是一位好穆斯林。”他还宣称，沙特人表示只要他放弃圣战，就给他的家人20亿里亚尔（相当于5.33亿美元）。本·拉登想坚持自己反对国王的正义立场，同时又亟须资金来维持组织的生存，这让他左右为难。本·拉登拒绝了政府的提议，塔伊布随后就叛逃了；组织成员看到他后来又在沙特阿拉伯出现，不禁大为恐慌。对于塔伊布令人震惊的脱逃行径，有些人解释说他被人施了魔法。

本·拉登也想回到故乡，但他对法赫德国王实在太憎恶，根本不可能称国王为一位“好穆斯林”。在这段时间，他曾梦见自己回到麦地那，听到了盛大庆典的声音。他从一堵土墙上望过去，看到阿卜杜拉王子驾临。“这意味着阿卜杜拉将成为国王，”[46]他告诉阿布·尼达尔。“这下人民可以放心了，他们会很高兴。如果阿卜杜拉当了国王，我就会回去。”

但阿卜杜拉仍旧是个王储。本·拉登给他写了一封措辞谨慎、意示和解的短信[47]，想探探他的口风。他了解到，只要自己立誓放弃圣战，沙特政府就欢迎他回国[48]；否则，他一回来就会被送进监狱，或遭到软禁。

本·拉登的家人听说他渴望回到故乡，就找到了他多年的老朋友、曾报道过他阿富汗历险的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卡舒吉的任务是让奥萨玛接受一次采访，并在采访中宣布放弃暴力。这将向政府传递一个极为公开的信息，表明本·拉登已接受政府的条件。

本·拉登高兴地接待了朋友。以前卡舒吉到喀土穆看过他几次。那时奥萨玛刚开始对沙特政府发动宣传攻势，卡舒吉看到他身边围满了年轻的沙特异见者。每当他想要说明什么问题，他们就会给他找来相关的剪报文章。这一次，他可没看到任何剪报。本·拉登显得闷闷不乐，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身边总是放着他那支自动步枪。他们在本·拉登屋旁的露台上吃晚饭，旁边就是花园。在场的有几个沙特人、一个苏丹人，还有伊拉克人阿布·哈耶尔。他们吃饭大约是在9点，这个时候的气温还可以让人忍受。苏丹仆人在地上铺开塑料布，然后按着沙特风格摆开米饭和羊肉做的主菜。

卡舒吉说明了他的来意，本·拉登当即以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语言谴责了在沙特国内使用暴力的行为。卡舒吉拿出了他的录音机。“你何不再正式说一遍？”他说。

“明天晚上再说吧，”本·拉登说道。

第二天，本·拉登带卡舒吉参观自己的基因实验室。他在实验室里大谈穆斯林有责任通过学习技术来改善生活，足足说了几个小时。他举例说，丹麦人就垄断了最好的香蕉品种。穆斯林为什么不能以他们那样的精细程度来专注园艺？本·拉登试图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发适合苏丹环境的高质量种子。他还谈到自己打算建造另一条大型公路。看来，他全心投入了自己的各种项目之中——愉快、满足、平和，但很想家。

吃晚饭的时候，本·拉登出人意料地吹嘘起了基地组织。他说他坚信美国人很容易就能被赶出阿拉伯半岛。他举出也门的例子。“我们在亚丁给了美国人一下子，他们就跑了，”他骄傲地说。“我们在索马里又给他们来了一下，他们又跑了。”

“奥萨玛，这很危险，”贾迈勒答道。“你简直是在宣战。你这么做，等于授权让美国人来追杀你。”

本·拉登只是微微一笑。

卡舒吉再一次拿出录音机。他的朋友再一次婉言拒绝，不肯正式表态。

接下来的那天，卡舒吉晚上最后一次来吃饭。他们又一次在露台上席地而坐。饭菜和他前两天吃的简单食物一模一样——米饭和羊肉。本·拉登吃饭时偶尔会用勺子，不过他更喜欢用右手的手指去抓，因为这叫做“逊奈”（Sunna），是先知吃饭的习惯。他满怀激情地说起自己多么想念麦地那，多么盼望回到那儿安顿下来。卡舒吉回应说，他只需把私下里说过的话——放弃使用武力——正式声明一遍就行了。

就在那时，有人走到本·拉登跟前和他耳语了几句。奥萨玛站起身，走进了花园。卡舒吉能看到阴影中两三个埃及口音的人在悄声跟他说话。5分钟之后，本·拉登回到席间，卡舒吉又提出了刚才的问题。

“我这么说又能得到什么呢？”本·拉登问道。

卡舒吉吃了一惊。奥萨玛以前做事从来不会像政客那样，为个人的好处讨价还价。“我不知道，”卡舒吉承认。“我不是代表政府来的。你好歹说点东西，把僵局打破嘛！也许会引起积极的回应。别忘了，你可是说过王国不少坏话。”

本·拉登微微一笑。“是啊，但这样的行动得好好算计才行。”他挑明了几条可能的交换条件：沙特政府应赦免他的所有过错，并给出美军完全撤出阿拉伯半岛的时间表。

卡舒吉感觉他的朋友已无法把握现实状况。本·拉登开始谈起苏丹的好处，说这里有绝佳的投资机会。他向卡舒吉问起两人都认识的几个朋友，还说他们应该来苏丹考察发展农业的前景。他很乐意带他们四处转一转。

“奥萨玛，现在所有的沙特人都不敢在公开场合和你在一起，他们害怕被人看见，”贾迈勒说。“这你还不明白吗？”

本·拉登只是微微一笑，那笑容还是卡舒吉熟悉的老样子。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他如今的样子，在沙特同胞眼中是怎样的一种形象。

气恼非常的卡舒吉对本·拉登说他明天就走。如果奥萨玛想接受采访，可以打电话到希尔顿酒店找他。

本·拉登始终没打电话。

[1] 休班德，《先知的战士：为伊斯兰而战》，第36页。

[2]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136页。

[3] 对哈萨布拉·厄梅尔的采访。侯赛因·赫奇图的证言称，基地组织只有几个战士被派往索马里，因为他们肤色较黑，可以扮成当地人。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基地组织参与索马里事件的程度至今仍不明确。联邦调查局重点调查索马里问题的玛丽·德博拉·多兰在信中告诉我：“我觉得基地组织肯定在索马里起了作用，而且我认为该组织与1993年10月美国游骑兵被杀有关——即便他们不是亲手扣动扳机的人（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除非能找到真正的开枪者，或是当时在场的人），我还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他们，此事就不会发生。”

[4]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二），2005年3月24日。

[5] 泰西尔·阿鲁尼对奥萨玛·本·拉登的采访，半岛电视台，2001年10月。

[6]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7]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8] 维克托洛维茨，“新的全球性威胁：跨国沙拉夫运动与圣战”。

[9]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10] 埃文·科尔曼，“阿富汗阿拉伯人的遗产：个案研究”（国际政治优秀论文，乔治敦大学，2001年）。

[11]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12] 凯普尔，《圣战：政治伊斯兰之路》，第254页。

[13]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14] 对杰克·克卢南和马克·罗西尼的采访。

[15]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即阿布·里达·苏里——（据说他曾为本·拉登购买“铀”）称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他的说法得到了当时在沙特情报部门工作的哈萨布拉·厄梅尔的支持。他们两人都说喀土穆有过类似的谣言和诈骗活动，法德勒的证言可能就是据此编造的。

[16] 与罗伊·施维特斯的个人通信。

[17] 红色氧化汞（mercuric oxide/ red mercury）与朱砂（cinnabar）并不相同，后者的主要成分为硫化汞（HgS），作者此处可能有误。——译者

[18]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125页。

[19] 这次谋刺的具体情况来自穆罕默德·易卜拉辛·纳奇德，“首次企图刺杀本·拉登者是一名在黎巴嫩受训的利比亚人”，《生活日报》，2001年11月18日；易卜拉辛·哈桑·阿迪，“《祖国报》明确了基地组织头目身在苏丹的时间”，《祖国报》，2001年10月25日；“奥萨玛·本·拉登：在欧洲生活的穆斯林都是‘卡非尔’”，《鲁兹·优素福》周刊，1996年12月9日；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三），2005年3月21日；以及对伊萨姆·图拉比、萨迪克·迈赫迪、哈萨布拉·厄梅尔和哈立德·优素福的采访。有几个消息来源称本·拉登实际上曾两度遇刺，而且有人说两次行动相隔几个星期之久。但这类说法其实源于本·拉登本人。他把自己遇刺前夜清真寺的枪击事件也算作刺杀行动。

[20]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关于本·拉登儿子阿卜杜拉的某些具体情况来自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三），2005年3月21日。

[21] “奥萨玛·本·拉登：在欧洲生活的穆斯林都是‘卡非尔’”，《鲁兹·优素福》周刊，1996年12月9日。

[22] 同上。

[23] 赖特，“本·拉登背后的人”。

[24]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

[25] 对迈克尔·朔伊尔的采访。

[26] 对苏丹匿名消息来源的采访。

[27]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28]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29] 对赛义德·巴兹卜的采访。

[30]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31] 丹尼尔·麦格罗里，“奥萨玛·本·拉登寻求政治避难的那一天——在英国”，《时代》周刊，2005年9月29日。

[32] 对本·拉登家族发言人的采访。

[33]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34] 对哈萨布拉·厄梅尔的采访。

[35] 本杰明·韦泽，“前任助手称有人密谋刺杀本·拉登”，《纽约时报》，2001年2月21日。

[36]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对穆罕默德·罗伊·拜兹德的采访。

[37] 侯赛因·赫奇图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38] 贾迈勒·法德勒的证词，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39] 同前。实际金额为证人保护计划的795，200.49美元，以及联邦调查局的151047.02美元。这并不包括首先讯问法德勒的中央情报局可能支付给他的钱。

[40]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41]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42] 申诉，美国诉阿里·穆罕默德一案。

[43] 哈辛·班延，“最年长的一名阿富汗阿拉伯人向《中东日报》讲述自己的事业，这一事业最终让他在沙特阿拉伯锒铛入狱”，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中东日报》，2001年11月25日。

[44] 对贾迈勒·哈利法的采访。

[45]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146页。

[46] 对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的采访。

[47]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

[48]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第十一章 黑暗王子

1995年2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白宫负责协调全国反恐怖行动的理查德·A·克拉克去了自己的办公室，查看周末发来的情报电文。其中一份报告提到，有人在伊斯兰堡发现两年前涉嫌幕后策划世贸中心爆炸案的拉米兹·优素福。克拉克立即给联邦调查局总部打电话，不过根据他的经验星期天那儿几乎就没有人。一个男的接了电话，声音听来不熟。“我是奥尼尔，”[1]他嘟囔着说。

“你是谁？”克拉克问道。

“我是约翰·奥尼尔，”那男人回答。“你他妈又是谁？”

奥尼尔刚刚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反恐分部的主管。他原来在调查局的芝加哥办事处，现在被调到华盛顿。开了一整夜车之后，星期天早晨他连行李都没放就直接去了总部。偌大的J·埃德加·胡佛大楼里除了保安之外就只有奥尼尔一个人，而他正式到这里上班本该是下周二。克拉克通知他，联邦调查局通缉的头号恐怖分子拉米兹·优素福在9000英里之外碰响了警报。这一来，奥尼尔就得负责集合一队人马把嫌疑犯带回纽约；1993年，优素福在纽约被控策划世贸中心爆炸案，还密谋炸毁美国的班机。

奥尼尔穿过空荡荡的走廊，打开战略信息与行动指挥中心（简称SIOC）的房门。这间屋子没有窗户，用于和白宫、国防部以及联邦调查局的其他分支机构进行保密视频会议。它是调查局的神经中枢，只在紧急情况下开放。奥尼尔开始打电话。接下来的三天，他都没离开过总部大楼。

按照调查局的说法，“转移”[2]行动指的是合法地绑架身在外国的嫌疑犯，其过程既复杂又费时，往往要提前几个月准备。奥尼尔得找架飞机把嫌疑犯送回国内。由于调查局悬赏200万美元捉拿优素福，关于他身在何处的假报告满天飞，奥尼尔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确保自己找到了正主。奥尼尔还必须有一位指纹专家，以确定嫌犯是优素福本人无疑。万一优素福受了伤，或患有某种他们所不知道的疾病，奥尼尔还需要一名医生来照顾他。他必须敦促国防部与巴基斯坦政府联系，征得对方同意，允许美方立即进行抓捕行动。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请求嫌犯所在的国家先将其扣留，等两国签好引渡文件联邦调查局就可以正式进行拘捕。当时这样做已经来不及了。再过几个钟头，优素福就要乘长途汽车去白沙瓦。除非迅速将他逮捕，否则他很快就会穿过开伯尔山口进入阿富汗，再也抓不着。

指挥中心的屋子里渐渐聚满了探员。他们有的一身周末便装，有的则为做礼拜穿得仪表堂堂。纽约办事处的一个分队飞到了总部；如果优素福被抓获，就由他们负责正式逮捕，因为嫌犯是在他们的管区被起诉的。

对屋子里的许多探员来说，奥尼尔都是张新面孔。毫无疑问，他们突然要听一个从没见过的人发号施令，这感觉肯定有些奇怪。但大部分人都听说过他。在喜欢韬光养晦的调查局圈子里，奥尼尔这个家伙可是令人难忘。他肤色微黑，相貌英俊，梳着背头，一双黑眼睛闪闪发亮，下巴长得又宽又圆；他说起话来很粗鲁，带着一副招来许多人模仿的新泽西口音。奥尼尔在J·埃德加·胡佛的时代就加入了调查局，而他的局内生涯自始至终都带有那些从底层干起的老派调查员的作风。他戴一只宽宽的粉色戒指，脚踝处的枪套里别着一支9毫米自动手枪。他爱喝芝华士威士忌，加水，放一片柠檬，再来上一根上好的雪茄。他行为粗率、举止鄙俗，不过指甲却修剪得干干净净。他身上穿的衣服总是无可挑剔，甚至讲究得有点过头：黑色的双排扣西服、半透明的黑袜子，锃亮的便鞋简直和芭蕾舞鞋一样柔韧——照他一位同事的评价，“一身夜店行头。”[3]

小时候，奥尼尔在电视系列剧《FBI》里看到小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主演的刘易斯·厄斯金督察，从那时起他就想到调查局工作。刚从大西洋城的高中毕业，他就在调查局找了一份指纹录入员的工作，并靠着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当讲解员挣来的钱读完了美国大学的本科，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医学硕士课程。1976年他当上了调查局巴尔的摩办事处的全职特工，1991年又被任命为芝加哥办事处副指挥。从在芝加哥工作的时候起，各种外号就跟上了他——撒旦、黑暗王子——形容他没完没了地拼命工作、整夜不睡觉，而且常常让与他共事的人心生畏惧。时间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他总是把办公室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仿佛生活在永恒的黑夜之中。

奥尼尔在战略信息与行动指挥中心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两边耳朵上各贴着一部电话；他在一条线上协调“转移”小组的行动，在另一条线上安排空军运人的飞机。由于巴基斯坦不允许美国军用飞机在其领土降落，奥尼尔下令空军把喷气机漆成民航飞机的颜色——马上就漆[4]！他还提出了另一项要求：如果抓到优素福，送他回美国的飞机必须在空中加油；他担心飞机要是中途在另一个国家降落，优素福可能会提出政治避难。奥尼尔布置行动时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职权，但他生来就是一副不计后果、飞扬跋扈的性格。（后来五角大楼寄给他一张1200万美元的账单[5]，是空中加油和喷漆的费用。这张账单一直也没付。）

发现优素福的消息传开后，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来到了战略信息与行动指挥中心。这个房间里开展过许多至关重要的行动，但如此紧迫而复杂的行动还是第一次。“转移”这个措施最近才借助一项行政命令而得以实施。此项命令将联邦调查局的权限延伸到美国境外，从而将其转变为一个国际警察机构；但在实际操作上，调查局仍处于摸索阶段——不仅要摸索如何在国外环境下开展行动，还要摸索如何在美国政府的诸多驻外机构之中开出一条路来——对付这些机构不是得压，就是得哄。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往往需要进行冗长的协商。但当时已经没有谈判的功夫了。如果优素福逃走，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会设法实施炸毁美国航班的计划，甚至像他以前计划的那样，把飞机撞向中央情报局总部。

奥尼尔把“转移”小队送上了飞机，但他还需要布置一支抓捕队伍。联邦调查局当时在巴基斯坦只有一个特工可以勉力参与此事。奥尼尔从禁毒署和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找到了几个也在巴基斯坦的特工。他们又招募了几名巴基斯坦士兵，迅速前往优素福住的汽车旅馆，要在他上车前将其抓获。

2月7日巴基斯坦时间上午9点30分，特工们摸进伊斯兰堡的苏卡萨旅店[6]，敲响了16号房间的门。睡眼惺忪的优素福刚一开门就被摁倒在地，铐上手铐。片刻之后消息传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特工们一片欢腾。

在战略信息与行动指挥中心的那三天，约翰·奥尼尔步入了人生的第43个年头。他终于把行李搬到了自己新的住处。那是在星期二，他正式上班的第一天。

在华盛顿，奥尼尔成了一个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小组的成员。这个关系紧密的群体以迪克·克拉克[7]为核心。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各联邦机构组成了一张大网，克拉克就好比是坐镇中央的蜘蛛。任何触动这张大网的事件，最终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协同反恐行动的第一人——这个职位其实就是他依靠自己强大的人格力量创造出来的。以他为核心的内部圈子被称为“反恐安全小组”（CSG），成员大都来自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防部、司法部和国务院的上层机构。他们每周在白宫情况室碰头。

联邦调查局向来是反恐安全小组中比较麻烦的一个成员。调查局的代表通常口风都很紧，而且不愿意帮忙；无论是否碰到了真正的犯罪案件，他们都会把一切情报当作潜在的证据来处理，唯恐其法律效力遭到损害。奥尼尔与他们不同。他会和其他机构里的同僚交朋友，而不是用官僚主义那一套来阻挡推搪。以克拉克的经验，联邦执法部门的官员大多既愚蠢又迟钝。等这些人升到上层管理者的职位，他们这辈子能拿的薪水也已经到顶，一个个都数着日子只等退休了。在这一派死气沉沉的背景之中，奥尼尔跃然而出——他极富领袖魅力，擅长随机应变，说起话来直言不讳，而且是个复杂得颇有几分神秘的人物。

克拉克和奥尼尔搞起内部斗争来同样无情，而且都容易与人结仇。但他们也在对方身上看到了可以为己所用的特点。克拉克一直在培养重要的盟友，他们能保护他不受政府人事变动的影响，并向他提供内幕信息。在政府呆了20多年之后——始于1973年在五角大楼当管理实习生的时候——克拉克的门徒已遍布国会山。他非常聪明，但性情孤僻，一个人住在弗吉尼亚阿灵顿一座装有蓝色护墙楔形板的房子里，门廊前种满了杜鹃花，二楼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他说话时总是一副强调和宣告式的口气，根本不容置辩。野心勃勃、性情急躁的克拉克总是呆在老行政楼三楼他那间俯瞰白宫西厅的办公室，几乎没时间去过自己的生活。很少有人能被他视为对手。克拉克玩起政治游戏来罕有其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想与他竞争的官僚挤到一边。

虽然克拉克精明强干，令人生畏，但他并不擅长社交；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常会把对方看得太透。他的头发微微发红——现在已经变白了，笑起来就像个超现实主义者一样，既不自然也不合时宜。克拉克发现奥尼尔和他一样深为恐怖主义的威胁所困扰，而当时华盛顿还没有多少人把恐怖主义视为一种威胁。他们俩都出身低微，好不容易才挣脱了命运的束缚，因此心中都怀有那种无特权可言的局外人的怨恨之情。奥尼尔身上还带着一丝泽西街头的气息，而父母分别是工厂工人和护士的克拉克很看重这一点。而奥尼尔和克拉克一样，也能看穿政治舞台上的种种滑稽剧。

他们两人为多年来在官场之争中斗得不可开交的各个情报机构建立了明确的职责分工。1995年，他们的努力促使总统发布政令，规定无论世界何处存在威胁美国人或美国利益的恐怖主义行动，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与防范两方面都拥有最高权威。当年4月俄克拉何马城发生爆炸事件后，奥尼尔组建了一个独立的国内反恐分部，并致力于重组和扩展负责国外的分支。他不顾自己的办事处与中情局反恐中心的共同抵制，在两个部门之间组织了代表互换。

对那些符合他要求——绝对忠诚——的年轻特工而言，奥尼尔成了一个家族顾问式的人物。在调查局各部门的领地之中，奥尼尔称得上是一位强有力的恩主。他会用胳臂揽住自己的雇员，说他爱他们；这种爱的具体表示，就是如果任何一位下属碰到了健康问题或是经济困难，他都会想方设法地去帮助。另一方面，要是有谁没能达到他的期望，奥尼尔也会变得很严酷——不仅是对下级，对上司也是如此。许多起初憎恨他的人都成了他最忠诚的追随者；直到现在，他们在调查局里还自称“约翰的人”[8]。其他人则闭上嘴巴，闪到一旁。那些极力想跟上他步伐的人往往会发现自己在考虑一个问题：我还愿意牺牲什么？婚姻、家庭、私人生活，一切的一切——除了调查局。而这些东西，都是奥尼尔早已作出的牺牲。

奥尼尔在联邦调查局任职期间，恰逢犯罪活动与执法行为走向国际化。联邦调查局从1984年起开始行使其权限，调查针对境外美国人的犯罪活动，但由于和国外警察机构缺乏沟通，这些工作受到了阻碍。奥尼尔但凡碰到进入自己领域的外国警察或情报人员，都会把他们好好招待一番。他称这是自己的“夜间工作。”在克拉克看来，奥尼尔就像一个爱尔兰裔的选区头儿，借助相互交织的友谊、人情和义务控制着局面。他总在打电话，不是给别人帮忙，就是奉承联络人，创造出为调查局国际工作提供便利的人际关系网。几年之内，奥尼尔就成了全世界可能最广为人知的警察。他还将成为最理解奥萨玛·本·拉登目标的人。

美国司法部门或情报机构之中没什么人（包括奥尼尔在内）对伊斯兰有切身经历，也很少有人理解究竟是何种怨恨致使他们对世贸中心发动袭击，并策划其他针对美国的阴谋。实际上，在一个像美国这样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出身的范畴却窄得令人吃惊。主管调查局的人多是爱尔兰或意大利裔的天主教徒。局内许多特工（尤其是高层人员）的背景几乎单调得如出一辙，和奥尼尔也很相似——都来自泽西、费城或波士顿等地。他们彼此以亲切的名字相称——汤米、丹尼、米基[9]——全是从小当祭坛助手或为圣十字会打曲棍球时喊出来的名字。他们都非常爱国，自孩提时代起接受的训导就是不要去质疑等级制度。

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文化形成于该局和黑手党斗争的几十年间。这一犯罪组织创建者的出身与局内人员的背景极为相似。调查局在那时很了解自己的敌人，但对于如今出现的这种新威胁却知之甚少。伊斯兰激进分子出身的国家不要说没几个特工去过，连听说的人都很少。他们所说的语言在局里只有少数几个人懂。就连把嫌疑犯或消息提供者拗口的名字念出来都是个挑战。在那个时候，他们很难相信这些离自己如此遥远、来自陌生国度的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调查局里有一种感觉：这些人既然和我们不一样，因此也就不是什么令人瞩目的敌手。

就任新职位的奥尼尔很快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之处——他认识到恐怖主义的性质已发生改变；它已经走向国际，而且变得杀戮成性。就在不久前，美国的恐怖活动大多还源自国内，制造事件者多为三K党、黑豹党、犹太保卫联盟等地下组织。调查局也曾在美国领土上遭遇国外的恐怖势力，其中以民族解放武装力量最为著名。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这个来自波多黎各的独立组织在美国进行了约150起恐怖行动。但这些袭击事件所造成的死亡大多是意外，起码也不是行动的主要目的。奥尼尔意识到（赞同他看法的人很少），伊斯兰激进分子对恐怖主义的设想更为宏大、更富戏剧性，而大规模谋杀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是最早认识到他们具有巨大野心、并在美国内部积极活动的人之一。奥尼尔发现，操纵这一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人是一个藏身苏丹的沙特异见者，他的梦想是摧毁美国与西方世界。担任调查局反恐主管没多久，奥尼尔对本·拉登的关注就上升到着迷的程度，连同事们都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

奥尼尔与本·拉登之间隔着好几重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他竭力想通过映照出人性的黑暗之镜来认识这个新的敌人。奥尼尔和本·拉登两人虽然截然不同，但却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两个人同样野心勃勃、富于想象力、严酷无情，而且都急于毁掉对方及其代表的一切。

在镜子的另一边，本·拉登眼中的美国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国家，甚至不只是一个超级大国。他把美国视为一支全球远征军的先锋队，它身后是由基督徒和犹太人组成的大军。也许本·拉登并没有读过1993年塞缪尔·P·亨廷顿那篇关于“文明冲突”的论文，不过他还是攫取了这一概念，并且在后来的采访中加以借用，称自己的责任就在于促使冲突发生。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就像是漫长而平缓的波浪，而文明之间的竞争自从伊斯兰教诞生起就一直在进行。“这场战斗并不是基地组织和美国之间的战斗，”本·拉登后来解释说。“而是穆斯林与全球十字军之间的斗争。”[10]换言之，这是一场为了全人类的救赎而进行的信仰之战。

1995年8月，本·拉登与祖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一篇被他称为“坦诚宣言”的传真评论文章中，本·拉登直接抨击了法赫德国王。表面上看，此文是对一周前沙特内阁改组的回应。和王国的大多数政治事件一样，这次改组的目的在于给人以改革的表象，而实质上却没有作出任何真正的变化。在冗长的开场白中，本·拉登基于《古兰经》和伊斯兰学者的评述对国王提出法律控诉，称他为叛教变节者。这篇评论明显受到了“塔克费尔”教义的影响，不过本·拉登提出的某些理由不仅鲜为人知，而且还有点过于天真。例如，本·拉登引用了海湾合作委员会章程的第九款，这个组织是为了解决波斯湾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冲突而设立的。第九款规定，委员会将遵循其宪章、国际法律与国际规范，以及伊斯兰教法的原则。“这是对安拉宗教的莫大嘲讽！”本·拉登叹道。“你们竟然把伊斯兰教法放在最后一位！”

但是，本·拉登这篇抨击文章里提到的许多观点，都已经为许多沙特人深信不疑，而且还反映了伊斯兰革新派的看法；革新派曾以礼貌得多的请愿方式提出类似要求，结果有几位著名的宗教学者却因此被判入狱。“致信给你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你压制了人民和人民的权利，”本·拉登在开头写道，“不在于你辱没了国家的尊严，不在于你亵渎了国家的圣地，也不在于你贪污了国家的财富和资源。”本·拉登提到了海湾战争之后的经济危机、“疯狂的通货膨胀”、拥挤不堪的教室，以及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人人都能看到你那辉煌的宫殿日夜灯火通明，你怎么还敢要求人民去节约电力？”他问道。“国王啊，难道我们没有权利问你一句，那么多钱都到哪里去了？算了，你无需回答——我们都知道你的口袋里装进了多少贿赂和佣金。”

他接着又谈到美军驻留王国这一令人屈辱的问题。“仅仅是为了保住你的王位，并且让美国人保护他们自己要用的石油资源，你就昧着良心把王国变成美国士兵的殖民地，让他们肮脏的脚在我们的土地上四处践踏，”他写道。“我们决不能允许这些肮脏的、不信真主的十字军留在圣地。”

对本·拉登而言，由于国王接受了普通人制定的法律，并且容许不信真主者的军队驻留国内，这就证明他是个离经叛道者，他的统治必须被推翻。“你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两场最深重的灾难：亵渎神灵与一贫如洗，”他写道。“我们对你最好的建议是：现在就提交辞呈。”

可以想见，这样一封信给沙特人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国王就更不用说了。在一个无人能自由发表意见的社会之中，本·拉登雷鸣般的语言让他沉默的同胞深受震撼，举国为之哗然。但他并没有号召发动革命。虽然他指责几位身居高位的王子腐败无能，却没有要求人们推翻王室。除了要求国王退位，他并未对自己指出的问题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在这篇抨击文章中，本·拉登对王位的第一继承人阿卜杜拉王储刻意一字不提。虽然此文的笔调极具煽动性，文中表现出的抱负却并不过分。它表明本·拉登是一个忠诚的革新者，而且在政治观点上没有什么创见。他强烈的反叛欲望指向的是美国，而不是自己的祖国。

许多沙特人和他一样，对美军继续驻留王国心怀敌意，何况迪克·切尼保证美军会撤出沙特的承诺早已尽人皆知。表面上看，美军留在沙特是为了强制实施联合国在伊拉克上空规定的禁飞区。但到了1992年，尤其是1993年，海湾地区已达成了许多新的基地协议[11]，美国人完全可以撤出沙特而不致影响其任务的执行。但是，沙特的基地既方便又有良好的设施，而且当时撤离的必要性并不迫切。

本·拉登辱骂国王的信发表一周之后，纳伊夫王子宣布要处决阿卜杜拉·胡达伊夫。胡达伊夫是阿富汗阿拉伯军团的一员，并没有被判处死刑；他朝一名安全部队官员（据称曾是个刑讯者）的脸上泼酸液，因此被处以20年徒刑。沙特家族当时的顾问是埃及的前内务部长[12]，此人曾对本国的异见者进行残酷镇压。沙特王国的人普遍感觉反抗政府的代价变得更高了，而迅速处决胡达伊夫是在向本·拉登及其追随者传递讯息。胡达伊夫的阿富汗阿拉伯兄弟则要求向政府复仇。

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区的泰来廷街上，设有沙特国民卫队的一个通讯中心，正对着街对面的“牛排屋”餐馆。国民卫队的任务是保卫王室、维持稳定。这两个目标对美国也很重要，因此两国达成了一个协议：美国陆军将与维纳尔公司（美国的一家国防承包商）共同培训国民卫队，指导他们对沙特公民进行监控与侦察。

1995年11月13日中午刚过，在沙特王国生活了三年的工程师艾伯特·M·布利克利上校从中心出来，朝自己停在外面的汽车走去。突然，一阵灼热的气浪猛然把他掀到几英尺开外。布利克利好不容易爬起身，看到一排汽车都着了火，包括他那辆炸得只剩下残骸的雪佛兰。“我的车怎么会爆炸？”[13]他觉得很奇怪。“车里哪来的炸弹？”

袭击者把一辆装有100磅塞姆丁塑性炸药的厢型车停在了通讯中心的三层楼房外面。现在房子已被炸塌，还在燃烧。布利克利一瘸一拐地走进废墟中。他的脖子在流血，耳朵被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嗡嗡作响。快餐厅里躺着三个人，他们给一面混凝土墙砸死了。另有4人死亡，60人受伤。死者之中有5个美国人。

袭击发生后，沙特政府围捕了一批阿富汗阿拉伯人，并严刑拷问出其中4人的口供[14]。4名嫌疑犯中有三人曾在阿富汗作战，另一个人也在波斯尼亚打过仗。据称这几个人的头儿是穆斯利赫·沙姆拉尼，他曾在基地组织设于阿富汗的法鲁克营地[15]受训。4名袭击者在沙特电视台上宣读了几乎一字不差的认罪供述[16]，承认自己受到了本·拉登等著名异见者言论的影响。随后，他们被带到一个广场斩首示众。

虽然本·拉登从未公开承认自己下令发动了这次袭击，或是训练过袭击者，他还是把这几个人称为“英雄”[17]，并暗示他们的行动是在响应他针对美国占领军的圣令[18]。“他们把祖国额头上耻辱与臣服的标志扯了下来，”他说。他指出，驻留沙特王国的美军人数因袭击而有所减少——这又证明了他对美国的软弱性的分析。

由于袭击者被迅速处决，想要弄清基地组织与他们之间究竟有何种关系也不可能了。本·拉登本人曾私下向《阿拉伯圣城报》的编辑承认，由于沙特政府没有回应他对美军驻留阿拉伯土地的抗议，他就起用了一个由阿富汗圣战老兵组成的潜伏小组。约翰·奥尼尔则怀疑被处决的几个人与袭击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他派出了几位特工，试图对嫌疑犯进行讯问；但还没等美国人和他们谈上话，这些人就被处决了。无论基地组织与这次袭击究竟有没有关联，图尔基王子后来还是把国民卫队遭炸弹袭击的事件称为本·拉登的“第一次恐怖打击”[19]。

[1] 对理查德·A·克拉克的采访。

[2] “9·11”事件之后，“转移”行动（rendtion）尤指将犯罪嫌疑人绑架并转送到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秘密审讯或拷问，亦称“非常转移”（extraordinary rendition）。——译者

[3] 对史蒂文·西蒙的采访。

[4] 对保罗·E·布西克将军的采访。

[5] 纳夫塔利，《盲点：美国反恐秘史》，第242页。

[6] 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104页。

[7] 即理查德·A·克拉克。——译者

[8] 对马克·罗西尼的采访。

[9] 分别是“汤姆”、“丹尼尔”和“迈克”的昵称。——译者

[10] 泰西尔·阿鲁尼对奥萨玛·本·拉登的采访，半岛电视台，2001年10月。

[11] 对理查德·A·克拉克的采访。

[12] 阿兰·格里什，《审查制度索引》，www.geocities.com/saudhouse_p/endofan.htm，1996年4月。

[13] 凯文·丹尼希，“一位科德角男士回顾自己在沙特阿拉伯恐怖分子炸弹袭击中侥幸脱险的经历”，《科德角时报》，2001年10月25日。

[14] 耶利乔所著的《沙特档案：人物、权力，政治》一书生动地描述了1995年炸弹爆炸事件之后阿富汗阿拉伯人遭到围捕与拷打的情况，见第136—140页。

[15] 科尔曼，《基地组织在欧洲的圣战：阿富汗-波斯尼亚网络》，第158页。

[16] 泰特尔鲍姆，《假作虔诚：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反对派》，第76页。

[17]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141页。

[18] 萨拉赫·纳吉姆和贾迈勒·伊斯梅尔，“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的毁灭”，半岛电视台，1999年6月10日。

[19] 图尔基·费萨尔王子在西顿霍尔大学的讲话，2003年10月14日。

第十二章 间谍男孩

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身材矮胖，脖子短得几乎没有，饱满的下嘴唇一讲话就会噘出来，脸颊丰满，眼皮特别厚，就像是一个还没完全捏好的粘土人形。1995年他已经有67岁，但一头鬈发仍然染得又黑又亮，而开罗街头告示牌上的他还保持着20年以前的形象——永恒不变，这就是他治国之道最显著的特征。安瓦尔·萨达特在检阅台上被刺之际，穆巴拉克就站在他的身边；而穆巴拉克接任总统时宣布的紧急状态，直到14年后仍未解除。就任早期他曾试图使政治进程自由化，但这番努力先是碰上了穆斯林兄弟会的胜利，继而又在90年代遭遇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恐怖活动。穆巴拉克的表现与叛乱分子一样无情，不过那时的暴力行动还没有发展到最高峰。

1995年4月，埃及情报部门获悉扎瓦希里在喀土穆主持了一次圣战组织的会议，与会的还有对手伊斯兰组织的重要成员[1]——这是个令人担忧的状况。报告称这两个组织准备联手在埃及重新开展恐怖活动，而且还得到了苏丹政府的帮助——苏丹为它们提供武器和假造的文件。至于它们准备如何行动、在哪里行动，当时还没有任何消息。

哈桑·图拉比的宏大伊斯兰革命遇到了阻碍，无法扩展到苏丹以外的地区。埃及当然是最终的目标，但穆巴拉克把国家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扎瓦希里与其他密谋者认为，如果除掉穆巴拉克就会造成权力真空，从而使非主流的伊斯兰力量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中掌握大权。

6月26日，穆巴拉克将要飞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参加非洲统一组织的会议。这个机会埃及的激进主义者已经等待了一年多；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在亚的斯亚贝巴安插了执行刺杀行动的组员。有的组员还娶了当地的女子[2]，表面上已融入社区之中。

为配合伊斯兰组织的刺客，苏丹情报部门将武器偷偷运入该国驻埃塞俄比亚的使馆[3]。刺杀行动的领导者、埃及人穆斯塔法·哈姆扎是基地组织的资深成员，也是伊斯兰组织军事机构的指挥官。在喀土穆以北的一个农场，扎瓦希里对将要执行暗杀计划的9名恐怖分子做了一番动员[4]，然后就前往埃塞俄比亚查看刺杀地点。

他们计划在通往机场的路上安排两辆车——这是进入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惟一路线[5]。等穆巴拉克的豪华座车开近第一辆车，刺客们就会用自动武器和火箭弹发起攻击。如果穆巴拉克逃过第一道伏击，前面还有第二辆车在等着他。

穆巴拉克的飞机提前一小时抵达机场[6]，不过为他调动车队、集合保镖又拖延了一点时间，足以让刺客们就位。豪华坐车出现了，枪手们纷纷开火，但火箭弹的发射器却出了故障[7]。穆巴拉克的两名埃塞俄比亚保镖在交火中丧生，还有5名袭击者被打死。穆巴拉克也许是自己救了自己的命——他命令司机掉头返回机场[8]，因而躲开了第二道埋伏。

三名刺客被抓获，还有一人逃回了苏丹。

埃塞俄比亚警方很快就弄清了刺杀计划，还揭露出苏丹政府也参与其中。这次一败涂地的刺杀行动促使联合国一致通过决议，对苏丹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苏丹代表虽然否认了这些指控，但形势本来就对该国代表团不利；仅仅在两年之前，苏丹就曾卷入炸毁联合国总部的密谋，那是盲人谢赫摧毁纽约标志性建筑的计划之一。国际社会已经受够了图拉比的革命，但他竟然还有本事把局面搞得更糟——他对谋刺穆巴拉克的行动大加赞扬。“先知摩西的子孙们，穆斯林们，都起来反对他吧，打乱他的计划，让他滚回自己的国家，”[9]他说。至于他个人和埃及总统未来的关系，图拉比则说：“我发现这个人的思维与看法都远远在我之下，而且太愚蠢——连我的这些宣言都听不懂。”

所有人都知道，这必将招致惩罚。

从开罗的贫民窟，到上尼罗河土壁泥墙的村庄，穆巴拉克的安全部队为扑灭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势力在埃及四处活动。房屋被烧毁[10]。嫌疑犯消失无踪。有时安全部队会把一位母亲拖到大街上扒光衣服，警告她的孩子们：如果下次来时他们的哥哥还不在家，他们的母亲就会遭到奸污。按照穆巴拉克新施行的一条反恐法律，就连对恐怖活动表示同情也是犯罪。埃及新建了5座监狱，用来关押政府围捕的数以千计的嫌疑犯[11]，其中许多人被抓时根本就没有受到指控。

为对付扎瓦希里，埃及情报部门的特工制定了一个极其恶毒的计划[12]。他们以喝果汁、看录像为诱饵，把一个名叫艾哈迈德的13岁男孩骗进一间公寓。艾哈迈德是埃及著名的宗教激进分子、圣战组织资深成员穆罕默德·沙拉夫[13]的儿子。男孩被下药迷倒，并遭到鸡奸；等孩子醒过来，他们就把他搞同性恋的照片摆在他面前，还威胁要把这些东西拿给他父亲看。对孩子来说，这种事暴露的后果不堪设想。“他甚至有可能被自己的父亲杀死，”[14]与扎瓦希里关系密切的一个消息来源说。

埃及情报部门逼迫艾哈迈德去发展另一个叫穆萨卜的孩子，他的父亲阿布·法拉杰也是圣战组织的成员，还在基地组织当会计。穆萨卜也经历了迷药加性虐待这种令人屈辱的入行程序，被迫背叛自己的家庭。埃及特工教孩子们如何在自己的家里安放窃听器，如何用相机拍下文件。凭借这两个男孩间谍提供的信息，特工们抓了几个人。

接下来，埃及特工又决定利用两个男孩杀掉扎瓦希里。他们交给穆萨卜一枚炸弹，让他放到扎瓦希里全家住的那栋5层公寓楼里。但扎瓦希里并不在家，炸弹则被苏丹情报部门发现了。另一个孩子艾哈迈德因为得了疟疾住在医院，人们还不知道他是间谍。艾哈迈德的医生就是扎瓦希里，他每天都会来检视孩子的病情。埃及特工从艾哈迈德那里知道了医生前来的时间。第二天，一个暗杀小队在医院守候扎瓦希里，但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来。

不过，更好的机会又出现了：埃及情报部门获悉圣战组织的舒拉顾问团要举行会议。一名特工交给穆萨卜一枚手提箱炸弹，指示他把炸弹放进扎瓦希里及其同伴准备会面的办公室。然而，男孩刚从那名特工的车上下来，苏丹情报机构和圣战组织安全部门的人就已经在等着他了。埃及特工开着车飞速逃走，丢下孩子一个人听天由命。

关于穆萨卜由谁来拘留的问题，圣战组织和苏丹情报部门发生了争执。最终，扎瓦希里获准把男孩带走进行讯问。他保证会把孩子安安全全地送回来。没过多久，他把自己的小病人艾哈迈德也逮捕了。然后，扎瓦希里就召集起了一个沙里亚法庭。

圣战组织和基地组织的许多成员不赞成对两个孩子进行审讯，称这有悖于伊斯兰教。扎瓦希里的回应是让人把两个男孩的衣服剥光，看他们是否已开始发育。答案是肯定的。两个无助的孩子供认了一切。法庭判定他们犯有鸡奸、叛国和企图谋杀的罪行。

扎瓦希里下令将两个孩子枪决。为了确保所有人知晓他的态度，他拍下了孩子们招供和被处决时的情景，并四处散发录像带，让那些可能背叛组织的人引以为戒。

得知孩子们被枪决的消息，图拉比和他手下的人愤怒异常。苏丹政府指责圣战组织的行为有如“国中之国”[15]，并命令扎瓦希里和他的组织立刻离开苏丹，连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给。“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施行真主的沙里亚律法，”扎瓦希里抱怨说。“如果我们不能拿沙里亚来要求自己，又怎么能拿它来要求别人？”

圣战组织作鸟兽散，大部分人去了阿富汗、约旦和苏丹。许多成员与组织断绝了关系，因为处决两个小男孩的冷血行径让他们深以为耻。在扎瓦希里的手中，圣战组织分裂成了一个个愤怒而无家可归的小帮派。组织里剩下的成员不到100人[16]，许多人还在设法寻找在喀土穆丢下的家眷和财产。“那段时间很艰难，”[17]逃到也门的扎瓦希里在当地承认。他私下告诉几位同伴，说自己得了溃疡。

扎瓦希里追随者的幻想已经破灭，他们常会想起被扎瓦希里出卖的埃萨姆·卡马里少校在狱中所说的话，他说扎瓦希里的身上缺少某些至关重要的品质。卡马里曾告诉他，“不管你参加了哪个组织，都不要去当领导。”现在听来，这仿佛就是一句预言。

除了本·拉登的支持，扎瓦希里可以利用的资源已所剩无几。他决意迅速对埃及当局发起反击，以恢复自己的名誉，并守住残留的组织。年轻时的扎瓦希里回避革命，认为它太过血腥；如今，他的观点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现在他认为只有暴力才能改变历史。在打击敌人的时候，他就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现实。他的策略是迫使埃及政府变得更具压迫性，让人们憎恨它。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成功了。但是，埃及人并没有转而投向他，或是他领导的运动。他们只是变得更痛苦、更不抱幻想、更恐惧，也更绝望。然而，复仇在扎瓦希里开始的游戏之中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它就是游戏的本身。

最初的行动往往会决定未来事件的进程。1995年11月19日，在安瓦尔·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的第18个纪念日，扎瓦希里的人用炸弹袭击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埃及大使馆[18]。这次爆炸事件是圣战组织所为，但以目标选择和摧毁手段而言，它将成为基地组织未来袭击的范例。扎瓦希里手下一个名叫阿布·哈巴卜的埃及出租车司机[19]曾学过化学，后来成了组织里爆炸物方面的教员。他造出了一枚威力巨大的新型炸弹。两名男子朝使馆走去，其中一人带着个装满了武器的新秀丽牌公文包。他朝保安扔了几枚手榴弹，将他们吓走。一辆装着250磅炸药的小卡车冲进使馆的院子，司机随即引爆了炸弹。使馆被炸塌了。距离爆炸点半英里之内的许多其他建筑也严重受损。爆炸共造成16人死亡（不包括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60人受伤。

这次大规模谋杀行动，是圣战组织在扎瓦希里领导下的首次成功。“炸弹将使馆的建筑化为废墟，从而传递了一个雄辩而明确的信息，”扎瓦希里在回忆录中写道。但是，本·拉登却不赞成这一行动；事件发生后他也并不开心。巴基斯坦仍然是进入阿富汗的最好途径，而且在这次事件之前一直庇护着战后留在当地的许多阿富汗阿拉伯人。现在，阿富汗政府却围捕了将近200名阿富汗阿拉伯人[20]，把他们关在白沙瓦的一座婚礼大厅里，打算把他们遣送回各自的国家。看到本·拉登出现在大厅，还拿着为被拘留者准备的前往苏丹的机票，阿富汗当局的人大感意外。突然间，本·拉登手里就有了一帮坚定的恐怖分子；现在他们得依赖他，不过内心却忠于扎瓦希里。

在剩下的追随者之中，许多人也与扎瓦希里疏远了；无辜者的死亡与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手段让他们感到担忧。谈到全球圣战的道德标准的时候，这两个问题将始终挥之不去。为回应这些反对意见，扎瓦希里创造出了一套神学理论，用来开脱伊斯兰堡炸弹攻击和后来基地组织的类似袭击。

他解释说，大使馆里没有无辜的人[21]。从外交官到保安，在那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是埃及政权的支持者，而这个政权拘捕了数以千计的宗教极端分子，还在阻碍伊斯兰律法的统治。那些替政府履行职责的人，必须为政府的罪恶承担责任。真正的穆斯林决不会为这样的一个政权工作。扎瓦希里的这番话重复了“塔克费尔”的观点。在阿尔及利亚，“塔克费尔”主义者已经把这种观点推行到逻辑的极限。扎瓦希里承认，爆炸中可能也有无辜的受害者死去，比如儿童和真正的穆斯林。但穆斯林的力量太薄弱，敌人又如此强大；在这样的紧急状况下，禁止杀害无辜者的规定就必须放宽一些。

自杀的问题则更为棘手。在伊斯兰教中，没有任何支持这种行为的神学依据；实际上，自杀是被明确禁止的。《古兰经》中规定：“你们不要自杀。”[22]先知的圣训“哈底斯”（hadith）之中曾多次提到穆罕默德谴责这种行为的例子。对于自杀者的具体惩罚是火狱的烧灼，而且他用什么器具自杀，就将永受被那件器具反复杀死之苦。就连先知旗下最勇敢的一位战士在身受重伤之后，为解脱极度的痛苦而自投其剑，穆罕默德也宣称他将被罚入地狱。“一个人可能做了地狱之人所做的事，但他实际上却进入了天国；一个人也可能做了天国之人所做的事，而实际上他却下了地狱，”先知说道。“真正决定一个人事迹（回报）的，是他在最后时刻的行为。”[23]

为了给炸弹袭击辩解，扎瓦希里必须克服这一根深蒂固的宗教禁忌。他说，实施伊斯兰堡行动的炸弹袭击者代表着“一代圣战者，他们决心为真主的事业牺牲自己和自己的一切。这是因为，对于膜拜金钱而非真主的暴君及其帮凶来说，死亡与殉教牺牲是他们所不具备的武器。”[24]他把炸弹袭击者比作基督教早期的殉教者。他在伊斯兰传统中所找的惟一例子，是伊斯兰早期历史中提到的一批穆斯林。“以物配主者”抓住了他们，并迫使他们作出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要么就被杀掉。他们选择为信仰而牺牲。

扎瓦希里指出，这是个自杀式的选择。当时，其他的穆斯林并没有谴责他们，因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真主的荣耀和伊斯兰的更大利益。因此，任何为了追求真正的信仰而献出生命的人——例如伊斯兰堡的炸弹袭击者——都不应被视为将在地狱中受罚的自杀者，而应改被看作英勇的殉教烈士；他们无私的牺牲，将在天国得到非同寻常的奖赏。

凭着这番诡辩，扎瓦希里颠倒了先知的训谕，为大肆杀戮打开了方便之门。

“那个叫本·拉登的家伙你还记不记得？”[25]哈桑·图拉比在1996年初问他的儿子。

“当然记得！”伊萨姆回答。“我们一块儿玩马的。”

“我的党派里有些人想把他赶走，”他的父亲说。

这之后两位“马友”再次见面时，本·拉登沮丧的模样让伊萨姆大为吃惊。扎瓦希里和圣战组织已被逐出苏丹，本·拉登组织里的埃及核心也因此被抽掉了，这一损失让他深受打击。伊萨姆以前觉得他是个轻松、爱玩的人，但现在这种性格已不知所踪。喀土穆流传着谣言，说本·拉登就是“下一个卡洛斯”。“胡狼”卡洛斯在苏丹接受右侧睾丸手术期间[26]，苏丹政府允许法国情报部门入境将其绑架。现在，苏丹情报机构又巧妙地传出了一个虚假的消息，称法国人已对本·拉登提出类似的指控[27]——毫无疑问，这是想将他吓出苏丹。

没有了埃及人，本·拉登如今孤立无援，犹疑不定。他无人可以信赖。他知道可能会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已经开始寻找另一个庇护所，以防万一。

“你不应该离开苏丹，”伊萨姆建议他的朋友。“如果你走了，谁来管理你在这儿的投资？”本·拉登无以作答。

伊萨姆对本·拉登的困境很同情。他知道苏丹政界能变得多么残忍无情，尤其是对于一个可能蒙受巨大损失的天真外国人而言。“当时我很喜爱他，”伊萨姆说，“因为我发现他有那么多的想法。他的性格里没有虚伪的成分。他怎么说就会怎么去做，不会言行不一。不幸的是，他的智商却不是很高。”

苏丹的激进领袖自己制造出来的灾难，终于严峻地呈现在他们的面前。由于苏丹政府参与了阴谋袭击纽约以及谋刺穆巴拉克的行动，国际社会决定对其进行制裁，并于1996年4月生效。那时，喀土穆美国大使馆之中的美国职员已经和中情局喀土穆站一起搬到了肯尼亚。这是驻苏丹外交群体全面撤出的部分行动。苏丹渐渐被国际社会冷冻起来，而该国的领导人则在竭力寻找出路。

在苏丹的最后一夜，美国大使蒂莫西·卡尼和苏丹副总统阿里·奥斯曼·塔哈共进晚餐。他们探讨了苏丹如何才能改善其声誉的问题。卡尼提出的一个建议是：打发奥萨玛·本·拉登回沙特。他已经和沙特阿拉伯的一位高级官员谈过此事，这位官员向他保证，本·拉登“只要肯道歉”[28]，就还能返回沙特王国。

一个月后，苏丹国防部长埃尔法提赫·埃尔瓦少将在弗吉尼亚州罗斯林的一个旅馆房间会见了卡尼和中情局的潜伏特工。埃尔瓦传达了苏丹政府的愿望：从美国国务院恐怖主义资助国的名单上除名。他希望美国人提供一份书面文件，列出能使美国政府满意的待办事项。中央情报局方面则向他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的要求之一是让苏丹交出本·拉登带入该国的所有圣战者名单，以及他们的护照号码和入境时间。在后来的会晤中美国人还对苏丹代表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将本·拉登驱逐出境。埃尔瓦告诉中情局最好是让此人留在苏丹，这样政府就可以盯着他；不过埃尔瓦还说，如果美国想对本·拉登提出起诉，“我们就把他交给你们。”[29]

克林顿政府当时仍把本·拉登视为一个令人头痛的富翁，而不是什么致命的威胁。他之所以作为恐怖活动资助者引起关注，主要是因为他对盲人谢赫的支持。美国方面一致认为应该把此人逼出苏丹的避风港，因为该国满是恐怖分子，而这帮人有了钱比没有钱要危险得多。不过，双方并未认真探讨将本·拉登驱逐出境的后果。强迫苏丹人把他移交给美国当局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伤害过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官员曾怀有一种幻想，认为沙特人接收了本·拉登这个浪子之后，就会直接把他的头给砍掉[30]。苏丹总统奥马尔·贝希尔去沙特王国朝觐时，在当地会晤了阿卜杜拉王储。贝希尔提出可以把本·拉登交给沙特家族，只要他们能保证对他不监禁、不起诉[31]。王储没有接受这些条件。认为本·拉登资助了谋刺穆巴拉克事件的埃及政府也在向沙特人施加压力，要求将本·拉登绳之以法。这一次，拒绝埃方的人是图尔基王子。他指出，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本·拉登与刺杀行动有涉。图尔基的副手艾哈迈德·巴兹卜私下告诉埃及人，“如果你们能给出证据，我们就去把他绑来。”[32]但沙特王室向所有人明确表示，他们已经与本·拉登彻底断绝关系。本·拉登还没有成为他们想抓的通缉犯，但他显然是他们不想再见到的人。

美国人继续对苏丹政府施加压力。“让他离开你们的国家，”[33]他们告诉埃尔瓦将军。“只要别让他去索马里就行。”

“他会去阿富汗的，”埃尔瓦警告说。

“让他去好了，”美国人答道。

连续三天，哈桑·图拉比和本·拉登都激辩到深夜[34]。本·拉登说他在苏丹投资了这么多，苏丹政府没有权力赶他走。他从未对苏丹国犯下任何罪行，而世界上也没有其他愿意接纳他的地方。图拉比回答说本·拉登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离开，要么就闭上嘴巴留下来。本·拉登说，只要沙特阿拉伯还有年轻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被关在冤狱之中，他就不会保持沉默。最终，他同意离开苏丹。

但是，他又能到哪里去呢？能让他进入世界任何国家的沙特护照已经没有了；现在他走到哪儿都是个声名狼藉的苏丹商人，据称还是恐怖活动的资助者。圣战组织的一些成员提出安排他去做整容手术，然后偷偷把他弄进埃及，但据称正在保加利亚避风头的扎瓦希里不同意这个建议。他始终认为埃及这个地方太一览无余，自然环境中没有洞穴和山峰这类可供革命滋长的隐退所在。索马里也是个可能性，但当地民众对阿拉伯人的敌意让这个国家变得难以信任。

就像苏丹人警告的那样，阿富汗是本·拉登最显而易见的去向——可能也是惟一的去向。图拉比为本·拉登帮了个忙；他致电苏丹驻阿富汗的大使，为本·拉登回阿富汗提供方便[35]。然后，苏丹的统治者们就坐下来商议如何瓜分本·拉登的投资。

本·拉登修建了从喀土穆到苏丹港450英里长的公路，苏丹政府还欠他2000万美元。作为公路的部分报酬，他曾接收了政府估价500万美元的一家制革厂，但他如今不得不含羞带辱地以极低的价格把厂子再卖给政府。他以最快的速度变卖了自己的其他几家公司，希望能回笼一部分资金，但他名下的所有东西几乎都在迫不得已之下全部拱手送了出去。苏丹政府没收了他的重型设备——履带式拖拉机、蒸汽压路机和吊车——都是他那家建筑公司的重要财产，仅这些设备本身的价值就将近1200万美元[36]。他怀着那么多期望、那么多乐趣耕种过的大片土地，也被以几乎等于白抢的价格买走。他把自己的一群马卖给了伊萨姆，只要了几百美元。他曾颇为悔恨地承认，他在苏丹的净损失超过1.6亿美元[37]。本·拉登下结论说，图拉比的伊斯兰党是“是宗教与犯罪组织的混合体。”[38]

领导人眼看就要离开，这让基地组织乱作一团。有的成员受邀在将来前往阿富汗，与本·拉登会合；其他的人则被告知组织无法再供养他们。他们每人都拿到了一张2400美元的支票[39]，还有一张回家的机票。

将本·拉登的大部分资产盘剥一空之后，苏丹政府颇为“周到”地为他包了一架老掉牙的苏制图波列夫喷气机[40]。后来成为基地组织军事指挥的赛义夫·阿德勒手拿地图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好给旁边的俄罗斯飞行员指示方向；飞行员不会说阿拉伯语，他们也不信任他。和本·拉登同行的是两个小儿子萨阿德和奥马尔[41]，还有几个保镖。本·拉登在1996年5月18日离开苏丹。他的家庭分散在各地，而且已不复完整。他所建立的组织被弄得四分五裂。他认为，让自己急剧倒退、走到如今这步田地的罪魁祸首是美国[42]。

[1] 《金字塔》周刊，1995年7月5日。

[2] 对戴维·希恩的采访。

[3] 对萨迪克·迈赫迪的采访。

[4] 《金字塔》周刊，1995年7月5日。

[5] 对赛义德·巴兹卜的采访。

[6] 对希沙姆·卡西姆的采访。

[7] 对穆罕默德·沙菲的采访。

[8] 对赛义德·巴兹卜的采访。

[9] 彼得森，《苏丹内幕：政治伊斯兰、冲突与灾难》，第179页。

[10] 对希沙姆·卡西姆的采访。

[11] 据人权组织估计，目前埃及仍有约1.5万名伊斯兰激进分子被关在狱中；伊斯兰激进分子则称被囚禁者有6万人。

[12] 对亚西尔·瑟勒、蒙塔赛尔·扎耶特和哈尼·西巴伊的采访。

[13] 穆罕默德·沙菲，“扎瓦希里的秘密文件”（六），《中东日报》，2002年12月18日。

[14] 对亚西尔·瑟勒的采访。

[15] 穆罕默德·沙菲，“扎瓦希里的秘密文件”（六），《中东日报》，2002年12月18日。

[16] 艾哈迈德·易卜拉辛·赛义德·纳贾尔的供述，“阿尔巴尼亚遣返者”一案，1998年9月。

[17] 同上。

[18] 埃及使馆炸弹爆炸案的情况来自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九），2005年3月28日。

[19] “基地组织，奥萨玛·本·拉登行动的工具”，中央情报局未署名文件，2001年7月12日。该文件称阿布·哈巴卜是“豪华轿车司机”，但在中东地区这通常是对出租车司机的委婉称呼。

[20] 对伊斯梅尔汗的采访。

[21] 玛哈·阿扎姆，“基地组织：对瓦哈比派关联与暴力意识形态的误解”，《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简报》，No.1，2003年2月。

[22] 引自《古兰经》（马坚译本），4∶29。——译者

[23] 《布哈里圣训》，vol. 8，bk. 77，no. 604。

[24] 穆罕默德·沙菲，“扎瓦希里的秘密文件”（六），《中东日报》，2002年12月18日。

[25] 对伊萨姆·图拉比的采访。

[26] 兰德尔，《奥萨玛：一个恐怖主义者的成长》，第147页。

[27] 对加齐·萨拉赫·阿丁·阿塔巴尼的采访。

[28] 对蒂莫西·卡尼的采访。

[29] 对埃尔法提赫·埃尔瓦的采访。理查德·A·克拉克（当时负责协调全国的安全、基础设施保护和反恐事务）和他的副手史蒂文·西蒙都说苏丹方面从未正式提出要将本·拉登交给美国，但他们两人都没有参加那次会议；显然，当时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桑迪·伯杰确实探讨过接收本·拉登的可能性。但是，“9·11”调查委员会却称并未找到证明埃尔瓦曾提出这一交易的“可信证据”，《“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10页。

[30] 巴顿·格尔曼，“美国曾多次试图逮捕或刺杀本·拉登，但都以失败告终”，《华盛顿邮报》，2001年10月3日。

[31] “图尔基：阿拉伯人与穆斯林必须打破屏障、相互联络”，《沙特公报》，2002年11月11日。

[32]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33]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34]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三），2005年3月21日。

[35] 贾森·伯克，“他何以成为本·拉登，（一）”《观察家报》，2001年10月28日。

[36] 罗伯特·布洛克，“在反恐之战中，苏丹通过盘剥本·拉登对恐怖主义予以痛击”，《华尔街日报》，2001年12月3日。

[37] 本·拉登曾对阿卜杜勒·巴里·阿特万说，苏丹政府后来提出用可以转卖他国的粮食和牲畜来还债，因此他盘回了10％的投资（阿特万，《秘密历史》，第52页）。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告诉我，本·拉登在苏丹的投资只有2000万美元，而他离开苏丹的时候手里可能只有5万美元。苏丹情报部门主管本·拉登档案的哈萨布拉·厄梅尔则估计本·拉登的总投资有3000万美元，并且说他离开苏丹时已“一文不名”。

[38] 同上。

[39] 侯赛因·赫奇图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40]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41]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三），2005年3月21日。

[42]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

第十三章 希吉拉

苏丹已在身后。本·拉登飞越窄窄一湾明澈的红海，很快又掠过下面的吉达、麦地那，还有赛拉特山的峭壁；然后飞机就要越过一片巨大的黄色沙漠，他父亲那条横贯沙漠的公路是其中惟一的标志。他那时38岁。他曾是一个名人、一位英雄，但现在却成了个流亡者，连自己的国家都禁止他降落。他的飞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加了油，该国政府的使者到机场略致欢迎，可能还给了他一些钱[1]。他本来一直都很有钱，但却把财产全搭进了糟糕的投资之中；这些投资无论情况如何，基本上也都已被别人偷走。如今，本·拉登不得不接受那些还记得他名字的人的施舍。

他飞过了波斯湾的许多港口；停泊在港边的巨型炼油厂等待输油的超级油轮，是带来如此多财富、也造成如此多麻烦的源泉。伊朗的前方是阿富汗南部空旷的沙漠，再往前就是坎大哈，周围环绕着灌溉渠和石榴园的废墟。现在这里只有罂粟田；在这个饱受20年战争摧残的国家，罂粟是惟一值得人们冒险种植的作物。苏军的野蛮行径，已经在阿富汗内战造成的混乱中被人遗忘。全国各地都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道路控制权落入公路派的手中，他们强行征收过路费，有时碰到钱不够还会绑架儿童[2]。部族与部族交战，军阀与军阀相争；毒品团伙和运输黑帮支配着贫困不堪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崩解成一堆堆的砖头和石块。早就没了电线的电线杆被20年间横飞的各式弹药削得七零八落，像鬼魂一样戳在路旁，让人想起阿富汗当年正要走向现代的时光。数以百万计的地雷成了阿富汗乡间的祸害；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地雷使该国4％的人变成了残废[3]，并且使大部分可以耕种的土地只能抛荒。

本·拉登飞过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时候，这座城市又被围困了——这次围城的人是塔利班。该组织1994年最初兴起时还是一小群学生，他们大部分都是在难民营长大的孤儿[4]，对圣战者混乱而腐败的统治恨之入骨。反苏战争中的解放者掌权之后，竟然比敌人还要野蛮残暴。胜利给阿富汗带来的苦难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塔里班也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在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支持下，他们从一群民兵变成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机动性很强的游击队，而且即将进一步巩固自己迅速兴起的势力——他们现在正逼近喀布尔郊区，向已是一片废墟的城市倾泻火箭弹。

在喀布尔的前方，兴都库什山脉底部的一个山谷中就是贾拉拉巴德。本·拉登的飞机在1989年他围攻过的同一个机场降落。3名从前的圣战者指挥官前来迎接[5]，然后他搬进了喀布尔河以北的一座小屋，那里曾经是苏军的哨所。几个星期之后，他又搬到贾拉拉巴德以南5公里处一个破败不堪的农场。农场的主人是长期支持本·拉登的尤尼斯·哈利斯[6]，他是个老军阀，专爱讨十几岁的小姑娘做老婆[7]。

阿富汗是个面积广大、地势崎岖的国家，被兴都库什山脉从东到西分成两半；国内人口分为4个主要的民族群体，以及众多的部族与方言。这个国家即便在和平时期都很难治理，但和平的记忆已太过遥远，许多阿富汗人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人们对秩序的渴望是如此强烈，几乎任何一个强大的、能稳定国家的权力都会受到欢迎。

塔利班迅速夺取了阿富汗30个省之中的9个省。布尔汉丁·拉巴尼总统试图与塔里班谈判，但他们直接要求他辞职。政府军诡计多端、久经沙场的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设法把这群年轻的叛乱分子逼出喀布尔南部地区，继而又在其他几个省份打退了他们的攻势。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看到圣战者统治带来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塔利班是在阿富汗建立秩序的最佳机会，于是两国就帮助塔利班重建军队，为其提供训练、武器和车辆——大都是达特桑[8]四驱皮卡，车后架设了重机枪、加农炮、防空炮或多管火箭发射器。塔利班往往成群结队地快速运动，用速度和胆量来弥补组织与训练方面的欠缺。他们花钱请来曾为阿富汗前共产主义政权效力的飞行员和指挥官，作为塔利班的雇佣兵[9]。发现局势有变的反对派领导人趁机向塔利班索取贿赂，把自己的腰包塞得满满当当。已抵挡圣战者好几个月的贾拉拉巴德，突然间就向一辆吉普上的4名塔利班士兵投了降[10]。塔利班这下控制了通往开伯尔山口的门户。他们发现，一个著名的流亡者也处在自己的掌握之下。

塔利班从未邀请本·拉登返回阿富汗，对他也没有任何义务。他们向沙特政府发去信息，询问应如何处置此人。沙特方面请他们看紧本·拉登，并让他保持安静。这样一来，本·拉登就成了一位政治隐士——穆罕默德·奥马尔毛拉的责任，此人不久前刚刚宣称自己是“所有穆斯林的统治者”。

1989年的贾拉拉巴德之战中，奥马尔毛拉被一枚炮弹炸瞎了右眼[11]，脸颊和前额也遭到严重毁损。他人很瘦，但长得高而结实，是个著名的神射手[12]，曾在阿富汗战争中击毁许多苏联坦克。和大多数圣战者不同，他能说一口还算过得去的阿拉伯语[13]，而且成了阿卜杜拉·阿扎姆谢赫讲演的忠实听众。虔诚、谦逊和勇气是他主要的个性特征。阿扎姆讲演的时候奥马尔很少受人关注，除了他那浓密的黑胡子底下偶然一现的羞涩笑容，以及他在《古兰经》和圣训方面的知识；他曾在巴基斯坦学习伊斯兰律法。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奥马尔回到了坎大哈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在一所宗教寄宿学校教书。然而，战事并未结束；即便1992年4月共产主义政府落入圣战者之手，战斗也没有平息。暴力活动完全没有界限可言。交战的部族与匪徒在乡间横行。古老的种族仇恨，再加上复仇的共同呼声，使野蛮行径愈演愈烈。当地的一个指挥官领着部下轮奸了几个小男孩。这类可耻的兽行随处可见。“腐败与道德堕落攫住了整个国家，”[14]奥马尔后来说道。“杀戮、劫掠和暴力成了规范。没人想到局势会变得如此糟糕。同样，也没有人认为这种局面会有所改善。”

在这个绝望的时刻，奥马尔得到了神的启示。先知向他显灵[15]，指示这位平凡的乡村毛拉为他的国家带来和平。带着因完全笃信宗教而生的无畏精神，奥马尔借来一辆摩托车，开始走访本省其他宗教学校的学生。学生们（在普什图语中叫“塔利班”）都认为必须得做点什么，但没几个人愿意放弃学习，跟着奥马尔去从事他那危险的追求。最后，他召集起53名最为勇敢的学生。奥马尔在反苏战争期间的老上级哈吉·巴沙尔对他受到先知启示一事大为敬佩，他帮助奥马尔筹集了资金和武器，而且还个人捐赠了两辆轿车、一辆卡车。很快，拥有近200名坚定信徒的塔利班就控制了坎大哈省的迈万德地区。当地的政府军指挥官率2500名部下向塔利班投降[16]，并交出了大量武器储备、数架直升机、几辆装甲车，还有6架米格-21喷气式战斗机。由于极度渴求秩序，许多阿富汗人都团结起来支持塔利班——塔利班吹嘘自己是热忱为真主服务、永远不受腐蚀的仆人。

使塔利班日益壮大的三股力量，以惊人的速度在阿富汗全境蔓延开来。第一是来自沙特阿拉伯与巴基斯坦的物质支持——金钱和武器。有些塔利班成员曾就读于图尔基王子的幕僚长艾哈迈德·巴兹卜在战争期间设立的职业学校[17]；因此，从一开始沙特情报部门就和这些年轻的叛乱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股力量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另一侧，是挤满了阿富汗难民子弟的宗教学校（如艾哈迈德·巴兹卜建立的职业学校）。这些学校是亟需的教育设施，因为巴基斯坦是全世界文盲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其公共学校体系连教育本国儿童都力有不逮，更不用说苏联入侵后逃往巴基斯坦的300万阿富汗难民的子弟了[18]（伊朗境内还有300万阿富汗难民）。这些宗教学校的资金通常由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的慈善机构筹集，再通过当地宗教团体分发到各个学校。因此，本地原有的许多苏菲派清真寺都被关闭[19]，并改为传授瓦哈比派教义的学校。自然，这些宗教学校为当地的瓦哈比派团体创造了一大批政治支持者，因为它们不仅提供免费膳宿，居然还每月发放津贴[20]——对于许多学生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笔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

学校里的男孩子们成长在一个只有男性的世界之中，很长时间都不能与家人相见。祖国的传统、习俗和知识与他们天隔地远。他们被指为乞儿和娘娘腔[21]，常沦为那些接触不到女性的男人的猎物。这些学生埋头于严格围绕《古兰经》、沙里亚律法和歌颂圣战的学习之中，脑海中想象着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而与此同时，他们身边却充斥着无法无天、野蛮残暴的行为。他们生活在打垮了超级大国的父亲与兄长的阴影之下，渴望着为自己赢得荣誉。一旦塔利班的军队需要增援，白沙瓦与部族地区的宗教学校就会直接停课，学生们则坐上送他们过边境的大巴，一边赞美真主一边奔赴战场。坎大哈投降6个月之后，塔利班的战士已达1.2万人[22]；再过6个月，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

第三股力量是鸦片。夺取坎大哈之后，塔利班立即牢牢地控制了国内鸦片生产的中心赫尔曼德省。在塔利班统治期间，阿富汗成了世界最大的罂粟种植基地。走私犯与毒品大亨要依赖塔利班清除运输道路上的匪徒；作为回报，他们会交上10％的税款[23]，这成了塔利班的主要收入来源。

坎大哈市有一座清真寺，寺内保存着一件相传是穆罕默德先知所穿的斗篷。只有在发生灾祸的时候，这件古老的袍子才会被人们从银匣中请出来——上一次袍子出匣还是70年前的霍乱流行期间。1996年4月4日，奥马尔把先知的斗篷拿到了坎大哈市中心的一座清真寺。他先在广播上宣布自己将公开展示这件圣物，然后就爬上了清真寺，穿着斗篷在寺顶招摇了半个小时。当时，周围狂热的人群欢呼他是“穆民的埃米尔”，即信众的领袖。群众中有人晕倒；有的人则把帽子和头巾抛向寺顶，希望能蹭到那件神圣的袍子。

当然，世界所有地方的伊斯兰教徒都梦想他们的宗教能够在一位正直人物的领导下重新统一。有许多国王和君主曾想充当这个角色，但从来没有人像这位藉藉无名的毛拉一样，把先知的圣袍裹到自己身上。这个姿态既大违常理，又令人激动万分。奥马尔得到了继续进行战争所需的政治权威；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举动在象征意义上确保塔利班将作为一支道德力量席卷阿富汗，进而把影响力扩展到整个伊斯兰世界。

本·拉登的几个家庭和一些追随者来到贾拉拉巴德，要找一个基本过得去的住处：有帐篷给妻子们住、有厕所和排水沟，四周以带刺铁丝网作防护[24]。到了冬天，本·拉登又把家人安顿在苏联人以前修建的一座集体农场[25]，他把这座农场称为“圣战之星”[26]。男人们则住在不远处的托拉博拉，凑合睡在当年由本·拉登开掘、用作弹药库的山洞里[27]。他在最大的洞穴里设置了一个装满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军火库，一座神学图书室，一个新闻剪报档案库，几床褥子则胡乱铺在装着手榴弹的板条箱上。

本·拉登重新开始经商，小打小闹地做起了蜂蜜买卖[28]；但阿富汗几乎就没有商业设施，因此他的生意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和他在一起的三位妻子都已习惯了艰难的生活，而艰难对于本·拉登更是求之不得。他没法再每天宰一头羊款待客人了；现在他几乎不碰肉食，宁可吃椰枣、牛奶、酸奶和扁面包。他们每天只有三个小时可以用电[29]；由于没法打国际长途，他的妻子们与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的家人完全断了音讯[30]。本·拉登有一个卫星电话，但却很少用，因为他认为美国人在监听他的电话[31]。他对各种机械设备普遍都怀有疑心，甚至包括时钟[32]；他觉得别人能利用这些东西来侦察他的行动。

然而，他担心的主要还是塔利班。他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贾拉拉巴德失守之后不久，支持他的两位圣战者主管马哈茂德和毛尔维·萨兹诺在一次伏击中被杀[33]，从那时起本·拉登就开始教妻子们练习射击[34]。

不过，塔利班知道本·拉登的一些情况，而且他们对此人的担心不亚于他对塔利班的担心。“我们不希望有人从这里发起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颠覆活动，”[35]塔利班的代理新闻部长宣称。“塔利班控制之下的地区没有恐怖分子。”但他们听说了本·拉登倾泻在苏丹的数百万美元，并且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富有的伊斯兰慈善家。他们希望利用他的金钱与专长来重建满目疮痍的阿富汗。奥马尔毛拉还惦记着他对沙特政府的承诺（无疑是在数百万沙特里亚尔钞票的支持之下），要让这位来客闭上嘴巴，别惹麻烦。

攻下贾拉拉巴德之后，塔利班终于进入喀布尔。取得胜利的年轻战士们闯进了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前总统纳吉布拉在4年前阿富汗政府倒台后就一直藏身于此。纳吉布拉和他的弟弟遭到毒打、折磨、阉割、被挂在吉普车后拖行，遭到枪击，最后被吊死在喀布尔市区的一根交通标志杆上[36]。他们的嘴里被人填进香烟，衣袋里则塞满了钞票。以秘密警察刑讯者身份起家的纳吉布拉本人并不值得怜悯，但悍然置国际法准则于不顾、满不在乎地干出野蛮行径、肆意损毁尸体（这是伊斯兰教禁止的行为）、所有司法机构都付之阙如，这一切为标志着塔利班时代的狂热宗教暴政奠定了基础。图尔基王子很快出现在喀布尔，祝贺塔利班取得胜利。在塔利班统治的整个时期，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承认阿富汗政府——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女人们，你们不应走出自己的家门，”[37]新政府发出了命令。可想而知，女性成为特别受塔利班关注的目标，因为这帮男人与她们相处的经验少之又少。这条法令还规定，“如果女人身穿时髦、装饰华丽、紧身或引人注目的衣服出门展示自己，她们就会受到沙里亚律法的谴责，将永远不能进入天国。”塔利班禁止女性参加工作与接受教育，这使医疗体系和行政部门遭到了沉重打击，并且几乎彻底毁掉了初级教育。阿富汗有四成医生和半数政府工作人员是女性，而10名教师中就有7位女老师。在塔利班的统治下，许多职业女性都成了乞丐。

塔利班还把注意力集中到普通的生活乐趣上。他们禁止放风筝和赛狗。信鸽全被宰掉。根据塔利班的刑法典，“不洁之物”[38]都在被禁之列；这个一体通用的范畴包括：“猪肉、猪、猪油，所有的人发制品、卫星天线、摄影、任何带来音乐之乐的器具、台球桌、奶酪、面具、烈酒、磁带、电脑、录像机、电视，任何宣传性欲、充斥音乐的事物、葡萄酒、龙虾、指甲油、爆竹、雕像、缝纫手册、图片、圣诞卡。”

按照对仪容的强制规定，男人胡须的长度必须超过手掌的一握。触犯这一规定的人将被关进监狱，直到脸上的茂密程度合乎标准。男人要是留着“女里女气”的头发，就会被剃成秃瓢。如果一个女人没戴面纱就走出家门，那么按照塔利班刑法的规定，“她的家将被作上标记，她的丈夫将遭到惩罚”[39]。动物园里的动物（前政府统治期间尚未被偷走的那些）要么被宰杀，要么给活活饿死。一个狂热的塔利班（此人可能是个疯子）跳进熊舍割掉了熊的鼻子，据传他这么干是因为熊的“胡子”长得不够长。还有一个战士被事态发展和自己的力量冲昏了头脑，跳进狮子笼中高喊：“现在我才是狮子！”狮子把他弄死了。另一个塔利班战士朝笼子里扔了一枚手榴弹，炸瞎了狮子。这两只动物——无鼻熊和瞎眼狮子，还有两只狼，就是塔利班统治下幸免于难的所有动物[40]。

宗教警察局（这些警察是沙特人训练的）的墙上贴着一个告示：“把理性拿去喂狗吧，那东西散发着腐化的恶臭。”[41]然而，这种秩序尽管代价高昂，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阿富汗民众起初仍对其表示欢迎。

本·拉登在贾拉拉巴德安顿下来的时候，他的朋友与军事指挥阿布·乌贝达在东非领导着两年前建立的当地基地组织分支机构。这位前任埃及警察在基地组织中很受尊重。他的英勇事迹被众口相传。反苏战争期间他就和本·拉登在一起，从狮穴的战斗一直到围攻贾拉拉巴德。有人说，如果扎瓦希里控制着本·拉登的头脑，那么乌贝达控制的就是他的心。乌贝达是本·拉登最信任的使者，常在基地组织和圣战组织之间传递消息。他曾在波斯尼亚、车臣、克什米尔和塔吉克斯坦训练圣战者，为基地组织吸收了可贵的人员。他在肯尼亚换了新的身份，娶一名当地女子为妻，自称从事采矿业；实际上，他在准备基地组织针对美国的首次大规模袭击。

5月21日，本·拉登离开苏丹前往阿富汗的第三天，阿布·乌贝达和他的肯尼亚妻弟阿希夫·穆罕默德·朱马正坐在一艘超载渡轮的二等舱里，前往维多利亚湖对岸的坦桑尼亚[42]。船上有一个压载水仓是空着的，渡轮于清晨时分倾覆在湖面的风浪之中。朱马好不容易从客舱门逃到走廊上，但挤在狭小舱室里的另外5个乘客却被困住了。舱门当时在他们的头顶上，湖水从一个敞开的洞口猛往里灌。乘客们大声惊呼，行李和褥子纷纷落在他们头上，一帮人又抓又打地争着去够舱门——那是惟一的生路。朱马抓住阿布·乌贝达的手，把他的半个身子拖出舱室，但舱门的铰链突然断了；基地组织的军事指挥被几个必死无疑的旅伴拖回了舱室之中。

这是本·拉登事业的最低点。

阿布·乌贝达还不是他惟一的损失。阿布·哈耶尔等人决定不再到阿富汗追随本·拉登。这个沙特人如今孤立无援，曾经拥有的巨大财富已被人剥夺，还要仰赖于一支他并不了解的势力；但是，他并没有崩溃，甚至都不觉得灰心。他的生活有两个领域，一个是生存，一个则是宗教。飞往贾拉拉巴德的经历，还有眼下这令人难堪的境况，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会让他觉得这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流亡；但是在精神层面上，这段生活却重现了先知穆罕默德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622年，备受排斥与嘲笑的先知在被逐出麦加之后逃往麦地那。这个被称为“希吉拉”（出走）的事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因此伊斯兰纪年就以它作为起点。“希吉拉”转变了穆罕默德和他士气低落的追随者。几年之内，他们新兴的宗教就从麦地那蔓延开来，并通过闪电般的皈依和征服，迅速传遍从西班牙到中国的广大地区。

从童年时起，本·拉登就有意识地效仿先知生活中的某些特点：在先知斋戒的日子里斋戒，在穿着上尽量模仿先知可能穿过的服装，甚至连坐姿和吃饭的动作都比照传统所描述的先知的样子；虽说这种效仿在恪守教义的穆斯林中并不罕见，本·拉登却本能地以先知与先知的年代为标准，来参照自己的生活与时代。介于两个时代之间的历史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在本·拉登自己遭遇失败、被迫退却的时期，他自然会从先知的榜样之中寻找慰藉。然而，他也精明地认识到了自己这一“希吉拉”的象征力量，认识到可以利用它来激励自己的追随者，并召唤其他穆斯林加入他的神圣出走。本·拉登利用对许多穆斯林来说意义非凡、不熟悉伊斯兰的人却几乎熟视无睹的宗教形象，巧妙地重新诠释了自己和自己的运动所遭遇的灾难。

阿富汗已经充满了奇迹——在这里死去的殉教烈士留下了传奇，这里的人们还打败了超级大国。本·拉登现在把这个国家称为“呼罗珊”，它指的是一度覆盖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古伊斯兰帝国。他的追随者则用起了可以追溯到先知同伴或伊斯兰早期著名战士的名字。有一条颇具争议的圣训说，伊斯兰军队在最后的日子里将展开黑色的旗帜（就像塔利班的旗一样），冲出呼罗珊。这些军队用的都是化名，即各自所在城市的名字——塔利班军团的命名方式正是如此。所有这些典故，都是为了把现在与往日的辉煌联系在一起，并提醒穆斯林他们遭受了多么沉重的损失。

但是，本·拉登“希吉拉”之中的关键象征是山洞。先知第一次遇见天使加百列是在麦加的一个山洞之中，天使告诉他“你是真主的使者”。后来在麦地那，穆罕默德被敌人追踪时又藏进了一个山洞，洞口随即神奇地被蜘蛛网掩住。伊斯兰艺术作品中常出现钟乳石的形象，它们所指的既是山洞为先知提供了庇护，也是山洞让先知得以遭遇神灵。对本·拉登而言，山洞是世间的最后一块净土。只有远离社会——还有时间、历史、现代事物、腐化与令人窒息的西方，他才能够为真正的宗教代言。本·拉登发挥公共关系方面的天赋，利用托拉博拉存放武器的山洞，在渴望净化伊斯兰社会、恢复其往日统治地位的许多穆斯林心目中将自己神化了。

在生存的层面上，本·拉登是个处于边缘地位的局外人；但在他以自己为中心一点点编织起来的神话之中，他逐渐成为了所有被迫害、受屈辱的穆斯林的代表。他的生活，以及他用来包裹自己的各种象征，极为有力地代表着现代伊斯兰世界中典型的、普遍存在的被剥夺之感。本·拉登在自己痛苦的流亡经历之中，理解了穆斯林同胞的痛苦；他蒙受的损失，让他有权为别人代言；而他的复仇，则将使他们的苦难变得神圣。他提出的补偿办法，是向美国宣战。

“你们不是没有意识到，犹太人、基督徒及其代理人所组成的联盟给穆斯林带来了怎样的不公、压迫与侵略；穆斯林的鲜血成了最为低贱的东西，穆斯林的金钱和财富遭到了敌人的掠夺，”[43]1996年8月23日，本·拉登在“对占领两处圣地之国[44]的美国人发动战争的宣言”中说。穆斯林最近承受的屈辱——“穆斯林自先知去世以来遭受的最为深重的灾难之一”——是美军与多国部队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他这一论述的目的，是“探讨、协商与谈论解决办法，以纠正伊斯兰世界中普遍存在、而以‘两座圣寺之地’最为严重的问题。”

“所有的人都在抱怨发生的一切，”本·拉登以街头穆斯林百姓的口气说。“人们为了生计问题忧虑不堪。经济衰退、物价高昂、负债累累，各地的监狱都人满为患。”至于沙特阿拉伯，“每个人都认为国家正在走向深渊。”少数直面政府、要求改变现状的勇敢沙特人却被置之不理；与此同时，战争的债务使得国家强行征税。“人们不禁怀疑：我们究竟是不是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真主的磨难，因为他们一直对国内政权的不公缄口不语。”

接下来，他又直指其名地嘲笑美国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威廉啊，明天你就会知道，是哪个年轻人在和你们这伙被误导人的对抗……由于你们在我们的国土上耀武扬威，对你们进行恐吓是我们合法的权利，也是一种道德义务。”

由于本·拉登远远不具备实现这些威胁的能力，人们也许会认为他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肯定是彻底疯了。山洞里的这个人确实已经进入了一种独立的现实；这种现实与穆斯林身份之中相信神话的心理有着深刻的联系，而实际上它是在召唤所有文化受到现代性、不纯粹与传统丧失威胁的人。在阿富汗的山洞中对美国宣战的本·拉登，就像是一个不受腐蚀、不屈不挠的原始人，要与美国这个世俗的、科技巨人的惊人力量抗衡；他所要对抗的是现代性本身。

至于身为建筑大王的本·拉登利用重型机械开掘洞穴，进而在洞中配备了电脑和先进的通讯设施，这一点倒是无关紧要。原始人的姿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对于那些因现代事物而深感失望的人来说；不过，要说到明白这种象征意义、还知道如何巧加利用的那颗头脑，其复杂性和现代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托拉博拉建好营地后不久，本·拉登同意会见一位名叫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访客。反苏圣战期间他曾对穆罕默德略有耳闻，当时此人是本·拉登前赞助者赛义夫的秘书[45]，也当过阿卜杜拉·阿扎姆的秘书。更重要的是，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也是1993年用炸弹袭击世贸中心的拉米兹·优素福的叔叔。如今优素福已被逮捕，他的叔叔则在逃命。

除了憎恨美国这一点之外，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奥萨玛·本·拉登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穆罕默德长得又矮又胖；虽然虔诚，宗教知识却少得可怜[46]；喜欢装腔作势，是个滑稽人物；爱喝酒，还沉溺于女色。本·拉登乡气很重，讨厌旅行，尤其是去西方；而穆罕默德则跑遍了全球，精通好几门语言，包括英语在内——那是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农业与技术大学攻读机械工程时掌握的。这所大学地处格林斯伯勒，学生以黑人居多。

在托拉博拉，穆罕默德向本·拉登简要介绍了他自反苏圣战以来的情况。受到拉米兹·优素福袭击世贸中心的鼓舞，穆罕默德1994年到菲律宾和侄子呆了一个月[47]。他们想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计划：在太平洋上空炸毁12架美国巨型喷气机。他们把这个计划称为“波金卡”[48]——这是穆罕默德在阿富汗打仗时听来的一个杜撰词。炸弹制作高手拉米兹·优素福制成了一种小型的硝化甘油爆炸装置，可以躲过机场的安检。他拿一架马尼拉飞往东京的班机来实验这种炸弹，中途在菲律宾群岛中部的宿雾岛下了飞机。坐在他原来位置上的乘客叫池上春树[49]，是一位24岁的日本工程师。两小时之后，池上座位底下的炸弹突然起爆，把他炸得血肉横飞，飞机也险些坠毁。优素福和穆罕默德策划的大规模袭击，将使国际航空完全陷于停顿。

尽管本·拉登声称自己并不认识优素福[50]，他却曾派一位使者去马尼拉[51]，请优素福帮他做一件事——暗杀将于1994年访问马尼拉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优素福等人弄清了总统活动的路线，并给本·拉登发去示意图和草图[52]，标明可以发动袭击的地点；但是，优素福最终还是认为警卫过于严密。他们打算转而刺杀下个月要访问马尼拉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53]，甚至都弄到了教士的法衣，但这个计划同样未能实施。这帮人住处存放的化学物品意外失火，随后马尼拉警方就盯上了他们；优素福逃走时丢下了电脑，他们所有的计划都加密存在硬盘上。

不过，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脑子里还存着一份计划。他来见本·拉登时带来了一整套将来对美国发动袭击的方案，其中一项计划就是训练飞行员驾机撞向建筑物[54]。本·拉登没有明确表态，不过他正式邀请穆罕默德加入基地组织，并把家搬到阿富汗来。穆罕默德婉言谢绝了。然而，“9·11”的种子已经播下。

[1]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2] 对拉希姆拉·优素福扎的采访。

[3] 蒂姆·弗兰德，“数以百万计的地雷严重妨碍着阿富汗的重建工作”，《今日美国》，2001年11月27日。

[4] 据内布拉斯加-奥马哈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托马·古蒂埃说，80％的塔利班军队都是反苏战争中留下的孤儿。安娜·穆尔琳，“被揭示的威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1年10月15日。

[5]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45页。

[6] 对拉希姆拉·优素福扎的采访。

[7] 科尔，《幽灵战争：中情局、阿富汗与本·拉登的秘史——从苏联入侵到“9·11”》，第327页。

[8] “达特桑”是“日产”（Nissan）品牌的前身，上世纪80年代逐渐在“Datsun made by Nissan”的广告语中被淡化，并为“Nissan”品牌取代。——译者

[9] 美国大使馆（伊斯兰堡）机密电文，“塔利班终于有人开口了：关于这一宗教学生运动的起源与成员”，1995年2月20日。

[10] 对匿名巴基斯坦外交人员的采访。

[11] 阿诺·德博什格拉夫，“奥萨玛·本·拉登——‘无效’”，合众国际社，2001年6月14日。

[12] 伊斯梅尔汗，“穆贾迪迪反对抬高塔利班的奥马尔”，《伊斯兰堡新闻报》，1996年4月6日。

[13] 对法拉杰·伊斯梅尔的采访。

[14] 扎伊丹，《揭秘本·拉登》。

[15] 美国大使馆（伊斯兰堡）机密电文，“塔利班终于有人开口了：关于这一宗教学生运动的起源与成员”，1995年2月20日。

[16] 诺尤米，《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兴起：大规模动员、内战以及该地区的未来》，第118页。

[17] 科尔，《幽灵战争：中情局、阿富汗与本·拉登的秘史——从苏联入侵到“9·11”》，第294—295页。

[18] 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

[19] 胡安·科尔，个人通信。

[20] 诺尤米，《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兴起：大规模动员、内战以及该地区的未来》，第119页。

[21] 兰姆，《赫拉特的缝纫组》，第105页。

[22]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13页。

[23] 诺尤米，《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兴起：大规模动员、内战以及该地区的未来》，第136页。

[24] 罗伯特·菲斯克，“本·拉登危险流亡生涯中的小小安慰”，《独立报》，1996年7月11日。

[25] 贾森·伯克，“他何以成为本·拉登，（一）”，《观察家报》，2001年10月28日。

[26] “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故事：从初来阿富汗到与塔利班分道扬镳（三）”，《中东日报》，2004年12月10日。

[27] 对拉希姆拉·优素福扎的采访。

[28] 对彼得·L·伯根的采访。

[29] 穆罕默德·沙菲，“基地组织资助者的儿子称：‘我们住在本·拉登一家附近，他们不喜欢用电，还要求过清苦的生活’”，《中东日报》，2004年4月16日。

[30] 罗伯特·菲斯克，“本·拉登危险流亡生涯中的小小安慰”，《独立报》，1996年7月11日。

[31] 实际上，据杰克·克卢南说，美国情报部门直至1997年才知道本·拉登有卫星电话。

[32] 伊斯兰观察中心，2000年4月22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33]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56页。

[34] “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故事：从初来阿富汗到与塔利班分道扬镳（三）”，《中东日报》，2004年12月10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35] 蒂姆·麦格克，“远离故土的家”，《时代》周刊，1996年12月16日。

[36] 拉希德，《塔利班：阿富汗军阀的故事》，第49页。

[37] 同前，附录1，第217页起。拉希德复述了译自达里语并发放给记者们的塔利班法规。他没有改动原英译中的语法和拼写错误。女性雇员的统计数字来自安娜·穆尔琳，“被揭示的威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1年10月15日。

[38] 埃米·瓦尔德曼，“不许看电视、不许下象棋、不许放风筝：塔利班法典大全”，《纽约时报》，2001年11月22日。

[39] 埃米·瓦尔德曼，“不许看电视、不许下象棋、不许放风筝：塔利班法典大全”，《纽约时报》，2001年11月22日。

[40] 对巴赫拉姆·拉赫曼的采访。

[41]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11页。

[42] 阿希夫·穆罕默德·朱马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一案。

[43] 奥萨玛·本·拉登，“对占领两处圣地之国的美国人发动战争的宣言”，《阿拉伯圣城报》，1996年8月23日。

[44] “两处圣地之国”（The Land of Two Holy Places）即麦加、麦地那这两个伊斯兰圣地所在的沙特阿拉伯，下文“两座圣寺之地”（The Land of Two Holy Mosques）亦指沙特阿拉伯，两座圣寺即麦加大清真寺和麦地那先知清真寺。——译者

[45] 对优斯里·富达的采访。

[46] 富达和菲尔丁，《恐怖的主谋：全世界最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背后的真相》，第116页。

[47] 对弗兰克·佩莱格里诺的采访。

[48]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488页注。此前的报道都误认为这个词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是“大爆炸”之意。

[49] 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79页。

[50] 对贾迈勒·卡舒吉的采访。卡舒吉称本·拉登曾向他“发誓”，说自己不认识优素福。但是，1989年优素福确实在基地组织营地和安全屋呆过一段时间，而且本·拉登斡旋阿富汗内战期间他可能也在白沙瓦。科尔，《幽灵战争：中情局、阿富汗与本·拉登的秘史——从苏联入侵到“9·11”》，第249页。《生活日报》驻开罗记者穆罕默德·萨利赫告诉我，拉米兹·优素福和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见过面，但他不愿透露这一消息的来源。

[51] 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76页。

[52] 对迈克尔·朔伊尔的采访。

[53] 里夫，《新一代“胡狼”：拉米兹·优素福、奥萨玛·本·拉登与恐怖主义的未来》，第86页。

[54]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49页。

第十四章 行动起来

1996年6月25日，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训练中心，约翰·奥尼尔为调查局和中情局的特工们安排了一次私人休假。中心里有汉堡包和热狗供应，奥尼尔甚至还让中情局的官员们去射击场打靶，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开枪。那天天气不错。奥尼尔到匡提科的室外场地打了一轮高尔夫。突然，每个人的寻呼机都响了起来。

沙特阿拉伯宰赫兰的霍巴塔军营大楼发生了一起灾难性的爆炸事件[1]。这座楼房当时是4404空运联队的宿舍，他们负责强制实施伊拉克上空的禁飞区。19名美国士兵被炸死，另有将近400人受伤。奥尼尔集合起了一支由100多名特工、支援人员和各警察机构成员组成的队伍。第二天，这队人乘一架空军运输机飞抵沙特阿拉伯。一周之后，奥尼尔本人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也加入了他们。

弗里身材瘦削，是个严肃的人，他的性情在许多方面和奥尼尔恰恰相反。局长颇以自己是个顾家的男人为豪，通常下午6点就会离开办公室，好回家跟妻子和孩子们呆在一起。和喜欢摆弄新鲜玩意、口袋里总揣着最新款电子记事本或手机的奥尼尔不同，弗里对科技颇感厌烦。1993年他上任时办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把办公桌上的电脑扔掉。弗里上台之前，联邦调查局在技术上本来就已经相当落后；但到他离任的时候，即便是教会团体都不愿接受调查局捐赠的古董电脑。和手下的大多数男特工一样，弗里穿的西服往往都是便宜货，鞋子也磨得很厉害，这与他那位下级——身穿英国巴宝利细条子西服、足蹬意大利布鲁诺马格利休闲鞋的奥尼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他们俩在晚上到达了宰赫兰，随行的还有一小队行政人员。灾难发生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宽85英尺、深达35英尺的巨大炸坑，被支柱上高高架起的灯照得通明；炸坑附近到处是烧焦了的汽车，还有被掀翻的悍马军车。矗立在这一片残骸之上的是军营大楼的废墟。这次袭击使用的炸弹比一年前摧毁沙特国民卫队培训中心的汽车炸弹还要大，其威力甚至超过1995年致使俄克拉何马城168人死亡的炸弹。奥尼尔在瓦砾堆中穿行，与累得精疲力竭的特工拥抱——他们得从沙子里筛寻证物，还得小心翼翼地把死者的遗物用袋子装好。尸体碎块还散落在沙地上，周围以红油漆画圈为记。在现场附近张开的一个帆布篷下，调查员们将装载炸弹的那辆卡车的碎片拼凑起来，逐步还原其形状。

沙特调查人员设置的障碍，让处理现场的特工们深感沮丧。沙特方面不允许他们向目击者了解情况，或是讯问嫌疑犯。他们甚至不能离开炸弹爆炸的现场。在特工们看来，沙特人之所以要阻碍调查，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暴露王国内部存在斗争的事实。对中东地区没有什么经验的特工很快形成了一种印象：沙特王室的权力已经岌岌可危。

弗里起初很乐观，觉得沙特人会与他们合作；但看到深夜时分的会谈全都在闲聊打趣，奥尼尔却越来越灰心。他们又去了几趟沙特王国，有一次两人乘飞机一同返回的时候，弗里兴致很高。“这一趟走得不赖吧？我觉得他们真的会帮我们的忙。”[2]

奥尼尔回答说：“你开玩笑吧？他们什么东西都不会给我们。他们只不过是在拿些屁话耍你罢了。”

那次飞行剩下的时间里，弗里都不肯再和奥尼尔说话。不过，他仍然认可奥尼尔的热忱与才能，并派他去沙特阿拉伯继续游说，以争取对方的合作。奥尼尔与纳伊夫王子和其他官员见了面。他们颇不情愿地听他提出各种请求。世界各国的情报部门都是谨慎而保守的组织，不愿与别人共享信息，这一点奥尼尔是了解的。他惯于利用个人的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想方设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弄到手，但沙特人对他的百般央求似乎根本无动于衷。他们的口风比与他合作过的其他任何警察机构都要紧得多。美国人大为愤怒地了解到，几个月前沙特当局曾截下一辆从黎巴嫩开往霍巴的汽车，车上满载着炸药。主管内务部的纳伊夫王子决定不向美国同僚通报此事[3]。

除了根深蒂固、源于文化的沉默作风，沙特人和美国人打交道时如此谨慎还有法律方面的原因。沙特王国是通过沙里亚律法来管制的，因此宗教法官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何不愿听取的证据扔到一边，比如由外国机构提交的材料。沙特人担心联邦调查局的干预会影响案件的审理。奥尼尔设法与沙特方面达成协议，允许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通过双向玻璃来讯问嫌疑人；这样既能让调查局接触到案件情况，同时也能在面子上保证沙特人所坚持的独立性。

证据逐渐表明制造袭击事件的人最有可能是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但沙特对是否继续进行调查却犹豫起来。他们担心，如果伊朗人与此事有涉（这一点很快得到了证实），那么美国人会怎么做？沙特人自己的调查指向的是黎巴嫩真主党在王国的一个分支。对伊朗进行经济与外交制裁看来不太可能，因为欧洲人不会赞成此事。“也许你们是别无选择，”[4]一个沙特人对奥尼尔说。“如果以军事行动来报复，那你们准备轰炸什么？你们会往他们头上扔核武器吗？把他们的军事设施夷为平地？还是摧毁他们的炼油厂？这么干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可是他们的隔壁邻居。你们远在6000英里之外。”

在联邦调查局全球化的新时代，奥尼尔明白了一个道理：查清案子是一回事，而伸张正义又是一回事。

奥尼尔渴望离开华盛顿，渴望着“行动起来。”[5]他想重新指挥查案。1997年1月，他成为纽约国家安全分部的主管特工——纽约办事处是联邦调查局规模最大、名气最响的外勤办事处。上任时，他把整整4盒罗勒德克斯名片堆在新秘书洛兰·迪·塔兰托的桌子上。然后他递给洛兰一张名单，上头列着所有他想要会见的人——市长、警察局长及各副局长、联邦机构的负责人，以及纽约市所有5个区的全部宗教领袖和民族领袖。不出6个月，他就勾掉了单子上的所有姓名。

这段时间过后，他俨然成了个一辈子都住在这儿的老纽约。这座城市是个巨大的舞台，而奥尼尔就是台上的主角。圣帕特里克节游行的时候，他和纽约市大主教约翰·卡迪纳尔·奥康纳并肩站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台阶上。他和布鲁克林区的伊玛目一起祷告。著名的运动员和电影明星（如罗伯特·德尼罗）都向他征求意见，并把他称作自己的朋友。他的一个老友在一次深夜聚会上看到每个人都对奥尼尔礼让有加，于是说：“约翰，你在这地方可是神通广大啊。”[6]奥尼尔答道：“要是连个官样子都没有，还当什么治安长官？”

如今，奥尼尔主管反恐与反情报事务的这座城市充斥着移民、间谍和行踪诡秘的外交官。按照调查局语焉不详的称呼习惯，专门负责中东地区的小组被称为I-49。该组的特工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苏丹人、埃及人和以色列人身上，这三个国家的人全都在纽约积极招募人员。

组里的成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他们中有路易斯·纳波利，他是纽约警察局的一位警探，通过反恐联合行动组[7]分到了I-49小组。纳波利至今还住在布鲁克林区他长大的那座房子里。约翰·安提塞弗和迈克·安提塞弗兄弟俩也来自布鲁克林，是克罗地亚移民的后代。理查德·卡尔涅维茨是布鲁克林波兰移民的儿子，会用手风琴演奏波尔卡舞曲。杰克·克卢南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长大，而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还不仅仅是口音：他在大学里的专业是英语和拉丁语，并于1972年J·埃德加·胡佛局长去世当天加入联邦调查局。卡尔·萨默林是纽约州的一位黑人州警，以前还拿过网球冠军。凯文·克鲁斯毕业于西点军校，曾任82空降师上尉。玛丽·德博拉·多兰是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女儿；她曾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工作，后来又到北爱尔兰攻读爱尔兰历史的研究生。他们的主管汤姆·朗来自皇后区，是个直率、粗俗、脾气暴躁的爱尔兰裔，和奥尼尔一样在调查局总部当过讲解员，两个人那时候就认识。组里的一些成员（像朗和安提塞弗兄弟）从事反恐工作已有多年。而黛比[8]·多兰等几个人则是新手；黛比于1996年加入调查局，奥尼尔上任前一个月她才分到纽约处。这个小组的规模很快就会大增，但核心还是这7名特工、一位州警和一名市局警探。组里还有一个成员是丹·科尔曼，他被外派到中情局的亚力克站，一直在辛辛苦苦地独力调查本·拉登的案子。

然而，奥尼尔上任的时候，I-49小组的大部分人都被抽去调查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00号航班坠毁事件[9]。空难发生于1996年7月，就在长岛海岸附近。数十名目击者报告说看到一道火光向上飞起，最后半空就发生了爆炸。看来，这似乎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恐怖主义活动。调查局调动起局内颇为可观的所有资源，以尽快查清此案。对霍巴塔爆炸案和环球航空800号空难的调查占用了局内可资利用的全部人力，但案件的水落石出仍然遥遥无期。

调查员们从一开始就认为飞机失事是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当时他正在纽约接受审判）的追随者所为，他们为了报复在航班上放置了炸弹，或是将其击落。但经过3个月的调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飞机发生了非常离奇的机械故障。空难的调查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公共关系问题：面对目击者活灵活现的证言，调查局不知该如何向满腹狐疑的公众解释自己得出的结论。灰心丧气的特工们继续在飞机的残骸中四处搜索；这些残骸被运到了长岛的一个机库，要一块块地重新拼凑起来。

奥尼尔得把他的小组弄回来。在国防部的协助下，他确定了环球航空800号航班发生爆炸时的高度，以及飞机与长岛海岸间的距离。他证明飞机当时已超出了“毒刺”导弹的射程——对于目击者看到的明显气流尾迹，导弹袭击是当时可能性最大的解释。奥尼尔提出，火光可能是因为从飞机上漏出的燃油烧了起来；他还说服中央情报局就这种可能性做了视频模拟，结果和目击者的描述惊人地相似。这一下，他总算可以调查本·拉登的情况了。

中央情报局中职位与奥尼尔对应的迈克尔·朔伊尔喜怒无常，亚力克站[10]是以他韩裔养子的名字命名的。调查局和中情局首次协力调查同一个项目，这样的合作关系是空前的，但也有些尴尬。在朔伊尔看来，联邦调查局只不过是想在亚力克站安插一个内线，以窃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但牢骚满腹的朔伊尔逐渐对丹·科尔曼——调查局派驻在他的领地的第一人——产生了敬意。科尔曼体重超标，衣衫不整，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头发从来就没服帖过。他就像是一只浑身长刺的豪猪，总爱和别人吵架（调查局的同事背后叫他“臭脾气圣诞老人”），但他身上没有调查局那副深为朔伊尔不齿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把科尔曼当作又一个无足轻重的官僚打发掉本来很容易，但他身上体现的智慧与正直，恰恰是朔伊尔最为敬重的品质。不过，即便友谊也无法弥和机构之间的根本冲突：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科尔曼的使命是搜集证据，并最终证明本·拉登犯下了罪行。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朔伊尔很早就认定，对付本·拉登的最好策略就是把他干掉。

虽然科尔曼尽职尽责地向调查局的上级汇报情况，对他所了解的情况真正感兴趣的却只有奥尼尔一个人。科尔曼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白宫迪克·克拉克的情况介绍会上。奥尼尔对奥萨玛·本·拉登这位沙特异见者非常着迷，但当时知道本·拉登是何方神圣的人寥寥无几，即便是在调查局。后来，在奥尼尔调到纽约之前的几个月，科尔曼讯问了从基地组织叛逃的贾迈勒·法德勒，他透露出有这么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还说到该组织在全球范围的野心。科尔曼在德国的一处安全屋花了几周时间盘问法德勒，了解到基地组织的结构及其领袖的性格特征，从而得出了结论：美国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新威胁。但是，他的报告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感兴趣的只有几位公诉人，以及中情局和调查局的几个人——主要是朔伊尔和奥尼尔。

朔伊尔和奥尼尔是最有责任阻止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两个人，但他们却非常讨厌对方——这种情绪反映着两人代表的组织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状态。美国情报机构对基地组织威胁的反应，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他们俩所体现的冷淡人际关系与机构间斗争的阻碍。科尔曼被夹在这两个固执、暴躁而又极富才干的人中间，他们总是为了一个问题——本·拉登——和对方争执不休，而双方的组织对这个问题都不感兴趣。

在亚力克站分给他的隔间里，丹·科尔曼继续追查着讯问法德勒时得到的线索。他仔细检查了从电话录音中抄录下来的文字，这几部被窃听的电话与本·拉登在喀土穆的生意往来有关。有一个常接到电话的号码是瓦迪赫·哈吉的，他在肯尼亚内罗毕，是本·拉登的前任秘书。哈吉的大部分通话都是从阿拉伯语翻译出来的，但还有一些说的是英语，特别是在哈吉和他的美国妻子通话的时候。他常会笨拙地用密语说话，但他的妻子好像总也听不懂。

“送10张绿纸头过来，好吧？”哈吉在一次通话中说。

“10张红纸头？”她问道。

“绿的。”

“你是说钞票啊，”她明白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他含讥带讽地回答。[11]

科尔曼对哈吉产生了兴趣。此人的谍报技术虽说不怎么样，但似乎还算是个慈爱的父亲、体贴的丈夫。出门在外时他都会给孩子们打电话，还叮嘱妻子别让他们总看电视。表面上他开设着一个名为“帮助非洲人”的慈善机构，同时靠经销宝石维持生计。

中央情报局认为可以把哈吉发展为己方的情报人员。研究过通话记录的科尔曼虽然觉得哈吉不太可能转变立场，但他还是同意去一趟肯尼亚，至少在那儿有可能找到一些证据，证实法德勒描述的这个基地组织确有其事。

1997年8月，科尔曼和两名中情局特工带着搜查令来到哈吉在内罗毕的家，陪同他们的还有一名手持AK-47步枪、颇为紧张的肯尼亚警察。哈吉的屋子前面竖着一堵煤渣砖砌成的高墙，墙头插着碎玻璃，还有拴在绳子上的看家狗——一只骨瘦如柴的德国牧羊犬。哈吉的美国妻子阿普丽尔·布赖特斯凯·蕾和6个孩子[12]都在家里，还有阿普丽尔的母亲玛丽昂·布朗。已皈依伊斯兰教的母女俩都披着盖头。

隔着那么远的距离研究过这家人之后，见到他们本人时的感觉有点奇怪。科尔曼认为这母女俩属于犯罪团伙妻子的那一类，大概知道家里的男人在从事不法活动，但从法律上说她们自己并未卷入其中[13]。阿普丽尔是个胖女人，一张圆圆的脸显得很和气。她说她丈夫出国做生意去了（实际上，他那时在阿富汗和本·拉登谈话），但他当天晚上就能回来。科尔曼给她看了自己带来的搜查令，说这是要搜寻被盗的文件。

屋子里污秽不堪，到处都是苍蝇。有一个孩子正发着高烧。中情局的人和阿普丽尔在另一间屋子里谈话的时候，玛丽昂·布朗则紧紧盯着科尔曼，看着他搜查家里的抽屉和壁橱。

“想不想来点咖啡？”布朗问道。

科尔曼瞟了一眼厨房，谢绝了。

“不喝就对了。说不定我会毒死你，”[14]她说。

房间里到处堆着文件和记事本，还有时隔8年之久的煤气收据，以及一大堆银行家、律师、旅行代办人和除虫公司的名片。在卧室壁橱的顶层，科尔曼找到了一台苹果PowerBook笔记本电脑。

那天晚些时候，瓦迪赫·哈吉回到家中。他身材瘦削，留着大胡子，右胳膊已经萎缩。哈吉生在黎巴嫩，但借助妻子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对于招募一事他有着自己的想法：和特工们见面时哈吉带来了许多宗教传单，整晚上都在劝科尔曼和中情局特工改信伊斯兰教。

不过，在内罗毕的那个晚上，中情局的一个人设法从PowerBook笔记本的硬盘上修复了几个被删除的文件，这些文件证实贾迈勒·法德勒所说的基地组织的确存在，也证实了该组织怀有恐怖主义目的。然而，针对本·拉登的犯罪证据还是不够集中。

通过检查文件，科尔曼和中情局的人摸清了哈吉出行的情况。他曾在东欧为本·拉登购买枪支，而且似乎经常往坦桑尼亚跑。基地组织肯定是有所企图，但他们仍不清楚这企图究竟是什么。不管怎么说，这个行动显然级别不高，而内罗毕的安全屋一经暴露，行动无疑也就中止了。

[1] 对约翰·利普卡、戴尔·沃森、杰克·克卢南和利雅得匿名官员的采访；弗里，《我的联邦调查局生涯：击垮黑手党、调查比尔·克林顿，进行反恐战争》，第11页起。肯尼思·M·波拉克在个人通信中写道：“我们认为伊朗人是霍巴塔袭击的幕后主谋，沙特方面对此完全赞同。我从未从他们那里听说任何关于基地组织应对袭击事件负责的看法。不过，由于他们已开始与德黑兰恢复关系——特别是穆罕默德·哈塔米在伊朗当选之后——我们能强烈感到沙特方面不希望我们得出这个明确的结论，因为他们担心美国想对伊朗人发起报复性袭击，或是迫于压力而不得不这么做。”理查德·A·克拉克和史蒂文·西蒙在采访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但是，“9·11”调查委员会却认为霍巴塔爆炸案与基地组织可能存在关联，称有“确凿但间接的证据”表明该组织“确实起到了某种我们尚不了解的作用。”道格拉斯·耶赫尔，“没有发现沙特向基地组织支付金钱的证据”，《纽约时报》，2004年6月19日。但这一证据并未公之于众。据迈克尔·朔伊尔说，这个关联是根据中央情报局作出并转交调查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而确立的。

[2] 对理查德·A·克拉克的采访。弗里在个人通信中否认了此事。不过，奥尼尔和许多人说过这个故事。

[3] 对匿名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的采访。

[4] 对里哈布·马苏德的采访。

[5] 对约翰·利普卡的采访。

[6] 对R·P·埃迪的采访。

[7] 反恐怖主义联合行动组（Joint Terrorism Task Force）分布在美国各地，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当地执法机构共同组成，主要任务是查明并摧毁恐怖主义团伙，防止其发动恐怖袭击。——译者

[8] 德博拉的昵称。——译者

[9] 对理查德·A·克拉克、汤姆·科里根和汤姆·朗的采访。

[10] 对丹尼尔·科尔曼和迈克尔·朔伊尔的采访。

[11] 展示的证据，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12] 保释听证，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13] 对丹尼尔·科尔曼的采访。

[14] 对丹尼尔·科尔曼的采访。

第十五章 面包就白水

奥马尔毛拉派一个代表团去托拉博拉向本·拉登致意，并打探关于此人的更多情况。本·拉登的战争宣言及其在国际媒体掀起的风暴让塔利班大为震惊，也使得他们产生了分歧。有些塔利班指出，他们根本就没有邀请本·拉登来阿富汗，也没有义务来保护这个危及塔利班与别国关系的人。塔利班当时与美国并未发生冲突，而美国名义上还对塔利班在阿富汗起到的稳定作用表示赞许。此外，本·拉登对沙特王室的抨击直接破坏了奥马尔毛拉对图尔基王子的承诺——管住这位客人。

另一方面，塔利班也希望本·拉登能帮助阿富汗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基础设施，提供工作机会，使僵死的经济得以复苏。塔利班奉承本·拉登，说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先知逃往麦地那时的支持者[1]。他们强调，只要他不再抨击支持塔利班的沙特阿拉伯，不再与媒体接触，塔利班就很欢迎他留在这里，并会为他提供保护。作为回报，本·拉登无条件地认可了塔利班的统治[2]。不过，他很快就辜负了他们的信任。

1997年3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个电视摄制组被车送进贾拉拉巴德北部寒冷的群山，来到一间衬着毯子的小土房，他们要在这里和奥萨玛·本·拉登见面[3]。来到阿富汗之后，这个流亡的沙特人已经和在伦敦发行的《独立报》和《阿拉伯圣城报》的记者通过话，但这还是他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新闻制作人彼得·伯根发现本·拉登好像病了。他进屋时拄着拐杖，整个采访过程中都在轻声咳嗽。

直到那时，除了在战场上，本·拉登很可能都没有杀过一个美国人，或是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亚丁、索马里、利雅得和宰赫兰的恐怖袭击也许曾受到他言辞的激励，但人们始终不能证明他指挥了实施行动的恐怖分子。虽然拉米兹·优素福曾在基地组织的一个营地受训，本·拉登与1993年世贸中心的爆炸案却没有关联。本·拉登对驻伦敦的巴勒斯坦编辑阿卜杜勒·巴里·阿特万说，1993年美军在摩加迪沙遭到伏击、1995年利雅得国民卫队培训中心的炸弹袭击和1996年霍巴塔的炸弹爆炸事件都是基地组织所为，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他的说法。毫无疑问，本·拉登身边围满了像扎瓦希里这样双手沾满鲜血的人，而他也支持他们在埃及的行动。按照中情局当时对他的描述，本·拉登是恐怖分子的资助者，而且是个没多少钱的资助者。然而，向美国宣战却成了对本·拉登及其事业的眩目广告——对于一个如此时乖运蹇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当然，本·拉登的塔利班主人不允许他这样大造声势；不过，本·拉登一旦抓住了整个世界的注意力，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松手。

CNN记者彼得·阿内特首先请本·拉登提出他对沙特王室的批评意见。本·拉登说，王室对美国俯首帖耳，“按照沙里亚律法的规定，这样的政权应该被驱逐出宗教群体。”换言之，本·拉登对沙特王室宣布了“塔克费尔”（开除出教）的命令，称他们不应再被视为穆斯林，因而也就成了可杀之人。

阿内特接着问道，如果伊斯兰激进运动在沙特阿拉伯掌握政权，他打算创造怎样的一个社会。本·拉登的确切回答是：“我们相信，在真主的允可下——赞誉与荣耀归主——穆斯林将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而真主的宗教——赞誉与荣耀归主——将在整个半岛盛行。我们将怀着极大的自豪与希望，恢复穆罕默德先知——愿他安息——曾受的神启，并以它作为裁定一切的标准。从前我们曾追随穆罕默德——愿他安息——的启示，并且获得了极大的幸福与尊严，功劳与赞誉都归于真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充满宗教辞藻的回答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现实的政治计划，除了施行沙里亚律法；而沙特阿拉伯无疑已经在实施这一律法。本·拉登所说的幸福与尊严处于历史的反面，与民族和国家的概念背道而驰。伊斯兰激进运动对于治理民众从来就没有明确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兴趣——这在塔利班的统治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证明。净化是他们的目标；一旦纯洁成为至高无上的要求，离恐怖也就不远了。

本·拉登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列为他宣战的首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是美军在阿拉伯世界的驻留。他补充说，美国的平民也必须离开伊斯兰圣地，因为他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阿内特在最发人深省的一轮对话中问道，如果美国答应本·拉登让他们离开阿拉伯的要求，他会不会停止圣战。“致使我们作出这种反应的，是美国针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侵略政策，而不仅仅是其针对阿拉伯半岛的政策，”本·拉登说。因此，美国必须“在全世界”停止针对穆斯林的任何形式的干涉活动。本·拉登说话时俨然已是伊斯兰帝国的代表，一位即将就任的哈里发。“今天的美国制定了一种双重标准，任何反抗其不公行为的人都会被它称为恐怖分子，”他抱怨说。“美国想要占领我们的国家，窃取我们的资源，通过代理人来强行统治我们……而且还指望我们赞成这一切。如果我们拒绝服从，美国就会说，‘你们是恐怖分子。’”

这次奥马尔毛拉派了一架直升机去贾拉拉巴德，把本·拉登接到坎大哈与他见面[4]。本·拉登究竟是塔利班的盟友还是敌人，这一点尚不清楚。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奥马尔都不能再把本·拉登留在贾拉拉巴德；那地方远在阿富汗国土的另一端，处于塔利班控制范围的边缘。他们必须控制住这个多嘴多舌的沙特人，否则就只能把他驱逐出境。

两人在坎大哈机场见面。奥马尔告诉本·拉登，塔利班情报机构声称他们发现有一帮部族雇佣兵密谋要绑架他[5]。无论消息是真是假，奥马尔毛拉总归找到了借口——他趁机命令本·拉登把手下撤出贾拉拉巴德，搬到坎大哈来；在这里塔利班可以盯着他。奥马尔亲自向本·拉登承诺会保护其安全，但他说那些新闻采访必须停止。本·拉登说他已决定停止自己的媒体宣传活动。

三天之后，本·拉登的全部家人与支持者乘飞机来到坎大哈，他自己则乘车跟在后面。他的整个运动又来了一次大迁移；又有一批灰心丧气的追随者离他而去。奥马尔给了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两个选择：要么住在一栋为电器公司工人修建的宿舍楼里，楼内必需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要么就是一座名叫塔尔纳克农场的废弃农庄，那里的生活设施一概没有，连自来水都不通。本·拉登选择了破败不堪的农场。“我们想生活得简单一些，”[6]他说。

农庄10英尺高的围墙之内有80来座用土坯或混凝土建造的房屋，包括宿舍、一座小清真寺、仓库，还有一栋摇摇欲坠的6层办公楼[7]。本·拉登的三位妻子全挤在一个有围墙的小院子里；据本·拉登的一名保镖说，她们生活得“非常和睦。”[8]在农庄的墙外，塔利班派驻了两辆苏制T-55坦克[9]。

和往常一样，本·拉登从生活的匮乏中汲取着力量，而且似乎完全没有觉察到如此恶劣的环境对别人造成的影响。一个名叫阿布·占达勒的也门圣战者向领导抱怨，说男人们几乎没东西可吃，本·拉登答道：“占达勒，我的孩子，我们的境况还没有当年先知的同伴那么糟。他们那时用石头抵住自己的肚子，然后把它们紧紧绑在身上。安拉的使者自己还绑了两块石头呢！”

“那些人的信仰很坚定，真主是想考验他们，”阿布·占达勒反驳说。“而我们却是犯了罪的人，真主才不会考验我们呢。”

本·拉登笑了起来。

每天的伙食常常只有陈面包和井水。本·拉登会拿起硬撅撅的面包往水里一蘸，然后说：“赞美真主！我们能吃到食物，可还有上百万人连这点东西都吃不上。”[10]他们几乎没钱购买供应品。有一个阿拉伯人因有急事要去外国，就找到本·拉登问他要旅费；本·拉登进了屋子，搜集起所有能找到的现钞，最后拿着大约100美元走出来。阿布·占达勒意识到本·拉登已经掏空了自己的金库，就抱怨说：“你为什么不把那笔钱留下一点来给我们？留在这里的人，比离开的人更有资格得到钱。”本·拉登回答说：“不要担心。我们的生计自然会有着落。”但是这之后接连5天，除了本·拉登房子周围长的青石榴，农场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一天三顿，我们都就着生石榴吃面包，”阿布·占达勒回忆道。

---

自从1996年离开苏丹之后，扎瓦希里就成了个幽灵一般的人物。追踪他的埃及情报人员跟到了瑞士[11]和萨拉热窝。据说他在保加利亚寻求政治避难[12]，但埃及报纸又说他在靠近法国边境的一所瑞士别墅里享受着豪华的生活，他的一个秘密账户里存着3000万美元。与此同时，扎瓦希里名义上还是圣战组织报纸《圣战者》的编辑，该报的办事处设在哥本哈根[13]。瑞士与丹麦两国的情报部门都不知道扎瓦希里那段时间是不是真在自己的国家呆过。扎瓦希里使用的一本假护照显示他去过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等地[14]。据称他曾到荷兰商讨开辟卫星电视频道的事宜[15]。他说自己得到了阿拉伯富豪的支持，他们希望在卡塔尔新近开播的半岛电视台之外，提供一种可供人们选择的宗教激进主义节目。按照扎瓦希里的方案，这个频道将每天向欧洲和中东地区播放10个小时，只使用男性播音员；不过，他的方案后来再也没有了下文。

扎瓦希里还去了车臣地区，他希望在那里建立圣战组织的新基地。“那里的条件好极了，”[16]他在给同事的备忘录中写道。1996年年初，俄罗斯人在与居民以穆斯林为主的叛乱地区实现停火之后，逐渐撤出了车臣一带。对伊斯兰激进分子而言，车臣提供了一个在高加索地区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机会，他们可以从这里把圣战推向整个中亚地区。“如果车臣和其他高加索地区的圣战者抵达富含石油的里海沿岸，将他们与阿富汗分隔开来的惟一障碍就是中立国土库曼斯坦，”扎瓦希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这将在俄罗斯南部形成一条伊斯兰圣战带；它将在巴基斯坦东部连接起来，克什米尔圣战者的活动已经蔓延到这一地区。”[17]这样一来，哈里发帝国将逐渐重现。他所要创造的世界似乎唾手可得。

1996年12月1日凌晨4点，扎瓦希里乘一辆小面包车进入俄罗斯境内。车上还有他的两位亲密助手马哈茂德·希沙姆·欣纳维和艾哈迈德·萨拉马·马布鲁克，后者是圣战组织阿塞拜疆分支机构的负责人。由于没有签证，一行人在关卡遭到拘留后被送往联邦安全服务部，并被控非法入境。扎瓦希里带着4本不同国家签发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也各不相同[18]。俄罗斯人始终没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他们搜出了6400美元现金；其他一些伪造的文件，包括开罗大学医学院“阿明先生”的毕业证书；几本医学教科书；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传真机和卫星电话。审判的时候，扎瓦希里假充是苏丹商人。他声称他不知道自己当时是非法越境，还说他来到俄罗斯是想“了解皮革、药物等商品的价格。”法官判处扎瓦希里和他的同伴6个月监禁。审判结束时，他们的刑期差不多也已经服完；几周之后，他们就被带到阿塞拜疆边境打发走了。“真主让他们对我们的身份视而不见，”[19]扎瓦希里向支持者描述这次旅途的时候吹嘘说。这些支持者一直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都很不满。

这次丢人的经历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扎瓦希里组织里叛逃的人越来越多，又没有真正的收入来源，他除了与坎大哈的本·拉登联手之外别无选择。他们两人都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好处。与苏丹的兴盛时期相比，基地组织和圣战组织都已大不如前。不过，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劝说塔利班将霍斯特等地的基地组织营地重新交由本·拉登控制，以训练到克什米尔一带作战的民兵。靠着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补贴的开支[20]，训练营地成了重要的收入来源。此外，本·拉登还能向几个自反苏圣战以来就一直支持他的人求助。因此基地组织还算有一点收入，足以让本·拉登购买高级汽车送给奥马尔毛拉和他手下的高级指挥官[21]，从而使自己更受欢迎。尽管基地组织的经济状况仍然十分严峻，扎瓦希里还是认为有了本·拉登对自己会更加有利。

许多埃及人在阿富汗重新会合起来，其中就有阿布·哈夫斯。阿布·乌贝达淹死之后，他被任命为基地组织的军事指挥。基地组织只能提供每月100美元的津贴[22]，是苏丹时的一半。伊斯兰组织的领袖来到了阿富汗，还有其他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起初，他们和基地组织的家庭一起呆在贾拉拉巴德的山洞里——共有250人左右[23]——大部分人后来又跟随本·拉登搬到坎大哈。这里的情形让他们大惊失色：肮脏的环境、粗劣的食物、不洁的饮水，更糟糕的是没有生活设施。肝炎和疟疾大肆流行。“这地方比坟墓还差劲，”[24]一个埃及人在家信中说。终于，他们的领袖扎瓦希里也来到了这里。

由于阿富汗已经没有了学校教育，孩子们整天都在一起玩耍。扎瓦希里的一位著名支持者有个性情固执的女儿名叫扎纳卜·艾哈迈德·哈德尔，是加拿大公民。全家离开白沙瓦的时候扎纳卜很难过；她那时18岁，一家人已经在那里舒舒服服地生活了15年。阿富汗就在那道挡住落日的陡峭山崖对面，但这个国家似乎还停留在上一个世纪。虽然扎纳卜那时已经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甚至戴上了手套，脸上也披着盖头，她还是很讨厌阿富汗女人不得不穿的“布尔卡”（burka）包头长袍。父母向扎纳卜保证她在这个国家会很开心，这里施行的是真正的伊斯兰信仰；虽然和她一起长大的学校伙伴不在身边，她很快就能找到新的朋友。扎纳卜闷闷不乐地宣布她不想交任何朋友。

两天之后，母亲说他们要去见本·拉登一家人。“我谁都不要见！”她抗议说。

“你要是不听话，就别想再去白沙瓦了，”她的父亲不耐烦地说。

后来，本·拉登的几个女儿成了扎纳卜最亲密的朋友。长女法蒂玛1997年时14岁，是乌姆·阿卜杜拉的女儿；13岁的赫蒂彻是乌姆·哈立德的女儿。（“法蒂玛”是先知穆罕默德一个女儿的名字，而“赫蒂彻”则是他第一位妻子的名字。）扎纳卜和本·拉登的女儿们年龄差着好几岁，不过她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她们生活的圈子实在是太小。

本·拉登的三位妻子带着孩子，分别住在农场自家的房子里。基地组织成员的孩子们全都穿得破破烂烂，想让他们保持最起码的整洁往往都是白费力气。扎纳卜发现，本·拉登几房妻子的家都很干净，而且截然不同。乌姆·阿卜杜拉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为人风趣、心肠又好；她特别喜欢装饰屋子。虽说另两位妻子的家也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乌姆·阿卜杜拉的家还很漂亮。屋子里摆着花，墙上有招贴画，还能看到给小小孩玩的涂色书。扎纳卜注意到，她家里的不少清扫活儿都得女儿法蒂玛来干，因为这位母亲“生来就不是干活的”。

法蒂玛是个很有趣的孩子，不过反应有点慢。她私下对扎纳卜说自己绝对不要嫁给父亲身边的任何一个男人，因为“我父亲将会被全世界通缉”。

“他犯的罪就是让你结婚[25]，法蒂玛，”扎纳卜说。

“得了吧你。”

扎纳卜不是在开玩笑。在这些女孩生活的世界里，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联盟。扎纳卜觉得，法蒂玛似乎忘了自己的身份。（当然，法蒂玛也无法决定自己会嫁给谁；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人——本·拉登的追随者之一——将在4年之后组织撤出坎大哈时丧生。）

乌姆·哈立德的家则大不一样——这里的生活更为宁静，也更有条理。和乌姆·阿卜杜拉不同，乌姆·哈立德试图自己来教育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农场里为阿拉伯男孩设立了一所私立学校，但女孩子们都在家里学习。身为阿拉伯语语法学博士的乌姆·哈立德帮助扎纳卜学习这门课程，还经常和女孩子们一起做饭。本·拉登教女儿们数学和科学，每天都会抽点时间和她们呆在一起。有时他还会搞测验，看她们有没有跟上进度。

乌姆·哈立德的大女儿赫蒂彻喜欢学历史和生物。在扎纳卜看来这几个孩子接受的教育都不怎么样，不过她认为赫蒂彻“非常、非常的聪明”。

乌姆·哈姆扎只有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但照扎纳卜看，与其他两位妻子相比，“乌姆·哈姆扎最棒。”她也是最年长的一位妻子，比丈夫大7岁。她视力不好，体质虚弱，患有习惯性流产。作为一位出身既富且贵的沙特女性，她身上自然流露出一种庄严之感，但她对本·拉登的事业也非常投入。本·拉登向乌姆·哈姆扎求婚时，他的家人感觉大受冒犯，因为这是本·拉登第二次结婚。但她同意了；她想嫁给一位真正的圣战者。乌姆·哈姆扎在基地组织的社区中很有人缘。其他的女人觉得可以向她倾诉，而与她交谈的时候，她们感觉自己的问题对她来说也很重要。“我们知道周围的一切都有可能崩溃，因此会情绪低落，”扎纳卜说。“她能让大家坚持下去。”

本·拉登也很依赖她。虽然他试图按照《古兰经》的训谕，对几位妻子平等相待，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最爱的是乌姆·哈姆扎。她并不美丽，但通情达理，信仰虔诚。她的家永远是最干净整齐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箱子，她所有的衣服都装在里面。她会在门背后挂上一件干净的沙尔瓦克米兹（最常见的阿富汗长袍），等着给本·拉登换上。浴室的小架子上放着一瓶她自己用的香水，还有一瓶则是丈夫的。

他们的亲密关系让乌姆·阿卜杜拉嫉妒得要命。虽然乌姆·阿卜杜拉在几位妻子中排行老大，还为本·拉登生了11个孩子，她也是妻子中年纪最小、教育程度最低的一个。美貌是她惟一的优势，她也下了很大功夫来保持自己的吸引力。每当组织里有别的女人出门，尤其是去西方国家，乌姆·阿卜杜拉都会给她们开一张列有名牌化妆品和内衣的购物单，她最中意其他任何人都不会买的美国牌子。本·拉登的几位妻子都住在农场的同一个内院之中，乌姆·阿卜杜拉会穿上运动服，在院子里绕圈跑步，以保持体形。“她总和奥萨玛吵架，”她的朋友玛哈·埃尔撒姆纳回忆说。“我常常告诉她，这个男人可能一眨眼就会被从你身边夺走。你应该好好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不要每次他一来，就把他搞得那么痛苦。”

女孩们有时会彼此搞一些孩子气的恶作剧。有一次法蒂玛不想让扎纳卜回家，就哄她妹妹伊曼把扎纳卜的鞋子和盖头藏起来，一直拖到实施宵禁的时间；这样一来，扎纳卜只好整晚呆在她们家。

本·拉登的孩子并不像社区的其他人那样，把他视为一位极为虔诚、决不妥协的人物。有一回法蒂玛想借几盘磁带，扎纳卜告诉她：“我可以把磁带给你，但有一个条件。可别让你爸听到这些东西。有些人对教规守得太严了。”

“我爸又不会把这些磁带砸掉，”法蒂玛抗议说。“他其实没那么厉害。他只不过是在手下面前装出那副样子罢了。”

“他真的会听歌？”扎纳卜惊讶地问道。

“是啊，他又不反对。”

生性爱马的本·拉登在乌姆·哈立德家里收藏了许多相关书籍，甚至保留着彩印书和印有马儿图片的日历；不过，社区里的其他家庭都不得在墙上挂图画。扎纳卜的结论是：“这位谢赫挺不拘小节。”

本·拉登年纪略长的儿子们常和父亲呆在附近的托拉博拉。在这些十几岁的男孩的身上，奇怪而又不稳定地混合着两种特点：一是无聊，二是极度危险。和女孩不一样，男孩们有机会上学，但他们在学校除了整天背《古兰经》之外几乎就无事可做。本·拉登允许年纪稍小的几个儿子玩任天堂游戏机[26]，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别的娱乐方式。男孩们都很野，为了摆脱单调的生活往往会干出不计后果的事来。扎纳卜有个弟弟叫阿卜杜勒·拉赫曼，和本·拉登的一个儿子正好同名，两个人成了朋友。在整座农庄里，只有他们俩的父亲才有能力给孩子买马骑。有时他们不骑马，而是挑动两人的马打架。阿卜杜勒·拉赫曼·本·拉登的马是一匹性子很烈的阿拉伯马，不过后来差点被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德尔买的一匹更为强壮的马弄死。本·拉登的儿子往枪膛里压了一枚子弹，用枪指着哈德尔，说如果他不把自己的马拉开就要把他打死。谋杀与暴力始终在酝酿之中。

到了下午，男孩们常打排球，奥萨玛有时也会上场。他的健康状况显得非常好。有一次他从塔利班手里买了一匹马，据称是他们从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那里夺来的。那是一匹金色的高头大马，有三条小腿是白色。始终没人能驾驭它，后来本·拉登跃上马背，骑着它跑远了。25分钟之后他骑着马回到农庄，马儿已对他俯首帖耳。

这里的男人们让整个世界如此畏惧而鄙视，但他们在自己家里时似乎却没有那么可怕；他们会和孩子们打打闹闹，还辅导他们做功课。扎纳卜记得，有一次她们一家去了扎瓦希里在坎大哈的家，这位父亲拿着冲锋枪走进了家门。扎瓦希里正要上楼梯，扎纳卜10岁的弟弟抱住了他的腿，缠着他要枪玩。“阿卜杜勒·卡里姆，等我们进了房间再说嘛！”扎瓦希里说。小男孩就是不放手；他求个不停，还要去够枪。扎瓦希里终于绷不住了，就把武器给孩子看了个够。在扎纳卜和其他人眼中，这是个很温情的时刻。“而这样的一个人，却被他们说得简直像恶魔一样！”她叹道。

扎瓦希里的4个女儿聪明、率直、相貌美丽，尤其是纳比拉。长到12岁的时候，她在社区里为儿子物色媳妇的母亲眼中已是备受关注的对象。扎瓦希里惟一的儿子穆罕默德长得也很漂亮，是几个姐姐的宠儿。但长大之后，他更多的时间都要和男人们和同学相处。对于这样一个身体纤弱、彬彬有礼的男孩来说，周围的环境实在是太糟糕。他老是遭到挑逗、被人欺负。他宁可呆在家里帮母亲做事。

扎瓦希里的女儿们常常聚在一起嬉戏，或是锻炼身体。她们的母亲阿扎喜欢办小规模的聚会，不过可以待客的东西实在太少——有时只是面条和西红柿[27]。扎瓦希里的二女儿乌梅玛订婚的时候，扎纳卜去了她们家。从早饭到中饭，再从中饭到晚餐，女孩子们一直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那天晚上到了深夜她们还在唱歌，闹腾得要命，连艾曼医生敲门让她们安静一点都没听见。“我在想，这个人让全世界胆战心惊，但他甚至都没冲我们大喊大叫。我们觉得他是个脾气温和的好人。”

扎瓦希里的妻子为人端庄，不过她还是坚持在生活中保留一份讲究。阿扎的衣服都是自己缝制的，她比较喜欢古典的款式。她弄来一些伊朗的衣服样子，还自学了一点波斯语，好看懂上面的说明。她还靠缝制睡衣来攒钱，常会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给亟需用钱的事业。她和女儿们用糖纸做成花束挂在墙上，还拿石头在她们家寒碜的土房前面摆出漂亮的图案。

1997年，阿扎碰到了一件意外的事：在上次生孩子将近10年之后，她又怀孕了。婴儿出生在冬天，体重严重不足。艾曼医生一看到自己的第5个女儿，马上就意识到这孩子患有唐氏综合症[28]。阿扎本来就肩负着在艰难环境中照顾一大家人的重任，但她仍然接受了这个新的负担。他们给孩子取名艾莎。家里的每个人都爱护她，但只有阿扎一人才能照顾到她所有的要求。

回顾自己与本·拉登和扎瓦希里两家孩子的友谊，扎纳卜说这两家人“经历过起起落落，但他们都是很正常的孩子。他们的童年也挺正常的。”

1997年7月，扎瓦希里回到阿富汗两个月之后，埃及局势发生了可能危及他整个运动的变化，这让他愤怒异常。伊斯兰律师蒙塔赛尔·扎耶特在伊斯兰激进组织和埃及政府之间促成了一项协议。这项被称为“非暴力倡议”的协议起源于一所监狱之中，16年前扎耶特和扎瓦希里就曾被囚禁那里[29]。由于2万名伊斯兰激进分子被埃及逮捕，还有数千人被安全部队杀害[30]，宗教极端主义运动已陷于瘫痪；伊斯兰激进组织的领袖清楚地认识到，除非他们正式放弃暴力，否则就无法再见天日。

倡议宣布后，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在美国监狱的囚室里附议表示赞同。埃及政府虽然不承认达成过什么交易，还是于第二年释放了2000名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31]。扎瓦希里圣战组织的许多资深成员也加入了这项与政权和解的运动。

起初，只有扎瓦希里一个人对此事独持异议。“用政治语言来说，这个倡议就等于投降，”[32]他极为愤怒。“哪一场战争之中的战士，会被迫结束自己的战斗与煽动，束手就擒，还要交出自己的手下和武器——却得不到任何回报？”针对此事，扎瓦希里和其他伊斯兰激进分子向伦敦发行的一家阿拉伯语报纸的编辑发去连珠炮一般的信件，后来这些信被人们称为“传真之战”。扎瓦希里说，他理解狱中领袖们遭受的磨难，但“如果我们现在把运动停下来，当初又何必开始？”

扎瓦希里的立场使埃及伊斯兰激进分子产生了分歧：留在埃及国内的人希望和平，流亡国外者则反对和解。扎瓦希里召来了两位支持者——新任伊斯兰激进组织反对派埃米尔的穆斯塔法·哈姆扎，以及该组织的军事指挥里法伊·艾哈迈德·塔哈，他们两人都在阿富汗。（盲人谢赫附和此项倡议时，也许是将其视为和美国人讨价还价的筹码[33]，他希望美国人能放自己出狱。后来他看到出狱显然没有可能，就收回了对倡议的支持。）埃及流亡者决定通过一次扭转局面的袭击行动，来为继续使用暴力的做法正名。

原定的袭击目标可能是一场歌剧演出。1997年10月，尼罗河西岸靠近卢克索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34]陵庙前上演了威尔第讲述古埃及故事的歌剧《阿伊达》。壮观的陵庙遗迹是新埃及王国最伟大的古迹之一。总统夫人苏珊·穆巴拉克主持了歌剧的开场庆典。

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策略是袭击埃及经济的命脉与对外交流的主要来源——旅游业，以刺激政府作出更压迫民众、更不得人心的反应。圣战组织一向很鄙视这种做法，认为它会适得其反。但这次歌剧演出将有许多重要人物和政府官员参加，包括总统本人在内，因此它也为实现圣战组织除掉政府首脑的目标提供了机会。不过，庆典时在场的3000名埃及安全部队官兵，却使得他们未能发动起初策划的袭击[35]。

1997年11月17日，壮丽的陵庙遗迹和往常一样守望着南方琥珀色的沙漠，35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如此——比起耶稣、穆罕默德，甚至是几个一神宗教的创始人亚伯拉罕[36]，它的历史都要早得多。夏日的酷热已经消退，这标志着旅游旺季的开始；数百名游客徜徉在陵庙之中，有的结队跟着埃及导游，还有一些人在拍照，或是在售货亭前买东西。

早晨将近9点的时候，6名身着黑色警察制服、手提塑料包的年轻男子进入了陵庙的建筑。其中一人开枪打死一名保安，然后他们全都绑上了红色的头带[37]，表明自己是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成员。两名袭击者守在大门口准备与警察交火，但警察始终都没来。其他几人则在陵庙阶梯状的院子里来回搜索，先开枪打腿把游客们撂倒在地，然后再有条不紊地走上前对准头部射击，结果他们的性命。他们停下来，用宰牲口的刀肢解了几具尸体。一位年长的日本男子被他们挖掉了内脏。后来人们发现他体内塞着一本小册子，上面写道：“不许游客来埃及。”[38]小册子的署名是“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的破坏与毁灭分队——伊斯兰激进组织。”

被困在陵庙中、缩身石灰岩柱廊之后的游客想躲起来，但他们无路可逃。陵庙成了一个绝好的陷阱。在受害者的惨叫声中，伴随着袭击者重新装弹时“真主至大”的高喊。屠杀持续了45分钟，地面上血流成河。死者中有一个5岁的英国孩子，还有4对正在度蜜月的日本夫妇。陵庙装饰精美的墙壁，溅上了脑浆和碎发。

任务完成之后袭击者劫持了一辆公共汽车，准备再找些游客来杀，但他们终于碰到了警方的检查点。一名袭击者在随后发生的枪战之中受了伤。伤者的同伴将其杀死，然后逃入山中；许多导游和村民骑着小轮摩托或驴子紧紧追赶，他们手里的武器只有铲子和石头。

后来，人们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袭击者排成一圈的尸体。埃及新闻界猜测他们是被愤怒的村民们打死的，但看起来他们是按照某种仪式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其中一人的口袋里装着张纸条，上面说他因为没有尽早实施这次行动而深感遗憾。

不包括袭击者在内，共有58名游客和4名埃及人被杀。这是现代埃及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恐怖行动。大部分受害者是瑞士人（35人）；其他死者则来自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保加利亚和哥伦比亚[39]。此外，还有17名游客和9名埃及人受伤。一名瑞士女子眼睁睁看着父亲在自己面前被割掉了脑袋。

第二天，伊斯兰激进组织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里法伊·塔哈说，按计划袭击者本应该绑架人质，迫使政府释放狱中的伊斯兰领袖[40]，但有条不紊的屠杀过程表明这显然是个谎言。杀人凶手的死亡则反映出了扎瓦希里的影响；在此之前，伊斯兰激进组织从未进行过自杀式行动。瑞士联邦警察后来查明，本·拉登资助了这次袭击事件[41]。

埃及举国震惊。深感憎恶和耻辱的民众彻底走向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对立面。而这个组织突然又表示收回先前的说法，并指责起常见的几个替罪羊来。盲人谢赫在监狱里怪罪以色列人，称这次屠杀出于摩萨德[42]之手。扎瓦希里则指责埃及警方，说杀人者其实是警察，不过他还说受害者也有责任，因为他们来到了埃及。“埃及人民认为，外国游客呆在这里是对穆斯林和埃及的侵犯，”他说。“年轻人都在说，这儿是我们的国家，而不是供人嬉闹消遣的地方，特别是你们这些外国人。”[43]

卢克索成了埃及反恐怖主义运动的转折点。无论阿富汗的策略家们认为这雷霆一击会带来怎样的好处，事件的后果却落到了他们自己头上，并没有伤及敌手。他们的支持消失无踪；而在失去了民众的认可之后，他们再也找不到藏身之处。在卢克索事件之前的5年中，埃及的暴力恐怖组织杀害了1200多人，其中许多是外国人。而在卢克索之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袭击就完全停止了。“我们还以为这些人此后就销声匿迹了，”[44]一位开罗人权工作者说。

---

也许是因为身处与世隔绝的坎大哈，圣战者的领导人——特别是埃及人——认识不到他们这次失败的本质。他们的思维被封闭在自己所创造的逻辑之中。他们谈话的主要对象就是彼此；为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们从《古兰经》和圣训的教导之中挑出特定的文字，让人们觉得他们肩负着上天注定的使命。他们生活在一个不断遭受暴力摧残的国家，因此卢克索的恐怖事件也不会显得多么非同一般；实际上，在塔利班革命的激励下，他们还想变得更为血腥、更不妥协。然而，卢克索事件发生之后，圣战者领导人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反思。他们分析了自己的困境，并制定了一个让伊斯兰取得胜利、与不信真主者进行最后决战的策略。

他们分析中的主要观点是：不合法的领导给伊斯兰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45]。圣战者接着又自问，这种局面是由谁造成的[46]？他们说，罪魁祸首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犹太教联盟。随着1916年英法两国瓜分阿拉伯土地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第二年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贝尔福宣言》，这个联盟就产生了。不久之后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伊斯兰的哈里发帝国也随之消亡。这一切都被视为基督教-犹太教联盟为扼杀伊斯兰教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他们利用的工具则是联合国、屈从的阿拉伯统治者、跨国公司、卫星频道以及国际救援机构。

伊斯兰激进组织以前也曾兴起过，但都由于不够团结和缺乏明确计划而失败了。1998年1月，扎瓦希里开始起草一份将聚集在阿富汗的所有圣战者团体团结到同一旗帜下的正式宣言[47]。这一宣言将使运动的目标从地区性冲突，转向针对美国的全球伊斯兰圣战。

与本·拉登两年之前的战争宣言相比，这份宣言措辞慎重，简明扼要。扎瓦希里申诉了美国的三大罪状。第一，海湾战争结束已有7年，但美军还驻留在沙特。“如果说以前还有人对占领的问题存在争议，那么如今阿拉伯半岛的所有人民都已认清这一事实，”他评论道。第二，据他说美国已造成100多万平民死亡，这证明美国企图摧毁伊拉克。第三，美国打算通过残害阿拉伯国家来扶持以色列，因为削弱与分裂阿拉伯国家是以色列赖以生存的惟一保证。

所有这一切就等于是“针对真主、主的使者和穆斯林的战争”。因此，圣战者联盟的成员发布了圣令，“裁定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不论军人还是平民——是每一位穆斯林的个人责任；只要有可能，他们应在任何一个国家实施这种行动。”

2月23日，伦敦发行的《阿拉伯圣城报》刊载了这篇圣令，新联盟在其中自称“伊斯兰反犹太和十字军国际阵线”。圣令的签署者有本·拉登（以个人名义）；圣战组织的领导人扎瓦希里；伊斯兰激进组织的领导人里法伊·塔哈；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秘书米雷·哈姆扎谢赫；还有孟加拉圣战运动的领导人法兹勒·拉赫曼。签名中没有用到基地组织的名字。这个组织的存在仍然是一个严格的秘密。

在阿富汗境外，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看到这一宣言时简直难以置信。经历了卢克索事件的灾难之后，他们震惊地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从未邀请他们加入的联盟的成员。塔哈被迫从圣令上撤回了自己的签名；按照他对伊斯兰激进组织其他成员所作的拙劣解释，他只不过是在电话中受到邀请，联合发表了一份支持伊拉克民众的声明[48]。

圣战组织也是一片哗然。扎瓦希里将他在阿富汗的支持者召集起来，以解释这个新的全球性组织。成员们指责他背离了组织夺取埃及政权的首要目标，而且反对把圣战组织拖进本·拉登针对美国的宏大战争。有些人则反对本·拉登本人，说他“历史阴暗[49]”，担任新联盟的领袖无法取信于人。扎瓦希里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答复了这些针对本·拉登的抨击：“这位承包商（本·拉登）以前也许确实有过未能兑现的诺言，但现在他已经改变了……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们所享有的一切几乎都是首先来自真主，然后来自他。”[50]到那时，他已经完全附属于本·拉登。如果没有本·拉登的钱（不管这钱变得如何紧缺），基地组织就无法生存。

最后扎瓦希里发誓说，如果成员不认可他的行动，他就要辞职[51]。成员被捕和叛变已经把圣战组织弄得乱作一团，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他们要么继续追随扎瓦希里，要么就只能离开圣战组织。许多成员作出了后一种选择，其中包括扎瓦希里自己的弟弟、也是他军事指挥的穆罕默德[52]。从地下运动的时期开始，兄弟俩就始终在一起。他们曾经发生过争执——有一次，艾曼当着同伙的面痛斥穆罕默德，说他没有管理好组织那点菲薄的资金。但穆罕默德很得人心；每逢艾曼因为出行或入狱长时间不在组织里，身为副埃米尔的穆罕默德就会承担起领导的责任。然而，与本·拉登联手一事让穆罕默德无法接受。他的背弃给组织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几名成员试图推举盲人谢赫做伊斯兰阵线的埃米尔，但这个提议根本没人理会，因为奥马尔谢赫还关在美国的监狱之中。本·拉登早已受够了埃及不同派系之间的内讧。他告诉这两个组织，他们在埃及的行动收效甚微而且代价高昂，现在已到了“把枪口转向”美国和以色列的时候。扎瓦希里的助理艾哈迈德·纳贾尔后来告诉埃及的调查员，“我亲耳听见本·拉登说，我们的主要目标现在已经集中到一个国家——美国，它要求我们对所有的美国利益发动游击战争，不仅是在阿拉伯地区，而且是在整个世界。”[53]

[1] 阿卜杜勒·巴里·阿特万，“对沙特反对派奥萨玛·本·拉登的采访”，《阿拉伯圣城报》，1996年11月27日。

[2] 伯克，“他何以成为本·拉登，（一）”《观察家报》，2001年10月28日。

[3] 伯根，《圣战：在本·拉登的秘密世界之中》，第17页起。

[4]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五），2005年3月23日。

[5] “我的父亲亏本整修了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社群》，1991年10月18日。

[6]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五），2005年3月23日。

[7] 科尔，《幽灵战争：中情局、阿富汗与本·拉登的秘史——从苏联入侵到“9·11”》，第391页。

[8]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六），2005年3月24日。

[9] 克拉克，《针对所有敌人》，第149页。

[10]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六），2005年3月24日。

[11] “扎瓦希里、本·拉登和赫兹布·塔赫里在欧洲开展恐怖主义行动时彼此之间关系的秘密”，《阿拉伯祖国》周刊，1995年10月13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扎瓦希里的一个同伙在埃及作证说，他曾用电话与身在日内瓦的扎瓦希里联系。哈立德·谢拉夫丁，“对埃及最大的国际宗教激进主义组织的审讯出人意料”，《中东日报》，1999年3月6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瑞士别墅，见“圣战组织恐怖主义者称中情局与恐怖分子有密切联系”，中东通讯社，1996年9月8日。与圣战组织关系密切的亚西尔·瑟勒在采访中坚称扎瓦希里从未在瑞士居住，但扎瓦希里的表亲玛哈·阿扎姆却说他在那儿住过。

[12] 对赛义德·巴兹卜的采访。

[13] 对杰斯珀·斯坦的采访；迈克尔·塔恩比·詹森，个人通信。

[14] 安德鲁·希金斯和阿兰·卡利森，“恐怖主义者的漫长历程：扎瓦希里医生的传奇彰显出基地组织的恐怖根源”，《华尔街日报》，2002年7月2日。

[15] 赖特，“本·拉登背后的人”，《纽约客》，2002年9月16日。

[16] 安德鲁·希金斯和阿兰·卡利森，“恐怖主义者的漫长历程：扎瓦希里医生的传奇彰显出基地组织的恐怖根源”，《华尔街日报》，2002年7月2日。

[17]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七）。

[18] C·J·奇弗斯和史蒂文·李·迈尔斯，“车臣叛乱分子主要受民族主义驱使”，《纽约时报》，2004年9月12日。

[19] 安德鲁·希金斯和阿兰·卡利森，“恐怖主义者的漫长历程：扎瓦希里医生的传奇彰显出基地组织的恐怖根源”，《华尔街日报》，2002年7月2日。

[20] 本杰明和西蒙，《神圣恐怖的时代》，第146页。

[21] 瓦希德·穆杰德赫，见伯根，《我所认识的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组织领袖的口述历史》，第164页。

[22] 艾哈迈德·易卜拉辛·赛义德·纳贾尔的供述，“阿尔巴尼亚遣返者”一案，1998年9月。

[23] 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德尔，见伯根，《我所认识的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组织领袖的口述历史》，第173页。

[24] 阿兰·卡利森和安德鲁·希金斯，“紧张的联盟：基地组织阿富汗骚乱的内幕”，《华尔街日报》，2002年8月2日。

[25] 原文中的“marrying you”意带双关，既可指“嫁出女儿”，也可指“与女儿结婚”。——译者

[26] 阿卜杜勒·巴里·阿特万，见伯根，《我所认识的奥萨玛·本·拉登：基地组织领袖的口述历史》，第170页。

[27] 对玛哈·埃尔撒姆纳的采访。

[28] 唐氏综合症是由于婴儿先天染色体缺陷而引发的，通常与母亲的年龄有关。孕妇的年龄越大，产下患儿的可能性越高。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婴儿智力较低，很可能同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消化道畸形等并发症。——译者

[29] 对蒙塔赛尔·扎耶特的采访。

[30] 韦弗，《埃及画像：在伊斯兰激进世界之中的旅程》，第264页。韦弗估计被杀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在7千至8千人之间，第267页。

[31] 鲁宾，《埃及政治中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第161页。

[32] 穆罕默德·沙菲，“扎瓦希里的秘密文件”（五），《中东日报》，2002年12月17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33] 对希沙姆·卡西姆的采访。

[34] Hatshepsut，或译哈采普苏特，开创一代盛世的古埃及第18王朝女王（公元前1479年—公元前1458年左右在位），也是古埃及时期唯一的女性法老。——译者

[35] 韦弗，《埃及画像：在激进伊斯兰世界之中的旅程》，第272页。

[36] 亚伯拉罕（阿拉伯语中称为易卜拉辛）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是上帝从世上众生中捡选并给予祝福的人。同时也是传说中希伯来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共同祖先。——译者

[37] 道格拉斯·耶赫尔，“70人在埃及陵庙袭击事件中丧生”，《纽约时报》，1997年11月18日。

[38] 韦弗，《埃及画像：在伊斯兰激进世界之中的旅程》，第259页。

[39] 阿兰·考埃尔，“在瑞士的一个机场，卢克索36名死者的遗体被送回国内”，《纽约时报》，1997年11月20日；亦可见道格拉斯·耶赫尔，“现代的恐怖，降临在尼罗河畔古老的遗迹之中”，《纽约时报》，1997年11月19日。

[40]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199页。

[41] 贾兰·哈拉韦，“本·拉登，卢克索屠杀的幕后主谋？”，《金字塔周刊》，1999年5月20—26日。

[42] 以色列情报机构，全称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The Institute for Intelligence and Special Operations）。——译者

[43] 劳伦斯·赖特，“本·拉登背后的人”，《纽约客》，2002年9月16日。

[44] 对希沙姆·卡西姆的采访。

[45] 福阿德·侯赛因，“扎卡维……基地组织的第二代（十四）”，《阿拉伯圣城报》，2005年7月13日。

[46] 扎瓦希里，“先知麾下的骑士”，（十一）。

[47] 肯尼思·M·卡拉斯的结案陈词，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一案。

[48] 扎耶特，《通往基地组织之路：本·拉登得力干将的故事》，第89页。

[49] 穆罕默德·沙菲，“扎瓦希里的秘密文件”（二），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中东日报》，2002年12月14日。

[50] 穆罕默德·沙菲，“基地组织的秘密电子邮件”（二），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2005年6月13日。

[51] 扎耶特，《通往基地组织之路：本·拉登得力干将的故事》，第109页。

[52] 对哈尼·西巴伊的采访。

[53] 艾哈迈德·易卜拉辛·赛义德·纳贾尔的供述，“阿尔巴尼亚遣返者”一案，1998年9月。

第十六章 “这下开始了”

在联盟发布圣令，要求随处诛杀美国人之后，基地组织的运气开始有了好转。在这以前，除了沙特和苏丹两地之外，没有多少人知晓本·拉登这个名字和他的事业；但是，圣令的消息又激励起了新一代的战士。他们有些来自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有些则来自开罗或丹吉尔[1]的街头。西方世界中的穆斯林群体也听到了这一号召。1998年3月，圣令宣布才一个月时间，艾哈迈德·雷萨姆就从蒙特利尔赶来。原籍阿尔及利亚的雷萨姆是个小偷，后来因企图炸毁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新人得先到哈尔丹营地受训，雷萨姆是营地里的30来个阿尔及利亚人之一。生活在伦敦的摩洛哥裔法国公民扎卡里亚斯·穆萨维也于同一个月抵达；后来，他承认犯下了阴谋袭击美国的罪行。来自也门、沙特阿拉伯、瑞典、土耳其和车臣的男青年聚集到哈尔丹，每个国家的人都有自己的埃米尔。[2]他们建起一个个小组织，准备将来移植到自己的祖国或是客居的国家。有些人去克什米尔和车臣打仗。许多人则为塔利班效命。

知名度是本·拉登使用的货币。财富没有了，他用名声取而代之；名声为他换来了应征者和捐赠。尽管本·拉登向奥马尔毛拉保证会保持沉默，他在圣令发布后还是举行了一系列新闻发布会并接受采访。首先来采访的是一行14人的巴基斯坦记者，他们上车后先被拉着兜了两天圈子，然后才被送到离出发点只有几英里远的一个基地组织营地。记者们百无聊赖地四下站着，等候本·拉登现身。突然，一阵枪炮和火箭弹的齐鸣宣告本·拉登抵达营地：他乘着由4辆皮卡组成的车队，还有蒙面保镖护送。一条狗疯跑着找地方躲，连滚带爬地逃到了一棵树后。

这个场面让巴基斯坦记者感觉很滑稽，一看就是事先安排好的[3]。他们对本·拉登向美国宣战并没有兴趣，那宣言似乎只是个哗众取宠的荒唐噱头。印度刚刚实验了一种核设施，他们希望本·拉登转而对印度宣布圣战。大失所望的本·拉登试图把记者们重新引到自己的议程上来。“我们来谈谈真正的问题吧，”[4]

他请求说。“恐怖主义既可能是值得称赞的，也可能是应受谴责的，”[5]等一位追随者提出一个早有安排的问题，本·拉登就谈起了大道理。“恐吓一个无辜的人，对他实施恐怖行动，这是应该反对的不公行为；而不公正地对人实施恐怖行动也是不对的。反之，对压迫者、罪犯、窃贼与强盗实施恐怖行动则很有必要，因为这样才能保证人们的安全，保护他们的财产……我们所施行的，就是这种值得称赞的恐怖主义。”

正式采访结束后，伊斯兰堡《新闻报》的记者拉希姆拉·优素福扎把本·拉登拉到一旁，问他能否谈谈自己的生活。比如说，他有几位妻子，有多少个孩子？

“我数不清，”本·拉登笑着说。

“起码有几个妻子你还是知道的吧，”优素福扎提示道。

“我想我有三个妻子，不过孩子有多少已经搞不清了，”本·拉登说。

优素福扎接着又问本·拉登有多少钱。本·拉登以手抚心，微微一笑。“我这里很富有，”他说。他还是在回避个人问题。

优素福扎刚回到白沙瓦，就接到了奥马尔毛拉怒冲冲打来的电话。“本·拉登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圣战，竟然都不告诉我一声？”他大叫。“阿富汗只能有一个统治者，要么是我，要么是他本·拉登。”

虽说本·拉登在采访时拼命喝茶喝水，这样的采访总是会让他的嗓子大受影响。每次接受采访，第二天他的声带就会红肿不堪，根本说不了话，只能用手势与人交流[6]。他的保镖声称这是苏联化学武器的残留影响，但有些记者则认为他肯定患有肾病[7]——这种说法，引出了一个持久而未被证实的传奇。

与巴基斯坦新闻界谈话两天后，本·拉登接待了记者约翰·米勒和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新闻摄制组。采访之前，这位无可取代的美国记者在一座小屋中和扎瓦希里席地而坐，向他说明新闻摄制组的要求。“医生，我们要拍摄本·拉登在营地里走动、和手下人交流、观看他们训练之类的情况，然后我们就能以这些镜头作为背景画面，来讲述他的故事，”米勒说。扎瓦希里会意地点点头。“你们需要一些‘B’带，”[8]他说的是代表这种拍摄的专业术语。他轻声一笑，又说道：“米勒先生，你得明白，这次采访可不是你们台的萨姆·唐纳森[9]和总统在白宫玫瑰园散步。本·拉登先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一刻，米勒意识到扎瓦希里可能是本·拉登身后的真正力量。不过，本·拉登自己随后也到了，那一番精心安排、令人敬畏的枪炮齐鸣再次上演。在土房外蟋蟀的鸣叫声中，米勒问本·拉登他的圣令是针对所有美国人，还是仅仅针对美国军人。“纵观历史，美国人似乎并不以区分军人和平民、男人和妇女，或是成人和儿童著称，”本·拉登平静地回答。他时不时以羞怯而天真的眼神对美国人一瞥，就像担心会冒犯对方似的。“我们认为美国的未来会一片黑暗。它将不再是合众国，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如同以前的苏联一样。本·拉登戴着白色的头巾，身穿一件绿色的军用夹克。在他脑袋上方的后墙上能隐约看到一张大幅非洲地图，那是个并不引人注目的线索。

“你就像是中东地区的泰迪·罗斯福，”[10]米勒最后说。

采访过程中，本·拉登的许多追随者也拥进了小屋。其中有两个沙特人名叫穆罕默德·奥瓦里和“圣战阿里”阿扎姆[11]，他们正在为下个月基地组织的第一次大行动作准备。等米勒的摄制组录好像，本·拉登的技术专家在录像带中抹掉了这两个沙特人的脸，然后才把带子还给美国人[12]。

采访之中，米勒问到了在马尼拉被捕的瓦利汗·阿明·沙阿。“美国当局认为他替你工作，从你这里接受资金，并在马尼拉设立了训练营；这一计划的部分目标是……刺杀或企图刺杀出访马尼拉的克林顿总统，”米勒说。瓦利汗是“一位亲密的朋友，”本·拉登温和地答道。“至于你说他为我工作，我没什么好说的。这件事我们全都参与了。”

瓦利汗被美国人逮捕一事本应严格保密，但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米勒。看到这位记者竟然在电视上直接对本·拉登提起瓦利汗的名字，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人怒不可遏。他们知道，约翰·奥尼尔是ABC新闻调查制作人克里斯托弗·艾沙姆的朋友，他俩常一起去伊莱恩餐厅喝酒。纽约南区的助理公诉人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极为气愤，甚至威胁要起诉奥尼尔。艾沙姆和米勒两人都说奥尼尔不是自己的消息来源，还主动表示愿意为此接受测谎仪的测试。菲茨杰拉德没有再追究下去，但奥尼尔和记者谈话口无遮拦的说法从此却挥之不去，成了他名誉的污点。与美国情报界的调查相比，有些记者对本·拉登的调查可谓更具创意，但全都于事无补。

事实上，无论是在基地组织内部，还是在围绕本·拉登的塔利班保卫部队之中，中央情报局都没有内线。中情局在少数几个阿富汗部族中还有联络人，那是反苏圣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资源。在亚力克站，迈克·朔伊尔设想了一个利用他们绑架本·拉登的计划[13]。阿富汗人将从塔尔纳克农场后面围栏下的排水沟钻进农场。另一队阿富汗人将偷偷摸进前门，用无声手枪杀死任何碍手碍脚的人。找到本·拉登之后，他们就会把他藏到30英里以外的一个山洞里。即使阿富汗人在绑架行动中被抓住，也不会留下美方的任何痕迹；如果没有被抓，那么他们就会在大约一个月或更晚的时间之后，等搜寻者放弃了搜索，再把本·拉登交给美国人。

中央情报局装配了一个形似货运集装箱的柜子，可以放进民用C-130运输机的货舱。集装箱里面放着一把牙医治疗椅，配有专为一名个头很高的男子设计的拘束器具（中情局以为本·拉登身高6英尺5英寸）；柜子里还将配备一名医生，以及可供他使用的多种医疗器械。这其中包括一台透析机，以防本·拉登真的患有肾病。中情局甚至在得克萨斯埃尔帕索附近的一处私人牧场修建了一条跑道，让飞行员在没有灯光指示、使用夜视仪的条件下练习夜间降落。

朔伊尔的计划是把本·拉登送到埃及，在那里可以用野蛮手段对他进行审讯，然后再悄悄地把他处理掉。约翰·奥尼尔对这个想法愤然提出抗议。他是个执法官，而不是杀手。他希望在美国逮捕并审判本·拉登。他向美国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提出了自己的理由，部长同意如果本·拉登真的被抓获，就把他交由调查局控制。丹·科尔曼很快就被派到埃尔帕索，演练他作为逮捕人员的角色。飞机降落后货舱的门会被打开，然后装着一名上了镣铐的恐怖分子的集装箱将被卸到仓库里。科尔曼走进集装箱，就能看到被捆在牙医治疗椅上的奥萨玛·本·拉登。然后科尔曼将向他宣读权利。

但如果想做到这一点，科尔曼需要对本·拉登的指控。中情局已经开始了训练，纽约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仍在听取证据。科尔曼在内罗毕瓦迪赫·哈吉的电脑中发现的一份文件，初步将基地组织和索马里美军士兵被杀事件联系了起来，这一关联成为了1998年6月纽约陪审团最终认定本·拉登犯罪指控成立的基础。然而，针对他的这几项具体起诉后来被撤销了，而随后对恐怖分子的审判也没有任何证言表明基地组织或本·拉登在那年8月之前杀害过美国人——或是其他任何人。如果本·拉登在那时被捕，很可能无法对他定罪。

由于调查局奥尼尔与中情局朔伊尔两人之间的争执，再加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愿批准这项可能会以令人尴尬的血腥局面收场的行动，计划陷入了瘫痪。情急之下，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于1998年5月两次飞往沙特王国，请求沙特人给予帮助。据朔伊尔说，阿卜杜拉王储明确表示，如果沙特人能成功地把本·拉登从塔利班手里弄出来，美国情报部门“可一个字都不能透露。”

沙特人对本·拉登有自己的顾虑。图尔基王子获悉，本·拉登曾试图把武器偷偷运给他在王国内部的支持者，以供他们袭击警察局。沙特人一再向塔利班抗议本·拉登在干预沙特的内部事务，但却没有任何作用。最终，国王在1998年6月召见图尔基，告诉他：“把这事结果了。”[14]

图尔基乘的飞机直接从堡垒般的塔尔纳克农场上空飞过，抵达坎大哈机场。在此之前，图尔基从来没见过奥马尔毛拉。王子被带到一家破旧的旅店。这里以前是一位富商的宅子，还能依稀看到几分城市曾经的优雅面貌。奥马尔毛拉一瘸一拐地走上前迎接他。这位独眼领袖显得很瘦，面色苍白，胡子老长，一只似乎患有某种疾病的手总是紧握在胸前。战争造成的伤疤和其他疾患在阿富汗极为常见。塔利班内阁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截过肢，或是身患各种各样的严重残疾；在任何男性集会之中，都很难看到有哪个人双手、双脚、双眼一应俱全。握手之后，图尔基在会客厅的地上与他相对而坐。奥马尔身后的两扇落地窗开向一个半圆形的露台，再往前就是灰扑扑、光秃秃的庭院。

即便在如此重要的一个礼节性场合，周围还是一派漫不经心、令人不安的混乱气氛。房间里挤满了人，老老少少闲着没事就溜进来看热闹。令图尔基感到些许欣慰的是屋里仅有的一台空调，它好歹缓和了阿富汗夏季令人窒息的酷热。

图尔基来访时带上了阿卜杜拉·图尔基谢赫，他是一位著名的伊斯兰学者，曾任负责宗教捐赠事务的部长。对于塔利班来说，宗教捐赠是颇为丰厚的赞助来源。让阿卜杜拉谢赫随行，不仅是为了提醒塔利班沙特在支持他们；有这位宗教权威在场，因本·拉登地位而起的任何宗教与法律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图尔基先提醒奥马尔毛拉，说他曾承诺不让本·拉登对王国发起任何形式的攻击，然后就要求他交出本·拉登；不巧的是，此人在图尔基访问期间恰好离开了坎大哈[15]。

奥马尔毛拉宣称这让他非常意外。“我不能就这么把他交给你们带上飞机，”奥马尔抱怨说。“毕竟我们在为他提供庇护。”

这番出尔反尔让图尔基王子目瞪口呆。奥马尔毛拉接着又向他大谈了一通普什图部族的道德规范，他说他们部族会严惩出卖客人的行为。

阿卜杜拉·图尔基谢赫指出，如果一位客人言而无信——比如本·拉登就一再出尔反尔，屡次接受新闻采访——主人就无需再承担保护他的责任。这仍然不能让塔利班的领袖信服。

图尔基王子以为奥马尔想让他们作出一点妥协，好保住自己的面子，于是就提议由他们两人建立一个委员会，商讨正式移交本·拉登的事宜。这之后，图尔基王子和随行人员站起身准备告辞。图尔基当时还特意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在原则上同意把本·拉登交给我们？”[16]

奥马尔毛拉说他同意。

会晤之后，据称沙特阿拉伯给塔利班送来了400辆4驱皮卡和其他经济援助，作为要回本·拉登的定金[17]。6星期之后，这笔资金和卡车让塔利班得以重新夺取马扎里沙里夫，这座城市是说波斯语的什叶派少数民族哈扎拉人的堡垒。塔利班战士之中有本·拉登派去的几百名阿拉伯人[18]。由于贿赂使得恰到好处，守卫城市的哈扎拉士兵只有1500人，他们很快就被干掉了。塔利班一进入没有任何防卫的城市，就开始了连续两天的奸淫和杀戮，不分对象地朝所有会动的东西射击，然后再割断人们的喉咙，还照着男尸的睾丸开枪。死者被曝尸街头任由野狗撕扯，过了6天幸存的人才获准将尸首埋葬。徒步逃出城外的居民遭到了塔利班空军的轰炸。还有数以百计的人被塞进货柜集装箱，扔到沙漠中让烈日活活烤死。联合国估计这场屠杀中受害者的总数在5000到6000人之间。受害者中包括10名伊朗外交官和一名记者。塔利班把他们抓住之后，带到伊朗领事馆的地下室中开枪打死。400名妇女被抢去做了小老婆。

但是，马扎里的屠杀很快就会因发生在远方的其他悲剧而相形失色。

伊斯兰阵线成立之后，美国情报机构对扎瓦希里和他的圣战组织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个组织虽然仍独立于基地组织，但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1998年7月，中情局特工在阿塞拜疆巴库的一家餐馆外绑架了艾哈迈德·萨拉马·马布鲁克[19]和圣战组织的另一名成员。马布鲁克是扎瓦希里关系最信赖的政治心腹。特工们把他的笔记本电脑整个儿克隆了一份，其中的资料有基地组织的结构图和圣战组织在欧洲成员的花名册——用丹·科尔曼的话说，这就是“基地组织的罗塞塔石碑”[20]。但是，中情局却拒绝把它交给联邦调查局。

这种典型的、毫无意义的官场制衡手段，从一开始就阻碍了两个组织的反恐行动；而由于中情局几名高级官员（包括朔伊尔在内）对奥尼尔个人所怀有的恶意，这种做法更是愈演愈烈。对情报本身过于重视的中情局就像一个黑洞，除非受到比自身引力更强的猛烈冲击，否则决不会吐出任何东西；中情局认为奥尼尔就是这样的一种力量。他会利用信息——提出指控，或进行公开审判——这样一来信息就不再是秘密，也不再是情报了；它会成为证据，成为新闻，成为对中情局来说毫无用处的东西。哪怕有一点点情报被曝光，中情局都会将其视为一种失败；把马布鲁克的电脑资料当作皇冠上的宝石一般紧紧攥住不放，这也是中情局的天性使然。如此高质量的信息是很难获取的，而信息到手之后要对其采取行动，更是难上加难。由于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削减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中情局只有2000名真正的特工（即间谍）在负责全球范围的行动。

怒不可遏的奥尼尔派一名特工去了阿塞拜疆，要求该国总统把原来的那台电脑交给美方。这一要求被拒之后，奥尼尔又说服克林顿总统亲自向阿塞拜疆总统说情。联邦调查局最终弄到了电脑，但调查局与中情局之间的敌意却并未消退，这对双方围捕基地组织网络的努力都造成了影响。

中情局对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的另一个圣战组织分支机构采取了行动。这个机构是穆罕默德·扎瓦希里在20世纪90年代初创建的。在中情局的指挥下，阿尔巴尼亚特工绑架了该机构的5名成员，把他们蒙上眼，审问了几天，然后把其中的埃及成员送回开罗。这几名成员在当地遭到严刑拷打[21]，并与另外100多名恐怖分子嫌疑犯一起接受了审判。他们苦受折磨的结果，是长达2万页的供认状。扎瓦希里兄弟俩都在缺席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8月8日，阿尔巴尼亚的分支机构被捣毁一个月之后，扎瓦希里向伦敦出版的《生活日报》发去以下声明：“我们希望简明地告诉美国人，他们传递的信息已经收到了，而对于这一信息的答复——我们希望他们能仔细地读——正在准备之中，因为在真主的帮助下，我们在书写答复时将使用他们所能理解的语言。”

---

基地组织尽管大肆恐吓、大搞媒体宣传，还发出了圣战的可怖号召，它其实一直都没有实施任何行动。这个组织有宏伟的计划，还声称以往曾取得胜利，但这些胜利不是与基地组织只沾着一点边，就是毫不相干。虽然基地组织成立已有10年，它还是个藉藉无名、无足轻重的组织；例如，它根本无法与哈马斯或黎巴嫩真主党相提并论。基地组织营地训练出的数千名年轻男子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制造破坏；由于这些人的训练经历，他们将被各情报机构称为“基地组织相关人员”。但是，除非他们向本·拉登宣誓效忠，否则他们就不是组织的正式成员。基地组织在坎大哈正式成员的人数要比喀土穆时少，因为本·拉登没有能力供养那么多人。他给记者们看的火力表演，其实是由雇来的阿富汗圣战者搞的。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就像气泡鱼一样，要让自己表面上显得很强大。但是，一个新的基地组织即将初露头角。

那是在1998年8月7日，马扎里沙里夫屠杀开始的同一天，也是美军8年前进入沙特阿拉伯的日子。

在肯尼亚，一个名叫萨利赫的埃及炸弹制造者[22]（他是扎瓦希里的手下）监督造出了两个巨型爆炸装置。第一个装置由2000磅TNT炸药、硝酸铝和铝粉制成；爆炸物被放进几个连着电池的箱子之中，再装上一辆棕色的丰田货运卡车。ABC那次采访时在场的两名沙特人穆罕默德·奥瓦里和“圣战阿里”开着车穿过内罗毕市区，朝美国大使馆驶去。与此同时在坦桑尼亚，萨利赫的第二颗炸弹也正在运往达累斯萨拉姆美国大使馆的途中。这个炸弹的构造与前者相似，不过萨利赫为了使爆炸时产生更多的碎片，还加上了一些氧气瓶或煤气罐。运送炸弹的车是艾哈迈德·阿卜杜拉驾驶的一辆油罐车。他是埃及人，由于长着一头金发，得了个“德国佬艾哈迈德”的绰号。爆炸时间定在星期五早晨10点30分，这个时候虔诚的穆斯林应该都在清真寺里。

基地组织有据可查的第一次恐怖袭击就带有其未来行动的特征。同时在多处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奇特手段是一种创新而冒险的策略，它使得行动更有可能失败，或被人发现。如果这两处的袭击能够成功，基地组织将引起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炸弹袭击将能配上本·拉登对美国那宏大的、看似疯狂的战争宣言，而袭击者自杀则将为两起旨在尽量多杀人的行动提供那么一丁点道德掩饰。在袭击的意图方面，基地组织也与众不同。造成大规模死亡本身就是一个目标。基地组织根本没有试图去避免伤害无辜，因为无辜这一概念已经被他们从计算中剔除。虽然《古兰经》明确禁止杀害妇女和儿童，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被选为袭击目标的原因之一就是女大使普鲁登斯·布什内尔，炸死她将引起公众更多的关注。

行动的每一个方面都暴露出基地组织经验不足。“圣战阿里”把车开进大使馆后方的停车场，奥瓦里随即跳下车向保安岗亭冲去。他本应该逼着没有武器的保安升起门口的横杆，但保安拒不服从。奥瓦里的手枪放在他的夹克衫里，落在了卡车上。他倒是把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一部分——朝院子里扔了一颗眩晕手榴弹。手榴弹发出的巨响引起了使馆楼内人们的注意。扎瓦希里从三年前对伊斯兰堡埃及大使馆的炸弹袭击中汲取了一个经验：第一次爆炸让人们纷纷涌向窗口，而真正的炸弹引爆时许多人都被飞射的玻璃削掉了脑袋。

突然间，奥瓦里面临着一个道德选择；他认为这个选择将决定自己永生永世的命运——至少后来他对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是这么说的。他本打算成为一名殉教烈士；在这次行动中死去，将保证他立即跻身天国。但是他意识到，自己引爆眩晕手榴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解释说，如果他继续干这件必定会让自己送命的事，那就是自杀，而不是以身殉教。他的命运将是被罚入地狱，而不是得到救赎。天国和地狱的差别就在这一线之间。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奥瓦里转身就逃，因此没有完成他的主要任务——升起横杆，让卡车能更靠近使馆的建筑。

奥瓦里没跑多远。爆炸把他掀倒在人行道上；他的衣服给炸得稀烂，背上还扎进了碎片。等他好容易站起身，在爆炸过后一片诡异的沉寂之中，他看到了自己造成的后果。

使馆大楼表面大块大块的混凝土墙壁被掀掉。死掉的人还坐在自己的桌前。铺着柏油的马路烧了起来，一辆挤满乘客的公共汽车也着了火。在使馆的紧邻，一家肯尼亚秘书学校所在的犹方迪大楼完全坍塌。许多人被压在瓦砾堆下；充满恐惧和痛苦的叫喊声很快就响成一片，一直持续了好多天，直至这些人被救出，或因死亡而归于沉寂。死者的人数是213人，包括12名美国人；共有4500人受伤，其中150多人被飞溅的玻璃弄瞎了眼睛。废墟的火烧了许多天。

9分钟之后，“德国佬”艾哈迈德把卡车开进达累斯萨拉姆美国大使馆的停车场，按下了连在仪表盘上的引爆器。幸运的是，他的卡车与大使馆之间还隔着一辆水罐车。这辆水罐车被炸得足足飞起三层楼高，直摔到大使馆档案室的旁边，但它却使炸弹袭击者无法贴近到足以把建筑炸塌的位置。爆炸造成11人死亡，85人受伤，全都是美国人。

除了让世人注意到基地组织存在这一明显的目的，两起炸弹袭击的意图并不明确，而且有些令人不解。内罗毕的行动以麦加的神圣建筑天房命名；达累斯萨拉姆的炸弹袭击则被称为“阿克萨行动”，名称源于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这两个名字与美国驻非洲的大使馆都没有明显的关联。本·拉登对袭击事件给出了几种解释。他起初说，之所以把两处大使馆选为袭击目标，是因为美国对索马里的“侵略”；后来他又描述了一个美国瓜分苏丹的计划，据他说这个计划是在内罗毕的大使馆酝酿出来的。他还对追随者说，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就是在这两处美国大使馆之中策划的。

炸弹袭击的消息，让全世界的穆斯林感到恐惧和震惊。袭击造成了这么多人死亡，大部分是非洲人，还有很多是穆斯林，从而激起了抗议浪潮。本·拉登说，炸弹袭击让美国人尝到了穆斯林所经历的暴行。但对世界大多数人、甚至某些基地组织成员而言，这两起袭击似乎毫无意义，只是一次意在炫耀的屠杀行动；除了挑起激烈的报复行动之外，它并未对美国的政策造成任何显著影响。

但后来人们发现，袭击的目的恰恰是要挑起报复。本·拉登希望诱使美国人进入阿富汗，这个国家已被人们称为葬送帝国的坟墓。恐怖行动通常的目标，是引诱对手犯下压迫民众的错误；而本·拉登的袭击，正抓住了美国历史上一个脆弱而又倒霉的时刻。

---

“这下开始了，”[23]炸弹袭击消息传来时美国助理检察官帕特·菲茨杰拉德对科尔曼说。他打电话的时候是纽约时间凌晨3点30分。科尔曼爬起身，马上就开车前往华盛顿。两天之后，他的妻子到95号州际公路上的一家“奶品皇后”店和他碰头，给他捎来了药和换洗衣服。她知道科尔曼得在战略信息与行动指挥中心呆很长时间。

联邦调查局总部把大使馆爆炸案交给了华盛顿外勤办事处，海外的调查通常由该处负责。奥尼尔急切希望控制局面。纽约市对本·拉登的指控已获得批准，这样一来，如果他真是使馆爆炸案的幕后主谋，调查局纽约办事处就有权要求办理此案。但是，本·拉登仍然是个无名之辈，即便在联邦调查局高层的眼中也是如此；“基地组织”这个名字几乎就无人知晓。调查局当时讨论了几个有可能犯下此案的组织，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奥尼尔必须向他自己的调查局证明本·拉登是首要嫌疑人。

他从其他组里拽来了一个名叫阿里·苏凡的年轻特工，他是黎巴嫩裔美国人。苏凡是纽约办事处惟一会说阿拉伯语的人，而在调查局全国各机构中会说这门语言的人也只有8个。他自己一个人研究过本·拉登的圣令和访谈。因此，当一个闻所未闻的组织在爆炸当天向几家新闻机构发去声明，表示对事件负责，苏凡立刻辨认出声明的作者就是本·拉登。声明的语言风格和本·拉登的前几次宣言如出一辙。多亏了苏凡，奥尼尔才能在炸弹袭击发生当天向总部发去电传，指出本·拉登以往的宣言和这份署假名的声明所提的要求极为相似，足以定罪。

调查局局长弗里当时正在度假，局内事务暂时由总部犯罪处主任托马斯·皮卡德管理。他拒绝了奥尼尔让纽约办事处负责调查的请求。皮卡德希望让华盛顿办事处来监管这次调查，他以前是该处的主管。奥尼尔发疯似的动员了与他有联系的每一位权势人物，包括司法部长雷诺，以及他的朋友迪克·克拉克。最终，调查局不得不屈服于这位下属设法调动的强大压力；但作为惩罚，他们不允许奥尼尔本人去肯尼亚监督调查过程。这次两败俱伤的冲突所留下的暗伤始终没有平复。

两起炸弹爆炸发生仅8小时之后，数十名联邦调查局调查员就出发前往肯尼亚。最终将有大约500人到非洲调查这两起案件，这是调查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外人员部署。在进入内罗毕市的路上，载着调查局特工的机场大巴停了下来，让一个马赛族人赶牛过马路[24]。特工们盯着外面满是自行车和驴车的拥挤街道，眼前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可谓美丽，充满异国风情，但又处处透着骇人的贫困。许多特工对美国以外的世界并不熟悉；实际上，他们之中有些人临行前才第一次拿到护照[25]。特工们要在外国工作，但他们对于当地的法律和风俗都知之甚少。他们的心情忐忑不安，而且十分警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现在也成了基地组织可能袭击的目标。

来自波士顿北区、长着一头红发的壮汉斯蒂芬·高丁拿出自己的短托冲锋枪，放在膝上[26]。直到最近，他的调查局生涯都是在纽约上城区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办事处里度过的，该处就设在一家邓金甜面包圈店的楼上。他从未听说过基地组织。他参加这次调查负责的是保卫工作，但聚集在大使馆周围的人山人海把他惊呆了。他看到的事物没有一样是熟悉的。如果他根本不知道周围在发生什么事情，又怎么能保卫其他的特工？

大巴把他们放在了大使馆还在闷烧的废墟前。毁坏的严重程度让特工们不知所措。从这头到那头，大楼的内部全都暴露在外；那所肯尼亚秘书学校被彻底夷为平地。救援人员用双手在瓦砾堆中挖掘，试图够到压在底下的伤者。史蒂夫[27]·高丁目瞪口呆地盯着废墟，心想：“我们该他妈怎么办？”联邦调查局从来还没有破获过发生在海外的炸弹袭击案。

被埋在秘书学校废墟底下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罗斯琳·万吉库·姆旺吉的女子，大家都喊她罗茜。救援人员能听到她在和另一个腿被砸坏的伤者说话，让他不要气馁。在两天的时间里，罗茜那鼓舞人的声音始终激励着救援者，他们一刻不停地拼命干活。最后，他们终于挖到了那名腿被砸坏的男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他从瓦砾堆中解救出来。他们向罗茜保证，不出两个小时就能救她出来。但等他们最终挖到罗茜被困的地方，已经太迟了。对于精疲力竭的救援者来说，她的死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打击。

炸弹爆炸事件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悍然冲击。实施这两起几乎同时发生的爆炸需要有惊人的协同能力与技术水平，但更令人担忧的则是基地组织希望使暴力水平升级。联邦调查局最后发现，曾有5座美国大使馆被列为目标[28]——多亏了运气和较为出色的情报工作，其他三座使馆才幸免于难。调查员们还大为震惊地获悉，基地组织的一名埃及成员大约一年前曾走进美国驻内罗毕使馆，把炸弹袭击的计划告诉了中央情报局。中情局认为这个情报不可靠，未予理会。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整个春季，本·拉登发布了一系列威胁和圣令，但没人把它们当成一回事。如今，这种疏忽的后果已严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炸弹袭击三天之后，史蒂夫·高丁的主管帕特·达穆罗让他去查一个线索。“内罗毕市外的一个旅馆里有个家伙，”达穆罗说，“他有点扎眼。”

“就这原因？”高丁问道。“他有点扎眼？扎眼是什么意思？”

“你要是不想查这个，我还有另外100多个线索，”达穆罗说。

高丁和另外几个特工开车去了一个棚户区，这里住的大都是索马里难民。他们的卡车从目不转睛的人群之中一英寸一英寸往前挪，最后停在一家破烂旅馆的门口。“无论如何你们都不要下车，”他们的肯尼亚同事警告说。“这里的人仇视美国人。”

特工们正紧张地等待那个肯尼亚警察回来，人群里有个男的把脊背靠在了卡车的车窗上。“我跟你们说了别上这儿来，”他压着嗓子说。“你们会被弄死的。”

高丁估计这个人就是报信者。“你能帮我们吗？”他问道。

“他不在这儿，”那男人低声说。“他在另一家旅馆。”

特工们在第二家旅馆找到了一个扎眼的人：一个瘦瘦的阿拉伯青年，前额上歪歪扭扭地缝了几道，双手的绷带还在渗血。他自称是哈立德·萨利姆·本·拉希德，来自也门。他说他到肯尼亚是来寻找商业机会——他是个经销坚果的商人。“事故”发生时他呆在使馆旁边的一家银行里。他口袋里的东西只有8张崭新的百元美钞。

“那你怎么住到这家旅馆来了？”调查员问道。

本·拉希德说他出院之后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知道他不会说斯瓦希里语，就把他拉到这儿来了。阿拉伯人有时会在这家旅馆住。

“你其他的东西在哪儿呢？衣服、证件什么的？”

高丁听着这个年轻阿拉伯人回答美国调查员的问题，觉得他说的可能是实情。问话还轮不到高丁，得由经验更为丰富的特工负责。但高丁还是注意到，本·拉希德的衣服比他自己的衣服还要整洁。虽说高丁来到肯尼亚才几天，他的衣服就已经皱皱巴巴，满是尘土；而声称在那场灾难性爆炸之中弄丢了所有东西的本·拉希德，看起来却比他还要体面。但是，他为什么要就自己的衣服撒谎？

那天晚上高丁一夜无眠，脑袋里转来转去的一个重要念头让他深感忧虑。第二天上午继续讯问时，高丁问负责的调查员自己能否提几个问题。“我在军队呆了6年，”他告诉本·拉希德。他说自己在约翰·F·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接受过抗审讯技巧的专门训练。那是一段残酷的经历。士兵们明白了自己在被俘后将要面临的情况。他们在训练中遭到毒打、恐吓；他们还被教会怎样编出令人信服的故事，以掩护自己。“我认为你也接受过这样的训练，”高丁断言。“好，要是你还记得当时的教导，那么你撒谎时编的故事就必须合乎逻辑。但是你犯了个错误。你说的一件事不合逻辑。”

本·拉希德并没有发出难以置信的大笑；他反而把椅子拉近了一点，问道：“我哪个地方不合逻辑了？”

“你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地方穿帮的，”高丁说。他说话时紧紧盯着本·拉希德的鞋子，那双鞋磨损得厉害，脏污不堪，就跟高丁自己的鞋一样。“你两手都划破了，但你穿的绿色劳动布裤子上连一滴血都没有。说实话，你身上还真是干净。”

“阿拉伯男人比美国男人要干净得多，”本·拉希德答道。

“就算你说的对，”高丁说。他仍旧盯着本·拉希德的鞋子。“也许你有一块神奇肥皂，能把衣服上的血洗掉。”

“没错。”

“你的背上也有很深的伤口。我估计，从楼上掉下来的一块碎玻璃不知怎么扎进了你的衬衫，却没有把它划破。”

“什么事都有可能。”本·拉希德说。

“也算你说的对。然后你就用你那块神奇肥皂洗掉了衬衫上的血，把它弄得跟新的一样。但有两样东西你是不会洗的。”

本·拉希德顺着高丁注视的目光往下看去。“当然了，我又不会洗这双鞋！”

“没错，”高丁说。他向前一倾身，把手放在本·拉希德的膝盖上。“但我刚才说，有两样东西你不会洗；你就是在这儿把训练教的东西给忘了。”高丁站起身，把手放在自己那条已磨损褪色的皮带上。“你不会去洗皮带的！看看你的皮带。崭新的！站起来，把皮带卸了！”

本·拉希德应声而起，就像个服从命令的士兵。他刚把皮带解下来，屋里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上面的价格标签。

虽然本·拉希德很快就恢复了镇定，此时的审讯已进入另一个阶段。高丁找来了约翰·安提塞弗，他是I-49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安提塞弗行事冷静，但他那双蓝眼睛就像探照灯一样厉害。他先是很礼貌地问本·拉希德是否有机会祷告。这个问题引出了关于赛义德·库特卜、阿卜杜拉·阿扎姆和盲人谢赫的讨论。本·拉希德放松了下来。他似乎很盼望这样的机会，能向一个西方人讲授这些人的重要性。他们一直聊到那天晚上很迟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人没谈，”安提塞弗说。“奥萨玛·本·拉登。”

本·拉希德眼睛一眯，不再说话了。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一直像个入迷的学生一样听他说话的安提塞弗，突然把一支笔和一张纸杵进本·拉希德的手里。“把你在炸弹袭击后打的第一个电话号码写下来！”

本·拉希德又一次服从了命令。他写下“967-1-200578”，那是个也门号码。机主是一个名叫艾哈迈德·哈达的圣战者[29]。本·拉希德在炸弹爆炸前后都打过这个号码；调查员们很快了解到，本·拉登也是如此[30]。也门的这个电话号码将成为联邦调查局所发现的最为重要的信息之一，它让调查员得以弄清基地组织网络在全球范围的联系。

供出电话号码之后，本·拉希德就不再合作了。高丁和其他特工决定先让他一个人呆着，希望这会让他认为自己对美国人并不那么重要。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核实他说的情况。他们来到医院，想看看能否找到为本·拉希德治伤的医生，但炸弹袭击当天足有近5000名伤者，在那片充满鲜血和痛苦的人潮中医务人员很难记住特定的一张面孔。后来有一位清洁工问特工们是不是因为他找到的子弹和钥匙而来。这些东西藏在一个厕所隔间上方的窗台处。钥匙与炸弹袭击中使用的卡车吻合。

特工们在机场找到了本·拉希德的入境牌，牌子表明他登记的内罗毕住址就是他后来被发现的那家旅馆——因此，本·拉希德说炸弹袭击后出租车司机把他载到旅馆就是撒谎。特工们根据电话记录追踪到一栋大别墅，炸弹袭击半小时之前有人从这里给也门的哈达打过电话。证物组人员赶到之后，在这所房子里检出了炸药残留物。这里就是制造炸弹的地方。

“你想拿这事来指责我？”本·拉希德在高丁拿出证据质问他的时候大喊。“这都是你们的错，是你们的国家支持以色列的错！”他气急败坏地说，嘴里直喷吐沫星子。与调查员前几天所见的克制举动相比，本·拉希德这副样子是个惊人的转变。“我的部族会把你杀掉，还有你的全家！”他信誓旦旦地说。

高丁也很愤怒。那一周的时间里，由于有许多受伤者伤重不治，死亡人数一直都在上升。“为什么要让这些人送命？”他问道。“他们跟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一点关系都没有！”

本·拉希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了几句让人惊讶的话：“我希望得到一个承诺，保证在美国对我进行审判。因为我的敌人是美国，不是肯尼亚。你要是能承诺这一点，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高丁把纽约南区公诉人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带进屋里。菲茨杰拉德拟定了一份合同，承诺调查员将尽一切努力，把嫌犯引渡到美国。

“我的名字不是哈立德·萨利姆·本·拉希德，”这时嫌犯说。“我叫穆罕默德·奥瓦里，来自沙特阿拉伯。”

他说自己年纪21岁，受过良好教育，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商人家庭。十来岁时由于听了录音磁带上的讲道，看了赞美殉教烈士的书籍杂志，他成为了一名非常虔诚的信徒。萨法尔·哈瓦里谢赫的一盘录音带对他触动特别大。哈瓦里谈的是“基辛格承诺”——据称这是由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占领阿拉伯半岛而制定的一项计划[31]。这个无中生有的信息让奥瓦里义愤填膺，于是他就前往阿富汗投身圣战。

他在哈尔丹营地接受了基本训练，学习如何使用自动武器和爆炸物。奥瓦里的表现十分出色，因此获得了接受本·拉登面试的机会。本·拉登建议他再多学点东西。奥瓦里又继续学习了绑架、劫持飞机与公共汽车、夺取建筑物以及收集情报的技术。本·拉登一直关注着他，并且保证说总有一天会交给他任务。

奥瓦里和塔利班一起作战的时候，“圣战阿里”找到了他，说他们俩终于获准执行一项殉教行动，但地点是肯尼亚。奥瓦里大感沮丧。“我想到美国国内发动袭击，”他恳求说。奥瓦里的上线告诉他，对这两处使馆的袭击很重要，因为它们将在筹备真正袭击的过程中转移美国人的注意力。

“我们有一个袭击美国的计划，但还没准备好，”嫌犯奥瓦里对高丁和其他调查员说。“我们需要在国外的几个地方打击你们，这样你们就注意不到国内发生的事情。大的袭击就要来了。你们根本无法阻止它。”

为奥尼尔工作，有时候感觉就像是加入了黑手党。其他特工称奥尼尔的衣着和举止都是一副黑帮派头，更不用说他来自大西洋城[32]的背景了。奥尼尔刚刚进入联邦调查局的时候就引起了创始人局长J·埃德加·胡佛的关注，他甚至把这位年轻的特工拉到一旁，问他有什么“关系”[33]。惟一的关系，就是奥尼尔和黑手党一样，也出身于一个以个人忠诚为基础而繁荣起来的环境。另外，如果有哪个特工惹火了奥尼尔，他顶多也就是嘴上威胁两句，说要把人家的事业毁掉而已[34]。

使馆爆炸案发生后，奥尼尔安排每天下午4点开会，但他通常都姗姗来迟，最晚时过了一个钟头才到。他迟到的老毛病让许多已婚特工愤愤不平，他们可还有孩子要照顾。等奥尼尔终于走进会议室，他还要绕着桌子走一圈，和所有的组员逐一握手——这个礼节又要耗掉不少时间。

有一次在这种场合，I-49小组的成员杰克·克卢南抓起奥尼尔的手，在他那枚硕大的FBI戒指上亲了一口，“谢谢你，教父，”他说。

“去你妈的，”奥尼尔怒道。

丹·科尔曼有一回正在这种例会上讲解一条情报，奥尼尔打断了他。“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对科尔曼说。要知道，科尔曼对本·拉登及其组织的研究在全美国可是无出其右（迈克·朔伊尔除外）。

“好吧，”科尔曼说。

“我就是开个玩笑。”

“我告诉你吧，我在这儿只不过是个收破烂的臭老头，”科尔曼激动地说。“你可是主管特工。在这种局面下我没法给自己辩护。”

第二天，奥尼尔来到科尔曼的办公桌前，向他道歉。“我不该那么说话，”他说。

科尔曼接受了道歉，不过他趁此机会跟奥尼尔谈了一番身为领导的责任。奥尼尔听他讲完，然后说：“你那头发看着就像是用手榴弹梳的。”

“也许我该用点儿你往头发上浇的那种油，”科尔曼说。

奥尼尔笑着走开了。

从那以后，科尔曼开始偷偷研究起奥尼尔来。科尔曼认定，关键就在于“他出身太低下。”奥尼尔的母亲至今仍在大西洋城开白班出租车，而他父亲晚上则开着同一辆车工作。奥尼尔的叔叔是个弹钢琴的，赌博业萧条的时候曾接济过他们。奥尼尔一找到机会就离开了家。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联邦调查局总部的讲解员）他会带着公文包去上班——其实根本没这个必要——而且他很快就试图去控制其他的讲解员。他们恨恨地把他称为“臭货”，因为他总是一身的汗。

科尔曼觉得，公众场合的奥尼尔与私下的奥尼尔之间有一种空缺。在华而不实的西装和修得亮闪闪的手指甲底下，隐藏着一个出身贫寒而并不富有的人。奥尼尔的这副外表靠政府的工资根本维持不起。奥尼尔有时傲慢无礼且咄咄逼人，但他也很焦虑，没有安全感，常常要寻求安慰，还欠下了一屁股债。没几个人知道他的事业有多么岌岌可危，他的私人生活有多么支离破碎，而他的灵魂又有多么动荡不定。有一次，一名特工在开会时被奥尼尔气得高声嚷嚷起来。奥尼尔大步走出房间，掏出手机打电话，好让自己平静下来。“你不能这么干，”科尔曼告诉那位特工。“跟他说你很抱歉——说你没有对他不敬的意思。”奥尼尔在情绪上非常依赖别人的尊重，这和黑帮里的人一个样。

但是，他也能做出极为慷慨、甚至令人不安的善意表示：他不声不响地为自己调查的爆炸案受害者募集钱款[35]；雇员生病时他会亲自出面，保证他们能看到市里最好的医生。奥尼尔在华盛顿的一个朋友做心脏搭桥手术时，恰逢暴风雪期间[36]。市内的交通都封闭了，但这位朋友醒来时却看到奥尼尔守在床前。他是踩着18英寸厚的雪走过来的。每天早晨，他都坚持从街上的一家售货亭买来咖啡和糕点，捎给自己的秘书；他总能记住大家的生日。这些或大或小的表示，也体现出了奥尼尔自己渴望被人注意、得到关爱的心情。

使馆爆炸10天之后，杰克·克卢南接到一名苏丹情报联络人的电话，对方说参与爆炸案的两个人就在喀土穆。他们租了一间公寓，位置能俯瞰当地的美国大使馆。克卢南把这一信息告知奥尼尔，奥尼尔在次日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迪克·克拉克打了电话。“我想和苏丹人合作，”他告诉克拉克。奥尼尔很清楚国务院的恐怖主义名单上有这个国家的名字，但至少对方主动作出了姿态。

“约翰，有件事我不能告诉你，”克拉克在电话上说。他建议奥尼尔到华盛顿来，和司法部长谈一谈。部长告诉奥尼尔，他想和苏丹人合作已绝无可能：再过几个小时，美国就会对该国发动空袭，以报复东非的使馆遇袭事件。在部署于红海的美国战舰上，发射管中的导弹已旋转起来，进入了待发状态。

就在奥尼尔飞抵华盛顿的那一天，白宫前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在华盛顿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说自己曾为美国总统口交。她的证言将成为后来弹劾条款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心目中（实际上，许多阿拉伯人也是这么想的），总统与他这位实习生之间的关系恰恰象征着犹太人对美国的影响；而美国对炸弹袭击事件的任何军事报复，都有可能被视为一种藉以惩罚穆斯林、转移人们对丑闻注意力的借口。许多阿拉伯国家的街头都能看到这样一条标语：“不要为莫妮卡打仗！”但是，由于克林顿总统的威信大受影响，他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

中央情报局怀疑本·拉登在苏丹研制化学武器。这一信息来自贾迈勒·法德勒[37]，他当过本·拉登的助理，现在成了美国政府的证人。然而，法德勒是两年前离开苏丹的，差不多就在本·拉登被逐出该国的时候。苏丹政府虽然一再向美国政府表态，希望能从国务院的黑名单上除名，中情局却并不相信这个国家；他们从一个阿拉伯国家雇来一名间谍，让他到希法附近的一个地区弄点土壤样本[38]。中情局怀疑那里的一家制药工厂是生产化学武器的秘密设施，而且认为这家厂部分归本·拉登所有。据称，1998年6月采集的土壤样本显示出微量的EMPTA，这种化学成分在制造超强效神经毒气VX的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EMPTA几乎就没有其他的用途。8月20日，基于这一信息，克林顿总统批准向喀土穆发射13枚战斧巡航导弹，作为美国针对使馆爆炸事件的第一轮报复行动。制药工厂被彻底摧毁。

后来人们发现，工厂制造的其实只是药品和兽药，并没有化学武器。在工厂所在地及其周围地区，再也没有找到任何EMPTA的踪迹。这种化学成分有可能是一种市售杀虫剂降解之后的产物。这是非洲广为使用的一种杀虫剂，降解后的成分和EMPTA很相似。此外，本·拉登和这家制药工厂并没有任何关系。这次匆忙发动的攻击使贫穷的苏丹国丧失了最为重要的一家制造商——制药厂雇用了300名工人，全国一半以上的药物都产自这里——还致使一名夜班守卫丧生。

苏丹听任东非使馆爆炸案的那两名同谋逃走，他们从此踪影全无。奥尼尔和他的小组失去了逮捕基地组织内部人员的黄金机会。

---

就在这批弹头于喀土穆北部爆炸的同时，66枚美国巡航导弹正朝着阿富汗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霍斯特一带的两个营地飞去。

那个时候，扎瓦希里恰好在用本·拉登的卫星电话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巴基斯坦《新闻报》的知名记者拉希姆拉·优素福扎通话。扎瓦希里告诉他，“本·拉登先生有一个口信。他说，‘我没有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进行炸弹袭击。圣战是我宣布的，但我与此事无关。’”

当时，追踪卫星电话是美国情报机构侦查本·拉登和扎瓦希里行踪的最好办法。如果美方在该地区上空部署了侦察机，特工们应该能根据扎瓦希里打给记者的这个电话查出他的确切位置[39]。但导弹袭击很快就发动了，几乎没有准备的时间。不过，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本·拉登和扎瓦希里藏身的大致地点，因此导弹袭击之前侦察机却没有就位这一点很令人费解。如果美方在发射前确定了扎瓦希里的位置，导弹袭击几乎可以十拿九稳地把他炸死。另一方面，导弹发射前的准备要花几个小时，而从阿拉伯海的战舰经巴基斯坦到阿富汗东部的飞行时间则需两个多小时。等扎瓦希里拿起电话的时候，巡航导弹可能已在飞行途中，再改变航向也太晚了。

虽然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够监听这部卫星电话上的通话，它却拒绝与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或白宫的迪克·克拉克分享这些原始资料[40]。中央情报局从自己派驻国家安全局的一名雇员那里得知基地组织的电话受到了监控，于是就要求国安局提供监听的文字抄录。国安局不肯把这些材料交给中情局，而只是提供了一些叙述性的摘要，往往都是些过时的东西。中情局转而让局内的科技主管建造一台设备，以监听阿富汗那一地区的卫星电话信号。他们只能接收到通话中一方的信号，但凭着其中一次不完整的通话截获，中情局查明本·拉登等人将前往霍斯特。

这一信息非常及时，而且至关重要。本·拉登前一天晚上才决定要去霍斯特。但是，他和一行人驱车穿过瓦尔达克省的时候，碰巧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朋友们，你们觉得我们该上哪儿去？”[41]本·拉登问道。“霍斯特还是喀布尔？”

他的保镖和另外几个人都说去喀布尔，他们可以到那儿去看看朋友。

“那么，在真主的帮助下，就让我们去喀布尔吧，”本·拉登下令。这个决定可能救了他的命。

15岁的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德尔是霍斯特附近法鲁克营地年纪最小的受训者。他估计在营地训练的人有70到120个，旁边吉哈德沃尔营地里的人数也差不多。晚祷之后，他拎着个水桶正从水房往回走，突然间几道耀眼的光芒穿透了他头顶的天空。他把水桶往旁边一扔——但桶还没有落地，导弹就炸响了。

最初的20次爆炸发生在吉哈德沃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刚躲进隐蔽处，第二波导弹紧接着又来了，在他周围四处爆炸开来。他抬头一看，发现眼前的空气似乎都在滚滚热浪中晃动。等雨点般落下的碎石和石子慢慢平息，他在冒烟的废墟里四处转了转，想看看还剩下些什么。

行政楼被完全炸毁。阿卜杜勒·拉赫曼估计培训官肯定都死了。但这时他听到了喊叫声，于是就朝吉哈德沃尔营地走去。他发现原来培训官都聚在那儿开会。神奇的是，他们全都活着。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无一受伤。

阿卜杜勒把受伤的5个人抬上了一辆4驱车。虽然他年纪小，却是营地里惟一会开车的人，因此他火速把他们运往霍斯特的医院。途中他停下车，给其中一名重伤员喂水。那个人死在了他的怀里。

阿卜杜勒·拉赫曼回到营地帮忙埋葬死者。有一具尸体毁损得太厉害，根本认不出身份。“你们好歹能不能把他的脚找来？”[42]阿卜杜勒·拉赫曼问道。有人找到了一只脚，阿卜杜勒·拉赫曼凭着一根脚趾上的胎记认出死者是他的朋友，和他一样也是埃及裔的加拿大公民。除这个人以外还有另外4名死者。营地里的人埋葬尸体的时候，美国侦察机恰好飞临他们上空，拍摄损坏情况。

---

按照美国军方策划者一贯极具魄力的用语，这两次失败的导弹袭击被命名为“无限延伸行动”。导弹袭击意在以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方式，实施与恐怖行动相称的报复——两起炸弹袭击事件，两次坚决的回应——但它们却暴露出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弱点，以及军事力量的徒劳无益：他们把价值接近7.5亿美元的武器倾泻到了世界上最为贫困的两个国家。

根据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前任主管哈米德·古尔将军的说法，有超过半数的导弹落在巴基斯坦领土，造成两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尽管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德尔在基地组织营地只埋葬了5名死者（不算死在他怀里的那个人），关于伤亡情况却产生了许多虚假的说法。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杰称“20至30名基地组织人员被炸死。”塔利班后来抗议说有22名阿富汗人被炸死，另有50多人严重受伤[43]。不过，本·拉登的保镖在查看过损坏情况之后，得出了与阿卜杜勒·拉赫曼的估计相一致的结论。“每一座房子都被导弹击中，但导弹并没有彻底摧毁营地，”[44]他报告说。“导弹命中了营地的厨房、清真寺，还有几个厕所。有6人丧生：一个沙特人，一个埃及人，一个乌兹别克斯坦人，还有三个也门人。”

不过，袭击却造成了其他的深远影响。有几枚战斧导弹没有爆炸。根据俄罗斯的情报来源，本·拉登以1000多万美元的价格把没有爆炸的导弹卖给了东亚的某个国家[45]。巴基斯坦可能也利用在其领土发现的导弹，设计出了本国的巡航导弹。

然而，无限延伸行动最为主要的后果却是使本·拉登成为了抵抗力量的象征性人物。这种抵抗不仅存在于伊斯兰世界，也存在于那些由于美国炫耀其自恋文化和庞大军力，从而对它心生厌恶的所有国家。当噼啪作响的电台讯号中传出本·拉登兴奋不已的声音——“多蒙真主恩典，我还活着！”——反美主义力量找到了自己的杰出人物。反对造成大批无辜者死亡的东非使馆爆炸案的穆斯林，如今也为此人得到的广泛支持所慑；他对美国的反抗似乎有神灵庇佑。即便是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两个蒙受基地组织袭击最大伤害的国家，孩子们穿的T恤上也能看到本·拉登的形象。

导弹袭击的第二天，扎瓦希里再次致电优素福扎。“我们在袭击中活了下来，”[46]扎瓦希里对他说。“告诉美国人，我们不害怕轰炸、威胁，也不怕侵略行径。我们在阿富汗被苏联人炸了10年都没死，而且还准备付出更多的牺牲。战争才刚刚开始；现在美国人应该等待我们的答复。”

[1] Tangier，摩洛哥北部古城、海港。——译者

[2]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86页。

[3] 对伊斯梅尔汗的采访。

[4] 对拉希姆拉·优素福扎的采访。

[5] 网页：www.pbs.org/frontline.

[6]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六），2005年3月24日。

[7] 对拉希姆拉·优素福扎的采访。

[8] B-roll，指拍摄时通常没有画外叙述的录像素材，常用于新闻报道的背景画面或辅助材料。由于传统上剪辑室内的主要素材和辅助素材会被分别列入A、B两类，故有此名。——译者

[9] Sam Donaldson（1934—），美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曾多年担任ABC新闻常驻白宫的首席记者。——译者

[10] 即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以对外实行“大棒政策”知名。——译者

[11] 斯蒂芬·高丁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一案。

[12] 米勒，斯通和米切尔，《分支机构：“9·11”密谋的内幕，以及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为何没能阻止它》，第192页。

[13] 对迈克尔·朔伊尔、戴尔·沃森、马克·罗西尼、丹尼尔·科尔曼和理查德·A·克拉克的采访。

[14] 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

[15] 对迈克尔·朔伊尔的采访。

[16] 与奥马尔毛拉会晤的情况主要来自图尔基的第一手叙述。根据中情局掌握的会议情况，迈克尔·朔伊尔称奥马尔和图尔基曾发生争执。据称奥马尔说：“殿下，我只有一个问题：你们王室什么时候成了美国人的走狗？”

[17] 拉希德，《塔利班：阿富汗军阀的故事》，第72—73页。

[18] 同前，第139页。

[19] 对丹尼尔·科尔曼、马克·罗西尼和蒙塔赛尔·扎耶特的采访。

[20] 罗塞塔石碑是1799年在埃及罗塞塔镇附近发现的古埃及石碑，碑文用古埃及象形文字、通俗文字和希腊文字刻成。这块石碑的发现为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线索，因此也被用来喻指有助于理解疑难问题的事物。——译者。

[21] 对哈菲兹·阿布-萨阿达的采访。

[22] 他的真名是阿布杜拉·艾哈迈德·阿布杜拉，又名阿布·穆罕默德·马斯里。他始终没有被抓获。对阿里·苏凡的采访；亦可见斯蒂芬·高丁的证词，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23] 对丹尼尔·科尔曼的采访。

[24] 对帕斯库利·“帕特”·达穆罗、斯蒂芬·高丁、马克·罗西尼和肯尼思·马克斯韦尔的采访。

[25]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26] 对斯蒂芬·高丁的采访。

[27] 斯蒂芬的昵称。——译者

[28] 对马克·罗西尼的采访。

[29] 对帕斯库利·帕特·达穆罗、丹尼尔·科尔曼和阿里·苏凡的采访。

[30] 联邦调查局文件，“五角大楼爆炸，要案182号，AOT-IT（恐怖主义行动-国际恐怖主义）”，2001年11月5日。

[31] 斯蒂芬·高丁的证言，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

[32] 美国新泽西州著名的海滨疗养城市，也是东海岸的赌城，黑帮势力较多。——译者

[33] 对玛丽·琳恩·史蒂文斯的采访。

[34] 对格兰特·阿什利的采访。

[35] 对迈克尔·罗林斯的采访。

[36] 对保罗·加迈里安的采访。

[37] 对马克·罗西尼的采访。

[38] 对米尔特·比尔登的采访。比尔登认为这名国外间谍不是埃及人，就是突尼斯人。

[39] 对鲍勃·英曼将军的采访。

[40] 对迈克尔·朔伊尔的采访。

[41]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九），2005年3月28日。

[42] 对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德尔的采访。

[43] 美国国务院机密电文，“奥萨玛·本·拉登：塔利班发言人就本·拉登问题寻求新的解决方案”，1998年11月28日。据医院与巴基斯坦官方统计，死者为11人，另有53人受伤。伊斯梅尔汗，“众说纷纭”，《伊斯兰堡新闻报》，1998年8月30日。

[44]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九），2005年3月28日。

[45] 穆拉德·艾哈迈德，“报道援引有关本·拉登历史的俄罗斯‘文件’”，《Al-Majellah周刊》，2001年12月23日。

[46] 对拉希姆拉·优素福扎的采访。

第十七章 新千年

导弹袭击两天之后，奥马尔毛拉秘密致电美国国务院[1]。他对美国有个建议。他说，袭击只能激起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并引发更多的恐怖主义活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克林顿辞去总统职务。

沉着冷静的国务院官员迈克尔·E·马利诺夫斯基应对了这通电话。他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本·拉登是东非炸弹袭击事件的幕后主谋。马利诺夫斯基还补充说，他明白奥马尔是出于部族道德规范而庇护本·拉登的，但这个沙特人的行为就像是一个站在主人家窗口朝邻居打枪的客人。马利诺夫斯基警告奥马尔，只要本·拉登继续留在阿富汗，美国就不会向该国提供任何重建援助。尽管这次交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它却是此后美国与塔利班之间多次坦率而非正式对话的开端。

奥马尔毛拉无疑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问题。本·拉登对美国的战争宣言使塔利班产生了分裂。有些人说美国历来是阿富汗的朋友，为什么要毫无必要地把这个朋友变成一个强敌？他们指出，本·拉登内部圈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包括本·拉登在内）都没有发布圣令的宗教权威，更不用说宣布圣战了。其他人则认为美国在发射导弹的那一刻已经成了阿富汗的敌人。

奥马尔对本·拉登违抗其权威的行为非常愤怒，但美国人袭击阿富汗领土一事却使他陷入了窘境[2]。如果他交出本·拉登，就会被视为是在向美国的压力屈服。他估计自己如果这么干，塔利班的权力就将不保[3]。当然，奥马尔毛拉先前和图尔基王子达成的协议也是个问题。图尔基很快就会重返坎大哈接收本·拉登，把他带回沙特王国。

奥马尔再次召见本·拉登。“我流泪了，”本·拉登承认。“我对奥马尔毛拉说，我们会离开他的国家，前往真主的广大领地；但我们会把妻子儿女留下来托给他照顾。我说我们将寻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奥马尔毛拉说，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个地步。”[4]

本·拉登然后又作出了个人效忠的承诺，这与基地组织成员对他的宣誓很相似。他承认奥马尔是信众的领袖。“我们把你视为高贵的埃米尔，”[5]本·拉登写道。“我们邀请所有的穆斯林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来协助你、与你合作。”

口袋里有了这份承诺，奥马尔毛拉的态度转变了。他不再将本·拉登视为威胁。两个人之间建立了友谊。从那时起，每当塔利班的其他成员指摘这位沙特人的不是，奥马尔毛拉都会是他最有力的维护者。他们常一起去坎大哈西部的一个水坝底下钓鱼[6]。

“这一次，你何不跟我同去？”[7]10月中旬，图尔基王子问他的巴基斯坦同事、三军情报局局长纳西姆·拉纳将军。“这样的话，奥马尔毛拉就能看到我们两国都是认真的。”

基于本国得到的情报，巴基斯坦人告诉图尔基本·拉登是两起使馆爆炸案的主谋，而内罗毕使馆的炸弹袭击者还是沙特公民。图尔基沮丧地意识到，他此次协商的目标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异见者，而是一个高明的恐怖分子。毫无疑问，塔利班最为强大的两个盟国——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应该能劝说阿富汗交出这位惹是生非的客人。

图尔基王子和拉纳将军来到奥马尔毛拉先前接见过沙特王子的同一家旅店。图尔基向这位塔利班领袖致意，随即提醒他曾经作出承诺。奥马尔还没答话就突然起身离开了房间，一走就是20来分钟。图尔基心想他也许是和舒拉顾问团商量去了，甚至有可能在和本·拉登本人谈话。最后，这位信众的领袖总算回到房间，说道：“肯定是译员搞错了。我从来没跟你说过我们会把本·拉登交出来。”

“但是，奥马尔毛拉，这话我说了可不止一次了，”图尔基气急败坏地说。他指着奥马尔的主要顾问、代理外交部长瓦基勒·艾哈迈德·姆塔瓦基勒毛拉，说他上个月还来过沙特王国，讨论交人的事情。奥马尔怎么能假装没这回事？

奥马尔说话的声音变成了尖叫，而且他还开始冒汗。图尔基不禁怀疑他是否吸了毒[8]。奥马尔冲着王子大喊，说本·拉登是“一个高贵的人、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只不过希望看到美国人被逐出阿拉伯世界。“你们不该迫害他，而是应该和我们、和他携起手来，与不信真主者作战。”他称沙特阿拉伯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还直接辱骂起客人来，言语之过分让译员都大为踌躇。

“这一套我受够了，”图尔基愤怒地说。“但你要记住，奥马尔毛拉，你现在所做的事，将给阿富汗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

图尔基和拉纳将军乘车返回机场，一路上两个人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们还要再次飞过塔尔纳克农场本·拉登那破破烂烂的避难所，这尤其令人恼怒。从那时起，农场里那个人所挟持的已不仅仅是图尔基的个人声誉，还有沙特阿拉伯的世界地位。

虽然美国的导弹袭击破坏了阿富汗的营地，基地组织没费什么事就把营地搬到了别处——这一次是在坎大哈和喀布尔人口密集地区的附近[9]。但是，袭击造成的恐慌仍没有消退；一向对外人心怀戒备的基地组织社群成员，如今又自己和自己斗了起来。本·拉登护卫队的头目赛义夫·阿德勒确信自己的营地里有个叛徒。毕竟，要不是本·拉登他们在最后一刻决定拐上去喀布尔的路，导弹袭来之际本·拉登和舒拉顾问团的核心成员本该在霍斯特。

本·拉登仍然像以前那样随意地和手下人坐在一起，任何人想要接近他都很容易。有一次，一个名叫阿布·沙萨的苏丹人走进圈子，当着其他领导人对本·拉登说起无礼言语来。一个叫阿布·占达勒的手下认出此人是个“塔克费尔”派，就提出要坐到他和本·拉登之间。“用不着，”[10]本·拉登让占达勒放心，但他说话时把手搁在了手枪上。

“塔克费尔”派的苏丹人突然动了一下，阿布·占达勒立即猛扑过去，把他的双手反剪到背后，再往他身上一坐，叫那人再也动弹不得。本·拉登笑着说：“阿布·占达勒，随他去吧！”

不过，这位机警而强壮的忠诚追随者给本·拉登和他的埃及护卫队留下了深刻印象。本·拉登送给阿布·占达勒一支手枪，让他做自己的贴身保镖。手枪里只有两发子弹——万一本·拉登被捕，占达勒就要把它们射进他的脑袋。阿布·占达勒每天晚上都会精心擦拭这两发子弹，并且对自己说：“这两发子弹是奥萨玛谢赫的。我祈求真主永远不要让我使用它们。”

图尔基王子遭到奥马尔毛拉羞辱之后，塔利班和本·拉登的护卫队都很紧张，他们估计沙特会采取报复行动。塔利班在霍斯特抓住了一个举动怪异的乌兹别克青年。他名叫西迪克·艾哈迈德，是个在沙特王国长大的流亡者。他交代说，利雅得市长萨勒曼王子雇他来杀本·拉登（萨勒曼王子否认了此事）。如能成功，刺客将得到200万沙特里亚尔，并获得沙特公民身份。“你以为你能杀死奥萨玛·本·拉登谢赫，然后从14名拿着自动武器、训练有素的护卫手中逃走？”[11]阿布·占达勒厉声问道。这小伙子只有18岁，但看上去还是个孩子。“我错了，”他哭道。他吓坏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最后本·拉登说，“放他走吧。”

1999年2月初，本·拉登又一次浮现在迈克·朔伊尔的视野之中。中情局接到线报，称本·拉登和一帮阿联酋王室的放鹰狩猎者正在坎大哈南部的沙漠中宿营。这个密报来自其中一名阿联酋王子的保镖。他们到那儿是要打波斑鸨，这种濒危鸟类以飞行快速、生性狡狯知名，据说还有催情的功用。王子们是乘着C-130运输机飞来的，他们带来了发电机、冷藏卡车、精巧的空调帐篷、通讯设备和电视所需的高耸天线，还有将近50辆四驱皮卡，这些车他们离开时会留下来，算是给塔利班主人的礼物。朔伊尔在侦察照片上能清楚地看到营地，甚至能辨认出栖息在柱子上的猎鹰。但他却找不到本·拉登规模较小的宿营地；朔伊尔知道，他的营地肯定就在附近。

每当本·拉登踏进王室营地之中，那名阿联酋保镖就会向他在巴基斯坦的上线报告；不出一个小时，这个信息就会送到朔伊尔的办公桌上。安插在营地四周很大范围内的阿富汗间谍证实了沙特人进进出出的情况。

朔伊尔个头很高，一身衣服总是皱皱巴巴，戴着眼镜，一部棕色的大胡子又粗又硬。你都可以想象，他的肖像要是挂在19世纪普鲁士庄园的墙上肯定十分协调。他是个干劲十足、要求极严的人，每天晚上只睡几个小时。科尔曼曾注意到，雇员签到本上朔伊尔名字下登记的全是“上午2点30”这样的时间。他通常要在办公室呆到晚上8点。朔伊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科尔曼对这类人很了解），对自己需要做的工作保持着一种冷静而超然的态度。就在几个月前，朔伊尔得到情报称本·拉登将在坎大哈市长的府邸过夜。朔伊尔建议立即发动巡航导弹袭击，但遭到军方拒绝；他们说导弹袭击可能会致使300人丧生，而附近的一座清真寺也很可能被炸毁[12]。这些婆婆妈妈的顾虑让朔伊尔怒不可遏。

朔伊尔坚信，本·拉登现身波斑鸨营地是暗杀此人的最佳机会。抱着这种想法，他陪同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去白宫和迪克·克拉克见面。五角大楼再次下令巡航导弹进入发射准备状态（这是美国爱用的暗杀手段），打算在次日早晨发动袭击。凑巧的是，克拉克最近刚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回来，他在那里协助一笔价值80亿美元的美制战斗机销售谈判。他和阿联酋王室有私人的交情。毫无疑问，他脑海中肯定浮现出了黄沙间王子们尸横遍地的景象，以及此前“无限延伸”行动的失败。另外，中情局并不能保证本·拉登确实身在营地之中。

克拉克否决了这一行动。特内特也表示反对。朔伊尔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与干掉本·拉登的大好机会相比，让这些人反对行动计划的顾虑显得太无足轻重，而且完全是从利益关系出发。“我不是个事事考虑后果的人，”朔伊尔承认。仿佛是要证明这句话，他发出了一系列表示自己深受伤害、并对上司提出指责的电子邮件。中情局的走廊里一时议论纷纷，说朔伊尔已精神崩溃，说他对本·拉登的痴迷把自己给压垮了。与此同时，他在亚力克站对一位资历更高的联邦调查局主管大发其火，使得调查局局长弗里愤然致电中情局局长特内特。5月，朔伊尔被解除亚力克站站长职务。“你是累垮了，”[13]他的头儿对他说。

局里本指望朔伊尔会退休，并接受已经为他铸好的情报勋章。“那玩意儿你留着塞屁眼吧，”朔伊尔说。到了星期一，他还是按自己早得叫人头晕的老时间签到上班，在图书馆里占了一张桌子。一个月又一个月，无事可做的朔伊尔始终呆在那里，等着中情局来找他——等局里下定杀人的决心，不再为担心弄死几个王子而犹豫不决。

奥尼尔的办公室位于纽约联邦广场26号25层的东北角，从一扇窗可以远眺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另一扇窗则能看到布鲁克林桥。他让自己这间办公室成了联邦调查局独一无二的地方。他把政府配发的监狱制造的办公家具通通扫地出门，然后搬进一张淡紫色的长沙发。火红色的桃心木咖啡桌上放着一本写郁金香的书——《令男人疯狂的花朵》，屋子里摆满了各种植物和时令鲜花。他有两台电脑，一台是调查局配发的破烂古董机，另一台则是他自己用的高速个人电脑。办公室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有一部小电视，总是调在CNN的频道上。奥尼尔这里没有其他办公室墙壁和桌上常见的家庭照片，而是装点着一幅幅法国印象派绘画。

局里没几个人知道他在新泽西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孩子（小约翰和卡萝尔），奥尼尔1991搬到芝加哥的时候他们没有跟去。奥尼尔到芝加哥之后不久就遇到了瓦莱丽·詹姆斯。她是一位时装销售主管，离了婚，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她身材高挑，长得很漂亮；她的目光中透着坚定，还有一副叫人心动的嗓音。她在一家酒吧里看到了奥尼尔，还请他喝了一杯，因为“他有一双最让人无法抗拒的眼睛。”他们一直聊到第二天早晨5点钟。

奥尼尔每个星期五都会送花给瓦莱丽，那是他们相遇的周纪念日。他的舞跳得很棒，还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上过《美国音乐台》[14]节目。每次瓦莱丽出差办事，都会发现自己住的旅馆房间里已经送来了一瓶葡萄酒。“你确定你没结婚吗？”瓦莱丽问道。

就在奥尼尔迁居华盛顿之前，一个女特工在调查局的圣诞聚会上把瓦莱丽拉到旁边，告诉她奥尼尔在新泽西有家小。“这不可能，”瓦莱丽说。“我们就要结婚了。他都征得我父亲同意了。”

奥尼尔追求瓦莱丽的时候，在华盛顿还有个女友。她名叫玛丽·琳恩·史蒂文斯，在五角大楼联邦信用联盟工作。两年前，她新年夜去芝加哥看奥尼尔的时候，他就请求她只和“自己一人”约会。有一次玛丽·琳恩偶然听到奥尼尔电话答录机上的留言，发现了他和瓦莱丽的事。她质问了奥尼尔；他跪地求她宽恕，还发誓说从此再也不见瓦莱丽。但等玛丽·琳恩回到华盛顿，她那位恰好来自大西洋城的发型师又告诉她奥尼尔已有妻室。奥尼尔解释说他还在和律师商量离婚的事，说他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等最后几条法律细节谈好就结束了；他不希望因为透露这样的一场婚姻而危及自己和玛丽·琳恩的关系。他和瓦莱丽·詹姆斯说的基本上也是这一套。

来华盛顿没多久，奥尼尔又认识了另一个女人。她名叫安娜·迪巴蒂斯塔，是一位时髦的金发女郎，从事国防工业。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奥尼尔结了婚——是一位同事告诉她的——但奥尼尔始终没让她发现自己还有别的女人。安娜的牧师警告她，“那家伙永远都不会娶你。他永远不会宣告自己现在的婚姻无效。”然而有一天奥尼尔却告诉她自己已宣告婚姻无效——他是在撒谎。“我知道这对你有多重要，”他对她说。在同一个晚上，他常常会上半夜陪玛丽·琳恩，其余的时间则和安娜一起度过。“我记得他一直都是清早五六点就走，”玛丽·琳恩说。“我从来没给他做过早餐。”与此同时，他还与芝加哥的瓦莱丽维持着关系。三个女人全都以为奥尼尔会娶自己为妻。他还迷上了司法部一位容貌美丽、大权在握的女性，不过她已经结婚——这让他陷入了无尽的绝望之中。

怪异的是，奥尼尔这出一人多角的感情剧与敌手奥萨玛·本·拉登的生活颇为相似。如果奥尼尔身处一个允许重婚的社会之中，他家里必定会妻妾成群。但他生性喜欢鬼鬼祟祟，而且就是凭着危险的秘密和机变的谎言发达起来的。当然，奥尼尔的工作也为他提供了绝佳的掩护，因为他总能以执行“机密”任务为由，一连好多天踪影全无。

在他的性格之中，也有想从承担义务的情感关系中寻求安慰的一面；他和瓦莱丽·詹姆斯似乎最接近这个目标。奥尼尔迁居纽约时瓦莱丽也一同前往。他们在斯徒维桑特小区找了一间公寓。奥尼尔非常喜爱瓦莱丽两个已成年的孩子，朋友甚至误以为他们是他亲生的；瓦莱丽第一次当上祖母、需要人照料孩子的时候，奥尼尔会呆在家里照看婴儿，好让她去上班。他们的生活逐渐规律起来。星期二早晨，他们会把衣服送到洗衣店，然后去跑步。每个周六的早晨，奥尼尔会去发廊理发、热水修面，好好享受一番。星期天，他和瓦莱丽偶尔会去教堂，有时还骑着自行车到市里兜风。每逢奥尼尔招待完来自委内瑞拉或是乌兹别克的警察、深夜时分酩酊大醉地回到家中，他爬上床睡觉时常常都会端一杯牛奶，外加一碟子嵌着碎巧克力的甜饼干。他特别喜欢在万圣节给孩子们发糖果。

但他身上却有着一份躁动不安，似乎总是生怕事情搞得不够复杂。1999年安娜·迪巴蒂斯塔得到了纽约的一个工作邀请，这很可能把他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奥尼尔竟然恳求她一定要来。“我们可以结婚啊！”他说。但等到安娜来了，奥尼尔却告诉她还不能马上搬进他家。他说他的公寓里住着“一帮学语言的人”。

和每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过的都是不同的生活。他设法让自己的社交圈子相互独立，这样有一群朋友以为他的女友是瓦莱丽，另一群朋友以为是安娜，还有一群则以为是玛丽·琳恩。他会带她们去不同的餐厅，甚至到不同的国家度假。“爵士乐是他的最爱，”瓦莱丽说。而在安娜身边，他听的则是安德烈·波伽利[15]。“我们俩最喜爱的歌是‘告别时刻，’”她回忆说。玛丽·琳恩则让他看起了大歌剧。“有一次我邀请他看《摩菲斯特》，他大老远从加利福尼亚飞过来了。”他的政治观点也很灵活，往往会与当时身边的同伴相符合；在这个人面前他是个温和的民主党，而到了另一个人面前他又成了温和的共和党。

到了假期，他会回新泽西的家中探望父母，还要去看妻子和孩子。虽然他和克里斯蒂娜已分居多年，却始终没有离婚。他向了解自己家庭情况的朋友解释说，这是“天主教的传统。”[16]他仍旧供养着他们，而且常常和孩子们通电话。但大西洋城是他生活中极少向人提及的一部分。奥尼尔生命中的女人们都觉得他不可信任；因此，他所寻求的那种无条件的爱与忠诚，她们也就不可能给。由于自己欲罢不能的欺骗习惯，奥尼尔始终是一个孤零零的人。

这种一团乱麻的生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危害。他把自己的掌上电脑落在了扬基体育馆；那里面全是世界各地警方联络人的信息。幸运的是，扬基队的警卫人员找到了掌上电脑。后来他又把手机忘在了出租车上。1999年夏天，他和瓦莱丽开车要去泽西海岸，结果他的那辆别克在梅多兰兹附近坏了。奥尼尔的调查局用车恰巧就停在不远处的一个局外秘密地点；因此他就去换了车，没有理会调查局禁止因私人事由使用公务车的规定。不过，奥尼尔当时要是没有让瓦莱丽进那所屋子上卫生间，他违纪用车的事也许还不致引起注意。瓦莱丽根本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联邦调查局得知这一违规行为后（据说是一名心怀怨恨的特工打了小报告，此人曾利用这个地点开汽车修理店，结果被局里发现），奥尼尔遭到申斥，还被停了15天的薪水。

这种经济处罚让奥尼尔几乎无法承受。他一向是个爱表现的主人，所有的账单都要抢着来付；有一回另一个特工提出要分担一半费用，奥尼尔竟然把他的钱撕成了两半。这些表现都变成债务堆积了起来。帮奥尼尔计税的一个特工注意到他信用卡上的欠债，说道，“天哪，约翰，你这状况可是敌方发展的大好对象。”[17]奥尼尔仍在为妻子的房子支付按揭[18]，从自己的退休基金中拆东墙补西墙，还向富裕的朋友借钱[19]——他们手里的欠条他总有一天要还。任何欠下这么多债务的人，通常都会被视为安全隐患而受到严密注意。

他不牢靠、惯于欺骗，而且有可能被敌方攻破。他也极具责任感，足智多谋，聪明过人。无论是好是坏，美国当时都得依靠这个人来阻止奥萨玛·本·拉登。

伊拉克不太可能作为盟友加入基地组织反对西方的战争，但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以来，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过一系列接触。萨达姆·侯赛因想寻找盟友来挽救自己四分五裂的政权，而伊斯兰激进分子最起码在渴望复仇这一点上与他相同。1992年，哈桑·图拉比在伊拉克情报机构和基地组织之间安排了一次会议，目的是制定一个推翻各国亲西方阿拉伯政府的“共同策略”[20]。伊拉克代表和本·拉登见了面，并对他大加恭维，称他是预言中所说的马赫迪，是伊斯兰的救世主[21]。他们希望他能停止支持反萨达姆的叛乱分子[22]。本·拉登同意了；但作为交换，他要求伊方提供武器以及伊拉克国内的训练营地。就在那一年，扎瓦希里去了巴格达，而且见到了独裁者本人[23]。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向基地组织提供了任何武器或营地，而本·拉登不久就恢复了对伊拉克异见者的支持。

然而，对话仍然在断断续续地进行。1998年本·拉登发布反美圣令的时候，伊拉克情报官员曾飞赴阿富汗，和扎瓦希里商讨将基地组织迁到伊拉克的问题[24]。当时，本·拉登与塔利班的关系颇为紧张，基地组织的几名高层人员也倾向于寻找一个新的庇护所。本·拉登反对这个想法，因为他不想欠伊拉克暴君的人情。

1999年10月，扎瓦希里带着一本假护照再次前往巴格达，去参加第九届伊斯兰人民议会[25]。这是一个由宗教学者和活动家组成的国际协会，由伊拉克政府赞助。很凑巧，一个名叫阿布·穆萨卜·扎卡维的约旦圣战者差不多也在同一时间到达。扎卡维并不是基地组织的成员，不过他在阿富汗的赫拉特开设了一座训练营。他把自己视为本·拉登的竞争对手，但他与圣战组织的关系很密切。伊拉克情报机构可能协助扎瓦希里和扎卡维建立了一个由库尔德激进分子组成、名为“伊斯兰辅助者”的恐怖主义组织。这一组织是受黎巴嫩真主党一事的启发而建立的。[26]（后来，扎卡维成为2003年美国攻入伊拉克之后基地组织反美力量的领袖。）

奥尼尔特别担心基地组织会抓住新千年将近的时机，大肆渲染它与美国的战争。他确信伊斯兰恐怖分子已经在美国建立起滩头阵地。这种看法与调查局领导认可的观点大相径庭。弗里局长在白宫的会议上反复强调说，基地组织没有对美国国内构成任何威胁。在1999年6月之前，本·拉登甚至都没有被列入联邦调查局通缉要犯的名单。

奥尼尔渐渐觉察到基地组织的袭击有一种节奏，还跟朋友们说：“我们已经晚了。”1999年下半年时，他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他知道本·拉登非常看重时机选择和象征意义，而千年之交正是制造戏剧性效果的无与伦比的机会。奥尼尔认为目标可能是某种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饮用水、电网，也可能是交通系统[27]。然而，根本没有什么情报能支持这种假设，这令他大为沮丧。

12月，约旦当局逮捕了16名恐怖分子嫌疑犯，据信他们计划炸毁安曼的雷迪森酒店，以及其他几处西方人常去的旅游景点。密谋者之一就是阿布·穆萨卜·扎卡维，不过他没有被捕。约旦人还发现了刻成光盘的6卷本基地组织训练手册。约旦的分支机构中有几个阿拉伯裔美国人。

中央情报局警告说美国国内可能会发生多起袭击事件，但他们却给不出多少细节[28]。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边境巡逻队、国民警卫队、特工处，以及每一个治安官办公室和警察局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袭击即将来临。对恐怖袭击的畏惧，和普遍的“千年虫”之忧搅在了一起——许多人担心大部分电脑可能无法适应计时系统在千年之际的变化，从而导致技术世界的崩溃。

12月14日，华盛顿州安吉利斯港的一名边境警卫拦住了一个名叫艾哈迈德·雷萨姆的阿尔及利亚男子。此人一副焦虑不安的样子引起了她的怀疑。她让他从车上下来。另一个警卫打开后备厢，说道：“嗨，这里有名堂。”[29]一名海关官员从后面揪住雷萨姆的外套，推着他朝汽车后备厢走去。那里面装着4个定时器，100多磅尿素，还有14磅硫酸盐。这些成分可以造出俄克拉何马爆炸案中使用的那种炸弹。

雷萨姆撒腿就跑，那名海关官员手里只抓住他一件外套。警卫们追上前去，在4个街区以外抓到了他——他正要闯进一辆等候信号灯的汽车。

人们发现，雷萨姆的目标是洛杉矶国际机场。尽管采取了那么多防范措施，要不是雷萨姆的紧张神态引起了那位边境警卫的警惕，新千年可能就会在一场大灾难之中开始。但是，厄运却将降临在另一个地点。

虽说雷萨姆曾在阿富汗本·拉登的一个营地中学习制作炸弹的技术，但他并不是真正的基地组织人员。他是个打着基地组织旗号自由行动的恐怖分子——一个没有多少宗教知识的小贼，姑且称他为先遣队员——“9·11”之后冒出了一大批像他这样的人。他接受了基地组织的训练，胆子也大了起来，就在蒙特利尔建立了自己的临时分支机构。雷萨姆在袭击之前曾给阿富汗打电话，讯问本·拉登是否愿意把他的行动归于基地组织名下，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复。

约翰·奥尼尔确信雷萨姆在美国国内还有同党。他们是什么人？在哪里？他觉得有一座滴答作响的钟正在朝新年倒数——在那个时刻，基地组织的袭击将引起最大的关注。

华盛顿州当局从雷萨姆口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加尼”，还有几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号码的区号是“318”，但杰克·克卢南拨通这个号之后，接电话的却是路易斯安那州门罗市的一个小孩子。克卢南又看了看号码。他心想，也许区号是“718”。他又拨了一次，发现这个号码的机主是阿卜杜勒·加尼·梅斯基尼，一个住在布鲁克林的阿尔及利亚人。

在奥尼尔的监督下，联邦调查局布鲁克林指挥部对梅斯基尼进行了监视。窃听器监听到梅斯基尼打给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电话，他提到了雷萨姆和蒙特利尔的另一名嫌疑犯。12月30日，奥尼尔以阴谋破坏的罪名逮捕了梅斯基尼，并以违反移民法的罪名逮捕了其他几名恐怖分子嫌疑犯。梅斯基尼和雷萨姆最终都将成为美国政府的合作证人。

那个寒冷的新年之夜，奥尼尔和200多万人齐聚纽约时代广场[30]。午夜时分，他给白宫的克拉克打了电话，说自己就站在巨大的光球下面，时钟正敲响新的千年。“他们要是打算在纽约干什么事情，肯定会选这个地方，”他告诉克拉克，“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31]

新千年之际的那次围捕后，奥尼尔认定基地组织在美国埋下了潜伏机构。加拿大与约旦分支机构之间的联系最后都归到了美国；可即便是在美国使馆的爆炸事件和洛杉矶机场的未遂炸弹袭击之后，调查局高层仍旧把基地组织看作一种遥远而可以控制的威胁。但反恐处的副主管戴尔·沃森是个例外。接下来的几个月之中，奥尼尔、沃森和迪克·克拉克多次会面，创立了一个名为“千年行动后总结”的战略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了几项旨在根除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政策变革，其中包括：增加国内反恐联合行动组的数目；从国内收入署和移民归化局抽调更多人员，监控资金和人员的流向；创立一个流水线式的工作流程，以分析通过窃听得到的信息。但是，这些变革并不足以克服千年之交后遍布华盛顿的官僚主义怠惰气氛。

临近斋月末尾的“力量之夜”[32]，纪念的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希拉山洞中首次接受真主之命的日子。在2000年1月3日那个吉祥的日子里，也门亚丁港的5个人开了斋戒，一路走到海边。他们看到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一艘玻璃钢制的钓鱼小艇搁浅在浪花之中。他们的目光落到了那台崭新的225马力雅马哈舷外马达上。几个人就这件咄咄怪事讨论了一番，认定小艇是来自天国的礼物。他们当时正处于斋月宗教仪式的净化状态，因此认为自己的虔诚得到了回报；于是他们就把船上所有能拿的东西拿了个精光，首先拆的就是那台重达600磅、价值超过1万美元的马达。他们刚把硕大的马达卸下来它就一头栽进海水之中，他们只得把它滚上岸来。到那时候马达已经给彻底泡坏了。

接下来，其中一个人打开了船舱。舱里塞满了奇形怪状的砖头。他觉得这些东西肯定是印度大麻制品，可是砖头和砖头之间连着导线，还接了块电池。他拽下一块砖头闻了闻。有一股古怪的油味儿，根本不像印度大麻。几个人认为这些砖头不管到底是什么东西，肯定都很值钱。因此他们在小船和海岸之间排成一线，一抛一接地传起砖头来。

突然，基地组织的两个人乘着一辆小越野车开了过来，质问那5个人在对他们的船做什么。他们俩看到也门人正在扔“砖头”，吓得直往后退。

后来美国调查人员发现，这艘玻璃钢小艇原本是用来对美国驱逐舰“沙利文”号发动自杀袭击的，该舰当时正在亚丁港加油。基地组织的人在艇上装的C-4炸药太多，又卸掉了增加浮力的装置，结果小艇刚下拖车就沉到了水底的软沙上。他们最后还是用船用起重机把小艇捞了上来，很快它就会被收拾好，准备用于另一次行动。

[1] 美国国务院机密电文，“阿富汗：塔利班的奥马尔毛拉8月22日与国务院联系”，1998年8月22日。

[2] 对拉希姆拉·优素福扎的采访。

[3] 美国大使馆（伊斯兰堡）电文，“情况报告六：巴基斯坦/阿富汗对美国袭击的反应”，1998年8月25日。

[4] 罗伯特·菲斯克，“本·拉登的秘密被半岛电视台记者揭开”，《独立报》，2002年10月23日。

[5] 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68页。

[6] 斯蒂芬·布朗和朱迪·帕斯特纳克，“早在‘9·11’之前，本·拉登的飞机就已经在悄然飞行”，《洛杉矶时报》，2001年11月18日。

[7] 对图尔基·费萨尔王子的采访。

[8] 《明镜》周刊访谈：“接着奥马尔毛拉就冲我大喊”，《明镜》周刊，2004年3月8日。克里斯托弗·苏丹英译。

[9] 对阿卜杜勒·拉赫曼·哈德尔的采访。

[10]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六），2005年3月24日。

[11]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六），2005年3月24日。

[12]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31页。

[13] 对迈克尔·朔伊尔的采访。

[14] 《美国音乐台》（American Bandstand）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老牌电视歌舞节目，于1952—1989年间播出。——译者

[15] Andrea Bocelli（1958—），意大利著名的盲人男高音歌手。后文所说的“告别时刻”（Time to Say Goodbye）是他1997年与英国女歌手莎拉·布莱曼合作演唱的歌曲。——译者

[16] 对格兰特·阿什利的采访。

[17] 对联邦调查局匿名特工的采访。

[18] 韦斯，《他警告了美国：严阵以待的联邦调查局反恐斗士约翰·奥尼尔》，第279页。

[19] 对乔·坎蒂梅萨的采访。

[20] 匿名，《透过敌人的眼睛》，第124页。

[21] 对艾哈迈德·巴兹卜的采访。

[22]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61页。

[23] 杰弗里·戈德堡，“巨大的恐怖”，《纽约客》，2002年3月25日。

[24]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66页。

[25] “伊拉克：前总理披露有关伊拉克基地组织创建的秘密情报资料”，安莎通讯社，2005年5月23日。

[26] 这些推测的依据是伊拉克过渡政府前总理伊亚德·阿拉维所说的话。他声称在伊拉克秘密情报部门的档案里发现了有关信息。

[27] 对刘易斯·斯基利罗的采访。

[28] 塞缪尔·R·伯杰的陈述，《“9·11”报告：国会联合调查》，2002年9月19日。

[29] 罗伯特·德雷珀，“炸毁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密谋”，《绅士季刊》，2001年12月。

[30] 对约瑟夫·邓恩和马克·罗西尼的采访。

[31] 克拉克，《针对所有敌人》，第214页。

[32] 对罗伯特·麦克法登的采访。

第十八章 轰隆

20世纪90年代来到阿富汗受训的人，并不是一无所有的社会失败者。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反映的是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曾在80年代早期研究过的、组成恐怖主义群体的“模范埃及青年”。大部分可能被基地组织招募的人都来自中产或上层阶级[1]，而且几乎所有人出身的家庭都是完整的。他们大多接受过大学教育，而且非常偏爱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他们之中没有多少人出自宗教学校；实际上，许多人曾在欧洲或美国接受教育，甚至能说多达五六门语言。他们没有任何精神不正常的迹象[2]。在加入圣战之前，许多人甚至都不是特别笃信宗教。

比起抗击苏联的圣战者前辈，他们的历史更为复杂，也更多样化。上一代圣战者之中有许多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士——医生、教师、会计、伊玛目——他们携家带口来到了阿富汗[3]。新一代圣战者则多是年轻的单身男子[4]，但也有精通造假、信用卡欺诈和毒品走私的罪犯，这些人的技巧以后派上了大用场。上一代人绝大多数来自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新的应征者中则有许多来自欧洲和阿尔及利亚。特别的是，没有任何人来自苏丹、印度、土耳其、孟加拉国，甚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反苏圣战中，一些什叶派穆斯林曾参与战斗[5]；本·拉登在马萨达的基地中甚至还有一个什叶派营地。新的圣战者群体则全部是逊尼派。他们的直接目标是为波斯尼亚和车臣的战争做好准备，然后再回到本国建立伊斯兰政府。从1996年到2001年营地被摧毁，阿富汗的训练营共接纳过1万到2万名受训者[6]。

应征者在面试中会被问及自己的背景和特别技能。收集这些信息有助于确定给各人委派何种任务；例如，一个名叫哈尼·哈居尔的年轻沙特人就提到他曾在美国学习飞行。他将成为“9·11”密谋的一部分。

除了艰苦的体能训练，新的应征者还要接受基地组织世界观的灌输。有些受训者在听课笔记中明确写下了该组织的乌托邦式目标[7]。

1．在世上建立真主的统治。

2．为了真主的事业以身殉教。

3．清除伊斯兰各阶层中的堕落分子，实现净化。

这三个目标表述精确，界定了基地组织的吸引力和局限性。它们召唤的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这些人根本不会停下来问一问：在以净化宗教为惟一政治宗旨的人手中，真主的统治将会是什么样子？而死亡这种个人目标，仍然是吸引许多应征者前来的主要原因。

他们对以前的行动进行研究；既有使馆爆炸案之类的成功范例，也有谋刺穆巴拉克这样的失败。他们的教材是一本180页的手册《反暴君圣战中的军事研究》，书中含有伪造、武器训练、安全和谍报方面的章节。“我们号召与叛教政权进行的抗争，从来就不知道什么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柏拉图式的理想……或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外交，”手册一开头写道。“但它却了解子弹的对话，刺杀、爆炸与毁坏的理想，以及大炮与机枪的外交。”

训练中有三个主要阶段[8]。新到的应征者要在新兵训练营里待15天，他们在这儿会被训得筋疲力尽，有时候晚上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到了为期45天的第二阶段，应征者将接受地图判读、堑壕修筑、天文导航方面的训练，并学习使用五花八门的武器：轻机枪、克莱莫杀伤地雷[9]、迫击炮、肩射火箭，还有防空导弹。演练的目标始终是美国人，不是美国兵就是美国的交通工具；不过根据一名基地组织学员在意识形态课堂上的笔记，“伊斯兰的敌人”[10]还有：

1．离经叛道者（穆巴拉克之流）

2．什叶派教徒

3．美国

4．以色列

敌人种类太多，将始终是一个令基地组织头痛的问题，尤其是碰到斗争舞台上出现新的角色、重要程度又各不相同的时候。

完成第二阶段训练的人可以选择加入游击战学校，培训期同样是45天。学校里设有培训劫持和谍报技术的专门营地，以及一门为期10天的暗杀课程。一名基地组织受训者在日记中写到，他有一天学的是“从摩托车上向刺杀对象及其保镖开枪”，另一天学的则是“从上方、前方和后方朝车里的两个目标射击”[11]。另一个营地专门培训炸弹制作技术，还有一个名为“神风队”的营地[12]仅向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开放。他们身穿特制的白色或灰色服装，单独居住，不和任何人交谈。

学校里有一座藏书颇丰的军事图书馆，其中就有以色列恐怖主义者、最终成为总理的梅纳赫姆·贝京的自传《反叛》。另一本书说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建立快速部署部队的情况，书中假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一艘装载液化天然气的轮船被炸毁在波斯湾咽喉部的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导致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受训者对这个想法很着迷，花了许多时间来策划如何实施这样的行动。晚上他们常会看好莱坞的惊险片，从中寻找灵感。他们尤其爱看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13]。

扎瓦希里对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特别感兴趣。他指出，“这些武器的毁灭性效果不亚于核武器。”[14]他建立了一个名为“扎巴迪”——意思是“凝乳”——的项目，研究造成大规模杀伤的非常规手段，而且还潜心钻研医学杂志，了解各种各样的药剂。“尽管这些武器极其危险，我们却正是因为敌人才认识它们的；敌人一再强调制作这些武器的成本很低廉，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写道。他手下一个名叫阿布·哈巴卜的人在贾拉拉巴德附近建起一个实验室，用狗来实验自制的神经毒气，还把它们痛苦死去的过程拍摄下来。做实验的狗往往拖到5个多小时之后才死[15]。阿布·哈巴卜向受训者解释说，人类对这种毒气的反应更大，因为他们没有狗身上那么强的抗体。扎瓦希里还在坎大哈附近建立了另一座实验室，一个名叫耶齐德·苏法特的马来西亚商人[16]在实验室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试图培育生物武器，特别是炭疽杆菌。苏法特在萨克拉门托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获得过化学和实验科学的学位。

本·拉登起初并不反对使用生物或化学武器，但他发现自己和阿布·哈夫斯发生了冲突。使用这类不分对象的武器自有其伦理问题与后果，基地组织就此进行争论时哈夫斯是强硬派的领袖。这些武器会在伊斯兰国家使用吗？会不会以平民为目标？温和派指出，使用任何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会使全世界不再同情穆斯林事业，并激起美国针对阿富汗的大规模报复。与其他选择相比，本·拉登显然更倾向于核武器[17]，但这种武器又带来了额外的道德顾虑。强硬派指出，美国已经在日本使用过两次核武器，而他们目前在伊拉克使用的弹药中就含有贫铀。如果美国决定再次使用核武器，又有谁能够保护穆斯林？联合国吗？还是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基地组织必须创造出一种能让伊斯兰世界免受西方帝国主义侵害的武器。

应征者之间的共同点——除了他们的城市习气、见多识广的背景、教育程度、运用语言的能力和电脑技术之外——往往都是客居异乡。大多数人加入圣战的时候，所处的国家并不是养育他们的祖国。他们之中有生活在法国流亡者聚居区的阿尔及利亚人，生活在西班牙的摩洛哥人，或是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也门人。他们虽然取得了成就，但在自己客居的社会之中却几乎没有地位可言。和赛义德·库特卜一样，他们也是在西方生活期间把自己定义为激进的穆斯林。一个住在伦敦的巴基斯坦人觉得自己既不是真正的英国人，也不是真正的巴基斯坦人；身处科威特的一个黎巴嫩人，或是客居布鲁克林的一个埃及人，也同样会有这种身在边缘的感觉。孤身一人、备受疏远，亲人往往又远在天边，离乡背井的人只有转向清真寺；他在那里可以找到同伴，还有宗教的安慰。伊斯兰教提供了共性的要素。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它成了一种身份认同。

清真寺的伊玛目们自然会响应促使这些人寻求精神家园的疏离感与愤怒。移民国家中新建的清真寺绝大多数由沙特阿拉伯资助，寺中的神职人员也是瓦哈比派的宗教激进分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在宣扬圣战的光荣。受到这些豪言壮语和反苏圣战胜利传奇的激励，青年男子常常成群结伙地作出决定，奔赴阿富汗。

汉堡的4个年轻人就是这样[18]。

汉堡是德国最繁荣的城市，居民中百万富翁的比例在欧洲都市之中高居榜首。1999年的汉堡是小资产阶级和自由意志论者的堡垒。这座城市总是认为自己更具英国而非德国的特点——既高贵，又不失礼貌；既有贵族气派，又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它吸引了大批外国学生和政治难民，其中大约有20万人是穆斯林[19]。1992年秋天，穆罕默德·阿塔来到这座城市，报名攻读汉堡-哈堡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研究生。德国的外国学生想在这里呆多久都没问题，他们无需支付学费，还可以到欧盟各国任意旅行。

历史留下的伤痕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们不仅表露在旧城区重建的部分，也体现在国家法律与德国人的性格之中。新德国小心翼翼地把容忍奉为宪法中的原则，该国的政治避难政策在全世界也是最为开放的。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在德国可以合法地活动，募集资金和人员——但这仅限于国外的恐怖主义者，国内的可不行。策划恐怖行动不会触犯法律，只要恐怖袭击发生在国外。自然，许多极端分子充分利用了这个避风港。

除了妨碍对激进群体进行调查的宪法屏障，还有德国国内的戒备之心。以前，德国曾遭受过仇外情绪、种族主义和警察滥用权力的伤害；任何可能唤起这些阴魂的行动都被视为禁忌。联邦警察宁愿把力量集中在本土的右翼分子身上，对外国的组织却很少关注。德国害怕的是它自己，而不是别人。德国人与国内的外国激进势力之间达成了默契：只要德国人自己不遭到袭击，就不会有人去打扰他们。出于对本国极端主义历史的恐惧，德国无意间成为了一种新极权主义运动的寄居地。

伊斯兰激进分子与纳粹党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虽然伊斯兰激进分子常被斥为法西斯式派别，圣城清真寺（阿塔和朋友们聚集的地方）之中埋藏的憎恨还没有发展为一种迫切的政治企图。但是，和在失败的耻辱中诞生的纳粹党一样，伊斯兰激进分子同样有一种狂热的决心：世世代代都被人踩在脚下的他们，一定要做历史的主宰。

虽说阿塔只有一点模糊的社会主义政治概念，他和他的圈子却填充了纳粹垮台后无人做主的政治空间。阿塔的一个朋友穆尼尔·穆塔萨迪克称希特勒“是个好人”。[20]阿塔自己也常说，犹太人从他们在纽约市的全球总部控制着媒体、银行、报纸和政治。另外，他还坚信犹太人策划了波斯尼亚、科索沃和车臣的战争，以此来遏制伊斯兰。他认为莫妮卡·莱温斯基是受命去败坏克林顿名誉的犹太特工，因为克林顿太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事业。

所有人都觉得阿塔的性格极度僵化，这一点正是纳粹的特征。毫无疑问，由于需要抵御这个慷慨城市中的诱惑，他的性格特点被愈发强化了。汉堡的整洁与效率想必让年轻的城市规划师阿塔赞叹不已，这与他成长的开罗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赛义德·库特卜在美国察觉到的恶劣特征——物质主义、淫乱放荡，以及精神上的虚伪——在汉堡也是昭然若揭：这儿有喧闹的赌场、在橱窗里搔首弄姿的妓女，还有那些雄伟而又空洞的大教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堡是著名的造船中心。“俾斯麦”号战列舰就是在这里建造的，还有德国的潜艇舰队。自然，它成了盟军轰炸的首要目标。1943年7月，“蛾摩拉[21]行动”——摧毁汉堡——是当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空袭。但是，袭击所摧毁的远远不只是工厂和港口。在这场旨在恐吓德国人的蓄意行动中，日以继夜的空袭燃起的火海吞噬了4.5万条生命。造船厂的工人大都住在易北河对面哈堡的排屋里，而盟军对这里的空袭尤为猛烈。阿塔住的公寓地处马林施特拉斯54号，这栋重建楼房所在的整条街在当年的恐怖空袭中都被摧毁殆尽。

阿塔是个完美主义者；本行的制图工作他做得很熟练，但没有什么创意。从身体上看，他的举止带着一丝女性特征：他既“文雅”又“纤弱”[22]，因此他的性取向（无论多么秘而不宣）让人很难判断。他黑色的眼睛机警而聪慧，但极少流露出情绪。“有段时间我很难分辨出他眼黑和瞳孔的区别，这一点本身就让他显得非常、非常的吓人，”[23]他的一位女同事回忆道。“他有个不同寻常的习惯：每当他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听你作答，他都会把嘴唇紧紧抿起来。”

1996年4月11日，27岁的阿塔签署了一份从圣城清真寺拿来的标准遗嘱[24]。就在那天，以色列发起“愤怒的葡萄”的行动，袭击了黎巴嫩。据一个朋友说阿塔勃然大怒，并在袭击当天填写了临终遗言，以此表明自己会用生命来进行报复[25]。

遗嘱中体现的情绪反映了整个宗教群体的信条，不过阿塔还一再表明自己对女性的厌恶；在他心目中，女性的软弱无力与腐化堕落和犹太人如出一辙。遗嘱中声明：“任何孕妇或不信真主者都不可参加我的葬礼，也永远不得为我扫墓。任何女人都不得请求我的宽恕。为我清洗遗体的人必须戴手套，以免直接触碰我的生殖器。”声明中针对女性的愤恨以及对性接触的恐惧让人不禁会想，阿塔走向恐怖主义不仅是由于文化的冲撞，也源于他自身矛盾的性取向。

穆罕默德·阿塔、拉米兹·本·希布赫、马尔万·谢希和齐亚德·贾拉这4位汉堡朋友于1999年11月抵达哈尔丹营地，参加基础训练课程。他们来得正是时候。

三年前，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在托拉博拉的一个山洞中向本·拉登提出了“飞机行动”[26]的建议。这三年来，基地组织一直在研究对美国本土发动袭击的计划。穆罕默德设想发起两波行动，从美国东海岸和亚洲各劫持5架飞机。其中9架飞机将撞向选定的目标，如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与核电厂。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本人将驾驶最后一架飞机。他将杀死机上所有的男人，继而发表一份谴责美国中东政策的宣言；最后他将驾机着陆，并释放机上的妇女和儿童。

本·拉登当时拒绝了这个别出心裁的想法。但1999年春天，本·拉登又把穆罕默德召回坎大哈，准许他将这一行动付诸实施[27]。

几个月之后，本·拉登、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阿布·哈夫斯在坎大哈碰头，选择可能的袭击目标。参与此事的只有这三个人[28]。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造成极具象征意义的破坏。本·拉登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是有可能被摧毁的。“美国是一个军事力量强大无比、经济范畴极为广泛的超级大国，”[29]他后来承认。“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并不稳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这个基础作为目标，并对其明显的薄弱点予以特别关注。如果有100个薄弱点遭到打击，真主保佑，美国就会衰落、就会垮台，就会放弃世界的领导权。”他认为，组成美国的各州联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

因此，本·拉登自然想对白宫和美国国会发起袭击。他也把五角大楼列入了名单。如果他能成功摧毁美国政府所在地及其军事总部，整个美国的解体似乎就并不是痴人说梦了。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提出的目标是世界贸易中心；他侄子拉米兹·优素福6年前发动的炸弹袭击未能摧毁这一建筑。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30]和洛杉矶的图书馆大楼（现在叫联邦银行大厦）也被讨论过。本·拉登决定，对美国西海岸城市的袭击先等一等再说。

能用于行动的钱很少，但甘愿殉教牺牲的人却所在多有。如果袭击计划仅限于在半空中炸毁飞机，就没有必要去培训飞行员；但是，随着这个设想逐渐发展为最终的高明方案，“飞机行动”显然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人员，而他们掌握飞行技巧可能需要多年时间。

本·拉登委派他最信赖的4个人参加此次行动。但是，他们几个谁都不会开飞机，而且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英语能力是获得飞行员执照的必备条件。他们没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穆罕默德试着辅导这几个人。他教他们学习英语短语，还收集来美国飞行学校的小册子。他们在电脑上玩飞行模拟游戏，观看描述劫机事件的好莱坞电影。但是，这几名参与者的能力与任务宏伟目标之间的巨大差距一定很令人泄气。

纳瓦夫·哈兹米是上述4人之一[31]。1993年，他17岁时就来到了阿富汗。他体格强壮，脸上常闪现出帅气的笑容。他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麦加杂货商。哈兹米儿时的朋友哈立德·米达尔[32]也出身于麦加的一个显赫家庭。这两个有钱人家的沙特少年以本·拉登为榜样，他们曾在波斯尼亚并肩战斗，后来又和塔利班一起抗击北方联盟——该联盟由分散的圣战者组织和阿富汗前政府支持者组成，领导者是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米达尔虽然有沙特的公民身份，但他的原籍是也门。他娶了一位也门战友的妹妹哈达·胡达，和她生了两个女儿。事实上，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使馆爆炸案时发现了胡达家里的电话号码，而这个号码对于了解基地组织的规模至关重要。美国情报机构如果想破获“9·11”的阴谋，哈兹米和米达尔两人的行动就是最为切近的希望。

因为哈兹米和米达尔都是沙特公民，他们俩很容易就获得了赴美签证。他们甚至都不需要亲身去使馆申请。但另两名未来的劫机者都是也门人，对于他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移民部门认为也门人一旦进入美国，就很有可能在非法的地下社会之中消失无踪。因此，他们俩申请签证时也被例行公事地驳回了。面对无法将所有人手送进美国的困境，本·拉登转而把他们送往东南亚，研究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另一方案的可能性——直接在空中炸毁美国班机。那时，袭击美国本土的宏伟计划似乎被搁置了起来。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穆罕默德·阿塔和他的朋友们首次现身阿富汗。他们几个人错开了时间，在11月末的两个星期内相继抵达，当时树叶已在飘落，斋月即将开始[33]。阿布·哈夫斯立刻就注意到了他们：受过教育，懂技术，具备基本乃至熟练的英语能力。这几个人用不着别人告诉他们应怎样在西方生活。签证不会有问题。他们只需要学会飞行、而且甘愿赴死就行了。

等本·希布赫到了阿富汗，阿塔、贾拉和谢希告诉他，他们被选中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具体内容尚不清楚[34]。一天晚上，4个人受邀和本·拉登共进斋月盛宴。他们谈到塔利班的问题，本·拉登还询问了欧洲穆斯林的情况。接下来他告诉这四个人他们将成为殉教烈士。

他们得到的指示是返回德国，然后报名参加美国的飞行学校。

计划没有变化快的飞机行动现在有了两个独立的小组，每一组都将负责发动一起大规模的袭击。汉堡分支机构的人有的报称自己把护照弄丢了，有的则说护照被窃，以掩盖他们的阿富汗之行。与此同时，原本被选中执行飞机行动的4个人去了吉隆坡。除了哈立德·米达尔和纳瓦夫·哈兹米之外，这一组还有两个也门人阿布·巴拉和陶菲克·阿塔什，后者又名陶菲克·阿塔什·哈拉德。

哈拉德是基地组织之中又一个难以捉摸却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与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北方联盟作战时失去了右腿，现在装着一个金属假肢。虽然生于也门，他却是在沙特阿拉伯长大的，自小就认识本·拉登。他参与了使馆爆炸案，以及针对停泊在亚丁港的美国海军“沙利文”号舰的未遂袭击。他还将成为10个月之后美海军“科尔”号舰爆炸案的主谋。

1999年底，哈拉德致电米达尔，要他到吉隆坡参加一次会议。这是两个小组惟一的一次会面。美国国家安全局从米达尔的也门岳父艾哈迈德·哈达的电话上（基地组织利用这个电话通告信息）监听到一次交谈，其中提到了即将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会议、哈立德·米达尔的全名，以及另两个与会者的名字：纳瓦夫和萨利姆。国家安全局以前从同一部电话上获悉纳瓦夫的姓是哈兹米，但这次该局却并未搜寻自己的数据库。“他们可能是在图谋不轨，”[35]国家安全局报告说。但它并没有进一步追查此事。

但是，中央情报局已经掌握了米达尔和哈兹米这两个名字[36]。沙特情报部门图尔基王子的首席分析师赛义德·巴兹卜此前曾在利雅得的每月例会上警告美国同行，称这两个人是基地组织的成员。凭借这一信息，中情局在米达尔去马来西亚途中暂住迪拜的时候，派人进入了他的旅馆房间。美国特工拍下了他的护照，然后把照片传真到亚力克站。护照所含的关键信息是米达尔持有可多次入境的赴美签证，有效期到2000年3月底。亚力克站向世界各国的多家情报机构发出通知，称“我们需要进一步确认这两名旅行者的身份及其活动……以判定他们是否构成了任何真正的威胁。”[37]这份通报中还称米达尔旅行证件的副本已被交给联邦调查局。实情并非如此。

中情局请求马来西亚方面对吉隆坡的会议进行监控。1月5日，会议在地处风景点的一个僻静公寓套间之中举行，从那里望下去就是杰克·尼克劳斯[38]设计的高尔夫球场。公寓套间的主人是耶齐德·苏法特，那个与扎瓦希里合作培育炭疽杆菌的马来西亚商人。由于没有对会议进行窃听，发现基地组织密谋的机会也丧失了——这一密谋将最终导致美“科尔”号舰爆炸案和“9·11”袭击。没有了不眠不休、警觉过人的迈克·朔伊尔，亚力克站已经锋芒不再。朔伊尔那时还坐在图书馆里，等着中情局起用他。

会议当天，利雅得情报站给亚力克站发去电传，提到了米达尔赴美签证的情况。派驻亚力克站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道格·米勒看过电传之后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请求中情局批准向联邦调查局通报两个情况：一是马来西亚的会议，二是近期可能有一名或多名恐怖分子前往美国。在从一个机构向另一个机构传递情报之前，必须征得这样的批准。米勒被告知，“这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事。”[39]一个星期之后，米勒就此事再次征询派驻调查局总部的中情局副局长汤姆·威尔希尔的意见。威尔希尔名义上的职责是为中情局向调查局传递信息提供便利。米勒把自己草拟的备忘录交给他，还问道：“这个备忘是否可行，还需要我重新做一遍吗？”[40]威尔希尔始终没有答复。那以后，米勒就把这回事给忘了。

马来西亚秘密情报部门的特别分部用相机拍下了十来个进入公寓套间和去网吧上网的基地组织人员。1月8日，特别分部通告中情局驻泰国的负责人，称参加过会议的三个人——米达尔、哈兹米和哈拉德——即将飞往曼谷。凑巧的是，哈拉德将在曼谷与美“科尔”号舰的炸弹袭击者会面。但是，中情局却没有警告任何特工应对这几个人进行跟踪。中情局也没有通知国务院将米达尔的名字列入恐怖分子监控名单；如果名单上有米达尔，那么他在美国入境时就会被截住，或被置于监视之下。

三个月之后，中情局获悉哈兹米已于2000年1月15日飞抵洛杉矶。中情局当时如果检查了乘客名单，就会注意到与他同行的还有米达尔。至少有一名已知的基地组织人员身在美国，但中情局既没有通知联邦调查局，也没有通知国务院。

既然明知米达尔和哈兹米是基地组织的人、知道他们拥有赴美签证，而且至少已有一人来到美国本土，中情局为什么不向其他政府机构通报这些信息？和往常一样，中情局担心基于特定情报的指控可能会损害自己与国外情报机构的关系；不过，美国设有保护此类机密信息的安全措施，而联邦调查局碰到类似行动时照例会与中情局合作。但是，从和约翰·奥尼尔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中情局知道此人碰到任何与联邦调查局沾边的案件都会要求完全掌握控制权，而这件案子肯定也是如此。中情局有许多人（不光是被晾在一边的朔伊尔）憎恨奥尼尔，而且对动辄出错、行事不分轻重的联邦调查局怀有顾虑，不放心把敏感的情报托付给他们。因此，中情局也许是做出了隐瞒信息的决定，以避免奥尼尔插手该案。奥尼尔的几个下级认为这极有可能。

中情局把理应传递给调查局的信息保护起来，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I-49小组的一些成员后来认为，中情局掩盖米达尔和哈兹米的情况是由于他们想把这两个人发展过来。中情局急欲获得基地组织内部的情报来源。它根本就未能打入该组织的核心圈子，甚至无法在基本上来者不拒的训练营中安插一个愿意和美方配合的内线。米达尔和哈兹米在他们眼中想必是很有吸引力的机会。但这两个人一旦进入美国，也就进入了联邦调查局的管辖范围。中情局没有在国内行动的法律权威，虽说事实上调查局常常发现中情局在美国国内从事秘密活动。纽约市的情况更是如此，这里满是来自外国的人员。奥尼尔曾多次就I-49小组发现的鬼把戏向中情局的纽约负责人提出抗议。联邦调查局有些调查员还怀疑，中情局可能是在和沙特情报部门进行一项联合行动，以绕过上述法律限制。当然，国外情报机构在美国开展行动也属非法，不过这种行动对它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中情局究竟为什么没有将至关重要的信息传递给调查局，以上的几种说法仅仅是猜测。也许有一个原因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中情局当时已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威胁和警告之中[41]。亚力克站1996年建立之初只有12名雇员[42]，马来西亚会议举行的时候增长到了约25人。负责应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恐怖活动的反恐中心还有30来个情报分析师，但基地组织并不是他们的首要责任。亚力克站的分析师资历都很浅，平均的工作经验只有三年左右。分析师大多是女性，这在中情局近东分部男性主宰的环境中对她们很不利。年轻女分析师们的主要职责，就是防止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这份担子的压力沉重之极，以至于她们在局里人眼中都成了工作狂——有人比照被判刑的疯狂杀手查尔斯·曼森，戏称她们是“曼森家族”[43]。[44]但是，中情局老一辈公务员对她们拉响的警报根本就不屑一顾。

自亚力克站创立以来，干劲十足的迈克·朔伊尔一直是该站的领导。由于中情局的分析师们认为奥尼尔是致使朔伊尔丢掉工作的罪魁祸首，亚力克站内部的气氛变得非常糟糕。仅仅几个月之前，派驻亚力克站的联邦调查局资深特工要求获得权限，以向调查局传递中情局的信息。此事引起的争执不断上升，一直捅到了两个机构各自的首脑弗里和特内特那里。朔伊尔被迫下台，那位如愿获得权限的调查局特工却患了癌症，不得不在马来西亚会议召开的几天前辞职。留在亚力克站的三名调查局特工谁也没有传递信息的资格，因此他们想要传递任何机密电讯都只能仰赖中情局的批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00年6月，当时级别较高的特工查尔斯·E·弗拉姆被派到了亚力克站。他从未在任何一份备忘录、电传，或是人们的议论之中发现中情局向调查局隐瞒了信息。弗拉姆后来知道了马来西亚会议的情况，他认为当时信息没有传递到调查局是一个情有可原的错误，因为千年来临之际出现了大量的威胁。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至关重要的事件。

米达尔和哈兹米1月15日抵达洛杉矶后，本应报名参加飞行学校。如此重大的任务想必让他们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两个人都不会说英语，连找个住处都成了极大的挑战。不过，他们到达后不久就结识了奥马尔·巴尤米[45]。他是个极少去上课的42岁老学生，靠一位沙特政府承包商提供的津贴过活。1998年，由于巴尤米所住的公寓楼经理涉嫌犯罪，他也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当地办事处的注意。调查局在圣迭戈的一个消息来源确认巴尤米是沙特政府的特工，但由于沙特阿拉伯被视为美国的忠诚盟友，这个信息对调查局特工们来说没什么意义。不管怎样，特工们的上级还是下令停止这次调查，他们担心讯问巴尤米可能会干扰当时正在进行的另一项重大反恐行动。

巴尤米后来对调查员说，2000年2月1日他驾车从圣迭戈来洛杉矶，到沙特领事馆处理签证方面的事情。出了领事馆他就去附近的一家伊斯兰餐厅吃午饭，无意间听到有人在说海湾地区的阿拉伯语。他跟米达尔和哈兹米简单聊了几句。他俩抱怨说洛杉矶的日子很难熬，于是他就邀请他们去圣迭戈。三天之后他们出现了。他让两人在自己的公寓留宿，然后在街对面帮他们找了另一个住处，还借给他们头两个月的房租钱。他举行了一个聚会，把他们介绍给当地穆斯林群体的其他成员。

如果巴尤米是被派去监督这两个人的，那么派遣他的人是谁？也许他是米达尔和哈兹米的基地组织联络员。显然他们需要有个人来照顾。但是，由于巴尤米从沙特领事馆出来就直接去了餐厅，有些调查员认为这两个未来的劫机者可能已处在沙特政府官员的监控之下，而且沙特方面也知道他们是基地组织成员。中情局是惟一了解哈兹米和米达尔身份，并且知道他们身在美国的政府机构。从吉隆坡到曼谷，再到洛杉矶，中情局一路跟踪着米达尔和哈兹米。也许中情局认为与美国人相比，沙特情报机构发展这两个人的可能性更大。另外，这样一来中情局在行动中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上述观点来自一些满怀怨恨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员；他们觉得很奇怪，中情局为什么始终没有告知他们基地组织人员身在美国的情况？米达尔和哈兹米来到美国时距“9·11”还有11个月。联邦调查局具有对这两个人进行调查、了解他们企图所需的一切权限，但由于中情局没有透露基地组织两名活跃成员身在美国的情况，劫机者就得以放手执行计划，直到再想阻止他们已为时太晚。

纽约办事处主管刘易斯·斯基利罗在新千年到来之后不久就退休了，奥尼尔非常想干他这份工作。由于纽约办事处规模大，地位重要，主管该处的奥尼尔将成为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助理局长。办事处主管的职位暂且由他代理，与此同时调查局还在考察接任的两个人选——奥尼尔和波士顿办事处的主管巴里·莫恩。莫恩的经验较为丰富，而奥尼尔树敌更多。此外，奥尼尔一向完美无瑕的工作记录，如今也因为他让瓦莱丽·詹姆斯用了局外秘密据点的卫生间而蒙上阴影。据称，调查局副局长托马斯·皮卡德曾对奥尼尔说，他的事业不会再有任何前途[46]。纽约办事处主管的职位被交给了莫恩。

任命宣布后不久，莫恩与奥尼尔在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不期而遇。那时莫恩还在因竞争期间奥尼尔针对自己的攻击而耿耿于怀。听到敲门声的莫恩打开房门，发现奥尼尔拿着两瓶啤酒站在外头。“听说你是个爱尔兰人，”奥尼尔解释道。

莫恩对两人即将共事的前景颇有顾虑。他对奥尼尔说，他需要办事处里的人忠于自己。“你是不是靠得住，这一点我没把握，”他直言相告，还提出给奥尼尔另找一个职位，有可能是在新泽西办事处。

奥尼尔恳请留在纽约，说这是出于“家庭原因”。他说如果莫恩能让他留下，“我会比你最亲密的朋友还要忠诚。”

“这一点还得你自己来证明，”莫恩告诫他。

奥尼尔答应了。“对此，我只求你一件事：支持我，”他说。

莫恩接受了这个条件。但他很快发现，支持奥尼尔几乎相当于一份全职工作。

调查局反恐部门的人常说起“转移”拉米兹·优素福时的一件轶事。优素福在巴基斯坦落网后被飞机送到纽约州纽堡市的斯图尔特机场，然后改乘联邦调查局的一架直升机前往纽约市下曼哈顿联邦广场附近的都会惩戒中心。“两个大块头把上了镣铐、蒙着眼的优素福架下飞机，”斯基利罗回忆道。“我们升空后沿哈得孙河往南飞去。特警队的一个人问我，‘能不能把他的眼罩拿掉？’优素福过了一分钟才能看清东西。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升机当时正从世贸中心旁边飞过。特警队的那个人捅了他一下，说道：‘你瞧，大楼还立着呢。’优素福说，‘要是我们的钱再多一点，这楼就不会是立着的了。’”

但是，由于世贸中心仍然屹立不倒，它成了纽约反恐联合行动组成功的标志。这个联合行动组由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纽约市警察局、港区管理局，以及其他多家地区与联邦机构组成。2000年9月，反恐联合行动组选在世贸中心著名的“世界之窗”宴会厅庆祝成立20周年纪念。有些代表打着黑领结显得不太自在，不过这个晚上他们要为自己而庆祝。市长鲁迪·朱利亚尼参加了庆祝活动，他曾担任纽约南区的美国检察官；继任他先前职务的玛丽·乔·怀特也在场。怀特赞扬行动组“在调查与定罪方面取得的成功记录臻于完美，”被定罪的有优素福和其他6名世贸中心炸弹袭击者，以及计划刺杀政府官员、炸毁纽约标志性建筑的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和9名追随者。宴会厅里的人曾目睹恐怖主义世界发生的变化：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和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那相对单纯的时期，他们更关注的是知名度而非恐怖；而现在恐怖主义已进入一个令人警醒的、蓄意大肆杀戮的新世界。

那是个雾蒙蒙的夜晚，浮云遮住了塔楼106层上人们的视线。在房间里穿行的奥尼尔似乎很怡然自得，不过有些人也许会感到奇怪：玛丽·乔·怀特为什么在赞扬联邦调查局具体人员的时候对奥尼尔略而不提？I-49小组派驻亚力克站的新代表马克·罗西尼那天也在。他刚刚订婚，还向他极为崇拜的上司介绍了自己的未婚妻。罗西尼就是“约翰的人”之一。他什么都学奥尼尔的样，包括头儿喜欢的雪茄和餐馆；他甚至连穿着都模仿奥尼尔。但罗西尼并不知道，由于两个月之前一桩令人烦恼的事件，他这位导师的事业已陷入更为剧烈的动荡之中。

那年7月，奥尼尔去奥兰多开了一个退休前人员必须参加的会议。他根本没有退休的打算，而且因为不得不来开会感到很不耐烦。不过既然已经到了佛罗里达州，他就让瓦莱丽·詹姆斯也过来，这样他们就能去迈阿密度周末。

会议中途奥尼尔接到一个传呼，于是就出去回电话。几分钟之后他回到会议室，其他特工已经休会吃午饭去了。他的公文包不翼而飞。奥尼尔先打电话向当地警局报案，然后又打电话给莫恩。他承认公文包里装着一些机密电子邮件，以及一份极为敏感的文件——外勤办事处年度报告。这份文件里含有对纽约每一次国家安全行动的逐项分析。此事必须上报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司法部长。

“这事太恶心了，”奥尼尔回到旅馆房间时对瓦莱丽说。他面如死灰。

几个小时之后，警察在另一家旅馆里找到了公文包。包里的一支万宝龙钢笔被人偷走，一个银质雪茄剪和一个昂贵的打火机也不见了。文件完好无缺。指纹分析很快得出结论，文件没被人动过。然而，这是奥尼尔在事业已经岌岌可危时犯下的又一个无心之过。

虽然奥尼尔立即报告了公文包被窃一事，而且包内的文件并没有泄漏出去，司法部还是下令对他进行刑事调查。莫恩认为这种做法很荒唐。如果此事由他处理，他会建议对奥尼尔予以口头申斥，至多也不过是个书面批评。他说，别人也常把工作带回家里做；只不过他们从没碰上文件被盗的事罢了。莫恩觉得很内疚，因为是他催促奥尼尔尽管完成外勤办事处年度报告的。奥尼尔只不过是遵照了他的指示。

尽管两个人曾竞争过纽约的最高职位，莫恩却成了奥尼尔最坚定的维护者。莫恩明白，表现出色是任何官僚体制的敌人；机构间斗争和部门内的倾轧会令最杰出的人意志消沉，想战胜这些就必须具备强有力的个性。杰出人物需要受到保护和鼓励；惟其如此，在一个坚强有力、富于远见的杰出人物的领导下，像联邦调查局这样了无生气的官僚机构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奥尼尔就是这样的一位领导。他使纽约办事处成为整个调查局效率最高的机构；但莫恩慢慢意识到，这也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奥尼尔在两极分化的官场斗争中招来的许多敌人都急欲把他毁掉。现在，他为自己的敌人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基地组织逐渐形成了一种名为“集中决策、分散执行”[47]的管理哲学。本·拉登定下袭击目标、选出行动的领导人，然后提供至少一部分资金。在这之后，行动的策划与袭击手段就全部交给负责执行的人。

这种方法在使馆爆炸案中颇为成功，但原定于千年之交实施的几项行动却出了岔子。其中一次行动的失败简直有点可笑：基地组织打算在斋月末尾对美国海军“沙利文”号驱逐舰发起炸弹袭击[48]，但丢人的是，用来冲击美舰的玻璃钢小艇竟然沉在了亚丁港里。

这个计划最初的意图是袭击也门海岸的一艘油轮。本·拉登按照他一贯的特点，敦促策划者把抱负放得再远大一些。他希望他们炸沉一艘美国军舰。计划失败后，本·拉登要求换掉负责执行的两名自杀袭击者。此次行动的当地主管阿卜杜勒·拉希姆·纳希里坚决反对本·拉登的决定。他指出，其中一名袭击者曾在基地组织训练营遭巡航导弹袭击时受伤，因此剥夺他对美国军舰还以颜色的机会是不公平的——这艘军舰很可能就参与过导弹袭击。此外，他们这组人已经共同训练了一年半时间，纳希尔还造出了一枚更为复杂的新炸弹。这枚炸弹的装药是有形状的，能够把爆炸的威力集中到一个方向[49]。一切都已就绪，只等一下艘美国军舰来到亚丁港。

本·拉登松了口，让这位主管继续指挥行动。他还发布了一段威胁要对美国再次发起袭击的录像。和使馆爆炸案之前接受ABC采访时一样，他又设置了一个挑逗敌人的线索：这一次，他的腰带上挂着一把造型独特的也门弯刀。扎瓦希里在他身旁宣称：“话已经说够了。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50]

---

亚丁高踞于一座火山遗迹的山坡之上，火山锥塌陷下去的地方形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深水港之一[51]。之所以取名“亚丁”，是由于人们认为这里是传说中伊甸园的所在地。据说，亚丁还是诺亚方舟浮起的地方，该隐和亚伯[52]两人也葬在这里。这座充满了传奇和古迹的城市在英国殖民时代曾经历过繁荣，不过这繁荣景象到1967年就结束了。那一年，也门分裂为两个国家，也门民主共和国尝试起了颇为坎坷的世俗社会主义道路。1994年时战争已经结束，国家也恢复了统一，但分裂的痕迹仍然显而易见。由于长达数十年的暴力与动乱，亚丁已不复是当年的那个世界性港口。

停泊在港口输油浮标处的美国海军“科尔”号是一艘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导弹驱逐舰[53]。这艘线条流畅的军舰采用了先进的隐形技术，旨在减少被雷达发现的可能性。但是，它在亚丁港却醒目异常：500多英尺长、排水量8300吨，舰上旋转的天线搜寻着天空，留意任何可预见的威胁。“科尔”号是美国海军“生存力”最强的舰船之一：舰上的重要部位有总重达70吨的装甲保护；配备了针对核生化武器攻击的被动防护系统；船体足以抵御威力高达每平方英寸5.1万磅的爆炸。除了在“无限延伸”行动中发射过的战斧巡航导弹，“科尔”号还配备了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一门5英寸舰炮，以及每秒可发射50枚20毫米炮弹的“密集阵”近防武器系统。舰上的计算机和雷达构成了名为“宙斯盾”的网络，能同时追踪200英里以外来袭的数百枚导弹，或是数百架飞机。“科尔”号的强大装备本来是用于和苏联海军作战的。

2000年10月12日上午11点15分，就在“科尔”号准备启航的时候，一只玻璃钢钓鱼小艇接近了它要猎杀的庞然大物。舰上有几个值勤的水兵，但许多人都在下层甲板，或是在食堂排队打饭。驾驶小艇的两个人在接近“科尔”号中部的海面停了下来，朝舰上的人微笑挥手，然后肃立站好。这一时刻所体现的象征意义和强弱反差，正是本·拉登梦寐以求的东西。“驱逐舰代表着西方的都市，”他说，“而那艘小船则代表着先知穆罕默德。”

海港中剧烈爆炸的冲击波把岸上的汽车都震翻了。两英里之外的人们以为发生了地震。在亚丁市的一辆出租车中，爆炸的冲击让法赫德·库索猛地一惊。他是基地组织支援小组姗姗来迟的一名成员。库索本应负责拍摄袭击场面，但别人发来寻呼通知他该架起摄像机的时候，他根本就没醒。

一个火球从吃水线上猛然升起，那名趴在栏杆上想看看艇上的人要干什么的水兵顿时被吞没。爆炸在驱逐舰左舷撕开一个40英尺见方的大洞，把等候吃午饭的水兵炸得血肉横飞。17人丧生，39人受伤。几名水兵为了逃离火海，从船舷炸开的洞里游了出来。这艘巨大的现代战舰敞着伤口，仿佛是一只被开膛破肚的动物。

“科尔”号遇袭才几个小时，巴里·莫恩就致电总部，要求让纽约办事处主管这次调查。“是基地组织干的，”他对汤姆·皮卡德说。他希望让奥尼尔去做现场的指挥。

和调查使馆爆炸案时一样，皮卡德再次婉言拒绝了纽约办事处的要求，他说并没有证据表明基地组织参与此事。他想派华盛顿外勤办事处去。莫恩越过皮卡德直接向局长路易斯·弗里陈情，弗里当即同意把此案交由纽约办事处负责。但是，派奥尼尔去亚丁的问题却引起了争议。

“约翰是我的人，”莫恩坚持说。奥尼尔的经验和献身精神无人可比。莫恩被告知，“如果事情搞砸了，板子可要打在你的屁股上。”

“这我可以接受，”莫恩说。

奥尼尔欣喜若狂。这将是他破获基地组织犯罪集团的绝佳机会，可能也是他挽救个人事业的最后一搏。“对我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他对华盛顿的一位朋友说。

自从5年前在华盛顿第一天上任、协同“转移”拉米兹·优素福的行动以来，奥尼尔汲取了许多经验。其中一个经验就是把补给品直接存放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滑动垫木上，这样快速反应小队就能够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爆炸之后刚过了24小时多一点，奥尼尔和其他60余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和支持人员已经身在空中。

他们必须先在德国停留，等候也门当局的入境许可。也门方面仍然宣称爆炸是一次事故。凑巧的是，许多受伤的水兵当时也在德国。他们被空运到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这里是美国在境外规模最大的一家医院。奥尼尔带着调查员直接前往水兵们接受救治的病房。炸弹专家在伤者的头发和衣服上搜寻爆炸残留物，与此同时奥尼尔和一位海军的调查员则走遍整个房间，和受伤的水兵谈话。水兵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和姑娘，大多数还没到20岁。有的人缺手断脚，有的人被烧得惨不忍睹。三名水兵的伤势过于严重，无法接受询问。他们之中的凯茜·洛佩斯军士全身上下都裹着绷带，但她一直在示意自己想说话。一位护士把耳朵凑到她的嘴唇边上，听到了低低的几个字。她说：“抓住他们。”

会说阿拉伯语的年轻特工阿里·苏凡是新近分到I-49小组的。一等他踏上前往也门的飞机，奥尼尔就告诉他，“科尔”号舰爆炸案的主管特工将由他担任。这是苏凡职业生涯以来最为重大的任务。

苏凡说起话来就特别兴奋，他的英语中略带一点点黎巴嫩口音，那里是他的出生地。他知道生活在无法无天和一片混乱之中是什么滋味，也曾目睹城市毁于战火。他们一家人在内战期间逃到了美国。苏凡热爱美国，因为这个国家允许他拥有梦想。同样地，美国也接纳了他。他的经历和在西方感到疏离的穆斯林完全相反；这些人转向了伊斯兰教，希望从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苏凡个人从来没有因为身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而遭到任何歧视；反之，他曾被选为学生团体的主席，并赢得了许多学术奖励。在维拉诺瓦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之后，他打算去剑桥大学攻读博士。不过，他那时对美国宪法非常着迷；而且和许多归化美国的公民一样，他对自己所得到的新生活也怀有一种感激之情。就在他准备投身学术生涯的时候，他决定——“权当开个玩笑”——把自己的简历投给联邦调查局。他认为，一个阿拉伯裔的穆斯林美国学者被调查局雇用的几率简直低得可笑。但苏凡受到了神秘感的吸引，而且他内心深处显然有某种不愿再被课堂束缚的东西。就在他收拾行装准备去英国的时候，答复来了：两星期之内去联邦调查局学院报到。

奥尼尔把苏凡招入I-49小组是因为他的语言能力，但苏凡的进取心、想象力和勇气很快就令奥尼尔刮目相看。飞机在亚丁着陆后，特工们看到外面有也门特种部队的一支小分队。他们身穿黄色制服，头戴老旧的苏式钢盔，每名士兵手里的AK-47步枪都瞄着飞机。与调查员随行的人质援救小组负责保卫工作，神经高度紧张的组员们见此情景立即端起M4卡宾枪和手枪。苏凡意识到，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们全都得死在跑道上的血战之中。

他打开了飞机的舱门。黄制服之中有个人手里拿着对讲机。苏凡拿了一瓶水直接朝他走去，一路上黄制服们的枪口始终对着他。室外的气温大约有43℃；也门士兵们虽然端着武器，但个个都热得委顿不堪。

“看样子你很渴，”苏凡用阿拉伯语和手持对讲机的军官说。他把那瓶水递了过去。

“这是美国水吗？”军官问道。

苏凡向他保证这是美国水；他还对那个军官说，其他士兵也都有美国水喝。他们把苏凡给的水当成了贵重商品，有的人甚至都没舍得喝。

这个简单的友好举动让士兵们放下了手里的武器，苏凡控制住了机场的局面。

奥尼尔下飞机时发现也门士兵在朝他敬礼，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我跟他们说你是个将军，”苏凡道出了秘密。

奥尼尔最先注意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国际本拉登集团”的一块招牌。这家沙特本拉登集团的附属公司与也门政府签订了合同，重新修建1994年毁于内战的机场。招牌是个小小的提示：他如今是在对手的场地上。

奥尼尔已经花时间把这个国家研究了一番。他读的是蒂姆·麦金托什-史密斯题为《也门：不为人知的阿拉伯》一书。他了解到，也门的首都萨那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城市，而哈德拉毛（本·拉登的故乡）这个地名的意思是“死亡已经降临”。奥尼尔用他的万宝龙圆珠笔在这些句子下方重重地划了横线，他看书一向有这个习惯。他绝对不允许自己因为不了解异国的情况而失败。

然而，他真正的敌人到头来却是本国的大使芭芭拉·博丁。两年前，她亲自促成了美国与也门之间的一项协定，允许美国军舰在亚丁港加油。现在看来，这是个极大的失策。奥尼尔抵达之后，两人在早晨6点会了面。带着一副新泽西口音的奥尼尔说，他非常期待与她在“雅门”合作。

“是‘也’门，”她冷冷地纠正了他的发音。

在奥尼尔看来，也门遍地都是圣战者，内战带来的冲击也还没有平息。“也门这个国家有1800万公民，而机枪就有5000万支之多，”他后来汇报说。频频响起的枪声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气温时常超过48℃或49℃，蝎子和家蝇一样随处可见。此外，也门还遍布着间谍，他们手头的窃听设备多的是。扎瓦希里圣战组织最大的分支机构之一就在当地活动，还有许多曾在阿富汗与本·拉登共同战斗的老兵。等奥尼尔其余的队员抵达也门，他警告他们：“这可能是联邦调查局历来最具敌意的工作环境。”

但博丁却认为，在这个动荡不安却极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也门是美国很有发展前景的盟友。这个国家是新生的民主政权，比邻国要宽容得多；它甚至允许女性投票。和奥尼尔不同，博丁大使有许多在危险环境下工作的经验。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期间，她是美驻科大使馆的副主管。使馆被伊军围困的137天她始终留在那里，直至所有美国人被撤出。另外，芭芭拉·博丁性格的强硬和直率也不亚于约翰·奥尼尔。

博丁认为她与奥尼尔达成了一个谅解，即他带来的队员不能超过50人。结果，抵达也门的调查员和支持人员远远超过了这个数，这让她大为光火。在她的心目之中，这就等于是一架军用飞机载着“300个荷枪实弹的人”前来占领得梅因[54]。（据奥尼尔说，他带的队伍只有150人，而不是300人。其他特工和新闻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点。）她恳请奥尼尔要顾及他所进入的微妙外交环境。奥尼尔答道，他来这里是为了调查罪案，而不是搞外交。博丁和联邦调查局打过交道，因此奥尼尔这么作答也在她意料之中。“联邦调查局自有一副做派，就是他这种模样，”她得出了结论。“像奥尼尔这样的人可不止一个。他只是特别过分而已。”

她的目标是维护美国与也门之间的微妙关系。为了改善这种关系，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虽然人们不难理解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的方针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国务卿曾就“科尔”号一案对博丁作过明确指示，要求她确保美国调查员的安全，并在调查中对他们予以协助[55]。这些指示才是她的第一要务，而不是维护美国与也门政府的关系；然而，她继续通过一些手段阻止调查局留下太多的“脚印”，如减少特工人数、不让他们携带重武器。她说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着想。与此同时，当地的电视上每晚都能看到也门议会中有人公开号召对美国发动圣战。

博丁下令把联邦调查局全体队员搬到亚丁酒店，那里挤满了美国军方和政府的其他雇员。奥尼尔的调查员得三四个人挤一间房。“45名联邦调查局人员在酒店的舞厅里打地铺，”奥尼尔汇报说。他在酒店的8楼设立了指挥中心；50名海军陆战队员守卫着垒了沙袋的走廊。酒店的外面有也门军队的机枪掩体环绕。除了确保美国人老老实实呆在酒店里面之外，实在搞不清这些机枪掩体还有什么目的。“我们就是囚犯，”一位特工回忆说。

抵达也门的那个上午，奥尼尔很早就上了船，朝港口1000码之外倾斜在水面上的“科尔”号驶去。寻找死者的工作仍在继续，甲板上停放着覆以美国国旗的尸体。这艘战舰看上去曾那么坚不可摧，但如今在甲板下方，乱成一团的电线和破碎金属之中混杂着人的血肉。透过被炸开的大洞，奥尼尔能看到潜水员在搜寻死者的遗体；在他背后，高踞山岩上的亚丁城环抱着港口，就像是一个古老的剧院。

负责给军舰加油的水兵对调查员说，这艘舰加满所需的24万加仑燃油通常得6个小时。他们开始加油才45分钟，炸弹就爆炸了。他以为是汽油管炸了，于是立即将加油管道断开。紧接着一层黑色的云雾就笼罩了军舰。那不是油烟。那是炸药的残留物。

奥尼尔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也门政治安全部（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负责人的工作，好言好语地劝说他们配合调查。他明白诉讼证据必须经得起美国司法标准的考验，因此也门方面审问嫌犯时他的特工必须在场，以使美国法庭确信没有任何人遭到刑讯逼供。他还试图从看到爆炸的也门居民中搜集目击证言。政治安全部和博丁都反对这一要求。“你想让一帮身高6英尺2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去挨家挨户敲门？”博丁问奥尼尔。“还有，不好意思，你们这些人有几个会说阿拉伯语？”

实际上，联邦调查局分队中只有五六个人会说阿拉伯语，而语言往往是造成误会的原因。奥尼尔绝大多数时间都让阿里·苏凡跟在自己身边。有一次奥尼尔和也门情报机构的一名上校谈话，对方总是推三阻四。奥尼尔沮丧地叹道：“天哪，这简直是从他嘴里拔牙么！”上校的个人译员用阿拉伯语转述了这句话，这位军官腾地站起身，满脸怒色。“我说什么了？”奥尼尔问苏凡。苏凡告诉他，译员对上校说的是：“你要是不回答我的问题，我就把你的牙齿拔下来！”

也门当局感觉自己受到了侵犯和不公正的待遇，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奥尼尔索取证据的交换条件，他们要求联邦调查局向他们开放该局在海外获取的所有情报。出于法律原因，奥尼尔无法提供这个权限。也门人最后总算拿出了一盘港口旁监控摄像机拍下的录像带，但带子上的内容显然被剪辑过，最关键的爆炸时刻被抹掉了。奥尼尔向华盛顿报告了自己的沮丧经历，克林顿总统随后向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总统发出了照会。照会没有起到多少作用。联邦调查局确信有人向炸弹袭击者透露了“科尔”号抵达的消息，因此希望把调查范围扩大——这会把总统的一位家人以及政治安全部的一名上校牵扯进去。要追踪这种线索，也门当局可没有什么兴趣。

奥尼尔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奉承别国警务人员之中度过的。他发现，各国的警察组成了一个全球一致的兄弟团体。不过，他提出的某些证物要求还是让当地警探大惑不解，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调查局闻名遐迩的先进法医侦破技术。像指纹采集这样的基本做法在也门都很少采用。例如，他们无法理解奥尼尔为什么要提走一名同谋戴过的帽子——他是想检查上面是否留有DNA证物。就连港口里含有炸弹残留物和玻璃钢小艇碎片的淤泥他们也不让碰，后来调查局支付了也门政府100万美元才得以着手挖掘。大量残渣碎片被装上驳船，然后运往迪拜仔细检查。

也门是一个地位意识极强的社会，由于苏凡已经把奥尼尔“提拔”为“将军”，和他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有一位就是负责总统安全的哈穆德·纳吉将军。纳吉将军最终同意带他们去炸弹袭击者驾船出发的地方。警方找到了一个叫哈尼的12岁小男孩，袭击者卸下小艇的时候他正在码头上钓鱼。其中一个人给了哈尼100也门里亚尔（大约60美分），让他照看自己的尼桑卡车和船拖车，但那人再也没回来。警方拘留了哈尼，以防他跑得无影无踪，然后又把哈尼的父亲抓进来照顾他。“如果他们对待愿意合作的证人是这个样子，”奥尼尔说，“想想他们会怎么对付那些难弄的家伙。”

奥尼尔还去看了炸弹袭击者住过的安全屋。房间里既干净又整齐。主卧里有一块祷告毯，朝向北方——麦加的方向。浴室的水池里全是袭击者赴死之前刮下的体毛。想到沐浴净身和最后祷告的情景，调查员们都很严肃。

但是，合作进行得仍然非常缓慢。“这次调查碰到了石头上，”纳吉将军承认。“我们这些阿拉伯人很顽固。”

阿里·苏凡拿话逗他，说道：“你可是在和另一个阿拉伯人打交道，我也很顽固。”

苏凡翻译了这两句对答之后，奥尼尔声称阿拉伯人在顽固这方面无法和爱尔兰人相比。他讲了爱尔兰奥尼尔家族的一个故事。据他说，奥尼尔家族的男人被誉为全国最强壮的男人。那里每年都会举行一场湖上划船比赛，以湖心的一块巨石为终点。奥尼尔家的人总是获胜。可是有一年另一个家族划得更快，超到了前面，看来会率先摸到石头。“但那时我的曾祖父拔出剑来，”奥尼尔说，“斩下自己的一只手朝岩石扔去。你们能有人比得上他么？”

苏凡和将军面面相觑。“我们是顽固，”苏凡说，“可我们不是疯子。”

调查员们面临着一个问题：“科尔”号有沉没的危险。海军的工程师们竭力想阻止这种有辱尊严的情况发生。最后，挪威的一艘巨型半潜式打捞船来到亚丁港，准备将受损的美舰载回遥远的祖国。这艘船的中部甲板能够沉入水中，足以托起钻井平台。“科尔”号被打捞船载着离开亚丁港的时候，舰上的公共通话系统播放了“星条旗永不落”，继之以摇滚小子那首桀骜不驯的“美国好汉”[56]。

由于周围有许多明显的威胁，特工们常常和衣而卧，武器就放在身边。调查员从一位维修技师处获悉，有人曾开着一辆与炸弹袭击者购买的卡车相似的车子到店里来，让他在车上安装了一些金属盘。从盘子的安装方式来看，它们可能是用来控制爆炸方向的。炸弹做得这么大，那么最诱人的袭击目标无疑是特工们住的酒店。

博丁认为这些畏惧情绪被夸大了。她说特工们对任何人都怀疑，包括酒店的员工在内。她叫奥尼尔放心，说他时常听到酒店外响起的枪声很可能并不是针对调查员的，只不过是婚礼庆祝上的喧闹。后来有一天晚上奥尼尔正在召开会议，紧靠酒店外面的地方有人开枪。人质援救小组纷纷就位。苏凡又一次冒险走了出去，和驻扎在街上的也门部队说话。

“嗨，阿里！”奥尼尔说。“小心点！”他从酒店的楼梯匆匆跑下来，确认苏凡穿上了防弹马夹。沮丧、压力、危险，以及处境使然的密切关系，让两个人走得更近了。奥尼尔开始把苏凡叫做自己的“秘密武器”。和也门人谈话的时候，他直接称苏凡为“我的孩子”。

苏凡在狙击手的掩护下缓缓走到酒店外面。那儿的也门军官让他放心，说一切都“没问题”。

“要是都没问题，街上的车怎么全没了？”苏凡问道。

军官说附近肯定是在举行婚礼。苏凡四下里一望，看到酒店周围全是身穿传统服装的男人，有的人坐在吉普车上，全都拿着枪。他们是平民，不是军人。苏凡想起了索马里的部族暴动——暴乱的结果，是美军士兵的尸体被人在摩加迪沙街头拖来拽去。他心想，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此时此地。

奥尼尔命令美国海军陆战队派出两辆装甲车，堵住酒店前方的那条街。那天晚上没有再出现什么状况，但第二天奥尼尔就把他的队伍搬到了停泊在亚丁湾的美海军“杜卢思”号运输舰上。他乘直升机飞回岸上的时候，还必须先征得也门政府的批准。直升机飞行员发现飞机被一枚萨姆-7导弹[57]的雷达瞄上了，不得不实施规避机动。奥尼尔把大部分调查员送回了美国。他本人、苏凡和另外4名特工又搬回了酒店。由于受到炸弹袭击的威胁，酒店里的住客几乎都走光了。

博丁和奥尼尔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以至于巴里·莫恩不得不飞往也门，好弄清事态的严重程度。莫恩发现，“很显然，她对奥尼尔恨得要命。”但博丁却告诉他奥尼尔和也门人处不好关系。在接下来的10天之中，莫恩和联邦调查局队员以及美国军方官员谈了话。每天晚上到了也门当局办事的时候，莫恩都会和奥尼尔一同前往，看他如何与国外的同僚打交道。会议无一例外地拖得很晚，奥尼尔会施展出劝诱、施压、安抚、恳请等手段，尽一切可能把调查进程一点点往前推进。有一天晚上，奥尼尔向政治安全部的加利卜·卡米什将军抱怨说，他需要也门方面逮捕的嫌疑犯的照片。关于此事的讨论一直持续到凌晨时分。卡米什将军彬彬有礼地解释说，他们完全不需要联邦调查局参与这件案子；奥尼尔则耐心地向他说明局势的紧迫性。莫恩困得几乎连头都抬不起来了。但第二天晚上将军却宣布，“你要的照片我拿来了。”

奥尼尔向将军表示感谢，然后又继续恳求他允许美方面对面地讯问嫌疑犯，而不是让也门审讯者代为发问。这是一种没完没了、令人痛苦的谈判，但在莫恩看来双方谈判时都带着敬意，甚至颇有几分亲切。卡米什将军对奥尼尔的称呼是“约翰兄弟”。回国之后，莫恩向局长汇报说奥尼尔的工作极为出色，还补充说博丁是“惟一让奥尼尔分心的人”。他即将离开也门时对博丁也是这么说的。他告诉博丁自己不会把奥尼尔召回去。当然，派奥尼尔去也门的人就是莫恩，他也许并不愿意从博丁的角度来看事情。不管怎样，驻外大使对于允许哪些美国人留在外国有着最终的发言权，而奥尼尔显然不在可留者之列。

10月末，也门人逮捕了基地组织的摄影师法赫德·库索。“科尔”号遇袭时，负责拍摄炸弹袭击的库索睡过了头。他承认自己和一名自杀袭击者曾为曼谷的“哈拉德”——“科尔”号袭击的独腿主谋——送去5000美元。库索说钱是给哈拉德买新假肢用的。这段讯问谈话的文字抄录一个月之后才被转给联邦调查局。

苏凡记得他在阿富汗发展的一个线人提到过哈拉德这个名字。那个线人说哈拉德是个装着一条金属假腿的战士，在坎大哈的一座旅店当埃米尔；线人称他是本·拉登的“跑腿”[58]。苏凡和奥尼尔把哈拉德护照上的相片传真给阿富汗的线人，对方认出就是此人。这是“科尔”号爆炸案和基地组织之间的第一个真正联系。

苏凡心下疑惑：在即将实施一次大行动的时候，为什么要把钱送出也门？难道还有另一个他毫不知情的行动正在进行？苏凡向中央情报局询问关于哈立德的信息，以及基地组织是否有可能在曼谷一带举行过会议[59]。中情局没有答复他提出的明确要求。由于中情局隐瞒了“科尔”号爆炸案主谋以及马来西亚会议的信息，为17名美国水兵之死寻求正义的努力受到了阻碍。远比此事更为悲惨的后果也即将来临。

“科尔”号爆炸案的调查开始一个月后，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戴尔·沃森告诉《华盛顿邮报》，由于和也门方面的“持续合作，联邦调查局得以进一步减少驻留该国的人员……联邦调查局很快就可以让现场的高级指挥约翰·奥尼尔回国。”这看来是在公开向博丁的抗议屈服。同一天，也门总理对《邮报》说，他们没有发现“科尔”号炸弹袭击者与基地组织之间的任何联系。

奥尼尔恰好在感恩节之前回到国内。瓦莱丽·詹姆斯见到他时大吃一惊：他足足瘦了25磅。他说他感觉自己是在一个人打这场反恐战争，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任何支持；他还担心自己走了之后，调查就会逐渐停顿下来。事实上，据巴里·莫恩说，奥尼尔离开后也门方面的合作明显变得迟缓了。由于留下的调查员仍然受到威胁，放心不下的奥尼尔试图于2001年1月返回也门，但博丁拒绝了他的申请。与此同时，美国调查员感觉他们遇袭的可能越来越大，于是就撤进了萨那美国大使馆的围墙之中。

苏凡终于获准对睡过头的摄影师法赫德·库索进行讯问。库索个子矮小，态度倨傲，脸上的大胡子稀稀落落，还老是用手去拽。讯问开始之前，政治安全部的一名上校走进房间，亲吻了库索的两颊——这是在向所有人表示库索是受到保护的。事实上，每当库索眼看着就要说出重要的情况，也门上校就会坚持暂停讯问，不是说该吃饭了，就是说该祷告了。

但是，经过好几天的讯问，苏凡还是让库索开了口：他承认自己在曼谷和哈拉德以及“科尔”号的一名炸弹袭击者见过面，他们俩住在该市的华盛顿酒店。库索供认自己的任务是把基地组织提供的3.6万美元资金交给他们。这不是他曾经提到的5000美元，也不是给哈立德换新假肢用的钱。现在看来，这笔钱显然是为了给“9·11”劫机者米达尔和哈兹米购买头等舱机票，以及供他们几天后抵达洛杉矶时所用。如果中情局当时把这两名基地组织成员的情况告诉了调查局，得出这个结论就是明摆着的事。

为核实库索说的情况，联邦调查局特工检查了电话记录。他们发现曼谷的华盛顿酒店和库索在也门的住所之间有过通话。他们还注意到，曾有人从马来西亚的一个付费电话亭给这两个地方打过电话。这个电话亭恰恰就在基地组织召开会议的公寓套间外头。库索告诉苏凡，他本来应该到吉隆坡或是新加坡（这两个城市他好像总也分不清）和哈拉德碰头。苏凡再次给中情局发去一份正式的电传。他还随电传发去了哈拉德的护照相片。这几个电话号码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和马来西亚相关的线索？有没有关于哈立德的线索？中情局仍旧一声不吭。

如果中情局对苏凡作了答复，提供了他要求给予的情报，联邦调查局就能了解到马来西亚会议的情况，以及和米达尔与哈兹米的关联。调查局将会获悉美国境内有基地组织的人员，而且他们入境已经有一年多——这是中情局业已掌握的情况。由于纽约市此前已对本·拉登提出指控，而米达尔和哈兹米又是他的同伙，调查局就有权对嫌疑犯进行跟踪、窃听其住所、截获其通讯、克隆其电脑、调查其联络人——这些基本的调查步骤本可以阻止“9·11”事件的发生。

2002年6月1日，也门当局逮捕了8名男子，并称这几人参与了企图炸毁美国驻也门大使馆的密谋。苏凡和联邦调查局剩余的人员就躲在那里。后来又出现了几起针对联邦调查局的新威胁，弗里局长在奥尼尔的建议下把调查局分队全部撤了回来。

对“科尔”号的袭击是本·拉登的一大胜利。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营地挤满了新来的应征者，海湾各国的捐赠者拎着装满石油美元的新秀丽手提箱纷纷赶来，就像阿富汗圣战的光辉时期一样[60]。最起码现在有钱分了。尽管有遭到制裁和谴责的危险，对本·拉登呆在阿富汗仍意见不一的塔利班领导层见到钞票之后也变得更加顺从。本·拉登把他的高层领导人分散开来——阿布·哈夫斯去了坎大哈的另一个地点，扎瓦希里则前往喀布尔——这样预料之中的美国报复行动就不致将基地组织领导人一举歼灭[61]。

但是，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国家正处于总统竞选中期，克林顿试图通过在巴以之间促成一项和平协定，为自己即将结束的任期增光添彩。“科尔”号爆炸案发生之际，谈判正在走向破裂。克林顿坚持说，尽管那是个颇为尴尬的政治时刻，他的政府在当年10月差一点就对本·拉登再次发动导弹袭击[62]；但中央情报局在最后一刻建议取消行动，因为他们不能完全肯定本·拉登身在营地。

本·拉登既愤怒又失望。他本指望把美国引入曾经困住苏联的同一个陷阱：阿富汗[63]。他的策略是不断发动袭击，直至美国军队入侵；然后圣战者就将群起而攻之，让入侵者流尽鲜血，最终使整个美利坚帝国因战争的伤口而倒下。大英帝国和苏联就是这样完蛋的。他确信同样的情况也会在美国身上发生。然而，战争宣言、对美国使馆的袭击，以及现在对“科尔”号的袭击，都不足以挑起大规模的报复。他必须制造一起令美国无可容忍的暴行。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也许会问，如果没有本·拉登的主使，“9·11”或其他类似的悲剧还会不会发生？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事实上，历史的构造板块的确在发生变动，并促使西方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进入了一个冲突的时期；然而，这场斗争的形态是由几个人的领袖魅力和看法所决定的。如果没有赛义德·库特卜的著作，或是阿卜杜拉·阿扎姆的圣战号召，遍及世界的沙拉夫派叛乱也许仍将发生，但基地组织就不会存在。基地组织赖以维系的基础是各种人物的独特联合，尤其是埃及人——扎瓦希里、阿布·乌贝达、赛义夫·阿德勒，还有阿布·哈夫斯——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反映着精神之父库特卜的思想。但如果没有本·拉登，埃及人就只不过是一个圣战组织。他们的目标很褊狭。在一个伊斯兰运动分散各地、各自关注其国家主义目标的时期，是本·拉登提出了创建国际圣战军团的想法。在他的领导之下，一个经济上已经破产、不得不四处流亡的组织才不致分崩离析。正是由于性格中的固执，本·拉登才能对因杀戮太多而起的道德争执充耳不闻，才能对足以粉碎大多数人梦想的反复失败不以为意。所有这些特点，都可以归为邪教领袖或狂人的性格特征。但是，本·拉登还具备艺术家一般的技巧；他不仅要运用这种技巧来达到令人震惊的效果，还要利用它来让一些人心向往之——本·拉登要求他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1] 对马克·萨吉曼的采访。许多统计数字都来自他的重要研究著作《恐怖主义网络探秘》。

[2] 萨吉曼说，“400人之中（他的样本）只有4个人有轻微的失常迹象。这个比例低于全世界精神疾患的基础概率。”马克·萨吉曼，《恐怖主义网络探秘》，外交政策研究所电子刊物，2004年11月1日。

[3] 尼克·菲尔丁，“奥萨玛的新兵训练有素”，《星期日泰晤士报》，2005年4月3日。

[4]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5]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

[6]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66页。据萨吉曼自己估计，这一时期的应征者不超过5千人。

[7] 伯恩斯坦，《晴天霹雳：2001年9月11日的故事——从圣战到地面零点》，第86页。

[8]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五），2005年3月23日。

[9] 美制定向反步兵地雷，爆炸时能产生扇形面杀伤破片。——译者

[10]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11] 戴维·罗德和C·J·奇弗斯，“基地组织的采购清单与杀人手册”，《纽约时报》，2002年3月17日。

[12] 阿布·扎伊德，“在本·拉登重返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联盟复兴之后”，《阿拉伯祖国》周刊，1996年6月7日。

[13]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本书作者参与创作的《全面围攻》（The Siege）也在基地组织成员观看的影片之列。

[14] 阿兰·卡利森和安德鲁·希金斯，“喀布尔电脑中的备忘录令人胆寒”，《华尔街日报》，2001年12月31日。

[15] 无日期和署名的文件，“中央情报局关于扎瓦希里兄弟的报告”。

[16] “基地组织是否在制造炭疽杆菌？”CBS新闻，2003年10月9日；埃里克·利普顿，“据称，基地组织的信件表明该组织在‘9·11’之前曾制定过炭疽袭击的计划”，《纽约时报》，2005年5月21日。

[17] “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故事”（一），《中东日报》，2004年12月8日。

[18] 对格奥尔格·马斯科洛、约瑟夫·约菲、约亨·比特纳、曼弗雷德·默克和科尔杜拉·迈尔的采访。

[19] “汉堡关系”，BBC新闻，2005年8月19日。

[20]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65页。

[21] 《圣经》中记载的罪恶之城，后来被耶和华降下硫磺与火摧毁。——译者

[22] 约翰·克鲁森，“从和蔼师长到杀人狂徒”，《芝加哥论坛报》，2004年9月11日。

[23] 布赖恩·罗斯，“与一名恐怖分子面对面”，ABC新闻，2002年6月6日。

[24] 富达和菲尔丁，《恐怖的主谋：全世界最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背后的真相》，第82页。

[25] 尼古拉斯·海伦、约翰·戈茨、本·斯莫利和乔纳森·昂戈德-托马斯的采访，“真主的战士”，《星期日泰晤士报》，2002年1月13日。

[26]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54页。

[27]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替代证言”，美国诉穆萨维一案。

[28]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55页。

[29] “本·拉登讲道宣扬牺牲的盛宴”，中东媒体研究所特别报道系列——第476号，www.memri.org，2003年3月5日。

[30] 保罗·马丁，“芝加哥和洛杉矶的高楼是下一批袭击目标”，《华盛顿时报》，2004年3月30日。

[31] 《对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前后情报机构活动的联合调查》，第131页；《明镜》周刊，《“9·11”内幕：究竟发生了什么》，第16页。

[32] 《对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前后情报机构活动的联合调查》，第131页；对阿里·苏凡的采访；埃里克·沃特金斯，个人通信。

[33] 格奥尔格·马斯科洛，“‘神圣星期二’行动”，《明镜》周刊，2003年10月27日。

[34]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35]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353页。

[36] 对赛义德·巴兹卜的采访。

[37] “‘9·11’中的三名劫机者：辨别身份、监控与追踪”，委员会声明第2、第4号，“9·11”事件调查委员会。

[38] Jack Nicklaus（1940—），美国高尔夫球手，被公认为最伟大的职业高尔夫球运动员。——译者

[39] 对马克·罗西尼的采访。

[40] 米勒在报告中被称为“德怀特”，见“关于联邦调查局对‘9·11’袭击相关情报处理情况的审查”，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2004年11月，第233页。

[41] 对中央情报局亚力克站匿名雇员的采访。这位雇员告诉我，“只出了这么一件大纰漏，这才是真正的奇迹。”

[42]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479页。

[43] Charels Mason（1934—），美国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曼森极具煽动本领，吸引了一批以年轻女性居多的追随者，后来媒体将这一组织称为“曼森家庭”。——译者

[44] 史蒂夫·科尔，“一次秘密追捕行动在阿富汗展开”，《华盛顿邮报》，2004年2月22日。

[45] 迈克尔·伊西科夫和埃文·托马斯，“沙特金钱的踪迹”，《新闻周刊》，2002年12月2日；《“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215—218页；《对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前后情报机构活动的联合调查》，第172—174页；“关于联邦调查局对‘9·11’袭击相关情报处理情况的审查”，司法部监察长办公室，2004年11月，第325页。

[46] 对杰克·克卢南的采访。

[47]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四），2005年3月22日。

[48]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90—191页。

[49] 本杰明和西蒙，《神圣恐怖的时代》，第323页。

[50] 伯根，《圣战：在本·拉登的秘密世界之中》，第186页。

[51] 对匿名中央情报局前任官员的采访。

[52] 《圣经》记载中人类祖先亚当的两个儿子。——译者

[53] 对芭芭拉·博丁、肯尼思·马克斯韦尔、托马斯·皮卡特、帕斯库利·“帕特”·达穆罗、吉姆·罗蒂、汤姆·唐隆、阿里·苏凡、凯文·吉布林、巴里·莫恩、戴维·凯利、马克·罗西尼和凯文·多诺万的采访；约翰·奥尼尔，“美国海军‘科尔’号遭到炸弹袭击”，在第19届“全球恐怖主义、政治稳定与国际犯罪问题”政府暨工业年度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3月；格雷厄姆，《情报至关重要：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沙特阿拉伯，以及美国反恐战争的失败》，第60—61页；伯根，《圣战：在本·拉登的秘密世界之中》，第184—192页；韦斯，《他警告了美国：严阵以待的联邦调查局反恐斗士约翰·奥尼尔》，第287—312页；纪录片“他早就知道”，网址：www.pbs.org。

[54] Des Moines，美国衣阿华州首府。1972年以来，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都从这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开始。——译者

[55] 对迈克尔·希恩的采访。

[56] Kid Rock（1971—），美国著名说唱摇滚歌手。“美国好汉”（American Bad Ass）中的“bad ass”一词在英语中并无贬义，指的是性格强悍、藐视权威、经常打破规则的人物。——译者

[57] 前苏联制单兵肩射地空导弹。——译者

[58]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59] 据苏凡说，2000年12月“中情局背地里”讯问了他在阿富汗的那名线人。中情局这一次是在分享他的情报来源，不过他们照章办事，让伊斯兰堡的联邦调查局法务专员也参与讯问。中情局官员当时让线人辨认了马来西亚会议上哈拉德的一张监控照片。这样一来，中情局就可以说他们出示照片时确实有调查局人员在场；但是，那次讯问中使用的是阿拉伯语，调查局的专员不会说这种语言。因此，他并不知道讯问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60] “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故事”（四），《中东日报》，2004年12月12日。

[61]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91页。

[62] 克林顿，《我的生活》，第925页。

[63]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第十九章 盛大的婚礼

社会活动在基地组织社区很少见，但本·拉登想要庆祝一番。他定下了自己17岁的儿子穆罕默德与阿布·哈夫斯14岁的女儿赫蒂彻的婚事[1]。赫蒂彻是个文文静静、大字不识的小姑娘，女人们都在想到时候她和穆罕默德彼此会说些什么。她们完全能想象到赫蒂彻在新婚之夜会多么地吃惊，因为人们极少谈论性的问题，更不用说跟孩子了。

婚礼时本·拉登找了一座大厅——原是坎大哈郊区的一家电影院，后来被塔利班洗劫一空——招待到场的500名男宾。（女人和小新娘呆在另一个地方）婚庆开始时本·拉登朗诵了一首长诗，还道歉说诗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演讲写手的作品。“大多数兄弟都知道，我不是个用笔战斗的人，”他谦逊地说。诗中有一段对“科尔”号爆炸的颂辞：

一艘让勇者都胆寒的驱逐舰，

在港口和公海之上激起恐惧，

傲慢、自负与虚假的力量护卫着她破浪前行，

她在巨大假象的笼罩下缓缓驶向灭亡，

等待着她的，是波浪中起伏的一艘小艇。[2]

12台电视摄像机拍下了婚礼的情景，但本·拉登对结果并不满意——他知道这首诗会成为阿拉伯卫星频道和基地组织征募录像中的重头戏——因此第二天早晨他让人们重新架起摄像机，把这段朗诵又录了一遍。他甚至安排了几个支持者坐在自己前面高声叫好，让人觉得大厅里还有几百人，而不是只有几个记者和摄影师。极为重视形象管理的本·拉登甚至要求一位拿数码相机拍了张快照的记者重拍一遍，因为他的脖子看起来“松松垮垮”。他的胡须是染过的，以掩饰其中的一缕缕白色；但焦虑和失眠造成的黑眼圈他却掩盖不了——这两样东西现在是他挥之不去的伴侣[3]。

12岁的哈姆扎是本·拉登和他最钟爱的妻子所生的惟一孩子。婚礼上这孩子也读了一首诗。他黑色的睫毛长长的，瘦削的脸颊和父亲一个样，戴着白头巾，身穿一件迷彩背心。“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过，要被逼着离开祖国？”孩子以惊人的镇定严肃地问。“我们将和‘卡非尔’战斗到底！”

“真主至大！”男人们高喊着作答。然后他们唱起了歌：

我们的人在反抗，我们的人在反抗。

只有通过血与火的洗礼

我们才能夺回故土

我们的耻辱才能消除。

它将永远持续。

它将永远持续。[4]

下午的祷告过后，饭菜端了上来——肉、米饭和番茄汁。这对本·拉登来说是难得的奢侈食物。不过，有些就餐者却觉得饭菜实在是简单得可以。本·拉登的继父还发现自己水杯里有个虫子似的东西在蠕蠕而动。

宾客们一面为小新郎剥橘子，一面高喊：“吃啊，吃啊！今天晚上还长着呢！”男人们都说这孩子羞涩的笑容像极了父亲。他们跳起舞来，又唱了许多歌，还把新郎抬起来欢呼。然后他们把孩子推上车，送他回家里的大院去过新婚第一夜。

乔治·W·布什宣誓就职几个月后，迪克·克拉克和布什新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会面，并请求把自己分配到其他岗位[5]。从新政府接手的那一刻起，恐怖主义显然就不是它急于处理的要务。1月，克拉克第一次向赖斯介绍了本·拉登及其组织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当时他的印象是赖斯从未听说过基地组织。后来她降低了克拉克职位（全国反恐行动协调者）的级别，这样他汇报情况时就得找副主管，而不是主管。克拉克希望推行资助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与北方联盟抗击塔利班及基地组织的策略，但遭到了赖斯的拒绝[6]。她说政府需要制定一个更为广泛的策略，将与塔利班对抗的其他普什图部族也包括进来。但这一策略的筹划拖了好几个月时间，而且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也许你需要一个不像我这么执迷的人，”克拉克在那次会面中提出。他嘲讽的对象是赖斯和她的副手斯蒂芬·哈德利。这两个人觉得很意外，并请求他在10月之前先留下来。那期间他们对克拉克说，他应该找一个“类似的人”来接替自己。

“符合这个要求的人只有一个，”克拉克说。

在奥尼尔看来，克拉克的工作对他最合适不过。接到这份工作邀请时，他正因政府对恐怖主义的混乱反应而感到绝望，而个人的前途也让他颇为苦恼。他始终怀有两个抱负——到华盛顿做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或者是主管纽约办事处。弗里6月份就要退休，因此高层将会有职位空缺；但对公文包失窃事件的调查很可能已阻断了他在调查局的所有晋升之路。不过，如果成为全国反恐行动的新头儿，他个人就可以摆脱那些莫名其妙的指控；想到今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调查局都得听自己指挥，他肯定也觉得十分快意。

另一方面，他的经济状况也很紧张。如果他到白宫做这份工作，他的工资水平和调查局时还是一样。司法部对他的调查是个毁灭性的打击。除了其他债务之外，奥尼尔现在还欠自己的律师8万美元[7]，这比他一整年拿回家里的钱还要多。

整个夏天克拉克都对奥尼尔紧追不放；奥尼尔犹豫良久但还是没有答应。他和几个朋友讨论了工作邀请的事，但后来想到联邦调查局总部可能有所风闻，他就担心起来。奥尼尔有一次在慌乱中给克拉克打电话，说中央情报局的人知道自己成了候选人。“你一定得告诉他们没这回事，”他恳求说。他敢肯定，如果中情局知道了这件事，那么调查局肯定也会发现。克拉克如他所请，给中情局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故作不经意地提起自己还在寻找接任者，因为奥尼尔已经回绝了——其实奥尼尔仍然想当候选人。工作邀请的事奥尼尔也和莫恩谈过，他说自己不希望莫恩等流言传出才知道此事；但他直截了当地对莫恩说，他对这份工作完全没有兴趣。

钱的问题也许是一个障碍；但久经官场内部斗争的奥尼尔也知道，一旦自己走上这个新职位，华盛顿的某些权势人物就会以无情的手段来对付他。克拉克的邀请很有诱惑力，但也很危险。

多年以来，扎瓦希里一直在和圣战组织内部反对他与本·拉登关系的人斗争。他极为鄙视那些自己在欧洲过着舒服日子，却对他横加指责的圣战组织成员。他称这些人“本是一腔热血的革命斗士，但在经历了文明与奢华的生活之后已变得冷若冰霜”。[8]扎瓦希里以往的盟友被多年的挫折弄得筋疲力尽、心灰意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囚禁在埃及的伊斯兰领袖所提出的倡议；这些领袖宣布单方面停止暴力行动。其他人也不愿再忍受阿富汗简陋的生活条件。但是，即便组织正在走向解体，扎瓦希里仍然拒不接受任何与埃及政权或西方谈判的想法。

扎瓦希里有一次盛怒之下，竟然辞去了圣战组织的埃米尔。但没有了他，整个组织就完全失去了方向。几个月之后，他的继任者放弃了领导职务，扎瓦希里重新掌权。然而，根据阿尔巴尼亚分支机构成员在审判时所作的证言，埃及境外的圣战组织成员仅有40人，而该组织在埃及国内的运动已被彻底扑灭。圣战组织已奄奄一息，而从十几岁起就让扎瓦希里心驰神往的梦想也将随之而去。他已经失去了埃及。

2001年6月，圣战组织走到了尽头。基地组织吸收了它，并建立起一个正式名称为“基地圣战”的实体。这个名字反映出埃及人仍然是核心圈子的成员；9人组成的领导委员会中只有3个不是埃及人。但这个组织是本·拉登的，而不是扎瓦希里的。

埃及人的支配性地位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争议，尤其是在基地组织的沙特阿拉伯成员之中。为安抚心怀不满者，本·拉登解释说他始终可以依靠埃及人，因为他们一旦回到自己的国家就会被捕；和他一样，埃及人也是没有祖国的人。

本·拉登把一项特别的任务交给了扎瓦希里和埃及人。他希望他们杀死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9]。这位北方联盟的指挥官代表着一支实实在在的力量，它是塔利班完全控制阿富汗的惟一障碍。瘦削而英俊的马苏德是一位杰出的战术家，而且能使出和塔利班同样残忍无情的手段。由于塔利班已经和基地组织结盟，迪克·克拉克等人认为马苏德是在阿富汗解决本·拉登问题的惟一希望。

马苏德是一个颇为热切的合作伙伴。他本人是虔诚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他的妻子身穿布尔卡包头长袍，而他的队伍曾不止一次犯下屠杀暴行。和他的竞争对手一样，马苏德可能也是借助鸦片贸易来供养自己手下的民兵。但他能说一点法语（在喀布尔上高中时学的），而且以爱好波斯语诗歌著称，看来他会是一个比塔利班文明得多的领导者。2001年2月，塔利班暴徒抡起大锤砸遍喀布尔博物馆，把阿富汗的艺术遗产化为齑粉；到了3月，他们又用坦克和防空武器轰击巴米扬省的两座巨大佛像——它们已经在俯瞰古丝绸之路的山崖上矗立了1500多年。塔利班在世人眼中的评价急剧下降，马苏德的声望则相应地迅速上升。

由于马苏德的国际声望日益提高，2001年4月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对欧洲议会成员发表了演讲。他谈到了基地组织对世界构成的威胁。马苏德还告诉美国官员，他自己的情报人员获悉基地组织打算对美国发起一次恐怖行动，其规模将远远超过东非的美国使馆炸弹袭击。

7月，扎瓦希里假托伦敦伊斯兰观察中心的名义，用蹩脚的法语写了一封信。他请求让两名记者去采访马苏德。这封信寄出之后，他又发去了阿卜杜勒·拉苏尔·赛义夫本人的推荐。请求得到了批准。

对美国发出警告的并非马苏德一人。国家安全局多次监听到有人兴奋地谈起一次筹划之中的大行动（“规模惊人”、“广岛重演”）；除此之外，人力来源更为丰富的阿拉伯国家情报机构也发出了紧急的警告。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警告美国说，恐怖分子当年7月打算“利用一架装满炸药的飞机”[10]，在罗马袭击前往日内瓦参加八国峰会的布什总统。为防止这一袭击发生，意大利当局设置了防空阵地。塔利班的外交部长瓦基勒·艾哈迈德·姆塔瓦基勒[11]向美国驻白沙瓦总领事和喀布尔的联合国人员透露，基地组织正在策划对美国发动一次极具破坏性的袭击。大概在同一时间，约旦情报部门偶然听到了这个行动的名称，并将其转告给华盛顿——这个传言中的行动叫做“盛大的婚礼”[12]。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所处的文化认为，殉教烈士死去的那一天就是他婚礼的日子，天国的处女们将迎接他的到来。

本·拉登决定自己再娶一个新娘，她是个15岁的也门少女，名叫阿迈勒·萨达[13]。本·拉登的一名保镖去了趟山城伊卜，付给新娘家人5000美元的彩礼钱。据阿布·占达勒说，婚礼的庆典热闹极了。“人们高声歌唱，尽情欢笑，还向天鸣枪。”[14]

虽然这场婚姻似乎是本·拉登与也门的一个重要部族之间的政治协议，意在促进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征募情况，但本·拉登的妻子们却很不高兴，连他母亲都把他训了一顿[15]。本·拉登的两个儿子穆罕默德和奥斯曼怒冲冲地找到阿布·占达勒。“你怎么给我们的父亲找了个和我们一般大的新娘？”他们质问道。阿布·占达勒抱怨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带去也门的钱是娶新娘的彩礼。他原以为那是给殉教行动用的。

大约就在那时，本·拉登的第一位妻子纳吉瓦离开了他。经过这场生养了11个孩子、为时27年的婚姻，纳吉瓦决定带着女儿们和弱智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回到叙利亚。她当初嫁的那个人既不是圣战者，也不是国际恐怖分子；那是个只有十几岁的富有的沙特少年。身为本·拉登的妻子，她期望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可以去旅行，有社会交往；那该是一种轻松的生存状态，再加上几样点缀就会变得更惬意：随时听候使唤的仆人、海边的一座别墅、一艘游艇，说不定还有巴黎的一所房子。然而，她的生活却是东奔西走、穷困潦倒，周围的环境往往脏污不堪。她已经牺牲得太多，不过现在终于自由了。

---

2001年5月29日，在曼哈顿的一个联邦法庭里，陪审团判定东非美国使馆爆炸案的4名嫌疑犯有罪。这是纽约南区检察官完美记录的顶点：他们的努力使25名恐怖分子被绳之以法。领导南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是玛丽·乔·怀特，还有她的助理肯尼思·卡拉斯和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与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斗争始于1993年世贸中心的第一次炸弹袭击。8年之后，对这25人的定罪是美国在这场斗争中的惟一胜利；而定罪的基础则是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深入细致的调查，尤其是I-49小组。

奥尼尔去旁听了结案陈词，判决宣布后他把史蒂夫·高丁拉到一旁。高丁就是那位在讯问中突破穆罕默德·奥瓦里的特工，而他审的奥瓦里也实现了在美国接受审判的愿望。奥尼尔把胳膊搭在高丁肩上，说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他。“我打算派你去佛蒙特的一所语言学校。你要去学阿拉伯语。”

高丁闻言不禁有点发懵。

“你知道这场仗还没打完，”奥尼尔接着说。“奥瓦里跟你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得在国外发起袭击，让你们注意不到国内的活动。’”

奥尼尔明白刑事审判只是对付恐怖主义的方法之一，它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如果对手是一个由技术熟练、目标坚定而且甘愿赴死的信仰者组成的复杂国外网络，这种方法就更难发挥作用。但迪克·克拉克在新千年之际的逮捕行动中曾对他说“我们要干掉本·拉登”[16]，奥尼尔却不同意这种想法。虽然基地组织对执法部门构成的挑战远远超过黑手党或其他任何犯罪组织，但法律手段之外的措施——军事袭击、中情局的暗杀计划——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反而让本·拉登在崇拜者眼中变得愈发伟大。另一方面，对25名恐怖分子定罪则是真实而合法的成就，它证明美国司法系统是可信而正直的。但是，政府机构间的勾心斗角和联邦调查局高层不紧不慢的态度却阻碍了纽约I-49小组的工作；他们被蒙住了眼睛，看不到当时已来到国内的危险。

使馆爆炸案审判进入尾声的时候，“9·11”事件的19名劫机者几乎都已在美国安顿下来。差不多同一时间，中情局派驻联邦调查局总部国际恐怖主义分部的代表汤姆·威尔希尔正在调查哈立德·米达尔和哈拉德（“科尔”号爆炸案的独腿主谋）两人之间的关系。中情局一度认为这两个名字很相近，因此可能是同一个人；但多亏了阿里·苏凡的调查，中情局现在了解到哈拉德是本·拉登护卫队的成员。“好，这个情况很重要，”威尔希尔给他在给中情局反恐中心的主管发去电子邮件。“此人是个超级杀手，策划了‘科尔’号袭击事件，东非使馆的爆炸案可能也出自他的手笔。”威尔希尔已经知道纳瓦夫·哈兹米就在美国，而哈兹米、米达尔曾与哈拉德同行。他还发现米达尔持有赴美签证。“绝对要出事，”[17]威尔希尔认定。他请求将这一重要信息透露给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对他的请求始终没有回复。

那年夏天，威尔希尔请联邦调查局派驻中情局反恐中心的分析师玛格丽特·吉莱斯皮“有空时”看一看马来西亚会议的材料。她直到7月底才抽出空来做这件事。威尔希尔并未透露参加此次会议的一些人可能已来到美国。实际上，威尔希尔根本没有表现出那封电子邮件中的紧迫之情，虽说他私下已知道基地组织正策划在美国国内发起一场“类似广岛”的行动。

不过，威尔希尔却想知道联邦调查局已经掌握的情况。他交给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的另一位分析师迪娜·科西三张监控照片，让她给I-49小组的几名特工看一看。照片显示的是米达尔和哈兹米，还有一个貌似库索的人。威尔希尔没有告诉科西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但他说其中一个人名叫哈立德·米达尔。与此同时，玛吉[18]·吉莱斯皮在情报网[19]的数据库中检索了马来西亚会议的情况，但中情局并没有把任何关于米达尔签证或哈兹米来到美国的情况放在网上。国家安全局报告了导向马来西亚会议的一系列事件，但情报网提示她这些信息不得告知刑事调查员。6月11日[20]，中情局的另一名主管克拉克·香农会同玛吉·吉莱斯皮和迪娜·科西前往纽约，与调查“科尔”号爆炸案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谈话——除了苏凡，他当时不在国内。会议于上午10点左右开始，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的特工首先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调查的进程。特工们一连说了三四个小时。最后，大约在下午2点，中情局主管香农让科西把照片拿出来给她的同事们看看。共有三张高清晰度的监控照片。一张低角度拍摄的照片显示米达尔和哈兹米站在一棵树旁边。主管想知道调查局特工能不能认出这里面的哪个人，另外库索是否在这些照片之中。

联邦调查局I-49小组的特工问照片上都是些什么人，拍摄于何时何地。“还有没有其他照片了？”一名特工问道。香农拒绝回答。科西向他们保证，“未来的几天或几周之内”她将设法获得传递这些信息的许可。会议变得激烈起来；人们扯着嗓门大喊大叫。联邦调查局特工知道，能帮助他们破获罪案的线索就被人拿着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但他们从香农或其他两名联邦调查局分析师的嘴里再也挤不出任何信息——除了一个细节：科西最终吐出了哈立德·米达尔这个名字。

前任海军飞行员、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史蒂文·邦加特是I-49小组的特工，他请求中情局主管在米达尔这个名字之外再给他们一个出生日期或护照编号。仅凭名字本身不足以阻止他进入美国。刚从巴基斯坦回国的邦加特带来了30名疑似基地组织分子的名单及其出生日期。作为防范，他把材料交给了国务院，以确保这30人无法进入美国。这是标准程序，是大部分调查员会首先处理的事情。但中央情报局主管不愿提供额外的信息。

我们可以假想这次会议的另一种开法：中情局主管获准向调查局透露米达尔已来到美国的关键细节、他和也门那个电话号码的联系（这个号码简直就是基地组织的交换台）、他与同样身在美国的哈兹米的关系，以及这两人与基地组织和哈拉德的联系。摆在纽约办事处桌子上的照片之中，不仅含有“科尔”号爆炸案的解答，还有一个严峻的事实：基地组织已进入美国，并准备发动袭击。

但是，马来西亚会议还有第四张监控照片——中情局主管没把它拿出来。那是哈拉德的照片。“科尔”号的调查者当然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们手里有此人的重点关注档案，而且已经和大陪审团谈过，准备对他提出指控。如果奥尼尔看到了这第四张照片，他肯定会去世贸中心的中情局纽约办事处找主管玛丽·玛格丽特·格雷厄姆，要求他们将关于哈拉德及其同伙的所有信息转给调查局。中情局扣下这张哈拉德站在未来劫机者身边的照片，从而阻碍了调查局对“科尔”号袭击的调查，也使“9·11”的密谋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那个时候米达尔已经回到也门，然后又去了沙特阿拉伯。他可能就是从那里把其余的劫机者带进了美国。中情局主管和I-49小组那次令人沮丧的会议召开两天后，米达尔在吉达的美国领事馆拿到了新的赴美签证。由于中情局没有让国务院把米达尔的名字列入监控名单，7月4日国庆那天他在纽约下了飞机。

美国政府历来有对最需要知情的人隐瞒信息的倾向，6月11日的会议正可谓登峰造极。限制信息共享的法律障碍始终存在。按照法律——《联邦刑事诉讼条例》第六条第五款的规定——大陪审团聆讯期间得出的信息应该保密。调查局把这条规定当成一种近乎绝对的禁令，禁止泄漏任何与调查有关的材料。每天早晨，迪克·克拉克的保密电脑上至少会收到100条来自中情局、国安局等其他情报机构的报告，但联邦调查局从来不会提供类似的信息。第六条第五款的规定也意味着特工们不得与从事情报工作的同事讨论刑事案件——即便他们隶属于同一小组。

但是到克林顿政府第二届任期的时候，得自情报行动的信息（尤其是可能与犯罪有关的信息）就可以提供给刑事调查员了。事实上，这成了一种基本程序。联邦广场26号大厦的特工常会去楼上一个高度保密的房间，他们可以在那儿阅读国家安全局的监听文字抄录，听中情局派驻在那里的代表介绍情况。举个例子，这种合作曾帮助人们对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定罪；谢赫的公寓在一次情报搜集行动中被放置了窃听器，从而证明他批准了针对纽约的恐怖活动。但是，总有人担心审讯期间泄漏的敏感信息会破坏情报行动。

司法部于1995年颁布了一项新政策，旨在规范特工与刑事公诉人之间的情报交换，但却没有对特工与特工之间的交换作出规定。联邦调查局总部错误地诠释了这一政策，将它变成了限制本局调查员的拘束衣。特工们受到严正警告：与本局刑事调查人员共享情报信息就意味着自毁前程。至于何种情报可以共享，这得由根据1978年《国外情报监视法案》设立的一个华盛顿秘密法庭来决定——按照法庭的说法，这种共享被称为“扔过墙头”[21]。由于官僚主义的混乱与不作为，这个政策逐渐阻断了对I-49反恐小组而言至关重要的信息沟通。

中央情报局忙不迭地将区隔自己和调查局的障碍变成了制度。中情局主管在6月11日的会议上没有告知调查局特工照片中人的身份，并搬出套话来解释：这将破坏“敏感的来源和手段”。他们获悉马来西亚会议的情报来源是也门的那个电话号码，属于基地组织的忠实拥护者艾哈迈德·胡达，它对于摸清基地组织的网络极为重要。讽刺的是，胡达这个电话号码最开始恰恰是联邦调查局在使馆爆炸案的调查（由纽约办事处负责）中发现的。中情局知道马来西亚会议照片中的一个人——哈立德·米达尔——是胡达的女婿，但这个关键的细节他们也没有告诉调查局。

国家安全局懒得向《国外情报监视法案》的秘密法庭申请许可，而是直接限制了重要情报的传递。例如，米达尔在圣迭戈给胡达的号码拨了8次电话，和刚生完孩子的妻子通话[22]；这个信息国家安全局根本就没有通报。“牛栏”（容纳I-49组员的窄小办公隔间）的墙上贴着一张联络图，标出了艾哈迈德·胡达的号码和世界各地其他号码的联系。它提供了基地组织国际分布范围的地图。如果当时能有一条线把也门的胡达家和哈兹米、米达尔在圣迭戈的住所连接起来，基地组织已进入美国的事实就将明明白白地显露在人们面前。

面对种种限制，I-49小组以主动而机变的方式作出了回应。当国家安全局不再向调查局和纽约南区的检察官们透露从本·拉登卫星电话上截获的内容，I-49小组想出了架设两座卫星天线的方案：一座设在遥远的太平洋帕劳群岛，另一座设在印度洋的迪格加西亚岛，这样就可以截获本·拉登卫星电话的讯号。国家安全局极力反对这个方案；不过，为了防止调查局架设天线，他们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吐出了114条监听记录。但其他的监听记录他们仍然攥着不放。小组还在坎大哈巧妙地建造了一个可以打国际长途的卫星电话亭，希望那些想打电话回家的圣战者会使用这个便利设施。特工们不仅能窃听电话，还能通过电话亭里暗藏的摄像头看到打电话的人。在马达加斯加，I-49小组的特工们架设了一座天线，旨在截获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通话。为了重新获得美国政府已经拥有却拒绝共享的信息，他们耗费了数百万美元和数千小时的人力。

I-49小组的特工们对索取情报被拒的事已司空见惯，甚至还为此买了一张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CD[23]——上面有那首著名的“墙上的另一块砖”[24]。每当他们听到那套“敏感来源和手段”的官腔，就会把电话听筒举到CD唱机跟前，然后按下播放键。

2001年7月5日，迪克·克拉克召集众多国内机构代表——其中有联邦航空管理局、移民归化局、海岸警卫队、联邦调查局和特工处，向他们发布警告。“国内可能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事件，而且就是在最近，”他告诉各机构的代表。

同一天，约翰·奥尼尔和瓦莱丽·詹姆斯抵达西班牙，他受邀到西班牙警察基金会讲话[25]。奥尼尔决定给自己放几天假，考虑一下今后该何去何从。虽然司法部已撤销对公文包失窃事件的质询，调查局自己却展开了内部调查，这对他一直很有压力。与此同时，他获悉《纽约时报》正准备对此事进行专门报道。记者们不仅知道公文包里装着秘密材料，还掌握了此前瓦莱丽进入局外安全屋停车库的事件，以及奥尼尔的个人债务情况。调查局或司法部内部的人向记者泄露了上述信息，还有高度敏感的细节——奥尼尔当时正在编制的办事处年度预算。这些致使司法部和调查局对奥尼尔进行调查的材料，却被毫无顾忌地透露给了记者，以进一步破坏奥尼尔的事业。选择在这个时候泄露信息，似乎是为了彻底断送他接任克拉克国安局工作的机会。工作的事在那时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去西班牙之前，奥尼尔和西尔弗斯坦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拉里·西尔弗斯坦见了面。这家公司刚刚接管世界贸易中心的管理工作。西尔弗斯坦邀请他来做安全总监。这份工作的收入是他政府薪水的两倍多。但奥尼尔当时没法答应。他对巴里·莫恩说，他不愿在个人名誉仍遭到质疑的时候从联邦调查局辞职。奥尼尔向西尔弗斯坦保证从西班牙回来之后给他答复；那时他还没有完全回绝迪克·克拉克。

他和瓦莱丽还有她儿子杰一起在马贝拉酒店住了几天，打打高尔夫，看看书。常担任联邦调查局与西班牙警方之间联络人的马克·罗西尼做他们的陪同翻译。7月8日，奥尼尔在他们那间别墅的阳台上点起一根雪茄，对罗西尼说，“我可以不伺候了。”

那天是他成为联邦调查局特工20周年的纪念日。干满20年的特工就可以拿着全额养老金退休，而且终于能够对调查局说一句：“老子不伺候了！”

罗西尼注意到奥尼尔脸上挂着笑容，但他的双眼却很忧伤。他即将作出自己的选择。罗西尼看得出来，奥尼尔是在向以往的自己告别，向自己可能取得的成就告别。有些梦想是永远无法实现了。比如，他此生将永远抓不到本·拉登。

奥尼尔在西班牙的那段时间，穆罕默德·阿塔和拉米兹·本·希布赫一直也在那里[26]。他们呆在一个名叫萨洛的海边小景点，研究“9·11”袭击的最后细节。

奥尼尔的衣着和举止俨然是在向联邦调查局的夙敌——黑帮——致敬；同样，他对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好像也有几份亲近。他崇拜的英雄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迈克尔·柯林斯。这位殉难的新芬党领袖开创了现代游击战争，最后被自己人出卖（和奥尼尔一样）。虽说身为调查局特工的奥尼尔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对手，还指挥过几次针对他们的非常成功的行动，但他对这个组织的理想却颇为同情[27]。显然，他在迈克尔·柯林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最近10年来，他发现自己在一场殊死斗争中遭遇了有史以来最胆大妄为的恐怖分子。此人的目标让奥尼尔震骇不已，但此人的执着和不屈不挠也无人能及。

在“科尔”号调查和公文包事件的质询之后，奥尼尔意识到自己的声誉已大受损害，国家安全局的那份工作是没希望了。联邦调查局的管理人员退休之后通常都会到报酬很高的公司里做安全顾问，这样他们在干事业的最后几年时光总算能多挣点钱。奥尼尔应征了几个类似的职位，但从西班牙回国后他决定去世界贸易中心工作。包括马克·罗西尼在内的一些朋友向他表示祝贺，说：“最起码你现在很安全。这地方他们已经炸过了。”奥尼尔答道：“他们还会再试的。不把这两座大厦弄倒他们不会罢休。”他又一次本能地把自己放在了危险的靶心。也许在决定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他也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不难想象，在伊斯兰激进分子和许多其他宗教信徒的心目中，奥尼尔的生活恰恰象征着他那个国家和他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堕落。在当时的美国，人们的精神被推向了极端。社会核心的安逸道德观已经衰败，随之败落的还有主流教派——它们萎缩成了与人们毫不相干的事物。与此同时，迅猛发展的基要主义教派则在改变国内的政治形态。克林顿总统任内的性堕落，被宗教右派的教条主义所取代。奥尼尔本人也在道德堕落和极度虔诚之间挣扎。他是个通奸者、浪荡子、骗徒、自大狂，还是个物质主义者。他喜爱名流和名牌，生活入不敷出。这些特点恰恰是本·拉登藉以描绘美国形象的老一套内容。但如今奥尼尔要寻找一个精神寄托。

认识瓦莱丽的时候，奥尼尔已经对天主教堂敬而远之。瓦莱丽的父亲是芝加哥的一位基要主义牧师。奥尼尔很喜欢“火与硫磺”[28]式的布道，但那个时期他也在领导联邦调查局针对反流产抗议者暴力行为开展的全国调查。他和瓦莱丽都意识到了基要主义信仰的力量和危险。反流产抗议者去的教堂和他俩以前去过的地方很像，而吸引这些人的则是传统信仰所不能提供的狂喜经验。反流产抗议者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愿意以上帝的名义杀害别人。奥尼尔和瓦莱丽搬到纽约之后，加入了第五大道那座宏伟的大理石教堂的教区。诺曼·文森特·皮尔[29]曾在那里讲道，宣扬他乐观的“积极思考”哲学。教堂是一个避风港，但心中动荡不安的奥尼尔无法接受如此平静的宗教。

联邦调查局停车库事件之后，奥尼尔开始每天读《圣经》。在也门的时候，他床边的桌子上总放着一本《圣经》，还有新近出版的迈克尔·柯林斯自传。2001年春天，他重新投身天主教，每天早晨都去参加弥撒。他对瓦莱丽说，一位神父正在就离婚的事给他咨询。当年8月，他妻子克里斯蒂娜在财产协议上签了字，得到了孩子的监护权和新泽西林伍德的房产。但是，奥尼尔即将得到的自由似乎却愈发加重了他的精神负担。

奥尼尔买了一本书，名叫《重温你的〈圣经〉！》。比起奥尼尔，身为牧师之女的瓦莱丽对《圣经》要了解得多，他再怎么学也赶不上。他们对救赎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他相信灵魂能通过善行得到拯救；瓦莱丽则认为信仰耶稣基督才是得救的惟一途径。她总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奥尼尔注定要下地狱。

从西班牙回国后不久，奥尼尔偶然翻到一本名叫《灵魂之鸟》的儿童书。瓦莱丽当时正在浴室里打扮，准备去上班；奥尼尔拿着书走进来读给她听。她听得心不在焉。书里说的是一只单脚站立在我们灵魂之中的鸟。

这就是灵魂之鸟。

我们感觉的一切它都能感到。

脚踝上别着自动手枪的硬汉子奥尼尔读道，有人伤害我们时灵魂之鸟会痛苦地乱跑，而我们被拥抱时它也会满怀喜悦。然后他读到了抽屉的那一段：

你想知道灵魂之鸟是由什么做成的吗？

噢，其实很简单：它是由抽屉做成的。

这些抽屉可不是一拉就开的——因为每个抽屉都有一把特别的钥匙锁着！

奥尼尔抽泣起来，让瓦莱丽大吃一惊。但他还在接着读抽屉的故事——一个抽屉装的是幸福，一个是悲伤；一个是嫉妒，一个是知足——最后他泣不成声，再也读不下去。他完全崩溃了。

这件事过后，他马上全心投入祈祷之中。他有几本祈祷指南，还用丝带或报事贴在最喜欢的页码上做了标记。《圣经》中的诗篇的文字尤其吸引他，其中就有第一百四十二篇：

在我所行的路上，

敌人暗设网罗陷害我。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

没有人关心我。

我没有逃难的地方，

也没有人照顾我。

耶和华啊，我向你呼求。

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在活人之地的业分。”

求你留心听我的呼求，

因为我落到极卑微的地步。[30]

奥尼尔在一本红皮祈祷书背面夹了一张天主教的祈祷时间表。从7月30日起，他开始按表格上的时间逐一打钩，几乎到了强迫症的程度。如今，普通的天主教徒很少有人像穆斯林那样每天祈祷四五次，但神职人员和极为虔诚的信徒仍然遵循着这种古老的传统。也许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奥尼尔发现早期天主教和现代伊斯兰教的某些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因为教会的日历中满是殉教者和坚定思想家的纪念日——这些人要是生活在今天，想必会被视为宗教极端主义者。在奥尼尔的时间表上，首先是纪念拉韦纳主教圣彼得·赫里索洛格斯[31]的欢宴之日，此人曾下令禁止跳舞，还迫害过异教徒。第二天7月31日纪念的是劳耀拉的圣依纳爵，这位不屈不挠的西班牙战士创立了耶稣会。与现代基督徒的想法相比，这些圣人理想中由上帝统治的社会，与赛义德·库特卜的设想反倒更为接近。

奥尼尔这份时间表上的每次祈祷都打了勾，直到8月19日星期天。《纽约时报》在那一天终于刊出了关于公文包事件的报道。此后，时间表上的记号戛然而止。

后来，人们在汉堡分支机构一名成员的电脑上发现了本·拉登的录像演讲，他说：“我们这个宗教的责任是伟大而艰巨的，其中有一些甚至令人厌憎。”[32]

本·拉登谈到先知穆罕默德曾警告过阿拉伯人，说眷恋生活、害怕战斗将使他们变得软弱。“这种失落感与痛苦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我们抛弃了真主和他的圣战，”本·拉登说。“真主使你们陷身卑劣的境地之中，而且不会解除你们的困境，除非你们回归自己的宗教。”

回顾先知临终前关于阿拉伯只能有伊斯兰一个宗教的嘱咐，本·拉登问道：“我们在清算之日[33]将如何对真主作答？……这个时代的‘乌玛’（国际伊斯兰群体）已经迷失方向，已经步入歧途。如今，美国人进入两处圣地之国已有10年之久……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许多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对战斗的畏惧以及对尘世生活的眷恋，它们正是造成这种痛苦、屈辱与蔑视的源泉。”

这些话语深深打动了19名年轻男子的心。他们之中许多人有技术、有才能、受过教育，而且在西方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本·拉登唱出的羞耻感仍然激起了他们的共鸣。

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难道不想取悦真主吗？

我们难道不想进入天国吗？

本·拉登鼓励他们以身殉教，为了等待着他们的更高荣耀而牺牲自己大有前途的生命。“我们已经在狮子的口中挣扎了20余年，”他说，“多亏真主的慈悲和眷顾：苏联人的飞毛腿导弹紧追了我们10多年，接着美国的巡航导弹又紧追了我们10年。信仰者知道，死亡的时间既不可提前，也不能推迟。”接下来他引用了《古兰经》第四章的一段话，并且在演讲中重复了三次——这是给即将出发的劫机者的一个明显信号。

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死亡总要追及你们，

即使你们在高耸的巨塔之中。[34]

奥尼尔是一个有诸多缺陷、两极分化式的人物，但他的坚强与热切在调查局之中无人能比；除了他，没有人能要求中情局交出其隐瞒的点滴信息，或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本可以阻止“9·11”事件的拉网行动。调查局是个胆怯的官僚机构，向来憎恶强有力的个人。对于那些抱负远大或敢于挑战主流看法的雇员，调查局向来以冷酷无情著称。奥尼尔对基地组织威胁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根本就没几个人愿意相信他。也许是奥尼尔动辄树敌的性格最终毁掉了自己的事业，但他的那些敌人也帮助了基地组织——他们毁掉了一个本可能扭转局面的人。纽约办事处本来就一直晕头转向，而没有了奥尼尔，他们更是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

奥尼尔在西班牙的时候，菲尼克斯的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肯尼思·威廉斯向局总部、亚力克站和纽约办事处的几位特工发去一份示警电讯[35]。“此电讯的目的是提醒调查局和纽约方面，奥萨玛·本·拉登有可能组织了某种协同行动，分别派人到美国的民用航空大学和学校学习飞行，”电讯上说。威廉斯接下来又建议总部，称有必要对国内的所有飞行学校做记录、询问驾驶员，并造出一份所有曾申请飞行训练签证的阿拉伯学员名单。

这份电讯被打印出来分发下去，杰克·克卢南是看到它的纽约特工之一。他把电讯揉作一团往墙上一扔。“叫谁去询问这三万个人啊？”他问菲尼克斯的主管。“我们他妈的哪有时间干这事？”不过，他还是核查了菲尼克斯那位特工列出的几个阿拉伯名字。没有任何情况。在菲尼克斯设有办事处的中央情报局也查了这些名字，同样一无所获。后来人们发现，菲尼克斯那位特工提到的一个学生和哈尼·哈居尔（据信是“9·11”事件中的驾机者之一）交好，但该特工建议进行的调查几乎不可能牵出“9·11”阴谋。至少，仅凭调查本身是不够的。

8月中旬，明尼苏达州的一所飞行学校与当地联邦调查局外勤办事处联系，称有个名叫扎卡里亚斯·穆萨维的学员让他们感到担忧[36]。他问了一些令人生疑的问题，比如纽约市周围的飞行航线，还有驾驶室的门能否在飞行中打开。当地办事处很快查明穆萨维是个伊斯兰极端分子，曾去过巴基斯坦，很可能也去过阿富汗。特工们认为他也许是一个潜在的自杀式劫机者。由于穆萨维是法国公民，所持签证已经过期，移民归化局就把他拘留了。负责此案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提出申请，希望总部能批准他们检查穆萨维的笔记本电脑。他们的申请被拒绝了，因为特工们无法提出进行检查的充分理由。明尼苏达办事处的主管就此事再次提醒总部，却被告知他这是在“制造紧张气氛。”不服气的主管回敬说，他这是在“设法阻止有人劫下一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这个怪异的预感足以表明，当特工们看到威胁报告时，脑海中下意识涌现的就是这类念头。

穆萨维可能本来要参加基地组织在“9·11”事件之后发动的第二轮袭击，这轮袭击的目标很可能是西海岸。如果明尼苏达州的特工获准对穆萨维进行详细调查，他们就会发现他与拉米兹·本·希布赫之间的联系——希布赫在给他寄钱。穆萨维带着一封马来西亚聚焦技术公司（Infocus Tech）的录用信，签字者是耶齐德·苏法特[37]。这个名字对联邦调查局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中央情报局隐瞒了吉隆坡会议的情况——会议地点就设在苏法特的公寓套间。联邦调查局没能把来自本局明尼苏达办事处的警告，与菲尼克斯办事处肯尼思·威廉斯的示警电讯结合起来分析。调查局一如既往地对迪克·克拉克和白宫方面隐瞒了这些信息；这样一来，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统览全局。

8月22日，奥尼尔给卢·冈恩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冈恩的儿子在“科尔”号遇袭时丧生。“今天是我任职的最后一天，”奥尼尔告诉他。“在我为政府服务的31年之中，被指定为负责人、调查美国海军‘科尔’号舰遇袭事件是最令我自豪的一刻。我把全部精力投入了调查之中，并坚信我们确实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您和其他死难者家属也许并不知道，我也曾因你们的丧亲之痛而哭泣……今后我每天都会在祈祷中为您和其他所有亲属祝福，并且会继续以一个平民的身份追踪调查。愿上帝保佑您、您珍爱的人，还有其他的家庭；愿上帝保佑美国。”[38]

奥尼尔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装箱的时候，阿里·苏凡进来向他道别。苏凡当天晚些时候要返回也门；事实上，奥尼尔作为联邦调查局特工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签署文件，派苏凡的一队人回到那个国家。他们俩穿过马路，来到乔氏餐馆。奥尼尔要了个火腿奶酪三明治。

“你这异教徒的生活方式不想改一改？”苏凡指着三明治里的火腿开玩笑说。“你可要下地狱。”但奥尼尔完全没有说笑的兴致。他恳求苏凡回国之后一定要到世贸中心去看他。“顺着那条路过来就到了，”他说。看到奥尼尔求着别人记住自己，苏凡感觉很奇怪。

接着苏凡透露说，他就要结婚了。说完这话他有些担心，不知奥尼尔会作何反应。以前每当他们谈起女人的时候，奥尼尔都会说两句俏皮话，或是作出一副这个话题让他极不自在的样子。“知不知道离婚为什么得花那么多钱？”奥尼尔有一次问他。“因为这个婚离得值啊！”

这一次，奥尼尔想了一会，然后说：“她跟你那么长时间都能忍下来，肯定是个好女人。”

第二天，奥尼尔开始在世界贸易中心上班。

奥尼尔从调查局退休的次日，派驻亚力克站的联邦调查局分析师、正在查看马来西亚会议有关情报的玛吉·吉莱斯皮向移民归化局[39]、国务院、海关和联邦调查局发出通告，让这些部门把哈立德·米达尔和纳瓦夫·哈兹米列入各自的监控名单。她注意到这两个人都于2000年1月来到了洛杉矶，和艾哈迈德·雷萨姆企图炸毁洛杉矶机场的时间差不多。那以后米达尔曾离开美国，然后再次返回。吉莱斯皮把这一信息传递给了她在调查局总部的同事、情报分析师迪娜·科西。

科西看到信息后深感担忧，于是给I-49小组的主管发了一封题为“IT：基地组织”的电子邮件。“IT”的意思是“国际恐怖主义”。这封措辞急切的邮件命令小组查明哈立德·米达尔是否还在美国。邮件中并没有解释米达尔可能是什么人，只是说他与基地组织有关，而且可能参与了“科尔”号爆炸案，因此他“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对小组的命令是“找到米达尔，查明其联络人，以及他来到美国的原因。”但科西说，搞刑事调查的特工不能参与这次搜索行动。结果，当时小组里只有一个搞情报的特工，而且还是个刚刚报到的新手。

杰克·克卢南是小组的临时主管。他请求让搞刑事的特工来进行此次调查。由于纽约市对本·拉登已有指控，他们在搜寻基地组织任何相关人员时的自由就要大得多，也能动用更多的资源。科西给小组发了电子邮件：“如果找到了米达尔，必须由情报特工来讯问。讯问时刑事特工不得在场……如果讯问时获得的信息表明确实存在触犯联邦法律的重大罪行，这一信息就可以依照正规的程序传过‘墙头’，并转交给后续的调查。”

但是，科西最初的那封电子邮件被偶然转发给了I-49小组中的一位刑事特工史蒂夫[40]·邦加特。他是个极具进取心的调查员，以前在海军开过战斗机，就跟电影《壮志凌云》[41]拍的一样。一年多来，他都在抗议那堵日渐增高的‘墙’为刑事调查员们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障碍。“指给我看看，哪个文件上写着我们不能得到这个情报？”他曾几次质问总部。不过，要找到文件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墙”其实主要是诠释的问题。自6月11日会议以来，邦加特一直在催促科西提供监控照片上几个人的信息，那其中就有哈立德·米达尔。科西的电子邮件被转发到他电脑上之后，邦加特给她打了电话。“迪娜，你这不是在耍我么！”他说。“米达尔就在国内？”

“史蒂夫，你得把它删掉，”她指的是邮件。她说他无权获得这一信息。“明天我们会就此事开一个电话会议。”

第二天，科西拨通了预定的电话。中央情报局亚力克站的一位主管也参加了通话。他们告诉邦加特，在搜寻米达尔的工作中他得“按兵不动”。他们解释说，由于“墙”的缘故，他们无法再向他透露更多的信息。邦加特把自己的抗议又重复了一遍：“墙”只是官僚主义无中生有弄出来的东西，它让特工们无法从事自己的工作。“这家伙要是在国内的话，可不是为了去逛他妈的迪斯尼乐园！”他说。但对方——不仅是科西，还有她的主管——又一次告诉他务必按兵不动。

邦加特第二天气愤地给科西发去一封邮件：“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有一天可能会有人因此送命——不管是不是由于这堵‘墙’，公众都将无法理解我们的效率为什么这么低下，为什么要把手里的每一点资源都浪费在所谓的‘问题’上。”

实习情报特工罗布·富勒接到了查出米达尔去向的任务；要查的还有哈兹米，监控名单上他的名字和米达尔挨在一起。上个月，米达尔在入境卡上填写的住址是“纽约万豪酒店”。这位特工孤身一人前往纽约的9家万豪酒店，搜寻两名基地组织成员。他们早就走了。

8月30日，奥尼尔退休8天之后，图尔基王子交出了沙特情报部门主管的职位。几十年来，这还是身居高位的王子第一次遭到排挤。据说，这是由于阿卜杜拉王储对图尔基很恼火——他没能把本·拉登抓回来。

图尔基说他不是被解职的。“我离开是因为感到累了，”[42]他说。“我觉得岗位上需要新鲜血液。”他把自己比作“一个熟过了头的水果[43]。你知道，它先是发出怪味儿，接着果皮掉落，最后烂掉。所以我请求辞职。”

一离开联邦调查局，奥尼尔的心情就好了起来。人们都说，好几个月——也许是好几年——都没有见过他脚步那么轻快。他说想买辆新奔驰，把老旧的别克车换掉。他告诉安娜·迪巴蒂斯塔，他们终于有能力结婚了。9月8日星期六的晚上，他和瓦莱丽·詹姆斯去广场酒店参加一场婚礼，跳舞时他们俩几乎每曲必跳。“我觉得肩上卸掉了一副重担，”[44]婚礼上，他对自己以前的上司刘易斯·斯基利罗说。他还在瓦莱丽能听见的地方跟另一位朋友说，“我准备给她买枚戒指。”

第二天，9月9日，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同意与两名阿拉伯电视记者见面，并接受采访。他们在他的营地已经等了9天。马苏德无疑是阿富汗最伟大的指挥官[45]。他经历了长达25年的战争；他的对手有苏联、阿富汗共产主义者和敌对圣战者，如今的敌人则是塔利班与基地组织的联合力量。死里逃生的能力，在马苏德的传奇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是阿富汗建立一个替代塔利班的温和伊斯兰政权的最大希望。

扎瓦希里伪造的信件，使这两名假记者得以进入马苏德的办公室。摄影师的电池包里装的全是炸药。炸弹让两个刺客血肉横飞，炸死了一名译员，飞射而出的两块金属片扎进了马苏德的心脏。

阿里·苏凡在也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对另一位特工说：“本·拉登这是在安抚塔利班。马上就要出大事了。”

那一天，本·拉登和扎瓦希里参加了一次活动，为塔利班前任内务部长的父亲守灵。基地组织的两名沙特成员走到内务部副部长穆罕默德·哈克萨毛拉[46]跟前，告诉他马苏德死了。北方联盟宣称马苏德只是受伤。“不，相信我，他完蛋了，”沙特人对部长说。他们夸耀说本·拉登下达了刺杀马苏德的命令。如今北方联盟已群龙无首，塔利班完全控制阿富汗的最后一个障碍也被基地组织卖的这个大人情消除了。

9月10日星期一，奥尼尔给他的一个朋友、担任保卫公司管理人员的罗伯特·塔克打电话，约他当晚见面，谈谈世贸中心的安全问题。塔克在北塔的大堂和奥尼尔碰头，两个人乘电梯上到奥尼尔在34楼的新办公室。奥尼尔对他的领地颇为自豪：占地16英亩的7栋建筑，9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两人到上头的“世界之窗”餐厅喝了一杯，然后随着人流乘电梯下楼，到伊莱恩餐厅和他们的朋友杰里·豪尔一起吃饭。奥尼尔点的是牛排和通心粉。餐馆闻名遐迩的女店主伊莱恩·考夫曼还记得，奥尼尔一边吃甜点，一边慢慢地啜着一杯冰咖啡。“他不是酒鬼，和店里的许多人不一样，”她说。大约在午夜时分，三个人又去了中国俱乐部，那是中城区的一家夜生活场所。“我们已经晚了，”[47]奥尼尔再次说道。

瓦莱丽·詹姆斯那天晚上在招待客户。当时恰逢时装周，身为销售代表和主要设计师的她忙得不可开交。奥尼尔先前给她办公室打过电话，保证最晚10点30前回家。她等到一个钟头之后才上床睡觉。她醒来时已是1点30，他还没回家。她气呼呼地坐到电脑前玩起了游戏。约摸凌晨4点的时候约翰回来了，往她身旁一坐。“宝贝，你这空档接龙玩得可不怎么样，”他说。但瓦莱丽觉得奥尼尔对自己太不重视，上床睡觉时都没跟他说话。第二天早晨她还是冷若冰霜。奥尼尔说：“请原谅我。”瓦莱丽被他打动了，也说：“原谅，当然原谅。”他主动提出开车送她上班。8点13分，他把瓦莱丽送到花卉区，她在那儿有个约会。然后他就朝世贸中心驶去。

本·拉登、扎瓦希里和一小队基地组织核心成员逃入了霍斯特上方的山中，位置靠近“狮穴”[48]。本·拉登的阿富汗历险就是从那里开始的。他告诉手下人将会发生重大的事件，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很快就会来到阿富汗，和他们共同抗击超级大国。他们带着一架圆盘式卫星天线，还有一台电视机。

“9·11”之前，本·拉登和他的追随者常会做一些极其逼真的梦。通常在黄昏时分的祷告过后，前一晚做了梦的基地组织成员会讲述自己的梦境，本·拉登则来解释梦的意义。有些对密谋一无所知的人说梦到一架飞机撞向一栋高楼。“我们在踢足球赛。一边是我们的球队，一边是美国人，”一个人告诉本·拉登。“可奇怪的是，我在想奥萨玛为什么全派飞行员上场？这是要踢球赛，还是要开飞机？”[49]基地组织的发言人苏莱曼·阿布·吉斯梦到自己和本·拉登一起看电视。电视上放的是一家埃及人坐在餐桌前，大儿子正在跳埃及民间舞蹈。荧光屏下方的一条滚动字幕说：“为了给阿克萨（耶路撒冷的清真寺）的孩子们复仇，奥萨玛·本·拉登对美国人发动了袭击。”当他在另50个人面前向本·拉登讲述这一梦境的时候，本·拉登只说了一句，“好，我以后告诉你。”但是，本·拉登后来突然下令不许再谈梦的事，尤其是梦到飞机撞进高楼的情景[50]，他担心它们会导致计划暴露。他自己则梦到美国化为灰烬，还认为这是一种预言[51]。

I-49小组办公室的隔间里，史蒂夫·邦加特正在看自己电脑上的情报。有报告称，托拉博拉的基地组织营地又投入了使用。“这肯定没好事，”他心想。巴里·莫恩正在办公室上班，突然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尖啸。他朝窗外望去，但没看到那架几乎从与他平齐的高度掠过的飞机，但听见了一声轰响。他还以为那是飞过哈得孙河上空的喷气机突破了音障。片刻之后他的秘书尖叫起来；莫恩冲到她窗前往外一望，顿时看到几个街区之外，世界贸易中心北塔92层楼上出现了一个冒火的大洞。莫恩立刻把手下的人召集起来。他告诉特种部队和证据搜集小组，说他们得去协助纽约警方和消防队。他后来想了想，又派出了反恐特勤队。

特拉华州MBNA信用卡公司的电脑专家小约翰·P·奥尼尔当时正在前往纽约的途中，他要去给父亲的新办公室安装一些设备。从火车车窗里，小奥尼尔看到世贸中心在冒烟。他拨通了父亲的手机。奥尼尔说他没事。他说自己正朝外边走，要去查看损坏情况。

携带约9千加仑喷气燃料[52]的飞机撞进了塔楼距奥尼办公室58层的上方。他下到了底楼大厅的那一层。人们并没有惊惶失措；他们被搞糊涂了。是炸弹吗？还是地震了？一切都莫名其妙。天花板喷淋系统喷出的水在大理石地面上聚成了水洼。底层两层楼高的教堂式玻璃窗被震得粉碎，大堂里吹起了令人不安的微风。那个时候，在北塔燃油着火位置以上的楼层，最早的一批跳楼者已经跃出了窗户。那些下坠时四肢乱舞的身体，像手榴弹一样在地面炸开。楼外的广场本来已布置好准备举行午间音乐会，现在坐椅上却挂着断体残肢。几十只鞋子散落在广场的地砖上。世贸楼内有一个日间托儿所，奥尼尔帮着把孩子们领到了外面安全的地方[53]。

在阿富汗，基地组织的成员怎么也收不到卫星讯号。有个人用自己的手捧住天线圆盘，把它对准天空，但收到的全是静电噪讯。最后有人打开了收音机，调到BBC的阿拉伯语频道。播音员的一则报道正要播完，突然说刚刚收到重大新闻：一架飞机撞上了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以为只有这一次行动的基地组织成员高兴地喊起来，纷纷匍匐在地。但本·拉登说：“等会儿，等会儿。”[54]

阿里·苏凡和其他几名特工当时在美国驻也门大使馆。芭芭拉·博丁大使已轮换到其他国家，新任大使还没有抵达。苏凡和未婚妻通电话的时候，听她说世贸中心遭到了袭击。他请求副主管准许他们进入大使办公室打开电视。就在他开电视的那一刻，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南塔。

瓦莱丽·詹姆斯正在办公室里摆布鲜花，突然“电话铃发疯似的响个不停。”那时刚过上午9点。两个孩子惊惶失措地给她打电话。最后奥尼尔的电话总算来了。“亲爱的，我没事。我的上帝啊，瓦莱丽，太可怕了。到处都是碎尸。你哭了？”她是在哭。他问她知不知道撞上塔楼的是什么东西。瓦莱丽说她儿子估计是一架747飞机。他接着又说，“瓦莱丽，我的老板恐怕都死了。这份工作我可不能丢。”

“现在是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她对他说。

在阿富汗，本·拉登也哭了，他还向真主祷告。成功袭击两座塔楼，这标志着真主的无上眷顾，但后面还有行动。本·拉登向难以置信的同伴们举起三根手指[55]。

9点25分，驱车到费城出差的安娜·迪巴蒂斯塔接到奥尼尔的电话。信号一开始还挺好，后来就不行了。奥尼尔说他在楼外面，很安全。“你确定真的离开大楼了吗？”她问道。奥尼尔回答说他爱她。她料定他会回到楼里去。

晴朗无云的天空中充满了滚滚黑烟，纸片如暴雪一般洒落——备忘录、照片、股票交易记录、保险单——它们在柔和的东南风之中飘飘荡荡，一直飞到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区。建筑物的碎片洒落到下曼哈顿的街道上，那里已是遍地尸体。有些人是被飞机撞击塔楼时的爆炸抛出来的。一名男子走出塔楼时拎着不知什么人的一条断腿。有的跳楼者落到了几名消防员身上，当场把他们砸死。

整个纽约市的消防队和警察局全体出动，警笛声响彻空中。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再没能回来。史蒂夫·邦加特逆着逃离世贸中心的人流，向两座塔楼奔去。他听到了第二次撞击的轰响。“那是第二架飞机！”有人大喊。邦加特心想不知道飞机是什么种类，说不定是有一架私人喷气机偏离了航向。随后，他在距塔楼三个街区的地方看到了一台巨大的引擎——是爆炸时从塔楼那边飞过来的。引擎砸在一个女人身上。她还活着，还在引擎下面蠕动。那一刻邦加特意识到，这肯定是本·拉登的手笔。

奥尼尔又回到北塔，消防部在那里设立了指挥所。大堂里满是喷气燃料的臭味；燃料还流进了电梯井，形成了一个可能爆炸的井状空间。身背沉重装备的消防队员沿着楼梯朝上走去。他们见惯了灾难，但此刻眼里也充满了畏惧和犹豫。与此同时，缓缓移动的人流从一二楼夹层的自动扶梯下到底层，那情景宛如梦境。他们全都湿淋淋的，身上满是污泥。有些人是从上部楼层逃出来的，一个个衣不蔽体，还受了严重的烧伤。警察引导他们从地下的隧道出去，以避开跳楼者。大厅里传开了谣言，说第三架飞机正在朝他们飞来。突然，北塔遭袭后始终动弹不得的一架电梯弹开了门，吐出十来个茫然无措的乘客。他们在第一架飞机撞击时就被困在电梯里，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56]

联邦调查局的通讯专家韦斯利·黄从一扇炸开的窗户里跃入大堂，刚巧避开一名跳楼者坠落的身体。那是个身穿蓝裤子白衬衫的中年男子。黄和奥尼尔相识已有20多年。即便在这样的混乱之中，奥尼尔仍然是镇定如恒，衣冠楚楚：他身穿一贯的深色西装，上衣袋露出白色的西服手绢，只有后背上沾的一块灰表明他的世界已天塌地陷。奥尼尔问黄有没有消息可以透露——他承认自己现在是个局外人，已经不能与闻这类细节。“五角大楼真的被撞了吗？”[57]他问道。“天啊，约翰，我不知道，”黄说。“我得去问问。”但那时奥尼尔的手机接收信号有点问题，于是他就走开了。他说，“过一会儿我再来找你。”黄最后一次看到奥尼尔的时候，他正朝通往南塔的隧道走去。

上午9点38分，第三架飞机撞进美国军方的总部、美军强大力量的象征——五角大楼。五角大楼遇袭的消息传来时，本·拉登向目瞪口呆的追随者举起了四根手指。但针对美国国会的最后一次袭击将以失败告终。

阿里·苏凡在也门给奥尼尔打了电话，但无法接通。

刚从佛蒙特的语言学校返回的史蒂夫·高丁，在丘奇街和维西街的路口捡起了一块飞机碎片。他不由自主地想：“这都是因为我审讯时提的问题不够多。”几英尺之外，巴里·莫恩正沿着维西街朝西走，他要去警察紧急指挥中心。他在街上看到一只穿着粉色袜子和网球鞋的女人断脚。突然，大地颤动起来。他抬头一看，只见南塔正垂直向下塌陷，越往下势道和力量就越大，同时喷吐出满是混凝土碎末的巨大灰云，将周围的写字楼笼罩在硕大无朋的烟尘瀑布之中。那声音就像是一列特快列车呼啸着冲过站台，一阵狂风紧随其后。患有椎间盘突出的莫恩一瘸一拐地跟在两名消防队员后面，从世贸中心7号楼震碎的窗户里跑了进去。7号楼的大堂里有六七个男人紧紧贴在一起，躲在一根柱子后面。一个消防队员朝他们喊话，让他们互相抓紧了，不要松手。就在那时，南塔坍塌的碎片像炸弹一般轰然冲入。要不是躲在柱子后面，他们都得粉身碎骨。大堂里一片漆黑，人们被刺鼻的粉尘呛得透不过气来。楼外面，所有的东西都在燃烧。

半个街区之外，I-49小组的黛比·多兰和阿比·帕金斯正在丘奇街和维西街路口一座楼房的地下室里。她们俩想起了罗茜——1998年内罗毕爆炸案时她被埋在瓦砾堆下，救援人员没能把她救出来。她死于脱水。当时她们以为自己也会被埋在楼底下，就开始往垃圾筒灌水。

丹·科尔曼开着调查局的车，在圣保罗小教堂附近等I-49小组的另一个成员。他看到一股烟云朝百老汇大街这边袭来。这让人难以理解。科尔曼的搭档从他车旁跑过，一路向北奔去。“上车！”他高喊。另外4名警察也跳上车来，其中有一个心脏病犯了。紧接着烟云就把他们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快开空调！”一个警察喘着气说。科尔曼打开空调，车里顿时烟雾腾腾。他赶忙把空调关了。

车上的人都在大喊大叫，让他快离开那里，但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把车往后倒了倒，差点掉进一个地铁入口。后来救护车出现了，那几个警察下了车。科尔曼丢下车，步行去找组里的其他人。

他逆着往外逃的人流走进烟云之中。人们就像是满身灰土的盗墓者，仿佛刚被人从坟墓里挖出来。他自己也白得像个雪人，逐渐变硬的灰尘把他的头发结成了硬壳。灰尘之中混杂着混凝土、石棉、铅、玻璃纤维、纸、棉花、喷气燃料，还有双塔2749名死者粉身碎骨的血肉之躯[58]。

瓦莱丽听到隔壁的出租办公室传来尖叫，赶忙冲过去看那里的大屏幕电视。一看到正在坍塌的南塔，她就颓然坐倒在椅子上，说道：“我的上帝啊，约翰死了。”

[1] 对艾哈迈德·扎伊丹、贾迈勒·哈利法和玛哈·埃尔撒姆纳的采访；扎伊丹，《揭秘本·拉登》，第109—158页。

[2] “本·拉登为‘科尔’号袭击作诗”，路透社，2001年3月2日。

[3] 阿卜杜拉·本·奥萨玛·本·拉登说，他父亲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本·拉登之子语带挑衅”，BBC，2001年10月14日。

[4] 政府展示的证据，美国诉穆萨维一案。

[5] 对理查德·A·克拉克的采访；亦可见克拉克，《针对所有敌人》，第225—234页。《“9·11”调查委员会报告》也称克拉克在5月或6月对赖斯说希望调职；他告诉我那是在3月份。

[6] 菲利普·谢农和埃里克·施米特，“布什与克林顿的助手受到委员会的严厉审查”，《纽约时报》，2004年3月24日。

[7] 对瓦莱丽·詹姆斯的采访。奥尼尔的基础年薪为120336美元。

[8] 穆罕默德·沙菲，“本·拉登助手扎瓦希里抨击逃往欧洲的圣战组织成员”，《中东日报》，2001年4月23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9] 对阿卜杜拉·阿纳斯的采访；凯茜·甘农，“奥萨玛下达刺杀令”，《广告报》，2002年8月16日；乔恩·李·安德森，“喀布尔来信：行刺者”，《纽约客》，2002年6月10日；伯克，《基地组织：投下恐怖的阴影》，第177页；迈克·贝彻和亨利·舒斯特，“阿富汗领袖到底了解多少？”，CNN，2003年11月6日；《“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39页；国防情报局机密电文，“TIR（有删节）/马苏德被刺与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有关”，2001年11月21日；本杰明和西蒙，《神圣恐怖的时代》，第338页；科尔，《幽灵战争：中情局、阿富汗与本·拉登的秘史——从苏联入侵到“9·11”》，第568页。

[10] 萨姆·塔尼豪斯，“中央情报局的盲目野心”，《名利场》杂志，2002年1月。塔尼豪斯称袭击将在热那亚的八国峰会上发生；但克拉克告诉我，线报称总统将在罗马被刺杀。

[11] “报章称美国无视对恐怖袭击的警告”，路透社，2002年9月7日。

[12] 约翰·K·库利，“‘9·11’之前还有其他未被注意的警示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5月23日。

[13]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14] 哈马迪，“基地组织内幕：本·拉登私人保镖阿布·占达勒讲述”（六），2005年3月24日。

[15]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16] 对理查德·A·克拉克的采访。

[17] 达娜·普里斯特，“委员会称布什曾得到多次警示”，《华盛顿邮报》，2004年4月13日。

[18] 玛格丽特的昵称。——译者

[19] 情报网（Intelink）是一个可供其他情报机构使用的系统，它存在缺陷。该系统只会向吉莱斯皮显示可供联邦调查局情报部门查看的信息。如果她当时查阅了“大力神”网络——中情局的这一强大数据库包括所有的电文和国安局监听通讯，而且她都有权查看——她就能全面了解中情局所掌握的米达尔和哈兹米的情况。

[20] 对迪娜·科西、史蒂文·邦加特、阿里·苏凡和马克·罗西尼的采访，以及米切尔，《分支机构：“9·11”密谋的内幕，以及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为何没能阻止它》，第305页；科弗·布莱克声明，2002年9月20日，《对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前后情报机构活动的联合调查》。迪娜·科西告诉我，她曾将米达尔和哈兹米的名字写在照片背后，好让I-49小组的刑事调查员掌握这些信息，但邦加特说他从未见到她写的名字。

[21] 对杰克·克卢南、阿里·苏凡、帕斯库利·“帕特”·达穆罗、丹尼尔·科尔曼和鲍勃·英曼将军的采访；《“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78—80页。

[22]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2.2.2.。

[23]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24] Pink Floyd，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英国乐队，其作品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墙上的另一块砖”（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出自该乐队专辑《迷墙》（The Wall），旨在抨击泯灭个性的教育方式，以及通过思想控制把人塑造成“砖块”的社会体制。——译者

[25] 对马克·罗西尼、瓦莱丽·詹姆斯、恩里克·加西亚、埃米利亚诺·布尔迭尔·帕斯夸尔和特奥多罗·戈麦斯·多明格斯的采访。

[26] 对何塞·马里亚·伊鲁霍、基斯·约翰逊和拉蒙·佩雷斯·毛拉的采访；《“9·11”报告：国会联合调查》，第239页；富达和菲尔丁，《恐怖的主谋：全世界最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背后的真相》，第137页。

[27] 对丹·科尔曼的采访。

[28] 指在布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最后审判、罪人永受地狱之火煎熬等情景。——译者

[29] Norman Vincent Peale（1893—1993），美国新教牧师、作家，“积极思考”哲学的创始人。——译者

[30] 引自《圣经新译本》，1993版。——译者

[31] Saint Peter Chrysologus（406—450），433年起任拉韦纳（Ravenna）大主教，直至去世。——译者

[32] “奥萨玛·本·拉登谢赫在伊历1420年十月第一天开斋庆祝上的讲话”，穆塔萨迪克文件，切斯特·罗森英译。英文根据从阿拉伯语转译的德语版本译出，我对译文的一些语法错误和生硬之处做了修改。

[33] 亦称“报应日”、“末日”，即真主对人们所作所为的最终审判和总清算之日。——译者

[34] 引自《古兰经》（马坚译本），4∶78，原译后一句为“即使你们在高大的堡垒里”。考虑到英文“the looming tower”（即本书书名）与世贸双塔（twin towers）之间的关照，此处酌译为“高耸的巨塔”。——译者

[35] 对杰克·克卢南、马克·罗西尼和丹尼尔·科尔曼的采访；米勒，斯通和米切尔，《分支机构：“9·11”密谋的内幕，以及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为何没能阻止它》，第289页；《“9·11”报告：国会联合调查》，第20页。按照联邦调查局的行话，所谓“电讯”（electronic communication）就是一封需要回复的电子邮件；它不是什么非正式的文件。电讯已取代电传，成为一种正式的通讯手段。

[36] 对理查德·A·克拉克和迈克尔·罗林斯的采访；《“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273—276页。

[37]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51页；“恐怖主义的倡导者”，《周末澳大利亚人》周刊，2004年7月24日。

[38] 韦斯，《他警告了美国：严阵以待的联邦调查局反恐斗士约翰·奥尼尔》，第350页。

[39] 对阿里·苏凡、杰克·克卢南、马克·罗西尼和丹尼尔·科尔曼的采访；埃莉诺·希尔，“情报机构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就知道‘9·11’事件中的劫机者”，联合调查组声明，《“9·11”报告：国会联合调查》，2002年9月20日。

[40] 史蒂文的昵称。——译者

[41] Top Gun，美国影片，摄于1986年，以美国海军战斗武器学校（该校的英文代称即TOPGUN）为背景。——译者

[42] 鲁拉·哈拉夫，“图尔基·费萨尔与《时报》记者共进晚餐”，《金融时报》，2003年11月1日。

[43] 保罗·麦古，“傀儡操纵者”，《悉尼先驱早报》，2002年10月8日。

[44] 韦斯，《他警告了美国：严阵以待的联邦调查局反恐斗士约翰·奥尼尔》，第359页。

[45] 乔恩·李·安德森，“喀布尔来信：行刺者”，《纽约客》，2002年6月10日。

[46] 凯茜·甘农，“奥萨玛下达刺杀令”，《广告报》，2002年8月17日。

[47] 对杰尔姆·豪尔和罗伯特·塔克的采访。

[48]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49] 本·拉登与阿里·赛义德·加姆迪谢赫一起用餐的录像。

[50] 萨吉曼，《恐怖主义网络探秘》，第117页。

[51] 彼得·芬恩，“汉堡沸腾着的恐怖”，《华盛顿邮报》，2002年9月11日。

[52] 《明镜》周刊，《“9·11”内幕：究竟发生了什么》，第50页。

[53] 韦斯，《他警告了美国：严阵以待的联邦调查局反恐斗士约翰·奥尼尔》，第366页。

[54] 对阿里·苏凡的采访。

[55] 迈克·贝彻，“被拘留者透露本·拉登对袭击的反应”，CNN.com，2002年9月10日。

[56] 塔楼内部景象的具体细节来自对柯特·谢尔德森和迈克尔·欣森的采访；朱尔·诺代和热代翁·诺代拍摄的纪录片，墨菲，《“9·11”：口述的历史》；芬克和马赛厄斯，《永不忘记：2001年9月11日的口述历史》；史密斯，《来自地面零点的报告》。

[57] 对韦斯利·黄的采访。

[58] 安东尼·德帕尔玛，“世贸倒塌时的烟云到哪里去了？”《纽约时报》，2005年11月2日。

第二十章 启示

联邦调查局命令阿里·苏凡和也门的其他队员立即撤回。“9·11”第二天的早晨，中央情报局亚丁站的主管帮了忙，开车把他们送到萨那的机场。这位主管和他们一起坐在休息室等候时，手机上接到一个电话。他告诉苏凡，“他们想和你通话。”

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通讯专家从包里拿出卫星电话，架起圆盘天线，好让苏凡打电话。他接通了调查局总部的迪娜·科西，她让他留在也门。他非常不快。他希望回到纽约调查发生在美国本土的袭击——现在就回去！“这就是因为那件事——昨天发生的事情，”她说道。“库索是我们惟一的线索。”

她不愿透露其他任何情况。苏凡把行李搬下了飞机，但他觉得很不解。库索——“科尔”号爆炸案中那个睡过头的摄影师——和“9·11”能有什么关系？另一位调查员罗伯特·麦克法登以及特警队的几个人和他一起留了下来，以策安全。

调查局总部的命令是“以一切必要手段”确定劫机者的身份；这样的指示苏凡从来没见过。等他们回到使馆的时候，一份印有嫌疑犯照片的传真从保密线路上发了过来。然后中情局的那位主管把苏凡拉到旁边，递给他一个马尼拉纸信封。那里面装着三张监控照片，还有一份关于马来西亚会议的完整报告——这正是苏凡以前索取过、中情局却一直不给的材料。阻碍情报交流的“墙”如今倒塌了。意识到中情局以及调查局的某些人早在一年半多之前就知道有两名劫机者身在美国，苏凡冲进卫生间呕吐起来。

其中一张照片上显示的一个人好像是库索。苏凡找到也门政治安全部的部长加利卜·卡米什将军，要求再次和犯人库索见面。“这事和‘科尔’号有什么关系？”卡米什将军问道。

“我说的不是‘科尔’号，”苏凡说。“约翰兄弟现在不知下落。”他说起了其他的事情，但一时哽咽难言。卡米什将军眼里也盈满了泪水。两人沉默良久，都深深感到了奥尼尔离去所造成的巨大空缺。

卡米什将军说犯人在亚丁港，而那天晚上飞首都的航班只剩最后一班。他拨通下级的电话，冲着话筒就吼：“今晚给我用飞机把库索送过来！”美国人几乎能听到电话那头打立正碰鞋跟的声音。然后将军又给机场打电话，要他们接通飞行员。“我的犯人不上飞机，你就不许起飞，”他命令道。

午夜时分，库索坐到了政治安全部的办公室里。他的情绪很暴躁。“纽约或者华盛顿出了事情，你们也用不着找我谈啊，”他说。苏凡给他看了那三张有劫机者米达尔和哈兹米的监控照片，但库索说他自己都不在上面。

第二天，中央情报局终于把马来西亚会议的第四张照片交给库索。他们对这张照片一直深藏若虚。库索很不情愿地指出照片上的人是哈拉德，不过此人的身份苏凡已经知道。他是“科尔”号爆炸案的主谋。这张照片是基地组织和“9·11”事件的第一个联系。

苏凡连着审了库索三个晚上，然后又花了整整一个白天写报告、做研究。第四天晚上，疲劳过度的苏凡累垮了，被送进医院。但是，次日早晨他又回到了政治安全部的办公室。库索指认出马尔万·谢希，此人驾驶的美国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进了南塔。库索在坎大哈的一个旅店见过谢希。他记得谢希在斋月期间生了病，是旅店的埃米尔照顾的。这位埃米尔名叫阿布·占达勒。碰巧的是，阿布·占达勒当时也已经被也门方面逮捕。

阿布·占达勒在也门人当中算是个大块头，孔武有力，留着一部大黑胡子。不过，监狱里的几个月已经磨掉了他的狠劲。苏凡一眼认出他是本·拉登的保镖。

看到美国人，阿布·占达勒沉下脸来。“这帮异教徒在这里干什么？”他问道。他拿起一张塑料椅转了个方向，抱着胳膊坐下来，用脊背冲着审问者。

经过一番劝诱，苏凡让阿布·占达勒转过身来面对着自己，但他还是不肯直视苏凡的眼睛。不过，阿布·占达勒确实愿意说话；他用连珠炮似的汉志地区方言，发表了一通批判美国的长篇大论。他还对自己从未被起诉一事提出抗议。“为什么把我关在监狱里？”他一再追问。

“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美国人休息时问也门同僚。

“嫌疑。”

“什么嫌疑？”

“你知道，就是嫌疑么，”也门官员回答说。

苏凡意识到这个犯人接受过严格的抗审讯技巧训练，因为他对苏凡已经了解的事总是承认得很干脆——例如，他曾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阿富汗打仗——而其他的情况则一概否认。这些反应是为了让审讯者对自己的假设产生怀疑。阿布·占达勒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善良的穆斯林，尝试过圣战，但如今已经幡然醒悟。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杀手，而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努力铲除世间邪恶的革命者；在他看来，这种邪恶主要来自美国，一个他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家。

经过几个晚上，阿布·占达勒逐渐适应了审讯的活动。他30岁出头，比大多数圣战者都年长。他成长在本·拉登的故乡吉达，看过许多宗教书籍。他爱喝茶，还喜欢向美国人讲授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历史观；他的弱点是不擅社交。苏凡在阿布·占达勒的批判中找到了几个有用的细节——他已经厌倦了战斗；他对本·拉登向奥马尔毛拉宣誓效忠感到担心；他很挂念自己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患有骨骼疾病。苏凡还注意到阿布·占达勒没吃和咖啡一起送来的糕点，他说自己患有糖尿病。苏凡可以利用这些细小的发现，让阿布·占达勒指认出劫机者。

第二天晚上，美国人拿来一些无糖的华夫饼干。阿布·占达勒对这个好意表示感谢。苏凡还给他带来一本阿拉伯语的美国历史。

苏凡和他所代表的一切，都让阿布·占达勒感到困惑：这是个能和他辩论宗教问题的穆斯林，此人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还热爱美国。他很快读完了苏凡给他的历史书；他深受震撼地了解到植根于美国传统之中的美国革命和对暴政的激烈反抗。他的世界观是基于一个假设建立起来的，即美国是世界的罪恶之源。

与此同时，苏凡则试图确定阿布·占达勒的道德底线。他问到了发动圣战的正当方式。阿布·占达勒热切地谈起战士在战斗中应如何对待敌人。《古兰经》和先知圣训中有许多指示说的都是光明磊落的战斗行为。

有哪一条指示允许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苏凡问他。

阿布·占达勒说，这是因为敌人在武器上占据优势，但自杀袭击者把这个差距拉平了。“他们就是我们的导弹，”他说。

那妇女和儿童呢？苏凡又问。难道她们不应该受到保护吗？他提到了东非的美国使馆爆炸案。他回忆起内罗毕使馆门前公共汽车上的一个女人。人们发现她在大火之中把婴儿紧紧抱在怀里，想用身体保护他。母子俩都被活活烧死。这个母亲有什么罪过？这个孩子灵魂的归宿又将如何？

“她们死后会得到真主的酬报，”阿布·占达勒说。他还补充道：“你知道使馆爆炸之后有多少人前来投奔本·拉登吗？数以百计的人来找我们，要求以身殉教。”

苏凡说，但东非爆炸案的受害者之中有许多穆斯林，可能还是大多数。两人的讨论变得激烈起来。阿布·占达勒几次引用了宗教权威的话或是《古兰经》中的章节，但他发现在神学问题上自己不是苏凡的对手。于是阿布·占达勒断言说，使馆爆炸案发生在星期五，那些受害者当时本应该呆在清真寺里；他们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这是“塔克费尔”派的常见观点，不过苏凡至少知道了他的道德底线。

第五天晚上，苏凡猛地把一本新闻杂志甩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那上面登着飞机撞入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的照片，还有一些可怖的照片拍的是被困在塔中的人们，以及从100多层楼坠下的跳楼者。“这是本·拉登干的，”苏凡告诉他。

阿布·占达勒听说了袭击的事，但并不知道多少细节。他惊诧不已地研究着照片。他说这看起来就像是“好莱坞电影”，但如此规模的暴行显然让他极为震惊。那时，人们认为伤亡者可能有数万之众。

在那间狭小的审讯室中，除了苏凡和阿布·占达勒，还有麦克法登和两名也门调查员。他们都感觉苏凡已逼近成功。美国和盟国的军队正在为进入阿富汗作战做准备，但他们还需要信息：基地组织的结构、藏身地点和出逃计划。美国情报官员希望苏凡和其他调查员能够提供上述所有情况。

很凑巧，咖啡桌下面的搁架上正好有一份也门当地的报纸。苏凡把它拿给阿布·占达勒看。大字标题写着：“200名也门人在纽约袭击中丧生”。

看完标题，阿布·占达勒倒抽了一口气。“真主啊，救救我们吧，”他喃喃地说。

苏凡问道，什么样的穆斯林能干出这种事。阿布·占达勒坚持说，对纽约和华盛顿发动袭击的肯定是以色列人，不是本·拉登。“谢赫还没有那么疯狂，”他说。

苏凡拿出一本册子，里面有已知基地组织成员和多名劫机者的面部照片。他让阿布·占达勒指认这些人的身份。也门人很快地翻了一遍，就把册子合上了。

苏凡再一次把册子打开，让他花点时间慢慢地看。“这里面有些人我们已经抓到了，”他说。他希望阿布·占达勒不会意识到劫机者都已经死了。

阿布·占达勒看到马尔万·谢希的照片时略微停了一下，然后把这一页翻了过去。“这一页你还没看完，”苏凡说。“1999年的斋月。他生病了。你是他的埃米尔。你还照顾他来着。”

阿布·占达勒惊讶地看了看苏凡。

“我向你提问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答案了，”苏凡说。“你要是个聪明人，就跟我说实话。”

阿布·占达勒承认他认识谢希，还为他取了在基地组织用的名字阿卜杜拉·沙尔奇。他还指认出穆罕默德·阿塔、哈立德·米达尔和另外4个人。但他仍然坚持认为本·拉登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行为。他断言这是以色列人干的。

“我能肯定，干这件事的人就是基地组织的成员，”苏凡说。他从册子里抽出7张照片，在桌上排开。

“你怎么知道？”阿布·占达勒说。“谁告诉你的？”

“是你，”苏凡说。“这几个人就是劫机者。你刚才把他们指认出来了。”

阿布·占达勒的脸色变得煞白。他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脸。“让我单独待一会儿，”他请求说。

苏凡出了房间。回到屋里的时候，他问阿布·占达勒现在怎么想。

“我想谢赫是发疯了，”他说。然后他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苏凡[1]。

起初有人对马克·罗西尼说约翰·奥尼尔没事，所以“9·11”当天和次日他几乎都在给奥尼尔世界各地的朋友打电话，说奥尼尔很好，让他们放心。现在，他得一个一个地给这些朋友再打一遍电话。奥尼尔让他气恼万分。“这个该死的混蛋。他干嘛不逃开？”连着好几个星期，罗西尼回家时都得先在车里坐着哭一会儿，然后再走进家门。有些特工崩溃了。还有一些特工（如丹·科尔曼）由于那天吸入了粉尘，肺部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

世贸中心的火燃烧了100天。这100天之中，刺鼻的焦臭直透进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令人恶心的气味时刻在提醒特工他们未能阻止袭击发生，自己也险些因此送命。一位在编特工、炸弹专家伦纳德·哈顿没能生还。他曾在使馆爆炸案和“科尔”号袭击的调查中与奥尼尔一起工作，并为救助双塔中的被困者献出了生命。在“9·11”之后忙乱异常、似乎总也过不完的几个月里，I-49小组的成员们在震惊、悲痛和耻辱中收拾着情绪。袭击发生前，他们比全国的任何人都更了解美国面临的威胁。然而，I-49小组几乎一直是在孤军奋战。自使馆爆炸案以来，他们始终在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常常几个月甚至几年地呆在国外；由于调查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断送了婚姻，或是重要的感情。即便在“9·11”之前，他们就已经筋疲力尽。如今，组员们的伤痛之中又加上了一重归结在他们身上的耻辱——他们明知悲剧即将来临，却没能阻止它发生。

纽约港区、中央车站和曼哈顿区的电话线杆上贴满了自制的寻人启事，奥尼尔的照片就在这1000多名失踪者之中。不顾重重困难，瓦莱丽的弟弟、在芝加哥当医护人员的约翰·麦基洛普发誓要找到奥尼尔。他和25名同事开车来到纽约，一路上一直由警车护送。他们是从全国各地自发涌向该市的急救队伍之一。在美国的城市中看到军队的感觉很奇怪，而且还有机枪掩体守卫着桥梁和重要建筑。美国各地的所有机场都已关闭，但空中常有军用喷气机掠过，就像是被激怒的大黄蜂。

麦基洛普来到地面零点[2]，小山一般燃烧着的巨大废墟让他瞠目结舌。救援人员没日没夜地在废墟中挖掘，指望能找到幸存者，但眼前这幅景象让麦基洛普的希望化为了泡影。“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该怎么跟姐姐说？”

世贸中心许多死者的遗体始终未能找到。但9月21日，在自由街和格林尼治街路口的瓦砾堆中挖掘的救援人员找到了一具身穿深蓝色西服的男尸。他的钱夹装在胸前的口袋里。是约翰。

从许多方面来看，世贸中心的死难者仿佛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议会；他们代表着世界上的62个国家，以及几乎每一个种族和宗教。死难者之中有曾是嬉皮士的股票经纪人、纽约消防队的天主教同性恋牧师、日本的曲棍球手、厄瓜多尔的厨师长、芭比娃娃收藏者、素食主义的书法家、巴勒斯坦的会计……他们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众多不同方式，证明了《古兰经》之中的训谕——夺走一条生命就等于毁灭整个世界。基地组织瞄准的目标是美国，但它却击中了全人类。

死难者的断体残肢从废墟中挖出之后会被登记编号，然后鉴定身份。鉴定时常会用到急救人员从亲属那里得到的DNA材料，比如遇难者梳子上的几缕头发。每一具尸体的每一块遗骸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全市穿制服的各部门中有400多人死于“9·11”，每当找到他们之中的一员，人们就会举行一项特别的仪式[3]。奥尼尔就是这样。他的遗体被盖上一面美国国旗，在废墟中挖掘的纽约市警察和消防员肃立致敬，目送他被抬进救护车。

在大西洋城长大的时候，约翰·奥尼尔当过托伦蒂诺圣尼古拉斯教堂的祭坛助手。9月28日，1000名悼念者聚集在圣尼古拉斯堂向他告别。他们之中有许多是特工和警察，还有外国情报机构的成员；早在反恐斗争成为战斗号召之前，他们就追随奥尼尔投身其中。那还是袭击之后的紧张时期，教堂附近的街道上设置了路障，还有一架军用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迪克·克拉克自“9·11”事件以来没流过一滴泪。但在风笛奏响、灵柩经过的时候，他突然间痛哭失声。他想起了和约翰的最后一次谈话。约翰拒绝了工作邀请。“看看好的一面嘛，”奥尼尔告诉他。“以后不管你什么时候来纽约，咱们都可以到‘世界之窗’餐厅去。”然后他又说：“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是好兄弟。”

奥尼尔的葬礼，就是他始终惧怕的那种由巧合造成的灾难。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瓦莱丽·詹姆斯和她的两个孩子，还有安娜·迪巴蒂斯塔第一次见到了对方。他所有的秘密一下子都揭开了。但是，他也得到了救赎。奥尼尔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不是个称职的父亲。5月份他得到了第二次机会：他有了第一个孙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瓦莱丽的孙子百般呵护的奥尼尔，却难以接受自己也成为祖父的事实，这个身份总会给人以丧钟敲响之感。过了两个月，他才鼓起勇气去看孩子。可是在那之后，这个办公室里从来不放家庭照片的人却把孙子的一张相片摆到了陈列胜利纪念品的墙上。他伤心欲绝的儿子在葬礼上读了一封奥尼尔写给孙子的信。信上写道：“你生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你应该了解父母的民族背景，热爱并珍视那些古老的民间传说。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你首先是一个美国人。在你之前，曾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为了你的自由而斗争。我们所珍爱的一切都在国家的保护之下。要支持、维护并尊重那些以保卫国家为职责的人。”

在等待伊斯兰世界的圣战者揭竿而起、纷纷拥向阿富汗的时候，本·拉登和扎瓦希里对行动的成功得意非凡。“那就是美国，被真主在最脆弱的地方予以痛击，”10月7日，本·拉登在预先录好的一盘录像带中说。那是美国和英国轰炸机对塔利班阵地发动首轮袭击的第二天。“它最伟大的建筑被摧毁了，我们为此感谢真主。那就是美国，从北至南、由东到西都充满了恐惧；我们为此感谢真主。”然后他发出了号召。“这些事件把整个世界划成了两边——一边是信仰者，一边是异教徒。愿真主使你们远离他们。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赶快行动，使他的宗教取得胜利。信仰之风已经来临。”

一天晚上，本·拉登和扎瓦希里在坎大哈的一处旅店做客。他们的主人是个瘫痪在床的沙特神职人员，名叫哈立德·本·乌达·本·穆罕默德·哈尔比。“我们策划了行动，还做过计算，”[4]本·拉登回忆说。“我们坐下来估算了敌人的伤亡数字。我们估计，几架飞机上的乘客肯定会死。至于双塔，我们估计飞机撞入的三四个楼层里的人也得送命。我们的估算就是这样。我是最乐观的。根据我从事的职业和工作（即建筑业），我估计飞机上的燃料起火后会使钢材的温度大大升高，直到把它们烧得通红，几乎丧失其物理属性。因此，如果飞机在这里撞上塔楼，”——他用双手比划着——“塔楼这个位置以上的部分将会坍塌。这是我们期望的最大效果。”

袭击发生后，基地组织的许多家庭就撤出了营地。扎瓦希里的朋友艾哈迈德·哈德尔的妻子玛哈·埃尔撒姆纳收拾起一些衣服和食物，带着孩子们前往喀布尔以南50公里洛加尔的一家孤儿院。他们在那儿躲了几天。那里有水井，还有室内的浴室。11月中旬，喀布尔失守两天之后的夜里，扎瓦希里的家人出现在孤儿院门前。他们的样子惨透了。孩子们全赤着脚，有一个女儿还衣不蔽体。扎瓦希里的妻子阿扎病得很重。她解释说，他们先逃到了霍斯特，然后又回到喀布尔去取补给品。美国的空袭就是那时开始的。

发着烧的阿扎说，她从来没意识到丈夫真正的身份。“我从来不知道他是个埃米尔，”她说。“我简直不敢相信。”[5]玛哈觉得这很奇怪，因为其他所有人都知道。

阿扎抱着最小的艾莎，那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她已经4岁了，但还在用尿布。阿扎担心自己要是死了，就没有人能照顾艾莎。小女孩眼睛睁得老大，个头显得很小，总是要人照看。

那时的天气已冷得刺骨。虽然战争仍在城市之中进行，基地组织的男人们却已经在托拉博拉备战，他们的家人则决定去巴基斯坦。人们组成了一支大型车队，在山间缓缓行驶。路过加德兹的时候，阿扎和孩子们在一个名叫贾拉拉丁·哈卡尼的塔利班政府官员开的旅店停下来，但玛哈一家人继续往霍斯特去了。那天晚上响起了两次雷鸣般的爆炸声，剧烈的震荡让有的孩子呕吐起来，还有几个拉了痢疾。次日早晨，玛哈的一个儿子赶去探看扎瓦希里的家人。他发现他们住的房子被击中了。水泥的天花板塌了，把阿扎压在下面。救援者找到了小艾莎，她受了伤，但还活着；于是他们就把她放在外面的一张床上，打算先把阿扎救出来。她还活着，但不让人们把她挖出来；她害怕男人们会看到自己的脸。最终，她的哭喊声停息了。等救援者终于回过头来照顾小艾莎，才发现孩子已被冻死。

在托拉博拉的山洞中，本·拉登和扎瓦希里探望了基地组织剩余的战士，并鼓励他们坚守阵地，等待美国人的进攻[6]。不过，基地组织的战士却发现12月的前两周之中和他们作战的是阿富汗人，而美国人则乘着B-52轰炸机，在他们鞭长莫及的高空飞过，向他们的山洞投下“滚球”炸弹[7]。“我们的圣战者大约有300人，”[8]本·拉登回忆说。“我们在不超过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分散挖掘了100条堑壕，这样就可以避免因空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尽管他做了准备，12月3日美国轰炸机对一个山洞群发动袭击之后，阿富汗地面部队在洞中发现了100多具尸体；他们辨认出其中18人是基地组织的指挥官。

本·拉登觉得自己被那些没有前来投奔他的穆斯林出卖了。连塔利班也悄然溜走。“只有几个人还能保持坚定，”他抱怨说。“其余的人没等和敌人遭遇，就降的降、跑的跑。”[9]他在12月17日这样写道。托拉博拉的短暂战斗已经结束——它给基地组织带来了毁灭性的损失，但对美国和盟国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没有逮到自己要抓的人。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剩余的战士已经逃进巴基斯坦。他们保住了性命，却丢掉了阿富汗。本·拉登特意在这个时刻写下了被他称为最后遗赠的文字。

在遗嘱之中，本·拉登试图挽回自己死后的声名。“我把处于这一艰难时代的所有穆斯林视为自己的亲人，”他写道。他提到了东非的使馆爆炸案、毁于一旦的世界贸易中心，还有对五角大楼的袭击。它们都是伟大的胜利。“尽管真主让我们遭受了挫折，这些沉重的打击却标志着一个开始；此后的数十年之内，美国和异教的西方世界就会被消灭。这是真主的意愿。”

接下来他提到了自己的家人。“我的妻子们，愿真主赐予你们祝福，”他写道。“你们从第一天就知道，这是一条荆棘丛生、地雷遍布的道路。你们放弃了生活的乐趣，放弃了自己的家人，选择和我共度艰难的生活。”他恳请她们不要考虑再嫁。“我的儿子们，请原谅我，自从选择了圣战的道路，我关注你们的时间实在是太少……我选择了一项危险的事业，这其中各种各样的磨难会扰乱一个人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背叛，我本可以取得胜利。”然后他建议儿子们不要加入基地组织。“在这一点上我以信众的指挥者奥马尔·本·哈塔卜为榜样。他命令儿子阿卜杜拉不要在他死后继任哈里发。他说：‘如果是这好事，我们已经享受得够多；如果不是，那么我奥马尔一个人受苦就够了。’”

2002年3月，基地组织在霍斯特一带靠近“狮穴”的山区重新聚集。“捕食者”无人驾驶飞机在天空中盘旋，美国和阿富汗的军队，以及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法国、德国和挪威的士兵正在执行清剿山区的“蟒蛇”行动。战斗已收缩到阿富汗崎岖不平的东部边缘的沙赫克特山谷。当地的军阀已经被买通，边境据称也封锁了，基地组织的士兵则不断遭到轰炸。然而，一队骑马的人还是未受阻碍地进入了巴基斯坦。

他们来到一个村子，当地的民兵领导古尔·贾恩留着长胡子、戴着黑头巾，这表明他可能是塔利班的同情者。“我见到一个年纪挺大的胖子，是阿拉伯人，戴着墨镜和白色的头巾，”[10]贾恩4天之后说。“他打扮得像阿富汗人，但披着一件漂亮的外套，而且是和另两个蒙面的阿拉伯人一起来的。”披着漂亮外套的那个人下马和他们说话，既彬彬有礼又不失风趣。他向贾恩和一个阿富汗同伴打听美军和北方联盟部队的位置。“我们担心会撞上他们，”他说。“请告诉我们该怎么走。”

几个人说话的时候贾恩溜走了，他要仔细看看美国飞机在当地丢下的一张传单。那上面有一张戴着眼镜和白头巾的男子的照片。此人长着一张宽宽的胖脸，鼻子又高又大，嘴唇很饱满。未经修剪的胡子在两鬓处已经发灰，下巴的地方则夹杂着一缕缕白色。他高耸的前额上被头巾束带扎住的地方有一块暗色的硬皮，那是长年祷告磕头的结果。他眼中反映出人们会在医务人员身上看到的决断，但也显示出一丝与通缉传单颇不协调的宁静。传单标明，对扎瓦希里的悬赏金额是2500万美元。

贾恩又回到谈话者中间。那个他认定是扎瓦希里的人对他说，“愿真主保佑你，让你远离伊斯兰的敌人。请不要告诉他们我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通缉传单上印着一个电话号码，但古尔·贾恩没有电话。扎瓦希里和蒙面的阿拉伯人消失在群山之中。

[1] 对阿里·苏凡和罗伯特·麦克法登的采访。

[2] “Ground Zero”一词指的是纽约世贸中心的废墟，原意为核爆炸时爆点在地面或水面的铅垂投影点。或译“归零地”、“零点地带”。——译者

[3] 韦斯，《他警告了美国：严阵以待的联邦调查局反恐斗士约翰·奥尼尔》，第383页。

[4] 约翰·R·布拉德利，“‘铁证’录像带的权威译文”，www.johnrbradley.com/art27.html，2004年7月15日。阿里·艾哈迈德英译。

[5] 对玛哈·埃尔撒姆纳的采访。

[6] 斯马克，《基地组织的大逃亡》，第119—120页。

[7] 即美制BLU-82型航弹，重6.8吨，杀伤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译者

[8] 本·拉登录音带：“致伊拉克穆斯林兄弟的信”，BBCNews.com，2003年2月12日。

[9] “《Al-Majellah周刊》得到本·拉登的遗嘱”，《Al-Majellah周刊》，1992年10月27日。外国广播讯息处英译。

[10] 伊琳·R·普鲁舍，“基地组织两名高层领导被发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3月26日。

主要人物

阿布·哈夫斯·马斯里（Abu Hafs al-Masri）：前埃及警察，圣战组织成员，阿布·乌贝达死后继任基地组织军事指挥。真名穆罕默德·阿提夫。他是与本·拉登关系最为密切的顾问之一，2001年11月在美国发动的空袭中丧生。

阿布·哈耶尔·伊拉克（Abu Hajer al-Iraqi）：前伊拉克军官、电气工程师，参加过阿富汗的圣战，并在苏丹成为本·拉登的亲密顾问。虽然并未接受过神学培训，他却是基地组织圣令委员会的领导人，并提出两个观点来开脱对美军使用暴力和杀害无辜的行为。目前被关押在美国监狱之中，曾用磨尖的梳子刺伤监狱看守。真名马姆杜·马哈茂德·萨利姆。

阿布·占达勒（Abu Jandal）：和本·拉登一样，阿布·占达勒也是原籍也门的沙特公民。2000年，他在阿富汗成为本·拉登的首席保镖。曾将本·拉登迎娶第五位妻子的彩礼送往也门。美国海军“科尔”号舰遭炸弹袭击后，占达勒被也门当局逮捕，并成为联邦调查局的重大消息来源。目前他已被释放，住在也门。

阿布·里达·苏里（Abu Rida al-Suri）：原籍大马士革、移民到美国堪萨斯城的商人，1985年加入阿富汗圣战。据信，在1988年8月11日首次公开探讨基地组织的那次会议上，他手写了会议记录。后来他在喀土穆成为本·拉登的朋友和商业顾问。现仍居喀土穆，经营着一家糖果厂。真名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

阿布·乌贝达·班希里（Abu Ubayadh al-Banshiri）：前埃及警察，曾在阿富汗战场赢得声誉，后来被扎瓦希里介绍给本·拉登。他成了基地组织的第一位军事指挥。1996年5月在维多利亚湖的一次渡轮事故中丧生。真名阿明·阿里·拉希迪。

赛义夫·阿德勒（Saif al-Adl）：2002年以来担任基地组织的军事指挥。真名尚不清楚。他可能是穆罕默德·易卜拉辛·马卡维，曾任埃及军官。据信，他现在藏身于伊朗。

阿卜杜拉·阿纳斯（Abdullah Anas）：阿尔及利亚圣战者，曾与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并肩作战，娶阿卜杜拉·阿扎姆的女儿为妻。曾在服务局与奥萨玛·本·拉登和贾迈勒·哈利法共事。他可能是阿富汗阿拉伯人中最伟大的战士。真名布德热姆·布努阿。现居伦敦，是芬斯布里公园清真寺的伊玛目。

约翰·安提塞弗（John Anticev）：联邦调查局I-49小组的特工。他查出了艾哈迈德·哈达在也门的电话号码。这个至关重要的号码相当于基地组织的交换台。

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领导“9·11”劫机小组的埃及人；驾驶美国航空11号班机撞入世界贸易中心。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极具领袖魅力的巴勒斯坦神职人员，1984年在白沙瓦创立服务局。他发出圣令号召穆斯林抗击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从而使阿拉伯世界卷入阿富汗战争之中。1989年11月24日阿扎姆遇刺身亡，此案至今仍未破获。

马赫福兹·阿扎姆（Mahfouz Azzam）：艾曼·扎瓦希里的舅舅；扎瓦希里母亲一族的家长，在开罗从事律师职业多年，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赛义德·库特卜的门徒，后来担任其辩护律师。现仍居埃及赫勒万。

乌梅玛·阿扎姆（Umayma Azzam）：艾曼·扎瓦希里的母亲。现仍居埃及迈阿迪。

艾哈迈德·巴兹卜（Ahmed Badeeb）：曾是奥萨玛·本·拉登在萨格尔学校时的老师，后来担任图尔基王子的幕僚长。阿富汗圣战之后，巴兹卜成为合众国际社的董事会主席。目前他在吉达经商。在2005年该国的首次市政竞选中，他的形势颇为不利。

赛义德·巴兹卜（Saeed Badeeb）：艾哈迈德·巴兹卜的兄弟，图尔基王子的情报分析主管；他现已退休，在吉达和华盛顿特区两地生活。

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与最高指导；1949年被埃及当局杀害。

哈立德·巴塔菲（Khaled Batarfi）：奥萨玛·本·拉登在吉达的邻居，也是他自小的朋友；现为《麦地那报》编辑，并常在《阿拉伯新闻报》上发表专栏作品。

拉米兹·本·希布赫（Ramzi bin al-Shibh）：汉堡分支机构的成员，负责监督“9·11”密谋的实施。2002年9月11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被捕，现关押在美国的一个秘密地点。

阿卜杜拉·本·拉登（Abudullah bin Laden）：奥萨玛·本·拉登的长子，现居吉达，在沙特本拉登集团的分部工作。

阿卜杜勒·拉赫曼·本·拉登（Abdul Rahman bin Laden）：本·拉登和乌姆·阿卜杜拉的儿子，出生时患有一种名为脑积水的先天疾患，智力也因此遭到永久性的损害。现与母亲一起住在叙利亚。

穆罕默德·本·拉登（Mohammed bin Laden）：沙特本拉登集团的创始人，本·拉登王朝的开拓者。生于也门哈德拉毛地区的鲁巴特；年轻时离开也门前往埃塞俄比亚，并于1931年来到沙特阿拉伯。1967年，59岁的穆罕默德·本·拉登在沙特阿拉伯南部死于空难。

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1958年1月生于利雅得；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他开始为阿富汗圣战募集资金；1988年创立基地组织。目前下落不明。

史蒂文·邦加特（Steven Bongardt）：联邦调查局特工，I-49小组成员，现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任教。

理查德·A·克拉克（Richard A. Clarke）：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反恐行动协调者。2003年辞去政府职务后，著有畅销书《针对所有敌人》。他还是安全港咨询公司的创始人。

约翰·克卢南（Jack Cloonan）：前任I-49小组成员，曾操控贾迈勒·法德勒和阿里·穆罕默德两名下线。现为克莱顿咨询公司董事长（该公司从事风险控制业务，尤其擅长绑架事件的谈判），兼任美国广播公司顾问。

丹尼尔·科尔曼（Daniel Coleman）：联邦调查局特工，I-49小组成员，1996年成为调查局纽约办事处驻中情局亚力克站的代表。同年，他在该站建起关于本·拉登的第一个情报案卷，并于审讯贾迈勒·法德勒时揭露了基地组织的网络。现已从调查局退休，在先驱公司工作。该公司为执法、军事机构和情报部门训练人员。

埃萨姆·德拉兹（Essam Deraz）：埃及电影工作者，并为本·拉登作传。他记录了1988年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情况。现居开罗。

安娜·迪巴蒂斯塔（Anna DiBattista）：约翰·奥尼尔的前女友；现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马里奥特公司工作。

法德勒医生（Dr. Fadl）：曾在扎瓦希里入狱时和后来的阿富汗期间担任圣战组织名义上的领导，至1993年辞职——据称他到也门牧羊去了。真名赛义德·伊马姆·谢里夫，但写作时以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勒·萨拉姆为笔名。现囚禁于埃及监狱中。

贾迈勒·法德勒（Jamal al-Fadl）：本·拉登在喀土穆时的苏丹籍秘书，窃取11万美元后向美国当局寻求庇护，是从基地组织叛逃的第一人。在纽约举行的使馆爆炸案（美国诉奥萨玛·本·拉登等人一案）审判中，他指证了4名基地组织成员。现居美国某地，处于证人保护之下。

图尔基·费萨尔（Turki al-Faisal）：生于1945年2月15日，费萨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最小的儿子。他主要在劳伦斯维尔学校和乔治敦大学接受教育，但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后就辍学了。后来担任沙特情报部门首脑，并于反苏圣战期间主管阿富汗方向的情报工作。曾任沙特驻英国大使，后来又在华盛顿担任驻美大使。他退休后就住在华盛顿。

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Patick Fitzgerald）：纽约南区前任助理检察官，曾协助起诉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和1993年世贸中心炸弹爆炸案中的嫌疑犯。作为首席律师，他成功地对涉嫌参与1998年美国东非使馆爆炸案的基地组织成员提出了起诉。现任伊利诺斯州北区检察官，以调查中情局女特工瓦莱丽·普莱姆身份被泄事件知名。

路易斯·弗里（Louis Freeh）：1993—2001年间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现为特拉华州威尔明顿MBNA信用卡公司副总裁、总顾问。

斯蒂芬·高丁（Stephen Gaudin）：联邦调查局特工，I-49小组成员，曾审问穆罕默德·奥瓦里。现在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办事处工作。

艾哈迈德·哈达（Ahmed al-Hada）：曾在阿富汗作战的也门籍圣战者，他在萨那的电话成了基地组织传递信息的交换台。他的女儿胡达嫁给了哈立德·米达尔。现被关押在也门。

纳瓦夫·哈兹米（Nawaf al-Hazmi）：“9·11”事件中的劫机者，死于撞入五角大楼的美国航空77号班机上，时年25岁。哈兹米是个富有的沙特人，长在麦加，曾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营地接受训练，并到波斯尼亚和车臣地区作战，后来成为“9·11”密谋的参与者。他参加了2000年1月的马来西亚会议，并于2001年1月15日来到美国。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反苏圣战期间阿富汗普什图族的指挥官，于1992年挑起阿富汗内战。1996年塔利班掌权之后逃往伊朗。现领导着一支阿富汗反政府力量。阿富汗政府指控他犯有战争罪行。

瓦莱丽·詹姆斯（Valerie James）：约翰·奥尼尔的前女友；现居纽约，任瓦莱丽·詹姆斯展示公司总裁，为时装设计师展示作品。

瓦埃勒·朱莱丹（Wa’el Julaidan）：阿卜杜勒·阿扎姆在白沙瓦服务局中的亲密盟友。1958年生于麦地那，在亚利桑那大学求学。与本·拉登关系密切。后来为旨在帮助阿富汗难民的沙特慈善机构“穆斯林世界联盟”工作。现居吉达。

扎纳卜·艾哈迈德·哈德尔（Zaynab Ahmed Khadr）：扎瓦希里的朋友艾哈迈德·赛义德·哈德尔和玛哈·埃尔撒姆纳的女儿。她和本·拉登与扎瓦希里家的孩子们一起在白沙瓦和阿富汗长大。现已离婚，与母亲和几个孩子住在加拿大。

贾迈勒·哈利法（Jamal Khalifa）：1956年9月1日生于麦地那，曾和本·拉登一起就读于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并结为朋友。毕业后在麦地那当生物老师，后于1985年决定参加阿富汗圣战。第二年娶本·拉登同父异母的姐姐谢哈为妻。1988年迁居马尼拉，以建立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分部。联邦调查局称哈利法为菲律宾的阿布·赛义夫恐怖主义组织募集资金，但从未对其提出起诉。他在约旦被宣告无罪，并未参与所控的多起恐怖主义密谋。现居吉达，经商为业。

哈拉德（Khallad）：美国海军“科尔”号舰爆炸案的主谋。出身于一个也门家庭，在沙特阿拉伯长大，并在那里结识了本·拉登。15岁时加入阿富汗圣战，最终在与北方联盟作战时失去了一条腿。后成为基地组织护卫队的一员。真名陶菲克·本·阿塔什。现关押在美国。

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沙特人，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担任记者多年。在抗击苏联占领的圣战期间报道了阿富汗阿拉伯人的情况。本·拉登流亡苏丹期间，他的庞大家族试图让他放弃暴力，回到沙特王国，卡舒吉充当了本·拉登家族的信使。“9·11”事件之后，为数不多的沙特人承认文化差异是导致悲剧发生的一个因素，卡舒吉就是这些与众不同者之一；后来他被沙特最大的日报《祖国报》聘为编辑，但因刊登抨击宗教权威支持暴力的文章和漫画而被解雇。现在华盛顿担任图尔基王子的媒体顾问。

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ed Shah Massoud）：普什图族军事首领，阿富汗战争中最杰出的战略家。在将苏联逐出阿富汗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后于1992年加入布尔汉丁·拉巴尼总统的政府，任国防部长。拉巴尼政府垮台、阿富汗内战开始之后，马苏德成为北方联盟的首领，该联盟由反对塔利班的圣战者领袖组成。2001年9月9日，本·拉登派出的人刺杀了马苏德。

哈立德·米达尔（Khaled al-Mihdhar）：出身于哈德拉毛的一个显赫家族（祖先可一直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长大。娶哈达·胡达为妻。米达尔的岳父是个圣战者，他在萨那的电话对于了解基地组织的规模至关重要。米达尔于2000年1月来到美国；后来他离开了一段时间，可能是将“9·11”事件的其他劫机者从沙特带了过来；继而他又在2001年7月4日返回美国。2001年9月11日，他在美国航空77号班机撞击五角大楼时死亡。时年26岁。

阿里·穆罕默德（Ali Mohammed）：埃及双重间谍，在埃及军队服役期间加入圣战组织。扎瓦希里命令他打入美国情报部门。他在德国汉堡为中情局工作过一小段时间，后加入美国陆军，派驻于约翰·F·肯尼迪特种作战中心与学校。他从该中心偷偷带出的手册，成了基地组织训练和战术的基础。穆罕默德探察了美国驻东非大使馆的情况，并负责训练本·拉登的保镖。现为合作证人，关押在美国。他对使馆爆炸案中的指控表示认罪，目前在等待宣判。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ed Sheikh Mohammed）：“9·11”袭击方案的设计者，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主谋拉米兹·优素福的叔叔。在科威特长大，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农业与技术大学获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后来他前往白沙瓦，成为阿卜杜勒·拉苏尔·赛义夫（沙特人支持的阿富汗军阀）的秘书。1996年与本·拉登会面，并向其展示了袭击美国的一整套方案。2003年在巴基斯坦被捕，现被美国当局关押在某个秘密地点。

扎卡里亚斯·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摩洛哥裔法国人，基地组织成员，曾被派往美国参与某项行动。穆萨维对6项密谋罪行的指控表示认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单独监禁在警戒级别最高的监狱中。

伊马德·穆尼亚（Imad Mugniyah）：负责黎巴嫩真主党安全事务，策划了1983年针对贝鲁特美国大使馆、海军陆战队军营和法国空降兵部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在苏丹与扎瓦希里和本·拉登会面，并帮助基地组织训练人员。

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1981年起任埃及总统。

舒凯里·穆斯塔法（Shukri Mustafa）：埃及“塔克费尔希吉拉”运动的领导人。1978年被处决。

瓦基勒·艾哈迈德·姆塔瓦基勒（Wakil Ahmed Muttawakil）：塔利班的外交部长，后向美国军队投降，继而加入哈米德·卡尔扎伊的政府。

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1952年埃及革命的领导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转变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面貌。对于埃及的未来，他和赛义德·库特卜的看法截然不同——这种分歧最终致使纳赛尔在1966年下令处死库特卜。4年之后，纳赛尔死于心脏病发作。

阿扎·努维埃尔（Azza Nowair）：艾曼·扎瓦希里的妻子。2001年11月在美军的一次空袭中丧生。

穆罕默德·奥马尔毛拉（Mullah Mohammed Omar）：1992年创立塔利班的独眼神秘主义者，自1996年起基本上统治着阿富汗全国，直至2001年联军攻入。

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生于新泽西州大西洋城，1976年7月成为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巴尔的摩办事处工作。1987年4月进入联邦调查局总部，负责调查白领犯罪。1991年被任命为芝加哥办事处的副指挥特工；1995年回到总部，担任反恐分部主管。1997年1月1日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国家安全分部的主管特工。2001年8月22日从联邦调查局辞职；次日起在世界贸易中心工作，任安全总监。在“9·11”事件中丧生，时年50岁。

穆罕默德·奥瓦里（Mohammed al-‘Owhali）：在美国驻内罗毕大使馆炸弹袭击案中被判有罪；现在美国监狱中服无期徒刑。

托马斯·皮卡德（Thomas Pickard）：2001年6月25日至2001年9月4日期间任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两个月之后辞职。

穆罕默德·库特卜（Mohammed Qutb）：赛义德·库特卜的弟弟，也是一位颇受欢迎的作家和思想家；曾在埃及入狱，后来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其他成员一起逃往沙特阿拉伯。他到论坛进行演说时很受欢迎，本·拉登也曾在这些场合受到他思想的影响。现仍居麦加。

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伊斯兰作家、教育家，著有《里程碑》等多部重要作品。纳赛尔于1966年下令将他绞死。

布尔汉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伊斯兰学者，1992年起任阿富汗总统，直至1996年塔利班夺取政权。塔利班被推翻之后他曾短期再度掌权，不过又在2001年12月将权力移交给哈米德·卡尔扎伊的临时政府。现为阿富汗议会的当选代表。

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Sheikh Omar Abudl Rahman）：领导埃及伊斯兰组织的“盲人谢赫”，也是圣战组织的精神领袖。1981年安瓦尔·萨达特遇刺后，拉赫曼与扎瓦希里等其他埃及激进分子被关进监狱。被判犯有策划袭击纽约标志性建筑的罪行，现在美国监狱中服无期徒刑。

艾哈迈德·雷萨姆（Ahmed Ressam）：阿尔及利亚人，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营地受训；1999年12月试图进入美国时被捕，所乘汽车的后备厢载有大量爆炸物。他的目标显然是想炸毁洛杉矶国际机场。

马克·罗西尼（Mark Rossini）：原是出身纽约布朗克斯的演员，做过私家侦探，后加入联邦调查局。被分在I-49小组，接替丹·科尔曼驻亚力克站的工作。现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工作，为公共事务处副处长的特别助理。

阿迈勒·萨达（Amal al-Sada）：奥萨玛·本·拉登的第五位妻子。2001年15岁时与本·拉登结婚。据信他们有一个孩子。现住在也门的娘家。

安瓦尔·萨达特（Anwar al-Sadat）：埃及前总统，1981年被圣战组织刺杀。

阿卜杜勒·拉苏尔·赛义夫（Abdul Rasul Sayyaf）：阿富汗军事首领，曾在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接受神职人员培训。他是本·拉登在阿富汗的主要赞助者，也是沙特方面支持的军事指挥官。现为阿富汗政治领袖。

迈克尔·朔伊尔（Michael Scheuer）：中央情报局资深成员，1996年创建亚力克站之后一直领导着该站的工作，直至1999年被解职。退休之后以匿名写作，著有《透过敌人的眼睛》和《帝国的傲慢》等旨在揭露真相的作品。

沙菲克（Shafiq）：年仅十几岁的圣战者，在贾拉拉巴德之战中救了本·拉登一命。

阿里·苏凡（Ali Soufan）：黎巴嫩裔美国人，联邦调查局特工，美国海军“科尔”号舰爆炸案调查的主管特工。“9·11”之后他审讯了阿布·占达勒，并使其指认出劫机者的身份。现任纽约朱利亚尼合伙人咨询公司的安全顾问。

玛丽·琳恩·史蒂文斯（Mary Lynn Stevens）：约翰·奥尼尔的前女友，现为五角大楼联邦信用联盟基金会副总裁。该组织旨在帮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负伤的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士兵。

耶齐德·苏法特（Yazid Sufaat）：马来西亚商人，曾在阿富汗与扎瓦希里合作培育炭疽杆菌。2000年1月，美海军“科尔”号舰的炸弹袭击者与“9·11”劫机者在吉隆坡苏法特的公寓套间举行了会晤。他还为扎卡里亚斯·穆萨维写了推荐信。现关押在马来西亚。

迈达尼·塔伊布（Medani al-Tayeb）：基地组织前任会计。他娶了本·拉登的侄女；在阿富汗失去了一条腿；20世纪90年代初退出基地组织，回到吉达生活。

哈桑·图拉比（Hassan al-Turabi）：1989年苏丹伊斯兰革命中的意识形态领袖。自那时起他频繁进出监狱，现住在喀土穆的家中。

伊萨姆·埃尔丹·图拉比（Issam Eldin al-Turabi）：哈桑·图拉比之子，本·拉登在苏丹时的朋友。伊萨姆以经商为业，也是喀土穆著名的养马人。

乌姆·阿卜杜拉（Umm Abdullah）：奥萨玛·本·拉登的第一位妻子，1974年14岁时与本·拉登结婚。她来自叙利亚，是本·拉登母亲嫡表亲戚的女儿。她为本·拉登生了11个孩子。本名纳吉瓦·加尼姆。现居叙利亚。

乌姆·阿里（Umm Ali）：奥萨玛的妻子，来自麦加的吉拉尼家族，为他生了3个孩子。1996年她提出离婚，现居沙特阿拉伯。

乌姆·哈姆扎（Umm Hamza）：1982年嫁给奥萨玛，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她出身吉达的一个显赫家族，是儿童心理学的博士。据信她现在和奥萨玛在一起。

乌姆·哈立德（Umm Khaled）：出身麦地那的谢里夫家族，是阿拉伯语语法学的博士，在该市的教育学院任教。她和奥萨玛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据信她和奥萨玛在一起。

艾哈迈德·乌德医生（Dr. Ahmed el-Wed）：“塔克费尔”派的阿尔及利亚医生，在白沙瓦的科威特红新月医院工作，与扎瓦希里和法德勒医生共事。圣战结束后他回到阿尔及利亚，并成为伊斯兰武装集团的创始人之一。

玛丽·乔·怀特（Mary Jo White）：美国纽约南区前任检察官。

拉米兹·优素福（Ramzi Yousef）：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主谋。优素福是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侄子，1968年生于科威特；后来在威尔士学习电气工程。曾制定精密计划，企图刺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克林顿总统，并同时炸毁11架美国班机。1995年最终在巴基斯坦被捕，现关押在美国监狱，刑期为终身监禁外加240年。

艾曼·扎瓦希里医生（Dr. Ayman al-Zawahiri）：圣战组织首领，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领袖。1951年6月19日生于开罗，15岁时就建立了一个旨在推翻埃及政府的组织。1981年萨达特被刺后，他被关进监狱，并被判定犯有贩卖武器罪。3年后被释放。1985年他逃往沙特阿拉伯，第二年又来到白沙瓦，在当地与法德勒医生一起重建圣战组织。反抗苏联占领的圣战结束后，扎瓦希里将他领导的运动转移到苏丹，并从那里发起反抗埃及政府的活动，这使得他的组织几乎全军覆没。1996年迁居阿富汗，操纵了圣战组织和基地组织的合并。他写过几本书，其中著名的有《苦涩的收获》与“先知麾下的骑士”。现下落不明。

侯赛因·扎瓦希里（Hussein al-Zawahiri）：艾曼·扎瓦希里最小的弟弟，建筑师。被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转移到埃及。他在当地接受了审讯，最终于2000年8月获释。现居开罗。

穆罕默德·扎瓦希里（Mohammed al-Zawahiri）：艾曼的弟弟，后来成为圣战组织的副埃米尔。他学的是建筑，在阿尔巴尼亚设立了圣战组织的分支机构。据称2000年他在迪拜被埃及当局抓获，后来在狱中被处决。

穆罕默德·拉比耶·扎瓦希里医生（Dr. Mohammed Rabie al-Zawahiri）：艾曼·扎瓦希里的父亲，艾因沙姆斯大学的药学教授，1995年去世。

蒙塔赛尔·扎耶特（Montassir al-Zayyat）：开罗的一位伊斯兰律师，曾与扎瓦希里囚禁在一起。他后来为扎瓦希里写了一部传记，题为《通往基地组织之路：本·拉登得力干将的故事》。

参考文献

Abbas，Hamid. Story of the Great Expansion. Jeddah：Saudi Bin Ladin Group [sic]，1996.

Abdel-Malek，Anouar. Egypt：Military Society. Translated by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Random House，1968.

Abdelnasser，Walid Mahmoud. The Islamic Movement in Egypt：Perce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67-81. 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4.

Abdo，Geneive. No God but God：Egypt and the Triumph of Isla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Abdullah，Isam. “Al-Majellah Tuhawir Shahid Ayan Arabi ala Hisar Kandahar” [Al-Majellah Interviews an Arab Witness to the Siege of Kandahar]. Translated by May Ibrahim. Al-Majellah，December 3，2001.

Abir，Mordechai. Saudi Arabia：Government，Society，and the Gulf Crisis. New York：Routledge，1993.

Abou El Fadl，Khaled. “The Ugly Modern and the Modern Ugly：Reclaiming the Beautiful in Islam.” In Progressive Muslims：On Justice，Gender，and Pluralism，edited by Omid Safi. Oxford：Oneworld Publications，2003.

——et al. The Place of Tolerance in Islam. Boston：Beacon Press，2002.

AbuKhalil，As'ad. Bin Laden，Islam，and America's New “War on Terrorism.” New York：Seven Stories，2002.

Abu-Rabi，Ibrahim M.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Islamic Resurgence in the Modern Arab World.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

Aburish，Saïd K. The Rise，Corruption，and Coming Fall of the House of Saud. New York：St. Martin's，1996.

Ajami，Fouad. The Arab Predicament：Arab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 Since 196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The Dream Palace of the Arabs：A Generation's Odyssey.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8.

Algar，Hamid. Wahhabism：A Critical Essay. New York：Islamic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2002.

Amin，Mohamed. The Beauty of Makkah and Madinah. Nairobi：Camerapix Publishers International，1999.

“Amreeka Tantaqim wa bin Laden Yuhadid” [America Avenges and bin Laden Threatens]. Translated by Dina Ibrahim. Akhbar al-Hawadith，October 11，2001，no. 497.

Anas，Abdullah. Wiladat al-Afghan al-Arab：Seerat Abdulla Anas bayna masood wa Abdulla Azzam [The Birth of the Arab Afghans：The Memoirs of Abdullah Anas：Between Masood and Abdullah Azzam]，Beirut：Dar al-Saqee，2002.

Anonymous. Through Our Enemies' Eyes：Osama bin Laden，Radical Islam，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Washington，D.C.：Brassey's，2002.

“Aqdam al-Afghan al-Arab Yatahadath lilSharq al-Awsat ‘an Maseeratihi alatee Awsalat'hoo fee al-Nihayya ila al-Sijn fee al-Saudia” [The Oldest of Arab Afghans Speaks to al-Sharq al-Awsat About His Journey That Led Him in the End to a Saudi Arabian Prison]. Translated by Amjad M. Abu Nseir. Al-Sharq al-Awsat，November 25，2001.

Armstrong，Karen. Muhammad：A Biography of the Prophet. New York：Harper-Collins，1992.

al-Aroosi，Mahmoud Kamel. Muhakamat Sayyid Qutb. Translated by Nidal Daraiseh. Cairo：Matba’at al-Jamhooriya al-Hadeetha，1995.

Asaad，Khalid Khalil. Mukatil Min Mecca [A Warrior from Mecca]. Translated by Nidal Daraiseh. London：al-I'lam，2001.

Atwan，Abdel Bari. The Secret History of al-Qa'ida. London；Saqi，2006.

“Ayna Thahaba Qatalat al-Sadat？” [Where Have the Killers of Sadat Gone？]. Translated by Mandi Fahmy. Akhi r Sa'ah [The Last Hour]，October 24，2001，pp. 36-39.

Azzam，Abdullah. The Lofty Mountain. London：Azzam Publications，2003.

——.“Martyr Sayyid Qutb：A Giant of Islamic Thought.” www.azzam.com （now defunct）.

——.“The Solid Base” [Al-Qaeda]. Al-Jihad，April 1988，no. 41.

Badeeb，Saeed M. The Saudi-Egyptian Conflict Over North Yemen，1962-1970. Boulder，Col.：Westview，1986.

Baer，Robert. Sleeping with the Devil. New York：Crown Publishers，2003.

Bahmanyar，Mir. Afghanistan Cave Complexes，1979-2004. Oxford：Osprey Publishing Group，2004.

Baker，Raymond William. Islam Without Fear：Egypt and the New Islamist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Bamford，James. A Pretext for War：9/11，Iraq，and the Abuse of America's Intelligence Agencies. New York：Doubleday，2004.

Bearden，Milt，and James Risen. The Main Enemy：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IA's Final Showdown with the KGB.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

Bell，J. Bower. Murders on the Nile. San Francisco：Encounter Books，2003.

Belloc，Hilaire. The Great Heresies. Manassas，Va.：Trinity Communications，1987.

Benjamin，Daniel，and Steven Simon. The Age of Sacred Terror.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

Bergen，Peter L. Holy War：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Osama bin Laden. New York：Free Press，2001.

——.The Osama bin Laden I Know：An Oral History of al-Qaeda's Leader. New York：Free Press，2006.

Berman，Paul. Terror and Liberalism. New York：Norton，2003.

Bernstein，Richard. Out of the Blue：The Story of September 11，2001，from Jihad to Ground Zero. New York：Times Books，2002.

Bin Ladin，Carmen. Inside the Kingdom：My Life in Saudi Arabia. New York：Warner Books，2004.

Blum，Howard. The Eve of Destruction：The Untold Story of the Yom Kippur War. New York：HarperCollins，2003.

Borovik，Artyom. The Hidden War：A Russian Journalist's Account of the Soviet War in Afghanistan. New York：Grove Press，1990.

Brogan，Daniel. “Al-Qaeda's Greeley Roots.” 5280 （June/July 2003）；158-65.

Burke，Jason. Al-Qaeda：Casting a Shadow of Terror. London：I. B. Taurus，2003.

Burr，J. Millard，and Robert O. Collins. Revolutionary Sudan：Hasan al-Turabi and the Islamist State，1989-2000. Leiden：Brill，2003.

Burton，Richard F.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Pilgrimage to al-Madina and Meccah. Vols. 1 and 2. Edited by Isabel Burton. New York：Dover，1964.

Calvert，John. “‘The World Is an Undutiful Boy！’：Sayyid Qutb's American Experience.”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11，no. 1 （2000）.

Campbell，Kurt M.，and Michèle A. Flournoy. To Prevail：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Washington，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1.

Carré，Oliver. Mysticism and Politics：A Critical Reading of Fi Zilal al-Qur'an by Sayyid Qutb （1906-1966）.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Carol Artigues and revised by W. Shepard. Leiden：Brill，2003.

Champion，Daryl. The Paradoxical Kingdom：Saudi Arabia and the Momentum of Refor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

Clarke，Richard A. Against All Enemies：Inside America's War on Terror. New York：Free Press，2004.

Clinton，Bill. My Life. New York：Knopf，2004.

Coll，Steve. Ghost Wars：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Afghanistan，and bin Laden，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2001. New York：Penguin，2004.

Cooley，John K. Unholy Wars. London：Pluto Press，2000.

Corbin，Jane. Al-Qaeda：In Search of the Terror Network That Threatens the World. New York：Thunder's Mouth Press/Nation Books，2002.

Cordovez，Diego，and Selig S. Harrison. Out of Afghanistan：The Inside Story of the Soviet Withdrawal.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04. [no city}：U.S. Department of State，2005.

Crile，George. Charlie Wilson’s War：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Largest Covert Operation in History. 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2003.

Der Spiegel Reporters，Writers，and Editors. Inside 9-11；What Really Happened.Translated by Paul De Angelis and Elisabeth Koestner. New York：St. Martin's，2001.

Esposito，John. Unholy War：Terror in the Name of Isla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Euben，Roxanne L. Enemy in the Mirror：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 Rationalism.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Fandy，Mamoun.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London：Palgrave，2001.

Feininger，Andreas. New York in the Forties. New York：Dover，1978.

Fernea，Elizabeth Warnock，and Robert A. Fernea. The Arab World：Forty Years of Change. New York：Doubleday，1997.

Fink，Mitchell，and Lois Mathias. Never Forget：An Oral History of September 11，2001.New York：HarperCollins，2002.

Fouda，Yosri，and Nick Fielding. Masterminds of Terror：The Truth Behind the Most Devastating Terrorist Attack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New York：Arcade，2003.

Frady，Marshall. Billy Graham：A Parable of American Righteousness. Boston：Little，Brown，1979.

Freeh，Louis J.，with Howard Means. My FBI：Bringing Down the Mafia，Investigating Bill Clinton，and Fighting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St. Martin's，2005.

Friedman，Thomas L.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New York：Doubleday，1989.

Geffs，Mary L. Under Ten Flags：A History of Weld County，Colorado. Greeley：McVey Printery，1938.

Gold，Dore. Hatred's Kingdom. Washington，D.C.：Regnery Publishing，2003.

Goldschmidt，Arthur Jr.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odern Egypt. Cairo：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2000.

Graham，Bob，with Jeff Nussbaum. Intelligence Matters：The CIA，the FBI，Saudi Arabia，and the Failure of America's War on Terror. New York：Random House，2004.

Griffin，Michael. Reaping the Whirlwind：The Taliban Movement in Afghanistan. London：Pluto Press，2001.

Guenena，Nemat. “The 'Jihad'：An 'Islamic Alternative' in Egypt.” Master's thesis，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1985.

Gunaratna，Rohan. Inside al-Qaeda：Global Network of Terror. London：Hurst，2002.

Habeeb，Kamal Saeed. Al-Haraka al-Islamiyya min al-Muqwajaha ila al-Muraja'a [The Islamic Movement from Confrontation to Revision]. Translated by Mandi Fahmy. Cairo：Maktabat Madbooly，2002.

Halliday，Fred. Two Hours That Shook the World. London：Saqi，2002.

al-Hammadi，Khalid. “The Inside Story of al-Qa'ida，as Told by Abu-Jandal （Nasir al-Bahri），bin Ladin's Personal Guard.” Translated by FBIS. Al-Quds al-Arabi.

Hamza，Khaled. “Al-Doctor—al-Khaleefa al-Muntathar：Qisat Ayman al-Zawahiri min al-Tafawuq fee al-Tib li-Qiadat Tantheemat Irhabiyya” [The Doctor—the Awaited Khalif：Ayman al-Zawahiri's Story from Excelling in Medicine to Leading Terrorist Groups]. Translated by Mandi Fahmy. Akhir Sa‘ah [The Last Hour]，October 2001，no. 3495，pp. 8-9.

Hannonen，Sanna. “Egyptian Islamist Discourse：On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of Hasan al-Banna （1906-1949） and Sayyid Qutb （1906-1966）.”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Helsinki，1999.

Harmony Document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atabase，www.ctc.usma.edu/aq_harmonylist.asp

Heikal，Mohammed. Autumn of Fury：The Assassination of Sadat. New York：Random House，1983.

——.Iran：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Pantheon，1982.

Holden，David，and Richard Johns. The House of Sand：The Rise and Rule of the Most Powerful Dynasty in the Arab World. New York：Holt，Rinehart，and Winston，1981.

Hourani，Albert.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Huband，Mark. Warriors of the Prophet：The Struggle for Islam. Boulder：Westview，1998.

Ibrahim，Saad Eddin. Egypt Islam and Democracy：Critical Essays. Cairo：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1996.

Ismail，Faraj. “Fee Awal Hadeeth Lahoo Ba‘d al-Harb：Ayman Zawahiri Yatahadath LilMajalla ’an Ikhtifa bin Laden wa Qisat al-Khiana wa al-Huroob min Afghanistan！” [In His First Interview After the War：Ayman Zawahiri Speaks to al-Majalla on the Disappearance of bin Laden，the Story of Betrayal，and Fleeing from Afghanistan]. Translated by Mandi Fahmy. Al-Majalla，December 2001，no. 1140，pp. 12-13.

Ismail，Jamal Abdul Latif. “Bin Laden wa al-Jazeera wa ... Anaa” [Bin Laden，al-Jazeera and. .. Me]. Translated by Amjad M. Abu Nseir. London：Islamic Observation Centre，2001.

Jacquard，Roland. In the Name of Osama bin Laden：Global Terrorism and the bin Laden Brotherhood. Translated by George Holoch.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

Jerichow，Anders. The Saudi File：People，Power，Politics. New York：St. Martin's，1998.

Johnson，Paul. Modern Times.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3.

Joint Inquiry Into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ctivit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of September 11，2001：Report of the U.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and U.S. 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Washington，D.C.，December 2002.

Jordan，Javier. Profetas del miedo：Aproximación al terrorismo islamista. Pamplona：EUNSA，2004.

Kechichian，Joseph A. “Islamic Revivalism and Change in Saudi Arabia.” The Muslim World 80，no. 1 （January 1990）：1-16.

Kepel，Gilles. Jihad：The Trail of Political Islam. Translated by Anthony F. Roberts. 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Muslim Extremism in Egypt：The Prophet and Pharaoh.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al-Khaledi，Salah Abdel Fatah. Amrika min al-dakhil bi minzar Sayyid Qutb [America from the Inside from the Viewpoint of Sayyid Qutb]. 2d ed. Translated by Nidal Daraiseh. Jiddah：Dar al-Minara，1986.

——.Sayyid Qutb；al-adib，al-naqid，wa-al-da'iyah al-mujahid，wa-al-mufakkir al-mufassir al-rai'id [Sayyid Qutb：The Scholar，the Critic，the Preacher，the Warrior，the Explainer，the Pioneer]. Translated by Nidal Daraiseh. Damascus：Dar al-Qalam，2000.

——.Sayyid Qutb：al-shaheed al-hay [Sayyid Qutb：The Living Martyr]. Translated by Nidal Daraiseh. Amman：Maktabat al-Aqsa，1981.

——.Sayyid Qutb：min al-milad ila al-istishihad [Sayyid Qutb：From Birth to Martyrdom]. Translated by Nidal Daraiseh. Damascus：Dar al-Qalam，1991.

Kinsey，Alfred C.，et al.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Philadelphia：W. B. Saunders，1948.

Kohlmann，Evan F. Al-Qaida’s Jihad in Europe：The Afghan-Bosnian Network. Oxford：Berg，2004.

Lacey，Robert. The Kingdom：Saudi Arabia and the House of Sa'ud.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1.

Lamb，Christina. The Sewing Circles of Heart：My Afghan Years. London：Flamingo，2003.

Larson，Robert W. Shaping Educational Change：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 at Greeley. Boulder：Colorad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89.

Lawrence，T. 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New York：Doubleday，1926.

Lewis，Bernard. The Crisis of Islam：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New York：Modern Library，2003.

Lippman，Thomas W. Inside the Mirage：America's Fragile Partnership with Saudi Arabia. Boulder，Col.：Westview，2004.

Long，David E.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97.

“Looking for Answers.” Frontline，www.pbs.org/frontline.

Mackey，Sandra. The Saudis：Inside the Desert Kingdom. New York：Norton，2002.

Mackintosh-Smith，Tim. Yemen：The Unknown Arabia. Woodstock：Overlook Press，2000.

Manchester，William.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Boston：Little，Brown，1974.

Mansfield，Peter. The Arabs. London：Penguin Books，1992.

de Marenches，[Alexandre]，interviewed by Christine Ockrent. The Evil Empire：The Third World War Now. Translated by Simon Lee and Jonathan Marks. London：Sidgwick and Jackson，1988.

Matar，'Ala. “Matha Ba‘d al-Mawaqif al-Jadeeda Liqada al-Gama'a al-Islamiyya？” [What After the New Positions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Islamic Group？]. Translated by Mandi Fahmy. Akhir Sa‘ah，February 2002，no. 3512，pp. 30-31.

McCullough，David. Truman.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2.

Mayer，Jane. “The House of bin Laden.” New Yorker，November 12，2001.

Miller，John，and Michael Stone，with Chris Mitchell. The Cell：Inside the 9/11 Plot，and Why the FBI and CIA Failed to Stop It. New York：Hyperion，2002.

“Min Ayman ila Walidataho” [From Ayman to His Mother]. Translated by Mandi Fahmy. Al-Wasat，February 21，1994.

Mitchell Richard P.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Mohammed，Basil. Al-Ansar al-Arab fi Afganistan. [Pages from the Registry of Arab Cohorts in Afghanistan]. No translator given. Jeddah：House of Learning，1991.

Moore，Robin. The Hunt for bin Laden：Task Force Dagger.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

Morris，Benny. The Road to Jerusalem：Glubb Pasha，Palestine，and the Jews. London：I.B. Taurus，2002.

Moussalli，Ahmad S. Radical Islamic Fundamentalism：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of Sayyid Qutb. Beirut：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1992.

Mubarak，Hisham. Al-Irhabiyoon Qadimoon！ Dirasa Muqarana Bayna Mawqif al-khwan al-Muslimoon wa Gama'at al-Gihad min Qadiat al-Unf 1938-1994[The Terrorists Are Coming：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Positions of the Muslim Brothers and the Jihad Groups on Violence 1938-1994]. Translated by Mandi Fahmy. Cairo，1995.

Munthe，Turi. The Saddam. Hussein Reader. New York：Thunder's Mouth Press，2002.

Murphy，Dean E. September 11：An Oral History. New York：Doubleday；2002.

Naftali，Timothy. Blind Spot：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n Counterterrorism. New York：Basic Books，2005.

Naguib，Sameh Khairy.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Jihad Movement.” Master's thesis，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1994.

Najm，Salah，and Jamal Ismail. “Osama bin Laden：Tadmeer al-Qaeda” [Osama bin Laden：The Destruction of the Base]. Translated by Dina Ibrahim. Al-Jazeera，June 10，1999.

Nasr，Seyyed Hossein. Islam：Religion，History，and Civilization. San Francisco：HarperSanFrancisco，2003.

Nasser，Khaled. “Zawjat bin Laden Tatahadath LilMajalla：Qisataho ma’ Taliban wa Marath al-Kila wa Um Awad” [Bin Laden's Wife Speaks to Al-Majalla：Bin Laden's Story With the Taliban，Kidney Disease，and Um Awad]. Translated by Dina Ibrahim. Al-Majalla，March 2002，no. 1152，pp. 16-19.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New York：Norton，2004.

Nielsen，Jorgen. Muslims in Western Europe.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2.

Nojumi，Neamatollah. The Rise of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Mass Mobilization，Civil War，and the Future of the Region. New York：Palgrave，2002.

Nutting，Antony. Nasser. New York：Dutton，1972.

Obaid，Nawaf E. The Oil Kingdom at 100：Petroleum Policymaking in Saudi Arabia.Washington，D.C.：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2000.

Oshinsky，David M. A Conspiracy So Immense：The World of Joe McCarthy. New York：Macmillan，1983.

Pesce，Angelo. Jiddah：Portrait of an Arabian City. Napoli：Falcon Press，1977.

——.Taif：The Summer Capital of Saudi Arabia. Jeddah：Immel Publishing，1984.

Peterson，J. E. Saudi Arabia and the Illusion of Security. New York：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etterson，Donald. Inside Sudan：Political Islam，Conflict，and Catastrophe. Boulder，Col.：Westview，1999.

Posner，Gerald. Why America Slept：The Failure to Prevent 9/11.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

Qutb/ Sayyid. A Child from the Village. Translated，edited，and introduced by John Calvert and William E. Shephard. 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4.

——.“Al-dhamir al-amrikani wa qadiat filistin.” Translated by Reham al-Sherif.Al-Resala 2 （October 21，1946）：16-19.

——.“Amrika allati ra'ayt：fi mizan al-insaniyya.” Translated by Reham al-Sherif. Al-Resala 957 （November 1951 [a]）：1245-46.

——.“Amrika allati ra’ayt：fi mizan al-insaniyya.” Translated by Reham al-Sherif. Al-Resala 959 （November 1951 [b]）：1301-6.

——.“Amrika allati ra'ayt：fi mizan al-insaniyya.” Translated by Reham al-Sherif. Al-Resala 961 （November 1951 [c]）：1357-60.

——.“Hamaim fi New York.” Translated by Dina Ibrahim. Majallat al-kitab 8（December 1949）：666-69.

——.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 Translated by Adil Salahi. Vol. 6. Leicester：Islamic Foundation，2002.

——.Limadah ‘azdamunee [Why Do They Execute Me？]. Translated by Amjad M.Abu Nseir. www.hanein.net/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162.

——.Milestones. Indianapolis，Ind.：American Trust Publications，1990.

Raafat，Samir W. Maadi 1904—1962：Society and History in a Cairo Suburb. Cairo：Palm Press，1994.

Raphaeli，Nimrod. “Ayman Muhammed Rab‘i al-Zawahiri：Inquiry and Analy-sis.”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MEMRI.org，November 26，2001.

Randal，Jonathan. Osama：The Making of a Terrorist. New York：Knopf，2004.

al-Rasheed，Madawi. A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Rashid，Ahmed. Taliban：The Story of the Afghan Warlords. London：Pan Books，2000.

——.Jihad：The Rise of Militant Isla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

Raymond，André. Cairo.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Reed，Betsy，ed. Nothing Sacred：Women Respond to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and Terror. New York：Thunder's Mouth Press / Nation Books，2002.

Reeve，Simon. The New Jackals：Ramzi Yousef，Osama bin Laden，and the Future of Terrorism.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9.

Rodenbeck，Max. Cairo：The City Victorious. New York：Knopf，1999.

Roy，Olivier. Afghanistan：From Holy War to Civil War. Princeton，N.J.：Darwin Press，1995.

Rubin，Barry.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Egyptian Politics.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2.

——，ed. Revolutionaries and Reformers：Contemporary Islamist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

Rubin，Barry，and Judith Colp Rubin. Anti-American Terrorism and the Middle East：A Documentary Read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Sachar，Howard M. A History of Israel：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Knopf，1996.

Sageman，Marc. Understanding Terror Networks.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4.

Salaah，Muhammad. “Al-Ahkam Fee Qadiat Sidqee Tasdur Ghadan al-Khamees” [The Verdict in Salah's Case Will Be Announced Tomorrow，Thursday]. Translated by May Ibrahim. Al-Hayat，March 15，1994.

——.Waqai' Sanawat al-Jihad：Rihlat al-Afghan al-Arab [Years of Jihad：The Journey of the Arab-Afghans]. Translated by Mandi Fahmy. Cairo：Khuloud Publishing，2001.

Schwartz，Stephen. The Two Faces of Islam：The House of Sa'ud from Tradition to Terror.New York：Doubleday，2002.

Shadid，Anthony. Legacy of the Prophet：Despots，Democrats，and the New Politics of Islam. Boulder，Col.：Westview，2002.

al-Shathilee，Farouk. “Juthoor al-Irhab” [The Roots of Terrorism]. Translated by May Ibrahim. Akhbar al-Hawadath，October 22，1998，no. 342，pp. 34-35.

Shepard，William E. Sayyid Qutb and Islamic Activism：A Translation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Social Justice in Islam. Leiden：Brill，1996.

Simons，Geoff. Saudi Arabia：The Shape of a Client Feudalism. New York：St. Martin's，1998.

Sivan，Emmanuel. Radical Islam：Medieval Technology and Modern Politics.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Smith，Dennis. Report from Ground Zero. New York：Viking，2002.

Smucker，Philip. Al-Qaeda's Great Escape：The Military and the Media on Terror's Trail.Washington，D.C.：Brassey's，2004.

Taheri，Amir. Holy Terror. London：Adler and Adler，1987.

Tanner，Stephen. Afghanistan：A Military History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Fall of the Taliban. New York：Da Capo Press，2002.

Al-Tareeq ila 11 september [The Road to September 11]. A two-series documentary from the program Siree Lilghaya [Top Secret]. Translated by Dina Ibrahim. Al-Jazeera Satellite Channel，September 11，2002.

Teitelbaum，Joshua. Holier Than Thou：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Washington，D.C.：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2000.

Theroux，Paul. The Pillars of Hercules：A Grand Tour of the Mediterranean. New York：Putnam，1995.

Theroux，Peter. Sandstorms：Days and Nights in Arabia. New York：Norton，1990.

Thomas E. Burnett，Sr. v. al-Baraka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et al.，Final Third Amended Complaint. Case Number 1：02CV01616 （JR）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November 22，2002.

The Two Holy Mosques. Riyadh：National Offset Printing Press，1994.

Unger，Craig. House of Bush，House of Saud. New York：Scribner，200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Regional Bureau for Arab States.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2002.

Wathaaiq Hizb al-Sharee'a [Al-Sharee’a Party's Documents]. Translated by Dina Ibrahim. Cairo：Markaz Yafa Lildirasat wa al-Abhath，2000.

Weaver，Mary Anne. A Portrait of Egypt：A Journey Through the World of Militant Islam. New York：Farrar，Straus，and Giroux，1999.

Weiss，Murray. The Man Who Warned America：The Life and Death of John O'Neill，the FBI's Embattled Counterterror Warrior. New York：Regan Books，2003.

White，E. B. Here Is New York. New York：Little Bookroom，1999.

Wiktorowicz，Quintan. “The New Global Threat：Transnational Salafis and Jihad.” Middle East Policy 8，no. 4 （December 2001）.

——，and John Kaltner. “Killing in the Name of Islam：Al-Qaeda's Justification for September 11.”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 Journal 10，no. 2 （Summer 2003）.

Woodward，Bob. The Commanders. New York：Touchstone，1991.

Wright，Lawrence. “The Counterterrorist.” New Yorker，January 14，2002.

——.“Kingdom of Silence.” New Yorker，January 5，2004.

——.“The Man Behind bin Laden.”New Yorker，September 16，2002.

Yamani，Hani A. Z. To Be a Saudi. London：Janus，1997.

Yousaf，Mohammad，and Mark Adkin，The Bear Trap：Afghanistan's Untold Story.London：Leo Cooper 1992.

Zaidan，Muwafak Ahmad. Bin Laden Bila Qina' [Bin Laden Unmasked]. Translated by Nidal Daraiseh. Beirut：Al-Sharika al-Alamiyya Lilkitab，2003.

——.“Al-Natiq Alrasmee bi Ism Tala'I al-fath Ya'tarif BiMuhawalat Ightiyyal Ghali [The Official Spokesman for Fath Admits the Group Attempted to Assassinate Ghali]. Translated by Dina Ibrahim. Al-Hayat，May 15，1994，no. 1135，p. 6.

Zaki，Muhammad Zaki. “Al-Zawahiri Kana Zameelee Fee al-Madrasa” [Al-Zawahiri Was My Classmate in School]. Translated by Mandi Fahmy. Akhir So‘ah，October 2001，no. 3495，pp. 10-12.

Zarie，Mohammed. In Defense of Prisoners' Rights：HRCAP Reports from 1997 to 2000.Cairo：Human Rights Center for the Assistance of Prisoners，1997.

al-Zawahiri，Ayman. Fursan Taht Rayah al-Nabi [Knights Under the Prophet's Banner]. Translated by Amjad M. Abu Nseir. Casablanca：Dar-al-Najaah al-Jadeedah，2001.

——.Al-Hasad al-Murr：al-Ikhwan al-Mustimonn Fee Sitoon [Bitter Harvest：The Muslim Brothers in Sixty Years]. Translated by Mandi Fahmy. Dar al-Bayariq. No city，no date.

——.“Knights Under the Prophet's Banner.” Translated by FBTS. Al-Sharq al-Awsat，December 2-12，2001.

“Al-Zawahiri Yarud 'Ala Bush Bibayan Khasa bihee Filisteen” [Al-Zawahiri Responds to Bush in a Statement Specific on Palestine]. Translated by Amjad M. Abu Nseir. Al-Jazeera Satellite Channel，www.aljazeera.net/news/asia/ 2001/11/11-10-3.htm.

al-Zayyat，Montassir. Al-Jamaat al-Islamiyya：Nathra Dakhiliyah [Islamic Groups：An Internal View]. Translated by Amjad M. Abu Nseir. Al-Hayat，January 10-14，

2005.

——.Ayman al-Zawahiri Kama ’Araftahoo [Ayman al-Zawahiri as I Knew Him].Translated by Amjad M. Abu Nseir. Cairo：Dar Misr al-Mahroosa，2002.

——.The Road to al-Qaeda：The Story of bin Ladens Right-Hand Man. London：Pluto Press，2004.

作者采访

Nicholas Abbott R. Scott Appleby

Abdelaziz Osman Abdelaziz Gustavo de Aristegui

Tourabi Abdellah Grant Ashley

Genieve Abdo Saad Asswailim

Khaled S. Abu Rashid Ghazi Salah Eddin Atabani

Hafez Abu Saada Abdel Bari Atwan

Victor Abu Said Gerald L. Auerbach

Asma Afsaruddin Juan Avilés

Iftikhar Ahmad Mohammed Saleem al-Awa

Ali al-Ahmed Mohsin al-Awaji

Reem Akkad Mohammed al-Awwam

Abu Ala-Mady Hussein al-Aydi

Alaweed bin Talal Javed Aziz

Mohammed Alawwan Sahar Aziz

Hamid Algar Talal bin Abdul Aziz

Mirza Ali Mahfouz Azzam

Mohammed Jasim el-Ali Maha Azzam

Bassim A. Alim Omar Mahfouz Azzam

Mohammed Alim Nadia ba-Ashen

Tariq Ali Alireza Yahia Hussein Babiker

Fouad Allam Ahmed M. Badeeb

Jeff Allen Saeed Badeeb

Graham Allison Robert Baer

Rogelio Alonzo Omar Bagour

Abdel Monem Said Aly Faisel Bajaber

Faiza Salah Ambah Ramesh Balon

Michael Ameen Jr. Gamal al-Banna

Abdullah Anas Shmuel Bar

Frank Anderson Tom Barfield

Lars Erslev Anderson Michael Barrett

Sami Angawi Hasan Basweid

John M. Anticev Khaled Batarfi

Michael Anticev Faisal Batewil

Mohammed Loay Baizid Frank Cilluffo

Milt Bearden Richard A，Clarke

Waquih Bector Jack Cloonan

Mohammed bin Nasser Belfas Ray Close

Harlen L. Bell Charles Cogan

Daniel Benjamin Daniel J. Coleman

Robert Bentley Denis Collins

Peter L. Bergen Elizabeth O. Colton

Sandy Berger John Cooley

James Bemazzani，Jr. Thomas F. Corrigan

Khaled al-Berri Dina Corsi

Abdullah M. Binladen Juan Cotino

Saleh M. Binladen Roger Cressey

Mohammed A. bin Mahfooz Dominik Cziesche

Sultan bin Salman Pasquale D'Amuro

Alaweed bin Talal Saeb Dajani

Ghazi Faisal Binzagr Thomas G. Donlon

Jochen Bittner Essam Deraz

Robert Blitzer Aida Self el-Dawla

Philip Bobbitt Sarah al-Deeb

Waguih Boctor Agustínn Diaz

Barbara Bodine Anna DiBattista

Steven A. Bongardt Tom Dillon

Arnaud de Borchgrave Teodoro Gómez Domínguez

Theron Bouman Kevin Donovan

H. Braxton Joseph Doorley

Jean-Charles Brisard Mary Deborah Doran

Peter T. R. Brooks Eleanor Doumato

Rachel Bronson Joshua L. Dratel

Jean-Louis Bruguiere Abdel Aziz al-Dukheil

Ihsan Ali bu-Hulaiga Carson Dunbar

Paul Busick Charles Dunbar

Malik A. Ruiz Callejas Joseph Dunne

Robert Callus Elizabeth Durkee

John Calvert Jack Eckenroad

Greg Campbell Mohamed Salah Eddin

Antonio Cañizares R. P. Eddy

Vincent Cannistraro Mohamed al-Edrisi

Joseph Cantemessa Paul Eedle

Yigal Carmon Abdel Wahab el-Effendi

Timothy Carney Michael E. Eisner

Jacobo Teijelo Casanova Steven Emerson

Sharon Chadha Javier Jordán Enamorado

David Chambers Elfatih Erwa

Robert Chambers Emilio Lamo de Espinosa

Gary Chapman Essam el-Eryan

Françoise Chipaux John Esposito

Khaled Abou el-Fadl Hamid Gul

Abdulaziz H. Fahad Rohan Gunaratna

Mandi Fahmy Lou Gunn

Amr Mohamed al-Faisal Allan P. Haber

Reem al-Faisal Kamal al-Sayyid Habib

Saud al-Faisal Herb Haddad

Turki al-Faisal Deborah Hadwell

Mahmoun Fandy Sayeed Abdul Hafez

Saad al-Faqih Mohammed M. Hafez

Juan Avilés Farré Ali el-Haj

Jamil Farsi Lisa Gordon Haggerty

Najla Fathi Abdul Rahman Haggog

Haizam Amir ah Fernández Berhan Hailu

Elizabeth Fernea Yousef A. al-Hamdan

Robert Fernea Khaled al-Hammadi

Al Finch Andrew Hammond

Walid A. Fitaihi Hussein Haqqani

Patrick Fitzgerald Hasan al-Harithi

Peggy A. Ford Mamdouh al-Harithi

Yosri Fouda Mohamed Haroun

Wyche Fowler Elias Harfouche

Charles E. Frahm Peter Harrigan

Stephen Franklin Tom Hartwell

Louis J. Freeh Saad Hasaballah

Alan Fry Khalid Hasan

Graham Fuller Janullah Hashimzada

Abdel Moneim Abdel Futuh Badreldin Hassan

Neal Gallagher Hamza al-Hassan

Mary E. Galligan Sulaiman al-Hatlan

Kathy Gannon Suliman Hathout

Antonio Maldonado García Hasan Hatrash

Benigno Pendás García Jerome Hauer

Enrique García Thomas Hegghammer

Mike Garcia Kamal Helbawy

Paul Garmirian Clement Henry

Diego López Garrido Neil Herman

Baltazar Garzón Ibrahim Hilal

Stephen J. Gaudin Michael Hingson

F. Gregory Gause III Frank Hodgkins

Fawaz Gerges Bruce Hoffman

Hussein Abdel Ghani Tariq al-Homayed

Kevin P. Giblin Ibrahim Hooper

Hao Gilbertson Fahmi Howeidi

Heather Gregg Steven Hughes

Klaus Grünewald Mohammed I. al-Hulwah

Stanley Guess Malik Hussein

Hosnya Guindy Len Hutton

Hussein Ibish Judith Kipper

Abdel Wahab Ibrahim Kirk Kjeldsen

Dina Ibrahim Bernard Kleinman

Saad Eddin Ibrahim Bassma Kodmani

Bob Inman Evan Kohlmann

Ibrahim Insari Michael Kortan

Jose María Irujo May Kutbi

Christopher Isham Ben Kuth

Farraj Ismail Robert Lacey

Jamal Ismail Stéphane Lacroix

Mamdouh Ismail Donna Lee Lakin

Mahnaz Ispahani Frank Lakin

Edward Jajko Salah Lamei

Ali A. Jalali Ted Landreth

Kevin James Thomas F. Lang

Valerie James Mohamed abd al-Latif

Edward Jeep Fernando Lázaro

Josef Joffe Rodney Leibowitz

Chris Johnson Eric Lewis

Keith Johnson Richard Lind

Rocio Millán Johnson James Lindley

Robert Jordan John Lipka

Adi al-Jubair John J. Liguori

Nail al-Jubair David Long

James K. Kallstrom Bernabe López García

Salah Abd al-Kareem Douglas MacEachin

Hisham Kassem Petros Machas

Mahmoud Kassem Dittmar Machele

Theodore Kattouf Khaled al-Maeena

Rita Katz Naguib Mahfouz

Elaine Kaufman Wissal al-Mahdi

Joseph Kechichian Saddiq al-Mahdi

David Kelley Abdulaziz I. al-Mana

Gilles Kepel Abd al-Haleem Mandour

Abdul Rahman Khadr Jay C. Manning

Zaynab Ahmed Khadr Manuela Marín

Jamal Khalifa Saad M. Mariq

Ashraf Khalil Jonathan Marshall

Imran Khan Bobby Martin

Ismail Khan Georg Mascolo

Javed Aziz Khan Rihab M. Massoud

Jamal Ahmad Khashoggi Barry Mawn

Khalid Khawaja Kenneth J. Maxwell

Mohammed al-Khereiji Ernest May

Ramzi Khouri Andrew McCarthy

Kathryn Kilgore Pete McCloskey Jr.

Daniel Kimmage Ken McConnellogue

Janet McElligot M. Arif Noorzai

Robert McFadden Essam Noweira

John McKillop Ayman Nur

Jaime McLendon Christine O'Neill

Frances Meade J. P. O'Neill

Richard A Meade Hugh O'Rourke

Dominic Medley Nawaf Obaid

Amin el-Mehdi Mohammed S. al-Odadi

Roel Meijer Hassabulla Omer

Moneir Mahmoud Aly el-Messery Fathi Osman

Cordula Meyer George Pagoulatis

John J. Miller Emiliano Burdiel Pascual

Marty Miller Reuven Paz

John Mintz Ami Pedahzur

Hamid Mir Gareth Peirce

Mustafa al-Mirabet Francis J. Pellegrino

Hafez al-Mirazi Benigno Pendás

Assaf Moghadem Ramon Pérez-Maura

Mohammed el-Affi Mohammed Thomas J. Pickard

Rustam Shah Mohmand William Ryan Plunkett

Abdul Mohsin Mosallam Javier Pogalan

Rashid al-Mubarek Josh Pollack

Ursulla Mueller Florentino Portero

Manfred Murck Joachim Preuss

Kim Murphy Jim Quilty

Richard Murphy Mohammed Qutb

Virginia Murr Khaled Rabah

Ali al-Musa Samir Rafaat

Izzud-din Omar Musa Nimrod Rafaeli

Khaled Musa Abdullah Omar Abdul Rahman

Mustapha el-M'Rabet Ahmed Abdul Rahman

Ibrahim Nafie Bahran Rahman

Timothy Naftali Osama Rajkhan

Hani Nagshabandi David C. Rapoport

Adil Najam Madawi al-Rasheed

Louis A. Napoli Abdel Rahman al-Rashid

Octavia E. Nasr Mohamed Rashid

Dona Abdel Nasser Diaa Rashwan

Sami Saleh Nawar Ross Reiss

Hisham Nazer Jim Rhody

Sanna Negus Hamid bin Ahmed al-Rifai

Soraya Sarhaddi Nelson Lawrence K. Robinson

Salameh Nematt Jorge Rodríguez

Petter Nesser Michael A. Rolince

Tim Niblock Ken Rosenthal

Monsour al-Njadan James J. Rossini

Yusuf Mohammed Noorwali Mark T. Rossini

Jim Roth Hani al-Siba’iy

Olivier Roy Steven Simon

Michael Rubin Yassir el-Sirri

William Rugh Marvin Smilon

Usama Rushdi Philip Smucker

Jeanne Ryan Ibrahim al-Sonousi

Hafez Abu Saada Ali H. Soufan

Mahmoud Sab it Jesper Stein

Abdul Rahman al-Saeed Guido Steinberg

Marc Sageman Jessica Stern

Muhammed Salaah Mary Lynn Stevens

Salama Ahmed Salama Raymond Stock

Ali Salem Dominic Streatfeild

Ysura Salim Abdullah Subhi

Mohammed Salmawy Ghassan al-Sulaiman

Maha Elsamneh Gamal Sultan

Bob Sama Joseph Szlavik Jr.

Mujahid M. al-Sawwaf Michael Taarnby

Mohammed Sayed Tayib Nahed M. Taher

Michael Scheuer Azzam Tamimi

Lewis Schiliro Lorraine di Taranto

Abdallah Schleifer Mohamed Saeed Tayeb

Yoram Schweitzer Jacobo Teijello

Deborah Scroggins Joshua Teitelbaum

Abdul Aziz al-Sebail Peter Theroux

Mohammed el-Shafey Omar Toor

Restum Shah Aldo J. Tos

Rafiq Shaheed Owais Towhid

Emad Eldeen Shahin Greg Treverton

Mohammed Ali Al al-Shaikh Robert Tucker

Said al-Shaikh Matthew Tueller

Ron Shapiro Hassan al-Turabi

Mohammed A. al-Sharif Issam Eldin al-Turabi

Michael Sheehan Thomas Twetten

Abdullah al-Shehri Abu Ubeida

Virginia Sherry Joe Valiquette

Aziz Shihab Reuben Vélez

Myrna Shinbaum Lorenzo Vidino

David Shinn Bob Walsh

Ekram Shinwari Janet Waters

Allen Shivers Eric Watkins

Hussein Shobokshi Dale Watson

Mohammed Shoukany William F. Wechsler

Mahmoud Shukri Gabriel Weimann

Asma Siddiki Benjamin Weiser

Mazhar Siddiqi Michael Welsh

Sabahat Siddiqi Jeff Wharton

John V. Whitbeck Yehia J. Yehia

Mary Jo White Khaled Yusuf

Wayne White Rahimullah Yusufzai

Robert Whithead Mark Zaid

Larry Whittington Ali Zaki

Quintan Wiktorowicz Ezzat Zaki

Gina Abercrombie-Winstanley Zaki Mohammed Zaki

Kelly Wojda Heba al-Zawahiri

Wesley Wong Montasser al-Zayat

Hani Yamani Ahmad Muaffaq Zaidan

Mai Yamani Mohammed Zohair

Hassan Yassin Abdou Zuma

致谢以及消息来源的说明

谎言和欺骗，对于一名试图组织起真实故事的记者来说始终是个问题，况且本书的这个选题主要还得依靠对圣战者和情报人员的采访。读者自然会认为，过分信赖这些消息来源是很危险的。更麻烦的是，关于基地组织和其中人物的早期研究往往都敷衍了事，而且会把人引入歧途。在记述扎瓦希里和本·拉登生平事件方面至关重要的阿拉伯新闻界，则处于该地区各独裁政府的约束之下。对证人的宣誓证词也不能太过信赖，因为他们自己原本就是窃贼、骗子或双重间谍。那么，在众多相互矛盾、难以取信的描述之中，作者究竟该如何选择？

幸运的是，“9·11”事件以来的5年间有诸多有用的文件浮出水面，它们为那些寻找坚实立足点的记者提供了参照。这其中特别有用的文件包括：“奥萨玛的历史”（Tareek Osama），内含一批备忘录、信件和笔记，取自在波斯尼亚缴获的基地组织电脑，并在美国诉埃萨姆·阿尔努一案中被列为证据；《华尔街日报》记者阿兰·卡利森偶然得到的一批珍贵的电子邮件和其他通信，他在喀布尔买的一台电脑原来是被人从基地组织抢来的；还有基地组织重要的正式文件（包括其章程与细则），大部分由美国国防部在阿富汗战争之后搜集而来，它们组成了人们所说的“和睦文件”（Harmony Documents）。上述文件提供了一个由可靠信息构成的基础，在检验其他消息来源是否可信时很有用处。

然而，就连这些珍贵的资料也可能让人误入歧途。例如，“奥萨玛的历史”文件中含有1988年8月11日重要会议（“基地组织”一词在会上首次出现）的手写笔记，它向我们揭示的似乎是该组织创建的那一刻。在我讲述的故事之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场景。但是，提交法庭的英语译文往往却让人摸不着头脑。起初的英译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我们起初为之而来的想法根源而思考。这一切都是为了从零以下开始一个新成果”。这段话译得好一点则是：“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来到此地时的最初想法上。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头开始一项新计划。”根据文件，写下这些笔记的人是本·拉登的朋友阿布·里达·苏里（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但我在喀土穆采访苏里时，他却说自己1988年根本就不在阿富汗，也不在巴基斯坦。我不知道他这一断言是否属实，但文件上的确有他的名字。曾参加那次会议的瓦埃勒·朱莱丹拒绝和我当面谈话，但同意通过中间人回答我的问题。他提供了惊人的信息：会议原来是阿卜杜拉·阿扎姆召集的；他还给了我与会者的名字，而且说会议末尾就组建基地组织一事进行了投票。这些情况在法庭文件中都没有记载。曾任基地组织会计的迈达尼·塔伊布通过中间人告诉我，该组织在8月11日会议之前就已经建立——他当年5月就加入了基地组织——因此投票似乎只是让一个已经暗中存在的组织变得名正言顺而已。我相信各位读者会逐渐认识到，基地组织活动在一个晦暗不明的世界之中，而有时我为了获取信息所采取的方法也并不完美。

同样，有一些事情我虽然认为属实但却无法证明，因此在记述时就不得不作出一些牺牲。这其中有一个最令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例子：2003年10月17日图尔基王子向美联社透露，他主管沙特情报部门时曾在1999年末或2000年初亲自向中央情报局提供纳瓦夫·哈兹米和哈立德·米达尔两人的名字，他们是后来“9·11”事件中的劫机者。“我们告诉美方，这两个人由于基地组织以前的行动已被列入我们的监控名单。他们参与了使馆爆炸案，还曾在1997年企图将武器偷运入沙特王国，”图尔基当时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约在劫机者与美海军“科尔”号炸弹袭击者在马来西亚会面的时候，中情局对这两个人突然产生了兴趣。中情局极为愤怒地驳斥了图尔基的说法，而时任沙特驻美大使的班达尔·本·苏丹王子则对表亲图尔基的声明予以澄清，称沙特阿拉伯没有向美国情报部门转送关于劫机者的“任何文件”。当时图尔基仍坚持自己的声明，称他确实转达了这一情况，至少是曾经口头告知。图尔基的这个说法我从沙特政府安全顾问纳瓦夫·奥贝德处得到了证实，他告诉我未来劫机者的姓名被交给了中央情报局利雅得情报站的主管。但到了现在，继班达尔在华盛顿担任驻美大使的图尔基却说，他检查笔记之后发现自己搞错了；他本人从未向美国人转达有关任何劫机者的情况。由于图尔基的断然否定，我只得从文中删去他先前的说法。之所以在此提起这段故事，是为了解答那些知晓此事的读者可能油然而生的疑问，也是为了说明相互对立的政治与外交势力有时会让真相（无论是何种真相）变得遥不可及，令人沮丧不已。

本书所作的报道要求我不断地对数百个消息来源进行相互验证，而在这反反复复的调查过程之中，才能找到最为接近的真相——最可靠的事实。可以说这是一种平行报道，因为它会考虑到尽可能多的观点，只要当事人愿意开口。采访的名单虽长，但它无疑并不完整。美国情报界（尤其是中央情报局）有一些重要人物婉言拒绝和我见面；此外，基地组织内部的许多最佳消息来源仍然被美国当局扣押，这其中不仅有秘密关押的，也有一些人就囚禁在美国的监狱里。尽管我向典狱长和主审法官多次请求，这些囚犯仍然不得与新闻界进行任何接触。除非允许他们开口，否则基地组织的完整故事将无人知晓。

报道中的另一根轴线——垂直轴线——则主要是关于理解的，而不是简单的事实。对于本书中的一些人，我曾做过几十次深入采访。无一例外，最有收获的谈话都是在记者与消息来源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信任之后。这种关系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信任与友谊往往相伴而来。消息是极具诱惑力的，记者则想要知道消息；而他知道得越多，对消息来源也就越感兴趣。在人类的天性中，“被人理解”这种渴望的强大力量罕有其匹；如果没有它，新闻业就不会存在。然而，因分享秘密和吐露深切情感而生的亲近之意，会让人相应地产生一种友好的保护欲，而记者并不是总能提供这种保护。在采访时我会把录音机放在显眼的地方，并大量做笔记，以此来提醒自己和采访对象房间里还有第三个人——最终的读者。

为尽可能少用匿名的消息来源，我费了不少工夫。作为一个读者，我常会怀疑来源不明的消息是否可靠，因此我把尽可能多的消息提供者拉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有些消息来源在采访一开头会习惯性地说此事不供发表，但后来我征询意见时，他们可能会允许我引用某几句话或发表某些情况。文中还有一些事件并未与特定人物或文件联系起来，但这些事件所代表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真实性。

本书之成，要大力感谢数百人的慷慨帮助。虽说这番盛情我永远无以为报，我还是希望他们能感觉到，我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

赛义德·库特卜在科罗拉多州格里利也许过得颇为苦恼，但他并没有我这样的幸运，能遇到格里利市博物馆负责协调档案与研究工作的佩姬·A·福特，以及北科罗拉多大学詹姆斯·A·米切纳图书馆档案室的主任珍妮特·沃特斯。她们对我热情接待，让我阅读了馆内很有用处的文献。北科罗拉多大学主管学校发展的副校长肯·麦康洛伊慷慨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背景情况；历史学教授迈克尔·韦尔什则带我参观了校园与城镇，他这位导游见解深刻而又妙趣横生，让我不禁羡慕起他的学生来。

置身于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文化之中，外国的记者需要依靠“协调人”的指引。他们会帮你安排会面、为你翻译，常常还会告诉你一个异乡人自己根本无法领会的背景。我在开罗的时候，有令人开怀的曼迪·法赫米陪同采访真是特别幸运，当然还有罗拉·马哈茂德和贾兰·扎延。在探究艾曼·扎瓦希里医生迈阿迪童年时光的过程中，随行的萨米尔·拉发特对我的帮助非常宝贵。我非常感谢马赫福兹·阿扎姆和奥马尔·阿扎姆两位，对于我无穷无尽的询问，他们给予了耐心而又亲切的回答。贾迈勒·班纳和埃萨姆·埃尔延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深入看法至为宝贵，卡迈勒·哈比卜则提供了关于圣战组织起源的大量情况。在探究伊斯兰运动方面，马姆杜·伊斯梅尔、贾迈勒·苏丹和蒙塔赛尔·扎耶特都是必不可少的消息来源，福阿德·阿拉姆则帮助我理解了政府在面对此类组织带来的挑战时所做出的反应。阿卜杜拉·施莱费尔是个极有见地而又十分风趣的人，此外他还有一手叫人惊讶的好厨艺。刚刚出狱、仍未摆脱磨难阴影的萨阿德·阿丁·易卜拉辛，慨然允许我参考他极为宝贵的研究成果。我特别要感谢以下几位的友谊与盛情：贾恩·蒙塔赛尔和萨夫瓦特·蒙塔赛尔、桑纳·哈诺宁·内古斯、阿卜杜勒·瓦哈卜·易卜拉辛博士和艾达·贝尔马维、雷蒙德·斯托克、吉姆·普林格尔和萨米亚·贝尔马维、埃萨姆·德拉兹、阿里·萨利姆，还有我的老教授，叶海亚·伊扎比博士。

“9·11”之后，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向沙特阿拉伯王国申请签证。最终我意识到自己无法以记者身份获签，于是就接受了一份在本·拉登故乡吉达的《沙特公报》“指导”年轻记者的工作。这个事出偶然的小手段让我认识了沙特社会，而这种认识从记者高高在上的角度是不可能得到的。为此，我一定要感谢报社的总编艾哈迈德·优素福博士；编辑穆罕默德·舒坎尼博士，邀请我进入该报新闻编辑室的就是他；还有我的同事伊夫蒂哈尔·艾哈迈德、拉梅什·贝隆、拉米兹·扈利、马兹哈尔·西迪基。不过，我最好的老师还是各位记者：费萨尔·巴贾伯、哈桑·巴苏韦德、纳吉拉·法特希、马姆杜·哈里西、哈桑·哈特拉什、穆罕默德·祖海布·帕特勒、马哈茂德·舒凯里，还有萨巴赫特·西迪基。我由衷地感谢法伊扎·安巴赫、伊丽莎白·O·科尔顿、哈立德·巴塔菲博士、贝尔汉·海卢、彼得·哈里根、贾迈勒·哈利法、贾迈勒·卡舒吉、哈立德·马伊纳、阿卜杜拉·谢里博士、侯赛因·舒波吉和吉娜·阿伯克龙比-温斯坦利，他们的慷慨热情让我的沙特之旅不仅收获良多，而且其乐无穷。

在巴基斯坦，我厚着脸皮在记者同行们身上榨取报道圣战的经验。感谢美联社的凯茜·甘农、法国《世界报》的弗朗索瓦丝·希波、阿布扎比电视台的贾迈勒·伊斯梅尔、巴基斯坦《黎明报》的伊斯梅尔汗、《伊斯兰堡新闻报》的拉希姆拉·优素福扎，以及半岛电视台的艾哈迈德·扎伊丹。马赫纳兹·伊斯帕哈尼介绍的巴基斯坦概况对我很有帮助，而且他还提供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消息来源。尽管哈立德·赫瓦贾在世界观上和我迥然不同，他还是煞费苦心地帮助我理解他的观点。我要特别感谢扎纳卜·艾哈迈德·卡德尔；我们曾在巴基斯坦和加拿大多次交谈，她回顾了自己在基地组织社区之中的生活经历。巴赫拉姆·拉赫曼带着我走遍了阿富汗，有他相伴总是很令人愉快。我好像还欠着穆斯塔法酒店的多米尼克·梅德利的情，什么时候得请他喝一杯。

在我几次走访苏丹期间，伊萨姆·埃尔丹·图拉比这位主人不但盛情款待，也让我受益匪浅。我还得感谢穆罕默德·洛伊·拜兹德，他信任我，因此把自己回忆到的事情和盘托出；还有哈萨布拉·厄梅尔，他直言不讳地谈了本·拉登给苏丹情报部门带来的两难处境。

为揭示基地组织汉堡分支机构的秘密生活，《明镜》周刊的格奥尔格·马斯科洛及其调查小组所做的工作堪称一流。我在汉堡的时候，格奥尔格把手下最优秀的一位记者科尔杜拉·迈尔借给我当导游，而我对身在德国的劫机者的描述，就有赖于她的洞察力。我也要感谢柏林的前任政府反恐事务主管吉多·施泰因贝格博士，他在恐怖主义研究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我深化了自己的理解。在西班牙，我得到了罗西奥·米连·约翰逊的大力协助，他是一位很有魄力的记者，也是个极好的人。我还要感谢埃尔卡诺皇家学院的埃米利奥·拉莫·德埃斯皮诺萨和海扎姆·阿米拉·费尔南德斯。在马德里采访期间，随行的古斯塔沃·德阿里斯泰给了我许多激励。西班牙国家警察的胡安·科蒂诺、恩里克·加西亚、埃米利亚诺·布尔迭尔和特奥多罗·戈麦斯·多明格斯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还想在此感谢几位同行：西班牙《世界报》的费尔南多·拉萨罗，《国家报》的何塞·马里亚·伊鲁霍、《阿贝赛报》的拉蒙·佩雷斯·毛拉，特别是《华尔街日报》的基斯·约翰逊；他们几位在来源和信息两方面都给了我慷慨的帮助。

我第一次去巴黎政治研究学院采访中东研究教授吉利斯·凯普尔的时候，他反倒要我去给他的学生上课。结果，那堂课是对这位学者的最好介绍——他对埃及伊斯兰激进运动的开创性研究，塑造了这一运动所有相关研究的形态。在这些学生身上，强烈而又持久地反映着他的影响。我也非常感激我以前在《纽约客》的编辑李·艾特肯，还有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弗·迪基和卡萝尔·迪基，如果没有他们相伴，我的几次巴黎之旅决不会那么乐趣无穷。渊博的学者奥利维尔·罗伊曾几次和我一起探讨他的想法，让我很是感激；勇气可嘉的反恐法官让-路易·布吕吉埃也向我介绍了他对基地组织的独特见解。

对于任何有心探究伊斯兰激进运动和圣战的记者而言，伦敦都是颇为特别的一站。我有一些最具价值的消息提供人获准在这里政治避难。尽管自身的地位可能随时有变，他们还是很愿意和我谈话。我特别要感谢亚西尔·瑟勒、奥萨玛·鲁什迪和哈尼·西巴伊。在我走访伦敦期间，阿卜杜拉·阿纳斯和卡迈勒·赫勒巴维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对于我理解阿富汗阿拉伯人的经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苏格兰场伦敦警务处总部的阿兰·弗赖伊向我介绍了英国的反恐怖主义观点。半岛电视台的明星记者优斯里·富达非常热情好客，他陪同我参加了几次令人难忘的晚间聚会。《中东日报》前编辑阿卜杜勒·拉赫曼·拉希德向我提供了大量情况，而他的继任者塔里克·胡迈德自从和我在吉达初次见面后，也同样对我慷慨相助。我还要向穆罕默德·沙菲致以特别的敬意，他是《中东日报》的一位伟大记者，曾多年报道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激进运动。我非常感谢他的热情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理查德·A·克拉克，他极为耐心地指引我和华盛顿的方方面面周旋。在联邦调查局，I-49小组成员的坦诚相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尤其是杰克·克卢南、丹尼尔·科尔曼、马克·罗西尼和阿里·苏凡，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接受过我的无数次采访。没有他们，也就没有这本书，就是这么简单。帕斯库利·达穆罗确保纽约办事处向我敞开大门，对于他的信任我非常感激。乔·瓦利克特和吉姆·马戈林协助我安排会面，常常会忙到下班之后很晚。我要感谢联邦调查局总部的约翰·米勒、迈克尔·科坦和安杰拉·贝尔，他们在安排会面与提供情况上给了我很大帮助。迈克尔·朔伊尔直言不讳地向我介绍了亚力克站和中央情报局的文化。他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研究可谓无与伦比。还有一些美国情报界人士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但恕我不能透露他们的名字。

三位女性——安娜·迪巴蒂斯塔、瓦莱丽·詹姆斯和玛丽·琳恩·史蒂文斯——向我讲述了她们对约翰·奥尼尔那往往令人痛苦的回忆。她们把自己的这些经历托付给我，是我莫大的荣幸。

语言不通当然会构成障碍，因此我要向在世界各地聘请的译员表示感谢。阿拉伯语：我的前任助理迪娜·易卜拉辛无疑是无价之宝，而且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娴熟的翻译；还有迪娜的妹妹梅、她们的母亲埃达偶尔也会帮忙；我的阿拉伯语教员阿姆贾德·M·阿布·纳瑟尔；吉兰·卡迈勒；尼达尔·达拉塞赫，他也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好助理；开罗的雷哈姆·谢里夫。德语：拉尔夫·耶格和切斯特·罗森。法语和意大利语：卡罗琳·赖特。西班牙语：罗西奥·米连·约翰逊、弗兰克·霍奇金斯和马霍尔·爱德华·吉普。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刊登于《纽约客》杂志；实际上，这个选题始于2001年9月11日，当时我请求编辑戴维·雷姆尼克派我做这项工作。从那时起，该杂志一丝不苟的编辑部始终都在协助我。杰弗里·弗兰克、查尔斯·米切纳和丹尼尔·扎莱夫斯基都曾处理过收入最终成书的文章。我对《纽约客》的实情调查员们始终心怀感激，彼得·坎比领导下的这个部门是我最喜爱的部门。在这个选题中协助过我的调查员有：吉塔·丹尼舒、鲍里斯·菲什曼、雅各布·戈尔茨坦、玛丽娜·哈斯、奥斯汀·凯莉、南迪·罗德里戈、安迪·扬，特别是娜娜·阿斯福尔，她还在几次重要采访中担任了阿拉伯语翻译。非常感谢杂志的图片编辑娜塔莎·伦恩，她搜集来的许多照片都被收录在本书之中。

为帮助我获得签证，或是联络单靠我自己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人，许多人曾热情相助。珍妮特·麦克利格特和米尔特·比尔登在这方面非常热心。伊丽莎白·弗尼亚不仅帮助我构思本书，居然还为我在阿拉伯找到了那份工作。她所作的贡献在本书之中随处可见。

有一小批私人学者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对新闻记者起到了极大帮助，在此我要感谢丽塔·卡茨与“搜寻国际恐怖主义实体”机构、“恐怖主义调查计划”的史蒂文·埃默森和洛伦佐·维蒂诺，还有埃文·F·科尔曼，他们拿出自己搜集的资料供我参考。我还要感谢莫特利·赖斯律师事务所的迈克尔·埃尔泽纳，他慨然允许我在事务所规模惊人的档案室中翻查文献。卡伦·格林伯格与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安全中心的教职员工，率先对本书之中探讨的许多观点进行了检验。

我很幸运，能够成为“海湾2000”这个虚拟社群中的一员。创建该社群的加里·希克是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学院的前任院长。毫无疑问，“G2K”（圈内人的称呼）已成为一个无价的资源宝库，人们可以在这里分享知识，交流想法。

即便是在相互竞争的时候，记者与记者之间也还是要彼此依赖。除了前文中已经提到的同行，我还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的帮助：CNN恐怖主义分析师彼得·L·伯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约翰·伯内特、ABC新闻的克里斯·艾沙姆、《芝加哥论坛报》的斯蒂芬·富兰克林、《经济学家》周刊的乔纳森·莱贾德，还有《时代》周刊的菲利普·斯马克，他们都向我传授了更为丰富的经验，还提供了诸多宝贵的联系人。他们是勇敢无畏的记者，也是我可贵的朋友。

“9·11”事件发生时在《沃特斯》杂志当记者的柯特·谢尔德森，那天早晨去世贸中心开会恰好迟到了。正因为他在地铁上睡着了，所以才能活着向我讲述此事。他的故事被收入《纽约客》杂志2001年9月24日那期著名的黑色刊。身为同行的柯特还替我参加了约翰·奥尼尔的追悼仪式，并且采访了当时到场的奥尼尔的一些朋友和同事。

威尔·哈伯给了我非常宝贵的帮助，莫娜·阿卜杜勒-哈利姆也是如此，另外她还成了我征询意见时最可资信赖的人。多年来简·麦金罗伊一直是我所中意的版权编辑，我向来都很倚重她的判断。诺拉·安克拉姆也是我特别仰赖的一个人，她帮助我把一大堆杂乱的资料整理成了14箱卡片。她总是高高兴兴的，让这项时而令人气馁的工作也变得光明起来。

我对斯蒂芬·哈里根和格雷戈里·柯蒂斯这两位好友特别感激，他们阅读了本书最为粗糙的原稿，并提出了极有帮助的建议。写这本书的想法，原本就是史蒂夫提出来的。彼得·伯根、雷切尔·布朗森、约翰·卡尔弗特、史蒂夫·科尔、玛丽·德博拉·多兰、托马斯·赫格哈默、迈克尔·罗林斯、马克·萨吉曼和迈克尔·韦尔什也阅读了全文或部分章节，并提出了他们的专业意见，让我受益匪浅。本书中仍然存在的任何舛误都是我的责任；但多亏了这些耐心读者的热情帮助，错误已经被减少了许多。

为了这个选题，我的朋友和经纪人温迪·威尔曾四处奔走；幸运的是，此前担任过我三本著作编辑的安·克洛斯这一次又和我再度合作。我的团队重又走到了一起，对此我十分感激。我的妻子罗伯塔全力支持我写作本书的决定，尽管这意味着在完成此书所花费的近5年时间里，我们基本上都是天各一方。终于能回家了，我真高兴。

教育家、作家赛义德·库特卜，他所著《里程碑》一书引燃伊斯兰激进运动。图中他正在向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大学校长威廉·罗斯展示自己的一本著作（可能是《伊斯兰的社会公正》）。

科罗拉多州格里利，20世纪40年代航摄。“我现在住的小镇叫格里利，它美极了，呆在这儿很容易就让人有置身天堂之感，”库特卜写道。但他也看到了美国黑暗的一面。

受审时的库特卜，1965年左右。1966年他被处以绞刑。“感谢真主，”判决宣布时他朗声说。“我坚持了15年的圣战，终于赢得了这个以身殉教的机会。”

艾曼·扎瓦希里在开罗的一个中产阶级郊区迈阿迪长大。他是个孤僻的孩子，被班上的同学视为天才。

学童时代的扎瓦希里（右）

在开罗大学攻读医科时的扎瓦希里（下）

艾曼·扎瓦希里在302名被告之中的编号是113，他们被控协助或策划了1981年10月安瓦尔·萨达特被刺事件。由于扎瓦希里的英语比较好，所以被指定为众被告的发言人。这张照片摄于1982年12月，当时他正在向各国新闻界发表演说。许多人称，囚犯之所以在埃及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是伊斯兰激进运动犯下的残暴行径所致。“他们踹我们，打我们，用电线抽我们，还给我们上电刑！他们还放野狗咬人！”

受审的众被告。

（左）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盲人谢赫”）也是被告之一。当时他是伊斯兰组织的埃米尔。

（左）穆罕默德·本·拉登1931年来到沙特阿拉伯时只是个一文不名的也门劳工，后来他成为国王最喜爱的承包商，现代沙特王国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是他修建的。这张照片摄于1950年左右，图中他正在向巡视麦加大清真寺整修情况的塔拉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王子打手势。

（右）穆罕默德·本·拉登和费萨尔国王。塔伊夫公路修筑期间，费萨尔国王常常来查看施工进度，询问费用超支情况。公路修建完毕的时候，沙特阿拉伯最终实现了统一，穆罕默德·本·拉登则成了民族英雄。

（左）大清真寺的整修耗时20年。朝觐期间，它可以同时容纳100万朝觐者。

（左页下）：朱海曼·奥泰比，1979年清真寺袭击的头目。这一事件是沙特阿拉伯历史的转折点。叛乱分子提出的要求预示着本·拉登后来的主张。奥泰比被捕后乞求宽恕，沙特情报部门主管图尔基王子告诉他：“你该去求真主宽恕！”

贾迈勒·哈利法，本·拉登大学时代的朋友，后来还成了他的姐夫。哈利法和第一位妻子结婚后搬进了本·拉登家的房子。由于对在阿富汗建立一支纯粹阿拉伯军队的问题存在分歧，两人的友谊最终破裂。这支军队就是基地组织的前身。

父亲穆罕默德·本·拉登与母亲离婚后，本·拉登就随母亲搬到了吉达的这所房子。

奥萨玛·本·拉登在吉达的第二所房子。这栋公寓楼有四个单元，是他在施行一夫多妻之后买下的。

阿布杜拉·阿扎姆。1984年他发布圣令，号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加入阿富汗圣战“行旅”。他和本·拉登在白沙瓦设立了服务局，为阿拉伯人来阿富汗参战提供便利。

1988年本·拉登在托拉博拉的一个山洞中。他创立基地组织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

（下）1988年阿扎姆在潘希杰尔山谷。他去那里会见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抗击苏联侵略战争中最伟大的阿富汗指挥官。马苏德坐在阿扎姆旁边，胳膊搂着阿扎姆的儿子易卜拉辛。这次探访之后不久，阿扎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包括易卜拉辛）在炸弹袭击中遇难。此案始终没有破获。

哈米德·古尔将军，阿富汗圣战期间主管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美国和沙特阿拉伯通过三军情报局向阿富汗偷偷输送了数亿美元，这些资金是苏联撤军之后塔利班形成的主要原因。

（右）图尔基·费萨尔王子，沙特情报部门主管。他负责阿富汗方向的情报事务，而且与本·拉登合作过。后来他曾和塔利班领袖穆罕默德·奥马尔毛拉协商，但却空手而归。

苏军占领结束后，图尔基在交战的圣战者派别间进行斡旋。照片上他在最左侧，旁边是布尔汉丁·拉巴尼，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政党的领袖。居右者是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

从新泽西看世界贸易中心。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的追随者就在这里密谋要炸倒双塔。

拉米兹·优素福是世贸中心第一次爆炸案的主谋。基地组织野心勃勃的方案正是以他阴险的想象力为雏形。

哈桑·图拉比，健谈而颇具煽动性的理论家。他策划了苏丹的伊斯兰政变，并极力说服本·拉登为该国投资。“本·拉登很讨厌图拉比，”一位朋友私下说。“他觉得图拉比是个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本·拉登来苏丹的时候是个富人，离开时却已身无长物。

本·拉登在苏丹期间，沙特阿拉伯国王剥夺了他的公民权，并派一名信使去收回他的护照。本·拉登把护照扔给使者，说：“既然你们觉得这东西能左右我，那就拿去吧！”

早晨，本·拉登会步行去清真寺，身后跟着一群门徒和崇拜者；他会留下来向寺内神圣的学者们讨教，还时常在去办公室上班之前与他们共进早餐。

1996年，奥萨玛·本·拉登返回阿富汗。他习惯把那把卡利科夫AK-74步枪（反苏圣战期间得到的奖励）带在身边。

2001年，塔利班战士开赴前线与北方联盟作战。塔利班组织从1994年圣战者统治的一片混乱中兴起，并迅速巩固了他们对阿富汗的控制。起初，本·拉登及其支持者根本不知道塔利班是些什么人——曾有谣言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

（右页上）1998年5月，扎瓦希里和本·拉登在阿富汗召开新闻发布会。在阿富汗，本·拉登与扎瓦希里的命运不可逆转地缠绕在了一起，他们各自的组织——基地组织和圣战组织——最终也合而为一。

喀布尔，达鲁阿曼宫。苏军撤退后，这座宫殿被夹在阿富汗内战各方的战火之间。经过25年连绵不断的战争，阿富汗大部分地区都已化为废墟。

（上）1998年8月7日，肯尼亚内罗毕美国大使馆遭到炸弹袭击之后的废墟——这是基地组织有据可查的第一次恐怖主义袭击。袭击造成213人死亡，数千人受伤。150多人被飞射的玻璃碎片刺瞎了眼睛。

（右）9分钟之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遭到炸弹袭击，11人死亡，85人受伤。

（左）为报复炸弹袭击，克林顿政府摧毁了阿富汗的几处基地组织训练营，以及本图中喀土穆的希法制药厂。这一行动致使制药厂的一名夜班守卫丧生，后来人们发现该厂与化学或生物武器的制造毫无关系。

2000年10月，美国海军“科尔”号舰遭到自杀性攻击，袭击者是两名驾驶钓鱼小艇的基地组织成员。这次袭击险些让美国海军最坚不可摧的一艘舰艇沉入海底。17名水兵丧生。“驱逐舰代表着西方的都市，”本·拉登说，“而那艘小船则代表着先知穆罕默德。”

迈克尔·朔伊尔，亚力克站——中情局的“虚拟”本·拉登情报站——的创始人。他和联邦调查局的约翰·奥尼尔是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

理查德·A·克拉克，白宫负责反恐行动的头儿，他提出让奥尼尔接替自己的工作——这个提议可能就是导致奥尼尔倒台的原因。

1991年，瓦莱丽·詹姆斯在芝加哥的一家酒吧里见到约翰·奥尼尔，还请他喝了一杯，因为“他有一双最让人无法抗拒的眼睛”。奥尼尔当时已经结婚，但他并没有向自己追求的诸多女性透露这一情况。

在和芝加哥的瓦莱丽交往期间，奥尼尔又请求华盛顿特区的玛丽·琳恩·史蒂文斯只和“自己一人”约会。

在华盛顿，奥尼尔又和安娜·迪巴蒂斯塔有了亲密关系。“那家伙永远都不会娶你，”安娜的牧师警告她。

2001年8月22日，约翰·奥尼尔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在欢送茶会上，他向丹尼尔·科尔曼和调查局的队友们告别。第二天，他开始在世界贸易中心上班。

（上）阿里·苏凡（左，他旁边的是乔治·克劳奇特工）从也门的基地组织嫌疑犯口中问出劫机者的姓名，随后就去了阿富汗。图中他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拉登喀布尔藏身处的废墟。

奥尼尔的葬礼，就是他始终惧怕的那种由巧合造成的灾难。图中，他的母亲多萝茜和妻子克里斯蒂娜正在离开大西洋城的托伦蒂诺圣尼古拉斯教堂。来参加葬礼的悼念者有1000人。

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燃烧了100天。“9·11”袭击10天之后，人们找到了约翰·奥尼尔的遗体。

图片出处

特向以下允许本书转载照片的机构与个人致以谢意：

图第1页：赛义德·库特卜与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大学校长：北卡罗来纳大学米切纳图书馆。格里利鸟瞰：格里利图书馆。受审时的库特卜：《金字塔》周刊

图第2页：儿时的扎瓦希里：阿扎姆家，法新社/本部/《生活日报》。扎瓦希里在医学院：阿扎姆家，法新社/盖蒂图像

图第3页：受审的众被告：美联社。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谢赫：阿拉丁·阿卜杜勒/路透社/科比斯图像。受审时的扎瓦希里：盖蒂图像

图第4页：穆罕默德·本·拉登和塔拉勒王子在大清真寺：塔拉勒王子提供。穆罕默德·本·拉登和费萨尔国王：沙特本拉登集团提供。大清真寺：阿巴斯/马格南图片社。朱海曼·奥泰比：沙特阿拉伯大使馆提供

图第5页：贾迈勒·哈利法：作者搜集。奥萨玛·本·拉登在吉达住的第一所房子：作者搜集。奥萨玛·本·拉登在吉达的第二所房子：作者搜集

图第6页：阿布杜拉·阿扎姆：阿卜杜拉·阿纳斯提供。年轻的奥萨玛·本·拉登：环境保护署/科比斯图像。阿扎姆和马苏德：阿卜杜拉·阿纳斯提供

图第7页：哈米德·古尔将军：作者搜集。图尔基王子：科比斯图像。图尔基王子在交战的圣战者派别间斡旋：贾迈勒·卡舒吉提供

图第8页：世界贸易中心：盖蒂图像。拉米兹·优素福：联邦调查局提供

图第9页：哈桑·图拉比：作者搜集。奥萨玛·本·拉登：斯科特·麦克劳德。奥萨玛·本·拉登去的清真寺：作者搜集

图第10页：带着枪的奥萨玛·本·拉登：法新社/盖蒂图像。坦克上的塔利班战士：赛义德·萨拉赫丁/路透社/科比斯图像

图第11页：新闻发布会上的本·拉登和扎瓦希里：CNN，经盖蒂图像授权。达鲁阿曼宫的废墟：作者搜集

图第12页：肯尼亚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的废墟：路透社。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的废墟：联邦调查局提供。希法制药厂的废墟：作者搜集

图第13页：美海军“科尔”号舰：盖蒂图像。迈克尔·朔伊尔：美联社。理查德·克拉克：美联社

图第14页：瓦莱丽·詹姆斯和约翰·奥尼尔：瓦莱丽·詹姆斯提供。玛丽·琳恩·史蒂文斯和约翰·奥尼尔：玛丽·琳恩·史蒂文斯提供。安娜·迪巴蒂斯塔和约翰·奥尼尔：安娜·迪巴蒂斯塔提供

图第15页：约翰·奥尼尔和丹尼尔·科尔曼：丹尼尔·科尔曼提供。本·拉登阿富汗藏身处的废墟：联邦调查局提供。约翰·奥尼尔的母亲和妻子在他的葬礼上：美联社

图第16页：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哈勒·古尔兰/开达新闻图片社

- 第一部 流浪

- 1第一步

- 2移途迷失

- 3睡美人

- 4功夫世界

- 5灯光、相机、动作

- 6一瓶可乐和一个微笑

- 7背叛

- 第二部 见习

- 1吃苦

- 2表演是第一要务

- 3中药

- 4室友

- 5少林冠军

- 6神圣与世俗

- 第三部 起步

- 1散打

- 2宣传无小事

- 3铁臂男孩

- 4台湾情结

- 5划拳

- 6疯狂的交涉

- 7挨打

- 第四部 学徒

- 1让人“高兴”的结局

- 2铁裆功

- 3教训

- 4第六人种

- 5黄色笑话与啤酒

- 6骄傲与忏悔

- 7另一个美国人

- 第五部 弟子

- 1挑战赛

- 2管理情人

- 3锦标赛

- 4一切都已搞定

- 5洋枪

- 6结局

版权信息

- 书名：少林很忙

- 作者：【美】波利

- ISBN：9787532765669

- 译者：陈元飞

- 责任编辑：张吉人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一个男人，哪怕都二十五岁了呢，仍然会时不时地想象，在合适的情况下，自己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为恶劣的、最卑鄙无耻的家伙——要是我去中国的寺庙里修习武艺，狠狠地学上十年功夫；要是我打破常规，不走寻常路，把自己的生命全身心投入到卑鄙的作恶当中去……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尼尔·斯蒂芬森[1]《雪崩》

“吃亏学乖代价高，

笨汉非此学不到。”

——中国传统谚语

[1] 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1959—），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史蒂芬森曾经做过计算机编程员，非常了解电脑网络和黑客生活，是“后赛博朋克”（postcyberpunk）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同时，他也为《连线》等杂志撰写科技文章。虽然，他很早就开始写小说，但是直到1992年《雪崩》出版之后，才一炮走红，一举确立了科幻小说大师的地位。——译者

序幕

1993年7月

“低棋也有神仙着。”

——王应奎[1]《柳南随笔》

那天夜里，直到那场较量开始前，少林寺还是很平静的。

法国摄影师皮埃尔正在少林武术中心的餐厅款待几位武僧和少林寺的“外来团”。“外来团”包括两个本周恰好在此游览的挪威人，以及两个美国籍少林弟子——约翰·李和我。一家法国杂志安排皮埃尔来少林寺拍些僧人的照片，我便安排我的朋友兼武艺指导德清和尚、成浩和尚还有严师父给他摆了几个姿势。拍照非常成功，于是皮埃尔邀请我们所有人共进晚餐。

我们围坐在餐厅中央那张大桌子周围。这家餐厅是由政府出资修建的，反映了他们在建筑方面的品味： 大而无当，结构混乱，方方正正，非常死板。整间餐厅有高中的篮球馆那么大，刚建成三年，就已经有些破败了，通常只有午餐时间才有人光顾——大批的游客通常都是白天来少林寺游览参观，这里举世闻名，是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那天晚上，除我们之外只有一桌客人——六个中国男人坐在三十米开外的另一张餐桌上。十几个女服务员在一旁无所事事，争论着第二天应该由谁负责做早餐。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顿饭的敬酒环节，期间大家再三互相致意，都被灌了不少白酒（白酒是一种中国酒，由粮食酿造而成，就像是把日本清酒、威士忌和液体洗涤剂混在了一起，对消化系统有很大的刺激性）。我们刚刚开始吃饭，另一桌的女服务员就走了过来，在德清和严师父耳边低语了些什么。

德清听后立刻变得怒气冲冲，脸涨得通红。我在这儿九个月了，逐渐和他成为密友。他情绪极易波动，对此我已习以为常，可我还从没见过他如此生气。

“他真的说想切磋一下？”德清问道，手中紧紧握着酒杯，看样子随时都可能把酒杯捏碎似的，“就是要挑战我们喽。”

“哪个人？”严师父问。

服务员指向另一张桌子，其中一人向我们举杯示意。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算是个大块头了，将近一米八，一百六七十斤的样子。他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这在中国农村并不多见。

“他姓吴，”服务员说，“说是从天津来的武术大师，那些是他的弟子。”

“太不给我们面子了，”德清说道，“简直一点儿面子也不给我们！”

德清仍在怒气冲冲地嚷嚷，皮埃尔这时用英文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那桌的吴大师，他想要‘切磋’一下——就是向我们挑战，来一场比赛，”我说，“他想和少林高手过过招，看看哪一派更高明，谁的武功更强。”

“那这些和尚为什么这么生气？”皮埃尔问，“他们是功夫大师，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他们几乎从不与人过招。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就是练练功，教教偶尔来访的外国人，或是给游客们表演，”我说道，“挑战赛并不常见，我也就看过一次。跑到其他门派的地盘上，公开要求较量，这实在是太无礼了，根本没把别人放在眼里。”

“那就让我和他过过招，”德清继续说道，“我一定要打死他！”

严师父按住德清的手，“让我想想。”

严师父为人谨慎，深谋远虑；德清则天真率直，大大咧咧。严师父二十五岁了，比十九岁的德清和他师兄都要年长，于是德清不说话了。严师父的脸是功夫片里标准的恶棍脸，极其丑陋，让人过目难忘。他一副倒八字眉，颧骨突出，皮肤黝黑，上面满是痤疮。我挺喜欢他的。但在他身边时我还是小心翼翼的。

至少那晚之前一直如此。

严师父双眼空洞地目视前方。他得考虑少林寺的声誉，再加上有个法国记者在场，这就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过去三年里，少林和尚在欧洲四处巡演，很受欢迎。皮埃尔的摄影作品配文刊发也会为少林摇旗呐喊，有很大的助力，所以严师父不得不考虑少林寺的国际声誉。

德清是我的良师益友，看着他怒火中烧，我觉得自己总该说点儿什么。

“我来跟他较量。”我主动请缨。

我当然不是认真的，只是客气一下罢了。在中国，不管你是真情还是假意，都要在表面上做做样子。那不过是表现我和他们同仇敌忾的一种姿态罢了，总得展示一下我的团队精神吧；而且我知道，严师父是绝不可能真的让我去迎敌的。少林寺人才济济，高手如云，他们正值壮年，而且都已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武功修为。至于我，虽然训练了九个月，充其量也就算是个初学者。再说，我不过是个“老外”——这是对外国白人的一种礼貌的称呼。

假意应承之后，我挥手示意服务员过来给大家轮番倒酒。

我扭头发现严师父正看着我，脸上微微露出笑意。

“包默思，”严师父叫道，他用的是我的中文全名马修（默思）·波利（包），“你先和他打。”

德清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不能先上场，”德清反对，“我是他的老师，我先打。”

还有些话德清没明说，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他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武术大师（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这么想）。严师父让我们这个团队的一流好手靠边站，却让我这个根本不入流的门外汉冲锋在前。

我内心的慌乱恐惧肯定流露到了脸上，因为严师父一边回应着，一边笑得更明朗了，一脸的老谋深算，“不，还是让这个老外先和他打。”

德清没打算就此罢休。

“你不能让他先打，要是输了怎么办？这可事关少林的声誉和脸面啊。”

严师父端起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就是因为考虑到少林的脸面，我才要这么做。如果是一个老外输了，那没有人会觉得丢脸，因为大家都知道老外并不擅长功夫。而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研究那个傻蛋的把式和套路，你就更容易战胜他了。但是如果老外赢了，那么少林寺就会更有面子，因为这说明少林武功出神入化，甚至连老外弟子都能打败中国其他门派的高手。”

他们争论的同时，我感到无边的恐惧探入体内，抓住了我的五脏六腑，捏得粉碎，让我的勇气荡然无存，然后又像猎人现场给他捕获的猎物包扎一样让我恢复了原样——当然，那只是空空的躯壳，一具行尸走肉罢了。我站起身来，心虚得不行，满心里都是逃跑的冲动，直到我发现一桌人都在看着我。

“我得去趟洗手间，马上回来，”我失魂落魄地朝自己的酒杯摆了摆手，“喝得太多了。”

我努力克制自己逃跑的冲动，尽可能平和地溜达到餐厅外面，跑到屋后的厕所——在中国农村那儿通常就是用水泥做的旱厕，其实就是个大粪坑。我在那个五谷轮回之所里蹲了几分钟，脑子飞快地想着逃离这种处境的各种可能。假装受伤？直接消失？遗憾的是，没有哪种办法能让我不丢脸，无论怎么样，临阵脱逃都会让我颜面尽失，不仅如此，我的老师们也会颜面扫地，这一切我可都得考虑明白——尽管我在中国才待了不到一年时间，但他们的价值体系已经深入我心，我没法再打退堂鼓了。

我满怀希望地回到餐桌上，还存着一线希望，兴许严师父改主意了呢。

遗憾的是没有。

“包默思，我已经决定了，”严师父眼里闪烁着期许，脸上又有些幸灾乐祸的笑意,“一刻钟之后，你和吴大师在训练大厅较量。”

“一刻钟之后？”我傻眼了。

“咱们去吧。”严师父说。

少林寺作为一个旅游中心，是由河南省政府在1989年建成的。整个少林武术中心包括一家餐厅、一家廉价旅馆、一座员工的双层公寓和一个主体综合区。综合区里有几间办公室、两个供学徒使用的训练大厅，还有一个演出大厅——专供游客付费观看少林和尚展示武艺。恍惚中，我和德清正前往主体综合区。为了给我点儿精神支持，他引用了他最喜欢的武术格言：“我不怕遇到练习过一万种腿法的对手，但害怕遇到只将一种腿法练习了一万次的强敌。”

还没进训练大厅，我就听到里面人声鼎沸；进去之后我发现，短短几分钟之内，切磋的事儿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整个大厅挤满了武术中心的员工、少林和尚，还有许多村子里的农民——他们是一群不用电话通知也能很快聚集到一起的人。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对决场面——一个外国人和一个北方武术大师的挑战赛。观众们群情激奋，拭目以待，大家都已经闻到了血腥味。

吴大师正和几个弟子在训练大厅的一角说着什么，旁边一侧的墙上是一面大镜子，不过已经有几处破裂，另一侧的墙上竖着一张巨大的绿色垫子，是表演时用的。我注意到，两个挪威佬拿出了他们全套的摄影装备，正在支起三脚架。让他们给我那可能被打开花的屁股来个永恒的特写——这可绝对没门！我能预想到，他们会拿这段视频在欧洲武术界来个巡演： 美国人的失败。所以我用英语跟他们解释说，在中国拍摄一场挑战赛是很无礼的。然后他们就把摄影机拿开了。我还有心思撒谎，这是个好兆头。

而搞定皮埃尔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是个暴力迷，之前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战争中做摄影记者，他这次来少林寺拍照是希望能与曾经的战地摄影一刀两断。这种紧张的场面皮埃尔见得多了，他曾经用自己的钢头军靴踢碎了一个粗鲁无礼的香港商人的玻璃橱窗——这也是他最引以为豪的经历。这会儿，他正指着那双靴子设法让我相信那一切，以便让我说服和尚们，允许他取代我来和吴大师对决。

“马修，我会抓住那家伙的脖子，把他的头拽下来，用我的膝盖好好招呼他，”皮埃尔说着拍了拍他的膝盖，“然后，我就用这双靴子踢他。看到这双靴子了吗？我会狠狠地踢他的屁股。”

我舒展着自己僵硬的双腿，尽量对他视而不见。

“你告诉他们让我和他打，”他说，“我要用这双靴子踢他，你瞧这鞋尖儿，我会直接踢到他屁股上。”

“皮埃尔，你不是这儿的学徒，”我说，“更不是少林弟子，而我是。他们不会让你跟他打的。”

很不幸，这是真的。我越来越恐慌，感觉自己头重脚轻，耳朵里也一直嗡嗡作响，经久不息。

“但我会用靴子踢他，”他接着说，“直接踢他的屁股。”

“皮埃尔，这是不可能的。好了，我得准备好上场了。”

“但我会踢……”

我转向约翰·李，希望能寻求到一点儿来自美国同胞的支持，以对付这个古怪的法国人。

约翰仍像一年前做高中橄榄球后卫那样，棒球帽下的脑袋在我和皮埃尔之间来回扭动，他那肌肉发达的身躯向外挪了一下，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如同兄弟般随和，说道：“皮埃尔，老哥，冷静点儿，哥们儿。”

在房间另一头，我看到严师父和吴大师好像正在商量着什么。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我看到吴大师扶了扶眼镜，摇了摇头。

严师父向我走来。“你知道什么是挑战比赛吧？”

我不确定地摇了摇头。

“差不多，”我说，“大概知道点儿。”

“挑战赛是有规矩的。”他歪过头去看看吴大师，厌恶地翻着白眼。

严师父绷着脸，怒火中烧，身体紧绷着，好像一不小心就会爆发出来，狠狠地击打敌人。我尽量避免直视他的眼睛。所有和尚中，严师父是最不会掩饰内心想法的人——特别是在头脑并不完全清醒的时候，要是你不小心冒犯了他，他很有可能一瓶子打爆你的头。虽然他并不是一肚子坏水，但绝对算得上是老谋深算。

他向我靠近，压低了声音，这样就只有我能听到他在说什么。

“去他娘的，”他低吼道，“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撒野，太不给我们面子了！这样的打斗没规矩！你要把他打趴下，听懂了吗？打趴下！”

严师父又走了回去，立刻转换成裁判员的角色，挥动双手召集对决双方相互走近。我和吴大师走向大厅中央，在离对方大概一米半左右时，我们俩站住了。

他摆出猫一样的站姿，重力集中在右脚上，左脚轻盈地悬在前方，这可是个防御性很强的姿势。他的手像水车一样在身前慢慢打圈。厚厚的眼镜下，一双黑色的眼睛紧紧地盯住我。

我摆出中国散打标准的开打姿势——面对吴大师，身体与之成四十五度角，左腿向前，重心按四六开的比例分布在前腿和背部，左手握拳在前，右手举起护住下巴。我试图放松身体，用意识强迫自己不再踮着脚尖跳跃，因为这种跳跃会被看成是一种紧张的表现。

吴既比我重又比我强壮，有着像农民般健壮结实的身躯，但我比他高，手脚能触及更远的地方，这至关重要，因为他摆成防御性的姿势，丝毫没有要先进攻的意思。

对阵双方数据比较

“白人的希望”波利　“天津大师”吴

21岁　年龄　30岁左右

192cm　身高　178cm

70cm　臂长　63cm

70kg　体重　84kg左右

我努力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我在来少林之后跟别人进行过格斗比赛，但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对决——穿着休闲服，没有规则——这是我之前从来没参加过的。

严师父拍手示意比赛开始，接着就退了下去。毕竟，他根本就不想当这个裁判，就看我们俩到底能打成什么样儿了。

[1] 王应奎（1683—？），清代学者。字东溆，号柳南，今江苏常熟市人。——译者

“人到难处才见心。”

——传统中国谚语

1第一步

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心声。我也有，在我心里装着一张清单，上面列着自己要做的事儿。既然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那么这张清单就叫做“马修的毛病”吧。每当我身陷自我感觉良好的危机时，这张清单就会浮现在脑海中。

我十五岁时，清单是这么写的：

马修的毛病

1. 愚昧无知

2. 胆小懦弱

3. 还是个男孩，没有成为男人

4. 对异性没有吸引力

5. 思想迷茫，不知要走向何方

“愚昧无知”之所以位于清单之首，是因为那年夏天，在家乡堪萨斯州首府托皮卡市当地的鲍德斯书店里，我买了一本《纽约书评》，想试着读读。可即便是一边读一边查字典，我也丝毫理不清那本书的头绪。我读不懂参考文献，理解不了上下文的关系，更搞不懂像“fin de siecle[1]”之类非英语单词的意思，而几乎在所有评论中都时不时地会突然出现这样的外文词组。我发现，在整个人类的知识世界中，不少人相互谈论的事情，我都完全不懂，这让我很恼火。

我研究了许多作家的传记。他们大多是来自精英高校的教授。于是我又回到鲍德斯书店，买下了诸如《如何写一篇能获得大学青睐的文章》、《申请报考常春藤[2]》、《如何恶补SAT[3]》等类似标题的书。所有书中提出的建议我都照做了。整个夏天我都在拼命地往脑袋里灌知识。我读了《战争与和平》并写了短评。秋天回到高中时，我创办了西班牙语俱乐部，这样一来我既能成为俱乐部的主席，又证明了我的领导潜力。

这一招挺管用。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了。

大学三年级的秋天，我完成了些许有关尼采对海德格尔影响的阐述研究，又参加了一个康奈尔·韦斯特[4]的哲学研究班，这时，我意识到自己终于能真正明白我说出来的话到底是什么了。完成这一切之后，我自豪地仰在椅子上，这时，清单又一次在我脑海里出现了：

马修的毛病

1. 愚昧无知（已搞定！）

2. 胆小懦弱

3. 还是个男孩，没有成为男人

4. 对异性没有吸引力

5. 思想迷茫，不知要走向何方

我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 我已经改正了第一个毛病，高兴得不得了。我只是个大三学生，但上大学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完成了上大学的任务。

这种感觉持续了几个星期，接着清单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马修的毛病

1. 胆小懦弱

2. 还是个男孩，没有成为男人

3. 对异性没有吸引力

4. 思想迷茫，不知要走向何方

我又回到了那有点儿令人沮丧的起跑线。但是现在，我能看到希望了。我已经找到了通往快乐的道路。我所要做的就是除去清单上剩下的几项，然后就能永远高枕无忧了。

刚上大学时，我最初专注的就是要去掉自己的“愚昧无知”，我也曾努力去除自己的另一个毛病“胆小懦弱”——这一点从小学起就位居“马修的毛病”清单榜首。我从大一那年就开始上功夫课了，因为九岁时我看了大卫·卡拉丁的《功夫》重播，此后我就不再是原来那个我了。卡拉丁饰演的角色凯恩身上有一半的亚裔血统，是个少林武僧，他早期游荡在美国西部，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伸张正义。尽管我感觉他有点儿古古怪怪，甚至是无依无靠，但是他简直帅呆了、酷毙了。每当我重读自己最喜欢的幻想小说——《指环王》和《沙丘》系列时，我都会把自己想象成作品中主人公的伙伴，在脑海里将他们的故事重写。在故事里，我总是拥有超级的少林功夫。

对功夫的痴迷让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二时，我选修了中国文化史，并爱上了道教哲学家庄周。他是我读过的唯一一个有幽默感并且喜欢宇宙诡秘的宗教思想家。他的学说后来影响了禅宗的产生。不久，我又对禅宗产生了狂热的兴趣。我极其虔诚地沉溺于这一切，甚至报名中文课以便能读到有关庄子和禅宗的经典原著。

尽管做了这么多阅读，并在语言学习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可我并没有太多时间投入到功夫学习上。到大三那年春天，我依然不能完全保护自己，一如三年前刚上大学那会儿。每当受到人身威胁时，我仍然会心惊胆战；每当听到有人怒吼，我的第一直觉还是赶紧寻找快速撤离的出口。一有风吹草动，我就跑得无影无踪。

所以我决定，吸取以前改掉“愚昧无知”的经验，用相同办法来去除自己“胆小懦弱”的毛病。想想吧，我进入了这么一个严谨而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该机构专门教育年少无知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白痴了。现在我所需要的就是再找个高水平的专门机构，把像我这样骨瘦如柴、不足百斤的胆小鬼变成一个蛮横的恶棍。如果正好也是宗教机构的话，那我在此过程中可以顺便把“思想迷茫”这一毛病改掉。

围绕这一目的，冥冥中整个宇宙似乎对我的一生进行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重新排列： 我碰巧读到了马克·萨尔兹曼的传记《铁与丝》，讲述的是一个耶鲁毕业生在中国跟着一个功夫大师学习武术的故事，于是我也有了自己的主意。

我去找顾教授，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

“我想去中国学习功夫和禅宗。”我用中文说道。

他严肃地看着我问道，“你是想学真正的功夫，还是只是想找点乐子？”

“我当然是想学真功夫啊。”

“你怕‘吃苦’吗？”顾教授问。

那是中文俚语，意思是“历经磨难，受罪”。

“不怕。”我说了谎，脸上忍不住露出了微笑。萨尔兹曼在中国学习功夫时，也被问及了同样的问题，而且，他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那你得去少林寺。”他说。

他继续说着学功夫得多么辛苦，而我又得多么勤奋，但是我压根就没听进去。他一说“少林寺”，我心中就已经同意了，并开始对那个地方神往起来。

作为禅宗和功夫的发源地，少林寺其实应该算是我这两个迷恋对象的滥觞。但之前我并不相信它真的存在，总感觉少林只是往昔的神话传说，就像说到了武术上的卡米洛特[5]一样。当我听说少林寺目前确实存在时，感觉就好像命运在向我招手。我绝对确定，那就是我训练和学习的最佳去处。

不幸的是，除了我和顾教授，没人认为这种异想天开是个好主意。我的朋友认为，我不过是三分钟热度，到最后一刻肯定会改变主意。其他的教授则怀疑我声称要去中国实际上是在以某种隐晦的方式求助。大三结束后，我回到堪萨斯，把计划告诉了我的父母，他们也极力反对。

他们确实有理由心存疑虑。那可是1992年，中国作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成为《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还是后来的事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速度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状况也还没发生。1992年，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共产党执政下的贫穷国家——就在仅仅三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上，还发生了动乱。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不过是另一个朝鲜，只不过人口多点，还能吃得上饭，形象也稍好点儿。

我妈妈总是把孩子的幸福安康放在第一位，于是她哭了起来。

“你不会发生什么不测吧，”她问道，“他们专杀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

“他们不杀外国人。”

“万一他们把你关进监狱，折磨你，逼你招供呢？”

“妈妈，你说的是越南。”

“我们可不认识那边的什么人，能帮你逃出来。你会被困在那儿的，永远困在那儿！”

一开始，我爸爸想说服我，因为作为一个医生，他很自豪自己是个理性的人。鉴于他娶的女人已经听风就是雨了，所以，理性也的确是他唯一的选择。

“我在医院和一些中国的外科医生交谈过，”一天，他跟我说，“他们说中国大陆并不安全。”

“他们当然这么说，他们是台湾来的。这就像是问迈阿密的古巴人[6]，问他们怎么看菲尔德·卡斯特罗。”

“他们说台湾有很多关于佛教和功夫的教学。”

“是，”我说，“但那不是少林寺。”

“这太疯狂了，你都不知道少林寺在哪儿啊。”

他说的有一定道理。顾教授也不知道少林寺在哪儿。没有哪本有关中国的旅游书上标明了它的位置。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因为我的这个问题，已经挂了我三次电话。并且当时阿尔·戈尔还未发明因特网[7]，我当然没法搜索到“少林寺”。（而今，在谷歌地图上，五秒钟都不到就能找到它的位置。）

说句公道话，如果我真的专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可能早就找到少林寺的位置了。但对我来说，少林寺的神秘位置就是我的兴奋点之一。我决定坐飞机到中国，四处打听，直到找到知道答案的人。这是我喜爱的小说中主人公必经的过程。说不定我会偶遇一个老婆婆，她会给我一个有魔力的神器，能在旅途中助我一臂之力。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去台湾，”我父亲接着说，“你可以去教英语。”

“任何人都可以去台湾教英语。那证明不了什么。”

“但是如果你去一个穷得都请不起你教英语的国家，你怎么赚钱呢？”

“我没打算教英语啊。我要是一天教八个小时英语，怎么能学好功夫呢？”

他最终没了耐心，败下阵来。

“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支付旅途的各种费用，”他说，“反正我不会给你钱。”

“我有大学基金。”

“那是我的钱。”

“但在我名下。”我低头看着地板说。

我知道自己破釜沉舟、无路可退了。

此后，父亲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跟我说话。接下来的几天，我偶尔会撞见他用一种原始的男性目光盯着我，充满了怀疑： 这真是我的儿子吗？

我不能责怪父亲。可以说，一个男人能有多么老实正派、工作努力，我父亲就有多么老实正派、工作努力。他出身贫寒，为了能让孩子过上好点儿的日子，他努力上了大学，后来又就读医学院。然而，在所有这些付出和牺牲之后，在把自己那个信仰天主教、喜欢物理、数学和安·兰德文选的古怪儿子送去美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机构之后三年，他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呢？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宗教研究专业人士（而非医学院的预科生！）、一个佛教徒。这一切足以让一个信仰敬畏上帝、喜欢里根[8]的父亲彻底伤心。

我想跟他解释一切，但羞于启齿。我怎么能告诉父亲，我一直是那些恃强凌弱的坏家伙喜欢欺负的男孩？我怎么能告诉父亲，在儿时的操场上，除了一般的游戏之外，“把马修打出屎来”一直是一项常规活动？我怎么能告诉父亲，我从来没有奋起反抗过？我怎么能告诉父亲，甚至在若干年之后——在人们会以为任何正常人长大后便可以摆脱这些阴影时，只消一声怒喝，我还是会像一只受尽虐待的巴甫洛夫试验犬一样吓得浑身发抖？我怎么能告诉父亲，儿时操场上的那些欺辱仍然像梦魇般走进我的梦乡，并且挥之不去？我怎么能告诉父亲，我已经受够了那种望风而逃、被坏孩子追打的经历？我又怎么能告诉父亲，我已经不能再忍受曾经的那个自己了？不，还是让他认为我是个娇生惯养、忘恩负义的小混蛋吧，这至少比让他认为我是个懦夫要好。

我向普林斯顿大学请假——表面上是要为我的毕业论文进行为期一年的调研——并开始为我的旅程作准备。

9月的第一天，我妈妈独自一人带我去了堪萨斯的城市机场。我上飞机时，她哭了。

而我面带微笑、热切期待地踏上了自己的梦想之旅。

[1] 法语词汇，作为名词，意为（法国等在文艺方面表现强烈颓废倾向的）（19） 世纪末；作为形容词，意为世纪末的，颓废的。——译者

[2] 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美国东北部在学术上和社会上享有盛名的8所高等学府。原指始于1970年代的校际橄榄球比赛体育联盟的成员。这些学校分别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康奈尔大学。——译者

[3] SAT，全称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学习能力倾向测验。美国高中生申请大学时要参加的标准化测验。——译者

[4] 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1953—），非裔美国哲学家，学者，作家，活动家，公众知识分子，美国民主社会活动家。——译者

[5] 卡米洛特（Camelot），英国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所在之地。这就相当于说“到了武术方面的圣殿”。——译者

[6] 迈阿密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东南角，地理位置上与古巴隔海相望，是美国本土最接近古巴的一个城市，所以那里有很多从古巴逃过来的人。——译者

[7] 戈尔2000年与小布什竞选总统时为自己辩护说，因特网之所以诞生是有他协助，由此留下这一遭人讽刺的说法。——译者

[8] 里根（1911—2004），美国第40任总统（1981—1989），也是美国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被称为最伟大的沟通者，同时，对外政策上由战略防守改为战略进攻，全面对抗苏联，反对共产主义。——译者

2移途迷失

我在大学学习了三年普通话，结果却发现实际上我并不会说中文，这让我大吃一惊。但在北京着陆并在机场坐上出租车的那一刻之前，我都一直有相当的把握，认为自己会非常适应。

我把一张用英文和中文写着“喜来登长城饭店”的卡片交给了出租车司机，然后用我自以为地道的中文跟他说：“我要去这里。”然后，他就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说个不停。我好不容易才打断了他。

“对不起，”我说，“我的中文不是很好，请你说慢点儿行吗？”

但他好像没听到，于是我又试着打断他。可他又一次无视我的存在。他继续叽里呱啦地说，我也继续茫然无所知，不知道他讲了什么。

这下我慌了，所有对外界的感觉和自信瞬间全部消失，大脑里一片恍惚，就连政府刚刚建成、连接城市和机场的崭新笔直的公路都丝毫没有注意到，也几乎没看到收费站和新站台，甚至没听到身边那个一直唠叨不停的司机在说话。我所能听到的，就是脑海里平静的咒骂声：“你这个蠢货！”一遍又一遍，无休无止。

从我在堪萨斯的城市机场登机算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六个小时了。时差就像超强劲的大麻一样侵蚀着我——我的身体又稠又重，大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疑问重重。我在哪儿？这是中国吗？我是不是在成田机场转机时坐错了飞机？

我摇下车窗，感觉一片茫然。

出租车在一个高架桥下的通道前停下，红灯亮了，一辆满载金属碎片的木制牛车慢悠悠地停在了我们旁边。就在这时，一辆黑色奔驰呼啸而过，绕过牛车，停在了前面。（不久我便知道这是为政府高官准备的高级轿车。）那头牛被汽车尾气惹恼了，用头顶了奔驰的后备厢。绿灯亮了，奔驰司机和驾牛车的农民仍在吵吵嚷嚷，纠缠不清。我们开车走了。

在避开了这场交通事故之后，我们上了另一条街道，穿过外墙，就到了喜来登长城饭店的大门口。付了车费后，我迫不及待地下了出租车，喜来登长城饭店门口一个身着金扣红衣的门卫用僵硬刻板的英语对我说：“Wurcome[1]。”

“你会说中文吗？”我用普通话问他。

“你的中文儿很好嘛。”他用北京口音的普通话跟我说——“儿”化音特别重。

终于用得上我的中文了，我激动得难以抑制，一下子抱住了他。片刻之后，我才感到有些尴尬，于是松开了他。

为了缓和气氛，我说：“我的出租车司机不说中文。为什么呢？”

他向车里瞥了一眼。

“他不是北京人，大概是南方人吧。这儿的每个人都说不同的方言。我在上海时，那儿的人说的话我一个字儿也听不懂。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人们现在非常自由，可以到处乱窜，乱啊，”他说，“简直太乱了。”

就这样，我解决了第一个、也是我意料之外的问题。我确实是在中国，而且我也知道怎么说中文，尽管说得吞吞吐吐，也就是小学六年级的水平。我一下子如释重负，但第二个让人畏惧的任务又来了——在如此广阔的国家，我要找到少林寺。

门卫提着我的包穿过五星级的喜来登饭店的大理石大厅，我问他，“你知道少林寺在哪儿吗？”

“什么在哪儿？”他问。

“少林寺。”我又说了一次，尽量发对声调。

汉语是一种带声调的语言，一些汉字读起来一样，但发出四种不同声调时会有不同的意义： 一声是平调，二声是升调，三声先降后升，四声是降调。比如，这个句子：“mā mà mǎ mā?”意思是：“妈骂马吗？”一年级的中国学生要么用脑袋、要么用手指比划，以此发出正确的声调： 班上一半的学生看起来像摇头娃娃，另一半则像小人国里管弦乐队的指挥。

“哪儿？”他又问了一遍。

我信心尽失，用手指摆了个耐克的标志，表示三声[2]的“少”（字面意思是“年轻”），又将手指向上抬，表示二声的“林”（森林）。“少……林。”他还是没明白，于是我又尝试了一种不同的方法：

“你知道功夫吧。”我说着摆了几个似是而非的打拳动作。

“噢，少林寺。你想学功夫？”他笑了，“少林寺嘛，我不确定。我想它应该被毁了吧。”

我心里一沉。

“被毁了？你什么意思？”

“就是不存在了，”他说，“你想去参观长城吗？我有个朋友是导游。”

我在大厅中央呆住了，脑袋里满是离开这儿之后的其他选择。普林斯顿的秋季学期已经开始了；我得等到春季才能再入学。那我就得回到托皮卡和我父母住在一起。这可是我和他们激烈抗争之后才争取到的中国之行啊，回去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我还得找份工作把钱挣回来。我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机票花了一千四百美元，办签证花了五十美元，出租车用了十美元。在我改签之前，我至少得住一两天，每晚一百一十美元。

想回头已经不可能了，即使那儿除了烧焦的建筑废墟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也要去少林寺看看。

“不，我不想看长城。”我告诉他。

直到那一刻，我依然一直在努力，想将我的开支控制在最低范围内。这时，帮我把旅行袋搬到房间的门卫问我，是否愿意帮他把当地的钞票换成美元。

“我表妹是个很勤奋的学生，你明白的，”他解释道，“她已经被一所美国大学录取了。可她只有人民币，她需要一些美元。你能帮个忙吗？”

对应于其发明的纸币，中国有两种货币： 人民币和外汇券[3]，只有后者才可以在中国银行兑换成美元。所以外汇券具有很多功能，是一种基本的财政预防手段，能防止当地百姓在金融上崇洋媚外（私存美元、日元、法郎），产生永远离开本国的强烈欲望。因为人民币不是可兑换的通用货币，所以，一个中国的百万富翁离开国家之后就会变成乞丐。但是，由于老外数量的增加和黑市规模的扩大，这种防护措施已经不起作用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个外国人都是可以行走的货币兑换点。继“hallo[4]”之后，“Shanja mahnie[5]？”是我最常听到的蹩脚英语。

当时，我并不太明白这种做法。我所知道的就是外汇券和人民币的比例应该是1比1。政府管理的中国银行里，外汇券和美元的汇率是57比1。我的新朋友——门卫提议按照65比1的汇率用人民币换美元。这可是笔好买卖。换两百美元行吗？

当然可以。

那天下午，我一直坐在那儿盯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时差让我的大脑一片混沌，感觉非常累，又睡不着，我极度疲惫，一动也不想动。另一个门卫、一个女服务员，还有两个中层管理者来找我，理由都惊人地相似——他们都有格外优秀的亲戚需要美元去国外留学。几个星期后，我的怀疑与日俱增，四处打听之下，我才发现黑市的实际汇率是82比1。1986年保罗·泰洛科斯乘火车游览中国之后，最终这样描写中国人，说他们“总是可以欺骗老外”。六年后的今天，以中国人的精明，当然不会当着我的面说这句话，但却依旧如故。泰洛科斯认为这句话也是对外国人一种故意的侮辱，尽管他知道这并不完全准确，但从我的遭遇来看，的确如此。我在谈判桌上简直是个白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别人摆了一道。

当然，说句公道话，这些酒店工作人员跟我交易的汇率还是比中国银行的要高。中国还有一句谚语，“鱼从头开始烂”。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儿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广场，是一个由政府所立的纪念碑、纪念馆等建筑所环绕着的开放式中枢地带，就是一个灰色大理石版本的华盛顿国家广场。广场北接通向紫禁城的天安门城楼，上面挂着唯一的装饰物——一副巨大的两层楼高的毛泽东肖像——那就是中国的林肯纪念堂了。西边是人民大会堂，那是全国人大代表开会的地方——相当于美国的国会大厦圆厅。东边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相当于美国的史密森尼学会总部的大楼——史密森尼古堡。

今天的天安门前，四处都是拍照的中国大陆游客，他们大多带着一个小孩。（1979年，为了控制人口增长，政府制定了相当严格的政策： 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正当我闭目养神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一声枪响。

我一下摔倒在地，双手抱头四处张望，以为天安门又像89年那样发生了动乱。嘭！又是一声枪响。我找到了枪声的位置——原来是一辆北京出租车逆火[6]了。

我双膝着地跪在那儿，抬头发现自己和一个穿着开裆裤学走路的小孩脸对脸，他像一只宠物一样毫无节制地当街哗哗地小便，还没发育成熟的小弟弟在微风中摇晃着。他聚精会神地盯着我，好像在判断我是哪种生物——毕竟我有大大的鼻子，在他看来可能和一般人不一样，而且四肢着地。我笑了，他抠了抠他的小鼻子。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站了起来，感觉自己的尊严荡然无存。男孩的父母是一对来首都参观的农民，他们也笑了笑。那位父亲裹着一件军大衣，他把手中的相机朝着我，并扬了扬眉毛。我点了点头。接着他指了指一旁我曾趴在那儿的空地，暗示他想重新照一张我满是恐惧的照片。我没有同意。

我决定去问路，手中拿着《福多尔在中国》那本书，我走向一名公安（或者是一名陆军军官），然后打开了书中中国地图的那一面。

“打扰一下，你能告诉我少林寺在哪儿吗？”我用普通话问道。

他没理我，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

“对不起，我中文不是很好，”我说，尽量清楚地发音，“请你告诉我少林寺在哪儿好吗？”

他一动不动。我想自己恐怕又念错了声调，于是又用手比划了几个功夫的动作。

“你知道功夫吗？”

还是没反应。但是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外在一名人民解放军警卫旁挥舞着拳头，倒是引来了一群围观者，大多是老头老太。

“你想干吗？”其中一个已有几缕银丝的老太太友好地问我。

他们都很高兴发现了这么有趣的事儿，回家后他们就可以告诉朋友们了。

我指着中国地图问道：“你们知道少林寺在哪儿吗？”

“哎呀，”她说，“嗬，这老外的中国话说得真好。”

“哦，不，还不够好，”我说着低下了头，“还差得很远。”

“瞧瞧，这老外还挺谦虚。”她继续跟其他人聊着天，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其他人都赞同地点了点头。

其中一位男士赞许地说：“他的中国话说得比大山还好呢。”

这引起了一场争论。后边的一位女士反对道：“这老外中国话说得是好，但还没到大山那水平。”

就这样他们争论了一会儿。后来我才知道“大山”是加拿大人马克·罗斯韦尔的中国名字，1988年他来中国教英语。他中文非常好，特别擅长相声——一种传统的喜剧对话形式，富于押韵和典故。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经常邀请他当演员和主持人。第一次亮相后，他便成了中国大陆的名人，他的中国话也成了老外说中国话的黄金标准，每个老外的中文通常都会被拿来与他比较，而且往往落败。我也不能例外，我很快就会慢慢意识到，大山是每个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生命中的毒药。

最后，我打断了他们。“那么少林寺在哪儿呢？”

“哦，它在河南。”第一个说话的女士指着地图中心说。

我瞬间感觉如释重负，“也就是说，少林寺在那儿，是吧？”

她盯着我，“过去在那儿，它已经被毁了。”

“你确定？”

“打仗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毁了。”

我感觉自己的腹部好像重重地挨了一下。但就在我转身离开时，人群中的另一个老太太挽救了我脆弱的神经。

“你说什么呢？少林寺已经重建了。我侄子去年还去旅游了呢。”

“不，日本鬼子把它毁了。”第一个说话的女士坚持道。

“那是福建省的南少林。河南的北少林政府已经重建了。”

“老奶奶，”我指着手中的中国地图，问道，“我怎么才能去那儿呢？”

她在地图上用手指从北京到河南省会郑州划了一条想象中的线，然后说，“火车。”

“对不起，”我说，“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她笑了，然后发出全世界通用的火车声“酷酷酷酷”，人们都笑了。

我用尽自己所有的词汇，一再地感谢她，然后立马叫了一辆出租车。

北京的街道又宽又直，连接了一连串的同心环路。整个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所有交通运输工具都在上面跑着——马、驴子、牛、拖拉机、卡车、欧洲豪华轿车等等等等，几乎涵盖了一切。但是第一次逛马路时，倒是自行车吸引了我的眼球，它们大多是1950年代的报童款式的老旧自行车，前面有个篮子，颤颤巍巍的，这股移动大军一窝蜂似的穿插流动在成百上千移动的行人和轿车之间，像一群鸟儿一般。在开回酒店的途中，出租车司机在车来车往的道路交通中穿梭，往来的车流、人流非常密集。每当有骑自行车的人突然拐弯时，我就会屏住呼吸，觉得这肯定会导致多米诺骨牌似的接连碰撞，最终让整个自行车队都倒下。但每到最后关头，却总是能化险为夷。

“你做出租车司机多长时间了？”我在等红灯的时候问他。

“嘿，你中文很好嘛。”

“不，不是很好。”

“不，不，你说得挺好。你知道大山吗？”

“我听说过他。”

“他是加拿大人。你是哪国人？”

“美国。”我回答。

“美国是个不错的国家，很强大。”

“不，也就是个平均水平。”

“哦，不，美国好极了，不像中国。中国不行，太落后了。”

“但是你们发展很快。”我说。

“不够快，我们还得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

“但是在经济方面，中国的发展比美国快多了。”我说，心想自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腾飞之后，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已经是两位数的GDP增长值了。

“你是说只有经济方面增长快啊，”他领会了我的意思，说道，“你不觉得政治方面也在进步吗？”

“没觉得。”

“唉。”他叹了口气便不说话了。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反光镜上挂着毛泽东的袖珍肖像，翻转时，我看到另一面是周恩来的肖像——他是共产主义的英雄，也是1970年代中美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关键人物。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往下说。

“你怎么看那些事儿？”我问。

我预计他会闪烁其词，或者他可能都根本不清楚那些事儿。但是，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我觉得那些大学生太蠢了，他们应该很聪明啊，嗨，这些大学生真是！”

“你是什么意思？”

“他们知道什么是民主？他们知道怎么管理政府？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从来都没有过民主。就凭这些愚蠢的大学生，还想革命？他们想要民主？放屁！”他骂道，“简直是放屁！”

1990年代早期，不到百分之五的中国学生上了大学，所以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们。

我又说：“但是自由很好啊……”

“自由？我们怎么得到自由？革命吗？革命是不会带来自由的。革命会带来混乱。混乱会带来什么？饥饿！谁会饿死？不是那些大学里不懂事儿的毛孩子，是穷人！穷人会饿死的！”

“但是你不觉得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更好吗？”

“政府给了我们经济开放的权利，人们越来越富有。作为回报，我们就不应该再自寻烦恼，要求政府政治开放。”

我靠在座位上。这不是我想的那样。

“你们不想两者都要吗？”我问。

“中国有句话，‘慢慢来’。瞧瞧俄罗斯，它以前是中国的老大哥，它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接着你们美国人跑去告诉他们，政治和经济开放得同时兼顾。他们现在怎么样？现在，俄罗斯女孩儿都跑来中国做妓女了。现在，我们是老大。”

剩下的路程中我们再也没说话。

接下来的两年里，我问了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北京的大学生，我问他们怎么看那场事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回答，尽管通常大部分人对那些游行示威者没有那么蔑视。他们告诉我，这场示威活动太草率了，中国还没有为民主作好准备。

“乱”是中国语言中最会引起恐慌的词了，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的历史，大概也就是如此吧。所以人民和政府达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社会契约： 政府会帮助人民脱离贫穷，作为回报，人民服从政府的统治。

那在人民富裕之后呢？我会这么问。通常，大部分中国人只是耸耸肩，“谁知道呢？”但是我遇到的一个商人却玩世不恭、妙语惊人：“你买不到爱情，但你可以买到自由。”

[1] 实际上是welcome，意思为“欢迎光临”。因门童英文不好，发音不标准，所以写成wurcome。——译者

[2] 实为四声，这里可能是作者汉语水平有限，误以为读三声。当然，“少”为多音字，既可以读三声，也可以读四声，但意思不同。此处应读四声，但原文作者误读成了三声，所以可能造成了别人的误解。——译者

[3] 外汇券（FEC，foreign exchange currency），全称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俗称“外汇兑换券”、“外汇券”，为中国银行发行，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流通，特定场合使用，面额与人民币等值的一种特定货币。1980年4月1日，中国开始发行外汇券。1995年1月1日，外汇券最终退出市场。在这十五年间，中国实行了非常独特的双货币制度。自19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开始走出国门，他们需要外汇券来换美元。对外汇券和美元的强烈需求直接催生了整整一代倒汇者——俗称“黄牛”。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外国人在北京或者其他中国主要旅游城市听到的最多的招呼也许是“换钱吗？换钱吗？”——译者

[4] 实为hello，因发音不准成了“hallo”,“你好”的意思。——译者

[5] 实为“Change money”，意为“换钱吗”。但由于中国人不懂英文，只是模仿发音，所以发音不准，成了“Shanja mahnie”。——译者

[6] 逆火也称回火（backfire），混合气过稀，或者点火系统出现问题时，容易出现逆火现象，往往伴随着排气筒的爆炸声。——译者

3睡美人

中国人为了逃离贫穷，甘愿放弃自由，北京火车北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这儿看起来一贫如洗，就像是战争之后的难民营。等火车的游客队伍延伸到了北站之外几百米的区域。很明显，一些农民为了等票露宿街头好几天了。到处都是老太太、怀孕的妇女和小孩，那些小孩只穿着一件衣服，在潮湿的石板地上垫一张硬纸板，想法儿躺在上面打盹。

我带了一个睡袋，以防我像《功夫》里的凯恩那样，得在少林寺外露营一段时间才能获准进入。面对不得不睡在火车站之外的可能性，我的整个探险历程如同梦魇一般开始了。

手中拿着护照和返程机票，我犹豫地拨弄着我的旅行袋，畏畏缩缩地走向一位农民老太太，她看起来应该是排在队伍末尾，我问道，“我能站你后面吗？”

“不，”她说着指向大厅的另一头，“老外在那边（排队）。”

我穿过混乱的队伍，终于挤进了大楼。整个火车站是个庞大的哥特式建筑，上面是巨大的拱形天花板。那儿有几十个售票处，每一处的队伍都排到了大楼外面。我问一个年轻小伙哪儿能买到去郑州的车票，心想不同的目的地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买票。

他指着大厅的另一边。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我这才发现在遥远的车站那一侧有两个售票窗口，只有几个人站在前面。我用尽浑身解数一边推挤冲撞一边道歉，横穿了二十几支排队买票的队伍，终于突破重围，到了那两个窗口前面。我知道我找对地方了，因为这列队伍里全是像我一样的外国背包客。

原来，在中国坐火车旅行的买票队伍分为三种。农民排在最便宜的硬座票队伍里。没有指定的座位，他们得挤进带有木制长椅的车厢里占座。许多人选择在走廊里待着，坐在他们的包上。另一等级是单独分配的硬卧票。硬卧车厢里有一系列含有六张床的开放式房间，每边墙上架有三张床。最高等级的是软卧票，大致相当于美国或欧洲的卧铺车： 独立的私人房间，里面有四张床。这一头的售票口只卖软卧票，价钱大概是硬座票的十倍，而且需要用外汇券。我付了大约三十美元买了一张八小时通宵到郑州的车票，心里松了一大口气。只要不排在硬座的队伍里等上好几天，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在颠簸的火车上，一晚上的睡眠断断续续，让我本就颠倒的生物钟更加混乱不堪。我带着严重的时差感混混沌沌地走出了郑州火车站。那是早晨六点钟，我巴不得找个地方再睡上一觉。

河南是位于国家中部的内陆农业省份，郑州是河南省的省会。按中国的标准来说，它是一个小城市，仅有二百万人口。因为远离大海，这儿并没有铺天盖地的外商投资——而在中国的东南沿海，那些外商正大量投资，改变着中国的沿海地区，并带来大量的外国人。

当地人发现，就在他们身边，竟然多了个老外，都感到很惊奇。一些小孩指了指我，然后跑开；不少女人笑了笑，然后尴尬地扭过头去；不少男人冲我“哈喽！哈喽！”地喊，就好像我是个名人，忽然出现在了他们普通人中间。一位男士叫住了我，并和我拍了张照片。拍照时我咧着嘴笑，后来我意识到旁边的男人面部表情僵硬，直直地站在那儿。中国人拍照时都不笑。

郑州阴沉沉的，而且很脏。由于污染严重，天也黑乎乎的，一副要下雨的样子。围绕着广场的水泥大楼笼罩在沙砾尘土之中。这是一个和我一样亟须洗澡的城市。火车站周围全是旅馆，大多数都约有十层楼那么高。我选了一家亮着霓虹灯，而且中文名字伴有英文翻译的宾馆——绿屋旅馆，满以为双语的门面说明它比其余那些宾馆要好。可一走进去，我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绿屋旅馆表面上像它的名字一样给人一种翠绿色的感觉，可一进屋就全不一样了，宾馆前台登记员发现一个外国人按响台钟时并没有露出应有的笑容。他嘟嘟囔囔、骂骂咧咧地填写了外宾必填的表格，好像这额外耗费了他大量时间，让他无法享受甜蜜的生活似的。其实，多填的那张表格是为了能更好地追踪我们。我用外汇券付了宾馆费用。

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804。

“钥匙呢？”我问。

他挥手让我走，“问楼上要。”

到八楼，我停下了脚步，发现每层楼上都有一个管钥匙的女孩——她的工作就是给客人开门。计划经济有两个目标，一定要让人有工作，不管这个工作岗位的设立有无必要（懒惰是资产阶级的温床）；确保每个人都要盯住其他人。管钥匙的女孩就是实践这两个目标的完美例子，这样，每层楼上都有一个盯梢的。邓小平在毛泽东1976年逝世后执政，开始着手改变这一切，他试图将计划经济慢慢转变成市场经济，逐渐实现市场化。他的口号是“改革”和“开放”。因此，钥匙女孩的存在与否恰恰就是一根很好的指针，指示出改革开放的春风是否吹到了某处或吹到了什么程度。北京喜来登酒店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在那儿我直接领取了自己的钥匙卡。

我这层的钥匙女孩从各方面看上去，都像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城里人。乌黑油亮的秀发落在肩上，略微丰满的脸庞显得很亲切，但面无表情。她身材苗条，穿着一件白色薄衬衣和一条中长裙。我低头看她的胸牌，上面有她的中文名字和英文翻译： 月月。

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外国男人，这让她有些紧张。她的手微微有些发抖，我笑了笑，并用中文告诉她我的房间号。

“哎呀，你会说中文！”她喊着，惊讶地捂着嘴。

“只会一点儿。”

“你的中文太棒了！”

“比大山还好吗？”

她双手并到一起。“你是大山的朋友吗？他很有名的！”

“不。”我说。

她显然有些失望。我真的开始恨那个家伙了。

她帮我打开门，给了我一个泡茶用的热水瓶。我给她小费，她挥手拒绝，“收小费违反规定。”

她犹豫了一会儿，给我倒了杯茶。然后，她又犹豫了一会儿，给自己也倒了杯茶，决定和我聊一聊。

我坐在椅子上，也希望能简单地聊几句。她坐在床上。

“你来自哪个国家？”

“美国。”

“美国是个很好的国家，非常强大，不像中国。”

“但是中国发展很快。”我说。

“不，还不够，再过七十年才行。”

“我听说只要五十年就够了。”

“谁告诉你的？”

“北京的一个出租车司机。”

“嗯，北京不一样，那儿要富裕得多，不像这儿，我们这里很穷。”

我打了个哈欠。月月愣住了，处在两难的境地，她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应该遵从她的职责离开，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跟我聊天，给自己无聊的工作以慰藉。最终，她还是决定留下来。

“你为什么来郑州？”她问。

“我要去少林寺学功夫。”

“真的吗？我弟弟就在少林寺学功夫。”

我一下子清醒了。终于可以确认，少林寺现在仍在训练弟子。

“我明天就得去，”我说，“怎么去那儿最方便？”

“明天就得去？你为什么不在郑州待几天看看风景呢？”

“什么风景？”

“这里有黄河。”

“我必须去少林寺。你能告诉我去那儿最好的方法吗？”

“明天早上八点有去少林寺的观光巴士。”她叹了口气，有些失望。我们啜了口茶，彼此好一会儿都没有看对方。“你知道功夫是中国发明的吗？”她问我。

“是的，我知道。”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

“是，确实是。”

我们又一次陷入沉默。

“你知道少林的历史吗？”

“不知道。”

于是月月给我讲述了少林寺的历史。

少林寺建于公元492年。当时的中国皇帝发现，他最宠信的佛教僧人之一，印度僧人跋陀，喜欢在与世隔绝、远离朝廷的地方冥想。那时朝廷位于洛阳——在今天郑州以西三百二十公里的地方。于是，皇帝就在位于洛阳和郑州中间的嵩山山脉中，寻了一个草木丛生的山谷，为跋陀建了一所寺庙。跋陀是少林寺的第一位方丈，不久，那里就聚集了一批僧人。

如果不是另一位印度佛教传教士达摩——梵文叫菩提达摩——在公元525年的到来，那么少林寺的存在可能不会引起很大的重视，不过是一个无名的僧人团体的居住地罢了。根据一些流传的故事版本，少林寺方丈拒绝达摩加入少林。具体的理由无从得知，但据说是达摩与人相处的行为方式欠妥。他无视梁武帝的善行（建寺庙、出版经文、支持僧人团体），认为他个人对佛教的献身（梁武帝是个素食主义者，经常祈祷，参加佛教仪式，着僧侣袍）没有精神价值，这让虔诚的梁武帝大为恼火，于是他不得不离开了南朝，因为当时中国被分为南北两个政权。

在遭到方丈的拒绝后，达摩爬到高出少林寺六七百米的嵩山上，进了一个仅坐得下两人的山洞里，立誓不开悟绝不离开。五百年后的经文记载，九年之后他才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冥想时的强度极大，以至于他的形象都被烙在了山洞的岩壁上。直到今天，还有一块上面画有他容貌的石头坐落在少林寺。他毛发浓密、眼睛又圆又凸——有传说他割掉了眼皮，这样就不会在冥想时睡着了。为了坚持自残的宗旨，据说他的第一个徒弟慧可，砍掉了右臂来证明自己虔诚的献身。

达摩下山后便成了少林的方丈，他教导其他僧人，冥想是开悟的关键。就像他对梁武帝的看法一样，他不认为宗教仪式和善行会对寻求开悟的人有什么帮助。事实上，这些可能会成为开悟的阻碍，因为这容易令寻求开悟的人变得更加自负和骄傲。完全的走出自我只有通过从早到晚的打坐冥想才能实现——僧人们追求实现大脑的完全空白。他的学说成了佛教禅宗的基础。

但达摩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连续几天除了坐着什么事也不做，会令僧人的肌肉软弱无力（类似的问题许多当今的白领应该非常熟悉）。他的解决方法是引入一套十八招健身体操。这种健身训练法最终发展成了功夫，所以功夫被认为是中国发明的。

不管是中国发明了功夫，还是功夫最初在别处发展（印度，也可能是希腊），然后又被带到了中国。反正有一点很明确，武术激起了少林和尚的兴趣，而少林和尚又激起了中国的兴趣。少林寺是第一个发展自家武术套路的知名佛教寺院——这是很不寻常的一种宗教，其和平主义的教义堪与基督教教友会[1]反对暴力的教义相比肩。

宗教组织能发展成这样，无疑是一种异类，究其原因，最普遍的解释应该就是自我防卫。当时中国的政治一片混乱，一个坐落在山上、与世隔绝的寺庙，对于一群四处游荡的土匪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诱人的目标。武僧的传统大概就是起源于那些卫戍人员保护寺院的责任吧。为了便于传授，他们将个人的武打技巧连贯成几套动作或把式。久而久之，护卫人员同僧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将这些武术套路仪式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冥想，将现实与精神、武功与艺术结合起来。

6世纪时，有许多派别争夺皇权。其中一派的领头人是恶名昭彰的军阀王世充。为了成就大业，他绑架了大唐皇子李世民。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他的第二个错误是洗劫少林寺。据说，十三个少林僧人（可能更多）闯进了他的兵营，用高超的武艺打败了卫兵，杀了王世充，并且解救了皇子李世民——他之后成为了唐朝的第二位皇帝。李世民即位后，在他颁布实施的第一批法令中，授予了少林寺额外的土地，并赐予和尚可以吃肉喝酒的皇家特权，使少林寺成为中国唯一一所不吃素、能喝酒的佛教寺院。（今天和尚们都开这么一个玩笑： 唐太宗因少林寺的营救，福祚绵长，多活了好多年，那少林和尚们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唐太宗允许和尚们喝酒吃肉，反而缩短了少林僧人的寿命。早知如此，还不如不救呢！）皇帝为他自己建立了陆军军校，由这些因宗教而禁欲的人组成。他们忠心于他，并且不会因为妻儿的牵绊而影响作战。那些专攻功夫的僧人便被称为武僧，而那些仍旧专门投身于佛教修行的则被称为文僧。

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里，少林和尚成了中国人民的英雄。他们甚至打击过蒙古侵略者和日本海盗。少林寺是反抗外族统治者（特别是清朝的满人）侵略的基地。它也是整个中国的武术发展中心，习武者来少林练功，少林僧人在其他地区传教。它也是第一个武术特权地。第二个少林寺建在福建省。也有证据显示还有其他的少林寺。12世纪时日本和尚在少林求学，把禅宗学说和武术带了回去。二者的结合对日本人的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可以说直到明治时期，日本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少林寺。少林甚至激发了其对手——道教的武当派发明了自己的武打套路来挑战少林功夫。武当弟子因其剑术而闻名（周润发在《卧虎藏龙》中就曾饰演一个武当弟子），而少林和尚则因他们的棍棒——一种不那么血腥的武器而闻名。

其实，月月的历史课可没那么好，不可能达到如此精确、包罗一切的程度。她接受的正式教育到八年级就结束了，而我在中国充其量就是个早熟的孩子。我研究了好几年才拼凑出少林寺的早年历史——大都由高僧的助手在事件发生几百年后所撰，其中虚虚实实，也很难说得清。

我们的谈话继续进行：

“少林和尚曾经抗击过日本鬼子。”

“对不起，‘鬼子’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强盗’吗？”

“很抱歉，‘强盗’是什么意思？”

“偷东西的人。”

“哦，对，对，盗贼。”

“所以‘鬼子’就是盗贼，坐船来的盗贼。”

“哦，海盗。明白了。”

她对少林的了解程度终于超出了我的中文词汇界限，我们的讨论陷入了沉寂。她似乎有些绝望。在后来的谈话中，我的理解总是滞后，往往在讨论完这个话题，而下一个话题又说了两句时，我才能勉强跟上。总是如此，让我的头很疼。我伸了伸懒腰表示已经很累，或许应该结束谈话了。她叹了口气，眼睛斜视着地板，脖子向一侧歪着。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说着她又叹了口气，头向后仰着，喉部凸出。

我想着换个话题，于是问她：“你觉得你的工作怎么样？”

她又一声叹息。

我试探着说：“一般般？”

“哦，你知道我的心。”她摸了摸胸口。

直到那一刻我依然没有起身。她期待着上演一场浪漫的爱情喜剧，一位神秘的国际达人邂逅一个工薪阶层女孩，这个可爱的女孩有金子一般的心。他应该即刻去俘获她的芳心，而不是昏昏欲睡。问题是我们的志趣并不相投。我是一部探索片的主演： 一个美国青年孤身来到异域，克服层层障碍，获得骄人技艺，学会人生的重要一课，最终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她寻求的是爱情；而我在寻找我的尤达大师。她需要的是救赎；而我需要的是休息。

我清了清嗓子，“呃，嗯，是的，我可能得休息一下了。明天去少林寺的大巴是什么时候？”

我又听到一声叹息。“上午八点。”

“好的，嗯，那么，我应该七点左右起床。我最好现在休息一下。我该怎么安排电话叫醒服务？”

“我会叫你的。”她终于拖拖拉拉地走出了我的房间。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我说。

在汉语里，你要想努力地表现礼貌，就永远不能只说一次——那听起来太敷衍了事。你至少得说上三次。

我脱衣上床，终于有机会考虑一下我当前的窘况了，还真是讽刺啊。过去三年间，我读了禅宗和其他神秘的经文，越读越痴迷。我开始相信，冥冥之中，可能是由某种神灵召唤我走进宗教生活。为了测试这个可能性，在中国刚一着陆，我就私下里发誓，决定禁欲。我的目标是个人的完全转型。这只是一种简单的精神物理过程： 个人改变就是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施加足够的压力： 改变=压力×时间^2。而现在，还不到一个星期，旅途中就充满了严峻的考验。可能等我到了少林寺，这一誓言就会发挥效力了吧。

电话响了。接起电话，我听到一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是众多娇滴滴的东亚流行曲调的一种，使空气中充满了空中补给合唱团金属乐的味道。我正想搞清楚这是电话系统的故障，还是有什么人在跟我恶作剧，这时，我听到了月月在电话里笑。

“你喜欢这首歌吗？”

“对，对，对，是的，还好。呃，这首歌还不坏。”

“我爱死这首歌了。”

“好，好，好，”我说，“好吧，那么，是你设置了我的叫醒电话，是吗？”

她叹息道，“是的。”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

那天晚上我梦见我坐在少林寺的大门外，寺庙与世隔绝，在山上饱受寒风的侵袭。我敲打大门，守卫让我走开。几个月过去了，大门终于开了。我走进去，发现自己竟然站在空中。我尖叫着掉了下去。

我挣扎着睁开了眼睛，发现一个女人俯身站在我旁边。她是护士吗？我在医院？我的生物钟仍然很混乱，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辨认出来，那是月月。我环视了一下房间，一时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晨曦透过窗帘的缝隙，钻了进来。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她格格地笑着。

“是你。”

我低头看了一眼，还好，下半身盖着床单，衣服在角落的椅子上，她的出现让我很窘迫。

“是，是我。我跟同事换了班，这样我就白班连夜班，整整一夜没睡，以免耽误事，目的就是要确保按时叫醒你。”

这会儿，我不仅感到窘迫，甚至有一种负罪感。

我努力冲她挤出一丝微笑，“你工作很努力，你老板应该提拔你。”

她又格格地笑了，探身向前，离我更近了，“你皮肤真白。”

“我长时间待在图书馆里。”

“那么白，真好看。”她说着，贴得更近了。

对于身高一米九二、体重不足一百四十斤、脸色苍白的我来说，“皮包骨头”并不为过。不少女士已经用若干词描述过我的身体了——“形销骨立的骷髅头”、“鸟腿儿”、“埃塞俄比亚的白化病人”。“好看”一词用在我身上，我可从来没听过。她是在嘲笑我吗？那时我还不知道，在中国，即使你的皮肤是苍白的，也比棕褐色的漂亮，因为这表示你很富有，不必像农民一样在室外的太阳底下劳作，晒得黝黑。

“你喜欢白皮肤？”

“很好看，不是吗。”她的脸几乎贴在了我的脸上。这一刻，她欣喜若狂，一个女孩所有的祈祷即将成真。

我能跟她说些什么呢？难道说： 问题不在你，在我……因为……我发誓要禁欲？

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我得赶快行动。我从床上跳起来，用白床单紧紧包裹着下身，迅速坐进角落的椅子里，单脚跳着蹬上牛仔裤，套上衬衣后才转身过去。

“我已经迟到了。”我匆匆穿上剩下的衣服。

我离开房间的时间之短简直可以破纪录，月月一直尾随在后。我一直在按电梯的按钮，月月垂头丧气地跟了过来，似乎心有不甘。

“听着，等我回来游览郑州时，我会来这儿住，我们会再见面的。”我说。

她笑了。

我走进电梯，转身跟她挥手道别。

当她意识到我在撒谎时，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你不会回来了。”她说。

电梯门关上了。

我确实不会回来了。

[1] 教友会（Quakers），又称公谊会或贵格会，基督教的教派,既无任何正式仪式又无固定教义,强烈反对暴力与战争，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译者

4功夫世界

连接郑州、洛阳乃至少林寺的公路原本可能是为了疏通河南省内的物流和人流，但实际上，该公路是为飙车比赛而精心设计的竞技场。公路是四车道，但没有哪个司机会占用机动车道以外的那两条外车道。所以当他们想要超车时——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因为各种各样的车辆，从拖拉机到半拖挂车，夹杂在机动运输车辆的队伍里，速度各不相同——他们会用对面反方向的机动车道来超车，特别是在拐弯或上坡时。

我们的大巴正开上一个比较高的陡坡，这时，司机决定超过一辆三轮拖拉机，这台“车”用一根木杆拉动着两个后轮行驶，掌舵的司机坐在后面控制着拖拉机。与此同时，我们后面的一辆大众也觉得这是超过我们这辆大巴的好时机。我们的大巴上了逆行的机动车内道；那辆大众也迅速上了逆行的机动车外道。三个孤注一掷的乡巴佬都决定铤而走险。为了安全起见，三个司机都按响了喇叭，但是紧接着其他的喇叭声也响了起来，在中国的马路上每个人都有节奏地按响了自己的喇叭，但这只能徒增不和谐的噪音。当我们接近坡顶时，一辆“敞篷”的拉煤货车突然从对面出现，直直地开向我们的大巴。就在千钧一发之时，货车司机没有其他选择，为了避免与我们相撞，只能选择逆行，在最后一刻进入了我们这边的外车道，避免了一场惨痛的伤亡。但另一方面，在飙车的胆量上，他明显露怯了，不如我们这边三个并驾齐驱的“赌命”司机胆大。

“你不要命了吗！”拉煤的货车司机冲我们喊。

在中国，这是开车时最常听到的咒骂，非常精确地概括了驾驶情况。

在这条河南的公路上，大巴预计要走三个小时，可这条飙车的死亡之路还没走到一半，我的右腿就开始疼了，因为我知道，各种车辆连环相撞的恶性事故，几乎每周都有。我一直疯狂地用右脚踩着地板上幻想出来的刹车踏板，曾几何时，我在美国开车时，我父亲坐在副驾驶上就做过同样的事儿。

中国人通常用“落后”这个词形容某些特定的思想，也用来形容国内某些特定部分的经济状况。当我们驶进河南腹地之后，我才明白“落后”的真正含义： 现实中每前进一步，经济都要后退一步，距离富裕发达的沿海地区越来越远，经济也就愈加落后。水泥已不多见，瓦块堆砌的“建筑”随处可见。城市里商务休闲装变成了农民的粗棉布衣服，他们蹲在公路边抽着烟，呼吸着过路汽车排出的尾气。每隔三十分钟左右，我们就会路过一个小镇，一个比一个穷。

到达少林寺之前的最后一站是登封，大巴在这里停下来，车上的人下来吃午饭。很难真正判断，这里最令人沮丧的到底是什么： 是覆盖了城镇的木炭污垢，市民脸上沮丧的表情，还是布满街道的垃圾？我开始认为登封是中国最无法拯救的藏污纳垢之地，四处是死一般的沉寂，毫无希望，一望便知，即便此地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这儿简直太可怕啦！

登封坐落在嵩山山脉的基部。嵩山是中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这儿四处是郁郁葱葱的低矮丘陵，以及极度贫困，应该算是该地的两大特色。从这儿到少林寺需要走过两条蜿蜒的小路，大约半个小时才能到达。当我们拐过最后一个弯，到达目的地时，发现一个十七八米高的少林武僧铁铸雕像，守卫在通往少林村的大门前，还有一条向西的路，尽头是个山谷，周围环绕着五座山峰，是条绝路。

我本以为少林寺是一所与世隔绝、孤零零的寺院，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中。但想象和现实中见到的全然不同： 轿车和旅游大巴堵在通往停车场的大门前。几十家小饭馆密密麻麻排在路的两边，都是些简陋的危房，四处都是裂缝的水泥和支离破碎的灰泥。还有几十家屋顶是波浪状石棉瓦的小屋，专门贩卖功夫饰品。驴车在停车场的门口等着招揽买卖，拉游客去相距八九百米外的寺院。那儿有更多当地企业家编造出来的创造性景点： 一架二战中用过的拉货飞机，上面的标语说这是毛泽东乘过的第一架飞机；滑雪缆车可以带游客到某座山的山顶，在那里可以打机枪；或者能看见一具至今已有两千年的木乃伊，其实不过是只死猴子。这所孤独的寺院已经变成铺天盖地、席卷一切的世俗旅游景点，功夫世界就是卖点和噱头，它成了一个低价的艾波卡特中心[1]。

对于游客来说，所有骗局中的例外是六七个名字相似的私人功夫学校——少林功夫大学、少林武术学院、少林武术和功夫学校等等等等。这些机构总共训练着一万多名十几岁的中国男孩，还有少数女生。每人一年要交大概一百美元，全天候学习功夫，一年十个月，每周六天。校服是带有学校标志性色彩的慢跑服——就像电影《龙争虎斗》里面的场景一样——成群的学生穿着红色、黄色或是蓝色的套装，分散在挤满道路的成千上万游客中。学生们个个骨瘦如柴，满面尘土，手里握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木棒、锡制的刀剑、不是很尖的矛。在公路南边，也就是山谷外八九百米处，几百个服装色彩一致的学生在硬邦邦的土地上操练着传统少林招式。一位师父透过扩音器有节奏地咆哮着，学生们跟着口令做出下一个动作。

我买了一张老外的门票（价格是中国人的十倍），进了门，也就真正进入了少林村，几个自以为是的警务人员戴着超大的墨镜把守在大门边，显得很滑稽。我彻底震惊了。少林和尚就住这儿？

我混在中国游客中，从村子大门走了八九百米，终于到了少林寺的入口。庭院和通往寺庙的大门——上面挂着“少林”两个汉字——正如我期待的那样。我之前在功夫电影里也见过。原来，无数香港电影摄制组会来少林寺待上一两天，在“少林”标志下的大门前取景，为的就是保证这一要素的真实。当我走近大门时，一个电视摄制组正好在拍摄少林寺的大门；镜头中，一个有魅力的台湾记者举着麦克风讲述有关少林的往事，与此同时，旁边的制片助理正百般劝说旁观的游客们不要靠近。

我跟随一个旅游团穿过整个寺庙。以当代中国的标准来看，这座寺庙建得相当节制，大概有几个橄榄球场那么大，由大约十几个庭院组成，还有几个比真人大一些的佛像雕塑、几间禅房和几个摆出各式功夫动作的木制武僧雕像。寺里几乎所有一切都是近期重建的，在“文化大革命”的蹂躏之后，政府为了增加旅游收入而大费脑筋，这也算是部分成果吧。寺院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旧训练馆里的石头地板。传统的少林功夫中有各式各样跺脚、顿脚的招式。几个世纪以来，世世代代的少林和尚都在踩击石块地板，跺出了两排巨大的脚印，形成大西瓜形状的凹痕——这些残迹是少林武僧一千五百年来献身于追求完美功夫的明证。

但我更关注的是创造这些残迹的人。和尚们在哪儿？我四处搜寻。寺院里有许多游客和导游，还有卖饮料和点心的农民，甚至有换外汇的人，但就是没有和尚。我顺原路返回，心里愈发忧虑。我绕了半个地球找到这儿，却发现寺庙里什么都有，偏偏没有我要找的人。两个小时的搜寻徒劳无功，我开始气喘如牛。如果这事不成的话，我只能夹着尾巴回家了。

我游荡着走出少林寺，心情十分沮丧。西面是紧临少林寺的另一个著名景点——塔林。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是少林寺的墓地。许多方丈和少林英雄的骨灰就被埋在塔（或浮屠塔）下。那些塔又高又窄，是一种用砖和石头精心打造的直立建筑。塔的高度和规模要看它们建于何时，也要看这位僧人的重要程度。我四处游荡，试着读了读碑上的名字。在少林电影中，和尚们经常在这些佛塔顶上跳来跳去和敌人作战。少林和尚真正遗留下来的，似乎只有骨灰了。

“阿弥陀佛”（愿菩萨保佑你）是和尚们双手合十鞠躬出场和离开时说的话，反正电影里是这样。这也是表示希望的惯用语。我漫步在大街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许和尚们都离开寺院去了某一家私人学校？也许他们休假了？塔林是村子的西端，那里水泥地渐渐转成土路，继续往前，就进入一片被山峰围绕的区域。我扭头向东，重新寻找回村的路。

我向少林武术大学走去（“武”就是“武功”，“术”就是“艺术”），它位于少林寺东边一个破水泥墙围起的院子里。我一进大门——中国人喜欢一进门就是一面墙，叫做照壁，就像迷你版的紫禁城——穿着红色慢跑服的中国小男孩立刻就把我围了起来。“哈罗！哈罗！老外，哈罗！”

我走向一位老先生，心想他可能是一位师父，我问他是否知道少林和尚在哪里。从一个老外嘴里说出中国话，这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马上，更多的人围了过来。我又说了一遍我的问题。他似笑非笑地指了指远离少林寺的东边。于是我又继续往前走，到下一个学校再问一遍，得到同样的答复，继续往东走。我顺着街道通往公路的方向，一个学校接一个学校地询问。最后，我敲响了塔沟武术学校的门，这是少林寺外的小路与公路交汇之前的最后一所学校。这儿有一排的红砖房，没有外墙和门。这也是第一所学生围着我却并不那么好奇、反而对我的出现表现出更多敌意的学校。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师父，一个只穿着散打短裤的男人，二十出头。

“打扰一下。”我说。

“游客是不能进来的，只能在外面的道路上看看。”他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我不是游客。我想跟少林和尚学功夫。”

“为什么？”他稍微有些不屑，“老外并不擅长功夫。”

年轻人手中的兵器越握越紧，我开始觉得自己就像《蝇王》里的猪仔[2]。我的勇气和信心支离破碎，终于再也支撑不住了。当我从“塔沟”走出来时，几乎跌倒在地。

走在破碎皴裂的水泥路上，我开始认为这一定是我人生中的最低谷。我将一切抛诸脑后，跋山涉水几万公里，花了数千美元，为了追求一个在我朋友、老师、父母看来都很荒谬的梦想。现在看来他们是对的，他们一直是对的。

正当遗憾和伤感波涛汹涌地向我袭来时，我眼前出现了一个人： 一个穿着橘色僧袍的光头小男孩。虽然我并不是北美男人男孩恋协会[3]的持证会员，可我还是激动万分。

阿弥陀佛。

他穿梭于游客、当地售货员和来自各个功夫学院的青少年学生之中，我一直跟着他。他拐进了两个餐馆之间的小巷子。土路两边都有木屋，里面传出功夫搏斗的声音。屋子里，学校的学生正在观看通过录像机和小电视机（算是少林寺的多媒体）播放的盗版香港功夫电影。小木屋后面是一片开阔的区域，有几张室外台球桌，一些男孩在一张不平的毯子上玩着手工雕刻的带有裂纹的台球。巷子尽头，那个穿着和尚袍的男孩拐进了一间小屋。

进屋时我迅速低下头以免撞到脑袋，接着我发现了少林寺的电子游戏室，里面有两种街机游戏： 《小行星》和《街头霸王2》。那个年轻的和尚往《街头霸王2》里投了一个游戏币，那可是经典的武术游戏。我先看他打了好几回合的游戏，然后问能否和他切磋切磋。要是计算一下我生命中花了多少时间玩《街头霸王2》的话，真的会让人很伤感，因为那简直有点儿浪费生命。不管怎么说，我玩街霸的时间显然超过了这个少林和尚。他选布兰卡，格斗能力挺强；我选的拜森当然要更强一些。在两次速战速决后，他扭头对我说：“你挺厉害嘛。”

“不，不，我不行，”我顿了一下，“我叫包默思。”

“我叫小虎，”男孩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知道自己还能说点儿什么，我让小虎先走，我跟在他后面。他上了楼梯，进了少林武术中心，我之前没进去，因为我以为那是旅游中心而不是学校。那是村子里最好的建筑。通往大门的道路是石头铺成的，其余的都是土路。还有两个少林僧人的巨幅雕像。标志是用机器刻的，而不是手工削的；水泥墙也没有裂纹；乳黄色的墙漆看着挺新。

我匆匆上了楼梯，但我进去时，小虎不见了。

少林寺武术中心的主楼被建成马蹄形状。一个椭圆形的走廊环绕着宽敞的圆形演出大厅。我透过那扇挂着裂了缝的破窗帘的窗户偷偷瞥了一眼。大厅里，有一个奥林匹克比赛规格大小的巨型红色垫子，周围环绕着五百个木制观众座椅。我顺着走廊向左走，但是演出大厅的门用自行车链子锁牢牢地锁住了。

在“马蹄”左侧的尽头是个出售中国画的柜台。一个穿着紫色夹克的龅牙男指着他的画冲我笑。看他那染着墨汁的手指，我猜那些都是他自己的作品。我摇了摇头。

他背后是另一扇被自行车链子锁锁住的玻璃门。透过玻璃我能看到一张绿色的垫子。那是个两层楼高的正方形练习室。一面脏镜子挂在远处的墙上。我正站在那个画家的旁边，他问，“换点钱？”

“我想和少林和尚学功夫。”我用中文说。

“真的吗？”他惊讶地问。

“真的。”

“在这儿等等。”他说着朝右边走去。

沿着后墙有一扇扇木门，他敲了敲标有“国际事务办公室”字样的门，进去了。几分钟后，他带着一个瘦弱的男子回来，那个男人打着领结、穿着皱巴巴的涤纶混纺西装。

那人结结巴巴地用英语问我，“你是美国人吗？”

我用英语回答，“是的。”

他指着他自己，“我姓凌。”

“你好，我叫马修。”

他指着我，“你要练功夫？”

“是的。”

他带我去他刚才出来的那个房间。那就是个水泥包厢，除了一张办公桌和三把椅子，里面什么也没有——墙上没有装饰，油漆都脱皮了。那儿看起来就像苏联的审讯室——一个没人能听到你尖叫的地方。凌先生指着一把椅子叫我坐在那儿，含糊地说了几句英语后就离开了。

他回来时带着一位和他穿着完全一样的棕色西装、灰色丝质短袜、塑料鞋的男士——唯一的不同是凌先生腰带外环上挂着六把钥匙，而另一位男士有十二把。在一个每座建筑都有门、每个门都有锁的国度，钥匙的数量就是等级的体现。那个男人的绰号，我后来才知道，叫鱼同志，不仅因为他有一只眼弱视，还因为他的握手——中国各阶层的成功人士都采用的一个西方习俗——既无力又黏糊糊。

鱼同志微微笑笑，用汗漉漉的手握着我的手晃了晃。我尽量克制，努力不让自己发抖。

握手完毕，他扭头对凌先生用中文说，“问问他是否想在这儿学功夫。”

很明显，凌先生是这所学校的翻译，他带着极其尴尬的笑用英语问我，“【咕咕哝哝】功夫？”

我用英语说，“是的。”

“是的。”凌先生用中文转达给了鱼同志。

“他要在这儿学多久？”

凌先生用英语问我，“多长【咕咕哝哝】时间？”

我用英语回答，“一年，可能两年。”

他又翻译成中文告诉鱼同志：“他也不确定。”

我觉得这种支支吾吾、荒唐可笑的翻译帮不了我，于是我用中文说，“我想和少林和尚学习一年的功夫，也可能是两年。”

鱼同志和凌先生都很吃惊，不是因为我会说中文，而是因为我计划在这儿待一到两年，这着实吓到了他们。他们的眼睛像点钞机一样亮了起来，我被吓到了。我不是在一间审讯室，而是在一个更可怕的地方——二手车售后服务室。鱼同志说失陪一下，几分钟后他带着另一个穿着陈旧褐色西装、微微留着小胡子的高瘦男人回来了。后来我得知他是焦副主任，武术中心的二号人物。三个男人中，他腰带环上挂的钥匙最多。

焦副主任让我重复一次，告诉他我想在这儿待多久。

“我想在这儿学习一年，或者两年。”我又说了一次。

焦副主任说，“住宿、伙食和私人训练的价格是一千三百美元一个月。”

我大吃一惊。那几乎是我身上所有的钱。

我从来没担心过花费。在功夫电影里，弟子们付给他们老师的是汗水和泪水，而不是美国运通的旅行支票。我略一沉吟，此刻他们就像秃鹫一样看着我。要是没试过跟和尚们学习功夫就回家，似乎也不大像样。

这感觉像个骗局，于是我说，“我得考虑一两天。镇里有没有什么地方能让我住下？”

他们明显有些失望。鱼同志连看都没看我，说，“凌先生可以带你去旅馆。我们应该会成为好朋友的。如果你遇上什么事需要帮助，就来找我。”

我扭头看着焦副主任，但他连再见也没说就走了。很明显，我浪费了他宝贵的时间。

我拾起自己放在走廊里的大背包。鱼同志正在凌先生耳边嘀咕着什么，就在等他们的当口，我听到办公室右边有人在练功夫。我朝声音的来源方向走去，发现另一个练功房和左边的练功房完全一样。不同的是那个房间的门开着，里面有人在练习。

那一直是我梦想的场景： 两个穿着橘色长袍系着黑腰带的少林光头和尚，大概二十几岁吧，正在教一班学生。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在教学，而是在给一些大约五十八九、六十出头的人摆出功夫的姿势，这些人是他们的中国学生，看上去很有朝气。学生们正在用最新式的高端相机给少林和尚们拍照。一系列静态的武术照片之后，和尚们又冲着迷你摄像机示范了一套传统的少林拳法。

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房间里了——下意识就走了进来，甚至没有礼貌地问一句。一个年纪挺大的中国妇女向我走来，“你从哪里来？”

“美国，你呢？你的穿着打扮看起来不像大陆人。”

她哈哈大笑起来，就好像我讲了世界上最好笑的事儿。

“我们是从新加坡来的，都是同一所功夫学校的学生。我们的师父带我们来这里进行为期一周的训练。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些和尚太了不起了，你不觉得吗？”

尽管我和那位女士说着话，可我的眼睛却离不开那些武僧。她告诉了我他们的名字： 成浩（释兴浩是他的法号），看上去就像中国的詹姆斯·迪恩[4]，又酷又帅；德清（释兴鸿）极富个性魅力，脾气刚烈。

他们法号的第一个字“释”，是“和尚”的意思。第二个字表示他们的辈分——“兴”是第三十二代。他们的师父是三十一代，每往下传承一代，辈分就低一级，而辈分上的数字则要加一。第三个字是独一无二的，通常取自和尚本人的名字。佛教僧人一般来说应该只用他们的法号。但在少林寺，这条规矩就像其他规矩一样，至多也就是大略上遵守一下。

德清和成浩的功夫姿势精准到位，招式瞬息万变，尤其是腿法，又快又狠，腿就像用橡胶带做的，弹性极佳。他们甚至比李小龙还快，比电影里吊着钢丝武打的功夫演员还厉害。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武艺展示。

尤其是德清，我简直完全被吸引住了。在摄像机前展示少林功夫时，他几乎难以抑制自己源源不断的能量释放，简直是个人来疯。表演结束后，他还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依然沉浸在那种兴奋当中。不少年长的女士有些大惊小怪，为他过人的天赋而激动不已，叹为观止，而他则尽量表现出平和谦虚的样子，似乎认为自己不过如此，但最终，他还是情不自禁地笑了。那些办公室里的干部让我只想撒腿就跑，而德清完全不同，他的脸就是情绪的万花筒。我注意到，在我遇到的几乎所有人中，只有他有什么感觉就立即表达出来，不会有半点算计或延迟。德清天真率直，什么情绪都写在脸上，非常生动。成浩有一种好莱坞式的酷酷的感觉，但德清显然是个明星。

在照相机前表演的喜悦令德清很兴奋，浑身是劲。和尚们教给这些新加坡学生的少林入门招式已经演练完了，他决定来一场真正的少林武术表演。在接下来的两分钟里，他出拳，踢腿，腾空，后空翻，前空翻，后翻筋斗，三百六十度全方位展示了我从未见过的最复杂、最精妙绝伦的招式。他最后以一系列的旋转跳跃踢腿结束了表演，可以命名为“霹雳旋风腿”。他跳得那么高，悬空时间那么长，以至于有那么一刻我以为他已经脱离了万有引力的束缚，不会再回到地面上来了。那一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以为他会飞。

我完全被他精妙绝伦的武功征服了。

我走出训练室，向办公室走去。我告诉凌先生和鱼同志，我至少要待一年。他们的笑容很猥琐。我接着说，“但我只有第一个月的钱，以后我会按月支付的。”

我拿出了十三张本杰明[5]，于是成为了少林寺的学生。社会主义好

[1] 艾波卡特中心，迪士尼世界的艾波卡特中心（Epcot Center），是一个蕴藏着科技性、娱乐性，老少咸宜的游乐园区，是按照想象中未来世界的样子设计的。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里粗制滥造、只为赚钱，是旅游消费的陷阱。——译者

[2] 猪仔，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寓言小说《蝇王》中的角色，经常遭受同伴的捉弄。——译者

[3] 北美男人男孩恋协会（NAMBLA，North American Man/Boy Love Association），是美国一个旨在“使男人和男孩儿之间发生性关系合法化”的非法组织。——译者

[4] 詹姆斯·迪恩，著名美国电影演员。他的形象以其所处年代青年的反叛和浪漫为主。——译者

[5]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出版商。因为一百美元钞票上印的是本杰明的头像，所以作者在此处用本杰明借指百元美钞。——译者

5灯光、相机、动作

我在少林寺度过了我的第一个夜晚，第二天醒来，我终于有时间注意我的住处： 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二十个房间，我住了其中一间。这儿和贝茨汽车旅馆不完全一样，但是很相似。这栋楼建起来已有三年，是一所具有80年代风格的非合资宿舍楼： 脱落的墙皮，暴露的电线，破碎的灯泡，一张脏兮兮的地毯，一间瓷砖稀疏而且没有浴帘的浴室，还有一个你根本不想去碰的马桶。至少水还能用，当然是冷水，对了——热水每三天输送一次，每次三十分钟，除非有贵宾晚上住在这儿，或者我的尖叫声足够刺耳，让他们以为我够得上贵宾的待遇。

但是这些都没有真正让我伤脑筋。一找到少林和尚的住处、目睹了他们是怎么生活后，我立马感到极度幸运，甚至有些内疚。毕竟，我有地毯、两张带床垫的床、一套桌椅、一个私用坐式马桶、一个浴缸、一台能播放的电视机、一扇能锁住的门，而且没有室友。和尚们住在圆形演出大厅的二楼，低头便能看到他们每天工作的地方——相当于演员在剧场上方的椽木上住宿。他们的地板是水泥的，他们的浴缸只是个脸盆，晚上用它接点儿热水，在里面洗手、洗脚、洗脸。他们的床是在木板上用稻草垫起来的，而且，除了最高级的长老，他们都是两个人睡一张床，头对着脚。他们的厕所在屋外，就是在地上挖的茅坑。

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才有勇气让我的一个师父带我去看看他的住处。在尴尬的嗯嗯啊啊、支支吾吾之后，他终于答应了。明白了这一切之后，我立刻就去问凌先生，能否跟和尚们住在一起。我想成为团体的一员，但外国人在少林的其他地方居住和训练是不合乎规定的。凌先生说这是为我的健康和安全着想，当然日益增加的收入也给了国营的少林武术中心很大的便利。邓小平描述中国经济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的这种协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本想马上就开始训练，但是凌先生告诉我，接下来三天和尚们会很忙，可他没解释具体原因。我花了半天才发现，我进入少林寺这几天恰逢少林诞辰一千五百周年。当时正在举行为期一周的庆典活动。如果我是个迷信的人（其实我就是），可能会把这个看似不会发生的巧合当作一次幸运的预兆，就好像冥冥之中皆有定数，是命运的必然性在起作用（我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

然而，事实证明，少林寺具体是哪年诞生的还有争议。因为公元495年也常常被人们当作少林寺的诞生年份，这样的话到1995年，少林寺就要给自己过另一个一千五百岁的生日了。迷信的事就说到这儿。不管怎样，和尚们还是在为越来越多的游客表演奔忙，而且有各种东亚媒体纷至沓来，为少林村共襄盛举。

少林寺庆祝一下是理所应当的。大约一千五百年的存继期，这在宗教团体中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考虑到少林寺过去的种种跌宕起伏和沧桑历史，能迎来它一千五百岁的寿命就更让人震撼了。20世纪可以说是它最步履维艰的时期了。问题的关键，简单说，就是19世纪末期中国引进了枪炮武器。霎那间，那些武术大师，譬如说有的人善使双剑，有的人绳镖无敌，还有的人三节棍用得出神入化，他们可能花了二十年时间才练到这种境界，结果一下子跌下了神坛。（上帝创造了人，但塞缪尔·柯尔特[1]使众生平等。[2]）1900年，义和团（中国的一个秘密社团，他们相信可以通过练硬功夫使身体变硬，从而达到刀枪不入、子弹也无法穿透的境地。）攻击了驻扎在北京的英国士兵。魔法和科学，神秘主义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历史冲突，很少会在这种失衡的情况下被戏剧性地投入实验。然而，当一切烟消云散时，只有英国士兵还站在那儿。

就在那一刻之前，功夫大师，特别是少林武僧们，还都位于武士食物链的顶峰；一转眼，他们忽然无依无靠、毫无优势可言了。1920年代，少林寺在内战中被当地的一个军阀占领并烧毁了一部分。1940年代早期，它又一次被侵占，损毁严重——这次是日本人干的。后来，政府想让中国完全脱离封建的过去，又担心少林寺会成为造反者的避难所，于是从1950年代开始，下令禁止修炼功夫。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红卫兵们奋力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拉着几个在街上还没来得及逃跑的少林和尚公开“批斗”，并在私下里鞭打他们。

当十八岁的演员兼武术家李连杰1981年来拜访少林寺时，这儿早已没了人烟，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李连杰当时拍了一部电影《少林寺》，这是务实改革家运用邓小平理论过程中的智慧结晶。从前人那里继承来这样一个贫穷的国家，他们需要创造效益。对于一个拥有丰富文化历史的贫穷国家来说，最简单的经济发展方法就是发展旅游业。于是中国旅游局邀请香港的制片公司拍了一部电影，来宣扬少林寺的著名传说： 十三个和尚解救大唐皇子。

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一部亚洲大片，它的影响范围之广，令人咋舌。现实生活也开始沿着艺术的道路前进了。为了成为像李连杰所扮演的那样的少林和尚，成千上万的小男孩离家出走——以至于政府都得设专列把大部分人送回去。除此之外，在成千上万东亚游客的心目中，少林寺成为了最珍贵的文化遗址之一，他们每年都会来此游览。

少林寺重生了。私人的功夫学费和旅游收益组成了少林村新经济的基础。附近地区的农民放弃了他们辛苦劳作的田地来迎合游客的各种需要。只有三个少林武僧从“文化大革命”的整肃清洗中幸存下来，但是他们在当地有许多学生，其中有一些办起了私立学校，以满足交得起学费的年轻学生。而这些学生中的佼佼者又成了新一代的少林武僧，渐渐地，少林重生了。

东亚媒体在此地的采访中急需新鲜的角度，所以他们没花多长时间就察觉到了我的存在。一个很善于主动出击的台湾电视制片人听说这里有个会说中文的美国人，而且打算在少林寺学习一年以上的功夫。于是，他拖着鱼同志一起来找我，那是我来到少林寺的第二天，午饭时，他靠过来，开始了例行的阿谀奉承。

“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有如此深厚的兴趣，这简直太棒了，”制片人用中文说，“你能出现在少林寺，证明你是个有见识的聪明人。你要是能和鄙台合作，那将有助于显示我们两种文化之间深厚的友谊。”

我笑了笑，他继续在那儿浪费口舌，其实根本无须如此，只消对我说声“哈罗”就一切OK了。没有哪个充满活力的美国人能够抗拒在电视上露脸的诱惑。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

制片人、摄像师和我一起去了旅馆，自打午饭后我就一直待在那儿。他们想拍我走在长廊里，然后打开那间没有锁的门，走进房间。我有信心，知道该怎么走，怎么开门，怎么走进房间。但是，开拍后的事实说明，我显然不知道。我来回走了五次才搞定这一段。接下来他们想拍我在房间里读书。尽管我已经读了很多年的书，但我似乎并不擅长在镜头下这么做。直到第八次拍摄时，我才能恰到好处地翻页。我在电视节目上看过无数这样的场景，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小细节是需要精心筹划才能拍出来的。

你的行为举止要非常自然，丝毫看不出这是在镜头之下——其实摄像机恰恰就在你面前，并且还有人一直在朝你大喊“自然点儿”。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更伤脑筋的事儿了。等完成前面的一系列拍摄，到达训练大厅时，我已经是一具浑浑噩噩、疲惫不堪、毫无知觉的残骸了。即便有三十个少林和尚——其实我还从来没见过呢——排好队等着我也于事无补，不会让我感到丝毫的兴奋，我已经被折腾得一点儿精力也没有了。后来制片人跟我解释，要安排我坐着接受中文采访，同时武僧们在我的身后训练，展示中国功夫。可即便如此，我也没觉得有多兴奋。在这儿，我和我心目中的英雄共处一室，但那是我在电视上第一次亮相，而他们却作为临时演员出现在画面的背景中。

采访记者是个令人惊艳的台湾女士，她飘然而至，完美的肤色犹如瓷器一般，我第一天在少林寺门口看到的就是她。我们坐在绿地毯上四目相对。麦克风配好了，摄像师也找好了位置。她先朝我甜甜地一笑，毫无疑问，此时在她的脑海中一定是在回想所有的问题。而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应该是在一个更为浪漫的环境里，譬如说，阳光照耀的海滩上……

“对不起，”我用中文说，“你能再说一次吗？”

“你为什么要来少林寺？”她又问了一遍。

我这才反应过来： 我已经不在浪漫的阳光海滩上了，我是在少林武术中心的训练大厅里；我找到了和尚，还有一个美女正对我说着中文，我是学过中文的；一架摄像机正对着我工作；补光灯灼热的光打在我的脸上，身边的所有人都期待着我说点儿什么，我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你为什么来少林寺呢？”她第三次重复了问题，语音语调仍旧甜美，但她眼角上翘，显然有些失望。

“对，对，对，”我用中文结结巴巴地说，“因为少林寺……好。”我的中文又恢复到了一年级的水平，甚至开始一边发音一边用右手食指比划着引导我的音调。

“你是来学少林功夫的？”

“对，对，对，功夫好，非常好，非常……非常好，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努力挤出一丝微笑。

但她的笑容很僵硬，“你是怎么知道少林寺的？”

“对不起，你能说慢点儿吗？”

“你是……怎么……知道……少林寺的？”

“对，是，对，啊，电影，看电影。”

“哪部电影？”

“好多电影。”

她叹了口气，“你想成为少林和尚吗？”

“和尚很好，他们的功夫非常非常好。”

她“砰”的一声把麦克风放下了。

“我记得你说过他会讲中文。可他就是个笨蛋！”她冲制片人喊，“笨蛋！”

出于某些原因，中国人不喜欢蛋。“笨蛋”，“坏蛋”，还有最差劲的，“王八蛋”，这些都是常见的辱骂之辞。

据说许多拳击手需要重创之后才能振作起来开始战斗。我就是那种人。突然间，我记起了学过的所有中文，也明白了发生的一切，知道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用流利的中文回敬道，“对不起，我知道跟你比起来我一定显得很笨。或许你想用英语问我？你的英语怎么样？”

她卡壳了，脸色苍白地愣在那里。

摄像师忍不住笑了。很明显，他也认为主持人是个泼妇。

她很愤怒，扬长而去，采访结束了。由于我的“少林……好”的表现，我不可能取代“大山”成为普通话说得最流利的外国人，这令我释然。但糟糕的是，录像并没有结束。他们想让我表演一个学过的少林招式。问题是在我来到少林寺的三十个小时中，我还没学过任何少林的招式。

可这难不倒制片人。

他让和尚们站着围成一个半圆，就好像他们要检查这个美国徒弟的武艺。他们正站着队，我恳求制片人放过我。我努力解释，我知道的唯一的招式是南方派别的功夫，可这并不是真正的少林招式。要让我假装这是少林招式并演示出来是不合适的，这就像在犹太人的教堂里画十字架一样。

就像任何优秀的电视制片人一样，他根本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

我惊慌失措、一脸茫然地站在那儿，等着摄像师准备就位，等着让自己丢脸。这时，我回头看了看那些和尚。德清正好和我眼神相撞，他耸耸肩，一脸坏笑地向我使了使眼色。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会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我们拍了好多次才通过，然后他们才让我和那些和尚们离开。就在那天，我发誓再也不上电视了。最终证明，我食言了。全世界的媒体都喜欢少林。后来，在我离开之前，香港、日本、泰国、波兰、英国、美国的电视台摄制组都对我做过报道。但多数情况下，都是中国国营的电视台来少林寺拍一个少林美国弟子的片段。我就是海报上常常见到的那个对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有鉴赏力的西方男孩。当我在中国旅游时，偶尔会碰到在电视上见过我的人。

他们的话都一样：“你的中文真好，几乎和大山说得一样好。”

[1] 塞缪尔·柯尔特（1814—1862），美国的发明家和实业家，柯尔特制造公司的创始人，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把左轮手枪并取得专利（1835—1836），他的发明使得左轮手枪进入实用并得到普及。——译者

[2] 这句话曾为柯尔特枪支的广告语。——译者

6一瓶可乐和一个微笑

我步行到距离宾馆十几米远的武术中心餐厅吃早餐。餐厅里有十二个女服务员，懒懒散散地待在那儿，她们大概占了整个少林村女性人口的四分之一。只有旅馆里的客人会在这个餐厅吃早饭，大多数日子里我是唯一的客人。他们要忙着准备的是午饭，来这儿一日游的旅客和商人一般只会来吃午饭。餐厅的女负责人，芳芳，走过来问她唯一的常年主顾在未来一年里想吃什么。

“肉。”我不假思索地说，就跟任何优秀的中西部美国人的答案一样。

她想知道除了肉我还想吃什么，她推荐了几道素菜。我告诉她我不介意吃什么蔬菜，只要每顿饭里有一道荤菜就行。

我不理解，满足我的要求为什么会让她那么为难。我们就细节问题来来回回讨论了好几分钟。我并不知道芳芳经营这个餐厅有一定的特许经营权，这是近期实施有控制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她每年付给上级一定的费用以获得餐厅的经营权。上缴费用和经营成本之余的收益，她可以自己保留。但是我把我的费用交给了领导，他们又从我每月一千三百美元中分出一小部分给她。荤菜是所有饭菜中最贵的。当芳芳正推荐着各式受欢迎的素菜时，我仍坚持着要牛肉、鸡肉，或是猪肉，与此同时，她心里也正盘算着这些肉类食物的成本差异。

我们商定除了早餐，每顿饭都要有肉。我终于愿意接受足够的素菜，这会让我妈妈引以为豪。接着我又花了十分钟试图解释薯片的概念。芳芳甚至把厨师都叫了出来。我知道“土豆”的中文，但是我在词汇课上没学过“炸透的”这个形容词。我们最后进了厨房，坦白地说，我从未见过他们那种生了锈的炊具和腐烂肮脏的水池，我真希望自己从没有见过这一切。我力图用手势表达做薯条的过程，解释了油的高度要完全没过土豆片才行。

主厨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道，“为什么用这么多油？”

“因为这样好吃。”

“这是浪费。”

芳芳和我回到餐桌上继续讨论。她的注意力又转到饮料。

“你想喝点什么？茶吗？”她问。

“不，训练时喝茶太热了。”

“啤酒？”

“早餐时难道要喝啤酒？”

“水呢？”

就在我一直苦苦寻找和尚的那天，我看到少林村里的一条小河，路南边是一片臭气熏天的河床。这个小镇的垃圾和人类排泄物就这样顺着那条小河流走了。农家的小男孩就在那儿拿着空瓶子灌满水，盖上盖儿，然后卖给小贩，小贩再卖给一拨新来的游客。在少林寺，我不打算喝任何未经煮沸的水。

“你们有可口可乐吗？”我问。

“你想在早饭时喝可口可乐？”

我马上就想解释一番，但忽然意识到我不知道“乡巴佬”这个词用中文怎么说。

于是我就简单地说：“是的。”

“我们没有那个，换成健力宝怎么样？”

我同意了，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个中国软饮料的“国饮”，尝起来很像少糖少气的新奇士，没什么味道。早饭后，我决定去找卖可口可乐的小贩。

寺庙外面的院子里有一排摊位，大概十五个左右，都是些铁皮屋顶的小木屋，卖着相同的便利店商品，像煮熟的鸡蛋、包装好的午餐肉、瓶装水、汽水、啤酒、花生、香烟等等。我顺着摊位往前走，想找到卖可口可乐的人。他们全都卖健力宝，但是没有可口可乐，直到我到了最后一个摊位，一个老爷爷和他年轻的孙女在那里卖东西。

爷爷的脸饱经风霜，一双手上满是一辈子在地里辛勤劳作的印记。和很多农民一样，他迈着中国农民式从容不迫的脚步： 靠农业谋生很艰辛，过程也很缓慢。他从凳子上站起来，又给我拿了另一个凳子坐下，就花了一分钟，然后，他又用了另一分钟坐回去。他向我指指孙女，后者走到摊位后面去找可口可乐了。就在这当口，他又颇费了点儿时间调整自己的凳子，以便坐得更舒服些。终于调好了，他拿出一盒中国香烟并向我递出一根。

“谢谢你，但是不用了，老爷爷。我不抽烟。”

“我有外国烟。”他在口袋里找了找，掏出一盒三五，这是个很受欢迎的英国品牌。

“不，真的，我不抽烟。”

“你喜欢万宝路？”他伸手去够装着香烟的木盒子，“这些是美国香烟。”

“不，真的，我真不抽烟。”我说。

他看上去微微有点儿受挫，我又一次被搞糊涂了。马上我就明白，递烟其实就是相当于说，“交个朋友，一起做生意吧。”交换香烟是所有宴会的序幕。接受别人的香烟，意思就是你愿意和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拒绝别人的香烟，表示你不想和他做朋友，而且也不想做生意；或者，如果对方递给你的香烟是廉价的中国烟，这样你的拒绝就可能表示你是个势利眼，觉得给你敬的烟档次不够。当警察因为你触犯交通规则而拦住你时，第一件事就是向他递上一根烟。如果警察接受了，那表示只需警告你一下就可以走了；如果他不接受，就意味着你会收到一张罚单。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男人都抽烟，所以你说不抽烟，会被对方理解成一种怠慢。（女士一般都不抽烟，所以就不会受到这种形式的烦扰。当然，她们其实也吸烟。尽管只是很少一部分，但在沿海地区，吸烟的人数正在迅速上升。在那些年轻人看来，吸烟很酷，很洋气，是有权力的象征。）

谁敬烟和谁接烟是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是敬烟者对接烟者的青睐。在宴会上，地位低的男人们会争先恐后地跳到最有权力的人桌边给他点上一根烟。但如果是和你同等地位的人向你敬烟，那你也得拿根自己的香烟回敬给对方。中国香烟的礼节太复杂了，值得艾米丽·波斯特[1]写本书了，而且也十分古怪，足够让奥洛克[2]模仿了。

老爷爷一直在仔细地琢磨，他用老一辈人有条理的方式跟我进行礼貌的沟通，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最终他得出了一个中国人都会普遍得出的结论，而这一解释能把我从很多尴尬的情况中解救出来——老外都是既无知又粗鲁的，但那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就像大熊猫，一种行动缓慢但又非常迷人，而且濒临灭绝的物种，所以必须被原谅包容，并且加以保护，以免灭绝。愚蠢就是我们老外保护自己的盾牌。对于一个老外来说，最危险的就是熟知中国的行事方式，达到“中国通”的境界。一旦知道你实际上了解很多事，他们就会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你，这样他们就不会那么宽容了。但这种危险还没有落到我头上。

“你想来点花生米吗？”他问，“要不来个鸡蛋？”

“不了，谢谢。只要可口可乐就行。”他看着我笑了，好像我是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我也冲他笑了笑。就在我实在无法继续自己的笑容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获至宝：“你更喜欢哪种烟，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外国烟太贵了，而且一抽就没了，但味道更好些。”

“外国烟多少钱？”

“人民币十块钱，中国烟也就两块钱左右。”

他的孙女拿着一罐可口可乐回来了，肯定被搁置了很久，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老爷爷慢悠悠地把它擦干净，显得有条不紊。

“这个多少钱？”

“人民币四块五。”我很惊讶，在这儿和在美国一样贵。但是我已经放弃了所有其他恶习，现在只需要补充碳酸咖啡因。

“我要十罐。”

这引起了旁边摊位的骚动，其他的农民企业家倾斜着身子偷听我们的谈话。那个老外竟然要买这么多，这一消息迅速在众多摊位中传开了。

“那个外国人刚才说什么？”

“他要十罐。”

“哎呀！”几个女摊主叫了起来。

老爷爷无视他们的喧闹，派孙女去后边找更多可口可乐。可孙女只找到了五罐。他告诉我剩下的他一两天内就能弄回来。

那天我可真花了不少钱。那位老爷爷是个讨人喜欢的推销员。其他卖家在我路过他们的摊位时开玩笑地问我。

“嘿，想从我这儿买点什么吗？”一个卖家问我。

“你有什么东西？”我反问道。

“你要什么有什么！”他回答道。

就在我路过最后一个摊位时，那儿的老板娘问道：“老外，你从哪儿来的？”

“美国。”

“可口可乐是美国的。”

“对，对，对。”

她扭头跟她邻摊的女人说，“瞧，美国人喜欢美国的东西。”

这些商人在研究国际市场。

就在回武术中心的路上，我看到了正从另一条路上走来的游客。他们指着我，盯着我，互相笑着说，“你看，老外！”还有人冲我喊道，“哈罗，老外！”同时挥挥手。有些人甚至停下来拍照。但是所有人都会指着我大喊“哈罗！”有些年轻的女士会一直盯着我看，直到她们意识到这惹恼了她们的男友，然后，她们会用中文安抚他们，“他很高啊，真是太高了，”或者说，“他的鼻子真大。”

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在前四五百次时还有几分可爱，但是几周内过多的注意开始让我声名鹊起，就像当年名不见经传的西恩·潘刚刚与麦当娜结婚时的情形一样。当中国游客指着我喊“看，一个外国人！”时，我通常不会默默地承认这一点，而是会更频繁地指回去，然后喊道：“看，一个中国人！”快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我开始非常费劲地躲藏，避开游客，就像我刚到少林寺时，那些和尚们在寺里的做法一样，尽量避开游客和生人。

[1] 艾米丽·波斯特，美国有关社交礼仪的权威。——译者

[2] 奥洛克，美国电影演员，以善于模仿而著称。——译者

7背叛

在少林寺的第二个晚上，我下楼到演出大厅考察了一番。墙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用中文和英文写着：“文化交流，互惠互利。”中国人喜欢带有口号的横幅——它们可以用来装饰办公室，而且是一种常见的临别礼物。

成浩、德清，还有其他一些僧人正在做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做的事： 在演出大厅里闲逛、聊天、嬉笑、练功夫。我从来没有在一个痴迷于某项单一活动的团体中生活过。这里的生活就是一年到头练功夫，是成年累月的功夫训练营。

即便是在一整天漫长的表演之后，那些年轻的和尚们还在一直练习武艺。德清正在指导小虎耍矛，小虎就是我来这儿的第一天遇到的那个男孩。有几个武僧在演出大厅“有弹性”的角落里练习后空翻。少林寺训练大厅里现代的仿石质地板有些地方凹陷了下去——和尚们多年来一直在武术中心大厅西南角铺的木质地板上频繁而辛苦地跃起、降落，那儿的木地板已经有些松散，加之地面有些凹陷，所以十分有弹性，就像蹦床一样。

我一出现，他们马上就停止了训练。几分钟之内，十几个和尚，还有大概三十个在武术中心训练的中国小男孩（那儿大约有三百个交费习武的学生）围坐在我周围，向我提出了各种问题。因为我是个美国人，所以他们想问的都是最近震惊少林的那个大丑闻。有两个和尚，严明和郭林在少林寺第一次去美国巡演期间逃跑了。四个月前，那时的我正在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任何关于少林寺的信息，结果失望地发现我可能永远找不到少林寺，也找不到和尚们在哪儿；就在那时，不为我所知的是，少林和尚正在全美十个城市进行武术巡演，最后一站是旧金山。演出结束，当飞机停在跑道上等待离开时，官员们大惊失色、气急败坏，因为他们发现少了两个和尚。

“这个夏天当时你们所有人都在美国巡演吗？”我问了一个很白痴的问题。

“不是我们。”德清说，“是另一些和尚，他们住在寺庙里。”

“这儿有两群和尚吗？”

这个问题显然让德清很不自在，“嗯，我们都是少林和尚，但是在1989年，河南政府把武术中心当作旅游中心和功夫学校开放时，我们一些和尚就搬到武术中心来了。那些年纪大或者对功夫不感兴趣的和尚就留在了寺里。”

“你为什么搬走？”

“因为这儿的训练设备更好一些。”德清解释道。

“政府给我们工资，让我们教功夫、给游客表演，”小虎补充道，“寺里的和尚就得跟他们的弟子讨钱。”

“这儿的生活更好，”成浩说，“但是政府不会给我们太多选择。”

德清换了个话题。“你知道郭林和严明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我没听说过任何关于逃跑和尚的事儿。”

我的回答立刻让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吵嚷声。我怎么会没听说过呢？这是大家普遍的疑问。两个少林和尚逃跑了！这可是国际性的丑闻！我难道没听说过中国政府派了特工人员尽力抓捕那两个和尚并带他们回国的谣言吗？我难道没听说过严明和郭林躲在纽约北部佛教寺院的传闻吗？我心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政府要想缩小搜索范围，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应该不会太难，但这些话我没说出口。也许他们已经逃往西部的加利福尼亚了呢，一个年轻的和尚推测道。和尚们认为，不管他们在哪儿，生活一定很艰难。他们没有钱，更没面子——他们令全中国人民尴尬难堪，而且损害了少林寺的声誉。现在，武术中心几乎不可能再拿到去美国的签证了。这两个叛逃的和尚不正好证明了美国签证官的怀疑吗？

德清明显地感觉到其他和尚说了太多脏话，于是他又换了话题：“你见过迈克尔·乔丹吗？”

“没有。”

我听到不少人有点儿抱怨和失望。我怎么会没见过乔丹呢？对中国人来说，他可是最有名的美国人了。过去几年NBA一直在大陆巧妙地营销他们的产品。中国电视台每周都会播出精心剪辑的NBA节目，而且像罚球、传球、团队合作等无聊的部分全被剪辑了，只剩下了NBA的精华——一场大型的灌篮比赛。想想看，就算不剪辑，这也足以描述NBA了。

“你见过迈克·泰森吗？”小虎问。

1992年，少林和尚认为迈克·泰森是世界上最凶猛的拳击手，这是很高的赞誉。甚至有几个和尚突然站起来模仿泰森出拳的凌厉攻势： 泰森会低下头顶着对手的胸部，先是一记左勾拳，再来一记毁灭性的右上勾拳，这彻底奠定了对手失败的命运。他们的记忆力简直不可思议。

“没有，我没见过迈克·泰森。”我承认道。

失望声更加尖锐了。我从没听说过和尚叛逃的事儿，也没见过乔丹和泰森。也许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可能是个加拿大人，却像个美国人似的在招摇撞骗？或者，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他们知道怎样去伤害一个人。

接下来就是测试我是否是个真正的美国人了。他们想知道美国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还想了解很多关于钱的问题，具体到美元和美分： 一个功夫教练在美国能挣多少钱？他们想知道，如果他们在美国，除了教功夫之外还能做什么工作，能挣多少钱。他们想知道快递员、服务生、出租车司机、厨师和警察的收入能有多少。他们尤其对功夫电影明星的收入感兴趣，尽管我们也花了点儿时间讨论替身演员和武术指导的收入。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假装我确切地知道每种职业挣多少钱。其实真的无所谓——反正那些钱对这些男孩来说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天文数字，那么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到底是多少也就无关紧要了。所有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整个晚上，我亲眼目睹了地球另一边的生活，我对美国的收入做了一个活生生的报告。我是大家的焦点。

那是众目睽睽之下一大帮人开诚布公地问我有关美国的最后一个夜晚。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们大都不怎么理我。当时，我还以为那是因为我已经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

但是我错了。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官场现形记》

1吃苦

训练的第一天早上，我就被喇叭里高鸣着的政府宣传歌曲唤醒了，喇叭挂在木头柱子上，全村到处都是这种木头柱子，都是免费的叫醒服务装置。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这是一首行军歌，节奏活泼欢快，第二段着重强调打倒资本主义反动派，赶走帝国主义走狗，如果没误会的话，这其实就是在说我。我有点儿不安，村子里有一万名随时能拿起兵器的武术大师正受到共产主义赞歌的驱使，要奋起反抗，打倒帝国主义殖民者——这种事我之前可没碰到过，极其不适应。其实，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美国自由女神像的雕塑上，刻着欢迎世界各地的人去美国的迎宾词[1]，上面也说什么：“贫苦受难却又渴望自由呼吸的人们，来我这儿吧！”不也是给自己贴金，大唱赞歌，说美国是自由民主之邦吗？尽管这和《社会主义好》有些不同。

《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有些怪，让人联想到中国近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处在过去式，与当今的时代也就愈加显得格格不入。比如说“同志”这一称呼，普通老百姓早就已经不用了。现在，除了武术中心的领导和为政府征收门票收入的警卫，整个镇上的人几乎全是个人支付学费习武的学生、功夫企业家和农民商人。每当我想和那些年轻点、时髦点的中国人开玩笑，甚至是让他们尴尬时，我就会开始唱《社会主义好》或者叫他们“同志”。

几个月以来，我都努力想找到那个负责每天早上播放这首歌的人——播放简直太没有规律了。有好几周，我每天早上都伴着《社会主义好》醒来，但还有几周，喇叭却根本不响。（我猜那个负责放歌的人是个酒葫芦，在消化吸收大量白酒的过程中，他一直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心中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应该克服头晕目眩的宿醉感，挣扎着站起来去打开录音。）看起来似乎也没人知道或在意这件事。那首歌不过就是背景音，大家都宁愿忽略。在这儿住了大概半年之后，我注意到连续好几周都没放歌，喇叭不响，我就再也没被吵醒过。断断续续、不规则的起床号永久沉寂了，这恰恰发生在我待在中国的这段时间，这是一段传统的意识形态正趋于没落的时期。但当时的我可远远没有这么明白，那时的我会一边穿上运动长裤、短袖衬衫和跑鞋（这些将是我今后两年的制服），一边觉得自己像是《谍网迷魂》中那个在海湾战争中被洗脑的男主人公。

我在宾馆外面散步。黎明时分，日头悬在山上，映得周围红彤彤的，山谷里也亮了起来，绚丽夺目。上次我在这个时间保持清醒状态还是在美国呢，那时我为写学期论文，熬了个通宵。

我四处寻找着和尚们的身影。现在大概是早上六点，我要参加四小时的个人指导，分两次授课，分别为从上午九点到十一点、下午三点到五点。早餐前的练习不是强制的，武术中心的每个人都可以做他们自己想做的训练，一般都是做点体操之类的练习。

武术中心依傍嵩山山麓而建。汽车旅馆和餐馆建在一处高台上，高台距离主楼和环绕它四周的院子有十几米的样子。有六个和尚在做蛙跳——他们的手背在身后，由蹲位跳起，沿着连接上处和下处庭院的五十级台阶向上跳。一些年长的和尚（二十五六岁）正朝着嵩山山顶奔跑，他们要在那里打坐冥想并练习气功（气功是一种吐纳功法，普遍认为可以提升内力）。

下面的庭院是个武术校场，有些和尚在踢木架子上挂着的沙袋。地上成排地插着十二个等高的树桩，有两个和尚正在上面操练，这是一种平衡和控制力的练习。雨水收集在一只巨大、凹凸不平的混凝土水缸里。一个和尚沿着水缸边沿往前走，水缸来回倾斜，晃晃悠悠，里面的水也起着波澜，而他却依然能保持平衡。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几根树桩，德清扛着其中一根正在做蹲起。他的室友成浩正在用另外一根做仰卧举重——该场景如同功夫电影的布景一般，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亚洲的电影摄制组经常出现在这儿，拍摄和尚们在传统武术器械上练功的画面，这些画面可以嵌入他们这段时间拍摄的任意一部传统的廉价功夫电影。

但是，那天早上的主要活动一如往常，是在餐馆后面的混凝土停车场上进行的，就在每天中午旅游巴士停在那里之前。有人在那儿挂起了两个生锈的篮筐，几个年少的和尚正在练习迈克尔·乔丹式的步子。篮球运动被发明后不久，基督教传教士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次将基督教青年会的玩法带了过来。在中国农村，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热衷于这项运动，尽管他们没有什么技巧，也不太了解规则。他们兴致来了往往抱球就跑，根本没有运球的概念；传球对他们来说也很陌生；而说起投球的手感，唉，他们简直逊毙了。我高中时代曾是校篮球队的一员（好吧，是那种板凳队员，但其实也没必要这么较真）。这些和尚打篮球的水平和我的功夫一样“好”——这是个绝好的机会，我可以在体育方面运用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向他们示范一下如何打篮球。

我从运球练习开始，然后到传球，最后以跳起投篮结束，特别注意了抖腕的准确性，以确保球可以回旋得准确。然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还是发现，那些和尚看起来更感兴趣的是相互混战，而不是让我指导。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 第一，他们对我说，“嘿，老外，你怎么还不把球还我们？我们还得打球呢。”可是，如果连篮球的基本原理都搞不清楚的话，那怎么能叫打篮球呢？当然了，虽然我投的三分球有些没进——是篮筐歪了——但原理才是最重要的嘛。我不想过早地结束我的篮球“教学”，因为除此之外我就只能做蛙跳了，而蛙跳绝对会让人痛苦死的。

最后，他们也不再把我没投进的球传给我了，而是安慰性地提出，让我加入其中一队。小虎想和我一队，其他八个和尚全都想和我打擂台。中国人不是世界上最高的人种——休斯敦火箭队的姚明不算，因为（不是很多人知道这件事）他就是个靠机械维持的人[2]——少林寺的和尚甚至比一般中国人还矮，因为对他们来说，有利于功夫造诣的理想身高大概是一米六五到一米七。所以这场比赛的内容就只包括两部分： 第一，我始终让篮球保持在头顶上冲向篮筐；第二，和尚们想方设法把我的球打掉。噢，我刚才有没有提到这群和尚并没有犯规的概念——不管是侵人犯规还是其他形式的犯规。总之，那是我第一次跟一群专业武术大师进行街头篮球赛，而且他们还以为各类犯规都属理所当然，所以自那之后，我就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后遗症，那痛苦的经历经常萦绕心间，让我心悸。

就在我努力说服其中一个十六岁的和尚，就算在NBA里，“黑虎掏心”也不是打篮球的正当技巧时，德清和成浩过来了。德清能飞檐走壁，他一定是看出了我跳跃时的乏力——这是我作为白人的通病——因为他把我叫了过去，问我能不能扣篮。我能，当然了，如果条件无懈可击的话……比如说，在篮筐下摆张蹦床。但这也太欺负人了，简直是在挑衅。

“当然可以，”我撒谎了，“你呢？”

“差不多。”

这简直是电影《白人不会跳》中最后打赌的那一幕的再现，当然，这次是功夫版的。于是我腾空跳跃去灌篮，可只是用指尖勉强碰到了篮筐，球在篮圈上“格格”地绕了一圈，又飞了出来。我试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得出了结论——那个篮筐明显比标准规格的三米零五高出了不少。

轮到德清了。他腾空而起，双手扣篮，就好像拿着一把战斧，飞起来劈开了篮圈。他们唯恐对我的羞辱还不够，另一些比斯伯特·韦伯[3]更矮的和尚也继续一个接一个地扣篮，上演了一出足以媲美NBA灌篮大赛的视觉盛宴。我简直不能相信，于是问德清，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他指了指那些在台阶上做蛙跳的和尚。

我花了上午余下的所有时间——包括之后的许多个上午——在那些该死的台阶上来来回回地跳。

早饭后，我在训练大厅和成浩见面，我第一次见他在一群新加坡人面前展示武艺也是在那儿。他将担任我的私人武术教练。

在电影中，在卖给游客的图书里，流传着这样一些神话，说少林和尚们每时每刻都在做着各种奇异的训练。他们会把自己挂在树上，把碗顶在头上吃饭，用百八十斤的茶壶倒茶，甚至连打个盹时也要倒挂金钩。他们在研习古老的佛经时会头顶青砖，而方丈们会将这些青砖一一敲碎。

这些都是真实的，不是造假也不是作秀。上述一切少林和尚们都做过，他们都是了不起的运动员，但他们一天中大部分的训练却并不是这样。他们的日常训练其实和职业运动员类似，这也是来访的电视制作人——他们通常都是秉承“似是而非的真实”理念的典型——从来不拍和尚们日常训练的原因，毕竟只有“奇幻的训练”才能让电视节目更加吸引眼球、引人入胜。

一次正常训练的时间安排如下：

9：00—9：10——绕练功场跑步热身。

9：10—9：20——在垫子上做一套基础软体操： 滑步，提膝跑，还有各种类型的跳跃练习和更多该死的蛙跳，翻滚，侧翻。

9：20—9：25——开始练习基本的功夫招式——出拳，踢腿和摔法——更多体操动作——跳踢，空翻，后手翻，横滚，空中特技。

9：25—9：40——自己做伸展运动以放松身体，重点在于劈腿练习，包括全劈和侧劈。

9：40—9：50——踢腿伸展训练。

9：50—10：00——休息。

10：00—10：20——练习武术教练所专攻的个人招式，或者某种专门的硬功。

10：20—10：50——轮流打出整套仍需完善的拳法。

10：50—11：00——放松。

午饭后便是下午的训练时间，同样的流程，和尚们会再来一遍——永远不会改变——日复一日，一个星期训练六天——从青少年时期一直持续到他们武打生涯的结束，也就是二十五六岁。关键就是重复。在四个小时的训练时间内，他们从未改变过训练的安排。在早饭前和晚饭后的空余时间，他们才会训练各自的专长。只有恰逢在训练时间要为游客表演时，他们才会对日常训练作出调整，而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下午。

我用尽浑身解数，终于坚持到了九点四十分，要做踢腿训练了。直到那会儿，我的不足之处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然而，开始踢腿之后，我彻底没劲了，腿根本就抬不起来，连胸膛的高度都踢不到，可即便如此，都还是需要我低头、曲臂、身子向前弯来助力，那姿势活像肚子上挨了一拳。成浩一直努力保持平静，但我的表现实在太差，他终于忍不住了。

“以前练过功夫吗？”

“练过三年。”

“看着更像练过三个礼拜。”

这些和尚们简直就没有关节和韧带，我怀疑装在他们腿里的根本就是橡皮筋。然而，如果身体没有足够的柔韧性，就不可能练就一身像样的少林功夫。这也是中国人认为一个人应该从幼年时期就开始练武的原因之一，因为那时候身体柔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柔软可以继续保持下去。而我则是在青春期末尾才开始练的，此时我的身体已经僵硬，要想努力再练回去，让身体恢复柔软，谈何容易。

舒展身体之后，我们开始练习十八个基本招式，这十八个招式相传与菩提达摩弟子修习过的功法是同一套，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些招式经常出现在五花八门的少林功夫里，比如小洪拳和罗汉拳。这两套拳法都包括五六十套技巧。其中一个基本招式就是迈步向前，同时用右手挡住并且扣住假想对手的拳头，左手则要击中他的脸部。另一个基本招式则要求三百六十度旋转，并用脚勾住假想对手的腿，与此同时左手拦住他的拳头，右手直击对方胸膛，将他打倒。

上第一堂课时，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地上，要不就是在倒向地上的过程中。

对于中国功夫，我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它的复杂性。世纪之交，为了便于教学，空手道和跆拳道都被简化和改进了。这两种格斗术的一招一式充满了自我防卫的意图，但传统的少林功夫则正好相反。它不仅复杂而且含混，至少一半以上的基本招式都让我理不出头绪。招式非常古怪，看起来就像解释性的舞步一般。舞步过于复杂，让人无法用言语描述。此后没多久，我就帮另一个少林武术学校的管理员，整理了他用英语翻译的一本少林武术典籍，里面有几句是这么说的：“右手呈四十五度角摆放，手指伸直，手掌朝上。左手掌心向上至右肘处。后腿直立移动，屈膝旋转一百八十度。同时双手向左扫去，而且……”

第一天早上，成浩就解释了理解这些不合理套路的方法。在人类发明火枪之前，武术大师拥有这种最宝贵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技艺。年长的大师如何防止一些急躁的年轻人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学会他的绝技，然后用于作恶——或者更糟，万一他们用来对付那些年长的大师呢？一位功夫大师，他是如何把年轻的弟子们长时间留在身边，让他们忠于他，提升自制力，同时又不给自己招来骂名呢？很简单，他将自己的绝技藏在这些复杂的招式中，所以，招式中间包含了不少多余的动作。弟子们忠心耿耿地训练了几年之后，大师就会透露某些技艺的用法，其实，弟子们已经反复练习并掌握了，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我立刻想起一部描述一个小孩学功夫的电影《功夫梦》，里面有“上蜡，刮蜡，上蜡，再刮蜡”的台词，也就是不厌其烦、持之以恒的教育哲学。

但那是人类发明火枪之前。成浩教我的时候，很乐于解释基本招式的每种自卫用法。但即便他解释了，这些动作看起来也很不实用。攻击的角度很古怪。各种动作的结合看似也没必要那么复杂。有一种技法是用右脚勾住对手的左脚踝后部，然后再用右膝抵住他的腿。而且与此同时，我应该向前倾，扳直对手的腿，用拳击向他的胸膛，将他打倒。用得着这么麻烦吗？非得这样吗？在我这种非专业人士看来，这种技艺好像没什么用。

“师父，”我试了几次之后说。“这种旋转爪勾技好像太难了，不会有效果吧。”

成浩和尚沉默了半晌，才答道。

“真有意思，你竟然会那么说。去年这儿有个很无礼的德国空手道教练。他每天都羞辱少林功夫，说它没空手道强。最后，我对他说，‘那好吧，你可以用任何你想用的空手道招式来攻击我，我会用少林功夫防守。’他假装出拳，然后一个回旋踢。我用的就是你刚才问我的这一招。我制住他的下盘并倾身向前，他倒了下去。他又在少林待了一段时间，只是走路时不得不用拐杖了，一直到离开时也没好利索，但他再也没侮辱过少林功夫。”

说完故事，成浩笑了笑，不好意思地耸了耸肩，“我做得可能过分了，有损武德，”他说，“有损武术道德。”

“我只是希望你别觉得我无礼。”我说。

“不，不，不，你就是在问问题嘛。”

“无论什么时候，我要是冒犯了你，你告诉我，我以后就不会那样了。”

“别担心这些，”他说，“我会的。”

阿弥陀佛。

练了三十分钟基本招式之后，成浩便开始教我少林功夫的初学者功法——小洪拳。大多数初学少林功夫的中国学生要练六个月到一年的基本招式，才能开始修习功法。但是，成浩和尚解释说，和尚们加快了我们这帮老外的学习进度，因为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和耐心练基本功，再说我们也不在意内功，只是急于向别人展示自己外在的武功造诣。和尚们知道，就算我们一套功法都没练好，也会希望学习下一套。他们仔细地研究过我们。

小洪拳大约有五十五招，招数的多少取决于由谁来教。每位功夫大师都倾向于教授学生有些许变化的少林功法。成浩说，这就是中国有这么多不同功夫派别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少林功法的变化会越来越大，最终就会有新的功法诞生。

就算没有上万种，至少也有上千种不同的功夫派别。有的派别根据其特点，会让我们联想到某种动物，有“醉”派、地方派以及专攻一种兵器的派别。还有家族门派，功法从不传给族外人。有外家派和内家派，有专攻地面战的派别，有利用关节制敌的派别（擒拿），甚至还有一个派别专攻铁头功。在人类文化历史的进程中，如果想证明人类强迫症似的专注可以达到何种程度的话，那么，中国功夫应该是最为辉煌的范例之一。

每个功夫派别特点迥异。虽然大多数武术功法都要利用演练场地的整个平面，但少林功法通常都只在一条直线上进行。你需要侧身右手向前，右脚迈步前进，然后在某个点上旋转一百八十度，左侧身子向前。成浩解释说，这是因为少林功夫的基本原则是，如有必要，该功夫能够在“一头牛的阴影下”修习。在演示每个招式时，成浩本应身子成一条直线，左侧在前或右侧在前，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拔地而起，直接腾空完成招数，然后再落回原点。接着他会再次跳到空中，完成下一个招数，再落回原点，如此循环往复。那么，这条线便缩减成了一个点。我问他这么做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原先和尚们都住在很小的房间里吧，”接着他又笑了，“我想我们现在还是如此。”

看着成浩教小洪拳，就像看数学大师教高中代数。他很久没琢磨过小洪拳了，所以自己也花了点时间演练了一遍。然后，一旦通过身上的肌肉运动寻回对这套拳法的记忆，他便打出了第一部分，迅速过了一遍前十招，技艺精湛，毫无瑕疵，和我以前见过的一样完美。之后，他停了下来，挠了挠头。他不确定如何从第十招过渡到十一招。是迅速闪避、转身再弹腿呢，还是先转身、迅速闪避，然后再弹腿？

他有点儿难为情，咧嘴笑了，“我很久没教这套拳法了，通常都是年纪大些的和尚来教。”

我问他平时都教什么。

“更深一些的拳法套路。我的专长是鹰拳。所以，如果有外国人想学的话，他们就会找我来教。但平时教老外基础拳法的和尚在休假，所以我就在这儿教你了。”

作为我的武术老师，成浩亲切和蔼、心地善良而且满腔热情。直到将近一年后，我才知道他最初并不想教我。事实上，当和尚们听说我要逗留一年时，就没人愿意教我了。教学会占用他们自己的训练时间，而且还不会因此得到任何额外的报酬。当然，短时间教授他人是无妨的，因为可以借此休息一下，暂停单调乏味的训练，同时这也是与外国人接触、交朋友的好方法，对于想移民（或者叛逃）的和尚颇多益处。然而，如果教一年的话，肯定会有碍于本人武艺的精进。这对于十六岁到二十六岁、正值武功修行巅峰的壮年和尚来说是极其痛苦和残忍的。成浩和我一起抽了这支下下签。多亏了他，让我一直都没有猜到整件事情的内幕，否则我会良心不安的。

三十分钟过去了，我勉强学会了其中的五招。我底子薄，动作笨拙，站姿不稳，毫无力度。如果我是中国学生的话，成浩一定会冲我大骂，间或还会用木条之类的东西抽我几下。少林寺的教育方式是很注重体罚的。在中国，父母惩罚子女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句谚语，“打是亲，骂是爱”。但我是外国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成浩只有十九岁，我还比他大两岁。所以尽管我一早上表现极其糟糕，他也只是说，“好，非常好……好多了……你越来越棒了。”

课后，我问他少林寺的训练方法，想知道为什么和电影里演的不一样。

“那些只是电影。”他说。

“以前的训练和电影里一样吗？”

“谁知道呢？很难把现实和想象分开吧，”他答道，“但他们可能那么训练过吧。过去的和尚要比我们更能吃苦耐劳，他们的生活也更辛苦。”

“在我看来，你们现在的生活也不容易。”

“哦，现在比原来好多了，甚至比我九年前来这里时也强了不少。我们现在是在武术中心室内的垫子上训练，我小时候都是在外面的泥地上练呢。”

就像所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一样，少林寺有午睡的习惯。午饭后，所有和尚都会去休息，直到下午三点训练开始。只有当大型旅游团比预定时间来得晚时，才会有例外，这时和尚们会被叫起来为游客表演。

第一天早上下课后，中午我兴奋得睡不着，因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少林和尚开始教我功夫了——那是我最后一次没利用午睡的机会好好恢复体力。此后，中午我往往躺下就着。

下午两小时的授课和上午完全一致，接下来三个月中每次训练也都是如此。我跑跑跳跳，极其不情愿地做蛙跳，侧翻，翻滚，汗流浃背地舒展筋骨，又开始踢腿。我学会了更多基本的招式，也摸索着学会了更多小洪拳里的招式。而在这一过程中，成浩一直都在说，“可以……好……好多了……不错……再快点儿……加大力度……很好……等等等等。”

那天晚上，我高高兴兴地上床睡觉，就像学有所成那样开心。我找到了少林和尚，和他们一起训练。我的世界里一切都很顺利，让我激动得难以入睡。这一天真是激动人心、不可思议。

那也是我没有痛苦、快快乐乐的最后一天。

对于少林寺的新学生来说，第二天往往是最糟糕的一天。我浑身疼得厉害，身上的各个部件全面罢工，尤其是我的腿。光起床就花了十分钟，我得用双手抬着自己的腿才能慢慢挪下床沿。为了站起来，我不得不先来回晃腿，但双脚一着地，我还是向前摔在了墙边的椅子上。我看了一眼时间： 上午八点三十分。我已经错过了晨练和早餐，就连《社会主义好》也没能叫醒我。

我像个跛子一样一瘸一拐地下了台阶。为了宝贵的生命，我一边抓紧扶手，一边右脚先向下迈步，再拖着左脚向右脚靠拢，然后右脚再向下迈步。我简直残废了。虽然来少林寺之前，我不是谁家的模范美国小孩，但我一直是个活跃的高中运动员，打篮球、玩橄榄球，甚至还参加过网球队。大学期间，我学过跆拳道、合气道和功夫，可我从未感到过如此疲惫。

我像个吃错了药的精神病人，拖着步子走进了主楼，撞到了第一天在武术中心见过的那位画家。

“你昨天就开始训练了，对吧？”他笑着问道。我一瘸一拐地从他身边走过，什么也没说。

和尚们聚集在表演大厅外面，等着有人拿钥匙过来，把拴住大门的自行车锁打开。德清和尚看了我一眼，笑道，“好玩儿吗？”

“太好玩儿了，”我耳语般地答道。

所有和尚都捧腹大笑。

我终于挨到了训练大厅，成浩尽量忍着笑，“身上疼吗？”

“没事儿。”

“学功夫很辛苦。”

“似乎确实如此。”

那天上午，光是绕着大厅跑然后努力跳跃、翻滚和在垫子上回旋就让我用尽了力气。又到蛙跳的时间，我几乎都快累哭了。当我蛙跳着穿过垫子时，膝盖只能弯下去十公分左右。

“你们家青蛙挺高的嘛。”成浩笑着冲我吆喝。

到了伸展训练的时间，我简直累得浑身发抖，瘫在了那里。训练场有两层楼那么高。在原本第二层的位置是个室内阳台，从两侧环绕整个训练场。两边各有楼梯通向二层的阳台，所以人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训练。我在一边的楼梯阶上做完了最初的伸展训练。然后，真正的伸展训练来了： 第一个动作要求我把腿尽量抬高压在楼梯台阶上，伸直，然后再弯腰用鼻尖抵住膝盖。问题是，我感觉膝盖里的筋络就像磨损不堪的绳子一样，随时有可能崩断。疼痛十分剧烈，所以我的脚抬得很低，比前一天还要低两个台阶。

我努力弯腰，尽量把身子朝膝盖靠拢，却只向前挪了几公分，便弯不下去了。成浩站到我身后，开始推我的后背。我忍痛深呼吸，试着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一些令人惬意的地方，譬如阿卡普尔科的海滩、花花公子的豪宅、托皮卡的必胜客餐厅等等等等。尽管神游八方，但我还是无法真正逃离这间该死的屋子，也根本不能忘却这难忍的疼痛。我愈发焦虑起来，坚信膝盖里的某条筋络真的会撕裂。

“师父，很抱歉，”我说，“也许我今天不能再练了，得等到我的腿彻底好了才行。”

“没用的，”成浩说，“如果你休息到感觉好点时再训练，那到时第一天练完之后，第二天你的腿还是会这么疼。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挺过去。”

“那多久才能挺过去？”

“六七天吧。”

要在这样的痛苦中煎熬一周，简直让我不敢想象。

“把鼻子抵到膝盖上！”他一边说一边推得更用力了。

我开始求饶，“师父，求你了，让我休息一天吧。”

“不，没用的。”

“我的腿快断了。”我呜咽着说。

“不，不会断的。”

几年前，我很喜欢读战争回忆录，经常会想，自己到底能不能忍受折磨与摧残呢。现在我有答案了，那一刻，我可以给成浩任何东西——钱、国家机密、哪怕是性——只要他能让我暂缓功夫训练。

现在想想，我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总之，他帮我挨过了那段训练，走过了那几周苦难的日子——他时而甜言蜜语地诱骗我练下去，时而又呵斥羞辱，甚至有时还会唱歌。他想让我帮他翻译爱斯基地[4]的歌《她所要的一切》——当时中国最流行的西方歌曲，并教他唱。我们花了大量时间绕着训练场跑，讨论那个歌手想要的宝贝指的是小孩还是男友。成浩坚持说宝贝指的是另一个小孩。

“如果她已经有男朋友了，为什么还想要一个呢？”他问。

我决定不向他解释这一切。

事实证明成浩是对的——我的腿六天后就好了，之后我的身体变得柔韧多了。但在少林寺，这可不是我最后一次被逼到想要求饶。

[1] 自由女神像基石上铭刻的犹太女诗人爱玛·拉扎露丝的十四行诗《新巨人》中的诗句，其中有“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意思是“贫苦受难却又渴望自由呼吸的人们，来我这儿吧”。——译者

[2] 此处作者暗示姚明在赛场上曾多次受伤，体内嵌入多个机械装置。——译者

[3] 斯伯特·韦伯，美国NBA球员，身高仅一米六九，被昵称为“小土豆”，在1986年美国NBA扣篮大赛中，他力压群雄，从两届扣篮王冠军、身高两米零一的威尔金斯手中夺得了“扣篮王”的称号。——译者

[4] Ace of Base，爱斯基地，又译王牌合唱团，被称为90年代欧洲歌坛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流行组合。——译者

2表演是第一要务

我违抗了父亲的意愿，来到了少林寺，因为我想去汉语世界中最孤独、最与世隔绝、最遥远、最微不足道的地方。而且和大多数不仔细考虑就立下志向的人一样，我的愿望也实现了。并且，在最初成功的喜悦消散之后，我完全陷入了悲惨绝望的境地。

没有朋友，没有家人，甚至连说英语的人都没有——我完全浸泡在少林寺里。来这儿第一个月时，我甚至都孤僻地开始自言自语了，而且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因为我还得自己回答自己。我从未想过英语对我来说如此重要，因为它能让我认识到自己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尽管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整体。我开始感受到身体中有两个不同的自己： 一个说英语，一个说汉语。马修是个聪明而又细致的男孩，包默思则是个有语言障碍的笨蛋——每当他不明白别人刚刚对他说了什么时，他总是迫切希望自己的大脑能在说话人转换话题之前，把听到的最后一句翻译出来，这时，他总是会点头微笑着说：“对，对，对。”大家都觉得包默思说话常常会有十秒钟的延迟。

“你要（什么）吗？”一个和尚问我，“我们都要去（什么）（什么）。你有兴趣吗？”

“对，对，对……好哇。”我都会这么回答。

武术中心有全村唯一一部能打国际长途的电话，大概每打十次能有一次接通，价钱是每分钟八美元。武术中心还有村里唯一一部能发国际传真的传真机，价钱是每页二十美元。几次打电话回家都没打通，于是按照妈妈的要求，我给她发了一份简短的传真，让妈妈知道我还活着。

妈妈，你的儿子还活着呢。当地的人都很暴躁。请多寄点儿钱来，还有彼得·潘花生酱。这儿的食物很难吃。如有可能，我会打电话的。

爱你的方特勒罗伊小爵爷从家里寄来的信或包裹要一个月才能收到： 从美国到北京五天，从北京到郑州七天，从郑州到少林寺十四天，然后还要再等一个礼拜，少林寺邮局那些像福克纳[1]一般的酒鬼们才会腾出时间来通知我——这个村里唯一的美国人——有个包裹从美国寄来了。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还没对彼得·潘花生酱产生兴趣。我所有的包裹和信件都会被拆开，然后，有些最终根本就到不了我手上。当然，有一些信件和包裹我还是能收到的，但上面肯定也不会有邮票，因为外国的邮票很有收藏价值。

我很寂寞，所以尽管并没有完全处在与世隔绝、孤立无援的绝境下，我还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始写信。我写的不是小便条，而是二十页、二十五页、三十页的单倍行距的大文章。我分别把信寄了出去——给我爸妈、我朋友、我的前女友——大多数时候，一说到“我的前女友”，我心里就发疼。曾经有些被判刑的罪犯用信件打动过他们的妻子，受他们的启发，我也希望能用语言的力量让她重燃对我的爱意。幸运的是，我还是设法压抑了这些话语，因为这种文体最有可能属于那种令人绝望、伤心的类型，并不是特别吸引人。而且总体来说，作为一个从大学辍学、到佛寺里修行的人来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动人的地方。她只回了我一封分手信。不幸的是，我记得信中的每一个字，特别是“我喜欢你，但我没有真正爱上你”。

我完全与世隔绝，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直到12月下旬，我才听说了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那个曾在我刚来武术中心时帮过我的画家，有一天对我说，“美国有了一位新总统。”

“谁赢了？”

“我不确定，但我确定一点，”他继续说道，“不是布什。”

在汉语中表示“不是”的词语是bu（二声）shi（四声）。中国对乔治·布什的姓的音译是bu（四声）shi（二声）。但我听不出音调上的区别，因为那个画家的河南口音很重，而我的中文又不好，所以我误解他在说美国总统“不是不是”。

我立刻陷入了困惑。为什么他要重复“不是”？为了强调吗？是不是有什么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总统“不是不是”？他的意思是“没有总统”？或者，总统遇刺了？

一时间，我思绪万千。

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美国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联邦政府垮台了——这一迹象深刻地说明了我与外界是多么疏离。

画家感受到了我的不安，紧张地重复道，“Bushi Bushi。”

“你说什么？”我要他再重复一遍。

“Bushi Bushi。”

我终于听出了音调的变化，明白他说的是“不是布什”。

几周后，我才发现当选美国总统的是克林顿——我们的第四十二届总统，而不是佩罗。

少林寺官方宣称有十八般兵器，但实际上还有更多。少林寺有五种主要和动物相关的功夫——虎拳、豹拳、鹰拳、蛇拳和螳螂拳——但实际上还有更多。据估计，少林寺有超过二百种徒手的拳法，但没人能把它们全都记录下来。武术史学家解释说，创造这些派别要么是为了自卫（少林寺是个孤立的寺院，经常会受到匪徒袭击），要么是因为宗教原因（功夫是一种移动式的冥想），但这还是解释不了少林功夫的复杂性。我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才总结出了自己的解释： 那就是——无聊。让一群性压抑的年轻男人在山顶上什么也不做，只是冥想、练功，其结果就是修习研发出了无数种少林功夫。

和以前的少林弟子不同，我有机会能接触到电视、功夫电影、台球、街头霸王2，用以打发空闲时间。但即使有那些东西做伴，在学功夫之外，我还是像待在戒毒所里的瘾君子一样。我想念西餐、母语、朋友和家人。而且，没有任何视觉上的刺激也同样让我怅然若失，甚或更为煎熬和失落。少林寺的夜晚同样乏味，就像长途汽车横跨广袤的堪萨斯平原一样——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外面的景色都没什么变化。在我来少林寺的第一个月里，有很多个晚上，寂寞和孤独紧紧盘踞在我的胸口，让我甚至连呼吸都有些困难。星期六的晚上更是难熬，那种无所事事的虚无感时而发作，让我心悸——我不得不面对第二天是没有任何功夫训练的星期日这么一个惨痛的事实；而同时又在一直想象，我的朋友们正在享受我已然享受不到的快乐时光。

少林寺唯一可供选择又真正有趣的娱乐活动是和尚们场面浩大的功夫表演。功夫表演并没有安排特定的时间，也许几天都不演，然后突然连续表演三个下午场外加一次夜场。旅行社工作人员会在最后一分钟打进电话，希望可以拿到更优惠的票价。或者，一些政府官员会带着国外的高层前来参观，中国政府想通过一场中国文化盛事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再或者，武术中心里的某个人欠了一个外人的人情，所以当一群人和这个外人一起出现在中心门口时，和尚们就要放下他们正在做的事，张罗着进行武术表演。

表演就是一场常规训练的加强版。和尚们首先在垫子上展示跳跃动作和其他体操类的空翻和降落动作。年纪最小和功力最弱的和尚从跳踢动作开始。技艺的难度会随着每个和尚成功完成动作而逐步增加，直到功力最深的和尚结束热身环节： 最常出现的要么是德清的一连串回旋高踢，要么是礼鹏——一个沉默寡言独来独往的武僧，在一张餐桌那么大的地方连续做二十个后手翻。

做完了准备活动，和尚们便如军人一般精准地表演伸展踢腿。每个人都挺得笔直，用肘部把踢起的膝盖牢牢锁住，每只脚都碰到额头，腿噼噼啪啪地上下动作，几乎比人的目光还要快。这组的热身动作一表演完，和尚们就会离开大厅，再一个接一个地回来，表演他们自己拿手的绝活。

表演分为两组： 一组表演武术，另一组表演气功。气功大多都是硬功技艺。中国人相信“气”的概念，“气”可以粗略翻译成“生机”或者“吐纳”或者“力量”。他们相信“气”可以在人体内任意穿行，就像《星球大战》中的“原力”一样，而且“气”能在吐纳生息中得以加强，然后集中在身体的各个部位。硬功讲究引导“气”进入身体的一个部位，从而保护此处不受冲击。有个和尚是铜臂铁腿功夫的专家。表演过程中，他用四肢劈折了各种各样的木制品。另一个专攻铁腹功的和尚邀请观众上来用拳头使劲打他的肚子，而他在重击之下面不改色。还有一个铁头功专家表演了以头碎砖。

“气”真能保护他们吗？以我的经验来看，把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想象着力量也都集中在那儿，这很有助益，也非常必要，但还不够。修习特定硬功的高级武艺修习者都会长时间加强身体特定部位的坚硬程度，力度之大，会使得身体上的改变接近扭曲。德清练的是铁拳功，他的拳头非常厚实，看上去像针毡一样——手指充当针。另一个和尚练铁指功，他长时间练习把手指插到坚硬的泥土里，当他把四根手指并拢在一起时，可以看出他的四根手指长度一样——中指和小指一样短。所有铁头功的修习者头上都有疤，而且说话结巴。所以“气”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它挡不住子弹。

硬功表演中还穿插着专业的武艺展示。除了固定的套路之外，和尚们表演的所有功夫都不是传统的少林派拳法，而是从现代竞技武术中演化而来的。

在1950年代，政府禁止人们练武，想以此来创造一个摆脱封建历史与迷信传统的“新中国”。但禁止练武就相当于在西得克萨斯[2]全面禁止高中橄榄球，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违背常理的。在中国，人人尚武，沉湎于功夫之中；在全国各地，你都可以发现每天早上在公园里练武的古稀老人。所以政府明白，需要疏导那股热情。因为国际体育竞赛是可以相对安全地展开冷战的阵地之一，中国政府就在传统武术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两项运动：“现代武术”和散打（中式跆拳道）。

“现代武术”就是相当于花式溜冰一样的功夫。现代武术的比赛是在裁判面前进行的，可以用兵器也可以不用。裁判根据选手表现的美感和技巧难度给分。招式的自我防卫效力——传统武术的全部意义所在——与比赛得分无关。现代武术是没了“武”的武术，重点在于速度、风度、美感和特技能力。高度程式化的武艺中充斥着空翻和跳跃，而这些你都可以在奥林匹克体操比赛里找到它们的踪迹。

为了支持这些新兴体育项目的推广，政府修改了全国各大体育学院的课程，将现代武术和散打加了进去。这项举措推动了国际赛事对这两个体育项目的认可。它在全国招募有天赋的男孩参加高强度的“武术”训练计划。中国“武术”机制下培养出来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李连杰，他在北京参加全市体育测试时被挖掘出来，然后便被招收进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武术”计划——这个计划迄今仍被认为是全国最好的——而且拿了五次全国冠军，之后又拍了电影《少林寺》，从此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台湾和香港的传统武术大师绝对恨透了现代武术，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看作是对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武艺的一种政治打压，意在剥离武术的武学和宗教上的根基。但大众很喜爱现代武术，因为它流畅、优美，而且还是香港电影中最常见的风格。前手翻和后手翻在打斗中一点儿用也没有，但看起来确实很炫。所以和尚们会给观众表演。事实上，他们已经调整了竞技“武术”的套路（在比赛中有严格规定），想让它们更吸引人。目的是激起、增加“噢”和“啊”之类的喝彩声。他们确实做到了，尤其是德清和礼鹏。

礼鹏专攻地躺拳，包括跃向空中进行各种形式的飞踢，然后再以平躺的姿势落在垫子上。他做着二十个后手翻入场，之后便继续做前空翻，然后再来几个高高的飞踢，最后以背部着地结束。作为一种纯粹特技能力和身体坚韧性的展示，他的表演的确非常激动人心。

唯一可以和他相媲美的是德清。德清的整个身体基本就是一块快速抖动的肌肉。他缺乏耐力，但在人群面前表演的大约一分钟时间里，他会爆发出极具美感的动力。他行动迅猛、身体强壮，不拘泥于细微的武术形式，因为按照惯例，武术的细微之处要求表演者的脚、手、头和身体要恰到好处地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摆成某个特定的姿势。而德清经常会打破常规，他忙着转变招式、跳得更高、转得更快、冲得更猛。只有德清表演时，其他和尚才会特意观看。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技艺高超，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表演能给大家带来乐趣，但主要原因是，只有德清会一直在表演过程中即兴编一些新动作加入到功法展示之中，有时随想随加。尽管其他和尚表演得也很精彩，可一旦看多了、早就知道他们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表演那套功法时，你就会开始厌烦，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德清身上。

有一次，德清正在表演他个人版的少林醉拳（这套拳由一个嗜酒的和尚所创）。在表演时，他本应跳到空中，完成飞踢的动作，同时呈大抛物线形旋转，然后左侧身体着地。但他跳得太高了，身体又翻转得不够快，所以就要以背部着地。但他伸直腿部，停止旋转身体，然后在空中——地上六英尺的地方，像块板子一样平躺——旋转胯部，使得身体像抛煎饼一样翻转过来。最终着地的时候（看起来似乎已经过了一分钟），他处于俯卧撑的姿势，用手撑着下落。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和尚赞叹又羡慕地摇了摇头，呼出一口气，小声说，“他妈的德清。”

每场能看的表演我都看了。但更有趣的是表演开始前和尚们的相互交流，他们就像一个戏班子一样，抱怨着疼痛和损伤，抱怨要为不多的几个人表演。当大厅里都是人或者有重要人物在场的时候，他们就会气势高昂。技艺不太娴熟的和尚会研究技艺高超的师兄们的表演，寻找可以为己所用的招式。就在表演开始之前的片刻，那些演出的“大牌明星”才会到场，之前是寻不到他们踪迹的。通常都是派一个年轻些的和尚去请他们，然后他们才会在最后一刻夸张地到场。还有无休无止的背后中伤，说什么谁谁谁在走下坡路了，谁谁谁提高得不够快，谁谁谁假装受伤逃避表演，谁谁谁没他想象中的好，谁谁谁只在人够多的时候才会好好表演，谁谁谁想学新东西、根本不屑于一遍遍地练同一套旧功法，谁谁谁需要少花时间指导别人、多花时间注意自己正在退步的武功技艺之类。

和尚们一边把平时训练穿的运动长裤和短袖衬衫换成橘黄色的和尚袍，一边相互说笑道：

“礼鹏在哪儿？”

“不知道。”

“去把他找来。”

“为什么我去？”

“因为我让你去。”

“嘿，谁有腰带？”

“你的腰带呢？”

“洗了。”

“所以要让你有条备用腰带啊。”

“都洗了。”

“你个笨蛋。”

“你得再剃一次头。”

“但是很冷啊。”

“你把木棍打到我胳膊上时，尽量折断它，动作要快！上一次你快把我的肩膀打折了。”

“如果你不喜欢我这么做的话，找别人吧。”

“礼鹏在哪儿？”

“他就没在这儿出现过。”

“来的是群什么人？”

“一帮老外。”

“来了多少人？”

“大概二十个。”

“从哪儿来的？”

“美国。”

“怎么看出来的？”

“从他们身上穿的衣服，而且他们还很胖。”

“每个人今天都要尽全力，我不想看到任何人偷懒。”

“我想看你打螳螂拳。”

“我打不了。”

“为什么？”

“我的后背。你知道我的后背受伤了。”

“你都伤了一个月了。”

“但我今天上午已经打过螳螂拳了呀。”

“打了你就不能再打一遍？”

“我的后背，真的很疼。”

“好吧，那表演铁腹功吧。”

“表演不了。”

“啊？为什么表演不了？”

“我拉肚子。”

“那就把你的铁肛功也一起表演出来吧。好了，音乐开始了。全体各就各位。有谁去找礼鹏了吗？妈的！……大家都准备好了吗？上！”

[1]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喧哗与骚动》。福克纳是个出名的酒鬼，一生都浸泡在酒精之中，曾多次因酒精中毒被送进医院。据传他在喜事之后会豪饮，一喝就会持续很久。而且经常躺在床上喝，还要家人带酒来陪他。——译者

[2] 美国西得克萨斯州以橄榄球运动特别普及而著称。——译者

3中药

和尚们是少林寺的主人，而我则是他们的客人。问题是我不想做客人。我想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但我终究是个外人，一个娇生惯养的外国人，在豪华的餐厅用餐，住在奢华的酒店里。我有一本护照，随时能让我想走就走。我有信用卡可以支付行程的费用。而且，我还是个美国人——最让中国人嫉妒、羡慕和害怕的国家的公民。刚来的那几天晚上，我是大家好奇的对象，但之后，一种礼貌的距离便像一堵墙一样将我禁锢起来。我进了少林寺的大门，但我仍不是这个群体的一员。

要想被大家接受，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赢得他们的尊重。在和尚们中间，地位的高低取决于武艺的高低，同时也取决于承受痛苦的意愿，也就是“吃苦”。短时间内，我的武术技艺不太可能给他们中的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吃苦是我唯一的选择。

包括晨练，武术中心的弟子通常一天要训练五个小时。我决定试试每天训练八个小时。起初的生理冲击过后，我就开始增加训练时间。第三周，我在晚饭后加了一次训练。第四周，我缩短了午睡时间，在下午的训练开始前额外加了一小时。我把训练时间加到了一天七小时，之后便无法再加了。每次我想多加一小时，第二天反而就会减少几小时。我的身体无法承受。但训练七个小时已经比任何其他人的训练时间都长了，我很快就发现其他人注意到了我。

在下午两点到三点的训练时间里，我唯一的伙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十岁小女孩。她是礼鹏父亲的徒弟。礼鹏的父亲结实瘦削、身材矮小、目光严厉，留着邋遢的傅满洲[1]式的胡子。作为一长串武术大师的后裔，礼鹏的父亲把他的妻子、女儿和亲自训练的儿子都带到了少林寺，因为少林寺能为他家特有的技艺提供最好的机会。礼鹏小时候就开始在街头表演，为家里赚钱，用他的武艺让来到少林寺的游客为之倾倒。当武术中心开张时，他的才能便有了用武之地，尽管对他的家庭来说这个地位还很脆弱。他的父亲得到了一份门房的工作。这家人被安排住在楼梯下的杂物室里，隔壁就是我的训练室。一条条胶合板连在一起，斜靠着楼梯，里面就是礼鹏父亲的家，在武术中心的角落里几乎提供不了多少私密空间，而这三四平方米竟然是这儿最为热闹和繁忙的地方。我第一次被邀请进屋时，空间的局促让飞机上的卫生间看起来都很宽敞，面对这样狭小的空间，我拼命想让自己看起来处变不惊，泰然自若。礼鹏的父亲问我在想什么。我告诉他，他的家棒极了。

他对我善意的谎言报以微笑，“不，这儿不够好，但还是比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好多了。”

“你们原来住在哪儿？”我问。

“住在山洞里。”

“啊，山洞，是啊……”我一边说，一边在大脑中慌张地搜寻着合适的回答，“嗯，在许多方面，这儿确实比山洞强。”

“我们现在有地板了。”礼鹏的父亲说。

“是，是，是，没有土，那也是个好处。”

“而且虫子也少。”他的妻子微笑着补充道。

“没错，没错，没错，那是另外一个好处，”我说，“我讨厌虫子。”

“而且还有电。”礼鹏的父亲总结道。

“好得太多了，”我说，“不错，不错，不错。”

和少林寺里的很多小孩子一样，下午和我一起训练的小女孩因为经济原因成了孤儿——她的父母很穷，养不起她。礼鹏的父亲是她家的远房亲戚，所以同意收她做徒弟。这件事证明，中国的经济阶层很多，还有比住在楼梯下杂物室里的人更低的阶层。为了回报他们对她的训练和为她提供的食宿，小女孩把所有的家务活儿都做了。看到她在他们家屋外扫地之后，我给了她个昵称，“灰姑娘”。

我们都是初学者，跟私人老师单独训练。我们都是少林寺的外人： 她是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孩，我是个老外。我们都离家很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成了彼此的挚友。她的日子比我更不好过，因为礼鹏的父亲奉行“残酷才是仁慈”的武学原则。如果她没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礼鹏的父亲就会一边摇晃她一边说，“如果你不努力，我就把你送走，到时候就没人能养你了！”

一天，礼鹏的父亲让她做了一套严酷又极端的武术练习，到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冒险走上前去打岔。他当时正在训练她做后手翻： 先让她倒立十分钟，然后又让她干净利索地向后折腰一百次，直到她站不起来。下课后，礼鹏的父亲对我说，“我知道你认为我的教法太残酷，但你以后就会明白这样做是为她好。在这个世界里，她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在武术上出类拔萃。”

因为“灰姑娘”总是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所以我打定主意要让她振作起来。在我们每天单独训练的那个小时里，我把一般人逗孩子笑的招数都用上了： 出洋相、举起她玩“坐飞机”的游戏、假扮成怪兽追着她满屋子跑。礼鹏的父亲一进训练大厅，我们就假装互不相识。礼鹏的父亲也很精明，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总唱白脸的严师，其实很需要一个唱红脸的人来给“灰姑娘”调节一下。

午后，我往往在正常训练时间之前就已经开始训练了，我与礼鹏的父亲也逐渐熟悉起来，这可能拯救了我在少林寺的武术生涯。大概一个月后，我膝盖骨正下方的地方一动就疼。每当我要踢腿时，一阵剧痛就会袭来，瞬间席卷全身。没有和尚知道该怎么办。甚至连成浩都说我的情况很糟糕，应该休息，直到痊愈为止，他这么说就意味着一定真的很糟糕。在少林寺唯一比训练还苦的事儿就是住在少林寺而不能训练。见我在大厅里凄凉地晃了几天，礼鹏的父亲便让成浩告诉我，让我第二天晚上去他家。

事实证明，武术中心的门房是少林寺唯一精通中药的人。我走进了他们楼梯下的家，发现礼鹏的母亲正在电炉子上做饭，礼鹏的父亲在另一个电炉子上煮着一锅奇怪而且难闻的黄色炖物。

“吃了吗？”礼鹏的母亲问我，她总是笑呵呵的。

在少林寺，这是一句常见的问候语。在一个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忍饥挨饿的国家，“吃了吗”就相当于“你怎么样”。如果你吃过了，就说明你过得挺好。如果你还没吃，就说明你过得不好。别人希望你回答“是啊，我吃过了”，即使你还没吃；或者“我正要吃呢”，即使这不是事实。你可以回答“没，还没呢”——如果你真的很饿并且短期内都没什么东西吃的话，你就要这么说。这样的话，问话的人就不得不请你吃饭了。

“我吃过了。”我说。

礼鹏的父亲示意我过去到床边坐下，要给我作检查。我侧着身子小心挪动，好不容易才走了进去。从外表上看，礼鹏的父亲就像个普通的河南老百姓，又矮又瘦，不到一米七的身高，一百来斤的体重，上身穿一件宽松的白色T恤，下身着一条运动长裤，脚上穿着一双地方牌的跑鞋。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双目异常有神，还有他的右手，至少要比左手大出一半来，就像从巨人身上移植下来的一样。手掌的肥厚部分上有个银圆大的老茧。显然，他在铁砂掌方面有很高的修为。

他一边给我检查，一边不时地把右手放进那锅黄色的炖物里。如果近距离观察的话，那锅里好像包含了一些可以在自然界中经常看到的东西： 树皮、草籽、树叶。

“这是中药。”他说。

“你是练铁砂掌的，对吧？”

“对。”他说，随即又继续解释： 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坚硬只是修习硬功的一半；中药的辅助是另一半。练硬功需要中药来治疗身体练硬功的那个部分，这样一个人才能在第二天以同样的强度修习，否则就得等伤处自己痊愈了。“没有药物的辅助，你的硬功提高到一定程度就停滞了。”

他拿过来两块光滑的、巴掌大小的鹅卵石给我看。我知道这时候我应该用手掌击打这两块石头。如果一个没经验的弟子傻傻地尝试，妄图完成一位硬功大师练就的绝技，必然失败之后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所有这一切又都被这位硬功大师看在眼里，那么，这就是这位硬功高手最开心的时刻了。我使出全力击打那两块石头，反弹震麻了我的胳膊，疼得我咬牙切齿，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他笑得很开心，然后把一块石头摞到另一块上面，用手劈了一次，接着又劈了一次，上面的石头裂成了两半。我见过劈木头的、劈砖的、劈混凝土块的，但从没见过劈鹅卵石的。我觉得这就相当于他有一张哈佛医学院的文凭那么强悍。

“你能治好我的膝盖吗？”我问。

“我不常给人治病，太麻烦了，但我很喜欢你刻苦训练的劲头，你不怕吃苦，而且，你对我的徒弟也很好，所以我给你治病，”他说，“但我得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才能买齐给你配药的材料。”

“要花多少钱？”

他算出了一个价格，我觉得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这个价格加了点儿附加费，但并不过分，随后我就离开了。如果他的药有效，那我花的钱便物有所值，因为万一我的膝盖无法痊愈，我就得回美国治疗，那样成本就会更大。从那以后，我就亲昵地称他为“医生”。

五天后，“医生”结束了他寻医问药的旅程，我的中药疗程也随之开始。我一天去他那儿两次，每次做三十分钟治疗。就像他的铁砂掌中药一样，我的药也要炖沸，但成品是棕色的，看着就像潮湿的腐叶。我的两边膝盖上都搭着一条毛巾，腿下各有一只碗，“医生”把不太沸腾的药材炖物缓缓倒在了毛巾上，看我会被烫得扭曲到什么程度。

“哦！啊！哎哟！”

“烫？”他笑着问道。

“是啊。”

“太烫了吗？”他笑得更厉害了。

只有一个合适的答案能回答那个问题：“不太烫。”

“好。”

在治疗的第五个下午，我的膝盖还是和以前一样疼，“医生”提出了他一直等着要问我的问题，“你认为武术中心的领导怎么样？”

他双眼发亮，充满了期待。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要么会巩固我们的关系，要么会将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彻底毁掉。我猜，没有哪个被领导安排住在楼梯下储物间门房的人会喜欢他的老板，所以我就诚实地答道：“我恨死他们了。”

见我恨恨的样子，他咧嘴笑了，“是啊，他们都不是好东西，都是坏人。”

我也冲他笑了笑。没什么能比同仇敌忾更能浇筑巩固一段友谊了。

我和“医生”谈论着那群领导和他们的毛病。武术中心的头头是个姓刘的领导。他是典型的政治家形象： 身材高大、肩宽背阔、发型一丝不苟。他穿西装很好看，但也就是虚有其表，嘴尖皮厚腹中空。显而易见，刘姓领导登上河南政府领导阶梯的背后，是因为他出众的妻子，那才是他的智囊。武术中心是个肥缺。除了有多余的钱可以让他收入囊中之外，带队海外巡演也提供了公费旅游的大好机会。每次出国巡演，武术中心的领导都要给当地的干部留几个名额，而本来这些干部是负担不起出国旅游的，所以武术中心的领导是在利用旅游的机会为自己换取政治上的利益。

武术中心的智囊，通常情况下，都是第二把交椅——焦洪波，或者说是焦副主任。他是我刚到武术中心时依次见到的那几个中国人当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领导。焦生得极其高瘦，他曾是少林和尚，现在成了共产党员——唯一的一例。他没有什么高超的武功，也没有什么能说明他有什么过人的协调管理能力。在焦副主任的世界里没有直线，只有弯角，每个人都构成了这样的角。他在这种世界观中获得一种马基雅弗利式的快乐。他与人谈判时面上经常挂着一抹有点嘲讽似的假笑。请焦副主任帮忙只会徒劳无功，与他敌对则没人能胜出。很显然，他在等待时机，等着刘姓领导升到更高级的位置上去。焦副主任在这里长大，少林寺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尽管行事极度自利，他也是爱着少林的。

莫副主任坐第三把交椅，大家都认为他是那群人中最诚实、最坦率、最可靠的一位，这也是我们不常见到他、而他也从不被允许参与任何重大决定的原因。在少林寺的那段时间里，我只和他打过一次交道。

在我和“医生”谈论领导的过程中，他无意中说道，“他们想让我帮他们教学生，还想让我为游客表演铁砂掌，但我拒绝了，我宁可捡垃圾也不给他们干活儿。”

我听到这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在一个通常看起来一切独立精神都被打压的地方，还有一个人选择住在杂物室里，而不向武术中心的土皇帝卑躬屈膝。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比我妈妈更倔强和骄傲的人。

“你怎么学的功夫？”我问他。

“我爹教我的。我爹的功夫也是他爹教的。我们有自己的家传功夫，不属于少林功夫。”

“那你为什么来少林寺？”

“因为世界上最好的武术家都在这里，我想让礼鹏受到最好的训练。他小时候我教他，后来我就雇其他大师教他。”

“他学中医了吗？”

“还没。”

“你愿意把它教给我吗？”

“不好意思，不行。”

“我可以付钱上课。”

“不是钱的事。我只会训练我儿子……”“医生”顿了顿，“当他想学的时候。这是我们家的传统。我的功夫也是我爹教的。你明白吗？”

“好吧，”我说，“但你能告诉我碗里是什么吗？”

“这也是秘密。但我可以告诉你其中一味药，”他拿起了一片看着像牛肉干的东西，“这是老鼠皮。”

这是某种非常神奇的老鼠皮。我的膝盖十天就好了，而且再也没疼过。

在“医生”给我治膝盖的时间里，他鼓励我不要管膝盖上的伤，继续练功。

“但我不能踢腿。”

“你的手臂还能动呢。”

“我应该用手臂做什么？”

“我可以教你一种硬功。”他说。

“你真的会教我吗？”

“你是个刻苦的学生，在这儿应该尽可能多地学习功夫。”

在所有的少林和尚中，礼鹏擅长的硬功种类最多，显然是拜他父亲所赐，这就是我兴奋的原因——他父亲肯教我功夫了。礼鹏最受欢迎的技艺是铁腹功。他腹部的肌肉坚实有力，可以凭空吸住一只大碗，无论谁都不能把碗扯下来。在和尚们的表演中，这一技艺非常受欢迎： 礼鹏让腹部充气，把碗放在肚皮上，然后收缩肌肉，把碗吸在身上。有的观众会被请上台去，试着把碗从他的肚皮上拽下来，但从来没有人成功。

我告诉“医生”我不想学任何会造成永久或者明显损伤的硬功。我不想让手扭曲变形或者说话结巴。

“我可以教你铁臂功，”他说，“这不会让你的胳膊有什么变化。”

我还没听过这种功夫。

“铁臂功有什么用？”我问。

“当阻挡对手的拳头或踢腿时，你的胳膊就会变得很硬，这时对方的手或者腿就会受伤，而你却不会。”

训练始于三十分钟的气功练习。“医生”让我站在户外通过鼻子用力地吸气、呼气，并同时一遍遍地摩擦前臂。刚开始我觉得自己像个怪人，过了好一会儿才没有了这种感觉。

气功热身后，“医生”挑出一根粗树桩。接下来的三十分钟里，我要用前臂全力敲打树桩。事实上，我花了五分钟时间全力敲打树桩，剩下的二十五分钟，我一直在问“医生”时间到了没有。疼痛十分剧烈，而且在逐渐加剧，就像用锤子在不断地敲打一处挫伤，让伤处越来越肿大似的。

敲打完树桩之后，“医生”会煎一服特制的硬功草药，然后我就把手臂浸到药汁里。那服药好像缓解了一部分疼痛，但它的副作用就是把我的手臂都染成了恶心的黄色。几个月里，我都甩着伤痕累累的黄色手臂闲逛。

训练了六个礼拜之后，我开始有点骄傲了。硬功表演时，和尚们会用一些特殊的木棍，很硬，但易断，所以击打时才会断得干脆利落。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和尚在表演大厅，开始吹嘘自己的铁臂硬功训练。

“一开始的确很苦，”我说，“但我现在习惯了。”

“你认为你能打断一根木棍吗？”成浩问我。

“当然。”

成浩拿了一根木棍过来。我伸出手臂。他迅速把木棍劈下，击打我的右前臂。那根棍子断成了两半。我胳膊很疼，但是，那根该死的木棍根本不是我铁臂男孩的对手。

“让我们试试左臂。”我洋洋得意。

我没注意到“医生”正透过窗户看着我。

第二天，他便把我叫到了他楼梯下的住处。我惊讶地发现礼鹏在里面等我。他很少和我说话，而且和其他人也同样不怎么说话。

“包默思，我看到你昨晚表演铁臂功了，”“医生”说，“你进步很快。”

我希望他能高兴，但“医生”脸上看起来并没有笑容。他可绝不是你想激怒的那类人，他可以用铁掌敲碎你的头骨。

我摆出了最讨人喜欢的笑容，“那是因为您教得好，师父。”

“好，好，好。在这儿，让我们俩互相用前臂试着碰碰吧。”

我怀疑这是个陷阱，可又实在没有理由推脱或退却。我和“医生”开始轻轻互撞前臂。我惊讶地发现他的手臂比我的软。我们增加了速度和力度： 右手臂里侧，右手臂外侧，左手臂里侧，左手臂外侧。一遍又一遍。最后，“医生”停了下来。他摩挲着前臂，“好，非常好。你的小臂比原来结实多了。”

“你不练铁臂功吗，师父？”

“不练，从没练过。看，六个礼拜后，你的小臂比我的都硬了，”他说着，就给我下了套，“你怎么不和礼鹏试试呢？”

礼鹏挽起了袖子。我满是自信，用尽全力把自己的右前臂砸到礼鹏的右前臂上。我好像击中了一根铁杆，一阵剧痛直冲脑门，炸开了我的耳膜，手也痉挛起来。有好一会儿，我都握不紧拳头，怎么尝试都无济于事。

“他的胳膊比石头都硬！”我说。

“他六岁时我就开始训练他了。”“医生”说。

“我不知道他还练铁臂功。”

“是，你不知道，”他一脸严肃地说道，“没人知道，因为他不会四处炫耀他所有的技艺。你明白了吗？”

“是，我明白了，师父。”

“好，”“医生”说，“明天我会看你表现。”

之后，他再也没教过我。

[1] 傅满洲（Fu Manchu）是英国作家Sax Rohmer小说中的人物，最早在1875年《福尔摩斯遭遇傅满洲博士》一书中首次出现，号称世上最邪恶的角色。——译者

4室友

我来到少林寺住下之后，隔了两个月，才开始有和尚“光临”我的屋子。德清和成浩是最先到我房间“探险”的人。一个周末的晚上，有人敲门，我打开门，就看到他俩身着西洋服饰： 衬衫，牛仔加黑靴——这是他们团队里最好的装备。和尚们一共也就几套像样的衣服，对他们来说，衣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共同拥有的。只要有需要，任何外出巡演时买的东西都可以免费借用。

进屋之后，德清掏出两把日本武士的匕首。

“这算是见面礼了。”他说。

我请他俩坐下，给他们倒了茶。

“真不好意思，我们应该早点儿过来看你的，”成浩说，“我们知道你一定很孤独。”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不停地说着，其实这不是真心话。

德清继续说道，“说出来挺不好意思的，领导告诉我们所有人，如果被其他人看到总是和老外待在一起，这可不怎么好。”

“为什么？”

“你记得我们跟你说过，上次去美国进行武术巡演，有两个少林和尚叛逃了吗？”

“记得。”

“领导担心我们当中可能还会有人想叛逃，而你是外国人，可能会成为帮凶。”

“你们当中有人想叛逃吗？”

“说不定。”德清笑着说。

“那我想我一定会帮你们的。你们需要什么？”

“去美国的巡演计划是在春天，”成浩说，“不过我们会先去日本。”

德清说，“我需要你告诉我你的看法，对于各种兵器，你说日本人会出多大价钱购买？比如说，我花十美元买一把少林剑，你觉得日本人会出一百美元买吗？”

少林和尚向日本人兜售功夫器材，这让我很困惑。

“你为什么要做那种事呢？”我问他。

“为了钱呗。”看到我一脸困惑，德清很是不解。

“可你是个佛教徒，是和尚，”我斩钉截铁地反对他，“你不该从中渔利。”

德清是一个喜怒总挂在脸上的人，他两眼怒视着我，牙关紧锁，脸憋得通红。我羞辱了他，他当时那副样子看起来很可能要揍我。这时，成浩突然说话了。

“包默思，是的，和尚的确不该总想着钱。可领导把护照都收去了，就是不想让我们离开中国。要想再弄一本护照，就得找后门，”成浩说，“后门，你懂吗？”

后门是汉语里的俗话，在中国文化中指的是找到合适的政府官员并贿赂他，让他帮忙办事。

“噢，我明白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忙道歉，极力纠正刚才说过的话，“是的，我相信日本人愿意出一百美元买一把少林剑。你们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好卖吗？”

成浩向我展示了一番——九节鞭、少林T恤、少林匕首。德清后来一直没再说话。我的话还是让他心里有点儿难受。

后来我细细回想自己说过的话，几天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受到一点东方主义思想负面的影响。我感觉自己就好像生在一个肤浅、追求物质的社会里，却又希望中国人能睿智和深刻——简而言之，就是人穷志不短——这样一来，在回家之前，我就可以使自己变得深刻。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我在尽力让自己变得更像幻想中的中国人时，中国人却也在努力地使自己变成他们幻想中物欲的美国人。我们就像两艘船，在黑夜里摸索，结果错过了彼此。

我想明白这一切花了几天时间，而德清花了更长的时间才终于原谅了我。他确实很有理由搞不懂，为什么我居然会对他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妄加批评。

几周之后的一天，我、成浩和德清正在进行练习，已近尾声。突然，一群小和尚冲进练功房。他们叫喊并欢呼着、跺着脚，还用木棒敲打着地面。原来，一只有两个拳头大小的老鼠正在他们脚间钻来钻去。小和尚们想尽快打死老鼠，以防它逃出练功房的后门——从那里就进了山，也就抓不到了。

老鼠跑得太快，木棒根本打不着。不过加上我们仨，这只老鼠还是被围了起来。意识到自己被困住了，它就停在包围圈的中间，那里木棒打不着它。它镇静地观察着自己的处境。德清向前逼近，跺脚吓唬它，老鼠没什么动静。德清接着又跺了一下脚，这下老鼠直接冲向德清，一下子跳起来，落到了他的右大腿上，离地面得有一米多高。

德清吓了一跳，赶忙抖腿，老鼠的爪子却紧紧地抓住他的裤子，根本不下来。德清见势不妙，就以左脚着地，拼命抖动自己的右腿。一连抖了五六下，老鼠才被甩了下来（没准是老鼠自己决定下来的）。老鼠恰恰被丢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而且着陆地点离后门很近，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它就“嗖”地从门底夹缝钻了出去，重获新生。

德清很狼狈，尴尬地笑着说：“真倒霉，少林寺里连老鼠都会功夫！”

这话惹得小和尚们哈哈大笑。

“看来老鼠胜了第一回合，德清。”

“再也不敢和老鼠较量了吧？”

“要不学学鼠拳？”

德清忍了几分钟，最后终于忍无可忍，“够了，够了，够了，还有完没完？”

小和尚们离开练功房时，其中一个扭头对另一个说，“怎么样，小江？今晚没有老鼠肉吃，很难过吧？”

“我才不吃老鼠肉呢。”小江为自己辩护。

“你吃的，我见你吃过。”

“那又不是老鼠肉。”

“那就是老鼠肉，你是个吃老鼠的家伙，你吃老鼠，你吃老鼠！”

那晚德清和我一起吃饭。我时常会请一些和尚吃饭，一是餐馆提供的饭太多，我一个人吃不完，另一个原因是餐馆里的食物比武术中心后门那里的食堂提供的饭菜要好很多。和尚们、学生还有教练都在食堂吃饭。大部分人委婉地拒绝了我的好意，因为他们不想被领导骂，说他们里通外国，和老外亲近。不过，德清在武术中心的地位很稳固，他并不在意这些。

饭吃到一半时，我憋了一下午的问题终于憋不住了，“和尚不会真的吃老鼠肉吧？”

“早就不吃了。现在的条件好多了。”

“你的意思是以前吃过？”我不太相信。

“五年前吧，不，是十年前。那时候没有肉吃，有时饿急了，抓着老鼠就吃了。不过，有点儿不值，老鼠肉根本咬不动，能量又不多，还不够我们使劲嚼费的劲儿多呢。而且老鼠肉很难吃。”这段记忆可能有点儿恶心，德清边说边耸了耸肩。

“你多大来少林寺的？”

“十一岁。”

德清看着窗外，额头紧锁，像是努力要想起些什么。后来，他转过头来，开始诉说那段经历。

“我爸杀了人，”德清说，“他是个卡车司机。有一天晚上，刹车失灵了，他开车撞上了过路的庄稼老汉。结果被判了十年。”

“这不公平。”我说。

当时的中国，绝大多数的汽车都破旧不堪，道路年久失修，交通法规也不完善。要说卡车司机一直不撞人，那才是奇迹呢。

“确实如此，这不是他的错，可人死了。我家是浙江的，那时候一家人住的房子也还好。你去过浙江吗？”

“还没有机会。”

“我应该带你去看看，那里很漂亮。后来，我妈变卖了房产和家具支付罚金，给我爸减刑。不过那些钱只够把刑期减成七年。”

在中国，惩罚罪犯一般是二选一。一个是坐牢，一个是花钱。当然也有花点钱，同时也坐牢的，就像德清的父亲这样。

“我们不得不搬进破旧的小房子。曾几何时，我们也是富裕的家庭，一直是邻居羡慕的对象。但父亲的罪行和这次搬家让我们颜面扫地。学校里的男孩子也开始嘲弄我弟弟。”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城里不容挑战，不过在乡下就没那么严格了，尤其是生男孩的时候。中国有句俗话，现在还很流行：“多子多福。”

“你还从没告诉我你有个弟弟呢，”我说，“他什么样，像你吗？”

“他跟你差不多，是个知识分子。在学校里很乖，喜欢读书，就是打架不行。所以，为了保护他，我就得经常在学校里打架。老师向我妈告状，我妈毫无办法——没有我爸的工资，她没有足够的钱来养活我们俩。有一天，她收拾行李，说我们要出远门。来到少林寺之后，她就把我扔在了这儿，说：‘你不是喜欢打架么，这些和尚也许能教教你。’之后她就走了。”

我一边听，一边观察德清的情绪反应，她母亲做出了可怕而又无奈的决定，十一岁的孩子就这样被丢在了少林寺，他心里肯定不是滋味。然而，诉说这一切时，他好像无动于衷，似乎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和他没关系。想想平日里的德清，喜怒完全挂在脸上，而在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件事上却如此淡定，这让我非常吃惊，其程度不亚于我听到这个故事本身时的那种吃惊。

“我知道，我必须得非常努力，才能给和尚们留下印象。我根本没钱上武术课，只能看他们施展武艺，然后自己练。有一天，有个和尚看到我那么努力练功，就带我进了少林寺，收我做了徒弟。”

“可我还是没钱吃饭，一毛钱都没有。饿极了，我就拿着筷子在餐馆外面晃悠。我得等着，等人家吃完走了，我就冲到桌子上，吃他们剩下的饭菜。我必须狼吞虎咽，在服务员过来清理桌子前结束‘战斗’。想象一下吧，一个小男孩，不得不觍着脸去吃陌生人的剩菜剩饭，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说最后一句时，德清还是暴露了自己的情绪。他两眼眯缝着，满腔怒火，脸憋得通红，那是一段令人羞愧的记忆。

这段童年的创伤铸就了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德清——难怪他的功夫招式中也隐隐透着一丝愤怒。

德清两眼盯着我，我知道他只对我说了他的这段经历，因为我质疑过他赚钱的动机，他想证明自己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人。他盯得我很惭愧，那一刻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为什么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错。”德清依旧盯着我。

“我还是觉得很抱歉。”

在少林寺，我发现了不少规律，其中之一便是，较之老外，中国人更喜欢通过身体上的接触表示亲切。在营房里跟那些和尚们一起时，有人拍我的背，蹭我的肩膀和大腿，还有人握我的手。我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把手抽出来，稳住，平心静气，别紧张。”

每天白天在我去取可口可乐的路上，我都能看到男孩子们勾肩搭背地行走，终于，我发现女孩们也相互挽着胳膊走路。我开始明白，中国人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单纯的。我最终发现，来少林寺游玩的人当中，夫妇绝不会在公共场合有身体上的接触。他们会并排走着，亲密交谈，但不会有接触。因此我得出结论： 在公共场合，同性之间通过身体接触表达亲切是允许的，而异性之间有身体接触则无论如何是有些禁忌的。

德清最喜欢表露自己的情感，方式也最为丰富，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我第一次跟他一起参观少林寺时，我们一起走在街上，德清就把他的胳膊搭在了我肩膀上，还说：“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我赶紧回应，又忍不住加了一句，“是作为一个朋友的那种喜欢。”

德清把手从我肩膀上拿下来，攥住了我的手。我们一边走着，我一边努力对自己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道： 别紧张。但自己却还是一刻不停地扫视迎面而来的人，确定他们看到我们两个大男人手拉手时没有投来怀疑的目光。

可这还不算，德清紧接着又把他的手指交缠住我的手指，让我们“十指相扣”，这简直吓着我了，我猛然跳了起来。“着陆”之后，我的腿就好像不听使唤，仿佛踩在了钉子上！

德清还顽皮地看着我，“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儿，”我一边别别扭扭地走路，一边说着。整个过程中不断地提醒着自己，德清不是真的“喜欢”我，他真正中意的那个人比我漂亮多了。

武术中心大约有三百个中国学生，里面只有五个女孩，其中一个女孩吸引了所有男孩子的注意力——莲花，她十六岁，如同一个刚刚绽开的花蕾，却有着魔鬼般的身材，就像中国版的劳拉·克劳馥[1]。她只要往街上一站，交通立马瘫痪。男人们都像走不动路似的“钉”在那儿，一个个伸长脖子，看着她从街上走过——她的美丽简直令人窒息。莲花深知自己的魅力，看着大家都为她痴迷，她乐在其中。

一天，我正在练九节鞭（由九节五厘米长的金属尖状物通过金属扣连接在一起的链子），这时莲花从我身旁走过。我扭过头去呆呆地望着她，而这时九节鞭在我手臂上绕错了地方，鞭子变得不听使唤，结果我的头重重地挨了一下。

我痛得忍不住喊了出来。

她眼角的余光看到了发生的一切，格格地笑了。之后，只要发现我在院子里练习九节鞭，她都会找个理由从我身旁走过，想看看我会不会再次中招。

莲花若是对我有半点意思，我可能早就食言、不再单身了，可她就知道取笑我。不过德清是她的菜。

每天晚上练完功夫，德清和莲花都会在练功房幽会。表面上，德清是去给莲花指导剑术，其实那只是给两人在一起找个借口，免得别人公开说闲话罢了。

德清会操着一副少林师父的腔调，装模作样地大声训道：“你怎么回事儿，胳膊给我伸直了，压低肩膀！”

莲花只是格格地笑。过了一会儿，德清开始炫耀自己高超的武艺。他轻功十分了得，能克服重力的影响在墙上走上五六步，像个蜘蛛侠。这情景就像是赛后看到橄榄球队长和拉拉队长调情。

没有人和他提起这事。所有的男孩子都只顾盯着莲花看，舌头伸到外面，一副“垂涎三尺”的样子。我们都想知道最终他俩会不会走向婚姻。

青春期一般在十四岁到十六岁，但由于中国人更愿意掩饰他们的青春期，加之性观念保守，所以他们通常都会在十八岁以后才开始谈恋爱，这在乡村地区尤为普遍。德清已经十九岁了，正值青春年少、情窦初开，是谈恋爱的最佳年龄，况且他的武艺十分高超。

在武术中心里，像德清这样武艺已臻化境、无须再继续练功的和尚，找个女朋友来消耗他多余的精力是司空见惯的事。起初，谈恋爱的两人都很懵懂，关系也十分纯洁，过个两三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两人的关系也就不那么纯洁了。所以，到二十五岁左右，当一个武僧准备离开少林、走向外面的世界时，他会脱下僧衣，结婚生子。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

来到少林寺的两个月之后，我突然发现，德清晚上练功期间无事可做了，莲花也不见了踪影。白天他俩碰头时，莲花就故意把头扭过去不看德清。作为回应，德清开始把心思放在另一个不咋地的少林和尚仰慕者身上。

是的，的确有不少极度痴迷的仰慕者。少林和尚身手矫健，武艺超群，在整个河南省威名远扬。情况一向都是如此，因此，他们拥有大批热情的女性仰慕者也就不稀奇了。年轻的女郎，有的来自登封，甚至还有的从郑州远道而来，她们借机来到少林寺，延宕不归。少林和尚应该禁欲，不近女色，这对那些女郎们来说反而格外有吸引力，既让她们有安全感，又是一种挑战。仰慕者们会待在这儿很长时间，一起努力，尽量想让某个十八至二十二岁的和尚食言，放弃单身。不过，成功的例子很少，女郎们往往以失败告终，之后，她们不会再踏进少林寺半步。失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和尚们都更加喜欢学功夫的乡下女孩。不过还是有不少坚定的年轻女郎源源不断地来到少林寺，她们愿意碰碰运气，顺便看看自己的女性魅力到底有多强大。

德清和莲花分手几周之后，德清、成浩和我在当地一家餐馆吃饭，后来莲花来了，喝得有点儿醉，哭哭啼啼，不知说了些什么，反正我和成浩是根本没听懂。德清拉她出去了，回来时，德清脸很红。我和成浩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

三天后，莲花离开了少林寺。

就在那天晚上，德清来我房间商量对策，以资借鉴。早先，有个和尚曾问我有过几个女朋友，因为在他们看来，就像美国的电影、电视里的角色一样，美国人极其风流、放荡。我告诉他我曾有过三个女朋友。消息不胫而走，要知道，在少林寺里，消息传得飞快，从那之后，我就永远成为男女关系方面的常驻专家了。我本以为他们还会风言风语得更加出格，尽管这种消息传播方式实在难以想象。或许大家会把我吹得神乎其神，就像那个杀死妻子的风流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可能吧。

“包默思，我心里很难受，”德清说，“是我辜负了莲花，让她远走他乡。”

“是你让她走的吗？”

“那倒不是，可我后来把心思放在那个郑州女孩身上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我和莲花分手之后，莲花就一直求我跟她和好。可我做不到。”

“为什么呢？你们俩在一起时似乎很开心啊。她那么漂亮，一般人宁死也不愿意离开她呢。”

“她的确漂亮，漂亮得让人愿意付出生命，可我是个和尚。”

“这么说，你俩之间什么事儿也没有？”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德清垂着眼，耷拉着肩膀，砧板似的双手捂住红热的脸颊。他是我见过的最不会撒谎的人了，丝毫不能掩饰自己的感情。

“德清，既然你们什么事儿都没有，那莲花干吗非要跟你和好呢。”

“好吧，好吧，好吧，可能是因为我亲过她一次。”

他仰头望着天花板，不敢看我，脸依旧红红的。

“德清……”

“好吧，两次，行了吧。这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亲一次就已经犯戒了。”他抬头看着我。

“是不要紧。”我笑了，“我只是想知道细节，因为我嫉妒你呢。再说，这是你第一次吧，一回生，二回就熟了。”

德清的脸又刷地红了起来，他笑了，抓着我的膝盖，“你这家伙太下流了！”他想了一想，又说，“你觉得我算不算一个坏和尚？”

“不算，你都十九岁了。如果说释迦牟尼像你这么大时会拒绝莲花的话，我才不信呢。佛祖成佛前阅女无数，他都风流过，你怕什么。”

“没错，没错，没错，”德清说着，整个人稍稍放松了些，肩膀也不那么紧绷了，“可我还是不愿意莲花离开，你说她走了以后还怎么练武啊？”

“老天既然生了她，自然会赋予她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成功所需要的一切。”

“哎呀，她很可能会变成那些香港大老板的秘书啊，”德清表情愕然。

“秘书”就是情人，这是中国的俗语。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

“她不够高。”我说。

对那些一米七以下的商人来说，不管他们是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还是新加坡，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找个明显高于他们的大陆妹当女秘书，甚至不需要姿色出众，只要高就行。在北京、上海那些奢华的购物商场里，你会看到那些年轻女郎，穿着十几公分的高跟鞋，显得格外高挑，远远高过她们身旁的那些中年阔佬，女郎们纤细的手臂上往往提着普拉达、古奇的奢侈女包。任何长到一米七以上的乡村女孩，都等于中了基因上的彩票，她们会赶忙拥向大城市，凭借这一天生优势，赢得阔佬们的青睐，将自己的身高变现。中国若是没有高挑女孩这一天然优势的话，那些流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还会在大陆那么起劲地投资吗？我经常会琢磨这个问题。

德清听了我的话，笑得更欢了，还凑过来扭着我的脸，“你这个朋友够意思。”

“不过，我还有件事不明白，”我说，“你们干吗要分手呢？大多数和尚最后都会离开少林寺，再结婚，不是吗？”

“如果我没有快刀斩乱麻，那后面会发生很多事儿，到时候我就不得不跟她结婚了。结了婚，我这辈子就只能扎在这儿了。可我想让少林功夫传播到世界更多的地方，让少林寺名扬四海。”

我一下子明白了德清的心思。

“你是说你想成为电影明星？”我说。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让少林功夫名扬四海？”

无论是香港、台湾还是大陆的电影制作班底来到少林寺，他们通常都需要以少林寺为背景，或是将和尚们练武的场景拼接到电影里。电影制片人会付给少林寺领导一些钱，接着就把和尚们召集起来表演。几十个和尚列阵奔跑，踢打沙包，在木桩上保持平衡，摄影师大范围取景拍摄，要花费一两天时间，然后一行人才会离开。

但是，一天，当我走进演出大厅时，发现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坐在和尚面前，而和尚们则排成了部队检阅的阵型。

“他是谁？”我问小虎。

“台湾来的导演，”小虎兴奋地说，“他要拍一部功夫片，主角之一是一个少林和尚，他想找一个真的少林和尚来饰演这个角色。想想吧，那可是当主角！要是我再大一点儿就好了。”

和尚们一个接一个展示了各自的绝活儿。醉拳，鹰拳，双剑。德清一如既往地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礼鹏和成浩也表现不俗。

功夫展示之后，每位和尚都要念一段台词。他们都没上过学，个别识得几个字，但也非常有限。导演不得不一句一句教他们，让他们重复。

那天晚上德清显得很兴奋，他虽然有意没提试镜的事，可依然掩饰不住兴奋。

第二天导演宣布成浩被选中了。德清很受打击，而成浩非常高兴，不过两人都装得没事儿似的。

小虎一语道出了大家心头的想法，“拍电影嘛，长相比功夫重要。”

我倒是不这么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不容易。德清远离母亲，失去了家族的荣誉，这让他心里不好受。而成浩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爸失去了工厂的工作，不得不离开以往居住的北方，背井离乡，和成浩他妈来到了少林寺。成浩现在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其实也不过每月两三百元。

成浩去台湾之后，德清一连几天没见着人，回来时口中戴了个牙套。我知道他开始在意自己的龅牙了，每当笑得很欢时，他都会抿着嘴，将自己的龅牙遮上一多半。

“在河南，你去哪里找的牙医？”我问他。

“朋友跟我说，郑州有位牙医可以给我的两颗门牙整形。自从那次受伤事件之后，我就开始讨厌这两颗门牙了。”

“我之前没听你说过你的门牙受过伤啊。”

“确有此事。有一次，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练功，其中两个和尚要跳到另外两个和尚的肩膀上去，然后彼此用剑格斗。结果，我的脚绊在了我师弟的衣服褶皱里，跌了下去，这两颗门牙刚好磕在了师弟头上。”

“他怎么样了？”

“噢，他才不会有事儿呢，他是专门练铁头功的。”

六个星期后，听说成浩回来了。我跑到成浩和德清的房间，一群人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成浩诉说他的经历和见闻，尤其是小虎，还不停地打断成浩问问题。

“导演人很好，对我帮助很大，每天中午他都和我一块吃饭，还教我怎么演。”

“女主角长得怎么样？”小虎问，“漂亮吧？”

“漂亮倒是挺漂亮的，”成浩说，“就是太傲了，她只跟导演说话。”

“男主角呢？他功夫怎么样？”

“他根本不会用剑，拿不住，老是掉。”

“他比包默思还差劲儿啊？”小虎问。

“嘿，说谁呢！”我冲着小虎吆喝，他赶忙躲到几个和尚身后，不让我够到他。

“拍电影期间，导演说他以后还想跟我合作。拍完电影时，他还说我会红，”成浩说，“红！”

“为什么他说你会变成红色呢？”我问。

“红就是出名，”小虎笑着说，“笨蛋一个。”

德清有点儿受不了了，“好了，说完了吧，都给我出去。”

成浩兴奋得有点儿过了头，没注意到德清的情绪。我留了下来，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能相信吗？‘你会红的。’”成浩模仿着那个导演沧桑的口音，“‘希望能再次与你合作，你一定会红的。’”

德清极力隐忍，不理会眉飞色舞的成浩，但成浩不停地说着那个“红”字，约莫说到第十次时，德清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

“他当然会那样跟你说话，因为他是导演，夸奖一下演员好让他们卖力演戏，不是吗？”

“这我倒没听过，”面对德清的怒火，成浩很吃惊，“反正导演跟我说过好几次呢。”

德清很激动，挥着手吆喝，“他骗你的！导演都是骗子，他们哄着你这样的乡巴佬拼命帮他们演戏，结果给的钱还不及台湾演员的零头！”

成浩生性温和，只是说，“也许你说对了。”但他心中好像并不相信。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一千块？可你整整给他们干了六个星期！如果找个香港演员，拍六分钟也不止一千块呢。所有的导演都是骗子！”

“也许你是对的。”

德清转过身去，明显有点内疚，自己的朋友引以为豪、颇为炫耀的经历，他却毫不留情、劈头盖脸地给出恶意的评价，可现在让他承认错误，一时又做不到。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见到成浩，我还时常会说“你会红的”。他往往笑着摇摇头，但双眼还是很明显地放出光来。

直到有一天，我又说这句话时，发现他的笑容很勉强，双眼也不再放光，神色黯淡。这时我才意识到，德清说得没错。

导演再也没有联系过成浩。

[1] 劳拉·克劳馥是一名虚构角色，也是互动游戏《古墓丽影》里的主角。她被塑造成一名美丽、聪明、敏捷又有点儿鲁莽的英国高贵女性，追求世界上无价的艺术品。——译者

5少林冠军

最初见到承师父时，我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那是因为我还没看到他的手段。那天下午，我们正在练功房追逐游戏，就看见一个人拖着脚步进来了，他垂着头，耷拉着肩，肚子也不小，看样子将近三十了。和尚们一拥而上，拍着他的肩膀，像是在迎接一个归来的英雄，直到看到大家的反应，我才开始注意他的双手。那双手有一般人的两倍那么大，强健无比，一看便知，他是中国武术高手。

德清介绍我们认识，“这位就是承师父，全国散打冠军。你应该看看他的踢腿，就知道什么叫厉害了。”

承师父脸上微微露出了点笑意，谦虚地说：“哪里，哪里，哪里。”

“很荣幸能见到全国冠军。”我说。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没什么特别的。”

小虎跑去拿了一块击打板回来，交给成浩。“给，拿着。让承师父给包默思展示展示。”

“我可不拿。”成浩说着，把击打板丢给别的和尚，可人家也不要。这块“烫手的山芋”最终传到了德清手里，德清说：“好吧，我拿。”

德清走到房子中间，立起马步，躲在了击打板后面。承师父依旧“拖着步子”跟了过去。他轻轻抬了抬手，左脚放在了右脚前方，懒散地站着。看上去有点想睡觉，闭着眼睛，一副懒洋洋的样子。突然，他毫无征兆地双眼圆睁，向击打板的软囊上踢了过去，那一击的力度足以击碎骨头，德清向后退了三米多才勉强站住。承师父的双腿简直就是便携式穿凿机。

听着和尚们的欢呼声，承师父更来劲儿了，接着他打出了我所见过的最精妙绝伦的一招。他的腿法和专业拳击手的一样韧性十足：“啪”的一声如同鞭抽，力道就如棒球拍全力击中一般。

沉浸在自己天才的表演中，承师父最后以几记飞踢和后空翻完成了武艺展示。演出完毕，他站在大厅中间，当大家开始鼓掌时，他又低下了头，有些腼腆，慢慢回归了本色。承师父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人，只有在自己擅长的天地里，他才神气十足。离开房间时，他依旧拖着步子，像个睡罗汉。

承师父那时候住在登封，所以，我再见他时已是一个月之后了。

一个自称是空手道大师的日本人来到少林寺，通过翻译告诉武术中心的人，说他要挑战少林寺最厉害的人，这搅起了一场风波。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比武。由于对手还是日本人，这就更激起了中国人的斗志。日本人想忘记二战，中国人不会，他们永远不会忘怀，也绝不会原谅二战时日本侵占中国的事实。当中国政府开始试探性地进行改革，逐渐拥抱市场经济之后，中国转而诉诸传统的意识形态：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中国在战后大力宣扬共产主义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其他殖民统治者的观点。这也是中国政府能名正言顺执政的最好方式。武术中心到处都能听到要狠狠打击日本人挑衅的声音。

第二天，一群人聚集在练功大厅里观战。那个日本人，身穿空手道职业装，站在房中等待。几分钟后，少林寺最厉害的人拖着步子进来了，低着头，耷拉着肩，一副大腹便便的样子。承师父站在日本人面前，怎么看都好像他千方百计想让自己站着就能睡着似的。

二把手焦副主任是裁判员，站在两人之间。他之前曾是少林和尚，现在是共产党员，这两种身份都让他很希望看到这个日本人被中国人打趴下。

“准备好了？”他看着两人问。随后，他拍了下手，示意开始，然后自己退了出来。

还没等开始的声音传开，那个日本人就向后退了好几米。大家都有点儿紧张。距离太远了，即便用手枪决斗也不该这么远啊，更何况是徒手搏斗。承师父稍显疑惑地看着焦裁判，而焦裁判也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

日本人很兴奋，也很灵活。他跑上来几步，又退回去，站到原来的地方，离对手十米开外。这动作他一连重复了好几次，让人以为他得了自闭症。

“这个笨蛋以为自己在干吗呢？”德清并不是真的在问谁，只是实在忍无可忍了，“他在佯装进攻迷惑人吗？”这场景简直有点超现实主义色彩，难得一见，这个日本空手道武士不停地跑前跑后，就好像以为对手缺乏远近的概念，通过这种方式能彻底迷惑对方，使其错误判断两人之间的距离似的。

最终，大概半分钟的无理取闹后，日本人像头公牛似的冲了上来。承师父一直等他近身后，猛地给了他一个左侧踢。日本人被踢得向后退了一两米，站定之后，他不仅没有继续发起攻击，而是又向后退了八九米。随后，他开始重复之前的动作，冲上来，又退回去。好像他需要不停地给自己打气，直到觉得可以进行下一次攻击时为止。十几秒的来来回回后，他又冲了上来。这次承师父让对手挨得更近点儿，左刺拳打在日本人脸上，阻止了他进攻的势头。说时迟，那时快，承师父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记右摆拳打在了对手的脸上。

这一击几乎将日本人的脸打“平”了。他跪在地上，捂住鼻子，鲜血从指缝间流了出来。他的翻译拿着手巾跑了过来。

承师父站着等了几秒钟，确信比武已经结束，日本人输了。那个翻译用手在空中比划着什么，承师父耸了耸肩，咧着嘴，腼腆地笑了。承师父正要拖着步子离开，那个日本空手道武士冲他嚷了几句，我们都听不懂日语，翻译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

那个翻译后来一定把那些话翻译出来了，因为在承师父的庆功宴上，大家都在议论着那个日本空手道武士说的话。

承师父摇着头说：“这个小日本是这么说的，‘今天你打败了我，不过我五年后还会回来的。我会一直练下去，直到打败你。’”

“他五年后还要挑战你啊？”我有点儿不相信。

“小日本就是这副德性，”承师父说，“他们都会预先算计好，他们总是想着遥远的未来。他们花了三十年筹划侵略中国。我敢说他们近五十年来已经在密谋下一次侵略了。”

说到这儿，大家干了一杯。

“如果我五年后又打败了他，他会在十年后再来挑战，”承师父说，“他会一直挑战，直到我死。接着，他会在下辈子继续挑战。”

一个和尚低声说了一句，“操他娘的小日本。”

听到这句咒骂的话，大家又干了一杯。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特定地域下的产物。

中国人不像美国人，他们不会假装相信人是生来平等的。然而，虽然社会等级地位在中国显而易见——年长的高于年幼的，男人高于女人，富人高于穷人，城里人高于乡下人，干部及其家人高于其他所有人，可情况也不总是如此，并不绝对。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导致社会地位发生转变。例如，丈夫本应养家糊口，不过万一他不愿意或是无力养家，妻子就会强有力地接过这副担子。我不止一次见过被老婆满街追打的瘦弱男人，因为他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和那群狐朋狗友酗酒。他老婆会在后面一路追打，并且从脚上脱下一只拖鞋砸向自己的丈夫，同时还骂骂咧咧的，让街坊邻居都知道自己的男人是个酒鬼，钱都买酒喝了。

承师父就有这样一个女朋友。她性格泼辣，喜怒形于色，这和承师父的腼腆沉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常常可以听到另一个院子尽头她那尖利刺耳、歇斯底里的聒噪声。每次我和德清听到时，德清总是摇着头说，“遇到这种女人，你能拿她怎么办？”于是我就给她起了个双关的外号，叫“收听”，我有给人起外号的毛病，看来骨子里我也不是什么好人。

承师父二十八岁了，我估计“收听”应该比他还大点儿，当然，我还绝没有蠢到要去问她的年龄。她住在郑州，定期过来探亲。

她有那么多空余时间，让我很好奇，一次碰到她，我就问她是做什么的。

“我做生意。”

“什么生意？”

“买卖东西的生意。”

“买卖什么东西？”

“关你什么事啊？”“收听”不耐烦地大声嚷嚷，眼里还噙着泪珠。

“真对不起，我只是想像个好朋友一样聊聊天。”

她指指承师父，此时承师父背对着她，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他正在教一个散打学员新招数。

“想做好朋友的话，就让承师父对我好点儿！”她说。

“他是师父，我是徒弟。我可不敢教他，都是他教我。”

“收听”的眼泪立马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他会听你的，他尊重你，你是文化人，不像某些不识字的土包子、粗鲁的武术教练，都不肯去郑州见我，害得我冒着生命危险开车来见他，你不知道那条路有多难走。”

师父在徒弟面前被女人数落可有点丢脸，于是我赶紧试着转换话题，“路上怎么样，安全吧？”

“安全？呵！我都差点儿死了十次了，还在乎什么生命？爱上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我还不如死了好！死了他都不会掉一滴眼泪！”

作为常驻此地的男女关系处理专家，我发觉自己的角色不知不觉转变为男女问题咨询师了。“收听”想嫁给承师父，不过承师父不愿意。他会说：“要是有一个这样的妻子，我怎么和她相处下去？”可他也不和“收听”分手。

一天，我们练完功之后，“收听”终于受不了了，她跑来问我：“他怎么对我那么冷酷？”

“我不知道，”我小声地说。像通常一样，承师父背对着我们，装做什么也听不到。

“我为他做了这么多，”她话锋一转，“你知道他进去过吗？”

“不知道。”

“他以前进去过。我替他交了罚款，他才被放出来。为了交罚款，我卖了自己的车，抵押了自己的生意。我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这就是爱上一个人要付出的代价，包默思。你可一定要听我的，千万不要爱上谁。答应我。”

她一直在哭，所以我答应了。

“可你还没告诉我他是怎么进去的。”我说。

“收听”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我跟一个客户发生了口角。他欠我的钱不还，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他打了我。我就告诉了这位‘散打先生’，你猜这个傻瓜干了什么？他用双节棍揍了那个人的头，把他送进了医院。警察抓了他，我只好砸锅卖铁替他交罚金。”

承师父实在听不下去，于是转过身来，也不再装着什么都没听见了。

“他说你是‘臭婊子’，”他说。

“那又怎样？那你就用双节棍打人家的头，你怎么不用拳头啊？”

“因为用拳头的话，我会把他打得更惨！”承师父说。

“看到了吧，包默思，这就是男人的逻辑。你要知道，用拳头的话，交的罚金会少很多，而用武器就要多交很多钱。”

“可听起来师父好像是在保护你的名声。”

“我不要名声，我想要我的车，我辛苦了三年才买的新车，虽然也不是什么好车，但我还是想要我的车。”

一天早上，经过少林武术中心的大厅时，我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就连空气中都好像有一丝紧张不安的气息。我看见小王师父——一个初级功夫教练——提着行李箱慌慌张张从后门出去。

“怎么了？”我问。

“我大哥跟人打架了，警察要抓他。”

“那你跑什么？”

小王师父笑了，有点不好意思，他低头走出后门时扭头说了一句，“我不能让警察利用我去抓我大哥。”

大王在武术中心的领导层中是个重要角色，不过实际干什么工作并不明确。就我所知，他负责监督严师父，而严师父负责管理和尚。大王的父亲是少林寺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很多人都是其门下的徒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王才有现在的地位，他作为大儿子，人称“大哥”。

像很多名人的儿子一样，大王并不像他父亲那样有成就，他喜欢装腔作势，实际上色厉内荏，显得很滑稽。或者这么说，他就像只很讨人厌的小公鸡，却自以为幽默风趣，讨人喜欢。大王热衷于当众批评自己的手下，好让人知道他的能耐。不过这种冒犯并不过分，只是做做样子，所以大家都感觉挨他的批评好像例行公事一般。很多时候，大王希望别人看到他的怒气，不过自己却没能耐真正装出生气的样子。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一种貌似怒不可遏的语气呵斥他人，而这种语气在其他人听起来就很好玩，“你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的徒弟简直太差劲了。我昨天去你们练功的地方，你居然都不在那里。你干什么去了？和女朋友幽会去了？师父不在，徒弟怎么练好武功，啊？看我不收拾死你。”

受训的人能做的就是低着头，保持安静，直到他发完牢骚。承师父就经常被大王骂，因为他的功夫比大王好，大王心里不是滋味，嫉妒得厉害。

大王拿我没法子。他知道我不喜欢他，因为我讨厌他对承师父那样。可只要我每个月交了钱，就不再受他约束了。他经常会冲我嚷嚷，“包默思，看看你自己吧，太瘦了。我知道什么能让你胖起来，你需要找个女人，我知道收美元的小妞。怎么样，我帮你找她吧？你会喜欢的。”

他总是觉得这种玩笑很有趣，乐此不疲。

我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去德清、成浩屋里打探，看大王到底是犯了什么法。

“你知道大王的老婆在附近的餐馆当服务员吧？”德清说。

“我不知道。”

“哦，有个客人抱怨饭菜做得不好，她就恶语相加。她可能还说人家是狗东西。”

“那个客人是南方人吧？”

“对，他不肯付钱。大王老婆骂得更凶了。后来那人就扇了她一巴掌。”

我可以在脑海中想象这一画面。在中国的等级制度中，几乎没有什么职业比服务员更底层的了。一般都是年轻的单身女性做服务员，她们的工作就是给客人上菜。而客人骚扰她们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我常想，中国男人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愿意出去吃饭的。他们会对女服务员说些露骨的话，不过如果只是言语上的挑逗，女服务员一般也就忍而不发。比起城里女人，少林寺的女人可不是吃素的。凭谁都有个会功夫的男友或丈夫。只有傻瓜才会去得罪她们。

“大王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小虎当时就在饭馆里，他马上跑到大王的办公室，当时我和承师父恰好就在。小虎说有个人打了他老婆。大王立马冲了出去，速度极快，我和承师父只能用尽全力拼命追赶，才没跟丢，”德清说，“包默思，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场面。大王飞身一脚差点没把那个人踢进墙里，接着又朝他脸上揍了五下。那人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大王又跳上去跺他的胸口。那人的老婆试图过来阻止，却被大王一拳打在脸上。那人又想爬起来保护老婆，承师父从背后将他打昏了。”

“你打人了吗？”

“眨眼间的功夫，我哪儿有时间啊，”德清尴尬地笑了，“几秒钟就结束了。”

我看着他，有点儿怀疑。要知道，在少林寺，没人比德清跑得更快。

“你就站在那儿看着？”我又问他。

“我把大王拉住了，他当时要掐死那个女的。”德清说，“我以为大王会揍我呢，他当时绝对疯了。”

“那大王干吗要逃走呢？”我问。

“那个人住院了，”德清说，“断了两根肋骨，鼻梁断了，下颌裂了，一只胳膊被打断，肺也穿孔了。他老婆的鼻梁也塌了。”

“就算这样，大王为什么要逃跑呢？他可是‘大王’啊。”

成浩明白了我的意思。大王和警察的关系很好，很多警察都是他父亲的徒弟。虽然警察也不想见到游客受伤（这会影响少林寺的游客数量，进而影响警察从中获益），但他们的态度就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 那些蠢到在少林寺闹事的人就是不想活了。我曾在饭馆里见过两个喝醉的游客，他们恶狠狠地盯着其他人。我移开了椅子，免得看见他们凶神恶煞的眼神。后来我听说，他们就像练踢腿的沙袋一样，被暴打了十分钟。后来，他们爬着去了派出所，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因为那个人是广东旅游局局长的外甥。”成浩说。

“那又怎样？这里又不是广东，这里是少林寺。”

“包默思，这里是中国。领导家的孩子就像天子一样，中国是他们的天下，不是我们的。”此前我从没听成浩这么说话，他的语气中有一丝苦涩。

片刻沉默之后，德清接着说：“广东旅游局长打电话给河南的旅游局长，威胁说不让广东人来少林寺旅游。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广东开始的，广东人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要富得多，因而有很多出来旅游的人。问题是广东人喜欢在北方人面前炫富，这让北方人既羡慕又嫉妒。他们用那种令人生厌的唱歌一般的语调说着普通话，每句话结尾都要加上一个“啦”，吹嘘着自己某件定制衣服“值多少多少钱的啦”。当地有好事者还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啦啦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好吧，跟你说实话，这个人其实就是我。）虽然打架的事不常见，不过只要发生，多数都和广东游客有关。

“结果河南的旅游局长就给少林寺的公安打电话了，”德清继续道，“公安局长又给大王打电话，让他赶快认错赔偿，争取主动。”

“他打算怎么办？”

德清说：“交六万块钱了事。”

“大王有六万块钱吗？”

“这里是少林寺，不是上海，”德清说。“他要有六万块的话，这里就是他的天下了。可他显然没有，所以现在只能一点点协商，慢慢磨。”

“怎么协商呢？”

“他派个代表跟公安谈。局长要六万块，代表会说只有一千块。警察能做什么呢？又没有抓到他。他在外面待得越久，罚金就会越低。只要警察没抓到他，他就没事。”

“要是被警察抓到呢？”

“那他们就会送他进监狱，”成浩说，“谁都不想进监狱。”

“在监狱里他们会怎样对付你？”

“会打人。”

“就这些？”

“他们教训罪犯很在行的，不少狱警都在少林寺训练过。”

我突然想到了一点，有人可能会在这场祸事中受到牵连。

“承师父在吗？”我问。

“在。”

“在哪儿？”

德清支着耳朵，将手放在耳边，我也能听到远处有“收听”的声音。随着“收听”的哭喊和咒骂声，我去了练功房。

“你个傻瓜！你想再进去啊？这次我绝不会赎你出来！”

听了这话，承师父可能想表现得有些内疚，可他脸上永远消逝不去的笑容让他的努力白费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我说。

“他们都没认出我来，只跟警察说是大王打了人。”

听见承师父又提大王，“收听”又火了，“你怎么老是跟着他转悠啊，还听他使唤，他的话是圣旨啊？蠢不蠢呀你！”

“他是大师兄。”

“所以你就跟着他坐牢？我警告你，这次我不会赎你出来了。”

“他父亲是我师父呀。”

随后，承师父到公安局替大王谈判。

五个星期后，大王回来了。对这件事，他想一笑了之，不过很明显，他还是有些羞愧。

后来议定的罚金是六千块（大约等于七百五十美元）。这些钱比一个河南省普通农民两年的收入都多，但还是比我在少林寺半个月花的要少。

6神圣与世俗

对一个寺院来说，佛教活动在少林寺并不常见。在之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曾被敌视，并被视为危害大众的精神鸦片而禁止。现在，中国进行了市场经济改革，利益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对宗教的态度也从先前的敌对转变为一种淡漠。游客愿意花钱看功夫表演，但没有兴趣买票看和尚打坐参禅，静思冥想——那也确实没有多少娱乐性。年轻的小和尚很快就适应了价值观的转换，他们知道游客要看的是他们的功夫，而不是他们的精神境界，所以也就相应地调整了他们着力的方向。

对于我这个学习研究东方宗教的人来说，少林寺里鲜有佛教活动确实让我失望之极。我历经重重阻挠、千难万险来到少林寺，就是希望能有完整的佛教禅宗体验。我不仅仅想做一个不招人待见的武功高手，我还要做一个有高深素养的武学高手。

“为什么很少看到佛教活动？”有一天，我问德清。

“也不是没有，还有点，”他尴尬地笑了，“但我们应该多进行佛教活动，的确如此。我有时也会打坐参禅，在早饭前。”

我也曾努力这么做过，我的身体一度适应了白天高强度的练习，不用每天睡上十到十二个小时来恢复体力。德清告诉了我一些最基本的方法。打坐者要坐成莲花式，或半莲花式，再或者如果一个人像我这样非常不灵活的话，就只能采取印度式的坐法。男士把左手掌置于右手掌心，右手放在大腿上。女士的放法恰好相反（其中原因不得而知，反正就是这个传统，一直坚持了下来）。两眼半闭，目光聚于鼻尖，不可旁顾。气息由口入，由鼻出。不能有任何杂念。重复念叨“阿弥陀佛”能帮助你去除杂念。

这是基本的理论。对初学者来说，心无杂念只是前十秒，之后，各种杂念就开始轮番登场： 背有点儿痒……我的朋友们可能上床了，不对，十四个小时的时差呢，他们可能出去参加聚会了……这是你可悲的一生中所做的最可悲的决定了——竟然要跑到少林寺学艺……我想吃冰淇淋了……希望师父们今年能让我打擂台赛……不，我还是更喜欢吃花生酱。一个接一个的念头马上会被自己遏制，心里嘀咕着不要再想了……要集中注意力，你缺乏自制力哦……而后杂念又开始出现……周而复始，没有尽头……

过了不知多久，感觉好像有几个小时了吧，看表的念头越来越强烈，难以抑制。打坐三十分钟就行了，肯定过半小时了。于是匆匆瞄上一眼，原来从坐下到现在才过去不到三分钟。接着内心开始躁动，想着要不就打坐十五分钟吧，毕竟自己是生手，没人第一次就能跑完马拉松。路还很长，哪有不经历点儿挫折的呢。

就在那些天，我发现自己曾经在教堂的忏悔训练格外有用。从我坐下打坐开始，就尽量想着清心寡欲，到最后精神上极度痛苦，实在无法继续坚持坐在那儿，打坐失败，已经能多坚持十分钟了。我还发现，念叨我在教堂里说的“主啊，万福马利亚”要比“阿弥陀佛”更能帮助我抑制杂念产生。一个天主教的修道士托马斯·莫顿[1]将此称为深度祈祷。不过对我来说这更像是每日的自我惩戒。我在少林寺的两年时间里，打坐从来没有超过二十五分钟，而且我猜，心无杂念的时间最长也就只有三十秒。

我发现，身体的筋疲力尽是最有助于深度祈祷的。而发现这一点，也让我在佛教活动和功夫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在少林寺，生命在不停地循环。年轻的小和尚们争强好胜，精力基本都放在了艰苦的武术锻炼上，因为功夫不但消耗了他们多余的精力，也能磨练身心。到了二十几岁，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相对容易些的事情上，像陈式太极。等年龄再稍大点儿，和尚们开始打坐参禅、诵经念佛，而美国人到了这个年龄也会开始觉得世事纷争烦扰，一天的忙碌过后，他们更愿意悠闲地坐到舒适的躺椅上喝点啤酒，看着更年轻的一代把精力耗费在电视上，自己则更愿意远离尘嚣。

我曾向德清抱怨过少林寺缺乏佛教活动，我发现他记在了心上，因为有个周末的晚上，他跑到我房间来请我去寺里看一个佛教仪式。德清一心维护少林寺的名声，他想向我证明古老的佛教习俗并未消失，尽管已经越来越少了。

我们俩来到寺院后门举行仪式的地方，被少林寺后门的门卫拦个正着。他不认得德清，不给钱不让我们进门。争论越来越激烈。门卫粗鲁的口气让我吃惊，就是德清也没想到居然有人敢这么挡他的驾——往常大家见到脸上有块刀疤、手像针毡的人就知道是德清，没有不给他让路的。到后来，德清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显然他已经尽力讨好门卫了，不过门卫根本不买账。德清终于忍不住了，他揪住门卫的肩膀，把他提了起来，扔到路边。门卫被吓住了，我们终于进去了。

到中央大殿时，仪式已经开始了，正中立着一尊大佛。德清理了理衣衫，加入了和尚们的队伍，他们一边绕着佛像走，一边诵念古老的经文，期间木钟有节拍地响彻少林寺。大殿里烧着香，银烟袅袅，雾气缭绕。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并不是和尚们潜心诵经的专注，尽管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一种异域的疏离感，这种感觉彻底压倒了我。站在大殿里，一个陌生人站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那种孤独感是前所未有的。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距离家乡是多么遥远，这种距离简直让人绝望。我难以呼吸，挣扎着想逃离那儿，一生中只有在那一刻，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多么虔诚的天主教徒，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我甚至有点不由自主地想在胸前画十字，好容易才忍住了，幸好仪式不长，一个半小时后就结束了。

在回武术中心的路上，我不想再被这种令人恐惧的感觉所压抑，就和德清说些别的事，“老和尚们打坐参禅吗？”

“当然，不过不像以前那样集体打坐了，现在都是各自打坐参禅。那么多游客，白天集体打坐是很困难的。但是你应该每天早晨打坐参禅，这对你练功有帮助。”

德清没理解我为何发笑。功夫作为身体练习，是为了让和尚们筋疲力尽从而使其能专心打坐，而现在，打坐参禅反过来被用来帮助和尚们专注于功夫。事物的发展变化真是无穷无尽啊。当初我是冲着对佛教和功夫的兴趣来到少林寺的，现在看来佛教就是功夫，功夫就是佛教。某种意义上，功夫是运动中的打坐参禅，同样也是在践行佛法。我决心和年轻的小和尚们一样，先潜心练武，反正这也算修行佛法了。

上大学后，我开始痴迷于那些神奇的经历，这源于我十三岁时心中的一个疑问，这个问题自打那时起就一直萦绕在心间，挥之不去。有一天放学后，我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想到，如果根据“观察——假说——实验——理论”的科学方法，宗教教义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因为这一切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根本没人能观察到。这一事件让我陷入了信仰的危机——我深陷在追求理性却又坚定自己宗教信仰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

不过在神秘学方面，我发觉自己找到了一条连接科学和信仰这两个本质上坚决对立的事物的通道。假设心灵的感受是真实的，不是某种错觉，那么心灵的感受就可以被间接观察到，因为这些感受就像数据，是可以赋予分值的。这些间接观察到的东西是可以相互比较从而找出差异的，由此关于上帝的本质是可以形成说得通的理论的。

通过对禅宗佛教、苏菲派伊斯兰教[2]及天主教基督教的观察，我发现三者在经历表述方面存在相似性。虽然它们勾勒的画面不同，表达的意思及神学概念不一样，但都似乎指向同一方向。这总让我想起《奥义书》[3]上一句喜欢的话：“神只有一个，不同的人只是称呼不同而已。”不管信仰是什么，那些人会在某个瞬间体会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让其产生幻灭感，而且这种神性的爆发也会使其内心顿生无尽的平静或狂喜，那一刻那种超越宇宙的崇高，语言是难以完全说得清楚的。正如老子所说：“言者不知，知者不言。”

凭借对这些相似性的理解，我追随赫胥黎[4]的脚步，开始完善自己的理论，并戏称之为关于宗教的统一场理论。我的假说基础是，宇宙是由精神与物质、天堂与人间构成的，人是躯体与灵魂、俗性与神性的统一体。神、上帝、安拉或者无论你喜欢叫什么名字的那个神灵会通过某个凡人将其神性展示给众生，这就是神性经历。

在大学里，随着我对神学的观察研究越来越多，我发现自己经常会跟别人有一些古怪的交谈。无论是在飞机上、午饭期间还是聚会时，每当我告诉人们，我研究宗教，并且尤其专注神学时，一般人都会激动地和我谈论起他们那些非同寻常的经历，次数之多，简直令人惊讶。奇异的感受、不同寻常的景象、奇迹（一般和癌症有关）之类的事往往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这样和别人交谈了几年之后，我发觉自己对神性经历已经不再怀疑，十分肯定，并且时而有些羡慕，甚至是嫉妒。为什么这种经历没发生在我身上？也就是说，我非常希望能有这么一次经历降临到自己身上，我正在积极地寻求，并虔诚地祈祷着。听别人说是一回事，亲身经历又是另外一回事。差别在于前者是间接接触，而后者是直接体会。

终于，这种经历发生在我的身上，那是1992年11月10号的下午，我来少林寺学习的第八个星期。当时，我刚刚完成一套动作的练习——这也是少林寺十八套基本招式之一，就是要向各个方向三百六十度旋转踢腿。这套动作我已经做了数百遍了（佛家说，招式的重复，就像洗碗、射箭、沏茶，都被看做是悟道的重要途径）。就在我演练完这一遍，走到练功垫尽头、扭头继续下一遍时，我的内心一下子被某种纯粹的平静所占据。它看不见，听不着，也无法触碰，完全是精神性的。我从未有过这种感受，那一刻，内心的忧愁、焦虑、痛苦感好像消失了一样，万物停止了运动，只有神在我心中。

我僵在了那里，又扭头看看德清，可心中找不出合适的话语来描述所发生的一切。我所能说的就是“我的内心无比平静”。我一定笑了，笑得安详而幸福，因为德清朝我点了点头，像是知道了我的意思，还很有耐心地在一边等着我“恢复正常”。我在练功大厅漫无目标地来回走着，突然想到，我刚刚所经历的一定就是天堂里的景象。我也立刻理解了，为何神性的追随者与和尚们都甘愿放下世俗的快乐，忘却红尘，遁入空门，踏上那纯粹的精神之旅： 因为，这种感受胜于一切，任何牺牲，在这种纯粹的精神境界面前都不值一提。

这种纯粹平静的感受持续了多久，我说不上来，可能不到一分钟。但给人的感觉似乎很长，长到足以让我确信，如果这不是能让人确信的证据的话，我简直无法想象什么才是；长到足以使我认定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证据；长到足以让我确信，我不会再怀疑这一切。

时间停滞了；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之后神圣意识的云层被逐渐蚕食殆尽，我就像一只苹果里的虫子，慢慢爬了出来，恢复了自我意识。当我告诉德清我的感受时，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明白，但没说。可我没忍住，还是说了些话。我说了出来，是不是就把这件事给玷污了？不是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吗，那……我还会有这种感受吗？

就这样，纯粹的平静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依旧是焦虑、痛苦、忧愁。嘈杂的世界再次吞噬了我，我几近绝望地确信，我再也触碰不到神了，至少这辈子没戏了，这让我就像得了癌症一般绝望。我的灵魂还没有聪明到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给我的下辈子传达什么信息的程度。

那天下午训练之后，一连好几天，一种绝望感一直纠缠着我，感觉像失去了真爱一样难受，我根本没心思练习，整天不过是浑浑噩噩地走个过场而已。

但后来到了某个时刻，那种黑暗的绝望感消失了。我经历了这一切，想法得到了证实，这就是我的奇迹。我可能最终也无法真正练就绝世武功，但至少我看见了天国。只此一事就足以使我来少林寺的决定成为我一生中最为明智的选择。

那张要做什么的表格又一次闪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马修的毛病

1. 胆小懦弱

2. 仍旧是个男孩，还没有成为男人

3. 对异性没有吸引力

4. 思想迷茫，不知要走向何方（已搞定！）

11月，少林寺又来了位上帝的信徒： 卡洛斯是西班牙人，不过他会说英语。三十来岁的卡洛斯既是丈夫也是父亲。他脸庞瘦削，大大的鹰钩鼻和湿润的棕色眼睛因此显得格外突出。他喜欢教人功夫，不过他家乡的学校太小，学的人少，赚不了几个钱。为了增加点收入，他还教人开车。卡洛斯攒了几年的钱只为能到少林寺待一两个月，他想通过在少林寺的学习获得必备的教学资质，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

他很有魅力，不过他自己倒是多次承认作为一个丈夫，对妻子来说他绝对是梦魇一般的经历。一边看着他，一边听他讲述是如何不停地在禁欲与纵欲之间达到无缝连接的状态，我非常着迷。

“哦，伙计，你不知道我妻子有多么好，她简直是个圣人，而你又不知道我有多么对不起她，”他说着，泪光闪烁——每晚吃饭时他都这么说，“我和那么多女人待在一起，太多了，我必须得改改了。这些女人都想学开车，噢，看见她们你就知道了。有个叫博尼塔的妇人——哦，天呐，她总是换错挡位，抓住我的腿。啊，我可怜的妻子！可我又能怎么做呢？”

他就这么不停地说，能说上几个小时，都是些他妻子怎么可怜，他如何不得不作出改变，再就是他那些征服对象的故事。滔滔不绝，从不停顿，只有一个例外，当某个特定的女服务员走过来时，他会停下来。那是个乡下女孩，卡洛斯对她很着迷。她一来到我们桌子旁边，卡洛斯就将精力全转移到她身上，还操着蹩脚的中文和人家调情，试图让这个女孩去他的房间“拜访”他。

女孩走后，卡洛斯就说：“她喜欢我，你不觉得她喜欢我吗？”

这时，我会很善解人意地对卡洛斯说，那个女孩当然“喜欢”他，让他确信这一点。同时告诉他，在中国乡村，人们对于性方面的风俗是相当保守的。倘若女孩独自进了他的房间，首先，大家会马上听说这件事；接着，她会被众人看得连妓女都不如；最后，她将不得不带着羞耻离开这儿。我跟卡洛斯解释道，尽管他魅力过人，但他刚才的举动无异于通奸的证据，可能他还是要适当压抑自己的“魅力”，不要在这方面过于有“进攻性”。

听完我委婉的劝诫后，卡洛斯叹了叹气，接着话锋一转，又回到他那个神圣美好却又饱受煎熬的妻子身上，随之而来的是诸多罗曼蒂克的风流韵事。直到那个女孩从我们桌边走过时，他才立马停住了自己滔滔不绝的故事。

卡洛斯还有一个同样堂吉诃德式的、根本不切实际的梦想，他很渴望能用两根手指支起整个身体，叫做“二指禅”。1990年代少林寺和尚游历欧洲时，一个和尚用右手食指和中指支起了身体，使其与地面垂直，这个动作拍成的照片吸引了卡洛斯，成为他来少林寺的原因。在此之前，卡洛斯花了两年时间练习这项绝技，并且不远万里特地来少林寺见照片中的那位和尚。

卡洛斯根本不可能练就这种功夫，可我实在没有勇气告诉他这句话。他已经不能练二指禅了。照片中的人是礼鹏，“医生”的儿子。关于这张照片，我曾问过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拍这张照片时他十六岁，现在，就连他自己也做不到二指禅了。这种惊险的特殊技能据说只有十几岁的孩子能学成，因为那时候一个人的肌肉骨骼还未定型，柔韧度很好。现在二十岁的礼鹏虽然只重了几斤，不过对二指禅来说，这已经成了不能承受之重。

我向礼鹏介绍了卡洛斯，礼鹏告诉卡洛斯他已经做不了二指禅了，不过卡洛斯不屈不挠，没有放弃。他甚至拉我一起练这门功夫，他已经有了二指禅修炼的固定模式。初学者十指着地倒立起来——不能用拳头或者掌心，就用十根手指——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如果能坚持五分钟，就把双手的小拇指撤出来。再过五分钟，把无名指撤出来。接着是拇指。最后把左手撤出。练完这个之后，就开始托起身体： 最初可以把脚搭在椅子上，接着不断让身体与地面的角度变大，直到与地面垂直。

经过两年的苦心练习，卡洛斯已经能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支起身体在空中停留三分钟。而我第一次用五根手指练习，强忍着疼痛才坚持了两分钟左右。

“很疼，不是吗？”卡洛斯笑着说。

“这样肯定会得关节炎的。”我回答说。

我的手简直成了冻僵的爪子，十分钟不敢动弹，过了很长时间才缓过劲来。尽管卡洛斯依旧热切地鼓励我，但那绝对是我最后一次练习二指禅。我已经决定了，还是用肘在树桩子上磨砺，练铁臂功吧。

卡洛斯来到少林寺之际，德清决定由他亲自教外国人练功。于是他就从陈长老的手中把我们俩接手过来，而当初我也是被陈长老从成浩手中接过来的。现在有两个外国人，总比一个好。而且卡洛斯并不会待太久，教起来也不会太累，加之他偶尔会惹些小麻烦，还会给德清一些小费。德清在少林寺的成功，是奠定在作风彪悍、魔鬼训练和残酷无情上的。他之前也经常和我在一起，他觉得少林寺训练老外的方式——笑脸和鼓励——强度太小了。所以他打算把我们当做中国徒弟一样训练。中国有句俗话，“打是亲，骂是爱”。

除了文化上的差异之外，我们和中国学生没什么区别，但教学方式上差异却很大，对我们老外的要求要低得多。现在好了，德清找到了一个改变教学方式的好理由： 我们年龄更大，而且很明显，是完全自愿甚至是自发地赶到少林寺来学习功夫的。而一千个来少林寺的孩子，大致估算一下，有一半是被他们的父母送过来的，并非出于自愿。这些家伙不愿学习，整天打架。少林寺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的劳动改造学校；而功夫就是劳教学校里包治百病的良药。

我同意德清的观点，至少表面上也应该一视同仁嘛，中外有别就显得不好了。所以，我也就没在意他拿棍子指教我们。可让人实在难以忍受的，是他那没完没了的训练。德清的方法是手脚并用。劈叉的时候，他就骑在我们腿上帮我们压腿，直到好像把腿压断了才肯停下来。接着他让我们躺在地上，固定其中一条腿，推起另一条腿直接压到我们脸上，直到我俩哭爹喊娘求饶才肯罢休。

疼痛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还不那么过分，让我和卡洛斯真正恼火的是我们成了和尚们取笑的对象。从第一天我俩哭喊求饶开始，就不断引来围观。练功间隙小和尚们会突然出现在练功房里，坐在那儿，等待好戏开场。他们一个个屏气凝神，满心期待，单等我们求饶的叫喊声开始，就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事实上，只有我一个人求饶。（“求求你，师父，我的腿快断了。求求你，噢，上帝，求你了。”）卡洛斯比我能忍，他会强忍着剧痛，至多发出呻吟，不会像我一样说出一长串乞求话语。

“看着外国人痛得尖叫，他们肯定很享受吧。”一次训练之后，我跟德清说。

“他们又没电视看。”德清答道，并未理解我的意思。

一周后，我突然想到和尚们不懂英语，求饶也没用，还不如用英语骂人来得解恨。于是我把自己知道的所有骂人的话通通说了一遍，时而掺杂上一些俄狄浦斯式乱伦的咒骂，接着又很粗鲁地问候了德清的父母和祖祖辈辈，还扬言要对德清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多种限制级重口味的虐待。然而，小虎有时会接我的话茬，学着我的样子，用他蹩脚的英文继续我言辞激烈的演讲：“Fack youah, madafacka, fack, shat, madafacka, I kah you.[5]”每当这时，我就会停下来。

就像表演大厅的旗子上写的那样： 文化交流，相互受益。

就这样，几个星期过去了，小和尚们依然愿意看我俩百般求饶，兴致丝毫不减。于是，卡洛斯和我决定跟德清谈谈这件事。我解释道，我们并不是畏惧痛苦的训练，但是小和尚们的取笑让我们太丢脸了。德清的脸色有点不好看。他解释说，与其说小和尚们是在看我们哭喊求饶而哈哈大笑，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回顾自己曾经的哭喊求饶而哈哈大笑，这并没有什么取笑的意思。我说，不管什么原因，这都让我们俩很不好受。他点了点头，从那之后，小和尚们就再也没有在我们俩训练时出现了。

然而，训练过后，我还是多了一个形影不离的伴儿。听我用英语骂过人之后，小虎就每天跟着我，求我教他更多。

他跑过来，用他蹩脚的英语对我说：“Fack, madafacka, fack.”

“小虎，别说这种话。”我说。

“我说对了吗？”

“你不该说脏话的。”

“但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太小了，而且还是个和尚。”我说。

谁需要这种孽债呢？

一连几个星期的软磨硬泡，见我丝毫不为所动，小虎最终想出了制胜的法宝： 贬低蔑视我强烈的爱国自尊心。

“中国文化比美国文化要深厚得多，”一天，小虎这么说，“我敢打赌我们的脏话要比你们的脏话难听得多。”

“哦，真的吗，你这么想吗？”

“绝对的，不信就比比。”

我叹了口气，十分纠结。如果和小虎比了，就说明自己将像屎壳郎一样恶心，不比呢，就会让个中国的小毛孩觉得自己的文化比美国强。

“好吧，好吧，好吧，”我终于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小虎好像给我办了一个速成班，系统讲解了中国式咒骂。低级点的骂人话都与狗和蛋有关： 走狗，笨蛋。乌龟王八蛋就是最难听的了，可能会引起斗殴，不过谁也解释不了为什么这句话骂起人来这么厉害。更加极端和高级的骂人话就牵涉到与敌对一方的家人发生性关系了： 母亲、父亲、哥哥、伯伯、爷爷、姥姥、姨，等等。

孔子把家庭置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使其成为所有关系的式样典范。正如爱斯基摩人的世界里“处处有雪”，中国人对家族里的人称呼也各不相同。兄弟姐妹的称呼依照年龄，父亲那一方和母亲那一方的人称呼也不一样。例如，对英语“Uncle”的称呼就有五种： 比爸爸大的兄弟称伯父，比爸爸小的称叔父，爸爸姐妹的丈夫称姑父，妈妈的弟兄称舅父，妈妈姐妹的丈夫称姨夫。若你需要陌生人的帮忙，通常也要按照血缘关系的称谓来称呼对方。在少林寺，我称呼上了年纪的男人“老爷爷”，中年的男人“大爷”，相仿年龄的男人“哥哥”或者“弟弟”。

“骂人的标准模式是‘我操你妈个逼’，”小虎不怀好意地笑着，“就是说我操你妈的阴部。”

“太难听了。”我说。

“你可以把‘妈’换成对方家中的其他人，”他接着说道，“你还能想出更难听的吗？”

“有点儿难，”我说着，打算亮出自己的王牌，“不过，这些骂人的话都不如‘Motherfucker’难听。”

“Madafacka.”小虎试着学了学发音。

“Motherfucker.”

“Madafucker.”

“好多了。”

“什么意思？”

我能做出的最好解释是：“你是这样一个杂种，会和自己的亲生母亲做爱。”

小虎皱了皱眉，“不明白。”

你听过俄狄浦斯的故事吗？还有一个叫弗洛伊德的医生，听过吗？你知道孩子是怎么来的吗？想象一下一个女人的儿子成为了她的丈夫——我几次试图跟小虎解释这个东西，我肯定会为此遭报应的。

“太难听了，真的，”小虎说，“不过我还有更难听的话，‘我操你祖宗十八代’。”

考虑到中国人最敬重自己的祖先这一事实，那么，这句话确实太恶毒了。

我不得不投降了，“你说得对，这句的确更难听。”

小虎得意洋洋，“我告诉过你的嘛，中国人骂起人来谁也不能比。”

这是一场让人十分苦楚的失败。

卡洛斯一共要在少林寺待六个星期，最后一天终于到来了，吃早饭时，他泪光闪烁，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我以为是因为要离开少林寺他才哭了。

“没事的，卡洛斯，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不是的，伙计，你不知道。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了？”

“耶稣昨晚对我说话了。”

我立刻意识到我是相信他的，因为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怀疑而是羡慕。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耶稣的威力还辐射不到少林寺，而是卡洛斯从耶稣那里得到了训诫，而我只是经历了几秒钟模糊的纯粹平静。这不公平，我在这儿待的时间那么长！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问。

“我躺在床上为我的家人祈祷，突然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知道那就是耶稣的声音。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他说什么了？”

“我记不大清了。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一连串的声音向我袭来。我记得他说：‘我是万能的。这就是意义。我是万能的。你是万能的。一切都是万能的。’”

早餐期间我们没再说话。

[1] 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天主教作家。——译者

[2] 苏菲派（alSufiyyah），伊斯兰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亦称苏菲神秘主义。苏菲派赋予伊斯兰教神秘奥义，主张苦行禁欲，虔诚礼拜，与世隔绝，其足迹遍及全世界。——译者

[3] 奥义书，婆罗门教的经典之一。印度最经典的古老哲学著作，用散文或韵文阐发印度教最古老的吠陀文献的思辨著作。——译者

[4] 赫胥黎（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他是达尔文主义最早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1860年与S.威尔伯福斯主教的辩论广受瞩目。——译者

[5] 该段话为小虎模仿作者的英语说出的，他语音语调并不标准，故而是这个样子。后文多次出现过类似的表达和意思。——译者

“酒令大如军令。”

——《红楼梦》

1散打

山里的冬天严寒难耐，所以少林寺的学生们不放暑假，只有寒假——因为冬天太冷，根本无法练功。我来少林后的第一个寒假，和尚们去泰国巡回演出了，在那儿，他们受到了国王一般的礼遇。泰国是世界上唯一以散打作为全民消遣、以佛教作为国教的国家。我尽量想待在少林寺继续锻炼，但由于宾馆和训练厅都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我只好一层又一层地加衣服。我一直坚持训练，直到最后冷到我无法入睡，练功时怎么热身也是全身冰凉，根本无法伸展开来施展拳脚时，才停了下来。我终于放弃了，回家去过圣诞节。

回到托皮卡，朋友们带我去了当地的一处酒吧。为了试一下我在少林的武艺训练进展到了何种程度，他们故意挑了镇上最乱的一处酒吧。在这种地方，打打闹闹不是什么新鲜事，最初往往是一两个人的事儿，但最终经常会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哄而上，整间酒吧拳脚横飞，一直打到停车场。站在一旁看着他们，我再次见识到了这些堪萨斯农场上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的强悍。虽然已经学了三个月的传统功夫，但和之前比起来，我好像并没有多少把握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在酒吧经历了第一次打斗后，我决定由修炼传统功夫改学散打。因为少林最厉害的习武之人就是教散打的师父——承师父。我下定决心拜他为师。

2月初回到少林寺时，中国的春节刚刚过去，我告诉武术中心的二把手焦副主任，我想跟承师父学散打。我心里明白这个要求相当离谱，因为武术中心没有散打队，而且承师父也并未受雇于武术中心。

“我们的重心是在国外办武术巡演，或者为游客们表演武术，”焦副主任告诉我，“散打不好在舞台上展示。”

我早已料到他会有类似的观点，于是说道：“毫无疑问，少林武术中心有最优秀的表演团队，但塔沟武术学校却有最优秀的散打高手。塔沟的负责人告诉我说，他们觉得武术中心的演员们并不是这儿最强的武功高手。”

焦副主任点了点头，还朝我笑了笑，这可真是难得。内行操控者的一个点头默许，就等于让我这个早熟的新手拿到了进入散打圈的第一张入场券。

“有意思，真有意思。”他说道。

民营的塔沟武术学校是国营的少林武术中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武术中心有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室内训练器材，更别提它得天独厚的优势了——它能直接用少林和尚做教练，并且带他们外出巡演或在武术中心内部演出，所以武术中心一直在武术表演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这是一种结构和体制上的优越。为了应对竞争，塔沟降低了学费价格，并树立起“打造最强散打高手的绝佳之地”的名声。相比于武术中心的三百名学员，这里吸引了将近三千名中国学生。年轻学生们数量如此之多，年复一年地在这里互相角力、肉搏，只有最强的才能站到那里，笑到最后。塔沟这台“绞肉机”已经培养出了为数不少的国家级散打冠军，占到了相当大的，甚至是与其地位不太相称的比例。

为了提升在国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博得更好的名声，塔沟计划建一座餐厅、旅馆和演出大厅，与武术中心的核心业务展开比拼。为了获取老外的培训权，他们还暗箱操作了一番。寒假前，塔沟的负责人邀请我去那儿看看玩玩，同时又对塔沟的各个方面花言巧语地推销了一番。就在同一天，这个消息传回到武术中心领导的耳朵里。

“是啊，”我对焦副主任说，“这真的很有意思。”

为此我与焦副主任讨论了将近一周，在此期间，我得到消息，说武术中心决定成立自己的散打队。承师父被专门聘请过来担任教练，受训的队员都是他亲手挑选的，所有这些人都能每月领到一定的薪金。领导们决定采用纽约扬基棒球队[1]的办法，给他们武术中心“买”来一支散打冠军队……经费来源就是我的钱。我的队友们都将成为散打高手，可我还是个很初级的入门者，只能通过给这支队伍买单来加入。我知道他们在开始会很讨厌我，因为没人会喜欢一个财大气粗而武功平庸的家伙，尤其是在大家还都受惠于他时。赢得人心并成为队伍真正一员的唯一途径，就是证明我能像他们一样吃苦。

第一天的散打训练，我们整个队伍的十三名队员按体重一字排开。按照散打的公斤级划分方法，各个级别是这样划分的： 48公斤级、52公斤级、56公斤级、60公斤级、65公斤级、7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级和80公斤以上级。从48公斤级开始，一直到70公斤级，每个等级都各有两名队员。但由于基因、饮食习惯的差异，以及运动器械、负重训练和激素的缺乏，在中国，75公斤级以上的队员并不多见。另外，由于这是一项业余运动，没有财政的支持、奖金的刺激，所以对普通的运动员来说，加强锻炼、增加体重达到一个在国外更受欢迎的重量级，在中国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散打运动员就像美国的大学生摔跤一样，大家都在努力减轻体重，进入一个相对轻一个量级的分组，这样，较之于对手，自己就更容易占有相对优势。

散打课开班之初，就好像在上形体课似的。我们先是绕着屋子跑了几圈，在垫子上做做练习，然后伸展一下身体。之后，便与同一重量级的人两个一组，配对练习，所以说，你的搭档同时也是你的头号对手。我一百五十磅，在70公斤级那一组，搭档是队里最强壮的宝通。看上去他就是个好斗的家伙，与我年纪相仿。尽管我们差不多重，但我高他十公分，所以他的身架就比我要宽厚一些。他的体格看上去像是米开朗琪罗雕刻出来的，尤其是小腿——比我的大腿都要粗。事实上，也比他自个儿的大腿粗。

第一个练习就是由搭档在前臂上固定好厚厚的功夫护垫，让我来练习散打基本功。散打不同于少林的传统招式，它就像查克·诺里斯[2]的电影里演得那么简单。它有四种基本拳法： 直拳、摆拳、上勾拳以及反手拳；五种基本腿法： 正蹬、回旋踢、侧踢、旋风勾、横扫腿；三种摔法： 接腿扫堂、夹颈过背摔、抱腰过背摔。在中国式散打规则和人体条件限制下，在与冷酷无情但武艺高强的对手的一次次交锋中，数以百计的技巧归结为这十二个基本动作。只有这些一直屡试不爽的招式才能真正留存下来。

练完拳法后，便开始了腿法练习。前侧踢是散打中标准的起势进攻动作，也是整套动作的基础。因为散打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的搏击风格，如果你将另一方摔倒在地，那么你会得到很高的分数。而前侧踢是一种力量强、攻击范围大的招式，对方很难抓住你的腿，所以也就无法摔倒你。（招式决定输赢，但规则决定招式。）完成前侧踢时，首先，你要单脚向前跨一大步，再把后面那只脚滑过来，然后抬起前腿，向对方身体踹去，旋转九十度。如果做得到位，当前腿以最快的速度向对手飞速踢过去之前的那一瞬，你的身体呈现出的状态就像一只合上的手风琴，最后像一根鞭子似的抽身而起踢出去。

第二个较为常用的腿法是回旋踢。要完成这一腿法，你要蹲下身去，上半身弯曲，同时伸出腿，扫出一个圆弧，就像挥动球杆一样。在散打的主要腿法中，这是速度最快，同时也最容易掌握的，最适合用来爆头。

最不常用到的是蹬踢。如果你要右腿蹬踢的话，需要左脚站定，提右膝至胸前，右脚底冲对手猛地踹出去，犹如消防员踹开锁着的门那样。这个腿法很有力，一般用来从后方袭击对手。但这个动作很难掌握，因为它需要找直角发力，速度较慢且对方容易躲闪。

尽管在大学练了三年武术，又在少林寺培训了三个月，可我的基本功还是一塌糊涂，尤其是侧踢。而宝通却一直在少林寺学散打，迄今已有七年时间，所以我与他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但他很厌烦练习正蹬腿和侧踢，练回旋踢时也没见他有多高的热情。他抬起右腿，肌肉发达的小腿就像一根狼牙棒，扫过来狠狠地砸在功夫护垫上。我觉得肩膀都要被他踢散架了。我愁眉苦脸，他却冲我一脸坏笑。如果说接下来会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他下一踢更加卖力了。挨了两下之后，我不得不改用双臂来举护垫了。

接下来练的动作是摔。散打不同于其他多数搏击形式，因为无论摔、扫还是重拳出击，只要把对手击倒在地，都能得两分。当然动作一定要快。裁判会在选手开始扭打两秒后上前叫停。一旦一人被打倒在地，裁判也会叫停，直到那个人站起来，而不允许在地上打斗。这些规则，意在防止散打演变成摔跤比赛。所以，摔的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直中要害。当然，背起对方将其翻过腰部或头部摔在地上也是允许的。但这种摔法很容易防御，因而在两秒之内难以完成。成功率最高的摔法是，抢在对手抬腿发力准备踢出去之前，抓住或绊住他要发力的那条腿，然后将他支撑地面的另一条腿扫倒。

其他组练习的速度都很慢，好像在磨洋工、应付事儿。一个人轻轻踢出腿去，另一人抓住，然后将他支撑地面的腿轻轻扫倒，将他摔倒在地。他们不紧不慢，轻车熟路。宝通可不是这样，我轻轻地踢出腿，他却狠狠抓住，随即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回旋扫腿，别倒我站着的那条腿，用力地把我摔在地上。我爬起来时，他脸上的坏笑越发明显，好像在说，“疼了吧，公子哥儿？”下一次，我还是慢慢地伸腿踢出去，他依然毫不客气，结结实实把我摔倒在地。在瑟瑟秋风中，我筋疲力尽，慢慢地站了起来，怒火在心中郁结。

其余队员的练习都有些三心二意，他们其实是在一边练一边看着我们俩，静观事态发展。换宝通踢了，他用全力踢过来，震麻了我的拇指，我根本就抓不住他。第二踢，我抓住他的一条腿，缓缓扫向他另一条撑着地面的腿，但他紧紧地用胳膊别住我的脖子，不肯倒下，反而把我摔倒了。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看着我们。我仰面倒在场地上，脸颊滚烫，又羞又怒。在他接下来的一踢中，我狠狠抓住他的腿，转了一圈，用尽全力扫向他后面撑地的那条腿。他被四仰八叉地摔在了垫子上。他眨了眨眼，看着我。

我站在他面前，咆哮道：“起来！再来一次！”

他又一次重重地踢向我，但还是被我抓住了，他想别住我的脖子，我闪开了，竭尽全力将他狠狠摔在地上。

“别浪费时间，”我冲他喊道，“起来，再来一次！”

宝通看着承师父，放声大笑。承师父也微笑了。显然，我刚刚通过了一次无言的考验： 看来，这个老外毕竟还不算是纯粹的懦夫。剩下的练习里，宝通和我都用上了全力。他仍然会非常用力地把我摔在地上，但脸上再也没有坏笑了。

早上的训练结束后，我心力交瘁，甚至都没有力气回到宾馆，于是就去了排练厅楼上德清和成浩的房间。我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的功夫电影海报，尽量控制身体，否则就会因疲惫而不停地颤抖。

“散打班感觉如何？”德清问。

“宝通简直想要了我的命，”我说。

“他是想试试你怕不怕，”成浩笑着说。

“他劲头大，但动作慢，”德清说，“你要待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外。”我想努力挤出个笑容，但由于疲惫和肾上腺素下降，身体抖得厉害。

“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我一边说着，一边把手塞在屁股下面，好让双手不再颤抖。

“他快累死了，”成浩说，他“嘭”地推开门，喊道：“小虎，快过来！”

小虎跑进房间，“怎么了？”

“包默思要累死了。拿点儿糖和热水来。”

“我到哪儿去找糖？”

“去餐厅。”

“他们要收钱的。”

“告诉他们是给老外的。”

“那要是还收钱呢？”

“别废话了，赶紧去！”

小虎跑开了。作为年纪最小的和尚，他对武术队伍中的论资排辈现象早已逆来顺受、习以为常了： 任何乌七八糟的差事都要按年龄分派给最年轻的人去做。十分钟后，他带着一包糖和一壶热水回来了。德清把开水倒进碗里，加了些糖进去。

“喏，喝下去，”他说，“喝下去就不会发抖了。”

我尽量想端着碗放到嘴边，可我的手实在抖得太厉害了，把开水洒到了腿上。

“来，我给你端着，”德清说着，把碗放在我唇边，“你就像个小奶孩儿似的，还好吗？”

“没问题。”

我尽量多喝了些水。刚喝下去时很舒服，可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抱着垃圾桶开始呕吐。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抱歉。”我说。

“没事儿，”德清说。

“他是美国人，”成浩对德清说，“他们不喝热的，我们应该给他弄点儿可乐。”

“有道理。”

这时，一个叫根明的年轻和尚经过房间。

“根明，过来一下！”成浩喊道。

“有事儿吗？”

“这里有四块钱，给包默思买瓶可乐去，顺便把这些垃圾带出去清理干净。”

“让小虎去嘛。”

“别废话，让你做你就做。”

根明走出了房间，我听见他喊道，“小虎，过来！成浩让你把这个桶子清理干净！”

小虎一定盼着有一天能有个比他更小的和尚来到少林寺。

灌了几大口可乐后，德清执意让我在他床上休息一会。快到下午三点时，我醒了。我用尽全身力气，拖着青肿的身体下了床，回到训练室。刚要进门，德清看到了我。

“包默思，你应该回去休息，”他说。

“我不想让宝通觉得他打败了我。”

他点点头，“你有这个态度就对了。”

我一瘸一拐地走进训练室。承师父看见我，先是皱了皱眉，然后又微微笑了一下。想必他听说我吐了的事了。

“过来了？”他说道，语气中还夹杂着惊讶与调侃。

“对，来了。”

“好，那就开始上课吧。”

前面的练习我都是跛着脚才能勉强跟做下来。宝通看到我状态这么差，动了恻隐之心。他跟我做摔法练习时，速度慢了一半，让我不费太多劲就能把他摔倒在地。

看着我们练习时没有状态，像梦游一般，承师父决定加大强度。

他让其中一个队员拿来了护具。

散打比赛在“擂台”上举行。所谓的“擂台”，就是一个帆布做的升降平台，一个没有绳子的拳击场。旧时，流动的表演团在镇子中心搭建起一个木制平台，一批批的功夫高手们就在上面进行公开的挑战赛。正如约翰·L·沙利文[3]1890年代在美国的比赛那样。最后坚持不倒地的人就是赢家，就是最顶级的功夫之王。

武术中心没有擂台，于是承师父就用很多护垫按标准擂台的大小“围”出一块地方，当做擂台。然后向场子中间扔了两副护具，就去场外坐了下来。

“宝通。”

“是，师父。”

“你先来。”承师父指着擂台中央。

他环顾着我们，人人都低下了头： 没人想和宝通对打。而我的反应则慢了一拍，仍然看着承师父，和他对上了眼。

“你上。”

“我？”

“对，你。”

队里的其他人都笑了，为自己的幸免于难而欢欣，庆幸自己不用和队里最强壮的队员交手。我背对着宝通，开始佩戴护具。

中国政府制定了现代散打的规则，期待能像奥运会那样举办世界性的业余比赛。由于这种比赛要求每位选手在几天时间内与多个竞争者交手，就会有这么两个突出问题： 一是体力不支，二是因伤退赛。所以，散打比赛时间的设置较短，每两分钟为一局。按照三局两胜的原则确定最终赢家。而且，还要备好许多护具： 护头，护齿，护胸，拳套，护裆，护腿和一个小型护踝——用来保护脚踝上脆弱的骨骼。

戴好护具后，我就像个米其林轮胎的代言人。宝通已经在等着我了，他觉得我能伤到他的可能性极小，所以根本不在意，只戴了护裆和拳套。而我不容侵犯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虽然经过了早上的锻炼——并没有丝毫减退，反而燃起了熊熊烈火。我也摘掉了头盔，又开始摘护胸，承师父阻止了我，“别，别，别，你是第一次。”

我妥协了。毕竟，宝通那强壮的小腿不是吃素的。我只摘了头盔，其他护具都还在，谢天谢地，那要命的护裆也还在身上，真是感谢上帝。

散打的记分规则相对简单：

击中一拳得一分。

踢中身体得二分。

踢中头部得三分。

转身后摆腿踢中得三分。

一方倒地，站立者得二分。

把对方打下擂台，得四分。

承师父双手击掌，表示比赛开始，他退到了后面。我紧张地踮着脚尖跳跃着，特别想躲得远远的。宝通往前跳了一步，抬起左腿似乎想给我一记侧踹。我向后跳了两步，依然紧张得厉害。他刚放下腿，接着又摆出了相同的架势，向前跳了几步来了个假踢。这个动作对我来说犹如梦魇一般，我又是一模一样的反应，向后跳了两步。然而这一次，我踩到了划定的边界线——一只厚厚的功夫护垫。就像放慢动作似的，我发现自己向后倒去，为了站稳，我的胳膊像卡通片里演的那样使劲儿抡着圈。但我还是摔倒了，砰的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宝通没动我一根毫毛，就将我逐出了擂台。

4比0。

队友们大笑。

承师父冲他们喊，“你们还敢笑？谁想和宝通对打？”

大家都羞愧地噤了声。我站起来，走回赛场中间。

宝通仍然在试探我，又假装来了一记侧踢，但这次我没动。他轻轻地笑了。空气里的火药味变浓了。我佯装出拳，忽然跳起来冲他胸膛踹了一脚。宝通的笑意更明显了。我得分了。游戏正式开始。

4比2。

接着，他猛地冲了上来，那健硕的右腿一记回旋踢向我袭来，我一转身，他踢到了我左臂的肱三头肌上。6比2。我被踢到了一边，踉跄地退了半米多。宝通继续向前，又一记左腿回旋踢，踢到了我的右臂上。8比2。他左左右右把我打得满场转。10比2。12比2。14比2。显然，他打算一直这样打下去，直到我倒下。我必须反击。

距离第一局结束还剩一分钟时，我抬起右腿要在他胸膛上来一记回旋踢，这时他抬起了左腿。时机太不利了。我的右腿抬得稍高了一点，他的左腿就从我的腿下紧贴着滑了过来。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并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力阻止，或者说，来不及阻止。我的脚还没踢到他的胸膛，他就已经狠狠地踢到了我的护裆处。

护裆碎了。

承师父一定在我满地打滚时让其他人都散了。因为，当我最终睁开双眼时，就只剩他和我两个人了。他把我拉起来，我简直无法和他对视。

“看着我。”承师父说。

我抬起头。他举起右拳，好像要打我，我立刻向后退缩了一下，用手挡住了，像只受虐的巴甫洛夫试验用狗似的。我抬头一看，他只是做了个假动作，根本没打过来。

“你怕什么？”

“怕被打。”

“为什么？”

“怕疼。”

他凝视我许久，“小时候，他们打过你吗？”

他问了我个措手不及，我的眼眶开始发热。

“比如说你的同学？”

我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他拿起一只拳套戴在右手上，缓缓地向我伸出拳头。我紧紧地抓住了。拳套轻轻地打在我头上。他收回拳头，又以慢一半的速度出拳。我挺住了，没有躲闪。这“温柔一击”把我的头向后打了几公分。承师父又收回了拳头。这次，他以最快的速度，近距离给了我一拳。我刚眨了一下眼，头就被他打到了一边，失去平衡，单腿跪到地上，才稳住了身子。

我慢慢站起来，脑袋嗡嗡作响。

承师父看着我，轻轻地笑了。“你还活着吗？”

“除非这里是地狱。”我说。

“有那么疼吗？”

“我不知道，脸上没有感觉，应该还好。”

“你没事，又死不了。那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怕头被打坏。”我如实说道。

承师父笑了，“放心吧，就算头被打坏一部分，以你的聪明才智，剩下的智力练散打也还是绰绰有余的。”

他摘掉拳套，转过身去。突然，他猛一转头，赤手空拳朝我打了过来。我愣住了。他的拳头在距我鼻子几厘米的地方停住了。

“这次我没躲。”我说。

他用手指夹住我的鼻子，拧了拧。

“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躲。”他说道。

[1] 纽约扬基棒球队（New York Yankees），缩写为NYY，主场位于纽约的布朗斯区，是美国棒球历史上当之无愧的霸主，它的成功很大因素上是金钱的效力。——译者

[2] 查克·诺里斯（Chuck Norris），美国空手道九段高手、擂台悍将，曾与李小龙合演《猛龙过江》，饰演与李小龙在斗兽场决战的空手道高手科尔特。——译者

[3] 约翰·L·沙利文（John L. Sullivan），1880年代赫赫有名的世界重量级拳王，也是拳击历史上最后一位徒手（不戴拳套）的世界重量级冠军。此人身材不高，但霸气十足，臂力过人，打遍天下无敌手。1887至1888年他在全美进行巡回表演赛，为了寻找能在他面前打四个回合仍不倒地的对手，他悬赏1 000美元，这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但最终，在近百场的比赛中，只有寥寥拳手拿走了这笔奖金，代价是被打得鼻青脸肿。他职业生涯自1878至1892年，战绩38胜1负2平，是19世纪美国体育界最伟大的英雄人物。——译者

2宣传无小事

中国有四套国营的电视频道，但少林寺只能收到其中两套。节目的编排多数以宣传为目的，戏剧题材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二战的，宣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士与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及中国腐败的分裂分子顽强抗争，将他们都从中国大陆赶了出去： 日本人滚回日本，国民党滚到中国台湾地区。

新闻节目更是无聊：

今年，河南省出产小麦512 000吨、水稻304 000吨及其他作物211 000吨。河南省省长表示： 较之去年小麦454 000吨、水稻281 000吨、其他作物145 000吨的产量，今年的产量显著增长。但河南人民要齐心协力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河南省政府已投入500 000元用于农业规划，1 000 000元用于交通事业和其他设施建设。另有新闻报道，今年，河南省的煤炭产量达到600 000吨……

其他的主要就是审判节目了： 一个穿着警服的法官主持着没有陪审团的法庭，怅然若失的被告百口莫辩。根据政府要求，隔几周就要进行一次这样的审判。

我刚来时，见识到的第一宗大审判是关于个人制造并销售假茅台酒的案子。茅台是中国最贵的白酒。那个人买了空茅台酒瓶，灌上廉价白酒，然后把瓶塞放在真茅台酒中浸一浸，这样就用瓶塞上茅台酒独有的气味蒙骗了消费者。假酒流入全国各地的商店和餐馆，获利数十万元。与此同时，他还向国外倒卖了一部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审判长洋洋洒洒地说了很多，都是关于中国制造的商品失信于国外，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潜在影响之类的话。当时，中国正申报加入世贸组织，黑市与假冒伪劣的问题会阻碍商谈的顺利进行。

半小时的节目即将步入尾声时，被告被定罪，判处死刑。我第一次观看这种审判，抓起我的汉英词典查了查，生怕自己曲解了他们的意思——卖假酒就要被判死刑？在得克萨斯，这种案件往往都不会被判刑。但政府坚决维护死刑制度，任何一位中国公民除了犯谋杀罪，另外诸如强奸、纵火、贪污、持械抢劫、拉皮条、组织秘密社团之类的罪行，都可能在头骨的后部尝到一颗子弹的滋味。

我在少林寺的那段日子里，只有一个像样的电视节目可以看。那个年代的中国，电视上的大型节目就是一部二十多集的连续剧，叫《北京人在纽约》。由于这部剧大受欢迎，政府重播了一次。每晚开播之时，几乎整个表演队的人都挤在我的房间里收看。

故事主要讲述了一对北京夫妇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搬去纽约，但却以悲剧收场。女人只能在皇后区一家非法的血汗工厂里谋一份差事，而她的丈夫只得在一家中国餐馆做传菜员。生存的压力让他们的婚姻关系十分紧张。后来，女人的老板诱奸了她。她的老板是一个会讲中文的老外，为人奸诈，不幸的是他跟我长得很像，而且简直像到令人咋舌的程度。这对夫妇离了婚，丈夫开始与一个拥有一家餐厅的中国女人交往。

当然，这虽然貌似写实，好像非常客观，而实际上却极度排外，简直到了仇视外国人的地步。但剧本写得很动情，演员也演绎得非常到位，就连我都很喜欢看。就数那个丈夫演得最好。一天晚上，他喝了点酒，就开始数落老外的可恶之处，并得出结论：“你知道老外为什么那么多体毛吗？因为当我们变成人时，他们还是猴子。”

和尚们都笑得直不起腰。几周过后，他们仍然对这一幕津津乐道。

后来有一次，我问起成浩：“你还想去美国吗？”

“当然，那只是电视剧而已，”他说，“再说，就算在美国的日子糟透了，也比在这儿受苦强。”

由于多数电视节目无聊透顶，大家别无他好，于是都疯狂地迷上了功夫电影，经常用少林的闭路电视观看香港最新出品的武侠电影。有一年，武术中心的领导们也安排人在一块有两层楼高的石墙上铺一块很大的白色防水布，放映李连杰的老片《少林寺》，那样的夜晚，大家都有一种举办宗教仪式似的庄重感。

在电影《香江之功夫之家》里，多半是老外扮演坏人或坏人的心腹。白人从来都不会成为主角，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个外国人才会是主角的密友。在影视圈里，有一小拨通常是澳大利亚人的老外演员，他们在影片即将接近尾声时出现，大吼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哈！你就是条中国狗，中国功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然后在荧幕上耍弄一两分钟后，被狼狈地打下台。虽说他们的功夫也还说得过去，却远不能与中国主角相提并论。

在一个有一万名功夫大家生活的村子里，你是唯一的老外，观看了几十部这样的电影——一个白种人冲出来大喊“你们中国狗”，接着就被踹下台。这时，你总会有些恼火。人人都需要有正面角色来当模范。

面对“老外武功都很糟”的成见，我很想消除大家的误解，于是寒假时买了几盘录像带回来，打算给他们瞧瞧。有史蒂芬·西格尔的《法外出击》、大卫·卡拉丁的《功夫》，还有尚格云顿的《狮心王》。

我们先看的是西格尔的片子，大概是基于他在日本做合气道教练的生活（这是根据他的宣传性小传写的），后来他加入了中央情报局。我来少林寺之前，一支日本的合气道队曾经来到少林寺演出，所以在影片进行到一半时，和尚们便开始讨论那次来访了。

“你们觉得这个演员如何？”最后我问他们，“他的功夫很棒吧？”

小虎少不更事，直言不讳，“作为老外……还行吧。”

我“哦”了一声，感觉很受伤。

“但他很残忍。”德清礼貌地插了一句。他从后边打了小虎的脑袋一下，以为我没看到。

“干吗打我，我做错了什么？”小虎说。

德清说：“注意他的眼睛，他看上去很享受打人的过程。”

和尚们对高度虚构化的少林寺形象已经习惯了，所以对大卫·卡拉丁《功夫》中奇幻版的少林寺不怎么在意。然而，他们都被大卫·卡拉丁本人震撼了。

“他怎么进了少林寺，成了少林和尚？”小虎问，“他是个老外啊。”

“事实上在这个故事里，他既是中国人，又算老外。”

“可他长得不像杂种啊。”小虎说。

德清又在小虎脑后给了一掌，“别说骂人的话。”

“这个演员是个老外，”我解释说，“他假装自己是半个中国人。”

“难怪他功夫那么烂，”小虎一边说，一边藏到后排，躲过了德清挥来的一掌。

在播放电影后半部分时，我就没再在意他们对卡拉丁功夫不好的评价了。诚然，他的功夫确实不怎么样（但实话实说，他的确在新时代的加州恰到好处地抓住了时机，模仿了禅宗武僧的形象，填补了这一领域的需求空白）。我期待着高潮时刻的来临，这是每一个1970年代美国男青年都难以忘怀的场景： 卡拉丁参加少林寺的最终考核——举着点燃的圣杯在自己的两只小臂上文身——图案是龙和虎，一边一只。我来之前，从未见闻过类似的传奇，但我现在一定得弄明白。

“少林寺的最终考核就是像电影里那样吗？”

“不会啊，”德清说，“我们为什么要那样烧自己的胳膊啊，万一哪天你残废了，从此终结了武术生涯，那可就永远都不会再伸出拳头了。什么武功考核会那样变态啊！”

“但美国人的想象力挺丰富的，”小虎说，算是给了我点儿安慰，“是吧，德清？”

“他们拍的电影的确很棒。”德清承认道。

和尚们对尚格云顿的印象最为深刻，尤其是他那健美运动员的体格。

“快看，除了肌肉还是肌肉，”小虎喊道，“我可不想和他摔跤。”

“但肌肉过于发达会削减动作的灵敏度，”德清说，“速度才能产生力量，不是论体格大小的。想想一枚小小的子弹能干些什么吧……”

小虎喊了起来，“我知道！我在山上放过枪！啪！啪！啪！”

尚格云顿标志性的动作引起了和尚们的兴趣： 起跳加一记旋转勾踢。尚格云顿跳起来的时候，腿是完全劈开的，而大家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腿总是在身下卷曲着。

“他很灵活。”成浩说。

“但他为什么要劈开腿呢？”德清问，“只有把左脚收起来，你向右踹的速度才会更快。”

“他学过……呃，那个法国的传统舞蹈用中文怎么说来着？”我问。

“芭蕾。”礼鹏说，他两年前被派往法国做巡回演出，是少林寺第一批派去法国的四个人之一。

“对，对，就是芭蕾。”我说。

“那种舞看起来很美。”小虎说。

“但他的动作还是不够快。”德清还是紧咬住那一点不放。

“好了，好了，看电影吧。”成浩说。

我们又静静地看了半个小时，直到小虎拽了拽我的袖子。

“他什么时候死啊？”他问。

我不解地问道，“谁要死啊？”

“那个老外。”

“哪个老外？”

“就是浑身肌肉的那个。”

我更加疑惑了，“他是主角啊。”

“对啊，那他什么时候死呢？”

“他不会死，美国电影里，主角不会死。”

“可在中国电影里，主角都会死。”

“我知道，可在美国电影里不是这样的。”

“既然如此，那他们就不是主角。”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小虎愣了愣，接着说道，“我不知道，反正他们就不是。”

我感觉自己似乎抓住了重点，进一步问：“但是，你为什么这么想呢？”

小虎垂下头，耸了耸肩。

一直在听我们讨论的德清说：“因为当你确信自己能赢时，跟对方的较量就不需要太多勇气；真正需要勇气的是在四面楚歌、毫无希望时仍然坚持战斗。”

3铁臂男孩

少林寺的路边有六个年迈的妇女在卖泥制的小猫。一拉系绳，小猫就会发出喵喵的叫声。但因为这声音其实更像“猫”，并且小猫的价格恰好是五“毛”钱——就是一元人民币的一半（大约相当于六美分），所以这些妇女们就被昵称为“猫毛奶奶”。每天游客们经过放小猫的木头台子时，她们就会哀怨地拉其中一只猫的系绳，拼命地拽，诱人购买。猫！猫！猫！这种声音特别刺耳，一如巷子里发情的猫发出的声音。

但真的很难不同情她们。她们太穷了，年老时应该退休却又没地儿养老，整天费神费力地卖着一些没人想要的东西，聊以谋生。哪个参观著名功夫寺庙的游客会想买一只吵人的泥制小猫呢？我经常想，这是否是一种含蓄的乞讨呢？都是为了钱！钱！钱！

一天，我上街去买可乐，看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国男游客，一巴掌从猫毛奶奶手中打下了一只猫，用脚跺碎了。我离他们有四五十米远，看得手足无措。我承认，自己也不止一次地想过要做出同样的举动，因为那些泥猫实在是太吵了。但紧接着那个老奶奶说了些什么，我没听到，那个游客就给了她一耳光。人群停止了流动，都围过来观看，我推搡着穿过了人群。

老奶奶指着他，又说了些什么，我猜应该是骂人的话，因为那个游客的脸涨红了，一拳冲她打过去。那一拳不怎么专业，她围着桌子跑，躲开了打过来的拳头，并以桌子为屏障，不让那游客接近自己。游客恼羞成怒，掀了她的桌子，挨个儿把那些小泥猫跺碎了。跺完后，游客转身离开，但这位猫毛奶奶又继续骂他。

那游客折回来，奶奶转身想跑，却被游客抓住了胳膊，屁股上挨了两脚。游客的踢打功夫也不咋地，其实就相当于轻轻地拍打了几下，但不管纷争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踹一个年迈妇女的屁股，这让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

我果断朝猫毛奶奶走过去。这时，游客的朋友拦腰抱住了他向外拖，并努力想把他的身体扳过来，同时劝道，“够了，够了，够了！”

我踏入游客和猫毛奶奶之间的空地，那个游客背对着我，老妇人躲在我身后，又开始大骂，声称要与游客的亲属发生性关系，但由于口音太重，我实在听不出她到底是想和对方的哪位亲属发生关系。那游客回过身来正准备再次扑过来，却发现我挡在前面。他停了下来，依然因愤怒而满脸通红，目露凶光，但一丝疑惑跃上了脸庞——彼时他对一个冒犯自己的乡下人拳脚相向，而此时又与一个高个子老外面对面，他有些回不过神来。

老妇人感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转变，继而喋喋不休，破口大骂。她一定来自附近的山村，说的是当地方言，因为我一个字也听不懂；而另一方面，多亏了小虎，我已经成了一名孜孜不倦学习当地咒骂言辞的学生，而且十分专注。这说明咒骂文化博大精深，我只是学了些皮毛而已。

那位朋友再次拦腰抱住了那个游客，这让他赚足了面子，既做出了再次向前冲的架势——说明自己并不畏惧我和猫毛奶奶的联盟，而实际上由于别人拉着，又没有前进半步。双方其实各有忌惮，难以直接取胜，但灰溜溜地离去又心有不甘，于是成僵持之势。

我没有特别紧张，看得出来那游客并不是打架的行家，并且他们只有两个人。另外，他们怎么可能赢得了我这个铁臂男孩呢？我在脑海中排演着剧本： 如果他先动手，无论采用什么招式，我都会用一记左踹扼住他向前的势头，然后用装有八罐可乐的手提袋抡向他的侧脸，这足以使他倒地，把他拿下。他的朋友见状，也不太可能再跟我打了。那一刻，我最担心的是身上还有没有足够的钱，好再去买八罐可乐。

“奶奶，能否拜托您闭嘴！”我扭头冲着肩膀下面大喊。

就这样过了一分多钟，最终，游客的朋友总算劝服他离开了：“不值得生气，不值，不值哈。”他一路拖着他的朋友走了。

待他走远了，我转向老奶奶，她还在用当地方言不停地咒骂着。

“你没事儿吧？”我问。

她把踩碎的小泥猫挨个捡了起来，又挑了只好的递给我。就精美程度而言，这玩意儿实在不怎么讨巧。

人群散开了，大家因为没有看到真正的打斗场面而意犹未尽，心怀遗憾，悻悻而归。我一眼就看到了小虎，便招手叫他过来，但他却转身急急忙忙跑回武术中心了。

回来后，我直接去了德清的房间，为自己今天小小的英雄举动而感到特别高兴。

我坐在床上，尽可能漫不经心地说：“今天下午特有意思……”

“我已经听说你的事儿了，”德清说。

“小虎的嘴巴还真快。”

我等着他的表扬，而他却说，“包默思，你不该掺和这事。”

“可是，德清，那个男人在打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老奶奶啊。”我辩解道。

“但你不知道他这么做是出于什么原因。”

“能有什么原因为他这种行为开脱？他在踢一个老太太的屁股！”

“我不知道，或许她骗了他。”

我不去想原因什么的了。“好吧，就算她骗了他，在我出面阻止之前，他就踹了她，这已经算是报仇了。”

“总之你就不应该插手这件事。”

“但如果学了功夫却不用它来帮助别人，学了有什么用？”

“可能你确信自己帮助她是对的，但你在这儿是个外国人，不应该去管当地人的事。”

我们很快就换了话题，开始讨论别的事了。但我还在为他指责我而生气，于是一有合适的借口就离开了。

在少林待了半年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来少林求学的外国人。一天，我来到少林武术大学，看到一群中国学生在练功，便驻足观看。这幅场景有点儿奇怪——有一个年轻人特别显眼，尽管都穿着同样的练功服和鞋子，但相比其他男孩，他的颧骨更高一些，皮肤是红棕色的，上半身过长，不太符合身体的比例——很明显，他不是汉族人。

他看到我在盯着他看，一定猜到了我在想什么，于是向我招了招手。我也向他招手致意。课程结束后，他过来与我寒暄。

他只会说零零星星的几个英语单词，“你好，我的名字，呃，艾哈迈德，见到你很高兴，我听说，呃，美国人，呃，武术中心。”

“见到你很荣幸，”我用英语说，但之后，我就用汉语跟他讲话了，“你会讲汉语吗？”

“说得比英语稍好一点儿，”他用汉语回答，“谢谢你用汉语跟我说话。”

“我以为我是少林寺唯一的老外呢。你是哪儿人？”

“阿富汗人。”

“你的功夫很好啊，来这儿学多久了？”

“三年了。”

“这么久。”发现自己不是镇子里熬得最久、最强悍的老外，我多少有点儿恼火。

“是的。”

“你喜欢在这儿学功夫吗？”我问他。

“喜欢。”

“你和其他中国学生一起住吗？”我难以置信。

在这里，中国学生的住宿条件很差——八人一间、草席床、没有卫生间和淋浴。我很早之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在这种条件下，别说三年，我连三周都挨不下来，更何况他还操着一口蹩脚的中文，这样的条件下简直生不如死。

“我的宿舍就在那儿。”

“那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能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哥在北京大使馆工作，是他想办法让我过来的，这里比家里的条件好多了。”

我震惊了。长这么大，少林寺的住宿条件已经算是我见识过的最糟的了，要多差有多差。当然，我对阿富汗几乎一无所知，像我们家乡的多数人那样，除非我们的国家入侵他们的国家，否则，我宁愿不去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如果过早地了解了那些国家的情况，当美国入侵他们时，我会很难过。

“阿富汗与俄罗斯的战争还没结束吗？”

“现在还不如那会儿呢。”

尽管他蹩脚的中文让我们交流起来很费事，但自那以后，我会尽可能地去看看他。他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是那种人们愿意与他举杯畅饮、觉得可以依靠的人。我去找他时，德清经常和我一道，因为他在武术大学里有很多朋友。

一天，德清、艾哈迈德和我倚坐在武术学院的外墙上，看到一队小伙子领着一个像犯人一样的孩子走过来。他们在他的脖子上套了根绳子，用弓箭的箭头顶着他的背。一个男孩拽着绳子，用一把短刀抵着犯人的脖子。当他被押着朝武术大学走过来时，那些人开始轮流打他的肚子和头。

他们走近一些时，这个犯人看到了德清，冲他喊了一些我听不懂的方言。

德清“噌”地从地上站起来，冲那群人飞奔过去。

“你们他妈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做了什么让你们这样对他？”

“关你什么事？”拿着短刀和绳子的男孩说。

“关我什么事？你给我说话注意点！我是王德清，”他报上自己的全名，“爷的大名你们应该听过吧。”

“那又怎么样？这个王八蛋跟你有关系吗？”

“他是浙江人，我也是浙江人。这就是我护着他的理由。”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首先表现在地域上。少林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因此，同省份的人就特别团结。唯一比这个更能让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同学会了。德清作为少林威望最高的浙江人，其实就是所有浙江人的大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年纪小的浙江男孩，就像曾经的德清那样，身无分文地来到这里，经常会找他借钱、帮忙、征求意见什么的。有一些因为太穷而没法支付学费的浙江学生，德清一周会给他们上两次课，地点就随便定在某所功夫学校里。

这群人不想放弃他们的猎物。“他借了我们班一个同学的钱，可人家想要回自己的钱时，却被这个混蛋打了。”

虽然这六个男孩都带着武器，但德清比他们都大，他一下子就爆发了——将领头男孩手中的短刀打落，把箭也拽了下来，一把将“囚犯”拉了过来，解下了他脖子上的绳索。

“我不管他做了什么，”德清说，“这也太过分了，你们竟敢把他像狗一样拴着，还用绳子打他？我要你们也尝尝这滋味。”

男孩们毫不屈服，看样子大战在即。艾哈迈德和我分别从德清的左右两翼包抄过来，护住他的两侧。说实话，我其实吓得屁滚尿流，那些箭又轻又钝，顶多会挑出一只眼睛；但一把短刀如果在一个武功高人手中，是绝对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我不敢想象自己倒在血泊中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出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艾哈迈德是对方男孩的同班同学，而看到我，德清也从爆发的边缘遏制了自己的怒火。

“白天太惹眼，等晚上，警察睡下，我们来解决这事，”德清说着，把那个“囚犯”推到我怀里，“包默思，你带他去我的房间。”

那个领头的指着“囚犯”对德清说，“那这样责任可就在你了。如果你今晚不带他来，我们就找你要人。”

“吆喝什么，你们这帮没教养的屌东西！我是你们师父的师父，你竟敢这样对我讲话？”

他们仍然吵个不停，我和那个浑身发抖的男孩回了武术中心。二十分钟后，德清回来了。他一把揪起那个男孩，狠狠地给了他一耳光，“你是什么东西，一个贼吗？拿人家的钱还打人家，把浙江人的脸都丢尽了！我就该弄死你，才能挽回颜面！现在借的钱还在吗？”

“没了。”

“你个蠢货！”德清又扇了他一巴掌，“行了，我来处理，滚吧，告诉其他人晚上十二点到武术中心门口见我。你最好也在，否则的话，我们的家法比让那些人打你一顿更狠，好自为之吧。”

那男孩走后，德清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情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笑着摇了摇头，“真是麻烦，”他说，“这孩子是做错了事，那些人确实有理由惩罚他。但当着我的面，我是绝不会让他们对一个浙江人如此过分的，这简直太放肆了。”

晚上十一点三十分，我敲开了德清的门，他和成浩正在准备家伙。

“你来这儿干吗？”

“我跟你们一起去。”

德清大笑起来，一脸的难以置信，“哦，不，你不能跟我们一起打架。”

“为什么？难道你觉得我功夫不够厉害？”

这话真的让德清开怀大笑起来，“不，不是，因为你是老外。”

德清的情绪忽然变了，看我的眼神中满是欣赏，他捏了捏我的脸颊。

“你是最棒的，真的是最棒的，”然后他突然转身，又放声大笑，好像这一切难以置信似的，“不，不，不，我不能让你动手。”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是个老外。”

“那又怎么样？”

“没人在乎我们当中谁受了伤，但如果你伤到了……”德清的声音越来越低，“你觉得北京会乐意看到《纽约时报》上刊登一个美国人在少林寺送命的故事吗？这会将一场单纯的小规模打斗演变为一个国际性事件，这会让中国政府颜面扫地，那样的话，我们都会被拘留的。”

最终，德清还是发现了那两把他和成浩送给我的武士短刀，它们被我塞在了腰带里。这真的让他咆哮起来。

“你竟然还带了家伙！你果然是不得了啊，我真不敢相信。你真厉害！成浩，难道他不是最牛的吗？”

在我和德清的整个对话过程中，成浩一声不吭，他抬眼看了看我。

“我觉得他疯了，打架这种事，竟然有人主动请缨。”

“也许他是疯了，但他仍然是最棒的。”

德清让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不让我参与，我很难过，但我还是翻过了墙，在黑暗的角落里窥伺时机——不让我动手怎么能证明我的勇气？

德清率领着一群人向武术大学进发，大约有五十人，都是一些和尚和他的浙江老乡。德清紧紧搂着那个囚犯的脖子，走在最前面。我等他们先走了约百八十米后，就悄悄地跟在后面。我十分确定自己不会被发现，少林寺虽然有街灯，但数量很少，稀稀落落的。

在武术大学门前等着他们的是三百人的队伍，那大约是整个大学人数的一半。他们带着矛、剑、戒尺、九节鞭等等，凡是学校里学过的兵器种类都搬出来了。这浩大的阵势和齐全的装备着实让我大吃一惊。

德清这边的人走到距离对方四五十米时停了下来，他们横向排成一列。德清拽着那个囚犯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从对方那边过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那天的领队头目，另一个我猜应该是受害者。

他们在两支队伍的中间接上了头，说了些什么，我隔得太远没听到。然后德清让那个犯人跪下，并把那笔钱递给了受害者，受害者又狠狠地给了犯人一耳光。

德清举起手，示意问题解决了。武术大学的学生先行离开了；接着，德清这边的和尚们和浙江同胞也转身往回走。德清对那个犯人说了些什么，想必是要他待在原地，因为大家走了以后，他还在那里。

我原本打算偷偷溜回去，但实在是高估了自己。德清看到了我从暗处出来，开始哈哈大笑。

“你个调皮的家伙，我应该给你一巴掌。”

“我只会在我们这边处于劣势时才出手。”我说。

德清捏了捏我的脸，“你是最棒的！你真的是最棒的。”

4台湾情结

我刚在训练厅练完功，一个年纪稍长的和尚向我走来，尴尬地问我：“这是真的吗？”

“你指的是什么？”

“美国真的有同性恋？”

“是啊，有。”

他打了个激灵，“这太不正常了，有悖人性啊。”

“不，不，不，这非常正常，符合人性。”

他摇了摇头，“你们美国人真奇怪。”

“中国也有同性恋的啊。”

“不，我们才没有，”他斩钉截铁地说，“只有你们外国人才有这种问题，有伤风化！”

“你错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我说，“并且，中国也有同性恋。”

他不相信我的话。当我礼貌地跟别人提起这个问题时，我发现在少林寺里，除我之外，没有人相信中国会有同性恋。我意识到，少林寺里是不会有同性恋恐惧症的，因为对于觉得不存在的东西，你很难对它产生恐惧。男人们可以拉着手到处走动，因为没人会多想。

然而，和尚们的想法是错的。虽然中国大陆不比香港——后者已经形成了相当开放的同性恋文化——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有那么几个公园，男同性恋们晚上是可以去幽会的，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最让我惊讶的是，对于一个似乎很明显的同性恋——少林寺里一位年长的和尚——大家却都视而不见。

我第一次见兴明和尚是在演出大厅里，他和德清以及其他人坐在一起。德清介绍他是小和尚们的佛法导师。他大学毕业，很明显，大家都很尊重他。绝大多数和尚都没有学历，最多也就是小学毕业。兴明和尚虽然年纪略长，但他性格活泼，慈眉善目，白胖可爱，眼神忧郁但笑容温暖。

我向他鞠了一躬：“阿弥陀佛。”

他看着我，几乎是用假声说了句，“你真可爱。”

那是我听到的从中国男子嘴里说出的最女性化的声音。他伸出手，我便握了握，但他抓着我的手示意让我坐在他身旁，他问了些问题： 我是哪个国家的、来少林寺多久了、学的是什么。我们聊着聊着，他就用自己的指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指尖。即使在中国，这个动作也有点太过亲昵了。

小虎突然插嘴道，“兴明大师喜欢英文歌，他唱得可好听了。”

“要是能唱一首就太好了，”我说着，轻轻地抽出手来，“兴明大师，你喜欢什么英文歌？”

“百老汇的歌，”他说，“还有芭芭拉·史翠珊的。”

“哦，”我说，“我明白了。”

小虎非让兴明和尚露一手。他半推半就地想转移话题，但在大家的诸多鼓励下，最终还是唱了一首芭芭拉的歌。至少，我猜那是芭芭拉的一首歌，因为他哼唱的那些只言片语的中国式英语实在难以听清。我盯着其他和尚们，想搞清楚他们是怎么想的，为什么看不出他是个同性恋呢，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他们都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兴明和尚英文歌唱天赋的裁定人。

“你的表演太好了，真应该颁奖才行。这也是我最爱的歌曲之一。”我极尽表扬之能事，努力地微笑着。

在武术中心周边，我经常能偶遇兴明和尚。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经常陪在兴明身边，并不是想象中那种典型的小白脸。他为人亲切，肩宽臂圆，体格健壮，说话不多。没有人觉得他们俩在一起有什么奇怪，所以我也没吱声。一次，我问德清他们是什么关系，但他没明白我的意思。

“兴明大师是他的佛法导师啊。”他说。

每次我见到兴明和尚，他总是极其和蔼、温柔。所以那天经过演出大厅看见他高声谈论政事时，我着实吓了一跳。和尚们围在他身边，他举着一份中文报纸“开庭了”。我走过去时，大家都很安静。当我看到折页下面的照片时，心里“咯噔”了一下： 三台F16战斗机……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

“你们的总统向台湾出售军用飞机。”德清说。

我松了口气。我原本是怕两国间出现一些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就这一点而言，世界霸主国家的海外国民是很危险的。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所在的国家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会在何时“纯属意外”地被导弹突袭，某架侦察机会在何时迫降，或者你的总统会在何时向你所在国的敌人出售军备武器。我第一次希望自己是个加拿大人，后来我又多次产生过这样的想法。

房间里充满了敌意。我只得将那套陈词滥调搬了出来，通常那还是奏效的，可以缓解紧张的局势，把话题引向别处。

“这是两国政府间的问题，跟人民没有关系。”我说。

如果一个中国人对美国对华的某条外交政策没完没了、喋喋不休，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句话就很管用。通常，中国人都很善于区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兴明和尚冲我大喊，“就台湾一事，我要对美国宣战！”

我愣住了。这个把百老汇曲调挂在嘴边的六十五岁佛教僧人，这个一生都在追求和平的人，竟然把自己准备投入战争、对抗美国海军的事挂在了嘴边，这可不是每天都能发生的事。

兴明和尚的激情感染了年轻人，另外几个和尚也说，如果美国为了台湾和中国大陆打起来，他们也要参战。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青春期的男孩在社会上就是充当炮灰的。但这种程度的爱国热情在少林寺我还是头一回看到。

一瞬间，我忽然想到了几个月前听到的一个传言： 最近，一个政府的秘密团体被派来监视镇上的一些活动。这是一家餐厅的店主好心告诉我的，让我警醒一些，当时我还拿这件事开玩笑。“他们要监视什么呢？要查明黑市上美元的价格是多少吗？”我很想知道台湾事件与该传言是否有关。

最近，中国政府开始取消外汇券了，允许国人直接用人民币兑换美元，但汇率却被定为8∶1，但汇率是市场形成的，政府“规定”的汇率会掀起投机者抢兑的狂潮，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就是铁杆的赌徒。“shanja mahnie？（换钱吗？）”我的周围四处都有这样的人，操着极不标准的英文兜揽生意。黑市上的汇率一路飙升，到了12∶1，然后，这一被吹得大大的泡泡最终还是破了，规定的经济泡沫势难长久。

“不，他们担心的是西方思想对他们精神上的入侵，”他冲我点了点头。我是少林寺唯一的西方人，也是必须被怀疑的一个人，我可能就是少林寺初期民主运动的始作俑者。

我了解这些和尚，很显然他们忠于自己的爱国热情。人人都声明了对中国的爱国献身精神，对台湾作为一个反叛省份的谴责，并表示如有需要，都愿意上战场与美国作战。

“你是怎么想的？”有人问我。

我的想法和美国政府如出一辙： 虽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争端也应该和平解决。我觉得： 台湾不是香港，美国不是英国。我觉得： 中国在保证不发生内乱的情况下，收复台湾还得很长一段时间，智慧的北京领导人很可能清楚这一点。

上帝保佑，德清终于来帮我打圆场了。兴明和尚重复着要打美国人的口号，德清问他，“你怎么打他们，大师？用你的歌唱死他们？”

焦灼的气氛一下子被打破了，小和尚们都笑了。过了一会儿，兴明和尚也笑了。

“淘气鬼，”他对德清说，“你喜欢听我唱歌吧。”

“不，我只是假装喜欢。”德清微微笑着，好像他的笑意可以让他的话不那么刺耳似的。

5划拳

除了功夫，少林寺里唯一像样的娱乐活动就是划拳了。划拳，大致可译为“手上的游戏”，或者更直接地译为“猜拳”。这种游戏几乎是男人的专利，在中国乡村的酒桌上最为常见，每晚吃饭时都可以见到。

划拳跟石头剪子布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石头剪子布有三种手势，划拳有六种。每方单手示意0到5任意一个数字，与此同时，口中也要报出一个数，并力求这个数字是双方手势出示的数字之和，这个数字肯定在0到10之间。如果一方猜对了而另一方没有猜对，那么输家就得喝酒。如果双方同时猜对或猜错，就算平局，游戏再次开始。好比说你出3喊6，对方出2喊5，那对方就赢了，你就输了，要罚酒。下一轮，如果你出了一个拳头（相当于0）喊的是4，而对方出4喊8，那你就赢了，该他罚酒。随着酒兴的高涨，报数的声音一定会越来越响。这就是那些久经世故的城里人为什么看不惯这个游戏的原因。

由于人脑的机能有限，所以划拳是一个需要灵感的游戏。如果两台能产生随机数的电脑交手，双方赢的几率都恰好为百分之五十，但人的思维方式和动作技巧很容易重复——特别是在酒精的作用下。这就是这个游戏的技术含量所在。如果你能掌握对方的模式（好比说，在上一局出了5之后，下一局他通常会出拳头或只伸出大拇指），同时也不暴露自己的模式，那么，你赢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随着你一步步地取胜，对方在酒后就更会陷入恍惚，识别你出拳模式的能力就会减弱，与此同时，他重复的次数也会增加。一旦遇到这种转折点，你就可以当机立断取得胜利。

一个完美的“拳王”，要有史蒂芬·霍金那样敏锐的头脑、拉赫玛尼诺夫那样灵巧的双手，再就是菲茨杰拉德[1]的酒量。少林寺里最接近这个标准的就是严师父了，他是个精明的人，生就一副电影里恶棍的长相，脾气也很坏，一点就着。他在少林寺划拳界的地位就像承师父在功夫散打界的地位一样稳固。一旦有外人来到镇上，想要证明自己多会划拳时，大家都会让严师父出马，他会一次次地赢，用顶针口大小的酒杯一杯接一杯把对手慢慢灌醉。他坐下来划拳时，规矩就是任何人都要轮流坐庄，打循环赛，这样所有人都过一遍，大约每人都要喝十杯酒左右。当然，有商量的余地，那些不胜酒力的人还是会找借口早早开溜的。

我决定找他教我划拳。因为，尽管二十一岁的我喝醉后身体恢复能力挺好，但玩这个游戏时，一些中国人还是能灌死我。每次武术中心举办宴会时，领导们都会带我过去，让那些贵宾们享受跟老外划拳并取胜的新鲜感（更别提那些中国干部看着一个老外强咽白酒时产生的快感）。我必须得加强划拳技巧——即便不为自尊，也得为了我的肝脏想想。问题是，严师父是武术中心其他师父们的师父，并且是研究院的主任，一般来说，他像多数领导那样，对学生有点冷淡，即使是对像我一样有特殊身份的学生。

我的策略是想办法激起严师父好争求胜的本性。我举办了个小型宴会，邀请了他、德清、成浩和其他几个和尚。因为在中国，所有的决定都是在饭桌上做出的。当大家开始灌酒时，我腾出一块地方，清理了一下，这样就有一个桌角很干净了。

“划拳确实有意思，但比不上美国人喝酒时最爱的游戏。”

“不可能，”严师父说，“那是什么游戏？”

“这个游戏叫做‘玩钢镚[2]’，”我尽可能解释得清楚明了，“目标是把这枚硬币从桌上弹起来，落进杯子里。如果我成功而你失败了，你喝。”

我把硬币放在桌子边上，用最基本的方式——大拇指和食指轻轻一弹，把硬币弹进玻璃杯，给他示范，然后问他想不想先和我玩一局。看着他一次次弹不进，一杯杯地喝酒，真是赏心悦目。当他终于弹进去一次时，我耍酷将硬币立在胳膊肘上让它自己往下滚进玻璃杯。然后，为了让严师父输得更没有面子，我告诉他，我可以让硬币从我鼻子上滚进杯子，要是玩砸了，我就替他把酒喝掉。可是我成功了。

回家的时候，他们跌跌撞撞，而我开怀大笑。严师父拍着我的肩，含糊不清地说：“把你的美国硬币借给我吧。”

少林和尚们会用毕生的时间来掌握一种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武术。我见过许多运动员，他们都更加强壮有力，但少有协调性和平衡性好的人，并且都没有求胜进取之心。所以，两天后，严师父晚餐时又找我再玩“二十五分”，并接连赢了我十局。这事并不让我惊讶。两天时间里，我在年少时虚度了无数个周末才完善的技巧就这样被他超越了。

“你睡觉了吗？”我问道，“你是不是四十八小时都一直在练习啊？”

“上次是我没找好角度，”他说，“而且，我现在还是不会用鼻子把硬币弹进杯子。”

“你的鼻子不够大。”

严师父笑了，“所以你的大鼻子还是很有用的。”

自从在这个新游戏中建立起自己的优势以后，他爽快地同意了教我划拳的事儿。划拳的基本规则我是知道的，严师父教我的是细节问题。第一组课程涉及社会风俗。每个国家都至少有一种不友好的手势，它们会给你带来麻烦。在英国是手背朝外，向对方竖出食指和中指，呈V形；在美国就是竖中指；中国历史悠久，有许多被认为不友好的手势，有的被认为粗鄙，有的具有十足的侵犯性。对别人伸出食指和中指意味着你想抠出他的眼睛；伸出食指和大拇指意味着你想对他开枪；而冲别人伸出并晃动小拇指是非常不敬的，这会引起冲突，这就等于说：“你是个小人。”并且你不能同时把大拇指指向自己，这会更加侮辱别人，因为这代表“你是个小人，而我是大人物”。所以，要想用手指表示数字“2”是一件复杂的事，一不小心就会冒犯对方。食指和中指不行，不论正反面；食指和大拇指也不行，那我只能伸出大拇指和中指了，可在美国，这和竖中指一样，是有侮辱含义的；要么我伸出食指和小指，噢，这不就成了重金属乐队表演时所用的恶魔角[3]的手势了吗？

接下来，严师父教了我策略。

·利用余光： 别在对方眼前做手势，要在他余光范围里的任意方向上移动你的手，这样对方本就醉醺醺的思维会更加混乱，在伸出手指或做任何手势时都会花更多的时间。

·调整节奏： 出拳并没有必须的时间限制。但相对于新手和处于劣势的人，老玩家和头脑清醒的人出拳速度较快。比赛速度会在几个回合之后形成，这是默认的。但只要有意地做出调整，突然报出数字，快速伸出手指，迫使对方来适应你的速度，这样就使他无法利用每个回合的间隙重构战略，调整部署。

·设圈套： 直接引自《孙子兵法》。你要假装自己陷入了一个重复的循环，并且这个循环一定要很容易被识破，然后在对方正要利用这个循环来打败你的时候，突然跳出来，制敌于不备。这个策略的关键是时机的选择。

·装醉： 这个办法为许多高中女生所熟知，很容易被识破。

多亏严师父夜夜陪我练习，历经许久，我受训的脑袋终于开窍了——划拳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的隐喻，能喻示出中国的大道理。在这些回合中，我将这些只言片语整合在一起，牢记在心。

早期的欧洲和美国作家声称中国人信命，生活态度不积极，这是个误会。他们不是不积极，而是内向。他们会研究游戏模式，静候时机。但如果时机迟迟不来，他们就会爆发。这就是“乱”成为最令人恐惧的字眼的原因。

回顾一下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他在公元前221年征服并统一纷争不断的六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缮长城——古代唯一的表意含蓄的奇迹。古埃及痴迷于金字塔的死亡气息；希腊人在亚历山大灯塔的指引下探索和开展贸易；美索不达米亚因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而美丽富饶。但中国人只想保护他们自己的土地免受北方蛮夷的侵扰。这个发明了火药而更愿意用它来制作焰火的社会，这个有记载先于哥伦布七十一年发现了新大陆的社会（来源于加文·孟习斯所著《1421，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却觉得不值得为开拓殖民地而大动干戈。这种内向甚至都烙在了这个国家的名称里： 中国，字面上就是“中央的国家”，或者表达为“中央王国”更诗意些。这与为什么像我这样的老外在字面上被称作“外人”是一个道理。

尽管中国也有不少性格外向的人，比如德清，但内敛的性格才是男性性格之美的理想典型。在中国任何的聚会场合，你都可以通过观察，找出最不善言谈的人，从而猜测到谁是最有权力的人。在美国，拥有权力意味着人人都要客客气气地听你讲些废话；而在中国，权力却意味着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等级低的人要扮作滑稽的小丑，而拥有权力的你只需要匠心独运，默默观察。

一天，“医生”在帮我压腿时，给了我一些建议。“每个人都有两面，在外人面前是对外的一面，面对自己和家人时是对内的一面。你的情绪太容易表现在脸上了，要学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划拳的时候，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中国人并不像早期西方评论家所批评的那样不可理喻。事实上，他们只是不苟言笑。首次来华的欧洲人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这一点，也没有花什么心思去深究其中的玄机。为了达到一个特定的目标，人们会表现出各种处心积虑的姿态，强颜欢笑、眼神游离、声调微转，这些都能起到恐吓、愚弄或误导的作用。而现代美国人所深信不疑的“保持真实”、“忠于自己”和“表达真我”不仅与他们的观念格格不入，甚至是种诅咒（中国人通常不会去写自白性的回忆录）。在我看来，中国人的互动通常看起来都是呆板僵化的，这是因为双方都想盖过彼此的气场。有人去世后，人们谈论的并不是他是否说过谎话，而是他为什么说谎。他是从哪个角度看待问题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划拳不仅有它的象征意义，还是一个中国人想要成功所必备的技能。

一个月以来，每天晚上我都跟严师父学习划拳技艺。一天，严师父叫我过去，焦副主任正在招待一桌贵宾，总共五个人： 一个穿着棕色西装但鞋履破旧的政客、两个身穿绿色制服的陆军军官和两个在室内都戴着超大号墨镜的警官。邀请我过来是因为他们在讨论美国，兴许我能告诉他们点什么。一本旅游宣传册上说武术中心的和尚要去美国表演，这几个人就是武术中心为了巴结而将其列入邀请名单、准备共同赴美巡演的人。

他们划了几拳，在严师父凌厉的“拳法”之下，他们都已经喝高了，接着，大家就进入了所有男性在醉酒后仪式性的话题——性，要么就是腐败、官员和妓女的风流韵事。

“美国妞要多少钱啊？”其中的一个警官问我，“好好欢乐一把，过一晚上的话。”

当我说不知道时，焦副主任揶揄道，“哦，得了吧，我知道你最喜欢聚会了，你懂的，你们年轻人都一样，我见过你看那些女服务员的眼神。”

其他人也跟着一起起哄。

“好了，好了，好了，我自己没玩过，确实不知道，”我终于招架不住了，“但我听说大概三百美元左右。”

这一下引起了一片唏嘘，吊起了他们的兴趣。

“这么贵！”

“怎么要花这么多钱？”

“她们都这么贵吗？”

接着，焦副主任说了一句我终身难忘的话，因为这句话完美地概括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当然了，就这么贵。美国那么富，穷人也比咱们的富人宽裕。”

“焦副主任，”严师父一脸无辜的表情（他真能装啊！），“你应该和包默思过过招。”

他先是回绝了，直到贵宾们一致要求后，才答应了下来。这就算是第一轮的消遣了。

“把蛇酒拿出来！”贵宾们大声吆喝。

一个女服务员被派去拿来一个大玻璃罐子，里面装着四条毒蛇的尸体——中国人认为蛇酒有药用功效。“医生”家的楼梯间里有几个大广口瓶，装着各种酒，但贵宾们就只点了蛇酒想要逗弄我，因为这种酒比普通白酒难喝得多。真要喝的话，光是看着那个罐子都让人脊椎骨发凉。

那个服务员在十个顶针大小的酒杯里倒满了白酒，我用食指和中指在桌子上轻敲了三下——这是一种当今中国人表达谢意的方式。它源于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的版本，讲的是在古时候，当受到服务时，你必须起立以表谢意。但从前有一个皇帝，他的腿在战场上伤得很严重，于是他的部下们就开始用两根手指轻敲桌面的方式象征起立，因为他们不想让皇帝想起自己的伤。

我做完这个动作后，那个干部轻轻推了推旁边的解放军军官，“他还挺懂事儿。”

划拳时的头四杯酒是要大家一起喝掉的，这也是规矩。焦副主任和我碰了杯，我确保自己的杯口碰到了他的杯底。这是一种礼貌的风俗，意思是“你为尊上，我敬重你，我在你之下”，奉承别人的同时，也表示自谦。

贵宾们大声夸奖我，“嘿，这个老外是个中国通!”

我强咽了一杯白酒，紧接着猛灌了一口可乐。我发现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喝白酒时的呕吐感。

当我们举起第二杯酒时，那个解放军军官试探我，“为什么要干两次杯？”

“因为好事成双啊，再说没有哪个人能用一条腿走路啊。”我又引用了中国的老话。

又迎来了一阵欢呼，同时，四个酒杯也被斟满了。

游戏开始了。焦副主任带头先来，最后我破解了他的出拳模式——他出了大拇指后，总是爱五指同出。这局下来，我把分数追成了五平。

焦副主任很激动，想再跟我大战十拳。我使劲推脱，说白天这时候喝酒对我而言还有点儿早。白天喝醉，睡到晚上才醒，眼睛睁得大大的，在黑夜中无所事事地等待黎明，那真的十分痛苦，因为你会通宵都醒着，而且难受得要死，每时每刻都要与自杀的想法作斗争，相比较之下，晚上宿醉后一觉醒来已是天亮就好多了。

然而焦副主任一句也没听进去。

“怎么样，我告诉过你们了，”他对桌上的其他人说，“美国人根本喝不过中国人。”

中国人坚信他们是世界上所有人当中最能喝酒的，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甚至有些武断的想法，尤其是在将其对手也一起纳入考虑范围的情况下，别忘了，我可是爱尔兰人！（当然，我还是赌俄罗斯人最能喝酒。）[4]然而，通常情况下，我发现这种大男子主义的倾向竟然会极力把一种恶习夸耀成一种美好的德行，真可谓“魅力”十足啊。焦副主任极力怂恿我继续跟他划拳，再来一局，这把我惹火了。更过分的是，他甚至扬言下一局一定会赢我。

“我虽然是美国籍，但我是爱尔兰人。”我一边说着，一边斟满了十杯酒。

我彻底把他打败了，8比2。为了赢得有风度，我还替他喝了最后两杯。当对方实在喝不下去时，这样做算是对他施以额外的恩惠了。

焦副主任满腔怒火，却又无可奈何。我发现严师父强忍着想笑的冲动，刹那间，我幡然醒悟——自从严师父开始训练我划拳时，他就策划了这一场小小的报复。他是焦副主任习武时的小兄弟，在武术中心他能拥有今天的地位，也多亏了焦副主任，所以，毫无疑问，这些年他肯定被焦副主任呼来喝去，受了轻慢。对他而言，我不过是他向焦副主任射出的一支暗箭罢了。

[1]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1896—1940），美国近代著名小说家。菲茨杰拉德最著名的小说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或译《大亨小传》）。在1930年代，菲茨杰拉德饱受妻子精神状态不佳，负债累累的经济状况影响，以及他本身的酗酒问题，因此作品并不多，1940年他因心脏病逝于好莱坞的格拉姆公寓。他本人生前以能喝酒而著称。——译者

[2] 也叫做玩二十五分（Quarters），美国的喝酒游戏，就是把四分之一美元的钢镚当做道具，通过技巧将硬币弹到指定位置，一般是弹进酒瓶或酒杯中，轮番坐庄比试，输者要喝酒。——译者

[3] 此手势将食指与小指伸直，与此同时要用拇指压住弯下的中指和无名指。这个手势称为“恶魔角”或“角”，原本代表“神秘主义，魔鬼，邪恶”，在摇滚演唱会上却代表“继续摇滚”或者“我爱你们的乐队”。——译者

[4] 任何国家的男人都自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最善饮酒的民族，但根据世界上的酒精消费排行，俄国人、爱尔兰人、英国人、德国人等平均摄入酒精的数量都排在中国人之前。——译者

6疯狂的交涉

随着“拳技”的长进，我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也提高了不少，这可是在中国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在这里，几乎事事都要沟通，因为中国人觉得所有事情都是有关联的，只有沟通到位才好办事，而需要付出多少，取决于你是谁。不同层面的人际关系有不同的价值： 好友的价值（深厚的关系）、通过朋友联系在一起的价值（浅层的关系）、陌生人之间的价值（没什么关系）、聪明老外的价值（他懂得中国人所谓的这些价值关系）和笨蛋老外的价值（通常他们要付出比聪明老外高一到两倍的代价）。旅游观光景点、宾馆、友谊商店和当地的商贩从政府那里得到指示，给中国人和外国人制定了不同的价格。搜刮像我这样的老外，他们并不觉得亏心。

之所以有这种“老外价格”现象，一半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一半来自于后殖民主义的报复心理。中国人想让白人多付点钱，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因为当年英帝国主义者帕布罗·艾斯克巴曾在1850年强迫中国人从印度购买鸦片，还迫使他们去香港行窃，这都使他们怀恨在心。那些商贩，即使再没文化，都会在我要求支付“中国人的价格”时，对我扳着指头细数鸦片战争中早已是非难辨的细节问题。而当他们被我的合理要求辩驳得哑口无言时，就会这么说：“但，但，但你是个老外！”

我来自于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任何商品都是以某种确定的价格销售的（这是19世纪末美国人的发明）。所以，数月以来，我一直都在不停地被宰，我觉得自己就像个针垫，任何人都可以用针扎我。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成功扭转了这一局面，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议价交涉。作为一个严重依赖可口可乐的家伙，我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开销就是购买糖、咖啡因和碳酸。隔几天我就要去那家“老爷爷的店”拖半箱可乐回来，在少林寺的第一罐可乐就是在那儿买的。由于对可乐的需求量很大，所以我独自一人就为镇里的可口可乐销售开辟了市场。隔壁的其他商贩们卖的几乎都是一样的货品，当他们看到我一次次地来买可口可乐时，便也开始进货了。

等我离开少林寺之时，商贩们几乎把所有少林寺其他学生们的口味从健力宝转向了可口可乐——这让我成了一名善意的“文化入侵者”。但在早先那几个月，我是唯一的买主，可却有诸多焦灼渴望的卖家。我喜欢“爷爷”，但他卖我四元钱（大约五十美分一罐）。由于还有其他选择，我便有了砍价的资本。我在其他店门口拎着两袋可乐慢悠悠地闲逛了几天，就是要挑逗一下他们，让他们干着急，看看谁会打破“可乐垄断”。要知道，邻里的商铺之间公然竞争、互挖墙脚在社会文化上可是禁忌。

终于有一天，一个妇女忍耐许久，沉不住气了。她大声吆喝道：“来看看吧。我这里现在有你们美国人喝的饮料了，你可以从我这里买。”

这引起了其他商贩们的一片嘘声，是时候来场逆向拍卖了。

“老爷爷卖给我四块钱，”我告诉她，“你能不能三块五卖给我？”

“可以。”

我扭头看着她右边的那家店：“她说三块五，你可以多少钱卖给我？”

“三块二怎么样？”

我后退几步，冲他们集体说：“谁愿意三块钱卖给我？”

有四个摊位又跟着把价格降了下来，我终于掌握了主动权，找到了听话的卖家。再往后砍价就变得困难了，但最终我找到了一个愿意以两块七的价格卖给我的小贩，这就是一个像我这样聪明的老外砍价的底线了。

从那天起，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经过老爷爷的摊位，他总会摇着头叫我“中国通”。他永远不会原谅我了。

我另一大花销就是每月要支付给武术中心一千三百美元，包括食宿费和学费——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知道自己是那种蠢得要死的笨蛋老外。有一个德国空手道教练曾到武术中心培训过半个月，他离开时，我尽量漫不经心地问他交了多少钱——当然，其实这件事我已经怀疑很久了。两周时间，他交了二百二十五美元，也就是说一个月五百五十美元才是“聪明老外”的行情价。这个德国人来的时候，刘主任和焦副主任有事外出了，所以，他与这三个领导中比较实诚的莫副主任协商了价格，算是比较走运。

多付点钱从一个穷苦的农民那里买一罐可乐是可以接受的——这几乎是一种慈善行为——但当发现自己被干部们剥削时，我心中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轰然崩塌了。作为另一个条件优越的新人类傻瓜，花着父亲的血汗钱在异国他乡寻找自我，本来并不会让我的内心深感愧疚。可得知此事后我心中的愧疚无与伦比，这简直太恶劣了。我气急败坏，没有什么东西比一开始就深入灵魂的愤恨更加难以磨灭了。这些王八蛋一直在搜刮我们家的油水，而我竟然成为了他们的帮凶。我对自己说，再过两周，等鱼同志再来收钱时，我要释放心中的恶魔。

那天，他终于来到我的房间，我没像以前那样付钱给他，而是请他坐下，泡了杯茶——这是中国人开始商量事情前的序幕。

“你有钱吧？”他紧张地问。

“我能给你五百五十美元。”我说着，坐了下来。

“那你明天可以去郑州的银行把剩下的取出来，对吧？”

只有在郑州的中国银行才能取到美元现金。那儿二楼有个与北京的美国运通公司办事处系统相连的机器，要在上面进行复杂的拨号，经过茶歇，再填好许多表格，然后，他们就会发放几张少得可怜的面值为一百的美元，总共十三张。这一堆业务办好大约平均需要四个小时。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美国，每月都要在车管所待一下午才能审车结束。

“我有钱，”我说，“但从现在开始，我每月只打算付给武术中心五百五十美元。这才是真正的价格，对吧？”

鱼同志放下了茶杯，“但是你答应过要付一千三百美元。”

“我的确答应过。但是那个德国人每月只付五百五十美元，并且他在这儿只待了半个月，而我待了一年。我的关系要比他深得多，这不公平。”

“但你答应了每月要付一千三百美元啊。”

这构建了此次交涉的模式。我现在用的就是中国人的价值体系： 价格取决于关系的亲疏远近，即使买卖敲定了，还是经常可以重新协调商谈的。而他用的是自己所认为的西方人的价值观——守信用、忠于口头协议。

我们就这样拉锯，扯了一个小时，他声情并茂地试了所有可能让我妥协的办法： 善意的哄骗、可怜的乞求、愤怒的胁迫。他用的这些方法是大家心知肚明却从未说破的“规律”——中国的干部们最爱的一招。我仍然没有松口，这不公平，因为我的关系比他深，我不会付比五百五十美元更多的钱，我坚持这么说。但却没对他的“那你打算怎么办？”作出答复。

他对此毫无办法。我们都明白他没权力重新商议费用的事。他变得越发焦虑不安，因为让刘主任知道这个坏消息的人注定是他了。

“那你就卷铺盖走人吧。”他愤愤地说，离开了房间。

这种风险我已经计算过了。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塔沟还是没法收外国学生）。但我猜测，他也就是吓唬吓唬我。中国人以好客为荣，逐客于门外对他们而言是种耻辱。同时，我还指望着那些贪婪的领导们将我留下来，即便每月五百五十美元，我也为他们带来了稳定的收入，包括宾馆和餐厅的运作经费，以及新成立的散打队的开销。很多晚上，武术中心都只有我一位顾客。此外，和尚们教我武功也没得到报酬，所以，我的学费都被那些领导们收入囊中了。

“老外拒绝付费”一事很快在武术中心传开了。也许是因为刘主任冲鱼同志发火的声音太大，在办公室门外的所有人都听到了。一起遭殃的还有莫副主任，也挨了一顿猛批。在中国，诚实可不是最佳策略。莫副主任受了处罚——他要跟鱼同志一起轮番上阵，拼命劝说我付够一千三百美元。

次日，莫副主任和鱼同志一起过来了。他们的策略是打“受害人牌”——装可怜。难道我不觉得中国，尤其是武术中心比起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来要穷苦得多吗？难道我不觉得伸出援手帮帮新朋友和师长是我的职责吗？

我的回答是，刘主任在我看来并不穷苦，他既有丰田轿车，又有桑塔纳轿车，还配有专职司机。但我很乐意把最初答应的那笔学费直接付给我的老师们，前提是我直接给他们，不通过武术中心。

这些话虽难以启齿，但我说完后，莫副主任的嘴角微微向上牵动，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

鱼同志还不罢休，他知道自己身处众领导之间，根本没有藏身之地。他的地位岌岌可危，只要完不成任务，他还会遭到刘主任的狂轰滥炸。

“那不行，”鱼同志说，“你现在必须交钱！”

“行，我交五百五十美元。”

“不行，你要交一千三百美元。”

“不。”

然后又重复了昨天的情景，鱼同志唱白脸，莫副主任唱红脸，而我就像个难缠的犯人，就是不肯就范。一小时后，他们终于走了。莫副主任再也没有向我提起过这件事，但鱼同志不肯放弃。接下来的六天里，他每天下午都会带着不同的人过来。有一天是德清，他看上去并不情愿过来，另一天是承师父，第四天是严师父——鱼同志想用我们的朋友关系打开我的钱包。他肯定会说，即使我无意帮学校，也不会让老师们失望吧。

但我知道和尚们是支持我的，第一次交涉未果之后，我就将所有教过我的师父们都请出来吃了顿饭，让他们帮我出谋划策。他们都建议我紧紧咬住，绝不松口。中国人的沟通策略就是建立在耐心和恒心上的。他们会尽力耗得比对方久一些，抓住一点死磕，直到对方支撑不住，然后妥协，陷入劣势。尤其在与老外打交道时更是如此，因为老外比中国人更急于达成交易。每个在华的外国投资者都会在第一场晚宴上被灌很多酒，但没几个人能明白隐藏在其中的意图：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让人想迅速敲定交易赶快回家的话，没什么比烈性白酒给人造成的宿醉感更可怕、更奏效的了。但我不是局外人，所以对这些事了解得更深一些。在我离开前，他们需要我做他们的摇钱树。

鱼同志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他威胁我说，要是我交不足钱，那么就不能再训练了。要知道即使落下几天的训练，也会变得笨手笨脚，但我还是硬拖了下来。

交涉进行到第七天早晨，严师父来看我了。虽然自己的麻烦没解决，我还是蛮洋洋得意的，感觉自己终究没有退缩和任人欺压，与不公正作了斗争。但严师父却对此不怎么乐观。

“你不能再这样了，简单草率，拒绝付钱，这行不通。”他说。

“但这不公平。”我重申我的理由。

“确实有失公正，但你这样做，让刘主任当着全校人的面威严扫地，”他解释道，“你这么公然反对他，如果成功，以后万一其他人都这么做的话，那他可怎么办呢？所以，他是绝对不会让你成功的。”

“但刘主任还没来找过我呢。”

“他当然不会来找你，他不会当面与你冲突，但他还是会做些什么，于是就让鱼同志出面了，所以这就成了鱼同志的错，而不是他的问题了。但你还是让刘主任颜面尽失。”

“这确实是不公平的。”

“这是中国，”严师父说，“公不公平又有什么关系呢？”

“您说得有理，”我说，“师父，我该怎么做？”

少林寺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数师徒关系了。双方都有义务在彼此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这就是我尽可能多拜师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像严师父这样关系面广的人。

“你的学费哪儿来的？”严师父问，“向你爸要的吧？”

“差不多吧。”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强，对别人的家人都很尊重。”

“嗯，我知道。”

“我们也知道家里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财政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注视着我，直到我明白过来。

现在，如果我想继续待下去，并且每月只交五百五十美元的话，就需要亲自杜撰一篇东西来保全领导的颜面了。

我开始编：“之前我羞于承认，但其实我父亲并不想让我待在这儿。”所有逼真的谎言都源于事实……“他不再给我寄钱了，”转而发展为貌似真实的假象，“……所以我只能向我祖父要钱。”接下来就是个弥天大谎，“但他只是个农民。”再用些真实的细节加以渲染，“……所以他每月只能寄给我五百五十美元，不能再多了。”我继续胡诌八扯，让人同情不已。

严师父站了起来，微微颔首，走了。

阿弥陀佛。

第二天，鱼同志来的时候，无论是情绪上还是与我的交流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他开始乞求我——鞠着躬，说着软话——这些都是中国人求人必须做的。

“哦，真不好意思，我不想麻烦你，包默思，你可能已经休息了。但我们有困难了，需要你帮忙。武术中心需要六百美元。”他说着，颤抖的手指向天花板，像是在对天起誓。

“为什么？”

“给舞蹈老师发工资。”

这两周以来，学校领导和他们的夫人，以及一些服务员和村上的官员，每晚都在演出大厅跳舞，他们俨然把这儿当成了舞厅。除了唱卡拉OK、喝酒，这些老一辈中国人最爱的娱乐活动就是跳劳伦斯·威尔克[1]时代的舞蹈，他们最喜欢的莫过于在夜总会或夏天的公园里跳华尔兹了。而年轻人喜欢跳流行的港台和西方舞曲。郑州国际酒店的夜总会里，负责播放音乐的人总会先为中老年人连放四五首华尔兹圆舞曲，再换上年轻人喜欢的流行歌曲。

但我还是觉得他在骗我。

“你跟我说这些干吗？就算这样，刘主任不还是有那么多钱吗？”我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声音变得专横、冷酷，像是要他下跪磕头似的——中国人就是这么做的。

“我能怎么办啊，遇到这种事儿……那些老师要求支付工资时，非得要美元，刘主任手头上只有人民币。你一直是少林寺和武术中心的好朋友，难道说这点小忙也不肯帮？”

“但我说过了，我每月只打算付五百五十美元，你们搞这一套小把戏是想把价格提到六百美元吧？”

“那我再拿人民币和你换五十美元总可以吧？”

我给了他钱，他走了。事情就这么结束了。鱼同志再也没来找过我麻烦。一个月以后，我给他五百五十美元时，他也没再说什么。

事情完全平息下来，我请严师父出去吃了顿饭，划了好几拳之后，他说他向刘主任说过我的“故事”。

“他本打算开除你的，但中国人看重家庭关系，就原谅你了。”他解释说。

“中国人也好面子，凡事儿都要争个面子啊。”

“没错，干了！”严师父在我背上拍了一把，一直陪我练习划拳，到很晚才结束。

有一天训练的时候，“医生”让我下课去找他。到了之后，他为我泡了杯茶，我明白了——他有求于我。

“我想做笔生意，卖些中国药材，”他说，“但我需要一台研磨机，那样就能把药材的叶、根、皮磨成粉，方便携带。”

“哪儿有研磨机卖？”

“郑州。”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他静静地坐着，等我算清这笔关系账——他教我铁臂功，并且治好了我的膝盖。我意识到，他给我的帮助很大，即便去趟郑州买一台研磨机给他，我都还欠他的情。

“好吧，我和你去郑州，买台研磨机给你。”

一路上很顺利，没出什么差错。我们找到一家店，花九十五美元买了台电动研磨机。可只用了两天，那台机器的发动机就坏了。

那天晚上，“医生”请我出来，给我看那台烦人的研磨机和坏了的发动机。我耸了耸肩，他想要怎样？但“医生”竟然铁了心地要退货，拿回退款。我有点儿不那么热心。就商品调换而言，中国的商店可谓臭名昭著，关于这一点，中国甚至还有句俗语——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但即便如此，“医生”仍不死心。他能用手掌把河里的鹅卵石攥碎，所以我并没打算直接在他面前提出相反的意见。

我拼命想逃避责任，如果他只是治好了我的膝盖的话，其实我可以直接对他说“不”，但学铁臂功的人情我还没还呢，所以我无法直接拒绝。

“我跟你一块儿去又能怎样？东西坏了，商店是不会退钱的。”

他手上的烟就要吸完了。思索片刻后，他说：“也许他们不会愿意在外国人面前丢脸的。”

“拜托，这台研磨机可值七百五十块钱呢，这脸可真够贵的。”

他想了想又说，“你可以一直威胁他们。”

“怎么个威胁法？”

“医生”笑了，这对他来说可并不多见。“包默思，你在中国待了很久了，告诉我，中国人对老外最大的偏见是什么？”

我立刻引用了《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那句：“你知道外国人为什么那么多体毛吗？因为我们变成人的时候，他们还是猴子。”

“医生”放声大笑，“对，就是这样。老外让我们感到紧张。你那么情绪化、捉摸不定，像一个大个的孩子。我们中国人都不知道你接下来会有何举动。”

我们回到了商店。他与店主交涉的时候，我就站在他身后。他有收据，而且谁都看得出，这台研磨机确实坏了。店主对此没有异议，但出售时没有问题。“医生”说他就是按照说明书使用的，这明显就是机器本身的问题。店主说他相信“医生”是个诚实的人，虽然这年头大部分人都不怎么诚实。但他怎么知道“医生”会不会没按照说明书操作？或许，机器就是“医生”弄坏的，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肯定啊，如果操作有误，这就是他的问题了，跟机器本身没关系。他又如何得知真正的原因呢？而且，在无法判定谁是谁非的情况下，又凭什么要退款呢？“医生”说他不想要这台研磨机了，要求退款。而店主不明白自己凭什么要接受一台被损坏的研磨机，而且还要退钱。

这样的局面僵持了几分钟，逐渐由表演性质的虚张声势转变为人身攻击。这下就有看头了。中国人沟通时，局面经常会出现戏剧性的转折——这是中国人为数不多的能宣泄情绪的场合，尽管这种宣泄也是虚张声势。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中国人经常会有求于人或施惠于人，问题是“恩惠”这东西很难衡量，也没法达成一种普遍认可的“市场汇率”。如果去年一个朋友帮你与镇子上的官员见了面，你才拿到了新店铺开张的许可，那你就要责无旁贷地把卡车借给他去运木材吗？借一天？三天？还是七天？要过多少天你才算还清了人情，而对方又开始欠你的人情？如果谁有个难缠的婆婆或岳母，就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在别人有求于你的时候，要让人感到他托付的事比实际情况更难办，在答应帮忙前最好苦苦抱怨一番，让对方知道你要承受很大煎熬、付出巨大牺牲，才能帮助别人完成使命。

“医生”没法与店家达成统一意见的原因就是他让店主做的是人家责任之外的事，并且还没有任何回报。我要做的是让店主不再考虑如何受益，而是让他看到不妥协的潜在代价。他骂“医生”是乡巴佬，在他胸膛上捶了一拳，“医生”退后几步，冲我点了点头。

得到指示之后，我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双目圆瞪，眼珠几乎要鼓出来，脚重重地在地上跺了一下，手在空中猛挥，用中文吼道：“你竟敢动我师父？！混蛋！你知道他是谁吗？这是少林寺功夫最高的大师，你竟然对他动手，太不敬了！你不想要命了吗？你把这个破烂玩意儿卖给他，现在不想负责了，看看！”我踹了一脚那个研磨机，机器应声后撤，差一点儿撞倒他们的展示柜，“你和它一样没用！”

“你在干什么？”目瞪口呆的店主大声吼道，“你怎么敢？”

“我当然敢！身后的所有东西我都敢踢!”

我走向展示柜，铆足了劲挥掌猛拍了一下上面的玻璃，展柜晃了晃，但玻璃没碎。

我几乎能看到店主的脑子像收银机一样运转着，计算着拒绝退款的代价——换块新玻璃要花多少钱。当他说出“你脑子有病啊！”的时候，我意识到，看来还是玻璃更便宜些。

“你脑子才有病！这样随便欺骗我师父，还对他不敬，就必须要付出代价！”我说着，挺直身子高过他一头，“我要砸了你的店。”

我捡起研磨机冲向店面橱窗，做出一副想要把它从店里扔出去的样子。

“他疯了吗？”店主问“医生”，“你必须制止他。”

“医生”耸耸肩，“我能怎么样，外国人很奇怪。”

店面橱窗一定很贵，因为那店主的态度软了下来。

“我退你们一半的钱。”他说。

我立刻收起愤怒的嘴脸，放下了研磨机——这个笨家伙太沉了，并且我觉得店主也没法再让步了。

“好吧，”我说，“那就是三百七十五元。”

回去的路上，“医生”和我聊着当时的场景，我们放声大笑。

“你可以把这一套当做一种特别的功夫来教。”我说。

“是啊，”他说，“就叫它疯狂老外功夫吧。”

[1] 劳伦斯·威尔克（Lawrence Welk，1903—1992），美国音乐家，手风琴家，交谊舞领舞，电视演出者，1955—1982年主持了当时风靡美国的劳伦斯·威尔克跳舞秀，擅长跳各种交谊舞。——译者

7挨打

承师父认为，一个勇士要想取胜，必先学会失败。他必须一次次地被打败，直到一点儿不落地历经所有苦难，才能无所畏惧。完美的中国格斗勇士跨上擂台时，应该是冷淡而漠然——就像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那样荣辱不惊。承师父觉得这才是取得进步的关键所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我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对身体对抗的恐惧，一想到肉搏我总是浑身发软，勇气尽失。

在禅宗和“臀部遭殃的艺术”两门课上，宝通是承师父的得力助教，而且他自己也乐在其中。然而，宝通在本性上并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他喜欢用一记快速的侧踢或刺拳制住对方，然后再来一个结结实实的回旋踢，狠狠地踢到对方的身上。这一招局限性很大，也正因为如此，他无法跻身于中国的武术高手之列，可即便面对他这种粗笨的功夫，我却还是招架不住、根本无能为力，这反而激发了他运用各种散打技巧的热情。几轮回旋踢之后，他变得更加不安分了，开始换新花样，用了几次摔法，都很出色，又独出心裁地在此基础上外加转身横扫腿，赢得了阵阵掌声。他有点儿飘飘然，又回到最初级的阶段，开始了他侧踢和刺拳的组合，而通常这都是他嗤之以鼻的，因为只有那些身体羸弱、没有筋骨强健的小腿、踢不出他这么漂亮的回旋踢的散打运动员才会这么做。

他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招式来对付我，我则成为了最优秀的批评家——一个有分析头脑的人体沙袋，对他的一拳一脚给出最中肯的评价。他会抓着我的腿把我甩出去，起身后我会对他说：“棒极了。”他会再次直冲我胸膛蹬出一脚，我应声倒地，躺在那儿大喊：“发力很好！角度再准点儿就更好了！”

当我置身事外，把自己的挫败看成一种美学时，对失败的恐惧便开始消散了。早晨醒来，我便开始想，今天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倒地。晚上，我一边揉着青一块紫一块的伤——这些都是象征着勇气的徽章，一边在脑中回放白天的较量，细数被我遗漏的反击机会。在赛场中比赛开始时，我不再会紧张地一跃而起；只有当对手的回旋踢有可能踢到我的肩膀以上时，我才会及时躲开，一般的招式我都会积极应对，尽力化解，潜在的威胁和恐吓对我来说也早已是司空见惯——我俨然已成为了接受失败的专家。在宝通拳脚的“照应指导”之下，我迅速变成了高手。

从学习传统招式到散打，这种转变犹如结束糟糕关系、重觅真爱的过程。现在，我所有的恶习都变成了美德，曾经的缺点也都变成了力量。我不再是那个又高又笨的老外了，我突然间有了优势。由于散打技巧简洁，我得以聚精会神地精练其中的几个动作。

有人觉得打斗运动很粗暴，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可以从中发现散打的美，而非野蛮，站在文化的高度上审视它——有明确的场地、规则、裁判及两个竞技者，他们自愿地解答人们都会问到的、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谁更优秀？谁的武技更精湛？就这一点，擂台与法庭（谁有更好的律师和法律上的申辩）和议会（哪个党派有更令人信服的领导人和政策）没有什么差别。在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看来，单打独斗的方式虽然原始，但只要不发展成大型战争，就一定是解决部族纷争的相对柔和的方式（你也可以去看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1]、汤姆·沃尔夫的电影《太空先锋》或者电影《特洛伊》，如果你喜欢肌肉男的话）。我认为，真正暴虐的行为只存在于场外，这时，相对有能力取胜、较强的一方总是欺压处于弱势的一方，这是不可避免的。独自站在擂台上时，无论你多么优秀，都将面临一场勇气的较量，因为你永远都不敢确保自己一定是赢家——一个愚蠢的错误、对方幸运的一击，即便是最强大的武士也有可能倒下。

虽然大家对我并未抱有什么一鸣惊人的期许，可经过这段时间“失败”的煎熬和历练，我已经涅槃重生，做好了进入下一阶段的准备。经过六周的散打训练之后，我的散打技艺突飞猛进，“艳惊四座”。

通常，星期六早晨我们只练习对打，因为这样可以利用星期天休息的时间照料伤势。一般都是扭伤肩膀、砍痛小臂、踢伤腓骨或脚趾青肿之类的伤。散打训练第六个星期六的早晨，我与宝通在擂台上相见了。当他用一记健硕有力的回旋踢击向我的胸膛时，我没有躲，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用回旋腿踢到了他身上。他又是一脚，我毫不示弱地回敬过去。我们在那儿互踢了六七个回合，随后，宝通退了两步，眼里露出惊讶的神色，咧开嘴笑了，接着鞠了一躬。

阿弥陀佛。

我回了礼，继续和他对打。虽然他的分数比我高，但差距很小，队友们在赛后都嘲笑他，因为这几乎等于输给了老外。

课下，承师父让我去了他的房间。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以前，沉默的那个人往往是我。但这次他不住地摇着头，像是要努力想明白什么问题似的。

终于，他说：“我不明白，我就是不明白。”

“师父，你不明白什么？”

“我不明白你进步的速度怎么会如此之快，一般人得用几年时间啊。我不清楚，也许因为你是大学生，领悟得比较快。”他又陷入了沉默，几分钟后，他继续说，“中国有句俗话，‘文武不分家’。一定是这样了。你是个大学生，所以能很快抓住基本要领。”

他又摇了摇头，不说话了。屋里非常静，他几乎都能听见我满意的呼吸声。

承师父走向书桌，抽出一张卷成筒状的海报，展开了它。那是一张郑州国际武术节的海报，9月份举行。

“河南省是功夫和太极的发源地，”承师父说，“所以政府每隔两年就会办一次武术节，以促进旅游业发展。来自五湖四海的武术家都会来参赛，我想带你去比赛。”

“可……师父，”我说，“我来少林寺学艺还不到八个月呢。”

少林寺最棒的散打队员至少都训练了八年。宝通就很优秀，尽管他在中国还算不上最好的散打运动员。与这么一个中国国家级的散打运动员打这么一轮下来，我竟然还能活得好好的，可真够走运的。

“这是不可能的，我差距太大了。”我说。

“如果你继续这么努力，照这种进步速度的话，你到时就完全够格了。”

这简直太疯狂了！更加疯狂的是，我这样一个疯狂的老外居然答应了！对承师父而言，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我不仅是个初学者，还是个外国人，如果他在八个月之内就能让我在国际水平的比赛上具有竞争力的话，这能让他自己扬名立万，成为奇迹的创造者。

[1] 歌利亚，《圣经》历史人物，传说中的著名巨人之一。《圣经》中记载，歌利亚是非利士将军，带兵进攻以色列军队，他拥有无穷的力量，所有人看到他都要退避三舍，不敢应战。最后，牧童大卫用投石弹弓打中歌利亚的脑袋，并割下他的首级。——译者

“棍子伤肉，恶语伤骨。”

——中国传统谚语

1让人“高兴”的结局

我一直强迫自己禁欲，可仅过了五个月，我的性欲就实在按捺不住、像核弹一样爆发了。一天晚上，在潜意识里性欲的驱使之下，我做了个绯色的梦，可以说，这比我以前做过的那些梦都更加亲密、更加让人脸红，因为梦中的情形实在有些断背之嫌。我想说，我是一个成熟自信、思想解放的家伙，所以醒来后不以为意。但在我长大的地方，也就是美国的堪萨斯州，人们都坚信，如果一个男人必须把某样东西放进另一个男人身体里的话，那最好就是一颗子弹。[1]我睁开眼，一张从未谋面的目录就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马修的毛病

1. 同性恋？

2. 同性恋？！

3. （并不是说这就有什么问题，但……）难道我真的是个同性恋？！？！

由于我发誓一定要禁欲，结果就发展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可还有一个小问题。这里没有一个女人想和我做爱，附近任何地方都没有，无论出多少钱都不行。少林寺最多有一百个女人，她们不是未成年，就是结婚了，否则我就主动要求了。武术中心饭店的几个女服务员或许还没有对象，但她们绝不会和我睡觉。正如我跟卡洛斯解释的那样，那将是自绝于社会的行为。

如果我真的那么做了，不仅在社会上是丑闻和耻辱，并且也为法律条令所不容。任何一个中国女人在深夜被发现和一个老外共处一室，两人就会自动被视为妓女和外国嫖客。老外和女人各罚一千美元，可中国女人身上往往没有一千美元，所以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老外自己被罚了两千美元。一位少林警察曾经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述过一个意大利商人的故事，他曾经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带自己的北京女友去郑州旅行。（北京的警察执法并不严苛，因为那儿有很多重要的外交官和商人。）酒店楼层上负责拿钥匙开房间的女孩报了警，结果那个商人就被罚了两千美元，真是个可怜虫。

既然半夜和当地人做爱会自动被认定为卖淫，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越过这种菜鸟级的嫖娼者阶段，直奔专业卖淫场所——并且在白天。说到这儿，我很庆幸自己是散打队的一员。我的队友不是和尚，他们是运动员，在各个方面都像运动员一样——他们任何时刻都会无休止地谈论性和女人，不管是在上山跑步时，还是在训练时——唯一的例外是在我们讨论散打时。

他们大多数还是处男（也同样受尽了当地女人数量不足之苦，虽然他们不像我这样面临着社会和法律的双重困境），但其实这反而使得性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更加神秘，更加吸引人，尤其是他们中间有个地道的美国人，一个给世界拍出了《海滩救护队》[2]这部美女如云的电视剧的国家的公民。他们想了解我所知道的所有关于女人和性的事，应该承认，并不是很多，但至少也比他们知道得多不少。作为交换，他们也告诉了我他们所知道的那屈指可数、少得可怜的事。郑州国际饭店一旁的理发店同时也是一家按摩院——这就是他们知道的一件事。那些女理发师的服务仅仅局限于一点“色情服务”，还是包括全套的“床上服务”，他们谁也说不准，因为没人去过。但是，他们极其希望我去看看，然后仔细说说具体的细节，让他们也感同身受。

经过很多天的内部争论之后，我决定以“就去看看到底什么样儿”为借口去一次。作为一个少林弟子兼来访者，我的工作就是了解这里的文化。至少，这也是个美差。

虽然内心深处无比纠结，但我还是推开了郑州国际饭店一旁理发店的门。四张面向壁镜的理发椅，一个专供洗发的盆子放在理发店的最里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儿除了是一家理发店，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靠近门口的玻璃柜上放着一台收银机和一些待售的护发产品。一位稳重的中国妇女站在收银台后，另一位年轻发型师站在她的椅子旁，看起来也就二十岁。

我坐下之后，那个发型师就问：“想先洗头吗？”

“好。”

她带我来到理发店角落里的洗头盆旁。我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下来，却又掺杂着少许失望。我坚信，关于这家理发店是按摩院的传言，要么毫无根据，要么就是我进错了门，走进了一家正规的理发店。

之后她开始给我洗头发，她的手法并没有蓄意挑逗的意思。但是我头脑兴奋，太久没有感受到女人的触摸了，她靠近我（是那么亲密），抚摸着我（让我很有感觉），那么小心翼翼（如此绵绵似水），勾起了我的性欲。洗完头，我已经色心大起。她领着我的手走回理发椅，我拖着没有知觉的双腿蹒跚着，试图掩饰她的洗发手法给我带来的刺激，那张目录又闪现在我脑海里：

马修的毛病

1. 同性恋？（肯定不是！）

2. 胆小懦弱

3. 还是个男孩/没有成为男人

4. 对异性没有吸引力

我仰坐在椅子上时，她站在我身后，温柔地给我捏着肩膀。这相当不错，也很有必要，但还不够，远远不够。如果这就是河南按摩院的服务理念，那我就需要安排一次沿海城市的旅行了。

她凑过来，小声在我耳边说：“你想按摩吗？”

我以为她是问我想继续按摩肩膀吗，所以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一位三十岁左右、化着浓妆、穿着紧身闪片衣服的女人推开了前门，她大步走进理发店，看见了我，像刚换了毛的鹦鹉一样叫道，“老外！是老外!你是老外！”她打开理发店后面另一间屋子的门，马上又出来了。这会儿，我知道我的队友们说对了。

表面的伪装褪去了，发型师拉着我的手带我去了后面的房间。这里占了整个理发店空间的一半，只有一扇门，没有窗户。屋里有九张窄得仅能容下一个瘦子的床，每张床旁边是一把椅子。左右两旁都被简易的木板墙分开，成了一个个小隔间。荧光灯炫目耀眼，整体效果就像牙医诊室，这样的色情场所没什么私人空间。我显然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因为这里完全没有其他客人。我的发型师带我来到离门最远的一间按摩室。

我趴在床上，而那只“鹦鹉”还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迅速穿过一排排隔间，把头靠在最后一间的墙上，然后，矫揉造作地后退两步，好像不相信似的，“老外！是老外！竟然是老外！”

我的发型师凑过来，温柔地告诉我：“你很幸运，她出去吃午饭了，你才碰上我。她品行卑劣，会骗你的。”

这让我轻松了很多。只有当一个中国人在你面前感觉很舒服，开始诽谤自己的同事时，才意味着你真正与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我说：“我相信你是很公道的。”

我们结成统一战线后，她开始给我按摩肩膀。她按摩的技术很差，比她洗头的技术差远了，但这并不是关键。她话太多了，要是她能少说点儿就好了。但现在，她感觉我们是同路人，自己应该卸下伪装。

“我刚来这个城市不久，是在农村长大的。”

“啊。”

“你不要相信城里人，他们很狡猾，”她说，“简直老奸巨猾。”

“对。”

“这儿不像农村，农村人很老实。”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城市，为什么不回去呢？”我反问道。

这是个错误，我来这儿是找乐子的，结果却听了个令人惋惜难过的故事。

“我回不去了，爸爸不理解我。他从不听我说话，他考虑过我想要的是什么吗？他思想落后，但中国却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他接受不了这一切，他总说：‘中国很穷，我们也一样很穷。’”

内心深处，我不禁暗自叹息，没有比一个女人讲述为什么她不喜欢自己的父亲更让人扫兴的了。如果连养育自己的父亲都不能忍受，谁又能保证她不会马上开始憎恨我呢？

在诉说了十几分钟父亲如何不喜欢自己按摩院的女儿后（显然，色情行业中女从业者们父女关系融洽的比率不高），她用低沉而又犹豫的嗓音问道：“你想翻过身子来吗？”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很显然，她并不想让我说“是的”。但我又不想让她感觉我在拒绝她，于是我脱口而出：“我也可以为你做背部按摩。”

她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我又想马上跟她解释，在大学里，互相按摩就相当于第一次约会，但我不觉得我解释那些会有什么用。

“……不做也行。”

“也许我现在应该给你剪头发了，”她说道。

“好主意。”

回少林寺后，当我告诉他们我只是去剪了头发，队友们都不相信。

“这老外太狡猾了。”他们笑着说。

[1] 美国近年来逐步开始保护同性恋的权利，但也因“州”而异，例如堪萨斯等美国中西部的州，对同性恋仍然是十分抵触的，而作者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长大的。——译者

[2] 又名《海滩护卫队》、《海滩护卫》、《护滩使者》，1990年代末期美国电视剧，也是世界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连续剧，故事情节围绕海滩护卫队员的营救故事展开，最大看点是海边的旖旎风景，以及无数的泳装帅哥美女。——译者

2铁裆功

同为专业队员，北京武术队比少林寺有更多的体操表演人才，而说起散打选手，武汉散打队又在竞技场上比少林寺更胜一筹，但要是说到纯粹的武术表演——从现代武术到传统武术，从散打到硬功——少林和尚的功夫表演可谓世界第一。他们同时也是这里仅存的可以提供点文娱生活的人。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看完了所有的武术表演。但如果是固定的饮食搭配，每天只吃同样的菜，无论多么丰盛，你也会味同嚼蜡，久而久之，好多次我都不再去看他们的小型表演，而只去观看那些专为贵宾或者国外巡演准备的大型表演——中间基本没有间歇和停顿，实实在在，又精彩绝伦。看了几次精心准备的演出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看遍了所有的表演。和尚们的表演其实一如既往，还是那么出色，但我已经没什么新鲜感了。

3月的一个晚上，吃饭的时候，四处都流传着这样的传闻——就在当晚晚些时候，会有一场演出。高官要员会带德国高级政要代表团来观看和尚们的表演。传说这将会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表演。武术中心召回了以前的众多武僧，各类武术精英将悉数登台，为这次表演增光添彩。

作为庆典的一部分，河南省陆军派遣他们的军乐队前来奏乐助兴，为演出拉开序幕。等到少林和尚开始表演时，军乐队的人、政客和当地闻声而来的各行各业的人已经挤满了整个大厅。演出精彩依旧，但我并没有全神贯注、探身观看，直到一个陌生的和尚从侧门进来，才真正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长得并不好看，满脸痤疮，脸颊宽大，下巴凹陷，躯干太短，和腿很不相称。

这个新面孔走到大厅中央，为了展示自己的硬功，他先做气功的吐纳练习，用鼻子呼吸，双手游走于身体四周。你通常可以猜到这些铁功大师身体的哪个部位即将遭受难以想象的暴虐，因为他们通常会将双手放在身体的这个部位附近，引导“气”自掌心而出，汇聚到身体的这个部位上，从而形成一种保护层。这位和尚开始用脖子发力，所以我想他是一位铁脖功大师，少林寺里也有几位练这种功夫的僧人。他们通常可以用喉咙顶着长矛尖，将其折成V字形，直至折断，《英国病人》中的演员拉尔夫·费因斯曾对此大为着迷。但是他按完了脖子，又把手放在了自己的腹股沟处，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件糟糕的齐本德尔[1]式家具。他长时间保持着这个动作，不一会儿德国代表团中传来几声尴尬的咳嗽声。

最后，他终于让大家松了口气，不再按摩那儿了。德清走到台上邀请观众一起参与到表演中。看到有人当众摩擦胯部，观众有些许不情愿也可以理解。德清向观众做手势让他们上台来用拳猛击和尚的喉咙，没有人愿意上去，而事实上，看到德清进入观众席，他们更害怕了。为了消除观众的恐惧，证明这个环节是绝对安全的，德清转身走到那位和尚身旁——对方紧收下巴，脖子周围的肌肉紧绷起来——德清抡起拳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拳打到和尚的喉咙上，吓得我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喉咙大概是人体最易损坏的部分了，花一点力气就能打破气管，造成致命一击。这也是所有的散打运动员参赛时都要让自己下巴朝下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击中下巴——特别是下巴尖几厘米左右的地方，那儿被称为“按钮”，是要害部位——最容易把对方直接打晕。）而这个和尚却反其道而行之，抬高下巴，把头向后仰起，将喉咙完全暴露出来，接受这迎面的一击。唯一的保护就是脖子两边那可以伸缩的肌肉。如果出什么差错，他就死定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会痛得在大厅里打滚，好比一条离开了水的鱼，他的大脑急需含氧的血液，而肺部却充满了一氧化碳，再也不能吸入新鲜空气了。

德清最后说服了军乐队一位女号手，她和朋友走上舞台。两人经过了反复劝说，这才半信半疑地用拳头打击和尚的喉咙。然后，她们格格笑着想走回观众席，但德清不让，任务还没完呢，德清想让她们再配合和尚表演他的另一项硬功绝技。

尽管喉咙是人体最易损坏的部分，但对男性来说，却不是最柔软的部位。德清让这两位女士面对四百名观众——包括她们军内直接的上级领导、一批国外外交官和六位中国政府要员——踢向一位少林和尚的裤裆。她们惊慌失措，摇了摇头，飞速奔向自己的座位，就连德清都没来得及抓住她们。

德清只好向别人求救，但是没人搭理他。北京的官员推搡着他们的德国同行，撺掇他们上台。但谁都不会愚蠢到去冒这个险，这么做极有可能被拍下照片，登在国际报纸上，一位德国政治家踢中国和尚的睾丸，这是多么丢人的事儿啊。德清只好回到和尚身边，他正淡定地劈开双腿，撅着屁股。德清脱掉右脚上的鞋，向后一退，啪的一声踢到了和尚的腹股沟处，他如此恶毒，简直要把那个和尚踢飞起来。

我不禁站起身来，想都没想就用英语喊道：“你他妈的在开玩笑吧！”

德清见我跟傻子似的站在那里，就示意让我上台。我摇了摇头，我非常熟悉被折磨是一种什么感觉，儿时在托皮卡的运动场上我受过的折磨已经够多了，以至于只要一说到这个词，我就感觉好像和它有亲密接触似的。我不想对另一个人做这样的事，即使他是自愿的我也不想。德清向我走来，更明确地示意我过去，他朝我挤眉弄眼，让我意识到这是命令，我不得不上去。

我想，幸好是他不是我，让那家伙受折磨总强过让自己受折磨啊，甭管怎么样，拼了吧。

阿弥陀佛。

和尚双腿展开，撅着屁股等我踢他。我后退一步，给了他一脚，想把他踢出去。然而，他几乎纹丝不动。我感到脚趾隐隐作痛，他的腹股沟比我的脚还硬。

“再来。”德清说道。

疼痛让我很是恼火，我一次次不停地踢，希望他能有点儿反应。我把他踢离地面——五公分、十公分、十五公分——可他却依然面不改色，最后，我停了下来，双脚已经麻木了，观众席爆发出掌声。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但是德清阻止了我，他指着和尚的喉咙。

我小心翼翼地出了第一拳，生怕一拳打死他。但这一拳丝毫未伤及他的颈部肌肉，直接被弹回来了，就像打在了硬橡胶上。我的忧虑化为了愤怒： 他这是在嘲笑我吗？观众叫喊起来，看来我得给他们展示展示我的威力了。我飞速出击，左右拳轮番出击，每一拳都把他打得步步后退。但我右拳的最后一击打得偏高，一拳击中了他下巴上致命的“按钮”。他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我也吓得目瞪口呆。

“对不起，大师，太对不起了，实在太对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弯着腰，两手抱拳作揖，连连鞠躬。

“阿弥陀佛。”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没事儿。”并也向我鞠了一躬。

“阿弥陀佛。”

他的表演就此结束。

表演结束后，整个演出大厅震撼了，场面劲爆，气氛就像是东道主队在决赛最后一分钟获胜。谁都不想离场，这位功夫明星能驾驭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为此成了大家谈论的对象。我跟和尚们聚在大厅外讨论着今晚的英雄，我决定给他个绰号，为了表示我对约翰·休斯[2]的敬意，就叫他董长腿[3]，或者董和尚[4]。

小虎模仿着董和尚的架势： 两腿叉开，屁股向前，脚一跳一跳的，好像被踢中了裆部。

“他太强了，”小虎说，“他的鸡巴一定是石头做的。”

我们都笑了，德清让他安静：“不要用这个词。”

董和尚的光辉压过了他的表演，这使德清有点儿恼怒。

“包默思，你怎么看？”小虎继续说。

“我的脚都青了。”我抱怨道。

“他真是刀枪不入啊，连空手作战都没问题。”小虎两腿叉开得更大了，边向前走边扭头说道。

“你练铁裆功吗？”我问德清。

“哦，不，我可没疯。”德清笑着说。

“他是怎么做到的？”我问

德清转向陈长老，他是学校里的老教员了，大约三十五岁左右。他当了我好几周的教练，是庙里最和蔼的和尚，总是面带微笑，乐于助人。唯一困扰他的就是不断增长的腰围，他努力减肥，却收效甚微。

“陈长老，你和他一起生活过好几周吧？”德清问道。

陈和尚尴尬地强笑了一下。

“是的，去欧洲巡演时，我们住一间房。每天早上起床后，他就把他的那个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一拳！又一拳！——用手猛击。太不可思议了，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每天三十分钟猛击，天天早晨如此，实在太不可思议了，真是古怪之极。”

军乐队里的几位女士聚在走廊的另一端，在我们谈论董和尚时，我用余光注视着她们。她们也在热烈地讨论着同样的话题。几分钟后，她们共同把其中一位朝我们这边推过来——正是那个被德清说服拳击董和尚喉咙的女号手，她低着头缓缓向我们走来。

还没走近，她就停了下来，小声问了个问题。德清让她再重复一遍，她声音颤抖着又问了一次，“那是真的吗？”

“什么是真的吗？”德清礼貌地问道。

“嗯……呃……他每天早上都那样……他的那个……是真的吗？”

德清一头雾水。

我忍不住说道：“她是想知道他的阴茎是真的吗。”

男孩们都大笑起来，女孩儿捂着脸尴尬地跑开了，美国高中校园更衣室里的场景好像重现了。

陈长老带着慈父般的微笑冲我摇摇头，“包默思，你不应该这么说。”

“她就是想知道他的阴茎是真的不是，”我说道，“想想看，他一定是个性爱大师，即便不用胳膊抱住对方，他也能一边做爱一边用自己的那个东西承载着对方的重量站立起来，你说，他那东西到底能承受多重啊？”

我大发议论时，陈长老不停地向我摇头，强忍着不笑出来。别的和尚，尤其是小虎，简直笑得歇斯底里了。

“你们真是太淘气了。”陈长老说道。

那个军乐队女号手停在门厅中间不走了，她在两群人之间左右为难，没得到答复不好回去，但再回来问又太尴尬了。最后，她还是决定一探究竟。

她又回来问我们，“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我们怎么知道是真是假？”我说，“你怎么不去看看，再告诉我们呢？”

这句话让她大为难堪，她跑回朋友那里。淘气的男孩们猥亵地格格笑着。

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过了一小会儿，内疚感便逐渐涌上心头。我向那群女人望去，想看看女号手怎么样了。其他人都把她围拢起来，听她描述刚才发生的事。几分钟过后，董和尚从后面的一间办公室走出来，径直走向这群母鸡似的叽叽喳喳的女人。他朝她们笑笑，继续往前走，这群女人的大脑好像是相通的，她们不约而同地把他围了起来。接下来，这个奇妙夜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女人们开始——先是试探，然后便急不可耐地——去摸他，摸他的胳膊、他的胸、他的背，满怀敬畏又深感恐惧，仿佛在确认他到底是不是真正可感可触的人，而不是转世的神仙。这种场面既让人春情萌动，又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董和尚一直笑容满面，好像这种场面经常会发生在他身上似的。

在那群对他充满敬畏的女士们中间停了一会儿，董和尚最终摆脱了这群爱慕者，向我们走来。看到他的下巴被我打得依然红肿，我再次向他道歉。

“没事儿，”他摸了摸下巴说，“你虽然打了很重的一拳，但是没什么大问题。”

我再次道歉。他不仅胯下和脖子没有受伤，就连我拼尽全力打在了他“按钮”上，也依然稳如泰山。没有办法可以伤得了这家伙，除非直接用枪朝他射击。

他问道：“你想学铁裆功吗？”

“呃，这是个很有趣的建议，”我绕着弯子，尽量不去想象每天早上起床后就拳击自己命根子的场景，“我得好好考虑考虑。”

“你今晚留下来，我也在，我们再细谈。”

离开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德清。刚认识新的功夫大师就跟人走了，我感到很过意不去，但董太有魅力了，让我没法不着迷。

之后，我们来到了他在宾馆的房间。外来的和尚通常不安排住宾馆，他们一般都跟朋友住在一起。显然，武术中心给他提供了额外的星级待遇。董和尚问我主练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学习散打。

“你的身高正合适，我也擅长散打，你去过安徽省吗？”

“没有。”

“我就是安徽来的，明天就要回去了。你想和我一起去吗？即使你不想学铁裆功，我也可以教你几招散打技巧。”

我兴高采烈地同意了，赛珍珠[5]的普利策获奖小说《大地》说的就是安徽的事儿，我还没去过那儿呢。

第二天早上，我刷牙的时候，听到走廊里有开门的声音，接着传来了低语声。我把门开了一条缝，探出头去。

军乐队里的女号手，也就是问我们重要问题的那个女人正走过走廊，她刚从董和尚的房间出来，看到我，她愣住了，转身就想跑，但是楼梯在走廊的另一头。

她从我身边走过时，我邪恶地问道：“那么，小姐，那是真的吗？”

她一溜烟跑向了楼梯。

见到董和尚时，我吃了一惊，虎汉竟然和他在一块儿，显然他准备和我们一起旅行。我没想到虎汉竟然还能有朋友。

我在一个月前遇见了他，当时我正和其他和尚在训练大厅里，虎汉突然出现了。他全身都大得离谱——大头、大身体、大蒜头鼻，脾气也大得吓人，一看见有个老外，就径直走过来，站到我面前，摆出一副拳王阿里的架势，开始喋喋不休地吹嘘自己的“伟大强悍”。

“我是少林寺最厉害的武术大师，”他宣称，“你是美国人？我刚去美国进行了巡回演出，美国人都很爱戴我。他们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的人，我和五十个人对打，战无不胜。”每当他说“我”这个词时，都会用他巨大的拇指戳戳自己的蒜头鼻。

我看看德清，想知道这家伙是否所言属实，德清一转眼珠避开了我。虎汉先生继续“我是这个……我又是那个……”地独自吹嘘，一直说了半个小时。见我竟然没有丝毫的奉承之意，他非常恼火，跳将起来，摆出他的独门虎式绝技，彰显自己的“神通”。他最终离开之后，德清告诉我，大家之所以叫他虎汉，是因为他能掌握的就只有这套虎式功夫，他唯一的技能就是用自己的大脑门打碎石头。那天下午他给我表演了以头碎石的功夫，连碎五块石头，都没有向我收取表演费用，真算是便宜我了。

虎汉是少林寺的丑角，也是个骗子，这证明少林寺吸引来的狂热分子不只是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他曾经欺骗少林寺美国巡演队的组织者，让人家给他一个职务，竟然成功了，他还骗取了好多年轻少林弟子的学费。等人们发现虎汉除了虎式碎砖之外什么都不会时，就把他从村里赶了出去。德清兴高采烈地描述了这一场景——十几个男孩追着这个大块头，把他赶出了少林。

像虎汉这样的行骗行家并不少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大批骗子层出不穷，可谓“人才辈出”。多年来，国营企业的工资相对固定，但通货膨胀率一直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之间，市场上满是诱人的洋货： 微波炉、立体音响、冰箱、电脑、家庭卡拉OK伴唱机、摩托车、汽车，最令人中意的就是移动电话机——中文叫大哥大，因为1992年时，摩托罗拉移动电话有砖头那么大。阶级差异日趋激烈，工人阶级备感失意，同时，他们又被新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却又根本负担不起。为了缩小差距，许多人离开国企，开始经商，中国有句俗话用来描述这种当时普通人都觉得挺恐怖的行为——下海。

越来越多倾向犯罪的人都选择成为骗子。在一个禁枪且政府实行对暴力犯罪“零容忍”的国家里，当骗子是他们唯一“合理”可行的选择。骗子、骗——成了人们说话时最常用、最尖刻的一个词。如果某人不相信你刚才说的话，他们就会问：“你是在骗我吗？”正确的回答是：“我骗你干什么？”你可以看透谁是骗子，因为他们总会强调“我不会骗你”——汉语意思是“相信我”。虎汉就经常说这句令人厌恶的话。

和虎汉初次交谈时，最有趣的是他悍然违反了中国严禁自吹自擂的禁忌，中国有句俗话：“能人不吹牛，吹牛非能人。”

在美国，大多数陌生人互相认识时，谈话就从叙述自己的简历开始——职业、教育、背景、成就。然而，在中国，谈话的开始就是要尽可能地奉承你眼前刚刚认识的那个人。而对方则要尽可能地撇清自己，尽力让你的那些夸耀显得和他没有关系。假意的谦虚有这样几种选择： 直接否认——“不，不，不，我的汉语很糟糕”；常见的拒绝对方奉承的方式——“不必客气”；或直接套用经典句型——“哪里？哪里？哪里？”总之，就好像对方奉承的不是你一样。

在中国，吹牛是相互的。当你想跟某些陌生人结交、并希望给对方留下好印象时，你的朋友就会把你介绍给他们，同时大大地夸耀你一番，这样你就有机会自谦地否认朋友所说的一切——“哪里？哪里？哪里？”而等到你的朋友也想跟某些陌生人结交、希望给对方留下好印象时，就轮到你夸他们了，这样他们就能显示出他们的谦虚了。我曾以为，虎汉自吹自擂是因为没有朋友来扮演这个特定的角色。但是董和尚曾和他一起去美国巡演，他们很显然已经建立起一种奇特的友情： 一个极端的明星，一个明显的傻子，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很孤独。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和虎汉先是坐上了一辆很长的公共汽车，接下来是火车，之后又是汽车，他一路上都在摆架势、吹牛皮。从前，少林勇士经常在背上捆上袈裟，外出云游。虎汉也身披橙色袈裟，剃了光头，尽管他并不是和尚。他带着一张卷起来的覆膜相片，长一米五，宽将近一米，这是他和中国一位一流政客的合影。我不认识那是谁，反正肯定是重要人物。因为每每换车，虎汉都会展开这张大照片，自豪地向同车的农民们展示。人们似乎都羡慕不已，虎汉告诉他们，自己在北京的精彩表演震撼了这位重要人物，后者请求与自己合影留念。（不知怎么的，反正我不相信这个政客会一直随身携带他和虎汉的合影。）这很自然地导致他堂而皇之地再三讲述自己与该高官深厚的关系。仅仅暗示自己是一个能把一切搞定的人，根本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一定要明明白白说出来才觉得过瘾。

“你们也知道，你们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用，”虎汉说，“一点儿用都没有。”

在一个即便是最简单的工作也会被大量的繁文缛节、官样文章搞得复杂的国家里，这可算得上是你跟某个人说话时能说出的最刺耳的话了。

“对，对，对啊。”一个农民说。

“我就不是这样，朋友，我有本事，”他继续说，“我有能把事情做好的天赋。”

一系列自夸之后，他会坐到他认为最富有的那个人身边，把精力倾注到那个人身上，许诺能帮助他完成他所需要完成的任何事——当然，待会儿要谈一个公道的价格。骗术表演的空当，他会坐在我身旁，告诉我他曾多次从那些生意人那里骗钱，包括一些细节。每讲完一个故事，他就问我，是否也要做点什么事，只要把一部分费用交给他就行了。他瞪大了双眼，显得天真而又真诚。我吃惊地凝视着他，直到一丝狡诈又自觉地爬进他的双眼之中。然后，他抛下我，又开始向另一个人施展自己的骗术了。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吃惊的事儿了，他让我想起了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要想骗别人，先得骗过自己。”

旅途长达十五小时，开始，我们都假装自己能容忍对方，最后，我们彼此都难以假装下去了。

在安徽省的省会铜陵[6]，我们下了火车，搭上一辆去安庆的长途公共汽车，董和尚的家就位于这两个城市之间。他让司机停车时，我还以为终于到了，我们都下了车。走了十五分钟，我们来到一座小房子前面。一位漂亮的女士——他的妻子？——走了出来，坚持让我们留下。董和尚拒绝了，我们刚要走，她的儿子跑了出来，羞涩地抱住了妈妈的腿，董和尚捏了捏男孩高高的颧骨和满是痤疮的脸。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孩子的妈妈一再挽留，而董和尚则执意要走，并再三允诺不久就回来。最后，他终于摆脱了纠缠。

我们又回到主干道，搭上了另一辆公共汽车，坐了大约半小时，之后的场景就是前面那一幕的重复，就像中国版的《大爱》[7]一样。不过，这次的孩子是女儿，也是高颧骨，皮肤很糟糕。有谣言称练铁裆功会使男人阳痿不育。很明显，这不是事实。夜幕降临之前，我们又拜访了他的另外两个家庭。董和尚是安徽省的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8]。虽然中国有严厉的“一家只能生一个”的独生子女政策，但很显然，董和尚决定和不同的女人都组成一个家庭，并都生一个孩子来规避违法的风险——这显然是恢复了中国封建的一夫多妻制。董和尚终于又从另一个女人那儿脱身了，我和虎汉站在后面看着。忽然，我顿悟了，这两个男人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骗子。

直到我们来到第五家，当第五个女人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时，我才意识到我们漫长的旅行终于结束了。这个女人是他的母亲，而这位妈妈的儿子很显然有各种各样的浪漫承诺缠身。

董和尚的家在离安庆三十分钟车程的乡下，这里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是富丽堂皇的： 五座用砖盖成的低矮平房。一路上我总是想不通，一个练铁裆功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钱来支撑五个家庭呢。

那天下午我得到了答案，他是一个功夫明星。董和尚在他的家乡附近建起了自己的武术学校，曾经的少林和尚学成归来之后，在自己家乡开办武术学校，这是很普遍的做法，也足以证明少林在中国社会持续的深远影响。但这也是一个大工程——大约有五百名学生在一个大仓房外面训练。

在董和尚和他委任负责的武艺导师协商后，我们上了一节散打课。他孜孜不倦地练习了几个小时的正面侧踹。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问了我那个问题：

“我可以教你铁裆功。”

“你真是个好人。”我回答道。

“学费两千美元。”

阿弥陀佛。

“我再考虑考虑吧。”我说道。

那天晚上我权衡利弊，从积极的方面看，铁裆功看起来像是中国的“西班牙苍蝇[9]”——相当于一剂浓烈的性药，哪怕你是个丑男，也会让女人对你十分着迷，欲罢不能，而且，还能使我在对打中不会受伤，不用再担心裆部。但另一方面，如果回家之后被其他人发现的话，我就会被迫接受治疗。我一直在想象当一位精神病医生得知，我每天早饭前都会重击私处时，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砰！砰！砰！想想那种声音都觉得恐怖。

然而，聚会时你要有这一招的话，岂不是爽翻天啦。

第二天早晨，我一起床便听见男人的闷哼声。我走进走廊，声音是从董和尚的房间传来的。他又在和其他女人上床？门半开着，好奇心驱使我从门缝偷看了一眼。

董和尚半裸着下身，把自己的两个睾丸放在木桌上。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用右手掌重重地击打自己的阴囊。他一边掌击，一边发出闷哼声。我畏缩了。

经过一阵特别残忍的重击之后，我用英语失声大叫道：“耶稣啊，圣母马利亚啊，约瑟夫[10]啊！”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我羞愧地偷偷溜走了。几分钟过后，董和尚来敲我的门，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他却一点儿也不生气。

“我刚完成晨练，”他说道，“来，我给你展示剩下的部分。”

我们走到后面一个空旷的庭院，董和尚仔细解释说，每天用重击法锻炼腹股沟只是铁裆功的一部分。另一个秘诀就是要强化这个部位的肌肉。他能收缩自己的肌肉，将睾丸缩进体内。所以当我在表演中踢他的时候，实际上是踢在了他附近的肌肉上。实际上，他能使自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肯娃娃[11]。

他告诉我，这是在对睾丸进行保养，但是仍然存在“生殖器问题”——这个问题我非常熟悉，因为我曾经从在大学里以“女人研究”为专业的朋友们那里了解过。为了防止受伤，他总是会在演出之前把自己的“小弟”用带子系到肚子上，省得它重击之下反弹到身体上，那会带来剧烈疼痛。这是必须的，但还不够——加强训练仍是应有之义。

我们走进后院，我看到一个巨型石质滚轴，还有几块大圆石，周围有绳索环绕着。要加强“快乐先生”的“铁裆”，其方法并不为大多数青少年所熟知。董和尚脱下内裤，捡起系在石质滚轴上的绳子，系在自己的“小弟”上。滚轴看起来像弗雷德·弗林特斯通[12]的车轮，至少得有四五百斤重。

董和尚身体前倾，两脚蹬地，绳子就从他两腿之间拖到后面。他尽力向前走。石质滚轴重重地待在原地，纹丝不动，但绳索颤动着，慢慢被拉紧了。董和尚喘着粗气，又发出了闷哼声。随后，滚轴开始极其缓慢地转动起来，跟着步履艰难的董和尚向前移动。这就像在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13]二套节目中收看世界最强壮的男人比赛，当然，是色情版的。

他用他的生殖器拖着滚轴走了五步，我确信，我绝对不可能练习、掌握铁裆功，虽然我是受虐狂，但我也是有底线的。

董和尚解开绳子后，我说：“大师，您的绝技真是无与伦比。但是，我担心会吃很多苦，我还不够专注，没有那么多献身精神，不配做您的弟子，不敢浪费您的时间。”

“你的刻苦训练绝不会是浪费时间的，肯定会有效果。”

“对不起，我恐怕自己忍受不了。明天我该回少林了。”

“我明白了。”

那天晚上，董和尚的母亲为虎汉、董和尚和我准备了晚餐，然后回房休息。我不确定是什么食物，但是中国版的午餐肉在主菜中应该占了相当大的份额，简直难吃死了。我挑挑拣拣地吃着，由于近距离、亲眼看到了铁裆功，我仍然有点儿反胃。虎汉又在讲述自己身为骗子的经历，这是他的最爱。我的汉语最近六个月里突飞猛进，但在那天晚上，我大脑内部的语言转换器还是被累得够呛，速度慢了下来。当我意识到自己在谈话中已经落下了几个句子、需要尽快赶上时，我经常会重复“对对对”来表示礼貌，同时又掩盖了自己并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的事实。因为虎汉是个吹牛大家，我已经不再仔细听他讲话了。

“对，对，对。”

他肯定以为我听不懂汉语，因为聊了大约二十分钟之后，他面对着我，笑眯眯地拍了拍我的肩，就好像马上要恭维我的样子，然后用他最动听的声音说道：“儿子，当你爹和你说话时，你真应该听仔细点儿。你知道我操你娘的屄，对吗？”说完，他笑眯眯地看着我，等着我说“对对对”。

我当然一字不落全听懂了，于是也微笑地望着他，说：“对，对，对，我的曾孙子，你知道我操你十八辈祖宗，对吗？”

虎汉的脸一下子拉得很长，董和尚笑得从椅子上掉了下来。

大家继续吃饭，董和尚想缓和一下气氛，于是对虎汉说，“你以为他不懂，就骂他，但他却更狠地骂了你，这简直太搞笑了。”

一直到吃完晚饭，虎汉都没有再说话。

阿弥陀佛。

第二天，虎汉和我要回去了。董和尚决定跟我们一块儿坐三十分钟的公交车送我们去安庆，然后我们再从安庆坐长途公共汽车。因为拒绝了他向我传授铁裆功的好意，我有些内疚，就告诉他无需浪费时间送我们，而他却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在中国人眼里，送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为确保客人万无一失地上路，他们宁愿花一整天时间陪着。考虑到当时中国基本运输设施的不稳定性，真发生什么事也说不准，加之各类严重交通事故数量的耸人听闻，送客还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是礼貌和风俗。董和尚把我们送到安庆汽车站，又帮我们买了车票，才挥手道别。

安庆是我游览过的最穷城市，目光所及之处，唯一的工业就是自行车修理行业。午餐时间，我买了一些花生，还想买点儿可口可乐，但显然，在饮料的市场份额大战中，安庆成了百事可乐的天下。在露天公交车站的中央，我挨着虎汉坐在石凳上。一大早虎汉就一直很友好——好像昨晚的尴尬已经完全忘了，很可能他确实忘了。回想他以前的言行举止，是不是他用前额碎的那些砖块儿造成了他短期记忆系统的失灵呢？这可说不准。

在这个贫穷又远离海岸线的地方，看见老外仍然是一件新鲜事。我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从他们看我的眼神中，我猜想他们大多数之前从没亲眼见过活生生的老外。他们并不粗鲁，只是非常好奇。他们与我保持着一定距离，好像对我还有点敬意，围成一个半圆形聚集在我的周围。我继续吃饭，人越聚越多，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马戏团里的动物。

五十多个人在安静地看着我吃饭，而我则尽量忽视他们的存在。几分钟后，我终于抬起头来，用汉语对他们说：“大家好，很高兴见到你们。”

一阵小声议论从人群中传来： 这个外国人说汉语。

一位老妇人指着我的脸，用方言说了几句，我听不懂。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的话。”我用普通话说道。

她自己又重复了一遍。

虎汉微笑着对我说，“她想知道你是盲人吗。”

“为什么？”

“她之前从未见过蓝色的眼睛，她想知道你的眼睛是不是受伤了。她说你有一双魔鬼的眼睛。”

我站起来，伸出手臂摸摸索索，假装是盲人。我像木乃伊一样伸手探寻着她，人们都很紧张。老妇人向后倾倾身子，但又无路可退。就在她面前，我停了下来，把手放在了她的肩上，直直地看着她说：“我能看见你，老奶奶。”

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这些乡下人突然大笑起来。

老妇人对我笑了笑，说：“真是个淘气的孩子！”

人们散开了，村民们彼此拍着对方的肩膀，再三讲述着鬼眼老外假装盲人吓着了一位老妇人的故事。

[1] 18世纪英国木工，以其制作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精美家具，尤其是椅子而著称。这些家具多曲线而富于装饰性。——译者

[2] 约翰·休斯（John Hughes），美国青春片知名导演兼编剧。休斯最为成功的作品当属1990年代期间热映的经典喜剧片《小鬼当家》系列，它是美国有史以来拍得最好的喜剧片之一。——译者

[3] 董长腿（Long Duk Dong），约翰·休斯执导的处女作《十六支蜡烛》中的一个亚裔青年，也是一个经典的古怪形象，初次登场就是以倒立的形式出现的，但没有其他线索，无法确定该青年是否是中国人。——译者

[4] 董和尚（Monk Dong），请注意，作为汉语姓氏的“董”，汉语拼音或英语写作“Dong”，而“dong”在英语中意为“阴茎”，是很粗俗的俚语，所以作者在汉语里称之为“董和尚”（Monk Dong）。——译者

[5] 赛珍珠（Pearl S. Buck 或 Pearl Buck，1892—1973），美国伟大的女性作家。1932年借其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女性；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是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是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译者

[6] 实际上，安徽省的省会是合肥，此处应该是作者搞错了。——译者

[7] 《大爱》（Big Love），美国电视剧，住在盐湖城郊外的比尔，与三位娇妻、七名子嗣共同生活，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雪崩般的账单和债务。——译者

[8] 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Sir James Goldsmith，1933—1997），英法双重国籍，亿万富翁、金融家、业界巨头，并涉足出版行业和政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他与多位妻子和女友有若干浪漫史，并拥有众多的孩子。——译者

[9] 《西班牙苍蝇》（Spanish Fly），电影，多次被搬上银幕，最近一次是2003年由美国拍摄，说的是美国洛杉矶夜总会里使用催情药的故事。——译者

[10] 根据《圣经》，圣母马利亚是耶稣的母亲，而有人认为，约瑟夫是马利亚的丈夫。而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不同点在于天主教是很注重圣母马利亚的。——译者

[11] 肯娃娃，芭比娃娃的男朋友或兄弟，时尚帅气的男性娃娃，作为可以换衣服的玩偶，肯娃娃身上的男性生殖器官在玩偶的身体上是非显性的，根本没有。——译者

[12] 弗雷德·弗林特斯通（Fred Flintstone），美国影视剧《摩登原始人》中的主要人物。聪明的弗雷德用石头、动物骨骼和毛皮制作出电话机、照相机甚至影印机。影片中的“汽车”以恐龙为动力，外形很像今天的压路机，“车轮”就是巨型的石质滚轴。——译者

[13] 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Entertainment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美国体育电视网，时代华纳旗下有线体育频道，于1979年成立，总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布里斯托尔。——译者

3教训

一个外国人直到六十五岁左右，仍然会时不时地想象，在合理的情况下，自己能一拳打在一个美国人的脸上——对于这一点，我那些从未在国外生活过的美国乡下朋友是很难理解的。即使是中国人（要知道，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喜欢我们美国人的）都认为——至少有一部分认为——我们言行粗鲁，大腹便便，衣着艳俗，高高在上，享受特权，恃强凌弱，作威作福，毫无经验，轻信他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是，根本就是一帮无知的流氓恶棍，我们对美国以外的任何文化都没有兴趣，只关注本民族的文化。我曾和一位日本记者谈过话，他对我说：“你不像美国人。”我稍微有点受伤，于是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答道：“因为你会聆听他人的心声，而不只是醉心于自己所能接受的价值观，并且喋喋不休地宣扬。”

我在少林学艺期间，少林寺一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老外相当擅长散打。那也就是说，在这儿的一万多名中国武术家中间，突然多了个美国人，大家都可以一掌打在他的脸上而不用被抓进监狱——在“合理的情况”下。然而，我对这一切都茫然无所知，承师父一直在保护我，所有的一切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为我挡住了大部分想找机会和我对打的人。第一位找上门来而承师父又感觉挡不住的是明师父，他是武术中心的武艺指导师父，在武术中心专门教中国弟子。他和承师父有相同的地位。

周六早晨的散打课上，明师父和他的同事们都在等着我露面，那是我练散打的第二个月，我突然发现，似乎所有的师父都想把我这个徒弟痛打一顿，我不免开始有些胡思乱想。

比赛一开始，我就踮着脚尖跳跃。明师父似乎站在那儿化为了雕塑，一动不动，当承师父拍手表示对打开始时，他也没动。由于我是紧张的一方，于是我首先从正面来了个侧踢。

“身长优势”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四肢越长，就要用越长的时间才能击中目标，对初学者来说就更是如此。因为散打是允许用摔跤动作的，所以进攻太慢就很危险了。从明师父注意到我的脚离开地面，到我的脚离他身体几厘米的这段时间内，他都能坐下再站起来了。然而，他还是岿然不动，直到我的脚几乎要碰到他时，他才有了动作，而且快如闪电。他抓住了我的脚踝，向后一退，就把我的腿拉直了，然后转着圈向前猛地甩了出去，就像一个人接过一桶水，然后又泼在了火上一样。如果动作规范，这样一抛就能产生一种向心力，使被抛者像直升飞机失去尾翼一样在空中盘旋。作为武术指导的师父，他做得非常规范。我在空中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旋转了两圈，才摔在地上。

明师父的朋友们都大声叫好。

“对，给老外展示展示手艺！”

“你看到那老外是怎么飞的了吗？”

“揍扁他！”

“给他看看师父和徒弟的差距！”

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儿时的运动场上，受尽坏孩子们的欺凌。

我再次踢腿，这次是回旋踢，速度很快，他应该抓不住。然而，我的回旋踢就像是一个肥胖的男人在潮湿的天气里踢出了无力的一脚。在踢到他之前，我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了。明师父像上次一样抓住了我的腿，一个天旋地转就把我扔了出去。只是这次当我从他身边飞过时，他一伸腿把我垂直的那条腿绊倒了。这一招能让对手摔得更快、更狠。确实如此，这次，我爬起来的速度更慢了。

这是示范给初学者的第二摔。对他来说这不是散打比赛，只是某个教学论坛而已。这也正是他的朋友们觉得有趣的地方。实际上，他是在教训我。他无需冒险进入我的攻击范围之内，用拳头、踢腿来攻击我。他只需简单地等我踢过去，这样他就能依次把散打的摔法复习一遍。这是个好策略，但从他上次的摔法中，我注意到他一个弱点。由于过于自信，在双手抓住我的腿时，他没有很好地保护头部，其实这需要格外警惕，否则你的脸就完全处在攻击范围之内了。

所以，当我缓慢地踢出回旋腿时，并没有挺直臀部，而是收缩臀部使腿变短。像我想的一样，明师父又抓住了我的腿，并直接伸脚就去扫我支撑身体的那条腿，这是他向大家展示的摔法第三招。双手抓住我的腿时，他的脸就毫无防备了。我一甩屁股，一记狠狠的右勾拳打了出去。我想把他的鼻子打进脑门。他一愣，惊恐地放开我的腿，赶紧护脸，可在此之前他脸上已经连挨了几拳。

我不想给他留下任何恢复过来并改变策略的时间，于是我又缓慢地给他来了个短腿回旋踢。他像以前一样准确地抓住了我的腿，我也像以前一样，极为准确地打了他脸三拳。他的嘴和鼻子都破了，满脸是血。

这次他把我摔出去时，惊得手足无措，两眼在屋里看来看去，想再次确认这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不是某个老外能奇迹般地战胜中国功夫大师的平行时空。他弯弯膝盖，检验地球引力。又看看窗外，发现依然是蔚蓝的天空。他扭动脖子，回头发现他的同事们依然还在那里。他们都在，但是现在都在嘲笑他，证明在这个时空里，脸面和耻辱仍然存在。他垂下头，抬起胳膊向承师父示意，他打够了。

当他的同事们离开时，我还能听见他们继续嘲笑他的声音。但是没有人再来挑战我了，这是武术中心的师父第一次和我对打，也是最后一次。

4第六人种

作为禅宗佛教和功夫的发源地，少林寺已经成为大多数西方人组团旅行、来远东寻求真理的一个重要站点： 在恒河水中，同你的印度导师沉浸一周；在尼泊尔的修道院，沉思静默十四天；在京都接受几次禅宗和射箭艺术的课程；再跋山涉水去西藏朝拜；最后，来河南同少林和尚学习功夫。

久而久之，我逐渐习惯了上述类型的老外，开始欣赏他们在支持我自尊方面的相对价值。和他们相比，我是头脑清醒的典范。有个比利时女人能和亡灵交谈，她声称自己必须要离开少林，因为附近有许多灵魂都因暴力惨死，仍在伺机报仇。之后有一对瑞士夫妇，他们花了半年时间在国内募集福利救济基金，并来少林做了捐赠，就是要在东亚寻得内心的平静。他们东亚之旅的少林寺一站结束于到这儿之后的第三个晚上——丈夫喝醉了，把妻子的一个眼圈打得发青。但是，在这些神经质的游客当中，那个叫迈克尔的芬兰人才绝对是最疯狂的怪人。

我的西班牙朋友卡洛斯离开大约四个月后，小虎冲进我的房间，告诉我村里又来了一位外国人。小虎说是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年轻人。

我问了我想要知道答案的唯一问题。

“他讲英语吗？”

“我不认为他讲英语，因为我跟他用英语对话时，他一声不吭：‘fucka ah youah, madafacka.’”

“小虎，我跟你讲过不要对陌生人说脏话。”

“我忍不住啊，除了你，没人和我操练啊。”

作为少林寺的老外欢迎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和唯一成员，我决定去看一下这个老外是否像所有优秀的外国人一样能讲英语。

“他的房号是多少？”

“他不住在武术中心，他住在少林功夫研究院。”

“是哪一个学校？”我问道，“我从未听说过。”

“在寺院大西边，走，我带你去。”

可能是因为要认识一位讲英语的新朋友了，我特别兴奋。走在挤满游客的道路上，我甚至都没意识到不少游客都在冲我喊“你好！”或是“看，老外！”

我之前从未到过少林功夫研究院。学校名字很响亮，地方却小得可怜，只有一栋孤零零的石质宿舍楼，十几个中国学生正在外面训练。知道我要找谁之后，他们指向了一楼的一个房间。屋外有一辆平板货车，四个中国搬运工正用力将一架立式钢琴搬到地上。我把头探进屋里，看到的是一个更瘦小版本的我： 相同的年龄和身高，棕色的头发，浅色的眼睛。当他回头看着我时，我发现他不是蓝眼睛，而是绿眼睛，但除此之外，我们的相似度是惊人的，尤其是在这么长时间以来我都是这儿唯一的白人的情况下。

我都感觉自己想指着他用汉语说：“看，一个老外，那么高，真是太高了。”

我当然没有这样，而是用英语说：“你好，我是马修。”

“很高兴见到你，我是迈克尔。”他答道，略微带点北欧口音。

我笑了笑，“很抱歉闯了进来，我听说又来了一个西方人，感到非常兴奋，你的到来使咱们西方人的数量加倍了。”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一双似乎能穿透一切的绿眼珠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我开始担心，他可能只知道几个英语短语，不能长时间流畅交流。但当我问他从哪儿来，来少林干什么时，我发现，很明显他的英语非常流畅。

迈克尔过去一年一直在北京生活并学习功夫，他对那边的训练已经厌倦了，于是决定来少林。他的老师对此并不乐意，但还是做了安排，让他跟一位先前是少林和尚的人学习，这个人就住在少林村西面。我问他为什么不住在武术中心，因为老外住在其他地方是违法的。他说武术中心住宿的房价太高，他不认为自己住在这儿会有什么问题，也不介意少林功夫研究院艰苦的生活条件，他唯一需要的就是他的钢琴。

在我们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搬运工人正在勇敢地将那架立式钢琴拖进这间小屋的一个角落。我刻意避免去谈论屋里这台粉色的庞然大物，因为把这样一个奇怪的东西带到少林好像并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但既然他提到了钢琴，我就问道：

“你在河南什么地方弄到这架钢琴的？”

“我在北京买的。”

“你把一架钢琴从北京运到了少林寺？”

“运费不贵。”

“但是这儿甚至没有一条连接北京和郑州的高速，只有乡村小路而已。”

“是的，所以我需要给钢琴重新调调音，我喜欢有音乐在我周围。”

几个搬运工终于把钢琴放在了迈克尔想放的地方。他坐在钢琴前，一挥而就演奏了几首经典曲目，绝对是中上水平，我知道我应该听出来是什么曲目，但我没有。我的钢琴生涯短暂而痛苦，十一岁时就结束了，我一般都不会再拾起那段记忆。看着一个芬兰人在中国东部偏远地区的少林功夫学校里弹奏钢琴是如此令人不安，以至于我感到头晕目眩。我很想立刻抽身而去，但还是耐着性子听了一段时间，以便让自己不显得唐突失礼，然后马上就找了个理由离开了，并邀请他安顿好一切之后去我那儿玩。

当天晚上迈克尔就来拜访我。他坐在我对面，没有任何预兆就直接进入了主题。

“马修，你听说过第六人种吗？”

“没有，可能没听说过，那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意识已经有了五次演变，你知道吗？”他又问，用他那似乎能看透一切的绿眼睛注视着我——一种专家的眼睛，闪烁着权威的光辉——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嗯，不，我不知道。那次‘会议’我肯定是错过了。所以，你是说……我们是第五人种？”

“完全正确，但是第六人种的时代即将到来。人类意识即将再次进化，产生第六人种。”

“我明白了。”我心里一沉。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进化。”

“当然。”

“这是精神达尔文主义。”

“你的意思是说，就像是没有纳粹含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我说道，希望他能笑笑，然后告诉我他所讲的只是个玩笑，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版本的玩笑。

但他没有。

“第六人种将掌握更高的意识形态，人们将能读懂彼此的想法，也就不会有误解的存在了。没有误解就不会有暴力，不会有战争。”

“真的？我认为知道别人对你的真实看法，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暴力，而不会减少。”

“不，第六人种将以一种更高的意识形态存在，在那种状态下，所有肮脏下流的想法都会消失。我们将看到自己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同根同源的整体。”

“就像印度教徒信仰的那样。”

“这不是信仰，是知识，是感知。将一定数量的人的能量注入进化中是必要的，之后，影响就会向外波及。”

“这样我们都将是第六人种的一部分吗？”

“不，有些人会拒绝加入，并将依然停留在低层次的意识形态里。”

“那他们会有什么后果呢？”

“他们将会消失。”

“对，那么这会很快吗，就像从天堂直接坠落下去那样？还是像尼安德特人一样迟缓地消亡？”

“这就像是进化规律，”他说，“当我来中国时，我有一些教众留在了日本。你知道，当我们从日本上空飞过时，我感到一股很消极的能量，所以大部分日本人会消失。”

“好，那还有哪里不会完成如此大的进化？”

“德国人，他们释放出了同样的黑暗能量。”

我点了点头。

我已经放弃了他是在开玩笑的希望，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是新人种的事实，虽然他是真理寻求者当中最古怪的。可他一直都用那种似乎能穿透一切的锐利目光盯着我，并且那么平静地诉说，这让我很困扰。如果你和普通的疯子待在一起，你会看到一种蜇人似的目光，他们的脸和手也会下意识地抽搐，好像他们的灵魂在自己身上极不自在似的。但迈克尔却完全不是这样，他就像是在给一位极其愚钝的学生讲解简单的数学论证题目，他那种镇定自若让我颈部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多年功夫训练的神经开始奏效了，我留意了他体格的大小，目测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设想出了一系列针对他的攻击方案。

“很好，你人真好，能过来玩儿，并告诉我这一切，”我说，“那么，明天你要开始功夫训练了吧？”

“我来少林是招募新人的，联合他们的力量共同促成第六人种演变的伟大事业。”

“祝你好运。中国人非常关注他们在经济上的发展和演变。”

“在坐火车从北京到郑州途中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就知道这儿是我必须要来的地方，”他继续说道，“当时我正在沉思，并且已经很深入了。我周围的火车车厢打开了，云彩飘散，奥丁和托尔降临了我的车厢。你知道他们吗？”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成功地板起了脸，憋着没有笑出来。

“没有亲自见过，所以不认识。”我说道。

“奥丁是挪威万神殿的独眼统领，托尔是雷神。”

“对啊，我小时候玩过‘龙与地下城’的游戏。”

“我告诉他们第六人种就要来了，他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同意为这个计划融入自己的力量。”

“你告诉他们关于第六人种的事儿，然后和他们联合起来了？奥丁和托尔？”

“是的。”

“我知道奥丁和托尔在一定程度上曾红极一时，但已经是过去式了，他们是失宠很长时间的二级神灵，但你是说他们不知道第六人种的事儿？”

“你不相信我吗？”他问道，那张脸上终于显露出某种情绪。他被惹恼了，双眼也眯缝起来。我终于破坏了他无所不知的大师形象，于是我开始步步紧逼。

“我是主修宗教专业的，已经读过很多奇幻故事，足够让我相信那些事情会发生。但是所有神奇的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只有切身体验才会让人类信服。我还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能与神相遇，而且神都被招募进了你的高尚事业，为你所驱遣。”

他身子前倾过来，一双绿色的眼睛比以前更有穿透力，问道：“你是主修宗教专业的吗？”

“是。”

“所以你阅读了其他人的经验，知道那和自己的经验是不同的。”

“是的，我知道。”

“知道某事是真的，和相信某事是真的，这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所做的只是从阅读中了解别人的信念，你怎么知道真相？”

我怒视着他。他来到我的房间，还来挑衅我？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后，我才克制住了自己。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好吧，迈克尔，你说得对。我想我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勉强咽下了自尊受挫的苦涩，“我想我现在所有的想法都是我自己的理论，还有一些质疑，仅此而已。”

“但是你不想知道真相吗？”

“当然，谁不想知道呢？”我好像已经落败了似的，压制着自尊，我继续道，“既然奥丁和托尔都跟你统一战线了，你可以请他们来我房间，这样他们就能告诉我第六人种的事儿了。”

他没回应。我们默默地注视着对方，直到我说：“我其实应该更早点上床睡觉，明天还有训练呢。”

他也觉得自己该回去睡觉了。我们握了握手，并彼此承诺改天再会，两人基本上都把在一次不愉快的争论后想尽量表现友好的话说了个遍。

我以为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见迈克尔了。就在那一周，很多少林和尚来问我关于他的事。迈克尔剃了头，穿着僧袍在镇子上瞎逛。还没有出家的人这么做，通常被认为是很冒昧的。但那些和尚们，却更倾向于为此找到一些更可以谅解的理由，他们问我：“他是不是有点儿神经病啊？”

“不只是有点儿。”我说。

一周之后，迈克尔又来找我了，当时我正在训练。下课后，他走到我身边，还没忘记我们的争论，也没有放弃他的努力——继续招募我进入第六人种的神圣事业。

“昨晚我冥想时，耶稣来看我了。”他说道。

“他似乎经常来拜访少林。”我说。

“我告诉他关于第六人种的事儿，他非常兴奋，并承诺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

“太好了，迈克尔，你一定非常高兴，现在你已经预定了一位可靠的名人，你的计划无疑会畅通无阻。我希望你的功夫训练也能进展顺利，我该回去训练了。”

我很确信，事情应该就此结束了，但迈克尔百折不挠。不过，一周后他第三次回到武术中心时，稍稍有点儿动摇了。他和他的少林武艺指导老师关系恶化了。他解释说，在北京时，他已经研发出了“完美进攻”，他是来少林测试其完美程度的。他和他的老师曾在少林寺轻松对打，这时，迈克尔决定亮出他那“无法防御的”绝技。据迈克尔说，他的进攻奏效了，只是效果太好了。他的教练完全抵挡不住，因此恼羞成怒，用尽全力愤怒地攻击了迈克尔。迈克尔给我看了他手臂和胸前的伤痕，证明这场发生在少林寺的格斗确实存在。

事情发展到这一程度，我决定仅仅把迈克尔当成一个古怪的家伙。在方圆一千英里的范围内，对除我之外唯一能讲英语的人，怀有怨恨之心并不容易。

“呃，你不用担心，”我说，“如果你有完美的技能，似乎就不需要再跟他训练了。”

“这是真的，你想见识一下吗？”

我在少林寺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武术家们喜欢展示他们的绝技——这一点和过去的武术家不同——他们觉得需要证明自己学到东西的价值。我还学到一点，如果你同意参与到一次示范中，那么，最终你总是会不可避免地遍体鳞伤，并后悔当初答应对方参与演示。但是我知道每种攻击都会有化解之术，所以我很好奇，想看看这个芬兰狂人的“完美进攻”到底神奇在何处。

迈克尔把他占优势的右侧向前，右拳部分展开，左掌放在脸前防御。右臂做矛，左手为盾，他看起来像是个没有武器的古希腊重装步兵。

我换成散打的姿势，身体放松，重心落在后方的右腿上。“那么我要慢慢进攻了，先用一半的速度。”我这么说是作为警告，以免他反应过度。我把身体重心前移到左脚上，踢出了一记右脚回旋踢。进攻到一半时，他探步上前，右脚把我的左脚踩在地上，一记轻刺拳，距离很短，从他出拳的位置径直打到我的鼻尖。

“这就是你的完美进攻？”

“所有的这一切都取决于时机的掌握。看，我在你踢到我之前打到了你。”

“这是你创造的？”

“我在北京冥想了一晚上想出来的。”

我就那么盯着他。我的学究气被勾了起来。他很显然没考虑到我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已经读过李小龙的《截拳道之道》。刚刚迈克尔展示的攻击就是李小龙描述的第一个技巧，也是他武术风格的基础。刺拳是最迅速的拳法，因为它的进攻路线是最短的——从出拳处到对手头部两点之间呈一条直线。拳击手通常让自己的弱侧向前，并用刺拳开场迎击，这是更有力的一种进攻方式。

李小龙的理念是把自己优势的一侧向前，因为刺拳更快，你可以用身体较强的一侧出拳，来弥补刺拳力量的不足。这是一种折中，是聪明的攻击方式。李小龙能从他优势的侧刺拳中爆发出一种巨大的力量，但这并不是一种完美的、不可抵御的招数。当然，就算是这个招数，也不是迈克尔能想到的。

“迈克尔，你在北京冥想的那天晚上，是不是李小龙碰巧也去拜访你了，你向他展示了自己对第六人种的深刻理解，作为交换，他也向你展示了这一招，是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应该明白，因为你并没有创造这个招式，这是李小龙创造的，就在他的书里写着。”

“我从未读过他的书。”他说。

“这在他所有的电影中都有展示。他总用这一招，像这样站着，”我边说边模仿他的侧向风格，“用脚前掌跳跃着，对手一动，他就迅速出击，用右手击中敌人。你的拳更像是直刺拳，而他更多的是用反手拳。但这是相同的招式。”

“这是不同的，李小龙不会踩住对手的脚。”

“哦，所以你现在是说针对李小龙的这一招式，你做了改进。”

“我的招式很完美。”

“不，没有那么完美。”

“没有招式能破解它。”

“那让我来给你展示点东西吧。”

我后退几步，冲了过来，低头弯腰，就像个橄榄球疯子一样给他来了个抱摔。当我的双臂抱住他时，他的拳擦过我的后脑勺，没有击中。他背部着地，而我按住了他的前胸。

我站起来说：“没有完美的招式。所有的攻击技巧都有化解之道，而且所有的化解之道也都有它们各自的化解之道。任何招式都有其克星。刺拳是一种高位拳，所以我弯下腰去，朝你冲了过来，就化解了你所谓的‘完美招式’。而要想化解我刚才那一招，你应该直接起膝，用膝盖对付我的脸，因为我的脸没有设防。顺便说一下，如果你要剃掉头发，就不要穿僧袍。你不是和尚，中国人认为这是很粗鲁的。我们是这里仅有的两个老外，所以你的行为会对我产生不好的影响。”

迈克尔什么也没说，离开了武术中心。

一周后，迈克尔决定搬回北京。他在这儿还没坚持到一个月，为此，我邪恶的内心暗自高兴。

“少林的能量很糟糕。”临走时他告诉我，钢琴也没有带。

“好吧，我想当第六人种来临时，我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唉，运气真是糟糕啊，”我说，“替我向托尔问好。”

然而，这不是我最后一次见迈克尔。有一次在北京，在喜来登饭店的大厅里，我无意中碰到了他。他刚从巴黎飞过来，已经找到了许多天使投资人[2]，那些人愿意在法国为他建立自己的功夫冥想学院。

当他告诉我这些时，我忽然发现所有的事都讲得通了。正如中国人说的那句话，“不是所有的拜佛者都信奉神灵。”迈克尔是疯狂的，那是一种狡诈的疯狂。他来少林不是寻求真理，他是来这儿扩展自己第六人种新时期的履历的。

[1] 达尔文主义、社会主义都曾是德国法西斯纳粹建立时所宣称的口号，作者这里的意思相当于说“这是达尔文主义去掉糟粕的精华”。——译者

[2] 天使投资人（Angels Investors），在风险投资领域，“天使”这个词指的是企业家的第一批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在公司产品和业务成型之前就把资金投入进来。——译者

5黄色笑话与啤酒

一天晚上，我正在给妈妈写信，小虎对我说：“包默思，你应该去表演大厅看看，‘长矛’回来了。”

“‘长矛’是谁？”

“他是表演队的成员，去了武汉体育大学[1]。他可是全国长枪和长剑的冠军，功夫十分了得。”

“比德清还厉害？”

“对。”

“这不可能！”

我以为这只是小虎的偏见。修习长枪和长剑的武术大师需要四肢纤长，身体柔软，因为枪术和剑法套路的表达需要借助一系列优美的身体扭曲与旋转。而身形宽阔、肌肉发达的人更适合练棍棒和刀法，因为它们注重表现力量与跳跃技巧。小虎是专业练长枪的，而德清则身形宽阔，肌肉发达，更适合练棍棒和刀法。

我来到练功室，看见“长矛”——毛刺般的短发，棱角分明，体态轻盈——他正在展示枪法。当时在旁边观看的只有德清一人，他看上去并没有因为对手的归来而格外开心。就技巧来说，小虎是对的。“长矛”在枪法技巧上确实无懈可击，他动作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是我见过最棒的了——虽然他没有德清的爆发力与跳跃能力，不过再一想，也没有人在这些方面可以与德清媲美。

“你进步了，”德清不情愿地说，“在棍法上我也新添了几招，看看吧。”

德清整个展示过程中都力量十足，跳得比平时更高、更轻盈，击打也比平时更有力。但是在观赏了“长矛”的表现之后，相比较而言，我能发觉德清技巧中细微的不完美之处，白璧微瑕。

德清挑战味十足的棍法展示结束后，“长矛”说道：“力量有余，规范不足。”

“我们在这儿都没有完全按照套路展示啊。”

“这我知道。”

然后，两人继续研究各自的招式，同时又在偷偷摸摸地互相打量着对方的招式。最后，德清扔掉棍子，什么都没跟我说就走出了表演大厅。他败给了“长矛”，有点不习惯。

小虎把我介绍给了“长矛”。我邀请“长矛”共进晚餐，想要收集一些情报。武汉体育大学因为拥有全国最强的自由搏击队而声名远扬。当时70公斤组的国际冠军就来自武汉，我希望他能成为今年秋天我参加郑州散打锦标赛的对手。

明白我的意图后，“长矛”提出可以带我一起回武汉，带我参观他的大学，并把我介绍给那位冠军。

“你觉得他会介意吗？”我问道。

“他为什么要介意？他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恐怕确实是这样。”

“长矛”在少林寺花了几天时间见了见他的老朋友。随后，我安排了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到郑州，从那里坐火车去湖北的省会武汉。郑州依黄河而建，而武汉则是长江上的重镇，一路都是直线向南，两地距离大约六七百公里。武汉是一座工业化城市，我从火车上就能看到一个个高耸的烟囱。那里在地域上属于亚热带季风带，此时正值酷夏，空气湿度很大，湿臭味弥漫其中。我几乎能看见工厂排出的烟尘飘浮在空气里。如果你对全球气候变暖很是忧虑，甚至有些绝望，那你绝对不会想来武汉。

“长矛”和他的七个武术队友同住一间屋子。他的队友是一群爱凑热闹、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我们简单做了自我介绍。很明显，“长矛”时下是他们的行政领袖，他们需要简略地向“长矛”报告一些情况。眼下有这么一件事，一个男性拳击手和一个男性摔跤手产生了分歧——问题的焦点在于女子武术队的一个年轻女子。摔跤队在武汉体育大学中最具影响力，然而随着争吵的逐步升级，整个拳击队决定要挑战摔跤队的权威。一场打斗已经被提上了日程，但一名教练听到了风声，这场打斗随即被取消了。拳击队希望武术队能成为他们的后援。

“摔跤队那帮家伙比我们强，我们需要带武器。”一个圆脸的队友说道。

“要钝的那种，不能太锋利。我们不想死人。”另一个正在玩弄一把表演用剑的队友说。

“如果我们不援助他们，拳击队是不会打的。”圆脸又说。

“他们可以去找自由搏击队。”

“他们才不掺和呢。他们认为自己超然物外，凌驾于一切之上。”

“长矛”考虑了眼下的情况，一分钟后，他做出了决定。

“我们静观其变，等打斗结束后，看看谁是赢家，我们再选阵营。”

问题解决了。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我。

他们非常有礼貌，也很友好——我是他们头儿的新伙伴。在我逗留期间，圆脸主动提出来，要把自己的床位让给我。

“那你睡哪儿？”我问道。因为地板是水泥的，很脏。

“我可以和其他人挤一张床。”

“不，不，不，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我说，“你太好客了。但是我已经在这里的旅馆订好床位了。”

“长矛”站起来说：“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我们沿着走廊往前走，路过一个有八张床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体育用品——篮球、拳击用品、橄榄球。行至走廊尽头，“长矛”敲了敲一扇门。一个挺有领导派头的人打开门，我很快认定他是个官员。因为当时能配上办公桌和写字椅的可是这儿摔跤队的头号人物，不久我就认识到，他简直是这所学校的王公贵族。他自己有一整间房，是个大块头，看上去凶神恶煞的，那一脸的凶相好像随时就要狠狠揍别人一顿似的，嘴角总是挂着一副随时要讥笑他人的表情，很明显，他已经选择了威吓作为自己的领导风格，要让大家都怕他。

“啊，‘长矛’，你从少林寺回来了？你要干吗？”

“我带了一个人来见您，大哥。”“长矛”说道，语气中带有一丝恳求的意味。

“嗯，怎么，是个老外？有什么事儿吗？”

“他是个美国人，在少林寺学功夫，很有天赋，甚至还会说汉语。”

就在此刻，我忽然明白了，“长矛”为什么要邀请我来武汉。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一个出境旅游封闭的国家，有一个老外朋友，在世俗的眼光中是有手段的象征。“长矛”头脑冷静，精于算计，故此邀我前来。通过向这位“大佬”展示自己的外国朋友，他想让“大哥”感受到他潜在的价值。而既然他要帮忙介绍我认识锦标赛的冠军，作为回报，给这位“大佬”留下深刻印象也就是我的责任了。

“认识您很高兴。”我说道。

“大佬”面无表情地看看我，又扭过头去了。他也知道“长矛”的目的，但他并不准备上钩。他在学校里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还不至于随随便便就对某个老外敬若上宾。“长矛”很郁闷，但也不知道如何救场。

“长矛”对我还算热情，所以我感觉自己有必要尽力，于是赶紧接过话茬：“大哥，久仰大名，所以我才恳求‘长矛’介绍我们认识。大家都说你是学校里的大人物。所以我想举办一次宴会，请你吃饭，如能赏光，不胜荣幸。”

顺着我的话，“长矛”说道：“是啊，我们邀请您的整个团队和我们武术团队一起联欢。”

“大佬”终于勉强扯出了一个假笑，但依然不看我们俩。

“星期三。”他说道。

就这样，我们被打发走了。

“长矛”邀请我到学校餐厅吃午饭。虽然学生们是大学生的年纪，但这里却总让我有种高中的错觉。学校餐厅的桌子按照团队派系划分开来。男孩子们谈论着有关打斗与比武的事。武术队的女孩子们像石南花一般漂亮，受欢迎，但脾气暴躁。在这里，身体对抗是高强度的，男女生之间关系紧张。与武汉相比，少林寺简直是一片宁静的海洋。

那天下午，“长矛”带我去了自由搏击队的训练室。那里充满了旧体育馆里特有的汗味。屋子的中央是擂台。两个重量级拳手正在你来我往、挥拳踢腿，对打十分激烈，肉搏声不绝于耳。两人都孔武有力，肌肉发达，看起来就像美国的职业棒球手贝瑞·邦兹[2]一样有活力。

“长矛”把散打冠军带了过来，向他说明我的来意。我们一边恭维对方，一边从头到尾地打量对方的身体，这是散打者共有的习惯——寻找对方的弱点。他无懈可击，有完美的体型： 身高大约一米八，腿比躯干略微健壮一点儿，身上没有一丝赘肉。他看着我，计算着我腿的长度，看到了我的缺点： 一米九的身高，双腿很长，重心很高，这就让我格外容易被摔倒。冠军知道我很清楚他在看什么。突然，他迅速弯下身子，抓住我的腰部把我举了起来，就像举一片羽毛到空中一样。

“你必须防备这样的攻击。”他放下我说。

这既是免费的课程也是一个下马威，一箭双雕。

“谢谢，”尽管我习惯说很多“谢谢”，但这会儿我就说了一次，“我会尽力的。”

我们坐在长凳上。冠军啪的一声打开了我带给他的雪碧。他很热心，丝毫不做作。全国散打冠军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好的武术大师。他们是最棒的，并且无须再次证明，但这项运动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名声，也没有高额奖金，正好可以避免他们被胜利冲昏头脑。冠军在来武汉上学之前一直在塔沟学武。我们聊了聊共同的熟人。恰到好处地聊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去练习了。我则留下来继续参观。武汉的这支自由搏击的队伍棒极了，他们的武术水平要高出我好几光年。

在中国的宴会中，座次是很有讲究的。作为最尊贵的客人，“大佬”坐在长桌的一头。我是做东的人，所以坐在另一头。武术队的队员们坐在长桌的一边，“长矛”紧挨着“大佬”。摔跤队的队员们则坐在另一边。

我遵循着该有的礼节程序，带头敬了两杯酒，开始了晚宴。第一杯敬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第二杯敬武汉的“大佬”，他也很优雅地举杯，欢迎我来到武汉。之后我又端着四杯酒，沿着桌子走到“大佬”身边，敬了他两次酒。但对方并不领情，他认为这是自己应受的礼遇。桌上摆满了各种菜品，“长矛”试着用热情感染“大佬”，在他耳边低语，但“大佬”却对“长矛”的算计甚为恼火。

宴会还在进行，“长矛”看起来有些闷闷不乐，“大佬”看来作好离场的准备了。宾客们喝了很多啤酒与白酒，大家的视线开始模糊。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拯救“长矛”，让他“阴谋得逞”。我熟知在场宾客的性情，大家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所以我决定讲一个我在中国学到的黄色笑话。这是孤注一掷的尝试。

“听着！听着！”我说，“我在北京学了个笑话。你们想不想听？”

“想。”“长矛”大喊道。

“好的，有一个叫小芳的北京姑娘。我告诉你们，这是个很好色的姑娘。我的意思是她很需要那个——一直如此。每次她都把她可怜的男友累得精疲力竭。呃，有一天，她和男友坐面的（大家面对面围坐成一圈的面包车）去购物。只剩一个空位了。所以她男友坐在座位上，她则坐在男友的腿上。然后，你知道路况是什么样儿。她不停地颠上颠下。”我边说边在座位上颠上颠下，好像我是小芳，椅子是她的男友似的。

席间是一片死寂。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一个老外在中国用汉语给中国人讲黄色笑话。发现没回应，我继续道：

“很快，她开始感觉到男友的兴奋了。这让她春心萌动，想要得发狂。但是大家都在看着，她能干什么呢？通常，她都是只穿裙子不穿内裤的。所以慢慢地，极其缓慢地，她沿四周一寸一寸地掀起自己的裙子，裙摆的一部分盖在男友身上，她拉出男友激动的‘小弟’，趁大家都没注意，塞进了自己体内。但是你大概不知道吧？车子恰好行驶到很长的一段平滑路面上。他的那个在她体内，但她不能让别人发现她在干什么，所以不能动。她快要疯了。你认为她接下来会干什么？”我问在场的人。

一片死寂。

“她弯下身子靠近她对面的男子，”——我将自己抬起来，距椅子大约十几公分，看着一个摔跤队员，竭尽全力模仿一个音调尖锐的中国女孩——“先生，你要到哪里去？”

我坐回去，然后又把自己抬起十几公分，看着武术队的一名成员，用同样的嗓音说道，“老奶奶，你要去哪儿？”然后坐回去。接着又站起来一点儿，“你要去哪儿？”坐回去。我骑着我的椅子，是牛仔倒骑马的姿势，速度越来越快。起身，“你要去哪儿？”坐下。起身，“你要到哪儿去？”坐下。

模仿着最终达到高潮的小芳，我拍着手，尖声叫道，“我们都去那儿了！我们都要去那儿！去了！去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我讲完笑话的一瞬间，能听见的只有吸气声，然后“大佬”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举起他的啤酒杯，大声喊道：“好！好！这个老外讲得好啊！”

随着他豪放地吆喝着定了调子，整桌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几个男孩甚至笑得坐到了地上。“大佬”也擦了擦他笑出的眼泪。

随后，我成了那天晚上席间最受欢迎的家伙。甚至连“大佬”都亲自带着四杯酒来到我的座位旁边向我敬酒。

在某个时刻，我跑到外面去撒尿。找不到厕所，就在树下解决了。圆脸溜达出来，跟我一样。我们站在夜幕里，他说：“那个笑话真是太好笑了，太好笑了。‘我们都去那儿了！’太好笑了。”

“哪里，哪里，哪里。”我说道。

他安静了几秒钟，好像在考虑一个新想法。然后，他屏住呼吸低声说道：“我真希望我是你。”

[1] 实为武汉体育学院，可能是作者记错了，或者是当时翻译的问题。——译者

[2] 贝瑞·邦兹（Barry Bonds，1964—），本名Barry Lamar Bonds，是前美国职棒旧金山巨人队的球员，目前是自由球员。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一共拿下七次最有价值球员头衔，是职业运动员中最多的；以记录来说，更是被誉为有史以来最顶尖的三个打击者之一。——译者

6骄傲与忏悔

到了5月份，我们周六早晨的散打课上总是会出现一些常客，所以我们移到了表演大厅上课。一个周六的早晨，我走进表演大厅，发现一位来自塔沟的散打师父正在前排坐着。承师父和我说那位塔沟师父想要和我比试，然而，他脸上却挂着一丝尴尬的微笑。作为散打界的群英聚集之地，同时也作为武术中心的竞争对手，塔沟武术学校一直享有盛名。这位师父本应该挑战承师父或者是我们最强的队员——宝通。想要和我比试可就没什么意思了。我看着塔沟师父柔软的腹部以及因为夜夜喝酒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和周围的黑眼圈，我可以想象到这样一个画面： 他昨晚一直和他的好友们谈论，自己将如何把那个美国人打得落花流水。他认为他可以轻易打败我，以此重拾昨日的辉煌。

我告诉承师父我会应战的时候，内心很平静，好像所有的情感都从我的身体中流失了。通常在比赛之前，我总会担心、恐惧与焦虑，各种感觉混合到一起很让人揪心。但是生平头一次，我确切地知道，我不仅仅是要赢得这场比试，更需要彻彻底底地打败他。

我们两个戴上拳套与护裆，走到大厅的中央。承师父击掌示意开始，然后退了出去。

我已经习惯了对手镇静地等着我先开始攻击。然而这位塔沟师父却恰恰相反，他像一头牛一样冲了上来，一个大弧度摆腿回旋，径直踢在我左腿上，紧接着又是一通左右勾拳。我后退了一下，跳转到自己的右侧，不让他打到我的头部。承师父一直认为我缺少自由搏击选手凶猛的一面，我顾虑太多，理智过头。“在恰当的时候，凶残可以彻底制服你的对手，”他曾经告诉我，“要让他对你产生恐惧，把他吓得腿软。”

塔沟师父又向我攻来，他大叫着挥拳冲了过来，想把我打下擂台，击出的每一拳都用尽全力。我再次后退，一边用刺拳点他，一边撤退，忍不住想笑。中国散打选手很少一开局就用拳的，他们更喜欢开局用腿踢，因为那样攻击范围更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腿是最先开始老化的。大多数少林寺散打选手的年龄都不超过二十五岁。这位塔沟师父少说也有三十岁了，而且腿还很短。他只有我一半的武器，这也是他如此卖力想让比试尽快结束的原因。

他一下子连击五拳，然后就不得不休息一秒钟，歇口气，才能开始另一轮攻击。第四轮攻击时，我先猛地后退，等待他喘息的间隙。这次，我调转了进攻方向，先佯装一个左侧踢，引起他的注意来迷惑他。这招果然奏效，他低下头放下手准备抵御。我当然没有真的用左腿进攻，我铆足了劲，来了个漂亮的右腿高回旋。承师父曾经教过我们在高低不同的层面上进行攻击，因为在不同高低点上进行攻击，心理上比较难以把控，必须强加练习： 佯高，低攻；佯低，高攻。

塔沟师父并没有看到我真正的攻击点所在。他采取的进攻类型是最危险的，因为身体和大脑根本毫无防备，所以他既没有时间闪躲，也没时间准备接招。这一脚不偏不倚地落在了他的左脸上。他一下子变得眼神呆滞，双眼往上翻。他的身体因为始料未及的攻击而变得僵硬，就像森林里一棵被砍倒的树一样，直挺挺地倒在了地面上。

用力地击打另一个人，把他击倒，是什么感觉？这感觉就像过圣诞节一样。那种快乐很纯粹，很原始，让我热血沸腾。男性暴力并不是一种失常行为，我们天生就喜欢它。

我看到塔沟师父的头撞到垫子上之后又恢复了意识，欢快之情就少了一点儿。倒地的冲击让他醒了过来。他一站起来就又迅速向我攻过来，用尽他剩余的所有力量挥舞着拳头。在他两轮的“强攻”过后，我改变进攻方向，故技重施，刚才的那一幕又重演了。我假装踢左腿，然后紧跟着一个右腿回旋踢，他丝毫没有防备，打到他的那一瞬间，他又失去了意识，跌倒在地，然后清醒过来，再次出手攻击。我又先做假动作，再用腿踢他。他两眼上翻，第三次倒地。一丝敬意透过我冷酷的血管，我极不情愿地承认： 他还是很顽强的。

第三次让他彻底认输了。他站起来，肩膀耷拉着，然后举了举胳膊，走开了。

我不停地走来走去，为没有完成的“事业”而感到遗憾。我踢得太轻了。哪怕只有一次用力踢到他，也应该把他打得爬不起来，我还想再打他一次。

但我看他正独自坐在靠近出口的椅子上，一个陪同人员也没有，也没人走近他，好像怕被感染失败的病毒一样。从他的脸色和姿态都能明显地看出输掉比赛的挫败感。我对他产生了一股极大的同情。我走过去，试着安慰他。

“你很坚强。”我说道。

“不，不，不，我不行了。”

“不，你很厉害。你每一次都站起来了。”

“不，不，不，你很厉害，”他说道，“一次又一次地打倒了我。”

“那一踢只是运气罢了，人人都有走运的时候。”

我说完这些之后，他用一种意想不到的表情抬头看着我，那里面既有极度的需要，又有一丝赞赏，这种古怪交杂的表情让我很不舒服。

“你一定是美国最厉害的拳手。”他说道。

就在这时，我不怀好意地捅了他一刀。

“不，不，我不是，”我说，“在美国，比我厉害的拳手有很多，很多，很多。”刀刃很长很锋利，我的目标也很明确。他脸上仅剩的一点儿自尊也不见了。我已经除掉了他唯一可以想到的保存颜面的借口，他坐在那里，颜面尽失。

我对自己做的事情感到震惊，以至于我真的在惊恐中一步步后退着离开了他。我实际上并没有同情过他。我意识到，我只是骗自己相信我同情他罢了，这样我就能走过去安慰他，其实是激他答应再来决战。

人与兽的不同是以道德界限划分的，而我已经把自己的道德丢在了擂台上。在那一瞬间，我越界了，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野兽，恃强凌弱，寻找着别人的弱点，并以此侮辱别人，满足自己。我简直是个恶棍。身体上的绝大多数伤口都能愈合，但心中的自尊如果受伤就很难复原了。

对他来说，被伤害的自尊一直没有痊愈。在之后的两个月里，我走进表演大厅，发现他又来了两次，就坐在那里。他想重新比试一下，以此挽回尊严。每次我回绝他之后，他便离开了。第一次，我告诉自己，这样做是出于怜悯。我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就像第一次比试之前那样肯定，就让塔沟师父认为或许我只是运气更好一些罢了，这样更好。但他第二次来时，我就知道，那并不是我的真实想法。事实是我不能忍受再去接近他。每次他出现在我面前，都会让我想起自己那些恶毒的想法，提醒着我自己曾经干过的那件事，并且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想再来一次。

第二次被拒之后，他就没有再来过，但在我的脑海中却一直有他的影子，挥之不去。晚上，我梦见了他，这是生平头一次，梦里的我是那个寻衅滋事、恃强凌弱的挑衅者，而从前，我都只是个受害者。

我尽量想把心中的想法告诉德清、成浩，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事在困扰着我。

“但他来是想让你丢脸的。”德清说道。

“是的，”我说，“但那次赛后我还是不应该对他说那些话。”

“但你说的都是事实。”

“这太残忍了。”

“包默思，你应该也记得你自己初来乍到时的样子。”德清笑着开始模仿我。他耷拉着双肩，垂着头，装出一副恐惧的表情。“那时你是一个大学生，害怕所有的事。但现在，看看你自己吧。”

他那滑稽的模仿很到位，很像，简直像到家了。

德清问成浩：“你有没有看到他刚才的眼神，就是我说他‘害怕所有的事’的时候？”

“他刚才的样子就好像要杀了你似的。”成浩说道。

“确实如此。六个月以前，他可从没有那种表情。”

“根本没有。那时的他看上去好像一阵风都能吹跑似的。”

“包默思，现在你经常目露凶光，”德清说道，“这很好，如果你总是担心会有什么事发生的话，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拳手。”

我知道他是对的。与塔沟师父的较量，我赢了，因为我已经达到了不再担心后果的境界。但让我惊恐的是，自己竟然很享受这一过程，而再次回归从前的自我竟然很痛苦。一个好的拳手必须享受伤害自己对手的过程，而一个好人必须对此感到愧疚。唯一能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将我是谁、我在擂台上的做法和台下的行事分开——尽管我会尽力去做，但这几乎不可能做到。我对塔沟师父说的话是擂台下的事，经过几周的自我谴责之后，我非常需要一种额外的惩罚，这样我才能原谅自己。面对祈祷者的虔诚祷告，上帝似乎很喜欢首先回应，他让我患上了痢疾。

实际上，我并不真的认为是上帝让我患上了痢疾。我不是一个这样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认为万能的上帝会从他繁忙的计划中抽出时间来专门惩罚我。这是天使长该干的事儿。我不确定的是，在佛教寺院里寻找启迪的那些堕落的天主教徒，会由哪位天使长来具体实施惩戒呢？（或许是加百列？）但不管怎么说，在少林寺里，如果要选择容易导致拉稀的细菌微生物的话，他的选择范围还是蛮大的。所以说，没有哪个西方人愿意长时间待在少林寺，否则他就会患上严重的痢疾。

我第一次患痢疾是在来少林寺的第一个月，只持续了一天，但那一天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要我的妈妈。尽管只喝可口可乐，腹泻还是很频繁，大约一个月两次。从个人层面上来说，拉肚子的确很让人泄气。

以前，承师父会到我房间来，看我为什么没去上课，然后再给我一些中国的止泻药。这些药片看起来就像是甘草口香糖，不知道是什么原料制成的（这样可能更好）。但一直都很有效。

可这次却不管用了。

第二天，腹泻更严重了，而且我还开始发烧和剧烈地呕吐。我的身体就像着了火一样，体内水分迅速流失。幸运的是，水池就在马桶的旁边。

我知道我得了痢疾。因为高烧的我出现了幻觉，我把自己去厕所的行程想象成微型的巴丹岛死亡行军。我迷上了手纸，少林寺手纸的柔软程度无异于工业砂纸。在我高烧的脑子中，砂纸的高低不平成了中国起起落落的隐喻。中国人发明了手纸，甚至还发明了带香味的手纸。但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糟糕运气、错误决定和恶劣的周边环境之后，今天他们却在用能将木材家具上面的清漆都划掉的产品擦屁股。

我的身体变得虚弱起来，大脑也时常卡壳，我开始将自身的情况与美国的命运联系起来。我开始确信美国必须避免犯我这样的错误： 独自侵入亚洲领土。我想我是唯一从痢疾患者转变成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的人——这是我最与众不同的地方。直到今天，托新保守主义[1]的福，我还一直在不停地搜寻储备泻立停。

第三天早上，承师父过来看了我一眼，马上走了，回来时他拖着鱼同志的胳膊进来了。

“你看，他都快要病死了。”承师父说道。

鱼同志四处打量着，但没有看我。显然，他并不想来这儿。承师父要求他赶快做出决定，而鱼同志则极力回避着，不想做任何决定。他回避的热情很高，和他平时回避工作、消极怠工时的热情一样高。他是少林寺的代笔者巴特比[2]。他一进来就闻到了我厕所的那股异味，然后他的样子就开始变了，他看起来就像我一样难受。

“你怎么样？”他问道。

“没问题。”这是和尚们真正受伤时最常说的话。

“他看起来没问题。”鱼同志说道。

“我们必须带他去医院。”

“没问题。”我重复道。

鱼同志离开了房间，承师父紧随其后。

我的师父肯定是跟鱼同志耗上了，因为大约三个小时以后——以中国的标准来看，这是极其迅速的决定了——我被搀扶进了刘主任的桑塔纳轿车里。刘主任甚至把司机都派来了，真让我受宠若惊。若不是担心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枯竭，他是绝不会如此慷慨大方的。

我穿了几层衣服，但还是根本不能阻止因发烧而引起的颤抖，所以承师父把他的人民解放军军大衣借给了我。司机带着鱼同志、承师父和我一起去了登封。

登封医院是一个只有一层楼的混凝土碉堡，位于城郊。那里没有救护车，所以很不方便。我们赶到时，一个男人正把一位事故伤者从一辆独轮小推车上扶下来——他们就是这样来医院的。停车场的地面上四处都有厚厚的土堆与碎石点缀其间，很不平坦。不过这倒是与医院里的地面很相称，因为走进医院，我们也同样发现： 那些坑坑洼洼铺就的水泥地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地貌特色——有小山丘，也有山谷，山谷里的积水攒成了小的湖泊。泥土已经被小心地扫成了一堆一堆的，我们从前门去诊疗室的路上，不得不弯弯曲曲地躲避着走，避免失足落水或是发生撞击事件。医院里面的围墙都被刷成了土耳其监狱[3]那样的绿色。

承师父向药房里的一位护士描述我的症状。她站在镶有金属条保护的窗口后面，就像南布朗克斯区[4]的酒水商店那样。那个护士与承师父在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递给了承师父止泻药片。这种止泻药片和我以前拉肚子时承师父给我的一样，过去的三天里我一直在吃，却没有什么用。

“这些不管用。”我说道。

“如果这些不管用，那我也无能为力了。”她说完就转身离开了窗口，甚至连对我的嘲讽都省了，就好像我是个乞讨零钱、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似的。

啊，连药都社会主义化了，这可怎么办啊。

“我需要你们给我检查检查。”我坚持道。

“那很浪费时间，还要花很多钱。”鱼同志说道。

我感觉自己与死亡开始亲密接触了，此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极端的欲望，我要再拉个垫背的。我高大的身体笼罩了鱼同志，双目圆睁，一字一句地说：“我一定要做检查。”这时，那种强烈的欲望一定是明显地写在了我脸上，因为他吓得赶紧跑到大厅里抓住一个医生问了问，那个医生给我们指了指另一个房间。

我猜这间屋子是医院的实验室。线索不是坐在桌子后面的“科学家们”，因为他们都穿着休闲服装，而是那些化验设备。真正让人惊奇的发现是，这些化验师们的化学设备和我叔叔在我八岁生日时送给我的礼物一模一样——一个装着六支玻璃试管的木架子，还有一模一样的低倍显微镜，而且……好吧，就是这些东西，没别的了。这些就是实验室中所有的装备。

鱼同志告诉他们我得了严重的腹泻，需要做些检查。这些研究人员没有反应。这样的情况在政府运行的机构中并不少见，在这些机构中，要求某个工作人员做他的本职工作，经常会首先导致他的“入定”状态，时间从几分钟到一小时不等。鱼同志等了几分钟，然后重复了他的请求。实验室里的若干人当中，有一个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他的搭档，然后再转回来看着我。随后，他开始考虑当下的情形，还点了一支烟。

终于，在经历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说出了自己高超的见解：“去药房买一些止泻药。”

“不管用，”承师父说，“我们不知道他是哪里出了问题，他需要做检查。”

“如果你不知道他哪里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呢？”一个实验室里的家伙问道。

“这里是医院，对吧？”我的脸因为高烧与气愤，感觉像火烧一样，应该很红。

“嘿，这个老外会说中文。你的中文说得真不错。”

“哪里？哪里？哪里？”我答道。

“嘿，这个老外还挺谦虚。”

这个让他们觉得很惊讶的小插曲竟然让那个实验室里的家伙有了行动。他拿起了一个又长又细的玻璃试管，把里面不知什么液体倒了出来，然后递给了我。“拿着，”他说，“去采个样给我们。”

“洗手间在哪里？”我问。

“门外走廊尽头。”

我状态很差，过了一秒钟才明白过来在哪儿。鱼同志、承师父和我出门走到走廊尽头，那里实际上就是这栋楼的出口，我们就站在停车场的最南边。

“我是要在这一片土堆当中解决吗？”我问。

“不，我觉得那边就有个厕所。”鱼同志说道。

我看着承师父，他和鱼同志不一样，他游历过许多国家和地区——意大利、法国、泰国、中国香港还有中国台湾。他清楚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给了我一个既尴尬又无奈的笑容，耸了耸肩。我一直很喜欢承师父。毕竟他是我的散打老师，并且也是个遵纪守法的好人。但是在那一刻，我对他产生了一股强烈的爱意。那个笑容是我在这次离奇旅程中唯一能够辨别出来的人类情感。我穿过不平坦的土堆，躲避着碎石，往医院厕所走，脑海中还一直印着那个笑容。

较之医院的茅房，《迷幻列车》[5]中出现的那个厕所，简直就像丽嘉酒店的厕所。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料想那儿也就是一个又一个在地上供人蹲下来的坑。我甚至也想过坑里满是粪便、臭气熏天。但我还是没有想到，在这个厕所里，从墙面到天花板的每一英寸上都布满了人类的排泄物。

在功夫电影里，高手必须要经历一系列的困难考验，而这些考验通常都相当奇异。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考验。我已经卧床不起三天了，发着高烧，身体虚弱，平衡能力也很差。我需要脱下一条长运动裤，一条长卫裤，一条紧身内裤，然后再蹲在一个坑上。这里没有挂承师父军大衣的地方，所以我不得不用左臂抱着它，并且还不能让它碰到地面。我需要用右手将玻璃试管放到我的正下方，要瞄准才能拉进大拇盖大小的开口，还不能有一点儿排泄物溅出来，因为这里没有手纸。

不管怎样，我还是努力通过了这场磨练意志的艰难考验： 我的目标很明确。

我站起身子，将外套搭到肩上，用左手提上内裤、长卫裤和运动裤，同时用右手将盛着样品的试管举到离我尽可能远的地方。

那个实验室的家伙从我手上接过试管，脸上带着一点儿得意的傻笑，好像有点儿幸灾乐祸。他让我们坐在实验室外面的凳子上。我们在实验室外面又等了一个小时，期间我打了个盹儿。最终，那个实验室的家伙递给了鱼同志一张处方，然后回实验室锁上了门。

我们走到药房。

药剂师递给了我一包药片。

这就是我之前一直在服用的甘草球止泻药片，跟以前的一模一样。

我不敢相信，站在那里愣住了。这可绝不是那种每天你都会碰到的一般意义上的小责罚——这可不像说五遍“我们的主啊”，然后在复活节时就能让主复活那么简单；这绝对是极其残酷的惩罚，就像是老教派的《约伯记》[6]里的那种惩罚，带来的痛苦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甚至会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出生过。在那一刻，我放弃了。我又病又累，无力抗争。我付了药钱，回到少林寺，准备等死。

但在第五天，上帝开眼了，他俯视人间，看到情况很糟糕，于是最终宽恕了我。

第二天，我就回去训练了。

[1] 1960年代美国兴起的一股思潮，在外交政策上趋向激进，积极干预世界事务，采取鹰派做法，如伊拉克战争，就是新保守主义在现实当中应用的典型事例。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等都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积极践行者，该思潮在美国占据相当的地位。——译者

[2] 巴特比（Bartleby），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短篇小说《代笔者巴特比》中的人物，2001年被搬上银幕，片名为《老板是空气》，说的是一个无能的老板拿自己消极怠工的雇员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平庸的职员在那里消磨上班时间并领取工资。——译者

[3] 在美国英语中，土耳其监狱就是一个常见的代名词，或是一种隐晦的说法，一般指很糟糕和恶劣的地方，那儿肮脏龌龊，阴暗淫秽，经常会发生各类最让人不安和不齿的行为。——译者

[4] 南布朗克斯区（South Bronx），地处纽约，被称为美国纽约最乱的贫民窟，这里甚至是酒水商店里都要安装护栏来保证安全。——译者

[5] 《迷幻列车》（又译《猜火车》，Trainspotting），英国电影，1996年上映，1997年获奥斯卡金像奖，讲述的是一群吸毒青年的垃圾式生活现状，表现了他们颓废糜烂的精神世界，贯穿始终的黑色幽默和充满现代感的声画处理使之成为另类影片中的经典。——译者

[6] 《约伯记》出自《旧约·圣经》，讲述了约伯的故事： 一位男人失去了财产，子女也一个个去世，后来自己又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生活坎坷，不过约伯很坚强，始终信仰上帝，他的忍耐对于信徒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译者

7另一个美国人

一直以来，小虎都是我忠实的朋友。6月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冲进了我的房间，传递了一个我期待已久的消息：“包默思，来了个美国人，他会在这儿训练一个夏天。”

我和小虎急匆匆去见我的美国老乡，路上，小虎向我介绍了这个新生的来历，对于陌生人，中国人总是喜欢彼此分享他们获知的第一信息。他父亲是个富商，在中国拥有几家工厂。他家族企业中国区的总经理将老板的公子送到武术中心，以便铺平自己将来升迁的道路。我很羡慕他的关系。

在主楼的一间内部办公室里——那儿也兼做器械室——正在举行派对。桌子上有一箱青岛啤酒，还有一大盘食物。屋子里挤满了年轻的中国男士——严师父、德清、成浩和其他几个和尚，还有那个美国人。他是个华裔，长相和中国人没什么差别，但行为却渗透着美国文化的气息： 戴棒球帽，帽檐向后；穿低腰牛仔裤，一副休闲的嘻哈风装扮。他见到我便用英语喊了出来：

“嗨，你好吗？我听说在这儿还有个美国人。见到你太高兴了，兄弟。我是约翰·李。”

在中国人心中，请大家吃饭喝酒是很关键的，看来他在没到少林之前就已经深谙此道，而我到这里之后，用了几个月才搞明白这一点，两相比较，让我深感嫉妒。但那种嫉妒在他那句真挚的问候“嗨，兄弟”所带来的愉悦中冲刷殆尽、荡然无存。我一边做着自我介绍，一边咧嘴笑了，灿烂的笑容都咧到了耳根。我们双手紧握，不假思索、不约而同地完成了美国年轻男士标准的握手——从握手换到互相握住大拇指，再用四个手指指尖彼此勾住，分别向后拉，发出啪的一声清脆的响声，各自收回手去。[1]一边的和尚们都已经看呆了。

“你要来杯啤酒吗？”他问道。

“当然，一定要喝一杯，兄弟。”

聚会一直进行到深夜。在我和约翰拉近关系、称兄道弟的过程中，真正的看点是，和尚们对他们已经完全美国化了的“自家兄弟”，充满好奇又嫉妒、自豪又愤怒的看法。这就像是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的“中国人的演化”展览。左边是正宗的本土人，他们身上所有的肌腱、骨头和软骨上都长着紧致发达的肌肉组织。下一个展台上的是华裔美国人，高出本土人十多公分，非常整齐洁白的牙齿以及轻松、开放的表情。他那通过举杠铃、吃谷物和牛肉长成的肌肉既厚实又坚固，如果和尚吃的是牛后腿肉的话，那他吃的则是牛里脊。这正是繁荣发达国家优势的鲜活例证。难怪那些有野心的中国人想要去美国。谁不想让孩子长得比自己更高更壮呢？

当然，身体上的差别是一回事，精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一代的移民是两种文化的混血儿，他们痛苦地徘徊于两极之间： 一边是父母亲传承给他们的文化，另一边是白人朋友传递给他们的文化，这是难以避免的。还没喝几杯，约翰就开始和我讲他父亲的事儿了。

喝到第三杯时，父亲依然伟大，但已经开始有一些阴影了。约翰说他家原本是台湾的第二富豪，但是国共内战消耗了他们家的所有财产。这让我暗地里窃笑，因为我见过的每个美国籍台湾人几乎都对我说过，他们家在那场战役之前是台湾的第二富豪。约翰的父亲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工程师，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了重建家族的荣光，他身无分文来到美国，白手起家成功建立了公司，如今已成为李氏家族制造业的创始人、族长和董事长。

喝到第六杯啤酒时，那个老男人摇身一变，成了像斯大林那样的威权主义者——一个不通情理、不讲原则、滥用职权的人。我对此感到好笑，因为这正是儒家定义下理想父亲的形象。约翰问我能否相信，他的父亲竟然会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填写在大学里每个月的花费明细！我是否能理解，每月在学校供应的名目之下把桶装啤酒的费用虚报进去是多么不易？

实际上，约翰的父亲和许多成功的亚洲移民一样。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工程师，所以他移居美国是自主选择而非陷入绝境、被逼无奈。因此他是在拿一生做筹码来赌博，赌他和家人在美国的生活会好过回台湾。对于从台湾地区移民到美国的那些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的出生地台湾不甘心贫穷落后，被这个时代抛弃。台湾地区的地理位置很好，有西方巨大的消费市场，有日本的科学技术知识，还有大陆的廉价劳动力。这就使得移民美国的台湾人要想领先于他们原先的那些邻居愈加困难。1980年代末，那些移民美国的台湾医生、工程师和商人们恍然大悟，当他们从美国回到台湾时，发现自己曾经的那些二流同学，那些根本不怎么聪明、也没有雄心壮志、更没有移民美国的傻小子，现在都已是台湾一些微型芯片公司的销售副总，个个都是超级富豪。

约翰高中的平均成绩只有B，他更偏爱举重和能喝啤酒的聚会，不喜欢大学先修课程测验[2]和学习能力倾向测试[3]的速成班。还有，作为家里第二个孩子，他性格随和而懒散，这一切最终让他沦落到了伦斯勒技术学院，而非哈佛或耶鲁。如果约翰的父亲只是一位来自孟加拉的经济学专家，或者是来自津巴布韦的肠胃病医学专家，那么，约翰或许还不至于如此有辱家门。更糟糕的是，约翰的大哥马克·李是那种让那些移民的兄弟姐妹们敬若神明、梦魇一般的老大哥——他本科是哈佛的，这还不够，研究生还在哈佛，而且是哈佛商学院！

在这样一个家族里，约翰显而易见成了异类，地位尴尬而痛苦，卡在了父亲的美国梦当中难以自拔。与高中相比，他在伦斯勒技术学院第一年的成绩并无长进，所以暑假回到家后，父亲并不像以前那样给他找一份容易赚钱的工作，让他有大量时间去跟朋友喝酒或谈情说爱，而是给他订了一张机票飞往北京，给他在少林寺判了三个月的“有期徒刑”。约翰的父亲认为他需要磨练，他相信和尚们能为他管教儿子。少林寺还可以提供一个便利条件，也是明显优势，那就是贫穷的生活——尽管这是他家几代人一直在努力逃离的，但他认为儿子应该吃点苦。

聚会结束后，我和约翰回到他的房间，喝掉剩下的啤酒。约翰喝醉了，因为自己被流放到少林寺，非常气恼，他用拳头朝关着的门一拳一拳地猛击。这种方式由来已久，很多男人都这样发泄自己的怒火。

“为什么我就像个家族里人见人嫌的废物？”他又开始锤墙，墙上被捣出一个坑。

“如果我是白种人，我的家族一定会以我为傲的！”他继续说道。

两个坑。

“也不至于像个罪犯或者吸毒者一样被关在这里！”

三个坑。

“哈佛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

四个坑。

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都是在少林寺的美国人，他年纪比我小，来得也比我晚，按照少林寺的尊卑排行，他就是我的小师弟。我有责任照顾他，他就像是没长大的大孩子，不清楚自己的实力。所以那晚剩下的时间里，我就教他如何正确地出拳——手腕弯曲，用后三个指关节而非前两个进行攻击——这样打碎夹板也不会受伤。

出于对约翰家族财富的敬意，严师父决定亲自训练他，这是这么多年以来他的第一个老外徒弟。他先教约翰少林寺的基本招式和小洪拳。为了让他的新师父开心，约翰尽最大努力完成整套动作——严师父可不是好惹的——但就本心来说，约翰对此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不喜欢套路。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些招式的固定套路。

为了引

起约翰的兴趣，我邀请他下午到我的自由搏击队去上课。约翰在踢腿和出拳方面做得很好。真正的灾难是在训练摔法时发生的。我们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让他学会如何接住对手的腿，然后将对方摔倒，或是再来一个扫堂腿将对方扫倒在地。尽管这招只能获得两分，和一脚踢到对方胸膛上是一样的，然而，成功地将对方摔倒会对评委产生很大的影响，这远远不是两分的胸踢能够带来的。毕竟，摔法成功之后，局面是一方还站在那儿，而另一方已经倒地了。

我向约翰展示如何在对方侧踢时抓住对方的脚，这就像是抓住一个飞过来的橄榄球。你要把对方的脚锁在你的胸前，含胸躬身，双手握住对方的脚。接下来我选了队里一个踢腿不重的队员，这样对约翰的冲击能够小点儿。开始的几个抓腿约翰做得都很好。他曾是橄榄球队的前锋队员，对此招式有本能反应。我看他做了几次之后，就转身走开了。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骨头断裂的声音，紧接着是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我转身看见约翰抓着他的右手，盯着他的食指——它忽然指向了一个它根本不该指的方向。约翰交替着一边呼救一边用英语大骂：“操！操！操！我的手指！马修！我他妈的手指！”

约翰的手指脱臼，与其他手指叉开了。他错误地判断了对方踢腿的高度——这是初学者都会犯的错误。这一脚踢到了他食指的指尖，将其折向外侧。

严师父冲了进来。那位有权势的华裔美国企业家的儿子可能落下终身残疾，加之约翰的嚎叫的确撕心裂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我和严师父。我们仅用三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好说歹说、连哄带骗地协商成功，确保刘主任的专车能借给我们送伤员。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这简直是光速了。

严师父和我坐在后座的两边，用胳膊搂着约翰。鱼同志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刘主任的司机开车向山下驶去，开往登封那家人间地狱一般的医院。

到了之后，鱼同志把我拉到一边。

“告诉他不要用英语骂人，”他说。

“为什么？”

“如果他们发现他是美国人，会多收他钱的。”

我扭头看着约翰，“兄弟，你能不能试着用汉语骂？只要反复喊‘他妈的’就行了。”

他答应了。

护士长示意我们坐在椅子上，然后就走开了，让我们在那儿等。等什么，为什么等，我不知道。这里又没有其他的病人。我来治疗痢疾时就发现，登封医院的特点是： 如果你不想要命了，那来这儿就对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约翰开始有点绝望，央求我做点什么。是时候开始展示疯狂老外的功夫了。

我必须“表扬”一下那位护士，她比所有的那些奸商都还难对付。首先，我用身体挡住了她的去路，“我的朋友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你们却置之不顾，你们必须得帮帮他。”

“我很忙，走开。”

真情打动她的方法失败了，我决定用富含当地色彩的方式表现我的愤怒——用河南方言骂她。

“嫩啥你？我嫩死你！”我恼怒地说。这相当于在说：“你他妈的在干吗呢，我杀了你！”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她还击道。

我把她逼到角落里，用身体笼罩在她面前：“我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你听着他痛苦地嚎叫却不管不顾，你简直不是人。”

“你怎么敢这么对我说话！”

我一拳砸在墙上。“再啰嗦，我就不跟你费口舌了，直接用拳头和你谈！”

我走到另一边像笼子一样的药房前面，抓住上面的铁栅栏，像个猴子一样跳上跳下，把窗户摇得咔嗒咔嗒响。“如果你们不治好我小师弟的手，我就拆了你们这个大粪坑！”

就在我用尽疯狂老外的攻势之际，她终于同意给约翰治疗了。

我早就该想到这是一种卑鄙的策略。除了纸张和火药，中国人还创造了消极进攻的复仇方式，向我们这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疯狂报复。

在X光拍片的房间里，她让我告诉约翰将他的手保持张开。她将装在天花板上、像支马铃薯枪一样的X光机器拉到后面宽阔的角度，然后开始照射。就在她要摁动按钮开始发射时，约翰和我才几乎在同一时间反应过来，她“忘记”给我们戴铅屏防护套了。“保护重要部位！”我大声道。约翰和我将腰扭到一侧，用另一只手紧紧护住我们的腹股沟，在射线的直接照射下，毫无意义地保护我们的繁育能力。

之后，护士将我们带到了手术室，这里看起来更像是原始的用刑室。手术台就是上面带有皮带的金属架子，解剖刀和手术刀也都脏兮兮的，地板就像大厅一样，不平坦的水泥地上到处都是水坑和一堆堆的垃圾。

护士答应即刻就把X光片拿过来。实际上，那天她直接走出医院，下班回家了。我甚至怀疑那部X光机里是不是真的装着胶卷。

一个衣着像是出租车司机的中国男人走进了屋子。他身穿一件破旧的白色丝质衬衣，棕色宽松长裤，白色尼龙丝袜子，棕色皮鞋。他脸上有像桃子一样的绒毛，头发乱糟糟的，指甲脏兮兮的。我猜他也是个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的病人。所以，当他对约翰的伤表现出兴趣时，我并没有吃惊。中国人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民族，礼貌点说，就是他们对个人空间与隐私的概念比较模糊。

然而，我吃惊的是，他竟然在抽烟。他弯下身子更近地观察约翰的伤，满不在乎地猛吐了一口万宝路。看到他向伤口直接吹烟，我终于忍无可忍了，这次我不用伪装，直接就变成了疯狂老外。

我先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猛地把他拉了回来，将他嘴里的香烟给弹掉；紧接着抓住他的衬衣前襟，将他推起来顶在墙上；最后，我问他：“你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谁？”

“我是医生。”他说道。

“哦，是吗，对不起，太对不起了！太不好意思了。”我边说边放开了他的衬衣。

我一边试着抚平他衬衣上的褶皱一边说：“能不能麻烦您不抽烟？”

我不知道他是习惯了被病人的朋友推着抵到墙上，还是他就是性情极其平和，反正他一点儿也不生气，脸上带着些许微笑点了点头，走回约翰身边，拖过一把椅子，开始工作。

事实上那并不是骨折，而是复合错位。骨头在第二个关节处分开了。医生抓住两块骨头的末端，将它们拉开，再将它们接在一起。在一声短暂的尖叫声之后，约翰终于安静下来，事故发生之后，这是他第一次安静下来。事情终于有了起色，直到医生开始缝合约翰的手指。

如果你和我一样，恰好也是骨科矫形外科医师的儿子，那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就一定会学到一些医学知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比如说手术针是不应该重复使用的，如果非得重复使用的话，那至少也不应该用生了锈的手术针吧。你也应该知道，那些缝合的针是多么小。所以，当看见那个医生把手伸进一个盛满脏水的玻璃杯，然后拿出一根和深海鱼钩一样大小的手术针、上面还有在距离一点五米之外的地方都清晰可见的明显锈迹时，我感到极度不安。当看见他要用的线和麻绳一样粗细时，我就更加惶恐了。但让我达到崩溃极限的是，在那本应该最少缝合十五针的伤口处，他似乎只计划缝五针——如果不是更少的话。一项工作能粗制滥造到这个程度，也算极品了，几乎重现了一百三十多年前美国南北战争中处置伤员的医疗水平。如果将我亲身经历的这一现实场景搬上银幕的话，说不定会获得奥斯卡奖。

我出汗了。这都是我的错，是我邀请约翰来队里练散打的。就在我不断自责的过程中，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接下来我意识到，严师父的大拇指正在挤压我的上嘴唇与鼻子之间。（中国人认为人体存在气的分界处——用西医术语来说就是神经中枢——因此，按压这里能够让晕倒的人恢复意识。）除了意识到严师父正在按我的人中，我还意识到自己正盯着天花板，还感觉到衣服湿了——我躺在地下，衣服浸到了地面上的一个水坑里。我明白自己刚才是晕倒了。

“你需要帮忙吗？”那个蹩脚的医生问我，此时他正在缝合的过程中。

“嘿，伙计，我才是这里受伤的人。”约翰说道。

“不好意思。”我说。严师父带着我走出了那间屋子。

约翰永远会带着他的伤疤，对此我无能为力，但是我挽救了他的名声。和尚们一听说我这个未受伤的人反而晕倒了，就立即不再谈论约翰难忍疼痛的怯懦了——而是不停地议论着我。他们已经习惯了生活的磨难，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儿，所以如果有人对此反应过激，那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人肯定是小题大做。之后，无论何时，只要有人用“这个老外不怕吃苦”或者是“他的散打功夫真棒”之类的言辞来恭维我，另一个和尚一定会接着说：“是啊，但看见别人出血，他却晕倒了。”

[1] 这儿说的是美国男童军的握手方式。——译者

[2] 大学先修课程测验就相当于中国的名牌大学保送生考试。——译者

[3] 学习能力倾向测验（SAT，全称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美国高中生申请大学时要参加的标准化测验。——译者

“酒色祸之媒。”

——中国传统谚语

1挑战赛

严师父双手一拍，往后退了出去。

我盯着吴大师，浑身紧绷，满心期待，但吴大师却稳如泰山。我们俩就这样僵持着，四周的压迫感剧增。我感觉好像有一种真空吸力，把我往前吸去。

我首先来了个左侧踢——这个动作我已经练了一万遍，或者说接近一万遍了，但恐惧还是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让我踢出去的左腿就像垂死的鹌鹑一样颤抖。这一踢和我原来的设想相距甚远，我原本设想这一踢应该快如闪电，而踢出去的感觉倒像是我想用自己的脚趾头给他挠痒痒。

吴大师轻而易举地抓住了我的脚，但他并没有朝他的方向使劲拉我的腿、把我撂倒，而是把我的腿举过他的头顶，想让我往后倒。但我在身高方面胜他一筹，又经过了长时间艰苦的训练，已经变得灵活自如，所以还没等他把我的左腿抬高到让我仰面朝天的高度，我就右腿一跳，挣脱了出来。

我脑海里迷雾连绵，感到肾上腺素激增，净是恐惧的念头。左侧踢是我的绝技，而我却失败了。我跳了几秒，放下这一念头，拿出了我的第二大绝杀技： 右腿猛踹。

如果要说这次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这次踢得比刚才的侧踢还要慢，所以吴大师更是毫不费力地抓住了我的腿。好在吴大师并没有改变他的招式，还是一样抓住我的腿，想把我的腿举过头顶。而我，也和刚才一样，挣脱了出来，没有摔倒。

我几乎黔驴技穷，感觉要放弃了。然而奇迹发生了。时间慢了下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我理解得更快了。我站在原地，前两次过招就像瞬间重放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循环。我两次踢腿时，他都目光向下，紧盯着我的脚，同时垂下手，想绊住我的腿。我突然意识到他防卫的漏洞，并且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一漏洞。

我朝吴大师一个跳步，来了个左侧踢，紧接着，我把右后腿向前滑动到左前脚处，左脚微微抬了起来。吴大师手眼朝下准备接招，但我并没再出腿，而是左脚紧紧站定，全身朝一个方向拧，同时猛地挥拳——那是一记重拳——由右手击出。说实话，整个动作既不像功夫也不像拳击，反而更像是一个棒球投手弯着身子猛掷快球。

吴大师仍然盯着我的左脚，并没有察觉。

当我击中他时，他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这一动作我并没有练习多少次，甚至之前从未用过这一招，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一招的，我猜吴大师也从未见过这招吧。

我蹦跳着向后退了回去。

以前看到拳击比赛的中场休息，我还以为在两个回合之间间歇的唯一原因是让拳击手休整身体。当时的我丝毫没有意识到，拳击手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改变一下自己的策略与战术，因为疼痛和击打开始后，肾上腺素激增，情绪失控，容易丧失自我意识。在那种状态之下，思维往往会冻结，会让拳手一错再错，注定悲惨的结局。

我向前一跃，抬起了我的左腿。吴大师的视线又落在了我的脚上，这一次我同样没有用腿攻击，而是站稳左腿，挥了一记大摆拳，我用尽浑身力气朝他那毫无遮防的脸上狠狠打了过去。

然后，我巧妙地后退，过了一会儿，又向前一跃。

又是一个回合，我简单洗漱一番，再次上阵。

吴大师和我始终都在出着一成不变的招。我仍继续抬脚，诱他上当，再朝他挥拳猛击，而他也继续盯着我的左脚看，屡次忘记随后而来的那一招。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了六七次，我后来已经数不过来了，完全处在恍惚当中。在我的脑海里，这场战斗正在以慢动作进行。就好像闪光灯忽闪一样，我看到自己的拳头打在他的嘴上，然后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把他的眼镜打飞，落到了屋子的另一边。我记得自己前前后后地移动，浑身发颤，当我挥拳猛击他的脸时，感觉就像触电一样。还是同样的招，还是同样的结果。每次重击后他都摇晃着向后退，却从未倒下。

严师父的命令让我清醒过来——“把他打趴下！”

血顺着吴大师的脸流了下来，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一直不倒呢。当我向前准备再次出击时，训练中常见的一个词在我脑海里出现了——组合。德清总是爱说这个词，他说不要总指望一拳或一脚就能胜出，而是要把招式都结合起来，要把所有的招式都汇集在一起，才可以把你的对手打趴下。

再次成功击中他的脸后，我没有向后退，而是冒险待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这样就不能再利用我的臂长优势了，只能与身强力壮的他针锋相对。我朝他的肚子来了个左勾拳，又朝他的头来了个右勾拳，接着又用力踢了他的腿，又朝他的头来了一拳，我们缠在了一起。我的余光看不到他，他用拳头砰的一声击中了我的头部右侧，我头骨里的大脑就像被击中的弹球一般。

我踉踉跄跄地向后退了两步，退到安全范围之内。

我们俩面对面站着，我感到头疼欲裂，双腿也站不稳。此时，鲜血顺着吴大师的脸流下来，从鼻子流到了嘴上。

吴大师举起了他的双手。

他放弃了，他受够了。一个老外，用他凌厉的右拳攻势，让这个从天津来的功夫大师投降了。

我转过身，看到大家并没有表现出丝毫高兴的样子，我感到很失落。我来回踱着步，想弄清自己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怎么会被一群中国农民围着。他们的脸因情绪激动而涨得通红，还朝我吼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这是些什么人？我在这里做什么？

然后我便听到吴大师和严师父吵了起来。

“那个老外说话不算数。我们说好不打脸的，我明明还戴着眼镜。他就是个骗子！”吴大师气愤地喊道，“骗子！”

从小到大，遇到这种事，我都会克制住心中的怒火，就算生气我也能很好地控制住，但那一刻我真的发火了。

我开始冲他大喊大叫，嘴里蹦出一连串的咒骂，连珠炮似的喷向他，内容包括我会怎样对付他的家人，怎样对付他，甚至后来还会怎样对待他的尸体。

当然我是用英语跟他说的。

“他说什么？”吴大师用中文问严师父。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个大变态！”我仍然用英语说道，几乎停不下来。

然后我用脚在面前划了条想象中的线，激他跨过来试试。

我完全失控了，我一边骂，一边朝吴大师走去，还用手指着他。在我向他攻击之前，他又举起了他的双手，转过身朝他的弟子那边走去。

我仍然跟着他，继续辱骂，想让他转过身来接着跟我打，这样我便有机会把他放倒了，这时德清从后面拉住了我。

“够了，包默思，”他说，“已经结束了。”

我很不理解地盯着德清，而他只是微微一笑，带我往回走了。

德清一直领着我进了餐厅才放开我，他给一桌和尚以及跟我们一起来的外人要了一瓶白酒。我十分激动，直到那时双手还抖个不停。我打赢了我的第一战！

“敬包默思，”德清举杯说道，“敬这个维护了我们少林荣誉的美国小子！”

其中一个年轻的和尚站了起来，说，“敬老包，干杯！”

“老包！”众人跟着齐呼。

“老”的意思就是“年长的”或者是“年龄较大的”，在中国是个敬语。“老包”在历史上是有出处的。它是“包公”的昵称，包公是中国12世纪时期的宰相，因聪慧过人、极其丑陋而闻名。在他们眼里我就是这样的形象——鼻子大大的，眼眶深陷进去，还受过高等教育——这在他们心中是一个相当准确的形象。挑战赛结束后，“老包”在和尚们尤其是小和尚之间，成了我的昵称。

有一个人没一起敬酒，是严师父，这时，他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说：

“有什么值得庆祝的？”语气中带着些许不满。

“你什么意思？”我不解地问道。

“我告诉过你要把他打趴下，可是比武结束后，他怎么还站着？下一次，当我告诉你要把某人打倒时，你要照做！”

严师父将我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离开了。

德清又给我满上一杯。

“不要听他的，”他说，“他有时就是这样的臭脾气。”

不过，严师父的失望并没有扫了我的兴致。在接下来的那一晚，我成了整个少林寺敬酒的对象。我打赢了挑战赛，由此维护了少林寺的荣誉。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迄今为止，这是老外在少林寺的第一次壮举，并且据我所知，也是最后一次。

第二天，我拖着浑身疼痛的身体下了床，由于昨夜醉得厉害，现在感觉还恍恍惚惚。我洗了洗右指关节上的擦伤，由于已经错过了早饭时间，我便直接去散打教室。赶到时队员们都已列队站好。我偷偷溜到宝通旁边，低着头。

“嫩啥你？”承师父用河南方言问我，这相当于在说：“你在干吗呢？”

“对不起，师父。我迟到了。”

“昨晚你为少林而战，”承师父说着，突然笑了起来，“今天你可以自己安排，老包。”

离开课堂的时候，队友们都亲昵地从后面拍拍我的背。

一整天，我睡得既轻松又安稳。

当天晚上，我在电脑上向受了点轻伤的皮埃尔、德清和约翰演示了一下我最喜欢的战略游戏——《文明2》。寒假过后，我就把我的苹果笔记本带来了，想搞点儿创作，写点什么，可事实恰恰相反，我发现自己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是在玩《文明》。这个游戏让那些有着拿破仑的疯狂征服欲望情结的书呆子们有了用武之地。游戏始于某个星球上开始有文明之时，你掌管着一支部落，并通过科技进步、征服其他人不断发展，直至今天。在经过一晚上极端危险的肉搏和一整天的宿醉之后，逃到一个虚拟的战争中对我来说是相当安逸的。

“这根本不像真正的战争，”皮埃尔说道，“就像你们国家打的海湾战争一样，有巡航导弹和电视屏幕。我给你看过我在塞尔维亚拍的照片吗？那才是真正的战争。”

“哦，你给我看过了，”我撒谎了，“不过你可没给德清看。你怎么不把他带回你房间，让他好好瞧瞧呢？”

“你能帮我问问德清吗？”皮埃尔问道。

“那个法国佬想让你去他房间，他会给你看一些他拍的有关战争的照片。”我用中文和德清说道，“你能帮我解这个围，对他态度好点吗？这样他就不会再来烦我了。”

三十分钟后，我正在穿越白令海峡（约公元800年），运送国王亚伯拉罕·林肯的大炮和骑士，精心策划要进攻亚洲。就在这时，皮埃尔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过了几分钟才开口说话。

“怎么了？”我问道。

“那个和尚，他是个同性恋！”皮埃尔大叫道。

“谁？”约翰问道，“德清？”

“是啊，就是德清，他对我图谋不轨！”

“不，不，不会的。”约翰开始大笑了起来。

“是的，是的，他摸我，摸我的后背，我该怎么办？他对我意图不轨，一个同性恋和尚想要上我，一个武术大师！我该怎么阻止他？他还会传统武术！”

“他只是想对你友好点。”约翰回答道。

“就是，我也肯定他只是想对你友好点，”我看着约翰的眼睛，“你可不是他的菜。”

“不是他的菜？”

“你那么老，又那么大个儿，肩膀还很宽。”我继续说道，咬了咬脸颊内侧，尽量憋住笑。

约翰接着说道，“是啊，德清喜欢年轻秀气的人，就像马修那样的。”

他咧嘴冲我笑笑。

乌龟王八蛋。

“像你这样的？”皮埃尔问道。

“呃，这是武术传统的一部分，”我解释道，“年轻弟子的身体，连同他的一切，都属于他的师父，就像斯巴达人一样。不过，这远远没有我料想中的那么可怕。”

皮埃尔朝门口慢慢走去，又说道，“这儿的人都疯了，你们都是鸡奸犯！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嘿，皮埃尔，都这个钟点了，你要去哪儿啊？”我问道。

“就是啊，”约翰说，“这时候外面可没有公交了。”

“也没有出租车。”我又加了句。

“他可以步行上公路。”

“不错，”我说，“但你要花三个小时才能走到登封，而且还没有路灯。一旦你走错了路，吧嗒！你就直接从嵩山上掉下去了。”

“对了，德清有个摩托车，”约翰说，“哦不，是严师父的，不过我敢肯定，如果有个白人徒弟想离开这儿的话，他会把摩托借给德清的，你可以让德清送你。”

“你们看看，你们都看看！”皮埃尔大叫道，“他还是想上我！”

“不，我不信，”我说道，“你说他抓你的肩膀，拍你的后背，他那样做只是想对你友好点罢了。他并没有摸你的头，不是吗？”

皮埃尔的脸唰地白了，他没有再说话。

“哦，他摸了你的头，那么，你有麻烦了，他可能喜欢上你了。”

“问问马修，”约翰说，“他应该知道。”

“我觉得你可以藏到其他任何一个房间里。”我说。

“是的，但德清跟保管钥匙的女孩是朋友，”约翰说，“对他来说，搜二十个房间花不了多长时间。”

“确实如此。那么这样，皮埃尔，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一直跟我待在一起。如果德清知道你成了我的徒弟，那么……他就不会碰你了。”

“你真无耻！”

“别，皮埃尔，别这么说话，太恶毒了。我在为你着想，给你做了最好的打算，我会很温柔地对待你的。”

让那个喜怒无常的法国人整晚都一直处在一种惊恐的崩溃当中，害怕自己被一个同性恋武术大师性侵犯，这实在太搞笑了。也许会有比这更有趣的方式来度过无聊的一晚，但我再也没经历过更好玩的夜晚了，那是我过得最为开心的一夜。最后，由于这个玩笑太有趣，我们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大笑起来。

皮埃尔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一分钟后，他终于明白我们是在戏弄他。

“他不是同性恋？”最终，他问道。

我向他解释说，在中国的农村，肢体上的友好在男人之间是很正常的，那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向他道歉，他才终于停了下来，不再“问候”我们、我们的妈妈和家人了。

我一直想结束单身禁欲的状态，可一直没有成功，而约翰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找到了女朋友并发生了关系，这一事实好像是在故意嘲弄我的无能似的。事情非常简单： 一个周六，他去了郑州，到周日早上，他就得手了。

“她叫叶丽，”约翰说，“是个舞蹈演员。”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她很性感？”

“是啊，她非常性感。”

“很好啊，你个混蛋。”

“我想请她来少林，不过她不想只身前来，她有个朋友……”

“约翰，少林是很保守的，我会被抓起来的。”

“我们可以给她们找个房间，到午夜之前，这可不算是卖淫。”

“这主意不行。”

“马修，她可是个舞蹈演员啊。”约翰说道。

“我再考虑考虑。”

当天晚上，我就同德清讨论了这件事。

“约翰的新女友是郑州的一个舞蹈演员。”我告诉他。

“那么她一定在河南的某个舞蹈单位工作。”德清说。

单位，是中国社会中一个基本的组织结构。它提供工作、免费住房、教育，还有卫生保健。作为回报，它掌控员工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员工们想换住房或工作，想搬到别的城市去，想出国旅游，又或者是想结婚、离婚，都必须要得到单位领导的批准。中国人经常叫自己单位人。

“舞蹈单位平常都做些什么？”我问道。

“他们在节日或公众活动时表演中国的传统舞蹈。”

“那他们就像和尚一样。”

他思考了片刻，接着说，“你知道中国的一些大人物和领导们，他们都喜欢跳舞，是吗？当他们要参加聚会时，就需要女伴陪同。因此舞蹈单位就派一些漂亮的女孩陪他们跳舞。那些人年龄很大，权力更大……你懂吗？”

我懂了。我去找约翰，告诉他立刻请那些女孩过来。

因为约翰的女伴叶丽以及我的女伴米灵来的时候穿得过于艳丽，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乡下人，而且还化了妆，所以几秒钟不到，餐厅服务员就把我们的客人当作妓女了，并散播谣言说，这两个妓女到武术中心是为美国人服务的。而且当约翰考虑要给她们“分别”安排房间时，宾馆的经理还在那儿偷偷地笑。

“你想要额外的钥匙吗？”他问约翰。

既然麻烦已经造成，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约翰和叶丽径直去了他的房间。米灵一进我的房间，二话不说就躺在我的床上，我惊讶不已，笨拙地爬上床，滑到了她身边。

我靠她越来越近，她回过身来，“美国人真的都很开放吗？”她问道。

“有些人是这样的，”从她的语气中，我知道她指的是性这一方面，而不是政治上的开放，“你怎么问这个？”

“你……”她顿了顿，“你有艾滋病吗？”

当时中国政府很害怕艾滋病爆发，到处都充斥着美国艾滋病流行的新闻，因为害怕被感染，大城市的游泳池都已经被隔离了。为了拿到每年的签证，美国人都得做艾滋病测试，以证明他们没得这种病。对于像我一样偏执的人来说，那经历真的让人很不舒服。

我一直是方圆一千英里之内唯一的老外，这很不容易。在艾滋病问题上，中国的处理方式最为极端，让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类了。我想说我知道这不是米灵的错——是政治宣传的结果，而不是个人偏见。虽然错在政府，但北京政府远在天边，我无力顾及，而她却近在眼前，这让我郁闷，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要知道，自从打赢挑战赛以来，我的自我感觉一直良好，有点儿春风得意。正在兴头上，却忽然让对方看不起，甚至怀疑自己有病，而且是绝症，我火了。

于是，我面无表情地说，“为什么问这个？对，事实上，我确实有。”

她惊恐地向后退了退，这更进一步触怒了我。

她竟然相信了我的话！

于是，我继续道，“不过，我的艾滋病不是很严重，还没有达到会杀死你的程度，只是会让你觉得有点累。不要担心，你不会被感染的。”

接下来，让我感到极为后悔的是，我当着她的面笑了。

当米灵意识到我是在嘲弄她时，她脸上的恐惧变成了愤怒。她立刻起身下床冲出了房间，就像子弹出膛一样，然后跑到约翰的房间。她在那儿待了一会儿，时间上足够她告诉叶丽我是个该死的乌龟王八蛋了。对此，约翰也深有同感，因为他的好事被搅了，而且被米灵当场抓了个正着。两个舞蹈演员决定当晚就回郑州，这让约翰的心情一直很糟糕。

“你怎么这么混蛋？”她们走后，约翰问我。

“你说起来容易，因为你至少外表上是中国人，”我说，“可你想想，整年都住在这么一个地方——这里的人都觉得你就像个来自乌干达[1]的卖淫者，你倒试试看！”

不过约翰说得很对，我确实是个混蛋，而且比混蛋还混，我违反了僚机飞行员的第一戒律： 不要扰乱主机作战。于是我向约翰道了歉。可这样做让我很不自在，我可是老包，少林荣誉的保卫者，我为什么还要做僚机？妈的！我不应该再提这事儿了，可我就是做不到。

“真见鬼，不过这下我们应该没事了，”我说，“要不我们可能会被拘留的，可为了那样两个女孩，根本不值得。”

“马修，我爱她。”约翰突然间表露了他赤裸裸的感情。

“狗屁，约翰，她们基本上就是妓女！”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他看上去很受伤，见状，我赶忙向他道歉。他没有说话，我又再三向他道歉，好多天后，他才原谅了我。

不久后，严师父告诉我，武术中心有位新来的教练——一个叫包平的混蛋，他本想让警察来罚我们的款，这样他便能赚点举报提成。严师父硬把电话从他手里拽了出来，并威胁说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才阻止了他。

“不要再把她们带到少林来！”严师父最后说道。

[1] 乌干达（Uganda），非洲国家，艾滋病重灾区。——译者

2管理情人

那是一个春天，我在练功时遇见了云飞。他父母都是教授，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父母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云飞，因此他放弃上大学的念头，高中毕业后，云飞远离家乡，四处游荡，最终来到了少林寺，一心一意学习散打。和我一样，他也意识到，如果一个人起步晚，那么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能掌握的也就是像散打这样的武术竞技项目了。我加入散打队不久，便跟他成了好朋友。

对女人来说，云飞是那种最危险、最有诱惑力的男人： 他骨子里透着一种放荡不羁的浪漫。他一直都在和不同的年轻女子坠入爱河，打得火热，之后便分道扬镳，因为他居无定所，没钱养老婆。其实我觉得他这么做是本末倒置。他不想安定下来、成家立业，那么这种四处游荡的生活恰恰就成了他最好的借口，但我还是不忍心说他。

我们相遇的那天正是他返回少林寺的第一个星期。一年前，为了一个女人，还有一点儿朦胧的商机，他离开了少林寺，再次回来时却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没几天，他就发现少林寺周围藏着十来个年轻漂亮的女子： 比如住在少林寺溪流另一边的那对姐妹，她们的父亲是个功夫狂，所以把她俩送来少林学两年功夫；少林武术学院那个女神级的武术指导员；塔沟学校还有一个胸部正在慢慢隆起的假小子似的专业散打队员。

那天，云飞正跟一群从登封来的女孩站在少林寺门外的院子里，女孩们想进来参观一下，云飞便把自己当做少林的官方导游，答应带那帮很有魅力的年轻女孩四处转转。而这一个月以来，我总是以僚机的身份黏在云飞身边，所以那天也在场。那么多人当中，有一个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叫珠儿，看到我时，她双眸流露出诚恳而好奇的眼神，来少林后，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女孩。

当我们走回来，驻足于少林和邻近城市登封之间往返的巴士附近时，珠儿和我落在了队伍最后。我硬着头皮，鼓起我那少得可怜的勇气问道：“能跟你一起吃晚饭吗？”

珠儿十分高兴，却故作忸怩之态。

“我不知道啊，”她说道，“别人看到会怎么说啊？”

“我认识一家饭店的老板，他的饭店在村子最边上，”我说，“咱们晚点去，要不十点吧，等大家都睡了，就没人看见咱俩在一起了。”

她见我能理解她的顾虑，就放心了。

“下周五吧。”她动了动嘴角，转身离开了。

周五时，我提前到了饭店，要了一瓶半斤的白酒，为了这次约会，我一整周都在叩问良心，纠结于自己这么做对不对——我就是看珠儿长得美才对她有兴趣的——我得来点儿酒，避免内心纠结，犹犹豫豫。为了不招人闲话，我提前结了账，还给了老板和厨子小费。她晚到了一刻钟，神色紧张。我鬼鬼祟祟地瞥着珠儿，偶尔闲聊几句。突然，她劈头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外国人对一个中国女孩信誓旦旦地说他会回来看她，那么他真的会再回来吗？还是在撒谎？”

“这就要看这个老外是个什么人了，”我想了一会儿，说道，“为什么问这个啊？”

“一年前，一个德国电视台的工作组来少林寺给和尚们摄影，其中一个摄影师说他会回来看我的。”

我心里终于踏实了，告诫自己不要轻易许诺，或者骗珠儿上床。“一年前的事儿？”我说道，“那他不会再回来了。”

我答对了，珠儿松了口气，见我很诚实，终于相信我了。

“你住在登封？”我问她。

“嗯，跟我父亲一块儿生活。”

“呃，挺好的吧？”

“不好，他很难相处，不了解我。”

阿弥陀佛。

我摆手叫来服务员，看来我要喝更多白酒了。

返回武术中心时，街上空无一人，宿舍的灯几乎都灭了，一路上我们俩谁都没开口，她跟在我身后一步远的地方，好像彼此是陌生人一样。

我带她来到宾馆后门。宾馆管理员睡觉前用自行车锁从里面把前门锁了——看来火灾的逃生出口在这儿并没有多少优先权——所有的窗户也都关上了，只留着一扇通向室内厕所的窗户。厕所是那种旱厕，底下是个大粪坑，恶心得要命，只好开窗通通风。我从窗户爬进去，然后帮珠儿也爬了进来。我不得不说，一边憋着气，一边留意着脚下，免得掉进那一个个坑里，又要带着珠儿从厕所穿过去，简直是大煞风景，就好像我是在干什么违法勾当似的。

一进房间，她就直接转过身去脱衣服，一个字也没多说，脱完之后，就滑进被子里，我也跟着进到了被子里。

在这儿就不再做形象的细节描写了，正式告别自己禁欲生活的那一刻，我的第一想法就是： 怪不得她要让德国人回来看她，原来她的欲望如此强烈——让那个卑鄙的德国鬼子抢先一步，真气人。但随之而来的第二个想法就是： 噢，不，现在还不行！再坚持一会儿！

她一声不吭，转过身子，很快睡着了，可能因为我的无能，时间太短，让她觉得很无聊吧。但我得保持清醒，在破晓之前，在整个村子醒来之前，她得离开这座宾馆。我可不敢冒险睡着——万一再没听到闹钟岂不糟了？我故意想些黑暗邪恶、让人彻夜不眠的事，还好，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马修的毛病：

1在床上表现很糟糕？

我得再看看她，这可是关乎民族自豪感的问题，我怀里抱着的很有可能是河南首位对那八个经济发达国家[1]的来宾都狂热迷恋的超级粉丝。（既然德国和美国都已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加拿大、英格兰、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还会远吗？）我们美国人在国际数学和科学竞赛中屡次垫底，这已经够糟糕了，而现在，事实又证明我这个美国人的床上功夫简直逊毙了。万一她把这事儿告诉她的朋友们，然后再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那可怎么办？没准不久之后，中国女人在完事之后就会对老外说：“你中国话水平虽然比不上加拿大的大山，但你做爱的技术却比美国的老包强多了。”

凌晨四点半，我扶着她爬出一楼的窗户时，问道：“你还会来看我吗？”

“我不知道，”她说，“这太冒险了。”

“我们可以去郑州。”昨夜，我整宿惶恐不安，觉得我们俩的“地下恋情”迟早会被发现，心里总是不踏实，我想，郑州应该比少林更安全吧。

“好吧。”她答应了。

“我们可以分开坐车，在郑州商业街百货大楼门前会面。”

“下周日下午两点吧。”

周日，跟上次一样，我早到，珠儿迟到。我在百货大楼门前等她时，想起了听别人讲的故事，是关于这所大楼的建造者——郑州的首位百万富翁。那是在80年代中期，他赚了大笔的钱，数额之多，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河南省领导嫉妒得双眼发红，对他实行非正常的税收政策。有一次，郑州缺一座飞机场，政府就去找他要钱。还有一次，为了让城区直通飞机场，政府想要建一条高速公路，又跑去问他要钱，建新水塔时也是如此。然而这位商人跟他那些成功的同行们一样，自尊心极强。他痛恨领导们如此榨取他的钱财，就好像是在花他们自己的钱一样。后来有一天，当那些官员们再来向他索要巨额资金时，他不仅断然拒绝，还把他们都赶出了办公室。朋友们都求他改变主意，但他却决不让步。

珠儿终于来了，我带她去了四楼，我需要买个新的手提箱。销售员看到我，吃了一惊，过来帮我挑选。然而，等她看见我还带着个中国女伴时，脸上立刻流露出厌恶鄙视的表情，转身走了。几个农村男青年聚了过来，但又不敢太近，就站在不远处盯着我这个老外和珠儿看个不停。他们既不惊讶也不好奇，也看不出有什么其他意图，实际上他们根本面无表情，只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看，这期间的每一分钟，都越来越让我觉得我们俩好像违背了什么社会规范或法律似的。

我故意找了些恶毒的想法安慰自己： 怪不得美籍华人学生学习能力倾向性测验的成绩总是比当地白人高，原来是这些华人天才们都把自己的傻子堂兄表妹都留在家里了。

然而这么想也无济于事，不一会儿我就越来越忿忿不平，好像自己真的犯了罪似的。

终于，我受不了了，发出嘘声驱赶他们，“看什么看？快走，离开这儿，快走，看别人去。”

他们就像在地头上耕作的牛一样： 朝我眨着眼睛，好像听不懂我的话、不明白我为何冲他们挥手似的，我真想朝他们的屁股踹下去，让他们赶紧离开。最终，他们终于转身走了。我抓来店里的一名经理，让他给我当导购，我紧紧抓着他的胳膊不放，直到买了手提箱才放开。

“现在就走吗？”我问她。

“我想看看，买点东西。”

她拉着我来到外国钱包的专区： 古琦、普拉达等各种奢侈品牌，她看了好几个。

“你觉得怎么样？”她问我。

钱包价格在五百美元到一千美元不等。

“我觉得贵得要命。”

她看钱包时，我在想，她怎么能倾尽一个中国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来换取一个钱包呢——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一点。足足半小时的时间，她充满渴望地盯着这些钱包，最后终于万分不舍地走开了。之后我问她是否想回旅馆，她拒绝了我，说她要回家了。我们坐了三小时的车回登封，而她一句话也没跟我说。后来我又邀请她下周出来吃饭，她也不搭理我。之后，一连三周，我都没有她的音讯。终于有一天下午，她在街上找到了我，想第二天跟我吃午饭，我建议改为晚饭，但她却坚持要吃午饭。第二天中午我们坐下吃饭时，我问她想吃什么，结果她说要跟我借一百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十二美元）——而此时的我依然没有开窍，还傻乎乎地问她，这一百块钱是算借她的还是算给她的——直到她把钱塞进手工制作的布料钱包，起身走出饭店大门时，我才终于如醍醐灌顶一般恍然大悟： 她是想让我给她买个奢侈品包包，真他妈的！顿悟往往是连续出现的，想明白个中奥妙之后我马上就意识到，我管理情人的能力太差劲了，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果然。

周日，云飞来到我的房间，问我想不想见见他正在追求的女孩——小梅。

“她不是在山上跟她师父练功吗？”我问道。

“那座山离这儿不远。”

“多久能到？”

“几个小时吧。”

“云飞，离郑州锦标赛就剩几周时间了，你知道我也就周日能歇歇。”

“我想让你见识见识她师父的功夫，他将太极和少林功夫合二为一，已经到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了。”

“你让我跟你一块儿去，你真正的原因不是为这个吧。”

云飞笑着说：“你不会不帮我吧？友谊为重，中国古语道‘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弯难’。不是吗？”

“你真正想折的应该是那个可怜女孩吧。”

“老包，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喜欢这个姑娘。”

“一开始你都是喜欢的。”

“这儿的山你上去过吗？”

“没有。”

“那你就应该去看看，景色很美。”

“你就是要死缠着我跟你去，是吧？”

“应该不是吧。”

我们向西走，经过了少林寺和塔林，走到路的尽头，便踏着泥泞的小道上了山。爬了三百多米，就看到这条小路弯弯曲曲地向上蔓延开去，通向几座山峰的山顶。

我们又走了一小时的山路，转了个弯，恰好到了一个小村庄。十几个老太太坐在树桩上，围着一个悬在篝火上的铁壶。她们周围有二十来个泥土垒砌的小屋，屋顶是用茅草做成的，还有一头驴拴在树上。这一原始场景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仿佛再现了一千年前的景象，村庄上下没有一点20世纪的影子，这肯定是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农村。

然而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一个老太太回头看我。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发现了一条定律： 刚到北京，几乎没人关注我这个外国人；到了郑州，就开始有人觉得我很稀罕了；而到了登封，我简直就会引起围观——越是深入不毛之地，我作为老外，就越是会引起骚动和围观。然而，这个村子太与世隔绝了，村民们有的根本意识不到我的存在，还有的就根本不敢看我。我和云飞从她们身边五六米远的地方走过，她们对我视而不见，就好像我是个真正的洋鬼子（西方的亡灵鬼魂）一样。

离开村子后，我对云飞说：“真奇怪，她们居然都没看我一眼。”

“是很奇怪，”他说道，“她们甚至连我都没看。”

“你不是她们喜欢的类型。”

“我可是全天下女人心仪的对象。”

“那只是一开始。”

小梅见到云飞，高兴得心花怒放，却又故作姿态，尽力克制着自己喜悦的心情。她乐观开朗，美丽动人，天资聪颖，云飞对女人的品味果然一流。高中毕业后，她父亲送她来少林寺学武。起初，她在村里的一所学校学艺，但她父亲听说山里有位武艺精深的老师父，于是把她送到这里。在深山里，她肯定倍感孤独。

云飞向师父问好：“董师父，我带来了一个老外，他想学习一下您的武术风格。”

董师父身强体壮，富有活力，一如美国中西部农民那般矫健，他从砖瓦垒成的农舍里走出来。他的屋子比一般的要大一些。董师父本人看上去精神充沛，除了农耕，他肯定要干点别的维持生计，因为山区可耕地面积并不多。他邀请我们进了屋。

午饭我们吃了中国午餐肉，味同嚼蜡，随后，董师父和小梅介绍了自家的武功。

“基于少林功夫，我研究出了新的变化，”董师父解释道，“这套武功重内功培养，而不仅仅重视外力锻炼，这对女人很有用。”

小梅马步下蹲，看上去就像是坐在一把无形的椅子上，双拳出击，但她出拳时速度很慢，方向也歪了，胳膊歪歪扭扭地纠缠到一起，好像螺丝一样。我装作看得津津有味，暗地里却为她感到遗憾。内功的确很重要，但要想达到有效的境界需要多年的修炼。我想她是坚持不了那么久的。

感觉到我没被打动，董师父问道：“要我示范一下吗？”

“哦，不用，师父，请别麻烦了，”我说，“真不用了，我已经从小梅的拳法里见识到这套功夫的力量了。”

“她技术还不行，你是学搏击的，是吧？我给你展示一下拳头的力量。”

“哦，不不，真不用了。”我一边说着，一边后退，闪到了院子一边。

我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谦逊。

“好吧，”他说道，“但我真的想给你看看我是怎么练功的。”

“那请吧。”

他走出小屋，拿来一把锄头。我们来到花园里，这个花园和一个小游泳池差不多大小。

“我种了很甜的土豆。”他说道。

董师父来到田地中间，只见他挖了三次——第一次挖出一个土豆，第二次切断土豆的根，第三次将整个土豆翻了出来，扔到我这边。

他双手拿着锄头，说道：“来，你试试。”

我自信地接过锄头。可是怎么这么难呢？我挖了五下才挖出土豆，试了三次也没能斩断土豆的根，却把土豆削去了一块。我又锄了三下才把根切断，并且只能弯下腰，用手把土豆从地里挖了出来，因为如果用锄头的话，我肯定会把土豆捣烂的。我终于把土豆挖出来了，董师父和云飞都哈哈大笑。

“我只是还需要更多的练习。”我说道。

我正处于生命的最佳状态，每天苦练七个小时，已经坚持一年了。怎么挖个土豆还如此费劲呢，我又继续咬牙坚持，统共也就五分钟，我就弯下了腰，大口地喘着气，感到背部肌肉一阵抽搐。

“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董师父道，他拿回了锄头，结束了我的“课程”。

一天，云飞跟我说：“你应该拜个师父，成为一名少林弟子。”

“承师父就是我师父。”我答道。

“他是你的教练，但他已经不是和尚了，你应该从寺里挑个和尚，然后拜他为师。”他说道，“做他的弟子。”

“我该怎么拜师？”

“要举行正式的仪式。”

“那我选谁好呢？”

“我的师父是永信大师。”

我犹豫了。永信是寺里最有钱有势、关系门路最广的和尚，但也是最惹人非议的。他有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还雇了私人司机，这辆车是北京一位政治家送给他的。永信一离开少林寺就是好几个月，忙着在国家、军队和北京政府里建关系网。只要有北京的贵宾来到少林寺，都是永信作陪。他最后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他找了一群会武术的和尚组成一支独立的队伍，想与武术中心竞争去国外巡演的业务。

“但我从没见过他，”我说道，“他没教过我半点武功。”

“他也没教过我，教不教无所谓，”云飞道，“拜师是有政治目的的，永信就是下一届方丈，他跟北京的大人物们关系很好。我告诉你，等到永信当上方丈，他就会利用‘关系’，从省政府手里把少林寺的管理权夺过来。”

这倒是个好主意。众所周知，河南旅游机构将旅游门票的全部收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腰包里放，少林寺只能得到一点分红，这引起了民愤，同时，这也是少林寺生活水平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

“你能帮我安排吗？”我问他。

“要是我不能安排的话就不会跟你提这事儿了。”

达成一致的那天，我去了少林寺，但被门口的警卫拦住了。

“你们俩的票呢？”

“我是永信的弟子。”云飞说道。

警卫摆摆手，让我们进去了。

永信住在寺庙后面，几个年轻的弟子在他住所的门口踱来踱去。

“武术小兄弟，”云飞跟一名高个弟子搭讪，他是我见过的少林寺中唯一身高超过一米八的和尚，“麻烦跟永信师父报个信，说他的美国弟子来拜见他了。”

高个敲敲门，颔首低眉地进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挥手示意我们进去。

永信的住所有两间屋子： 一间是会客的客厅，另一间是卧室，中间用窗帘隔开，我们坐在客厅的两把椅子上，远处靠墙的桌子上摆着一个佛龛，地上还有供人拜佛用的禅垫。不一会儿，永信进来了。

我曾远远地见过他，他陪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参观寺庙，进入武术中心看表演。这是我最近距离地看到他了。永信肥头大耳，长着跟佛祖一样的大肚子。

我站起身，拱手作揖，向他鞠了一躬。

“阿弥陀佛。”

他请我坐下，我按照云飞的指示，事先准备了一个红包（里面装着钱的纸包）。云飞告诉过我，新弟子要给师父红包以表敬意，钱的数目随意，但中国的迷信观念认为一些特殊数字预示大吉大利，特别是888和1 111，然而云飞却让我自个儿决定是给美元，还是给人民币。我不禁有些窘迫，以前一直认为一块钱人民币就等于一美元，但现在我在中国这么久了，知道一美元可以换八块人民币，于是我便在红包里装了1 111元人民币（约合一百四十美元）。

永信接过红包，往桌子上一扔，好像红包是令人不快的多此一举。传言说他腰缠万贯，等打开红包时，他肯定会觉得这点小钱微不足道。

云飞作为中介人，给我们斟了茶。

“您答应见我，我真是荣幸之至，”我说道，“我不配当您的弟子。”

永信跟我说了些什么，但是，他的乡音太重，我听不懂他的话，只好转向云飞。

云飞翻译道：“永信大师说，他听说过你，你做过很多好事，是个风趣幽默的老外。”

“哪里？哪里？哪里？”我说道，“您过誉了。”

永信又说话了，云飞接着翻译道：“你为人谦逊，这点难能可贵，我听说你是个作家。”

以前有和尚看到我往笔记本电脑上打字，于是就有人传言说我是个志向高远的作家。

“我不是作家，但我想当作家，我希望通过勤学苦练，成为一名作家。”

“我听说你正在给一部电影写剧本。”

“刚开始写，”我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写剧本，水平有限。”

“或许你可以为好莱坞写一部关于少林寺的电影，记录你的所见所闻，描绘少林寺的现代生活，让少林在美国盛名远播。你们美国实力强大，我去参观时印象很深刻，美国人待我们很亲和。”

“师父，我想请教您个问题。您听没听说有两个和尚在第一次去美国之后就一直留在了美国，您知道他们的命运怎样了吗？”我说道。我指的是严明和郭林，这两个和尚背叛了少林，去美国巡演时留在了美国。

“现在他们过得还不是很好，但他们的生活正在改善。”

“但他们就这样叛离了少林寺，您不觉得有点尴尬吗？”我问道。

他见我问得这么谨慎，便笑了笑。其中一个变节的和尚郭林，正是永信的弟子。

“是有点说不过去，但依我看，这也是在向全世界传播少林的名声。少林的种子扎根在这个国家，又扎根在那个国家，不久，少林就会扎根于全世界的。”

“我明白了。”

“我们可以开始拜师仪式了吗？”

永信让我跪在供桌前。他翻开一本古经，把它放在书架上，点上香，右手拿起个小铃铛。

永信念经念了有一刻钟，还不时晃晃手中的铃铛。我只听懂了几个字，经文全是古文，让当代中国人看古文就像是让意大利人看拉丁文一样，和看天书没什么两样。好多术语都是从梵文翻译成中文的，再加上永信那含糊不清的口音，就更让人费解了。

我听到的经文如下： 佛（什么，什么，什么），佛家和尚（什么，什么），佛（什么），佛教（什么，什么，什么），佛……

他念到最后，才清楚了些。

“你起誓长奉佛祖吗？”他问道。

“我起誓。”

之后，我磕了几个头，云飞教过我准确的磕头方法： 先把右手放在地上，然后把左手也放在地上，之后右手再次放在地上，接下来把左手掌心翻转朝上，然后把右手掌心也翻转朝上，双手对握成拳头，再用头碰地面。

永信晃晃铃铛。

“你起誓献身于少林寺吗？”

“我起誓。”说着，我又磕了个头。

永信晃了晃铃铛。

“你起誓侍奉新师父吗？”

“我起誓。”我磕了最后一下。

永信又开始念经了： （什么，什么，什么），佛（什么，什么），佛教。

永信晃了三下铃铛，拜师仪式大功告成。

我站起来，“阿弥陀佛，师父。”

“阿弥陀佛。”他说道。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少林寺弟子，成为大家公认的第一个老外弟子。

[1] 此处指八国集团会议（G8），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英国、美国八国代表定期开会，讨论世界经济议题。——译者

3锦标赛

我们乘小客车前往郑州参赛，同行的有德清、承教练、成浩、我的队友兼散打陪练宝通、兴明和尚、小虎和其他一些随行人员。只要再来几个啦啦队队长，这场比赛就会像是一场高中橄榄球赛了。

大家十分热情，他们感觉我是全队最不堪一击的，于是都设法让我振作精神，告诉我如何打败武汉体育大学的金牌选手，也就是中国70公斤级的散打冠军。

“出拳击打他的头部时要掌握先机，”宝通道，“他防守、低头闪避时，再将他从腰部提起抛出去。”

“踢腿时用胯部发力，”承教练道，“他速度飞快，你没有多少空当，因此出手要准，要让你的每一击都实实在在地打到对方。”

成浩早就听说过散打狂人——那个叫迈克尔的芬兰人。他含笑道：“踩住他的前脚，以拳相击，这是李小龙的绝技，势不可挡。”

“实在不行，你可以求他饶了你，”德清道，“你跟他说：‘求求你，别打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转向兴明，“佛祖会有什么建议？”

“佛祖教给我们众生博爱的原则，”兴明和尚回答道，“你可以试着去爱他，但佛祖武艺平平。”

就在这时，我们的司机躲过了一起多车连环相撞的事故，好险！这远比参赛更让我心惊胆战。一路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为我出谋划策，我却紧紧抓住头顶上的行李架不敢松手，没太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

在郑州国际酒店，我们度过了焦躁不安的一夜。次日，我们集体出发，前去参加郑州国际武术节。来自二十六个国家的武术家，成群结队地走过河南省会的主干道，气氛很热烈： 队列一边是彩车，车上有很多女孩，不住地向路旁的群众挥手致意；另一边是中国传统装扮的功夫大家，摆出交手的架势。尽管队列看起来像个喜气洋洋的返乡团，而实际上却类似于一场陈列着米格式战斗机和洲际弹道导弹的苏维埃五月一日劳动人民的庆典。这就相当于河南省在高声呐喊：“看看我们的功夫实力吧。”

每队都有一名举牌的女孩，她们个个青春靓丽，身着短款连衣裙，手持队牌，牌上写着中文队名和拼错的英文名。最庞大的队伍当属中国国家队了，然而其规模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庞大。如果这是一场国际竞赛的话，队员们为了争金夺银，每个级别定是高手如云。然而，这是武术节，就像宣传单页上所说的那样，是一场促进“友谊和旅游业”的盛会，因此，每场武术和散打（跆拳道）各重量级别的比赛中，中国队只有一名武术家参赛。引人注目的是，每名参赛的中国队员都是他这一技艺或重量级别里的全国冠军，也几乎全都是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中国人想要展现自己慷慨的东道主风范，也愿意看到外国人满载着银牌和铜牌回家，但金牌是绝对没门的，这是面子问题。

最后，一直在领导与我之间充当调解人的严教练告诉我，我身为外国人，既不能代表少林寺，也不能代表武术中心参赛。对此我大为恼火，坚持认为自己既有能力代表少林寺参加挑战赛，也可以当之无愧地代表我的学校参赛。严教练支支吾吾地道出了好些煞有介事的借口，让我真假难辨，也就没法再针对哪个借口进行争辩。在比赛登记处，我发明了自己的队伍： 普林斯顿大学少林武术队。我走在方队里，跟在举牌女孩身后，她身穿粉色连衣裙，手持队牌，上面写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少林武术队”。承教练和德清抽空去会老朋友了，没有出席方队。

德清撇下了我，让我一个人走方队，这让我有点生气。但回到房间，发现他原来是在拜访两位面容姣好的女子，这时我便觉得情有可原。坐在德清身边的女孩挨德清很近，就好像在宣布德清是她的私有财产似的，显然，他是德清的众多粉丝之一。另一个女孩是她的朋友，略显紧张地看着我。她们计划赛前称重之后包饺子，庆祝我开斋。这两个星期以来，我瘦了将近六斤，才将体重控制在了一百三十五斤左右，对于我将近一米九的个头来说，这两周几乎就是在斋戒。我们俩一个是禁欲的佛家弟子，另一个是潜在的艾滋病感染老外——半夜时分，该老外只消轻轻地碰一个中国女子，按照中国法律，就能让这个良家妇女沦为妓女。此时此刻的情景，若不是我们俩这些身份的话，本来可以是两对男女的约会。可不管怎么说，我已经不用再受斋戒之苦了。要知道，斋戒期间还包含以下内容： 在那所巨大的寺院里，我的朋友们轮番上阵，对我拳打脚踢，每天陪我苦练六小时，让我作好迎战国家冠军的准备。

我下午要去称重，于是大家约好下午五点在粉丝俱乐部碰头。

由于外国人都住在郑州国际酒店，所以称重的环节也设在了那儿。我走出电梯进了走廊，那儿站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男人，都只穿着内衣，真像是现实版的贝纳通[1]内衣服装广告的真人秀。

我们按照体重分类，其中70公斤级的参赛者只有五位，人数比其他重量级别的人都要少。这五位一个是身材矮胖的三十五岁左右的韩国人，一个是瘦长结实的日本武士，还不满二十岁，一个长相难看的二十五岁左右的俄罗斯人，一位中国冠军，还有骨瘦如柴的我。

比赛开始前，对手们都半裸地站在那儿，无所事事，场面十分尴尬，我明白为何专业的拳手们都带着他们的团队来了。赛前称重算是大赛的第一回合，打的是心理战，我真后悔自己没让德清或承教练跟我一块儿来。孤身一人半裸地站在那儿，还真是有些不知所措。

那位冠军也同样不知所措，明显感觉有些不自在——他习惯跟真正的对手较量，而不是跟一群高价请来的外国人站在一起。但随后，中国队的教练走了过来，跟我搭讪，说我功夫到家，人品也好，他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塔沟的教练，听说我很棒，能吃苦，而且还能吃更多的苦。

“噢不，不，不，你太客气了。”我以中国人惯用的方式答道。

“那么，你觉得自己会赢吗？”他奉承地笑道，“你会打败我的队员吗？”

他脸上笑着，眼里却暗含嘲讽，我立刻开始讨厌他了。他很狡诈，油嘴滑舌，用言语刺激我，要么是想让我口出狂言，激发他徒弟的斗志；要么就是想让我过分谦虚，从而为他徒弟增加夺冠的信心。

“我哪敢妄想打败你的队员啊？”我笑着说道。

我不假思索地学着中国人的样子，极尽谦卑之能事。颔首低眉，举起双臂，仿佛恳求似的，提着嗓门，以高八度的音阶相答。

“我只是个小毛孩罢了，”我说道，“一个卑微的老外，对功夫一窍不通，甚至不敢想能打败任何中国的武术选手，更别说要打败全国冠军了。”

这番话并不是他所期待的，他收回笑容，向后退了一步，冠军看起来很不自在，于是我继续大肆吹捧。

“你们都是在塔沟训练的选手，而我在武术中心学武，我们柔韧，你们刚强；我们在室内地毯上学武，你们在户外泥土上练功；瞧瞧你徒弟皮肤让太阳晒得黑成什么样了，再看看我有多白。他肯定会赢，能败在他手下我倍感荣幸。”

说完，我深深鞠了一躬，傻子似的痴笑着。那个教练一怒之下走了。我知道自己的武功无法跟冠军相提并论，但显然，至少第一回合我赢了。

那晚跟女孩们吃完饺子之后，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德清听。讲到最后，我名义上的约会对象表情变了，从漠不关心变得兴趣盎然。一名受人尊敬的年轻勇士即将踏上征程，前去作战。那么，抓住时机，将他的DNA遗传信息延续到下一代身上，从生物学角度来讲，就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然就来不及了。

怪不得年轻力壮的男人们总是愚蠢透顶、心甘情愿地踏入生死攸关的险境，并且前仆后继、乐此不疲，原来这是与女孩们谈情说爱最好的催情药。

那顿饭到后来到底是怎么吃完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她的表情让我欲火中烧。我表面上故作专注，其实满脑子都在想操作上的困难和各种各样战略上的选择： 我得让两位女士跟我们一起回酒店，可德清跟我住一间房。不管怎样，我得把德清和她的粉丝丢在承教练房间，然后找个借口走开，和我的约会对象——她的名字我实在记不起来，惭愧——进入我的房间，绝不能让其他人跟着。我要在承教练或德清产生怀疑、并且来敲门之前，快速诱她上床（这不太容易，虽然她的表情也很迷离），并速战速决（这倒很容易，但太不幸了）。这些都要在午夜之前完成，因为每一楼层上负责开门的钥匙女孩可能会发现端倪并报警，如果我的约会对象到那时还没离开的话。

第一环节进行得很顺利，我跟她说想去看看承教练。我们在承教练屋里坐下聊了一会儿，几分钟后，我问她想不想看看她之前问过我的那个“东西”，她一脸疑惑，不明就里，但还是点了点头。我带她来到我的房间，拿出我跟和尚们在少林寺拍的照片，照片上我们摆着各种功夫的动作，但她还是有点儿迷惑，我靠着她，指着照片，悄悄搂住她的后背，彼此依偎在一起。

我们正渐入佳境，刚开始有些实际接触，就听到了敲门声。我抱住她，让她别怕，承教练和德清都没有钥匙，他们进不来，我们默不作声，装作房间里没有人，希望他们敲一会儿就走开。

门锁转动了，惊慌之下，我们赶紧分开。德清、她的粉丝、承教练和他的女朋友“收听”，站在那个负责开门的钥匙女孩身后。我骂自己太笨，居然忘了还有开门的钥匙女孩——她还有一把备用钥匙。

笨拙的尴尬瞬间过后，我又使眼色又朝门的方向努嘴，希望承教练能帮我这个大忙，带着大家离开，成全我一桩好事。承教练不好意思地笑了，原来这家伙是在故意搅局。他一直待到很晚，离开时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了，德清的粉丝和我的约会对象只能走了。我们把她们送上电梯，回到房间门口时，我看到承教练在他门外等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吼道，徒弟一般都不敢这么无礼地跟师父说话。

“比赛之后方可随性，赛前切忌纵欲。”

“为什么？”

“那会让你双腿无力。”

这时，我才忽然意识到，我这是在跟师父说话，不该如此无礼，否则后果很严重。我赶紧赔礼道歉，承教练并没有追究，摆摆手让我走了。

郑州体育场是我进过的最大的室内运动场。里面感觉好像能容纳五万人，而实际到场的不会超过一万人，但这儿仍比托皮卡城的任何建筑都要大十倍，令人望而生畏。地板上根据不同的武术比赛铺着各种垫子，还有三个散打擂台。

竞技场外是间大房子，选手们都在这里聚集，换衣服。各重量级别的比赛单出来了，由于70公斤级的选手只有五人，所以有两人要打一场外卡赛，在韩国选手和日本选手间展开，获胜者将拿到进入半决赛的入场券，跟我对决。上届的冠军和俄罗斯人将在另一场半决赛中相逢，两场半决赛的获胜者将在决赛中一决高下，上午举行外卡赛，下午举行半决赛，明天举行决赛。

我们虽出场次序不同，但一早都穿上了武术服，大家都脱下了跆拳道短裤和T恤。我们人手两套护具——相同的材质，一黑一红，我首场比赛戴了红色护具。昨晚的约会对象也到场了，她很喜欢我，帮我戴上护具。短裤外佩戴护膝，外加两片薄垫防止胫骨擦伤，戴上这些，腿就像充气包一样粗；还有两片薄脚垫防止脚背受伤；一片护胸；只有四两重的轻质手套；一个牙垫和一个业余拳手戴的头盔。

当我的约会对象给我从后背系紧护胸时，我孩子气地咧嘴一笑。九个月来，我日日夜夜期待着这次比赛，已经急不可耐了。

从选手休息室望去，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往比赛大厅。韩国和日本选手比赛开场时，我站在走廊一端，冠军就在我身旁，我们都在观察他们的弱点。

日本武士迈出左脚向前，抬起右脚，来了个大弧度的右摆拳。恰在此时，韩国武者屈膝一蹲，来了个右前扫腿，他的右脚背钩住了日本武者的左腿——那是日本武者唯一一条着地的腿，这样一来，日本人左摇右晃地颠了几下，倒在地上。

冠军和我对视着，都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几乎无人使用右前扫腿这一招。要用这一招时，需要先曲左膝下蹲，双手着地保持平衡，再伸直右腿，如同扫地一般逆时针旋转划地，目的就是要绊倒对手。但由于扫腿的力量并不强，所以一般来说只有在空中抓住对手一条腿时，这一招才管用。显然，时机是关键。然而，这并不是一般不用右前扫腿的根本原因。真正的问题是，屈膝下蹲、双手着地时，你会将自己的面部暴露于对方的腰际，这就像把一个南瓜放在很矮的篱笆杆上。如果对方出手时瞄准你的头部攻击，他很可能因出手太高而扑个空，但如果他想要攻击你的腰部，那就会刚好打在你毫无保护的脸上。

韩国选手很幸运，因为日本武士瞄准的是他的头部，因此没打中，韩国选手这一招反而造成日本选手下盘不稳，失足倒地。首局打得很险，只因为韩国选手这一招太过出其不意，像是橄榄球比赛一开场就用跳蚤传球战术[2]一样，虽然很有进攻性，但毕竟太过冒险。

第二局比赛时，韩国选手又使用了这一招，这次，日本选手并没有倒地。

冠军问我：“看见了吗？”

“看见了。”

“真是个笨蛋，”他拍着我的肩膀道，“你运气很好。”

韩国选手唯一还算体面的招数就是前扫腿，此外就只剩一招了——缩着头用双拳向前猛击。从远处看，他就像个还流着鼻涕的十岁小孩在运动场上硬着头皮打架一样。

这个韩国人只会两招，一招极度冒险，简直相当于在自杀，而另一招毫无威胁，就像是小毛孩在打架。这真让人不可思议，而更让我吃惊的是，这两招居然很有用！他的前扫腿将日本人绊倒了三四次；他那毫无章法、横冲直撞的出拳又逼得日本对手步步后退。我一直期待着日本人能调整战术，与韩国人抗衡，但遗憾的是没有。最终韩国人连胜两局，以2比0的比分战胜了日本人，赢得了比赛。

下午，我作好了准备。尽管这是我第一次站上擂台（少林寺没有擂台），我登上擂台时仍然全神贯注，无暇顾及其他事。我跟韩国人各据擂台两头，摆出格斗架势。我用余光瞥着韩国人，发现他灵活自如，双腿自然分开一米左右，而我则双腿僵硬，笔直地站在台上。虽然他要想踢到我的脸肯定很困难，但我还是劝自己不要高兴得太早。

裁判吹响口哨，让我们站到擂台中央。按照散打比赛的惯例，为体现互相尊重的原则，我们握了握手，互相拥抱。韩国人穿上鞋身高也不过一米七，我比他高二十多公分。他身材矮胖，我却瘦得像根棍似的，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我们就像两个不同民族的艾伯特和科斯特洛[3]。我跟他拥抱时，故意夸张地使劲弯着身子，撅着屁股，肘部向外伸，好像要蹲下来抱个孩子似的，引得观众爆发出一阵大笑。我成功地按计划恐吓了他，让他感到难堪，只好低头向后退去。（第二天，郑州报纸上，如果记者聪明的话，应该会这么写：“他们的拥抱就好像一根电线杆戳进了一只布绒玩具熊。”）

比赛的哨声吹响了。

我一开始的战术是根据经验来的，即习武之人在开赛之初几乎总是要使出自己最强悍的绝技——也就是前面说过的，他们已经练习了一万遍的某种腿法。对这位韩国选手来说，那就是他的前扫腿。

我向前一步，站稳左脚，抬起右膝，好像瞄准了他的头部。如我所料，韩国人果然曲左膝下蹲，右脚横扫而出，想绊倒我的支撑脚。这时，我弯曲膝盖到腰际，瞄准他毫无防备的头部踢了过去。赛前我在心里就已经实践过这种情形了，我知道问题的关键在于时机的掌握： 我要在他扫到我的左支撑腿之前踢到他的脸，但之前我没想到自己会那么紧张。我用力摆腿，却没有用胯部发力，所以那一踢软绵绵的。

他的扫腿击中我的支撑左脚之前，我的右踢腿——与他的头部高度相当——正中他的侧脸。我看着他翻了翻白眼，倒在擂台上。可是没有人喝彩，我听见身后有人厉声喊道：“你是在用腿踢他，一定要扭臀，用胯部发力！”

我转身看着承教练，他扭着身子给我作示范，喊道：“用胯部发力！”

我转过身子，看到韩国人正挣扎着站起来，裁判在他旁边数着：“……四，五，六……”我虽然只是踢了他一脚，但还是结结实实地踢到了他的头，而且当时他的头毫无保护，高度上恰好在我的腰际。他站起来时，我还是对他有了些许敬意。他真的长了个铁下巴，这一脚本可以让大多数人起不来的。

锦标赛跟拳击冠军争夺赛不同。在冠军争夺赛中，拳手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只需要打一场比赛，一共十到十二轮。在那种情况下，你应该拼尽全力迎战，因为你有时间恢复体力；而在锦标赛中，前几局应该尽可能少耗费体力，只要保证能赢就万事大吉。除了输掉比赛之外，参赛负伤或是体力透支就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倘若真的这样，要想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获胜，希望就十分渺茫了。

要是能在五秒之内将对手击倒的话，就堪称完美了，但我并没有做到。我退后一想，韩国人现在站都站不稳，肯定不敢再使出前扫腿，这样一来，他的独门绝技就得不到发挥，我应该能打败他，但我可不想冒险。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局中，我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频频得分，使他无从下手。我一见他低头摇着身子向我撞过来，就一边后退，一边寻找时机。在他用勾拳时，我会用闪电般的刺拳点到他的脸上，或者用前膝击中他的胸口，将他打退。我尽量让自己出腿时的高度不高于胸部，每次出拳都是直刺拳，打到他头上，这一套动作招式不华丽，也引不起观众的喝彩，但却是得分的好办法，我连胜两局，拿下了这场比赛。

后来，承教练总是在向我强调用摆腿回旋踢时如何用胯部发力。

“你应该直接把他打倒的。”他说。

下一场比赛在冠军和俄国人之间展开，我留下来观赛。这场比赛真是惊心动魄，冠军打俄罗斯人就像打鼓一样容易，他把他从擂台的一端打到另一端，还有几次直接把他打下了擂台。擂台距地面将近一米高，周围用厚厚的泡沫围起来，那种泡沫在表演特技高空摔下时经常用到。那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

第二局的前三十秒钟，冠军用了一个左腿低回旋，踢在了俄国人的右膝后部，并扣在了对手大小腿之间的连接处，俄国人右膝一弯，顿时矮了下来，防守也跟着下移。冠军接着又使出一个右腿高回旋，俄国人的身体颓然向前倒了下来，两人之间的距离就很近了。冠军本来在右腿高回旋踢出之后，是要用左腿着地的，可俄国人的身体正在往前倒，这样一来，他的左膝盖刚好撞到俄国人脸上，这是犯规动作（跆拳道比赛中可以用膝盖和肘部进攻，而散打不可以）。裁判认定这属于非故意犯规，所以没有判罚。但这已经无所谓了，他的膝盖撞破了俄国人的鼻子，他平躺在地上，咳出了血，医师们急忙跑上去，用担架把俄国人抬走了。

“该死！”我对德清说道。

“别担心，”德清道，“他们不会用担架把你抬走的。”

“不会吗？”

“你太高了，中国的担架放不开，他们会直接把你丢在擂台上。”

“谢谢。”

“不用谢。”

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反正无需再次赛前称重了），承教练、“收听”、我的约会对象和我回房间休息，德清提前离开去见别人了。大约一小时后，他带着一个比他年长的男人和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回来了。德清耷拉着脑袋，看来有人逼他做他不愿做的事，他靠近承教练低声对他说了什么。

“当然不行。”承教练答道。

德清站起身，朝那个男人耸了耸肩。

“只是场挑战赛，”男人道，“不会耽误多少时间。”

我过去问德清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一位武术指导，也是我师父的同学，”德清跟我说道，“那位是他徒弟。他们今天看了你的比赛，这位师父想让他徒弟长点经验，跟你打一场。”

我一定面露惧色了，承教练见状赶紧过来。

“你胡思乱想什么？老包明天要参加冠军争霸赛。”

德清耸了耸肩，他也很无奈，他师父的同学提出了请求，出于道义他只能尽量满足对方。

我感到自己好像成了名人，其实，我只不过是打败了一个二流的韩国选手。如果明天我能成功打败冠军的话，他们可要排着队向我挑战了。这种荒谬的情势会拖住我前进的脚步，一直紧紧尾随。刚打完上一场比赛，我早已疲惫不堪，伤口作痛，左脚脚背也肿了，得敷上冰块才能消下去。我对这场挑战赛半点兴趣也没有。

多亏承教练几次三番明确地说：“老包不会跟他打。”

大家都默不作声，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谈话中很常见，有人提出了荒唐的要求，但各种各样道义交织的网络又让你不得不照做，所以最终必须找到一个各方面都能满意、能下得来台的解决方案。

这就得看对方的师父是怎么要求的了：“我的徒弟需要这次机会，他要通过挑战赛测测自身水平。”

“我的学生明天还有比赛。”承教练回答道，“万一他受伤了呢？你徒弟能代替他比赛吗？”

大家更安静了。

老师父身子向前一倾，“换个人打怎么样？”

承教练考虑了一会儿。

“好吧，”他最终说道，“我替老包打。”

本来，我决赛前的那个夜晚很放松，并且可以静静地思考，这样一来就不行了。不管情形多么有利，至少那会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这时，“收听”大怒。

“不行！不要这样！万一警察来了怎么办？”

她朝摆开架势准备开战的承教练走了过来，推搡着他。承教练抓住她的手腕，苦笑着，所有男人在众好友面前稳住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时都会用那样一种表情。

“没事，没事，没事，”承教练一边说着，一边眉梢挑起歉意地看着我，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 有这样一个女人，我该怎么办啊？

“我跟你分手！”“收听”喊着，她声音都变得嘶哑了，好像是在警告屋里的男人们，她马上就要开始嚎哭了。

承教练后退一步，这时德清恰好挤进了他们中间。

“别担心，”他说道，“这很正常，不会有警察来的。”

一屋人从我房间里走出来，来到郑州国际酒店第十二层的走廊上，那儿很窄，站在走廊中间，我都能用手指碰到两边的墙壁。我们一行人各自找位置站好，那师徒二人和德清背朝电梯，面向我们。承教练、“收听”、我的约会对象和我背朝走廊另一端的窗户，站在门厅的最边上——不知怎么的，从房间出去时，德清巧妙又敏捷地跟我换了位置，本来挡住撒泼的“收听”是他的责任，而现在，就该由我来安抚，乃至用身体拦住“收听”了。谢天谢地，她终于不想再打承教练了，只是不停地咒骂，并且以结束他们将来的关系相威胁。我感觉自己就像个警察，站在抗议者面前。我的约会对象被这一架势惊得目瞪口呆。

走廊两侧那么多门，竟然没有一扇打开——难道那些胆小的老外都畏畏缩缩地躲在屋里通过门上的窥视孔偷偷观战吗？——可这么大的动静还是把十二层楼上的钥匙女孩从她办公桌那儿招来了，她跑到电梯前一探究竟。

“你们干什么呢？”她问道。

离她最近的德清赶紧拦住她。

“没什么，玩玩儿而已。”德清尽力让自己笑得光芒四射，魅力十足。

钥匙女孩想走到近前探究一番，而德清却温柔地挡住了她的去路。

“他们在打架吗？”她问道。

“不，这不是打架，只是切磋切磋。”

女孩一头雾水，她分不清什么是打架，什么是切磋，其实两者的差别确实很微妙。

“你们不能在这儿，我们还有很多客人呢。”

“放心吧，他们都是武术大师，就喜欢切磋。”

“我要报警了。”

这时，德清温柔又坚定地抓住了她的胳膊，依旧面带笑容地恳求：“别别别，没有必要啊，一会儿就好了，你们不是有很多外宾吗？你肯定不想让警察打搅到他们，否则你的老板会生你气的。”

这一番话使她安静了下来。

这时，徒弟和承教练都准备好了。

先是片刻让人头皮发紧的停顿，紧接着，徒弟就开始进攻了，他打的是传统功夫，我却看不出是什么派别。他先是左侧身体向前滑动，速度很快，紧接着又换成右侧身体在前，在进入被攻击的范围之后，他开始用双臂交替防守。这时，承教练依旧站在那里稳如泰山，岿然不动。待到徒弟近身时，承教练忽然飞身使出一记超音速的右腿回旋踢，徒弟赶快把头往回撤，他速度也很快，时间刚好还来得及，没有踢到他的头，否则这一记重腿就能把他踢倒，并直接结束比赛——承教练可不像我，他记得踢腿时用胯部发力。但这一腿还是踢到了徒弟的鼻尖。

徒弟退了下来，一股细细的血流从他鼻子里淌出来，流到脸上。幸亏他及时抽身，哪怕再稍慢一点，他的鼻子可能就会被撕裂了。我以为这样就可以结束了，可他师父却从口袋里拿出胶布给徒弟贴了贴，固定了一下他的鼻子。

比赛又开始了，两人面对面，徒弟采用与原先相同的招式向前逼近，但速度比刚才更快了，先是右侧身向前，很快又转换为左侧身向前。待他进入攻击范围，承教练用了一招他自己发明的左前侧摆腿，踢向他的胸膛，他想以此阻断徒弟的进攻路线，然后再出拳相击。

然而徒弟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在他身体的冲击下，承教练的踢腿变了形。同时，承教练身子前倾，也进入了徒弟的进攻范围。徒弟发动了反手的掌击，就好像要用反手一巴掌打到别人脸上。承教练以传统散打招式相迎，他低头避开徒弟的掌击，抓住了徒弟的腰，按照这一招的既定动作，下一步就是将对手离地拔起，狠狠地摔出去。但徒弟向前的冲力势头很猛，推得承教练往后滑。徒弟穿着跑步服和胶底武术鞋；而糟糕的是，承教练却身着一套华丽服装——一件系扣衬衫、黑色宽松长裤、硬质塑料底的黑皮鞋。他的鞋没有摩擦力，当徒弟的冲力推着承教练时，鞋子便沿着地毯打滑。承教练双膝着地倒了下去，但双臂还是紧紧地抓住了徒弟的腰，把徒弟也拽倒在地。

徒弟上半身高于承教练，承教练的头对着他的右胯骨，双臂绕在他的腰上，背部露出空门，双手又腾不出来，压根儿没法防守。徒弟打红了眼，嚎叫着握拳朝承教练背部肾脏的位置打了下去。

在正规的散打比赛或挑战赛中，格斗双方倒下去后，就应该立即分开，站起来再战。承教练既然先双膝着地，那么在这次交锋中就等于输了，散打的关键是看选手谁站着打更厉害，倒地之后的表现在散打中并不是重点。

然而，这个徒弟肾上腺素一高，便激动不已，就是不停手。他拳头紧握，不停地打在承教练的后背上，这当然不仅是犯规了，而且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承教练双臂用力，想让他失去平衡，这样就可以把他摔个四脚朝天。但这样一来，徒弟为防止被摔倒，就更加探身压住承教练的背，他的拳头够到了承教练的屁股，又是一通乱打。

这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可徒弟还不停手，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承教练被人打屁股，终于有了动作。第一个看不下去的当然是“收听”。她推开我，噌地跑出去，跳到徒弟身上，几巴掌扇在他头上。

“你打他的屁股！操你妈的！你敢打他的屁股！”她吼道。

我赶紧过去抱住“收听”的腰，把她从徒弟身上拽下来。德清和师父又拉住被打懵了的徒弟，把他和承教练分开了。

承教练站了起来，看着我，有点儿哆嗦，也有点儿尴尬，“我鞋子太滑了，应该把鞋脱了，那是双皮鞋，在地毯上打滑。”

我说：“嗯，我知道，没事儿。”

“收听”还在喊着，“这算什么挑战赛？我日你娘的，你敢捶他的屁股，你喜欢打人屁股啊？咱俩打，你来打我屁股试试，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承教练，1988年全国散打冠军。”

听了这话，那位师父的脸白了。

“噢，原来是承教练，在下有眼不识泰山，我们这就走。”

他抓住徒弟的胳膊，从看得目瞪口呆的钥匙女孩身旁掠过，猛地拉着他走出走廊，去了电梯间。

承教练还是一脸尴尬，刚才那一轮算他输了，正闷闷不乐呢，根本不甘心就这样让他们走。于是他笑容可掬又心平气和地说道：“请留步，我们再比一局，没事儿，不用急着走，再来一局吧。”

师父一边推搡着徒弟走到大厅，一边回头道歉。“收听”挣开我，对徒弟又是咒骂又是挑衅，承教练则好言相劝，极力想挽留他们再来一局。

“你不是愿意打人屁股吗？我跟你打！”“收听”喊道，“你知道承教练是我什么人吗？你敢打我屁股，看他不打死你！”

“别走，留下来吧，”承教练镇定地说，“再来一局就行。”

“真抱歉，我不知道是您啊，承教练，”师父说道，“让我们走吧，求您了。”

“你喜欢打屁股，打我！”

“别走。”

“来打我的屁股！”

“见谅，见谅，见谅，实在对不起啊。”

“别走啊。”

“不好意思了，承教练。”

整个场面来来回回重复着这几句话，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电梯口。

电梯门开了，师徒二人溜了进去，这时，承教练把手搭在师父肩上。

“我们可以出去比，”他说道，“只是再来一局，没关系的。”

师父左手忙着推承教练，不让他进电梯，右手疯狂地按着到楼底大厅的按钮。就在电梯门关闭的那一刹那，我的约会对象一头冲进电梯里——她完全有理由觉得我们都疯了，所以迫不及待地逃离了这场灾难。

她耸耸肩表示歉意，电梯门关上了。

我们走回房间，承教练拍拍我的肩膀。

“这样也好，至少你明天不会腿软。”他说道。

比赛开场前三十分钟，我待在运动员休息室里，听到体育场内观众的讲话声。他们正在看低重量级别的决赛。讨论声愈演愈烈，我终于受不了了，踮着脚尖穿过门厅溜进体育场，偷偷瞥了一眼观众席，只见场内坐满了一万名中国观众，他们正等着冠军把我送上那个不够长的担架呢。

我感到恐惧一直都温柔地环绕在我的五脏六腑周围，伺机狠狠地抓住我里面残存的勇气，把它捏得粉碎，我知道，最后一定会是这样的。我是严重怯场的受害者，更别提这么一场擂台上的打斗了，我对此早就深有体会。我感觉自己的一切都要立即喷涌而出，反正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溢出来。我向厕所冲去，虽然是那种典型的“地上有个坑”式的厕所，但好歹比登封医院里的那个厕所干净多了。另外，早来厕所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好处——这也是我掌握的一个小窍门——免得你待会儿全副武装戴上各种护具之后再来厕所，要知道，那时候很容易滑倒摔跤哦。

返回休息室时，就剩下十五分钟时间了，承教练和德清很为我担心。我紧张得汗如雨下，脸色苍白，教练问我是否感觉OK。我刚要说是，忽然又一阵恐惧袭来，这次不像第一次那么难受。我伸出一根手指，示意只需一分钟，然后扭头就跑，又回了厕所。

当第二次蹲在厕所里时，时间正滴答滴答地过去。恐惧时而袭来，让我心悸，时而又阵阵散去，我感到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我想回家，我想永远蹲在厕所里不出去，只要别让我站在台上面对一万名中国观众迎战冠军，让我干什么事都可以。我脑海里设计着各种逃跑的可能性，但却想不出一个天衣无缝的借口，这可事关颜面啊。这时候我自己丢点脸倒没什么，但我不能给德清和承教练丢脸。我开始胡思乱想，脑子里乱哄哄的，我这个乱七八糟的大脑又开始脱离我的指挥，四处聚焦，想找点什么把自己填充起来。我忽然明白为何军队总是要分成一组一组的了： 孤身一人时，我们总会为懦弱胆怯找到借口；只有在面对自己的同胞时，我们才能知耻而后勇。人类毕竟是群居动物。

厕所里的一番沉思之后，我忽然意识到我真的吓得屁滚尿流啊，这可以说是绞刑架下的幽默了吧。我不禁格格地笑了起来，这么一笑也就轻松自在多了。经过了这样一番考验，我又精神焕发了。

回来时，我发现承教练和一名裁判吵了起来。承教练紧抓着裁判的胳膊不放，一见我就松了手。承教练非常恼火，但又尽量压制，不想表现出来。

“现在好了吗？”他问道。

“没事，没事，没事，”我说，“我好啦。”

“如果你还想去厕所的话，”他说，“就在裤子里解决吧。”

我笑了，感到轻松愉悦，蹦跶着走过门厅，心想： 有什么好紧张的？不就是一场散打比赛吗？没什么大不了的。这里面有什么真正的挑战吗？直接来一场真正的打斗吧。想到这里，我热血澎湃，每一根血管都充满了勇气。我想象着自己要誓死保卫阿登高地，向盖利博卢半岛上的土耳其军队发起冲锋，捍卫塞莫皮来平原，抵御入侵[4]。我的感情与理智正在做激烈的斗争，不知道哪个更强，而与此同时，我的自我反而成了局外人，在旁观者的位置上呐喊助威。承教练以前见过别的选手也陷入过这种疯狂，所以他抓住我的肩膀，确定我还没崩溃。

冠军站在赛场一边等待开赛，我走过去，站在他身旁。

“你昨天很棒。”我说。

“你也一样。”

之后我们俩陷入了沉默，我感到很尴尬，倒不是因为即将登台对战，而是因为我明明喜欢他，却要彼此拼个胜负。在我之前参加过的每场比赛中，都有些很恼人的事发生，或者至少是对手身上有我不喜欢的地方，但我却喜欢这位冠军。他很老实，少林寺附近闲言碎语很多，可我从来没听过关于他的负面新闻，他就是那种实实在在、品性率真的农民子弟，从父母的田间地头来到少林，经过十年的刻苦训练，如今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内成为了世界最佳。我确信他也喜欢我，尽管我并无法确定。

“我祝你成功。”我用中文说道。

对于一个参赛选手来说，人人在赛前都会对他说这句话——但他的对手不会，因为如果他的对手也这么说，就等于说希望自己失败了。

冠军刚才一直双眉紧皱，听了这句话，他顿了一下，然后笑了。

“不，不，不，”他说道，“我希望你能成功。”

“不，不，不，我希望你成功。”我按照中国人自谦的说法，毕恭毕敬地说道。

“不，不，不，我希望你成功。”

主裁挥手示意，我们俩咧嘴笑着进入赛场——按照散打比赛的惯例，选手们要一块儿跑出来，以示热情与尊敬。我们开始跑时，冠军握住了我的手，这是一种表示团结的方式，极为罕见——我以前从未见过，更不用说亲身经历了，观众们高声喝彩。现在回顾那一刻，我突发奇想，要是我们当时在群情激昂的环境下欢呼雀跃的话，那一定会是竞技运动史上最欢快的选手入场。

上了高台，我们各据一头，开始舒展身体。冠军的劈叉打得很开，堪称完美，因此，即便我比他高十几公分，他还是有可能直接踢到我的头。我没有再观察他的热身运动。

我们走近擂台中央时，观众们开始高喊口号。各种呼喊声交汇，逐渐形成一股强势的吼声，有节奏地一遍遍重复着：

杀了他！

打死老外！

我看了承教练一眼。

作为我唯一的依靠，他抱歉似的耸耸肩。

阿弥陀佛。

说句公道话，观众并不知道我会中文。我确定，如果他们知道我会中文，就一定不会喊出让我死的口号了，而且会非常自觉。但正是由于不知道我能听懂他们的话，所以他们一直在重复着： 打死老外！杀了他！

裁判员向我们解释比赛规则，冠军和我相互鞠躬致意，然后拥抱，这次我的背一直挺得笔直。

比赛打响了，观众席安静了下来。

站在擂台中央，我们俩都是死一般的沉寂，没有谁想轻举妄动，也都没有露出激动的神色。我感到无形的压力，被迫动了起来。我前前后后地跳动着，又佯装进攻，看他是否会有所反应。他还是纹丝不动。我只好继续装模作样，左腿向前迈了一大步，我们俩已经很近了，处在攻击范围之内，我准备使一招右腿回旋踢。

冠军就等着我先出腿。他早已正确地预料到我的这一踢，他的动作没有半点拖泥带水，更没有犹疑，他直接用双手绊住了我的腿，含胸低头，这样一来，踢腿之后我的重拳就无法打到他的脸了。冠军左腿迅速后撤，身子压低，压着我的腿往后拖——这一连串动作速度之快，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我就已经四脚朝天倒在了他的脚下。

2比0。

他一抓一撤步就把我摔倒了，干净利索，无懈可击，不禁让我有点胆怯。我改变策略，由进攻转向防守，争取在他出腿时也抓住他的腿把他扳倒。

他拖脚前行，对准我前胸一个左侧踢，腿的高度大约跟他脖子一样高。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脚向我踢来，但由于速度太快，根本抓不住，在我的大脑还没来得及精确测定他那一脚到底会踢到我什么位置，那一击已经势如破竹地击中了我。

4比0。

我踉踉跄跄地后退一步，从来没有人——甚至就连宝通也算在内——这么重地踢过我。我记得当时的我十分惊讶，因为那一脚真是疼得要命。并且我看着他重复使用了这一招。我还是尽量想绊住他的脚，但是太晚了。他的侧摆腿踢到了我的胸部，简直让我喘不上气来。

6比0。

我们俩在跳跃中对峙，我快要输了，得赶紧进攻。我侧摆腿出击，他右前臂一挡，我感到腿上一阵刺骨的剧痛。他身体后撤，退到安全的距离。

一定要打组合拳！

我见侧摆腿不成，便立即使出一个右腿回旋踢。他让这一击踢在他左胳膊上，然后勾住我的右腿，拽到身体一侧，我的身体紧张起来，预备再次被摔倒在地。我们面对面站着，他把右手放在我前胸上，然后开始向前推着跑。我只有一只脚着地，只能向后跳着保持身体平衡。他就这样推着我，就像推一架独轮车。他想把我打下擂台。

当我被推到擂台边缘时，他放开我的腿，手掌朝我前胸一推。我飘在半空中时心想： 这不公平，为了防止成为摔跤比赛，看到这种你推我拉的情况持续两秒以上时，裁判应该上去拉开两人，而他推我的时间远远超过两秒，本土的裁判就是向着自家人！

空气没有永远地承载我的身体，我还是跌在了擂台下的泡沫垫上，仰面盯着三十多米高的屋顶，我觉得自己可能要花一辈子时间才能站起来。

10比0。

我惊恐地知道这一局我输了，情绪也萎靡低落下来。把对手扔下擂台给裁判造成的心理震撼很大，远比官方所设计的得到四分更有价值。除非我也能在剩下的一分半钟之内把他打下擂台，要不我就得在后两局比赛中都打败他才能获胜。

我站上擂台，一想到他能在三十秒之内就把我打倒在地一次、踢到我两次，还把我扔下了擂台，就倍感压力，感觉身上可能有千钧重担。我当然知道他比我强太多了，过于强大，我是不可能赢的。我们再次面对面时，我脑海中回荡着这样几个字眼： 尊严。过于强大。脸面。承教练。尊严。他太强大。尊严。你现在是在为尊严而战。

我又开始跳跃，拖着脚步，向后倒退。我一边围着台子转圈，一边利用胳膊和腿的长度优势与他保持距离。他并不是拳王阿里，但我一直在跳跃中保持身体的活跃，拖步，出拳，后撤，再拖步，踢腿。我暂时控制住了台上的局面，尽管这段时间并不长。在我的想象中，我的步伐好像比实际中要快，但在这局比赛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没再让冠军近身，我缩小了比分差距，但还是远远落后——估计最好也就是20比10。

五位裁判举起评分牌，他们都举了黑牌，判定这一局我的对手获胜[5]。

我输掉了这一局，但总算挽回了一点儿尊严。

中场休息时，承教练和德清在休息处等我，我向我那把金属椅子走过去，脑子里已经累得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坐下时，才真正感觉到疲惫如排山倒海般涌来，我觉得自己永远都站不起来了。

承教练把我的腿搭在他膝盖上揉搓着。德清把水倒进我的嘴里。

“别停下，你一定要动起来。”承教练冲我喊道。

观众的呼喊声太大，我耳朵嗡嗡作响，几乎听不见他的话。

“我的腿。”我小声说。

“怎么了？”

“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

“没事，一定要动起来。出拳，踢腿，移动。”

“我做不到，我的腿太沉了。”

“没事儿，”承教练接着道，“你没问题。”

他的话让我很生气，我希望听到他对我说，这就很好了，我已经尽力了，我现在可以退出比赛了。但我没有听到。

“我太累了，”我说，“我从没感到这么累过。”

德清抓着我的脸，“记着我以前跟你说的，‘绝望时方见真勇气’。”

我点了点头，可我还是不相信他的话。

承教练和德清两人一块才把我从椅子上拽了起来。我真恨他们这么做，难道他们就看不出来我有多疲惫吗？

走向擂台的路那么漫长，仿佛是我人生中走过的最长的路，就像在水中行走那么吃力。

我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地从椅子处蹒跚着走了三四米，迈进了擂台。

我力气不够，没法再跳跃了，刚才的自尊心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裁判哨声一响，我就主动出击。先是一脚侧摆腿，接着右拳出击。冠军低头闪避，我们在台中央你一拳我一拳，打得难分难解。他用手搂住我的腰，我抱住了他的头。他想把我提起来，我按照承教练教我的样子，想象着双脚扎根在泥土之中，凝聚真气，牢牢地钉在地上，我不能让他把我从地上提起来。他使劲搬我，但我纹丝不动。裁判吹哨，把我俩分开。

我又立即出击，有如受伤的野兽发出狂野的最后一击。我左摆腿直击他的左腿，右摆腿直击他的头部，我必须完成这一连环动作。

他把我的右腿举到肩上，可我的脚踢在他脸上——我得了两分——却被他绊住了。他像扛着木头那样抬着我的腿，右拳顶住我的胸膛，又开始往前跑。这是一场无休止重复的噩梦。我向后一歪，又被他扔了下去。

已经超过两秒钟了！

我勃然大怒。从实际情形看，这场打斗比赛到现在已经结束了，而这并不是我生气的原因，我的怒火是因为他这么做让我很难堪，伤害了我的自尊。我气得双眼发红，如果说剩下的时间里我还有什么事要做的话，那就是把那个他妈的冠军不顾一切打下这该死的擂台。

一找到机会，我就缩着头朝他冲去，像个孤注一掷的橄榄球后卫一样——他们往往不是冲着球去的，而是冲着人去的——我避开他的攻击，搂住他的腰，铆足了劲儿向前冲。

他俯身抱住了我的腰，这是经典的防守方式。如果你把对手扔到台下，而自己仍在台上，你就能得四分，但如果两人一起倒下去，则两人都不得分，不管谁先着地。我知道他想把我一块儿拽到台下，我无所谓，反正他先着地，我压在他上面。

我大吼一声，推着他冲到了擂台边缘，他步步后退，但一直死死地拽着我。我竭力想站在台上，但没有成功。在我也掉下去的那一刻，我使劲一跳，这样等他跌在泡沫垫上时，我落下来的冲劲会更大，对他有更大的打击。我甚至侧了下右肩，这样我掉落在他身上时就会呈现更尖利的角度。

他脸上没有一丝疼痛的样子，一如既往地平静。裁判吹响口哨，谁都没得分，但冠军摔了个仰面朝天，我压在他的身上，这对我来说足以算是胜利了。

这一局比赛的最后三十秒钟，我们在相互跳跃中对峙。他出击次数比我多，多得了几分，但也只是例行公事。我知道，裁判早已在评分卡上算出最终得分了，而且在我的意识中，比赛也已经结束了。

郑州武术节快报的封面照是我正站在奖台上，带着银牌，兴高采烈地跟冠军握手。很明显，言外之意是：“老外有幸败在中国冠军手下，瞧他的得意样儿。”

实际上，那一刻，我脑海中突然又闪现出列着我缺点的那张清单。

马修的毛病：

1. 胆小懦弱（已搞定！）

2. 仍旧是个男孩，还没有成为男人

我今生最勇敢的壮举就是——能在一场毫无希望的比赛中一再鼓起勇气站到台上。虽然失败，但我已经赢了，在这一过程中，我实现了自己最初来少林寺时设定好要完成的目标。我冲冠军笑了，因为我终于找回了勇气。

[1] 贝纳通（Benetton）是发源于意大利的服装品牌，目前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有四千多家商店。——译者

[2] 又称为跳蚤式转向传球或掷球，或称为摇摆式进攻（fleaflicker）。美国橄榄球的一种进攻打法，通常是在逆封双杀中，然后将球扔回四分卫，由四分卫抛球进行长传。这种打法进攻性很强，但非常冒险，一般很少在开局中使用。——译者

[3] 艾伯特（Abbott，1896—1974）和科斯特洛（Costello，1908—1959），美国的两位喜剧演员，后来成为了喜剧组合，在1940、1950年代创作了很多喜剧电影而享誉美国，成为喜剧组合的代名词。——译者

[4] 均为电脑游戏《文明》里的用语，往往是一些基于史实的杜撰。——译者

[5] 根据散打比赛规则，场下五位裁判计分评判，每场比赛结束后宣布比赛结果，同时亮出胜方的色别牌。也就是说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作者所穿的是红色护具，而冠军穿的是黑色护具，所以五位裁判一致出示黑牌，说明黑方获胜。——译者

4一切都已搞定

锦标赛结束之后，约翰·李跟我学坏了。他也辍了一年学，骗父亲的借口是想去北京的清华大学提高普通话水平，对一个台湾制造业的家庭来说，这个借口合情合理。而对我，他则说自己要创办新公司、赚取上百万钱财，他在我面前打着这样的幌子，其实是另有图谋。他总跟我说，对于企业家来说，中国就像美国的西部，物产丰富，极具潜力，却又还没有开发。这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要抓住机会，趁热打铁，去开发、探寻宝藏。但他来中国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叶丽，这位郑州舞者用长长的套索捕获了他的心，并将绳索的另一头扣在了她戴婚戒的手指上。

夏天过去，秋季开学时，约翰去清华了，而我待在少林继续训练，学习后空翻。

一个周日的清晨，鱼同志把我从沉睡中唤醒，让我接电话。这是我一年多来接的第一个电话。全村里只有一部国际长途电话，而且难得有好用的时候，虽然我知道号码，但我没把电话号码告诉过任何人。睡眼惺忪的我恍惚间仿佛回到了堪萨斯，无论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何一个牙齿褐黄的中国人会在我的卧室里。鱼同志重复了好多次，我才记起来自己在哪儿。等我回过神来，看到他又一次侵犯我的私人空间，我一下子非常恼火。

“你打开我的门，要干什么？”我问他。

“真不好意思，有人打电话找你。”

“真的？是谁？”

“强尼。”

他把约翰唤作强尼。约翰有中文名字，但当地人却不叫他的中文名字，喜欢叫他的英文名字。我想这是因为当地人想把他跟别人区分开，中国大陆人对华侨的情感有点复杂。

鱼同志不知道约翰在那个点找我有什么事，他只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约翰去北京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什么事儿，约翰？”

“马修，”他低声道，“是你吗？”

“约翰，我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我麻烦大了，兄弟。”他小声说道。

“怎么了，兄弟？”

“叶丽跟我在一块儿呢。”

“跟你在一块儿？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还不知道呢。”我说。我和叶丽互相不说话。我年幼无知却又傻气十足，觉得作为哥们，有责任告诉约翰，叶丽跟他并不合适（我记得我形容她是“拜金女”）。而约翰跟我一样年幼无知，傻气十足，由于他在跟叶丽谈恋爱，觉得要对她诚实，于是又把我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是啊，对不起我没早告诉你。”

“那又怎么了？”我问道。

“她的前男友。”

“她还有个前男友？”我问道。

叶丽芳龄十八，中国的乖女孩们这个年龄应该刚刚开始谈恋爱，我还以为约翰是她第一个男朋友呢。

“约翰，我就跟你说过别跟跳舞的谈恋爱。”

“马修，听我说，她的前男友就在这儿。”

“他是北京人？”

“不，他是郑州人，他听说叶丽跟我一块儿住，就带着他的一帮兄弟要把她带走。”

“他的兄弟？”

“马修，你先听我说，她的前男友是黑社会，”他说。

黑社会就是中国的黑手党，或是三合会。

“黑手党？约翰，这可不是香港，这是在中国大陆北方。在中国大陆就这点儿好处，一般应该没有黑手党。”

“我不知道，叶丽说他和黑社会有关系。他三天前就往我们这儿打电话，当时他就在我们的住所外面，拿着大哥大，让叶丽必须跟他回郑州。叶丽不同意，他就骂她是妓女，说她跟我在一起是为了钱。”

我差点儿想说： 他曾经是她的男朋友，可能知道叶丽不为人知的一面，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我简直无法冷静下来，你知道吗？”

“嗯，约翰，我明白。”

“我出去准备狠狠地把那小子揍一顿，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十几个家伙把我围住了，我该怎么办啊？我勉强从人堆中挣脱出来，又灰溜溜地回到了屋里，但他们把整栋楼围了起来，还喊个不停。”

“负责管理外来学生的人怎么不报警？”

“他们不想管闲事，把自己也掺和进来。马修，我很害怕。”

他又小声说了一遍。我能想象，约翰现在一定关着灯，拉着窗帘，恐惧地蹲在窗台下。

“别怕，约翰，我过去陪你。”我毫不犹豫地说。

“谢谢你，马修。”

“明天赶到郑州后，我会连夜坐火车去北京，你能等到那个时候吗？”

“嗯，我在这儿结识了几个非洲朋友，他们能给我们提供饮食。”

“好，大概再过二十四个小时，我就能见到你了。”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我去成浩和德清的房间，问他们该怎么办，我该怎样对付那个醋意大发、气得快要发疯的中国黑手党成员？我对三合会的全部印象都是从香港影星周润发那儿得来的，要是按电影里的场景，我需要两把枪，在慢动作中一边横起跳跃飞在空中，一边在受惊的白鸽飞向天空的间隙巧妙地瞄准目标，开枪射击。

我把自己想象的这一切告诉了德清和成浩，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

“这事儿听起来怪怪的，”成浩道，“真奇怪。”

他在地上熄灭了烟头，接着又点了支烟，静静地考虑着这件事，表情十分冷峻。

德清转向我道：“老包，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哦。”

“但我也有句话，”他接着道，“如果小题大做，酿成大祸的话，就要真刀真枪地解决问题了。”

德清从床上跳下来，在床底下翻找。他拿出一把他们在街上向游人兜售的武士剑，剑锋已钝，却很重。他又让成浩去拿一条九节鞭。成浩拿了一条沉重的九节鞭递给我，我把它折叠起来，放进口袋，德清又给了我一把锋利的匕首。

“你可以把这个藏在裤子后面。”他说。

有了武器和他们的名言警句固然很好，但我到他们这儿其实是想要带几个人跟我一道过去。我又待了一小时，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等他们主动开口说要帮我。如果我开口要他们帮我的话，出于义气，他们会答应，但我不能为自己朋友的事让他们再一起搅进来，而且这还有可能难以善终，让他们一起跟着丢脸。我一直等着，直到我看出来他们显然不会主动帮忙了。我知道他们多次避免打架并不是因为害怕。他们肯定认为我一个人有能力解决这件事。其实，事到如今，我倒希望他们别这么高估我的水平。

我打车从少林寺到郑州，花了四个小时。在郑州火车站待了六个小时，又在郑州开往北京的硬座火车上待了十多个小时，期间一直没有睡着。可恨的是，北京堵车又花了我两个多小时，而这一切都是叶丽造成的。我现在一想到她就气得上火，这事全怪她。这个轻浮的拜金女甩了那个神经质的三合会男友，傍上了个多金的台湾裔美国人，现在又害得我仅靠一口剑、一把匕首、一条九节鞭对抗她前男友和那一伙人。我早就跟约翰说了她一点也不好，我告诉过他不要痴迷于一个舞女，看看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尽管我历经千辛万苦、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最终走进了约翰的房间，可叶丽对我的态度依然没有任何缓和，她背对着我，一句话也不说，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对我而言，这简直太无礼了，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么做就等于直接朝我脸上吐唾沫那么无礼。

“她怎么回事儿？”我用英语问约翰。

约翰耸耸肩，想让我消消气，“她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约翰，我长途奔波了二十二个小时，就是为了应付她那个该死的三合会前男友，而她见了我，连句招呼都不打？”

“马修，真抱歉，她心情不好，真抱歉，谢谢你能来帮我，兄弟，见到你真好。”

“见到你我也很高兴。他们在哪儿？在外面我一个都没看到。”

“他们昨晚走了，他打电话来，说他在阳光宾馆等着她。”

“他留下房间号了吗？”

“813。”

“这家伙叫什么？”

“李和泰。”

“好吧。”我环顾了一下整个房间，看了看地板上绿色的地毯和未整理的床垫，目光停留在壁橱门上。约翰早已用他的方式标明了他的领地。壁橱门的胶合板上有几个拳头大小的洞。“约翰……”

“嗯？”

“你随时都可以把她送回去，现在就了结这一切，避免有人受伤。”

约翰紧盯着地板。我在愤怒之下将他置于两难的境地： 继续爱他的女人还是保障他兄弟的安全。他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最终说道，“我做不到，马修，”他带着哭腔说道，“我爱她。”

他就这样决定了。爱情毕竟是爱情，即使爱错了人。我清楚地记得曾经的那种感受——想要抓住一切，却又没有任何希望。

“那好吧，这样我们就必须处理一下这件事，”我站起身，“尽快把事情解决掉。”

“嗯。”约翰还是盯着地面，意思是不想跟我一起去。我也知道带他一起去多有不便——让情绪失控的约翰跟醋意大发的三合会前男友共处一室，那简直糟糕透顶。但我仍希望他能主动提出来，帮忙一起搞定。我就好像是美国电影《正午》中加里·库伯饰演的那个西部小镇的警长一样，只身面对很多前来寻仇的恶徒，却又没有任何帮手。

我照照镜子，确保裤子后面的匕首不会被人发现。我重新折叠了九节鞭，放进右边口袋里。我想把剑放在旅行包里，可背着旅行包太惹人注目，但也实在没有别的地方能放将近一米长的武士剑了。我想干脆用手拿着去算了，但这样就不像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样子，而且看来会让人啼笑皆非——这简直是个从国际外交学校中跑出来的疯狂功夫老外。最终，我决定不带剑。

临行前，我跟约翰默默地拥抱在一起，叶丽没跟我说再见。

我也全当她不存在。

清华大学外来学生的宿舍坐落在新校区，是个二层小楼。楼外有个鹅卵石铺成的停车场，出租车在这儿等待要打车的外国人（清华大学坐落在北京城区外围）。我告诉出租车司机去阳光宾馆。

“你是哪儿人？”司机问道。

“美国人。”

“美国是个强国，很富。”

“中国要多长时间才能赶上美国？”

“中国还不行，”他说，“至少还要五十年吧。”

我笑了笑。

“到宾馆之前，请先在商店门口停一停，我买包烟。”

我点燃一支红色的万宝路，站在阳光宾馆门外，宾馆坐落在北京旧城区，是个十层高的破楼。我并不想抽烟，但为了恐吓别人，我装成了中国通的样子。我要给对方递烟，这样就显得我想要和平谈判，顾及对方的面子，但我得确保点烟时手不能发抖。

我抽了一口烟，脑子里想着解决办法，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捋了一遍： 我对功夫和禅宗很感兴趣，前来少林习武，之后结识了美籍华人约翰。他爱上了当地的女孩，而这个女孩有一段情史。A导致B，B导致C，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忽然发现自己身处北京，裤子后面藏着一把匕首，要勇敢地面对一个怒气冲冲想讨回女友的三合会成员。

我抽了一分多钟的烟，然后深呼吸，极力抑制恐惧，至少不能让别人看出我吓得发抖。我熄灭烟头，动动肩膀，提提下巴，气运丹田，驱除一切胆怯，走进宾馆。

我敲敲813房间的门，一个戴着黑框厚镜片眼镜、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给我开了门。

“李先生在吗？”我极力控制自己的声调、彬彬有礼地问道。

眼镜男吓了一跳，一个又瘦又高的白人来敲门还是很少见的。

“你是谁？”眼镜男问道。

“抱歉打扰您了，我有事找李先生。”

“他不在。”

“他什么时候回来？”

“请进，有什么事儿可以告诉我。”

“噢，不不不，那就不浪费你的时间了。”我嘴上客套着，还是让他把我拉进了屋里。

单调的宾馆房间里摆着两张单人床，两张桌子，上面是破旧的冒牌IBM电脑。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戴着同样的黑框厚镜片眼镜，坐在一张桌子前面。两人皮肤光滑，都有点婴儿肥，他们看起来很和善，没有半点儿坏人的样子，就像一对研究某项特别课题的毕业生。北京公共用地面积有限，好多宾馆房间都租给了做小生意的人。

“你们在这儿做生意？”

“嗯，跟李先生合伙做生意。”

我拿出万宝路。

“来来来，抽根烟。”我说。

“不用，不用，不用。”

“请请请，好烟，美国货。”

眼镜男接过烟，女孩儿过来给我们倒茶。

“李先生呢？”我问道。

“他今早回郑州了，你要跟他谈什么？”

有道侧门通向另一间房，我怀疑有黑手党的眼线在那间房里偷听。

“好像他跟我的朋友有点小摩擦，我的朋友现在正跟他的前女友交往。”

眼镜男点点头，他知道我要说什么。

“她现任男友是我少林学艺的兄弟。”我接着道。

女孩儿开口道，“你学武术的师弟？”

眼镜男瞥了她一眼，让她别说话。

“是的，我是少林寺弟子，和我一起习武的小师弟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北京遇到麻烦了。”

“你从少林一路到这儿？不是骗我？”女孩问道，“真的没骗我？”

“我为什么要骗你？”我厉声回答。

眼镜男瞪了女孩一眼，她马上垂下了眼睑。他扭头看着我：“真抱歉，请继续。”

我极力保持语调柔和友好，“是的，我刚从少林寺赶过来，我俩都在那儿学艺，他是我师弟。如果李先生跟他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但吾师有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想让你告诉李先生，别跟我兄弟过不去，再逼我回北京的话，恐怕就不是我一个人来了。”——我稍微一顿，马上继续道——“真到了那一步，小事就要酿成大祸了。”

我向前侧侧身，压低嗓门道：“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我懂了。”

我掐断烟头，盯着眼镜男。眼前突然出现一幅我杀死他的画面： 一层薄薄的皮下脂肪让他的脖子看起来肥胖而又虚弱。我可以将匕首从他的下巴推上他的头部。他的女伴坐在沙发后。我纵身一跃跳过沙发，在她逃出去之前抓住她。她的脖子纤细脆弱，极易拧断。温度骤降，连时间都慢了下来。

我打断自己的想象，重新收回心神，盯着眼镜男，这才发现他鼻子旁边长着颗痣。

“这事儿就这样了，”我说，“没必要再啰嗦了。”

眼镜男开始浑身发抖，过了几秒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他从我眼里看到了恶魔。我刚才激动过度，没锁住心中的恶魔，让它得以在我心头危险地徘徊。现在，我也害怕了。

我赶紧平心静气，避免行为失控，做出什么让大家都后悔的事来（至少他们会比我更后悔）。我说道：“你们对我这么客气，可我还是不得不跟你们谈这事儿，真是抱歉。请转告李先生我来过了。”

我站了起来。

“别忙着走。”眼镜男松了口气，说道。他声音颤抖，毫无自信。

“谢谢，可是我必须得走了。”

我走出阳光宾馆，感觉跟进去时大不相同。这次我点烟的时候，手止不住地发抖。

从此之后，李先生再也没找过约翰麻烦，但他却打电话给叶丽，埋怨她派个老外去对付他，也就是说他知道我去找过他。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

5洋枪

作为回报，约翰请我到他最喜欢的北京餐馆吃饭——波林酒馆，位于德资的燕莎友谊商城里（还有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叶丽拒绝参加）。这儿的饭菜很美味——椒盐脆饼干搭配黄油、新鲜土豆，还有炸猪腿肉——但我却更醉心于貌美如花的女服务员，文青。

我第一眼见到她，就被她的美征服了，醉心于她瓷釉一般的面庞和窈窕的身材。她一头乌黑亮泽的直发垂到腰际（噢，她的腰肢是多么纤细），笑靥如花，模样俏丽，眼波流转。我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得到她： 我愿出卖国家机密；我愿带领蒙古游牧部落从北方草原南下，洗劫特洛伊城；我愿为她上刀山、下火海，但我唯一做不到的就是跟她搭讪。我想试着跟她说话，但每次都结结巴巴。约翰正处于甜蜜的恋爱中，他对我这个光棍死党深感同情，于是决定撮合我们俩。他一连五天坚持带我来这儿吃晚饭。到了第三天晚上，文青觉得很有趣，“你们又来了？”

“我们喜欢在这儿吃饭。”约翰说。

她就像美丽女子对待滑稽的追求者那样对待我，含笑目视别处，抚弄她的长发，假装不知道我来这儿的真正意图。

我和约翰在饭桌上的对话如下：

“和她说说话。”

“我不行。”

“拿出点勇气来。”

“她不喜欢我。”

“她喜欢你。”

“真的？”

“你问问她喜不喜欢。”

“我问不出口。”

我痛苦地发现赛场上的勇气跟情场上的勇气根本就是两码事。

到了第五天晚上，我几乎绝望了，文青也失去了兴趣。当害羞变成可怜时就不再惹人爱了。约翰也逐渐失去了信心。就连猪腿肉也不再色香味俱全。我发现她还有个工作，就是在饭店里巡视，点亮灭掉的蜡烛。绝望中，我沮丧地吹灭餐桌上的蜡烛。她点亮后走开了，我再次吹灭蜡烛，她微笑着走了过来。

“你的蜡烛怎么回事儿呀？”她问我。

“小姐，它好像要断了。”我终于开口说话了。

第三次走过来时，她笑了：“你真淘气。”

“这不怪我，都怪蜡烛，是德国造的吗？做工真差。”

“不，质量很好。”

“他们造的汽车还可以，蜡烛就不行了。”

第四趟时，她佯装生气，“再灭我就不管了，你太顽皮了。”

“这不是你的工作吗？”

“待会儿你肯定又要吹灭了。”

“不会的。”

“你保证？”

“嗯，但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儿？”

“给我你的电话号码。”

她转过身子，掩嘴窃笑。绝望之后我终于开始转运了，虽然这种搭讪方法很蠢，但也算蠢得可爱了。

她走过来，把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条上。她把纸条靠近蜡烛的火焰，好像要把它烧掉，见状，我赶紧吹灭蜡烛。

“你骗我，我不给你电话号码了。”她说着走开了。

但当她再次过来点亮蜡烛时，把号码放在了桌上。

第二天，我给她打电话。她说话拐弯抹角，兜了好几圈之后，终于答应明晚见我。

约会进行得很顺利，跟中国女孩散步谈心而不引来众人的目光真不是件容易事儿，而那天我竟然做到了，真是奇迹。一路上，只有几名当地的青年向我投来鄙视的目光。

文青穿了她最好看的连衣裙，还特意涂了口红。她一路上拉着我的胳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副想让我事事都依着她的样子。我信心满满，邀她去了我在清华大学外国学生公寓租的房子。

从我们吃晚饭的市中心坐车到清华大学要五十分钟。车开到一半时，她才发现天黑了，离她家已经很远了。

“把我送回去。”

“为什么？”

“太远了。”

“我可没想过。”

她笑着说：“你真滑头。”

清华大学外来学生宿舍有宿舍管理员，监督外国学生，防止他们跟当地人交往过于亲密。但工作这么多年，他们也清楚，其实想管也管不了，还要顾忌面子呢，中国人都这样。以前，我跟清华大学非洲毕业生谈话时了解到——他们跟当地人交往时，比白人跟当地人交往受到的歧视要多得多——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女孩先进，然后我待会再进去，这样，管理员就看不出我们俩是一起的了。在河南人眼中，我一定是个放荡不羁的登徒子。

约翰早已为我们安排好了房间。我跟文青坐在床边上，给她倒了杯红尊尼获加。她浅啜了一小口，摇摇头，还给我了。

“太烈了。”她说。

我坐到她身旁，把手放到了她的腰上，但她躲开了，好像我烫着她似的。

“好吧，好吧，好吧。”我收回手道。

她突然站起身：“给我打个车，我要回家。”

我也站起来：“好好好，我会的。”

我靠近她，她双膝一弯，跌进了我的怀里。

“来，再坐一会儿吧。”我说道。

坐下之后，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再站起来。

到底有多久呢？我自己也不知道。

大约到第二天午餐时，体能的饥饿感终于战胜了我们似乎无法满足的性欲。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仿佛辨别不出我是否真的存在，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似的。终于，她开口了：

“你知道中国人把跟老外做爱叫什么吗？”

“不知道，大学里没教这个。”

“被开洋枪，”文青说道，“就是被一支西方的长矛打开。”

我低头看着她，她汗湿的秀发披散在枕头上，脸上焕发出鱼水之欢的幸福，眼带敬畏，这是一个女孩蜕变成女人后最美的表情，欲望若隐若现。我心想，此时此刻，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远胜于一切。

开洋枪！怪不得马可·波罗不愿离开中国。

6结局

比赛之后，我训练的时间逐渐少了，在山中静悟的时间多了。置身嵩山峰顶，忙碌的生活节奏和少林村里不怎么雅致的情景都变得虚无缥缈。登高望远，我能看到农场星罗棋布、点缀于山谷之间。这里能让人静心思考，真是个悟道的胜地。

我曾经总是幻想着报复那些儿时在运动场上欺负过我的人，这一想法萦绕心间多年。一天，在我自省时，忽然发现这一想法已经奇迹般地消失了。一旦你知道自己能战胜某人时，只要想象一下这一场景就足够了。而且，我觉得有必要用一些限制条文来控制孩子们之间的欺凌行为。爱尔兰裔天主教信徒[1]竟然会主动放弃怨恨，我想这应该是史上第一次吧。

我学武这么久，时至今日，功夫提升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超越多数人容易，超越所有人就难了。而武术生涯往往是短暂的，我虽不是世界上最差的学徒，但也够差的了。显然，我几乎实现了少林之行想要完成的所有梦想，只有一件除外。

马修的毛病

1. 胆小懦弱（已搞定！）

2. 思想迷茫，不知自己要走向何方（已搞定！）

3. 对异性没有吸引力（已搞定！）

4. 仍旧是个男孩，还没有成为男人

一天，我正潜心钻研宗教的统一场论，突然洞察到，对于人死后的灵魂去向，各宗教见解各不相同。西方宗教（包括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认为，人死后，灵魂趋于永恒（去往天堂、地狱、炼狱或阴间）；东方宗教（包括印度教和佛教）则认为，人死后，灵魂转世，投胎他物，除非获得证悟，灵魂才能从生死循环中解脱出来。但东西方的宗教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我们此生只有一次机会将肉体和灵魂结合到一起，即使投胎他物，也会丧失前世的记忆（除非你是雪莉·麦克雷恩[2]）。因此，就算灵魂得以幸存，也会丧失本我。生命犹如东流之水，一去则永不复返。霎时，我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仿佛看到了智慧之星。我只能做一回马修，即便有来世，那也已经不再是我自己。

一周后，我来到山顶打坐沉思，脑海中又闪现出那张列表。

马修的毛病

1． 仍旧是个男孩，还没有成为男人

2． 没钱，没事业

3． 没老婆，没家庭

我不禁自嘲，并且终于明白，我一旦删去一条毛病，就会有更多的不足等着我。

我终于懂得，为何人们选择信教。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愿终生皈依寺院，我出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我要有老婆孩子，想在社会上占取一席之地。但倘若我当时就想明白要实现这些目标有多难的话，或许我就会重新考虑了。

我要完成的事务清单上又加入了新的内容，这意味着我将继续踏上征途，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北京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狂热完全感染了约翰，他坚信我们可以利用少林的关系进行商业运作，并取得成功。我们规划了好多方案，再三探讨，最终决定举办一场少林夏令营。我们要建立旅游公司，让美国武师来少林寺训练。

我快要离开中国了，而且又和文青在北京处于热恋中，这样一来，和一万名中国男孩在深山里吃苦就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然而，爱情最初的快乐时光过去后，我们之间关系就变得混乱紧张了。她哭过很多次，我们也和解过很多次。根本原因是她坚信，我会改变这会儿还不想结婚的想法，但我确定我不会。大约半年后，她终于承认，看来我的确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了。她离开了我，找了个澳大利亚男友，在我看来，那个家伙是“南半球射来的暗箭”。

回美国前，我最后一次见到和尚们是在北京，他们要去欧洲巡演，期间在北京短停两天。他们让我和约翰带他们去昆仑饭店，那儿有全城最受欢迎的迪斯科舞厅。那些老外外交官、北京企业家和他们各自的女伴围成圈，德清、成浩、承教练和其他人夸张地摆出各种功夫和舞蹈的姿势，做着后空翻、飞腿踢、霹雳舞，大家玩得很嗨。晚上分手时，我们彼此交换了地址，答应保持联系。

飞机着陆了，终于踏上了美国国土，我如释重负。但于我而言，美国好像变了，我发现全国人民都在热切地关注着橄榄球明星O·J·辛普森一案，到处都是高蛋白的餐饮食品和没完没了的邮件。我一直都很想念那种生活——全村只有一部国际长途电话，一日三餐你所能吃到的都是同一种碳水化合物，以及百分之百的定罪率，审判只是做做样子。直到几个月过后，我才逐步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不再怀念过去的那两年。那年秋天，我回到普林斯顿大学，为大四的论文准备了好多材料。我的朋友们都早已毕业，开始了他们各自的生活。我觉得自己非常孤独，卡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

那年我在老家堪萨斯州过圣诞节，老妈为她的浪子举办了聚会，庆祝我回家。她把托皮卡城内所有能跟中国扯上点关系的人都叫来了。中国现在今非昔比，跟两年前我去时的情形有了很大的差别，新闻媒体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日本公司渐趋衰落，亚洲强国新加坡、泰国也变得微不足道了。1994年后，东方巨龙就要飞黄腾达，《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首页都刊登了中国的照片。全国的报纸杂志都在引用拿破仑的名言：“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让她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颤。”

维纶鞋业的副总裁在聚会中专门找到了我。他最近在中国开了家公司，他很担心，因为要请客人吃饭，而自己却不会喝白酒，这好像对客人是一种冒犯。我告诉他，应该带个陪酒的，给他解围。

“他们不会怪你不喝白酒的，”我说道，“但你要让手下代你敬酒。”

他说：“你的中文在找工作时很有优势。毕业时，发一份简历给我吧。”

随着聚会的继续展开，显然可以看出，我以往辍学、奔向中国的“错误”现在变成家人对未来的希望，我妈妈最终也因为我去了中国而高兴。

客人们离开后，我给爸爸来了个熊抱。自打我进入青春期后，这就成了老规矩，我会搂住他的腰，尽量把他抱起来。作为反攻，他会用手掌压住我的前额，使劲地推。爸爸年轻时整日在田间劳作，力气很大，之后当了骨外科医生，整日矫正脱臼的骨头，因此，他总是能把我细细的脖子扳得后仰，让我面朝天花板，根本无法把他抱起来。但那天晚上今非昔比，毕竟我在少林寺练了两年功夫，脖子上都长出肌肉来了。我感觉自己就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把提起力士安泰[3]，让他脚不着地，像布偶一样手舞足蹈地悬在半空摇摆。

爸爸扭头看着妈妈，难为情地笑了笑，笑声既骄傲又有点遗憾，“儿子太强壮了，当爹的再也打不过他了，他现在是个男子汉了。”

那张清单在我脑海中闪现，从此我又少了一条缺点。

阿弥陀佛。

[1] 按照美国人刻板僵化的看法，爱尔兰裔天主教信徒，或者爱尔兰裔美国人（两者基本相等，因为几乎所有爱尔兰裔美国人都是天主教信徒）最喜欢记仇，并且永远会找机会报复。——译者

[2] 雪莉·麦克雷恩（Shirley MacLaine），美国著名女演员，获得过奥斯卡、金球奖、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等多次大奖。麦克雷恩相信，她对自己的诸多前世都有记忆。该女演员在自己的网站中辟出专栏大谈她的前世记忆，并引发不少对前世有记忆的美国人在她网站上披露各自的前世今生。——译者

[3] 安泰（Antaeus），古代希腊神话里的一位巨人，他的力量来源于大地，所以只要身体不离开大地，他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力量来助他打胜仗。后来，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识破这个弱点，就在两军的对阵当中，用计将安泰举至半空中，脱离地面，就此把他掐死，从而赢得胜利。——译者

尾声

2003年7月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论语》

“朋友，你得回来看看，”约翰在电话那头对我说，“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和约翰多年未见。我刚刚告诉他，我终于开始写关于自己少林寺生涯的书了。较之于我上一次见他时的样子，他变化很大，不仅变得像他父亲了，甚至要更胜一筹,他变成了他的父亲——奉子成婚，并且子承父业，坐上了家族企业的头把交椅。为了实地监督公司的运作，他已经搬到北京居住了。

中国人把从海外归国，利用所学的西方知识积极投身于祖国高速建设发展中的同胞称为“海龟”（谐音海归），因为海龟的习性便是回归家园养儿育女。约翰对潮流十分在行，只要被他发现，就一定会跟上，并且极其善于把握。大学毕业后，他做过咨询师、兼职操盘手、新型网络公司的头头，还有一段时间无业，而现在，他也加入了“海龟”的行列。美籍华人和大陆的海外交换生都回到了中国大陆。他们纷纷用实际行动表明态度——这生动地证明了中国持续的发展和成功。

2003年的11月，距离我曾经参加过的郑州锦标赛十年整。是时候了，我决定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与故人重聚，去看看那儿的旧貌新颜。

幸好美国和北京现在有直飞航班，我们不再需要在价格欺诈成风的东京成田机场中途停留八小时了，谢天谢地。我觉得报纸上的内容似曾相识，不禁一阵战栗。1992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时，老布什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在他执政期间，美国经济陷入混乱，面临严重的赤字和失业问题；而现任美国总统是小布什，当前的经济依然还是不景气，只是老布什指责给美国带来经济问题的亚洲国家是日本，而小布什指责给美国带来经济问题的亚洲国家时，目标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他认为，中国出口了太多廉价的商品（纺织品、电子产品、胸罩）。但他遗漏了一种，那就是女婴。通过对机舱内乘客的观察，我发现，许多白人夫妇带着他们领养的年幼的中国女儿，要回中国再领养另外一个女儿。一路上，这些过来人都在给初次去中国领养女婴的年轻白人夫妇一些建议。

在中国的入境检疫的申明卡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已经取代艾滋病成为了重点检查对象。“发热、咳嗽、呼吸困难”均被列入检查的详细目录——“如果您有以下症状或疾病，请在项目前的方框内打勾”。当看到“精神病”仍被列入其中时，我被逗乐了。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芬兰人迈克尔和他的第六人种、法国摄影记者皮埃尔和他的靴子、西班牙功夫教练卡洛斯和耶稣在夜间对他的“造访”，还有我的男子汉气的自我探索。长居少林，的确需要一点儿疯狂。

一下飞机，北京的机场首先让我大为惊讶，我的头脑里一下子全是惊叹号。那里有自动提款机！隔音板！马桶！扶手电梯式的高效人行道！还有总是彬彬有礼的海关人员。伴随着近期的翻新，北京机场已经远远超越了纽约的拉瓜迪亚国际机场和肯尼迪国际机场。

但令我最感兴奋的是，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和北京的哥交流了。对话一般总是由相同的套路开始。他先夸我中文讲得好，我则谦虚一下说不是很好。接着他会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来自美国。然后他称赞美国是个伟大的（强大的或是富裕的）国家——是全球的老大。我则说并不真是这样。他会再次说，哦，是，是的。我会说，嗯，中国正在飞速发展。他则会有些沮丧地说，哦，不，中国的发展太慢了（或者还不太够）。我说正一天一天变得更好呢。他会面露疑虑地对我说，恐怕要等上个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中国的发展才能令人满意。

我想看看，这种对话模式是否有所改变。

于是，我一屁股坐进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带我到喜来登长城饭店。

“嘿，你的中文讲得很好。”司机对我说。

“噢，您客气了，客气了。”

“不，是真的说得很好。您住在北京吗？”

“不，我是来旅游的，”我回答，“已经十年没来中国了。”

“感觉怎么样？”

“变化太大了，中国正在迅猛发展。”

就是从这里开始，司机不再用老一套同我说话了。

“是啊，”他表示赞同，“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让我又惊又喜，一时不知如何接话。

难道他不想知道我是从哪国来的吗？

“啊，是的，看看这飞机场，”我开始转移话题，“比以前好太多了。”

“不，还是不够好，”他结束了那些溢美之词，“其实2008北京奥运之前，他们准备在这条路上建一座更好的。”

“哦，对了，奥运会。我还记得92年来北京时，这里每个人都很失望，因为悉尼获得了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北京与奥运会擦肩而过。”我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说完这句话。因为中国人仍然认为，是因为美国在最后时刻将本该投给中国的一票转投给了澳大利亚，才造成了中国的遗憾。

“是啊，我们当时确实不开心，”司机说，“但是这样也好，多了八年的准备时间。现在国内条件更好了，当我们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时候，世界人民也都会尊重我们。”

“全世界都会给中国面子，”我说完他就笑了。

“您从哪个国家来？”他问道。

终于听到了那个熟悉的问题了。

“美国。”

“美国是个很富裕的国家。”

“这几年情况不太好，国内的经济环境不太好。”

“是啊，我看过相关的报道，”他说，“但这件事儿也可以这么看： 美国已经到达了巅峰状态，想继续往上爬就困难了。”

这样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真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很遗憾？

片刻的安静之后，他继续说，“不过美国上一季度的经济报告还是很强势的，也许美国经济要开始升温了吧。”

我笑了，他们还是像从前一样密切关注我们呢。

“您认为多少年后中美两国会实力相当呢？”我接着问。

“永远不会吧。”他大笑，仿佛刚才说的都是无心话。

“预测一下嘛。”

“五十年。”他依然大笑。

中国梦还是没有变——赶上美国，而且这是一场马拉松，仍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是中国人比以前更有自信了。看看他们已经跨越的里程碑吧： 加入世贸组织，载人飞船上天，还有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赶超我们似乎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我第一次来郑州时住过的绿屋旅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超市。而郑州国际酒店正在装修。

“属于它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在去四星级的苏菲特酒店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常师父指着郑州国际酒店对我说。

他向我介绍郑州的新变化，但说实话，郑州变化得不大。中国的变化是个细水长流的过程。外国巨量的资金流涌入，重塑着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等这股资金流渗入内部时，影响就不那么明显了。虽然现在马路上汽车多了，自行车少了，而且也看不见牛了，但它还是我记忆中的那座城市。

常师父三十多岁，大腹便便，满头黑发，留着刺猬头。他曾在部队当兵四年，退役后在一家国营单位工作。后来单位破产了——因为政府不再扶持落魄的国营企业。单位领导卷款潜逃去了美国，有传闻说他在美国买下了整整一条街。现在，常师父靠开出租车养活妻儿。

常师父坚持说可以带我去任何地方。我问他去少林要多少钱，他说没关系，我们已经是朋友了，而且我中文说得这么好，就算只是开车带我到处转转也够荣幸的了。他说价钱随我定，甚至不给钱都行，给多给少随便。

其实，我知道，他说这些话就是想榨出我身上的每一块人民币。

我不介意他这么做。毕竟，我在纽约住了六年，已经很久没有人因为觉得我很有钱，而想尽办法耗费时间来让我多掏点儿钱了。

常师父知道很多非法信息。黑市上能买到枪吗？答案是肯定的，花五百美元，他就可以给我弄把德式手枪。真的吗，以前一般都是只能买到自制的小手枪啊。那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但最吸引我的还是他在部队服役的经历。

我一直等着，直到快要到少林之前才问他，“你还在部队的时候，长官教导你们训练，要对付的敌人是谁？”

刚开始他没上钩。

“噢，哪儿有什么敌人，”他回答，“我们只是训练。你知道的——行军啦，操练啦——这就是部队的生活。”

我没有回应他的话，车内安静了一会儿。过了有一刻钟，他终于“上钩”了。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您认为，中美开战的话，美国能打败中国吗？”他问。

“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

“噢，是啊，当然了，不过没关系，”他说，“战争是政府之间的事情，跟我们普通人没关系。”

这是讨论任何政治敏感话题时的标准开场白。

“一打仗，饱受战争之苦的总是普通人，”他接着说，“我们现在只是在聊天——两个好朋友，都是普通人，随便聊。”

“对，对，我们现在只是两个朋友之间的聊天，我们都是普通人，”我说，“我想，答案取决于您对赢的看法。若是在海上，美国很可能会赢，但是到了中国的土地上，那可未必。”

“是呀，即使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美国也无法占领中国。”

“这点我同意，中国人太多了。”

我最后这句话让他亢奋起来。

“虽然只是两个朋友之间的聊天，”他自豪地说，“但这是事实。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五倍。就算美国能占领某个城市，我们还是会把你们团团围住。”

“是的。还有个小问题，就是我们两国都拥有核武器。”

“刚才只是说说而已，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中国和美国是好朋友。”

我同意他说的话。但在他说那番话的同时，我想到了在“9·11”事件之前，许多主要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就是那些有拿破仑征服情结的书呆子——他们正在搜寻美国的下一个敌人，而中国是首位候选人。2001年4月，美国侦察机降落在中国领土上，但中国政府迟迟不肯放人。随后，《旗帜周刊》[1]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做客4月15日的“与媒体见面”节目，并说道，“嗯，我认为，美国正陷入与中国的冷战之中。我想，采取施压和劝诱相结合的手段，应该可以从根本上推翻中国的政权。美国政策的目标应该如此，而不是与它们为伍。”

我好像觉得自己忽然又回到了那一刻——看完那个节目，我站在自己的公寓里对着电视机大喊：“你疯了吧？在中国，即便那些同性恋和尚都会站在自己国家这一边，和我们决一死战！”

虽然约翰·李告诉过我很多情况，让我心理上有所准备，但全新的少林寺还是让我震惊。常师父转了个弯，车子由大路驶进了一条不足一公里的小路，这是通往少林村唯一的一条路，尽头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此时我屏住了呼吸。这才是我初来乍到时想象中少林的模样，也是无数功夫电影中的样子： 一座荒凉的庙宇隐于山谷，被五座山峰环绕。

除了寺庙，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所有为游客提供餐饮的搭建建筑、所有屋顶用铁瓦楞搭起来并销售功夫主题小玩意的棚户，以及几乎所有的私立学校，都已不复存在。甚至连那些极度荒诞的景点设施都被移走了，包括一架二战期间的货运飞机，上面挂一个牌子说那是毛主席乘坐的第一架飞机。还有可以带游客到峰顶上去开机关枪的上山缆车，以及那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木乃伊，虽然最后证实它只不过是裹着布条的猿猴骨架。

功夫世界已经不再。

1999年，极富传奇色彩的代理方丈苏西最终因病离世。如众人所预料，我的师父永信接替了他的位置。永信住持认可当地人的想法——少林的名誉（更别提少林精神了）深受旅游业所害。市场经济当然比计划经济更适合少林寺，但也太过俗气。与其他人不同，永信有独断的决心和密集的关系网来进行必要的革新。在过去几年中，他从军警系统内招来一些人做他的标靶兵（有传闻说他们是花重金请来的），这些人只听命于永信一个，他们来到村子里，强行驱赶当地的商人，拆除他们的房产。

我沿街而行，像是在参观一座鬼城，或者说，连鬼影子都不见一个。向街道的左边走去，可以看见一座电影院，紧挨着它的是一个露天体育场。那里以前不是少林功夫大学吗？人都到哪儿去了？

自从我离开后，这里的人口数量从大约一万人跌至千人以下。以前楼挨着楼的地方，现在是大片的空地，上面断壁残垣，净是煤渣块。汽车驶过，尘土飞扬。草再长出来的时候，这儿就更适合让人沉思了。看情形，好像是要改建成大型的停车场。这是大伙儿从前一直向往的，我们常常谈到，但当我亲眼见到时，却开始有些怀念旧日里那个俗气的村庄。那里有生命，有活力。现在，这里让人感觉回到了家，面对的却是一座空房。

唯一保留着的重大建筑就是寺庙本身和塔林，它们建于1980年代旅游业复兴之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系”够硬、足以抵抗永信住持钢铁改造意志的机构： 少林武术中心（我之前的“家”）、散打培训地塔沟武术学校（散打的核心机构）和票务中心（你还是要买票进村，再买一张票进寺）。

我在少林武术中心的餐厅下车吃午餐。这是小镇里三座仍然保留的餐厅之一，也是我在那两年的习武生涯中，每天都来吃早餐的地方。除了崭新的窗帘和地板，其他摆设还是老样子，大而无当。餐厅经理是我唯一还认得出来的人。他穿得还和十年前一样——黑色长裤，灰色衬衫，绿色休闲夹克。经理陪我坐了一会儿，把武术中心的最新消息告诉了我。

刘主任被调去另一个政府部门高就了。“他真不是少林的人，”餐厅经理说。焦副主任后来接替他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和我猜想的一样。这样一个人自然有办法攫取权力，他要是当不上一把手反而奇怪了。他此刻正在日本，洽谈一场巡演事宜。我的划拳老师——严教练，现在是四个武僧表演队中一队的总教练。

“四个表演队？”我问道。

“他们之间互相比拼，”餐厅经理答道，“轮流进行日常表演，但是只有一支队伍可以到国外去表演。”

这种做法很狡猾，简直是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翻版——也就只有焦副主任能想得出这种招，我应该能料想到这一切。原先队里最棒的表演队员——德清、礼鹏、成浩和其他人，都拒绝成为领导们所期望成为的那种一声不吭的傀儡。在武术中心干得不顺心，他们也都一个个移民去了国外。

成浩移民去了休斯敦，在那里开了一家武术工作室。原先队里的另外两个稍逊他一筹的队员和他一起，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在这三个少林和尚的努力下，休斯敦成为可以与纽约相媲美的少林文化的代表城市。1992年叛逃的严明和郭林两个和尚，在纽约曼哈顿的闹市区和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2]分别开了各自的武术学校。礼鹏也在纽约做武术教练。他原本去了荷兰，并在那里建了一座很大的学校，但后来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位女士结了婚，便来了美国。

“她年纪比他大很多吧？”经理问我。

“确实如此。”我说。少林寺作为流言蜚语的大本营，在八卦这方面还真是很有效率。

“竟然娶了一个比他大的美国女人……乖乖，”他摇了摇头，感叹地说，“真奇怪。”

“他们已经有一个孩子了。”我又告诉他。

德清的故事最为与众不同。因为签证规定的变化莫测，他移民时，用尽浑身解数，只移民到了匈牙利，在那里为特种部队做功夫指导。两年前，我曾在拉斯维加斯见过他——竟然是在美国赌城与他再聚首，真是造化。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一个纪录片团队正在拍摄一部关于海外少林和尚的专题片。他们花钱请来了德清，并允许他带两位嘉宾。德清带着他母亲，身边还跟着一个看上去死气沉沉的斯拉夫突击兵，他对风靡世界的赌场游戏二十一点极度痴迷。德清曾梦想靠拍香港电影赚钱，用这些钱为母亲盖一座房子，时至今日，也许这个梦想难以实现，但能带母亲来拉斯维加斯免费待上一周，多少也算是不坏的慰藉了。

至于其他人，有一些进军北京，想成为内地的功夫明星；有一个想去香港碰碰运气；还有几个在登封办起了功夫学校。登封练武学生的数量从几千人曾猛增至四万人。最终的结果是，少林的人我几乎一个也不认识了。

中国人忙于拆房建房，对翻新不太上心。武术中心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既保留了外部结构又进行了彻底翻新的地方。原来摆满传统训练器材的院子里，铺上了大理石石子路。沿着小路走，你会看到雕刻着中国象棋棋盘的石桌，旁边围着几张石凳。这样的布置很可爱。走进主楼时，我不得不驻足观察。满是裂纹的油地毡变成了大理石地面，混凝土柱子也由大理石柱取代了。楼梯两旁是木制的（木制的！）扶手。我走到楼梯下方，那里曾经是礼鹏的父亲（也就是“医生”）和母亲居住的地方。现在那里是一间储藏室，有墙壁也有门，就像你在公园大道的毗连式公寓里看到的储藏室一样。

改变最大的当属表演大厅。以前，它主要是训练室： 地上铺着一张大红毯，被一排排木凳围住。现在这里俨然变成了“百老汇”剧场，有看台座席、升降舞台和背景幕布，幕布上呈现的是与实物一样尺寸的少林寺大门。

我悄悄溜进场地，看了一场下午的演出。尽管里面并没有我认识的武僧，但他们的功夫还是和以前一样好，也许比以前更专业。环绕立体声的音效呼应精妙绝伦的舞台灯光，无疑也为他们的演出增色不少。原先的表演队，也就是我所在的那支队伍，大家都首先认为自己是武僧，其次——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才是一名表演者。就好像演员服侍人们进餐，这么做只是为了谋生，以便支持自己对艺术的追求。而现在的表演队似乎更重视表演者的身份，他们更精准地用脑袋碎砖，手臂断木，但缺乏感情。他们活力四射地完成一套表演（醉剑、猴拳、少林小洪拳），但来去匆匆。少林一直很特别，因为有两种僧人： 文化或者佛教僧人（文僧）及习武僧人（武僧）。而现在好像又出现了第三种僧人——表演僧人（表演僧）。

看完演出，我漫步到以前的训练大厅。在少林寺的那两年，我曾经在这块场地上流血流汗。那里还是老样子： 依然是破旧的绿垫子，依然是有些破裂的镜墙，也依然是布满了手印脚印的白墙（我们过去常常对着墙拳打脚踢，让手脚更坚实有力）。

场地上，一支武僧队伍开始训练。他们的教练坐在一旁，脚上打着石膏。我向他介绍自己，多少希望他能记起老包这个名字，希望自己的传奇经历依然流传（挑战赛、锦标赛等）。然而，事与愿违。于是，我开始给他讲起这些故事，告诉他我曾于92至94年在这里训练，并且还参加了国际锦标赛，名列第二。对了，我刚才有没有提到，就在这儿，我跟一位天津大师比武的事儿？教练礼貌地点点头，尽量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我的大脑里传来一个声音——你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凄凉老校友了，重返校园给现在的学子讲自己曾经的光荣事迹，而这些其实让他们感觉很无聊。

经过了大约一分钟的思想斗争，我终于不再继续讲述自己无比怀念的陈年往事和自负的心路历程，开始问一些关于他和他团队的问题。

正如我之前所想，这些新生代的表演僧果然跟少林寺几乎没有关系。他们只是技艺精湛的武术家，通过努力赢得了在音乐剧《少林武僧》中的表演机会。这部音乐剧长期上演，非常受欢迎。

在武术中心后面，是职工公寓。我在那里偶遇两位曾经同队的武僧——小王和提伟。他们都已结婚生子，在登封经营着自己的功夫学校。登封是就近的一座城市，武术学校在那里陆续开张——都是被少林寺取缔之后迁移过去的。

“你结婚了吗？”小王问。

“没有。”我说。那张“现状问题清单”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马修的毛病：

1． 没有妻子，也没有家庭

2． 不够有钱

“俺必须得结婚生子，”小王笑着说，“不然俺娘会杀了俺的。”

我向他打听我的散打教练承师父的消息。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一直希望能找到他。小王告诉我，承教练现在给他哥哥大王（此人因殴打一位广东省高官的侄子而外逃）打工，就在登封开的新学校里做事。明天，一场传统武术比赛将在登封市举行。我可以在那里找到承教练。

少林寺的大门仍然让我激动不已。只要站在少林寺的院子里，我就会觉得自己身处一部功夫电影之中。相对于寺庙里的其他地方，这儿的风格还是十分低调的，尽管也有些现代化翻新的痕迹。在大多数团队旅游的项目中，少林寺依然经常因竞争力不强而没有被列入来中国旅游的首选。

在寺庙前的庭院里，我无意中遇到那个大高个儿——永信住持的大徒弟，便问他师父在不在。

“住持人在北京，”他告诉我说。

我们一边漫步于寺庙，一边谈论着少林寺的变化。接近晚餐时分，“一日游”的游客们纷纷离去。寺庙里，我发现一群僧人聚在一起做晚课。他们中有很多人来自其他寺院，因为此时少林寺正在举办佛教会议。据高个子透露，永信住持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金来重建文僧队伍，这是个受人欢迎的新举措。现在，甚至允许外国人跟随和尚在“寺庙里”研习佛法，而不只是在“武术中心”习武。目前在寺庙里，有一位非裔美国人在此学习了一年，还有一个德国人破了我的记录——修行了将近八年。当他告诉我这一切时，我想表现出禅宗波澜不惊的样子，可惜根本没能做到。

大高个儿揶揄似的问我，要不要上达摩洞看看，凭吊过去的时光。我说不了。达摩洞位于寺庙后山，上山路途漫长，且山路陡峭。教练们经常让徒弟跑到达摩洞再跑回来作为惩罚。我们总是开玩笑，说达摩在洞里修炼冥想了九年，是因为到那里之后，他就已经筋疲力尽，没劲儿再下来了，所以一直待在那儿。

我回到武术中心宾馆的原址。按照规划，明年就会把宾馆拆掉。这很有必要，我离开之后，那儿就再也没人清理整修过。

夜幕降临，92年初访少林时的孤寂感扑面而来，重重敲击着我的胸口。我怎么会在这儿待了这么久？然后我记起了原因，一切都是为了学习功夫——那辉煌绚烂的中国功夫。在中国群山中这个狭小的山谷里，万人大军共同操练，像是被包裹在蚕茧之中，为心中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关键就是为了强身健体。习武操练时，我感觉一切都好。只有在受伤不能练武时，我才会倍感孤独，意识到自己住在离家千万里的世界的另一端。

不幸的是，现在我不能和少林寺的和尚一起练武了，因为在这次出行前我受伤了——以一种最混账王八蛋的方式。因为担心承教练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会是：“老包，胖了不少嘛！”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了《男士健康》[3]举办的“六周塑造完美腹肌”的活动。（中国人对几乎一切事物都很讲礼数，唯独外形上例外。说别人胖竟然被认为是亲切的表示。）

在跑步机上跑步时，我把膝盖后面的筋伤到了。我怀疑这种伤病是心理作用： 潜意识里，我的自我还想在少林证明一下，时光虽匆匆而过，但我依然是那个十年前熬成钢筋铁骨、一身功夫的我。所以，为了不让我再受更严重的伤，潜意识故意让自己先受点小伤。

甭管原因是什么，反正第二天我在登封见到承教练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包，胖了不少嘛。”

“是啊，师父，你从前一直说我太瘦，攻击力道不够。”我说。

“我的意思是让你长点分量，不是让你变胖。我差点儿认不出你了。现在还练吗？”

“练点儿，但不多，也不够。”

“看得出来。练功的时候你必须不怕吃苦，但你现在看起来学得爱吃甜了。”

上帝啊，我真想念他啊。

他依然留着他那看上去不咋地的小胡子，走路时还是耸着肩膀，仍然可以用有力的手肘击退对方——这项技能从他获得国际散打冠军起就一直如此，至今也没什么变化。

承教练带我逛了逛大王的学校，这是一个少林武术专门学院。学校坐落于通往少林的高速公路一旁，是这儿的五大功夫学校之一。这五所学校均有数千青年在校学习功夫，建筑都是山寨版的欧洲风格，圆屋顶，大柱子。这是拉斯维加斯派的美学特点——伪洛可可风格。

但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学生们早上在教室里学习数学和语文。曾经，大家也讨论过在少林寺安排这类教学，并且一直想要确保实施，但迫于时间、金钱、地点，或者说还是因为没有特别强烈的愿望，此事在当时最终还是搁浅了。我一直很担心原先那种训练的后果，教出来的都是一批只会挥舞棍棒、没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后都去了部队或者警察局工作。（当你只有一把锤子时，在你眼里什么东西都像钉子。）

我在小镇里走着，对登封市心生几许歉意。十年前，这座城市在我的眼里是中国一个无药可救的龌龊之地，我甚至认为即便这儿发生大规模自杀事件也不足为奇。但随着功夫学校纷纷从少林迁至登封，政府宣布把这座城市建设成为特色旅游经济区，这里也正如政府承诺的那样，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甚至连那座陈旧的、令人厌恶的医院（它曾尽其所能地想要我的命）也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五层楼的新医院——地面干净而平整，职工工作效率很高，都穿着罩衫白大褂，而且不在室内吸烟了。改变如此惊人，近乎奇迹。我按动手中的相机，“啪啪”地拍照，被拍到的人都很惊讶。

大王和承教练专门设宴，欢迎浪子归来。宴会上，少不了举杯祝酒和划拳。我的“拳技”已经生疏了，所以总是输。

“你那几招都被我看穿了。”承教练说。

“您结婚了吗？”我问道。

“结了，有一个六岁的女儿。”

“结婚对象是——”

在我说出“收听”这个名字之前，他赶紧摇了摇头，仿佛这个名字很不吉利。

“是别人。”他回答。

我没有再追问下去。

白酒慢慢开始上头了，承教练的语气也柔和下来。我们回忆起他一踢制胜日本挑战者的事，以及我几个踢腿就击倒塔沟教练的经历。他提起我曾在登封医院里昏迷的事，我则说起他在国际酒店走廊里挑战赛时脚下打滑的事。我们也会随意说起几个有关大王的故事，不冷落了他，让他感觉他是这桌上最重要的人。

晚宴过后，我们全都跑去看传统武术比赛。参赛者几乎都是年轻的学生，但比赛也设有资深组——在功夫世界里，就是指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习武者。多数资深习武者都是来自不同学校的功夫教练。他们一上场，就得到了各自学生们由衷的热烈欢呼。然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农民。他花白的头发上只有零星几缕黑丝。他没有穿功夫比赛常用的那种飘逸的丝绸服装，而是穿着平时下地干活时穿的衣服： 一件厚厚的蓝色棉背心，灰色棉裤，还有传统的黑色功夫鞋。他的武器是一把朴刀——一头是厚重的大刀，另一头是尖尖的矛头。通常，表演时用的朴刀都是用空心木头制作，刀刃部分以锡为材料，这样更加轻便，可以增加持刀者的灵活性。而老人手中的是一把传统朴刀，木头十分厚重，钢质的刀刃已经生锈，看起来是那种祖辈相传的传家宝。

他的武艺并不纯熟——很显然无法跻身三甲——但他的动作却散发出某种从容优雅的魅力。看着他转动刀身，调整朴刀，在垫子上来回踱步、弯腰起身，我突然想到，在过去的六十个春夏秋冬里，他肯定一直都在坚持练习。这意味着他的训练历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功夫禁令、“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今资本爆炸的时代。老人双手粗糙，棕褐色的脸上满是深深的皱纹，可以想到，他这一辈子要么是个农民，要么是个体力劳动者，一生都困苦辛劳、起早贪黑、艰辛疲惫。但不知何故，他竟能抽出时间坚持练习武艺至今。

所有这一切出乎意料地汇聚成了一股感情的激流，席卷了我，我发现自己不得不把相机放在脸上来掩盖满面的眼泪，这种感情与再次见到承教练的激动心情交织在一起，在白酒的作用下释放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我二十一岁时，最崇拜的是武僧们炉火纯青的武艺。我也想练好点什么，达到那种境界，练什么都行。但当我看着这位老者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他虔诚的专注。就是这种精神让佛教武术文化得以传承延续下去——到现在发扬光大——尽管也伤痕累累。随着老汉舞完了刀，我也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要热爱某样东西，什么都行，一定要强烈地爱，就像那位老者热爱少林功夫一样爱得轰轰烈烈、天长地久。

阿弥陀佛。

[1] 《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是美国的一份政治周刊，为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所有。刊物的总编辑是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和弗雷德·巴恩斯（Fred Barnes）。该周刊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先锋杂志，以强烈的亲以色列和支持美伊战争的立场而闻名。——译者

[2] 法拉盛（Flushing）是美国纽约皇后区境内的一个区域；近年来逐渐成为亚洲裔移民，特别是来自中国台湾、韩国、中国大陆等地的移民聚居的地方，并发展出具有浓厚东亚风味的商圈。自“9·11”袭击事件破坏后，住在曼哈顿的华人纷纷迁到法拉盛，所以法拉盛唐人区的规模己超越曼哈顿的华埠。——译者

[3] 《男士健康》（Mens health）,美国的一本以男性健康为主题的男士时尚生活杂志，涵盖健身、保养、时尚和性方面的内容。——译者

作者说明

本书讲述了作者在少林寺生活期间的经历，精确度取决于他大脑逐渐老化以及被白酒侵损的程度。但为保护无辜者，书中的部分人名为化名。而且作者坦言，他很愿意承认，为记叙需要，书中所述事件偶有重新组织的情况。他也承认，现实生活中，他远没有书中所描述的自己那样迷人和聪慧。

致谢

“吃水不忘掘井人。”

——中国传统谚语

“曾几何时，在少林寺”——大概是我第一百次使用这样的结构作为我跟周围任何人说话（或是插话）的开头了吧，好像我患上了谈论乐队集训营[1]的强迫症一样，次数多到布兰登都想让我闭嘴。布兰登·卡荷尔——我的朋友兼该书编辑，他受不了我绕来绕去、最终总是会喋喋不休地扯到我少林寺的那段岁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第一个提出，让我写一本书描述那一切，省得我总在他面前聒噪。他只用了五年时间就成功说服我动笔，又用了两年哄我给此书结尾。实际上，写完这本书更像花了三年时间。好吧，是四年，但问题的关键是，要不是布兰登的“教唆”，我这几年的生活就不会如此艰苦，而是截然不同，大为改观。所以，坦白说，既然他如此“作恶”，我是绝不会“原谅”他的。

还有许多朋友和同事也给予我重要的帮助。有的帮我优化文章结构，有的帮我修缮平淡的语言，还有的帮助我修改文中的错误。蒂姆·莫尔帮我重新梳理故事情节并斟酌结尾。艾蕾娜·泽德则向我提供了一些紧跟潮流的时尚建议。（比如，橙色是一种新颖的黑色。）德鲁·汉森帮我润色了词句，并在前期提供了大量精神上的支持。安德里亚·费斯勒拯救了书中一些无法归属的章节，在我过分沉浸在作家情绪中、想信马由缰地编故事时，他替我把握了该书的尺度。

在美国继承发扬少林事业的金常恩，告诉了我不少近年来的事件细节，并在此过程中帮我避免了很多重大错误。陈静静回答了我多得数不清的问题，帮我纠正了一些触目惊心的拼音错误，并给我很多关键性的建议——主要是在如何尽可能少地冒犯十多亿中国人这一方面。不幸的是，我对这些建议置若罔闻。马勒·格拉温和地告诉我是时候放手交稿了，并且坐在我胸膛上让我动弹不得，任由哥谭出版社的帕特里克·穆里根和威廉·申克从我冰冷、僵硬的手中撬出了该书的手稿。

我从不惊慌的代理人乔·维尔特不仅擅长编辑工作，还很会谈生意。从这一点上来说，从我的这本书获益的人都欠他一个很大的人情——和欠我的人情一样大，你们都应该好好地感谢他，当然也包括我。他们还应该感谢联合艺人经纪公司[2]的豪伊·山德士，他巧妙地与伊丽莎白·盖布勒[3]、卡拉·哈肯、杜鲁·里德等人做了拍摄电影的各种安排。当然也不能忘记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其他卓越员工。我有最终剪辑的决定权，对吧？

看完了我早期的文稿，母亲教给我一种新的功夫招式： 母老虎怒洗幼兽之骂人脏口。这本书中的骂人“恶语”少了几百个，都要归功于母亲坚持不懈的净化。姐姐香农的编辑功夫一流。父亲则在我写作期间仁慈地住了口，一次也没在我面前提起法学院的事。

最后，我必须得感谢少林寺的恩师和好友，他们不仅与我分享他们的知识，也和我共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我真心希望这本书能充分反映出他们对我的慷慨大度。

[1] 美国电影《美国派》中的一个女性角色很喜欢跟别人讲她在乐队集训营里的经历，或是在别人谈论任何话题时插话进去。她的话和前面讨论的话题没有任何关联，她只是想无休止地向任何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讲述自己乐队集训营的经历。——译者

[2] 联合艺人经纪公司（UTA，全称United Talent Agency），美国好莱坞最著名的经纪公司之一，作为经纪人代理着好莱坞众多影视明星的业务。——译者

[3] 伊丽莎白·盖布勒（Elizabeth Gabler），从1999年起担任20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主席。——译者

版权信息

- 书名：与荒原同行

- 作者：［美］约翰·麦克菲

- ISBN：9787532768554

- 译者：岳韦

- 责任编辑：张吉人

- 产品经理：邵明鉴

- 第一部 山脉

- 第二部 小岛

- 第三部 河流

◆◆◆◆ ◆◆◆◆

冰川峰荒原。小木屋矗立。百米外的土道，绵延穿过喀斯喀特山脉。时值仲夏，森林中孤零零的小木屋，眼望着十分突兀。虽然不过是三平米半见方，却实实在在有两层，上面还有一个高耸的尖屋顶。在屋脊之上，还架着一根三米长的木杆。一把雪铲绑在木杆顶端。在这样一个清凉的夏夜，那些在木屋前卸下肩上重负的登山客们——正像我们五位现在这样——抬头就可以看到那把雪铲，想象有人在十多米之上的雪地中跋涉，先得找到这把雪铲，还得一铲一铲挖到门边，不由人心中肃然。这就是奇兰县的雪况调查队在冬天里要使用的小屋。他们得在下雪时测量积雪深度和雪密度，并估算出融雪时的大致径流。这是因为在华盛顿州这一带，会积起超乎想象的、超大量的雪。而他们从事的工作，对居住在山脚下的人至关重要，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整个山脉地区。

我们当然不是来做雪况调查的。我们都累坏了。从下午三点开始，我们已经连续攀爬了十二公里左右的上坡路。我们中间，一个六十多岁，一个五十多岁。在这仍显寒冷的山区里，这样一幢小木屋对于我们整队人来说不啻是个天堂。除非是在仲夏季节，否则那土路根本无法通行。为了这次旅程，我们不得不等待冬雪融化。小屋登记簿上的一条记录表明，就在前一周，也就是8月5日，这里还在下雪。把我们吸引到喀斯喀特山脉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都把它们看做是美国境内最美丽的山脉。有一小部分人甚至坚持认为，这些由火山堆积，又由冰川勒划成形的巨型锥形山峰，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山脉。1964年，美国国会将这片山区和另外几个地区拨为永久性荒地，甚至不能开辟为国家公园。除了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任何类别的机械不得入内。永远不得开发，不得改变用途，不得采伐。然而，在这个叫做《荒原法案》的规定之内，有一个被称为“采矿例外”的条款，即所有已获准的开采项目将得以继续开发挖掘，荒原地区的新的开采申请在1984前仍有可能获得批准。在冰川峰脚下，就在这片荒原的中心，是一个宽度为八百米的铜矿脉。肯尼科特铜业公司对这部分矿藏握有开采权，可以在任何时间开挖。我们想趁该地区仍然在原始状态时，到这里来看看。其他人都让我代他们在小木屋的登记簿里注上他们的名字：查尔斯·帕克，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他认为如果在白宫下面发现铜矿，那么白宫就该移走；戴维·布劳尔（David Brower），被美国国务活动家、联邦议员斯图尔特·尤德尊为“本国环境保护前沿阵地作用最大的个人”，也是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的领导人；拉里·斯诺和兰斯·布里格姆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协助安排行程，必要时或许还得实施急救。

一只老鼠从木屋地底下蹿了出来，在背包间急速钻动，然后又蹿回到木屋下。我们拾了些干柴，还打来了水。木屋旁有一挂小瀑布，水流湍急，一泻而下。我们都换上了暖和的衣服和轻便的鞋子。一直穿着斜纹布短裤T恤和灰色意大利皮靴走路的布劳尔，换上了长袖的格子衬衫、布裤和一双篮球鞋。虽然体型有些走形，布劳尔仍是一个颇有魅力的人。他身材高大。他有着粗壮的骨骼，结实的手腕，健壮的脚踝。他脸色红润细致，俊朗英气，五官精致，比例匀称，只是都小了点，相对他的体格而言可说太过精巧，或许这正表明他内心情感的细腻。他的声音平静深沉，极具说服力。牙齿洁白，微笑令人愉快。他当时快六十了，一头白发凌乱无序。十九岁那年，布劳尔从大学退学，然后一头扎进内华达山区。他一生都在捍卫这些山脉以及他所体会的它们所象征的意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正是他对山脉的挚爱，把他早早地从它们身边远远拖开，拖进了被称为摩天大楼的办公楼中，拖进了国会的走廊上，拖进了临时办公的酒店房内，拖进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直至形神俱疲（在环境保护的术语中，“战斗”是环保主义者最重要工作，而环保读物则是“战斗阵地”）。由于常年攀登，布劳尔的皮肤带着山地红，每当他脱下湿透的衬衫时，就能看到他腹部的肌肉格纹。又有一只老鼠从地底下爬出，环顾四周，鼻尖颤动，然后跑掉了。

布里格姆：“再把你的鼠头伸出来一次，就是你的死期。”

布劳尔轻声回应：“我们，才是入侵者。”

帕克脱掉他的靴子——加拿大制造的重磅皮靴——并换上了一双凉鞋。他高深莫测地咧了咧嘴。他已经六十多了，也是满头银发。大学时代，他曾经是一位运动员，时至今日，他依然结实精干，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时候会气喘吁吁。从青年时代到现在，他生命的大部分岁月都花在了户外，其中，花在荒原地区的比例最高。那天下午沿着小路上山时，他用手中的地质锤，不停地在一块块山岩表面上敲敲打打，还时不时地毫无目的地用地质锤的一端在沿途的树桩上狠狠来那么一下。这些树桩都是当初开路时所留下的。

“这是我很久以前养成的习惯——敲石头，敲树桩，”他说。

“为什么？”

“科迪亚克熊。我不想惊着它们。在非洲那边，则是非洲豹和大猩猩。换句话说，不要惊着动物。”

帕克慢吞吞地说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有所犹豫，而是他那种与地质纪年相适宜的性格。他的下颌消瘦，灰色的眼睛充满警觉，笑容有些飘忽不定，并且总是集中在一个嘴角。他比布劳尔长得还要高，从头到脚都穿着卡其布的服装，头上戴着一顶有着长长帽舌的纱卡帽。

从山脉东端往里走不久就到了奇兰湖。我们在那儿见到一个政府所立的形状怪异的地标。这是一个标示牌，上面写着：“你现在进入冰川峰荒原地区。”换句话说，“根据法令，再往前一步，你将进入一个保存完好的独立世界，你将从文明进入荒原”。来到了这里，所谓荒原是这样实实在在、触手可及，就像进入另一个房间那样。

帕克问道：“他们会让我把地质锤带进去吗？”

“1984年以前都可以，”布劳尔应声回答。

我们抬脚跨过了地界线。我说：“如果有一把地质锤，即便迷了路，我们也许还能找到一个新的铜矿。”

布劳尔回应：“如果你真的找到新的矿脉，我就在这里守着不让你离开。”

我们进入了荒原。小道上满是尘土。覆盖在土路上的浅棕色的粉末是那么细，甚至不能被称为砂子。帕克说这就是所谓的冰川粉，含在冰层中的研磨得极细的岩粉。是冰，远古的冰和现代的冰。在我们的上方，在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冰川遗迹——李曼冰川，蝶鞍冰川，玛丽绿冰川。或许我们还应该期待，有一天会在一个叫什么利润峰的地方找到一个公司冰川。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这是喀斯喀特山脉中难忘的一天。布劳尔对没有下雨有点失望。他解释说，他不喜欢这种干燥无味的感觉，更欣赏雨后森林中那种水汽蒸腾，叶尖反射着阳光的美景和湿润的感觉。他说他希望我们能在旅行结束前有幸遇上一场好雨。他步履缓慢地沿着土路上行，尽量保存体力，沿途还不时吃些随手采来的糙莓和越橘。

“在喀斯喀特山脉没有什么真正算得上年代久远的岩石，”帕克一边说着，一边随手在岩石上划着。他从地上捡起一片淡色的黄绿相间的帘石，放在手中仔细翻看。沿着土路又往上走了二百米后，他用地质锤重重地敲了一块突出的岩石说：“这是火山岩。”没过几分钟，他又弄得碎石飞溅：“这是接触岩。”某种程度上，布劳尔给逗乐了。他大笑起来，摇了摇头。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帕克一起驾车穿越黑丘岭，他会不时停下车来，坐在地上默默地审视着岩石。作为出生在特拉华州的男孩，他总是在收集不同种类的岩石，同时畅想着大西部的风貌。还在威尔明顿高中上学时，帕克就已收藏有五十多块矿石。他有赤铁石，孔雀石，方铅石，铬铁石。“我想学习采矿，也不一定就要学开采地质学，”他说道，“我想深入到山岩内部，了解它们的构造。采矿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都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

土路对面几里外的地方有一条锯齿状的山脊，在傍晚的余晖中泛着淡淡的红色。“看见那里的红色吗？那是黄铁矿，”帕克一边指一边说道，“经常会有铜矿伴生。如果我要在这里寻找铜矿，就到那边去找。”不过，这里离我们想去看的铜矿地带仍有十几公里路要走，因此，我们没离开原路。

我们在路旁看到了一棵巨大的花旗杉，它的直径起码有一米半，看起来才倒地不久。布劳尔说，看见这棵树倒卧在这里，就可以判定木材公司还没有机会看到它。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观察到树木自然周期中的腐殖阶段——森林在用这种方式要回属于它的那份。这样的感觉真不错。如果死去的树木不能在当地自然腐烂，那么，荒原的生态链就会被打断。帕克没说话，他把自己的想法藏在了心里。他的眼光在一棵杉树树桩的方孔处搜索。他用地质锤往树桩的方向指了指，“那是红冠啄木鸟。”我们继续赶路。

来来回回走了一长段之字形的山路后，我们已经在不到四百米的距离中往上攀爬了两百多米。我们在一条溪流边停下休息，溪流时不时地漫过堤岸，腾空溅落，直下山腰。放眼四望，喀斯喀特山脉的每一处山坡，都有山泉盘流其间。水流从岩石的裂缝中喷涌而出，越过崖壁边缘，一泻而去。水沫四溅，雾气升腾，飞流直下，纯净，阴寒。在这个地区，有足够的融雪和降雨灌溉着利伯亚县全境。当天上不降水时，太阳将高山之上的积雪融化，溪流沿着暗绿色的山坡顺势而下。在山坡的林线之上，在裸岩的衬托下，水流闪闪发光。每一个山地中的凹陷就形成一个小湖。而我们现在，正是在悬崖边上，回望先前曾经走过的一个特别漂亮的湖泊。它就是哈特湖。涓涓溪流注水入湖，另一边，湖水翻崖而过，变身为落差极大震耳欲聋的大瀑布。溪流被一系列池塘湖泊所割断。所有这些形态各异的池塘边长着桤树、白杨、英格曼云杉等等；而在周围的群山上，就在它们的峰线以下，是一片冰川和雪原的世界。布劳尔，就其内心而言可说是一个美学家，并常常乐意讨论那些漂亮的景色。而在此刻，他缄口不言。帕克也没说话。我想起了一位在国家公园服务署工作的朋友的话。他曾经说过：“冰川峰荒原可能就是全国所有国家公园中最美丽的地方了。铜矿开采就像用煤铲去打一个漂亮女孩粉嫩的脸，或者就像在伊甸园里露天采矿。”

帕克用帽子擦了擦额头。我把杯子浸入水中，请他喝。他犹豫了一下。“嘿，为什么不呢，”他最后这样说。他拿起杯子，喝了点水，把杯子放下后他微笑了一下，擦了擦嘴，说：“这可是好东西。”

“这是融冰，是吗？”

帕克点了点头，又喝了一小口。

布劳尔也在喝着水。他喝水的杯子和我用的那个一模一样——都是不锈钢制，扁扁的，直径很大，平底，他用一根绳子穿着当拎手——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布劳尔用的水杯底上，有一行突出的字“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十七年了，布劳尔一直是塞拉俱乐部的执行董事——是它的领导者，主要策划人，卓越的斗士。到了山中，塞拉俱乐部的登山客们无论吃喝什么东西，都会用塞拉俱乐部的杯子来盛。多年以来，我与布劳尔一起在各地荒原时，也确实从未见过他用其他器皿吃喝任何东西。以往，在上塞拉山区，他偶尔也会用一些薄荷叶片在他杯底的浮凸字母上擦一擦，再添些雪和威士忌，当作一种在高海拔地区的冰镇薄荷酒来喝。不过在山里，他其实很少喝酒，而这次旅行也没有准备威士忌。当天晚上，在避雪的小屋中，我们吃了些杯面、牛肉以及巧克力布丁，我们把背囊挂在高处的木椽上后，九点前就早早入睡了。我们睡在木架床上，真不知他们用了什么魔法能在这么狭小的屋子里架起那么多床来。第二天凌晨两点，我们都醒了，一片漆黑中，有多个亮点在不同高度来回闪烁。

“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东西？”

“那里是什么？”

“没事，四个小可爱。四只非常美丽的棕白相间的草甸鼠，”布劳尔说道。

“噢，我的天哪，”帕克说着，转身又睡了。

帕克，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对露营从来就没什么热情。当我们找到这个小屋和里面的床铺时，他就特别满意，虽然这些所谓的床铺不过就是在一个木框上绷上金属编织网而已。在他的探矿生涯中，只要在八公里内能找到一个铺位，那么他一定要睡在床上。他把这一条视为一个原则。于是，他把一生中必须睡地上的次数成功地限制在了一千九百次以内。迈开双腿，孤身一人，在菲律宾、古巴、墨西哥、亚利桑那州、田纳西州，他寻找铜矿。在内华达州和希腊，他寻找银矿，在阿拉斯加找金矿，在南达科他州找金矿，他还从美国地质调查局那里得到了一份奇特的工作，要他在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寻找金矿。他还真找到了要找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盛顿特区的岩溪公园内，就有一座运营的金矿。帕克对哪儿会有矿脉似乎有着某种直觉。而他的朋友也都认为他有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十五年来，他就是这样以地质调查的名义，充分利用着自己的这种技能。其后，在1940年代后期，他开始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地质学和采矿工程，最终成为该大学的地球科学院院长。从一个到另一个基地——无论是在华盛顿或是在帕罗奥托市——他从未停止过搜寻金属，只不过有些时候是作为多家公司的顾问在工作而已。为了寻找铁矿和锰矿，他几乎到过所有地方。他曾经在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海拔四千五百米处建立了一个工作点，并以那里为基地，在五千一百米的高地，找到了铁矿。1956年，在加蓬，他曾借由一条独木舟沿伊温多河溯水而上去到一个地点，再从该地出发，仅仅靠着罗盘的方位读数，他在丛林中足足走了两星期。在纬度相对高的地域，象群踏出的路径既宽且硬，简直和小马路有得一比。但在沼泽地中情况就不同了，大象的足迹就像一个个柱洞。树冠层很厚，以至遮天蔽日。一段时间以来，帕克有着严重的腰背问题，有一天，他倒在地上，甚至都起不了身。他在那里足足躺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积蓄了足够的力气，才慢慢起身，继续赶路。他当时是在找铁矿。他发现了现在被称为贝林加矿体的一部分。即使在美国境内，他也通常孤身一人待在外面，有时会一连两周。他体重变轻。他直接用平底锅吃饭，用小锡壶喝水。一把地质锤，他用了整整二十年。他曾经谈起勘探地质学家飘泊不定的生活，他说，很多人会感到气馁。“你整天跑来跑去。没人顾你。”虽然他年复一年在自家花园中播撒种子，但却从未能见到他的植物开花结果。不过，从地底下，他挖出了汞、铅、锌、铀、萤石、磷、镍、钼、锰、铁、锡、铜、银、锂和黄金。

隔天早晨，我们再次上路后不久，就开始绕着一个湖泊的北缘上行。湖泊水面至少有五百多亩，看上去，似乎有那在四百多米之上冰川面积那么大，正是这些冰川，融水入湖。冰粉将平静如镜的湖水染成绿色。随着我们登上更高的山坡，回望身后，我们看到其实还有另外三个绿湖，更靠近冰川。水面上，小冰山静静地漂移。在我们前方，在山脉的更高处，是一条南北向的山脊，中间缺了一块，形成了一个浅切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云雾豁口。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在这里最远只能看到自己摸索的双手。但在今天，却晴空万里，没有一丝云彩。通向豁口的这段路程十分陡峭，我们一字长蛇，逶迤前行。领头的布劳尔再次表示，他希望下雨。

我问他，以他个人的眼光判断，我们目前身处其中的地貌是否算得上荒原。“是的，算得上是荒原，”他说，“塞拉山是我的最爱，但这里也许是我们所能拥有的最美丽的山脉。”然后他加快脚步，很快就遥遥领先了。他心情很好，似乎找到了山脉的节奏。

一只蚊子叮上了帕克的手腕，他抬手一下子拍死了它。“它们跟着雪走，”他说，“我们爬得越高，蚊子就越多。”

我们默默地攀登了一段山路，然后他问起为什么布劳尔已经走那么远了。

“看起来，他似乎想独处，”我说。

“他当然是啦，怎么说呢，有些拘谨吧，”帕克说道，“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打破这种沉闷。昨天当他说应该让大树留在森林中腐烂时，我真想和他辩上几句。其实远在倒地之前，它们早就由内而外一步步地死去。像这么大的一棵树不加以利用，我们都应该感到羞愧。”他用手中的地质锤砸了一下路旁的一棵云杉。“我不是塞拉俱乐部的会员，”他继续说，“我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对我来说，他们只是环境保存人士，而不是环境保护人士。你无法避免变化，但你可以引导它。你不可能避免它。不过，塞拉俱乐部的书我还是蛮喜欢的。”

1960年代，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布劳尔帮忙组织了一次自然风景照片的展览，照片都附有散文体的说明。随后，他又出主意用书本的形式来展览。其结果就是塞拉俱乐部的大型展览系列画册的出版。画册重两公斤，印刷细润精美，作为客厅的重头摆设十分合适。该系列就画面而言，捕捉自然世界极美瞬间让人屏气凝神；就题赋而论，一时再现梭罗和缪尔等散文大师的神韵。就这样，极大地宣扬了环保的观点。布劳尔当时既是编辑又是出版人。他选定照片，撰写序言。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方式——他让“塞拉俱乐部”成为全国性话题，成为民众在参与讨论时的参考标杆。他出版了更多的大型展览系列画册，主题包罗万象，从缅因州的岛屿（《佩诺布斯科特夏日岛》）到有名的大峡谷（《逝者如斯》）、他个人的少年嬉游之地（《荒原柔情——内华达塞拉山脉》）和我们现在正在翻越的山脉（《喀斯喀特荒漠》）。九年间，公众花了一千万美元来购买大型展览画册系列。布劳尔说他自己都为人们肯为美景掏出那么多钱来感到吃惊。布劳尔自己当然更是毫不吝啬，愿意在这上面花大把银子。有一次，一组照片的定版稿以他的眼光看来还不够完美，他把已经花了一万美元的照相制版通通报废。1964年，联邦议员尤德把《逝者如斯》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约翰逊总统和夫人。二十五美元一本的画册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一种投资。富足的环境保护人士成套成套的购买。而囊中羞涩的环保分子也会买三点九五美元的平装本来看。

在布劳尔当执行董事期间，塞拉俱乐部从一个仅有七千会员的组织成长为一个具有七万七千个会员的组织。会员人数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锡达拉皮兹俱乐部的人比塞拉的更多。然而，在布劳尔领导下，俱乐部成为一支众人瞩目的强有力的力量，影响着有关土地、海洋和大气层利用方面的立法。布劳尔并不是每一场战斗的领导者。他集中对付几个特定的对象，其中就有内政部的许多人。对垦务局而言，他简直就是一个恶鬼魔头。他们说，布劳尔以一己之力，将大峡谷中两大水坝的建设项目至少推迟了两代人的时间，有可能永远都造不起来了。在犹他州的绿河，布劳尔叫停了一项会淹及国家恐龙公园部分设施的水坝工程。为了山脉的健康生态，他和他在华盛顿的战士们与伐木公司斗，与矿产公司斗，与狩猎集团斗，成功取胜并建立了北喀斯喀特国家公园。二十年来，布劳尔在全美一市一县，走街过镇，向各式各样的民众反复宣讲环境保护的意义。联邦政府的户外游憩资源调查就是出自他的主意。他也是《荒原法案》得以立案成法的主要推手。长久以来，其他环境保护组织的同行公推他为“荒原保护的代言人”。有一次，为了要去参加波基普西市的演讲，布劳尔在漫天大雨和浓雾中驱车足足走了三个小时。我问他是否能谈一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这样做。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听从内心的召唤。我想留下一些森林，一些荒原。人和自然界得重新回到平衡。我会尽我所能。现在失衡了。环境不能持续，我们也不能。”

当我们穿过密林来到一片开阔地时，帕克停下脚步，转身回望已经走过的森林、绿色的湖泊、冰川雪原，以及在远处的银白色山峰。我问他，以他个人的眼光判断，目前地貌是否算得上是荒原。“不，”他说，“有这条土路在就算不上。”他承认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景色几乎是无与伦比。他说，布劳尔所能见过的景色，他都见过。布劳尔见过的景色不可能比他更多。“这是一处上佳的景色，”他继续说，“这些山脉也确实宏伟。它们使我想起了智利境内的安第斯山脉。但是，让一家矿产公司在山脊的另一面经营一个矿井又能怎么样呢？怎么就会伤害这一切呢？我看不出来。我对环保的理解就是最大限度的利用。我认为将荒原一直保留着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这个地区是国内不多的具有商业开发储量的铜矿蕴藏带之一，我们离不开铜。以目前的社会运行方式，没铜我们就是不行。把这块地方锁定为荒原很可能要危及整个公园系统，因为在十年左右，当铜真变得很短缺时，人们会开始大叫大嚷，那就一定会有改变。任何国会法案都可能被废除。”帕克缓慢地谈论着，我们也顺着开阔的地面逐渐往上。坡地草甸上遍布溪流，石南花、羽豆花、薄荷、野菊、野生甘草点缀其间。“我赞成土地的全方位利用，”他继续说道，“你有到过哈茨山脉吗？其实，只要有适当监管，你就可以让矿井、锯木厂和原始荒地在一个地区同时存在。当克麦吉公司刚想要在佐治亚州的海岸边开采磷酸盐时，自然资源保护组织吵翻了天。还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当时有二十六人与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代表着某个组织，都异口同声地指摘克麦吉公司。没有一个人，竟没有一人为克麦吉说话。这让我很震惊。就像大家站在一旁看着一个人被狂殴。当得克萨斯海湾硫磺公司在安大略钻了三个孔并发现了矿体时，大家又指责他们隐瞒了有关信息。我就代表他们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作证。今天的铜矿企业形象不佳，都是这帮狗屎环保分子搞出来的。看！有一只北美星鸦！”天上三十多米处，确实有一只星鸦横掠而过。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攀完云雾豁口的最后一段陡坡了，布劳尔在前面等着。我们再次回过身去，观看东面的湖泊，山峰，一汪汪的水潭，瀑布，雪原冰川，那些恰如银色绸练的溪流，墨绿毡毯的密林。帕克再次说道：“我实在看不出。看不出在山的另一面开个矿会对这边有什么影响。”帕克生活在帕罗奥托市一条静街的一幢单层屋子里，房屋结实紧凑，装饰得宜，前门外，是一堆绿色岩石——铜矿石，上面还插着一把木柄断了的地质锤。帕克拿着他的地质锤向前赶路，随着手起锤落，用力砸向一块突起的山岩，极不寻常，他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你在找什么呢？”我问道。

讪笑又回到了他的嘴角。“没什么，”他说，“只是好长时间没能这样砸岩石了。”

豁口还被厚厚的雪覆盖着，只有几小块裸露的地表。这些裸露土地上长满了野花，蓝、绿、红、黄、白色的野花。空气闻起来的味道和气流在皮肤上的感觉，恰如佛蒙特州一年中积雪将融、气候渐暖的那几天初春时光。是的，不管日历上现在是几月，这就是高海拔地区的春天，北喀斯喀特地区的春天。紧接着，在随后的几周中，夏季和秋季会匆匆一过，到了9月，今年的第一场大雪，又将如期而至。布劳尔放下了背包，坐在前面花丛间的一个小土墩上。帕克、我、布里格姆和斯诺也把各自的行囊放在地上。满是汗水的背部刚才还被压着，突然接触到空气，有些飕飕凉意。长时间攀登后重负一下卸掉，让人有些酒醉的昏眩。布劳尔坐的地方比我们站的地面大约还要高上三到五米，随着我们渐渐走近他的身旁，我们的视线终于越过了山脊线。第一次，这是我们的目光第一次落到那原先被山脊挡住的一切。眼前的景色，让我们全都停下脚步。

一个学生轻声喊道：“哇！”

轻轻地，我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上帝，看看这里。”

山谷中空气厚重凝静。比我们站的地面高出一公里半，直线距离十七公里开外，山谷的对面，冰川峰，就在眼前——近在咫尺，气势逼人。在我们目光的正前方，是一片大约有三百多平方公里的高原，巨大的山峰俯视着这片地域。这是它的领地，恰如瑞典伯尔尼的少女峰俯视着她的阿尔卑斯山脉。冰川峰原先是一对巨大的对称锥体，这依然是它的基本形态，不过无论在内还是在外，已经有了明显的缺陷。它曾经有过一次爆炸，一部分落在了现在的爱达荷州，其他碎片落在了俄勒冈。沉重的冰盖压垮了它。自身的冰川融流又把它的体表切割得沟壑纵横。但，它依然是它，剪影中，仍然是一座经典山峰。它那稍低一边的山肩称为失望峰，逶迤向上，与主峰在最高处合为一体。整个大山靠上面的三分之一是一片冰莹。冰雪世界的下面，墨绿的原始森林绵延而下，直抵苏雅特河缠绕曲折的河谷。由峰而下，直落两千四百米。在主峰四周，就像花瓣拱卫花蕊，令人不可思议的有着九个巨大的冰川层层围绕——清凉川、弯刀川、扬尘川、巧克力川——每一个冰川，都有各自的融冰溪流，远看宛如一丝丝银线穿过密密的深林，最后汇入苏雅特河。在我们右边，山谷的近侧，是另一座山，普拉默山——只及主峰的胸高，在它的林线以上，裸露着无雪的岩壁，在阳光的反射下，一片锈红。冰川峰外，无尽山脉，奔涌前来，其间峰峦突兀，渐行渐远，直至融入极远处略显起伏的地平线。我们的眼光又被带回到冰川峰上。

布劳尔以一种平淡的声调说：“这在我们这一行被称为绝景。”

靠近普拉默山的南部山脚，在那深邃的河谷中，在普拉默山和冰川峰之间的汇合处——也就是我们站在云雾豁口向下俯视的中心位置——就是那青铜矿，肯尼科特公司行将开采的青铜矿藏。为了采矿，公司将开挖一个直径至少七百二十米的露天矿场。

帕克说道：“在地上挖个洞不会伤害这里的风景。”

布劳尔挺身而起。“景胜资源专家不会同意你的意见，”他说道，“这里是纬度48度线下仅存的几处荒原之一。与它相比，铜不铜的，没什么了不起。”

“没有铜，我们目前的处境就会十分糟糕。”

“如果矿脉不存在，我们照样活下去。”

“我也希望这座山一直如此，但铜就在这里。”

“如果我们已经到了要从这样壮丽的地方搞铜的话，我们真的走得太远了。”

“矿物就在地底，你得去找到它们。它们数量有限。当人们的生活水准取决于矿物的时候，你废弃它就是犯罪。矿藏不能移动。自然把它钉在了这里。所以，相对于任何其他用途，它必须受到优先考虑。如果黄石公园地下有铜矿矿脉，我也会推荐开采。正确利用矿藏是必不可少的。你必须去找到它们。我们的生活水平靠着它们。”

“对五十年的生命周期来说，的确是这样。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准，让千年之后的人至少也能有那么一点生活的水准。”

从近处雪原吹来的微风十分惬意，在阳光中凉爽而不寒冷，吹乱了两个男人的满头白发。

“我不赞成为了后人着想而委屈今天这一代人，”帕克说道。

“很抱歉，我赞成，”布劳尔说道，“这就是我们不同的地方。”

“是的，这正是我们不同的地方。1910年，巴西政府说他们将保留米纳斯吉拉斯州的铁矿，因为地球在今后会用完这类矿藏。成千上万的人——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实际上是在忍饥挨饿，而他们家园的底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矿床之一，有一点五兆吨的储量。他们现在挖掘了，人们富足起来。但是在当时，对那些正在挨饿人说将来会更美好，无异于画饼充饥。当你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必须利用它们。你必须知道它们在哪里，并利用它们。而未来的人，也定将在这里采铜。”

“这是我们的后代要在他们的国会中作出的决定。而如果他们确实要作出决定的话，我不认为他们会来这里采铜，”布劳尔说道。

“他们当然会。如果他们要想有电话、电灯、电视、收音机、飞机、中央供暖、空调、汽车等等，他们会来的。你知道大家想要这些东西。这不是我发明的。我只知道铜。”

布劳尔把背包收拾到他的背上。“假设地下的铜矿不存在，”他说，“你怎么办？没了，你打算做什么？”

“你想让一切都变成荒原，”帕克说。

“不，我不是。我只想保持至少百分之二的地区为荒原。”

“百分之二可不少。”

“百分之二就算是建造房屋时留的人行道。”

“我们的基本分歧点在于，我觉得我们无法阻止这一切——我们只能引导。你觉得我们必须阻止它。”

“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根本。要回收利用。现在的要推翻重来，即使成本高一点也要做得更好。我们到处挖矿，又不再次使用它们。地球表面布满了我们的啤酒罐和化学品，沥青和老旧电视机。”

“我们已经在回收铜料，只是做得不够。”

“当我们推倒每一处建筑物，我们又不把铜理出来。每栋楼的废墟下可能就是一个铜矿。但我们不把铜清理出来。我们去找新的金属。我们会毁了这座山。”

“怎么可能毁掉像冰川峰这样的山呢？”帕克抬起他的地质锤向山上指了指。“你不可能破坏它，”他一边挥动着锤子一边继续说道，“看看瑞士的山脉。谁能毁了它们？铜矿伤不了这片土地——有适当的管理就伤不了。”

布劳尔开始沿着小路往山下走去。我们也重新背起背包，往前赶去。大约一百五十米下面，我们前方一点五公里处，是另外一个山口——苏雅特山口——要到达那里，我们还得先往下进入一个大深谷，再从另一面上来。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只有靴子踏在土路上发出的声音。不时，响起一声锤子击打岩石的响声。

布劳尔说：“为了留下一些未加破坏的优质荒原，难道美国就必须得节俭度日了吗？”

我们转过几个急弯并接近了深谷的底部。那时帕克才说：“去找那些更容易开采，蕴量丰富，已经或正在开采的矿床。”

在山的东麓，奇兰湖附近，我们曾经见过这样一个铜矿。1938年，霍尔桑德矿业公司在当地建设了一个地下铜矿场，因此还造起了一片村庄，并起名为霍顿。1957年，霍顿矿被废弃。在来荒原区的路上，我们曾徒步去那边逛了一圈。在雪山峰峦的衬托下，两座顶上平坦的砾土山，在当地景色中十分不协调。其中一座堆放的是工人们在掘进到矿体之前所必须要清除出来的岩体。另外一座是经过霍顿轧碎机提取铜金属成分之后的矿石尾渣。轧机本身剩下的，只是一大堆扭曲锈蚀的钢梁。它的残骸令人毛骨悚然。木结构的建筑和工棚更是逐渐崩塌，日渐腐烂。整个地区，到处都是废弃的大块大块的波纹铁皮碎片，锈蚀的铁轨，烂了的矿石车和破铁桶。要进霍顿，除了经由奇兰湖上的驳船并沿一条土路进入村庄外，没有汽车直达的道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在那里看到一堆码得很高的汽车外壳的残骸，内部的机械仪表被拆剥一尽，全部锈烂不堪。说起它们的出身，这些车壳最初也不过是地底下的矿石，如今，在霍顿，它们慢慢锈蚀解体，回归入土。

帕克又用锤子敲了一下旁边的岩石。我们已经到了谷底的另一侧，正在往上攀行。上坡十分陡峭，大家的脚步越来越慢。布劳尔开口说道：“霍顿那边，大家可都看到了。”

我数着布劳尔的脚步，二十二步。他穿着一双缀红边的灰色袜子。我细看他袜子上腿的背面。他走得很慢，比我还慢。我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他的双腿，青筋暴露，比昨天看起来更苍白了。它们看来十分健壮，但远不是运动员般的匀称。以往，布劳尔会把食品罐放在上塞拉山区的不同地点，他就这样从一地到另一地地跑，有时一连几周。他目前体重是一百公斤，他一定希望自己是一米八的个吧。

帕克应道：“霍顿这类地方确实给采矿带来了坏名声。但它不必这样的。无论怎么说，不善理家就是不善理家。我可不管是矿井还是厨房。长久以来，矿业公司在一个地方干完了就抬脚走人。但，有责任心的队伍就不会这样。他们不会留下垃圾。他们不会破坏环境。想一想那堆垃圾！我要是有钱，我就过来把它弄干净。”

我记起来帕克的家是多么干净，那草坪，那花园，还有那些玫瑰，他的那棵柠檬树，他的那两百多种仙人掌。他住的那条街的街名叫乡村地。帕克还是全美仙人掌及多肉植物协会的会员。他用锤子的木柄敲了一下一棵倒伏的树。

“那可是老大一堆破烂，”布劳尔说道。

“老厂可以清理干净，”帕克接口道，“那土堆和尾渣上可以种草。”

苏雅特山口离我们只有不到半公里了。我想起了布劳尔曾谈到他第一次来到内华达州塞拉山脉的情景。他说当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他的爸爸用那辆1916年的马克斯维尔牌的轿车带着他从伯克利一路开来。在山的西坡，他们亲眼看到了采矿的后果和水力开采黄金的实际操作。工人们用二十厘米直径的水管对着坡地猛冲，水流是那么有力，大块大块的山体脱落，化为泥浆流走。

“霍顿在1957年就废弃了，到现在，砾土山和尾渣山上一根草都没长，”布劳尔说道。

在其二十年的金属生产中，霍顿从地底下采掘出了千万吨的矿石——足以提炼出十万吨铜，可以供堪萨斯市的全部铜缆之需。

帕克说：“施点小肥，它就能长东西了。”

到达山口后，我们站了一会儿，想再看一眼冰川峰。逶迤曲折的苏雅特河，宛如一条白练，远在我们脚下。帕克说道：“如果想开矿，两件事是跑不了的：地面上的一个大洞和一个大废石场。这是你免不了的两件事。”

布劳尔接口说：“不要开就行了。”

布劳尔发现一只蝴蝶正在一株瓶子花的花朵中吸食。他用手就这样快速而精确的一挥，把它夹在了手指中。这是黑脉金斑，他说，它的活动半径是三千两百公里。“黑脉金斑似乎有点幽默感，”他继续说，“它们在风中玩得转。”他放开蝴蝶，看着它升入风中，一会儿绕着圈子，一会儿上下翻飞，在远方大山的衬托下，它毫不费力地往斜里一跃，翩翩而去，似乎并无一点点空气的阻隔。观察它们的花纹、飞行习惯和翅膀扇动的频率，布劳尔在空中就可以看出那是什么蝴蝶。当他沿着小路前行时，百把米外翅膀抖动的那么点动静，都能引起他的注意，比如，他会说，“高山蝶。”我前一次和他一起在塞拉山脉的皮尤特山口附近时，他看见了一只高山蝶舞动着双翅一路向西，他说当地已有三千六百米的海拔高度，能在这里见到它实在令人佩服。就在那一天，他还看见了一只加利福尼亚蛱蝶——橙黄两色的翅膀上点缀着黑斑的蝴蝶——正停在一块岩石上。他把它捡了起来。它已经冻得不行了，一动也不能动。布劳尔把它焐暖，并用手托着它，看着它翻飞而去。

有一种名为“栎几缇布劳尔蝶”的蝴蝶，就是布劳尔在十五岁时发现的。他是个独来独往的孩子，但他收集蝴蝶标本。当他一眼望见它时就察觉到它的与众不同：它的主翅黑白相间，而副翅背面却是绿色的。他是在柏克利丘林区的格瑞兹利峰附近发现它的。当他还是一个小孩时，他常常在放学后独自一人在那里走上半天，有时还会牵着妈妈的手。她是个盲人，他会一边走一边向她描绘周围的景致，以及他所看到的花草和动物。他的母亲是个高挑、漂亮的女人。她有文学高等学位。在布劳尔八岁时，一个没法动手术的肿瘤夺去了她的视力。

布劳尔是1912年在伯克利出生的。当他一岁时，有一天他的母亲去红门铺买东西，让他坐在婴儿车里，并把他留在门外的人行道上。就在这几分钟里，小布劳尔翻来滚去，翻到了婴儿车外的人行道上。几颗门牙摔了，牙龈骨也碎了。他的门齿的恒牙一直要到十二岁才长出来，出来后也是前翘后咧的。他感到羞愧尴尬，没什么自信心，十分腼腆。他害怕微笑。在学校里，别人叫他没牙齿的笨蛋。他躲进了伯克利丘林区里——现在当然是盖满了房子，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房子。但在当年，那是一片荒地。他还喜欢去伯克利以北大约八十公里的双岩谷，那个地方，有着伴随他妈妈长大的养鸡场。那里，让他们两人都流连忘返。布劳尔坚持说他听得出鸡在生长的声音，他还知道怎样和鸡说话。他认为说话的音调可以跨过物种隔阂。双岩谷有一匹母马没有人能够接近，但每当布劳尔走近它时，它就会轻轻嘶鸣，并随着布劳尔的口令行事。

布劳尔的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机械制图。他是个身材矮小的人（一米六九），一脸刚毅，行事古板。他叫罗斯。他从不抽烟，也不喝酒，连咖啡也不碰。有一天，他带回家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工作丢了。他们的家坐落在哈斯特大街2232号，两幢木屋，前后相连。这两幢屋子被隔成了十一间单元公寓。从那时起，布劳尔的父亲终其一生就在管理照看着这些公寓房。用布劳尔的话来说，当时情况真可算得上是“简陋”，他记得破旧的汗衫，露出脚趾的袜子，挨户发送报纸的路径。他父亲的妈妈也搬来单元公寓帮忙做事。她是个十分虔诚的浸礼教会的教友，她坚持她的孙子在做献身上帝的浸礼时一定要浸没全身。她也规定他每天都要做许多家务，要清洗衣物。不许玩牌。她只许他喝热的果酱汁。

内华达州的塞拉山可称得上是全家的世外桃源。罗斯做了一个他管它叫野营箱的木箱，正好能放在那辆马克斯维尔汽车的踏板上——再以后是那辆维利纳兹牌的车，里面装着食品和杂物。木箱的一侧用链子放下就成了一张饭桌。在柏克利的家中，野营箱是放在地下室的。小布劳尔一会儿就要跑去看看。那时，从家里到唐纳峰要开三整天（现在三小时就成）。他们第一天会在今天已是萨克拉门托市中心的一个宿营地过夜，第二晚住在科法克斯镇，就在美利坚河的岸边，当年的河水直接就可以饮用。往日的情景似乎仍在他的眼前晃动，布劳尔回忆起睡在地上，躺在用别针连在一起的几块毯子中间。母亲睡在一边，父亲睡在另一边，他和另外两个兄弟，还有一个妹妹，都睡在中间。大家静静地听着南太平洋线上的蒸汽火车沙哑的汽笛声呜呜地在远处回响。他本人对火车超乎异常的喜爱，即便到了今天，仍深埋在布劳尔的心中。这跟他目前所从事的活动，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布劳尔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以往岁月的怀恋，有时会影响到他的正常思维。塞拉山里通火车，那很正常，因为它一直在那里。造州际公路？没门，那简直是对山脉的侮辱。

有一次布劳尔指给我看当年家里常开的那条路。那只是一条两米宽的土道，在高低不平的山地中，歪过来扭过去地穿行。几乎每一次，他们都要在太浩湖南端的一片野地上露营。那里有一片林子，满是参天的杨树和树叶都褪成灰白色的针松。站在湖边远眺，一片湛蓝。他会在微有凉意清澈见底的湖水里蹚来蹚去，去抓那些小鱼。前不久他又去了那边，要看一看今天的模样。沿着大道，墨西哥豆卷、老张地产、沙基必胜客、哈乐娱乐厅、标准石油的加油站、英格五金、斯多德珠宝（“婚戒”）、“博得”马丁律师行南岸分行、又一个地产代理。我们先经过哈乐娱乐的小额厅。布劳尔在幸运轮上花了一块零五分，又玩了几轮猜大小，然后来到了赌场的大厅。“这帮人应该去拉斯维加斯，去卡森，去勒诺，那儿赌场多了去了，”布劳尔环顾四周，慢慢说道，“为什么要到太浩湖来。”

我指出这些人看上去比拉斯维加斯那些穿着精鞣小羊皮外套的城里人要年轻，脸色也要健康得多。

布劳尔说：“这大概要归因于他们时不时地到这里的湖边来走上一趟吧。”

而布劳尔他们当初野营的地点，如今成了皇家威华汽车酒店、大来信用、全美银行、卡特布朗切门店、万事达、运通快递的天下，以及许多经营日光浴的楼厅，还有就是那二点五米高的钢链围栏，把不让进的人都拦在湖外。那些人斜躺在日光椅上，皮肤油光发亮。

“这些人原本是去可尼岛的，走错了高速出口才到了这里，”布劳尔说道，“这里是乔安西滩。我很喜欢乔安沙滩。太浩湖搞成这样，真让人心疼。”

布劳尔站在围栏外。围栏的顶端缠着带刺钢线。北风呜呜穿过。透过围栏可以看见湖面上白帆片片。看得出，湖水已经发绿。由于人体的各类排泄物日见增多，藻类聚积，这就是湖水的富氧化过程。由于这个原因，即便是出了名的蓝色湖泊，也会变成绿色。布劳尔解释道：“即便是伊利湖这样的大湖，也仅仅用了十二年就彻底死绝。我们这个湖比它要小得多。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一个绝景已经污染到这个程度，角角落落。哦！这是我心底之痛。”

我问他：“如果要你对这些住在旅馆中的人谈上一谈，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一定会理解的。他们会同意我的看法，”他说道，“人们热爱土地。”

“你真这么想？”

“当然，”他指向一小丛枝叶。“看看那棵植物，”他说道，“至少有人在这里努力。”

“那是塑料的。”

“好好好，我收回，”布劳尔说着，“这里早就不是属于我的天地了。我的天地在那里。”他指了指远处。“看到了吗，那是金塔峰。在大荒原。”

“去过金塔峰？”

“七次。三次是在冬天，去滑雪。十二岁后，即便是那儿也太小了点。我就去更大的山，更原始的地方，更高的高原。”

还是个孩子时，他有时到这些地方去，内心还是很恐惧的。当年全家在太浩湖停顿一下之后，还会继续往南走，去到更高的山里，去到比落基山还要高的山里——上塞拉山，那是美国沿岸最高的山脉。对于低矮一点的山峰——歌乐峰、圣缇诺顶、傅诺峰，全家人都会争先恐后一拥而上，可小布劳尔却不敢去，他得留在车里，有时只有他一个人，吓得瑟瑟发抖。在开车可直达的冰川口——垂直一千米高的崖壁，俯望约塞米蒂谷地——全家人会专门走到岩壁的最边沿赞叹一番。小布劳尔总是躲在后面，一想到站在边上的念头就浑身发抖。可是没过几年，他就带上绳索和岩钉从谷底往上攀爬这座山峰了。攀爬到了离崖脚七百五十米的高度，就有游客们从上面抛下来的石块和啤酒罐等东西掉在他的四周。他怕得要死，用尽全力叫喊，可是游客们根本听不到。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啤酒罐的声音最好听，有点像圣诞乐的嗡嗡声，而石头掠过时多普勒效应带来的声音最吓人，吁……的一下。纯粹是幸运，他才没被砸到。不过他真是吓着了，再也没攀爬过那座山峰。

罗斯福，当他还是美国总统时，有一天他在冰川口过夜，就盖了条被子。第二天早上醒来时，身上已经积了十厘米的雪。他在后来说起，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这个故事是布劳尔有一次我们两人站在冰川口上时告诉我的。在那儿有一块铜质的示意地图，标列着周围山峦的名称：斯达大帝山，格里茨峰，克拉克山，莱尔山，麦克里尔山，半峰山，博德里克山，自由峰。这些山，布劳尔都去过。冰川口可说是双倍绝景——一股股的气流沿崖而下直达一片葱绿的谷底，再到那一头，随着山坡升到约塞米蒂悬崖的顶端，然后才飘忽四散，入于渺然。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队成年游客，他们都在折纸飞机向山谷下放飞。按纸飞机的标准来说，飞的时间真是够长的，十分钟，十五分钟，二十分钟都有。在十几分钟的时间里，这些游客，有些要驾车三小时才能到达这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的纸飞机。一位国家公园的巡山员劝他们多看景色，同时也礼貌地提醒他们这样的做法已经触犯了法律。对布劳尔来说，这些都是见怪不怪了。他介绍说，这真是小儿科。去冰川口的土路，晚上是由装在两旁大大小小岩缝里的电灯照明的。游客会把灯泡拧下来，向山谷里扔着玩。

布劳尔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时，原想学习当一名昆虫学家的。后来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在柏克利高中，如果你提什么昆虫学那就是一个怪人。布劳尔不想一直被人这样说。牙齿不好，他还是不大肯笑。当时他是轻量级橄榄球队的队长，这是他社会生活的起点，他害怕失去。他考进加州大学时是十六岁。他岁数太小了，与大学生活格格不入。他又变得沉寂寡言神经过敏。他在哪里都“想被人认可”。他住在家里。又到了大学兄弟会招收会员的季节。一天，他从窗子里看到一大帮兄弟会的人沿着大街往这边走来。他们在门前停住了，他们看着房子，一脸藐视的神情——偏街上就那么窄的一块地，用这种蹩脚便宜的建材还想造成维多利亚式，长年缺乏维修，走近都难为情。兄弟会的学生离开了，甚至都没想走进来。二年级时，布劳尔退学了。“都是经济不景气造成的，”布劳尔说着，“大萧条——反正什么事都能怪它。”他一头扎进了山里。短短十年内，就有了这样一个说法，晚上无论把他带到内华达塞拉山脉的哪个角落，清晨天一亮他就能知道身处何地。

我们来到了苏雅特山口。布劳尔还在说他的蝴蝶。他提到曾经养过几次蝴蝶，也观察过它们是如何破茧化蝶的——刚开始只是一条小缝，然后是触须，再后来，大约要一个小时，蝴蝶才能成形。他想帮忙，帮它们加快这个难熬的过程：他也真的试过这么一回。蝴蝶拿出来的时候肚子拖得老长，两个翅膀卷成了小球，就像握着拳头的小手。根本没变化。蝴蝶就在那儿一动不动，死了。“这个情形一直在我脑子里，”他说道，“这种知识在乡村遍地都是。城里没有。”

我们离开了土路往南，朝着普拉默山的方向走去，希望能找到一条通往那个铜矿矿脉中心地带的路。如果可能，我们也想亲眼找找矿脉存在的证据。帕克走在前面。这片山地植被浓密，山石嶙峋，岩洞密布，崖壁处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既顺着山势走，又能维持往西的大方向。不久就看得出布劳尔根本不相信帕克还能识别方向。帕克和我两人的双脚又酸又痛。年初，我的一个脚后跟长了骨刺，而帕克那双加拿大产的新皮靴不适合山路，太硬，一路走到现在，早就开始在磨他的脚踝骨和脚趾。往后这个事情就更明显。他当时却一声不吭。是走最短的路，还是平缓好走的路，要两相比较，这对我们所有人无疑都十分重要。虽然布劳尔看起来越走越精神，但也不是一点都不累。帕克没有任何商量就领头往前走——气冲冲的，可能是那双不合脚的皮靴闹的。大家都跟着，只是布劳尔不住地提起其他的可能性，其他的路径。已经那么近了，山地还是这么崎岖，这岩层真是猜不透。有两三回，布劳尔提出要走那边的一条山谷或这边的山脊，帕克听都不听。不管有人说什么，他只管往前走，也可能是他耳朵不好使。每个人心中都在暗暗担心的是，如果走到悬崖或什么崖壁前，那我们就得原路走回来，平添许多路程。不久，我们走上了一条看上去是死路的弯弯曲曲的下坡道——至少布劳尔和我都是这么看的。我们在想着如果走进去，最后会四面崖壁，还得从原路爬山回来。布劳尔说他要留在高地，要往上走，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帕克不停地向前，越走越低，有点往东，在拐角的地方，还用锤子敲打着突出的岩石。因为没有什么标记可以保证我们走在同一个方向，我们只能跟着。绕过一个大弯，这条“死路”豁然开朗，地形一扩而成山坡草原，云杉点缀其中，以微微倾斜的坡度连上普拉默山平缓的山脚。

这里的地名叫高尔夫球场。很明显，这是肯尼科特铜业公司探矿队起的，在我们手中的这张制作简陋的资产地图上标着呢。“资产”就是指公司已经注册了的采矿权。稍加平整，说不定这里真会成为体育界的第七大奇迹，有普拉默山的红崖为屏，面对深谷的一面，苏雅特河在谷底静静流淌，无论站在球场的哪一个角度，长草，果岭，沙坑，冰川峰都一览无余。布劳尔对这个想法的反应是，除非他死了，才会让人在这儿建高尔夫球场。

帕克认为，这儿一定是铜矿的外沿了。他望了望普拉默山，暴露在外的嶙峋表面透着酱红色。他解释说，这就是含有黄铁石的风化岩。他认为，里面会有铜——这是含有金属铜的花岗岩风化后形成的斑岩。帕克说到，这里的冰川山脉的地貌特征使他回想起格陵兰那些由冰面崛起的峻峭的山峰。他似乎能看见当初的冰层。

布劳尔说他能想象地上挖的那个巨坑，一旦开挖，世世代代就在这里了。这将是一个人造的陨石坑，大到在月球上都能看得到。

“啊哦，布劳尔，可没那么悲观，”帕克说道。

布劳尔还是塞拉俱乐部执行经理的年代，该组织是出了名的会使用整版整版的广告来鼓动群众，用的全是那种独立战争年代革命家雷弗式的语言。有一份广告号召大众关注肯尼科特铜业在冰川峰荒原地区的企图，标题是这么写的“露天巨坑大无比，月上可见其踪影”。事实上看不见，这事无论是布劳尔还是塞拉俱乐部，都不在乎。对环保运动而言，夸大其词是在战斗中刻意使用的典型策略。大标题之下，是肯尼科特铜业公司在犹他州秉翰峡谷露天矿的一张航拍照片。这个露天矿根本就不用夸大，秉翰峡谷铜矿已经是全美最大的露天矿了。直径达三公里，一圈圈地往地下采掘，足足有五十道。在航拍照片中，看来就像一个巨型的摁在地上的手印——就比例判断，这得是一个身高一百五十千米的巨人的手印。国税局最终还是对塞拉俱乐部的广告采取了行动，宣告对塞拉俱乐部的捐款不再适用抵扣税。任何对企图影响立法结果的组织的捐款，都不得适用抵扣税。布劳尔根本不在乎，继续做广告。

“用了一张望远镜照的照片，”布劳尔解释说。

我们沿着平展的山坡朝普拉默山走去，沿途一片绿茵，金凤花豌豆花争相开放。帕克轻松愉快地宣告：“我可不会去反对在这儿开一个露天矿，人们可以借此提高生活水平。”

“短期，短期生活水平，”布劳尔接口道。

“数百年，”帕克说，“而其后五十年，又会被植物遮盖得完好如初。澳大利亚有一个海滩，底下有金红石、锆石和其他稀有矿石。全美铝业和几个澳洲公司得到了开采这个海滩的许可。那一阵闹的。他们还是开采了，现在的海滩比当时的更漂亮了。他们把它重新改造。水沟和蚊子没了，海鸟的栖息地根本没受到影响。澳大利亚政府打算在其他海滩也进行开采。”

海滩的事布劳尔没搭嘴。他有一回为一部有关北喀斯喀特的影片撰写了解说词，以《美丽的亚美利加》为背景音乐，他自己低缓柔和的声音慢慢流出，他谈到，这些山脉，是自然世界硕果仅存的缩影，在那里，我们还能“盘桓流连，去看，去听，去体认，去理解”。解说词继续说道：“没几处留下了。还在的，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是我们子孙的全部家当，是我们子孙的子孙的全部家当。我们给它们多少安全，它们就只有多少安全。”当时他的头脑中，大概就在想着这些吧。最后他开口了：“坑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任何地方开矿都有人反对，”帕克说道，“我们到哪里去弄所需的铜呢？”

“去内华达，亚利桑那-秉翰大峡谷。”

“也有人反对。”

我们小心绕过了几堆新鲜的粪便。布劳尔说他认不出是什么粪便。帕克说：“这是熊的。”

一缕水柱，时续时绝，从普拉默山东麓飘然而下。由于没什么别的特别的参照物，我们就朝它走去。

“这个绝景是国际级的。”布劳尔说道。

“即便如此，但只要有铜在下面，开采的压力就会持续。”

“那好，到了我们必须要用铜来替代黄金时，我就放弃。其他的，让我们的子孙去决定吧。我想，他们的决定是不开采。”

“一开矿，矿区当然不可能再是荒原了——脑筋正常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帕克说，“会有许多人，许多机器设备。还要放炮炸山。当然会有垃圾，废土尾渣。可是你得到了铜，这会增加国民财富，我认为还会提高生活水平。所有这些怎么也不可能影响到冰川峰。”

“这个矿将影响到整个地区任何一个想来看一眼冰川峰的人。美国最后一片最为壮观的荒原地区将被搞得满目疮痍，就像蛆在吃苹果一样。不只是一个坑而已，还有垃圾堆、沉淀池、尾渣、粉碎厂、机械维修、电站、百吨大卡车。上帝！整个气氛都会变了。现在荒原的保护者都不得不用气氛这种抽象的词汇了，但事实就是如此。人怎么进来出去？机器怎么进来出去？公路？铁路？”

“当然，所有这些都将计入成本。”

“那好。冰川峰大荒原我的定价就是一百亿。远远不止这数，这只是表面的。根本没法估价。美本身的价格从来没人真正估算过。看那座山！再造一座同样的山要花多少钱？”

谈话突然停住了。在我们的面前，一段尺把长的镀锌铁管戳出地面。铁管不过七点五厘米粗细，可是至少在我看来，在这完全想不到的地方看到这根铁管，它似乎在向整个荒原区投射某种权威，似乎这就是铜矿本身。铁管旁标明这是肯尼科特第三钻位。帕克解释说，这应该打入地下一百六十多米，从管内取出的岩心直径大约也要有两厘米粗。取出的岩心不仅会表明在这个钻位是否有铜存在，还能说明斑岩的密度。在世纪初，如果铜矿石中的铜含量没有2％或3％，那就会放弃。目前，只要有0．7%的含量就要开采。我们坐了下来，围着铁管坐成了一个圈。我们每个人手中都有一袋花生、葡萄干和巧克力等零食，我们打开了各自的零食袋，边吃边看着这根铁管，一根孤零零的铁管。在它的周围长满野草，金凤花豌豆花夹杂其间，丝毫不受影响。

“这下面的储量是世界总储量的百分之几？”布劳尔问道。

“我不知道，”帕克答道，“肯尼科特还没告诉我。”

沉默。唯一的声音就是风声和山上小瀑布的声音。随后布劳尔开口道：“我们还不知道下面的储量。”

“不错。”

“如果你们从0.7%开始开挖，一直挖到0.35%——就算在这个含量水平时仍有经济可行性，这就是说谁也不知道这个坑到底要多大。”

“是这样。”

“在有限资源的地球上，传统经济发展理论早晚要完蛋。”

“没其他出路。”

“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让它停下来。我想一种新观念离我们不远了。”

帕克脱下了帽子，理了理头发。“我希望你的乐观态度能维持下去，我是悲观主义者。”

“我只能抱乐观态度。这样我还能干点事。不然的话我只能去开个华夫饼干店了。”

在所有布劳尔咽下肚里的东西中，他最喜欢的是添加利金酒和生奶油草莓酱华夫饼干。

“铜影响着国际收支平衡，”帕克继续道，“我们是铜的纯进口国。”

“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兴奋的。”

“又来了，你说的意思就是你愿意降低生活水平。”

“说得太对了。”

“那你就是在增加城市贫民窟的问题。”

“降低一点生活水平和贫民窟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布劳尔说道，“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做，至少可以马上做，就是停止用铜皮包屋顶。”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量。主要还是铜线。”

“大量的铜做了硬币。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就是铜和镍压成的。”

“是。我们可以不要它们。”

“我们可以用铝币。”

“铝币脏得要命，”帕克说，“很恶心。”

“好吧，这么说吧，我情愿在硬币上打个洞也不要在普拉默山上打洞。在这片荒原里开矿更恶心。”

“矿一定会开的。人口压力不可抗拒。”

“人口太多，就意味着污染。”

“我同意。我同意这至少是个现实的大问题。”

“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应该抽税。”

“这点我也同意。没有人口控制，其他都免谈。”

“你有几个孩子？”

“三个。你呢？”

“四个。”布劳尔坦白道。

他们都看着我。

“四个，”我说道。

医科学生满怀兴趣地看着我们。

“到2000年全球人口就要达到七十亿，”帕克说道。

“这个假定是错的。人口专家做了这样一个估计，我们大家就认为反正不可避免了，就听之任之，推波助澜让它发生。”

对于这种自我实现式的预言，布劳尔的态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反感，甚至有些不可理喻。他根本不相信社会学家用这种外推法得出的任何结论。

“印度？非洲？你见到数据了吗？”帕克追问他。

“我想马上就会有一次瘟疫。”

“那又怎么样，与此同时，人口压力无法抗拒。”

“中央公园和阿迪朗达克就没受什么影响。”

阿迪朗达克是州内也是联邦最大的国家公园。主要是由于几个布鲁克林大学的环保活动家的努力推动，在1892年建立的。他们在纽约州的州宪法中加入了这样一个保证条款：“该森林保留地得永久为放荒林地。”

帕克戴上了帽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迪朗达克下面有一个钛矿。”

在铁管的周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从这里取出过铜矿岩石。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眼光四处搜寻泛绿的石头——有点像动物觅食。平缓的山坡草原一下子被崖壁边缘所切断。绝壁之下，是普拉默山泉形成的溪流。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崖壁上一步一步往下挪。帕克用力挥动着他的地质锤，似乎不完全是由于他的怪癖。每当他砸到什么东西，我们全都转过头去，好像我们都在等着他一锤砸开冰川峰大荒原的密室。下到一半时，他把一块书本大小的淡灰色的石头一劈为二，并仔细地观察刚受到阳光照射的剖面。

“发现什么了？”

“没什么。矿脉痕很清晰。我们已经在矿区了。”

“就是没铜。”

“这里不会有。铜是水溶的。它渗出后会下沉。不过这一片可以确定就是矿区。”

“我们找得到铜矿砂吗？”

“可能吧。谁知道。”

我们朝着小溪一步步往下，小溪曲水回流，清澈见底，被水流冲刷得光滑无比的滑石三五其间，迎水面浪花飞溅，好一幅游鱼戏水景象。两点五米高处的一块滑石上，一挂清泉直泻而下。我们在那里停下。抬头望着高处我们开始下坡的那个地方，帕克说道：“我们要关在这里了。我可不想再从这里爬上去。”我们的想法是，涉水过河，然后绕着山坡上那些被称为矿工脊的土坑前行，这些土坑就是在露天矿还只是三米来深的那个时代的那些小矿主们留下的。

布劳尔灌满了他的塞拉俱乐部的水杯并递给了帕克，后者道了声谢谢，一饮而尽：“如果你放一根铁钉在里面，两年之后回来，我想，等着你的是一根铜钉。”

“海水里有铜吗？”我问他。

“非常少，”帕克答道。

“哈里森·布朗认为海水是一个可行的铜料来源，”布劳尔说，“大家都认为他是未来资源方面的专家。”

“这可得看你问谁了，”帕克说道，“无论怎么说，我可以断言他绝不会认为海水里有那么多铜。”

一位医科学生问：“谁是哈里森·布朗？”

帕克和布劳尔解释，布朗是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地理学家。他相信针对日渐稀少的自然资源的解决方案其实就在于能源。矿藏无处不在，关键是我们要找到可资利用的能源和提取技术。举例来说，仅仅在一点六立方公里的海水里所含有的锰，就比整个冶金工业历史中所有已采掘出来的总量更多。按布朗的说法，山上的花岗岩中就可以提取铀。因此，布劳尔语带调侃地说，内华达州的塞拉山脉整个就是个合成矿，我们只要从一头开始慢慢往前采掘，采光整个塞拉山脉，直至内华达荒山和加利福尼亚果园之间的大山全都变为沙土平滩，连成一片。

我谈到西雅图有一位环保人士曾告诉过我，肯尼科特公司可能会使用的一种提取铜的方法。就是在我们站立的这块地方将一个原子弹放到普拉默山中，把大山炸开并使碎片堆积在苏雅特河谷，然后用超大量的化学溶液把铜滤出来。

“犁头析铜法，”帕克说，“不会把山炸开的。这个说法太过了。地表基本上看不出什么。不过，他们也做不成。因为他们没法控制爆炸的方向。他们就只能炸出一个圆筒来。可是大多数矿脉不是筒形分布的。它们会带一个弧度。原子能爆炸只能走直线。”

布劳尔说：“如果布朗能从一块花岗岩石里就搞出那么多东西，那么从混凝土里起码也能多少搞出点名堂来。就让他从英巴卡德高速公路开始。”

有一回我和布劳尔驾车横穿摩加伐沙漠，在三十七八度的高温中，为了能排遣寂寞，我就问布劳尔他能不能搞出个短短的地名单子来让布朗去那儿做他的研磨工作。果真有个地方可以为布劳尔所接受，开挖这样一个超级矿的话，那会是哪里呢？“摩加伐沙漠，”布劳尔脱口而出，随后他陷入沉思。布劳尔的儿子凯恩，当时也坐在后座。凯恩插嘴说：“他憋住了。不会有几个的。他什么都想要。”这个名单连短都谈不上。布劳尔开始审视在他周围的摩加伐沙漠，他注意到那些形状怪异有点像用水管搭建起来的约书亚树，地面上纵横交错的裂隙，那些长年风化形成的沟沟坎坎。“我收回，”他开口说道，“形态各异，蛮好看的。”

在溪流的水底，我们又看到了另一根镀锌铁管。这根铁管是成四十五度角斜着打进地里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儿有铜。除了这根铁管之外，能说明有人在这里活动过的，还有周围几个被卵石挡在水中的开裂了的汽油罐。一定有直升机把钻头运来，再满载岩芯样品飞走，那些黑绿色的可能含铜的岩芯。我注意到帕克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我自己也开始跛行。即便是想要回到土路上，我们也还有一长段路要走，更不用说要到今晚计划的宿营地，名闻遐迩的绝景——倒影湖。倒影湖悬岩环绕，一池如镜。所在位置，又恰好将冰川峰尽收眼底。她不仅反射，似乎还放大了冰川峰的倩影。因为要兜一个大圈子，帕克不大想去。可是布劳尔感到这个湖不能错过。同时，我们还得沿着矿工脊找铜矿的踪迹，而这部分，又正是最难走的地段。植被浓密，无路可循，岩石遍地，洞穴处处。矿工脊整个地形十分险峻。很明显，一路上都得手脚并用。帕克努力沿着比较好走的路，慢慢前行往下坡走去。他一面把缠在一起的树枝弄开，一面不时锤击旁边的岩石。不知怎么的，我们两人与其他人分开了一段路。我们高声喊叫，听他们也在喊。他们远远在我们后面，还在高处。我们停下来等他们。

“布劳尔现在住在房子里，不是吗？”那丝讪笑又浮上了帕克的嘴角。我也咧了咧嘴。我告诉他有一次我在斯卡斯代尔听到一位听众告诉布劳尔，他实在应该穿兽皮住岩洞。

我想起了布劳尔的家。房子高高的建造在柏克利校园旁的山上，紧贴陡坡。这是一个结构简单、红杉木造的房子。虽然称不上大，但也占满了布劳尔的那块地。那块地是布劳尔在战后建房潮初起的1946年买下的。他在一个信壳上画了他见过的某幢房子的草图，让承包商为他也造一幢——是他小区的第一幢。基本没什么前院，只是小小的一块水泥地，布劳尔用来停放他的沃尔沃车和大众小巴。后院是一块泥地，这是布劳尔室外的私人领地，有三千平方米左右。这是热带丛林的微缩版，种满了植物，枇杷、柠檬、海棠、杏树、桃树、山茶树。从布劳尔房子的前窗远眺，旧金山海湾一览无余——金门大桥、海湾大桥、游艇半岛码头、白城、如果没有马路对面那根高高的电话线杆，整个景色无疑将更为摄人心魄。可是那根电杆就立在正对面，四五个方向的来线缠绕钩挂在一起，就像半空中的一团乱麻，一团巨大的铜线乱麻。

“是，他确实住在房子里，”我说。

我们听到布劳尔和那两个医科生踏过乱草向我们走过来的声音。

“油漆了吗？”帕克问道。“大多数人并没意识到漆里面要有染料。现在，大多数白漆都用钛作染料。红的是赤铁粉。黑色的大多数是锰。黄的用铬，橘红是钼。金属漆更耐磨一点。染料都是从地下岩石里提取的。布劳尔家的电力系统所用的铜线可能就是采自秉翰峡谷。没有铜，他既开不了灯，也制不了冰。而把整个房子钉在一起的钉子，则来自摩舍比山脉。他家落水管上镀的锌，差不多都来自加拿大的地底下。电灯里的钨丝很可能出自加利福尼亚的比肖普矿。冰箱门上的克罗米涂面则来源于罗德西亚或土耳其。电视机里的钴产自刚果大概没什么疑问。他在用牙买加的铝，也可能是苏里南的；墨西哥或秘鲁的银；玻利维亚，马来亚或尼日利亚的锡——锡罐就是用这东西。我们很少停下来想一想，天上的飞机，路上的汽车，塞拉俱乐部的水杯，所有这些东西，它们曾经都是岩石，躺在地底下的一个角落里。我们的整个经济——我们的行事方式，所拥有的大多数物品，甚至我们的文化——都依仗这些东西。天哪！我甚至还没有谈到锰和硫。没它们就没钢铁。只要有一个国家的硫酸消耗量，大致上就可以估算出一国的工业产能。硫磺公司正在亚当山上探测，你听说了吗？”

亚当山是喀斯喀特山脉最负盛名的美景之一，是一部火山的教科书，平缓的轮廓线，流畅地在白雪笼罩的山顶相遇。该山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所拥有，但山顶可以开发。而山顶正是硫磺所在。

布劳尔和医科生赶上了我们，布劳尔问我们怎么样。

“还不错，”帕克说道，“说老实话，我真希望这双鞋仍然在加拿大的鞋店里。我的脚出问题了。”

“找到铜了吗？”一位医科生问道。

帕克摇了摇头。“不过，它们就在那里，”他说着，一边把手指向下面，“准没错。”无路可走了，体力也不够了，我们就沿着矿工脊往前，我们遇上了一大片洞穴，还是没有铜，前进的速度更慢了。想找到一些铜矿床的证明其实只是好奇心——没人怀疑山里肯定有铜——但就是这份好奇心，这种亲自寻找的心情，仍十分强烈。

帕克继续讨论他的矿物。很少几种矿物是在它们的自然状态下，用他的话来说，独立存在的。锌是在闪锌矿中，锡是锡石，钴是砷钴化合物，水银在硫化汞中。每一年，在美国，大约有一千五百吨银——总使用量的三分之一——用于照相底片和造纸。买一斤汉堡包的钱，就可以买十斤的铁，如果不是这么便宜，全球各地都要出现经济问题。矾存在于沉积岩中，可能提供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钥匙。矾能够除掉废气中的毒性。钛存在于佐治亚和佛罗里达的海滩下的红宝石沙中，用于超音速飞机的外壳上，因为不加钛，铝在摩擦热的作用下会融化。全部的水银都来自三个地方：阿尔马登，依得利亚，阿米亚塔山（西班牙，南斯拉夫，意大利）。水银对任何测量或控制温度和压力的仪器都十分关键。不但没有已知的替代品，量也非常少。日本人从内华达买铁矿砂，从西弗吉尼亚的露天矿买煤。在美国许多地方，要想买一根不是日本产的铁钉根本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供应自身所需的所有矿产品。1900年以后我们消耗掉的矿物量超过以往所有用量的总和。

不久前，以更为严谨的结构，帕克出版了《富裕的危机》。一方面，这是一本有关矿物的科普著作，同时，这本书又敦促人类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该书逐个介绍各种矿石，用简练清晰引人入胜的语言，详细讲解每一种矿石，它们是什么，从哪里来，对我们有什么用，以及最后我们又如何被自身的生活方式所禁锢，受它们驱动又依赖它们，一旦离开它们，我们的生活方式将轰然倒塌。他引用了杜瓦爵士的语录：“思想是降落伞，打开时才起作用。”他更进一步区分了什么叫“环境保护”（至少是针对矿物而言），那就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工业资本的利益，彻底利用每一种自然资源并尽可能减少浪费；什么又是“环境保存”。他说，勘探能源是矿物开采的关键，也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关键，远比探寻月球背面重要，他还谈到，每个国家都应制定矿物政策，合理开采开发矿物资源，并开展互惠的国际贸易。关于铜，他在书中谈到，美国每年起码需要二百万吨。“谈到有色金属，我们看到，无论汞的价格有多高，也无论铝的需求有多大，铜仍然是这一类的大项。勘探铜矿的努力远超人们的一般了解，尤其是近几年，甚至有数个国家的整个经济都依赖于此……我们还没找到一个铜金属自身之外的替代品。”

那天午后的三点半左右，我们来到了一条直接从陡峭的山坡上流下的小溪边。我们放下肩上的重负，脱掉了鞋袜，把双脚浸在水里。帕克说了声：“天哪，这可太舒服了。”在水里，我们双脚的皮肤显得像鱼肉一样苍白。水冷得我有点受不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继续走路。冷泉让我们恢复了一些。有一段时间不疼了，一天就能多走好多里路。往上游走出去一些后，布劳尔从溪流中舀了满满一杯水，边喝边说道：“这就是荒原的价值，不要其他任何理由，这些地点大概是地球上最后能够喝上一口好水的地方，这个理由就足够了。”没人搭腔。我们累坏了。溪流静静地在前面流过，我们的眼光越过深邃的苏雅特山谷，看着对面冰川峰脚下的处女林和冰雪覆盖的峰顶。帕克死死盯着躺在溪底的石子，过了一会儿，他探出身去，探向水中，弄湿了他的衣袖。他从水中拿起了一块豌豆大小蓝中泛绿的石子。他把它放在掌心递给我们看：“我们找铜找了一天，”他说，“这就是。”

山谷对面的山峰之美，冷峻而至高无上；帕克掌心的石子之美，温暖又直指人心。它挑动着我们的每一根神经：我们的食欲，渴望，抱负，贪婪，从纯美的欣赏到掠夺的本能，全在石子和我们眼睛之间流淌。帕克又探入水中，同时说道：“又一颗。那蓝的是硅酸铜，绿的是碳酸铜。”

我们所有人，包括布劳尔，全都跪在水中，搜寻矿石。布劳尔捞到了一颗。很明显，他十分兴奋。布里格姆找到了。斯诺找到了。帕克又找到了一颗像知更鸟鸟蛋大小的、蓝绿相间、杂以二氧化铜黑斑的石子。

“天哪，看看这一颗！”

“变性入侵岩中的硅和孔雀石，”帕克解释。

“我又找到一颗，”布劳尔喊了起来，“上帝，看看我的。”

“喂！上面更多！”斯诺大声叫道。

“这些岩石大概就是二长岩——相同量的碳酸钾和碳酸钠长石在高温溶液条件下变性形成的花岗岩。我得把它们带回实验室去才能确定。这些铜是在山体还是熔岩时从地心流出的。”

斯诺在高处放声大叫。他手中拿着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绿色的石头。山坡和河床陡得像楼梯一样。十分钟前，想到还要往上走会让人感到心灰意冷，两腿灌铅。可是现在，铜，使我套上皮靴，手脚并用，攀爬着向斯诺走去。

越往上走，绿色的石头就越大——五厘米，八厘米，十厘米的都有。帕克、布劳尔和布里格姆还在那里收集着小石子，百米开外一块突出的巨大的岩石旁，斯诺找到了一块一手都搬不起来的大矿石。在大岩石旁，这类石头遍地都是。我把一块石头高高举过头顶大声对布劳尔说：“看看这块！难道你不认为把这些铜留在这里是对社会的犯罪吗？”

“等在那里！不要下来！”布劳尔高叫着。从高处往下看，布劳尔只是个小个子。他在对着斯诺和我招手。“不要下来！我们明年开春派一队人马来！”

大岩石的背后就是铜矿矿源。一个极深的开口窄窄的洞嵌在山体的一面，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小的洞穴——荒原中一个毫不起眼的缝隙，不仅将宝藏暴露给世人，还把碎屑撒落在四周。斯诺和我将大约十公斤的矿石装满了一个帆布袋，走回下面的河床。

看来没人急着离开。我又脱掉了鞋袜，再次把脚浸入溪流中。布劳尔搜集到了一批漂亮的小石子。他兴趣十足地端详着我们带下来的大石块，同时又硬装出一副满不在意的模样。布劳尔喜欢收藏石块。在他旧金山的办公室里，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摆满了他从各地收集来的岩石，尤其是那些来自科罗拉多州格伦峡谷和大峡谷的石块。大多数时候，他并不了解这些是什么岩石，再说他也不在乎。只是由于漂亮，他才把它们留在身边。

帕克久久地凝视着冰川峰。它近在咫尺。我们从未如此靠近它的身旁——它是如此之大，峰高一千五百米，巍然人前，让人感到被逼得透不过气来。“这就是地质科学吸引人的地方，”他说，“地质学家之所以在野外工作，是因为他们热爱地球，热爱室外。”

“讽刺的是，他们来到荒原，改变荒原，”布劳尔说。

帕克看上去累坏了，不想再争什么。“有些采矿法规确实不合常理。”他停了一会儿这样说。他解释说，当一家矿业公司或任何私人针对一片公共土地获得专有开采权后，他们有权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似乎是他们——而不是美国人民——才是这片土地的所有人。按照联邦法律，他们可以砍掉所有的树木，甚至建造摩天大楼。只要肯尼科特铜业公司乐意，就可以在冰川峰大荒原建造一家度假村。在帕克看来，这项1872年生效的法律违反常理。同时，他认为只能给予矿业公司租赁合同，而在合同期内，对土地的使用和采掘的方法，都应有严格的限定。在他看来，这样的做法，将大大有助于消除目前存在于环保运动和矿业公司间非此即彼的对立观点。在说话的当口，他把双脚抬着晾干。我第一次看清帕克的脚后跟通红通红的，似乎在滴血。他穿上了袜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套上了他的皮靴。他站了起来——我们都随之站了起来——并向西沿着山脊往前走去。即便在我们回到了土路上之后，他仍然得拖着双脚忍痛前进。去倒影湖就意味着要绕好大一个圈子，多爬一座山峰，并在隔天要经过一个几乎垂直的陡坡下山。但到了岔路口，帕克还是走上了去倒影湖的路。

在斯坦福大学帕克的办公桌上，有一张驴的相片，注脚写着：“我来帮你？还是自己干蠢事？”旁边还有一张放大的五分邮票的复印件，那是樱桃树枝环绕着杰斐逊总统纪念馆的邮票，下饰铭文“植树美化亚美利加”。帕克的曾祖父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祖父是圣菲小径的导游，父亲在威尔明顿经营一家地产代理和一家旅游公司，大哥离开了他们，去了新墨西哥的贝尔农场当了一名牛仔，这也是帕克年轻时代对西部一心向往的原因之一。帕克身材高挑，四肢硕长。他为人随和，有些大大咧咧，他当初是篮球队队员——优秀的球员。他不仅替威尔明顿高中打球（他是1922班的），也替许多教会的球队做替补。父亲要求他去每一个打球的教堂做礼拜。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个星期天起码要做两次礼拜。他说自那时起除了浸礼纪念日之外，他再也不去教堂了。在那个年代，他也曾沿着布兰迪维因河露营，在切萨皮克湾垂钓，收集那些住在大西部的人给他寄来的石块，想象着自己有一天也能亲自到那里去。

十八岁时，他去了纽约，然后买了梅森轮的通铺票去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敦。这是往西走的最便宜的路了。他不知道最终要去哪里。他考虑去高登（科罗拉多矿校）或索考罗（新墨西哥矿业学校）。“那时要想上这类学校，只要人去就可以了，”他有一次这样对我解释。他最终还是去了索考罗。他是该校的篮球队队长。他学习了矿物学，又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修了硕士课程，随后又去明尼苏达大学读了博士。在那个年代，矿业圈里在说到他时都叫他的外号“查斯”，以区别于当时许多中国矿工都被称为“查理”的这个蔑称。他为新墨西哥州汉诺威的新泽西锌业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的矿山测量员，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科罗拉多州的姑娘——尤拉·帕克，并最终结婚，成了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母亲。他女儿是一位物理教师，而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地质工程师——一位在翰博油业，另一位在汉纳矿业工作。现在没什么学校教采矿地质学了。多年来，全球各地的学生都拥向斯坦福大学，那是因为帕克——只要他没去赤道非洲或安第斯山脉或大盆地或黑丘岭或什么其他地方——那么至少在学校开学时，他总是会在那里，教授诸如矿物原理等课程。

我们大概还在倒影湖东面两公里处。帕克停了下来，捡起了一块石头并用他的锤子一劈两半。他说：“我们已远离铜矿的矿床了。这个矿肯定到不了倒影湖。这里的岩石不是入侵岩。是完全的火山岩。”

“当然，也可能只是火山表层。”布劳尔指出也有这种可能性，在地下深处的某个地方，铜矿矿脉渗入了某个暗角。

“说得也对。可能吧。”帕克说着，疲惫地耸了耸肩，继续吃力地往前走去。

在倒影湖旁，我们可说是一群怪人。帕克和我是一步也迈不开了，两个医科生看来依旧精力充沛，布劳尔也乐颠乐颠地哼着小调。布劳尔歌唱的可真不怎么样。他越是兴高采烈，歌声就越难听。在山里，他就成了巨人安泰，他的心情实在不错。

倒影湖十分狭小——就像那种牲畜平时饮水的水潭，坐落在一片平坦无树的山地上。我们慢慢绕着走了一圈，想找一块过夜的地方。太阳正在下山，我们来得太晚了。我们走过一顶顶的帐篷，那些红的、绿的、蓝的、黄的帐篷。一丝风也没有。我们能听到沿湖四周的人声，还有收音机的声音。我们一边走，一边和人打招呼。沿湖岸西北面的山阴最浓，温度也最低，就那儿还有些空位，我们就占据了这些空地。我们是从东面进山的，而这些人是从西面进来的，那面的路肯定好不了。最近的公路在西面二十五公里以外，至少一千两百米以下的地方。不过，那天晚上那个小湖倒有一些沙漠绿洲的气氛。抖抖索索的我爬上了一个斜坡去亲眼看看大山在水中越来越暗的倒影。客观而言，水中的倒影也真像传说的那样。只是在湖面的上方，似乎飘浮着一块“额满”的告示牌。

旁边，是一块真的指向方便之处的指示牌。我们去找了一些细树枝，那可真不好找。我们总算搞出了一点火苗来，大家都围拢来取暖。我问帕克和布劳尔：“你觉得现在是在荒原吗？”

“是的，”布劳尔说，“这么多人当然会影响对所谓荒原的感受。但我见多了。在他们走后，什么也不会留下。我知道的。”

有一次，我和布劳尔在塞拉山的一条土路上与一群登山客迎面相遇，他们是那么一大帮人，弄得布劳尔十分不爽。他们并没有骑山地车，没有带收音机，也没有乱扔啤酒罐。他们使布劳尔不舒服，就是因为他们出现在那里。布劳尔不停地问他们，在我们前方的恒弗雷盆地，是否人“太多”。当他认为恒弗雷盆地——一个面积近十平方公里的盆地——必定有许多人类活动时，他半道折向大山的另外一边。还有一次，我和布劳尔从西面沿198号公路进塞拉山，当天正是周末长假的最后一天，汽车像一条长龙从对面驶来。布劳尔不急不慢驾着车。“我们在这里等得越长，山里的人就越少，”布劳尔这样解释。

这回是在倒影湖。帕克说道：“这根本谈不上是荒原。我心目中的荒原是走上一公里碰不上一个鬼。这儿人实在是太多了。”

布劳尔说：“真难以想象有那么多人会走那么多路到这儿来。”

“人口压力，”帕克接嘴道，“谁都阻止不了。我搞不懂的是，他们为什么偏要到这里来。不就是山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湖。”

我们把晚饭放到了唯一的锅中，把它烧开。大家吃着，谁也没在意吃的是什么。帕克又第一个打破了沉默。“我在这块地方走得越多，就越看不出一个铜矿能对它有什么影响。我们刚进山时，我还想或许会有一些影响。可是，哎哟喂，现在我可看不出来。”

“挖掘地点离这里还不到两公里，即便是这个湖，再也不会有什么荒原味了。目前的压力，它已经承受不了。这里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虽然恢复很快，但仍抵不住不停地搞。这种破坏会一直影响到苏雅特山口，也就是说，冰川峰荒原事实上会被一割为二。”

“在这儿，会有一个采矿的企业在工作，他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干这个。矿工们会在矿上干活。当然会有些人跑来跑去，爬爬山，钓钓鱼什么的。这不正是他们一直都在做的事吗？矿工们也喜欢荒原。”

“问题是他们要挖出来，带出去。”

“哦。”

“采矿之后就是伐木。”

“这你能管得住。”

“也只能这样希望了。”

“你所谓的管得住就是不让人碰。”

“环保组织能做到的就是把一些事情推迟而已。从来没有什么永久性的胜利。当我们赢了一个回合，那片荒原还在，依然非常脆弱。而当我们输了一个回合，那片荒原就再也不存在了。”

“这可不一定要这样。”

“事实上是死了。”

“我不同意这种荒原的概念——拿走一大片土地，保留起来，说是为了后代。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

“荒原说起来就是一个大家能去的漂亮地方。但这并不是荒原的全部。荒原是地球多样性的一个储蓄所，我们正在把我们还剩的一点点家底以可怕的速度耗费掉。我们现在就要把它止住。只要还未开发，就不再开发。”

“要是换上我，我就要把一部分划为可利用，另一部分划为不得利用。划出一大片地来并把它们整个保持在一千年前的样子——你做不到。人口压力太大了。”

“所谓荒原其实就是让所有的自然因素在没有人类干预下发挥作用。如果还有百分之十的土地未开发，那么，我们就不要再开发，就把它们看成是交给教会的什一税好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已经获取太多了。我们要把余下的当作不存在才好。那些东西是为了其他目的才存在的。”

“什么目的？”

“不是人类的目的。人在这个时间轴上并不太久。”

明月高挂，冰魂素魄，清光四溢。我们静静地与它对望。人类不久前去过那儿，再过几个星期，又要回去。“月亮上或许真会有什么机会。我看不出能有什么。”

“阿波罗11号已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这已经足够了，”布劳尔说道，“让我们现在把钱花在别的地方。我们要拯救地球。”

“月球漫步是个蠢主意，”帕克表示同意，“关于地球，我们还有好多东西需要了解。我们很需要了解这些东西。这要花很多钱。”

“我们还没穷到非得把荒原给毁了，也还没富到能把这荒原给供着。这话总结得太好了。国家公园服务署的德鲁里主任说的。”

“我不相信我们能够让原料消耗的增长停下来。”

“没了，就停下来了，”布劳尔说，“而在目前，尽量少浪费一点。”

“浪费是一种犯罪。”

“我们如果每年能利用足够多的再生铜，这个矿就没必要。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其实置身于一艘宇宙飞船上，我们要把有限这个概念根植到脑子里。有些事必须得停下来，不然这个世界真会不得了。有限这个概念，处处适用，不管我们是在谈什么，小岛，长河，高山，甚至是人，空气，无不如此。我们想要保留的是生活的多样化。”

火光微弱，几近熄灭，谈话也慢了下来。温度相当低。我们四下散开，找各自的睡袋。布劳尔在岸边高处的礁石上找好了自己的铺位。作为山里人，他知道高处暖和一些，也没那么多露水。我和帕克的双脚疼得要命，不想再爬了。我们在下面平躺下来。帕克一边翻动着身体想躺得舒服一点，一边说：“我知道七八个像倒影湖一样的湖泊，能够驾车去，还没那么多人。我把我在倒影湖中的那份儿给你，换点假钱也好。”说着，他睡了过去。正好晚上八点半。

有一次在黑丘岭，帕克把我带去了西半球最深的矿井底下。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到地下——先是乘一个竖井缆车走了大概两公里，然后在一个平面上乘矿车走了也是两公里左右，再是竖井缆车，直下到离地表两千米的地下。在那个地方，每下降一百米，温度就上升两度。在下面，岩石的温度高达四十九摄氏度。可是我们走的坑道中的温度只有三十二度左右，地表的冷空气通过帆布的管道打到地下。这些坑道称为风洞。我们穿着工作服，橡胶靴，戴着安全帽和顶灯，还戴着防震眼镜，沿着一条风洞走到了底部——这个矿的最深最远的地点。帕克一路走，一路用锤子敲打着，随着四溅的火花，石块也掉落了下来。主要是些暗灰色的岩石，带着一丝丝黄铁矿的闪光，有时嵌着白色的石英粒。我还保留着那些敲下来的岩石块，也经常拿出来给人看，尤其是小孩看——并询问他们认为这是什么东西。这石头里有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挖那么深的一个洞？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跑到两千米的地下？他们可能在找什么？答案从来都不是那么一言中的，可能是由于这岩石块的外表吧，毫不起眼的外表。“铁？”他们有时这样猜。“铜？”“银？”不对，再猜。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采矿的最终理由，各国经济的实质基础，能扁能圆，能粗能细，存在于地表中而又使人最不能自持的矿石。当他们猜出“黄金”时，都会眼光一闪。

另一天，回到了地面上，帕克到一片闪岩山岗去寻找那种绿色的枕石。在地理测绘杂志上有人提出，这些枕石在黑丘岭的石脉皱褶中的位置可能提示着黄金矿脉的大致方向。帕克沿着悬崖上一道石脊往前走，一边用锤子敲打着枕石。最终他说：“我说根本不能确定，不能确定。”我们在高处，能看到周围的景致。参天的松林和杉林，一片墨绿，如此深浓，以至苏族人把此地叫做黑丘岭。它的两侧地貌贫瘠，一边是南达科他州的荒地，另一面是怀俄明州，夹在中间的黑丘岭绵延两公里，空气寒冷潮湿，郁郁葱葱的山谷和清洌可鉴的瀑布，水中鲑鳟相戏，沿溪麋鹿出入。“苏族人深爱此地，”帕克叹道，“怪不得他们不想放弃。”

土地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是宗教的实体形态，而黑丘岭，对于苏族人而言，正是他们的宗教。黑丘岭，丰富的野兽和鱼类，迷人的景色，滋养着苏族人的身躯和灵魂。印第安人没有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的概念。一个人来占有一片土地的想法对他们而言，起先怎么也解释不清，到总算搞懂了，他们认为这是对自然的一种亵渎。随着白人到来，财产和产权的概念随之而来，也带来了不平等和矛盾，最终触发了自然保护运动。而同时，在1851年，条约保证了苏族人能永久保有黑丘岭。1874年，白人在这里发现了黄金。1875年，大批的白人拥向这里，拥向黑丘岭——主要是些社会渣滓，如狂人比尔·希科克。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淘金潮。当初对苏族人的保证再也不提了。苏族人用剿杀美国著名的卡斯特将军和他的部队来表达愤怒。“再往东一百六十公里的南达科他保留地中，现在还有些苏族人。”帕克向我解释。“塞拉俱乐部里可没有苏族人。”

我们走过一片不大的沼泽。百合、雏菊、薄荷、黄豌豆花竞相开放。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凹坑，看上去就像是没有回填的墓坑一样。熊果莓长在这些坑中。有一个坑中还长着一棵山杨树，高大挺拔，枝干茂盛，看上去无论如何得有百年上下。“探矿人留下的，”帕克说道，“来到这里，花上一天或一天半，在地上挖一个坑。如果挖出点什么名堂来，这就成了他发现的基点坑，对周围他就可以提出所有权的主张。就这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也不知道靠什么来找矿，就靠着黄金与石英和黄铁矿的伴生关系来找。有时探矿人会找到花生大小的金豆子，但这种机会太少了。挖掘，或在水里淘金，都是非常苦的活。”凉风阵阵，眼光沿着那棵山杨树往下，高垒深沟，一片荒凉。我们先前沿着走的岩层到此也就结束了。“前寒武纪的岩层，”帕克解释，“三十亿到四十亿年，可能是吧。有些前寒武纪的岩层在密歇根州那边，都是些早年的枕石流。伯克夏那边也有一些前寒武纪的。还有些在大峡谷的底部。快看，看那边！看那两块枕石！这家伙下面大概有些东西。”

黑丘岭有多条土路，其中之一就是那条从电报峡到枯枝坡的百年老路。某天下午，帕克正驾车经过这条路上时，他谈道：“这就是我热爱这个行当的理由。你能领略各种美景。如果还有机会再来一次，我仍然要做这个行当。”随后的几公里他观察到了一只夜莺，一只白羽草雀，一只韦斯帕雀，一头西霸鹟以及一只独栖雀。他是全美鸟类协会的会员。他深知在野外该如何观察。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中，还没一个像他那样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如此敏感。黑丘岭的野外地形似乎也印证着他对自然世界的各种认识，让他乐此不疲。他曾说过：“一谈到维护自然环境，我恐怕大家都有一点情绪化。这儿就有好几个锯木厂。他们砍伐成熟的树木。他们能毁坏什么呢？我看不出他们对这里的环境有什么影响。虽然我也喜欢户外活动，但我并不需要荒原。对伐木我们却有需要。对采矿我们也有需要。公众不了解什么是采矿。他们还没认识到矿藏和金属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离开了工业，我们没法生活。而这恰恰是环境保存分子想要做的。锯木业，矿业和森林是可以共存的。这里的森林十分迷人。它们的确很迷人。黑丘岭就是一个现实的例证，工业并没有毁坏环境。”用帕克的话来说，整个黑丘岭地区被毁坏的部分就是拉什莫尔山，那里的山体被切掉，换成了美国总统的头像。不巧的是，杰斐逊总统的鼻子开裂了，林肯总统的下颌也是。华盛顿像上有水迹。所有这些，只是加大了伤害而已。原本就不该有什么总统头像。原本就应该是一座山。现在，旁边的一座山上正在雕塑着一座美国土著疯马酋长的像。其实，苏族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纪念人像。他们的纪念碑高达两千多米，早在前寒武纪时代就已经矗立在此了。

有关枯枝坡的多个故事中，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深金矿了。帕克作为该矿的董事，到黑丘岭来是要做一个金矿的模型——或者说一种三维地图。三种变构岩层，即：霍姆斯特克变构、埃利森变构以及普尔曼变构，像三色冰淇淋一样在这里绞在一起。从建成的坑道中，细细的探钻深深地“探”入岩体，有时长达四百五十几米，就像奇怪的触角。利用这样得来的数据，帕克要把地下数公里岩体中矿脉的每一处沟纹弯折都在一叠塑料片的模型上表现出来。

在地下两千层（矿工们这样叫地下两千米的坑道）帕克仔细地看着坑道壁说，“这里的矿工只要看一看坑道的拐弯处，就可以说出是谁开挖的。他们以笔直的坑道和平整的坑壁为傲。他们是硬石矿工，不是煤矿等软石矿工。他们要别人注意到这个区别。其实，采矿也有它的优点。外部条件是稳定的。我们能够控制环境。在矿上工作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创造什么。他们认为这是在创造财富。他们认为自己是地质工程师。每个矿工都有他自己特别愿意采挖的地段。”

帕克叫来了另外几个矿工一起来谈谈。由于旁边还有探钻在工作，谈话就是扯着嗓子叫。一个说：“我不喜欢在地面上干活，喜欢在地下。环境是恒定的，不会有什么暴雨狂风。我如果不喜欢，也不会做那么多年。这可是开山劈石的活。”

帕克解释，矿石会被运上地面，粉碎碾磨成细沙。然后把水银倒入沙中。水银会把黄金都集聚起来，不带其他成分。然后把水银加热蒸发掉。氰化物溶液再倒入沙中，把更多的黄金溶出来。锌会被加到金氰溶液里。锌会溶解并析换出黄金来，黄金就会沉降到底部。处理后的沙会被运回矿内，拌上水泥，作为垂直采掘的基础平台。就这样，金矿消化自己产生的尾渣，避免了大面积影响环境的美观——但是随着碾碎的细沙在数量上日见增多，不可能把全部都运回地下。黑丘岭有一座山就是平顶的黑色岩沙。就这样，机缘巧合，白木溪流过矿区后就变成黑色了。

帕克解释，三吨矿石只能提取一盎司金——和一个雨点差不了多少。地球上每个人的经济活动其实只有三分之一盎司的黄金在支撑。美国黄金储备所诺克斯堡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暗示着地堡中堆满了金条，可实际上诺克斯堡的黄金堆块也就是六个立方米而已。全世界的通货准备金用一个网球场就可以装得下，大概还到不了网栏的高度。

现在，躺在北喀斯喀特山区的倒影湖边，帕克鼾声渐起。为了挡住露水，我们拉了一张透明雨布遮在脸的上方。我仰面躺着，透过雨布，看着有些模糊的星座。我记起了有次走进帕克在帕罗奥托家中的起居室。首先吸引人注意的是那本在咖啡桌上的书：《黄金：魅力、权力和诱惑》。

到了早上，我们往下朝苏雅特河走去——这是近一千米的陡坡，我们沿着一条草丛中的矿工脊下行。下山的路是这么陡峭，连布劳尔都开始说在这种陡坡上人如果掉下去那会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开始两腿发抖。帕克说他现在才不管掉不掉下去——他的脚才是他最大的问题。他最终还是脱掉了皮靴，改穿一双镂空的便鞋，想来想去情愿让脚割破，也不愿再受脚跟被挤压的折磨。即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他还是不停地敲打着岩石。下了陡坡后，就有一条大致与河流平行的小土路，大概能走十六公里。随着高度的降低，树木越来越粗壮，森林越来越茂密。到后来，我们就在直径达两米的道格拉斯冷杉之间穿来穿去。空气被太阳烤得暖洋洋的。虽然还不能从密林中清楚地看到苏雅特河，但她奔流的声音已清晰可闻。她发出的声音就像巨石在某种金属管道中滚动，隆隆作响。随着下午一点点过去，声音越来越响。帕克谈到，他知道在阿拉斯加有好些河流，早上还能蹚水过河，到了下午可了不得，河床中灌满了融碎的冰块，水急浪高。“这条河也差不多，”他这样说道。现在就能看清苏雅特河了：浪峰壁立，急漩连连，水花四射，拥裹着融冰的白沫呼啸而去。“这条河可真够狂的，看那些冰末子打出来的白浆！”帕克继续说道。

土路的低段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工地。美国林业局要整修这段路面。炸药炸开了巨石，电锯截断了挺立的大树，为的就是要把路面拓宽，把坡度拉平。布劳尔开始抱怨林业局，说他们其实是一帮木材工程师，对生态系统一无所知。他们所谓的选择性砍伐就是找一座山，把上面的树砍到一棵不留。他说：“作为环保分子，我们希望林业局不要干涉荒原，基于同样的理由，国家公园服务署也最好不要管。他们为了自己的方便建造了太多的东西——那些巡山人都不知道怎么巡山了。”

布劳尔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迎面过来一个牵着三匹马的人，马匹驮着用完了的空盒子。他三十五岁左右，身材魁梧，体魄健壮，衬衫下隐隐看得到结实的肌肉，他剃着短发，有着淡灰色的眼睛。他的名字叫戴蒙特，他告诉我们他是这里的领班。布劳尔毫不客气地抱怨他们是在土路上瞎搞。戴蒙特回过头来，看了看帕克，再看看我，又看了看两位医科生，然后才开口说道：“你们这些荒原爱好者什么都没变。”

“你们这些林务官也什么都没变。”布劳尔嘟哝了一句。

戴蒙特紧了紧马的辔带，说道：“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总要留下痕迹，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叫我们做百分之十的斜坡，半米宽的道，两米五的净空。如果要砍掉几棵两米的冷杉，那我们也没办法。”

我问他家在哪里，他说出生在三十二公里外的地方。

他对铜矿有什么看法，我问。

“不喜欢。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不喜欢，”他说，“我不喜欢那些随之而来的人。我早就见过他们的地盘，在爱达荷州的华勒斯，在蒙大拿州的巴特。又脏又乱，破旧不堪，人如其物。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在这种人周围长大。”

最后的八公里，我们都自顾自地走了，我们不再走在一起。我和布劳尔走在一处，他依然速度不减，而我，就像个酒醉的人，你知道的，不停顿地走了太长的路后，两腿好像不长在自己身上那样。最后的一段路，脚像踩在棉花上，整个人，也像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来回。土路离苏雅特河越来越近了，有几处，就在近旁。水声，震耳欲聋。不过，到了最后的一千米，我们察觉到了除了水声之外，还有另一种声音——一种很尖利的呼啸声，像憋着喉咙在嚎叫，我们越往下走，这种声音就越响。我们走到了头。就在那里，在河里，在河水的中央，在那巨浪拍打之处，是一辆巨大的推土机。不知道它在干什么，已经半身浸在水里了。它在那里用劲地推着搡着，退一退，又进一下，吭哧吭哧喘着粗气。它在那里摇晃抖动，似乎河水根本不存在。推土机远强于河水。

我坐上了河边的一块大石，脱下靴子，把双脚浸入水中。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我除了双脚以外什么都不能想。现在，双脚在水中，融冰的白浆把疼痛一洗而空。看着推土机在河水中挣扎，我的思绪回到了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回到了我们刚开始的清晨之时。由倒影湖一路往西延伸向外的矿工脊，其实就是一条山脊。高山的北坡确实十分陡峭，而它往苏雅特河的方向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急速下降之前，我们沿着山脊还走了大约一点六公里。那段地形，如同那种教堂的斜披屋顶，而我们正走在屋脊上。山脊上，不长一树，两侧从河谷升腾而起的浓雾弥漫四周，几乎盖上了我们的脚背。云雾之上，青天白日，除了高高矗立的冰川峰，旁无他物。十几公里外的冰川峰，银装素裹，一片洁白，向上下四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沿着山脊，长着蓝莓。我们就像没吃过早餐一样摘着蓝莓吃，有些要有两厘米大。布劳尔用他那只塞拉俱乐部的水杯盛着蓝莓，一边说着：“我不过是拿走些明年还会生的果实，只有熊才会介意。”

帕克一边摘，一边放进嘴里吃。他的眼光突然往上一抬，随着天上的一只飞鸟移动。他开口道：“看！看那只沼泽鹰，这么高，它在这里干什么？”沼泽鹰往左边斜插了一下，突然往上一跃，冲向冰川峰的方向。随着它的身影，一股浓雾由河谷一冲而起，沿着坡面翻动向上，泛着银光，慢慢化入苍穹之中。帕克叹道，那么多人没法亲眼看到冰川峰，真是可惜了——谁都有权来看一看——矿业公司用的那种小路就够了。

布劳尔认为，冰川峰的景色，如果确实有什么意义的话，应该要好好探索才能够真正理解，而最好的探索之路，就是迈开双脚。

“对那些无法行走的人呢？”帕克问。

“窝在家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是能走的——只要他们想走。”

“百分之零点一的人里面就有我的妻子。”

不假思索地，布劳尔接口道：“我有一个朋友是装假肢的，他叫哈定。一天他对我说，他可不想坐着车去探访像冰川峰这一类的地方。对他而言，只要知道冰川峰还在，就足够了。他希望冰川峰永远存在。”

“以后自有以后的办法，”帕克接口，“我并不是提倡浪费。但我也不愿意委屈了现在的人。照我说，不给他们足够的铜，就是惩罚。布劳尔的意思是不给他们足够的荒原，就是惩罚。是这样吗？”说着，挥手又是一记。

“一点没错，”布劳尔答道，“但是还不完全。我相信荒原对它们自己也有意义，因为我提倡除了人之外，其他万物也有各自的权利。我想，我能接受美国摄影批评家南茜·纽浩的定义：环保就是人类照看自己的将来。那种‘吃光喝光，只管今天，明天死光’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蓝莓，”帕克道，“在矿工脊上吃的。”

布劳尔的水杯已经装得满满的了，他在自己尝一尝之前先递给了我们。这是一种令人不解的超乎寻常的姿态，因为四周长满了蓝莓灌木。不过，我们每个人都拿了几颗。

“遗憾的是你们看不到这些山脉的真正好处，”布劳尔说。

“什么好处？”我问。

“蓝莓。”布劳尔答道。

帕克说：“铜矿。”

◆◆◆◆ ◆◆◆◆

布劳尔在全国各地不停地向各色人等宣传环保理念，他把这叫做布道。他经常行色匆匆，但又似乎从来未出远门：系上一根领带，穿上一件外套而已。在布劳尔嘴里，这就是他牧师布道的行头。他在大学里布道，进出各类俱乐部，穿梭在不同的会场，甚至有一回还在一个大教堂里布道（他其实已经三十年没进教堂门了）。他演讲的时候总是身子前倾，靠在讲台上，脚跟并拢，双膝微屈，活像在滑雪。可能是以前常常在山地滑雪，他才会不自觉地做出这个动作。

在演讲中，或迟或早，他都会谈到世界的诞生。他让听众把《创世记》中提到的六天理解为一种比喻，实际上指的是至今为止的四十亿年。在这个尺度上，一天等于六亿六千六百万年。换句话说，“星期一的整天到星期二的中午，都集中在让我们存身的这个地球运转起来”。生命的起源大约是在星期二的中午，“无限美妙，活力无穷的大千世界”是在随后的四天里形成的。“在星期六下午四点整，大型爬行动物出现了。五个小时后才出现了美国的红杉树，而大型爬行动物却都不见了踪影。午夜前三分钟是人类出现的时刻。到了午夜前的四分之一秒，耶稣降临了。午夜前四十分之一秒，是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我们周围，充满着那些认为我们在这短短的四十分之一秒中的所作所为能不断延续下去的人，实在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布劳尔会举起一张地球的照片——蓝绿相间，缀以白云。“这是从阿波罗上拍的，”他会说，“就是它了。一览无余。通过航天员的眼睛，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多么脆弱，而所谓大气层，就是这么薄薄的一片。”

布劳尔还算出了我们现在消耗地球资源的速度相当于一个人在以每小时两百公里的速度开车——并且还在加速。他提醒听众，我们射杀水牛，就是为了取用它们的舌头。我们至今还有牛舌的买卖。“我们被增长迷惑住了，我们无法自拔。在我至今的一生中，人类消耗掉的能源，远超以往所有年代的总和。而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他们现在在亚利桑那州开采地下水。棉花业就受到这些水的补贴。为什么要在亚利桑那州种棉花呢？一点都没道理。有人还想把育空河北水南调，引到得克萨斯州。已经有了一个洛杉矶，我们还想把旧金山湾填满再造一个洛杉矶出来。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到令人厌恶呢？现在还不够讨厌的吗？在新开的小区里，每个人都用红杉木造房子。到1990年，爱迪生联合能源的规模要翻两番。那么多电你要用来干什么？美国占世界人口的6%，却用去了60%的能源，而1%的美国人，更是用掉了其中的60%。每当一个国家拿了比它应得的一份更多的时候，紧张关系随之而来。好多战争都是资源引起的。无限制的扩张会毁了我们。我们想要的是和平稳定的经济。可是，我们偏偏去捕光秘鲁的鱼。该地产出的蛋白质可供世界上贫困国家之需。而我们要那些鱼来干啥呢？喂牛，喂鸡，催肥它们。我们还要横穿中美洲建造一条海平面的运河。太平洋的水温比大西洋的要来得低，水位也高一些。太平洋的水流入大西洋后，很可能就会改变加勒比海地区的气候环境。再有，我们有可能要在亚马孙盆地造一个水库，它将淹没像意大利国土那么大的面积。埃及的阿斯旺大坝阻断了某些营养物质的回流途径，地中海东岸的沙丁鱼养殖场一片死绝。我们人类还有自己的人口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把光合作用的自然周期都打断了，大概为此烦恼的必要也没有了。物无美恶，过则为灾。我们到底要搞到多少人口？”

布劳尔的许多同事——他当了十七年执行董事的塞拉俱乐部的同事，以及近年来他的另外两个新团体，地球之友和约翰·缪尔环境研究院的同事——都把他与美国废奴活动家约翰·布朗相提并论。布劳尔已年近六十。但除了那一头乱糟糟的白发，他的笑容仍是那么青春焕发，充满亲和力。他的声调，低沉又充满悲悯，更增强了他语言的力量。他声调平静，甚至带些讽刺口吻谈到人类会如何“拼命争夺最后一片净土”，似乎我们大家都早已计划如此。“北极企鹅体内发现了敌敌畏，”他谈道，“谁把敌敌畏弄到了北极？是我们自己。我们把它播撒在土地中，随后流入水系，再到鱼肚子里，更多的鱼体内有残留，然后就轮到了企鹅。有些污染我们注意到了，更多的没被注意到。我们用了五十七年才知道放射性有害，二十五年才了解敌敌畏的毒性，二十年才重视到甜蜜素的问题。我们慢慢在做。我们不久前才了解到有一种塑料的副产品，复合氯化双苯的物质已经散布到了全球的生态系统。在华盛顿州南部的原子能研究重镇汉福德，具有放射性的核废料密封在铁桶中，每二十五年一换，要密封一千年。最近的一千年来，人类除了成倍增加人口之外，真没做太多好事。在阿拉斯加的布里斯托尔湾，石油泄漏会让当地的红三文鱼无法繁衍。在纽芬兰大浅滩外的石油钻探，引起石油泄漏只是早晚的事。而只要有泄漏，当地渔业将毁于一旦。我们乐此不疲。我们相习成瘾。我们是在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实施盗窃罪。我们的经济体系，实在是种老鼠会经济，最初的几个人利润丰厚，而子孙后代将一无所有。我们必须阻止超音速交通。音爆对环境不利。为什么纽约要造第四条喷气机跑道？要不要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呢？我们必须把贪得无厌的毒瘾去掉。有限的地球支持不了。人身上快速蔓延的那种东西，我们称之为癌。”

说得好听一点，布劳尔身上透着一种福音会布道的宗教热忱。他的做法与美国福音会教士、宗教闻人比利·格拉汉姆博士十分相似。后者常常劝诫罪孽深重的子民走上前来，接受上帝的拯救：你如果扭头而去，在你走到门口之前，冠状动脉血栓大概就要把你放倒了。像格拉汉姆博士一样，布劳尔发起的圣战运动好几年前就开始了。布劳尔的效率似乎更高。目前，各种各样有关环境和环保问题的种种思潮，众说纷纭，其实就是布劳尔和其他几位人士几十年来不停宣讲的观点的回声而已——只不过放大了好多倍。布劳尔能预见未来。他真是想拯救这个世界。他一直是死板的理性世界里的情感鼓动高手。他认为，环保运动应该是“不管从事什么营生，都是我们时时处处的道德和思想的指针”——简而言之，是一种宗教。如果说宗教的出现是为了帮助人类应对面临的严峻困境，有些时候它实在来得太晚了，这一次大概又是如此。在拯救清新的空气和峡谷，保卫荒原和控制人口增长的斗争中，布劳尔是显而易见的心急如焚。他义无反顾，有进无退。他的理论，所谓世间万物各个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目前这种关系极不顺畅，实在是无所不包，也让人难以理解。因此就有需要建立一种宗教，也需要有一位登高望远的领袖人物。布劳尔曾经对我说过：“我们大概可以算作一种宗教吧，一种关乎土地的道德观念。我想，与这种宗教最接近的要算是佛教了。”我也常常听到他有关“招人入教”，以及一眼能看出某人已经是教友的说法；我记得有一次在内华达塞拉山脉的山路上他谈道：“我们可以从其他宗教中得到提示，除了埋头苦干之外，还有其他更好的途径。”

在布道中，布劳尔不时会引用些名人箴言——美国博物学家约翰·缪尔（“当我们把任何一样物件单个挑出来时，我们总是能发现它和世间万物有着联系”），美国废奴主义作家亨利·梭罗（“地之不存，有屋何益？”），系统理论学家巴克敏斯特·福勒（“技术一定要事半功倍”），以及流行滑稽连续剧主角博哥的名言（“我们见过仇敌。他就是我们自己”）。事实上，这种布道本身就充满着学界和思想界诸多闻人的警句：“人的最终尊严来自挑战小概率的可能性”（纳齐奥·西隆，意大利作者）。“文明，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外的一层薄膜”（西格德·奥尔森，美国环保作者），“绝望是罪”（查尔斯·斯诺爵士，英国化学家，作家），“除非文明能拆除人口炸弹，无论什么方法都将徒劳无益”（保罗·埃尔利希，德籍犹太科学家、医生），“荒原能解答人类还不懂去问的问题”（南茜·纽浩，美国摄影批评家）。

布劳尔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说过：“地球上大约90%的地方都被人拨弄过一番了，有时雷霆万钧，有时阳光雨露。现在到了说声‘够了’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求助于已在使用中的90%，而不是去触碰留存下来的10%。我们应该回头看看身后，要做得更好，要用新方法来做。这就是再生，就是自循环系统。”有时他在纽约市中心看到地上有一个巨坑，他会说：“这没关系，这只是90%的一部分。”在非荒原的地区中，能使布劳尔开怀一笑的，莫过于看到那些90%的部分被充满想象力地改造利用——就比如旧金山的哥罗多利广场，从原先的一家巧克力厂变身为一个拥有多家特色商店和饭馆的别致的高档商业中心。每当有人表示个人又能做些什么时，他总会先提到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环保作者蕾切尔·卡森女士。然后他还会介绍旧金山湾区前法官、环保活动家戴维·贝索纳如何以一人之力阻止了一项原子能发电站计划的实施。随后，布劳尔自己也会连珠炮似的发问：“如果我们只在平原放牧，而不再去侵蚀我们山地，你，愿不愿意在买牛肉时稍微多花点钱呢？如果我们不用污染空气和水源的方式发电，你，愿不愿意在付电费时稍微多花点钱呢？”接着，他会训诫那些围在一起的上帝的罪人：“你们这些不可救药的刁民，苹果里面有一条小虫都不行。吃一口会死人吗？！它远没有杀虫剂来得毒。你们这些不可救药的刁民，还在买汽车。把那些怪物留在展厅里！”当然，少不了他会喊几句他最得意的口号：“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从某种角度来说，布劳尔对自己投身的事业并非满怀信心。“环保要赢，赢，赢，不停地赢。别无出路，”他这样解释，“敌方只要赢一次就能使我们前功尽弃。我们并非为了私利。我们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能做的就是推迟刑期的执行。这是我们的希望所系。一座水坝现在不造了，可坝址还在，相较起来，阻挡一件事还是容易的，最难的是推动荒原法案，红杉国家公园法案，喀斯喀特地貌公园法案，等等。”

布劳尔似乎从来想不到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与其他人一样，命中注定要利用地球上的资源，要污染空气，要增加人口密度。他在演讲中总是会透露他有四个孩子，住在一幢红杉木造的房子里。每当此时，他的布道就会带有一种忏悔的气氛。“我们都会犯错。”他会为自己这样辩解。对他自己犯的种种错误，布劳尔并不怎么上心，因为他知道他能辨别对错。有一次他去耶鲁大学演讲完之后，我问他从哪里得到那些乱七八糟的统计数字，什么6%的人口消耗了世界上60%的能源，而6%中的1%又用掉了6%的60%。哪一类资源？纸巾？梅萨比岭区？

布劳尔承认，这是他的一位朋友“用想得起来数字”拍脑袋算出来的。

“想得起来数字！？”

“不错，”布劳尔很坦率，并安慰我说数字本身不过就是些指标而已。要紧的是听上去有道理。布劳尔有这种本能。他对教育一直持怀疑态度，对专家的意见更是嗤之以鼻。对专业训练本身，他也不怎么认可。他有那种本能，透过知识去探寻人的本质。他的自我感觉超常良好。我曾经听到他提到：“想一想活着的时候取得的成就，不由得对生命充满敬畏。”他从来也不气馁。有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宣传环保的文章，他会说：“写得好。观点十分中肯明确。”

布劳尔是环保活动家，但他本人并不守旧。我听过他曾经这样问别人：“你就那么喜欢这个世界，要把它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奇怪的是这种问题竟然出于布劳尔之口。不过他的问题是关于人类世界的。自然世界是另外一回事。布劳尔不喜欢华盛顿大桥。不喜欢金门大桥。他到现在还记得大桥还没造的时候，进入旧金山湾区时的景致，哪里是今天所能比得上的。他希望美国的人口可以降到一亿左右。他说，从土地使用的角度来看，美国从1830年以后就不像样了。有些环保分子（至少有这么几个）比布劳尔的嗓门更高，可远赶不上他的名气大，也没有他克敌制胜的业绩——水坝被他叫停了，荒原被他保住了。在世界范围内，他可说是最不妥协的斗士。总统环境事务顾问小组主席拉塞尔·特雷恩曾经评论：“感谢上帝给我们送来了布劳尔。他让我们很容易就显得公道理性。总要有人来走点极端。布劳尔有时会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样子，但总要有人在前面蹚开道路。”

查尔斯·弗雷泽是一位地产开发商。他的小办公室坐落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顿滩头岛上，在鳄鱼塘和一片未开发的深林之间。这些鳄鱼有时会在林地和水塘之间游荡。鳄鱼原本就是岛上的，弗雷泽却不是。1957年，弗雷泽开始在岛上平整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来建住宅区。在开通道路和建造高尔夫球场时，这些鳄鱼的干扰使他十分忧心。所以他就用大块的牛肉来引诱这些动物接受在岛上大兴土木的现实。鳄鱼吞下了口中的肉块。它们现在生活在散布于他的观潮林小区的土坑和水塘中。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穿着白色的西装，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牵着一条鳄鱼散步。高尔夫球场上的标牌写着“不要触摸鳄鱼”。弗雷泽对原先岛上的秃鹰也如法炮制，但秃鹰理都没理，飞离了此地。

弗雷泽身材不高，但十分强壮。他前额突出，深棕色的卷发一缕缕翘在后脑勺上。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正站在他的观潮林人工码头的浮台上，穿着白色的裤子和网球鞋，蓝条的休闲衬衫，手上拿着葡萄牙玫瑰酒慢慢地品尝。这身打扮，知道他的人大概也认不出他。因为虽然弗雷泽建造了全美国最奢华的度假胜地，他本人却不属于这一类。他不大喝酒，玩得就更少。休闲是他的生意，而生意才是他的休闲。总是穿着深色的便装。当他谈论到重要的事情时，总是坐得笔挺，下巴内收。事情越是重要，他坐得就越直。他谈论的事情，都是“市场接受度因素”，以及什么“公共投资比合资资本上市前景更佳”。他谈话的内容主要就是钱——是否流动，是否冻结，井喷，来源，它的收割方式。他说起话来语速十分缓慢，发音清晰，语气充满威严，似乎在口述一份合同。

弗雷泽第一次踏上希尔顿滩头岛时，它还是一片荒野，海潮的环抱中，沙滩围绕；美洲蒲葵、野生橡树和各类棕榈漫天盖地；紫藤丛上，白鹭栖息；沼泽暗处是响尾蛇和棉口蛇的天下。眼前的情形让他大为吃惊。弗雷泽是个有洞察力的人。他看到的并不是响尾蛇，而是又一个乱糟糟的康尼岛将从这自然的湿地中拔地而起。在他的眼中，出现的是一幅他称之为“视觉污染”的景色。他见过默特尔海滩，阿斯伯里公园，摩天大楼，亚特兰大市。这种毫无章法的地方他见得多了。整个大西洋沿岸各州三千多公里的海岸，乱糟糟，闹哄哄，从天上看下来整个就是粘满苍蝇的捕蝇纸。那些苍蝇们也错过了少数几个地方——黑须岛，恐怖角，希尔顿滩头——使得世界闻名的三千里礁石海滩总算留下几处清净之地，让人还能看上一眼。弗雷泽当时还不过二十一岁。他深知希尔顿滩头岛某种程度的开发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并不一定要搞成另一个默特尔海滩，并不一定要与自然搞得格格不入。他来到了耶鲁法学院。他最感兴趣的科目是麦克·道格尔教授的“土地使用规划及按私人契约分配”。道格尔教授在该科目中所教授的要义就是，土地的使用一定要有规划。无规划的开发实质上就是某种破坏的形式。在希尔顿滩头岛上按自己的审美眼光创建一个度假胜地并把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的欲望，伴随着他度过了在纽黑文耶鲁法学院上学的那几年。他也确实能这么想：因为他的家庭拥有该岛的大部分。

他的父亲约瑟夫是一位中将。在没有战争的年代里，他是佐治亚州海恩斯维尔市的木材大亨。看好岛上的木材和极佳的发展前景，他和几位拍档买下了这个岛。每当夏季，弗雷泽就在伐木队里干活，他成功地保留了沿岸的原始松林。他还沿着海岸线从弗吉尼亚一路开到迈阿密，找那些参与当时沿岸建筑的开发商。从游乐场到小酒馆，来来回回找到他们，问同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从头再来，你会改动哪些方面？”他们告诉他，当时实在是短视得可以，在沿岸造上一排房子，在房后再开上一条路。这不仅带来了安全的隐患，还大大降低了海滨路内侧的地价。他们告诉他，大屋子的业主总会想办法把房子变成出租屋业。他们告诉他，除非硬性规定，口头说说的最终都是白搭。弗雷泽按期阅读所有的建筑期刊。他到国家档案馆查找1860年代以来的土地勘测报告，他想把他的地盘开发成具有历史传统的项目。他访问那些曾经的棉田、战时的城堡，以及早已面目全非的塔拉城。1956年，两手空空，又没开发经验的弗雷泽搬上希尔顿滩头岛定居。在那里，他指指戳戳地比划着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图像。当地人都把他看成是个怪人。他对母亲说了心里话：“我不知道能不能赚钱，但我想创造美丽。”母亲告诉他这样会浪费时间以及他在法律上的才智。现在她自然也改了口风：“当然啦，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把一片荒原改造成有用之地。我这个孩子有美感和鉴赏力。他一眼能看到这里的潜力。我想，他如果不做这些，大概会成为一个画家。”

观潮林格调统一，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人的手笔。满眼是翠绿淡棕和浅灰色调。穿行在松榈之间的车道，逶迤曲折，绕过一棵棵大树，所有的站牌都是绿色的。私宅的信箱都是绿色的。消防接水口也都是绿色的。至今，已有五百五十幢房子，由五百五十户人家分别建造，可是大多数的屋子都选择了雪松为顶柏木为墙，目的是与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远看，似乎只是在林中漫游的鹿群的色斑。有些屋子建造在远离大路的密林中，其他的造在沿着主道枝杈而外、通向海滩的小路旁。这些主干道都造在海岛的中部。在海岛上，没有一家会感到去海滩不方便。弗雷泽在他的主干道与海滩之间预留了十几块十五米宽的公共草坪，人行道穿行其间。海滩和岸边沙坡，都被保留了下来，无一建筑。为了救下一棵还活着的橡树，弗雷泽在造一条港口挡水坝时，多花了五万块把它挖掘出来移栽别处。有些树木挤迫着道路——有几处还相当危险——但除非有两辆车撞到同一颗树上，弗雷泽是不会把它移走的。海岛上有一片被他定名为野生物种保护及森林休闲区，他用法律形式规定自己必须要留下至少25%的原始树林。有些买家会问起岛上的蛇，弗雷泽会转而用和蔼的语调说：“蛇？下午想办法给你找两条看看。”而岛上的蛇类也最终搞清了形势，不大出来了。鳄鱼一达到两米，就会被裹住送去动物园。弗雷泽雇用了一队私人纠警，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保护鳄鱼和鹿群不被偷猎。鳄鱼皮可是要值一百美金一张。弗雷泽原先有一棵古树是狐尾松，长满了青苔。当他了解到青苔吸足雨水后会变得十分沉重，可能压断树枝，他甚至派了一队理发师到树林中去为树木修剪挂在树干上的青苔。

航空照片上可以看出观潮林还是有很多住房，相互间靠得也很近。可是到了平地上——即便是在高密住宅区——看上去就像在森林里清出一小块平地来造上几幢住宅，透过树林仅可看到几家邻居，其他什么都看不到。本地人大多数都喜欢用大量的砖木来造超大的屋子，门前还非得竖起一长排立柱，似乎非如此就不能衬托自己的地位。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弗雷泽成功了。他成功了——虽然偶尔也会遇到买家、银行甚至内部人员的反对——每份合同后要附上近四十页的限制条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对权利和自由法案反其道而行之（这可是真的硬性规定），是摩西十诫的十倍——能接受的留下，不接受的大路朝天。第一条限制条件提纲挈领，开门见山：任何建房设计弗雷泽可以以任何理由予以否决。在开发的初期，弗雷泽还在希望中探索，远没到开始赚真金白银之时（并且他完全理解南卡罗来纳州半数以上的银行都吃准他马上就要破产了），他就开始毫不退缩地推行这些条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一位纺织业巨头的建房设计。如果这位巨头不愿退让，那弗雷泽就得把地再买回来。还有一位狂妄的屋主把他的房子涂成了黄色——这可是观潮林绝无仅有的事件，还是弗雷泽，最终让他漆成了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颜色。

驾着一辆开着空调的绿色道奇，弗雷泽慢慢驶过观潮林。一个正在打开绿色信箱的男人朝他挥了挥手。信箱上标着亨利·西哲。弗雷泽放下了车窗，驶过他身边时打了声招呼：“你好！亨利。”车窗关上了。“我是这儿的非正式的市长，所以我得有被选任市长的做派。”他解释道，“我们在沟通上有充分的民主，在决定过程中是完全的独裁。本公司的合同及附件就是这个社区的宪法和法规。实现美学控制的唯一途径就是靠所有权。在这里，我们比城市规划局的权力更大。我把决定权集中了起来，当然，我会倾听意见。”令人惊异的并不是他在听谁的，而是谁在听他的。他的车慢慢驶过美国最有权势的一组信箱。通讯卫星公司的考麦克，自由生活保险公司的赫普，纽约州立酒业的泰勒，空军上将特宁，床垫大王西蒙斯，纺织巨头克劳斯。弗雷泽把这个区域叫做“高端度假目的地”，事实上，它确实成为各色人等的目的地——不仅仅是战场上的英雄和商场上的大亨，也有领取微薄津贴的退休者、各种收入的高尔夫运动爱好者，还有些残障人士、各类网球运动员、几个画家、作者，以及一些北边来的富裕的寡妇，带着她们过世的丈夫来到此地，把丈夫埋入弗雷泽经营的墓地后，就在林地中建屋自住。所有这些人的交集点就是弗雷泽。他是这儿的神祇。他不仅是市长和城市规划局局长，他就是活着的那个存放着上帝与人类约定的柜子。他就是把他们画上整幅画布上的某个点并把它卖给他们的画家。有几户只在屋子上花了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大多数都花了四十万到五十万之间。弗雷泽还造了些分契连体房，刚开始时只卖一万九美元一单元，现在早已升到三万八了。他造起了一个有各类商店的小镇，还造了公寓楼，每月出租能收个两百五十到三百来元。他估计着树林里还能容纳一千五百户，还能造一个高尔夫球场。

全美按揭论坛主席最近在介绍弗雷泽时称他为“美国两位顶级开发商之一”，却根本不提另一位的姓名。约翰逊总统任命他为户外休闲及自然景色公民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弗雷泽还是南卡罗来纳沿海地区公园、休闲及旅游事务委员会主任。才刚刚四十一岁，他已在十年里赚下了两千万美金。不过，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对头，都一直认为，个人获利并不是他的主要动力。他的推动力似乎来自成就感本身。为了美感和证明本身的鉴赏力，开发了观潮林，这可能就是一个带有树碑立传意味的项目。

弗雷泽自认为是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有时会进一步谈到许多自称环保分子，其实是在提倡环境保存的家伙，他更乐意把他们叫做“德鲁伊祭司”。“在古代，德鲁伊祭司会在高大的橡树下将活人作为牺牲来作法；现代的德鲁伊祭司们对各类树木也是礼拜有加，为了它们，可以牺牲人类的福祉。他们是想把自己喜爱的一切都保留下来。这实质上还是为了他们的一己私利。”他也意识到大环境的重要性。他打算成立一所海洋学学院——“你知道的，就是那种海沟、生态等等一大堆。”他阅读环保基金会每期的时事简报。他了解盐沼在整个海洋生态中的关键作用。“盐沼是海洋生物的重要取食区，”他这样说，“与希尔顿滩头岛直接连接的滩涂部分，潮汐浸漫区，我们留下了大约75%的面积，用来平衡休闲之需和德鲁伊祭司们的要求。要生活在海边，我们就必须要利用一部分滩涂。数年前，在盐沼地上搞开发会得到普遍的认可。今天不同了，社会富裕了，我们能让这部分地放荒。只要有人来碰一碰盐沼地，那帮祭司就会情绪激动，说是破坏了生态链，你还得赔着笑脸。可是你不能说海产是美国目前最重要的议题。祭司们认为我不过是个加引号的开发商，不屑一顾，真让我咽不下这口气。”

纽约的哈蒙德地图社里一定有一位了不起的德鲁伊祭司，因为在地图社最近出版的一张大地图上，发生了一件除了特意遗漏之外不可能有其他解释的事。这是地图社的一张宽一点二米的超级美国地图，上面就是找不到美国大西洋沿岸最长的一段未开发的海滩，也是一座大岛屿的东向岸线。该岛踪影全无，而许多面积要小的岛屿却历历在目：奥克雷科克岛、哈特拉斯岛、阿萨提格岛、长滩、曼哈顿，等等。遭遗漏的岛屿的名字叫坎伯兰岛。该岛在佐治亚州的海岸对面。它是佐治亚州最大的，也是最南端的海岛。在地图上，应该是坎伯兰岛所在的位置，大西洋一片蔚蓝，除了海水还是海水。而该州的其他海岛，如圣西蒙岛、莎贝罗岛、奥沙堡等，都一一由粗线绘出标明。不用怀疑，这是一位祭司绘图师的手笔。

比曼哈顿还大三分之一的坎伯兰岛，共有居民十一人。沙滩宽约百米，松软的细沙，抚之如晶。站在沙滩上向另一端眺望，白沙如席，一展无际：即便长度还不到三十五公里，即便是异常平整，地球本身的弧度使我们还是看不到沙滩的另一端。棕色和灰色的野马在沙滩上往来奔驰，明显十分喜爱带有咸味的湿润海风。时不时会有些偷猎团伙来围上一群，然后十五块钱一匹卖给马术竞技表演队。野猪对坎伯兰海滩似乎也情有独钟。在那里，人才是稀有物种，偶尔一见。海浪推涌，形成新的外沙丘，静静地站立在沙滩的后面。沙丘身后是大片的沼泽地，有些积着水，有些随潮汐而盈涸。沼泽地里，还有岛上其他水塘湖泊中，有时有鳄鱼出没，有些身长四米多。岛上的居民不愿说出哪儿有鳄鱼，他们对这些体格巨大的爬行动物还是相当照顾的。一些冲锋队打扮的偷猎者会在晚上来捕猎，杀死这些鳄鱼，剥皮而去。沼泽滩涂再往里，就是那些陈年的内沙丘，笔直高耸，表面像滑石般平滑，其身型，恰如涌来的海浪，前锋壁立。有些青色的小草，试着在上面扎根。而在它们的背后，才是成片的橡树林。橡树迎风的一面，早已被如刀的海风，修整得枝条内卷片叶不留，一如旧式老屋的花园。橡树林中，间或也可见到湿地松和雪松的身影——都是些抗盐碱的树种。树林中有着时隐时现践踏而成的小沙径，偷猎者沿着这些小径来捕捉白尾鹿。在杰克逊维尔的宾馆里，这些鹿能卖到三十五块一头。林中还有成千上万的野猪在乱窜，有时也能在路上见到走散了的小猪仔。

坎伯兰岛的西岸由礁石岩壁围绕。不时就能看到形状各异的土堆——那是从未受到扰动的印第安土著的墓穴。站上岩壁远望大陆，夕阳西下，宽达八公里的盐沼地一片金黄。正是这段与大陆间的距离，是世界已经发展到了今天的程度而坎伯兰岛仍能保持其原始状态的原因之一。没桥。盐沼地在切萨皮克市以南这一片是最宽一段。沼泽地长满了高及一人的绳草。潮水越深，绳草越高，而佐治亚州沿海的潮汐可高达两米。这些沼泽，比艾奥瓦州最为高产的农田还要肥沃十倍。绳草的根系深深扎入泥沼中汲取营养。而当绳草枯萎，委身于地，又为小海虾提供了高蛋白的有机残渣，后者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浅滩上吞食这些绳草残渣。沼泽中，遍地都是充满磷氮钾微生物的浆液。那儿也有好多好多牡蛎。游鱼在沼泽中觅食，潮汐也将大量的食物冲入海水，吸引着更多的鱼类。如果可以把一大块沼泽提到空中抖上几抖，那么大量的鱼虾将应声而下：凤尾鱼，小螃蟹，鲱鱼，黄鱼，鳊鱼，比目鱼，舌鳎，鱿鱼，等等等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海藻，就这样，海岸沼泽成为了金字塔形食物链最为宽广的基础，最终为人类提供餐桌上的美食。

潮汐河遍布全岛。退潮时，紧贴着溪流的河床是层层叠叠的牡蛎。浑身泛着磷光在水中乱窜的小虾在牡蛎的间隙中啄食。怪不得印第安人都想埋在这里。唯一的疑问就是今天的状况是否与当年印第安人造墓时的情况一样。虽然这里确实有几处原生的松林及原始橡树，但就整体而言这个岛是再造的荒原。这里曾经有过一垄垄的甘橘树和橄榄树、大片的稻田、槐蓝以及棉花地。南北战争时期，这些海岛都被放弃了。战后，有钱的北方佬为了夺取这些海岛争得你死我活，最终，大部分的坎伯兰岛都落入了卡耐基家族手中——并为安德鲁的弟弟托马斯所购得。随着他家庭的日渐扩大，在岛上建造了好几幢巨大的房子。到了今天，只有两三幢的情况还算可以。其他的早已破败不堪，静静矗立着，任人凭吊往日贵族生活的奢靡。正是这些受海风长年侵蚀、斑驳陆离的建筑，坎伯兰岛受到世界各国游客的青睐。卡耐基家族至今已是第三、第四和第五代了，子子孙孙那么多，不久前还上了法庭将海岛分割派定。环保组织注意到不是所有的后代都有实力继续保有其海岛的份额，想方设法让这个海岛不再开发。他们谈及坎伯兰时——用布劳尔在塞拉俱乐部的同事的话来说——“一直在我们的关注之中。这是我们的追求，不知能否梦想成真。”其后，在1968年10月，以一百五十万美金的代价，卡耐基家族的三位后人，将岛上十二平方公里的土地卖给了弗雷泽。

有一种还是在种植稻米和槐蓝的年代就有的流行说法，又开始在邻里之间口耳相传：“魔鬼用他的尾巴把坎伯兰岛围了起来。”

在弗雷泽口中，“在坎伯兰岛上买了几块地”的事，变成了近年来有关土地使用最大的斗争之一。其他卡耐基家族的后人，携起手来，一致对外。东岸城市中，事实上，整个南部——特别是亚特兰大、奥古斯塔市、哥伦比亚市和雅申市（佐治亚州立大学所在地），无处不在谈论弗雷泽。

“他闯进大洋岛的修道院宣告：‘我就是黄金岛的黄金男，刚买下坎伯兰岛十二平方公里的土地。’”

“真想杀了这个婊子娘养的。”

“他是个目光远大的青年，他把环保和赚钱结合了起来。”

“不对。查理是个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要做的就是把现代环境和自然天赋和谐地统一起来。”

“环保环保，环保对查理而言就是不要被蚊子叮到。”

“他以为自己是个本地人，在佐治亚州能一手遮天。好啦，马上就会知道怎么对付他那些娘炮高尔夫球友了。”

“查理只对权力感兴趣。这才是他真正的前进动力。大家都在说他要从政了。”

“当上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他就会心满意足了，他是个不错的州长。”

“他干不了的。政治圈里好多东西你控制不了。他到哪儿都要绝对控制。”

“我赞成生态平衡。这可不单单是一座岛的事。岛，沼泽，还有海洋。如果沼泽地能保留下来，生态角度来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损失。如果一定得找个人来开发，弗雷泽就是最合适的了。无计划的开发等于破坏。”

“不相信他会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他是个魔鬼。他根本没有原则可言。”

“他是个内心空虚的家伙，嘴上天花乱坠，想活生生吹出一个他自己都不认识的弗雷泽出来。”

“弗雷泽说他会让大家都用得上这些海岛。放屁。他的意思是从旧的有钱佬手中拿过来，给新的有钱佬。直说就可以了。五万元投资可不是每个人都付得起的。”

“他同其他开发商不一样。希尔顿滩头岛的那些水泥海堤他可花了七十五万！铁的只要二十万就够了。”

“铁海堤难看得要死。”

“弗雷泽先生确实照顾到环境。大学那边希望坎伯兰岛的大部分可以成为某种国家海岸公园，那大家可以来走走。全部荒野可不行。我们认为这该是个综合体——一种自然的综合体。”

“这家伙一把就从岛上撕下那么大一块，它又不是邮票，任你撕任你扯。他的行为活像个枪手放倒一头水牛。谁要是想在佐治亚州沿岸搞什么水牛法案，我们就和他干到底。”

“他只有一些半生不熟、人云亦云的概念。他的想法很小家子气。我看查理这小子根本拿不出什么真正令人兴奋的东西。当今时代要求更高，两根破杆几个白球也想来唬人。”

“殖民时代的跑马圈地可行不通了。我们可以在坎伯兰岛上树立一个美国如何综合利用休闲地带的榜样。让我们都有点想象力。弗雷泽的计划还不够宏大。高尔夫球场那部分放到大陆上来。在大陆沿海规划三个社区，坎伯兰岛是他们的公共地带。”

“岸区是一点一点认识的。河口、滩涂、潮汐河、海岛、大陆架、大陆坡，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60年代，我们有种族融合。70年代，我们要来人地融合。不然的话，80年代我们都玩完。”

11月的某日，气候干寒，日光融融。一架小型的飞机正在下降。它沿着坎伯兰岛的西岸往南，再左拐，掠过海岛，飞向外海。布劳尔和弗雷泽并肩坐在驾驶员身后。飞机转了个弯，一边下降一边飞过水面，飞过被海风修剪成片的橡树林，飞临一块空地。地面坑坑洼洼，飞机像在发连珠炮一样抖个不停。一个穿着卡其布长裤和野猪皮外套的男子等候在树林旁。飞机在土跑道的最远端转了个弯，穿过齐腰高的野草丛停到了他的跟前。

弗雷泽和布劳尔昨天傍晚才在希尔顿滩头见面。弗雷泽，以其一贯的直截了当的作风，一边递给布劳尔一杯纯马丁尼酒，一边告诉他自己对环保分子的看法。他说：“我把那些把树看得比人还要重要的人叫做德鲁伊祭司。环境保护人士大多是环境保存人士。环境保存人士就是这种祭司。我考虑土地使用时首先想到的是人。在希尔顿滩头岛我们已经证明了，无论是怎样的自然地界，你都能在保存它原始美景的同时供人之用。”布劳尔专注地听着，没说什么。他没想到他是这么年轻，充满活力，这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对观潮林地区的印象也是如此。而对弗雷泽而言，布劳尔根本不是满身是刺的那种人，这使他也多少有点吃惊。他想象他会是个浑身冒火的人。可是站在面前的却是一位看起来“远非口若悬河，安静祥和，甚至有些腼腆”的人。

现在已到了坎伯兰岛上，飞行员停了翼桨，弗雷泽和布劳尔抬脚走出机舱，四周一片寂静。弗雷泽上身套着一件打猎背心，下面穿着带帆布护膝的条纹裤。布劳尔穿了件旧运动衫，灰长裤，脚上是白色的球鞋。穿野猪皮外套的男人的名字叫坎德勒。三人互相握了握手。布劳尔说了句“很高兴到岛上来”之类的话。又谈了一会儿天气。互相都非常友善。

坎德勒刚到三十八岁。他一直住在岛上。他就是吃着岛上的牡蛎和海虾长大的。他的孩子现在吃着同样的东西。他知道哪儿有鳄鱼，他还有一大箱响尾蛇的摇铃，这是他用朴树枝打死蛇后割下的。那树枝上一道道的刻痕就是打死响尾蛇的数字。坎德勒还想打上一条，这样就可以比得上弗雷泽了。坎德勒身上透着一种自然的高贵气质，不过，他也不会让身上的阴暗面在今后的邻居面前表现出来。坎德勒说话时比布劳尔声调更为柔和，带着浓浓的大西洋沿岸的口音。他身材不高，体型消瘦，乌黑的头发。他和家中的另外几位亲戚共同握有卡耐基家族托马斯当年没能购得的那部分土地。在岛北端的坎德勒家族的物产大约有九平方公里，有一家木结构的客栈（坎德勒现在的家），生意在世纪初曾一度十分兴隆。可惜随着去其他岛上的航线一条条开辟出来，生意一落千丈。坎德勒的曾祖父就是那个调制了可口可乐配方并独自拥有该公司的药剂师；他的儿子，坎德勒的父亲在1928年买下了坎伯兰岛上的产业。

飞行员向各人道了别。飞机抖抖索索地滑到位置，起飞远去。

“这儿有个机场是关键，”弗雷泽开口道。

“可没人愿意跟它做邻居，”布劳尔告诉他。

“不错。我们在这儿只会造一个刚够起降小型私人喷气机的，不会更大了，”弗雷泽解释，“我们先去看看坎伯兰的橡林苑。”

橡林苑是弗雷泽给他在坎伯兰岛上开发项目起的名字。要去工地，他们要走大约十五公里的土路。弗雷泽驾着公司的路虎四驱前去。阳光透过头顶的橡树枝撒在土路上，斑驳陆离。我们停在一棵橡树旁。布劳尔围着它走了一圈。橡树的枝干伸出那么远，自身的重量把它们压到了地上，从那里，再爆出新枝，一片翠绿。一丛丛丝兰植物要长到六米多高。布劳尔估计树冠遮阴面积要有一百四十平方米。

我们继续上路。笔直的土路，延伸到目光不及之处。“好个大岛屿，”弗雷泽说道，“它能容纳起码十种以上的开发用途。只要小心处理，多用途完全可能。你可能根本想不到能有什么用途——好个大岛。”布劳尔一言不发。“这次上岛来我可是形象全毁了。我又要弄得那么多祭司不高兴了。”布劳尔笑了笑，还是一言没发。路虎四驱以六十五公里的时速在土路上飞奔，有时会在过木桥时在木档上磕几下。最终，又是弗雷泽开了口，语带幽默，调带自嘲：“好了，到我的地界了。很漂亮吧？”布劳尔神情真诚地谈论起这里真是够漂亮的，蒲葵，橡树，针松，翠绿相映，随风摇曳。对弗雷泽来说，目前当然还是一个开始，远未完成。但在他脑中，他已能看见成片的新居和通衢大道。他对自己的规划，对当地的地形，早已烂熟于心。弗雷泽离开土路，在林中绕行。时而沿日后的社区道路前行，时而转过今后要建的弯道。带着长刺的蒲葵叶，向刷子一样刮着路虎的车身，针松的树枝弹敲着挡风玻璃，发出炸裂的声音，车上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抬手护头。有一两头公鹿从呼啸而来的汽车前一跃而去。在马达的轰鸣声中，坎德勒提高嗓门告诉大家，岛上到处都是鹿，多看就习惯了。“食品的种类多了，野生物种也会多起来，”弗雷泽加大油门的同时，一边评论，“就像观潮林这类地盘一样，野生动物的种类比完全无人的深林还要丰富——候鸟也多，定居的也多。”

弗雷泽产业的西缘一片陡壁，面临坎伯兰河。河流是分割开海岛和沼泽的潮汐潟湖形成的。临壁面西，俯瞰潟湖和远处的大陆，弗雷泽明确说道：“这里要造水滑梯。小孩可以从陡壁上滑到潟湖里玩。”

“在这些西洋杉上做些秋千也不错，”布劳尔出了个主意。

弗雷泽指出，有些杉树还是18世纪初在这里修筑木寨并驻兵守卫的苏格兰人种的。对橡林苑而言，开发建筑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鲜事。面对着沼泽和对面的大陆，弗雷泽谈了他内心的计划：投资七十五万在这里建造一个塔索系统，用架空缆车把橡林苑和大陆连起来。“对面的林地是布朗维克纸浆纸品公司的产业，我想，可以跟他们‘交朋友’。”

那些红松上挂下的野葡萄藤少说也有缆绳那么粗。开车慢慢东行，布劳尔手痒难禁。车停了下来。布劳尔下车弹了一根试试——他拉弯了一根十五米的松枝，葡萄藤呼啸飞出，把远处高高的蒲葵打得粉碎。

在沙滩和密林中间靠着内沙丘的一带，橡林苑有一片淡水湖——惠特尼湖。淡蓝清洌，涟漪微风，使弗雷泽物产的质量要高于邻居们的。当天，在周围一丘丘纯白细沙的衬托之下，那一湖淡淡的纯蓝，灵气通透，把万里无云的蓝天也比了下去。在湖泊的北端，沙丘中戳出三棵枯树，枝杈全在，一叶不剩：早已枯死了。树上停着几只秃鹰。树死了，是因为沙丘在移动。这些巨大的沙丘，在风力的作用下，变幻着身形，步步南移。惠特尼湖的一半已经被填满了，而另一半，正在被慢慢侵蚀。五只秃鹰呆呆地站在树上。弗雷泽看着湖水，脸上毫不掩饰地透着业主看着自己资产流失的那种感情。“沙丘，一定要止住才行。”

眼前的美景，又拨动了布劳尔心中的诗意。对自然力造成的破坏他的态度是听之任之。“随它去不是很好吗？”

弗雷泽：“我想，如果要在此地重建沙草植被之间的平衡，那就必须把湖泊恢复到过去的面积。我认为湖泊很重要。”

“开发有其价值，自然也有其价值，”坎德勒插嘴道。

我问弗雷泽：“你用什么来止住沙丘？”

“无非是那些刀叉汤匙——土方设备而已。对付自然侵蚀，推土机最好使，又便宜。”

弗雷泽继续解释这个湖是纪念惠特尼先生的。当年，那些农场主给了惠特尼经济上的支持，让他安心开发轧棉机。“这个湖绝不能消失，”弗雷泽说道，“上面要放些木船让孩子们玩。他们应该在这里钓银鲈。可是，现在除了沙丘枯树和秃鹰，什么也没有。”

心里想着他反正有着岛屿上十二平方公里的土地，我问他个人想在湖边造些什么。

“住房！”他轻声答道。

最北端的海岸是一条长长的探入水中的沙滩，由坎德勒拥有。我们开车往那儿去。我们一到，惊起一片矶鹞海鸥，懒洋洋地在上空盘旋。然后，我们在夕阳中，沿着沙滩，一路往南而行。阳光照射下的白沙，一望无际，了无人迹，浮动着银色的反光。还留在坎伯兰岛上的几幢房子，离沙滩最近的，也在约一公里开外的树林中。我们开了一会儿，坎德勒注意到，就要到他的地界的边缘了。他有四公里的岸线。他指出：“要说这海滩有什么不好，那就是交通了。”贝壳卡在车轮的胶缝里，海水泡沫盖住了车辙。水线旁，经常可以看到塑料瓶，救生圈等物品，但远未到影响海滩美观的程度。我想起了纽约哈得孙河在巴里镇那一段的岸线。曾有一位《体育画报》的摄影师在那儿遇到了布劳尔，他们两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到了河边。他要为布劳尔拍一张以当地风景为背景，白发被风吹乱的照片。为了准备拍照，布劳尔还特意换上了滑雪外套。照片本身很成功——生态运动的先知，站在宽宽的湖边。这是一张上半身的照片，所以看不到脚边的实际情况。就在这离曼哈顿上游仅仅一百六十公里的地方，哈得孙河恰如倒垃圾的臭水沟，布满了汽油罐、塑料桶、船用防撞垫、发泡块、砖头、工业废料、一坨坨的沥青、撕碎的船帆。而当下是在坎伯兰岛上，弗雷泽的语气一下子变得活像个作风硬派的地产商。他说我们正在开过的一段海滩是“大西洋沿岸最为壮观的海潮赏区”。布劳尔认为，由他的眼光来看，这些浪花根本谈不上海潮。我们从路虎四驱中出来，沿着海滩走了一段。布劳尔停了下来，仔细观察着夕阳在浪潮上的反光。他对这些很感兴趣——光影的互相作用。他看到了一只马蹄蟹却不知道它叫什么。他捡起了空的海螺壳和蚌壳，问里面的东西叫什么。他对招潮蟹怎么筑巢也十分好奇。捕虾船就在岸边不远处工作着。布劳尔说他十分欣赏它们的式样，船身上插满了钓竿。布劳尔看来很容易就会用图像来思考问题。他似乎先会在脑海里画上某种景象，而在这些景象里，也不是所有人造的东西都是不可接受的。在海潮中随波逐流的捕虾船，就很不错。有一回和布劳尔趁着暮色驾车经过旧金山湾的岸边。有一艘双桅帆船常常泊靠在那里。在霭霭暮色中，船帆半降，桅索依稀，一派平和。布劳尔若有所思：“再多几根桅杆就漂亮了。”而今，我们再次上车。布劳尔看了看洋面上聚集而来的云层，他把这叫做“天山”。弗雷泽看着另一个方向自语道，这一带的外沙丘已经开始崩塌了。路虎四驱颠簸前进，碾过长满水草的老虎蟹。

“上过捕虾船看他们捕虾吗？”布劳尔开口问道。

“去过，十二岁的时候上去过，”弗雷泽答道，“我们坎伯兰橡林苑会有一艘捕虾船。每天带上四五个孩子出去一次。”

从岸线经沙丘到林地的距离十分阔大。我问弗雷泽他打算把最外面的房子放在离岸线多远的地方。

“大陆上，”坎德勒插嘴应道。

“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房子造的太靠里，对休闲活动不方便。我们需要在沿岸毁损区大力植树造林。”

“毁损区？”

“毁损区。这些沙丘不正常。”

“在我眼中它们从来就是这样的”，坎德勒回忆说。

“松树在沿岸地区成长很快，”弗雷泽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说。

布劳尔一声不吭。

“三十年后，佐治亚州沿岸每周来访客流还要再增加五万人次，”弗雷泽解释，“我们不能用关闭某些区域的方式强制美国人减少出游。调查表明，相对于其他目的地而言，75%的美国人喜欢来海边度假。我赞成人们享受海滨乐趣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啦，那些祭司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有人来这样的海滩既是心灵的可悲，也是犯罪——可悲、犯罪。”

成片成片的野鸭让岸边的浪花都变成了深色。一匹棕色的母马带着她那灰色的马驹站在齐踝深的水塘中。“坎德勒，你为什么不把这片地买下来呢？”

“没你那么多钱”，坎德勒说。

一群鹈鹕，大约有十几羽，振翅而起，越过海潮。鹈鹕一字长蛇，整齐地向南飞去。坎德勒回忆起当初鹈鹕起飞时，那几十羽上百羽，首尾相连前后呼应的壮观情景。那种年代，一去不复返了。敌敌畏进入了鹈鹕的身体，也进入了它们的蛋壳。那些蛋壳非常薄，在小鹈鹕还未成熟时就破碎了。布劳尔加入讨论，说起鹈鹕是地球上最为古老的物种之一。他背诵了一句名诗：“鹈鹕，鹈鹕，可还记得，在那远古时候，红松掉下的松果？”我们快走到海滨的尽头，已经能够看到圣玛丽河对岸的佛罗里达州了。那队鹈鹕还在奋力前行。布劳尔：“它们完了。我们大概也不远了。”

弗雷泽是英佛内斯家族的弗雷泽一系和多切斯特家族的培根一系的后裔。多切斯特家族移民新大陆后，17世纪一直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其后，随着家族开枝散叶，逐渐南移，先是在马萨诸塞州留下多切斯特的一支，南卡罗来纳一支，最后到佐治亚州。培根一系和弗雷泽一系都出现在当年米德维教会协议的名单上，这个事件对理解佐治亚州及其以南各州具有悠久历史的长老教会，十分重要。弗雷泽家族常常把自己的后代送到爱尔兰的爱丁堡去受教育。1810年的人口统计表明，弗雷泽家是该州最大的十个奴隶主之一。弗雷泽家中一位颇有名望的成员对南方分裂投下了反对票，而其他成员也有用弹弓与舍曼将军统帅的南军进行对抗的经历。用弗雷泽自己的话来说，两百年来，家族手中一直握有“可观数量的地产”，与家族的历史和地位相对应，其“触角”也深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也就可以理解，谈到在坎伯兰岛上收购土地时，弗雷泽总是正襟危坐，下颌内收，敛容屏息了。他时常重复契科夫小说中的词句——有时只是轻声的自言自语——这只不过是在地产新贵的无情压力下，又一古老家族的无奈投降。

回到了岛的中央，弗雷泽特地来到了一片墓地。墓地的围墙是用石块、沙土和牡蛎壳堆砌而成的。早已是黄昏了，暮色渐重。高大的树干，半明半暗，枝叶摇曳，在地面投下无数阴影。布劳尔思古幽情渐兴。弗雷泽找到了他要找的那块墓碑指给我们看。微弱的余光仅能辨清墓碑上的字：“托马斯·卡耐基，1843年邓弗林出生；1886年匹兹堡辞世”。弗雷泽叫我们注意的是卡耐基家相对来说也是新移民。谈到他们时，他称他们为“新贵”，弗雷泽说：“我对他们没什么好感。他们没有历史责任感。他们把自己上岛之后的历史看成是这个岛的历史。看那边。”他指向另一块墓碑。依稀可辨的题刻是“谨此怀念凯瑟琳·米勒，美国独立战争中曾于1783年任美国联军总司令、陆军少将内森·格林之遗孀，1814年11月2日去世，享年五十九岁。生前才智，身后尊荣。”“生前才智，身后尊荣。卡耐基家族全部加在一起也够不上她。她的朋友，美国南北战争风云人物李将军也是在这个岛上谢世的，坎德勒你知道吗？”

“我知道，弗雷泽。”

“我的朋友，住在萨瓦纳的南丁格尔家族，在卡耐基们还在放羊的时候就拥有了坎伯兰岛。南丁格尔家族曾几世荣耀，历久弥新。他们是格林将军的后裔。他们把这个岛分割，打算把它搞成富人们的隐居之地，这些事，卡耐基们听都没听到过。但世事弄人，南北战争后的国家再造过程载沉载浮，市朝耕桑。现在这些卡耐基祭司却不愿与别人分享这个岛屿。在他们看来，只有卡耐基一族才有欣赏那边海滩美景的眼光。随便找一张美国自私富户一百强的名单，卡耐基大概都是在前几位。”

引来弗雷泽这一串愤愤不平火力全开的抱怨的，是我们从沙滩往里开时在路边见到的另一种坟场：二三十辆轿车和皮卡的车身，在风雨侵蚀下只存下铁皮铁架了。他还是怒气未消，这家人，就是在反对环境保护。就在现在这个当口，他们还想取得联邦政府的支持来让他们继续待在岛上。而这一堆废铁，就是他们如何保存自然景观的最好证明。他还说，要带一辆推土机来把它们埋起来。“坎德勒，你那边也该有些东西要埋吧？作为邻居，我可以帮忙。”

“我可没什么东西要藏起来。”

“要帮忙说一声。开一辆推土机来一天，什么都埋起来了。”

弗雷泽与卡耐基家族的关系也不是一直就像现在这样泾渭分明。卡耐基的后代不是一群好斗的人。大多数并不在岛上居住。在岛上的，不过是两三家。在合同谈判的初期，卡耐基后代的态度各个不同。但是有一件事却让事情演变成今天的样子。弗雷泽拿到地契之后没几天，卡耐基的一位后裔，二十多岁的女孩，在坎伯兰岛上举行了婚礼，男方是弗雷泽橡林苑公司的一位低级主管，管理着坎伯兰岛的项目并在那里遇上了他的新娘。这事本来可以成为很好的像南方姑娘洛卡一类的连续剧的桥段，但情节并未就此打住：新娘正在写一本有关塞拉俱乐部的书。弗雷泽来到了婚礼现场。据数位卡耐基一方的人回忆，他戴着一条宽领带，提着个超大的皮质地图夹。他们说，在婚礼进行中，他打开了那个地图夹，摊开了地图和坎伯兰岛的乌托邦开发计划。他们说，他骂他们是混蛋，对土地保护和地役权一窍不通。更有甚者，他们说，他还在妇女面前打嗝。按新娘的说法，弗雷泽这下可把卡耐基家族“锻成了一块铁板”。他们团结了起来，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破坏弗雷泽的计划，最明显的就是推动坎伯兰岛沿岸国家公园计划，并提倡在其中为原有居民做出私有地权及终身置业的安排。那个新郎为了自身的利益，也离他而去。他从橡林苑公司辞职，享他的清福去了。

不过，现在在这样一个昏暗的小墓地，弗雷泽朝着坎德勒说：“坎德勒，你看怎么样，美国自私富户一百强？你看，我能不能那么干他一下？”

“你可不能从这个方向去想，搞不好要伤到自己。”

“好，这次就放过他们。你听说了吗，卡耐基家的一个老寡妇对伍德参议员说，只有托马斯的直系亲属才有权上岛。”

“你怎么知道的？”

“一个参加婚礼的人说的。她就在伍德参议员的鼻子下晃动着她的手指，尖声尖气的说：‘只有托马斯的直系亲属才有权上岛。’你看，什么国家公园，什么沿岸公园，卡耐基家有着他们不可告人的打算。几年前，他们原来还想在海滩上露天采矿，沙滩里有钛、锆、金红石等稀土矿物。我对他们一点也没好感。他们脑子里就是钱，钱，钱，不是来采矿，就是问联邦政府要钱，再不就是搭我的顺风车。这儿还有一块碑。”

碑上刻着：“托马斯·哈金森，职业高尔夫球手，苏格兰圣安德鲁市威廉和海伦的长子。1877年10月6日出生。1900年12月8日去世。”

“他应该是第一个埋在美国的职业高尔夫球手了，”弗雷泽谈道，“卡耐基家族买下这个岛时，美国根本没有高尔夫球场。查尔斯顿曾有过一个高尔夫俱乐部，萨瓦纳那边也有一家。不过，早就关了。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目前还在运行的高尔夫俱乐部该说是扬克斯的圣安德鲁俱乐部了。他们在1888年成立。到1900年，高尔夫风靡全国。造了好几百个高尔夫球场，包括岛上的这个，我们飞机就停在那儿。卡耐基们把这个年轻人从苏格兰的圣安德鲁带到了岛上。他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

弗雷泽从他对南方的高尔夫球发展史的研究中得益匪浅。他同职业高尔夫协会联手安排了一次十万奖金的循环赛，地点就在希尔顿滩头岛观潮林，并定名为传承经典赛，原因就是美国第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的。传承经典赛第一轮由帕莫赢得的。由于帕莫已经一年多没赢什么大赛了，这次得胜使得他再次成为体育新闻的要角，而希尔顿滩头岛观潮林更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如今置身于坎伯兰岛的一个小小墓地，面对一块块墓碑，再定睛看看弗雷泽，我为他的好运气而感到震撼。我在想，如果他这一次再得手，那一定会搞一次十万奖金的顶级职业经典赛，而地点一定是在坎伯兰岛橡林苑的一个叫托马斯·哈金森的纪念高尔夫球场上。

弗雷泽手按墓碑，若有所思地开口：“德鲁伊祭司恨死高尔夫运动了。我不停地对他们讲，七十五年前这儿就有高尔夫球了。布劳尔，我在这儿造个小型球场你不会反对吧？”

布劳尔：“不砍树我就不反对。”

“你是了解我的，我不会砍掉很多树的，”弗雷泽说着转过头去，“坎德勒，布劳尔不反对我们在这搞个高尔夫俱乐部。”

“是吗？”

“是。”

“这才是好哥们。”

当天晚上，在一个叫灰场的旅店里，壁炉里的橡树桩和木炭烧得通红，热气逼人。一张长达三米的大地图铺在壁炉前。弗雷泽和布劳尔正趴在它的周围。随着讨论，他们把手中的鸡尾酒杯从这一端推到另一端。壁炉的上方，悬挂着鹿角，卡耐基家人的画像，还有一张华盛顿总统的画像。一副珍稀蠵龟的完整龟壳和一具前额突出的原始人的头骨从放得满满的立柜上盯着他们。地图大概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上面有着好多亡故的和存世的卡耐基家人的签名：托马斯，弗洛伦斯，卡特，露西，南希，安德鲁。灰场会所，门柱高耸，大厅敞亮，虽然有些漆面需要修缮，仍不失巍峨高贵气质。这份产业已传到了露西的儿子瑞克手中。他原先在杰克逊维尔经营一家塑料厂，现在专心致志打理灰场，成为一处只招待受邀客人的度假山庄。弗雷泽当然不是他们邀请的客人，但他还是受到欢迎，那些有关他的坏话，也全是背着他说的。现在，跪趴在地图上，马丁尼酒就在指边，布劳尔说着：“当你趴在铺满地图的地上，你会有一种幻觉，以为是在飞机上。”

弗雷泽问布劳尔：“假定这个岛是你的，假定你是这个岛的唯一主人，又没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压力，在本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你要把它弄成怎么样的岛呢？”

布劳尔答道：“我要在沙滩上每隔两公里搞一个站点。”

弗雷泽的情绪似乎一下子被提了起来，似乎有些晕眩。正像一个短裤潜水客在水底一下看到了一枚西班牙古金币。他看起来有些激动，但也没有太多的表现。他还是地球之友的布劳尔吗？还是环保运动的神祇，永不言败的荒原斗士吗？弗雷泽的神态又恢复了平静。他收了收下巴，声调平静地说道：“我称之为海滨社交点。”

谈话的环境是半私密的。有几个猎鸭人和不多的卡耐基客人走来跑去的。生火的屋子旁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另一端，是被瑞克改成自助酒吧的小房间。瑞克就在里面，短短的身材，结实、强壮。他套着网球鞋，卡其布的长裤，老式蜡染布的衬衫——他就是托马斯的重外孙瑞克。他的太太穿着一套晚便裙站在他的身旁。

“坎伯兰岛完了，每况愈下，”瑞克叹道。

“是愈下，都下到了弗雷泽手中，”太太应了声。

“我现在的感觉就像一个业主接到规划局的市政改造通知书一样。我们对这个大场面似乎无动于衷。其实我要的，就是保护我子孙的继承权。”

“除了服从大多数，我们无能为力。”

“当初我还认为他只是有些麻木不仁，以为他还不错。他粗鲁的品格是他家族的传统。”

“弗雷泽就是自以为是。他总觉得自己完全正确——这就是他问题的症结。”

“没人会像我们家一样关心这个岛屿，基本如此。”

瑞克道了声抱歉，就离开去片烤牛肉了。

在那边的地板上，布劳尔用手臂撑着自己，弗雷泽趴着。

“1980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你，本岛的唯一主人，你准备放多少人上岛？”

“我不知道。如果上岛才半天就说知道答案，那实在是瞎扯蛋。”

“90%的美国人在旅游时要睡床，”弗雷泽接着说，“10%睡在旅游车里。这里面的5%，或者每千人里面有五个，想要睡在荒原环境。你打算放多少人上来，让他们睡在哪里。”

“坎伯兰岛就让那10%中的5%喜欢荒原环境的人来，”坎德勒也参加了进来。

“我们可以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模式，”布劳尔接嘴说，“十八平方公里是高密度使用区。余下的是自然地域。”

布劳尔看来对约塞米蒂十分欣赏。当然，它确实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曾经是内华达塞拉山脉最负盛名的山谷。他在那里待了数年之久。他的一生也是在它的周围度过的。每当他回到约塞米蒂，他总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即便是看着山谷里那些杂乱无章的小镇，成行成片的帐篷，首尾相连的交通，前前后后的报亭，似乎也没受太大影响。所有这些，都是被声名鹊起的约塞米蒂无限美景吸引而来的。这也难怪，他从内心已经接受了约塞米蒂的一切，因为它在布劳尔年轻时就已经城镇化了。现在来到坎伯兰岛上，他推荐的是相似的模式。“如果是我，我会把所有的建筑集中在一个地方，”他向弗雷泽提议，“他们可以徒步走到其他地方去。在这儿的沙滩上走走，是十分惬意的事。你如果只开发一个地点，会在哪里呢？”

“说得明确一点，我的计划包括好几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弗雷泽回应，“这边有惠特尼湖，再过去有苏格兰堡，再是移动沙丘。不过布劳尔，现在让我们假定是你，你是这里的主人。这个岛有三十五公里长。你的那个集中开发区要容纳多少人？”

“你是说晚上？”

“是，晚上。”

“晚上他们要回到那里去，”布劳尔咧嘴笑了笑，“他们会想看看晚上的天空是怎样的。这是他们和地球母亲能有所接触的最后的地方了。”

“多少人？”

“这是他们和日月星辰有所对话的最后的机会了。”

“到底多少人呢？”

布劳尔耸了耸肩。他最终说道：“我不介意在这儿放上两万人。”

“两万？”

“两万。”

布劳尔起身去拿一杯饮料。回屋后，他和弗雷泽取得了一致意见，坎伯兰岛上弗雷泽产业的周边，会建一个国家公园，或者叫做沿岸公园也不错。布劳尔谈到他的担心。如果弗雷泽在取得联邦政府对岛屿的其他部分实施某种保护措施之前就按计划开发，那么随着地产价格的直线上升，其他岛民可能会将自己的产业卖给资质差的开发商。弗雷泽表示他也有同感。

“无论怎么开发这个岛屿，汽车不能上岛，”布劳尔继续。

“不能上。”

“来的人不能开车。不要造桥。无论什么车都不能上沙滩。”

“不能。”

“交通怎么解决？”

“可以考虑专用吉普。”

“食品，其他服务，如何上岛？”

“空运。用运输机。”

“无论怎么做，都不要向底特律汽车商低头。瑞士的采尔马特市就不准汽车进城。华盛顿州的斯特希金市也不允许车辆通行。这都是很好的环保经验。如果要开发，就把建筑集中在一地，而四周则野地环绕。人要靠努力来赢得属于自己的那份自然——他们可以通过步行，磕磕绊绊手脚并用，都行。有了四周野地的存在，集中区就显得重要。我不介意有这么些人。真的不介意。我们一旦远离城市，自然就会在身边柔声叙说。在这里，它们就在叙说。如果沙丘一定要移动，那就让它移动。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可是自然有它自己的一套，不应干涉。”

“布劳尔计划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弗雷泽接口道，“我能接受布劳尔主人的训示和规范。现在这个岛上，天上鸟儿自由飞翔，水中却没有儿童戏水。树林里也空无一人。到哪里都是空无一人。常住岛民是十一个。换言之，每人要占三公里海滩。”

瑞克跑进屋子告诉大家烤牛肉准备好了。“每人三公里沙滩可以说正合适。”他说。

他的太太补充说：“本家族为什么要维持岛屿的现状？因为它是我们的根脉。”

“如果你办得到，那自然请便，”布劳尔插嘴进来，“恐怕这还真不是你能说了算的。”

弗雷泽买下坎伯兰岛的地产后不久，就在岛上设立了一个对外的宿营地。他私下承认，他有多个目的。其一是让公众有熟悉这座岛屿的机会；其次是要建立公众付费使用的先例；再次，可以说是相当聪明的方式，把伍德议员引入这样一个境地，使他或许不得不开口攻击宿营地——要知道，伍德是卡耐基家族雇用的环保顾问，或者，用弗雷泽一直坚持的说法是，“拿钱泼污水的家伙”。伍德是这样评论弗雷泽的：“我就是要把弗雷泽逼入死角，使他认清形势。作为开发商，他是个正面人物，对坎伯兰岛而言，他是个反面人物。我想，他对破坏者这样一个公众形象大概不会有什么兴趣。他想把环保和经济开发捏在一起，这根本就行不通。”

弗雷泽绝对没有自己去坎伯兰岛宿营地过夜的想法。弗雷泽本人对树林野外，对户外活动根本没兴趣，这点他也很坦率。不过，在我和布劳尔的共同说服下，他同意在他的私人营地宿营。在灰场吃完晚餐后，我们三人来到了寒冷漆黑的室外，摸索着向营地走去。在树林中走了一段路后，弗雷泽打破沉默：“我不是反对这么做。不过说实话，这可不是我的风格。”

说实在的，还真不好说这到底是谁的风格。那儿有十五辆休闲车——就是那种双轮带帆篷的拖车，有电灯照明和供暖，并带有四眼煤气炉灶。有一个公共厕所和热水淋浴设施，制冰器，还有一个观潮林风格的凉亭。弗雷泽的哲学是“使用”，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说，他打算在营地旁开一个小卖部，以后还要考虑按日出租吉普车。目前，这种移动式拖车他收五元钱一夜，亏本经营，这些车都要一万五千块一辆。

两辆车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了。它们门对着门，就像旅游点出租的单间。中间隔着不少棕树，也有好多铁格的木烤炉。布劳尔进了其中一辆，我和弗雷泽用另一辆。我们一边整理我们的睡袋，一边闲聊着。弗雷泽说：“十分有趣，他的想法有趣。完全不像我以前想象的。”把他公文箱里的东西摊到一张贴面板做的小桌上后，他就一边阅读一边做旁注。他在看的是耶鲁《法学报》上的一篇有关超大地块分割的文章；还读了一篇《贝鲁特日星报》上关于一种新型的污水处理系统的报道；再有就是《美国森林杂志》上一篇叫“环保的前景在于认识现实”的小文。“目前有些德鲁伊祭司的说法让我怒从中来。但是，布劳尔同他们不一样，”弗雷泽说道，“听其言，他就不像一个祭司。今天一个晚上的讨论，波士顿的管理策略顾问李特大概要收九万美金。布劳尔却跟我们谈了一个晚上。”他拿出《奥特本鸟类研究》杂志，一本书名为《土地，人和政策》的书，以及他公司的招股说明书的草稿，准备明天早晨看。他关了灯。“这个岛最有价值、最好的利用方式，就是让孩子们使用，”他一边钻进被窝一边说着，“不过，就我来看，这里的情况太复杂，换言之，毫无希望。这个岛上，大概难有什么一定规模的开发工程。”

布劳尔在棕树的另一头嚷了一嗓子：“心底平静，睡个好觉。晚安！”

弗雷泽也高声回应：“我的心底可没平静的日子，可我每天睡得好。晚安！”

“晚安。”

晚安。说得轻巧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各自的“床”，其实是挂在车的两头的。弗雷泽和我，像是坐在一个弹簧跷跷板的两端。只要他往右一翻身，我就被翘起来一点；他往左，我就沉下去一点。我躺在那里，直到深夜，我在想，他们两人之间关系的发展是否有迹可循。

弗雷泽说了沙滩给孩子们用。我想他这次不单单是为了孔方兄。观潮林那边，确实有好多秋千——吊在林间小过道的框架上，吊在大树的树干上。他买了儿童三轮脚踏车散放在各处。他还装了些小孩身高的吊床。有一回和他一起在他那新建的小镇上散步时，他曾谈及：“园艺设计师不喜欢秋千，原因是秋千无法突出设计的特点。我就在等他们完工。他们一完工，我就来挂我的秋千。我还要招一个卖西瓜的——冬天卖烤牡蛎，夏天卖冰镇西瓜。”弗雷泽和他的太太玛丽住在一幢有玻璃墙面的观潮林格调的柏木房子里。花匠为他们打理环境。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四岁，另一个才两岁。弗雷泽夫妇相信三岁看七岁、七岁看终身的说法。最初的几年是最重要的。所以，除了其他设施，他们还捐助了蒙索里小学（玛丽在那里工作）和周围树林中那么多的秋千。

布劳尔对年轻一代十分敬重。他坚信他们在环保上会做得更好。他从来不把年轻一代和伐木公司、汽车公司、化学品公司或者采矿公司混在一起。他对希伯来古《圣经》中的菲利斯坦君主憎恶不已，而对青年希腊团则十分赞赏。他非常坦白地承认，自己从孩子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的孩子都二十多岁了，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除了他的白发以外，他本人的面相也相当的年轻。有时，他相信年轻一代的判断更胜于他自己的。经常可以听到他说：“我常常为年轻一代在没有上一代人指点的情况下采取正确的步伐感到欢欣鼓舞。”到了坎伯兰岛上后，不止一次的听到他赞叹：“真没想到那么年轻……那么精力充沛！我没想到他只是一个小伙子。”

沿着一条旁边竖着木栅栏的林荫道，还在孩提时代的弗雷泽就天天步行去学校。他当时顶着一头卷曲的金发。他的父母给他买来了好多运动器材，可他总是分送给别的小伙伴，自己坐在门廊上看书，而让他的同学在他家的前院里踢足球或打垒球——并总是把山茶花弄得七零八落。他家大概拥有一半的海恩斯维尔镇。他们家是利伯蒂县里第一家有自来水，第一家有抽水马桶，也是第一家拥有两架钢琴的家庭。建造第一长老会教堂的用地，就是由他的祖母捐赠的。他的父亲，是佐治亚州长老会的召集人，是全美长老教会男信徒协会的主席。教会，是弗雷泽的一切。有一天他在希尔顿滩头岛谈到这些往事时，还情不自禁地像童声合唱团的指挥一样挥动着双手，哼着：“圣主！圣主！圣主！”“作为一个加尔文派的清教徒，长辈告诉我在人的一生中，不该追求舒适。不过，我最终意识到自己负有某种使命，不管我犯下多严重的罪。”他谈到，在十三岁时，他已经是一家报刊生意的头了。在他的铁腕统治下，他的童子军队伍全部出去卖报。他在小溪中垂钓，树林中逮雀，收集七叶树的叶片。他是利伯蒂县第一个晋升为老鹰童子军的孩子。现在观潮林公司的主管级团队中，许多就出自当初的老鹰童子军。在观潮林的会议室墙壁上，挂着他父亲的一张真人大小的画像，旁边竖着两面旗帜。一面是美国国旗，另一面是三星将军旗。父亲是首先进入新几内亚的军队司令。他和巴顿一起进入法国。父亲的队伍在弗雷泽十岁时由骑兵转为防空兵，这使他大松了一口气。弗雷泽对马匹非常厌恶，根本不想骑它们。他的兴趣在其他地方。为了成为老鹰童子军，他取得了爱护鸟类，爱护爬虫，保护环境的勋章。他喜欢漂亮的东西，也有设计的天赋。他用牙签蘸着染料在一个茶杯上画上了家族的族徽。他的弟弟乔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利伯蒂县是个滨海县城，而弗雷泽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跑去海滩，用沙来造各种城堡。

弗雷泽的岳母在还没成为他的岳母之前，无论她的女儿在哪里，都会一直给她寄去有关他和他的造林情况的剪报——在斯蒂芬学院，在哥大，在密苏里州，以及以后她为瑟蒙德参议员工作时的华盛顿办公室。“玛丽的母亲是个考虑周全的南方女人。她知道玛丽今后的生活水准依赖于她丈夫的收入。”弗雷泽曾经这样解释，“玛丽的生活条件一直十分优渥。十六岁时，她就开着凯迪拉克上学了——这还是家里没人开的一辆。”上大学时，她并没有经常见他。不过，她每次都听话地看完那些有关他的剪报。而最终，还是她帮助了也可说是救了弗雷泽。细节问题从来不是弗雷泽的强项，她担起了这方面的责任。他经常丢三落四——钱包，公文箱，外套，开会的地点。他曾经有过的帽子都给他弄丢了。“帽子很讨厌，很无聊，”他有时会这样抱怨。他并不是记不住，这点他的太太看出来了。他只是对这种小细节不屑挂心。他一直在阅读。他上下楼梯时也在读，饭放凉了还在读。他在汽车里又拉了一个小灯泡，这样在玛丽开车时他就可以读书了。他可能忘了雨衣，可是许多数据却记得清清楚楚。随便什么房间，他进去三分钟，立马变得乱七八糟。“这篇你读过吗？那篇你怎么看？这儿还有一篇！”报纸满地都是，书也堆在地上。“我的弗雷泽经常说时间太少了，随便什么事，当下就是最合适的时间，最好是马上动手，”玛丽有一次这么谈起，“他把这个原则运用到所有事情上，去欧洲旅行，怀孩子，全一样。”玛丽长着深色的头发，黑黑的眼睛，瘦长的身材，是劳顿家族的后代。劳顿也是希尔顿滩头岛最早期的棉花农场主——就在观潮林那一带。弗雷泽刨档案把这一段刨出来后，十分兴奋。从此，他们两人都把这一带称为“遗产”。他谈起此事时总带有一种超然的笑容。明显地，他对有这层关系能让他表示出超然，十分得意。“劳顿是棉农”，他喜欢用这种口吻谈到他们，让听者明白无误地感受到他是在指美国南北战争前棉花为王的时代，那些高高在上，生活优渥的棉花农场主。他有一次向一位生客介绍他四岁的孩子劳拉·劳顿。

“你好，劳拉小朋友！”

“不好意思，我们恐怕得叫她劳拉·劳顿，”弗雷泽强调。

“劳拉·劳顿，跟着我说：我的曾曾曾曾曾曾祖父在这里种棉花。”

1941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安娜做给布劳尔看她能弯下腰来用牙齿从地板上把一张报纸捡起来。她叫布劳尔也来试一下。他们两人共用一个办公室。他们两个都是编辑，做着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炒那些没什么章法的文章的冷饭”。他冷冰冰地说道，这种拿报纸的特技，他是不会去试的，也不该在办公室里做。同为编辑，布劳尔使她有些嫉妒。“他要好上那么多。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他是从哪里得到那种语言敏感的。他是个了不起的编辑。他把作者的优点发扬光大。让我心里不平的是从来不读什么书的人做得那么好。我从四岁起就一直阅读。他从来不读东西。他不读小说。对英国文学可说是一无所知。不知怎么回事，他对语言就是这么有感觉。”安娜出生在奥克兰。她父亲干什么什么不成，最后他说就来干干延长人类生命的事业。她祖父艾里什，是一位编辑、政治家，就是那位在美国民主党多数派领袖威廉·布莱恩攻击金本位制并说了“我们不能把人类钉在黄金十字架上”后和他辩论的那个人。1943年，布劳尔是在他还在第十山地营时通过信件向安娜求婚的。在他去海外之前，他们在科罗拉多州住了一段，然后去了西弗吉尼亚州，布劳尔在那儿教山地部队登山的技能。他一直不在家而在部队宿营，安娜十分焦虑，赶到了华盛顿，在陆军情报部做一份军情通报的编辑工作。其后，她又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在1969年我首次见到她时，她仍是那里的编辑。她相当和蔼，可说是有一点满不在乎——但她敏锐的目光和听力，暴露了她的内在性格。我记得她曾告诉过他：“我从没遇见过像你这样让我动嫁心的人——尤其是在国家公园里。”布劳尔明显需要她的帮助。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布劳尔很少有经过电话亭而不进去给她打个电话的时候。在他们早年在出版社的时光，他有时会不告而别进山到内华达塞拉山脉去待上一段。在他这样做了几次后，安娜告诉他，他这是想逍遥法外。他一声不响，弯下腰来，用牙齿咬起了地上的报纸。他说，他总得有个地方去练习。他叫她跟他一块儿进山去。可她更喜欢海，对山脉提不起兴趣来。“小说家埃德娜·费伯早就说过大山十分迷人也确实无聊，这也是我的感觉。最终，我还是跟着塞拉俱乐部去了一次，那次正好缺一个人。为了能坚持下来，我带来一瓶烈酒，一路小口小口地吸着。三天后，我真的爱上了这次旅行——野外是那么不同寻常。而对布劳尔，除非你亲眼见到他在山上的模样，不然根本就不了解他。”

我想起了布劳尔在内华达州塞拉山脉，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矿王谷的时期。对环保运动而言，矿王谷可说就是他们眼中的英法百年战争中取胜转折点阿金库尔，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萨拉托加，二战北非战场的阿拉曼。迪士尼公司打算在矿王谷的山坡上安装缆索吊椅，并在山上建造旅馆，以每年吸引一百万游客。还有人提出矿王谷是举行1976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庆祝美国立国两百周年最合适的地点。我和布劳尔一起去过矿王谷。我的印象是——不谈别的任何因素——这里实在是个滑雪的好地方。山谷的腹地，小河静静流淌。侧身岸边，抬头四望，一连十一座平滑的锥形山峰围成一圈，整个地貌，恰恰是一顶花岗岩制的皇冠。高坡上，布满紫冷杉、刺柏杜松、山杨及狐尾松。缓坡上，则是一片牧草，没有一棵树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奥地利滑雪教练斯耐德曾经点评，该地为加利福尼亚州最具前景的滑雪胜地。每年，堆满山谷的白雪会压垮成百棵大树——雪源如此丰沛。有时雪崩力量如此之大，到达谷底后，还要冲上另一面的山坡，冲倒大树。对内华达塞拉山脉的地理发展史而言，矿王谷是个成熟的山谷。整个内华达塞拉山脉大多是丘陵地带，到了一千两百米以上，才开始急升抬高而超过落基山脉。山泉冲破由造地运动抬高的岩壁，冲击形成了像约塞米蒂一类的四面围着山崖的小平原。而矿王谷却不同，它和周围的山峰一起抬升，马鞍的形状一直没变——好个远古的山脉。而且，这样的地形正好能留住积雪，塞拉山脉又是以降雪闻名。布劳尔在多年前曾对当地做过一次滑雪场可行性的调查，并说他倾向于有限开发。他说他现在仍是这个想法。坐在一棵高大的白棉杨树下，双脚浸在河水中，布劳尔指出，矿王谷已经算不上什么荒原了。有一条公路通向山谷，几排房子也早就造好了，还有一家锯木厂，以及牲畜转运站的几围畜栏。如果听见他这么谈论，某位吃惊不小的环保分子或许会想，是不是魔鬼化装成布劳尔跑到矿王谷来了。可是，从迪士尼公司方面来讲，布劳尔也算不上是个支持者。看着矿王谷四周的山峰，他决定虽然他也支持有限开发，但反对吊升索道。他说，公众应该通过带着器具攀登来赢得往山下滑雪的乐趣。同时，他反对改造现有的公路。那条公路狭窄曲折，要是真有一百万游客，那还没到矿王谷人大概就都变老了。布劳尔说迪士尼公司可以在山中造涵洞，或者用飞机把游客运进山中，自己去消化费用。他被告知这实在是有点异想天开，布劳尔回应说，反正迪士尼将永久性地改变当地的地貌，让他们花个千把年来摊平费用也不为过。

弗雷泽在梦中又叹气又翻身。我不知道在今后数日内他是否能看出布劳尔表面上对坎伯兰岛开发项目的宽容态度，其实是带有条件的。他又叹了口气。他可能梦到了BASF Aktiengesellschaft。这个所有名字中他最不愿听到的名字，可能又来到了他的梦中。这就是响当当的德国巴斯夫公司，除了许多其他产品之外，还制造家具业和纺织业用的化学品和染料。不久前，巴斯夫公司决定在美国南部再开一家生产厂。当然有好多地方可供选择。选来选去德国人最终选定的是观潮林。德国的化学巨头看来也喜欢高尔夫球和优质生活。他们在维多利亚崖那里找到了厂址。那儿离开希尔顿滩头岛只有三公里。空气和水质的污染那是跑不了的。弗雷泽在这段时间里鬼使神差地成了一帮德鲁伊祭司的头，他们的口号是“德国巴斯夫，臭水臭空气”。最终弗雷泽和他的祭司帮是能把巴斯夫赶出去的，但他也将体会到在观潮林的美丽外表下，也有致命的东西。

虽然只是野营了一天，而且是睡在一万五千美金的移动式帐篷里，弗雷泽还是受不了了。第二天，我们把东西都搬到了刚从希尔顿滩头岛悄悄溜进坎伯兰河的刚毅号游艇上。弗雷泽的游艇的尺寸倒是和他对荒原的厌恶成正比。游艇有十九米长，有五个头等舱和一个通体的大厅。酒吧里放满了添加利金酒。弗雷泽那南方人的敏感触角在悄无声息中探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了解到了添加利金酒是布劳尔最喜欢的金酒种类。胃溃疡难以根治，常令人无所适从。在一位医生朋友的道德开脱下，布劳尔曾用金酒来控制胃溃疡。这个偏方在布劳尔身上十分有效，从此他成为了金酒的拥趸。布劳尔两眼微微放光，脱口而出要了一杯“添加利金酒调的马丁尼，纯酒，别加别的”。在他眼里，柠檬会改变金酒的醇香。加橄榄那是傻瓜做的事，那得少喝两口金酒。这一天跑来跑去的真是累坏了，布劳尔一杯在手，窝在一张沙发里看着西下的夕阳，过着他那无辜的酒瘾。弗雷泽一边小口品着波旁威士忌，一边像个苦行僧一样仍在忙他的招股说明书——为这个他定名为休闲环境有限公司的生意，要发行二十五美金一股的几十万股股票。他需要钱来发展，也不是单单为了坎伯兰岛的生意，他眼睛还盯着从北卡罗来纳州到夏威夷的好几个地盘。他在波多黎各刚刚买了一片椰林覆盖、长达十公里、还未开发的白沙海滩。就在几周前，他还远至科威特去找资金。弗雷泽一面用一支蓝笔在招股书上划着，一边说着：“我只是一个南卡罗来纳州的牡蛎工，想问您要点小钱。就一百万，请您能不能出一百万。”

布劳尔说了声：“看，看那阳光照在烟尘上的样子！”快落山的太阳有气无力地照在属于造纸厂的树林上，似乎有意要让佐治亚州难堪：它看起来就像漂在黑豆浓汤中的一个蛋黄。“美国工业根本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我的生命缩短两年，还要把我下一代的生命缩短七年。我虽然没有调查数据，但我对它确信无疑。”

“把那家造纸厂搬到坎伯兰岛上来，城里就可以没烟雾了，”弗雷泽接口这样说了句，看了看坎德勒。坎德勒转过头去，看着落日。

布劳尔接着说：“不管他们赚不赚钱，他们没有把属于公众的空气买下来。应该给他们六个月的时间，或者治好污染，或者关门。快转起来，地球。我敢保证，太阳落山时要比上山慢得多。”

那天早上6点57分，我们看着朝阳噗的一下跳出了海面，就像海平面下有一只捏着一个橡胶球的手突然放开了一样。正在吃早餐的弗雷泽，读着《奥特本鸟类研究》上一篇叫“死去的沼泽”的文章。整个上午，弗雷泽不时在讨好布劳尔。在驾车跌跌撞撞地穿过一条森林中弯曲狭窄的沙路时，弗雷泽提出：“我们就把这条路叫做布劳尔游览大道。”后来，在一个景色静谧的沼泽的边上，弗雷泽又说：“把这一片定名为布劳尔野生动物保留地及林中休闲区。”在我们驾船行驶在一条潮汐河上时，弗雷泽像华盛顿总统一样站在船头，讲出已经在他脑中酝酿许久的新闻公告的开头几句话：“查尔斯·弗雷泽先生今天公布了关于坎伯兰岛用途的详细研究报告。”坎德勒一手扶着船舵，一手往外舀水。一队队的野鸭飞过头顶。河水很浅，弗雷泽用一只小铁锚像筢子一样从露在外面的河床上敲下了百多个牡蛎。看得出，他的心情相当不错。上岸后，他开着路虎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在海滩上冲，用兴奋的语调宣布坎伯兰岛的这个开发项目将被命名为坎伯兰岛环保协会。

布劳尔的心情也相当不错——可见他在岛上过得非常开心。我猜大不透他为什么没有同弗雷泽唇枪舌剑的交锋一番。不过话说回来，我过去也曾见过他在类似场合的反应。他的心里可能早已有了定见，他会让自己在有所犹豫中保持沉默。在北喀斯喀特，他熟悉那里的情况。他在那里工作，他在那里为成立荒原保护区斗争过。坎伯兰岛他可从未来过。而兴致高昂的弗雷泽也认为布劳尔根本不难搞，他甚至不愿意把他叫做祭司。从某种意义上讲弗雷泽并没搞错，对某个教派里那些只知道死记硬背的普通成员，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内心在想什么。可是这位——弗雷泽明显没搞清形势——可不是教派里的普通成员。他是神秘莫测的森林之神，是全美生态事务方面的最高神祇，德鲁伊大祭司才是他的称号。弗雷泽与祭司们的过节，才刚刚开始。

在不动声色的布劳尔身上没能找到对手的弗雷泽最终把矛头对准了坎德勒。坎德勒最初的想法不过是带着布劳尔到岛上各处逛逛，也一直不多说话，他不想参与。可是现在逃不过了，对话充满火药味：

“坎德勒，你是不想让大家上岛的，不是吗？”弗雷泽说。

“我可没这么说，”坎德勒轻声应道。

“我们对海滩所拥有的私人产业权，绝不能超过对高速公路，对军队营房，对铁路机场，对学校医院，对一个要围堰造坝的山谷，等等类似地产的产业权。公众所追求的幸福，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年假。因此，这个海滩只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你的利益。我并不反对大家来使用这个海滩，不过，他们得自己想法子来享受这里的一切。”

我们刚巧来到弗雷泽计划中开发项目的南端。弗雷泽说从那儿开始，一直到海岛的最南端，都要成为一个国家海滩公园——足足有二十五公里长——而在他地产的北部，应该成为“环境保护区”。对于开发，他答应，不会包含任何会产生污染的内容。

“它们是什么呢？”

“房子，码头，一个机场，一家小卖部。”

“这可不是我对环保的理解。”

“告诉我，坎德勒，哪一家卡耐基会是下一个跳出来卖地的呢？”

沉默。

“项目一动工，地价就会噌噌往上涨，有多少家卡耐基会额手相庆？”

沉默。

“这帮势利小人——都是美国自私富户一百强榜上名列前茅的。”

“我倒想编一份海岛破坏者的名单，”坎德勒说道。

弗雷泽：“如果政府有比我更好的用途，他们可以公开谴责我。”

看来有一个叫坎伯兰岛环保协会的组织早就存在了。

“把岛上的组织名字都说出来，”弗雷泽说。

坎德勒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每次一看报纸，就蹦出一个新的名称。”

“你的那个坎伯兰岛控股公司有吗？”

“再说一个别的。”

“我只知道坎伯兰岛环保协会，”坎德勒道。

“注册了吗？”

“我认为是。”

“你认为？”

“对的。”

“谁是这个坎伯兰岛环保协会的主席？”

“鄙人。”

“注册了吗？”

“搞不大清。”

“这边水面的光照恰到好处，”布劳尔说道，“恰到好处。”

布劳尔和弗雷泽爬上了一座移动沙丘。坎德勒留在了下面。从沙丘上面，他看起来孤零零的——三十公里长的白沙，仅此一人。“人对生活惯了的海岛会产生某种依恋。任何改变，任何对他们从小开始就熟悉的环境的改变，都会引起他们强烈的不安，”弗雷泽说道，“让生人来使用他们的财产，无异于是兜头一棒。”

有天下午和坎德勒一起驾船出海时，他曾经告诉我坎伯兰岛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那里什么事都来得很慢。一代代都留下他们的印迹，”他这样打开话头，“一代一代融入他们的上一代。印第安人的墓穴还在岛上。我在岛上的时候，放眼所见的景色，也就是印第安人当初看到的。我就生活在印第安人曾经生活的地方。他们与土地的关系更紧密，他们是环境的一部分。弗雷泽曾经说过，海啸一来，坎伯兰岛不复以往。什么海燕麦，都没了。可是海岛教会了我们要耐心。海燕麦会重新长出来。冲走的沙丘又会堆积起来。总得有些地方是不大容易去得了的。我相信这不是自私。我认为这是考虑周全。”

弗雷泽的观点，他也曾对我说过，最能使他高兴的，莫过于由国家滨海公园来收购余下的海岛，并联手开发岛产了。事实上，在了解周围业主的想法之前开发他自己的地产，会使他很犹豫，也可以说不太可能。坎伯兰岛上，如果有个新的观潮林拔地而起，周围的地价就会大大增值，卡耐基们和坎德勒们大概很难抵挡得住其他有样学样的开发商的诱惑而出售土地。坎伯兰岛是如此巨大，即便对于弗雷泽而言，保护性购买也做不到。他只能设想一种与环境和谐的有限开发，同时有着能使自己生存下去的多渠道收入。而周围则是受永久保护的荒原。一定数量的公众可以上岛活动，享受自然。

现在，在沙丘上的布劳尔和弗雷泽，正像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和拿下中美洲的考第斯，审视这一片人迹未至洁净无邪的处女地。弗雷泽说道：“我认为对这一类地区，政府应该禁止私人业主拥有。你怎么看？”

“同意。”

在沙滩上的坎德勒向海边走远了。从沙丘上看去，他的身影更小了。远远望去，他只有食指和拇指间一个硬币的大小。他的双手插在裤袋里。

“在这里，我想应该把我的九十和十的关系反过来。10%开发，而90%维持原样。”

弗雷泽接口道：“希望能够如此。”

在半页贝壳中的牡蛎，如果是像我们当天中午吃的那么新鲜，应该是半透明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全透明的。如果不小心掉在报纸上，你甚至可以透过它们的肉质看清下面的字体。我曾在多地的潮汐河边居住过，也曾经试着建立过自己的业余牡蛎场，那时我会在午饭前捞个百十来只来吃。即便是我最好的记忆，与目前坎伯兰潮汐河的牡蛎比起来，也远为逊色。一块块像玻璃一样滑溜的牡蛎肉，从裙边到触须，那肉感，那鲜劲，让人满口生津。新鲜的和（在橡木上）烤熟的，我们加起来至少吃了有五百个——弗吉尼亚特级牡蛎，远好过法国名产波尔多牡蛎。还不止这些。当天在弗雷泽游艇上，放在我们面前的是各种各样的开胃小吃，炭烤的童子鸡，放了满满一桌。

在艇上，布劳尔抬起了手，屏住气息看着酒杯中金酒和光的棱镜作用。随后他往舷窗外遥望，沼泽后，落日熔金，一片血红。“户外生活十分健康，就是不要哪里都搞点设施。”白葡萄酒端了上来，是配烤童子鸡的。游艇上，真挚的友谊在酒杯间流动。窗外，坎伯兰岛模糊的身形渐渐隐入浓重的暮色中。恰如俄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所描写的“纹丝不动之下是神秘莫测和冷酷无情”。谁也没看着岛上。在大厅墙上挂着的彩电，正在播放旧金山49队掩杀巴尔的摩小马队的镜头。布劳尔说：“实况转播万岁！这是技术为我们带来的莫大优惠。”

弗雷泽开口说道：“我们要在岛上搞一个环保会议中心。”

“这就得造一个机场，”布劳尔应道，“我还知道如果要开会，就得先把人运进来。”

“祭司们免费，”弗雷泽问布劳尔，“如果你是这里的主人，那些沼泽地你打算怎么办？”

“让它们待着！让绿地待在那里！我就会嚷嚷，你来行动，”布劳尔说，“留下沼泽地！所有绿色的东西中，草是最有效率的了。整个就是叶绿素，叶绿素。如果我能再次投生的话，我的一生都要在草丛里度过。整个地球都在我的血液里。我不想离开它们。我要和它们融为一体。我想天天看着它们。到了海滩上，我可以成天成天地待在这里，读那些不是装在小瓶子里漂来的，而是刻划在贝壳纹路中的信息。生命的起源是在星期二的中午，无限美妙，活力无穷的大千世界在随后的四天里形成。午夜前三分钟人才出现。午夜前的四分之一秒时耶稣降临了。午夜前四十分之一秒，工业革命发生。你，弗雷泽，非得说服那帮该死的地产商不要到处伸手，要对人类负起点责任来。他们如果不这样做，上帝可能会决定把人像做坏的实验品那样剔除出去。我看到了你能办得到的迹象。让别人也像你一样。系统就是用来改革系统本身的。”

弗雷泽双手抱头，安静地听着布劳尔长篇大论。布劳尔讲完后，他一言不发，慢慢地啜着酒。

第二天清晨，布劳尔在游艇的大厅里做了他的晨祷。他把公文箱理了一遍——箱角都磨破了，塞着那么多东西，书，杂志，笔记本，剪报——还阅读了一小时，似乎是想要让自己进入角色。他读的是塞拉俱乐部的一本叫《玛齐亚港：石油和缅因州》的小册子。他还读了一封城市规划局的贝尔先生写给杰克逊参议员的信，要求他解释为什么事实上早已是军队的导弹堆放库、军用物资的废料场、原子武器的实验地的安奇卡岛，还能被叫做国家野生动物庇护所并享受相关优惠。同时，布劳尔还在用他那种晦涩难懂的方式准备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自成系统……本月的掠夺……信号……超音速交通……水库……锯材。”他一边写，一边找材料，桌上还堆起了大大的一摞剪报资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被告知：加入反污染斗争”，“英国石油公司估计阿拉斯加石油储量为五十亿桶”，“生态天堂之沉沦”，“谁来管理城市”，“规划部门主张两孩政策”，“放慢石油开采”，“流产法案流产了”，“雾霾让我们无精打采”，“在自然的国度里，我们都是恐怖分子”，“西北干道往哪里去”，还有一些更吸引眼球的题目：“杞人忧天”，“人才是自然的主人”，“人口论二踢脚”（美国环保作者威廉·巴克莱提出根本不存在人口爆炸），以及斯坦福大学《新晋科学家杂志》的一篇社论，讥讽“生态大主教”们那些陈词滥调的口号和故作姿态的高调。随后他还审核了一份叫做《国民铁锤》的通讯样本，读了斯坦福《法学学报》上一篇名为“超音速交通：从洛杉矶黑人区瓦茨到纽约黑人区哈勒姆只要两小时”，以及一长串提议用于一套丛书的书目——布劳尔是出版人，丛书定名为《假如我们不知道》，重点是讨论那些宁可不开发的项目：超音速交通，马基雅港超级炼油厂，横贯阿拉斯加油管，穿越中美洲的海平面大渡槽。他还浏览了利波德调查报告（“土地流失……将一举改变南佛罗里达生态系统”）和《审判》杂志上的一篇短文“法律就能挽救人类环境吗”。最后，看了一篇报道纽约西乡区的极不协调的建筑风格的文章。他把一篇《商业周刊》上的文章“这是商业必须取胜的一场战斗”拿在手上挥了挥手：“商业世界里露出了一丝曙光。他们总算认识了环境问题不仅仅是销售销售再销售。”

弗雷泽从船舱下面现身了，穿着深色的外套，系着领带。早餐后，他要离开坎伯兰岛，去和南面其他地方的祭司们继续斗争。其他人还要待一会儿。很明显，弗雷泽感到坎伯兰岛的事大概可以放心了，至少目前是可以放心了。他驾着路虎去那简陋的跑道。那架小飞机已停在了那片茴香草中等着了。在一片热情的告别声中，弗雷泽跨进飞机座舱。飞行员立即将转速提到最高。在前面的四匹野马，慢悠悠地踱出跑道。飞机冲过茴香草地，一跃上天。布劳尔静静地看着飞机爬升转弯，突然轻声说道：“什么才能让坎德勒在南面动起来？”

我们挤进坎德勒吉普车又在岛上兜了一天。按坎德勒每小时十五到二十五公里的行车速度，岛上的许多细节开始显现。坐在弗雷泽的车里往前猛冲，窗外一片蓝绿相杂而已。吉普车是敞篷式的，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觉这座小岛，这是在弗雷泽车中从未有过的。坎德勒告诉我们：“岛太大了，反正也跑不完，还不如好好体会能走到的地方。坐在弗雷泽那种四驱上游岛，就像躲在漂流罐里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

布劳尔说：“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他把希尔顿滩头岛开发了，你满意不满意？”

“这还真讲不好。应该说不怎么满意吧。沿海地区我希望多点荒原，少点开发。可是话说回来，如果非要开发，我还真希望由他这样的人来做。”

我们的车慢悠悠地往前开着，麋鹿在车旁游来荡去。坎德勒带我们看了他经常在落潮时去采慈菇的地方，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摘了些西柚。我们又去了小岛的尽南端，丘岗鳞次，港汊纵横，木兰亭立。那边，还看得出有一个九十多年前造的小码头，当时这里应该是最南端了。现在，码头的建筑离开南边的滩头起码有六七百米了。而岛北端的土地也在不停地被侵蚀。坎伯兰岛正在缓慢地移往佛罗里达州，它的前端，已经跨过了州界。一声巨响毫无预警地炸开，声音响得甚至让布劳尔一个趔趄。海鸟应声惊起，成千上万的鸟，蛎鹬，鹈鹕，矶鹞，海鸥，吱吱地叫着往佛罗里达上空方向飞去。它们成群结队地在上空中振翅飞舞，盘旋往返，尖叫不停。坎德勒告诉我们他曾经在一个土坟中挖出一副坐着的骨骸，他还告诉我们，他还是小孩时，就常常玩戴着笼口的鳄鱼。我们还去了露西家，去看她那头驯化了的秃鹫。一台锈坏了的发动机挂在一棵树上，家中除了秃鹫，空无一人。秃鹫双眼异常明亮，就像夜空中飞机的巡航灯。秃鹫啄弄着布劳尔的鞋带，布劳尔温柔地抚摸着它，轻声对它讲着话。秃鹫开始啄弄布劳尔的手指，又用爪子钩住布劳尔的手。沼泽里，成群的白鹭、蓝凫和鹭鸶在觅食。橡树林中的长条仙人球，远看像一条条挂在树上的香肠。回到坎德勒家中后，我们又吃了一大堆潮汐河里的海虾。墙上有一面大挂钟，我们围坐在下面。挂钟面上一排字写着“加可乐，味更佳”。同牡蛎一样，刚捞起来的海虾肉质几乎是透明的。还在海边的时候，坎德勒指给我们看了一副棱皮龟的龟壳，几乎有皮箱那么大。它其实已经在那儿好久了，只是昨天我们匆匆来去，谁也没有注意。几头野猪在沼泽中找着海产大嚼。头上，几十只鸬鹚排着松散的队形一掠而过。

布劳尔开口说：“它们在对我们拼什么队形？”

“百事可乐，”坎德勒应声道。

如果天上真有什么信息的话，我所能看出来的就是俩字“剧终”。我们把车驶上一座移动沙丘，就着沙坡一滑而下。盐末般的细沙上，留下了清晰的滑痕。风最终会把这些滑痕掩盖得无影无踪。但，又有多少滑痕需要让风来掩盖掉呢？从今天早上——准确地说，是三天来，我们在一个比曼哈顿还要大的岛上四处溜达，除了坎德勒家里和灰场会所外，没见到过一个人。整个岛上的林地，空无一人。现在已是20世纪末了，在美国，居然还能有这样一块地方，实在是出人意料。这里风光宜人，但生态又十分脆弱，与当今完全脱节。我们，正如坎德勒说的那样，所见所感，就是当年印第安土著们的所见所感。我不难理解坎德勒为什么想要“居住在印第安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亲近土地，融入环境”。同样，我们也在潮汐河里捞海虾，去想去的角落闲逛——在我们这个时代，正是由于私人拥有制度，才能给我们这样的特权。这就是坎伯兰岛的两难之处，也是它今后命运的指标。当马斯科吉部落在此地生活之时，小岛一文不名。到如今，动辄千万，而且无人知道最终将是怎样的一个天文数字。需求，诱惑，现实生活的捐税压力，最终必将把海岛从目前的业主手中夺走。他们不可能一直保有它。什么由几个人拥有三十公里海滩的争论早就变得毫无意义。经济，自有它让人就范的手段。

事实上，这种决定命运的时刻也不过就在几个月后。今后数月，集结而来的德鲁伊祭司们将会造成如此大的压力——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压力，有关海岛生态系统的宣传将铺天盖地，最终，即便是弗雷泽也只得放手，把他在坎伯兰岛的土地卖给国家公园基金会。国家公园服务署购买土地的资金将由梅隆基金会提供，并留下足够多的款项用来从其他业主手中购入余下的土地。这么说来，弗雷泽在经手间完成了将坎伯兰岛从一个私人的法外之地转变为公共储备的工作。而其他业主并没有任何选择。他们当然想让海岛维持现状——这一点不奇怪。这里是地球上硕果仅存的原始面貌之一。所有其他选择，无论是私人开发还是公共地界，都不能与之相比，也无法与之相比。在坎伯兰岛争夺战中，你来我往，有输有赢，而不管是谁最终胜出，都不是坎伯兰岛的福音。弗雷泽家族对海岛的地貌会有自己的打算，对国家公园服务署而言这就是另一个版本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而无论哪一种做法，今后都不可能再有人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在岛上自由自在，浑然忘我了。

◆◆◆◆ ◆◆◆◆

弗洛伊德·多米尼在雪兰多山谷饲养肉牛。站在那里，一只手搭在栅栏上，他的眼睛审视自己的牧场。他看起来不怎么像弗吉尼亚人。中等的身高，体格粗壮，有点罗圈腿，看上去似乎刚跳下马背。他穿着蓝色牛仔裤，黑白相间的条纹衬衫，脚上的靴跟足有五厘米高。他的皮带扣是银制的，尺寸大到一张纸牌都盖不住。他系着一条窄领带，用一片动物骨头夹在衬衫上。他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牛仔帽。

三十五年了。当时多米尼是县府驻怀俄明东北部牧区的代理巡视员。他上任时的情况实在是糟透了。大萧条大干旱接踵而至，牧民生计无着。他们还不至于饿肚子——有足够的羚羊和野鹿可供猎杀食用——但他们生计无着。牲畜形销骨立，唇舌发黑，成批死去：缺水。多米尼当时不仅是坎贝尔县的也是联邦政府的巡视员。他有权给每头肉牛支付八块钱：成千上万，成千上万，枯站在那里等死的肉牛。他要做的就是付上八块美金，把牛射死。

多米尼是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农场出生的。在他整个青少年时期，他的家庭和周围的家庭谈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天气。他们家住在西经一百度附近。这条线对美国历史发展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在于，由此往西，就是大西部。西经一百度往东，有足够的降雨来支持农业，而往西，通常没有足够的降雨。1862年自耕地权法案虽然做了诸多承诺，却没能考虑这个明显的事实。西经一百度东面的自耕家庭，拿到一块半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法律的支持下，一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往西，自然肆虐的机会就要高得多。除了个别地区外，西面没有足够的雨水。在那个年代，西经一百度直至落基山脉之间的整个地区，被称为美国大沙漠。更不要谈那些几乎滴雨不至的山中盆地了。

在这片由祖父在1870年代分得的农场上长大，多米尼看到最多的就是，青青苍穹之下，才华和精力一代又一代的被无谓的浪费。情况常常是在两可之间。有些年份，降雨超过五十厘米，收成丰硕。其他年份，这个数字降至十以下，生活充满悲哀，家里没钱买衣服，甚至没有足够的食物。最终，由于地下水的开发利用，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才得以排除。在当时这叫做水源回收——把水都储存起来，用于灌溉。多米尼十八岁时，每星期日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跳上福特车上那个叽嘎作响的座位，去看新建的大坝。他把水库和灌溉工程项目的照片放在他的相册里。（“作为一个旱地农民，看到水沿着沟渠流向农田，这情景令人印象深刻。”）最终，他开始相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水源回收就没有大西部。

在怀俄明州的坎贝尔县，情况甚至还谈不上两可之间。那是干燥的高原。只适用于散放畜牧，而不是农业。即使是在最好的年头，降雨也只有大约三十五厘米。“冰雪融化时，河床里还会有水流过，平时，全部河底朝天。这个县区是世界上河流最多而河水最少，城镇最多而居民最少，母牛最多而产奶最少的县府。”放眼望去，无边无沿的田野把人带入某种超现实的空间。那些或平或尖的山丘，一直散布到目光难及之处，恰如一副巨大棋盘上的棋子。成群的野鹿和羚羊在它们之间跑动。一些小丘顶上的墓穴，正是水牛猎人的最后归宿。地面上的牧草稀稀落落，半平方公里的牧场只够支持三头牲畜。然而，境内的土地都已经划分给个体农户。本地的自耕农既没能从联邦政府那里取得足够多的土地来放养足够数量的牲畜使自己成为自给自足的农场主，也没能从天上得到足够多的雨水来浇灌土地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农民。他们是走一步退两步。然后，干旱降临了。

“大自然是一种绝无恻隐之心的动物。我见过那些人——心地善良的人们，勤劳，节俭，与肆虐无度的大自然赤手相搏。他们毁掉了自己的健康，可是，最终还是败在大自然的脚下。”等不及来自夏延州政府和华盛顿的指示，年轻的巡视员承担起了责任。既然农牧民自身解决不了，他，就要来克服这个困难。他最早是在雷克鲁兹那边奥德科文家的牧场里开始的。那边有一块浅凹地，有时会有一点点水流过。用一副四匹马拉动的弗雷斯诺爬犁，就是先民们使用的推土机，他填平了地上的沟壑——原先的水流就在这里蒸发渗漏得一干二净。他还把这些土堆延长，建起了向水面一比三坡度，背水面一比二坡度的标准地面水塘。牲畜还在不停地死去。但这个池塘也慢慢地装满了水。水塘还在，奥德科文牧场还在，牧民还在。

两年半来，多米尼与妻子和在襁褓中的女儿生活在离县城吉列五公里外的一个窑洞里。他们用煤油灯照明，用煤炉煮饭。生炉子的煤是多米尼自己在山边挖的。妻子用一块板来搓洗衣服。在气温只有零下四度的冬天，每天早晨起来，他首先会用破布和木棍蘸着煤油做一个火把，点着后放在车下。等到马达热起来能开动后，他就会驾着车去找那些农牧民，告诉他们政府的玉米-家猪限量计划（“华莱士商业部长要杀猪，让我们把猪价提起来”），小麦限产计划（面积控制），或者如何来造水塘。“坎贝尔县是我的领地。二十四岁时，我就已经是这片被上帝遗弃的土地的主人了。”他到过苏打井村，夜猫村，那些个相距遥远的、建在居民家里的邮政投递点，他在一个又一个县城里找那些农牧民。有一个叫犹太鬼杰克的酒馆，那里有一台从来都闲不下来的老虎机，墙上挂着麋鹿、梅花鹿、羚羊、大角羊头，瞪大眼睛看着他和他的子民。早上九点刚开门，他的靴子就搁上了吧台前的铜脚杆。在那个酒馆里，多米尼喝下了他成年的第一杯酒。当年的铜脚杆已经不见了——多米尼也不再过来——可是酒馆仍是酒馆，一成未变，男人们还是一到九点，就围坐在那里。

在多米尼屋子的后面有一座泛着棕黄色的小山丘，前面是一片苜蓿地。每到春天，成群的响尾蛇从小丘里出来，在屋子的周围乱窜，到了夏季，它们就到了苜蓿地里。9月，蛇又开始往山里汇拢。那时，正是院中的西红柿的成熟季节。每当要摘一批西红柿时，他就先得拿把锄头把西红柿藤下的响尾蛇清除掉。牧民们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有时多米尼要在他们的屋外摁喇叭把他们叫醒。他要把他们叫起来筑水塘——水塘，水塘，更多的水塘。“整个县里都给我搅起来了。我们动起来了！牲畜饮水的塘坝和水库的堤坝理应由林业局来验收的，可是鬼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管那些细则规定，自动负起责任来。”牧场的面目改变了，水塘，像珍珠一样撒在草原上。多米尼和农牧民们在一年内修建了千把座水塘，当他们完成后，从犹太鬼杰克酒馆直到蒙大拿州境内，再也没有一头牛渴死了。“上帝，那一年我们在那个县里做的事比全国任何一个县都要多。牧场项目真的把我抬到了全国的舞台上。”

在环保人士的眼中，水坝都难免有些特别之处，特别——以环保而论——在于其冥冥之中有些不成比例的凶险。这个妖魔的最外层看来是一条灌满敌敌畏的护城河。里面一层是满是煤油、燃烧着的护城壕。再往里就是一圈大头别针，每个别针头上都布满了百万之众——再进入一层层的碾压方阵和狼牙锯片，才能到达地球地狱的绝对中心，正中矗立着一座大坝。大坝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在环境灾难规模中的真实水平。一般在没有像石油泄漏和造炼油中心之类的新闻时还能保持正常的环保分子，只要一想到水坝就会心智失常。环保运动是一种带点神秘气氛的宗教力量，他们对于水坝的过激反应很可能是由于河流是存在的终极象征，而水坝破坏了河流。这是对自然的侮辱，大坝是恶魔的实物化身。

“我憎恨任何水坝，无关尺寸，”布劳尔这样对他的听众说。

大厅后面的一个声音问道：“为什么你们环保分子不是反对这就是反对那？”

“有所弃才能有所取，”布劳尔直言相答，“反对水坝，正是为了保护河流。”

当布劳尔还是伯克利的一个小男孩时，他经常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里的草莓小溪上搭建水坝。他用石块砌成拱形的水坝，凸面对着来水方向，形成一个蓄水池。造好后，他就会一脚把水坝踹倒，看着积起的水在草莓小溪中恢复原先自由流动时的模样。布劳尔出生的那年——1912年——内华达州的塞拉山脉有一个叫赫奇赫奇的山谷，无论是形状、规模或是风光，都与约塞米蒂山谷不遑多让。两个山谷其实靠得很近，都在1890年设立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之内。不过仅仅三十年——还在国家公园之内——赫奇赫奇的出口就被一座大坝堵上，整个山谷被尽数淹没。那座大坝是布劳尔六岁时建造的。他清清楚楚记得在他六岁生日的那天，就在赫奇赫奇脚下的山坡旁，听着大人们谈论围绕它命运所展开的战斗。那是一场如何来真正定义环境保护的战斗。它意味着是保持荒原的本来面貌，还是更明智地将土地用于他途？约翰·缪尔，环境保存主义者，青年塞拉俱乐部创始人，痛苦地打输了这场斗争，事实上，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战斗。这次事件，使得塞拉俱乐部一分为二。五十五年后的今天，塞拉俱乐部再次面临着内部分裂。战斗的结果，迫使其执行董事布劳尔辞职。当然，可以预见的是，布劳尔的反制措施就是一个新的组织，并以缪尔命名。

布劳尔离开塞拉俱乐部并创立缪尔研究所不久，我和他一起来到了赫奇赫奇。漫步在窄窄的围堰顶上。向一面看，远处下方的泄流孔像消防水枪一样在喷射，形成了图勒米河；另一面，花岗岩堤坝中的水库，水面清澈，泛着蓝光——游人只能默想被淹没的约塞米蒂风光。眼前所见无处不透着怪异和讽刺，抑或只是我个人的感受？离我们不远的南边，几座山峰的后面，就是约塞米蒂山谷本尊。那里游人摩肩接踵，车辆首尾相连，到处是人，成千上万的人。而这里，它自然的姐妹，却灌满了水。在赫奇赫奇，时间都静止了。一只野猫，在不远处走过坝顶，一副懒散不理人的样子，悠闲地走进了树丛。布劳尔——时年五十六岁，美国环保运动最强音，坚强斗士——在一片寂静中漫步坝顶。“当初建的时候没必要，现在仍无必要，”他说道，“我想看到它拆掉，看着大自然恢复。”

还在布劳尔成长为一个环保人士的年代，他那些最特别、最具戏剧性的个人成就，都与拟议中的水坝有关。去到呈阶梯形地貌的大西部各州，无数河流还在那些典型水库坝址处自由流动，那就是布劳尔之功——最明显的就要算那奔流在广袤贫瘠的旱地中的科罗拉多河了。只要对大西部的水文感兴趣，无论是谁，最终都会把眼光集中在科罗拉多河，暴躁不羁的河流，浪花裹着白沫，水声隆隆，纷纷向南——水头高低不一，水势时强时弱，与周边沙漠环境毫不协调。反观蛇河，三文鱼河，上哈得孙河——所有其他著名的白水河流，都没像科罗拉多河一样成为关注的焦点。虽然最近科罗拉多河的话题在某些场合不再那么热门（所谓最近，也是相对于过去四十年的大跨度时间而言），情况基本上还是如此。它流域的周围环境还是那么干燥，相对而言，怀俄明州中多米尼家所在的县，可称得上是热带雨林了。处于大盆地中的各州需要水。科罗拉多河里就有水。听熟了的当年那些西部水权争夺斗争——影星艾伦·拉德和杰克·帕兰斯在电影情节中是以枪战来决定荒漠野地中某个小河口的取水权的——可说都发轫于科罗拉多水域那些口耳相传的有关水权的掌故中。一个主要的文件叫做科罗拉多河协定。协定把大盆地一划为二，分界线就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附近。上游流域各州每年允许截取一定量的水，盆地下游的各州也能取大约相等份额。还有一些无偿地流入墨西哥。科罗拉多河点亮了洛杉矶城并让它充满活力。它还灌溉了亚利桑那州。这条河的奇特之处在于，经过一路扭曲挣扎，留下壮观景色，到最终竟变得籍籍无闻。河流在落基山脉中抬升，咆哮轰鸣着把峡谷抛在身后，沿途人类又竭其所用，在到达离源头两千两百公里的加利福尼亚湾时，它只剩下一涓细流，波澜不兴。干流和支流——绿河，扬帕河，埃斯卡兰特河，圣胡安河，小科罗拉多河——中的水量变化不定，涸盈之间，甚至带点诗情画意。一年一年间的过水量可相差六倍。而控制的方式，摆明在那里就是储存起来。这个目标，是在联邦垦务局拟订并管理的计划下完成的。垦务局在美国东部闻无所闻，在大西部，却是一个主要的监护机构，为三千万人送去光亮、水源和生计。没有它，我们的前院都将寸草不生。该局的大多数公务员都是西部人，来自干燥的高地以及大盆地沙漠。他们日常生活面临的问题，正是他们手头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充满使命感。垦务局的大多数员工——很可能就是九千员工的全部——都想把科罗拉多河变成一长串大水池，从落基山脉直到墨西哥边境，首尾相接，下一阶梯湖泊的源头，就是上一阶梯水库大坝的泄流孔。干流和支流早已被勘清摸透，大盆地中那些高质量、有潜力的水库坝址，也已选定，只等待爆破开挖，土方工程，水流改道。其中有三个坝址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附近的绿河和扬帕河的交汇处。另外两个是在亚利桑那州北部——在大峡谷内。还有第四个，如果它还只是一个坝址的话那一定会在这个名单上，但那儿已经造有一座大坝，就在亚利桑那州的尽北端，格伦峡谷中。布劳尔把格伦峡谷大坝视为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每次一想起它就会闷闷不乐，因为他确实相信，它的存在是他自己失误的结果。如果他更警觉一点，如果他为自己的使命准备得更为充分，大坝就不应存在。大坝是在1963年合拢的，它的上游三百公里，直至犹他州境内。水库叫鲍威尔湖，所淹没的大片农村布劳尔很晚才了解到。那儿他只去过一回——带着孩子沿河而行——那时大坝还未合拢，但水库在建，基本没遇到什么反对声。偶尔，作为在全国各地演讲时的内容，他会播放一段伤感的关于格伦峡谷的影片，“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他解释说，这正是麻烦所在。格伦峡谷是美国最偏远的两三个地点之一——远离公路网，离靠得最近的火车线要有两百公里。画面中，两岸夹壁，一脉中流。两侧壁森壑幽，溪流把崖壁切割出一条条又深又窄的幽谷，即便在正午时置身其间，也如同在冬日的黄昏；清洌的飞泉溅落深渊，其旁蕨类蔓生。它们的名称或可反映神秘景色的一二：戈壁大教堂，峡谷迷宫，钟乐寺。所有这些金蓝相间的崖壁背景和处处浓淡不一的水帘挂毯，所有这些，现在全都深深的淹没在鲍威尔湖湖底。“没几个人知道这些峡谷，”布劳尔平静地说道，“再也没人会知道它们是什么样的了。”

尽管在犹他州一败涂地，如果环保运动要像英国人命名他们的将军一样来命名自己的英雄，那么布劳尔仍旧会被尊称为科罗拉多河布劳尔，大峡谷布劳尔。1950年代，身为塞拉俱乐部的第一执行董事，他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大战——反对垦务局在绿河和扬帕河交汇处建造大坝。水库将淹没国家恐龙公园的大部分。在布劳尔的眼中，在塞拉俱乐部和环保运动一般群众的眼中，这使得国家公园系统的完整性受到了威胁。这场后来被称为恐龙之争的战斗是环保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它本身也是半个世纪中环保所进行的最大的斗争——事实上，这是由建坝引起巨大争议并藉由讨论引致国家公园服务署在1916年成立后，赫奇赫奇水库之争以来的最大斗争。恐龙之争第一次让现代环保运动中的各种互不相关的利益为了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来了——运动员，生态学者，荒原保持分子，公园倡导者，等等等等。在把这些力量聚拢起来，组成统一战线，鼓舞士气的整个过程中，布劳尔比其他任何人起的作用都大。紧随着以审美观点为出发点的努力之后，布劳尔依据数据和事实同垦务局进行斗争。他挑战他们的工程师和地质学家有关该坝址坝基牢固的说法，并指出悬崖会崩裂从而引致巨大的、灾难性的溃坝，他还针对该局计划书中的数学模式仔细研究并找出令人尴尬的错误。而所有这些，更有公众造势运动的支持——付费广告，一部影片，还出版了一本书——就是要设立国家纪念碑，用来铭记那些具有文化、科学和自然景观意义但已被水淹没的地点。当局抱怨环保分子在夸大——断章取义、弯曲事实——但他们的抱怨十分苍白无力。环保分子把恐龙之争的胜利视为现代环保运动的起源——他们再也不是只能空谈梯田耕作法的等闲之辈了。转折点实肇于此。绿河和扬帕河交汇处没有任何大坝。如果不是布劳尔的努力，一座水库早就在此地生根了。垦务局公共关系处的一位官员在总结此事的来龙去脉后表示：“他赢了。举手投降。”

可是，对环保阵营而言却从无胜利可言。布劳尔认为他不可能赢取任何胜利。今天，绿河和扬帕河交汇处是没有大坝，可是到2020年就难说了。“垦务局的工程师都是些河狸，见不得流动的水，”布劳尔这么说道。犹他州亚利桑那州一线以下，就是马堡峡，它是大峡谷的一部分，那边，也没有水库。事情过程都差不多。垦务局出文件造坝，万事俱备，只待落实。战斗发生了，布劳尔赢了，举手投降。大峡谷的另外一段是下格兰特峡，同样的道理，也没有大坝。这些大峡谷的战斗是最艰难的。垦务局认为，布劳尔是在利用夸张手法和大峡谷这个听起来有点儿神秘感的名字。据他们说，他曾经暗示，只要建大坝，整个大峡谷将变身为一个大澡堂子，站在南岸往北看，一片泽国，除了水，还是水。布劳尔久负盛名的广告宣传，也在这个阶段登峰造极。除了其他地方，他特别在《纽约时报》和《旧金山纪事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通栏标题赫然其上：“我们是否把西斯廷教堂也淹了，让游客能就近观赏顶饰天花板？”在决定战斗最终命运的议会，抗议电信如雪片般飞来。垦务局高声喊冤，说他们仅仅计划淹没还不到布劳尔说的百分之一的地方。国内税务署也插手了。他们取消了向塞拉俱乐部捐款的抵税资格。所有向游说组织的捐款都不享有抵税资格，而广告也被认定为游说的一种方式。虽然塞拉俱乐部再也没能恢复捐款的抵税地位，但组织内部认为——无论是布劳尔的朋友还是仇敌——为了大峡谷，值了。大峡谷上没有一个大坝，垦务局私下也承认，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也不大可能有什么大坝了。垦务局内部，把高坝失利之事明白无误地归因于布劳尔。“他打败了我们。”“他真能鼓动人心。”“他单枪匹马赢了此局。”

与公众的假设相反，联邦政府中并非全是籍籍无名之辈——眼前就有一个与布劳尔斗狠的人，也是这些斗争中对方阵营的战将，为了他那唯一出路在于储水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正鼓动部下，在联邦国会议事厅里，在大西部的峡谷地上，缠斗不息——他就是弗洛伊德·多米尼，联邦垦务局局长。

在哥伦比亚特区，在内政部如同蛛网般的大楼内部，在休闲渔业和野生动物局的楼上，在海水淡化办公室的后边，有一个走向复杂的过道，两旁挂着巨大的水坝壁画。这就是垦务局，而这些正是它的功勋碑：燃烧峡大坝，饿马坝，胡佛大坝，格伦峡谷大坝，福伦特大坝，沙斯塔坝，巴耶西托坝，大古力水坝。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些壁画的情景。在这里，在温暖潮湿用热电供能的东部，这些壁画都带着点异国情调，但对于在过道尽头的那边，对在迷宫最靠里的那间办公室内就座的那位，就完全不是这种感觉了。白色牛仔帽放在靠近门口的桌子上。大班桌后端坐着局长大人，嘴里抽着一支大雪茄。“我是多米尼，”我们握手，“请坐。我是个公务员。我没有任何秘密。”

他穿着一件在华盛顿最普通不过的西装，但国会山典型的苍白并没有浮现在他的脸上——一双鹰隼般的眼睛，皮肤黝黑坚韧。他有着黑色的头发和宽阔的肩膀，他似乎有着强大的气场——一个比自己的身高和体重都要强大的男人，充满威严但并不拒人千里。“很多人都说我从来不见陌生人，”他说，“我其实喜欢和人打交道。我喜欢出租车司机，皮条客。他们各自有人生的目的。我也喜欢布劳尔，但我不认为他是个神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即便有那么多人都这么认为。我认为他只是一个自私的保存主义者，只为少数人。布劳尔对我恨得肝胆发痛。为什么呢？因为我生有一副好肝胆。我与布劳尔已经交手多年。”

在多米尼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上，在醒目的中央位置，就是常常会放些闪闪发光的奖杯之类的那个位置，放着一个推土机的比例模型。房间两旁的对面位置，是理查德·尼克松和胡佛大坝的画像。尼克松的面颊，在这种氛围中，似乎显得比本人更加外凸。看起来好像用它们就能挡住河水。看见我的注意力被这些照片吸引住，多米尼站了起来，穿过房间，带着崇敬和专注的神情站到了胡佛大坝的画像前。他开口道：“我们建造大坝之时，我们，我们美国人，就是在一条大江上造高坝的第一人。”他说他还像记得自己的生日那样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确切日期，当时称为博尔德水坝。他从怀俄明州坎贝尔县请了假和妻子一起驱车直奔西南，并在1937年1月2日，到达亚利桑那州与内华达州边界，在他下坡向科罗拉多峡谷行驶的道上，在一个公路转弯处，看到了大坝的第一眼。“就是它，”他说，一边看着他办公室里的画像，“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给一条大河加了一个栓塞。埃及王子约瑟夫学会了为荒年储存食物，而我们在大西部学会了储存水。”他接着说，他确信——至少在下意识里——他的职业生涯的目标在那一刻形成了。他是通过建造两米高的水坝起步的，他有一天要建造两百米高的大坝。

那个多米尼在他家的草场上造了第一个水坝的牧民奥德科文快八十岁了。高高的个子，微微有些前倾。他住的那幢原木屋子就建在牧场上，那还是他二十岁时分到的地。我到县里去的时候见过他一回。我们坐在他家的客厅里闲聊。墙上有两张大照片，一张是耶稣基督的，另一张就是经常能在挂历上见到的怀俄明州杰克森洞的漂亮湖泊，背后是高耸的提顿山脉。这就是垦务局建造的杰克森湖。“多米尼一来这里，局面就控制住了，”奥德科文说道，“真不愿他离开。他们要调他到华盛顿去，做那个什么水利设施项目，我就叫他去，那可是当官。这孩子爬得快。”

多米尼的官当得很稳，成为内政部里任期最长的局长。他是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的。他对办公室文化适应掌握得炉火纯青，也就一直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全在时任总统是否满意，也没任期限制”——经历两届民主党政府后，用他的话来说现在是个“跟着尼克松总统拎拎水泥桶的小工”。他做了个鬼脸，一屁股坐在桌子边上，朗声谈起他的生存之道：“只要是我能决定，我就不会做违背我意志的事。”他学会了如何把新主意灌输到参议员和众议员的脑子里（“阁下，根据您以往的言论，我们想……”），在什么时候是温顺猫，什么时候又是一跃而上的老虎（“有时我会说：‘去你妈的，滚！’一般的官员都会极不自在，我才不在乎。没有任何一个议员能迫使我为他火中取栗。在政府工作，除非我感到对我有利，我从未憋屈。”）。他反对在育空河上建兰帕特大坝，争辩说这远超阿拉斯加在可见未来的实际所需，并提供了关键证词。兰帕特大坝将淹没相当于伊利湖那样大的面积，由于多米尼的证词才使计划流产。他还主张他那些大坝往外的输电线路应由联邦政府出资，而不应放给私人资本，并由此触动了几个州参众议员的利益。“多年来，我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恶棍，”他一边解释，一边又点起了一根雪茄。多米尼对工作得心应手，掌控两亿四千五百万美金的预算对他而言不过是驾驶一辆大巴开了快点而已。他把局里的编制从一万七千人削减到一万人。当然还有大坝，他建造了许多大坝。在办公室的墙上也有多米尼自己的一张画像——是一张他的脸在一滴大水珠中的速写。在这个什么都喜欢用缩写的年代，弗洛伊德·多米尼的谐音正是“弗总”，大概也不全都是巧合吧！

多米尼打开投影仪，播放了某部影片中的几段。这部影片是针对塞拉俱乐部的那部为鲍威尔湖下淹没的峡谷区大唱挽歌的影片而拍摄的。多米尼影片的名字就叫“鲍威尔湖，科罗拉多河上璀璨的明珠”，航拍的镜头下，蔚蓝的湖滩深深探入红土地。雄浑的画外音响起：“流过山石沙漠，悬崖深谷，流过烈日炙烤的千仞戈壁，来了，科罗拉多河。在奔向大海的途中，她在此地驻足歇息。”游人的滑板在湖面上划出条条白练。

“谈到环境，许多人都立刻想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多米尼这样评论，“环境保存团体指责我们摧毁了这个地区，就是因为我们让大家都能够来到这里。现在，每年有六十万人来此游玩。”

一位穿着血红外衣的印第安人骑着马进入了画面。旁白骤然而起：“自从鲍威尔湖到访他的家园，祖辈的生活方式如今更为丰富多彩。”

“说得好，”多米尼接嘴说道，“现在大家能钓鱼，游泳，玩滑板，日光浴。想想看，带着一家人远离城市的喧嚣，到这儿来度个周末如何？可是布劳尔先生却说是我们把它给毁了。”

“峡谷地处深山，荒凉偏僻，外界闻所未闻，”旁白话音一转，“直至今天”——此时格伦峡谷的暗红崖壁充满整个画面，突然一声轰鸣，崖壁瞬间裂为碎石，烟尘四起。他揿了一个按键。推土机隆隆而过，新路向前延伸，数万辆卡车往返奔驰。画面切换到了十年后的水库揭幕仪式上，约翰逊总统夫人的声音在整个房间里回荡：“我十分高兴能为这样一个意义重大、摄人心魄的人造资源揭幕。这是全人类的成就。我十分自豪。”

随着总统夫人画面隐去，多米尼向银幕方向喷了一口烟。“制作这类影片十分必要，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些人想让所有的山川森林都原封不动，”他说道，“他们不顾事实，一味挑动感性情绪。”

更多的水库的全景画面，深蓝的水面，波澜不兴。湖水轻轻地拍打着花岗岩的大坝。一架飞机出现在湖面上——那种双引擎的货运飞机。“看这个，”多米尼说着，“仔细看。”飞机的后面似乎喷出了一条尾气——长长的云雾一般，在空中散开。“鲑鱼！”多米尼高声说道，“鲑鱼！这些都是鲑鱼苗。我们就是这样放养的。”

一连串的画面展现了好几个部分注水的横向的峡谷——遗忘谷，瀑布峡，反射峡，神秘谷——人们在水中游泳，岸上野营，篝火旁，歌声缭绕。“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要找到生活的意义，”画外音充满激情，“科罗拉多河上的明珠，鲍威尔湖，给了我们这样的可能。”

“垦务局是让水在各个方面为人服务的老大——灌溉，水利，防洪，游乐，”多米尼说着打开了电灯。“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环境。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大自然都在改变环境，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它呢？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给你打个比方，我们在落基山造云以增加降雪。我们在大陆分水岭下开挖隧道把水导向太平洋，不然这些水都会流向大西洋的。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做正确的事，留下好的东西，同时还得允许人们继续创造前进。水力发电既不污染水源又不污染空气。我的大坝没有污染。未经调节的科罗拉多河是个他妈的孙子，一点也不好，不是洪水就是没水。除了我们的水库带来的经济效益外，我们还调节了科罗拉多河，我们改造出来的这条河才是布劳尔们梦寐以求的河流。谁才是环境保护者——实干家，还是环境保存分子？我才不会理那些保存分子。我不会理布劳尔，这该死的家伙荒谬透顶，甚至没法和他说理。我在芝加哥和他争过一次，他吓得发抖。在国会山的一次听证会后，我指出他在歪曲事实，他回答说：‘兵不厌诈。’我的天哪！还有，另外一次听证会后，我告诉他，他那是在胡言乱语，我希望有一天能带他看一看，希望有一天他能来大峡谷。他回答说：‘这样吧，你少说几句，我可能会考虑。’我在谢南多厄牧场有一头阉公牛倒是挺像布劳尔的。连续两年我们都没办法把它弄到卡车上运到牛市去。它是个独来独往的混蛋，谁也控制不住。这狗娘养的好不容易搞上卡车，把斜槽撞坏跳下就跑了。最后我就在那儿把它养肥了，在那儿把它宰了，就在牧场上。对着脑门就是一枪，亲手把它剁了。只有这样才能搞掉它。”

“局长先生，”我说道，“如果布劳尔到科罗拉多河来乘橡皮筏子游河，你愿意一起去吗？”

“妈的，行，”他答道，“行。”

130界碑。此处的河水十分平稳，还有三百米平稳的水面，然后会有一个急滩。现在气温是三十二度多点，空气十分干燥，过个急滩还让人舒服点。多米尼和布劳尔喝着啤酒。他们现在有了例行动作：每天总有那么一回要吵得不可开交，其他时间还是哥俩好。

多米尼戴着一顶有金色麦穗饰边的蓝色航海帽。帽舌上有一行金色的字“鲍威尔湖”。他的皮肤带着绛红色，鼻子上有些皮屑。他穿着软皮便鞋，旧的厚棉布的衬衫依稀可看出当时的深色格纹，系长裤的银质皮带搭扣足足有四两重。他随身带着几个小包和一个大型的皮质公文箱。公文箱面上，赫然印着垦务局的大公章——冰雪封顶的山脉、水库、大坝和人工灌溉的农田，所有这些，都被围在一个大大的水滴状的外框内。多米尼正在讨论水电的多重优势，它的即时性（“无论什么时候想要，合上开关就成”），绝无污染。

“来吧，布劳尔，说实话，”他说，“从自然资源保护论者的观点来看，最好的电力来源是什么？”

“手电筒电池，”布劳尔答道。

布劳尔穿着一件旧格子衬衫，带点橙色，但已经褪色了。他穿着短裤和跑鞋。他的脸上和腿上的皮肤红通通的。在室内连轴转的工作，已经太长时间没晒太阳了。他的头上用一块四角打结在河水里浸湿的手帕来遮阳，其实，他那头李尔王式的大波浪长发已经提供足够的保护了。他的行装很简便。一个六寸来宽尺把长的桶包——游河的标配——装着他所有的随身物品，包括那个他随处都带着的塞拉俱乐部的水杯。

多米尼和布劳尔都有点在别苗头。这一类的远足活动都是十几个人一个筏子，到现在，所有的乘客都明白环保分子和局长之间的不同了。其他人大多来自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教师，几个学生，还有一些卫生部的官员。大致来说，我感到多米尼到目前为止稍占上风。布劳尔有些腼腆，说话轻声轻气。多米尼是高声谈论，满面春风。

在这片干燥的红土荒原上，一罐罐的啤酒被叫做三明治。没人感到奇怪，也从来不问为什么。他们就是这样一声吆喝：“三明治来了，接住！”一罐库尔斯就在空中飞驰而来。他们接住罐啤，打开就喝，他们把开罐的拉环塞到啤酒罐里。我把一个拉环扔到了河里，引来一片嘘声。无论什么碎屑垃圾都不能留在峡谷里。空罐空瓶，诸如此类，都要放进废物袋中随船带走。啤酒、可乐和无糖饮料都放在一个麻袋里，系在船尾。经过湍流滩时麻袋就拉到船上，一般就拖在水里。

除了其他部件，皮筏子主要是由两个十米长合成橡胶的“大香蕉”浮筒组成。在两个浮筒中间，绑定一个驳船，既有整体结构的牢固，又有横向纵向的伸缩性。河水有时漫过船体，但这恰恰是船体稳定性的反映，而没有任何即时的危险。筏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船，都是塑胶部件。正是由于它刚性不足，才使它十分安全。

这儿是封闭的荒原。两三百里范围内只有这么几条小道，除此而外，就只有河上的筏子才能进出。有机会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峡谷，我想其他方式大概都没这么有趣了。偶尔，我们也有机会看一眼山巅的轮廓。它们就在我们头上两公里处，间隔着二十公里的大河。崖壁上色彩分明的岩层，向人们叙说着开辟鸿蒙以来的演变——在最高处是亚白色的石灰岩和二叠纪的褐红色化石页岩，往下是古爬行动物时代的红砂岩，再往下是与远古森林同期的枫红岩体。几百米厚的石灰岩红墙，在地下水的侵蚀下十分脆弱，在峡谷中风力的回旋撞击下，形成了形态各异的红色塔座、鼓山、柱山、大溶洞、拱门和各种山洞。地下水在风干的岩体层隙中流过几百公里，终于破石而出，或分成几段，或一注直下，汇入峡谷之中。我们现在就是在看着这样一挂瀑布，高挂于红墙之上，后面的岩体时隐时现。瀑布背后，有些带绿的和淡红色的岩墙，它们是在大洋的巨大重力下迫压成形的，其年代应该就是在海洋本身为陆地献上它的第一批动物——两栖动物之时。在粉绿相间的岩层下方，是灰绿色的页岩和深褐色的砂岩——光明天使页岩，塔辟砂岩——那都是在海洋生物第一次种群大迸发之时，千浔海水之下慢慢沉淀形成的。塔辟海把岩石挤压成形，河流又把它们切割，形成峡谷。塔辟砂岩是古生代前期的岩体，在它胸前，就是那万山拱绕、峡谷相持的中心，开山劈石的源动力，科罗拉多河。远古的岩壁夹岸而侍：巴斯层岩泛着淡淡锈色，毗湿奴片岩幼滑黯黑，琐罗亚斯德花岗岩深褐持重。在它们的怀抱中，就在我们的眼前，它咆哮奔腾一往无前，见证身旁的史前记录。往古矜持沉默，现今喧嚣欢腾。

布劳尔曲起双腿，紧紧地抓着浮桶上的安全绳。他说：“真是一条生命之河！它的声音是多么美妙！几乎可以听到它在劈岩割石。”

多米尼把他那顶鲍威尔湖帽拉下，紧紧地捂住耳朵。这类言论他听得多了。布劳尔的意思是说它现在正在创造着更深邃、更壮观的大峡谷，要在这里筑坝截流，终止这个神圣的造山运动，那简直是亵渎神明。多米尼开口言道：“布劳尔，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大峡谷并不是靠这条河的一己之力造成的。”

布劳尔全神贯注前方的湍流急滩，没有回应。处身于这个静谧的山谷回廊中，在远处就能听到湍流的回声。通常这类湍流瀑布都是在冲挤过坚硬的岩石段后冲过较为疏松的岩块时才形成的。大峡谷的情况却是不同，湍流常在支流入口处形成。虽然这些小溪常年断流，但它们的河床陡峭，一到丰水季节，溪流陡涨，万马奔腾，冲击两岸，向科罗拉多河内灌入大量岩屑：河沙卵石，花岗石块。这些碎石形成滩堤，抬高上游水位。行到此地，河水异常平静——甚至可说它更像一片湖泊——然后它淌过碎石段，冲过大块岩石的间隙，陡然下落，回声轰然。这才是大峡谷的湍流滩，全线共有一百六十一处。有些是突然形成的。1966年，超大量的降雨集中在北缘的一小片地区，使得水晶溪洪水暴涨，数百吨的岩石一下子倾泻在该河的一百六十公里处，水晶滩不日而成——这也是科罗拉多河上几个大落差湍流滩中的一个。在罕见的情况下，正如我们正在快速接近的那个湍流滩，河水冲击，剥露出前寒武纪时代的坚硬岩层，这些无比坚硬的岩石段，正是使得此处河水咆哮不安的因素之一。轰鸣声已在耳边。前锋涌起的驻波看上去更像一个个水泥墩。多米尼嘴中吐出一声牛仔呼啸。我把笔记装进了一个橡胶袋，用绳拴着。垫床石湍流滩到了。

我们忽上忽下，俯冲爬升。水花四溅，左右颠簸。筏子随水流扭曲变形。过滩时我们全部浑身湿透。可是现在，只不过五分钟，我们又干爽暖和，一如穿着刚从烘干机中出来的衣裤一样。不仅如此，我们还惬意地喝着我们的“三明治”。

我们有一幅二十厘米宽十五米长的地图。它平时卷成一卷，是精心手工绘制的科罗拉多河在大峡谷中的各个历史片段和形象。河流的界碑从帕里亚河汇入科罗拉多河处算起，就在犹他州界南边——地理学家都把此地看成是大峡谷的起点。随着地图的展开，上面记录着逝者的姓名。“汉斯布鲁，淹毙的两人之一，39公里，太纳湍流滩，1889……洛珀意识昏乱，失踪，39公里，1949……发现童军尸体，垒石而掩，70公里，1951……89公里，罗默淹殁，1948。”已知的第一次漂流探险是1869年，紧随着就是第二次——都由卫斯理·鲍威尔将军进行——不过即便到了1946年，沿河流经过整个大峡谷的也不过百人。只是随着氯丁橡胶筏的推广——第二次世界大战留存军用品——才使这个数目有所上升。1960年代每年大约有五百人经此通行，目前也不过千人。

“只要把所有带进来的东西都拿走，我们就不会伤害到大峡谷。”布劳尔继续道，“最高原则：‘不要留下任何东西——水坝也不行。’”

多米尼没听到这话。他正忙着和一位凤凰城来的年轻漂亮的体育老师闲谈，他说他是怀俄明大学冰上曲棍球队的队长，能连续打六十分钟一场的比赛。“我喜欢速度。我喜欢肢体相撞。我发明了一种短线球，守方根本挡不住。”

多米尼六十多了，打算提早退休。不过他看上去不过五十而已。一点也不难想象他在冰球场上只身入敌的英姿：把丹佛紫衣队的球员在挡板上撞成一摊稀泥，在对方地盘上左冲右突，骤然发力，一击入网。他有一次就是这么干的。他说会干的事他一定干得出。我想，就在今天，现在，在科罗拉多河上，他正在证明这一点。他可能是个田径运动员，但他并不会游泳。狗爬式也不会。就是金鱼池他也游不过。又到了我们把东西扎紧，全神贯注的时候了。在过垫床石湍流滩时湿透的衣服才干不久，越来越响的声音提示着杜本道夫湍流就在眼前了——官方指引为“急滩危险”，这是峡谷中最难过的险滩之一。每当要过湍流滩时，布劳尔就会沉默下来。现在他一声不响。他也说明自己游泳并不好。我们都穿上了救生衣，但看上去这些救生衣在湍流中能起到的作用，不会比用它们来挡子弹的作用强。这么说也不完全对。极少的情况下，这些橡皮筏也会翻船，一旦它们真的翻了，那全船的游客都在湍流滩的下游载沉载浮，活像散在水面上的一把软木瓶塞。在1909年，杜本道夫先生就是在开展加洛韦-斯东探险时在此地遇险的。地图上都标得清清楚楚。就在前方，有两个相距五十米的巨大岩槽在南岸的崖壁旁，这就是加洛韦谷和斯东谷。在这个季节，两个岩槽内并无河水流出，但它们都被大河冲下了大量的碎石，各自都形成了湍流滩，上下一体，就组成了杜本道夫湍流急滩。在我们正前方两公里开外，高高地衬着蓝天，是一面十分壮观的红岩石壁。科罗拉多河在它的左下方一下消失了。巨大的石壁当道而立，似乎在提示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动它分毫。而我们的橡皮筏正对着它向前漂流，石壁下，一片泡沫水雾。

最后的五十米皮筏似乎在加速。一直到那隆隆水声发出的山脚前，水面都是静如镜面。物品都扎紧了，人们甚至把头上遮阳的帽子和手绢都拿了下来系到了皮筏上。每一个人都双手紧紧握住安全索——每一个人，除了多米尼。他在兴奋地大笑，不时像牛仔一样放声一吼。还有十米，他点起了一根雪茄。

说到在湍流滩有前加速的感觉，其实就带有一点迷惑性。湍流滩本身就不是一个恰当的名字，它是指与滩前滩后的平静水面比较，湍流滩的水速要快。白浪翻滚的水速是要快一些，但远未到“湍急”。科罗拉多河，平时水波不兴，流速约每小时十五公里，而白浪翻滚处，不过是二十二公里的模样，最急的，有时能达到三十公里——在20世纪环境中，实在是谈不上一个“湍急”。名称中的湍、急等字眼，在大家脑海中造成了虚假的形象。而眼前河水漫过石面的景象——白浪翻滚，水雾四射，更加引出了某种马上就要粉身碎骨的想象，湍急的名字似乎又是恰到好处。身历其境，你会感到自己像是要被吸进某种无形的气流通道，像一颗子弹一般射向遥远的前方。湍流虽然比其他河段稍快，整体而言还是速度较慢的。沿科罗拉多河冲滩，只是一系列短短的惊奇，因为湍流滩本身都是距离很短的。涌浪在湍流滩处把皮筏推挤拉伸，激起的浪花水流把人们的眼前四周遮成一片水的世界，其实，都不过是慢镜头拍摄的惊怵场面。你自己的意识把这个过程吸收得更慢。你一冲向下，恍如梦中；又慢慢抬高；再次掉入谷底。在涌浪的冲击下，皮筏抖个不停，似乎随时都要葬身水底。在那里，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与平时大相径庭。大片的水浪从上方砸泻而下，流遍人们周身；而时间，在此刻也停滞不前。

经过杜本道夫湍流滩后，多米尼像是当天的英雄。由于有两条溪流带来碎石，杜本道夫全长要有近三百米——对大峡谷而言，已是一个很长的湍流滩了。无论浪尖谷底，无论左摇右晃，多米尼的雪茄始终点着。这个绝技，与一只蜜蜂飞过扬谷场上空的漫天谷粒而丝毫无损有的一比。多米尼的衬衫湿透了。他的裤子也湿透了。而整个过程中，雪茄头上的火光，却在一片水滴中机警的捕捉着间隙和空气，始终萤萤闪亮。说真的，这只不过是幸运，他自己也知道。“好运多米尼，”到了水面恢复平静后他这样告诉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叫我好运多米尼。”皮筏上所有的游客都一起鼓掌尖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烟雾在他脸前缭绕。

现在我们就在石壁的脚下。布劳尔默默地注视着它，好一会儿，他才轻声地，似乎自言自语地诵读起才女艾迪丝·华纳的诗句：“此时此地，周遭万物，心中一念，臻于恒静——只有河流，潆洄石壁。”

几头野驴站在崖壁上，从上面俯视着我们，它们在右面。所有的野驴都在右边。左边都是大角羊。管它呢，还有谁管它们站哪里？已经到了一天中最为美好的下午时光。周围的一切，色彩分明，空气柔和清新。

布劳尔开口了：“仔细看那边的光环，多米尼。仙人球边上的光环，真是灿烂。”

“太妙了，”多米尼应道。

河水愈加宽浅。我们到达了今晚的宿营地，崖壁的极高处，一注山泉破岩而出。这里就是鹿溪瀑。鹿溪瀑高高在上，泉柱落到河岸崖脚下时，早就化为气雾，毫无声息地融入脚下深池的水面上。营地建在对岸。布劳尔用他的塞拉俱乐部的水杯舀了半杯水，把它当作水平尺来丈量对岸的瀑布高度。他用的量尺就是自己到眼睛水平面的身高。他一面沿着我们身后的斜石坡艰难地往上爬，一面沿着杯口观察并记录下数字。慢慢地，他就爬到了大概是对岸山泉水头的高度，他在乱石中的身形已是十分瘦小。他高声喊着，告诉大家瀑布的高度是五十米。我们把皮筏当作渡船，花了个把小时来到了对岸，现在正站在清凉的水雾中。水雾激荡着空气，在潭面回荡。我们爬到了山泉的上方，沿着崖壁往里走了一段。溪流已经在砂岩中刻勒出一道深深的沟隙，足足有几十米。两壁夹立，底下溪流震耳欲聋。布劳尔沿着一条突出的石脊——有些地方不过是尺把宽而已——往前走，就像走在草坪的小径上。在起头处，石脊大概要高于溪流十五六米。越往里，溪流的河床就越高，石脊与溪流逐步靠拢。布劳尔轻松地往前走着，对令人眩晕的高度似乎毫无所觉。在这感觉怪异的石壁窄道中，竟然有一只蝴蝶拍翅飞过。布劳尔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蝴蝶，一边毫不减速地轻快向前。“总督金蝶，”他告诉大家。

我对这一类地点内心还是很有恐惧的，加上我的双腿冰冷，感觉不到脚底下的石面。我提议，大家就地等一下多米尼，他走得比大家晚，只是说他会赶上的。这大概能让大家休息一阵子。很明显，在多米尼的家乡，最窄的山脊也要半里宽，到这种地方，他大概早已是手脚并用了。正这样想着，从一块大岩石后面转出来的正是多米尼，他一面沿着岩面保持着平衡，一面轻快地吹着口哨。我们继续向前。山脊和泉流交汇的地段，峡谷渐开，溪水清澈见底，顺级而下，野生仙人掌、盘莲、三叶杨，随处可见。在一片常年干旱的红岩区，能见到这种风景，不能不说是个难得的奇迹。布劳尔蹚入溪中，静静地观察着四周的景色。几米远处的多米尼拿出了他的搪瓷杯，舀了一杯水。他一面把水杯举向嘴边，一边说道：“我就要来喝布劳尔的洗脚水了。”

溪水冰凉清洌，布劳尔用他那塞拉俱乐部的水杯也舀了点喝了起来。他一边喝，一边说着：“在野外这种地方，任何水源的质量都非常好。而在人类不为了一己之私把它储存起来的地方，水质更是甘美。”

水芥菜长在溪流台级的两旁——水芥菜为凉水性植物，正生长在这方圆千里、烈日炙烤的戈壁中。布劳尔采了几棵拿在手中。小昆虫爬满菜叶。他小心地挑选着叶片，抖落昆虫，放入嘴中咀嚼。“我不在乎和昆虫分享菜叶，”他说，“希望它们也不要在意。”

布劳尔的小吃吸引了多米尼。他也蹚水走了过去，采了两大把水芥菜，菜叶昆虫，一股脑儿地放入嘴中大嚼。“天堂，”他看看四周，“就是天堂。”

藏在水芥丛下，有一只百威啤酒的铝罐在水中暗暗闪光。布劳尔弯腰把它捡了起来，倒空水，放入自己的口袋。

“只要一有人来，你就完了，”多米尼这样说着，布劳尔半是赞赏半是疑惑地看着他。

多米尼的大皮包里有一瓶比姆波旁威士忌。现在，暮色四合，太阳早已落在了山后，我们坐在营地上，就要来享用我们每天的配额——但不用担心，多米尼一直是个慷慨的人。晚饭后，如果不出意外，他和布劳尔还有一架要吵，但当下，两人相安无事，等着享用波旁威士忌。大块的牛排已经准备妥当，只等炭火稍熄后炙烤。峡谷中出奇地寂静。局长先生走到溪边舀起了半杯水，然后他把威士忌倒了进去。“本人是国家的水童，”他说道，“我的波旁得加水。”

品啜着波旁酒，他讲述了他曾经训练过一条德国牧羊犬来爬梯子。我们都相信他所说的。然后他又沉浸在早年和他的太太艾丽斯一起野营的经历。他们结婚时还不到二十。他已经是共济会德莫雷男生国际的州大队长，而她正是女生国际的队长。他们背着人结了婚，随后她就跟他去了怀俄明州立大学。“有爱饮水饱，”他这样解释，“我们唯一的休闲活动就是野营。我们到过雪山和拉勒米峰周围的乡村。那里除了响尾蛇和蜱虱就是我们俩了。一到冬天，我们就得从山上拉木头下来烧火取暖。”

桑德森，就是那位组织了这次探险活动的科罗拉多河的导游，叫大家都去吃晚饭。他给每人烤了一整块牛腰排，我们都用桑德森带来的大塑料盘来盛牛排。布劳尔一直把眼光看着别处，避免和这叠塑料盘接触。轮到他时，他上前一步，递上了他的塞拉俱乐部的水杯来盛牛排。桑德森体型瘦长，俊朗结实，脸上带着久在野外的沧桑。在这条河上，他也算是见多识广。站在他面前的男人，银发蓬松，皮肤发红，递出一个不过十厘米的水杯来接整块的腰排。科罗拉多河上的湍流滩都没能让桑德森眨眼，这算什么？他把牛排盖在水杯口上。这活像让水杯戴了一个大大的太阳帽。布劳尔开始用一把小刀从边上切下牛肉来吃。在野外，布劳尔除了塞拉俱乐部的水杯，从来不用其他东西盛食物。

十点了。月亮浮出山巅，清光洒满峡谷。布劳尔和多米尼都躺下了。多米尼晚上会打呼噜。刚要开始打他的呼噜，他抬头望了望月亮，开口说道：“到那里去有什么意思？就整个都是金子做的，也不值得到那里去拿。二百三十亿美元，换来几次月面着陆。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来说服我自己。有个一次还说得过去，五六次，绝对没必要。每当他们在卡纳维拉尔角点上一个罗马大炮仗，就会从其他项目上敲掉四个亿，水储存项目等等，都是要花钱的。”

今晚的争议是有关淤积。布劳尔吃完后，他望着和对岸飞溅而下的鹿溪瀑，用每个人都能听得到的声音朗声宣布，多米尼局长要做的就是把这里的景致用土石填满，河床，我们坐着的河岸，都填满，并把科罗拉多河的上段填满，一直要填到离瀑布上沿五十米以内的高度。

“真是一派胡言，”多米尼说道。

布劳尔用平静的声调继续解释，河流都会有泥沙，一旦造了一座水坝，这些泥沙总会在一定的位置沉积下来。它们首先会在河流进入静水区的水库入口位置沉淀堆积。日复一日，它们不仅会堆满整个水库，还会由入口处向上游延伸扩展。这很可能就是鹿溪瀑日后的情景，因为多米尼要在离这里不过十公里的下游造他的水库大坝。

“他们曾经说过胡佛大坝三十年就会把整个米德湖堆满泥沙，”多米尼说道，“早就三十年了，米德湖容纳了所有科罗拉多河冲下来的倒霉泥沙，而胡佛大坝都没修过一次。”

“是没有。但米德湖水位低时，上游的沉积平原达到六十五公里，并且，还在不停地扩大。”

“没法相比。鲍威尔湖上游达五百公里，没法相比。”

“情况相同，鲍威尔湖会积满的。”

“什么时候，你说，什么时候？”多米尼差不多在叫了。

“一百到两百年，”布劳尔仍然平静地回答。

“瞎扯！你说的数据都是靠不住的。”

“那可都是靠得住的人说的。”

“扯淡。”

“喔。”

布劳尔告诉大家，科罗拉多河过去叫做老红河。因为它的河水中满是红泥沙。除非愿意喝泥汤，多米尼是不可能从科罗拉多河里舀出水来兑着波旁喝的。每到一处宿营地，河工就会把他们的船灌满水，让泥浆沉淀在船底，他们才能用清水煮饭和饮用。现在，除了有洪水下来，大峡谷河段的科罗拉多河是绿色的，还算清爽，那是因为鲍威尔湖挡住了泥沙，而格伦峡谷大坝——大峡谷再往上二十五公里——在释放清水。“就心理而言，我们只能看到上两代和下两代的事，”布劳尔继续谈道，“我们得看得更远一些。举例来说，这已无可避免，有一天鲍威尔湖和米德湖将被泥沙彻底淤塞。”

“扯淡，扯淡，瞎扯淡。首先，我们会在来水支流上建造拦沙坝——帕里亚河，小科罗拉多河，都要造。如确有需要，我们还会造更多。”

“总有一天水库会积满的，老兄。”

“我不接受。我不接受！”

“总有一天的。”

“总有一天！是，如果我们用地质纪年来算，可能总会有那么一天。鲍威尔湖总有一天会积满泥沙。我可说不上这要过几千年。到了那时，我们早就找出其他用水和发电的方法了。如果你总是用地质纪年来说事，我就这样回答。”

布劳尔随后给大家简单地上了一课介绍了加积现象——这是水库淤积满后糟糕现象的专用名词。泥沙随着河流下来，加积就发生了。泥沙沉积下来，并用一种可说是反渗的方式，向上游推展出许多公里，并且，加积平原还会以每公里零点三米的坡度向上游越堆越高——这是从那些现在已淤塞弃用的水坝上得出的数据。

布劳尔还没有把他的示意图画到一半，多米尼嘴里嘟哝了几声走开了，他穿上了睡衣，对着天边的月亮又骂了几声太空计划，然后，不再管布劳尔和那些多年后的沉积问题，安然入睡了。他仰天而卧，两脚叉开，就在土丘底下睡着了。

清晨五点。天空蔚蓝一片。气温是二十七度。布劳尔还睡着，双膝蜷拢。

清晨七点。气温三十一度。我们马上又要回到河上。多米尼正在科罗拉多河边刷牙。比奇，那个纽约怀特普朗斯区来的大胡子男人，踱步来到多米尼身边：“我见到上帝在今晨，在此地，给了我们干净的湖水。”

“谢谢你这么说，”多米尼答道。

布劳尔接嘴对着比奇说：“我想，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听到他讲话吧。”

比奇：“上帝予之，上帝夺之。”

说起来难以置信，虽然河水是在峡谷中流淌，这些貌似天然的水其实都经过了处理。就像香肠的猪肉在香肠厂里加工成肉酱一样，河水也在上游水坝的幽暗管道中进行处理。有比较，才有鉴别。正是怀带着这样的想法，多米尼几天前带着我们进入到他那无可辩驳的大手笔，这个格伦峡谷上的大水泥塞的内部去参观了一圈。我们先在天上看到了它，随后是从格伦峡谷的岩壁与它对望，在那种高度，大坝看上去脆弱并出奇地渺小。一股带着优雅弧度的水柱轻快地注入下游河谷，一边是蔚蓝一片，另一边是绿色的一条。我想不出哪一条国界的两边能有那么大的差别，能像这座大坝两边的水质反差那样分明。而这条前沿阵地还有类似海关的功能，由那些在大坝地下那个正圆形办公室里忙碌的人在管理着。他们都穿着短袖白衬衫，系着窄条领带。他们在记事板上做记录。每个人都坐在一圈办公桌内，而嵌满周围墙上的是数不清的仪表和开关，更多的仪表和开关。为了进入这个控制室，我们乘电梯往下走了一百五十米，进入大坝的内部，在电梯里，多米尼打破沉默：“大家都在谈论环境。我们是实实在在地为环境在做事。”他的眼中透着幽默。他领着我们走过一长条走廊，穿过一道铁门。铁门内的人都站了起来。从他们脸上的虔诚神态，旁人禁不住想起，美国在菲律宾海对日战役大胜之后海军马克米切三星上将步入司令旗舰列克星敦号航母机舱的情景。人们称上将为克米切。而在垦务局本部，大家在背后都管他叫克米切。站在那里，他一位一位地介绍了来宾。他问了鲍威尔湖的水位。

“幺零九零点三三米，长官。”

多米尼微微点了点头。他内心满意。当水位降低时，崖壁上那条环保分子称之为“澡盆环”的水库加固圈就会十分抢眼地暴露出来。而在一千零九十点三三米，加固圈就会被淹没。还有一件好事，就在当天——在鲍威尔将军首次探险来到格伦峡谷整整一百年的这一天——鲍威尔湖大坝将剪彩命名。

“下泄水量？”多米尼询问。

“每秒幺二三立方米，长官。”

“差不多，”多米尼说，“稍微低一点点。”操作台上，开关开合，手把转动，工作人员随时都在大坝的底下控制着一条河流。当时，他们的泄流速度是每十秒一千四百吨——用他们的行话来说，一公顷尺。

“我们有八台机组，”多米尼继续介绍，“如果我们要用峰值发电，就开全闸，下游就会巨浪滚滚。橡胶皮筏都要有执照才能经营，导游都要知道我们的泄水计划。”

然后，多米尼带着我们一路往下——乘坐另一部电梯，往下；沿着水泥旋转梯，往下；顺着过道，往下；再有一段阶梯，继续往下——最后我们来到了科罗拉多河原来的河床底下，到了大坝基底的最深处。离坝顶二百一十六米。“我可不想布劳尔转过身来说他什么也没见到”，多米尼这么表示——对此，我实在是心存敬佩：因为他带我们来的环境很难令人不往坏处想。这里遍地是水。水，沿着水泥转梯直淌而下。水，顺着过道漫流而过。水，从封顶不停地往下滴。壁面也在渗水。好几处地方，塑料布被贴在水泥板外。在底下，格伦峡谷大坝足足有九十一米厚。不过，压在它上面的是近三百二十公里的库水。它开裂了。科罗拉多河在往里灌水。“我们得搞几个荷兰人到这里来动点脑筋，”多米尼说道，“大坝还在固化过程中，还没完全完成。所以我们现在不做任何处理。我们很快会着手的。我们有一套再喷挤灌浆系统。这个主意是我在瑞士看到的。不过，渗水已经在变小了。渗缝自己会弥合也不一定。再说也不怎么严重。想叫科罗拉多河完全停下来，就是办不到。”

布劳尔看来不能决定到底是应该为渗漏感到吃惊还是该为不屈不挠的大河叫好。过道的顶上，已经挂起了乳石。我顺手扳下了一块。多米尼转头对我说道：“可不要让布劳尔看到，他又得说你在干扰自然过程了。”很明显，他对大坝自豪有加，深爱它的点点滴滴。“造大坝时，水泥并不是灌注的。它们是堆砌的，”他一边抚摸着光滑的内壁，一边慢慢解释，“水泥只是刚刚够湿而已——稠得没法灌注。就用震板把水泥堆砌到位。我们会定时取些芯样送到丹佛去做实验，看看工程队是否按要求施工。布劳尔伙计，为了巩固你我间的友谊，我用芯样给你做了对书挡。用格伦大坝材质做的书挡来夹住塞拉俱乐部的大画册，那是再合适不过了。怎么样？要不要？”

“我接受那些书挡，”布劳尔说道，“谢谢你的好意，伙计。”

主机房内，多米尼带我们走上了一个铁架平台，离开巨大的闪着白光的电机主轴不过几寸而已。主轴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在旋转，而站在平台上，却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震动。“平衡，”他的语气中充满自豪，“奥秘就在于平衡。在俄国，同类的平台一不小心就会震得你四仰八叉。我知道有这事。我在那儿站过。”他指给我们看那些直径巨大的钢管——压力管道系统——科罗拉多河的河水正经由它们从水库流向下游的河床。大峡谷汹涌不羁的河水，如今都锁在管道之中。

多米尼打开了一扇门来到室外——出乎意料，一大片开阔的平地紧靠着主坝的一侧。由此向上，一百八十米高的水泥坝体以一个很小的偏角屹立于前——在烈日下泛着刺眼的白光。就在这里，只是为了美观，多米尼不知从哪里运来了成吨的细土并种植了草坪，整洁而优雅。他把它叫做“足球场”，确实，它起码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游客从坝顶往下俯瞰，他们的眼光移过白色的坝身落到这块与周围极不协调的草坪上，在高坝的环境里十分抢眼。置身草坪，想到坝体的另一边就是无际的库水，恐惧油然而生。沿着四万平方米的凹面坝面上移，眼光被吸到架设在周围崖顶上、只能看见部分塔身的输电铁塔上。崖顶的铁塔，以一种似乎要坠落下来的角度直刺青天。“除非来到下面的变电平台往上看，你根本不能体会这个大坝，”多米尼开口说道，“俯视永远也不能了解。你得仰视。有时会有人从大坝上跳下自杀。他们没想到它根本不是垂直的。掉到这底下，连一整块死鬼肉都没落下。”

“我对那些自杀者的忠告是，要死，也得把格伦峡谷大坝带走，”布劳尔插嘴说道。

“去读《荒漠》，”多米尼应道，“165页。写书的人可比你彻底。”

日后我还真买了一本《荒漠》。165页上，该书作者爱德华·阿贝的愤怒在笔下倾泻：“随着那有史以来最美妙的爆炸，大坝轰然一声化为一堆瓦砾，散布在河床上。一座全新的激流潭形成了。让我们把它命名为多米尼瀑布……”

离大坝不远的一个瞭望台上，有一批人正在为大坝揭幕，白人，土著，他们都用大量的篇幅谈到一个似乎在千里之外的敌人；而该人正处身他们之间。亚利桑那州州长威廉士发言提及：“与塞拉俱乐部不同，我，热爱大坝。”大坝开始建造时，他还是个播音员，正是他，在当时把起爆仪式上的爆破声，一次次地向听众播放。

“尽管有塞拉俱乐部，这仍是一个美丽的湖泊，”随着话音，犹他州州长兰普顿手臂朝着水库的方向挥动。放眼望去，红色的岩体与蔚蓝的库水交集；蓝天之下，平顶山包绵延不绝；再往远处眺望，就是神圣的纳瓦霍山，伟岸而孤傲。远离瞭望台的下面，船只在水面上变化队形。滑板激起阵阵水浪。贵宾的讲台上，装饰着棕蓝两色的彩旗——蓝色是鲍威尔湖，棕色是往日的科罗拉多河。

“所谓环保分子就是些不想改变的人，”纳瓦霍土著议会的首领，来自大窗岩的雷蒙那杰做出结论，“鲍威尔将军一定会支持这个湖泊的。愿湖水永远充沛不竭。”布劳尔纹丝不动，但看得出他内心的波动。不难想象他此时的心绪。鲍威尔将军——这位探险家，勘探家，地理学家——早已谢世，根本无法说出他的所感所想，英语不能，纳瓦霍语也不能。

轮到多米尼了。“今天，戴维·布劳尔就在现场”，惊得观礼嘉宾差一点就掉下水库。多米尼继续发言：“今天，他不是以官方身份，而是作为我们的朋友，参加观礼。我们会在鲍威尔湖逗留几天，我想有个机会说服他。然后，我们会沿河而下，那就是他来说服我的机会。”

七年之前，我们能够沿着河床以一百二十米的高度往北穿越飞过格伦峡谷，今天，也是如此，只不过用了另外的方式。我们跨上了一艘灰色的六米长的船——船体的外形特别为高速设计，搭载着一台别克六缸引擎，对讲机，船尾黑体字为“美国政府”——并以二十海里的时速在湖面上漫游。三天来，我们激起的浪花溅落在黑红相间的岩壁上，仍露出水面的尖顶山和平顶山上。整个犹他州的峡谷区被一个蓝色的平面拦腰一截，创造出零落的湖面，极不自然又魅力非凡。到了午餐时，如果要找一块山阴之处，我们实际上找到的是离当初岩壁脚下一百二十米的山腰上了，虽然水面之上仍是岩石壁立——纳瓦霍砂岩。快艇绕着往日的山巅飞驰向前。我们来到了凯普瑞湾。当初那自然天成的半圆岩石高不可及的穹顶，现在已成为露出水面的一排排洞穴。

在引擎的轰鸣声中，多米尼扯着嗓子叫道：“除了多米尼，还有谁会在荒漠中造出一片湖泊来？看看，看看这片土地！既无植被，也无降水。根本不具备形成湖泊的自然条件和环境。看看，硬是造出了这片世界最美的湖泊。”

“从此以往，从此以往，再也无人，再也无人，能够见到当初的景致了，”布劳尔说着，伸出手来指向湖底。然后他开了罐啤酒。啤酒是放在一个冰盒里的，而这些冰正是用科罗拉多河的河水制成的——也算是科罗拉多河的一点印记。冰盒里装着几十罐啤酒和果汁饮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够十个男人喝的，可在这里不是这么回事。荒漠的太阳炙烤万物，地面的空气干燥得毫无生气。这些啤酒罐，几乎成了我们血浆的来源，我们一罐接着一罐，整日不停。我们中的美学家布劳尔实实在在喜欢啤酒的罐子。与他那些众多的追随者不同，他并不是简单地喜好某一个牌子。他对酒罐本身就十分欣赏——它们简单的柱状外形，它们精致的图像印刷。布劳尔内心对美感的冲动是如此强烈，它似乎会脱身而出。有时，它还会投射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望着远处山崖边的湖水反射着太阳的光芒，他把玩着百威啤酒罐，啜了一小口才开口：“没什么所谓的鲍威尔湖。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地方。这个水库的景色美丽惊人。一定算得上世界上最为美丽的水库了。伙计，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把水位维持在目前这个水平。”

多米尼笑了起来。他解释道，随着持续的储水，这个湖会越加漂亮。还要上升三十五米，随着水面的抬高，周围的景致也将改写。而最终的十米带来的变化才是真正惊人，因为在那个高度，大水将淹向峡谷区的纵深地带。

“在别处看不到这样的湖泊，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体会，”布劳尔叹息道，“可是，也没地方能再现此地当初的景象。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我在下面野营过一次。营地实在是漂亮。整个河岸，处处可说是营地。黄鹭，白鹭，野生苍鹭，一去不返了。它们的栖息地完了——河岸的泥滩没了。”

“我们谈到了好多美好的东西，事实如此，我承认。但是，你也得承认，即便是就风景而言，我们也创造出了新的景观。看那边，那边的山脉。”

“亨利山脉，”布劳尔解释道，“这是48度线以下最后勘探的群山。”

对于我来说，我还等着要看那个湖。“湖”，对我而言，是四周高地围堰而成的水体，岸线有些曲折缠绕，但总体来说，总得有那么一个中心，从这里，能看到四周围绕的岸线。其实，这是一种偏狭的观念，这是从萨拉纳克湖、苏纳庇湖、穆斯卢克梅贡蒂克湖得来的观念，这种观念使得我见到地图上的鲍威尔湖时毫无心理准备：地图上的鲍威尔湖就像人的经脉示意图。中间深深的那一道，就是格伦峡谷，科罗拉多河曾经在它的怀抱中流淌，现在却成了鲍威尔湖最无趣味的部分。而那些深入峡谷支系的狭长滩湾，才是引人入胜的去处——船只沿着弯曲的河道节节深入，渐行渐窄，两岸的风蚀岩面在湖水反光的映衬下，美不胜收。正是这些去处——深入砂岩的未知裂隙——深深困扰并使布劳尔哀从中来，我们现在乘船而游的两百米以下，正是他曾经的流连之处，当时那些木棉树下的浅水塘，实在难以忘怀。

在珐斯谷地，快艇悄无声息地在弯曲的石道中绕行，湖面一片寂静，全无生息。布劳尔打破沉默：“这个小峡谷过去是延绵的水塘，树木成荫，有木棉树和柳树。”

“全是些毒葛、曼陀罗，”多米尼插嘴道。

“连片的草地。水流潺潺，”布劳尔自顾自地往下说。

山岩表面，都带着被俗称为荒漠漆皮的氧化层，透着暗暗的蓝色，这种漆皮似乎总是从天上获取了底色。峡谷中，一只鹪鹩的鸣叫婉转起伏。“这才是最佳的音乐——本地特有，”布劳尔在继续，“过去在峡谷的泥滩表面有着大量的罗壳蟹，忙忙碌碌，四处觅食。见鬼，那真是过目难忘。”

“得失相较，我可不会为淹掉的东西惋惜，”多米尼这样说。

在喀斯喀特峡谷，在一块曾经是数百米高处的突出的岩石上，生长着一小片蕨树和苔藓。“看这空中花园，它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那么丰富的水源，”多米尼说道，“不过，十分可惜，就像我们的高福利政策，水，早晚要把它淹没。”

在布劳尔的记忆中，格伦峡谷最为美丽的地点要算是一处被称为戈壁大教堂的、四面以石墙围住的大岩穴。四面的石围墙向内拱曲，形成高高的几乎是对称抛物线的穹顶。它内部，大约有三千五百平方米的光景，草木丰盛，有柳树、耧斗菜和铁线蕨。而最为显眼的，是那一注不过尺把宽的瀑布，从二十米的高处，一泻而下，落入底下深水潭中，激起阵阵水雾。从水潭涌出的小溪，清洌如许，流过大教堂的中殿，汇入科罗拉多河。这艘美国政府的小艇现在进入了大教堂。多米尼关掉了引擎。水位已没到了一半高度，瀑布，也只剩下了三米。厅内有些凉飕飕的，美景难得——封闭的穹顶，瀑布落水的声响，石壁上跳动的水光，幽幽的回声。它，远在水库前就已存在，也会继续存在，直至有一天，库水把整个大厅慢慢彻底封没。

又有一艘游艇荡进大教堂。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位老人。他们询问我们是哪一个政府部门的。

“我是垦务局局长，”多米尼这样通报。

那个年轻点的男人轻呼一声：“上帝！”

“这里真是漂亮，”那位妇女说道。

“谢谢你。”

回到阳光之下，多米尼开始担心布劳尔那像熟虾颜色一样的皮肤。他说：“把一位野生动物的积极分子搞到这儿来晒爆皮肤，那可真是罪过。”

“我的红脸并不是太阳的缘故，是愤怒所致，”布劳尔答道。

“为我的破坏行为愤怒，”多米尼接了过来，“看见那个浮标了吗？那就是科罗拉多河的位置。浮标安在原先的河床位置。太好了。太好了。”浮标显示水深百米。

船载对讲机发出咔咔的静电声，公园署的巡山员在附近通话。其中一位提及湖面上有“不速之客”。

多米尼的牛仔脾气一下就冒了上来，尖声叫道：“混蛋！他们应该看看我们是谁！布劳尔，除了判断力不行，伙计你人还真他妈的不错。”

“除了偏见，我一无是处，”布劳尔答道。

冲浪游客呼啸而过，往南而去。“有些混蛋上这里来，一冲就是八十公里，”多米尼说道。

我们驶入原先是一片自然巨石的位置，巨石有个格力高利拱门的名字，现在已是在十米的水下。“如果我会游泳，我一定要在拱门上放一个花圈致祭，是我们把它淹没了，”多米尼转向布劳尔，“伙计，我们已经建立了友谊，那就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对格力高利拱门没怎么大叫大嚷？”

“我们并不知道有这地方。”

“谁都不知道。所以没人能帮得了你。”

“许多人迹罕至之处公众仍十分珍惜——正是这个原因大峡谷被救了下来。其实，格伦峡谷也能被救下的。”

“救下？对应于能在这个地方还是自然状态时就进入此地的每一个游客，今天，妈的，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能来到这里，沿水路而来，还有周围那么多小峡谷。这是你们几个人和成百上千的人在比较。小孩能到这儿来。八十岁的老者。还有那些走不了路的。”

“99%的人可以走。”

“我造这个湖之前，历史上有记录来过这里的人还不到六百个。”

“造了这个湖，人类把三百平方公里的自然栖息地彻底占为己有。”

“我喜欢公平，”多米尼说道，“给你看看我有多么公平，这么说吧：是我们破坏了格伦峡谷，是我们毁掉了一些确实美丽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带来了一些好处。”

“水。”

“对那些淹掉的地方你愿怎么抱怨就怎么抱怨。这里依然美丽，并且，大家都来得了。”

船只来到了拉比林斯峡，水面上，漂满椹叶针、碎浮木、泡沫塑料碎块、空啤酒罐、塑料的盖子塞头等等杂物。“在环保行业内，这叫做多米尼浓汤，”布劳尔解释。

还露在“浓汤”之上的大石块上，有几十个石坑，有些非常大。布劳尔静静地用手在空中划着圈，显示千百年来小石块是如何在漩涡的作用下在砂石面上磨出这么大的石坑的。他和多米尼出船上岸，爬进了一个大石坑。那个石坑足足有三米宽，五米深。在石坑里面，他们开始争论水面蒸发的问题——由于蒸发，有一部分水体免不了要损失掉。布劳尔强调，鲍威尔湖一旦满蓄，每年将有七亿四千万立方米的水将从水面蒸发掉。多米尼可不喜欢在他自己的领地里这样被下套。可以看得见他的内心思绪澎湃，就像那些在砂石上碾出石穴来的石块在来回撞击，最终，他还是没忍住：“甭给我胡说什么蒸发不蒸发！我们不把水蓄起来，这儿就根本没水可以蒸发。”

布劳尔绕开了这个话题，猛不丁又轻轻地来上一句：“蓄水，就是为了能发出千瓦电来。”

“我们不会仅仅为了发点电就从鲍威尔湖里放什么狗屁水的！”多米尼说。

布劳尔满脸不信地微微点头。他又找到了新题目，开始抱怨其他方面。他谈到崖面上那大量风化的沙面带——附在石面上的成百万吨的微粒——正随着水面接近它们扑通扑通掉入鲍威尔湖中。环保分子分析，鲍威尔湖正在慢慢地被这些沙填满。它的湖岸，也正在塌入水中。

“这东西遇水就化了！”多米尼扯着嗓子高叫，“你明明知道还在夸大！一真九假，就是你们环保分子的做法。水面抬升，这东西就像粉一样遇水就化。不稳定的材料去掉后，杰里科山脉并不会垮塌。山崖根本没倒下。”他爬出了石穴。

布劳尔指了指对面峡面上一些弯弯斜斜的划痕。“那些是楔形文字，千年前由上帝亲手所写。”

“是吗？那都说些什么？”多米尼说。

“上面写着，‘不要淹掉。’”

最终，那些浮标和浮式航标把我们领到了彩虹桥船坞，八十公里内唯一一处加水吃喝的所在。这里有一个由浮桥浮筒组成的浮岛，小店商人和国家公园署的巡山员就住在上面简易的棚屋内。由于水面还在不停上涨，并时有下降，没有其他可行的设计能在两侧坚硬的石面上造一个别样的建筑。在码头上，在由野营客、滑水客、巡山员、水务人员组成的鲍威尔湖社区，多米尼时高时低情绪化的一面，如果以前还没有充分体现，在这里可是完全展现了。他一来到没几分钟，消息就在游船间传开了。随着他在防滑的甲板上走动，大家把他看成一个神祇，无边蓝水的创造者。一个孩子跑过来要了他的签名。人们为了这湖水再三向他道谢。多米尼眨着眼睛，一边说该做的该做的。他还递给了我他的相机，说要记录下这个难得的事件。他把胳膊搭在布劳尔的肩上。

布劳尔想好了标题，“布劳尔举手投降”。

离开船坞，我们把船系在木头跳板上。这里正是鲍威尔湖和干涸的阿兹德克溪的交汇处。我们沿着旱谷的砾石往上步行了大约两公里。布劳尔和多米尼现在来到了彩虹桥的下面，他们又展开了他们间已经进行了十年的争论。

在那个陆地还在抬升的年代，山泉从纳瓦霍山脉汹涌而下，冲开砂石岩壁，形成了彩虹桥。大量的砂砾石块不断拓宽开口，向下延伸，成千上万年后，溪流终于开凿出了今天看到的石拱桥。厚厚的石壁透着红色，在蓝天的映照下显得异常巨大，容得下整座白宫。实际上，它就是地球上已知的最大自然石拱桥。鲍威尔湖蓄满后，库水将灌满彩虹桥下深深的河沟，并将达到离开拱底仅六米的高度。对布劳尔而言，除了亵渎没有其他说法。对多米尼而言，水最终会涨停在那里，不仅有些奇异，还是个可接受的巧合。

就此，国会举行过听证会，有人航空视察，有人徒步考察。布劳尔要求在下游造一座截流坝，把湖水挡在桥下河床的外面，在小溪的上游造一座分流坝，把溪水在丰水季节分流到别处，再用柴油泵抽掉水。站在庞大的石拱下，多米尼和布劳尔就像两只微不足道的虱子。两人还鬼使神差地转换了角色，多米尼指责布劳尔是个“金字塔建造者”，他的那些个截流坝和分流坝要花上二千五百万美金，还不仅是钱，对布劳尔想要保护的自然景观而言，桥下的一点静止水与几座水坝相比，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布劳尔指出，桥下的水会侵蚀它的基础。多米尼却强调，地质学家告诉过他，长期而言，静止水对桥基损害要远小于流水冲击的损害。布劳尔说他不相信多米尼那边的地质学家，并且，他还指出，多米尼没有考虑淤泥的加积现象，总有一天，门柱会陷入淤泥。

如果说有一个什么词多米尼不想再听的，那就是这个淤泥加积了——所有的环保分子都在告诉他这种泥浆会最终堆积起来淤塞水库。

“淤泥到不了这儿，老天！”他已在尖叫。

“会的，它会的，”布劳尔的声调平静而坚定。

“你说几年？两百年？”

“不。只要一百五十年。水利专家吕那·李奥帕德说过，在这里，淤泥加积将达到二十五米。”

“这只不过是他的说法而已。我说是瞎掰。你们这些环保分子，我们只是把这里变成大家可以来的地方，你们就说我们是在破坏彩虹桥。”

他们两个走了一段路，谁都没有开口，只是心怀崇敬地仰望着石桥。石拱的厚度达十二米。这足足可以支撑一条高速公路。只是令人惊异的是，声波对它的冲击比水的冲击更为有害。声波使它颤动。

从溪流的上游走来了两位登山客。他们身背包囊，从山路沿纳瓦霍山脉来到石桥，这段路可不好走。他们不过是大学生的年龄。一位是从贝塞斯达，另一位是从圣路易斯来的。众人握手寒暄，互通姓名。其中一位登山客问道：“你刚才说你的名字叫戴维·布劳尔？”

“是，”布劳尔回应。

“戴维·布劳尔？”那位男生重复了一次。然后，他轻轻地，似乎是对自己说那样：“是戴维·布劳尔。”

多米尼说道：“见到他真不错，呃？认识一下垦务局局长如何？”

大概是他们都来自密苏里和马里兰州的缘故，他们都不了解复垦意味着什么，或者，对这个什么局的局长是干什么的也不了解。他们也没有问。

“戴维·布劳尔。”

他们跟着我们一路走到水边，走到政府船的船边。我们的船驶离岸边，他们站在那里，看着布劳尔。直到我们的船转了一个大弯脱离了他们的视线，他们仍旧没有离开。我们又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一小会儿。他们仍然站着没动。

“支持者们相信先知是错不了的。”

“环保就是宗教运动。就是小团体。然后才有对所有信条的阐述。团体内大家只认他是对的。布劳尔就是带领信徒前进的先知。”

“塞拉俱乐部本身就是宗教运动。”

“如果哪个先知自己偏离了那又呆板又狭窄的方向，他就成了比敌对阵营中的敌人更为危险的敌人。”

“他已经被权力腐蚀了。”

“他已经成了他原先驾驶的那辆车前的挡路石了。”

“布劳尔必须要违反董事会的指令，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他曾经说过，他有着好几千志愿者在帮忙。他还说，如果他自己想做成些什么，那一定是一个人，而不是几千人。可悲的是，这正是最近几年所发生的事情。”

“权力结构断裂了，或者说有不服从的现象，就看你怎么看了。”

“近年来，他越来越不能容忍环保的对立面。他原来对环保事务的态度要灵活得多。”

“这正是塞拉俱乐部成员大增的原因。他把成员名单从七千翻到了七万。好多人，特别是年轻的，蜂拥而至。他们受够了那种四平八稳的立场。布劳尔过去还愿意听听另外的意见，现在他可是成了一把熊熊燃烧毕剥作响的火炬，他把塞拉俱乐部生生撕裂了。”

“他先前还不怎么傲慢，现在可不得了。”

“一言中的。”

“‘傲慢’这个词用得不准确。你不会说耶稣基督傲慢。当然，我并不是在作比较。”

“如果有点手腕，他就能避免当前的难题。可是他一意孤行。这个犟货。”

“他关心的是荒原。人怎么样他是不管的。”

“布劳尔身上，有一种伊甸园的纯粹主义风格，毫无疑问。”

“叫我就这么说：我情愿要布劳尔的恶，也不要他敌人的善。”

“他们正在把他变为一位英雄，那些自以为是的中产阶级。”

说这些话的人正聚集在旧金山德雷克爵士大酒店的帝国厅里——约莫有四五百，可说是人潮汹涌——他们都在等着宣告开会的木槌声，这将是塞拉俱乐部约翰·缪尔败选后五十五年以来最具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他们中有那些似乎刚从山里赶来，领口敞开，蓄着浓密胡子的男人，也有面容姣好，戴着发夹的妇女，还有一个梳着贝多芬式头发的广告专家，至少二十名记者，一位电视记者。上了年纪的人在这里占着优势，都是本地人，旧金山人——穿着全套西装、对于塞拉俱乐部1920年代的风光出行仍有着清晰回忆的老年银行家，也有些拄着拐杖气喘吁吁的老人，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感到布劳尔把他们的俱乐部发展到了无法辨认的地步，也就是说，他篡夺了他们的俱乐部。他们来，是闻到了鲜血的腥味。

“经济上他大手大脚。”

“一有反对意见，他就归于动机问题。”

“他不遵从董事会的意见。”

“最近二十年来，美国的生态复杂性日甚一日，布劳尔难辞其咎。”

“他是个勇于冒险的政客，就是政客。他博了，他输了。”

“他有自杀倾向。”

“他一直在往这方向走。”

“他热爱这份工作，但从来不守规矩，就保不住自己的工作。”

“他是玩边缘政策的老手，这次他玩过火了。”

“他为人羞涩，在大庭广众他硬逼着自己出头。如果没人管他，他可以有奇思妙想远见卓识，一旦太过拘束，他那坚强刚毅的性格就暴露无遗。”

“有时他又有点偏执狂。他总是说森林局、国家公园署、太平洋电气集团要搞他。我们一直对他说：‘除了塞拉俱乐部里的，没人要来搞你。搞倒你的，就是你自己。’”

“他会去干什么？他会去私人企业吗？”

“他先得开一家自己的华夫饼干店。”

在房间的一头摆放着马蹄形的长桌，面对着数百个折叠椅。大家一边等，一边在看当地的免费报纸。内华达塞拉山脉的一棵珍贵老树——就是那棵有一条公路从中穿过的红杉——倒了下来。报纸在头版上重新刊印了那张摄影家安瑟·亚当斯的著名照片——被称为沃沃那隧道树的照片——那张一辆皮尔斯艾罗牌的汽车车头在树洞之内，旁边还站着几个人的照片。大家似乎都被头版的照片迷住了，头也不抬。虽然会议的结局早已铁板钉钉，气氛还是有些紧张。布劳尔将被开除塞拉俱乐部的执行董事职位。即便是当场辞职，但“开除”是事实。执行董事是董事会的雇员，董事会现在要赶走他。真正的摊牌时刻在新董事会的通信选举时就开始了。布劳尔和他的铁杆也是候选人，但他们都没选上，只能认输。董事会里，布劳尔还有些支持者，不过，力量对比对他不利。布劳尔直到最后关头的今日仍旧抱着希望，希望十五个董事——虽然他们所表示的意向都完全相反——中的大多数还会要他留任，可是旧金山德雷克爵士大酒店里就只有他一个人还那么天真。不管最后的话怎么说，今天就是个裁撤仪式。

“随着自己功成名就，他对俱乐部会员的所思所想越来越不关心。我从未见过像他变化那么大的人。他已经有了他个人就是塞拉俱乐部的念头。”

“他是一个诗人、自然学者、政客的组合体，他是一个拯救环境斗争的通才。他坚忍无比，敢于穷追猛打。他相信要赢取斗争就要毫不妥协。免税额那事就可以看出他冒险的劲头。”

“塞拉俱乐部里没人怪他这样做。”

“斗争是约翰·缪尔的精髓。布劳尔认为塞拉俱乐部应该采取这样的立场，我同意他的看法。”

“他一个礼拜拿五天的工资，可是他五天要干七天的活。他的问题是不愿听话。没法跟他沟通。他又要代表一个组织，同时又要作为个人的所有权利。”

“他曾经是本国环保努力方面最有效的力量。现在仍然是。”

木槌响起。大厅静了下来。在马蹄形长桌上就座的可说是塞拉俱乐部高等法院的法官。

马丁·力登，作家。加利福尼亚州波朵拉山谷区。体态健硕，声音洪亮，对当前的做法心存反感。有勇气。他乘硬体船游历科罗拉多河。布劳尔支持票。

帕德里克·高德沃斯，生化学家。华盛顿大学。喜爱高山荒原，但不是钩绳登山客。北喀斯喀特地貌护卫积极分子。支持票。

爱略特·波特，两位世界级荒原摄影家之一。新墨西哥州塔色克市。医生身份。从未执业。支持票。

拉里·莫斯，核子工程师。加利福尼亚州塔桑尼亚市。白宫幕僚。没户外爱好。支持票。

雷蒙·谢文，最高法院法官。加利福尼亚州瓦力杰市。没户外爱好。反对票。

奥古斯特·福格，加利福尼亚大学印刷部主任。布劳尔在大学工作时的上司。没户外爱好。反对票。

维尔·西里，生化物理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山地客。1954年喜马拉雅梅喀鲁探险队共同领队。1952年登上秘鲁布兰卡峰。1963年珠穆朗玛峰。反对票。

“尽管说什么经济上不负责任，什么不听指令，问题的症结是山地客内部的较量。维尔·西里那帮人。山地客都是个人主义者，是独行侠。布劳尔是个人主义者，是独行侠。”

“布劳尔是山地客。”

“曾经和他一起攀登的没有一个人还是他的朋友。”

“他们全部转身攻击他。”

“说到爱恨交加，没有比山地客内部的爱恨交加更强烈的了。”

菲利普·贝利，律师，登山客，山地客。年龄，三十。伯克利长大。整个少年时代，是布劳尔家的常客。布劳尔教会了他攀登的技术。布劳尔和贝利曾经有一次试着由新的方向攀上塞拉山脉的克莱伦斯大帝峰。布劳尔踢落的一块石头砸中了贝利。猎鸭者。反对票。

理查·雷奥德。塞拉俱乐部前主席。长布劳尔四岁，长年密友。在伯克利时和布劳尔是邻居，在旧金山米尔办公大楼时也是。是布劳尔参加塞拉俱乐部的介绍人。布劳尔当选俱乐部执行董事的提名会员。反对票。有传说是反布劳尔力量的主要推手。律师，登山客，山地客。

在马蹄形长桌的顶端，雷奥德面无表情地对着整个大厅。他似乎是个从未情绪失控或者表情失当的人。当马丁·力登一把抢过话筒高声尖叫“本次选举充满诽谤、充满伪证、充满欺诈”时，雷奥德回头看看，仍是不动声色。雷奥德身材短小，并不讨人喜欢，不时干咳几声。以往的登山经历丝毫没有影响他现时的正式身份。和布劳尔——曾形影不离——一起攀登过的山，数都数不清。从现在的座位上雷奥德能够看到人群后的布劳尔，他就站在远处，头颅上仰，一头白发在大厅中引人注目。谁都猜不透雷奥德此时此刻的想法，不过，与他在数小时前私下评论中透露出来的心情，大概所差无几吧。

“在早年，布劳尔是我们俱乐部绝对优秀的领导人。他不屈不挠，一往无前，还有一点我特别要强调，彬彬有礼。后来，他有了种老好人干不了事的想法。他开始责难其他所有人，森林局，公园服务署，议员。他似乎感到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董事会通过决议，要他依据事实来展开宣传活动。但是，一次又一次，他完全不顾董事会的决议。他似乎觉得只有他才知道什么对塞拉俱乐部有利，什么对环保运动有利，而董事会无非是路上的绊脚石。他的动力的源泉之一就是整个地球在快速败坏，必须要出手处理。正因为如此，布劳尔无论在哪个组织，都会毫无节制地投入所有资源。他会说：‘我们不再节省几个小钱，我们要拯救地球，’然后在没有董事会批准的情况下花上三万来块美金再做一轮广告。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他个人从未拿过一个子儿。只要一看他的屋子就明白了——破旧不堪，用个铝盘在接雨水。他的理想是崇高的，但他的天真率性会毁了这个俱乐部。他相信，即便他把塞拉俱乐部搞得破产了，那也是为了一个高尚的事业。机缘巧合，他也是一个技术高超的登山客。我们开始在一起爬山时，他才二十一岁，我二十五。有时一连数星期，我得依赖他的判断和能力才能存活。那一次在加拿大卑诗省的冰川带一起度过了三周，睡在六百米厚的冰层上。布劳尔雪盲了。他把戴墨镜看成是虚弱的表现。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可以适应太阳光。太阳光会使白蛋白像煮鸡蛋一样凝结。他的眼睛被包住有两三天。我想，他感到自己要决定眼睛治疗的问题。你知道的，他也相信那种自我兑现的理论。雪球行为理论。车到山前自有路。天意一直眷顾着塞拉俱乐部，它会持续这样，布劳尔是这样想的。我们要救下塞拉俱乐部，就是这样。”

理查·希尔，物理学家。内华达大学。无特别户外经验。反对票。

保尔·布鲁克，环保方面的作者。马萨诸塞州林肯市。《霍顿米福林》杂志退休主编。划艇运动爱好者。把老婆称为“桨杆护手”。家里的抗风暴护窗都是他安装的。反对票。

艾德嘉·维本，旧金山开业医生，在佐治亚州梅肯长大。塞拉俱乐部主席，一直以来是居中调解的主要人士。对他，布劳尔是个“有创造力的天才”。反对票。

梅纳·蒙杰，地产商。加利福尼亚州拉法叶市。并无户外活动经历。用一张自己在皮艇中的照片竞选董事会职位。深信塞拉俱乐部能提高他本人的形象。反对票。

安瑟·亚当斯，享誉世界的另一位荒野摄影家。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市。1933年在上塞拉山脉徒步旅行时与布劳尔相遇。长年来与布劳尔有着个人和专业上的紧密联系。反对票。

亚当斯，身材魁梧，一脸黑须，了解某种大厅内除一人外都不了解的细节。在那棵大树下，在皮尔斯艾罗牌汽车旁，就是登载在今天报上头版的安瑟·亚当斯照片里——并不醒目，也看大不清，但确实存在的是一行标题“巨人陨落”。

吕那·李奥帕德，水利专家。华盛顿专区。思维敏捷，口齿伶俐。科罗拉多河专家。河流淤积专家。雪地猎人。《砂郡年鉴》作者阿尔多·李奥帕德之子，该书是现代环保生态文学上的里程碑。

支持票。

用来处理当日主要议项的时间还不到在墙上贴一张告示的时间。蒙杰主席向西里点了点头，西里谈到布劳尔是“本世纪环保运动最为杰出的精神领袖”。他进一步补充：“但是，两个巨人在交手——一边是塞拉俱乐部，一边是戴维·布劳尔。我提议接受他的辞呈。”

在一片嘘声中，理查·雷奥德附议。

说起来难以置信，站在大厅后墙边的布劳尔到现在还抱有希望。可能还会变。

支持？十票。反对？五票。通过。

用柔和又充满感情的声音，布劳尔宣读了一份毫无棱角的告别辞。以其声调而论，他更像是在为围坐在篝火旁的孩子朗读故事。然后，他离开了大厅。

“扩张中的裂隙”就是他描绘本次事件的用词。一个微不足道的地区小组织成长为国内国际环保运动的一支生力军，每一步，每一程，都有人想叫它停下来。布劳尔已经看清环保避无可避地将是全球超越单个国界的一项事务，以污染控制和人口控制为其主轴，维护荒野为前提。反对他的最有力的理由，他自己也并非完全不同意，那就是，如果塞拉俱乐部要达成某种目标，那么这些目标必须明确有限。而布劳尔，此时已是在追逐危险的平流层外的恒星了。钱，是要搞。钱，也从没断。

德雷克爵士大酒店会议后的几个月里，布劳尔一有空就跑去荒野地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去找回他的目标。在其中一次这样的旅行中，当他在内华达的塞拉山脉毫无目的地漫游时，他感到自己被引到了南约塞米蒂的一个山谷中，那棵巨型红杉倒地之处。

大树的倾覆毫无预兆，惊天动地。巨大的冲击力把这庞然大物像陶器一样敲成碎片。有好几处，大约以十几米的间隔，树身彻底断裂，内部的木质暴露在外，就像暗红的砖块。上部的树枝深深嵌入地下。红杉松果俯拾皆是，布劳尔挑了几个。“不得不说这个冬天对你我都不好过，”布劳尔对着大树嘟哝着。他从旁边爬上了横倒的树干，站到了上面，离地已是三层楼面的距离。他从松果中抖出了一粒种子。松果不过是像一个核桃那么大，而那纤弱的种子，包在护翼一样薄薄的纤维之中，不过十来毫米，透着银色。布劳尔对着树下朗声说道：“就是这颗种子，能长出一千四百立方米的木材，能成活三千五百年，”“它知道如何形成锥形树冠，如何设计根系来对付盐碱，如何把水分运到九十米的高空。就是这颗种子，已经这样生存了九千万年，从未进过什么植物学校。”他在周围看了看，想找出为什么这棵树会倒下。下部的树洞是在清理1881年一场火灾留下的疤痕时挖出的，当时仅能供马拉的大车通过，到了20世纪中叶，开始供汽车使用。但是近年来，车辆越造越大，不得不在一旁新造一条车道让那些无法从树洞中通过的车辆使用。这条新路是在大树倾倒方向的另一边——在那边，树的根系被轧断了。“对一个生物生命力的蚕食，”布劳尔得出结论，“一定是震天巨响，轰然而下。底特律又赢了。”

230界碑。我们现在正在一大片平静的水面上。鬼见愁湍流滩还在下游十五公里处，但是，整个上午，皮筏上大家都避免谈及。人们提到它名字时，就像躺在急救室的担架上谈及伤势一样。我们先前已经到过其他湍流滩——卡纳滩，玛卡塔米巴滩——不过所有人的思绪已是集中在鬼见愁上了。

“按《游河指引》的说法，短短两年内无一人在鬼见愁丧命，”有人开了个玩笑。

“地图上标着低水位时鬼见愁十分危险。”

“桑德森，今天水位如何？”

“低。”

“现在的水位是受调控的。我们今天的河水是上周日释放的水，”多米尼向大家解释，“在调水的条件下，这已是它最低的水位。到了明天，周一的释水就会赶上我们，情况就会改进。”

“谢谢你局长先生，不过，周一的释水对我们今天的情况又有什么帮助？”

“就地宿营，”有人提议。

“现在只是早上十点半。”

“我不管。”

“河水被捆住了手脚，不过，它还在流淌，”布劳尔说道，“如果局长今天变成落汤鸡，那可是自作孽。”

桑德森关掉了引擎——噪声极大的外挂机，用来提供一点点动力并在过湍流滩时增强点皮筏的操控力。我们在无声无息地滑行。

布劳尔注意到了一段浮木，搁在十二米高的一块凸石上，都晒得褪色了。“看见了吗多米尼，在你把它截流之前，河水有多高？”

“妈的，我可从来没截流，我是接流。每年倒要有十个月这里连煮个鸡蛋的水都不够。我的水库才让它回归生息。”

多米尼开始谈起水坝。对他而言，整个世界就是由河流勾连而成的。在他眼里，没那么多国界疆域，遍地就是河流，而他的心绪，追随着河水，去找建坝之地。在世界上所有河流中，最使他手痒难禁的得算是湄公河了。湄公沿岸，有好几处，可说是标准的淡水地中海的地形——巨大的地理盆地，由细直的河道相连，等着蓄水的日子。“妙不可言，妙不可言的河道，”他总是这样说。他把它与新南威尔士州的玛朗比奇河作对比，在那儿，澳大利亚人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来建造他们所谓的雪山水电体系——“那么多功夫就为了这么几杯水。”布劳尔提醒多米尼水坝会破裂，并提到了1963年意大利的那次灾难。“水坝没有破裂，”多米尼告诉他，“水坝没有破裂。坝高是二百七十五米。在它的上面是一座花岗岩的大山，顶上是垃圾。垃圾掉落到水库里激起了一百二十米高的浪花，往下游一涌而下并致死两人。水坝还在那里。它扛住了。一百二十米高的水砸在它上面，它扛住了。当然，现在是不能用了。水库全是垃圾。”

“你的水库也会的。鲍威尔湖有一天也会充满淤泥。”

“哦，上帝！老兄你讲点道理。”

“哦，上帝！多米尼兄弟，你讲点道理。”

“布劳尔伙计，你是否支持过任何一个水坝，一次？有吗？”

“有过。我出具证词支持喀富喀河上的诺尔斯大坝，蒙大拿州的。当时国家冰川公园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威胁，我认为这是一个解决方案。你造坏过大坝吗？”

“如果你真想知道，造坏过。布劳尔，我不怕对你讲实话。那是猫头鹰溪，靠近怀俄明州的温泉城。在溪流的某段上做的地理实验结果不错，然后在往上游的一段地方造了大坝。我们汲取了这个教训。从那以后，哪儿实验哪儿造坝。大坝下面，库体下面会形成空洞。我们发觉一个塞住，就会冒出另外两个来。塞子还会松脱。水库就是蓄不了水。过两天我来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布劳尔。我来告诉你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打错了一个阀门，把古奇大坝内部弄得水没金山。”

“我听得够多了。”

多米尼和布劳尔要来了三明治，打开后，都迫不及待地张口往里塞。布劳尔现在攻击多米尼的是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市附近的一个大坝项目，该项目正在威胁着北美四十五种秃鹰中三十九种的生存机会。“谁都不愿看到哪种生物灭绝，烦心沮丧，”布劳尔谈道。

“秃鹰在乳齿象的年代就已存在了，”多米尼说道，“它是史前的遗迹。它要靠着跳降才能起飞。它的体型如此巨大，叫一个孩子拿杆气枪就可以打到它。它完了，造坝不造坝都完了。你划个两百平方公里给它，还是玩完。它完了。没什么机会能存活。它活得下来当然好，可是我不认为这个项目对它能有什么屁影响。”多米尼大口地喝着啤酒。他脱掉了他那鲍威尔湖帽，把头发拢了拢，再戴上帽子。不晓得现在他是否想到他华盛顿办公室里的那个推土机比例模型。推土机里就坐着一只秃鹰——也是一个橡胶的比例模型，就在驾驶座上。

不过，多米尼的思绪在别处。“那个在肯尼迪宣誓典礼上朗诵诗的老头是谁？就是那个白发吹得乱哄哄的那个？”

“罗博特·弗罗斯特。”

“是是。他和我一起去俄国。我是去看些俄国水坝，他是什么文化交流，我们坐在隔壁，一路到莫斯科。他喋喋不休，我不停抽烟。最后他开口了：“这么说你是造水坝的。造那种庞然大物——涡轮机，发动机，蓄水。”然后他又开始为我做起诗来了，就在飞机上。他是这样说的：“转啊，转啊，转……造啊，造啊，造……发电为人民……为人民……”

“整整一天，弗罗斯特在回忆他的儿童时光，他还问我的，我就告诉他我出生的那个小镇小到出镇和进镇的路标只有一个。土地干得就像隔年的老玉米。从来见不到比人工水灌地更好的土地。天啊，那些地真是。他又问了我的家庭，我告诉他我们在弗吉尼亚的农场，我儿子和我两人如何一天之内安好了三百米的围栏。我是这样告诉儿子的：‘我教你怎样干活，你教自己怎样玩。’”

皮筏已经过了卡纳滩——水头有两米高，全是浪花——我们都湿透了。峡谷中有些寒冷。一片云——这种地方特有的现象——遮住了太阳。我们浑身发抖。太阳一遮住，气温立马往下降。火炉关了，衣服也干不了。还好，云看上去只有这么一块。

230界碑。“就是这里了，”布劳尔说道。他手里拿着地图。两旁的石灰岩崖壁一点也没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就是在大峡谷里而已。“我们正在进入水库，”布劳尔高声宣告，“我们已在多米尼湖上漂流。”

“我的耶稣，”多米尼动了动嘴唇。

“什么水库？”有人问道。布劳尔解释了。多米尼想在下游一百四十九公里处造一个水库，静水区就要推到河流的这个位置。

“是这样吗，局长先生？”

“不错。”

云开日出，我们立即又感到浑身暖洋洋的。其他的游客都陷入沉默，在回味布劳尔刚才所说的。

“你的意思是库水会淹没鬼见愁？淹没哈瓦斯河？淹没熔岩瀑布？淹没我们就要去访问的所有地点？”一个男人问多米尼。

多米尼抬手抓住他那鲍威尔湖帽的帽舌，往下拉了拉，戴紧在头上。“是，”他答道。

“我要思考一下。”

“我也要。”

“我也是。”

其他游客似乎都炸了锅一样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多米尼再三保证，新的湖泊仍将十分漂亮，一如鲍威尔湖。并且，多米尼补充说，保留地就在坝址旁的霍拉派印第安土著将获得百万美元计的补偿，同格伦峡谷的纳瓦霍族得到的优渥补偿相当。新的水库将会被命名为霍拉派水坝，水库也叫——不管布劳尔的幽默如何——霍拉派湖。

“在此时此刻，我想郑重提出，我们在48度线以内不要再碰任何地方，”布劳尔提出意见，“无论是小岛，是河流，还是高山荒原——不要再碰了。目前还没被触碰的，就让它永远如此。这是一个极端的说明，但只得这么说。”

“关于这一点，朋友，还得商量。”

其他人看看布劳尔，看看多米尼，拿不定主意。总体而言，他们的反应并不是出于本能。这些人不正是自己被此地的美景吸引，乘上皮艇，沿河而下吗？可就是这些人也都住在附近的社区，电力能源全靠着科罗拉多河。他们，像其他人一样，难以取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要想一想。在新泽西家中，我来到孩子的学校，问教室里一群四年级的学生，让他们面对着巨大照片上的佐治亚州的迷人海滩，考虑一个问题。“你认为这里应该造房子呢，还是不要碰它？”小手高高举起，拼命挥动。“造房，”一些学生叫道。其他的反对造房。五十对五十。“这个呢？照片上的宏伟山脉是在华盛顿州的荒原深处。山底下有着铜矿。”我列举了铜的用途。投票仍是不分上下。一位刚才选择在海滩上造房子的黑人孩子，说：“采铜。”我拿起了一本塞拉俱乐部的展览版画册，翻到《逝者如斯》那一页，给他们看大峡谷中科罗拉多河的照片。有些孩子要在河上造水坝。水坝带来电力和水——照明和食品。投票仍是差不多五五开。

在布劳尔做西斯廷教堂淹水的广告后，多米尼反击了。他搭乘直升机沿着科罗拉多河，手拿相机吊在一个挂在机门外的网兜中。他叫驾驶员将直升机停在230界碑处的沙洲上，对着河面拍了一张照片。沙洲的高度是海拔五百七十一米，他叫驾驶员就以这个精确的高度往河的下游飞，从沙洲到霍拉派水坝坝址，他自己则一路照相。（“可怜的驾驶员，他的桨片快要刮到两旁的岩壁了，他紧张得要命，我叫他停在那里。”）到了坝址，直升机已是在六百米的上空。多米尼带着他的全套照片来到国会。“布劳尔说我们会毁了大峡谷。我们就来看看是否会毁了它”，他这样开场，并显示，即便是像霍拉派湖的长度，对整个大峡谷而言，只不过是十一公里宽两千米深的一小段隐秘的河道而已。他告诉议员们，无论从大峡谷国家公园的哪一个公众瞭望台上，都看不见这个湖。“见鬼，我对这条河的了解，要远高于国家公园服务署，高于塞拉俱乐部，高于任何人，”他以此结束这个故事，“我把照片带去国会，因为我相信这样球就到了对方的场子里。他们想来玩一把，行，他们想放弃，也可以。”

我们已经经过玛卡塔米巴滩，绕过了一道河湾。桑德森又关了马达，我们在这平静的长长河道上稍事休息，河道尽头，便是鬼见愁湍流滩。谈来谈去都是“最后一公里”，“低水位”，“彩虹尽头”，如此等等，不过这都是些恐惧闲聊，对未知的夸大而已。

“好啦，这就到啦。这种皮艇应该能过得了尼亚加拉大瀑布。”

“过得了。只是无一生还。”

布劳尔递给多米尼一罐啤酒。“最后一罐了，”他说。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峡谷中凉飕飕的。太阳又被云遮住了，气温只有二十五度。云层马上就会离去，气温几分钟之内又会达到三十多度。

“为鬼见愁干杯，”布劳尔说着举起啤酒，“愿好人常胜。”

鬼见愁开始之处的落差是如此之大，我们在上游一百八十米处所能看到的只是等待吞噬的大口——前突后涌的白浪。桑德森的马达打不起来了。“这个油不行，”他向大家解释，“河水也试过了，不行，还是起不来火。”随着皮艇慢慢往下游靠去，桑德森在修他的马达。一百二十米。他拉动启动索。没有声音。整个船上的人也了无声音，除了随着啤酒罐打开的那一声嘶……。多米尼又开了一罐啤酒。八十五米。桑德森打响了马达。他把皮艇驶向岸边。按规定，在乘皮艇过鬼见愁之前，一定要先去看一下。

我们全体下了船，跟着桑德森走到湍流滩的岸边上。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足以去除头脑中原先具有的科罗拉多河是由百里之外、操纵台前、穿着干净衬衫的工人所控制的印象。他们是在那里，湍流滩就在眼前，轰鸣不止。关键是自然力。靠右边，有一个超大的坑穴，约有五米深，几米宽，往里灌注的就是一个小型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每秒有成吨的水往里灌。靠左边，坑穴往后，是一块巨大的岩石，在白浪冲击之下，魏然不动。高水位必然会淹没整个坑穴，也会没掉部分岩石，但今天远不是这么回事。

“桑德森，我们今天怎么过？”

桑德森说得非常缓慢，为了要盖过水流的隆隆声，他把声音提得很高。“我们要进入这个坑穴的10%。太多，我们就会掉到坑里去，太少，我们又会撞到岩石上。”

“坑底是什么，桑德森？”

“是橡皮筏，”有人答道。

桑德森微笑了一下。

“桑德森，两年前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

“噢，有人驾着橡胶充气浮艇过这湍流滩，浮艇被石头撞成两半。他的救生衣绞在了船索上，淹死了。”

“我们这个皮筏会怎么样？”

“这个，有些部分会打穿漏气。那我们就要在下游停下，把它缝起来。我们带了个充气泵。我们用尼龙线，用一个皮扎和一个弯针来缝，有时也用得上强力胶。”

“环保作家华莱士·斯特纳认为，由于格伦大坝，这条河已经死了，我不这样认为，”布劳尔说道，“看看这里，看看。我们一定要让它活着。一定要活着。没有其他选择。”

“我只想水再深一点的时候过湍流滩，”桑德森说着，似乎是他的第一次过滩。

“你如果能在这里等二十四小时，我来给你安排，”多米尼说道。

桑德森：“还是走吧。”

我们回到皮筏，滑入河心。皮筏有些不稳，向湍流滩驶去。“喂，”多米尼叫道，“布劳尔人呢？喂！我们掉了一个人。队伍分开了。他不是也过滩吗？”船已荡出十多米远，布劳尔留在了岸上。多米尼还在继续嘟哝：“呃，我发誓，发誓，他不跟我们过滩了。”鬼见愁湍流滩把我们越拉越近。

随着猛地一震，皮筏跌入水坑的边缘——天知道是百分之几——皮筏几乎一折为二。船头船尾现在几乎对折。河水劈头灌下。又是一个浪峰，再现那种跳格慢动作的情形。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速度，而是水的力量，压得人无法动弹，甚至无法估计到底有多大的水的力量，足可一下摧垮许多游人的水的力量：可是我们却毫发无损，因为我们是这力量的一部分，是皮筏的一部分，是河流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从坑穴的另一端浮出水面，我们浑身湿透，但躲过了巨石的獠牙。

“户外运动的老大！”多米尼压着喉咙说道，“户外运动的老大！”他抖掉了他那鲍威尔湖帽里的水，“户外运动的老大穿着一件他妈的救生衣站在干燥的岸上！”

已在平静河段的皮筏驶向岸边，已经绕过湍流滩的布劳尔正站在岸边等着。

“看在上帝的分上，多米尼兄弟，不要多说了。”

“天哪，我都不敢想象，我做梦都不敢想象。一旦打仗他会怎么办？”

皮筏轻推靠岸。多米尼：“布劳尔，怎么没跟大家一起过滩？”

布劳尔：“我是个胆小鬼。”

《上塞拉山脉攀岩手册》（塞拉俱乐部1954年版）列出了由布劳尔首先登顶的内华达州塞拉山脉地区的三十三座山峰。“箭头峰，1937年9月5日由戴维·布劳尔和理查·雷奥德首次登顶……冰川峰，1939年5月28日由拉菲·贝德扬、戴维·布劳尔和理查·雷奥德首次登顶……兄弟失散峰，1941年7月27日由戴维·布劳尔首次登顶……”塞拉山区，所有高于海拔4200米的山峰，布劳尔都上去过。有一回，他星夜启程，凌晨三时登上亭戴尔（海拔4274米），清晨七时威廉圣（海拔4384米），到中午，他已站在巴纳德峰巅（海拔4268米）。他在那里吃了午餐——坚果，葡萄干，杏果干——然后和衣而眠。他常常会去山顶上睡觉。他也会去找冰块，从花岗岩的缝隙中把它们一块块抠出来，吸吮着解渴。如果天气不错，他会在顶上花上一个半小时。“山顶可说是反绝景，”他这么说，“关键是上山。总有这样一个时刻，你感到大山已在掌控之中。你把诸多因素都一一考虑。在心中你已把路径记得滚瓜烂熟，翻来覆去。最终，还是要靠上帝的引导。山脉，说到底，是他创造的。这可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省悟。如果这次你登不了顶，那你就得回去，再在心中慢慢琢磨。可能行，可能不行。几个月后，一年，或两年后，你再次启程。”当布劳尔试图在俜那克石峰阵国家纪念区攀登单块巨石巴斯克斯巨石时，像其他许多登山客一样，他没能成功。这块单块石的表面光滑得像打磨过一样，布劳尔甚至连地面都没离开。最终，有人想出了登山的办法，但是很可惜，当初的情况是，还是没人能登上山顶。布劳尔听说此事后，他在打字机上打出了一张说明是由他首次登顶巴斯克斯的字条，并把它塞入一截小铜管。在他的脑海里，他像带着地图一样能够看清前进的路径。他先来到俜那克石峰阵国家纪念区，然后动身攀登巴斯克斯巨石，没有丝毫停顿犹豫。在山顶上，他为那截小铜管堆起了一座石冢。在1939年，布劳尔有一次带队去登帆板岩，先前起码有十支登山队尝试过并都败下阵来。帆板岩海拔2200米，在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中，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活像一个竖着的帆板。布劳尔对着帆板岩的照片已经研究了好几个月，并计划了一条复杂，看来又不实惠的路径——从一面往上四分之三，然后在背面往下走一长段山路，然后才从第三个方向，也是最后一面，登顶。这就是整个登山过程，自始至终，一气呵成。另一截铜管。“我喜爱山脉，我喜爱花岗岩。我特别喜爱塞拉山脉花岗岩的手感。攀登蔷莫哥勒斯峰时，那里花岗岩的触感就像约塞米蒂的花岗岩，十分自在。另一次，还是在塞拉山脉，那时还在学爬山，我当时攀爬在一条岩沟的石壁上，我把双手和一个膝盖放到了一块山石上。那块山石松动了，掉了下去。它掉下二十二米，砸得粉碎。我的一只手一下就往上弹了出去，就两个手指，我钩住了一块岩石边。我爬了上来。我坐在那块岩石上，想了好久。我怎么就那么蠢——把全身的重量压到同一块岩石上？我的内心，总有着要到上面去的冲动，我总想到顶上去看周围的景色。360度的景色不是常有的。我喜欢回想哪些地方我已到过，同时找出新的攀爬地点。”

250界碑。谈话的题目已经变成熔岩瀑了，虽然离此地还得有约四十公里的路程，经过鬼见愁后，这又是一个关头。在湍流滩的评级表上——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份正在仔细研读——等级有“微波”，“大浪”再到“不推荐”。鬼见愁，杜本道夫属于“大浪”级的。在“不推荐”一栏中，只有一个湍流滩：熔岩瀑。

“桑德森，评级对吗？”

桑德森乐得咧嘴而笑，他说话的语调如此缓慢，似乎沉浸在回忆之中：“和它相比，其他不过是些儿孙辈，”他继续，“落差很大，还有许多滑石，几个像鬼见愁一样的坑穴。真的要仔细盯着湍流滩看，那些坑穴会移动。”

在一片平静的汇流处，皮筏靠到了一大块突出的悬崖下。熔岩瀑的话题歇了下来。四十公里可是很长的一段水路。从一条穿透整个悬崖的裂缝中潺潺流出一股不大的呈淡绿色的泉流，汇入大河。缝隙不大，泉流似乎直接从砂岩中流出来的。实际上，它已在悬崖中绕行一长段距离，不为人见罢了。泉水清澈，在深暗的科罗拉多河中，宛如一眼淡绿的水井。大河虽然不再是混裹着那么多砂石的老红河，但河里的沙土量足以使它水体浑浊。小溪水底的卵石清晰可见，并为水流所放大。布劳尔：“游上一段，看看到底是哪里来的。”

布劳尔和我登上悬崖，溯流探索。不大的水流在岩石间绕行后，深不过一米而已。水质是难得的清澈，我选择游泳。皮肤有点冷，不过总该有二十四度了。还是比空气要冷。山崖上，光线昏暗，流水的回声隆隆不绝。往右转，往左，再往右，左——这个有着一泉清流的巨石迷宫，无论源头何在，本身就值得一游。不过，绕过了这段，前面更是令人屏气敛神。两边的石壁豁然开朗，进入一连串的小瀑布，再往上，水色涟涟，来到更为宽阔的山谷，溪流在其中，形成梯田般的阶梯，河塘接着水帘。有些水帘瀑不过半米光景，也有些一米、一米半的。它们连串连片。那些河塘可深达三米，在水帘的冲灌激荡下，一池漪澜。围绕在漫水中心外的池水是蔚蓝色的，一圈圈往外，慢慢转为淡绿。这，就是哈瓦苏峡谷，哈瓦苏族自远古而来的家园。哈瓦苏的意思是“蓝绿水畔的族民”。我们从一个水塘攀入另一个水塘，再游到尽头处，任由瀑布冲刷我们的肩膀。一里又一里，池塘、水帘环环相扣，无穷无尽。沿岸山谷的崖壁红得透亮。由山顶而下，三分之二的山坡一片砾石，寸草不生；其下，生命才慢慢萌发，仙人掌，刺梨，星星点点。海拔越低，仙人掌渐渐浓密，阴影下，水生植物始得繁荣。水柳，红棉，猫尾草，水葫芦，渐渐连成一片。哈瓦苏族人在此地已生活了成百上千，甚至是上万年，他们的人口仍保持着大致的稳定。大约有两百来人。在冬季，他们采集峡谷中的坚果，到夏季，他们在峡谷中种植菜蔬。他们的生活地点，大概从科罗拉多河算起沿哈瓦苏溪往山上二十公里。蓝绿池塘旁的山岩，长满了青苔。这些青苔柔软细密，踏在脚下，有如丝绒地毯。水平面下，也有青苔生长，上面沉淀着钙灰，一如珊瑚。溪流钙质丰富，而这正是哈瓦苏峡谷巧夺天工之美的物理来源。这些钙灰——结晶碳酸钙，形成并维护着这片池塘、瀑布，生生不息。在每个台阶的边缘处，钙灰形成自然围堰。一级级的围堰阻止了溪水向山坡低处自由流淌。围堰透着灰白，十分对称，媲美细石匠的精致手工。它们大多是半米到一米高，带着斜度。它们顶面光滑平整，约十厘米厚的堰壁仿佛都用尺量过。布劳尔在观察两边的红色崖岩。他坐在围堰上，脚浸在水中。我坐在他的下面，在绿水区中划着水。他说：“如果这儿有个哈瓦苏大坝，或造一个起来，你刚才游泳的地方可就是在水平面三十米以下了。”该回科罗拉多河了。我游向围堰边，跳入下面的一个池塘，再游向下一个。游泳，跳水，再游，再跳——足足四公里。十分尽兴。多米尼已经等在了下面。“的确山清水秀，”他说，“我知道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条河谷，这是大西部最美的河谷。”

275界碑。在一个叫做通道峡的小湍流滩，我们停了下来，从船上搬下各类用具，准备享用我们的餐前酒。布劳尔在听不到我们说话的远处。多米尼再次问我：“布劳尔在战争中是干什么的？”

我告诉他我所了解的——布劳尔在西弗吉尼亚和科罗拉多训练部队的攀爬技能，然后跟着第10山地旅进入意大利，并在那儿得到了铜星勋章。

多米尼审视着河流。布劳尔踱到水边，用塞拉俱乐部的水杯舀水。他会往水里加些威士忌。“流水的声音令人心旷神怡，”多米尼对着他说，“流水或瀑布的声音，最能令人舒缓下来。”

“河流总是在自言自语，多米尼兄弟。那些小漩涡，那些孔隙，那些泉眼——它们都在叙说。”

“我其实也喜欢奔腾的河水。这些年来，在大西部也跑了不少地方，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那些有很大落差的河流了。”

一边品着酒，布劳尔告诉他：“这趟旅行使我改变了想法。我不支持水坝，但我支持多米尼。我能够体会你对于局里意味着什么。我担心的是，你离开后他们怎么办。”

“没人能说我没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

“确实没有。至少我没听说，多米尼兄弟。”

“其实，我得说，我也没听说过对你的不同看法，布劳尔兄弟。”

“我得说这次旅行我收获最大。”

“你这家伙，你是，看你这一身白肉。”

多米尼从塞拉俱乐部水杯中倒出最后的一点酒。那瓶威士忌已经空了。多米尼走去他的皮箱取出了另一瓶，这是一瓶波旁金酒。多米尼是波旁威士忌的忠实拥趸。几周前，在他的弗吉尼亚的农场里，他用盘尼西林、浓缩牛奶和波旁金酒的针剂作皮下注射，救活了一头生病的牛犊。布劳尔说他不相信盘尼西林。

“说真的，布劳尔，我乐意和你一块旅游，任何时间，任何去处。”

“谢谢，”布劳尔含糊地低声应了下。

“直到目前，布劳尔，你我是互有输赢——输赢，输赢，互有输赢。见鬼，布劳尔做的都是对的——今晚是如此。布劳尔，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你得来我家的圣那多农场看看。”

“好。”

要想看一看大河的全景，多米尼戴上了布劳尔的眼镜。布劳尔的眼镜是旧金山伍尔沃斯百货大卖场的大路货，是22号的。多米尼把地图卷开到鬼见愁湍流滩。

“你怎么没过呢，伙计？”

“我是个胆小鬼。”

“你会过熔岩瀑吗？”

“不。”

“真的不去？”

“真的不去。我走路。”

从我们坐的地方往上游看，我们看到约莫两公里的笔直河道，两旁高高的山崖夹立。而下游，则是一片石滩。多米尼审视着眼前的景致，说道：“如果哈瓦苏大坝建起来的话，湖面要一直延伸到这里。”

“是，大约五十米深，”布劳尔评了一句。

“会很好看的，并且，和鲍威尔湖一样，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利。”

“对这点有不同看法，我就是，我想我会至死不改的，多米尼。鲍威尔湖其实就是个飙船的地方。就是那些不肯动，只想享现成的人。格伦峡谷的魅力不复存在。它已被庸俗化了。在荒漠里大教堂里放水，无异于向圣彼得教堂的密室撒尿。我希望这里不要再发生了。”

“你看，布劳尔。我可不是住在那些混蛋公寓里的人，我可不是在混蛋城市里长大的。不要对我胡诌，好像只有你一个人懂。我比你要更环保，远比你环保。我干事。我让大家都能来。不加管理，科罗拉多河对什么人都他妈的一钱不值。你们这帮环保主义者都搞假的户外运动。我再也受不了这种压力集团式的民主政治。我实在是受够了。我就敢站出来和你们这种混球斗。你们是一群骗子。真的要辩论起来，你们只会卑躬屈膝。这就是我要拍照片的道理。你在误导公众这里会发生什么事。你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整个大峡谷都要被水库没掉一样。煽动就是你的手法。你们这帮人从来不敢他妈的光明正大面对面地干一场。”

“我不希望事情变得这样，多米尼，不过你错了。”

“你想把这块地方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就一部分人能用？”

“不错，我是。哈瓦苏大坝没必要。水对你根本没用。”

“我们要的是水动能，可是这个水库是科罗拉多河协议总体蓄水计划的一部分。”

“西奈山谈判时，就没什么科罗拉多河协议记录。哈瓦苏大坝没必要，格伦峡谷也没必要。格伦大坝就是为了洛杉矶造的。”

“能相信这种说法，你真是太有才了。”

“不相信这种说法，你才真是太有才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客观一点，布劳尔，讲点道理。”

“我的有些同事想讲道理而犯了大错，多米尼。今天的美国，客观才是最大的威胁。”

285界碑，上午9点45分。河水已是相当深了，清澈而安宁，是被湍流滩挡住的。熔岩瀑还在前面三公里处，不过，皮艇早已进入了它的静水区了。

“暴风雨前的平静，”布劳尔说道。

两边峡谷的崖壁都是火山熔岩的黑色——熔岩流，熔岩梯，熔岩坝。当初，熔岩就是从这一段倾入河流的。当时河流早已存在，一如今日。峡谷也早被冲割成形了。火山不过是相对较近的事。熔岩从河床涌起，从崖壁爆出，甚至从山巅泻下。科罗拉多河被冲得直上云霄。然后，熔岩固化，形成今日的坝堰，抬水至上游三百公里。

“今天，大峡谷如果再来一次熔岩流，布劳尔及其自然爱好者的叫好声大约能响彻云天，”多米尼对着整船的人说，“但是，如果由人工来造一个大坝，把水和能源运送给他人，这就是亵渎。是不是这个说法，布劳尔？说实话。”

“第四纪的熔岩坝终究是由于大河而崩裂。科罗拉多河对所有已建及将建的多米尼大坝也会比照处理。它会把它们通通抹平，恢复原样，照常流淌。但到了那时，我们的文明，和其他几个文明，大概都消失殆尽了。”

我们驶过屹立在河中央的巨大黑石。八十年来，人们都叫它黑人头。它其实是火山颈，现在成为火山塞。我们还有一点五公里而已。布劳尔谈起了崖壁上的水晶石如何在晨曦中熠熠闪光，以及玄武岩的石柱。再没人接什么口。所有的笑话都已被炒过一遍。大家都在等。首先我们等到的是声音。雄浑厚重，如擂响的巨鼓，声音很快就充满整个峡谷。这里的河水呈暗绿的草色。五百米。这就是熔岩瀑。当然，这只是一片湍流滩，算不上真正的瀑布。根本没有平缓的边沿。在这个位置，我们所能看到的像是一堵刷了白粉的水墙。

皮筏靠上岸边。桑德森跳上岸去检查湍流滩，我们也随后跟去。我们都站在一块黑色的大岩石上，看着河水，听着隆隆的水声。到处都是。从岸边到对岸，水中布满庞大的滑石。河水不顾一切地冲向巨石，激射出漫天的浪花，很快掉头向下，全力砸向弹坑般的水坑。水在坑中形成漩涡，然后奋力弹出，再与由上砸下的水柱迎头相撞。比起北美的其他湍流滩，这里的水更深，崖更陡。落差是惊人的——九十米内下落八米——不过这只不过是问题的一半。大河对岸，黑岩相夹有如煤槽的展望溪，已经向这里铲下了足以挡住六条大河的石块，这才形成了科罗拉多河之滩，卓尔不群的熔岩湍流滩。

多米尼一踏上水中的礁石来到熔岩瀑身旁，立刻高声大叫：“嘿，这个狗娘养的！快看这些岩石！看，那边的水坑！上帝！还有这儿！”

布劳尔说：“看看水是如何打旋的，它们是活的！”

那个物理教师也在说：“嘿，这真能把人撕成两半。”

布劳尔：“没几个过去，都沉了。”

多米尼：“如果我是桑德森，我就先往左冲，再想办法往右靠。”

岸边伸出的熔岩石峥嵘嶙峋，特别是右边，还有一块巨大的滑石，活像一把刀刃。布劳尔说道：“我会选择右进左出。”

我的观点是，河流本身会替我们拿主意。我问桑德森他准备怎样对付这种情况。

“只有一条路，”他说，“往右走。”

皮艇小心翼翼地滑向河中，转过头，向白墙驶去。一百米。七十米。五十米。说起来有点怪，我真是没注意到布劳尔其实是在船上。而且，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他两腿紧绷，双手紧紧抓住保险索，那只塞拉俱乐部的水杯挂在了皮带上。他的颈脖僵直，下颌前突。他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

从衬衫袋中，多米尼掏出了一根雪茄。他点着了火，深深地吸了一口。我们大概还有十五秒的时间。他开口了：“我可能会把烟咬断，看看能不能忍住。”皮艇冲进熔岩滩。

河水涌起，挤向右边的滑石，形成一道水障，皮筏笔直地冲了过去。但是那道水墙是这么厚实，就像码头上的橡胶防撞圈，小船弹了回来，一下推向左边的陨石坑地形。皮筏几乎首尾对折，又一下弹开，再剧烈抖动着向前。尾挂机——我们的所谓动力——放空了，在半空尖叫。成吨的河水在船底顶托，左推右挤，迎头灌下。感觉十分奇妙。它把我们浇得湿透，砸得我们浑身生疼，又把我们顶出水面，把我们推向湍流滩的滩底。

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声不吭坐着，往回看着。过了一会，布劳尔开口了：“熔岩滩将在多米尼湖的水下七十米。”

多米尼一声不吭。他坐在那里，用力吸着那根湿透了的雪茄。十分钟后，在干燥炎热的亚利桑那天空下，他划着一根火柴，再次点着了雪茄。

- 第一部分 冰激凌店

- 第一章 海盗

- 第二章 看不见，摸不着

- 第三章 第一枚指纹

- 第四章 秘密

- 第五章 夏基和科伦坡在乡土酒吧

- 第六章 细胞们

- 第七章 卡迪纳尔大道上

- 第二部分 决裂

- 第八章 水和盐

- 第九章 厨房里的嬉皮士

- 第十章 填色比赛

- 第十一章 病例

- 第十二章 可接受的风险

- 第十三章 朋友和邻居们

- 第三部分 清算

- 第十四章 两间病房，双重打击

- 第十五章 癌症集群“退散”

- 第十六章 一往无前

- 第十七章 看不见的伤害

- 第十八章 海里的木塞

- 第十九章 期待

- 第四部分 真相

- 第二十章 局外人

- 第二十一章 斡旋

- 第二十二章 血液分析

- 第二十三章 关联

- 第二十四章 遗留问题

版权信息

- 书名：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

- 作者：（美）费金（Fagin，D.）

- ISBN：9787532769117

- 译者：王雯

- 责任编辑：王巧贞

- 产品经理：邵明鉴

诚挚地献给

阿莉森、安娜和莉莉；

同时献给路易·列维·罗伊斯曼，1938—2008

序幕 等待

迈克尔·吉利克几乎不用知道过到了哪一天，需要的时候他看看他的药盒就行。它有一个小手提包那么大，分成七个区，每区对应一周中的一天。一个区又被分成几格，每天迈克尔要取五次药：早上七点，正午，下午三点半，八点半和晚上十一点。（为了防止遗漏，他在手机上设了时间提醒。）每周，迈克尔或者他的母亲例行地补充手提包中的药品，这仿佛是将他们用药片做成的沙漏翻转了一次。

每周，他要数出一百三十八片药：粉色小药片是吗啡，用来止痛；黄色的类固醇，调节免疫系统；白色的苯巴比妥，抑制癫痫；蓝色椭圆形抗组胺，抑制头晕和恶心。另外还有抑制烧心的兰索拉唑、降压药萘多醇、调节消化不良的乳酸菌素片。迈克尔一天三次服用强力降压药酚妥拉明。几年前，制药厂——当时的名字还叫汽巴-嘉基（Ciba-Geigy）——终止了酚妥拉明片剂的生产，从那以后迈克尔只好大量囤积这种药。

迈克尔和父母住在新泽西州汤姆斯河镇一条背阴街面上的农场式平房中。他很少出门。他很喜欢电影，但去趟影院对他来说太艰难。陌生人会指着他说：“哦，多好玩儿啊！”还有一个人捏过他的脸蛋。十四岁时，有一次他在一个大厅里寻找洗手间，一个女人问他为什么没有母亲陪着就到处乱跑。他试过出去约会，结果不好。在他十六岁的时候，迈克尔疯狂地爱上了一个送报的女孩。每天早上他都在卧室的窗边看着她。当他终于鼓足勇气试着要跟她说话的时候，眼睛却一直盯着地板。后来他明白了，他不想看到她望着自己。

迈克尔生于1979年，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身高四英尺六英寸（一点四米），体重大约一百磅（四十五点四公斤）。

如果迈克尔有工作，或是上过学，他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衡量时间的流逝，而不是用他的药盒。他试着去过一学期的社区大学，期末成绩全A，他绝对够聪明。但家里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上学对他压力太大，出去工作更不可能了。所以迈克尔一直待在家里。通常他睡到中午起床，下午看肥皂剧，做运动（他喜欢做轻量级举重），拨拉两下吉他，然后在晚饭后几小时几小时地玩电子游戏或者看职业摔跤。

他是个夜猫子，但他有自己的理由。醒着看电视到凌晨三点比躺在床上睡不着强多了。他有两个铁打不动的噩梦，一个是他站在卧室的窗边眼看着家里的狗冲到街上被车撞死，另一个的情节出自他钟爱的恐怖电影和幻想游戏，只是更加恐怖：梦里一个丑陋的浑身是血的男人在滚滚雷鸣中挥舞着一把大刀，闪电划破夜空的一刻他告诉迈克尔：“我会永远跟着你，最后来取你性命。”然后这个恶魔当着迈克尔的面一个一个杀掉他的父母和哥哥。在迈克尔还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经历了一个特别恐怖的夜晚，于是他妈妈请了一位警方的画像师来，根据他的描述画出了梦里的这个人，但这没什么用。那个可怕的魔鬼说的没错：他一直没离开过。他的名字叫“坎先生”，后来他和他母亲把名字的音节倒过来以后才明白这名字是什么意思。[1]

迈克尔·吉利克人生的根本问题在于他的癌症，那是与生俱来的。三个月大时，他被确诊患有神经母细胞瘤，一种在神经系统中快速发展的肿瘤。从发现时疾病发展的情况看，他还在母亲的子宫里时就已经饱受折磨了。医生告诉琳达和雷蒙德，迈克尔只有一半的机会能活到一岁生日。十几年过去了，死神迟迟未到，但活下去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肿瘤夺去了迈克尔左眼和左耳的全部功能，破坏他的平衡感，扭曲了他内脏的位置。类固醇药物抑制了他的成长，使他脸部浮肿，化疗削弱了他的心肺功能，破坏了胃黏膜，还在侵蚀骨骼，一走路就疼。小的时候迈克尔很敏感，谁碰他一下都会疼得叫出来。现在，状态好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只是感到筋疲力尽，喘不上气和恶心。而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几乎不能移动。尽管目前看来他的治疗措施控制住了肿瘤，但没有医生敢说他打赢了这场战争。

迈克尔没有体验过其他的生活方式，所以他没有深陷在自己的痛苦中难以自拔。小时候他偶尔会质疑自己信仰的天主教，后来却深信来世和上帝的公正与仁慈——尽管在他自己的人生中这方面的证据少之又少。他给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加了些新思潮的作料，尽力不让自己消沉，比如相信水晶的治愈能力（有时他会在脖子上挂上一块）。他说：“到了晚上你还活着，那这一天就算不错——就算电视节目不好看。晚上有摔跤看，那这一天就不错。人们把活着看成理所当然，这不对。”他母亲组织了个癌症互助小组，当她让他去跟新确诊的患儿谈谈的时候，迈克尔总是下足了功夫让自己看上去更乐观些。

只有他父母和少数几个朋友知道迈克尔的坚忍背后的秘密：他在等待。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接受了自己永远无法恢复健康的现实，但他还有另一件迫切期待的事情——有时对它的期待更甚。他盼望着恶有恶报。从他记事起，迈克尔就非常确定——这种确定他解释不清，只是拍着自己布满瘢痕的胸脯说“我打从这感觉到了”——某些东西，某些人，应该为他的癌症和他痛苦的人生负责。多亏在他的家乡汤姆斯河发生的一系列了不起的事件——这其中迈克尔和他的母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已经基本确定了谁应该为此负责。

多年以后，迈尔克回忆说：“小时候，当我第一次听说我的癌症可能来自哪里时，就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抗争，亲眼看到他们接受惩罚。’我当时可能还不知道‘惩罚’这个词，所以当时说的可能是‘我要报仇’。我要的就是这个，我们还在等待，决不放弃。目前看来，还有很多事有待发掘，一旦揭开，那将是爆炸性的。”

迈克尔已经等了很久，他还将等待下去。在远到纽约和费城医院里那些昏暗的病房中，他和母亲遇到了几十位同样来自汤姆斯河镇的罹患癌症的小孩子——他确信，这绝不是巧合。这些人中很多已经离开，永远地离开了，但迈克尔还在，他在等待。他在律师事务所里坚持参加了数百个委员会会议、记者招待会、战略研讨会。他等待着那些看似遥遥无期的科学调查结果，其中一项特别重要——这项调查要验证他和他母亲是不是错了，他们是不是情绪化的，是不是在臆想。那些“专家”们怕是要大吃一惊了吧。

起初，迈克尔和琳达一无所知，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他们变得无所不知。和很多人一起——其中有些人甚至素未谋面——吉利克一家协助揭开了汤姆斯河镇的秘密历史：漆黑午夜的偷排，光天化日的欺骗，公司的贪婪和政府的忽视，这是一部黑暗编年史。他们与周围邻居的恐惧和偏见斗争，最终受到人们认可。现在迈克尔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的最终目标，就看他能争取到多少时间，真相终将浮现，他可以再等下去。

[1] 坎先生在原文中为“Sir Kan”，其英文发音颠倒后即与cancer（癌症）发音一致。——译者

- 第一部分 冰激凌店

- 第一章 海盗

- 第二章 看不见，摸不着

- 第三章 第一枚指纹

- 第四章 秘密

- 第五章 夏基和科伦坡在乡土酒吧

- 第六章 细胞们

- 第七章 卡迪纳尔大道上

- 第二部分 决裂

- 第八章 水和盐

- 第九章 厨房里的嬉皮士

- 第十章 填色比赛

- 第十一章 病例

- 第十二章 可接受的风险

- 第十三章 朋友和邻居们

- 第三部分 清算

- 第十四章 两间病房，双重打击

- 第十五章 癌症集群“退散”

- 第十六章 一往无前

- 第十七章 看不见的伤害

- 第十八章 海里的木塞

- 第十九章 期待

- 第四部分 真相

- 第二十章 局外人

- 第二十一章 斡旋

- 第二十二章 血液分析

- 第二十三章 关联

- 第二十四章 遗留问题

第一章 海盗

关于汤姆斯河镇的第一个未解之谜是，如果“汤姆”确有其人，他究竟是谁？可能是探险家威廉·汤姆上尉，他在1664年参与了将荷兰人赶出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的战斗，然后靠做大英帝国的收税员发了家，辖区在刚成立的新泽西州的南部荒野。也可能是一个叫“老汤姆”的印第安人，他在独立战争期间住在河口附近的悬崖上，同时刺探美英两国的商船，谁给他贿赂的钱多就给谁情报。

住在汤姆斯河镇的人们以无穷的想象力创作了自己中意的故事，在他们的版本里，没有重税，也没有贿赂。尽管有人质疑其真实性，但故事被铭记在公园牌匾上、地方志中，甚至出现在有点顺口溜性质的广为流传的小镇《老民谣》里。[1]在这个故事里，大约在1700年前后，一个名叫托马斯·卢克的人独自去往新泽西州中部的茂密松林，在海湾附近一条小河的北岸定居下来，后来这条河以他的名字命名。此人与当地土著相处融洽，被称作汤姆·帕姆哈（德瓦族语意“白人朋友”），后来娶了酋长的女儿，安公主。

当初他们的小屋所在的位置现在延伸成了镇子的主路，路的尽头是一家银行，曾被称为汤姆斯河第一国民银行。在破产之前的十几年中，第一国民银行随意放贷，使得小镇迅速扩张，1991年，银行在几百万美元不良房地产贷款和储户的疯狂挤兑中破产。它的倒闭蔚为壮观，无可质疑，是新泽西州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同时也预示了当地即将到来更大的危机。不过这些就没有铭牌或是民谣来记录了。在汤姆斯河镇，历史经常是可交易的商品。

在20世纪50年代化工厂入驻和小镇的高速增长开始之前，汤姆斯河发生的最大的事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了。独立战争前，因为地形独特，小镇是三流海盗的天堂。大西洋和巴尼加特湾之间有一条狭长的水道，叫克兰伯里入海口，是新泽西海岸线上少有的船只可以躲避风暴的地方。不过开到入海口里面躲避风暴的船只就成了当地地痞的盘中餐，他们开着捕鲸船溜出汤姆斯河，袭击商船盗抢货物，再逃回浅滩躲避。另一类收获颇丰的消遣活动是掠夺失事船只。要是自己搁浅的货船不够多，“有胆识”的当地人会“帮帮忙”，比如在岸边的其他位置打灯光迷惑那些正在寻找入海口的舵手。

独立战争临近，这些下作的手段突然不但合法化了，还成了爱国主义行为。汤姆斯河的男人们和夺取了英国船的私人武装合谋，兴致勃勃地追逐英国船只，在镇子的广场上拍卖他们的战利品。英国人1781年进行反击，烧毁了镇上的制盐厂。但这之后英军供给船的损失更大，于是第二年英军烧了整个镇子，包括全部十五栋民宅，新建的制盐厂和酒馆。在现在汤姆斯河镇中心赫迪公园的位置，上尉约书亚·赫迪带领二十五个民兵在一排围栏后面进行了反抗，试图阻止进攻，无奈寡不敌众。保守党的报纸描述了这次突袭后的溃败[2]：“这个所谓的‘镇子’一共十几户人家，除了强盗就是海盗。镇子上有一个谷物磨粉机，有一个堡垒被烧毁了，还有一个铁质加农炮打坏了掉在河里。”赫迪被捕，囚禁于一条铁船中两个月后未经审判就被处以绞刑。当时双方正在巴黎进行停战和谈，这次处决是重大外交事故，激怒了乔治·华盛顿，甚至导致巴黎和谈暂时停滞。

其后三十年，多佛小镇的人口增加了三倍，“强盗”们也逐渐改邪归正[3]（2006年该镇才正式定名汤姆斯河镇，但其实这个名字众所周知）。因为有两个酒馆，一个沿海驿道上的驿站，这个繁忙的港口因商业而兴盛起来。不幸的是，1812年，一场风暴封锁了克兰伯里入海口，断了小镇的财路也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汤姆斯河镇再次变得无足轻重，这种情形直到一百四十年后才再次改变。其后一个多世纪，镇子的人口保持在三百以内。20世纪20年代，来自费城和纽约的消夏游客们开始带动其周边的复苏。而汤姆斯河镇仍在这个区域的中心沉睡，是名副其实的一潭死水。1920年，欧申县面积约九百平方英里，人口约两万两千人，其中三分之一生活潦倒。他们中大部分是农民或手艺人，更加富裕的地主屈指可数。

安于与世隔绝，镇上的人们在松树林里打打猎、海湾里捞点鱼、在河上扬帆。一代又一代，相同的家庭重复相同的安定生活，遵循永不变更的等级结构。马西斯——最有权势的家族——住在小镇主道的白色大宅中。托马斯·A·马西斯，人称“汤姆船长”，海员退役后做了汽车经销商，他和他儿子，外号“钢铁马西斯”的威廉·斯蒂尔曼·马西斯控制了欧申县共和党委员会近五十年，在一战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间，他们的铁腕控制着镇和县政府的任免。而且，父子轮流在新泽西州参议院担任欧申县的议员。[4]

汤姆斯河镇的每件东西、每个人都各安其位。任何重要的事，都是早已安排好的。海盗式的生活已然终结。

那个改变汤姆斯河，重塑全球经济的宏伟创想1856年诞生在一间阁楼实验室里。实验室的主人威廉·亨利·珀金年仅十八岁，还和父母住在伦敦东区，在学习化学，小有所成。当时是复活节，利用假期时间，珀金照着他老师，皇家化学学院化学家奥古斯特·威廉·冯·霍夫曼的建议进行了一些煤焦油实验。

霍夫曼对煤焦油化学性质的了解无人能及，而谁都知道它的重要性。可以说，它是工业废物中分布最广的。19世纪中期，很多欧洲和美国的城市都用煤气和焦炭代替了蜡烛、动物油脂和木材作为主要的光热源和烹饪燃料。煤气和焦炭都是煤炭在缺氧状态下高温燃烧获得的，这个过程同时会产生黏稠而难闻的棕色液体，这种液体看上去很像给木质船舶做防水的松焦油，被称为煤焦油。但不经蒸馏，煤焦油密封性能不佳，还有毒，因而不易处置。直接烧掉会产生有害的黑烟，填埋后周围会寸草不生。通常只能将它倒在露天矿场或是排水沟里，也不是很好。但霍夫曼相信煤焦油可以变成有用的东西，这位来自德国黑森的移民对实验有无穷的耐性。在皇家化学学院，他作为项目主持人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煤焦油的不同成分会在不同温度下蒸发出来，霍夫曼据此花费多年时间分离出了多种组分。19世纪40年代，他的成果促成了木材“浸渍”产业：铁轨枕木和电线杆浸泡在煤焦油中分离出的木馏油中后可以防止腐坏。但木材浸渍中用不到煤焦油组分中更轻质易于挥发的组分，它们还是无用而有害的——事实上毒性还大于未经蒸馏的煤焦油。所以霍夫曼和他的学生仍在继续研究。

年轻的威廉·珀金就是这些学生之一。霍夫曼让他做的工作包括将煤焦油中的一些主要成分上的含氮基团分解为胺。[5]霍夫曼知道，奎宁也是一种胺，和煤焦油中包括石脑油在内的几种组分结构很相近，而奎宁是当时唯一能治疗疟疾的药物，对大英帝国至关重要。他也知道，只有秘鲁的金鸡纳树的树皮能生产奎宁，因此这药极贵，而且不易获得。要是石脑油或者煤焦油里其他什么没用的成分能够合成这个神奇的药物呢？霍夫曼认为这个想法不太现实，但觉得对他那个年纪轻轻的得意门生，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项目。

珀金和导师一样沉迷于实验，他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挑战。工作从复活节假期开始，当时霍夫曼在德国。在自己家阁楼上那个简陋的实验室里，珀金打算试试甲苯——煤焦油中的一种有毒成分，它后来在汤姆斯河镇扮演了重要角色。珀金分离出了一个衍生物，N-烯丙基对甲苯胺，试图在重铬酸钾和硫酸的混合液中将其氧化为奎宁。实验结束的时候烧瓶里有一种红黑色粉末，并非他预期的澄清药物。他打算用结构更简单的苯胺再试一次，苯胺是苯的衍生物，苯也是煤焦油的一种组分，后来变得臭名昭著。再一次，珀金将苯胺和重铬酸钾、硫酸混合在一起，还是不行，这次在瓶底的是黑色粘稠状物质，显然不是奎宁。

但当珀金把黑乎乎的东西从烧瓶里弄出来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在烧瓶的最底下有一种亮紫色的残留物，这东西紧紧地附着在瓶底，颜色鲜亮。更有趣的是，当他用酒精清洗附着物的时候，紫色完美地转移到了他用来擦瓶子的棉布上。无意中，珀金发现了苯胺的分子魔法。苯、甲苯和其他煤焦油组分都是无色的，因为它们吸收的是人眼不可见的紫外光。但如果这些芳香烃在酸性环境中生成了苯胺或其他胺类，再进行几步反应，新合成的分子就会高效吸收可见光波段的光子。年轻的化学家并不知道这颜色为何如此艳丽：分子中各个电子键的结构决定着分子对特定波长光子的吸收能力，这一点还要再过五十年才会被人类发现。他甚至都不知道他合成的是什么：他合成出的新化合物的确切结构要到20世纪90年代才能确定。但珀金只需要一双眼睛就知道，他瓶子底下的这个东西大有用处，特别是当他看到棉布上的漂亮颜色以后。几个月前珀金和一个同学试着合成用于纺织品的染料，失败了。现在，他想要合成疟疾药物，却得到了染料。他知道，如果能生产出第一个用于丝绸、棉布和其他织物印染的人造染料，是会发大财的。年轻人心里想，实验失败也许不是坏事。

染料业一直都是非常大的产业。给自己的身体披上颜色是人类的原始冲动。从印度到美洲，古代文明都用从木材、动物和花朵中提取的颜料给自己的皮肤或衣服染色。[6]而且，古代最高贵的颜色就是泰尔紫。它只能从地中海东部的骨螺和其他某几种海螺的黏膜分泌物中提取。紫红色染料价格昂贵，因为它不单炫目，而且极其罕有。基本上每只骨螺只能在刚被捉到时产生几滴染料。这种颜色的起源很传奇，据说是大力士赫拉克利斯发现的。希腊神话描述，这个英雄发现自己的狗在咬过黎凡特海边的贝壳后嘴被染成了紫色，他觉得这个颜色很高贵，就给腓尼基王进献了一件紫色的长袍。腓尼基王立即宣布这种颜色是皇室的象征，泰尔便成了古代骨螺染料生产的中心。所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尤里乌斯·恺撒在罗马议政大厅被布鲁图刺杀时，穿的是他的泰尔紫的加冕长袍。同样，十三年后阿克提姆海战时，克里奥帕特拉的皇室帆船被染成亮紫色。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他们建立起来的详细的骨螺养殖与染料生产系统不复存在，紫色也一同消失了。随后的一千年是灰、棕、黑的世纪。（唯一的例外是君士坦丁堡的一间有着华丽的紫色墙壁的内庭，那里是拜占庭王室子嗣出生的地方，在那里出生的孩子被称作“紫衣贵族”，所谓“佩紫而生”。）直到中世纪晚期，新的染料产业才出现，天主教的枢机主教们得以披上由小小的胭脂虫的壳染制的猩红色的长袍，地毯纺织工开始用原产印度和巴西的巴西木做染料织出鲜艳的红色。[7]紫色也有，大部分是苔藓提炼，颜色寡淡还容易褪色。而恺撒和赫拉克利斯的紫红色，权利与财富的颜色，那个色彩之王，则仅存于传说之中，不在染匠的调色板上，它消失了。

然后，突然之间，它出现了，紧紧地粘在十八岁少年威廉·亨利·珀金的玻璃烧瓶底上，和海螺没什么关系。不出六个月，珀金注册了染料生产专利，离开了皇家化学学会（不顾导师霍夫曼认为他太鲁莽的反对意见），投身于染料生产，他将那个颜色称为泰尔紫。后来，他又将其改名为珀金紫（Perking's mauve），又叫苯胺紫，因为这是化工合成的第一个商业产品，这个名字终将载入史册。最初珀金和他哥哥托马斯在自己家顶楼的实验室里合成染料，后来换到了他们家后院，最后迁到了伦敦郊区邻近大章克申运河的工厂里。珀金兄弟很幸运，1857—1858年间，英法的沙龙里浅紫色正时髦。法国人叫它淡紫，那是法国的欧仁妮皇后和她的密友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都喜欢的颜色。而珀金的新颜色不单比他们法国同行从苔藓中辛苦提炼的淡紫色更亮丽，价钱还便宜。多亏了他，时髦女性能穿得起欧仁妮皇后喜欢的颜色，于是，1858年她们就都穿成了这个颜色。欧洲的染料坊都惊觉了，开始恶补苯胺化学工艺研究，同时向伦敦派去代表，和珀金协商要买他的生产秘方。

密切注意珀金的成果的人中，包括两位来自瑞士巴塞尔的同行。一个是约翰·鲁道夫·嘉基-梅里安，他的家族在巴塞尔做植物染料生意已经四代，一百多年前的1758年，他的曾祖父约翰·鲁道夫·嘉基-格穆绍伊斯建立了这个公司。另一个是嘉基的竞争对手亚历山大·克拉维尔，他刚到瑞士不久，是法国人，选择巴塞尔定居是因为这个城市的战略位置：它在莱茵河边，紧邻德法两国，是一个纺织品贸易的中心。嘉基-梅里安和克拉维尔都着迷于珀金在苯胺化学上的突破和产生的廉价而鲜艳的染料。当1858年第二种苯胺染料诞生的时候，他们坐不住了。新染料是淡红色的，称作品红，或洋红，生产成本比珀金的苯胺紫还低。

对嘉基和克拉维尔来说，山寨珀金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这个英国年轻人在除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没有申请到专利。而且，就算有专利，在巴塞尔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瑞士不执行专利，也不视化学反应过程为需保护的知识产权，这种状况五十年后才有所改变。（愤怒的法国人把瑞士叫“造假之国”，更愤怒的德国人则叫它“海盗国”。）嘉基和克拉维尔根本没想过和珀金协商，珀金和太多人讨论过他的方法，基本上是尽人皆知——至少在没有专利的瑞士是这样的。1859年底，嘉基和克拉维尔各自在莱茵河的运河边建起了自己的苯胺染料生产车间，彼此仅相隔几英里。借此，两家公司后来得以跻身于世界最大化工公司的行列。而且若干年后，他们成了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工厂的合作伙伴，这个工厂地处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这个镇子有着自己的海盗[8]历史：汤姆斯河镇。

其后十年，沿着莱茵河，德国和瑞士境内生产苯胺染料的工业如火如荼，起先是紫、红和黑，后来就五彩斑斓，这个产业将一个个家族企业变成了跨国巨擘。到1870年，借着新技术合成染料的东风，大部分将在未来一个半世纪中掌控化工工业的企业已成长为跨国公司。

包括嘉基、拜尔、赫斯特、爱克发（Agfa是“苯胺生产公司”的首字母缩写），还有他们中最大的：巴斯夫，取自“苯胺与碳酸钠生产厂”。亚历山大·克拉维尔的工厂也很成功，特别是他1873年将其售出之后。十一年后公司更名“巴塞尔化工公司”，简称汽巴。巴塞尔的第三大染料制造商山德士随后在1886年加入了染料产业。

这些大公司的成功始于盗用珀金的宏伟创想，却不仅限于此。其后更重要的决定是跟随珀金的导师霍夫曼的直觉，彻底分离煤焦油，为它的各个组分——不仅是苯胺——找到利用价值。继苯胺染料之后，以苯为干基，从甲苯生产品红，从蒽生产红色，从苯酚生产粉红，从萘生产靛蓝。这些碳氢化合物是有机化工工业廉价而充裕的砖瓦。在化学制造的新世界里，碳氢化合物至关重要，如同在生命体的化学反应里碳元素和氢元素不可或缺。碳原子和氢原子生成分子的时候倾向于形成稳定的环状或长链状结构，这样原子间通过共用电子形成的键更牢固。四十亿年前，这些牢固的碳氢键使得地球的原生汤中演化出了长链有机物——氨基酸、DNA和蛋白，生命得以出现。现在，借着煤焦油中碳氢聚合物的模板，化学家们开始构建一个新材料的世界，比大自然提供的更强大，更迷人，也更廉价。

先是染料，然后是涂料、溶剂、阿司匹林、甜味剂、泻药、洗涤剂、墨水、麻醉剂、化妆品、粘合剂、显影剂、防水膜、树脂和早期的塑料——都是人工合成，出自化学工业的源头——煤焦油。德国的鲁尔山谷因为烟煤储量丰富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工业中心。英国的讽刺杂志《喷趣》1859年的时候还在讽刺说“紫色麻疹”是一种时尚传染病，应该用“一剂嘲笑”治疗；到了1888年却为苯胺工业唱起了赞歌，只有一丝嘲讽在里面：

美丽的焦油啊，你是辉煌的产物

是黑煤和黄气灯的产物

是无远弗届的现代科技的产物

煤气厂的焦油啊，美丽的焦油！…

油、脂、酒和蜡，

还有那些美丽的颜色叫苯胺；

从膏体到星体想要啥做啥，

从那黑黑的煤焦油里，只要你知道配方。[9]

到19世纪末，化工生产终于不再局限于煤焦油化工，工艺流程被改造为以石油或其他物质为原材料，从而生产出从丙酮到X-射线底片在内的一大批极为成功的产品。汽巴公司甚至买下了阿尔卑斯的油页岩矿作为新的原料。从巴塞尔起家的三个巨型化工公司（汽巴、嘉基和山德士）在美国建立了一个生产染料和其他产品的联合体——1920年先落户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1952年又安置在了汤姆斯河——至此，这个行业证明了自己可以合成现代社会需要的几乎所有的物质。这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只要别太在意生产过程会留下什么。

约翰·鲁道夫·嘉基-梅里安和亚历山大·克拉维尔首先把苯胺合成带到了莱茵河畔，却不是第一个面对其后果的。这个荣耀属于一个鲜为人知的嘉基公司管理人员：约翰·雅各布·穆勒-帕克，1860年他租用了一个嘉基的场地，建工厂大张旗鼓地生产苯胺染料。随后发生的故事和一个多世纪之后汤姆斯河镇发生的事出奇地相似。[10]穆勒-帕克自己投产建工厂的目的显而易见：1860年时品红比珀金紫赚钱。品红不仅是优质的红色染料，同时还是生产很多染料的中间体。和苯胺紫类似，这些染料是将苯胺与氧化剂混合生产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珀金是用硫酸，而生产品红用砷酸。这种无色的酸溶液和三氧化二砷一样有毒，三氧化二砷又名砒霜，这个传奇毒药在文艺复兴时期是贵族们钟情的谋杀工具。

生产品红需要大量的砷酸，但染料的生产效率很低，其中大多数砷酸最终以废物的形式排出。后来一位化学家说：“在砷酸的作用下……参加反应的苯胺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生成了有用的、可溶性的显色物质；剩下的苯胺则变成了不溶于水或稀酸的树脂类物质。这里面究竟有什么还不能确定，但它们的总量比生成的品红多好几倍。”[11]换言之，这个利润惊人的新工艺产生出的有毒废物比有用产品多得多，但没人知道废物里究竟有什么和怎么去除。一个多世纪之后，在汤姆斯河，依旧如故：汽巴-嘉基公司仍沿用1860年穆勒-帕克粗暴的排污方法——将未经辨别不加处理的废物倾倒在工厂的露天矿井和无防渗措施的排污池里。

穆勒-帕克的品红供不应求，所以1862年嘉基建了第二个苯胺工厂，同样也租给了他。新厂更大，需要更多的砷酸：一天两百公斤，也就是四百四十磅。一个排污池根本不够（即使是一个没有防渗措施的漏得跟筛子似的污水池），所以穆勒-帕克又加了个排放方法，这个方法一百多年后在汤姆斯河也用了：把含砷废水排在附近的河道中，穆勒-帕克是排在了厂子旁边的通向莱茵河的运河里。在伦敦郊区，珀金也干着同样的事，只不过量小点，砷少点。尽管量小，污染还是很明显，邻居们看看河里的水就知道珀金今天生产的是什么染料。[12]

嘉基公司的工厂不是在荒郊野外，而是在一个繁华城市的中心地带，而且这个城市一向注重公共健康。1863年5月，为巴塞尔市政府工作的化学家弗雷德里克·高贝尔斯莱德检查了穆勒-帕克的两家工厂和亚历山大·克拉维尔的厂子，指出其工作环境危险，排污有害健康。（高贝尔斯莱德检查前没有告知工厂，这和一个多世纪后汤姆斯河发生的情况有着鲜明的对比。）检查过九个月后，市议会要求穆勒-帕克停止向运河排污，同时禁止克拉维尔生产任何苯胺染料。克拉维尔起初无视禁令，后来就去城外市政府管不了的地方另建了一个新工厂（汽巴公司一百五十年后仍在运行该厂），问题是，这个工厂就在莱茵河边。公司的官方历史记录如下：“紧邻河流以便排放污水和处理废物已经成为染料生产至关重要的条件。”[13]而当穆勒-帕克受制于禁令，打算把废水排到莱茵河的一个支流中时，遭到了市政府的否决，因为那条河水量太小。他急于恢复最大产量，又提出将所有的废物装在桶里再往河里倒。这个方案也被否决了。

当时穆勒-帕克还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那些废弃物使得工厂周围的居民染上了重病。巴塞尔的居民们从浅井打水，其中一些井离工厂很近，而穆勒-帕克已经往厂里没加防渗膜的排污池里倒了两年废水了。1863年，一名铁路工人喝厂区附近井里有污染的水后生病了。第二年工厂旁边一户人家的园丁兼女仆喝了污染的井里打出的水泡的茶，也病了。这家的主人是个有钱人，请了高贝尔斯莱德来调查。化学家分析了井水后报告城市健康机构，水里的砷“浓度太高，水质应定为有毒，呕吐等症状显然是因此造成的”。[14]他还注意到井水微黄，有种“说不出来的、奇怪的、有点恶心的味道”——那种味道很恶心，但难以描述（一个多世纪之后，类似的模糊字眼被用在了汤姆斯河上）。然后高贝尔斯莱德检测了工厂的排污池、土壤，甚至邻近的运河中的底泥，测到的每个地方都被污染了。根据他的报告，1864年市政府要求穆勒-帕克的第一个工厂停产。市政府还代表受害者（当时已经变成了七名）起诉了穆勒-帕克。经过八个月庭审，1865年3月他被判犯有严重过失，处以大笔罚款，同时赔偿受害者和周围土地的所有者财产损失，甚至还要为周围的邻居提供清洁的饮用水。高额的罚款和耻辱都令穆勒-帕克难以忍受，判决过后几个月他就搬去了伦敦。

但苯胺染料生意仍旧如火如荼，工厂的所有者——嘉基公司——不会让穆勒-帕克的工厂闲置的。他们接手了染料生产，约翰·鲁道夫·嘉基-梅里安想法让市政府同意了他的废物处理方式：建一条六千英尺长的排污管道，把废水排到莱茵河去。后来排污管来不及排了，嘉基的工人们开始在半夜偷偷到巴塞尔的中桥去，将一桶桶的废水倒入滚滚的河水中。[15]因为莱茵河是向北流的，而巴塞尔又是个边境城市，嘉基，还有克拉维尔的废水就离开瑞士，成了德国的麻烦。自此开始，全世界的化工生产都在使用这同一种排污策略。他们会首先倒在自己的土地上，因为那永远是最便宜的选项，然后如果官方禁止了这个选项，他们就会把废水倒在附近面积最大流速最急的水体里。瑞士和德国大型化工厂的很多厂房都建在欧洲最宽最急的河边，珀金的小工厂临着通往泰晤士河的运河，这些可不是巧合。[16]

到19世纪80年代，强大的莱茵河也不能再彻底稀释染料公司倒进去的碳氢化合物了，鲑鱼和其他曾在河中繁盛的鱼类都消失了。1882年巴塞尔大学的一名化学教授把鱼放在笼里沉到莱茵河的不同河段，以此证明了染料废水对鱼有害——这很可能是第一个涉及野生生物和工业污染的对照试验。[17]莱茵河没有恢复正常，19世纪90年代嘉基、拜尔、汽巴、巴斯夫还有其他公司往河中倾倒着苯、甲苯、萘、硝基苯和其他煤焦油的有毒馏分，穆勒-帕克比起来就是小菜一碟。与此同时，在巴塞尔郊外的汽巴大型染料厂附近，居民们仍在抱怨着“排到空气中的难闻蒸汽”毁了他们家的花园。没人能让这些公司收手。化工是德国强大、瑞士繁荣的重要原因。1900年，几百名处于汽巴公司烟囱下风向的居民试图阻止厂房扩张，他们的抗议被即刻否决，“别指望工业区有阿尔卑斯山的好空气”。[18]

同时，在快速扩张的工厂工作也极端危险。这些工厂真的是在“爆长”——始终存在着爆炸的风险。染料生产使用大量强酸和挥发性溶剂，汽巴的工程师发明了第一个可佩戴式防毒面具——一个呼吸装置——在工人混合气态化合物的时候起保护作用。但是这个装置闷热、庞大、笨重，工人们不愿意用。大多数工人只是在脸上蒙上衣服，这基本上没有作用。主管通常不强迫他们使用防毒面具，因为这样工人干活更快。工作后清洗的规定也不是强制的，所以不仅是巴塞尔的小河因为排染料废水变得红红紫紫，城里苯胺厂的工人们也加入了这五光十色的奇景，他们走在大街上“双手，有时还有脸和脖子，泛着各种颜色”。[19]偶然的中毒事件是家常便饭，最常见的症状是抽搐、尿血和皮肤褪色。所以染料制造被认为是高人力消耗行业，1925年，一位美国的评论员指出，染料工厂的管理人员认为“只要能在完成产量的同时保证百分之十以下的人员损失，而离开的那不到百分之十能站着离开，他就算尽忠职守了”。[20]

一个更坏的苗头出现了，医生们注意到一种新的疾病，他们称之为“苯胺肿瘤”。创造这个词的是法兰克福的一位外科医生，叫路德维希·威廉·卡尔·雷恩。1895年，他在四十五名生产品红的染料工人中检出了三例膀胱癌。1906年他在法兰克福记录了三十八名类似的患病工人，在瑞士和德国的其他医生也有类似报告。过了不到四年，瑞士的一位著名医学教授说苯胺工厂的膀胱癌是“最明显的职业病，接触过这种病的人无不对它的痛苦和迅速恶化印象深刻”。[21]

日益显现的问题没有减缓这个工业的扩张。到了世纪之交，汽巴公司和竞争对手一样扩展到了全欧洲，在波兰、俄罗斯、法国和英国都有工厂。1913年汽巴公司员工达三千左右，大部分产品出口或是在国外生产。德国公司成长得更快。实际上，在一战之前，染料和制药是德国和瑞士的两个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一战开始很多德国的工厂都转而为皇帝的部队生产炸药和毒药，保持中立的瑞士则靠拾人牙慧发达了。1917年汽巴公司总收入达到了峰值五千万瑞士法郎（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亿八千万美元），其中百分之三十是利润。[22]

作为战败国，又有多项重要专利被废止，德国公司转变了生存战略。为了能领先外国——特别是来自美国——的新兴对手，从前激烈的竞争对手们开始密切合作。1925年这种合作达到顶峰，巴斯夫、拜尔、赫斯特、爱克发等公司合并成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简称法本公司（I.G.Farben），该公司二战期间因在集中营工厂使用苦役犯而臭名昭著。不过在一战后的那些年中，德国公司仍以技术精湛而著称。

不出意料，德国的企业联合战略对巴塞尔——这个长期将外来创意据为己有的“强盗式”产业中心——的周边产生了影响。德国公司重新进入国际市场后瑞士的利润开始下滑，于是他们最大的三家染料公司：汽巴、嘉基和山德士决定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最初只是合作伙伴关系，不是合并（它们直到1971年和1996年才正式合并），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打入最大的国际市场。美国的关税高，它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美国建厂或并购美国的工厂来为美国市场生产。于是，1920年这三家瑞士公司购买了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两个旧工厂。

染料生意若不能继续下去，这些厂主就一无是处了。如果把工业中心俄亥俄河谷看做美国的鲁尔，那俄亥俄河就是莱茵河，而辛辛那提就是巴塞尔。俄亥俄河又宽又深，水流轻快，辛辛那提到处都是工厂，新命名的“辛辛那提化工厂”并不显眼。而最妙的是，瑞士购买的工厂本已连入城市排水系统，这样，对“处理”废水的监测将会很松。和在巴塞尔一样，这些管道直接连着河流和运河，全进了俄亥俄的隐蔽水域。而当时似乎没人在意，这条河还是辛辛那提七十万人口和下游十四个城市饮用水的重要水源。往莱茵河倾倒了半个多世纪危险化学品之后，这些瑞士公司仍旧无意于改变他们赚钱的方式，现在，他们来到了美国。

后续的事件如电影续集一般展开。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辛辛那提化工厂为瑞士赚取着稳定的收入，后者则许以拓展树脂和其他化学品合成业务作为回报。两座工厂——一座位于诺伍德附近，另一座邻近圣伯纳德——增长很快，它们的废气废水也随之增长。二战期间这种增长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当时辛辛那提化工厂为军队生产军装和烟雾弹用的染料，同时还是该国最大的DDT（滴滴涕，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生产商。DDT这个“传奇化合物”的高效杀虫能力是1939年嘉基公司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发现的。一片繁荣中，没几个人注意到了圣伯纳德那家工厂染料工人中膀胱癌发病率的异常状况，这些工人接触的正是当年在欧洲触发了膀胱肿瘤的那些化合物。

但是，和在巴塞尔一样，当地政府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俄亥俄的现状，一条条满载有毒废水汇向大河的支流，这些都令企业领导和辛辛那提的市政官员们难堪。以圣伯纳德工厂为例，一天的污水排放量将近一百万加仑。[23]这些水里究竟有什么几乎是个谜，这和在巴塞尔的工厂一样。但工厂的化学师知道这里面包含有大量的硫酸，还有硝基苯，它已经取代砷酸成为几乎所有染料工厂的主要污染物。[24]当辛辛那提化工厂的酸性废水抵达俄亥俄河，同河里几十家其他企业的废水混合在一起后，毒性有时会更大。所有这些废弃物使得辛辛那提附近的河段成为近千英里的俄亥俄河中污染最重的片区。[25]旷日持久的实验最终确定，未经处理的污水与化学废弃物混合而成的污秽中充满着致病菌。这条美国重要河流的污染成了当地一大丑闻，1936年到1945年间美国国会共举行了四场与之相关的听证会。

雇员间关于癌症的传闻、邻里对污染的抱怨和随之而来的政府必然的制裁，辛辛那提化工厂那些以汽巴公司为首的瑞士老板们早已在巴塞尔和其他地方经历过这些。瑞士人知道后面是什么，他们以传统方法应对：远离城市建厂。20世纪50年代，辛辛那提市终于建好了三个大型污水处理厂，并通过法律约束企业必须对污水进行预处理，否则需向市政交付巨额费用。而此时汽巴公司早已将它的大部分生产转移到了别处。

汽巴公司没有再选择巴塞尔或辛辛那提那样巨大而喧嚣的城市，而是去了一个相当偏远的地方，一个沉睡中的小镇，那里等级森严权威至上，瑞士人可以大张旗鼓地搞煤焦油化工而外界无法置喙，那里的河水由他们支配。这片新的领地深处新泽西松林之中，除了河边一个破败农场几乎一无所有，那是一片处女地。那个农场叫“卢克农场”，原先的主人号称自己是汤姆·卢克和他的印第安公主的后人，在古老的传说中，汤姆·卢克曾是几英里外一个茅屋的主人。

两百五十年之后，一些新鲜事物来到了汤姆斯河。

[1] 关于托马斯·卢克和安公主的故事最初出现于波林·S·米勒写于1967年的一本二十九页的书中，作者多年来主持编写欧申县志。这本自费出版的书叫做《汤姆斯河与多佛早期历史》，为庆祝多佛建镇两百周年而作，其中介绍了设计托马斯·卢克和他的印第安新娘的《老民谣》。1922年，小镇在赫迪公园的一座步行桥上竖立了纪念卢克的牌子，位置邻近据说1712年他建立渡口的地点。米勒版本的故事的题目乐观：“汤姆斯河如何得名”。但有人质疑，卢克的党羽，包括他的后代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都不曾捍卫过自己的祖先。在当地19世纪的记录中，反倒更像得名于“印第安人汤姆”和威廉·汤姆（有时被称为威廉·汤姆斯），例如，埃德温·索尔特1890年在新泽西出版的《蒙茅斯与欧申县的历史》，以及约翰·华纳·巴伯和亨利·豪1868年出版的《新泽西历史荟编》。另一个对卢克的故事的质疑是，汤姆斯河中学（现南汤姆斯河中学）的战歌开头是这样的：“哦！老印第安人汤姆在山巅为我校命名！”歌里还提到了“老汤姆”的“胜利、战功和声望”，却没提情报和贿赂。学校的球队成立于1891年，号称是印第安人。

[2] 1782年英军突袭汤姆斯河的记录最初登载于文顿皇家公报上，这是一家位于纽约的支持皇室的报纸。这段描述后被收录在《新泽西历史荟编》的328—329页。

[3] 2006年，通过全民投票，官方将镇名由多佛镇改为汤姆斯河镇。投票前的辩论非常火爆，很符合镇子的风格，最终反对票还是大于百分之四十。

[4] 托马斯·A·马西斯的政治生涯骤然终止于1958年。他患有未公开的疾病，从费城医院出院后没有几天，他就在自己豪宅的二楼饮弹自杀。尽管有当地几家报纸报道了自杀，马西斯家族掌控的《欧申太阳报》比较谨慎，只是告诉读者，他们的党魁“在与疾病斗争了两周之后，周日于自己的家中向死神妥协”。如今，提到托马斯·A·马西斯，大部分欧申县的居民想到的是那座连接了汤姆斯河镇与巴尼加特岛的双桥中较老的那个。此桥建于1950年，耗资六百万美元，资金是马西斯和他儿子从州里筹到的。

[5] Anthony S. Travis，“Perkin's Mauve：Ancestor of the Organic Chemical Industr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31 （January 1990）：51—82.

[6] 根据食谱记载，埃及人从胭脂花、茜草和红花中提取淡红色染料，从马棘或槐蓝中提取蓝色用于印染缠绕木乃伊用的亚麻布。希腊人用大桶的靛蓝染他们羊毛或麻布做的长袍。几个世纪后，罗马人入侵不列颠时，他们吃惊地发现凯尔特人用可能是菘蓝提取的蓝色涂抹身体。事实上，“不列颠”可能得名于希腊语的“prettanoi”，或者“纹身的人”。

[7] 葡萄牙人1500年抵达南美洲海岸时因为发现了巴西木而异常兴奋，于是他们将新发现的领地称作“Brasil的土地”，因为那里的树能生产一种像炭烧红了似的红颜色，这种颜色在中世纪法语中叫做braise。

[8] 此处原文中用的piracy既有海盗之意，也有盗版的意思，作者语意双关。——译者

[9] 摘自“Beautiful Tar. Song of a Enthusiastic Scientist”，Punch， September 15，1888。

[10]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安东尼·特拉维斯在著作中详细记录了本章所述的约翰·雅各布·穆勒-帕克在巴塞尔的阵痛，文章名为“毒化的地下水和污染的土壤：巴塞尔第一工业——染料制造的痛苦与磨难”，《环境历史》2：3（1997.7）：343—365。

[11] “毒化的地下水和污染的土壤”，349。这段话最初见于奥古斯特·莱昂哈特的一个演讲。此人19世纪60年代就职于英国的一个染料工厂。该演讲名为“品红生产评论”，发表于1876年的费城百年纪念展。

[12] 在化工合成兴起前，河水的颜色就已经是工业化的一个标志了。1853年，早于珀金发明苯胺染料三年，查尔斯·狄更斯出版了小说《艰难时世》，其中虚构了一个焦煤镇，镇子中“工厂与烟囱林立，没完没了地排出毒蛇一般的黑烟，从不消散。镇子里有条黑色的运河，还有条河水是紫得泛着臭气。一栋栋的建筑满是窗户，里面终日传出奇奇咔咔的响声，蒸汽机的活塞单调地上上下下，看着就像得了抑郁症的大象的脑袋”。

[13] 将莱茵河当做废水和垃圾的排放场的情况见于瑞士为纪念汽巴公司成立五十年官方和私人联合出版的公司史——《巴塞尔的化学工业社会，1884—1934》的第8页。

[14] 弗雷德里克·高贝尔斯莱德在一份写于1864年6月8日的三页手写信件中向巴塞尔州政府健康委员会报告了他的这一发现。

[15] Markus Hammerle，The Beginnings of the Basel Chemical Industry in Light of Industrial 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chwabe ＆ Co. 1995）54. 译自德文。

[16] 约翰·雅各布·穆勒-帕克遭到起诉之后还有几起关于苯胺染料造成水体污染的诉讼引起了高度关注。也出现了关于食用人工染色糖果甚至穿品红染色袜子造成砷中毒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例如，1868年10月3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有两条“毒袜”的报道。一个转载自医学杂志《柳叶刀》，一名芭蕾舞演员汗液浸透了自己“鲜亮的红”袜子之后患严重皮疹就医的个案。另一个是医生来信，报道了他的一名病人穿购买的印染过的袜子后出现了类似症状，病人返回商店质问的时候店主承认有好几个顾客都来抱怨过了。

[17] 卡西米尔·宁豪斯的实验在“The Beginnings of the Basel Chemical Industry in Light of Industrial 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hwabe ＆ Co.，1995）第56页有记载。

[18] Society of the Chemical Industry in Basel，1884—1934，8 and 76.

[19] The Beginnings of the Basel Chemical Industry in Light of Industrial 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44.

[20] D.H.Killeffer，“Industrial Poisoning by Aromatic Compounds，” Industrial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17：8（august 1925）：820—822.

[21] The Beginnings of the Basel Chemical Industry in Light of Industrial 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41.

[22] Society of the Chemical Industry in Basle，1884—1934，56.

[23] 1加仑约合3.79升。——译者

[24] M. W. Tatlock，“Industrial Waste Treatment：Cincinnati Chemical Works”，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Purdue Industrial Waste Conference （1956）：166—171.

[25] 对俄亥俄河的第一次全面采样是在1950年9月18—29日期间，采样从源头宾夕法尼亚到终点汇入密西西比河。由当时新成立的州际管理机构“俄亥俄河流域水质卫生委员会”操作。委员会在其报告“俄亥俄河污染模式—1950”中认定污染最严重的河段是辛辛那提近岸及其近端下游。

第二章 看不见，摸不着

汽巴公司在新泽西的松林里留下的煤焦油化工遗迹完全不同于它遗留在巴塞尔、辛辛那提或其他地方的。在当初的开拓者眼里，1949年6月购买的这片土地相当广阔。这块边界不规则的土地（类似三角形）有差不多两平方英里，东边的边界有一部分是绵延近一英里的汤姆斯河。除了河边那个卢克农场，几乎全是茂密的松树橡树林。1864年，亚历山大·克拉维尔在巴塞尔郊区建了汽巴的第一座工厂，在汤姆斯河这片一千三百五十英亩的土地上，这样的厂子可以盖三百多个。

通常工厂应该尽量靠近现有道路以减少基建成本。但与邻里斗争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瑞士人在新泽西反其道而行了。他们在大片土地的正当中清出了三十五英亩，周围则以至少半英里的森林来与世隔绝。无论工厂如何增长——上世纪70年代那里就有了二十二栋建筑、五个排污池和几十个垃圾场——过路人只能看到林中的厂门与高墙。细心的人也许能注意到视野不远处绿色掩蔽下的水塔尖和厂房屋顶。但从驶过的汽车车窗里，它们几乎看不到。除了在那里工作的人，对所有的人来说，这个工厂眼不见，所以心不烦。

最初的三栋建筑又大又矮，总体积四百万立方英尺（比泰坦尼克号邮轮小一点）。瑞士人预计会进行扩张。建筑成本一千八百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亿五千万美元），汽巴公司相信未来的收益值得这样的投资。所有的建筑都只为一个目标：日产量上千吨的还原染料，全天候生产，尽量降低成本。[1]从1907年开始，汽巴就在巴塞尔生产还原染料，在辛辛那提也生产过同样长的时间，但规模都比不上在汤姆斯河的设计。

还原染料是革新产品，同样以煤焦油为原料。这类染料都有一个基本结构：蒽醌——由蒽、萘和苯三种煤焦油组分合成的黄棕色粉末。还是老一套。从1856年威廉·亨利·珀金在父母家的阁楼上第一次生产出染料开始，化学家们一直在用到处都有的焦油合成染料。蒽醌还原染料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持久性。之所以叫还原染料（Vat dyes）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在桶（vat）里生产的（它们确实不在桶里生产），而是因为它们特殊的化学性质。这些染料不溶于水，但在催化条件下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生成溶于水的盐，给织物着色则是在桶里。着色后的织物干燥后染料会重新变回不溶状态。还原染料非常好用，它只要一步浸染就可以牢固地附着在织物上，而且不怕水和阳光。几乎所有材料都能着色，包括棉布——1793年轧棉机问世，这种织物就开始流行。[2]

二战期间还原染料主要用于军装，各种卡其色、棕色、橄榄绿、蓝色都含有蒽醌基，现在战争结束了，汽巴公司认为民用市场将会大涨。公司管理人员决定挑战杜邦和联合化学公司这两个更强大的对手，将汤姆斯河变成美国的还原染料生产中心。1952年工厂开工时，可生产三十五种染料，年产量四百万磅，占美国还原染料总产量的百分之十。这足以为汽巴公司带来每年六百万美元的销售额，相当于现在的五千万美元。公司还详细地设计了道路网络和厂房基础设施，这样如果市场需求增长到他们预期的水平，产量将可以翻番甚至增至三倍。这家公司的前身由亚历山大·克拉维尔创办，它进入染料行业的时间比所有对手都早，但汽巴公司无论在创新上还是生产上始终落后于别人，在欧洲比不上巴斯夫，在美国比不上杜邦。还原染料是一个缩小差距的契机，这要在汤姆斯河实现。

蒽醌还原染料生产过程只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当时如此，现在也如此。这类染料，用染料生产史专家罗伯特·J·巴普蒂斯塔的话说，“跟其他染料相比，使用更多的危险原料，产生更多危险废弃物。”产品的耐久力是有巨大代价的。生产这种长链而稳定的分子需要多步化学反应，复杂且相当危险。基本上，发生这一系列反应所用的各种化合物，要么易爆，要么有毒，要么既易爆又有毒。必需的原材料包括数量惊人的危险溶剂（硝基苯、萘和苯）、盐酸、硫酸、碱、氨水，还有汞、铬、钒、铜等重金属和看上去怎么也少不了的砷。硝基苯尤其麻烦，它接触或吸入都致毒，却在活性染料生产的多个步骤中都要使用，用途之广以至于公司备忘录中将其称为工序的“血液”。[3]进行所有这些复杂的反应工序不单需要大量危险原料，还占用大量空间，汽巴公司在辛辛那提的那两个逼仄的厂房里只能小批量地生产还原染料。（尽管产业转移到了汤姆斯河，俄亥俄州的两家工厂在上世纪50年代仍在以小产量继续生产。）在新泽西中部的丛林中，宽敞的建筑有足够的空间，他们大可将生产的全部过程置于一个屋檐下。这就是汽巴公司在汤姆斯河创造的：专为一种产品优化而成的微型城市。

尽管瑞士人挥洒了大量精力让这个工厂设计得更高效，这座松树林中的微型城市仍有一个不和谐的地方：它消耗的比生产的还多。过去的将近一个世纪中，向莱茵河、俄亥俄河和其他水域排放的污染早已证明，染料生产是一个污染密集产业。但即使以染料业的低标准来衡量，还原染料的生产还要更糟。化工行业的一大准则就是，生产过程增加的每一步都会降低效率，增加废物。生产蒽醌活性染料需要的步骤比其他任何染料都多。各种溶剂、酸和金属的组合，在反应釜中沸腾、经过高压釜、挤过过滤器，在水箱中被搅拌、在烤箱和真空室中被烘干。每一步，都有原料挥发出去，使一些化合物不能发生应有的反应，产生出不需要的副产品。有些没发生反应的物质还会被再利用，少数副产品有销路，但大多数都是无用的废物。这个过程效率太低，最典型的例子，在汤姆斯河镇，生产棕色还原染料，要获得一磅的最终产品需要五磅半的原材料，剩下的几乎都要作为废物排放。[4]换句话说，汤姆斯河镇的工厂1952年开工时的最大年产量不是四百万磅，而应该是四百万磅染料加大约八千万磅危险废弃物。[5]

弄走染料成品很容易：卡车或者货运火车（新泽西中央铁路的一条支线直通厂区）可以直接把它们送到卡罗来纳和新英格兰的纺织工厂。但数量更加巨大的有毒废弃物呢，汽巴公司不可能也这样弄走。将它们异地填埋成本极高，公司要想追上杜邦和其他竞争者就不能有过多不必要的花费。染料将离开汤姆斯河，而废物将留下。

从染料商离开巴塞尔来到汤姆斯河这一年算起，四百二十年前，一个人也在深夜离开了那座城市，他是一位牢骚满腹自学成才的医生，对化学的应用和对疾病本质的认识离经叛道。他逃离了自己的生活。虽然为同行不齿，这个游方医生却深信自己的理论终将胜利，尽管他无法预见这个理论在一个海外小镇的污染和迟来的补偿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贫寒，却有一个贵族的名字：德奥弗拉斯特·博姆巴斯茨·冯·霍恩海姆，而他几经修饰选定的笔名显示出极端的自信：帕拉塞尔苏斯，拉丁语，意为“超越塞尔苏斯”。（塞尔苏斯，生活于一世纪，参与编纂了百科全书，撰写了罗马医学的重要纲要。）

早在巴塞尔成为化工摇篮之前，它是学术中心。1527年年初，帕拉塞尔苏斯中断了他在中欧的漫游——这是他终其一生都在做的事——去往巴塞尔治疗一位著名的病人：画家约翰·弗罗本。弗罗本当时借住在更出名的人文主义神学家伊拉斯谟家，伊拉斯谟也病着。帕拉塞尔苏斯将他俩暂时都治好了。出于感激，两位名人为他安排了一个职位，城市医官和巴塞尔大学的老师。帕拉塞尔苏斯很快就透支了这份感激。他总是怒气冲冲，对人恶语相向，尤其是喝多了的时候，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去诋毁他不认同的人，给他们最大的羞辱。[6]1527年6月24日圣约翰日的篝火旁，帕拉塞尔苏斯让学生烧掉阿维森纳的书。这位五百年前的波斯医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很受医生们的推崇，在巴塞尔大学也不例外。[7]不久之后，帕拉塞尔苏斯的资助人弗罗本再度染病并最终去世，而帕拉塞尔苏斯因一位生病的教士不肯付账而身陷官司。1528年年初他失去了教职，在法庭上侮辱法官后被判离开巴塞尔，否则将面临监禁或更严重的后果。他没再回来，1541年去世，死前正在为另一位神职人员治病（尽管他曾赌咒发誓再不干这个了），这次是在萨尔茨堡。

让仅在巴塞尔待了一年的帕拉塞尔苏斯饱受鄙视的——除了他本人的暴躁性格和自视甚高之外——是他显露出的对传统医学的蔑视态度。他不能容忍那些包含着文艺复兴时期医学教条的希腊、罗马、伊斯兰教材。他写道：“告诉你，我脸上的胡茬知道的都比你和你的抄书员多，我的鞋扣都比你的盖伦、阿维森纳博学，我的胡子都比你们那些高等学府经验丰富。”[8]他反对最激烈的是“体液学说”，传统上认为疾病是四种体液间的失衡造成的，四种体液是指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分别对应世上的四种元素气、火、土和水。1527年夏天，帕拉塞尔苏斯在巴塞尔发表了一个简要的声明，声称他的使命就是通过改进他设计的新疗法来纠正同行们的错误认识。“这些并非出自希波克拉底或者盖伦的只言片语，而是我在经验——这个最高导师——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重新创造的。如果我要证明什么，不会去引用权威，而是去实验和推理。”[9]

这几句被印在一张传单上，于1527年6月5日在巴塞尔街头派发出去的话中，帕拉塞尔苏斯明确宣告了一种新的科学，不是基于教条，而是出自观察与实验。实际上他并不总是践行自己的话。他的循证医学也包括了大量的神秘主义和炼金术，他的一些重要主张——包括有体液说风格的概念：万物皆由水银、盐和硫磺构成（这些词在这里指的不是它们现在的字面意思）——错得和他想取代的传统概念一样离谱。但无疑，拒绝教条、密切观察病人、详细记录病例、实验各种疗法并记录结果，这些使得帕拉塞尔苏斯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医生，被同行排斥，事迹却被传颂。他的理念的传播——尤其是在他死后——是文艺复兴晚期科学革命的刺激因素之一。他在巴塞尔的尝试失败三百年后，这些理念仍对主流医学的改革起着作用。

帕拉塞尔苏斯对前人所谓智慧的质疑也帮助推动了知识分子们长达一个世纪的讨论，这些讨论催生了化学工业和医学的新分支——毒理学和流行病学——这两个分支日后将被用来应对工业产生的致命后果，比如发生在汤姆斯河的情况。所有这些帕拉塞尔苏斯的“遗产”都源于他的一个理念：疾病的本质是化学作用，因而它的治疗也是化学过程。在手稿中他说的是“炼金术”而不是“化学”，但他指的不是中世纪那种试图炼铅成金的法术，他的疗法也不同于放血和草药配伍。对帕拉塞尔苏斯来说，化学反应过程，将纯物质从杂质中分离出来的过程，既是神圣的，也是现实的，神在创世（混沌初开）时用，帕拉塞尔苏斯在拿玻璃容器蒸馏时也用。威廉·亨利·珀金1856年从煤焦油里分离各种组分并意外催生化学合成工业的时候，遵循的正是帕拉塞尔苏斯的传统。而珀金的对立面，七年后第一个去调查并报告这个行业的可怕后果的巴塞尔化学家弗雷德里克·高贝尔斯莱德，遵循的也是帕拉塞尔苏斯的传统。

帕拉塞尔苏斯关于污染与疾病的观念因他写的书而得以传播，这本书被认为是第一部详细论述职业卫生的教材，名叫《斯尼伯格矿山病及其他矿工疾病》。[10]帕拉塞尔苏斯小时候曾做过冶炼工的学徒，听着矿工们讲的故事长大，故事里山上的地精用有毒的蒸汽守护它们的矿藏。后来，当他再返回矿井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医生，迫切想要了解冶金的秘密，医治吸入采矿和加工中的有毒烟气的工人。和他所有的书一样，大段的“斯尼伯格矿山病”对现代读者来说晦涩难懂，他对疾病的解释也驴唇不对马嘴，他信誓旦旦地说汞中毒的症状——发抖和牙齿打战——受星星和月亮的位置影响。尽管有这些错误，他在书中成功地描绘了砷汞中毒的症状，第一个观察到了污染物可以进入肺部引起慢性疾病。几乎可以肯定，帕拉塞尔苏斯所描述的“萎缩病”就是肺癌，他甚至注意到，不单单是这个行业的工人，旁人如果在矿井或熔炉附近待的时间太长也存在风险。[11]

帕拉塞尔苏斯不幸的一生于1541年结束之后，一代代不循常规的科学家们——他们当中很多还联合外行——完善着他的理念，为环境医学这门新学科做出贡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意大利医生伯纳迪诺·拉马齐尼。不同于他那些认为出行有失体面的同行，拉马齐尼坚持亲自检查工作环境，收集病人详细的工作史。他在1700年出版的《工人的疾病》对五十二种与行业相关的疾病做出了极其精确的描述，包括制陶工的铅中毒，制镜工的汞中毒，还有伏案苦读者的脊柱弯曲和精神负担。拉马齐尼敏锐的观察堪为后世工业卫生学者的表率。他提出的预防措施包括：沐浴、锻炼、通风、手套、面具、隔离危险材料等，这些最终成为公共健康管理的基础，这门学问令汽巴、嘉基和山德士公司在巴塞尔、在辛辛那提、最终在汤姆斯河烦恼不已。

从帕拉塞尔苏斯和拉马齐尼第一次确定疾病与化学污染之间的关系起，他们就建立了一种新的医学，拒绝承袭教条，而是专注于每一个病人的具体经历：他们呼吸了什么，接触过什么，吃过什么。没有传统的牵绊，他们得以洞悉他人所忽视的，比如矿工的肺部损伤，制镜工的记忆损伤。他们只能猜测造成这些疾病的具体原因，这些猜测很多都是错的。但重要的是，疾病不再被敷衍成各种不可控因素的产物，什么变化莫测的上天、山里嫉妒的地精，或是不平衡的体液……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的借口——“就是运气不好”，或者“一定是你的基因有问题”（汤姆斯河镇的人们两种理由都听到过）——但同样站不住脚，至少绝大多数病例根本不遗传。在帕拉塞尔苏斯和拉马齐尼之后，已可以确定很多疾病是人类行为导致的。风险可以通过预防减少，也可能因无所顾忌地追逐财富而增加。煤焦油化工的兴起使得这两个选项变得更加对立，但在前工业化的时代，在采矿场和小作坊中，这一对矛盾早已存在。帕拉塞尔苏斯明白这个道理，他写到：“我们也需要金、银和其他金属，铜、铁、锡、铅、汞。要想得到这些，我们必须冒着生命与健康的风险与很多敌人斗争。”[12]

当1952年汤姆斯河镇巨大的新工厂开张营业的时候，帕拉塞尔苏斯的两个传统——大胆的化学实验，和对实验健康后果的密切观察——在工业化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但两者中只有一个可以带来持续的收益。

没有任何记录显示1952年的时候汤姆斯河镇的人们对化学工业的到来有担忧。在这片松林里，没有帕拉塞尔苏斯去华盛顿大街散发愤怒的传单，或是去海滩边的篝火中焚烧汽巴公司的宣传手册。相反，据还记得起来的人回忆，整体的态度是欢欣鼓舞的。罗登·莱特博迪，后来的镇长说：“汽巴来到汤姆斯河在当时是个大事件，在欧申县有了可工作的地方。”他兄弟在工厂工作。二战刚结束的几年欧申县不景气，唯一的大变化是涌入的胳膊上文着集中营编号的犹太难民。他们是自由主义者，很多还是社会主义者，和镇上当权的保守派关系紧张。（1953年，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以苏联间谍的罪名被处决时，他们的两个儿子与家里的朋友住在汤姆斯河，一个十岁一个六岁，学校校长采纳其他家长的意见，以他俩不是新泽西州合法居民的名义将他们开除出校，六个月后他们只好回到纽约。[13]）新来的人不富裕。很多人卖鸡蛋为生，因为土地便宜，离纽约和费城的市场近。最近的大报纸《阿斯伯里帕克新闻》开始每周日登载两版“家禽信息”，并为犹太人的服务组织“犹太兄弟会”登载会议通知。过去的驿道，现在的9号公路旁是连片的养鸡场，大路上看上去永远像是落着雪，实际上是落着一层鸡毛。

汽巴的到来意味着家禽养殖不再是欧申县唯一的增长行业。最初的两百名员工中有一百二十人是从辛辛那提转来的，但随着染料生产的扩大还会增加几百个职位。1954年的工资总支出将是一亿五千万美元。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工厂开张意味着自独立战争以后，汤姆斯河第一次对外界有了影响。工厂将以小镇的名字命名（虽然随着事情的变化，这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它的染料将运往全世界。1953年6月4日，工厂开工六个多月后，进行了题名仪式，那是欧申县多年未见的壮观活动——可能是自1937年兴登堡飞艇爆炸以来最壮观的，爆炸发生在镇以西五英里的莱克赫斯特海军机场。有五百多人参加活动。当小型飞船从莱克赫斯特起飞掠过众人头顶的时候，在铜管乐队的伴奏下，一位“不动产所有权董事会”（即县议会）的成员将一个卷轴交给了汽巴公司总裁罗伯特·卡培里。主发言人是新泽西州长阿尔弗雷德·E·德里斯科尔，他是共和党人，后来开了一家制药厂。德里斯科尔告诉民众汽巴公司冒着风险修建了巨大的厂房，“作为回报”，他们理应免受过度的税负和政府的干预——这个要求无疑在保守的汤姆斯河获得了响应。[14]

汽巴公司当天发言的是美国分公司的总管哈里·B·马歇尔。（瑞士人卡培里只负责接卷轴。）马歇尔跟大家说工厂能改善水质，而不是污染它。根据当地媒体对讲话的大力宣传，他当时说，“工厂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确保自己对地区有益。[15]排放到汤姆斯河的污水一定是清澈纯净的，绝不会污染河流和港口，那是为大家提供生计、给居民和游客带来快乐的地方。”人们都说，下面的听众反响热烈。1953年汽巴印的一个小册子里加入了大量新废物处理系统的图片，一个标题写到：“排入汤姆斯河的经过净化的污水，清澈，中性，对鱼类无害。”[16]

在众人轻易地对工厂开张合唱颂歌的时候，只有一个不和谐音。1953年3月24日，题词庆典十周之前，《布鲁克林鹰报》的狩猎与钓鱼栏里有一段简评：“新泽西再次面临污染危险，另一家化学企业正在汤姆斯河建厂，它将每天从汤姆斯河中抽取一百万加仑的河水，并将被硫酸和制药废物污染后的水再排回河道。这将彻底毁掉河水和巴尼加特湾。”[17]只是一段登在外地报纸体育版最下一栏中间位置的话，但瑞士人不能冒这个险。作为应对，他们安排了当地记者对工厂的参观活动，收获的是汤姆斯河镇本地报纸《新泽西信使报》头版头条的颂扬：“汽巴废物处理车间之旅驱散污染谣言。”[18]这对汽巴是最理想的，在汤姆斯河镇，公司可以运转下去，仿佛过去的事从来不曾发生，以后也不会再发生。

新工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都是未经水或其他友好材料稀释的，因而也更加危险，即便用来描述它们的术语看起来都很友好。比如“滤饼”，由过滤器拦截的颗粒状物质，浸满了溶剂，在染料生产工艺的多个步骤中都会产生。“蒸馏釜底”，高温下在蒸馏釜和其他反应器中形成的黏性固体层。“澄清残留物”（起名的人显然想象力贫乏），漂在液态染料中的大块未反应化合物。车间里的工人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清除各种废弃物，通常是用手。每过几个小时，最长也要在八小时工作换岗之前，生产线上的工人要刮去蒸馏釜底，滤去澄清残留物，清洗或更换滤膜以去除滤饼。然后清理刚刚收集的这些废弃物。

清理到哪里？汽巴如果没有选择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选了最明显也最廉价的。这个公司在汤姆斯河镇清除固体废弃物的方法和他们最开始在巴塞尔的一样，也和它的竞争者们在自己的地盘上的做法一样——只要他们运气好，有足够的地方。汽巴把它们倒在了工厂的场地上——所有的固体废弃物——每年的量都足以装满一千个五十五加仑的大桶。（到上世纪70年代末，年总量已接近上万桶。）废料桶被埋在井里、沟里，或者直接扔在密林中没有标记的空地里。通常这样根本不能束缚住废弃物。例如，他们在工厂建筑以南半英里的地方挖了个井（后来又在旁边挖了两个），用来排砷酸，砷酸和石灰掺在一起倒在里面，后来这里被叫做酸井。其他废料场的外号诸如月亮、泥盆，坑太多没法一一起名。它们像出疹子一样地冒出来，有十几个位点，覆盖了四十八英亩以上的土地。废料场具体的数目无从知晓，因为公司甚至不愿费心在地图上标出那些小的场地，它们很快就被遗忘了。还包括将近两平方英里的林地，公司认为不需要跟踪记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汽巴在汤姆斯河镇工厂的高级经理豪尔赫·温克勒说：“我看当年没有任何人想过垃圾填埋，你把‘废物’放在你觉得合适的地方就行了，所谓合适基本上就是不碍事的便宜地方。”

工厂的液体废弃物不能这么随心所欲地处理，它们的量太大了。和在巴塞尔或辛辛那提一样，废液里有大量的硫酸、蒽醌、其他酸，还有溶剂。为了降低毒性，要用河水对它们进行稀释，比例通常是一加仑化学废液加两百加仑水。结果，汤姆斯河的工厂废液量大得惊人：上世纪50年代是一天两百万加仑以上，70年代涨到五百万。就算和别的染料厂比，汤姆斯河的废液也是波涛汹涌。为生产蒽醌染料增加的步骤中产生的额外污水量大约是每磅染料成品一千加仑——比生产其他染料的废水大十倍还不止。[19]

这家工厂产生的废水量如此之大，如果公司像处理固体废弃物那样将废水装在桶里填埋，一天就能装满两万桶（到70年代就是每天十万桶了）。按这样的速度，即使如汽巴这样有幸拥有如此之大的土地，不出几个月也就埋满了。但是汤姆斯河不像莱茵河或者俄亥俄河那么宽，水势也不急，它始终是蜿蜒而平缓的，流速慢得都能形成柏树沼泽和海狸坝。工厂附近的河滩不足五十英尺宽，河道在进入两英里之外的镇中心之前都比较狭窄。到了那里汤姆斯河才变宽，在邻近巴尼加特湾的地方开始有浪。1952年的时候，垂钓和小规模旅游业是当地不景气的经济的基石，这条河从右侧绕过建于1850年的县政府大楼，那是县里的政治首脑，州参议员威廉·斯蒂尔曼·马西斯——“钢铁马西斯”的权力宝座，不出意料，他热衷于钓鱼。

为了和当地保持良好的关系，公司需要让这条与当地同名的河保持——哈里·B·马歇尔在题词庆典上说的——“清澈纯净”，或者至少维持汤姆斯河从前的那种清澈纯净。这点上，汽巴公司拜上天所赐，公司选址的上游河岸上雪松生长茂盛，树根使水带上了一丝茶色。除了有色，河水因为砂壤土质和沼泽带入的大量有机质而变得浑浊。工厂开始排放污水之前，汤姆斯河是一个繁盛而近于原始的生态系统，但河水看上去根本不清澈。汽巴公司利用了河水的表里不一。开工初期的一些文章，包括公司官方的评论中，对河水天然的水质不以为然。甚至有一篇文章宣称汽巴废水中腐蚀性的酸能让河水味道更好，对鱼对人都好，因为自然状态下汤姆斯河碱性太大了。[20]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说法就非常可笑了，但在1953年它还能糊弄糊弄人。

即便谎称自己的污水在“清洁”河道，公司也不能自在地把所有污水倒入汤姆斯河。河道太窄，水流太慢，而且这条河对小镇的身份和经济都太重要了。即便在汤姆斯河这样一个恭顺的镇子里，每天向穿镇而过的小河中排放两百万加仑的含酸废水也是一种挑衅行为。公司需要想办法减少直接排放。这时，上天又送上了第二个礼物，汽巴则报之以几十年的疯狂倾泻。工厂选址的表层土以下，后来发现，是多孔的沙石质土层，充满了地下水，只离地表几英尺。这意味着公司可以挖浅井，每天取水几百万加仑用于染料生产和稀释废液。同样重要的是，倒在沙土上的液态化学废物将直接渗入地下，仿佛消失了。土地每消化一加仑废水，经那个巨大而清晰可见的排水管中排向河里的污水就可以减少一加仑。多孔土质的两大好处——清洁的水源和废液的排放场——看起来互相矛盾：公司为什么要冒险污染自己的水井？因为公司官员认为，只要排污池和水井离得够远，他们就可以取水倒水互不干扰。这一点他们又错了。

早在工厂开建前，所有相关的人都明白，公司打算找个外人什么也看不到的地方，将大部分废水倒在土地上。隐秘性很关键，一位汽巴公司的经理在1949年的备忘录中写道：“将污水处理场地选在离河较远的地方，这其中涉及心理学因素……最好选在密林深处，严密遮挡以防外人窥视。”这篇备忘录还说明汽巴公司知道将有大量废液消失在沙土中：“我们预计排污渠中的物质将大量渗入邻近土地，这可以减少排入河中的污水量。”[21]1949年的另一份备忘录则更加直白：“在汤姆斯河，所有碍眼的废水都可以灌溉沙土，以最少的处理而排放，没有困难，成本非常有限。”[22]

公司根本没有向州政府卫生部门详细描述他的计划，本该有的强制更改也就没有出现。1949年给州政府的信中汽巴公司的高级经理菲利普·可恩威特承认，含溶剂的废水将以“灌溉适当面积的沙床”的方式排放。但他同时断言水量会“非常小，每月可能不超过几千加仑”，而且“离河道和邻近开发项目如此之远，不可能发生有害渗滤”。[23]这两条很快就被证明是错得离谱——1955年可恩威特的手下告诉他每天有超过两百万加仑的污水渗入地下——但州政府照字面意思接受了，为汽巴公司在1952年开张办齐了经营许可。[24]

汤姆斯河厂的废物“处理”工艺占尽了海绵般的松林土的便宜。[25]它由几个水塘组成。第一个池里铺了沥青，工厂的废水和处理过的污水混在一起（一个两百人的工厂，污水中只有百分之二是处理过的，剩下都是稀释后的染料废水）。第二个池也铺了沥青，向其中投加石灰中和酸度。这几个初始步骤只花费几小时时间，然后是关键步骤，废水被送到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中，湖的占地面积十英亩左右，深十英尺。[26]这个无防渗膜的“处理池”理论容量两千九百万加仑，但因为池底除了沙石什么也没有，它基本就是个无底洞。起初工程师们以为污水中的不溶物会固定在池底减少渗透，但他们乐观的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按照工厂产生染料废水的速度，那个湖两千九百万加仑的容量本该在几个月内被灌满。但这个十英亩大的湖十八个月多才灌满，大量污水都从砂质湖底渗入了底层地下水中。不往湖里灌新污水的时候，它的水位能下降五英尺多。最后，在1954年年中的时候，污水池填满了污水，开始溢出湖堰，它们进入一个矩形的曝气池。再从那里进入氯气消毒池，随后流入一条长渠，尽头是汤姆斯河。这条渠先将水导入一个“鱼塘”，公司号称会在里面养上鲈鱼，在污水入河之前证明它是安全的。然后这个池塘里的水经一个大排水管送入汤姆斯河。

尽管有上面这些池子和步骤，整个系统实际上对工厂液体废物的处理非常有限。加石灰中和酸性，加氯去除微生物，除此之外系统靠的纯粹是稀释、曝气、沉降和时间。它确实从废液中去除了一些固体物质，但这些东西最终也会进入地下水中。这些干化的污泥，连同污水池底清出的淤泥，被倒在一个十英亩的没加防渗膜的沟里，这个沟叫“月亮”，在污水池的东南角。但污染不会待在月亮上，最终地下水里也发现了底泥中的溶剂和汞。没渗入地下的化合物就会进到河里，正是因此，公司搁置了当初大张旗鼓的鲈鱼“鱼塘”计划。污水中大量的有机物耗尽了池中的溶解氧。没有好氧生物——包括鲈鱼——能在那个憋闷的池子里活下去，而那里的水排进了汤姆斯河。

这个水处理系统尽管很低效，仍然比汽巴公司在辛辛那提做的直排有了提升，在上世纪50年代大型化工厂中是很典型的。[27]它由罗格斯大学卫生工程学教授威廉·鲁道夫为汽巴设计，此人编写的废物处理教材在当时广为流传。普渡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名誉教授，工业废水处理方面的权威詹姆士·埃策尔说：“汽巴采用的那种处理方式太初级了，不太可能有什么效果，但当时确实到处都是这种设施。根据当时技术文献中的内容，汽巴应该已经知道他们使用的材料、最终进入污水的物质，都不是能进嘴的东西。他们寄希望于如果把化合物‘倒在地里’，它们就消失了。结果他们节省了大量污水处理费用。”

本来这样也没关系，至少没有大问题——如果汤姆斯河的居民从别的地方获取饮用水。但是，砂质土、高地下水水位、邻近河流，这些令公司对这个厂址满意的因素，恰恰也是周边区域成为镇子上最好的水源地的原因。给镇子供水的汤姆斯河水务公司从工厂下游两英里处的霍利街的浅水井取水供给全镇。1953年汤姆斯河水务开始在同一地点使用第二口井。水务公司不直接从河里取水，但这两口井从来不干，他们的泵其实是在从汤姆斯河抽水。河水透过河岸充满了地下含水层，几百英尺外的另两口井从这个含水层抽水。

不是镇里所有人都用水务公司的水。很多人从后院的井里取水，比如新橡树岭片区的房主们，他们住的地方在排污堆以东七百英尺，离污水池大约半英里，这两个设施都没铺防渗膜，都漏得跟筛子一样。所以，如果你住在橡树岭，从自家井里打水，或者你住镇上什么地方，从水务公司买水，很可能最终喝到的是汽巴公司倒在地上和河里的东西。

多年以后，一场艰难的法庭论战调查了这个问题：公司是否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自己的废物处理手段很危险。经过两场庭审和十一年的诉讼，1988年，新泽西州高等法院法官劳伦斯·韦斯裁决：汤姆斯河化工厂遵循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典型的处理工艺，并非蓄意污染饮用水。[28]法官引用了汽巴-嘉基公司专家证人，前新泽西州首席环保官员的证词，宣布工厂当时的废水处理系统在全美的大型生产厂中属于最先进的。[29]因而韦斯裁决，保险到期时，承保人应赔偿汽巴-嘉基公司所有用于清理1952年至1984年期间污染的费用。据报道，总费用在四亿美元以上。

但即便污染如法院裁决所说，并非蓄意，公司是不是知道得更多？甚至是早在汤姆斯河厂开工的最初几年？毕竟，汽巴和嘉基已经在巴塞尔、辛辛那提和其他地方与水污染的问题斗争了几十年，包括新泽西州一案，已有多起关于废液倾倒在砂质土中造成地下水污染的诉讼。[30]1934年化工厂设计的标准教材中就警告“将废水倒入江河中已不再符合要求”，而寄希望于“地下渗滤”过程的工厂应确定不会影响供水，“以免遭到邻近工厂或地方政府的滋扰”。[31]那个时代废物处置方法专家，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人类学家克雷格·科尔滕说，“地下水的风险广为人知，任何一个处于工厂管理者位置的人都应该谨防此类问题”。[32]

比汽巴公司开始往汤姆斯河镇供水系统排放污染物早四百年的时候，帕拉塞尔苏斯曾试图解释他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有时甚至闻不到的毒物中觉察到的危险。在那部他用特有的热情写就的关于矿工疾病的革命性论文中，他宣称：“人们应该知道，无法感知的事物中始终存有敌意。这些矿产的蒸汽也能杀人，这与鳄鱼和它的呼吸都能杀人是一个道理。”[33]到1952年已经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但那些在汤姆斯河镇操纵着新的巨型化工厂的人们，却心满意足地看着染料生产的残余——20世纪50年代是每天两百万加仑——消失在水里和沙子里。他们不担心这些东西会去哪里，没人担心这个。换个角度理解这个词，他们这些人同样，是无知觉的。

[1] 关于汤姆斯河工厂运行最初几年中设施与染料生产过程的描述是根据凯文·布拉德利与菲利普·可恩威特的文章“工作人员产业合作报告：蒽醌染料”，《工业与工程化学》46：6，（1954，6）：1145—1156。当时布拉德利是这本美国化学学会期刊的助理编辑，可恩威特是汽巴的一名经理，协助设计建造了汤姆斯河的工厂。

[2] 在一次与本书作者的访谈中，前行业高管染料史专家罗伯特·J·巴普蒂斯塔分析了为何蒽醌还原染料的用途如此广泛：“还原染料是一个突破性的技术革新，使得棉布不再褪色……还原染料分子结构稳定，很耐久。它们的分子结构和分子量都恰好适合于织物的结构，不会磨损或褪色。”

[3] 出自汽巴公司经理阿尔·迈耶1956年11月14日提交五位高级经理的备忘录。

[4] Julia E. Gwinn and David C. Bomberger，Wastes from Manufacture of Dyes and Pigments：Volume 4，Anthraquinone Dyes and Pigments （SRI International，1984，under contract to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46.

[5] “工作人员产业合作报告：蒽醌染料”，1153：“生产四百万磅的染料需要大约两千两百万磅的各种原材料。主要的有硫酸、苛性钠、盐酸、苯酐、氨水、苯、硝基苯、甘油和乙醇。”

[6] 被逐出两年之后，帕拉塞尔苏斯恢复流浪者身份，他这样记录自己的批评者们：“你们都得死，躲到什么鸟不拉屎的犄角旮旯都没用。我将称王，我说的是帝王之声。”此话出自帕拉塞尔苏斯的《超越粮食之书》（此处英文中对书名的翻译有误，该书维基百科译做“奇迹医粮”）第73页，本书则摘自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德语版的《帕拉塞尔苏斯：基本读物》，北大西洋出版社1999年版。

[7] 这次与帕拉塞尔苏斯有关的恶劣的焚书事件究竟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其追随者后来杜撰的，学术界说法不一。有的版本的故事中帕拉塞尔苏斯烧的是盖伦的一本小册子，不是阿维森纳的书（他的波斯语全名是阿布·阿里·锡纳·巴尔希）。但各种版本里都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帕拉塞尔苏斯在巴塞尔短暂逗留期间与该城的权贵树敌太多。可见于亨利·M·普拉格的《魔法变科学——帕拉塞尔苏斯的故事》（萨姆纳出版社，2007年），此书初版于1951年，当时普拉格是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的历史学教授。

[8] 《超越粮食之书》，摘录于《帕拉塞尔苏斯：基本读物》，第74页。

[9] 关于帕拉塞尔苏斯在巴塞尔讲课时发的著名传单中的词句也存有争议，因为他的随从和敌人在多年后出版了多个版本。此处引用的出自《魔法变科学——帕拉塞尔苏斯的故事》，第152—153页。

[10] 帕拉塞尔苏斯关于矿工疾病的书《斯尼伯格矿山病及其他矿工疾病》（Von der Bergsucht und anderen Bergkrankheiten）写于1533年，直到1567年他去世二十六年后才出版，尽管此书被认为是第一部详细论述职业卫生的教材，但在此之前至少还有一人有过尝试。1473年德国医生乌尔里奇·艾伦伯格为金匠写了一篇短文“有毒有害蒸汽及烟雾”（Von den gifftigen besen Tempffen und Reuchen）。该文1524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另外，与帕拉塞尔苏斯同时代的乔治·鲍尔，他的笔名阿格力可拉更出名，1541年发表了“金属的性质”（De Re Metallica），该文主要描述了采矿业，但也涉及了矿业疾病和预防措施，包括通风井。

[11] 根据伯纳迪诺·拉马齐尼1700年出版的《工人的疾病》，希波克拉底也提到了矿业疾病，并指出不只是矿工会受到“金属瘟疫”的影响，“离矿井太近的其他人”也会。所以，死于公元前约375年的希波克拉底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污染的危害不止于直接接触人员的人。

[12] 引自帕拉塞尔苏斯《斯尼伯格矿山病及其他矿工疾病》的第三册第一章。亨利·G·西格里斯特《德奥弗拉斯特·冯·霍恩海姆，人称帕拉塞尔苏斯的四本论文》（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41年），第68页。

[13] Robert Meerpol， An Execution in the Family：One Son's Journey，（St. Martin's，2003），13—15.

[14] “Governor Dedicates Ciba States Building”，Asbury Park Press，June 5，1953.

[15] “ ‘Effluent Pure，’ Ciba Head Says，” Ocean County Sun，June 11，1953.

[16] “Ciba Builds to Serve”，a promotional bookelet published by the company in 1953，22.

[17] Howard S. Pratt，“Rod and Gun”，Brooklyn Eagle，March 24，1953.

[18] “汽巴废物处理车间之旅驱散污染谣言”，《新泽西信使报》，1953年4月2日。当天指引路线的是瑞士公司在汤姆斯河的形象大使，匈牙利移民，化学工程师菲利普·可恩威特。二战后美国政府送可恩威特回欧洲去法本公司学习新的制造技术，当时这个企业联盟已经因来自美国和瑞士的多个竞争对手的大力支持而解体了。可恩威特第二年回到美国后就去了汽巴公司负责工厂在美国的选址。在搬去汤姆斯河镇监督工厂建设后，他担任了欧申县童子军委员会董事长和红十字会会长，并牵头推动建立了县第一所医院。见于“菲利普·可恩威特”，1957年秋的人物简介，一期公司简报。

[19] Nicholas P. Cheremisinoff，Handbook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Practices，（CRC Press，2001），238.

[20] 1953年《化学与工程新闻》中的一篇文章是当时歌功颂德文章的典型。大标题是“在汤姆斯河的染料厂里汽巴解决了水污染危机”。相关段落中说道：“实际上，排放到汤姆斯河里的水对鱼类和人类来说远比本身的河水可口。汤姆斯河流经那样的湿地，当它抵达入海口的时候带着高浓度的有机物，pH值相当高。”文章并未署名，由该杂志的编辑凯文·J·布拉德利撰写，他同时也是另一篇热烈赞扬工厂的文章的联合作者，文章发表在美国化学学会的《工业与工程化学》上，另一位联合作者是汽巴公司的菲利普·可恩威特。原文最初在最后一行有标注：“汽巴公司与邻居的关系非常亲密。”见于《化学与工程新闻》31：36 （1953）：3691。

[21] 1949年6月30日，在巴塞尔，汽巴公司一位未具名的经理给高级经理的记录，见第二页。原话为：“污水处理场地需谨慎地选址在离河较远的位置。处理后的污水将由明渠排入河中，这样修渠费用低。长线有助于污水在进入河道前增氧，我们预计排污渠中的物质将大量渗入邻近土地，这可以减少排入河中的污水量。”

[22] “报告：圣伯纳德与汤姆斯河还原染料项目的选址考察”，1949年5月2日，第4页。由未具名的汽巴公司经理撰写。同样，在1948年12月30日的“汤姆斯河地产报告”中，经理弗里茨·马克斯和菲利普·可恩威特写道：“可用土地面积非常大，沙石质土壤，适于建造，易于挖掘和平整，非常适于修建沉降池和过滤不想排入河道的废液。”

[23] 见于1949年1月19日，菲利普·可恩威特给新泽西卫生部的信中。在两天前他为州政府准备的五页报告中，可恩威特号称根据来自其他染料厂的“经验”，汤姆斯河厂排放的废水将是“澄清而透明”的，“无味”，并且“不含对鱼、动物和野生生物有害的物质”。

[24] 见于1955年12月25日莫里斯·史密斯对菲利普·可恩威特做的备忘录。题名为“1955年工厂废物排放指南”中也有提及。

[25] 著名的化学工业史研究者安东尼·特拉维斯分析了汤姆斯河的争议，告诉本书作者：“回顾48、49年，（汽巴公司）认为汤姆斯河镇位置很好，因为土壤是砂质的，他们可以挖到很深，大部分污水在排入河道之前就已经消失了，而且工事可以隐藏在密林深处。”

[26] 汤姆斯河工厂污水处理工艺的更详细介绍可见于约翰·J·巴法的文章“新泽西州汤姆斯河镇汽巴公司染料生产厂污水处理方法”，第九届工业污水会议记录，1954年5月10—12日，（普渡）：560—566。巴法是一位顾问工程师，协助设计了汤姆斯河的污水处理工艺，他在普渡大学组织的年度工业废弃物会议上介绍了这篇文章。

[27] 克雷格·科尔滕在发表于《环境历史评论》［18：1（1994年春）：85—116］的论文“制造中毒景观：化学废物排放政策与实践：1900—1960”中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污水池因其成本低廉工艺简单而很常见。但当使用地点地理位置不合适时，化学废物处理不足就会‘制造中毒景观’”。

[28] Opinion of New Jersey Superior Vourt Judge Lawrence Weiss，Ciba-Geigy vs. Liberty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 et al.，January 28，1998，1—36.

[29] 汽巴-嘉基公司的证人理查德·德韦林是新泽西州环境保护部的前主管，他作证称新泽西州有两个工厂“采用的处理措施在60年代超过了大部分的企业，这两家企业一个是邦德布鲁克的美国氰胺公司，另一个是‘汽巴公司’的汤姆斯河厂”。《汽巴-嘉基诉美国利宝互助保险公司等》，第20页。

[30] 早在1914年，新泽西州上诉法院就审理了纽瓦克煤气厂排放的煤焦油废水污染邻近酿酒厂使用的地下水的案子。案件名：Ballantine ＆ Sons公司诉新泽西公共服务公司，《新泽西州法律报告》86（1914）：331。

[31] 见于教材《化工工厂设计》，初版于1934年，作者弗兰克·威尔勃兰特是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系主任。文中内容见于书第三版的第400页（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集团，1949年）：“化工厂经常向江河或海岸排放污染，排污的海岸附近如果没有浴场是允许的。向江河排放已经不行，因为开始立法阻止此类工业废物污染的州越来越多。另一种排污方法是土壤渗透。使用这种方法前需先确定土壤的通透性是否足以承受极大量的排放而不会蓄积。也应当检查当地地形，确定废液会否渗出，以免遭到邻近工厂或地方政府的滋扰。处于山谷中的城镇应将供水系统移到远离厂区排水系统的位置。”

[32] 克雷格·科尔滕的论文“工业废物与地下水污染历史展望”［《地理评论》81：2（1991.4）：215—228］中提到：“在上世纪50年代初，经过三十几年的时间，政府部门、专家团体和工业贸易协会都公开承认了液体废弃物简单处理的风险。这一共识并不能终止排污池和渗滤湖的使用，但它清楚地表明，对水文学的充分认识证明，在绝大多数环保装置中这样的污水处理方法是不安全的和不负责任的。”

[33] 引自帕拉塞尔苏斯《斯尼伯格矿山病及其他矿工疾病》的第三册第一章。亨利·G·西格里斯特《德奥弗拉斯特·冯·霍恩海姆，人称帕拉塞尔苏斯的四本论文》（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41年）第67页。

第三章 第一枚指纹

闷热的夏日午后，河水清冽。河岸边雪杉浓密，不过仍有一小块可以沐浴阳光。更妙的是，这个小水潭在密林深处难以到达，大人小孩都不来。对于上世纪50年代时十几岁的那一代汤姆斯河镇人，这个隐蔽的小池塘是夏日生活中一个共享的秘密，他们带着女朋友，偷拿着香烟啤酒来到这里。乔治·伍利回忆说：“我们管那叫黑潭。”他在镇上长大，但对连排栅栏对面的河上游只有模糊的认识。“我们差不多是在汽巴公司的废水里游泳，但大家全然不知。”

唐·贝内特也在河里游泳。他和伍利是高中好友（伍利是贝内特婚礼上的迎宾员），但后来两人疏远了，因为在即将到来的蔓延全镇的戏剧性事件中，他们俩分别在对立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伍利喜欢科学，1964年去了化工厂工作，一干三十二年。贝内特喜欢写作，成了报社记者，为当地媒体效力，时间还要更长。贝内特回忆：“我们都在那里游泳，不在乎那个味道。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但知道那里头有些不好的东西。那里在工厂下游，离厂子向河里排污的位置不足三分之一英里，所以都没怎么稀释。我们还是在那里游泳，就是在那里。我们都还小。”

三年之后，1962年夏天，二十岁的乔治·伍利心血来潮回到黑潭怀旧和避暑。湖和他记忆中的全不一样了，湖水深黑臭气熏天。硬着头皮，他小游了一会，咽了两口水，味道糟透了。水面上，他眼看着紫色的泡沫粘在身上。

再也没有人去黑潭游泳了。

汤姆斯河镇一开始扩张就没有停过。1950年到1960年间多佛小镇（汤姆斯河早期的名字）的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达到一万七千人，而欧申县的人口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到十万零八千人。60年代增长得更快，当时欧申县是全美国增长最快的县之一，整个汤姆斯河镇看上去永远是在建状态。汽巴缓慢的扩张也在其中添砖加瓦。1955年，公司在辛辛那提的两个盟友嘉基公司和山德士公司从汽巴公司手中购买了少量汤姆斯河厂的股份。在这个密林深处的微型城市里，三家公司一起谋划着大事件，他们将公司重塑为“汤姆斯河-辛辛那提化工公司”。[1]因为还原染料需求小，工厂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点不景气，但到五十年代后期，它开足马力开始了大扩张。1959年时，这家员工将近五百人的化工厂早已是县上最大的私人雇主。

1955年花园州[2]大道的落成终结了这个地区自1812年——飓风封锁克兰伯里入海口瘫痪了汤姆斯河的海上贸易——后开始的封闭状态。历时八年，包括了一百七十二英里精心设计的路面的大型高速公路计划对经济大有益处。[3]花园州大道的落成大大缩小了从各个大城市到汤姆斯河的时间。在这个镇子多年的沉睡中，大部分时候它到纽约的时间需要不止一天，公路建成后时间缩短到不足两小时。周日游客们沿着高速公路来到欧申县的海滨，于是房地产价格飞涨。每年夏天去巴尼加特半岛和长滩岛的游客从几千人变成了十万多。一些人一路开向海岸，在沿途的镇上找可以年租的房子，包括汤姆斯河。卖鸡蛋的把地卖给了开发商，地价飞涨。镇子的性格开始变化。一波一波的人来到这里，汤姆斯河渐渐不再是那个家家互相了解，人人各安其位的地方。新区里的居民在这里没有根基，聚在一起只是因为相信镇子的地产升值很快，健康的形象一定是有保证，不管发生什么。

对于那些有幸在化工厂找到工作的人们，那是黄金时代。工厂疯狂招人，1961年员工数到了一千，而且还在上升。薪水很好：熟练的仪器操作工差不多值每小时三美元。约翰·塔尔迪1960年二十岁的时候进了公司，因为他给面试的人展示了他用毕达哥拉斯定理计算直角三角形边长。他的周薪是七十八美元，作为一个没有大专学历的初级实验员，这个价钱在欧申县闻所未闻。塔尔迪高兴极了，他回忆说：“在1960年，你要是住在附近，那可真是个该去的地方。”他在那里的餐厅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她比他晚一周进厂），在工厂工作三十六年，直到厂子关闭。在一个房价上涨的水平超过很多蓝领工人支付能力的地方，工厂的工作是通往成功的稳妥道路。约翰·塔尔迪、乔治·伍利和成千上万的工人将对工厂报之以坚定不移的忠心，不管发生什么。

发工资并不是这家工厂唯一的向周围社会散发财富的手段。工厂总经理是兴建医院的幕后推手，这场运动历经九年最终建起了欧申县第一医院。1961年，在花园州大道旁，沿着从工厂出来的37号公路，社区医疗中心在一块精选的地段开张了。第二年，公司买下市区附近老奶牛场里的一块破旧的九洞公共高尔夫球场，建了新俱乐部和游泳池，汤姆斯河乡间俱乐部重新开张，它的六十七英亩土地很快成了镇上商业和政治精英们的私人游乐场。公司总裁们把持着汤姆斯河第一国民银行、欧申县童子军委员会、商会，还有汤姆斯河快艇俱乐部，他们是当地共和党的可靠捐款人（偶尔也捐给民主党）。人人都说，公司的高级总裁们对镇上的事务参与得很深，就算他们基本不在镇上。很多高级经理来自瑞士，他们的德国口音和高学历（很多有化学博士学位）很显眼。

尽管在汤姆斯河镇如此顺风顺水，汽巴公司还是遇到了麻烦。自1947年以来，公司一直在距费城西北三十英里的宾夕法尼亚州金伯顿生产环氧树脂和黏合剂。工厂在一个山顶，而山谷里有个村子。汽巴排的所有东西都会流下山，冲进为金伯顿提供饮用水的河里，但公司依然故我地挖了一堆没有防渗膜的漏斗式排污池来倒废物。[4]到1957年，山上有八个污水池。同年，当地水务公司的工程师在山底的河中检测到了苯酚和盐，这是树脂生产过程中的两种主要污染物。汽巴公司面临着污染供水的指控，他们于是许诺为村子挖一个远离污染河流的新水井。这是足以逃脱官司了，却不能安抚金伯顿的居民，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同时，在辛辛那提，自1920年以来就由汽巴、嘉基、山德士共同经营的这两家工厂钱赚得越来越少，部分原因是城市的新管理者们要求工厂的污水在进入公共污水系统或俄亥俄河之前必须先经过处理。

1958年汽巴公司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关闭这三家工厂（辛辛那提的两家和金伯顿的一家），将这部分业务转到和当地的关系更友好，也有更多场地倒废料的地方去。新命名的汤姆斯河化工公司（把“辛辛那提”去掉了）不再只生产还原染料。

汤姆斯河新的招牌产品将是偶氮染料，这类染料的化学血统可追溯至一百年前威廉·珀金的苯胺紫的第一个竞争者——品红。偶氮染料不如还原染料耐久，但颜色更鲜亮，种类也更多，而且生产成本低。相比于合成还原染料所需的七步甚至更多的反应步骤，偶氮染料只用四步。它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非常流行了，已经在辛辛那提生产了几十年。现在生产线挪到了汤姆斯河，就在还原染料厂房北面的一片建筑中。

1960年偶氮装置落成，其中包括四栋生产厂房、两个实验室和两个巨大的仓库。和还原染料不同，偶氮染料生产需要光气，这是一种无色有芳香气味的蒸气，接触可以致死，是一战期间使用过的最致命的气体（由德国人首先使用，协约国后来也开始使用）。这种气体太危险了，汤姆斯河化工厂后来为它专门建了一个独立的、碉堡式的建筑，有加固的混凝土墙壁，内有特殊的钢制容器，容量一吨，钢壁有四分之一英寸厚。那地方没有工人愿意去，尤其是参加过一战的老辈。它附近还有一个小建筑用来储存生产偶氮染料的另一种原料——对二氨基联苯——一种在辛辛那提化工厂制造过大麻烦的致癌物，不过汤姆斯河的工人们并不知道这个。

汤姆斯河化工厂的第二个新建筑群在还原染料车间的东面，也一样危险。同在1960年，公司建了一个大车间——108号楼——加一个大仓库来生产和储存一组全新的产品：树脂、增白剂、不溶性色素，以及各种特殊化学品，大部分都是之前在金伯顿生产的。除生产给织物上色的还原和偶氮染料之外，这里现在开始生产给其他材质上色的产品，包括塑料、纸张、地毯、皮革、食物，甚至洗涤剂等，还有强力黏合剂和防护涂层。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都需要大量使用易挥发性溶剂，特别是甲苯、二甲苯、三氯乙烯，还有更可怕的环氧氯丙烷。最后这一味有着四重危险：易燃、对眼和肺刺激性极强、皮肤接触可灼伤、致癌性。[5]1961年至1965年间汤姆斯河化工厂在它生产蒽醌的车间旁边的一个小建筑里生产环氧氯丙烷供自己使用，蒽醌车间是1957年建成的，这种生产活性染料的重要原料太易燃了又有致癌性——尽管它的致癌性当时还没人知道。[6]

汤姆斯河化工厂经营的初期，在那里工作的大部分人，即便是那些从辛辛那提调过来的人，对他们接触的化学品的危险性只有模糊的认识。女人们也是一样，她们中很多在临近的办公建筑中做秘书工作，对那些浓烈的味道习以为常。雷·塔尔迪在1962年跟着哥哥约翰·塔尔迪进厂之前在当地的A＆P超市做理货员，当时他哥已经在工厂工作了两年。雷和他哥哥一样在工厂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杰姬·塔尔迪1971年辞职回家照顾孩子，这之前她穿坏了很多双尼龙长袜。每个在空气中充满溶剂和酸性气体的生产车间工作的秘书，她的长袜都可能会在腿上溶化掉。杰姬·塔尔迪回忆说：“你最好就穿着这样的袜子，你要是跟哪个老板抱怨一下，他们会让你把买新袜子的发票交上去，然后说‘有工作就万幸吧’。我看没人交过发票。起初我们什么也不懂，在60年代，你说点啥会被头儿们狠狠挖苦的。他们有时候说，‘你以为这是哪里？冰激凌工厂？’”

塔尔迪兄弟和伍利都在化工厂的实验室工作，而不是生产车间，所以有机会看到工厂全貌。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哪里有危险。102号楼，还原染料的主生产车间“阴暗空旷的车间里全是苯、氯苯这样的溶剂，那里是工作场地中最差的，路过都够呛”。雷·塔尔迪这样说。爆炸的风险始终存在：1960年12月22日，102号楼第二层上一个装了八千磅焦油、染料和硝基苯混合物的增压釜爆了，炸穿楼板掉到了第一层，震碎了几十片玻璃，铁块被甩得到处都是，最远的有四十英尺。工人们“到处找掩体，有的只能平趴在地上”。[7]乔治·伍利特别担心的是树脂和特殊化学品合成车间。“有些从108号楼出来的东西很糟糕：环氧氯丙烷、环氧乙烷，还有甲苯和二甲苯，环氧氯丙烷比别的更要命。”光气也是个威胁。甚至实验室都是危险的地方，技术员们接触的是他们基本一无所知的化合物。60年代初的一天，约翰·塔尔迪曾意外地被硫酸二甲酯淋到。这是一种硫酸衍生物，后来被认定为可疑致癌物。工头让他去找护士，护士告诉他回家洗澡。之后，剃胡子打肥皂的时候，他发现整个脸都出血疼痛。之后不久他决定加入工会，随后他弟弟和伍利也加入了。

燃烧、爆炸、泄漏、溶化的袜子，在这些显而易见的恐怖背后，还潜伏着一些更黑暗的东西。伍利说：“甚至早在60年代，人们就在谈论在工厂工作的人得癌症的事情。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当时就有。”很多是从辛辛那提和金伯顿调来的老工人们，他们暴露在这个环境中几十年了。少部分还很年轻，比如杰姬·塔尔迪，她在二十六岁的时候被确诊为乳腺癌，当时她已经辞职在家带了四年孩子了。又过了二十年，人们才开始尝试调查汤姆斯河化工厂的癌症发病率是否高于正常水平。在迅猛发展的60年代，没人愿意想这些，当时公司和整个社会都在像阳光下的蟹子草[8]一样增生。让经理们和员工们了解火灾或泄露的风险是一回事，让他们知道仅仅闻闻工厂的空气就可能会面临严重的长期健康风险，就是另一回事了。伍利说：“他们更在意短期的安全性，谁被烧了，谁被炸了……对于日复一日地暴露在有毒烟雾中就不太关心。只要你不是死在岗位上，他们就无所谓。”

如果说帕拉塞尔苏斯和伯纳迪诺·拉马齐尼开创了职业病学，提出了未来环境健康研究将遵循的基础，那么是后人们将他们不规范的观测变成了系统的科学。第一个做这些的是一位有着好听的名字的医生——珀西瓦尔·波特，他在公共场合总是戴着扑了粉的假发，是个赶时髦的小矮个。他因18世纪中期为伦敦的上流社会做手术而成名，同时又是一位改革者，发展了新的手术设备和服装，还改善了很多疾病的疗法，从疝气、脊柱损伤，到颅骨骨折。对于相当于合法屠宰的传统手术程序，他有着深深的怀疑。1756年四十三岁时波特从马上坠落摔折了脚踝。他坚持躺在冰冷的地上几个小时，指导别人用马车车门和轿子杆搭造了一个简易担架。这样波特发明了一个安全的送医方式，从而避免了遭受当时标准的治疗方案——截肢。[9]

尽管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波特有着生于贫困的社会良知。幼年丧父，他是靠资助人完成的医学学业。他后来为贫困学生提供住宿，治病无分贫富，以此回报社会。（他的病人中有作家塞缪尔·约翰逊、画家托马斯·庚斯博罗。）作为始建于1123年的圣巴塞洛缪医院的主任医师，波特对伦敦扫烟囱孩子可怕的工作环境深感担忧。他后来写道：“这些人的命运看起来格外艰难：他们幼年期就频繁遭受残忍虐待，挨冻受饿；他们被推进狭窄的，有时还冒着热气的烟囱，在那里被挫伤、烫伤，甚至窒息；等到了青春期，他们很可能得上最麻烦的疾病，那是痛苦而致命的。”[10]

1666年的大火毁掉伦敦大部分城区之后，重建的烟囱烟道狭窄，转角紧凑，角度很小。烟道太狭窄——有时最大只有9×14英寸——只有四到七岁大的小男孩钻得进去（在国会下禁令之前）。[11]经常是贪婪的老板驱使着饥饿的孤儿上去，他们自己却站在地上为这个罪恶的行业辩护说脏烟囱容易引发火灾。清理烟道很痛苦，“爬烟囱的孩子”被挫伤或窒息并不少见。衣物会增大被困的风险，所以英国的清扫工经常是光着身子进去，在那些砖砌的迷宫里缓慢蠕动，把膝和肘蹭得通红。[12]他们在充满烟尘、地狱般的黑暗里工作，还经常要带着砂浆和抹子，填砖缝，铲烟泥。因为孩子们很少洗澡——有时一年才洗一次——烟灰就粘在身上，深入每一处摩擦的缝隙。

但是，比噩梦般的工作环境更令珀西瓦尔·波特恐惧的，是烟囱工在青春期开始出现的麻烦、痛苦而致命的疾病：阴囊癌或睾丸癌。波特具体是在何时，以何种方法确定了疾病与职业之间的关系——他在圣巴塞洛缪医院治疗的癌症患者和他们之前的扫烟囱职业，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无从得知，他大量的著作中并未详述这一点。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在确认之前究竟医治了多少例阴囊肿瘤。但那无疑是一个历史性时刻：第一个证明污染诱发癌症的医学记录。波特并不是第一个准确地推断了癌症病因的人，例如拉马齐尼就在1700年猜对了，修女因为不生育，患乳腺癌的概率更高，尽管他不知道为什么。[13]但珀西瓦尔·波特将推测变成对病例谨慎的观察与记录，和详细的治疗过程。

当波特1775年最终在一篇论文中得出他的结论时——这篇论文开篇便向拉马齐尼致敬——他对病因表示了一点怀疑：“在这些人身上的这种病看上去来自煤烟在阴囊皱纹（皮肤褶皱）中的沉积。”三十三年后，詹姆士·厄尔在为他这位岳父撰写的传记中说得就更明确了：“此类癌症，波特先生如此精确地进行了描述，似乎是由煤烟的某种特殊的刺激性造成的。这些东西和某些人皮肤上分泌的物质混合发酵，皮肤分泌物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变化，或者说它们原本的性质被诱变了。”[14]换句话说，煤烟中的某些东西，或是某些与煤烟有关的东西，能够致癌；某些特定的人，他身上的东西，或是与他有关的东西，使他更易染病。

在这些探索性的语句中，珀西瓦尔·波特的女婿为未来两个世纪的有机（碳基）化合物致癌性研究打下了基础。煤烟囊括了相当多的煤、石油、木材不完全燃烧后剩余的有害物质。有机化学还要再经历两百年时间才能将煤烟或其他焚烧副产品的成分一一分离。他们未来会先将这些成分分成大类，如“煤焦油”和“煤烟”，然后分成一个个族，“胺”、“酚”或者“多环芳烃”，最后分成一个个群，蒽醌、联苯胺或者苯并（a）芘。大部分科学家将为了创造新的人造碳氢化合物而进行上述工作，人造碳氢化合物始于染料，后来有药物、塑料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用途。但少数特立独行的研究人员会接过帕拉塞尔苏斯和波特发出的战书，尝试更加艰苦的工作：去识别那些令某些人造化学品对其使用者异常危险的“特殊的刺激性”。

建厂初年，汤姆斯河化工厂的管理者们很容易忽视或是轻视工厂对地下水和河流的污染。但随着工厂的扩张，不能再回避这些令人不快的现实了。工厂用水量如此之大，污水池有时都会溢出，没溢流的时候大量的污水也在渗入地下水中，因为大部分池子都没有防渗膜。一些工厂使用的最危险的化合物，比如砷酸，本应与污水分开存放，有时却会被直接倒入污水渠中，公司管这叫误操作。[15]污水处理系统并未达到要求的设计标准，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州政府会提高标准。[16]

更大的麻烦是，汽巴开工刚两天似乎就已经污染了给自己的供水。1954年初夏，员工们抱怨饮水器取来的水难喝，有味。几周后，公司新雇的排污总监莫里斯·史密斯查到了原因。史密斯是罗格斯大学教授威廉·鲁道夫的学生，他导师曾作为汽巴公司的顾问设计了污水池系统。史密斯是第一个意识到他导师的设计有问题的人。1954年秋，他发现化学品从未铺防渗膜的污水池下渗出污染了一个给工厂提供淡水的水井。[17]水井深一百英尺，在最近的污水池以北八百五十英尺处——液体废弃物通过高渗透土壤扩散的速度令人惊讶。到1956年，史密斯确认化学羽流已经从排污池向各个方向扩散了两千多英尺，包括河流的方向。[18]两年后，公司请来的咨询公司确认，所有的污水池都在渗漏；原本用来阻挡渗漏的沥青防渗层已经“因污水的腐蚀性变得千疮百孔”。[19]最麻烦的是，检测了公司土地最东面的井之后证明，污染物的羽流已经传到公司土地之外，向东南方正在快速发展的橡树岭踟蹰前进了。汤姆斯河水务公司正在将它供水的干管扩展到那里，但橡树岭的一些人家仍在从自家后院的浅水井打水。

公司开张刚七年，两平方英里的土地就已经明显盛不下它海量的废水了。必须得做些改变，特别是在汽巴公司1958年关闭了辛辛那提和金伯顿的工厂将其业务都转到汤姆斯河之后。如果公司连生产蒽醌还原染料的那些废物都处理不了，它又怎么可能解决工厂更名为汤姆斯河化工公司后新增的偶氮染料、环氧树脂，还有其他特殊化学产品产生的更多废物呢。生产偶氮染料的废水酸度高，有明显的颜色；树脂合成会给废水引入很多有毒物质，这些不能隐藏也不能忽视。

公司本可以承担起这个挑战，重新设计流程减少污染总量，或者建一个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装置而非仅仅简单处置。美国氰胺公司，汽巴的一个竞争对手，1958年的时候就给它邦德布鲁克的工厂建了一个活性污泥法处理设备。新工厂可以处理各种有毒污染物，不单单是固体废弃物。[20]汽巴公司早在1955年的时候就考虑过建一个类似设备。[21]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建筑成本昂贵，仅仅给现有的所有污水池铺上沥青的防渗膜就要花费十万美元，全厂还要停业三周。[22]

在两个罗格斯大学卫生工程师（威廉·鲁道夫当时已经退休搬回家乡荷兰了）的帮助下，汤姆斯河化工厂想了个便宜的办法。公司给它原来的储污池里又加了第二层衬底，然后在厂区东边又挖了一组没做防渗的污水池，这些池子就在汤姆斯河附近。和老处理池不同的是，这五个新的污水池渗出的化合物不会危及公司现有的水井，它们离了半英里远。相反，渗出的污染会直接进入邻近的河里。[23]新的污水池选址河边颇具讽刺意味，它们就邻近当初作为环境业绩而大加宣传的“鱼塘”，而鱼塘从1952年建好后就没放过鱼，因为大家怀疑没什么能活在那里面。现在，鱼塘被推平扩大，变成了一个盛放基本未经处理的污水的池子。州卫生部门和1952年的时候一样坚持了建高效处理设备的要求。但州政府没管这些，他们随意地批准了公司的计划，说它与通行的工业标准一致，给予了新的许可。

1959年沿河的新污水池建成，基本上所有汤姆斯河化工厂的液体废弃物都进了四面楚歌的汤姆斯河。这样，工厂旁这条蜿蜒的小河基本上成了“一个简易容器，用来盛放我们生产过程产生的化学废物”，1961年公司的一份简报如此直白地说。[24]公司想办法保全了自己的供水，但比以往更多的化学污染直奔到了下游霍利大街河边的水井，那里为全镇公众提供着饮用水。这对汤姆斯河化工厂是个不错的安排，对汤姆斯河镇却不是。

废水只是公司污染问题中最显眼的。建厂初期固体废弃物和烟气的排放还都是相对较小的问题，到1960年公司开始生产偶氮染料、环氧树脂和神秘的特殊化学品时，它们突然成了大麻烦。废物还是那几类：蒸馏后的黏性残余、未参与反应的板结固体、浸满溶剂的滤饼、掺杂着废物的白垩土。但不再是每天几桶，现在每班岗上就能装满几十个五十五加仑的大桶。偶氮染料生产过程不像还原染料那么浪费，但生产一磅产品也会产生半磅滤饼三分之二加仑母液（一种浓缩过的溶液残留）。[25]又出现了两种新污泥。[26]

这些污泥和五十五加仑的大桶们都得有个去处，汤姆斯河化工厂又一次选择了最便宜的方法：露天井。这次，公司管理人员不能再号称自己不知道环境后果了。1960年他们已经知道，公司向无防渗膜的污水池中排放的废液已经毁了自己的好几口水井，他们也知道，在地下，污染物的羽流正向各个方向扩散。在其他地方，类似的事故已经促使陶氏、孟山都和杜邦公司尝试新的污染处理方案，并异位转移高毒废弃物，而不是全部弃置到自己场地上的露天井中。[27]但这些没有出现在汤姆斯河。在1977年被强制执行前，汤姆斯河化工厂没有建造现代化的铺设防渗膜的垃圾填埋场。

公司没有费力去给新来的垃圾挖个新坑，而是利用原来发生了渗漏的处理池，自从污水改道去了河边的新污水池之后，那里已经干了。现在，偶氮染料的污泥和108号楼里的一桶桶废物被推到浅坑里倒掉。为了节约空间，填埋前工人们用推土机把废物压实。这个滚轮破碎的程序延长了填埋场的使用寿命，它一直工作到1977年；但也使得废物中的化学物质更快地渗入潜水层——和当初这个坑还是处理池时液体废弃物的渗漏一样。

在上世纪60年代，作为实验室助理，约翰·塔尔迪、雷·塔尔迪和乔治·伍利常去垃圾填埋点，通常是拖着五加仑的罐子，装满了烈性溶剂或者是“母液”残留物。他们的目的地是坑的南岸，那里有几个圆柱形混凝土管子——或者说竖管——被嵌在新浇筑的混凝土路面中。这些竖管（工人们叫它们“脏桶”）直通地下，也就是说，不管往里面倒的是什么，都会直接进入砂土层。每天至少一次，实验室的人要负重去那里一趟。在1970年这个业务终止之前，以这种方式排放掉的未经稀释的化学品在十二万加仑以上。

雷·塔尔迪回忆说：“我们会把那些罐子弄到那里去，把里面的东西倒进去，然后我的工作是把里面的有机溶剂烧掉。”他会用火柴燃着一片纸，扔进竖管中。但大部分时候废物里水太多点不着，“这种时候，你走就好了，因为它反正很快就渗进地底下了”。

工厂的其他地方，还有其他化合物被烧掉，量大得多。新建成的那部分工厂不单排放污水和固废，还在污染空气。工厂在生产了多年单一产品还原染料之后，这是一大变化。还原染料生产中的重要原料——爆炸性溶剂——太危险了，不能以焚烧的方式处理残余废弃物。但现在，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一下子丰富了，其中有的用的溶剂不多。所以，新建的108号楼上有一个大烟囱，偶氮染料车间上面也有个小的。经验丰富的工人往天上瞄一眼就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几个烟囱冒着不同颜色的烟。偶氮合成车间的黄烟是在进行溴化反应。108号楼的红棕色烟雾是在进行树脂硝化。

住在工厂周边，橡树岭或其他地方的人们读不懂烟雾信号，但他们能看得到，也能闻得到。几乎从新厂房落成起，就开始有人抱怨汤姆斯河化工厂的恶臭，而且看得到有色烟雾的时候抱怨的人更多。自公司来到汤姆斯河镇以来，这是第一次受到负面的关注，而管理人员的反应不是限制污染，而是把污染弄得不那么显眼。他们没有增设昂贵的污染控制设备，只是调整了全天的生产进度，这样大部分时候有色的烟雾只会在晚上出现了。1967年进厂并最终成为厂子生产主管的瑞士化学家豪尔赫·温克勒这样解释：“考虑到污染的可见性，最好尽可能地在晚上进行这些反应。”

但并不是什么都能遮掩。上世纪60年代汤姆斯河化工厂产生的化学废弃物种类太多，数量太大，不可能不被注意到。所以，当乔治·伍利1962年回到密林深处他年少时经常消夏的水塘去怀旧戏水时，仅仅时隔三年，水质已如此之差。河水看着不一样了，闻着不一样了，因为它已经变了。1962年工厂向河里排放的废水比1959年多了一倍，主要是偶氮染料废水。偶氮染料是水溶性的，轻易就能给流速缓慢的河流染上颜色，和它给丝质衬衫或羊毛外套染色一样。

染色的河水是早期尚不清晰的指纹。这些最初的迹象——河水、污染的水井、有色的烟雾和难闻的气味——使得一些人，汤姆斯河镇的居民和汤姆斯河化工厂的职工们，开始后悔自己当初对工厂毫无保留的支持，这个强硬的工厂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以多种方式重塑了小镇，显然，不是每个人都开始后悔了。

[1] 三家瑞士重要染料生产商在辛辛那提和汤姆斯河的合作为后来一系列的合并拉开了帷幕。汤姆斯河化工厂最初由汽巴公司建造，早年间的正式称谓是汽巴有限公司汤姆斯河分厂。1955年嘉基和山德士购买了少量股权后工厂更名为汤姆斯河-辛辛那提化工公司（这个名字在汤姆斯河镇很少有人提到，大家还是叫它汤姆斯河化工厂，有时就叫“汽巴”，因为汽巴始终持有绝对股权）。1959年，当合资企业最终关闭了辛辛那提的两家工厂后，汤姆斯河化工公司成为正式称谓。1971年的那个汽巴和嘉基两家公司合并时它又将变为汽巴-嘉基汤姆斯河厂。最终，1996年山德士并入汽巴-嘉基时，三家瑞士重要的染料生产商合并为诺华（Novartis）。次年诺华将汽巴-嘉基染料与化工业务转为汽巴精化有限公司，2009年该公司被巴斯夫收购，标志着汽巴公司从创始人亚历山大·克拉维尔在巴塞尔开展染料合成业务起的一百五十年历史正式终结。

[2] 花园州是新泽西州的别称——译者。

[3] 欧申县的全能的马西斯家族是花园州大道工程的受益人之一，他们和州政府签了一笔大单，得到工程中一部分价值不止三亿元的债券。

[4] 本章中关于金伯顿污染的简单记录的来源是美国环保局的文件和对普渡大学环境工程名誉教授詹姆士·E·埃策尔的采访，他曾在1957年和1958年以私人顾问的名义调查了那里。

[5] 尽管上世纪50年代时环氧氯丙烷对肺部和皮肤的急性毒性已为人熟知，但官方未考虑过它的致癌性。直到1976年，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的一项评估发现，实验大鼠在吸入该物质后形成了鼻癌。到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对工厂工人的研究，已经有一些非决定性的证据证明环氧氯丙烷可致人类呼吸系统肿瘤。美国国家毒理学项目现将其列为可能致癌物。

[6] 尽管蒽醌一直被怀疑有致癌性，2004年之前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官方机构将其认定为致癌物。美国国家毒理学项目2004年的报告中称，通过给大鼠喂食掺有蒽醌的饲料，他们发现了它对大鼠肝脏“明确的”致癌能力。报告同时发现了它对其他器官的非癌性损伤和可能的类激素效应。

[7] J. Hohl，“Final Report on Explosion in Building 102 on December 22，1960”，January 30，1961，1—5.

[8] 肿瘤因形态与螃蟹类似而得名cancer，与巨蟹座是同一个单词。——译者

[9] John A. Ross，“Percivall Pott 1714—1788”，Paraplegia 24：5 （October 1986）：287—292.

[10] 珀西瓦尔·波特1755年出版的著作《外科学观察：白内障、鼻息肉、阴囊癌、不同种疝气、脚面脚趾坏死》中有一章论及“烟囱工癌症”，这部分只有七百二十五个单词的短文非常著名。本书摘录自波特的女婿詹姆士·厄尔撰写的《珀西瓦尔·波特的外科成就》，该书1808年在伦敦出版。

[11] 多亏珀西瓦尔·波特“烟囱工癌症”中的描述激起的民愤，1778年英国国会限制只有较大的孩子能从事该行业，在1845年又将其全部禁止。

[12] 更多伦敦18、19世纪烟囱工的境遇，以及珀西瓦尔·波特如何将睾丸癌确定为烟囱工的职业病，可以阅读H·A·沃尔德伦的“阴囊癌简史”，《英国工业医学杂志》，40：4（1983.9）：390—401。以及迈耶·M·麦利库的“珀西瓦尔·波特，1713—1788”，《泌尿学》，4：6（1975，12）：745—749。

[13] 现在认为，不生育或生育年龄较晚的妇女患乳腺癌的概率会有轻微上升，因为她们一生中接触到雌激素的总量略高。

[14] Chirurgical Works of Percivall Pott，180—181.

[15] 1962年5月9日莫里斯·史密斯的记录里描述了一次事故排放，七天前，三千磅含砷废水被排入污水系统，初级处理池的pH值骤增，公司试图“防止进入汤姆斯河的砷酸超过一定数量，否则将造成鱼类死亡”。

[16] 1962年5月14日，埃默里克·瓦科尼在给工厂经理莫里斯·史密斯的日志中说，“以现有的处理设备，我们达不到本州的标准”。

[17] 莫里斯·史密斯1954年7月14日在给他的主管的日志中描述了工厂饮用水出现味道的事情。井水污染的记录见于他同年9月27日的日志。

[18] 莫里斯·史密斯在给他上司的一系列忧心忡忡的日志中明确指出了公司水井和邻近区域受到的威胁。他在1956年8月14日题为“废水排放池渗漏”的日志中说：“高渗漏的废水排放池，加上从深井持续高压泵水，必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全部深井的污染。同时，还很可能造成东部及东南部他人地产的地下水污染。”

[19] 咨询公司的报告“新泽西州汤姆斯河镇汤姆斯河-辛辛那提化工厂周边地下水现状”完成于1959年2月。这份由总部在纽约的地下水咨询公司LBG（Leggette，Brashears ＆ Graham）完成的报告并未向公众发布。多年后，汽巴-嘉基公司将这份三十六页的报告移交给了美国环保局，作者得以通过《信息自由法》获得了复印件。

[20] 此处作者对活性污泥法的原理理解似有误差，这种处理工艺是利用富含微生物的活性污泥处理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而非处理固体废弃物。——译者

[21] O.B. Grant ，“Design Considerations for the Expansion of Toms River Waste Disposal Facilities”，August 31，1955，3.

[22] “Seepage from Waste Disposal Basins”，2.

[23] “汤姆斯河工厂扩建中污染处置工艺设计原则”第5页。1959年LBG公司出具的报告中同样明确地提出了污水池重新选址的目的。报告第27页指出：“如对污水池重新选址，则应邻近汤姆斯河，以便污水池的外渗能尽快经河排走，以防污染迁移到工厂用井或邻近土地。”

[24] 1961年春，公司简讯TRC color的一期中对莫里斯·史密斯的介绍里这样开头：“汤姆斯河是一个简易的容器，用来盛放生产过程产生的化学废弃物。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邻居，我们公司不能用有害的废物糟蹋河水。污水入河前必须经过处理，去除可能的有害成分。负责此类程序的，就是莫里斯·史密斯。”

[25] David C. Bomberger and Robert L. Boughton，Wastes From Manufacture of Dyes and Pigments，Volume 1：Azo Dyes and Pigments （SRI International，1984，under contract to the U.S. Environmental Prtection Agency），34.

[26] 新的偶氮污泥一个是氧化铁污泥，另一个是石灰石和硫酸混合后形成的硫酸钙污泥。

[27] “Creating a Toxic Landscape：Chemical Waste Disposal Policy and Practice：1900—1960”，102—109.

第四章 秘密

1965年欧申县的干旱百年不遇，干热的夏天里河水快用光了。水位太低，在37号公路桥下的河里流淌的水里，有六分之一源头既不是降雨也不是地下水，而是上游两英里处汤姆斯河化工公司排放的污水。在工厂排污口下游，河水带着颜色，冒着泡，河岸上黏附着奇怪的深棕色霉菌。臭气熏天，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的四个夏天汤姆斯河也都是臭的。新的变化是，臭味不再仅限于河水和汤姆斯河化工厂的污水池。工厂附近橡树岭的居民们拧开自家厨房水龙头就能闻到，他们的家庭用水现在也是臭的了——水是汤姆斯河水务公司输送过来的，它经营着霍利大街附近河边的三口浅水井（包括那两口新挖的井），井在工厂下游两英里半的地方。

最先将龙头里的臭水和汤姆斯河化工厂联系起来的就是工厂的员工，他们很多人都住橡树岭。对他们来说那味道熟悉得令人作呕。他们早从工厂的饮水器里熟悉了那股味道，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工厂的水井就已经被染料废水污染了，而饮水器从那里抽水。几乎没人会去自己厂子的饮水器喝水（至少不会喝第二口），而现在，熟悉的气味又送到家了。

公司的化学工程经理吉姆·克兰就住在附近，在1965年炎热7月里的一天，他在冲澡的时候发现了水的味道，是第一批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对于克兰来说，那一定是一次极其糟糕的沐浴经历，自1959年偶氮染料和环氧树脂的生产线挪到汤姆斯河起，他就一直在试图应对不断增大的各种污染问题。他没有受过环境方面的特殊训练，曾在辛辛那提管理过DDT的生产，主要的工作是提高工厂生产过程的效率。但因为汤姆斯河化工厂没有环境部门，处理工厂激增的废弃污染物造成的各种问题成了他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一部分内容。

瑞士人曾希望稀释能遮掩他们在汤姆斯河里排的污染，就像他们当初寄望于莱茵河和俄亥俄河一样。但正常状态下汤姆斯河每天的平均流量只有一亿两千万加仑（是俄亥俄河流量的五百分之一），气候干热时流量能降到三千六百万加仑。[1]这个流量根本不足以有明显的稀释效果。自从投产偶氮染料和环氧树脂后，化工厂不仅每天向河里直接排放五百万加仑污水，还要从上游抽走至少五百万加仑清洁水用于冷却设备，然后再把它们排回河里。这些“冷却水”经过工厂迷宫般的管道之旅后沾上了硝基苯和其他化合物。而且每天还有二十万加仑掺有化合物的地下水从工厂的土地上流走，通过砂质河岸渗入汤姆斯河。孱弱的水流完全被工业废水的洪流淹没了。

悲剧的苗头几乎在1960年偶氮染料全面投产时就立刻显现出来。工厂出水中的细菌总数出人意料地高（可能是由污水引起的），公司不得不开始给废水加氯，这使得汤姆斯河的“药”味变大了。[2]1960年7月炎热的一天，加氯器坏了，细菌倾泻到河里，导致几英里以外的几个海水浴场关闭。[3]第二年春天克兰提醒老板“到了游泳季会很麻烦的”。——果如其言。[4]那个夏天，州渔业与狩猎部的检查员第一次来到了工厂，随后多次造访。公司的一位经理阿尔·迈耶在陪着检查员看过排污口外丛生的棕色霉菌后，给他上司的记录非常坦率：“我个人非常喜欢在河里游泳，但给我再多的钱也不会下到咱公司出水口下游的水里的。”他这样写道，并预测州政府很快将展开正式调查。他还说：“我认为我们一直在兜圈子，拒绝正视自己的污水处理问题。”[5]

1963年夏天，汤姆斯河化工厂不再兜圈子了。本地报纸报道了河里漂着的死鱼之后，镇子里第一次出现了针对工厂的有组织抗议，一个团体谴责工厂的排放造成海洋生物的死亡，下游几英里外出现了布满伤痕的鲈鱼和比目鱼。这个团体在报道了死鱼事件的当地报纸——《欧申太阳报》——上找到了同盟，加盟的还有菲利普·麦蒙，一位开发商，同时也是凯迪拉克代理商。1949年的时候麦蒙将大部分土地卖给了汽巴公司用来建厂，但他仍保有大约六百英亩临河的土地，现在他抗议工厂的污染毁了他的投资。

汤姆斯河化工厂是否应为下游几英里处的死鱼负责已经无从查起了，但无疑，在它未经稀释的排水中什么也不能存活——尤其是在酷夏。水里没有溶解氧，用鳃呼吸的鱼活不了，而含碳废液中——包括污水和有机物——包含着大量消耗溶解氧的微生物。[6]对本地鱼类和本地渔民来说麻烦的是，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出水中，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繁盛。1963年夏天时，工厂出水口下游处微生物的耗氧速率比上游未污染水域高了十倍，比州政府规定的数值高了三倍。这个BOD（生化需氧量）[7]数值相当于将一个三万人口的小城中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的效果。

钓鱼的人会捉到一些在河里勉强存活的鱼，它们吃起来有股怪味，当地渔民是不吃的。州渔业与狩猎部（1963年，该部门终于在迈耶做出那个严峻预言两年之后，对工厂展开了正式调查）在接收了多次投诉后组织了一次“尝味测试”，检测在汤姆斯河捉到的美洲白鲈与在南泽西更清洁的马利卡河里捉到的相比味道是否有差异。测试没得出什么明确的结果，有可能汤姆斯河化工厂提前得到了消息，在测试结束之前都尽力延缓了所有“异常或不必要的排放与泄漏”。[8]

面对这个新出现的严重的困扰——公众批评——公司管理层第一次决定公开承认多年来镇上只要有鼻子有眼的人都知道的事实：汤姆斯河化工厂已经污染了汤姆斯河，这条镇子和工厂都因其得名的地标性河流。这次没再狡辩什么“工厂的出水改善了河流水质”。相反，工厂总经理（当时是瑞士人罗伯特·史博拿格尔）承认“我们的废弃物有时会增大河水的色度和药剂味”。他说公司正在考虑建一个“化学修复工厂”以减少污染，但并未承诺那将减少气味和色度。他提醒记者注意，公司每年的工资支出是八百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千六百万美元），“住在这里的理性的人们，如果希望有一个持续增长的繁荣地区，我们必须明白，周围的环境必然会改变。尽管都向往田园生活，我们中恐怕没人愿意过得像印第安人”。[9]

汤姆斯河镇的很多人倾向于同意他的观点。只有老辈人还记得河水清澈渔业兴旺的年代，他们也同样记得当年大片卖不上价的土地，仰赖禽蛋业和几个费城来的游客苟延残喘的经济。而现在，随着公司劳工数量的增长地价飞涨经济扩张，在1964年公司的员工已经有一千两百多人。新泽西州绝然不会想破坏这场盛宴。州政府不单没有加强排放许可中的限值（众多规定中包括禁止出现“可检出的恶臭”），他们还积极帮助化工厂阻挠民意——鼓励工厂采用“绝对沉默”策略，因为释放任何消息“只会激怒人们，还会为他们提供信息”。[10]州环境部门的一位资深官员罗伯特·肖1963年在一次坦诚的报纸访谈中表达了州政府的整体态度：“关于污染、开放空间、河流，还有其他环境因素，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新泽西还会保持多年以来的状态不变，未来的发展会令他失望的。”[11]

汽巴、嘉基、山德士了解新泽西的情况。他们在汤姆斯河化工厂的投资正在收到回报，没理由把它搅黄了。美国人对亮色的钟情——这种激情的文化传承可以一路追溯到赫拉克利斯在累范特海滨发现泰尔紫的神话——仍旧疯狂。1960年汤姆斯河化工厂每月销售的染料及其他产品价值略高于一百万美元。到1964年销售额达到顶峰四百万美元，产量也同时创造了纪录：每月高于五百万磅。它现在是全美第二大环氧树脂生产商，第五大染料生产商。

这种疯狂增长的后果，吉姆·克兰在1965年一份给罗伯特·史博拿格尔和其他高管的备忘录中做了描述。[12]工厂出水明显使下游八英里之内的河水染了色。在水里和一直通到巴尼加特湾的所有河道底泥里都可以检出偶氮化合物和硝基苯。即便如此，没有迹象表明化工厂在改变它的惯例。史博拿格尔在1963年就吹嘘过的“化学修复工厂”仍不存在；处理固体和液体废弃物的方式基本还是1952年建厂时那些原始方法。唯一明显的变化是随着生产线中加入了偶氮染料和塑料，产量也涨了三倍多，废弃物的毒性更大了。

从商业角度看，公司不愿意治理污染可以理解。工厂能为减排做的任何处理都将削减它的收益。污水池基本都是满的，尽管它们没有防渗膜污水轻易就能渗入砂质土层，尽管它们有一个直通河流的排水口。因为污水池没有额外容量，要想停止向河里排污，哪怕几天，也需要全厂停工。建一个全新的污染处理系统就要停工几个月，投资要好几百万，每年还有运行成本。对瑞士人来说这些无法想象。1964年10月的一个小型罢工就造成了几百万美元的生产损失，此事更加深了他们对停产的抵触。即便是对长期运行有利的短暂清理也是能免则免，因为害怕生产进程减慢。多年来吉姆·克兰一直在力劝高管们回收再利用昂贵而高危的化合物，比如环氧氯丙烷和硝基苯，但始终未果。相反，每天有上千磅的这些化合物涌入或被倒入下水道，流向污水池并最终汇入河流。[13]

但克兰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工厂能对净化河水做点什么，做任何事都行。自1964年年初开始，他和工厂里的其他人开始推动一个大胆的想法，宣称这将一举消除工厂对河水的污染问题。如果成功，汤姆斯河化工厂将不再需要面对恼怒的渔民和不满的邻里；他们的那些抱怨，河水有味有色、死鱼或是臭鱼……都将在一夜之间消失。最重要的是，从工厂的角度说，这个想法很廉价，正是因此，罗伯特·史博拿格尔和他在巴塞尔的老板愿意考虑一下。这个法子要比唯一真实的改变，建个活性污泥处理装置便宜得多，那得花费至少两百五十万的基建费用，每年还要运行成本二十五万，建设期间工厂需要停工几周或数月。

这个想法就是：沿着河建一个十英里长的管道，将化工厂的所有污水——大约每天五百万加仑而且还在增加中——排到大西洋里去。管道要花费将近四百万美元，但其后的运行成本很小。最重要的是，工厂不需要再费心对自己的排水做什么额外的处理，水将一如既往地有毒、有色、有味。史博拿格尔对这个大胆的提议兴奋不已，他指出管道要足够宽（二十八英尺），日处理量要达到一千五百万加仑——给工厂日后加量排放留够空间，甚至可以将过剩的排污容量卖给那些想找地方肆无忌惮排放的公司。

按照现在的标准，将仅仅简单处理过的污水排入近海简直不可想象，但在1965年，这种想法并不奇怪。多年来世界各地很多城市都将几乎未经处理的污水和污水中的污泥排入海中，新泽西州北部有六个城市都这样做（有一些城市现在还在这样做，不过通常排海的是经过深度处理的污水）。[14]即便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供私营公司使用的排海管道仍很少有，少数的几个也通常是多年前就经政府批准而不受后来颁布的规定限制的公司。获得新建排污口的许可很不容易。

汤姆斯河化工厂的管理者们不需要担心他们的近邻。镇里对工厂的支持一如既往，地方官员们很欣赏这个污染转移的主意。但巴尼加特半岛上那些临海村镇的反应则截然不同，当地负责人听说一个化工厂要在仅仅离岸半英里的地方倾倒废物勃然大怒。汤姆斯河化工厂主持了一个测试，结论是颜色和气味都会被充分稀释，海滨游客们是感觉不到的，但这无法安抚当地居民。

永远顺从的新泽西州卫生部对瑞士人向来有求必应，1964年秋它给排海管道开了绿灯，这样，唯一的障碍就剩美国陆军工程兵队了。临海的镇子们投诉给了当地新当选的议员詹姆斯·霍华德，他是一位民主党人，对那些在汤姆斯河乡村俱乐部（由汤姆斯河化工厂经营）里和工厂高管们打高尔夫的共和党大佬没好感。霍华德相信陆军工程兵队的许可会延期，当时美国公共卫生署研究了一大批环境问题，包括对蛤及其他海洋生物的潜在影响。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1965年的酷暑仍无解决的迹象。

那个夏天酷热，降雨量偏少，随着河水变少恶臭愈发明显，汤姆斯河化工厂的问题逐渐升级。菲利普·麦蒙，那位在工厂排污口下游拥有六百多英亩土地的凯迪拉克经销商，以向河中倾倒“有毒有害污水”的罪名起诉了化工厂。[15]一周后，因为河里的另外一起死鱼事件，一位州渔业与狩猎部的调查员检查了下游五英里处的一处，看到成千上万的鱼、蟹、鳝们“已死、将死或在求死”。这位检查员，布鲁斯·派尔，指出鱼是因缺氧而死，河水中“耗氧物质的主要来源是汤姆斯河化工厂”。自1961年第一次进行调查以来，渔业与狩猎部一直在要求工厂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派尔给自己的上司写到，应该对公司破坏鱼类栖息地提起指控了。这个案子证据很明显，他预测道。[16]

经历了十五年无拘无束的排放，现在汤姆斯河化工厂四面受敌了。[17]不过公司对这个情形还算应付得了。在那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当地报纸上激烈论战的是，在市政大厅挂联合国旗究竟是表达了国际合作的姿态，还是“共产主义阴谋的证据”（报纸上一篇文章的题目）。[18]相比之下，镇上没几个人密切关注化工厂的问题。汤姆斯河化工厂仍是欧申县经济的巨擘，区域经济急速增长的引擎。公司有权贵作朋友，有长长的员工名录，还有数百万美元的收入来源。这些似乎是菲利普·麦蒙和州渔业与狩猎部难以匹敌的。

这时候，吉姆·克兰从自家的莲蓬里闻到了化合物的味道，突然之间，公司面对的不再是死鱼和愤怒的凯迪拉克经销商了。

环境中的危险化合物不单会影响产业内的工人，还会累及周围的无辜人群，这个想法经历了很长时间才为人接受。帕拉塞尔苏斯认识到邻近的居民也会被作坊和矿井里释放的物质影响，伯纳迪诺·拉马齐尼也发现了。但他们的调查是集中在职业病领域，这基于一个推理，大多数人是在工作场所，而非家庭环境中接触到高浓度、长时间的有毒物质暴露的，这个推理没错。有零星调查试图研究工作场所之外的此类模式，但这种研究很少。1761年，比珀西瓦尔·波特发表烟囱工的阴囊癌研究早十四年，另一位伦敦的医生约翰·希尔发表了“过度使用鼻烟的警告”，文中他记录了两位患鼻癌的患者，怀疑使用烟草鼻烟的人易患此类疾病。

但希尔怎么确定是什么导致了那几例鼻癌？波特怎么去确定？应该怎样去确定？在工作场所认定致癌因素极为困难；在其他环境下也是如此，除了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况，要认定致癌因素都近乎不可能。在邻里之间，或其他非职业场所，有害物质的暴露应该是极少的，研究人员怎么会期望识别出有害物质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呢，尤其还是癌症这种需要经历多年才能发展出来的疾病。确定缓慢发展的疾病在环境中的致病因素，就如同在犯罪现场用污染过的指纹识别罪犯，需要从罪犯逃走很久之后残存的模糊影像中做出主观判断。拉马齐尼观察到的威尼斯玻璃工匠的神经系统疾病就是个例子，它需要多年的时间积累，病因可能完全是铅、砷、锑、汞（工人们四种金属都会接触到）或其他物质的暴露。

这正是流行病学——这个词语于19世纪中叶被创造出来，研究人群中健康与疾病的影响因素——的核心难题。[19]看出来某种化合物可能增大了某个人群患病的风险——威尼斯工匠的神经系统疾病，或德国染料工的膀胱癌——有趣，也可能有用，但这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这一疾病的每个病例都是由这个化合物导致的，因为也可能有其他潜在因素。甚至不能说这个化合物和疾病之间明显的联系是重要的，而不是因某个仍未发现的真正病因引起的巧合，不能这么说。它什么也证明不了。这种不确定性将在工业化学萌芽的时候产生特殊的意义。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兴起，关于环境健康之争的成果将影响全国的经济。

19世纪早期，当英格兰全境工厂涌现的时候，拉马齐尼和波特的后继者们仍在搜寻污染和癌症之间的联系，研究焦点总是在工作场所。这些医学侦探中有一位尤其著名，他就是伦敦医生约翰·艾尔顿·帕里斯，同时还是矿物学家和高产的作家，他五花八门的兴趣包括在法庭辩论中运用医学证据，用各种玩具（从羽毛球到肥皂泡无所不用）教孩子科学原理。1813年到1817年，刚完成医学训练的帕里斯从伦敦搬到了康沃尔郡港口小镇彭赞斯。在那里，他的病人中有铜锡冶炼作坊的劳工。像拉马齐尼一百多年前建议的那样，他花了些时间亲自去调查了那些小工厂，发现附近的农场中“牛和马的蹄子经常掉了，邻近牧场常见到牛用膝盖爬行，它们的屁股上长恶性肿瘤的也不少见”。帕里斯将这归咎于工厂排出的“含砷烟雾造成了恶性感染”，认为也会有人受害。1822年，他写到：“应该注意偶发于熔炼工人阴囊部的癌性疾病，这类似于烟囱工的病。”[20]

但帕里斯是审判程序的专家，他深知由“偶发”、“并不罕见”这些模糊描述支撑起的论据是何等的脆弱，尤其是在这个工业生产即将赚取大量财富的时代。他需要标准更严格的证据，那种有扎实数学基础的证据。这时两位法国人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位是皮埃尔·路易斯，1835年他发表的论文证明了自己和多名医生一直以来的猜测：放血——自盖伦以来体液医疗的主要手段——没有效果。为得出这个革命性的结论，他不再局限于那些轶闻似的单个病例，转而运用他称之为“数字医学”的方法。路易斯分析了一百七十四位肺炎或有相关情况的病人，发现无论放血于何时进行——病程早期或晚期——对病人能否康复、何时康复都没有影响。从他的结果看，使用水蛭“看上去”是关键因素，其实全无作用，甚至有害。

路易斯的工作不仅有助于加速早已苟延残喘的体液学说寿终正寝——1837年仅有七千条水蛭进入巴黎市，这之前是三万条——同时帮助奠定了现代实验流行病学的基础。为证明某个疗法是否真能治愈疾病，或是某种污染是否致病，研究人员需要设计实验来排除其他可能性。像珀西瓦尔·波特或约翰·艾尔顿·帕里斯那样单纯地观察病例是不够的。

第二位起到关键作用的法国人是数学家西莫恩·德尼·泊松，他1837年针对巴黎陪审团裁定进行的研究为现代统计分析奠定了基础。他的创意是对“大数定律”这一简单概念的延伸。大数定律是指：任何一个随机事件的结果是无法准确预测的，但如果你在相同条件下对这个事件重复足够多次，并且如果这个事件可能的结果数量是固定的，那么这些结果的集合是可以准确预测的。比方说，要预测抛一次硬币的结果，有一半的可能会猜错。但如果你预测百分之五十的结果是头像朝上，然后扔一百次硬币，这个预测很可能就是准确的，误差上下几个百分点。如果你抛两百次硬币，结果会更接近于百分之五十。实际上抛硬币的次数越多，你最初做的百分之五十的预测就越准确。

西莫恩·德尼·泊松将这个简单的概念推广到了事件发生的机会很多但实际发生很少的情况中。（例如交通事故：某人在某天可能遇到交通事故的概率很低，但每天会发生很多起交通事故，因为坐在车里的人是很多的。）泊松发现如果事件整体的数量足够多，则不单可以预测抛硬币这样的结果，还能预测马车事故、陪审团僵持或者罕见病这样一些不常见事件的“正态”分布，或者说随机分布。“泊松分布”的价值尽管过了很久才被广泛认识到，但它后来成了流行病学研究的重要突破。统计员可以用泊松和后继者们研究出来的那些公式，分析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中某个看上去病例数异常的疾病——例如，苯胺染料工厂中的膀胱肿瘤——以此来确定究竟有多大的概率，这种疾病表现出的聚集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因某些特定环境因素而发生的病例集群。[21]

但是，在泊松的创见中有一个难题：只有当存在足够多的病例，建立了“正态”随机分布之后，才有可能确定地说某个疾病的聚簇不是随机发生的。如果探讨的是罕见癌症，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屏障。当分析中仅包含几个病例时，基于大数定律的预测基本就是猜测了。另外还有潜伏期这个干扰：如同珀西瓦尔·波特在他对烟囱工的研究中提到的，在诱发癌症的事件发生后，往往相隔多年肿瘤才会长得大到可以确诊。行凶多年之后，怎么可能准确地识别出那个罪犯呢？何况压根没人知道肿瘤形成的原因和过程。正如皮埃尔·路易斯指出的，只有排除了其他可能性，才能确定致病因子。在约翰·帕里斯认定的“含砷蒸气”中，究竟是哪种具体的成分使康沃尔的工人们染病的呢？或者，疾病会不会完全是因其他什么东西引起的？再者，如果有足够多的病例参与统计，泊松分布会不会证明疾病表现出的聚集只是偶然性的？

所以，要想通过观察病例分布模式来明确地识别致病因素，路易斯和泊松新提出的“数字医学”的实践者们不单需要通过分析消除其他可能因素，还需要证明表现出的模式并非偶然现象。这些都是难以逾越的屏障，尤其在所研究的疾病比较罕见且病程缓慢的情况下，而大多数癌症均属此类。在各种数学技巧的进步中，流行病学统计的出现无意中增大了病案调查的难度，汤姆斯河镇的癌症病例分布模式就很难确定。这也使得医学研究人员有更大的动力去转而关注发展迅速的传染类疾病。很快他们就都转到那个方向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吉姆·克兰的发现——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危险废弃物已经污染了镇上的公共供水系统——引发了一场危机，尽管喝水的人们都还被蒙在鼓里。[22]1965年8月中旬，工厂知道了偶氮染料废水已经污染了水务公司的三口浅水井（它们大约七十英尺深），它们的客户是镇上全部七千户家庭和公司。但没人通知用户他们喝的水被污染了。没有预警，没有报纸大标题。汤姆斯河镇的生活还在继续，不幸的是天气依旧炎热干燥，居民们喝的水比以往更多，哪怕水有时有味。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只有两家公司，他俩是老朋友了，一向紧密合作，互相信任：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和汤姆斯河化工公司。

多年来，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化学家们都在协助水务公司分析城市饮用水的供水水质，因为“瑞士制造”的化学家专业性远胜于小水务公司能招到的任何人。水务公司一直在奋力满足飙升的用水需求，十年间它的客户基数翻了两番。热天里它每天从四口井抽两百万加仑以上的水，其中三口井都在霍利街附近的汤姆斯河岸边。

早在吉姆·克兰从莲蓬里闻到化合物味道之前，水务公司就知道水有问题，至少霍利街上的三口井有问题，而其中两口井还是新打的呢。根据1965年3月23日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的内部报告，其中一口井有强烈的臭味和明显可见的污染——报告中将其称为“污水”，于是公司向水里大量加氯（投加的剂量大到以现在的标准看有安全风险）来淡化颜色。[23]干旱的夏季使得这个情况更加糟糕。随着夏季需水量的加大取水率自然上升，但没有降雨补给地下水。霍利街的水井只能吸收更多污染的河水，正因此，七月份的时候，克兰在橡树岭家里的龙头中闻到了染料废水的气味。克兰和手下们迅速搜集测试了邻近地区经不同管路送来的水样，然后，在水务公司的允许下，测试了霍利的水井。

两周后，8月中旬，汤姆斯河化工厂告知了水务公司化学家们在镇子的饮用水中都发现了些什么：染料化合物，遍布他们检测过的每一处。[24]1965年的分析手段仍很初级，但汽巴跟苯胺染料打了近一个世纪的交道，它的化学家们知道怎样搜寻水中苯胺类分子的踪迹，即便仍不能很清楚地区分相似的分子。除了毒性已在19世纪70年代的工业中毒中广为人知的苯胺，结构相似的分子还包括当时已被认为可能致膀胱癌的对二氨基联苯，以及还原染料生产中的“血液”——高毒的硝基苯。为检测饮用水供水系统中的染料浓度，他们设计了一种检测各种他们称之为“重氮化胺”（因为它们是偶氮生产的组分）的物质的方法。

化学家们发现，污染物不可小觑。井水和管道中“重氮化胺”的浓度范围是5—7ppb，[25]后来最高到了160ppb。在上世纪60年代，并没有此类物质在饮用水中的限值，它们太罕见，也难以检测。不过按现在的标准，这些水污染很严重。例如，现在的环保局饮用水标准中要求对二氨基联苯不能超过1 ppt——比1965年汤姆斯河河水中检出的芳香胺的最低值要低五千倍。[26]

染料废水进入供水系统只有一条路线。一定是汤姆斯河化工厂将废水排放到了汤姆斯河中，然后污水沿着砂质河岸进入了下游两英里处霍利大街岸边的三口浅水井中，接着汤姆斯河水务公司把井里吸入的污水抽了上来，并最终把这些水送入了全镇七千多户浑然不觉的客户的厨房水龙头里。

不出两个礼拜，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化学家们就明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并解释给了水务公司——秘密地，这是当然。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经理罗伯特·斯奈德本可以关闭水井作为回应，但他没这么做。因为大量游客涌入，八月的用水需求非常大，而这个八月是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镇子正在急速增长，而对于一个地方形象和地产价值意味着一切的镇子来说，一个新的潮流是要拥有绿油油的草坪。[27]关闭水井？凭什么客户们突然之间只能凑合着用不到日常一半的供水？不跟他们解释清楚这个，别想关了霍利街的水井。水务公司和化工厂需要面对的尴尬问题还有，镇上的人们早茶呷着有毒的化合物究竟有多久了？为什么他们之前什么都不作为？

井仍然开着，继续保持满负荷运转，镇上的人们依旧毫不知情地喝着污染了的水。水务公司给霍利街的水井加了过滤器，化工厂在劳工节那个周末前所未有地降低了产量，那时饮用水的需求最大而河里满是渔民。这两项应急措施很快就弃置不用了。化工厂重新恢复了满负荷生产。而水务公司在确认他们的过滤器没用之后就不再过滤了——化工厂的分析显示，重氮化胺浓度丝毫没有降低。到了十月份，终于，水务公司悄悄关闭了两口霍利街的水井。当时天气已经转凉，用水量下降，没人会注意到水压的降低。即便这样，水务公司还是保留了霍利街的一口水井——胺浓度最低的那个。依旧，客户们一无所知。

汤姆斯河化工厂和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合力在1965年保住了这个秘密，但1966年的夏天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它们要想办法把臭味压下去，同时把水流保持住，而且是在整个夏天，不单单是一个八月。当这两家公司秘密地设计着解决方案的时候，华盛顿特区送来了期待已久的礼物：来自美国陆军工程兵队的汤姆斯河化工厂排海管道建设许可。许可附加了几个条件，其中之一是二十八英尺宽的钢质管道内外都需衬以一层煤焦油制成的厚釉——要知道排污管中装的东西同样来自煤焦油，这个选择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涂层本应是防渗的，从后来发生的事看事与愿违。）

许可证在手，化工厂迅速行动。1966年一月他们就击败了几个海边村镇提起的诉讼，选定了承包商，买好了工程用的十英里钢管，这花了将近四百万英镑。到三月，工程已经开工。同时，水务公司和化工厂的律师与主管们在秘密协商对策，想办法在这个夏天能瞒住用户，不让他们知道喝的是染料废水。[28]这次，他们又走运了，化工厂的测试证明，投加二氧化氯后改善了饮用水的气味和口感，还将“重氮化胺”的含量从100ppb降到了20ppb左右——仍远高于现在的标准限值，但是个很大的改善。加那么多氯进去让人们很难闻到污染的味道。而且，加氯设备很便宜，基建费用只有两千美元，每天的投加成本就十五美元。只要这个方法能够悄无声息地补偿水务公司，不用承认错误，化工厂乐于承担这个费用。[29]

他们的运气还在继续。1966年的夏天比前几年都凉爽湿润，加氯设备运行良好，没人抱怨饮用水的味道。7月11日，在经历了一些小波折之后——比如5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的管子从码头掉了下去，在巴尼加特湾漂来漂去——排海管道开始运行了。

即使在分流到大西洋以后，汤姆斯河化工厂的染料废水仍会进入河里。工厂每天仍旧从河里抽取一千万加仑的水用于冷却，然后将不那么干净的冷却水回灌给汤姆斯河。而且，工厂已经往自己的砂质土壤中倒了那么多废物，它还将继续这样倒二十几年，每天，仍有大约二十万加仑的含化合物废水渗入土壤，进入河流。[30]不过，在经过十四年，排放了超过一百亿加仑废水之后，直排污水——这个工厂对河流掠夺的最明显证据——总算停止了。州渔业与狩猎部计划中对化工厂的控告也撤回了，它的管辖权不包括海洋。

汤姆斯河化工厂和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共有的秘密保住了，1967年2月，它们正式签订机密协议达成共识。化工厂同意赔付水务公司四万五千美元，作为在其他城区钻井和给霍利街水井加氯（每天五十美元）的费用。而水务公司给化工厂的，恐怕远远更有价值：免于承担责任。秘密协定的最后一条这样说：“汤姆斯河水务公司至此同意免于对汤姆斯河化工公司因过去或未来因使用霍利街水井而造成的问题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刑事责任，也不索赔或要求任何金钱与损失赔偿。”[31]

还有几个小问题需要了结，汤姆斯河化工厂很快就把它们处理了。到1967年年末，公司和老对头，在河边有土地的凯迪拉克经销商菲利普·麦蒙做了了断。麦蒙在置换了土地并拿到五万两千美元赔偿后撤销了他的指控，公司在和解中坚持要求麦蒙发表一个公司不再污染河水的声明。[32]公司以三万五千英镑的价格买下了邻近的卢克农场。那里曾归传奇人物汤姆·卢克（一说汤姆斯河镇得名于此）的后人所有，已经破落了。汤姆斯河化工厂在1965年圣诞前的资产强制拍卖中买下了这片土地。随着这块地到手，连同麦蒙置换的土地，公司现在有了更大的缓冲区，而且新近达成的协议免去了它多年污染的责任。在那片由密林守护的城堡中，公司不单安然度过了它的第一场风暴，还为未来二十余年的化工生产与污染排放打好了基础。

河水的污染刚刚露出端倪就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河水现在看上去清了，饮用水闻着也比从前好了。工厂的烟囱只在晚上冒烟，污水从四十五英尺深离岸半英里的排海口一泻入海再看不见。汤姆斯河镇的人们对工厂不再介怀。本地报纸提起它时通常是因为慈善项目，而不是环境矛盾。镇上还会有人再发现饮用水的污染吗？看起来不会了，而且即使真有人提起，汤姆斯河化工厂似乎也不需要承担责任了。上面两个推定最终都被证明是错的，但当真相浮现时，没人会想起霍利街那几口被污染的水井。到时候，镇子将成为喧嚣骚动的中心，相形之下，1965年到1966年时的情境真是奇妙。

[1] D.B. Dyche，“Alleged Pollution of the Toms River”，September 9，1963，memo，4—5.

[2] 污水处理中经常向水中投加含氯化合物用于杀菌，从后文可以看出此处的“药味”应指消毒剂二氧化氯投加后的味道。——译者

[3] 该厂在1960年11月的一次股东会上的记录提到，工厂收到了一些投诉，关于“河水流经我们工厂后出现的异味变大了”，排水管下游的“黏性沉淀和溶剂含量”也变多了。“董事会报告”，汤姆斯河化工公司，1960.11.23，4.

[4] James Crane，“Progress Report on Liquid Waste Treatment Problems”，March 14，1961，memo.

[5] J. A. Meier，“Waste Water Treatment problems”，August 9，1961，memo.

[6] 此处描述有误，实际上，污水、微生物和溶解氧的关系是：污水中的含碳有机物含量丰富时，为微生物的滋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致使其中耗氧微生物数量增多，水体溶解氧减少。也即，汤姆斯河溶氧降低的根本原因不是水里含大量微生物，而是水里含大量有机物，才造成了微生物的滋生和溶解氧的下降。——译者

[7] BOD：生化需氧量，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污水中的有机物的降解过程实际上是水里的微生物消耗氧气，将这些有机物氧化分解为CO_2、H_2O、NO-3、SO2-4等无机小分子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消耗的氧气总量即被称为生化需氧量。这个数值实质表征的是水体中的可被生物降解的有机物的浓度，因而单位通常为mg/L。——译者

[8] Morris Smith，“Waste Disposal-Study of Fish in Toms River by Division of Fish ＆ Game”，April 15，1963，memo.

[9] 汤姆斯河化工厂总经理罗伯特·史博拿格尔提交的评论副本，发表于1963年5月20日的会议。

[10] 在1964年9月30日给汤姆斯河化工厂总经理罗伯特·史博拿格尔的备忘录中，公司雇用的工程师约翰·C·弗洛斯详细记录了他之前与州卫生部河流污染控制项目的监理工程师欧内斯特·塞格瑟进行的会谈。弗洛斯引述塞格瑟的话说，新泽西州州长理查德·休斯“开始亲自过问”公众对工厂的投诉。私下里，他（塞格瑟）给我一些个人建议。他指出我们释放的消息只会激怒人们并为他们提供信息。他认为绝对的沉默对我们更好。

[11] 《欧申太阳报》1963年5月23日头条消息“发展向南部渗透过程中对河流未来的质疑”中引用的新泽西州卫生部环境健康主管罗伯特·肖的话。

[12] James Crane and J. Zahuta，“Report on Analyses of T.R.C. Effluent and Waters of Toms River，” a May 18，1965，memo to ten senior managers at Toms River Chemical.

[13] 生产塑料和树脂的108号楼中上千磅的环氧氯丙烷——令乔治·伍利恐惧的，具有四重危险的致癌物——每天都在奔向下水道。这是詹姆斯·克兰1964年1月14日在名为“2号技术报告——水基废物处理”的报告中写的。这份报告被送到了汤姆斯河化工厂的二十四位高管手中。在还原染料洞穴般的生产场地102号楼中，每天有不止两千磅的高度有机溶剂硝基苯进入下水道——自20世纪50年代就是如此。

[14] 新泽西州政府的离岸丢弃污水污泥行为于1991年终止，但直至2010年该州仍有十四个入海排污口（三个归欧申县公共事业管理局管理），排海的是处理过的市政污水。世界各地很多城市，从迈阿密到墨尔本都在这么做。

[15] “Toms River Chemical Pollution Suit，” Ocean County Sun，August 12，1965.

[16] A. Bruce Pyle，“Toms River”，September 23，1965，memo to New Jersey Division of Fish and Game Division. Director Lester G. MacNamara.

[17] 当地媒体《新泽西信使报》1965年8月19日甚至画了个漫画，标着“汤姆斯河化工厂”的靶子被几个标着“菲利普·麦蒙”和“近岸镇长们”的飞镖拼在了一起。旁边的一篇社论对工厂深表同情，它被描述成替本地投机的政客“受过的男孩”。

[18] Kathy Wright，“Fischer Defends Flag of the United Nations”，New Jersey Courier，June 24，1965.

[19] “流行病学”（epidemilolgy）这个称谓直到19世纪中期才出现，词源是三个希腊词汇：epi（在……上），demos（人们），和logy（学说）。可以将其定义为“研究人群中发生的情况的科学”。显然，考虑到流行病学研究中传染类疾病的重要性，选择了这个与起源更早的“流行病”（epidemic）相近的词。希波克拉底以希腊语“epidemios”（人群中的）指代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发生相似症状或疾病的群体。

[20] John Ayrton Paris，Pharmacologia，Volume 2，（W. Phillips，1825），96.

[21] 正常情况下，偶发事件的分布规律应该符合泊松分布，反之，如果某个偶发事件因为一些外界因素而影响了它出现的概率，使之更容易出现或更难出现，那么再统计这个事件的分布时它就不符合泊松分布的特征。例如，正常情况下一个一百万人口的城市每年新发肺癌的病例数量平均是a，则每年实际调查得到的新发病例数应该是在a附近上下浮动，a+10或a-5这样接近a的数字出现的概率较高，而年新发病例数为a/2或者2a这样离a较远的数字的概率就很小了。但如果城市终年存在严重的空气污染，可以预期肺癌的年新发病例会显著上升（即上文所讲统计学的专有名词聚簇），这时通过统计学检验就可以发现年新发病例数不符合原有的泊松分布，则可以判定肺癌的发病率上升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存在其他致病因素（此处为空气污染）。因而，理论上说，是可以通过统计学检验判定某个疾病的多发（或不正常少发）是偶然的还是有未发现的致病因素的。如上文这段中指的是苯胺染料工厂工人膀胱癌发病率与正常值有偏差。但这种统计学检验只能在所统计的病例数较多的时候才更可靠，而限于当时的研究条件和信息不通畅，以及癌症发病的漫长周期，要搜集到理想的统计学病例数很难实现。——译者

[22] 本章所记录的汤姆斯河化工厂与汤姆斯河水务之间关于霍利街水井污染的秘密协商，及之后两家公司的行动，是基于1965—1967年间的备忘录与通信，当时这些是保密的。三十余年后，两家公司将这些信息交给美国环保局和新泽西州健康与社会保障部之后，部分文件被公开。其他文件是“汽巴-嘉基诉美国利宝互助保险公司等”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备案材料。在汽巴总经理丹尼尔·麦金太尔1993年给美国环保局的史蒂芬·希波特的信中，汽巴-嘉基公司也描述了霍利街水井事件的经过。

[23] 根据1965年3月23日的“水质分析报告，汤姆斯河水务公司，13号井”，水务公司向井中投加了极大量的氯以去除颜色：8ppm。当时的标准是不能超过1ppm，这也是现在公认的二氧化氯的安全剂量。这份1965年的报告摘自新泽西州卫生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出具的《公共健康评价：汽巴-嘉基公司》第15页。

[24] Philip Wehner，“Water Supply Situation”，March 21，1966，confidential memo to Robert Sponagel.

[25] ppb是浓度单位，意思是“每十亿分之一”（parts per billion）。具体到文中数字，5ppb的重氮化胺意味着每十亿个水分子中有五个重氮化胺类物质的分子。同理，前页注释①中的ppm即指“每百万分之一”（parts per million），另还有单位ppt指“万亿分之一”（parts per trillion）。——译者

[26] “Toxicological Profile of Benzidine”，（U.S. 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2001），7.

[27] “欧申县居民至少有一点表现一致。生活在哪个区域必先在自家周围花园里栽种树木、灌木或花草……大多数新来的人的当务之急就是造花园和草坪。”出自詹姆斯·K·米切尔发表于《地理评论》的“都市圈外围物理环境的调节”，66：1（1979.1） ：18—31，26。

[28] 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和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对话细节记录于双方律师、顾问与经理之间交流的秘密信件中，日期是1966年3月2日、3月21日、4月19日和9月6日。

[29] 在1965年至1966年两公司的秘密协商中，水务公司坚持应有一个备用方案，以防加氯无效或排海管道没有按期建成。他们希望能立即打一口新水井，并且希望化工厂来打井，这样就不需要报州卫生部审批，以免引起公众注意而泄露秘密。水务公司的建议是由化工厂在工厂的土地上钻井，以免告知州政府。化工厂拒绝了，建议水务公司要么在水务公司的地产上钻个无许可证的井，要么“装作不着急的样子迅速申请一个”许可证以减少公众注意。化工厂总经理菲利普·维纳在1966年4月19日的机要记录中说他的公司“认为以‘紧急’或‘突发’形式申请审批很不明智”。结果是，因为加氯设施运行，排海管道如期完工，1966年没有用上备用井。1967年年初水务公司得到了新井，至于为什么水务公司要离开霍利街，在汤姆斯河南岸离河一英里多远的地方开个新井，没有受到任何公众质疑。

[30] 詹姆士·克兰1969年1月31日给菲利普·维纳的机要记录中写道：“1966年开始排海后对汤姆斯河的常规分析明确显示每天我厂向汤姆斯河排放的废水量是大约二十万加仑。自1960年以来我们就知道这种渗滤，在排海后这是无关紧要的。”

[31] 见于1967年2月21日汤姆斯河化工公司与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签订的法律协定第3页。

[32] 根据《新泽西信使报》1967年10月12日第一页的一则简讯，和解要求菲利普·麦蒙的开发公司发表一个声明：“汤姆斯河已不再有过去由TRC（汤姆斯河化工厂）造成的污染，TRC的污水排海管道建成后将不会再影响汤姆斯河的水质。”

第五章 夏基和科伦坡在乡土酒吧

弗尼科拉兄弟，尼克和弗兰克成长于新泽西废物交易的牛仔亚文化土壤之中。他们的父亲，名字也叫尼古拉斯（为了区分，儿子经常被称为“尼克”），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在纽瓦克东区L大街屠宰场的马路对面做着铁桶翻修的业务。即使在他周围从事重工业劳动的邻居看来，这个营生也是相当粗鄙的。尼古拉斯·弗尼科拉专门负责清洗、重漆、转售五十五加仑的钢桶，桶里装的都是北新泽西的工厂里产生出来的沉渣。在纽瓦克干这一行是最合适不过了。那里是“世界桶都”——多年以后弗兰克·弗尼科拉这样怅然地说起那个地方。[1]

不过赚钱的不是翻新旧桶，而是让它们消失掉。在上世纪60年代化工产业正在北新泽西腾飞，该州腹地的森林和农田就相当于1849年萨特的磨坊。不过冲过去的不是淘金的，而是倒废物的。在纽瓦克，尽管垃圾填埋费用昂贵，排着队等着卸桶的卡车还是多到造成交通拥堵。二十几年前汽巴公司在欧申县的密林深处找到了大量生产染料和塑料的私密空间。现在，在纽瓦克、伊丽莎白和珀斯安博伊，处理化学废料的人们开始有样学样，把他们的矛头指向了南边的9号公路，要找个便宜地倒掉。（花园州大道更快一些，但汤姆斯河以南的路都不让货车通行。）在蒙茅斯、伯灵顿、欧申，他们找到了大量愿意合作的农户。房地产的暴涨还没有抵达这个州的中部农村，作为收入来源，小鸡仔是没法和危险废弃物匹敌的，一桶交二十到五十美元，到处都是让你把废物倒在他们家田里的农家。

地主中，爱德华·威尔逊更加雄心勃勃，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莫顿国际工作，当时这家制盐公司的业务正向化学制造业扩展。威尔逊将自己在欧申县普勒斯泰德镇的家庭农场给了莫顿用来倾倒废物，包括卤化溶剂、氯化化合物、挥发性有机物和重金属。而他的邻居戴顿·霍普金斯则更有魄力，他有三块地给莫顿公司倒垃圾用，其中一块是他自己家五十七英亩的家宅。而这里面最令人发指的是一个叫古斯的农场，桶都被扔在一个三百英尺长一百英尺宽的坑里。[2]

大多数乡村小镇也在经营小型市政垃圾填埋厂——当时人们叫它垃圾场——因为收费低路线比北方的同行短，那里是大部分城外工业废弃物的归宿。镇政府迫切希望各个农户敞开大门迎接纽瓦克来的十八轮卡车，垃圾场如果不做填埋就烧掉垃圾，一般周五是焚烧日，翻滚的黑烟绵延几英里。接收城外的工业废弃物符合所有人的短期利益。农民们和乡下小镇都得到了渴求的现金，运输工和化工厂得到了便宜而隔绝的排污场，没人关心往里面倒的是什么东西。是否有人担心过长期的环境后果，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二十几年之后，当调查人员终于开始评价危害时，仅仅在欧申县的七个农场和三个镇垃圾场中，他们就识别出了二十几种主要的危险废弃物。要清理这些物质将花费上亿美元。[3]

在新泽西腹地合法地倒垃圾如此容易，很多运输工就想多尝点甜头。在松林深处，没人知道，更不需要许可，他们打算不花钱自己倒。这没人阻拦。当时新泽西州最有可能禁止垃圾倾倒行为的法律条文是非法妨碍公众罪，除了一些很典型的案子，这条法律很少被援引。直到1980年，欧申县检察官办公室才开始追究非法倾倒，一位名叫戴恩·韦尔斯的调查员开始追查这些。这件事比想象的难度大。据韦尔回忆，这些“夜间偷排户”（虽然他们有时候也在大白天干）走的是“马蹄形路”，那些路在林子里，又脏又窄只有一个出口一个入口。他解释说：“这样他们开着十八轮的车直接进去，不用掉头，倒完就走。如果是液体，就只用打开龙头任其流净。”那些人和北新泽西颇有影响力的有组织犯罪家族有联系，他们还有更先进的手段，会用步话机设眼线。

弗兰克·弗尼科拉随父入了这行，最初在纽瓦克，后来去汤姆斯河工作，在那里，他的客户包括汤姆斯河化工厂。他也开过废物货车，60年代后期他在老曼彻斯特镇垃圾填埋场非法倾倒化学废物被定罪后运营执照被吊销了。[4]那个垃圾填埋场在汤姆斯河以西十英里处。弗兰克还曾经尝试过焚烧业：他拉了一车北新泽西化工厂的钠盐废弃物到汤姆斯河南边的比奇伍德，在一个露天井里进行焚烧。这次冒进的结果是一声巨响：爆炸招来了救火车，弗兰克焚烧的执照也就被吊销了。

而他大哥尼克多年来都不曾染指废物处理业——高中一个暑假跟着父亲做这个让他受够了。他着迷于摩托车，他先是做汽车维修，后来在纽瓦克开了一个旧车回收销售厂。1966年他三十一岁时跟着弟弟南下汤姆斯河开了个加油站，几年后搬去爱达荷州住了一阵子。再后来他回到汤姆斯河，换了好几个建筑类的工作，有时开铲车，有时铺管道，有时布炸药。不过他始终在寻找更赚钱的机会，也不排除做家族生意。1971年1月的一个晚上，在“乡土”酒吧，机会终于来了，出现了两个人，分别叫夏基和科伦坡。

直到上世纪70年代被拆，“乡土”一直是蓝领工人聚集的地方。它临着37号公路，位于汤姆斯河化工厂和莱克赫斯特海军机场的中间，这俩是欧申县最大的雇主。每天四点换班和每天半夜，酒吧的木头桌子和凳子都会被占满。弗兰克·弗尼科拉一周里有五天都在那里打台球，哥哥尼克有时候和他一起。弗兰克给联合碳化物公司拉废物，公司在邦德布鲁克以北六十英里的拉里坦河那里有个大型化工厂，他有朋友在那里工作。当时那是县上最大的塑料厂之一，废弃的溶剂、树脂、其他有毒废弃物有几十万磅。弗兰克知道联合碳化物公司要找拖车司机处理堆在邦德布鲁克不断腐坏的几千桶垃圾，他哥哥很快也知道了。在尼克看来这是个商机。这简直是像建筑工人要打卡一样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要想赚钱，尼克·弗尼科拉得找个便宜的地方倒那几千桶东西，找个没人问“这些生锈的五十五加仑钢桶里装的是什么”这种不合时宜的问题的地方。夏基和科伦坡走了进来。这俩人（弗尼科拉后来跟调查人员说他始终不知道他们的真名是什么）在多佛填埋场工作，那里是汤姆斯河镇的垃圾填埋场。他们也是“乡土”的常客，一天晚上尼克·弗尼科拉跟他们提到了联合碳化物公司那些需要长眠之地的桶。两人答应把他介绍给镇上公共建设工程的主管杰克·托马斯认识，他运营着垃圾填埋场。不久之后他们做了笔交易：弗尼科拉可以以十美元一车的批发价把东西倒在镇上丘奇街的填埋场——不过只能在夏基当班的午餐时间倒，钱直接给夏基。多年以后，在法庭作证时弗尼科拉承认钱不是付给官方的。当律师问他这算不算行贿时，他回答“可能是”。[5]

弗尼科拉赶往邦德布鲁克给联合碳化物公司通知好消息：他找到了处理桶的地方。实际上，从1971年2月16日他签字后交给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文件看，他当时号称——后来发现是假的——他联合了三家“有授权的填埋场”。他写道：“我的公司将负责这些桶的清理与处置工作，承担上述工作可能造成的所有风险和问题，收费每桶三点五美元。” 弗尼科拉急于开工，一车大概装三十桶，全倒了只用交十美元，他肯定能大赚一笔。他租了三辆车，雇了两个司机帮他运。4月1日，当他拉着第一车货去汤姆斯河的时候，一个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低级别经理跟着车，确认他把东西倒在填埋场了。未来的十个月中，这是唯一一次，联合碳化物公司关心了一下他们那上千个盛满废物的桶去向了何方。[6]

刚开始邦德布鲁克工厂的一个小型罢工耽误了这个工程几天，很快弗尼科拉和他的司机们就一天跑两趟了——有时候只跑一趟，然后把车停在弗里霍尔德的马场边赌一下午马。不过也不全是快乐，据弗尼科拉说，过了有一阵子，夏基和托马斯知道了弗尼科拉赚了多少，开始敲他竹杠，把价钱抬高到二十美元一车并且扬言还要涨价。他则让联合碳化物公司答应每桶再多给他一些钱。弗尼科拉也在找别的挣钱的路子，计划着回纽瓦克重操他父亲的营生。他没有把东西倒在井里，而是直接把桶放倒，让废弃物在没铺防渗膜的填埋场土地上肆意横流。然后就把空桶拿回车上想法再卖掉。弗尼科拉的运气不好——后来证明汤姆斯河的住户们运气也不好——大部分桶都是破的漏的，卖不上价钱。

不论收益如何，弗尼科拉的生意不无风险。9月初的一个雨天，一些刚放到填埋场的桶沾水以后发生了爆炸，其中一个冲上了五十英尺的高空。镇公共建设工程主管杰克·托马斯说这都怪弗尼科拉，后者则说这他没办法。当时他们已经谈崩了。弗尼科拉说夏基和托马斯把价钱涨到了每车五十美元，被他断然拒绝。那时他早已有了新的计划。

1837年，法国医生皮埃尔·路易斯提出他的开创性统计分析两年之后——他的工作为疾病的聚类分析奠定了基础——肺结核夺去了一位女士的生命，历史对她的记录只有兰福德女士。她叫什么没人知道，人们只知道她是西英格兰的什罗普郡一个农夫的女儿，三年之前嫁给了一个勤奋的伦敦大夫——路易斯的“数字医学”的仰慕者——名叫威廉·法尔。这位可怜的鳏夫于是开始研究伦敦城的死亡记录，寻找那些传染性疾病的规律。那些疾病定期席卷熙熙攘攘的城市，它们的余波杀死数千生命，也杀死了他的兰福德女士。或许，他想，那些皮埃尔·路易斯使用的严密的统计分析也可以用来理解甚至征服肺结核或者霍乱这些更大的威胁，毕竟它们对终结放血起了那么大的作用。

他不是第一个做此尝试的人。试图识别并理解疾病爆发模式的调查工作始于希波克拉底，他当时错误地认为沼泽的水导致了疟疾，因为这种疾病在沼泽地区更流行（当时对蚊子传播的寄生虫还一无所知）。希波克拉底被阿维森纳打败了，这位波斯医生1025年的时候完成了十四卷的《医学准则》。接着，五个世纪之后，他的这部巨著又被帕拉塞尔苏斯扔进了巴塞尔的火堆。付之一炬有失公允，尽管阿维森纳固执地信奉体液学说，他对很多疾病还是颇有洞见的，比如他认为肺结核是一种空气传播疾病，提出设立隔离区，并指出传染性疾病不单可以通过“瘴气”传染，还可能通过水和土壤传播。[7]他的学说在西欧传播后出现了上百家麻风病人的隔离诊所，当1348年鼠疫席卷欧洲的时候——包括巴塞尔——沿袭下来的规定使得卫生系统得以改善，人们还学会了对有传染病感染症状的人进行隔离。隔离病患对抑制鼠疫的贡献有限，它的致病菌是由跳蚤和老鼠携带的，不过清洁街道多少有些帮助。

对传染病的恐惧也催生了另一项重要的创新：收集死亡率统计数据，16世纪30年代伦敦开始发布死亡名单。这个周报一开始是被作为一种预警系统，供提心吊胆的英国贵族们查阅，一旦黑死病疫情重新在又脏又挤的城市中爆发，他们就打算迅速逃往国外。1837年英国国会设立了总登记处负责汇总和发布重要统计资料，包括了旧的死亡名单的改进版。而年轻的鳏夫威廉·法尔此时正忙于发表论文阐释他关于疾病统计的研究，其中包括一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他坚称疾病的爆发和消失有一种数学上的对称性，因而是可以预测的。[8]他的工作引起了一些伦敦名流的注意，1839年法尔被任命为总登记处的摘要汇编人员。

传染性疾病成了法尔信奉的“数字医学”的理想试验场。显然它们比癌症更适合研究。如同约翰·艾尔顿·帕里斯的推测，炼铜可能会导致阴囊癌，但除非可以识别、实验，进而排除其他因素——包括偶然性——这个猜想只能限于猜想。反过来，当霍乱肺结核这些传染性疾病席卷城市，折磨着上千人的时候，研究就容易多了。感染一天甚至几小时之内这些疾病就可以确诊，传播路径通常很明显——或者很快就能明确。

实际上，它们爆发的原因在威廉·法尔看来如此明显，他还没有等到结论性证据就开始采取预防措施。和他的同行一样，他认为肺结核和霍乱的病因是“瘴气”，或者说是被垃圾和粪便中的蒸气毒化了的空气，所以他呼吁立法改善卫生。1847年他写道：“这致病的烟雾从两百多万人的呼吸中产生，始于阴沟与粪坑，坟墓和屠场，持续地积累，不断地变换。一时它充斥着霍乱，一时又变成流感，一时它在你的孩子中散播天花、猩红热和百日咳，一时它又带来热病。它在伦敦城上空盘旋了几个世纪，如同一个死亡天使。但它可以被法律驱散。”[9]

确实是这样。霍乱成了转折点。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不知道霍乱的病因（“瘴气”是错的），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但法尔和同事们设计了一个健全的反应体系，多少抑制住了霍乱爆发。这个过程中他们为一种新的医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关注疾病在人群中的传播模式。他们创造了现代流行病学。实际上，几乎所有后来被用于分析污染所致癌症——如汤姆斯河这种情况——的关键理论，都不是通过调查癌症这样迟缓的病症得来的，而是通过调查传染性疾病这样迅速变化的疾病总结的。

对法尔的理论的第一次重要验证是在1848年和1849年，当时霍乱两次席卷伦敦。法尔的假说是瘴气，或者说恶臭气体会更多地聚集在肮脏的泰晤士河附近，于是他查阅了总登记处的记录，看病例是否聚集在河边。和他的后继者们一百五十年后在汤姆斯河做的一样，法尔也查了感染区域的人们是在哪里采水。这两次中的病例都牵涉了泰晤士河：饮用污染河水的人群中发病率似乎更高。当1853年霍乱再次袭来，法尔再次统计了城区不同位置的病例数，发现近期供水有所改善的区域发病率有轻微下降。尽管法尔敦促了城市供水公司寻找更清洁的饮用水水源，他推测第二年还会出现更大的疫情。他和这几个公司的进展不大，而约翰·斯诺，一个四十岁的怪异医生开始密切注意法尔的报告，也开始搜集自己的数据了。

法尔的预测对了，1854年夏天霍乱再次回来，更加严重，杀死了上万人。约翰·斯诺将其视为一场本可预防的灾难。斯诺是一个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的光棍，是使用麻醉术的先锋（当年早些时候维多利亚女王产下王子利奥波德时斯诺给她用了哥罗芳麻醉[10]）。他以不受正统观念——包括当时正盛行的疾病的瘴气理论——的束缚为傲。斯诺推测霍乱的传播是通过变质的水，而非空气，因为霍乱的症状集中于消化系统。他亲身实践自己的理论，非开水不喝。

和法尔一样，斯诺认为通过分析伦敦城不同区域病例的分布可以解开霍乱的秘密——不过怎么去调查，他有个更老到的方法。斯诺知道，1849年的霍乱席卷南伦敦城之后，该区两大供水公司之一的朗伯斯公司就听从法尔的请求把采水位置移到了泰晤士河上游更清洁的地方。而它在南伦敦的竞争对手索斯沃克＆沃克斯豪尔公司则仍旧在市中心高污染的河段采水。这构成了后来被斯诺称为“大型实验”的状况，邻近居民的供水分别来自不同的水源，这恰好可以验证他的理论——霍乱是由水传播的。当1954年传染病正式来袭的时候，斯诺用法尔的数据表验证他的理论。他发现在相邻的住户中，由索斯沃克＆沃克斯豪尔公司提供污浊饮水的住户死亡率比由朗伯斯公司提供相对清洁的饮水的住户高九倍，比伦敦其他城区的也要高五倍。

这个观测很有洞察力，不过斯诺在公共健康史中的偶像级地位是由他随后的行为奠定的。1854年夏末，当那场他后来说是“帝国有史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霍乱”扫过他家附近的索霍区的时候，斯诺决定试着做一次更直接的探查——这种方法后来也被汤姆斯河沿用了。[11]在法尔的帮助下，斯诺得到了索霍的三个最重的灾区里死者的姓名和地址，决定去探查1854年8月31日至9月2日之间去世的八十三位死者所处的环境。在当地牧师亨利·怀特黑德的协助下，斯诺在未来四天中询问了每个死者的家属或朋友，为避免偏差，每次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他很快发现，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他所有死者都是从布罗德街的一口水井取的水。为精确地显示出受害者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感染的疾病，斯诺绘制了地图，标出了他们生活的地点，以及疾病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扩展和消退的。两种图——空间的和时间的——后来都成为汤姆斯河和其他地方使用的标准技术。[12]

仍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布罗德街的水井是索霍区霍乱的病源——对水的显微检验没有得出结论——但斯诺对此深信不疑。当他9月7日遇到教区的理事时，斯诺向他展示了细致的证据，因为证据非常有力，这位理事答应做个试验，把那口井的手摇泵拆掉，它就没法用了。这场本已因为居民都逃走了而开始消散的瘟疫很快就终止了。尽管后来斯诺发现，一个距井三英尺的旧污水坑很可能就是疫病的源头，当权者们仍旧不愿接受霍乱是经水传播的理论。[13]令斯诺惊诧的是，疫病结束之后不久，因为居民们希望能就近用上水井，手摇泵又被装回去了。和汤姆斯河一样，舒适性胜过了安全性，记忆总是短暂的。霍乱还将在1866年袭击伦敦，不过这次，法尔因为确定了一个水务公司是污染源，阻止了一次集中爆发。那时斯诺已经去世，尽管他生活节制，却在四十五岁时被中风击倒了。此后直到1885年，罗伯特·科赫从被下水道污染的水体中分离出了一种大量滋生的杆状细菌——霍乱弧菌，霍乱的致病菌——斯诺的理论才为人接受。[14]

约翰·斯诺在布罗德街霍乱调查中所展现出的创造力、顽强精神，以及经历的莫大的挫败感，这些预示了追随他的一代代公共健康研究人员将会经历什么，那些一个半世纪后试图在汤姆斯河破译疾病和污染的神秘关系的研究者们也在其列。认真分析人口动态统计、标准化调查、细致的病例与潜在病因的空间时间图，这些由法尔和斯诺创造的技术都将被用到。在包括汤姆斯河在内的一些集群分析中，法尔和斯诺发明的用于霍乱的疾病跟踪工具也将应用在癌症和其他需要多年发展的慢性疾病的调查中。与癌症相比，你会发现，追踪霍乱这样快速变化的传染性疾病易如反掌。

对传染性疾病真正的征服始于1837年，威廉·法尔对死亡名单的调查不单催生了现代流行病学，同时证明了任何形式的废弃物，包括污水，都是重要的问题，不应该完全依赖私有企业去解决。同时，对废弃物管理的迫切性意外地给尼克·弗尼科拉这样狡猾的商人带来了机会，他们的行为带来的健康风险是法尔和约翰·斯诺无法想象的。

人类与废物的关系基本可以用一种简单的顺序来描述：有钱人扔掉不想要的，穷人从中淘换能用的，剩下的任其腐坏。少数古代文明善于利用粪便、灰烬和其他废物制作肥料。然而，更常见的废物处理技术则是，直接扔掉。所以，贝壳、粪便、骨骼、碎陶片，还有其他废物，这些垃圾堆是考古选址时的明显指征。

但是，当城市开始出现在游牧和农耕社会中，露天堆放垃圾滋生出的有害生物和恶臭就成了问题。统治者随之首次出台了废物管理法令，废物要焚烧或填埋——最好是在城外。已知最早的垃圾填埋场是克里特岛上克诺索斯的一些覆着土的坑，已经有大约五千年的历史。古代耶路撒冷的垃圾场在旧城围墙外的欣嫩谷。圣经记载，犹大王朝时期的祭祀是到山谷中为异教徒的神摩洛献祭儿童。到了耶稣的时代，欣嫩谷已经成为肮脏的垃圾场，堆满了腐臭的垃圾、动物的尸体，四处是刺鼻的烟雾。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地狱般的”，所以山谷又名Gehenna，焦热地狱——罪人被无尽的罪孽之火折磨的地方。

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焦热地狱的后继者们出现在很多大城市的周边，政府很少监督或干预。那里是不法之地，只有罪犯和最穷的人才去。拾荒文化从那里兴起，也滋生于大型城市的阴暗小巷和臭污水沟中，它既复杂又危险，它那些绝望的从业者所面临的职业风险堪比珀西瓦尔·波特的那些扫烟囱工。其典型就是19世纪早期的伦敦，而现代的变种则在开罗、孟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些满是贫民窟的特大城市中。在那里，潦倒的拾荒大军数以万计，男人、女人、孩子，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在大都会的沉渣中搜检。下水道里有小筏，河岸上有清淤工，垃圾堆上有拾破布的，厨房外有拾骨头的。有人专门给制革厂捡狗屎，有清洁工收集垃圾，有掏粪工清理化粪池。即便是大颗粒粉尘都在垃圾堆里被筛过一遍回收制砖。伦敦和巴黎这样拥挤的都市不设专门的污染清理系统就得瘫痪，但这样的成本很高。拾荒者们在污秽中工作，而这污秽——如同威廉·法尔和约翰·斯诺已经证明的——是传染病传播的关键。

大多数城市的选择是将废物收集工作置于政府监管之下，而不是将其交给无法监管的私人公司，让他们驱使大批贫病缠身的人去工作。[15]城市建立自己的废物收集系统，财务由税收和收费支撑。废物处理变成机械操作，而不是由那些处于经济金字塔最底层的人们用手完成。但随之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旧的清理系统中，废物遍布整个城市，而公共所有的新系统则将全城的污水和废弃物集中于少数几个地方，那些地方的环境变得非常差。兴建巨大的填埋场、焚烧炉、污水处理厂，以此代替散布于每个城市的上千个垃圾堆和污水管，这使得政府成了自己所管辖的区域中最大的污染源。这些废物堆成的巨兽的基建和运行费用高昂，由不得人心的税费支撑，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它们实际的处理总量将远超本身的设计容量。[16]

尽管有上述这些困难，工业的爆炸式增长依旧伴随着大量的固体液体废弃物来到了。大萧条和一战、二战之后的物资短缺刺激了废旧物品的再利用，暂时掩盖了这些问题，又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而终结。辛辛那提化工厂在辛辛那提市所经历的情况——严厉的市政府最终对往市政污水系统倾倒大量危险废弃物的公司课以重罚——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的工业世界中一次次地重复上演。一些城市更甚，对工厂废弃物完全关上了大门。突然之间，制造商们需要寻找新的地方、新的人去排污。他们需要尼克·弗尼科拉。

汤姆斯河化工公司当然不用发愁找不到倒垃圾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末期，工厂产生的危险废弃物每年能装好几千桶，不过公司不需要找人拉走。承载了二十几年的废物，公司的土地上布满了坑、沟和污水池，但额外的地方还是足够的。和瑞士人早在1949年选择这块广阔而隐秘的土地时的设想一样，这里海绵般的砂质土壤似乎对置于其上的任何东西都有无尽的吸收力。1966年工厂在用的露天污水井有六个，还有一个简陋的焚烧炉每天接收二十五车废物。同时还有一片开阔地存放着几千桶溶剂。而液体废弃物呢，和罗伯特·史博拿格尔等经理们期望的一样，排海管道获益匪浅。公司用不完的排放容量多得可以卖给其他工厂，汤姆斯河化工厂收那些厂子的钱，接收它们的废物将其倒入大西洋中。公司甚至开始接收汽巴在美国的其他工厂送来的一桶桶固体废弃物，将它们埋在自己的土地上。前所未有的，汤姆斯河化工厂不单做着化工合成生意，还大笔做着危险废弃物处置生意。

上世纪60年代初的河流污染之争后，公司管理者们一直讳言他们从城外接收的那些废物，就像他们从未公开1965年染料废水对城市饮用水的污染一样。即使在1966年排海管道开通以后，工厂仍旧面临着“数量惊人的问题，这些都与我们的污水和/或供水有关”，公司的一个经理在备忘录中这样写道。[17]工厂下面的地下水污染得太严重了，要找到足够清洁可用于生产的淡水从来没这么难过。河水的味道淡多了，污水直排也终止了，但有毒的化合物仍旧从砂质土壤中渗入汤姆斯河，工厂的近邻们仍旧时不时地抱怨那些从储存池飘来的“恶臭”——那个十英亩的池子是用来存放排海前的废水的。[18]因为担心公众反应，公司管理层规定他们的圆顶焚烧炉只在晚上烧烟最大的东西，同时告诉那些在外面的合作者们，对于他们使用公司废物处理系统的事不要走漏任何风声。[19]

汤姆斯河化工厂对于他们污染河流导致名声受损的事情非常担心，1967年对镇上的居民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令他们释怀。百分之八十六的人说工厂是地区的财富，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觉得它是负担（另有百分之八说它既是财富也是负担）。百分之三十四的人认为工厂是当地水污染的主因，但如果工厂想扩张，只有百分之四的人反对。[20]民意调查员给公司的总结里说：“看来你们闻着不像化工厂，倒像玫瑰。”[21]

只有一点需要小心：镇里现在都是外来人口，他们并不把汤姆斯河化工厂当做全镇的心脏一般不可替代。60%参与调查的居民在当地生活的时间不足十年，也就是说，几乎没人知道1952年瑞士人到来之前这里的经济何等萧条。更令公司担心的潜在问题是，调查对象中只有10%在工厂工作或有近亲在工厂工作，这与50年代相比有明显不同，在当时的记录中，三分之一的家庭与工厂有着直接的联系。汤姆斯河镇不再是50年代时那个公司的小镇了。汤姆斯河化工厂还一如既往，但它不再被崇拜，大部分时候，它是被忽视的。如果它的环境行为再度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公司能指望得上的朋友就不多了。

当然，有的是分散居民注意力的方法，让他们不再关注厚厚的橡树和松树林遮掩下的工厂里究竟在发生什么。让汤姆斯河镇和周边欧申县的社区比50年代末、60年代初增长更快看似不大可能，但他们做到了。1967年夏天，以黑人贫民为主的纽瓦克发生的暴动迅速发酵、来势汹汹。从州东南部都市化区域迁徙而来的白人越来越多，1970年发生阿斯伯里帕克骚乱之后迁徙继续南下。阿斯伯里帕克在汤姆斯河以北二十英里处，有明显的少数族裔聚居。律师约翰·保罗·多伊尔，他自1974年以来为州议会服务了十八年，回忆道：“骚乱之后人们成群结队南下到这里，都这么说，‘种族和骚乱告诉他们理由，大道给他们指明方向’。”1960年到1977年间欧申县人口涨了两倍，达到三十二万，1970年的人口普查将其列为全美人口增速第六县。欧申县几十年来都是共和党的天下，但这次移民潮使得它更“白”了，也更保守了。（到1980年欧申县97%的人口是白人。）

随着人潮涌来的有一对年轻夫妇：拉斯提·吉利克和琳达·吉利克。他们住进了一座舒适的房子，邻近即将建成镇第三中学。拉斯提在当地银行工作，琳达是学校老师，1971年他们的长子凯文出生后她就不再全职工作了。

就像快速成长的儿童脚上的鞋子看着总是小一号，汤姆斯河镇的公共设施也永远是不足的。它的路面和教室过度拥挤，供水和污水系统在以最大容量运行——还经常超容量。起初，城市污水处理厂把它的废水倒入汤姆斯河——和汤姆斯河化工厂一样。后来，在化工厂工程师的协助下，它们也向工厂学习，建了自己的管道，转而排海了。而校董事会总是被要求建更多的学校。1964年董事会抓住一次机会，在橡树岭建了一座小学，尽管学校操场背后就是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地界。唐·贝内特长期在本地媒体做记者，他听父亲约翰·贝内特——当时汤姆斯河镇学校的校长——说过，其中一位校董是个医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警告说，“我们不知道那后边是什么”——但投票仍旧通过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汤姆斯河镇将会成为全州最大的城市外学区。

暴涨的人口削弱了汤姆斯河化工厂对当地经济的重要性，但公司与地方权力机构的关系依旧牢固。瑞士的经理们仍旧主要在自己的小圈子出没，但也会投身于社区工作以应对当地的急速增长。公司的会计甚至还协助开发了一套方法帮本地学校吸引州政府的资助。工会在县政治事务中很活跃，几个雇员的配偶或兄弟是公务员，还有镇长。

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工程师和化学家们也继续着他们长久以来对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的帮助，这个总是超负荷运转的公司在各方面都需要帮助。基本上，每个夏天水务公司都在奋力满足需水高峰，1970年，这个峰值从1960年的每天一百万加仑飙升到了五百万加仑。（1977年每日需水最大值达到了顶峰一千万加仑。）霍利街的水井仍旧是水务公司一半以上的饮用水的水源——尽管已经证明工厂排什么东西到河里都能渗到井里去。公司还需要更多水井——实际上是需要足够的空地打更多井。1970年他们找到了一块看起来不错的地方，靠着花园州大道的东面。1971年夏天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就在他们新买到的花园路的土地上打了四口井。第二年夏天又打了两口。1975年，花园路井已经有八口了（其中六口是浅水井），在夏季高峰时段提供着镇上将近一半的用水。

镇子从依赖河边的一组井变成了依赖公路边的另一组井，这种变化看起来是好的。新井所在的地方是镇里最田园的，在汤姆斯河化工厂的上坡，远离汤姆斯河。除了大路，这块地附近只有几间房子和教堂——还有几个衰败的蛋鸡养殖场。

塞缪尔·赖克和贝莎·赖克是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二战后他们和其他幸存者一起定居到欧申县，从事蛋鸡养殖业。贝莎·赖克回忆：“这一行不好做，不过你不懂英语的话这是最容易上手的活了。”他们在1952年买下了当年9号公路边那一溜小农场中的一个，邻居叫它“快乐平原”。禽蛋养殖从来不是高利润行业，从60年代开始流行的冷藏卡车使中西部的大型肉类加工企业有可能将肉蛋长途运送到纽约和费城，从而摧毁了本地养殖业。9号公路边的很多农场都关闭了，赖克的在1965年关闭。不再做禽蛋养殖，萨姆·赖克在北新泽西做了工程经理，但收入不是很好，上缴的地产税还随着镇子的扩张而一直上涨。赖克家最大的资产就是土地了，他们开始试着用它来增加收入。贝莎·赖克回忆说：“我们想租出去。”

赖克农场离镇上的垃圾场不远，尼克·弗尼科拉多年来常常经过那里，那些去乡土酒吧打台球的夜晚也不例外。萨姆·赖克是他朋友的朋友，当他听说赖克想听点业务建议的时候，就去接近赖克，那是在1971年8月。弗尼科拉建议赖克把原来养家禽的农场租给他两英亩，位置靠后——这样在主干道上看不到——他用来堆放在垃圾填埋场倒完的空桶。[22]两人很快商量好租价，极为低廉：从8月15日开始，每个月四十美元。萨姆和贝莎后来坚称他们从未允许把自己的土地当做毒物垃圾场，只是让弗尼科拉在找到永久存放地之前把桶临时放在那里。而弗尼科拉则坚称最终进入赖克农场土地中的化合物都是偶尔漏出来的，不是蓄意倾倒——尽管反面的证据俯拾皆是。不管怎么说，弗尼科拉的三辆卡车整个9月每天都在邦德布鲁克的联合碳化物工厂和赖克农场之间跑两到三趟。

弗尼科拉和萨姆·赖克商定租一个农场的房子存放他55加仑的桶，但很快就装不下了。桶开始堆在外面——最开始是十几个，后来就是上百个。起初弗尼科拉想找个别的地方把桶倒净再运去农场。多佛填埋场不再对他敞开大门，他暂时把东西倒在附近的怀廷和曼彻斯特填埋场。11月初这样也不行了，因为曼彻斯特填埋场的一个开推土机的工人用推土机斗敲击了一个桶，结果又引起了爆炸，司机受了伤。这时弗尼科拉有了个新奇但不一定合法的想法：他想在萨姆·赖克家农场的后面弄个自己的小型填埋场。他用一个正铲铲斗车挖了一些浅沟，和其他司机把损坏得太严重不能回收的桶都扔在里面。[23]虽然有坡道，弗尼科拉还是经常把桶从卡车后面推下去让它们自己滚进沟里，桶经常在沟里碰烂了。上千加仑的有毒化合物直接泼溅在农场的砂质土壤上，没有屏障阻碍它们渗入土壤然后进入下面的地下水中。

11月末，弗尼科拉已经在赖克农场扔了五千只桶——另外，整个夏天他已经在镇填埋场扔了五万多只。生意兴隆，弗尼科拉抛弃了那对愤怒的填埋场搭档。终于，11月的一个晚上，在乡土酒吧，好戏登场。后来发生了什么，据弗尼科拉说，是一个混合了《教父》和《三个臭皮匠》元素的场景。多年后的庭审记录中，弗尼科拉说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他们说我从他们嘴里抢食吃……他们威胁我说：‘一根火柴就给你解决了。我们知道你倒在哪了。’于是我把他俩打晕了……我抓着他俩的后脖梗把两个脑袋往一块一撞，俩就晕了，然后我就走了。”[24]

不知道弗尼科拉对撞头事件的描述中有多少是添油加醋，可以肯定的是打架之后的几天里，当局开始对弗尼科拉在赖克农场做着什么有了一点模糊的兴趣。镇政府的某个人给新泽西州固体废弃物管理局打了电话，这是个隶属州检察官办公室的分支机构。但这个办公室——其一部分职员负责对全州的垃圾倾倒进行调查——宣称对此没有管辖权，因为弗尼科拉保证他只是在私有土地上储存废桶，并没有倒东西。[25]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州上任何人考虑过去当地看看弗尼科拉说的是不是实话。

终于，12月初，萨姆·赖克意识到了农场后面那两英亩土地上究竟在发生什么。他跟弗尼科拉就倾倒的事吵了起来，那里现在已经开始散发很大的臭气了。几分钟后，赖克报了警，警察把弗尼科拉逮捕了，起诉他未经允许私自倾倒，且违反城市区划法。赖克同时起诉了联合碳化物公司，公司于12月15日第一次造访农场。第二天，公司终于不再允许弗尼科拉从厂里运桶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有毒废弃物怎么办？五千多个桶散布于农场后面，弗尼科拉没地方放这些东西。赖克给新成立的州环保部打电话求助的时候，被告知州政府对私有土地没有管辖权，他的律师应该去跟联合碳化物公司和弗尼科拉商量这事。对他们来说，镇政府并不急于搞清楚他们手头这个是多大的乱子，他们一直等到了下个月，1972年1月的月末，才派了一队人去赖克农场仔细看看。政府的人到那的时候，看到的是积雪覆盖着的、弥漫着恶臭的不毛之地。几千个桶露天堆放着，泥泞的沟渠旁停着几辆废弃的卡车。镇上的执法人员杰克·法雷尔在一份法律档案中说，一次短暂的检查后他的衣服散了好几天的臭味，在泥里走了一圈以后他的橡胶套鞋散了架。他们发现有的桶上标着“高分子溶液”、“甲苯”、“苯乙烯”，还用大号字体警告说内有易燃易爆物。很多桶的标签上写着：“小心：包装如有泄漏请立即转移至安全位置。轻放。化学废弃物。”

报社记者唐·贝内特记得当他接到杰克·法雷尔的电话时，那边说：“你绝对不会相信我在这个旧鸡舍里看到了什么。”贝内特急忙赶过去，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视线所及，到处都是桶，”他回忆说。法雷尔和镇上的其他健康官员对有毒废弃物一无所知，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的评估风险的方法是：拉四个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桶去镇上的垃圾填埋场，做一个最简单原始的化合物分析——用子弹分析。在法雷尔的指导下，一名镇上的警员，迈克尔·卡利诺，从他的福特雷鸟的后备厢里拿出一把步枪，瞄准了一百码以外放在土台阶上的桶。他的M14打了两发不中之后，终于命中了一枪。亲眼目睹了奇景的贝内特说，法雷尔转过头来跟他说：“哦，看来这东西没那么糟，它没爆炸。”

卡利诺和法雷尔在那玩打靶游戏的时候，尼克·弗尼科拉则正忙于和镇政府、联合碳化物公司争论究竟应该怎样处置他堆在农场的那些桶。公司最初坚称对此不负责任，指出一年前弗尼科拉就保证过对桶的处置承担全部责任。弗尼科拉则玩起了花活，跟镇上和联合碳化物公司说他正在跟另一个堆放点谈合作，已经进行到最后的协议阶段了，这次这个是在伯克利镇，叫“双重麻烦路”的地方——名字起得挺合适。到了2月份，当地报纸登载了快乐平原农场后面的非法倾倒事件。而弗尼科拉与伯克利的“谈判”也无疾而终。赖克一纸诉状把联合碳化物公司、弗尼科拉告上了法庭，镇政府也参与了诉讼，因为那个地方妨害公众，有健康风险。州环境保护部也打算提起诉讼。

很明显，弗尼科拉和联合碳化物公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做笔交易。他们发现政府部门中有人愿意促成此事，急于了结这个尴尬的事故，因为这件事中政府部门或者是疏忽大意了，或者是内外勾结了，或者兼而有之。联合碳化物公司转变策略，转而同意回收桶，赔偿赖克一万美元用于损失和挖口新的水井，旧井已经有毒了。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员工和新签订合同的废物承包商把那些残漏的桶又沿着9号公路拉回了邦德布鲁克——它们最初待的地方，最后在周边把它们填埋或是焚烧了。最初公司只拉走了三千五百只桶。在赖克威胁要重启诉讼之后，公司才回来把剩下的一千五百只桶也运走了。而州和镇政府一样，都想尽快尽量低调地把事情解决掉。没人起诉填埋场受贿，九年之后那里关闭了，但夏基、托马斯和科伦坡被调到了政府部门工作。

1972年7月，弗尼科拉停止他肆无忌惮的倾倒刚七个月，整件事就真正“尘埃落定”了。联合碳化物公司移走了一眼能看到的桶，填平了弗尼科拉挖的沟，把浸满溶剂还露出零星铁桶的地面盖好了。几千加仑溅出来或者被倒出来的危险化合物进入了赖克农场未铺防渗膜的砂质土壤，现在对它们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了，一如其他那些联合碳化物公司埋在镇填埋场的废物。对于这些被埋的有毒废弃物可能会去哪里——尤其是它会不会顺着沙子渗到土壤的水饱和层，也就是全镇饮用水所依赖的含水层——没人对此有一丝担忧。虽然政府已经得知赖克自己的水井有毒，却没人去测赖克邻居家后院的水井看有没有被污染。被污染的地下水的羽流会不会继续扩散？到1972年夏天，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开始使用花园路新打的六口水井，那里在赖克农场以南一英里的地方。这些井会不会被弗尼科拉做的蠢事影响？没人试着去查这个问题，虽然水务公司每年都从地下抽更多的水来满足激增的用水需求，尽管地下水的天然流向——向南——会使污染物从赖克农场直冲六口新井而去。

赖克一家在那里又待了四年，最后搬走了，他们想卖掉旧农场的各种努力都扑了空。没人会冒险买一个渗着毒物的垃圾场。反过来，赖克沮丧地看着邻居们把地卖给开发商发了大财。弗尼科拉1971年造成的灾难过去四十年后，这块土地依旧被搁置着，贝莎和萨姆两人——一个八十四岁，一个九十岁——还在痛苦之中。他们谴责联合碳化物公司，谴责政府管理人员，更谴责弗尼科拉，为自己辩护，为当初以四十元一个月的价格——弗尼科拉想都没想就直接给了钱——将后面的两英亩土地出租，换来四个月疯狂倾倒的决定辩护。“我们不过是把土地租给了一个要在那存放空桶、以后再卖桶的人，谁知道他是个骗子。”贝莎·赖克说。

而弗尼科拉则不再做废物运输生意，他没得选择，政府没收了他的卡车。（四年后，一纸协议限定他永久离开运输业，同时支付一百美元“赔款”。）他转而从事另一项投机生意，旧车修理与销售，这也适合他善于推诿的天赋。他后来一直待在欧申县，直到2006年去世，不过除非被法庭传唤，他很少提及当年的废物承运业务。当他说起这些的时候，会以一种可怜兮兮而不是懊悔的口气，带着他特有的虚伪。单把他拿出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会这样抱怨，别的承运人也都在贿赂镇上的填埋场来扔桶，持续的时间还更长，而他才做了不到一年。[26]“倒桶这事我整个只做了大概五个月，”在1993年的证词中他这么跟律师说。“就我所听说的，除了我，人人都挣了钱。就我一个赔了钱，还是我开始做起来的。卡车也没了，我赔了全部身家。”[27]

其他人赔上的更多。

[1] 弗兰克·弗尼科拉的这段话，以及后面弗尼科拉兄弟的话均出自Abbatemarco诉Nicol的案件的宣誓证词中，这是一个地下水污染案件，牵涉曼彻斯特小镇一个叫派恩莱克花园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弗尼科拉兄弟出庭是因为最初被告中包括联合碳化物公司，后来公司被免于起诉，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尼克·弗尼科拉处理的该公司的废物污染到了派恩莱克花园的饮用水供水。案子最终以当地沥青工厂缴纳四百万美元结案。尽管此案中弗尼科拉兄弟并未受控，但案中他们的证词是少数现存的文件中他们宣誓并详细描述了的自己在新泽西州废物处理产业中的经历。

[2] 普勒斯泰德镇前委员唐纳德·J·克瑙斯多年后解释道：“古斯农场的大小和足球场一样，桶可以被分层填埋。能赚大钱。”克瑙斯也曾是新泽西州环保部的调查员，卡伦·切斯勒在《普勒斯泰德的污染物到了监测点》（阿斯伯里帕克出版社，1997年10月11日）中引用了他的话。

[3] Don Bennett，“Much Work Left to Do at County Waste Sites”，Ocean County Observer，February 15，1991.

[4] 曼彻斯特镇是一个恶名远扬的废物排放点，特别是废液。据Abbatemarco案庭审时警察布鲁斯·伊杰兰说，70号公路边有一个归药物公司所有的排放点，当地人称“盘尼西林垃圾场”。他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曼彻斯特警察局做侦探。

[5] Abbatemarco deposition of Nichoas Fernicola，24.

[6] 1971年7月7日，联合碳化物公司邦德布鲁克工厂的两位员工乔·诺瓦克和艾德·莫哈力克的手写记录中提到：“开始由尼克·弗尼科拉处理泄漏和损坏的废物桶。找人检查一下他丢弃的位置。……”除了第一次去看了垃圾填埋场，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工厂有任何人再去检查过弗尼科拉的工作。

[7] 阿维森纳认定的可以通过人际传播的疾病包括麻风病、天花、鼠疫、肺结核、皮肤感染的疥疮和脓疱病。到了14世纪，这个名单增加了眼部感染疾病沙眼、皮疹中的疖肿、炭疽，还有癫痫。后两种不应包括，惊厥是某些传染病的一种症状但癫痫本身不传染。同样，尽管人可能因衣物或畜产品接触过感染的动物体并携带了其孢子而被感染，但炭疽不会在人际传染。

[8] 威廉·法尔所撰写的“关键统计学”被收录在1837年出版的《大英帝国统计报告》中，著者约翰·拉姆齐·麦克卡洛克等。

[9] “T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William Farr，cited in Elaine Freedgood，Victorian Writing About Risk：Imagining a Safe England in a Dangerous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2000），42.

[10] 哥罗芳即氯仿，又称三氯甲烷，早期用于手术中的麻醉，后被更安全的麻醉剂取代。——译者

[11] “The Cholera Near Golden Square”，John Snow，excerpted in Carol Buck et al.，eds.，The Challenge of Epidemiology：Issues and Seleced Readings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1988），415—418.

[12] 斯诺也是第一批意识到没有出现病例和有病例出现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调查人员之一。例如，啤酒厂没有出现死亡，邻近波兰街的一个拥挤的厂房只有五例死亡。斯诺和怀特黑德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啤酒厂里每个人都以酒代水，而另一个厂房则是有自己的水井，不依赖布罗德街的水井。斯诺也认真检查了那些看上去与众不同的死者，例如，一位几个月前从索霍区搬到了汉普斯特德的老妇人，在那里没有其他的霍乱死亡病例。走访了死者亲属后，斯诺发现她喜欢布罗德街的水味，每天要给她送去一大罐水。

[13] 约翰·斯诺是从一位母亲那里知道了这个地下室里的污水池的，这位女士的婴儿在霍乱中死了，她曾在那个水池边给孩子洗过尿布。

[14] 意大利人菲利浦·帕西尼第一个在显微镜下发现，霍乱菌可能是霍乱的病因。但人们普遍忽略了他在1855年的发现，而且细菌学假说是直到三十年后罗伯特·科赫又独立得出相同结论后才被普遍认可的。

[15] 集中处理废弃物的第一个大力拥护者是热心的律师和改革家，英国人埃德温·查德威克。甚至在威廉·法尔和约翰·斯诺确认污水和霍乱的关系之前，查德威克就高调宣称卫生条件差是贫穷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穷人总是生活在不健康的环境中。他推动英国议会于1848年通过了《公共健康法》，该法案设置了“卫生稽查员”这一职务（即现在公共健康官员的前身），旨在改善水资源分配、污水和废物处置的安全性。

[16]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极大地增加了其人均废物的总量，两个统计数据揭示出其中的原因。第一，与1960年相比，现在美国人平均的废物产生量翻了一番。第二，富裕国家的城市居民产生的废弃物与贫困国家城市人口相比多了两倍。富兰克林等，美国市政固体废弃物特征，（美国环保局，1998），141，表B-1，桑德拉·君度，固体废弃物管理的职业与环境健康问题，（世界银行，2006），4，表1。

[17] Philip Wehner，“Waste Disposal/Effluent Problems”，August 15，1966，memo to Robert Sponagel，1.

[18] 据1966年7月21日《新泽西信使报》头版的文章所述，排海管道开通九天之后，住在工厂附近的罗纳德·克莱顿在欧申县委员会的会议上投诉说，因为那种“恶臭”，他和邻居们晚上都无法入睡，他相信那来自汤姆斯河化工厂那个十英亩的储存池。其竞争对手《欧申县太阳报》同一天的封面故事则指出，克莱顿投诉完之后，梅厄·约翰·G·伍兹公开为公司辩护，镇上的污水专家罗伯特·康迪也为公司辩护。

[19] 见于莫里斯·史密斯，“固体和溶剂废物处理”，1966年10月11日，备忘录，2：“每6—8周就要处理大约五十AQ蒽醌过滤母液。这东西焚烧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大量黑烟，通常在晚上烧掉。”同样，1967年9月7日阿特拉斯化工公司的W·A·海比格给汤姆斯河化工厂的詹姆斯·克兰的信中说：“我们理解汤姆斯河化工厂希望我们防止公众知晓在你们公司进行的废液处理的心情。”

[20] 雷蒙德·西蒙，“汤姆斯河化工厂公众态度调查”，1968年2月1日，给汤姆斯河化工厂。西蒙是尤蒂卡大学的公共关系教授，他的十名学生设计了问卷并参与了调查。

[21] “Public Opinion Sruvey Reveals RTC's Standing in the Community”，TRC Color （Spring 1968）.

[22] 除了Abbatemarco案的证词外，本章对赖克农场1971年和1972年的事件的解释，基于一份119页的报告，由天合公司的环境工程师马苏德·哈塞米于1976年整理，此人当时是美国环保局的顾问。律师及其他研究汤姆斯河镇儿童肿瘤聚集现象原因的人们将其简称为“哈塞米报告”，报告全称是“新泽西州多佛镇与危险废弃物相关的土地处理破坏事件分析”。

[23] 尼克·弗尼科拉“在那块地上不停地挖坑，这里挖一个，那里挖一个，我们一直都在把化学品倒到土里”。里奇·温顿回忆道，他是弗尼科拉雇用的卡车司机之一。Abbatemarco案温顿材料73页。

[24] Abbatemarco deposition of Nicholas Fernicola，pages 37—38.

[25] 州政府决定不进一步调查尼克·弗尼科拉在赖克农场的行为，这个“不幸”的决定于1977年4月27日作出。此事记录于新泽西州副检察长劳伦斯·E·斯坦利的备忘录中。

[26] 弗尼科拉1971年在垃圾填埋场和赖克农场做的倾倒事件发生二十二年之后，他在一次法庭证词中说，1971年那些从汽巴-嘉基公司和莱克赫斯特海军机场拉东西的司机为了倒东西“肯定”给垃圾填埋场行了贿。但他没有提供名单和其他证据。见于Abbatemarco案尼克·弗尼科拉部分83—84页。

[27] Abbatemarco deposition of Nicholas Fernicola，Pages 43 and 80.

第六章 细胞们

分娩过程很痛苦，经过了最初恐怖的几秒钟，他终于呼吸到了第一口空气。1979年2月1日，迈克尔·托马斯·吉利克在欢乐角医院出生，整个过程没看出有什么不妥。几天后，他的双亲，琳达和雷蒙德·吉利克带着迈克尔回到了邻近汤姆斯河的家中，他八岁大的哥哥凯文正在家等着。迈克尔立刻成了全家人的宠儿。蓝眼睛，长睫毛，天性阳光，再配上他的金色头发，特别招人喜欢。他看上去就像文艺复兴壁画里的小天使，粉嘟嘟，活生生的。琳达·吉利克教了好几年一年级学生了，觉得自己对孩子的评价很准确。这孩子，她暗想，很完美。尽管后来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她的这个评价从未变过。在母亲的眼中，迈克尔·吉利克永远是漂亮的。[1]

5月份，他刚满三个月，一天早上喝完奶迈克尔吐了，这对他来说不太寻常。当天晚些时候，午睡后父亲将他从婴儿床上抱起来的时候，这孩子的眼睛来回地转，好像在盯着钟摆看。吓坏了的父母立即带着他去看儿科医生，眼睛的奇怪运动停下来了，但儿科医生建议他们去看神经科医生。在那里，迈克尔做了脑电图——大脑电流活动的简单测试。结果正常，但他的呕吐没有停止。从前的乖宝宝也开始在睡觉时翻来扭去，他好像怎么也不舒服。症状开始出现之后的第五天，父亲给迈克尔换尿布的时候发现孩子的肚脐下面有一个肿块。又过了几天，后背和右腿上也出现了类似的肿块。不管那东西是什么，它发展的速度极快。

神秘和恐怖经常是癌症的亲密伙伴。这种疾病的原因和进程始终未被完全了解，而它的预后（直到最近几年）基本上很差。癌症的历史比人类更久：1932年，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在肯尼亚的一个湖床中发现了一块人类祖先的下颌骨化石，既不是直立人，也不是南方古猿，骨头上带着恶性肿瘤，可能是淋巴瘤。甚至在八千万年前的恐龙化石中也发现过肿瘤。[2]最早的癌症存活记录被记录于公元前大约一千七百年的莎草纸上，但那很可能是抄自某个当时已有千年历史的文献。1862年，盗墓者从底比斯偷出了一部十五英尺长卷，将它卖给了美国探险家埃德温·史密斯，其中描述了有人试图用烧热了的“火钻”治疗乳腺癌。该卷轴的无名作者说，对于“外突的肿瘤，是无法治疗的”。[3]

到了古希腊情况并未好转。在古埃及和印度，医生有时会试图手术去除肿瘤，希波克拉底则更倾向于通过食物减少“黑色胆汁”，重建人体“体液平衡”。但当他目睹自己的食物和其他更激进的治疗措施都失败了之后，希波克拉底在他的《箴言》中说：“对于隐蔽的（内部的）肿瘤，最好不要给予治疗，治疗将加速死亡，避免治疗则能延长生命。”[4]他对癌症研究的一个切实的贡献是发现了球状的肿瘤，特别是当它周围环绕着静脉血管的时候，像螃蟹。他用由karkinos演变而来的希腊语单词carcinos和carcinoma，即螃蟹，来描述这种病征。罗马著名医生塞尔苏斯，那位帕拉塞尔苏斯自称超越了他的医生，将这个单词译成了cancer，即拉丁语的螃蟹。

这一描述不单在形状上与实性的肿瘤相吻合，更代表了癌症发展过程中横行无阻的状态。鲁德亚德·吉卜林在他1891年写的故事《黄道十二宫的孩子》里面写道：“那只螃蟹静静趴在那里，你要不是看到它嘴边那些不停变化伸来扭去的枝桠会以为它睡着了，那些动作永不停息。如同闷烧的火渐渐吞噬朽木，不声不响，不急不忙。”

困扰着古代医生的，仍旧阻碍着现代研究人员。肿瘤根据它着生的六十种不同器官而分成多个种类。一些发展缓慢而另一些速度惊人，常常会随着血流迁往身体的其他部位，这被称为转移。有些成为坚硬的一团鼓出皮肤，有些则深埋于体腔之中。有几种癌症很少形成肿瘤，除非转移到了继发器官中，例如血癌。最令人沮丧的是，不同肿瘤对治疗的反应差异极大。尽管希波克拉底试图将其归为一类，癌症其实并非一种疾病，实际上，详细分类的话会多于一百五十种。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细胞高度分化，生长失控。

第一位掌握了癌症的关键特征的，又是一个脾气暴躁固执己见的科学家：鲁道夫·路德维希·卡尔·魏尔肖。他1821年出生于德国，个头矮小，一本正经，精力过剩，作为一名医生，他还在很多其他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涉猎之广令人惊异，包括人类学、古生物学和寄生虫生物学。闲暇时间他设计了柏林的排水系统，还协助挖掘了特洛伊古城。[5]他主要的错误在于帕拉塞尔苏斯似的自负，这使得他难以接受那些不是由他提出的理念，这样的重要理论在他一生中出现过两次：路易斯·巴斯德的细菌理论和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自然选择理论。这个狂热的自由党人在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之后为柏林建起了防御，又在随后领导了德国议会的改革，他相信社会的进步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实验来实现的，而非纯粹的理论。“医学是社会科学，政治不过是更大尺度上的医学。”他在Die Medizinische Reform（《医学改革》）——他在1848年动荡之际出版的一份激进报纸——上这样宣称。[6]

这个十二岁便能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天才选择了医学道路后很快就被显微镜迷住了。还在医学院的时候他就开始对病变组织进行显微检验，这在当时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医疗手法和他的政治观点一样激进，因为即使已经到了19世纪中期，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理论仍是主流观点，各种疾病仅仅被视为一种指标，隐藏其下的是同一种问题：体内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的失衡。魏尔肖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可不是这么回事。在不健康的身体里他看到一群群病态的细胞。他推断，疾病不是机体失衡的信号，它们有特异的、明确的进程，可以通过在显微镜下密切观察畸变的细胞来对其进行监测。这催生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学科：显微病理学，魏尔肖漫长而成绩卓著的一生都在为这门学科奋斗。

这之前其他人已经提出了细胞是生命的基础单元，但魏尔肖首次提出了细胞也是疾病的基础单元。[7]Omnis Cellula e Cellula（《所有细胞都源于细胞》），一首并非他创作却因他成名的短诗说，细胞分化是疾病在体内传播的手段。他推断，病理学进程始于健康细胞在某些外因作用下的功能损失。巴斯德认为外界的干扰可能是活的微生物——细菌，魏尔肖犯了个错，他拒不接受这一观点。实际上，两人的观点都是对的，某些疾病源于微生物，某些则不是，但几乎所有疾病都涉及身体中某些特定部分细胞的损伤。魏尔肖和他的竞争对手巴斯德分别以各自的发现向体液学说的心脏钉上了两根木桩，从而完成了三百年前帕拉塞尔苏斯在巴塞尔开始的工作。

癌症正好吻合了魏尔肖所说的疾病的本质在于细胞的论断，而且他对恶性细胞的密切观察帮助他形成了他的理论。1845年，从医学院毕业两年之后，他首次发现某些病人血液中的白细胞数量极高，而血小板和红细胞数量极低。他创造了“leukemia”（白血病）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病征，希腊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白色的血液。随后他注意到左锁骨下的淋巴结肿大——现在被称为魏尔肖氏淋巴结——经常是癌症的早期标志，这一指标被沿用至今。魏尔肖将他所有对癌症的想法和观察记录于一个三卷本八千页的著作中，名字是Die Krankhaften Geschwülste（《恶性肿瘤》），出版于1863年。他的很多核心观点现在已经被证实，比如癌症的细胞学本质、病程发展的关键是细胞的快速分化、启动事件——对健康细胞造成了破坏，进而引发病程的某个“刺激性”事件——的重要性。在魏尔肖的晚年（他于1902年八十岁时去世），研究者们已不再钟情于他的“刺激”理论，转而追随癌症起源的两大竞争性理论：寄生性微生物，或成熟组织中的胚胎细胞。[8]三种理论最终都被证实部分正确，但那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魏尔肖去世的年代太早，没看到他的理论重获活力，发生演变，即便如他这般远见卓识，这些也是难以预料的。

在孩子身上发现恶性肿瘤特别令人难过，其中一个原因是这太罕见了。通常，癌症都是上年纪的人得的病。每年，在美国六十五岁以上人群中诊断出癌症的概率要比更年轻的人群高十倍左右。[9]实际上，每年在五到六十九岁的人群中得癌症的概率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这种上升趋势是增大的：五岁时的概率大约九千分之一，六十九岁时增至五十七分之一。可能有多种原因造成这种情况：老年机体中细胞内的复杂分子变化、随衰老而来的免疫缺陷、某些肿瘤开始生长前需要长时间复杂的生化进程（例如前列腺的癌前病变）。[10]

即便如此，全美一天中大约会有三十八名儿童确诊患癌，全球大约是八百名。这仍旧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只占美国每年患病儿童总数的不到六千分之一，但这比过去的概率升高了。1975年至2005年间，儿童癌症病例猛增了三分之一以上，这比所有癌症病例数的增长高了一倍。[11]改进了的病例报告制度和早期诊断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病例数的上升，但无法解释为何儿童癌症的增长速度大于成人癌症。孩子为什么在一开始就患上了老年人的疾病，这在科学上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对迈克尔·吉利克的父母来说，他被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神经系统的一种癌症——绝对是晴天一声霹雳，背后一记闷拳。在弄明白向他们袭来的究竟是什么之前，他们已经被击垮了。在他父亲发现第一个肿块一周之后，三个月大的迈克尔就被绑在了曼哈顿的纽约医院的手术台上。手术的切口从他的颈部延伸到腹股沟，试图取出一个垒球大小的肿瘤，肿瘤包裹住了他的左肾、肾上腺和心脏附近的一些血管。医生沮丧地发现肿瘤太大了，无法安全切除，特别是当时迈克尔的血压极高（高压一百七十低压一百，而正常婴儿的血压应该是高压七十低压五十），医生将切口缝合起来，指出肿瘤已经扩散到肝脏和淋巴结。医生告诉惊呆了的父母，迈克尔只有一半的机会能够活到一岁生日。治愈不大可能（当时转移性神经母细胞瘤的存活率大约只有百分之五），但强力的化疗有可能给他争取一些时间。[12]

迈克尔的癌症和其他癌症一样得名于发生恶性转变的细胞。神经母细胞是胎儿发育过程中的一个天天在发生的奇迹，原始的干细胞从胚胎出现的第一天就形成了，并一步步发展为神经元，或者说神经细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神经母细胞完成它的工作，然后默默隐退，偶尔会在需要的时候再次激活以形成新的神经元。但迈克尔的母神经细胞却永不停歇地在高速运转。当他还在子宫里的时候它们就开始疯狂分化，聚集成快速生长的肿瘤，最初形成于他的肾上腺，但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有神经细胞的组织中，比如他的眼睛、脊柱和大脑。1910年确认其起源于神经母细胞后，这种癌症被正式定名。不过早在1864年，根据一个腹部生长着巨大肿瘤的孩子的病例，鲁道夫·魏尔肖就首次对此病进行了描述。迈克尔的癌症很可能在他母亲孕程的第一周就开始了。一年后，肿瘤已经大到压迫了他的很多重要器官，包括心脏、肺、脊柱、肠、眼睛和大脑。它们也破坏了迈克尔的面貌，把他的面孔从拉斐尔的小天使变成了更抽象派的作品。

单凭神经母细胞瘤的各种症状，就足以杀死迈克尔了，而现在，他还要面对化疗和大量使用类固醇治疗造成的各种可怕副作用，包括慢性腹泻和呕吐、严重的发育迟缓、肠胃过敏、剧烈头痛、骨质脆弱和静脉萎缩。这些对吉利克一家来说实在难以接受，当几周的化疗没有减缓那块主要的腹部肿瘤的生长速度后，他们决定带迈克尔回家。他六个月大时，家里为他过了第一次生日，觉得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一次机会了。琳达·吉利克通知了殡仪馆，甚至买好了婴儿大小的棺材，这样，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她就不必再经历买棺材的痛苦。她的儿子已经被医学判了死刑，他被困在了那个绝没机会逃脱的监狱里。

迈克尔·吉利克没有逃出他的囚室[13]，但他也没有死。他挺到了圣诞节，然后挺到了他的第一个真正的生日，又挺到了另一个圣诞节……他的肿瘤没有像有些神经母细胞瘤那样自发消失，但它们生长的速度变慢了。和医生的预测相反，尽管有多次紧急入院的恐怖经历，疾病并没有击垮他的任何一个主要器官。放疗毁了迈克尔的金发，却没有除掉破坏他的听力、模糊他的视力、几次让他暂时性失明的面部肿瘤——暂时性失明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是何等可怕的事情。三种化疗都同样无效。八岁的时候，在迈克尔的坚持下，熬人的治疗终止了。对他饱受蹂躏的身体有效的药物没几种，除了吗啡，还有一个是控制血压的酚妥拉明。但生产这种片剂药的厂家不再生产它了，这个药厂吉利克一家听说过，汤姆斯河全镇的人都听说过：汽巴-嘉基，掌管着本地一家化工厂的瑞士公司。迈克尔正在慢慢用尽他储备的酚妥拉明。

琳达·吉利克的几个邻居在化工厂工作，但她的心血全都倾注在迈克尔身上，没有注意到偶尔出现在本地媒体上的关于化工厂和附近那个赖克农场——禽蛋场改成了垃圾场——的污染报道。像大多数汤姆斯河镇居民一样，吉利克一家住在化工厂东边——那边是下风向，主导风向是西风；也和很多镇上的家庭一样，他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的两块水井地：化工厂下游的霍利街井地，和赖克农场以南一英里的公路井地。上世纪80年代早期，这些地理位置的关系并没有引起吉利克一家或任何汤姆斯河镇居民的关注。空气闻着过得去，自来水看上去还算清亮——虽然夏天的时候水压小得烦人。那么多人搬来镇上居住，水务公司看起来总是在勉力维持。

汤姆斯河的水和空气质量并没有引起吉利克这样警觉的居民们的注意，这毫不奇怪。有的污染是无形的，另外一些是可以掩盖的，比如在夜间排烟。有密林的掩蔽，汤姆斯河化工厂花在污染控制上的钱是能省则省。公司的经理们从1968年起就明确了这个方针，这可以从一份公司的内部记录看出来，这份文件记录了这些人在看到一个描述不同污染处理方法的报告时的反应：“最高管理层浏览了这份报告后，明确了针对这笔支出的原则是仅限于必不可少的。”[14]

环境提升“全是烧钱”，一个经理这样记录。上世纪70年代初，汤姆斯河化工厂赚的比以前都多。1973年工厂创纪录地生产了一亿三千一百万磅染料、树脂和其他产品——1963年是七千八百万磅。在巨大厂区中的三十栋建筑里，劳作的员工有一千四百名，这也创了纪录。这些现在都属于一个新的公司实体：新成立的汽巴-嘉基公司。[15]但经历了所有这些成长和改变，公司的废物处理手段几乎没变——除了它现在大部分废物都排海而不是排在河里这一点。化工厂仍在往河边的无防渗膜排污池送液体废弃物，每年仍旧把大概九千个桶“从悬崖边”推到没有防渗膜的井里，任有毒物质四溅。[16]在1970年州政府正式下禁令之前，工人们都在管状直立着的“烟罐”里烧有机溶剂，在过时的圆顶焚烧炉里烧“各种不可思议的”化学废物。[17]公司实际上有两个“圆顶”焚烧炉，不过有一个的顶子炸飞了，一个桶在里面爆炸了，和火山爆发一样。他们的一个承包商看到之后迷茫地说，“他们现在有一个没顶子的圆顶焚烧炉”。[18]还有其他事故，1968年一年扔桶的井里就有三次火灾。

1969年，在给公司经理们做的报告中，新来的工程师威廉·鲍勃森直言不讳地详述了工厂与污染相关的麻烦。十六年之后鲍勃森的职业生涯将急转直下，不过在1969年时他继承了詹姆斯·克兰的职责，做了个内部乌鸦嘴，讲的都是逆耳忠言，却无力改变眼前的问题。鲍勃森告诉经理们，州政府就要出台更加强硬的管理措施了，公司对此却全无准备，他带着他们浏览厂里的毒物之旅，中间时不时插入他称为“肮脏画面”的彩色幻灯片，上面都是“桶山”和“桶墓……破坏着田园景观”，还有屋顶的照片，上面都是工厂烟囱排的“浓烟”。[19]

在汤姆斯河镇，没几个居民知道或在意一系列的环境损伤，大部分时间他们看不到也闻不到。但在外面的世界，态度正在改变。1970年4月22日，第一个地球日，那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吸引了两千万美国人在上百处聚集，环境保护迅即从无人问津变成了全国最为关注的话题。在汤姆斯河，这个活动很温和——学校的孩子们出去远足然后捡了捡垃圾——而新泽西州议会则在地球日这一天成立了环境保护部，此前污染控制的工作归州卫生部管理，饱受冷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国会和总统理查德·尼克松顺应民意，突然开始极力强调联邦政府在污染控制中的角色，这之前联邦政府是落后于州政府和各个城市的。

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汽巴这样的大公司习惯于围着本地政府转，本地政府在法律、技术专家和资金支持上都无法与这些大公司匹敌。在民意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转变之前，一争论起环境污染，州长镇长们通常都是被大公司围着，而不是跟他们手下的管理机构讨论。这些罪行通常是隐蔽的，很难确认受害者，而强力执法被视为对商业活动的威胁。即使像新泽西这种几十年前的反污染法条文就规定了可采取刑事处罚的州，破坏环境还是经常做民事调解而不做刑事控告。

不过新成立的美国环保局很难坐视不管。它新雇用的律师和工程师都是接受过高级培训的专家。他们中很多人是理想主义者，不像州政府或当地政府的同僚那样容易受政治压力影响。他们都是外乡人，优先考虑的是维护联邦环境法律的地位，而不是保护当地就业。汤姆斯河化工厂开始为摩擦做准备了，它成立了一个十九个人的部门监督环境问题，还组织了一千多名员工接受环境保护“宣讲会”。[20]

1971年7月美国环保局第一次拜访了汤姆斯河化工厂，还雇了个律师以示他们是动真格的。国会当时还没有给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授权管理污水排放，但尼克松总统已经宣布，根据1899年的垃圾法，美国环保局可以开始执法。[21]这部尘封的法案在过去的七十二年中几乎无人提及，它以极其宽泛的语言禁止了向通行水域或其支流中排放“任何类型、任何性质的任何废物”，除非经美国陆军或其工程兵队允许。[22]当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律师们急忙拿他们老掉牙的借口说自己已经尽力削减污染排放时，美国环保局的官员指出，其他工厂做得更好。而当他们宣称他们的排放是合法的时候，环保局搬出了1899年垃圾法。[23]

化工厂总算看出当局这次是认真的，为了免于被起诉，他们承诺整改，但那已经到了1972年，太晚了。位于纽瓦克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成功利用1899年垃圾法对十几个镇提起了民事诉讼，起因是他们将未经处理的污泥直接排海。[24]现在，同一位联邦检控官卡尔·伍德沃德将注意力转向了新泽西州唯一一个私人拥有的排海管道。传票很快送到了汤姆斯河化工厂，要求几位总经理去纽瓦克在大陪审团面前提供证词。多年之后伍德沃德回忆：“那是个非常大的案子，并不难，公司证明了它所做的一切，我们传调了相关的记录。”1972年7月13日大陪审团正式宣布对汤姆斯河化工厂两百零六次违反1899年垃圾法向大西洋和汤姆斯河排污提起诉讼。被控的这两百零六次违法行为——1971年至1972年间美国环保局每发现有一天出现了违规排放计为一次——每次最多被课以两千五百美元罚款，如果汤姆斯河化工厂承认了所有两百零六次记录，最高罚款金额将是五十一万五千美元，这将成为当时新泽西州史上最大的一笔环境处罚。

但起诉书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国环保局和检察官办公室本可以要求法庭签发禁令强制汤姆斯河化工厂立即清理它排放的污染。但早在1972年美国环保局就已经在考虑改变最初的策略，他们最开始是打算将违法行为——比如违反1899年垃圾法——直接定罪。当年年底国会驳回了总统尼克松的否决，授予美国环保局以新的法律管理污水排放的权利，这部新法后来被称为“清洁水法”。它基本上取代了垃圾法，并且和垃圾法一样，未经允许禁止对可通航水域排放污染物，不过审批程序更加复杂繁琐。所以，美国环保局没有申请禁令，而是针对汤姆斯河化工厂依据清洁水法获得排放许可的问题，开始了与工厂长达一年的谈判。这期间诉讼一直暂停，而化工厂的行为一如既往——有增无减。1973年，起诉开始的第二年，生产和排放都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对汤姆斯河化工厂来说，最明显的解决方法是用真正的污水处理系统代替他们无防渗膜的排污池——就是那种他们从50年代起始终拒绝建造的活性污泥污水处理厂。活性污泥污水处理厂利用微生物和氧气来减少污水中的有机物含量，已经应用了五十多年，不过成本也很高：汤姆斯河化工厂后来终于花一千五百万美元建了一个。工厂的总裁们坚持说，设计、建造一个这样的装置，并调试使其适应工厂自身的污水水质，一共得需要三年时间。他们以这个理由向州管理人员解释后，后者最终推动建成了一个焚烧炉和一个有防渗膜的垃圾填埋场。

1974年美国环保局最终停止了与化工厂的谈判，提出了一个排放许可草案，这其中第一次限制了公司向河流和海洋的排污量，汤姆斯河化工厂立即提出上诉。公司的理由是限制太严格，两年内逐步实施时间太短，然后继续为所欲为。[25]起诉被转入中止状态，最终被驳回，没有认罪或进行任何处罚。1977年9月一个下雨的早晨，在州长布伦丹·伯恩与一群对汤姆斯河化工厂大加赞赏的政客的见证下，工厂斥资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污水处理厂建成了。第二年它开始运行，与此同时，公司的第一个有防渗膜的垃圾填埋场——1号室——也开始运行。这一切不过用了二十五年时间。

总体上说，汤姆斯河镇居民的反应很平静。大部分人都认为把污染排到海里可以接受，而且他们现在也在把自己的生活污水通过市政污水管道和污泥船排到大西洋里。1972年，欧申县最大的私营企业受到刑事指控的消息只惊动了一家本地媒体，《欧申县观察家报》写了一篇报道。文章强调了公司官方“令人惊讶”的反应，随即又发表了一篇社论，称汤姆斯河化工厂是“好邻居”，“对当地经济帮助极大”。[26]很多镇上的人至少是模糊地知道工厂污染控制的手段很马虎，但没有公开的证据显示周围的居民因污染受到了伤害。（上世纪60年代中期时，霍利街水井的污染仍是个秘密。）

不过，在工厂东北方一公里多以外的地方，情况则截然不同。在那块邻居们乐观地叫它“快乐平原”的濒于崩溃的半农业土地上，居民早餐的咖啡是工业污水冲成的。当时那已不是秘密。

快乐平原与这个快速增长的城镇的其他部分不同，那里没有布满街区和购物中心，那些是为大批涌来的有钱人兴建的。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劳工和农民，他们都是些老辈人，用自己过时的方法取水。快乐平原没有供水干管，对此也没人介意：你自己挖口井，二十英尺以下——至多四十英尺——的地下水就够用了，想怎么用怎么用，不收钱。

1974年年初，一位快乐平原的居民第一次发现了水闻着喝着味道不对，他在9号公路旁有三处地产。原因毫无疑问：那三块地在赖克农场的南边，只距离几百英尺，而赖克原来的养鸡场1971年的时候被弗尼科拉当了垃圾场。自从联合碳化物公司雇人清理了那块场地，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两年，据说是清理了，他们运走了五千个渗漏的桶子，弗尼科拉用来简单堆放有毒废物的沟也被填平了。但邻居们没有忘记这件事。欧内斯特·J·内格尔说：“我们都知道那味儿是从赖克农场过来的。”他和父亲一起在9号公路上经营一家肉铺，店里的水有味，附近几个其他铺面的水也一样。1974年春天县里的健康协调员查克·考夫曼决定彻查周围居民的饮水，他把收集来的水样送到了当地唯一知道怎么分析有机污染的机构——汤姆斯河化工厂。头一次不用做本地污染问题的嫌疑人，化工厂乐于协助。工厂的化验员在几乎每一个快乐平原送检的水样中都检出了浓度异常高的有机物。美国环保局确认了这个结果，分辨出饮用水中的两种物质：甲苯和苯乙烯，这两种物质当初在赖克农场都被倾倒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州政府和县政府后来又去过倾倒点，发现了充足的证据证明联合碳化物公司1972年的两次清理行动是敷衍了事。地上还有五十一个桶，臭气依旧熏天，州政府于是在1974年中期勒令联合碳化物公司第三次过来，移走了那些桶，还有一千立方码浸满了化合物的土壤。

同年夏天，新泽西州的环境管理人员采取了极端措施：他们让镇政府禁用了以赖克农场为中心向东、南、西三个方向延伸大约半英里区域内所有的一百四十八口水井。一次关闭的水井数在当时是全州有史以来最多的。居民被告知要以水泥封堵水井，或者买瓶装水，或者去国民警卫队安置在附近的六个便携式水箱取水。北多佛小学正好在封闭区外沿，但校长决定不要冒险，命令食堂在9月份开学的时候储存一段时间瓶装水。直到11月份，汤姆斯河水务公司跟镇上就成本问题争执了好几周之后，终于把它的干管延伸到了快乐平原，受累的住户和商家们用上了水，这场危机才算平息。

1974年对于快乐平原的居民来说是混乱的一年。本已习惯于从自家后院打免费水的人们被告知必须放弃水井，每月交钱从汤姆斯河水务公司买水。很多人对此直接拒绝，不服从政府安排。其他人，特别是那些在他们的自来水里确实闻到了化学气味的人们接受了这个转变，但他们的余生都在疑惑：1974年的时候他们到底有没有受到毒害。“我们家家的井都被污染了，引来城里的水之前我们都喝了有一段时间了，有没有人因此得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在我们的衣服上留下了污渍。”在距离赖克农场两千英尺的地方经营一家汽车车体店的威廉·海耶尔回忆说。

当年夏天县和镇的卫生部门曾经草草调查过快乐平原的患病人数是否有异常，但很快不了了之。6月份当地报纸刚开始报出污染新闻的时候，县卫生部门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健康调查，随机选取了二十三个快乐平原的家庭进行提问。十五家报告近期至少有一个在肾、胃、肝或胆囊方面出现问题的病例，但这些人中有几家水没有被污染；而另有一些喝了污染的水的家庭根本没有患病报告。因为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他们放弃了这个调查，没有再回访是否存在长期的健康问题。多年之后，查克·考夫曼解释说：“我们没有能做这方面调查的专业人士，当时我这儿基本上没有人手。”快乐平原污染事件发生时考夫曼刚刚踏足这个行业，1973年他被委任为县上第一个健康协调员。

二十五年后，当癌症与污染在全镇甚嚣尘上，有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用于探究健康与污水的关系的时候，却没人再回头看看快乐平原的居民们的际遇，尽管那里的污染证据充分。私下里，关于疾病的讨论持续了很多年。在那家肉铺，欧内斯特·内格尔的父亲，也叫欧内斯特，1976年死于白血病。老欧内斯特没少喝店里的浅水井打的水，即使1974年开始变味以后他还在喝。第二年内格尔一家加入了对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集体诉讼，案子最终庭外和解，公司进行了适量赔偿——刚够支付居民将公共用水干管引过来的费用。内格尔说：“律师说我们能做的就这么多了，这件事就这么放下了。”

在汤姆斯河的其他地方，快乐平原的痛苦激起了同情，但没有引发多少担忧。1974年整个夏天，当地报纸上对此事的描写全是一个局地污染问题，只要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将水送到周围地区就没问题了。潜台词再明显不过：后院的井有风险，城里的水安全。新闻故事中隐去了一个尴尬的事实，水务公司最新的六口井，也是最主要的供水来源——其中有三口只有一百二十五英尺深——离赖克农场只有一英里远，就在它南边，恰恰在污染物羽流南下的通道中。而水务公司为了维持激增的供水需求，每天从花园路那六口水井的地下抽两百多万加仑的地下水，这个令人不安的情况究竟会怎样影响地下污染物的扩散速度与方向？这也没人提及。

实际上，已经有需要担忧的迹象了。1974年6月，联合碳化物公司检测了其中一口花园路井采来的水样，发现其中石油化合物的浓度介于3—10ppm之间，比州政府未正式公布的标准700ppb高至少四倍。于是州环保部亲自做了测试，在四口井中都发现了有机溶剂，尽管浓度没那么高。环保部测出的最高值是42ppb，比当时的标准低十六分之一，不过比现在的健康标准高八倍。[27]

花园路的井有问题，但里面到底有什么，从哪里来，全凭个人猜测。当时新泽西州的标准测试程序的灵敏度仅能指出大类，比如“石油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或者“有机物”。1978年成为汤姆斯河镇第一位全职健康主管的赫布·勒什科回忆道：“我们当时的检测方法非常原始，不能测定具体的化合物，低浓度的也测不到。”多年之后水文学家推测，1974年在这几口井中检测到的应该就是工业溶剂，但那也不能确认就是从赖克农场过来的。三氯乙烯、四氯乙烯、苯，这些有机溶剂——现在都被归为可疑致癌物——是1971年时弗尼科拉倾倒在赖克农场的化学废弃物中的主要成分，但加油站、机械加工厂、干洗店和其他场合也会用到这些物质。它们的来源可以是很多地方，一英里外的赖克农场只是一种可能。

无论这些溶剂来自何方，它们最终出现在了镇上最倚重的井里，这让县卫生部门的首席管理员查克·考夫曼担忧。他要求州环保部给汤姆斯河水务公司下令，让他们给所有受影响的水井加个炭过滤系统。但水务公司因五十万美元的成本而犹豫不决，而州政府也没有坚持——后来证明，这是致命的。没有记录显示有任何人曾提出关闭水井，或是减少水量，或是购买精密仪器来识别低浓度的特定污染物。至于那几千户用水来自那几口井的水务公司客户，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件事。1974年的时候水务公司还被吹捧为快乐平原的救星——它的干管延伸到了这块四面楚歌的土地上——全然不像弗尼科拉那次非法倾倒的下一个受害者。

直到1975年1月，公用水井被污染的消息才被爆出，《阿斯伯里帕克报》披露了1974年夏天的水质检测结果。州环保部和水务公司迅速出动否认这一消息。[28]在后续的报道中，州环保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驱散了人们的担忧：“我们绝不会给大家喝任何有风险的东西的。”[29]本地政府没质疑他这个说法，实际上，他们迫切想要忘掉这整件事。涉及污染问题，他们听从汤姆斯河化工厂和水务公司安排的传统历史悠久。“你要知道，除了在汽巴工作的人，欧申县里没人知道这些化合物会在土壤中移动，”县健康协调员考夫曼回忆道。实际上，在他1973年到这里工作之前，县里没有专职的健康官员。只有几个镇有健康调查员。欧申县的很多镇根本不费心去做这种调查。汤姆斯河县的调查员是高中学历，大部分时间就是看水管子。考夫曼有农业背景，在获得卫生调查员执照之前他是一个养蛋鸡的农民。

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基本上都把活儿留给了警察——它的重点一如既往，保证快速增长的用水需求。当污染物从赖克农场向南扩散的时候，水务公司的管理人员没有动摇公众对饮水安全的信心。即便到1976年春十三个家庭后院的水井中检出苯酚后，公司的自由主义态度也没有改变。这次，离赖克农场以南足有一英里远的地方，离大道以西的水井只有几百英尺的地方，苯酚的浓度达到了6ppm。这次的行动大家都知道了：十三个水井关闭，国民警卫队向当地派了水车（载的水取自花园路水井），供水干管延伸到了两个受影响的街区。往北一英里远的赖克农场是否该对新发现的污染负责？州政府和水务公司坚持说没有证据。到了这时候，是不是该给花园路水井——它们离新发现的污染只有几百英尺——加炭过滤器或者汽提装置了？不，不需要，继续监测即可。

无论快乐平原发生了什么，都已经尘埃落定，至少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的监管者是这么认为的。曾在1975年年末起诉了联合碳化物公司和尼克·弗尼科拉的州环保部，在1977年的时候悄悄把这个案子和解了。联合碳化物公司同意支付州政府六万美元作为地下水检测的费用。弗尼科拉答应支付区区一百美元，并且永不涉足化学废弃物处理业。这些微不足道的赔偿换来的是州政府不再对弗尼科拉和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这次污染提起诉讼，他俩也不需要认罪。

没人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饮用水绝对安全。

1978年夏天，琳达·吉利克怀孕的头三个月，汤姆斯河水务公司供到她住处周围布鲁克赛德高地的饮用水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来自花园路水井。周围地区另外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水源来自霍利街的水井，自从汤姆斯河化工厂秘密地污染了那个井，十年已经过去了，它还在使用。汤姆斯河镇的其他区域里，特别是一些偏北的地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供水来自花园路水井，而南部的一些区域用水几乎全部来自霍利街水井。吉利克一家住的位置接近汤姆斯河的地理中心，所以水源来自多处，花园路和霍利街的水井承担了主要的部分。当然，当时琳达·吉利克对此一无所知。没人知道，包括操控着错综复杂的供水系统的水务公司自己，也不知道哪个井给哪些人供水。又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些事实才被摸清楚，即便如此，也没人能确定这些情况意味着什么。

回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除非你不幸生活在快乐平原，靠后院的水井吃水，其他汤姆斯河镇的人很少知道他们的饮用水来自哪里，也没人在意。只要拧开龙头，水就在那儿。当然，琳达·吉利克的心思没在这上面。她小儿子的健康是她生活的焦点，而当琳达·吉利克“聚焦”的时候，她就像一只阳光下的放大镜。她是一个强大而疯狂的守护者，保护着迈克尔的利益，她虽不愿提及，但她比大部分为迈克尔治疗的医生和护士更了解孩子错综复杂的情况。她特别注意尽量给两个孩子的生活带来快乐。本地报纸开始报道迈克尔的情况时，她掌握了记者们工作的方法——这项技能日后至关重要。她发现，鼓励或者至少容忍宣传活动使得她成了其他家庭的榜样，迈克尔也可能得到独特的经历。吉利克一家去参观了洋基队的球场，瑞吉·杰克逊给了迈克尔一支他的球棒，然后他们去了巨人队球场，迈克尔在那儿假装和跑卫明星乔·莫里斯举重。[30]1986年他们还在现场观看了巨人队夺得他们的第一个超级碗，遇到了演员迈克尔·福克斯，并参加了胜利狂欢。巨人队的忠实粉丝，兴奋的迈克尔·吉利克“像一只人形橄榄球一样从一个队员手里被传到另一个手里”，他的母亲后来写道。[31]

对迈克尔来说，暮色深沉。尽管有视力损伤，迈克尔聪明又体贴，他知道人们怎样看待他的容貌，也敏锐地觉察到自己比绝大多数同龄人胖，个子则矮了一半。身体太弱不能去学校，他在家接受教育。他认识的绝大多数同龄人都是住院时期的病友，很多人都不在了，而那些康复了的通常不愿和迈克尔这样的朋友待在一起，以至于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受的苦难。他的一些最好的朋友是成年人，比如演员迈克尔·J·福克斯和当地律师约翰·F·罗素。罗素在当选新泽西州参议院主席后为他们安排了那次超级碗之旅。从迈克尔有记忆以来，死亡如影随形。多年后他回忆道：“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直截了当告诉我，我的身体里在进行一场战争，她不知道谁会获胜。”有时他会想，如果战斗停止了会是什么感觉。八岁时在一次可怕的疾病发作时，他体验了一次灵魂出窍——后来他这么叫它。从上方俯视他的病床，他看到母亲在无助地抽泣。“看到这情景，我无法离开，不能那样做。”

不单是迈克尔·吉利克因他母亲的努力而受益。在儿科肿瘤病房的日日夜夜让琳达·吉利克有充足的时间认识其他家庭，她不像丈夫那么拘谨，天生擅长交流。她没有在候诊室干等着，充分利用了那里的空间，用不停的交流把那里的每一平米点亮。迈克尔五岁的时候她已经同很多家长推心置腹地谈过——在他们等待着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否能从又一次疾病发作中挺过来的时间里。她没料到自己后来懂了这么多儿童肿瘤知识。除了神经母细胞瘤，还有攻击肾脏细胞的维尔姆斯氏瘤，从脑开始发展的星形细胞瘤，骨头中的骨肉瘤，白细胞中的霍奇金氏症和淋巴瘤。还有似乎无所不在的、从骨髓中滋生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科肿瘤中四分之一都是这种病。生病的孩子和惊恐的父母是那么多。琳达·吉利克意识到，她给迈克尔的那种支持他们也都需要。她在当地癌症慈善机构找了份工作，投身到了筹集资金支持科学研究和帮助患病家庭的工作中。

没有等着天上掉馅饼，琳达·吉利克把自己变成了欧申县儿童癌症信息的中心。得益于她刚强的性格、筹集资金的工作性质和关于迈克尔的文章，以及她在医院度过的时间，她几乎认识了每一个病儿的家庭。有时她的电话响起，另一端是一个她不认识的家长，对方有一堆问题。一个病例就已经够令人心碎了，现在她知道的有几十个。她觉得欧申县，特别是汤姆斯河镇拥有的不幸似乎格外多。但吉利克没有办法明确病例数是不是确实有异常。她对肿瘤流行病学一无所知，只是一位警觉的母亲。

至于迈克尔的神经母细胞瘤，吉利克一家很少推测它的病因。有事情做的时候干什么还要纠结过去呢？医生告诉他们，每年在美国大约有两百五十名儿童患上神经母细胞瘤，而这些细胞在其余四百万孩子身上沉寂着。这没有医学解释，他们听着，并不争辩。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吉利克一家将迈克尔的病视作上帝的意愿，日复一日，这种坦然接受的态度帮着他们度过煎熬。

但一天深夜，在纽约医院，琳达·吉利克听到的一些东西让她陷入了思考。那天她一如既往去和一位家长聊天，这人60年代在汤姆斯河做过建筑工人。他告诉她一件乍听起来很古怪的事。他曾经帮汤姆斯河化工厂铺设运载有毒废弃物的管道，路线正穿过镇子。管道始于化工厂，经过位于布鲁克赛德高地的吉利克家附近，那里也住着很多工厂的经理们。这事让吉利克很吃惊，但她当时忙于照顾迈克尔，没时间深究。但这事确实让她感到惊讶，这个镇子里，究竟还有多少事她不知情。

[1] 本章中对迈克尔·吉利克早年生活的描述很多来自公开发表的资料，包括杂志和报纸的文章，以及琳达·吉利克描述他童年生活的书《麦克的爱》（WRS出版社，1994年）。本书作者对迈克尔·吉利克进行了90分钟的正式采访，同时也在琳达·吉利克的家和办公室中与她有过多次非正式交谈。但最终琳达·吉利克并没有同意接受正式采访。

[2] 布鲁斯·M·罗斯柴尔德等。“Epidemiologic Study of Tumors in Dinosaurs”，Naturwissenschaften （The Science of Nature） 90（2003）：495—500。有趣的是，尽管罗斯柴尔德和同事使用荧光透视法检测了来自七十七种七百零八只恐龙的上万个骨骼化石，他们只在鸭嘴龙科发现了肿瘤。他们解释说这个结果要同时从遗传和环境角度来解释，鸭嘴龙的食谱很独特，包括大量狐尾松和灌木。

[3] James Henry Bteasted，translator，The Edwin Smith Surgical Papyru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404—405 and 457—458.

[4] Aphorisms of Hippocrates，Section Six，Aphorism 38.

[5] 本章中对鲁道夫·魏尔肖的贡献与性格的描述引自下列文献：Leon Eisenberg，“Rudolf Ludwig Karl Virchow，Where Are You Now that We Need You？”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77 （September 1984）：524—532； J.M.S.Pearce，“Rudolf Ludwig Karl Virchow”，Journal of Neurology 249 （2002）：492—493； Myron Schultz，“Rudolf Virchow”，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14：9（September 2008）：1480—1481； “Rudolf Virchow （1821—1902） –Anthropologist，Archeologist，Politician and Pathologist”，unsigned editorial in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88：12（June 22，1964）：1080—1081； J.L.Turk，“Rudolf Virchow –Founder of Cellular Pathology”，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86 （December 1993）：688—689。

[6] 在1848年这个报纸的另一份社论中，鲁道夫·魏尔肖发出了著名的论断：“医生是穷人先天的代言人，而更大尺度的社会问题应该由他们去解决。”

[7] 鲁道夫·魏尔肖写到：“最主要的是，细胞是最根本的形态要素，多种生命形式由它构成，我们决不能将建之于细胞之上的其他物质视为基本单元。”弗兰克·钱斯译，Cellular Pathology as Based Upon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Histology，Rudolf Virchow，（John Chuichill 1860），Lecture 1，page 3。

[8] 要了解癌症病因理论的演化史，包括魏尔肖的细胞刺激理论，可参考Lorenzo Tomatis的“Cell Proliferation and Carcinogenesis：A Brief History and Current View Based on an IARC Workshop Report”， Envri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01，Supp. 5：Cell Proliferation and Chemical Carcinogenesis （December 1993）：149—151。

[9] 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估计，2002—2006年间65岁以下人群的年发病率是十万人中两百二十一点一例，而65岁以上人群是十万人中两千一百三十四点三例。

[10] William B. Ershler，“Cancer：A Disease of the Elderly”， The Journal of Supportive Oncology，1：Supp.2 （November/December 2003）：pages 5—10.

[11] 全美一天中大约会有三十八名儿童确诊患癌，这一数据是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2002—2006年间20岁以下儿童确诊数每年每十万人中十六点六例来推算的。同样，1975年每十万儿童和青少年中新确诊病例是十二点九，2005年为十七点六，上升了百分之三十六。所有癌症（各年龄段）发病率则从1975年的每十万人中四百点三八例上升到2005年的四百五十九点九四例，上升了百分之十五。

[12] 因为迈克尔·吉利克年龄小，他活下来的可能性还略微高于百分之五。因为目前尚不明确的原因，研究人员发现与更大年纪的孩子相比，婴儿的神经母细胞瘤更有可能出现自发的消退。迈克尔的肿瘤并没有消失，但它们生长的速度非常慢。现在，转移性神经母细胞瘤的整体五年存活率已经大于百分之五十，而婴儿的接近百分之九十。目前的治疗措施结合了手术、药物、放射性治疗和激发免疫系统的抗体治疗。

[13] 此处的“囚室”原文为“cell”，作者一语双关，一方面指迈克尔被疾病所困，另一方面也指迈克尔的问题出在细胞上。——译者

[14] James Crane and N. Morley，“Waste Clarification and Solid Separation Study”，November 14，1968，2.

[15] 1970年汽巴与嘉基的合并在当时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合并，而汤姆斯河则是它们合并的实验区，在那里两家公司自1955年就开始了紧密合作。汽巴拥有汤姆斯河化工厂58%的股份，嘉基有21%。另外21%属于山德士，山德士则于1996年与汽巴-嘉基合并组成了诺华。1970年这次合并使汽巴-嘉基公司超过了他们长久以来在德国和美国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染料生产商。

[16] 莫里斯·史密斯估计每年往未铺防渗膜的填埋场丢弃的废物桶有八千八百个，见于1968年8月6日罗伊·F·韦斯顿公司J·R·劳森的备忘录“Pre-Proposal Visit：Toms River Chemical”第4页。关于“悬崖”的描述出自1971年10月21日威廉·鲍勃森给汤姆斯河化工厂总经理的报告“Final Project：New Chemical Dump ”，第1页。关于旧垃圾堆上的操作，鲍勃森的描述是：“目前，那些应该被填埋的化学品被装入废料桶。桶由卡车运到厂区南边界的排放点，临着废弃的排污池，这个排污池曾经是工厂污水处理设施的一部分。桶被扔下‘悬崖’，装的大部分东西都洒出来了。每隔三四个月，有的桶被重新启用，垃圾堆用吊车整理一下，这样垃圾堆面子上就高级了一点。”

[17] William Bobsein，“Disposal of Combustible Wastes Status Report”，October 17，1969，memo to Philip Wehner，4.

[18] “Pre-Proposal Visit：Toms River Chemical”，3.

[19] William Bobsein，“Hazardous ＆ Solid Wastes”，a 1969 presentation，1—10.

[20] “TRC Teach-In on Control of Pollution Attracts 1，100-Plus”，TRC News，December 1970.

[21] 后来被称为“垃圾法”的实际是1899年通过的《河流与港口法》的一部分。在1882年至1970年间联邦政府批准了二十余条河流与港口的法律，主要的目的是保证国家水路可供船舶通行，这是商业活动的关键因素。1899年版的“垃圾法”部分后来成了环境执法的重要工具，这完全是当时的提案人无心插柳的结果，提案人之一、河流与港口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威廉·P·弗莱伊称其不过是现有法律的汇编，“只有些微改动去除了模棱两可的内容”。上世纪70年代“垃圾法”大行其道，一些法律学者反对说国会从未想对污染者进行刑事处罚，不过是想为航道设置物理阻隔，拦截丢弃的石块、土壤或非法桥梁。这场论战在新的联邦法公布后停息了，1977年通过的“清洁水法”成为水质执法的主要工具。更多详情可见于Diane D.Eames，“The Refuse Act of 1899：Its Scope and Role in Control of Water Pollution”，California Law Review 48：6（November 1970）：1444—1473，以及William H. Rodgers，Jr.，“Industrial Water Pollution and the Refuse Act：A Second Chance for Water Qualit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99：5（April 1971）：761—822。

[22] 1965年汤姆斯河化工厂的排海管道获得了美国陆军工程兵队的建造许可，但没有运营许可，因此该管道的运行是在州许可下进行的，而非联邦许可。

[23] Philip Wehner，“Meeting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ede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on the Mercury Problem at TRC”，September 15，1971，memo，1—3.

[24] 美国政府诉阿斯伯里帕克案最终庭外和解，被诉方几个镇同意将污泥运往离岸更远的排污点排放。而通过排海管道排放的污水并未减少。

[25] 1977年1月18日给董事会的季度报告中对公司与美国环保局的对话如此评价（第15页）：“公司与美国环保局就新处理设施的排放污水限制做了大量提升工作。可能不需要就此类限制与美国环保局发生诉讼。目前来看很快可以轻松地通过认真操作实现这些限制指标。最初于1976年10月提出的许可中的限定值是无法实现的。”

[26] J.Richard Pellington，“206 Count Indictment Astounds Officials”，Ocean County Observer，July 17，1972. 也见于“TRC and Pollution”，unsigned editorial，Ocean County Observer，July 20，1972。

[27] 目前，美国环保局关于多种工业有机物的标准只有5ppb，新泽西州目前对某些有机溶剂的标准只有1ppb。

[28] 该文记者鲍勃·德·桑多回忆：“第一篇报道发出后很多人对我非常不满，他们觉得文章有煽动性，可能引起恐慌，造成事态失控。”

[29] 见《阿斯伯里帕克报》1975年1月11日鲍勃·德·桑多报道“井依旧安全：州政府称苯酚浓度不致引起危害”。文中引用了州环保专员特别助理史蒂文·科温的话：“我们认为没有问题……苯酚无论如何是不应该出现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致口感和气味变差。但检出的浓度不致引起身体伤害……我们绝对不会给大家喝任何有风险的东西的。”这篇登在头版的文章基本反驳了前一天登在报纸第六版本地新闻中的“州政府在水务公司水井中发现污染”。作者同为鲍勃·德·桑多。

[30] 瑞吉·杰克逊为洋基队的著名棒球球星，而乔·莫里斯为巨人队的著名橄榄球球星。——译者

[31] Gillick，For the Love of Mike，94.

第七章 卡迪纳尔大道上

从街面一侧看，卡迪纳尔大道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房子多是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人潮涌来的时期，错层式或牧场式的平房，有特大的花园，修剪过的树篱，漂亮的大落地窗嵌在漆过的砖墙或亮白色的壁板中。要看到这个街区的独特之处，你需要走到后面去。它后面不再有房子和街区，卡迪纳尔大道的西侧临着汤姆斯河镇最后一大片未开发的土地。坐在后院的草地椅上，或是躺在游泳池的浮板上，你可以想象自己就在郊区文化的最边缘，放眼西望便是原始丛林。当然，这只是想象。你看到的是汽巴-嘉基的树林。完全掩蔽在密林之后的是各种废料井和污水池，它们向西南方延伸，最近的地方离你只有七百英尺远。自卡迪纳尔大道出现以来——至少有五十年了——那些渗漏的废料井就在将有毒的化合物沿着卡迪纳尔大道下面的土层送往橡树岭周边。

迁往卡迪纳尔大道的家庭看重的是那里私密性特别好。定居橡树岭的麦克维一家于1977年又搬去了卡迪纳尔大道，有一片森林做自家后院的想法让威廉·麦克维痴迷。他妻子希拉回忆说：“那里是那么平静，你回到那里觉得像到了乡间，除了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她最初是从邻居那儿听说本地地下水的问题的，这位邻居告诉她县卫生部门不准她用井水给自家的游泳池灌水。这事听上去让人不安，不过自己家房子下几英尺的土壤里有化合物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希拉·麦克维并不清楚，但她庆幸的是，搬进来的时候，为了给两个女儿更大的活动空间，她和丈夫把后院的菜园改成了草坪。之前的房主热衷园艺，死于癌症。

雷·林恩沃斯和谢莉·林恩沃斯住在卡迪纳尔大道的时间更久——他们刚搬到这栋错层式砖房的时候是1968年，那时后院还没有篱笆。院子逐渐延伸入树林，让这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地颇有田园气息。即使到上世纪70年代有了篱笆之后，林恩沃斯家的孩子们——1967年出生的吉尔和1969年出生的兰迪——也没有将篱笆视为不可逾越的边界。“兰迪是否曾爬过篱笆进入汽巴-嘉基的树林？肯定干过的。谁家小孩没干过。”雷·林恩沃斯回忆道。孩子们还在周围的河里游泳。林恩沃斯一家知道那片土地属于汤姆斯河化工厂，但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相反，他们很喜欢这私密性。有时候会有难闻的气味——通常是晚上，因为那时是工厂的烟囱——看不到但闻得到——最繁忙的时段。他们家西边的窗户面向树林掩蔽下的烟囱，摸起来跟别的窗户不一样，有点沙沙的感觉，就好像被尘粒细细打磨过。但这些小小的不便很容易被忽略。

关于那些没法解释的疾病，卡迪纳尔大道上流传着一些闲言碎语，这和一英里之外的快乐平原一样——那里笼罩在另一个有毒废弃物排放点赖克农场的阴影之下。不过，与快乐平原的居民们不同的是，住在卡迪纳尔大道和橡树岭其他地方的家庭的用水来自汤姆斯河水务公司，而不是自家后院的水井。自60年代起，周边地区就已经连接到了公共用水网络，大部分时候水尝起来没问题。一些房主还在用后院的老井，或是打新井来节约用水开支。他们用自家水井打的水浇草坪花园或是灌游泳池，却很少饮用或拿它淋浴，因为井水稍有点难闻，有点油漆稀料的味道。

对于井水污染的风险，汤姆斯河化工厂对邻里们只字未提，尽管就在篱笆的另一侧，工厂土地的含水层已经被污染了很长时间，他们不停地寻找未污染的水源供自己使用，最后只能打了一口深两千多英尺的井。公司里不乏地下水检测专家，事实上，1980年，两位总经理——豪尔赫·温克勒和大卫·埃利斯——收购了一家当地的水质测试公司，带着自己的妻子搞起了私人检测业务，两位妻子也都受过科学训练。这家公司的客户包括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和一些橡树岭的业主。温克勒和埃利斯不认为这样做会有利益冲突，因为没人能确定橡树岭的污染是汤姆斯河化工厂造成的，而且是两人的妻子——不是他俩本人——在公司做分析工作，公司名叫J·R·亨德森实验室（J. R. Henderson Labs）。温克勒回忆说：“很显然，总有一天亨德森实验室可能会发现一些汽巴-嘉基需要负责的东西。在那之前我认为没必要转变业务方向。”对温克勒来说这种安排非常明智：除了他们，这个镇上还有谁有这么多地下水污染方面的专家呢？

起初，卡迪纳尔大道灌溉用井的测试结果令人欣慰：亨德森实验室采用县卫生部门的标准方法进行了细菌污染测试，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但到1982年年初，实验室开始建议客户购买另一套更贵的测试服务，除了细菌学检测，还包括了化学毒性测试。新的测试发现了几十种危险化合物。突然之间，那些多年来邻里们用来浇灌草坪花园——偶尔还打水喝——的井成了被严重污染的井，以至于县卫生部门要求大家立即停止使用并封井。[1]当然，没人能说清楚这些化合物是怎么进入后院的水井的，或者它们是不是已经致病。

兰迪·林恩沃斯十二岁的时候五英里跑的成绩已经能超过和他一同运动的父亲了，有时候，为了缩小差距，他会转过头往回跑一点让父亲跟上来。兰迪活泼有趣，成绩优秀，以后应该会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几乎从不生病，所以1982年年底他在一次接力跑中头痛欲裂差点晕倒的时候，父母非常担心。三周之后，通过脑部扫描他们知道了结果：十三岁的兰迪·林恩沃斯患上了髓母细胞瘤，一种高度恶化的癌症，已经是晚期。和迈克尔·吉利克的肿瘤一样，兰迪的也是胚细胞瘤，就是说恶变发生在前体干细胞——兰迪的病灶位置在小脑旁的大脑底部。变异细胞形成的肿瘤个头和危害都很大，摘除手术很可能让兰迪丧命。手术后的几天他陷入了昏迷。煎熬了几周之后——这期间兰迪始终没有反应——医生建议家属停止喂食，让他在自己的床上离开人世。他们这样做了，但坚持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又改变了主意，重新开始给他喂食。令人惊讶的是，昏迷十周之后，兰迪突然醒了，和从前一样多嘴多舌反应机敏，虽然伴有口吃、失忆和一系列的身体残疾。

卡迪纳尔大道和周边的社区都沸腾了。兰迪·林恩沃斯都能醒过来，那么一切皆有可能。他的病突然爆发又来势汹汹，这消息被广为传播，现在，全镇仿佛都参与到了他的恢复之中。从前的长跑运动员现在路都不能走了，于是他父母在起居室装了一套双杠，兰迪开始练习增强上身力量，以便准确控制轮椅。到了秋天，他成功地回到了学校（开始读高中），他回归时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放任态度操纵着轮椅穿过大厅。夏令营是没得去了，于是1984年夏天，兰迪的父母在卡迪纳尔大道给所有邻居的孩子组织了一次夏令营，包括兰迪在内。生活早已脱离常态，但兰迪写着诗，讲着笑话，这足矣。

几个月之后，林恩沃斯一家开始大胆揣测，医生们会不会犯了错，兰迪也许战胜了癌症。此时，他们才放任自己开始推测，究竟是什么让他患上了这个病。住在卡迪纳尔大道，家里有个患了癌症的孩子，不联想到汤姆斯河化工厂是不可能的。最初，雷和谢莉不愿相信两者之间的联系。雷回忆道：“可能会有癌症病例的集群，这个想法是慢慢形成的。”不过他确实记得纽约医院的肿瘤外科医生第一次听说兰迪的情况时的反应：“又一个从汤姆斯河过来的，”大夫这样说。的确，看起来当地受儿童肿瘤困扰的家庭的数量异乎寻常地多。到底是不是有病例集群呢？会不会是因为接触到了人造化合物——像汤姆斯河化工厂排放到空气中或土壤中的那些物质——造成的？这事有没有可能搞得清楚？林恩沃斯一家不禁想要知道。

约翰·斯诺和威廉·法尔在19世纪中期取得了关于霍乱流行病学的杰出成就，这最终证明了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研究人员们一直在怀疑的：传染性疾病在人群中的爆发与衰退模式不是随机的，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绘制成图。换言之，它们有聚集性。但像癌症这种发病需要多年时间，并且通常不具传染性的疾病，又怎样呢？珀西瓦尔·波特（和他可怜的扫烟囱工）和约翰·艾尔顿·帕里斯（带着他康沃尔郡的炼铜工人）描述了他们的猜想：职业与阴囊癌之间存在联系。其他医生注意到了从煤焦油中生产固体石蜡的工厂里工人阴囊癌的明显聚集现象。[2]但他们的观察只包括少数病例，缺乏法尔的统计分类和斯诺的地图的那种视野和精准。心存疑虑的同行们多不能接受他们的结论，而这些质疑更被西莫恩·泊松和其他统计学先驱的工作强化了，因为统计学显示，即便是随机的偶然性也可能轻易地显示出聚集性，尤其是当调查的病例数较少的时候。

但凭什么癌症就不应该出现聚集性？如果鲁道夫·魏尔肖的理论——所有癌症都始于外在事件造成的对健康细胞的干扰，进而触发了细胞的疯狂分化——是正确的，那么显而易见，外在的触发事件——不论它是什么——都会和霍乱杆菌一样，对暴露于其中的其他个体造成相似的致死效果。就像斯诺的地图指出了霍乱通过水体传播一样，经严密设计的流行病学调查，推导出癌症发病率的模式，这甚至应该可以为识别那些触发事件提供关键线索。

但癌症的流行病学调查远比霍乱艰难得多。利用对癌症细胞的显微分析，魏尔肖协助证明了癌症不是一种普通的疾病，而是很多种更罕有的疾病，每种在体内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发部位和病理。大多数癌症的唯一一个共同特征是，随着无法控制的细胞分化，肿瘤通常需要生长多年才能大到引起人的注意。所以，如果用约翰·斯诺似的研究方法——包括图表、地图、问卷、医学检验和环境评估等的组合——来研究致癌的潜在环境因素，要想获得好的研究结果，除非研究人员偶入了一个悲惨的孤岛，其上的人群有某些特定的性质。这个人群必须是明确的、稳定的，能保持多年没有大量进入或流出。人群需要暴露在一种强烈而易于定量的污染中，这种污染还要是致癌性的。罹患某种特定癌症的病案数还得足够多，这样它们才不会被视为一种不幸的偶然现象，进而可以合理地将其判定为病案集群。

哪里有这种不幸的流行病学沃土？19世纪末时有一个合适的地方，三百五十年前帕拉塞尔苏斯曾经去过那里：厄尔士山，德国萨克森州和捷克波希米亚地区之间的界山。[3]厄尔士（德语意指金属矿山）自1410年以来始终在大量开采。16世纪时波希米亚小镇约阿希姆斯塔尔（意思是圣约阿希姆的山谷）附近发现了银矿，储量之丰富使当时德国的银币泰勒成了货币的代名词，在英语国家，它被翻译为dollar（元），因为dale意指山谷。

在帕拉塞尔苏斯的时代，厄尔士的矿工就因早死而闻名，通常始于一系列虚弱的症状，被称为“高山病”或是“矿工痨”，也有其他说法。实际上，这个高山病是肺癌，帕拉塞尔苏斯没有完全确认。[4]

19世纪晚期，最大的矿山群在施内山，原山脉的德国一侧。贫瘠的村庄散布在这个区域，除了采矿没什么可做的，当时主要出产铋、镍和钴。后两种物质采自一种称为砷钴矿的灰色结晶矿石，其中含钴、砷、铁和镍。几个世纪里，施内山的砷钴矿都是用鹤嘴锄开采的，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矿工们开始用炸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于1867年将其商业化了——把矿石炸出来。这对矿工健康的影响不大，因为不论用锄子或是炸药，两种方法都会在通风不良的矿井中产生浓厚的有毒尘雾。工作条件十分恶劣，能活到中年的矿工多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能再下井工作，只能靠制作木制玩具或是柴可夫斯基舞剧里那样的胡桃夹子来勉强维生。

1877年，一位名叫沃尔瑟·赫西的年轻医生走上了这个悲剧舞台。作为施内山地区新任命的教区医生，他负责着八十三个村庄。骑着马，坐着轻便马车，或偶尔步行，他翻山越岭开始探访。三十岁时他已经融入了那个世界，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受训后他在撒克逊军队里做过战地医生，抗击法国人。[5]村庄和厄尔士矿场的景象让他很诧异。后来他写道：“通常，矿工们都早婚，留下一大堆孩子，境况凄惨，他们自然要尽快找条生计……和他们的父亲一样，他们迅速长大，很可能又面临着之前说过的他们父辈的命运。”[6]

当地还有一位医生弗雷德里克·哈廷。这位施内山最大的矿井的医务官一直留意着矿上的死亡数据，并暗中力劝雇主改善工作环境。为了更有说服力，两位医生决定联手进行一项研究，来评估“高山病”的流行程度，也许甚至还能找到它的病因。就像约翰·斯诺和其他早期流行病学的先驱一样，赫西和哈廷多线作战。他们计算病例，解剖去世矿工（从而第一次确认了，其实高山病正是肺癌），寻找疾病间的相似之处，评估矿井中的环境状况。

1878年赫西写了一篇短文，次年他与哈廷又合著了一篇稍长的文章，在这两份手稿中两位医生披露了他们的发现。他们指出，1869年至1877年间施内山的大约六百五十名矿工中有一百四十五人死于肺癌，大多年龄不足五十岁。除去事故致死，肺癌占了死因的百分之七十五。即使与其他地区的矿工相比较，这个百分比也高得吓人。显然，施内山矿井拥有造成肺部疾病和早逝的特殊环境，但为什么呢？两位医生对二十位死亡矿工进行了尸检，认为他们吸入了一些高毒物质：他们的肺萎缩到只有两个拳头大小，布满支气管肿瘤，几乎不含空气。什么东西能造成这样的损伤？

赫西和哈廷竭尽全力，却找不到答案。他们想知道，什么东西是除了施内山矿井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因为在给其他矿井的管理人员的信中，他们已经确定别的地方没有肺癌流行。砷钴矿，这个含砷的矿石，是他们的头号嫌犯。在施内山中这种矿石比其他地方都常见，且已知它对肺有刺激。另一条线索是，施内山的矿工们告诉两位医生，相比于开掘矿道或做其他工作的人，高山病似乎更常见于采掘矿石的劳工身上。既然采镍钴的矿工大多直接与砷钴矿石接触，而采铋的矿工不接触，两位医生就想比较这两组之间癌症的发病率，但没有成功，因为矿工们经常换工作，而且砷钴矿矿尘到处都是，铋矿矿区都有。赫西和哈廷也试过用其他方法来进行比较，包括用蜡纸集尘器检测是否某些矿道比其他的粉尘更多，用带过滤的面罩试着检测矿工吸入了多少矿尘。

但在1879年的报告中，他们承认，所有试图确定癌症明确病因的尝试均告失败。经过两年的调查，他们进了死胡同。他们将未获得明确结论的研究结果整理成文，呼吁改善矿井环境（仍旧收效甚微），之后再未就此发表过任何文字。哈廷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矿井医生岗位，而不安分的赫西迁居柏林，开始投身他认为显然比癌症的流行病学更有成效的医学领域：传染性疾病。[7]

总是充满革新冲动的沃尔瑟·赫西于1911年逝世，最终也没能充分理解1878年他和弗雷德里克·哈廷在施内山完成的工作的重要性。这是第一次有人将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工具——病例统计、时间空间分布、会谈、环境评估、医学检验——严格地应用于癌症研究。他们第一次做出了经得起怀疑者拷问的结果，确认了癌症的聚集性。其后，其他一些德国科学家——特别是路德维希·雷恩，1895年在法兰克福明确了膀胱癌与苯胺染料生产的关系——受到了施内山研究的启发。的确，赫西与哈廷没有识别出施内山癌症流行的致病因素，但未来的流行病学研究人员在汤姆斯河和其他地方都证明了，要确认癌症病例的确出现了集群现象而非随机事件是极为困难的，而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找出这种病例集群的可能原因，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在施内山，最终还是实现了。

赫西和哈廷不知道，施内山的矿道是名副其实的射击场，射出的都是高能伽马射线和高速运动的粒子，它们由放射性元素氡、铋、钴、镍和铀的不稳定原子核释放，而这些元素存在于当地的砷钴矿和其他矿石中。19世纪80年代，亨利·贝克勒尔、玛丽·居里和其他人测试了厄尔士的矿石，确定了放射的基本过程。不久之后，研究人员们拿着感光板、盖革计数器，还有其他工具返回了矿井，测试了那里的放射性。结果显示，除了氡，大部分的放射性来自金属元素，氡是一种气体，由铀和镭衰变而成，很容易被吸入。1938年纳粹占领波希米亚，不久他们就发现约阿希姆斯塔尔地区的矿工中和施内山一样流行肺癌。德国人在这两个矿产中心进行了雄心勃勃的研究，对死去的矿工做尸检，进行动物实验，在矿道内大范围地进行随机检测。[8]到1939年他们已经确认，在施内山和约阿希姆斯塔尔，氡正是肺癌流行的原因，他们说对了。但这个结果并没有终结这两个地方的惨况，尤其是在原子武器受到重视之后，铀成了全世界最珍惜的自然资源。战后，约瑟夫·斯大林用约阿希姆斯塔尔的苦役为苏联建起了核能储备。而当美国政府急于保障核武器所使用的可裂变铀资源时，他们对类似的证据没有重视，当时科罗拉多高原的矿工中肺癌很普遍。即便是现在，氡仍是少数几种很少受人质疑的环境致癌因子之一——它是仅次于吸烟的全美第二肺癌病因，因为它在多种土壤中存在，据估计，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两万一千人左右。[9]

穷尽他所能获得的一切技术和工具，沃尔瑟·赫西总算在全世界最有可能找到癌症集群的地方找到了癌症集群。他的后继者甚至成功识别出了病因。对于刚起步的癌症流行病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有误导性的美好开局。

卡迪纳尔大道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缓慢觉醒并非凭空而来。整个世界都在变，有些地方变得比汤姆斯河镇快得多。1977年，《尼亚加拉公报》的记者迈克尔·布朗开始调查自己家乡纽约州尼亚加拉瀑布城一个工人阶层社区中疾病和污染的传闻。这个社区被称为拉夫运河，得名于此处同名的地貌。拉夫运河是一条不曾完工的运河，下层有黏土衬底，1942年至1953年间被用于排放桶装的或未经包装的化学废弃物，包括苯胺衍生物和苯。1953年，虎克化工公司用泥土覆盖拉夫运河之后，将其出售给了当地学校董事会，总价一美元，当然这里面还包括责任转移。尼亚加拉瀑布城教育委员会的董事们知道拉夫运河下面有什么，还曾经跟随虎克的官员去看过那个位置，虎克的人向土层中打了个洞，学校的人看到了下面的化学废料。但是学校的董事们——和他们在汤姆斯河的同行十年后会做的一样——意在找到一片便宜的土地新建一个校舍以应对社区的快速增长，他们在那里建了所小学，就临着排污点。上百座新房子随之而来，建房的地点大多是当年虎克公司排污时的开阔地。买房子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将住在一个旧的危险废弃物排放地周围（对个别人来说是在它的上面）。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地下室水泵里颜色奇怪的水、后院活不了的植物、恶臭，还有流产、出生缺陷、癌症等疾病，种种传闻充斥着拉夫运河社区。在某些区域，原来覆盖在填埋场上方的土层塌陷了，五十五加仑的废料桶探出头来，大雨之后尤甚。迈克尔·布朗在《尼亚加拉公报》上的文章触动了这个社区，洛伊斯·吉布斯，一位有号召力的年轻主妇因此而组织了街头抗议，她试图自发进行包括标注有健康问题家庭的位置等的流行病学调查。她的儿子迈克尔在进入那所建在废弃物排放点旁边的小学上学前班之后不久患上了癫痫，而且白血细胞偏低。1978年夏天，有研究确认周围的很多住户家中存在大量气态化合物，纽约州史无前例地宣称拉夫运河进入健康紧急状态，关闭了学校，疏散了周围的两百三十九个家庭。五天后，总统吉米·卡特随即宣布其为联邦灾害——这是第一起被总统公告的非自然原因灾害。

似乎一夜之间，以拉夫运河为缩影，沉睡已久的危险废弃物问题成了全国性的危机。在尼亚加拉瀑布城，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公众示威和可怕的医学研究——一度，恐慌的居民在当地业委会总部扣留了两名环保局的官员作为人质——这些动荡最终使得州和联邦政府在1980年的时候扩大了疏散区域，包括了另外九百户家庭。

拉夫运河事件暴露了美国环保局在处理危险废弃物问题方面的局限性，国会决定对此采取措施。四年前，国会通过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案，授权环保局在紧急情况下对废物排放点进行调查和清理。但法案范围有限，环保局人手也有限，它只在排污点情况最极端的时候使用这一权力。大多数情况下，旧的排污点都留给州政府处理，或是忽略不管，只要他们觉得合适。但拉夫运河事件之后国会迅速通过了一个专门为处理危险废弃物设计的新法案：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超级基金法”，卡特总统1980年12月签署了该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环保局将全国最危险的有毒废弃物排放点进行编制并排序，然后监督其清理工作，这些行动的资金由废弃物排放者或——如果已经找不到排放人——由一支特别的“超级基金”来承担，这支基金的钱则来自化学与石油工业缴费和一般税。在责任追溯制的约束下，公司应负担清理产生的费用，即便在当时他们的排污行为是合法的。一旦某个排污者拒不完成清理要求，美国环保局可启动超级基金进行修复，并将该公司告上法庭，可获赔三倍的修复费用。

美国环保局开始编制最差废弃物排放点清单。于1983年完成的第一版“全国优先处理名单”中包括了四百零六个排放点（后来进行的增补使名单上的数量翻了两番）。最初超级基金清单上的六十五个废弃点自然也是全美危险废弃物排放点中的重点：新泽西州，比它最强劲的对手密歇根州还多二十四个排放点。欧申县在超级基金的名单上有九个垃圾场，一个县就比三十六个州都多。其中有两个在汤姆斯河镇：赖克农场和汤姆斯河化工厂，在全国名单中分别排名第一百零五位和第一百三十四位。（拉夫运河排名第一百一十六。）[10]

就当时汤姆斯河镇的人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赖克农场和化工厂不过是潜在的威胁，但很多当地人已经开始因其他原因而了解了住在一个超级基金认定的废弃点附近有哪些切实的危险。1978年11月，拉夫运河事件成为全国性新闻之后没几个月，州政府通知住在杰克逊镇填埋场附近的一百五十户居民，他们的井水不适合饮用，大部分人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不得不使用瓶装水。这个填埋场就在距汤姆斯河化工厂十英里远的西北方，是一个旧的露天矿井，当1972年杰克逊镇老的垃圾填埋场因为污染问题被迫关闭后，这里开始被当做市政垃圾填埋场使用。州政府的健康调查发现居民们因水源污染而患有皮疹后，居民起诉了镇政府，1983年时陪审团判决赔偿一千六百万美元，上诉后赔偿减少了。这个案件是首次开创此类判例的案件之一，污染者被迫预留一部分资金以作未来的赔偿，如果受害者后来患上癌症或其他有潜伏期的疾病——这一判例后来在汤姆斯河有着重要作用。

超级基金的出现，以及随其而来的诉讼，对汤姆斯河化工厂来说是坏消息——对联合碳化物公司也是一样，因为它和赖克农场的污染有牵连。（是尼古拉斯·弗尼科拉把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桶装废物倒在了那里，他显然承担不起清理这团乱子的费用。）在此之前两家公司跟新泽西州卫生部、州环境保护部打交道时应付得都不错。除了对赖克农场进行部分清理，这两个州政府机构极少要求联合碳化物公司或汤姆斯河化工厂从土壤里去除废弃物，或是从地下水中泵出污染物。反之，州政府的精力集中在（尽管收效甚微）其他没那么宏大的事情上，防止新的泄漏，或是将已有的污染控制于饮用水水井之外。但联邦的环境保护局可不像他们州政府的同行那样容易受政治压力影响，而且超级基金法案给了环保局相当宽泛的裁定权，可以坚持进行全面清理，即使某排污点当时并未显示出健康风险。超级基金法案通过之前，一家公司污染泄漏后面临的赔偿大概是几十万美元，最严重的泄露可能是几百万美元。法案通过之后这类费用将乘上十倍，最严重最复杂的情况下可能翻上百倍，汤姆斯河镇的两例就在此列。多亏有责任追溯制，1968年收购了虎克化工公司的西方石油公司最终支付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两亿两千七百万美元，用于清理排污点和重新安置一千多户居民。同时，包括洛伊斯·吉布斯在内的附近一千三百多名居民起诉了西方石油公司，公司为此支付了将近两千万美元的和解费用。

多亏有超级基金法案，即使在最大的公司里，现在对有毒物质的责任也是收支平衡表中的一项重要支出。一个多世纪以来，危险废弃物倒在哪儿就留在哪儿，不论是巴塞尔、汤姆斯河，或是成千上万的其他地方。超级基金法案，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法规提供的途径至少提高了进行真正清理的可能性。但潜在成本如此巨大，超级基金认定的废弃点成了法律的战场，吸引着大批好战的律师、工程师、毒理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流行病学家，还有其他“拿钱说话”的人，这些人彼此之间互相冲突的主张使得清理工作踟蹰难进，也极大地使健康研究更加复杂，饱受争议。环境流行病学本就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在，每个结果都关系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资金，这就变得更加棘手。

对林恩沃斯一家来说，在卡迪纳尔大道没有童话般的结局。1986年他们卖掉了居住了十八年的房子，搬去了镇上另一个地方。新家建在一大片土地上，后院草木丛生，不再需要别人家的树林来为他们提供渴望的私密与空间。这个家庭需要换个环境，因为兰迪·林恩沃斯死了。几个月前的一天，他醒来发现本已麻木的双腿失去了知觉。病情缓解两年之后，他的髓母细胞瘤又回来了。这次肿瘤从大脑底部扩散到了脊柱。随后的一年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噩梦，痛不欲生的化疗、无法阻挡的衰退，但兰迪有力气的时候就坚持写诗。其中一首1987年春天在他的葬礼上被选读了，那年他本该庆祝自己高中毕业（死后他被授予了毕业文凭）。那个曾热爱奔跑的男孩再没能多走上几步——虽然他为双杠和物理治疗下了那么多苦工夫。不过，六百多位汤姆斯河镇的居民为他而走了出来，跟随在他的灵柩之后。

兰迪·林恩沃斯去世的时候，汤姆斯河化工厂和它的后继汽巴-嘉基公司在汤姆斯河镇已经不再是受人尊敬的名字。一个多年来被人敬仰的公司失势如此之快而彻底，这有赖于1984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对这一切，林恩沃斯一家是关注者，而非参与人。他们不愿意像琳达·吉利克那样暴露于公众的视线之中。兰迪的癌症复发后不久他们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遇到了吉利克一家，心怀感激地加入了琳达·吉利克建立的家庭网络。兰迪去世之前几周林恩沃斯家对汽巴-嘉基公司提起了诉讼，最终以有限的赔偿庭外和解，公司不承认有任何责任。

林恩沃斯夫妇，雷和谢莉不像汤姆斯河镇上很多因癌症失去孩子的父母，他俩从不断言这一定是污染造成的。事实上，雷·林恩沃斯了解到的关于健康研究复杂性和争议性的内容越多，他越发相信，不会有人能弄清楚为什么兰迪会患病。他解释说：“我不能把这样的东西建立在直觉或是内心深处的想法之上，对这个你必须要科学。我不是个政治上的活跃分子，我的心和灵魂不在那儿。对我来说，那不是为正义和复仇而进行一场战斗。有些人的想法不同，这没什么。这是非常个人的选择。”林恩沃斯一家最想做的，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安静地纪念他们的孩子。他们为此将当时“自制”的夏令营保留了下来，成为正式组织，称为“兰迪班”。二十五年之后兰迪班仍在为汤姆斯河镇的青少年们组织夏季旅行活动，特别照顾身体残疾或经济困难的孩子。

林恩沃斯一家再没回过卡迪纳尔大道。以后如果有一场正义或复仇的战斗，其他人一定会参与的。

[1] Don Bennett，“Lab Found Mor Problems”，Daily Observer，September 16，1984.

[2] 注意到阴囊癌在某些职业中的聚集现象的，包括苏格兰外科医生约瑟夫·贝尔（1876年发布）。贝尔是阿瑟·柯南·道尔的老师，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主要灵感都来自他，他坚持细致的观察。见《阴囊癌简史》第395页。

[3] 本章中对施内山矿、沃尔瑟·赫西和弗雷德里希·哈廷的“矿山病”的研究来自下列文献：沃尔瑟·赫西的“Das Vorkommen von Primrem Lungenkrebs bei den Bergleuten der Consortschaftlichen Gruben in Schneeberg”，即《施内山矿群矿工早期肺癌的出现》，Archivder Heikunde 19（1878）：160—162 [NIH Library Translation NIH-90-394]； Dieter H. MN. Grschel译，《沃尔瑟和安吉丽娜·赫西——细菌学的早期贡献》，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News 58：8（1992）：425—428； Margarethe Uhlig，《施内山肺癌》，Virchow's Archive for Pat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Anatomy 230（1921）：76—98 [NIH Library Translation NIH-90-58]； M Greenberg and I. J. Selikoff，《施内山矿群肺癌：哈廷与赫西1879年报告数据的再评估》，Annals of Occupational Hygiene 37：1（1993）：5—14。

[4] 现在“高山病”一词专指暴露在高海拔低气压下的急性症状。赫西与哈廷用这个词描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症状。

[5] 在为德国政府工作之前，沃尔瑟·赫西两次作为随船医生去往美国。回家后他娶了一位在纽约认识的富裕而有教养的女孩为妻，并在医学文献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晕船的论文。

[6] “Das Vorkommen von Primrem Lungenkrebs”，160.

[7] 离开施内山之后，沃尔瑟·赫西师从著名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当时科赫即将分离出致肺结核和霍乱的细菌。赫西此后一生致力于对细菌性疾病的控制，最著名的成就是与妻子一同发现，琼脂是进行细菌培养的理想表面。安吉丽娜·赫西用琼脂——从海藻中分离出的凝胶状材料——制作固体的果冻和布丁。

[8] Werner Schüttmann，“Schneeberg Lung Disease and Uranium Mining in the Saxon Ore Mountains”，American Jou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 23（1993）：355—368，361—362.

[9]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 Assessment of Risks from Radon in Homes （June 2003），64，table 20.

[10] “Amendment to National Oil and Hazardous Substance Contingency Plan； National Priorities List”，Federal Register 48：175，pages 40658—40673.

第八章 水和盐

长久的相安无事之后，汤姆斯河镇和它的化工厂终于有了裂痕，那是在1984年4月12日的上午，贝大街和沃恩街的路口，就在镇中心。一夜之间，路面弯曲了，县里派了修路的人来调查。他们用一个挖掘机挖开了开裂的沥青，发现下面的土壤不是棕褐色，而是深黑色的，满浸着有强烈化学气味的液体。

罗登·莱特博迪也开车去一探究竟。他是欧申县的交通工程师，但这不是他亲自前往的唯一原因。莱特博迪脸庞红润脾气暴躁，在欧申县是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汤姆斯河镇也一样。在欧申县共和党机器深厚的文化中，他既是公众的雇员，也是公众的官员。实际上，他是汤姆斯河（官方称谓，多佛镇）的镇长。莱特博迪到达的时候，一个电视新闻小组已经在那了，记者问着一些镇长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他们挖开路的表面，发现里面是各种黑色的脏东西。我觉得那玩意可能是从汽巴-嘉基过来的，但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多年以后莱特博迪回忆道。“我们给汽巴-嘉基打电话，告诉他们这边的情况，他们最开始说‘那不是我们的事’。”莱特博迪知道公司运营的一条管道穿过汤姆斯河镇，但他不确定走的是哪里，镇上的公用设施图例没标出来。那条管道不能算是秘密，不过也和秘密差不多了。1965年至1966年间的报纸上提到过它，当时汽巴公司完成了管道铺设，开始每天用它将五百万加仑进行过部分处理的废水排入大西洋，而不再排往汤姆斯河。但那已经是老一辈之前的事了，而这个镇子的领导者们对一项技能早已驾轻就熟，那就是遗忘本地历史中那些令人不快的片段，特别是那些与汽巴-嘉基公司相关的。和每个在汤姆斯河举足轻重的人物一样，莱特博迪与工厂有着深厚的联系。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的兄弟就在那工作。多年来，镇长听了太多故事，燃烧的深井、奇怪的气味、无法解释的疾病——镇上有谁没听说过呢？但在莱特博迪看来，汽巴的环境行为不该由镇上去彻查。毕竟，公司看上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清楚。他回忆道：“以我们的情况，不能对汽巴-嘉基提什么要求，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从很多方面来看，化工厂在汤姆斯河从来没像1984年初时那么受欢迎。工厂的环境问题貌似总算被甩在了身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远。固体废弃物总算进了有防渗膜的垃圾填埋场，污水进了新的污水处理厂然后再排海。更重要的是，比起峰值时的70年代，现在污水的总量少了，因为工厂的产品转变了。从1983年开始工厂不再生产最初的产品：蒽醌还原染料，而是集中生产利润更高的偶氮染料、树脂和特殊化合物。1972年的起诉早已成为历史，60年代对河水的污染则完全被人遗忘，而1965年时污染了镇饮用水的秘密仍旧是个秘密。1980年年末时工厂曾有过激烈的罢工——几个罢工工人因为往经理的车下面撒钉子被抓了起来——但自那以后大家都很冷静。尽管罢工后员工总数比峰值时少了几百，化工厂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仍有一千多个，工资总额三千五百万美元，仍旧是欧申县最大的私营雇主。仿佛是为了与过去正式划清界限，1981年年底瑞士人把工厂的名字改了。从今以后，它就叫做“汽巴-嘉基汤姆斯河工厂”，不再是那个长久以来对全镇意味深长的名字——“汤姆斯河化工厂”。

厂名的变更同时意味着公司有意将其他地方的化工生产移入汤姆斯河。1984年1月计划公之于众，汽巴-嘉基公司大张旗鼓地宣布，经过两年的过渡期，公司将把全美的制药工序从罗得岛的克兰斯顿移到汤姆斯河来。汽巴-嘉基没有宣布的是迁址的原因：一场与罗得岛环境部门长达十年的斗争，围绕着公司的废水排放——每天一百五十万加仑，排往帕塔克森特河，再流入纳拉甘西特湾。1983年公司终止了这种排放，因为新建的市政污水处理厂开工了，但当时它在克兰斯顿已经很不得人心了，是抗议和诉讼的靶子。

但在汤姆斯河，1984年年初时汽巴-嘉基公司仍是社交的中心，与政治精英们联系紧密，并经由政治联盟与市民们相联系。所以，1984年4月12日，当汽巴-嘉基最终承认泄漏的物质来自它的废物管道，并且从工厂派了一队穿白色制服的人到贝大街和沃恩街路口，来接管修补破损和清理污物的工作时，罗登·莱特博迪和在现场的政府官员乐于让路，由信得过的专家来接手。很快追踪到，泄漏来自排污管上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锈蚀形成的洞。工厂的高酸度废水蚀穿了钢管和两层本应防漏的厚釉，釉也是煤焦油制成的。

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汽巴-嘉基公司派来的小组已经完成了修补，开始拉走浸渍过的土壤。几天之后路面可以重铺了，这个路口即将恢复正常。在汤姆斯河，剩下的一点点不快将被填埋和遗忘。任何其他后果都太过遥远不需要考虑。当然，没有人能想到，在汤姆斯河，一个两英寸大的洞最终引发了强大的汽巴-嘉基的毁灭。

在《欧申县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唐·贝内特的办公桌总是最乱的，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在新闻编辑室工作的时间最长，已经几十年了。他桌子上高高摞起的报纸就是小镇新闻的断层：慈善拍卖公告、县里的立法议题、先修中学受新闻吹捧，诸如此类。他在《欧申县观察家报》待的时间越长，新闻编辑室里他的故纸堆占的地方就越多，因为同事们离职之后大多不会有人来接替。而新雇来的记者，大多年纪小得可以做他的孙子了。[1]

1984年的时候，唐·贝内特在新闻编辑室就已经是一个老古董了，但他无所谓。他和妻子住在汤姆斯河，有六个孩子，从没想过搬去一个大点的城市，去一家大点的报馆工作。他在社区里是个受尊重的成员，曾经的青年商会官员，前教育局长的儿子。尽管他的雄心从未超越欧申县，但对工作他可是很认真的。他想做的是披露新闻，而不单是报道。“我希望这个区域知情。如果我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工作，区域就没法得到它需要的信息了，”他回忆道。“我觉得自己被这里需要。”他的桌子上放着引自调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一句话：“所有好的作品都出自对管束的对抗。”这句话，据他的解释，“差不多已经成了我的灵魂”。

离他杂乱的办公桌不远的地方，贝内特保存着两个大文件柜，塞满了汽巴-嘉基化工厂的材料，从他1958年刚到汤姆斯河以来，那个地方就吸引着他，他当时十七岁，工厂开工刚六年。少年时，他在工厂排污口下游污浊发臭的河水中游泳。初为人父时，他在附近的冰场做冰球教练，看着他的队员拼命吸下晚间的臭气。当记者时，他偶然从工会雇员口中听说了工厂处理环境问题时的一些危险操作。

但是，要把这些信息变成观察家报上的文章就非常难了。工厂“就像密林深处一个封闭的王国。那里有一千三百英亩，而生产区域在中间，所以四面都是缓冲区”，贝内特回忆道。公司总经理们通常拒绝回答关于工厂健康与安全的问题。县议员和镇委员会成员谈起汽巴-嘉基除了歌颂它对经济和慈善的贡献，其他什么也没有。工厂的蓝领工人们本该是内部情况的最好信源，但唯一一次贝内特从他们那得到消息是在合同协商期，当时工会想对公司施压。新合同刚达成共识，他的电话铃就不再响了。尽管汽巴-嘉基在汤姆斯河有着种种的权力和影响，它的工厂在某种程度上仍旧是个谜，很少出现在《欧申县观察家报》、《阿斯伯里帕克报》，或任何其他本地周报的版面上，除非是要资助童子军或是高尔夫义赛，或者其他慈善活动。

唐·贝内特也写那些正面新闻，那是工作的一部分。但他一直留心想写其他类型的文章，关于汽巴-嘉基工厂的安全，或是大烟囱、排污管道、垃圾填埋等对周围社区的影响的故事。多年来，贝内特设法让几个这样的文章上了报纸。比如60年代中期，他报道了围绕十英里排海管道建设的论战。但看上去他的报道从来都没什么影响，记忆很短暂，汽巴-嘉基对本地经济至关重要。

但是，1984年年初，贝内特总算找到了一个他认为会引起轰动的新闻。这次，他的线人是他母亲。一天早上，她在美容沙龙里听到几个汽巴-嘉基雇员的妻子们在谈论她们的丈夫带回家的有趣的消息：工厂的污水处理厂不单处理自己的污水，还接收周围其他工厂的废水，而且这么做好多年了。这可是新闻，贝内特想，因为公司把所有的废水都通过管子泵到了海里，离奥特利海滩不过三千英尺远，那里可是公共浴场。

贝内特和爱德华·波斯特谈过之后，这个新闻变得更棒了。波斯特为州环保部工作，负责州内工业污水管理的执行。原来，汽巴-嘉基一直在违反州内颁发的许可，从外界引来各种废物：雀巢在弗里霍尔德的速溶咖啡厂的苛性钠，山德士在东汉诺威的清洁废物，威肯在纽约州胡格诺边界附近的止汗剂工厂的铝盐。总计起来，至少有十二家公司向汽巴-嘉基的污水处理厂运送液体废弃物。波斯特和州里的同事认为该公司明显违反他们的排放许可，并于1983年通知汽巴-嘉基，如果它继续输入废物，将受到起诉。州政府的要求没有实现，公司的律师辩称——绝不是在反讽——外来的废物没有任何一种像汽巴-嘉基自己送去污水处理厂的毒性那么大，这些外来的混合污水实际上很有用，它们帮助中和了工厂自己的高酸度染料和树脂废水。

贝内特知道，这个故事有料。汤姆斯河镇忍受一个雇用着几千位当地居民、给童子军赞助、拥有乡村俱乐部的企业，这是一回事。而当地的海岸线成了遍布新泽西的多家工厂的垃圾场，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当4月12日清晨唐·贝内特听说在贝大街和沃恩街的路口公司的废物管道破了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要让汽巴-嘉基吃点苦头了。

早在唐·贝内特动笔写这家公司的废物处理行为之前，这次泄漏当天一早出现在那里的电视新闻小组就是第一个迹象，预示着汽巴-嘉基的这次清理活动不会一如既往地顺利。汤姆斯河虽不是环保主义的温床，但1984年时这里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对拉夫运河事件的宣传已经提升了人们对有毒化学品风险的意识，也因此强制关闭了快乐平原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后院的水井，那些都是这个小镇过去的乡村生活的遗产。琳达·吉利克还没成为一个活动家——她正忙于应付五岁大的迈克尔那些无尽的健康危机——但她和邻居们开始注意到镇上的水质问题，他们听到的传言让人不安。1983年新泽西的报纸上都是美国环保局对新的超级基金管理不善的丑闻披露。局长安妮·戈萨奇·伯福德被迫辞职，她的下属丽塔·拉韦尔被认定欺骗国会。这桩丑闻对于拥有最多超级基金废弃物点位的新泽西州来说是个大事件。詹姆斯·弗洛里奥，伯福德的一名主要对手，是一位来自南泽西的强硬派国会议员，1980年时曾参与起草超级基金法案，他现在正以检察官的热情对伯福德进行追讨。

汽巴-嘉基管道破裂之所以能成为汤姆斯河的大事件，还另有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镇上的一个污染事件确确实实不能被忽视了。过去，这个区域的环境损害往往发生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养鸡场后面的角落里，橡树林深处的工厂的土地上，或是在大西洋水面下四十五英尺处的管道末端。这次，却是在繁忙的路口，恰在镇中心，这条路再下去就是新的欧申县购物中心，那里取代了河边的商业区成为汤姆斯河和整个地区真正的中心。

“直到发生了泄漏，这之前很多当地居民根本不知道房子下面的管道，”多年之后，汽巴-嘉基的总裁豪尔赫·温克勒懊悔地回忆道。“就这样，排污管和公司进入了公众的视线，这都是因为泄漏。而此时整个大气候变了。”当地律师，后来成为公司重要对手的丹·卡鲁齐奥对此表示认同，他回忆道：“镇上太多人都是新来的，对于当地的过往没有太多了解。人们刚刚来到这里，默认一切都是新鲜、洁净、友好的。发现有一个泄漏化学废弃物的管道，这让他们极为震惊。”而废物是被泵往大西洋的——那是欧申县[2]身份的来源，也是它经济的基石——这一点尤其让人气愤。卡鲁齐奥说：“人们南下来到泽西海岸会说：‘这里有化工厂吗？那都在林登（临近纽瓦克），而这里是天堂。’所以这件事让很多人震惊。”

持续的负面新闻报道开始侵蚀汽巴-嘉基正直的公众形象。真正令这些报道充满破坏性的，不是管道泄漏这个消息本身，而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得唐·贝内特这样的记者有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提出质疑。即便测试证明破裂点附近的水井并未受到废水的污染，其他的街区有的是，可供记者们探查。每天，贝内特都在写有损汽巴形象的文章，内容包括渗漏的垃圾填埋场，和州政府的管理人员的争辩，还有从别的工厂收污水。很多汤姆斯河的居民听说汽巴-嘉基公司和赖克农场位列超级基金名单之中都非常震惊，它俩与拉夫运河还有纽瓦克、卡姆登同属全国最大的危险废弃物排放场之一，而那些地方在本地居民眼里都是正在衰退的城市，不是他们美丽的家乡。

更大的打击是——尤其对那些坐落在海边的村镇——近二十年来，汽巴-嘉基都把处理过的污水排到海里。拉瓦莱特和锡赛德帕克这些海边小镇的经济和身份全都仰仗着清洁的海滩和洁净的海水。那里基本没人在汽巴-嘉基工作，海岸经济的支柱是夏日的旅游业，不是化工厂。自从60年代阻止建造排海管道的斗争失败之后，海岸村镇的负责人不再谈论这件事情，他们怕把游客吓跑了。但1984年春天管道泄漏的报道来势汹汹，不可能再假装那根管子不存在了。奥特利海滩是多佛镇的一部分——镇长罗登·莱特博迪和汽巴-嘉基关系不错——但在镇北边的拉瓦莱特有它自己的政府，镇长拉尔夫·戈加尔心直口快。现在，排海管道重新成为新闻，戈加尔开始抨击化工厂是一个失控的污染源。

突然间，在这个汽巴-嘉基从前一向随心所欲的地方，它第一次需要全力应对公共关系危机。公司使出了玛丽·安托瓦内特[3]在法国大革命前夜的各种谦逊与技巧来进行回应。最初公司指定的发言人是豪尔赫·温克勒，当时他是工厂生产与环境事务的主管。温克勒是一位有着浓重德国口音的工程师，他说话在美国人听起来比他话里的本意更加傲慢。几年之后他这么解释：“我接受过优秀的科学教育；从没上过公共关系课。”他告诉记者、政客，每一个愿意听的人，管道泄漏是小事，别人谁有其他说法都不要当回事，只有汽巴-嘉基的化学家够资格做风险评估。之后温克勒做了一个后来在汤姆斯河饱受唾弃的声明。他说，公司每天向海里排放五百万加仑经处理的污水，那是无害的，因为那些水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水，还有一点盐”。也就是说，公司做的，不过是往大海的咸水里加入盐和水。

这个声明不单是误导，更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坦白地解释——处理过的污水里含有少量公司生产染料和树脂过程中产生的有毒副产品——或许能在争论引爆成燎原大火之前将其压制下去。而温克勒荒谬的说法，还有他拒绝说明“盐”里面究竟有什么（汽巴-嘉基公司宣称废水中的化学成分是商业秘密），这些只会刺激到一些人，比如《欧申县观察家报》的唐·贝内特，或是拉瓦莱特的镇长戈加尔。他们瞄准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公司的废水里有哪些化合物？它们有什么危害？他们会认为，这样一个讳莫如深、居心叵测的公司，一定在隐瞒一些重要的事情。

直到20世纪，这之前工业化合物可能致癌的证据基本上还因为它的支柱——流行病学观察——摇摆不定而在沉睡着。它们是伯纳迪诺·拉马齐尼、珀西瓦尔·波特、约翰·艾尔顿·帕里斯的传奇故事，后来受到沃尔瑟·赫西等人更有条理的分析支撑。他们注意到某种癌症在特定人群中异常高的发病率——扫烟囱工的阴囊癌、钴矿矿工的肺癌、苯胺工人的膀胱癌——这些人同样是暴露在异常高剂量的危险混合物之中，它们通常成分复杂。但他们的报告仅能证明暴露和疾病之间的联系——一种相关性，不是因果性。他们的观察，对于从这上百种可能的“嫌疑”物——扫烟囱工、矿工，或染料工人能接触到的——中确定究竟是哪种化合物可能诱发癌症没有帮助。

要加强对环境致癌作用的调查，研究人员必须从外面的世界进入实验室，从观察变为实验。几个世纪以来，在施内山这样危险的地方，人们已经进行了未加控制的诱癌实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环境能否在实验室严格控制的装置中再现出来。19世纪末，传染性疾病的研究也有过类似转变，其结果叹为观止。因为其微生物成就，路易·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各自成为法国和德国的民族英雄。基于约翰·斯诺和其他流行病调查者对现实情况的观察，他们在皮氏培养皿中培养出了致病菌，从大鼠到鸡，他们感染了形形色色的动物。通过实验，科赫分离出了致霍乱、炭疽、肺结核的微生物，与巴斯德一同为疫苗等战略打下了基础，在欧洲和美国，这些战略最终控制住了那些古老的瘟疫。在巴斯德和科赫的成功的召唤下，很多他们的追随者将注意力转向了癌症，寄希望于能取得同样的成果。

癌症有自己的一套。和过去一样，对传染性疾病有用的对癌症束手无策。霍乱弧菌这样的微生物可以在培养皿中培养，但癌细胞不行。（1951年情况有所变化，海拉癌细胞被成功培养为持续生长的细胞系，在此之前培养癌细胞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科赫和巴斯德已经证明，某些致病菌可以在鼠类间迁移，甚至可以在人鼠之间迁移而不失去其活性，但经多次尝试证明，肿瘤的迁移极为困难。[4]到了1900年，已经很显然，癌症研究不会像科赫发现霍乱的秘密那样，出现那样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刻，某个锲而不舍的科学英雄在实验室中揭开了癌症的奥秘。

肿瘤移植研究的失败使得人们开始怀疑曾被广泛认同的理论：癌症由人体中活的寄生物引发，致病的可能是传染性疾病中涉及的同种病菌。如果不是神秘的寄生物，那是什么呢？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们对肿瘤的形成至少提出了三种互不兼容的假说，三种理论都和这个伟大医学年代的核心人物，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鲁道夫·魏尔肖有关。[5]魏尔肖自己的“刺激”理论认为任何类型的外源创伤只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重复发生，都可能诱发肿瘤。他下了这个结论——慢性的刺激会引发炎症、细胞损伤，进而是上皮细胞肿瘤，牵连到肌腱、骨骼和软骨等相关组织——但他无法证明。1875年，一个与之竞争的理论出现了，魏尔肖曾经的助手朱利叶斯·孔海姆提出，肿瘤出自一群“胚胎残余”——它们由干细胞组成，未分化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成熟细胞，是存留于成年个体内的残余胚胎组织。孔海姆认为，这些长期休眠的细胞如果被外界刺激激活，随之而来的就是肿瘤，他的假说部分源于一个事实：显微镜下，胚胎组织和癌变组织看上去很像。他的想法后来被修正为去分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癌症始于特异化的细胞意外地退回到它们更原始的状态，开始快速分裂。

上述这些竞争的理论最终（经过重大改良后）被证明至少对某些特定类型的癌症部分正确，但它们都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是某种未发现的微生物致病，癌症为什么会发生？什么类型的诱因可触发魏尔肖的细胞刺激，激活孔海姆的胚胎残余，或是使特异性细胞开始退化？在20世纪初，还没人能回答。癌症像是一个幽灵，似乎凭空出现，没有可辨识的诱发物。将癌症研究由野外观察转为实验室验证所获无几，除了挫败感就只有几种癌症形成的优胜理论之间激烈的争论。

日本人山极胜三郎亲身经历了这些争论。[6]他1896年生于一个破落了的武士阶级贵族家庭，他因为医科成绩优异，1892年和另两位年轻科学家被日本政府送去罗伯特·科赫的实验室学习结核病。他们不太受欢迎，确切的原因很难说清：也许是代表团不请自来地出现在了科赫家门口，科赫可能因一位朋友受到日本政府的不公待遇迁怒于他们，或者他们可能觉得工作没有意思——也许三者兼而有之。年轻的科学家们来自一个在当时的欧洲看来尚未开化的国家，这点显然也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不过没有证据显示科赫也带着这种态度，他后来访问了日本，还穿着和服照了张相。无论是何原因，日本人很快分散到了别的实验室，这对癌症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山极最后去的是伟大的魏尔肖的柏林实验室，细胞刺激理论的领头羊，对新贵科赫和他关注的微生物不感冒。

山极在魏尔肖的指点下进步神速，全盘接受了导师的癌症刺激理论。魏尔肖知道，施内山矿井和苯胺工厂的病例研究显示，某些污染物可能有致癌性。他同时认识到有可能化合物的暴露会激起他认为会导致恶化的刺激作用。但魏尔肖从没用实验验证过这个想法。看起来，他的新门徒山极逗留柏林期间下定决心，如果有机会就要试一下。1894年山极回到东京，最初被分配去研究阻碍日本帝国扩张的疾病。但1899年他染上肺结核后——山极一度曾以为自己七年前离开科赫实验室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疾病甩在了身后——停止了服役。他的余生都在忍受干咳、气短、慢性疲劳等症状。经历了漫长而时断时续的恢复期，只能在自己东京的实验室活动的山极重拾了在魏尔肖身边时的那股无法抗拒的激情：研究能够通过细胞刺激作用诱发癌症的诱变剂。

通过多种方法，山极确定了要研究的可疑致癌物，一个很明显的答案：煤焦油，最早的工业污染物——扫烟囱工的灾星，也是自1856年威廉·珀金在父母家的阁楼上创造了第一个合成染料之后，化工革命最重要的仙丹。从波特的扫烟囱工到同样依赖焦油衍生物的染料和煤油工业工人的癌症报告，基于一系列观察研究，焦油已经是首要嫌犯了。1907年，尚无任何实验室证据证明煤焦油的致癌性之前，英国政府已正式将阴囊癌列为职业病，宣布“从事沥青或柏油产品处理的工人”如果患上阴囊癌将有资格获得工作补偿。[7]

然而当山极1913年开始他的煤焦油实验的时候，欧洲的科学家们已经放弃了用它在动物体内诱发癌症的尝试。往狗的耳朵里涂抹焦油，向小鼠体内注射焦油，在小鼠皮肤上涂抹偶氮染料或煤油，这些实验均告无效。大部分研究都在试验部位诱发了损伤，但没形成肿瘤。煤焦油的研究看上去进了死胡同，特别是1913年哥本哈根出现了一则激动人心的公告：曾经师从科赫的约翰尼斯·菲比格宣称，经过六年的研究，他发现了一种致癌的寄生生物。菲比格解剖感染肺结核的野生大鼠时注意到，它们很多生有胃部肿瘤。他最终认定病因是一种极小的线虫，它们生活在蟑螂的消化道内，然后被大鼠吃掉，他将其定名为癌螺旋虫。（这种线虫起源于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后经生满蟑螂的运糖船带往欧洲。）菲比格在实验室给小鼠投喂经感染的蟑螂，然后宣布他可以准确地在啮齿动物的胃和食管诱导出肿瘤。菲比格甚至宣称已经成功地将胃部肿瘤从一只小鼠体内转移到了另一只身上。看来这位丹麦科学家已经赢了确认首个致癌物这一战——而且它还是致癌微生物，不是化学污染物。

菲比格做出重要突破的消息传到东京的时候山极已经和他的助手市川厚一开始了他们的煤焦油实验。山极没有忘记导师魏尔肖关于上皮细胞慢性刺激的理念，他设计的实验有两点不同于那些失败了的前辈：他选择在兔子身上实验，因为它们的长耳内侧有足够多可接触的上皮细胞，另外，他决定在几个月中给兔子耳朵涂抹煤焦油，不是只用几周的时间。1913年9月1日起，市川每两到三天就给实验动物耳朵涂抹焦油。（山极身体虚弱无法进行实验室工作。）一百一十二天之后，肿瘤出现了。1914年4月2日，山极兴奋地对东京病理学协会报告了这一结果。但他的听众知道那些失败的欧洲实验，对他的结果有怀疑。他的一些同僚认为，山极在兔子耳朵上看到的肿块只是炎症，不是恶性的。

不屈不挠的山极和市川申请到了一笔资金又买了六十只兔子，开始重复他们漫长的实验。本来一切顺利，但夏天的雨季里笼子里爆发了一种传染病，兔子们几乎都被杀死了。但仅存的几只活下来的兔子，有两只出现了之前见到的肿瘤，于是山极决定不能放弃计划。他又买了更多兔子。当1915年9月25日他正式向东京医学协会介绍研究结果的时候，市川往一百三十七只兔子耳朵上涂煤焦油的日子已经有两百五十天了，已经记录到其中七只的耳朵上出现了恶性肿瘤。这次山极收到的反应比较友善。为了庆祝成功山极写了一个俳句，被译成英语流传，大意是：“癌出现了！意气盎然，走上几步。”他将结果写成论文，以此纪念1902年去世的导师魏尔肖。

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时注意到的科学家却很少。[8]当菲比格的盛名迅速传开的时候，因为日本的偏远，山极的成就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但到了上世纪2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科学家（包括菲比格）在小鼠、大鼠和狗身上重复了山极的煤焦油实验，确认了焦油的致癌性，并形成了一套测试其他可疑物质的流程。而菲比格的线虫实验却没有被重复出来。尽管如此，它仍被称颂为融合了致癌机理的两大流派：菲比格的线虫是微生物，但据说它的致癌作用是通过刺激宿主的食道和胃实现的，所以无论是科赫或是魏尔肖的信徒都因这一结果而兴奋。菲比格一再被提名诺贝尔奖，1926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拒绝由他和山极共享当年的奖项之后，他终于获得了该奖。

事后回头看，这是诺贝尔奖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1926年的时候已经很明显了，菲比格的线虫并非导致大鼠身上所观察到的肿块的直接原因。到了30年代，研究证明菲比格在大鼠身上看到的胃部损伤是良性的，而且只会在动物饲料中缺乏维生素A——这才是主要原因——的时候才会出现。[9]总之，线虫只是一个影响因素，可以造成组织刺激（这一迟来的认识对魏尔肖的刺激理论给予了支持）。微生物致癌物，无论寄生物或病毒，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被确认。[10]到上世纪50年代，菲比格的名字已经从很多癌症研究史中消失了。谈及他的工作时，往往是将其当做实验失误的案例。

另一方面，山极的发现开启了现代癌症实验研究工作，为识别上百种在足够剂量下可以对实验动物致癌的化合物铺平了道路。山极之后，癌症不再是可以被忽视的模糊的威胁，仅限于矿井和工厂这些危险的地方；也不再是无法控制的疾病，随意出现没有明显的病因。致癌物的时代到来了。

当斯蒂芬妮·伍特斯听汽巴-嘉基的豪尔赫·温克勒把工厂污水的化学组成说成“百分之九十九的水和一点盐”的时候，她怒火中烧。曾是高中的理科教师，1984年刚进入法学院（她后来成了检察官，然后做了法官）的伍特斯可不是个怯懦的人。她和丈夫约翰，一位会计师，住在图恩斯布鲁克大街，泄漏点以西大约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和周围很多邻居一样，伍特斯家后院有自己的水井，斯蒂芬妮听说孩子们的饮用水和泄漏污染的水来自同一层浅水层之后非常生气。她担心那管子破了有多久了。然后她听到了豪尔赫·温克勒的那段评论，在她看来根本是胡扯。多年之后她回忆说：“我们最初的想法只是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保护我们的孩子。后来听说废水是汽巴的，汽巴声称那只是稀释了的污水。但那怎么可能只是水和盐呢，特别是如果他们真的违规从别的工厂接受污水？他们不诚实，我觉得我们必须更多地介入。”

她和丈夫，还有一些邻居，请了四位懂科学的朋友来喝咖啡。其中三个是高中理科老师：威廉·斯克朗斯基、彼得·希巴德和苏珊·希巴德。第四位是斯蒂芬·莫雷罗，在镇子南部的牡蛎溪核电站工作。他们决定组成一个团体，斯蒂芬妮·伍特斯做首领，后来他们给自己起名“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团体的任务是促进更严格的水质检测及推动汽巴-嘉基全面公开排放入海的、深埋进土的和烟囱排出的化学废弃物的种类和量。

以汽巴-嘉基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对保守秘密的嗜好来看，这个目标很艰巨。几周之后，这个团体有了更大的抱负。伍特斯从唐·贝内特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的文章中了解到，汽巴-嘉基的排海许可证已经到期了，州环保部将举行听证会确定是否续签，以及如果续签应满足什么条件。这个许可证对汽巴-嘉基至关重要，公司没有其他的途径去排放每年约二十亿加仑的污水——制药工艺从罗得岛移到汤姆斯河之后污水的总量肯定还要上涨。没有许可证就没有排海管道，没有排海管道汤姆斯河化工厂就得关张。

斯蒂芬妮·伍特斯和她的朋友们意识到这个期满的许可证是个百年不遇的机会。汽巴-嘉基没什么动力去关注几个科学教师，却不得不听命于州环保部。如果这个群众团体能够促使政府机构对汽巴-嘉基采取强硬措施，公司将不得不妥协，否则将威胁到他们在汤姆斯河的整个事业。在“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这个团体里，没人知道怎么去实现这个想法，但他们准备试试。团体的核心成员都是在汤姆斯河习惯于局外人角色的民主党人，所以他们采用了局外人的手段，绕过了罗登·莱特博迪和其他当地的权力人物。反之，他们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信件，从记者中寻找同盟。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贝内特以对他们活动的详细报道来声援他们。而在海边的村镇，镇长戈加尔发布了新社团的消息。很快，几十人拥到了伍特斯家的客厅开会。

癌症当时还不是批评汽巴-嘉基的主要攻击点，但它总在幕后若隐若现。镇上很多人都听人念叨过关于卡迪纳尔大道或是临近化工厂的其他地方的疾病，工厂的工人中也有，但总体的感觉是没什么能证实的。公司甚至都不愿意透露废物中化合物的名称，又怎么会有人指望建立起工厂与疾病的特定模式之间的关系？伍特斯回忆：“从一开始我们就考虑到了社区中的癌症，但我们没有做这种调查的资源。我们挑战的是公司、政客和政府部门全部的社会结构，我们觉得自己不能再同时挑战癌症了。”

尽管如此，有关癌症的新消息仍在不断流出，没有一个是对汽巴-嘉基公司有利的。早在1981年公司申请新的排海许可证的时候，美国环保局的一组调查人员去了工厂，采集了处理过的污水水样，将它们带回了局里的实验室，在实验室的盐水水箱中，有一群长着暴眼的海洋生物等在那里。它们是糠虾，通常用于测试污水会不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危害。[11]多年来汽巴-嘉基公司一直拒绝进行糠虾测试，要求用抗性更强的羊头鲦鱼代替糠虾测试废水。（抨击公司的人后来将鲦鱼称为“海里的小强”，因为即使在高毒环境下它们也能生存。）美国环保局的技术人员将不同量的汽巴的污水倒入糠虾水箱，当他们按规程等待四天时间再看动物的反应时，公司为什么抵触检测的原因就很明了了。环保局的结论是，汽巴-嘉基的污水对糠虾有“高毒”，所有环保局测试了的混合溶液中都有超过一半的糠虾死亡——包括只加入百分之六的污水和百分之九十四的海水，稀释比例最大的水箱。[12]

环保局还做了另外一个汽巴-嘉基一直拒绝做的测试，一个与致癌性直接相关的测试。[13]目的是确定公司处理后的污水是否能诱发细菌基因突变。这很重要，因为突变——DNA的改变——往往会导致癌症中的细胞不受控生长；具有致突变能力的化合物时常——虽然不是每个都是——也是致癌物。第二项检测的结果对汽巴-嘉基更不利。从州环保部的测试结果看，它的污水对DNA的损伤比以往美国环保局新泽西实验室检测过的任何污水都大。报告总结：不应允许汽巴-嘉基公司排放“这样明显有致突变能力的污水”。[14]

自从汤姆斯河有了化工厂，工厂的总经理们始终拒绝公开废水中有什么。通过美国环保局新的测试，政府官员终于获得了足够的信息，可以确认公司所说的——排海的只有盐和水，排海之前公司新的污水处理厂已经去除了所有的危险成分——都是谎言。监管者现在知道了，即便经过了处理，甚至被稀释后，汽巴-嘉基公司每天排入大西洋的五百万加仑以上的废水仍旧非常危险，足以杀死生物，干扰它们的遗传信息。这很令人震惊，因为以传统的管理污染物的方法——分析单个化合物——公司的污水通常是达标的，或者差不多达标。现在，很显然，这个混合体系，即使经过了稀释，是有毒的。[15]当政府意识到他们过去的想当然错得有多离谱的时候，公司已经向海里排放了三百亿加仑以上的污水，1966年之前还向河里排放了数十亿加仑。

1981年的这个测试结果对汽巴-嘉基是一场灾难，但公司管理者们聊以自慰的是，除了管理机构之外没人知道。公司仍有机会在不受到公众监督的情况下获得新的排海许可证，从而继续在汤姆斯河生产化合物。但1984年4月12日，随着贝大街和沃恩街交叉口泄漏的发现，所有平静地调解的希望都消失了。一个州政府的信源给唐·贝内特透露了1981年糠虾和诱变实验的结果，他随即将其刊登在了《欧申县观察家报》的醒目位置。1984年夏天，贝内特报道了工厂使用的所有化合物。多亏有公司在申请新的许可证时被迫提供的信息，废水的组分不再是商业机密。现在，欧申县的居民们每天都在读这些东西。贝内特甚至写了一个两天的连续专题，详细描述了工厂污水中的二十二种危险化合物和使用的其他一百零九种物质。

化合物的名单极具破坏力，但当它发表出来的时候，比起本地报纸上这又一篇化学致癌物的报道，汽巴-嘉基公司另有一件更令人担心的事。

[1] 《欧申县观察家报》的人事更替在1998年被甘尼特报系（Gannett Inc.）收购之后加速了。2007年11月28日，甘尼特宣称该报纸将由每日出版改为每周出版，除汤姆斯河镇之外不再对其他地方做报道，将周报的名字改为《汤姆斯河观察纪事报》。该报纸自1850年创刊以来就被称为“观察家报”。甘尼特的声明发表六个月后，唐·贝内特接受内部股权收购，从这家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报纸退休。他以记者的身份在欧申县工作了长达四十四年。

[2] 欧申县英文名Ocean County，意即“海洋县”。——译者

[3] 玛丽·安托瓦内特，原奥地利公主，嫁给路易十六成为法国王后，后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在位时有骄奢淫逸之名。——译者

[4] 已知的第一次试图通过移植诱发肿瘤生长的实验是在1775年，法国人伯纳德·贝西勒将人乳腺肿瘤移植到了狗身上。不过移植的肿瘤没有生长。1889年，德国科学家阿瑟·哈诺终于将鳞细胞瘤从一只小鼠身上移植给了另一只小鼠。全欧洲的研究者们都蜂拥进行自己的移植实验，结果令人失望。实验通常以失败告终，即便是成功的实验也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信息。

[5] Sadhan Majumder 编辑的《干细胞与癌症》（Springer出版社，2009年），第7—9页中对细胞刺激、胚芽休眠和去分化理论有简要可靠的描述。也见于Lorenzo Tomatis的“细胞增殖与癌变：基于IARC工作报告的当前理论回顾”，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01，Supp. 5：细胞增殖与化学致癌物（1993年12月）：149—151；还有Folke Henschen的“山极的焦油癌及其历史意义——从珀西瓦尔·波特到山极胜三郎”，Gann：The Japanese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58 （1968年12月）：447—451，447—448. 另一个有用的资料是William Seaman Bainbridge的《癌症问题》（Macmillan出版社，1918年），该书被公认为当时致癌理论之间竞争的消息的权威资料。

[6] 除Henschen的“山极的焦油癌”之外，本章中对山极生平及成就的记录来自下述资料：James R. Bartholomew，“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诺贝尔奖候选人”，Osiris，Second Series 13（1998）：238—284，253—262； Murray J. Shear，“山极的焦油癌及其历史意义——从山极到肯纳韦”，Gann：The Japanese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60 （1969年4月）：121—127；“山极胜三郎（1863—1930）”，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27：3（5/6，1977）：172—173； 还有Katususaburo Yamagiwa and Koichi Ichikawa，“癌症发病机理研究”，他们1918年研究的摘录，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27：3（5/6，1977）：174—181。还有William Johnston的《现代统计学：日本肺结核史》（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1986年），202—224。

[7] Waldron，“Brief History of Scrotal Cancer”，395.

[8] 在山极胜三郎1914年的实验之前，至少有两位研究人员在可控实验条件下诱导出了肿瘤，但当时他们的工作基本被忽略了。1908年法国医生皮埃尔·爱德华多·让·克卢内通过以X射线照射大鼠使其中两只患上了皮肤癌。但是照射剂量极高，实验中的另两只大鼠死了，致使一些科学家质疑实验的可信性（质疑的不是X射线的致癌性，这已经通过很多研究放射的前沿科学家所患的疾病表现出来了）。1911年美国病理学家弗朗西斯·佩顿·劳斯通过证明经注射癌症可以在动物之间传播，确认了首株致癌病毒。在纽约市当时称之为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为洛克菲勒大学）供职的劳斯从鸡体内收集肉瘤，经过过滤将无细胞的过滤液注入健康鸡体内，后者长出了肿瘤。劳斯的结论有点离经叛道，鲜有科学家继续他的研究——包括他自己也转做其他领域的研究多年之后才重回癌症领域。1966年劳斯终于因发现后来被称为劳斯肉瘤病毒的第一种肿瘤病毒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现在据信约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类肿瘤因病毒引起。

[9] 更多菲比格—山极的论战可见于Carl-Magnus Stolt，George Klein ，and Alfred T. R. Janson，“An Analysis of a Wrong Nobel Prize-Johannes Fibiger，1926：A study in the Nobel Archives”， Advances in Cancer Research 92（2004）：1—12. 也见于Bartholomew，“Japanese Nobel Candidat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257—262。

[10] 因为对1926年的错误感到难堪，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在1966年之前都没再颁发给癌症的研究，这一年，这一迟到的奖项终于承认了弗朗西斯·佩顿·劳斯1911年做出的发现：某些癌症由病毒传播。

[11] 糠虾（mysid shrimp）又被称为opossum shrimp，opossum是负鼠之意，因其雌性个体的卵储存在胸前的育儿袋中。其中专门用于毒理学测试的种名为Americamysis Bahia。尽管有这样的名字和相似的外形，糠虾其实不是虾。

[12] 见美国环保局纽约地区办公室生物部主管Thomas Fikslin 1982年3月29日给美国环保局地区办公室水质执法与水质设施管理主管的备忘录：“生物监测检测报告——汤姆斯河化工公司”。

[13] 到上世纪70年代末，州政府要求汽巴公司进行的诱变测试已成为毒理学检测的重要工具。Ames测试得名于几年前对它进行开发的Bruce Ame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生物化学与微生物学教授，环境癌症研究中的重要人物。他的这一廉价而相对简单的测试为70年代时禁用很多致突变性化合物铺平了道路。但到了90年代，Ames本人因为质疑传统的实验室动物致癌实验而激怒了环保主义者，他认为传统的以大剂量化合物染毒实验动物、检测是否出现肿瘤的方法，不能很好地预测某些化合物对人是否致癌。他同时指出，很多自然产生的化合物表现出的致癌风险至少和工业合成的化合物一样高。

[14] 见新泽西州环保部癌症与有毒物质研究办公室Leslie McGeorge 与Tessie Wishart 1983年2月9日的“化学与致突变性分析报告”。

[15] McGeorge 与Wishart的“化学与致突变性分析报告”第二页：“怀疑诱变能力至少部分来源于未识别出的含氮化合物。已证明多种含氮化合物具有致癌和/或致突变能力。”也可见于“生物监测检测报告——汤姆斯河化工公司”的附件A。

第九章 厨房里的嬉皮士

嬉皮士们待在罗斯·多纳托的厨房里。她七十一岁了，站起来不足五英尺高，喜欢保持厨房整洁。她这栋海边的平房里就数厨房最亮堂，她早晨在那里抿着咖啡看太阳从海浪中升起，一边翻着上午的《欧申县观察家报》。而现在嬉皮士们在这儿，前院草坪上也有。他们的睡袋挤倒了她种的植物。

这是她自己的错。他们差不多算是她请来的。这事是从三个月前多纳托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开始的。报纸上和环境有关的报道她一向都看得很认真，而这篇提到的地方离家很近。唐·贝内特的这篇文章讲的是一条输送污水的管道破裂的事件，污水来自汤姆斯河的一家大化工厂——那里是离这儿十英里的内陆——排往奥特利海滩离岸半英里的海中，这个位置从罗斯·多纳托的厨房绝对能看到，因为拉瓦莱特就在奥特利海滩的北面。多年来多纳托都是来拉瓦莱特消夏，年头长得她都知道早在60年代中期汽巴-嘉基计划修建管道时引发的争议。她的女儿米歇尔回忆说当时她曾考虑过加入对抗，但被政府官员安抚下去了，他们保证管道只会运送“清洁无害的水”。[1]所以，当十八年后罗斯·多纳托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看到，汤姆斯河的某处有危险化合物从管道中泄漏出来时，用米歇尔·多纳托的话说，她“怒不可遏”。“我想是觉得被自己政府的官员深深地、深深地背叛了吧，他们在撒谎。”情势所迫时，罗斯·多纳托可以很严厉。她离了婚，退休前在新不伦瑞克做炸药生意，如果有人想占她的便宜，她通常都会给顶回去。所以，一读完《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的文章，她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在她看来对大西洋的严重罪行给顶回去。

罗斯·多纳托不是激进分子，但她知道自己爱的是什么：她的花园，她的风景，她的海滩和她的大海。她曾参与过阻止罗格斯大学扩张到新不伦瑞克附近森林的活动，她不住拉瓦莱特的时候就是住在那里。而且从70年代开始，每年多纳托都寄一张二十美元的支票给一个她特别欣赏的环境组织：绿色和平。她会收到这个组织的通报，里面都是年轻勇敢的激进分子们做的那些大无畏的事情，他们想办法干扰各种公海上的恶毒行为，比如波利尼西亚的核武器试验、纽芬兰的海豹俱乐部、远离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捕鲸活动，还有北海的工业废弃物倾倒。最后这一项引起了罗斯·多纳托的注意。如果绿色和平在为苏格兰沿岸的排污做斗争，为什么不来新泽西海岸？

她给绿色和平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接着冒险就开始了。

有个化工厂在新泽西海岸附近排污，这个消息正是戴夫·拉帕波特想要的——不是说他支持排海，相反，他想终结它。他为美国的绿色和平组织工作，可算是那里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留着胡须，待人热情，除了那副金边眼镜，看起来就像《冲突》里年轻的阿尔·帕西诺。[2]年仅二十五岁的拉帕波特刚被任命负责绿色和平东北部新的毒性运动，这个项目的目标瞄准了向湖泊、河流和海洋中排放废物的公司。船已经募捐到了：四十英尺长，钢制，名叫阿列伊卡号。一年前拉帕波特和其他成员把船修好了。现在，1984年春天，他想在东海岸找个目的地。他的诀窍是要用有创意的方法使用阿列伊卡号，来为绿色和平制造新闻，获得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在拉帕波特看来，奥特利海滩的排污事件很理想。[3]纽约的媒体就在附近，排污的汽巴-嘉基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生产企业之一。他想，汤姆斯河一战，可以变成大事件。

拉帕波特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斯蒂芬妮·伍特斯打电话，约见她和“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的创始人们。他们对绿色和平有顾虑，担心它对于保守的汤姆斯河来说太激进了。但他们也知道，要唤醒这个区域，他们需要帮助，而且绿色和平来的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品行端正，戴着眼镜，胡子修理得整整齐齐，让人放心。拉帕波特回忆说：“我去到斯蒂芬妮家，跟他们交谈，听他们讲述。就我所听到的，带船去那里很适合。综合各种因素，我们把它设在了路线中。”

在5月份的几周里，拉帕波特探查了这片地方，特别是奥特利海滩和旁边的拉瓦莱特。巴尼加特半岛的小镇都古怪而可爱，那里是蓝领们的度假胜地，净有些怪人。拉帕波特想交些朋友。如果阿列伊卡号要来新泽西，船员们需要在岸上有个活动的基地。在拉瓦莱特他听说了罗斯·多纳托海边的房子，就坐落在海滩旁，船对岸无线电台能轻松传到。他问她是否愿意把这房子用在一件好事上，她答应了。毕竟是她给绿色和平写的信。至于拉帕波特没有明确地说会来多少人，要待多久，这些是否让她有所顾虑？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没有表现出来。“她就说：‘你们能待在我房子这儿，’”米歇尔·多纳托回忆说，“就是这么开始的。”

在拉瓦莱特的第一个早晨，拉帕波特就租了一些潜水设备，从海滩下水想去找管道排污的地方。他很快发现这事绝对超出了他的能力。这条半掩的管道直到离岸两千五百英尺之后才出现第一个排污口，那里已经是四十英尺深的昏暗水底了。（管道又延伸了一千英尺才到尽头，这一段中都是排污口。）显然，要想把阿列伊卡号锚定在排污管的上方，拉帕波特需要当地人的帮助，最好是一个有船、有水下呼吸设备又了解水下地形的人。他开始谨慎地寻找同盟。他在一家裸体酒吧里遇到一名和几个船长出来玩的前海豹突击队队员（他是个潜水员，给汽巴工作过）。他回忆说：“简直像搞间谍，我想找有同情心的人，同时还要小心别给那些可能转而同情汽巴的人太多消息。”

至于要搞一个什么样的挑衅性恶作剧，拉帕波特早有了一个很清晰的想法，不过具体的计划是什么他保着密。他脑子里计划的行动在环境运动中被称为“故意破坏”（monkeywrenching），非法但无伤亡，目的是扰乱公司破坏环境的行为。[4]（对“故意破坏”持批判态度的人把它叫做“非法蓄意破坏”。）他想至少暂时地堵住汽巴-嘉基排海管道的排污口。这是个鲁莽的主意，技术上，在海底浑浊的水中很难做到；还有政治风险，如果欧申县的居民把这看做不管不顾的蓄意破坏，民意会转而反对绿色和平的活动。这就和拉帕波特希望鼓动的民众起而反对汽巴-嘉基的本意南辕北辙了。多年后拉帕波特回忆：“整件事的目的是想办法把汽巴的行为戏剧化，让它曝光，刺激民众开始行动。我们希望人们这么想：‘既然绿色和平那些疯子们能做，我们也能做。’”

因为担心堵管子的行动会失败或是适得其反，拉帕波特又定了第二个目标，一个他在37号公路上开车经过汽巴-嘉基工厂的时候可以从树梢看到的物体。那是公司一百六十英尺高的水塔，汤姆斯河镇最高的物体之一。它看上去像立在柱子上的一个巨大的阿司匹林药片。除了上面的“汽巴-嘉基”几个六英尺黑色字母，水箱通体全白。它下面围了一圈带栏杆的羊肠小道，围栏里，水箱坐在六根大柱子上，每根大约有十层楼高。一根柱子上装了由铁笼围护的梯子。像拉帕波特这种绿色和平的老兵，看到工业塔就像狗看到了消防栓：那是一定要标记的领地。1982年时五个大胆的激进分子让绿色和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宣传，他们同时爬上了三个州的发电站烟囱，拉开了抗议酸雨的横幅。汽巴-嘉基的烟囱太矮太细，不适合做那种特技，但它的水塔对攀爬者的胃口——如果他或是她能爬过公司的围栏，躲开保安，全速冲到水塔的梯子那而不被抓住。拉帕波特刚在巴尔的摩组织了类似的攀爬，何不在汤姆斯河也来一次？

从6月到7月，罗斯·多纳托越发地明白了，招待绿色和平的活动意味着什么。头发乱蓬蓬的青年小伙——也有几个姑娘——拥到她的门廊上来，在她的地板上搭帐篷。“我们算是接管了她的房子，”拉帕波特回忆说，“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最初多纳托还住在她新不伦瑞克那栋过冬的房子里，给拉帕波特和他手下的人们就如何管理房屋做各种指点。当她去拉瓦莱特查看的时候，才意识到那些指导完全无效。当阿列伊卡号现身，停泊在岸边后，海边小屋更拥挤了。整日整夜，船员们坐着橡皮艇往来于船和房子之间。7月中旬的一个周五晚上，米歇尔·多纳托来到她母亲家，本是想过两周懒散假期。她回忆说：“他们都在那儿，让我大吃一惊。我到的时候，房子里驻扎着二十五个人，我妈坐在她的厨房里，看起来似乎手足无措。我是说，他们睡得到处都是。”她们把他们撵了出去，没过多长时间罗斯又动了恻隐之心，她没有回新不伦瑞克，而是接受了绿色和平的新朋友送来的一瓶苏格兰酒，改了主意。她的女儿，三十五岁的律师，自称为“老嬉皮士”，留下来加入了这个运动。米歇尔·多纳托说：“特别激动人心，我想参与其中。”

被即将上演的好戏吸引的不止她一个。随着绿色和平这个小分队的壮大，以及他们的活动日渐显眼，拉瓦莱特的人们开始注意到他们了。去那里消夏的中产阶级家庭和年轻的激进分子之间有文化鸿沟，但他们找到了同一个目标：反对排海管道。拉帕波特回忆说：“他们可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我们这么脏，但我们是好孩子，而且拉瓦莱特的人们也意识到这点了。”一些信得过的人开始去阿列伊卡号上坐坐，出席绿色和平的战略会议，反正也跟开派对差不多。拉瓦莱特镇长拉尔夫·戈加尔——仍旧是欧申县唯一一位愿意在报纸上攻击汽巴-嘉基的政府官员——设法让绿色和平的充气艇停在了岸上，尽管这是镇政府的条文禁止的。他声称，拉瓦莱特将是绿色和平的避风港。

违法的气息只是增加了这项事业的浪漫氛围。前后两次，拉帕波特丈量围栏，秘密带队夜探汽巴-嘉基领地，从而评估工厂的安保，绘制到达水塔的最快路线，搜集土壤样品做后期测试。同时，在奥特利海滩外，带着呼吸器的潜水员们（有时是绿色和平的人，有时是本地人）从阿列伊卡号上跳下，在污浊的海底寻找排污管。失败了几次之后，他们终于收集到了几瓶从某个排污口喷出的深色液体。这几瓶棕色的水安置在了罗斯·多纳托越来越挤的房子的前门廊上。当戴夫·拉帕波特和他待命的“故意破坏员”们需要鼓励的时候，他们就拿着那瓶子对着光线琢磨，里面打着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1915年山极胜三郎以煤焦油诱导出兔子的肿瘤，这一胜利对全世界的癌症研究人员都是一个激励，特别是1918年他曾经的学生筒井秀次郎用同样的“焦油涂抹”法在小鼠身上诱导出了肿瘤，这在实验室操作起来要比兔子容易得多。在意志最坚定的癌症研究科学家中，有一位叫欧内斯特·劳伦斯·肯纳韦，他是一位毕业于牛津的病理学家，高个，戴眼镜，近乎严厉。肯纳韦1922年加入伦敦肿瘤医院的一个小型研究组后立刻开始着手研究煤焦油中的哪种成分诱发了动物——很可能也对人有效——身上的恶性肿瘤。山极确认了首个致癌物，而肯纳韦想找到首个致癌分子。搜寻工作非常困难，因为煤焦油的化学组成：它不是一种化合物，而有上千种成分。煤炭的高温燃烧产生复杂多变的多种闷烧成分，其中大部分是碳氢化合物。这些燃烧产物大部分是气体，另有一些固体和飞灰，剩下的则是黏性液体，被称为煤焦油。这种浓稠深棕色的黏液是致癌物——山极已经证明了——但肯纳韦想知道为什么。识别出其中致癌的特定成分，这将向理解和预防癌症迈出一大步。

他只有几条线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相比于煤炭在较低温度下燃烧产生的焦油，高温产生的焦油对小鼠的致癌能力更强。于是肯纳韦开始测试一些单一化合物，比如蒽，只有煤炭的煅烧温度高于700℃，大约1300℉时才会产生。这些化合物没有在他的小鼠身上诱发出肿瘤，不过肯纳韦却发现，他以同样的温度燃烧有机物——包括人体皮肤——产生出的混合物也可以诱发小鼠肿瘤。他发现试验中燃烧的产物的化合物大多属于一个大类：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他推断，煤焦油中神秘的致癌物可能是某种多环芳烃。

到上世纪20年代末，肯纳韦已经确定快达成目标了，但他恐怕也开始怀疑，最终实现目标的会不会是他自己。他有帕金森病，几年前他发现症状已经开始显现了——手抖，步伐拖曳，还有轻度口齿不清——它们在逐渐加重。就像患了结核病的山极，肯纳韦更多地依赖助手和同事来承担实验室工作，分析可能的目标化合物，在小鼠身上测试。他一向对每天实验室的工作记录一丝不苟，但现在，写上几页也要花上他一个多小时时间。

马拉松式的研究终于在1932年结束了，肯纳韦没能跑完最后一程。[5]他实验小组的成员们用了附近伦敦煤气厂捐赠的两吨煤焦油，对它们进行提纯，然后测试其中的各种多环芳烃，发现了一种在各方面都吻合的分子。那是一种之前没人知道的组分：3，4-苯并芘，现称苯并（a）芘。它的出现标志着在现实环境中——不是在实验室合成的——找到了首个在实验动物身上致癌的单一化合物。阴霾扫清：有机物的燃烧——在锅炉中、发动机里、烟囱上，还有其他用火的工业中——产生出至少一种能诱导生物产生恶性肿瘤的分子。很快，肯纳韦的实验室将发现十几种致癌的多环芳烃，只要有有机物燃烧的地方，它们就都会出现——从中国大陆和美国中西部的燃煤火力发电站，到汽巴-嘉基汤姆斯河化工厂中的那些炉和锅。

但肯纳韦的成就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于识别出某个或某类化合物。如果说山极胜三郎开启了致癌物研究的领域，那么欧内斯特·肯纳韦则将对致癌物的搜寻变成了一种有方法、有成效的科学技术——这一技术将经常被致力于赶超肯纳韦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们使用，他们通常是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们，而且协同作战。在很大程度上，多亏肯纳韦和他的同事，上世纪40年代时几十种致癌污染物得以确定，而且环境原因——有毒化合物作用于生物体的效果——是人类患上癌症的重要因素这一理念（虽大多仍未证实）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这些发现同时也改变了引导着环境癌症研究的社会现状。现在，某些商业产物——比如染料生产的残渣——直接被视为致命疾病的诱因，肯纳韦后来的同行们不会再得到热烈的欢呼了。从政府向着正规管理化工行业迈出第一步开始，科学就将既做武器，又当靶子。

任何一个不知道绿色和平已经到来的汤姆斯河镇居民在1984年7月的最后一周都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个组织在拉瓦莱特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要求立刻关闭排海管道。[6]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说，不过第二天汽巴-嘉基的总经理没有同意与戴夫·拉帕波特或是其他绿色和平的代表会面商谈此事。不过至此，公司开始意识到面对的是什么了，豪尔赫·温克勒和其他经理们采用了安抚的口吻。他们告诉拉帕波特，对，汽巴-嘉基认同终止排海应该是目标。同时说，不，现有的技术条件实现不了。拉帕波特说：“自然，他们实现不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告诉他们，那我们就要做不得不做的事了。”——不管是什么事。

戴夫·拉帕波特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得去求他的朋友萨姆·斯普朗特爬水塔。爬水塔的人已经定下来一个了，贝弗莉·贝克，一个来自波士顿，神情严肃的二十三岁女孩，她是绿色和平的全职工作人员。但要带上所有的标语和供给就得需要两个人。拉帕波特想让萨姆·斯普朗特去。他二十六岁，不是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是麻省理工的物理学研究生。斯普朗特关注环境问题——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他参与过一些反对核电站的游行——但他来汤姆斯河主要是因为他是拉帕波特的朋友，而且他在追团队里的一个女孩。

结果，斯普朗特到了的时候那个女孩已经离开汤姆斯河了，但拉帕波特力劝他留下了，因为他有一种在拉帕波特看来以后在绿色和平的任务中用得上的性格：他追求刺激的时候不怕做疯狂的事情。前一年的夏天，在罗得岛的纽波特的美洲杯帆船赛上，斯普朗特证明了他这个特点。当时后起之秀澳大利亚Ⅱ号即将获得历史性胜利，打破美国对这项全世界最著名的帆船奖杯多年的把持。斯普朗特和一个朋友半夜的时候偷偷游到船边，躲过码头上离船几码远处澳大利亚军方一个小分队的守卫，给船上绝密的带翼龙骨拍了照片。斯普朗特后来说：“全世界都想要那龙骨的照片，我们有。那天晚上我们浑身透湿地绕着纽波特走了一圈，想找个相信我们做了什么的记者。”可怜的斯普朗特，等他的胶片发出来的时候，澳大利亚Ⅱ号已经赢了比赛，心满意足的船主向世界展示了那龙骨。斯普朗特费力弄来的照片一文不值了，不过他还可以跟朋友们讲述自己的精彩故事，包括给拉帕波特，而后者则觉得这事听上去很像绿色和平的把戏。

能智斗澳大利亚空军的人，汽巴-嘉基的保安对他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拉帕波特是这样盘算的。斯普朗特则不太确定。他知道，即便自己上到了水塔顶上，最终还是会因非法入侵被逮捕。他担心父母会怎么想，大学会不会终止他的博士津贴。但斯普朗特喜欢绿色和平的朋友们，信任他们的动机。所以，7月30日，一个星期一的凌晨，破晓前几个小时，斯普朗特和贝弗莉·贝克戴上安全帽（这样从远处看他们就像是工人）钻过围栏，进入了工厂广阔的领地。多亏有前期的侦查工作，他们有手绘地图，知道怎样在路网中移动到水塔。他们一路半蹲着小跑，只有在看到巡逻车的大灯时才停下来躲在桶后面。斯普朗特觉得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到了工厂的中心，水塔的阴影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但首先，他们得穿过两栋建筑之间的开阔地带。那里亮着灯，他们能听到夜班工人的声音。两人停下来想了想怎么办。斯普朗特说：“我们就是要出其不意，而且我估计，就算他们看见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决定继续半蹲着跑过去，只盼着梯子下头没有上锁的门什么的。”

他们走运，那儿没有锁。俩人开始爬那个高一百二十英尺的梯子。他们的背包塞不进围着梯子的保护笼，所以他们决定用手拿着他们的睡袋、食物和大标语爬上去。惨极了，上到一半的时候贝克把标语掉下去了。斯普朗特说：“我头疼地看着它顺着管子转着圈往下一直落到底，就想‘哦，老天，我们不能没有那玩意’。”他等了下，确定没有人过来查看就爬下去拿它，贝克先往上爬。第二次他刚开始往上爬了没几分钟，睡袋又掉了，斯普朗特只好再次下去。他最后爬到顶上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瘫倒在一条窄窄的小桥上，那里是他们未来两天半的时间里待的地方。

早八点换班的时候，几百个汽巴-嘉基的工人往天上看去，眼前的景象很惊人：水塔上出现了两个人影，他们下面有一个巨大的白色标语喷的是：“铲除它，不要产生它。”[7]一些工厂员工觉得好笑，大部分人觉得生气。后来成为工会主席的约翰·塔尔迪半开玩笑地回忆道：“我只能让一零二楼和一零三楼的几个化工操作工出来给他俩拍照。”在那条小桥上，斯普朗特和贝克看到了下面混杂着好奇和焦虑的骚动。斯普朗特回忆说：“我们能看到下面的危机，没人知道该干吗。我以为我们坚持一早上，他们就会派警察上来抓我们。”

事情没那么发展，因为汽巴-嘉基的经理们害怕发生对峙。强制两个激进分子下那个长梯有危险，公司可不想把他俩变成殉道者。相反，“我们给他俩送了饭，”经理豪尔赫·温克勒回忆道。一个工头爬到梯子中间，给了斯普朗特毯子、手电、安全绳，还有一些花生黄油三明治。斯普朗特对三明治感激不尽，因为他带的东西里唯一能吃的只有一个爱吃麦片的志愿者给包的坚果和浆果。而下面的工人们则对这种体贴纵容怒不可遏。工会领导塔尔迪回忆说：“简直难以置信，他们给他俩毯子和食物。我们跟经理说，那是个错误，这些绿色和平的家伙就是流氓，他们待在上面的时间越长事就闹得越大。果不其然，事情闹大了。”

下午的时候第一架新闻直升机来了，记者们得到的图像引人注目：水塔、标语还有栏杆上的两个人。当晚抗议就上了费城和纽约的新闻，第一次——不是最后一次——汽巴-嘉基的这个工厂成了大城市电视报道的话题。汤姆斯河的居民们并不习惯于生活在一个丑名远播的镇子，他们不喜欢这样。密林深处的工厂不再是他们的秘密了。

萨姆·斯普朗特和贝弗莉·贝克在水塔上待了两天加两个漫漫长夜。住在那个十层高的狭窄铁质小桥上并不舒服。他们又湿又冷。在他们的睡袋里躺下来的时候总在担心会从栏杆中滑下去，斯普朗特和贝克用汽巴给他们的绳子把自己捆上，但也没什么效果。斯普朗特回忆说：“整件事情超级吓人。”不过在给下面制造的混乱中，他俩打起精神。

在工厂的前门，工人们和举着标语的激进分子们互相辱骂，甚至有些小推搡。到了抗议的第二天，一个汽巴-嘉基的工人打碎了两个激进分子坐的车，还打了一个来自绿色和平的女人，事情变得完全不可收拾。这个工人被控袭击。另一位雇员因为破坏绿色和平的标志而被控刑事损坏。在工厂里，一个汽巴-嘉基的工人做了自己的标志，冲着水塔挥舞。上面写着：“跳，贝弗，跳。”新闻摄像机拍了个正着。事情在电视和新泽西的报纸上不断发酵，先是《费城问讯报》，最后上了《纽约时报》。对汽巴-嘉基来说最糟糕的是，美联社发的多篇报道传遍了全美国和整个欧洲——那里是公司的大本营。拉帕波特回忆说：“新闻报道真的是数不胜数。从很多方面说，在我所有参与过的抗议中，这次这个阶段是最棒的，我们基本把工厂包围了。”

8月1日，第三天，拉帕波特和汽巴-嘉基以及当地警察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议之后，给斯普朗特和贝克发无线电，让他们下来——这次是带着工厂提供的安全护具。他们筋疲力尽，早就想放弃了。他俩轮着睡了没超过两小时，只能拿一个塑料袋当厕所。（他们把袋子扔下来的时候袋子破了，人人都很生气。）下午，斯普朗特和贝克被带去警察局，收到了非法入侵的传票。然后斯普朗特出去吃了个渴望许久的汉堡，临睡前在海里游了个泳。过不了两天他就会离开欧申县，不会再来。[8]斯普朗特后来成了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研究液晶，偶尔会想起他在汤姆斯河传奇故事中的独特角色。

但绿色和平在汤姆斯河的事情才刚刚开始。斯普朗特和贝克一从警察局出来，该组织的发言人就对记者宣布，当天上午，三名带着水下呼吸器的潜水员已经把汽巴-嘉基排海管道的五十个排污口堵住了十三个，用的是木塞子和海绵垫圈。其实不很准确，临时配的塞子不是水封的，不能真的阻止排放，而且，汽巴-嘉基雇的潜水员很快就把它们去掉了。但拉帕波特把这个无效的故意破坏的企图说成了对绿色和平有利的情况，他说组织是特意保留了大部分排污口畅通，以免导致排海管道远端再次出现斯蒂芬妮·伍特斯家附近那样的破裂，早在4月份，正是那次破裂揭开了后面一切事情的序幕。对拉帕波特来说，赢得镇上居民的善意比什么都重要。他想让汽巴-嘉基扮坏人，而不是绿色和平。

据说，他的策略起效了。“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的组织者们尽管仍对绿色和平的激进有所保留，却乐于利用绿色和平高调的宣传活动来繁荣自己的成员。到了8月初，“公民”组织已经吸引了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他们的聚会，现在会不再开在斯蒂芬妮·伍特斯的客厅了，而是在市政厅。工会有时会派工人去，试图扰乱会议进程，但环保组织的支持者们的声音通常能盖过他们。与此同时，在海边村镇，绿色和平的激进分子们被当做了攻坚的英雄。该组织在海边栈道上设了个亭子，志愿者在那里为要求关闭排海管道的请愿书收集了上百个签名。那时绿色和平已经搞到了管理机构做出的汽巴-嘉基的污水的破坏性的报告。自然，他们能够挂出“信息牌”细数公司排放的物质。甚至还有一个书本式的漫画小册画的是巴尼加特湾的鱼骨架和郊外住家旁边喷射着的黑色液体。信息中很多都很夸张，全部都很有效。

如果上述那些还不足以吸引海滩游客的注意，那还有必杀技：一个大罐子，满满都是——现在看——很常见的鞋油那样的棕色的不透明液体。据绿色和平说，那是又一瓶从其中一个排污口采来的汽巴-嘉基的废水样品。米歇尔·多纳托说：“那真的是深棕色，很可怕。人们看到它会说：‘哦，老天，出来的是这样的？’”对过客来说，它的意味很明显：你就在这种东西里游泳。不用考虑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排放危害着海洋生命（尽管糠虾实验证明可能有影响）。不用考虑因为废水排放在离岸半英里之外还被周围的海水大大稀释了，对人类的风险接近于零。这些看来都不重要，尤其是当人们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读到很多排海污染物是致癌物的时候。“即便是可能只有一个孩子在那里游完泳十年之后患上了癌症，或是，上帝保佑，一个孕妇，我觉得我们也一定要阻止这种事，”拉瓦莱特的南希·门克·斯科特回忆说。她被绿色和平爬水箱堵管子的行为所激励，后来的七年中都在几乎全职地与汽巴-嘉基做斗争。

绿色和平的人又在拉瓦莱特待了几个礼拜，沉浸在海滨栈道上基本属于环境保护主义的狂欢中。让拉帕波特意识到绿色和平在这场竞赛中得了高分的是下面这件事，一天晚上他们在罗斯·多纳托的房子里吃晚饭的时候，一个人——后来人们认出他是欧申县商会的一个重要成员——跑上房子的前廊处抓起了装着棕色废水的瓶子。这人冲上汽车，拉帕波特和几个人紧随其后。他们跟他到镇子的主干道上，在那里警察拦住了他，强迫他把那瓶宝贵的废水还回去。[9]又有了更多的新闻发布会，其中一次绿色和平宣布他们某次夜间偷袭汽巴-嘉基领地采到的土壤样品被检出了氰化物。那些唐·贝内特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写的拗口的化学物，欧申县的居民们估计不认识几个，但他们知道氰化物是什么。公司发言人回应，工厂已经多年不使用氰化物了，然后在同一个礼拜又承认汽巴自己的检测显示排海管道内层正发生侵蚀，需要大面积修理。[10]这更加证明了公司所谓“百分之九十九的水和一点点盐”的废水里面，实际上有能够蚀穿钢铁的猛料。

到了8月中旬，事件逐渐平息。很多绿色和平的成员已经坐着阿列伊卡号离开了镇上，不过他们承诺明年夏天还会回来。拉帕波特在纽约市，8月6日他和另外三伙人为绿色和平又创造了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攀登包围自由女神像（当时正在维修）的脚手架，挂上标语宣称“我要从核武器中解放出来——停止实验”。

夏末绿色和平离开的时候，汤姆斯河已经和拉帕波特三个月前初到时完全不同了。首先，海边的村镇变得激进了。对于罗斯·多纳托、南希·门克·斯科特，还有成千上万的新泽西人来说，海洋是神圣的，它使他们的州除了被纽约人和费城人取笑之外还有了些其他东西。他们所感受到的愤怒深深关乎自己，他们会战斗到底。在巴尼加特湾的另一边，汤姆斯河的居民则复杂一些。同样，他们热爱大海，但他们对汽巴-嘉基排污的怒气因自己与公司的联系，以及公司对本地经济的重要性而减缓了。大部分人还不准备向汽巴-嘉基开火，但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城镇被打上污染的标记。在汤姆斯河，名声意味着一切，现在他们这个地区在电视和报纸上被描绘得和纽瓦克、特伦顿，还有其他破败的工业城镇没有差别，那些都是他们长久以来不屑一顾的地方。

1984年的夏天，因为有唐·贝内特、斯蒂芬妮·伍特斯、戴夫·拉帕波特，甚至还有罗斯·多纳托这些人，汤姆斯河镇到了一个转折点。工厂不再是值得骄傲的所在，以后也不会再是了。它的总经理们不再能控制事件，以后也不能了。对汤姆斯河人来说，突然之间，有太多理由去质疑他们的城镇与工厂之间绵延两代人的浪漫关系了。很快还将发生更多。

[1] 罗斯·多纳托于1996年去世，享年83岁。

[2] 《冲突》拍摄于1973年，由美国著名影星阿尔·帕西诺主演，讲述了一位挑战警局腐败势力的大无畏警察的故事。——译者

[3] 差不多十三年之后，绿色和平最初是怎么发现向新泽西海中排污的是汽巴-嘉基的这件事，1984年参与该事件的人里已经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了。戴夫·拉帕波特不记得收到过罗斯·多纳托的信，尽管罗斯的女儿米歇尔确定已故的母亲寄过信。

[4] 爱德华·阿比的书《故意破坏帮》（The Monkey Wrench Gang）（Lippincott出版社，1975年）出版后，“故意破坏”成为环境运动的热衷词汇。这部黑色幽默、反正统文化的经典描述了四个自诩为“环境斗士”的人的奇遇，他们炸桥，炸推土机，还有其他侵占美国西部荒野的东西。而短语“throwing a monkey wrench”（字面意思“扔个猴子捣乱”）的历史更久远一些，指破坏某件事的行为。

[5] 尽管欧内斯特·肯纳韦因为日益加重的帕金森症症状而没能直接参与1932年苯并（a）芘的最终确认，他最终还是因其在识别致癌物方面的工作而被授予了爵士称号和其他荣誉。1958年他在圣·巴塞洛缪医院逝世，此处正是将近两百年前珀西瓦尔·波特通过对扫烟囱男孩的观察第一次开始关注煤炭污染致癌能力的地方。肯纳韦逝世时七十六岁，有赖于妻子尼娜的协助，他得以在几乎整个成年时期保持活跃的研究状态，她帮助他解剖动物，保存记录，执行需要双手稳定性的工作。

[6] 绿色和平的处子秀比这次新闻发布会稍早几天，这多亏了戴夫·拉帕波特和“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的创始人之一的威廉·斯克朗斯基想出的诡计。拉帕波特被要求参加了一个电台脱口秀，讲讲该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与污染斗争的活动。节目到了电话提问时间，斯克朗斯基打了进来，假装没有预先准备似的提出一个邀请，他在直播中跟拉帕波特说：“你不必到南太平洋去与污染作战，在汤姆斯河就有战斗。”拉帕波特的回答满腔热忱，好像他头一次听说汽巴-嘉基似的，其实当时那家工厂他已经调查了两个多月，还偷跑进去过两次。

[7] 萨缪尔·斯普朗特和贝弗莉·贝克挂在汽巴-嘉基水塔上的标语——“铲除它，不要产生它”——是当年绿色和平毒性运动的关键词。除了试图让工厂停止向海洋湖泊排污，绿色和平还向工厂施压，要求其重新评估生产过程，减少废物的产生。事实上，如戴夫·拉帕波特后来所说，企图停止排污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方法，目的是吸引人们的目光投向绿色和平的真正目标——减少生产中有毒化学品的使用。

[8] 萨姆·斯普朗特和贝弗莉·贝克没有回汤姆斯河应诉，绿色和平对他俩的行为作了辩诉交易。1984年10月24日，两个激进分子因四项非法入侵，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判有罪。他们被多佛法院法官判处每人交三百美元罚款，不予拘留。绿色和平付了这些罚款。

[9] 1984年8月5日的欧申县周报《记者报》社论中提到了这次企图盗窃绿色和平的污水罐的事件。大字标题是“绿色和平证明可以由我们来终结”。配的漫画的标题是“吞吃拉瓦莱特的污泥（汽巴-嘉基制造）”，画里一个怪物从管子里钻出来。采访中，戴夫·拉帕波特、南希·门克·斯科特、米歇尔·多纳托和萨缪尔·斯普朗特描述了罐子风波。小偷的身份仍然未知，尽管各方面的消息都认为他隶属欧申县商会。

[10] Eugene Kiely，“Greenpeace Challenges Ciba to Water Tests”，Ocean County Observer，August 20，1984.

第十章 填色比赛

1984年7月30日的早晨，绿色和平的萨缪尔·斯普朗特和贝弗莉·贝克溜进汽巴-嘉基的工厂，爬上水塔开始示威，几个小时之后，三位州政府的官员出现在了工厂的前门处，罕见地要求突击检查，还要再去填埋井走一趟地狱之旅。

对新聘任的州环保部危险废弃物专员吉姆·曼纽尔来说（自1984年后期起他多次亲身前往填埋井），对汽巴-嘉基的拜访绝对不是令人愉快的经历——而且还充满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和欧申县所有热爱科学的男孩一样（曼纽尔在莱克伍德附近长大），他大学毕业后申请过汽巴-嘉基的工作。他回忆说：“它是这个区域最重要的雇主，没人质疑过他们做的任何事。”现在，以调查员的身份回到那个工厂，曼纽尔开始细细审视公司的操作。

不出意料。工厂的有些建筑清洁而现代，但其他的看上去就像已经污染了几十年的样子。临近生产厂房又没树的地方，早在50年代就被用作了垃圾场，当年使用不当产生的污痕还在那里，令人厌恶。曼纽尔知道土壤是砂质的，下面就是含水层。他想知道这些长久积存的化合物在到达地下水层之后去了哪里。但那些更老的垃圾场，总计有十四英亩，不在州管辖范围之内。美国环保局通过超级基金法案处理这类区域，1984年时超级基金的污染点位仍由美国环保局管理。曼纽尔和州环保部他的同事们关注的是两英亩的新排污点，那里他们部门可以制裁，在这个铺着双层防渗膜的垃圾填埋场里，公司每年埋入一万个桶和九千立方码处理污水后产生的污泥。[1]

曼纽尔来的时候，州环保部知道垃圾填埋场的防渗层漏了已经至少五年了。垃圾场的第一部分，“一号池”1978年开始运行，不出一年州调查员就报告了渗漏，速度大约是每秒一滴。到1982年年中一号池容量已满，渗漏增长到每天大约一加仑。于是公司开始向新的“二号池”倾倒垃圾，那里不久开始以每天四十加仑的速度渗漏。[2]填埋场的内层衬底是聚氯乙烯塑料，承受不住汽巴-嘉基废物中的那些溶剂和其他腐蚀性成分。同样材质的外层塑料衬里是为了防止废物突破，以免又像多年来露天的排污井那样污染地下水。内外两层之间是两英尺厚的沙层，那里的某些部分现在已经浸满了漏下来的废物。

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危险废弃物和液体废物是不允许做垃圾填埋的。为了降低渗漏的可能，州环保部颁发的经营许可中指明了只有干燥的、无危险的废弃物可以在那里填埋。所有的危险废弃物都应该运走，去专门处理。公司逃避规定将它几乎所有的废物倒进自己的填埋场（除排海污水之外的所有废物），每年大约省下了一百万美元。[3]到了1984年中期，汽巴-嘉基违反了许可证要求的证据确凿，很可能属于刑事犯罪。自1979年以来，州环保部的调查员去了不止一百三十次填埋场，每次都报告渗漏。州政府甚至检查了渗滤液，确认其中绝对含有甲苯等危险化学品。但州环保部仍旧没有试图罚款或起诉汽巴-嘉基，或是吊销它的垃圾填埋许可证，上述举措都会迫使工厂或者关门或是斥巨资将废物和污泥外送处理。反之，一天天，一年年地，州政府让汽巴-嘉基继续倾倒着废物。[4]

这个案例反映了环境执法的可悲，而且，从那时起到现在，这都是典型的情况。无论新泽西或是其他任何地方，遵纪守法靠的仍旧全是自发的报告与协商。以他们人力资源之匮乏，失察是必然的结果。以美国环保局为例，需要监督几十万家污染企业，员工数却从没超过一万八千人，这些人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与执法相关。所以整个系统仍旧依赖企业自身的报告，外加过度劳累的调查员们偶尔为之的直接监管。[5]出现违规的时候，管理机构通常提起民事诉讼，几乎都是以协商终结，形成被称为“同意令”的文件，违法的企业承诺改变行为，有时需要支付罚款。

环境案件中出现刑事定罪的非常罕有，因为这通常需要起诉方提供不只是合理怀疑的证据，要证明污染方属蓄意违法——这很难实现，因为环境法规复杂且它们的解释多变。即便是一些以刑事案件开始的环境执法——这一般很罕见——最终也通常以民事和解结束，上世纪70年代汤姆斯河化工厂受到的起诉便是如此。联合碳化物公司1977年也循着相似的路径达成了同意令，州政府对其污染快乐平原地下水的行为终止了起诉，转而以六万美元和解。上世纪80年代，对污染者的刑事诉讼很少，1984年时美国环保局向司法部提起的诉讼只有三十一件，而有三千多件都是行政处理的或是在民事法院审理。[6]因为执法依赖自行报告，而且罚款的威胁很遥远，污染者对于是否遵守规则的判断就成了商业计算：被发现的风险有多大？支付罚款是否比一开始就遵守规则更廉价？很多废物管理人员结论明确：遵纪守法不划算。[7]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泽西州仍是工业中心，在全美各大州中，那里控制污染的难度最大。1976年国会通过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案》，首次试图明确危险废弃物的定义及其处置方法，新泽西州运输有毒物质的价格立刻翻了两番。这刺激了处理垃圾的人违反新法。后来发现，一些处理垃圾的人与犯罪组织有联系，他们早已习惯于非法操作了。[8]1979年新泽西的立法人员终于将非法排放有毒废弃物定成了重罪，判刑五到十年。但难以证明犯罪意图仍旧是定罪的一个巨大的障碍。[9]这个情况尤其打击州环保部，因为在他们与污染者的艰苦斗争中，要想让对方遵守规定，依赖的就是会严格执法、包括刑事惩罚的威胁。这种威胁对于汽巴-嘉基这样的大公司来说尤其空洞，他们请得起顶级的法律与工程师精英，还和政客们亲密无间。早在70年代，公司就已经证明了他们打得赢刑事诉讼案。没有谁想和汽巴-嘉基纠缠，而且公司深知这一点。

但是，在1984年初夏，因为排海管道的泄漏和随之引发的民愤，汤姆斯河的沉疴正在发生改变。城里有绿色和平，海边的村镇也被激怒了。每天的报纸上几乎都有“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还有唐·贝内特，他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一篇接着一篇地写批评文章。在吉姆·曼纽尔和他的调查员同事看来，很显然，维持现状不大可能再被接受。他们在特伦顿的上司要对汽巴-嘉基采取措施了——要不然就得面对政治影响。

对于曼纽尔和他的同事来说，在汽巴-嘉基待上一天经常都是种折磨。他们先得在狭小的办公室待几个钟头，仔细研读记录着工厂产生出的每一桶废物的安置位置的表单。而这个跟接下来的工作相比就是逛公园了：调查员们要爬下填埋井近距离检查废料桶。那场景直逼但丁的地狱。那里气味糟糕，废料桶一排排地，由绳子捆在一起，码在厚厚的油黑的污泥上，污泥都是从污水处理厂拉来的。曼纽尔回忆说：“那地方很恶心，他们扔在那里的污泥简直就像轴承润滑油一样。一下雨哪儿都变得滑腻腻的。有时候你从哪里都靠不到桶跟前去，差不多只能是绕着它们在远处打转。”

在这种噩梦般的情况下，调查员们要想弄清楚桶里究竟有什么极为困难——一旦它们被埋在了泥里就根本不可能了，而这种情况过几周就会发生一次。即便如此，调查员们不断发现汽巴-嘉基在把危险废弃物和液体废弃物抛入垃圾填埋场，这是不符合规定的。曼纽尔回忆说：“这事可能发生过三次、四次，或是五次。”有时调查员们凭着自己的鼻子，找寻液体溶剂的特殊气味。其他时候公司则是被自己的文件出卖了。清单表上，每个桶都有自己的序列号，有些在清单上标注应该送出场的桶却被扔在了井里。

被揪住之后汽巴-嘉基的经理们不一定承认。他们常常会辩称出了问题的废物并不符合“危险”的法律定义。比方说，生产树脂时，会从滤膜上刮下残余的“滤饼”。每年公司都往它“干燥，无危险”的垃圾填埋场中扔几百桶滤饼，尽管滤饼中浸满了甲苯。经理们说滤饼和溶液形成了化学键，这样它就没有危险了。曼纽尔认为这是胡扯。多年之后，当州政府从这个填埋场中将桶拽出来时，他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走进埋藏很久的桶中间，抓住一大块滤饼一捏，甲苯从里面流出来淌了一地。

在曼纽尔和其他的州调查员看来，证据很明显：汽巴-嘉基违反了他们的许可条例，而且一直在这么做。现在，是不是总算有人要对此做些什么了。到了1984年年中，工厂的违规次数太多，调查员们放弃了他们惯常的去之前提前通知的做法。他们现在不通知就出现，7月30日就是这种情况。再一次，他们发现了装着液体溶剂的桶送去了垃圾填埋场的证据。

两天之后的早晨，斯普朗特和贝克爬下水塔，绿色和平的潜水员象征性地堵上了排海管道排污口，汽巴-嘉基的经理豪尔赫·温克勒不在镇上。他去特伦顿紧急会见州环保部的首脑们了。作为生产和环境事务主管，当公司笨拙地试图给自己的废物处置方法进行辩护时，温克勒是个重要角色。现在，他在特伦顿承认，绿色和平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对的，州调查员也是。温克勒跟官员们说，汽巴-嘉基不断地填埋液体废弃物是个“错误”。这不像半固态的滤饼，不是一个灰色地带。他承认，那些有问题的桶里装的是纯粹的液体，是“绝对的违规”。官员们让他出去他们好就这个问题进行私下讨论，然后他们把他叫回来，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他们告诉温克勒，公司必须立刻关闭这个垃圾填埋场，清理已经埋入二号池的一万四千个桶。

温克勒惊呆了，他请求部分缓期执行，让公司继续使用填埋场，只用于污水处理后污泥的填埋。否则，他说，工厂就只能停产，给工人们放假了。官员们同意了，接下来的几周里工厂一切如故。唯一的区别是，汽巴-嘉基不再填埋废料桶，而是把它们储存在一个临时的场地，同时开始与州政府不停地协商。温克勒进一步让步，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他终于认识到了公司的地位是岌岌可危了。8月10日，汽巴-嘉基终于告诉州政府，它的污水处理厂将不再接纳其他工厂的废水——此时已是州政府提出此要求一年多之后，距记者唐·贝内特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高调报道此事也有四个月了。温克勒同时和当地政客们偷偷会面，敦促他们力挺汽巴-嘉基为本地的经济支柱，同时向他们保证，和以往一样，公司将悄无声息地和州环保部达成和解。

看起来情势趋于平稳，特别是绿色和平坐着船走了之后。公司的法律团队神通广大——由马修·博伊兰领衔，他恰好是州刑事司法部的前主管——正在和州环保部协商。8月末，温克勒成竹在胸，和往年一样去了纽约州的上萨拉纳克湖度假。尽管经历了1984年夏天的疯狂，他还是确信公司将会达成协议，和从前一样。劳工节过后的阿第伦达克山总是风景很好，温克勒不想错过。

1932年，在伦敦肿瘤医院，欧内斯特·肯纳韦的研究历经十余年终于确认了第一个化学致癌物苯并（a）芘，同年，另一位痴迷于挖掘癌症病因的叛逆的病理学家也抵达了他事业的转折点。他的名字叫威廉·休珀，和他在癌症研究中的众多前辈一样，他有一种帕拉塞尔苏斯式的“技能”，令周围的所有人都厌烦他。

休珀成长于德国北部舒适自由的家庭，1914年二十岁一战爆发时，他没有做一个和平主义者将战争斥责为“愚蠢的冒险”，而是中止医学学业，自愿报名参军。[10]他在比利时的战壕里战斗——其中一项任务是运送大箱的氯气到前线打击法国人，无论风向是不是合适——然后转去战地医院工作。在长达五个月的索姆河战役中，德国的伤亡人数在五十万以上，他将其称为“大肆屠杀的狂欢”，当时他负责对伤员进行伤情鉴定。战争的最后一年，休珀做了法国俘虏，睡在马厩里，靠着每天配给的两杯咖啡一小块面包活了下来。

这样的经历会使任何人变得脾气暴躁，任性固执，休珀就兼而有之。获得医学学位后，他于1924年移居美国在芝加哥医院做了一名病理学家，1930年因一场与钱有关的争执而辞职。随后他接受了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癌症研究实验室的职位。和当时全世界的癌症研究人员一样，他想模仿山极胜三郎的成功，在实验动物身上诱导出肿瘤来，休珀本想向小鼠注射含砷化合物，以此成就伟业，却只是成功地杀死了小鼠。不过他的确在另一个前沿取得了进展。伊雷内·杜邦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在其祖父建立的工业巨擘中曾任总裁，并长期是董事会成员，他资助了休珀工作的实验室。因此休珀去过几次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杜邦公司总部。他甚至受邀参观公司位于新泽西迪普沃特河对岸的杜邦·钱伯斯化工厂。休珀关于致癌化学品的实验室工作进展不很顺利，但他对工厂调查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许，对世界上最大的化工生产厂的参观激发了他新的灵感。[11]

杜邦公司和杜邦本人，都将对1932年的邀请感到后悔，但他们与休珀的联系开始时的确很单纯。参观工厂的时候，几名化学家告诉休珀，杜邦在大量生产两种化合物，这是苯胺染料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这两种物质休珀很熟悉：对二氨基联苯和β-萘胺。（这两种物质在竞争对手辛辛那提工厂——杜邦的瑞士竞争者的工厂——中也有生产。）休珀了解它们，因为早在1895年路德维希·雷恩第一次在法兰克福的染料工人中记录下“苯胺肿瘤”起，在德国、瑞士和英国，染料工厂中检出的膀胱癌病例集群都将它俩视为可疑病因。在欧洲的这些研究证明，工人们接触这两种物质十到十五年之后，开始出现膀胱癌；钱伯斯化工厂1917年开始生产苯胺染料，而当时已是1932年。在休珀看来，要发生什么很明显：杜邦将面临膀胱癌的流行。事实上，这可能已经开始了。回到费城后，他匆匆写就措辞激烈的便笺，将其直接寄给了伊雷内·杜邦。休珀等了几个月还没回音，当他向自己实验室的主管，杜邦的密友和私人医生埃利斯·麦克唐纳提及此事时，被告知钱伯斯工厂没有膀胱癌病例。

但几个月后，杜邦的医疗主管出现在了休珀和麦克唐纳实验室的门口，带来了令人担忧的消息：钱伯斯有膀胱癌病例。实际上，公司已经在苯胺工人中确认了二十三例病例。休珀立即向伊雷内·杜邦写了另一封信，这次他提议公司建立自己的毒理学机构，研究雇员和顾客的化学品风险。同样，又是没有回音，直到几个月后休珀陪同麦克唐纳再次造访威尔明顿大厦。伊雷内·杜邦将休珀拉到一边私下里说，建立研究所的时机还不对，国家还在大衰退[12]之中，杜邦没法分出资金来进行健康研究。

第二年，1933年，休珀更直接地感受到了经济崩溃：麦克唐纳解雇了他。两人发生了冲突——休珀认为麦克唐纳的自我吹捧不道德，而麦克唐纳怎么看休珀我们只能猜想了——然后休珀被告知，实验室没法支付他的薪水了。工作失意，休珀和妻儿回到德国寻找医学界的位子。职位很多，因为希特勒掌权后很多犹太人都逃走了，但没人请休珀。一家人回到美国，休珀最终接受了宾夕法尼亚一个矿业小镇的一家小医院的卑微的职位。接下来，1935年，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休珀得到了新成立的哈斯克尔工业毒理学实验室主管的职位。在建中的哈斯克尔实验室在威尔明顿，将成为杜邦公司内部的健康研究机构。伊雷内·杜邦终究接受了休珀的建议，现在邀请休珀参与其中。他立刻接受了。

到达威尔明顿之后，休珀发现他预言的膀胱癌流行正是如火如荼，染料工人中有不下五十个病例。他立刻着手研究狗暴露于β-萘胺中的长期效应，这种苯胺染料的生产原料被缩写为BNA。杜邦之前已经在实验动物身上测试了染料生产的另一种关键原料，对二氨基联苯，没有发现肿瘤，不过公司总是在一年之内就终止实验。休珀把一句话视为真理：不能相信制造商做的致癌性实验，这件事就是第一例证明。[13]他知道对人类来说，需要暴露在染料化合物中十几年才会发展为膀胱癌，所以他认为动物实验至少应该坚持几年——特别是山极和肯纳韦的实验都是将动物暴露在致癌物中超过一年后才观察到了肿瘤。在他的新实验室里，休珀准备了更加全面的实验：十六只体型足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母狗，它们的食物中将含有BNA。[14]这些狗会被观察至少两年，比之前的试验时间长了一倍。

在他等着看狗身上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休珀决定再去特拉华河一趟，看看钱伯斯工厂BNA的生产过程——这次是以杜邦员工的身份。他到那的时候吃惊地看到，BNA的生产场地异常干净，任何表面都没有粉末散落的痕迹。休珀认出了一个工头，对他说：“你这里干净得令人吃惊。”对方回答：“大夫，你应该看看昨晚上的样子，为了迎接你我们通宵打扫来着。”[15]生产对二氨基联苯的地方是个单独的建筑，他决定去那突击检查一下。这个地方没有打扫过，稀松的粉尘处处都是。他后来写道：“看一眼那地方就立刻明白了工人们都是怎么接触毒物的。”十五年之前，1921年，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检视了逐渐增多的染料生产与膀胱癌的证据，确定对二氨基联苯和BNA有最大的嫌疑，敦促生产商采用“卫生防护的最严格手段”。[16]从休珀对钱伯斯工厂染料生产车间的拜访来看，杜邦公司显然从来没听到过上面这条消息。休珀认为这是对他有意误导公司的现状，对此很生气，以他典型的方式做了回应：又急忙给伊雷内·杜邦写了个便笺，这次抱怨的是“欺瞒”。一如既往，石沉大海，但休珀不再被允许去钱伯斯工厂参观染料生产了。

休珀迅速被驱逐出工厂领地是一个信号，杜邦的一些原则在改变——化工行业整体都是如此。生产商一向轻视生产过程的健康影响，但他们之前的战术偏向怀柔，因为没必要更具攻击性。政府缺乏挑战企业所需的民意和医学证据。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平的两端开始转换。1932年肯纳韦确认了苯并（a）芘的致癌性，为全球寻找其他的工业致癌物增添了动力。到1936年十几种物质已显示出致癌性，杜邦最初对休珀的苯胺研究所怀有的热情与日俱减。1937年，公司最后一次发表对钱伯斯工厂膀胱癌的调查，确认了八十三例病例——其中四十六例都是在最近三年中被查出的。[17]从此以后，病例的增长杜邦将秘而不宣，尽管1947年，在一封私人邮件中，公司的医疗主管说早年曾在钱伯斯接触过BNA的每一名工人都患上了膀胱癌。此事如能公开披露可能会对辛辛那提工厂的工人们有益，上世纪40年代末期那里出现了类似的膀胱癌集群，但杜邦没有公开他们知道的情况。[18]科学公开的时代结束了。一个管辖权斗争的时代开始了。

当然，对威廉·休珀来说，战斗不是新鲜事。他不打算辞职，特别是狗的实验进行到二十个月的时候，膀胱镜检测显示它们中很多的膀胱中都出现了肿瘤。当实验进行了三十六个月宣告结束时，十六只狗中十三只有膀胱病变——这种快速扩张的生长和休珀在杜邦检查染料工人时看到的一样。[19]自路德维希·雷恩在德国的染料工人中记录下“苯胺肿瘤”已过去了四十余年，染料化合物——β-萘胺，BNA——的致癌性终于被证实了。致癌物的名单五年前从肯纳韦的研究开始出现，并在不断增多，如今休珀又加上了另一个重要的工业化合物。几个月后，1937年11月，那柄躲不开的斧子落下来了：休珀又被解雇了。这次，他被告知，未经公司允许，不得讨论任何他在杜邦公司参与的工作，他没有接受这个要求。

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再有染料行业癌症集群的报道了。有争议研究的新规则不允许这样。

1984年9月7日，那场汤姆斯河最臭名昭著的谋杀案发生当晚，戴恩·韦尔斯独自留在汽巴-嘉基的垃圾填埋场，站在那里看着几百个还没有填埋的桶。它们站成几个长排，就像一队衣衫褴褛的士兵，在快圆了的月亮的照射下反射着微弱的光。多年后韦尔斯回忆：“那让我想起某个科幻小说中月球表面的景色。我是一个关注有毒废弃物的人，那让我害怕。我想离开那里。”

在那个怪异的夜晚，一连串罕有的事情把韦尔斯带去了垃圾填埋场。当时他是欧申县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年轻的调查员。刚刚过去的一整个夏天，他和上司，管理办公室独立调查机构的迪克·奇内里都在设法以刑事案件起诉汽巴-嘉基。对于这对在欧申县长大——他们管自己叫“皮尼”——的本地警察来说，这是一份激动人心的工作，而且他们习惯于调查夜间盗窃。现实中，奇内里对韦尔斯来说不像上司，更像同谋——这与犯罪无关。这两个人将自己视为泽西版的西部警察：廉洁、大胆、不过多考虑法律程序与部门等级的细节。和记者唐·贝内特一样，奇内里和韦尔斯密切观察着当地的权力结构，却置身事外，他们和贝内特一样，对汽巴-嘉基的前后矛盾充满兴趣。一个如此熟悉的地方，县里的两代人中有几千人在那里享受着最好的待遇，却又如此地神秘，怎么会这样？奇内里回忆说：“汽巴-嘉基就好像一本合着的书，没人知道里面是什么，我们想弄清楚。”

他们兴致勃勃地追这个案子，每条线索都查到底。县检察官爱德华·伯恩巴克对他俩的监督不严，奇内里和韦尔斯偷偷在路边会见在工厂工作的线人，和绿色和平结成秘密同盟互相交换对汽巴-嘉基不利的消息。（韦尔斯甚至保留了一个绿色和平曾用来堵排海管道的碗形塞子，作为纪念。）7月，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州环保部秘密将汽巴-嘉基的案件移交给了刑事司法部，可能做刑事起诉。该部环境犯罪司的首席调查员韦恩·史密斯要来汤姆斯河，奇内里和韦尔斯将和他一起联合调查。

这两个县调查员兴奋地告诉了史密斯他们所知道的关于汽巴-嘉基的一切。但他俩很快发觉，这个州-县联合调查不太像合作关系。史密斯和环境犯罪司的律师们是专家，他们无意与两个可能把甲苯当做牙膏品牌，以为滤饼是餐后甜点的外行合作。史密斯回忆说：“他们没法理解环境犯罪的复杂性，但我们知道。”史密斯告诉两个“皮尼”，在他立案调查汽巴-嘉基总裁一再蓄意违反州颁发给公司的填埋场运营许可的过程中，他俩要耐心。在奇内里和韦尔斯看来，这是铁案。他们认为很快就将突袭工厂，抓一票人。

但几周的时间过去了，还是没有突袭。与此同时，在汤姆斯河，谣言风传。据说汽巴-嘉基已经让当地的政客们代表企业的利益去游说州政府的官员了，而且公司人脉广泛的律师们甚至已经向州长陈情，而州长汤姆·基恩是共和党人，明年要参加选举。韦恩·史密斯后来坚称，州政府最后一定会起诉汽巴-嘉基，这一点从来没有过大的争议，但时间还不确定，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案子。但奇内里和韦尔斯不相信。他们认定从特伦顿来的大人物们在到处找借口，要么是想放弃刑事起诉，要么就是想把县调查员挤出去。这可不单单是尊严的问题，还跟钱有关，因为如果州独立起诉，汽巴-嘉基缴的所有罚款都会单独给特伦顿，不会分给欧申县。

奇内里和韦尔斯深信他们的案子要溜掉了，决定做些惊世骇俗的事。8月末，奇内里给州环境犯罪司打了电话。他告诉电话线那头不满的检察官，欧申县检察官办公室决定单独突袭汽巴-嘉基，并提起他们自己的诉讼。奇内里说，一等法官签署了搜查令，县警察就会进入。他撒了谎，并没有申请搜查，也没有突袭工厂的计划。县检察官——第一次尝试进行环境执法是1980年逮捕了一个往污水坑里倒垃圾的闹事者，是一次可笑的尝试——完全不具备解决汽巴-嘉基这种庞然大物的能力。实际上，无论任何大小的环境问题，韦尔斯和奇内里都不具备解决的能力。韦尔斯回忆说：“我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我俩连件白大褂都没有。我们就是对拖拖拉拉厌烦透了，想整点事。”这是一次赌博，但奇内里觉得他的虚张声势州政府不敢接招。如果本地警察真的进去了，州政府将错过突袭汽巴-嘉基的所有新闻报道，也将错失所有的罚款。更糟的是大家会认为州政府屈从于政治压力，对公司放水，与之对比的是县检察官的果敢。奇内里认为，这是一个万全之策。州政府不得不行动。

他是对的。打完电话几个小时之后，一车从特伦顿过来的检察官出现在了奇内里位于旧县政府大楼的办公室里，只要能停止县单方面的突袭，他们什么都愿意做。会晤结束之前州政府的官员们已经答应，任何罚款都与县里均分，并承诺由奇内里和韦尔斯做总检察官办公室的特别代表，从内部监控调查。州检察官保证尽快突袭工厂，以免汽巴-嘉基有时间清理场地或是破坏证据。而县检察官伯恩巴克自然让步：行动由州政府带头。

下一个周六9月1日就是长假开始的周末。豪尔赫·温克勒在他那间位于阿第伦达克的湖边小屋休息，浑然不知他供职十七年的公司将要发生什么。在特伦顿，韦恩·史密斯在卖力工作。整个周末他都在梳理州里搜集到的关于填埋场的所有证据，并申请搜查令，法官9月4日批准了申请。两天之后，上午八点半，州刑事司法部的十几个调查员由镇上的警察护送，出现在了厂区。两名县调查员也在其中：迪克·奇内里和戴恩·韦尔斯终于得到了攻城略地的机会。当时已经有人在等着他们了。马修·博伊兰，汽巴-嘉基的律师，前州刑事司法部主管就等在大门前。但他无法阻止曾经的同事们进入。过去几年中，一次又一次，州环保部的调查员被拦在这个门外，往往要等上一个钟头还多。这一次，因为有搜查令，调查员和警察直接开了进去。

就是这样，最后，戴恩·韦尔斯看着月光下的有毒废物桶阵。这些桶是新出现的刑事调查的关键证据。尽管州检查员们整整两天都在工厂查抄记录采集化学样品，他们仍旧没有收集完证据。有人不得不整夜待在那里以防桶被偷换。

那一夜韦尔斯独自待在垃圾填埋场，欧申县其他值大夜班的警察都去忙那件离奇谋杀案了。罗伯特·马歇尔正在跟警察讲述一个可怕的故事：他和妻子玛利亚晚上在亚特兰大城吃饭赌钱后开车回家，过了汤姆斯河以南的大道之后把他们的凯迪拉克埃尔多拉多停在了昏暗的野餐区，想看看吱嘎作响的轮胎。弯腰看轮子的时候——他告诉警察——他被人从后面袭击，昏了过去。恢复意识后，他妻子四肢伸展躺倒在副驾驶位上，已经死了，她是案子的直接受害者，袭击者偷了她的钱，从背后向她开了两枪。这宗谋杀案让汤姆斯河震惊了。罗伯·马歇尔和玛利亚·马歇尔是一对漂亮的夫妇，有三个十几岁的儿子，是汤姆斯河乡村俱乐部出名的会员，住在布鲁克赛德高地，大部分汽巴-嘉基的经理们都住在那里。令这个案件更加敏感的是，谋杀发生没几天，镇上就有传言说马歇尔的婚姻有问题，警方对罗伯特·马歇尔供述的案情有疑问。

汽巴-嘉基被突击搜查，罗伯·马歇尔策划谋杀妻子的嫌疑越来越大，汤姆斯河镇的人们觉得脚下的大地在晃动。不过几个月前，马歇尔还主持了欧申县联合劝募协会的年度庆典，一如既往，汽巴-嘉基是最大的捐赠者。现在这两者都卷入了阴谋之中，而这两个阴谋直接撼动了这个村镇自我感觉良好的形象，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危险而邪恶的世界中一片安全而高尚的净土。在一个原本什么都没人过问的村镇，突然之间一切都成了热切讨论的话题。《欧申县观察家报》的页面成了内乱大事记：“医生要求联合抵制汽巴”、“汽巴拒绝搜寻被报道的氰化物”、“汽巴-嘉基工人背包被搜”、“汽巴附近私人水井中发现化学物质”、“绿色和平指出有蛤死亡”、“汽巴暗示死蛤是被‘植入’的”、“首席健康专员说‘那水不能喝’”。[20]

那个9月没人过得比工厂的生产与环境服务主管豪尔赫·温克勒更惨——在他从阿第伦达克回来之后。9月10日，他被叫去工厂管理办公室，被告知因为填埋场的违规操作，他的头衔不保。几天之后，当地报纸首次披露，1981年的水质检测说卡迪纳尔花园路水井里没有检出有毒化合物，进行那次检测的实验室是豪尔赫和另一个汽巴-嘉基的经理大卫·埃利斯共有的。温克勒的上司知道这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但公众不知道。很快，温克勒、埃利斯和另外四个人被停薪了。他们一直坚持填埋场的任何问题都是无心之过，但对于欧申县的共和党权力掮客来说，这消息是无可辩驳的。被停职的经理们过去是汽巴-嘉基环境事务方面的形象代表，当地政客与他们打交道多年了。现在他们走了，政客们不知道谁能信得过，还有什么事可信。

汤姆斯河的一切似乎都在分崩离析。9月26日大陪审团起诉了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男人，法官称其“受雇杀害”玛利亚·马歇尔。四天后，欧申县的人们在他们周日早上的报纸里读到了双重震撼。罗伯·马歇尔——现在被公开怀疑策划了他妻子的谋杀案——过量服食安眠药后把自己送到了精神病院。另外，记者唐·贝内特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用整整三版极其详细地列出了汽巴-嘉基排往奥特利海滩之外的究竟是什么。“癌症”这个词在文章中一共出现了八次，用来描述公司污水中的二十二种有毒化合物。[21]两周后，县立法委员们全票通过，敦促州环境保护部调查汽巴-嘉基排海管道的环境影响。距离越来越多的欧申县居民所要求的关闭排海管道，还有漫漫长路，但对于这个从未挑战过汽巴-嘉基的委员会来说，这是划时代的一步。

1984年10月，八百多人参加了州环保部关于公司申请排海管道新许可证的公开听证会，镇上的内战已经非常明显了。双方势均力敌。挥舞着标语批评汽巴-嘉基的人们坐在前排，后排满是几百个穿着标有工厂徽章的蓝色夹克的雇员。那一晚比较安静的人中，有一位是琳达·吉利克。她可能没说太多，但当工会的官员托马斯·杜利拿过麦克风大声说“没什么比人们失去工作破坏性更大”的时候，吉利克强压着怒火。

琳达·吉利克当时刚开始她的转变：从活跃的儿童癌症病因基金筹款人变为坚定的政治活动家，但从她一周之后发表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的回应杜利的一封信中，已经显示出了她富有激情的说服能力。吉利克写道：“你是否真的如此不顾及人性而将金钱价值置于首位？试一试癌症儿童身上疼痛、畸形、失明的破坏力。试着支付一下那些即使你有工作也能清空你的收入的医疗账单。试试带着饱受身体疾患折磨的孩子去公共场合，奚落和无声的谴责每天都在夺去他的部分灵魂。”[22]当时迈克尔·吉利克差不多六岁了，在他的生命中，除了刚出生的几个月，他一直在经受化疗和放疗。

世界另一端的事件都能在汤姆斯河引发共鸣。1984年12月2日，印度博帕尔市一家杀虫剂生产厂的四十二吨甲基异氰酸酯气体从罐中泄漏了出来。两周之内，估计有八千人死亡，几万人伤势严重。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工业事故，工厂的主要老板是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一个子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正是尼克·弗尼科拉1971年在赖克农场倾倒的废弃物的来源。但大多数汤姆斯河居民都把这事和汽巴-嘉基公司联系了起来，特别是唐·贝内特报道了公司的工厂里储藏着六吨光气之后。在汤姆斯河化工厂，从1959年起，这种气味发甜的毒气就用来生产染料，而且自那时起至少发生过三次泄漏，其中一次是在1974年，毒死了一名工人。[23]在博帕尔，联合碳化物公司用光气生产甲基异氰酸酯。现在贝内特说，汤姆斯河镇没有针对博帕尔式事故的撤离方案。还要再过七个月，用上十几篇新闻报道，汽巴-嘉基才会在公众压力下屈服，停止在汤姆斯河使用光气。

1984年圣诞前一周，罗伯特·马歇尔被逮捕，被控教唆杀人。检察官告诉媒体马歇尔设计谋杀结婚二十一年的妻子的动机是获得一万五千美元的人寿保险，用来偿还债务，并与女友——当地某高中的前副校长——同居。

汽巴-嘉基也有明显的动机：早在80年代初，它就声称自己的危险废弃物不危险，可以在工厂的土地上填埋，借此每年省下一百万美元。在汤姆斯河，是否有人因此受到伤害，这个问题从没有人问过，更没有答案。

希拉·麦克维借着自家后院位于卡迪纳尔大道上的最佳区位近距离观察了1984年和1985年汤姆斯河的骚乱，这房子当初她丈夫坚持要买，看中的本是林边的宁静。树林中汽巴-嘉基发生的那些事，她听到的越多心里越烦。当她的一个在“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组织中比较活跃的朋友给她电话，问她住得离工厂这么近（她住得不近），有没有起皮疹时，她开始去参加会议，并很快成为组织的秘书。麦克维在镇另一边的学校教六年级，但她的两个女儿都在西多佛中学。该校的操场与汽巴-嘉基工厂相邻，1984年11月的时候校董事会应家长们的要求，聘请了一个空气质量测试公司来确认工厂的烟雾没飘过来。整个周边地区污染了的地下水的羽流是另一个问题，除了确保学生们只喝汤姆斯河化工厂提供的饮用水别无他法——镇上每个人都认为工厂提供的水是干净的。

1985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一封来自汽巴-嘉基的信被送到了麦克维在学校的邮箱，其他的老师也收到了。公司赞助了一个濒危物种填色比赛，希望教师们鼓励学生参与。“于是我告诉孩子们：‘好啊，知道吗，我们要画画自己，因为各种污染，我们就是濒危物种。’”麦克维回忆到。“这之后校长找我谈话。跟我说汽巴做的没什么大不了，那不过是往一个游泳池里倒了罐汽水。我跟他说，我真心觉得这公司不该赞助任何活动，我会组织大家抵制比赛的。”她拉了大约二十个老师参加，甚至和汽巴的经理们见了面，第一次进到了树林中间的工厂里参观。“我吓死了，但还是去了，你不知道，工厂经理对我说的话一模一样，那就像往一个游泳池倒了一罐汽水。他们一条战线。”

类似的反抗活动在镇上处处开花。某种程度上说，全县都在忙着做填色比赛，双方都想尽可能给对方抹上最讨人厌的阴影。现在汽巴-嘉基学聪明了，请了一个前联邦调查局探员来负责工厂安保，一个与记者和公众打交道的能力比豪尔赫·温克勒强得多的人负责公关。公司仍旧面对着充满敌意的媒体，铁了心的检控官，多疑的公众，不过至少远在巴塞尔的总经理们总算明白情势的危急了。他们在为公司的生存而战，不再寄希望于公众毫无疑虑的支持。1985年的夏天，无论将迎来什么，他们都会做好准备——经历了前一个夏天的疯狂之后，他们确信还会有后手的。

自然，他们想的没错。绿色和平是靠着拯救鲸鱼而不是与化工厂斗争打响的名声，但他们在汤姆斯河的行动如此成功，毫无疑问，第二年夏天积极分子们还会回来。实际上，戴夫·拉帕波特也承诺过。不过1985年他计划要在加利福尼亚海岸为绿色和平航行，于是新首领变成了乔恩·欣克利，他是绿色和平的七年级老兵了，新泽西州本地人，小时候曾去汤姆斯河参加过童子军夏令营。

4月中旬，双桅木质帆船“弗莱”号（丹麦语“自由”之意）——船是绿色和平从一位它的支持者手中租来的——驶进了奥特利海滩，停泊在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的地点：离岸三千英尺的汽巴-嘉基排海管道上方，船身下方四十英尺处，管道半掩在底泥中。绿色和平要再堵一次排污口，这次积极分子们准备做得更有把握些。弗莱号大概有阿列伊卡号三倍大，空间足以容纳记录整个行动的摄像师们、全体船员、四个潜水员，还有两个专业封堵管道的顾问。绿色和平1984年用的木材加泡沫堵头搞砸了，所以这次团队设计了更好的半球形金属帽，可以由螺栓和防水胶固定在排污口上。

1985年4月20日大清早，乔恩·欣克利给汽巴-嘉基的安保办公室打了电话。因为怕发生危险，他想确认一下公司知道绿色和平要做什么。欣克利告诉半信半疑的当班主管，除非汽巴-嘉基主动关闭排海管道，否则绿色和平将再次采取“直接行动”关闭它。欣克利回忆说：“非常有趣，那人跟我说：‘咱们就直说吧，你是想让我们把水流停下来，好让你们把我们的管子堵上吧？’”不出意料，主管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欣克利让他的潜水员们下到了阴冷而波涛滚滚的大西洋里。对于潜水员们，还有另一重困难，这是绿色和平几个月后才知道的事情。在接到欣克利的电话之后，汽巴-嘉基的排海管道操作员开始向管中泵入大量河水，水压翻了一倍。在这样的水压下，向喷射的排污口固定金属盖如同在飓风里放风筝。

绿色和平对排海管道的“故意破坏”难度太大了，接近午饭时间，一条州警的巡逻船开到了附近，欣克利有点希望警察把他们都抓起来，这样他就可以取消行动了。但警察只是告诉他们停下来。欣克利拒绝之后警察记下了船上每个人的名字，就走了。下午快结束时，五十个排污口中潜水员们堵上了十五个。第二天他们把水肺装满之后又回来了。但到了下午，汽巴-嘉基派自己的潜水员确认了堵塞，拿到了逮捕令，前一天那条巡逻船又停靠在了弗莱号旁边。这次警方逮捕了十二个人，以扰乱社会治安和刑事损害罪起诉了他们。汽巴-嘉基接着派人清除了封堵。

每人交保两百五十美元后，这些年轻的活动家们从拘留所里一出来就立刻回到了排污口处，他们在那里采集了更多水样后回到了特伦顿。他们在州环保部主任罗伯特·休伊办公室的门口放了一个涉水池，里面装的都是从那个排污口采来的棕褐色的水，漂着几条死鱼，还有一个水球，他们邀请主任当着记者们的面蹚过它。被休伊拒绝了。

绿色和平的核心论点——汽巴-嘉基的离岸排污对在海里游泳的人有威胁——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公司的废水都不适合饮用，但并没有人喝它或是在附近游泳——除了那几位一遍遍查看排污口、采集水样的绿色和平和汽巴-嘉基的潜水员之外。实际上，海洋的稀释效应非常强大，距排污口十码之外采到的水样就已经根本无法检出任何危险化学品了。

但对绿色和平来说，事实的真相远不及他们的道德共鸣重要：汽巴-嘉基在向海洋排污，而海洋属于公众。而且，绿色和平还在上演激动人心的街头戏剧，除了公司之外皆大欢喜。5月的一个阴天里，两百个人挥着旗子唱着“上帝保佑美利坚”在拉瓦莱特的海边栈道上参加了告别绿色和平的集会。10月，本地法官确认自己对离岸犯罪行为没有管辖权，十二个激进分子的起诉被撤销。绿色和平再没有去过欧申县，它不需要再去。[24]欣克利回忆说：“在汤姆斯河，我们成了催化剂，整个社会变得兴奋，被激发，一起行动。我们知道，我们离开后这不会消散。”

从汽巴-嘉基的角度来看，事已至此，至少有一件事让公司经理们松口气：他们不会被起诉。突击检查过去六个月后，检察官要求大陪审团传唤了十几个公司经理，却没有起诉。很快，阴谋论再次在汤姆斯河风传，和上一个夏天突击检查之前几周时一样。是不是公司得逞了？

显然，汽巴-嘉基看上去在打算盘，如果和州政府合作，刑事案件就可能撤销。1985年4月25日，在绿色和平第二次部分堵塞了排海管道令公司很难堪之后不到两周时间，公司经理和环保部主管对一项经历了两年拉锯的谈判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公司同意支付新泽西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环境违法罚款——一百四十五万美元——以换取继续使用五年排海管道。汽巴-嘉基的实际花费还要高得多，因为公司还答应清理它自1982年以来填埋在垃圾填埋场二号池的一万四千个废料桶。（清理工作最终花费了四百多万美元。）废料桶需要运往别州的危险废弃物填埋场，汽巴-嘉基自己的填埋场从现在开始只能用于填埋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公司的废水需要执行更严格的标准，包括以敏感的糠虾进行测试。因为汽巴-嘉基知道它的废水对糠虾致死，还会造成基因变异，公司只能改善处理工艺，否则就要冒州政府关闭排海管道、工厂关张的风险。

既然协议达成，公司希望这一页就此翻过。在《欧申县观察家报》的整版广告中，汽巴-嘉基在承认了它“应该对周围邻里表达出的合理关切做出更多回应”，之后承诺“着眼未来”。[25]自始至终，这是公司对汤姆斯河的居民所做的最接近道歉的回应了，尽管这之后机会还有很多。到了7月，一个承包商开始进行繁重的清理工作，将所有汽巴-嘉基放在二号池中的桶清出。在汽巴-嘉基经理们和工会的压力下，县立法委变回了它传统的趋炎附势的态度，否决了由全县公投确认排海管道是否应该关闭的议案，转而支持一个措辞软弱的替代方案。一年多以来，第一次，公司的情况有所改善。绿色和平走了，与州政府的战斗似乎结束了，本地政客回到了同一战线。

然后，在1985年10月24日，砰的一声，第二只靴子轰然落地。特伦顿的大陪审团上交了起诉书，控告汽巴-嘉基和三名经理在长达十余年中违反州和联邦环境法律预谋犯罪。另一名汽巴的经理面临的是相对较轻的起诉，非法排污。诉状中描述了工厂中破坏性的场景，控诉了经理们蔑视法律，命令将几千桶的危险废弃物埋入土中。大陪审团还说，为掩盖罪行，经理们修改记录、欺骗州调查员，阴谋持续了多年——甚至在他们知道垃圾填埋场有渗漏，早先的地下水污染羽流已渗出了工厂土地，污染了橡树岭小区的后院水井之后仍在继续。

这些起诉中令汤姆斯河镇尤为震惊的是，大陪审团的诉状认为罪行不单出自公司整体，还涉及经理个人。和马歇尔谋杀案一样，这也是人的背叛。这是新泽西州历史上第一次化工公司的经理个人因环境违法面临起诉，而且涉案的四名经理与镇上的社会和政治团体联系紧密。[26]他们不是小商小贩，不是那种与匪帮联系、在半夜偷排的惯犯，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上班穿西装打领带，在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在游艇俱乐部驾帆船。

汽巴-嘉基被起诉两个月后，罗伯特·马歇尔的买凶杀人案在大西洋城附近的一个小城开审。（移交那里审理是为了能公平审判，而且在汤姆斯河找不到陪审团。）八周的审理之后，马歇尔被判有罪，判处死刑，药物注射处死——最终判决改为终身监禁。[27]这件案子后来被记入了畅销书《盲目的信仰》之中，这对于痴迷于外在形象的汤姆斯河镇来说是个羞辱。这本书，及随后拍摄的电视迷你剧尖刻地描绘了一个堕落的社会，在一个“你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住什么地方——无论用了多少抵押贷款——决定着你是什么”的小镇，无聊的人们靠巴结权贵往上爬。[28]

汽巴-嘉基和罗伯·马歇尔大相径庭的罪行共同把汤姆斯河标榜的神话打了个粉碎。居民们无法再假装他们的小镇在外界的纷乱世界中依旧井然有序。不是外面的人给饮用水投毒、污染海洋、多年来一直隐匿他们的行为。不是纽瓦克或者卡姆登的匪徒往玛利亚·马歇尔的背上打了两枪。这些背叛来自内部。是他们自己的邻居们做了这些，是那些他们在少年棒球联赛或者联合劝募协会周年庆典上认识的人们。

和任何一个丧失了它所标榜的神话的文明一样，斗争和混乱随之而来。不再否认，而是开始了公开的争斗，显而易见，这是一场填色比赛。豪尔赫·温克勒冷眼旁观。尽管他始终没有受到指控，但公司仍旧不许他回到工厂新的管理梯队中去。他又在镇上待了十年，期间始终坚称自己除了公共关系处理不当，没有任何过错。如果当时回去瑞士，他解释说：“这对汤姆斯河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信号，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不得不消失。”1995年，经历了二十八年，他还是走了。他和妻子搬去了蒙大拿，比特鲁岭陡峭的山峰让他想起阿尔卑斯山。他滑雪、远足，试着不去想起在汤姆斯河的苦涩经历，或是他离开后那里发生的灾难。

温克勒说起蒙大拿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我到这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确认自己周围没有超级基金的废弃物点位”。

[1] 在1980年1月给州环保部的一封信中，一个汽巴-嘉基的经理估计，工厂每年在填埋场填埋九千八百桶物质，加八千九百立方码的污泥。

[2] Charles J. Trautman，environmental specialist，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oms River Chemical-Ciba-Geigy Chronology of Inspections from May 22，1979 to May 14，1984”.

[3] 汽巴-嘉基在原位填埋一桶废物的花费只有三十三美元，而运去其他的危险废弃物填埋厂则需要一百三十六美元。

[4] 尽管80年代早期新泽西州环保部允许汽巴-嘉基继续使用麻烦不断的填埋场二号池，不过他们确实在1981年5月的时候协商达成了同意令，要求公司在关闭一号池后给它加上防雨盖，这样，如果二号池的内外两层防渗膜都发现有泄漏，州政府有权关闭二号池。同意令也明确了对二号池逐渐加强的检查计划。

[5] 《环境犯罪教材》（环境法协会，2004）的作者John Cooney在该书第9页直白地描绘了这一窘境：“现实是环保机构无法对一个区域独自监管，他们必须依赖企业自己管理。”

[6] David B. Spence，“The shadow of the Rational Polluter：Rethinking the Role of Rational Actor Models in Environmental Law”，California Law Review （July，2001）：917—998. 多年的联邦环境执法可见于第924、925页的图表。

[7] 有一个著名的案例，肯塔基州健康调查员在1967年调查一处有毒垃圾场起火的时候告诉场主A·L·泰勒他的操作违法，需要州许可证。泰勒无视了这个要求，十一年过去后听证会的官员判处了三千美元的罚金。1977年泰勒去世时，遗毒是一万七千个半埋的桶和一个污染的水网。美国环保局试图清理该处，那里后来被称为“桶谷”，花费不止两百万美元。可见于Superfund Third Five-Year Review Report for A.L. Taylor （Valley of the Drums）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03），4。

[8] 有组织犯罪牵扯危险废弃物处理行业的程度曾是热议的话题，在国会委员会中也有提及。可以确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泽西州一些废弃物相关犯罪活动中的重要人物与犯罪集团有关联，包括卢凯塞、热那亚和甘比诺犯罪家族。某些甚至发现有谋杀活动。《为利益放毒：美国的黑社会与有毒废弃物》（William Morrow，1985）一书中关于这种联系的记述是最著名的，但两位作者Alan A. Block和Frank R. Scarpitti被控诽谤，被迫承认书中一些说法是错误的。与之相对，后来在新泽西和另外三个州进行的危险废弃物犯罪评估中发现：“通常情况下，进行非法排污的是一个普通的由利益驱动的商人，集团犯罪活动可能存在，但绝对不是普遍的。”见于Donald J. Rebovich的《危险的土地：危险废弃物犯罪的世界》（Transaction Publisher，1992）第十四章。

[9] 新泽西州的检控官要给环境类犯罪定罪的时候，通常是因为他们可以借助于为其他目的设立的法律，例如邮件欺诈或是妨害公众。1980年4月21日，伊丽莎白镇化工控制公司的一场可疑大火烧掉了五千多桶有毒废物，它们都是非法存放的。七个月后，该公司的三个所有者被指控非法存放废物且允许其渗入伊丽莎白河。他们被起诉的罪名是邮件诈骗和共谋对生产者做出合法处理废弃物的虚假承诺。其中两人最后因邮件欺诈和共谋进了监狱，但对污染的起诉大多告吹。两人被宣判无罪，另一个人被课以五千美元罚款和缓刑三年，而该公司因为违反州水污染控制法和妨害公众，只被罚了两万三千五百美元。

[10] 这段关于威廉·休珀的生平与事业的记述大部分基于1976年休珀八十二岁时完成的未发表自传，三年后他去世。他称其为《一名医生在职业癌症中的历险：医学界卡桑德拉的故事》。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医学图书馆向笔者提供了机打手稿的复印件。“愚蠢的冒险”引自该书第44页。“大肆屠杀的狂欢”出自第60页。休珀生涯的另两个重要来源是David Michaels的文章“待身体来清算：国家决策制定与美国染料业的膀胱癌”（1988年9月）：215—232，和“当科学不能胜任时：威廉·休珀，罗伯特·A·M·凯斯，以及预防职业膀胱癌时有限的科学证据”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1：3（1995）：278—288，他是一位流行病学家和作家，2009年被委任为联邦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OSHA）的主管。

[11] 上世纪20年代起，除苯胺染料外杜邦·钱伯斯工厂还生产含铅汽油。四乙基铅被添加在汽油中来给发动机“防爆”，但因暴露在烟雾中，上百名工人受到脑部损伤。20年代末时这种毒性广受宣传，钱伯斯工厂中生产含铅汽油的区域被大家称为“蝴蝶之屋”，因为工人们出现这种昆虫的幻觉。

[12] 大衰退（Great Depression）是指1929年至1933年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译者

[13] 休珀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的第152页写到：“这些，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经历中，证明并承认工业化学品与废物的致癌能力通常都被大大延后了，这提供了充足而切实的证据，证明工业与商业私人团体不适合于被委托进行针对它们员工和普通大众的健康防护。”

[14] 膀胱镜用一个装有镜头的薄管，经由尿道进入，检查膀胱内部。

[15] Hueper， Adventures of a Physician in Occupational Cancer，156—157.

[16] Michaels，“When Science Isn't Enough”，279.

[17] Bailus Walker Jr. and Abbie Gerber，“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Aromatic Amines：Benzidine and Benzidine-Based Dyes”，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Monograph 58（1981）：11—13，11.

[18] 钱伯斯工厂膀胱癌程度的真实情况——病例超过四百个——直到80年代才被披露。见于Michaels，“When Science Isn't Enough”，280—281。

[19] Wilhelm Hueper，“Aniline Tumors’ of the Bladder”，Archives of Pathology 25（1938）：855—899. 另见于W. C. Hueper，F. H. Wiley，and H. D. Wolfe，“Experimental Production of Bladder Tumors in Dogs with Beta-Naphthylamine”，Journal of Industrial Hygiene and Toxicology 20（1938）：46—84.

[20] 上述标题出现在《欧申县观察家报》1984年的8月30日、9月16日、9月30日、10月7日、10月11日、10月12日、10月17日。

[21] Don Bennett，“What's in Ciba's waste？” Ocean County Observer，September 30，1984.

[22] Linda Gillick，“Help Fight for the Health of Our Families”，letter to the editor，Ocean County Observer， October 25，1984.

[23] Bonnie Zukofski，“Ciba-Geigy Says Deadly Phosgene Gas Under Control”， Asbury Park Press， December 16，1984.

[24] 1984年和1985年两个夏天绿色和平在欧申县的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去做其他丰富多彩的事业了。乔恩·欣克利成了一名环境律师，客户包括受到埃克森·瓦尔迪兹号原油泄漏影响的阿拉斯加渔民。他甚至在新近独立的南太平洋岛国帕劳群岛做过一段时间代理检察官。欣克利后来成了缅因州众议院成员，2012年参加了国会竞选。他的前任泽西海岸绿色和平的首席故意破坏员戴夫·拉帕波特成了佛蒙特的社会活动家，然后经营了一家出售环境可持续消费品的公司，同时为沃尔玛等公司的供应链做“绿化”。两人回顾起各自在欧申县的那个夏天，都将其视为一段生机勃勃的乡村生活，是他们作为激进分子的一段乌托邦生活。

[25] “An Open Letter from Ciba-Geigy”，advertisement，Ocean County Observer，July 28，1985.

[26] 其中一位被起诉的经理是詹姆斯·麦克弗森，是工厂固体废弃物处理的主管，对欧申县立法委员会来说尤其尴尬的是，他们曾任命他为县固体废弃物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另一位威廉·鲍勃森是工厂环境技术经理，在州危险废弃物咨询委员会。第三位最年轻，四十四岁的大卫·埃利斯有化学博士学位，是工厂环境技术副经理。他同时还是豪尔赫·温克勒的搭档，两人一同经营副业J·R·亨德森实验室，这家水质检测公司因为最初没有检出橡树岭小区地下水中的污染物而引发了1984年的争议。第四位汽巴的经理是生产经理罗伯特·费森，他被指控非法排污，罪名较轻。被停职的高级经理豪尔赫·温克勒主管上述四人，未受起诉。

[27] 1986年3月5日，罗伯特·马歇尔被宣判有罪几小时后，被判处死刑。他的上诉拖了十八年，直到2004年联邦法官约瑟夫·E·埃尔纳斯以马歇尔在审判的判决阶段未经充分辩护而当场废除了死刑判决。两年后马歇尔被判终身监禁，最早可能于2014年假释。

[28] Joe McGinniss，Blind Faith （G. P. Putnam's Sons，1989），47.

第十一章 病例

乔治·伍利上一次跳入汤姆斯河已是二十多年之前，当时他浮出带着味道的湖水时，要拂去胳膊上沾的紫色泡沫。自从1962年冒失地游了那一次之后，多年来河水日见清澈，而伍利养成了对环境健康的持久的兴趣。1964年他二十二岁时，汤姆斯河化工厂招收了他，把他从五金店柜台后面乏味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自此以后他就在工厂上班。年轻时伍利曾想做个科学老师，但他没钱上大学。他没有抱怨。到了上世纪80年代，像他这样熟练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在汽巴-嘉基加上加班工资每周可以挣到不止五百美元。这份工作还满足了伍利对科学的兴趣，他尽可能多地学习了他所接触到的有关化合物的知识。这些自学的知识多次派上了用场：比如上世纪60年代末，当他研究了环氧氯丙烷的危险性后，他跟主管说公司如果不提供合适的通风场所，他不会进行与它有关的操作，他的建议迅速被采纳。

和许多在工厂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工人一样，伍利对雇主的看法很微妙。在他长期任职期间，他眼看着工作环境逐步改善，并且自豪于协助推动了这些变化，这有赖于他在“石油、化学及原子工人工会”本地8-526工会中的积极行动。他刚进工厂的几年里处理有害、陌生的化合物时几乎毫无防护措施，他去过几十次那个老露天井，拿着装满了溶剂的罐子倒向“泥盆”，任由它们直接进入砂质土地。但到了80年代，这些操作都被禁止了。虽说一到谈新劳动合同的时候，工人们和经理们的关系就会紧张，但其他时间双方工作很融洽。伍利觉得汽巴-嘉基是个体面的雇主，通常只要是规定的都会做到——但也仅限于规定所要求的。多年之后他解释道：“我是为一个，在我看来，比法律多走一步的工厂工作——我是指往好的方向多走一步。”

排海管道泄漏之后的骚乱和随后不断出现的负面消息将工人和管理人员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双方一同经受着迫害。现在汽巴-嘉基声名狼藉，它需要工人们以从没有过的方式支持它，而担心失去全县最好的蓝领工作的工人们正等待着被召唤。工会代表着六百五十名工人，尽管和早些年相比，这在全县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一旦调动起来，仍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现在，他们中有上百人出现在公开听证会上，穿着公司的工作服戴着工会的棒球帽；有些人甚至开车去海边的村镇，在绿色和平的集会旁边组织反示威游行。当“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组织开始受到关注时，汽巴-嘉基的工人们曾试图接管这个组织，他们要看社团规章，要求选举，不请自来地参加会议。当时的工会主席吉姆·麦克玛纳斯特别好斗。有人抱怨排海管道，他就大喊：“到别地儿游泳去！”

即使在公众开始质疑之前，化工厂已经开始衰落了。员工不足一千人，比1968年顶峰的时期减少了三分之一。瑞士失去了最重要的染料的专利保护，亚洲和东欧的竞争企业（其中一些归瑞士所有）可以用较简单的同类工艺以更低廉的成本生产染料。地处印度和波兰这类地区的新工厂就像几十年前的汤姆斯河化工厂，将几乎未经处理的废物倒入露天井或是河中，省下了大笔费用。海外生产商更重要的经济优势是人力成本。与大部分海外工厂相比，汤姆斯河工厂的小时工资至少要高八倍。类似的巨大薪资差距已经摧毁了美国的纺织品业，也在为染料生产商外移提供动力。织物在裁剪制衣之前通常都要染色，因而对染料生产商来说与东亚新兴的纺织工厂比邻而居很合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很明显，像汤姆斯河工厂这样高薪资、低技术的化工厂在美国不会长久了，工人们清楚这一点。但这一认识更加强了他们的决心：要尽可能久地保住他们的工作。同时，汽巴-嘉基也给了他们希望，公司宣布计划将汤姆斯河变成在美国的制药基地，这不是劳动密集行业，不像染料业那么容易受到国外竞争的冲击。如果汽巴-嘉基的经理们告诉他们要保持工厂运行排海管道必不可少，那工会的工人们一定会为它去斗争。

而且，就凭汽巴-嘉基工会的工人们在挑战“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和绿色和平时那股好斗的劲头，他们其实和这些工厂的批评者们有很大的共同点，虽然双方都不公开承认。环境学者们对工厂排放的危险化学品谈论的越多，工人们对他们自身的安危就越担心，特别是在唐·贝内特开始在他发表于《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的报道中列出了大量那类化合物之后。约翰·塔尔迪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工会任职，他回忆说：“外界都在谈论这些和癌症，所以我们说：‘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们会怎样呢？我们接触的暴露比他们多多了。’”

实际上，每个工作了很长时间的雇员都听说过谁死于癌症。塔尔迪解释说：“都是些你在工厂各处认识的人。他们中很多人，也不是全部，都死于癌症。”关于癌症病例的集群出现在哪里，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乔治·伍利就认为一百零八号楼里患病的人特别多，那里使用环氧氯丙烷和另一种致癌物，环氧乙烷。塔尔迪担心的则是染料北楼，在那里使用对二氨基联苯的衍生物生产偶氮染料，现在偶氮染料是汤姆斯河厂最重要的产品。而且每个人都听说了住在与工厂一墙之隔的卡迪纳尔大道上的兰迪·林恩沃斯的事情，1985年的时候这孩子还在与脑癌作斗争。公司的官员们一直在否认接触工厂的化合物会致癌，但几名去世工人的亲属获得了大笔工伤补偿，理由是癌症与工作有关。[1]

工厂就是一个矛盾焦虑的漩涡，乔治·伍利作为工会安全委员会的领导深陷其中。许多汽巴-嘉基的工人一方面担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有风险，另一方面又担心工厂污染问题的负面消息会导致排海管道关闭，影响到公司运行进而对他们的工作造成威胁。伍利回忆道：“每个人，因为每件事的发展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受尽煎熬，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经历。我们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尽一切可能去斗争，为的是保证工厂运行，但我们也明白，工厂里癌症病例太多，没人研究过这个问题。”现在，工会必须做出选择。是否应该要求公司进行癌症研究？这要冒进一步威胁就业岗位、为新的报道添砖加料的风险。还是说应该淡化健康风险集中力量保证公司运行？乔治·伍利是一个关心环境健康问题、自学成才的人，他在这里长大，热爱自己的工作，但并不完全信任自己的雇主，对他来说，这是个艰难的选择。

威廉·休珀倒不觉得难以取舍。1937年他遭杜邦公司解职——这已是杜邦五年中第二次因不服从命令开除他了——这可能会让人自我反省。或许，这种主导工业健康研究的科学家从生产商处领薪水的研究环境，先天就不适合一些顽固的人。但休珀不是个爱自我分析的人。他受训于一种截然不同的传统，它脱胎于鲁道夫·魏尔肖，甚或更古老的帕拉塞尔苏斯这种脾气火爆的日耳曼传奇医生。这些极端自信的人的身份首先是临床医生：他们所强调的疾病病因是从自己所诊治的病人中总结出来的，有着坚实的基础。用流行病学用语来说，他们做的是“病例系列研究”。休珀成功的实验——通过BNA暴露在狗身上诱导出膀胱癌——不过是确认了他早已通过走访工厂、检查工人、阅读欧洲工厂的医生们过去的病理报告认定了的事情。休珀已经确认染料化合物可以导致膀胱癌，现在他有了证据。

但科学在变，在癌症研究领域，对于什么可视为证据，休珀这种激进的观点越来越不流行了。[2]随着二战的到来，杜邦这样的制造商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财富。显然，在加速生产塑料、钢铁和杀虫剂的战争时期，对健康的关注是次要的。休珀的观点逐渐变得非主流也有科学上的原因。随着生物统计学发展为正式获批的大学学科，一个世纪前由皮埃尔·路易斯和西莫恩·泊松开创的“数字医学”已经全面开花。新的生物统计学家们不仅仅满足于追踪感染性疾病，对于在大规模人群中计量慢性疾病的分布——特别是各种形式的癌症——他们也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发现，癌症正在增多，而且各处都是如此，包括在那些从未涉足工厂矿山的人群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860年到1939年，年龄超过四十五岁的男性人群中癌症发病率翻了两番，女性中则上涨了将近一倍。[3]

特别令人困惑的是肺癌的大量增长。不出意料，德国人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他们长期以来实行着有效的公共健康监管。20世纪30年代后期，耶拿大学的研究显示使用烟草可能是肺癌的主要病因。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病例-对照研究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名叫弗朗兹·穆勒的德国研究人员对比了肺癌患者与健康人或是其他癌症患者的吸烟习惯。[4]事后回想起来有些离奇的是，战时很多德国医生都参与了纳粹的暴行，但在战前，他们的英美同行都去耶拿和其他城市朝圣，学习第三帝国大力禁烟，在日耳曼民族中提升公共健康的行动——竞选中对烟草爱好者没有民主。[5]

这些来自国外的访客中，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医学生，他将极大地影响对于污染和癌症的科学态度，这影响了汤姆斯河，也影响着全世界。1936年理查德·多尔完成了他在法兰克福一周的访问后，对德国的科技水平赞叹不已，同时又对他接触到的教授与学生中的反犹太情绪深感困扰。[6]多尔擅长数学，上医学院只是因为入学考试的前一晚喝了三品托的麦芽酒，没拿到剑桥大学的数学奖学金。尽管痴迷于统计学，多尔却想做一名脑外科医生，但这一计划随着二战的爆发而改变了。战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军队医院和船上工作。战争结束时多尔已经不想为了做外科医生再回校待七年了。

吸引着多尔的是一项方兴未艾的运动：将慢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从工厂和矿山延伸应用到全社会——这是威廉·休珀的研究领域，这一运动随着英国创立国民卫生服务系统而进一步受到推动。在英国，这项新工作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肺癌病例的神秘上升。1947年，国家的首席统计流行病学家奥斯丁·布拉德福德·希尔受政府委员会之托设计一个范围前所未有的流行病学研究，涉及几百名住院病患。希尔选择与理查德·多尔合作。多尔知道穆勒战前在纳粹德国的工作明确了吸烟是肺癌的主要病因，但他认为穆勒的研究太小，不够可信。他希望能获得更加明确的结论。

多尔和希尔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将成为流行病学研究史上最重要的成果，可与之相媲美的只有将近一个世纪前约翰·斯诺对霍乱的研究。他们将使竞争对手休珀所进行的、围绕工作场所的研究更加边缘化，还将使汤姆斯河这类地方的癌症聚集性调查的研究价值受到质疑。多尔的研究——他先与希尔合作，后与理查德·皮托合作——不单明确了吸烟以及其他“生活”习惯对肺癌和心脏疾病是主要风险，同时还将两种相对较新的研究方法——病例-对照研究和前瞻性队列研究——确立为流行病学研究新的标准诊断方法。任何其他研究，包括早已受到重视的“病例系列”研究和动物实验，现在都受到质疑。

有赖于他们设计环节的优势，对吸烟的研究能经受住质疑性的分析，而休珀在杜邦染料厂工人中的逐例报告调查和在狗身上的实验经受不住这种质疑。多尔和希尔对肺癌的第一项重要研究发表于1950年，采用了病例-对照的形式，这在过去很少用到，而且从未被这样大规模地使用过。研究包括了伦敦二十所医院中的七百零九名确诊肺癌病人，将他们的习惯与同等数量的因其他病因住院的病人进行了比较。非癌症对照组在挑选时考虑了年龄、财产、性别比例和居住区域，都要与癌症组相匹配。大部分参与者都有吸烟史，但多尔和希尔发现患癌组中一天吸烟数超过二十五支的概率高一倍。癌症与吸烟的关系在男性中尤其明显：六百四十七名肺癌患者中，只有两名不吸烟，而同样数量的非癌症患者中这个数字是二十七。[7]

这个结果很可信，四个月前在美国的一个类似的研究也印证了它。[8]（多尔很懊恼，他想做第一个发表的人。）但这项研究依赖于病患对吸烟史的不可靠的回忆，不够严密。而且，存在多尔和希尔忽视了其他潜在病因的可能性。所以他们设计了第二个研究：前瞻性队列研究，多年中追踪大规模人群，对其习惯进行周期性调查，看其中多少人患上肺癌。为了在这样的马拉松式研究中有一群靠得住的研究对象，多尔和希尔选择了医生群体——他们中的四千人。多尔最终跟踪调查了这个群体几十年，获得的结果与之前的病例-对照研究类似，但这个结果在面对烟草行业的质疑时不再像过去的结果那样脆弱。不同于病例-对照研究，前瞻性研究不依赖参与者对过去吸烟习惯的记忆，而且，在这样大的一个调查群体中更容易确认，吸烟的确是决定一个人一生中罹患肺癌的风险的最重要的因素。

威廉·休珀抱着警戒心观察着多尔，看着他的“风险因素”研究赢得了休珀自己的工作从未得到过的喝彩。1942年他第二次被杜邦公司辞退后不久，他将自己毕生所学付诸文字，写就了一部巨著——896页文字中引用了将近四千项研究。书名叫《职业肿瘤及相关疾病》，至今该书仍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该书受到的评价如此之高，1948年国家癌症研究所聘请休珀担任新成立的环境癌症部主管。即便身居如此高位，他的影响力却仍很有限，特别是在多尔的吸烟研究引起举世轰动之后。休珀的质疑心直口快，他轻蔑地将其称为“香烟理论”，他提出，一个“记录不全、简单、单一的理论”怎么会是无处不在且变化多端的肺癌和心脏疾病的主要病因呢。[9]他的质疑远比针对证据强度的科学争论深入得多。自从1848年鲁道夫·魏尔肖在德国革命失败后给柏林建起防御工事之后，德国的公共健康调查人员们与劳动工人的联系就很紧密。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工业生产的牺牲者们争取更加安全的工作条件和公正的补偿。这些工人中很多都吸烟、饮酒、吃得不好，所以“生活方式因素”这个慢性病病因的新提法不仅会将针对工作场所的本就不足的研究经费吸引走，休珀担心企业还会利用这一点将工厂中的健康状况转嫁给雇员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再承担责任。

轻视烟草对健康的风险，这一点休珀大错特错。后来证明，香烟对身体的伤害绝不比上世纪50年代初多尔和希尔所宣称的小。他们的工作帮助挽救了上百万的生命，包括蓝领工人中那些放弃了吸烟恶习的人们——他们是休珀重视的人群。多尔后来深信香烟是重要的致癌物，他宣称所有死亡的癌症病例中有百分之三十都是吸烟导致的。他大胆断言，工作场所的化学暴露仅占百分之四，而污染占百分之二。[10]批评多尔的人们质疑了他的数据和动机，以此攻击这一观点：直到多尔2005年去世之前一年，这位曾经的社会主义者一直受雇于杀虫剂、工业化学品和石棉生产商，做它们的顾问和专家证人。

尽管休珀对烟草的判断有误，但他的另一个判断的确是对的，“生活方式因素”研究确实会对工作场所和周边环境中化学风险的识别与消减起到消极作用。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医学期刊上关于病例报道的文献开始减少，而病例-对照研究开始增多。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通常不再是检查了几十名病人、然后进行总结的医生，而是生物统计学家，从未亲身检查过一名患者，而是依靠几千个病例的医疗记录做研究。[11]亲力亲为的医生们，那些从帕拉塞尔苏斯和伯纳迪诺·拉马齐尼开始就主导着癌症病因研究的医生们正在迅速失去影响力。年轻的医生们更加关注大型流行病学调查，以此解释是什么让他们的患者染病，而不是像拉马齐尼一样通过自己在病人身上的所见所闻得出个人的结论。

在汤姆斯河，这种态度的转变意味着，当乔治·伍利和琳达·吉利克这样的人开始质疑他们所注意到的癌症病例时，会受到怀疑，甚至是轻慢。理查德·多尔对吸烟的研究之所以比过去的病例系列研究更可靠，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同等的对照组，从而轻易地排除了其他可能的病因。但这有一个重要前提：为了减少偶然性的干扰，研究的人数一定要多——理论上说，要远多过一个工厂或一个小镇。尤其是研究的疾病比较罕见的时候。否则就无法确定所发现的风险因素与疾病之间的关联性是真实存在还是巧合。

对于多尔的成果，学术界的反应不出所料。他们一拥而上去做涉及上千人的超大规模研究和相对常见的疾病了。对于热衷工厂健康研究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个很糟糕的消息。即便是杜邦钱伯斯工厂这样的巨型工厂，直接暴露于特定可疑化合物中的工人也不过几百，全世界可能用到这些化合物的地方也不过几个。可供研究的人群如此之小，对于罕见疾病，一两个病例的差异就可能极大地改变结果——很可能被怀疑不过是运气问题。对于长久以来一直得益于病例系列研究的工厂工人们来说，新的流行病学研究有两方面不受欢迎：过去的病例研究现在被视为不可靠的，而新的更加可靠的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又很少针对工厂——或是汤姆斯河这样的小型村镇。

威廉·休珀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对其严厉声讨，但多年过去没有人听得进去。这至少有部分责任在他自己。在国家癌症研究所，他一如既往地好斗——他的上司对他的评价是：“通常他说的做的都是对的，但他做对的事情的方式不对。他有种怪异的能力：难缠。”[12]他过去同杜邦的冲突不断折磨着他，他后来声称杜邦多次指控他是秘密纳粹党员，还有共产主义倾向——将这两个思想的极端放在一起真是有趣的组合。[13]休珀树敌太多以致他在癌症研究所的上司后来告诉他不能再进行工厂调查了。他的回应则是说得比过去更多。应蕾切尔·卡森的要求，休珀审阅了一部分《寂静的春天》，[14]该书于1962年出版，影响深远，卡森在其中提及了休珀的研究成果。五年后休珀退休，于1979年八十五岁时去世，逝世前完成了他庞杂的自传，他将怒气都释放于书中，但该书乏人问津。书名是《一名医生在职业癌症中的历险：医学界卡桑德拉的故事》，从未正式出版，仅有一份手稿保存在离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远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国家医学图书馆。

和神话中预言了特洛伊沦陷却不被父王认可的卡桑德拉一样，威廉·休珀亲眼见证了他做出的不幸预言一个个成真。他预言对癌症病因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吸烟、营养等生活方式的选择上，而汤姆斯河这样的非自愿接触则将受到较少的关注。和忧郁的卡桑德拉一样，休珀无力阻止现实。

1958年1月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走进医生亚瑟·文德尔在辛辛那提的办公室，说他尿血，此时病例系列报告这种研究方式已经过时了。此人在隶属瑞士的辛辛那提化工厂车间工作，而每个人——无论医生、病人或是老板——听说他最终是在全城最忙碌的泌尿科医生那里接受治疗都毫不惊讶。在辛辛那提化工厂工作的男人们经常抱怨排尿困难，如果症状没有缓解公司就让他们去文德尔那里进行更全面的检查。[15]

文德尔看了他的新病人，询问了病史，得知此人在工厂工作了八年，其中一项基本工作是将对二氨基联苯加入反应釜。然后他就做了每次遇到这类情况都会做的事：进行膀胱镜检查，这是一项痛苦的检查，用一根装有镜头的细管穿过尿道。在镜头下，文德尔发现这人的膀胱里有一个恶性肿瘤。过去十二个月中，这已经是文德尔在辛辛那提化工厂的工人中检出的第四例膀胱癌了，他相信这不是巧合。文德尔的儿子理查德同样是泌尿科医生，后来也加入了父亲的医疗业务，他回忆说：“他眼看着化工厂的患病人数不成比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四个患病的工人不单为一家公司工作，他们还在同一个车间，做着相同的工作：处理对二氨基联苯。[16]

当然，这事说来话长。从路德维希·雷恩1895年报道了三起法兰克福的印染工病例起，染料业和膀胱肿瘤就被联系在了一起。1925年，因为出现了太多的病例，瑞士政府官方认定膀胱癌为染料工业的职业病，患病工人可领取特殊补贴。自从曼彻斯特的一家隶属汽巴的染料厂出现膀胱癌病例集群之后，英国染料工人们（他们的美国同行则没有）也从1938年开始获得类似补贴。[17]

病因几乎可以明确，是接触了对二氨基联苯和萘胺，或者说BNA。多亏有威廉·休珀对狗的实验，BNA致癌的证据非常明确，上世纪50年代杜邦和瑞士的公司都在所辖的全部工厂，包括美国境内，停止了BNA的使用。发现了更廉价的替代品使得废除BNA的使用变得相对更加容易。但是对二氨基联苯则截然不同，它没有类似的廉价替代品。它的用量相比于过去BNA的用量还要高得多，但当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钱伯斯工厂的染料工人们不断患上膀胱癌的时候，杜邦的科学家们却将其归罪于过去接触的BNA，而不是仍在继续吸入的对二氨基联苯粉尘。[18]1951年研究人员报道，在英国的汽巴化工厂中，只接触对二氨基联苯不接触BNA的六十六名工人中有二十一名患上了膀胱癌，尽管如此，杜邦仍在坚持自己的立场。[19]对动物实验实际意义的质疑越来越多，这对染料制造厂也有益。在195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联合化学染料公司的研究人员承认对二氨基联苯对小鼠有致癌性，但同时指出肿瘤发生在其他组织，而非膀胱。他们还指出，接触了对二氨基联苯的兔子和猴子都没有患上膀胱癌，七只狗中只有一只患病。[20]

自1929年起，辛辛那提化工厂都是全国对二氨基联苯的生产中心，每天的产量大约是三千磅。公司在圣伯纳德的工厂里有一堆堆无遮盖的对二氨基联苯粉末，粉尘到处都是。工人们徒手挖取对二氨基联苯，防护措施通常只有手套，偶尔还有面罩。上世纪40年代末那里的工人纷纷患上尿路肿瘤，工厂归咎于BNA，对BNA的操作做了更严格的规范。而来自瑞士的企业主们无视自己在欧洲的工厂所显示的证据，并没有对更加重要的对二氨基联苯采取同样的控制手段。事实上，当还原染料的生产由辛辛那提转至汤姆斯河后，原本过度拥挤的圣伯纳德工厂有了空间来生产联苯胺偶氮染料，1952年起，辛辛那提的对二氨基联苯的产量增多了。结果是，整个50年代，在成长中的圣伯纳德工厂里，工人们仍旧露天徒手挖取成堆的对二氨基联苯，用手清理滤压机上的对二氨基联苯。[21]

所以当1958年亚瑟·文德尔在圣伯纳德工厂的工人中确诊了四例膀胱癌后，这引起了辛辛那提化工厂和它在巴塞尔的母公司的经理们的注意。他们去辛辛那提大学环境健康系寻求帮助，该系位于独立的凯特琳实验室，这个安排不寻常。凯特琳实验室得名于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名长期研究主管的名字，研究经费多来自制造业，传闻该实验室的研究结果大多不会威胁到企业的利益。实验室的一名医生米切尔·扎文领导着一个小组，为文德尔安排了对圣伯纳德工厂所有操作对二氨基联苯的二十五名工人进行检测。尽管欧洲已有膀胱癌和染料化合物关系的各种证据，辛辛那提化工厂从不支持工人们进行每年一次的膀胱检查（这在欧洲是标准流程），工厂的医疗记录也很差。现在，文德尔和他的膀胱镜要开始填补记录了。

到1958年夏天，文德尔完成了他对二十五名工人的检查。他们的年龄在三十至五十九岁之间，在圣伯纳德工厂车间内工作了三至二十九年。其中九人——百分之三十六——患上了膀胱癌，其中有五例新发现病例。这个比例高得让人难以相信。在接触对二氨基联苯至少七年的十九人中，这个比例更高：百分之四十七。

辛辛那提大学年轻的生物学家奥伊拉·宾厄姆是受工厂之托参与研究评估情况的小组成员之一，她说：“工厂中癌症的数量多得难以置信。”宾厄姆后来从事环境癌症研究五十年，成绩斐然，上世纪70年代末她曾任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OSHA）主管，而辛辛那提化工厂超高的发病率让她终生难忘。多年后她甚至请一名从工厂退休的工人来参加她在辛辛那提大学讲授的工业卫生学课程，向学生展示他如何徒手挖取对二氨基联苯。宾厄姆回忆说：“我整个职业生涯中再未见过那样的情况。我从没见过一个地方那么多人患上癌症。即便在1958年，那些病例也足以证明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了。”

到1958年年末，一个威廉·休珀的门徒，在俄亥俄州卫生部工作的托马斯·曼库索用一个有对照组的更加复杂的实验证实了文德尔的发现。他发现相比于俄亥俄州的普通男性，工厂工人患膀胱癌死亡的概率是普通人的十四倍，因肾癌去世的概率是六倍，而因胰腺癌去世的是四倍。整体得癌症死亡的比率比全州水平高百分之二十三。[22]

证据无可辩驳：辛辛那提化工厂有重大的癌症问题。这次工厂无法忽视了。1958年文德尔完成检查后不久，公司就暂停在辛辛那提生产对二氨基联苯，终于开始改善处理化学物质的工人们的防护措施。但工厂的瑞士雇主们并没有在辛辛那提停用对二氨基联苯，尽管他们在欧洲的工厂早就停用了。它对公司的经济太重要，没法放弃。相反，他们开始通过铁路从联合化学公司在纽约州布法罗的大工厂运进对二氨基联苯，那里生产这种物质已经四十几年了。

不久之后，1959年，辛辛那提化工厂关闭，偶氮染料的生产移至汤姆斯河。几名对二氨基联苯的操作工，包括两名已患有膀胱癌的工人，迁去了新泽西州。大部分人仍留在俄亥俄州。对二氨基联苯自然也移去了汤姆斯河。满载着粉末的机车由布法罗出发，改去汤姆斯河，在那里，新一代的工人们开始与这种致癌物接触。大部分人对辛辛那提的事情一无所知。全世界的研究人员也都不知道，因为辛辛那提化工厂雇用的顾问米切尔·扎文并未发表文德尔的那些惊人的检查结果。毕竟，那些令人难堪的发现不过是些病例报告，不是理查德·多尔式的详实的病例-对照研究。[23]

十五年后，扎文改了主意，想了解一下在辛辛那提接触了对二氨基联苯的二十五名工人中的病例数变化。他发现又有四个人患上了膀胱癌，长期接触它的二十五人中总的病例数增长到了十三人。这次，扎文和亚瑟·文德尔的儿子理查德·文德尔将最新的数据写成了两篇文章，分别在1973年和1974年发表。[24]但这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1971年从布法罗开往汤姆斯河的货车正式停运，汤姆斯河化工厂终于停止使用对二氨基联苯了。公司没得选择，动物实验已经明确证实了对二氨基联苯的致癌性，新成立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严格限制它的使用。[25]美国境内最后一家生产商，联合化学公司1976年停止了对二氨基联苯的生产，同年他们披露了布法罗生产该物质六十年间膀胱癌患病的总数：一百五十一例，因为早年间记录保存不善，实际数字还可能更高。[26]

汤姆斯河又怎么样呢？众多的已知或可疑致癌物中，对二氨基联苯只是其中一种——还有环氧氯丙烷、三氯乙烯和萘——它们分别在上世纪50、60、70年代在工厂中大量使用。那里是否也有癌症集群？没人调查过。辛辛那提可怕的研究结果出炉后，汽巴公司可不想再招一帮外人调查汤姆斯河工厂的癌症以引发更多的焦虑了。外界的研究人员对此也没什么兴趣，大部分研究人员现在都集中在对吸烟、饮食等生活习惯进行风险研究。而那些年轻工人们——乔治·伍利和塔尔迪兄弟等人——渐渐对汤姆斯河化工厂里哪些地方更危险有了自己的想法，但他们没有可靠的信息，猜想都是建立在厂内无法核实的闲谈之上。

辛辛那提的事件仿佛从未发生过——没有惊人的膀胱癌病例集群，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确凿的科学结论。汤姆斯河的工人和居民们仍然只能靠自己。

员工们意识到汤姆斯河化工厂可能存在癌症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一旦形成就无法被动摇。转折点是1985年夏天，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报纸一直在不间断地攻击化工厂排往地下和海洋的废弃物中有有毒物质。每天接触这些化合物的工人都非常焦虑，乔治·伍利和工会的其他领导觉得必须要求汽巴-嘉基做个健康研究——这可能会造成更坏的公众影响，威胁到公司在汤姆斯河的未来，但即便要冒这样的险，也得做这个研究。伍利说：“我们未必需要这个研究，但我们觉得它必须做，即便它哪一方观念都证明不了。”

汽巴-嘉基同意迈出第一步，批准查阅工厂个人记录以计算癌症病例数。为解读数据，公司还聘请了菲利普·科尔，这个选择在意料之中。受训于哈佛的科尔是伯明翰市亚拉巴马大学流行病学系的主任，工作期间他累积了大量化工行业的客户，为他们在健康方面引起的争议提供咨询，也出庭作证。对于奥伊拉·宾厄姆和托马斯·曼库索这类和工会关系很好，和威廉·休珀一样相信工作场所的化学物质是重要的致癌因素的研究人员，科尔是他们有力的批评者，他认为这种研究不自量力。反之，科尔赞同多尔的观点，认为工作场所暴露造成的癌症只占到百分之四。事实上，多年之后的一次访谈中，科尔说：“我的估计是百分之二到三。”

同时，科尔还很反对那种仅有科学意义的研究。和他的很多同行一样，他认为病例系列研究——比如亚瑟·文德尔在辛辛那提进行的那种研究——对于识别工作场所的致癌因素帮助很小，因为没有可供比较的对照组。他还认为，除非对能造成干扰的偶然性和生活习惯进行严格控制，否则病例-对照研究也没有太大帮助。总之，菲利普·科尔是一名对专业的癌症流行病学研究工具有着高度警惕性的专业癌症流行病学家。他的一名宿敌，波士顿大学的理查德·克拉普将他称为“否定性结果之父”。

当科尔1985年夏天去汤姆斯河会见工厂管理者们时，他已听说公司在检查员工的医疗记录时发现了一些异常。尽管并未出现像文德尔1958年时在辛辛那提发现的那种膀胱癌集群，没有明显的或是戏剧性的现象，但有个数字的确很显眼：有五例脑癌死亡病例——如果算上两名在汤姆斯河工作后来在欧洲去世的工人则是七例。因膀胱癌和肺癌死亡的人数似乎也高得惊人。病例总数是不是真的很高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肺癌并非罕见，但脑癌和膀胱癌是少见的疾病。从另一方面说，自1952年以来前后有一千六百多名男性和一些女性在不断扩张的工厂中工作。在这样大的一个群体中，癌症的总病例数可能并不算高。多年后科尔回忆道：“我告诉他们，不可能根据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判断出汽巴-嘉基在汤姆斯河的工厂是否存在癌症问题。要想知道答案，唯一的方法是进行正式的研究。”公司的管理者说他们会考虑的。

关于工厂里的癌症，在那个夏天还有另一件事让汽巴-嘉基和它的雇员们紧张：一个联邦调查员正在镇上彻查偶氮染料操作的安全性。布鲁斯·希尔为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工作，该机构的研究结果经常被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用以设立工作场所规定。希尔是冲着两种可疑物质——邻联甲苯胺和邻联茴香胺——来的。这两种物质都与对二氨基联苯关系紧密，自从OSHA（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禁用对二氨基联苯后，汽巴-嘉基从70年代中期起就在使用这两种物质。问题是，这两种对二氨基联苯衍生物似乎与它们的母体的致癌能力不相上下，因此OSHA1980年时敦促染料生产商停止使用它们。[27]这一要求在汤姆斯河并未被履行。到1985年，尽管汽巴-嘉基的染料业务全面下滑，工厂仍生产了三千多万磅染料，其中很多黑、蓝和深红色的偶氮染料是合成于邻联甲苯胺和邻联茴香胺。

布鲁斯·希尔第一次访问汽巴-嘉基时并未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比起他参观过的其他染料工厂，汽巴-嘉基的生产区域要更干净些，别的厂子的空气中充满了染料颗粒，“你会以为自己戴着有色眼镜”。他告诉公司管理人员，几周之内他会回来检测工厂空气中的邻联甲苯胺和邻联茴香胺，同时提出：他要从偶氮染料工人中采集尿样测定染料化合物的含量。希尔回忆说：“我说完后公司告诉我他们要和工会讨论一下，应该没问题。”

一名联邦的癌症研究人员在工厂做访问，这个消息迅速在全厂传开，使那些本已对过去几个月里的坏消息沮丧不已的工人们更加焦虑。因为先前的癌症威胁，对二氨基联苯已不再用于染料生产。如果邻联甲苯胺和邻联茴香胺也不能用了，偶氮染料就没法生产了。汽巴-嘉基现存的最重要的产品——还有随之而来的就业岗位——都将不保。比这些经济威胁更令人胆寒的是一种感觉：或许绿色和平和其他工厂的批评者是对的。或许汽巴-嘉基真的有癌症问题。

布鲁斯·希尔第一次拜访完工厂离开小镇三天之后，工厂经理维克多·贝克将雇员们集合起来，宣布汽巴-嘉基将与希尔合作，同时也将着手进行自己的癌症研究。菲利普·科尔的学生，亚拉巴马大学的伊丽莎白·德尔泽尔将对过去和现在工作于汤姆斯河的工人们进行一项病例-对照流行病学研究，特别关注脑癌，研究结果将发表在医学杂志上。汽巴-嘉基新的官方发言人托马斯·齐司马蒂亚对记者们说，公司的行为完全是为了向工人们和邻居们保证工厂的安全。他说公司没有发现“任何紧急的情况”。[28]

关于这个决定的报道很低调，掩饰了它的重要意义。对于一个从六个月前排海管道泄漏后经历了多个令人讨厌的“第一次”——抗议、蓄意破坏、创纪录的罚款、刑事调查、尖刻的新闻报道、公众的蔑视——的公司，这又是一个第一次。在汽巴-嘉基来到汤姆斯河后的三十二年历史中，这是它第一次承认工人和邻居们长期存在的担忧是合理的。没人曾在汤姆斯河做过健康研究，关于癌症的话题一向仅限于后院或餐厅饭桌上的闲谈。现在，终于，现代流行病学——带着它激烈的争论，难缠的模棱两可，和可怕的暗示——来到了镇上。

但公司新出现的坦诚是有限度的。当布鲁斯·希尔9月末重返工厂采集大气和尿样的时候，乔治·伍利告诉他工会要求成员不要配合。希尔回忆说：“工会说不，这让我震惊。我是说，如果你是工人，怎么会不想做这个？”伍利不想做是因为公司告诉他实验设计有缺陷。希尔想知道工人尿液中的染料化合物是不是能改变DNA的诱变剂——这也可能意味着它们是致癌物。但公司管理人员辩称，如果尿液检验结果是有诱变性，诱变剂可能是在某种“生活习惯”中接触到的化合物，比如理查德·多尔和菲利普·科尔认为很重要的吸烟、饮酒甚至是苏打水或者烤肉。因为没有对照组作比较，没办法知道是不是染料的责任。

希尔认为这种反对站不住脚——如果证明工人的尿液有诱变能力，他可以做更大范围的研究来评估其他的可能因素。如果没有，工人们可以少担心一件事。但深知工人们的紧张情绪和他们的职位难保的伍利认为公司的反对有道理。他回忆道：“如果我们参与研究，你就得告诉人们他们的尿液中有诱变剂，还不能告诉他们为什么。想想每个人都处于那么大的压力之下，我真的不想看着大家经历这些。”他也承认，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不想再有任何负面新闻让公司和工人的境况更糟了，特别是一个证明不了什么的研究。”

希尔开始进行调查，将他在染料生产车间的所见写成了一份国际报告。[29]尽管在污染最严重的生产步骤中染料工人通常都戴口罩和其他防护工具（至少希尔看着的时候是这样的），他检测了工人们口罩后的盒式过滤器后结果是，空气中染料颗粒的浓度达到了每立方米一点六四毫克——希尔后来讲，这个结果“对于可疑致癌物来说是相当高的”。但他放弃了将结果发表在科学文献上的计划，因为没有尿液检测就没办法知道工人真正吸入的粉尘有多少。他试图去别的地方找染料工人测试，但汽巴-嘉基是美国最后几个还在使用邻联甲苯胺和邻联茴香胺的大工厂了。汤姆斯河的染料工人不配合，希尔没法找到足够的工人进行测试，无法得到可靠的结果，尤其是很多人都是老烟民，尿液中早已有了从烟草中来的诱变剂。因为有理查德·多尔进行的大规模人群吸烟研究，相比起来，一个样本量小的不足以考虑吸烟习惯的工厂内研究看起来不可能获得可靠的结果。

多年后希尔再回顾此事的时候认定，他流产的研究计划来得太迟了。上世纪80年代，邻联甲苯胺和邻联茴香胺的生产转移到了亚洲的工厂，如同70年代的对二氨基联苯、50年代的BNA生产外移一样。很快，汽巴-嘉基也将在汤姆斯河放弃偶氮染料——以及环氧氯丙烷、硝基苯和其他物质。接下来，除了收拾烂摊子、统计病例、试着找出罪魁祸首，就没什么事可做了。

[1] “法庭支持判给遗孀”，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1984年5月4日的一篇文章报道了汤姆斯河工厂一名工人的遗孀获赔六万三千两百美元死亡抚恤金和诉讼费，她丈夫的死因是肺癌，尽管他是个烟民。汽巴-嘉基提起了上诉，但败诉了。高等法院三名法官组成的上诉庭的裁决是：“我们确信根据建立在合理的可能性之上的已有证据显示，[工人]所患的鳞状细胞癌的恶化、加速与癌变……是二十三年时间中[他所]接触到的化学物质和吸烟共同作用的结果。”

[2] Christopher Sellers的文章“Discovering Environmental Cancer：Wilhelm Hueper，Post-world War Ⅱ Epidemiology and the Vanishing Clinician's Ey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7：11 （November 1997）：1824—1835中对威廉·休珀与20世纪中期发展中的环境研究机构的冲突有着深入的研究。

[3] Sigismund Peller，“Mortality，Past and Future”，Population Studies 1：4 （March 1948）：405—456，445，表16。病例增长至少部分因为记录保存有所改善。

[4] 战前德国对烟草致癌的研究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阿道夫·希特勒，其母死于乳腺癌。希特勒年轻时曾吸烟，后来戒烟，他将其视为对雅利安人种的祸害。鉴于烟草起源于美洲，他称其为“红种人对白种人的愤怒，以此报复白种人带去的烈酒”。希特勒推行政治上的抗烟宣传，包括制作种族主义图像，将烟草、癌症与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放在一起。

[5] Robert Proctor的书The Nazi War on Cance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9年）是第三帝国癌症政策与研究的权威著作。该书第一章讲的就是威廉·休珀在被杜邦公司开除（第一次开除）后试图在纳粹德国找份工作的事。也可见于Devra Davis的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War on Cancer（Basic Books，2007），第三章。

[6] 理查德·多尔1936年拜访纳粹德国的简介可见于Christopher Cook的文章“Oral History-Sir Richard Doll”，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6：4（2004）：327—336。多尔是天主教徒，却不常去做礼拜，据说去听了德国一位著名的放射学家的讲座，此人用X射线治疗癌症。放射学家在讲座中用了一幅画着X射线冲锋队消灭标着犹太星形符号的癌细胞的图。后来，多尔和本地学生坐在法兰克福的咖啡馆里的时候抱怨了这种反犹太行为，立刻被指责他自己是犹太人，他向同伴展示自己没有他们认为是犹太人特征的厚厚的踝骨。多尔后来说：“不需要经历太多此类事情，我们就会认识到，某些恶一定要从这个世界上清除掉。”

[7] Richard Doll and A. Bradford Hill，“Smoking and Carcinoma of the Lung”，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4682 （September 30，1950）：739—748.

[8] Ernest L. Wynder and Evarts A. Graham，“Tobacco Smoking as a Possible Etiologic Factor in Bronchiogenic Carcinom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43：4（May 27，1950）：329—336.

[9] Hueper，Adventures of a Physician，183.

[10] Richard Doll and Richard Peto，“The Causes of Cancer：Quantitative Estimates of Avoidable Risks of Canc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66：6 （June 1981）：1191—1308.

[11] 流行病学家菲利普·科尔1979年时证明了向病例-对照研究转变的这一趋势，此人后来作为汽巴-嘉基的顾问在汤姆斯河起到了重要影响。科尔1957年至1958年间在英国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病理系列研究是病例-对照研究的两倍。而他发现，在1976年至1977年间，比率反转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趋势也是一样的：更多的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系列很少。可见于Philip Cole，“The Evolving Case-Control Study”， Journal of Chronic Disease 32（1979）：15—27。

[12] 约瑟夫·赫勒对威廉·休珀性格的评价可见于Lester Breslow的书A History of Cancer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国家健康研究所，1979），139。

[13] 威廉·休珀谴责杜邦1948年向联邦调查局（FBI）匿名指控他为秘密纳粹党员。（证词中说：1934年休珀在德国找工作期间，他的一些寄给德国医院的纳粹议员的申请工作的信件中出现了“嗨，希特勒！”这样的问候语。）FBI否认了他是纳粹，但麻烦并未结束。据休珀未发表的回忆录记录，1949年国家癌症研究所收到一封来自杜邦医药主管的信，声称休珀表现出“共产主义倾向”。杜邦的来信中还反对了休珀组织一个染料行业癌症风险的政府-工业联合调查的计划。在杜邦的带头反对下（瑞士和其他公司随后加入），化工行业的反对破坏了联合调查的计划。休珀表现出好斗的天性，给新泽西州卫生部写了一封信，敦促（未成功）对方调查钱伯斯工厂所在的塞勒姆县高得异乎寻常的膀胱癌患病率。休珀也与其他有权有势的机构叫板，包括原子能委员会，他想公布科罗拉多的铀矿与肺癌的关系，这是1878年在施内山就已经被发现的联系，对方压制了他的努力。

[14] 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以春天里消失的鸟鸣开篇，描述了难以降解的杀虫剂残留于环境中随食物链逐级放大，最终对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危害的情况，是环境科学领域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可以说该书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上世纪60年代起的环保运动。—译者

[15] 下面两篇关于辛辛那提化工厂膀胱癌的流行病学文献中提到了众多病例，文中这名四十五岁的病人便是其中之一。它们是，Richard G. Wendel，Ulrich R. Hoegg，and Mitchell R. Zavon，“Benzidine：A Bladder Carcinogen”，Journal of Urology 111 （May 1974）：607—610，和Mitchell R. Zavon，Ulrich Hoegg，and Eula Bingham，“Benzidinge Exposure as a Cause of Bladder Tumors，” 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27 （July 1973）：1—7。

[16] 关于染料生产和膀胱癌的关系，以及染料业拒绝承认这个关系的历史长达一个世纪，David Michaels的文章“Waiting for the Body Count”和“When Science Isn't Enough”对此有生动描述。Michaels的书Doubt Is Their Prouduc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25—28也有简单介绍。

[17] 截至1952年，英国的研究人员已确诊全国自1921年以来患上膀胱癌的染料工人有三百四十一名，这个发病率是普通人群中男性的三十倍。见于Robert A. M. Case et al.，“Tumors of the Urinary Bladder in Workmen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Use of Certain Dyestuff Intermediates in the British Chemical Industry”，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 11：75 （1954）：75—104。

[18] 在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故事中，一名来自英国染料公司的科学家拜访了杜邦公司迪普沃特的工厂，问他的杜邦同行，何以如此确定对二氨基联苯不是工厂中膀胱癌的病因。据说杜邦的科学家的回答是：“我们这儿的人很清楚对二氨基联苯会导致膀胱癌，但这是公司的政策，都归罪给一个物质，BNA。”英国科学家和杜邦公司科学家的这段1948年的对话最初被登载于1979年7月15日《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评论栏目中。作者是Barry Castleman，他是一位环境顾问，经常批评化工行业的操作，文章的标题是“另类观点：杜邦的商业伦理”。Castleman没有提及杜邦的科学家的姓名，却指出英国的科学家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Michael Williams，他还说Williams逝世于1961年，之前多次跟朋友提及此事。根据Castleman的记述，这段谈话发生于一辆汽车上，旁边还有一名科学家作证，当时他俩以为他在后座打盹，但他其实是醒着的。Castleman的文章发出两周后英国著名流行病学家Robert A. M. Case给《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写了一封长信，声称自己当时坐在后座上，确认了Castleman记述的1948年的那段对话。信中Case解释写信的原因是，文章登出后杜邦的代表联系了Case，要求他确认或否认这件事。Case写道：“我告诉杜邦的人，这个故事千真万确。”Castleman的文章和Case给编辑的信随后引起了国会调查人员的注意。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犯罪小组在1979年和1980年进行的“法人刑事责任”听证会保存的官方副本（国会信息服务序列号81—H521—54）中，第100—103页存留了上述两份文件。

[19] T. S. Scott，“The Incidence of Bladder Tumors in a Dyestuffs Factory”，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 9 （1952）：127—132.

[20] Sophie Spitz，W. H. Maguigan，and Konrad Dobriner，“The Carcinogenic Action of Benzidine”，Cancer 3：5 （Septmeber 1950）：789—804，804.

[21] Zavon，Hoegg，and Bingham，“Benzidine Exposure”，2.

[22] Thomas F. Mancuso and Elizabeth Jackson Coulter，“Methods of Studying the Relation of Employment and Long-Term Illness-Cohort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9：11 （November 1959）：1525—1536.1967年曼库索对辛辛那提化工厂工人的后续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膀胱癌患病致死率再次上升，比全州同龄男性高了十八倍。见于Thomas F. Mancuso and Anas A. El-Attar，“Cohort Study of Workers Exposed to Betanaphthylamine and Benzidine”，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9：6 （June 1967）：277—285。

[23] 多年后的一次访谈中米切尔·扎文解释说他和亚瑟·文德尔之所以没有将1958年的发现发表出来是因为欧洲关于对二氨基联苯的致癌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证据，而且他们的研究数量少，没有对照组。托马斯·曼库索的研究发表于1959年，设立了对照组，但没有指明是辛辛那提化工厂。扎文对笔者说：“我的职责是纠正工厂的状况，使在那里工作的工人尽可能健康，我做到了。任何人想了解对二氨基联苯和膀胱癌可以去读欧洲早期的研究。”

[24] 两篇文章分别是Wendel，Hoegg，and Zavon，“Benzidine”和Zavon，Hoegg，and Bingham，“Benzidine Exposure”。

[25] 1973年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对十四种致癌化学品的使用推出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其中包括对二氨基联苯和BNA，这是该机构有史以来最全面的行动之一。限制措施非常严格：禁止对二氨基联苯生产商将其销往其他公司，要求其在密封容器中处理（不能露天堆放），该措施有效地终止了对二氨基联苯在美国的使用。

[26] Kevin H. Ferber，William J. Hill，and Donald A. Cobb，“An Assesssment of the Effect of Improved Working Conditions on Bladder Tumor Incidence in a Benzidine Manufacturing Facility”，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Journal 37（1976）：61—68.

[27] 奥伊拉·宾厄姆——二十余年前在辛辛那提的研究中就非常了解对二氨基联苯的特性了——作为OSHA主管时最后的几项官方行为中就包括提起了一项“健康风险警示”，指出邻联甲苯胺与邻联茴香胺和对二氨基联苯一样可在实验动物身上致癌，“染料工人对其的接触应被控制在最小剂量下”。见于“Health Hazard Alert—Benzidine-，o-Tolidine-，and o-Dianisidine-Based Dyes”，NIOSH Publicantion 81—106 （December 1980），1。

[28] William Ehart，“Ciba-Geigy to Participate in Health Hazard Stuies”， Ocean County Observer，August 18，1985.

[29] Bruce W. Hills，“Industrywide Studies Report of Industrial Hygiene Surveys at the Ciba-Geigy Corporation，Toms River，New Jersey”，Report 93.26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1987）.

第十二章 可接受的风险

1986年年初，迈克尔·吉利克七岁了，还活着，还在进行胜算不大的斗争，他在曼哈顿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接受实验性治疗，那里恐怕是全球最著名的癌症医院了。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他们的儿科肿瘤病房，而琳达·吉利克每次在活动室都会遇到来自汤姆斯河周围的人。1986年时有一周她在病房里数到了七个欧申县的孩子，其中包括髓母细胞瘤复发的兰迪·林恩沃斯。现在关于汽巴-嘉基的报道那么多，包括距离吉利克家只有几个街区的排海管道破裂，吉利克开始想，儿子的病是不是真的像镇上某些人跟她说的，只是因为“运气差或者基因差”。事实上，她在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大背景。

试验药物无法遏制迈克尔·吉利克的神经母细胞瘤，他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治疗没有改善。吉利克一家回到他们在汤姆斯河的家中继续他们岌岌可危的生活，只有一个变化，琳达·吉利克在房里的一个门上挂了幅欧申县地图。每次她听说当地有孩子患上了癌症——她已经知道几十例了——她就在孩子住的地方按一枚红色图钉。在她看来，图钉似乎集中在汤姆斯河，那片区域包括她家。

通常吉利克不跟别人谈她的观察结果，但她的谨慎被1986年春天汤姆斯河的骚动严重影响了。承受了几个月的公众压力后，县卫生部开始测试汽巴-嘉基排海管道泄漏位置沿线的家庭后院水井。在排海管道进入巴尼加特湾的位置，谢尔特湾，他们发现附近的十八口水井有四氯乙烯污染，汽巴-嘉基排海污水中有这种成分，是可疑致癌物。最大的可能是来自周围的干洗店，但攻击汽巴-嘉基的人们将这归罪于工厂，并指出除了1984年那次大的泄漏之外汽巴-嘉基的排海管道还有几次小的泄漏。精明的退休老人弗兰克·利弗诺是新成立的“拯救我们的海洋委员会”的首领，很快成了公司在当地的头号对手，他宣称自己知道谢尔特湾有两例儿童脑癌。他指出，新近披露的五例汽巴-嘉基的工人或曾在那里工作过的人患上的脑癌与这两例有关联。[1]

回应这些指控的工作落到了查克·考夫曼身上，他对此全无准备。考夫曼过去是个养蛋鸡的农民，他灵巧，微秃，爱交际，一辈子除了个别几年都待在欧申县（1986年时他五十七岁），现在他就职于县卫生部，职位是健康协调员。他亲眼见证着当地环境观念的转变。早在70年代中期，州政府和他所在的部门都认为阻止赖克农场的污染扩散是无用功。同样，1974年县政府终止对快乐平原住户敷衍式的健康调查时，没有人抱怨。现在十几年之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当地报纸每天都在报道汽巴-嘉基的罪行年谱，同时还有大量饮用水污染和不明疾病的报道。现在居民对他们的卫生部有着不同的期望。

考夫曼所在的部门无法实现大家的期望。他管理着大约两百名雇员（这是从1973年他刚开始工作时的十人增长起来的），但大多是为穷人和出不了家门的人工作的护工。卫生部新成立的环境部门人手不足一打，其中没一个人有地下水污染方面的经验。过去遇到这种问题考夫曼都是去求助汽巴-嘉基的化学家，但现在公司被视为污染者而不是保护者，肯定不能这样做了。多年后他回忆道：“我们能说的能做的不多，我们没有环境方面的工具和专长。”

考夫曼焦急地看着人们一天天越来越确信这个县是癌症集中的区域，而汽巴-嘉基就是原因。他觉得这难以置信——将全县的癌症病例都归咎于一个工厂，这未免太简单化了。不过他有挥之不去的感觉，就是当地儿童肿瘤的数量似乎异乎寻常地高，特别是脑部肿瘤和白血病。他甚至曾给几家医院打过电话，想确认有多少汤姆斯河的孩子接受了癌症治疗。他发现这是枉费心机，医疗记录难以获得，前后矛盾，要不就陈旧得没法用。

在座无虚席的欧申县卫生局会议上，情况发展到了顶点。在人们的记忆中，第一次有扛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到场——他们来自纽约市最大的公共电视台WNET-13。该台正在制作一个关于汽巴-嘉基和汤姆斯河癌症的纪录片。随着录像机的转动，明显表现出不自在的环境保护局代表——名叫玛利亚·帕夫洛娃——试图就汽巴-嘉基为什么不需要完全清理工厂内及工厂附近它所污染的地下水做出解释。她说，如果对场地进行部分清理之后，污染引发的周围人群患癌症的风险上升不多于每百万人口中增加一例，那么这种部分清理就是“可接受”的。观众席上的弗兰克·利弗诺立刻进行了反击。他打断她说：“我认为你想做的，帕夫洛娃博士，就是把不可接受的变成可接受的，你想对大家说的是：别担心了。一百万人中有一个癌症病例，你不知道得病的是谁。他不是你的邻居，他没有家庭，他没有朋友，他就是一个单一的事故，这就是那个将受到毒害、患上癌症的人。而你，干吗不看着观众席说这可能会发生在你们和你们的孩子身上。”[2]

查克·考夫曼也坐在观众席上，利弗诺说话的时候他看着人群中其他人的脸色。年轻的母亲，退休的夫妻……他们都住在他的欧申县，他们都很焦虑。他对癌症和其他疾病所进行的调查是盲目的，完全依赖他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关系。但他知道，在特伦顿，另有一个系统可能更靠谱些。那是一个癌症登记系统，全州所有病例都可查询。于是，1986年8月，考夫曼致电州卫生部，要求利用登记系统进行汤姆斯河儿童肿瘤发病率的调查。究竟有没有癌症集群？他希望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争议。

汽巴-嘉基艰难地进行抵抗，花费巨大，就为了能在汤姆斯河保留生产染料和环氧树脂的权利。到1986年中期，公司为达到新排海管道许可证要求的苛刻指标已经花了上百万——排海许可证的这些新要求是前一年州政府刚颁布的。汽巴-嘉基极大地改善了污水处理系统，糠虾放在混有一半废水的海水混合液中后有一半能够存活——与五年前的数据相比这是很大的提高，当时混有百分之四废水的混合液就杀死了一半的糠虾。[3]实际上，公司的废水现在比居民生活污水毒性都小——欧申县公用事业管理局用三根排海管道将生活污水排往大西洋。汽巴-嘉基的经理们没有把这话明确说出来，但意思很明显：居民们要真的担心海洋健康，而不只是为了抨击汽巴-嘉基，他们就应该把自己的污水处理好，尽管他们需要为此支付更高的排污税。

在新聘请的形象顾问的帮助下，1986年汽巴-嘉基对于如何影响公众舆论已经变得更聪明了。6月初，当地环保人士准备再次在拉瓦莱特海滨栈道举办“拯救海洋日”集会的时候，汽巴-嘉基的经理维克多·贝克给三万八千个汤姆斯河的家庭发了一封题为“亲爱的邻居”的邮件，宣传了糠虾测试的结果。[4]公司甚至派推销员去工厂东北部的橡树岭和派恩莱克花园开发区，试图重建邻里信任关系。

但更大的力量在暗中与汽巴-嘉基作对。亚洲工厂的价格竞争残酷而毫不停歇，工资的差别非常之大。1986年6月2日，维克多·贝克的邮件送到镇上很多居民家信箱的那天，公司发表了一个声明——即便不说是难以置信，也可以说是惊人的消息——汽巴-嘉基正在终止汤姆斯河几乎所有的化工生产。历经三十四年，生产了将近三百亿磅染料和环氧树脂——同时排放了可能有四百亿加仑的废水和二十万桶有毒废弃物——之后，公司要退出了。树脂和其他塑料产品的生产将南移至汽巴-嘉基在亚拉巴马的巨型农药厂，那里的工资低得多，环境监管也松得多。染料原料的生产将转移到路易斯安那州和亚洲，那里的工资和监管也更低。仅有小部分染料成品生产和实验室研究工作仍将留在汤姆斯河。未来经过三年过渡期，剩余的就业岗位将不足三百个，而1968年顶峰时的就业岗位是一千三百多个。维克多·贝克和其他一些经理们从未就缩编公开谴责过他们的批评者们，但私下里他们说镇上充满敌意的环境是原因之一。[5]

工人们既震惊又愤怒。没人真的认为化工生产在新泽西有长远的未来——州里很多大工厂都关门了——但汽巴-嘉基在汤姆斯河的雇员们没想到结束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不过工会并不打算完全放弃汽巴-嘉基，因为汽巴-嘉基没有对汤姆斯河完全放弃。那些岗位一旦剥离完，公司希望能够开始增加岗位——通过在工厂土地上新建的制药厂。相比于染料，制药更清洁和自动化，因而对变动的环境标准和其他地区廉价劳动力的竞争的抵御能力更强。那里接收的岗位将只有八十个，但以后还可能更多。

但这种可能的复兴有附加条件：汽巴-嘉基只有在可以继续使用排海管道的条件下才会兴建制药厂——公司的对手声称这绝不能接受。制药厂产生的废水远少于染料和环氧树脂生产——每天大约一百五十万加仑，而后者是五百万加仑——但公司的反对者认为即使一加仑也太多。汽巴-嘉基的排海许可1990年到期，环保人士下定决心，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让许可证续期。“拯救欧申”组织的共同创始人南希·门克·斯科特回忆说：“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我们告诉自己，无论代价是什么，一定要关掉那个管子。”而公司和它的工会态度也很坚决。汽巴-嘉基已经表现出，它愿意为保存自己在汤姆斯河的资产而花费几百万，而它的工人们也愿意和那几百万一起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决战——决定着汽巴-嘉基在汤姆斯河的命运的战斗——的舞台已搭好。这场战役将持续三年多，其间当地报纸将充斥着几百篇关于癌症和污染的引人焦虑的报道。被忽视多年之后，这两个问题在汤姆斯河变得无法回避了。

查克·考夫曼要求研究汤姆斯河儿童癌症发病率，这活最终落在了迈克尔·贝里的头上，他是州卫生部的新人，正在为自己的工作而兴奋。这态度后来会改变的。不过现在他可是发动起来了。他打算花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在空气污染问题上，剩下的时间用来处理其他任务：回应全州可能与癌症集群有关的电话。

1986年考夫曼致电之后，贝里查询了部门记录，发现同事自1982年起已经记录了另外三个关注汤姆斯河儿童癌症的电话。其中一个来自纽约的一名神经肿瘤学家，他治疗了几名当地儿童。不过每个电话都是石沉大海，没进行任何有关汤姆斯河儿童癌症的调查——哪怕是敷衍都没有。事实上，卫生部在新泽西州各处进行了很少量的居民癌症集群调查，部分原因是州里的癌症登记系统相对还很新，没什么数据。正当显示出可能存在职业癌症集群的各种迹象开始受到重视的时候——例如一直在进行的对石棉工厂的一种罕见肺癌间皮瘤的调查——居民区存在问题的电话却无人问津。

这种差别是有原因的。从帕拉塞尔苏斯起，目光敏锐的科学家们就通过探究高暴露工人群体的疾病集群——例如扫烟囱工和钴矿矿工——来锁定可疑致癌因素。在职业环境中更容易遇到多年间超高剂量接触少数特定化合物的工人。在雇主的配合下，研究人员可以去工厂收集环境样品，与工人访谈，查阅集中管理的医疗和员工记录，可以以此确定诊断结果和工人暴露于特定化合物中的时长。威廉·休珀和其他人一同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

所有这些工作，在居民区调查中都将变得极为复杂。医疗记录散落在几十甚至上百个医生的办公室或医院中，每一处都用自己的方法给疾病分类。没法追踪谁在何时迁入或迁出。测定污染物当前在邻里间的暴露水平非常困难，而过去的暴露只能靠猜测。在工厂里研究人员可以查阅旧的记录确定哪一年用了什么化合物。但在社区没有过去接触过的化合物的记录。

结果是，对于居住区癌症集群的原因，几乎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结论。如果说职业癌症流行病学像是一个不错的侦探故事，纠缠着阴谋、多重嫌疑，而且——至少在某些故事中——有个恶有恶报的满意结局，那么居民区的集群调查则更像一出存在主义的戏剧。重要而有挑战的问题提出来了，什么都解决不了。

大多数打到迈克尔·贝里办公室的关于病例集群的电话都是关于居民区而不是工作场所的。从1980年起州卫生部回应打电话的人的已经不只是电话线那头的一个平静的声音了。正是在那一年，新泽西州癌症登记系统开始运行。概念很简单：登记系统被设计成新泽西州的信息交换中心，每年近三万两千例（这是当时的数据）癌症确诊病例的信息都汇总到这里。[6]隐私数据包括了患者的家庭住址、年龄、职业，以及癌症类型与分期、治疗类型。卫生部可以分析这些数据以解答各类问题，例如州里有没有哪个地方医疗水平偏低。但登记系统的首要任务是辨识出癌症集群，并为“确定癌症发病率与潜在的环境因素的相关性”提供“所需的更加完整与精确的统计数据”，这是1977年确定成立登记系统的条文中说的。[7]换言之，它的设计正是为了回答汤姆斯河在1986年夏天所提出的这种问题。

癌症登记系统有一定的历史了，尽管并不是很有效。英格兰1895年的工厂法就要求雇主报告所有处理煤焦油产品——包括染料——的工人的癌症病例。工厂主执行得并不好，但这个想法流行了起来——这是一个多世纪前开始的传染病登记系统的自然延伸，传染病登记始于瘟疫早期预警系统。理论上说，癌症登记系统可以为珀西瓦尔·波特和沃尔瑟·赫西这样观察力敏锐的医生们提供同样的功能，只不过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相比于波特的病人群体或赫西的矿工群体，一个以全体居民为基础的登记系统可以在更大的人群中寻找模式——例如全英格兰的染料工人，或是所有康涅狄格州的居民，该州于1935年成立了全美第一个州癌症登记系统。到1986年，共有六十个国家的一百八十一个市、州或国家在运行癌症登记系统。[8]

不过后来证明，登记系统建起来要比用起来容易得多。即便一个政府机构能够将所有的医院、诊所和医生都列入它的管辖范围，让他们给它报告所需的癌症信息，分析这些统计资料也将是一场噩梦。诊断经常是含混的，不同诊所差异很大。转移性癌症经常被误计，肿瘤出现在第二个器官上时我们会重复计数。可那些急于独揽设立癌症登记系统大功的议员们却对给这个部门安置足够的员工没什么热情，所以努力跟进汇入癌症登记系统的数据洪流成了西绪福斯[9]式的工作。

新泽西州的登记系统尤其难堪重负。1975年国家癌症研究所就已将新泽西州单列了出来，因为那里有全美最高的癌症死亡率。男性每年的总死亡数是每万人中二十九例，女性是每万人十八例。[10]这些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大约百分之十。对于高出的这部分死亡率，其原因的推测多集中于污染问题，不过要识别癌症病因，看死亡率并不是好办法。研究因果关系的关键统计数据是发病率——出现确诊病例的频率，不考虑病人是否死亡。于是州立法委1977年在新泽西州首次建立了癌症登记系统，采集发病率数据。

但到1986年查克·考夫曼要求研究汤姆斯河的发病率时，登记系统明显已经失效了。管理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已经积压了两年多的工作，也就是说1986年时已完成的最新的数据是1983年的。（到90年代中期积压将超过三年。）按照法律，医生和医院应在确诊后六个月之内报告病例，但他们几乎从不这样做。违法情况最严重的是纽约市和费城的大型肿瘤医院，那里每年收治几千名新泽西州的居民。迈克尔·吉利克和兰迪·林恩沃斯这些在州外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纽约医院或是费城儿童医院——这三所是全球最大的儿童癌症中心——接受治疗的孩子可能根本没进入登记系统。

尽管知道癌症登记系统的缺陷，迈克尔·贝里还是想要尽可能地对考夫曼的要求做出回应。他决定对多佛镇——汤姆斯河的官方名称——的儿童癌症进行一种调查，卫生部将其称之为“关联分析”。程序再简单不过了。首先，贝里致电登记办公室，要求拿到电脑打印的1979年至1983年间住在该镇的十二岁以下儿童中确诊癌症的病例清单。他发现了十五例病例。然后他要查明，如果儿童癌症在汤姆斯河的发病率和全州一样，那么镇上总的病例数“应该”是多少。根据镇上的人口数，他得出“预期”的发病率是十四点七例。也就是说，实际的儿童发病数几乎和预期数量完全一样。汤姆斯河的儿童癌症发病率既没有高于也没有低于预期。是平均值。通过他粗糙的分析，贝里只能说在汤姆斯河没有儿童癌症集群。

贝里将结果告诉了考夫曼，双方都不满意。首先，贝里的分析没有包括特殊类型癌症，即便是将这部分包括进来，病例数太少，也很难从中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而且，分析截至1983年。考夫曼通过他在县卫生部的私人关系听说了几例新发病例，是1984年确诊的，这没有包括在其中，因为登记系统滞后了两年。再者，贝里的分析中至少没有包括那些只在纽约和费城看过病的本地儿童。如果最后发现有很多的汤姆斯河患病儿童在州外治疗——琳达·吉利克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经历就是证明——那么基于登记系统进行的分析就是误导。

“据记录，没有迹象表明镇上的癌症增多了。”11月研究结果泄露后，贝里这样跟《阿斯伯里帕克新闻》的记者说。[11]但是那篇标题令人紧张的文章“有毒废弃物，癌症发病率带来更多未解问题”看了绝不会让人平静。它指出，州外就医的病人并未包括在内，并引用了一个律师和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的说法，他们两人各自分别知道三个汤姆斯河的孩子近期被确诊为脑癌。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当周周日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个下周电视导视的小提示：WNET-13的纪录片《美国化学小镇》将在黄金时间连播三天，从1986年11月19日开始。[12]

汽巴-嘉基的经理们高度紧张，他们预计会在节目中被攻击。《美国化学小镇》的作者和联合制片人迈克尔·罗森布拉姆和工厂发言人托马斯·契兹马蒂亚是大学同学，他劝说托马斯保证工厂经理维克多·贝克会出面接受讯问并带人参观工厂。（罗森布拉姆多年之后回忆：“我告诉摄像师，就拍有滴水的管子，找到多少拍多少。”）参观与访谈结束后已经很明显，纪录片对公司是批判式的，尤其是罗森布拉姆提到了镇上可能存在脑癌集群。汽巴-嘉基的律师给WNET的总裁约翰·杰伊·艾斯林匆匆写了一封信，声称罗森布拉姆在报道内容中误导契兹马蒂亚。因为汽巴-嘉基的制药部门恰好资助了WNET的一档重要的科学纪录片（讽刺的是，该纪录片叫做“大脑”），艾斯林因此对其有所关注。电视台的律师坚持要看纪录片早期版本的副本。不知怎么的，汽巴-嘉基也搞到了同一副本的拷贝。公司的律师因此又写了一封信，这次要求修改脚本。

最终，公司要求的修改罗森布拉姆只动了几处。不过他和负责了大部分原始报道的制片助理凯思琳·休斯都感到，在电视台经理认可的最终版本里，来自汽巴-嘉基律师的压力改变了纪录片整体的基调。他们曾想刻画兰迪·林恩沃斯，着重控诉病例的群聚，但最终版本反而强调了就业与污染之间的利弊平衡。兰迪和他的家人直到第十分钟才出现，早在这之前，是一个汽巴-嘉基的工人因为计划中的工厂缩减而面临下岗。休斯回忆说：“我认为纪录片的内容应该是更加坚定的，而最终的结果没有实现。所有重要的点都提到了，但整体上被软化了。”

不论是不是被软化了，纪录片最终播出后干扰到了镇上的很多人。他们看到了病重的兰迪·林恩沃斯——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由他母亲的怀抱支撑着翻看家庭相册。林恩沃斯一家也可能变成其他任何一个家庭，兰迪可能是任何人的孩子。当雷·林恩沃斯将他十几岁的儿子抱出轮椅轻轻放到床上时，背景音说道：“目前的科学还不能证明肿瘤是否由邻近的工厂诱发，但对于林恩沃斯一家来说，这癌症可能由环境因素引发的恐惧感始终挥之不去。”为保证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谢莉·林恩沃斯接着说：“你真的一定要注意到周围在发生什么，因为我们做梦也从没想到过幸福会破灭，生活发生如此的巨变。我的上帝，我希望你们任何人都不会经历这些，但你们真的不能只说这是住在街对面的那个人，然后坐视不管。因为不是那样的，这就是你和我。”

到了1986年年底，看起来似乎镇上的每个人的意见都倾向一致。很显然癌症的问题在短时间之内是不会消解了。

[1] Don Bennett，“Ocean Groups Blame Ciba for Shelter Cove Pollution”，Ocean County Observer，June 25，1986.

[2] 玛利亚·帕夫洛娃与弗兰克·利弗诺之间的对话可见于WNET-13与1986年11月19日直播的电视纪录片“Chemical Town USA”。

[3] Don Bennett，“Ciba Doing What It Thought Was Impossible a Year Ago”，Ocean County Observer，June 10，1986.

[4] Status Update：Ciba-Geigy's Toms River Plant，eight-page brochure from Ciba-Geigy，June 2，1986.

[5] 工厂经理维克多·贝克的继任者约翰·西马斯后来这样解释终止化工生产的原因：“我们看到了不祥之兆，认为汤姆斯河不是做重化工生产的理想场所。”见于William Lichtenstein，“The Toms River Experience”，Chemical Engineering （April 1991）：46。

[6] 根据州癌症登记系统第一年的责任通报，1979年新泽西州居民中确诊癌症的病例数是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到2000年，总数上升至四万五千六百四十一例，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尽管这期间全州人口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五。发病率上升的部分原因是诊断技术的改善，但在其中占多大比例未知。癌症病例中不包括非侵入性癌症和原位癌，这两类的肿瘤没有扩散，体内只有一个病灶，这类肿瘤未报告在癌症登记系统中。

[7] Title 26，Section 2—104，New Jersey Statutes.

[8] Donald M. Parkin，“The Evolution of the Population-Based Cancer Registry”，Nature Reviews Cancer 6 （August 2006）：603—612，605.

[9] 西绪福斯，古希腊神话中被罚推巨石上高山的人，每次石头快要到顶时就会从他手中滑脱滚回山底，意指永远在做无用的苦工。——译者

[10] Lisa Roche et al.，“Trends in Cancere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New Jersey 1979—2002”，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enior Services （October 2005），46—47，tables 5 and 6.

[11] Marlene Monfiletto，“Toxic Waste，Cancer Incidence Raising Unanswered Questions”， Asbury Park Press，November 16，1986.

[12] 13频道的节目播出前夜，一位名叫爱普·斯托帕的当地妇女带着她复印的电视导视去了多佛镇委员会的会议，抱怨说镇子马上要鼻青脸肿了。她说：“新泽西州或许是被当做了一个大化工厂，但汤姆斯河不该这样。”镇长W·托马斯·伦金承认他也担心，并且试图压低汽巴-嘉基在镇的快速发展中的重要性。见于Donna E. Flynn，“Dover Officials Wary of TC Show's Publicity”，Asbury Park Press，November 19，1986； 以及Anthony A. Gallotto，“Ciba TV Show Worries Panel”，Ocean County Observer，November 19，1986。

第十三章 朋友和邻居们

尽管在过去三年里新泽西海岸刚经历过喧闹的抗议，1987年8月的情景对那里来说仍是闻所未闻的。这次，挑事的不再是绿色和平或是“拯救我们的海洋委员会”，而是老天爷。欧申县海滩上的每次涨潮看上去都增加一分恐怖。8月13日，一大片医疗废物——很可能是路过的游艇抛下的——被冲上了岸，沿着海滩散布了七十五英里远，这日子（周四）正好毁了一个周末客流高峰。垃圾里有注射器、针头、血袋，还有绷带。[1]一个男孩在长滩岛踩到了皮下注射的针头，汤姆斯河以北的波因特普莱森特的一位母亲也是。在旅游季的高峰时间，全县的海滩关闭了三天。第二周，死螃蟹冲上了巴尼加特海岸，而锡赛德海特的海鸥粪便中细菌总数超标，海滩关闭——那里离汽巴-嘉基排海管道的终点站不远。各种事故中最麻烦的是有报道发现了一些宽吻海豚的尸体，满身红肿溃烂。整个夏天，新泽西的海岸上一共发现了八十具海豚尸体，显然是不明来源的病毒和有毒藻祸害了它们。

这些灾害在当地并不新鲜——实际上1987年关闭的海滩比往年还要少一些——但它们都集中在一个月就很可怕。目前旅游业是欧申县最大的产业，每年为当地经济贡献在十亿美元以上。对商人们来说1987年的夏天是一场十足的灾难。《纽约时报》描述了孩子们在荒漠般的海滩上游荡，捡卫生棉条的助推器做沙堡的塔楼。[2]海岸旅游业不仅是新泽西州的第二大收入来源（第一是石化），还是新泽西人引以为豪的标志——当外人将这里说成是工业废弃物毒害了的土地时，它是最好的反驳。污染造成的经济危害已经够糟糕了，这些奚落让人更难忍受。每个人都感同身受，他们很愤怒。正当这个噩梦般的夏季即将结束的时候，1987年劳工节那个周日的两点，几千名海滩游客一同参与了史无前例的抗议，队伍在长滩岛上绵延了几英里。

从汽巴-嘉基的角度来看，它的际遇真的很差。为了建造制药车间，也为了留在汤姆斯河，公司4月的时候向州政府申请了六项许可证。而对于公司的反对者们来说，8月的灾难是上天的馈赠。劳工节的周末，当海滩游客们在长滩岛上牵着手坐着的时候，一场由“拯救我们的海洋委员会”的弗兰克·利弗诺组织的千人抗议活动正在奥特利海滩进行。利弗诺拿着手提式扩音器敦促人们抵制汽巴的产品，还试图将公司的污水排放与冲上岸的那些废物联系起来。他问道：“他们从游艇上扔东西和从水下排污管扔东西又有什么区别？”[3]

实际上汽巴-嘉基排放的污染物确实和海豚死亡、海滩关闭还有医疗废弃物上岸没有关系。公司往大西洋里排放污水已经二十几年了，就数1987年排的污水最干净。9月份，新来的经理约翰·西马斯给全镇发了标题为“亲爱的邻居”的邮件，宣传了公司向州环保部资助一百万美元后得到的研究结果。采自拉瓦莱特海滩、奥特利海滩和锡赛德海特海滩的水样中没有发现公司化合物的痕迹。实际上，唯一检出公司化合物的水样采自距排海管道排污口不足三英尺的位置，那里离最近的海滩都有半英里远。

但这些都不重要。在新泽西，只有一家公司获准用自己的排污管道向大西洋倾倒处理过的废物，那就是汽巴-嘉基。有那么多的海洋问题，看起来完全无法控制：有毒藻类、致病菌，还有漂浮的医疗废物，它们的行踪飘忽不定。而汽巴-嘉基排放的污染是完全可控的。工厂的未来全仰仗公共部门的决定，而这些部门需要给觉醒的选民们有个交代。镇上当时的州议员约翰·保罗·多伊尔回忆说：“经过了那个夏天，人们都受够了。对癌症的恐惧肯定是有的，但引起转变的是海洋里发生的状况。过了那个夏天，汽巴-嘉基就江河日下了。”三个月后，州议会收到了三十三条关于限制海洋污染的提案，其中有几条就要求禁止汽巴-嘉基这类的排污。

为寻求政治力量，汽巴-嘉基聘请了当地的一位地产律师，劳伦斯·E·巴斯盖特二世，他迅速走红，已是新泽西州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如果欧申县世俗的信仰是通过地产的增值累积财富，那拉里·巴斯盖特就是它最积极的倡导者。他有一辆劳斯莱斯、一架飞机、一个小型机场、五处房产，其中一处是贝伊黑德的海滨大宅，另一处在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拉姆森。巴斯盖特和州长汤姆·基恩还有即将当选的总统乔治·H·W·布什都是至交，1987年巴斯盖特为老布什在一次晚宴上就筹集到了六十万美元的资金，后者委任他为共和党财政委员会主席。对于一个在家乡莱克伍德——就在汤姆斯河北面——从事法律行业的木匠的儿子，这相当不错了。巴斯盖特靠买进农场分成小块开发房地产起家。现在他四十八岁，是新泽西州优秀的筹款人，也是全美国最重要的政治投资人之一，正处于他权力的巅峰时期。[4]当某些筹款人许给资助者们的还是可能获得政府合同的时候，巴斯盖特已经玩更高级的了。他擅长与公共部门拉关系，再利用这些关系为他的朋友们——通常也是他的客户和投资伙伴——提供帮助。既然州长基恩在1990年之前都在任，汽巴-嘉基要确保得到那些做生意必需的许可证，巴斯盖特是协助完成此事的最佳人选。

但欧申县玩权力游戏的不止拉里·巴斯盖特一个。民主党控制着州参议院，主席是汤姆斯河本地人约翰·F·罗素，他长期以来都是化工厂的朋友，但随着公众反对意见的增多，他对工厂的支持有所动摇。1973年罗素意外当选参议院主席（水门事件使共和党当年损失惨重），虽然已成为民主党在新泽西最有权力的人，他还是觉得职位不稳。罗素回忆说：“我对自己的选区投入了很多关注。欧申县人都保守，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自己的社区存在健康风险。一旦人们意识到排海管道有泄漏，排放的污染可能有毒，可能致癌，他们很可能就会说‘我们还是把整件事都停下来吧’。”

和新聘请的巴斯盖特同一阵线的，是当地唯一可能与刚觉醒的选民队伍抗衡的工厂员工，但他们寡不敌众，而且这些意志消沉的工人中很多都已经收到了下岗通知。到1987年，工会工人只剩大约五百了，再过一年总人数还将降到三百五十人。雷·塔尔迪现在在工厂新升级过的污水处理厂工作，他偶尔会抿一口工厂处理过的污水，这水的确像工厂宣称的那么干净，这让他很满意。他回忆说：“东西很干净，就像我们的饮用水一样。”但他的哥哥、工会副主席约翰·塔尔迪知道，污水处理厂的升级来得太晚了，已经无法挽回工厂的声誉，他说：“没过多久我们就意识到，哪怕你的管子里除了蒸馏水或者牛奶其他什么都没有，那也没用，排海管道没戏了。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

工人们逐渐开始关注他们自身的健康问题。1988年由于汽巴-嘉基多年前使用的铅质水管的污染问题，工厂不得不在自己的六十二个水源上标出危险警告。[5]更重要的是，职工们听说了亚拉巴马大学的菲利普·科尔和伊丽莎白·德尔泽尔对工人中癌症研究的初步结论。乔治·伍利回忆道：“资方将工会的领导们召集到会议室听取科尔博士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这是好消息——我们没有问题。’然后他们给我们资料袋，里面告诉了大家怎样跟外界的人讲这个研究结果。”汽巴-嘉基希望传递给雇员和公众的是，工厂工人比普通人群更加健康。亚拉巴马的研究人员根据两千六百四十二名曾经在任或仍在岗的男性员工的医疗记录得出结论，男性员工的死亡率比同年龄段美国白人男性整体死亡率低将近百分之二十。而因癌症致死的人数只比期望值高一点：一百零六，期望值是九十七。很多癌症患者是辛辛那提工厂的老工人了，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接触到的污染物，而不是在汤姆斯河。[6]

公司没有提到的是，基本上所有的产业工人，甚至包括化工行业，都比普通人群更加健康，这个广为人知的概念叫做“健康工作者效应”。简单地说就是，工人早逝的概率较小，因为只有足够健康的人才可能被聘用并保住他的这份工作。因而工厂长期雇员中的死亡率只有普通人群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九十，因为普通人群中病人和残疾人更多。[7]尽管有这个人所共知的偏向性，很多工厂流行病学研究仍旧采用这种有问题的比较方式，因为从普通人群中获取死亡率的统计数据远远比从更适合的人群——例如从其他工厂的工人中——获取这些数据容易得多。对于工厂主来说，这条捷径的另一个好处是：与普通人群相比较，工厂会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安全。

汽巴的工会首领们对健康工作者效应一无所知，但他们仔细阅读了研究结果，仍旧很困惑。首先，很多刚去世的工人没有包括在内，而工会知道他们是接受过癌症治疗的。研究是关于死亡率的，却不是癌症发病率，所以如果工人的死亡证明中没有标注癌症，他就不会被视为癌症死亡病例。约翰·塔尔迪回忆说：“我们说：‘弗兰克·斯卡普尼呢？还有约翰·杰斯科斯基呢？’我们知道很多人，但他们中不是每一个都列在了癌症死亡的名单中。”另一个让他和伍利沮丧的是，亚拉巴马的研究人员没有——在他们最初给工会的结果中——将死亡率细分到每一栋工厂建筑，因此他们无法评估处理最危险的化合物的那些工人们面对的风险有多大。

最让他们担心的还是脑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癌症。研究确认汽巴-嘉基的工人中有五例，比期望值三例要多。但在简报中伍利看到的是因为总的病例数太少，这种明显高出的数值很可能是统计上的波动。这恰恰就是威廉·休珀在二三十年前已经预见到的那种借口：在大规模人群的常见病研究中，病例-对照研究可以给出可信的结果，但对一个工厂的罕见病研究——即便是汤姆斯河这样的大型工厂——因为病例数太少，不好的结果几乎都可以用随机波动来解释了事。

直到亚拉巴马大学的研究结果1989年发表在了《职业医学杂志》上之后——当时工厂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更加令人不安的情况才出现了。伊丽莎白·德尔泽尔在文中简单说到她后来发现了至少十一例脑癌病例——其中四例患者仍在世，另有两例汤姆斯河工厂工人搬到欧洲后去世了，所以没包括在最初的研究结果中。她写道：“这个结果证明了，在偶氮染料和‘塑料与树脂’区工作的男性发病率相对较高，另外，在实验室工作的男性中也相对较高。”德尔泽尔还指出，有几类工种患癌症后死亡的人数非常多，例如偶氮生产（期望值八例，实际十六例），和维修（期望值二十五例，实际三十七例）。

日后乔治·伍利和工会的其他人会因为没有在1987年了解到全部事实而愤愤不平。但现在，他们只是在怀疑——而且公司打了包票：没什么可担心的。伍利说：“我们不信任这个研究结果，但我们不知道真相。”对于亚拉巴马大学研究结果的担忧进一步挫伤了工厂的士气，但1988年春天，当他们准备与汽巴-嘉基的对手们进行巅峰对决的时候，工会领导依旧公开支持公司。拖延了几个月之后，州政府宣布将针对汽巴-嘉基的许可证——它们是建制药车间必需的——申请举行三个公众听证会。成百上千的人想去参加。双方都说会有精彩的表现。工会的“大嘴”詹姆斯·麦克玛纳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解释道：“我们不是想挑事，如果需要我们讲理，我们就会讲理。如果需要我们动粗，我们就是粗人。”[8]

尽管掀起了这样大的风暴，汽巴-嘉基的工厂其实不是欧申县水质最大的威胁。上世纪80年代，最大的风险来自赖克农场的地下水污染羽流，那个过去的非法排污点，它一直在那里，却在围绕着巨型化工厂的喧闹声中被遗忘了。“汽巴-嘉基的废弃物可能致病，在排水口附近游泳，或是喝到灌溉井中被污染的水可能有危险”，正当人们为这理论上的可能性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基本可以确定，数以万计的被蒙在鼓里的居民们正喝着沾染了工业废弃物的自来水，其中一些成分是致癌的。这些废弃物来自1971年尼克·弗尼科拉倒在养鸡场（如今已经荒废）后面两英亩土地上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五千桶废液。那块土地——快乐平原——现在仍归塞缪尔·赖克和贝莎·赖克所有，正被用作碎石场的仓库。

七八十年代，小镇的其他地方都在急速增长，而快乐平原农场在以缓慢的步调给地产开发让道。但在土地的下面，有些活动从未停止。一如既往，汤姆斯河水务公司还在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供水需求而努力，仍旧很依赖花园路水井，那儿往北一英里就是赖克农场。1987年中期花园路有六口水井在工作，为全镇三分之一的居民供水。水井地基下厚厚的含砂层是地下水的主要来源，那里的水是由自北向南的天然地下潜流补充的。地下水以轻快的步调向南渗滤，每天运动十六英寸左右。然后，当它们进入花园路水井地基这个巨大的“抽吸带”时，水流速度将大幅提升——通过六口井中某一个的滤水器时，速度大于每天九英尺。花园路井基基本上是一个不间断水源，一只无底的杯子——完美契合了汤姆斯河“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精神。早在1974年，花园路井基刚开始工作时，水务公司每天的抽水量是两百万加仑。到1987年，日平均抽水量接近三百万加仑——炎热的夏日则接近四百万。

与此同时，在一英里外的赖克农场，地下也不平静。尼克·弗尼科拉1971年倒在那里的化合物正在移动。这个污染位点曾有过三次清理活动——1972年两次，1974年一次——移除了五千桶废弃物，一千一百立方码的土壤。但这种修复是远远不够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承包商没有检测土壤中是否还含有那些化合物，只是将看起来或闻上去被污染了的泥土运走。如果这块泥土看着还行——谁知道怎么个还行法——它就被留在那里。但这些土壤根本不是“还行”。从弗尼科拉卸下渗漏着的废料桶的一刻开始，苯、三氯乙烯、苯乙烯和其他废弃物的液滴就开始沿着十英尺厚的砂质土壤向下流动，进入地下含水层，在那里与向南渗流的地下水汇合。不出一年，化合物的羽流就已移出了赖克农场的边界。它一路南下污染了几十口私家水井，如一只油腻而舒张开的手指——直指花园路井基和上面的六口巨大、饥渴的公用水井。

谁也无法知道毒物羽流的指尖是在何时抵达花园路水井的滤水器的。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后来成了汤姆斯河辩论的重要问题。从那一刻起——无论它是早于1978年或是晚于1986年——汤姆斯河水务公司成千上万的用户喝的水里就有了来自赖克农场的微量有毒化合物。早在1974年就出现了井水可能被污染的迹象，但水务公司拒绝在花园路水井安装过滤器或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反之，80年代水务公司对这几口井用得比从前更狠。联邦超级基金法案通过后，这个疏于管理的怪圈终于被打破了。赖克农场和汽巴-嘉基工厂一同位列1983年的第一版“全国优先处理名单”之中，1986年，美国环保局的承包商们已经忙于对这两个位点进行“修复调查”，以确定地下水污染的范围以及潜在的健康风险了。

1986年5月，美国环保局的一个承包商开始检测花园路水井，很快发现了不该存在的成分：三氯乙烯（TCE）。TCE过去是，现在仍是化工行业的万金油：去污、溶解，还是几百种产品的重要原料，比如汽巴-嘉基的树脂和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塑料。三口受影响的水井中TCE的浓度相对较低——在3ppb到14ppb之间。在80年代中期TCE风险性的证据逐渐增多。不同于苯和甲苯，水中的TCE除非浓度很高，靠嗅觉或味觉是发现不了的，但低浓度的TCE蒸气就可造成肝、肾、肺以及心脏损伤——并且至少对小鼠有致癌性。因此，美国环保局将水中TCE的限值定为5ppb，而新泽西州则计划在1988年开始执行的规定中将其限制在1ppb。[9]汤姆斯河水务公司显然还做不到。

影响花园路水井的污染物是来自赖克农场吗？仍旧无法确定。农场里倒的是有TCE，但它也可能来自机修厂、车库，或是其他非法倾倒点。甚至还可能来自汽巴-嘉基——尽管这种可能性很小，虽然在水井西面的工厂离那里只有一英里，但有河流做天然屏障，而且地下水的流向是向南而非向东。另一方面，很多因素都将污染源指向了弗尼科拉的非法倾倒，美国环保局的承包商不只发现了TCE，还在快乐平原下方的地下水中发现了十几种其他的工业化合物，其中一些用于塑料生产。

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对所有这些消息的反应是它特有的冷漠和讳莫如深。环保局的承包商在三口井中发现TCE六个月之后，水务公司终于关闭了浓度最高的那口水井。但这口井一停泵，另外两口井里的TCE浓度立刻上升。（这就好像游乐场的打地鼠游戏，在上世纪90年代始终困扰着水务公司。）不愿意关闭所有三口水井，水务公司——在州政府的允许下——决定重新启用污染最严重的那口水井，将抽上来的水与花园路另外五口井混在一起之后再向全镇分配。这种稀释作用将TCE的整体浓度降低了，花园路水井混合水的浓度降到了2ppb，仍比州政府1988年开始执行的新限值1ppb高一点。

水务公司的用户对此一无所知——就像60年代中期霍利街水井的污染一样。早在1974年，用户们是因为《阿斯伯里帕克新闻》上一篇迟来的报道才得知花园路井基的问题的。这次的情形又是这样，到1987年年底，县卫生委员会收到了一份水井检测报告的复件，显然是发错了。[10]《欧申县观察家报》斥责了整件事情，尤其是水务公司检测了两所学校的水池，它们由花园路水井供水，检出的TCE浓度分别是3ppb和2ppb。面对着全镇的怒火——人们本来就对污染问题很焦虑了——水务公司终于关闭了三口影响最大的水井。至此，已是11月，来年夏天之前用水需求不会太大，到夏天将会大量用水。

这是1965年事件的翻版。当时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就是因为化工厂的排海管道开通才从重重包围中脱身的，排海管道分流了河水和霍利街水井中的化学废弃物。如今，二十四年之后，水务公司花园路水井也需要这样解围——而且需要在来年夏天之前，到时，汤姆斯河的用水量会刷新纪录。这个纪录经常被刷新。

1988年年初，随着那三场激动人心的公众听证会的临近，汽巴-嘉基的厄运仍在继续。2月中旬，在欧申县购物中心街对面的一个工地上，一架推土机把工厂的排海管道拉了一道四英寸长的口子。这次喷出了大约二十万加仑的废水，《欧申县观察家报》的标题是：“哎哟！”第二天，就好像为了防止有人忘记汽巴-嘉基正在接受审判似的，大陪审团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起诉书，针对的正是公司的密谋、非法倾倒、错报瞒报和处理失当等。（原有的诉状被驳回了，现在正等待上诉。）新的起诉只针对两名经理——威廉·鲍勃森和詹姆斯·麦克弗森——以及公司。有一个不祥之兆，之前被起诉，这次不再被起诉的两名经理——大卫·埃利斯和罗伯特·费森——现在与检方合作了。[11]汽巴-嘉基努力地想向前看，一件件事却都要起底它难堪的过去。

期待已久的公众听证会果然如大家所期望的成了一场马戏表演。听证会安排在汤姆斯河北部高中，一千八百名学生中午就被放回了家，当时校外已有几百个人在乱闯了。敌对阵营能分辨得开：工会工人戴着白色棒球帽，环保人士举着标语牌，还有十几名警察在州政府官员核实发言名单的时候试图维持秩序。下午一点，听证会在礼堂开始，一千两百个座位几乎全满。态度很分明——可以看到几百个白色棒球帽混杂在人群中——但环保人士更吵闹些。工厂经理约翰·西马斯和拉里·巴斯盖特发言时遭到了他们的起哄和责问，而当一位他们几乎从没见过的女士靠近话筒开始说话的时候他们则安静了下来。

她就是琳达·吉利克，她认真地编排了分配给自己的五分钟时间，让效果最大化。首先她提到了走到房间前面的一群孩子，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枝茎上绑了黑丝带的红玫瑰。她开始说道：“我代表欧申县那些家中有孩子患上癌症的家庭。他们中有些人今天和我一起来到了这里。”她说，汽巴-嘉基不是镇上唯一的污染源，但在它继续产生废物之前必须先把它的废物清理干净。随着她的演讲，她的话越来越引人注目，她的声音越发高亢而坚定：“汽巴-嘉基在卖花——确切地说是水仙花——为美国癌症学会的研究筹集资金。看好你们的水仙花，我们的孩子正在——或将要——把它们从坟墓中拉出来。[12]你可能以为我没有事实或图表来支持欧申县癌症发病率高的说法。我有的。”[13]

接着吉利克告诉屏息静气的听众们，她将详述自1983年以来欧申县确诊的四十一例儿童癌症，他们的年龄、住地、癌症类型——除了姓名——其中十人已经去世。在她读这些的时候，房间前面的孩子们把手中的玫瑰送了出去。当孩子们将系着黑丝带的玫瑰交给台上的官员和台下的观众时——还给了几名很不自在的汽巴-嘉基的员工，她说：“看看你们手中的玫瑰，她的美丽正在消失，慢慢地、静静地、没有停息。因为你们眼看着我的和你周围其他人的孩子慢慢地死去，他们的死亡却不是这样安静而毫无痛苦。我把他们的命运，在座的每个孩子的命运，还有那些将要出生的孩子们的命运交到了你们的手上。”

接下去，琳达·吉利克正准备宣读名单的时候，她身旁的一个男孩——九岁了，但看上去就像五岁——要求发言。他之前没有申请发言，但这没关系。没人敢阻止迈克尔·吉利克发言。他开始讲话的时候摄像机清晰地抓拍到了孩子的脸，那是饱受癌症折磨的象征。他说：“如果你有孩子，想象一下他因为这些水患上了癌症。想象一下它会把他变成什么样。他随时随地可能死去，请不要这样！”在他讲话的时候，偌大的礼堂鸦雀无声，只有摄像机的嘀嗒声。迈克尔的声音劈了，他开始哭起来：“汽巴-嘉基的行为大错特错，而你们却不停地不停地做着愚蠢的事，还给人们带来疾病，求你们停下来！”说到这，孩子跑过走道，离开了礼堂。他母亲追了上去，然后她想起来，将手中患病儿童的名单交给另一位家长，让她去读完。

迈克尔·吉利克的发言只有三十秒，却足以在几百名听众心头烙上深深的印记。神奇的是，八年之后，在同一间礼堂中，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集会上，这一幕还将重演。对于亲耳听过的人，迈克尔·吉利克1988年的演讲变成了“罗生门”，有着各种演绎。迈克尔的记忆有着儿童的质朴：“我给了他们玫瑰，讲了话，然后就跑走了。”汽巴-嘉基的对手们则记得它感人而力量无穷——对于他们正处于关键时刻的讨伐活动，那是最终极的表达方式。希拉·麦克维恩，现在仍住在卡迪纳尔大道则说：“很棒，我还记得那情景。房子里挤满了人，汽巴的人不说话了。结束后每个人都在为这些孩子们叫好。那真的让人着迷，也很伤感。”很多工人的解读就不一样。他们无法否认迈克尔·吉利克的真诚，也不能无视他的痛苦。但他们认为母亲用的手段很不公平。约翰·塔尔迪就被送了一枝系着黑丝带的玫瑰，他意识到，在这场战斗中他们已经输了。“琳达·吉利克的儿子递给我那枝玫瑰的时候，我抬起头跟旁边的人说：‘这你可怎么反击？’”

将原本就所剩无几的社区的支持输得精光之后，汽巴-嘉基就只剩了最后一线希望：拉里·巴斯盖特能够说服他的好友州长汤姆·基恩，让他能不顾欧申县人民的意愿颁发公司所需的许可证。有那么一阵子巴斯盖特看起来就要成功了，特别是在克里斯托弗·达盖特来过镇上之后。达盖特是美国环保局的区域主管，曾任基恩的高级助手，现在还时常和州长打网球。6月份他来到汤姆斯河，宣称美国环保局不希望汽巴-嘉基的排海管道关闭。相反，局里希望排海管道能用来协助该地计划已久的清理工作。工厂土地下有几十亿加仑污染过的地下水，美国环保局希望公司把它们全泵出来（可能要花三十年时间），用工厂新升级过的污水处理系统对它们进行处理，然后用排海管道将其排出。达盖特补充说，除此之外唯一可行的是将处理过的地下水排入河道。这两种选择，他说对公众健康的“风险都很低”，而且完全可以与计划修建的制药车间匹配。最后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很快他就会得到授权，来决定制药车间能否开建；州长基恩已经宣布，达盖特将离开美国环保局来主管新泽西州的环保部。

达盖特的计划对汽巴-嘉基来说是极大的支持。不但为建制药车间铺平了道路，还给公司带来了一笔横财。相比于新建管道系统将处理后的地下水排往河道，或是按当地环保人士的想法将其注入深层地下水，使用排海管道外排能节省约九千万美元。[14]但对汽巴-嘉基的姑息只是暂时的。几周之后，镇议会投票决定——他们在几十年对汽巴-嘉基奴隶般的顺从之后终于有了转变——对工厂厂址（以及赖克农场）重新进行土地规划，禁止进行新的建设项目，尽管巴斯盖特威胁说要对此付诸法律。

汽巴-嘉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988年7月22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H·W·布什，拉里·巴斯盖特最著名的朋友来到欧申县巴斯盖特位于湾头海滩的大宅筹集资金。巴斯盖特给了克里斯·达盖特和他妻子两张门票，达盖特要是买的话得花五千美元。事后再看，那是一个大错。消息传出后泽西海岸上上下下的民主党党员都将达盖特抨击为汽巴-嘉基的爪牙。弗兰克·利弗诺和“拯救我们的海洋委员会”要求美国环保局的监察长进行职业道德调查，获得了批准。调查最终撇清了达盖特的问题，但这个乱局使得他就任州环保部主管的事拖延了几个月。这期间他的排海管道计划流产了。

免费票事件崩盘之后，最后的多米诺骨牌倒得很快。达盖特在美国环保局的继任者迅速放弃了利用汽巴-嘉基的排海管道排放处理后的地下水的计划。然后，1988年10月，州环保部否决了汽巴-嘉基申请的建造制药车间的许可证，那片土地上“有太多未解决的麻烦，不应再考虑增加新的工业设施”。[15]两周后，尽管仍有最后的宣传闪电战——比如工厂经理约翰·西马斯给“亲爱的邻居”的邮件——欧申县十一个镇的投票压倒性地要求关闭排海管道，其中甚至包括工厂最亲爱的邻居汤姆斯河镇。1952年，汤姆斯河镇以铜管乐队和溢美的致辞欢迎瑞士人，而现在投票的人实际上是让他们走，投票差额二比一。投票并没有约束力，但公司终于准备投降。12月，西马斯宣布汽巴-嘉基将于1991年年底关闭排海管道，转而致力于清理近四十年的化工生产所遗留下的乱局。

“拯救我们的海洋委员会”在拉瓦莱特海滨栈道举行了更多的集会庆祝胜利，1995年弗兰克·利弗诺去世后那里立了一块牌匾纪念他。他活着看到了汽巴-嘉基排海管道入海的部分被切割成小块，拖进深水，沉入海底——位置就在拉里·巴斯盖特的海滨大宅以东六英里处，就在那栋大宅里，巴斯盖特的筹款人——汽巴-嘉基——失去了维持排海管道的希望。巴斯盖特本人后来再未达到80年代末他所获得的地位。他的不动产帝国中有一部分由汤姆斯河第一国民银行的无抵押贷款支持，但这家银行——以惊人的速度从主道边的一家扩张出五十五家支行——1991年突然倒闭。这起由三亿多不良贷款引发的银行破产案是新泽西州目前为止最大的一起。联邦监管人员宣布其破产前几天，银行起诉了巴斯盖特，他拖欠了一千六百万美元未偿还。他还会重整旗鼓的，但诉讼案令总统老布什很难堪。巴斯盖特减少了与共和党的瓜葛，并于1992年辞去了共和党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不间断地生产了三十六年之后，1988年汤姆斯河化工厂生产了它最后的一批染料，1990年生产了最后一批树脂。此时，偌大的厂区只剩下了不足三百人。其中一部分人负责拆除建筑物或是协助清理工作，剩下的人则在调配或测试其他地方生产的染料。本地的商业领袖多次恳请工厂经理约翰·西马斯再去试着申请制药厂的许可证，每次都被他断然拒绝。1991年时他对记者说：“我们的失望太多了。我们在这儿，还会继续待在这。我们不得不进行补救。但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我们是不会开工的。”[16]

1988年的春天，一个圆柱形的塔出现在花园路井基旁，在花园州大道上开车经过的司机几乎可以透过树林看到那闪亮的白色亚光漆桶。塔的直径大约十二英尺，有三层楼高，里面装载的全是塑料填料。它同时还承载着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热切的期望，他们指望着这个新奇的东西能帮他们度过夏季，不要再出现水污染危机了。它被称作气提填充塔，耗资三十五万美元。

这个技术简单而有效，因而在全美的几百个有污染的地区被广泛使用。有污染物的水被泵到塔顶，喷淋到塑料填料上。当水滴从塑料填料的缝隙和夹角间流下的时候，塔底的一个风扇向上吹出加热的空气。向上的热空气遇到向下的水滴时水中的易挥发性化合物挥发出来，通过塔顶的一个排气孔排放到大气中。较清洁的水则从塔底泵出，输送给用户。

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可以用更综合的方法来解决它的污染问题，而不是单纯依赖一个气提装置，不过那样的话成本就高得多了。它可以放弃花园路水井，到别的地方另开井，也可以给井加上活性炭过滤器，这是州县卫生部门从70年代中期就推荐的方法——但他们从未强制要求过。但水务公司亟需花园路这几口井，而增添活性炭过滤系统要增加总额几十万美元的成本。再说，这个装置真有效果。5月份，旅游高峰和灌溉草坪的季节刚刚开始，水务公司就重启了那三口受污染的水井，将井中的水泵入新设的气提塔，然后再输送给全镇用户。这个过程可以把TCE的浓度从14ppb降到只有1ppb，这正是新泽西州新的饮用水安全限值。水务公司的经理松了一口气，开始继续对受害的水井疯狂抽水，那个夏天每天的采水量都不止一百万加仑。

尽管如此，在美国环保局看来，气提装置不过是权宜之计。如果气提装置维护得好，它对TCE和其他能轻易汽化的挥发性物质的处理效果就很好。但赖克农场检出的几十种化合物中，TCE只是其中之一，有些物质不容易气化。这类化合物被称为半挥发性有机物，气提装置无法将其从地下水中去除掉——只有活性炭过滤装置能办到。这一点后来变得很关键。因此，美国环保局——9月份才完成拖延已久的针对赖克农场的超级基金清理计划——勒令联合碳化物公司去除快乐平原地下水中的挥发性及半挥发性化合物，在污染物的羽流抵达花园路水井前将其截断。美国环保局认为水务公司的气提塔不足以应对这些物质，它只能对抵达水井的污染物进行处理，而且只适用于挥发性污染物。他们估计，对快乐平原的地下水进行适当的清理将需要十一年的时间，大约需要花费联合碳化物公司六百万美元——相比于汽巴-嘉基的修复计划，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这份已经很不错了，汽巴-嘉基预计将花费三倍的时间，花费二十五倍的成本。

在历经了近四十年的无节制排放之后，汤姆斯河终于开始把有毒污染物从地下移出来，而不是放进去了。污染之战结束。化工厂逐渐退出，清理工作开始，针对工厂和小镇的初步的癌症调查工作让人心安。对于汤姆斯河，只要每个人都从过去的四十年中接受了深刻的教训，最坏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了。

[1] Lawrence Schmidt，“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Summer of 1987，New Jersey Floatabel Incidents”，Published i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Oceans' 88：A Partnership of Marine Interests，October 31-November 2，1988，790—793.

[2] Sara Rimer，“After Summer of Sun，A Silent Protest”，New York Times，September 8，1987.

[3] Janet Picknally，“1000 Protest Ciba Pipeline”，Ocean County Observer，September 6，1987. 几个月后，弗兰克·利弗诺带着他的喇叭去了纽约市，在瑞士领事馆外示威。

[4] 对于劳伦斯·巴斯盖特的更多描述可见于Ronald Brownstein，“Raising Bucks for Bush”，New York Times Magazine，May 17，1987； Peter Overby，“N.J. Mogul Revs Up the Money Machine，Bathgate Is Buddy to Bush，Kean”， Bergen Record，August 18，1988； and Chris Conway，“Bank Lowers the Boom on GOP's Top Financier”，Philadelphia Inquirer，June 17，1991。

[5] Richard McDonald，“Lead Readings May Force Dover to Shut Family's Well”，Ocean County Observer，January 25，1988.

[6] 1960年由辛辛那提搬去汤姆斯河的老工人中有十七人因癌症去世——比期望值高一倍。

[7] 1975年，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A. J. McMichael在一项对橡胶厂工人死亡率的研究中创造了“健康工作者效应”这个词。更多对此的解释可参考A. J. McMichael，“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ios and the ‘Healthy Worker Effect’：Scratching Beneath the Surfac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18：3 （March 1976）：165—168； C. Y. Lee and E. C. Sung，“A Review of the Healthy Worker Effect in Occupational Epidemiology”，Occupational Medicine 49：4 （1999）：225—229； Timothy Wilcosky and Steve Wing，“The Healthy Worker Effet”，Scandinavian Journal of Work，Environment，and Health 13 （1987）：70—72。

[8] Richard McDoanld，“Union Won't Sit Still for Outbursts”，Ocean County Observer，March 20，1988.

[9] 除健康风险之外，TCE还很难去除。通常，清理地下水污染的方法是将污染土壤挖走或将污染了的地下水泵出，但这对于TCE、四氯乙烯和氯乙烯来说效果很差。这些有机溶剂密度大，沉积在水层底部，缓慢地释放到地下水中，就像是没有晃动的色拉汁底部沉积的油。结果是，这些有机溶剂可在地下水中移动数英里而没有太多降解，还很难通过修复井泵出。水文学家称其为重质非水相液体（DNAPLs）。像汤姆斯河这样存在有DNAPLs的地区，修复往往耗时数年花费巨大。

[10] 见Anthony A. Gallotto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的三篇报道：“Taint Seen in Well of TR Water”，November 11，1987； “Water Co. Followed Procedures”，November 15，1987； “DEP Has Done Little to Find Source of TR Water Taint，” November 17，1987。

[11] Lauren Ascione，“Ciba Indicted Again by Grand Jury”，Ocean County Observer，February 17，1988.

[12] 某些地区有用水仙花装饰坟墓的风俗。——译者

[13] Gillick，For the Love of Mike，109—112.

[14]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 Superfund Record of Decision：Ciba-Geigy Corp.，Operating Unit 1，April 24，1989，31.

[15] Don Bennett，“DEP Rejects Ciba's Plant Plans”，Ocean County Observer，October 25，1988.

[16] Patricia A. Miller，“Ciba-Geigy Has No Plans to Expand Its Dover Plant”，Asbury Park Press，April 25，1991.

第十四章 两间病房，双重打击

一天天，一夜夜，眼看着孩子们在这里死去，这不是一般的挑战，不过莉莎·博纳齐安自有办法。1991年，在维拉诺瓦大学护理学院上四年级的时候，她开始在费城儿童医院（CHOP）工作。第二年她固定在了癌症病区。从那时起，她叫莉萨·达文波特，比她的病人们大不了多少。她回忆道：“我喜欢对付肿瘤。很多护士来到这科，发现这里不是他们期望的地方。待不下去，但我喜欢。”出乎意料，这个病区是个生机勃勃的地方，小孩子们在宽阔的走廊里跑来跑去，他们的输液架就在身边咔嗒作响。不过，大一点的孩子就比较难相处了。博纳齐安说：“十几岁的孩子了解了死亡，也懂得诊断结果的意义。小一些的孩子则完全不知道。”那些确诊为脑癌或是骨癌的孩子面对的是漫长的煎熬。患血癌——通常是白血病或淋巴瘤——的孩子生存率要高一些，但治疗往往需要好几个月，而且很痛苦：化疗，通常接着做放疗，还有骨髓移植。

肿瘤科的交接班方法保证了护士们与他们所照顾的病人之间能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一个孩子最后的几个月里由同一组三到四名护士照顾，保证了他们几人与病人父母的亲疏远近相差不多。很多父母基本就住在病房，只有洗澡换衣服的时候回家，然后立刻回来。护士们在家长极端的挑剔下工作，父母们早已被折磨得快疯了，他们缺乏睡眠，眼看着自己的孩子遭受着反胃、换药，还一次次被无情地扎入注射针头。家长经常会对护士泄愤，能够一直待在这个病区的护士都学会了不卑不亢地应对。值长夜班特别是整夜无眠的时候，护士、家属和孩子之间会产生旁人无法分享的亲密关系——这里面不包括医生和社工，相比起来他们都是过客。护士是家里人。葬礼的时候，护士们和家庭成员一样：他们去到那里，一同默哀。

在癌症病区，葬礼是生活的一部分，莉莎·博纳齐安（1993年成婚）在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的各处参加过葬礼。其中有一个病人特别令她无法释怀。那是一个活泼的年轻女孩，名叫嘉莉-安妮·卡特，高中快毕业时患了一种罕见的骨癌：尤因氏肉瘤。她在医院治疗了一年多，博纳齐安和她们一家很亲近。1995年2月6日这孩子去世，博纳齐安决定从费城开两小时车去参加葬礼，那个地方她从没去过：新泽西州的汤姆斯河。

虽然从没去过汤姆斯河，博纳齐安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到了1995年，每个在癌症病区工作的人都听说过汤姆斯河。多年之后，她作了解释，1993年到1994年间，“我们开始注意到，从汤姆斯河那一片来的孩子很多。不单是我，每个护士都注意到了”。费城儿童医院收治的儿童癌症病人覆盖了很大的一片区域，这些地区的人口上千万，还有一些从更远的地方过来的家庭——最远的有南美和中东的病人，只要他们支付得起费用。即便是这样，基本上每个月博纳齐安和其他护士看到新收治的二十来个病人的记录的时候，似乎都有至少一到两名来自那个全年人口不过八千的小镇，或是它附近的村镇。博纳齐安说：“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几个月，我们每周都会收治一名从汤姆斯河来的患者。”这成了病房里的一种黑色幽默，护士们通常会彼此谈论：“不知道汤姆斯河的下一个病人啥时候到？”

医生们对这些闲话不闻不问。博纳齐安对相熟的几个医生提过几次这个问题：“我这么问他们：‘你注意到了么？觉不觉得汤姆斯河有些问题？’”医生们给她的回答都一样：没有。他们的说辞各自不同，态度或彬彬有礼或居高临下，但意思都是一个。博纳齐安回忆说：“医生们总体的意见就是这纯属巧合，我们不必担心。”她没有生气。医生们管理着这家医院，费城儿童医院不是一般医院。它是全美最古老也最有声望的儿童医院，在全国儿科护理排名中经常位列榜首。那里的医生怎么会留意家庭住址这样琐碎的事情呢？他们太忙了，不会像护士们那样去了解病人的家庭的。她说：“医生们不停地轮转，我觉得他们真的意识不到来自汤姆斯河地区的病人有多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在那里的是护士们。在我们看来，病人的数目很不寻常。”

博纳齐安跟病区里的其他护士说想开车去汤姆斯河参加嘉莉-安妮·卡特的葬礼时，他们半开玩笑地跟她打趣：“他们说：‘哦，别喝那儿的水，也别做深呼吸。’”在与卡特一家和其他汤姆斯河家庭的交谈中，她已经了解了一些汽巴-嘉基的化工厂和它的污染史。所以，在去的路上，当她开车经过三十七号公路的交通信号灯时，向左望去，看到工厂肆意延伸的围墙和安全门，感到一阵心烦。“我记得当时一边开车一边想：‘这就是那个大家都在谈论的工厂。’”后来的日子里，她总是忍不住想起那密林深处的工厂和在癌症病区遇到的当地的家庭。

随着动物实验和人群调查的深入，威廉·休珀和理查德·多尔这样的研究人员确定了越来越多的致癌化合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他们的试验和调查无法获知这些化合物诱发肿瘤的原因与路径。一个细胞从正常转变为恶性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内在机制，单纯用毒理学和流行病学是无法提供可靠解释的。

西奥多·海因里希·布维里是最早揭示致癌物隐秘机制的人之一，他是一位未被重视的生物学巨匠。[1]1862年布维里出生在巴伐利亚城市班贝格，学习成绩优异，1885年他赢得了一份学术奖金，可提供五年的资金支持，进行他想做的科学研究。布维里选择了遗传学。他想知道，在一代代的受孕过程中，或是一次次的细胞分化中，遗传性状是如何传递下去的。最初的实验材料是蛔虫卵，后来变成海胆，布维里注意观察了细胞分化时细胞核中那些弯曲的杆状物体。这些柔韧的小棍是细胞核里少数的几种物质之一，可以用当时的显微镜观察得到——染色后它们变得很明显，因而被称为“chromosomes”，也就是“染色体”——它们的行为吸引着布维里。细胞分裂时，它们像花样游泳队一样辗转腾挪，然后在两个子细胞中隐去。

不同于他之后的很多生物学家，布维里认为染色体是负责遗传的结构，通过将个体可变的性状传递给下一代，它推动实现了达尔文的进化。他准备验证自己的想法，系统地观察动物细胞中染色体的运动。他发现，细胞分裂期染色体看似随意的舞蹈其实是精细而极有条理的加沃特舞，小棍们各自分开，然后分别但同步聚簇，再在子细胞分开时各归其位。布维里还发现，分裂完成后染色体并不是溶解了——当时很多生物学家是这样认为的——而是以松散的形式存在于子细胞的细胞核中，直到下一次细胞分裂期，再次形成致密的状态。他认为，染色体是遗传信息的载体，一切生命的遗传变异都是由个体的染色体变化造成的，他的余生都在试图劝说其他人相信这一猜想。

布维里提出染色体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癌症。他选择蛔虫作为实验材料是因为这种生物只有两条染色体，而且两条都很大，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后来转而研究海胆是因为它的卵可以由两条精子受精。这样，受精卵中来自母系和父系的染色体数不平衡。这样的受精卵如果可以分裂，这个异常现象就会传递到子细胞中去。布维里发现，这种“不平衡”的海胆通常会有癌症等发育问题。[2]1914年他去世前一年完成的书中（该书有着惊人的先见之明）他宣称——后来证明他说的是对的——对癌症的易感性是可遗传的，通过错配或不稳定的染色体而遗传。[3]他的推理是对的：促进生长的染色体（他不知道基因，它是染色体中真正携带遗传信息的亚单元），或是抑制生长的染色体的缺失，亦或是染色体的畸形（这只有在细胞多次分裂后才会出现），这些都可以诱发肿瘤细胞的快速生长。[4]该书出版同年，山极胜三郎通过在兔子耳道中涂抹煤焦油诱导出了恶性肿瘤。山极的成功，结合布维里的观测，强烈地预示着，致癌物对机体的伤害是通过诱发染色体变异实现的。事实上，布维里很肯定，在处理煤焦油的产业工人中将出现由污染诱发的变异——及由其引发的癌症。[5]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对的。

那么儿童癌症呢？环境诱发的变异可能像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一代代遗传下去吗？赫尔曼·约瑟夫·马勒认为这是可能的。很多生物学家都才华横溢却行事鲁莽，马勒也是其中之一，基本上他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儿童癌症这个问题。1899年，当他还是个小孩，住在纽约市时，父亲带他去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通过给他看马的蹄子，父亲向他解释了生物是怎样通过作用于随机突变之上的自然选择实现进化的。他父亲不久之后就过世了，但他八岁的儿子记下了这一课。马勒想，如果进化可以自然发生，那么人类蓄意的行为一定也可以影响自身种族未来的进化方向——结果可好可坏。[6]

马勒矮小而生性好斗——他在争吵时踮着脚尖以弥补身高的缺陷——他和布维里一样，与社会格格不入，容易抑郁。[7]虽然不幸，也可能正是以此为驱动力，年轻的研究人员马勒在得克萨斯大学的工作非常出色。他用广为人知的可以诱发动物和人类体内恶性肿瘤的X-射线照射果蝇，进行了一系列实验。[8]1927年，马勒准备公布他的研究成果，这立刻引起了轰动。他指出，通过将果蝇的精细胞暴露在X-射线下，他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可遗传变异——例如雄性果蝇的红眼变成了白眼。这些变异中很多都是致命的，诱发了大规模的畸形，例如繁殖障碍。[9]

致癌物可使基因突变，马勒证实了布维里的预测。不是每个突变都会致癌，也不是每个致癌物都通过致突变来致癌，但这二者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汤姆斯河镇的人们发现饮用水里有什么物质之后也了解到了这点。从广义来说，马勒的工作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思想：基因具有可以自我复制并将信息传递给子细胞的独特能力，必然将控制细胞的发育，进而控制整个生物体的生长。基因是生命——同时也是死亡——之源，这取决于它携带了怎样的信息。那个马勒在孩童时期的博物馆之旅中第一次进入脑海的问题，他回答出来了：是的，人类可以操纵自己的基因，这不单会影响他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存，还将影响到这个种族长期的生存。1946年马勒因其在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被授予诺贝尔奖，当时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刚爆炸不久。其后二十年他都在研究果蝇的变异，并抵制使用放射性武器、工业和医疗辐射——他将其称为“留给后代的定时炸弹”。[10]马勒认为，下一代人将通过基因变异和癌症看到上一代人的罪孽。

90年代初，莉莎·博纳齐安在费城儿童医院癌症病区工作时，从汤姆斯河来的患儿中有一名叫做麦克·安德森。1991年9月他在十岁时第一次住进了费城儿童医院，从5月8日起他开始拇指疼痛，到住院时，持续整个夏天不断加重的疼痛已经到了顶点。麦克的生日是在5月11日，当时他已经没法过好生日了——他的脚腕和手都在疼，还发着烧。用了一个月的抗生素后，没有效果。7月的时候他已经坐上了轮椅，他的双手双脚像老年人一样扭曲着，疼得没法动。第一次去费城看病时大夫的诊断是幼年类风湿性关节炎，但和抗生素一样，他们开的药也没效果。他母亲梅拉尼只好给他喂食洗澡，就像照顾婴儿一样。麦克重新去学校的时候他妈妈陪着他，背他上下楼。他父亲布鲁斯是牡蛎溪核电站的反应器操作工，他开始担心家里的健康保险。当这种不受控制、不明来历的疾病侵袭着麦克小小的身体的时候，他的三个兄弟——分别是七岁、十三岁、十六岁——看得心惊胆战。他周身出现圆形的瘀伤。那不是过去麦克骑车踢足球撞的伤——那种只要是调皮的孩子都会有——它们更深，很奇怪。

他父母怀疑是白血病，但医生说不可能，血液检测为阴性。即便是这样，1991年9月的时候，布鲁斯·安德森和梅拉尼·安德森还是坚持在费城又做了一次检查。这次，是另一位儿童风湿病专家给麦克看的病。他叫史蒂文·古德曼，从医学院毕业刚几年。他用一种新方法给麦克看病——问了很多问题，进行了更多彻底的检查。检查麦克的手指的时候，古德曼发现，疼痛的源头是麦克的骨头，而不是有关节炎的关节。他进行了另一组血液测试，这次结果不同了。麦克的血小板数很低，而白血球数高出——这种致命的组合正是鲁道夫·魏尔肖1845年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他将其命名为“白血病”。1991年9月13日这个黑色星期五，安德森一家收到了悲惨的消息：麦克得的是一种罕见的白血病，差不多是两种常见白血病的组合——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预后极差，需要进行双倍剂量的扩大化疗，将非常痛苦。

在布鲁斯·安德森的回忆里，其后的三年是“在地狱里坐过山车”。在医院做了六周的加强化疗之后麦克回到汤姆斯河的家中，至少每个月都要回去做一轮化疗，每次都要由一支手术插入胸腔的导管给药，每次都令他虚弱不堪。除此之外，还去了很多次医院——只要麦克发高烧，哪怕夜黑风高他们也要穿过新泽西州去到费城。化疗药物和类固醇逐渐杀死了癌细胞，却也摧毁了麦克的免疫系统，将他暴露在大批伺机而动的传染病中，随便哪一个对他都能致命。梅拉尼知道，要备好一个过夜的包裹，随时准备一有情况就冲去费城。她和布鲁斯还学会了在医生护士面前保持决断力。他们提问、检查用药剂量、坚持每一个来看麦克的人都要先洗手。通过“欧申之爱”——琳达·吉利克1988年创建的互助组织——安德森一家认识了琳达·吉利克。吉利克用在社区募集的帮助患癌儿童家庭的资金，给安德森一家，还有其他的家庭送去了复活节的礼物篮、感恩节的火鸡和圣诞节的礼物。她组织大家去夏季野餐，去看百老汇歌舞剧。如果有需要，她还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包括葬礼费用。她很努力，而且不知疲倦。吉利克为其他患儿做的事让安德森一家惊讶，要知道她自己儿子的情况还很危险。

渐渐地，随着麦克·安德森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包围着整个家庭的暗无天日的危机感开始消解，他的父母开始允许自己想一些儿子的病带来的深层次问题。布鲁斯·安德森知道琳达·吉利克搜集的当地癌症患儿的地图，他也开始有了她的那些想法：一个可怕的模式正在浮现出来——癌症集群。

罗伯特·贾拉内拉也是这样想的。1989年他在欧申县购物中心排队结账时遇到了琳达·吉利克，当时她正等着买满满一大篮给孩子们的节日玩具。他是当地的一名医生，几周之内他就成了“欧申之爱”的理事会成员，他在那个组织呆了十三年。贾拉内拉的大儿子比迈克尔·吉利克早一天出生，他把“欧申之爱”组织中的孩子们当做了他自己家庭的延伸。他回忆说：“琳达对那些孩子们那么投入，我觉得我也要参与进来。”贾拉内拉是胃肠病专家，不是肿瘤学家，他治疗的是成人，不是孩子。但他懂一点流行病学，1991年，他和吉利克开始注意到，她地图上整个欧申县，特别是汤姆斯河镇的图钉数在迅速增多。如果真的是某些环境因素导致了这些癌症，那么看起来这东西的能量每年都在增强。贾拉内拉决定去州卫生部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愿意做调查的人。找到这样一个人花了一段时间，不过在1991年，贾拉内拉找到了迈克尔·贝里，那位五年前回应过极其相似的问题的州卫生部雇员，当时问题是由欧申县卫生部的查克·考夫曼提出的。

之前的研究没有发现当地儿童癌症的发病率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提升，但贝里答应了贾拉内拉的要求，打算再查一查，因为这次多了几年的登记数据可以纳入分析中去，总的病例数增多了，稍稍降低了偶然性的影响。实际上，这次有了足够多的病例数，贝里可以试着研究某些特殊癌症，而不必只局限于将所有的儿童癌症病例放在一起调查。同时，癌症登记系统对非新泽西州医院的数据搜集有了一些改进，所以这次可能至少有一部分在费城和纽约治病的汤姆斯河的孩子们能够被包括在内。不过有一个问题更严重了：登记系统现在已经落后于现实四年了，全年数据最新的还是1987年的。贝里第二次调查时，考夫曼在1984年和1985年听说的病例会进入统计，但琳达·吉利克1989年、1990年和1991年听说的病例就全都不在其中。州癌症登记系统就像一个监控摄像头，胶卷要过四年才能洗出来。等照片洗出来的时候，世界早已不一样了。

贝里摆弄着数据，这次的结果模棱两可——病例数高于预期，却没有高出很多。贾拉内拉有些失望，但他并不意外。他回忆说：“我们知道，患病的孩子比州里记录在案的多，我们看到的是实时数据，所有的孩子我们都认识。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心里暗想，如果州政府的数据更新一些，就会有一些更明显的结论。”贝里无法确认存在癌症集群，这让琳达·吉利克和布鲁斯·安德森特别沮丧，他们当时已经确信存在着癌症集群，并且情况还在恶化。“欧申之爱”不再要求政府进行调查——看来此路不通——但吉利克还在往她的地图上按图钉，而安德森则开始尽其所能查阅所有环境因素致癌的消息。

安德森的个性和吉利克一样坚强而倔强，不过他的情绪比较慢热，而吉利克则比较火爆。他有一副工程师的头脑，喜欢把东西拆开来看它们是怎么运转的。还喜欢亲自动手，他家在马尔科姆大街上的房子是他自己造的，一家人从1984年起就住在那里。现在，对于儿童白血病的病因，他用上了自己学习各种知识时的那股细致劲儿，他想知道，伴随着个体的遗传易感性，[11]环境污染物在疾病中可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他儿子的一名医生曾跟他提到一种称之为“双重打击”的癌症发病理论，是由当时在费城的一个研究人员提出的。安德森对这个理论很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

早在四十多年前，另一个城市的另一间病房里，双重打击假说之父阿尔弗雷德·努森第一次与神秘而痛苦的儿童肿瘤相遇。日后他将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癌症遗传学家，不过1949年3月，他还是一名二十六岁的住院医生，在纽约市纪念医院的儿童肿瘤科进行历时一个月的轮转。在这个有二十张病床的病房里，大部分的患者得的都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有了治愈的希望。一类新的化疗药物似乎通过抑制叶酸的功能减缓了肿瘤的生长。多年之后努森回忆道：“出现抗叶酸剂之前，你无计可施，只能看着白血病的孩子死去。这通常要经过三到四个月的时间。那一个月里全部的时间我都陪着病房里的孩子们。全情投入，兴奋不已，因为这是第一次，白血病有了缓解。”

努森的轮转很快结束了，症状的缓解也没能持续下去。白血病患儿们几个月内再度复发，他们多延续了几个月的生命，与之伴随的是一大堆拖垮身体的副作用，除此之外一无所获。抗叶酸药物后来成为标准化疗程序中的有效组成，但早期的失败尝试成了这位年轻的受训医师的一次痛苦经历。他说：“当你看着病房中的这二十个孩子，突然就会想到：这是为什么，孩子们怎么会得上了癌症？”

对这些无助的小病人——他们中很多都没能回得了家——的回忆紧紧地缠绕着努森，挥之不去，以至于后来他决定放弃临床医学，投身于理解儿童癌症病因的研究工作。1964年，他在加州的希望之城癌症中心，遇到了去做访问学者的赫尔曼·马勒。当时这位矮小的左撇子已经七十五岁了，还在研究果蝇，在加州的时候他因为心脏问题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他坚持让助手把自己的果蝇带到床边来，好观察它们。他仍在起劲地为突变与癌症的未解问题奔忙。为什么放射线暴露通常需要几年的时间——或者，以果蝇来说，需要几代的时间——才能诱发恶性肿瘤？马勒相信，答案就在于一个健康的细胞要完成向恶性的转变，需要多次突变“事件”。[12]换言之，癌症不是一蹴而就的，倒更像是一场长距离接力跑。

阿尔弗雷德·努森认同这位知名访客的观点。在他看来，癌变由一系列多阶段转变组成与证据相符。持此观点的并不只有他们两人。包括山极胜三郎、欧内斯特·劳伦斯·肯纳韦和威廉·休珀在内，每一个用长时间大剂量毒物在兔子、小鼠、狗或是其他实验动物身上诱导过肿瘤，有着第一手经验的科学家都相信这个观点。他们还知道，某些个体对致癌物暴露尤其易感，而且大多数受害者都上了年纪。这些现象都说明，癌变过程有多个步骤，需要数年的累积。理查德·多尔推断癌变需要六到七次突变。[13]但这不过是凭经验做的估计，以多尔的观察，老年人患癌的死亡率比青年高七倍以上。

努森在想，自己能否让这个多阶段假说不再只是猜想。他读过西奥多·布维里那本出版于1914年、对突变与癌症做了开创性工作的书，近来涌现的很多发现似乎证实了布维里的很多想法，努森对此非常兴奋。上世纪60年代，遗传学正处于革新之中。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1953年成功阐明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总算明确展示了六十年前布维里所预言的内容：遗传信息是怎样储存在生物体的染色体中的。现在，研究人员可以审视每个人体细胞都有的这二十三对染色体，认清这些DNA片段，或是基因与某个性状和身体机能——或是故障——之间的联系。

随后的很多突破都与癌症相关。最著名的是1960年发现的“费城染色体易位”，这一突变得名于发现它的城市。患有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的成年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骨髓细胞带有这种明显的遗传缺陷。这是第一个染色体改变先于癌症发生的直接证据，因而也是布维里的猜想的另一个确证。费城染色体易位是一种染色体错位现象：9号染色体上的一大段DNA与22号染色体上的一段互换了位置。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细胞中有这种染色体易位的人都患上了白血病，很多人没得。在努森看来，这是另外一个证明癌症不只需要一次突变的证据。认识到费城染色体易位，以及其他与癌症相关的染色体易位，最终促成了原癌基因的发现，这种被布维里预见到了的恶性变异将造成癌细胞的快速分化。不过细胞中出现原癌基因并不意味着一定会造成恶性肿瘤——通常一次突变是不够的。

努森觉得癌症成因的多重打击理论有道理，但他对于儿童癌症的治疗经验又让他难以相信理查德·多尔所说的诱发肿瘤需要先后六到七次的突变。别忘了，努森的一些小病人出生的时候就有神经母细胞瘤，还有一些还是婴儿时就患上了白血病。突变是偶发事件，显然一个孩子活的时间是不够接受半打遗传打击的。反过来，说只有一次突变似乎也不合理。人体每天产生一千亿个白细胞，但白血病仍旧是个较罕见的情况。如果只需要一次突变就可以，为什么大家没有都得上这个病？怀着这些疑问，努森开始寻找可以用来验证他的多重打击理论的儿童癌症。

他找上了视网膜母细胞瘤。和迈克尔·吉利克的神经母细胞瘤、兰迪·林恩沃斯的髓母细胞瘤一样，视网膜母细胞瘤也是始于先质干细胞的癌变，此病发生于眼中。成视网膜细胞产生出特化的感光细胞，排列而成视网膜，视觉由此而来。视网膜母细胞瘤非常罕见，平均一万五千名儿童中有一人患有此病，有两种情况：遗传的，或散发的。该病中百分之四十是遗传性的，患儿有此病的家族病史，散发病例则没有家族病史。引起努森注意的是，仅出现在遗传性视网膜母细胞瘤中的三个奇怪之处。首先，它有时会隔代遗传：祖父辈患有此病，父辈没有，病症又出现在孙辈中。其次，有家族病史的视网膜母细胞瘤患儿往往很小——甚至还是婴儿时——就发病。第三，有遗传性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患儿通常会长出不止一个肿瘤，可能发于单眼也可能在双眼上。

努森想出了一个能解释上述三个特征的理论。他将其称为“双重打击”假说，基本的猜想是，成视网膜神经细胞需要两次突变才能完成癌变。努森认为，患有遗传性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孩子出生时，所有的细胞中就都带有了一次突变，因而只要任何一个成视网膜神经细胞受到了另一次突变的“打击”，就会出现肿瘤。每只眼有一亿个细胞，出现第二次突变的机会很大。实际上，很容易就会有几个细胞突变，可能发于单眼也可能是双眼，每个突变都诱发一个单独的肿瘤。触发的时间也很有意思，因为细胞分裂的时候才有可能突变，而细胞分裂通常是在胎儿发育的最后几个月和出生后的头几个月，这时正是眼部发育最快的时候。

双重打击假说从而解释了患有遗传性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孩子年龄更小，更容易出现多发肿瘤的现象。而散发性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患儿只有在个别成视网膜神经细胞发生了两次突变以后才会患病——这好像雷两次劈到了同一个地方。努森的假说甚至还解释了遗传性病例有时会隔代遗传的情况：携带有遗传突变的中间一代幸运地躲过了第二次打击，没有患上癌症。努森回忆到：“这就全都对上了，很显然，携带有这样的遗传基因并不足以使这些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孩子患上癌症。一定还发生了别的问题。一定还有第二次的打击。”

1970年，当努森准备验证他的假说的时候，他已经在得克萨斯州工作，并得到了四十八名接受了视网膜母细胞瘤治疗的患儿的医疗记录。其中二十三人双眼患有肿瘤，这意味着几乎可以确定他们是遗传性的。下一步是设计一种统计学检验：如果双眼患病的患者只需要一次突变，而单眼患病患者需要两次突变，在一个标准的、有四十八名视网膜母细胞瘤患者的小组中，单眼，或双眼患病的患者“应该”有多少个？每个孩子确诊的年纪应该有多大？努森计算出了预期的分布，然后看它们是否与真实的四十八个病例相吻合。他兴奋地发现，所有重要的预测都与实际情况严丝合缝。例如，他预测，双眼患病的患者平均的肿瘤个数应该是三个——这和医院的数据非常贴近。[14]努森是对的，视网膜母细胞瘤是一种双重打击肿瘤——第一例完全掌握了癌变路径的多步突变肿瘤。

在致癌机理的研究中——包括污染物在汤姆斯河这类地方所扮演的角色——怎样评价努森的发现的重要性都不为过。1976年他转去费城的福克斯·蔡斯癌症中心继续研究工作，同时欣喜地看到全球的研究人员在为他的发现添砖加瓦，有时结果出乎意料。[15]最大的意外是1983年在人类基因组中识别出了遗传性的“视网膜母细胞瘤基因”。该基因位于13号染色体上，这早在1976年努森就预测到了。出乎意料的是，不同于费城染色体易位会引发白血病，这个基因不是个可怕的原癌基因。相反，这个新命名为“Rb”的基因是个英雄——这类新发现的基因又是布维里在七十多年前就预言到的。Rb是一个肿瘤抑制基因，后来发现它防御的不单是视网膜母细胞瘤，还包括骨癌等其他恶性肿瘤。患有遗传性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孩子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细胞中仅有一份Rb基因的功能性拷贝，而正常情况下应该有来自父母双方的两个拷贝。如果第二次突变敲除了仅存的这份拷贝，这个细胞将失去对细胞复制速度的控制能力。它就变成了癌细胞。

努森针对视网膜母细胞瘤提出的双重打击模型成了阐释致癌作用的主要范本，癌症成因的首要假说。少数几种癌症只需要一次“打击”，不过现在认为大多数的癌症都有着复杂的进程，始于遗传的突变，继以几次对遗传物质的“打击”。如果随后的这些突变出现在某些关键的时期，尤其是在很多细胞都在分裂的胎儿发育期或是童年早期，结果就会非常糟糕。汤姆斯河的教训不能被遗忘。

对汤姆斯河来说，努森的工作还传递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大部分在小镇的苦难环境史中浮出水面的化合物都是诱变剂——它们能够改变DNA。尽管提出了双重打击理论，努森并未探究非遗传突变可能由什么引发，而这是致癌道路上的关键步骤。他的视网膜母细胞瘤数学模型假设这些突变是随机出现的——例如接触了宇宙射线，或是在细胞分裂过程中DNA复制发生了错误。但这个领域中的每个研究者，包括努森都知道，还有其他原因会造成突变。赫尔曼·马勒已经证明了X射线是诱变剂，而且，在上世纪70年代晚期加利福尼亚的生化学家布鲁斯·埃姆斯已经——利用细菌基因，这甚至比用果蝇测试更简单——证明，几十种已知的致癌物，其中包括很多工业化合物，也同样能够造成DNA突变。[16]

基本上，随便哪个采自汽巴-嘉基或是赖克农场的样品，无论土样、地下水样品或是空气样品，其中几乎都含有至少一种诱变化合物。[17]许多煤焦油衍生物都是诱变剂，例如苯、苯并（a）芘和对二氨基联苯。上世纪60年代让汽巴-嘉基的工人们非常恐惧的树脂原料环氧氯丙烷也有致突变性。而在整个赖克农场的地下，向南方的花园路水井渗去的污染物中除了上面几种物质，还有其他几种诱变剂。

对于一个诱变剂已成包围之势的小镇，努森的研究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一个物质可以对DNA实施“打击”，它就有致癌风险，而人一生中最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受到一次——或者是两三次——打击的时间段就是快速发育的胎儿或幼儿期。当布鲁斯·安德森和“欧申之爱”的其他家长们听说了这个之后，他们就在想，自己的孩子究竟经受了几次打击，而这又是谁造成的。不久之后，新泽西州和美国政府就将花几百万美元去尝试找出答案。

费城儿童医院肿瘤病房的护士莉莎·博纳齐安不喜欢标新立异。1995年她二十四岁，热爱自己的工作，尊重医院的等级制度。医生告诉她病房里这么多的孩子来自汤姆斯河只是巧合，她就打算相信这个说法。尽管他们忙得没时间了解病人，但他们都是杰出的医生，给病人的治疗也很好。但医生们可能在汤姆斯河这件事上犯了错的想法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她和丈夫亚当有一大家子亲戚，周末经常聚会，他们中很多人都住在费城周边。他俩和亚当的姐姐劳拉，姐夫埃里克·詹森的关系尤其亲密。1995年2月，嘉莉-安妮·卡特的葬礼在汤姆斯河举办，几周之后的一个周五，这两家人在一起共进晚餐，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那场葬礼和博纳齐安对汤姆斯河的担忧上。谈话内容事先没有计划过，后来她这样回忆说：“这基本是出乎意料的。”

在这个大家庭里，劳拉·詹森在环境问题上是个权威人士。她在美国环保局的费城区办公室工作，负责危险废弃物点位的技术评估，不过汤姆斯河她没有接触过。在美国环保局工作了十一年，詹森对从公众传来的消息都有些厌烦了，这类消息通常混乱、来源不明，或者在其他方面不可靠。不过这次不一样。她的弟媳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她是医疗专业人员，在一个每年收治几千名儿童的大医院工作。吃饭的时候，博纳齐安开始说起她治疗的那些来自汤姆斯河的患儿，詹森听着。当博纳齐安请她去查一下美国环保局有没有人在调查这件事的时候，詹森答应了。后来她这样解释当时的决定：“听说你在环保局工作，人们就总是会说起他们的水不太对劲，但如果这是你的弟媳，一个在费城儿童医院切实地观察到癌症患儿的护士说起这些，你会觉得这事最好查一下。”

詹森做了调查，发现在汤姆斯河有两个超级基金的污染点位，美国环保局的健康调查没有研究过任何一个。局里是否考虑过在汤姆斯河做这种调查呢？不，她被告知没有。于是詹森决定求助于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联邦机构，美国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在官僚的联邦环境机构中，这个部门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是一潭死水。对拉夫运河周边进行疏散撤离七个月之后，1980年，国会在民众对危险废弃物的焦虑达到顶点的时候创建了这个机构。初衷是美国环保局负责监管污染点位的清理，而毒物与疾病登记处负责向环保局提供每个污染点位的健康风险。但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经费极少，无法完成这一工作，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超级基金污染点位数量激增。截至1996年，美国环保局在超级基金上花费的钱数远超每年十亿美元（这占了其预算的百分之二十），而整个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预算只有六千万。[18]

1992年斯蒂文·琼斯从美国环保局调到了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在此之前他负责中西部地区超级基金的清理工作。他的新职位是区域主管代表，被授予了全面的职责，而实际情况是，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这个区域办公室就在环保局曼哈顿办公室的一个小角落里，只有两个管理人员：琼斯和他的上司。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确保州政府和当地政府的环境健康机构能够完成那些毒物与疾病登记处——这个经费短缺的部门——所无法完成的工作。极其偶然地，琼斯会接到公众推测有癌症集群的电话，其结果往往是双方都充满了挫败感。和劳拉·詹森一样，他在这一行待得太久了，知道普通公众很难理解真正的癌症集群是怎样确定的。

所以，1995年3月的一个早晨，当斯蒂文·琼斯的电话响起，一个女人开始在电话那头谈论起新泽西州汤姆斯河可能存在癌症集群的时候，琼斯没理由不把这看成是又一次没有结果的对话。尽管如此，琼斯在听电话的时候还是捕捉到了一些引起他注意的东西。首先，打电话的人不是那种常见的焦虑的公众。劳拉·詹森先讲了她是美国环保局的雇员，并解释了这个电话并非公务，而是替一位肿瘤科护士转达她的顾虑，这名护士是她的弟媳，在费城儿童医院工作。不同于大多数来电的人，詹森转达的不是那种将各种常见成人癌症——肺癌、乳腺癌、皮肤癌等——堆叠在一起的模糊传言。她提到的是罕见的儿童癌症，尤其是脑瘤。琼斯回忆道：“她向我描述得极为详细，给我的感觉是我要不跟进就是渎职。得有人查查看了。”

琼斯和莉莎·博纳齐安、劳拉·詹森一样，对汤姆斯河化学污染的肮脏历史一无所知。同样，和这对妯娌一样，琼斯既不是个愤世嫉俗的人，也不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他绝不是天真的老百姓。琼斯、博纳齐安和詹森都在为那个盘根错节互相推诿的官僚体制工作。他们身处其中时间很长了，对那些总是要求调查却不知道实际情况的外行多少有些怀疑。即便如此，这次三个人都感到不能再忽视他们听到的消息了。病例数量太多，不能以巧合解释，而且每一个病例都代表着一张面孔，一个孩子，一个家庭。

这种情况下斯蒂文·琼斯觉得自己不能拒绝这名来电话的美国环保局雇员，这就像劳拉·詹森不能拒绝自己的弟媳，肿瘤科的护士一样。而莉莎·博纳齐安也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她必须为这些从汤姆斯河来到癌症病房的孩子们说话，为了纪念嘉莉-安妮·卡特而执言。他们需要一个答案。

于是，在1995年3月13日，斯蒂文·琼斯致电新泽西州卫生部，正式要求对汤姆斯河镇的儿童癌症进行调查。

汤姆斯河随后发生的所有事都是由他们引发的，不过莉莎·博纳齐安和劳拉·詹森在1995年劳拉给斯蒂文·琼斯电话之后就淡出了。确切地说，这两名女性从未进入过公众的视野。在本书出版之前，除了琼斯和博纳齐安在费城儿童医院的几名护士同伴，所有与汤姆斯河的故事有关的人都对她俩的身份一无所知。[19]美国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对来电要求进行调查的公民有严格的保护政策：打电话的人有权保持匿名。在当时，这两位妯娌不想透露姓名，尽管多年之后她们改变了主意。詹森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做的了，而博纳齐安不想在医院掀起风波。后来她解释道：“我觉得自己能做的都做了，现在该到专家出场了。”

多年之后，这位“费城儿童医院的匿名护士”——人们都这么叫她——在汤姆斯河将获得传奇般的地位，因为正是她引起了政府的全方位关注。尽管如此，她的身份依旧无人知晓——即便是琳达·吉利克也不知道。因为没有可靠的信息，这位无名的护士成了一块任人描画的白板，汤姆斯河这出大戏中的各种角色都以自身的需要刻画着她的形象。美国毒物与疾病登记处认为，这名护士参加了某次在费城儿童医院举办的关于环境因素诱发癌症的研讨会，之后对汤姆斯河的癌症集群现象发生了兴趣。而一些汤姆斯河的家庭则听说她是因为在镇上有亲戚，而且自己也做了母亲才参与进来的。甚至有传言说她在汤姆斯河长大。这些都不对。博纳齐安是费城本地人，当时还没有孩子。她没参加过什么研讨会，除了那几家在病房里遇到的汤姆斯河家庭，她和那个小镇没有联系。

1995年詹森致电美国毒物与疾病登记处，随后的几年里她和博纳齐安偶尔会看到调查汤姆斯河的消息：报纸标题上的只言，或是六点钟新闻里的片语。但生活还在继续，他俩都无暇顾及那场在汤姆斯河上演的、由他们所触发的离奇事件。1995年11月，劳拉·詹森产下一子，取名凯文。次年1月，莉莎·博纳齐安的女儿阿曼达出生，她休假离开了医院，随后在1997年生下第二个孩子。1999年她正式辞职。博纳齐安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从未终止，但同时做好母亲和肿瘤科护士实在很难——尤其还要平衡好两者的情感需求。

博纳齐安回忆自己在病房工作的最后一天，看到一位母亲和自己垂死的孩子躺在床上，“她抱着自己小小的女儿一遍又一遍地说：‘没有了你我还能做什么？没有了你我还能做什么？’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当时我有了自己的孩子，那种感觉尤其真实。我真的该离开了。”

而劳拉·詹森仍旧在美国环保局工作，负责执行超级基金和水污染项目，这些工作在繁文缛节中缓慢推进。那通电话过去十三年之后，再次反思那次无心之举的重要意义，她说：“在美国环保局呆了二十三年，那通电话也许是我对保障公共健康和保护环境所做的最大的贡献。我想，那是我一生的重要时刻。”

[1] 本章中关于西奥多·布维里生平与成就的内容出自下列文献：Fritz Baltzer，“Theodor Boveri”，Science 144 （May 15，1964）：809—815；Ulrich Wolf，“Theodor Boveri and His Book On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Malignant Tumor”，in Chromosomes and Cancer，ed. James German （John Wiley and Sons，1974），1—20； 及Thomas Ried，“Homage to Theodor Boveri （1862—1915）：Boveri's Theory of Cancer as a Disease of the Chromosomes，and the Landscape of Genomic Imbalaces in Human Carcinomas”， Environmental and Molecular Mutagenesis 50 （2009），593—601。

[2] 1901年布维里给一位科学同行的信中写道：“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我认为最终可以确认基本的观点。我已经确定，是染色体赋予了每个个体不同的特质，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排列组合下才会有正常的发育。”上述内容见于Wolf，“Theodor Bover and His Book”，7。

[3] 西奥多·布维里论述癌症的书出版于1914年，书名为Zur Frage der Entstehung Maligner Tumoren（《恶性肿瘤起源问题》）。

[4] 正如癌症遗传学家阿兰·巴尔曼九十年之后所说，如果现代的读者用“基因”这个词替换“染色体”（布维里还无法观测染色体中装载的遗传装置），布维里在1914年就试图预言下面几种机制的发现：致癌基因，肿瘤抑制基因，甚至是端粒——染色体末端的保护“帽”，随着生物的衰老每一次细胞分裂时都会变短，从而增加了患癌的风险。见于阿兰·巴尔曼的“Cancer Genetics：From Boveri and Mendel to Microarrays”，Nature Reviews Cancer 1 （October 2001）：77—82。

[5] 西奥多·布维里在《恶性肿瘤起源问题》中写道：“癌症与某些化学刺激之间的联系比我之前提到的癌症与物理因素之间的联系更明显。”见于Henry Harris 再版于Journal of Cell Science 121，Supp. 1 （20008）：1—84中。

[6] 本章中关于赫尔曼·J·马勒生平与成就的简述根据下述文献整理：Guido Pontecorvo，“Hermann Joseph Muller，1890—1967”，Biographical Memoirs of the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14 （November 1968）：349—389； Daniel J. Kevles，“Hermann J. Muller”，Science 214 （December 11，1981）：12323—12333； 及Tove Mohr，“Hermann J. Muller，1890—1967：An Appreciation by a Friend”，Journal of Heredity （1972）：132—134。

[7] 赫尔曼·马勒曾有一次听说竞争对手获得诺贝尔奖后过量服食安眠药试图自杀，第二天搜索救援小组在得克萨斯大学附近的树林中找到了昏迷中的马勒。

[8] 托马斯·爱迪生是最早发明X-射线成像机器（或是荧光检查仪）的人之一，他同时也是最早注意到长期、直接暴露于X-射线下很可能致癌的人之一。他的一名助手，协助爱迪生发明白炽灯的玻璃吹制工克拉伦斯·麦迪逊·达利在展示荧光检查仪的过程中手部出现严重的放射性烧伤，并患上了癌症。左手和右手四指截肢，促使爱迪生宣布他不再会与X-射线打交道。在1903年8月31日发表于纽约《世界报》的文章中他说：“别跟我说X-射线，我怕它。”第二年达利因癌症转移去世。

[9] Hermann J. Muller，“Artificial Transmutation of the Gene”，Science 66：1699 （July 22，1927）：84—87.

[10] Hermann J. Muller，“Time Bombing Our Descendants”， American Weekly，January 3，1948.

[11] 癌症的遗传易感性是指某些个体因为某些特殊的基因组合造成相对于普通人群更容易患上癌症。——译者

[12] Hermann J. Muller，“Time Bombing our Descendants”，American Weekly，January 3，1948.

[13] Peter Armitage and Richard Doll，“The Age Distribution of Cancer and a Multi-Stage Theory of Carcinogenesis”，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8：1 （March 1954）：1—12.

[14] Alfred G. Knudson，“Mutation and Cancer：Statistical Study of Retinoblastom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68：4 （April 1971）：820—823.

[15] 阿尔弗雷德·努森提出了突变与癌症研究史上远见卓识的概念：“癌症的双重（可多可少）基因打击”，Nature Reviews Cancer 1 （November 2001）：157—162。也可见于Ezzie Hutchinson对努森的访谈“Alfred Knudson and His Two-Hit Hypothesis”， Lancet Oncology 2 （October 2001）：642-645。

[16] 埃姆斯实验使用突变后不能产生组氨酸的沙门氏杆菌，没有组氨酸细菌就不能生长。测试将这种突变的沙门氏菌接种在含有少量组氨酸和待测试化合物的培养基中。细菌会生长一段时间，直到组氨酸被耗尽生长就会停止——除非待测化合物造成了细菌DNA的突变，变回了可以自己产生组氨酸的基因型。如果待测化合物具有高致突变能力，沙门氏菌将发生突变，即便在缺乏组氨酸的培养基中也会茁壮生长。某些测试中选用有外壳缺陷的细菌，这样它们对待测化合物更加敏感。有时会在培养基中加入肝酶以模仿人体代谢过程，代谢经常会改变摄入后合成化合物的分子结构。

[17] 诱变化合物的确认过程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的检测方法。本章中所列出的确认为诱变剂的化合物均由两个政府资料确认：Walter W. Piegorsch and David G. Hoel，“Explo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Mutagenic and Carcinogenic Potencies”，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Mutation Research 196 （1988）：161—175，167—169，table 2； 以及“2007 Right to Know Special Health Hazardous Substance List：Mutagens”，available online from the 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enior Services。

[18]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Superfund Program：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Fiscal Challenges，July 31，2003.

[19] 多亏有费城儿童医院护士长Ellen Tracy的帮助，作者才得以认识并采访到莉莎·博纳齐安。2007年作者联系到了在肿瘤病房工作多年的Tracy，向她询问是否知道十二年前匿名启动了汤姆斯河镇调查的护士是谁。她确实知道。Tracy同意找到那名护士并问问她是否愿意接受采访。莉莎·博纳齐安同意了，她认为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她不再在医院工作了，没必要再保持匿名了。劳拉·詹森仍在美国环保局费城办公室工作，对此也表示认同。

第十五章 癌症集群“退散”

1995年春，斯蒂文·琼斯致电迈克尔·贝里，要求调查汤姆斯河是否存在儿童癌症集群的时候，贝里做新泽西州的首席疾病聚集性调查员已有九年了。这仍是他的一个兼职工作——贝里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州卫生部的工作上——却已经成为他工作中最头疼的部分。贝里刚开始做“发病率分析”没多久就遇到了1986年那次汤姆斯河的儿童癌症发病率分析。那个模棱两可的结果成了一个不祥之兆，其后他在州内做的类似聚集性分析有几十个的结果都不甚满意——包括1991年对汤姆斯河镇儿童的另一项调查。多年后再回忆起来，他说：“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变得很沮丧了，这样能做出什么来啊。”

新泽西州的聚集性分析就像老式好莱坞电影的布景，看上去很美，只要你别靠上去把它给弄倒了。令贝里沮丧的远不只是州癌症登记系统一直存在的那些问题——到了1995年该系统依旧问题重重，记录不完全，还滞后至少三年。多年的工作经验让贝里看明白了，即便登记系统既可靠又实时更新，他还是无法回答那些打电话的人问的问题：一个环境问题是否在其周边引发了癌症。这个问题贝里是没法回答的，个中缘由电话里也解释不清。实际上，贝里花费在解释聚集性分析局限性上面的时间，和他做聚集性分析的时间几乎一样多。有时候贝里觉得自己的工作不是调查来电反映的情况，却更像是对焦虑的来电者给予治疗——每年他接到大约三十通关于癌症集群的电话。他回忆说：“很难让人相信我真的解决了什么问题。”

给贝里打电话的人中，大多数对癌症集群模式的理解至少有三个主要误区，每个误区都会让他们觉得，所有的癌症集群都有潜在的原因，而迈克尔·贝里——只要他够努力——就能把这个原因发掘出来。第一个误区是癌症集群本身的特性。在贝里看来，一切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有集群，通常没有原因，不过是随机生成。复杂的自然界中，所有的事物，无论是结队而行的飞鸟，或是城市中的患病人群，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会是均匀分布的。在针对癌症发病率的研究中，挑战性不在于发现集群——拜登记制度所赐，通常这都非常容易——而是识别出哪一个集群有潜在的原因，不是随机聚集的。

第二个误区是关于癌症的普遍性。成年人患上癌症并不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么罕见，而是一种较多见的情况。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新泽西州每两百三十人中就新增一例癌症病例。换个更刺激的说法，美国男性终其一生罹患癌症的概率是百分之四十四，女性的终生风险则是百分之三十八。有如此之多的病例，无怪乎某些区域的患病密度异乎寻常地高——话说回来，这不过是运气不好。后来贝里解释道：“人们不过是没有意识到，整体上癌症有多少。”

最后一点，很多致电贝里报告可能有癌症集群的人不是将癌症看作一个包罗了一百五十余种不同疾病的词条，而是当做了一个单一的病种。各种癌症都有因基因损伤诱发的细胞不受控分化，但除此之外它们间的相似性很少。比如说，宫颈癌主要经由性接触传播，在居住区癌症聚集性分析中纳入宫颈癌病例就没有意义。反之，如果只关注可能与工业化学品相关的癌症类型——如脑癌和血癌——那么癌症聚集性分析中的病例总数就会减少，要明确地识别出非随机的癌症集群就会更难。如果是罕见的癌症种类，多出一个病例——总病例数由一个变成两个，或是从两个变成了三个——就足以使周边社区看上去像个危险区域了，而这多出的一例很可能只是巧合。

等到贝里解释完这些关于癌症的误解，开始把话题转向州癌症登记系统的缺陷的时候——它数据的滞后和记录的不完整——很多来电话的人已经灰心丧气，决定放弃聚集性分析了。不过，半数时候贝里的解释不能令来电的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每年差不多有十五次——贝里就要进行到下一步，用登记的数据进行发病率分析。1986年和1991年他对汤姆斯河的儿童癌症分析就很有代表性。分析方法就是简单地将该区域的已知病例数与基于全新泽西州平均发病率估算的“应有”的病例数进行比较。

令贝里沮丧的是，这种分析真正的科学价值在于它其实只是第一步，是一个初筛的工具。它们能识别出值得进行下一步调查的区域，而更复杂的调查可能要涉及空气、水、土壤的测试，同时，通过访谈确定居民过去暴露在致癌物中的剂量。但无论贝里发现了什么，他在卫生部的上级从未批准过在社区进行后续的调查。贝里发现，在不幸的偶发事件的海洋中搜寻真正由污染诱发的癌症集群，这个过程所需的资源、专业知识以及意愿都远非新泽西州所能提供。如果一个区域的癌症病例明显高于预期——并且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贝里发现过几个这样的区域——他会与上级主管商讨，并且将自己的发现致信解释给要求进行调查的人，然后就……石沉大海。没有后续，没有跟进。只有一封信去解释这个引人焦虑的结论，重复着贝里一开始就在电话里跟他们说过的话：这种癌症的集群可能只是因为运气差——但谁也说不准。

除了最简单的聚类分析其他什么都不肯做的地方不止新泽西州一个。有癌症登记系统的州或国家大部分都远不如新泽西州，只有几个做得更好。正如汤姆斯河即将证明的，全面的环境研究非常昂贵，还极具争议——而且到头来常常没有明确的结论。另一方面，这种好莱坞电影布景似的聚集性分析对州卫生部有特别的好处。迈克尔·贝里在做着些什么——随便做的是什么，效果多差——这样州卫生专员们就能让地方官员们和议会相信他所在的部门在应对每一个关于癌症集群的电话。这比其他很多卫生部门能做的都多，而且，这在新泽西有政治上的必要性，长期以来该州的工业污染都是竞选议题。发病率分析花钱不多，模棱两可的结果也不会给化工产业和其他强势利益团体造成冲击。这是一种巧妙的政治解决方法——在科学上则是不合理的。

贝里2010年退休，在卫生部工作了二十四年之后他回忆道：“这就是做这类分析的难点。为了解答人们的疑问，发病率分析我们能做，登记系统我们能用，也许也应该用。但接下来怎样？即便我认为某个地方确实有问题，后续的研究花费巨大，谁知道能不能发现什么？而且，我工作的环境恐怕也不由得我说‘快看这个，我们怕是得做点什么’。很显然这个机构希望的只是我们做出回应，因为你不回应人们会抗议的。但仅此而已。别无其他。”

所以，当1995年3月13日，迈克尔·贝里的电话响起时，电话那头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斯蒂文·琼斯要求对汤姆斯河的儿童癌症再做一次调查，贝里感到熟悉的挫折感又在累积了。

新泽西州假意进行聚集性调查的背后有一个令人沮丧的原因。其根本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希望能科学地证实某些邻近区域的癌症集群现象——这个堂·吉诃德式的工作引诱着每一个想要尝试的人，却最终令他们灰心。这其中不乏20世纪的科学巨匠。

在大多数癌症仍被认为可以传染的时代——19世纪末路易·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的成功让很多欧洲人和美国人相信一切疾病皆可传染——存在出现大量病例的“癌症之家”也在情理之中。和一个世纪后的琳达·吉利克一样，维多利亚时代各个阶层的人们——从贵族中的改革派到贫穷的劳工——放眼四周，发现癌症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就认为这其中有潜在的因素在发生作用。除了少数例外，癌症被视为不体面的疫病，很多人认为它与性病有关，另一些人则认为关乎公共健康，病人应该被隔离于医院之外。[1]

有几位医生试图运用科学方法检视“癌症之家”。最为投入的人中，有一位叫托马斯·洛·韦伯，他在其他方面都默默无闻。[2]他将工业小镇梅德利在1837年至1910年间死于癌症的三百七十七人的住址汇编起来。1911年，将它交给别人进行分析，那就是全英国最有资格做这个分析的、脾气暴躁的饱学之士卡尔·皮尔逊。此人兴趣之广令人惊异——闲暇时间他是哲学家、诗人、歌曲作家和小说家——皮尔逊最热衷的就是将数理统计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学科，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3]1911年，皮尔逊分析托马斯·洛·韦伯对梅德利的癌症记录的同一年，他在伦敦大学学院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应用统计学系，生物统计学原理的雏形正是在那里孕育的。

皮尔逊究竟是如何发现了韦伯的癌症记录数据不同寻常，这已无从查起，但他为何迫切地要分析这些数据却不难猜想到：借由韦伯的数据，皮尔逊可以用他统计分析的新方法去检验广为流传的“癌症之家”的说法。他尤其感兴趣的是怎样做显著性检验，或者怎样可以说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4]这个概念很简单：如果一组数中出现了任何明显的模式，或者如果两组甚至更多组的数据出现了明显的相关性，就需要验证这个模式或者相关性的出现有多大可能只是偶然，而非某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根据韦伯的记录，1837年至1910年间，梅德利这三百七十七位死于癌症的居民分别住在三百五十四间房子里。要确定哪些病例是有原因地聚集的而不是偶然形成的，皮尔逊首先需要估算，如果这些致死病例是随机分布的，那么应该有多少家不止一个病例。运用他设计的统计方法，皮尔逊计算出来，如果癌症在梅德利的近三千栋房子中是随机分布的，那应该有大约三百三十一栋房子中有一个癌症死亡病例，二十二家有两例死亡，一家有三例。而韦伯的报告上说，实际上有一例死亡的是三百一十五家，二十家有两例死亡，六家有三例死亡，还有一个不幸的家庭七十三年间有四人因癌症去世。

对一个统计学外行来说，上面两组数字看似没有太大差别。但对皮尔逊来说那是天上地下。会不会只是巧合？皮尔逊不这样看。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概率检验之后，他认定：“如果这样的分布模式是随机采样产生的，其发生概率只有好几百万分之一。”[5]皮尔逊认为他这个激动人心的发现应该引发广泛的后续调查，比如将其与非工业城镇对照，或是对病例细分年龄和职业。[6]但是没有后续研究。从这个角度说，皮尔逊是第一个追踪癌症聚集性的人，他身后还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触动了探索性的研究，却无法引来关注与资源让他们能够证实或证伪这些猜想。在皮尔逊漫长的学术生涯中——1936年皮尔逊去世他的研究终止——他再未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文章。

后来进行的聚集性分析也与之类似，成了前车之鉴。[7]孤僻的珀西·斯托克斯是皮尔逊的一名追随者，他在1935年，成为英国总登记处首席统计学家——这正是近一个世纪之前威廉·法尔坐的位子——两年之后，他发表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分析。他接续起皮尔逊的工作，在布里斯托尔和伍斯特统计了近三千五百名癌症死亡病例。他发现其中九十四家有两例死亡，癌症如果是随机分布的则应该只有四十四家。他还发现邻近的住宅中病例数异乎寻常地高，这似乎证明了一个观点：癌症要么是传染性的，要么是由环境诱发的，要么二者兼而有之。

斯托克斯又做了两步分析，这为日后的癌症聚集性调查——就像在汤姆斯河所要做的——增添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既然大多数患癌去世的人年龄都超过了五十五岁，他怀疑目前表现出的癌症聚集性会不会实际上是老年人的聚集。他发现在两个城市中五十五岁到七十五岁人群的聚集性和癌症病例的聚集性一样强。[8]随后他按癌症的种类分析了数据，推断如果某种癌症是可传染的或是由环境诱发的，同种的癌症应该存在集群现象。斯托克斯将布里斯托尔和伍斯特的癌症死亡病例按肿瘤原发的器官分成了七类，发现尽管整体的癌症病例似乎有聚集性，但具体哪一类的癌症都没有集群趋势。斯托克斯认为，基本可以确定，那些看似是传染或污染致癌的证据都不对。在他随后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对癌症聚集性研究持怀疑态度，他的怀疑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同事，例如对肺癌与吸烟的研究影响深远的理查德·多尔和奥斯丁·布拉德福德·希尔。

珀西·斯托克斯之后，每个有名望的科学家在进行聚集性调查时都不得不考虑年龄的影响，查看癌症的具体种类——在汤姆斯河也是如此。后面一条对于研究罕见病集群情况的研究人员尤其是个负担，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处理的病例数更少了，置信度——疾病的集群并非偶然现象的置信度——也就更低。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内十年间预期应有两例喉癌病例，那么出现四例病例是否真的可视为超出百分之百，值得警惕？如果调查人员是在预期十五例病例的时候发现了三十例，当然是值得警惕的，但两例变成了四例该怎么看？这样小的聚簇很可能是随机扰动，但也有可能是某些严重情况释放的信号。聚类分析再怎么精细也无法将这两种可能性区别开。

到上世纪60年代，珀西·斯托克斯等生物统计学家已经将癌症的聚类分析发展成了结构严密完整的科学工作，基本上没人再愿意更进一步了。他们坚持进行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用年龄修正数据，并且拒绝在一项分析中混杂多种癌症，这些使得居民区的癌症聚集性研究合理化，却同时也使得这个工作看起来是在浪费时间。现在，聚集性分析的结果在科学上可靠了，它的含混不清却变得无可救药。一边是理查德·多尔所展示出的，以大范围人群研究识别风险因素这一激动人心的潜在可能；另一边，小规模、特定区域的聚集性研究却越来越像是一个死胡同，一个不可能出现有效信息的统计陷阱。

仍有一个流行病学的重要分支对聚集性分析有兴趣，一百多年前正是这个分支开拓了它。传染病专家一直在做聚集性研究，研究肺结核、麻疹和其他高传染性疾病的发病模式。在美国，这方面的研究的佼佼者始终是总部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附近的，现名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机构。[9]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因疟疾的研究而声名远播，但卫生部也会将其他疾病的集群报告发往那里，希望以此引导该机构进行调查。

这些报告中有一份特别引人注目，来自芝加哥西北的奈尔斯市圣约翰·布雷博夫小学的玛丽·维亚修女。1961年的第一个季度，四名奈尔斯市——那里人口不过两万——的年轻女孩死于白血病。其中两人是圣约翰·布雷博夫小学的学生，另一名是一个学生的学龄前妹妹。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此前没有处理过癌症集群的病例研究，但到了1961年，白血病可能有传染性的证据日渐增多：研究人员在患有白血病的猫狗体内发现了伴生的病毒。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年轻调查员小克拉克·W·希斯受命去调查这个癌症集群报告。他发现，情况比玛丽·维亚修女想的要严重一倍：1957年9月到1960年8月间奈尔斯市确诊的儿童白血病共有八例——这比预期值要高五倍。[10]八个病例中有七个要么是圣约翰·布雷博夫小学的学生，要么是他们的弟弟妹妹，这意味着，在这所学校就学的家庭中的发病率比奈尔斯市的其他家庭高出八倍都不止。

希斯和他的同事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进行调查。他们标出病人家住宅的地址，测量放射物水平，搜寻附近的污染源，访问了将近五百个家庭，搜集邻近城镇的统计数据，甚至调查了周围的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中白血病的数量是否异常。没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除了都与学校有关，他们在病例中没有发现其他的共同点，尽管在奈尔斯还有一些病毒感染的迹象耐人寻味，但和在汤姆斯河一样，病毒感染爆发得快，又很快被后浪推上前浪。[11]希斯后来调查了五十例儿童白血病和淋巴瘤的集群，在奈尔斯市又发现了七个有感染指征却没有确定证据的病例。[12]多年以后他回忆道：“我们找不到想要的那种确定性证据。”

联邦政府第一次闯入癌症聚集性调查领域，收获甚微。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进行了大量的聚集性调查，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他们将注意力逐渐集中在了化学污染方面，而非病毒——这都是顺应居民与政客的要求。对拉夫运河和其他环境灾难的宣传激起了要求进行聚集性调查的浪潮，尤其是在那些有癌症登记系统的州。[13]各州卫生部每年接到的类似要求有大约一千五百条。[14]这些调查请求中最危急的——看起来有可疑原因的，发病率高到随机分布似乎不能解释的——就被移交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上世纪80年代该部门每年平均处理五到六起聚集性调查。剩下的几百个则至少由州卫生部粗略调查一下，新泽西州就是迈克尔·贝里做这件事。

后来发现，绝大多数的聚集性调查都是由投诉引发，这有很大的缺陷，不单因为焦虑的公众所报告的癌症分布往往并非异常现象。实际上使用发病率的比较和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时，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可能存在多重比较。[15]上世纪50年代由理查德·多尔推广的病例-对照研究在科学上很巧妙，一方面因为它的规模足够大，降低了统计学上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起源于一个假说。多尔想要验证吸烟是肺癌的一个风险因素，于是他收集了大量的病例，将他们与情况相似却没有患癌症的对照组相比较。而大部分的聚集性研究却是先进行演绎科学。它们的出发点不是可验证的因果假说，而是由某人在更大规模的人群中精挑细选了一个有病例集群的可疑群体。[16]

例如，当费城的博纳齐安和她丈夫的姐姐说起她在癌症病房中发现来自汤姆斯河的患儿特别多的时候，她潜在地比较了另外几百个每年有病人住进来的区域。对照组如此之大——病房中有几个小镇，包括汤姆斯河——病人太多大可说是纯属偶然。同样，伊利诺伊州奈尔斯市的玛丽·维亚修女担心本地的四个姑娘在三个月内确诊白血病的时候，她默默地比较了自己任校长期间另外的几十个“三个月”，另外的几十种疾病。

换言之，在整个癌症病例的总体中——它们分布于几乎无限多的区域，无限多的时期，包含着一百五十多种癌症——只有极少数集聚的病例被当做癌症集群报告给了政府机构。经过了这么多的预审，被报告的癌症集群中有很多能通过非随机显著性检验并不奇怪，通过这个检验预示着其中暗藏了一些原因。但真的有什么原因吗？恐怕这些集群中有很多——甚至可能是全部——其实都是随机形成的，因为最初集聚的病例被报告给调查员本来就是极其偶然的。

对工作场所的癌症集群进行调查的人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即便可能永远无法确定一个明显的集群究竟是“真的”还是偶然现象，他们的工作仍很可能没有白干。工厂中的化学品暴露剂量大，专一性强，癌症发病率分析可以帮助确定可疑化合物，进而可以用动物实验或是病例-对照研究对其风险进行确认——或是排除。的确，很多的工业致癌物，例如石棉、对二氨基联苯、氯乙烯，都是首先在职业病集群研究中被确认为潜在致癌因素的。另一方面，居民区的聚集性研究则交了白卷，没一次识别出新的致癌物。[17]1961年至1983年间，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完成了一百零八个居民区癌症集群调查，没识别出一个可疑因素。[18]工作场所的集群调查的纪录好点，不过也只是好一点。[19]

即便政府为确认收到的居民区集群报告花很大的气力去做环境测试，结果仍旧不能确认。当时最著名、记录最详尽的居民区癌症集群病例肯定是马萨诸塞州沃本市发现的十二例儿童白血病，而按照统计，这个波士顿北部的蓝领小镇的期望值应该是五例。后来，到了90年代，因为纪实小说《漫长的诉讼》及其改编电影《禁止的真相》的成功，以及州里的一项研究发现儿童白血病与母亲饮用了被污染的水有关系（这次因果关系的确认在居民区的癌症集群研究中是极其少见的），沃本的癌症集群现象才出了名（这也对汤姆斯河等地有着很深远的影响）。但在80年代，沃本市的两个小规模研究中——一个是政府的科研人员做的，另一个是受害家庭请生物统计学家做的——曾调查过白血病与饮用水有关的猜想，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反的。[20]

上世纪80年代末，得出“社区癌症聚集性研究看起来徒劳无功”这样的恼人结论似乎是必然的。对于那些进行这类调查的机构，和那些不得不为这种难以令人满意的结果辩护的政客，这似乎永远都是个尴尬的话题。实际上，在州卫生部和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中，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大致统一的意见：无论公众的呼声再怎样高涨，政府不应再涉足居民区癌症集群方面的调查。为了给这个颇具争议的政策转变打下基础，他们在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总部附近的亚特兰大洲际酒店组织了一次会议。1989年的这次会议，官方称谓是“病例集聚与健康事件国际会议”，不过它很快有了个更上口的名字：癌症集群散退大会。

会议组织者邀请了流行病学机构中的杰出代表进行开幕致辞。波士顿大学的肯尼斯·罗斯曼撰写过两本著名的教科书，还是期刊《流行病学》的创刊编辑。他单刀直入：“我要告诉大家，疾病聚集性研究的科学价值很小。”他就这样直白地告诉这群科学家——其中一些人，例如克拉克·希斯，将整个职业生涯都投入了这方面研究。“除了极个别的例外，调查疾病个例的集群，在科学上或是公共卫生方面根本是作用很小。”[21]讲台上罗斯曼身后的很多研究人员表示同意，尤其对居民区的癌症集群。但他们都承认，对无视民众调查要求会引起什么后果很纠结。作为一个经验颇丰的聚集性病例调查人员，明尼苏达州卫生部的艾伦·本德事后对《纽约客》的记者说：“你是不能简简单单把人打发走的。”[22]他提议设置一个逐级反应系统，重点在于与那些忧心忡忡打来电话的人建立起融洽的关系。四次里面有三次，他说：“一两通电话加上随后的信件就能很好地解答致电人的关切。”[23]

病例集群散退大会效果显著。会议结束几个月之内，美国几乎所有的非职业性癌症集群调查都终止了。美国疾控中心发布了导则，敦促各州施行明尼苏达式的响应系统，并至少在短时间内终止各自的癌症聚集性调查。[24]新泽西州的流行病学家丹尼尔·瓦滕贝格回忆道：“本来各州的卫生部就不想做这些聚集性调查，这下他们可以不做了，说这是美国疾控中心的要求。”瓦滕贝格当日与会，并徒劳地想与主流观点进行辩论，结果是明尼苏达州的本德以其对聚集性调查全面的否定胜出。他告诉《纽约时报》：“现实是，这根本上，纯粹地，绝对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那次会议还有其他潜在的余波。最为深远的恐怕是对与会者态度的影响。当肯尼斯·罗斯曼和艾伦·本德讲话的时候，新泽西州的迈克尔·贝里就坐在听众席中。会议结束时，他知道了流行病学领域的几个大人物对聚集性调查的态度。1989年，贝里进入这一行不足三年，尽管不能全盘接受罗斯曼和本德的极端态度，他对整体的情况是有共鸣的。这印证着他在新泽西州做的居民区聚集性分析的失败经历。

迈克尔·贝里还是会继续接电话，偶尔做一下发病率分析——就算他不想做，州卫生部的领导也不会允许的。毕竟，这里是新泽西，超级基金点位的老巢，在这里环境健康问题永远都是政治议题。除了纽约州和加州——那里的人口更加稠密——各州同行中每年接到聚集性调查要求最多的就是贝里。[25]在新泽西，报告聚集性的电话是不能不管的。但现在，一些全球最杰出的追踪疾病聚集性的人确认了贝里的顾虑——他对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顾虑。

1995年3月13日迈克尔·贝里收到了对汤姆斯河儿童癌症的聚集性再次进行调查的要求，这在他看来是追踪集群病例的又一次无用功：模糊的诉求，小型的社区，病例数很少，还没有明确的嫌疑对象——至少当时在贝里看来是没有。不过他并没有劝说斯蒂文·琼斯收回请求。琼斯不是普通老百姓。他在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工作，而且他传递的要求来自另一个专业人士：一个在有着世界声誉的儿童医院中工作的癌症病区护士。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汤姆斯河也不是随随便便一个社区。在贝里办公室的工作日志中，截至1995年，州卫生部收到的关于汤姆斯河儿童癌症的电话有五次，最初的三次——1982年、1983年和1984年——都没有跟进，1986年查克·考夫曼的电话和1991年罗伯特·贾拉内拉的电话之后，贝里都进行了发病率分析，第二次分析发现小儿脑瘤和白血病自80年代末起似乎有所上升，尽管增加的病例数并不足以形成显著性差异。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州卫生部当时刚刚完成了州内二十一个县儿童癌症发病率的比较研究。1994年的研究发现1980年至1988年间，欧申县儿童癌症的整体发病率远高于全州的平均值。[26]这困扰着贝里，而尤其令他烦恼的是，罗伯特·贾拉内拉和其他一些人特别关注的一类癌症——脑部肿瘤——在欧申县的发病率似乎尤其高。1980年至1988年间，欧申县十四岁以下儿童中确诊的脑和神经系统肿瘤病例有三十七例，而根据新泽西州的发病率推算，那里应该只有二十二例。在一个有八万儿童的县，这个数据比预期值高了百分之七十。而现在，斯蒂文·琼斯告诉他，费城的护士特别担心汤姆斯河孩子们的脑部肿瘤。

贝里将他的保留意见放在了一边，告诉琼斯他会查一下的。

[1] 1887年纽约大亨约翰·雅各·阿斯特三世在美国建立了首家癌症医院，他之前致力于在一家现有的医院中资助修建一座癌症配楼，却被当场拒绝，原因是担心其他病人的感染风险。见于James T. Patterson的The Dread Disease：Cancer and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23。

[2] 韦伯家族中比较出名的是托马斯的小弟，船长马修·韦伯，他在1875年成为史上第一个在没有浮板及其他人工辅助的条件下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人。维多利亚时代的火柴盒上印着他的图片。1883年，韦伯试图游过纽约州尼亚加拉大瀑布下的大漩涡时不幸溺亡。他的哥哥托马斯·洛·韦伯尽管在生物统计学领域有所建树，却只在2001年版的《英国人物传记词典》中他弟弟两页的介绍（60：104—105）里占了一行地方。

[3] 更多卡尔·皮尔逊的生平与成就可见于Helen W. Walker的“The Contributions of Karl Pearso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53：281 （March 1958）：11—22； 和M. Eileen Magnello的“Karl Pearso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tatistics：An Elastician Becomes a Statistician”，Rutherford Journal 1（December 2005）。

[4] 如果要回顾显著性检验以及围绕其必要性进行的长期争论的历史，简单也许略微老旧的解释可见于Ronald N. Giere的“The Significance Controversy”，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May 1972）：170—181。

[5] 见于Karl Pearson的“On ‘Cancer Houses，’ from the Data of the late Th. Law Webb，M.D.”， Biometrika （January 1912）：430—435。因为认为生物统计学的科学性不够充分，英国皇家学会拒绝发表相关论文，于是皮尔逊于1901年合作创办了Biometrika（《生物统计学》）。为检验梅德利的三百七十七名癌症死亡病例有多大可能是随机分布的，卡尔·皮尔逊设计了下面的实验：在一个袋子里装两千个球，每个球一个编号，每次由一个人从袋子里取出一只球，一共取三百七十七次，每次取出球后记下球上的编号就放回袋中，再取下一次，实验结束后，有多少个编号会被记下两次，甚至三次或者更多次呢？给两千个球写上编号太过乏味，所以皮尔逊设计了一些不那么繁琐的实验，利用随机编号和扑克牌上的图形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的实验他做了五次，每次的结果都和他预测的相当接近。五次中只有一次有一个数字两次被选中，从没有一次有数字四次被选中。但在梅德利，有六栋房子里有三人患癌症去世，还有一栋房子有四个病例，这是随机分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6] 卡尔·皮尔逊写道：“洛·韦伯一生的数据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个问题需要充分的调查，单打独斗的医务人员是行不通的。他们并没有最终证实癌症在某个住宅中出现的频率高于另外一栋住宅，但他们的确证明了，‘癌症屋’并不全然是个传说，换言之，从长远看直接接触的环境是癌症的一个影响因素，这种可能性的全面调查有必要性。”见于皮尔逊的“On ‘Cancer Houses’”，434。

[7] 1932年两名法国统计学家，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保罗·维涅分析了里昂城二十年间的六千七百零三个癌症致死病例，这些病例分属五千零二十七个家庭。其中一个家庭有八例。卢米埃尔和维涅没有像皮尔逊那样用统计公式估算病例的正常分布，而是弄到了城里的六千七百零三个出生、结婚和死亡证书，分析了证书上的住址分布。他们发现，里昂城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的分布的聚集性和癌症相当。法国人认为，这个发现强烈地预示着，仅仅是偶然性在发生作用，没有什么潜在的因素。关于卢米埃尔和维涅在里昂的工作的介绍可见于Percy Stocks的“The Frequency of Cancer Deaths in the Same House and in Neighbouring Houses”， Journal of Hygiene （February 1935）：46—63。《科学》杂志1933年5月5日第10页题为“Cancer House Disproved Statistically”的文章也介绍了里昂的工作。

[8] Stocks，“Frequency of Cancer Deaths”，46—63。

[9] 当时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被称为“传播疾病中心”。后来随着其职责扩张先后四次更名：1967年变为“美国传播疾病中心”，1970年变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1980年“中心”一词由单数变为复数，1992年变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10] Clark W. Heath Jr. and Robert J. Hasterlik，“Leukemia Among Children in a Suburban Community”，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34 （June 1963）：796—812.

[11] 伊利诺伊州奈尔斯市的校长玛丽·维亚修女确实给调查员克拉克·希斯提供了一点耐人寻味的消息：那几例白血病确诊的那一年全校曾爆发过几次传染性发热。这几次传染病爆发没有可靠的记录，但希斯和学校护士的谈话佐证了这几次传染病和白血病确诊的月份吻合。研究人员还在几个有关的患者的血样中发现了可能与白血病相关的抗体。在希斯看来，这可能意味着在几个遗传上有易感性的孩子身上，传播了发热症状的病毒可能也诱发了白血病。如同阿尔弗雷德·努森将要指出的：感染可能造成了第二次“打击”。五十年之后，研究人员仍在寻找与儿童急性白血病相关的病毒。他们的研究受到了两个紧密相关的假说的激励，这两个假说是基于儿童白血病聚集性研究形成的。“人口混合”假说最初是牛津大学的流行病学家里欧·金兰在1988年提出的，他当时正试图解释儿童白血病在核电站附近的集群。金兰认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起因于病毒感染引起的极端免疫反应。这些极端反应尽管非常罕见，却最有可能发生在快速增长的社区中，那里受感染的人群与未获得免疫的儿童混杂，而这样的儿童是最敏感的。另一位著名的研究者，伦敦癌症研究所的生物学家梅尔文·格里夫斯将金兰和努森的理论进行了扩充，提出了“延迟感染”假说。格里夫斯和他的合作伙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约瑟夫·魏塞尔认为，第一次“打击”发生在子宫内，而第二次则包括一次大部分孩子都可以轻易抵抗的传染性感染，却在二至五岁时，在罕见的高度易感的儿童群体中诱发了白血病。（格里夫斯认为，托儿所中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罕见儿童，与其他孩子的接触帮助他们建立起了免疫系统。）###在与本书作者的会谈中，格里夫斯说，最初的打击可能是怀孕期间暴露在致癌物中造成的，但他指出，暴露的剂量一定要大到足以引起基因损伤。（格里夫斯对名为TEL-AML1的染色体易位特别感兴趣，这个易位常见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但也会在健康儿童中出现。）现在对于人口混合和延迟感染假说如何评价可参考Kevin Rrayama et al.，“A Meta-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ay-Care Attendance and Childhood Lymphoblastic Leukaem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9 （2010）：718—732。

[12] Clark W. Heath，“Community Clusters of Childhood Leukemia and Lymphoma：Evidence of Infe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62：9 （November 1，2005）：817—822. 离开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后希斯成为美国癌症学会的副主席，在那里，他对癌症的环境因素的广泛质疑激起了激进分子的愤怒。

[13] 80年代中期，有三十七个州已建或筹建了癌症登记系统。见于Stephanie C. Warner与Timothy E. Aldrich合著的“The Status of Cancer Cluster Investigations Undertaken by State Health Departments”，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8：3 （March 1988）：306—307。

[14] Michael Greenberg，Daniel Wartenberg，“Communicating to an Alarmed Community about Cancer Clusters：A Fifty State Survey”，Journal of Community Health 16：2 （April 1991）：71—82. 罗格斯大学的格林伯格和瓦滕贝格1989年调查了全部五十个州的卫生部，得出结论，每年它们收到总数一千三百到一千六百五十个的聚集性调查要求。

[15] 关于“隐蔽的多重比较”，参见Raymond Richard Neutra，“Counterpoint from a Cluster Buster”，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32：1 （July 1990）：1—8。

[16] 这种事后诸葛似的假设生成过程有时候被称为得克萨斯神枪手，得名于一个笑话，牛仔对着谷仓的一边随意开火，然后找出子弹孔聚集的地方画成靶子，最密的地方画上靶心，然后称自己为神枪手。

[17] 在居民区癌症集群中识别致癌物普遍以失败告终，其中有一次有争议的例外。上世纪80年代毛沸石矿石被确认为肺癌致癌物，这一结论基于对土耳其中部两个村庄的研究结果，两个村庄的间皮瘤发病率非常高，同时空气中的毛沸石纤维浓度也很高。但是，就像雷蒙德·纽特拉在“癌症聚集爆发中的一些对照”中指出的，毛沸石案例不是一个传统的一定时间内的癌症集群，在那两个村子里肺癌成为地方病显然已经几个世纪了。

[18] Glyn G. Caldwell，“Twenty-Two Years of Cancer Cluster Investigations at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32，Supp. 1（1990）：S43—S47.

[19] 1978年至1984年间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NIOSH）调查了六十一个被报告的工作场所癌症集群案例，仅仅识别出五个可能的因素，没有一个能被科学证实。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发现，其中五十六个案例中的发病率并未高出预期。见于Paul A. Schulte et al.，“Investigation of Occupational Cancer Clusters：Theory and Prac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7：1 （January 1987）：52—56。

[20] Phil Brown，“Popular Epidemiology and Toxic Waste Contamination：Lay and Professional Ways of Knowing”，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3 （September 1993）：267—281.

[21] 1989年2月肯尼斯·罗斯曼在“癌症集群散退”大会上的主题发言后来发表于《美国流行病学杂志》的特刊中，该刊同时还登载了该会议上发表的另外二十五篇文章。罗斯曼的稿件题目为“冷静启动‘癌症集群散退’大会”，在特刊的S6—S13页，该刊发表于1990年7月（vol.132，Supp.1）。整本刊物清楚地指出了病例集群调查——包括癌症病例——的前景和风险。

[22] Atul Gawande，“The Cancer Cluster Myth”， The New Yorker，February 8，1998，34—37.

[23] 除去这四分之三通过一次解释的电话或信件就能满意的情况，据艾伦·本德说，明尼苏达州另有百分之二十的聚集性报告电话只要举出了已有的癌症发病率与环境状况的数据就能令其满意。另外百分之四的情况需要进行“相对简单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工作。在明尼苏达，只有百分之一的电话需要进展到第四步：深入调查。1981年至1988年间，本德所在的部门收到了四百二十个关于癌症集群的电话或信件，只有五个做了处理。见于Alan Bender et al.，“Appropriate Public Health Responses to cluster：The Art of Being Responsibly Responsive”，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32，Supp. 1 （July 1990）：S48—S52。

[24] 美国疾控中心在其发布于1990年7月27日的“聚集性调查及卫生事件导则”中宣称：“公共卫生领域从业人员达成的非官方统一意见是，大多数的聚集性报告都无法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25] Craig W. Trumbo，“Public Requests for Cancer Cluster Investigations：A Survey of State Health Departments”，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0：8 （August 2000）：1300—1302.

[26] 1994年的报告题为“Childhood Cancers in New Jersey：1980—1988”，目前在州卫生部的网站上已不能查到。报告的修订版“Childhood Cancer in New Jersey：1979—1995”于1999年出版，当时正值汤姆斯河癌症抗议浪潮之中，书中并未包括鼓动着积极分子们的县际比较。

第十六章 一往无前

迈克尔·贝里准备在汤姆斯河进行第一次全面的癌症分析，他的这个决定在这座小镇几乎无人关注——自从第一次有人质疑化学污染物在危害他们的健康，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那场关于汽巴-嘉基和它的排海管道的斗争旷日持久，让大家筋疲力尽，这个镇子仿佛从一场持续的高烧中恢复过来，需要的是一次沉沉的睡眠。染料和树脂都已向南逃往亚拉巴马或是路易斯安那了，甚至漂洋渡海去了亚洲。雇员人数降到大约三百，现在工厂产生的小股污水——大约是原来总量的百分之一——都汇入了市政污水处理系统。（讽刺的是，经过处理后，那一小股污水最终还是汇入大西洋，尽管工厂的排海管道被关闭了，欧申县公用事业管理局仍在静静地使用它们那三条排海管道排放处理后的市政污水。）

汽巴-嘉基尽其所能延长自己蛰伏的时间。1992年，公司多年的刑事诉讼案终于圆满解决。距离它们被控告已经六年多了，两名前任经理詹姆斯·麦克弗森和威廉·鲍勃森承认1981年至1984年间向工厂防渗膜有泄漏的填埋场非法倾倒危险液体及其他违禁废弃物，通过认罪来减少轻罪指控。两人每人罚款两万五千美元，不用坐牢，公司则缴纳了九百万美元的民事与刑事罚款，偿还了州政府两百多万美元的费用，还给当地的环境工程捐赠了两百五十万美元。[1]因为州政府放弃了更严厉的起诉，这个认罪协议让公司可以继续宣称它的非法行为不是有意为之，州政府原本诉汽巴-嘉基填写错误报告，篡改记录以欺骗管理人员。在特伦顿认罪之后，汽巴-嘉基美国子公司的董事长理查德·巴斯说：“通过与州政府和解，我们承担起了多年前在汽巴-嘉基犯下的错误，向他们道了歉，幸运的是，这对环境和健康没有造成危害。”[2]

不是镇上的每个人都相信这话。琳达·吉利克不断地听说有孩子患上癌症，不断往她的地图上按上图钉，那幅地图现在挂到了“欧申之爱”的办公室中。她偶尔仍会去县里的官员那里纠缠——比如抗议在水管中使用石棉——不过吉利克和其他委员们差不多放弃了癌症调查。而且，“欧申之爱”比以往更忙了，忙于为患病儿童的家庭提供帮助。需要照顾的家庭比以往都多。

1989年2月4日加布里埃尔·帕斯卡瑞拉出生，当年大部分汤姆斯河的居民们都认为他们的环境纠纷已经终结了。她的父亲金是一位律师，母亲琳达是名教师，他们带着加布里埃尔回到家里，家中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四岁，一个八岁。加布里埃尔是个漂亮的孩子，不过她的儿科医生对她背上的几个大痣有点担心，这种痣叫做色素痣，可能没什么问题，也可能标志着更严重的疾病。外科医生去除了痣，但加布里埃尔经常哭闹，而且似乎很容易感染。12月初她十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发现她囟门处——婴儿头顶一块柔软的部位——有一个奇怪的硬块。那个位置外凸，说明加布里埃尔的大脑受到压迫。她最初被诊断为脑膜炎，但施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没有效果，于是帕斯卡瑞拉一家就像安德森一家，或是汤姆斯河的其他很多家庭一样，开车穿过新泽西的松林泥炭地，去费城儿童医院找专家看看。12月24日，他们被告知了诊断结果：恶性神经皮肤黑变病，一种极其罕见的脑脊膜肿瘤，脑脊膜是指包裹着大脑和脊髓的那一层薄膜。

金·帕斯卡瑞拉回忆道：“医生说他们能做的只有让孩子舒服点。他们说这是绝症。”帕斯卡瑞拉一家完全没抱治愈的幻想，但他们不想放弃。他们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找到了一位正在尝试实验性治疗的医生，在加布里埃尔一岁生日的时候，治疗开始了。琳达·吉利克去过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几十次了，她又专程去看了一次帕斯卡瑞拉一家。尽管加布里埃尔的情况还在恶化，他们对琳达的帮助非常感激。加布里埃尔在圣诞前夜确诊，在复活节前一天去世。活了十四个月。

很难相信生活还要继续下去，但欧申之爱，还有其他家庭的帮助起了作用。帕斯卡瑞拉在自己家组织了这个团体的年度“家庭聚会”，并在他家开的饭店里举办了早期的一些筹款晚宴。金·帕斯卡瑞拉回忆说：“我们决定把它当成一个家庭项目，一直办下去。我们眼看着琳达为这些家庭做的一切，也想参与其中。”很快，年度聚会的规模就变得很大，即便帕斯卡瑞拉家的大房子也容纳不下了。这一方面归因于琳达·吉利克出色的筹款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病例每年都在增加。癌症似乎总是找上汤姆斯河的家庭。

和琳达·吉利克、布鲁斯·安德森一样，持续增长的病例数也令金·帕斯卡瑞拉困惑。每一个确诊病例对个人都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个中滋味只有亲身经历过的家庭才能真正理解。但帕斯卡瑞拉觉得，大量的病例似乎有种“整体上”的意义。他回忆说：“很难说得明白，但你就是觉得有些东西不太对劲。”帕斯卡瑞拉的法律业务中包括一些镇上的零星工作，他已习惯了在社区内处理问题。他想，汤姆斯河的儿童癌症问题已经开始看上去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了，它正在变成整个社区的问题，需要整个社区的响应，尽管他还不知道应该是种什么样的响应。

既然答应了研究汤姆斯河的儿童癌症发病率，迈克尔·贝里得搞清楚汤姆斯河在哪。这个任务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严格来说，就没有“汤姆斯河”这个地方。从殖民时代开始，汤姆斯河就是由多个重叠的辖区拼在一起的。从1768年乔治三世颁发建镇皇家特许起，这里的官方称谓就是多佛镇，但从没有人说自己是多佛人。扩展的校区取了汤姆斯河这个名字，邮政投递的范围很大，还包括了三个相邻小镇的部分地区，都叫汤姆斯河。

这段混乱的历史不是个小问题。贝里得先知道当地居民有多少，才能知道那里儿童癌症的发病率是否有异常。因为汤姆斯河是欧申县最广为人知的地名，有些家属告诉护士莉莎·博纳齐安自己来自汤姆斯河，但他们可能实际上是住在布莱克，或是伯克利之类的地方。贝里决定将研究集中在住在三个重叠区域的确诊儿童身上。头两个区域很简单：欧申县的边界和镇子的边界；第三个区域，为了体现出这个镇的“核心”区域，贝里选择了四次人口普查所覆盖的大约六平方英里的区域，基本上就是美国人口调查局称的“汤姆斯河”的区域。[3]

贝里还需要确定应该调查哪些癌症。如果他将所有的儿童癌症放在一起统计，就是在支持所有癌症是一种病的不实之说。反过来，对每种癌症分门别类进行统计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一来每种病的病例数就太少了。居住在汤姆斯河“核心区”的儿童不足五千，在这样小的社区里，每年通常只会有一例儿童癌症——无论哪种癌症。[4]任何一种特定癌症的发病率还是很低的。即便是统计多年，在汤姆斯河核心区任何一种特定儿童癌症的病例可能都只有一到两例——这样低的病例数，哪怕多出一个，都会在统计上引起很大的差异，但多出来的很可能只是偶然事件。[5]贝里在医学的合理性和统计学的有效性之间做了个折中：他将儿童癌症病例按疾病的相似性分成了十五个组，另外再加上一组“所有儿童癌症”。即便分组都很大——大得恐怕在医学上不算合理——大部分的组在核心区域还是只有少数病例。这是一种折中方案，贝里觉得这样至少有可能发现镇子里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

除一组之外，其他十五个组里贝里搜集的病例都包括了所有二十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博纳齐安提到她担心的是儿童和少年。不过贝里对脑及中枢神经系统癌症另做打算，将五岁以下患此类疾病的孩子单提出来作为一个子分类，因为博纳齐安曾报告说从汤姆斯河来的脑肿瘤病例特别多，而且前一年全州范围的调查发现欧申县儿童脑部肿瘤的发病率极高：在1980年至1988年间比期望值高百分之七十。他推断，如果原因真的在于污染，受害最深的可能是幼儿，因为有可靠的研究证明，胎儿、婴儿和幼儿对于化学物质暴露尤其敏感。

贝里需要面对的最后一个大问题是时间。他要考察哪些年份？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有瑕疵的州癌症登记系统。这个系统有了一些改进，特别是纳入了纽约市和费城等一些州外医院的记录，但1995年的时候这个登记系统滞后四年，时滞之长前所未有。这意味着贝里无法计入1991年之后或1979年之前确诊的病例——1979年是有完整登记数据的第一年。（也是在这一年，迈克尔·吉利克出生，这意味着他将成为贝里的第一批调查病例之一。）贝里的研究要想既在历史上完整，又包括最新的情况，必须纳入登记系统窗口期（1979—1991年）之外的数据——这个想法没有操作性，不值得考虑。谁会花费大量的成本去挖掘那些保存在医院或医生那里的记录，就为了得到1975年，或是1995年，或是其他哪个登记系统里没有的年份的可靠数据呢？

结果是，如果五六十年代倾倒或深埋于汤姆斯河的大量工业化学品在那些年里诱发了儿童癌症的集群，贝里的研究是无法将其识别出来的，因为他没有1979年之前的确诊病例数据。更糟的是，因为登记系统的四年时滞，贝里也无法解答——哪怕是间接地回答——那个令琳达·吉利克和莉莎·博纳齐安深深恐惧的问题：汤姆斯河现在是否还存在着癌症集群？

设定好研究参数之后，贝里准备开始了。他用癌症登记系统识别出欧申县1979—1991年间确诊患上癌症的每个二十岁以下孩子的出生地址。然后用当地地图复查了每一个地址，确保分类无误。最后，他将病例数加在一起，对癌症进行分类，将结果列在了一张表中。镇上和核心区的数据如下：[6]

数据表证实了贝里已经料到的情况：能用到的病例极少。其中的十四个组是完全没必要进行分析的——除脑/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组、白血病组和全部癌症组，他这么决定了。即便是在这三个相对较大的组里，病例数还是太少，虽然总数显得比期望值高很多，但还是无法排除只是运气差的可能，特别是如果将男孩和女孩分开统计的话。

为了确定当地的病例数是不是真的高，贝里计算了如果全新泽西州儿童癌症发病率平均分布，在欧申县、多佛镇和汤姆斯河核心区里儿童脑部癌症、白血病和所有癌症的期望值应该是多少。[7]然后他修改了表格，计算出每一组中观察到的病例与预期病例的比值。（任何一个“发病比”如果高于一，即高于期望值。）最后，他将自己想考察的五岁以下儿童脑/中枢神经系统的数据加了进去，全县的数据也加了进去。新的表格如下：

贝里扫一眼表格就能看出来，这些孩子不典型。在剩下的这几个组里，每一组的实际值都高于预期。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分组都呈现出了同样的靶心样式：无论是什么样的神秘因素在左右着癌症发病率，效应最强的地方似乎是汤姆斯河中心。比如说，整体儿童癌症的发病病例在欧申县比预期值高百分之七，在镇中高百分之三十一，而在核心区高百分之四十九。最令人担心的是，差异最大的是汤姆斯河核心区五岁以下儿童的脑/中枢神经系统癌症发病率，它是期望值的七倍（期望值零点四例，实际七例），而这一组被认为是反映是否存在潜在环境问题的最佳指标。

数字传递的信息很明显：琳达·吉利克是对的，莉莎·博纳齐安也是对的。汤姆斯河的确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情况——或者说至少在1979年到1991年间出现过。对贝里来说，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极难回答：这会不会只是随机变化，一个又一个的不走运？他是参加了1989年的癌症集群散退大会的，他知道集群的出现可能造成多么严重的误导。现在他需要循着卡尔·皮尔逊和其他生物统计学家的脚步——他们曾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对统计学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贝里需要知道他有多大的置信度，可以说这种他在县、镇和汤姆斯河核心区中发现的癌症集群现象不是偶然。

贝里使用了在流行病学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显著性检验：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区间，和民意测验中的误差范围非常类似（尽管并不一样）。做民调的人测算误差区间是因为，参加民调的人数越少，这个结果准确反映更大规模人群倾向的可能性就越小。为衡量这种不确定性，统计学家们用了一个公式——其原理最初是由西莫恩·泊松在19世纪中期提出来的——基于参与民调的人数，和这些人所代表的更大规模人群的数量，来评估一次民调的准确性。结果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字（“百分之五十五的选民支持总统的行为”），进行民调的人可以用公式算出结果的数字和范围（“百分之五十五赞成，误差范围上下百分之三”）。误差范围越大，结果的可靠性越差。通常这种误差范围是根据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区间确定的，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民调进行二十次，那么会有19次的结果落在误差范围内，一次例外。

和民意调查一样，癌症的发病率也有随机波动。对于小的区域和罕见病，发病率的波动尤其大。例如，在汤姆斯河核心区的儿童脑和神经系统癌症发病比是三点零五——是预期值的三倍。但在调查的这十三年中，如果病例数少三个——这样的变动很可能只是因为偶然——发病比就成了一点二五，根本不算高。反过来说，病例只要再多三个就会把发病比抬升到足以引起警惕的五。这些随机波动都是“噪声”，使得识别出非随机癌症集群的“信号”非常困难。贝里可以通过计算每个发病比的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区间来评估这些结果的可信度。置信区间越小，可信度越大。如果整个置信区间都在一以上，贝里就可以确认癌症病例确实是高于预期，不是随机波动。换句话说就是，他的结果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问题是，在汤姆斯河核心区这样小的范围内研究罕见癌症，贝里得找到非常高的发病比，它的置信区间才不会宽得不像话，落在一以内。

抱着这样的想法，贝里计算了他所有分组的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区间，特别留意那些置信区间整体高于一的组。然后，他最后一次修改了表格：

这恰恰就是那种常常把聚集性调查人员逼疯的结果。发病比一栏中的每个数据都发出同样的信息：汤姆斯河有问题。但是后面一栏里那些表示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区间的数字又从各个方面干扰着这个信息。上面十二个组的置信区间都很宽，尤其是病例数较低的镇上和汤姆斯河核心区。这意味着偶然性可能对这些发病比有很大影响，每一组的发病比都很可能比算出来的数字高或者低。除了其中的三组，其他各组的置信区间下限都落在了一以内，这说明可能根本没有问题。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比如说，如果排除掉偶然因素，汤姆斯河核心区的儿童白血病病例可能比全州平均水平还低百分之五十，而不是现在贝里算出来的高百分之八十？的确有可能，因为零点五落在了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区间之内。但也有同样的可能性，汤姆斯河儿童白血病的发病率是预期值的将近五倍，因为置信区间的上限是四点六一。（实际上，泊松——和贝里——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因为在零点四八到四点六一之间究竟哪个数是唯一的真值，并不是每个数的机会都均等。如果作图的话，置信区间会呈一个钟形曲线，峰值是计算出的那个发病比——在这个例子里就是一点八。所以，如果只能猜一个数，贝里最好是猜汤姆斯河核心区的孩子们患上白血病的风险比预期值高百分之八十。但这个猜测是不能确信的。能够确信的预测只能是，汤姆斯河的孩子们真实的风险是在比预期值低百分之五十二或是预期值的百分之四百六十一的这个范围内。）

显然，这是一个无用的预测，就好像天气预报研究了雷达，测量了温度、湿度和风速，然后宣布，明天的天气要么暴热，要么下雪，要么——最大的可能性是——介于两者之间。简直就不知道是该戴遮阳帽还是穿皮大衣了。

和其他公共卫生机构一样，新泽西州卫生部对于如何处理此类有不确定性的发现已经有了清晰的判例：置之不理。只要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区间下限落在了一以下，不管离一有多近，结果不可靠，就不值得进一步关注。哪怕这个置信区间——比如说零点九八到七点一一（汤姆斯河儿童脑部肿瘤的置信区间）——说明，发病率大于预期的可能性远大于比预期低，这也没用。

新泽西州有充足的理由采用这样保守的态度。首先，这有助于将潜在的多重比较将会引发的歪曲减到最小。新泽西州有将近两千个人口普查社区，如果四个四个按相邻的社区进行组合的话，贝里可以研究的区域能有几万个。但贝里只在一个这样的组合区域里计算了癌症病例，就是他指定的由四个人口普查社区组成的区域，汤姆斯河核心区。如果他对全州进行调查，样本量会非常大，几乎可以肯定，贝里会发现很多存在大量病例的、由四个邻近普查社区组成的区域，原因只是出于偶然。百分之九十五的标准是一种严密的检视方法，以防出现这种巧合。它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几乎每一个贝里计算过的置信区间都没能越过它。

但这个屏障是不是太高了？百分之九十五显著性检验是设计用于分析一项独立的统计数据。所以，尽管新泽西州其他的四个普查社区组合很可能会有因为偶然性而出现的脑/中枢神经系统癌症高发现象，但贝里的分析还发现汤姆斯河核心区在其他重要的方面也不同寻常。异常高发的不单是脑部肿瘤，还有白血病和整体的儿童癌症——镇和县也是如此。实际上，在所有十二个组中，贝里都发现了发病率上升，其中有可能出现统计学上有效的结果。他所参与的聚集性研究中，从没有一次，每一组的值都是升高的，而这次的这个小镇，据贝里所知，有一段臭名昭著的化学污染史。最重要的是，这些分组中有三组——县二十岁以下的脑/神经系统癌症、县五岁以下儿童和核心区五岁以下儿童——超越了州政府规定的那条相当高的障碍，显示出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有可能只是一系列极端偶然的巧合造成的吗？

要确定这个问题，贝里只能打破州政府发病率分析的标准程序——在居民区的癌症集群调查中他从没这样做过。他必须去调查，而不只是算一算。

回过头看化工厂，还在工作的少数工人和为数更多的退休工人一样，比以往更加惧怕癌症了。证据越来越多，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尽管知道这一点的员工不多。法比奥·巴本是位于伯明翰的亚拉巴马大学的伊丽莎白·德尔泽尔指导的一名学生，他的博士论文对伊丽莎白·德尔泽尔1987年在工厂长期员工中进行的调查做了更加细致的分析。1989年巴本完成了他的工作，结论是德尔泽尔所发现的十一例恶性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之中有六到七例可能是暴露在工厂环境中引发的，而且在偶氮染料、还原染料和环氧氯丙烷生产区工作的工人患病的风险都有上升。他还指出，五十一例肺癌病例中大约有十七例染病可能与暴露在氯气、蒽醌和环氧氯丙烷环境有关。[8]这一次的研究结果并未对员工通报，巴本直到1994年才公开发表了这些结果。但死于癌症的员工的亲属仍旧得到了足够的信息，对公司提起了诉讼。仅在1995年就有三起诉讼。[9]汽巴公司（1995年公司去掉了名字里的“嘉基”）都是庭外和解，赔偿金额保密，没有出现开庭审理后会引发的公众关注。

汽巴正在小心翼翼地处理它目前在汤姆斯河最重要的问题：将要开展的大量超级基金清理工作。与清理有关的一切都是巨大的，包括价格：一亿六千五百万美元，还在不断上升。据说，工厂土地上的老排污点埋着五万桶以上的危险废弃物，其中有些完整，有些已经破了，而且至少还有十五万立方码以上严重污染的土壤。这些泥沙足以填满一百三十架747喷气式客机的机舱，桶里的废物足够填满四个奥运会规格的泳池。但这都只是猜测。实际上，没人知道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那里埋了些什么。没有可靠的记录，只有长期员工的记忆和初步测试的结果，在土壤和地下水中检出了九十五种工业化学品——其中十七种，包括四种已知的致癌物的浓度超出了州法律允许的限值。

要计算旧桶的全部数量，并确定清理的方法，还得再花十年时间，但泵出受污染的地下水是一个更直接的方法。这也是更紧迫的，因为随着地下水的羽流，污染物——和焦虑情绪——仍在扩散，走出了工厂的领地，跨越了卡迪纳尔大道，进入了橡树岭。林恩沃斯一家已经搬走了，但希拉·麦克维恩和其他居民盼望着清理工作尽快开始。住在超级基金点位旁让人不安。一天，麦克维恩在后院晒日光浴，篱笆外汽巴的土地上出现了一辆货车，一群穿着全身防护的“登月服”的人下车开始检查一口地下水井，麦克维恩当时离那里只有几十英尺，穿了一身泳衣，躺在一把躺椅上。她回忆说：“这类事情时不时会发生，确实有点吓人。”到1995年春天，一个连通着工厂和橡树岭土地上四十三口修复井的系统每天会抽出大约两百万加仑的污染地下水，这些水通过一个三英里长的管道送入工厂的污水处理厂，被净化后再注回工厂的土地里。[10]

现在，化工生产告停，汤姆斯河对汽巴友善了很多。公司将空置的建筑中的储存空间给了童子军们存放发给无家可归者的罐头食品。十一年前发起了反对汽巴公司运动的“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现在成了它的伙伴，用公司的基金检测超级基金的清理情况。就连当年报道极为尖刻的《欧申县观察家报》现在都登出了“浪子回头，汽巴因生态保护政策饱受赞誉”这样的文章，编辑给加的大标题是“汽巴实现全赢”。[11]在汤姆斯河，没人愿意——汽巴更不愿——再想起过去四十年释放到空气、沙壤和脆弱的河流中的毒物还有什么潜在的后果。

镇上的其他超级基金点位没有市民组织检测清理情况，也没有报纸登载记录每一步进程的文章。和过去一样，赖克农场是被人遗忘的，尽管对更多人来说，它造成的威胁是更直接的。

在老垃圾场，过去的二十四年都很安静，而1995年的冬天和春天异常地忙碌。3月份，承包商结束了挖掘和处理一万四千多立方码污染土壤的工作，这花了联合碳化物公司三百万美元。相比于汽巴将要进行的清理工作，这不算多——这些土够装满二十架喷气式客机的，而汽巴的能装满一百三十架——但跟70年代在老禽蛋养殖场所做的那次粗枝大叶的清理工作相比就精细多了。这次由美国环保局监督的工作进行了六个月，需要将几百车挖出的污泥填入一个挂在拖车后面的钢壁设备中。这个设备称为热解吸塔，看上去就像一个腹部升起了一支烟囱的大蜘蛛。污泥从管式炉的一端倒入，在其中被加热到七百摄氏度——这样的高温足以将三氯乙烯或是四氯乙烯这样的化合物气化——十分钟后从管的另一端排出。蒸汽被收集起来，通过一系列的过滤装置，然后送入烟囱中。

热解吸塔能实现它的功能，却不能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最严重的污染早已离开了赖克农场的土地。倾倒污染物二十四年之后，现在对土壤进行修复，就好像在小偷已经光顾、拿走了你所有的东西之后，再去锁门。当联合碳化物公司最后勘查了污染地下水在向南部快乐平原渗透的过程中浸渍过的大片土地之后，发现羽流的踪迹超过了一英里，有四百英尺宽，一百五十英尺深。在它的南端，羽流向东急转，径直连上了花园路两个距离最近的水井。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已经毫无疑义了：这些每天抽出将近两百万加仑地下水的水井早已改变了羽流的方向，将其中的组分抽了上去。照这样下去，羽流里的每一滴化学废弃物都会被吸入那两口井的滤水器中——除非气提装置能够去除它们——被送往汤姆斯河的住家。花园路井基旁唯一的一座汽提塔去除了很多化合物——据美国环保局说非常之多。

美国环保局不愿将自己的信任全部委以这座汽提塔，他们最初坚持采用一个非常全面的清理方法。除了对污染点位的土壤进行热处理，环保局还要求联合碳化物公司打一些抽水井，拦截地下水羽流不让它到达花园路井基。然后将被污染的水通过活性炭过滤装置（去除半挥发性物质）和至少一个汽提塔（去除挥发性成分）。然后将净化后的地下水注回地下，就像汽巴在它的工厂做的一样。美国环保局自己估计，对快乐平原的清理计划将再花费联合碳化物公司三百万美元（除了它已经在土壤热处理中花费的三百万之外），抽水、处理、回灌需耗时十一年。

1988年联合碳化物公司勉强接受了环保局的清理计划，但只要涉及公司事情就还没确定。公司的官员争辩说新绘制出的羽流图说明美国环保局的计划并非最佳方案。公司指出，大量的污染物早已南移出了赖克农场，试图以抽水井对其进行阻断为时已晚。拜花园路水井的强力抽吸所赐，污染羽流的中心现在在赖克农场以南四千多英尺的地方，离最近的公用水井只有七百英尺远。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顾问，加拿大籍水文工程师乔恩·赛克斯回忆说：“美国环保局想阻断羽流，但我们发现羽流已经抵达井基，即便你想阻断，相当多的东西还是会渗过去。”

联合碳化物公司有一个简单、恐怕有些无耻的对策。公司的专家告诉美国环保局，最好的方法是对地下水根本不做额外清理工作。在花园路那两口污染的水井中，每天抽出两百万加仑的水，而花园路井基的汽提塔一直就成功地去除着三氯乙烯和其他挥发性物质，所以干什么要做改变呢？为什么不让水井开下去，既作饮用水井，又做污染修复水井？

令人惊讶的是，汤姆斯河水务公司同意了。美国环保局计划的关键就是保护水务公司的水井，但相比于化学污染，水务公司更担心的是水不够用。花园路井基现在仍有大用，承担着超过三分之一的全镇供水。实际上汤姆斯河水务公司——鉴于过去发生的事情这是很可怕的——计划在这块井基上钻更多的水井，将这里的水量翻上一番，来跟上镇用水量的暴增。环保局的计划对这次扩张是极大的威胁。如果联合碳化物公司在井基以北的位置钻抽水井阻断羽流，每天从中泵出几百万加仑的污染地下水，井基这里可以抽出的水就会少很多。联合碳化物公司为保证水务公司会支持自己的对策，许诺将会补偿水务公司过去和未来花费在汽提塔上的费用。水务公司收到的钱数没有公开，但环保局后来估计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这种不作为方案在地下水修复方面的相关费用只有一百万美元，而环保局的方案是三百万。

现在，联合碳化物公司万事俱备只缺环保局的批准了——这中间不需要为董事会考虑，而要照顾公众利益的只有环保局一方。1993年1月，联合碳化物公司和水务公司、环保局的先期会议在友好的气氛下结束之后，公司的克雷格·维莱尔向政府提交了正式提案。公司这个“顺其自然”的提案“保证了对赖克农场污染物的控制与修复，同时对城市用水安全是必不可少的”，维莱尔这样写道。[12]实际上，联合碳化物公司是在向环保局要求资金回报——总数达两百万美元之多——回报它在赖克农场极度拖沓的清理工作。公司的计划是以公共用水水井兼做有毒污染物的清理装置，原有的十一年清理时间将变成十六年，一旦汽提塔发生故障，对公共用水安全的威胁将延长五年。

很明显，这是一种讽刺：早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联合碳化物公司本可以在赖克农场打几口抽水井，把污染的地下水抽出来进行处理，这样来控制污染物羽流。而公司却说服监管人员污染对于饮用水供给没有确定的风险。现在，污染物羽流巨大，对镇上的饮用水供给有明确的危险，联合碳化物公司却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理论来避免额外的处理费用。公司现在宣称，最好的方法是继续依赖公用水井旁唯一的那个汽提塔——同样的方法1988年美国环保局就否决过，因为“对社区有潜在的长期风险”。[13]

但在1995年7月，环保局准备对联合碳化物公司这个鲁莽的提案说yes。该机构说，为了清理快乐平原地下巨量的有毒渗滤物，公司将不需要额外做什么。美国环保局赖克农场项目的主管乔恩·戈林回忆说：“当时联合碳化物公司来找我们，跟我们说他们造成了井基的问题，所以就应该在那里控制住羽流。”他说，环保局也有担心，如果坚持最开始的计划强迫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地下水到达水务公司的井基之前对其进行阻断会造成用水短缺，“我们会和汤姆斯河水务公司争夺水源，这是我们不愿见到的”。对于环保局来说，重要的是水送到用户家中时是符合联邦和州的标准。多亏有汽提塔，花园路水井里的水“最终”看起来是干净的，那干什么还要假设现有的设备会出问题，再建一套新的处理系统呢？

回过头看，在还有其他替代方案——该方案已获环保局批准，至少可以截断一部分污染物，减少五年的暴露风险——的情况下，蓄意允许致癌化合物进入公用水井，正如一个律师后来指出的，这个决定“令人发指”。环保局允许使用饮用水水井修复污染，把赌注全押在一座汽提塔上，不要其他保护措施，包括不使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讨论的炭过滤装置。尽管风险重重，环保局的这次一百八十度转身在当时却没人质疑。美国环保局负责监督新泽西州超级基金项目的卡罗尔·彼得森回忆道：“在其他修复点位我们也有类似的处理，这没什么奇怪的。”在新泽西，赖克农场将是最后一个想这样走捷径的地方，原因很快就赤裸裸地展现了出来。

要改变超级基金的修复计划，最后一步是公众听证会，时间定在了1995年8月16日，地点是市政厅。虽然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提前做了宣传，却基本没人来。发言超过一分钟的只有美国环保局、联合碳化物公司和汤姆斯河联合水务——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的现用名。[14]公众只提了五个问题，没人质疑修改后的清理计划。[15]在过去十一年中，汤姆斯河早已发生了几十次抗议、公民不合作运动和吸引着几百位愤怒居民的公众听证会。但那都过去了，汤姆斯河的人们已经翻过了这一篇。现在是夏天，他们想要的是安安静静给后院浇浇水。

看到没人反对，美国环保局批准了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计划。

给赖克农场的清理计划降格的听证会敷衍过去十五天之后，1995年8月31日，迈克尔·贝里寄出了他对汤姆斯河儿童癌症发病率调查的最终报告。收件人是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斯蒂文·琼斯，琼斯是在劳拉·詹森和她的弟媳，费城护士莉莎·博纳齐安的请求下要求贝里进行发病率研究的。贝里得出了无法简单用偶然性解释的结果。他所分析的每一组儿童癌症的发病率都比预期的高——某些组还高不少。置信区间很宽，经常掉入一以下，但即便贝里是用卫生部保守的方法做显著性检验，在欧申县和汤姆斯河核心区的儿童脑部癌症中他仍旧发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聚集。他在纠结是应该争取更深入的研究，还是像过去那些居民区病例集群一样放弃。与受影响群体的深入访谈，对当地环境状况的全面评估，这些有可能会揭示出在汤姆斯河究竟发生了什么——甚至也许能协助找到终止灾难的方法。

贝里和他的同事兼朋友杰拉尔德·法格里亚诺——他是州卫生部的流行病学家，他很快将在揭露汤姆斯河的过程中承担重要角色——深谈了此事。他们一同决定不去争取后续的调查。贝里研究结果中的不确定性让两人不安。如果表现出来的聚集性真的只是巧合呢？又或者再下一次的调查还是无法得出明确结论怎么办？两人还明白，如果他们要求进行后续调查，上头给他们的阻力会很大。进一步的研究会惊扰当事区域和媒体，这通常都会令卫生部的上层非常难受。而且，钱从哪来？

多年后贝里回忆说：“总之，杰瑞和我商量了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决定还是不去挤那些做下一步研究的钱了。我觉得这事部分责任在我。1995年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做的更多一些，后来发生的很多问题可能都会避免，但我们没做。”无论如何，贝里相信州卫生部的高级官员不会同意进行全面调查的，即便他当时提出了申请。“显然他们只会支持最简单的工作，主要目的就是把问题打发掉。只有外部的压力才会引发这类有意义的后续调查。”

这是一个悖论：公众压力只有在贝里的发病率调查公布之后才会产生，但州卫生部没有公布他的发现。依照州法律，他的最终报告是公共记录，但贝里、法格里亚诺和他们新任命的上司——州卫生部高级助理艾琳·古尔斯基——决定不采用任何积极手段去告诉汤姆斯河这个结果，尽管他们知道在这个镇上，多年以来污染和癌症一直是备受瞩目的问题。多年之后法格里亚诺解释说：“我们就此事致信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斯蒂文·琼斯，基本上认为这是一个内部文件，不是给公众看的。回过头看，是不是应该以某种形式正式公布呢？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公布。我们没做这个，说得好听一点，是在一开始就造成了州政府和社区之间的不信任。自此之后，关于社区参与的重要性，我们学到了很多。”

没有向公众公布，贝里代之以简单给斯蒂文·琼斯打了个电话解释结果，然后给琼斯写封两页纸的信，简述了他的结论。拖了几周以后古尔斯基认可了行文。贝里这封信里关键的一句在倒数第二段：“因为本次研究涉及的病例数较少，无法在该区域甚至全县范围进行能够确定病因的研究。”[16]换句话说，调查结束。除琼斯之外，他还给接替了退休的查克·考夫曼的欧申县卫生部高级职员赫布·罗特克发了一份复印件。事后思量再三，贝里又给早在1991年的时候提出要进行类似调查的当地医生罗伯特·贾拉内拉发了份复印件。贝里想，这个医生没准会对最新的报告结果有兴趣。[17]

贝里想，汤姆斯河的调查应该是到此为止了。

[1] 1992年刑事诉讼的和解条款中还要求公司交付五千万的信托基金给工厂位置的环境清理项目——这部分钱是他们必须付给超级基金项目的。

[2] Patricia A. Miller，“Ciba Guilty of Pollution”，Asbury Park Press， February 29，1992.

[3] 汤姆斯河的“核心区”从河开始，向北延伸两英里，直至571号州际公路。东部边界是沃恩大道，西部的不规则边界包括了部分的花园州大道和老弗里霍尔德公路。

[4]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中心的SEER项目（监测、流行及预后项目）的研究结果，1995年，美国二十岁以下儿童的癌症发病率是每年每十万人中十四例。到2005年，该发病率升至每年每十万人十六例。

[5] 这个数据量太小的问题在全镇不是太严重，那里有大约两万儿童，在欧申县有十万。

[6] 本章的表格是基于迈克尔·贝里1995年发病率分析的数据表格。它后来被发表在Childhood Cancer Incidence Health Consultation：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Cancer Registry Data，1979—1995 for Dover Township，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enior Services （December 1997）的附录1之中。

[7] 迈克尔·贝里的新泽西州全州儿童癌症发病率数据来源是1986年至1988年间全州三年发病率的平均值。他无法获得其他年份的全州发病率数据。贝里还需要考虑到，县、镇和核心区彼此间、它们与全州之间，每年的儿童人口分布都有轻微差异。这很重要，因为某些癌症在幼童中远比青少年中更常见，而有些则在年龄稍大的孩子身上更常见。所以，为了获得精确的病例“期望值”，贝里必须进行调整来反映当地的年龄分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将儿童人口分成零至四岁、五至九岁、十至十四岁和十五至十九岁四组。然后他计算了在核心区、镇、县和全州，所有儿童人口中上面这四个亚类的百分比。最后，他对全州数据进行了调整，这样病例的“期望值”就反映了县、镇和核心区儿童年龄的分布差异。

[8] 法比奥·巴本的博士论文《化工工人肺癌及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嵌入式病例-对照研究》（1989）随后以两篇期刊论文的形式发表，分别是：Fabio Barbone et al.，“A Case-Control Study of Lung Cancer at a Dye and Resin Manufacturing Plant”，Americ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 22 （1992）：835—849； Fabio Barbone et al.，“Exposure to Epichlorohydrin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Neoplasms at a Resin and Dye Manufacturing Plant”，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49：5 （September 1，1994）：355—358。

[9] Don Bennett，“Widow Sues Ciba over Cancer”，Ocean County Observer，July 27，1995.

[10] 这个回注计划最终花费了几千万美元，比汽巴最初预想的要少，这多亏了美国环保局决定不将处理后的污水直排入河，就不需要进一步进行脱盐处理——不过回注的位置离河太近，很多处理后的污水还是渗入了河里。见Don Bennett，“EPA Flip-Flops on Ciba Water”，Ocean County Obserber，May 14，1993； 和Richard Peterson，“Ciba Proposal Gets Praise from Activists，Neighbors”，Ocean County Observer，June 18m，1993。

[11] “浪子”这个标题刊发于1995年5月25日的《欧申县观察家报》，指的是汽巴获得的一项由隶属联合国的世界环境中心颁发的奖励。发表于1995年6月6日的社论中有如下一段话：“汽巴这座堡垒，过去曾那样傲慢地坚称自己的一切都是纯净的，现在敞开了怀抱，鼓励邻里参与它的事务。”

[12] Craig Wilger，January 7，1993，letter to Gary Adamkiewicz of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

[13]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 Superfund Record of Decision：Reich Farms，September 30，1988，14.

[14] 汤姆斯河水务公司更名为汤姆斯河联合水务是因为1994年母公司的合并：总部在费城的通用自来水厂和总部在新泽西东北的哈灵顿帕克的联合水务资源，它是美国最大的水务公司之一。

[15] 见于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Responsiveness Summary：Reich Farms Superfund Site” （1995），和“Dover Water Cleanup Plan May Be Altered”，Asbury Park Press，August 17，1995。

[16] 迈克尔·贝里1995年8月31日写给斯蒂文·琼斯的这封信后来作为附件Ⅰ登载在了Childhood Cancer Incidence Health Consultation：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Cancer registry Data，1979—1995 for Dover Township，New Jersey （December 1997），67。

[17] 在汤姆斯河的传奇事件中，贝里1995年给贾拉内拉发了那份他对汤姆斯河儿童癌症发病率研究的复印件是重要的一环，做这件事的原因，贝里和贾拉内拉的记忆略有差异。贝里认为贾拉内拉给他打了电话，表达了对汤姆斯河儿童癌症新的担忧。而贾拉内拉说他清楚地记得他什么也没问，结果就寄了过来，还说到1995年他已经放弃了向州政府求援。（贾拉内拉1991年要求做类似的调查，结果含混不清。）贝里在长期任职于州卫生部期间参与了几十个聚集性调查，承认他已经记不清了。

第十七章 看不见的伤害

在9月的第一周，接到迈克尔·贝里研究结果复印件的三个人都意识到了，他们手里的是一只点燃了引信的流行病学炸药包。但三人的反应各自不同。

要求进行这次调查的斯蒂文·琼斯向他在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上司反映了这个情况，开始考虑本单位怎样能与州卫生部合作对汤姆斯河进行一个健康研究。常年经费紧张的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很少参与居民区疾病集群调查。但琼斯想，如果州政府支持这个想法，一两年内会有针对汤姆斯河的后续研究的。

同时，在欧申县卫生部门，赫布·罗特克看着桌上这份癌症发病率报告复印件，心情沮丧，还有些担心。后来他回忆说，贝里的信“是基于非常小的样本形成的模糊信息，我们完全无法验证”。罗特克向他的高级别同事简单提了这个情况，但没有把贝里的发现告诉卫生局的上司。罗特克已经在县镇的卫生部门工作了七年，经历了70年代和80年代的环境战争。他记得快乐平原、排海管道和绿色和平。多年以来，因为饮用水的问题，他多次成为琳达·吉利克抨击的对象。如果她发现了贝里的信，会作何反应呢？

他很快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琳达·吉利克也拿到了这封信。她是从她的医生朋友鲍勃·贾拉内拉那里得到的。迈克尔·贝里之前对汤姆斯河儿童癌症的一次研究是出于贾拉内拉1991年的申请，所以出于礼貌，贝里给贾拉内拉发了一份他在1995年写的信的复印件。贾拉内拉是吉利克组织的“欧申之爱”团体的委员，但这对贝里没有影响。他的研究是公共文件，而贾拉内拉1991年的时候关注过这件事，贝里就给他发了一个复印件。贾拉内拉回忆说：“看到新数据的时候，我能看出来有了变化。突然之间，似乎有一些之前一直存在却从未现形的东西出现了。”他立刻给吉利克打了电话，他回忆说：“我觉得我俩都不感到意外，但这却证实了我们的直觉。”

琳达·吉利克抱有这个想法已经将近十年了——就像她后来说的，“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脑海里”——汤姆斯河存在着儿童癌症的集群，但专家们一直都对她说她是错的。现在，借由迈克尔·贝里的信，新泽西州政府确认了病例的集群。州政府决定不进行后续研究，这只会让吉利克更加坚定。在汤姆斯河的历史中，这是一个转折点：科学上可靠的警告现在落入了这些人手中，他们抵死也会要求当局对这些信息作出反应。

对于吉利克和她的盟友来说，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抓住新泽西州政治掮客的注意力，怎样做效果最好。鲍勃·贾拉内拉有个主意：他和新聘为《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特别项目编辑的汤姆·柯伦是老朋友，该报纸是新泽西州最大的报纸。柯伦的妻子和贾拉内拉是医学院同学，两家经常一起吃饭。多年来，琳达·吉利克因为她的激进，以及在欧申县为癌症筹款的活动，很容易接触到《欧申县观察家报》和《阿斯伯里帕克新闻》，但《纽瓦克明星纪事报》就是另一码事了。那是州长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和她的委员们——包括卫生专员伦纳德·菲什曼——指定的晨读报纸。琳达·吉利克知道，如果她能把汤姆斯河的癌症故事弄到《纽瓦克明星纪事报》上去，就能抓住全州人的眼球。

于是鲍勃·贾拉内拉给老朋友编辑汤姆·柯伦打了个电话。这是这条极偶然的私人关系链的最后一环：汤姆斯河的孩子们在费城住的癌症病房里恰好有一名特别热心的护士，莉莎·博纳齐安；她恰好有一个在环保局工作的亲戚劳拉·詹森；她恰巧知道怎样联系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斯蒂文·琼斯；他恰巧将她的担忧转给了一个可以做调查的人，迈克尔·贝里；他恰好将研究结果的复印件自发地送给了罗伯特·贾拉内拉；他恰巧同时认识琳达·吉利克和州第一报纸的编辑汤姆·柯伦。这其中如果有任何一环出了问题，很难想象汤姆斯河的儿童癌症病例集群还有没有可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

贾拉内拉跟《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柯伦谈完几个小时之后，琳达·吉利克接到了该报纸医疗记者盖尔·斯科特的电话，此人既老练又激进。随后的几个月里，她在其他工作的间隙完成了这篇报道。起初她抱着怀疑的态度看了贝里的报告，给汤姆斯河的几十个人打电话询问。斯科特给罗特克，过去或者现在还在汽巴工作的工人——包括乔治·伍利——打了电话。她研究了化工厂的地下水污染，读了过去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详细分析工厂排污点化学成分的研究报告。一段时间之后，她的怀疑消失了。谈过话的人越多，她越发确信，秘而不宣的汤姆斯河儿童癌症集群是一篇重要报道。她主要的顾虑是镇上会怎样反应。后来她回忆说：“我们纠结的是，都知道这是一个好题材，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会非常难过——说是恐慌绝不为过。”

1996年3月10日周日清早，州卫生部的一位高级职员被新闻助理的电话吵醒，告诉他一条紧急通知，内容是当天早晨《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头版报道。他回忆说：“那是一次可怕的打击。”盖尔·斯科特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儿童癌症发病率震惊全县”。两千五百多个单词的报道字斟句酌，但整体的效果是煽动性的。故事开始于一个当时还是匿名的在费城工作的癌症护士的传闻（“癌症护士见多识广……”），然后详细描述了贝里的发病率分析结果，接着转向对汽巴工厂附近发现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进行长篇解释。文中没有提到赖克农场和花园路水井，和过去一样，它们又被遗忘了。文中引用斯蒂文·琼斯的话说，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希望能做一个健康研究，因为“那里出了状况”。他的态度受到了琳达·吉利克和新泽西州癌症研究所研究人员迈克尔·加洛的赞赏，琳达·吉利克说：“总算有个人听进去了。”加洛对《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记者说：“无疑，发病率在那里有显著的上升。”但州卫生部对此未做评论，县卫生部门的赫布·罗特克则表示了怀疑。他说：“我们当然关心欧申县的各种疾病，而这封信说的是患有脑癌的三个孩子”，他指的显然是汤姆斯河核心区那三名五岁以下的患儿，“病例数太少”。[1]

第二天州政府又在火上浇了把油。州卫生部没有与吉利克和其他关注此事的居民会面，而是在特伦顿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州政府的顶级医生、卫生委员会高级助理艾琳·古尔斯基宣称病例集群“在统计学上有升高，但不是太高，我们过度担忧了”。[2]前一年的夏天古尔斯基看了贝里的报告，同意了他的措辞，她当时已经知道了汤姆斯河的情况。她说，现在公众知道了这个报告，州卫生部会对汤姆斯河儿童癌症发病率再做一个回顾，但不会去研究可能致病的环境因素。而在汤姆斯河，人们都慌了。美国癌症协会欧申县办公室的电话被恐慌的民众打爆了，好像是广播脱口秀节目。到了周二，《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报道发出两天之后，镇上多家商店的瓶装水售空，一时也补充不上了，因为批发商那也卖空了。骗子们取而代之，挨家挨户兜售伪劣滤水器。焦虑情绪不断放大，听说癌症集群的人越多，人们就变得越恐慌。

金·帕斯卡瑞拉的女儿1990年去世之后，他在“欧申之爱”一直很活跃，他对《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报道的反应则截然不同。和许多受害家庭一样，帕斯卡瑞拉一直认为这里的儿童癌症集结不是偶然，尽管他们在团体之外很少谈论这些。他回忆说：“我看到那篇报道的时候就想：‘啊，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确实不是我们疯了。’这篇报道一出来，就给了我们一种信心，一种保证。”他还认为，报道也展示了一个契机。多年之后，再回头看，他这样说：“没有《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文章，就不会有骚动。没有骚动，政府就不会介入。政府不介入就没有法庭诉讼。没有法庭诉讼，就没有真相。”当这第一篇报道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能预见到随之而来的这些事件。但金·帕斯卡瑞拉、琳达·吉利克和鲍勃·贾拉内拉，还有其他人，的确立刻意识到，现在是施压进行调查的绝好的机会。他们决心最大限度地利用它。

州政府的漠视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天天地，它给自己挖的坑越来越深。第一篇报道发出几天之后，在一个电视广播网的访谈节目中，看着不太自在的艾琳·古尔斯基——卫生专员菲什曼命令她去参加这个访谈——再次解释了州卫生部不会进行环境调查的原因：“进行这种海底捞针式的研究成本非常非常高，而且很可能一无所获。”[3]

古尔斯基和罗特克说的是概率语言：当地家庭基本上可以确定不必担心，进行环境调查的回报基本上可以确定不值它的投入。但汤姆斯河早已听够了类似的说辞。赫布·罗特克的上司、县卫生委员会的主席、当地银行家加里·卡斯珀森说：“我们有所准备，因为欧申县一直就是很多环境危险品的废弃地，我们的水井受到化学品污染的历史悠久。”现在有了证据——这是官方的证据，不是什么谣传——汤姆斯河的孩子们的确面临着更高的癌症风险。即便这种上升的风险只是意味着每年会多出几个病例，对很多居民并无影响。凡是在电视上见过迈克尔·吉利克那张饱受肿瘤蹂躏的脸的人，都不能把他——就像已经去世的兰迪·林恩沃斯一样——仅仅看成一个抽象的统计数据。他是一个从残酷的疾病与恐惧的折磨下幸存下来的有血有肉的人——任何人的孩子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而政府的专家们，那些原本应该保护公众健康的人，除了引用概率来为自己的不作为辩护之外，却什么都不愿意做。他们甚至都不能确定问题是否依然存在，因为能查到的最新病例都是五年前的了，这简直无可救药。汤姆斯河的人们不单是恐慌，他们愤怒了。

琳达·吉利克很快给人群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她协助组织了3月15日的抗议活动，地点在罗特克在欧申县卫生部门的办公室外，还邀请了媒体参与。当卡斯珀森和罗特克走出来跟大家讲话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排电视摄像机和大约一百名愤怒的居民。罗特克开始说：“癌症的病因很多……”然后立刻被一个妇女的喊声打断了：“别老生常谈了！我不想听这些！”当罗特克试图解释州政府和县政府正在组织一个特别工作组的时候，一个男人喊道：“我们找过委员会，你们什么都不管！”当罗特克说汤姆斯河的居民应该放心，因为贝里的研究只是发现了少量脑癌病例——汤姆斯河核心区只有五例，比期望值高三倍，但每一千名儿童中只有一例——另一位妇女打断了他，大声喊道：“我一点也不觉得放心，我的孩子可能会得上癌症！”另一位母亲举起了她一年前死于脑癌的儿子的照片，她说：“这些孩子没时间等待。我还有两个孩子，我害怕死亡。”[4]

尤其令公众愤怒的是，对他们隐瞒的消息那么多。《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文章不单披露了贝里1995年在汤姆斯河的研究结果，还包括1994年认定欧申县儿童癌症发病率高于全新泽西州水平的州际调查。罗特克说这些报告没有公布是因为“只是统计性的”——他的意思是不确定的——结果的时候，他被更多人的喊声打断了。一个妇女大喊道：“难以置信！”另一位叫道：“滚出你的办公室！”（这话有先见之明，饱受攻击的罗特克很快将因压力辞职，去了另一个县工作。）多年后，一个之前参与了不公布贝里研究报告内容这一决策过程的州政府官员这样解释道：“我们做了一些好的研究，但不知道该怎么用它。”这位坚持不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说：“要使用这些信息，意味着要分享它，展示它，讨论它，并且做出改进——如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话。这些事我们哪一件都没准备好去做，所以我们只是捂着这个消息。显然，这是个错误。”

罗特克、古尔斯基，还有其他官员似乎对他们的评论引发的愤怒不知所措，这是不应该的。类似的情节早已在其他有污染点位的地区上演过，包括拉夫运河。研究此类现象的社会学家将暴怒视为人群对特有的、噩梦般的情景必然的甚至可以理解的反应。[5]面对无形的威胁，居民们只能依赖专家，而专家似乎并不比他们知道更多。如果牵涉到孩子，这样的失控造成的创伤还会更大；父母因无力保护他们的孩子而崩溃。

根据其他“热点”地区的研究，相关政府机构的态度对于人们会怎样反应至关重要。如果当权者为了避免恐慌而表现出低估无形的威胁——或者，更糟的是，隐瞒消息——这只会加重他们希望避免的创伤。最好的策略是承认恐惧，尽可能多地提供信息（即便有些是不成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在真正去寻找答案的时候让这个地区发挥切实的作用。[6]按这样的标准，新泽西州卫生部的官员们在汤姆斯河危机第一阶段的处理极为不当。未来的五年中他们都在试图修复这些损失。

3月15日在县卫生部门外的抗议只是个开始。恐惧和愤怒不断积累，因一连串的电视和报纸报道而增强。《欧申县观察家报》3月17日的标题大喊着“极度担忧；本地癌症恐慌迅速失控”。一个纽约市的电视报道开篇先给了汤姆斯河空荡荡的游乐场一个镜头，播音员问道：“孩子们都去哪了？”自从绿色和平和那次“轻信”马歇尔的谋杀案发生，十二年已经过去了，汤姆斯河又上了全国新闻。广播电视网的摄像师们来到镇上，政客紧随其后，直冲向琳达·吉利克家的客厅。冲在最前面的是罗伯特·托里切利，他拜访了吉利克和帕斯卡瑞拉。托里切利是一名北泽西的国会议员，生性好斗尽人皆知（绰号“喷灯”），1996年他正在竞选美国参议院席位，选择了环境作为竞选的核心议题。他开始推动对汤姆斯河进行全面调查。总统比尔·克林顿急于协助民主党的同伴，但州长惠特曼是共和党人，她治下的卫生部依旧除了复查贝里的数据什么也不做，这一点她在公开场合不置一词。吉利克继续施压，她告诉记者们，州长的态度激起了“欧申之爱”的“失望、愤怒和泪水”。

在政治重压之下，州卫生专员菲什曼同意在该区域举行一次“信息通报会”，时间是3月21日，从《纽瓦克明星纪事报》刊出文章起，已经是漫长的十一天之后了。因为预计会来很多人，卫生部定了全镇最大的会场，还是在汤姆斯河北部高中礼堂，几乎就在整整八年前，汽巴排海管道风暴高潮时的听证会就开在这里。这一次卫生部计划让州骑警负责额外的安保，事后证明这很明智。

会议本身，与其说是信息通报会，不如说是暴民政治的范本。原本的计划是由菲什曼、斯蒂文·琼斯、艾琳·古尔斯基和其他官员解释迈克尔·贝里的研究是什么，说明了什么。古尔斯基准备了几百份贝里的信和表格的复印件分发给群众。琼斯也有消息要宣布：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将和州卫生部合作——卫生部之前还是拒绝的——进行一项环境研究。克林顿政府将给予资金支持，尽管州长惠特曼仍拒绝动用州保险基金。但是，这个计划没能实行。让人诧异的是，第一个发言的不是菲什曼，而变成了迈克尔·吉利克，他已经十七岁了，仍然只有大概四英尺高。[7]他爬上讲台，拿起了麦克风，重演了他八年前那次激动人心的讲演，而且有所更新。再一次，没人敢让他停下来。他开始攻击坐在几英尺之外的古尔斯基和那些认为进行环境调查是浪费的政府官员。他说：“拯救生命是浪费时间吗？拯救孩子们的生命是浪费时间？请你们老老实实地想想答案，不要用你们的脑子，用心想。这种身体与灵魂的侵蚀，我已经与它斗争了十七年。我知道生活在痛苦与恐惧中，不知将在何时死去是个什么感觉。”

将近一千三百多人怒吼着表示赞同，当菲什曼开始讲话时，他被吼声淹没了。一个妇女大喊着：“闭嘴！”一个男人吼道：“我们现在一定要做些什么！不是一年之后，不是三个月之后，是现在！”[8]九十多分钟之后菲什曼仍在努力读完他的开幕发言，而每次他想开口的时候愤怒的居民就对他进行攻击。观众控制了会议，围拢在麦克风旁讲述一段又一段有关汤姆斯河的癌症和污染的伤痛故事。仿佛是一道挂着锁的大门被猛地冲开了，过去半个世纪里所有的恶魔都释放了出来。汽巴的退休工人们讲起了患癌的同事，一个成年的癌症病人扯去假发露出她化疗后光秃秃的头顶，失去孩子的父母们在讲述苦难经历时轻轻抽泣。他们究竟想要州政府做什么一直都不明确，但首要的似乎是进行一次真正全面的调查——立即开展——调查汤姆斯河的水、土壤和空气，以及它们在癌症产生中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

菲什曼，小小一个戴着猫头鹰造型眼镜的学究派律师，对这些不知所措。他的专长是医疗金融和老年人护理，对环境问题不感兴趣，对不讲规矩的民众也缺乏经验。迈克尔·贝里去了现场，他回忆说：“基本上会议一开始他就失去了控制权，然后就一直没夺回来。”另一名州政府的长期雇员詹姆斯·布鲁门斯托克回忆说：“会议进展得非常糟糕，在州卫生部的历史上不是个露脸的事。你面前是一群真的山穷水尽了的人，将近一千三百个。”

当人们不再等着轮到麦克风而是开始坐在座位上大喊的时候，混乱升级了。“谁能把你们的嘴撬开，告诉我们怎么去跟孩子们解释！”一名妇女冲讲台上的十三名政府官员大叫，而官员们已经放弃了讲话的尝试，只能震惊得呆坐着。听众席上有些人受不了尖叫声走了，其他人则向讲台前移，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在喧闹中被听到。州骑兵队也向前移，在不断激怒的公众和政府官员之间形成屏障。正当听众中的原始冲动即将爆发的时刻，琳达·吉利克站到了讲台上，拿起了麦克风，用她当老师特有的严厉声音命令大家坐下，安静。

在听众中，她是唯一一个提出这样要求会侥幸成功的人，挥着枪的骑警可能也行。因为她患病的儿子，吉利克有这个信誉，因为她多年的慈善工作，屋里的每个人都对她敬重。当时和十几位患儿父母坐在一起的梅兰妮·安德森回忆说：“我们都信任她——每个家庭，还有整个社区。人们说她像找骨头的斗牛犬，就是能从所有的废物中找出它来。”吉利克出现在各种电视和报纸上，为患癌的孩子和他们痛苦的家庭做宣传，她有那种菲什曼不具备的不废话、我说了算的气势。在这个充满无力感，没有希望的社区，她展现出了权威和信心。现在她是必需要素。

当吉利克让那些五分钟前似乎就要完全失控的人群安静下来的时候，讲台上的官员们看着这一切，心中掺杂着惊叹和释然。她化解了——至少是暂时地——可能出现的暴力对抗。但她的魔力也暗含着威胁：我让他们停了下来，我也能让他们继续。现在她成了整个大厅里最重要的人，一个极其出色的领袖，她不在意流行病集群研究的预算、可能性或者局限性，只是要求立刻启动。吉利克不再是听众席中的一个乞求者，她站上了讲台，获得了权力。平复了人群之后，她转向菲什曼，问了关键的问题：你听到了人们的声音，她说，你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现在你要做什么？

在整个会议中似乎都处于瘫痪状态的菲什曼突然就活过来了。当机立断，他宣布州政府将听从社区，特别是吉利克的意见，设计一项州-联邦环境调查。（这正是听证会前一天他的部门还以不具备操作性而反对的，不愿意投入资金的研究。）他宣布，调查中吉利克不单将主持公民顾问委员会，还负责选拔委员会成员。他说，州政府同时进入紧急程序，检测当地学校的饮用水。经过了痛苦的五个小时，到将近午夜散会的时候，吉利克正在设置议程。她宣布明天早上就开始工作，也希望菲什曼和手下明天会来汤姆斯河。一脸疲惫的委员保证他会去。

在随后那些疯狂的日子里，官员们拼命想法尽力履行他们在极端的重压下做出的那些承诺。社区需要快速行动，但琳达·吉利克提出的大部分要求都需要数月或是几年的时间才能满足。她要求复查迈克尔·贝里的发病率数据，并对其进行更新，以反映最新的确诊病例，但癌症登记系统要更新数据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延伸到上百个医生、诊所和医院。她还希望能有全面的环境调查来揭露癌症和污染的关系，但要进行有科学意义的研究，需要有一个或是几个假说——关于造成癌症集群的可验证的理论。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和州卫生部必须先对过去的环境状况做一个全面的调查，才能考虑提出假说和设计实验。资金也是个问题。公共大会受到重创之后，州长惠特曼动了心，同意动用州政府的资金对当地进行调查。县议会也拨出二十五万美元协助调查。但显然绝大部分的资金——很可能有几百万美元——得从华盛顿出。上至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内的政客都答应帮忙，但他们不能保证具体有多少钱。

当他们开始运作这些长期项目的时候，机构还要被迫做一些——或者说做任何的——能快速出结果的，最好还有安慰效果的事情。惠特曼十九个月后就要准备下一次选举了，现在却被罗伯特·托里切利和其他人追究她最初拒绝公开贝里癌症发病数据的问题，她决定展现出自己管理的机构是行动迅速的。3月28日，惨败于民众的会议刚刚过去七天，州政府聘请的、手持着水质检测全套仪器的工人就四散进入了当地的二十一所学校。既然人们担心他们的孩子的健康，重新赢回信任的最好方法除了对学校进行检测还能有什么呢？同一天，惠特曼带领着一群来自汤姆斯河的孩子参观了位于西特伦顿的州实验室，水样将送往那里进行分析。一大队记者和摄像机捕捉到了精心安排的每一刻。

水质检测有着一种屈尊的态度，目的显然是安抚居民。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已经要求供水公司定期检测水井，所以再做一轮测试看上去纯粹是政治行为。州卫生部的流行病学家杰瑞·法格里亚诺回忆说：“我很怀疑这样能得到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信息。”《纽瓦克明星纪事报》一个来自汤姆斯河的专栏作家保罗·马尔夏恩痛斥了听众席中“咆哮的暴民”，认为他们“好斗而无知”，并且说州政府应该拒绝迁就他们的要求。[9]但危机已经吸引了这么多的注意力，对汤姆斯河进行安抚成了惠特曼政治上的迫切需求。当州实验室开始分析水样的时候，她制订了亲自探访小镇的计划，去宣布翘首以盼的结果，水是安全的。不会出现其他结果的，那太荒诞了，不需要考虑。

但是，新的水质测试结果不同寻常。吉利克希望检测饮用水中的“所有物质”，而且她明确表示，如果州政府不同意，她就去报纸上反映。她兑现了承诺，直接投身进新成立的“儿童癌症集群，公民行动委员会”的工作中。早在她确定了十二个成员（第一个委任的就是她的儿子迈克尔）之前，吉利克的委员会就已经和菲什曼、古尔斯基碰头了。另一名和鲍勃·贾拉内拉一同在早期收到任命的委员金·帕斯卡瑞拉说：“一开始我们就确定了委员会的功能是鞭策政府机构努力工作。”除了在“欧申之爱”投入的精力，帕斯卡瑞拉和贾拉内拉还有吉利克都有一个共同的点：他们早已确信污染是癌症集群的根本原因。在他们看来，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推动将信将疑的政府机构找出支持性的证据，证明这些家庭早已确信的东西。

他们的第一步是推动新泽西州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水质检测程序。美国环保局要求饮用水检测八十三种潜在污染物。[10]新泽西州的名单略微长一些，某些污染物的浓度限值比环保局的略严，但联合水务公司和州内的其他供水公司只检测全部潜在污染物中的一小部分。这些供水公司挣个及格分来避免太多的检测工作量。从前是教师的琳达·吉利克要求做更加全面的检测。问题是，州卫生部还应该在汤姆斯河的饮用水中找什么东西呢？在售化学品有超过五万种之多，州政府不可能全都测一遍。

汤姆斯河占了个“便宜”：它有两个彻查过的超级基金污染点位。所以环保局知道，倒在汽巴或是赖克农场的污染物里，有几十种神秘的化合物，它们并不在饮用水标准测试的清单中。实际上，这些化合物中有一些太复杂了，在饮用水中都没有可靠的检测方法。但即便管理人员不确定这些神秘工业化合物的具体分子结构，他们也可以确定，基本上所有这些物质都含氮或含磷。所以卫生专员菲什曼告诉吉利克的委员会，卫生部在汤姆斯河的饮用水中除了检测常见的可疑化合物之外，还会检测五十几种其他的含氮或含磷的化合物。州政府将检测大约两百五十种化合物，而不是通常的八十三种。但相比于同样含氮或含磷的几千种潜在污染物，这些仍旧是九牛一毛，不过总是个开端了。

从二十一家学校和两个公用水井采来水样两天之后，第一次测试的结果就出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转变，因为饮用水测试的结果通常在采样几周甚至数月之内都不会上报州政府。在新泽西，常见的程序是水务公司雇用私人实验室进行检测，最终把数据送往州环保部。（环保部人手差得太多，自己没法按要求进行每季度的检测，因为全州的公用水井有两千多个。）通常环保部不会强制缩短轮转周期，所以水样往往要在私人实验室待上几周才会进行测试。但是现在，汤姆斯河有了特殊待遇。州长惠特曼承诺了，镇上的水里有什么，要给出快速可靠的消息。所以3月28日在当地学校采来的水样迅速被直接送往环保部位于特伦顿的分析实验室。

结果令人震惊。首先，二十一所学校中，有十所的饮用水中检出了三氯乙烯。水样都没有超过州限值1ppb，但有两所学校压线。这个发现证明，花园路井基上的那个起关键作用的汽提塔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更令人惊讶的是，有十三所学校的水有轻微的放射性。放射水平不至于立刻引起危害；安全限值是15皮居里/升，[11]而最高的一所学校是十二。但只要读数超过五都要进行延伸测试，全部十三所学校的读数都超过了五。[12]镇上的五个公用水井中有四个都超过了限值，最高的两个是二十六皮居里和二十九皮居里。[13]

这意味着，接受汤姆斯河联合水务公司供水的九万人中很多都在喝着州政府认为辐射剂量不可接受的水，而且可能已经这样浑然不觉地喝了很多年了。这个惊人的发现加深了检测官员们的危机感。基本可以肯定，辐射来自土壤中自然来源的镭，不是污染，但没有简单的方法能确认这个判断。而且，无论来自哪里，精神紧张的居民们一定会恐慌。因为辐射长期以来都与核武器和癌症相关，相比于工业化合物更能引发人们心理的恐惧。新泽西的三个核电站中有一个在欧申县南部的牡蛎溪，从1969年工作开始就一直令周围的社区不安。

时任州卫生部门高级官员的詹姆斯·布鲁门斯托克回忆说：“发现辐射的时候真的是一个考验。有污染点位你可以责怪公司或是那些深夜排污的人，但这是大自然母亲放在这里的，你能怎么办？”联合水务公司对这种骚乱全无准备，他说：“他们不习惯应对这样的科学检查和压力，力不从心。”尤其奇怪的是，多年来一个私人实验室一直在检测当地水的辐射，从没测到过这么高的水平。后来州政府知道了，具有天然放射性的土壤——和随之而产生的水——其实遍布南新泽西，但因为常规的水质检测进程缓慢，这个问题一直被掩盖着，而惠特曼刚刚下令加快了汤姆斯河当地的检测程序。[14]但是，在1996年4月公之于众的时候，放射性问题成了汤姆斯河这个命运多舛的小镇独有的问题，现在小镇又有了一个坏名声：化学污染、癌症集群，还是放射性饮水住宅。

州长惠特曼承诺调查过程中信息完全公开，现在她必须公布这则可怕的意外，而且这事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简单地关闭有污染的水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镇上几乎所有的井基都有这个问题。上一个夏天就出现过水源紧张的突发状况，联合水务公司现在是——一直都是——满负荷运行。没有州长愿意不顾政治后果切断九万人的供水。汤姆斯河的当务之急一直都是保持水源的流动——不论是什么水。60年代汽巴的染料侵入了霍利街的井基时是这样；80年代赖克农场的污染抵达花园路水井时是这样。到了1996年，在癌症恐慌的愁云之下，依旧是这样。联邦法律规定，只有当连续四个季度每升水的放射性水平均值都超过十五皮居里时才能对此采取修正措施，不能根据一次测试的结果关井。于是州政府让联合水务公司只暂时关闭两口读数最高的水井——这样公司还能应对，供水不至于受到干扰。

履行诺言，惠特曼亲自去到汤姆斯河传递了这个坏消息。对于在镇上的饮用水中发现明确致癌物这件事，她试图展现出最好的一面。她这样跟记者说：“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水大家还是可以喝的。”但她又说，有两口井被即刻关闭了。当晚的电视新闻由什么主导是毫无悬念了。第二天一早《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的头版头条是“辐射超标水井关闭”。下面的小号字又说“官方确认汤姆斯河饮用水安全”。第二天该报纸报道汤姆斯河的瓶装水需求“一飞冲天”，还引用了一位一夜之间销量上涨两倍的分销商的话说：“现在人人都是我们的客户。”[15]

本来很难相信还有什么能让汤姆斯河变得更加恐慌，但“镇上的水有辐射”这则消息的公布做到了。情况还可能变得更糟吗？每个参与州水质紧急测试项目的人都知道，有可能。如果测试发现了汤姆斯河特有的人造化学品，对于那些已经在拼命维护岌岌可危的形势的政府官员来说，会更加艰难。美国环保局和新泽西州环保部知晓赖克农场和汽巴公司的地下水污染已经二十几年了，而且直到1995年这些机构的官员们还对每一个问及此事的人保证没什么可担心的。如果哪个有魄力的科学家现在在供水中确认了可以追溯回赖克农场或是汽巴公司的致癌污染物，那就该吵翻天了——还可能会引发诉讼。这样一来，汤姆斯河的怒火将不只倾泻在排污者的头上，还会波及多年来让他们逃离法网的政客和管理人员。

[1] Gale Scott，“Cluster of Concern：Kids’ Cancer Rate Alarms County”，Star-Ledger，March 10，1996.

[2] Brett Pulley，“State to Study Ocean County over Cancer”，New York Times，March 12，1996.

[3] 艾琳·古尔斯基这番话出自1996年3月21日播出的广播节目《CBS晚间新闻》。

[4] 对于3月15日发生于欧申县卫生部门前的抗议的描述来源有下面三个：3月21日CBS晚间新闻的广播节目；Richard Peterson，“High Anxiety； Local Cancer Scare Spins Out of Control； Parents Demand Answers”，Ocean County Observer，March 17，1996； 和Carol Gorga Williams，“Officials Call in Cain for Patience”，Asbury Park Press，March 16，1996。

[5] 正如医生亨利·M·维纳在他1988年出版的有影响力的著作《看不见的伤害》中解释的，化学污染物因为在环境中和身体内不可见而异常可怕：没有特殊的仪器它们就无法检测，即便是最有经验的专家也无法准确预测它们的健康效应。因此，特定区域中的居民永远无法知道他们是不是处于真实的危险状态，某种疾病，如癌症的出现是不是因为过去对有毒物质的暴露。见于Henry M. Vyner，Invisible Trauma （D.C. Health，1988），ch. 3。

[6] Vyner，Invisible Trauma，190—191.

[7] 一英尺约为30.48厘米。——译者

[8] 关于1996年3月21日在汤姆斯河北部高中这次会议的描述是基于对参会人员的访谈和5月5日NBC晚间新闻播放的录影带，以及三篇报刊文章：Michael S. Yaple，“Residents Air Fears About Cancer Cluster”，The Press of Atlantic City，March 22，1996； Carol Gorga Williams，“1，000 Hear State's Cancer-Study Plan”，Asbury Park Press，March 22，1996； 和Gale Scott and John Hassell，“Fear and Recrimination Engulf Cancer Forum”，Star-Ledger，March 22，1996。

[9] Paul Mulshine，“Ignorance Is the Real Cancer in Phony Ocean County Scare”，Star-Ledger，March 31，1996.

[10] 见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Twenty-Five Years of the Safe Drinking Water Act：History and Trends （December 1999），5，fig. 2。到2011年，安全饮用水法要求检测的污染物种类略有增多，变成了八十八种。

[11] 皮居里为放射强度单位，其中居里（Curie，符号Ci）表示单位时间内发生衰变的原子核数，而皮（pico-）表示10-12倍。——译者

[12] 见于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enior Services，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U.S. 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Public Health Consultation：Drinking Water Quality Analyses，March 1996 to June 1999，United Water Toms River （2000），110—111，table 9a。有十所学校的数超过了规定的5皮居里/升，如果考虑误差范围，还有四个也超了。

[13] Public Health Consultation：Drinking Water Quality Analyses，March 1996 to June 1999，United Water Toms River，113—116，table 9b.

[14] 新泽西环境保护部的一名科学家巴赫曼·帕萨后来意识到，联合水务公司的私人检测水样通常要好几周才能送到实验室，这段时间足以令元凶镭224衰减到很低的水平了。（镭224的半衰期只有三天半。）后来州环保部在新泽西州中南部几乎所有的地方的地下水中都发现了高水平的镭224，只要水样采来后在两天之内分析。州政府后来要求放射性测试的轮转时间是两天，几个公用事业公司——包括汤姆斯河联合水务——将花费数年时间几百万美元以降低他们的饮用水辐射水平。

[15] Ted Sherman，“2d Water Test Shows Acceptable Radium Reading”，Star—Kedger，April 19，1996.

第十八章 海里的木塞

新泽西州环境保护部的官僚氛围浓厚，弗洛伊德·加尼科拉却置身事外。他不苟言笑，总穿着笔挺的白衬衫，领带系得端端正正，他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化学家，骨子里是一个持异见者，尽管这并没有反映在穿着上。他在新泽西的职业生涯始于为州警做法医鉴定，当时他负责通过分析缴获毒品的化学结构识别其成分。科学检测工作需要精细、耐心和发自内心的不轻信任何事情，这是加尼科拉的强项。有时他会对一个案子花费数周的时间，对一个样品做几十次测试，以确保分析无误。后来他离职去了一家制药公司，环保部1982年招聘的时候又跳槽去了那里。现在加尼科拉获得了质谱分析的硕士学位，知道怎样通过分析组分的质量信息识别化合物。环保部购买了第一台质谱仪，加尼科拉想找个正当理由用上他的新技能。他想，追踪污染源至少会和追捕毒贩一样有趣。

但州环保部和州警截然不同。它的职责不是调查或起诉，而是解释，并运用复杂的规则管理大小事务，从渔业、林地、回收利用，到放射性废弃物。警察破案，环保部则靠谈判达成统一意见。这个机构以过程为主导，加尼科拉深陷于环境管理的细枝末节之中，很不适应。最后他做了质量控制的工作，负责针对环保部及其管理的项目——包括供水项目，检查其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加尼科拉经常发现数据不合标准，他不惮于跟上司反映，这种事多得让他的上司都觉得难受了。

1996年4月，高中礼堂那场近乎骚乱的会议过去几周之后，加尼科拉的上司请他参加一个特别工作组的会议，这个小组是为了应对汤姆斯河水质监测危机而匆忙成立的。尽管加尼科拉脾气怪异，他作为部里水体污染物鉴别方面的专家还是被请去了。这让他很高兴，他觉得这个项目比较有趣，还有点刺激，这让他想起了在州警察局的日子。卫生部集中全力想证明在汤姆斯河目前还没有人受害，而环保部想确保水务公司遵守规定。加尼科拉认为两个任务都很重要，同时他还把汤姆斯河视为一个法医学上的挑战。患癌儿童的数量多得惊人，而他现在有机会去查明原因，找出应该对此事负责的人。

有大量的数据需要回顾。最开始检查当地饮用水的时候，加尼科拉和小组成员发现，除了放射性问题和极低浓度的三氯乙烯，水质问题很少。[1]经历了公布水体有放射性的可怕过程之后，其他常规检测项目的结果成了一种巨大的安慰。无论儿童癌症的集群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真有所谓原因的话——看起来似乎不在水里。5月7日，卫生专员菲什曼兴高采烈地去到汤姆斯河宣布：经过“新泽西州有史以来对公共饮水系统最全面、最密集、最深入的调查，这水饮用、淋浴、烹饪都是安全的”。[2]

但这不是全部的事实，至少州水质检测团队中的某些人知道这一点。紧急检测程序产生出了大量的数据，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微弱的信号：汤姆斯河的饮用水中有一些异常，这种异常可能还很重要。还要再过几个月，弗洛伊德·加尼科拉才能解读出这个信号的意义，而其他人还要再过几年才能理解它的重要性。

追根溯源，弗洛伊德·加尼科拉和他的同事在汤姆斯河的一滴水中所做出的发现，传承自古埃及的炼金术士，以及所有那些执着于探索如何对物质进行分离并确定其组分的人。这些继承埃及人衣钵的人——先是出现在阿拉伯世界，然后传到欧洲——从典籍中得到启示，例如《翠玉录》，据说是由埃及的透特神编纂。“Separate thou ye earth from ye fire，ye subtle from the gross sweetly with great industry”（分土于火，萃精于糙，谨慎行之），这是《翠玉录》的一个早期英语译文中的一句。译者是17世纪一位因其他事业而功成名就的神秘炼金术士：艾萨克·牛顿。他对光学和重力的研究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根基，但牛顿更多的时间都用来尝试点铅成金了，他还在私人日记中以密码记录了实验的过程。

炼金术士们知道，如果对一个看似稳定的物质进行煅烧、水煮、溶解、蒸馏，或是其他操作，它多半会变成两种或多种组分。但这是一个反复尝试的艰辛过程，并不总会成功，因为传统的化学处理对很多物质没有效果。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能满足《翠玉录》中所有要求的设备，将投入其中的任何物质都变成最基本的组分。有两个德国人想出了解决方法。首先是罗伯特·本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煤气灯——本生灯——并非由他发明，不过他对其进行了改善，然后他用这种灯研究了不同种金属汽化后火焰的颜色。1860年，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基尔霍夫想出用牛顿的方法——以棱镜观察那些火焰，将其分离出更精细的光谱——研究本生实验过的那些汽化金属的谱线。用一束强光穿过温度较低的蒸汽，再通过棱镜观察这束光线，可以看到它出现了一系列的特征线条，不过这些线是光谱中的暗线。[3]基尔霍夫第一个读到了自然界自己的条形码，他发现每种分子在温度高的时候会发射出一系列的特定谱线，而温度降低后又会吸收特定波长的光。他和本生并不知道为什么不同的物质有其特定的谱图（答案还要等半个世纪才能揭晓），但他们立即抓住了“光谱仪”可以测试未知物质的用途。[4]

很快，全欧洲的科学家都开始寻找新方法来逼迫混合物们交代自己的秘密。1931年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森让带电的混合气体通过一个通有电场的真空管，发现每种不同的气体都以一个特定的角度发生了偏转，这个角度由其质量和带电量决定。汤姆森在一张感光片上记录了这些偏转的角度，可以借此确定元素和简单分子的质量。六年后，他的学生弗朗西斯·阿斯顿设计出了一台更加精确的仪器，他将其称为质量全息仪，后称为质谱仪。最终，在上世纪50年代晚期，陶氏化学的两名科学家将质谱仪与另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气液色谱仪连在了一起。[5]样品汽化后，其中各个组分可以在气相色谱中被分离开，因为它们通过液体或高分子聚合物时的速度有所不同。将色谱和质谱串联在一起后，几乎任何组分都可以被鉴定出来。到了20世纪末，色质联用技术已被用于鉴定牙齿化石的年代、检测运动员非法使用的类固醇、搜寻海底石油存储、监测麻醉病人呼吸等许多工作。

凭借坚持与运气，训练有素的调查人员使用这两种仪器甚至有可能在一滴水中发现并识别出极微量的未知污染物。这如同在分子的海洋里发现一个上下漂浮的软木塞，然后确定出它是从哪瓶酒上撬下来的。

汤姆斯河的水里的化学信号就是这么一个小木塞。它是那么小，又那么奇怪，州环保部里大多数听说了它的人，都觉得水里根本没有这东西，不过一次测量误差。[6]但这个数据不断地冒出头来。实验室重新测定样品之后它还是在那里，不单是一口井，有两口井中都出现了它：花园路二十六和二十八号井，它们正是汤姆斯河受污染物侵扰最严重的两口井。环保部早已知道，最晚到80年代，还可能更早，那两口井已经抽出了几英里之外赖克农场的三氯乙烯，可能还有那里的其他污染物。

关于这个神秘化合物的身份，唯一的线索是环保部气液色谱中做出来的一张图。它看上去就像小孩子画的一排山，由一条连续的曲线绘出了四个高度各不相同的峰。每个峰代表的是水样中的某种未知的含氮或含磷的化合物。这些峰都很低，这意味着它们的浓度很低：十亿分之六，[7]或者说样品中0.0000006％是这种物质。通常环保部对这么低的浓度都不予理睬，何况还是未知成分。但在汤姆斯河这是个机会，可以多做一些，解开这个谜团，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达到了标准要求的下限。于是弗洛伊德·加尼科拉逼着同事们东拼西凑凑够了做一次质谱的样品量。大费周章后，他们成功了。

谱图的结果看上去像是缺了齿的梳子。一条条各自分开高低不同的细线，分子量分别是129、156、115，偶尔还有210道尔顿。（道尔顿是相对质量的单位，得名于英国化学家约翰·道尔顿。）[8]现在清楚了，质谱里走的这一程将这个神秘化合物敲成了三到四个大块，和很多小得几乎无法测定的小块。但这是什么化合物呢？加尼科拉认识的人里谁也没听说过由这四个组分组成的质谱图。加尼科拉向全国最大的质谱图库求教，没有找到由129、156、115和部分210组成的物质。

州政府里没几个人赞赏加尼科拉的好奇心。对于他在环保部的上司来说，神秘化合物真正重要的只有两点：它不是他们所担心的污染物清单上的东西，而且它只有6ppb。最开始人们发现它只是因为州长惠特曼在琳达·吉利克的压力下要求进行极为全面的检测。正是因此，环保部才给自己的色谱仪接上了氮磷检测器，除了环保局清单上的化合物之外它还可以检测到“非特定”的工业污染物。出乎意料，检测器发现了点东西。不出所料，弗洛伊德·加尼科拉想搞清楚它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上，在环保部内部，他主要的对手是环境安全与分析的主管吉拉德·尼科尔斯，他认为，辨识这个只在花园路水井有检出的化合物是浪费时间和金钱。[9]尼科尔斯觉得：“通常，你的发现不超过50ppb是没人会感兴趣的，为什么这次要破例？”他不是唯一一个反对加尼科拉的提议的主管。负责评估旧排污点安全性的人很生气。联合碳化物公司和美国环保局已经向他们保证过赖克农场对汤姆斯河的饮用水没有威胁。如果花园路水井中的这个神秘物质的来源牵扯到那里会怎样？要考虑极低浓度未知化合物的影响，难道要州环保部和美国环保局修正所有——有几百个点位——他们对新泽西州污染点位的评估？尼科尔斯回忆道：“他们很生气，我们都很生气。”

弗洛伊德·加尼科拉觉得事情是明摆着的：孩子们患上了癌症，水里有奇怪的东西，州里就有责任去搞明白它是什么，谁弄进去的。他跟每一个肯听他说话的人都说，新发现的神秘物质不只在那两口井里。圣·约瑟夫小学——就在镇中心——的自来水里也有，虽然只有1ppb。与此同时，琳达·吉利克和她的顾问委员会已经知道了环保部检出了神秘化合物。如果州政府什么都不做，第二天的《纽瓦克明星纪事报》或是《阿斯伯里帕克新闻》上就会有头条新闻：“汤姆斯河的学童们喝着未知的化合物，州政府拒绝对此进行调查。”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只能让加尼科拉继续追踪神秘化合物。尼科尔斯回忆说：“我们争论了很久，最终达成共识，即便我们不想调查这个物质，公众也会逼着我们去查，因为整个过程非常公开，公众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情不愿地，加尼科拉的上司告诉他接着查下去。

卫生专员菲什曼5月7日宣布饮用水是安全的，这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汤姆斯河稍稍平静了一些。代之以惶恐的，是更加安静而持续的焦虑。与此同时，业余流行病学在镇上遍地开花。[10]可能出现了癌症集群的电话不断涌入欧申之爱和州政府的特别热线，几十位居民在制作他们自己的居住区和办公室癌症病例列表。镇中心邮局的员工要求进行环境调查，街对面州办公大楼的工人们也一样。邮政工会很担心，因为过去二十五年里那家邮局的三百个员工中有三十二个人患上了癌症。但1995年一年，新泽西州的发病率是每三百人一点三个病例，所以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出现三十二个病例是正好符合预期的。[11]但这个事实对于热锅上的汤姆斯河来说全无效用。多亏总是伸出援手的参议员候选人罗伯特·托里切利——那个春天，媒体的狂攻滥炸正在顶峰的时候，他基本上都住在汤姆斯河——邮政工会得以进行了这个调查。经过对大气、土壤和水体彻底的，价格不菲的调查，联邦的调查人员没有在邮局发现任何毒性风险。[12]

要说最有理由要求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群体，那非汽巴的工人莫属。工会主席约翰·塔尔迪不断听说退休职工被确诊为癌症，于是他开始鼓动大家，要求对八年前菲利普·科尔和伊丽莎白·德尔泽尔对工人做的调查进行更新。1996年年初公司同意了，再次和科尔那家下设在伯明翰亚拉巴马大学的、有企业背景的研究团队签订了合同。随着一个个初步调查的完成，工厂中有污染诱发癌症的证据日益增多；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多，偶然因素的干扰逐渐消失。下一步的研究似乎还会遵循这个趋势，但它的结果——公司的官员告诉工会——还要两年才能出来。

汽巴眼前的麻烦是要把接下来的几个月挺过去。癌症集群的曝光发生在了一个特别敏感的时期，按原定计划，公司和山德士——汤姆斯河化工厂的前合作伙伴——的合并即将完成。新公司将更名为诺华，汽巴希望在由化工转向制药的过程中重塑品牌，改善自身的形象。汤姆斯河癌症集群的宣传会让这个努力功亏一篑。报纸、杂志和电视上的报道有几百篇，大多把对汽巴废弃物排放的描述和对癌症家庭的悲痛的采访——吉利克、帕斯卡瑞拉，还有其他遭受癌症打击的家庭——放在一起。公司还有另一个麻烦：对其保险公司的旷日持久的诉讼——涉及几亿美元对汤姆斯河的清理费用——终于在1996年春天开庭了。汽巴最后是赢了，但审判同时曝光了令人尴尬的消息，包括公司在六十年代中期掩盖了其对河边的霍利街水井的污染的事情，多年之后终于浮出水面。

对汤姆斯河来说，吸引大量注意力只有一个好处：州政府正在进行的，对镇上水、空气和土壤的检测的资金就更有保障了。这些检测价格昂贵，但持续的媒体报道就像猫薄荷一样吸引着政客们。当年夏天，国会拨款九十万美元，州议会追加六十万美元。后来发现，这远远不够，但这开了个了不起的头。

不过，大部分时候媒体的报道惹人生气。但这些报道就像公众对癌症集群的焦虑一样，似乎能够自己生生不息。一篇报道吸引到公共部门的注意力，他们就会给记者们更多可写的东西。琳达·吉利克也是这样。她和每个国内的记者都合作，州政府的调查每进展一步她都会让本地媒体充分知晓。吉利克成了收集各种离奇消息的漏斗，从担忧的本地人，到汽巴的前员工，甚至有报告在欧申县的鹿身上看到离奇肿瘤的猎人。虽然吉利克通报消息给记者时通常都很谨慎，但她经常明确表态自己相信癌症集群确实存在，并且是饮用水污染造成的。她抓住一切机会向人们描述欧申之爱各家的痛苦，以及他们为阻止汤姆斯河出现更多悲剧走过的漫漫长征路。这是个无法抗拒的情节，尤其迈克尔·吉利克又是个聪明、善于言谈的少年，不惧怕镜头，在镜头中，他的外貌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镇上不曾有人批评过吉利克，但对他母亲就不一样了。很多本地人憎恶琳达·吉利克招来的注意力。新闻报道经常把她打造成一个被迫走入特殊情境的普通城郊母亲，但她可一点也不普通。不屈不挠的性格将她造就成这样一个强力的代言人，同时也惹怒了很多与她接触的人。加里·卡斯珀森做县卫生委员会主席时与她有过摩擦，他回忆说：“对琳达我充满敬佩，但她是那种毫不留情的人。”有时候当吉利克觉得某些部门阻碍了癌症集群调查，开始纠缠时，即便是她的朋友都感到怵头。鲍勃·贾拉内拉是欧申之爱的委员，也是吉利克聘请的公民顾问委员会成员，他说：“吉利克用的法子我是不会用的，但限于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形，我们所处的时代，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她让某一个人就等在那里，有时是她亲自跟那些人搭讪，直到人家最终答应帮我们做这事。”

怨恨吉利克的一个关键原因是钱。5月份吉利克在她的邮箱里发现了一封匿名信：“水没问题，癌症集群可能是假的。而欧申县却要度过一个难挨的夏天，因为是你吓走了游客、购房者和其他人。”负面消息直接打击了两个脆弱的产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它们原本在“后汽巴”时代支撑着小镇的经济。银行家兼卫生委员会主席卡斯珀森回忆说：“汤姆斯河是一个夏季旅游景点，而房地产价格正在下降。人们的房子卖不动了。商人们最初没有说出他们的想法，但有一种潜在的想法是‘既然专家都还不知道答案，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说汤姆斯河的不好？’”房地产降温还会对心理产生强烈的影响，令居民们觉得自己被卖不掉的房子套牢了。

1996年8月，另一个意外的公布，又给人们蒙上了一层阴霾：汽巴正在关停汤姆斯河工厂中仅存的几个车间，又有一百七十个就业岗位南下去了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12月之后就只有大概三十个职位了，基本都是刚开始的超级基金点位修复监测人员。密林深处的那个小王国真的要被抛弃了，它成了一座鬼城，脚下埋着多得难以想象的有毒废弃物。

汤姆斯河被置于全国媒体聚光灯下的头六个月里，除了破碎的名声和“待售”的牌子，这个小镇展示出来的别无其他。对癌症集群的解释依旧遥不可及。

弗洛伊德·加尼科拉想要改变这个现状。他已经取得了进展。通过一种特殊的质谱仪——以异丁烷为反应气的化学电离质谱——他已经设法确定了神秘化合物的分子量是210道尔顿——并非他早期认为的156。[13]这样，以加尼科拉对这个化合物的了解，他打算把它命名为“初步鉴定分子量210的含氮/磷化合物”（nitrogen/phosphoruse tentatively identified compound molecular weight 210），缩写TIC。但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从哪来？加尼科拉认为，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可能会有助于回答第一个问题。赖克农场的嫌疑最大，1988年它就被指认为花园路水井中三氯乙烯的源头。既然一种工业溶剂可以从尼克·弗尼科拉的排污点沿着地下迁徙一英里来到花园路水井，神秘的TIC为什么不可以？

加尼科拉尝试用一种非传统的方法来进行探究。1996年8月的一天，他拿起电话打给了联合碳化物公司——对一个通常由律师以备忘录形式进行交流的政府机构来说，这很不寻常。实际上，加尼科拉是给负责为联合碳化物公司检测快乐平原地下水的承包公司——雷迪国际公司——打了电话。加尼科拉向他们索要在赖克农场的地下水中检出的，分子量为115、129、156或210道尔顿的，未识别出的化合物的色谱图。这是个无理的要求，因为没有条文规定公司需要提供这种信息。加尼科拉回忆说：“我觉得他们绝没可能给我的，但他们给了。出乎意料，他们立刻传真了过来。”[14]雷迪国际的色谱图从加尼科拉办公室的传真机里出来的一刻，他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了。它和州政府在花园路水井中采集到的样品中生成的色谱图完全相同。无论水井中的神秘物质是什么，它同样在赖克农场有。在污染点位正南的一个监测井中，雷迪国际检出神秘化合物的浓度大约为1ppm——比它在花园路水井中的浓度高将近两百倍。[15]

对加尼科拉来说，发生的是什么非常明显：神秘化合物从赖克农场南下直奔花园路水井而去——而且汽提塔没有把它去除掉。无论这种神秘化合物是什么，汤姆斯河的居民们已经喝了很多年了。实际上，他们现在还在喝。

剩下的就是确认TIC是什么了，但即便如加尼科拉这般自信，这也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需要一位世界级的质谱专家来破解这道谜题，确定神秘化合物的分子结构。一些美国环保局的化学家们提到了一个人：如果说这件事真有人能做成的话，那只能是G·韦恩·索沃库尔了。索沃库尔在美国环保局的名声就类似加尼科拉在新泽西州环保部，古怪，顽固，玩起质谱来绝对是把好手。在康奈尔大学，索沃库尔师从弗雷德·麦克拉弗蒂，他这位老师将液-气色谱与质谱进行了联用，还撰写了质谱使用的教科书，因此成为现代分析化学领域的领头人。1972年索沃库尔到新成立的美国环保局工作，自此以后一直在分析污染物，先是在北卡罗来纳工作，后来去了内华达州。他的成就包括首次从火电站煤炭燃烧的飞灰中发现了高毒的二噁英，首次在拉夫运河附近居民的血液中检出了氯苯。索沃库尔喜欢挑战，眼前的就是一个。

弗洛伊德·加尼科拉花了几周的时间，劝说畏首畏尾的上司同意了他联系索沃库尔，他将数据和新采的水样送去了索沃库尔在拉斯维加斯的实验室。水样只能由州卫生部提供，因为州环保部的实验室刚刚因为预算削减关门了。要是州环保部的实验室早关几个月，神秘的TIC就发现不了，因为卫生部的老旧设备检测不到浓度在5ppb以下的物质。

州环保部实验室的这个幸运窗口期再次证明，在汤姆斯河事件中——从发现儿童癌症集群，到决定进行调查，再到现在识别出可疑原因——没有一件事是由持续、主动的政府监管提前确定的。恰恰相反，是恰当仪器在恰当的时间用在了恰当的操作者手里，这一系列的幸运发现了TIC。现在，它究竟是什么，就要被恰当的人揭晓了。

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韦恩·索沃库尔一直在质谱仪里跑污染物，他极少遇到不能立刻识别的污染物。但弗洛伊德·加尼科拉送来的这个有些棘手。可以组合成210道尔顿的原子排列太多了，很多都含有TIC的质谱片段，索沃库尔决定根据经验猜测来排除一些嫌疑物。就像有一套“万能工匠”拼装玩具的孩子一样，索沃库尔开始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地构建分子模型，试图找出能和他对TIC仅有的一些了解相吻合的原子组合。他的工作是在二维空间里进行的，一支笔一张纸，不过他的思考是在三维的亚微观分子结构世界里进行的。索沃库尔知道，基本可以确定，氮是TIC的一个重要组分，而工业化学品中所含的氮经常是以氰基的形式存在的，该基团是一个氮原子和一个碳原子以三键相连形成。而且他知道，含两个氰基的化合物在质谱中经常释放出156道尔顿的质谱片段，TIC也有这个片段。所以索沃库尔猜测TIC有两个氰基，于是他开始在谱库中搜索有两个氰基并且谱图与TIC相似的工业化合物。[16]

10月中旬的时候，索沃库尔觉得已经抓到了嫌犯的尾巴：一种名为邻苯二乙腈的染料原料。它做汤姆斯河的嫌犯合乎逻辑，它用于染料生产，含两个氰基和一个六碳的苯环，苯是另一种工业上极普遍的溶剂。这种物质的质谱图——包括所含的片段——和TIC的极为相似。但它俩并不是完全一致，这点困扰着索沃库尔。他想知道这个分子的空间构象，而美国环保局拉斯维加斯实验室刚开发的一个新技术——名字很拗口：以选定离子记录数据分析质量峰——也许能实现这个目的。这项技术是索沃库尔的同事，安德鲁·格兰奇发明的，是一种可以精确判定分子片段质量与含量——哪怕是最小的片段——的质谱技巧。索沃库尔让加尼科拉给他又寄了一份花园路水井中采到的超浓缩的水样，格兰奇就开始工作了。

不过几天时间。11月初，格兰奇就解开了TIC核心的谜团，他推算出了TIC的分子式：含十四个碳原子，十四个氢原子，两个氮原子——C_14H_14N_2。更有用的信息是，他确定了TIC经过质谱后产生的十种片段——不止包括加尼科拉确定的那四种更常见的片段——确切的分子量，精确到小数点后第四位。其中的几个片段非常小，之前根本没有被探测到。见到这些新数据之后，索沃库尔明白了，他之前的猜测错了，那不是染料化合物。但他并不沮丧，而是很兴奋。他终于得到了TIC的分子式和确切的特征谱。结果即将揭晓。弗洛伊德·加尼科拉则更甚，他难掩兴奋之情地跟联合碳化物公司通报了这些发现。他回忆说：“我告诉他们我们做出了分子式，很快就能识别这个物质了。”

不过最后这一步并不简单。数字化谱库中列出的化合物有三十多万种，其中有四十六种的分子量是210而且分子式都是C_14H_14N_2。这些物质哪个都不能和TIC完全吻合，这东西太罕见了，谱库中没有。不过，可以用老式的方法：在已发表的摘要里查。为了这次搜索，索沃库尔劝说美国环保局雇用了一名专家，约瑟夫·唐纳利，他搜索了上百个过去的科技期刊，彻查其中涉及具有相关特性的C_14H_14N_2分子的工业过程。不到一周的时间，他找到了。唐纳利发现，在一些60年代发表的论文中提到了一个工艺，两个丙烯腈分子结合在一个苯乙烯分子上，形成了一种牢固而柔韧的聚合物，可以用来生产塑料。这一工艺后来不再流行，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些日本和美国的公司曾生产过丙烯腈-苯乙烯，用在从玩具到管材等各种产品中。[17]引起唐纳利注意的是，这一生产工艺有一种主要的废弃物，苯乙烯-丙烯腈三聚物，这种带着臭味的浓稠棕色液体完全符合索沃库尔的全部要求。索沃库尔回忆说：“很快证明，这东西和数据完全吻合。”

11月13日，索沃库尔给加尼科拉发了一封报喜的传真。他在第一页上龙飞凤舞地写着：“我看就是它了！”就在同一天，另一份重要传真也发往了加尼科拉的办公室。这一个则冷静得多——考虑到这个传真的来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它是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克雷格·维莱尔发来的，信中说，根据加尼科拉十天前提供给维莱尔的分子式C_14H_14N_2，公司发现了一种可疑物质。他们检索了过去在邦德布鲁克工厂的记录，发现联合碳化物公司在70年代的时候曾生产过掺杂有丙烯腈的聚苯乙烯塑料。这一工艺产生的无用的副产品三聚物——是生产过程偶然产生的——被当做废物排放了。公司的这封信中建议说：“你要找的可能是三聚物”，同时表示公司没有关于这种物质毒性的信息。

在这一点上联合碳化物公司说了实话。没有哪个机构要求过对苯乙烯-丙烯腈（SAN）三聚物的安全性进行测试，也没有迹象显示公司自己曾做过测试。SAN三聚物是无用的副产物，是不能转卖只能扔掉的东西，干什么要费力去进行测试呢？但现在汤姆斯河的供水里发现了它——尽管含量很低——就有理由进行测试了。它的结构和那些已知或怀疑为致癌物的芳香类化合物类似，例如苯和萘。实际上，命名这种三聚物的两种物质——苯乙烯和丙烯腈，它俩共同组成了SAN三聚物——始终被怀疑具有致癌性，还可能有致突变能力。[18]

SAN三聚物的确定证明了赖克农场的废弃物仍在污染着镇上的饮用水，而且可能已持续多年——距离1988年在花园路水井里装上汽提塔，州环保部、美国环保局、联合水务公司和联合碳化物公司都宣称问题已经解决，已经过去了那么长时间。这些机构知道，对一个汽提塔，能指望的只有去除三氯乙烯这样很容易汽化的挥发性物质。SAN三聚物是半挥发性的物质，它需要以活性炭过滤去除。但早在70年代末，水务公司就拒绝了在花园路水井上安装昂贵的过滤设备。这些政府机构没有坚持，即便是在已经确认水井中的三氯乙烯来自赖克农场之后。美国环保局反倒站在了联合碳化物公司一边，放弃了强制公司在污染物羽流抵达花园路水井之前将其截断的计划。美国环保局单信赖用一个汽提塔来保护供水。现在，揭开了SAN三聚物的面纱，这让当初的决定看上去仿佛是一次愚蠢的赌博。

在花园路水井中发现的SAN三聚物就好像是在犯罪现场留下的一枚完好的指纹。这是确定无疑的证据，指向本该保护全镇供水的联合碳化物公司和政府机构。SAN三聚物极为罕见，只可能出自早在1971年时尼克·弗尼科拉倒掉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那五千桶废料。[19]这一发现还明确地提示了，还有其他古怪的化合物从赖克农场来到了水井里。毕竟，不单是三聚物，加尼科拉的色谱测定结果里还有很多不能识别的峰。其他的神秘化合物浓度更低，但确实存在——而且加尼科拉已经决定尽力鉴别它们了。

现在，联合碳化物公司、联合水务公司和州政府需要面对一些难堪的决定了。他们必须考虑关闭过去二十年里一直拒绝关闭的重要水井。联合碳化物公司必须面对被起诉的可能性，因为它污染了全镇的饮用水——这个镇刚刚发现存在癌症集群。即便对于一个习惯于处理灾难的公司来说——1984年在印度博帕尔邦的气体泄漏事故令上千人丧命[20]——汤姆斯河的情况也很危急。

在汤姆斯河四十余年的化学品污染史中，联合碳化物公司这个迟到的告白——神秘化合物是他们的——是前所未有的。多年来公司一直在否认自己在污染着公共用水，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管理者则是它的后盾——对汽巴也是如此。现在这些辩白被驳倒了。汤姆斯河的居民们在自家的水龙头里喝到了低浓度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有毒废水。这不容辩驳。现在，争论的焦点将转向他们喝了多少，喝了多久，还有，这一污染是否与汤姆斯河儿童癌症的异常增多有任何联系。

弗洛伊德·加尼科拉，一个州政府里脾气暴躁的官员，自己主动参与进来，促成了这件事。就像琳达·吉利克，隐姓埋名的护士莉莎·博纳齐安，还有其他几个人一样，他没有对摆在面前的证据视而不见。因他的所为，汤姆斯河的传奇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甚至争议更大的阶段。

[1] 州政府最初开始对汤姆斯河饮用水系统的检测发现，除了放射性问题，六所学校的铅或铜浓度较高，这是老管道的常见问题。还在花园路三口水井中发现了超过限值的三氯乙烯，这也符合预期，不过饮用水被送往各家各户之前汽提塔已经将其几乎全部去除了。

[2] “Water Tests Find No Link with Cancer”，New York Times，May 9，1996.

[3] 这段话讲的是原子吸收光谱的工作原理：每种金属元素有其特定吸收光谱，将该元素汽化后，用强光照向含有该金属元素的气雾，金属会吸收特定的波长的光线，而其他波长的光则会透过，这样，这束光再经过棱镜分波长排列之后，被吸收的部分就会在棱镜拉开的光谱中形成暗的条线，就好像在七彩的光谱中出现了黑色条形码。每种元素的原子吸收光谱是固定的，因而可以通过观察这种“黑色条形码”确定强光照过的气雾中有什么金属元素。——译者

[4] 半个世纪之后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才揭示出原子和分子有特定谱线的原因。波尔发现光谱线是这样产生的：当围绕着原子核的电子轨道运行的电子因为本生灯的灼烧或是其他诱因从一个电子轨道（或者说能级）跃迁到另一条激发态的轨道上时，它会释放或吸收光子（光子是指特定的，可测量波长的光粒子），从而产生出特定谱线。当原子从燃烧过程吸收能量的时候它的一个或多个电子将会跃迁到更高能级的轨道。原子回复非激发态的时候会以特定波长光子的形式释放出能量，检测器可以测量到这一束光。

[5] 此处作者所指应该是50年代出现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译者

[6] 本章对汤姆斯河水中检出苯乙烯-丙烯腈三聚物的一系列事件的记述是基于对以下人等的采访及他们所提供的文件：新泽西州卫生及老年服务部的弗洛伊德·加尼科拉和杰拉尔德·法格里亚诺，前新泽西州环保部雇员吉拉德·尼科尔斯和埃里克·劳，以及美国环保局的G·韦恩·索沃库尔。尽管他们对于1996年时怎样做最恰当有诸多争议，多年之后回忆起发现了什么时他们都相当一致。有兴趣了解检测过程具体的科学细节的读者参见Andrew H. Grange et al.，“Identification of Pollutants in a Municipal Well Using High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Rapid Communications in Mass Spectrometry 12 （1988）：1161—1168。对此的解释还可见于Susan D. Richardson et al.，“Identification of Drinking Water Contaminants in the Course of a Childhood Cancer Investigation in Toms River，New Jersey”，Journal of Exposure Analysis and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 9 （1999）：200—216。

[7] 即6ppb，parts per billion，每十亿份中有一份。——译者

[8] 1805年英国贵格教派化学家约翰·道尔顿发布了原始的，但极为精确的元素表，有六个元素，他将其中最轻的元素氢的质量赋值为1。他指出氧的原子量为16，因为其质量是氢的16倍。一个多世纪之后，弗朗西斯·阿斯顿以非常近似的方法协助设计了对原子和分子质量的现代测量方法，现在将其命名为道尔顿。现代方法有一个细小的差异：1道尔顿相当于C_12原子质量的十二分之一，实际上几乎与氢原子的质量（1.0079道尔顿）相当，只是略轻。其他元素也有类似的轻微差异，因而目前认为氧元素的原子质量为15.9994道尔顿。

[9] 多年之后吉拉德·尼科尔斯回忆起自己与弗洛伊德·加尼科拉盘根错节的斗争时说：“弗洛伊德跟环保部有过节，同事们大多觉得他很聪明，擅长化学分析。实际上，我印象中他的分析没有一次是错的。但他一向被视为口无遮拦，追起事情来谁都无法在科学和逻辑上与其争辩。”

[10] 社会学家菲尔·布朗发明了“业余流行病学”这一词汇，以描述非专业人士搜集影响其健康的环境风险信息并寻求解决方法的各种不同过程。见于Phil Brown，“Popular Epidemiology and Toxic Waste Contamination：Lay and Professional Ways of Knowing”，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3 （September 1992）：267—281。

[11] New Jersey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enior Services，Cancer Incidence in New Jersey，1995—1999 （September 2001），tables 1，2.

[12] 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s and Disease Registry，Public Health Consultation：Toms River General Post Office （December 1998）.

[13] 实际上质谱仪测出的是211道尔顿，而非210，不过以异丁烷为反应器的化学电离质谱仪的一个特点是，它的结果多一个原子量为1的氢离子。

[14] 这个传真是弗洛伊德·加尼科拉与雷迪国际的最后一次联系。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管理人员一听说他给承包公司打了电话，立刻向加尼科拉的上司申诉，上司命令他不得与雷迪联络。

[15] 文中的ppm即part per million，和前文提到的ppb（part per billion，十亿分之一）概念类似，是一百万分之一，是ppb量的一千倍。——译者

[16] 质谱仪的工作原理是破坏有机化合物的碳链结构，将其打碎成若干小的有机物碎片，即文中所说的不同道尔顿的片段，通过检测确定小片段的分子量及可能结构后，就可以反推出原始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结构。所以，某个化合物通常可以打成若干种小片段，这些小片段的组合就形成了一个特征谱图，这往往是该种有机物所特有的谱图，因此可根据谱图确定有机物。为了方便识别多种有机化合物，进行色谱检测的机构会配有一套谱库，内含多种有机物的特征谱图，越权威的机构图库中所含的有机物种类越多，也越方便对质谱的结果进行分析，但有机化合物千差万别，很有可能出现之前未检出过的化合物，这时就无法在谱库中确定其结构，需要根据打出的片段的类型估计可能的化合物结构。文中索沃库尔正是要根据获得的TIC的质谱图到EPA的谱库中去搜寻分析TIC的真实成分及结构。——译者

[17] 关于丙烯腈-苯乙烯的用途与环境影响，可在美国国家毒理学项目（NTP）的网站上查阅关于苯乙烯-丙烯腈三聚物的背景文件。作为日用消费品，丙烯腈-苯乙烯树脂最终被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即ABS塑料所替代，在ABS中原有的两种成分——苯乙烯和丙烯腈——结合在已有的聚丁二烯中，聚丁二烯是一种合成橡胶。ABS塑料毒性较小，广泛应用在诸如乐高玩具、塑料单簧管、汽车部件、水管等方面。

[18] 因为丙烯腈可以在大鼠体内造成胃及中枢神经系统癌症，美国国家毒理学项目出版于2005年的《第十一版致癌物报告》中将其归为“有理由认为对人类致癌”一类。在某些研究中，它还与纺织工人的肺癌有关系。2011年出版的《第十二版致癌物报告》中首次将苯乙烯列为了“有理由认为对人类致癌”，因其导致了小鼠的肺癌，以及造成塑料与橡胶工厂中工人的白血病与淋巴瘤的发病率增高。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根据动物实验将苯乙烯和丙烯腈都归类为“很可能对人有致癌性”一类，并将丙烯腈列为在动物实验中损伤DNA的有遗传毒性的诱变剂。而IARC认为苯乙烯致突变能力的正反面证据都有。

[19] 后来，镇填埋场的土壤中也发现了苯乙烯-丙烯腈三聚物，这说得通，尼克·弗尼科拉也曾将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废料暂时性地倒在了那里。

[20] 1984年12月3日发生于印度博帕尔邦的氰化物泄漏事故造成了两千两百五十九人瞬间死亡，随后两周中约有八千人死亡，约有五十五万余人因此次泄漏受伤，是历史上最大的化工灾难事故之一。造成该次泄漏的农药厂正是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的下属公司。——译者

第十九章 期待

就在韦恩·索沃库尔那条胜利的消息——“我看就是它了！”——从弗洛伊德·加尼科拉的传真机中飞出来一天之后，州长惠特曼要求联合水务公司关闭花园路井基，关闭所有八口水井，这是前所未有的。一夜之间，汤姆斯河失去了大约百分之四十五的水源，这迫使水务公司对剩余的水井满负荷泵水以进行弥补，这种情形以往只有盛夏时节才会出现，而现在是11月中旬。联合水务公司要怎样撑过来年夏天呢？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个曾经在1965年和1987年的水质危机中困扰了公司前身——汤姆斯河水务公司的问题。

惠特曼和她的卫生专员伦纳德·菲什曼预计，镇上的饮用水中发现了工业污染物这消息一旦公布就会引发新一轮的恐慌，但反响出乎意料地小。现在州政府不再对信息保密，居民们对于每个新消息的反应都平静了许多。3月份时高中礼堂中的那种混战不会再现了。州卫生部在汤姆斯河新开了一个公众联络办公室，几乎没人造访。这间办公室很快会因无人问津而关闭。老一套又开始露头了：时间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生活继续下去。同样的情形在60年代中和80年代末的反汽巴运动大潮之后也出现过。现在小镇受到太多的负面关注，想要换个话题的情绪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居民们仍旧在担心饮用水，他们也对“欧申之爱”中的家庭——保持着安全距离——抱有同情心，但大多数人似乎认为当局掌控着局势。如同菲什曼不断强调的，汤姆斯河的用水现在接受的检测之全面是全新泽西哪里都不曾享受过的。对于镇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就足矣。

布鲁斯·安德森却坚决反对。像其他“欧申之爱”的父母一样，他觉得需要保持压力。参加每月一次琳达·吉利克的顾问委员会组织的公众会议的人数越来越少，安德森虽然嘴上不说，却暗下决心一个也不能落下。他想让菲什曼和其他官员知道，这些家庭期待着能揭开癌症集群原因的行动，期待着能阻止它再次发生的行动。他们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做不到把自己孩子的病痛简单当作一个神秘的事件，还能继续生活。这些家庭是一股微弱却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随时准备着与记者或政客进行接触，这其中包括他们早期的支持者，新当选的国会参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他们以不可想象的痛苦赢得了最大的感召力，是不会轻易浪费这种能力的。他们的要求持久而有力，它被凝练为简单的一句话：我们要的是答案。经历了先前那一切，还有谁能无视它？

透过他的金边眼镜，杰拉尔德·法格里亚诺的眼神里流露着严肃与谨慎，对琳达·吉利克和其他“欧申之爱”的成员全无讨好之意。这是政府对汤姆斯河进行环境调查的头一年，在获得耶鲁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后，法格里亚诺已经在新泽西州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自1996年起卫生部更名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工作了十一年。政府指派法格里亚诺作为汤姆斯河的流行病学专家去现场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他的专长就是评估饮用水中危险成分的健康风险。1996年时法格里亚诺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兼职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就是分析孕妇饮用含低剂量工业化学品的饮用水后，产下的孩子是否更易患上脑癌。（他发现患病风险有轻微上浮。）[1]

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法格里亚诺都在悄悄地寻找一种科学地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这也是汤姆斯河这些家庭所渴求的。几次会面中，他的沉默让这些家长恼怒，但他不想做出可能无法兑现的承诺。是否进行深度调查，这个决定要由他在卫生部的上司，州长惠特曼的专员伦纳德·菲什曼来做。经历过汤姆斯河初期的恐慌之后，他们的态度已有所退让，由直白的反对转变为可以进行深度调查，但前提是，对于污染是如何导致了镇上特有的癌症集群，这个调查必须有可靠能验证的理论基础。在发现SAN三聚物之前，这看似是个不可能的任务。饮用水中发现有低剂量辐射这点本来可能是个原因，但随后发现南泽西遍地都是这样的辐射水平。除了两个超级基金点位，全镇周边的土壤检测都没什么异常。大气质量也很正常——至少现在汽巴停产后是正常的。

但在花园路饮用水水井中发现的这个前所未见的化合物却一点也不寻常。之前，法格里亚诺就像州政府中的每个人一样——只有弗洛伊德·加尼科拉除外——认为，既然政府在汤姆斯河进行的扩大化环境检测是为了安抚民心，应该不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结果。现在证明这个想法错了，法格里亚诺认为进行全面调查的理由已经很充分了。他回忆说：“那一刻，我们知道了，至少有一种污染物是汤姆斯河的居民们一直在接触的，而且它可能是这个社区所特有的。”这是冷静的思考，却也是一个有待验证的理想假设。“现在，因为知道了一组特殊化合物的暴露途径，我们至少有一个问题是可以探究的。这对于证明这项研究的合理性至关重要。”

现在的问题是，要做什么样的研究？最快速廉价的选择是进行病例系列研究，就像威廉·休珀上世纪30年代在杜邦公司进行的研究一样，二十几年后泌尿科医生亚瑟·文德尔在辛辛那提化工厂与米切尔·扎文联手进行的研究也属此类。调查人员仅仅对患上膀胱癌的工人进行访谈，寻找他们共同接触过的可疑致癌因素即可。在汤姆斯河有很多家庭愿意接受访问，对于问题出在哪种污染物上，他们有自己的主意，迫切地想与人交流。但法格里亚诺认为只进行访问研究，得出的结果只能是模糊而不可靠的。汤姆斯河的居民不像是杜邦或是辛辛那提化工厂里的工人们，他们可以明确自己曾徒手铲挖过BNA（β-萘胺）和对二氨基联苯，而居民们不知道他们在饮水或是呼吸的时候水里、空气里有什么化合物。而且，没有无暴露人群来做对照组，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另一个选择是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这实际上是把汤姆斯河变成了一个活体实验室，一个进展中的流行病学研究实验室。在未来长达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中，调查人员将监测镇上八千名居民的卫生与生活习惯，同时定期检测水、大气和土壤。随着年份的增长，镇上会有孩子患病，研究人员就可以借此探究疾病和可疑的环境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前瞻性队列研究可信度很高，因为它不需要依赖被试者们模糊的记忆，但它的成本极高，而且没人——至少在“欧申之爱”的家庭中没有人——愿意为一个答案再等十年。另外，紧急关闭花园路水井之后，已知的最后一条向居民饮用水中输送工业污染物的路径已被切断。新近的环境测试中除了已知遍布南泽西的放射性问题，没有发现其他风险。现在镇上需要的是一项针对过去暴露的研究，而不是针对当下。

进行病例-对照研究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种研究的结果不会像前瞻性队列研究那么可靠，因为它部分依赖于被试者对于过往暴露过程的记忆，比如当地的母亲们在怀孕期间喝了多少水。但大部分病例-对照研究会在一两年内完成，即便是最大规模的病例-对照研究花费也很少能超过几百万美元。（汤姆斯河这次的研究随着它的进展变成了一个例外，前后花了五年时间，经费超过一千万。）和其他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一样，病例-对照研究不能确定某个特定病例的病因，但它将能够确认某种疾病与风险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例如理查德·多尔在上世纪50年代进行的吸烟研究，他后来又以前瞻性队列研究获得了更强的证据来支持他的结论。

汤姆斯河的流行病学调查是否值得一做？在法格里亚诺和他的上司下这个决心的过程中，一项近几年完成的病例-对照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该研究针对的是另一个广受关注的儿童癌症集群现象：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以南十英里处的沃本市的白血病集群。1979年，升级的水质测试在沃本市的两口公用水井中发现了三氯乙烯和其他一些工业化合物，这两口井位于多年前曾倾倒过危险废弃物的场地附近。当地的一位名叫安妮·安德森的母亲和她所在教区的牧师布鲁斯·杨一起收集了一份1969年至1979年间当地确诊为白血病的十二名儿童的名单，在地图上标出了他们家庭的所在地。他们看到了明显的聚集现象：在两口污染了的水井周围的六个街区中，出现了六例白血病病例——包括安德森1981年夭折的儿子吉米。随后在沃本市进行的调查实际上不间断地进行了十五年，但在1996年之前，病例-对照调查都无法确定可能造成癌症集群的原因。调查因研究人员无法确定沃本市的居民们在过去这些年接触到了多少污染物而搁浅。因为沃本市有八口水井，似乎没有办法回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这个小城中哪些居民区的用水来自那两口污染了的水井，或是另外六口清洁的水井。

重要的突破出现在1991年，马萨诸塞大学市政工程专业的教授彼得·J·墨菲设计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水力混合”计算机模型，模拟1964年到1979年期间——两口污染的水井（被称为G井和H井）工作期间——沃本市的供水分布系统。[2]他并不是第一个尝试以计算机模型模拟供水分配系统的人，但他的模型是当时最精密的。墨菲首先模拟了当前的布水系统，这需要当地的数据：二十二万一千英尺输水管道的位置、年龄、直径以及流速。他的“现状模型”构建好之后，州政府用氟化物做示踪剂进行了一次实地测试，检测每口井里的水是否流往墨菲预测的地方。模型通过了测试，不过他还需要把数据回推到1979年之前，水井里泵出污染物送往沃本市住户家时的状况。参照全市的档案记录、天气记录以及长期在市政府工作的人员的回忆，墨菲对他的模型进行了修正并提高了准确度，这样就可以估算出在G号和H号水井运行的那一百一十个月中，每月送往五十四个居住区的水的配比——这基本相当于单凭着过去的地图和散落的遗迹重建一个古城。

当麻省的调查人员准备再次进行病例-对照研究的时候，他们不但掌握了墨菲的水力模型，还发现了九例新发病例，这就进一步确保了结果不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太大干扰。在1969年至1986年间，共有二十一名当地儿童被确诊为白血病，以沃本市的规模，这个数字是期望值的四倍。调查人员将十九个同意参与调查的患儿家庭与三十七个对照家庭进行比较，使用墨菲的模型来验证喝过G和H号水井里的水的孩子是否比没有喝过这两口井的孩子更易患上白血病。1996年5月，正当琳达·吉利克在汤姆斯河推进类似的调查的时候，马萨诸塞州卫生部宣布了沃本市最新的调查结果。沃本市饮用过污染水的孩子与未饮用过的相比白血病发病率有轻微差异，而如果是母亲在怀孕期间喝过这种水，风险则急剧上升。实际上，母亲在怀孕期间只要喝过G井或H井的水，生下的孩子日后患上白血病的风险就比没有喝过的母亲高八倍。而喝得特别多的人这个风险要高十四倍。[3]论文的一位作者称，这项研究证明，癌症集群 “看起来是与水有关，而且我们相信是与怀孕期间的饮水有关”。[4]

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不单因为在它之前沃本市进行的相当多的研究都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流行病学研究识别出了居住区癌症集群的疑似病因——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也使得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否定集群分析的态度受到了更大的质疑。这项研究——确认了沃本市的癌症集群同时还发现了其疑似病因——推进的动力是十六年前安妮·安德森的发现：周围邻居中白血病患儿似乎太多。这种传闻式的报告恰恰就是“癌症集群散退大会”上波士顿大学的肯尼斯·罗斯曼所说的“科学价值很小”的报告，明尼苏达卫生部的艾伦·本德将其称为“根本上，纯粹的，绝对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现在沃本市的经历证明，恐怕居民区癌症集群流行病学研究不完全是打水漂。

1996年5月，杰拉尔德·法格里亚诺听说沃本市的研究结果后，立刻意识到了它对汤姆斯河的意义。十五年来，沃本市一直都是他职业生涯的试金石，也正是他选择饮用水流行病学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他了解对过去的暴露剂量进行估算时的各种困难，认为墨菲的水质模型巧妙地解决了问题。六个月后，当联合水务的两口井中发现了SAN三聚物，另外十八口井中没有检出SAN时，沃本和汤姆斯河的相似性变得更加明显了。法格里亚诺想，既然沃本市可以用水力分布模型进行病例-对照分析的配对，汤姆斯河为什么不可以？用墨菲式的水力模型分析汤姆斯河的供水系统，他就可以查出哪些患病家庭接触的是花园路水井中被污染的水，从而可以确定饮用这两口井里的水后癌症的风险是否会上升。沃本市的研究甚至还能对研究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提供帮助：所有受试家庭都需要填写的那份长长的问卷。设计问卷是很困难的，涉及的问题太多，语言还要尽可能地中立。法格里亚诺运气不错，马萨诸塞州的研究人员们已经设计出了一套详尽的问卷——法格里亚诺觉得自己可以套用在汤姆斯河。

这些家庭一直在寻找的研究终于一切就位。1997年1月，法格里亚诺和艾琳·古尔斯基飞往亚特兰大，落实了和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协定，由那里负责彼得·墨菲当年承担的工作，为汤姆斯河建立水力分布模型。几天后，古尔斯基宣布，病例-对照研究启动。琳达·吉利克的反应是：“谢天谢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搞清楚，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5]

杰拉尔德·法格里亚诺对此并不那么确信。他的研究批准之后，他比以往更加担心居民们的期望值可能太高。沃本市的主要污染物，三氯乙烯，是已知致癌物（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了），但谁也不知道苯乙烯-丙烯腈三聚物在低剂量下是否有害。法格里亚诺也不确定墨菲的模型在汤姆斯河能不能套用，这里的管网系统大得多，而且在城市暴发性扩张的过程中变动很大。但他最担心的是，病例数太少，无法通过统计学检验。他决定将研究限于儿童的白血病和脑及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这样还稍微多见一些，随机波动引起的不确定性会更小一点。即便是这样，州政府最新公布的病例数据中，1979年至1996年间汤姆斯河“核心区”——癌症集群的靶心——的脑癌只有五例，白血病四例。只有九例病例，大约比期望值高八倍——太少了，法格里亚诺认为这个数字对于流行病学研究中要出现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来说太少了。另一个问题是，环境领域的病例-对照研究中需要比较暴露组和未暴露组，但在汤姆斯河核心区，花园路水井离镇中非常近，似乎差不多每个人都喝到了一部分那里的水，他们都应该被分在暴露组。

法格里亚诺认为，如果对全镇进行研究，而不仅限于核心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镇上有些地区没有收到花园路井水，而且全镇的病例数也更多，1979年至1996年有二十二例儿童白血病，十八例脑及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但病例总数不算多，法格里亚诺仍然担心统计上是否有显著性。沃本市的规模不到汤姆斯河的一半，在十七年中（1969—1986年）的儿童白血病病例数——二十一例——却与这里相当。汤姆斯河儿童白血病的发病率比预期高百分之六十，而沃本是高出百分之四百。

只有这四十个病例，在汤姆斯河进行的研究需要有很极端的结果才能排除偶然性的影响。法格里亚诺已经计算过了，统计结果要有显著性，受暴露儿童中癌症的风险需要上升至少三到四倍。他回忆说：“我们对结果不看好，也告诉了这些家庭，他们听没听进去就不知道了。”

杰拉尔德·法格里亚诺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汤姆斯河与沃本相似之处的人。1996年琳达·吉利克读到了《漫长的诉讼》，这本新出版的书讲的是因沃本市的调查而引发的曲折而痛苦的诉讼过程。作者乔纳森·哈尔在书中塑造了一个反英雄形象，一位名叫简·谢里曼的年轻律师，他极具魅力，不屈不挠，最终却自我毁灭。谢里曼代理包括安妮·安德森在内的八个白血病家庭，为维护他们的利益，在1981年到1990年间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法庭里进行了九年的长征。谢里曼起诉厂址在G井和H井附近的三家公司污染了井水，要求赔偿四亿美元。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律师，却犯了一系列战略性的错误，例如错过了和解的时机，与法官对立，还低估了他财大气粗的对手的毅力。经过一系列不利的裁决，谢里曼不得不接受了赔偿八百万美元的和解，钱由两大被告之一的W·R·格雷斯支付。另一家被告，比阿特丽丝食品公司则分文未赔。[6]扣除诉讼费用后，八个家庭每家只获赔不到五十万美元，而原本生活奢靡的谢里曼最终无家可归还欠了一百多万的债。多年后他回忆说：“那次经历之后我真的是筋疲力尽了，我的经济、精神和感情都破了产。我没车、没房、没衣服穿。但对我来说最具毁灭性的是，我不再想当律师。”

1990年宣布个人破产之后，谢里曼搬去了夏威夷（一个朋友给他买的机票），露宿在海滩上，宣布不再从事律师行业——不过回过头看这只是暂时的。1995年，《漫长的诉讼》出版并成为畅销书，谢里曼突然得到大量巡回演讲的邀约。迪士尼将书翻拍为电影的时候他又收到了二十五万美元的咨询费，电影中约翰·特拉沃尔塔塑造了一个勇斗公司巨龙的年轻武士。谢里曼刚开始复苏的法律事业也兴旺起来。打电话来说自己这里有和沃本市一样的环境案件的人就有几十个——这还只是说能赢的案子。

1997年1月，花园路水井中确认有SAN三聚物两个月之后，琳达·吉利克给谢里曼打了电话。金·帕斯卡瑞拉是当地的一名律师，他的女儿出生不久就死于脑癌，之后他便热衷于“欧申之爱”的活动，他回忆说：“出现三聚物之前，我还从没听谁说过，‘咱们就起诉它！’因为没人可告。可一旦识别出了责任主体，我对琳达说，你必须得好好想想了。你现在有了潜在的被告了，”他们是联合碳化物公司，联合水务公司——甚至可能还有汽巴。于是吉利克给谢里曼打了电话，跟他讲了癌症集群、欧申之爱，还有汽巴、赖克农场和花园路水井。吉利克说，这些家庭可能很快就会需要法律顾问。那谢里曼有没有兴趣呢？有。谢里曼被汤姆斯河的情况吸引住了，他也对吉利克在欧申之爱的组织工作印象深刻。未来案子无论怎么告，吉利克都想积极参与，潜在的客户有这个特质是谢里曼非常看重的。

不过，在话题开始深入之前，谢里曼想先改变吉利克对他和未来诉讼的期望值。吉利克打电话是因为她仰慕《漫长的诉讼》中的那个简·谢里曼，但他告诉她，那位莽撞的斗士早已不复存在。沃本市的那段痛苦经历、他精神的崩溃以及随后的自我放逐引发了他的转变。他现在推崇的是完全不同的法律业务，认为调解胜于对抗，和解强于胜诉。他说，沃本一役让他明白了，民法系统的根基——可以通过战胜他人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并令自己快乐——是一个谎言。谢里曼说：“从你说出‘我要运用法律武器将我的意志强加于你’这一刻起，你已经相信了这个谎言。你会变得迷乱，这个武器会令你失望。你会做出只有精神病才能理解的决定。我们觉得法律系统会支持我们自己，但并非如此。它只为它自身存在。”

谢里曼不确定自己对吉利克的影响有多大。他觉得，听起来，她是一个坚强而聪明的女人，经历了太多事情，不打算与那个她认为应该为儿子的病负责的公司讲和。在抗辩系统之外解决争端，首要的一个共识是双方谁都不独占真相。但吉利克——迈克尔和琳达都是——确信他们了解真相：是有毒污染物导致了迈克尔的疾病。他们想要的是证据和确认——这些东西，谢尔曼相信，是无法从法律体系获得的。即便如此，谢尔曼和琳达·吉利克的谈话是在友好的氛围下结束的，并答应保持联络。

而此时，在汽巴的工厂里，一个时代正在痛苦中终结。1996年，最后一批不多的几位生产性员工离开了工厂，包括工会主席约翰·塔尔迪，他弟弟雷·塔尔迪，和环境委员会的带头人乔治·伍利。起初，1960年6月，约翰·塔尔迪成为实验室技术人员，当时周薪七十八美元。最后，他变成拿着扫把在废弃的建筑里转悠的门卫，周薪七百六十美元。这三个人加起来总共在汤姆斯河化工厂里工作了一百零四年。在公司与当地激进分子的一次次斗争中，他们站在公司一边，尽管他们对自己的健康也有担忧。现在，他们感到被抛弃了。几个月前，一名维修工在一个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份未签署的备忘录，其中包括了公司对于如何与现存的工会工人进行谈判的策略机要。据该备忘录所说，汽巴当前首要的是“对于与敏感群体相关的事务，其负面影响要最小化”，其中包括“癌症集群”。备忘录还说，工会职工不会有离职金，工厂的超级基金点位清理期间也不会专门给他们安排再就业。约翰·塔尔迪怒火中烧，给当地媒体打了电话，控诉汽巴隐瞒雇员中的癌症发病信息。公司否认了这一指控，搬出了亚拉巴马的研究人员正在更新的流行病学调查。塔尔迪后来与美国环保局的官员，还有琳达·吉利克都碰了面，将他所知的汽巴处置废弃物的行为都告诉了他们。

塔尔迪回忆说：“最后的感觉很差，我在那里工作了三十七年，没拿到一分钱遣散费。”而且，更惨的是，工会的很多兄弟们都心惊胆战，觉得癌症总有一天也会找上他们。他说：“人们并不喜欢谈论这个，但他们在想这事，怎么可能不想呢？”

不出所有人意料，因为花园路水井的污染，1997年的春夏都消耗在了和汤姆斯河联合水务的斗争之中。那个春天比以往更干旱，而浇灌草地的季节到来了。水压太低，在镇上的某些区域联合水务甚至无法冲洗给水栓，他们本来应该一年冲两次以去除管内积存的铁。结果某些地方的水看着、闻着、尝起来不干净。6月时，一个愤怒的居民拿着一罐茶色的水去找吉利克管理的顾问委员会。他抱怨说：“我的按摩浴盆里全是这种恶心玩意。”[7]尽管真正的肇事者是铁，但镇上很多人都认为是化学污染物让水变色。数量级在十亿分之一级的工业污染物是看不出来的。

几十年间，那些从赖克农场出来的地下污染物羽流先是被无视，后又处理不力，现在才真真切切成了联合水务公司的难题。联合水务还从未经历过不用花园路水井供水——这占到它整个供水的百分之四十五——的夏天，而这还只是最明显的问题。深层的问题是，它需要尽快重启花园路那两口污染的二十六和二十八号水井，以防来自赖克农场的污染物羽流被吸入花园路另外四口浅井，这种情况在关闭二十六和二十八号水井的初期就出现过。隐藏在快乐平原之下的污染物羽流就像一条随时准备攻击任何移动物体的蛇，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它一个诱饵作目标。二十六和二十八号水井不得不再次开始泵水，不过这次它们只是污染修复井，不是供水井。其他花园路水井才可以重新开始供水，汤姆斯河的水才能勉强够度过这个夏天。

讽刺的是，在否认和拖延了二十多年之后，活性炭过滤器总算装到了二十六和二十八号水井上——虽然如此，却第一次不再会有人喝到这两口井里的水了。SAN三聚物最后会从井水中去除出去，但过滤后的水将被打回地下，不输送给居民。5月份，联合碳化物公司装好了活性炭过滤器，6月份，花园路水井再次开始泵水——及时阻止了用水危机再次爆发。

但是到了7月份，用水需求飙升到每天两千两百万加仑时，这个临时抱佛脚的计划就保不住联合水务公司了。水务公司只好以超出正常限值的水量抽取重开的那几口井，这就有可能将现在被抽往二十六和二十八号井的污染物吸进这几口井里。但即便如此，联合水务仍旧缺水，于是它偷偷申请到了州政府和镇政府的特殊许可，改变计划开始使用二十六和二十八号井的水。有几个周末，水务公司没有告知它的用户，就将那两口井中经活性炭过滤、本应打回地下的水加入了它的配水系统。吉利克和她的顾问委员会发现这件事的时候异常愤怒，但镇长小乔治·威特曼说镇议会别无选择只能允许这种变化。他说，镇政府员工太少，无法强行限制居民用水。

对于吉利克和欧申之爱的家庭来说，这个临时的秘密——重开两口水井——意味着他们之前十八个月的努力都被无视了。关闭花园路水井是他们截至目前最具实质性的胜利，但六个月后，这些水井又都开放了——甚至偶尔还包括二十六和二十八号井——因为命令居民减少灌溉用水这事，镇议会甚至试都不去试一下。那个夏天吉利克抱怨说：“现在我们的水里又都是污染物鸡尾酒了，”尽管不再有证据证明工业污染物确实进到了居民家中——这得感谢新上马的活性炭过滤系统。[8]

即便是再次确认的癌症集群现象都无法撼动这个麻痹了的小镇。1997年4月州卫生部完成了它此前承诺的、癌症登记系统的更新工作，发布的报告确证了迈克尔·贝里先前的发现，并将统计的数据从1991年更新到了1995年。新的数据似乎说明脑癌和白血病的发病频率峰值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后有所缓解，不过这个下降趋势出现的时间太短还无法确认。对于欧申之爱的家庭来说，新的数据算是提供了确定的证据。吉利克说：“我想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把‘什么事都没有’的说法彻底消灭了。”[9]病例-对照研究进展缓慢让她很生气。杰拉尔德·法格里亚诺和他的团队还在一群外围专家的帮助下设计研究方法，这其中包括几位曾参与过沃本研究的人。法格里亚诺也跟吉利克的顾问委员会商讨，委员会对于如何扩展研究范围有很多点子。

政府在运转，只是速度跟不上欧申之爱。吉利克、帕斯卡瑞拉，还有其他人见识到镇子的冷漠之后很沮丧，他们在考虑还能做些什么，一方面要推进调查，一方面如果进行诉讼还要保护这些家庭的权益。他们想，也许是时候该去找个律师了。吉利克再次致电简·谢里曼，这次她请他来汤姆斯河，到自己家与八个家庭见面。会面并不顺利。当谢里曼谈起自己在沃本事件之后的转变时迈克尔·吉利克打断了他。在谢里曼的记忆中，吉利克说：“我们在和狼群打交道，要和狼较量你就得变成狼。”谢里曼辩解道：“我了解狼群，我们把狼群看得太神秘了。但实际上狼不杀人。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圆滑一些，而不是重走老路。”并且，他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没用的。“要是这有用，你就不会在这见到我了。”

这是一个让人泄气的消息。帕斯卡瑞拉说：“你不会想听自己的律师说对方更有钱，你会输掉官司。你愿意相信我们生活在美国，正义会得到伸张。”他从自己的律师从业经历知道法律体系并非始终公平，但他仍旧很讨厌谢里曼的路数。“他当然不会很受欢迎，”帕斯卡瑞拉回忆说。吉利克一家也没有立刻买他的账——琳达·吉利克后来解释说：“我真的很想上法庭，”——但谢里曼对法律系统的那些愤世嫉俗的看法她是认同的，也承认他的路子能更快地得出结果。[10]她知道很多家庭都有经济困难，精神上也没有足够的毅力支撑长达十几年的诉讼折磨。多亏有沃本的先例，谢里曼有了癌症和地下水诉讼的经验，哪怕这些知识是通过诉讼和犯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在诉讼时犯错）获得的。多亏《漫长的诉讼》一炮而红，还有已经在拍摄中的电影，他对媒体有着吸引力，到目前为止这还是成功的关键。最重要的是，吉利克看中了谢里曼在“沃本长征”中表现出的一种她最为欣赏的品质：忠诚。就像她后来对记者说的：“这个男人，为了他对这些家庭做出的承诺，最终失去了他的法律事业，和所有他一生追求的东西。”[11]

琳达·吉利克不止和简·谢里曼一个律师谈过，但这些律师中大部分都收取大笔预付聘金。他们不想重蹈谢里曼的覆辙，投入上百万美元到一个枝蔓丛生的案件中然后输到衣不蔽体。（这样说谢里曼绝不夸张：沃本案后他只能卖了衣服。）不过谢里曼不要聘金。另一位接洽过的费城律师马克·库克也不要聘金。他们愿意以风险代理原则收费，无论这些家庭最后获赔多少，他们都收取百分之二十五作为佣金。

马克·库克是一名安静、勤奋、认真的律师，对自己精通环境类案件的细节颇为自豪，他也的确有权利自豪。因为代理了松湖公园的两百户居民，他在欧申县出了名，松湖公园是一个北邻汽巴工厂的开发项目。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该区域几十家后院的水井都被有机溶剂污染了，不过汽巴并不是罪魁祸首，因为它的污染物羽流是向东流向橡树岭小区的，不会向北去到松湖公园。库克接手之前这案子磨了好几年，库克一上手就大力推进，将目标锁定在了邻近的使用三氯乙烯的沥青厂。后来他开玩笑说，当时他去参观沥青工厂的“实验室”，在一个存放溶剂的库房门口看到了一只死了的动物，就知道他要赢了。

沥青厂的律师埃利斯·梅德韦告诉库克他应该起诉联合碳化物公司，辩称赖克农场才是松湖公园地下水污染的元凶。库克觉得可能性不大。松湖公园在汤姆斯河的另一头，在离赖克农场将近两英里远的西面。不过如果开庭，库克不希望沥青工厂有推卸责任的对象，就在起诉中加上了联合碳化物公司，他跟1971年禽蛋场排污事件的关键角色们都录了证词，包括尼克·弗尼科拉和他的哥哥弗兰克·弗尼科拉。在弗尼科拉兄弟的描述中，他们不走运的废物处理事业让库克既好笑又震惊。1996年，当赖克农场因癌症集群事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时，库克认为琳达·吉利克可能会对弗尼科拉的证词感兴趣。他从松湖公园的一位客户那里要到了她的电话，打了过去，把证词寄给了她。他觉得吉利克会想看这个，也可能很快会需要一名律师。

差不多一年之后，1997年的夏末，吉利克邀请库克进行了一次和谢里曼一样的见面会。库克带了一个他的合伙人，埃斯特·别列佐夫斯基，他是一名善于社交的庭审专家，如果吉利克雇用他们，他也能帮上忙。几个月前的五月，库克达成了松湖一案的和解，四百万美元的和解金引人注目。（由沥青厂支付，联合碳化物公司早如库克所料被排除在外。）他们的会谈很顺利，不过当几周后吉利克给库克打电话告知她打算聘请库克的事务所和简·谢里曼——那个《漫长的诉讼》里的律师——时，库克有些担心。库克知道沃本案和谢里曼随后的自我放逐，他不知道能不能跟这样一个人共事。

当库克、别列佐夫斯基、他们事务所的第三位合伙人杰拉尔德·威廉姆斯与谢里曼会面商讨未来的计划之后，库克的担心变成了焦虑。谢里曼向他解释自己新近热衷的无对抗解决方式，库克半信半疑，而谢里曼跟这些家庭说案子将在十八个月之内解决，这让库克觉得荒谬。基本上，谢里曼的意思是，如果所有的有关律师、他们的科学顾问，都承诺认真听取对方的辩解，这些家庭和公司就能够达成彼此都满意的结果。库克后来回忆说：“那天我们遇到的简，和书里那个简的差别之大令我诧异。他对这场诉讼似乎是太理想主义了。听着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尽管谢里曼的想法在库克和别列佐夫斯基听来如此地疯狂，他们还是要承认他的新哲学很适合汤姆斯河的情况，惯常的诉讼程序很难获胜。孩子们肯定会抓住陪审团的心，却未必能控制他们的大脑。在这种案件中，证明一个公司要对有毒物质排放负责只是仗打了一半，还是容易的那一半。更大的挑战在于要证明是排污造成了对原告的伤害。在汤姆斯河，要证明这个因果关系尤其困难，原因至少有四个：镇上的儿童癌症发病率偏高但不是很高，检测到的水中和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相对较低，最严重的污染暴露发生于多年以前，而且很多污染物——包括SAN三聚物——的健康风险仍不清楚。

在这样的案件中，要想明确因果关系，律师需要聘请一整支科学家团队：化学家来识别污染物，工业卫生学家来估计污染物如何被生产和利用，水利工程学家和大气化学家计算污染物在土壤和大气中的迁移，毒理学家评估其效应，流行病学家估计其暴露于人群中之后的风险，医生来解释随之而来的疾病。这些专家收取的高昂费用（某些人是四百美元一小时）是沃本和类似案件要吸金数百万、耗时数年才能起诉的关键原因——也是因此，大部分原告律师不愿做这些。

谢里曼的方法能够以更便宜、快捷的路线到达一个更加确定的终点。路终点的那罐金子可能会比富有同情心的陪审团奖赏的少。但不大可能竹篮打水——这种可能性在高风险的庭审诉讼中是不能完全排除的。不让案子上庭也就没有了大量的外部法律文件，这些东西会把一个复杂的案件变得无比冗长。三个可能的被告，汽巴，联合碳化物公司，和联合水务公司都是大公司，有大量的资源，一旦这个案件发展到要竞争哪一方能在更长的时间内提出更多动议的阶段，这些受害家庭就输定了。

汤姆斯河案是一次挑战，但它对律师的确有一定的吸引力。政府的调查机构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否则这些事就要由聘请的专家来做。两个超级基金修复点位都已经过全面评估，州政府已经测试了全镇的水、土壤和空气。当然，杰拉尔德·法格里亚诺和政府的其他研究人员并不受制于任何一方，谁都不知道他们的病例-对照研究会是什么结果，连什么时候能做完都不知道。但它们和原告有着同样的担忧，这个不确定性对这几家潜在的被告来说恰恰是个大问题。随着著名的简·谢里曼的加盟，这个案件将对联合水务、汽巴和联合碳化物公司产生一连串不良的公众效应，它们三家都亟需避免负面消息。联合碳化物公司和汽巴都还在汤姆斯河有业务（这多亏有超级基金点位的修复工作），而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名声已经被博帕尔邦和其他的事故毁了。它们不会想和哀伤的父母开战，尤其是还有坚定的琳达·吉利克冲锋在前。

“归根结底是这么几件事，”别列佐夫斯基回忆说。公司们“要小心公关危机，而我们的因果关系有问题。我们觉得自己能获胜，但确实有风险。”谢里曼不同寻常的想法确实有可能——至少部分地——降低风险。经过几轮内部辩论，库克和别列佐夫斯基告诉吉利克，他们会接手这个案子，与谢里曼合作。他们会从他的绥靖路线开始，如果不行，再起诉。

律师们的第一项工作是确认谁是他们的代理人。欧申之爱的家庭希望在案件里只包括患癌的儿童，律师们乐于接受，这些孩子所能激起的同情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而且，汤姆斯河唯一的癌症集群证据是儿童癌症——州政府没有分析镇上成人癌症的发病率。从这个角度说，卫生部的迈克尔·贝里其实早已设定好了未来案件的一些要素。1995年贝里所做的发病率研究就集中于全部种类的儿童癌症，并未包括成人病例，因为那是护士莉莎·博纳齐安所要求的。他的研究回溯到1979年是因为那恰好是癌症登记系统确定有完整记录的一年。这些明确而无关科学的准则确定了汤姆斯河的癌症集群是仅限儿童、全部种类癌症、1978年后的现象。律师和这些家庭一同决定遵循这些准则。[12]另外，还有一个区域限制，这也多亏了州卫生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汤姆斯河癌症的发病率高于欧申县的其他地区，所以律师们和吉利克决定，只有包括确诊前至少部分时间生活在镇上的孩子们——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因为欧申之爱帮助着全县的患病家庭。一共有大概一百个孩子符合这些标准。律师很快与其中的三十八个家庭签订了合同，另外六十九个家庭最后也加入了。

客户就位之后，库克拿起电话，打给他在松湖公园案中结识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律师文森特·金泰尔。按照谢里曼的想法，库克竭力避免挑衅的语调，还选择了下午的晚些时候，这是他认为金泰尔更加放松的时间，把电话打了过去。库克告诉他：“我跟新泽西州汤姆斯河的一些人接触了一下，他们的孩子患有癌症。我在进行调查，不知道会不会有诉讼。我们不想提起诉讼，不过真的想和你们见一面。”金泰尔事务所——是费城最大的事务所——的另一位律师也拿起了听筒，他告诉库克：“你最好小心点，最好搞清楚自己会不会像麻省的那个家伙一样输得精光，就书里那个。”

库克不知道怎么回话，于是他没再说什么。

[1] Jerald Fagliano，“A Case-Control Study of Childhood Brain Cancer and Drinking Water Contamination”，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98）.

[2] Peter J. Murphy，Exposure to Wells G and H in Woburn Massachusetts，report produced under contract to the Massachusetts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the 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and the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ugust 1990）.

[3] Kevin Costas，Robert S. Knorr，and Suzanne K. Condon，“A Case-Control Study of Childhood Leukemia in Woburn，Massachusett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ukemia Incidence and Exposure to Public Drinking Water”，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300 （December 2002）：23—35，29—30，tables 3，4.

[4] 此言出自论文作者之一，马萨诸塞州卫生部的Suzanne Condon，引文见Richard Saltus，“Woburn Poisons’ Route Mapped； Study Blames Water for Leukemia”，Boston Globe，May 10，1996。

[5] Gale Scott，“Dover Twp. Childhood Cancers Alarmingly High to Feds； Study Will Check Link to Water Supply Toxins”，Star-Ledger，January 24，1997.

[6] 沃本一案的第三被告是一家制服洗衣店，名叫Unifirst，潜在的法律责任比W·R·格雷斯和比阿特丽丝食品都小，很早就以略高于一百万美元的赔偿和解了。

[7] Patricia A. Miller，“Official Quizzed on Water in Dover”，Asbruy Park Press，July 15，1997.

[8] “Requests to Conserve Water，Power Ignored by Many in N.J.”，Associated Press，July 16，1997.

[9] Jean Mikle，“Cancer Cluster Confirmed； Federal，State Studies Cerify High Rates in Dover”，Asbury Park Press，April 8，1997.

[10] Paul Kix，“In the Shadow of Woburn”， Boston Magazine， September 22，2009.

[11] Paula Span，“One Man's Poisons； Jan Sclichtmann's Last Pollution Case Turned into a Toxic Obsession. Now He's Digging for the Truth from a Different Angle”，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2，1999.

[12] 迈克尔·吉利克1979年春天被确诊，差点没被包括在案件的范围之内。兰迪·林恩沃斯则没在其中，他是1982年确诊的，他父母后来单独与汽巴达成了法律和解。

第二十章 局外人

当约翰·斯诺1854年决定调查伦敦索霍区的霍乱疫情时，他从自己位于萨克维尔街的办公室步行十个街区去了疫情的中心地带，敲响了那里的门环。不出四天他就发现了一个疑似病因，开启了现代流行病学。杰里·法格里亚诺只能梦想一下那样的行动自由。他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总调查员，现实中的调查项目受着多重约束：州卫生部、国家毒物与疾病登记处，还有两个外部专家审核小组。特别是，法格里亚诺还需要对琳达·吉利克的顾问委员会负责。他在卫生部的头头们竭力想避免再有汤姆斯河的坏消息上头条，因为199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州长克里斯汀·惠特曼都身陷州长改选这场硬仗。11月时她获胜，优势仅有百分之一，两万五千张选票。

等到所有的小组都签完研究协议的时候已经是1998年1月了，距离法格里亚诺收到调研许可已经过去二十个月了。此时，病例-对照研究早已不再是他最初想象中那种沃本式——只着眼于花园路水井和当地儿童白血病和脑癌之间的联系——的研究了。研究还应该包括什么，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意，这些主意很少被否决（应镇上一些居民的要求，州政府规定底线要包括成人癌症）。既然汤姆斯河的癌症集群吸引着媒体和州内政客的全部注意力，钱不再是问题。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县政府已经花了两百多万美元，大部分用在了1996年州长惠特曼指派的应急检验上。她又跟国会申请五百万美元，一些新泽西州的国会议员将这个申请正式提交为“迈克尔·吉利克儿童癌症法案”。惠特曼最后全数拿到了这笔钱。然后州政府又扔进去几百万——这都只为了一个人口不足新泽西州百分之一的小镇。尽管没人做过精确计算，汤姆斯河的调查——包括病例-对照研究——最终的花费总计将超过一千万美元，牵涉到的人和机构多得无以计数。

在花园路水井中发现SAN三聚物，联合碳化物公司自然成了调查目标，但欧申之爱执意要将汽巴——镇上两代人主要担心的污染源——纳入调查中。对州政府来说这个决心不好下。州卫生部的本地癌症病例数据始于1979年，已知最后一次汽巴的污染物进入公共饮水系统是在60年代，那一次的染料废水污染了河边的霍利街水井。法格里亚诺明白，因为这个时间差，未来计划中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很少能有孩子接触过霍利街被污染的水。因为接触过的病例太少，统计学上，任何暗示汽巴可能是当地癌症病因之一的发现都是不可信的。但另一方面，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已经同意花费上百万美元用于计算机模拟镇供水系统，以此推断80年代到90年代间哪些家庭收到了花园路井里被污染的水。将模型扩展到60年代检查霍利街井水的污染并不会增加太多工作量。法格里亚诺觉得值得一试。

他还支持另一方面的研究：汤姆斯河的很多人都接触过的，汽巴的空气污染的影响，尽管对大气污染的研究比地下水的研究需要更多的估测。污染物在地下水中的迁移非常缓慢，一年可能只有四百英尺。在空气中它们移动这点距离只要几秒钟。快乐平原下面的地下水就是一个地质档案，保存着过去赖克农场污染的证据，但过去那些年里汽巴火力全开时烟囱里排出的气态污染物没有这样的存档。不过，有一个方法可以估计这种大气排放的影响。研究者可以参考过去的天气记录，看看哪些居民经常处于工厂的下风向处，受大气污染的影响最大。然后，他们就可以将下风向区域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看儿童癌症病例是否更多。实际上这和研究饮用水部分用了相同的策略，在水这部分，法格里亚诺将和同事们研究那些特定年份里——那些已知水井受到化学污染的年份里——收到最多花园路水井或是霍利街水井供水的居民中，癌症发病率是不是最高。总而言之，有三个接触方式可以研究：1982年至1996年间花园路水井，1962年至1975年间霍利街的水井，1962年至1996年间汽巴的大气污染。

下一步是选定参与儿童。根据州癌症登记系统记录，研究的年份中汤姆斯河共有二十二名儿童确诊为白血病，十八人确诊脑及其他中枢神经系统肿瘤。这四十名儿童每一个将和四个“对照”儿童进行比较，“对照”的儿童除了不患癌症之外，年龄和性别均与他匹配的“病例”儿童一样。法格里亚诺将和他的同事以水力分布和风力方向的计算机模型来检验，与对应的未患癌儿童相比，病例儿童在特定年份中是否更有可能生活在高污染区域中。最后，研究人员将对参与研究的所有两百户家庭进行细致访谈，以一个详细的问卷来调查其他因素——如营养、吸烟、职业等——是否对结果有影响。

这个计划雄心勃勃，但仍不能令琳达·吉利克和她的顾问委员会满意。欧申之爱的一些家庭住在镇上的其他区域，那里也有污染泄漏到地下水，例如已经关闭的镇垃圾填埋场，和汽巴过去那条有渗漏的排海管道。另外一些人则在担心镇以南十英里处的牡蛎溪核电站的辐射。那些区域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儿童大量接触到了致癌物，州政府再一次同意都进行调查，看暴露最高的区域是否有癌症发病率升高。对于这种小型研究，因为已发现的病例数太少，几乎不可能得出统计学上有意义的结果，但法格里亚诺二话没说就算进去了。他回忆说：“要求就是地毯式的搜索过去可能的暴露。”州政府甚至聘请研究人员分析当地住家的粉尘，看其中化学成分是否有异常。（在他们知道这花不了几十万美元之后。）

即便是将所有这些额外的部分全都加入了调查，仍有一些父母觉得自己被遗漏了，他们的孩子不是白血病或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是其他类型的肿瘤。还有些委屈的父母辩称研究应该包括出生在汤姆斯河，但是在确诊前已经搬走的孩子。为了满足他们，州政府同意再进行一个病例-对照研究。这一个目标一样，但只考虑出生证明上的家庭住址，不管访谈地址在哪里。因为这样的病例有四十八个，加上四百八十个对照，出生记录研究的规模是访谈研究的两倍以上，不过实施起来更容易，因为不需要问卷调查，也不需要每家提供安全许可。

州政府这种由政治因素驱动的、越多越好的扩展研究范围的态度取悦了欧申之爱的父母们，却带来了科学上的风险。法格里亚诺原计划的调查从检验一个假设——接触过花园路井水的孩子患上白血病和脑癌的风险更大——变成了用两个研究检验十几个假设。这样的研究揭示出的联系可能是偶然的，而非真的由环境风险导致，每一个加入的内容都使这种偶然性出现的概率更大。统计学上，结果有显著性的标准定义——尽管这个定义或许有些主观——是在二十次随机的偶然事件中这个结果出现的概率不大于一次（即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区间）。但如果研究人员研究的是污染与癌症之间的多种联系，其中至少出现一次“假阳性”结果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就好比投骰子的人扔十二次骰子，投中两点的概率要比只扔一次大得多。罗格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汤姆斯河这次研究的外部顾问丹·瓦滕贝格说：“只要你花力气挖掘数据，以更多种方法分析它，你总能发现点什么。如果你不断地提出假说，不断做更多分析，最终你会质疑每个所发现的关联。”

州卫生部的官员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面对这种风险。他们要是忽略了哪个大家所顾虑的问题，就会有非议，研究结果也将受到批评。法格里亚诺解释说：“我们不希望情况变成有一些没分析的，然后得出了一些结论，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会说：‘那个什么什么怎么样？为什么你们不分析那个？’我们觉得必须没有遗漏。”

杰里·法格里亚诺和他的同事们打算全都查一遍，1998年3月，他们终于准备开始了。

现在的汤姆斯河，科学家和律师控制着节奏，时间慢得让人难以忍受。在法律方面，时间则是完全停滞了。新阶段开始于1997年12月12日，这些家庭的律师们——简·谢里曼、马克·库克和埃斯特·别列佐夫斯基——在汤姆斯河的老法院附近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镇长小乔治·威特曼对这事没什么好感，他对《阿斯伯里帕克新闻》的记者说：“当我们在努力给镇子制造正面形象的时候，却又要受到负面关注，这让我失望。”[1]谢里曼这种知名律师的到来肯定会给汤姆斯河带来更多不必要的关注，加剧这些家庭与镇上其他人的紧张关系。

但律师们和他们的代理人们尽力不让情况变成贪婪的律师和被动的受害者掉到了钱眼里的故事。谢尔曼宣布，他们没有提起诉讼。相反，他们希望能与联合碳化物公司、汽巴和联合水务——这些公司被自己的客户怀疑伤害了孩子们——“敞开沟通渠道”。谢里曼说：“我们想像合作伙伴一样一起搞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他又说，万不得已再提起诉讼。他宣称：“在有其他解决方案的情况下，任何一个选择诉讼的人都是愚蠢的，极端愚蠢。”

而这些家庭，当他们的律师忙着进行和解的时候，是不会作壁上观的。在律师的协助下，他们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名为“有毒环境影响儿童健康”（TEACH）。谢里曼解释说，TEACH的任务是对牵涉到环境风险的社区——特别是那两个超级基金修复点位——进行教育，并通过游说实现更严格的修复。这是一个成员只包括涉案家属的宣传团体。谢里曼很喜欢这个点子——不单是因为这是他想出来的。无论TEACH能不能成为一个活跃的团体（它在某些时段确实是活跃的），它都拉近了这些家庭和律师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形成一种共担使命相互支持的感觉。它还向全镇表明，这些家庭愿意为整个汤姆斯河的改善做些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恐怕是，它向联合碳化物公司、汽巴和联合水务表明，这些家庭决心团结在一起推进这件事。布鲁斯·安德森回忆说：“它释放出一个信号：我们是团结的，我们是认真的，”他后来成了TEACH最活跃的一分子。安德森为社团设计了T恤，上面画的是抓着输液瓶的没头发的孩子。他还建了一个网站，www.trteach.org，经常更新一些有关汤姆斯河环境污染问题的新闻和消息。

谢里曼不上法庭的战略要想成功，首要的条件就是那几家公司相信，这些家庭在必要的时候会提起诉讼，但时间所剩无几了。按照新泽西州的法律，个人伤害类案件的原告在发现造成伤害的原因之后只有两年的时间用于提起诉讼。对儿童案件的例外是这两年的期限从他们年满十八岁开始计时。但谢里曼的一些客户都已经二十几岁了（此案中囊括的病例确诊时都是未成年的），所以，这两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就成了一个关键而棘手的问题。法官有理由将其设置到早在1995年9月琳达·吉利克第一次看到迈克尔·贝里的癌症发病率研究副本的时候。因此，对原告来说，最保守的策略就是尽快开始诉讼。

但冲向法庭恰恰是谢里曼最不想见到的。他美妙的设想需要时间，用于调查实情，然后是专家陈述，律师们进行讨论，最终达成和解。只有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下这才能实现，但在对手之间建立互信需要很长时间。谢里曼曾跟家属们说可以在十八个月内解决，谁都不信。实际上，他这条不同寻常的路要想走通，除非律师们经协商一致同意“叫停”——或者暂时终止——这法律上的两年限期。如果那几家公司愿意签署叫停的协议，谢里曼不上法庭的策略才有机会成功。否则，这起案件几乎肯定会变成第二个沃本案，经过多年的诉讼、庭审、上诉，花费上百万美元，结果却极不确定。

很快，1998年1月15日，这个问题在普林斯顿的一次全天大会上变得迫在眉睫。出席会议的是十几个互相猜忌的律师。未来他们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一起，他们会了解到彼此的生平：他们的婚礼、疾病，甚至葬礼。但现在，他们是态度强硬的陌生人，彼此都不太看得上眼。最激进的是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罗伯特·巴特勒，在埃斯特·别列佐夫斯基的记忆里，此人“基本上把我们的客户看成是一群贪婪的投机犯，指望从自己孩子的不幸中捞一把油水”。“我们说我们的客户有一些诉求是合法的，他嗤之以鼻。我差点就站起来质问他们凭什么这样盛气凌人了。”[2]

谢里曼的美梦——新的律师技巧——很快变成了噩梦。会议室中的火药味越重，他就越发狂热地劝说双方不要把案件变成又一个沃本案。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首席外聘律师威廉·沃伦读过《漫长的诉讼》，听到谢里曼的话大吃一惊。他所在的德林克·比德尔律师事务所是费城最大的几家律所之一，他在其中执掌环境类案件小组，沃伦回忆说：“我想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怀疑。”他的同事巴特勒比他镇静一点，因为他看到了一些关于谢里曼的最新报道，包括他如何将自己放逐到了夏威夷，以及他转而追求和解的巨变。但这些无助于双方协商达成暂停协议。

马克·库克回忆说：“会议气氛很紧张，有好几次差点就谈崩了。”辩方律师“基本上意思就是‘我们知道你们没法提起诉讼，因为你们没有证据，所以我们干吗要给你时间’”。不过最终，几家公司决定再给对手十八个月，因为这样有可能避免一场费用昂贵、充满不确定性，还引起高度关注的诉讼，冒这个险值。双方达成了暂停协议，法律限定的上诉时限停滞在了1998年1月31日。谢里曼对案件的异端理念通过了第一次测试，其结果是，此案有了一丝不经诉讼而解决的可能。

现在案件工作启动，谢里曼开始聘请科学家。沃本案中他花了一百多万的专家费。汤姆斯河不用这么挥霍，公共机构已经做了大部分的科学工作。不过律师们等不起病例-对照研究的结果，公司只答应暂停十八个月，谁也不知道法格里亚诺的团队要花多久才能完成调查。这几个家庭聘请的律师们要进行一个平行调查，一个政府已经在做的调查的影子调查。谢里曼找当时沃本的那拨人来协助。需要流行病学家，他找了波士顿大学的理查德·克拉普，他曾为沃本案工作过，也是吉利克顾问委员会的顾问。[3]需要做水力模型，他找了彼得·墨菲，他重建的沃本错综复杂的管道系统是沃本案的关键。他还请了波士顿一家研究所调查受害家庭的健康、生活习惯和病史，这家机构恰巧叫约翰·斯诺研究所。

与此同时，马克·库克则投入了汤姆斯河的科学难题之中。他甚至买了一本难啃的教科书，《聚合反应原理》（有三磅重，八百三十二页厚），自学化学工业，特别是塑料业的基础。他还花了大把时间去位于汤姆斯河镇的欧申县图书馆，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所有关于赖克农场和汽巴的调查文件，最早到20世纪60年代初，官方都存在那里。那里的文件大约有三十万张之多，填满了一百六十八英尺的架子。图书馆将那里称为“耻辱之墙”——现在还这么叫。

1998年春天，州政府病例-对照研究的第一次访谈开始，这时候汤姆斯河刚刚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这种平静不久就会被怒火终结。5月中旬，琳达·吉利克在她的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医院的社工最近告诉欧申之爱，又确诊了五例儿童癌症——这是近十六个月来首次出现新发病例。吉利克明确地说她确信病因是当地的污染。她对记者说：“我们不能妄下结论，但直觉会问，他们几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后来，她更加明确地指出，联合水务公司在去年夏天用水高峰时期的几个周末用了花园路那两口污染水井里的水，她怀疑这与几例病例有着某种联系。[4]基本可以肯定，她说的这个病因是错的，1997年夏天这两口井里抽出的水经过了活性炭过滤和汽提，水里的三氯乙烯或是SAN三聚物浓度不会高于1ppb，没有已知的健康风险。

吉利克的宣言激起了新一轮的报道，汤姆斯河被描绘成了一个癌症镇，此时，本年度的夏季旅游季即将开始。这一次，企业的老总们毫不掩饰他们的愤怒。开发商加里·罗塔诺是汤姆斯河-欧申商会的成员，他回忆说：“很多人都很生气，我也是，我们在全国都受到攻击。人们说这里是拉夫运河的翻版，我觉得这不公平。”吉利克发表宣言后不久，罗塔诺对《阿斯伯里帕克新闻》的记者说，吉利克不等州政府确认新发病例就“制造歇斯底里”是“不负责任”的。[5]

房产中介也在抱怨：市场停滞，他们认为这是宣传的责任。在吉利克的委员会工作的罗伯特·贾拉内拉说：“有很多人是真心希望整个事情快点过去的。”他的一些医生同事警告他不要再跟欧申之爱有什么瓜葛，因为这事他的几个病人不再找他了。后来，当贾拉内拉想卖了房子搬去佛罗里达的时候，第一个买家签好协议又一走了之。他回忆说：“房产经纪给我们电话说，因为汤姆斯河水里的东西，买家撤了。”镇上很多人家都有类似的经历，很受伤。

州政府内部也有压力。州卫生专员菲什曼的副手艾琳·古尔斯基专门负责这个调查已有两年。灾难开始时她因为说全面研究癌症集群没有用而惹怒了这些家庭，现在她在尽力赢得他们的信任。每月她开车穿越新泽西去参加吉利克的顾问委员会的例会，小心翼翼不再像过去那样让人觉得麻木不仁。所以，当有记者问她如何评论吉利克宣布五个新增病例的消息时，古尔斯基说她“非常非常担心”。[6]在菲什曼看来，这是个错误的回答。在卫生部官方确认这些病例之前，他不希望手下再在汤姆斯河搅起任何焦虑或愤怒。没过几天，古尔斯基在压力下辞职，离开了新泽西州。

和以往一样，琳达·吉利克说的没错，州卫生部很快确认确实有五个新增病例。认识吉利克的人都不吃惊，她对儿童癌症病例的记录一向一丝不苟，而且她在当地医院的信息源没有问题。但公众的批评还是伤了吉利克的心。在她的记忆里，多年来的激进活动中，那一次是情绪最低落的。自此之后，尽管她一如既往地直言不讳，她会同时不厌其烦地告诉来访记者，汤姆斯河是一个“美丽的小镇”，镇上的“人都很好”——不过这里有癌症问题。

镇上很多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个消息。患儿家长金·帕斯卡瑞拉回忆说：“我想总体的态度是，不单是怀疑是否真的存在癌症集群。已经接近敌对了。这地方大部分的人把我们这些人当成是疯子。他们觉得我们杞人忧天，还有些人觉得我们做这个是为了钱。”社会学家所谓的“局外人和知情人的对立”开始生根。[7]整个镇子分裂成了两种文化，一个比另一个大得多，双方各自有自己的语言、思维方式。因为不信任、不理解的鸿沟，双方都在小心观察对方。

汤姆斯河大部分人想要的——也是他们一直渴望的——是被当做普通人。他们在尽力继续正常生活。但对于欧申之爱的家庭来说，生活永远不可能正常。他们无法选择放手。特别是现在病例-对照研究已经开始了。他们欢迎这样的研究，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知道当别人家的孩子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受这样的折磨。而在镇上的绝大多数人看来，这个研究是在提醒他们，自己生活的地方已经被打上了烙印。

汤姆斯河能不能像新可口可乐，或是淡味万宝路一样重贴一个标签？人们试过了。加里·罗塔诺和其他的企业老总们临时聘请了纽约一个著名的公关公司鲁本斯坦联合公司对小镇进行形象改造，不过他们很快放弃了，因为没法操作，价格也太贵。早先，南汤姆斯河的居民们曾提出将他们的选区更名为锡达角，被选民否决了。不过1998年8月，一群十二岁的男孩完成了其他人做不到的事，东汤姆斯河棒球队击败一支日本队伍赢得了少年棒球联盟世界大赛，他们让全镇沸腾了。

少年棒球联赛是最能代表城郊普通生活的事了，汤姆斯河人为这尽了全力。多亏了积极的筹款，场地和设施都很棒，他们有令一些乙级专业队伍都嫉妒的场地照明和室内练习场。有一千八百个孩子在练习。女孩子那边则有竞技拉拉队，在当地也很不错。东汤姆斯河少年棒球队曾经在1995年参加过一次世界大赛，在淘汰赛阶段出局。1998年这支球队横扫同组八支球队一场未失，最后逆转击败日本鹿岛队。这次比赛的明星是一个有点过气的球员克里斯·卡多内，他替补上场，打出了两个本垒打。全世界的少年棒球队十万支都不止，东汤姆斯河是这里面最棒的。

这场胜利带给汤姆斯河的兴奋是前所未有的，以后也不会再有。自从1984年玛利亚·马歇尔在花园州大道被杀之后，汤姆斯河第一次不是因为污染或癌症登上了全国新闻。这也是任何人记忆中的第一次，汤姆斯河因为一些正面的事情而出名。一位妇女对《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说：“什么时候我告诉别人我是汤姆斯河人，他们都说：‘哦，那个水和谋杀案。’”[8]另一个人对《纽约时报》说：“我们的小伙子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人们终于可以把汤姆斯河看成是一个正宗的美国小镇了。”也有人说：“真高兴总算可以说一些不让我们尴尬的事情了。”[9]凯旋的英雄们在花园州大道的匝道上受到警车护卫，带他们回到有两千名粉丝等候着的主场，几百人夹道欢迎。几天后，四万多人——差不多是镇上人口的一半——到霍珀大街游行。为了纪念这件事，37号公路更名为少年棒球世界大赛大道。正是这条路，通往老化工厂，也通往很多孩子第一次被确诊为癌症的医院，还有欧申之爱办公室。

这场胜利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汤姆斯河的胜利也是由孩子带来的。少年棒球队取得胜利之后，当外人问起镇上何以有如此高超的运动技能时，居民们的答案常常是一个：“肯定是因为那水。”一些欧申之爱的家庭觉得这种俏皮的回答是在针对他们。他们觉得他们的一些邻居是在以少年棒球队的胜利嘲弄这里确实存在的污染问题。梅兰妮·安德森，布鲁斯的妻子给《阿斯伯里帕克新闻》写了一封信，说“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病着的孩子。她回忆说：“我说棒球不能算生活，也不是死亡。这些棒球少年要真的是英雄，就应该来和患癌症的孩子交朋友。”少年棒球队后来参加了一个为欧申之爱的孩子举办的晚会，但这些家庭和镇上其他人之间的鸿沟并未弥合。

就在少年棒球队掀起狂潮的同时，县议会批准为当地患癌夭折的孩子建一个简朴的纪念碑。汤姆斯河喜欢纪念。华盛顿大街上有三十几个纪念碑或纪念牌，这个繁忙的街道现在被镇议会设置成了游行路线，又被称为“美国精神大道”。退伍老兵、商船水手、志愿消防员，还有急救员，都有标志，在法院、县行政办公楼、镇市政厅的门口草坪上还有足够的地方立起更多的纪念碑，在那里，新近立起了少年棒球队胜利的标志。

欧申县的政客们却将这个纪念病死儿童的粉色石质纪念碑安置在了别的地方：放在了县里一个安静的小公园——滨岸公园——的一个角落里。参加落成典礼的人很少，大部分都是去世孩子们的亲属。刻在花岗岩石板上的名字有加布里埃尔·帕斯卡瑞拉，兰迪·林恩沃斯，还有嘉莉-安妮·卡特，正是她1995年的葬礼将护士莉莎·博纳齐安带到了汤姆斯河，激发了她要对汤姆斯河的儿童癌症进行调查。

在那块粉色的花岗岩上还有一些空处，足够再刻上五十个名字。但后来发现，这还是不够。

汽巴在世的前员工共有两千五百多名，这个夏天他们收到了一个包裹，告诉他们无须担心。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工人流行病学调查结束，结果显示前员工中癌症的病死率只比全州的水平稍高一点。公司的一名经理告诉记者：“总之，我们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10]和过去几次一样，这个研究由位于伯明翰的亚拉巴马大学的工业流行病学研究小组完成，菲利普·科尔和伊丽莎白·德尔泽尔带队，他们的工作大部分由制造业和工业协会资助。汽巴不单付了三十二万美元来进行这项研究，还支付了德尔泽尔作为州政府病例-对照研究顾问的工资，她已经代表公司参加了公众听证会。

和之前的研究一样，光鲜的外表下还有一些难点。因为“健康工人效应”——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现象，那些足够健康，可以被工厂聘用的工人，他们整体的健康水平是高于人群的平均水平的——整体上厂里的癌症病死率和全州的水平基本相当。[11]但在那些密切接触危险化学品的工人中存在着某些癌症的集群。例如，在还原染料车间和维修工人中肺癌的病死率比期望值高百分之五十。偶氮染料车间工人死于胃癌或是膀胱癌的概率比期望值高四倍。还原染料、偶氮染料和塑料车间中工人死于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概率比期望值高三倍。这种关系在先前的研究中也发现过，但现在更明显了，因为死的人更多了。即便如此，德尔泽尔和联合作者纳里尼·瑟塞亚库玛辩解说死亡率升高的原因未必是化学物质的接触，因为工作多年的老工人接触到的时间长得多，但病死率并不比新聘用的工人高。但这个解释忽视了健康工人效应的另外两个方面：新聘用的工人更容易被分派到高暴露的岗位上，而那些不健康的可能会更早离岗。

瑟塞亚库玛和德尔泽尔也承认了一个问题，汽巴的长期雇员中有一组特别不幸，被暴露在了毒性环境中：有八十九名工人——全部过世——在1959年来到汤姆斯河之前曾在辛辛那提化工厂工作过很长时间。他们患上膀胱癌、肾癌或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概率远远高于正常。综合各种癌症，他们的死亡率（二十例）比州平均水平（期望值十五例）高百分之三十三，即便不考虑健康工人效应。亚拉巴马大学的研究人员承认，这些人——只有这些人——的死亡率受到了化学物质的影响。他们赤手捧挖对二氨基联苯或β-萘胺，经常不带防尘面罩，他们身处一条证据确凿的流行病关系链中，那就是这两种化合物与膀胱癌的关系。这一联系的发现可以上溯到上世纪30年代威廉·休珀在杜邦的研究。但对于工厂中其他俯拾皆是的发病率升高，瑟塞亚库玛和德尔泽尔毫不让步。对于还原染料车间、偶氮染料车间和维修工人中的癌症集群，他们只说“这种升高可能是偶然现象，可能由无法控制的吸烟因素或其他未识别的职业暴露引起”。[12]

曾经的雇员们将这个结果看作极端的侮辱。过去的工会主席约翰·塔尔迪说：“老实说，我觉得荒谬。”早在1987年他就听说了这种乐天派的消息，当时德尔泽尔在做类似的研究，和这次的新项目一样，她只按照死亡证明上的死因做分析。工人们当时想要的——现在也一样——是对病例进行追踪的发病率研究，不只包括死亡。只有两次，德尔泽尔在1987年时，她的博士生法比奥·巴本在1989年时稍稍用心追踪了一下工厂的癌症发病率。他们只调查了脑及神经系统肿瘤和肺癌，就发现病例数异乎寻常地高。巴本甚至认为工厂中一半以上的神经系统肿瘤和大约三分之一的肺癌是接触化合物引起的。[13]现在十年过去了，瑟塞亚库玛和德尔泽尔又用上了死亡证明，又在和普通人群进行可疑的比较。

汽巴对老员工的做法让约翰·塔尔迪难过，但对于汤姆斯河调查了什么——还有什么没调查——他只能无奈地摇头。他眼看着政府花费数百万美元在远离工厂围栏的居民区中彻查癌症诱发过程中少量的化学污染扮演着什么角色。他并不是嫉妒琳达·吉利克的研究，只是奇怪为什么没人为他这两千五百名退休职工做同样的调查呢。相比于任何一个喝了花园路井水或是住在汽巴烟囱下风向的孩子和孕妇，他们承受的风险要高得多。但像杰里·法格里亚诺这样的病例-对照研究，针对工厂的却没有。汽巴在汤姆斯河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极为昂贵的清理工作，还可能面临着与几十个生病或夭折的孩子的诉讼。而且现在公司已经小多了，因为诺华（合并的汽巴和山德士）放弃了化工生产，转而进行更加清洁、利润也更高的制药。公司合并一年之后，1997年瑞士总部剥离了化工合成部分——包括已关闭的汤姆斯河化工厂——成立了一家更加清洁的公司，名叫汽巴特殊化学品公司。对这个小号的汽巴来说，汤姆斯河只赔不赚。赚钱的在亚拉巴马、中国和印度。这种情况下，汽巴不会再对它在汤姆斯河的前雇员重新启动流行病学调查了。

自从弗洛伊德·加尼科拉固执己见地在花园路水井中发掘出了苯乙烯-丙烯腈三聚物之后，他晚上和周末都在搜捕其他的TIC们。这个首字母缩写的意思是“初步鉴定化合物”，加尼科拉打算根据他色谱图上的峰来发现更多的这种物质。他在州环保部的领导不同意这样做，所以加尼科拉只能在非工作时间做这件事。他跟上司说想额外做这些工作，希望这作为未来博士论文的题材。此话不假，但不单是因为这个。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欧申之爱的家庭之间形成了一种情感纽带。他的工作将联合碳化物公司与花园路水井联系在了一起，这曾为病例-对照铺平了道路。现在，这位曾经的化学侦探想查清楚，还有什么东西从赖克农场渗到了花园路水井里，并最终去到了成千上万汤姆斯河家庭的水池中。

这种分析工作很难，未识别的化合物都很少见，他们中的大多数浓度不超过1ppb。最麻烦的是初始的分子已经破碎成了片段。要将这样的碎片拼接成原来的分子相当于把从二楼阳台摔下来的蛋壳重新拼好。即便如此，加尼科拉还是有了些进展。1997年年底他确认了花园路水井中的大约二百五十种片段。其中很多都和SAN三聚物有很大关系，但其他的更像阻燃剂，或是联合碳化物公司加到塑料产品里提高耐用性的物质。还有一些似乎是这些化学物质在从赖克农场到水井的一英里地下旅途中混合后形成的新物质。花园路水井中，这两百五十种分子片段的浓度都非常低，但汤姆斯河人喝的时候它们可不是一个一个进去的。加尼科拉回忆说：“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喝着这样的水，而我们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一如既往地，加尼科拉的上司认为他这是在浪费时间。新泽西州环保部的环境安全与分析主管吉拉德·尼科尔斯回忆说：“弗洛伊德真是有劲头儿。但是其他人看不到他那些TIC们，而且还有个问题，这些东西多到什么程度才有意义。”到1998年中期环保部和卫生部已经不再关注加尼科拉的TIC检测了，并且已经悄悄终止了识别花园路水井中其他化合物的工作。在州政府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低剂量的SAN三聚物和三氯乙烯在两口井中有，而且活性炭过滤装置和汽提塔能够去除它们。没人再喝那两口井里的水了，除了刚刚过去的夏天用水紧张的时候临时用一下。除此之外，这两口井仅用于去除赖克农场的污染羽流。干什么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寻找其他污染物呢？

不出大家意料，弗洛伊德·加尼科拉没有老实地接受上司的决定，而且他知道应该跟谁抱怨这事。他要求和琳达·吉利克见面。尼科尔斯同意了，条件是他也要出席以进行辩解。这次会面在欧申之爱办公室进行，相当激烈。当加尼科拉说花园路水井中有其他污染物，不单是SAN三聚物和三氯乙烯时，尼科尔斯反驳说那些物质浓度极低而且根本不相干，因为活性炭过滤装置能把它们去除掉。但加尼科拉没就此打住。他还告诉吉利克三聚物还渗透到了花园路另两口水井，那里没有过滤装置，还是全镇重要的供水井。

几个月后，沮丧的州政府办公室不得不承认，加尼科拉这次又对了。问题还是和从前一样，联合水务没法保证高峰期的供水。1998年7月，热浪袭来，水务公司对花园路水井抽得比平时更狠了，于是抽出了赖克农场的污染物羽流。检测到的三氯乙烯和SAN三聚物含量很低，小于1ppb，但确实存在。[14]州政府拒绝强制水务公司给新污染的两口水井安装过滤装置，吉利克就将参议员弗兰克·劳滕伯格请到镇上来要求安装过滤器。他站在新竖立在滨岸公园的癌症纪念碑前，向公众说：“在汤姆斯河，有些东西错得离谱。”州长惠特曼立刻让步，命令新出现问题的两口井加装活性炭过滤器。这次，联合碳化物公司拒绝为如此低浓度的物质的清除工作买单，于是纳税人掏了这一百五十万美元。

新的过滤器装好之后，赖克农场最后的一丝已知的污染物羽流终于从汤姆斯河人的饮用水里消失了。至少从1982年起，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污染物就渗入了花园路水井，但水中物质的成分仍旧是一大谜团。只有两种污染物是确认了的：溶剂三氯乙烯和塑料的副产品SAN三聚物。弗洛伊德·加尼科拉对于水里还有哪些东西是有一些想法的，但没人听他说，大家都停止了追踪。

州“TIC委员会”在它最终的报告中总结说，在未经过滤的花园路水样中共有两百六十一种未知成分，其中一百二十二种与SAN三聚物有关。报告指出：“本文列出这些信息，意在为深入的化学分析提供基础信息，这种深入分析对于调查应该是很重要的。”[15]但不会再有什么分析了，尽管相比于还没有做的，已经做了的微乎其微。加尼科拉力主对所有的TIC的累加风险进行评估，以确定这些低剂量的混合物在一起会不会出现整体风险，但州环保部否定了这个提议。要搞清楚SAN三聚物的毒性已经很困难了，更别提评价另外一百多种化合物在低剂量下的联合毒性了。

州环保部的这个决定使得对汤姆斯河的研究离该镇复杂的现实环境问题越来越远。后来，甚至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顾问都认为这是个错误。来自滑铁卢大学的工程师乔恩·赛克斯为联合碳化物公司绘制污染物羽流图，他说：“除了个别污染物之外，我们真的应该整个查查那些东西。你要是把它们整个加在一起，浓度就大于1ppm了，这可是不少。你看看这个就会想：‘上帝啊，水里的垃圾可真不少。’”但州政府不愿意查下去。所以，对于污染的地下水如何影响癌症集群的研究，只能依据一种化合物进行了：苯乙烯-丙烯腈三聚物。水里也有三氯乙烯，但在汤姆斯河，1998年后它在水里的浓度很少高于安全限值1ppb。而SAN三聚物则没有所谓限值，因为还没有人评价过它的毒性。很多问题都取决于SAN三聚物的风险到底有多大，但这方面的检测才刚刚开始。

弗洛伊德·加尼科拉永远是个外人，他不久就不再争取继续调查了。1999年他调往州环保部的另一个部门，后来去了州卫生部，专攻食品安全和反恐，他试图将汤姆斯河抛诸脑后。他甚至搁置了自己未完成的博士论文，论文的主题是彻查SAN三聚物。不过多年后（2012年退休后）他又开始小心翼翼地研究它了。

对于自己的关键成果推动了汤姆斯河的研究，他始终很自豪，但他认为这件事严重损害了自己在州政府的职业生涯。他说：“对汤姆斯河，有很多痛苦的记忆，说起来胃就抽筋。”

到1998年年底，州卫生部计划的病例-对照研究中的两百次访谈大部分已经完成。尽管有各种拖延和妥协，这研究和法格里亚诺期望的一样可以开始了。全部四十个病例组家庭都同意参与研究，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为了获得有显著性的统计结果，病例数要尽可能地多。病例组家庭的配合在意料之中：他们是外人，镇上的少数派，渴望将癌症集群的谜团一查到底。意料之外的是健康儿童的招募也进行得很顺利。受邀做对照组的家庭有百分之八十都同意了。对照组的配合率这么高，研究的代表性无可挑剔。让法格里亚诺担心的事少了一桩。

几周后一个周五的雨夜，金·帕斯卡瑞拉带着十几个TEACH的家长去了电影院。《禁止的真相》[16]正在上映，约翰·特拉沃尔塔饰演简·谢里曼。琳达和迈克尔·吉利克去波士顿参加了首映式，并出席了一个环保团体组织的论坛。电影的上映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很多报道描述了电影原型谢里曼，他的重返聚光灯更加吸引了这些关注。在采访中他经常提及汤姆斯河，将它描述成一次机会，修正在沃本的经历。镇政府则对涌来的负面关注极为恼火。

在新泽西州另一边的特伦顿附近，一群与汤姆斯河调查有关的州政府官员们也在享受电影之夜。他们提前准备好了中餐，互相开玩笑如果给汤姆斯河也拍个电影，会是哪个演员演他们。杰里·法格里亚诺没有去，他看过书，觉得可以了。

这部电影对沃本一案有太多篡改，特拉沃尔塔饰演的谢里曼并没有被孤立，或是情绪崩溃，他虽然破产了却赢得了尊敬。电影里没有多如雪片的法律动议，没有针对三氯乙烯毒性或儿童白血病风险因素的冗长辩论。尽管如此，在这些来自汤姆斯河的家庭看来，影片的精神内核很真实，他们觉得自己就生活在电影里。而沃本人，他们看到又一个生活在秘密排污、饮用水污染、反应迟钝的公共机构之中的小镇；看到另一群苦难的家庭身陷在根深蒂固的信仰和可靠的科学证据的夹缝之中。帕斯卡瑞拉回忆说，“那是好莱坞娱乐片”，但它也“融合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影片结束时一些来自汤姆斯河的父母太激动了，他们没注意到片尾演职员表之前一闪而过的一段话。它告诉观众，谢里曼“目前正在另一起水质污染案件中代理新泽西州汤姆斯河镇的六十个家庭”。

[1] Patricia A. Miller and Jean Mikle，“Lawyer Vows Answers for Families Hit by Cancer”，Asbury Park Press，December 12，1997.

[2] 在一次访谈中罗伯特·巴特勒提到，他对这次交锋的记忆与埃斯特·别列佐夫斯基说的不同，但因为需要对讨论内容保密，无法具体证明。

[3] 拉夫运河抗议活动中曾经的领袖洛伊斯·吉布斯向琳达·吉利克推荐了理查德·克拉普。吉布斯现在在华盛顿特区做全职环境活动家。

[4] 可见于Frederick Kunkle，“Activist Cites Five New Kid Cancer”，Star-Ledger，May 14，1998；和Patricia A. Miller，“Utility's Aim：Keep Two Wells Off Line”， Asbury Park Press，May 19，1998。

[5] Patricia A. Miller，“Cancer Scare ‘Hysteria’ Irks C of C Leader”，Asbury Park Press，May 21，1998.

[6] Angela Stewart，“State to ‘Aggressively’ Pursue Report of New Child Cancer Cases”，Star-Ledger，May 15，1998.

[7] Michael R. Edlstein，Contaminated Communities：Coping with Residential Toxic Exposure （Westview Press，2004），ch. 4.

[8] Nancy Lorenzo，引自Mark Fritz，“Little League Giants Put Town on Map，For Good”， Los Angeles Times，August 31，1998。

[9] 第二个和第三个人的话是Laurie Baiamonte Amato和Kevin Turner说的，出自Nichole M. Christian，“What Tropical Storm？ Only Bliss in Toms River”，New York Times，August 29，1998。

[10] 此话出自汽巴汤姆斯河厂的现场经理Eugene Gessler，引自Jean Mikle，“Cancer Death Rate Normal among Ex-Ciba Workers”，Asbury Park Press，July 2，1998。

[11] Nalini Sathiakumar and Elizabeth Delzell，“An Updated Mortality Study of Workers at a Dye and Resin Manufacturing Plant”，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42：7 （July 2000）：762-771.

[12] Sathiakumar and Delzell，“Updated Mortality Study”，762.

[13] Delzell，Macaluso，and Cole，“Follow-Up Study of Workers”，276—77. 也见于Barbone，Nested Case-Control Study，39—40。

[14] Jean Mikle，“Third Toms River Well Has Traces of Pollutants”，Asbury Park Press，September 10，1998.

[15] John Jenks et al.，Characterization of Non-Target Substances in the Groundwate near the Reich Farm Superfund Site，Dover Township，New Jersey，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pril 10，2000），5.

[16] 《漫长的诉讼》一书被改编为电影后中文译名为《禁止的真相》。——译者

第二十一章 斡旋

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一直在疯狂地追求不朽的科学声誉，创造了一百零六部手稿——1541年他去世之前只出版了八部。[1]因此，几乎可以确定，如果帕拉塞尔苏斯得知，“剂量决定毒性”这句他没说过的话成了他最为人所知的名言，一定会暴跳如雷。实际上真正出自他口的那句话要复杂一些，1538年，逃离巴塞尔十年之后他说：“万物皆毒，没有无毒之物，一个东西没有毒性只是因为剂量。”[2]帕拉塞尔苏斯的理念——一个潜在有害物质的量的多少和这东西本身的性质一样重要——将成为毒理学的基本准则，这也成为研究人员试图了解汤姆斯河的污染与癌症之间的关系时的一个主要难题。

在20世纪，所有的实验科学都在探寻其研究结果中的剂量-效应关系。这是一个简单的理念，却意义深远。在环境健康研究中，暴露在最高剂量危险化合物（或是几种化合物的组合）下的群体应该会面临最大的疾病风险，而接触到中等剂量的群体面临中等风险，低剂量组风险最低。剂量与效应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线性的，有时在图上它呈曲线。这条线的具体形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隐含的关系：更高剂量的接触与更大的风险相关。（研究人员后来发现一些有激素活性的人工合成化合物可以在极低剂量下表现出比高剂量下还大的健康风险，但大体上说，帕拉塞尔苏斯的规则仍适用。）[3]没有剂量-效应曲线，接触和疾病之间的关系就没法确定。

以这个为标准，汤姆斯河的病例-对照研究将永远无法完全满足科学性的要求，因为没人能确切知道1962年到1996年间水里和空气里有什么化合物，浓度是多少。水可能是有味，烟可能是有颜色，但确切的原因永远都是个谜，因为那时很少进行环境监测。除非有时间机器，否则研究人员只能通过推算来了解当时汤姆斯河的情况，他们需要这些数据的替身。

而且，现在不能停下来。政客们已经许诺，要对癌症集群的病因进行地毯式搜索，律师们和科学家们也是这么说的。这相当于社会学上的剂量-效应曲线：随着公众关注度、费用和时间的增加（在1999年年初，调查已进行了三年，花了纳税人将近一千万），调查人员感到他们必须报之以更可靠的研究结果。如果过去的风险数据有缺口，只能想办法绕开这个问题。

在汤姆斯河，夏日里典型的一天会有一千六百万加仑的水涌过四百八十八英里的管道。这些水从八个井基上的二十三口水井中进入这个系统，然后通过水龙头分散到四万五千个住家或商家。莫里斯·马斯利亚的艰巨任务是要查明每一加仑水的出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只是现在，从1962年1月起，每个月的都要有。汤姆斯河的研究能否成功就取决于它。马斯利亚是国家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一名环境工程师，专长是对超级基金点位的污染物水平进行估值，不过他从没尝试过汤姆斯河这么复杂的工作。他也没试过这么昂贵的工作：水质模型的价格最终超过了五百万美元，经费来源是国会特殊拨款。他回忆说：“我很幼稚地以为这事很容易，很快能做完，结果错了。”

马斯利亚1997年开始计算机建模，试图填补汤姆斯河的数据缺口。因为镇上早年间饮用水里的污染物成分缺乏可靠记录，马斯利亚不得不用间接的方法，根据哪些井为哪个片区供水来计算风险值。在杰里·法格里亚诺的两项调查中，有七百多名汤姆斯河的儿童出生于1963年至1996年间。如果马斯利亚能够算出这些孩子和孕妇收到的水来自哪口井，法格里亚诺就能够验证他关于水中污染物如何诱发儿童癌症的假说。与此同时，罗格斯大学的一个团队在研究怎样估算汽巴的大气污染和牡蛎溪核电站下风向的辐射污染传播到了哪个社区。他们能用的信息比马斯利亚还少，只能做更多的猜测。罗格斯团队只能从五十英里之外的气象站获得风向和气压的历史记录。因为在那三十四年里汽巴排放的废气的量和成分都没有可靠记录，研究人员只能根据它的生产记录进行推测。

马斯利亚以为重建水力分配系统模型的工作花不了多长时间，他很快发现这是个愚蠢的错误。在考虑如何构建早在1962年的管道网络模型之前，他首先得构建一个现有系统的精确模型。彼得·墨菲在沃本案中就是这样做的，但马斯利亚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相比于沃本市的八口井，汤姆斯河的二十三口水井泵出的地下水的总量是沃本的四倍，供给的住户要多两倍。汤姆斯河有六个泵站，九个储罐，这样水务公司才能以大幅改变水在管道中的输送方式的方法调节季节更替造成的巨大的需求差异。冬天的时候水务公司要关闭差不多一半的水井，来年春天再一个个重启。盛夏时节每口井都会以最大负荷抽取，秋天时再逐步降低。供水的年际波动意味着一户人家2月份和8月份时喝的水可能来自不同的水井组合。为了让自己的模型能够更加灵敏地反映季节性变动，马斯利亚必须将所有一万六千段管路、每个储罐微小的容量差异造成的组分变化，还有每段水管的材质都考虑在内。（相比于光滑的塑料管，水在粗糙的水泥管中运动的速度略慢。）[4]

马斯利亚终于完成现有管道系统的模型的时候，两年已经过去了。1999年初，他知道了为每户家庭供水的分别是哪口，或者哪几口井。但他仍旧面临着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对现状模型进行调整来模拟最早到1962年的管网状况。实际上，他必须构建四百二十个模型，从1962年1月到1996年12月，每月一个。马斯利亚必须回头看当年汤姆斯河还是个小镇，有一个超大的工厂时的情况。他做这些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镇子只能接着等下去。

布鲁斯·莫霍尔特第一次听说琳达·吉利克是1999年，从广播里，可以说是一听钟情。他回忆说：“你能感觉到她的激情四射，将每个人调动起来做这件事。我知道自己想帮忙。”莫霍尔特受过微生物和遗传学的专业训练，热衷研究工业化学品的健康效应，已经在美国环保局的超级基金项目中做了四年的毒理学专家。年轻时他是堪萨斯大学的教授，指导过反越战的辩论会。尽管已经年近六十，在一家拥有众多工业界客户的大型环境咨询公司做毒理学与风险评估主管，他的政治观点一直没变。

所以，当一个朋友告诉他吉利克正在费城的一档电台节目上接受采访时，莫霍尔特走出他郊区的办公室，到车里去听节目。他回忆说：“我很好奇，我已经听说了汤姆斯河的事情，而且跟同事说过，这事值得跟进。”节目结束时莫霍尔特决定听从自己的这个意见。他联系了吉利克，吉利克将他介绍给律师马克·库克，后者安排他给律师团队做了一次免费的咨询。他在环境资源管理公司的上司坐不住了，汽巴和联合碳化物公司都是他们公司的临时客户。莫霍尔特拒绝停止对汤姆斯河的帮助，于是他被告知，卷铺盖走人。他不在乎，他想为信仰工作。

莫霍尔特辞职那天去了库克的律师办公室。当时是1999年的夏天，库克很高兴见到他，因为那时正要决定这些家庭要不要提起诉讼，还有起诉谁。过去十八个月里，当莫里斯·马斯利亚在做水质模型，杰里·法格里亚诺在收集问卷的时候，库克累积的材料塞满了三百个文件盒。里面有和电话号码簿一样厚的技术评估，泛黄的实验报告，信件，污染物羽流图，还有其他各种与四十五年间汤姆斯河的污染史相关的记录——不只包括汽巴和赖克农场，是全镇的。令人惊讶的是，有些文件来自汽巴、联合碳化物公司，或是联合水务。公司的律师们把这些记录发给库克，库克则将客户的医疗记录发给他们。如果提起诉讼，调解的时候需要这些资料。

这种不同寻常的自愿交换资料是一种最实在的信号，标志着双方的关系在改善。1998年初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剑拔弩张已经有所缓和。那之后他们又有过十几次会面，没有再互相侮辱，或是以离席相威胁。让每个人都很吃惊的是——除了谢里曼之外——他们似乎有所进展，尽管从没明确过他们应该向哪个方向进展。谢里曼的一个“S”的准则——settlement，和解——绝不动摇。谢里曼坚称，这不是在谈判，也不是在为谈判做准备。这是一个双方共同寻找答案的“过程”，寻找这些家庭提出的问题——污染是否应该为孩子的癌症承担责任——的答案。或许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律师们发现真的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律师威廉·沃伦回忆说：“要建立这种信任需要时间，需要合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开始彼此信任。”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于是律师们延长了他们中止计时的协议。后来他们一共延长了五次时间。

但是，这些家庭并不像他们的律师那么热衷于此。谢里曼曾鼓动过，说他这个“过程”可以让家属们参与进来寻求答案，但很多人仍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甚至包括布鲁斯·安德森，他是除琳达·吉利克之外见律师次数最多的人。安德森自愿为库克扫描文件，他将几千页医疗记录和技术报告都输进了电脑。即便如此，他还是不觉得自己身处其中。他回忆说：“我们没有切实参与进来，这让人失望。”1997年时谢里曼跟家属们说案子可以在十八个月内了结。这个时限已经过了，而律师们还没有开始谈和解。似乎镇上其他人都早已翻过这一篇了（1999年夏天全镇的大事是东汤姆斯河棒球队连续第二次参加少年棒球联盟世界大赛，他们输掉了美国冠军赛），而TEACH的这些人家仍旧被困在信息搜集工作中，没有尽头。隔几个月库克就和他的同伴埃斯特·别列佐夫斯基开车到汤姆斯河告诉他们最新的进展。时间一点点过去，会面开始变得紧张。别列佐夫斯基回忆说：“要我说，他们差不多都不耐烦了。我们说完一直都在干些什么之后他们会表示理解，但每次我们都要说，我们不会一直拖着不做下一步的。”

所以，当1999年中期布鲁斯·莫霍尔特来到库克办公室的时候，他来的正是时候，律师们正在关注案子里因果关系最显著的部分，准备进行和解谈判。过去的十八个月里库克研究了各种儿童癌症集群形成原因的理论，比如牡蛎溪核电站的辐射、汽巴排海管道的泄漏，还有镇上的老填埋场。现在他和莫霍尔特研究了他这六十名客户的家庭住址。似乎是聚集在花园路井基附近的，但不是很明显的集群，整体上，这六十个病例只有一个共同的暴露源，汤姆斯河水务即后来的联合水务所提供的饮用水。杰里·法格里亚诺早在1996年设计病例-对照研究的时候就断定，癌症集群如果是由污染引发的，那供水管网就是最有可能的暴露途径。现在，在得知60年代汽巴的废物曾经污染过霍利街的水井，八九十年代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废物曾污染过花园路水井之后，库克和莫霍尔特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莫霍尔特来找库克几周之后，政府给了这些患者家庭一个极大的支持。州卫生部和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对赖克农场的健康调查结束了，结论是“基于其过去的污染，这里有公共卫生风险”。几个月后，他们在对汽巴的报告中提出了类似结论。这些机构总结说，在这两起事件中，排放的污染物从污染点位最终到达住户后院的水井和公共水井的“污染路径是完整的”，而到达公共水井就意味着送达给了汤姆斯河的民众，他们同时还直接接触着汽巴排放的大气污染物。[5]政府的调查还需要很多步，包括完成莫里斯·马斯利亚的水力模型，将其与杰里·法格里亚诺的患儿研究数据相融合。但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已经宣称汽巴和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有毒污染物确实接触到了汤姆斯河的民众，这就意味着律师和他们代理的家属们已经可以与公司谈和解了，即便现在政府在进行的调查最后发现接触到污染的大气和水与患癌风险并没有很强的相关性。法格里亚诺只有证明了他的研究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不大可能是偶然现象，他的结果才有科学意义。但如果进行诉讼，代理这些家庭的律师们未必需要这么高的标准。明确地将排放的化合物与患病儿童联系起来可能就足以说服陪审团了，因而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的发现对这些家庭来说非常有用。

马克·库克开始尝试把这个案子做成无论政府的调查出什么结果他都能提起诉讼的案件。第一步他先让莫霍尔特去浏览成捆的化合物清单和政府报告，试着搞清楚赖克农场和汽巴排放的化学大杂烩里究竟都有些什么。美国环保局有一个报告——库克管它叫“紫泥”报告——详细描述了汽巴的一个污泥排放场下面六英尺厚的污染物。环保局检测了这些紫色的泥巴，发现超级基金修复计划所包括的一百三十种“目标化合物”这泥里一种都没有。[6]负责修复的承包商看得到这些泥，闻得到这些味道，但按照超级基金修复规则，它们不存在。实际上，汽巴80年代中期生产的一百五十六种化合物和六种染料中，只有很少一些被列在超级基金的目标清单里。[7]这件事给莫霍尔特的启发是，政府掉书袋式的检测也可能漏掉了汽巴往河水里排放的污染物——这就和常规检测查不到花园路水井里的苯乙烯-丙烯腈三聚物一样，这东西也很稀有，不会出现在美国环保局的清单上。

莫霍尔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从雪片般的文件里理出了个头绪，不过他看到的东西鼓舞着他。他想，从毒理学的角度看，这些家属很有优势。有切实的证据——尽管是间接证据——证明汽巴和赖克农场的很多废弃物是能致癌的。莫霍尔特从汽巴或是赖克农场的污染物中识别出的化合物里有不止一种已经确认可以导致白血病或是神经系统癌症，这两种病正是汤姆斯河发病率上升最多的两种癌症。[8]

这其中有一个变数是SAN三聚物，这之前从没有人查过它。这种罕见的副产品的毒性测试本来应该在1997年年初就开始，但拖了一年多，因为联合碳化物公司现在没有这种东西——的确，从70年代他们停止用苯乙烯和丙烯腈合成塑料以后就没有这东西了。公司只好从竞争对手拜尔那里买了些原材料，合成了一点SAN三聚物。患儿家庭希望由美国环保局来检测新合成的三聚物，但联合碳化物公司希望由他自己的承包商进行测试，而美国环保局没有坚持。尽管在售的六万多种化学品的安全性由美国环保局负责，它几乎从不亲自进行毒性测试——即便现在也不做。其监管仅限于对制造商或者其承包商所做的检测进行评估。

1999年年中的时候，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承包商完成了SAN三聚物的第一次毒性测试，结论是其只在高剂量下才对大鼠有毒，而且很可能没有致突变能力。实际上最初的检测显示SAN三聚物似乎会破坏细菌DNA，并可能造成仓鼠的染色体异常。但公司又用别的方法做了测试，使用更纯净的样品，受试生物由仓鼠换成了大鼠，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没有致突变现象。[9]但这个结果并不重要。汤姆斯河出现的是癌症集群，关键的问题是苯乙烯-丙烯腈三聚物是不是致癌物。琳达·吉利克也没打算让联合碳化物公司来解答这个问题。她说服了新泽西州的国会代表，提出由联邦政府的国家毒理学项目（NTP）来进行三聚物的致癌性检测，1999年的时候该机构接受了这个申请。

已成立二十年的NTP总部坐落于北卡罗来纳，在全美管理机构盛行的化合物测试“交给工业界”的风气之下，NTP绝对是个特例。这是一个运行方式类似少管所式的科研项目，接受的都是最麻烦的案例——商用产品中毒性最大的化合物。这个机构的专长是进行一种昂贵的毒性实验，这种生物检测为期两年，源自1913年山极胜三郎设计的用兔子进行的诱癌实验。NTP这种标准生物测试要求以投食、注射或吸入的方式将四种剂量——高、中、低、空白对照——的目标化合物投加给大鼠或小鼠。二十四个月后，将仍然存活的受试动物处死后进行解剖，以检验接触到最大剂量化合物的受试生物的健康问题是不是最严重，特别是恶性肿瘤。这个检验过程极为复杂，为期两年的培养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都有大量工作要做，NTP往往需要花费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提交最终的报告。1999年的时候NTP刚刚筛选完五百多种化合物，其中大多数之所以被检测是因为已经被怀疑具有致癌性。[10]NTP的结论是，筛选过的化合物中略多于一半都对大鼠或小鼠有致癌性。[11]

为期两年的生物检测中所用的四百只大鼠或小鼠（每一个剂量组五十只雄鼠五十只雌鼠）代替了更大规模的人类群体。但实际上这样的替代缺陷很多。这些啮齿动物必须遗传性状一致，才能保证检出的任何肿瘤是因接触待测化合物造成的，而非个体差异。同时，它们又要代表存在遗传多样性的人类群体，在这个群体里某些个体较之他人更加易感。通常，每种性别每个剂量只有五十只动物参加实验，由它们来指示出现某种状态的风险大小，但这种状态本身极为罕见，每年被确诊为某种癌症的儿童只有六千分之一。这些动物被存放在精心控制的环境中，每个测试只接触一种危险化合物，而它们所替代的人群每天都会接触到上百种潜在的危险化合物，尽管通常接触剂量极低。

NTP解决上述矛盾的方法是，给受试啮齿动物的暴露剂量远远高于人类在现实环境中所能接触到的剂量，即便与汤姆斯河相比也高得多。他们别无他法，检测程序已经非常复杂了，两年的检测通常要耗资至少两百万美元，其中大约一半的费用与动物操作有关。如果对系统进行改善，用基于现实环境的暴露水平设计实验，所需的大鼠或小鼠的数量将不再只是几百只，要十倍甚至百倍于此，费用将是天文数字。给小规模的啮齿动物以大剂量待测物质是唯一可行的选项，尽管这会削弱研究的现实意义，使得研究结果更容易受到工业界的抨击。

琳达·吉利克和TEACH的其他家长们认为，NTP显然应该这么做：给他们那四百只啮齿动物喂的，应该是一个强力版的鸡尾酒，这“酒”由几百种污染物勾兑而成，这是汤姆斯河的老百姓们不知不觉从花园路水井里喝到的。尽管这些污染物的浓度不高——它们加起来浓度大约几百ppb，确切的数字不好说——但这种低剂量混合物，有上万人，包括孕妇和小孩，喝了好多年。家长们认为，如果这四百只遗传性状一致的啮齿动物要在两年时间之内替代更大规模、遗传多向性更大、接触时间长得多的人群，那它们所接触的剂量应该比这些住户所能喝到的要大得多。

但NTP不做混合物的检测。他们这个为期两年的生物测试的目的是探寻极为重要的剂量-效应关系，而对于一个有两百五十多种化合物，其中大部分还不知道是什么的大杂烩，怎么去设计三种不同剂量和一个空白对照呢？怎么来确定哪种物质没有危害哪种物质很危险？家长们提出对花园路水井中的全部混合物进行测试，而联合碳化物公司提出反对，此时NTP的管理人员立刻站到了公司一边。NTP一向只检测单一化合物的毒性，现在也还是这样，即便面对的是汤姆斯河这种广受关注的案例。花园路水井里的混合物究竟有些什么，新泽西州环保部早已放弃了调查，现在，对于这混合物会不会致癌，NTP连试都不想试一下。

反之，一切都会落脚到苯乙烯-丙烯腈三聚物，一个在正常情况下极为罕见，NTP从未考虑过进行测试的化合物。不过显然，汤姆斯河不是一个一般的案例。全州的国会代表都在采取非常规手段要求进行测试，而NTP不大可能对这个每年给它划拨经费、制定法律的群体说不。再说，SAN三聚物的确出身不好：它的两大组成成分，苯乙烯和丙烯腈都已被工厂调查和动物实验证明与癌症有联系。[12]

为了使四百只啮齿动物的实验结果能稍稍贴近汤姆斯河受害家庭的情况，NTP答应做一个改变。原本这种为期两年实验只针对成年啮齿动物，这可以理解，因为项目要搜寻的主要是对工厂员工有风险的化合物。但在汤姆斯河，人们担心的是孩子在出生之前可能就已经被SAN三聚物诱发了肿瘤。所以在这项研究中NTP决定进行代际实验。怀孕大鼠每天被投喂一定剂量的三聚物，出生后前三周母鼠的哺乳期中仍继续投喂。然后每天给小鼠投喂掺有三聚物的食物，直到两年后将其处死进行解剖。汤姆斯河的这些家属赞成这样：他们就是在怀孕时已经开始被投喂，大鼠也应该这样处置。

尽管如此，仍有很多理由怀疑这项研究能否得到有意义的结果。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可以用来测试的SAN三聚物太少了：这种棕色凝胶状散发着臭气的物质只有二十一公斤。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在汤姆斯河，人们最担心的癌症——白血病和脑癌——在啮齿动物中很难发生。NTP选定用于三聚物测试的是Fischer 344大鼠，这种鼠不适合做人类白血病模型，因为它天生易于发展出另外一种在人类身上很罕见的白血病。[13]但NTP还是选择了F-344大鼠，因为最容易从它们体内发现脑部肿瘤。[14]如果有更多的经费，更多的三聚物，NTP可以测试两种大鼠，或是测试一种大鼠一种小鼠，就有可能同时发现白血病。甚至还可以将实验动物的数量加倍，以此来增大发现罕见的脑部肿瘤的机会。但经费有限，联合碳化物公司也没有提供更多的三聚物样品。

这些家庭所憧憬的是对花园路的井水进行广泛的致癌性调查，现在这被缩减成只进行一类癌症——脑及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调查，只查一种化合物：苯乙烯-丙烯腈三聚物。调查的范围每缩小一点，发现致癌性的可能就减少一点。现在，无论结果怎样，这些家庭都需要等待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需要这么久，几乎可以肯定，它不会对法律诉讼的结果有任何影响了。1996年时弗洛伊德·加尼科拉在花园路水井中发现了SAN三聚物，让人兴奋，而现在科学上的争议成了一种磨人的现实。琳达·吉利克和TEACH的家庭面临着一个漫长的等待，结果极不确定。他们需要去别处寄托希望。

第一次公布汤姆斯河病例-对照研究的初步结果是在1999年12月，结果看起来很吸引人。经过了三年的调查，各方都要求公布进展，杰里·法格里亚诺和他的同事完成了问卷的分析工作：在四十个患病家庭和一百五十九个健康的对照家庭中寻找他们回答问题的差异。[15]在流行病学调查中，仅进行访谈是较为薄弱的研究方法，因为这依赖的是不可靠的记忆。如果每个人的记忆都同样地不可靠，这倒不是个大问题了。但相比于那些没有相关经历的对照组家庭，经历过疾病伤痛的家庭通常记得更多过去发生过接触的细节。这个著名的现象被称为回忆偏差。1999年时水力分配模型仍在构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回忆偏差对结果的影响，因为它估算接触剂量用的不是回忆，而是以往排放模式的重建。因为模型还没做好，法格里亚诺提醒这些家庭不要对访谈的结果过度解读。

但结果的确很吸引人。病例组和对照组都被问了两百多个问题，内容从流产史到吃几个热狗都有。问卷中提到的风险因素如此之多，似乎有几个问题，病例组和对照组答案的差异看起来很明显。后来证明那些都是偶然现象。[16]反过来，基本上所有在访谈中考虑到了的潜在非环境因素——包括一些重要的理论，母亲吸烟，酒的消费量，家族癌症病史——在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家庭中都没什么差别。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家庭似乎有着相似的食谱，用指甲油、杀虫剂、涂料以及接触其他潜在风险的概率都相当。在排除各种癌症集群原因的过程中，水和大气污染的因素日益凸显出来。在被问及平时喝自来水还是瓶装水的时候，这个现象尤其明显，后来患上癌症的孩子喝自来水的概率高出百分之八，他们的母亲孕期喝自来水的概率高出百分之六十。实际上，无论是母亲还是孩子，都存在一个剂量-效应关系：那些每天喝五杯以上自来水的人，患癌症的风险最高，不喝的人风险最低，喝的杯数少的风险介于其间。[17]和以往一样，法格里亚诺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去，不过他不禁为这些初步的发现感到兴奋——尽管这受到了回忆偏差的影响。他后来解释说：“这说明我们路走对了。”

这些家庭的律师们也很兴奋，未来如果进行和解协商，饮用水的这个相关性就是另一个筹码。2000年年初，他们在普林斯顿的会面的基调有了调整。不再只是交换信息，双方律师致力于向对方解释自己论据的准确性。他们初次见面时的剑拔弩张一去不复返——和谢里曼期望的一样，律师们彼此太熟悉了，不再公然叫板——但双方也都知道，留给闲散的研究的时光无几，特别是病例-对照研究终于快完成了。法格里亚诺告诉吉利克的顾问委员会，研究结果2001年年末能出来——距离那次催生了这项研究的粗暴的公众集会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年。

从一开始，病例-对照研究（现在是两个研究：访谈研究和出生记录研究）就横亘在律师们的会面中，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虽然很少被提及。如果最终研究结果将癌症集群与污染联系了起来——汽巴的大气污染或是汽巴与赖克农场通过水务公司的管网造成的水污染——那患者家庭显然将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巨额赔款，无论是通过和解，或是——多年后——经由陪审团裁决。反过来，如果这个研究没有发现癌症与污染之间的关系，那几家公司除了象征性的赔偿肯定什么都不会给，而这些家庭将不得不做出决定，是接受这笔钱，还是冒险让一个把握不大的案子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因此，是进行一次成王败寇的赌博，等待病例-对照研究的结果，还是在研究完成之前就达成和解，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个关键的问题。

律师马克·库克说：“坦白说，显然病例-对照研究真的就要出结果了，我们原告这边不打算撤。所以，现在要讨论的是，怎么解决它。”而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律师威廉·沃伦则明确表示他的客户不会仅仅因为对患者家庭的同情和为了避免负面影响就进行和解。他，和汽巴、联合水务的律师暗示，有可能和解，但首先患者家庭的律师要证明他们拿得出证明因果关系的合法依据。

实际上，这几家公司想要的是一次小型审判，作为真实审判的替代，没有法官，没有陪审团，甚至没有调解人。联合碳化物公司比较特殊，坚持要有一次仲裁，因为这暗示了很快会有和解。但公司里生性好斗的总法律顾问罗伯特·巴特勒看中了波士顿大学的法学教授埃里克·格林，他是全美最知名的调解人。（不久之后他因为参与2001年微软对检控官的反垄断大案的中介工作而声名更加狼藉。）所以当谢里曼得知汤姆斯河的律师们去普林斯顿开会的同一天，格林也在那里处理另一起案件的时候，他说服巴特勒和其他几个人去福莱斯特酒店打断了正在独自吃午餐的格林（他当时脖子里塞着个餐巾，正把一块牛排往嘴里塞），问他能否考虑一下参与到汤姆斯河的案子里来。

律师们告诉格林，他们并不是在找一个调解人来安排和解。相反，他们想找一个“推进人”来组织并监督一系列的会面，双方的专家在这些会面中展示关键问题的信息和他们的观点，就和他们是在庭审时作证一样。只不过，这些律师和他们的专家要说服的不是法官、陪审团或是调解人，而是说服他们的对手如果进行庭审他们这方能打赢官司。后来，律师们又告诉格林，他有可能将在代理和解的过程中扮演更加正式的角色——这取决于专家们的表现是不是有足够的说服力。首先双方都要确信，相比于冒险等待病例-对照研究的结果，或是上法庭，达成交易更加可取。格林的午饭被锲而不舍的谢里曼打断，尽管很生气，却也发生了兴趣，他还从未参与过这样的事情。律师们同意聘请他，费用共担，最终这费用高达一百万美元。

与此同时，情况变得复杂了。2000年5月，另有四名律师代表着六百位居民（大部分居住于橡树岭）起诉了汽巴，他们生活在工厂烟囱的下风向处或是工厂的地下水污染物羽流的上方。大约两百人有癌症或是其他健康问题，他们认为工厂应对此负责。[18]（几个月后七百多名房主又提起了第二个集体诉讼，要求汽巴赔偿橡树岭社区的房产贬值。）[19]对于其他律师卷入这场斗争，库克、别列佐夫斯基和谢里曼都很担心，他们怕这会中断现在的信息交流，并破坏和解的可能。联合碳化物公司已经在考虑退出对话，因为陶氏化学在收购它，该公司一向在诉讼中态度强硬。经过因不确定性而充满紧张气氛的几周，公司的律师们说他们会继续参与，但保留随时撤出的权利。

专家们在埃里克·格林面前的表现变得很重要，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没抓住律师们就不再能控制案件的命运了，因为病例-对照研究马上就要完成了。双方都在加紧准备。库克要求他的专家准备用实体演示污染和癌症是如何在一波波浪潮中席卷汤姆斯河的。他的设想是弄一系列地图，以延时动画的形式证明癌症集群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他们要展示出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羽流怎样一年年地从赖克农场向南延伸，直达花园路水井，然后被送往全镇。同时，每个确诊的癌症病例，都是一个受害家庭住址的小点，被标在上面，到1996年，地图上将出现几十个小点。

这个地图基本上囊括了这些家庭所有有力的证据，但都是间接的。汤姆斯河有着数量极为巨大的有毒污染物，也有明确的儿童癌症集群，这二者粗看起来有联系，似乎是一种因果关系。但这些受害家庭的证据都是基于流行病学的，而流行病学是一门关于可能性的科学，而非确定性。其从业人员寻找的是接触与疾病之间的相关性，然后对其进行评估，确定这二者可能有因果关系的概率有多大。哪怕查遍汤姆斯河的所有癌症和污染，也永远无法确定明确的相关性，因为多年前的接触剂量无法确定，也因为癌症的神秘特性，它变幻莫测，病因太多。如果这个案子真的上了法庭，陪审团有可能被库克的地图说服，但律师只能代表患者家属进行间接辩论，这依赖于代理人的水平和相关度——也与情绪关系很大。

布鲁斯·莫霍尔特，律师马克·库克的志愿毒理学家觉得可能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方法，能把儿童癌症和当地的污染联系起来。他学的是分子遗传学，对于评价污染物对单个细胞或基因——而非流行病学的传统领域，大规模人群——的影响很熟悉。莫霍尔特不再做研究了，不过一直在跟进这个领域。他知道，在90年代中期，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寻找——而且他们已经找到了——可能与某些特定环境污染物的暴露相关的特定基因改变。当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这个新领域的研究人员们有时会宣称，这些他们称之为基因标志物的物质就像是指纹——是接触过某种化合物的独一无二的标签。实际并非如此。只有很少数的生物标志物只由一种化合物诱发，而且并不是每个接触了这种特定化合物的人都会在他或她的DNA中携带上与之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尽管缺乏这种一对一的关系，研究人员们仍在坚持寻找其中的规律，寻找生物标志物与暴露之间有联系的可能性，正是因此，这个新的领域被称为分子流行病学。

新的发现令人兴奋，尽管结果仍不明朗。新的分析工具使科学家们得以一窥双螺旋的结构，在那里，他们可以看到某种工业化学品是如何给基因造成伤害的。一些污染物嵌入DNA紧密缠绕的碱基对中，就像卡在弹簧门上的扑克牌；还有一些和DNA连在一起形成加合物干扰细胞复制。上述现象对癌症的病因来说意味着什么，没人能确定，毕竟阿尔弗雷德·努森和其他人已经证实，癌症诱发的过程中对DNA的双重“打击”非常重要。如果能够证明——这个“如果”要画上大大的问号——生物标志物足够可靠，它们甚至可能成为早期癌症的指标，在传统方法还无法检测到肿瘤前指示它的存在，或者识别出对癌症易感的人群，这是可以救命的。[20]

分子流行病学领域让布鲁斯·莫霍尔特特别兴奋，因为它对汤姆斯河这样的癌症热点地区的意义显而易见。现在在镇上进行的研究限于两大领域，经典毒理学和流行病学，这二者都可以上溯到帕拉塞尔苏斯。国家毒理学项目为期两年的大鼠实验结束时，病理学家们将搜寻肿瘤的实物证据，正如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山极胜三郎在他的兔子身上所做的一样。同样，杰里·法格里亚诺的团队在进行规范的流行病学调查——用暴露地图和计数病例——虽然与1854年霍乱肆虐伦敦时约翰·斯诺所做的研究相比精细了很多，但它们本质上是类似的。法格里亚诺仅仅是以确诊的肿瘤，而不是基因变异或是其他生物标志物为标准，就选定了他的四十个病例。但记录过往接触史的并不只有肿瘤，肿瘤也不能准确地记录接触史，因为大多数肿瘤都有多种病因，而且大多数有接触的人并不会患上癌症。

莫霍尔特想，生物标志物的研究给了汤姆斯河的孩子们希望，发现接触的明确证据——没指纹那么确定，但要比马克·库克的地图这种相关性证据更可靠——的希望。这也是一个将人们对SAN三聚物调查的关注度吸引开的方法，莫霍尔特担心，相比于镇上空气中和水里的其他污染物，人们给了SAN三聚物太多的关注。他认为丢弃在汤姆斯河的很多化合物——特别是对二氨基联苯和蒽醌染料——都很适合进行生物标志物研究。他认为染料可能会是嵌入剂，能够插入DNA的两个碱基对之间造成基因损伤。研究显示有几种致癌物是嵌入剂，例如第一个被认定有明确致癌性的人造化合物，煤焦油中的苯并（a）芘，由欧内斯特·肯纳韦1932年确认。对二氨基联苯和蒽醌都是很好的衣物染料，它们活性高，和纤维结合牢固，而且不溶于水。莫霍尔特认为，正是这些特性使它们成为DNA嵌入剂。它们受双螺旋内表面的疏水环境吸引，嵌入在那里，然后，可能会诱发癌变。

莫霍尔特想，如果他能说服一个分子流行病学家，给汤姆斯河的儿童寻找生物标志物，这将是新的、能够帮助受害家庭的证据，他甚至可能在调解即将开始之前及时给他们另一个筹码。他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做这件事的人选。

[1] 欲了解帕拉塞尔苏斯的成就，可参阅Franz Hartmann，Life and Doctrines of Philippus，Theophrastus Bombast of Hohenheim Known as Paracelsus （Kessinger，1992），31—36。

[2] 原文：“Alle Ding sind Gift und nichts ohn Gift； allein die Dosis macht，das ein Ding kein Gift ist，”见于帕拉塞尔苏斯的Seven Defensiones，首版于1538年。参见Four Treatises of Theophrastus Con Hohenheim，Called Paracelsus，22。

[3] Laura N. Vandenberg et al.，“Hormones and Endocrine-Disrupting Chemicals：Low-Dose Effects and Nonmonotonic Dose Responses”，Endocrine Reviews 33：3 （June 1，2012）：378—455. 以及Dan Fagin，“Toxicology：The Learning Curve”，Nature 490：7421 （October 25，2012）：462—465.

[4] 在为汤姆斯河构建水质模型的过程中，莫里斯·马斯利亚还面临着其他问题。汤姆斯河水务过去的记录很稀少，而且他不能通过实时追踪测试来验证他模型的精确性。在沃本，彼得·墨菲安排在每口井中逐个添加氟化物示踪剂，然后取全镇水样检测，以此验证井水是不是如模型预测的分布。但自从汤姆斯河有过1996年的痛苦经历之后，没人想申请向水里加任何东西——哪怕是食盐，马斯利亚曾想过以此作为示踪剂。幸运的是，经过1996年的紧急水质监测，杰里·法格里亚诺不同水井中天然的钡含量差异很大，马斯利亚可以以此作为天然示踪剂来验证他的模型。

[5] 见于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enior Services，Public Health Assessment：Reich Farm and Public Health Assessment：Ciba-Geigy Corporation （March 12，2001）。曾为美国环保局工作过四年的布鲁斯·莫霍尔特说：“我曾见过至少有一百起，也许能有两百起的这种健康咨询，但他们从来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当毒物与疾病登记处站出来说我们的确有理由相信大气和水的污染可以造成伤害的时候，我很吃惊。”

[6]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Final Source Control Remedial Investigation Report：Ciba-Geigy Site，Volume 4 （December 1994）.

[7] William P. Eckel，Disposal Safety Incorporated，Tentatively Identified Compounds at Ciba-Geigy Site，Tomes River，NJ （May 28，1997），4. 该报告是由“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这一组织聘用的顾问完成的，资金则由汽巴提供，对工厂的清理工作进行独立监督。

[8] 例如，生产偶氮染料的原料对二氨基联苯不单可致膀胱癌，还会导致小鼠的神经系统肿瘤。丙烯腈是少数已知可致小鼠脑部肿瘤的物质之一，在工厂的研究也显示，尽管有争议，该物质也可能造成人类的脑癌。另有一些研究发现双亲接触硝基苯后孩子患上脑癌的可能性更高，双亲接触三氯乙烯和苯后儿童患白血病风险加大。

[9] 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Draft NTP Technical Report on the Toxicology and Carcinogenesis Study of Styrene-Acrylonitrile Trimer in F344/N Rats （December 2010）：22—24.

[10] James Huff，“Long-Term Chemical Carcinogenesis Bioassays Predict Human Cancer Hazards：Issues，Controversies，and Uncertainties”，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895 （December 1989）：56—79.

[11] 某种化合物需要同时能在大鼠和小鼠体内多个器官中诱发肿瘤，才会被列在国家毒理学项目的最高等级（“明确证明”对动物致癌）中。NTP检测的化合物中有百分之二十五达到了这个很严格的标准。见于CIctor A. Fung et al.，“Predictive Strategies for Selecting 379 NCI/NTP Chemicals Evaluated for Carcinogenic Potential：Scientific and Public Health Impact”，Fundamental and Applied Toxicology 20 （1993）：413—436。

[12] 1999年国家毒理学项目刚刚完成了一项针对丙烯腈的研究，发现了其对小鼠致癌的“明确证据”。见于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NTP Technical Report on the Toxicology and Carcinogenesis Studies of Acrylonitrile in B6C3F1 Mice （Gavage Studies），Report TR-506 （October 2001）。

[13] D.J. Caldwell，“Review of Mononuclear Cell Leukemia in F-344 Rat Bioassays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Human Cancer Risk：A Case Study Using Alkyl Phthalates”，Regulatory Toxicology and Pharmacology 30：1 （August 1999）：45—53.

[14] 只发现了少数几种化合物能够诱发大鼠的脑部肿瘤，其中就有SAN三聚物的原料之一丙烯腈，测试使用的是Fischer 344大鼠。见D. D. Bigner et al.，“Primary Brain Tumors in Fischer 344 Rats Chronically Exposed to Acrylonitrile in Their Drinking Water”，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24：2 （1986）：129—137。

[15] 对照家庭比计划少了一个，因为有一个后来发现不合格。

[16] 汤姆斯河的问卷调查中有几个结果确实诡异，其中一个确定是偶然现象的是：相比听从医生建议避免钠盐和硝酸盐的母亲，患有脑癌的儿童的母亲在怀孕期间一周至少吃一次腊肉的概率要高百分之七十。见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enor Services， Case-Control Study of Childhood Cancers in Dover Township （Ocean Counnty），New Jersey. Volume Ⅲ：Technical Report Tables and Figures （January 2003），14，table 34。

[17] Childhood Cancers in Dover Township （Ocean Counnty），New Jersey. Volume Ⅲ：Technical Report Tables and Figures，1—6，table 34.

[18] 这次集体诉讼——克雷默等人诉汽巴-嘉基公司等——除了指控了汽巴，同时还指控了联合水务以及汽巴的两名前员工：詹姆斯·麦克弗森和威廉·鲍勃森，他们二人1992年时对自己的非法倾倒认罪。该案2002年判决，未承认任何责任，对成年患者进行了少量赔偿，具体数额未透露。对于未患病居民，公司同意支付用于进行十年膀胱癌筛查的费用。任何在1965年到1966年间喝过汤姆斯河的水的人都符合条件。1965年至1966年，染料化合物渗漏到位于河边的霍利街水井，然后进入了橡树岭和其他地区上千家用户的自来水中，此事汤姆斯河化工厂和汤姆斯河水务一直瞒着公众，2002年这次和解是汽巴和联合水务离承认那次事件最近的一次。见于Ana Alaya，“Toms River Families Press Fight”，Star-Ledger，December 18，2002。

[19] 这起房产破坏集体诉讼——简斯等人诉汽巴-嘉基公司等——在法律系统拖延了十年最终于2011年结案。在法庭承认的和解条款中，2000年3月前购买了橡树岭房屋的房主如果在2009年之前将其卖出了，每栋房子可以拿到四千美元（总额为九十万美元）。汽巴还同意在厂区东南边界（邻近卡迪纳尔大道的住户）处永久建立一个十六英亩的缓冲区，并花两万五千美元绿化这个区域。至此，汽巴支付了最大一笔现金，三百万美元给原告律师。

[20] 此为针对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分子流行病学进展及未来发展的综述，见于Frederica P. Perera，“Molecular Epidemiology：Insights into Cancer Susceptibility，Risk Assessment，and Prevention”，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88：8 （April 17，1996）：496—509； 及Frederica P. Perera et al.，“Molecular Epidemiology in Environmental Carcinogenesis”，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04，Supp. 3 （May 1996）：441—443。

第二十二章 血液分析

布鲁斯·莫霍尔特的电话让巴里·菲尼特吃了一惊。菲尼特研究的是人造化学品对DNA的损伤——尽管这是一个很容易引发法律纠纷的话题——但他很少接到与法律相关的电话。参与汤姆斯河调查的很多专家都有做环境类案件专家证人的丰富经验，要么是专门给原告，要么是专门给被告作证。莫霍尔特和理查德·克拉普基本上都是为自称受到污染伤害的一方作证，而亚拉巴马大学的菲利普·科尔和伊丽莎白·德尔泽尔通常为工厂说话。但菲尼特不是专家证人。他不是特别喜欢律师，他在佛蒙特大学工作，正在做最前沿的生物医学研究。

1998年，菲尼特接到莫霍尔特电话的两年之前，他发现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接触过二手烟，其孩子就会携带有与白血病和淋巴瘤相关的罕见基因变异，这一环境与癌症关系的研究成果令世界瞩目。[1]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却没有让菲尼特在该领域名声大噪。不过他对此毫不介意。菲尼特既是一名分子遗传学家，也是一名儿科医生，在给孩子看病和在实验室分析DNA两件事上他坚持花一样多的时间。就算他能放弃给病人看病一心进行科研，成为备受瞩目的研究人员，过上那种狂热的研究生活，也与菲尼特的家庭选择格格不入。菲尼特和他身为病理学家的妻子住在伯灵顿以南的一个旧农场里，这个混编家庭有六个孩子，其中三个是从困难家庭收养的。他还是第七个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在佛蒙特这个充满了利他主义和非主流家庭的环境里，菲尼特如鱼得水。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布鲁斯·莫霍尔特不期而至的提议都让菲尼特动心。菲尼特在他位于佛蒙特癌症中心的实验室里与年幼的患者们见面，他一直对儿童癌症这个难解之谜充满了好奇。如果一些常见的化合物是诱变剂或致癌剂，为什么儿童恶性肿瘤却如此罕见？如果癌症与年龄密切相关（癌症的平均确诊年龄是六十七岁），又为什么会有儿童癌症？从科学角度讲，莫霍尔特想做的事听起来非常有意思——也是可行的。莫霍尔特接触到的这个儿童群体有两大特点：他们通过本地的供水系统接触到了有毒化合物，他们在幼年时发生癌症的可能性比预期更高。而这样的群体还从未有过如此详细的记录。菲尼特对二手烟的研究让他确信，基因改变可能是理解儿童癌症的重要线索。他想做一种比较研究，类似病例-对照研究，来对比暴露和未暴露的儿童。不过，杰里·法格里亚诺的病例-对照研究的目标是确认这些孩子的家距离大气、水污染的远近这个参数是否会影响他们患癌的风险，而菲尼特的研究则要寻找接触污染对儿童身体直接造成影响的证据：对他们白细胞DNA的影响。基于他过去的工作，菲尼特认为很可能会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跟谢里曼和患病家庭的其他几个律师进行过几次电话会议之后，菲尼特接了这个活。和很多介入此案的专家一样，菲尼特也已经与这些家庭建立起了一种情感连接，尽管他还从没跟他们见过面。莫霍尔特、谢里曼、琳达·吉利克和布鲁斯·安德森都还只是电话里的一个声音，但汤姆斯河已经不只是一个研究项目了。菲尼特回忆说：“我觉得，如果能帮着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就算值了。这很可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但也可能是片雷区。”

其中最大的一颗雷就是，要找到足够的参与者来获得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相当困难。巴里·菲尼特要想证明喝了汤姆斯河的水的孩子DNA是不是真有什么差异，他得检测很多孩子，越多越好。但拿到孩子们的血样可不容易。汤姆斯河的孩子们早吃够了针头的苦，很多孩子的症状有所缓解之后，他们的家庭都正在努力遗忘自己曾被癌症侵扰的过去。他们不会热衷于参与这种会将他们带回痛苦回忆之中去的研究项目的。

孩子们接受过的化疗和放疗是另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这些极其痛苦的治疗方法已经很严重地损害了孩子们的DNA，基本不可能区分出哪些变异是治疗之前的环境污染物造成的。菲尼特的办法是同时还给他们健康的兄弟姐妹采血，他们应该也和生病的兄妹一样喝着污染过的水，他们的基因也是相似的。因为要用病例-对照模型进行研究，菲尼特还需要对照组的样本：与病例组儿童年龄性别一致，但不是来自汤姆斯河，也没有喝过那种水的孩子的血样。后来，他还加入了另一个组：没住在镇上的患癌儿童。菲尼特加上这一组是有目的的，如果他在汤姆斯河的孩子们身上发现了某种基因异常，通过与镇外的患病儿童进行比较，他能够有理由确认这个异常是由当地污染引起的，而不是疾病自身的特点。

即便菲尼特能够弄到一大笔钱用于招募受试，为这几个组找到足够的志愿儿童也会非常困难，何况他还没有这笔钱。律师们为这整个项目做的预算是三万美元。菲尼特就能付得起请一个当地的医生去采集血样的钱，其他在汤姆斯河的事情——包括招募参与者——都只能让志愿者去做。

2000年秋天，琳达·吉利克开始和TEACH的家庭联系，敦促他们给菲尼特的研究送血样。没过几周抽血医生就采到了三十二名确诊癌症的汤姆斯河儿童的血样，四十九名他们的健康兄妹的血样，还有四十三名不住镇上的健康儿童（与患儿兄妹的年龄性别相对应）的血样。总数比菲尼特期望的要少，但只能这样了。布鲁斯·安德森负责将样品送往佛蒙特。第一次装货的时候他犯了个错误，在盒子上用大写字母写上了“易碎：血液样品”。当晚他接到电话，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的主管告诉他，UPS不运这种危险物品。安德森回忆说：“后来我就知道了，把所有盒子外面的标签都撕掉。”

到了11月份，菲尼特实验室的超低温冰柜里已经塞满了这样的塑料小管，每一个管里是一个新泽西小孩的血样，放在干燥托盘里冷冻在零下八十华氏度下。两名年轻的研究人员已经在忙着解冻样品，开始繁重的搜索工作，逐条在染色体中搜寻有指示作用的生物标志物。

当巴里·菲尼特的团队开始对来自汤姆斯河的第一批血样进行分析的时候，律师们正聚集到纽瓦克市中心——离尼克·弗尼科拉的老地盘不远——进行第一次专家陈述。专家陈述的结果将决定谢里曼的梦想——协商和解——究竟是无谓的幻想还是现实的可能。埃里克·格林对这个非正式的“科学法庭”进行了简单的主持，他是全国最知名的调解人之一，也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来被称之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的创始人。在汤姆斯河，严格来说格林的作用不是调解人，他没有法律权利，也没有被授权进行调解。现在，格林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推动双方实现最好的辩论，让他们毫无保留。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安排一共十三次的全天会议是格林的主意。双方都要让专家就每个论题发言，这个案子里有上百个专家。儿童癌症的病因是什么？SAN三聚物在砂质土壤中移动的速度有多快？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汤姆斯河化工厂往河里倒的究竟有什么？你怎么判断一个癌症集群是偶然现象还是客观存在？所有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格林希望双方都能听到对方最好的论点，最具说服力的专家证词。

所有参与的律师，没人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些从加利福尼亚、英格兰飞过来的专家们也大多没有过这种经历。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克拉普回忆说：“那间房子是我所待过的最吓人的屋子，看上去里面有五百个律师。”实际上，那间屋子里大部分的时间只有大约二十名律师和顾问，不过屋子太小了，让人觉得人更多一些。屋子的主人史蒂夫·皮科是水务公司的一名律师，他很快发现，无论他订了多少个百吉饼，都会在五分钟内被吃光。而关于双方的协议，这是机密，而且完全没有记录，所以律师们只能自己记录。不会有官方文件。

他们正在见证的，是一系列围绕科学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单个看来晦涩无解，但它们综合在一起就将决定，吉利克、安德森、帕斯卡瑞拉，还有其他汤姆斯河的家庭，在他们追寻多年之后，能否得到满意的答案——和赔偿。谢里曼不断提醒每个人，这个过程是在合作寻找答案，而不是激烈的斗争，但似乎他也在不断地劝说自己，就像他劝说别人的一样。现在，围坐桌边的律师们知道，如果真的会有协商和解，其条款基本就取决于双方能否给对方更深刻的印象——以及给埃里克·格林的印象如何。格林不能强制和解，但他会听到每句话，私下里对双方作出他的评估。

在其中一次陈述中，马克·库克终于开始展示他标记了颜色，囊括了患者家庭的地图了。这张图据说显示出了污染和随之而来的癌症是如何在汤姆斯河传播（或者，用谢里曼的话说是“转移”）的。这个图是克拉普的一名二十四岁的助手艾玛·安萨拉做的。面对着一屋子的敌方律师，她害怕拿出这图来。她回忆说：“我觉得特别力不从心，穿着也太寒酸。”这张包括了五十年时间跨度的图很简单：叠加在汤姆斯河的街道上的有颜色的线条代表了携带有被污染的花园路边井水的管网；带颜色的点标出的是新确诊儿童的住址。克拉普认为规律很明显，带颜色的线条将延伸入镇上的某一个区域，这之后的几张图中（代表着未来的几年）那些小点会聚集到同一个区域。克拉普回忆说：“基本就是他们一排人的下巴都掉下来了。”谢里曼甚至更兴奋：“我看到克拉普的地图的时候就知道了，这是又一个沃本。我知道我们做到了，这让人叹为观止。”不过这个规律——如果真的是规律的话——还远远称不上完美。也有未受到污染的街区出现病例，或者污染到的街区没有出现病例。而且，即便真的有什么确实的规律，这个地图也不过是这一规律的间接相关证据的视觉展示，而这种间接证据已经困扰了环境流行病学家近一个世纪了。污染物和癌症之间的这种显而易见的联系——至少大部分是有联系的——也可能仅仅是偶然现象。

这张地图是否足以撼动陪审团的天平？更重要的是，是否足以令对方考虑进行和解以避免上法庭？显然，患者家庭的律师们认为他们有了进展。当克拉普听到他的对手一不留神说出的话的时候，他是这么认为的。杰克·曼德尔是毅博公司的流行病学家，这是一家经常为化工行业提供专家证人的大公司。在会议室里曼德尔争辩说癌症集群是偶然现象，但休息时在走廊上两人聊天时，曼德尔同意了克拉普的看法，认为这案子看上去很像沃本，这让克拉普很吃惊。在克拉普的记忆中（曼德尔不记得了），曼德尔接下来说出了更让人吃惊的话：“我看这案子该和解，你觉得呢？”[2]

与埃里克·格林的会面还将断断续续地进行三个多月。每次漫长的会议之后，格林和他的技术顾问道格·艾伦都会与双方私下里单独见面，对当日的辩论中的长处与缺陷进行秘密点评。基于格林签订的顾问合同，他究竟对两方各自说过些什么永远都是秘密。但十三次专家报告结束之后，2001年初，他显然是告诉双方，这个案子花钱进行和解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几家公司听进去了。距离谢里曼提出他那个异想天开的无诉讼解决案件的要求已经过去了三年多，联合碳化物公司、汽巴和联合水务三家公司的律师放出信号，他们终于准备开始谈和解了。他们可能未必确信患者家庭站在正义的一方，但一旦开庭，案子将备受瞩目，陪审团的裁决可能会意见不一致，这些都比以往显得更加可怕。还有一个变数，就是期待已久的病例-对照研究。如果结果明确，不论是哪种结果，再谈和解就没什么意义了。到时候，这几家公司面临的要么是上亿美元的赔偿，要么一分不给。

对于这项过去四年多都是他的工作重心的研究，杰里·法格里亚诺竭力不去想研究结果上会附加有多少东西。他将自己与律师们正在做什么的消息隔绝开了，但还是忍不住想到他的研究结果会给庭外和解加上或是减去几百万美元。如果他们最终能够把某种癌症与当地的污染联系起来，而将其他与污染的联系排除，这些研究甚至可能会帮他们确定哪些家庭会获得赔偿。法格里亚诺回忆说：“我们当然知道这些，这给了我们很大压力，我们要把研究做好。”有琳达·吉利克在，就不可能忘了这是紧要关头。她几乎从没停止过向公众宣传这个法律案件——这对于那些患者家庭和他们的律师来说是个人隐私，但吉利克不在乎——她抓住一切机会提醒法格里亚诺，他的研究结果所决定的将不只是钱数。患者家庭指望着他们来解释一直未解的问题：癌症集群的原因。法格里亚诺一直在参加吉利克每月一次的顾问委员会会议，向他们一遍一遍地解释为什么研究要花这么长时间。通常吉利克一见到他就言辞尖利地提醒他，大家都没什么耐心了。目前，她和法格里亚诺已经参加了将近一百场公众会议，还有几十次私人会面。两人彼此尊敬。但在公众场合，即便现在大多数居民和记者已经对这个案子失去了兴趣，听众很少的时候，吉利克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留情面。宽容不是她的风格。

2000年时法格里亚诺一直在等一个东西：镇供水系统的计算机模型完成了，这能告诉他哪口井给哪家供水。在专家报告中，律师们用另一种他们设计的、简单得多的模型在地图上给埃里克·格林做了展示，但这和莫里斯·马斯利亚为法格里亚诺设计的，花费了五百多万美元的大师级作品比起来，律师们的版本基本就是简笔画。马斯利亚没有为自己拖了后腿道歉。为三十五年间的每个月做出一共四百二十个的水力分布模拟，并对其可靠性进行检测，这是极端复杂和困难的工作。[3]

终于，2000年秋天的时候，马斯利亚准备好了。11月，正当巴里·菲尼特开始分析汤姆斯河送来的第一批血样，而律师们开始他们与埃里克·格林的第一次会面的时候，马斯利亚向专家顾问组展示了他的模型，他们只给这个模型提了一些小的改动。1月份，他将他的模拟结果发给了法格里亚诺，对方已经拿到了罗格斯大学做的大气污染扩散模型的结果。和马斯利亚的水力模型不同，空气模型并未试图确定在不同的时期里哪种污染物到达了镇上的哪个区域，历史记录太模糊了，这做不到。这个模型显示了通常情况下污染物在汤姆斯河整体的分布差异，可以据此估计不同社区接收到的污染负荷的相对差异，而不是污染负荷的绝对值。

杰里·法格里亚诺没必要知道这么多年以来水里和空气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因为他的病例-对照研究本身也是基于对比进行的。他需要知道的是，根据模型，在三个关键时期，1962年到1996年汽巴排放大气污染时，1962年至1975年霍利街水井时期，还有1982年至1996年花园路水井时期，哪个社区接触的污染多，哪个接触的少。[4]自从1996年迈克尔·贝里关于癌症集群的惊人研究公之于众后，除了各种研究所花费的几百万美元之外，关于汤姆斯河的污染与癌症再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消息了。随着计算机模型的完成，法格里亚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要放出些新东西了。

在此之前还有一步准备工作：研究人员需要计算出一个数值，给每个病例组或是对照组的孩子住的地方算出一个“接触指数”。他们需要好几个评价的指数：过去汽巴工厂与核电站的废气排放、每个公用水井中流出的水，还有从自家后院井里打上来的水——这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还是很常见的。[5]因为有两种病例-对照研究：出生记录研究和访谈研究，所以他们需要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计算这些数值。

法格里亚诺对那五百二十八名参与出生记录研究的儿童一无所知。他们中有四十八人被确诊为癌症，而其他人都是与患病儿童年龄性别相对应的健康对照。他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生活在汤姆斯河。[6]居住地的历史信息如此之少，哪怕是猜测每个孩子在患病前的接触的相对污染负荷都是不可能的。不过因为他知道他们出生证明上的生日和住址，就有可能通过空气和水力模型估算每个孩子的母亲在怀孕期间的相对接触剂量。[7]访谈研究的结果暗示孕期接触可能非常重要，这个结果现在看起来显得尤其有用。

对于这些参与出生记录研究的孩子，可以直接算出接触指数。饮用水接触部分，莫里斯·马斯利亚将确认距离每个孩子的出生地址最近的供水管网位置，将其输入模型得出在为期三十五年的研究时段中，每个月是哪几口井的组合在给这个家庭供水。[8]然后法格里亚诺的团队将使用模型计算结果中孩子出生前九个月的数据来计算孕期接触指数。比方说，一个孩子在出生前家里的供水是百分之六十来自花园路水井，百分之五来自霍利街水井，百分之三十五来自其他水井，他将被归类为花园路水井高接触，霍利街水井低接触。[9]罗格斯大学的团队也为汽巴和核电站的大气污染设计了类似的计量方法，州卫生部用这种方法计算出了每个孩子出生前对于每种污染的接触评分。

用得分来比较接触剂量是一种简单而合理的方法，但因为没有考虑过孩子出生后的生活环境，以及母亲在孕期喝的水是哪种（自来水还是瓶装水），它很容易受到质疑。因为研究的这些缺陷，双方都有正当理由来抱怨。不过在汤姆斯河，有一小群孩子法格里亚诺是有更详细的资料的。就是那一百九十九个和州政府的研究人员进行过深度访谈的孩子。他们是他的第二个研究，访谈研究的受试。访谈研究中有四十个孩子被确诊患有白血病或脑及神经系统肿瘤。一百五十九个孩子是与之性别年龄对应的健康对照组。[10]

多亏那些访谈，法格里亚诺知道了每一个孩子从出生前一年到被确诊为癌症的当月都住在哪里。他知道每一个孩子和他的母亲每天喝多少杯水，自来水上装没装过滤器。虽然他的信息凭借的都是记忆，因而会被攻击有回忆偏差，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得多。所以，法格里亚诺的团队可以对访谈研究设计一个更详细的接触剂量公式，将住址的变化和个人行为的差异考虑进去。例如，习惯喝很多自来水的孩子接触剂量得分会变高。[11]这样的调整使得访谈研究——虽然其规模更小——相比于出生记录研究受到的质疑更少一些。

2001年年初，杰里·法格里亚诺和他在州卫生部的同事们算完了两个研究中所有七百零二名儿童的各种接触剂量得分。[12]经过五年时间，准备已经做好。不再需要去考虑应该检验哪个假说，应该包括哪些孩子，应该用哪个公式。再不需要做什么访谈，或是测试什么计算机模型。万事俱备，只需要进行计算，并对结果进行解释了。

巴里·菲尼特打算在汤姆斯河的血样中搜寻的生物标志物是一段基因，名字只有生化学家能看得懂：次黄嘌呤-鸟嘌呤磷酸核糖转移酶，缩写HPTR。他想知道，喝过汤姆斯河水的孩子体内白细胞中HPTR的变异是不是比不在镇上住的孩子多。如果基因变异是诱发癌症的关键因素——这是一个多世纪前西奥多·布维里的推断，赫尔曼·马勒的果蝇实验，阿尔弗雷德·努森的视网膜母细胞瘤研究都说明很可能是这样的——那么从逻辑上讲突变频率就可以指示癌症风险。

HPRT等生物标志物当时正是分子流行病学的新兴领域。1982年，这个词由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年轻的研究人员弗雷德里卡·佩雷拉首次在她与导师伯纳德·温斯坦合著的一篇论文中提出。[13]温斯坦对于努森的多步打击致癌理论倍加推崇，他研究了污染物与DNA之间在最深层次上的交互作用：化学物质对单个分子的作用。佩雷拉和温斯坦认为可以用传统流行病学的模式识别工具来辨别哪种分子之间的联结可能与疾病相关。同样的，这种证据是间接的——有相关性，不是因果性——但却很有用，因为可以从人体的血液和组织中直接测量这些生物标志物，不用通过动物实验外推结果。

如果分子流行病学能够成功，他们将开创出一个新的评价化学物质与健康风险的方法——也能够在汤姆斯河这样的法律案件中赢得胜利。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可能将促进早期预警式医疗检测的发展，拯救未确诊的癌症病人的生命。正如汤姆斯河人所熟知的，传统的癌症流行病学就像房子已经烧尽后姗姗来迟的救火车。在能够得到答案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已经发病或是死亡了，除了猜测一下几十年前接触了哪种物质可能是患病的原因，一切为时已晚。分子流行病学提出了能够远远走在前面的方法——只要像佩雷拉这样的人能够找到可以准确测量并且真的代表疾病风险的生物标志物。

佩雷拉瞄准的第一种物质是苯并（a）芘，就是那个1932年欧内斯特·肯纳韦在煤焦油——化学工业的始祖——中发现的重要的致癌物。苯并（a）芘是强效致癌剂，有一种破坏人类细胞的特殊本领：通过共用电子对，形成紧密结合的共价键，它的分子可以与DNA链紧紧地连在一起。细胞复制的时候这些加合物就会诱发基因变异。佩雷拉认为，搜寻人类细胞中的这种“苯并（a）芘-DNA加合物”可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能够评价接触过苯并（a）芘的人患上癌症的风险。从1980年开始，佩雷拉和她在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同事们在接触过苯并（a）芘的小鼠、兔子、狗的身上，还有人——包括一些患有肺癌的人——的肺部组织白细胞中都寻找加合物。他们的发现对于分子流行病学来说是建立了一套诱人的方法：对模糊不清的现象所蕴含的意义给出提示。注射了苯并（a）芘的动物确实有更多的DNA加合物，但这在患癌的吸烟人群中并不明显。[14]不同于佩雷拉的期望，加合物不是接触和风险的万能“测定仪”。癌变作用相当复杂，包括太多步，有太多可能的路径，因此任何一个单一的生物标志物都很难准确地预测风险。但是，她认为，结果很有意思，应该继续下去。

很快，佩雷拉和另外几十名研究人员开始了大规模的病例-对照研究，测定全球范围内高暴露人群的DNA加合物量。研究不久之后就从加合物扩展到了其他生物标志物。研究人员们测试了人群中原癌基因的变异（包括曾经给了努森灵感的“费城染色体易位”），还有抑癌基因——尤其是在17号染色体短臂上的TP53，它是人类肿瘤中最常见的发生了变异的基因。[15]还有其他基因生物标志物，例如指示基因，它们不直接参与致癌或抑癌过程，但似乎可以用来评价整体风险。今天，研究人员可以快速廉价地扫描人类全基因组变异，因此指示基因已经不再重要了。但在2000年，当巴里·菲尼特开始进行汤姆斯河的研究的时候，它们至关重要。

HPRT，菲尼特在汤姆斯河的研究中最初选定的生物标志物，就是一种最常见的指示基因——尽管它对于真正的致癌过程不一定是必需的。没人知道HPRT对于致癌作用是不是重要，工厂研究的证据各式各样，不过有明显证据证明放疗和化疗诱导了癌症患者体内HPRT基因的变异。[16]不过这个基因的另外一些特点使它成为了一个相当好的生物标志物，例如它易于被扩增，或者克隆，在实验室可以廉价获得。[17]在人类研究中这是一个关键的特性，每一份血样都很宝贵，需要好好保存。尽管如此，将癌症流行病学研究集中在HPRT基因上有点像因为路灯下光线好就到那去找钥匙。这是一个用起来很方便的基因标志物，但在上千种待选的标志物中，它很可能不是最有希望的那个。

令菲尼特掣肘的不单是生物标志物方面的顾虑，还有一个问题，实验的设计实际上依赖了一些非常可疑的假设。他计划将TEACH家庭的兄妹们和同性别年龄但不在镇上住的孩子们的HPRT突变率进行比较。这个计划的假设是所有的兄妹，无论他们住在汤姆斯河的什么位置都接触到了污染过的水，而所有不住在镇上的孩子都没有过类似的接触。但在整个新泽西州，水质污染都是不争的事实，而汤姆斯河内部不同的位置差别非常大。实际上，杰里·法格里亚诺的研究就是以这个差异为前提的，因为他比较了镇上的不同社区。另一个同样值得质疑的是，菲尼特的研究不得不假设以兄妹来进行替代是合理的，因为TEACH的患病儿童已经接受了化疗，DNA损伤太严重不适合直接进行分析。最后一个问题，菲尼特的血样是2000年才采集的，距离镇上水质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因此他必须假设这些孩子的DNA仍旧保存着多年前的损伤，没有被后续的突变所遮蔽——但儿童的体细胞在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分裂的过程中本身就会累积突变。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菲尼特担心他恐怕找不到汤姆斯河这些家长们所追寻的答案。

他对此持悲观态度是对的。菲尼特的研究团队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测定了四十九名汤姆斯河患儿的兄妹和四十三名不住在镇上的对照儿童体内HPRT的突变数。2001年年初他将结果报告给了律师们：没有发现两组的突变频率有差异。[18]菲尼特认为，这个实验的缺陷在于它所涉及的一连串假设，尤其是接触污染量达到峰值的时间和采集血样的时间（2000年）之间相隔了很多年。如果汤姆斯河的孩子们体内真的有一个突变频率的激增——菲尼特仍旧相信这是存在的——这个研究也来得太晚了，已经检测不出来。和过去一样，在汤姆斯河，科学来得太晚，已无法改变什么了。

对于汤姆斯河的这项研究，菲尼特还有一些别的主意，他后来又追查了很多年。他像一个等待着神启的朝圣者一样，一遍遍地回到实验室的冷冻室里去找那些塑料小管。未来他不仅检测突变，还将检测当地儿童细胞中是否还有其他某种基因改变是外地儿童所没有的。他的这些想法需要花费多年去检验——时间太长已无法影响到法律案件的进展——而且没什么理由相信这些想法最终会奏效。如果用最简单的形式来描述分子流行病学，它的一个前提是：人们预期，某种疾病是与某个单一的基因的改变相关的。但是，大多数的癌症并不遵循这一规则。尽管如此，患者家庭和他们的律师们希望菲尼特继续下去。他们所关心的不只是在即将到来的和解谈判中增加筹码。对于癌症集群的原因，只要有任何机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得到与之相关的任何内容，他们都愿意跟进。于是，当汤姆斯河的大剧一步步走向高潮的时候，菲尼特带着他逐渐缩水的团队静悄悄地继续着工作。而且这之后他们还工作了许多年，在遗传数据的深海中搜寻着暗弱的线索。

患儿家庭将他们的信念寄托在三种病例-对照研究之中，现在，其中两种——菲尼特的血液研究和国家毒理学项目的SAN三聚物大鼠研究——显然是需要多年才能完成，而且这二者为科学的复杂性所累，不大可能出现有意义的结果。现实地说，现在只剩下一个希望了。

[1] B. A. Finette et al.，“Gene Mutations with Characteristic Deletions in Cord Blood T Lymphocytes Associated with Passive Maternal Exposure to Tobacco Smoke”，Nature Medicine 4：10 （October 1998）：1144—1151.

[2] 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杰克·曼德尔写到，他“不记得和克拉普有过这样一番交谈。无法相信我会说出这样的话”。而理查德·克拉普那一方则说他确信曼德尔的这个评论：“我忘不了这事。”

[3] 欲了解水力模型构建的细节，可见于Morris Maslia et al.，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Water-Distribution System Serving the Dover Township Area，New Jersey：January 1962-December 1996 （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2001），还可见于Morris Maslia et al.，Analysis for the 1998 Water-Distribution System Serving the Dover Township Area，New Jersey：Field –Data Collection Activities and Water-Distribution System Modeling （Agency for Toxic Sbustances and Disease Registry，2000）。

[4] 关于赖克农场的污染物最初是什么时候到达花园路水井的，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州政府对于病例-对照研究考虑的接触可能性是最早始于1978年，最晚开始于1986年，而卫生部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开始于1982年。无论是哪种情况，将接触窗口期提前几年或推后几年都不会对病例-对照研究的结果有实质性的改变（以1984年作为起始时间时危险比值最高）。而霍利街水井的污染据推测结束于1975年，州政府也计算了如果1980年污染仍未结束的情景，其对结果的改变也是非常小。

[5] 为了对私人水井中污染物的接触剂量进行定量，州政府确定了十一个私人水井被工业化学品污染了的社区，包括快乐平原和橡树岭。如果母亲或孩子居住在这十一个社区并在确诊前的几年中使用私人水井，他将被归类在高接触组。

[6] 州癌症登记系统在确认出生记录研究中的四十八名患病儿童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研究人员在汤姆斯河的出生证明和十个州的癌症登记系统（包括新泽西州）中寻找姓名和出生日期匹配的孩子。然后他们通过出生证明寻找与病例组儿童性别与年龄相符的未患病儿童孩子，一个人对应十个，以此来获得对照组。

[7] 在出生记录研究中，除了出生证明和诊断，研究人员没有其他信息，所以为了估算出母亲在怀孕期间接触到的污染的空气和水的量，他们只能做两个假设：第一，她怀孕期间没有改变过住址；第二，她不喝后院的井水或是瓶装水。

[8] 为了避免计算中可能出现的偏差，莫里斯·马斯利亚没有被告知哪个地址是患儿的哪个是健康的对照组儿童的。他也不知道研究时间中具体哪几个月是与这个孩子相关的。

[9] 出生前水接触得分达到百分之五十或以上将被归为高接触组，低于百分之十是低接触，二者之间属中等接触组。

[10] 访谈研究中的病例组儿童有二十五名也同时参与出生记录研究，但重叠部分很有限，因为两种研究对病例的要求不同。访谈研究的病例只包括被确诊为白血病或脑及神经系统肿瘤的患儿（出生记录研究包括了所有的儿童癌症），而且只包括确诊时住在汤姆斯河的儿童（出生记录研究包括已经搬走的儿童）。访谈研究的范围只在一个方面更大：它包括了不是出生在汤姆斯河的儿童，而出生记录研究是基于出生证明的，只包括本地人。

[11] 举例说明如何进行这种调整，一个男孩，如果母亲怀孕以及他被确诊为癌症之前他家住的地方百分之三十的水来自花园路水井，一般会被分类为对花园路水井“中等”强度接触，但如果孩子的母亲说她在怀孕期间每天喝很多杯水，男孩就会被提升到“高”强度组。

[12] 总数——七百零二——比七百二十七少了，是因为出生记录研究中的五百二十八名儿童中有一百九十九名与访谈研究的重合。

[13] Frederica P. Perera and I. Bernard Weinstein，“Molecular Epidemiology and Carcinogen-DNA Adduct Detection：New Approaches to Studies of Human Cancer Causation”，Journal of Chronic Diseases 35 （1982）：581—600.

[14] 弗雷德里卡·佩雷拉和她的同事发现注射了苯并（a）芘的小鼠和兔子比对照组有更多的DNA加合物。但接触了二十个月香烟烟雾的狗则没有。在人体中，他们在五名肺癌患者的肺组织中发现了高浓度的加合物，这五个人都是老烟枪。但另外二十二名吸烟者的加合物没有增加，也没有剂量-效应规律：吸烟多的人加合物未必多。Frederica P. Perera et al.，“A Pilot Project in Molecular Cancer Epidemiology：Determinantion of Benzo（a）pyrene-DNA Adducts in Animal and Human Tissues by Immunoassays”， Carcinogenesis 3：12 （1982）：1405—1410。

[15] 将近一半的肿瘤中存在TP53的变异，包括神经母细胞瘤、黑色素瘤和其他肿瘤。Timothy E. Baroni et al.，“A Global Suppressor Motif for P53 Cancer Mutant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1：14 （April 6，2004）：4930—4935。

[16] Richard Albertini and R. B. Hayes，“Somatic Cell Mutations in Cancer Epidemiology”， IARC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142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1997），159—184.

[17] 巴里·菲尼特在佛蒙特大学的导师理查德·阿尔贝蒂尼是80年代末在癌症研究中使用HPRT基因的先锋。这个基因作为生物标志物的优势之一是它的位置在X染色体上。因为人体中活跃的X染色体通常只有一条，发生一次突变就足以保证这个变异被遗传下去，因而HPRT相比于其他位于一对染色体上的基因来说对损伤更加敏感。阿尔贝蒂尼同时还发现了HPRT变异的机理，这似乎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基因，因而更增加了HPRT可以用来代表全基因组损伤的说服力。

[18] 巴里·菲尼特的突变频率研究发表在：Pamela M. Vacek et al.，“Somatic Mutant Frequency at the HPRT Locus in Children Associated with a Pediatric Cancer Cluster Linked to Exposure to Two Superfund Sites”，Environmental and Molecular Mutagenesis 34 （2005）：339—345。

第二十三章 关联

最开始，杰里·法格里亚诺不确定自己办公室里那些成堆的机打材料里有没有埋藏什么有用的信息。他已经花了五年时间来搜集汤姆斯河的孩子和化学污染的各种信息。对于那个问题：被诊断为癌症的孩子是不是比健康的儿童有更大的可能是接触过污染？2001年初时他已经得到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所需的一切材料。但是，有那么多种方法来处理数据，很难不迷失在铺天盖地的数字里。孕期接触还是出生后接触？花园路水井还是霍利街水井？化工厂还是核电站？访谈研究还是出生记录研究？婴儿还是学童？男孩还是女孩？哪一年？哪种癌症？

要分析这么多种可能存在的关联，而癌症病例却如此之少（两项研究一共六十三例），数据的分类恐怕不会很规整。反之，很有可能发现的一些接触与疾病之间的明显联系不过是巧合，而另外一些联系则永远无法被发现。小数据流行病学永远都存在一种危险：即便一个关联通过了二十分之一的显著性检验，[1]它依然有可能是偶然事件。法格里亚诺知道，对于接触污染与发生疾病，如果只发现一到两个相互独立的关联，在科学上恐怕无法令人信服；这些关联需要有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要能与之前的假设——什么造成了癌症集群——相吻合。反过来说，那些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接触与疾病之间的关联，也未必就不是病因。数据太少，什么都不能确信。

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东西几乎立刻就引起了法格里亚诺的注意。母亲在怀孕期间大量饮用花园路井水，同时孩子在出生后患上癌症的这个群体数量大得惊人。无论他怎样去分析数据，出生后接触了花园路井水的孩子风险并没有大量上升，但出生前接触过的是上升的。与之类似，相比于健康对照组孩子的母亲，患病儿童的母亲有更大的可能喝过花园路井水。这个现象与之前法格里亚诺在访谈研究中的发现是相吻合的：这些妇女记忆中在怀孕期间喝了多少自来水，和她们的孩子患有癌症的风险大小，这两者之间有剂量-效应关系。换句话说，多喝几杯和风险升高有关联。那些访谈数据可能会受回忆偏差的影响，孩子遭受病痛折磨，有这种痛苦经历的母亲更有可能记得她们在怀孕期间喝过很多水。但现在，水力分布计算机模型不依赖任何人的模糊记忆或一厢情愿，要客观得多，它也在支持那些主观的访谈研究的结果。

在2001年年初特伦顿的员工会议上，法格里亚诺和他在州卫生部的同事第一次整体地看了水的数据，结果如此之明显令他们大感惊讶。对于这样一个参与人数如此之少的研究，他们原本以为会有各种前后矛盾的发现，但花园路水井的结果似乎是一个条理清晰的故事。法格里亚诺回忆说：“那一刻，哇！我们检查无污染的井时，病例组和对照组没差别，而花园路水井，有很强的关联。那是非常夸张的。”

花园路水井的数据有一点尤其引人注目，那就是，这个结果是存在内在的逻辑的。法格里亚诺曾做的假设是，如果母亲怀孕期间喝过很多花园路井水，那么孩子出生后患病的风险是最大的。而现在他发现，他的分析越向这些孩子这边集中，计算得出的风险就越高，这个风险值是由一种标准的统计学方法表示的，称为调整优势比。[2]例如，访谈研究中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喝到的水大部分来自花园路水井，那么孩子患癌的优势比是一点六八，这意味着，相比于同年龄同性别的健康儿童，患病儿童出生前曾大量接触花园路井水的概率要高百分之六十八。[3]这种风险的上升并不算大，但引起法格里亚诺注意的是，从理论上讲，如果孕期接触花园路井水真的会诱发癌症的话，其中某些亚组的风险应该更大，而当他真的将研究集中向这些亚组的时候，优势比的数值在持续上升。

比如说，当法格里亚诺只统计出生前有过接触，五岁前被确诊的儿童时，优势比蹿升到了两点五一。这说得通，因为更大年纪的孩子因为出生前接触而患上癌症可能性相对更小。当他又加了两条过滤条件：参考每位母亲记忆中孕期喝了多少水，并且只将1981年之后喝了花园路井水（因为他的假设是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废物是从1982年才开始到达花园路水井的）的人计入“接触组”。这两点让优势比继续上蹿到了三点零一。这意味着，在汤姆斯河，年幼的患儿在出生前接触过1981年之后的花园路井水的概率比当地同龄同性别健康儿童接触的概率高三倍。最后，当他更进一步细分数据，将分析集中于已知有环境诱发因素的癌症类型，集中于不同性别时，相关性变得更强了：五岁前被确诊为白血病或神经系统肿瘤的女孩，优势比为四点六。而男孩是一点六四。（这个性别上的差异还没有明显的解释。）

其他对数据的排列还能得出更高的优势比。例如，当法格里亚诺将他假设的污染物到达花园路水井的时间从1982年调整为1984年，再统计出生前有接触，二十岁前被确诊为白血病的女孩，这个优势比飙升到了十四点七。换句话说，对于那十三个在1984年至1996年期间出生于汤姆斯河，随后患上癌症的女童来说，相比于那些同龄的汤姆斯河健康女童，她们在出生前曾大剂量接触过花园路井水的可能性要高将近十五倍。[4]

这些都是很吓人的数字，而且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很像1995年迈克尔·贝里第一次发现汤姆斯河的癌症集群时贝里和法格里亚诺当时的困境。问题在于，风险数值很高，但不确定性也很大。和贝里1995年的分析一样，法格里亚诺的研究中的每个调整优势比的数值都伴有一个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区间，这个区间越宽，结果的可靠性就越差。和贝里的一样，法格里亚诺几乎所有的置信区间都宽得让人恼火。他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发现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访谈研究中，当考虑1984年至1996年间出生，五岁前被确诊为白血病或神经系统肿瘤的孩子出生前接触的花园路井水的优势比时，结果如下表所示：

根据这张表，在汤姆斯河，患有白血病或神经系统肿瘤的孩子出生前大量接触过花园路井水的概率比同样情况的健康儿童高三倍。但因为研究中高接触组的儿童非常少——只有六个病例，十一个对照组儿童——随机波动会严重影响结果。法格里亚诺可以确信的唯一一件事是，如果这种分析他重复做二十次，那有十九次优势比都会落在零点七八到十一点六之间的某个位置。这个置信区间不但很宽，它还落在了一以内，这意味着还有一种很小但不容忽视的可能，母亲怀孕期间喝过花园路的井水后实际上有可能降低了孩子患癌的几率。这就像贝里1995年的癌症集群研究一样，是“如果不下雪就晴天”式的废话天气预报。实际上，因为置信区间落在了一以下，尽管优势比数值很高，这个结果不符合传统的统计学上有显著性的定义。

在对花园路水井的分析中，基本上所有引起了法格里亚诺和他同事注意的结果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下限落在了一以下。只有少数例外，这其中最显眼的是，当他们调查访谈研究中二十岁前确诊为白血病的女孩出生前的接触时，得到了下面的结果：

即便是这个结果，优势比很高，置信区间完全在一以上（上限飙升到了三十一点七），从这个宽阔的置信区间来看，它的不确定性还是很大的。这项分析中高接触组只有八个女孩，意味着哪怕只加上，或是减去一个病例，结果都将有很大的变动。而且，在法格里亚诺的其他研究——出生记录研究——中，花园路水井的优势比并不像访谈研究的这么高。还有一点，访谈研究中出现的，这种随着法格里亚诺按假设的最高风险筛选数据优势比逐渐升高的规律，在出生记录研究的各个结果中也没有出现。

更大的挫折还在等着他们。法格里亚诺和他的同事们试图将分析扩展到上世纪60年代河边的霍利街水井的污染事件，当时汤姆斯河化工厂向汤姆斯河倾倒了几十亿加仑的稀释染料废水——这些污染足以将河水染成褐色，让它散发臭气，并污染几十口私人和公用水井。这件事在当时被隐瞒了下去，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在法格里亚诺之前还从未有人尝试过分析霍利街水井污染的健康影响。很快法格里亚诺就意识到了，他开始得太晚了，已经不能出现什么有意义的结果了。污染事件过去的时间太长，卫生部只能找到几名接触过还活着的人进行研究。因为当时还没有癌症登记系统，致命的病例就更难找到了。结果是，访谈研究中只有三个患病儿童在1962年到1975年间曾大量接触过霍利街的井水——人数太少无法计算出可靠的优势比。这个数字在出生记录研究中略微好一点：有七个高接触病例，二点七三的优势比令人担忧，而只计入女孩则达到了需要警惕的十。但女孩的优势比是基于仅有的两个病例算出来的，因而置信区间大得可笑，从零点零三一路上升到了三百七十二。病例数如此之少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5]汤姆斯河化工厂偷偷对河边水井污染的后果究竟怎样，将永远都是个秘密。

这样，只剩下了一个癌症集群的假设需要检验了：空气污染。在汤姆斯河，引发公众焦虑的通常首先是饮用水污染，其次才是空气污染。罗格斯大学的空气扩散模型错综复杂，但大量依赖推测，比如它依赖的风向历史记录来自约五十英里之外的亚特兰大城。法格里亚诺怀疑这样的空气模型恐怕无法产生任何有意思的结果，他分析了距镇十英里以南的牡蛎溪核电站的放射物风力扩散模式之后，证实了他的这个想法：平均而言，相比于未患癌的对照组家庭，病例组的家庭并没有接触到更多的放射物。

但是，当法格里亚诺运行汽巴的空气污染数据时，他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东西：数据组合出了又一个剂量-效应模式。[6]比如说，当他把孕期下风向接触汽巴大气污染作为一个白血病或神经系统肿瘤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的时候，访谈研究中五岁以下的儿童高接触的优势比是一点五九，置信区间从零点八到十四点九。如果他进一步聚焦，优势比上升了，这和花园路水井的情况一样。当他以空气污染为风险因子，只分析五岁以下的患白血病女童时，得到了下面的结果：

这几个优势比非常高，接触汽巴的空气越多得出的优势比越高。而且，高剂量组的置信区间已经非常接近一了，这意味着住在化工厂的直接下风向处很可能会增加年幼女童患上白血病的风险。但另一方面，高接触组的病例只有两名，置信区间非常地宽，这说明不确定性很大。但这确实是个规律，它不单出现在访谈研究中——不同于花园路水井的研究结果的是——它也出现在了出生记录研究之中。例如，对于那些出生前有接触，五岁前被确诊为白血病的女童，汽巴的空气污染显示出了下面这种剂量-效应模式：

总而言之，法格里亚诺办公室里的机打结果携带着——虽然令人困惑——具有历史意义的信息。近一个世纪以来，邻近居住区的癌症集群始终是一个充满了科学魅力、却令公众恐慌的课题，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几百项相关研究。但在此之前，只有一次——沃本案——在非工厂环境中通过可靠的流行病学研究识别出了癌症集群的可能的环境病因。现在，法格里亚诺觉得他发现了两个病因：化工厂的空气污染，和花园路水井的水污染。但他想的对吗？优势比增加的规律很明显，但置信区间太宽，而且基本都落在了一以下，这说明还是有一种很重要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显然是有可能的——他发现的这些联系不过是随机出现的。

法格里亚诺回忆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最糟糕的结果，我们觉得发现了一些什么，但是没法确定。我们立刻就意识到这会有争议。我们知道，这种结果是需要前前后后检查的。”早在1995年，卫生部对类似的恼人结果——迈克尔·贝里的发病率研究——做出的反应是保持沉默，而那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次，经过了六年极度的焦虑和热切的期待，决不能保持沉默了。这次，新泽西州政府最终不得不公布一切，它知道什么，它不知道什么。

2001年的头几个月里，汤姆斯河案的律师们对这个有和解可能的案子进行谈判的过程就像是在玩高赌注的牌局，还不让你看自己的牌。多亏有埃里克·格林组织的专家报告会，双方都对自身论点的强项和弱点有所了解。但最重要的是，在病例-对照研究结果公布之前是不会有决定成败的消息的——而法格里亚诺还一点口风都没漏。

现在进行和解有着明显的优势。简·谢里曼已经从80年代的沃本案明白了孤注一掷的冒险策略有多危险：正是他的坚持将案件推向了痛苦的结局——他一路上拒绝了好几次和解——留给他的是破产和无家可归。这一次，有违他们的本心，琳达·吉利克和TEACH的家庭们顺从了简·谢里曼的新策略，不上法庭，寻求以谈判解决问题。如果现在它不奏效，基本上他们就只能从头再来或者干脆放弃了。几家公司也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和解。陶氏化学，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新东家急于甩掉过去。汽巴也是如此，它在集中精力清理厂区，然后就永远离开汤姆斯河。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律师威廉·沃伦在陶氏负责之后正在撤出这个案子，他仍旧相信如果上法庭公司能赢，但病例-对照研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风险。他后来解释说：“我经常对客户们说，你可能在看到摆在桌面上的（作为和解的条件）东西之后发现这简直是在侮辱人，不能接受，但你不能拿这个和上庭之后的结果进行比较。你可以坚持原则，但坚持原则是有潜在的成本的。”

患者家庭的三名主要律师——马克·库克、埃斯特·别列佐夫斯基和谢里曼——正试着在沃伦和其他公司的律师们面前联合成统一阵线。这并不容易。谢里曼感到自己不受尊重，不受重视，而库克和别列佐夫斯基觉得谢里曼太渴望和解了。他们赞赏他的创造力和说服技巧，但相比于他们为案子所做的一切，他做的太少了。一部分原因是十年前沃本案造成的财务垮台的后果似乎没完没了，分散着他的精力，另外，他最新的律师事务所，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列夫，卡布拉瑟，海曼，与伯恩斯坦”在进行恶意分拆，他只能推掉一些汤姆斯河的工作。库克和别列佐夫斯基已经去汤姆斯河和琳达·吉利克以及其他患者家庭的头领们见过几十次面了，谢里曼只去过几次，和他们并不熟。但谢里曼是受到案件相关报道最多的律师，这多亏了他在《漫长的诉讼》中的落魄英雄形象带给他的明星地位。随着谈判的开始，这三个律师之间本不牢固的合作关系正在被消磨掉。

对案子进行和解需要以美元衡量人命，这个困难的程序在汤姆斯河尤其是个挑战，因为这六十九个孩子各不相同。他们的合法诉求的核心是，由联合水务的管道承载的汽巴，或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污染诱发了他们的癌症。但对于某些孩子来说，这个论据要比其他一些孩子强得多。他们中有些人只接触了几个月的污水，有些人则是一辈子。有些人还是婴儿时就被确诊，而有些人是十几岁。有些人忍受了多年痛苦的治疗，而有些人恢复得较快。其中有十五个孩子不再需要承受痛苦，癌症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其中最大的困难来自癌症的类型。汤姆斯河的孩子患有十几种癌症，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是最常见的）到只有一例的横纹肌肉瘤，这是一种罕见的软组织肿瘤。因为癌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百五十多种病症，不可能对它们一视同仁。比如说，因为州政府1995年进行的发病率研究发现了白血病存在集群现象的可靠证据，白血病患者有相对更强的证据。同时，还有大量科学研究（尽管还有争议）将白血病与工业污染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已知存在于花园路水井里的三氯乙烯。一个年幼的患有白血病的孩子则更加有理由提出要求，因为出生前接触化学物质是少数几个可能诱发这种疾病的原因之一。但是，对其他种类的癌症，污染物会不会是病因，医学文献中则完全没有提示，汤姆斯河也没有病例异常增多的证据。

和解谈判中，患者家庭这方的律师在设计他们开始的提案时，就需要把这些细节都考虑到。可借鉴的东西很少，汤姆斯河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是因为案件牵涉到了这么多患有各种癌症的孩子，另一个原因是州政府已经确认了癌症集群现象。参考以往的和解案件，如果有确定证据证明其诱因，幼年儿童患上非致命癌症的赔偿是一百万美元左右。在汤姆斯河，一个孩子一百万美元意味着要有将近七千万美元——如果考虑对兄妹和父母也进行赔偿可能还不止这个数。但实际上证据有多确定呢？报告会上埃里克·格林已经听过了所有的证据，也分别秘密给双方进行了评估。现在，协商启动，他做中介非常积极主动。根据他们调解协议的条款，双方只能通过格林进行协商，他已经明确表示，一个提案，他只有觉得合理才会传递。

2001年2月，格林将患者家庭的第一份提案转交给了几家公司，几周之后返回了一份反方提案。库克回忆说：“我们做好了被侮辱的准备，但这比我预期的高多了。”公司的提议是患者家庭律师提议的三分之一多一点。他们仍旧相差着几千万美元（具体数目始终是个秘密），但谁也不曾想到两个数字会如此接近。埃里克·格林是全美最受尊重的调解人，看到机会他决不会错过。他施加压力，逼迫双方作出让步。但几轮之后，谈判陷入了僵局。当时已到5月，谈判的前景黯淡，研究结果随时可能公布，这样的话整个赌局就全完了。律师们又开始准备庭审，搜寻一切证据。库克甚至让布鲁斯·安德森去他家地下室挖废弃的供水管道，希望能够找到点80年代的积水用来检测污染物。安德森就喜欢干手艺活，一头就扎了进去，发现管子已经干了。当他把这个扫兴的消息告诉库克的时候，库克正在纽瓦克的一间会议室里，这时，埃里克·格林笑着走了进来。几家公司大幅度提高了他们的出价，双方只差不到一百万美元了。几周之后，他们达成了协议。出乎所有参与者的意料，简·谢里曼的理想主义美梦——庭外解决——成真了。

不过协议还只是一个提案。只有六十九个家庭都宣布放弃起诉，公司才会付款，但能不能让每个家庭都同意，这还是个未知数。而整个的和解金可能高达三千五百万美元（总数从未对外公布过），相比于这些家庭的经历，提案中给每个家庭的赔偿真不算多。[7]扣除律师佣金后，每家平均大约是三十万美元。更大的问题是，不同家庭收到的钱数差别会很大：有些家有五十多万美元，而有些不足十万美元。

将近十年时间里，这些家庭团结在一起，是因为琳达·吉利克没有对他们区别对待：汤姆斯河任何一个患癌的孩子都受到欢迎。吉利克一直在强调，这个团体第一位的是他们是一个平等的团体。但现在钱摆在面前，差异不可避免。这就好像所有六十九个家庭一起坐着一个救生舟渡过了海洋，好不容易登陆之后却发现对于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回报并不是均等的。

5月31日，律师们召集下午五点开会，他们希望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讨论。四点五十五时莱克伍德——9号公路从赖克农场到汽巴一路穿到那里——的宾馆舞厅里聚集了将近两百人。基本上所有六十九个家庭都出席了。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但这次会议也和之前的都不一样。这间屋子里的家长和孩子们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房间的前方站着简·谢里曼，马克·库克，埃斯特·别列佐夫斯基，还有他们的律师合伙人杰拉尔德·威廉姆斯和史蒂文·法恩曼——他是一名“列夫·卡布拉瑟”事务所的律师，为这个案件工作。这是他们的秀场，他们很紧张。自从1月份开始协商之后，他们和客户的接触不多。现在他们不得不向家属解释提出的交易，而家属们除了知道他们中有些人得到的钱会比另外一些人多很多之外，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从律师们的角度来说，分配方案对不同的家庭区别对待这毫不奇怪。汤姆斯河案的起因是环境病因，对于某些孩子，这种因果关系的证据比其他孩子更强。因此公司不会对每个生病的孩子承担同等的责任。即便在1月份的协商开始之前，埃里克·格林就执意要库克、别列佐夫斯基和谢里曼设计一个“矩阵”，根据多种因素分配提案中的赔偿，其中包括癌症类型、接触时长和受害的严重程度。这个矩阵在未来多轮的提案和反方提案中都是一个重要的基准，在一次次你来我往的谈判中，赔偿总额一减再减，但不同家庭区别对待的分配方法从来没变。谈判中断之后，患者家属一致同意，他们的律师可以按自己的想法随意改变分配方案。公司关心的是这块馅饼整个有多大，他们不关心怎么分它。[8]所以三名律师商谈了一下，设计了一个和格林的矩阵类似的，不过适当减少了不同家庭间差距的方案。但是，即便经过这样的调整，赔偿最高的家庭收到的钱仍比最低的家庭高了大约六倍。库克后来解释说：“癌症同样都是悲剧，但我们不能忽视，某些癌症的法律证据比另外一些强。怎么告诉客户是个难题。”

这次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充满了愤怒。基本没有人质疑和解金的总额，或是抱怨几家公司没有明确的道歉。家属们明白，化工厂永远不会主动承担责任。但基本上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被自己的律师设计出的分配方案激怒了。大部分人认为每个家庭应该平分，少数认为那十五个孩子夭折了的家庭应该分得最多。没人公开表示支持律师们的方案，那个方案考虑了太多因素，却把最大的权重给了每个孩子的因果证据。

金·帕斯卡瑞拉的女儿十多年前还在襁褓中就夭折了，他回忆说：“很多人都很抵触。我们一直在说这和钱没关系，但是在那天的会上，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对于某些家庭来说，那就是钱的事。”帕斯卡瑞拉认同律师们的努力，特别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名律师。而曾经给过律师们最大协助的布鲁斯·安德森则强烈反对，他回忆说：“在会上，我说没门。肯定会有人觉得这个不错。这都是相对的。我看这就是个笑话。没有什么能补偿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多少钱都不够。”

简·谢里曼沮丧地听着这些指责。他用来解决争端的崇高实验不该这样收场。多年后他回忆说：“那一晚不该如此痛苦和困难。”谢里曼曾是个梦想家，他最初希望保留一大部分和解金建立一个基金，让这些家庭对它进行管理，用于支持汤姆斯河或其他地方的环境教育与宣传。他说：“这本该是一个机会，将他们彼此，还有这个区域联系在一起，他们应该说我们从汤姆斯河所发生的一切中吸取了教训。但最后的结果被钱污染了，我们又跌回了传统的模式。”曾怀疑过谢里曼的非传统理念的库克和别列佐夫斯基拒绝了他建立基金的想法，理由是对于这些多年来一直等待着为自己的痛苦经历接受赔偿的家庭来说，这不严肃，也不公平。而且这样律师的佣金也会变少，他们为这案子投入了三年多的努力。不过，律师们同意了一个和解建议，减少了他们的佣金和其他费用，将基本上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些家庭。这其中包括一个创新性的单元：一个“癌症恢复信托基金”，有将近四百万美元（扣除费用后），幸存下来的孩子如果复发可以此进行补偿。十五年之后，这个基金里无论剩多少钱，都将分发给幸存者。

这个过去被小心翼翼平衡着的协议现在看来是要黄了——至少律师们担心会这样。埃斯特·别列佐夫斯基回忆说：“人们冲着彼此叫喊，撕扯。情况紧张得简直难以置信。要我说，散伙是分分钟的事。”倒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担心。金·帕斯卡瑞拉相信那些不同意的人一旦意识到他们除此之外只有两个选择——再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冒险上法庭，或者直接放弃什么都拿不到——之后，会回过味来的。他是对的。夜晚渐渐过去，气氛从尖锐的指责变成了不情愿的接受，这受到了一个年轻的癌症幸存者的影响，她敦促大家停止利己主义的争吵，保持团结。她坐下之后房间里安静了下来，几分钟之后，律师们请大家举手表决。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个协议，但没人举手反对——包括布鲁斯·安德森，他还是很生气，不想加入同意的行列。

当他们从宾馆鱼贯而出，走向自己的汽车准备回家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在流泪。他们的感受远不是快乐，相比于迈克尔·吉利克从孩提时代起就期盼的复仇的甜蜜，这感觉也不能算满意。最终，这些家庭得到了认同，汽巴、陶氏和联合水务间接地承认了孩子是受到了伤害，但这种认同的形式不是承认、道歉，或是哪怕有个解释——只是以美元的形式，还不是平均分配的。

接下来的六个月奇怪而神秘。杰里·法格里亚诺和其他进行集群研究的同事发现了一些对汤姆斯河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却不能向任何人，包括那些家庭透露。琳达·吉利克和这些家庭达成了一个法律上的重大和解，却不能和别人说，包括那些研究人员。每个团体都别无选择需要保密。在他们宣布病例-对照研究的结果之前，法格里亚诺和他的团队要复核所有的计算，写出最终报告，给外部专家组介绍并供其评审，专家组的每个人都宣过誓要保密。而在法官批准所有赔偿计划——包括十八岁以下的儿童——之前，患者家庭和律师们都不能透露庭外和解已经谈妥。

对这些家庭来说，司法听证前那些无聊的程序冷冰冰地提醒着他们，他们隐秘的痛苦如何变成了商业交易，而这个过程中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只是被动的观察者。律师们告诉他们能拿到多少钱，（由律师担保的）理财顾问告诉他们应该怎么花那些钱。癌症幸存者们和他们的兄妹们（后者大部分收到的都是精神补偿款）在年满十八岁之后将开始收到赔偿。他们的父母——收到的较少——则被告知要计算以往的花销，包括误工的时间、医保不覆盖的账单，甚至去外地就医时的运费或是通行费。律师们还要确保每家都签了免责协议，形式是一封给汽巴、陶氏和联合水务的信，信中签署人同意“放弃所有及任何可能的要求与权利”，并对和解条款保密。公司却不需要反过来写信给家属，对过去五十多年里在汤姆斯河发生的一切表达歉意。

公司道歉的方式是用钱——至少律师们是这样告诉这些家庭的。但这些要求家属签字的保密协议至少部分削弱了这些家庭的满足感。但三千五百万美元足以使汤姆斯河的和解成为有毒物质泄漏类案件中有史以来赔偿款最高的一个。它无疑是最大的居住区癌症集群案件，令1986年八百万美元和解的沃本案相形见绌。[9]这些汤姆斯河的家庭创造了历史，尽管他们疲惫不堪无暇体味自己的成就。

近在眼前的法庭听证会给其中一些家庭——那些家中有未成年患儿的家庭——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哪怕是部分地宣泄一下情绪，因为他们要在法庭度过漫长而求索的一天。但这些听证会不断被延后——起先是因为有大量文案工作需要准备，随后是外界惊天事件的干扰：2001年9月11日，被劫持的美国航空公司客机撞进了世贸中心的北楼，撞击发生在威廉·沃伦（他代理联合水务公司）的律师事务所纽约办公室的头顶四层以上的位置。那家事务所没有死人，但这通混乱之后只能进一步延期。但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因为10月份时杰里·法格里亚诺告诉琳达·吉利克的顾问委员会，州政府终于定好了公布病例-对照研究结果的日期：12月18日。如果到时和解没有完成，它就作废了。而且，最后关头如果再出现什么小毛病，金牌调解人埃里克·格林也不负责解决了。格林被困在了华盛顿特区，正在那斡旋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调解案：联邦政府控告微软反垄断案。

感恩节过去一周之后，听证会终于在高等法院法官马丽娜·克洛德慕斯位于新不伦瑞克的审判庭开始了，那里距离汤姆斯河以北一小时车程。琳达·吉利克没有发言。她一直都说自己希望有机会能与联合碳化物公司、汽巴和联合水务在法庭上当面对质，但迈克尔·吉利克现在已经二十二岁了，已经过了被这个“友好的听证会”（新泽西这么称呼这一程序）传唤的年纪。法官唯一的工作就是保证和解对每个孩子的利益最大，成年人就靠自己了。一些家长和孩子对法官克洛德慕斯做了发言，描述了苦痛的经历，包括化疗的折磨、夜访急诊室的恐怖。几分钟后这个家庭在法院的工作就结束了，下一组父母和孩子开始他们的陈述。

11月30日，最后一次听证后法官批准了和解。这样，只剩下一件事情需要律师们协商：联合声明的措辞，要宣布达成协议而不透露财务条款。这个声明于12月13日发布，是一个律师艺术的杰作：它一共七段，实现了没有传达任何实质内容的效果。最后四句如下：“在多位技术人员、科学家和医疗专家的协助之下，几方交流了详细的事实、科学与技术信息，并研究了关系到儿童健康的科学基础。最终，精细的科学调查并未达成任何一家公司应为引发这些家庭诉求的情况而负责的共识。所有相关方均同意，对于已研究的健康问题，和解是对该区域利益与关切的最佳推进方式，也将进一步提升这些家庭和公司之间自1998年开始的通过对话所建立的高效与合作的成果。总体上，基于上述事实，为使这些家庭的诉求有圆满的解决，这些家庭与公司达成了和解。”

最后一句不是非常准确：汤姆斯河案过去了，但它没有解决。

公布达成和解极大地减轻了杰里·法格里亚诺和他在州卫生部的同事的压力，他们正准备释放自己的重磅炸弹，一直在担心这对每个家庭的法律诉求会有怎样的影响。当时正代理州卫生专员的詹姆斯·布卢门施托克回忆说：“那个和解的声明看起来极大地缓解了紧张气氛，我们感到压力小多了，不过还是有压力。从科学的角度看，对于结果是否正确我们究竟有多大信心，这还需要认真检查。”

州卫生部即将传达的信息很微妙，它会取悦一部分家庭，激怒另一部分家庭。8月份法格里亚诺就已经完成了结论的第一稿，这与他六个月前第一次分析数据时得到的结论相当一致。两个关键的发现适用于患白血病的女孩。对于所有出生前接触过花园路井水的女孩，法格里亚诺写到，“以多种相关性方法进行检验，都存在着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与一致性”。同时，对于五岁以下接触过汽巴大气污染的女孩来说，还存在着“优势比的持续提升和明显的量效反应”。[10]

9月份，当他向外部专家委员会展示他的草稿时，委员会的成员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女孩？这没有明确的答案；甚至连推测都没有。评审委员会中的几名流行病学家曾深入参与过沃本的调查，那次调查中也发现了儿童白血病与出生前接触水质污染有关。但在沃本，男孩的这种关联更强。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性别与此无关，沃本案的男孩人数占优，而汤姆斯河的女孩人数占优，这都是巧合。鉴于这个解释，一些专家要求法格里亚诺介绍数据时把男孩和女孩的放在一起。但他拒绝了，如果将性别混在一起，图就更乱了。同时考虑两种性别，1981年后出生前高剂量接触过花园路井水的儿童的优势比是两点五七，但这个结果的置信区间从零点七二到九点一，确定性很差。低于五岁的儿童的优势比是一点八，置信区间从零点三九到八点三七。这两个例子中的优势比说明相关性并非偶然，但置信区间的低限都在一以下，哪个都没有达到通常意义上统计学的显著性。

法格里亚诺曾试图确定上世纪60年代期间喝到河边霍利街的井水会不会使癌症风险上升，但统计上的问题注定了他的努力不会成功。现在，如果法格里亚诺采纳委员会的建议，对两种性别一起分析，他也可以排除花园路水井的数据了。如果这样做，新泽西州政府和美国毒物与疾病登记处就可以终止联合调查，在他们用了六年时间，花费上千万美元之后宣布，没有什么重要发现——什么都没有。但花园路水井的数据的确有着优势比升高的规律，即便是大部分的置信区间都落在一以下。早在1995年他们看到迈克尔·贝里的发病率研究的类似规律时，法格里亚诺和贝里曾断定这个结果的不确定性太大，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现在，纷纷扰扰的六年过去了，法格里亚诺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尤其是他现在发现有两种环境暴露出现了类似的规律：汽巴排放的废气和花园路的水。他找出了一系列污染物与白血病的联系，他将公布这些结果，尽管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对女孩比对男孩强这么多。

但法格里亚诺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其他类型的儿童癌症，尽管脑部肿瘤和其他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结果也很诱人。二十岁之前确诊出上述疾病的儿童出生前接触过花园路井水的优势比是四点五一。但这个结果只是基于三个高接触组的病例计算出来的，而且置信区间很宽，下限低到了零点三九。接触汽巴的空气的情况也类似，只不过这次优势比最高的情况出现在出生前及出生后头四年高剂量接触的分组中：患有脑及神经系统肿瘤的儿童高剂量接触的优势比是九。同样，高接触组的患病儿童数不多，只有四例——快达到统计学的显著性了，但还没达到。[11]而出生记录研究的结果——该研究只能分析出生前对汽巴废气的接触——甚至更加接近统计学的显著性，高剂量组有七名五岁前确诊为各种癌症的病例。多一个病例，只要再有一个孩子，就能出结果。[12]

法格里亚诺的研究涉及六十三个有癌症患儿的家庭，但自1996年以来，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他找到的答案似乎只能令其中十三个家庭满意——那些女儿患有白血病的家庭。患儿家庭在和解金问题上已经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现在他们得到的解释也是不平等的。法格里亚诺已经做到了小数据流行病学的极致。他只能到此为止了。

这些家庭收到消息，12月17日，周一晚上，在县卫生部办公室一个简朴的会议室里有一个非公开的发布会，县卫生部办公室的位置就在镇北部的日落大道上，化工厂与赖克农场的中点。由杰里·法格里亚诺负责解释这个花费四年时间，耗资几百万美元进行的研究所获得的形形色色的结果。这次不是每个家庭都出席了，但还是聚集了一大群人。当法格里亚诺解释他分别从两个病例-对照研究中都发现了——或者没发现——什么时，大家很安静。

这些家庭不知该如何反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平反昭雪了。那些反对的人错了，至少对于某些癌症病例来说，存在有疑似的环境病因。一个世纪以来，居民区癌症集群研究都是否定性结果（除沃本以外）的状态被打破了，这是因为吉利克和其他人拒绝向那些说不行的专家低头，坚持要进行全面的调查。但这次平反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这些父母们用自己的经历来有选择地理解法格里亚诺说的话，就好像他的发现不是统计学图表，而成了罗夏墨迹测验。[13]从严格的科学角度来说，这些家庭不应该让研究结果个人化，因为法格里亚诺发现的相关性绝不是用来解释任何一个儿童癌症个案的病因的。他只能评价某种环境接触与某些病例集群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关联。和任何一个流行病学研究一样，法格里亚诺研究的是相关性，不是因果性。

即便如此，要这些父母抛开自己孩子所经历的痛苦来客观看待这个研究结果是不可能的。他们怎么可能不这样做呢？当金·帕斯卡瑞拉听到法格里亚诺说，脑及其他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与孕期接触污染的水和空气，这二者的相关性因为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不能成立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加布里埃尔，她已经去世十年了。加布里埃尔在襁褓中被确诊为恶性神经皮肤黑变病，这是一种罕见的攻击脑和脊髓的肿瘤，但它的医学分类是黑色素瘤，因为它产生于黑色素细胞中。因为是黑色素瘤病例，她没有被纳入只涉及白血病和神经系统肿瘤的访谈研究之中。帕斯卡瑞拉想，如果加布里埃尔在研究项目里，法格里亚诺可能就能够发现神经系统的肿瘤也是显著相关的，和白血病一样。多年后他回忆说：“我女儿的病例应该被包括在里面，显然她应该在里面。”

梅兰妮·安德森和布鲁斯·安德森听法格里亚诺说着女孩，想起了他们自己的儿子麦克。他已经二十岁了，他挺过了90年代初治疗白血病的那残酷的三年时间。梅兰妮·安德森回忆说：“他们只发现了女孩和白血病的关系，我很生气。我有一个得白血病的儿子。”而为这些家庭的事业奉献了几百个小时的布鲁斯·安德森认为调查不够充分，深深地失望了。多年后他说：“花了几百万美元，我觉得他们应该拿出比那多得多的内容。”

法格里亚诺的发布会之后琳达·吉利克没说什么，但过后她向他发泄了怒火。在她全力做活动家的这十二年里，她和她的儿子迈克尔一直在传递一个确定无疑的信息，污染了的水——也许还有空气——造成了迈克尔的神经母细胞瘤。无论何时，有质疑者指出居民区的癌症集群研究基本上从来没有发现病因的时候，她的回应都是，在汤姆斯河证据——这些证据她都曾在自己的图钉地图上收集过——太明显了，法格里亚诺不可能发现不了。而现在，他的工作结束了，法格里亚诺告诉她，对于迈克尔的癌症，这种被归类为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她最关心的癌症，他没法确定有环境方面的病因。法格里亚诺回忆说：“我记得那晚琳达·吉利克对我本人非常不满，说我们查得不够仔细，问我们是哪里出了问题。她非常地生气。对我来说那是最艰难的时刻。一直激励着这些家庭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是寻找答案。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但有些家庭离开的时候是那么地失望，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第二天，还是在那里，法格里亚诺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调查结果并回答了问题。大约有二十名记者出席——是一大群人，但比起1996年《纽瓦克明星纪事报》首次披露存在癌症集群时拥向汤姆斯河的记者就差远了。弗兰克·劳滕伯格——2000年从美国参议院退休（2002年他又再次当选了）之前一直在支持着这些家庭的事业，他独自坐在走廊的一个折椅上，等着有人认出他来。琳达·吉利克也在场。面对记者，她收起了一部分前一晚的怒火。现在她说对结果“很失望，但并非不满意”。

法格里亚诺一做完汇报，很多记者就拥到了走廊里，在那里一个瘦高个椒盐色头发的男人在挥舞着手势指挥大家。那就是简·谢里曼，他在给每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讲，汤姆斯河的这项研究是“一次地震”，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影响公共卫生与环境政策的制定”。对谢里曼来说，那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周末。案件达成和解不过是五天前的事，还没有吸引到他认为应有的全国媒体的注意力。对于那个律师们协调出来的含混不清的声明，谢里曼本希望有一个更加激情四射的版本。现在他在试图弥补这个遗憾，他想尽可能多地找记者来听他传递热情洋溢的消息。他坚称，庭外和解和研究结果，这二者将一同为解决全国的区域环境纠纷设立新标准。记者们尽职地记录着他热情洋溢的讲话，但他们写出来或播出来的内容并没有在新泽西和费城以外的地方引起多少注意。“9·11”恐怖袭击之后，全国都在经受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折磨，《漫长的诉讼》仿佛过去了很久。实际上，汤姆斯河大戏中的一些关键角色，包括弗洛伊德·加尼科拉，艾琳·古尔斯基（她当时在华盛顿特区），都在全力应对炭疽和其他生物恐怖活动的威胁。

那天的稍晚些时候有一个社区论坛，州卫生部对此做出了详尽的计划——甚至安排了在本地有线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会议的地点是汤姆斯河东部高中，距离贝大街和沃恩大道交叉口只有几千英尺，1984年就是在那个路口，沥青路面开裂，散发着恶臭的化学物质第一次激起了汤姆斯河人对环境的担忧。但这次，宽敞的礼堂里只有七十来个位子上有人，而且观众很顺从——1988年和1996年有一千多个嘶吼的本地人冲向类似的会议，这次则是那些以往经历的一个微弱回声。在先前的会议中，琳达·吉利克和迈克尔·吉利克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献上绑着黑丝带的玫瑰，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讲，沉静地诵读患病和死亡的儿童的名字。现在，他们再次来到观众席中，这次，配合更加稀疏的人群，琳达·吉利克用引人深思的声音进行了演讲。

她提到了那些像她一样，因为研究没有发现自己孩子的可能病因而失望的父母。她告诉他们：“挺直腰杆，我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不要放弃。”[14]结果不像她所希望的那么确定，但仍旧是开创性的。而且，无疑汤姆斯河的水和空气现在安全多了。化工厂已经关闭，花园路水井终于安装了过滤器，汤姆斯河的水比全新泽西任何地方——也许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检查得都仔细。过去几十年间将工业化合物输送到居民体内的路径终于被切断了。因此，吉利克预测说，癌症病例的数量一定会下降。事实上，她认为已经在下降了，尽管法格里亚诺——这个专门科学泼凉水的人——对她说现在下判断为时尚早。

吉利克的讲话以一个誓言结束：她所创立并已主持了五年的“儿童癌症集群，公民行动委员会”不会离开，她也不会离开。这些家庭已被锻造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还有工作要做。要有人去监督化工厂的清理工作，并且密切关注水务公司。要有人去对州卫生部施压，保证癌症登记系统更新，并且持续观测本地儿童癌症的发病率。而且尽管汤姆斯河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流行病学研究已经结束，但汤姆斯河癌症集群的调查并未完全结束。总有一天，巴里·菲尼特的基因检测会出结果，联邦政府的SAN三聚物大鼠实验也会出结果。

基本上汤姆斯河的每个人都和癌症集群说再见了。那个过去多次试图翻过这一页的小镇终于做到了。这次是真的结束了。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加里·罗塔诺同时也是商会和医院董事会的头领，他回忆说：“那种感觉就是，州政府做了一切能做的来研究这事，到某个时点，它必须要终结了，于是它终结了。晦气该到头了。”但对于吉利克、安德森、帕斯卡瑞拉和其他家庭来说，它没有终结。它永远无法终结。

[1] 此处的二十分之一即统计学上将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区间设置为统计上有显著性的标准。——译者

[2] 要想理解杰里·法格里亚诺是如何计算汤姆斯河病例-对照研究中的调整优势比的，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例子：访谈研究中有9名患病儿童和23名健康儿童都处于“高接触”组，因为他们的母亲怀孕期间的用水里百分之五十以上来自花园路井基，26名患病儿童和110个对照分在了“低接触”组，因为他们的母亲怀孕期间的用水里来自花园路水井的不足百分之十。比较高接触组妇女的孩子患癌的几率与低接触组妇女的孩子患癌的几率，得到的数值即为“粗略”优势比。简单的公式大致是这样：（接触组病例/非接触组病例）/（接触组对照/非接触组对照）=优势比。对于花园路的数据就是（9/26）/（23/110），得优势比为1.66。然后杰里·法格里亚诺对这个结果进行了调整，他设法将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的各种因素，比如每个受试儿童的年龄、性别，考虑进去。经过最后的计算——这被称为条件回归——调整优势比有轻微上调：1.68。换言之，患病儿童曾大量接触花园路井水的几率比健康儿童的这个几率高百分之六十八。

[3] 本章提及的所有优势比数据均出自Case-Control Study of Childhood Cancers in Dover Township （Ocean County），New Jersey，Volume Ⅲ：Technical Report Tables and Figures中的数据表。

[4] 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enior Services， Case-Control Study of Childhood Cancers in Dover Township （Ocean County），New Jersey，Volume Ⅱ：Final Technical Report （January 2003），23. 和研究中很多其他优势比一样，这个结果也没有达到统计学的显著性，因为它的置信区间非常宽（0.79—274），下限低于1.0了。

[5] 卫生部曾试图对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供水干管通到橡树岭社区和快乐平原之前的几百个被污染私人水井进行地下水污染的健康影响评价，这也受到了数量太少的干扰。这个研究中一共确认了十一个社区，但时间过去太久了他们只在该区域找到了两个病例——病例数太少无法得出可靠的优势比。

[6] 为了在空气污染模型中分出高、中、低组，罗格斯大学的模型研究人员首先分析了对照家庭接触到的大气。位于中位的家庭在“相对空气影响单位”的估值中被赋值为一。按同样的标准，访谈研究的对照组中最前面的百分之二十五的赋值是两点一八以上。然后他们对病例组的家庭进行了同样的赋值，将病例组和对照组分成了三类：低（低于一），中（一到两点一七），高（两点一八及以上）。在出生记录研究中区分中低组的点是一点五，区分中高组的点是三点零四。

[7] 汤姆斯河法律和解的费用从未被公布过，但根据法庭文件，很可能总数介于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美元之间，律师的百分之二十九佣金和其他可偿还费用也包括在其中。根据对其中二十九家孩子小于十八岁的家庭的司法听证，这些家庭获赔总额大约一千一百四十万美元的赔偿。这些赔偿用于支付患儿、其兄妹及家长的各种可偿还费用（例如工资损失、医保不包括的账单、去外地医院的旅费等）。扣除法律费用和其他花费，最后付款八百四十万美元，平均每家约二十九万美元。假设这二十九家与另外四十家未参加听证会的家庭相当，那么付款总额大约是两千七百一十万美元。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一笔“经常拨款”，五百万美元（扣除司法费用后为三百七十五万美元）用于支付活着的孩子在2016年之前发病的费用，到时这笔钱的结余将分给每个活着的孩子。还有一些额外的费用是给父母用于报销的。因此，2001年和解金的总额（不包括对未成年人保管的信托基金产生的利息）大约在三千五百万至四千万之间。法庭记录也显示一些孩子未满十八岁的家庭支付完佣金和各种花费后，最多的收到了五十万一千五百七十美元，最少的收到了九万一千九百五十四美元。律师们从他们的佣金中捐献了十五万美元给患者家庭组成的环保宣传组织TEACH。

[8] 陶氏、汽巴和联合水务从未披露过总和解款中每个公司分别承担多少，不过陶氏（作为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继任者）可能支付了大部分的款项，因为花园路水井的污染记录完整。

[9] 和汤姆斯河案一样，沃本案也应该是保密的。但不同于汤姆斯河，它的八百万美元和解金很快泄露给了媒体。八个沃本的家庭最终每家收到了大约四十三万五千美元，而对六十九家汤姆斯河家庭来说，他们的赔偿金额变动很大，平均数可能大约是每家二十九万。在汤姆斯河，孩子患有白血病的家庭收到的和解金是最多的——某些家庭多于沃本案的家庭收到的金额——因为环境因素导致白血病的科学证据多于其他癌症。沃本的诉讼只包括白血病。

[10] 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enior Services，Case-Control Study of Childhood Cancers in Dover Township，Volume Ⅰ（January 2003），18.

[11] 这四例五岁前确诊神经系统肿瘤的病例，他们高剂量接触汽巴空气污染的优势比是九，几乎要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了，因为其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区间的下限是零点八六，只比一低一点。上限极高，是九十四点二。

[12] 出生记录研究中儿童在五岁前确诊的汽巴废气高接触组的优势比是两点九五，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区间为零点九二—九点四五。

[13] 罗夏墨迹测验是一种心理学测试，测试人员向受试对象展示若干印有不规则墨迹的图片，让受试对图片进行描述，测试人员则通过受试对图形的描述来分析受试的心理状态。——译者

[14] Tom Feeney and Mark Mueller，“Crusading Mom Shrugs Off Vindication，” Star-Ledger，December 19，2001.

第二十四章 遗留问题

波士顿大学著名的环境流行病学家大卫·奥佐诺夫喜欢这样说：“对于公共卫生灾难，一个好的、有效的定义是，其健康效应如此之大，即便以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都可以侦测得到。”如果以这个俏皮的方式来描述，汤姆斯河的儿童癌症集群就是一个人为灾难，而且是本该避免的。

汤姆斯河，一个在各方面都如此平常的小镇，却因为自身不同寻常的混杂着人类的愚蠢与坚毅，伴随着大量的运气（厄运或好运）而形成了它所不愿见到的状态。几十年间，事情错得离谱，然后又惊人地被修正回来，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确认癌症集群，或是识别出它的疑似病因，都很难实现。先是有未加保护的水井，疏于管理的政府机构，高速的增长，以吨记的不明毒物被排入浅水和沙壤中。后又有像莉莎·博纳齐安、琳达·吉利克、弗洛伊德·加尼科拉、杰里·法格里亚诺这样的人，为了进行调查和推动调查的继续，他们所做的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为了将汤姆斯河的非随机癌症集群认定为“真”，必须要有相当多的癌症病例——多到能够引起住在那里的人的注意，多到足以越过统计学显著性这条极高的标杆。而要想将癌症集群与当地污染可靠地联系在一起，环境破坏必须非常严重，而进行流行病调查要精细且花费不菲——这背后都需要有不同寻常的政治支持。

很难想象其他地方还能发生同样的一系列事件，更难以想象一个政府机构会愿意进行一项汤姆斯河这样的调查——耗时近六年，斥资上千万美元，在得出令人不安的结论的过程中还引得大批公共机构尴尬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律师谢里曼的大胆预言——汤姆斯河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法律和解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影响公共卫生与环境政策的制定”——可以说是对的，但案件并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发生着影响。反之，汤姆斯河的重要遗产是巩固了政府对于进行汤姆斯河式的调查的反对态度。而且，因为只有政府才能畅通无阻地获得癌症登记信息（因为涉及隐私），如果公共机构不进行癌症集群调查，没人能做这件事。

近年来，少数几家卫生机构——包括癌症集群最大的反对者，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都无奈做过居民区癌症集群调查，尽管其中仅有少数是全面调查。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汤姆斯河/沃本模式：调查只有在琳达·吉利克式的公民活动家和裹挟在广泛传播的媒体报道中的政客们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才会开展。其中至少有三项调查（都是在美国）的结果令人不安：基本可以确定集群不是偶然事件。最著名的是在内华达沙漠小镇法伦及其周边的丘吉尔县，1997年至2002年间十六名儿童被确诊为白血病——比期望值高八倍。[1]（据可靠的估计，法伦这种癌症集群是偶然现象的概率只有两亿三千两百万分之一。换句话说，这样极端的集群在美国要两万两千年才能因偶然发生一次。）[2]第二个是在亚利桑那州的谢拉维斯塔，1997年至2003年间至少有十一名儿童被确诊为白血病，而期望值应该是五。[3]第三例是在南佛罗里达地区被称为“艾克里治”的社区发生的儿童脑癌集群，2005年至2007年间该地区确诊了四例脑癌，而期望值应该是一例。[4]

即便在针对当地空气、水和土壤进行了病例-对照调查之后，研究人员在上述三个区域中都没有发现明显的潜在病因。实际上，2001年的汤姆斯河调查之后，所有的居民区癌症集群研究都没有发现疑似病因。能够科学地将非职业癌症集群与特定化学污染接触联系在一起的，目前为止只有两个名字：沃本和汤姆斯河。

为什么没有其他案例？至少有三种可能的原因。尽管杰里·法格里亚诺的两个病例-对照研究有所发现，汤姆斯河的癌症集群仍可能是个统计学偏差，可能这个百万分之一概率的随机事件实际上与当地污染全无关系。或者可能汤姆斯河确实是由接触有毒物质诱发的非随机癌症集群，但它极其罕见，因为相比于烟草或家族史这种强大的风险因素，化学污染作为癌症诱因微不足道，这正是已故的理查德·多尔和其他一些杰出的流行病学专家一直以来的主张。但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像波士顿大学的大卫·奥佐诺夫在他嘲讽流行病学研究的苍白乏力时所暗示的：相比于我们借助粗鄙的小数据流行病学统计工具所能识别出来的集群，实际上，类似汤姆斯河这种罕见癌症的集群可能要更加普遍。换句话说，更多污染物诱发的癌症集群可能一直都存在，但我们看不见，我们甚至懒得去看。

正当研究人员需要各方面的帮助来理解癌症为何发生，怎么发生时，公共卫生机构正在回避癌症集群研究。近些年癌症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突破都是关于治疗的，而非诱因——政府和医药行业对研究的资助比例可以反映这一情况。（格列卫，最为成功的癌症新药之一，2001年由诺华——前身即汽巴——推广上市，成功地将儿童白血病中最常见的一种的五年存活率提高到了百分之九十。）[5]而对于那些仍在试图理解致癌作用的科学家来说，自2001年汤姆斯河研究结束以来，研究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们已经从研究DNA变异转为研究细胞内处理遗传指令的每个步骤，例如DNA的单链衍生物RNA是如何指导蛋白质合成的。研究人员同时还在关注大批的表观遗传改变——那些转变基因功能但不改变基本的基因序列组成的基因修饰——期望从中找出细胞为何发生恶变的线索。

这些新出现的复杂性使得弗雷德里卡·佩雷拉和巴里·菲尼特这样的分子流行病学家识别人体细胞中的特殊改变——生物标志物——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生物标志物本是描述人群中癌症风险的一种可靠指标。待选的生物标志物名单一直在增多。其中一些似乎是通过造成额外损伤或是提供额外保护而改变了某种癌症的易感性。还有一些在临床上有指示效果，表现出协助肿瘤早期诊断与治疗的潜力。少数几种甚至可充当“剂量仪”——粗略地表征出某人接触某种有毒物质的程度。[6]但几乎所有这些生物标志物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只在某些时候有用。例如在内华达州的法伦镇的癌症集群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所有十一例确诊白血病的儿童都携带有一种特殊的基因变异，SUOX——但未患癌的儿童中百分之四十也有此变异。[7]对于儿童白血病，理想的生物标志物应该非常敏感，每个有这种标志物的孩子都患有白血病，还要有很好的特异性，以至于每个患有白血病的孩子都有这种标志物。但经过数十年深入的研究，现在看来似乎从未找到过白血病的理想标志物，对很多其他癌症也是一样，因为致癌的路径太多了。即便是现在，距离鲁道夫·魏尔肖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看到恶变的白细胞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多年，癌症的生化路径仍不明晰。

巴里·菲尼特在汤姆斯河从事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他一有充足的人员或经费就进行这个研究，时断时续地做了十多年之后，菲尼特和不断轮转的年轻同事们一直在分析汤姆斯河的那些血样，血样仍旧占据着他佛蒙特实验室的两个冷冻架。在搜寻与化学物质接触和癌症风险相关的生物标志物的过程中，他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HPRT基因——这次他们追踪了基因在X染色体上变异的类型与位置。他们还追踪了另外十八种基因，包括修复DNA损伤的基因和将进入细胞的有毒物质清除出去的基因。最后，他们仔细观察了这些孩子的血细胞，试图寻找一种比单个的DNA片段大得多的生物标志物——实际上它大得可以直接从光学显微镜下看到。那是一团团扭曲的染色体，独自漂浮在细胞核中或是附着在不该附着的地方，或者甚至是颠倒的。[8]

到最后，哪个都不行。在菲尼特的生物标志物研究中没发现汤姆斯河的孩子和其他地方的孩子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他拼命想为所有这些失败找到个原因。菲尼特想，或许他找错了生物标志物。又或许什么都找不到是因为汤姆斯河的水里和空气中的化合物太少了，不足以对镇上的孩子造成可观测到的DNA影响，但州政府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不支持这个猜想。也可能这些基因异常曾经出现在孩子们的血液中，但当他2000年采集血样的时候已经消失了，当时距离污染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甚至还有可能DNA的缺陷还在，只是太微小了，在这样一个小规模的人群中，不可能把它与随机的变异区分开。菲尼特只有四十三名汤姆斯河患儿的血样，再加上他们健康的兄弟姐妹，这意味着他研究的样本数只比杰里·法格里亚诺的访谈研究多一点，比出生记录研究还少——而这两项研究都饱受样本数少的困扰。

无论是什么原因，菲尼特花费十年搜寻汤姆斯河的化学暴露造成镇上儿童基因改变并提升他们患癌风险的证据，结果是一场空。[9]即便是菲尼特最看好的染色体畸变实验也没有发现任何关联。[10]一位名叫希瑟·高力克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在一项考验眼力和毅力的令人震惊的工作中——这项工作最后是因为给她发薪水的经费用光了才终止的——盯着她的显微镜观测了来自八十一名儿童的整整二十万一千八百四十四个白细胞。因为每个细胞都在分裂的临界点，被染色后可以看到染色体的内部。她数到了四百六十六个细胞——大致是她观测的细胞中每四百个里有一个——有染色体畸变的标记：易位、片段缺失或是其他损伤。对于菲尼特来说，那似乎是很多个畸变，但结果是，汤姆斯河儿童的染色体的畸变/健康比与其他地区的儿童基本相同。实际上，外地儿童的染色体畸变可能还略高，这个令人困惑的结果菲尼特无法解释。经过十年的工作，他所得到的结果里很少有他能够解释的。

2010年7月一个闷热的下午，琳达·吉利克和另外几个汤姆斯河的家长从菲尼特那里接到了这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十年前，正是在这间欧申之爱的办公室里，他们被针扎怕了的孩子们排起队来采集了血样。2000年的时候几十个家庭参与了这个研究，到了2010年，会议桌旁只有三家了。坐在吉利克旁边的有布鲁斯和梅兰妮·安德森夫妇（他们现在住在宾夕法尼亚，开长途来到这里）和过去的邻居约瑟夫·扣特兰，她的女儿劳伦在幼年时挺过了神经母细胞瘤。自从九年前案件和解之后，其他大部分家庭都不再联系了。布鲁斯·安德森后来耸耸肩解释说：“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了别的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汤姆斯河的家庭在等待结果的大项目，他们中很多人都很在意它。苯乙烯-丙烯腈三聚物，那个1996年弗洛伊德·加尼科拉从花园路水井里发现的罕见的塑料副产品，因为它的新奇与独特（它不曾在其他任何地方的污染物中检出过），它在汤姆斯河的大戏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某些家庭来说，那个灼人的问题，癌症集群为什么发生在这里？为什么是我们？SAN三聚物似乎是个答案——甚至也许就是那个答案。即便如此，还是有理由质疑SAN三聚物的重要性的：花园路水井中的浓度很低，这种化合物的健康风险未明，而且镇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有毒污染物，特别是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即便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个三聚物”——他们是这么叫它的——仍对那些家庭保持着神秘的控制力。金·帕斯卡瑞拉解释说：“真的，我们内心深处都觉得它就是那个病因。”

SAN三聚物的答案应该来自联邦政府的国家毒理学项目（NTP），但他们迟迟出不来。NTP最初是想做两年的大鼠代际实验，因为能够产仔的大鼠太少，没有成功，不过2005年第二次试的时候成功了。子代吃了两年掺有三聚物的食物后，仍旧存活的被溺毙。病理学家从每只大鼠体内取出了三十二个器官，将其浸入福尔马林溶液中，石蜡包埋后制成了上万片切片，每片厚五微米——这个厚度足以在显微镜下观察单层细胞了。然后由NTP召集的专家组镜检观察切片寻找肿瘤，这是一个相当辛苦的工作，又花费了三年时间，而且时间的变数很大。有时候，对一片特别模棱两可的切片——那种很难分辨上面的一个点究竟是肿瘤还是非癌症损伤的切片——他们争起来就像是一屋子个个固执己见的艺术批评家在争辩一幅抽象画的意义。

为这个化合物辩护的人们也在对切片进行评估。陶氏化学和沙特阿拉伯的SABIC公司——一个仍在用丙烯腈和苯乙烯合成塑料的石化巨擘——组织了一个机构，名为“SAN三聚物协会”（缩写SANTA俏皮得不太合时宜），他们雇用自己的病理学家对政府的评审人给出的意见再进行评估。对陶氏和SABIC来说，这个赌注很高：全世界的监管机构，自美国环保局始，通常都按照NTP的研究结果设定化合物接触限值。[11]

2011年年初，看似没完没了的SAN三聚物评估程序终于要得出结论了，此时距弗洛伊德·加尼科拉成功揭开花园路井基神秘化合物的面纱已过去了将近十五年。两路人马——NTP的资深团队和它的外部评审委员会——将在该机构位于北卡罗来纳的总部汇合，放出对于三聚物致癌性的评判。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切片显示，除一种癌症之外，三百只喂食三聚物的大鼠的癌症发病率与一百只无接触的对照组相近。唯一的例外是脑及脊髓肿瘤：投食三聚物的大鼠中有八例，而无接触的大鼠只有一例。这一结果令人惊讶，因为通常脑部肿瘤在大鼠中非常罕见。在NTP最近的各项研究中，将近一千三百只作为对照组的无接触Fischer大鼠中只发现了四例有这种肿瘤。这意味着以三聚物投食的大鼠中肿瘤的发病率比期望值高了九倍。更有意思的是，似乎有一个微弱但可察觉的剂量-效应规律，投食剂量大的大鼠更有可能长出肿瘤。[12]

吉利克和其他的家庭经常把自己看成是不情不愿地参与了失控实验的豚鼠，因此他们极力推进大鼠的代际实验。现在，实验的结果显示，至少从某个重要的角度来看，投食三聚物的大鼠的确可以代表汤姆斯河的几千名出生前通过饮用水接触到了极低剂量SAN三聚物的儿童。在这两个群体中，一种肿瘤比期望值更加常见。而且大鼠实验还有一个暗示，正如杰里·法格里亚诺在汤姆斯河儿童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一样，接触剂量最大的，面临的风险最高。

SAN三聚物是否真的是癌症集群的原因？和以往一样，研究的群体太小无法确定。如果病理学家能在高剂量接触的雄鼠中再多发现一个病例——现在是两例，如果能发现三例——那么剂量-效应规律就可以明确。但高剂量组只有五十只雄鼠，统计结果不明确的问题解决不了。[13]同样，也没法知道是不是SAN三聚物造成了白血病——白血病一直是汤姆斯河的关键问题——因为国家毒理学项目选择用于测试的大鼠类型易发白血病，因而不适合作测试模型。[14]尽管有上述缺陷，该机构不可能再推迟公布决定，增加其他实验来澄清含混的结果了——在他们已经用了十年时间花费了几百万美元之后，2011年1月24日的会议上，对数据争论了几个小时之后，NTP的高级员工们做出了裁定：致癌性证据不充分，这是五个等级中最中间的一级。这是一个折中的选择，巧妙地反映了证据的诱惑性和极大的不确定性。

这个结果整整坚持了两天。1月26日NTP的科学顾问委员会聚在一起讨论这个案例的时候，一大批工业界的顾问已经在等着要作证了。陶氏请了四个发言人，包括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詹姆斯·斯温伯格，他曾是这个他将要去说服的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王牌选手是曾在NTP工作过三十三年的约瑟夫·黑斯曼，其中大部分时间里他担任生物统计学主管。到他讲话的时候，黑斯曼开始对他们的决定进行尖锐的批评——他坚称，对SAN三聚物，正确的评判应该是“无致癌证据”。

汤姆斯河的那些家庭可没有与之匹敌的雇佣军。当专家组的主席召唤下一位发言人的时候，扩音器中传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既有恳求又有责备。那是琳达·吉利克从汤姆斯河打来的电话。她的声音刺破了安静的房间：“我真的相信我们的孩子就是现实的大鼠实验，想要完全复制真实发生在那里的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只是担心，经过了所有这一切，花费了精力和金钱，和所有那些受到影响的，和逝去的生命，我们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却没有得到真实的答案。”布鲁斯·安德森在给NTP的信上表达了他的想法：“决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在其他孩子的身上。我们希望这个测试的结果能促进更加积极的保护措施。”以这个标准来说，他们提出的发现了“不充分的致癌证据”只能说是令人失望的，同样的和稀泥说法，这些家庭已经在政府的专家那里听了将近二十年了。

科学顾问委员会对证据不足这个说法也不满意，但他们的解决方法不是吉利克或者安德森所希望的。致命的一击来自委员会成员杰里·M·赖斯，他在成为工业界的顾问和大学老师之前曾是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的高级科学家。他断言，汤姆斯河的癌症集群很可能是偶发事件——无论2001年时法格里亚诺的病例-对照研究得出了什么结论。他说：“众所周知，小概率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上本来就会聚集。”并补充说大鼠“偶发的脑部肿瘤”不重要。他提议将官方分类改为“无致癌证据”。几分钟后，开始投票：赖斯的提议的得票数为六比一，有几个委员会成员因为和陶氏有商业关系弃权。

这间屋子的后排，一个名叫鲍勃·费斯特汉的男人和他的专家证人一一握手后乘机飞回了华盛顿特区。费斯特汉曾是美国石油学会的头牌说客，现在是一名顾问，专门在对监管机构的斗争中协助化工生产商。他经营着不下十家的工业团体，名字都是氯化石蜡行业协会、烷基酚和乙氧基类化合物研究委员会这一类的。最新的大作是SANTA，SAN三聚物协会，现在可以隐退了，它完成了使命。

早上的时候，苯乙烯-丙烯腈三聚物还是可疑致癌物，至少值得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来厘清不确定性。到了晚上，它就不是了。在汤姆斯河的这些家庭面前，又一扇门砰就关上了。科学，和科学家曾让他们失望过那么多次，但还不曾有哪一次伤他们如此之深。

有一种方法——一种很重要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这种方法，汤姆斯河的家庭越来越确信，正是工业化合物在他们的孩子患病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白血病的集群消失了。

杰里·法格里亚诺2001年时曾跟这些家庭许诺他会再回来，他信守诺言认真追踪着当地新发的儿童癌症病例，琳达·吉利克在欧申之爱办公室也做着同样的事情。小规模人群中的罕见病一向都是历年病例数会因为偶然性而发生很大变动，潜在的趋势通常都不明晰。为了使这种不稳定性更加平缓，法格里亚诺求出了它的五年均值。他发现，汤姆斯河儿童白血病的发病率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峰值之后就开始快速下降，现在已经低于州平均水平了。将截至2009年的数据输入之后（那是有完整的审核数据的最后一年）这个图是这样的：[15]

这是一幅激动人心的图。白血病是法格里亚诺的病例-对照研究中与污染相关性最高的一类癌症，所以如果这个研究是合理的，那可以预料在汤姆斯河的环境质量改善后白血病的病例数会下降。事实似乎是这样的：在工厂缩减运营和花园路水井安装过滤器或是关闭的同时，发病率下降了。

这是另一种相关性，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但在这些家庭看来，这不是巧合。他们中很多人相信，白血病的下降证实了癌症集群是污染引起的，所以说他们的积极行动挽救了生命。2011年，吉利克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布：“相比于镇上发生所有这些变化之前，病例数少了那么多，我们要让它继续下去。”杰里·法格里亚诺对原因并不那么确信，但被这个趋势鼓舞着。他说：“这总是一个安慰，因为在我们做病例-对照研究的时候白血病是一个因为发病率升高而很突出的癌症。现在它降回到了正常水平，这说明有两种可能，要么当时我们发现的关联就是原因，而且我们把它清除掉了；或者我们只是看到了因为偶然性它又回到了背景水平。我们希望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对公众健康有所帮助，但还不能说我们已经证明它了。”

法格里亚诺之所以不能确定，其中一个原因是所有儿童癌症整体的趋势——不像白血病——并不明确。在持续下降了十年之后，发病率陡然上升：2004年汤姆斯河确诊八例，2005年确诊九例，而通常是四到五例。这种突增会不会只是小规模统计中自然变动造成的又一次偶然现象呢？随后的年发病率略有下降说明确是如此。另一个证明是，没有任何一种癌症有不同寻常的上升——这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白血病的发病率有激增。但2009年又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坏年景，汤姆斯河报告了九个病例，所以法格里亚诺做出的最近五年所有癌症的平均值的图非常吓人：

这条折线似乎将会很快再次下降，因为最近几年都不错：2010年只有两例儿童癌症，2011年三例。但最近的这些数字还不是官方公布的，没有被计入法格里亚诺的五年均值中去。下一步发病率走势如何谁也说不准。法格里亚诺说：“发病率这么不稳定，能做出的解释只有这么一点，这让人很郁闷。这也真实地说明了，要在相对小的群体里，相对短时间内了解癌症发病率的难度。发病率会有起伏，哪怕是以五年计。或许，时间更长一些会清晰点。”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汤姆斯河的儿童癌症集群是幻觉吗？或者是偏差？还是前车之鉴？它会不会只是因为运气非常非常地差？就好像两个骰子连投六次点数都一样？或者会不会是污染极为严重，政府极度疏于职守——而且这样的情况除了沃本哪里都没再出现过——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或者会不会有第三种可能性，就像大卫·奥佐诺夫说的，所谓公共卫生灾难，就是那种强到了连流行病学研究都能检测到的情况。会不会汤姆斯河和沃本唯一的共同点是有人试图对它们进行识别？

上面这些问题，罗格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丹尼尔·瓦滕贝格觉得他知道答案。他研究癌症集群已经三十多年了。对于汤姆斯河，他只作为病例-对照研究的外部评审人参与过一点简短的工作，但他曾参与过几十次其他的癌症集群调查。他认为，癌症集群调查的现实是，它不是被高估了，反之，研究人员太容易低估真实的、非随机形成的癌症集群的数量了。他解释说，典型的统计学显著性检验非常保守，那些没有通过检验，被当做不过是运气不佳而被驳回的集群，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其实是真实的癌症集群。这个检验在另一边也有错误——随机形成的集群会被当做真实的集群——只有百分之二点五的可能性。[16]他问道：“每错判一个的同时放走八个真的集群，这样做我们真的无所谓吗？”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瓦滕贝格指出，绝大多数的集群就从未进行过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自从癌症登记出现以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的政府有全面的程序来主动筛查登记数据，并从中识别出值得进行进一步分析的可能的集群现象。近年来，关于追踪癌症分布和建立“响应小组”来调查潜在的癌症集群的提案有很多，但在美国国会或欧洲都没什么进展。[17]反之，癌症登记系统的应用是被动式的，用来回应媒体的报道或是焦虑的市民，他们往往是偶然注意到了看上去像是癌症集群的现象，又有足够的动力去给卫生部门打电话推进调查。像美国这么大的国家，单是由随机因素造成的社区规模的集群现象就有可能成千上万，更何况还有不知其数的真正的集群。尽管如此，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无论是随机的还是真正的——都从未引起过注意。每年卫生部门进行统计学显著性检验的集群调查只有几百个。一般年份中只有两到三个会追加进行全面的环境调查以期发现可能的病因。是否将好几百万美元的珍贵的研究经费用在这上面，这些机构做决定时依据的不是病例数有多高，而是相关群体吸引媒体和政客注意力的能力有多强。

瓦滕贝格指出，进行过全面调查的居民区癌症集群案例如此之少，其中只有两个——沃本和汤姆斯河——在科学上有说服力的研究发现了疑似病因就毫不奇怪了。他还说，样本量小，又存在偏差，就据此得出污染引发的邻近区域癌症集群不存在或是不重要，这不合理。他声称，更大的可能是很多真正的集群未被察觉，或者是被居民察觉了，却被当地工作太多，而且不愿无风起浪的卫生官员当做随机现象错误地排除了。他说：“很可能存在有相当数量的集群未被觉察。即便是被注意到的集群，很多没有被调查，因为没人知道污染物是什么，或是这些人推不动卫生部门。”

居民和政府之间的这种脱节在贫穷的社区尤甚，污染和疾病是那里的通病却不被重视，因为那里还有更加迫切的社会问题，如饥饿、无家可归、失业和犯罪。瓦滕贝格还暗示，正是因此，今天的汤姆斯河更有可能出现在那些人们更焦灼于上面这些问题而非癌症集群的地区。

例如中国大陆新兴的工业化城镇。

三十九岁的刘玉书（音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二十岁。她的脸上和长时间没睡好觉的人一样布满皱纹。每天晚上，在重庆儿童医院血液科，她在拥挤的病房地板上九岁儿子的床边窄道里铺一块毯子睡觉。[18]在中国中部这所正在无序扩张的医院里，很多家属，甚至病人睡在走廊里，所以她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刘和她的丈夫是建筑工人，他铺砖，她配黏合剂。早些年他们远下距重庆一千多英里远的广东省——那里是繁荣的南方——找工作，在那里外资工厂如雨后春笋。刘在那里找了一份工作但没有干太长时间。回家后她儿子得了感冒一直好不了，在附近的门诊检查的时候发现血小板数低得有危险。重庆儿童医院的脊髓检查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是一种最常见的儿童癌症。

阴影笼罩着重庆儿童医院的病房，也笼罩了全中国，不单因为这里的癌症治疗标准低于欧美。[19]过去几年中，类似发现了汤姆斯河的问题的那些业余流行病学调查在广东、湖南、重庆等省份不断出现。关于癌症与污染，中国的独立记者和活动家们在收集他们自己的非官方、缺乏科学性的数据，并且在制作地图，识别出“癌症村”，在网上公布他们的发现。[20]他们发现的热点地区往往在城外，因为在中国，很多污染严重的企业都在郊区，另一个原因是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稳定性较强，可以识别出潜在的集群现象。（在繁忙的都市，因为人群混杂，非传染性疾病的规律基本无法发现。）甚至卫生部也承认污染——排放入河流和地下水的工业污染物，工厂和发电厂排放的废气——使癌症成为中国主要的死亡原因。[21]但因为没有可靠的癌症登记系统，而且政府很少调查被报告的癌症集群，往往是非官方的“癌症村”调查成了了解当地癌症模式的最佳信息来源，被包括医生在内的人群广泛信任。重庆儿童医院的医生刘晓梅（音译）说她收治了很多工厂工人的孩子。会不会是污染造成的呢？她说：“我觉得是，但这很难确定。”

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已经急速超过美国，成为很多在全世界广泛应用的有毒化学品的最大生产国和使用国。化学工业也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激增，但中国有显著优势。1996年，汤姆斯河化工厂关闭那年，美国和欧洲的塑料产量都是中国的八倍，到2010年，中国的塑料产量是美欧的总和。同样在这段时间里，中国苯、乙烯和硫酸的产量翻了两番。其他几十种主要工业化学品也有同样的激增——包括1856年开启了染料行业的苯胺。[22]同样的名字在推动着这些增长。巴斯夫，老牌德国苯胺制造商，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在中国有七千名员工和四十家工厂。巴斯夫在重庆建了一所占地五十英亩的工厂，用于生产苯胺、硝基苯和二苯甲烷二异氰酸酯——该物质的生产原料是光气，这种毒性极大的气体在汤姆斯河用于制造偶氮染料。[23]陶氏也一样，在中国有四千名员工和二十家工厂。

刘玉书和她丈夫的运气没那么好，不是在巴斯夫或者陶氏这样的跨国公司工作。和几百万中国人一样，他们是流动工人，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他们的大儿子有严重的癫痫，因而他们得到政府许可，可以违反中国的一孩化政策再生一个孩子。但刘在怀孕期间不能休息，她长时间地为丈夫调制黏合剂，她丈夫在为一家扩建中的厂房贴砖，该厂家生产用于出口的装饰板材。会不会是孕期接触黏合剂中的环氧氯丙烷，或是釉面上的砷诱发了她小儿子的白血病呢？刘无意回答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和病房里的医生们不同，她没想过可能会与污染相关。她的注意力都在儿子身上，对他所接受的治疗心存感激。她说：“从我们来这以后，他的精神好多了，人也高兴起来了。”他能待多久还不好说。每年重庆儿童医院收治的白血病患儿有一百多个，但很多都在进行了一个月的化疗之后带着药回家了，因为他们的家庭负担不起全套的治疗程序。

一个高个、长相英俊的女人站在血液科外拥挤的走道上，她来自纽约。弗雷德里卡·佩雷拉一直保持着她的魄力，正是这种魄力在三十年前引领她提出了分子流行病学这一词汇，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基因标志物的研究热潮，科学家们投身寻找高污染区域工作的人体内的基因标志物。她曾在全世界各处工作，但她说中国的有毒物质接触是她所见过的最严重的。通过与重庆儿童医院的医生们合作，佩雷拉和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唐德良检测了几百名周边城市的儿童血细胞中的加合物——苯并（a）芘和其他入侵污染物与DNA接合后形成的分子，可以干扰DNA功能。他们已经发现加合物的存在和一系列发育问题有很强的相关性，包括语言发育延迟和运动技能差。[24]加合物与儿童癌症之间也有弱相关性，佩雷拉认为，如果能有上百万美元，就可以用来研究几千名高接触儿童，加合物与白血病或其他癌症的统计学联系将会更加清晰。[25]

佩雷拉说：“我们所知的已经足够得出结论，这样的接触导致了发育延迟，可能还提高了癌症风险。”她还表示，因为没有迹象显示暴露存在一个低于其下风险就不再增加的最小阈值，在中国的工业小镇发生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只不过更不明显。问题还是和过去一样，就看不够完美的流行病学工具能不能发现它们。

儿童癌症集群公民行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会有一种时间黏滞了的感觉，这个组织仍旧会每年一到两次在汤姆斯河的市政综合大楼开会，这个大楼在美国精神大道上，一个街区之外就是传说中小镇创始人汤姆·卢克和他的安公主一起住的棚屋的位置。在屋子的前部，琳达·吉利克依旧占据着中心的座位。有时如果健康允许，她已经成年的儿子迈克尔会坐在她的左边，他仍在等待答案，自从1996年初，那些疯狂的日子里成立了委员会开始，他就在等。

现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常常听众稀疏，而且大部分是花钱请去的：律师、公司代表和政府官员。大部分时候杰里·法格里亚诺还会从特伦顿开车过去，每次去的时候他都知道又会收到吉利克对于州癌症登记系统的例行的指责，她认为这个系统收集与公布欧申县和全州的病例的速度缓慢。多亏有她在欧申之爱的网络——这个组织仍在帮助着全县的家庭——琳达·吉利克始终比州癌症登记系统早至少一年知道当地的儿童癌症病例。[26]

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也有一个熟悉的旋律。如果是夏季，联合水务一定是在奋力保证客户的用水需求，吉利克就一定会因为镇上的居民们没有关上浇草地的龙头也没有采取其他节水措施而大发雷霆。她会摇着头说：“人们已经忘记了这里曾经的经历。”很多曾使这个小镇更容易遭到污染的问题仍未解决。褪去癌症镇的标签之后，汤姆斯河又开始了增长，尽管不再是从前那种云霄飞车式的步伐。但是，多年的财政紧缩政策对新泽西州卫生和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能力是伤筋动骨的，而且在汤姆斯河仍旧没有强制性的节水措施——即便是在镇上两名自来水公司的高级经理为了保证持续增长的当地用水需求而伪造了安全检测结果然后被发现之后。[27]（是总公司发现的，不是州政府。）

委员会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更新当地超级基金清洁点位的修复进展了，这些内容由陶氏和巴斯夫派来的微笑着的“社群关系”经理传达，总是没完没了的好消息。（2009年时，汽巴过去在苯胺工业领域的德国竞争对手巴斯夫得到了汽巴化工方面仅存的一些业务，包括它的清理任务。）在花园路井基，那两口依旧关闭着的水井中的SAN三聚物读数在持续下降，现在已经低到了30ppt，快要检测不出来了。不久陶氏的官员会建议这几口井可以再次与供水系统相连——这个举动琳达·吉利克疾呼反对。2012年的委员会会议上她对陶氏的顾问说：“谁也不能碰，不管你的研究怎么说。”有美国环保局的许可，陶氏已经在计划关闭气提塔，早在1988年的时候汽提塔曾被认为会解决花园路水井的污染问题——但实际上没有用。

而纵观关闭了的化工厂，那片瑞士人六十年前清理出土地，建造了他们致力于染料生产的迷你王国的地方，松林又开始重新占据领地。那个1984年被绿色和平疯狂地占据了三天的水塔仍旧立在那里，镇上的志愿消防队用它来练习营救。而那里还有大约三万八千个桶埋在被称为1号室的用了三十多年的填埋场中的某个位置，工厂中绝大部分更老的桶都被挖了出来。[28]月亮，泥盆，酸井，所有其他露天排污井，那些曾经每天都出现在乔治·伍利和塔尔迪兄弟字典里的外号，都至少是被清理一空了，这是由美国环保局监管，汽巴的保险公司出资进行的九千两百万美元清理项目的一部分。[29]到2010年项目截止时，一共挖出并处理了超过三十四万三千立方码的土壤，这些污染的泥土铺六英尺厚的话足够覆盖二十七个橄榄球场。

土壤清理工作的完成似乎为汤姆斯河政客们的一个讨论多年的重大举动铺平了道路：镇上最后一大片空地的再开发。既然工厂中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将被围栏封锁，那些污染没那么严重的区域怎么去建设就有了很多想法：球场，大型办公停车场，或者甚至房屋。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计划有所进展，主要的原因是这块土地的下方仍有几十亿加仑被污染了的地下水未经处理。三十七座修复井仍在工厂的地面上或邻近的地方抽出水，对其进行处理，再将其注回，从1996年开始每天将近两百万加仑。泵会一直运行到至少2025年，最快到那一年这地方会撤出超级基金的名单。污染造成的影响不会立即消失，就像汽巴这个名字一样，这个创始于1884年的公司——它是企业兼并的受害者——开始逐渐在记忆中褪色。[30]而在赖克农场，同样没有完全消散的污染疑云意味着塞缪尔·赖克——现在已经九十岁了——几乎可以肯定不能活着见到他的老禽蛋场，现在的破败的工业品仓库，有朝一日再次被开发了。从1975年起他和妻子贝莎就想把它卖掉，那时距他们做出那个悲惨的决定已经过去了四年，四年前他们以每月四十美元的价格将土地租借给尼克·弗尼科拉用来堆放废物桶，这点钱对弗尼科拉来说是小菜一碟。

从市政大厅沿河走几个街区，在滨岸公园的偏远角落里，一大丛蓬乱的灌木正在攻占记录着汤姆斯河病逝孩子的花岗石纪念碑。但那些蚀刻的名字依旧清晰，那些家庭——那些没有搬走或淡忘的家庭——一如既往地决心保卫他们的遗产。还没人提起过要解散居民顾问委员会，虽然会议取消的频率变高了。仍和琳达·吉利克一同担任委员会联席主席的金·帕斯卡瑞拉说：“经过所有这些事之后很难再推进了，但我们明白了，你不能假设会有别人去为你料理这些事情，替你做正确的决定。”

帕斯卡瑞拉说：“我觉得要缅怀我的女儿，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直参与其中，哪怕我们永远也无法在科学上得到确定的答案。最终我明白了，当问题涉及的是这样的学科的时候，真的不能自负，以为自己知道答案。当初正是公司和政府的自负将我们陷入了这样一个境地。我们现在明白了。”

[1] Carol S. Rubin et al.，“Investigating Childhood Leukemia in Churchill County，Nevada”，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5：1 （January 2007）：151—157.

[2] Craig Steinmaus et al.，“Probability Estimates for the Unique Childhood Leukemia Cluster in Fallon，Nevada，and Risks near Other U.S. Military Aviation Facilities”，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2：6 （May 2004）：766—771. 估计以美国的规模（2003年儿童人口七千七百万），在全国范围内，法伦这种集群现象要两万两千年才能随机发生一次，这个估算是基于1999年至2001年间法伦及其周边地区的十一例确诊白血病算出的。作者估计的法伦集群随机发生的概率是两亿三千两百万分之一与沃本的儿童白血病集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估算沃本随机发生的概率是一百二十分之一。作者未尝试估算过汤姆斯河的集群随机发生的概率。

[3]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iosampling Case Children with Leukemia （Acute Lymphocytic and Myelocytic Leukemia） and a Reference Population in Sierra Vista，Arizona：Final Report （November 30，2006）.

[4] Florida Department of Health，Acreage Caner Review，Palm Beach County （August 28，2009），随后被修订为Acreage SIR Recalculation Population Estimate Methods and Results。二者均可在棕榈滩县卫生部网站上查阅。因为艾克里治事发当年增长速度太快，州政府用了四种不同的方法估算当地人口以计算发病率。2005年至2007年间确诊的这四例儿童脑瘤用这四种方法算出的百分之九十五置信区间分别是（1.7—11），（1.5—9.8），（1.3—8.2），和（1.3—8.2）。因此，就任何一种算法来说，集群都是有统计学的显著性的。因为四个病例中有三例为女孩，女孩的发病率置信区间还要更高。

[5] Stephen P. Hunger et al.，“Improved Survival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Between 1990 and 2005：A Report from the Children's Oncology Group”，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published online March 12，2012. 论文指出，伊马替尼，诺华公司注册名称格列卫，对于治疗携带有费城染色体异位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极为有效。

[6] 到目前为止剂量仪最为成功的案例是黄曲霉毒素的监测，这是一种自然情况下真菌的分泌物，致癌，经常污染花生及其他谷物，在非洲和亚洲尤甚。上世纪90年代早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古柏曼确认黄曲霉毒素-DNA加合物可以便捷地在尿液中检出，是一种极好的确认肝癌高风险人群的方法。见John D. Groopman et al.，“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Aflatoxin Exposures：Validation of Afaltoxin-N7-Guanine Levels in Urine as a Biomarker in Experimental Rat Models and Humans”，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99：3 （March 1993）：107—113。

[7] 对于SUOX基因的一个线索是，它产生一种酶，而该酶在接触钨后会受到抑制。这点很可能有重要意义，因为法伦的儿童体内血液中发现了大量自然产生的金属元素，无论是患儿组或是健康对照组都有此现象。但病例-对照研究中并没有涉及法伦或其他地区的钨接触，有可能这种基因变异使得某些儿童对与钨相关的毒性更加易感。见Karen K. Steinberg et al.，“Genetic Studies of a Cluster of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Cases in Churchill County，Nevada”，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5：1 （January 2007）：158—164。

[8] 此处作者所指应该是染色体畸变，包括染色体易位、断裂或微核。染色体因为某些原因断裂后可能被接在错误的位置上，或是独立存在，甚至脱离出细胞核在细胞内形成微核。——译者

[9] 巴里·菲尼特对汤姆斯河的研究确实揭示出一些可能的证据，但他对这些发现——如果算发现的话——的意义并不确定。他发现三个基因有很小的变化——一个位于一号染色体上的解毒剂，被称为EPHX1，另一个位于十一号染色体上的解毒剂GSTP2，还有一个位于十四号染色体上的DNA修补基因APEX1——对于没有住在汤姆斯河的儿童来说，这些变化使得他们患癌的风险增大了一倍以上。但是，对于汤姆斯河的孩子来说，这三种基因的改变并没有显著增加他们的患癌风险。一个更有趣的结果是关于七号染色体的长臂上的ABCB1基因的。这是一个药物转运基因，它关系到细胞对那些可以穿越多种身体屏障——例如母婴之间的胎盘屏障——的外来分子的排出能力。但这些基因上的差异与癌症风险的差异不相吻合——至少是在这样小样本的检测中不吻合。

[10] 巴里·菲尼特曾经对染色体损伤抱有更大期望，因为已经有其他研究证明对于某些癌症，接触某些致癌化合物，这是一个有效的生物标志物。例如，Lars Hagmar et al.，“Chromosomal Aberrations in Lymphocytes Predict Human Cancer：A Report from the European Study Grouop on Cytogenetic Biomarkers and Health”，Cancer Research 58：18 （September 15，1998）：4117—4421。

[11] 对于生产商来说，另一个强大的动力是，被NTP的啮齿类动物实验视为致癌物的化合物都会被列入NTP的致癌物报告之中。2011版包括了两百四十六种化合物——这是一个生产商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避开的黑名单。

[12] 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Draft NTP Technical Report on the Toxicology and Carcinogenesis Study of Styrene-Acrylonitrile Trimer in F344/N Rats （December 2010），81，table 19.

[13] 欲了解更多关于四百只实验动物的限制（四个剂量组每个性别五十只），可参阅David Gaylor，“Are Tumor Incidence Rates from Chronic Bioassays Telling Us What We Need to Know about Carcinogens？” Regulatory Toxicology and Pharmacology 41 （2005）：128—133。

[14] Fischer344大鼠不适合做人类白血病模型，因为它先天易感只会在大鼠体内出现的单核细胞白血病。见于Caldwell，“Review of Mononuclear Cell Leukemia”。

[15] 本章中的两幅图由杰里·法格里亚诺绘制，数据来源是纽约州癌症登记系统和新泽西州卫生及高级服务部。发病率为每年每十万儿童中的确诊病例数，并用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对美国人口的年龄进行了修正。

[16] Daniel Wartenberg，“Investigation Disease Clusters：Why，When and How？”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A 164：1 （2011）：13—22，15.

[17] Erika Bolatad et al.，“Congress Urged to Track Cancer Clusters Better”，McClatchy Newspapers （Bradenton Herald），March 29，2011. 同时，Kathleen Navarro et al.，Health Alert：Disease Clusters Spotlight the Need to Protect People from Toxic Chemicals，a report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and the National Disease Clusters Alliance （March 2011）中简略回顾了提交联邦立法机构的提案，并对自1977年以来美国十三个州的四十二次疾病集群报告进行了汇报。

[18] 2007年10月作者采访了重庆儿童医院的患者和医生。

[19] 到2007年，在重庆儿童医院——这里是中国顶尖的医疗机构之一——至少接受过化疗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儿童的五年生存率大约为百分之七十，而美国白血病患者的数字则是超过百分之九十五。

[20] Lee Liu，“Made in China：Cancer Villages”，Environment （March/ April 2010）.

[21] Xie Chuanjiao，“Pollution Makes Cancer the Top Killer”，Chian Daily，May 21，2007. 该文发表于中国最大的英文媒体，其中引用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癌症研究人员陈治州（音译）的说法：“癌症发病数据升高的主要原因是污染和环境问题，每天水和空气的问题都在恶化。”

[22] 化工生产数据主要来源于每年夏天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发布的调查数据“Facts and Figures of the Chemical Industry”。

[23] BASF，“BASF Chongqing MDI Project Approved”，news release，March 25，2011.

[24] 弗雷德里卡·佩雷拉与唐德良在中国的其他研究工作可见于：Ferderica Perera et al.，“Benefits of Reducing Prenatal Exposure to Coal-Burning Pollutants to Children's Neurodevelopment in China”，Environmental Healthe Perspectives 116：10 （October 2008）：1396—1400； 及Dan Fagin，“China's Children of Smoke”， Scientific American （August 2008）：72—79。

[25] 对相关研究的介绍也可见于《环球科学》2008年9月发表的对前页注释的编译稿“调查手记：远离空气污染的儿童”。——译者

[26] 州癌症登记系统因1996年汤姆斯河危机所暴露出的不足一直没有完全解决。但目前的延迟时间是大约十八个月，已经比1995年迈克尔·贝里不得不放弃在集群分析中纳入近期统计资料的时候缩短了将近一半。延迟时间的缩短是琳达·吉利克和其他TEACH家庭施压的结果。

[27] 据州监管人员说，2005年夏季干旱期间在汤姆斯河的联合水务的两名高级经理，总经理乔治·弗莱戈和运营经理小理查德·奥腾斯因为担心镭污染会造成几口井不能供水而伪造了安全监测，填写了假的报告。水务公司母公司的一位审计人员发现有七次镭水平的升高他们没有上报，令州政府对联合水务罚款六万四千美元。二人被辞退，并各罚款五千美元。公司还因超过州政府规定的抽水限值而被罚款十万四千美元。但联合水务在汤姆斯河的新的管理部门受到了琳达·吉利克极大的肯定，她甚至给水务公司颁发了欧申之爱的2010年公众服务奖。在颁奖仪式上她说：“五年前我无法想象会向联合水务颁发这个奖项。公司里的人通过在他们做的每件事中展示出的诚实与正直赢得了我的信任和赞赏。”

[28] 巴斯夫和它的前身汽巴一样不愿意花费上千万美元清理铺了防渗膜的1号室。在TEACH家庭的支持下，镇上发出请求试图强制清理1号室。布鲁斯·安德森，梅兰妮·安德森和他们的两个儿子甚至站在关闭了的工厂的大门前敦促进行清理。但是汽巴，和现在的巴斯夫没有动心，而且有责任监管填埋场的州环保部没有加入迫使公司去除填埋桶的行动。

[29] 挖掘旧垃圾场的工作开始于2003年，工人们从老的污水桶排放地那些渗滤的井中拉出了四万七千多个已经碎了的桶，而该地点在更早的50年代曾是一个沉积湖。随后挖掘工作转移到了散落于厂址各处的其他非常老的垃圾场。最初美国环保局的计划是将这些地点的土壤在一个热解吸装置中进行热处理，这和1995年赖克农场的方法一样，但当TEACH和其他团体抗议说解吸过程会释放有毒气体后该机构改变了策略。不过美国环保局并没有像TEACH和其他团体要求的那样，让汽巴将所有浸泡有化合物的土壤运出厂外异地填埋。反之，除了污染极为严重的土壤，环保局允许汽巴对其他土壤使用实验中的堆肥方法。污染的土壤与稻草、木屑、营养物质和水混合在一起，通风以加速微生物的生长来降解复合的有机物。经过八周的堆肥——最初是在一个飞机库那么大的棚子里，后来露天放在一块橄榄球场大的沥青平板上——对土壤进行了测试。如果污染物浓度足够低了，这些土就被埋在工厂的土地上，另外一堆满是污染物的土再被堆上来。

[30] 在1997年那次对汽巴的拆分中，诺华继承了汽巴的制药业务，同时在它的隐形眼镜及其护理产品的单元仍旧使用了汽巴的名称，叫做汽巴视力。2009年起汽巴的化工产品是在巴斯夫集团的一个品牌下生产的，当时这家德国公司买下了老汽巴剩余的东西。

致谢

非虚构写作是一种伪装成独立作品的集体结晶。如果你已经读到了这里，就会知道《汤姆斯河》讲述的是一大群充满了激情的人们的故事。我一直非常感激他们中有那么多人愿意将他们的激情传递到这本书的创作中来。书中描述的事件经常是痛苦的，总是令牵涉其中的人们情绪激动；时光流逝并未销蚀这痛苦。但那一百四十个人仍愿意对一个陌生人讲述——不止一次的，在多种情境下——这证明了信任和承诺之深，我将在这几页中尽全力对此致敬。

应该特别感谢琳达·吉利克最初帮我选定了汤姆斯河。她不参与正式采访的决定丝毫不影响我对她为她的社区所做的事情的深深敬意。即便是现在，为当地处于危机中的家庭服务了二十五年之后，她和她的欧申之爱的团队仍在继续着杰出的工作，他们为欧申县患有癌症的儿童及其兄妹父母们提供着精神和财力的支持。你可以在www.ocean-of-love.org网站上了解到更多他们的工作，也可以通过给“欧申之爱，为了癌症儿童”提供捐赠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直接的帮助，地址是新泽西州，汤姆斯河，1709路37东，邮编08753。

下面这个名单包括了所有我曾经采访过并愿意具名的人。另有一些人拒绝留名。我对他们所有人都表示深深的感谢：Rtchard Albertini，Bruce Anderson，Melanie Anderson，Emma Ansara，Robert J.Baptista，Richard Bellis，Don Bennett，Esther Berezofsky，Michael Berry，Lois Bianchi，Eula Bingham，James Blumenstock，Lisa Boornazian，John Bucher，Bob Butler，Dan Carluccio，Judith Carluccio，Gary Casperson，Rajendra Chhabra，Dick Chinery，Angelo Cifaldi，Richard Clapp，Philip Cole，Craig Colten，Mark Cuker，Tom Curran，Bob De Sando，Michele Donato，John Paul Doyle，Michael Edelstein，James Etzel，Jerald Fagliano，Barry Finette，Heather Galick，Floyd Genicola，Robert Gialanella，Michael Gillick，Michael Gordon，Jon Gorin，Andrew Grange，Melvyn Greaves，John Groopman，Clark W. Heath Jr.，Rich Henning，Peter Hibbard，Susan Hibbard，Bruce Hills，Jon Hinck，Kathleen Hughes，William Hyres，Donna Jakubowski，Laura Janson，Yu Jie，Steven Jones，Jeff Josephson，Allan Kanner，Charles Kauffman，John E. Keefe Jr.，Judith Klotz，Alfred Knudson，Roden Lightbody，Liu Xiao-Mei，Liu Yu-Shu，Christine Livelli，Joanne Livelli，Gary Lotano，Harold Luker，Ray Lynnworth，David Malarkey，Jack Mandel，Jim Manuel，Morris Maslia，Nancy McGreevy，Sheila McVeigh，David Michaels，Bruce Molholt，Ernest Nagel，Gerald Nicholls，Terry Nordbrock，Kenneth Olden，Marian Olsen，J. Patrick O'Neill，David Ozonoff，Kim Pascarella，Richard Paules，Frederica Perera，Carole Peterson，Jerome Posner，Joseph Przywara，Dave Rapaport，Eric Rau，Bertha Reich，Juan Reyes，Herb Roeschke，Michael Rosenblum，John F. Russo Sr.，Leona Samson，Jan Schlichtmann，Gale Scott，Nancy Menke Scott，William Skowronski，Martyn Smith，Wayne Smith，G. Wayne Sovocool，Tomm Sprick，Samuel Sprunt，Dennis Stainken，Shanna Swan，Jon Sykes，Jackie Talty，John Talty，Ray Talty，Deliang Tang，Ray Tennant，Anthony Travis，Pamela Vacek，William Warren，Dan Wartenberg，John Wauters，Stephanie Wauters，Dane Wells，Richard Wendel，Jorge Winkler，Steven Wodka，Carl Woodward III，George Woolley，and Mitchell Zavon.

上面列出的名单中有些人为我提供的帮助远不止于回答问题。在他们与我的合作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对不加修饰的真实的坚守，这同样展现在了他们协助揭露汤姆斯河秘密的时期。在这个名单的顶端的是那些生命被癌症撕裂了的名字。丧子之痛，或是险些丧子，对于我们这些不曾经历过的人来说是无法体会的，尽管如此，Ray Lynnworth（雷·林恩沃斯）、Kim Pascarella（金·帕斯卡瑞拉）和Bruce（布鲁斯·安德森）以及Melanie Anderson（梅兰妮·安德森）容忍了我唐突的提问，Michael Gillick（迈克尔·吉利克）也是如此，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之一。另外，有些人为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包括Don Bennett（唐·贝内特）、Mark Cuker（马克·库克）、Jerald Fagliano（杰拉尔德·法格里亚诺）、Barry Finette（巴里·菲尼特）和Bruce Molholt（布鲁斯·莫霍尔特）。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非常可靠，此外，《科学美国人》杂志的Mariette DiChirstina帮我实现了中国之行。

我在纽约大学亚瑟·L·卡特新闻学院的“科学、健康与环境报道”项目组的学生们不断地为我带来灵感与欢乐。他们中的几位作为研究员直接协助着我。Susan Cosier和Alison Snyder进行了广泛的文献研究，而Emily Elert，Kristina Fiore，Robert Grant和Erica Westly也进行了协助。在追踪信息源，获得公共报告、剪报和其他文件方面，要感谢Marcus Banks，Betsy Dudas，Stephen Greenberg，Jon Hinck，Cheryl Hogue，Robin Mackar，Mary Mears，Ralph Roper，Ellen Tracy，John Wauters（约翰·伍特斯），Stephanie Wauters（斯蒂芬妮·伍特斯）和Jorge Winkler（豪尔赫·温克勒），以及欧申县图书馆、欧申县历史学会和美国环保局纽约区办公室的文献管理人员。

我的同事和朋友们检查了部分手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和修改。这其中包括Marla Cone，Howard Frankel，Stephen S. Hall，Robert Lee Hotz，George Johnson，Ivan Oransky，Anthony Roisman和Charles Seife。文中如果仍有错误就是我自己造成的。另外还想感谢我纽约大学的同事Brooke Kroeger，他在我进行这个项目和适应学术生活的过程中给予了很多支持。与如此聪慧勤奋的同事和学生共事非常愉快，他们每个人都致力于为服务民众的深度报道探寻可持续的未来。

在这个项目漫长的孕育期中，我考验着兰登书屋集团先后几位编辑的耐心。对于他们矢志不渝的支持我深表谢意，最开始是超赞的Ann Harris，随后是John Flicker，Beth Rashbaum，Susanna Porter，以及最后的Ryan Doherty，他是一名出色的编辑，也是本书真正的卫士。我的著作经纪人Jane Dystel和她的商业伙伴Miriam Goderich都没有失去过信心，而且多年来一直在为我提供理智的建议。

对于家庭为我做出的贡献，我的感激难以付诸文字。我能从书中的每一页纸间听到我的母亲、已故诗人和剧作家Lois Levin Riosman的声音。我的父亲Arnold Fagin在很多方面都在为我做出表率，虽然在他内心深处，仍旧希望我做个律师。（老爸，太迟了。）我的两个可爱的女儿，Anna和Lily以优雅和幽默忍受着我的强迫症。她们的长大成人——和这本书一起——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成就。说起我的妻子，法律记者Alison Frankel，没有她就不会有这本书。书中几乎每个字都经过了她的阅读与品鉴，但她的贡献远不止是卓越的编辑工作。七年来，Alison听着我不停地说起汤姆斯河——和《汤姆斯河》，还有在这之前的二十五年中的其他事件，但她不曾有一次尖叫着跑出屋去（虽说有几次是千钧一发了）。有了Alison的爱，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它，我将一事无成。

- 第一章 第六次大灭绝

- 第二章 乳齿象的臼齿

- 第三章 最初的企鹅

- 第四章 菊石的运气

- 第五章 欢迎来到人类世

- 第六章 环绕我们的海洋

- 第七章 落酸

- 第八章 森林与树木

- 第九章 陆上孤岛

- 第十章 新泛古陆

- 第十一章 犀牛做超声

- 第十二章 疯狂基因

- 第十三章 长羽毛的东西

版权信息

- 书名：大灭绝时代

- 作者：［美］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 ISBN：9787532768714

- 译者：叶盛

- 产品经理：邵明鉴

- 责任编辑：张吉人

如果说在人类的发展道路上存在着任何危险的话，那也并非是在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上，而是在于实现了有机体演化的终极反讽——在人类通过自身的心智实现自我认知的那一刹那，生命已经毁灭了它最美丽的那些造物。

——E·O·威尔逊

无数个世纪过去了，然而一切都发生在今天。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序言

据说，初时一切皆混沌不清。[1]这个故事同样如此，它始于一个全新物种的崛起，时间可能是在20万年前。彼时，这个物种还不曾有名字——任何东西都没有名字——但这个物种却有着赋予事物名字的能力。

如同所有年轻的物种一样，这个新物种最初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他们数量不多，占据的地盘仅限于非洲东部的一个狭长地带。慢慢地，这个种群的数量逐渐增长，但很可能曾经又重新减少到几千人——以某种标准来看可以说几近灭绝的边缘。

这个物种的个体既非十分敏捷，又非十分强壮，也算不上子孙众多。然而，他们格外地机智灵巧。渐渐地，他们拓展到了更广大的地域上，面对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猎食者以及不同的猎物。通常的栖息地限制或地理约束似乎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穿越河流、高原和山脉。在沿海地区，他们采集贝类；深入内陆，他们则捕猎哺乳动物。无论他们定居到哪里，都能适应并创新。到达欧洲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与自己非常相像的物种，但后者更敦实，可能也更强壮，并且已经在那块大陆上生活了很久很久。他们与这些原居于此的生物交配繁衍，并以各种方式将其赶尽杀绝。

后来再看，这个事件的结局其实是个范例。在这个物种继续扩张领地的过程中，他们遭遇的动物是自身的2倍、10倍甚至20倍之大：有巨型猫科动物；有如塔一般高的熊；有如象一样大的龟；还有站起来高达4.5米[2]的树懒。这些动物更强大，往往也更凶猛。但它们繁育的速度太慢，最终被彻底消灭了。

虽然是一种陆地生物，但带着那永恒的创新精神，这个物种也跨过了大海。他们到达了岛屿，那里是演化的方外之地，是珍禽异兽的居所：有鸟类能产下30厘米长的巨蛋；有像猪一样大小的河马；还有巨型蜥蜴。习惯了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些生物无力对抗新来者或其所携带的旅伴（大多是老鼠）。于是，这些生物也大多消亡了。

这个过程继续着，适应了某地就会重启征程，历经成千上万年，直到这个不再年轻的物种已然扩张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此时，有几件同时发生的事情得以让智人（Homo sapiens）——他们已经给自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繁衍后代。仅在一个世纪之中，人口的数量就翻了一番，之后又翻了一番，然后又是一番。广阔的森林被他们砍伐掉了。人类是有意为之，为的是填饱自己的肚子。也有无意为之的事情，他们把生物从一块大陆带到另一块，重组着地球的生物圈。

与此同时，一种更奇怪也更激进的转变正在进行之中。人类发现了地表之下蕴藏的能源之后，开始改变大气层的组成。结果是，气候以及海洋的化学组成也都发生了改变。有些植物与动物改换了生存地来适应这种变化：它们或是爬上高山，或是向着极地迁移。但是还有许多物种发现自己无处可逃——初时是数百种，然后是数千种，而最终可能是数百万种。物种灭绝的速度猛增，而生物圈的构成不断改变。

此前，不曾有别的生物像这样改变着这颗星球上的生命。不过，的确曾经发生过其他具有可比性的事件。在遥远的过去，极其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这颗星球曾经历过如此巨大的扭转，以致生命多样性急剧减少。在这样的远古事件之中，有五次是灾难性的，足以令其单独归为一类，这就是所谓的“五次大灭绝”。就在人类发现了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同时，他们也领悟到自己正在引发又一次新的大灭绝。这似乎是个荒谬的巧合，但也可能根本就不是巧合。这次灭绝是否会达到前五次大灭绝的程度？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人们已经称之为“第六次大灭绝”了。

第六次大灭绝的故事，至少根据我所选择的内容来说，分为十三章。每一章的主线是在某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物种：美洲乳齿象，大海雀，还有一种在白垩纪末期与恐龙一起消失的菊石。本书前面几章所涉及的物种已经灭绝了，因此这一部分主要是在介绍远古的大灭绝及其曲折的发现过程，自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以始。本书的第二部分讲的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在日益支离破碎的亚马孙雨林中，在迅速变暖的安第斯山坡面，在大堡礁的外围海域里。我选择前往这些特定地点的原因对于一个记者来说都很普通，无非是那里有个科考站，或者是有人邀请我参与一次科考活动。当今正在发生巨变的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可以随便去往某处，只要在正确的指引之下，都能发现灭绝的现象。本书中还有一章所讲述的灭绝差不多算是发生在我家后院里——很可能也同时发生在你家后院里。

如果说灭绝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话题，那么大灭绝就更是如此。但这同时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迷人话题。在接下来的文字之中，我要尝试着去表述其两面性——既有我们所了解到的事实带来的兴奋，也有与之俱生的恐惧。我希望，本书的读者在掩卷之时，能够对于我们活在其中的非凡一刻心存感激。

[1] 在本句及下一句中，作者几乎完全套用了美国著名科学作家蕾切尔·卡森的成名作《环绕我们的大海》中第一句话的原文，以此向卡森致敬。而卡森原句又借用了《圣经·创世记》开篇的意境。——译者

[2] 原书所有单位为英制，译文均换算为公制。后略。——译者

巴拿马金蛙（Atelopus zeteki）

巴拿马中部有一座安东的埃尔巴耶（El Valle de Antón）镇，坐落于一座大约一百万年前形成的火山口之中。火山口宽逾六公里，然而当天气好的时候向四周望去，参差不齐的山体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残塔的内墙。小镇上有一条主街，一个警察局，以及一个露天集市。集市上除了各式各样当地常见的巴拿马礼帽和色彩丰富艳丽的刺绣之外，还有着世界上样式最为繁多的金蛙小玩偶。有在叶子上休憩的金蛙，有坐直了身子的金蛙，还有让人难以理解的抱着手机的金蛙。有的金蛙穿着蓬蓬裙，有的金蛙摆出了跳舞的体态，还有的金蛙叼着烟嘴抽烟，模仿着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广为人知的抽烟姿势。金蛙的颜色就像是出租车的黄色，上面还有暗棕色的斑点，特产于埃尔巴耶镇附近的地区。在巴拿马，它被当作幸运的象征，样子还被印到了彩票上（至少曾经如此）。

就在十来年前，在埃尔巴耶镇周围的山上还很容易看到金蛙。这种蛙有毒，所以才有这样鲜艳的颜色，在丛林的地被层上显得很突出。有人计算过，一只金蛙皮肤内的毒素就能杀死一千只普通大小的老鼠。在离埃尔巴耶镇不太远处有一条溪流，俗称千蛙溪。过去沿着那条小溪走，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金蛙在岸上晒太阳。一位曾经去过那里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是这样告诉我的：“那儿太不可思议了——绝对太不可思议了！”

后来，埃尔巴耶镇周围的蛙开始消失了。这个问题最初是在巴拿马边境以西的哥斯达黎加发现的，人们那时并未意识到这将是一场危机。当时，一名美国的研究生正在那里的雨林中研究蛙类。她回到美国待了一段时间来写学位论文，而当她回到雨林中时，却找不到任何蛙类了，实际上，任何种类的两栖动物都找不到了。她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既然需要研究蛙类，她就在东边更远的地方找了一个新的研究区域。起初，新地点的蛙类看起来很健康，然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两栖类消失了。疫霾在雨林中持续扩散着。到了2002年，在埃尔巴耶镇以西80公里处的圣菲（Santa Fe）镇周边，山丘与河流中的蛙类都一扫而光了。在2004年，这类小动物的尸体开始出现在更加靠近埃尔巴耶镇的地方，埃尔科佩（El Copé）镇附近。此时，来自巴拿马和美国的一组科学家已经得出了结论：金蛙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他们决定要努力保留住一个残存种群，于是将两种性别的金蛙各选几十只，从森林中移到室内喂养。但是，不管是什么杀死了这些蛙类，它的动作比生物学家们担心的还要快。在生物学家们能够按计划采取行动之前，冲击波已经来了。

我最初读到埃尔巴耶镇金蛙的事情，是在一本给小朋友看的自然科学杂志上，杂志还是从我的孩子那里随手拿来的。[1]那篇文章的配图全是五彩缤纷的照片，有巴拿马金蛙，还有其他一些色彩绚烂的动物。故事介绍了这场灾难蔓延的过程，以及生物学家们为了阻止它所做的努力。他们本来希望能够在埃尔巴耶镇建一栋新的实验研究设施，但却没能及时完工。生物学家们要与时间赛跑，挽救尽可能多的动物，即使根本没地方喂养它们。那么，最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把这些小动物送去了“一家蛙旅馆，妥妥儿的”。这家“神奇的蛙旅馆”——真的是一家有床有早餐的当地小旅馆——同意让蛙住进他们提供的一批客房（里面的水箱）中。

“有生物学家们随叫随到，这些蛙们享受到了顶级的住宿条件，不但有女佣，还有客房服务。”文中如此写道。蛙们还能吃到美味而新鲜的食物——“事实上，新鲜到能够自己跳到盘子外面去。”

看到这家“神奇的蛙旅馆”之后又过了几周，我偶然读到另一篇有关蛙的文章，却有着不一样的视角。[2]这篇文章刊登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作者是两位两栖爬行动物学家，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韦克（David Wake）和来自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万斯·弗里登堡（Vans Vredenburg）。文章的标题是《我们是否正处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之中？——来自两栖动物世界的观点》。两位作者在文中指出“在这颗星球的生命发展史中已经出现过五次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事件”。他们称这些灭绝事件“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严重丧失”。第一次发生在奥陶纪晚期，约4.5亿年前。当时生命的主要形式还都局限在水中。最具破坏性的一次发生在二叠纪末期，约2.5亿年前，几乎把地球表面上所有的生命全部扫荡干净了。这一事件有时也被称为“大灭绝之母”或“大灭亡”。距今最近也最为著名的物种大灭绝发生在白垩纪的尾声。除了恐龙之外，这次灭绝还扫除了蛇颈龙、沧龙、翼龙以及菊石。[3]韦克和弗里登堡认为，从两栖动物的灭绝速率来看，与大灭绝类似的灾难性自然事件正在发生。他们的文章只配了一张照片：十几只黄腿山蛙身体浮肿，肚皮朝天躺在岩石上，生机全无。

小朋友的杂志选择了刊登活蛙而非死蛙的照片，我很理解个中缘由。“两栖动物叫客房服务”——明显有着比阿特丽克斯·波特[4]式的故事魅力。对于想要把这种故事魅力宣之于众的创作冲动，我也同样理解。不过，从我作为记者的视角来看，那本小朋友的杂志似乎把故事的主旨掩埋掉了。想象一下，自从约五亿年前出现第一只有脊椎的动物以来只发生过五次的事件，无论是什么，都足以称为极度罕见。当前，第六次这样的事件正在发生之中，甚至差不多就是在你眼皮底下发生——这样的念头对我而言直如当头棒喝。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庞大、更阴暗、意义远远更为重大的故事，才更值得讲述。如果韦克和弗里登堡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仅仅目睹了生命史上最罕见的事件之一，还一手促成了它。那两位作者在文章中评论道：“一个像野草一样的物种，无意之间获得了一种能力，能够直接影响其自身的命运，以及这颗星球上大多数其他物种的命运。”读过韦克和弗里登堡的文章几天之后，我订了一张飞往巴拿马的机票。

埃尔巴耶两栖动物保护中心（EVACC）位于一条土路旁边，距离那个卖金蛙玩偶的露天市场不太远。保护中心的大小跟郊区那种农庄差不多，占据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小动物园一角，紧挨着一笼尤其死气沉沉的树懒。整栋建筑里塞满了水箱，有的靠墙堆成一摞，更多的堆在房间中央，就像是图书馆书架上的书籍一样。像狐猴树蛙这样的物种占据了较高的水箱，因为它们生活在森林的树冠层中；而较矮的水箱主要为大头盗蛙这样的物种服务，因为它们生活在森林的地被层上。有几只水箱里养着突角囊蛙，它们会把产下的卵放在一个袋子里带在身上；而相邻的几只水箱里养着盔头蛙，它们会把产下的卵背在背上。另有几十只水箱则专门留给了巴拿马金蛙。

金蛙走路的样子与众不同，缓慢而悠闲，看起来就像是努力想要走直线的醉汉。它们的腿纤细而修长，黄色的口鼻部是个突起的尖端，眼睛非常深邃，仿佛是在警觉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虽然听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愚蠢，但我还是要说：它们看起来很有智慧。在野外，雌体金蛙把卵产在浅浅的流水中，而雄体金蛙则在长满苔藓的石头上保卫着它们的领地。在EVACC，金蛙的每个水箱中都有通过软管提供的流动水流，模拟了它们曾经生活过的溪流，让它们得以在其中繁育后代。在其中一条人造的小溪中，我看到了一串小小的像珍珠一样的卵。在旁边的一块白板上，有人用西班牙文激动地写下了一句话：产卵了！

EVACC差不多位于金蛙活动地域的中心，但却被设计为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任何未经彻底消毒的东西都不能进入建筑内，就连这些蛙，在进入保护中心之前，都用漂白剂稀释溶液处理过。人类访客都要穿上特殊的鞋子，并把提包、背包以及在外面用过的装备都留在室外。进入水箱的水也要进行过滤和特殊处理。这个地方彻底封闭的特性会让人联想到潜水艇，或是一个更妙的比喻——大洪水之中的方舟。

一只巴拿马金蛙

EVACC的主任是位名叫埃德加多·格里菲思（Edgardo Griffith）的巴拿马人。他个子很高，肩膀很宽，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开朗的笑容。他的两只耳朵上各戴着一只银耳环，左小腿上有个蟾蜍骨架图案的巨大文身。格里菲思如今已经30多岁了，他18岁之后的生活几乎全都专注于埃尔巴耶镇的两栖动物保护。而且，他还把他的妻子也变成了一个“蛙人”，而她本来是以“和平队”[5]志愿者的身份来到巴拿马的美国人。当这些两栖动物的小小尸体开始出现在这一地区时，格里菲思是第一个注意到的人，并且独自收集了数百只两栖动物，安置在旅馆里。等到EVACC一建成，这些动物又被转移到了保护中心这里。如果说EVACC是一艘方舟，那么格里菲思就是掌舵的挪亚，不过却要承担更长久的责任，因为他投身于此的时间已经远远不止于40天了。[6]格里菲思告诉我，这份工作的关键在于了解这里的每一只蛙。“对我来说，它们之中的每一只都与大象有着一样的价值。”他说道。

我第一次到访EVACC的时候，格里菲思带我参观了那些已在野外灭绝的物种仅存的代表。除了巴拿马金蛙之外，还包括2005年才刚刚发现的拉氏缨肢树蛙[7]。我到EVACC的时候，那里只剩下一只拉氏树蛙了，也就意味着像挪亚那样保留一对雌雄个体以繁育后代的可能性显然已经没有了。这种树蛙的皮肤是微微发绿的棕色，带有黄色的斑点。它们大概有10厘米长，脚大得不成比例，这让它们看起来就像是笨拙的大孩子。拉氏缨肢树蛙生活在比埃尔巴耶镇海拔更高的森林里，卵就产在树洞中。这种树蛙的雄性养育孩子的方式非常与众不同，甚至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会让年幼的蝌蚪啃食自己背部的皮肤。格里菲思说，他觉得在EVACC最初的紧急收集行动中，可能有许多其他的两栖物种被遗漏了，结果就此灭绝。具体的数字很难说，因为它们之中大多数很可能都是科学界所未知的。“太惨了，”他告诉我，“我们甚至还不知道这些两栖动物的存在，就已经失去了它们。”

“即便是埃尔巴耶镇的普通人，也注意到了这件事。”他说道，“他们会问我：‘那些蛙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再也听不到蛙叫了。’”

几十年前，关于蛙类种群正在崩溃的最初一批报道流传开来，而一些该领域的权威专家却对此持怀疑态度。毕竟，两栖动物是这颗星球上最出色的幸存者之一。今天蛙类的远古祖先是在大约4亿年前从水中爬上岸的。到了2.5亿年前则演化出了一批最早的代表物种，它们后来分别演化成现代两栖类的各个目——首先是蛙与蟾蜍，其次是蝾螈和火蜥蜴，第三类是一种诡异的无脚生物，称为蚓螈。这就意味着，两栖类不仅存在的时间比哺乳类和鸟类更长，甚至早在恐龙出现之前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

两栖类（amphibian）其名源自希腊文，意为“双重生活”。它们大多仍与水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而那正是它们在演化之路上出发的地方。（古埃及人就认为，蛙类是每年尼罗河泛滥时陆地与水交配的产物。）蛙卵没有硬壳，必须要保持湿润才能发育。很多蛙类，比如巴拿马金蛙，都会把卵产在溪水中。也有些蛙在短时存在的池塘中产卵，或在地下产卵，甚至是在自己吐出来的泡沫所筑成的巢中产卵。除了把卵背在背上或放在袋子里的蛙之外，还有些蛙把一串串的卵像绷带一样缠在自己腿上。还有两种叫作胃孵蛙的蛙类在不久前双双灭绝了，它们会把卵吞到胃里携带，最终从嘴里吐出发育好的幼蛙。

两栖动物演化出来的时候，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还连在一起，组成一块单一的大陆，称为泛古陆。自泛古陆分裂以来，两栖动物适应了除南极大陆之外各个大陆上的不同生存条件。在全世界范围内，逾7000个两栖物种得到了鉴定，其中大多数发现于热带雨林之中。只有个别的两栖动物，比如澳大利亚的沙山蛙，可以生活在沙漠之中，还有个别的能生活在北极圈内，比如木蛙。像春雨蛙等在北美地区常见的蛙类能够忍耐冬季的冰天雪地。即便是从人类的视角来看长得很相像的两栖动物群体，其漫长的演化史导致其基因很可能迥然不同，差异之大就像是蝙蝠与马。

戴维·韦克是那篇把我引向巴拿马的文章的作者之一，同时也是最初拒绝相信两栖动物消失事件的学者之一。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韦克的学生去内华达山脉[8]进行蛙类采集，却空手而归。韦克记得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做学生的时候，内华达山脉的蛙类多到让人躲不开。“如果你在河边走，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它们身上。”他告诉我，“它们无处不在。”韦克当时觉得自己的学生可能去错了地方，或者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寻找。然而，一名有着多年野外采集经验的博士后告诉韦克，他也没找到任何两栖动物。“于是我说：好吧，我跟你一起去，去一些肯定能找到蛙的地点。”韦克回忆道，“于是我带他去了这个肯定能找到蛙的地方，但我们只找到了几只蟾蜍。”

情势之所以如此令人困惑，原因之一在于出问题的地域太广了。蛙类的消失似乎不仅限于人口密集、环境受到极大影响的地区，还包括了相对未受人类破坏的地区，例如内华达山脉和中美洲的山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位美国的两栖爬行类学者来到了哥斯达黎加北部的蒙特韦尔德（Monteverde）云雾森林[9]保护区，想要研究金蟾蜍的繁育习性。[10]她花了两个野外考察季来进行寻找，然而在那些曾经能遇到大批金蟾蜍缠绕在一起蠕动交配的地方，只搜罗到一只孤零零的雄性。（金蟾蜍现在被确定为已灭绝物种。它们的颜色其实是明亮的橙色，与巴拿马金蛙的亲缘关系很远。它们的眼睛后部长有一对腺体，因此严格来讲属于蟾蜍。）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哥斯达黎加中部，生物学家发现有若干个当地特有的蛙类种群已经崩溃了。稀有而高度特化的物种正在消失，而人们更为熟知的物种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厄瓜多尔，常会造访人们后院花园的詹氏蟾蜍，同样也在几年之内消失了。而在澳大利亚东北部地区，当地曾经最为常见的南日蛙也已经难觅踪影了。

从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究竟是哪位神秘的凶手杀害了一个又一个种群的蛙类？说起来或许有些讽刺，又或许算不上讽刺，最初的线索来自一个动物园。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动物园曾经成功地繁育了原产于苏里南（Suriname）的钴蓝毒箭蛙，前后有很多代。后来，差不多是一天之内，在动物园水箱里繁育出来的钴蓝毒箭蛙开始陆续死亡。动物园里的一位兽医病理学家在死去的箭蛙身上取样，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样品进行研究。他发现，蛙的皮肤上有一种奇怪的微生物，并最终鉴定为一类叫作壶菌的真菌。

壶菌几乎无处不在，从树冠的顶端到地下深处都有它们的身影。而这个特定的壶菌物种此前却从未发现过。实际上，它太过特别了，生物学家们不得不为它专设了一个新的属以便分类。它的双名法命名被定为“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Bd），其中“batrachos”这个词根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蛙”。

那位兽医病理学家把美国国家动物园里受感染的箭蛙身上取得的样品交给了缅因大学的一位真菌学家。后者对这种真菌进行了培养，并把获得的真菌送回了华盛顿。当健康的钴蓝毒箭蛙暴露在这种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Bd面前时，它们也生病了，并在三周之内死去。接下来的研究表明，Bd干扰了蛙类通过皮肤吸收重要电解质的能力，最终导致它们患上了相当于心肌梗塞的疾病。

应该说，EVACC还是一个正在搭建的项目。我拜访这个保护中心的那一周里，一支来自美国的志愿者队伍也在那里帮他们建造一个展厅。这个展厅未来将对公众开放，所以从生物安全防护的角度考虑，这个展厅的空间必须与保护中心的其他区域隔离开来，并设有专用入口。展厅的墙上有洞，以后会嵌入玻璃箱。在洞的周围，有人画上了山地的景致，非常像你走到屋外抬头望向山上所能看到的景色。整个展厅的亮点在于一个满是巴拿马金蛙的大展箱。志愿者们正在其中为金蛙们建造一个近一米高的水泥人工瀑布。不过水泵系统似乎出了点问题，而在这个没有五金商店的山谷中又很难找到可以替换的零件。志愿者们很多时候似乎都是在闲晃，在等待。

我花了不少时间跟他们一起闲晃。与格里菲思一样，所有的志愿者都是蛙类爱好者。我得知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在美国的工作都是动物园的两栖动物饲养员。其中一个人还告诉我说，蛙毁了他的婚姻。这些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令我感动。正是这样的奉献精神把蛙类带到了“蛙旅馆”中，又建起了EVACC，并让它运营至今——虽然它还没有彻底完工。然而与此同时，就在那勾画出来的绿色山峦与人造瀑布之间，我又不可抑制地感受到一种极度悲伤的情绪。

埃尔巴耶镇周围的森林中几乎已经没剩下什么蛙类了，这清楚地证明了把动物运进EVACC的举动有其正当价值。然而，这些蛙类在保护中心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难解释它们出现在这里的意义。人们发现，那种壶菌并不需要两栖动物也能生存。这就意味着，即便它把一个地区全部的两栖动物都杀死了，它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做着壶菌该做的事情。因此，如果把EVACC里面的金蛙重新放归埃尔巴耶镇周围真实的山地中，它们还是会生病，之后死亡。（虽然真菌能够被漂白剂消灭，但显然无法对整个雨林进行消毒。）在EVACC，每一个人都会告诉我，这个中心的目标是要保留这些物种，直到它们能够被放归自然，在森林中重建种群。而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承认，他们无法想象这一目标如何才能真正达成。

“我们不得不指望这一切会突然间好转起来。”卡了壳儿的人造瀑布项目的负责人，休斯敦动物园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保罗·克伦普（Paul Crump）告诉我说，“我们不得不指望奇迹出现，让我们把一切恢复原状，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现在说出来的这些话听上去真是有点愚蠢。”

“关键是要把它们送回大自然中，这在我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幻想。”格里菲思说。

壶菌横扫埃尔巴耶镇之后并未就此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东前进。自从它从西方进入巴拿马以来，现在已经侵入了另一边的哥伦比亚。Bd已经扩散到整个南美高地，并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南下，跨海进入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它还横扫了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并出现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法国。在美国，它好像是从几个地点辐射开来的，而非像一圈圈涟漪那样的波纹状。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目前似乎都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阻止它。

与声学工程师谈论的“背景噪声”类似，生物学家提出了“背景灭绝”。在正常时期——这里的“时期”指的是地质学上的一整个地质时期——物种灭绝的发生频率很低，甚至比物种形成的频率还低，我们称之为背景灭绝速率。在不同类型的生物中，这一速率是不同的；通常所用的表达方式是每百万物种年中的物种灭绝数量。计算背景灭绝速率是一件要在实验室中完成的科研工作，包括梳理整个数据库中的化石。目前研究得最为彻底的一类动物可能要算是哺乳动物了，[11]其背景灭绝速率估计约为每百万物种年0.25种。也就是说，以今天地球上生存的约5500种哺乳动物来计算，按照背景灭绝速率，你可以期待每700年看到一个哺乳类物种消失——再次强调，这是非常粗略的估计。

物种大灭绝则截然不同。有别于背景的嗡嗡声，大灭绝会是一声巨响，是灭绝速率图上的一个尖峰。安东尼·哈勒姆和保罗·魏格纳是来自英国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他们在这一领域写了很多文章，把物种大灭绝定义为这样一类事件：能够“在并不太长的地质时期内消除掉全世界生物种类中非常可观的一部分”。[12]另一位专家戴维·雅布隆斯基认为大灭绝的特征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生的“生物多样性的本质性丧失”。[13]研究二叠纪末期大灭绝的古生物学家迈克尔·本顿使用了生命演化树的比喻：“在物种大灭绝期间，演化树上的大量树枝被截断，就像是有一个手持巨斧的神经病发动了疯狂攻击。”[14]另一位古生物学家戴维·劳普则试图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生物物种在大多数时间里只有很低的灭绝风险。但这种相对安全的情况却被偶尔才会出现的高危期不时打断。”[15]由此，生命的历史整体上是“偶尔被恐慌打断的长久安逸”。

根据海洋生物化石记录确定的五次物种大灭绝，造成了物种多样性在科的层面上急剧下降。即便某一科中只有一个物种挨过了大灭绝，这个科也可算作幸存者。由此可以想象，在物种层面的损失规模更加巨大

在大恐慌的时期，一大类曾经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可能会彻底消失，或者降级为次要角色，几乎就像是整个地球正在经历一场大换角。这类大规模的物种消失令古生物学家们推测，在物种大灭绝事件中——除了所谓的五次大灭绝之外，还有很多次规模较小的类似事件——通常的生存法则不再奏效。环境条件的变化是如此剧烈或如此迅速，抑或既剧烈又迅速，以至于演化的脚步完全跟不上。事实上，那些在正常情况下用来对付生存威胁的性状，反而可能在这种极端异常的环境中成为致命因素。

目前还没有关于两栖动物背景灭绝速率的严谨计算结果，部分原因在于两栖动物的化石非常罕见。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一速率低于哺乳动物的背景灭绝速率。[16]大概每一千年左右才会有一种两栖动物灭绝。这个物种可能来自非洲，或是来自亚洲，或是来自澳洲。换句话说，一个人目睹这样一次灭绝事件的几率接近于零。然而，格里菲思已经观察到了几种两栖类的灭绝。差不多每一位在野外工作过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都目睹过若干起这样的灭绝。（就连我，在为写作这本书做调研的时候，也遇上了一个两栖类物种的灭绝，还有三四个物种像巴拿马金蛙一样已经在野外范围内灭绝了。）“我选择两栖爬行动物学作为毕生的事业，是因为我享受与动物一同工作的时光。”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约瑟夫·曼德尔森曾经写道，“我从未想过我的研究会重现古生物学中的事件。”[17]

今天，两栖动物“享受”着世界上最为濒危的动物纲这一与众不同的地位。根据计算，它们的灭绝速率可能比背景速率高了四万五千倍。[18]然而，还有其他许多物种的灭绝速率也在接近两栖动物的水平。据估计，全部筑礁珊瑚虫物种的三分之一、全部淡水软体动物物种的三分之一、鲨鱼和鳐鱼物种的三分之一、全部哺乳动物物种的四分之一、全部爬行动物物种的五分之一，以及全部鸟类物种的六分之一，都在走向各自的灭亡。[19]物种的消失无所不在：在南太平洋也在北大西洋，在北极也在撒哈拉，在湖水中也在岛屿上，在山巅之上也在山谷之中。如果你懂得如何寻找，在自家院落里也有可能追踪到正在发生的灭绝事件。

对于物种消失的原因，有着各式各样似乎完全不相干的解释。但是，只要对这类事件进行足够深入的追踪，你就会不可避免地找到那个共同的根源——“一个像野草一样的物种”。

Bd有能力自行移动。在显微镜下能够看到这种真菌产生的孢子长着细长的尾巴，能够像螺旋桨一样推动孢子在水中前进。它们也能被溪流或是一次暴风雨之后形成的地表径流带到更远的地方。（可能正是这类扩散作用导致巴拿马的疫情向东发展。）但是，这类运动无法解释这种真菌为何能差不多同时出现在世界上如此之多相距遥远的地区，包括中美洲、南美洲、北美洲以及澳洲。有一种理论认为Bd是随着非洲爪蟾的运输而遍及全球的。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非洲爪蟾被用于女性的孕检，因为雌性非洲爪蟾在注射了怀孕女性的尿液之后，会在几小时内产卵。令人感兴趣的是，非洲爪蟾虽然广泛感染了Bd，但它们自身似乎并不会受到有害的影响。第二种理论认为真菌是由北美牛蛙引入欧洲、亚洲以及南美洲的，或有意为之，或无意为之。这种动物的出口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食用消费需求。北美牛蛙也广泛感染了Bd，但似乎并不会受其伤害。第一种理论已经被称为“走出非洲”，而第二种则或许可以被称为“蛙腿汤假说”。

无论是两者之中的哪一种，从病原学上来看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被人类装到轮船和飞机上，一只携带Bd的蛙不可能从非洲前往澳洲或从北美洲前往欧洲。这种在今天看来毫不稀奇的跨大陆物种重组，在35亿年的生命史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即便现在Bd已经横扫巴拿马的大部分地区，格里菲思还是会偶尔外出为EVACC采集物种样本，寻找幸存者。我为自己的访问选定的时间，恰好能赶上一次这样的采集之旅。一天晚上，我和他以及两名建造瀑布的美国志愿者一起出发了。我们向着东方前进，穿过巴拿马运河，在一个叫塞鲁阿苏尔（Cerro Azul）的地区过夜，落脚点是一间用2.5米高的钢铁栅栏围起来的旅社。拂晓时分，我们开车来到了查格雷斯（Chagres）国家公园入口处的警卫站。格里菲思期望能够找到EVACC所短缺的两个品种的雌蛙。他取出了由政府颁发的采集许可，展示给警卫站无精打采的官员看。几只营养不良的狗跑出来围着卡车闻来闻去。

离开警卫站，道路变成了由深深的车辙串在一起的一连串土坑。格里菲思在卡车的CD播放器里放了一张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20]的专辑，而我们就随着跃动的节拍颠簸前行。蛙的野外采集需要很多装备，所以格里菲思还雇了两个人来帮忙。在一个叫作洛斯安赫莱斯（Los Ángeles）的小小村落，最后几间房子前面，那两个人从薄雾之中现身出来。我们继续颠簸前进，直到前面的路无法让卡车通行为止。于是，我们所有人都下了车，开始步行。

满是红泥的小路蜿蜒穿过雨林。每走几百米，就会有一条稍窄的小路从主路上穿过。这些路径是切叶蚁制造出来的，它们来回走了上万甚至是上亿次，不停把草叶碎片带回自己的居所。（它们的巢穴看起来就像是一堆锯末，能够覆盖街心花园大小的一片地域。）来自休斯敦动物园的美国人克里斯·贝德纳尔斯基（Chris Bednarski）警告我要躲开那些兵蚁，它们即便是死了也会把颚留在你的小腿里面。“这东西真的会把你搞得一团糟。”他说道。来自托莱多动物园的另一个美国人约翰·查斯顿（John Chastain）扛着一根用来对付毒蛇的长钩子。贝德纳尔斯基又向我保证道：“幸运的是，那些真正能够给你带来麻烦的生物很稀少。”吼猴在远处吼叫着。格里菲思指给我看美洲豹在松软地面上留下的脚印。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在树林中开辟出来的农场。地里零乱地长着一些玉米，但附近没有人。很难说是农场的主人已经放弃了这块贫瘠的雨林土地，还是只不过恰好今天不在。这时，一群翡翠绿色的鹦鹉突然冲向空中。又过了几个小时，我们走进了一小块林中空地。一只蓝色的大闪蝶轻快地掠过，双翼与天空一样颜色。这里有一间小木屋，但已经破败不堪了，于是乎所有人都选择睡在外面。格里菲思帮我吊起了一张床——某种介于帐篷和吊床之间的东西，必须要挂在两棵树之间才行。它位于底部的一条狭缝就是入口，而顶部则要用来遮挡肯定会出现的雨水。当我爬进这东西里面时，感觉就像是躺在一口棺材里。

那天晚上，格里菲思用便携式燃气炉煮了一些米饭。然后，我们在头上绑好头灯，向着附近低处的一条溪流蹒跚而行。很多两栖类是夜行动物，所以看到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黑暗之中寻找。这件事情做起来就像听起来那么困难。我不断滑倒，不断违反着雨林中的第一安全守则：任何东西，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永远不要伸手去抓。在我又一次摔倒之后，贝德纳尔斯基指给我看，就在旁边的一棵树上有一只跟我拳头差不多大的狼蛛。

经验丰富的猎人寻找蛙类时，会向森林中射出一束光，注意观察蛙的眼睛的反光。这一路上格里菲思看到的第一只两栖动物是一只圣何塞柯克兰蛙，正在一片叶子上休憩。这种蛙属于一个较大的“玻璃蛙”科，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们半透明的皮肤甚至能显露出体内器官的轮廓。眼前这只玻璃蛙是绿色的，缀着微小的黄点。格里菲思从包里取出一副医用手套戴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他的手像飞镖一样疾速伸出，势如苍鹭，将那只蛙一把抓在了手里。接下来，他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拿起一支看起来像棉签的东西刮了刮蛙的肚皮，然后把棉签放进了一个小小的塑料管中。这个样品以后会被送到实验室里分析是否有Bd感染。因为这种蛙不是他想要寻找的品种，格里菲思把它放回叶子上。然后，他取出了自己的照相机。那只蛙面无表情地回瞪着相机镜头。

我们继续在暗夜之中搜寻。有人发现了丘盗蛙，通体橘红色，如同森林地被层的颜色。还有人发现了沃氏蛙，看起来就像一片鲜绿的树叶。对于找到的每种生物，格里菲思都按流程操作：一把抓起来，在腹部取样，然后给它拍照。最后，我们还偶遇了一对正在“抱合”的巴拿马盗蛙——这是两栖动物做爱的方式。这一次，格里菲思没有打扰它们。

格里菲思想要捕到的两栖动物之一是突角囊蛙。这种蛙的鸣叫声很独特，就像是开香槟的声音。当我们正在一条溪水中央蹚着水前进时，突然就听到了这种叫声，仿佛是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似的。一开始，这声音听起来好像就在身边，但当你靠过去时，它似乎又跑远了。格里菲思开始模仿这种叫声，用双唇发出香槟酒瓶塞弹出时的声响。

最后，格里菲思觉得是我们其他人蹚水的动静吓跑了这些蛙。他一个人走到前面，而我们大家原地不动，在及膝深的水中站了很久。当格里菲思终于挥手示意我们过去时，我们发现他面前有一只黄色的大蛙，长着长长的脚趾和像猫头鹰一样的面孔。它坐在一根树枝上，比视线稍高。格里菲思此行要为EVACC找一只雌性的突角囊蛙。于是，他猛地伸出手去，抓住了这只囊蛙，把它翻过来查看。如果是雌性突角囊蛙，腹部会有一个育儿袋，但这只没有。格里菲思给它取了样，拍了照，然后放回了树上。

“你是个帅小伙。”他轻声对那只囊蛙说。

午夜时分，我们开始返回营地。格里菲思唯一决定带回来的是两只小小的蓝腹丛蛙以及一只颜色发白的蝾螈。他自己和两名美国志愿者都不知道这只蝾螈具体是什么物种。蛙和蝾螈都放在了塑料袋里，还加了一些树叶以保持潮湿。我突然意识到，这两只蛙和它们的后代（如果能有后代的话），以及它们后代的后代（如果也能有的话），都永远不会再踏足这片雨林了，反而要在无菌玻璃箱中度过一生。那天夜里下了雨，我睡在棺材一样的吊床里做了一个鲜活的噩梦。醒来之后，我唯一还能记起的梦中场景，就是一只明黄色的蛙，正叼着烟嘴抽烟。

[1] Ruth A.Musgrave，“Incredible Frog Hotel，”National Geographic Kids，Sept.2008，16-19.［原书注明了重要的引用文献，由于这些资料大多没有中文译本，所以均直接给出原文，供有兴趣的读者检索。——译者］

[2] D.B.Wake and V.T.Vredenburg，“Colloquium Paper：Are We in the Midst of the Sixth Mass Extinction？A View from the World of Amphibian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2008）：11466-11473.

[3] 分类学上严格定义的恐龙并不包括生活在海里的蛇颈龙和沧龙，以及会飞的翼龙等，所以是并列关系。——译者

[4] 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是19世纪末期英国女性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人称“波特小姐”。所著故事的主人公多为拟人化的小动物，最出名代表为彼得兔。——译者

[5] 由美国政府于1961年组建，向欠发达国家派驻志愿者进行援助计划的组织。——译者

[6] 典出《圣经·创世记》，挪亚在方舟上住了370天，其中最开始的40天一直是大雨如注。——译者

[7] 在关于蛙类灭绝的新闻报道中常被简单译作巴拿马树蛙。——译者

[8] 世界上有三处内华达山脉，文中所指应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部的内华达山脉，属人口稀少地区。——译者

[9] 云雾森林（cloud forest）是指林冠层常年或季节性地被云雾所环绕的森林，多见于热带及亚热带山地。——译者

[10] Martha L.Crump，In Search of the Golden Fro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165.

[11] 感谢John Alroy为我介绍了背景灭绝速率计算的复杂性。更多相关信息参见：“Speciation and Extinction in the Fossil Record of North American Mammals，”in Speciation and Patterns of Diversity，edited by Roger Butlin，Jon Bridle，and Dolph Schlu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310-323。

[12] A.Hallam and and P.B.Wignall，Mass Extinc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1.

[13] David Jablonski，“Extinctions in the Fossil Record，”in Extinction Rates，edited by John H.Lawton and Robert M.Ma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26.

[14] Michael Benton，When Life Nearly Died：The Greatest Mass Extinction of All Time（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2003），10.

[15] David M.Raup，Extinction：Bad Genes or Bad Luck？（New York：Norton，1991），84.

[16] John Alroy，personal communication，June 9，2013.

[17] Joseph R.Mendelson，“Shifted Baselines，Forensic Taxonomy，and Rabbs’Fringe-limbed Treefrog：The Changing Role of Biologists in an Era of Amphibian Declines and Extinctions，”Herpetological Review 42（2011）：21-25.

[18] Malcolm L.McCallum，“Amphibian Decline or Extinction？Current Declines Dwarf Background Extinction Rates，”Journal of Herpetology 41（2007）：483-491.

[19] Michael Hoffmann et al.，“The Impact of Conservation on the Status of the World’s Vertebrates，”Science 330（2010）：1503-1509.See also Spineless—Status and Trends of the World’s Invertebrates，a report from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published Aug.31，2012.

[20] 美国黑人摇滚乐吉他手及歌手，20世纪60年代流行音乐界的超级明星。——译者

美洲乳齿象（Mammut americanum）

大灭绝可能是今天的孩子们必须要面对的第一个科学概念。一岁大的孩子就开始玩恐龙玩具，两岁大的孩子就会懂得这些小小的塑料玩具代表着一些非常巨大的动物，或者至少也会对此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如果他们学东西很快的话——或者换种方式来说，学用马桶很慢的话——那么这些穿着尿布的孩子就已经能理解：曾经有过很多种不同的恐龙，但它们在很久以前就死光了。（我自己的几个儿子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能和一套恐龙玩具玩上几个小时。这些恐龙放在一个塑料垫子上，上面画有一幅侏罗纪或是白垩纪的森林场景，其中最醒目的是一座正在喷发岩浆的火山，如果你按上去，它还会发出一种吓人的吼叫声，不过听起来其实很可爱。）这些情况似乎表明，物种大灭绝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亚里士多德写了10卷《动物史》，却从未考虑过动物可能真的有跌宕起伏的历史。普林尼[1]的《自然史》中既描述了真实存在的动物，也描绘了神话故事中的动物，却没有记述已经灭绝的动物。大灭绝的概念也不曾在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出现，彼时“化石”（fossil）这个词用于指代从地下挖出来的所有东西，所以才会有“化石燃料”[2]这个说法。在启蒙运动中，主流观点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伟大的、坚不可摧的“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正如亚历山大·蒲柏在他的诗作《人论》中所写的：

一切不过是零件，组成非凡的整体，

其躯体是自然，其魂灵是上帝。

当卡尔·林奈建立他的双名法分类学命名系统时，并未对现存的与消亡的物种进行区分。因为在他看来，不存在已经消亡的物种，自然也就没这个必要。他在1758年面世的第10版《自然系统》[3]中，列出了63种金龟子甲虫、34种鸡心螺以及16种比目鱼。然而《自然系统》所列出的动物其实都属于同一类——仍旧存活着的动物。

尽管有数量可观的相反证据涌现出来，这一观点仍然持续存在着。从伦敦到巴黎再到柏林，许多存放珍奇生物的陈列柜里都有着奇怪生物的身影，包括现在被认定为三叶虫、箭石和菊石的化石，但人们就是视而不见。有些菊石是如此之大，石化外壳的尺寸已经赶上了马车轮子的大小。在18世纪，从西伯利亚运往欧洲的猛犸骨头越来越多。这一物种也同样被硬塞进了命名体系之中。那些骨头看起来很像是大象的骨头，但是肯定没有大象生存在当代俄罗斯，于是人们认定，它们只能是被《圣经·创世记》中的那场大洪水冲到北方去的。

“灭绝”最终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来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或许并非巧合。在很大程度上，灭绝概念的提出要感谢一种叫作美洲乳齿象的动物，以及一个名叫让-莱奥波德-尼古拉斯-弗雷德里克·居维叶的人。他是一位博物学家，继承了他已故兄弟的名字，人称乔治·居维叶。居维叶在科学史上是位有着很大争议的人物。他在某些方面遥遥领先于自己的时代，但又阻碍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进步；他有时彬彬有礼，有时又恶毒不堪；他卓有远见，同时又极端保守。在19世纪中叶，他提出的很多理论都被推翻了。然而现在的一些最新发现又倾向于支持那些由他提出而后遭人彻底否定贬低的理论。结果就是，居维叶对于地球历史那种本质上悲观的远见，最终看来似乎是很有预见性的。

欧洲人第一次撞见美洲乳齿象骨头的确切时间并不清楚。1705年，在上纽约州[4]的野外考察中出土的一块臼齿被送往伦敦，标签上写着“巨兽的牙”。[5]第一块进行了科学性研究（只是就那个时代而言）的乳齿象骨头被发现于1739年。那一年，第二任隆格伊（Longueuil）男爵夏尔·莱莫因（Charles le Moyne）带领着400名士兵沿俄亥俄河向下游前进。队伍中有些人像他一样是法国人，而大多数则是阿尔冈昆人和易洛魁人等北美原住民。这趟行程很艰苦，供给不足。一位法国士兵后来回忆道，部队被逼无奈，只能以橡子为食。[6]那时大概是秋天，隆格伊和他的部队在俄亥俄河的东岸建立了营地，离今天辛辛那提市的位置不远。几位出去打猎的美洲原住民在几公里外遇到了一片散发着硫黄味道的沼泽。野牛踩出的小径从各个方向汇聚到了这里，成百上千的巨大骨头从泥沼中伸出来，就像是轮船残骸留下的巨大支架。这些人回到了营地，带着一根长逾一米的大腿骨、一根巨大的獠牙以及几颗大牙。那些牙的牙根跟人手一样长，每一颗的重量都有四五公斤。

隆格伊对这些骨头着迷极了，于是命令他的部队在拆除营地时带上骨头一起出发。人们拖着这些巨大的獠牙、股骨和臼齿前行，奋力穿越杳无人烟的荒野。最终，他们到达了密西西比河畔，并在那里与另外一支法国部队会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隆格伊的很多战士死于疾病，他们来这里参加的那场针对契卡索人的战役也以耻辱的失败而告终。然而，隆格伊始终完好地保存着这些奇怪的骨头。他后来设法去到新奥尔良，并从那里把这些獠牙、臼齿以及巨大的股骨运回了法国。这些骨头被献给了国王路易十五，之后安置在他的博物馆“御宝阁”（Cabinet du Roi）中。几十年后，俄亥俄河谷在地图上仍是大片的空白，只有一个地方出现了标注——“Endroit où on a trouvé des os d’Éléphant”，意思是“发现象骨的地方”。今天，“发现象骨的地方”已经成为肯塔基州的一个州立公园，名叫“大骨舔”（Big Bone Lick）[7]。

隆格伊找到的骨头难倒了每一个研究者。股骨和獠牙看起来像是来自一头大象，或者以当时的解剖学水平来看几乎与猛犸的骨头一样。但是这种动物的牙齿是个难题，无法进行分类。大象的牙齿以及猛犸的牙齿，顶端是平的，有着从一边到另一边的一道道窄脊。于是，整个咀嚼面的样子就像是一只跑鞋的鞋底。与此相反，乳齿象的牙上有尖。实际上，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属于某种体型极其巨大的人类。第一位研究它们的博物学家让-艾蒂安·盖塔尔（Jean-Étienne Guettard）甚至拒绝对其来源给出猜测。

“这种牙到底属于什么动物？”他在1752年送交法国皇家科学院的一篇论文中忧心仲仲地问道。[8]

1762年，御宝阁的管理者路易-让-马里·多邦东（Louis-Jean-Marie Daubenten）试图着手解决关于这种奇怪牙齿的谜题。他宣称，“俄亥俄的未知动物”压根就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两种动物。獠牙和腿骨属于大象，而臼齿则根本来自另一种动物。他认为，第二种动物可能是只河马。

与此同时，第二批乳齿象的骨头送到了欧洲，这一次目的地是伦敦。这些骸骨也来自“大骨舔”，展示了同样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构：骨头和獠牙像是大象的，臼齿却覆盖着一块块尖锐的突起。女王的主治医师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发现多邦东对于差异的解释站不住脚。他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第一个算是对了一半的答案。

他主张，“这只所谓的美洲象”是一种“解剖学家所不熟悉的”全新物种。[9]他认为这是一种肉食动物，所以才有着长相可怕的牙齿。他称之为“美洲未知动物”（invognitum）。

法国博物学领军人物布丰（Buffon）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Georges-Louis Leclerc）为这场争论加入了新的波折。他认为，这些谜一样的骨头代表的不是一种或两种动物，而是三种动物：一头大象、一只河马以及一种目前未知的物种。带着极大的不安，布丰承认这最后一个物种——“其中最大的一个物种”——似乎已经消失了。[10]他提出，这是唯一已经消失的陆生动物。

1781年，托马斯·杰斐逊[11]也被拖入了这场论战。在他刚刚卸任州长之后所写的《弗吉尼亚州纪事》中，杰斐逊虚构了他自己版本的“未知动物”。他同意布丰的观点，认为这种动物是所有野兽之中最大的——“体积是大象的五六倍”。（这就推翻了当时在欧洲甚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新世界的动物体型都比旧世界的更小，[12]并且有所“退化”。）杰斐逊同意亨特所说，认为这种动物应该是肉食动物。不过，它一定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某处，就算不能在弗吉尼亚找到，也必定游荡在大陆上某些“保留着原始状态，未曾开发，未受影响的地区”。当他成为总统之后，派遣梅里韦瑟·刘易斯（Mer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去西北部远征时，杰斐逊期望他们能够遇上在森林之中漫步的“未知动物”。

“这就是大自然的生态。”杰斐逊曾经写道，“大自然绝对不会让以下两种情况发生：一是允许任何一个动物物种灭绝掉；二是允许她的伟大作品中存在任何会遭到破坏的薄弱环节。”

1795年初，居维叶来到巴黎，比那些俄亥俄河谷的骸骨来到这座城市的时间晚了半个世纪。他此时年仅25岁，两只灰色的眼睛间距较宽，长着高高耸起的鼻子。他的脾气被一位朋友比作户外的天气，总体上凉爽宜人，但也可能突然就会变得极其激动，甚至彻底爆发。[13]居维叶在瑞士边境的一个小镇上长大，在法国的首都没什么熟人。然而他却设法得到了一份令人尊敬的职位。这一方面要感谢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无比强烈的自尊心。一位年长的学者后来说他是突然出现在巴黎的，“就像是雨后的蘑菇一样”。[14]

居维叶工作的地方是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御宝阁的民主化继承者。他的工作严格来说只是教书，但在空闲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博物馆藏品的研究。他花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隆格伊献给路易十五的那些巨大骨头，并与其他标本进行了比较。1796年4月4日，或者按当时所使用的共和历来说是共和4年芽月15日，居维叶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展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

居维叶首先讨论了大象。当时的欧洲人长久以来就知道有非洲象和亚洲象的存在，并知道前者比较危险，而后者更易驯服。不过，大象就是大象，如同狗就是狗一样，不过有的温顺有的凶猛。居维叶研究了博物馆中保存的大象骸骨，包括一具保存完好的来自锡兰[15]的头骨，以及另一具来自好望角的头骨。在仔细比较的基础上，[16]他认识到这两种象属于两个不同的物种——当然，完全正确。

居维叶指出：“显然，来自锡兰的大象与来自非洲的大象之间的差别要大于马与驴之间的差别，或是山羊与绵羊的差别。”动物彼此区别的众多特征之一就是牙齿。来自锡兰的大象，其臼齿表面有着波纹状的脊，“就像是雕刻出来的彩带一样”。而来自好望角的大象牙齿上的脊排列成了钻石的形状。观察活的大象不可能发现这样的差别。毕竟，谁能有胆量往大象的嘴里细看呢？“就这一有趣的发现，动物学应该要感谢解剖学才对。”居维叶如此宣称。[17]

成功地将大象一分为二之后，居维叶继续着他的剖析。关于那些来自俄罗斯的巨大骨头，已经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是错误的——这就是居维叶对相关证据进行了“谨慎细致的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来自西伯利亚的下颌和牙齿“不完全类似于大象”。它们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至于那些来自俄亥俄州的动物牙齿，只要瞥上一眼就“足以看出它们有着更大的差异”。

“这两种已然无踪可觅的庞大巨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道。这个问题在居维叶的构想中有着不证自明的答案：它们都是失落的物种。就这样，居维叶把已灭绝的哺乳动物种类翻了一倍，从可能的一种变成了两种。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几个月之前，居维叶收到一份素描图，描绘了一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边卢汉河（Río Luján）岸上发现的骨架。这副近4米长、2米高的骨架已经运到了马德里，并在那里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组装了起来。对这些素描图进行了研究之后，居维叶认定骨架的主人是某种奇特的超大号树懒——又一次完全正确。他把这种动物命名为大地懒（Megatherium），拉丁名意为“巨兽”。虽然居维叶从未去过阿根廷，甚至都没去过比德国更远的地方，但他确信不会有人看到大地懒沿着南美洲的某条河流笨拙前行，因为这个物种也消失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马斯特里赫特动物身上，被发现的骸骨是一个尖尖的巨大下颌，上嵌牙齿类似鲨鱼，出土地点位于荷兰一处采石场内。由于法国在1795年占领了荷兰，这块马斯特里赫特化石当时被法国人抢了过来。

居维叶宣称：如果存在这四种已灭绝物种，那就一定还存在着其他的已灭绝物种。就他所掌握的证据来看，他能提出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大胆的。基于几块散乱的骨头，居维叶已经构想出了一种看待生命的全新方式：物种会灭绝。这不单单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广泛存在的现象。

“所有这些事实是彼此互洽的，也不与任何已有的报告相矛盾。对我而言，这似乎证明了在我们的世界之前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居维叶说道，“但是，原初的地球是什么样子的？又是什么样的变革才能将那个世界抹除？”

自从居维叶的时代以来，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已经成为一个枝繁叶茂的庞大研究机构，有着遍布全国的分支。不过，它的主体建筑仍然位于巴黎第五区的旧皇家花园内。居维叶不仅仅是在博物馆工作，他成年时期的大多时候也住在博物馆里，就在一栋外墙刷着灰泥的房子中。后来，这栋房子又改作办公之用。房子旁边现在是一家餐馆，餐馆的旁边则是一个小动物园。我去参观的那天，一些沙袋鼠正在动物园的草地上晒太阳。穿过花园，对面是一间大厅，里面陈列着博物馆的古生物学藏品。

帕斯卡尔·陶希（Pascal Tassy）是博物馆的一名主任，专业领域是长鼻目哺乳动物，包括大象以及它们失落的表亲：猛犸象、乳齿象以及嵌齿象，而这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去拜访他的原因是，他答应带我去看居维叶曾经摆弄过的那些骨头。我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办公室里找到了陶希，就在古生物学展厅下面的地下室里。他当时坐在一屋子古旧的头骨中间，墙上的装饰却是《丁丁历险记》旧版漫画的封面。陶希告诉我，他七岁时读到了丁丁关于挖掘的一次探险故事，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古生物学家。

我们聊了一会长鼻目。“这群生物令人着迷。”他告诉我，“比方说，象鼻是面部解剖特征的改变，非常与众不同——曾经分别发生了五次演化。就算只是两次，也够令人吃惊了。竟然独立发生了五次！研究过化石之后，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陶希说，目前大约已经鉴定出了170个长鼻目物种，可以追溯到5500万年前，“这还远远不是全部，我对此非常肯定”。

我们上楼来到古生物展厅后面相连的一个附属建筑内，像是火车末尾的那节工作人员车厢。陶希用钥匙打开一间堆满了金属柜的小房间。就在刚进门的地方，立着一个东西，看起来像是毛绒绒的伞架，一部分被塑料包裹着。陶希解释说，这是真猛犸象的一条腿，发现于西伯利亚北部外海的一个岛屿上，早已结冻脱水。当我更仔细地观察时，能够看到腿上的皮肤曾被缝合过，像是无跟软鞋一样。它的毛发是一种很深的棕色，即便是历经万年，看起来几乎仍是完好无损。

陶希打开了其中一个金属柜，取出里面的东西，放在一个木桌子上。这就是隆格伊沿着俄亥俄河费力搬运的那些牙。它们十分巨大，表面有突起，颜色已经变黑。

“这是古生物学界的蒙娜丽莎。”陶希一边说，一边指着其中最大的那块，“这是一切的源起所在。居维叶自己为这些牙齿绘制了图形，真是太了不起了。他肯定看得非常仔细。”陶希指给我看最初的分类编号，是在18世纪的时候刷到牙上的，现在已经严重褪色，几乎难以分辨。

我用了两只手才把最大的牙抬起来。这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东西。大约20厘米长，10厘米宽，跟一块砖头的大小差不多，重量也差不多。那些齿尖共有四组，的确很尖。牙齿表面的珐琅质大多未受损伤。齿根部分粗得像绳索一样，形成了坚固的一整块，颜色就像是红木。

居维叶于1812年出版的书中有这幅绘制的乳齿象牙齿插图，并附有文字描述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乳齿象的臼齿实在没什么好奇怪的。像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的牙一样，乳齿象的牙齿中间是牙本质，外面包裹着一层更硬更脆的珐琅质。大约三千万年前，长鼻目中的两个种群分道扬镳，走向了不同的演化方向，一支会成为以后的乳齿象，另一支则成为以后的猛犸和大象。后一个分支最终演化出了更精密的牙齿构造：外面的珐琅质包裹着里面并列在一起的牙板，它们彼此融合而成的构造就像是刚切好的一摞面包片。这样的构造要更坚固，能让猛犸以及大象食用比较粗糙的食物。相较之下，乳齿象保留了它们相对比较原始的臼齿——人类也是如此。所以，乳齿象只能用这样的牙齿不停地嚼食物。当然了，正如陶希向我指出的，上述演化视角恰恰是居维叶所缺乏的，而从某种角度来说，这让他的成就更显得令人惊叹。

“当然，他也犯过一些错误。”陶希说，“但是他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都体现了无与伦比的专业水平。居维叶绝对是一位极为出色的解剖学家。”

我们又对着这些牙齿观察了一阵子，陶希带我上楼来到古生物学展厅。就在入口进去不远处，展示着隆格伊送回巴黎的那根巨大的股骨，安放在一个基座上。那根骨头就像农场栅栏的木桩那么粗。在我们周围，法国小学生川流而过，兴奋地大叫着。陶希有一大串钥匙，可以打开玻璃展示柜下方的不同抽屉。他又给我看了一颗曾经被居维叶研究过的牙齿，以及其他一些最先经居维叶研究的已灭绝物种。然后，他带我去看了马斯特里赫特动物，这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化石之一。（虽然在已经过去的200多年的时间里，荷兰人不断提出索回这些化石的要求，但法国人至今拒不应允。）在18世纪，某些人认为马斯特里赫特化石属于某种奇怪的鳄鱼，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牙齿不齐的鲸。居维叶则将它归类为一种海生爬行动物——再一次完全正确。（后来，人们给这种生物命名为沧龙。）

到了午饭时间，我和陶希一起走回他的办公室。然后，我独自一人漫步穿过花园，走向居维叶故居旁边的餐馆。既然来到这里，似乎没理由不点一份“居维叶套餐”，具体菜品是“自选前菜加甜品”。当我努力消灭自己的第二道食物——一份美味的奶油馅饼时，我开始有了撑得难受的感觉。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读到的关于这位解剖学家身体的一段描述。在大革命时期，居维叶还是个瘦子。[18]住进博物馆之后，他变得越来越胖，到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个大胖子。

通过他的演讲“象的物种——现存物种与化石物种”，居维叶成功地建立并证实了灭绝这个概念。但是，他那个令人难以接受的设想——曾经存在过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遍布着已经消失的物种——仍然只是个令人难以接受的设想。如果真的曾经有过这样的世界，一定还会有其他已经灭绝的动物留下可以发现的痕迹。于是，居维叶开始着手去寻找它们。

碰巧的是，18世纪90年代的巴黎恰好是一片古生物学家的乐土。这座城市北边的山上满是正在出产石膏的采矿场，那是巴黎建筑所用灰泥的主要原料。这座首都的发展缺乏规划性，扩张到了很多矿脉之上，在居维叶那个时代，地陷是城中一大危险。当时，矿工挖到奇怪骨头的事情并不少见，还会有收藏家们出钱买走这些骨头，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骨头到底是什么。就在这样一位化石爱好者的帮助之下，居维叶很快又拼出了另一种灭绝动物的骨架。他称之为“l’animal moyen de Montmartre”，意思是“来自蒙马特的中等体型动物”。

这一时期，居维叶也在恳请欧洲其他地区的博物学家寄送标本给他。拜法国人当时强占奇珍异宝的恶名所赐，几乎没有收藏者愿意把化石寄给居维叶。不过，细节清晰的绘图开始从各处送往巴黎，包括汉堡、斯图加特、莱顿、博洛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居维叶曾经写下这样的话来表达感激之情：“我要说，我的研究得到了极为热情的支持……来自所有研究科学、热爱科学的法国人以及外国人。”[19]

到1800年，也就是大象论文发表4年之后，居维叶的化石动物园已经扩展到了23个物种。他相信这些物种都已经灭绝了，其中包括：侏儒河马，骸骨是他在巴黎博物馆的一间储藏室里找到的；有着庞大鹿角的麋鹿，骨头发现于爱尔兰；体型巨大的熊，今天称为洞熊，来自德国。此时，蒙马特动物已经被分割为或者应该说倍增为6个独立的物种。甚至直到今天，人们对这6个物种仍旧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它们属于有蹄类动物，生活在距今约3000万年前。“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复原如此之多的消失物种，该有多少物种仍旧深埋于地下？”居维叶问道。[20]

居维叶很有表演的天分。远在博物馆雇用专业公关人员之前的那个时代，居维叶就懂得如何去抓住公众的注意力。陶希对我说：“他是那种放在今天一定会成为电视明星的人。”有一次，巴黎的石膏矿挖出来一些化石，属于一只兔子大小的生物，躯体很窄，头很方。基于牙齿的形状，居维叶得出结论，这是一只有袋类动物。这是一个大胆的结论，因为在旧世界没有发现过有袋类动物。为了加强事情的戏剧性，居维叶宣布，他将让人们对他的鉴定过程进行公开检验。有袋类动物有一对从骨盆伸展出来的特殊骨头，今天称为上耻骨。虽然在送到居维叶手里的化石中看不到这对骨头，但他预测，只要把周围的石头再刮掉一些，就能发现这对骨头。他邀请了巴黎的科学精英会聚一堂，观看他用一根细针分离化石周围的石头。看吧！那对骨头出现了。（在巴黎的古生物学展厅里展示了这块有袋类动物化石的一件复制品，而原品被认为太过珍贵，不能展出，保存在一个特殊的地下保险库内。）

居维叶在一次前往荷兰时，上演了一出与此类似的古生物学艺术表演。在哈勒姆的一家博物馆内，他研究了一份化石标本，包含一个巨大的半月形头骨，连着一部分脊柱。这块长约一米的化石发现于近一个世纪以前，并被归类为人类——虽然从头的尺寸上来看十分可疑。（它甚至还有了一个专门的科学命名：Homo diluvii testis，意思是“目击了创世纪大洪水的人类”。）为了反驳这一鉴定结果，居维叶首先找了一副普通的火蜥蜴骨架备用。然后，征得博物馆馆长许可之后，他开始去除“洪水目击者”脊椎周围的石头。当他清理出这种生物的前臂时，人们看到前臂的形状就像是火蜥蜴的——正如他之前预言的一样。[21]这种生物不是大洪水之前的人类，而是远远更为诡异的东西：一只巨大的两栖动物。

居维叶搞出来的灭绝物种越多，人们对于动物的认识也就改变得越多。洞熊、大地懒甚至还有巨大的火蜥蜴——所有这些都与现存的物种有着某种联系。但在巴伐利亚形成的一块石灰岩中发现的那块奇怪化石又是什么动物呢？居维叶收到的是这块化石的绘图，来自与他有通信联系的众多人士中的一位。图上展示的是一堆乱糟糟的骨头，包括长到诡异的前臂、纤细的指头和窄窄的喙。第一位研究这些化石的博物学家推测化石的主人是一种海洋生物，把延长的前臂当桨使用。而居维叶根据图画确定，这种动物实际上是一种会飞的爬行动物——太令人震惊了！他称之为“ptero-dactyle”，意思是“翼指”。

居维叶对于“灭绝”的发现，乃至于对于“史前世界”的发现，是极为轰动的一桩大事。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西洋彼岸。当纽约州纽堡的几位农场工人挖出了一副几乎完整的巨大骨架时，这被认为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当时还是副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几次试图把这些化石弄到手，结果都失败了。而他的一位朋友，艺术家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rle）却更执着，并成功获得了化石。彼时，他刚刚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美国的第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

与居维叶相比，皮尔或许是一位更专业的表演者。他花了数月的时间把他从纽堡得到的骨头拼在了一起，又用木头和纸浆纸加工出了缺失的部分。在1801年的平安夜，他把这具骨架展示给公众看。为了宣传这次展览，皮尔让他的黑人仆从摩西·威廉斯（Moses Williams）戴上印第安人的头饰，骑着一匹白马穿过费城的街道。[22]复原的这头巨兽站起来肩高3.4米，从獠牙到尾巴长达5.2米，大得有点夸张。每位参观者要付费50美分，在当时可不算便宜。这只巨兽实际上也是头乳齿象——当时还没有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名字，因而被人们冠以不同的称呼，有“未知动物”，有“俄亥俄动物”，还有一个最让人混淆的名字——“猛犸”。这成了世界上最火的展览，并引发了一波“猛犸热”。马萨诸塞州切希尔（Cheshire）镇制作了一块560公斤的“猛犸奶酪”；费城的一位烘焙师制作了一块“猛犸蛋糕”；报纸上报道了“猛犸萝卜”、“猛犸桃树”，以及一位能“在10分钟内吞下42只蛋”的“猛犸食客”。[23]皮尔还设法拼出了第二只乳齿象，用的是来自纽堡和附近哈得孙河谷的其他一些骨头。他在这只巨兽像笼子一样的巨大肋骨下面举行了一场庆祝晚宴，然后就把这具骨架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送去了欧洲。骨架在伦敦又展出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两个儿子决定要把巨兽的獠牙朝下摆放，就像海象那样。他们本来计划再把骨架带到巴黎，然后卖给居维叶。然而当他们还在伦敦时，英国与法国之间爆发了战争，令两国之间的交通全部中断了。

居维叶于1806年在巴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终于给了乳齿象一个名字——“mastodonte”。这个词奇怪的拼写来自希腊文的两个词：“乳房”和“牙齿”。这种动物臼齿表面的一块块突起显然让居维叶联想到了乳头。（然而此时，这种动物已经从一位德国博物学家那里得到了一个科学命名——“Mammut americanum”。很不幸，这个名字将提醒人们永远记住这段乳齿象与猛犸傻傻分不清楚的历史。[24]）

尽管英国与法国之间正在打仗，居维叶还是设法搞到了一些绘图，详细描摹了皮尔的儿子们带到伦敦去的那副骨架。这些图让居维叶对于这种动物的解剖学特征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意识到，乳齿象与当今大象的区别远大于猛犸与大象的区别。因此，居维叶将乳齿象分类到了一个新的属中。（在今天的分类学中，乳齿象不但有自己的属，还有一个自己的科。）除了美洲乳齿象之外，居维叶还鉴定出了其他四个品种的乳齿象，“就今天的标准而言，它们都一样奇怪”。直到1809年，皮尔才听说了居维叶给这种动物起的新名字，并立即将其据为己有。他写信给杰斐逊，提议在他费城的博物馆为乳齿象骨架搞一个隆重的“命名仪式”。[25]杰斐逊对于居维叶想出的这个名字却是不冷不热，轻蔑地表示，这个名字“大概也不会比其他的名字好到哪去”。[26]所以，他也没有对“命名仪式”的提议给予回应。

1812年，居维叶把他在动物化石领域的工作汇编成4卷出版，书名是《四足动物骨骼化石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s fossiles de quadrupèdes）。在他开始他的“研究”之前，世界上已灭绝的脊椎动物数目为0或1——具体数目取决于是谁去统计这件事。几乎全凭居维叶的一己之力，此时已经有了49种灭绝的脊椎动物，真要感谢他！

随着居维叶那份名单的增长，他的声望也在一同增长。几乎没有博物学家敢于公开发表他们的发现，直到他们请居维叶审查过他们的结果。“居维叶难道不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吗？”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如是问道，“我们这位不朽的博物学家就像卡德摩斯（Cadmus）[27]一样，从白骨之中重塑了世界，从牙齿之中重建了城市。”[28]居维叶得到了拿破仑的重用，并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应邀访问了英国，还出席了议会。

英国人当时成了居维叶理论的热情拥趸。在19世纪早期，收藏化石在上流社会中已经变得极为流行，以至于迅速涌现出一个与此相关的全新行业。“化石学家”赖以维生的方式就是为富有的资助人寻找化石标本。就在居维叶出版他的《研究》一书的同一年，一位这样的化石学家，名叫玛丽·安宁（Mary Anning）的年轻女士找到了一件极其古怪的标本。这件化石标本发现于多塞特（Dorset）的石灰岩崖壁上。标本中的动物头颅长近1.2米，上下颌就像一支尖嘴钳。它的眼窝大得吓人，覆盖着骨板。

人类发现的第一件鱼龙化石，曾在伦敦的埃及展览馆中展出

这件化石标本最终来到了伦敦的埃及展览馆，这是一家与皮尔的博物馆类似的私人博物馆。它最初被当成鱼来展览，后来又被当成鸭嘴兽的近亲。最终，它被鉴定为一种新的爬行动物——鱼龙。几年之后，安宁采集的另外一些标本中出现了更古怪的生物，被称为蛇颈龙。牛津大学第一位地质学教授威廉·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牧师对蛇颈龙的描述是：“蜥蜴的头”连在一条“长得像巨蛇身体一样的”脖子上，还有“像变色龙一样的肋骨，像鲸一样的鳍”。获知了这一发现之后，居维叶认为对于蛇颈龙的描述太过夸张了，以至于他怀疑这件标本是否动过手脚。当安宁又挖出了另一件近乎完整的蛇颈龙化石时，居维叶再一次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这一次，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之前错了。他在给一位英国友人的信中写道：“不要指望还能出现更加惊人的生物了。”[29]然而，正当居维叶访问英国期间，巴克兰在他造访牛津时向他展示了一件更令人震惊的化石：一个巨大的颌骨上有一颗弯曲的牙齿向上伸出，就像是一把圆月弯刀。居维叶鉴定出这种动物同样是某种蜥蜴。几十年后，这块颌骨被鉴定为恐龙的一部分。

马斯特里赫特动物至今仍在巴黎展出

此时，地层学的研究还在萌芽之中。不过人们已经知道，不同的岩石地层形成于不同的时期。蛇颈龙、鱼龙还有那尚未命名的恐龙，都是在石灰岩沉积层中发现的，当时认为形成于第二纪，而今天称为中生代。与此相同的还有翼手龙以及马斯特里赫特动物。这些情况令居维叶对于生命的历史产生了另一项非凡的深刻认识：生命的历史是有向的。消失物种的骸骨可能是在接近地表的地层中发现的，比如乳齿象和洞熊，它们仍属于现存生物的目。挖得更深一些，所发现的生物，比如来自蒙马特的那些化石，在现代已经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生物了。继续挖下去，哺乳动物就会从化石记录中全体彻底消失。到最后，人们所触及的那个世界不仅在我们的世界之前，甚至是在巨大的爬行动物所占据的那个世界之前。

居维叶对于生命史的观点是：悠长不定，满是不再存世的奇妙生物。这似乎会让他自然而然地成为进化论[30]的拥护者。但实际上，居维叶反对进化论——或者是它当时在巴黎的名字“物种转变论”（transformisme）。他甚至还会不遗余力地去羞辱任何推广这一理论的科学同仁，而且似乎做得很成功。奇怪的是，正是那些让他发现了“灭绝”的科学技术，令他认为进化论如此荒谬，如同魔毯一样不可能是真的。

正如居维叶喜欢宣称的那样，他信任解剖学。这门科学让他得以从大象的骨头中区分出猛犸的骨头，让他能够把别人当成人类的骨头鉴定为大地懒。他对于解剖学的认识核心是他称之为“部分之间的相关性”的概念。具体来说，他认为一只动物的各个部分都要彼此融洽，并为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做出最优设计。举例来说，一只肉食动物会有适于消化肉的肠道系统。同时其上下颌会：

被构造为适合吞咬猎物；爪子适合抓住和撕扯猎物；牙齿适合切断并分割猎物的肉；整个运动系统的器官适合追赶和捕捉猎物；感觉器官适合从远处发现猎物。[31]

与之相反，有蹄的动物肯定是草食动物，因为它“没有办法抓住猎物”。它的“牙冠是平的，用来磨碎种子和草”，而上下颌可以做侧向运动。这些部件中的任何一环如果被替换掉，那么整体在功能上的完整性就会被破坏掉。一只动物降生之后，如果牙齿或感觉器官由于某种原因不同于它的父母，那么它将没有办法存活，更不要说产生一种全新的生物了。

在居维叶的时代，物种转变论最主要的支持者是他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前辈，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拉马克认为，有一种“生命的力量”推动着生物体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动物以及植物常常不得不去适应其所处环境发生的改变。为此，它们要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性。反过来，这些新的习性会产生身体上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会传给它们的后代。在湖中搜寻猎物的鸟类会在触及水面时伸展脚趾，由此最终发展出带蹼的脚，变成了鸭子。鼹鼠在地下活动，不再使用视觉，于是经过很多代之后，它们的眼睛变得又小又弱。拉马克本人坚决地反对居维叶的灭绝概念，因为他无法想象能有任何进程可以彻底消灭一种生物。（有趣的是，拉马克唯一能够容忍的例外就是人类。拉马克同意人类或许能灭绝掉某些生育率低的大型动物。）居维叶所认为的“消失的物种”，在拉马克看来只不过是全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而已。

动物可以适时地改变自己的身体类型，这种想法在居维叶看来是荒唐的。他曾经对这种理论冷嘲热讽道：“鸭子因为潜水就变成了狗鱼；狗鱼碰巧上了陆地就变成了鸭子；母鸡在水边寻找食物，尽力不让自己的大腿打湿，它们做得太棒了，大大延长了双腿，就变成了鹭或鹳。”[32]他还发现，木乃伊能够成为反击“物种转变论”的决定性证据——至少在他看来如此。

拿破仑入侵埃及以后，法国人同往常一样抢走了他们感兴趣的一切。在成箱运回巴黎的战利品中，有一只猫的木乃伊。[33]居维叶对其进行了研究，寻找转变的迹象。但他什么也没找到。从解剖学角度来讲，古埃及的猫与巴黎街巷里的猫没有区别。这就证明了物种是固定不变的。拉马克则反驳说，从古埃及的这只猫被做成木乃伊至今的这几千年，相对于悠长的时间来说只能代表“一个极小的时段”。[34]

对此，居维叶轻蔑地回应道：“我知道有些博物学家过于依赖用一支笔所积累起来的上百万年历史。”[35]拉马克死后，作为同事，居维叶被要求写一篇纪念拉马克的悼文。居维叶写了，但不是为了歌颂，而是为了埋葬。在居维叶的笔下，拉马克是一个幻想家。就像“我们古老浪漫故事中的魔法宫殿一样”，他的理论构建在“想象的地基”之上，因此，虽然这理论或许能“取悦诗人的想象力”，却“一刻也经受不住解剖学家的检验，哪怕他只是曾经解剖过一只手、一个内脏，抑或只是一根羽毛”。[36]

摒弃了“物种转变论”之后，居维叶却要面对断层的空洞。对于新的生物是如何出现的，他没有任何解释。他也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时期的世界会被不同类型的动物所占据。不过，这些似乎并不会让他感到困扰。毕竟，他的兴趣不在于物种的起源，而是物种的终结。

在居维叶最早提出他的理论时，他曾经暗示自己知道灭绝背后的驱动力所在，即便他并不清楚其具体机制。在他的演讲“象的物种——现存物种与化石物种”中，他提出乳齿象、猛犸以及大地懒灭亡的原因都是“某种巨大的灾变”。至于具体是哪种类型的灾变，居维叶不太愿意做出推测：“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置身于这些问题所引发的无穷无尽的猜测中去。”——不过，当时的他似乎相信一次灾难就足够了。

后来，随着他的灭绝物种名单不断加长，他的立场也改变了。居维叶认定曾经有过多次大灾变。“地球上的生命常常受到可怕事件的干扰，”他写道，“不计其数的生物成为这些灾难的受害者。”[37]

就像他对于“物种转变论”的态度一样，居维叶对于大灾变的信念与他对解剖学的笃信是一致的，实际上前者也正是后者的引申。既然动物都是有功能的单位并与其生活环境高度适应，如果只是发生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它们没有理由会灭绝。即便是当今世界上已知最具破坏力的事件，比如火山爆发或森林大火，也不足以解释物种的灭绝。遇到这类事情，动物只须前往别的地区就能存活下来。[38]因此，造成灭绝的改变必然要发生在更高的量级上，以至于动物们无法应对。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博物学家都不曾观察到的这种极致事件，恰恰是大自然反复无常的又一表现：在远古，大自然的运作方式曾经很不同，远比现在的情况更强烈、更狂野。

“大自然的运作进程已经中断了，”居维叶写道，“大自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她今天所使用的这些手段，都不足以实现她过去所完成的事情。”居维叶花了几年的时间来研究巴黎周围的岩石构成，他和一位朋友一起完成了巴黎盆地的第一份地层学地图——在这项研究中，他也看到了大灾变的证据。岩石显示，这一地区在不同的时间点曾被淹没。居维叶发现，从一种环境到另一种环境的转变——比如从海洋到陆地，或是从海洋到淡水——“一点也不慢”，反而是由突然出现在“地球表面的巨大变革”所导致的。这些变革之中最近的一次，一定就发生在不太久远的过去，因为其所留下的痕迹无处不在，显而易见。居维叶相信，这次事件就发生在有历史记载之前。他注意到，包括《圣经·旧约》在内的许多古代神话和文献都曾提及，在现有世界秩序之前，曾经发生过某种灾难——通常是一场大洪水。

周期性的大灾变导致了全球性的破坏——居维叶这一想法事实上与他最初的那些发现一样具有影响力。他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论文于1812年以法文发表，立即就被转译为英文，并传到了美国。当时还出现了德文、瑞典文、意大利文、俄文以及捷克文的译本。但是，很多内容在翻译的过程中遗失了，或者至少是误读了。居维叶本来的论文明确地表明与宗教无关。他引用《圣经》时只是作为（并不完全可信的）众多古代文献之一，其中还包括印度的《吠陀》和中国的《尚书》。这种将不同宗教并列讨论的行为对于英国教会的牧师们而言是不可接受的。而在牛津大学这类机构中，牧师们都是教务人员的一部分。当居维叶的论文被翻译成英文时，它被巴克兰等人解释为挪亚洪水的一个证明。

今天，居维叶理论的证据基础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令他确信就在有记录的历史之前发生过一次“变革”（被英国人解读为大洪水的证明）的那些地质证据，实际上是最后一次冰川期所留下的岩屑。巴黎盆地的地层学分析所反映的并不是大洪水突然的“爆发”，而是海平面的逐步变化以及板块构造运动的结果。我们现在知道，在这几件事情上，居维叶都错了。

另一方面，居维叶某些最离谱的论断最终却是令人惊讶地精确。地球上的生命的确曾经被“可怕的事件”所破坏，而且有“不计其数的生物”成了这些事件的受害者。这些事件无法用当前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去解释。大自然的确偶尔会“改变前进的方向”。而每当这种时候，“运作进程”就会被打断。

与此同时，在美洲乳齿象的问题上，居维叶的正确性几乎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断定，这种生物灭绝于5000多年前，同一场“变革”也毁灭了猛犸和大地懒。事实上，美洲乳齿象消失于约1.3万年前。这个物种的终结属于更大的一波物种集体消失，我们今天称之为巨型动物群大灭绝（megafauna extinction）。这一事件与现代人类的扩张是同时发生的，也越来越被认为是后者所造成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居维叶所认识到的那次恰恰发生在有记录的历史之前的危机，其实正是我们人类。

[1] 此处指老普林尼，即盖厄斯·普林尼·塞昆德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政治家。——译者

[2] 指生物死后掩埋于地下，历经长久的地质年代，在自然作用下形成的燃料，包括常见的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译者

[3] 《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作为林奈主要作品，在动植物学界引入了双名法，其中第10版是最重要的版本，被视为国际命名法规之始。——译者

[4] 习惯说法，指纽约州的北部，因在地图上位于上方而得名。——译者

[5] Paul Semonin，American Monster：How the Nation’s First Prehistoric Creature Became a Symbol of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15.

[6] Frank H.Severance，An Old frontier of France：The Niagara Region and Adjacent Lakes under French Control（New York：Dodd，1917），320.

[7] 该地远古时期被海洋覆盖，所累积的盐溶于水源中，令乳齿象和野牛等动物喜欢来此舔水喝，公园名称中的“舔”字由此而来。——译者

[8] Quoted in Claudine Cohen，The Fate of the Mammoth：Fossils，Myth，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90.

[9] Quoted in Semonin，American Monster，147-148.

[10] Cohen，The Fate of the Mammoth，98.

[11]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译者

[12] 这是一种传统的地理观，“新世界”指西半球或南北美洲附近岛屿，是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旧世界”则对应东半球，泛指亚非拉三大洲。——译者

[13] Quoted in Dorinda Outram，Georges Cuvier：Vocation，Science and Authority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Manchester，England：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13.

[14] Quoted in Martin J.S.Rudwick，Bursting the Limits of Time：The Reconstruction of Geohisto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355.

[15] 即今天的南亚岛国斯里兰卡。——译者

[16] Rudwick，Bursting the Limits of Time，361.

[17] Georges Cuvier and Martin J.S.Rudwick，Georges Cuvier，Fossil Bones，and Geological Catastrophes：New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imary Tex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19.

[18] Quoted in Stephen Jay Gould，The Panda’s Thumb：More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New York：Norton，1980），146.

[19]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49.

[20]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56.

[21] Rudwick，Bursting the Limits of Time，501.

[22] Charles Coleman Sellers，Mr.Peale’s Museum：Charles Willson Peale and the First Popular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and Art（New York：Norton，1980），142.

[23] Charles Willson Peale，The Se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Willson Peale and His Family，edited by Lillian B.Miller，Sidney Hart，and David C.Ward，vol.2，pt.1（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408.

[24] 乳齿象的英文是“mastodon”，来自文中居维叶给出的法文命名“mastodonte”，而“Mammut americanum”本意为“美洲猛犸”。这个名字虽然是错误的，但依据分类学的传统仍保留至今。——译者

[25] Charles Willson Peale，The Se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Willson Peale and His Family，edited by Lillian B.Miller，Sidney Hart，and David C.Ward，vol.2，pt.2（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1189.

[26] Charles Willson Peale，The Se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Willson Peale and His Family，edited by Lillian B.Miller，Sidney Hart，and David C.Ward，vol.2，pt.2（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1201.

[27] 希腊神话中欧罗巴的兄弟，杀死一条龙后，将龙齿播种，长出的武士们自相残杀，幸存者成为底比斯城的创建者。——译者

[28] Quoted in Toby A.Appel，The Cuvier-Geoffroy Debate：French Biology in the Decades before Darwi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190.

[29] Quoted in Martin J.S.Rudwick，Worlds Before Adam：The Reconstruction of Geohistory in the Age of Refor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32.

[30] 本书中“evolution”一词据当今科学界理解，统一译为“演化”。但“进化论”一词有其历史内涵，故保留不变。——译者

[31]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217.

[32] Quoted in Richard Wellington Burkhardt，The Spirit of System：Lamarck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199.

[33]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229.

[34] Rudwick，Bursting the Limits of Time，398.

[35]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228.

[36] Georges Cuvier，“Elegy of Lamarck，”Edinburgh New Philosophical Journal 20（1836）：1-22.

[37]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190.

[38]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261.

大海雀（Pinguinus impennis）

“灾变学家”（catastrophist）这个英文单词是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在1832年创造出来的。他是伦敦地质学会最早的几任主席之一，也是以下这些英语词汇的创造者：“阳极”（anode）、“阴极”（cathode）、“离子”（ion）以及“科学家”（scientist）。尽管“灾变学家”这个术语在此后会带上挥之不去的贬义意味，但这并不是休厄尔的初衷。在提出这个说法时，休厄尔明确地表示，他认为自己就是一名“灾变学家”，而他所认识的其他科学家中大多数也是“灾变学家”。[1]实际上，他所熟识的人当中确实有一个不适合这个标签。这个人就是初初崭露头角的年轻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对于莱尔，休厄尔也为他创造了一个新词，称他为“均变论者”（uniformitarian）。

莱尔是在英格兰南部长大的，[2]那是一个简·奥斯汀的书迷们应该会比较熟悉的世界。他后来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律，本应成为一名出庭律师。然而由于视力不佳，他很难继续法律专业的深造。于是，他转向了自然科学领域。年轻的时候，莱尔去过几次欧洲大陆，还成了居维叶的朋友，经常去后者的住处吃饭。莱尔发现这位长者本人“非常乐于助人”，[3]因为居维叶允许他制作了几块著名化石的复制品带回英格兰。但是，莱尔认为居维叶对于地质历史的观点完全无法令人信服。

莱尔用他（公认近视）的双眼看过英国乡下露出地面的岩层，也看过巴黎盆地的岩层，还看过那不勒斯的火山岛，都没有看到灾变的证据。事实上完全相反，他认为以下观念一点都不科学（或者用他的原话说是“缺乏哲理的”），即世界上曾经发生的变化与今天发生的变化有着不同的原因或不同的速率。莱尔认为，地貌的每一处特征都来自千百万年间不断起作用的渐进过程，比如沉积作用、侵蚀作用以及火山作用，都是今天仍旧很容易观察到的现象。对于此后一代又一代的地质系学生而言，莱尔的论点可以总结为一句话：“现在就是通往过去的钥匙。”

如果只考虑灭绝的问题，莱尔也认为它是以非常慢的速率发生的，以至于无论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如果灭绝没有被注意到的话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化石证据似乎证明了很多物种会在不同的时间点集体灭绝，但实际上这只是说明了化石记录的不可信。甚至就连生命的历史具有方向性（先是爬行动物，然后是哺乳动物），也是错误的——又一个从不充分的数据中推导出的错误结论。所有形式的生物在所有的时代都是存在的，而那些已经显然灭绝的生物在合适的环境中有可能重新出现。所以，“巨大的禽龙可能再度出现在树林中，鱼龙可能再度出现在大海中，翼龙可能再度掠过郁郁葱葱的树蕨林”。[4]莱尔认为，很明显，“在地质学事实之中没有任何基础支持这样一种流行的理论，即动物和植物的世界都是顺次发展而来的”。[5]

莱尔出版了厚厚的三卷书来阐明他的思想，书名是《地质学原理：尝试用今天仍在运作的原因来解释地球表面过去所发生的改变》。这些书面向普通大众，并得到了读者们极为热情的追捧。首印4500册一售而光，二印9000册也很快跟进了。在给未婚妻的信中，莱尔自豪地表示，这一销量至少是其他英国地质学家著作销量的10倍。[6]莱尔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名人，是他那个时代的史蒂文·平克[7]。当他在波士顿演讲的时候，有超过4000人去抢票。[8]

为一目了然（以及易读性）起见，莱尔用了漫画的手段来讽刺他的对手，令他们的理论听起来远比实际上更“缺乏哲理”。对手们当然也有“礼尚往来”。一位很会画画的英国地质学家亨利·德拉贝施（Henry De La Beche）取笑了莱尔关于永恒轮回的想法。在他创作的一幅漫画中，他把莱尔画成了一条近视的鱼龙，正指着一个人类的头骨给一群巨大的爬行动物上课。[9]

“接下来，你们立刻就会意识到，”在漫画配文中，鱼龙教授对他的学生们说道，“我们面前的这个头骨属于某种低等动物：它们的牙齿几乎没用，上下颌的力量也微不足道，总体来说，这种生物费力获取食物的方式似乎会很精彩。”德拉贝施给这幅画取名为《可怕的改变》。

在抢购《地质学原理》一书的读者之中，有一个人叫作查尔斯·达尔文。年仅22岁且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达尔文应邀作为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的伙伴登上了“小猎犬”号，这有点像一种陪伴性质的工作。这艘船要前往南美洲考察海岸，解决不同地图之间的差异性这一妨碍导航的问题。（海军本部尤其感兴趣的是，如何能找到一条前往福克兰群岛的最佳路径，那是英国人刚刚取得控制权的海岛。）这次航程一直持续到达尔文27岁，带着他从普利茅斯到了蒙得维的亚，穿过了麦哲伦海峡，北上加拉帕戈斯群岛，横越南太平洋到达塔希提岛，前往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跨过印度洋到达毛里求斯，绕过好望角，又一次回到南美洲。在人们普遍的想象中，这次旅程通常被视为达尔文对自然选择的发现之旅，因为他一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奇怪动物，包括巨大的陆龟、海生的蜥蜴以及长有各式各号奇怪鸟喙的燕雀。但事实上，直到他返回英格兰，由其他博物学家整理了他带回来的杂乱标本之后，达尔文才发展出了他的理论。[10]

更准确的说法应为：“小猎犬”号之旅是达尔文对莱尔的发现之旅。就在这艘船启程之前，菲茨罗伊给了达尔文一本《地质学原理》的第一卷。虽然达尔文在第一段航程里经历了严重的晕船（后面的航程也没好到哪儿去），但他后来表示，自己在“小猎犬”号向南行驶的过程中一直“聚精会神”地阅读莱尔的著作。小猎犬号的第一站是今天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在那里，达尔文急于想要实践一下自己新学到的知识，于是花了几天的时间从岩石峭壁上采集标本。莱尔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地球上的某些区域是逐步上升的，而另一些区域则是逐步下降的。（此外，莱尔还进一步宣称，此类现象总是处于平衡之中，这样才能“保持陆地与海洋整体关系的一致性”。[11]）圣地亚哥似乎证实了莱尔的观点。这个岛最初明显是个火山岛，但却有一些奇怪的特征，包括在黑色岩壁上的一条白色石灰岩带。达尔文得出结论：对这些特征的唯一解释就是，它们是地壳上升的证据。他在后来所写的书中表示：“这是我进行地质学研究的第一个地点，它令我相信了莱尔那些观点的绝对优势。”达尔文从这部书的第一卷中就受益良多，于是他又让人把第二卷寄到了蒙得维的亚等他来取，把第三卷寄到了福克兰群岛与他汇合。[12]

“小猎犬”号沿南美洲西海岸航行期间，达尔文花了数月时间来探索智利。有一天下午在瓦尔迪维亚附近，正在远足之中的他停下来休息，突然脚下的地面开始晃动，就像是柔软的果冻一样。“那一秒钟时间带给你心灵上的强烈不安感，是几个小时的思考也无法重现的。”他如此写道。地震过了几天之后，到达康塞普西翁的达尔文发现整座城市都已夷为瓦砾。他写道：“没剩下任何一间可以居住的房屋，一点也不夸张。”这场景是他所目睹过的“最可怕却又令人感兴趣的宏大景象”。菲茨罗伊在康塞普西翁港口附近所做的一系列勘察测量表明，地震让海滩升高了近2.5米。莱尔的《地质学原理》显然又一次令人惊讶地获得了证实。莱尔指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重复发生的地震能够把一整座山脉提升几公里之高。

达尔文探索得越多，这个世界似乎越像是莱尔所描述的那样。在瓦尔帕莱索港口外，达尔文发现了海洋生物的外骨骼沉积在远高于海平面的地方。他认为这是像他刚刚经历的那种地面抬升反复出现的结果。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写道：“我一直认为，《地质学原理》的伟大价值在于，它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在智利期间，达尔文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蛙类新品种，后来被称为智利达尔文蛙。这个物种的雄性个体会在声囊中养育它们的小蝌蚪。在最近的搜寻中已经无法再找到任何一只智利达尔文蛙了。[13]人们相信这个物种也已经灭绝了。）

快要接近“小猎犬”号航程终点时，达尔文又遇到了珊瑚礁。这让他有了自己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第一项重大突破，这个惊人的想法也为他打开了通往伦敦科学圈的大门。达尔文发现，了解珊瑚礁的关键在于生物学与地质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在岛的周围或是大陆的沿岸形成了珊瑚礁，而这些陆地又在缓慢下沉，那么不断缓慢向上生长的珊瑚就能保持它们在水中的相对位置。渐渐地，当陆地沉到水面以下时，珊瑚就形成了堡礁。如果最终陆地彻底沉没消失，那么堡礁就会变成环状珊瑚礁。

达尔文的论述超越了莱尔的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后者相悖。年长的莱尔曾经提出假说，认为珊瑚礁是从沉没的火山口上长出来的。不过，达尔文的理论在本质上其实是非常地道的莱尔主义思想，所以当他回到英格兰并把这些想法告诉莱尔的时候，后者感到非常高兴。[14]正如科学史研究者马丁·路德维克所描写的那样，莱尔“意识到达尔文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15]

一位传记作家这样总结了莱尔对于达尔文的影响：“没有莱尔，就不会有达尔文。”[16]达尔文在发表了他的“小猎犬”号旅程笔记含一卷关于珊瑚礁的著述之后，也曾经写道：“我总感觉自己的书有一半来自莱尔的头脑。”

莱尔看到改变就在他身边的世界发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然而，对于生命的改变他却有自己的底线。一个植物或动物的物种，历经足够长的时间，竟然就能产生新的物种——这种想法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在他那本《地质学原理》的第二卷中，他花了大量篇幅来攻击这种思想，甚至还引用了居维叶的猫木乃伊实验来佐证他的反对意见。

莱尔对于物种转变论的极力反对几乎同居维叶的反对一样令人费解。莱尔知道，新的物种会规则地出现在化石记录中。但这些新物种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莱尔从未进行过正式的论述。他只是说，可能每一个物种最初都有“一对或是一个个体（如果一个个体就足够的话）”，此后不断倍增，并扩张到更广阔的区域中。[17]这个过程似乎要依赖于神的力量，或者至少要有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介入。这显然很奇怪，并与他为地质学所设下的规则相违背。事实上，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观察到的那样，这种方式所需要的“根本就是某种奇迹”，[18]而那正是莱尔在地质学研究中曾经予以驳斥的东西。

随着自然选择理论的建立，达尔文又一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认识到，正如无机世界比如三角洲、河谷、山脉的特征是由逐步的改变来塑造成形的，有机世界也类似地受着常态化改变的影响。鱼龙和蛇颈龙，鸟和鱼，都是靠着无数个世代间所发生的物种转变过程才有了今天的样子。当然，这之中也包括人类，虽然这一点最为令人难以接受。物种转变的过程虽然慢到令人无法察觉，但在达尔文看来，却是仍在继续之中。无论是在生物学中，还是在地质学中，现在都是通往过去的钥匙。在《物种起源》最常被引用的一段话中，达尔文写道：

可以这样说，自然选择无时无刻不在仔细检查着全世界的每一个变异，哪怕是最微小的；它去除那些坏的变异，保留并叠加好的变异。无论在任何时间或任何地点，只要得到机会，它就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着。[19]

自然选择消除了对于创造性奇迹的所有需求。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每一个变异，哪怕是最微小的”，都能够积累起来，新的物种就会从旧的物种中浮现出来。这一次，莱尔没有立即为自己学徒的作品鼓掌叫好。他只是不情愿地接受了达尔文理论中“带有改变的传承”这一概念。莱尔太过不情愿了，以至于他的立场最终毁了两人之间的友谊。

达尔文关于物种如何起源的理论又进一步发展为物种如何消亡的理论。灭绝与演化对于彼此而言，就像是生命这件织物上的经线与纬线，或者说是硬币的两面。达尔文写道：“新形式的出现与旧形式的消亡是捆绑在一起的。”[20]两者共同的推动力是“为生存而进行的奋斗”——它给适应者以奖励，对于不适应者则予以消灭。

自然选择理论的基础在于相信如下这一论述：每一个新的变异或是最终的新物种，其产生和维持都要具备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某种优势；优势较低的形式最终灭绝，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21]

达尔文用驯养的牛做了类比。当一个更有活力、更高产的变种被引进后，它就会迅速排挤掉其他品种。例如他指出，在约克郡，“历史告诉我们，古代的黑牛被长角牛替代了”，而后者后来又被短角牛“扫除掉了，就好像罪魁祸首是某种致命的瘟疫似的”。

达尔文强调了其理论的简洁性。自然选择是一种如此强大的力量，根本不再需要其他的力量。奇迹一样的物种起源，改变世界的大灾变，都可以一起抛弃掉。“关于物种灭绝的整个研究，之前都被带进了没必要的神秘之中。”他如是写道，含蓄地嘲讽了居维叶。

在达尔文的设定之下，会有一个随之而来的重要预测。如果灭绝由且仅由自然选择来推动，那么这两个过程应该有着大致相当的速率。不论怎样，灭绝的发生必然是更为渐进式的。

“一类动物全部物种的灭绝通常会是一个比其诞生更缓慢的过程。”达尔文在书中评论道。[22]

没有人曾亲见一个新物种诞生，据达尔文来看，人们也不必有这样的期待。物种形成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不可能实际观察到。“我们看不见这种正在发生之中的缓慢变化。”他写道。顺理成章地，想要目睹灭绝过程也应该是同样困难的。然而实际上似乎没那么困难。事实上，当达尔文在那座著名的肯特郡故居中闭门著书，发展他的进化论思想时，欧洲最著名的物种之一大海雀的最后几只个体消失了。而且，这一事件还被英国的鸟类学家浓墨重彩地写入了编年史。就这样，达尔文的理论与事实直接产生了矛盾，矛盾的背后却有着深远的潜在意义。

冰岛自然历史研究所是位于雷克雅未克市郊一道孤独小山坡上的一栋崭新建筑。它有着倾斜的屋顶和倾斜的玻璃幕墙，看起来有点像是船艏的样子。这是一家研究机构，不对公众开放，也就意味着要想参观这里收藏的任何一件标本都需要特别的预约。我在预约那天才了解到，这家研究所里的标本包括：一只虎的填充标本、[23]一只袋鼠的填充标本以及塞满了一柜子的极乐鸟填充标本。

我安排前往这家研究所参观的原因是想看看这里的大海雀。冰岛有个或许不太好的名声，这里是人们认知范围中很多鸟类的最后家园。我要看的那具标本是1821年夏天在这个国家丧命的，没有人知道具体位置。这只鸟的尸体后来被一位丹麦伯爵弗雷德里克·克里斯蒂安·拉本（Frederik Christian Raben）买走了。他专程来到冰岛，就是为了给他的收藏品中添加一只大海雀，结果还差点在这趟旅程中淹死。这件标本被拉本带回了他家的城堡中，始终作为一件私人藏品收藏。直到1971年，它被拿出来在伦敦举行拍卖。为了买回这件大海雀标本，冰岛自然历史研究所恳请社会给予帮助，结果在三天之内就收到了冰岛人民贡献的近万英镑捐款。我曾经和一位冰岛的女士谈过这事，她在捐款时还是十岁大的孩子，但也把自己的小猪存钱罐全都掏空了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冰岛航空公司则提供了两个飞回冰岛的免费座位，一个给研究所的所长，另一个给装在盒子里的那只鸟。[24]

格维兹门迪尔·格维兹门松（Guðmundur Guðmundsson）是研究所现在的副所长，负责带我去参观那只大海雀。格维兹门松是研究有孔虫类的专家，那是一种微小的海洋生物，能形成形状错综复杂的硬壳。我们去看那件标本之前，先在他的办公室稍作停留。那里堆满了一箱箱的细小玻璃管，每一根都装着有孔虫硬壳的样品。当我拿起来看的时候，这些细小的硬壳彼此撞击，声音就像是五彩糖碎。格维兹门松告诉我，他在闲暇时也做一些翻译工作。几年前，他完成了第一本冰岛文《物种起源》。他发现达尔文的文法非常晦涩——“句子套着句子套着句子”。不过这本书卖得并不好，或许是因为很多冰岛人的英文都很流利吧。

我们前往研究所藏品所在的储藏室。那只虎的填充标本包裹在塑料布中，看起来似乎正要扑向那只袋鼠的填充标本。而那只大海雀独自站立在一个特制的树脂玻璃展柜中。它脚下是一块假岩石，旁边还有一些假蛋。

大海雀恰如其名，是一种大鸟，成年个体可以长到超过75厘米高。它不会飞，是北半球仅有的几种不会飞的鸟类之一。它短而粗的翅膀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颇为滑稽。展柜里这只大海雀背上的毛是棕色的，可能在它生前是黑色的，只是后来褪色了。格维兹门松闷闷不乐地说：“是紫外线破坏了它的羽毛。”大海雀胸口的羽毛是白色的，并且在每只眼睛下方[25]各有一块白斑。这件标本复原了大海雀最为与众不同的特征——巨大的喙上有着错综复杂的沟槽纹路，微微抬起，伸向空中，赋予这只动物一种令人心痛的倨傲姿态。

格维兹门松解释道，大海雀之前放在雷克雅未克展览，直到2008年冰岛政府为研究所修建了新址。当时，另一家机构本来应该为这只大鸟修建一个新家。但是由于多方面的意外，包括冰岛的财政危机，这一切没能成为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这只大海雀会站在那块假石头上，躲在这间储藏室角落里。在那块“石头”上还有一句铭文，格维兹门松为我做了翻译：这里展示的这只鸟是于1821年被杀死的。它是现存的极少数大海雀之一。

在大海雀最繁盛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人类想办法到达它们筑巢的地方之前，从挪威到加拿大的纽芬兰，从意大利到美国的佛罗里达，都能看到大海雀，其数量可能多达数百万。当第一批人类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来到冰岛定居的时候，大海雀是如此常见，以至于人类把它们当成晚餐来吃，它们的残骸出现在10世纪的家庭垃圾中。我在雷克雅未克的时候，参观了一座建立在古代废墟上的博物馆，那里曾是一栋造在草地上的长屋，被认为是冰岛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博物馆的一块展示牌上介绍说，大海雀是中世纪时期冰岛居民“随手可得的猎物”。除了一对大海雀的骨头之外，展览中比较有特色的还有一段视频，重现了人类与这种鸟早期相遇时的场景。在视频中，一个人影沿着岩石海岸蹑手蹑脚地走向一只大海雀的朦胧身影。靠近之后，那个人影抽出一根木棍猛地打到那只鸟的头上。大海雀的反应只是惨叫一声，有点像大雁的叫声，又有点像是呼噜声。我发现这段残忍的视频有一种别样的吸引力，让我连着看了六七遍。蹑足前行，猛击，惨叫。再来一遍。

就目前所能获知的信息来看，大海雀的生活方式很接近企鹅。实际上，大海雀才是最初所说的“企鹅”。企鹅的英文单词“penguin”的词源学考证一直没有明确的结果，它可能来源于拉丁文单词“pinguis”，意思是“胖的”。当欧洲的水手最早在北大西洋遇到大海雀时，就用了“企鹅”这个名字来称呼它们。后来，当后代水手们在南半球遇到了颜色差不多且同样不会飞的鸟时，他们同样用了“企鹅”这个称呼。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困扰，因为大海雀与企鹅属于完全不同的科。（企鹅构成了自己独有的一科，大海雀所属的科里还有海鹦和海鸠等其他成员。基因组分析表明，刀嘴海雀是大海雀现存亲缘最近的物种。[26]）

像企鹅一样，大海雀是出色的游泳健将。有亲眼目睹者的记录证实，这种鸟在水中可以游出“令人震惊的速度”。[27]同样与企鹅类似的是，大海雀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也生活在海水中。但是，在五六月的繁殖季节里，它们会成群结队蹒跚走上海岸，也就暴露了它们的弱点。美洲原住民显然也会捕猎大海雀。在加拿大的一座古墓中曾经发现了超过100只大海雀的喙。而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人同样以大海雀为食，因为它们的骨头曾经在很多考古地点被发现，包括丹麦、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直布罗陀以及其他一些地方。[28]在第一批定居者到达冰岛的时候，大海雀的很多繁殖地已经被侵占了，其活动范围很可能也大大缩小了。然后，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

在16世纪初期，受到鳕鱼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欧洲人开始定期前往纽芬兰。在路上，他们会遇到一块面积大约20万平方米的粉色花岗岩，堪堪露在海面的波涛之上。春天，岩块上站满了鸟，摩肩接踵，似乎是在交谈。它们大部分是鲣鸟和海鸠，其余的则是大海雀。于是，这块离纽芬兰的东北海岸约75公里远的岩块渐渐被人们称为鸟岛，在某些记载中也被称为企鹅岛。今天人们称之为芬克（Funk）岛。想象一下，漫长的横跨大西洋之旅已经接近尾声，船上的供给已经接近短缺，新鲜的肉变得非常有吸引力。人们很快就注意到，这里可以轻易地开枪打中大海雀。在一份来自1534年的记载中，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写道，鸟岛上的某些居民“跟鹅一样大”。

它们总是在水里，却不会在空中飞，因为它们只有很小的翅膀……用这对翅膀划水……它们在水里的速度与其他鸟类在空中飞的一样快。而且，这种鸟太肥了，简直是妙极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捕到的这种鸟就装满了两艘小船，因为它们几乎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于是，除了直接吃它们的鲜肉，我们每艘船上还用盐腌了五六桶这种鸟。[29]

几年之后登上这个小岛的一支英国探险队发现岛上“满是大鸟”。人们把“很多的大鸟”赶上了船，并宣称结果是收获了美味——“营养丰富的好肉”。1622年，来自船长理查德·威特波恩（Richard Whitbourne）的一份记录中描写了大海雀被赶上船的过程：“一次能赶上来几百只，就好像上帝赦免了让如此可怜的一种生物变成供养人类的可贵产品这一罪孽。”[30]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大海雀又有了除“供养”之外的用途。就像一位记录者所写的那样，“人类以其创造力所能发明的所有方式，开发着芬克岛大海雀的用途。”[31]大海雀曾被用来当作鱼饵，当作填充床垫的羽毛来源，甚至当作燃料。芬克岛上还立起了石围栏（其残存部分今天还能看到），把大海雀养在里面，直到有人能腾出手来屠宰它们，或者干脆就把它们留在那儿。根据一位英国海员亚伦·托马斯（Aaron Thomas）的记载，他随波士顿号驶往纽芬兰时看到：

如果你来这儿只是为了获得它们的羽毛，你根本不用费事去杀死它们，只要按住一只，直接把羽毛拔出来就成了。然后你把这只可怜的企鹅扔到水上漂着，一半的皮肤脱了毛裸露着，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慢慢死去。

芬克岛上没有树，也就没有可烧的东西。这就导致了托马斯笔下记录的另一种行为。

你可以带上一口大锅，往里面塞一两只企鹅，然后在锅下点一把火。这把火绝对也要用那些可怜的企鹅来点。它们的身体太多油了，很快就能点着。[32]

据估计，欧洲人最初来到芬克岛的时候，他们发现的大海雀有10万对之多，照料着10万只蛋。[33]（大海雀可能一年只产一只蛋，长约13厘米，表面有斑点，像杰克逊·波洛克[34]式的画作一样，棕色和黑色掺杂在一起。）芬克岛无疑是一个大型繁育地，所以才能承受住200多年的人为掠夺。然而到了17世纪晚期，这种鸟的数量急剧减少。羽毛贸易的利润太过丰厚了，以至于人们组成团队，整个夏天都待在芬克岛上，干着烫皮拔毛的事情。1785年，英国商人和探险家乔治·卡特赖特（George Cartwright）是这样描写这些团队的：“他们所造成的破坏令人难以置信。”[35]如果不尽快制止他们的行为，卡特赖特预计大海雀将很快“减少到几近为零的程度”。

奥杜邦所画的大海雀

这些团队是否真的把岛上最后的大海雀都赶尽杀绝了？或者这些屠夫只是把种群数量降低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程度，使其很容易受到其他力量的影响？（减少种群的个体密度可能会让剩下的个体变得不易存活，这个现象称为“阿利效应”［Allee effect］。）对此我们尚没有答案。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大海雀从北美地区消失的时间一般被定为1800年。大约30年后，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在绘制《北美鸟类》的时候专程来到纽芬兰寻找大海雀，期望能描绘它们在野外的生活状态。然而他一只大海雀也没有找到。为了完成绘制工作，他不得不使用了一只来自冰岛的大海雀填充标本，由一位伦敦的商人提供。在对大海雀的描述中，奥杜邦写道：它们“在纽芬兰沿岸地区很稀有，偶尔才能碰上”，以及它们“据说是在该岛的岩块上繁育后代”。[36]这段描述自相矛盾，因为没有一种繁育中的鸟类会是“偶尔才能碰上”的。

当芬克岛上的海鸟被盐腌、被拔毛、被油炸直至灭亡以后，世界上只剩下一处与之大小相当的栖息地，叫作盖尔菲格拉岛（Geirfuglasker）。该岛也叫作大海雀礁，位于冰岛的雷恰内斯（Reykjanes）半岛西南50公里处。但是大海雀太不走运了，1830年的一次火山爆发摧毁了盖尔菲格拉岛。这一来，大海雀只剩下了最后一处庇护所，那是一座叫作埃尔德岩（Eldey）的小岛。此时，大海雀又要面临新的威胁了：它自身的稀有。像拉本伯爵这样的绅士们热切地想要寻找大海雀的毛皮和蛋，来填补自己收藏品中的空白。为了满足这股风潮，人们所知道的最后一对大海雀于1844年被杀死在埃尔德岩上。

在出发去冰岛之前，我就决定要到大海雀最后站立过的地方看一看。埃尔德岩离雷恰内斯半岛只有不到20公里远，位于雷克雅未克的正南方。然而，事实证明，去这个岛是件非常难于安排的事情，远比我想象的更困难。我在冰岛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告诉我，没人去过那儿。最后，我的一位来自冰岛的朋友联系上了他的父亲，雷克雅未克的一位部长。他又联系了他的一位朋友，后者在半岛上一个叫作桑德盖尔济（Sandgerði）的小村镇里运营着一个自然保护中心。这位名叫雷聂尔·斯文森（Reynir Sveinsson）的保护中心主任又找到了一位渔民，哈尔多尔·阿尔曼森（Halldór Ármannsson）。这位渔民表示愿意带我去，但要等到好天气才行。如果下雨或刮风的话，这趟旅程会非常危险，还会引起严重的晕船反应，他不想冒这个险。

幸运的是，我们预定出发的那一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好日子。我首先和斯文森在保护中心会合。这家保护中心正在举办关于法国探险家让-巴蒂斯特·沙尔科（Jean-Baptiste Charcot）的展览。这位探险家的船有个不太合适的名字“为什么不呢”。这艘船于1936年沉入桑德盖尔济外海，探险家本人也在这次海难中丧生。我们走去港口，发现阿尔曼森正在往他的船“星星”号上搬一个箱子。他解释说，箱子里面是一个备用的救生筏。“这是规定。”他耸耸肩。阿尔曼森还带上了他捕鱼的搭档，以及一个装满了汽水和饼干的冷藏箱。他似乎很高兴能来一次不需要追逐鳕鱼的出海之旅。

我们离开港口之后沿着雷恰内斯半岛向南行驶。空气很透明，能够看到覆盖着皑皑白雪的斯奈菲尔火山（Snæfellsjökull）峰顶，远在100公里以外。对于讲英语的人来说，听说过斯奈菲尔火山可能是因为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书中的英雄正是在这里发现了通往地球内部的通道。而埃尔德岩远比斯奈菲尔火山矮得多，暂时还看不见。斯文森解释道，“埃尔德岩”的意思是“火岛”。他说，虽然他的一生都在这个地区度过，但却从来没去过那儿。他还带了一架很不错的照相机，路上差不多一直在拍照。

当斯文森在一旁拍照的时候，我与阿尔曼森在“星星”号的小小驾驶室里攀谈起来。我非常好奇地发现他的两只眼睛有着完全不同的颜色，一只是蓝色的，另一只是淡褐色的。他告诉我，他平常捕鳕鱼用的是一根长达10公里的线，上面有12000个钩子。鱼会不会咬钩就全看他在天上的老爸了。等上两天之后，收成好的话，一次能捕到超过7吨鱼。阿尔曼森经常就睡在“星星”号上，船上有一个微波炉和两个很窄的铺位。

过了一会，埃尔德岩出现在海平线上。这座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柱基，或者是一个空着的巨大基座，只等着在上面安放一个更为巨大的雕塑。当我们离岛不到两公里时，我已经能看见岛的顶部了。远看时似乎是平的，近看则是倾斜的，大概有10°的倾角。我们是从较矮的一侧接近的，所以能够看到整个顶部，表面是白色的，似乎还有波纹。当靠得更近时，我才意识到，那些波纹其实就是鸟。它们太多了，完全把岛的顶部铺满了。靠得再近一些之后，我能辨认出那是鲣鸟，一种漂亮优雅的生物，长着长长的脖子、奶油色的头部以及锥形的喙。斯文森解释说，埃尔德岩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北鲣鸟种群——差不多有3万对。他指着岛上一个像金字塔的东西说，那是一个网络摄像头的平台，由冰岛环境署设立。它本来是用于给观鸟者提供鲣鸟的实时视频，但却没有像设计的那样起作用。

“这些鸟不喜欢这个摄像头，”斯文森说，“所以它们飞到那上面拉屎。”3万对鲣鸟的鸟粪让这个岛看起来就像是撒了一层香草糖霜。

由于鲣鸟的原因，或许也是由于这座岛的历史，人们被禁止踏上埃尔德岩，除非持有一种（非常难以获得的）特别许可。最初得知这一点时我有些失望，但当我靠近小岛，看到海水拍打崖壁的力道时，又感觉释然了。

最后一只活体大海雀的目击者是十几个划船来到埃尔德岩的冰岛人。他们于1844年6月的一个夜里出发，趁着夜色划向该岛，并于次日上午到达。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之后，他们之中的三个人才在唯一可能的登陆地点设法攀上了岛，那里是岛伸向东北方的一块较浅的礁石。（本来还应该有一个人一起上岛，但他最后却因为害怕危险而拒绝下船。）此时，岛上的全部大海雀似乎就只有唯一的一对夫妇和一只蛋了——可能也从来没有更多过。看到人类的时候，两只海鸟试图逃跑，但跑得太慢了。几分钟之内，冰岛人就抓住了它们，并把它们掐死了。他们看见的那只蛋可能是在捕捉的过程中打破了，于是丢在了岛上。有两个人跳回了船里，另一个人则只能抓着绳子穿过海浪回到船上。

14年后，1858年夏天，两名英国博物学家来到冰岛寻找大海雀，这才让人们得知了大海雀最后时刻的细节，以及那三个凶手的名字——西于聚尔·埃塞尔弗森（Sigurður Iselfsson）、科蒂尔·科蒂尔森（Ketil Ketilsson），以及约恩·布兰德松（Jón Brandsson）。两名博物学家中的年长者名叫约翰·沃利（John Wolley），是一位医生以及热忱的蛋类收藏家；年轻者名叫阿尔弗雷德·牛顿（Alfred Newton），是剑桥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并将在此后不久成为该校历史上的第一位动物学教授。他们俩在雷恰内斯半岛停留了好几周，距离今天冰岛国际机场的位置不远。在此期间，他们似乎与所有曾经见过甚至只是听说过大海雀的人都谈了话，其中就包括了几位参与了1844年那次行动的人。他们还发现，那两只在行动中被杀死的大海雀被以9英镑的价钱卖给了一位商人。两只鸟的内脏送往哥本哈根皇家博物馆，而那两张鸟皮的最终命运无人知晓。此后有人进行了更深入的追查，发现其中那只雌鸟的皮成了如今展示在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大海雀标本。[37]

沃利和牛顿希望能亲自去一趟埃尔德岩。恶劣的天气令他们未能成行。“船和人都定好了，储备物品也买好了，但就是没有出现一个可以登陆的机会。”牛顿后来写道，“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眼看着适宜的季节一点一点耗尽。”[38]

两人回到英格兰不久，沃利就去世了。而对于牛顿来说，这次旅程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得出结论，大海雀已经消失了——“从实践角度来看已经没有办法再找到它们了，因此我们可以用过去时态来谈论这个物种了。”此外，他还就此发展出一种——按一位传记作家的说法——“对于灭绝和消失动物种群的独特兴趣”。[39]牛顿意识到，在不列颠群岛海岸线上繁育后代的鸟类也正面临着危险。他注意到，这些鸟类正在打猎比赛中被大量枪杀。

大海雀一年只产一个蛋

“被打死的鸟都是育有子代的成鸟。”他在给英国科学促进会的致辞中谈到了自己的观察，“我们利用了它们最神圣的天性来拦截它们，剥夺了这些父母的生命，置那些无助的幼鸟于死地，且是最为悲惨的方式——饥饿至死。如果这都不算残忍，那还有什么称得上残忍呢？”牛顿主张禁止在繁殖季节打猎。他的大力游说最终促成了一部法律的诞生——《海洋鸟类保护法案》，旨在执行我们今天所说的野生动物保护。这也是历史上第一部此类法律。

巧合的是，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第一篇论文印刷出版的时候，正是牛顿刚从冰岛回家的时候。这篇载于《林奈学会会刊》的论文是在莱尔的帮助下优先发表的，因为就在不久之前，达尔文获知一位年轻的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也得出了与他类似的观点。（华莱士的论文也出现在了达尔文发表的同一期期刊上。）牛顿很快看到了达尔文的论文，熬夜将它读完，并立即成为一位拥护者。“它给我的影响就像是来自神的启示，”他后来回忆道，“我在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脑子里的想法是，‘自然选择’这个简洁的词汇将终结所有那些谜题。”[40]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他已经成为一位“纯粹而绝对的达尔文主义者”。[41]几年之后，牛顿与达尔文开始彼此通信。有一次，牛顿寄给达尔文一只患病鹧鸪的爪子，因为他认为达尔文会对此感兴趣——最终，两个人还到对方的家中进行了友好的拜访。

两人的通话是否谈及了大海雀，人们不得而知。在牛顿与达尔文现存的通信中都没有提及大海雀，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也从未涉及这种鸟及其刚刚发生的灭绝。[42]但是，达尔文肯定知道人类所造成的灭绝。在加拉帕戈斯群岛（Galápagos），他自己就曾目睹了此类事件。就算严格来讲不算是正在发生的灭绝，但也非常接近了。

达尔文造访这个群岛是在1835年秋天，差不多是“小猎犬”号航程的第四年。在查尔斯岛（今称弗雷里安纳岛［Floreana］）上，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劳森（Nicholas Lawson）的英国人，加拉帕戈斯的执行总督，同时也是这个旨在流放犯人的可怜小殖民地的管理者。劳森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在他告诉达尔文的事情当中，就有一件是关于陆龟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每一个岛上生活的陆龟都有着形状不同的壳。以此为基础，劳森宣称，他能“辨别出一只陆龟是从哪个岛上带来的”。[43]劳森还告诉达尔文，陆龟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这些岛屿总有捕鲸船频繁造访，船员们会把这种巨大的动物带上船作为一种方便的补给。就在几年前，一艘护卫舰来到查尔斯岛，离开的时候带走了200只陆龟。达尔文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结果就是陆龟的“数量大大减少了”。当“小猎犬”号到达的时候，查尔斯岛上的陆龟已经极为罕见了，以至于达尔文似乎一只也没有踫到。劳森预言，查尔斯岛的陆龟不出20年就会彻底消失。而实际上，只用了不到10年，这种今天称为加拉帕戈斯象龟（Chelonoidis elephantopus）的巨大生物就消失了。[44]而加拉帕戈斯象龟究竟是一个独立的物种还是一个亚种，目前仍然存在争论。

在《物种起源》中也能找到明确的证据，证明达尔文熟悉人类所造成的灭绝。在为了嘲讽灾变学家而花费的浓重笔墨之中，他曾评论道：动物在灭绝之前会不可避免地变得稀少，“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些动物灭绝事件的过程，它们经由人类之手，或是局部性、或是整体性地灭绝”。这只是一处简要的间接性提及，而其简要之中又有着暗示性。达尔文假定他的读者们熟知这类“事件”，并已对之习以为常了。他本人似乎觉得这不重要，也并未让他感到麻烦。但是，人类所引发的灭绝当然是一个麻烦。个中原因很多，有些甚至与达尔文自己的理论就有关系。像达尔文这样一位精明而严谨的作者却没有注意到其中的联系，这真是一个谜。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没有给人类与其他生物划出界线。正如他本人以及与他同时代者所意识到的，这种平等性是他研究工作中最为激进的一个方面。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从更古老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又有了一些变化。就连那些似乎能够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品质，如语言、智慧、是非感，也与其他适应性特征如更长的喙或更锋利的门齿一样，经由演化而来。正如达尔文的一位传记作者所写的那样，达尔文理论的核心在于“否认人性的特殊地位”。[45]

在演化中成立的那些事情，在灭绝中应该同样成立，因为在达尔文看来，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副作用而已。物种被毁灭正如物种被创造一样，源自“缓慢发生作用并仍旧存在的原因”，也就是说，经由竞争与自然选择来完成。在其中纳入任何其他机制都是不可理喻的。那么，又该如何解释那些迅速发生的灭绝呢？比如大海雀，比如查尔斯岛上的陆龟，要继续列下去的话还有渡渡鸟以及大海牛。这些物种的消亡显然不是由于有某个竞争物种逐步演化出了某种竞争优势。它们都是由同一个物种消灭的，而且都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就大海雀和查尔斯岛的陆龟而言，都是在达尔文自己的生涯之内发生的。我们要么为人类所造成的灭绝单独创建一个类别，从而让人类真正具有其“特殊地位”，成为一种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生物；要么在大自然的秩序之中为大灾变留出位置，从而不得不——不管有多痛心——承认居维叶是正确的。

[1] Rudwick，Worlds Before Adam，358.

[2] Leonard G.Wilson，“Lyell：The Man and His Times，”in Lyell：The Past Is the Key to the Present，edited by Derek J.Blundell and Andrew C.Scott（Bath，England：Geological Society，1998），21.

[3] Charles Lyell，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Sir Charles Lyell，edited by Mrs.Lyell，vol.1（London：John Murray，1881），249.

[4] Charles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123.

[5] Charles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153.

[6] Leonard G.Wilson，Charles Lyell，the Years to 1841：The Revolution in Geolog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344.

[7] 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1954—），北美当代著名实验心理学家以及相关领域的科学作家，因致力于推广语言能力是一种“本能”的观点而闻名。——译者

[8] A.Hallam，Great Geological Controversies（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3），ix.

[9]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cartoon，see Martin J.S.Rudwick，Lyell and Darwin，Geologists：Studies in the Earth Sciences in the Age of Reform（Aldershot，England：Ashgate，2005），537-540.

[10] Frank J.Sulloway，“Darwin and His Finches：The Evolution of a Legend，”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15（1982）：1-53.

[11]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1，476.

[12] Sandra Herbert，Charles Darwin，Geologis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63.

[13] Claudio Soto-Azat et al.，“The Population Decline and Extinction of Darwin’s Frogs，”PLOS ONE 8（2013）.

[14] David Dobbs，Reef Madness：Charles Darwin，Alexander Agassiz，and the Meaning of Coral（New York：Pantheon，2005），152.

[15] Rudwick，Worlds before Adam，491.

[16] Janet Browne，Charles Darwin：Voyaging（New York：Knopf，1995），186.

[17] Charles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124.

[18] Ernst 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Diversity，Evolution，and Inheritance（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407.

[19] Charles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84.

[20] Charles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320.

[21] Charles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320.

[22] Charles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318.

[23] 将动物的皮连同其上的毛发、羽毛、鳞片等衍生物一同剥下，再塞入填充物，恢复成生活姿态的动物标本，也称剥制标本或姿态标本。——译者

[24] Errol Fuller，The Great Auk（New York：Abrams，1999），197.

[25] 原文如此，疑为作者笔误。从本书83页附图可以看出白斑位于眼睛的前上方。——译者

[26] Truls Moum et al.，“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 Evolution and Phylogeny of the Atlantic Alcidae，Including the Extinct Great Auk（Pinguinus impennis），”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19（2002）：1434-1439.

[27] Jeremy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 Au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8.

[28] Jeremy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 Au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9.

[29] Quoted in Fuller，The Great Auk，64.

[30] Quoted in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 Auk？，87.

[31] Fuller，The Great Auk，64.

[32] Fuller，The Great Auk，65-66.

[33] Tim Birkhead，“How Collectors Killed the Great Auk，”New Scientist 142（1994）：26.

[34]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美国著名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力量，画作多是杂乱无章、辨不清主体或结构的色彩交织。——译者

[35] Quoted in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Auk？，109.

[36] Quoted in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Auk？，37.

[37] Fuller，The Great Auk，228-229.

[38] Alfred Newton，“Abstract of Mr.J.Wolley’s Researches inIceland Respecting the Gare-Fowl or Great Auk，”Ibis 3（1861）：394.

[39] Alexander F.R.Wollaston，Life of Alfred Newton（New York：E.P.Dutton，1921），52.

[40] Alexander F.R.Wollaston，Life of Alfred Newton（New York：E.P.Dutton，1921），112.

[41] Alexander F.R.Wollaston，Life of Alfred Newton（New York：E.P.Dutton，1921），121.

[42] 达尔文的大多数信件在网上开放供查阅，但并非全部信件。感谢“达尔文通信研究项目”的伊丽莎白·史密斯（Elisabeth Smith）帮我在整个数据库中进行了相关的查找。

[43] Thalia K.Grant and Gregory B.Estes，Darwin in Galápagos：Footsteps to a New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123.

[44] Thalia K.Grant and Gregory B.Estes，Darwin in Galápagos：Footsteps to a New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122.

[45] David Quammen，The Reluctant Mr.Darwin：An Intimate Portrait of Charles Darwin and the Making of His Theory of Evolution（New York：Atlas Books/Norton，2006），209.

新泽西盘船菊石（Discoscaphites jerseyensis）

山城小镇古比奥（Gubbio）在罗马以北近200公里处，或许可以称之为市政建设的活化石。镇上的街道极窄，很多地方连最小的菲亚特汽车也无法通过。那些由灰色石块铺就的小广场看起来就跟但丁那个时代[1]没什么两样。实际上，在1302年，正是一个被委任为佛罗伦萨市长的古比奥人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流放了但丁。如果你像我一样在冬天来到古比奥，就会看到游客们都已离开，旅馆也已打烊，连镇上那座像图画一般的宫殿也变得门可罗雀。古比奥就好像是中了魔咒一样，等着被唤醒。

刚一出小镇的边缘，就有一道狭窄的山谷向着东北方向延伸出去，人称博塔奇奥纳（Bottaccione）谷。山谷两侧的岩壁有一条条倾斜的石灰岩带。远在有人到此定居之前，甚至远在人类诞生之前，古比奥位于清澈碧蓝的海水之下。微小海洋生物死去的躯体就像雨点一样落在这片海床之上，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不断累积。在制造了亚平宁山脉的那次抬升运动中，这片石灰岩地区被提升起来，并倾斜了45°角。于是，今天沿着这条山谷漫步，就如同走过了一层又一层的时间。在百米距离之内，你能走过一亿年的历史。

博塔奇奥纳谷如今凭其自身的魅力成为一处观光景点，只不过是对特殊的一类人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位名叫沃尔特·阿尔瓦雷斯（Walter Alvarez）的地质学家来到这里研究亚平宁山脉的起源，结果却多少有些意外地改写了地球的生命史。在这条山谷里，他最先发现了一颗巨大小行星的蛛丝马迹。正是这颗小行星终结了白垩纪，并且制造了或许是地球历史上最为糟糕的那些岁月。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此处既是比喻亦是真实的描述——全部物种的四分之三已经被彻底消灭了。

古比奥的黏土层，用一颗糖做了标记

小行星撞击的证据存在于薄薄一层黏土之中，差不多在山谷半腰处。来此参观的人可以把车停在附近开辟的一条岔道上。这里还有一块展板，用意大利文解释了这个景点的意义所在。那个黏土层很容易看到。大概有成百上千根手指在这儿挖过黏土，就像罗马圣彼得铜像的脚趾，已经被朝圣者的亲吻磨光。我去参观的那天，灰色的天穹下刮着大风，整条山谷都属于我一个人。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们伸出了挖土的手指。仅仅只是好奇心的驱使？或者是地质学意义上的“到此一游”？抑或是某种更具移情意味的心理：渴望去触碰那个业已消逝的世界——纵然只是间接的方式？当然，我自己也要伸出手指来挖一挖。在沟槽中戳来戳去之后，我刮出来石子大小的一块黏土。它的颜色像是破旧的砖块，质感像是干掉的泥土。我把黏土放在一张糖纸里包好，揣进口袋——那是属于我自己的一小份纪念品，代表了这颗行星上曾经发生的那场大灾变。

沃尔特·阿尔瓦雷斯来自一个颇有名望的科学世家。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知名物理学家。他的父亲路易斯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物理学家。不过，是沃尔特的母亲带着他在伯克利的群山中远足，才让他对地质学产生了兴趣。沃尔特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了研究生之后，到石油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当穆阿马·卡扎菲（Muammar Gaddafi）于1969年夺取利比亚政权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国家。几年之后，他在拉蒙特-多尔蒂（Lamont-Doherty）地球观测所找到了一份研究工作，就在哈得孙河边上，曼哈顿对岸。当时，通常被称为“板块构造革命”的风潮正在席卷学术界，拉蒙特观测所的研究者们也都投身其中。

阿尔瓦雷斯决定要在板块构造学说的基础上研究意大利半岛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项目的关键是一种暗红色的石灰岩，意大利人称之为“红石片”（scaglia rosso）。这种东西在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其中之一就是博塔奇奥纳谷。这个项目开展之后，卡在了某个问题上，然后就转变了方向。后来说起这些事情，他曾表示：“在科学上，有时运气比智慧更有用。”[2]最终，他的研究工作把他带到了古比奥，身边还有一位名叫伊莎贝拉·普雷莫利·席尔瓦（Isabella Premoli Silva）的意大利地质学家做伴，而她的专长是有孔虫门动物。

有孔虫门动物，或者简称有孔虫，是一种微小的海洋生物，能够制造方解石或其他材质的硬壳。当壳里的动物死去之后，这些微小的壳就会漂落在海底。硬壳的样子非常独特，随物种而各不相同。在显微镜下，有些硬壳看起来像蜂窝，有些像辫子或是气泡，甚至是一串葡萄。有孔虫很容易广泛分布，并大量保存下来。这使得它们成为一种很有用的标准化石：根据某一层岩石中所发现的有孔虫品种，像席尔瓦这样的专家就能说出这层岩石的年龄。当他们沿着博塔奇奥纳谷开展工作的时候，席尔瓦告诉阿尔瓦雷斯，化石分布序列有些古怪。在白垩纪最后一个时期的石灰岩层中，含有品种丰富、各式各样且尺寸相对较大的有孔虫，有些甚至像沙粒一样大。在这层石灰岩上面紧挨着一层黏土层，大概有一厘米多厚，里面没有任何有孔虫。在黏土层的上面又是石灰岩层，重新出现了有孔虫，但只有少量的品种，且全都非常微小，与下面那些较大的物种完全不同。

有孔虫壳的形状很独特，有时甚至超乎想象

用阿尔瓦雷斯自己的话说，他的学校教育奉行“差不多算是绝对的均变主义思想”。[3]他所受的训练令他相信，任何一类生物的消失必然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一个物种慢慢消失之后，另一个物种才会消失，然后才是第三个，以及更多。这正是莱尔和达尔文思想的承继。然而在古比奥石灰岩层的序列之中，他看到了某种不同的东西。下层的许多有孔虫物种似乎是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并且都发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阿尔瓦雷斯后来回忆说，这整个过程当然“看起来很出乎意料”。然后，时机的问题也很奇怪。大尺寸的有孔虫似乎正好是在已知最后的恐龙物种灭绝时一起消失的。在阿尔瓦雷斯看来，这不仅仅是巧合。他认为，如果能知道那层一厘米厚的黏土层到底代表着多长的时间区段，将会很有意思。

1977年，阿尔瓦雷斯在伯克利得到了一份工作，并把从古比奥采集的样品带到了加利福尼亚，而他的父亲此时仍在伯克利工作。当沃尔特还在研究板块构造的时候，他的父亲路易斯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路易斯还开发出了第一台质子直线加速器，发明了一种新的气泡室[4]，设计了几种创新性的雷达系统，并与他人共同发现了氚。在伯克利，路易斯渐渐被人们称为“疯狂点子先生”。当时，有一场关于埃及第二大金字塔的争论引起了他的兴趣，争论的焦点是这座金字塔内是否有装满财宝的宝箱。于是，他设计了一个试验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竟然需要在沙漠中架设一台μ子探测器。探测器给出的结果表明，金字塔里实际上是实心的石头。还有一次，他对于肯尼迪遇刺案产生了兴趣，于是做了一个实验：把宽胶带缠在哈密瓜上，再用来复枪进行射击。实验结果证明，总统被击中之后头部的运动轨迹与沃伦委员会[5]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当沃尔特告诉他父亲古比奥的谜题之后，路易斯非常感兴趣，并想出了一个疯狂的主意：用元素铱来确定黏土的年代。

铱在地球表面非常稀少，但在陨石中很常见。微量的陨石一直以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宇宙尘埃这一形式，速率均匀地撒落在地球表面。路易斯推测，累积形成黏土层所用的时间越长，落在其中的宇宙尘埃就越多，那么其中包含的铱就越多。他联系了伯克利的一位同事富兰克·阿萨罗（Frank Asaro），他的实验室是当时少有的几家拥有合适的设备来完成检测的实验室之一。阿萨罗同意对十来个样品进行检测，但他很怀疑这一检测能得出什么有用的结论。沃尔特给了他一些黏土层之上的石灰岩样品，一些黏土层之下的石灰岩样品，还有一些黏土层本身的样品。然后，他能做的只有等待。九个月之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黏土层的那些样品有非常严重的问题，里面的铱含量远超正常水平。[6]

没人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只是某种诡谲的异常，还是更为重大的发现？沃尔特飞往丹麦，在一个叫作斯泰温斯崖（Stevns Klint）的地方采集石灰岩中间的白垩纪晚期沉积物。在那里，白垩纪末期的地层也是一层黏土，颜色乌黑，闻起来就像是死鱼。对这些散发着恶臭的样品进行分析之后，同样显示了宇宙空间水平的铱含量。来自新西兰南岛的第三组样品同样在白垩纪末期体现出一个铱含量的尖峰。

据一位同事说，路易斯听到这个消息时兴奋得“就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7]他感觉到一项重大的发现或许就在眼前。阿尔瓦雷斯父子开始详细地讨论数据背后的理论机制。但他们所能想到的每一种理论，要么与手头的数据不符，要么就是通过进一步的检验排除了。最后，就在钻了一年的死胡同之后，他们得出了大撞击假说。6500万年前，在本应极为平常的一天，一颗直径达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在触地的一瞬间，小行星发生了爆炸，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1亿兆吨TNT炸药的水平，或超过100万颗人类所测试过的最强大氢弹。碎为齑粉的小行星，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铱，在整个地球表面上弥漫着，遮天蔽日，导致气温骤降。一场大灭绝无可避免。

阿尔瓦雷斯父子把在古比奥和斯泰温斯崖所得样品的分析结果，以及他们据此提出的理论，整理成为论文之后投给了《科学》杂志。“我记得论文的写作非常辛苦，我们付出了一切努力以期使其尽可能的严谨。”沃尔特对我说。

阿尔瓦雷斯父子的论文《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的地外成因》于1980年6月发表。该文引发了剧烈的反响，甚至超越了古生物学的界限。从临床心理学直到两栖爬行动物学的学术期刊全都在报道阿尔瓦雷斯父子的发现。很快，“终结白垩纪的小行星”这一概念又被《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这些杂志选中了。一位时事评论员写道：“用惊人的地外事件把恐龙这种有趣的生物和十足的蠢蛋联系起来”似乎“像是一位聪明的出版商为了赚取销量而捏造出来的情节”。[8]受到大撞击假说的启发，卡尔·萨根（Carl Sagon）领导下的一组天体物理学家决定要为一场全面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建立模型，最终得出了“核冬天”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又引发了另一波新闻报道热潮。

然而在专业的古生物学家当中，阿尔瓦雷斯父子的理论得到的只是辱骂，辱骂的对象甚至常常是他们本人。一位古生物学家告诉《纽约时报》：“这种貌似真实的物种大灭绝其实只是统计学上的假象，出自对生物分类学的一知半解。”

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则断言：“他们的自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动物如何演化，如何生存，如何灭绝。抛去无知不谈，这些地球化学家似乎觉得，只要开动某种高级的机器，你就能让科学产生天翻地覆的革命了。”

第三位古生物学家宣布：“没见过的火流星落入没见过的大海——我可接受不了这个。”

另一位古生物学家表示：“白垩纪大灭绝是渐进式的，而大灾变的理论是错误的。但是过分简单化的理论今后还是会出现，引诱少数科学家，为大众杂志的封面增色。”[9]相当奇怪的是，《纽约时报》的编辑部决定也要搅到这件事情中来。“这种从星星中寻找地球上某些事件起因的工作，天文学家应该把它们留给占星家去做。”这份报纸如是嘲讽道。[10]

要想了解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我们还是得回头说说莱尔才行。在化石记录中，大灭绝突兀地摆在那里，就连用来描述地球历史的语言本身都是由大灭绝而来的。在莱尔之后出任伦敦地质学会主席的人名叫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他在1841年提出，生命的历史可以划分成为三个篇章。他称第一部分为古生代（Paleozic），来自希腊文“古代的生命”；第二部分为中生代（Mesozoic），意为“中间的生命”；第三部分为新生代（Cenozoic），即“新的生命”。菲利普斯把古生代与中生代的分界点定在今天所说的二叠纪末期大灭绝，而中生代与新生代的分界点定为白垩纪末期大灭绝。（在地质学用语中，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都是“代”，而每一个代又包含若干个“纪”，比如中生代就跨越了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来自三个代的化石是如此不同，于是菲利普斯认为它们代表着生命截然不同的三个篇章。

约翰·菲利普斯所绘的示意图展示了生命多样性增长和缩减的情况

莱尔清楚地知道化石记录中的这些断层。在《地质学原理》第三卷中，他记录道：在白垩纪晚期岩石和紧随其上的第三纪初期（今天科学界定义为古近纪之始）岩石中找到的植物和动物之间，存在一条“缝隙”。[11]举例来说，白垩纪末期的沉积层中包含着大量不同品种的箭石遗迹。箭石是一种像鱿鱼一样的动物，死后留下的化石像是弹壳的形状。但是在更近代的地层中再也找不到箭石了。菊石和厚壳蛤的情况也是一样。厚壳蛤是一种软体动物，能形成极为巨大的生物礁，曾被形容是伪装成珊瑚的牡蛎。[12]这样的“缝隙”正如看起来那样，代表了突然而剧烈的全球性改变——这种想法对于莱尔来说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缺乏哲理的”。所以，他用了像是循环论证的方式，声称动物化石的断层只不过是化石记录的断层而已。在比较了断层两侧的生命形式之后，莱尔得出结论：没有记录下来的中间区段肯定是一个很长久的地质时期，大致相当于此后重新出现化石至今所过去的全部时间。用现代测年方法来计算，他对这段空隙的估计是差不多6500万年。

达尔文同样清楚地知道白垩纪末期化石的不连续性。在《物种起源》中，他评论道：菊石的消失似乎是个“惊人的突发事件”。此外，就像莱尔一样，达尔文也对菊石及其所讲述的历史视而不见。他评论道：

就我个人而言，我把自然地质记录视为一部未能完好保存的世界历史，而且是用不同的方言来书写的。在这部世界史中，我们所掌握的只是最后一卷，涉及的只是两三个国家。而在这一卷中，我们所掌握的只是保存下来的短小而零散的章节；在每一页上，只有零散的字句。[13]

化石记录的碎片化本质打开了“方便之门”——化石物种在表象上的巨大改变可以给出简单的解释。达尔文写道：必须要记住的是，“貌似真实的整个科或整个目的突然灭绝”可能没有考虑到“长久的时间间隔”这个问题。如果这些间隔中的证据没有消失掉的话，肯定能展示出“相当缓慢的灭绝”。以这样的方式，达尔文继续着莱尔的“工作”，对地质学证据给予了完全错误的解释。他宣称：“我们的无知是如此根深蒂固，我们的推断是如此不着边际，以至于当我们听说某个生物物种的灭绝时竟会惊叹，而当我们看不到其中的缘由时，竟然借一场灾变来毁掉这世界！”[14]

达尔文的继承者们接过了“相当缓慢的灭绝”这一衣钵。均变论的观点排斥突然发生的或横扫一切的改变，无论是任何种类的改变。但是，对于化石记录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难相信：一整个地质时期，跨越千万年的时间，竟然可以凭空不知所踪。这种不断加深的矛盾导致了一系列越来越折磨人的解释。比如，或许在白垩纪结束的时候发生了某种“危机”，可那一定是非常缓慢的危机；或许在那个时期结束的时候，所有损失一起构成了一次“大灭绝”；但是，不能把大灭绝与“大灾变”混为一谈。就在阿尔瓦雷斯父子在《科学》上发表他们论文的同一年，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古生物学家乔治·盖洛德·辛普森写道：在白垩纪末期发生的“更替”应视为“一个在本质上连续的长久过程”的一部分。[15]

在“绝对的均变主义思想”语境下，大撞击假说比错误还要糟糕。阿尔瓦雷斯父子声称解决了一个根本就没发生过的事件——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发生。这就好像是在兜售一种用于治疗某种虚构疾病的专利药物。在父子俩发表这一假说几年之后，古脊椎动物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进行了一项非正式的问卷调查。大多数填写问卷的人认为行星撞地球这类事情有可能的确发生过。但其中只有5%认为这种撞击与恐龙的灭绝有关。还有一位与会的古生物学家称阿尔瓦雷斯的假说为“痴人说梦”。[16]

与此同时，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仍在不断积累。

进一步确证该假说的第一项独立证据是称为“冲击石英”的微小岩粒。在高倍放大镜下，冲击石英表面可以看到像是抓痕的痕迹，那是突然爆发的高压破坏了晶体结构所形成的。冲击石英最初是在核试验现场被注意到的，而后又在紧挨着陨石撞击坑的地方找到了。1984年，在蒙大拿州东部的白垩纪-第三纪交界处（或称为K-T界线）的一层黏土中找到了冲击石英的颗粒。[17]（K代表白垩纪［Cretaceous］，不用C是因为C已经被用于指代石炭纪［Carboniferous］了；今天，这个边界被正式命名为白垩纪-古近纪［Paleogene］界线，缩写为K-Pg。）

接下来的线索来自得克萨斯州南部一个属于白垩纪末期的奇怪沙石层，似乎是由于巨大的海啸而形成的。沃尔特·阿尔瓦雷斯想到，如果曾经发生一次由撞击所引发的巨大海啸，就会把海岸的沙子冲开，从而在沉积记录中留下独特的印记。他检查了成千上万从海洋中钻探获得的沉积柱样[18]记录，结果在墨西哥湾获得的沉积柱样中找到了这种独特的印记。最终，在尤卡坦（Yucatán）半岛底下发现了一个直径达150多公里的撞击坑，深埋在近1公里厚的新沉积层下面。更准确地说，这个撞击坑是被重新发现的。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墨西哥国有石油公司的一次重力勘察中就已发现了这个撞击坑。公司的地质学家当时把它解释为一座水下火山留下的痕迹。因为火山不可能产出石油，所以它很快就被遗忘了。当阿尔瓦雷斯父子去寻找这家公司在该地区钻探出来的沉积柱样时，被告知这些柱样已经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了。实际上，这些柱样只是被放错了地方而已。1991年这些柱样被重新找到时，发现其中包含一层玻璃——这是岩石融化之后迅速冷却的结果——恰好就在K-T界线上。对于阿尔瓦雷斯阵营来说，这是决定性的证据，足以说服许多尚未接受这一理论的科学家加入到支持撞击说的队伍中来。《纽约时报》宣布：“撞击坑支持了大灭绝理论。”此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已死于食管癌的并发症。沃尔特将这个地质学构造命名为“末日陨石坑”。而它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则得自距其最近的小镇，即希克苏鲁伯陨石坑（Chicxulub Crater）。

希克苏鲁伯陨石坑位于尤卡坦半岛边上，埋在近1公里厚的沉积层之下

“那11年过得很漫长，但如今回头来看，似乎又过得很快。”沃尔特告诉我，“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要挑战的这个均变说思想，基本上是每一个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上学的时候所学的东西，甚至还包括他们的教授，以及他们教授的教授，一直追溯到莱尔。而现实的情况是，人们看到这些证据，然后真的渐渐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当阿尔瓦雷斯父子发表他们的假说时，他们只在三个地点发现了含铱层：两个在欧洲的地点是沃尔特亲自去过的，第三个在新西兰，样品是寄过来的。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间，数十个更多的地点被找到了，其中一个靠近法国比亚里茨（Biarritz）一处天体海滩，另一个位于突尼斯的沙漠中，还有一个在新泽西的近郊地区。尼尔·兰德曼（Neil Landman）是一位古生物学家，专业领域是菊石。他常常到第三个地点去做野外考察。我主动提出希望参与一次这样的考察。在秋季某个温暖的日子里，我和兰德曼在曼哈顿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前碰面了，同去的还有两名研究生。兰德曼在博物馆的一个角楼里有间办公室，能够俯瞰中央公园。大家会齐之后出发向南，经林肯隧道出岛。

开车穿过新泽西州北部，我们经过了一连串的大型购物中心以及汽车销售中心，似乎每隔几公里就有一家，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最终，在快靠近普林斯顿大学的地方，我们停在了一个停车场内，紧挨着一个棒球场。（兰德曼希望我最好不要透露这次野外考察的具体地点，怕今后会招来大批的化石收藏者。）在停车场里，我们与一位在布鲁克林学院教书的地质学家马特·加尔伯（Matt Garb）碰了面。加尔伯、兰德曼还有那两名研究生都把装备背在了肩上。今天不是周末或节假日，棒球场上空无一人。我们绕过棒球场，走入草丛之中。很快，我们碰到了一条清浅的小溪，岸上覆盖着锈红色的软泥，还有荆棘悬在水面之上。周围散布着破烂的废弃物：丢掉的塑料袋，报纸的碎片，还有老式易拉罐上的拉环。兰德曼却宣称：“对我而言，这里比古比奥还棒。”

他向我解释道：在白垩纪晚期，这条小溪、这个停车场还有我们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的一切，都位于水下。当时，地球上非常温暖，北极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海平面也很高。新泽西州大部构成了今天北美洲东海岸大陆架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的大西洋窄得多，所以这个地区明显更靠近今天的欧洲。兰德曼指着溪床上略高于水面几厘米的一个地方告诉我，那就是含铱地层。虽然无论怎么看都看不出任何差别，但兰德曼知道它就在那儿，因为他曾经在几年前对这里的地层样本进行过分析。兰德曼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大脸上长着灰色的胡须。为了这次考察，他穿了一条卡其布短裤和一双旧运动鞋。他蹚水走进小溪里，加入到其他人中间，他们正在溪床上用镐敲敲打打。很快，有人找到了一颗鲨鱼的牙齿化石。另一个人则挖出了一个菊石，有草莓大小，表面覆盖着很多小突起。兰德曼鉴定它属于一个叫彩虹盘船菊石（Discoscaphites iris）的物种。

菊石曾在地球上较浅的海水中漂浮了超过3亿年，它们的外壳化石出现在全世界各地。古罗马的老普林尼死于埋葬了庞贝城的那场火山爆发。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很熟悉菊石化石这种东西了，只不过把它们当成了珍贵的石头。他在那部《自然史》中写道：这种石头据说能带来预言未来的梦境。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菊石被称为“巨蛇石”，在德国则用于治疗生病的奶牛。在印度，菊石被当成毗湿奴的化身——今天差不多仍是如此。

就像它们的远房表亲鹦鹉螺一样，菊石能构建出螺旋形的外壳，里面分隔成了多个小室。这种动物只生活在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小室里，余下的则充满了空气。这就好像是一栋公寓楼，却只有顶层房间被租出去了。两个相邻小室之间的墙壁称为隔片，是一种极为精密的构造，折叠出了复杂的褶边，就像是雪花的边缘一样。不同的菊石物种甚至可以凭借褶边的独特花样来鉴别。这一演化进展能让菊石构建出既轻又坚固的外壳，以承受多种不同气象条件下的水压。大多数菊石都能让人抓在手里，但也有一些会长到儿童充气泳池那么大。

根据菊石有九颗牙这一特征，相信其现存的亲缘关系最近的生物是章鱼。不过，由于菊石柔软的躯体实际上从未能保留下来，这种动物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又是如何生活的，大多只能靠推断。它们可能（但也并不确定）靠喷出水流来推动自身运动，这就意味着它们只能向后移动。

19世纪绘制的一幅菊石化石图片

“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古生物学课上知道了翼龙会飞，”兰德曼告诉我，“我立刻产生一个问题：那它能飞多高呢？像这样的数字很难去取得。”

“我已经研究了40年菊石，却还是不知道它们的确切偏好。”他继续说道，“我觉得它们会喜欢20米深、30米深又或者可能是40米深的水域。它们能在水中前进，却不怎么在行。估计它们的生活非常平静。”在相关绘图中，菊石通常被画成像是塞进蜗牛壳的鱿鱼。兰德曼却不太认同这样的描绘。他相信，虽然菊石常常被画成带有几条伸出的触手，但实际上一条触手也没有。他近期发表在《地理生物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里配有一幅插图，图中的菊石就是那么一个小团而已。[19]它们长有短而粗的手臂状附肢，排列成一圈，彼此之间有蹼状物连在一起。在雄性个体身上，附肢之一较长，伸出蹼状物外面，是个头足纲版本的阴茎。

20世纪70年代，兰德曼在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作为一名前阿尔瓦雷斯时代的学生，他学到的知识是：菊石在整个白垩纪时期都在不断减少，所以它们最终的消失也就没什么好研究的。“感觉是，就那样，菊石自己慢慢死绝了。”他如此回忆道。接下来的发现，包括许多兰德曼自己的发现，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菊石本来活得好好的。

“这里有着很多很多的菊石物种，我们已经在过去几年中采集了成千上万的标本。”他告诉我，声音盖过了大家用镐制造的叮叮当当声。实际上，就在这里的溪床上，兰德曼最近发现了两种全新的菊石物种。一种为了纪念他的同事命名为米氏盘船菊石（Discoscaphites minardi），另一种为了纪念这个发现地而命名为新泽西盘船菊石。新泽西盘船菊石可能具有伸出壳外的小小脊椎。据兰德曼推断，这种结构能让菊石比实际上显得更大更吓人。

在阿尔瓦雷斯最初的那篇论文中就已经提出，导致K-T大灭绝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撞击本身，甚至都不是撞击的直接后果所引发的。小行星——更通用的术语是火流星——所带来的真正灾难性的效应是尘埃。在那场大论辩的几十年间，这一理论又经过了多次的修正。（大撞击发生的日期也被推到了更久远的6600万年前。）尽管科学家们仍在就许多细节问题激烈地争论，但是这次事件的大体过程应该如下：

火流星来自东南方向，相对地球的轨道角度很低，所以它不太像是从上面掉下来的，而是从侧面而来，就像一架失事的飞机。当它猛地撞上尤卡坦半岛的时候，时速差不多达到了7.2万公里。由于它的轨道方向，北美地区受到尤为惨烈的打击。像云层一样无边无际的灼热蒸汽和碎屑横扫这片大陆并不断扩散，将沿途一切烧为灰烬。“基本上，如果你是加拿大艾伯塔省的一只三角龙，那么你在汽化之前大约有两分钟时间可以逃命。”一位地质学家是这样告诉我的。[20]

在撞出那个巨大撞击坑的过程中，小行星还把超过其自身质量50倍的岩石粉末炸到了空中。当这些抛射物在大气中落回地面时，灼热的颗粒立刻点亮了头顶上的整个天空，所产生的热量足以烤焦地球表面。由于尤卡坦半岛的地质情况，这些被抛向空中的粉尘富含硫。硫微粒在阻挡太阳光方面是非常有效的。正因为如此，像喀拉喀托（Krakatoa）火山这样规模的火山爆发能够在数年内降低全球气温。[21]同样的原因，在最初的热浪袭过之后，全世界又经历了好几个季节的“撞击冬天”。森林覆灭了。研究远古孢子和花粉的孢粉学家发现，不同的植物群落都被迅速扩张的蕨类植物替换掉了。（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蕨类尖峰”。）海洋生态系统实际上也被摧毁了，并困于这一状态至少50万年，甚至是数百万年。（这种后撞击时期一片荒芜的大海被称为“奇爱洋”[22]。）

在K-T界线上究竟有多少个种、属、科甚至是目灭绝了？我们无法给出全面的统计，甚至连估计也做不到。在陆地上，所有比猫更大的动物似乎都灭绝了。这一事件最为著名的受害者是恐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非鸟类的恐龙，它们遭受了百分之百的灭绝。在那些得以苟活至白垩纪结束的动物之中，有很多是博物馆纪念品店的招牌商品，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鸭嘴龙、甲龙、暴龙还有三角龙。（沃尔特·阿尔瓦雷斯关于大灭绝的那本书《霸王龙与末日陨石坑》的封面就是一只看起来很生气的霸王龙对大撞击的恐惧反应。）翼龙同样消失了，鸟类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23]大概有四分之三的科灭绝了，或许甚至更多。还保留着牙齿等祖先特征的反鸟亚纲被彻底消灭了。同样被彻底消灭的还有水生的黄昏鸟目，它们大多数不会飞行。蜥蜴和蛇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全部物种约五分之四消失了。[24]哺乳动物也一样遭了大难，生活在白垩纪末期的哺乳动物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科消失在K-T界线上。[25]

在海洋中，曾经被居维叶认为不合理的、后又改称“惊人的”蛇颈龙也灭绝了。同样灭绝的还有沧龙、箭石类，当然还有菊石类。双壳纲动物今天为我们所熟悉的形式是蚌和牡蛎，它们在白垩纪末期也遭受了重创。同样被重创的还有腕足动物门和外肛动物门，前者虽然长得像蛤蛎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解剖结构，后者看起来像珊瑚却是完全无关的动物。好几类海洋微生物距离灭绝只有咫尺之遥。在浮游类有孔虫中，差不多有95%的物种消失了，包括马亚罗底栖抱球虫（Abthomphalus myaroensis），在古比奥的白垩纪最后一个石灰岩层中就发现了这种动物的遗骸。（浮游类有孔虫生活在海洋表面，底栖类有孔虫生活在海底。）

总体而言，对于K-T界线了解越多，莱尔对于化石记录的解读就越发显得固执己见。化石记录的问题不在于缓慢的灭绝看起来很突然，而是恰恰相反：可能是实际上很突然的灭绝看起来滞后了。

请看配图。每一个物种都有所谓的“保存可能性”，即该物种的一个个体变成化石的几率。这个数字受很多条件的影响而变化，例如这种动物的常见程度、生活范围以及躯体组成。（显然，厚壳的海洋生物比骨头中空的鸟类有更大的机会变成化石，从而保存下来。）

在这张配图中，大的白色圆盘代表极少成为化石的物种，中等大小的圆圈代表更容易成为化石的物种，而小的白色圆点则代表数量更为充足的那些物种。就算是所有这些物种在同一时间一起灭绝，但看起来似乎是白色圆圈的物种在更早的时间就灭绝了，仅仅因为它们的骸骨数量更少。这种效应根据最先发现它的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为“西格诺尔-利普斯效应”（Signor-Lipps Effect），它有可能“模糊”掉突发性的大灭绝事件，使其看起来似乎是长期进行的事件。

在K-T灭绝之后，生命用了数百万年的时间才又恢复到之前的多样性水平。另一方面，许多幸存的动物门类似乎都萎缩了。这个现象在古比奥含铱层之上的微小有孔虫中就有所显现，被称为小人国效应（Lilliput effect）。

兰德曼、加尔伯还有那两个研究生整个上午都在溪床上砸石头。尽管我们位于这个国家人口密度最高的州中央，但却没有一个经过这里的人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随着太阳越升越高，天气变得更热更潮湿了，能站在及踝的水中是件很愉悦的事情（尽管我一直对那暗红色的石灰岩感到好奇）。有人带了一个空的纸板箱。既然我没有镐，索性就帮忙收集他们发现的化石，放在纸箱中排列好。他们又找到更多的彩虹盘船菊石，以及几个龙骨真棒菊石（Eubaculites carinatus）。后者没有螺旋状的外壳，只有一个像矛一样细长的壳。（关于菊石的灭绝，在20世纪初曾经有一个流行理论认为，像龙骨真棒菊石这种没有螺旋的外壳表明，这类动物已经穷尽了演化的所有可能性，进入了某种Lady Gaga[26]式的颓废时期。）突然，加尔伯激动地冲了过来。他手里拿着一块从溪床上敲下来的拳头大小的石头，指着侧边上一个指甲似的东西给我看。他解释说，这是一块菊石的颚。相比于菊石柔软躯体的其他部分，颚更常出现在化石中，但仍是极其罕见的。

“有了它，这趟就没白来。”他大声说道。

我们并不清楚究竟是大撞击的哪一方面影响了菊石，是热、黑暗、寒冷，或是水中化学成分的改变。同样不太清楚的是，为什么它们的一些头足纲表亲得以幸存。不同于菊石，鹦鹉螺就熬过了大灭绝事件：从白垩纪末期算起，这一物种大部分都存活到了第三纪。

解释两者差异性的理论之一认为原因在于卵。菊石的卵极其微小，直径不足1毫米。结果就是，这些卵孵化出来的菊石幼体也非常小，没有移动的能力，只能在水体表面随波逐流。鹦鹉螺产的卵则非常大，几乎是所有无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直径约2厘米。孕育一年之后，孵化出来的鹦鹉螺幼体就像是迷你版的成年个体，立刻就能四处游动，在深水中寻找食物。或许，在大撞击之后的海洋表面，水体环境中有很强的毒性，令菊石的幼体无法存活，而底部的水体环境还没那么糟，于是鹦鹉螺的幼体设法坚持了下来。

无论具体的解释是什么，这两类动物截然不同的命运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今天还存活着的所有生命（包括所有人类），都是那场大撞击幸存者的后代。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们（或是我们）对环境适应得更好。在极端压力的环境下，“适应”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至少在达尔文学说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当一种生物面对它在整个演化历史上从未遭遇过的情况时，无论好坏与否，它怎么能够适应得了呢？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保罗·泰勒所说的“生存游戏的规则”，在这样的时刻突然改变了。[27]在数百万年甚至数千万年里一直让某种生物得以占据优势的性状，一朝之间就成为其致命因素（尽管在事情发生数百万年之后，可能很难去确定这些性状到底是什么）。菊石与鹦鹉螺之间的问题，同样也存在于箭石与鱿鱼之间，蛇颈龙与乌龟之间，恐龙与哺乳动物之间。之所以你手中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长毛的双足动物，而非一只长鳞片的双足动物，更主要是因为恐龙的坏运气，而非哺乳动物有任何的优越性。

“菊石什么也没做错。”兰德曼一边对我说着，一边把小溪中取得的最后一块化石收拾好，准备返回纽约市了。“它们的幼体像是浮游动物，而这在它们所存在的岁月里是件极好的事情。随波逐流，扩散到更广阔的地域中，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然而到了最后，这可能恰恰成了它们毁灭的原因。”

[1] 指欧洲历史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译者

[2] Walter Alvarez，“Earth History in the Broadest Possible Context，”Ninety-Seventh Annual Faculty Research Lec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International House，delivered Apr.29，2010.

[3] Walter Alvarez，T.rex and the Crater of Doo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139.

[4] 在物理学实验中，通过电离产生的气泡显示带电粒子轨迹的一种装置。——译者

[5] 为调查肯尼迪遇刺案而专门成立的总统调查委员会。——译者

[6] Walter Alvarez，T.rex and the Crater of Doo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69.

[7] Richard Muller，Nemesis（New York：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8），51.

[8] Quoted in Charles Officer and Jake Page，“The K-T Extinction，”in Language of the Earth：A Literary Anthology，2nd ed.，edited by Frank H.T.Rhodes，Richard O.Stone，and B ruce D.Malamud（Chichester，England：Wiley，2009），183.

[9] Quoted in Malcolm W.Browne，“Dinosaur Experts Resist Meteor Extinction Idea，”New York Times，Oct.29，1985.

[10]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Board，“Miscasting the Dinosaur’s Horoscope，”New York Times，Apr.2，1985.

[11]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3（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328.

[12] David M.Raup，The Nemesis Affair：A Story of the Death of Dinosaurs and the Ways of Science（New York：Norton，1986），58.

[13]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310-311.

[14]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73.

[15] George Gaylord Simpson，Why and How：Some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Historical Biology（Oxford：Pergamon Press，1980），35.

[16] Quoted in Browne，“Dinosaur Experts Resist Meteor Extinction Idea.”

[17] B.F.Bohor et al.，“Mineralogic Evidence for an Impact Event at the Cretaceous -Tertiary Boundary，”Science 224（1984）：867-869.

[18] 在钻探时使用空心钢钻头在地层深处取得的沉积物柱状样本，可以完好地保留地层的序列，用于地质学分析。——译者

[19] Neil Landman et al.，“Mode of Life and Habitat of Scaphitid Ammonites，”Geobios 54（2012）：87-98.

[20] 私人通讯，Steve D’Hondt，Jan.5，2012。

[21] 位于印度尼西亚，其1883年的爆发是人类历史记录中规模最大的火山爆发，导致5万多人丧生。——译者

[22] 典出库布里克讽刺冷战的电影《奇爱博士》，片中最后爆发了毁灭地球的核战，此处借这个名字来表示撞击后海洋中了无生机的状态。——译者

[23] Nicholas R.Longrich，T.Tokaryk，and D.J.Field，“Mass Extinction of Birds at the Cretaceous-Paleogene（K-Pg）Boundar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2011）：15253-15257.

[24] Nicholas R.Longrich，B hart-Anjan S.Bhullar，and Jacques A.Gauthier，“Mass Extinction of Lizards and Snakes at the Cretaceous-Paleogene Boundar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2012）：21396-21401.

[25] Kenneth Rose，The Beginning of the Age of Mammal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2.

[26] 美国当代流行音乐歌手、创作人，以特立独行、穷尽想象的夸张风格著称。——译者

[27] Paul D.Taylor，Extinctions in the History of Lif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2.

波纹双鹤笔石（Dicranograptus ziczac）

1949年，哈佛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召集24名本科生来参加一个研究知觉能力的实验。这个实验很简单：学生们会看到一些扑克牌，牌翻过来的时候，他们要辨认出是什么牌。实验用的大多数牌都是完全正常的，只有少数几张做了手脚，比如红色的黑桃六、黑色的红心四等。[1]当牌快速翻过去的时候，学生们更倾向于无视那些不调和的事情。比如，他们会把红色的黑桃六当成红心六，或者是把黑色的红心四说成黑桃四。当牌翻动的速度稍慢一些时，学生们会非常纠结于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面对红色的黑桃时，有些学生说它看起来是“紫色的”或“棕色的”或“红黑色的”，剩下的学生则完全被搞糊涂了。[2]

有学生评论说：这个符号“看起来像是反了还是怎么的”。

“我没法把这种花色挑出来，无论它是什么。”另一个学生大声说，“我现在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也不知道它是桃还是心。我现在甚至说不准桃的符号长什么样了！天哪！”

心理学家们把这一实验结果写成了一篇论文《对于不调和事物的知觉：一种范式》。很多人都觉得这篇论文很有意思，比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史家。对于库恩来说，这个实验的确体现了一种范式：它揭示了人类是如何处理混乱信息的。人们的第一个念头是要把这种奇怪的东西强塞进某个熟悉的框架中，比如红心、黑桃、方块或者梅花。不一致的迹象都会被尽可能长时间地忽视：红色的黑桃会被看作是“棕色”或“暗红色”。当这些异象变得实在是太过显眼时，危机就随之而来了——心理学家管它叫“‘天哪！’反应”（“My God！”reaction）。

在库恩那本对后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他认为这种模式是非常基础的，不仅仅塑造了个人的知觉方式，还包括全部的科学认知过程。如果一批数据与某个学科通常为人所接受的推定不相容的话，它们要么不被采信，要么就被尽可能长时间地解释为别的东西。矛盾积累得越多，认识就越发繁复纠结。“在科学研究中，就像是在那个扑克牌实验中，新概念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困难。”库恩写道。[3]但是接下来，终究还是会有某些人愿意将红色的黑桃称为红色的黑桃。危机的出现带来了深入的洞察，于是旧的框架让位给新的框架。这就是伟大的科学发现诞生的方式，或者用那个因库恩的介绍而广为人知的术语来说，是“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发生的方式。

灭绝的科学发现史可以说就是一系列的范式转换。直到18世纪末，灭绝的概念还不存在。出土的骨头越是奇怪（比如猛犸、大地懒、沧龙），博物学家就越要费力地把它们归入熟悉的框架之中，几乎把眼都看花了。他们也的确是看花了眼。属于大象的巨大骨头被大水冲到了北方，或是河马逛到了西边，或是鲸长着尖牙利齿。居维叶到了巴黎之后，发现乳齿象的臼齿与已经建立的框架不相符，一个“天哪”时刻出现了，导致他不得不提出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它们。居维叶承认，生命自有其历史。这一历史的特征就是失落，而且不时会被人类无法想象的可怕事件打断。“虽然这个世界并不会随范式的改变而改变，但范式转换之后的科学家们却得以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工作。”库恩如是写道。

居维叶在《四足动物骨骼化石的研究》中列举了数十个消失的物种，并且确信还有更多的消失物种等待去发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被鉴定发现的灭绝生物越来越多，居维叶的理论框架也开始出现裂痕。为了能跟上化石记录增长的脚步，大灾难发生的次数也不得不增多。“只有上帝才知道到底要有多少次灾难”才能满足他的需要，莱尔如此嘲讽道，对居维叶的全部努力付之一笑。[4]莱尔的解决方案是把灾变全部拒之门外。在莱尔以及其后达尔文的构想中，灭绝是一种罕见事件。每一个消失的物种都是自己逐渐走进坟墓的，是“生存竞争”的牺牲品，作为一种“不够进步的形式”而受自身缺陷拖累。

均变论者对于灭绝的论述坚持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然后，随着含铱层的发现，科学面临一次新的危机。（按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阿尔瓦雷斯父子的工作“是科学界的一次大爆炸，其冲击力不亚于地球经受的大撞击”。[5]）大撞击假说解释的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瞬间——白垩纪结束时那段可怕的、恐怖的、一无是处的日子。但这个瞬间却足以打破莱尔和达尔文的框架。大灾变的的确确发生过。

有时被称为新灾变论的理论认为，地球只有在不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才缓慢变化。这种理论现在已经成为地质科学的一个标准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范式既不是居维叶的，也不是达尔文的，而是结合了两者的关键元素：“偶尔被恐慌打断的长久安逸。”虽然出现的次数稀少，但这些恐慌的时刻却是极其重要的。它们决定着灭绝的整体图景，也就是说，决定着生命的整体图景。

小路顺山势而上，越过一道湍急的溪流，又从相反的方向再次越过同一道溪流。路旁有一只绵羊的尸体，死去多时，已经干瘪得像个废弃的气球。这座小山绿得发亮，却几乎没什么树。那只死羊的祖祖辈辈们确保山上不会有任何东西长得比它们嘴的位置还高。在我看来，天上是在下雨。不过，这里可是苏格兰的南部高地。一位与我一同远足的地质学家告诉我，这只能算是很小的毛毛雨，苏格兰语称之为“浓雾”（smirr）。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处叫作多布崖（Dob’s Linn）的地方。在一首古老的民谣中，虔诚的牧羊人多布曾经在这里把魔鬼推下了悬崖。当我们到达那道悬崖的时候，“浓雾”似乎更浓了。那里的景色很美，一道瀑布飞流直下，碎裂在一道狭窄的山谷之中。在小路边上几米远的地方有一块露出地面的岩石，边缘粗糙，表面有纵向的条纹，就像裁判员的衣服一样，由明暗相间的条带组成。来自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地层学家简·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把他的帆布背包放在湿漉漉的地上，整了整身上的红色防雨夹克。他指着岩石上的一道浅色条带告诉我说：“那儿出了坏事。”

多布崖瀑布

我们所看到的那块岩石是差不多4.45亿年前形成的，属于奥陶纪末期。当时，地球就像是遇到了一场漂流木大拥塞，包括今天的非洲、南美洲、澳洲以及南极洲在内的大部分陆地都连在一起，形成一块巨大的陆地，称为冈瓦纳古陆，横跨纬度超过90°。当时的英格兰地区属于如今已消失不见的阿瓦隆尼亚大陆，而多布崖当时位于南半球，沉在称为伊阿珀托斯的大洋底部。

奥陶纪紧接在寒武纪之后。即便是最不用心的地质系学生也知道寒武纪，因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生命的“大爆发”，产生了众多新的生命形式。奥陶纪也一样，是生命挣脱原有形式、纷纷迈向新方向的时期，即所谓的奥陶纪辐射。不过，这个时期的大多数生命仍旧困在水里生活。在奥陶纪中，海洋生物的科数增加了两倍，而且海里的动物我们多多少少已经能认得了（如今天的海星、海胆、海螺以及鹦鹉螺的祖先），当然还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动物（牙形石，长得大概像鳗鱼；三叶虫，有点像是现在的马蹄蟹；还有巨大的海蝎子，怎么看都像是从噩梦里跑出来的东西）。最初的珊瑚礁形成了，今天蛤蛎的祖先也有了像蛤蛎一样的样子。到了奥陶纪中期，最早的植物开始在陆地上扩张领地。它们是原始的苔藓和地钱，紧贴在地表生长，好像对它们周遭的新环境有些不知所措似的。

到了奥陶纪末期，差不多4.44亿年前，海洋几乎被清空了，大约85%的海洋物种灭绝了。[6]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一事件被视为所谓的“伪大灾变”，只不过证明了化石是多么不可信。而今，它被视为五次大灭绝中的第一次，并且被认为包括两次短暂且强烈的致命冲击。尽管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们远没有白垩纪末期灭绝的那些动物那么有魅力，但它同样标志着一个生命史上的转折点——当游戏规则突然改变时，产生的后果无论如何都将永远存在下去。

那些在奥陶纪大灭绝中得以幸存的动物和植物“继续构建着现代世界”，英国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提说：“若是幸存者的名单有少许不同，那么今天的世界也将不同。”[7]

扎拉斯维奇是我此次多布崖之行的向导。身材消瘦的他长着乱蓬蓬的头发和一双淡蓝色的眼睛，言谈举止非常讲究礼数，却又不令人反感。扎拉斯维奇是笔石方面的专家。笔石是一纲曾经非常繁盛、高度多样化的海洋生物。它们兴盛于奥陶纪，在其后的大灭绝中差一点就全军覆没。用眼睛直接去看的话，笔石化石就像是一些刮痕，有时也像是史前的岩画。（笔石［graptolite］这个单词来自希腊文，意为“写有字的岩石”，是由林奈最初创造的。不过，林奈认为它们不是矿物化的动物硬壳，而只是动物遗体留下的印记而已。）如果用放大镜来看的话，笔石常常有着可爱的形状，让人产生各种联想：有的品种像是羽毛，有的像里拉琴（lyre）[8]，还有的像是蕨类植物的叶子。笔石是群居动物，单独个体称为个虫（zooid），能够建造自己的小小的管状居所，称为鞘壳。每一个鞘壳又能和邻居连在一起，就像是一排房子一样。所以，一块笔石化石其实代表了一个小种群，能够漂浮在水中，甚至很可能是在水中作为一个整体游动，寻找更小的浮游生物作为食物。没人知道个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就像菊石一样，躯体的柔软部分无法保存下来。不过，目前认为笔石与现存的羽鳃纲动物长得很接近，后者样子就像是海洋版的捕蝇草。

来自奥陶纪早期的笔石化石

笔石有个地层学家很喜欢的好习惯：分化出新的物种、扩张、灭绝，全都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扎拉斯维奇把它们比作《战争与和平》中温柔的女英雄娜塔莎。他说两者都是“娇弱的、神经质的，对身边的事物极为敏感”。笔石的这种特性让它们成为很有用的标准化石——依次分布的不同物种可以用来鉴定顺序排列的不同岩层。

原来在多布崖找笔石的化石竟然如此容易，即便对于最业余的化石收藏者而言也是一样。在那块露出地面的粗糙岩石中，深色的部分是页岩，只要用锤子轻轻一敲就能搞下来一大块，再敲一下就能把它从侧面剥开，就像打开一本书一样，每一页都能轻易翻开。在石面上往往什么也看不到，但也常常会有一个（或更多）模糊的印记——来自一个远古世界的信息。我找到的笔石中有一个保存得异常清晰。它状如假睫毛，只不过很小，就像是给芭比娃娃准备的。扎拉斯维奇告诉我，这是一块“博物馆藏品水平的标本”。毫无疑问，他有些言过其实了。不过，我还是把它收了起来。

当扎拉斯维奇教会我要找什么样子的化石之后，我自己也能观察到灭绝的变化。在深色的页岩中，笔石很多，而且种类丰富多样。我很快就采集了大量标本，塞满了上衣口袋，沉甸甸的。许多笔石都是V字形的不同变体，从一个中央节点向两侧伸出两个分支。有些看起来像是拉链，有些则像叉骨。还有一些在分支上又长出了新的分支，像是一棵迷你树。

与之相比，浅色的石头中很贫瘠，几乎找不到笔石。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也就是从黑石头到灰石头，从许多笔石到没有笔石，似乎是突然之间发生的——用扎拉斯维奇的话来说，也的的确确是突然发生的。

“从黑色到灰色的变化，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也可以说是海底环境从适宜生存变为不宜生存。”他告诉我，“而且在人的一生之中就能看到这个变化。”他称这种过渡明显是“居维叶式的”。

与我们一起来到多布崖的还有扎拉斯维奇的两个同行，丹·康登（Dan Condon）和伊安·米拉尔（Ian Millar），英国地质调研会的成员。他们是同位素化石方面的专家，准备从这块岩石的每一个岩层条带中取样——他们期望其中能含有微量的锆石。回到实验室之后，他们将把岩石样品溶解掉，然后进行质谱分析。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确定这些岩层是多久以前形成的，前后误差不超过50万年。米拉尔是苏格兰人，声称自己不怕这种“浓雾”。不过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用英语来讲，这就是大雨。裸露岩石的表面开始有泥水流下来，很难再取得干净的样本。于是，大家决定第二天再来试试看。三位地质学家收拾好装备，我们一起踏着小路上的积水走回停车的地方。扎拉斯维奇已经在附近的小镇莫弗特（Moffat）预订了小旅店。我读了那个小镇的旅游宣传手册，说那里有世界上最窄的旅馆和一座绵羊铜像。

等所有人都换好了干衣服，我们在小旅店的起居室里碰面，一起喝茶。扎拉斯维奇带了几篇他最近发表的有关笔石的论文。康登和米拉尔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里，翻了翻白眼。扎拉斯维奇不理会他们，耐心地给我解释着他最近发表的另一篇论文的意义所在。这篇题为《英国地层学分析中的笔石》的论文长达66页，包含多达650个笔石物种的详细绘图。在这篇论文中，笔石的灭绝效应虽然没有山坡上雨水冲刷之下的岩石那么生动，但却展现得更为系统。直到奥陶纪结束时，一直是V字形的笔石占据统治地位。其中就包括像波纹双鹤笔石和分支矢量笔石（Adelograptus divergens）这样的物种。波纹双鹤笔石的个虫鞘壳沿着两个分支排布，两个分支先是弯曲分开，后又朝向彼此，像是獠牙，又像是两道波浪线。分支矢量笔石除了两个主要的分支以外，还有一些像拇指一样伸出来的小侧枝。只有少数几种笔石熬过了大灭绝事件，并最终分化成更多的物种，在志留纪重新占领海洋。但是志留纪的笔石整体形状是流线型的，更像一根棍子，而不是一些分支。V字形的笔石则彻底消失，再也没有出现过。笔石的命运与恐龙、沧龙、菊石类似，虽然规模上要小得多，但同样代表着一种曾经高度成功的生命形式最终走向了灭亡。

手绘的波纹双鹤笔石，比实际尺寸大了好多倍

4.44亿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乎荡尽了笔石，更不要说牙石、腕足动物、棘皮动物以及三叶虫？

在阿尔瓦雷斯假说刚刚发表之后的几年间，人们基本上认为，物种大灭绝的统一理论已经出现了——至少对于那些不认为这个假说是“痴人说梦”的人来说是如此。如果一颗小行星制造了化石记录中的一条空白“缝隙”，似乎有理由相信同样是大撞击制造了所有其他那些“缝隙”。这种想法在1984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一年有两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发表了对于海洋化石记录的全面分析结果。[9]这项研究表明，除了五次规模较大的灭绝以外，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灭绝事件。当所有这些灭绝事件放在一起统一考量的时候，一种规律就浮现出来了：物种大灭绝似乎是以2600万年的固定间隔发生的。换言之，灭绝是周期性爆发的，就像是从地球这个大茧中定期钻出来的一只蝉。这篇论文的两位作者戴维·劳普和杰克·塞普考斯基也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爆发，但他们猜测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某些“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循环”，与“我们太阳系从银河系的旋臂中经过”有关。阿尔瓦雷斯父子在伯克利的同事，一些天体物理学家把这个推测又向前推了一步。他们声称，这一周期性可以用太阳的一颗小“伴星”来解释：这颗伴星每2600万年经过一次太阳系的奥尔特云（Oort Cloud），引发了大规模的流星雨，给地球以毁灭性的打击。这颗伴星得了个带有恐怖电影范儿的外号——复仇女神（Nemesis）。但对于伯克利的这些天体物理学家来说有个问题：没有人曾经观察到过这颗伴星。不过，这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问题，因为太空中的小恒星多得是，很多都还等着人们去观察分类。

在大众媒体上，“复仇女神事件”这一名号激发了与最初的小行星假说一样的热情。（有一个记者形容这个故事具备除了性和皇室之外的所有要素。[10]）《时代周刊》出了一篇封面报道，紧接着《纽约时报》又刊登了一篇反驳性质的编者按（轻蔑地称之为“神秘的死星”）[11]。这一次，报纸多多少少说到了点子上。虽然伯克利的科学家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在扫描星空，寻找这颗“死星”，但却没有发现它的一丝光芒。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周期性假说的证据站不住脚了。“如果有哪一点是大家一致认同的，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周期性不过是统计上的巧合而已。”戴维·劳普曾告诉我。[12]

与此同时，寻找含铱层或其他地外撞击线索的努力也是举步维艰。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也和其他人一起加入到了这场搜寻之中。在那个几乎没听说过有人跟中国进行科研合作的年代，他就设法弄到了来自中国南方的岩石样本，该样本时间跨越了从二叠纪到三叠纪的界线。二叠纪末期大灭绝，或称二叠纪-三叠纪大灭绝，是五次大灭绝中最大的一次，差一点就彻底消灭了全部的多细胞生命形式，真是恐怖到了极点。在来自中国南方的样本中，路易斯激动地发现两层岩石中间嵌着一个黏土层，和古比奥的情况一样。“我们当时感觉这层黏土里肯定会有很高的铱含量。”他后来回忆说。但结果发现，中国的黏土层在化学上来讲平淡无奇，铱含量微小到几乎检测不到。对来自多布崖等地的奥陶纪末期岩石样本进行检测时，的确发现了高于正常水平的铱含量。然而，在相应的时间框里却找不到其他的线索，比如冲击石英等证据。最后发现，检测到的铱含量升高可能只是异常的沉积作用所致，这的确更可信，但相对而言就不那么令人称奇了。

关于奥陶纪大灭绝，目前的理论认为是由冰川作用所导致的。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以温室气候为主——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很高，海平面和温度也同样很高。然而就在第一次大灭绝事件发生时，也就是笔石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候，二氧化碳水平降低了，温度也随之降低，冈瓦纳古陆结冻了。在超大陆广阔的残存部分比如沙特阿拉伯、约旦和巴西那里，都能找到关于奥陶纪冰川的证据。海平面骤然下降，海洋环境中的许多栖息地都消失了。据推测，这是海洋生物受损的原因之一。海洋的化学组成也发生了变化；除此之外，冷水含有更多的氧气。没有人知道究竟是温度变化本身还是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杀死了笔石；扎拉斯维奇是这样对我说的：“图书馆里发现一具死尸，旁边有六七个管理员转来转去，看起来都很局促不安。”同样没有人知道，这种改变是如何开始的。有一种理论认为，冰川作用是由于最早的苔藓登上陆地造成的，它们加剧了从空气中抽离二氧化碳的过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动物的第一次大灭绝就是由植物一手造成的。[13]

二叠纪末期大灭绝似乎也是由于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不过这一次，变化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在灭绝发生的时候，也就是2.52亿年前，有一次向空气中大量释放碳的过程，其总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地质学家们一度无法想象这么多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温度迅速升高，海水温度甚至上升了18℃。[14]海洋的化学组成也乱套了，就像是一个失控的水族馆。水变酸了，氧溶解量大大下降，许多生物实际上可能是窒息而死。珊瑚礁也崩溃了。二叠纪末期大灭绝发生的时间虽然远远不及人的一生那么短，但在地质学上来讲也是非常突然的。根据中国和美国科学家合作研究的结果，这次事件的时间跨度不超过20万年，或许还要少于10万年。[15]等到这次灭绝结束的时候，地球上的全部物种差不多有90%被消灭掉了。然而，即便是急剧的全球变暖和海洋酸化似乎也不足以解释如此令人震惊的大规模灭绝，所以人们还在寻找其他的发生机制。有一个假说是这样认为的：海洋的升温更适合产生硫化氢的细菌生长，而硫化氢对于其他生命形式是有毒的。[16]根据这一设想，硫化氢在水中累积，杀死了海洋生物，然后又逸散到空气中，杀死了几乎所有其他的生物。这种硫还原菌[17]改变了海洋的颜色，而硫化氢又改变了天空的颜色；科学作家卡尔·齐默对于二叠纪末期的世界是这样形容的：那是一个“相当怪诞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看见了无生气的紫色海洋之中升起一串串气泡，把有毒的气体释放到“淡绿色的天空中”去。[18]

如果说，25年前人们认为所有的大灭绝似乎都应该最终找到一个共同的原因。那么，现在，真实的情况好像恰恰相反。套用托尔斯泰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不幸的是，每一次不幸的灭绝事件各有各的不幸。事实上，正是反常之处使得那些灭绝事件如此致命：一夕之间，地球上的生物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情况是它们在演化进程中从未准备好要去面对的。

“我看，当白垩纪末期大撞击的证据已经变得如此确凿之后，我们这些研究者中就有一部分人天真地期望能够找到证据，证明大撞击与其他大灭绝事件一同发生。”沃尔特·阿尔瓦雷斯告诉我，“但结果发现事情要复杂得多。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人类也可以导致大灭绝。所以很明显，我们对于大灭绝并没有一个普适的理论。”

在莫弗特的那个晚上，当每个人都喝够了茶、谈够了笔石之后，我们来到这家世界上最窄的旅馆一楼的酒吧。一两品脱啤酒下肚，谈话转向扎拉斯维奇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巨鼠。老鼠跟着人类跑到了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而扎拉斯维奇的学术观点是，它们总有一天会接管地球。

“有一部分可能会保持老鼠的大小和样子，”他告诉我，“但另一些可能会缩小很多或长大很多。特别是，如果发生了流行性大灭绝，有生态空间被空出来，那么老鼠或许会是从中获利的最佳候选者。而且我们知道，体型大小的改变可以发生得相当迅速。”我想起来曾经在纽约上西区的地铁站中看到一只老鼠拖着一块比萨饼皮沿着铁轨向前跑。这让我联想到一幅场景：在未来荒无人烟的地铁隧道中，老鼠膨胀到杜宾犬（Doberman）[19]大小，沿着铁轨蹒跚前行。

虽然巨鼠与笔石之间似乎没什么联系，但扎拉斯维奇对于巨鼠的兴趣其实是他对于笔石兴趣的一种合理延伸。他着迷于人类存在之前的那个世界，同时也对人类身后将要留下的那个世界越来越感兴趣。两项研究可相辅相成。他对奥陶纪进行研究时，总是试图从遗留下来的琐碎线索中重构那个久远的过去：化石、碳同位素、沉积岩的分层。而他瞩望未来的时候，总是试图去想象当下这个世界分崩离析之后会有什么东西能够留存到未来：化石、碳同位素、沉积岩的分层。扎拉斯维奇相信，即便只是稍有训练的地层学家，也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在有限的时间内搞清楚1亿年前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再过1亿年，情况也是一样的。所有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人类造物，比如雕塑和图书馆、纪念碑和博物馆、城市和工厂，都会被压缩成一层沉积物，比一张卷烟纸厚不了多少。[20]扎拉斯维奇曾经写道：“我们已经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21]

人类实现这一伟业的方式之一，就是我们永不停歇的折腾。常常是带有目的性的，但也常常是毫无目的性的，人类重新安排了地球上的动植物分布，把亚洲的动植物谱系带到了美洲，又把美洲的带到了欧洲，再从欧洲带到澳洲。老鼠向来都是这些迁移的排头兵，到处都留下了散落的骨头，甚至包括人类从未想过要去定居的那些偏远岛屿。太平洋大鼠（Rattus exulans）本来是东南亚的原住民，随着波利尼西亚的航海者到了夏威夷、斐济、塔希提岛、汤加、复活节岛、新西兰以及其他许多岛屿。由于遇不上什么天敌，这些偷渡的太平洋大鼠迅速繁殖，用新西兰古生物学家理查德·霍德威（Richard Holdaway）的话说就是“一股灰潮”，把“能吃的一切东西都转变成了大鼠蛋白”。[22]（最近一项对复活节岛上花粉和动物遗骸的研究得出结论，岛上的森林被毁其实不是人类的过错，而是偷渡来的大鼠无节制的繁殖所致。[23]岛上原生棕榈树产种子的速度赶不上这些尖牙利齿的小动物膨胀的胃口。）当欧洲人到达美洲并继续向西到达波利尼西亚人定居的那些岛屿时，他们也带来了甚至更具适应性的挪威大鼠（Rattus norvegicus）。在很多岛屿上，这种本来源于中国的小动物在竞争中击败了先前的入侵鼠，甚至还破坏了之前太平洋大鼠没有影响到的鸟类和爬行类种群。或许可以说，大鼠已经建立了它们自己的“生态空间”，似乎能让子子孙孙们牢牢地占据住。扎拉斯维奇认为，今天这些大鼠的后代们还将辐射到太平洋大鼠和挪威大鼠帮忙清空的那些生态龛中。他想象，未来的大鼠会演化出新的形状和大小：有些“比鼩鼱还小”，另一些则像大象一样大。他曾经写道：“为了满足好奇心，同时也为了保持一种开放的可能性，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演化之后的大鼠中有这样一两个物种的大型啮齿动物：它们近乎赤裸地生活在洞穴中，加工石头作为原始的工具，身披其他哺乳动物的兽皮，而这些哺乳动物都是被它们当作食物杀死的。”[24]

与此同时，无论老鼠的未来如何，它们帮忙带来的灭绝事件将留下其特有的印记。虽然远远不如多布崖的泥岩或古比奥的黏土层中所记录的那样极端，但还是会在岩石中作为一个转折点出现。气候变迁本身也是一种推动灭绝的力量，同样会留下地质学痕迹。类似的因素还有放射性尘埃、河流改道、单一性种植的农业以及海洋的酸化。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扎拉斯维奇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在地球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纪元。“从地质学角度来看，”他宣称，“这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时代。”

多年以来，对于人类把地球带入的这个新时代，有人建议给它换个新名称。知名环保生物学家迈克尔·绍列（Michael Saule）就建议，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应该叫新生代，而应该称为“灾变代”（Catastrophozoic）。供职于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的昆虫学家迈克尔·塞姆威兹（Michael Samways）则提出了“同种新世”（Homogenocene）这个术语。加拿大海洋生物学家丹尼尔·保利（Daniel Pauly）提出了“黏液新世”（Myxocene）的说法，源自希腊文“黏液”一词。美国记者安德鲁·列夫金（Andrew Levkin）则贡献了“人类新世”（Anthrocene）这个词。这些说法中的大多数要感谢莱尔，至少是间接受益于莱尔的创造。他在19世纪30年代就创造了始新世（Eocene）、中新世（Miocene）和上新世（Pliocene）这些词汇。

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德国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发明的。他因发现了某些化学物质对于臭氧层的破坏作用而获得诺贝尔奖。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如果没有这项发现，那些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就会继续被广泛使用，那个每年春天出现在南极洲上空的臭氧空洞就会越来越大，直到最终覆盖整个地球。（据报道，与克鲁岑共事的另一位诺贝尔奖科学家曾经在某天下班回家后对他的妻子说：“研究工作进展很顺利，可是看来这大概就是世界末日了。”）

克鲁岑告诉我，“人类世”这个词最初是在他参加一次会议时蹦进他脑海的。那次会议的主席不断提到全新世（Holocene），词根拆开来就是“完全最新”的时期。全新世开始于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17万年前，并持续至今——至少正统的定义是这样的。

“‘让我们结束那个时代吧。’”克鲁岑记得他当时脱口而出，“‘我们不再处于全新世之中；我们已经进入人类世。’好吧，房间里有好一会儿鸦雀无声。”在接下来的茶歇中，人们谈话的主题全是人类世。有些人过来找克鲁岑，建议他给这个词申请专利。

克鲁岑把他的想法写进一篇短文《人类的地质特征》，发表在《自然》上。他在文中提出：“称当今这一地质时期为‘人类世’似乎是恰当的，因为人类在许多方面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人类影响所导致的地质学规模的改变有很多，克鲁岑从中列举了以下这些：

●人类活动已经改变了这颗星球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地表面貌。

●世界上主要河流中的大多数都已经建立了水坝或被分流。

●种植作物从肥料中固定的氮比所有陆地生态系统天然固定的氮都多。

●渔业捕捞了近海水域超过三分之一的主要生物资源。

●人类使用了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可以直接利用的流动淡水资源。

克鲁岑说，更重要的是人类已经改变了大气的组成。拜化石燃料的燃烧和森林砍伐所赐，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提高了40%，而另一种更为高效的温室气体甲烷的浓度则翻了不止一番。

克鲁岑曾经写道，“由于这些人类活动产生的排放”，全球气候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许许多多个千年中都严重偏离自然状态”。[25]

克鲁岑这篇《人类地质学》发表于2002年。很快，“人类世”开始出现在其他科学期刊上。

《河流系统的全球分析：从地球系统控制到人类世综合征》是2003年发表在期刊《英国皇家学会自然科学会报B：生物学》上的一篇论文。

《人类世的土壤和沉积物》是《土壤与沉积物期刊》2004年某期头条文章。

当扎拉斯维奇看到这个说法时，他完全被吸引住了。他发现，使用这个词的人大多不是受过训练的地层学家，于是他很好奇他的同行们会如何看待这件事。当时，他是伦敦地质学会下属地层学委员会主席，历史上莱尔、威廉·休厄尔以及约翰·菲利普斯都曾任此职。在一次午餐会议上，扎拉斯维奇询问他的委员会成员们对人类世怎么看。22个人当中有21个认为这个概念太好了。

于是，这个委员会决定把这个概念作为一个严肃的地质学问题来检验。人类世是否符合用于命名一个新地质世的标准呢？（对于地质学家来说，一个地质世是由一个地质纪划分而来，而一个地质纪又是由一个地质代划分而来。比如全新世属于第四纪，而第四纪又属于新生代的一个时期。）经过长达一年的研究之后，委员会成员得出的答案是毫无疑问的“符合”。他们认为，克鲁岑所列举的那些变化会留下“全球性的地层学印记”，即使再过数百万年也可以轻易解读。这就像是奥陶纪的冰川作用留下的“地层学印记”至今仍旧易于解读一样。这些科学家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他们的发现，其中之一就是：人类世将会留下独特的“生物地层学印记”，一方面来自目前正在发生的大灭绝事件，另一方面则来自人类使地球生命进行重新分布的习性。他们在论文中写道：这些印记将会被永久地记录下来，“而未来的演化将会在得以存活的物种（并且常常是发生过人类世迁移的物种）中开始”。[26]在扎拉斯维奇看来，那说不定就是老鼠。

在我这次前往苏格兰的时候，扎拉斯维奇已经把人类世这件事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际地层学委员会（ICS）是负责制订地球历史时间表的官方组织。ICS决定了诸如“更新世确切的开始时间是什么时候”这种事情。事实上，最近经过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之后，这个委员会把更新世的开始时间从180万年前向前推到了260万年前。扎拉斯维奇已经说服了ICS考虑正式承认人类世。顺理成章的是，他本人将会负责相关的工作。作为“人类世工作组”的负责人，扎拉斯维奇期望能够在2016年出一份提案，供全体成员投票。如果他取得成功，人类世被正式确立为一个新的地质世，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地质学教科书都将立即过时。

[1] 令黑桃与红心的形状保持不变，颜色变为相反，成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花色。——译者

[2] Jerome S.Bruner and Leo Postman，“On the Perception of Incongruity：A Paradigm，”Journal of Personality 18（1949）：206-223.感谢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引发了我对这项实验的兴趣，参见Chaos：Making a New Science（New York：Viking，1987），35。

[3] 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64.

[4] Quoted in Patrick John Boylan，“William Buckland，1784-1859：Scientific Institutions，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Quaternary Geology”（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Leicester，England，1984），468.

[5] William Glen，Mass Extinction Debates：How Science Works in a Crisi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2.

[6] Hallam and Wignall，Mass Extinc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4.

[7] Richard A.Fortey，Life：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First Four Billion Years of Life on Earth（New York：Vintage，1999），135.

[8] 又译为七弦琴，像是缩小版的竖琴，可手持演奏。这种琴在西方古典文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常见于描绘希腊神话的绘画作品中。——译者

[9] David M.Raup and J.John Sepkoski Jr.，“Periodicity of Extinctions in the Geologic Past，”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81（1984）：801-805.

[10] Raup，The Nemesis Affair，19.

[11]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Board，“Nemesis of Nemesis，”New York Times，July 7，1985.

[12] Luis W.Alvarez，“Experimental Evidence That an Asteroid Impact Led to the Extinction of Many Species 65 Million Years Ago，”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80（1983）：633.

[13] Timothy M.Lenton et al.，“First Plants Cooled the Ordovician，”Nature Geoscience 5（2012）：86-89.

[14] Timothy Kearsey et al.，“Isotope Excursions and Palaeotemperature Estimates from the Permian/Triassic Boundary in the Southern Alps（Italy），”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 279（2009）：29-40.

[15] Shu-zhong Shen et al.，“Calibrating the End-Permian Mass Extinction，”Science 334（2011）：1367-1372.

[16] Lee R.Kump，Alexander Pavlov，and Michael A.Arthur，“Massive Release of Hydrogen Sulfide to the Surface Ocean and Atmosphere during Intervals of Oceanic Anoxia，”Geology 33（2005）：397-400.

[17] 即前文所说产生硫化氢的细菌，因为从硫到硫化氢是一个化学上的还原反应，其所释放的能量能够被该类细菌加以利用。——译者

[18] Carl Zimmer，introduction to paperback edition of T.Rex and the Crater of Doo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xv.

[19] 原产于德国的中型短毛猎犬。——译者

[20] Jan Zalasiewicz，The Earth After Us：What Legacy Will Humans Leave in the Rock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89.

[21] Jan Zalasiewicz，The Earth After Us：What Legacy Will Humans Leave in the Rock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240.

[22] Quoted in William Stolzenburg，Rat Island：Predators in Paradise and the World’s Greatest Wildlife Rescue（New York：Bloomsbury，2011），21.

[23] Terry L.Hunt，“Rethinking Easter Island’s Ecological Catastrophe，”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4（2007）：485-502.

[24] Zalasiewicz，The Earth After Us，9.

[25] Paul J.Crutzen，“Geology of Mankind，”Nature 415（2002）：23.

[26] Jan Zalasiewicz et al.，“Are We Now Living in the Anthropocene？”GSA Today 18（2008）：6.

第六章 环绕我们的海洋[1]

地中海射线帽贝（Patella caerulea）

阿拉贡堡（Castello Aragonese）是一座从第勒尼安海中笔直升起的小岛，看起来就像只乌龟一样。它位于那不勒斯南方约30公里处，可以从较大的伊斯基亚（Ischia）岛上通过一座又长又窄的石桥到达。在桥的尽头有个售票亭，花10欧元买张票就能让你爬上那座赋予这个小岛名字的壮观城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乘电梯上去。城堡中有一个中世纪刑讯用具展览，还有一间很有意思的酒店和一家室外咖啡厅。在夏天的夜晚，这家咖啡厅应该是个绝好的去处，既可以品尝金巴利开胃酒，又可以遥想恐怖的过去。

像许多其他的小地方一样，阿拉贡堡也是极其巨大的自然伟力的产物，具体来说是非洲板块向北的漂移，每年能让的黎波里向罗马靠近两三厘米的样子。沿着两个板块间的复杂岩层褶皱，非洲板块被压进了欧亚板块中，有点像是一块金属板被硬塞进熔炉之中。这个进程偶尔会导致剧烈的火山喷发。其中发生在1302年的那次火山喷发令伊斯基亚岛上的全部居民不得不躲到了阿拉贡堡。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板块漂移的进程只是让海底的一些孔洞中冒出一串串的气泡而已。这些气泡里百分之百都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有很多有趣的性质。其中之一就是能够溶解于水中形成酸。我是在旅游淡季一月底去的伊斯基亚岛，专门要到那冒着气泡的酸化海湾中游泳。海洋生物学家杰森·霍尔-斯宾塞（Jason Hall-Spencer）和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布亚（Maria Christina Buia）答应带我去看海底那些冒泡的洞口，前提是天气预报说的暴风雨并未到来。出海那天是阴冷的天气，天空是灰色的，我们乘着一条改造成考察船的渔船颠簸前进。我们绕着阿拉贡堡，在距岛上崖壁近20米处下锚。在船上，我看不到那些洞口，但能看到它们存在的迹象。藤壶组成了一条发白的条带，绕在岛的根基上，只有洞口上方没有藤壶生长。

“藤壶生命力很强。”霍尔-斯宾塞评论道。他是英国人，满脑袋暗金色的头发四处支棱着。他身上穿着低温潜水服，能够保证身体不被弄湿，但看上去就像是要去太空旅行一样。布亚是意大利人，长着及肩的红棕色头发。她把衣服脱掉，露出泳衣来，然后以专业的动作穿上了潜水服。我试着学她的样子穿上专为此行租借的潜水服。当我费力地拉扯背后的拉链时，我意识到这件潜水服大概小了半号。我们都戴好面罩，穿好脚蹼，一起翻入水中。

海水冰冷彻骨。霍尔-斯宾塞带着一把小刀。他从岩石表面撬下一些海胆拿给我看。它们的刺像墨水一样黑。我们沿着岛的南侧继续游向那些海底的洞口。霍尔-斯宾塞和布亚不时停下来收集标本，有珊瑚、海螺、海藻、贻贝。他们把这些标本放在身后拖着的一个网兜中。当我们离得足够近时，我看到了从海底升起的那些气泡，就像是一串串水银珠。一片片海草在我们下方摇曳，草叶是种诡异的艳绿色。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缺乏一种通常附着在其表面上、会令其颜色变暗的微生物。我们离洞口越近，能收集的标本就越少。海胆没有了，贻贝和藤壶也没有了。布亚发现一些倒霉的帽贝附在岩石上。它们的壳已经薄到几近透明了。一大群水母漂过来，投下比海水稍暗的阴影。

“小心，”霍尔-斯宾塞警告我，“它们会蜇人。”

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已经燃烧了足够多的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以及天然气，共向大气中添加了3650亿吨的碳。去森林化则贡献了另外1800亿吨。每年，我们还要向空气中排放约90亿吨，约合每年增加6%。以上这些行为的结果就是，今天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于0.04%，超出过去80万年间任意时期的水平，很可能也高于过去几百万年间任意时期的水平。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二氧化碳浓度将会在2050年超过0.05%，差不多是工业时代之前水平的两倍。据预计，这样的增长幅度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4℃，进而引发一系列改变世界的事件，包括大多数现存冰川的消失，低海拔岛屿和沿海城市的淹灭，以及北极冰盖的融化。但这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

海洋覆盖着70%的地球表面。只要水和空气有接触的地方，就会有两者间物质的交换。大气中的气体成分会溶解到海水中，而海水中溶解的气体也会释放到大气中。当两者达到平衡时，溶解的量与释放的量就基本一样了。我们对于大气成分的改变会打破这种平衡：进入水中的二氧化碳多于从水中出来的量。这样一来，人类实际上是在持续向大海中注入二氧化碳，远超过那些海底的洞口释放的量，而且是从表面而非底部注入的，还是全球性的。今年海洋将会吸收25亿吨的碳，预计明年还会再吸收25亿吨。实际上，每个美国人每天向海水中注入的碳超过3公斤。

拜所有这些额外的二氧化碳所赐，海洋表层水体的平均pH值已经从8.2降低到了8.1。就像地震的里氏震级一样，pH值也是按对数计算的，也就是说，即使数值上只改变了这么一点点，实际情况的变化也将是巨大的。pH值降低0.1意味着海洋的酸度比1800年提高了30%。假设人类继续燃烧化石燃料，海洋将持续吸收二氧化碳，从而加剧酸化。如果排放情况照旧不变的话，表层海洋的pH值将会在21世纪中叶降到8.0，并在世纪末降到7.8。到了那时候，海洋的酸度将比工业革命之前提高150%。[2]

由于海底洞口持续涌出的二氧化碳，阿拉贡堡周围的海水为全球范围内的海水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的预演。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一月份潜入这座岛周围冻得我渐渐僵硬的冰冷海水中。在这里，你可以在未来的海水中游泳，甚至是淹死——这想法让我不禁一阵恐慌。

当我们回到伊斯基亚岛的港口时，起风了。甲板上杂乱地堆放着用光的气瓶，滴水的潜水服以及一箱箱满满的标本。这些东西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都要靠人提着穿过狭窄的街道，带回当地的海洋生物学考察站。考察站坐落在一处陡峭的岬角上，俯瞰着大海，是由19世纪的一位德国博物学家安东·多恩（Anton Dohrn）建立的。在门廊里，我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封信的复制品，是由查尔斯·达尔文写给多恩的。在信中，达尔文表示从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获知多恩工作过度劳累，表达了他对多恩的关切。

阿拉贡堡

布亚和霍尔-斯宾塞把从阿拉贡堡岛周围采集来的动物安置在地下实验室的水箱中。这些动物在我非专业的眼光来看都很迟钝，甚至可能已经死了。但过了一会儿之后，它们开始摇摆自己的触手，搜寻食物。其中有一只海星少了一只腿，有一大团珊瑚体型细长，还有一些海胆用自己那几十条像线一样的“管状脚”在水箱里逛来逛去。（海胆的每条管状脚都是用液压力量来控制的，靠水的压力来伸出或缩回。）还有一条长达15厘米的海参，很不幸，长得就像一条血肠，甚至更糟，像是一条大便。在寒冷的实验室里，海底洞口的破坏作用得以清晰呈现。飓风钟螺（Osilinus turbinatus）是一种常见的地中海海螺，壳上有交替的黑色和白色斑点，花纹就像是蛇皮一样。水箱中的飓风钟螺壳上却没有花纹，因为带脊的外层都已经被腐蚀掉了，暴露出里面全白的平滑内层。地中海射线帽贝形状就像是中国的斗笠。水箱中的一些地中海射线帽贝的外壳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透过壳已经能看到里面油灰色的肉质部分了。这些帽贝看起来就像是在酸里泡过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的确如此。

“因为，pH值是很重要的，我们人类的身体花费了很多的能量来确保我们的血液维持在一个恒定的pH值上。”霍尔-斯宾塞一边说一边提高了声音，以盖过流水的噪声。“但是一些这样的低等动物没有那种生理机能来维持pH值。它们只能忍受外界发生的一切，于是被逼到了超出极限的地步。”

稍后吃比萨的时候，霍尔-斯宾塞给我讲了他第一次去那些洞口的情况。那是2002年的夏天，他当时正在一条意大利科考船“乌拉尼亚女神号”上工作。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乌拉尼亚女神号”经过伊斯基亚岛，船员们决定停船下锚，下海游泳。有些知道那些洞口的意大利科学家带着霍尔-斯宾塞去看看，只是为了好玩而已。他很享受这种新奇的体验，在一串串气泡之间游泳，就像是在香槟酒中泡澡一样。不过，收获不仅于此，这次体验令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当时，海洋生物学家刚开始认识到酸化所带来的危害。人们已经得出了一些枯燥的计算结果，并在实验室内饲养的动物身上进行一些初步的实验研究。霍尔-斯宾塞想到，这些洞口可以用来开展一种更大胆的新研究。这不仅仅将涉及几种在水箱里饲养的生物，更包括几十种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繁衍的物种——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在天然的非自然环境中。

阿拉贡堡周围的洞口制造了一种pH值梯度。在岛的东侧岸边，海水几乎没受什么影响。这个区域被认为代表了目前的地中海。当你逐渐靠近那些洞口时，海水的酸度逐渐增加，pH值逐渐下降。霍尔-斯宾塞在研究中总结出了一张不同生命形式随pH值梯度分布的地图，代表了全世界海洋未来发展的地图。这就像是获得了一台水下的时间机器一样。

霍尔-斯宾塞花了两年时间才重新回到伊斯基亚岛。那时他没有研究资金来源，也就很难让任何人认真对待他的想法。因为负担不起房租，他只好在崖壁上的突出部分搭帐篷睡觉。为了采集标本，他还曾经用过别人不要的塑料水瓶。“当时有那么点鲁宾逊的范儿。”他这样告诉我。

最终，他还是说服了一些人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其中也包括布亚在内。他们最初的任务就是对岛周围的pH值水平进行详细的测量。然后，他们对于在不同pH值区域内生活的生物种类进行了普查。为此，他们要沿着岸边放置金属框，再记录每个框里面附着在岩石上的每一只贻贝、藤壶和帽贝。他们还需要连续数个小时坐在水底，数游过的鱼类。

在远离洞口的海水中，霍尔-斯宾塞和他的同事发现了相对典型的地中海物种组合。其中包括金色海绵（Agelas oroides），看起来有点像是包装用的泡沫塑料；叉牙鲷（Sarpa salpa），一种常见的食用鱼，偶尔可能会引发幻觉；黑海胆（Arbacia lixula），颜色微微发紫。这个区域还生活着硬叉节藻（Amphiroa rigida），一种长着刺的粉红色海藻；以及仙掌藻（Halimeda tuna），一种绿色的海草，长得像是一连串碟片。（普查仅限于肉眼可见的生物。）在这个不受洞口影响的区域，共统计了69个动物物种和41个植物物种。

当霍尔-斯宾塞和他的团队在更靠近洞口的区域布下分区框时，他们得到的普查结果大不一样。[3]比如颜色浅灰的穿孔藤壶（Balanus perforatus），长得就像是一座微型火山，从西非直到英国威尔士都很常见，数量巨大。然而在pH值为7.8的区域中，穿孔藤壶消失了，而这里的海水只不过相当于不太久远的未来。地中海贻贝（Mytilus galloprovincialis）是一种原产于地中海的蓝黑色贻贝，适应性极强，以至于成为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的入侵物种。然而它们也在这里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长珊瑚藻（Corallina elongata）和药用珊瑚藻（Corallina officinalis），都是暗红色的硬质海草；马旋鳃虫（Pomatoceros triqueter）是一种龙骨虫；三个物种的珊瑚；几个物种的海螺；以及一种叫挪亚方舟贝（Arca noae）的软体动物。总体来讲，在不受洞口影响的区域发现的物种中，有三分之一没有出现在pH值为7.8的区域。

“很不幸，最明显的转折点，也就是生态系统开始崩塌的转折点，就在pH值大约7.8左右，预计将会出现在2100年的海洋。”霍尔-斯宾塞用英国人特有的轻描淡写告诉我，“这也算是相当惊人了。”

自从霍尔-斯宾塞于2008年发表了关于洞口系统的第一篇论文之后，人们对于酸化及其影响的热情立刻被引爆了。国际性的研究项目如“海洋酸化的生物学冲击”（BIOACID）和“欧洲海洋酸化项目”（EPOCA）都有了资助，成百上千的实验研究得以开展。这些实验的地点，有的在船上，有的在实验室里，还有被称为中型实验生态系统的封闭空间，那是一小片可以人为控制其条件的真正海洋。

一次又一次地，这些实验证实了二氧化碳浓度提高所带来的危害。虽然有许多物种显然可以过得不错，甚至在酸化的海洋中生长得很旺盛，但也有很多的物种做不到这一点。有些生物被证明是很脆弱的，比如小丑鱼和太平洋牡蛎，它们往往是水族馆里或餐桌上的熟面孔；其他一些可能不那么吸引人（或者不那么好吃），但却可能对于海洋生态系统更为重要。例如单细胞浮游植物赫氏球石藻（Emiliania huxleyi）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球石藻把自己包裹在微型的方解石盘中。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看起来就像是某种疯狂的艺术作品：一个表面贴满纽扣的足球。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时期，赫氏球石藻会大量出现，把广阔海域变成乳白色。它构成了很多海洋食物链的基底。海蝴蝶（Limacina helicina）是一种翼足目的海螺，长得像是带翅膀的蜗牛。它生活在北冰洋里，是很多更大型动物的重要食物，包括鲱鱼、鲑鱼和鲸。上述两种生物似乎对酸化高度敏感：在一项中型实验生态系统的研究中，赫氏球石藻在二氧化碳水平提高后全部消失了。[4]

赫氏球石藻

乌尔夫·希博塞尔是来自德国基尔海洋地质科学-亥姆霍茨中心一名主攻生物学方向的海洋学家，主持有若干项重大的海洋酸化研究，地点位于挪威、芬兰以及斯瓦尔巴特群岛近海。希博塞尔发现，在酸化的海水中活得最好的那些物种主要是不足2微米的浮游生物。它们太小了，以至于自己形成了一套微型的食物网。当这些超微型浮游生物的数量增加时，它们用掉了更多养分，大型生物就此遭殃。

“如果你问我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认为我们手上最确凿的证据表明，将会出现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希博塞尔告诉我说，“一些具有高度忍耐力的生物将变得数量庞大，但也会丧失整体的多样性。这是过去每一次物种大灭绝中所发生过的事情。”

海洋酸化有时与全球变暖并称“邪恶双子”。这种讽刺的说法可谓名副其实，甚至可能有些太客气了。没有一种单一的机制可以解释历史上的所有物种大灭绝，然而海洋化学成分的改变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器。海洋酸化至少在五次大灭绝中的两次（二叠纪末期和三叠纪末期）起了一定作用，而且很可能在另一次（白垩纪末期）中也是主要因素。人称“多尔斯阶更替”（Toarcian Turnover）的灭绝事件发生于1.83亿年前的侏罗纪。在这次事件中，有确凿证据表明出现了海洋酸化。[5]古新世末期也有类似的证据，那是约5500万年前，当时一些海洋生物遭遇了严重的危机。

“噢，海洋酸化，”扎拉斯维奇曾在多布崖告诉我，“这一来要留下多么可怕的一层哪。”

为什么海洋酸化如此危险？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于回答，只是因为答案实在太多了。酸化可能对一种生物不同的基础生理过程造成影响，比如代谢、催化酶的活性以及蛋白质的功能，具体取决于这种生物调节其自身内在化学环境的能力强弱。由于酸化会改变微生物种群的构成，也就改变了关键营养物质的可获取性，比如铁和氮。基于类似的原因，酸化改变了穿过水体的光线强弱；基于另一些不同的原因，酸化还能改变声音传播的方式。（笼统来讲，酸化会让海洋变得更嘈杂。）酸化似乎很可能促进有毒藻类的生长。它还会对光合作用造成巨大影响——很多植物物种有可能受益于提高的二氧化碳水平——也会改变水中溶解金属形成化合物的情况，在某些条件下产生有毒的物质。

在众多可能造成的冲击之中，最严重的一个或许要牵涉到被称为钙化者（calcifier）的一群生物。（钙化者这个术语包括了任何能够用碳酸钙矿物来构建外壳或外骨骼的生物，除动物之外，也包括用碳酸钙矿物来建造内部架构的水生植物。）海洋中的钙化者是形形色色的不同生物。像海星和海胆一样的棘皮动物是钙化者，像蛤和牡蛎等软体动物也是钙化者。同样是钙化者的还包括甲壳纲的藤壶。许多种类的珊瑚是钙化者，这是它们建筑那些最终成为珊瑚礁的塔状构造的方式。许多种类的海草是钙化者，它们摸起来是坚硬的，而且易碎。珊瑚藻也是钙化者，这种微小的生物生长在一起时，看起来就像是一抹粉色的油漆。腕足类动物是钙化者，球石藻、有孔虫以及许多种类的翼足目动物也都是钙化者。这份名单还可以一直写下去。据估计，钙化作用的演化在生命历史上独立出现的次数不下20次，而且很可能还要高于这个数字。[6]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钙化有点像是建筑工作，又有点像是炼金术。为了建造它们的壳或外骨骼或方解石板，钙化者必须把钙离子（Ca2+）和碳酸根离子（）结合到一起，形成碳酸钙（CaCO_3）。但是，以在正常海水中获得的离子浓度，钙和碳酸无法彼此结合。因此实际上，钙化者必须在钙化地点改变水体化学环境，从而促成它们自己的化学反应。

海洋酸化增加了钙化的成本，因为可以用于生产碳酸钙的碳酸根离子浓度下降了。[7]如果还是用建筑工作来打比方的话，这情况就像是你想要盖一栋房子，可是有人不停地从你这里偷砖。海水酸化得越严重，钙化者就要消耗越多的能量来完成必需的生理过程。在某个pH值上，海水彻底变成腐蚀性的，固态的碳酸钙开始溶解。这就是为什么离阿拉贡堡洞口太近的帽贝，最终会在壳上出现穿孔。

实验室里的实验研究表明，钙化者尤其将遭受海洋pH值下降的严重冲击，而阿拉贡堡的消失物种名单证实了这一点。在pH值为7.8的区域，消失物种有四分之三是钙化者。[8]其中包括几乎无处不在的穿孔藤壶，生命力极强的地中海贻贝以及马旋鳃虫。其他消失的钙化者还有狐蛤（Lima lima），一种常见的双壳纲动物；斑纹钟螺（Jujubinus striatus），一种巧克力色的海螺；以及叫作沙虫螺（Serpulorbis arenarius）的软体动物。与此同时，有钙化功能的海草全部消失了。

据在这一地区工作的地质学家说，阿拉贡堡的这些洞口涌出二氧化碳气体的历史长达数百年，甚至还要更久。任何软体动物、藤壶或者龙骨虫如果能够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变得适应低pH值的环境，那么它们肯定已经这样做了。“它们有一代又一代的时间去适应这里的环境，但却始终没有做到。”霍尔-斯宾塞如是评论道。

此外，如果pH值降得更低，对于钙化者来说就更糟糕。在靠近那些洞口的地方，冒出来的二氧化碳气泡已经连成了一条气体带。霍尔-斯宾塞发现那里没有任何钙化者。事实上，在那个停车位大小的区域里存活下来的生物只有几种顽强的本地藻类，一些入侵藻类，一种虾，一种海绵，还有两种海蛞蝓。

“在气泡冒出来的地方，你不会看到任何钙化生物，完全没有。”他告诉我，“想象一下，在一个被污染的港口里，你往往只能找到寥寥几种像野草一样顽强的生物，成功地应对了剧烈变化的环境。但是在这儿，只要提高二氧化碳浓度，你就能看到这种景象了。”

迄今为止，人类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都被海洋吸收了。这相当于1500亿吨，相当震撼。[9]与人类世的其他许多方面一致，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其规模，更在于其速度。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不妨用酒精来做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同样是喝掉半打啤酒，在一个月内喝完和在一小时内喝完，对于你血液化学组成的影响是有很大区别的。加入等量二氧化碳，在一百万年内加入或是在一百年内加入，对于海洋化学组成的影响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对于你的肝脏而言，摄入酒精的速率是关键；对于海洋而言，速率同样是关键所在。

如果我们向空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速度更慢一些，像岩石风化这样的地质学过程就会来扮演对抗酸化的角色。而实际上，事情发生得太快，那些缓慢起效的力量来不及发挥作用。正如蕾切尔·卡森之前对一个非常不同但又同样重大的问题所做的评论：“时间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但现代社会所缺少的恰恰是时间。”[10]

在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所，巴贝尔·霍尼施（Bärbel Hönisch）领导的一组科学家近期发表了一篇综述，总结了在地质历史的久远过去曾经发生过二氧化碳改变的证据。文中写道，即使在历史上发生过若干次严重的海洋酸化，但是“没有任何一次过去的事件完全符合”当前正在发生的情况，这是由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二氧化碳排放有着前所未有的高速”。实际上，本来就没有多少方法可以向空气中迅速注入数亿吨的碳。对于二叠纪末期大灭绝，人们能找到的最佳解释就是今天西伯利亚地区的大规模火山爆发。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形成了今天所谓西伯利亚暗色岩的壮阔事件，其所排放的碳按年来计算，可能仍不及我们的汽车、工厂以及发电厂的碳排放量。[11]

通过燃烧煤和石油等矿藏，人类把数千万年来——大多数情况下是数亿年来——所隔绝起来的碳重新释放到空气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开地质历史的倒车，并且是以一种极不正常的速度。

在学术期刊《海洋学》的一期特刊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地质学家李·孔普和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气候模型学家安迪·里奇韦尔共同撰文评述酸化问题：“当前地球所经历的就像是一场巨型实验，这在地质学上是异乎寻常的，也很可能是地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造成这一切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速率。”[12]如果人类在这条路上持续走下去的话，“那么在我们这颗星球的历史上，人类世留下的地质学印记所体现出来的事件，即便不是最为灾难性的事件之一，也一定是最为显著的事件之一”。

[1] 本章标题即蕾切尔·卡森1951年畅销作品书名。——译者

[2] 注意pH值范围是0～14。7代表中性，高于7代表碱性，而低于7代表酸性。天然海水是碱性的，所以，通常被称为“海洋酸化”的pH下降过程也可以叫作“海洋碱性的下降”，相对而言就没那么好记了。

[3] Jason M.Hall-Spencer et al.，“Volcanic Carbon Dioxide Vents Show Ecosystem Effects of Ocean Acidification，”Nature 454（2008）：96-99.Details from supplementary tables.

[4] Ulf Reibesell，personal communication，Aug.6，2012.

[5] Wolfgang Kiessling and Carl Simpson，“On the Potential for Ocean Acidification to Be a General Cause of Ancient Reef Crises，”Global Change Biology 17（2011）：56-67.

[6] Andrew H.Knoll，“Biomineralization and Evolutionary History，”Reviews in Mineralogy and Geochemistry 54（2003）：329-356.

[7] 二氧化碳溶于水之后，一部分仍以二氧化碳的形式存在，pH值不改变，另一部分则与水分子结合形成碳酸（H_2CO_3）。碳酸的分解有两种形式：一个碳酸根离子和两个氢离子（H+）；或一个碳酸氢根离子（）和一个氢离子（H+）。它们之间的平衡状态在不同pH值范围内是不同的。在海洋酸化的情况下，也就是pH值在8.2~7.8之间时，溶解更多的二氧化碳会同时抬高氢离子浓度和碳酸氢根离子浓度，但是前者要多于后者，从而导致多出来的氢离子与碳酸根离子的结合，进一步补足碳酸氢根离子。这就引发了对碳酸根离子的进一步消耗，结果造成了二氧化碳浓度提高时碳酸根离子浓度反而下降的现象。——译者

[8] Hall-Spencer et al.，“Volcanic Carbon Dioxide Vents Show Ecosystem Effects of Ocean Acidification，”Nature 454（2008）：96-99.

[9] 关于二氧化碳大气排放和海洋吸收的最新数值，感谢NOAA-PMEL碳计划的克里斯·萨拜因（Chris Sabine）提供帮助。

[10] 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40th anniversary ed.（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2），6.

[11] Jennifer Chu，“Timeline of a Mass Extinction，”MIT News Office，published online Nov.18，2011.

[12] Lee Kump，Timothy Bralower，and Andy Ridgwell，“Ocean Acidification in Deep Time，”Oceanography 22（2009）：105.

多孔鹿角珊瑚（Acropora millepora）

远在距离阿拉贡堡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独树岛坐落于大堡礁的最南端，距离澳大利亚海岸有80公里远。我到那儿的时候，本以为会看到白色的沙滩上伫立着一棵孤独的棕榈树。我也知道这想法太漫画了，但还是惊奇地发现岛上别说一棵树，甚至连沙滩都没有。整座岛是由无数的碎珊瑚砾形成的，小的如同弹珠，大的如同鹅卵石。这些碎砾的形状多达几十种，就如同它们作为珊瑚活着时一样五花八门。有些是短粗的手指形，有些则是像大烛台一样的分支形。还有一些很像是鹿角，或者餐盘，或者大脑局部。据信，独树岛是在大约4000年前一场极其猛烈的风暴中形成的。（正如一位曾经研究过这里的地质学家告诉我的：“当那场风暴发生时，你肯定不希望自己正好在那里。”）这座岛目前仍在改变着形状。2009年3月，一场经过此地的风暴——强热带气旋哈米什（Cyclone Hamish）——沿着这座岛的东岸添加了一道脊。

独树岛可以称得上是无人岛，除了一个由悉尼大学运行的科考站外，没有其他居民。我是从20公里外另一座稍大的岛出发前往独树岛的，跟别人的行程一样。（那座岛叫作苍鹭岛，同样名不副实，因为岛上一只苍鹭也没有。）当我们在独树岛靠岸的时候——只是把船停在岸边而已，因为这座岛根本没有码头——有一只蠵龟正拖着笨重的身躯费力地爬上岸来。这只海龟长近1.2米，龟壳有着巨大的边条，上面覆满了藤壶，看起来很有年代感。消息在一个近乎无人的岛上迅速传播。很快，独树岛上的全部人群——12个人，包括我在内——都出来看这只海龟了。海龟通常是夜间在沙滩上产蛋，而此时是正午时分，还是在如此崎岖不平的珊瑚砾上。这只海龟试图用它的后鳍挖一个坑。费了很大的劲之后，她只弄出一道浅槽来，一个鳍已经在流血了。她又努力向着海岸更高处挪了挪，再次奋力挖坑，却只得到了差不多一样的结果。一个半小时之后，当我必须要去科考站的负责人那里听安全讲座时，她还在努力着。这里的负责人叫罗素·格拉汉姆（Russell Graham），他警告我在落潮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游泳，否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冲到斐济去了”。（这句话我在岛上停留期间重复听了很多次，不过对于这里的海流方向究竟是去往斐济还是远离斐济，大家仍旧持有不同意见。）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忠告：被带有蓝环的章鱼咬一口会致命；而被石头鱼叮一下则不会死，只不过会很疼，疼到你希望还不如死了算了。记住所有这些警告之后，我又折回岸边去看那只海龟怎么样了。显然，她已经放弃并游回了大海里。

从空中俯瞰的独树岛以及环绕的珊瑚礁

独树岛科考站是个极其精简的机构。包括两个临时的实验室，两间小木屋，以及一个室外堆肥式厕所。木屋就直接建在珊瑚砾上，大部分没有地板。所以当你在室内时，也感觉像是在室外。来自全世界的一队又一队科学家们会预约前来这个科考站工作，一待就是几周或几个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决定要在木屋的墙上留下到此一游的记录，而后来的每一队科学家也都响应了这种做法。其中一行用记号笔写着：“2004年到达核心。”还有别的。

蟹团队：钳子的用途——2005年

珊瑚的性爱——2008年

荧光团队——2009年

我到独树岛的时候，科考站住着一支美国-以色列联合考察队，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来这个岛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在墙上写下的是“珊瑚上的落酸”，旁边还配了一幅画：一个注射器正在地球上方滴下血一样的东西。这队科学家在墙上留下的最新信息与他们的研究地点有关，是一片被称为DK-13的珊瑚。DK-13位于大堡礁上，远离这个科考站，从联络不便的角度来看，跟远在月亮上也没什么差别。

他们这次在墙上写的是：“DK-13：没人听得见你的呐喊。”

最早发现大堡礁的欧洲人是詹姆斯·库克船长。1770年春天，库克正沿着澳大利亚东岸航行时，他的船“奋进”号冲进了一片珊瑚礁中，地点位于今天的库克镇东南约50公里处。当然，这个小镇的名字并不是个巧合。为了脱困，船上所有可以抛弃的东西，包括加农炮，都被扔下了甲板，已经漏水的“奋进”号这才勉强设法靠岸。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船员们都在忙着修补船身。库克为此感到心烦意乱，将带来麻烦的珊瑚礁形容为“从深不可测的海洋中几乎垂直升起的一道珊瑚岩墙”。[1]他知道珊瑚礁的来源与生物有关，是“由动物在海中造就的”。但他接下来的问题是：它怎么能够“向上堆出如此的高度”？[2]

60年后，当莱尔坐下来撰写他的《地质学原理》时，珊瑚礁是如何升高的仍然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尽管莱尔从未见过真正的珊瑚礁，但却对它们很着迷，并在第二卷中花了一些篇幅来推测它们的起源。莱尔的理论是：珊瑚礁是从已经消失的海底火山的火山口上生长起来的。他多多少少借用了一位俄国博物学家约翰·弗雷德里希·冯·埃施朔尔茨（Johann Friedrich von Eschscholtz）的全套理论。[3]（在比基尼环礁被称为比基尼环礁之前，人们叫它埃施朔尔茨环礁，只不过少了点迷人的味道。）

轮到达尔文来为珊瑚礁建立一套理论时，他的优势是曾经亲眼得见。1835年11月，“小猎犬”号系泊在塔希提岛。达尔文爬到岛上的一处制高点，得以眺望邻近的莫雷阿岛。他后来评论道：莫雷阿岛被珊瑚礁环绕着，就像是一幅裱好的蚀刻版画被一圈衬板环绕在中间。

“很高兴我们去了这些岛屿。”达尔文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因为珊瑚礁是“世界上最精彩的事物之一”。俯瞰着莫雷阿岛及其周围的珊瑚礁，达尔文在脑海中想象着时间流逝；如果这个岛沉下去的话，莫雷阿珊瑚礁就会成为一处环礁。当达尔文回到伦敦与莱尔分享他的下沉理论时，莱尔虽然表示这个理论令人印象深刻，但也预见到这种理论可能面临的阻力。他警告说：“直到你老得像我一样谢顶之前，都不要自以为别人会相信你的理论。”

达尔文于1842年出版了《珊瑚礁的结构与分布》来阐述他的理论。但事实上，关于这套理论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准备要把马绍尔群岛中的一些岛屿轰掉的时候。为了准备氢弹试验，海军在一处称为埃内韦塔克（Enewetak）的环礁上钻探了一系列柱样。正如一位达尔文的传记作者所写的：这些钻探柱样证明达尔文的理论至少大体上是“惊人地正确”。[4]

同样依旧成立的是达尔文对于珊瑚礁的描述——“世界上最精彩的事物之一”。事实上，对于珊瑚礁了解得越多，它们就显得越发不可思议。珊瑚礁是有机的矛盾体——这么一座可以撞毁船只的无情堡垒却是由微小的胶状生物构建而成。它们既是动物，又是植物，还是矿物，既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形式，同时又主要由死亡的躯体组成。

珊瑚虫

与海胆、海星、蛤、牡蛎和藤壶一样，造礁珊瑚也掌握了钙化的炼金术。与其他钙化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珊瑚虫并非独自工作，生成外壳或是方解石板，而是从事着大型的社会化建筑项目，持续长达多代的时间。每个珊瑚虫的个体都要在其种群的集体外骨骼上添砖加瓦。在一个珊瑚礁上，数以亿计的珊瑚虫从属于多达100个不同的物种，却都献身于同一个基本任务。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以及合适的条件），其成果就是另一个矛盾体：一个活的建筑。大堡礁断断续续地绵延了2600公里，在某些区域厚达150米。在大堡礁面前，吉萨金字塔不过是小孩子的积木而已。

珊瑚以这种历经无数代的巨型建筑工程的方式改变着世界，或许可以与人类所做的事情进行对比。不过两者有个关键的差异：人类替换掉了别的生物，而珊瑚支持着别的生物。数以千计甚至可能是百万计的不同物种演化成为依赖珊瑚礁而生存的生物。它们可能直接在这里获取食物或寻求庇护所，也可能以那些寻求食物和庇护所的生物为食。这种共同演化的冒险旅程已经持续进行了许多个地质时期。不过研究人员现在相信，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到人类世结束。三位英国科学家近期表示：“珊瑚礁很可能将成为现代第一个在生态学意义上灭绝的主要生态系统。”[5]有些人认为大堡礁可以坚持到这个世纪末，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甚至坚持不了那么久。独树岛科考站的前任负责人欧夫·霍格-古尔德贝格在《自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预测：如果当前的形势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到了2050年左右，来到大堡礁的游客就只能看到“正在迅速侵蚀掉的珊瑚砾海岸”了。[6]

我的独树岛之行完全是个意外。我原本只是计划待在苍鹭岛上，那里有个大得多的科考站，以及一个相当上档次的度假村。在苍鹭岛上，我本该要去观看一年一度的珊瑚虫排卵，以及一项在海洋酸化方面的开创性实验——我在好几通网络视频通话中都曾听人提起过这个实验。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当时正在建造一个复杂的树脂玻璃中型实验生态系统，令他们能够操纵一块珊瑚礁区域中的二氧化碳水平，甚至还能够让生活在珊瑚礁中的各种生物自由进出。通过改变生态系统中的pH值，检测珊瑚所受的影响，他们就能够对于珊瑚礁的整体命运给出科学的预测。我到苍鹭岛的时候赶上了观看珊瑚虫排卵，后来又看了几次。但是那个实验的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实验生态系统还没有搭建完成。那里看不到什么未来的珊瑚礁，能看到的只是一群焦急的研究生，整天在实验室里躬着身子焊接钢铁。

我正琢磨着接下来该干什么的时候，听说了独树岛上开展的另一项关于珊瑚以及海洋酸化的实验。从大堡礁的尺度上来看，独树岛对于苍鹭岛就像是出门拐个弯一样近。由于没有去往独树岛的定期交通工具，我等了三天才设法搭上了一条去那里的船。

独树岛上的团队领导人是一位名叫肯·卡尔代拉（Ken Caldeira）的气象学家。卡尔代拉来自斯坦福大学，因为发明了“海洋酸化”这一说法而享誉学术界。他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对这个领域产生兴趣的，当时他正在美国能源部的雇佣之下开展一个研究项目。能源部希望知道，如果把工业大型烟囱中的二氧化碳分离出来并注入深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在那个时候，几乎还没有对于向海洋进行碳排放的模型研究。于是，卡尔代拉开始着手计算深海注入将如何改变海洋的pH值，然后将计算结果与当前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被海洋表层吸收之后的情况进行比较。2003年，他将研究结果投稿给《自然》。期刊编辑建议他去掉关于深海注入的讨论，因为关于正常大气排放的计算结论就已经相当惊人了。就这样，卡尔代拉只发表了他原本论文手稿中的第一部分。[7]这个部分本来的小标题是“未来几个世纪的海洋酸化程度可能会超出过去3亿年的程度”。

当我到达独树岛几个小时之后，卡尔代拉告诉我：“如果地球‘照常营业’的话，到这个世纪中叶，情况就会很糟糕了。”谈话时，我们坐在一张破旧的野餐桌旁，眺望着那片蓝到令人心醉的珊瑚海。这座岛上量大而喧闹的燕鸥群一直在我们的耳边鸣叫。卡尔代拉顿了顿，说：“我是说，现在情况已经够糟糕了。”

卡尔代拉正值55岁上下，棕色的头发下面是一张孩子气的笑脸。他每每说到句末，声调都会不自觉地提高上去，所以似乎总是在向你提问题，即便他并没有这个意思。在从事科学研究之前，他是华尔街的一位软件开发人员。他的客户之一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他为他们开发了一个可以侦测内幕交易的软件。这个程序达到了设计目的，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卡尔代拉开始感觉到纽约证交所对于抓住内幕交易者并无兴趣。于是，他决定换个工作。

大多数气象学家致力于研究大气系统的某个特定方面。卡尔代拉则与他们不同，任何时候手上都有四五个毫不相干的项目。在对于大自然的模拟计算中，他尤其喜欢那种引发争议或出人意料的项目，比如他曾经计算出，如果把全世界的森林都砍掉换成草地的话，能让地球的温度稍稍下降。这是因为草地比森林的颜色稍浅，能少吸收一些阳光。他的另一些计算结果还包括：如果植物和动物要追上目前温度改变的速度，它们就得每天向极地迁移9米；燃烧化石燃料所释放的一个二氧化碳分子，在其处于大气之中的全部时间周期内，所捕获的热量是当初释放它时燃烧所得热量的10万倍。

在独树岛，卡尔代拉和团队成员们的生活安排都要跟着海潮走。在全天第一次低潮来临的一个小时之前以及一个小时之后，必须要有人去DK-13区域采集海水样本。这个海区的名字来源于最初在这里进行研究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唐纳德·金西（Donald Kinsey），他用自己的名字缩写对海区进行了标记。大约过了12个小时之后，这一过程又要重复一遍，然后周而复始，从一次低潮到另一次低潮。实验的技术含量很低，不是什么高科技。实验的目的是要测量海水的各种性质，并与金西在20世纪70年代的测量数据进行比较，试图从中找出珊瑚礁的钙化速率在受到影响的这几十年间是如何变化的。白天，去DK-13只需要一个人就行。天黑以后，考虑到“没人听得见你的呐喊”这个事实，他们规定必须要两个人结伴前往。

我在独树岛的第一晚，低潮出现在20：53。卡尔代拉负责低潮后的那趟任务，而我自告奋勇与他同去。差不多九点时，我们把五六个样品瓶、两支手电以及一部手持GPS收拾好，就上路了。

从科考站到DK-13大约要走1.6公里。具体的路线已经有人输入到GPS里，要先绕过岛南端，再穿过一大片光滑平整的珊瑚砾——戏称“海藻高速”。从那里向外，就一路延伸到珊瑚礁本体。

珊瑚虫喜光，但又不能长期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它们总是要尽量往高处生长，直到低潮时的海平面为止，然后再向侧面扩张。这会造就一片基本平坦的珊瑚礁，就像是一张张桌子，彼此的间距能让一名小学生直接跳过去。独树岛这里的珊瑚礁表面是棕色的，虽然平坦，但却脆弱。科考站的人称之为“酥饼皮”。人踩在上面，脚下会发出令人不安的碎裂声。卡尔代拉警告我说，如果我掉到珊瑚礁之间的缝隙里，对珊瑚礁和我的小腿都不是件好事。我想起了另一句在科考站墙上看到的话：“别相信酥饼皮。”

夜色氤氲，但在手电光柱不及之处，漆黑如墨。即便是在这样的黑暗之中，珊瑚礁无比的生命力仍然有迹可寻。我们经过了几只蠵龟，它们在低潮中探出头来等待着什么，一脸无聊的表情。我们还遇到了亮蓝色的海星，困在浅水中的豹纹鲨，还有几只颜色红润的章鱼努力想要融入周围的珊瑚礁中。每走一两米，我们都不得不跨过一只巨大的蛤，它们似乎正在用那颜色鲜艳的贝壳边缘斜睥着我们。（这些巨蛤的壳上覆盖着五颜六色的共生藻类。）在一块块珊瑚中间的沙带上，塞满了海参（sea cucumber），这种动物虽然叫这个名字，最近的亲戚却是海胆。在大堡礁这里，海参的尺寸都不像是黄瓜，而是像个长筒形的抱枕。出于好奇心，我决定捡一只来看看。这家伙有半米多长，通体漆黑，摸起来感觉就像是覆盖着一层黏液的天鹅绒。

我们拐错了几个弯，卡尔代拉几次要用防水相机拍摄章鱼，又耽搁几回，最后我们总算到了DK-13。这个地点除了用根绳子锚定在珊瑚礁上的一个黄色浮标和一些传感设备之外，别无他物。我回头望向我认为是独树岛的方向，却看不见岛，甚至连任何像陆地的东西都看不到。我们用海水漂洗了样品瓶，灌满了海水，然后开始往回走。天彻底黑了，星星则亮极了，像是从夜空上穿透而出一样。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理解了像库克船长这样的探险家来到这样一处所在时的感受——那是彼时已知世界的边缘。

珊瑚礁生长的地域广大，就像是缠在地球肚皮上的一条腰带，分布在北纬30°到南纬30°之间。仅次于大堡礁的世界第二大珊瑚礁位于伯利兹的海岸之外。在太平洋的热带海域、印度洋、红海以及加勒比海的许多水域中，都有着茂盛的珊瑚礁。然而相当奇怪的是，关于二氧化碳毁灭珊瑚礁的第一个证据却出自美国内陆的亚利桑那州，那个完全封闭、自给自足的世界，人称生物球2号。

生物球2号是一个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的玻璃结构建筑，看起来就像是古代苏美尔人建造的金字形神塔。它由一个私人组织建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资金主要来自亿万富豪爱德华·巴斯（Edward Bass）。它的建造目的是研究地球（也就是生命球1号）上的生态系统如何能在火星这样的地方重建。这栋建筑包括一个“雨林区”，一个“沙漠区”，一个“农耕区”以及一个人造的“海洋区”。第一队生物球居民包括四个男人和四个女人，封闭在其中生活了两年时间。他们要自己种植所需的食物，更为苛刻的是，他们还只能呼吸系统内部循环的空气。然而，这项研究普遍被认为是失败的。生物球居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饥饿状态，更糟糕的是，他们对于系统内的大气状态失去了控制。在此类“生态系统实验”中，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的腐烂分解作用本应与效果相反的光合作用相互平衡。然而，实际上总是腐烂分解作用占了上风，原因主要与“农耕区”引入的肥沃的土壤有关。结果系统内的氧气含量显著下降，导致生物球的居民们产生了类似于高原反应的症状。相反的，二氧化碳的含量却猛增，最终达到了0.3%的浓度，相当于外界水平的8倍。

生物球2号于1995年正式宣告崩溃，哥伦比亚大学接手了该建筑的管理工作。此时，大小相当于奥运标准泳池的“海洋区”中已是一片狼藉：引入的鱼类大多已经死亡，珊瑚则是苟延残喘。一位名叫克里斯·兰登（Chris Langdon）的海洋生物学家接受了一项任务，对这个大水池的情况进行调查，看看能否从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第一步就是调整池水的化学环境。毫不奇怪，空气中高水平的二氧化碳造成“海洋”pH值的下降。兰登试图挽救这种情况，却发现怪事频发。他越来越着迷于这项工作，想要搞清楚问题背后的原因所在。过了一阵子，兰登干脆卖掉了他在纽约的房子，搬到了亚利桑那州，以便将全部时间投入到“海洋区”的实验中。

虽然海洋酸化的效果总体上被表达成是pH值的下降，但其实还有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件事，可能与前一种同样重要，甚至对于许多生物来说还要更为重要。这种表达方式稍嫌麻烦，它基于海水的一项特性，被称为“碳酸钙的饱和度”，或是“霰石的饱和度”。（依据晶体结构的不同，碳酸钙可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霰石是珊瑚构造的形式，也是较稳定的一种。）该饱和度由一个复杂的化学方程来决定，本质上取决于溶液中的钙离子和碳酸根离子浓度。当二氧化碳溶于水中时，形成了碳酸（H_2CO_3），它能够有效地“吃掉”碳酸根离子，从而降低饱和度。

当兰登来到生物球2号时，海洋生物学家中的主流观点认为：只要饱和度大于1，珊瑚就不会在乎其取值具体是多少。当饱和度小于1时，水处于“碳酸钙不饱和”状态，碳酸钙就会溶解。然而，朗顿所看到的情况令他相信：珊瑚的确会在乎饱和度具体是多少，而且实际上也非常非常在乎。为了检验他的假说，兰登使用了一种直接的实验方式，尽管可能比较费时间。令“海洋区”中的条件不断改变，又将小的珊瑚群落贴附在小块砖片上沉入水底，并定期提出水面进行称重。如果这个珊瑚群落不断增加重量，那么就表明它在酸化的环境中仍在通过钙化不断成长。这个实验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得到了上千组测量数据。结果揭示了珊瑚的生长速率与水中的饱和度基本上呈线性关系。珊瑚在霰石饱和度达到5时生长得最快，4时稍慢，3时更慢。当饱和度达到2时，它们基本上就不再进行建造工作了，就像是绝望的建筑工人举手投降，放弃了一项高难度的工程。在人工建造的生物球2号中，这一发现的意义很有趣。而在真实世界即生物球1号中，这项研究成果却更为令人不安。

早在工业革命开始前，全世界的主要珊瑚礁都处于霰石饱和度在4~5之间的海水中。今天，地球上几乎已经没有哪里的饱和度能达到4了。如果当前的排放趋势继续保持下去的话，到了2060年，没有任何区域的饱和度能达到3.5以上。到了2100年，没有哪片海洋可以达到3。随着饱和度的下降，钙化所需要的能量提高了，而钙化的速率也就下降了。最终有一天，饱和度或许会下降到太低的程度，以至于珊瑚全部停止钙化。不过，在此之前，它们就已经陷入麻烦了。这是因为，在真实世界中，珊瑚礁会不断被鱼类、海胆以及挖洞的虫子吃掉。它们还要遭受海浪和风暴的侵蚀作用，就像那块制造了独树岛的珊瑚礁一样。因此，仅仅为了维持现状，珊瑚礁也要不断生长才行。

“就像是长了虫的树。”兰登曾经告诉我，“要长得相当快才能保持平衡。”

兰登在2000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当时许多海洋生物学家对此仍抱着怀疑的态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研究与那个名声不怎么好的生物球计划有关。兰登又花了两年时间在更严格的对照条件下重复他的实验。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研究者启动了他们自己的研究。这些工作同样证明了兰登的发现：建造珊瑚礁的珊瑚对于饱和度是很敏感的。这一点如今已经在几十项实验室研究以及实际的珊瑚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几年前，兰登和一些同事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一片位于一个海底火山洞口系统附近的珊瑚礁。这项实验以霍尔-斯宾塞在阿拉贡堡的研究为模型，同样以火山洞口系统为酸化的天然源头。[8]随着水中饱和度的下降，珊瑚的多样性骤然下降。珊瑚藻的减少甚至还要更剧烈。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因为珊瑚藻有点像是珊瑚礁的黏合剂，能把整个结构黏合起来。与此同时，海草长得十分繁茂。

“珊瑚存世的时间竟然是有期限的——这样荒谬的想法在十几年前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的前首席科学家韦龙曾经写道，“然而今天的我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当我把生命中最富科学创造力的全部年华都献给了无限精彩的水下世界之后，最终却不得不相信，我孩子的孩子们将无法欣赏到它们的存在了。”[9]一个澳大利亚团队的研究人员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覆盖在大堡礁上的珊瑚在过去30年间已经减少了50%。[10]

在前来独树岛之前不久，卡尔代拉和他团队中的部分成员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同时基于计算模型和野外收集的数据评估了珊瑚的未来。这篇论文的结论是，如果当前的排放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在接下来的50年左右，“所有珊瑚礁将全部停止生长，并开始溶解”。[11]

在珊瑚礁标本采集活动之余，独树岛上的科学家们经常去潜水。他们最喜欢去的一个地点离岸边大约不到一公里远，在DK-13相反的一侧。要去那儿，先得跟格拉汉姆软磨硬泡，让这位科考站管理员拿出那条小船来。这事儿他是心不甘情不愿，满腹牢骚。

这些科学家中有的人在世界各处潜过水，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加勒比以及南太平洋。他们告诉我，在独树岛潜水要多好有多好。我发现这种说法很容易令人信服。我第一次在这里跳下船，看着身下缤纷多彩的生命时，那种感觉是不真实的，仿佛是游进了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12]的海底世界。一群群大鱼追逐着一群群小鱼，大鱼身后又有鲨鱼虎视眈眈。巨大的鳐鱼滑翔而过，前面是一群像浴缸一样大小的海龟。我试着想要记住我所看到的每一种动物，但却像要记住一个梦一样困难。每次去潜水之后，我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在一本大部头的《大堡礁及珊瑚海的鱼类》中搜寻。我觉得自己应该是看到了的鱼类中包括：虎鲨、柠檬鲨、黑尾真鲨、单角鼻鱼、粒突箱鲀、斑点箱鲀、双色天使鱼、大堡礁双锯鱼、大堡礁光鳃鱼、高翅鹦嘴鱼、长吻鹦哥鱼、单色胡椒鲷、四斑鲱鱼、黄鳍金枪鱼、鲯鳅、诈跳岩鳚、红海帆翅吊、大瓮篮子鱼、钝头锦鱼以及裂唇鱼。

珊瑚礁常常被拿来和雨林做比较。就生命形式的多样性而言，这样的比较是恰当的。随便选一类生活在这里的生物，其物种数量都是极其惊人的。一位澳大利亚研究者曾经打开一块排球大小的珊瑚礁，结果发现其中生活着1400只多毛纲的虫子，从属于103个不同的物种。近期，美国有研究人员打开了大堡礁的几块珊瑚礁寻找甲壳纲动物。在取自苍鹭岛附近1平方米面积的珊瑚礁中，他们发现了超过100个物种的甲壳纲动物[13]。而在大堡礁北部尖端取得的一块差不多大小的珊瑚礁中，他们找到了超过120个物种的甲壳纲动物。据估计，至少有50万种生物在珊瑚礁中度过了自己的整个一生或部分生命，而这个数字甚至很可能高达900万。

考虑到热带海洋的条件，这种多样性就更加不可思议了。热带的水体趋向于缺乏营养物质，比如氮和磷，它们对于大多数生命形式都是至关重要的物质。这种匮乏肯定与海水立体分层中所谓的热力结构有关，后者也是热带海水总是如此清澈见底的原因所在。其结果就是，热带地区的海水是很贫瘠的，相当于水的沙漠。所以，珊瑚礁不仅仅是水下的雨林，更是海洋撒哈拉中的绿洲。第一个对这种不协调性感到困惑不解的人是达尔文，因此这个问题也被称为“达尔文悖论”。达尔文悖论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是解决这个谜题的钥匙似乎就在于循环利用。珊瑚礁，或者说是珊瑚礁的生物群，发展出了一个极为精彩高效的系统，通过它能把营养物质从一个层级传送到另一个层级，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集市中一样。珊瑚是这个复杂交换体系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平台，令这种交易成为可能。没有它们，就会有更多的水沙漠。

“珊瑚建造了这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卡尔代拉告诉我，“所以，非常确定的一点是，如果珊瑚消失了，整个生态系统都会随之一起消失。”

杰克·西尔弗曼（Jack Silverman）是团队中的一位以色列科学家，他是这样向我解释的：“如果你连建筑都没有，那房客该去哪儿？”

在地球的历史上，像珊瑚礁一样的生物礁曾经几度出现又几度消失。它们的残骸赫然出现在各种不可能的地点。例如说，来自三叠纪的生物礁遗迹现在却高踞在海拔几千米处的阿尔卑斯山脉上。在位于西得克萨斯的瓜达洛普山上残留着来自二叠纪的生物礁遗迹，它们是在大约800万年前的一次构造挤压中被抬高的。而来自志留纪的生物礁则可以在北格陵兰岛找到。

所有这些远古生物礁都是由石灰岩组成的，但建筑它们的生物却大不相同。白垩纪建造生物礁的生物中，有巨大的双壳类生物厚壳蛤。在志留纪，生物礁的建造者包括像海绵一样的生物层孔虫。在泥盆纪，生物礁是由长得像角一样的四射珊瑚以及长得像蜂巢一样的床板珊瑚共同建造的。四射珊瑚和床板珊瑚与今天生活的石珊瑚之间只有很远的亲缘关系，并且都在二叠纪末期的大灭绝事件中消失了。这次大灭绝在地质学记录中的表现之一就是“生物礁断层”——在一段大致相当于1000万年的时间内，生物礁彻底消失了。在泥盆纪晚期和三叠纪晚期的大灭绝中也都出现了生物礁断层，而每一次出现这种情况，都要花上几百万年的时间才能让生物礁结构重新恢复。以上这些事件之间的相关性给了一些科学家以启示，令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珊瑚礁建筑作为一个整体，肯定是对于环境改变特别敏感脆弱的。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悖论，因为生物礁同时也是这个地球上最为古老的生态体系之一。

当然，海洋酸化并不是珊瑚礁所面临的唯一威胁。实际上，在地球的某些海域，珊瑚礁或许都坚持不到让海洋酸化来结束它们的生命。危险因素的列表中包括但不仅限于：过度捕捞，促进了藻类的生长，与珊瑚形成了竞争；农业地表流出物，同样促进了藻类的生长；去雨林化，加强了淤积作用，降低了水体的清澈度；炸药捕鱼，其潜在的破坏力似乎已经无须多做解释了。所有这些压力都令珊瑚对病原体更加易感。白带病是一种细菌感染，恰如其名，会在珊瑚礁上产生一条白色的死亡地带。这种病主要出现在两个物种的加勒比海珊瑚上，分别是麋角珊瑚（Acropora palmata）和小鹿角珊瑚（Acropora cervicornis），它们直到不久之前仍是该地区的主要珊瑚礁构建者。这种疾病的肆虐速度是如此之快，这两种珊瑚如今都已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与此同时，加勒比海的珊瑚覆盖率已经在近几十年中下降了近80%。

这张危害列表上的最后一项，或许也是最严重的一项，就是气候变化——海洋酸化的邪恶兄弟。

热带珊瑚礁需要温暖的天气，但如果水温太高也会带来麻烦。其中的原因与造礁珊瑚的双重生活有关。每只珊瑚虫个体都是动物，但同时又是另一种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植物的宿主。这种植物称为虫黄藻，能够通过光合作用生产碳水化合物，而珊瑚虫能够收获这些碳水化合物，就像农民收获庄稼一样。一旦水温升高到某个温度值（这个值随具体地点和具体物种的不同而不同），珊瑚与其房客之间的共生关系就会被打破。虫黄藻开始生产氧自由基，浓度达到了危险的程度。珊瑚虫对此的应对方法就是把虫黄藻排出体外，这无疑是个孤注一掷而又自我毁灭的举措。虫黄藻其实才是珊瑚五彩缤纷的源头，没有了它们，珊瑚看起来就变成了白色的。这种现象也因此称为“珊瑚漂白”。漂白的珊瑚群落不再生长，如果破坏更严重的话，甚至会死去。在1998年、2005年和2010年分别发生了严重的漂白事件。随着全球变暖，这类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估计会不断提高。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涉及了超过800种建造珊瑚礁的珊瑚物种，研究者发现其中三分之一处于灭绝的危险之中，而且主要是由于海洋温度的上升。这让石珊瑚成为这颗星球上最危急的生物种类之一。对此，这篇论文指出：珊瑚当中被列为受威胁物种的比例超出了“除了两栖动物之外的任何一种陆生动物”。[14]

岛屿是微缩的世界，或者用作家大卫·奎曼（David Quammen）的话来说，“几乎是大自然全部复杂性的漫画”。从这个角度来讲，独树岛是漫画的漫画。这个地方整体不足200米长、150米宽，却有数百位科学家曾经在此工作，并且大多是被它的无比小巧吸引而来的。20世纪70年代，三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着手对岛上的全部生物进行了普查。三年中天气较好的时候，他们都住在岛上的帐篷里，对所能找到的每一株植物和每一只动物进行分类，这之中包括了：树（3个物种）、草（4个物种）、鸟类（29个物种）、苍蝇（90个物种）以及螨虫（102个物种）。他们发现这个岛上没有常住的哺乳动物，除非你把科学家们也计算在内。另外，这里曾经有人带来一只猪，一直关在笼子里，后来被做成了烧烤。从这项研究中总结出来的论著长达400页，并以一首诗作为开篇，描写了小小珊瑚岛的魅力：

一座小岛正在沉睡，

环绕四周的

是蓄势待发的碧蓝海水。

在浪涛拍打之下守卫珍宝的

是那一圈珊瑚的壁垒。[15]

留在独树岛上的最后一天，没有任何潜水安排，于是我决定徒步横穿这座岛。这算是一项大约需要15分钟的体育锻炼。没走多远，我就遇到了科考站的管理员格拉汉姆。这个四肢瘦长的男人长着湛蓝色的眼睛、姜黄色的头发以及海象式的胡子。在我看来，格拉汉姆的样子就像是曾经当过一名成功的海盗一样。我们两个人于是结伴而行，边走边聊。一路上，格拉汉姆一直在捡拾着被海浪冲上独树岛的塑料碎片：有一个瓶盖；一小块隔离衬垫，很可能来自某艘船的门上；一段PVC管。他有很多这样的漂浮垃圾，放在一个金属笼子里做展示。他告诉我，这个展览的目的在于向来访者们证明“我们这个物种正在干什么”。

格拉汉姆提出带我去看看这个科考站到底是如何正常运作的，于是我们穿过小木屋和实验室，朝着岛中央走去。此时正是繁殖季节，我们走过的每一处地方都有海鸟昂首阔步地转来转去，并发出尖叫声：褐翅燕鸥的背部是黑色的，胸部则是白色的；小凤头燕鸥身体是灰色的，头部是黑白两色的；黑燕鸥则在头上有一片白色。我明白了为什么人类曾经可以如此轻松地杀死筑巢的海鸟，因为这些燕鸥完全不怕人，挤在脚下十分碍事，你要很费力才能避免踩到它们。

格拉汉姆带我去看了为科考站提供电力的太阳能电池板，以及用于收集雨水为科考站提供淡水的水箱。这个水箱装在一个平台上，站在上面我们能够俯瞰这座岛上树木的顶端。根据我非常粗略的估算，这里的树有500棵左右。它们似乎是直接从珊瑚砾中长出来的，就像是插在那里的旗杆一样。格拉汉姆指给我看，就在平台边缘之外，有一只褐翅燕鸥在一只黑燕鸥的幼雏身上啄了一口。很快，那只雏鸟就死了。“她不会吃了他的。”格拉汉姆如此预测道，而他也的确是对的。那只褐翅燕鸥从雏鸟尸体旁边走开了，后者成了一只海鸥的腹中餐。格拉汉姆对于类似这样的情景大概已经司空见惯了，所以他的看法也很有哲理：这种行为能够保证岛上的鸟类数量不会超出这个岛上资源的承受能力。

那一晚是光明节[16]第一夜。为了庆祝节日，有人用树枝做了个七连灯台，并用弹力胶带在上面缠了两根蜡烛。在沙滩上点燃之后，这个临时灯台给每样东西投下了影子，洒在珊瑚砾地面上。那天晚餐吃的是袋鼠肉，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东西很好吃。不过几位以色列人指出，这显然不符合犹太教规。

晚些时候，我与一位名叫肯尼·施耐德（Kenny Schneider）的博士后一起出发去DK-13。那一天的低潮已经比之前推后了两个多小时，所以我和施耐德的计划是在午夜之前到达DK-13。施耐德此前去过那里，但是还没有完全掌握GPS的用法。大约走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偏离了既定的路线。海水很快就到了我们胸口的高度。这让行走变得更缓慢更困难，而且此时开始涨潮了。一系列各式各样的焦虑想法涌入了我的脑海：我们能游回科考站去吗？我们能找到游回去的正确方向吗？我们是不是终于要搞明白那个关于斐济的难题了？

远远超过既定时间之后，施耐德和我看到了DK-13的黄色浮标。装满了样品瓶，我们开始原路返回。我再一次被那无与伦比的星空和没有灯光的地平线震撼了。我还再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关于自身地位的不协调性，这种感受在独树岛停留期间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我来大堡礁的原因是要写下人类影响所达到的规模。然而在这一望无际的夜空下，施耐德和我却显得是如此如此渺小。

与犹太人一样，大堡礁的珊瑚也是看阴历的。每年一次，在澳洲夏天开始时的一次满月之后，珊瑚就会开始进行所谓的集体排卵——有点像是同步化的群体性爱。有人告诉我，珊瑚的集体排卵是不可错过的壮观景象，所以我才选在这个时间来到了澳大利亚。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珊瑚是极其贞洁的，因为它们采用了“出芽”这种无性繁殖方式。一年一度的排卵因此成了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在遗传上实现彼此交融。大多数排卵者其实是雌雄同体的，也就是说一只珊瑚虫能同时排出卵子和精子，全都包裹在一个小巧的囊泡之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珊瑚如何实现排卵行为同步，不过据信应该与光线和温度都有关系。

珊瑚的集体排卵总是发生在日落以后。夜色渐深之际，珊瑚就开始排卵排精了，这或许可以看作硬化目动物的产前阵痛。裹着卵子和精子的小囊开始从珊瑚虫的躯体上膨出，整个珊瑚群落看起来就像是一片鸡皮疙瘩。在苍鹭岛上，一些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已经建立了精巧的“产房”，让他们可以研究这一现象。他们事先采集了大堡礁上最常见的一些珊瑚物种，其中就包括多孔鹿角珊瑚（Acropora millepora）。一位参与项目的科学家告诉我，多孔鹿角珊瑚在珊瑚研究中的功能就相当于“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因此常常会被饲养在水箱中。多孔鹿角珊瑚群落构建的珊瑚礁看起来就像是一丛微型的圣诞树。携带手电筒靠近养珊瑚的水箱是被禁止的行为，以防扰乱珊瑚体内的生物钟。不过大家都戴着特殊的红光头灯。我借了一顶头灯戴上，这才看到珊瑚虫透明躯体中紧绷的卵精囊泡。这些小囊泡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像是小小的玻璃珠子。

这支团队的领导者来自昆士兰大学，名叫塞利娜·沃德（Selina Ward）。她在怀孕珊瑚生活的水箱周围忙前忙后，就像是一位正在为接生做准备的产科大夫一样。她告诉我，每个小囊泡中包含有20~40个卵子和数千个精子。这些囊泡释放出来之后不久，就会破裂开来，放出其中的配子。[17]如果一个配子设法找到了伴侣，就会最终形成粉色的珊瑚幼虫。等水箱中的珊瑚一排卵，沃德就准备把这些卵精囊泡捞出来，再放到酸化程度不同的海水中。她研究酸化对排卵的影响已经很多年了，研究结果表明，更低的饱和度水平会导致受精率的严重下降。饱和度的水平还影响着幼虫的发育和定居行为。而珊瑚幼虫正是通过定居行为，才能在离开原有的居住地之后，把自己固定在某些坚固的表面上，开辟新的群落。

正在排卵的多孔鹿角珊瑚

“总体来讲，我们的全部结果目前都是负面的。”沃德告诉我，“如果我们沿着现在的路继续走下去，不立即对我们的碳排放做出重大的改变，那么我认为现实的情况是：未来最多也就能剩下几片残碎的珊瑚礁而已。”

那天夜里稍晚的时候，苍鹭岛上的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包括那些在晚于进度的中型实验生态系统上奋力焊接的研究生们，听说沃德的珊瑚已经准备好要排卵了，于是组织了一次夜间潜水。这次行动可比独树岛上的潜水之旅组织得严密多了，大家都要穿上潜水服，带上潜水灯。没有足够的装备能让所有人同时下水，所以我们分成了两组，而我在第一组下水。刚开始我有些失望，因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过了一会儿之后，我注意到有一些珊瑚释放了囊泡。几乎就在一瞬间，无数的珊瑚紧跟着放出了囊泡。这幅场景就像是高山上的暴风雪，只不过方向是相反的。水中充满了粉色玻璃珠的洪流，一股脑漂向水面，俨然是向上落去的雪。色彩斑斓的虫子们突然出现，吃起那些囊泡来，并开始产生可怖的光，最终在水面上逐渐汇聚成一片淡紫。该交班时，我依依不舍地爬出水面，交出了我的潜水灯。

[1] Quoted in James Bowen and Margarita Bowen，The Great Barrier Reef：History，Science，Herit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1.

[2] Quoted in James Bowen and Margarita Bowen，The Great Barrier Reef：History，Science，Herit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2.

[3] Dobbs，Reef Madness，147-148.莱尔当时错误地以为提出这一理论的人是阿德尔伯特·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一位陪伴德裔俄国航海家奥托·冯·科茨布（Otto von Kotzebue）出海的博物学家。

[4] Dobbs，Reef Madness，256.

[5] Charles Sheppard，Simon K.Davy，and Graham M.Pilling，The Biology of Coral Reef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78.

[6] Ove Hoegh-Guldberg et al.，“Coral Reefs under Rapid Climate Change and Ocean Acidification，”Science 318（2007）：1737-1742.［原文如此，实际发表于《科学》。正文《自然》疑为笔误。——译者］

[7] Ken Caldeira and Michael E.Wickett，“Anthropogenic Carbon and Ocean pH，”Nature 425（2003）：365.

[8] Katherina E.Fabricius et al.，“Losers and Winners in Coral Reefs Acclimatized to Elevated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s，”Nature Climate Change 1（2011）：165-169.

[9] J.E.N.Veron，“Is the End in Sight for the World’s Coral Reefs？”e360，published online Dec.6，2010.

[10] Glenn De’ath et al.，“The 27-Year Decline of Coral Cover o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and Its Caus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2012）：17995-17999.

[11] Jacob Silverman et al.，“Coral Reefs May Start Dissolving when Atmospheric Doubles，”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5（2009）.

[12] 法国探险家、生态学家、作家、电影制片人，海洋生态保护组织库斯托协会的创立人。他于1956年上映的《寂静的世界》是世界上第一部表现水下世界的彩色纪录片，为他赢得了戛纳电影节的纪录片金棕榈奖。——译者

[13] Laetitia Plaisance et al.，“The Diversity of Coral Reefs：What Are We Missing？”PLOS ONE 6（2011）.

[14] Kent E.Carpenter et al.，“One-Third of Reef-Building Corals Face Elevated 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Local Impacts，”Science 321（2008）：560-563.

[15] By June Chilvers，reprinted in Harold Heatwole，Terence Done，and Elizabeth Cameron，Community Ecology of a Coral Cay：A Study of One-Tree Island，Great Barrier Reef，Australia（The Hague：W.Junk，1981），v.

[16] 犹太教节日，历时八天，点烛庆祝犹太民族的胜利。第一夜的晚宴尤为盛大。——译者

[17] 精子和卵子都是配子。——译者

轮生双翼果树（Alzatea verticillata）

迈尔斯·西尔曼（Miles Silman）对我说：“树非常了不起。它们这么美，理应得到更多一点赞赏。如果你走进一片森林，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是一棵大树’或者‘那棵树好高啊’，但是当你想一想这些树的生命历程，想一想所有能让这棵树长到你面前这个阶段的因素，实际上非常美妙。就像是葡萄酒，一旦你开始理解它，它就会变得更加迷人。”说这些话时，我们正站在秘鲁东部安第斯山脉的边缘，在将近4000米高的山顶上。实际上，那里并没有树，只有低矮的灌木，以及极不协调的十来头奶牛用疑惑的目光望着我们。太阳正在落下，一并下落的还有气温。然而在傍晚夕阳的橙色光线中，眼前的景致无与伦比。东方是玉带一样的马德雷德迪奥斯河（Madre de Dios River），它将流入贝尼（Beni）河，然后再注入马代拉（Madeira）河，最终汇入亚马孙河。在我们眼前铺陈开去的是马努（Manǔ）国家公园，世界上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之一。

“从你视线所及范围内，地球上每9种鸟类之中就有1种生活在这里。”西尔曼告诉我，“而仅仅在我的那几个实验区块中，就有超过1000个物种的树。”

西尔曼和我，还有他的几名秘鲁研究生，早上从库斯科（Cuzco）城出发，刚刚才到达山顶。我们这趟旅程的直线距离只有80公里，但却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开着车在蜿蜒的土路上艰难前行。路上迂回绕过了一些泥砖建造的村镇，以及高处山坡上陡得不可思议的农田。我们还看到身着五彩衣裙、戴着棕色礼帽的女人用吊兜把孩子背在身后。在途经最大的一个镇子时，我们停下来吃午餐，还买了四天徒步旅程所需的给养。这之中包括面包、奶酪，以及差不多有一个购物袋那么多的古柯叶。这些叶子只花了西尔曼大概两美元。

站在山顶之上，西尔曼告诉我说，明天早上我们将要走的那条路是古柯之路。古柯种植者会背着古柯叶从山谷中来到安第斯高处的城镇，就像我们所经过的那些。他们从西班牙征服者来到这里时就已经在走这条路了。

在韦克福里斯特（Wake Forest）大学执教的西尔曼称自己为森林生态学家，不过他也愿意被称为热带生态学家、群落生态学家或环境保护生物学家。他的研究生涯最初主要研究森林群落是如何组成的，以及它们是否会一直保持稳定。这项工作使他得以着眼于热带地区的气候在过去的改变方式，并自然而然地让他对这将如何影响我们关于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产生了兴趣。他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带来了进一步启发，令他最终建立了一系列的树木研究区块，那也正是我们将要前去参观的地方。西尔曼的树木区块共有17个，每一个都坐落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也就有着不同的年平均温度。这就意味着，在马努这个数以百万计的生物多样性世界中，西尔曼的每一个区块都代表着一条本质上不同的森林群落带。

西尔曼的区块是沿着一道山脊排布的，第一区块位于山脊的顶部，海拔最高，年均气温则最低

在普通大众的想象中，全球变暖威胁到了喜欢寒冷天气的生物，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随着全世界变得更暖和，极地将随之改变。在北极，永久性海冰覆盖的面积仅是30年前的一半，而30年后则可能全部消失。显然，任何生存在这些冰上的动物，例如环斑海豹和北极熊，都将随着海冰的融化而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但是，全球变暖对于热带地区的冲击也将是一样剧烈的——实际上据西尔曼说，甚至将更加剧烈。其中的原因多少要更为复杂，但最基本的一点事实是，大多数的生物物种实际上生活在热带地区。

试想下面这趟纯粹的幻想之旅：某个美好的春日，你站在北极点上。此时的北极仍有不少的冰，不至于让你落入水中。你开始走起来，或者更省事一点，开始滑雪。因为这里只有一个方向可去，所以你只能向南前进，不过却有360条不同经线可选。或许，就像我一样，你住在美国纽约州的伯克希尔（Berkshire），正要前往安第斯山，所以你决定要沿着西经73°的经线向南。你滑啊滑，最终滑了800公里，到达加拿大的埃尔斯米尔岛（Ellesmere）。当然，这一路上你一棵树也看不到，甚至都看不见任何陆生植物，因为你正在横跨北冰洋。在埃尔斯米尔岛上，你还是看不到任何的树，至少没有什么很容易辨认出来的树。岛上生长的唯一木本植物是北极柳，长得还没有你的脚踝高。（作家巴瑞·洛佩斯就曾经写道：如果你在北极地区闲逛久了，你就会最终发现“自己原来是站在一片森林的顶上”。[1]）

如果你继续向南，你就会穿过内尔斯（Nares）海峡——如何越过这道海峡现在是件麻烦的事情，不过暂且不去管它——然后，你会横贯格陵兰岛最西侧的尖端，再越过巴芬（Baffin）湾，到达巴芬岛。在这座岛上，也没有什么真的能算得上是树的植物，不过的确能找到一些种类的柳树，贴近地面长成了纠缠的一团。最终，当你旅行了3000多公里之后，就到达了加拿大魁北克省北部的昂加瓦（Ungava）半岛。虽然你仍在树木生长线以北，但只要再向南走400公里，就将到达北方针叶林的边缘。加拿大的北方针叶林面积广大，横跨将近6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占了地球上完整保存下来的森林面积的四分之一。然而北方针叶林的生物多样性很低。在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森林之中，你只能找到约20种树木，包括黑云杉、白桦以及香脂冷杉。

一旦进入美国境内，树木的多样性就开始缓慢提升。在佛蒙特州，你将遇到东部阔叶林。它曾经覆盖了半个美国的土地，而今却只剩下小片的林地，还大多是重新种植的。佛蒙特州差不多有50个物种的原生树，而马萨诸塞州则有大概55种。[2]在你路径稍偏西的方向上，北卡罗来纳州有超过200个物种的原生树。虽然73°经线错过了整个中美洲，但还是不得不提到微型国家伯利兹。这个面积仅相当于新泽西州的小小国家里却有约700个物种的原生树。

西经73°经线在哥伦比亚穿越赤道，然后又穿过了一部分的委内瑞拉、秘鲁和巴西，随后重又进入秘鲁境内。在南纬13°纬线附近，73°经线经过了西尔曼的树木研究区块以西的地区。这些区块加在一起的面积跟曼哈顿岛上的特赖恩堡公园（Fort Tryon Park）差不多大，然而其生物多样性水平却令人难以置信。在那里人们鉴别出1035个树木物种，差不多是加拿大北方针叶林中全部树木物种的50倍。

树木物种的情况同样适用于鸟类、蝴蝶、蛙类、真菌以及其他任何一类你能想到的生物。[3]但有趣的是，其中不包括蚜虫。作为一条总体原则，生命的不同形式在极地地区是极度贫乏的，而在低纬度地区则最为丰富。这种模式用科学的语言来形容就是“多样性纬度梯度”（LDG）。这一点德国博物学家亚力山大·冯·洪堡早就注意到了。他惊讶于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壮观程度，称其提供了“一种变幻多姿的壮丽景象，简直就如同天堂的蔚蓝色穹顶一般”。[4]

“丰富多彩的植被群在地球表面织就的翠绿色地毯并非处处相同。”1804年洪堡从南美洲回来之后如此写道，“有机的植被和活跃的生命力从极地到赤道是逐渐升高的。”[5]时间过去两个多世纪之后，尽管已经有30多种理论被提出来用于解释这种现象，但其确切成因仍旧是个不解之谜。

有一个理论认为，更多的物种生活在热带是因为那里的演化时钟走得更快一些。[6]正如农民在低纬度地区能够获得更多的收成，生物在低纬度地区也能产生更多代。代数越多，基因突变的几率就越大。突变的几率越大，新物种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个与之相关但略有不同的理论认为，这里更高的温度导致了更高的突变几率。）

第二个理论认为，热带之所以有更多的物种，是因为热带的生物对环境更挑剔。如果的确如此的话，对于热带地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温度的相对稳定。因此，热带生物倾向于拥有相对狭窄的温度忍耐力，即便只是像山上与山谷中这种轻微的气候差异也能构建出不可逾越的屏障。（关于这一理论有一篇著名论文，标题是《为什么热带地区的山路更高》。[7]）因此，种群更容易被隔离开来，新物种也就容易接着形成了。

不过，还有一种理论在历史上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在这个理论中，热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古老。亚马孙雨林已经存在数千万年了，甚至早在有亚马孙河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热带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让多样性逐渐积累，从而达到今天的结果。与之相对，直到将近2万年前，几乎整个加拿大还覆盖在1600米厚的冰层下，大部分的新英格兰地区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今天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安大略省或美国的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所发现的每一个树木物种，都是在最近几千年内才迁移到此或返回此地的。多样性是时间的函数这个理论最早由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提出。他是达尔文的竞争对手，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他为进化论的共同发现者。他曾经评述道，在热带的“演化有着很好的机会”，而在冰川地区的“演化则有着无数的艰难险阻”。[8]

第二天清晨，我们大家都早早爬出了睡袋，想要看看日出。过了一夜，云层从亚马孙盆地那边流了过来。从上面更高的地方看，那云层先是变成粉红色，然后又变成了明亮的橙色。在这个寒冷的黎明时分，我们收拾好了自己的装备，前往那条小路。“在树上挑一片形状有趣的叶子。”当我们下到云层里面时，西尔曼指导我说：“你在几百米之内都能看到这片叶子，但是再远就看不见了。那就是这棵树的整个领域范围。”

西尔曼扛着一把半米多长的弯刀，用来劈开脚下的灌木丛。偶尔他也会在空中挥舞着这把刀，指点着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有时是一捧迷你的白色兰花，花朵还不如米粒大；有时是一株蓝莓科植物，结着鲜红欲滴的浆果；有时是一株寄生的灌木，开着明艳的橙色花朵。西尔曼的一个研究生威廉·法范·里奥斯（William Farfan Rios）递给我一片像餐盘大小的叶子。

“这是一个新的物种。”他说道。沿着这条小路，西尔曼和他的学生们已经为科学界发现了30个树木新物种。仅仅这么一个数字，就已经是加拿大北方针叶林物种的一半多了。此外有300多个物种他们怀疑可能是新的，但尚未进行正式的分类。他们甚至还发现了一个新的属。

“这可不像是发现了另一种橡树或是另一种山核桃树。”西尔曼评论道，“这像是发现了‘橡树’或‘山核桃树’。”他们把这个属的树叶送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位专家那里进行鉴定。然而不幸的是，那位专家很快就去世了，没能搞清楚应该把这个新的分支插在分类学这棵大树上的哪个位置。

虽然此时正是安第斯山的冬天，也是高原的旱季，但这条小路却泥泞而湿滑。它已经被踩成了一道陷进半山腰里的深沟，所以当我们走在其中时，地面实际上是在眼睛的高度。在不少地方，树木跨过小路的上方生长，把它从深沟变成了隧道。我们遭遇的第一处隧道阴暗而湿冷，里面垂坠着树的根须。后面遇到的隧道更长更暗，甚至在大白天也需要打开头灯才能看清方向。我常常感觉到像是进入了一处糟糕至极的仙境。

我们经过了海拔3450米的1号区块，但未做停留。2号区块海拔3200米，最近刚被一次滑坡冲毁了。这其实让西尔曼很开心，因为他很想知道有哪些树会重新占领这块区域。

我们向低处走得越远，森林就变得越茂密。树木不再只是树木，而更像是植物园，表面覆盖着蕨类、兰花和凤梨类植物，还缠绕着藤蔓。有些地方植被过于厚重了，以至于在大地上方的空中又形成了一层土壤，其中又有了新的植物扎根，形成一座悬空的森林。在这里，每一缕阳光和每一块空间都被占用了，资源的竞争无疑非常残酷，几乎就像是可以看到自然选择正在实时发生，“每时每刻”审查着“每一处变异，即便一丝一毫也不放过”。（关于热带地区多样性丰富的另一种理论就认为，是更剧烈的竞争推动了物种走向更加特化的方向，而更为特化的不同生物才能共同生存在同一处有限的空间中。）走在这里，我能听到鸟类的鸣叫，但却极少能看到它们；因为有林木遮蔽，很难看到动物的踪影。

4号区块的景致

在海拔2950米的3号区块附近，西尔曼取出了装满古柯叶的购物袋。他和他的学生们带的东西在我看来沉重得有点过分：一袋苹果，一袋橙子，一本700多页的鸟类图鉴，一本900多页的植物图鉴，一个iPad，几瓶苯，一个喷漆罐，一整块奶酪，一瓶朗姆酒。西尔曼告诉我，古柯能让沉重的行囊感觉轻一点，还能延缓饥饿感，缓解酸痛感，并有助于对抗高原反应。除了自己的装备，我几乎没有承担别的负重；不过，任何能让我的背包变轻的东西似乎都值得尝试。我抓了一把古柯叶，一撮发酵粉。（要让古柯发挥其药物作用，必须有发酵粉或其他碱性物质的配合。）古柯叶的口感很有韧性，尝起来像是古旧的书页。很快我的嘴唇就变得麻木了，而我的酸痛感逐渐变淡了。一两个小时之后，酸痛感回来了，并且变得更强烈。（此后，我曾经很多次想要那个购物袋。）

午后不久，我们到达了一块小小的潮湿空地。他们告诉我将在这里过夜。这里是4号区块的边缘，海拔2700米。西尔曼和他的学生们以前常常在此宿营，有时长达数周的时间。空地上点缀着一些凤梨，不过都已经被拔下来并且咬过了。西尔曼认为这是一只眼镜熊留下的现场。眼镜熊又称安第斯熊，是南美洲仅存的熊。它们周身黑色或深棕色，眼睛周围一圈则是米色，平常大多在地面上活动。我之前并不知道安第斯山还有熊。这令我不禁想起了那只帕丁顿熊，[9]从“深邃黑暗的秘鲁”来到了伦敦。

西尔曼的17个树木研究区块，每个都有近2平方公里的面积。它们沿着山脊排布的样式有点像是外衣上的一排纽扣。这些区块从山脊的顶部一直延伸到亚马孙盆地中，几乎到达了海平面的高度。西尔曼或他的学生已经把这些区块中树干直径超过10厘米的每一棵树都做了标记，并对这些树进行了测量，鉴定物种，予以编号。4号区块内有777棵树直径超过10厘米，从属于60个不同的物种。西尔曼和他的学生们正准备重新标记所有这些区块，预期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所有已经标记过的树木要重新进行测量，而上次标记之后死亡或新生的树木则要去除或添加进来。他们之间有过像犹太法典式的长久讨论，部分用英语，部分用西班牙语，讨论的内容是关于这次重新标记到底要怎么来做。在我能跟得上的一点点讨论中，有一些是关于不对称性的。一棵树干的截面并不是完美的圆形，所以如果你测量时持握测径器的角度不同，所得到的直径结果也不同。最后，大家决定使用测径器时，它的固定卡钳要放在树干上用红漆喷好的一个点上。

在这些区块中，每一棵直径超过10厘米的树都做了标记

由于海拔高度的差异，西尔曼的这些区块有着不同的年平均温度。举例来说，4号区块的平均气温是11.5℃，而在海拔低了约250米的5号区块，平均气温是13.5℃。因为热带物种往往具有较窄的温度适应范围，这些温度差异转变成了高度的树种差异。在一个区块很丰富的树木物种可能在另一个更高或更低的区块中完全消失不见。

“某些优势物种有着最窄的海拔范围。”西尔曼告诉我，“这就暗示着，令它们在这一范围内成为出色竞争者的优势，却令它们在这个范围之外表现得不那么出色。”以4号区块为例，其中90%的树木物种不同于1号区块中的物种，而后者只不过比前者高了750米。

西尔曼最初设计这些区块是在2003年。他的想法是要不断回来查看，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看看会发生什么。这些树木会对气候变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一个可能性或许可以被称为“伯纳姆树林”[10]式的场景：每一个地带的树木会开始向更高处移动。当然，树木本身并不会真的移动，但它们能完成效果的类似，即它们四散的种子能在新的适宜地带长出新的树木。在这一假设之下，4号区块现在能找到的树木物种将会随着气候变暖而出现在更高海拔的地区，例如3号区块，而3号的物种则出现在2号区块，以此类推。西尔曼和他的学生们在2007年完成了第一次普查。他本来是想把这些努力作为一项长期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从未想过会在仅仅4年之后就获得任何有趣的发现。但是他的一位博士后肯尼思·菲利坚持要仔细筛查一遍全部数据。结果，菲利的工作揭示，森林在可测量的水平上移动了。

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计算迁移的速率，例如以树木的数量计，或者以其分类学的整体计。菲利把树木按属分组。粗略地讲，他发现全球变暖推动树木的各个属以平均每年2.5米的速度向山上爬。但他同时发现，这个平均值能实际代表的物种范围小得令人吃惊。就像是学校课间休息时孩子们分帮结派一样，不同树木的行为也是大相径庭。

以鹅掌柴属（Schefflera）的树木为例，它们属于五加科，有着掌状复合叶，这些叶片围绕着一个中心点排列，就像是手指绕着手掌的排布一样。这个属的成员之一，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鹅掌藤（Schefflera arboricola），又称矮伞树，常常充当室内绿化作物。菲利发现，鹅掌柴属的树木极度活跃，以每年将近30米的惊人速度向着山脊上疾奔。[11]

与之相反的极端是冬青属（Ilex）的树木。这些树的互生树叶往往是光滑的，有着带尖的或锯齿状的边缘。这个属包括原生于欧洲的欧洲冬青（Ilex aquifolium），也被美国人称为圣诞冬青。冬青属的树木就像是课间休息时躺在长椅上的孩子一样。当鹅掌柴向着山上狂奔的时候，冬青只是坐在那儿不动，多少有些迟钝。

任何无法成功应对一定温度变化的物种，或一类物种，都不需要我们去操心它们的命运，因为它们压根就不会存在下去。地球表面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温度都在持续波动，从白天到黑夜，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从未停歇。即便是在冬天与夏天差异极小的热带地区，雨季与旱季的温度还是有着剧烈的变化。生物都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变化。它们或冬眠，或夏眠，或迁徙。它们或者通过喘气来驱散热量，或者通过长出厚重的皮毛来保持热量。蜜蜂通过收缩胸部的肌肉来取暖。林鹳通过往自己的腿上排泄来降温。（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林鹳向腿上排泄的频率高达每分钟一次。）

在一个物种存世的以百万年计的时间里，起作用的则是长期的气温改变，也就是气候改变。在过去的4000万年里，地球处于一个总体变冷的时期。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有一种理论认为是由于喜马拉雅山的持续抬高让大量的岩石暴露在化学风化作用中，结果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降低。在这次长期降温开始之前，处于始新世晚期的地球上是如此炎热，以至于几乎找不到任何冰。到了大约3500万年前，全球性的气温降低已经足以导致冰川出现在南极洲。到了大约3000万年前，气温已经下降到了令北极地区的海洋结冰的程度，形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冰盖。尔后，在大约2500万年前，也就是更新世伊始，地球进入了一个连续冰川期。巨大的冰层推进到了横贯北半球的地步，又过了几十万年之后才融化。

冰河时代的概念最初是于19世纪30年代由居维叶的学徒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提出来的。甚至在这个概念已经广为人们接受之后，仍旧没有人能够解释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在1898年，华莱士评论道，“我们这个时代最敏锐、最聪慧的学者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绞尽了脑汁”，但迄今为止仍是“全部徒劳无功”。[12]又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现在，人们普遍相信冰河时代始于地球运行轨道的小小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由于木星和土星的万有引力拖拽。这种轨道变化改变了阳光在一年中不同时期内在不同纬度上的分布。当夏天到达纬度最北端的光照量趋于最少时，那里的雪开始堆积起来。这引发了一个反馈循环，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下降。气温因此下降，又导致了更多冰的堆积，如此往复循环。过了一段时期，地球的轨道周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反馈循环开始以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冰川开始融解，全球二氧化碳水平提升，反过来冰川融解得更快。

在更新世，这种冰冻-解冻的模式重复了20多次，产生了让世界不断更替的效应。在每一次冰川期内，巨大体积的水结成了冰，以至于海平面下降了近百米。而冰川的巨大重量则压在地球的外壳上，把它压进地幔里去。（在像英国北部和瑞典这样的地区，上一次冰川期之后的地壳回弹过程仍在进行之中。）

更新世的植物和动物如何应对这样的气温振荡？达尔文认为，它们靠的就是搬家。在《物种起源》中，他描述了大量的大陆规模级迁移。

当寒冷袭来的时候，每一个更靠近南方的地带都变得适宜来自极地的生物生存，却不适宜原本生活在这里的温带定居者，后者因此将被排挤掉，而极地的造物则取而代之……当温暖回归时，极地的生物将退回北方，来自更加温带地区的生物则紧随其后。[13]

达尔文这一论断此后被各种各样的实际证据所证实。例如，研究远古甲虫壳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冰河时代，即便是微小的昆虫也会迁移数千公里，跟上气候变迁的脚步。（举一个例子，织纹圆胸隐翅虫［Tachinus caelatus］是一种暗棕色小甲虫，今天生活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的群山之中。在最后一个冰川期中，它们在英格兰地区很常见。）

以其量值来看，如今的气温变化会给接下来这一整个世纪带来影响，其结果与冰河时代的气温振荡不相上下。（如果当今的排放趋势延续下去，安第斯山预期将会变暖5℃。[14]）然而即使量值相当，变化速率却大不一样。再说一次，关键在于速率。今天的全球变暖比上一次冰川期结束时，或之前任何一次冰川期结束时的变暖都快了至少10倍。为了跟上这个速度，生物们迁移或适应的速度至少也要快上10倍才行。在西尔曼的区块中，只有像鹅掌柴这样脚下生风（或是根下生风）的树木才能跟得上温度升高的步伐。总共到底有多少个物种移动得足够快，这仍是个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不过，正如西尔曼向我指出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可能就会知道答案了，无论我们愿意与否。

西尔曼的区块所在的马努国家公园坐落于秘鲁的东南角，靠近其与玻利维亚和巴西的边境，占地面积达到1.7万平方公里。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介绍，马努“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区”。许多物种都只能在这个公园内或其周边地区找到。这之中包括了蕨类的多节桫椤树（Cyathea multisegmenta），一种称为白喙霸鹟的鸟，一种叫作芭氏匀棘鼠的啮齿动物，以及一种小小的黑色蟾蜍，名叫马努喙蟾蜍（Rhinella manu）。

在那条小路上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西尔曼的一名学生鲁迪·克鲁兹（Rudi Cruz）坚持让大家跟他一起出去找马努喙蟾蜍。他上次来时曾经看见几只这种蟾蜍，所以他觉得如果我们努力去找，一定能再找到。我当时刚刚读到的一篇论文介绍了壶菌向秘鲁扩散的情况——而且据文中所说，已经扩散到了马努[15]——但我决定还是不要提这件事。或许野外还有马努喙蟾蜍。如果真是这样，我当然想要亲眼看到一只。

我们绑上头灯，出发沿着小路向山下走，像是一队煤矿工人正在下井一样。夜晚的森林已经变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黑暗之墙。克鲁兹在前面带路，他的头灯射出的光柱一会钻进丛林，一会刺入凤梨叶之中。我们其他人则紧随其后。这样走了大约一小时之后，只翻出来几只龙湖蛙属（Pristimantis）的棕色青蛙。过了一阵子，大家伙感到无聊了，开始返回宿营地。克鲁兹拒绝放弃。或许是认为问题出在我们其他人身上，他调头朝着小路相反的方向去了。“你找到什么没有？”每隔一会儿就会有人隔着暗夜对他大喊。

“没呢！”同样的回应重复着。

第二天，经过一场更为晦涩难懂的关于测量问题的争论之后，我们收拾行囊继续向山脊下方走。一次去取水时，西尔曼发现了一丛白莓，其间点缀着看起来像是亮紫色彩带的东西。他鉴定出那是一种十字花科树木的花序，但他从未见过像这样的东西。西尔曼告诉我，这令他想到，那可能代表了一个新的物种。这些花序被夹在报纸中压扁，以便带下山去。一想到我可能亲身经历了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即便与自己没有半点关系，我还是感到一种没来由的自豪。

回到那条小路上，西尔曼继续用他的弯刀开路，时不时停下来指点着一些植物学上的有趣现象，比如一棵灌木伸出针状的根从邻居那里偷水什么的。西尔曼谈论起植物来就像是其他人谈论电影明星一样。他向我形容一棵树是何等“魅力十足”。此外还有“兴高采烈”、“疯狂”、“美妙”、“聪明”以及“精彩绝伦”等表述。

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我们走了一段上坡路，开阔的视野中出现山谷对面的另一道山脊。在那道山脊上，树木在纷纷摇动，表明有群绒毛猴正穿越森林前进。大家都停下脚步，想要看它们一眼。当这些猴子从一根枝桠荡到另一根枝桠上时，嘴里还会发出唧唧的噪音，听起来有点像是蟋蟀的鸣叫声。西尔曼拿出了那个购物袋，在众人间传递。

过了一小会儿，我们到达6号区块，海拔2227米。他们就是在这里发现了那个新属的树木。西尔曼挥舞着他的弯刀指给我看。那是一棵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树，然而我试着要从西尔曼的角度去看这棵树。它比周围的大多数邻居都要高——或许可以用“高贵”或“端庄”来形容。这棵树的树干光滑而红润，叶序是简单的互生。它从属于大戟科，这个科的成员还有一品红。关于这棵树，西尔曼急于了解得尽可能多一些。这样一来，当一位新的分类学家接手过世那位的工作时，西尔曼就能立即给他寄去所有需要的材料。他和法范过去看看那棵树还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回来的时候拿着一些蒴果，里面包着那棵树的种子，外面的壳像榛子壳一样又厚又硬，但形状要优美得多，就像开花的百合一样。蒴果外面的颜色是深棕色，里面则是沙子的颜色。

那天晚上，我们在日落之后才到达8号区块，并将在这里扎营。我们穿过夜色走了上去，又摸黑架起帐篷，做了晚餐。我大约9点爬进了睡袋，但几个小时之后就被一道光晃醒了。我猜是有人起夜，于是又翻身睡去。早上，西尔曼告诉我，他很惊讶在那样的喧闹之中我居然可以睡得着。原来，夜里有6队古柯种植者拖着沉重的步伐穿过了我们的营地。（在秘鲁，虽然出售古柯是合法的，但所有的收购行为都必须要经过一个称为“ENACO”的政府部门批准，而这项规定是所有古柯种植者们都在极力逃避的。）因为每一队人马都从西尔曼的帐篷边经过，搞得他十分烦躁。最终，他忍无可忍地冲着那些古柯种植者大喊了起来。他自己现在也不得不承认，那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在生态学上，几乎没有什么定律可言。能被所有人一致接受的少数几条定律之中，有一条就是“物种-面积关系”，缩写为SAR。它被称作这个学科中最为接近元素周期表的科学定律。在其最宽泛的阐述之中，物种-面积关系似乎非常简单，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你的研究对象所占的面积越大，你在其中能发现的物种数量就越多。这种规律早在18世纪70年代就由约翰·莱因霍尔德·福斯特（Johann Reinhold Forster）注意到了。他是随库克船长参与其第二次远航的博物学家，也就是不幸撞上大堡礁之后的那次远航。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定律由瑞典植物学家奥洛夫·阿雷纽斯（Olof Arrhenius）提升到了数值化的高度。（巧合的是，奥洛夫是化学家斯万特·阿雷纽斯［Svante］的儿子，后者在19世纪90年代就证明了燃烧化石燃料会产生一颗更温暖的地球。）这一定律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又被E·O·威尔逊和他的同事罗伯特·麦克阿瑟（Robert MacArthur）进行了进一步的精化和打磨。

物种数量与面积大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不过，这条曲线的变化是可以计算的。通常，这一关系可以用这一方程来表述：S=cAZ，其中S是物种数量，A是面积大小，而c和z是常数，依地域不同而不同，也因具体考察的分类学门类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常数。这个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定律，是因为这一比率与具体研究的地形地貌无关。你可能是用它来研究一条岛链上的岛屿，也可能是一座雨林，又或者是附近的州立公园，但你都会发现物种数量的变化遵从同一个不变的等式：S=cAZ。[16]

物种-面积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显示了曲线的形状

要思考灭绝的问题，物种-面积关系是个关键。人类对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正在到处减小A。当然，这只是种简化的理解方式。举例来说，让我们假设有一片曾经占地1000平方公里的草原。让我们再假设这片草原是100个鸟类（也可以是甲虫或蛇）物种的故乡。如果草原的一半因为变成农田或购物中心而消失的话，使用物种-面积关系曲线就可以计算有多少个物种的鸟类（或甲虫或蛇）将会随之消失。粗略来讲，答案是10%的物种。在此，我们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两者的关系不是线性的。由于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让这个系统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你不能指望这些物种会立即消失，但你知道事情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在2004年，一组科学家决定要用物种-面积关系对全球变暖所引起的灭绝危机做出第一次预估。首先，这个团队的成员收集了当前的数据，包括了超过1000种植物和动物物种。然后，他们将这些物种范围与当前的气候条件做了关联。最后，他们设定了两个极端的场景。其中之一假定所有物种都是迟钝的，就像是西尔曼区块中的冬青。当气温上升时，它们原地不动，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能让它们生活的气候适宜区域不断收缩，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减少为零。这种基于“不扩散”场景的推测结果是希望渺茫的。即使变暖维持在一个最低水平上，这支团队预计将有22%～31%的物种会在2050年前被“划定为灭绝”。如果变暖的程度达到那个团队当时所认为的最高可能水平——今天来看是相当低的——到了21世纪中叶，38%～52%的物种将面临消失的命运。

“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表述同样的情况。”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古生物学家安东尼·巴诺斯基在这项研究成果中写道，“看看你的周围。在你所看到的生命之中杀掉一半。或者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善良的话，就只杀掉其中四分之一。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情况。”[17]

在第二种更为乐观的场景中，物种都被想象成是高移动性的。在此场景下，当气温爬升时，生物能够占据任何气候条件适于其生长的新地域。但是，仍然会有许多物种因为无处可去而灭绝。当地球变暖时，它们所习惯的条件只不过是消失了而已。（这些“消失的气候”原本大都位于热带地区。）其他物种也会发现它们的领地变小了，因为要跟上气候的变化就必须要向高处迁移，而山顶上的面积总是要比山脚下小。

在这种“全面扩散”的场景中，约克大学生物学家克里斯·托马斯领导的团队发现，在最低水平的变暖假设下，全部物种中也会有9%~13%在2050年前被“划定为灭绝”。在最高水平的变暖假设下，这个数字将是21%~32%。取这两种场景的平均值，考虑中等水平的变暖假设，这个团队得出的结论是：全部物种的24%将走向消亡。

这项研究成果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自然》上。[18]在大众媒体上，研究者们得出的一大堆数字被浓缩成一个。BBC宣称：《气候改变会导致100万个物种的灭绝》。《国家地理》则使用了这样的标题：《变暖将在2050年灭绝100万个物种》。

从那时开始，这项研究就在几个方面受到了挑战。首先，它忽略了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次，它没有考虑到一个可能性：动植物能忍耐的气候范围或许比它们当前所适应的范围要宽。再次，它只考察了2050年之前的情况，但无论在什么样的未来场景假设之下，变暖的持续时间都将远远超过那个点。最后，它把物种-面积关系应用到了一套全新的、因而也从未接受过检验的条件之下。

由《自然》那篇论文所引发的后续研究近来已经走向了两个不同方向。有一部分研究的结论认为，那篇论文高估了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灭绝物种数量；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是低估了。托马斯本人承认，对于2004年那篇论文的许多反对意见可能都是成立的。但是他也指出，从那之后提出的所有预测结果都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因此，他评论道，“不只是0.01%或1%，而是差不多有10%或更多的物种”将很可能在气候变化中消失。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托马斯建议，将这些数字“放到地质学范畴”中去考量才有意义。[19]他在文中写道：气候改变本身“不太可能产生像前五次大灭绝那种规模的物种大灭绝”。然而，“有很大可能性的是，气候改变所导致的灭绝，其规模相当于或超过历史上那些程度稍轻的灭绝事件”。

他就此得出结论：“这些有可能造成的冲击性影响佐证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近来已进入人类世。”

“英国佬就是喜欢把所有东西都用塑料做上标记。”西尔曼告诉我说，“我们认为这有点不够优雅。”这是在小路上的第三天，我们正站在8号区块上，刚刚跨过一道标出区块边界的蓝色胶带。西尔曼怀疑这是从牛津来的同行们的杰作。西尔曼在秘鲁花了很多时间，有时连续长达数月，但是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并不在这儿。于是，这里可能发生各种他不知道的事情（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他不在意的事情）。例如，在我们这次旅程中，西尔曼在一些区块的树上发现了一些用来接种子的铁丝筐。显然，这些筐是用于科研目的，但没人告诉过他要设置这些筐，也没人征得他的同意，这算是科研侵权。我想象着那些“科研无赖”蹑手蹑脚穿过森林的样子，就像那些古柯种植者一样。

在8号区块，西尔曼向我介绍了另一株“相当有趣”的树——轮生双翼果树（Alzatea verticillata）。轮生双翼果树的不寻常之处在于，该属只有这么一个物种，更不寻常的是，该科也只有这么一个物种。这种树长着纸一样薄的嫩绿色矩形叶子，它的小白花开花时据西尔曼说是一种像烧焦的糖一样的味道。轮生双翼果树能长得非常高，而且在1800米这个特定的海拔高度上是森林里树冠层树木中的优势物种。它同时也是那些似乎坐在原地不动的物种之一。

西尔曼的区块代表了另一种对于托马斯的回应：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树木显然远不如动物的移动力强，比如马努地区常见的热带鸟类咬鹃，甚至是壁虱。但是在云雾森林之中，树木搭建了生态系统的架构，正如珊瑚虫搭建了珊瑚礁的架构一样。特定种类的昆虫依存于特定种类的树木，特定种类的鸟类又依存于特定种类的昆虫，就这样一级一级向上构成了食物链。反之亦然：动物对于森林的存续同样至关重要。它们既是授粉器，也是种子的传播者。鸟类还能阻止害虫全面接管森林。西尔曼的工作证明，最起码全球变暖将使得生态群落的架构被重组。不同种类的树木对于变暖的反应是不同的，所以物种之间的联系也将被同时打破。新的联系将就此形成。在这场全球性的架构重组中，某些物种将变得更繁茂。实际上，许多植物都可能会从高二氧化碳水平当中受益，因为这将令它们更容易获得光合作用所需的二氧化碳。而另外一些植物则会落到后面，并最终消失不见。

西尔曼自认为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这在他的研究中有所反映，至少是曾经有所反映。“我的实验室算得上是阳光型的实验室。”他告诉我说。他曾经公开主张，只要有更好的政策导向和安排得当的保护举措，像非法砍伐、非法采矿、非法放牧这类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多种因素都能减小到最低程度。

“就算是在热带地区，我们也知道要如何制止这类事情。”他说道，“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政府管控。”

但是，在一个迅速变暖的世界里，“安排得当的保护举措”这种事情，就算不是全然没有实际意义，也肯定是极难实现的。与一队伐木工人不同，你不能强迫气候变化停留在某道界线之内。它对马努地区生命条件的改变肯定也同样发生在库斯科或利马。而且，当有如此之多的物种在移动时，固定在原地不动的保护区并不能对抗物种的消亡。

“在我们强加于物种的压力之中，这一种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西尔曼告诉我说，“对于人类导致的其他形式的扰乱，物种还有空间上的躲避之处。气候却影响着所有的一切。”就像海洋酸化一样，气候也是全球性的现象。或者借用居维叶的话来说，就是一场“发生在整个地球表面的变革”。

那天下午，我们走上了一条土路。西尔曼采集了他感兴趣的各种植物，想要带回实验室去。这些标本都用带子扎在他那个巨大的背包上，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云雾森林版的苹果籽约翰尼（Johnny Appleseed）[20]。这里刚刚下过雨，太阳已经出来了，一群群黑色、红色、蓝色的蝴蝶在水坑上方盘桓。偶尔会有满载木材的卡车隆隆开过。蝴蝶们躲避不及，于是路面上散落着残破的蝶翼。

我们一直走到几栋供游客住宿的小屋附近。西尔曼告诉我，我们刚进入的这个地区在鸟类爱好者之中非常有名。只是沿着路一直走，我们就看见了彩虹般五彩缤纷的不同鸟类：金唐加拉雀的颜色就像是毛茛；灰蓝裸鼻雀的颜色就像是矢车菊；蓝颈唐加拉雀则像一道炫目的青绿色闪电。我们还看到了一只有着亮红色肚子的银嘴唐纳雀，以及一群以其引人注目的猩红色羽毛而闻名的安第斯冠伞鸟。雄性冠伞鸟的头上长着碟形的冠，刺耳的叫声听起来就像是一群疯子。

在地球历史上的多个时期，今天局限在热带地区生活的生物也曾占据过更为广阔的地域范围。例如在白垩纪中期，即距今1.2亿~0.9亿年前，面包树繁盛的地域一直向北延伸到阿拉斯加湾附近。在大约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早期，南极洲也生长着棕榈树，英格兰的浅海地区也有鳄鱼蹒跚而行。简而言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在一个更为温暖的世界中生物多样性会少于一个更为寒冷的世界。与之相反，对于“生物多样性纬度梯度”的某些解释暗示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在经过较长的时期之后，一个温暖的世界有着更为多样的生物。不过，在较短的时期内来看，也就是与人类有关系的时间尺度上来看，事情完全是另一个样。

事实上，今天我们身边的这些物种可以说都是适应寒冷的。金唐加拉雀和冠伞鸟都熬过了最后一个冰川期，更不要说冠蓝鸦、主红雀和家燕了。它们及其近亲也都熬过了前面一个冰川期，加上再前面一个，以及前面更多个冰川期，一直到250万年前。在更新世的大部分时间里，气温都比现在低得多，地球轨道周期的节律也比现在慢，所以导致冰川期持续的时间远远长于冰川间隔期。因此，演化的天平更倾向于有能力应对冬季环境条件的生物。与此同时，在这250万年间，能够应对高气温并不会带来任何竞争优势，因为天气从未变得比现在热多少。在更新世的波峰与波谷中，我们目前处于一个波峰顶端。

想要找到比今天更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以及相应更高的全球气温），我们要回溯相当久远的历史，或许要直到中新世中期，约1500万年前。[21]很有可能到21世纪末的时候，二氧化碳水平将会达到自始新世在南极洲长出棕榈树（大约5000万年前）之后从未达到过的高度。今天的生物物种是否仍旧拥有那些令其祖先得以在远古那个温暖世界中繁盛的性状？这个问题目前还不可能有答案。

“要让植物耐受温暖的气温，有各种不同的办法。”西尔曼告诉我，“它们可以制造出特殊的蛋白质，可以改变自身的代谢，诸如此类。但是热耐受的代价可能很大。而且我们预计未来将会达到的高温，在过去几百万年里都没有出现过。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动植物在如此悠长的时期中是否一直保持着那些代价很高的性状特征？要知道，这是长得足以让哺乳动物大多数辐射物种产生而又消失的一段时期。如果它们的确保持着那些性状，那么我们将有可能收获一份惊喜。”但如果它们没有保持着呢？如果因为在几百万年的长久时期里，这些代价很高的性状特征都无法给它们带来优势，因此已经被它们丢弃了呢？

“如果进化论按照它通常的方式来起作用的话，”西尔曼说，“那么大灭绝的场景——我们不管它叫灭绝，而是会用一个更委婉的漂亮说法，叫‘生态性缩减’——那场景看起来就会像是世界末日。”

[1] Barry Lopez，Arctic Dreams（1986；reprint，New York：Vintage，2001），29.

[2] Gordon P.DeWolf，Native and Naturalized Trees of Massachusetts（Amherst：Cooperative Extension Service，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1978）.

[3] John Whitfield，In the Beat of a Heart：Life，Energy，and the Unity of Nature（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6），212.

[4]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d Aimé B onpland，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Plants，edited by Stephen T.Jackson，translated by Sylvie Romanowsk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75.

[5] Alexander von Humboldt，Views of Nature，or，Contemplations on the Sublime Phenomena of Creation with Scientific Illustrations，translated by Elsie C.Otté and Henry George Bohn（London：H.G.B ohn，1850），213-217.

[6] Many theories of the latitudinal diversity gradient are summarized in Gary G.Mittelbach et al.，“Evolution and the Latitudinal Diversity Gradient：Speciation，Extinction and B iogeography，”Ecology Letters 10（2007）：315-331.

[7] Daniel H.Janzen，“Why Mountain Passes Are Higher in the Tropics，”American Naturalist 101（1967）：233-249.［这篇论文标题中的“山路更高”暗指热带山区的动植物要跨越气候或地理隔绝更为困难。——译者］

[8] Alfred R.Wallace，Tropical Nature and Other Essays（London：Macmillan，1878），123.

[9] 英国儿童文学中的著名虚构角色。——译者

[10] “伯纳姆树林”（Birnam Woods）是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后半部分中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情节之一。在剧中，女巫召唤的亡灵告诉因弑君而不安的麦克白：只有当伯纳姆的树林向邓西嫩的高山移动时他才会被击败。后来，讨伐麦克白的军队在伯纳姆砍下树木用于伪装前进，从而使预言应验。——译者

[11] Kenneth J.Feeley et al.，“Upslope Migration of Andean Trees，”Journal of Biogeography 38（2011）：783-791.

[12] Alfred R.Wallace，The Wonderful Century：Its Successes and Its Failures（New York：Dodd，Mead，1898），130.

[13]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366-367.

[14] Rocío Urrutia and Mathias Vuille，“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s for the Tropical Andes Using a Regional Climate Model：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Simulations for the End of the 21st Century，”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4（2009）.

[15] Alessandro Catenazzi et al.，“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 and the Collapse of Anuran Species Richness and Abundance in the Upper Manú National Park，Southeastern Peru，”Conservation Biology 25（2011）：382-391.

[16] 很重要的一点是，z总是小于1，通常在0.20~0.35之间。

[17] Anthony D.Barnosky，Heatstroke：N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 Warming（Washington，D.C.：Island Press/Shearwater Books，2009），55-56.

[18] Chris D.Thomas et al.，“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Nature 427（2004）：145-148.

[19] Chris Thomas，“First Estimates of 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in Saving a Million Species：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edited by Lee Jay Hannah（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12），17-18.

[20] 本名约翰尼·查普曼，19世纪初期的美国传教士，因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广泛种植和管理苹果园而被当成平民英雄。——译者

[21] Aradhna K.Tripati，Christopher D.Roberts，and Robert E.Eagle，“Coupling of and Ice Sheet Stability over Major Climate Transitions of the Last 20 Million Years，”Science 326（2009）：1394-1397.

鬼针游蚁（Eciton burchellii）

BR-174公路起始于巴西亚马孙州的马瑙斯（Manaus）市，从那里向着差不多正北方延伸，直到与委内瑞拉接壤的边境。过去这条路两边满是翻滚下去的汽车留下的残骸。然而自从大约20年前重新铺整之后，这条路变得好走多了。而今，路边不但没了烧得只剩架子的报废汽车，偶尔还会有为旅人提供咖啡的小店。不过走了差不多一小时之后，咖啡的劲儿已经过去了。又过了一个小时，前面出现一个岔口，连接着一条通往东边的单车道公路ZF-3。这条路还没有铺过，亚马孙土壤特有的颜色让它看起来像是划开乡野的一条亮橙色伤痕。沿着ZF-3又走了45分钟之后，你就会看见一道用长链子拴着的木制栅栏门。在大门之内，站着一些看起来昏昏欲睡的奶牛，奶牛身后就是人称1202号保护区的地方。

1202号保护区或许可以看作是亚马孙中心的一座岛屿。我到那儿的时候，正是雨季之中一个万里无云的炎热日子。朝着保护区里面走了十来米，枝叶就已经非常繁茂了。即便太阳正当空，这里的光线依然昏暗，就像是走进一座大教堂一样。从旁边的一棵树上传来一声调门尖锐的鸣叫，让我想起了警察吹的哨子。别人告诉我，这是一种样貌平常的小鸟，叫作尖声伞鸟。它又叫了一声，然后就归于沉寂了。

与天然形成的岛不同，1202号保护区几乎是一个规整的正方形。这是1.7万平方米未受人类影响的雨林，被一片低矮灌木的“海洋”环绕在当中。从空中拍摄的照片来看，这个保护区就像是漂荡在棕色波涛之中的一只绿筏。

1202号保护区是整个“亚马孙群岛”的一部分。这些孤岛的名字听起来都像是医院用语：1112号保护区、1301号保护区、2107号保护区。这些保护区中有一些甚至比1202号还小，少数几块则比1202号大得多。总体来说，它们代表了一项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实验——“森林碎片的生物学动态研究项目”，简称BDFFP。在这里，几乎每一平方米都被某位科学家研究过：植物学家给树做标记，鸟类学家给鸟上脚环，昆虫学家给果蝇计数。当我访问1202号保护区的时候，碰上了一位来自葡萄牙的研究生，正在这里调查蝙蝠的情况。中午时分，他刚刚才起床，正在一个小棚子里吃着意大利通心粉。那里既是科考站，又是厨房。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位皮包骨头的牛仔骑着一匹比他胖不了多少的瘦马出现在我们面前，肩上挂着支来复枪。我不太确定他的出现是因为听到了我们开过来时的卡车声音，想要来保护这个学生，还是因为他闻到了通心粉的香味。

BDFFP诞生于一项貌似不可能实现的合作，合作的双方是牧场主和环保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巴西政府开始鼓励放牧者到马瑙斯以北定居，当时那片区域大多无人居住。这一计划等同于给砍伐森林的行为发放补贴：任何同意搬迁到雨林去砍倒树木养殖奶牛的放牧者都能从政府领到薪水。与此同时，根据巴西的法律，在亚马孙拥有土地的人必须让其领地内一半的森林保持原样不变。这两条法规之间的对立性让一位美国生物学家汤姆·洛夫乔伊（Tom Lovejoy）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能否说服放牧者们让科学家来决定哪些树要砍倒，而哪些树要保留？“这个主意那时候也就是说说而已。”洛夫乔伊告诉我说，“我当时很怀疑能否说服巴西人按我们的要求保留森林，好让我们进行一项巨型实验。”如果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的话，就有可能以一种可控的方式来研究一个以不可控的方式发生着的进程，而这个进程不仅仅发生在整个热带地区，实际上遍及整个世界。

马瑙斯以北地区的森林碎片俯瞰图

洛夫乔伊飞到了马瑙斯，向当地的巴西官员说明了他的计划。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个计划。该项目如今已经连续运行超过30年了。在这些保护区中受过学术研究训练的研究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来形容他们——碎片生物学家。[1]而BDFFP这个项目本身已经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生态学实验”。[2]

目前，地球上大约1.3亿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冰层覆盖，这也是通常计算人类影响时所使用的基础数据。根据最近由美国地质学会发表的一项研究，人类已经“直接转化”了其中一半以上的面积——大约是0.7亿平方公里[3]——这当中大部分土地变成了农田和牧场，但也有部分用于建造城市、购物中心以及水库，还有些土地遭受森林砍伐、地下采矿和露天采矿影响。在除此之外的0.6亿平方公里之中，约五分之三被森林所覆盖，用论文中的话说是“天然的，但也不一定是未受影响的”。其余的部分要么是高山，要么是冻土地带，要么是沙漠。根据另一项由美国生态学会近期发表的研究，即便是如此巨大的比例，仍然是低估了人类带来的冲击。[4]这篇研究论文的作者，马里兰大学的厄尔·埃利斯和麦吉尔大学的纳文·拉曼库提宣称，在气候和植被意义上的生态群系这个概念，比如温带草原和北方针叶林，已经不再有意义了。与此相反，他们把世界划分成不同的“人类态群系”（anthromes）。“都市”这个人类态群系占据了13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灌溉农田”这个人类态群系则是260万平方公里，而“人居森林”人类态群系的面积是1170万平方公里。埃利斯和拉曼库提一共总结出了18种不同的“人类态群系”，加在一起绵延1亿平方公里之广。这就留下约30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未做划分。这些区域大多无人居住，包括亚马孙的几个地区，西伯利亚和加拿大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面积广大的撒哈拉沙漠、戈壁[5]和大维多利亚沙漠[6]。这些地区被他们称为“荒地”。

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在人类世，这样的“荒地”是否真的能算是荒芜。冻土带上有纵横交错的管网，北方针叶林则有地震监测线网。牧场、农场和水力发电项目把雨林分割开来。在巴西，有“鱼骨”这种说法。去森林化的模式总是始于一条主要道路的修建，也就是鱼骨中的脊椎。然后，这条主路又引发了许多小岔路的修建，就像是肋骨一样。这样一来，森林就只剩下了瘦长的小块。如今，所有的野外环境或多或少都被分割成为小块，进而彻底消失。这就是洛夫乔伊的森林碎片实验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1202号保护区以其完全非天然的边界线，以及方块的形状，日益代表着这个世界的形制。

BDFFP的研究人员组成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所以即便是已经在这个项目上工作了许多年的人也不知道他们会在这里突然遇到谁。我驾车前往1202号保护区时，与我同行的伙伴是马里奥·科恩-哈夫特（Mario Cohn-Haft），一位美国籍鸟类学家。他最早是以实习生的身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科恩-哈夫特最后娶了一位巴西人，现在在马瑙斯的亚马孙国家研究所工作。他身形瘦高，长着灰色的细发和有几分哀怨的棕色眼睛。他带给鸟类研究的影响和关注热度就像迈尔斯·西尔曼之于热带树木。有一次，我问科恩-哈夫特能靠鸣叫声鉴别出多少种鸟类，他回了我一个疑惑不解的表情，好像不明白我想要干什么。于是我又重复了我的问题，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所有鸟类。据官方统计，在亚马孙地区生活着约1300种鸟类，但科恩-哈夫特认为实际还要多得多，因为人们在给鸟类分类时太过注重大小和羽毛的差异，却不太关注它们的鸣叫声。他告诉我，外表看起来几乎一样的鸟类，却有可能发出不同的鸣叫声，结果最后发现它们也的确是遗传意义上的不同物种。在我们这次前往1202号保护区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要发表一篇论文，鉴定他通过精确的听觉鉴别出来的几个新的鸟类物种。其中有一种夜间活动的林鸱科鸟类，有着令人难忘的悲伤鸣叫。当地人认为这种声音是库鲁皮拉（curupira）发出来的。库鲁皮拉是巴西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人物，长着一张孩子气的脸庞、浓密的头发以及朝向后方的双脚。他捕食盗猎者以及其他向森林过度索取的人。

因为清晨是听鸟鸣的最佳时间，刚过凌晨4点，科恩-哈夫特和我就在夜色中出发前往1202号保护区了。我们路上的第一站是一座金属高塔，上面有一个气象站。塔身40米高，锈迹斑斑，塔顶能够俯瞰森林树冠层的全景。科恩-哈夫特带了一架高倍望远镜，立在三脚架上。他还随身带了一个iPod和一个能装在口袋里的微型音箱。那个iPod里面存了数百种不同鸣叫声的录音。有时，如果他听到一只鸟的叫声却找不到它在哪儿，他就会播放这种鸟的叫声，希望能引它现身。

“待上一整天，你可能会听到150种鸟的叫声，却只能看见其中10只。”他告诉我说。偶尔，你可能会在绿色的背景中看到彩色的闪光，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才匆匆瞥见了科恩-哈夫特鉴别出来的几只鸟，包括一只黄须啄木鸟，一只黑尾蒂泰霸鹟，还有一只金翅斑鹦哥。他把望远镜对准一个蓝点让我看，结果那竟是我所见过最漂亮的鸟：一只红脚旋蜜雀，胸口是宝石蓝色，腿是鲜红色，头冠是灿烂的海蓝绿。

太阳升得更高了，鸣叫声渐稀，于是我们再次上路了。当天气变得像火炉一样时，我们俩全都汗流浃背，才终于到了链子拴着的大门前，那是1202号保护区的入口。科恩-哈夫特选了一条切入保护区内部的小路，我们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了他认为是方块中心的位置。他停下脚步倾听着。实在没什么声音可听。

“此时此刻，我能听到两个物种的鸟类。”他告诉我，“其一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说：哦，像是要下雨。那就是铅灰鸽的叫声。这种鸟是典型的原生林主要物种。另一只的声音差不多是‘促，促，哔’。”他学出了那个声音，就像是一位长笛手演奏前的试音。“那是棕眉鵙雀的叫声。它是一种典型的次生林或草原边缘地带物种，我们一般不会在原生林中听到它的叫声。”

科恩-哈夫特解释说，当他最初来1202号保护区时，他的工作就是给捉住的鸟绑上脚环然后再放走，这个过程简称“上环再放”。这些鸟是用绑在树木之间的网来捕捉的，网从地面一直拉到近两米高的地方。在森林被隔离成碎片之前和之后都进行了鸟类普查，这样就能进行数据比较。在全部11个保护区中，科恩-哈夫特和他的同事给将近2.5万只鸟做了标记。[7]

“第一项让大家多少感到意外的结果可以说是一种避难者效应，虽然这对于整个计划来说只是无关紧要的琐事。”当我们站在树荫下的时候，他对我说道，“当你砍掉周围的森林时，鸟类的捕获率在第一年中提高了。这既包括捕获鸟类的个体数量，也包括捕获鸟类的物种数量。”显然，来自那些砍伐地带的鸟类到这些剩余的森林碎片中来寻找庇护所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森林碎片中鸟类的数量和种类都开始逐渐减少。接下来还会进一步减少。

“换句话说，”科恩-哈夫特说，“并不是突然就达到了这一物种更少的平衡。这种物种多样性上的衰退是随着时间流逝持续发生的。”在鸟类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对于其他生物类别同样适用。

我们现在要来讨论真正的岛屿了，而不只是栖息地孤岛。岛上的物种通常是贫乏的，或者用更优雅的说法是生态衰弱。对于大洋中央远离海岸的火山岛而言，诚然如此。但令人好奇的是，这种说法对于所谓的大陆岛也是同样适用的，而大陆岛往往位于离陆地较近的海域，是由于海平面的涨落所形成的。研究大陆岛的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岛上的物种多样性同样少于它们曾经与之相连的大陆。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隔离会导致多样性下降？对于一些物种而言，答案似乎相当简洁明了：它们被放逐其中的那块栖息地并不足以让它们生存。一只需要100平方公里生存空间的大型猫科动物很可能无法在50平方公里的地域上长期生存。一只在池塘里产卵、在山坡上捕食的微型蛙需要同时具有池塘和山坡的环境才能存活。

但如果缺乏适宜的栖息地是唯一的原因，大陆岛应该很快就会达到一个新的、更低水平的物种多样性平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陆岛持续不断地损失着物种。这个过程有一个明朗得令人吃惊的名称——“弛豫”[8]。在一些由于更新世末期海平面上升而造就的大陆岛上，据估计整个弛豫过程花费了数千年的时间。[9]此外，这个过程可能仍在进行之中。

对于弛豫现象，生态学家给出的解释是：生命是随机的。更小的面积只能拥有更小的种群，而更小的种群在意外面前更为脆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以某个岛为家的X鸟只剩下唯一一对处于繁殖期的夫妇了。有一年，它们的巢被飓风从树上吹跑了。第二年，所有的雏鸟竟然全是雄鸟。而第三年，鸟巢又被一条蛇洗劫一空。于是，物种X现在就面临着局地灭绝的命运。如果这个岛是两对X鸟育龄夫妇的家园，那么它们两家都发生这一系列倒霉事件的几率就要小一些。如果是20对鸟的家园，全部出意外的几率就会小得多。但是，低概率的事件在悠长的时间进程内仍然可能是致命的。这个过程或许可以用扔硬币来打比方。如果你扔10次硬币，不太可能一上来就连续10次都是正面朝上。如果是扔20次或100次，同样不太可能。然而，如果扔的次数足够多，即便是不太可能的结果也有可能出现。概率原理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几乎没必要通过任何实验或观察证据来证明小种群规模所存在的危险。不过，的确有这样的证据。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鸟类观察者对威尔士外海的巴德西（Bardsey）岛上的每一对育龄鸟类进行了持续的细致观察和记录，从常见的家麻雀和蛎鹬一直到稀有得多的鸻鸟和杓鹬，无一遗漏。在20世纪80年代，贾雷德·戴蒙德对这些记录进行了分析。当时他是一位鸟类学家，专长是新几内亚的鸟类。戴蒙德发现，任何一个特定的物种从岛上消失的几率都可以画成一条曲线，其斜率随着夫妇数的增加而呈指数趋势下降。因此，他曾写道：物种局地灭绝的主要指征性事件就是“较小的种群规模”。[10]

当然，较小的种群并不仅限于出现在岛屿上。一个池塘里可能有某种蛙类的小种群；一片草原上可能有某种田鼠的小种群。而且，在没有大灭绝发生的正常时期，局地灭绝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但是，在这样的灭绝发生之后，如果再碰上一系列的坏运气，这个地区很可能就会被别的物种成员重新占据，那可能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偶然来到此地的更为幸运的种群。令岛屿与众不同的是，重新占据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解释了弛豫现象。（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大陆岛上生活着一小群残余的老虎，并突然灭绝了，新的老虎恐怕很难游到岛上来。）同样道理也适用于任何其他的栖息地碎片。一旦某个碎片上的一个种群消失了，新的物种或许能够重新占据它，又或许不能。这往往取决于这个碎片的周围有什么。例如，BDFFP的研究者们发现，有些鸟类很容易就能穿过道路的空地，比如白冠娇鹟；而另一些则极不愿意这样做，比如鳞背蚁鸟。[11]如果一个物种没有占据新的栖息地，局地灭绝就会发展成地区性的，尔后是全球性的。

离1202号保护区十来公里远处，土路渐渐消失不见，一片雨林出现在眼前，按现今的标准来看可以算作未受人类侵扰的地区。BDFFP的研究者们已经把这片森林中的部分区域划定出来作为对照区块，让他们得以比较碎片地区和连贯森林中的不同情况。路尽头不远处有一个小小的营地，人称41号营地，供研究者们食宿和避雨。我和科恩-哈夫特到这里的时候是下午，正好赶上变天。我们小跑着穿过森林，但实际上已经无所谓了；当我们到达41号营地的时候，浑身都已湿透。

晚些时候，瓢泼大雨停了，袜子的水也拧干了，于是我们离开营地，向着森林深处进发。天仍旧阴着，一片灰蒙蒙中有一抹沉郁的色调笼罩在绿野之上。我想到了库鲁皮拉，双脚朝后，隐匿在树木之间。

E·O·威尔逊曾经来过BDFFP两次。在其中一次BDFFP之旅后，他曾经写道：“这座丛林之中充满了生机，但其方式大多超越了人类的感知能力。”[12]科恩-哈夫特告诉我的情况与此类似，不过表达方式没那么夸张。他说，雨林“在电视上看起来要有趣得多”。起初在我看来，我们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但是接下来科恩-哈夫特向我指出了昆虫活动的迹象，我才开始观察到大量正在进行的活动，用威尔逊的话来说，就发生“在小小的地下世界里”。一只竹节虫从一片枯叶上吊下来，摇动着精致的腿。一只蜘蛛蹲在圈状的网上。地面上伸出来一根长得像是生殖器的管子，里面满是泥巴，原来竟是蝉的幼虫的家。树干上看起来就像是孕妇肚子一样的一块恶心膨起物，原来是一张装满了白蚁的网。科恩-哈夫特认出了一株野牡丹。他把上面的一片叶子翻过来，轻敲中空的叶柄。小黑蚁喷涌而出，要多凶猛有多凶猛。他解释说，这些蚂蚁保护植物不受其他昆虫的侵害，作为回报植物则为蚂蚁提供免费的住宿。

科恩-哈夫特是在马萨诸塞州西部长大的，恰巧离我住的地方不算太远。“在家乡那边，我认为自己是一名全面的博物学家。”他告诉我说。除了新英格兰地区[13]西部的所有鸟类之外，他还能叫出那里绝大多数树和昆虫的名称。但是在亚马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全面的博物学家，因为这里要记住的物种实在是太多了。在BDFFP的研究区块中，已经鉴定出1400个树木物种，甚至超过1600多公里以西的西尔曼区块。

“这是超级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其中每一个物种都是极度特化的。”科恩-哈夫特告诉我说，“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严格地各司其职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为什么热带的生命如此多姿多彩，对于这个问题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论：多样性总是倾向于自我强化。他解释说：“高物种多样性的一个自然推论是低种群密度。这是物种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距离隔离。”他接着补充道：这也同时导致了脆弱性，因为小型的隔离种群对于灭绝的易感性大大增加了。

太阳开始落山，森林中只余些微暮光。在返回41号营地的路上，我们遭遇了一队行军蚁。它们走在自己的一条路上，与我们的路之间只有一两米的距离。这些红棕色的蚂蚁差不多是沿一条直线前进的，还跨过了一根（对它们来说尤其）巨大的原木，它们先爬上原木，然后再爬下来，继续前进。我朝着蚂蚁队伍两端的方向都跑了很远，但没能找到尽头。这支队伍似乎绵延不绝，就像苏维埃式游行一样。科恩-哈夫特告诉我，这支队伍中的行军蚁所属的物种是鬼针游蚁。

热带地区有几十种不同的行军蚁。与其他大多数蚂蚁不同，行军蚁没有固定的家。它们的全部时间都用于移动、捕猎，或是在临时“蚁体巢”（bivouacs）中宿营。它们的猎物包括昆虫和蜘蛛，偶尔也有小蜥蜴。（鬼针游蚁的蚁体巢是由蚂蚁本身组成的，它们在蚁后身边排列起来，形成一个能蜇人的危险大球。）行军蚁是有名的贪吃鬼，一个行军中的群落每天能消耗掉3万只猎物，大多是其他昆虫的幼虫。但是由于它们的极度贪婪，行军蚁也为别的物种提供了支持。有一整个科的鸟类被称为专一性蚂蚁跟随者。在蚁群周围几乎总能找到它们，吃着蚂蚁从落叶层中赶出来的昆虫。另一些鸟类则是机会主义蚂蚁跟随者，当偶然遇到这些蚂蚁时才会在它们身边啄食。与蚂蚁跟随者所走的道路一样，还有很多不同的生物也是“各司其职”这方面做得很到位。有蝴蝶以鸟类的排泄物为食，也有寄生蝇把自己的卵产在受到惊吓的蟋蟀和蟑螂身上。[14]某些种的螨虫搭着蚂蚁的便车四处迁移，其中一个物种把自己绑在蚂蚁的腿上，另一个物种则附在蚂蚁的下颚上。一对美国博物学家夫妇，卡尔和玛丽安·莱登梅尔已经花了超过50年的时间来研究鬼针游蚁，他们总结了一张列表，记录了与行军蚁紧密相关的300多个物种。[15]

一只鬼针游蚁

科恩-哈夫特没有听到任何鸟叫声，时间也晚了，于是我们打道回营。我们说好了第二天还要回到同一个地点，争取看到蚂蚁-鸟-蝴蝶的混合编队。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位叫特里·埃尔温的昆虫学家在巴拿马工作时，有人问他在万把平方米的热带森林中能找到多少个物种的昆虫。当时，埃尔温的主要研究工作其实就是数甲虫。他要在树林的顶上喷洒杀虫剂，然后收集那些像雨点一样从叶子上坠落的昆虫尸体。热带森林整体上有多少种昆虫？这是个更大的问题，也更让埃尔温感兴趣。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能够从自己的研究经验中来推算这个答案。从单独一棵赛氏马鞭椴（Luehea seemannii）上，他能收集到的甲虫就超过了950个物种。他还知道这些甲虫物种中约有五分之一依赖于这种树生活，其他的五分之四则依赖于别的树木物种，而甲虫代表了全部昆虫物种的40%，热带地区的树木物种总共约有5万种。埃尔温据此估算，有3000万个物种的节肢动物是以热带为家园的。[16]（这之中除了昆虫，还包括蜘蛛和蜈蚣。）他承认，连他自己都被这个结论震惊到了。

从那时起，人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来修正埃尔温的估算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下调这个数字。（别的不说，对于依赖单独一株植物生存的昆虫比例，埃尔温的估计可能过高了）。不过大家都承认，下调之后的数字仍然大得吓人：最近的估算结果认为至少有200万种热带昆虫，甚或高达700万种。[17]与此相比，全世界也只有1万种鸟类和5500种哺乳动物。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长着毛发和乳腺的物种，仅仅在热带，就对应着至少300种长着触角和复眼的动物。

昆虫动物在热带的极大丰富意味着对于热带的任何危害都将有着数量极大的受害者。试想一下以下这套推算。首先，热带地区去森林化程度的测算是个出了名的难题，不过让我们暂且假设森林遭到砍伐的速率是每年1%。应用物种-面积关系，即S=cAZ，并把z值设为0.25，我们可以计算得到每丢失1%的森林面积会导致约0.25%的物种消失。如果我们非常保守地估计热带雨林中有200万物种，这就意味着差不多每年要损失5000个物种。这大约是每天14个物种，或是每百分钟一个物种的速度。

上述计算就是E·O·威尔逊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做的计算，就在他某次BDFFP之旅过后不久。[18]威尔逊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他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当前的灭绝速率处于“比天然发生的背景灭绝速率快了1万倍的量级上”。他进一步评论道：“这种情况正在将生物多样性降低到白垩纪末期大灭绝以来的最低水平。”他还指出：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虽然不是历史上最糟糕的物种大灭绝，却是“目前为止最著名的一次，因为它终结了恐龙时代，把哺乳动物推上了统治地位，并最终让我们自己这个物种的起源成为可能，无论这是好是坏”。

像埃尔温的结果一样，威尔逊的计算结果同样令人震惊，也同样易于理解，至少易于转述。这一结果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不仅仅限于热带生物学家这个小圈子，还包括主流媒体。两位英国生态学家曾经抱怨道：“几乎没有哪天你不会听到别人谈论这件事，总有人告诉你，热带去森林化每小时就会让一个物种消失不见，甚至可能是每分钟一个。”[19]25年之后的今天，人们普遍同意，威尔逊得出的数字像埃尔温的数字一样，与观察结果并不相符。比起科学家，科普作家们甚至更有必要获知这一事实。至于其背后的原因，目前仍在争论之中。

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灭绝需要时间。在威尔逊的计算中，假设一个地区一旦发生了去森林化，物种数量的下降几乎立即就会发生。但一座森林的彻底弛豫可能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即便是残存的小种群也可能坚持很长时间，完全取决于生存命运之骰掷出的点数。由于某种环境变化可能导致某些物种注定要遭受厄运，但其数量与实际消失的物种数量之间是有差异的，常被称为“灭绝债务”。这个术语暗示着，灭绝的过程存在滞后，就像是刷信用卡买东西一样。

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去森林化对栖息地造成的损失并不会一直损失下去。即便是森林遭到了以获得木材为目的的砍伐或是以开辟牧场为目的的焚烧，它们仍旧能重新生长起来。足够讽刺的是，这方面的最佳代表恰恰出自BDFFP周边的地区。在洛夫乔伊说服巴西官员支持其项目之后不久，这个国家遭遇了一场令经济瘫痪的严重债务危机，通货膨胀率到1990年时已经升至30000%。政府因此取消了之前承诺给牧场主的补贴，于是数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废弃。在BDFFP的某些方块碎片周边，树木正以极其旺盛的生命力重新生长出来。如果洛夫乔伊不安排人通过砍和烧的方法把区块重新隔离出来的话，这些实验区块就会被新生的森林整个吞没了。虽然热带的原生林正在持续减少，但次生林在某些地区正不断增多。

而观测与预测不符的另一个可能原因在于，人们观测得还不够。热带物种的主体是昆虫和无脊椎动物，所以他们也是灭绝的参与主体。但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热带昆虫物种（即便以百万量级来计），也就不太可能注意到是否有一两种甚至上万种昆虫已经消失不见了。伦敦动物学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所有得到了科学鉴定描述的无脊椎动物之中，保护状态已知的仅占1%”，[20]而无脊椎动物可能还有相当大的主体部分甚至从未得到鉴定描述。正如威尔逊所说的：无脊椎动物“虽然是小东西，却很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真正运作者”，而小东西常常被忽视。

当科恩-哈夫特和我回到41号营地的时候，这里又来了其他一些人，包括科恩-哈夫特的夫人，生态学家丽塔·梅斯基塔（Rita Mesquita）以及汤姆·洛夫乔伊。后者正在马瑙斯参加亚马孙可持续发展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他如今年过七旬，备受尊敬，因为他让“生物多样性”这个术语得到了广泛接受，而且还创造了“外债换自然”[21]这个概念。多年以来，他同时在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史密森学会、联合国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工作。而且，得益于他的不懈努力，差不多有一半的亚马孙雨林现在处于某种形式的法律保护之下。洛夫乔伊是少有的一种人，对于在丛林中辛苦工作和在国会面前作证，他感到同样自在。他总是在寻找任何能够为亚马孙的保护擂鼓助威的机会。那天晚上，当我们围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曾经把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22]带来41号营地。他说，克鲁斯似乎很享受这里，只可惜并不曾投入这一事业。

到目前为止，关于BDFFP已经发表了500多篇科研论文，撰写了若干学术著作。当我请洛夫乔伊总结他从这个项目中得到的收获时，他说：一个人要把从部分之中得出的结论推广到整体时，必须要十分谨慎。例如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亚马孙地区的土地使用情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影响大气循环。这就意味着，在一个足够长久的时间尺度上，雨林的崩溃可能不仅会造成森林的消失，还会造成雨的消失。

“我们的大陆最后可能变成很多一平方公里左右的碎片。”洛夫乔伊说，“我想，这个项目所揭示的是，我们基本上会因此失去超过一半的动植物群系。当然，你也知道，真实世界的情况总是要更为复杂。”

从BDFFP得到的大多数发现的确让人们对于物种灭绝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在项目所在的地区可以找到6种灵长类动物。其中3种即黑蜘蛛猴、棕僧帽猴以及胡须丛尾猴，都在森林碎片中消失了。像长尾鴷雀和绿背拾叶雀等鸟类总是穿行在混合物种群内，它们已经在较小的森林碎片之中消失了，在较大的碎片中个体密度也锐减了。在野猪泥沼中取食的蛙类与那些制造了泥沼的野猪一起消失了。许多物种甚至对于光和热的些微改变都很敏感，它们在碎片边缘的个体密度也大为降低，然而喜光的蝴蝶数量却增加了。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成果超出BDFFP的研究范畴之外：研究者们发现，在碎片化与全球变暖之间存在一种黑暗的同步效应。与这种效应相类似的还有全球变暖与海洋酸化之间、全球变暖与物种入侵之间以及物种入侵与碎片化之间的关系。一个物种为了跟上温度上升的脚步而进行迁移的时候，却被陷在了一块森林碎片中，即便那是一块非常大的碎片，它也很可能无法得以存活。人类世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就是，世界的改变迫使生物物种不得不移动到其他地域；而另一条特征则是，世界的改变造成了壁垒，比如道路、无树木地带以及城市，阻止了生物移动到其他地域。

“在我20世纪70年代的想法之上，现在又有了一个全新的层面，那就是气候变化。”洛夫乔伊告诉我。他曾经写道：“在气候变化这个方面，甚至包括自然发生的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已经对生物多样性的扩散形成了阻碍。”其结果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生态危机”。[23]

那天晚上大家都睡得很早。感觉才睡下几分钟，但实际上可能是几小时之后，我被极其响亮的声音吵醒了。那声音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又像是来自四面八方。它会逐渐增强，又逐渐减弱，然后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再度响起。我知道那是某种蛙类的求偶鸣叫。我下了吊床，抓起一只手电到周围看看。我没有找到噪声的源头，却碰上了一只有着生物荧光条纹的昆虫。要是我手边能找到一个罐子的话，我会很乐于把它抓起来放到罐子里。第二天早上，科恩-哈夫特指给我看一对抱合在一起的马瑙斯细腿树蛙。它们身上是橙棕色的，长着铲子形状的脸。雄蛙紧紧抱在雌蛙背上，只有后者一半大小。我记起来曾经读到过，亚马孙低地中的两栖动物至少目前大多还没有受到壶菌的侵袭。科恩-哈夫特和其他所有人都被蛙的喧闹声音吵得没睡着觉。他形容蛙的叫声就像是“拖长音的哼哼声骤然爆出咆哮，然后以轻笑声收尾”。

喝了几杯咖啡之后，我们出发去看蚂蚁的游行。洛夫乔伊本来计划与我们同行，但当他去穿一件长袖衬衫时，在那里安了家的一只蜘蛛咬了他的手。这只蜘蛛看起来很普通，但洛夫乔伊的伤口呈现出鲜红色，手也渐渐变得麻木了。于是大家决定让他留在营地里。

“最理想的方法是让那些蚂蚁来到你身边。”我们一边走，科恩-哈夫特一边向我解释，“这样一来，你可就无处可去了，就像是被逼到了墙角里。蚂蚁都会朝你爬过来，咬在你的衣服上。于是，你就处在了它们行动的中心。”他听到了远处一只棕喉蚁鸟的叫声，介于啾啾声和咯咯声之间。正如名字所显示的一样，棕喉蚁鸟是一种专一性蚂蚁跟随者，所以科恩-哈夫特把这叫声当成是一个有希望的信号。然而，当我们在几分钟之后到达先前看到行军蚁队伍的地点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些蚂蚁。科恩-哈夫特听到树上传来了另外两种蚁鸟的鸣叫声：一只是白羽蚁鸟，吵闹的叫声就像是音调高昂的哨子声；另一只是白颏鴷雀，歌声是一阵活泼的啁啾。这两只鸟似乎也在寻找那些行军蚁。

一只白羽蚁鸟（Pithys albifrons）

“它们跟我们一样困惑。”科恩-哈夫特说道。他推测那些行军蚁进入了所谓的休息期。在这个阶段，行军蚁差不多会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不动，以养育新的一代，它们停留的时间可能长达三周。在BDFFP众多令人费解的发现之中，有一个或许可以通过行军蚁的休息期来解释：即便森林碎片大到足以支持行军蚁的多个种群，但最终还是会失去其中的蚁鸟。专一性蚂蚁跟随者需要跟随处于食物搜寻状态之中的蚂蚁。显然，在碎片中就是没有足够多的行军蚁种群能保证总有一群处于活动状态。科恩-哈夫特告诉我，这又是雨林逻辑的一种体现。蚁鸟太过擅长“各司其职”了，以至于一旦有任何变化令它们不便司其职，就会产生剧烈的反应。

“如果你发现一个事物依赖于另一个事物，而后者又依赖于其他事物，那么这一连串相互作用就将依赖于恒定不变性。”科恩-哈夫特如是说道。在我们跋踄回营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如果科恩-哈夫特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疯狂的像马戏团一样复杂的蚂蚁-鸟-蝴蝶游行队伍实际上勾勒出了亚马孙雨林稳定性的轮廓。只有在一个游戏规则保持不变的地方，才能有足够的时间让蝴蝶演化成以鸟类的粪便为食，让鸟类演化成跟随蚂蚁。是的，我很失望没有能再次看到行军蚁，但是对于蚁鸟实在没什么可责怪的。

[1] Jeff Tollefson，“Splinters of the Amazon，”Nature 496（2013）：286.

[2] Ibid.

[3] Roger Le B.Hooke，José F.Martín-Duque，and JavierPedraza，“Land Transformation by Humans：A Review，”GSA Today 22（2012）：4-10.

[4] Erle C.Ellis and Navin Ramankutty，“Putting People in the Map：Anthropogenic Biomes of the World，”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6（2008）：439-447.

[5] 此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戈壁滩，而是特指从中国西北部直至蒙古国南部的大片荒漠地区。中文戈壁一词即是从蒙古语对这一地区的称谓音译而来。——译者

[6] 位于澳大利亚西南部内陆地区的沙漠。——译者

[7] Richard O.Bierregard et al.，Lessons from Amazonia：The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of a Fragmented Fores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41.

[8] 主要用于物理学的科学名词，指一个系统受到扰乱之后重新恢复平衡的过程。其英文单词“relaxation”是“放松、松弛”（relax）的名词形式，所以作者说这是一个“明朗”的名称。——译者

[9] Jared Diamond，“The Island Dilemma：Lessons of Modern Biogeographic Studies for the Design of Natural Reserves，”Biological Conservation 7（1975）：129-146.

[10] Jared Diamond，“‘Normal’ Extinctions ofIsolated Populations，”in Extinctions，edited by Matthew H.Niteck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200.

[11] Susan G.W.Laurance et al.，“Effects of Road Clearings on Movement Patterns of Understory Rainforest Birds in Central Amazonia，”Conservation Biology 18（2004）1099-1109.

[12] E.O.Wilson，The Diversity of Life（1992；reprint，New York：Norton，1993），3-4.

[13] 指美国东岸偏北的地区，包括这里说的马萨诸塞州、作者所在的纽约州以及前文提到的新泽西州等。——译者

[14] Carl W.Rettenmeyer et al.，“The Largest Animal Association Centered on One Species：The Army Ant Eciton burchellii and Its More Than 300 Associates，”Insectes Sociaux 58（2011）：281-292.

[15] Carl W.Rettenmeyer et al.，“The Largest Animal Association Centered on One Species：The Army Ant Eciton burchellii and Its More Than 300 Associates，”Insectes Sociaux 58（2011）：281-292.

[16] Terry L.Erwin，“Tropical Forests：Their Richness in Coleoptera and Other Arthropod Species，”Coleopterists Bulletin 36（1982）：74-75.

[17] Andrew J.Hamilton et al.，“Quantifying Uncertainty in Estimation of Tropical Arthropod Species Richness，”American Naturalist 176（2010）：90-95.

[18] E.O.Wilson，“Threats to Biodiversity，”Scientific American，September 1989，108-116.

[19] John H.Lawton and Robert M.May，Extinction Rat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v.

[20] “Spineless：Status and Trends of the World’s Invertebrates，”published online July 31，2012，17.

[21] 指免除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外债，换取该国在自然环境保护上加大投入。——译者

[22] 美国当代著名男影星，代表作有《夜访吸血鬼》《碟中谍》系列等电影。——译者

[23] Thomas E.Lovejoy，“Biodiversity：What Is It？”in Biodiversity II：Understanding and Protecting Our Biological Resources，edited by Marjorie L.Kudla，Don E.Wilson，and E.O.Wilson（Washington，D.C.：Joseph Henry Press，1997），12.

小棕蝠（Myotis lucifugus）

对蝙蝠进行普查的最佳时节是死寂的冬季。这种动物是所谓的“真冬眠者”。当气温下降的时候，蝙蝠就开始寻找一个可以安定下来的所在。当然，实际上是安定上去，因为冬眠中的蝙蝠是靠它们的脚趾吊起来的。在美国东北部地区，最早进入冬眠的蝙蝠通常是小棕蝠。有时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它们就开始寻找可以维持稳定条件的隐蔽所了，比如一个洞穴或一个矿井。很快就会有别的蝙蝠跟上小棕蝠的脚步，先是三色蝠，然后是大棕蝠，再之后是小脚鼠耳蝠。冬眠中的蝙蝠体温可以下降28~33℃，常常降到了冰点附近。它们的心跳变慢了，免疫系统也关闭了。用脚吊在洞顶的蝙蝠此时就像是暂停的动画片一样。给冬眠中的蝙蝠计数需要强健的脖子，一盏好头灯，还有一双暖和的袜子。

在2007年3月，纽约州首府阿尔巴尼市的一些野生动植物学家来到城西的一个洞穴中对蝙蝠进行普查。这是一次例行普查，太过寻常了，所以他们的主管阿尔·希克斯（Al Hicks）干脆留在办公室没去。当这些生物学家到达那个洞穴时，他们立刻掏出了手机。

“他们当时告诉我：‘老天爷，这儿到处都是死蝙蝠。’”在纽约州环保局工作的希克斯后来回忆道。希克斯在电话里指示他们带一些蝙蝠的尸体回到办公室来。他还让生物学家们给任何他们能找到的活蝙蝠照些照片。当希克斯查看这些照片时，他发现这些动物看起来就像是刚在滑石粉里沾了一下似的，而且首先从鼻子开始。这是他从来没遇到过的情况，于是他开始通过电子邮件给他能想到的所有蝙蝠专家发送这些照片。他们也全都没有见过任何类似的情况。其他州环保局的相关负责人还开起了希克斯的玩笑，问他这些纽约的蝙蝠究竟是吸了什么毒粉。

春天来了。全纽约州以及全新英格兰地区的蝙蝠都从冬眠中苏醒过来，飞出了藏身地。白色的粉末仍是一个谜。“我们当时还想：好了，但愿这玩意就这么消失了。”希克斯告诉我，“就像布什政府一样。而它也的确像是布什政府一样，就是不会消失。”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开始扩散了。第二个冬天里，在4个州35个洞穴中的蝙蝠身上都发现了同样的白色粉末状物质。与此同时，蝙蝠也在持续死去。在某些冬眠地，种群数量骤降了90%。在佛蒙特的一个洞穴中，成千上万的尸体从洞顶掉落，如风吹雪一般堆在地面上。

在接下来那个冬天里，蝙蝠仍在不断死去，并扩散到了另外5个州。再之后那个冬天，情况持续恶化，又有3个州加入进来。虽然在很多地方蝙蝠几乎都死绝了，但情况仍然持续到了今天。现在已经知道，那些白色粉末是一种嗜冷菌，属于低温微生物。它是意外进入美国的，可能源自欧洲。当这种地丝霉属（Geomyces）的真菌最初被分离出来的时候，它还没有名字。由于其对蝙蝠的影响，它现在被称为毁灭地丝霉菌（Geomyces destructans）。[1]

一只小棕蝠已经出现了白鼻症状

如果没有人类的帮助，长途旅行对于大多数物种而言是困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实对于达尔文而言是个中心法则。在他的理论中，带有变异的遗传要求每一个物种是从同一个地点起源的。而要从那个起源地扩散开来，生物或滑、或游、或跑、或爬或随风散播种子。达尔文认为，只要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即便是一种固着的生物，比如真菌，也可以扩散到很广泛的地域。然而，正是扩散过程本身的局限性带来了有趣的结果，于是有了生命的丰富多彩，也导致了在多样化之中显露出来的模式。例如海洋所造成的壁垒就解释了为什么南美洲、非洲和澳洲的大片土地，虽然据达尔文所说有着“完全类似”的气候和地形，却被完全不类似的动植物群系占据着。每块大陆上的生物是分别演化的，这让物理隔绝转化成为生物学上的悬殊差异。与之类似，陆地所造就的壁垒解释了为什么东太平洋的鱼类不同于西加勒比海的鱼类，虽然这两者如达尔文所说“中间只隔着狭窄但无法穿越的巴拿马地峡”。在更为局部的层面上，高山或大河某一侧发现的物种往往与另一侧发现的亲缘物种不同。例如，达尔文就曾指出：“在麦哲伦海峡附近的平原栖息着一种羊驼，而北部的拉普拉塔平原则栖息着同一个属的另一种羊驼。但这里没有像在非洲和澳洲所发现的那些真正的鸵鸟或鸸鹋。”

达尔文对于扩散局限性的思考还包括另一个方面，更为难以解释。如同他亲眼所见的那样，像加拉帕戈斯群岛这样位于远海的火山岛上也同样充满了各种生命形式。实际上，岛屿居住着许多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生物。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些生物必然是此地最早定居者的后代。但最早的定居者又是怎么到达这里的呢？就加拉帕戈斯的情况而言，800公里的开放水域阻隔在这些群岛与南美洲的海岸之间。达尔文对于这个问题感到极其头痛，他花费了一年时间想要在肯特郡的自家花园里重现漂洋过海的条件。他收集了一些种子并把它们泡在盐水缸中。每过几天，他就取出几颗种子种到地里。事实证明，这是个耗费时间的项目，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道出了原因：“我发现这些水必须每过几天就换一遍，否则就会臭不可闻。”[2]不过结果在他看来是有希望的：虽然这些种子“产生了多得令人惊讶的黏液”，但浸泡时间在4周之内的种子仍然可以发芽，而水芹的种子则能坚持6周。[3]如果洋流的速度是每小时1.6公里的话，那么6周之后一颗种子就能被带到1500公里之外的地方。动物呢？在这个问题上达尔文所采用的方法就更具有巴罗克风格[4]了。他切下了一对鸭掌，悬吊在一只装满了蜗牛幼虫的水箱中。让这对鸭掌泡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把它们取出，并让他的孩子们数数上面附着了多少蜗牛幼虫。达尔文发现，这种小小的软体动物离开水之后还能存活长达20小时。[5]在这么久的时间里，他估算，一只鸭子带着脚掌上附着的蜗牛幼虫，可以飞跃1000多公里远的距离。他还观察到，许多遥远的岛屿上除了会飞的蝙蝠之外没有其他原生的哺乳动物，这当然不会仅仅只是巧合。[6]

这个达尔文自己称为“地理分布”的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些影响甚至直到他死后几十年才被人们认识到。在19世纪末期，古生物学家们开始分类整理在不同大陆上采集的化石之间所展示出来的古怪的一致性。举例来说，中龙（Mesosaurus）是一种体型较瘦、牙齿暴凸的爬行动物，主要生活在二叠纪。它的化石在非洲和隔洋相望的南美洲都有发现。舌羊齿（Glossopteris）是一种舌状蕨类植物，同样来自二叠纪，其化石在非洲、南美洲和澳洲都能找到。由于很难想象一只巨大的爬行动物要如何跨越大西洋，人们就引入了延伸近万公里的巨大陆桥来帮助解释。没有人知道这些横跨大洋的陆桥是如何消失的，又去了哪里。按理来说，它们应该是沉入了海浪之下。在20世纪初，德国气象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这些大陆肯定曾经移动过。”他写道，“南美洲曾经位于非洲的旁边，两者形成了一整块陆地……自那以后的数百万年间，这两部分越分越远，就好像是裂开的浮冰漂在水上一样。”[7]魏格纳一度提出一个假说：所有今天的大陆曾经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块巨大的超级大陆，称为泛古陆。魏格纳关于“大陆漂移”的理论在他有生之年饱受嘲讽，但是最终却通过板块构造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证实了。

人类世的惊人特征之一就是它在地理分布原理下所造就的乱象。如果说高速公路、无树木地带以及大豆种植园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孤岛，那么全球贸易和世界旅行又带来了相反的后果：它们否定了最遥远岛屿的遥远性。重新混合全世界动植物群系的过程，早已伴随着早期人类迁移的路途缓缓开始了，而近几十年来则逐渐加速，甚至令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入侵植物超过了本地植物。据估计，在每24小时的时间里，仅仅通过船舶压舱水这种方式，就有1万个不同的物种被转移到了世界上别的地方。[8]就这样，单是一艘超级油轮，甚至只是一位飞机乘客，就能毁掉数百万年的地理隔绝。麦吉尔大学一位研究物种入侵的专家安东尼·里恰尔迪把当前全世界动植物群系的重新洗牌称为“物种大入侵事件”。[9]他曾经写道：这在我们星球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我恰好就住在阿尔巴尼以东，离第一批死蝙蝠被发现的洞穴不算太远。当我得知这些事情的时候，这种病已经被冠名为白鼻综合征，并且扩散到了远达西弗吉尼亚的辽阔范围，杀死了差不多100万只蝙蝠。我给阿尔·希克斯打了个电话，他建议说，既然又到了蝙蝠普查的季节，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参加下次的普查。在一个阴冷的早晨，我们在一个离他办公室不远的停车场碰了面。从那里出发之后，我们向着阿迪朗达克山脉，一直朝北开去。

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离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不太远的一座山脚下。在19世纪以及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迪朗达克山脉是一个主要的铁矿石产地，有很多矿井位于这些大山的深处。当矿石采尽之后，矿井都被人们废弃了，又被蝙蝠占据了。为了进行普查，我们要进入一个曾经属于巴顿·希尔矿业（Barton Hill Mine）的矿井。入口位于半山腰处，山坡上覆盖着近一米深的积雪。在山路的起点处，有十几个人站在那里跺着脚驱寒。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像希克斯一样为纽约州政府工作。此外还有两位来自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生物学家，以及一位当地的小说家。他正在为自己的一本新书做调研，想在其中插入一个有关白鼻综合征的支线情节。

所有人都换上了雪鞋，除了小说家之外，他似乎没有收到要带雪鞋的通知。积雪已经结冰了，大家走得很慢，花了半个小时才前进了不到一公里。那位小说家不得不奋力对抗近一米深的积雪。在我们等他跟上来的时候，话题变成了进入一个废弃矿井可能面临的危险。大家告诉我，这些危险当中包括被落石砸到，被漏气毒死，以及突然跌落进几十米深的坑洞。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达矿井的主入口，其实就是个在山坡上切出来的大洞。洞口前的石头上面满是白色的鸟粪，雪地上则有爪子的印记。这些证据表明，渡鸦和郊狼已经发现了这里是个易于搞到晚餐的地方。

“一塌糊涂。”希克斯说。蝙蝠们正拍打着翅膀在坑道口飞进飞出，还有一些则在雪地上爬来爬去。希克斯去抓了一只来。它的样子没精打采的，以至于希克斯一下子就得手了。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抓着这只蝙蝠，掐断了它的脖子，然后放进一个封口袋中。“今天的普查不会花太多时间。”他宣布道。

我们换下雪鞋，戴上头盔和头灯，鱼贯进入矿井，沿着一条又长又陡的隧道向深处走去。散碎的光柱凌乱地照亮地面，飞行中的蝙蝠碰到我们就转向上方，飞进暗影之中。希克斯提醒所有人都保持警惕：“有些地方，只要走错一步，你就永远也回不来了。”隧道蜿蜒向前，有时会豁然开阔成音乐厅大小的洞穴，再从那里分出几条岔道出去，其中有些地方甚至还有自己的名字。在一个叫作唐·托马斯的阴暗洞厅中，我们分成小组开始了普查工作。这个过程主要是给尽可能多的蝙蝠照相。之后，会有人坐在阿尔巴尼的电脑屏幕前对照片上的全部蝙蝠进行计数。我与希克斯和一位来自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科学家一组，希克斯带着一架巨大的相机，而那位科学家则有一支激光笔。蝙蝠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在坑道洞顶上吊着的时候分成不同的群落，每一群都紧紧挤在一起。这里的蝙蝠大多数是小棕蝠，在蝙蝠普查的行话中被称为“露西斯”[10]。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它们是主要的蝙蝠物种，也很有可能正是你在夏季夜晚看到的那些扑棱着翅膀到处飞的蝙蝠。蝠如其名，体型很小，只有大概10厘米长，5克重。小棕蝠通体呈棕色，只是腹部的毛皮颜色稍浅。（诗人兰德尔·贾雷尔曾经这样形容它们：“色如咖啡混有奶油”。[11]）吊在洞顶上，双翼折起，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潮湿的拉拉队花球。这里还有小脚鼠耳蝠（Myotis leibii），可以通过它们颜色很深的脸部来辨别；另外还有印第安纳蝠（Myotis sodalis），早在白鼻综合征出现以前就已经被列为濒危动物。当我们继续向前走时，不断地打扰到这些蝙蝠。它们吱吱叫着，窸窣作响，就像是半梦半醒的孩子。

尽管名字叫白鼻综合征，但它并不仅限于蝙蝠的鼻子。当我们在矿井中越钻越深时，人们不断发现有的蝙蝠双翼和耳朵上也有真菌的斑点。染病蝙蝠之中的一部分被用拇指和食指处死了，用于研究的目的。每一只死蝙蝠都鉴定了性别——雄蝙蝠可以通过它们小小的阴茎来辨认——然后放进封口袋。

即便到了今天，人们仍不完全清楚毁灭地丝霉菌是如何杀死蝙蝠的。目前所知道的是，有白鼻症状的蝙蝠会从冬眠中醒来，并在白天到处飞。有假说认为，这些真菌侵蚀掉了（实际上可以说是真的吃掉了）蝙蝠的皮肤，直到蝙蝠因为感到不适而苏醒过来。这就让它们消耗掉了本来为越冬而准备的脂肪储备。处在饥饿的边缘，它们只能飞出去搜寻昆虫来吃。而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昆虫可供它们食用。还有人提出，真菌会导致水份透过蝙蝠的皮肤跑掉，这会促使它们醒来去找水喝。[12]同样，它们会用光关键的能量储备，最终变得瘦弱，然后是死亡。

我们进入巴顿·希尔矿的时间是下午1点。到了晚上7点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回到了我们出发的山底下，只不过是在大山内部而已。我们看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巨大卷扬机。当这个矿井还在运作的时候，这个卷扬机可用来把矿石拖上地表。卷扬机再往下，路消失在一池黑水之中，黑得就像是冥河一样。没法再往前走了，于是我们开始往上爬。

物种在全世界的迁移有时被比作俄罗斯轮盘赌[13]。就像任何赌注巨大的游戏一样，当一种新的生物出现在某个地方时，可能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什么也不发生，或许可以被称为空弹仓情况。或是因为气候不适合，或是因为这种生物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或是因为它们自己被当成食物吃掉了，或者还有许多其他的可能原因，新来者没能存活下来，或是至少没能繁育后代。大多数可能出现过的外来物种并未留下记录，实际上可能完全没有被注意到。所以，我们很难知道其准确数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潜在入侵者并未存活下来。

在第二种结果中，入侵的生物不仅存活下来，还养育出了新的一代，后者又存活下来并养育出了更年轻的一代。在入侵物种的研究中，这种情况被称为“定居”（establishment）。同样的，这种情况到底发生了多少次，也是不可能准确估计的。很多定居下来的物种可能会始终局限在它们进入的地点附近，或者也有一些完全无害，不会被人们所注意。但是，一定数量的入侵物种完成了入侵进程的第三步，也就是“扩散”——同样可以比作俄罗斯轮盘赌。1916年，在美国新泽西州里弗顿（Riverton）附近的一个幼儿园里发现了十几只奇怪的甲虫。次年，这种今天称为日本丽金龟（Popillia japonica）的甲虫向各个方向扩散，在将近8平方公里的地域内都有发现。之后的一年，这个数字跃至18平方公里；而再之后的一年，暴涨到124平方公里。这种甲虫继续以几何级数的速度扩张领地，在20年内就占领了从康涅狄格州到马里兰州的广阔地域。（自此之后，它仍在进一步扩散，南到亚拉巴马州，西到蒙大拿州。[14]）罗伊·范·德里舍是马萨诸塞大学的一名入侵物种方面的专家。他估计在每100种潜在入侵物种中，有5~15个物种能成功定居。在这5~15个物种之中，有一种将会成为“弹仓中的子弹”。[15]

为什么有些入侵物种能够进行爆发式的繁育，这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不断转移会带来巨大的优势，就像骗子的情况一样。当一个物种被运送到一个新的地点，特别是到了一个新的大陆上时，它就把它的竞争对手和天敌都甩在了身后。这种摆脱宿敌之后的自由，也是摆脱了演化史之后的自由，被称为“天敌脱离”。显然，已经有许多生物从天敌脱离之中获益了，其中之一就是于19世纪早期从欧洲来到美国东北部的千屈菜。在它本来的栖息地，千屈菜有各种各样的专一性天敌，包括黑边千屈菜甲虫、金千屈菜甲虫、千屈菜根象鼻虫以及千屈菜花象鼻虫。当千屈菜出现在北美洲时，那里没有上述任何一种昆虫。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植物可以占据从西弗吉尼亚州到华盛顿州的广大地域。在这些专一性天敌之中，有一部分最近被引入美国境内以控制千屈菜的扩张。这类“以毒攻毒”的策略有着全然两极化的结果。有些情况下，事实证明它是极为成功的；而另一些情况下则成了另一场生态灾难。20世纪50年代末期引入夏威夷的玫瑰蜗牛（Euglandina rosea）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种原产于中美洲的蜗牛被引入夏威夷的目的是为了捕食更早引入的另一种蜗牛——非洲大蜗牛（Achatina fulica），后者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种农业害虫。然而，玫瑰蜗牛大多数情况下却放着非洲大蜗牛不管，反而专注于体型更小、色彩更丰富的夏威夷本地蜗牛。在曾经栖息在这些群岛上的700多种本地蜗牛当中，如今差不多有90%都已经灭绝了，剩下那些蜗牛物种的数量也严重减少了[16]。

把旧日的对手甩在身后，其必然结果就是找没经验的新手来欺负。一个特别著名的恐怖例子就是体型瘦长的棕树蛇（Boiga irregularis）。这种蛇原产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北部，并在20世纪40年代到达关岛，很有可能是藏在军事货物中偷渡成功的。这个岛上原有的唯一蛇类是一种没有视力的小型蛇，跟虫子差不多大。所以关岛的动物群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棕树蛇的到来，更不要提它贪婪的食性了。这种蛇在岛上的原生鸟类中大开杀戒，其中包括：关岛阔嘴鹟，最后有人看到是在1984年；关岛秧鸡，多亏有捕获繁育计划的帮助才得以续存；以及马里亚纳果鸠，在关岛上已经灭绝（仅在几个更小的岛上苟延残喘）。在棕树蛇到来之前，关岛上有三种原生的哺乳动物，都是蝙蝠。今天，只有一种马里亚纳狐蝠残存下来，并且被认为处在高度濒危状态。与此同时，这种蛇作为天敌脱离的受益者，以疯狂的速度倍增着。在被称为“激剧繁殖”（irruption）的顶峰时期，其种群密度高达每100平方米6条。它们所造成的毁坏是如此严重，所有能吃的本地动物都一扫而空。现在，这种蛇主要以其他入侵者为食，比如古怪的石龙子，一种同样由巴布亚新几内亚而来的蜥蜴。作家戴维·奎曼告诫说，要把棕树蛇妖魔化是很容易的，但这种动物并不邪恶，它无道德意识，只是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而已。他还评论道，棕树蛇在关岛的所作所为“恰恰正是人类在全世界所做的事情：以其他物种为代价，无节制地获取自身的成功”。[17]

至于引进的病原体，情况也基本一致。病原体与其宿主之间的长期关系常常可以用一个军事用语来描述其特征：两者陷入了一场“演化军备竞赛”。在这场竞赛中，要想存活下去，两者都要防止对方取得过多优势。当一种全新的病原体出现的时候，就像是在冷兵器对决中带了一把枪。因为以前从没遇到过某种真菌（或病毒或细菌），新的宿主对其毫无防御力。这类“新型相互作用”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可能是极其致命的。在19世纪早期，美洲板栗树是东部森林的主要落叶树木。像在康涅狄格州这种地方，它提供了近半数的永久性使用木材。[18]（由于这种树能从根部出芽，所以即便是遭受过度采伐仍然生长得不错。“那时候不仅仅婴儿床可能是用栗木做的，”一位名叫乔治·黑普廷的植物病理学家曾经写道，“说不定连老人的棺材也是。”[19]）接下来，在19~20世纪之交，导致栗树枝枯病的栗树枝枯病菌（Cryphonectria parasitica）侵入美国，来源可能是日本。亚洲板栗树与栗树枝枯病菌共同演化而来，很容易适应其存在，而对于美洲板栗树而言，这种真菌却被证明是百分之百致命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真菌实际上已经杀光了美国境内的每一棵板栗树，总计约40亿棵。若干种依存于这种树的蛾子也一同消失了。据推测，壶菌的致命性也正是由于其“新”的特性所导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金蛙突然之间就从千蛙溪消失了，以及为什么两栖动物成了地球上最为危急的一类生物。

甚至早在白鼻综合征正式鉴定之前，阿尔·希克斯和他的同事们就曾经怀疑过是引进物种惹的祸。无论是什么东西杀死了蝙蝠，那都应该是某种它们此前从未遭遇过的东西，因为其致死率是如此之高。与此同时，这种病症正从纽约上州以一种典型的靶环模式向外扩散。这似乎表明，背后的元凶是在阿尔巴尼附近登陆的。当蝙蝠的持续不断死亡开始成为全国性新闻的时候，出现了一条可能的线索。有一位洞穴探险者给希克斯寄来了一些照片，是他在阿尔巴尼市以西约64公里处拍摄的。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06年，比希克斯的同事们给他打电话报告噩耗的时间整整早了一年。在这些照片上，已经明显可以看出白鼻的迹象。这位洞穴探险者拍照所在的洞穴连接着豪洞（Howe Caverns），那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旅游地，提供洞穴探险、地下河漂流以及其他一些游览项目。

“有意思的是，我们手中关于此事的最早记录竟然是在一个进行了商业开发的纽约州洞穴中拍摄的照片，而那个洞穴每年有20万人次的游客参观。”希克斯告诉我说。

引进物种现在已经是许多风景之中的一部分，你往窗外瞥一眼，很有可能就会看到一些引进物种。从我现在所坐的地方——位于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某地——向外望去，能看到草地，那是某个人在某个时候种下的，而且非常肯定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原有生物。（几乎所有在美国草坪上的草都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包括所谓的肯塔基蓝草[20]。）我的草坪修整得并不算特别好，所以我还看到了很多蒲公英，它们来自欧洲，扩散得到处都是。草坪上还有葱芥和宽叶车前，同样都是来自欧洲的入侵者。宽叶车前（Plantago major）似乎是随着最早的一批白人定居者到达美洲的，已经成了一种体现移民者存在的可靠标志，美国原住民甚至称其为“白人的脚印”。从写字台前起身，走过草坪的边缘，我还能看到：野蔷薇，来自亚洲的一种多刺的入侵植物；安妮女王的蕾丝，[21]另一种来自欧洲的引进物种；牛蒡，同样来自欧洲；还有远东白英，[22]顾名思义就知道其来源。根据一项对马萨诸塞州植物标本的研究，其中的植物物种有近三分之一是“归化的外来者”。[23]如果在土里向下挖几厘米，我就会碰到蚯蚓，同样是外来者。在欧洲人到此之前，新英格兰地区没有自己的蚯蚓。这个地区的蠕虫已经在最后一次冰川期中扫除殆尽了，此后虽经历了一万年相对温暖的时期，北美本地的蠕虫也没有重新占据这个地区。蚯蚓能够消灭掉残败的落叶，从而显著地改变森林土壤的构成。（虽然蚯蚓深受园丁们的喜爱，但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蚯蚓的引进与美国东北部地区一种本地蝾螈的数量下降有着某种联系。[24]）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几种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新入侵者显然正在马萨诸塞州进行着扩散行动。其中除了毁灭地丝霉菌以外，还包括：亚洲天牛，一种从中国进入美国的物种，以多种硬木树为食；白蜡窄吉丁，同样来自亚洲，其幼虫会在白蜡树中钻孔并导致树木死亡；斑马壳菜蛤，一种来自东欧的淡水生物，有个令人生厌的习性，就是会把自己附着在任何可以附着的表面上，并以水中可以食用的任何东西为食。

从我住的地方沿着路向低处走有个湖，湖边立着的一块牌子上写着：“禁止水中顺风车！清洁所有娱乐设施！”牌子上画着一艘船，上面覆满了斑马壳菜蛤，看起来就好像是有人误把这种软体动物当成油漆来用。

无论你是在哪里读到这些文字，情节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我指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其他地区，而是全世界。“DAISIE”是一个有关欧洲入侵物种的数据库，跟踪着超过1.2万个物种的情况。“APASD”是“亚太外来物种数据库”的缩写，“FISNA”是“非洲森林入侵物种网络”的缩写，“IBIS”是“岛屿生物多样性和入侵物种数据库”的缩写，而“NEMESIS”是“美国国家外来河海物种信息系统”的缩写。这些数据库也追踪着成千上万的其他入侵物种。在澳大利亚，入侵物种的问题是如此严重，孩子们从学前班开始就加入了防控行动。在布里斯班以北的汤斯维尔（Townsville），市议会决定鼓励孩子们对甘蔗蟾蜍进行“定期捕猎”。这种动物本来是在20世纪30年代有意引进的，以期控制竹土天牛对甘蔗的侵害，结果反而成了一场灾难。（甘蔗蟾蜍是有毒的，而本地的动物如袋鼬等并不知情，一旦吃了甘蔗蟾蜍就会死亡。）为了以人道的方式处理蟾蜍，议会指导孩子们“把蟾蜍放在冷藏室里12小时”，然后“再把它们放在冷冻室里12小时”[25]。最近一项对南极洲人类活动的研究发现，仅仅一个夏天的时间，来到南极大陆的游客和研究人员就会从其他大陆带来超过7万粒植物种子。[26]其中已经有一种来自欧洲的早熟禾（Poa annua）落地生根，成功地在南极洲定居。由于南极洲只有

图中标牌文字意为：

自驾船者注意

所有自驾船者都必须在驾船出发之前

填妥《自驾船清洁证明表》

请帮助我们阻止斑马壳菜蛤扩散

两个原生的维管植物物种，这就意味着那里三分之一的维管植物已经是入侵物种了。

从全球动植物群的角度来看，世界旅行代表了一种迅猛发展的新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古老现象的重演。魏格纳从化石记录中推理出来的大陆漂移过程如今又反转过来了——这是另一种人类推动地质历史车轮倒转的方式，而且是以极高的速度。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高效的板块构造过程，但没有板块的移动。通过把亚洲的物种带到北美、把北美的物种带到澳洲、把澳洲的物种带到非洲以及把欧洲的物种带到南极洲，我们实际上正在把世界重新拼合成一个巨大的超级大陆，生物学家们有时称之为新泛古陆。

风神洞（Aeolus Cave）位于佛蒙特州多塞特镇一处长着树林的山坡上，据信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蝙蝠冬眠地。据估计，在白鼻综合征肆虐之前，每年有近30万只蝙蝠来此越冬，其中一些甚至来自遥远的罗得岛和安大略省。在我和希克斯前往巴顿·希尔矿几周后，他邀我与他一同去风神洞。这趟旅程是由佛蒙特州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局组织的。在山脚下，我们不必换上雪鞋，而是一起乘上了雪地摩托。上山的路曲折蜿蜒，由一连串长长的之字形路径组成。这里-4℃的气温远远低于蝙蝠能够活动的温度，但是当我们在洞穴入口附近停车的时候，我还是能看到蝙蝠扑棱着翅膀飞来飞去。佛蒙特方面的官员之中最为资深的斯科特·达林（Scott Darling）宣布，在继续前进之前，我们都要戴上乳胶手套和包裹全身的一次性工作服。我当时感到这样做有点多此一举，像是那位小说家笔下白鼻相关情节里的戏剧化场景。然而，很快我就看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风神洞是水流通过成千上万年的冲刷形成的。为了防止人们进入其中，拥有这个洞穴所有权的美国自然保护协会用一些巨大的钢制板条门封住了入口。我们之中有人用钥匙打开了其中一扇板条，产生的这道窄缝仅能勉强爬过去或滑进去。除了寒冷之外，还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从开口处直冲出来，又像是野生动物园的味道，又像是垃圾站的味道。直达大门口的那条石头路上结了冰，滑得几乎站不住脚。轮到我时，才挤进两道板条之间，就立刻滑倒在什么柔软而又湿冷的东西中间。我立即爬了起来，同时意识到，那是一堆死蝙蝠的尸体。

风神洞入口处的洞厅叫作鸟粪厅，前端大概有9米宽，6米高。越向后走，它就逐渐缩窄，并倾斜下去。那些从这个洞厅分出去的隧道只有洞穴探险者才有能力进入，从那些隧道再分出去的分支则只有蝙蝠能够进入。向鸟粪厅里面望去，感觉就像是盯着一个巨大的喉咙。这幅阴暗的场景令人不寒而栗。在洞顶上有巨大的冰柱悬吊下来，而地面上则有形状像是水螅的巨大冰块凸起。地面上覆满了死蝙蝠。我注意到还有些冰块里面冻着蝙蝠。在洞顶上有休眠中的蝙蝠，也有彻底醒来的蝙蝠。后者会飞起来，迅速掠过我们，或是向我们直冲过来。

为什么有些地方的蝙蝠尸体会堆积如山，而另一些地方的却会被吃掉或是通过别的什么方式消失，这至今还是一个谜。希克斯推测，风神洞这里的条件太糟糕了，蝙蝠还没能出洞就死在了这里。他和达林本来计划要数数鸟粪厅中的蝙蝠数量。但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了，改成了采集一些标本。达林解释说，这些标本将会送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样的话，这些曾经在风神洞越冬的数万只小棕蝠、北美鼠耳蝠和三色蝠至少还能留下记录。他说：“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他指出，与那些最多存在了一两个世纪的矿井不同，风神洞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自从洞口在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时被打开以来，一代又一代的蝙蝠一直在那里冬眠。

“这就是此事最为惊人之处：它打破了演化的链条。”达林说道。他和希克斯开始从地上捡拾死蝙蝠。那些已经严重腐烂的蝙蝠又被扔了回去，那些多多少少还算完整的首先鉴定了性别，然后放进了容积两升的塑料袋里。我帮忙撑着装雌蝙蝠的塑料袋袋口。很快袋子就装满了，又开了一个新的袋子。当标本数目达到了500左右时，达林决定该回去了。希克斯留在后面。他带来了他的大相机，说想再多照一些照片回去。在我们停留在洞中的这几个小时里，这幅大屠杀的场面变得更加触目惊心了，因为许多蝙蝠的尸体受到了挤压，现在正渗出红色的血水。当我朝着入口往上走的时候，希克斯在我后面说：“千万别踩到死蝙蝠。”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是在开玩笑。

新泛古陆现象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很难说。科学作家阿兰·伯迪克曾称人类“无疑是生物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入侵者”。[27]如果你像他说的一样把人类算作入侵物种的话，那么新泛古陆的进程早在约12万年前现代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就开始了。当人类在大约1.3万年前推进到北美洲时，他们还带着驯化的狗一起跨过了白令陆桥。[28]波利尼西亚人在大约1500年前定居夏威夷，带去的不仅仅有老鼠，还有虱子、跳蚤和猪。对于新世界的地理“发现”启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生物交换竞赛，也就是所谓的“哥伦布交换”，把新泛古陆的进程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上。甚至就在达尔文精心打磨他的地理分布理论时，这些理论正在被一些所谓驯化学会的组织蓄意削弱着。恰恰就是《物种起源》出版的那一年，墨尔本某个驯化学会的成员在澳大利亚放生了第一只兔子。此后，他们繁殖的速度快得就像是……好吧，就像是兔子。1890年，纽约一个团体以“引进外国的动植物群体之中被证明是有用或有趣的品种并使之适应本地环境”为己任。[29]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之下，他们把欧椋鸟引入了美国。（实际上，这个团队的领导人应该是想要把莎士比亚笔下提到的所有鸟类都带到美国。）那100只在中央公园放飞的椋鸟如今已经扩增到超过2亿只。

即便到了今天，美国人仍旧在有意引入他们认为“可能会有用或有趣的外国品种”。花园目录上满是非本地植物，而观赏鱼目录上满是非本地鱼类。根据《生物入侵大百科辞典》上的“宠物”条目，每年被带入美国的非原生物种中，哺乳类、鸟类、两栖类、龟类、蜥蜴类以及蛇类动物的物种数比这个国家相应种类的原生物种数还要多。[30]与此同时，随着全球贸易的速度和总量不断增长，意外引进的物种数量也不断攀升。有些物种本来无法在独木舟底或捕鲸船上挨过横跨大洋的漫漫旅程，如今却可以轻易地承受同样距离的旅程，只不过是在现代化货轮的压舱水中，在飞机的隔舱里，甚至是在乘客的旅行箱内。近期一项对于北美沿海水域非原生物种的研究发现，“报告的入侵事件数量在过去200年间以指数速度增加”。[31]这项研究将速度的加快归咎于货物运输量的增加，以及货物运输速度的提升。据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入侵物种研究中心估计，加利福尼亚州现在每60天就会获得一个新的入侵物种。这与夏威夷相比算是慢的，那里每个月都会添加一个新的入侵物种。（为了加以比较，有必要在此指出，早在人类入驻夏威夷之前，新物种成功在这些群岛上定居的速率似乎是每万年一种。[32]）

这种重新洗牌的一个直接效果或许可以称之为局地多样性的上升。在地球上随便选一个地方，澳大利亚或是南极半岛或是你家旁边的公园，很有可能在过去一两百年间，这个区域内能发现的物种数量已经增长了，而非减少了。在人类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之前，许多类别的生物在夏威夷整个都是不存在的。这之中不仅仅包括了啮齿类动物，还包括两栖类、陆生爬行类以及有蹄类动物。这些岛上曾经也没有蚂蚁，没有蚜虫，没有蚊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大大丰富了夏威夷的生物种类。但是在没有人类的时候，夏威夷是成千上万种不存在于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物种的家园，而这些本地物种中大部分如今已经消失不见。损失的除了几百种陆生蜗牛以外，还包括几十种鸟类与百余种的蕨类和开花植物。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从整体尺度上来看，局地多样性还是增加了，而全球多样性，也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能够找到的不同物种的总数，却下降了。

一般认为对于生物入侵的研究始于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埃尔顿。他于1958年出版了对后世具有开创性影响的著作《动物和植物入侵的生态学》。为了解释物种到处移动所带来的明显的矛盾效应，埃尔顿用了一组水箱作为类比。想象每个水箱中都装满了不同的化学溶液。再想象每个水箱都用长而细的管道连接着旁边的水箱。如果管道上的阀门每天只打开一分钟，那么这些溶液之间会开始缓缓地混合。这些化学物质将会重新结合，形成新的化合物，而一些原有的化合物则会减少。“可能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让整个系统达到平衡。”埃尔顿写道。不过，最终所有的水箱都将盛有一样的溶液，差异性将被抹平。这正是把长久以来都隔绝开的植物和动物带到一起将会得到的结局。

“如果我们看得足够长远，生物世界最终的状态将会变得不是更复杂，而是更简单，也更贫乏。”埃尔顿如是写道。[33]

从埃尔顿的时代开始，生态学家们就一直尝试通过思想实验的手段对全球均质化的总体效应进行量化。做这个实验，首先要将地球上所有的陆地压缩成一块超级大陆。然后，用物种-面积关系来估算这样一块大陆可以支持多大的差异性。这一图景之下的多样性与目前世界上实际多样性之差就代表了彻底的彼此连通所能造成的多样性损失。对于陆生哺乳动物来说，差异是66%，也就是说，一个单一大陆的世界将仅仅拥有现存哺乳动物物种的三分之一。[34]对于陆生鸟类来说，差异将低于50%，意味着单一大陆的世界将只有目前鸟类的一半。

如果我们看得比埃尔顿更长远的话，比如几百万年后，生物世界肯定又将变得更加复杂。假设最终所有的旅行和全球性贸易都将停止，那么新泛古陆又将开始四分五裂，当然只是在比喻意义上。大陆重新分隔，岛屿重新被孤立。当这一切发生时，新的物种将在已经扩散到全世界的入侵物种的基础上演化出来并辐射出去。夏威夷或许将产生巨大的老鼠，而澳大利亚或许会有巨大的兔子。

在我和阿尔·希克斯及斯科特·达林一起访问风神洞之后的第二个冬天，我与另一组野生动物学家回去了那里。这一次洞里的场景很不相同，但一样骇人。经过这一年的时间，洞里成堆的血淋淋的蝙蝠尸体几乎已经全部腐烂掉了，所剩下的仅是地面上一层纤细的骨头形成的毯子，每一根都不比松针更粗。

这一次的普查工作是由佛蒙特州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瑞安·史密斯（Ryan Smith）和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苏西·冯·厄廷根（Susi von Oettingen）来组织的。他们从挂在鸟粪厅最宽处的一群蝙蝠开始。通过仔细的检查，史密斯注意到这一群中的大多数蝙蝠已经死去了，小脚呈僵直的钩子状挂在岩石上。不过他觉得在这些尸体中间也看到了一些还活着的蝙蝠。他向着冯·厄廷根喊出了活蝙蝠的数目，后者身上带着铅笔和便笺本。

“两只小棕蝠。”史密斯说。

“两只小棕蝠。”冯·厄廷根重复道，写下了数字。

史密斯逐步向着洞穴的深处推进他的工作。冯·厄廷根把我叫过去，用手势指着岩面上的一个裂缝。显然曾经有过数十只蝙蝠在那里冬眠，如今只剩下一层黑泥，镶嵌着牙签大小的骨头。她记得在更早一次到这个洞穴来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岩缝里看到一只活着的蝙蝠试图用嘴拱醒死去的同类。“看得我心都碎了。”她说道。

蝙蝠所具有的社会性，竟成了毁灭地丝霉菌的极大利好。在冬季里，当蝙蝠成群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被感染的蝙蝠就把真菌传染给了未受感染的蝙蝠。那些存活下来的蝙蝠直到春天才会四散而去，身上也携带着真菌。通过这种方式，毁灭地丝霉菌就从一只蝙蝠传给了另一只蝙蝠，从一个洞穴传到了另一个洞穴。

史密斯和冯·厄廷根只花了大约20分钟就完成了几近空旷的鸟粪厅内的普查。完事之后，冯·厄廷根在本子上加了加：88只小棕蝠、1只北美鼠耳蝠、3只三色蝠，20只物种不明的蝙蝠，总共是112只。这大约是以往典型年份在这个洞厅内普查结果的三十分之一。冯·厄廷根在我们扭动身体挤过打开的板条门时告诉我：“蝙蝠根本就跟不上这么高的死亡率。”她说小棕蝠的繁殖速度非常慢，雌蝙蝠一年只产一只幼仔。所以，即便是某些蝙蝠最终被证明能够抵抗白鼻综合征，我们也很难看到种群能恢复到何种程度。

自从2010年冬天起，毁灭地丝霉菌的踪影已出现在欧洲，似乎也广泛扩散开了。这块大陆上有自己的蝙蝠物种，例如从土耳其到荷兰都有分布的大鼠耳蝠。大鼠耳蝠能够携带白鼻病原体，但似乎并不会受其影响。这表明，它们很有可能是与这种真菌共同演化而来的。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地区的情况仍然是希望全无。我在2011年冬天又一次回到风神洞参加普查。这一次在鸟粪厅只发现了35只活着的蝙蝠。2012年也去了一趟。当我们终于爬到入口处时，同行的生物学家认为进洞将是一个错误：打扰任何蝙蝠所带来的风险将超过对它们计数所带来的好处。2013年冬天我再次爬上山去。此时，据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调查，白鼻综合征已经扩散到了22个州和加拿大的5个省，杀死了超过600万只蝙蝠。虽然当时的气温已经在冰点以下了，还是有一只蝙蝠朝着站在板条门前的我飞了过来。在入口附近的岩石表面上，我数出了10只吊挂着的蝙蝠，它们大都一副脱水的样子，就像是木乃伊一样。佛蒙特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已经在风神洞入口附近的两棵树上贴了两张告示。一张上写着：“此洞已经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另一张上宣称将对违规者处以“最高达每只蝙蝠1000美元”的罚款。（也不知道告示上指的是活着的蝙蝠还是那些数量多得多的死蝙蝠。）

不久前，我又给斯科特·达林打了电话，询问最新的情况。他告诉我，曾经在佛蒙特州相当常见的小棕蝠如今已经正式被列为该州的濒危物种了。同样的还有北美鼠耳蝠和三色蝠。“我常常用‘绝望’这个词，”他说，“我们正处于绝望境地。”

鸟粪厅同一角落的照片，从左至右分别拍摄于：2009年冬天（有正在冬眠的蝙蝠），2010年冬天（蝙蝠少了很多），2011年冬天（没有蝙蝠）

“说点别的，”他继续道，“我有一天读到了这样一条新闻。一个叫作佛蒙特生态研究中心的机构建立了一个网站。人们可以给任何在佛蒙特州的生物拍张照片，然后登记到这个网站上。如果是几年前读到这则新闻，我肯定会笑出来的。我肯定会说：‘你要让大家发来松树的照片吗？’而现在，在小棕蝠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之后，我真希望他们能早点做这件事。”

[1]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真菌并不真正属于地丝霉属，因而更名为毁灭伪裸子囊菌（Pseudogymnoascus destructans），在分类学上地位未定，除了确定属于真菌门之外，连所属的纲都无法确定。下文不再特别指出，仍按原文使用毁灭地丝霉菌的名称。——译者

[2] Charles Darwin，letter to J.D.Hooker，Apr.19，1855，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Cambridge University.

[3] Charles Darwin，letter to Gardeners’ Chronicle，May 21，1855，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Cambridge University.

[4] 17~18世纪的欧洲建筑、音乐和艺术风格，以华丽的细节为主要特点。——译者

[5]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385.

[6]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394.

[7] Alfred Wegener，The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translated by John Biram（New York：Dover，1966），17.

[8] A.Davis，Invasion Bi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2.

[9] Anthony Ricciardi，“Are Modern Biological Invasions an Unprecedented Form of Global Change？”Conservation Biology 21（2007）：329-336.

[10] 发音来自小棕蝠科学命名中“luci”这个词根。——译者

[11] Randall Jarrell and Maurice Sendak，The Bat-Poet（1964；reprint，New York：HarperCollins，1996），1.

[12] Paul M.Cryan et al.，“Wing Pathology of White-Nose Syndrome in Bats Suggests Life-Threatening Disruption of Physiology，”BMC Biology 8（2010）.

[13] 指在左轮手枪的弹仓中随机放入子弹，两人轮流用枪指着脑袋扣动扳机的性命赌博。——译者

[14] 这部分关于日本丽金龟扩散过程的描述出自Charles S.Elton，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 Animals and Plants（1958；repri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51-53。

[15] Jason van Driesche and Roy van Driesche，Nature out of Place：Biological Invasions in the Global Age（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0），91.

[16] Information on Hawaii’s land snails comes from Christen Mitchell et al.，Hawaii’s Comprehensive Wildlife Conservation Strategy（Honolulu：Department of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2005）.

[17] David Quammen，The Song of the Dodo：Island Biogeography in an Age of Extinctions（1996；reprint，New York：Scribner，2004），333.

[18] Van Driesche and Van Driesche，Nature out of Place，123.

[19] George H.Hepting，“Death of the American Chestnut，”Forest and Conservation History 18（1974）：60.

[20] “Kentucky bluegrass”是北美地区的惯常称谓，其学名为草地早熟禾（Poa pratensis），原产于欧亚大陆。——译者

[21] 即野胡萝卜，在我国江浙地区又称鹤虱草，是食用胡萝卜经过人类种植筛选之前的原始物种。——译者

[22] 远东白英在我国的标准学名是南蛇藤，原产于东亚地区。实际上，南蛇藤与白英在分类学上甚至都不属于同一个科。——译者

[23] Paul Somers，“The Invasive Plant Problem，”<http：//www.mass.gov/eea/docs/dfg/nhesp/land-protection-andmanagement/invasive-plant-problem.pdf>.

[24] John C.Maerz，Victoria A.Nuzzo，and Bernd Blossey，“Declines in Woodland Salamander Abundance Associated with Non-Native Earthworm and Plant Invasions，”Conservation Biology 23（2009）：975-981.

[25] “Operation Toad Day Out：Tip Sheet，”Townsville City Council，<http：//www.townsville.qld.gov.au/resident/pests/Documents/TDO%202012_Tip%20Sheet.pdf>.

[26] Steven L.Chown et al.，“Continent-wide Risk Assessme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onindigenous Species in Antarctic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2012）：4938-4943.

[27] Alan Burdick，Out of Eden：An Odyssey of Ecological Invas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5），29.

[28] Jennifer A.Leonard et al.，“Ancient DNA Evidence for Old World Origin of New World Dogs，”Science 298（2002）：1613-1616.

[29] Quoted in Kim Todd，Tinkering with Eden：A Natural History of Exotics in America（New York：Norton，2001），137-138.

[30] Peter T.Jenkins，“Pet Trade，”in Encyclopedia of Biological Invasions，edited by Daniel Simberloff and Marcel Rejmánek（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539-543.

[31] Gregory M.Ruiz et al.，“Invasion of Coastal Marine Communities of North America：Apparent Patterns，Processes，and Biases，”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31（2000）：481-531.

[32] Van Driesche and Van Driesche，Nature out of Place，46.

[33] Elton，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 Animals and Plants，50-51.

[34] James H.Brown，Macroec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220.

苏门答腊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

我看到苏吉（Suci）的第一眼，是她惊人的巨大背影。她体宽约一米，长着暗红色的粗糙毛发。她红棕色皮肤的质地就像是在鹅卵石路表面铺上油毡一样。苏吉是一头苏门答腊犀，2004年出生于辛辛那提公园，并一直生活在那里。我前去访问的那个下午，其他一些人也围在她令人生畏的屁股跟前。他们都在充满爱意地轻拍着她的屁股，于是我也上前去抚摸了一下。那感觉就像是抚摸一根树干。

特丽·罗思（Terri Roth）博士是动物园“濒危动物保护与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她穿着消毒服来到了犀牛的围栏里。罗思个子瘦高，长长的棕色头发打了个圆髻别在脑后。她戴上一只透明塑料手套，覆盖了她的整个右前臂，超过了手肘，几乎到达肩部。苏吉的饲养员之一用某种塑料薄膜似的东西把犀牛的尾巴包了起来，拉到旁边。另一位饲养员拿着一个桶守在苏吉的嘴旁。从苏吉的屁股这边几乎看不到嘴那边，但他们告诉我那个饲养员在给犀牛喂苹果块。我能听到她咬碎苹果的声音。当苏吉因此而分神的时候，罗思又拿了第二只手套戴在第一只外面，并在手里抓了一个游戏机手柄似的东西。然后，她把那条胳膊塞进了犀牛的肛门里。

在犀牛现存的五个物种当中，苏门答腊犀是最小的一种，但也可以说是最老的一种。双角犀属（Dicerorhinus）起源于约2000万年前，这意味着苏门答腊犀的种系一直追溯到中新世都没有什么变化。遗传分析表明，苏门答腊犀是与披毛犀亲缘关系最接近的现存物种。[1]披毛犀在最后一次冰川期时生活在从苏格兰岛直到韩国的广大区域。E·O·威尔逊曾经在辛辛那提动物园与苏吉的母亲度过一个夜晚，并且在书桌上保留着一缕她的毛发。他形容苏门答腊犀就是一种“活化石”。[2]

苏门答腊犀是一种害羞的独居生物，在野外总是寻找茂密的低矮灌木丛。它们有两只角，一只大的位于口鼻部的尖端，一只小的位于其后。它们还长着尖尖的上唇，供攫取树叶和树枝之用。这种动物的性生活极其不规律，至少以人类的视角来看是这样。雌性苏门答腊犀是所谓的诱发性排卵者，除非她们感觉到附近有合适的雄性，否则她们是不会排卵的。就苏吉的情况来说，距她最近的合适雄性位于万余公里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罗思此时此刻要站在这儿，把胳膊伸到犀牛直肠里。

约一周前，人们给苏吉做了一次激素注射，以刺激她的卵巢。那之后又过了几天，罗思尝试着给她做了人工授精。这个过程要用到一根又长又细的管子，穿过苏吉子宫颈的褶皱，然后向里面打进去一瓶解了冻的精液。据罗思当时做的笔记上写，苏吉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好”。现在，是时候做一次后续的超声检查了。在罗思的手肘附近支着一个电脑屏幕，上面出现了带着雪点的图像。罗思找到了犀牛的膀胱，在屏幕上显示为一个暗泡。然后，她继续往前找。在人工授精的时候，苏吉的右侧卵巢中已经有一个卵子可以看见了。罗思的希望是，这个卵子在那之后就被排出来了。如果的确如此，苏吉就有可能怀孕。但是，那个卵仍旧还在罗思上次看到它的地方，位于一片灰云之中的一个黑圈。

“苏吉没有排卵。”罗思对着聚在周围帮忙的六位动物园饲养员宣布道。此时，她的整条右臂都已经消失在了犀牛的身体里。这群人共同发出了一声叹息。还有人说：“哦，不！”罗思拔出了她的胳膊，除去了手套。虽然她很明显对于结果感到失望，但她显然并不吃惊。

苏门答腊犀的活动地域曾经从喜马拉雅山麓的不丹和印度东北部，一路向南延伸到缅甸、泰国、柬埔寨以及马来半岛，乃至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岛屿。在19世纪，它还很常见，甚至被当成一种农业害兽。随着东南亚森林的砍伐，犀牛的栖息地不断缩小，并碎片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苏门答腊犀的种群数量已经减少到了几百头，多数位于苏门答腊岛隔离起来的保护区内，其余则在马来西亚。1984年，当一群环保工作者聚集在新加坡试图搞出一个拯救策略时，这种动物似乎已经不可阻挡地走向了灭绝。按照这些环保人士的计划，为了保护这个物种，在其他行动之外还要呼吁建立捕获繁育计划，以对抗其个体数量的下降。于是，40头苏门答腊犀被捕获，其中7头送到了美国的动物园。

捕获繁育计划有一个灾难性的开始。在不到3周的时间里，马来半岛的繁育中心有5头犀牛死于锥虫病，一种由苍蝇传播的寄生虫所引发的疾病。在马来西亚婆罗洲东边尖角处的沙巴州捕获了10头苏门答腊犀，其中2头死于捕捉过程中所造成的伤害。第3头死于破伤风，第4头死于不明原因。到了1990年前后，没有一头苏门答腊犀产下任何后代。在美国，死亡率甚至还要更高。动物园给苏门答腊犀喂了干草，但实际上这种犀牛不能靠干草存活，而是需要新鲜的树叶和树枝。等到有人搞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送到美国的7头犀牛中只有3头还活着，各自在不同的城市里生活。在1995年，《环保生物学》期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捕获繁育计划的论文，其题目是《帮助一个物种走向灭绝》。

那一年，在一次放手一搏的最后努力中，纽约市布朗克斯动物园和洛杉矶动物园各自把他们仅存的犀牛（2头均为雌性）送到了辛辛那提，那里有美国唯一幸存的雄性苏门答腊犀，名叫伊普（Ipuh）。罗思被雇来搞清楚到底该拿他们怎么办。作为独居动物，他们不能被放在同一个围栏里，但是不弄到一起的话显然是不可能交配的。罗思全力投入了对犀牛生理的研究，采集了血液样本，分析了尿液，还检测了激素水平。她对这种犀牛了解得越多，反而觉得挑战的难度越大。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物种。”当我们一起回到她的办公室时，罗思这样告诉我。这间办公室的装饰是满架子的犀牛，有木头的，有黏土的，也有毛绒做的。来自布朗克斯的那头雌犀牛名叫莴苣公主（Rapunzel）。后来发现她太老了，已经过了生育年龄。埃米（Emi）是来自洛杉矶的雌犀牛，正处于合适的年龄，但似乎从未排卵。这个难题花了罗思近一年的时间去解决。当她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是雌犀牛需要感觉到一头雄性在附近，她开始给埃米和伊普安排简单但是受到了严密监控的“约会”。经过了一两个月的无所事事之后，埃米怀孕了，但接着又流产了。她后来又一次怀孕，又一次同样流产。这样的模式不断重复，前后共计5次。此时，埃米和伊普的眼睛都出了问题。罗思最终确定，是在太阳下待的时间过长所造成的结果。在野外，苏门答腊犀生活在森林树冠层的阴影之下。为此，辛辛那提动物园投入了50万美元建设了一座人工凉棚。

埃米在2000年秋天再次怀孕。这一次，罗思给她补充了激素，方法是把面包片泡在含孕酮液体中，再喂给犀牛吃。最终，在经过了16个月的孕期之后，埃米产下了一头雄性犀牛，取名叫安达拉斯（Andalas）。在他之后又有了苏吉，这个名字在印度尼西亚语中的意思是“神圣的”。再之后又是一头雄性，名叫哈拉潘（Harapan）。在2007年，安达拉斯被运回苏门答腊岛位于韦坎巴斯（Way Kambas）国家公园的一家捕获繁育设施。2012年在那里，他当上了爸爸，有了一头名叫安达图（Andatu）的小犀牛。这也是埃米和伊普的孙子。

辛辛那提动物园里的苏吉

在辛辛那提出生的3头人工繁育犀牛以及在韦坎巴斯出生的第4头显然不足以补足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那许多头苏门答腊犀。但那实际上已经是在过去30年间世界各地出生的全部苏门答腊犀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野外的苏门答腊犀数量已经骤减。目前据信全世界仅存不到100头。讽刺之处在于，正是人类把这个物种带到了如此之低的数量水平上，以至于似乎只有英雄式的人类努力才能拯救这个物种。如果苏门答腊犀还有未来的话，那肯定要感谢罗思，以及少数像罗思一样懂得如何把一只手臂伸到犀牛直肠里做超声检查的那些人。

事实上，苏门答腊犀所面临的情况，或多或少也是所有犀牛共同面临的问题。爪哇犀曾经生活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如今已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之一，可能只剩下不到50头个体，全都在一个爪哇自然保护区内。（在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已知的最后一头爪哇犀于2010年被一名盗猎者杀死于越南。）印度犀是5种犀牛中体型最大的，看起来就像是披着一件有褶皱的厚外套，正如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故事中所描写的一样。印度犀的数量如今已经减少到了约3000头，大多生活在印度阿萨姆邦的4个公园之中。在100年前，非洲的黑犀牛数量达到100万头。从那以后，这个数字被减至约5000头。同样来自非洲的白犀牛，是唯一目前还没有列入受威胁物种的犀牛。在19世纪，这种犀牛被猎杀到已经快被人们忘却了，却在20世纪完成了异乎寻常的东山再起。现在到了21世纪，它们又重新受到来自盗猎者的压力。盗猎者盗得的犀牛角，每公斤在黑市上可以卖到超过4.5万美元的价格。犀牛角与你的指甲一样是由角蛋白组成的，却长期被用于传统中药材，[3]而近年又成为高端聚会中的“药粉”而受到追捧。[4]在东南亚的夜店里，犀牛粉像可卡因一样被人吸食。

当然，犀牛绝不是个案。对这些“有着迷人魅力”的巨大哺乳动物，人类往往能感受到一种深切而近乎神秘的联系，即使它们身处牢笼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各地的动物园愿意投入如此之多的资源，用于犀牛、熊猫以及大猩猩的展览展示。（威尔逊曾经把他与埃米在辛辛那提共度的那个夜晚描述为他生命中“最为难忘的事件之一”。）但是在它们没有被关起来的地方，这些有着迷人魅力的巨大动物几乎都会陷入麻烦。在全世界8个物种的熊当中，6个被列为“易危”或“濒危”。亚洲象的数量在过去三代内已经减少了50%。非洲象好一些，但也和犀牛一样，正日益受到盗猎的威胁。一项近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仅在过去10年间，非洲森林象的数量就减少了60%以上。[5]这种象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同于普通非洲象的独立物种。大多数的大型猫科动物，比如狮子、老虎、猎豹、美洲虎，都在数量下降之中。从现在再过一个世纪，熊猫、老虎和犀牛或许只能好好地活在动物园里，或者就是像汤姆·洛夫乔伊所说的那样，在如此之小、重重护卫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可以被称为“类动物园”的地方。[6]

苏吉做超声的第二天，我又一次去看她。那是个寒冷的冬日清晨，所以苏吉被关在了她的兽房里。称之为“兽房”是很委婉的说法，这其实是用煤渣砖砌成的一座低矮建筑，里面布满了监狱似的小房间。我在上午7：30左右抵达的时候，正是喂食时间，苏吉正在一个兽栏里大口嚼着某种无花果叶子。犀牛首席饲养员保罗·莱恩哈特（Paul Reinhart）告诉我，平常她一天能吃掉差不多50公斤的无花果叶子，都是从圣迭戈专门空运过来的。（每年的全部运输成本就接近10万美元。）她每天还要吃掉相当于几个礼物果篮总量的水果。这个早上的精选搭配包括苹果、葡萄和香蕉。苏吉吃东西的决然态度在我看来有点悲哀。一旦叶子吃完了，她就开始吃无花果的树枝。这些枝桠有几厘米粗，但她能轻松吃进去，就像一个人类在吃椒盐卷饼似的。

莱恩哈特告诉我说苏吉是她妈妈和她爸爸的“完美混合体”。妈妈埃米死于2009年，而她的爸爸伊普仍旧生活在辛辛那提动物园。“埃米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惹麻烦的机会。”他回忆道，“苏吉就很爱玩。但是也更死脑筋，像她爸爸。”这时另一位饲养员从我们身边走过，推着一辆独轮车，里面装满了热气腾腾的棕红色粪便——那是苏吉和伊普昨天夜里拉的。

苏吉非常习惯于人类围在她身旁，有的人可能喂她吃东西，而有的人可能要把手臂塞到她的直肠里。所以莱恩哈特很放心地去忙别的工作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苏吉身边。当我轻抚她长着毛发的肋部时，我想到的是一只长过头的狗。（事实上，犀牛与马的亲缘关系最近。）虽然我不能说抚摸的过程令人感到有趣，但我似乎感觉到了她的温柔。当我望向她漆黑的眼睛时，我发誓在那眼眸的深处看到了物种之间的心灵之光。与此同时，我想起了一位动物园官员的警告，他告诉我，如果苏吉突然晃晃她巨大的脑袋，很容易就可以把我的胳膊弄骨折了。过了一会儿，该是这头犀牛称体重的时间了。旁边一间兽栏的地板里安装了一个盘秤，秤前面摆了几根香蕉。当苏吉吃力地走过去吃那些香蕉的时候，秤上的读数是684公斤。

如此巨大的动物之所以如此巨大，当然是有原因的。苏吉刚生下来就有30多公斤重。如果她是出生在苏门答腊岛，就有可能成为一只老虎的腹中餐。不过，如今苏门答腊虎也处于极度濒危的境地。但是，她也有可能得到母亲的保护，而成年犀牛是没有天敌的。这一情况对于其他一些动物也是适用的，也就是所谓的巨大食草动物。完全长大的象和河马都太大了，没有什么动物敢去攻击他们。熊和大型猫科动物也同样不会被别的动物捕食。

这就是尺寸巨大的优势，或许可以称为“大到不用怕”策略——从演化的角度上来讲，这是很好的计策。实际上，地球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曾经被极其巨大的生物所占据。例如在白垩纪末期，暴龙（Tyrannosaurus）只是巨大恐龙之中的一类，其他还有体重达到约7吨的萨尔塔龙属（Saltasaurus）；最大能长到近10米长的镰刀龙属（Therizinosaurus）；以及甚至更长的栉龙属（Saurolophus）。

在近得多的历史上，到了最后一次冰川期末期，身躯庞大的动物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都能找到。除了披毛犀和洞熊以外，欧洲还有原牛、爱尔兰麋鹿以及体型超大的鬣狗。北美洲的巨兽包括乳齿象、猛犸和拟驼（Camelops），它是现代骆驼健壮的表亲。这块大陆还是以下动物的家园：体型相当于今天棕熊大小的河狸；剑齿虎（Smilodon），一类牙齿像刀一样的猫科动物；杰氏大地懒（Megalonyx jeffersonii），体重近一吨。南美洲也有其自己的大地懒，此外还有箭齿兽（Toxodon），在犀牛一样的身体上长着河马似的脑袋；以及雕齿兽，这种犰狳的近亲有时能长到菲亚特500S[7]的大小。最为奇特，也是变化最大的巨型动物存在于澳洲。这之中包括了双门齿兽，一类笨重的有袋类动物，通俗地被称为犀袋熊；袋狮（Thylacoleo carnifex），一种像老虎一样大的有袋类食肉动物；以及巨型短面袋鼠，身高能达到近3米。

甚至在许多相对较小的岛屿上也有自己的巨兽。塞浦路斯有一种侏儒象和一种侏儒河马。马达加斯加是三种倭河马的家园，还拥有一科巨大的不会飞的鸟类叫作象鸟，以及若干种巨大的狐猴。新西兰的巨兽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特有鸟类。澳大利亚古生物学家蒂姆·弗兰纳里曾经把这种鸟描述为思想实验走进现实的产物：“它向我们展示了，如果6500万年前哺乳动物和恐龙都灭绝了，让鸟类继承了全世界的话，地球将会是什么样子的。”[8]在新西兰演化出了不同物种的恐鸟，填充了那些在地球其他地方被犀牛和鹿所占据的生态龛。恐鸟中体型最大的是北岛巨恐鸟和南岛巨恐鸟，能长到3.5米高。有趣的是，雌性恐鸟的体型几乎比雄性大一倍。[9]据信孵蛋的任务应该是落到了恐鸟爸爸的身上。新西兰还曾有一种巨大的猛禽，称为哈斯特鹰。它们以恐鸟为食，翼展宽达2.5米。

最大的恐鸟能长到将近3.5米高

所有这些大人国的动物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先认识到它们已消失的是居维叶。他相信，这是最近的一次大灾变所造成的：“地球表面的变革”就发生在有记录的历史开始之前。后来的博物学家反驳了居维叶的灾变说，却留下一个难题。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巨兽会在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期内消失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动物学意义上非常贫瘠的世界里，而其中最巨大的、最凶猛的、最奇怪的动物最近都消失了。”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评论道，“毫无疑问，它们的消失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情。然而，有一个奇特的事实几乎没有人仔细思考过，那就是如此之多的巨大哺乳动物的突然灭亡不仅仅发生在一个地方，而是发生在占地球表面一半的陆地面积上。”[10]

巧合的是，辛辛那提动物园离大骨舔只有约40分钟的车程。正是在那里，隆格伊找到了乳齿象的牙齿化石，而这些化石又启发了居维叶，令他发展出了物种灭绝的理论。作为州立公园，大骨舔给自己打的广告是“美国古脊椎生物学的发源地”。网站上还有一首诗来颂扬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大骨舔，最初的探险家

找到了他们说是象的骨架，

找到了真猛犸的肋和獠牙。

这些骨头

似乎像是非凡之梦的残骸，

坟墓之中的一个黄金时代。[11]

在苏吉那儿做客的一个下午，我决定去那个州立公园看看。这里早已不是隆格伊那个时代连地图都没有的边远地区了，而是正在逐步被辛辛那提市吞没的近郊地区。在开车过去的路上，我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常见连锁店，然后是一栋栋开发之中的房产，有些刚刚开建的房屋还在搭架子。最后，我发现自己身处马场之中。刚过了一个叫作“猛犸林场”的地方，我就拐进了公园的入口。第一个牌子上就写着“禁止捕猎”。其他牌子上指示着去往不同地点的方向：一座宿营地、一面湖、一家礼品店、一块迷你高尔夫场地、一家博物馆，还有一群野牛。

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从大骨舔的泥沼中拖走了难以计数的标本，包括乳齿象的股骨、猛犸的獠牙还有大地懒的颅骨。有些去了巴黎和伦敦，有些去了纽约和费城，还有一些则丢失了。（有一整船的标本在基卡普族印第安人攻击殖民商贩时丢失了，另一船标本则沉到了密西西比河底。）托马斯·杰斐逊曾把白宫的东厅改成了一个临时博物馆，骄傲地向人们展示了来自大骨舔的骨头化石。莱尔在1842年来美国时专程到这里参观，还给自己买了一块幼年乳齿象的牙齿化石。[12]

现在，大骨舔已经被化石收藏者们彻底捡干净了，几乎没剩下任何大骨头。公园的古生物学博物馆只有一间大部分空着的展厅。一面墙上是一幅壁画，描绘了一群样貌哀怨的猛犸在一片冻原之上艰难跋涉。墙对面有几具玻璃柜，展示了一些散碎的獠牙残块以及大地懒的脊椎。与博物馆几乎一样大的是旁边的一间礼品店，里面出售木制硬币、糖果，还有印着“我不胖——只是骨头大！”的T恤。我走进礼品店的时候，一位欢快的金发女孩正在操作收银机。她告诉我，大多数人不太在乎“公园的重大意义”。他们来这里是为了那个湖，为了迷你高尔夫场地。不巧的是，迷你高尔夫在冬季是关闭的。递给我一张公园地图之后，她鼓励我沿着店后面那条有指示的小路走走。我问她能不能带着我走一走，但她说不行，因为这会儿太忙了。就我所看到的情况，我和她是这个公园里仅有的两个人。

我出了礼品店，沿着那条小路向前走。就在博物馆后面，我看到一头跟真实大小差不多的乳齿象塑料模型。它头低着，好像是要发起冲击一样。旁边是一头3米高的塑料大地懒，用后腿站着，一副吓人的样子。还有一头猛犸，似乎正惊恐地陷入泥沼之中。另外有一头塑料野牛，不过是死去的，半腐烂的样子。再有就是一只塑料秃鹫，几块塑料骨头，共同组成了这幅恐怖的场景。

走得更远一些，我来到了已经彻底结冰的大骨溪。在冰层之下，溪水懒洋洋地冒着泡。小路的一条岔道伸向一片沼泽边的一处木台。这里的水没有结冰，闻起来有硫磺的味道，表面覆盖着一层粉笔末一样的物质。木台上的一块牌子上解释道，在奥陶纪期间，海洋覆盖了这个地区。正是这处远古海洋积累下来的盐吸引了动物们到大骨舔来喝水，并在很多情况下死于此处。第二块牌子上写道，在大骨舔发现的古生物遗迹之中，“至少有八个物种是在约一万年前灭绝的”。当我沿着小路继续前行的时候，遇到了更多的牌子。它们对于巨兽的消失给出了解释——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解释。一块牌子上是这样写的：“大骨舔的灭绝动物在整个大陆范围内的消失是由从针叶林到阔叶林的转变引起的，或者也可能是导致这种转变的气候变暖所引起的。”另一块牌子上则把罪责推给别的事情：“在人类到达这里之后的1000年里，大型哺乳动物就消失了。史前印第安人很可能也在它们的消亡中起了一定作用。”

早在19世纪40年代，对于巨兽灭绝的这两种解释就已经被提出来了。莱尔是支持前一种解释的人，并认为冰川期带来了“巨大的气候改变”。[13]达尔文也习惯性地站在莱尔一边，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有些勉强。他曾写道：“关于冰川期和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问题，我总觉得没那么轻松。”[14]华莱士本人最初也倾向于气候的解释。“这一重大改变一定有着某种外力的原因。”他于1876年评论道，“这一原因存在于近期发生的称为‘冰川期’的重大自然变化之中。”[15]后来，他又改变了心意。“再次审视整个问题，”他在自己的最后一本书《生命的世界》中评论道，“我相信如此之多的哺乳动物的迅速灭绝实际上是借由人类之手完成的。”[16]他说，这整件事情实在是“非常显而易见”。

丽纹双门齿兽（Diprotodon optatum）是有史以来最巨大的有袋类动物

自莱尔以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忽左忽右，其影响已经扩展到了远远超越古生物学之外的领域。如果气候变化的确导致了巨兽的灭绝，那么这就给出了全球变暖确实值得我们担心的另一个理由。如果是另一种情况，人类应当承担责任，那么物种入侵就更值得忧虑——实际上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才是史前巨兽灭绝的罪魁祸首。这也就意味着，当前的物种灭绝早在最后一次冰川期中期就已经开始了。这还意味着，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个杀手，或者用更文艺的话说是个“过度杀戮者”。

有若干条证据更倾向于，或者应该说指证了，是人类导致了巨兽的灭绝。其中之一是事件发生的时间点。现在已经清楚，巨兽的灭绝并非像莱尔和华莱士所认为的那样是全部同时发生的，而是分不同批次发生的。第一波发生在约4万年前，澳大利亚的巨兽灭绝了。第二波于大约2.5万年前冲击了北美洲和南美洲。马达加斯加的巨大狐猴、倭河马和象鸟则一直存活到了中世纪时期。新西兰的恐鸟则活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很难想象这样一系列事件全都是由单一的气候改变造成的。然而，这些冲击波的序列与人类迁移定居的序列几乎完全重合。考古学证据表明，人类最先于大约5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此后很久他们才到达了美洲。又过了数万年，他们才到了马达加斯加和新西兰。

亚利桑那大学的保罗·马丁发表了一篇在这个领域具有开创性影响力的论文，题目是《史前的过度杀戮》。他在文中写道：“当把灭绝的年表与人类迁移的年表进行严密的对比时，人类的到达已经成为了唯一的合理答案，可以来解释”巨兽的消失。[17]

沿着类似的脉络，贾雷德·戴蒙德曾经评论道：“就我个人来说，我无法理解的是，澳大利亚巨型动物在澳大利亚几千万年的历史中何以历经无数的干旱而不死绝，后来却决定几乎同时倒毙（至少在几百万年这个时间范围内），而时间又正好和第一批人类到达的时间碰巧一致。”[18]

除了时间点之外，也有强有力的实际证据暗示了问题出在人类身上。其中一些证据是以粪便的形式出现的。

巨型食草动物会产生巨大的粪便，任何一个曾经站在犀牛屁股后面的人都会清楚这一点。这些粪便为一种叫作小荚包腔菌（Sporormiella）的真菌提供了养料。小荚包腔菌的孢子非常微小，裸眼几乎是看不见的，但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它们在沉积物中包裹了数万年之后，仍旧能被鉴别出来。有很多的孢子就意味着有很多的大型食草动物在到处吃到处拉。有很少的孢子或没有孢子则意味着巨型食草动物的缺失。

几年前，一队研究人员分析了澳大利亚东北部林奇（Lynch）火山口的沉积岩心样本。他们发现5万年前小荚包腔菌的数量惊人。后来，在4.1万年前，小荚包腔菌的数量突然就减少到了零。[19]紧接着这次锐减，整片地区都燃起了大火（证据就是沉积核中微小的炭颗粒）。在此之后，这个地区的植物发生了改变，从能在雨林找到的植物变成了更适应干旱的植物，比如金合欢。

如果是气候导致了巨兽的灭绝，植物的改变应该发生在小荚包腔菌的减少之前：先是陆上的植物发生了改变，然后依赖于原有植物的动物才会消失。但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这个团队的研究者得出结论：唯一能与这些数据匹配的解释就是“过度杀戮”。小荚包腔菌数量的下降发生在陆地植被改变之前，这是因为巨兽的死亡导致了植被的改变。当没有大型食草动物在森林里进食之后，可燃物质就会堆积起来，导致更频繁、更严重的火灾。这反过来推动了植物朝向耐火型物种的转变。

巨兽在澳大利亚的灭绝“不可能是由气候所引起的”，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如是告诉我。他是塔斯马尼亚大学的一位生态学家，也是上述沉积岩心研究的领导者之一。当我打电话给他时，他在自己位于霍巴特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我认为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下结论了。”

来自新西兰的证据甚至更为清晰明确。当毛利人在但丁的时代到达新西兰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北岛和南岛上一共生活着9个物种的恐鸟。当欧洲定居者于19世纪伊始来到这里的时候，一只恐鸟都看不到了，留下的只有恐鸟骨头堆成的巨大垃圾堆，还有巨大的室外烤炉留下的废墟——都是巨大的鸟类烧烤留下的残迹。一项近期的研究得出结论，恐鸟可能是在几十年内就被消灭光了。毛利人留存至今的一句谚语侧面描述了这场杀戮：“Kua ngaro i te ngaro o te moa.”意思是说：“像恐鸟一样一去不返。”

那些坚持相信是气候改变杀死了巨兽的研究人员认为，马丁、戴蒙德和约翰逊把确定性搞错了。在他们看来，对于这些事件的研究中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而前面几段中谈到的问题都被过度简化了。灭绝的日期并不是明确的时间点，它们也并不全然恰好与人类的迁移相吻合。而且，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相关并不等于因果。他们提出的最为深刻的反驳意见，或许是他们对于人类的致命性所持的怀疑——而这正是所有这一切成立的大前提。在澳大利亚或是北美洲这么广阔的地域上，一小群在技术上极其原始的人类怎么可能杀光如此之多巨大强壮甚而凶猛的动物呢？

如今在澳大利亚的麦夸里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工作的美国古生物学家约翰·阿尔罗伊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是个数学问题。“一种非常大型的哺乳动物就其繁殖速率来说，其实是生活在一种边缘状态中。”他告诉我说，“例如说大象的怀孕期是22个月，它们也从不生双胞胎。小象要长到十几岁才能够繁育下一代。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它们的繁殖速度，就算一切顺利也不会有多快。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当它们达到一定的体型大小之后，就不再会有天敌能够捕猎它们。它们不再易于受到攻击。这在繁殖方面成了一个糟糕的策略，却在避免被捕食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可是，当人类出现后，这个优势彻底不存在了。因为无论这种动物有多大，我们人类对于食物的大小可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这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一个已经成功应用了数千万年的方法策略如何就在一夕之间失效了。就像V字形笔石或是菊石或是恐龙一样，巨兽什么也没做错。只不过当人类出现以后，“生存游戏的规则”发生了改变而已。

阿尔罗伊使用计算机模拟来验证了“过度杀戮”的假说。[20]他发现，人类只要对巨兽施加适度的影响，就将导致它们的灭绝。“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物种可以提供持续的收获，那么其他物种任其灭绝也不会让人类饿肚子。”他如此评论道。例如在北美洲，白尾鹿有着相对较高的繁殖速率，因此即便在猛犸数量下降的时候，仍能保持着较高的个体密度。“猛犸变成了一种奢侈的食物，是你隔上一段时间才能吃到一口的东西，就像是大块的松露一样。”

当阿尔罗伊对北美洲的情况进行模拟的时候，他发现即便是只有很小一群人类，比如100人左右，过了1000多年之后就会增长到相当多的人口，足以完成历史记录的任何一次巨兽灭绝。这一结果的前提还是在假设这些人类只不过是中等水平猎手的情况下。他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当机会出现时，拿下一头猛犸或一头大地懒，并照此坚持几个世纪就行了。这就足以让繁殖速度低的物种形成数量上的下降，尔后最终走向灭绝。当克里斯·约翰逊对澳大利亚的情况进行模拟时，他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如果每10个猎人每年只杀死一头双门齿兽，在差不多700年的时间里，方圆几百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双门齿兽都将彻底消失。（由于澳大利亚不同地区可能是在不同时间里扫荡完的，约翰逊估计全大陆范围内的灭绝可能花了几千年的时间。）从地球历史的角度来看，几百年时间，甚至是几千年时间，其实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然而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巨大的时间跨度。从身处其中的人的角度来看，巨兽数量的下降更是慢得难以觉察。他们不可能知道就在几个世纪以前，猛犸和双门齿兽还是如此常见的动物。阿尔罗伊把巨兽的灭绝描述成为一场“在地质学的一瞬间发生的生态灾难，其速度又太缓慢，以至于一手造成它的人类却几乎察觉不到”。他曾写道：这就证明了人类“实际上有能力让任何一种巨大的哺乳动物物种走向灭绝，虽然他们也同样有能力保证它们在尽可能长久的时间里不灭绝”。[21]

人类世通常被认为始于工业革命，或者可能还要更晚一些，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口爆炸式增长才开始的。在这种认识中，是涡轮机、铁路、链锯等现代化工具的引入才让人类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进而开启了人类世。但是巨兽的灭绝说明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类出现在地球舞台上之前，体型更大、繁殖率更低本来是个成功的策略，这让特大号生物主导了这颗星球。后来，在地质学上的某一瞬间，这个策略成了失败者的把戏。至今仍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象、熊以及大型猫科动物陷入了麻烦之中，也是苏吉成为世界上仅存的少数几头苏门答腊犀之一的原因。与此同时，消灭巨兽并不仅仅是消灭了巨兽。至少在澳大利亚，它引发了一场生态连锁反应，最终改变了地貌。虽然我们或许可以怀着美好的愿望，想象人类与自然曾经有过和谐共处的时光，然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人类是否真的做到过这一点。

[1] Ludovic Orlando et al.，“Ancient DNA Analysis Reveals Woolly Rhino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28（2003）：485-499.

[2] E.O.Wilson，The Future of Life（2002；reprint，New York：Vintage，2003），80.

[3] 我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签约国，早在1993年起就禁止犀牛角的贸易，并取消了犀牛角的药用标准，在药典中推荐以水牛角替代古方中的犀牛角。——译者

[4] Adam Welz，“The Dirty War Against Africa’s Remaining Rhinos，”e360，published online Nov.27，2012.

[5] Fiona Maisels et al.，“Devastating Decline of Forest Elephants in Central Africa，”PLOS ONE 8（2013）.

[6] Thomas Lovejoy，“A Tsunami of Extinction，”Scientific American，Dec.2012，33-34.

[7] 20世纪50年代推出的迷你车型，车长3米，以大众甲壳虫为竞争对手，在欧洲有着出色的销量。——译者

[8] Tim F.Flannery，The Future Eaters：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the Australasian Lands and People（New York：G.B raziller，1995），55.

[9] Valérie A.Olson and Samuel T.Turvey，“The Evolution of Sexual Dimorphism in New Zealand Giant Moa（Dinornis）and Other Ratites，”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80（2013）.

[10] Alfred Russel Wallace，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 with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of Living and Extinct Faunas as Elucidating the Past Changes of the Earth’s Surface，vol.1（New York：Harper and B rothers，1876），150.

[11] Robert Morgan，“Big Bone Lick，”posted online at<http：//www.big-bone-lick.com/2011/10/>.

[12] Charles Lyell，Travels in North America，Canada，and Nova Scotia with Geological Observations，2nd ed.（London：J.Murray，1855），67.

[13] Charles Lyell，Geological Evidences of the Antiquity of Man，with Remarks on Theories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Variation，4th ed.，revised（London：J.Murray，1873），189.

[14] Quoted in Donald K.Grayson，“Nineteenth Century Explanations，”in Quaternary Extinctions：A Prehistoric Revolution，edited by Paul S.Martin and Richard G.Klein（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4），32.

[15] Wallace，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of Animals，150-151.

[16] Alfred R.Wallace，The World of Life：A Manifestation of Creative Power，Directive Mind and Ultimate Purpose（New York：Moffat，Yard，1911），264.

[17] Paul S.Martin，“Prehistoric Overkill，”in Pleistocene Extinctions：The Search for a Cause，edited by Paul S.Martin and H.E.Wrigh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115.

[18] Jared Diamond，Guns，Germs，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New York：Norton，1997），43.［译文参考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谢廷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2页。——译者］

[19] Susan Rule et al.，“The Aftermath of Megafaunal Extinction：Eco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Pleistocene Australia，”Science 335（2012）：1483-1486.

[20] John Alroy，“A Multispecies Overkill Simulation of the End-Pleistocene Megafaunal Mass Extinction，”Science 292（2001）：1893-1896.

[21] John Alroy，“Putting North America’s End-Pleistocene Megafaunal Extinction in Context，”in Extinctions in Near Time：Causes，Contexts，and Consequences，edited by Ross D.E.MacPhee（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1999），138.

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

尼安德河谷，即德文中的内安德塔尔（Neandertal），位于科隆以北30多公里处，旁边就是杜塞尔河的一道河弯，而这条波澜不兴的小河是莱茵河的一条支流。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尼安德河谷两岸都是石灰岩的崖壁。就在这些山崖表面的一个洞穴中，1856年，人们发现了一些骨头，尼安德特人从此进入了全世界的视野。今天，这道河谷已经成了算是旧石器时代主题公园的游览地，里面有一座尼安德特人博物馆。这栋令人吃惊的现代建筑墙体全是酒瓶绿玻璃。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售卖尼安德特牌啤酒的咖啡厅，种着某种兴盛于冰河时代的灌木植物的花园，以及通往当年发现地点的步道。当然，那些骨头、那个洞穴甚至那块崖壁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这里的石灰岩已经作为建筑材料采掘下来运走了）。一进博物馆的入口就能看到一位老年尼安德特人的模型站在那里。他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斜倚着一根棍子，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约吉·贝拉（Yogi Berra）[1]。他旁边就是这家博物馆最受欢迎的游乐设施之一：变形站。只要花上3欧元，游客就可以在这里拍一张自己的侧面照，旁边还有一张经过加工的侧面照与之相对。在经过处理的照片中，你的下巴向后退去，前额变得倾斜，后脑鼓了出来。孩子们会很高兴看到自己变形成了尼安德特人，或者说更高兴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变成了尼安德特人。他们会兴奋到尖叫起来。

实际上，自从尼安德河谷有此发现之后，人们在全欧洲乃至中东都找到了尼安德特人的骨头。涉及地域北到威尔士，南到以色列，东到高加索山脉。大量尼安德特人的工具也同时出土。其中包括了杏仁形的手斧，边缘锋利的削刮器，以及可能用来装在矛上的石尖。这些工具被用于割肉，削木头，可能还用于制皮。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生活了至少10万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非常寒冷的，还有几段时期是极度寒冷的，冰层甚至覆盖了整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虽然还不能十分确定，但是人们总体上相信，尼安德特人为自己搭建了遮蔽处，还缝制了某种算是衣物的东西。然后，就在差不多3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突然消失了。

人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论来解释尼安德特人的突然消失。其中常常涉及气候改变的影响。有的说是气候的整体不稳定性导致了地球科学界所说的末次冰盛期。有的说是离伊斯基亚（Ischia）不远的坎皮佛莱格瑞地区（Phlegraean Fields）发生了一次巨型火山喷发，导致了“火山冬季”。有些理论也会把疾病当成原因之一。还有些理论则认为尼安德特人只是赶上了坏运气。不过，在最近十几年，人们越来越确信，尼安德特人其实是步了大地懒、美洲乳齿象以及其他许多不幸巨兽的后尘。换言之，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坏运气就是我们。”

现代人类到达欧洲的时间大约是4万年前。考古学证据一次又一次地显示，此后只要他们推进到了某个有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地区，那里的尼安德特人就会消失。或许尼安德特人是被有意猎杀的，又或许他们只是在竞争中落败了而已。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其数量下降都符合我们熟悉的灭绝模式，不过又有着重要而令人不安的差异。在人类最终消灭尼安德特人之前，人类还曾与他们交配。其结果就是，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有少量尼安德特人血统，最多可达到4%左右。在变形站附近出售的一件T恤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算是对于这种继承来的血缘最为积极乐观的态度：“ICH BIN STOLZ，EIN NEANDERTHALER ZU SEIN.”这句大写印刷体德文意为：“我自豪，我是尼安德特人。”我太喜欢这件T恤了，于是给我丈夫买了一件。不过最近我才意识到，他几乎没怎么穿过这件衣服。

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位于尼安德河谷以东近500公里远的莱比锡市内。这个研究所占据着一栋崭新的建筑，样子有点像根香蕉。在这个还带着东德印记的社区里，这样一栋建筑显得鹤立鸡群。北边是一片苏维埃风格的公寓楼。南边矗立着一栋有着金色尖顶的巨大建筑，曾经是个苏维埃展览馆，而今闲置着。研究所的大厅里有一个小餐厅以及一个关于大猿（great ape）[2]的展览。餐厅里的一台电视机上播放着莱比锡动物园里猩猩的实时直播画面。

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是研究所演化遗传学部门的负责人。他的体型又高又瘦，一张长脸下面有个窄窄的下巴。他时常挑起浓密的眉毛来强调某种嘲弄意味。帕博的办公室里有两样人形的东西引人注目。一是帕博自己的一幅大半身的画像，是他的研究生们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送的礼物。（每个学生都出力画了画像的一部分，整体的效果却出奇地像，不过混搭的颜色让他看起来就像是得了皮肤病似的。）另一样则是一个尼安德特人的真实比例骨架模型，整体支在一个架子上，双脚悬空。

帕博是瑞典人。他有时被人们称为“古遗传学之父”。对远古DNA的科学研究多多少少可以算是他的“发明创造”。在早期工作中，还是研究生的帕博尝试着从古埃及木乃伊的躯体中提取遗传信息。他当时想弄清楚那些法老之中谁跟谁是亲戚。后来，他的注意力又转向了塔斯马尼亚虎以及巨型地懒。他还从猛犸和恐鸟的骨头中提取过DNA。所有这些工作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但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帕博当前研究工作的热身练习。他现在的所做的事情才是最为野心勃勃的尝试——为尼安德特人做全基因组测序。

帕博于2006年宣布了这一研究计划，恰值尼安德特人发现150周年之际。当时，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已经公布。此外还有不同版本的黑猩猩、小鼠和大鼠的基因组。给已经灭亡的物种进行基因测序则要困难得多。当一个生物死亡之后，它的遗传物质就会开始破碎，所剩下的不再是长链的DNA，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仅仅是一些片段而已。要想搞清楚这些片段是如何拼接在一起的，可能就像是要拼起一本曼哈顿的电话簿一样困难，而且这些书页已经用碎纸机粉碎过，跟隔夜的垃圾混作一堆，扔在垃圾填埋场里等着烂掉。

当这项研究完成的时候，我们就能把人类的基因组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并排放在一起，一个碱基一个碱基地进行比较，从而鉴别出两者到底哪里不一样。其实，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极其相像。或许他们是我们非常近的近亲，但又肯定并非人类。在我们DNA中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着某个关键的突变，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若干个关键的突变，从而让我们变得不同。正是这些突变令我们成为一种可以消灭自己近亲物种的生物，成为一种可以再把他们的骨头挖出来并拼接其基因组的生物。

“我想知道，与尼安德特人相比，现代人类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变，才令两者有所不同。”帕博告诉我说，“是什么让我们有可能建立这样宏大的社会，扩散到全世界，并开发出无疑是人类专有的科学技术？这一切必定有着遗传上的基础，并且就隐藏在这些基因序列之中。”

尼安德河谷的那些骨头是由这里的采石工人发现的。他们一开始把这些骨头当成垃圾扔掉了。如果不是这些工人的工头听说了这件事，并坚持要把这些骨头找回来，我们很可能就永远也看不到它们了。这些骨头包括：一个头盖骨，一根锁骨，四根臂骨，两根大腿骨，五根残缺的肋骨以及半个骨盆。这位工头相信这些骨头属于一头洞熊，于是一并拿去给当地一位叫约翰·卡尔·富尔罗特（Johann Carl Fuhlrott）的老师看，而他的第二职业是化石学家。富尔罗特立刻意识到他手里的东西比一只熊要更奇怪，也更熟悉。他宣称，这些残骸是一位“我们这个种族的早期成员”留下的遗迹。

巧合的是，此时正值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之际，于是这些骨头立刻就被卷入了关于人类起源的争论之中。进化论的反对者对富尔罗特的主张不屑一顾。他们说这些骨头属于一位普通的人类。有个理论说这是一位哥萨克骑兵，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动荡期间流落到此处。尼安德特人的股骨有着不同于人类的奇怪弯曲，而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这位哥萨克骑兵在马上待的时间太久了。另一个理论认为这些骸骨属于一位佝偻病患者，所以才会有永久性绷紧的前额，以及突出的眉骨。至于一位饱受佝偻病折磨之苦的病人为什么要攀爬到崖壁上的一个洞穴中，这个问题从未真正得到过解释。

在接下来十几年间，在尼安德河谷中不断找到了更多类似的骨头，比人类的骨头更粗，还有着奇怪的头颅形状。显然，所有这些发现不可能都用迷路的哥萨克骑兵或得了佝偻病的洞穴探险者来解释。但是，支持进化论的学者们同样发现这些骨头难以解释。尼安德特人有着相当大的头颅，平均而言，比今天的人类更大。这使得他们很难与进化论者们信奉的理论相符，因为当时在进化论基础上的推理认为人类是从小脑袋的猿类起步，逐渐发展到了维多利亚时代[3]的大脑袋。在达尔文于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中，对于尼安德特人的事情只是一带而过。“必须要承认，某些非常古老的头骨，比如著名的尼安德特人，演化得非常完善，有着相当大的脑容量。”他如此评论道。[4]

既是人类又不是人类，尼安德特人明显成了我们的一面可以比照的镜子。自《人类的由来》之后，又有大量的著作反映了尼安德特人与人类之间的尴尬关系。1908年，在法国南部的圣沙拜尔（Chapelle-aux-saints）镇附近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一具近乎完整的骨架。它最终来到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马塞兰·布勒手中。在一系列著作中，布勒发明了或许可以称之为“不要太尼安德特”的尼安德特人形象：弯曲的双膝，驼起的背部，野蛮的外表。[5]布勒写道：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显示了“明确的类人猿骨架特征”，他们的头骨形状表明“纯粹的植物性或动物性神经功能占据了主要地位”。[6]据布勒的观点，“能够感知艺术或宗教”的发明创造力以及抽象思维的能力显然超越了这种浓眉生物的大脑功能。许多与布勒同时代的学者研究了他的结论之后，都表达了赞同的意见。例如英国的人类学家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爵士（Sir Grafton Elliot Smith）把尼安德特人的行走姿态描述为“半弯着身子懒散地坐在奇怪而毫不优雅的两条腿上”。（史密斯还宣称，尼安德特人“覆盖全身的粗重毛发更加令他们不具吸引力”。不过，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说明他们身上长满了毛。）

1909年描绘的尼安德特人

20世纪50年代，解剖学家威廉·施特劳斯和亚历山大·凯夫决定重新检查来自圣沙拜尔的那具骨架。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展示了现代人类中最现代的我们能够达到多么凶残的程度，更不要提第一次世界大战了。所以两位科学家认为是时候重新评估尼安德特人了。他们发现，布勒认为理所当然的尼安德特人的天然姿态可能是关节炎所导致的。尼安德特人走路的时候并不是弯着双膝，或是一副懒散的样子。两位科学家写道：实际上，如果给尼安德特人一把刮胡刀和一身新衣服，他在纽约市的地铁里不会“比其他某些纽约市民”更引人侧目。[7]最近获得的研究成果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尼安德特人就算不能隐藏身份通过红外线热成像仪（IRT），其直立行走的姿态多多少少也会让我们把他们当成是同类。

20世纪6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拉尔夫·索莱茨基在伊拉克北部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几具尼安德特人的骸骨。其中一位尼安德特人被称为沙尼达尔1号（Shanidar I），昵称南迪。他的头部曾经遭受过一次严重的伤害，可能导致他部分失聪。但他的伤口愈合了，这说明他肯定得到了社会群体中其他成员的照料。另一位称为沙尼达尔4号的尼安德特人则明显是被埋葬的，而对其坟墓土壤的分析令索莱茨基相信，沙尼达尔4号入土的时候有鲜花陪伴。他认为这是证明尼安德特人精神性的深刻证据。

如果一位尼安德特人得到了一把刮胡刀和一身新衣服的话……

“我们突然就有了这样一种认识：人类的普适性和对于美的热爱其实并不仅限于我们这个物种。”索莱茨基在一本介绍其发现的著作《沙尼达尔：最初的葬花人》中如是写道。[8]从那以后，他的一部分结论受到了挑战：似乎那些花更有可能是由掘地的啮齿动物带入洞中的，而非来自伤心的亲属——不过，他的想法还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尼安德河谷中所展示的也是索莱茨基心目中充满情感、近乎人类的尼安德特人。在那家博物馆的模型场景中，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圆锥形的帐篷中，穿着兽皮制成的类似瑜伽裤的东西，若有所思地眺望着冰天雪地的远方。“尼安德特人可不是什么史前的兰博[9]，”一块展板提醒人们，“他们是有智慧的个体。”

DNA常常被比作一篇文本。这个比喻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恰当的，那就是如果毫无意义的字母组合也能算作“一篇文本”的话。DNA由称为核苷酸的分子组成，它们编织在一起，形成阶梯状，也就是著名的双螺旋。每一个核苷酸含有四种碱基之一：腺嘌呤（adenine）、胸腺嘧啶（thymine）、鸟嘌呤（guanine）、胞嘧啶（cytosine），分别用单词首字母A、T、G、C来代表。所以，人类基因组中的一小段可能会是“ACCTCCTCTAATGTCA”。这其实是来自人类第10号染色体上的一段真实序列，大象基因组中的对应位置是“ACCTCCCCTAATGTCA”。人类的全基因组共有30亿个碱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30亿个碱基对。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基因组中大部分序列并不承担编码。

生物一旦死亡，其长长的DNA链转变为碎片的进程差不多是立刻就开始了，从“一篇文本”变成了某种类似五彩纸屑的东西。这个毁灭过程的大部分在死后的最初一两小时内就完成了，靠的是生物自己体内的酶。没过多久，剩下的就只有零星的碎片了。再过一会儿，这些碎片也将进一步破裂，至于具体要多久则取决于腐败过程的外部条件。一旦事情到了这一步，再有本事的古遗传学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如果是在永久冻土地带，你或许可以追溯到50万年前。”帕博告诉我说，“但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100万年。”在50万年前，恐龙已经灭绝了6500万年，所以很可惜，《侏罗纪公园》的幻想也只能是幻想而已。另一方面，在50万年前，现代人类还不存在。

为了完成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计划，帕博设法获得了克罗地亚一个洞穴中找到的21块尼安德特人的骨头。（为了提取到DNA，帕博或其他古遗传学家必须要切开骨头样本，并将其溶解。显而易见，这样的过程是博物馆和化石收藏者不愿意接受的。）在这21块骨头中，只有3块提取出了尼安德特人的DNA。令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这些DNA还淹没在了其他DNA中间，这些混杂的DNA来自过去3万年间啃噬着这些骨头的微生物。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测序努力都将是白费力气的。帕博告诉我：“曾有很多次让人绝望的时候。”旧的问题还没解决，新的问题接踵而来。“这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艾德·格林（Ed Green）这样回忆道。他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一名生物分子工程师，已经在这个项目上工作了好几年。

这个项目最终还是产生了有用的结果——基本上，就是一长串的A、T、G、C。而帕博团队中的一位成员，来自哈佛医学院的遗传学家戴维·赖希（David Reich）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序列正如预期的一样，与人类的序列非常相似，但相似的程度不同。有些人类的序列比其他人类的序列更像尼安德特人的序列。特别是欧洲人和亚洲人与尼安德特人共有的序列多于非洲人与其共有的序列。“我们当时试图清理掉这样的结果。”瑞奇告诉我，“我们当时认为，‘这肯定是搞错了’。”

在过去的25年间，对于人类演化的研究主要受一种理论的支配，即大众媒体上常说的“走出非洲”，或者用学术圈的话说就是“晚近单一起源”理论或“替代”假说。这一理论主张，所有的现代人类都是大约在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小族群的后裔。大约12万年前，这个族群中的一部分人迁移到中东地区，然后又从那里继续分出一部分人最终向着西北方向推进到了欧洲，向东推进到了亚洲，以及更东边的澳洲。在他们向北向东迁移的过程中，现代人类遭遇了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所谓的早期人类。这些早期人类已经定居于这些地区了，而现代人类“替代”了早期人类。这其实是在委婉地表达：现代人类把早期人类赶尽杀绝了。上述迁移模型以及“替代”实际上暗示了尼安德特人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与当今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什么两样，无论他们是来自哪里。

帕博团队的许多成员怀疑欧亚偏差实际上是污染造成的结果。在实验的不同阶段，样品都曾经被欧洲人或亚洲人处理过。或许是这些人把自己的DNA意外混入了尼安德特人的DNA样品里。为了评估这种可能性，又进行了若干不同的测试，可结果全是否定的。“我们不断地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数据越多，它就在统计上变得越显著。”瑞奇说。渐渐地，团队里的其他成员开始接受这一结果。在2010年5月发表在《科学》上的一篇论文中，他们介绍了帕博称之为“渗透替代”的假说。[10]（这篇论文后来被票选为《科学》当年的杰出论文，给研究团队赚回了2.5万美元的奖金。）根据这一假说，在现代人类“替代”尼安德特人之前，两者之间还发生了性行为，并产下了孩子。这些孩子也加入到了继续向欧洲、亚洲以及新世界推进的进程之中。

假设渗透替代假说正确的话，这就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的相似性提供了最为强有力的证据。这两者之间可能是有爱才有性，也可能仅仅只是有性没有爱。他们杂交的后代有可能被当成怪物，也有可能没有被当成怪物。然而无论如何，有人承担了照料他们长大的责任，或许是尼安德特人，又或许是人类。这些混血儿中有一些又有了自己的后代，一代又一代，直到今天。即便是现在，已经过去了3万年之久，那隐藏的血统仍然清晰可辨：除了非洲人以外的所有人类，无论是新几内亚人还是法兰西人还是汉族人，都携带着1%~4%的尼安德特人DNA。

帕博最喜欢说的一个英语单词是“酷”。他告诉我，当他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尼安德特人已将他们的一部分基因赠予现代人类时，“我当时觉得这太酷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并没有彻底灭绝，他们的一小部分仍旧活在我们身体里”。

莱比锡动物园与演化人类学研究所位于城市相反方向的两端，但是研究所在动物园里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实验大楼，并在猿类展馆中有专门设计用于进行测试的设施，称为“黑猩猩世界”。由于和我们非常近的近亲物种全都没有存活下来（除了还活在我们身体里的那一点以外），研究人员做实验的对象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取我们相对最近的近亲，也就是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或是更远一点的近亲，大猩猩和猩猩。（相同或类似的实验也常常在幼儿身上开展，以比较两者的结果。）有天早晨我去了那个动物园，希望能观摩一次进行中的实验。当天，一个BBC的摄制组也去了黑猩猩世界，想要拍摄一个关于动物智力的节目。当我到达猿类展馆的时候，发现那里到处都是运送拍摄装备的大箱子，上面写着“动物爱因斯坦”。

为了满足拍摄的需要，一位名叫赫克托·马林·曼里克（Héctor Marín Manrique）的研究人员重复了一系列他之前出于纯粹的科研目的来实施的实验。一只名叫多卡娜（Dokana）的雌性猩猩被领到其中一间测试室里。与大多数猩猩一样，她有着铜红色的皮毛和一副厌世的表情。在第一个实验中用到了红色的果汁和细长的塑料管子，多卡娜显示了自己能够区分可以使用的吸管和无法使用的吸管。在第二个实验中用到了更多的红色果汁和更多的塑料，她显示了自己理解吸管的意思，因为她从一段管子中取出了一段固体棒，然后用剩下的空管子去吸水喝。最后，在一个门萨[11]级别的实验中，多卡娜展示了猩猩科类人猿的足智多谋：她设法取出了曼里克放在一根塑料长圆管底部的花生。（圆管固定在墙上，无法直接推倒。）多卡娜首先四肢着地走回了她喝水的地方，含了一口水在嘴里，又四肢着地走到了圆管旁边，把水吐进管子里。她重复了这一过程很多次，直到花生浮到了可以够到的位置。后来，我又观看了BBC摄制组安排一个五岁小孩来做这个实验，把花生换成了小小的塑料糖果盒。虽然有一个盛满水的罐子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摆在旁边，但所有孩子之中只有一个小女孩设法利用浮力达成了目标，而且也是在一系列驱策之下才做到的。（“水能帮上什么忙啊？”一个小男孩在最终放弃之前如此抱怨道。）

要回答“是什么让我们成其为人类？”这个问题，可以试着搞明白“是什么让我们区别于大猿？”这个问题。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是什么让我们区别于非人类的大猿？”因为我们自己当然也是大猿之一。差不多所有人现在都知道，非人类大猿极为聪明，就像多卡娜再一次证明的那样。它们有能力进行推理，解决复杂的难题，并且理解其他猿有可能知道（或不可能知道）的事。当莱比锡的研究人员对黑猩猩、猩猩以及两岁半的儿童实施一系列实验时，他们发现，在涉及理解这个物理世界的任务时，三者在很大范围上的表现都具有可比性。[12]举例来说，在一个实验中把某种奖励放进三个杯子之一，然后移动这些杯子的位置，猿与儿童准确找出奖励所在杯子的频率是一样的——实际上黑猩猩还要稍高一些。猿类掌握数量概念的能力似乎也与儿童差不多。它们总是不断选择食物更多的盘子，甚至当选择过程涉及一些勉强算是数学的内容时，它们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它们似乎还能像人类儿童一样理解因果关系。（例如猿类懂得一个摇晃时会发出响声的杯子比摇晃时没有声音的杯子更有可能装着食物。）而且它们在操作简单工具方面跟儿童一样灵巧。

也有一些任务是儿童总比猿类做得好的。这些任务都涉及对于社会性信号的理解。在寻找奖励时，如果给孩子们一个提示，比如让某个实验人员指着一个容器，或者朝那个容器使个眼色，儿童们都能够理解这些提示。对于类似的提示，猿类要么不理解实验人员正在帮它，要么不能准确地领会提示。类似的，如果让实验人员做给儿童看该如何获得奖励，例如撕开一个盒子，他们就会毫无困难地领会其中的含义，重复实验人员的运作。而猿类又一次不知所措。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些社会性领域的实验中，儿童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实验人员与他们属于同一物种。但是总体来讲，猿类似乎还是缺乏合作解决问题的念头。而这种能力恰恰是人类社会的核心所在。

“黑猩猩能做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聪明事情。”研究所演化与比较心理学部门的负责人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告诉我，“而我们已经看到的主要差别在于‘集思广益’。如果你去动物园的话，你永远不会看到两只黑猩猩合力抬重物。他们没有这类合作规划。”

帕博通常都要工作到很晚。大多数时候，他会在研究所吃晚饭，那里的小餐厅一直开到晚上7点。不过有天晚上，他说可以早点下班，带我看看莱比锡的市中心。我们参观了巴赫长眠的教堂，最后来到了奥厄巴克斯·凯勒。这家酒吧出现在歌德的戏剧《浮士德》第五场中，魔鬼靡菲斯特带着浮士德来到这里。（歌德上大学期间应该是很喜欢来这家酒吧的。）此前一天我刚去过动物园，所以我问了帕博一个假想实验的问题。如果他有机会让尼安德特人来参与我在黑猩猩世界所看到的那类测试的话，他要怎么做？他认为尼安德特人会表现得如何？他是否认为他们能够讲话？他坐回椅子里，双臂交叉在胸前。

“推测总是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他说，“所以我总是尽力拒绝这种诱惑，具体来说就是拒绝回答诸如‘我认为他们是否会讲话？’这类问题。因为老实说，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你自己做出推测的正确性与我的推测也不相上下。”

发现尼安德特人遗骸的诸多地点对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给出了很多线索，至少对于那些愿意做出推测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尼安德特人极为强壮。这一点从他们较粗的骨头上可以得到证明。他们大概能够直接把现代人类打成肉酱。他们同时精于制作石器工具，虽然他们似乎花了几万年的时间做着同样的工具，一遍又一遍。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懂得掩埋死亡的同伴。同样也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似乎会杀戮并吃掉同类。除了南迪之外，还有很多尼安德特人的骨架显示出疾病或受伤的迹象。最初那位来自尼安德河谷的尼安德特人似乎曾经遭受过两处严重的伤害，一是头部，二是左臂。圣沙拜尔的尼安德特人除了忍受着关节炎以外，还有肋骨和膝盖骨两处骨折。这些伤害或许反映了尼安德特人用他们有限的武器库去狩猎时的艰苦程度。尼安德特人似乎从未发展出投掷型的武器，所以他们不得不与猎物近身搏斗才能杀死它们。与南迪一样，尼安德河谷和圣沙拜尔的尼安德特人受的伤都痊愈了，这意味着尼安德特人必然是彼此照料的，也就暗示着他们具有移情的能力。从考古学证据来推断，尼安德特人是在欧洲或是西亚演化出来的，并从那里扩散开来，遇到水或巨大障碍时才停住脚步。在最后一次冰川期内，海平面比现在低得多，也就不需要面对英吉利海峡这个难题。这是现代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根本性差别之一。在帕博看来，这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当现代人类到达澳大利亚的时候，虽然还处于冰川期中，但也要跨过广阔的开放水域才行。

帕博告诉我，像直立人（Homo erectus）这样的早期人类“扩散的方式和许多旧世界的哺乳动物一样。他们从未到达马达加斯加，从未到达澳大利亚。尼安德特人也是如此。只有真正的现代人类才开始有这种冒险行为，敢于在望不到陆地的大洋之上漂。当然，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技术的进步，你得有船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之中也有某种我愿意称之为‘疯狂’的东西。要知道，得要有多少人出发远航并消失在茫茫太平洋之上，才能保证其中有人发现了复活节岛？我是说，这其实很荒谬。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能换来荣誉吗？能得到永生吗？还是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现在，我们又要去火星了。人类从不驻足。”

如果说浮士德式的焦虑是现代人类标志性的特征之一，那么在帕博看来，一定有某种浮士德基因的存在。他曾经好几次告诉我，他认为有可能通过比较尼安德特人与人类的DNA找到我们的“疯狂”背后的遗传基础。其中一次，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确定知道了是哪个怪异的突变令我们变得疯狂、到处探险，那简直太棒了！想想看，那就意味着，正是某个染色体上的一个小小的转变让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改变了这颗星球的整个生态系统，并让我们得以支配一切。”而另一次他又说道：“我们在某些方面的确是疯狂的。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我很想找到这个答案。要是能知道的话，那会非常非常酷。”

第5号染色体上同一位置的一段基因序列，分别来自人类、尼安德特人和黑猩猩的基因组

[13]

一天下午，我又去了帕博的实验室，他给我看了一张头盖骨的照片。这个头盖骨是一位业余化石收藏者最近发现的。他就住在离莱比锡半小时车程的地方，用电子邮件发来了这张照片。根据照片，帕博判断这块头盖骨可能相当古老。他认为它可能属于早期尼安德特人，甚至是海德堡人。后者被有些人认为是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帕博决定要得到这块头盖骨。它是在采石场里一个水塘中发现的；他推断，这样的条件或许对骨头起了保护作用。所以，如果他能早点拿到这块骨头的话，就能从中提取到DNA。可是，化石收藏者已经把那个头颅许诺给美因茨（Mainz）的一位人类学家了。帕博怎样才能说服那位教授给他足够的骨头样品用于检测呢？

帕博给所有可能会认识那位教授的人打了电话。他让他的秘书联系了那位教授的秘书，要来了那位教授的私人手机号码。他还开玩笑说，只要那位教授愿意，让他陪睡都成——或许他不全是开玩笑的。这通来来回回横跨德国[14]的疯狂电话游说行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帕博与他自己实验室的一位研究员谈了谈。这位研究员曾亲眼见过那块头盖骨，并断定它根本就不是很古老。帕博立即就对此丧失了兴趣。

对于古老的骨头，你永远都不知道能从中得到什么。几年前，帕博设法弄到了来自所谓霍比特人（hobbit）骨架的一小块牙齿。霍比特人是直到2004年才在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岛上被发现的，通常认为是一种小得出奇的早期人类，学名为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那块牙齿的年代是大约1.7万年前，也就意味着差不多只有克罗地亚发现那些尼安德特人骨头年份的一半。但是帕博却无法从中提取到任何DNA。

过了一年左右，他得到了一块指骨的碎片和一颗不太确定是否属于人类的奇怪臼齿，全都出土于西伯利亚南部的一个洞穴中。指骨的大小跟块橡皮差不多，已经有4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帕博估计它要么属于现代人类，要么属于尼安德特人。如果被证明是后一种情况，这个洞穴将是发现尼安德特人遗骸的地点之中最东边的一个。与那块霍比特人的牙齿不同，这块指骨碎片中得到了令人吃惊的大量DNA。当最初的分析结束时，帕博恰好在美国。他给他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的一位同事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坐稳了没有？”DNA显示，那根手指既不属于现代人类，也不属于尼安德特人。实际上，手指的主人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此前未知的人科物种。2010年12月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文章中，帕博给这个新的物种取名为丹尼索瓦人，源于发现指骨和牙齿的丹尼索瓦洞。[15]《给已确定的史前历史一根手指》[16]是介绍这一发现的某篇媒体报道的标题。令人称奇的是——或许现在来看是完全可以预计的——现代人类肯定也和丹尼索瓦人发生过性行为，因为现在的新几内亚人携带着6%的丹尼索瓦DNA。（为什么是新几内亚人，而不是西伯利亚本地人或者亚洲人，这个原因还不清楚，但是应该与人类迁移的路线有关。）

与霍比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有关的发现给现代人类带来了两个新的兄弟。如果对其他古老的骨头进行DNA分析的话，似乎有可能发现更多的人类近亲。就像一位杰出的英国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对我说的那样：“我确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我们。”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是我们消灭了霍比特人或丹尼索瓦人。不过，他们灭亡的时间与更新世晚期的总体灭绝模式提示，我们现代人类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嫌犯。可以推测的是，由于霍比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都是人类的近亲，所以他们都有着较长的孕期，因此也就有着巨兽所具有的致命的脆弱性——低繁育速率。要使他们灭绝，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持续压低育龄成年人的数量。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我们稍远的那些近亲。这正是为什么除人类之外的大猿如今也都面临着灭亡的命运。野外的黑猩猩数量已经下降到了50年前的一半。山地大猩猩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西部低地大猩猩的下降速度还要更快，据估计其种群在过去20年间已经缩小了60%。造成这些冲击的原因包括盗猎、疾病以及栖息地的丧失。最后这个因素在非洲的几场战争影响下愈加恶化，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涌向大猩猩本已非常有限的领地。苏门答腊猩猩已经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这意味着它们处于“野生种群灭绝的极度高危状态”。在这一情况下，威胁更多的来自和平而非暴力。大多数现存的苏门答腊猩猩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随着当地持续数十年的政治动乱结束，一股伐木风潮正在兴起，既包括合法的，也包括非法的。人类世有许多无意造成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修剪”掉我们谱系图上的分支。我们已经在许多个世代之前剪去了我们的兄弟物种——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如今又在处理自己现存的第一和第二近亲。等到我们完事的时候，大猿之中很有可能不会再剩下任何别的代表物种，除了我们自己以外。

在同一地点出土最多的尼安德特人骨头——涉及7个尼安德特人——发现于约一个世纪之前的费拉西（La Ferrassie）。该地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多尔多涅省（Dordogne），距离圣沙拜尔不算太远，距离其他几十个重要的考古学地点也都在半小时的车程之内，其中就包括拉斯科（Lascaux）壁画窟。在过去几年的夏季，一直有一支考古队在费拉西从事发掘工作，其中一名成员还是帕博的同事。因此，我决定要去那里看一看。考古队的指挥部是烟草仓库改造的，我到的时候正好赶上饭点，后院临时搭的桌子上摆了法国名菜红酒炖牛肉。

第二天，我开车载着几位考古学家一起前往费拉西。发掘地点位于一片恬静的田园风光之中，紧挨着道路旁边。几万年前，费拉西曾是一个巨大的石灰岩洞，但是后来有一面洞壁坍塌了。现在，洞穴的两面都呈开放状态，一块巨大的岩石伸出地面达6米，就像是半个拱顶一样。场地周围用铁丝网围着，顶上搭着油布，整体感觉就像是个犯罪现场。

那天天气很热，尘土飞扬。6个学生蹲伏在一道长长的壕沟中，用小铲子扒拉着地上的土。在壕沟的一侧，我能看到有几根骨头从发红的土壤中伸了出来。他们告诉我，底层的骨头才是尼安德特人留下的，而表层的骨头是现代人类留下的，他们在尼安德特人消失之后占据了这个洞穴。尼安德特人骨架很早以前就从这里移走了，但是仍有希望可以找到某些小东西，比如牙齿。所有出土的骨头碎片，所有的燧石薄片，以及任何哪怕有一点点可能会令人感兴趣的其他东西，都放在一边，等着带回那个烟草农场进行标记。

看了一会学生们的辛苦劳作，我躲回阴影下。我试着想象费拉西的尼安德特人会过着怎样的生活。虽然这个地区现在是绿树成荫，但在当时应该是一棵树也没有的，只有麋鹿在山谷里悠闲地漫步，旁边可能还有驯鹿、原牛和猛犸。除了这些零散画面之外，我无法想象出更多的场景。于是，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与我同来的考古学家们。来自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香农·麦克费伦（Shannon McPherron）自告奋勇地答道：“他们会感到很冷。”

“身上很难闻。”来自加拿大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的丹尼斯·桑德加特（Dennis Sandgathe）说道。

“可能总是很饿。”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哈罗德·迪布尔（Harold Dibble）补充道。

“而且没有谁会特别老。”桑德加特说道。晚些时候，回到烟草仓库，我翻看着过去几天里挖出来的小东西。其中有几百块动物骨头的碎片，每一块都已经清理干净，编了号，各自放在小塑料袋里。此外还有数百块燧石薄片，大多是制作石器时打下来的碎片，相当于石器时代的木屑。不过有人告诉我，其中一些薄片本身就是工具。一旦知道要找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也能从中发现那些尼安德特人有意制作出来的带斜面的石片边缘。其中有一件石器尤其与众不同：这块手掌大小的薄片有着泪滴的形状。用考古学术语来说，这是一件手斧。不过在那个时候它的用途可能与今天斧子的用途不太一样。它是在壕沟的底部发现的，所以估计已经有7万年的历史了。我把它从塑料袋中取了出来，放在手中左右翻看。它的形状几乎完美对称，而且至少以人类的视角来看是很美的。于是我说：我认为制造这件手斧的尼安德特人应该有着敏锐的设计意识。麦克费伦表示反对。

“我们知道了故事的结局。”他告诉我说，“我们知道人类最终的现代文化是什么样子，于是我们总是想要去解释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有一种趋势，总是对过去进行过度的解读，其方式就是把当前投影到过去。所以，当你看到一件漂亮的手斧，你会说：‘看那技艺啊！它简直就是艺术品！’可这只是你今天的角度。你无法由此认定你想要证明的那些论点。”

在已经出土的数千件尼安德特人制品中，几乎没有一件呈现了明确的艺术或装饰意图。某些已经被如此解读的物品，例如在法国中部一个洞穴中发现的象牙吊坠，则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深奥争辩。（有些考古学家相信，这些吊坠是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接触之后，尝试着模仿的产物。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吊坠是由人类制作的，他们在尼安德特人之后占据了那个洞穴。）尼安德特人在这方面的缺失令某些人提出，尼安德特人没有艺术相关的能力，或者对艺术不感兴趣。这两种说法多多少少其实是一回事。我们可以把手斧视为“美的”，但尼安德特人会视之为有用的。从基因组的角度来讲，他们缺少某种或许可以称为审美突变的东西。

我在多尔多涅省的最后一天去访问了附近一处称为贡巴来尔（Combarelles）洞穴的人类考古地点。这个洞穴非常狭窄，在石灰岩的崖壁中蜿蜒曲折达300米之深。自从它在19世纪末期被重新发现以来，这个山洞已经被拓宽了，并安装了电灯，即便仍旧让人感到不舒服，但至少可以安全地通过。大约1.2万年之前，当人类最初进入这个洞穴时，这里情况完全不同。当时洞顶很低，要进洞就只能爬进去，而要在绝对黑暗的山洞中看到东西就只能带着火。然而，人类还是进来了，或许是受某种创造力的驱动，或许是受某种精神力量的驱动，又或许仅仅只是受了“疯狂”的驱动。在这个洞穴的深处，洞壁上绘着数百幅壁画。画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动物，许多都已经灭绝了：猛犸、原牛、披毛犀。其中画得最精细的那些动物栩栩如生：一匹野马似乎抬起了它的头，一头驯鹿倾身向前，正在喝水。

常见的一种推测是，那些在贡巴来尔洞穴的岩壁上作画的人类认为他们的画具有某种魔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是对的。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生活了超过10万年的时间，但他们在此期间对于周边环境的影响却没有超过任何其他大型脊椎动物。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如果人类从未登上历史的舞台，尼安德特人仍会生活在地球上，有野马和披毛犀陪伴在身边。人类有了以形象和符号来表达世界的能力，也就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而巧合的是，这也恰恰是毁灭世界的能力。微不足道的几个基因差异令我们有别于尼安德特人，却也造就了所有的不同。

[1] 前美国职棒大联盟的著名捕手，被认为是棒球史上最出色的捕手之一，也是目前获得美国棒球世界大赛冠军戒指最多的球员。——译者

[2] 人科的一种通俗说法。人科除了现代人类之外，还包括已灭绝的古人类和几乎所有的猩猩。——译者

[3] 这些争论发生的时候正值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译者

[4] Charles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1871；reprint，New York：Penguin，2004），75.

[5] James Shreeve，The Neanderthal Enigma：Solving the Mystery of HumanOrigins（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5），38.

[6] Marcellin Boule，Fossil Men；Elements of Human Palaeontology，translated by Jessie Elliot Ritchie and James Ritchie（Edinburgh：Oliver and Boyd，1923），224.

[7] William L.Straus Jr.and A.J.E.Cave，“Pathology and the Posture of Neanderthal Man，”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32（1957）：348-363.

[8] Ray Solecki，Shanidar，the First Flower People（New York：Knopf，1971），250.

[9] 美国越战动作电影《第一滴血》系列中的英雄主人公，由著名影星史泰龙扮演。——译者

[10] Richard E.Green et al.，“A Draft Sequence of theNeandertal Genome，”Science 328（2010）：710-722.

[11] 门萨（Mensa）是一个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作者借此形容最后一个实验对于猩猩的难度。——译者

[12] E.Herrmann et al.，“Humans Have Evolved Specialized Skills of Social Cognition：The Cultural Intelligence Hypothesis，”Science 317（2007）：1360-1366.

[13] 基因序列中的横线表示缺失或缺失突变。这并不是说该位置没有碱基，因为DNA链必须是连续的。这种表达方式通常出现在序列比对时，用以表示该序列比对应序列短，而横线两侧的序列都能与对应序列比对上，说明这种变短是在横线位置缺失了一个碱基造成的。当然，也可能是对应序列在横线位置多了一个碱基造成的。——译者

[14] 前文说过莱比锡位于东德，而美因茨位于西德，在法兰克福附近。——译者

[15] David Reich et al.，“Genetic History of an Archaic Hominin Group from Denisova Cave in Siberia，”Nature 468（2010）：1053-1060.

[16] 英语口语中“给某人一根中间的手指”是指做出竖中指的辱骂性动作。此标题为双关语，隐含了“这根指骨带来的发现颠覆了对史前历史的认知”的意思。——译者

第十三章 长羽毛的东西[1]

智人（Homo sapiens）

“未来学从来不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研究领域。”作家乔纳森·舍尔曾经这样写道。[2]心存这一告诫，我出发前往动物保护研究所。它是圣迭戈动物园位于市区以北50公里处的一个分支机构。驱车赴研究所途中，经过了若干块高尔夫球场、一座葡萄酒厂以及一个鸵鸟农场。到达研究所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安静得就像是一所医院。一位专业领域是组织培养的研究人员玛利斯·霍克（Marlys Houck）带着我走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她先是戴上了一副像是加强版的隔热手套，然后撬开了一个大型金属罐的盖子。一股如同仙气一样的水雾从开口处溢了出来。

罐子底部蓄有一汪液氮，温度是-196℃。悬吊在液氮之上的是一盒又一盒的塑料小管。这些盒子像塔一样堆叠起来，盒中小管全都直立放着，就像是一颗颗螺栓，各有各的孔位。霍克首先定位到要找的盒子，数了几排，又倒回去。她取出两支小管，当着我的面放在钢制平台上。“这就是了。”她说道。

这些小管里收着的就是地球上仅存的毛岛蜜雀，旧称黑脸蜜雀。这种生活在夏威夷毛伊岛上的矮胖小鸟长着一张可爱的小脸和奶油色的胸膛。有人曾对我说，毛岛蜜雀是“世界上样貌不算浮夸的鸟类之中最美丽的”。2004年秋天，圣迭戈动物园和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对这种蜜雀实施了最后的救助努力。在此后一两年内，它就彻底灭绝了。在那次救助行动的时候，已知仍然存活的毛岛蜜雀还有三只。人们的本意是捕捉它们并进行人工繁育，但是最终只成功捕获了一只毛岛蜜雀。大家本以为它是雌鸟，结果却发现是只雄鸟。这一情况令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科学家们怀疑，仅存的毛岛蜜雀可能只剩一个性别了。捕获的这只鸟是在感恩节的第二天死去的，尸体立即送往圣迭戈动物园。霍克以最快的速度赶回研究所处理尸体。“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她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想法，“这就是渡渡鸟。”最后，霍克成功地培养了这只鸟眼睛里的一些细胞。这次努力的成果如今就装在我面前的这两支小管里。她不想让这些细胞受到损害，所以只过了一分钟左右，她就把两支小管放回盒子里，重新装入液氮罐中。

这间让毛岛蜜雀以某种方式继续存活的无窗房间被称为“冷冻动物园”。这个名称已经进行了商标注册，其他机构也想用的话，就会被提示违法。这个房间里有6个液氮罐，每个都跟霍克打开的那个一样大，在那极寒的氮气云雾间，存储着近1000个物种的细胞系。（实际上，这只是这个“动物园”的一半。另一半液氮罐存放在另一处建筑里，但具体地点在哪里却是个秘密。所有的细胞系都一分为二，两家机构中各存一半，以防其中一家遭遇意外的断电。）冷冻动物园维护着世界上最大的冷冻物种库，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单位在组建自己的冷冻小动物园。比如辛辛那提动物园就运行着一座“冷冻生物银行”，而英格兰的诺丁汉大学则有一个“冷冻方舟”。

目前为止，圣迭戈几乎所有处于深度冷冻之中的物种都还存在有血有肉的同伴。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植物和动物走上了毛岛蜜雀的不归路，这种情况可能就要发生改变了。当霍克忙着重新密封液氮罐的时候，我想起了在风神洞的地上收集到的数百具蝙蝠尸体，它们都被送去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冷冻库。我还试着计算需要多少个小管和液氮罐才能把所有处于全球变暖、物种入侵、栖息地碎片化等威胁之下的各式各样物种的细胞保存起来，包括处于壶菌威胁之下的蛙类，处于酸化威胁之下的珊瑚，还有处于盗猎威胁之下的犀牛与大象。但很快我就放弃了。我脑子里需要计算的数字太多了。

这是唯一的出路吗？对于世界上最华美的生物，以及那些最不华美的生物，最后的希望真的就只存在于那一汪汪液氮之中吗？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会伤害到其他物种的那些行为方式，就不能采取一些行动来保护其他物种吗？窥见未来的根本目的不就是为了看到前方的危险，然后改变路线来避开危险吗？

人类当然可以是破坏性的、短视的，但人类同样也可以是有远见的、利他的。一次又一次，人们已经证明了他们在乎蕾切尔·卡森所说的“与其他生物共享我们的地球这一问题”，[3]他们也愿意为了那些生物做出牺牲。阿尔弗雷德·牛顿描述了当年在英国沿岸地区发生的鸟类大屠杀，结果促成了《海洋鸟类保护法案》的立法。约翰·缪尔用笔记录了人们对于加利福尼亚的山脉所造成的破坏，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得以建立。《寂静的春天》曝光了化学农药的使用所带来的危险，在此后10年之内，DDT的使用基本遭到禁止。（这一情况带来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如今还生活着白头海雕[4]，且其数量在增长之中。）

DDT禁用两年之后，美国国会于1974年通过了《濒危物种保护法》。从那以后，为了保护这部法案中开列出来的濒危生物，人们所做努力的程度远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可举例子太多，以下只是其中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州神鹫的数量已经减少到22只。为了拯救这个北美洲最大型的陆生鸟类物种，野生动物学家使用秃鹫玩偶来抚育加州神鹫的雏鸟。他们还制作了假的高压电线来训练这种鸟，让它们学会不要触电。为了教它们不吃垃圾，科学家们给垃圾堆通上电，给加州神鹫一个温和的电击警示。他们还给多达400只加州神鹫接种了疫苗，用以对抗威胁它们健康的西尼罗河病毒。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这种同样会威胁人类健康的病毒，用于人的疫苗都还没有被研发出来。科学家们还常常检验加州神鹫的铅中毒情况，因为它们在吃被猎杀的鹿的尸体时往往也会吞下铅弹。为此，他们已经给许多只加州神鹫做了螯合疗法的治疗，有的加州神鹫还接受了不止一次的治疗。对于美国鹤的拯救努力则耗费了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大多是由志愿者完成的。每年都有一队飞行员会驾驶着超轻型飞行器[5]，教一群人工繁育的美洲鹤从威斯康星州迁徙到南方的佛罗里达州去越冬。飞行全程达到2000公里，耗时3个月，中间要经停数十站，全都是热心人为这些鸟无偿提供的私人土地。还有数百万的美国人虽没有直接参与这类行动，却以间接的方式给予了支持，比如加入诸多的公益组织，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野生动物守护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以及“保护国际”。

专注于我们为了物种保护能够做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比起悲观地推测一个把生物圈缩小到小小塑料管中的未来，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伦理上来看，前者不是都要强于后者吗？在阿拉斯拉的一个保护组织负责人就曾经这样对我说过：“人们需要心怀希望。我需要心怀希望。这才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

在动物保护研究所的隔壁有一栋样式差不多但颜色稍暗的建筑，是一家兽医院，同样由圣迭戈动物园管理运作。医院的大多数动物都是过客，但也有永久性的住客：一只名叫奇诺希（Kinohi）的夏威夷乌鸦。夏威夷乌鸦在当地土语中称为阿拉拉（ˈalalā），目前仅存约100只，全都生活在人造环境之中。在圣迭戈期间，动物园繁殖生理学主任芭芭拉·达兰特（Barbara Durrant）带我去看了奇诺希。有人告诉我，达兰特是唯一真正理解奇诺希的人。在我们去看鸟的路上，达兰特在一处像是物资供应站的地方稍做停留，挑了几样奇诺希喜欢的小吃。其中包括面包虫；一只还没长毛的新生鼠，通称“粉粉”；还有一只成年鼠拦腰截断的下半身，一头是两条后腿，另一头是一团肠子。

没有人确定夏威夷乌鸦到底为什么会在野外灭绝。或许原因与毛岛蜜雀一样是多重性的，包括栖息地的丧失、被猫鼬等入侵物种捕食以及蚊子等其他入侵物种带来的疾病。无论原因是什么，最后一只住在森林中的夏威夷乌鸦被认为死于2002年。奇诺希是20多年前在毛伊岛上的捕获繁育中心出生的。无论怎么看，他都是一只奇怪的鸟。由于从小在隔绝的环境中成长，他不觉得自己与其他夏威夷乌鸦之间有什么联系。不过他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人类。“他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达兰特告诉我，“他还曾经爱上过一只琵鹭。”

奇诺希是在2009年送到圣迭戈的，原因是他拒绝与其他人工繁育的夏威夷乌鸦交配。于是，人们决定必须要尝试点什么新鲜方法，才能说服他为这个物种本已有限的基因库做出贡献。最后，责任落到了达兰特肩上，要搞清楚怎样才能赢得这只鸟的芳心，或者更准确地说，赢得他的生殖腺。由于乌鸦没有外生殖器，达兰特只能轻抚泄殖腔的部位。奇诺希几乎是很快就接纳了达兰特的“殷勤”，但是直到我去参观的时候，他仍没有成功完成一次达兰特所说的“高质量射精”。又一个交配的季节正在来临，达兰特决定要再试试，每周3次，坚持5个月。如果奇诺希能够成功射精，她要争分夺秒地把这些精液送去毛伊岛上的繁育中心，用于给那里的某只雌鸟进行人工授精。

来到奇诺希的笼子前，我发现那其实更像是套房，一间前厅大得足以让几个人一起站进去，一间里屋满是绳子和其他的乌鸦娱乐设施。奇诺希蹦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他从头到爪都是乌黑的颜色。在我看来，他跟美国常见的普通短嘴鸦非常相像，但达兰特向我指出，奇诺希有着更厚的喙和更粗的腿。他的头向前低着，就像是在避免与我们的眼神接触。我心中好奇，当他看到达兰特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某种鸟类式的下流想法？达兰特把带来的小吃给了奇诺希。他回应了一声沙哑的呱呱叫声，听着有种诡异的熟悉感。乌鸦是能够模仿人类说话声的。达兰特说奇诺希刚才的叫声意思是说：“我知道。”

“我知道。”奇诺希又一次重复着，“我知道。”

奇诺希悲剧式的性生活更加证明了人类对于物种灭绝的问题有多么重视——虽然这其实已经无须再证明了。我们愿意给犀牛做超声检查，愿意给乌鸦手淫，这些其实都是单一物种灭绝带来的痛苦。像特·罗思和芭芭拉·达兰特这样的人，以及像辛辛那提动物园和圣迭戈动物园这样的研究机构所做出的努力，当然可以被当成抱持乐观态度的原因。如果这本书要讲的是别的事情，我自己也会这么想的。

虽然前面的很多章节都着墨于单一生物物种的灭绝或濒临灭绝，比如巴拿马金蛙、大海雀、苏门答腊犀，但我真正的主题是这些物种所参与其中的一个宏大趋势。我努力在做的事情是要追踪一场大灭绝事件的踪迹，你可以称之为全新世大灭绝，或是人类世大灭绝，或是更顺口一点的说法——第六次大灭绝；同时还要把这次灭绝事件放在生命历史这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上来考察。生命的历史既不是均变论的，也不是灾变论的，而是两者的混杂。这部跌宕起伏的历史揭示了生命是极有韧性的，但并非没有极限。在生命的历史上有着平安无事的悠长阶段，也有着非常非常偶然才会出现的“地球表面的大变革”。

这些变革背后的原因，在我们所能确知的程度上，是极为多变的：冰川化引发了奥陶纪末期大灭绝，全球变暖和海洋化学组成变化引发了二叠纪末期大灭绝，在白垩纪最后几秒钟内发生的小行星撞击也引发了大灭绝。而当前这次灭绝又有了属于它自己的全新原因：不是小行星，也不是大规模火山爆发，而是“一个像野草一样的物种”。就像沃尔特·阿尔瓦雷斯对我说的那样：“我们当下正在亲眼目睹，人类足以引发一场物种大灭绝。”

这些全然不同的灭绝事件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改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改变的速率。当世界改变的速率快于物种适应的速率时，这些物种大都会崩溃。事实就是如此，无论那个致命因素是从天上拖着一条火龙飞下来的，还是在地上开着一辆本田车去上班的。有人主张，当前的大灭绝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人们更关心身边的环境，并愿意为之做出牺牲就行。这种说法并不全然错误，但根本没有说到重点所在。人们关心与否，这并无所谓。真正有所谓的是，人们改变了这个世界。

人类的这种能力早在人类的现代性之前就已经显现了。当然，现代性其实是这种能力的最全面体现。实际上，这种能力可能与那些令我们开始成其为人类的品质是无法分割的，比如我们的不安于现状，比如我们的创造力，比如我们合作解决问题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一旦人类开始使用形象和符号来呈现这个自然世界，他们就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本来的界限。“在很多方面，人类语言与遗传编码都是很相像的。”英国古生物学家迈克尔·本顿曾经写道，“信息可以储存其中，并在经过修改之后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通讯交流保持了社会的完整性，也让人类得以逃脱演化的束缚。”[6]要是人类真的漫不经心，或是自私，或是暴力，也就不会有动物保护研究所这样的机构，甚至都没有这样的需求。如果你想知道人类对于其他物种是多么的危险，你可以想象一位在非洲手持AK-47步枪的盗猎者，或是想象在亚马孙手持一把大斧的伐木工人，或是更简单一些：你可以想象你自己，膝上摆着一本书。

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生物多样性大厅中央，有一些嵌入地板之中的展品。这些展品全都围绕着中央的一块展板，上面说自从5亿年前复杂动物演化出来以后，曾经发生过五次主要的物种大灭绝事件。据展板上介绍，“全球气候变化和其他一些原因，可能包括地球与地外天体之间的撞击”是导致这些灭绝事件的主要原因。展板上还评论道：“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六次大灭绝之中，这一次的原因仅仅只是人类对于生态地貌的改变。”

从这块展板向四周辐射出来若干块厚重的树脂玻璃板，在它们下面就是灭绝事件中一些代表性受害者遗留下来的化石遗迹。这些树脂玻璃板每天都被来此参观的数万名游客从上面走过，或许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踩在脚下的是什么东西。但蹲下来仔细观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每块化石的旁边都标了物种的名称，以及导致其种系走向末日的灭绝事件名称。这些化石都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来自奥陶纪的笔石离中心最近，最晚的雷克斯暴龙（Tyrannosaurus rex）则远离中心。如果你站在这些展品的边缘，即唯一可以纵观整个展览的地方，那你就恰好站在了第六次大灭绝的受害者们所该处的位置上。

在我们亲手制造的灭绝事件中，我们自己会有怎样的结局？可能性之一正是生物多样性展厅所暗示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自己也将最终被我们“对于生态地貌的改变”所消灭。这种想法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虽然逃脱了演化的束缚，但人类仍要依赖于地球的生物系统和地理化学系统。我们扰乱这些系统的行为，比如热带雨林砍伐、大气组成改变、海洋酸化，也令我们自身处于生存的危险之中。在地质学记录呈现出来的许多教训之中，或许最能让人冷静下来的就是：生命就像一支投资基金一样，过去的表现并不代表未来的结果。物种大灭绝发生时，既清除了孱弱的物种，也会干掉强壮的物种。V字形笔石曾经到处都是，后来却哪里也找不到。菊石在海洋中游荡了几亿年，后来却消失不见。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就曾警告说：“现代人类可能不仅仅只是第六次大灭绝的推动力，同时也有着成为其受害者的风险。”[7]在生物多样性展厅中的一块牌子上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生态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的一段话：“在把其他物种推向灭绝的过程中，人类也在忙着锯断自己栖息的那根树枝。”

而其他一些更为乐观的人认为会有另一种可能性：人类智慧可以战胜人类智慧所引发的任何灾难。例如，有重要科学家主张，如果全球变暖变成一种过于严重的威胁，我们可以通过工程方法来改造大气，逆转这一趋势。有些计划牵涉到向平流层中释放硫酸盐，把更多的阳光反射回宇宙空间中；另一些计划则要向太平洋上空发射水滴，形成更明亮的云层。如果这些计划都不起作用，形势越来越糟的话，只要有办法能让人类存续下去就行，比如我们可以撤到其他的星球上去。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就建议，“要在火星、泰坦[8]、欧罗巴[9]、月亮、小行星还有任何其他我们能找到的无人居住的天体上”建造城市。

“不用担心，”那本书的作者写道，“只要我们不断探索，人类就能生存下去。”[10]

显而易见，我们自己这个物种的命运才是我们更操心的事情。但是，哪怕冒着听起来有点反人类的风险——要知道，我的好朋友之中可颇有几个是人类！——我还是得说：到了最后，这并不是最值得关注的事情。在当下这个我们称之为“现在”的伟大时刻，我们无意间决定了哪条演化之路要继续走下去，而哪条演化之路要永久关闭。没有其他生物曾经做到这一点。不幸的是，这恰恰将成为我们留存最久的遗产。在所有那些由人类撰写、绘制与建造的一切统统归于尘土之后，无论是不是巨鼠接管了地球，人类所制造的第六次大灭绝仍将继续决定着生命的发展进程。

最近5亿年内生命历史上的主要事件

[1] 语出美国著名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诗作，原句为“希望是个长羽毛的东西/它在灵魂里栖息”。译文参考《狄金森全集》，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一卷，第175页。——译者

[2] Jonathan Schell，The Fate of the Earth（New York：Knopf，1982），21.

[3] Carson，Silent Spring，296.

[4] 白头海雕是美国的国鸟，因此在美国人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中期，美国的白头海雕数量急剧下降，最后达到了局地灭绝的程度。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寂静的春天》中所写的DDT的使用，经由食物链进入白头海雕体内累积，干扰其钙质代谢，导致其产下不正常的蛋。——译者

[5] 在美国，超轻型飞行器的定义不包括一般的轻型飞机，专指机体没有蒙皮，大小接近三轮车的飞行器，且不按飞机注册，驾驶无需飞行执照。——译者

[6] Michael Benton，“Paleont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Life，”in Evolution：The First Four Billion Years，edited by Michael Ruse and Joseph Travis（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84.

[7] Richard E.Leakey and Roger Lewin，The Sixth Extinction：Patterns of Life and the Future of Humankind（1995；reprint，New York：Anchor，1996），249.

[8] 即土卫六，太阳系第二大卫星。有着比地球还厚重的大气层，以氮气为主，还含有甲烷等有机气体，卫星表面既有陆地也有冰层。——译者

[9] 即木卫二，木星的第四大卫星。有极为稀薄的大气层，主要由氧构成，卫星表面全被冰层覆盖，冰层下有液态海洋。因为有液态水，被认为是除地球之外最有可能具有生命的太阳系天体，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直接证据。——译者

[10] Annalee Newitz，Scatter，Adapt，and Remember：How Humans Will Survive a Mass Extinction（New York：Doubleday，2013），263.

致谢

让一位记者写一本关于物种大灭绝的书，得需要很多人的帮助才行。有许多博学、慷慨而又耐心的人将他们的时间和专业知识献给了这一项目。

为了搞明白什么是两栖动物的危机，我求助了埃德加多·格里菲思、海蒂·罗斯（Heidi Ross）、保罗·克伦普、万斯·弗里登堡、戴维·韦克、凯伦·利普斯（Karen Lips）、乔·曼德尔森、埃丽卡·布里·罗森布卢姆（Erica Bree Rosenblum）和阿兰·派西尔（Alan Pessier）。

对于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幕后之旅，我要感谢帕斯卡尔·陶希。对于带我看了大海雀和它们生前生活的地方，我要感谢格维兹门迪尔·格维兹门松、雷聂尔·斯文森、哈尔多尔·阿尔曼森以及马格努斯·伯恩哈德松（Magnus Bernhardsson），是他让埃尔德岩之行成为可能。尼尔·兰德曼慷慨地带我去看了位于新泽西州的白垩纪遗迹，以及他无与伦比的菊石收藏。感谢林迪·埃尔金斯-唐东（Lindy Elkins-Tanton）和安迪·克诺尔（Andy Knoll）与我分享了他们在二叠纪末期大灭绝方面的专业知识。感谢尼克·隆里奇（Nick Longrich）和史蒂夫·东特（Steve D’Hondt）与我分享了他们在白垩纪末期大灭绝方面的专业知识。

我欠简·扎拉斯维奇一个大人情。他不仅仅带我去苏格兰寻找笔石化石，还在最近几年间回答了数不清的问题。我还要感谢丹·康登和伊安·米拉尔让我有了一次值得回忆的，同时也是湿漉漉的探险；并感谢保罗·克鲁岑给我解释了他关于人类世的想法。

海洋酸化是个很棘手的话题。如果没有以下这些人的帮助，我永远也不可能写出相关的文字。他们是：克里斯·兰登、理查德·菲利（Richard Feely）、克里斯·萨拜因、琼妮·克莱帕斯（Joanie Klaypas）、维多利亚·法布里（Victoria Fabry）、乌尔夫·希博塞尔、李·孔普和马克·帕加尼（Mark Pagani）。我特别要感谢杰森·霍尔-斯宾塞在冰冷的海水中领着我游到了阿拉贡堡的近海，并在此后耐心地回答了我的很多问题。还要多谢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布亚安排了那一次的行程。

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向肯·卡尔代拉寻求帮助，以图理解在气候科学和海洋化学方面的一些问题。我得到了他以及他妻子莉莉安巨大的帮助。当然也要感谢我在独树岛上遇到的科考队全体成员：杰克·西尔弗曼、肯尼·施耐德、丹耶·里夫林（Tanya Rivlin）、珍·赖费尔（Jen Reiffel），还有独一无二的罗素·格拉汉姆。还要谢谢戴维·克兰（Davey Kline）、布拉德·奥普代克（Brad Opdyke）、塞利娜·沃德和欧夫·霍格-古尔德贝格。

迈尔斯·西尔曼是世界上一个非同寻常之地的非同寻常的向导。他与我分享了大把的时间和大量的知识，让我如何感谢他都不为过。我还要向他的两位博士生表示敬意：威廉·法范·里奥斯和卡琳娜·加西亚·卡布雷拉（Karina Garcia Cabrera）。还要多谢克里斯·托马斯。

如果没有汤姆·洛夫乔伊的帮助，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这本书的写作计划。就我所知，他的慷慨与耐心是无界的。我要深深地感谢他对我的帮助和鼓励。马里奥·科恩-哈夫特既是一位亚马孙雨林方面的专家，又是一位很有幽默感的出色向导。我还想要感谢丽塔·梅斯基塔、若泽·路易斯·卡马戈（José Luís Camargo）、古斯塔夫·丰塞卡（Gustav Fonseca）和维尔吉利奥·维亚纳（Virgilio Viana）。

斯科特·达林和阿尔·希克斯是最早意识到白鼻综合征严重性的一批人之一。他们总是第一时间与我分享了他们获知的情况，并给予我巨大的帮助。瑞安·史密斯、苏西·冯·厄廷根、阿莉莎·贝内特（Alyssa Benntt）非常友好地一次又一次带我前往风神洞。乔·罗曼（Joe Roman）慷慨地花费时间阅读了书中关于入侵物种的章节，并提出了意见。

特里·罗思和克里斯·约翰逊帮助我了解了过去和现在的巨兽。特别要感谢约翰·阿尔罗伊对于灭绝速率的计算。同样要感谢安东尼·巴诺斯基。

斯万特·帕博花了很多个小时的时间向我概要性地解释了古遗传学的复杂性，特别是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计划的困难之处。我想要谢谢他。还要感谢香农·麦克费伦，他热情地带我参观了费拉西；谢谢艾德·格林，他总是愿意回答我没完没了的最后一个问题。

玛利斯·霍克、奥利弗·赖德（Olive Ryder）、芭芭拉·达兰特和珍妮·梅洛（Jenny Mehlow）在我访问圣迭戈期间给了我非常热情的接待。

我要感谢威廉斯大学负责文献管理的图书馆员，他们帮我找到了几乎不可能找到的书籍和论文。还要谢谢杰伊·帕萨科夫（Jay Pasachoff），他把关于白垩纪末期大灭绝的资料好心借给了我。

2010年，我幸运地得到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的一笔资助。如果没有这笔钱，我将无法前往这么多地方。这本书的写作还间接得到了“兰南文学奖金”以及“海因茨家族基金会”的支持。

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最初发表于《纽约客》。为了他们在本书写作中所给予我的建议、支持和耐心，我要深深地感谢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和多萝西·威肯登（Dorothy Wickenden）。我要谢谢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给予我的睿智建议。还有一些章节曾发表于《美国国家地理》和耶鲁大学的e360环保网站上。我想要感谢罗布·孔齐希（Rob Kunzig）、杰米·施里夫（Jamie Shreeve）和罗杰·科恩（Roger Cohn）的帮助，以及他们提出的想法。还要多谢史蒂文·巴克利（Steven Barclay）和伊丽莎·费希尔（Eliza Fischer）持续不懈的帮助。

感谢劳拉·维斯（Laura Wyss）、梅里尔·莱瓦维（Meryl Levavi）、卡罗琳·赞坎（Caroline Zancan）和维基·海尔（Vicki Haire）把手稿整理成书。

当你撰写这样一本书时，吉利恩·布莱克（Gillian Blake）是你能指望遇到的最好的编辑。她聪慧，善于追问，并且淡定。无论何时，当事情快要偏离轨道的时候，她都能冷静地让一切回归正轨。凯茜·罗宾斯（Kathy Robbins）像以往一样无与伦比。她的忠告和见解是无价之宝，满满的正能量简直取之不尽。

我的许多亲友也为这项长达数年的辛勤工作给予了帮助，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可能对此全然不知。感谢吉姆和凯伦·谢泼德、安德烈·巴雷特、苏珊·格林菲尔德、托德·珀德姆、南希·皮克、劳伦斯·道格拉斯和斯图尔特·阿德尔森，还有马琳、杰拉尔德和丹·科尔伯特。特别要感谢巴里·戈尔茨坦。还要感谢内德·克莱纳，他帮我理清了书中最后一部分的思路。感谢阿龙和马修·克莱纳，他们从未责怪他们的妈妈没能去看他们踢足球赛。

最后，我想要谢谢我的丈夫约翰·克莱纳，他又一次给予了我各方面的帮助，远超过他所需要做的。我在他的陪伴下写了这本书，并把这本书献给他。

参考书目

Alroy，John.“A Multispecies Overkill Simulation of the End-Pleistocene Megafaunal Mass Extinction.”Science 292（2001）：1893-96.

Alvarez，Luis W.“Experimental Evidence That an Asteroid Impact Led to the Extinction of Many Species 65 Million Years Ago.”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80（1983）：627-42.

Alvarez，Luis W.，W.Alvarez，F.Asaro，and H.V.Michel.“Extraterrestrial Cause for the Cretaceous-Tertiary Extinction.”Science 208（1980）：1095-108.

Alvarez，Walter.T.rex and the Crater of Doo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Earth History in the Broadest Possible Context.”Ninety-Seventh Annual Faculty Research Lec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International House，delivered Apr.29，2010.

Appel，Toby A.The Cuvier-Geoffroy Debate：French Biology in the Decades Before Darwi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Barnosky，Anthony D.“Megafauna Biomass Tradeoff as a Driver of Quaternary and Future Extinction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2008）：11543-48.

——.Heatstroke：N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 Warming.Washington，D.C.：Island Press/Shearwater Books，2009.

Benton，Michael J.When Life Nearly Died：The Greatest Mass Extinction of All Time.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2003.

Bierregaard，Richard O.，et al.Lessons from Amazonia：The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of a Fragmented Fores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

Birkhead，Tim.“How Collectors Killed the Great Auk.”New Scientist 142（1994）：24-27.

Blundell，Derek and Andrew C.Scott，eds.Lyell：The Past Is the Key to the Present.London：Geological Society，1998.

Bohor，B.F.，et al.“Mineralogic Evidence for an Impact Event at the Cretaceous-Tertiary Boundary.”Science 224（1984）：867-69.

Boule，Marcellin.Fossil Men：Elements of Human Palaeontology.Translated by Jessie J.Elliot Ritchie and James Ritchie.Edinburgh：Oliver and Boyd，1923.

Bowen，James，and Margarita Bowen.The Great Barrier Reef：History，Science，Herit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Brown，James H.Macroec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Browne，Janet.Charles Darwin：Voyaging.New York：Knopf，1995.

——.Charles Darwin：The Power of Place.New York：Knopf，2002.

Browne，Malcolm W.“Dinosaur Experts Resist Meteor Extinction Idea.”New York Times，Oct.29，1985.

Buckland，William.Geology and Mineralogy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Natural Theology.London：W.Pickering，1836.

Burdick，Alan.Out of Eden：An Odyssey of Ecological Invas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5.

Burkhardt，Richard Wellington.The Spirit of System：Lamarck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Butlin，Roger，Jon Bridle，and Dolph Schluter，eds.Speciation and Patterns of Divers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Caldeira，Ken，and Michael E.Wickett.“Anthropogenic Carbon and Ocean pH.”Nature 425（2003）：365.

Carpenter，Kent E.，et al.“One-Third of Reef-Building Corals Face Elevated 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Local Impacts.”Science 321（2008）：560-63.

Carson，Rachel.Silent Spring.40th anniversary ed.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2.

——.The Sea Around Us.Reprint，New York：Signet，1961.

Catenazzi，Alessandro，et al.“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 and the Collapse of Anuran Species Richness and Abundance in the Upper Manú National Park，Southeastern Peru.”Conservation Biology 25（2011）382-91.

Chown，Steven L.，et al.“Continent-wide Risk Assessme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onindigenous Species in Antarctic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2012）：4938-43.

Chu，Jennifer.“Timeline of a Mass Extinction.”MIT News Office，published online Nov.18，2011.

Cohen，Claudine.The Fate of the Mammoth：Fossils，Myth，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Coleman，William.Georges Cuvier，Zoologist：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 The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Collen，Ben，Monika Böhm，Rachael Kemp，and Jonathan E.M.Baillie，eds.Spineless：Status and Trends of the World's Invertebrates.London：Zoological Society，2012.

Collinge，Sharon K.Ecology of Fragmented Landscape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9.

Collins，James P.，and Martha L.Crump.Extinctions in Our Times：Global Amphibian Declin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Crump，Martha L.In Search of the Golden Fro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Crutzen，Paul J.“Geology of Mankind.”Nature 415（2002）：23.

Cryan，Paul M.，et al.“Wing Pathology of White-Nose Syndrome in Bats Suggests Life-Threatening Disruption of Physiology.”BMC Biology 8（2010）.

Cuvier，Georges，and Martin J.S.Rudwick.Georges Cuvier，Fossil Bones，and Geological Catastrophes：New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imary Tex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Darwin，Charles.The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Coral Reefs.3rd ed.New York：D.Appleton，1897.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1809-1882：With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New York：Norton，1969.

——.The Works of Charles Darwin.Vol.1，Diary of the Voyage of H.M.S.Beagle.

Edited by Paul H.Barrett and R.B.Freema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7.

——.The Works of Charles Darwin.Vol.2，Journal of Researches.Edited by Paul H.Barrett and R.B.Freema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7.

——.The Works of Charles Darwin.Vol.3，Journal of Researches，Part 2.Edited by Paul H.Barrett and R.B.Freema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7.

——.The Descent of Man.1871.Reprint，New York：Penguin，2004.

Davis，Mark A.Invasion Bi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De'ath，Glenn，et al.“The 27-Year Decline of Coral Cover o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and Its Caus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2012）：17995-99.

DeWolf，Gordon P.Native and Naturalized Trees of Massachusetts.Amherst：Cooperative Extension Service，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1978.

Diamond，Jared.“The Island Dilemma：Lessons of Modern Biogeographic Studies for the Design of Natural Reserves.”Biological Conservation 7（1975）：129-46.

Diamond，Jared.Guns，Germs，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New York：Norton，2005.

Dobbs，David.Reef Madness：Charles Darwin，Alexander Agassiz，and the Meaning of Coral.New York：Pantheon，2005.

Ellis，Erie C.，and Navin Ramankutty.“Putting People in the Map：Anthropogenic Biomes of the World.”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6（2008）：439-47.

Elton，Charles S.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 Animals and Plants.1958.Repri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Erwin，Douglas H.Extinction：How Life on Earth Nearly Ended 250 Million Years Ago.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Erwin，Terry L.“Tropical Forests：Their Richness in Coleoptera and Other Arthropod Species.”Coleopterists Bulletin 36（1982）：74-75.

Fabricius，Katherina E.，et al.“Losers and Winners in Coral Reefs Acclimatized to Elevated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s.”Nature Climate Change1（2011）：165-69.

Feeley，Kenneth J.，et al.“Upslope Migration of Andean Trees.”Journal of Biogeography 38（2011）：783-91.

Feeley，Kenneth J.，and Miles R.Silman.“Biotic Attrition from Tropical Forests Correcting for Truncated Temperature Niches.”Global Change Biology 16（2010）：1830-36.

Flannery，Tim F.The Future Eaters：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the Australasian Lands and People.New York：G.Braziller，1995.

Fortey，Richard A.Life：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First Four Billion Years of Life on Earth.New York：Vintage，1999.

Fuller，Errol.The Great Auk.New York：Abrams，1999.

Gaskell，Jeremy.Who Killed the Great Au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Gattuso，Jean-Pierre，and Lina Hansson，eds.Ocean Acidific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Gleick，James.Chaos：Making a New Science.New York：Viking，1987.

Glen，William，ed.The Mass-Extinction Debates：How Science Works in a Crisi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Goodell，Jeff.How to Cool the Planet：Geoengineering and the Audacious Quest to Fix Earth's Climate.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0.

Gould，Stephen Jay.The Panda's Thumb：More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New York：Norton，1980.

Grant，K.Thalia，and Gregory B.Estes.Darwin in Galápagos：Footsteps to a New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Grayson，Donald K.，and David J.Meltzer.“A Requiem for North American Overkill.”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0（2003）：585-93.

Green，Richard E.，et al.“A Draft Sequence of the Neandertal Genome.”Science 328（2010）：710-22.

Hallam，A.Great Geological Controvers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Hallam，A.，and P.B.Wignall.Mass Extinc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Hall-Spencer，Jason M.，et al.“Volcanic Carbon Dioxide Vents Show Ecosystem Effects of Ocean Acidification.”Nature 454（2008）：96-99.

Hamilton，Andrew J.，et al.“Quantifying Uncertainty in Estimation of Tropical Arthropod Species Richness.”American Naturalist 176（2010）：90-95.

Hannah，Lee Jay，ed.Saving a Million Species：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12.

Haynes，Gary，ed.American Megafaunal Extinctions at the End of the Pleistocene.Dordrecht：Springer，2009.

Heatwole，Harold，Terence Done，and Elizabeth Cameron.Community Ecology of a Coral Cay：A Study of One Tree Island，Great Barrier Reef，Australia.The Hague：W.Junk，1981.

Hedeen，Stanley.Big Bone Lick：The Cradle of American Paleontology.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8.

Hepting，George H.“Death of the American Chestnut.”Forest and Conservation History 18（1974）：60-67.

Herbert，Sandra.Charles Darwin，Geologis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Herrmann，E.，et al.“Humans Have Evolved Specialized Skills of Social Cognition：The Cultural Intelligence Hypothesis.”Science 317（2007）：1360-66.

Hoegh-Guldberg，Ove，et al.“Coral Reefs under Rapid Climate Change and Ocean Acidification.”Science 318（2007）：1737-42.

Hoffmann，Michael，et al.“The Impact of Conservation on the Status of the World's Vertebrates.”Science 330（2010）：1503-9.

Holdaway，Richard N.，and Christopher Jacomb.“Rapid Extinction of the Moas（Aves：Dinornithiformes）：Model，Test，and Implications.”Science 287（2000）：2250-54.

Hooke，Roger，José F.Martin-Duque，and Javier Pedraza.“Land Transformation by Humans：A Review.”GSA Today 22（2012）：4-10.

Huggett，Richard J.Catastrophism：Systems of Earth History.London：E.Arnold，1990.

Humboldt，Alexander von.Views of Nature，or，Contemplations on the Sublime Phenomena of Creation with Scientific Illustrations.Translated by Elsie C.Otté and Henry George Bohn.London：H.G.Bohn，1850.

Humboldt，Alexander von，and Aimé Bonpland.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Plants.Edited by Stephen T.Jackson.Translated by Sylvie Romanowsk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Hunt，Terry L.“Rethinking Easter Island's Ecological Catastrophe.”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4（2007）：485-502.

Hutchings，P.A.，Michael Kingsford，and Ove Hoegh-Guldberg，eds.The Great Barrier Reef：Biology，Environment and Management.Collingwood，Australia：CSIRO，2008.

Janzen，Daniel H.“Why Mountain Passes Are Higher in the Tropics.”American Naturalist 101（1967）：233-49.

Jarrell，Randall，and Maurice Sendak.The Bat-Poet.1964.Reprint，New York：HarperCollins，1996.

Johnson，Chris.Australia's Mammal Extinctions：A 50，000 Year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Kiessling，Wolfgang，and Carl Simpson.“On the Potential for Ocean Acidification to Be a General Cause of Ancient Reef Crises.”Global Change Biology 17（2011）：56-67.

Knoll，A.H.“Biomineralization and Evolutionary History.”Reviews in Mineralogy and Geochemistry 54（2003）：329-56.

Kudla，Marjorie Lv Don E.Wilson，and E.O.Wilson，eds.Biodiversity II：Understanding and Protecting Our Biological Resources.Washington，D.C.：Joseph Henry Press，1997.

Kuhn，Thomas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Kump，Lee，Timothy Bralower，and Andy Ridgwell.“Ocean Acidification in Deep Time.”Oceanography 22（2009）：94-107.

Kump，Lee R.，Alexander Pavlov，and Michael A.Arthur.“Massive Release of Hydrogen Sulfide to the Surface Ocean and Atmosphere during Intervals of Oceanic Anoxia.”Geology 33（2005）：397.

Landman，Neil，et al.“Mode of Life and Habitat of Scaphitid Ammonites.”Geobios 54（2012）：87-98.

Laurance，Susan G.W.，et al.“Effects of Road Clearings on Movement Patterns of Under story Rainforest Birds in Central Amazonia.”Conservation Biology18（2004）：1099-109.

Lawton，John H.，and Robert M.May.Extinction Rat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Leakey，Richard E.，and Roger Lewin.The Sixth Extinction：Patterns of Life and the Future of Humankind.1995.Reprint，New York：Anchor，1996.

Lee，R.Memoirs of Baron Cuvier.New York：J.and J.Harper，1833.

Lenton，Timothy M.，et al.“First Plants Cooled the Ordovician.”Nature Geoscience 5（2012）：86-9.

Levy，Sharon.Once and Future Giants：What Ice Age Extinctions Tell Us about the Fate of Earth's Largest Anima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Longrich，Nicholas R.，Bhart-Anjan S.Bhullar，and Jacques A.Gauthier.“Mass Extinction of Lizards and Snakes at the Cretaceous-Paleogene Boundar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2012）：21396-401.

Longrich，Nicholas R.，T.Tokaryk，and D.J.Field.“Mass Extinction of Birds at the Cretaceous-Paleogene（K-Pg）Boundar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2011）：15253-57.

Lopez，Barry.Arctic Dreams.1986.Reprint，New York：Vintage，2001.

Lovejoy，Thomas.“A Tsunami of Extinction.”Scientific American，Dec.2012，33-34.

Lyell，Charles.Travels in North America，Canada，and Nova Scotia with Geological Observations.2nd ed.London：J.Murray，1855.

——.Geological Evidences of the Antiquity of Man；with Remarks on Theories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Variation.4th ed，revised.London：Murray，1873.

——.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Sir Charles Lyell，edited by Mrs.Lyell.London：J.Murray，1881.

——.Principles of Geology.Vol.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rinciples of Geology.Vol.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Principles of Geology.Vol.3.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MacPhee，R.D.E.，ed.Extinctions in Near Time：Causes，Contexts，and Consequences.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1999.

Maerz，John C.，Victoria A.Nuzzo，and Bernd Blossey.“Declines in Woodland Salamander Abundance Associated with Non-Native Earthworm and Plant Invasions.”Conservation Biology 23（2009）：975-81.

Maisels，Fiona，et al.“Devastating Decline of Forest Elephants in Central Africa.”PLOS ONE 8（2013）.

Martin，Paul S.，and Richard G.Klein，eds.Quaternary Extinctions：A Prehistoric Revolution.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4.

Martin，Paul S.，and H.E.Wright，eds.Pleistocene Extinctions：The Search for a Caus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Marvin，Ursula B.Continental Drift：The Evolution of a Concept.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distributed by G.Braziller），1973.

Mayr，Ernst.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Diversity，Evolution，and Inheritance.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McCallum，Malcolm L.“Amphibian Decline or Extinction？Current Declines Dwarf Background Extinction Rates.”Journal of Herpetology 41（2007）：483-91.

McKibben，Bill.The End of Nature.New York：Random House，1989.

Mendelson，Joseph R.“Shifted Baselines，Forensic Taxonomy，and Rabb's Fringelimbed Treefrog：The Changing Role of Biologists in an Era of Amphibian Declines and Extinctions.”Herpetological Review 42（2011）：21-25.

Mitchell，Alanna.Seasick：Ocean Change and the Extinction of Life on Earth.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Mitchell，Christen，et al.Hawaii's Comprehensive Wildlife Conservation Strategy.Honolulu：Department of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2005.

Mittelbach，Gary G.，et al.“Evolution and the Latitudinal Diversity Gradient：Speciation，Extinction and Biogeography.”Ecology Letters 10（2007）：315-31.

Monks，Neale，and Philip Palmer.Ammonites.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2002.

Moum，Truls，et al.“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 Evolution and Phylogeny of the Atlantic Alcidae，Including the Extinct Great Auk（Pinguinus impennis）.”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19（2002）：1434-39.

Muller，Richard.Nemesis.New York：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8.

Musgrave，Ruth A.“Incredible Frog Hotel.”National Geographic Kids，Sept.2008，16-19.

Newitz，Annalee.Scatter，Adapt，and Remember：How Humans Will Survive a Mass Extinction.New York：Doubleday，2013.

Newman，M.E.J.，and Richard G.Palmer.Modeling Extin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Newton，Alfred.“Abstract of Mr.J.Wolley's Researches in Iceland Respecting the Gare-Fowl or Great Auk.”Ibis 3（1861）：374-99.

Nitecki，Matthew H.，ed.Extinc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Novacek，Michael J.Terra：Our 100-Million-Year-Old Ecosystem—and the Threats That Now Put It at Risk.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7.

Olson，Valérie A.，and Samuel T.Turvey.“The Evolution of Sexual Dimorphism in New Zealand Giant Moa（Dinornis）and Other Ratites.”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80（2013）.

Orlando，Ludovic，et al.“Ancient DNA Analysis Reveals Woolly Rhino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28（2003）：485-99.

Outram，Dorinda.Georges Cuvier：Vocation，Science and Authority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Manchester，England：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

Palmer，Trevor.Perilous Planet Earth：Catastrophes and Catastrophism through the Ag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Peale，Charles Willson.The Se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Willson Peale and His Family.Edited by Lillian B.Miller，Sidney Hart，and Toby A.Appel.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published for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83-2000.

Phillips，John.Life on the Earth.Cambridge：Macmillan and Company，1860.

Plaisance，Laetitia，et al.“The Diversity of Coral Reefs：What Are We Missing？”PLOS ONE 6（2011）.

Powell，James Lawrence.Night Comes to the Cretaceous：Dinosaur Extin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Geology.New York：W.H.Freeman，1998.

Quammen，David.The Song of the Dodo：Island Biogeography in an Age of Extinctions.1996.Reprint，New York：Scribner，2004.

——.The Reluctant Mr.Darwin：An Intimate Portrait of Charles Darwin and the Making of His Theory of Evolution.New York：Atlas Books/Norton，2006.

——.Natural Acts：A Sidelong View of Science and Nature.Revised ed.，New York：Norton，2008.

Rabinowitz，Alan.“Helping a Species Go Extinct：The Sumatran Rhino in Borneo.”Conservation Biology 9（1995）：482-88.

Randall，John E.，Gerald R.Allen，and Roger C.Steene.Fishes of the Great Barrier Reef and Coral Se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

Raup，David M.The Nemesis Affair：A Story of the Death of Dinosaurs and the Ways of Science.New York：Norton，1986.

——.Extinction：Bad Genes or Bad Luck？New York：Norton，1991.

Raup，David M.，and J.John Sepkoski Jr.“Periodicity of Extinctions in the Geologic Past.”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81（1984）：801-5.

——.“Mass Extinctions in the Marine Fossil Record.”Science 215（1982）：1501-3.

Reich，David，et al.“Genetic History of an Archaic Hominin Group from Denisova Cave in Siberia.”Nature 468（2010）：1053-60.

Rettenmeyer，Carl W.et al.“The Largest Animal Association Centered on One Species：The Army Ant Eciton burchellii and Its More Than 300 Associates.”Insectes Sociaux 58（2011）：281-92.

Rhodes，Frank H.T.，Richard O.Stone，and Bruce D.Malamud.Language of the Earth：A Literary Anthology.2nd ed.Chichester，England：Wiley，2009.

Ricciardi，Anthony.“Are Modern Biological Invasions an Unprecedented Form of Global Change？”Conservation Biology 21（2007）：329-36.

Rose，Kenneth D.The Beginning of the Age of Mammal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

Rosenzweig，Michael L.Species Diversity in Space and Tim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Rudwick，M.J.S.The Meaning of Fossils：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Palaeontology.2nd revised ed.New York：Science History，1976.

——.Bursting the Limits of Time：The Reconstruction of Geohisto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Lyell and Darwin，Geologists：Studies in the Earth Sciences in the Age of Reform.Aldershot，England：Ashgate，2005.

——.Worlds Before Adam：The Reconstruction of Geohistory in the Age of Refor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Ruiz，Gregory M.，et al.“Invasion of Coastal Marine Communities in North America：Apparent Patterns，Processes，and Biases.”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31（2000）：481-531.

Rule，Susan，et al.“The Aftermath of Megafaunal Extinction：Eco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Pleistocene Australia.”Science 335（2012）：1483-86.

Ruse，Michael，and Joseph Travis，eds.Evolution：The First Four Billion Years.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Schell，Jonathan.The Fate of the Earth.New York：Knopf，1982.

Sellers，Charles Coleman.Mr.Peale’s Museum：Charles Willson Peale and the First Popular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and Art.New York：Norton，1980.

Semonin，Paul.American Monster：How the Nation's First Prehistoric Creature Became a Symbol of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

Severance，Frank H.An Old Frontier of France：The Niagara Region and Adjacent Lakes under French Control.New York：Dodd，1917.

Shen，Shu-zhong，et al.“Calibrating the End-Permian Mass Extinction.”Science334（2011）：1367-72.

Sheppard，Charles，Simon K.Davy，and Graham M.Pilling.The Biology of Coral Reef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Shreeve，James.The Neandertal Enigma：Solving the Mystery of Modern Human Origins.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5.

Shrenk，Friedemann，and Stephanie Müller.The Neanderthals.London：Routledge，2009.

Silverman，Jacob，et al.“Coral Reefs May Start Dissolving when Atmospheric CO_2 Doubles.”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5（2009）.

Simberloff，Daniel，and Marcel Rejmánek，eds.，Encyclopedia of Biological Invas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Simpson，George Gaylord.Why and How：Some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Historical Biology.Oxford：Pergamon Press，1980.

Soto-Azat，Claudio，et al.“The Population Decline and Extinction of Darwin's Frogs.”PLOS ONE 8（2013）.

Stanley，Steven M.Extinction.New York：Scientific American Library，1987.

Stolzenburg，William.Rat Island：Predators in Paradise and the World's Greatest Wildlife Rescue.New York：Bloomsbury，2011.

Straus，William L.，Jr.，and A.J.E.Cave.“Pathology and the Posture of Neanderthal Man.”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32（1957）：348-63.

Sulloway，Frank J.“Darwin and His Finches：The Evolution of a Legend.”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15（1982）：1-53.

Taylor，Paul D.Extinctions in the History of Lif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Thomas，Chris D.，et al.“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Nature 427（2004）：145-48.

Thomson，Keith Stewart.The Legacy of the Mastodon：The Golden Age of Fossils in America.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

Todd，Kim.Tinkering with Eden：A Natural History of Exotics in America.New York：Norton，2001.

Tollefson，Jeff.“Splinters of the Amazon.”Nature 496（2013）：286-89.

Tripati，Aradhna K.，Christopher D.Roberts，and Robert A.Eagle.“Coupling of CO_2 and Ice Sheet Stability over Major Climate Transitions of the Last 20 Million Years.”Science 326（2009）：1394-97.

Turvey，Samuel.Holocene Extinc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Urrutia，Rocío，and Mathias Vuille.“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s for the Tropical Andes Using a Regional Climate Model：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Simulations for the End of the 21st Century.”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114（2009）.

Van Driesche，Jason，and Roy Van Driesche.Nature out of Place：Biological Invasions in the Global Age.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0.

Veron，J.E.N.A Reef in Time：The Great Barrier Reef from Beginning to End.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Is the End in Sight for the World's Coral Reefs？”e360，published online Dec.6，2010.

Wake，D.B.，and V.T.Vredenburg.“Colloquium Paper：Are We in the Midst of the Sixth Mass Extinction？A View from the World of Amphibian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2008）：11466-73.

Wallace，Alfred Russel.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 with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of Living and Extinct Faunas as Elucidating the Past Changes of the Earth's Surface.Vol.1.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876.

——.Tropical Nature and Other Essays.London：Macmillan，1878.

——.The Wonderful Century：Its Successes and Its Failures.New York：Dodd，Mead，1898.

——.The World of Life：A Manifestation of Creative Power，Directive Mind and Ultimate Purpose.New York：Moffat，Yard，1911.

Wegener，Alfred.The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Translated by John Biram.New York：Dover，1966.

Wells，Kentwood David.The Ecology and Behavior of Amphibia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

Welz，Adam.“The Dirty War against Africa's Remaining Rhinos.“ e360，published online Nov.27，2012.

Whitfield，John.In the Beat of a Heart：Life，Energy，and the Unity of Nature.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6.

Whitmore，T.C.，and Jeffrey Sayer，eds.Tropical Deforestation and Species Extinction.London：Chapman and Hall，1992.

Wilson，Edward O.“Threats to Biodiversity.”Scientific American，Sept.1989，108-16.

——.The Diversity of Life.1992.Reprint，New York：Norton，1993.

——.The Future of Life.2002.Reprint，New York：Vintage，2003.

Wilson，Leonard G.Charles Lyell，the Years to 1841：The Revolution in Geolog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

Wollaston，Alexander F.R.Life of Alfred Newton.New York：E.P.Dutton，1921.

Worthy，T.H.，and Richard N.Holdaway.The Lost World of the Moa：Prehistoric Life of New Zealand.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Zalasiewicz，Jan.The Earth After Us：What Legacy Will Humans Leave in the Rock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Zalasiewicz，Jan，et al.“Are We Now Living in the Anthropocene？”GSA Today18（2008）：4-8.

Zalasiewicz，Jan，et al.“Graptolites in British Stratigraphy.”Geological Magazine 146（2009）：785-850.

- 第一部 埃尔贡山的阴影

- 第二部 猴舍

- 第三部 溃败

- 第四部 奇塔姆洞

版权信息

- 书名：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 作者：［美］普雷斯顿

- ISBN：9787532771493

- 译者：姚向辉

- 责任编辑：张吉人

- 产品经理：邵明鉴

献给小弗雷德里克·德兰诺·格兰特

所有认识他的人无不敬佩他

本书描述的事件介于1967年到1993年间。本书提到的病毒的潜伏期均短于二十四天。在潜伏期之外，这些病毒的感染者和接触过感染者的人都不可能再感染或传播这些病毒。本书中提到的所有在世人员均未罹患可传染的疾病。除非用实验室器材通过特殊方法冻干保存，否则这些病毒都不可能独立生存超过十天。因此，本书提到的雷斯顿和华盛顿特区的所有地点均无感染性，也绝无危险。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

——《启示录》

致读者

这是一本纪实作品。故事是真实的，人物也一样。笔者偶尔更改角色的姓名，例如“夏尔·莫内”或“彼得·卡迪奈尔”。更改姓名时，笔者会在文中说明。

书中对话来自当事人的回忆，经过了多方交叉印证。在故事中的某些时刻，笔者描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描述基于笔者与当事人的访谈，当事人在访谈中多次重复回忆他们当时的想法，事后在核对事实的会谈中，当事人也确认了这些回忆。假如你问一个人：“您当时在想什么？”比起小说家有可能创作出的心理活动，你得到的答案通常会更加丰富，更能揭示一个人的处境。笔者想看透人们的面容，直窥他们的心灵，聆听他们的言辞，进入他们的生活；在那里，笔者见到的事物远超想象。

理查德·普雷斯顿

疫区未经授权不得进入

请将通行卡放于感应器上打开此门

处理中……

进入前请消毒……

AA-5套房

研究者：

南希·杰克斯上校

病原体：

未知

处理进行

生物安全级别

房间上锁

性别：

女

脱除一切皮肤接触物：

衣服，戒指，隐形眼镜，等等。

换上无菌手术服。

进入前请消毒……

生物安全级别

注意：

紫外线照射

生物安全级别

整备室

警报器：

启用中

密封防护服：

准备

注意

生物危害

生物安全级别

气闭门/消毒喷头

请务必穿密封防护服进入

请输入通行密码

进入前请消毒……

森林魔影

1980年，元旦

夏尔·莫内离群索居。这位法国人独居的小木屋位于恩佐亚糖厂的私有土地之内。这片种植园位于肯尼亚西部，沿恩佐亚河而建，能看见埃尔贡山的雄姿。埃尔贡山，这座孤零零的巨大死火山紧邻大裂谷，高一万四千英尺。莫内的过往不为人知。和许多最后在非洲落脚的外来者一样，很难说清他究竟为何而来。也许他在法国惹了麻烦，也许是肯尼亚的美丽吸引了他。他是业余的博物学家，喜爱鸟类和兽类，但不怎么喜欢人。他五十六岁，中等身高，中等身材，有一头光滑的棕色直发，算是相貌堂堂。他的密友仅限于埃尔贡山周围村镇里的女人，但医生前来调查他的死因时，她们也记不起他的多少情况。他的工作是维护糖厂的抽水机械，这些设备从恩佐亚河抽水，送去灌溉绵延数英里的甘蔗田。据说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河畔的泵房里，他似乎喜欢听着轰鸣声看机械运转。

对他这种病例来说，细节往往难以确定。医生记得临床症状，因为只要见过人体感染生物安全4级微生物后的结果，就永远也不可能忘记；这些症状一个接一个堆积起来，直到最终吞没被压在最底下的那个人。夏尔·莫内病例里既有冰冷的临床数据，又有恐怖的直观画面，触目惊心得能让我们倒退几步，猛眨眼睛，就像见到了变色的异域太阳。

1979年夏天，莫内来到这个国家，当时导致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损病毒（HIV）最终从非洲中部的雨林向外爆发，开始了折磨人类的漫长征程。艾滋病这道阴影已经落在了人类头上，但此时人们还不知道它的存在。它沿着金沙萨公路悄悄蔓延，这条公路自东而西横贯非洲大陆，在埃尔贡山的视野范围内经过维多利亚湖。HIV是一种生物安全2级的微生物，高度致命，但传染性并不强。它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也无法通过空气传染。你不需要穿生化防护服去处理感染HIV的血样。

工作日里，莫内在泵房辛勤劳作；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就去糖厂附近的林区游玩。他会带些食物撒在地上，看着鸟类和兽类来吃。他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观察动物。认识他的人回忆说他尤其喜欢野生猴子，他有特别的办法与它们相处；说他会拿着一块食物坐在那里等猴子接近，猴子会就着他的手吃东西。

到了晚上，他总是待在住处。他有个叫约翰妮的管家，负责打扫卫生和做饭。他在自学如何辨别非洲鸟类。他家附近的一棵树上栖息着一群织布鸟，他花了不少时间观察它们建造和修补袋状鸟巢。据说圣诞节前后的某一天，他带着一只病鸟回家，鸟死在他家里，很可能就死在他的手中。那也许是一只织布鸟——但没有人可以确定，它也许死于某种生物安全4级的病毒——还是没有人可以确定。他还和一只鸦类结下友情。那是一只非洲白颈鸦，非洲常有人把这种黑白羽色的鸟儿驯养成宠物。这只白颈鸦友善而聪慧，喜欢停在莫内住处的屋顶上，望着他进进出出。白颈鸦要是饿了，会落在游廊上，走进室内，莫内就用桌上的小块食物喂它。

每天早晨，他穿过甘蔗田步行去上班，这段路有两英里。那年圣诞节前，工人烧过田地，所以地里焦黑一片。越过焦黑的土地向北望去，他能看见二十五英里外的埃尔贡山。随着气候与阴晴、雨水和阳光的不同，山峰每时每刻都在改变面貌，这是非洲光线的奇景。黎明时分，埃尔贡山是彼此交错的许多灰色岭脊，笼罩在雾气之中，只露出最顶端的两个峰顶，那是火山口被侵蚀后剩下的残骸。太阳升起，山峰披上银光闪闪的绿色，那是埃尔贡山雨林的色彩；太阳继续行进，云层渐渐出现，挡住山峰。下午临近日落，云层变厚，聚集成雷暴云砧，电光闪烁，但听不见雷声。云层底端是炭黑色，但顶端伸向高空的部分却犹如羽毛，在落日映照下发出暗橙色的辉光，云层上方的天空是深蓝色，几颗热带星辰闪闪发亮。

他有几个女性朋友住在埃尔贡山东南的埃尔多雷特镇上，那里普遍贫穷，人们住在木板和铁皮搭建的棚屋里。他给这些女性朋友钱，作为回报，她们当然乐于“爱”他。圣诞节假期前，他定下计划去埃尔贡山野营，邀请了埃尔多雷特的一个女人做伴，但没有人记得她叫什么名字。

莫内和女性朋友开着路虎驶上笔直的红土道路，这条路通往恩德贝斯断崖，火山口东侧的壮观悬崖。路面铺着红如鲜血的火山灰。两人爬上火山口的外沿，穿过玉米田和咖啡树种植园后是放牧的草场。这条路经过英国殖民时代的农庄，成排的蓝桉树遮住了半倒塌的古老屋舍。他们爬得越来越高，气温也越来越低，冠雕拍打着翅膀飞出雪松树。很少有游客来埃尔贡山，因此莫内和他的朋友多半开着这条路上唯一的车辆，但路上有成群结队的步行者：在山麓低处耕种的小农庄的村民。他们接近了埃尔贡山雨林的参差边缘，开过大大小小的零星树丛；他们经过埃尔贡山旅店，英国人在20世纪初修建了这家旅馆，现在年久失修，墙壁开裂，涂料因为日晒雨淋而剥落。

埃尔贡山坐落于乌干达和肯尼亚的边境，离苏丹也不远。这座山的雨林位于非洲中部，是个生物孤岛，它耸立于干燥的平原地带，与外界隔绝，方圆五十英里的土地上覆盖着树木、竹子和高山沼泽。它就像中非洲背脊上的一个骨节。火山于七百万年到一千万年前隆起，曾经猛烈喷发岩浆和火山灰，数次彻底毁灭山坡上的森林植被，直到最后堆积到可观的高度。在被侵蚀之前，埃尔贡山曾经是非洲最高的山峰，比现在的乞力马扎罗山还要高。从面积上说，它目前仍旧是非洲最广阔的山峰。太阳升起时，埃尔贡山的阴影投向西方，深入乌干达的国境，太阳落下时，阴影向东进入肯尼亚。在埃尔贡山的阴影中，散落着村镇和城市，居住着各种部落的人口，其中包括埃尔贡马萨伊人[1]，这些游牧民族来自北方，几百年前围绕埃尔贡山定居下来，以养牛为生。低处的山坡常年细雨蒙蒙，空气清凉新鲜，火山土壤适合玉米种植。村镇环绕火山而建，人类定居点犹如圆环，圆环向山坡上的森林不停收拢，仿佛扼杀山区自然生态的绞索。森林被砍伐清除，树木变成木柴，为放牧区域腾出空间，大象逐渐消失。

埃尔贡山有一小部分是国家公园。莫内和朋友在公园门口停车，缴纳入场费。有一只猴子（或是狒狒，但谁也记不清了）经常在门口附近逗留，期待游客的施舍，莫内用香蕉引诱它坐上自己的肩膀。朋友见状大笑，两人在那里一动不动，静等猴子吃完食物。他们向山上开了一小段，在延伸向溪流的缓坡上找到一片湿草地扎营。小溪汩汩淌出雨林，被火山灰染成了不寻常的乳白色。青草被非洲水牛啃得很短，成堆的牛粪处处可见。

埃尔贡雨林耸立于营地四周，通体瘤节的非洲橄榄树交织成网，挂满了苔藓和攀援植物，点缀着对人类有毒的黑色橄榄果。他们听见猴子在树上抢食的声音，听见昆虫的嗡鸣，时不时还有某种猴子“哈、哈”叫喊——那是非洲疣猴，时而有一只从树上下来，匆匆穿过帐篷附近的草地，用机敏的眼睛警觉地打量两人。非洲橄榄鸽成群结队飞出树丛，俯冲向下，速度快得惊人，这是它们躲避鬣鹰的求生策略，鬣鹰会从高处扑向橄榄鸽，在半空中将它们撕碎。这里有樟树、柚树、非洲雪松和红臭木，偶尔还有深绿色的蘑菇状树冠突出林冠层——那是罗汉松，或称“波多树”，非洲最高大的树种，能和加州红杉相提并论。当时山上还活着几千只大象，你能听见它们在林间走动、剥下树皮和折断树枝。

午后，就像埃尔贡山最常见的日子，天开始下雨，莫内和朋友只能留在帐篷里，伴着雷雨敲打帆布的声音，他们也许做了爱。天渐渐黑了；雨也逐渐停歇。两人生火做饭。新年夜，他们也许开香槟庆贺了一番。和平时一样，乌云在几小时内慢慢散去，火山是银河下的一团庞然黑影。午夜时分，莫内也许站在草地上仰望星空，因为喝了香槟，所以脚步有点踉跄。

元旦，早餐后不久——那是个冷冽的清晨，气温只有华氏四十多度，草地湿冷——两人沿着泥泞的道路驱车上山，在奇塔姆洞下方的小山谷内停车。两人踏着象群沿小溪踩出的足迹，顺着山谷向上走，穿过丛生的橄榄树和茂密的草地。两人时刻留意非洲水牛，在森林里遇到这种动物是很危险的。洞口位于山谷顶端，溪流在那里形成一道瀑布。象群的足迹到洞口向内延伸。莫内和朋友在洞里度过了元旦一整天。多半又下过雨，两人在洞口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望着溪水如纱帘般垂落。他们眺望山谷，寻找大象的影踪，看见蹄兔（毛茸茸的动物，大小和土拨鼠相仿）跑上跑下洞口的山岩。

象群会在夜间进入奇塔姆洞，获取矿物质和盐分。在平原地区，大象很容易在硬土层和干涸的水坑里找到盐分，但在热带雨林，盐分是稀缺资源。岩洞很大，足够容纳七十头大象。象群在岩洞里过夜，站着睡觉，用长牙凿开岩石，把石块从岩壁上挖下来，嚼成碎屑吞下去。洞穴内外的大象粪便里满是碎石。

莫内和朋友有手电筒，两人走进洞里，想知道岩洞通往何处。洞口很大，宽达五十五码，里面比洞口还要开阔。他们经过一片平地，脚下满是干燥成粉状的大象粪便，两人行进时搅起了团团烟尘。光线越来越暗，地势上升，变成一连串的岩架，上面覆盖着绿色黏液。洞顶栖息着以植物为生的果蝠群落，黏液是果蝠的排泄物。

蝙蝠呼啸着飞出巢穴，穿梭于两人的手电光束之间，绕着他们的头部盘旋，发出尖锐的叫声。灯光惊扰了蝙蝠，更多的蝙蝠醒来。几百只仿佛红色宝石的蝙蝠眼睛在洞顶俯视他们。蝙蝠的叫声犹如波涛，在洞顶蔓延回荡，那是一种短促而刺耳的声音，就像许多扇门轴干涩的小门同时打开。这时他们看见了奇塔姆洞里最壮美的景色。这个洞穴是一片石化了的雨林。岩壁和洞顶戳出许多矿物质化的树干，有柚树，有罗汉松，有常绿植物。七百万年前，埃尔贡山的一次爆发用火山灰淹埋了整片雨林；树干转化成了蛋白石和硅石，周围还有结晶体环绕——白色针尖状的矿物质生长在岩壁上。晶体尖锐如注射器针头，在灯光下闪烁寒光。

莫内和朋友在洞里漫步，用手电筒照亮石化的雨林。他有没有去摸石化的树干，被结晶体刺破手指？两人看见岩壁和洞顶戳出石化的骨头，有鳄鱼，有古河马和象类的远祖。树干之间的蛛网上挂着蜘蛛，它们以飞蛾和昆虫为食。

他们走上一段缓坡，洞穴到这里宽达一百多码，超过了橄榄球场的长度。他们看见一条地缝，用手电向下照。底下有些不寻常的东西：成堆的灰色和棕色的物体。那是小象已经木乃伊化的尸体。象群在夜间走过岩洞，凭借触觉导向，用长鼻的顶端探路。时常有小象掉进那条地缝。

莫内和朋友走向岩洞深处，爬下一段坡道，最后来到一根支撑洞顶的石柱前。石柱上满是劈痕和沟槽，那是象牙凿出的印记。象群若是继续在石柱底部挖掘，石柱最后肯定会崩塌，洞顶也会随之塌陷。两人在洞穴深处见到了另一根石柱，这根已经坍塌。石柱上方挂着许多蝙蝠，它们的黑色排泄物覆盖了石柱。这些蝙蝠以昆虫为食，排泄物是消化后的残渣。莫内会不会摸到了排泄物？

埃尔贡山的那趟旅行后，莫内的朋友消失了好几年，之后突然在蒙巴萨的一家酒吧里出现，她在那里卖淫。一位调查过莫内病例的肯尼亚医生在那家酒吧喝啤酒，无所事事地和她攀谈起来，说着说着提到了莫内。女人突然说：“我知道他。我从肯尼亚西部来。和夏尔·莫内在一起的那女人就是我。”医生震惊了，刚开始还不敢相信，但她讲述的详实细节最终说服了他。那次碰面后，她再次消失在蒙巴萨的拥挤街巷中，现在很可能已经死于艾滋病了。

夏尔·莫内回糖厂泵房上班。每天步行穿过焦黑的甘蔗田时，他无疑会抬头欣赏埃尔贡山的风景，哪怕重重乌云掩盖了山巅，他应该仍旧能感觉到它的吸引力，就像某个无形星球的重力。另一方面，有某种生命体在莫内体内自我复制。它以夏尔·莫内的身体为宿主，正在拼命繁衍。

通常来说，接触这种病毒后的第七天，患者会开始头疼。元旦探访奇塔姆洞后的第七天，也就是1980年1月8日，莫内感觉到眼珠后阵阵隐痛。他决定请假，在家休息一天。头疼越来越严重。眼珠疼痛，太阳穴也开始痛，疼痛像是在脑袋里盘旋。阿司匹林不管用，紧接着他的背部开始剧痛。管家约翰妮还在度圣诞假，所以他找了个人临时帮忙。她尽力照顾莫内，但不知道如何着手。头疼后第三天，他开始恶心、高烧和呕吐。呕吐越来越严重，最后变成干呕。这时候，他整个人很奇怪地变得冷漠迟钝。面部失去了所有活力，变成一张毫无表情的假面，眼珠像麻痹了似的呆滞瞪视。眼皮微微耷拉，仿佛一方面眼珠想要弹出来，另一方面眼睛又快要闭上了。眼珠本身似乎凝固在眼窝里，而且变成了鲜红色。面部皮肤发黄，有显眼的星状红斑。他越来越像一具僵尸。这副模样吓坏了临时管家。她不明白这个人为何会变成这样。他的个性随之改变，越来越阴沉易怒，记忆也好像消失殆尽。他没有失去神智，能够回答问题，但似乎不清楚自己身处何方。

莫内几天没去上班，同事们开始担心他，于是去他家看他是否安好。黑白羽色的乌鸦在屋顶上望着他们进屋。他们见到莫内，认为他必须去医院。他病得太厉害，无法驾车，因此同事送他去了维多利亚湖畔基苏木镇的一家私立医院。医生做完检查，无法解释他的眼睛、面部和思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医生估计或许是某种细菌感染，给他注射了抗生素，但无济于事。

医生认为他应该去内罗毕医院，那是东部非洲最好的私立医院。电话系统不怎么管用，况且也没必要费神通知对方说有人要来看病。莫内还能走路，单独旅行似乎不成问题。他有钱，他明白他必须去内罗毕。大家送他上出租车去机场，他搭上肯尼亚航空的一个航班。

来自热带雨林的危险病毒，可在二十四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病毒进入网络后，一日之间就能来到飞机抵达的任何城市：巴黎、东京、纽约、洛杉矶。夏尔·莫内带着他体内的那种生物进入了这个网络。

他搭乘的是螺旋桨驱动的福克友谊飞机，这架通勤小型机的额定乘员为三十五人。飞机发动引擎，飞过维多利亚湖，湛蓝的湖水波光闪烁，点缀着渔民的独木舟。友谊号转向东方，越过遍布茶园和小农庄的绿色丘陵。非洲的通勤航班通常总是满员，这家航班多半也不例外。飞机飞过森林条带，飞过扎堆修建的圆形茅草屋，飞过铁皮屋顶的村庄。地势陡降，变成岩架和沟壑，颜色也从绿色变成棕色。飞机正在越过东非大裂谷。乘客望着窗外的人类诞生地，看见一圈圈的刺灌丛里有星星点点的茅草屋，牛只踏出的小径从茅草屋向外辐射。螺旋桨隆隆轰鸣，友谊号经过云街，也就是裂谷上空的蓬松积云，机身随之抖动摇晃。莫内晕机了。

通勤航班的座位狭小而拥挤，机舱里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注意到。机舱密闭，空气循环流通。要是有什么异味，你立刻会觉察。你不可能看不见一个病恹恹的男人。他蜷缩在座位上。他有点不对劲，但你说不清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他用晕机袋捂着嘴，从肺部深处咳嗽，把某些东西呕进口袋。口袋渐渐鼓起来。他也许环顾四周，你看见他的嘴唇上沾着混有黑色斑块的红色黏液，就好像在嚼咖啡渣。他的双眼颜色仿佛红宝石，脸上毫无表情，遍布瘀伤。几天前开始出现的星状红斑已经扩散，合并成了大块的紫色团块：他的整个头部都变成了黑色和青色。面部肌肉在下垂，结缔组织在消融，一张脸像是挂在底下的骨头上，仿佛面部正在逐渐脱离颅骨。他张开嘴，向口袋里呕吐，吐个没完没了——呕吐确实不会停止，他的胃部早就空了，但他还在不停吐出液体。充满晕机袋的东西名叫“vomito negro”，也就是“黑色呕吐物”。黑色呕吐物并不完全是黑的，液体有两种颜色：犹如沥青的黑色颗粒混在鲜红色的动脉血里。这是内出血，气味仿佛屠宰场。黑色呕吐物满载病毒，感染性极强，高度致命，能吓得军方的生物危害专家魂不附体。黑色呕吐物的气味弥漫在机舱里。晕机袋装满了，莫内合上口袋，卷起袋沿。口袋鼓胀，泡得发软，有可能被撑破，他把口袋递给乘务员。

危险病毒在宿主体内增殖时，病毒粒子会渗透进入身体从大脑到皮肤的每一个部分。军方专家日后会说病毒经历了“极度扩增”。这可不是普通感冒之类的东西。极度扩增到最高峰，一滴眼药水大小的患者血液内就有数以亿计的病毒粒子。换句话说，占领宿主躯体的生物体正企图将宿主转化成它本身。然而，转化过程不完全成功，结果制造出混有病毒的大量液化血肉，算是一种生物事故。在莫内体内发生的就是所谓的极度扩增，其外在表现正是黑色呕吐物。

他整个人显得很僵硬，像是动一动就会扯断体内的什么东西。他的血液正在凝结：血流载着血液凝块，凝块在身体各处淤积：肝脏、肾脏、肺部、双手、双脚、大脑里全塞满了凝固的血块。简而言之，他的整个身体都在“中风”。凝块在肠平滑肌内堆积，切断了肠子的供血。肠平滑肌逐渐坏死，肠子开始变黑。他不再能完全感觉到疼痛了，因为在大脑内堆积的血液凝块正在阻断血流。脑损伤抹除了他的人格。这是所谓的“人格解体”，生命活力和性格特质渐渐消失。他慢慢变成了机器人。大脑里的小块组织正在液化。意识的高级功能首先磨灭，只剩下脑干深处的区域（原始的“鼠脑”、“蜥蜴脑”）还有活力，仍在工作。不妨这么说：夏尔·莫内的灵魂已经死了，只有他的肉身依然活着。

呕吐发作似乎挣破了鼻腔血管，他开始流鼻血。没有凝块的鲜红色动脉血淌出两侧鼻孔，滴在牙齿和下巴上。血怎么都止不住，因为凝血因子已经耗尽。乘务员递给他一把纸巾，他拿来堵住鼻孔，但血液无法凝结，纸巾很快被泡透了。

坐飞机的时候，邻座若是突然发病，你肯定不会招呼别人来看，免得害得他难堪。你会对自己说，这个人会好起来的。也许他只是不习惯乘飞机呢？他晕机，可怜的家伙，再说飞机上经常有人流鼻血，空气那么干燥而稀薄……你会压低声音问他要不要帮忙。他没有回答，顶多嘟囔了几个你听不懂的字眼，因此你决定视而不见，只是飞机似乎怎么都不肯落地。乘务员或许也问了他要不要帮忙，但感染了这类致命病毒，患者的行为会出现变化，让他们无法对好意做出反应。他们变得充满敌意，不愿意被人触碰。他们似乎没法好好说话。他们报得出自己的姓名，但说不出今天是星期几，也无法说清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

友谊号穿过云层，顺着大裂谷翱翔，莫内瘫坐在座位里，似乎在打瞌睡……也许有乘客怀疑他是不是死了。不，不，他没死。他在动。红色的眼睛睁开了，眼珠稍微转了转。

时间到了傍晚，太阳落在大裂谷以西的山岭背后，向四面八方投射光束，仿佛太阳在赤道上撞得粉碎。友谊号缓缓转弯，朝着裂谷东侧的峭壁飞去。地势越来越高，颜色从棕色回到绿色。恩贡山出现在右侧机翼下，飞机开始降落，掠过能看见斑马和长颈鹿的稀树草原。一分钟后，飞机在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降落。莫内动了动。他还能走路。他站起身，鲜血滴落。他走下舷梯，踏上停机坪。他的衬衫染满血污。他没有行李。他的行李全在体内，是大量增殖后的无数病毒。莫内已经变成了人体病毒炸弹。他慢慢走进航站楼，穿过建筑物，来到出租车聚集的弯道上。出租车司机包围了他——“要车吗？”“要车吗？”

“内罗毕……医院，”他喃喃道。

其中一名司机搀扶他上车。内罗毕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和顾客攀谈，这位司机多半问了他是不是不舒服。答案显而易见。莫内觉得胃里稍微好受了点。他的胃沉甸甸的，感觉发麻而肿胀，仿佛刚吃了一顿大餐，而不是空荡荡的痛得火烧火燎。

出租车开上乌呼鲁高速公路，驶向内罗毕城区。出租车穿过点缀着刺槐树的草原，经过厂房，开过环形交叉路，进入内罗毕熙熙攘攘的街道。路肩上的人群摩肩接踵，女人走在土路上，男人在闲逛，孩童在骑自行车，路边有个男人在修鞋，一辆拖拉机载着一车木炭。出租车左转上了恩贡路，经过一片市区公园，爬上一段斜坡，驶过成排的蓝桉树，拐进一条窄路，开进有岗亭的大门，内罗毕医院终于到了。车停进卖花小铺旁的出租车停车位。玻璃门上有个“门诊部”的标记。莫内拿出钱给司机，下车打开玻璃门，他走向接诊台，打手势表示他病得厉害。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

这个人在流血，稍等一下，医生马上给他看病。他必须等医生腾出手来，但医生立刻就会给他看病，别担心。他走进候诊室坐下。

候诊室是个小房间，摆着带软垫的长椅。清澈、强烈而古老的东非光线穿透一排窗户，落在堆放着脏兮兮的杂志的桌子上，将方形亮斑投在灰色地面上，地上铺着石子，正中央是个排水口。房间隐约有烟熏味和汗味，坐满了眼神呆滞的患者，非洲人和欧洲人肩并肩坐着。门诊部常有割伤等待缝针的人。人们很耐心，用毛巾捂着头皮，用绷带缠着手指，你能看见布料底下透出血色。就这样，夏尔·莫内坐在门诊部的长椅上，他看起来和候诊室里其他病人没什么区别，除了一张毫无表情的青紫色面孔和一双红眼睛。墙上的告示提醒患者当心小偷，还有一张告示写着：

请保持安静

感谢您的配合

请注意：这里是门诊部

急救病人优先处理

遇到这种情况，您需要耐心等候通知

莫内很安静，等待着通知。突然，他进入了最终阶段：人体病毒炸弹爆炸了。军方生物危害专家对这种情况有个说法。他们说患者“崩溃并流血至死”，稍有礼貌些的说法是患者“倒下了”。

他感到眩晕，极度虚弱，他的脊梁塌下来，松弛无力，他失去了所有平衡感。房间不停旋转。他进入了休克状态。他俯下身，头部搁在膝盖上，随着一声痉挛般的呻吟，胃里涌出巨量血液，泼洒在地上。他失去知觉，向前倒在地上。房间里只听得见他喉咙里的哽咽声，他已经昏迷，但还在继续呕出血液和黑色物质。这时响起了床单撕裂的声音，那是大肠完全打开，血液从肛门向外喷射。血液里混着肠壁组织。他排泄出自己的内脏。肠壁组织脱落，随大量鲜血一同排出体外。莫内已经崩溃，血液正在流尽。

候诊室的其他病人慌忙起身，避开地上的男人，大声呼叫医生。他周围的血泊迅速扩张。致命病毒摧毁了宿主，此刻忙着钻出他身体的每一个孔穴，正“试图”找到新的宿主。

[1] 马萨伊人（Masai/Maasai）：东非游牧民族，人口近九十万，主要活动范围在肯尼亚南部及坦桑尼亚的北部。——译者

传播

1980年1月15日

护士和护工推着轮床跑过来，将夏尔·莫内抬上轮床，推进内罗毕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广播里响起召唤医生的通知：ICU有一名患者流血不止。一位名叫谢姆·穆索凯的年轻医生赶到现场。穆索凯医生是医院里公认的最优秀的内科医生，精力充沛，热情而幽默，经常接连工作许多个小时，对急诊有很好的直觉。他看见莫内躺在轮床上。他不清楚这个人出了什么事，只知道患者显然在大出血。没时间去研究出血的原因了。患者呼吸困难——随即停顿：血液被吸入肺部，引发呼吸骤停。

穆索凯医生摸他的脉搏：心跳微弱而虚弱。护士跑去取来喉镜，喉镜是一根导管，可用于疏通患者的气管。穆索凯医生扯开莫内的衬衫，观察胸部的起伏情况，他站在轮床顶端，俯身对着莫内的面部，上下颠倒地直视莫内的双眼。

莫内通红的眼睛望着穆索凯医生，但眼球一动不动，瞳孔已经放大。脑损伤：意识消失。他的鼻部和口腔都沾满血液。穆索凯医生将患者的头部向后抬起，打开气管开口，以便插入喉镜。他没有戴橡胶手套。他用手指在患者的舌头四周扫了一圈，清理死细胞、黏液和血液。滑溜溜的黑色凝血沾上了他的双手。患者散发出呕吐物和血污的气味，但这对穆索凯医生来说并不稀奇，他集中精神做他的工作。他低下头，面部离莫内的面部只有几英寸，他望进莫内的口腔，以确定喉镜的位置。喉镜滑过莫内的舌头，他推开舌头，望着会厌后部的气管，这个黑窟窿通向肺部。他将喉镜插进洞口，凑近目镜查看。莫内突然一抖，身体抬了起来。

莫内再次呕吐。

黑色呕吐物涌过喉镜，从莫内的嘴里喷了出来。黑色与红色的液体溅到半空中，落在穆索凯医生身上。液体钻进他的眼睛，洒在白色制服和他的胸口上，留下几道夹杂着黑色斑块的红色黏液。液体落进他的嘴里。

医生摆正患者的头部，用手指清理他口腔内的血污。血污沾满了医生的双手、手腕和前臂。血污到处都是：轮床上、医生身上、地上。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穆索凯医生顺着气管朝下看，将喉镜向肺部插得更深了。他见到气管里也在出血。

空气嘶嘶地进入患者的肺部，他终于又能呼吸了。

看起来，患者由于失血而陷入休克。他失去了太多的血液，乃至于开始脱水。血液从身体的每一处孔窍向外喷涌。体内剩下的血液已经不足以维持循环，因此心跳才那么虚弱，血压也快降到了零。他需要输血。

护士取来一袋全血。穆索凯医生将血袋挂在点滴架上，拿起针头插进患者的手臂。患者的血管似乎有问题；血液在针头周围涌了出来。穆索凯医生再次尝试，将针头插进患者手臂的另一个位置，扎向血管。失败。依然血如泉涌。无论他把针头扎进患者手臂的什么地方，血管都会像煮熟的通心粉那样破裂，涌出血液；血液从患者手臂上的针孔向外冒，无法凝结。他的血液显然有问题。穆索凯医生害怕患者会因为手臂上的针孔冒血而失血死亡，因此放弃了输血的念头。患者的内脏还在出血，而且黑得像沥青。

莫内陷入更深的昏迷，再也没有恢复知觉。第二天凌晨，他在重症监护病房死去。穆索凯医生始终陪在病床边。

谁也不清楚是什么杀死了他。死因不明。医生解剖遗体，发现肾脏已经损坏，肝脏也一样。肝脏是黄色的，有些地方甚至液化了——就像死尸的肝脏；仿佛莫内还没死就变成了一具尸体。黏膜腐脱，也就是肠壁组织脱落，同样常见于陈放几天后的尸体。死因究竟是什么？说不清楚，因为可能性实在太多。患者体内的一切都不对劲，确实是“一切”，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致命：血液凝块、大量内出血、肝脏变成糊状物、肠子灌满血液。没有词汇、分类法甚至语言可以形容他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医生最后称之为“爆发性肝功能衰竭”。他的遗体被装进防水袋——根据一名当事人的描述，就在当地落葬。多年后，我拜访内罗毕的时候，没有人记得坟墓在哪里。

1980年1月24日

患者的呕吐物溅入了谢姆·穆索凯医生的眼睛和口腔，九天后，他的背部渐渐感到酸痛。他可不太会背痛——说真的，他从没体验过严重的背痛——但他毕竟年近三十，觉得自己也快到腰背损伤的年纪了。过去这几周他非常辛苦。他先是彻夜陪伴一位心脏有问题的患者，第二天又陪着一个内陆某地来的大出血病人过了近一宿。因此他一连几天没睡觉。他没把呕吐的事情放在心上，疼痛渐渐向全身蔓延，但他依然未曾多想。紧接着，他照镜子的时候，发现眼球变红了。

眼球变红：他怀疑自己染上了疟疾。这时他开始发烧，因此肯定是感染了什么东西。背痛持续蔓延，全身肌肉都痛得厉害。他服用抗疟疾的药物，但毫无用处，因此他请护士给他注射抗疟药剂。

护士在他手臂上做肌肉注射。针刺的疼痛异常剧烈。他从未因为区区一针感觉到这么可怕的疼痛；这种情况很反常，值得引起注意。他开始琢磨为什么一次普通的注射就能带来那种级别的剧痛。接下来，他的腹部开始疼痛，他怀疑自己感染了伤寒，于是吃了一个疗程的抗生素，但病情没有缓解。另一方面，患者需要他，所以他还是在医院里奔忙。胃部和肌肉的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他开始出现黄疸。

剧痛使得他无法自我诊治，工作也只能暂时放下了，他去找内罗毕医院的内科医生安托妮亚·巴格肖。她为他做完检查，确认了发烧、红眼睛、黄疸和腹痛，但得不出明确的结论，只怀疑他患上了胆结石或肝脓肿。胆结石急性发作或肝脓肿都可能导致发烧、黄疸和腹痛（但无法解释眼球发红），医生给他的肝脏做了超声波检查。从成像上能看出肝脏有些肿大，但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异常。这时穆索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医生将他安置进私人病房，护士二十四小时轮流照看他。他的脸变得毫无表情。

胆结石急性发作有可能致命。巴格肖医生建议给穆索凯医生做探查手术。由伊姆雷·洛夫勒医生带队的外科医生小组在内罗毕医院的主手术室打开了他的身体。切口位于肝脏上方，医生拉开腹部肌肉，在穆索凯体内见到的怪异景象令人震惊，谁也解释不了：肝脏肿胀发红，呈现出病态，但医生找不到胆结石的症兆。另一方面，他流血不止。外科手术肯定会切断血管，被切断的血管会出血一段时间，随即凝结；要是出血不止，医生会用明胶海绵止血。穆索凯的血管不停出血：他的血液无法凝结，就好像得了血友病。医生把明胶海绵敷在他的整个肝脏上，但血液继续渗出。医生不得不从切口吸掉大量血液，但清理干净之后，血液又会积满切口。就像在积水线下挖洞，积水的速度和排水一样快。一名外科医生后来告诉别人，手术团队“被鲜血泡到了胳膊肘”。他们从肝脏上切下一小块去做活检，将组织泡进固定液，以最快速度缝合刀口。

手术后，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肾脏开始衰竭。他似乎就快死了。他的医生安托妮亚·巴格肖恰好要出国，一位名叫戴维·希尔佛斯坦的医生接管了他。穆索凯医生有可能会肾衰竭，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这给医院染上了非常时期的色彩：同事都很喜爱他，绝对不想失去这位伙伴。希尔佛斯坦怀疑穆索凯医生感染了某种罕见的病毒。他采集患者血样，提取了血清。血清是透明的金黄色液体，去除血液中的红血球后就可以得到。他将几试管冷冻血清提交给各大实验室进行化验，其中有南非桑德林汉姆的国家病毒学研究所，有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疾病控制中心。他开始等待结果。

确诊

戴维·希尔佛斯坦居住在内罗毕，不过在华盛顿特区也有住所。前几年夏天，他来美国办事，我在他家附近一个购物中心的咖啡馆见到了他。我们坐在一张小桌前，他讲述莫内和穆索凯的病例。希尔佛斯坦身材瘦削，个子不高，年届五旬，留小胡子，戴眼镜，眼神警觉而敏锐。尽管他是美国人，但说话间有一丝斯瓦西里口音。我和他见面的那天，他身穿牛仔上衣和蓝色牛仔裤，皮肤晒得黝黑，体型很好，神态安详。他有飞行执照，自己驾驶飞机。他拥有东部非洲最大的私立医疗机构，因此在内罗毕属于名流。他是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的私人医生，会陪同总统一起出国访问。他为东部非洲的各种重要人物看病：腐败的政客，探险时生病的男女演员，日薄西山的英国在非贵族。他是戴安娜·德拉米尔女勋爵老年时的私人医生，陪同她旅行，监测她的血压和心跳（她有心脏问题，但不肯放弃最喜爱的运动：出肯尼亚海岸深海钓鱼）。他还是柏瑞尔·马卡姆的医生。马卡姆著有《夜航西飞》，讲述她在东部非洲当飞行员的经历。她喜欢在内罗毕航空俱乐部消磨时间，拥有千杯不醉的酒徒美名。（“到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个被酒泡软的老阿姨了。”）他的患者穆索凯医生在疾病史上也有自己的名声。“我给他上了维持疗法，”希尔佛斯坦对我说，“我只能做到这么多。我尽量给他输入营养，体温过高时帮他退烧。简而言之，我是在束手无措的情况下照顾一个病人。”

一天半夜，凌晨两点，希尔佛斯坦在内罗毕家里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一名驻扎肯尼亚的美国研究人员，说南非方面在穆索凯的血样里发现了非常可怕的东西。“血样对马尔堡病毒呈阳性。情况很严重。我们对马尔堡病毒没什么了解。”

希尔佛斯坦根本没听说过马尔堡病毒。“放下电话，我睡不着了，”他告诉我，“有点像是醒着做梦，我一直在琢磨马尔堡病毒是什么。”他躺在床上，想着朋友和同事穆索凯医生，害怕这种病原体已经在医护人员中扩散了。“我们对马尔堡病毒没什么了解，”这句话始终回荡在耳边。他再也睡不着了，最后起来穿衣服，开车赶往医院，天没亮就冲进了办公室。他翻出一本教科书，开始查找马尔堡病毒。

条目很简略。马尔堡病毒来自非洲，却有个德国名字。病毒根据第一次发现的地点命名。马尔堡是德国中部的古老城市，被森林和牧场环绕，厂房坐落于绿色山谷之中。1967年，病毒在一家名叫“贝林制药”的工厂爆发，他们使用非洲绿猴的肾脏细胞生产疫苗，定期从乌干达进口猴子。病毒潜伏在前后空运来的五六百只猴子体内来到德国，其中只有两三只携带病毒，多半根本看不出病症。总而言之，它们来到贝林制药后不久，病毒开始在猴群中蔓延，其中有几只“崩溃并流血至死”。很快，马尔堡病毒跨越物种传播，突然在城区人口中显形。这是病毒扩增的一个实例。

已知第一个感染马尔堡病毒的人类名叫克劳斯·F，他是贝林制药负责喂养猴子和清洗铁笼的工作人员。1967年8月8日，他表现出症状，两周后死去。我们很不了解马尔堡病毒，关于它只出版过一本书，1970年在马尔堡大学召开过这种病毒的研讨会，事后将论文汇集出版。在这本书里，我们得知：

1967年8月13日，猴群管理员海因里希·P度假归来，从14日到23日上班宰杀猴子。最初的症状出现在8月21日。

8月28日，实验室助理雷娜塔·L打破了一支等待消毒的试管，试管装有被感染的组织。1967年9月4日，她病倒了。

就是这样。患者在暴露于病毒之下后七天左右开始头痛，病情迅速恶化，高烧、凝血、喷吐鲜血和临终休克。短短几天内，马尔堡市的医生以为世界末日降临了。最后统计，病毒的感染者共有三十一人，其中七人死在血泊中。马尔堡病毒的致死率约为四分之一，因此属于极度致命的病原体：哪怕在最现代化的医院里，患者连上生命支持机器，马尔堡病毒也能杀死四分之一的被感染者。相对而言，黄热病这种高度致命的病毒，在病人被送进医院后，致死率仅有二十分之一左右。

马尔堡病毒是丝状病毒（filovirus）家族的一员，它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丝状病毒。Filovirus是个拉丁词，意思是“状如细丝的病毒”。丝状病毒之间外观相似，仿佛亲生姐妹，但和地球上的其他病毒都不一样。绝大多数病毒都是胡椒粒似的球形颗粒，而丝状病毒却犹如缠结的绳索、头发、蠕虫或毒蛇。在摧毁患者的身体之后，它们出现在大量血污之中，样子像是倾倒在地上的一大盆意大利面条。马尔堡病毒有时候会盘成燕麦圈似的环形，它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种环形病毒。

在德国，马尔堡病毒对大脑的影响尤其令人惊恐，它和狂犬病有相似之处，病毒通过某些方式损伤中枢神经系统，并有可能摧毁大脑。马尔堡病毒粒子的外形和狂犬病病毒粒子也有点像。狂犬病病毒粒子的外形像是子弹。假如你拉伸这颗子弹，它就会像是一段绳索，再把绳索盘成圈，它就变成了马尔堡病毒似的圆环。人们刚开始以为它和狂犬病有亲缘关系，于是称之为“延伸狂犬病”。后来才确定马尔堡属于它自己的科。

夏尔·莫内死后不久，研究人员确定了丝状病毒科的地位，它由马尔堡病毒和两种埃博拉病毒构成。这两种埃博拉病毒分别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和苏丹埃博拉病毒[1]。马尔堡是丝状病毒三姐妹中最温和的一位，其中最可怕的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致死率达到了惊人的十分之九，一百名感染者有九十名难逃一死。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就像是人命的黑板擦。

被三者中最温和的马尔堡病毒感染，患者会像遭受了核辐射，几乎所有组织都会受到损伤。它对内脏器官、结缔组织、肠道和皮肤的攻击尤其凶猛。在德国，所有侥幸逃生者都失去了头发：他们变成秃头或斑秃。毛囊组织坏死，头发大把脱落，就好像遭受了辐射伤害。身体的所有孔窍都在出血。我见过死于马尔堡病毒的患者照片，拍摄于这名患者过世前几小时。患者躺在床上，上半身没穿衣服，脸上毫无表情。胸部、双臂和面部布满红疹和瘀斑，乳头淌血。

在康复期间，存活者的皮肤会从面部、双手、双脚和生殖器上脱落。有些男人遭遇了睾丸肿胀、发炎和部分腐烂。睾丸感染最严重的病例出现在一名停尸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负责处理感染者的尸体，从尸体身上感染了病毒。病毒会在部分患者的眼球液体里存活许多个月。谁也不清楚马尔堡病毒为何钟情于睾丸和眼球。一名男子通过性交将病毒传给了妻子。

医生注意到马尔堡病毒对大脑的独特作用。论文集里如是说：“大多数患者显得很阴郁，行为略带攻击性或抗拒性。两名患者感觉自己躺在饼干屑上。”一名患者精神错乱，显然是脑损伤的后果。另一位名叫汉斯·O-V的患者没有任何精神失常的症兆，他的高烧退去，病情似乎渐渐稳定，但突然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血压急剧下降——身体很快垮了，他随即死去。医生解剖尸体，打开颅骨后发现脑部中央出现了严重的内出血。他的“大出血”流进了大脑。

国际卫生机构迫切希望找到猴子的确切来源，以便搞清楚马尔堡病毒在自然界的活动地点。马尔堡病毒显然不是猴群内自然传播的疾病，因为它杀死猴子的速度太快，无法将被感染者变成有效的宿主。因此，马尔堡病毒存在于另外某种动物体内——昆虫？啮齿动物？蜘蛛？爬行动物？这些猴子到底是在哪儿被捕获的呢？那里多半就是病毒藏身的地点。病毒在德国爆发后不久，一组调查人员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赞助下飞往乌干达，寻找那些猴子的来源地。结果发现猴子被捕获的地点遍布整个乌干达中部地区。调查组无法找到病毒的确切源头。

这个谜团许多年没有得到解答。1982年，一名英国兽医主动报告了马尔堡病猴的新目击证据。我称他为琼斯先生（他希望能保持匿名身份）。1967年夏，病毒在德国爆发时，琼斯先生在恩德培的一家出口机构打零工，专职的兽医检验员外出休假，他暂时负责检查出口的猴子，马尔堡病猴就在那里向外发运。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一名富有的猴类商人（根据琼斯先生说，“那是个挺可爱的坏蛋”。），每年向欧洲出口一万三千只左右的猴子。数量惊人，利润更是可观。染病的那批猴子被送上夜班飞机来到伦敦，然后再飞往德国——到了德国，病毒首先在猴群中爆发，然后“企图”在人类身上站稳脚跟。

打了许多次电话之后，我终于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上找到琼斯先生，他现在是一名兽医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动物发运之前只有一次肉眼检查把关。”

“检查的人是谁？”我问。

“就是我，”他答道，“我检查猴子，看外观是否正常。要发运的动物里，有时候会碰到一两只受伤或有皮肤病变的。”他的处理手段是挑出看似有病的猴子，从出货中剔除（估计是被宰杀掉），将剩下的送上飞机。几周之后，猴子在德国闹出病毒爆发，琼斯先生感觉很难过。“我吓坏了，因为签署出口证明的是我，”他告诉我，“现在我觉得那些人都是我害死的。可是，这种感觉的意思是我当时能做些什么，但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他说得对，科学界当时还不知道那种病毒的存在，区区两三只外表看不出有病的动物就足以引起那场爆发。你会得出结论：这个人不该因此受到责难。

接下来的故事更令人不安。他继续讲述：“我以为那些病猴都被宰杀了。”但后来他得知实情并非如此。公司老板将病猴装进笼子，送到维多利亚湖上的一座小岛放生。有那么多病猴在那里活动，小岛会变成猴类病毒的聚集地，会变成高危之岛、瘟疫之岛。“然后，要是那家伙缺少猴子了，就会背着我去岛上抓几只凑数，这些病猴或最近生过病的猴子会被送往欧洲。”琼斯先生认为马尔堡病毒已经在那座高危之岛生了根，在那里的猴群内传播，而最后出现在德国的某些猴子就来自那个小岛。世卫组织的小组前来调查，“老板命令我只要不问就别说”。事实上也没人找过琼斯先生询问，他说他没见过调查组的人。调查组没有找他这个猴子检疫员谈话，“对传染病学是坏事，但对政治是好事”，他这么告诉我。假如事实证明那名商人在疑似疫区的岛屿上捕捉疑似染病的猴子送往欧洲，他的这门生意就会破灭，乌干达也将失去一项宝贵的外汇来源。

马尔堡病毒在德国爆发后不久，琼斯先生记起一件事情，这会儿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马尔堡病毒很可能在离奇塔姆洞不远的乌干达农村地区肆虐已久。1962年到1965年间，他驻扎在乌干达东部埃尔贡山麓地区，检查牛只疾病。就在那段时间里，当地部落的首领说火山北坡希腊河沿岸有人染上一种怪病，这种病会导致出血、死亡和“怪异的皮疹”——而那片地区的猴子也因为同样的疾病而死亡。琼斯先生没去研究那些传闻，他也不可能确定这种疾病的起因。然而，在马尔堡病毒于德国爆发之前几年，埃尔贡山区很可能已经有过一次不为人知的病毒爆发了。

琼斯先生对马尔堡病毒爆发的看法让我想起照进黑暗洞窟的手电筒光束：让你看见热带病毒的源头与蔓延这场大戏的一角，视野有限，但足以令人不安。他说送往马尔堡的部分猴子捕获自维多利亚湖上的瑟瑟群岛。瑟瑟群岛位于维多利亚湖西北部，地势不高，覆盖着森林，从恩德培乘船很容易去。琼斯先生不记得高危之岛的具体名称了，只记得它离恩德培很近。总而言之，琼斯先生当时的老板与瑟瑟群岛的村民达成交易，从他们手上购买猴子。村民将猴子视为害兽，乐得摆脱它们，能换钱就再好不过了。商人就这么从瑟瑟群岛得到野生猴子，假如发现猴子生病，他就到恩德培附近的另一个小岛放生。来自瘟疫之岛的某些猴子最后很可能去了欧洲。

维多利亚湖面对瑟瑟群岛的西岸，在纸莎草丛和荒凉平原之间，有个名叫卡森赛罗的渔村。在村里你能看见瑟瑟群岛。卡森赛罗是全世界最早出现艾滋病的地点之一。传染病学家后来发现，维多利亚湖西北岸是艾滋病的初始传播中心。目前普遍认为艾滋病源于非洲的灵长类动物——猴类或猿类——然后通过某些途径传播给了人类。科学家认为病毒在从灵长类传播到人类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迅速突变，否则就不可能在人类群体中成功扎根。艾滋病病毒出现后的那些年里，卡森赛罗遭受了灭顶之灾。病毒杀死了很大一部分居民。据说艾滋病从地图上彻底抹掉了维多利亚湖沿岸的一些村落。

卡森赛罗的村民以打鱼为生，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因走私而闻名遐迩。他们用木船和机动独木舟跨湖来回运送非法物资，瑟瑟群岛是他们的藏匿地点。不难猜想，假如一名猴类经销商要在维多利亚湖左近运送猴子，多半会请卡森赛罗或附近村落的走私者帮忙。

说到艾滋病的起源，目前普遍认为在1960年代，非洲兴起了一门利润丰厚的新生意：向发达国家出口用于医学研究的灵长类动物。乌干达是这些动物的最大出口国之一。猴类交易在整个中部非洲开花结果，体系内负责抓捕和驯养的当地工作者暴露于大量野生猴子面前，而这些动物中有一些就携带了罕见的病毒。另一方面，这些动物被一股脑塞进铁笼，暴露于彼此之前，来回传播病毒。甚至，不同种类的猴子混在了一起。这为跨物种传播的病毒大爆发搭出了完美的舞台。同时也是病毒迅速演化的天然实验室，人类免疫缺损病毒（HIV）很可能就是这么产生的。HIV闯入人类世界会是猴类交易的结果吗？艾滋病来自维多利亚湖上的某个岛屿吗？某个高危之岛？没有人知道。当我们开始探查艾滋病和马尔堡病毒的起源时，光线总会渐渐黯淡，事实变得模糊不清，但你能感觉到隐藏的联系。两种病毒似乎都符合某种模式。

戴维·希尔佛斯坦医生得知马尔堡病毒对人类的危害后，说服肯尼亚卫生部门暂时关闭了内罗毕医院。整整一个星期，来看病的患者都吃了闭门羹，六十七人在医院内隔离检查，其中大部分是医护人员，包括给莫内做尸检的医生，照顾过莫内和穆索凯医生的护士，为穆索凯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和处理过莫内和穆索凯的分泌物的所有护工与技师。结果发现，医护人员里有很大一部分都直接接触过莫内或穆索凯或两位患者的血样与体液。给穆索凯做手术的外科医生记得分外清楚，他们“被鲜血泡到了胳膊肘”，在隔离检疫的两周内提心吊胆，唯恐马尔堡病毒发作。一颗人类病毒炸弹走进医院的候诊室，在那里爆炸，导致整个医院停摆。夏尔·莫内就像一颗飞鱼导弹，从水下击中了医院。

谢姆·穆索凯医生从这种致命病毒的屠刀下侥幸逃生。他病倒后十天，医生注意到好转的迹象。他不再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而是表现出困惑和愤怒，并拒绝服用药物。一天，护士正想帮他在床上翻身，他挥着拳头叫道：“老子有棍子，小心我揍你。”就在这个时间点前后，他开始好转，许多天之后，他的高烧终于退了，眼睛也变得澄明；意识和人格重新出现，康复虽然很慢，但他彻底好了。目前他是内罗毕医院的一名主任医师，属于戴维·希尔佛斯坦的团队。访谈他的时候，他说他对感染马尔堡病毒的那几周几乎全无记忆。“我只记得一些片段，”他说，“我记得我严重意识混乱。在手术前，我记得我走出房间，点滴瓶就挂在身上。我记得护士一次又一次给我翻身。我不怎么记得疼痛了。能说得上来的只有肌肉和腰背疼痛。我还记得他对我呕吐。”医院里没有其他人确诊染上了马尔堡病毒。

在一种病毒试图“闯入”人类群体之中时，先兆很可能是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零星爆发，也就是所谓的“微爆发”。内罗毕医院的案例是孤立事件，是这种雨林病毒的微爆发，它在人类中启动致命爆发的能力尚不确定。

穆索凯医生的血液被装进试管，送往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为生物库增加马尔堡病毒的活体样本。他血液里的马尔堡病毒来自夏尔·莫内的黑色呕吐物，很可能源于奇塔姆洞。今天，马尔堡病毒的这个毒株被称为“穆索凯毒株”。其中有一部分被装进玻璃容器，永远保存于美国陆军冷库这个高危微生物的动物园里。

[1] 目前丝状病毒科下已有三个属，埃博拉、马尔堡和奎瓦（包括2010年确定的Lloviu病毒）。埃博拉病毒已发现五个亚种，另外三个分别是雷斯顿埃博拉病毒（2002年发现）、塔伊森林埃博拉病毒（2010）和本迪布焦埃博拉病毒（2012）。马尔堡属下目前已有两种病毒，除马尔堡外，还有1996年确定的Ravn病毒。——译者

一个女人和一名士兵

1983年9月25日，1800时[1]

夏尔·莫内病死近四年后，马里兰州瑟蒙特。这是个典型的美国小镇，位于卡托克廷山的脚下，卡托克廷山属于南北贯穿马里兰州西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树木正变成柔和的黄色和金色。时值傍晚，青少年开着皮卡逡巡于小镇的街道上，期待能见到什么新鲜事，希望夏天永远不要结束。空气里依稀飘着秋天的气息，那是苹果成熟的香味、树叶腐朽的酸味、田野里玉米秆枯干的气味。小镇边缘的苹果树林里，成群的椋鸟落在树枝上过夜，吱吱嘎嘎叫个不停。葛底斯堡路上的车流涌向北方。

离镇中心不远的一幢维多利亚式房屋里，南希·杰克斯少校在厨台前为孩子做饭，她是美国陆军的一名兽医。她把盘子放进微波炉，揿下按钮，加热给孩子准备的鸡肉。南希·杰克斯穿运动裤和T恤，光着脚。她的脚底有老茧，那是武术训练的成果。她红褐色的卷发剪到齐肩长，眼睛颜色发绿——她的眼睛其实是两种颜色：除了绿色，虹膜四周的内缘是琥珀色。她曾经是堪萨斯的返家舞会皇后，当过堪萨斯州的农业小姐。她有运动员的苗条身材，动作敏捷，胳膊和双手打手势总是一闪而过。她的孩子很能闹腾，这会儿终于累了，所以她正在以最快速度做晚饭。

五岁的杰美攀在南希腿上，她抓住南希的运动裤使劲一扯，于是南希倒向侧面，杰美又换个方向一扯，南希就倒向另一个方向。杰美比同龄人要矮一点，拥有和母亲一样的绿眼睛。南希的儿子杰森今年七岁，正在客厅看电视。他身材瘦削，性格沉静，以后多半会像父亲那么高大。

南希的丈夫是杰拉德·杰克斯少校，大家叫他杰瑞，也是一名兽医。他在得克萨斯参加培训，所以只有南希一个人看孩子。杰瑞打过电话，说得州热得像是地狱，他很想念南希，希望能立刻回家。南希也想他。自从在大学里初次约会以来，两人从没有一次分开好几天的情形。

南希和杰瑞·杰克斯都隶属于陆军兽医部队，这个小兵种全是所谓的“宠物医生”，负责照顾陆军的护卫犬、马匹、牛羊猪骡、兔、鼠和猴子。他们还负责检查陆军的餐室。

南希和杰瑞被派遣到德特里克堡任职，德特里克堡离这里不远，通勤很方便，两人没多久就买下了这幢维多利亚式房屋。厨房很小，你能看见水管和电线露在墙壁外。出了厨房就是客厅，有一扇凸窗，窗台上摆着热带植物和蕨类，植物中间有个笼子，里面是一只名叫“赫尔基”的亚马孙鹦鹉。鹦鹉突然扯开嗓子唱歌：

呦呵，呦呵，

下了班咱们就回家。

“妈妈！妈妈！”鹦鹉兴奋地叫道，声音很像杰森。

“怎么了？”南希说，随即意识到说话的是鹦鹉。“够伶俐，”她嘟囔道。

鹦鹉想站在南希的肩膀上。“妈妈！妈妈！杰瑞！杰美！杰森！”鹦鹉轮流叫着家里每个人的名字。谁也不理它，它开始吹《桂河大桥》电影的主题曲，然后：“怎么了？怎么了？妈妈！妈妈！”

南希不想放赫尔基出笼子。她动作很快，把盘子和餐具摆在厨台上。德特里克堡有些军官注意到她的手部动作略显突兀，说她的手“太快”，无法在危险环境下做精细活儿。南希之所以开始练习武术，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希望能让动作变得冷静、和缓而有力，另一部分原因是身为一名女性军官，她对自己在军队内的提升之路有些挫折感。她身高五英尺四英寸，喜欢和身高六英尺的大块头男性士兵对打。她很享受踢得他们人仰马翻的感觉；腿踢得高过人头，这带来了某种特定的满足感。对打的时候，她用脚多过用手，因为手更容易受伤。她一记回旋踢能踢断四块木板。她已经练到了只用脚就能杀死对手的地步，不过这件事本身并不怎么让她满意。有时候她练习完回到家，脚趾破了、鼻子流血、多了个黑眼圈，杰瑞见状会摇摇头：南希又挂彩了。

家务活全是南希做的。她讨厌家务。刮地毯上的葡萄果冻无法带来成就感，再说她也没时间做这些。她偶尔会陷入清洁症大爆发，在屋里忙碌一个小时，把所有东西塞进壁橱。给全家做饭也归她管。杰瑞进了厨房简直是个废物。两人争吵的另一个焦点是他喜欢乱买东西：摩托车、帆船。派驻堪萨斯州莱利堡那会儿，杰瑞买了一艘帆船。还有一辆红色皮革内饰的柴油版凯迪拉克——真是讨厌死了。她和杰瑞曾经一起开这辆车去上班，但按揭还没还完，这辆车就开始一路冒黑烟。一天，她终于对杰瑞说：“你喜欢坐在这红色皮座椅上开车都随你便，反正我是再也不会坐上去了。”于是两人卖掉凯迪拉克，换了辆本田雅阁。

杰克斯一家的住所是全镇最宽敞的维多利亚式房屋，红砖结构，有角塔、石板屋顶、高窗、穹顶和金色美国栗木的墙板。屋子位于一个路口，离救护中心不远。警笛经常在半夜吵醒他们。价钱倒是很便宜，屋子在房市上待了很久，有传闻说先前的房主在地下室上吊自杀了。杰克斯一家买下屋子之后，死者的遗孀露过一面，她来告别自己以前的住所，离开前她用蓝眼睛盯着南希说：“小姑娘，你会讨厌这屋子的。就像我一样。”

除了鹦鹉赫尔基，屋里还有其他动物。客厅的铁丝笼里有一条叫“参孙”的蟒蛇，它偶尔会溜出笼子，在屋里逛来逛去，最后钻进餐室大桌的空心立柱睡觉，一睡就是好几天。吃饭的时候，你会希望蟒蛇可别恰好醒来。南希在屋子最高处的穹顶下有个书房。蟒蛇有一次溜出笼子，好几天不见踪影。他们敲打餐桌，想把它吓出来，但它不在那里。一天深夜，南希在书房看书，参孙悄悄爬下房梁，挂在她的面前，用没有眼睑的双眼注视着她，她吓得大叫。他们家还养了一条爱尔兰塞特犬和一条万能梗犬。每次杰克斯一家更换驻地，这些动物就会在箱子和笼子里和他们一起搬家，这是杰克斯一家可移动的生态系统。

南希很爱杰瑞。杰瑞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少白头。她觉得他的满头银发和他能说会道的“银舌”恰好凑成一对——否则怎么会说服她买下那辆红色皮革内饰的柴油版凯迪拉克？他有一双锐利的棕色眼睛和一个鹰钩鼻，比世上任何人都懂南希。南希和杰瑞在婚姻之外没什么社交。他们在堪萨斯的农场长大，两家只有二十英里远，但小时候并不认识。他们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兽医学院认识，南希二十岁时两人结婚。他们毕业时身无分文，而且背着债，没钱开办兽医诊所，于是一起应征陆军。

南希在工作日没时间做饭，会在周六烹饪。她会用大锅炖牛肉，或者烤几只鸡，把食物装进口袋冻起来。在工作日的晚上，她从冰箱里取出一袋食物，用微波炉加热。今晚她一边解冻鸡肉，一边考虑吃什么蔬菜。青豆罐头怎么样？孩子挺喜欢。南希打开壁橱，取出一罐利比牌青豆。

她在一两个抽屉里翻找开罐头刀——找不到——她转向存放各种工具的杂物抽屉，里面有搅拌勺和去皮器。抽屉里乱成一团。

懒得找开罐头刀了——她抽出一把切肉刀。她父亲经常说别用刀开罐头，但南希·杰克斯从来不怎么听父亲的话。她把切肉刀插进罐头，刀尖卡在了铁皮里。她用右手掌根猛拍刀柄。突然，她的手顺着刀柄滑下去，沿着锋利的刀刃一抹到底。她感觉到刀刃切得很深。

切肉刀叮叮当当掉在地上，大滴鲜血落在厨台上。“真该死！”她叫道。刀切开了右手手掌的正中央。刀口很深。她害怕刀刃碰到了骨头或切断了肌腱。她按住伤口止血，走到水槽前，打开水龙头，用流水冲洗伤口。水槽很快变成红色。她动了动手指。手指能动，所以肌腱没有受伤。伤得不重。她把手举过头顶，去浴室找到创可贴，她等血液凝结，用创可贴盖住伤口，将切口两侧按在一起，封住刀口。她讨厌见血，哪怕只是自己的血。她对血有点心理障碍——因为她知道血里可能含有什么。

手上有伤，所以南希没给孩子洗澡，不过还是和平时一样哄他们睡觉。那天晚上，杰美和她一起睡。南希不介意，尤其是杰瑞出差去了，这让她感觉和孩子们很亲近。杰美似乎需要安慰。杰瑞不在家的时候，杰美总有点焦躁。

[1] 1800时，军事用语，即晚上六点。——译者

埃博拉计划

1983年9月26日

第二天清晨四点，南希·杰克斯醒来。她悄悄下床，免得吵醒杰美，她冲了个澡，穿上制服。她穿陆军的绿色长裤，侧面镶有黑色竖条，她穿陆军的绿色衬衫——太阳还没升起，凉飕飕的，她又套上陆军的黑色运动衫。运动衫镶有少校军衔的金色橡叶肩章。她喝了罐健怡可乐，清醒头脑，上楼去屋顶书房。

今天她很可能会穿上生物危害密封防护服。她在接受兽医病理学训练，这门科学研究动物的疾病。她的专业将是生物安全4级的高危病原体，你必须穿密闭防护服才能面对这些微生物。她同时还在准备下周的病理学资格考试。太阳从镇东的苹果园和田野升起，她翻开书本，认真学习。椋鸟在树丛里吱嘎叫喊，卡车隆隆驶过窗户底下的街道。右手手掌仍在隐隐作痛。

七点钟，她去主卧室叫醒在床上蜷成一团的杰美，然后走向杰森的房间。杰森比较难叫醒，南希只好抓住他摇晃了几下。年长的保姆到了，她叫特拉帕尼夫人，她帮杰美和杰森穿衣服，给他们做早饭，南希回楼上继续看书。特拉帕尼夫人会送杰森上学校大巴，会在家里看着杰美，直到南希晚上回家。

七点半，南希合上书本，吻别孩子。她对自己说：记得跑一趟银行，取钱给特拉帕尼夫人。她开着本田去上班，向南上葛底斯堡路，沿着卡托克廷山的山脚前行。离弗雷德里克市辖区内的德特里克堡越近，交通就越是繁忙和缓慢。她拐下公路，来到基地大门口。警卫挥手放她过去。她右转开过旗杆和阅兵场，在一幢几乎没有窗户的建筑物旁边停车，这栋楼由混凝土和黄砖砌成，占地近十英亩。屋顶上竖着高大的通风管，排放从密闭生物实验室里泵出后再过滤的废气。这是美国陆军的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简称USAMRIID。

军人管它叫“研究所”，而每次使用简称“USAMRIID”的时候，总是操着军人腔拖长元音，听着像是“you Sam rid”，让三个字在半空中悬停片刻。USAMRIID的使命是医学防护。研究所开发各种手段，保护士兵不受生物武器和天然传染病的侵害，专攻领域是药物、疫苗和生物防护。研究所总有许多项目在同时开展——研发针对炭疽或肉毒杆菌等各种细菌的疫苗，研究有可能以天然疾病或战地武器方式侵袭美军士兵的各类病毒。二战期间，德特里克堡的陆军实验室开始研制攻击性生物武器：陆军试图开发致命的细菌和病毒毒株，装进炸弹投向敌方。1969年，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签署命令，禁止在美国境内研发攻击性生物武器。从那以后，陆军的各个实验室转为和平用途，USAMRIID因此创立。它致力于研发保护性疫苗，集中精力研究控制致命微生物的手段。研究所知道该如何阻断恐怖病毒于人类中点燃爆发性致命传染的链条。

南希·杰克斯少校从后门进入大楼，向检查台后的警卫出示安全徽章，警卫对她点头微笑。她穿过迷宫般的一条又一条走廊，走向隔离区域的主办公区。到处都能看见身穿战斗服的士兵，但也有佩戴身份徽章的平民科学家和技师。所有人似乎都很忙，极少有谁在走廊里停下来和别人聊天。

南希想知道埃博拉猴子昨天一夜的变化情况。她沿着生物安全0级走廊走向名为“AA-5”的4级隔离区域，那里又名“埃博拉套房”。安全级别的数字从0到2、3到最高的4。（由于某些原因，不存在1级。）研究所从2到4的全部隔离区域都维持空气负压，就算出现泄露，气流也只会流进隔离区域，而不是流向外部的正常世界。名为AA-5的套房是一组负压隔离室，由平民身份的陆军科学家尤金·约翰逊设立，是研究埃博拉病毒的研究实验室。他是埃博拉及其姐妹马尔堡病毒的专家。他用埃博拉病毒感染了几只猴子，最近一直在测试各种药物，寻找办法阻止埃博拉病毒的感染。过去这几天，猴子开始死亡。南希以病理学家身份加入约翰逊的研究项目，任务是确定猴子的死因。

她走向一面墙壁上的一扇窗户。窗户是水族馆的那种厚玻璃质地，里面就是生物安全防护4级水平的埃博拉套房。不过从这扇窗户你看不见猴子。每天早晨，一名平民动物管理员会穿上隔离防护服，进去喂食、清理笼子和检查它们的健康情况。今天早晨，窗户内侧贴上了一张纸条，上面有管理员手写的几句话，说昨天夜里有两只猴子“倒下了”。言下之意就是“崩溃并流血至死”。

南希看见字条，知道她也必须穿上防护服，进去解剖猴子的尸体。埃博拉病毒能摧毁动物的内脏器官，尸体会在动物死后迅速瓦解。尸体会变软，器官变得仿佛果冻，哪怕放进冰箱冷藏也无济于事。你必须赶在自发液化之前尽快解剖尸体，因为你没法解剖一锅肉汤。

南希·杰克斯最初申请加入研究所的病理学团队时，主管工作的上校并不想接纳她。南希认为这是因为她的女人身份。上校对她说：“这份工作不适合已婚女性。你要么会忽略工作，要么会忽略家庭。”一天，她带着简历走进上校的办公室，想说服他接纳自己。上校说，“我可以让任何人加入我的团队”——言下之意：他不想要她是因为她不够优秀——他还提到了著名的纯种赛马“秘书处”[1]。“要是我想让秘书处加入我的团队，”他说，“秘书处它也能来。”

“呃，长官，我可不是犁地的老马！”她咆哮道，将简历摔在上校的办公桌上。重新考虑之后，上校批准了她的加入申请。

一个人开始和病原体打交道时，陆军会让你从2级生物安全起步，然后到3级。拥有丰富经验后才能接触4级微生物，也有可能永远不允许你到那里工作。要在较低的二三级区域工作，你首先必须接种许多疫苗。南希接种的疫苗包括黄热病疫苗、昆士兰热疫苗、裂谷热疫苗、VEE/EEE/WEE复合疫苗（马匹携带的脑炎病毒）、兔热病疫苗、炭疽热疫苗和肉毒杆菌疫苗。当然，身为兽医，她还得注射一系列的狂犬病疫苗。所有注射都给她的免疫系统造成了不良反应，让她病得难受。军方因此将她调离了疫苗项目。走到这一步，南希·杰克斯事实上已经被刷下来了。无法接种疫苗，也就无法从事与3级微生物相关的工作。想继续和危险病原体打交道，她的路只剩下了一条。她只能想办法让上司指派她穿上密封防护服，进入4级区域工作。4级高危病原体没有疫苗。所谓4级高危病原体，就是没有疫苗和治疗方法的致命病毒。

埃博拉病毒因埃博拉河而得名，埃博拉河是蒙加拉河的上游河源，是刚果河（又称扎伊尔河）的支流。埃博拉河流经雨林地区，蜿蜒穿过星罗村庄。扎伊尔埃博拉病毒（也就是最危险的一种埃博拉病毒）第一次为外界所知的爆发是1976年9月，它在埃博拉河上游的五十五个村庄内同时突然爆发。它似乎来得无影无踪，杀死了九成的感染者。扎伊尔埃博拉病毒是研究所里最让人害怕的病原体。USAMRIID内的普遍看法是“摆弄埃博拉的那些家伙都是疯子”。和埃博拉打交道是通往死亡的快车道。还是去玩更安全的东西吧，比方说炭疽热。

研究所内主持埃博拉研究项目的生物危害专家叫尤金·约翰逊，他是平民身份，恰好以有点疯狂而闻名。全世界真正了解高危病原体并知道如何应对的人屈指可数，他在其中算是个传奇。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埃博拉猎手。吉恩·约翰逊[2]块头不小，离庞大只差一线，脸膛宽阔而厚实，一头棕发乱蓬蓬的，留着浓密的棕色胡须，偌大的肚皮悬在腰带外面，一双眼睛深邃而灼人。再穿上黑色皮夹克，吉恩·约翰逊可以去冒充“感恩而死”乐队的巡演经纪人。他怎么看都不像为军队工作的那种人。他属于最顶尖的现场流行病学专家（实地研究病毒性疾病的人员），但出于某些原因，他不总是有机会发表工作成果。这解释了他或许有些神秘的名声。了解约翰逊工作的人提到他，你经常会听见“吉恩·约翰逊做了这个，吉恩·约翰逊做了那个”，内容永远充满了智慧和想象力。他为人颇为害羞，总有点提防别人，但打心底里提防病毒。我大概从没见过有谁比吉恩·约翰逊更害怕病毒了，他的恐惧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就在于它源自知识，是基于理性的深切尊重。他在非洲中部旅行多年，寻找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的储存宿主。为了寻找这些生命体，他简直翻遍了整个非洲，但无论怎么努力，都未能找到它们在自然环境下的藏身之处。没有人知道任何一种丝状病毒来自何方，没有人知道它们在自然环境下的栖息地。病毒的足迹在非洲中部的森林和草原上渐渐消失。找出埃博拉的储存宿主是约翰逊最大的心愿之一。

研究所里没什么人想参与他的埃博拉项目。埃博拉这个人命的黑板擦，能对我们做出你不愿多想的恐怖事情。这种病原体过于可怕，哪怕是穿惯了密封防护服的老手也不想去碰它。他们不想研究埃博拉，因为他们不愿被埃博拉研究。他们不知道携带这种病毒的是什么东西——是某种苍蝇、蝙蝠、虱子、蜘蛛、蝎子，还是某种爬行动物或两栖动物（例如蛙类或蝾螈），还是来自猎豹或大象。他们也不知道这种病毒的确切传播途径，不知道它如何由一个宿主传播给另一个宿主。

自从开始和埃博拉病毒打交道，吉恩·约翰逊就经常做噩梦。他会浑身冷汗地醒来。噩梦的内容都差不多。他身穿密封防护服，戴着手套，拿着埃博拉病毒——含有病毒的某种液体。液体突然溅在手套上，他意识到手套满是针孔，液体滴在他裸露的手上，流进密封防护服。他会陡然惊醒，自言自语道：上帝啊，我暴露给病毒了。随后他会发现自己在卧室里，妻子正在身旁安睡。

埃博拉虽说尚未在人类中引发无法逆转的决定性大爆发，但这一天似乎越来越近了。多年来它频频在非洲各处引起微爆发。科学家担心某次微爆发会酿成无法阻止的滔天巨浪。一种病毒能杀死九成感染者，疫苗和治疗手段都不存在，你可以想象会有什么后果。后果就是全球大爆发。约翰逊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不怎么清楚埃博拉以前做过什么，也不知道它未来可能会做什么。埃博拉的行为不可预测。假如出现了以空气传播的埃博拉毒株，它会像流感一样在六周内席卷全世界，杀死无数人口。当然，它也可能永远悄然游走于边缘地带，每次只夺去少量的性命。

埃博拉这种病毒颇为简单，就像火龙卷那么简单。它快速高效地杀死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埃博拉与麻疹、腮腺炎和狂犬病病毒是远亲，与某些肺炎病毒也有亲缘关系，例如导致儿童感冒的副流感病毒和能让艾滋病患者得上致命性肺炎的呼吸道合胞病毒。埃博拉在雨林里的未知宿主身上，沿着神秘路径一路演化的时候，俨然得到了上述所有病毒各自最凶残的一面。和麻疹病毒一样，它能激发全身出现麻疹。它的部分表现很像狂犬病：精神错乱，狂躁。另外一些表现很奇怪地像是重感冒。

埃博拉病毒粒子只有七种蛋白质：七种不同的大分子排列成状如长辫的结构，组成埃博拉病毒粒子的长丝。我们大致了解其中的三种蛋白质，另外四种则完全未知：结构和功能都是谜团。无论这些埃博拉蛋白质是什么，它们似乎都能瞄准免疫系统进行特定攻击。这一点上它又有点像同样摧毁免疫系统的HIV，但和HIV的悄然偷袭不同，埃博拉的攻击是爆炸性的。埃博拉病毒在人体内肆虐的时候，整个免疫系统都会失灵，你会像是丧失了应对病毒袭击的能力。人体像是被围困的城市，城门大开，敌军拥入，在公共广场上安营扎寨，放火焚烧所有一切；就在埃博拉病毒进入血液系统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几乎肯定难逃一死。你无法像击退感冒那样击退埃博拉，埃博拉十天内就能完成艾滋病要花十年才能做到的事情。

埃博拉的人际传播原理目前尚不清楚。陆军的研究人员认为埃博拉病毒通过血液和体液直接接触传染（与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方式相同）。但是，埃博拉似乎还有其他的传播途径。非洲有许多埃博拉的感染者曾经接触过患者尸体。埃博拉有一条传播途径似乎是通过无法凝结的血液和尸体流出的黏液从死者向生者传播。在扎伊尔1976年的爆发中，前来哀悼的亲属亲吻并拥抱死者，或者处理尸体准备落葬，然后在三到十四天后纷纷病倒。

吉恩·约翰逊的埃博拉试验很简单。他用病毒感染猴子，然后给药，希望病猴能转危为安。通过这种手段，他或许能找到可以对抗埃博拉病毒甚至治疗它的药物。

从生物学角度而言，猴子和人类差别极小，所以科学家才用它们做医学实验。人类和猴子都是灵长类，埃博拉猎杀灵长类就像猛兽吃肉，它分不清人类与猴子的区别。病毒很容易就能在人类与猴子之间跨物种传播。

南希·杰克斯主动以病理学家身份参与约翰逊的埃博拉项目。这是4级工作，不需要接种疫苗，因此她有这个资格。她渴望证明自己，渴望继续和致命病毒打交道。然而，研究所里有些人怀疑她穿密封防护服在4级实验室工作的能力。她是一名“已婚女性”，他们据此认为，她有可能会惊慌失措。他们认为她的手看上去神经过敏或者笨拙，不适合处理4级高危病原体。人们觉得她会割伤自己，或者用沾有感染物的针头刺伤自己——甚至别人。她的双手成了安全隐患。不过，真正的症结其实在于她是女性。

她的直属上司是安东尼·约翰逊中校，他和埃博拉项目的领头人吉恩·约翰逊并无血缘关系。托尼·约翰逊[3]说话慢声细气，举止冷静。现在他必须决定是否允许她进入4级区域工作。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他向整个研究所放话：谁认识南希·杰克斯？谁能来说说她的长项和短处？南希的丈夫杰瑞·杰克斯少校走进约翰逊中校的办公室。杰瑞反对让妻子穿上密封防护服的主意。他反对得很激烈。他说他们家已经讨论过了南希去研究埃博拉病毒的事情。“家庭讨论，”杰瑞对南希说，“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妻子。”他自己工作时不穿防护服，也不希望自己的妻子穿。他最害怕的就是妻子去接触埃博拉。他的妻子，他深爱的女人，他们孩子的母亲，会亲手拿起无药可救的致命生命体——他不能接受这个想法。

托尼·约翰逊中校听过杰瑞·杰克斯的意见，听过其他人的看法，觉得他应该和南希本人谈一谈，于是请她来办公室见面。他看得出南希很紧张。两人交谈时，他留神观察她的双手。他觉得这双手没什么异样，不笨拙，动作也并不太快。他认为有关她那双手的传闻纯属臆测。她对中校说：“我不需要特别优待。”很好，你不会得到任何优待。“我要调你进埃博拉研究项目，”中校说。他说他会允许她穿上密封防护服进入埃博拉区域，最初几次他会全程陪同，教她如何操作，观察她工作时双手的表现。他会像老鹰似的盯着她。他认为她已经准备好了完全浸入高危区域。

听他这么说，她感动得当面哭了出来——“她流了几滴眼泪，”他事后回忆道。那是喜悦的热泪。此时此刻，将埃博拉病毒捧在手里就是她心里最大的愿望了。

1300时

南希在办公室处理了一上午文书工作。吃过午餐，她摘掉钻石订婚戒指和结婚戒指，锁进办公桌抽屉。她去了一趟托尼·约翰逊的公司，问他有没有准备好进去。两人下楼，穿过走廊去埃博拉套房。套房前只有一间更衣室。托尼·约翰逊坚持请南希·杰克斯先进去换衣服，然后他再去。

更衣室很小，贴着一面墙放了几个储物柜，有几个架子，水槽上方有一面镜子。她脱掉包括内衣在内的全部衣物，放进储物柜。她没有揭掉手上的创可贴。她从架子上拿起消过毒的手术服：绿色长裤和绿色衬衫，就是外科医生做手术穿的那一身。她穿上裤子，系紧腰间的拉绳，扣上衬衫的按扣。手术服底下不许穿其他衣物，内衣也不行。她拿起手术帽戴上，对着镜子把头发塞进帽子里。她看起来并不紧张，但心里渐渐有点紧张了。这才是她第二次进入高危区域。

她光着脚，在镜子前转身，面对通往2级区域的门，门上的小窗透出深蓝色的光束：紫外线。病毒在紫外线下会分崩离析，紫外线能摧毁病毒的遗传物质，让它们无法自我复制。

她打开那扇门，走进2级区域，感觉门上有力量在抵抗她的拉动，那是气压差的功劳，一股和风吹过她的肩膀，向内涌去，流向高危区域。这就是空气负压，设计用意是让高危病原体只能飘向区域内部。门在背后关上，她进入了2级区域。蓝光洒在她的脸上。她穿过淋浴室——淋浴室里有紫外灯、消毒皂和普通香波。过了淋浴室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的架子上有些干净的白袜子。她穿上一双，推开另一扇门，走进3级区域。

这个房间名为“整备室”，有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和一个水槽。桌子旁边的地上有个圆筒形的防水纸板箱。这是个生物危害物品容器，俗称“帽盒”或“冰淇淋盒”。帽盒上印着生物危害的红色尖头三瓣花符号，用于储藏和运送传染性废物。这个帽盒是空的，放在这儿只是充当座椅。

她找到一盒乳胶外科手术手套和装有婴儿爽身粉的筛眼瓶。她摇出些爽身粉到手上，然后戴上手套。她找到一卷胶带，扯下几段贴在桌子边缘，接着开始密封自己。她每次取下一段胶带，将手套开口和手术服袖口贴在一起，胶带绕着手腕转了几圈，确保密不透风。她把袜子和长裤也贴在一起。这样，她的身体和有强大复制力量的魔物之间就有了一层防护。

约翰逊中校身穿手术服经过2级区域进来。他戴上乳胶手套，也用胶带把手套和袖子固定在一起，把袜子和长裤固定在一起。

南希向右转走进预备室，看见她的密封防护服摆在储物架上。这是一件Chemturion生物密封防护服，胸口标着“杰克斯”几个字。Chemturion防护服是鲜艳的蓝色，因此又称“蓝色套装”。这种塑料防护服从内部加压，结实耐用，符合政府研究可经空气传播的高危病原体的需要。

她拉开防护服，放在混凝土地面上，抬起脚站进去。她套上防护服，拉到腋窝处，将手臂伸进袖管，直到手指插进手套。防护服有棕色的橡胶手套，通过腕部的密封垫与身体相连。这是防护服的主手套，厚橡胶质地。它们是她和埃博拉之间最重要的屏障。手套是薄弱部位，是整套防护服上最容易受损的组件，这是因为它们接触的东西包括枕头、手术刀和骨骼的尖锐部位。你要负责保养自己的密封防护服，就像伞兵要负责收拾和保养自己的降落伞。南希今天也许有点着急，没有按规程彻底检查防护服。

约翰逊中校大致讲了讲流程，帮她戴上防护服的头盔。头盔是柔软的塑料质地。约翰逊隔着透明面罩看着她的脸，想确定她的状况。

她拉上防护服胸口的密保诺拉链，拉链合拢时发出噗噗的声音——噗、噗、噗。防护服完成密封，面罩上顿时结起雾气。她取下墙上的黄色通气管，接上防护服。气流呼呼涌入，防护服开始膨胀，变得臃肿而坚硬，干燥的空气迅速吹干了面罩内部凝聚的小水珠。

研究所里有个说法：天晓得谁进了密封防护服会惊慌失措。这种事时有听闻，主要发生在没有经验的人身上。头盔刚一盖住面部，眼睛里就会透出惊恐，他们会汗出如浆，面色发紫，抓挠防护服，企图扯开它，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失去平衡，倒在地上，随即在防护服里尖叫或呻吟，听起来就像在壁橱里快要憋死了似的。有一次，一个男人在4级区域突然大喊大叫：“放我出去！”——他扯掉防护服的头盔，大口吸入4级区域的空气。（其他人拖着他去用消毒药水冲洗，把他在淋浴室里关了好一阵。）

托尼·约翰逊帮南希·杰克斯穿好防护服，在她的眼睛里寻找惊恐的迹象；然后穿上自己的防护服，密封好并准备就绪后，他拿起一包解剖工具递给南希。他看上去冷静而镇定。两人转过身，面对不锈钢密封门。这扇门里是一个气密室，再过去就是4级区域了。门上贴着生物危害标志和警告文字：

注意

生物危害

请务必穿通风服入内

USAMRIID内，只要一扇门开在不同级别的防护区域之间，就贴着国际通用的生物危害标志，这是个红色三叶草图案，让我想起蟾影延龄草。

4级区域的气密室是个灰色区域，两个世界在这里相交，高危地带接触到了平常世界。灰色区域既不高危也不平常：这里既没有被证明无菌，但也未被证实有传染性。USAMRIID的灰色区域也有蟾影延龄草绽放。南希深吸一口气，集中思绪保持镇静，用武术训练的技巧控制呼吸。人们在走进那扇不锈钢门前会有各种各样的小仪式。有人在胸前画十字。有人的防护服里挂着护身符——虽然从规定上说，防护服里除了身体和手术服外不准再有其他东西。他们希望万一防护服严重破损，护身符能抵挡高危病原体。

她拔掉通气管，拨开不锈钢门上的插销，走进气密室，托尼·约翰逊紧随其后。气密室完全由不锈钢打造，有一排喷洒清水和消毒药剂的喷头。这是消毒淋浴。门在他们身后关闭。南希打开气密室另一侧的门，走进高危区域。

[1] Secretariat（1970—1989），美国赛马，1973年美国三冠马王，曾在贝蒙锦标赛上以三十一个马位大胜，打破世界纪录。——译者

[2] 吉恩（Gene）是尤金的昵称。——译者

[3] 托尼，安东尼的昵称。——译者

完全浸入

1983年9月26日，1330时

他们站在一条狭窄的煤渣砖走廊里。走廊两边是各种用途的房间。高危区域仿佛迷宫。墙上挂着黄色通气管。天花板上悬着频闪警示灯，通气系统失灵时会立刻提示。墙上刷着厚厚的环氧树脂涂料，所有插座的边缘都用凝胶物质封死。这是为了消除所有缝隙和孔洞，以防高危病原体穿过空心电缆逃逸出去。南希拿起一根通气管，接进防护服。除了头盔里的呼呼风声，她什么都听不见。防护服里的隆隆通气声实在太吵，两人甚至没有尝试交谈。

南希打开一个金属壁橱。壁橱里射出蓝色光线，她取出一双黄色橡胶靴。橡胶靴让她想起谷仓里的工作靴。她把防护服柔软的脚部塞进靴子，看一眼约翰逊，两人对视片刻：头儿，我准备好行动了。

两人拔掉通气管，沿着走廊继续前进，走进关猴子的房间。房间里有两排铁笼，沿两侧墙壁摆放，互相面对。杰克斯和约翰逊接上通气管，向笼子里张望。一排铁笼关着两只隔离的猴子，也就是所谓的“控制组”。它们没有被注射埃博拉病毒，因此是健康的。

健康的猴子看见身穿防护服的陆军军官，顿时闹将起来。它们拍打铁笼，跳上蹿下。穿防护服的人类让猴子紧张。猴子大呼小叫——“噢！噢！吼，哇，吼！”还有一种尖细的叫声：“呀！”猴子跑到笼子前部，摇晃笼门，前后跳跃，碰，碰，碰，自始至终一直盯着杰克斯和约翰逊，非常警觉。笼门上有精巧的锁，以防被灵长类的手指拨开。猴子是很有创造力的鬼灵精，她心想，而且在笼子里百无聊赖。

另一排铁笼基本上非常安静。这一排是埃博拉笼，铁笼里的猴子都被注射了病毒，其中大多数沉默、温顺而孤僻，但有一两只显得怪异而狂躁。它们的免疫系统已经崩溃或失灵。大部分猴子看起来还不像有病，但它们没有表露出警觉性和猴类通常的活跃，也就是健康猴子跳来跳去、拍打铁笼的行为，绝大多数猴子没有吃早餐的糕点。它们几乎一动不动地坐在笼子里，毫无表情地看着两位军官。

这些猴子被注射了全世界已知最致命的埃博拉毒株：扎伊尔埃博拉的玛英嘉毒株。它来自一位名叫玛英嘉·N的年轻女性，1976年10月19日，她死于这种病毒。玛英嘉是扎伊尔一所医院的护士，照顾过一名死于埃博拉的罗马天主教修女。修女死前流出的血液沾在玛英嘉护士的身上，几天后玛英嘉护士也病发去世。玛英嘉护士的部分血样最后来到美国，曾经生长于玛英嘉护士血液里的毒株如今存活在小玻璃瓶里，保存在研究所的超级冷藏柜内，这个冷藏柜的温度维持在零下一百六十华氏度。冷藏柜上有锁和警报器，贴着生物危害的标记，用胶带封得严严实实。抵御高危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胶带，因为它能封死缝隙。简而言之，要是没有胶带，也就没有生物防护这回事了。

吉恩·约翰逊解冻了玛英嘉护士的少量冰冻血样，注射进猴子体内。猴子开始生病，他尝试用某种药物治疗，希望能够帮它们抵御病毒。这种药似乎不起作用。

南希·杰克斯和托尼·约翰逊逐个铁笼检查病猴，终于发现那两只流血而死的猴子。两只动物在各自的笼子里蜷成一团。它们鼻孔流血，眼睛半张，视线呆滞，眼珠呈鲜红色，瞳孔放大。它们的面部没有表情，甚至看不出痛苦。病毒已经摧毁了皮肤下的结缔组织，导致面容略显扭曲。面相怪异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控制表情的那部分大脑已被摧毁。面容僵硬、眼球通红和鼻孔流血，这些是灵长类动物感染埃博拉病毒后的标准症状，猴类和人类在这方面并无区别。它们是脑损伤和皮下软组织遭到破坏这个可怕组合的表征。标准的埃博拉面容使得猴子像是看见了什么超乎想象的场景，但那里绝对不是天堂。

南希·杰克斯心里一阵难过。看见死去的和正在受苦的猴子，她感到很不安。她是兽医，深信自己的职责是治疗动物，免除动物的痛苦。但她也是科学家，深信自己的义务是从事医学研究，最终能够减轻人类的痛苦。她在农场长大，父亲饲养供食用的家畜，但还是无法安然接受动物的死亡。小时候，父亲将她的“四健会”[1]获奖肉牛交给屠夫时，她哭得很伤心。她喜欢动物胜过喜欢许多人类。发兽医誓言的时候，她向荣誉典章宣誓说，她将献身于照顾动物，但同时也将献身于通过医药拯救人类生命。但是在工作中，这两种理念时常会迎头相撞。她告诉自己，这项研究是为了寻找治疗埃博拉的方法，因此是能够帮助拯救人类生命的医学研究，甚至有可能避免人类遭受灭顶之灾。这个想法消除了一部分不安的感觉，她也尽量把情绪放在一边不去理会。

杰克斯开始执行取出尸体的步骤，约翰逊仔细盯着她。在4级区域处理没有知觉的猴子是个棘手活儿，因为猴子有可能会醒来，它们有牙齿，咬合力惊人，而且非常强壮和敏捷。实验室用的可不是街头艺人驯养的猴子。这些是来自雨林的野生大型动物。被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猴子咬一口，几乎肯定会丢掉性命。

南希首先隔着栏杆观察猴子。这是一只大块头的雄性，看起来是死透了。她看见它的犬齿还在，不禁有些紧张。通常来说，为了保证安全，实验室会挫掉猴子的犬齿。但不知为何，这只猴子还长着巨大的天然犬齿。她把戴着手套的手伸进栏杆，捏了捏猴子的脚趾，看它的眼睛有没有动静——眼睛一动不动，茫然瞪视。

“继续，打开笼子，”约翰逊中校说，防护服里风声呼啸，他只能大声呼喝。

她打开门锁，向上滑动笼门，直到笼门洞开。她再次仔细查看猴子。没有肌肉抽动的迹象。这只猴子确实已经死了。

“好，继续，把它搬出来，”约翰逊说。

她伸手进笼子，抓住猴子的上肢，翻过去让它背对自己，这样就算它突然醒来，想咬也咬不到她。她将上肢向后拉，并起来攥在手里，然后将猴子搬出了铁笼。

约翰逊抓住猴子的双脚，两人把猴子抬到一个帽盒边，将它放了进去。两人抬起帽盒，走向验尸室，他们穿着密封防护服，只能慢慢挪动脚步。两个灵长类抬着另一个灵长类。前者是地球的主宰——至少他们自己这么相信；后者栖息在树上，动作敏捷，是地球主宰的近亲。除了人类和猴子这两个物种，房间里还有另一种生命体，它比两者都要古老和强大，它的栖息地是血液。

杰克斯和约翰逊抬着猴子，慢慢走出房间，左转又左转，走进验尸室，将尸体放在不锈钢验尸台上。猴子的皮肤布满皮疹，透过稀疏的毛发，能看见星星点点红斑。

“戴手套，”约翰逊说。

两人在防护服的手套外又戴上一副乳胶手套。他们现在戴着三层手套：贴皮肤的一副，防护服上的一副，最外层的这一副。约翰逊说：“咱们清点一下。剪刀。止血钳。”他把工具在桌首摆成一排，每件工具都有编号，他大声念出号码。

他们开始工作。约翰逊用钝头剪刀破开尸体，杰克斯从旁协助。两人动作很慢，一举一动非常小心。他们没有使用锐利的刀具，因为刀具在高危区域是致命武器。手术刀有可能划破手套，割破手指，在你感觉到痛楚之前，病原体就已经进入你的血液。

南希将工具递给他，她将手指探进猴子的身体，扎住血管，用小块海绵吸走溢出的血液。它的体腔内是一片血海。这是埃博拉之血，猴子体内流得到处都是：大量内出血的结果。肝脏肿大，她看见肠内有血。

她不得不逼着自己放慢手上的动作。她的手似乎动得太快了。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在和自己说话，保持警醒和聚精会神。保持干净，保持干净，她心想。好，拿起止血钳。夹住那条动脉，因为它在出血。停一停，清洗手套。尽管她的双手清洁而干燥，扑过爽身粉，但隔着手套，她能感觉到埃博拉之血：湿，滑。

她从体腔内抽出双手，在一盆放在水槽里的EnviroChem消毒剂里清洗手套。这种液体呈浅绿色，就像日本绿茶，能够摧毁病毒。她开始清洗手套，猴血将消毒剂染成棕色。她只听见防护服里的气流声。呼呼风声堪比地铁穿过隧道。

病毒是包膜和蛋白质构成的微小囊状物。囊体里有一条或多条DNA或RNA链，DNA和RNA是长形分子，包含病毒复制所需的软件程序。有些生物学家将病毒列为“生命体”，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病毒不能算是“活着”。病毒非生非死，它的“活着”很难定义；病毒存在于生命与非生命的边界之上。若是处于细胞外，病毒只是存在而已，什么也不会发生。它们是死的，甚至能结成晶体。血液或体液内的病毒粒子或许看起来是死的，但粒子只是在等待机会而已。它们的表面有黏性。要是细胞凑巧经过，碰到病毒，病毒的黏性与细胞的黏性能够匹配上，病毒就会附着在细胞上。细胞感觉到病毒的附着，会包裹住病毒，将它拉入内部。一旦病毒进入细胞，就变成了特洛伊木马。它活跃起来，开始复制。

病毒就像寄生虫。它无法自己生存，只能在细胞内进行复制，利用的是细胞的物质和运行机制。所有生物的细胞内都携带有病毒，甚至真菌和细菌也不例外，有时候还会被病毒摧毁。简而言之，疾病也有自己的疾病。病毒在细胞体内自我复制，直到细胞被病毒塞满和撑破，于是病毒涌出破裂的细胞。病毒也会穿透细胞壁出芽，就像龙头渗出的水滴：一滴、两滴、三滴，复制、复制、复制、复制——艾滋病病毒就是这么复制的。水龙头不停漏水，直到细胞被耗尽物质，最终毁灭。宿主的细胞死到一定数量，宿主就会死去。病毒并不“想”杀死宿主，这不符合病毒的最大利益，因为病毒会和宿主一同死去，除非它能以足够快的速度从濒死宿主传播到新宿主身上。

埃博拉内的遗传密码只有一条RNA。这种分子被认为是最古老和“原始”的生命编码机制。四十五亿年前，地球形成后不久，原始海洋开始存在，其中很可能就有基于RNA的微观生命体了。言下之意：埃博拉是一种古老的生命形式，几乎和地球同样古老。关于埃博拉非常古老这一点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它显得既非生又非死。

病毒在繁殖时看起来是活着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它们又显然是死的——只是机器而已，小归小，但完全是机械式的，不比手提钻更有生机。病毒是分子大小的鲨鱼，是没有思想的行动。紧凑，冷酷，理性，只考虑自己，病毒全心全意自我复制：速度有时候非常惊人。它的首要目标就是复制。

病毒太微小了，肉眼看不见。让我来帮你想象一下它的尺寸吧。把曼哈顿岛缩小到这个大小：

这个曼哈顿能轻易容纳九百万个病毒。再放大这个曼哈顿，假如它充满了病毒，你会看见小小的黑影充斥街道，就像第五大街上的午餐人群。这句话结尾的句号里能放下一亿个结晶的脊髓灰质炎病毒。那个句号里的病毒可以举行两百五十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英法两国的人口加起来都没那么多，而你却浑然不知。

保持干净，南希心想。不能有血，不能有血。我不喜欢血。每次见到一滴血，我看见的都是十亿个病毒。停一停，清洗手套。停一停，清洗手套。放慢动作。看着托尼的防护服。检查是否完好。

你必须盯着搭档的防护服，寻找破洞或裂缝的踪迹。就像你是看着孩子的母亲——永远留神查看，确定是否一切正常。

另一方面，约翰逊也盯着她。他在观察她有没有犯错，使用工具时动作是否突兀。他害怕会看见她不小心弄掉什么东西。

“咬骨钳，”他说。

“什么？”她问。

他指了指她的通气管，意思是你先折一下，好听见我在说什么。她抓起通气管折了一下。送风停止，防护服渐渐泄气，噪音消失。他把头盔凑近她的头盔，又说了一遍“咬骨钳”三个字，她松开通气管，拿起咬骨钳递给约翰逊。咬骨钳这个词来自法语，意思是“咬啮者”，用以打开颅骨。

打开颅骨在4级区域永远是个烦人事。灵长类动物的颅骨很坚硬，骨板彼此啮合。在普通环境下，你会用电动骨锯破开颅骨，但在4级区域不能使用骨锯，因为它会将雾状的骨头碎屑和血滴打入空中，谁都不想在高危区域弄出这么一团有感染性的气雾，哪怕你身穿密封防护服也一样：实在太危险了。

两人用钳子撬开颅骨，发出响亮的破碎声。他们取出大脑、眼球和脊髓，放进一瓶防腐剂。

约翰逊正要递给她一个装有样本的试管，他突然停下来，看着她戴手套的双手。他指了指她的右手。

南希低头去看。手套浸满鲜血，但她还是一眼就看见了破洞：右手外层手套的掌心中央有一条裂缝。

南希扯掉手套。防护服的主手套沾满血液。血液沿着防护服的外层袖管蔓延。很好，真是好——埃博拉血沾上了我的防护服。她在消毒剂里清洗手套和手臂——洗干净了，湿漉漉地发亮。她在剩下两层手套里的手突然感觉不对：冰冷，湿滑。防护服手套内感觉湿乎乎的。她害怕那只手套也破了，害怕右手主手套上有泄漏点。她仔细检查那只手套：看见了。手腕上有条缝隙。她的防护服上有泄漏点。她的手感觉湿漉漉的。她害怕埃博拉血液钻进了密封防护服，而且位置就在右手手掌上的伤口附近。她指着手套说：“破洞。”约翰逊低头检查她的手套，看见腕部的缝隙。她看见约翰逊面露讶色，抬头看着她的眼睛。南希在他的眼睛里看见了恐惧。

她惊恐起来。她用大拇指指了指出口：“我先出去了，老大。你一个人能行吗？”

他答道：“我要你立刻出去。我收拾好这个区域，然后跟你出去。”

南希用完好的左手拔掉通气管，沿着走廊跑向气密室，右臂僵硬地悬在身旁。她不想移动那只手，因为只要一动，她就会感觉手套里有什么湿乎乎的东西。恐惧威胁着要吞没她。她该怎么不动那只手就脱掉靴子呢？她摆腿甩掉靴子。靴子顺着走廊飞出去。她拉开舱门走进去，随手关上背后的门。

她扯动从气密室天花板垂下来的链条，启动消毒淋浴。消毒淋浴持续了七分钟，你在此期间不得离开，因为消毒剂需要时间起效。首先启动的是水流，冲掉防护服上的血污。水流停止后，四面八方的喷嘴随即吐出EnviroChem喷雾，从外侧净化密封防护服。当然了，化学药剂无法影响存活于手套内的东西。

气密室内没有灯；这里光线昏暗，近乎于漆黑一片，确实符合“灰色区域”的定义。真希望这里有挂钟，好让你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五分钟？四分钟？化学喷雾顺着面罩流淌。感觉就像冒雨开车，雨刷却出了故障，你什么也看不清。该死，该死，该死，她心想。

研究所里有个4级防护的生物隔离医院，俗称“监狱”，医生和护士身穿密封防护服治疗患者。要是暴露于高危病原体之下，你被送进监狱，不幸因此丧命，那么尸体就会送进旁边的4级防护停尸房，那儿俗称“潜水艇”。这个名字是研究所里的士兵叫出来的，因为它的大门是沉重的钢铁质地，很像潜水艇里的水密门。

真是该死！她心想。我会被关进监狱。托尼会填写事故报告书，我会埃博拉发作。一周以后，我就进潜水艇了。该死！杰瑞在得克萨斯。我今天还没去银行。家里没有现金。孩子们和特拉帕尼夫人在家里，她还等着我发工资呢。我今天没去超市。家里没有食物。我要是进了监狱，两个孩子吃什么？今晚谁哄他们睡觉？该死，该死，该死！

淋浴停止。她打开门，冲进整备室。她以最快速度脱掉防护服——剥开衣服，跳出来。防护服落在水泥地上，湿漉漉的，还在滴水。

右臂从防护服里出来的时候，她看见手术服的袖子是湿的，内层手套染上了红色。

防护服手套有泄漏点。埃博拉血碰到了最内层的手套。污血沾在乳胶手套上，里面就是皮肤，就是那块创可贴。最后一层手套薄得透明，她隔着手套都能看见创可贴，就在埃博拉血的底下。心脏怦怦乱跳，她险些呕吐——胃部收缩，翻江倒海，喉咙里一阵发紧。呕吐反应：发现自己毫无防护地面对生物防护4级的有机体，谁都会突然有呕吐的欲望。她的大脑转得飞快：现在怎么办？这是一只未经消毒的手套——上面沾着埃博拉血。天哪。我应该遵守什么规程？我现在该怎么办？

托尼·约翰逊的蓝色身影出现在气密室里，她听见喷嘴嘶嘶作响。他开始消毒了，但要过足足七分钟，他才有可能回答她的问题。

关键问题是有没有污血穿过最后一层手套，碰到她的伤口。悬浮在一滴血里的五到十个埃博拉病毒粒子能够轻易钻进外科手术手套上的小孔，足以引发一场爆发性的传染。这东西能够自我增殖。肉眼无法看清手套上有没有小孔。她走到水槽前，把手放在龙头底下冲洗了一段时间。水带着污血进入排水管道，废水将在加热容器里煮沸。

她轻轻抓住手套的腕部，摘掉了最后这一层手套。右手脱离出来，手上沾着爽身粉，指甲剪得很短，没有指甲油，没有戒指，关节上有道伤疤，那是小时候被羊咬的——还有掌心的创可贴。

她看见血液和爽身粉混在一起。

上帝啊，求求你，千万就是我自己的血。

对——确实是她自己的血。伤口又在出血，从创可贴边缘渗了出来。她没有在手上看见猴子的血。

她把最后一层手套放在水龙头下。水灌满了手套。手套像气球似的膨胀起来。她害怕会突然看见手套上射出一丝水流，那代表着存在渗漏点，代表着她的生命将要走向终点。手套继续膨胀。没有漏水。

她的两条腿忽然一软，靠在煤渣砖的墙壁上，滑了下去，感觉像是肚子上挨了一拳。她过去坐在帽盒上，不知是谁拿了个这种容器当椅子坐。她的两腿提不起半点力气，她软绵绵地靠在墙上。托尼·约翰逊走出气密室，看见的南希就是这个样子。

事故报告书最后的结论是杰克斯少校没有暴露在埃博拉病毒之下。她的最后一层手套完好无损，所有人都认为这种病原体靠直接接触血液和体液传播，因此病毒虽然突破了密封防护服，但还是未能进入她的循环系统。那天晚上，她开车回家，没有被关进监狱，这都是最后一层手套的功劳。她险些从一只病死的猴子身上感染埃博拉，猴子身上的病毒来自一位名叫玛英嘉的年轻女性，多年前她在扎伊尔的丛林里被一位流血而死的修女传染。

那天晚上，她打电话给还在得克萨斯的杰瑞。“你猜怎么了？我今天出了个小事故。险些就碰上了埃博拉。”她把事情告诉了丈夫。

丈夫吓得魂不附体。“真是该死，南希！我说过你别去搀和那个埃博拉病毒！他妈的埃博拉！”他叽里咕噜唠叨了十分钟，说身穿密封防护服从事高危工作有多么凶险，尤其是处理埃博拉病毒。

她很冷静，没有和杰瑞争辩。她明白杰瑞并不是在对她发火，只是害怕而已。她让杰瑞说了下去，等他说够了，开始冷静下来，她说她很有信心，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另一方面，杰瑞吃惊的是妻子竟然这么冷静。要是觉察到妻子有一丝不安，他当晚就会搭飞机赶回家。

埃博拉治疗实验并未成功，因为那些药物对这种病毒均告无效。吉恩·约翰逊的病猴悉数死亡。病毒绝杀了那些猴子，彻底抹掉了它们的生命。实验全部的幸存者就是控制组，也就是那两只未被感染的健康猴子，生活在病猴对面的笼子里。控制组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因此不出所料，它们没有发病。

手套沾血事故的两周之后，埃博拉套房里出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那两只健康猴子也开始眼球发红，鼻孔流血，最后崩溃并流血至死。它们没有被人为感染埃博拉病毒，也没有靠近过病猴。它们和病猴之间隔着好大一段空地。

让一个健康的人坐在房间一侧，一个艾滋病患者坐在另一侧，艾滋病病毒不可能飘过房间去感染那个健康的人。但埃博拉病毒做到了。它的动作迅速而果断，而且途径不为人知。最大的可能性是控制组将病毒吸进了肺部。“不知怎的，病毒就过去了，”几年后，南希·杰克斯向我讲述这段经历时这么说，“猴子喜欢吐口水，扔东西。管理员用水管清洗笼子，会制造出气溶胶级的液滴。病毒很可能是通过被雾化的分泌物传播的。从那以后，我知道了，埃博拉也能通过空气传播。”

[1] 美国农业部的农业合作推广体系所管理的一个非营利性青年组织，四健代表的是头脑、心灵、双手和身体。——译者

埃博拉河

1976年夏末秋初

1976年7月6日，苏丹南部，埃尔贡山西北五百英里，中部非洲热带雨林的指状边缘处，一个以后将被埃博拉猎人牢牢记住的男人进入休克状态，死时身体的每一个孔窍都在流淌鲜血。大家提到他的时候只用他的姓名缩写：YuG。YuG先生是这次未知病毒爆发中的指示病例，也就是第一起确诊的病例。

YuG先生是恩扎拉镇上一家棉花加工厂的仓库管理员。恩扎拉的人口近年来增长迅速，这个小镇也经历了全球赤道地区共通的人口爆发。苏丹南部这个地区的居民是赞德人，他们是一个大部落。赞德人的家园很美丽，是夹杂着河畔森林的大草原，金合欢树丛生于季节性的河流两岸。非洲鸽栖息在树枝上，发出悠长的叫声。河流之间是象草的海洋，它们能长到十英尺高。向南朝着扎伊尔走，地势越来越高，平原变成丘陵，森林从河畔向外延伸，变得越来越浓密，在头顶上搭成树冠，你就进入了雨林地带。恩扎拉镇周围是肥沃的种植园，种着柚木、果树和棉花。人们很贫穷，但努力工作，供养大家庭，恪守部落传统。

YuG先生靠薪水吃饭。加工厂里有个堆满布匹的房间，他的办公桌就在那儿。蝙蝠栖息在离办公桌不远的天花板上。谁也没法证明那些蝙蝠有没有携带埃博拉病毒。病毒也许是通过某种未知途径进入加工厂的，比方说困在棉絮里的昆虫，又比方说加工厂里的老鼠。甚至有可能病毒和加工厂根本没关系，YuG先生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感染的。他没有去医院，最后死在自家院子里的一张吊床上。家里人给他举办了赞德人的传统葬礼，把尸体抬到象草丛的一片空地里，放在堆起来的石块底下。许多欧美医生拜访过他的坟墓，他们想亲自看一眼这个地方，思考它的含义，向苏丹埃博拉的指示病例聊表敬意。

后来人们记忆中的他是个“安静、不起眼的男人”。他活着的时候没有拍过照，似乎也没有人记得他的长相。哪怕在故乡，认识他的人也不多。据说他的兄弟高大瘦削，那么他大概也差不多。除了家人和少数几名同事，没有人知道他悄然离世。假如他不是这种病毒的宿主，他恐怕不会在世间留下任何印象。

他的病情开始自我复制。他死后没几天，办公室的另外两名职员也突然出血和休克，死时从全身的所有孔窍淌出鲜血。其中一名死者喜欢交际，姓名缩写PG。他和安静的YuG先生不同，社交圈很宽，有好几个情人。他在镇上广泛传播这种病毒。病毒很容易就完成了人际传播，显然是通过身体接触和性行为传播的。它蔓延得非常迅速，很容易就能在一个人身上扎根。它在苏丹爆发时，经历了多达十六代的传染，同时杀死了许多宿主。尽管这个结果并不符合病毒的最大利益，但假如一种病毒的传染能力足够强，能够足够迅速地从一名宿主传播到另一名身上，那么前一名宿主的命运也就无所谓了，因为病毒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自我增殖，直到杀死宿主群体的大量人口为止。苏丹埃博拉的绝大多数致命病例都可以沿着传染链条追溯到那位安静的YuG先生。这个高危毒株从他身上辐射出来，几乎摧毁了苏丹南部的全部人口。这个毒株犹如野火，从恩扎拉镇出来一路向东来到马里迪镇，这个镇有一所医院。

病毒像炸弹似的击中医院，在患者之中肆虐，又从医院向外，像链状闪电似的打穿患者的家庭。医护人员给患者注射时显然没有给针头消毒，病毒通过针头很快传遍整个医院，随后扑向医护人员。高致病性、高致命性且无药可救的病毒有个特征，那就是它会迅速传入医护人员群体内。在某些案例中，医疗体系还可能进一步激发爆发的强度，就好比放大镜将阳光聚集在一堆易燃物上。

病毒把马里迪的医院变成了停尸房。它在病床之间传播，杀死左右并排的患者，医生注意到发狂、精神错乱、人格解体、类似僵尸的行为。有些垂死者脱光衣物，冲出医院，赤裸裸地浑身淌血，徘徊于马里迪镇的街道上，寻找自己的住处，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毫无疑问，埃博拉病毒损伤了大脑，导致智力衰退。不过另一方面，你很难分清脑损伤和恐惧效应。假如你被困在医院里，看着人们在病床上化作血水，只怕也会想逃出去，假如你在流血，吓得心惊胆战，只怕也会脱掉衣服，而人们肯定会认为你发疯了。

苏丹毒株比马尔堡病毒致命一倍，致死率是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感染者有一半会迅速死去。这可以和中世纪黑死病的致死率相提并论。假如苏丹埃博拉病毒扩散到非洲中部，几周内就会到达喀土穆，再过几周将攻破开罗，紧接着抵达雅典、纽约、巴黎、伦敦、新加坡——它有可能传遍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但这种事终究没有发生，苏丹的危机很快结束，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毫不知情。苏丹发生的事情相当于秘密引爆了一颗原子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人类离一次重大生物灾难有多近。

出于尚不清楚的某些原因，爆发渐渐平息，病毒随之消失。马里迪的医院是这场灾难的震中。病毒肆虐医院的时候，侥幸逃生的医护人员惊慌失措，逃进树林。这很可能是最明智的举措，也是能够想象的最佳结果，因为这么做停止了污染针头的使用，并且清空了整个医院，有助于打断传染的链条。

苏丹埃博拉病毒的消失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它的致死率太高了。杀人的速度太快，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让患者在死前去传染其他人。另外一点，这种病毒无法通过空气传播。它的感染能力不够强，无法引发全面规模的灾难。它靠血液传播，但流血的患者在死前接触不了太多人，因此病毒没有太多机会被传给新宿主。假如病人能通过咳嗽让病毒进入空气……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总而言之，苏丹埃博拉病毒在非洲中部杀死了几百人，势头就像火焰吞噬一堆干草，火焰最后从中央熄灭，留下一团灰烬；它不像艾滋病，艾滋病在全世界闷烧，仿佛煤矿里的大火，永远不可能被扑灭。埃博拉病毒的苏丹化身退回了丛林深处，毫无疑问直到今天还在那里存活，它在某种未知宿主身上循环复制，能够改变自己的形状，能够突变成另一种新病毒，伺机以新的形态进入人类这个物种。

苏丹危机爆发两个月后，时间来到了1976年9月初，一种更加致命的丝状病毒出现在向西五百英里扎伊尔北部的邦巴区，那儿的热带雨林里分布着村庄，埃博拉河为人们提供水源。扎伊尔埃博拉毒株比苏丹埃博拉还要致命近一倍。似乎有某种对人类怀着深仇大恨的力量，出于某些我们无法理解的意图创造了这个怪物，让它无声无息地涌现世间。直到今天，科学家还没能确证扎伊尔埃博拉的第一起人类感染病例。

大概在9月的头几天，居住在埃博拉河南岸某处的某个无名氏触碰了什么带血的东西。或许是猴子肉——这个地区的居民捕猎猴子为食物；或许是另外某种动物，比方说大象或蝙蝠。也可能这个人摸了一只被碾死的昆虫，或是一只蜘蛛咬了他/她。无论病毒的原始宿主是什么，肯定是在雨林的血液间接触让它进入了人类世界。人类世界的大门多半就是这个无名氏手上的一道小伤口。

病毒在扬布库教区医院浮出水面，这家由比利时修女开办的医院开在扎伊尔内陆，有着波纹铁皮屋顶和石灰刷白的水泥墙，坐落于森林里的一座教堂旁边。每当教堂敲响钟声，你就会听见人们合唱赞美诗，用班图语念诵大弥撒。教堂隔壁，疟疾病人打着摆子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待修女给他们打针，让他们感觉稍微好点。

扬布库教区还开设有儿童学校。8月底，一名老师和几个朋友去扎伊尔北部度假。他们找教会借了辆路虎向北走，一路考察这个国家。他们循着别人的车辙走得很慢，时不时陷进烂泥，驱车穿越扎伊尔就会遇到这种事。这条路基本上是树冠下的一条步行小径，永远被树荫笼罩，感觉就像在隧道里开车。最后，他们终于来到埃博拉河畔，搭渡轮过河后继续向北。来到乌邦贵河附近，他们在路边市场停下，那位老师买了些新鲜羚羊肉。他的一个朋友买了只刚宰杀的猴子，放在路虎的后车厢里。他们开着路虎一路颠簸，几个人里谁都有可能摸过死猴子或羚羊肉。

他们掉头返回，老师到家后，妻子炖了羚羊肉，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吃了些。第二天早晨，他感觉不舒服，所以在上班前去了趟教堂另一侧的扬布库医院，请护士给他打针。

每天清晨，扬布库医院的修女都会把五支注射器摆在桌上，一整天就用这些注射器给患者打针。她们每天用五个针头给门诊和妇产科数以百计的患者注射药物。修女和医护人员偶尔在一次注射后用一盆热水洗掉针头上的血液，但大多数时候不清洗就直接给下一个人注射了，针头从一条胳膊转移到另一条胳膊，混合了越来越多人的血液。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性很强，血液里的五到十个病毒粒子就足以在下一个宿主身上引发极度增殖，因此这种行为给病原体传播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老师接受注射后没几天，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就发作了。他是扎伊尔埃博拉已知的第一起病例，但他有可能是在医院里通过脏针头染上病毒的，所以在他之前看病的某个人或许也感染了病毒，修女给他注射用的针头后来用在了老师身上。这个无名氏多半就站在老师前面排队等待打针。正是这个人引发了扎伊尔的埃博拉爆发。和苏丹那次一样，这种从理论上说有可能传遍全世界的生命体，它的涌现完全起始于一名感染者。

病毒同时在医院周围的五十五个村落爆发。首先杀死了接受注射的那些人，然后在家庭内传遍，杀死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在非洲为葬礼包裹死者的是女人。病毒扫荡了扬布库医院的护理人员，杀死绝大多数护士，然后扑向比利时修女们。第一个发作埃博拉的修女是一名助产士，她接生了一个死婴。母亲因为埃博拉而奄奄一息，将病毒传给了尚未出生的孩子。胎儿显然在子宫内崩溃并流血至死，因此母亲自然流产，接生死胎的修女在操作时双手沾上了鲜血。母亲和胎儿的血液都有极强的传染性，修女的皮肤上肯定有小破口或伤口。五天后，她死于爆发性感染。

扬布库医院有个现在被称为M.E.修女的护士。她染上l'épìdémìe（法语，“流行病”，人们刚开始就是这么称呼这种病的），病得很厉害。扬布库的一名神父决定带她去扎伊尔的首都金沙萨，让她得到更好的医治。他和一位E.R.修女开路虎带着M.E.修女来到邦巴镇，镇子位于刚果河畔，煤渣砖和木头简易房乱糟糟地挤在一起。他们去邦巴机场雇了一架小型飞机去金沙萨，降落后送M.E.修女进恩加利埃马医院，这是瑞典修女开办的一家私立医院，她得到了一个独立病房。她在这里忍受临终前的痛苦，最后将灵魂托付给上帝。

扎伊尔埃博拉病毒袭击人体内除骨骼肌和骨骼之外的所有器官和组织。这是一种完美的寄生生物，因为它几乎将整个人体变成了饱含病毒粒子的黏液。构成埃博拉病毒粒子的七种神秘蛋白质就像不知疲倦的机器、分子尺寸的鲨鱼，吞噬人类的身体，供病毒自我复制。血液中出现细小的凝块，血液越来越黏稠，流得越来越慢，凝块附着在血管壁上。这就是所谓的“铺壁”，因为凝块会像瓷砖似的拼接在一起。瓷砖越铺越厚，继续产生更多的凝块，凝块随着血液流进毛细血管，堵塞血流，切断人体各个部位的供血，导致大脑、肝脏、肾脏、肺部、大小肠、睾丸、乳腺组织（无论男女）和全身皮肤出现坏死点。皮肤上出现名为“瘀点”的红色斑点，那实际上是皮下出血。埃博拉病毒攻击结缔组织尤其凶狠；它在胶原内增殖，胶原是维系器官的结缔组织的主要构成蛋白质，而埃博拉那七种蛋白质能够吞噬支撑人体的蛋白质。就这样，人类体内的胶原变成稀泥，皮肤从底层开始坏死和液化。皮肤上会冒出无数白色小水疱，和名为“斑丘疹”的红色皮疹混在一起。这种皮疹看上去像是木薯布丁。皮肤上会自发出现裂口，裂口涌出血液。皮肤上的红斑会增长、扩散和合并，变成自发产生的大块瘀伤，皮肤变得柔软和脆弱，稍微有点压力就会破裂。你的口腔会出血，牙龈会出血，连唾液腺都会出血——身体的每一个孔窍，无论多么细小，都会开始出血。舌头表面变得鲜红，随后腐烂剥落，死肉被吞下去或吐出来。据说失去舌头表皮的疼痛超乎想象。舌头的皮肤会在黑色呕吐物涌出时被撕掉。喉咙底部和气管外壁也会腐烂脱落，坏死组织顺着气管滑入肺部，或者随着痰液被咳出来。心脏内会出血，心肌变软，出血流入心室；心脏每一次跳动，血液都会被挤出心肌，涌入胸腔。坏死的血液细胞堵塞大脑，这是所谓的脑内血球沉积。埃博拉会攻击眼球内壁，血液会充满眼球，你也许会丧失视力。眼睑淌出血滴，你也许会流下血泪。血液从眼睛顺着面颊流淌，而且无法凝结。你会半身中风，一侧身体瘫痪，这在埃博拉病例中永远是致命打击。哪怕凝血在渐渐充满你的内脏器官，流出身体的血液却无法凝结，情形就像是从凝乳里挤出的液体。血液内的凝血因子已被消耗一空。你把流动的埃博拉血液放进试管观察，会发现血液本身已被摧毁。红细胞破损死亡。血液像是在电动搅拌器里打过似的。

埃博拉在宿主还活着的时候就能杀死大量组织。它能造成斑状坏死，逐渐扩散到所有内脏器官内。肝脏膨胀变黄，开始液化，最后崩裂。裂口贯穿整个肝脏，深入其内部，肝脏彻底坏死和腐烂。凝血和死细胞堵塞肾脏，肾脏停止工作。肾脏衰竭之后，尿液毒素进入血液。脾脏变成一整个棒球大小的坚硬血凝块。血液会充满肠子。肠壁组织死亡后脱落进入肠内，与大量血液一同排出。对男人来说，睾丸会肿胀，变成青紫色，精液会充满埃博拉病毒，乳头会流血。对女人来说，阴唇会变成青紫色，向外突出，阴道会严重出血。病毒对孕妇来说是个灾难：胎儿会自然流产，通常会被病毒感染，生下来就眼球通红，鼻孔流血。

埃博拉比马尔堡病毒更加彻底地摧毁大脑，埃博拉患者在临终时往往会进入癫痫般的痉挛：犹如大发作型癫痫——整个身体抽搐震颤，双臂和双腿胡乱踢打，流血的眼睛翻白眼。震颤和抽搐会让血液飞溅。癫痫溅血很可能也是埃博拉的求生策略：通过污染创造传播机会——在患者濒死时引发全身抽搐，将血液洒得到处都是，给病毒传播给下一个宿主的机会。

埃博拉和马尔堡的增长迅速而猛烈，人体内被感染的细胞塞满了病毒粒子的结晶体。这些结晶体是细胞内尚未破壁而出的病毒幼体，俗称“砖块”。砖块首先出现在细胞中心附近，继而向表面移动。晶体抵达细胞壁后，会分解成数以百计的病毒粒子，幼体像发丝似的穿透细胞壁，进入宿主血液。新生的埃博拉病毒粒子附着在身体各处的细胞上，钻进去继续增殖。它就这么不断增殖，直到身体各处的组织内都塞满了结晶体，成熟后就有更多的病毒粒子进入血液，扩大增殖冷酷无情地继续着，最后宿主的一滴血液里就有上亿个病毒粒子。

宿主死后，尸体会突然瓦解：内脏器官已经坏死或部分坏死好几天，早已渐渐解体，崩溃过程与患者的休克有所联系。尸体的结缔组织、皮肤和内脏器官布满了坏死斑块，经过高烧的加温，因为休克而损毁，此刻开始液化，尸体泄漏出的液体充斥着埃博拉病毒粒子。

M.E.修女死后，病房的地板、椅子和墙壁都沾满血迹。见过那个房间的人告诉我，医护人员用许多被单包裹尸体后送去埋葬，但谁都不肯进房间清理。医生和护士不肯碰墙上的血液，甚至害怕呼吸房间里的空气。房间关闭上锁，一放就是好几天。这位修女死后的病房或许会让人怀疑上帝的本性，也会让不信者看清大自然的本性。

没有人知道这位修女的死因，凶手无疑是某种有复制能力的病原体，但这种疾病的病征和症状让你很难冷静思考。同样让人很难冷静思考的还有从森林地区来的传闻：据说这种病原体在上游的刚果荡平了几个村庄——这些传闻其实是谣言。病毒有选择地攻击一个个家庭，但谁也不明白原因，因为从上游来的消息已被阻断。金沙萨的医生研究修女的病例，开始怀疑她死于马尔堡病毒或类似马尔堡的某种病原体。

这时，E.R.修女（她陪同M.E.修女乘车到邦巴，然后又飞到金沙萨）也发作了那种“流行病”。医护人员将她安置进独立病房，她表现出同样的病征和症状，渐渐死去。

恩加利埃马医院有个名叫玛英嘉·N的年轻护士（名叫玛英嘉，姓氏缩写为N），M.E.修女在染血病房死去时，她负责照顾修女。她很可能接触了修女的血液或黑色呕吐物，开始感觉头痛和疲倦。她知道她病了，但不想承认那是什么病。她出身穷苦，但志向不小，她得到了奖学金，可以去欧洲念书。她害怕生病会被禁止出国。头痛愈发剧烈，她扔下工作消失了，一连两天不见踪影。在这两天内，她去了城里，想在明显生病前搞定出国许可证。失踪的第一天，1976年10月12日，她在扎伊尔外交部排了一天的队，希望能办好她的文件。

第二天，10月13日，她的感觉更加不好了，但她没有去上班，而是再次进城。这次她乘出租车去了金沙萨最大的医院：耶莫妈妈医院[1]。她的头痛得眼前发黑，胃痛也在加剧，她肯定是吓坏了。她为什么不去自己工作的恩加利埃马医院就诊呢，那里的医生肯定会照顾她。这是个“心理否认”的案例。她不想承认她被传染了，哪怕是向自己承认。她希望自己只是疟疾发作而已。她去了耶莫妈妈医院，这里是全城穷人的最后希望，她在挤满了贫民和儿童的临时病房里等了几个小时。

我能在脑海里看见她——玛英嘉护士，美国陆军冷库里那一株病毒的来源。她是个安静而美丽的非洲姑娘，讨人喜欢，二十来岁，鲜花般的年纪，怀着未来和梦想，希望自己身上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发生。据说她的父母很爱她，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此刻她坐在耶莫妈妈的临时病房里，挤在疟疾患者、裹着破布的大腹孩童中间，谁都不会多看她一眼，因为她只是头痛和眼球发红而已。人们会猜她也许哭过，所以眼睛才那么红。医生给她打了一针抗疟疾药，说她的病情需要隔离。但耶莫妈妈医院的隔离病房没有床位了，所以她离开医院，又叫了辆出租车，请司机送她去另一家医院：大学医院，那儿的医生也许能帮她。但来到大学医院，医生在她身上找不出什么异样，只觉得有些病征像是疟疾。头痛越来越严重。她坐在医院的候诊室里，我试着想象那时的她，几乎可以肯定她在哭泣。最后，她别无选择，只好返回恩加利埃马医院，以患者身份就诊。医生给她一个独立病房，她变得没精打采，面容像是僵硬的面具。

病毒和病毒如何残害人类的消息已经渐渐传出森林地区，这会儿又有传闻说一名生病的护士在金沙萨活动了两天，在拥挤的房间和公共场所与许多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全城顿时陷入恐慌。消息首先在教会内不胫而走，然后是政府雇员和鸡尾酒会上的外交人员，最后抵达欧洲大陆。消息传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日内瓦总部，他们进入全面戒备。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说你能感觉到走廊里飘着恐惧，看得出总干事心神不定。在一个两百万人口的第三世界拥挤城市里，玛英嘉护士似乎是爆发性致命传染链上的关键携带者。世卫组织的官员害怕玛英嘉护士会引发一场世界级大瘟疫。欧洲国家的政府考虑封锁来自金沙萨的航班。一名应该在医院接受隔离的感染者进城活动了两天，这件事开始像是能威胁全人类的生存了。

扎伊尔的最高领导人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派遣军队开始行动。他在恩加利埃马医院周围布下岗哨，禁止除医生外的任何人出入。绝大多数医护人员在医院里接受隔离，而士兵负责保证隔离得滴水不漏。蒙博托总统下令军队用路障封锁邦巴地区，射杀所有企图闯关者。邦巴与外界主要通过刚果河联系。船长们到此时已经听说了病毒的威力，无论人们在岸上如何苦苦哀求，他们也不肯在邦巴地区靠岸。接下来，与邦巴的无线电联络也中断了。没有人知道上游在发生什么，谁在死去，病毒如何肆虐。邦巴从地图上消失，落入沉寂的黑暗深渊。

恩加利埃马医院第一名患者M.E.修女临死前，医生决定给她做所谓的“濒死活检”，也就是在接近死亡时快速采集组织样本，而不是等死后做全面尸检。尽管医生很想知道是什么病原体在她体内繁殖，但她所属的教会禁止尸检。临终休克和抽搐开始时，医生将长针插入她的上腹部，吸出一定量的肝脏组织。肝脏已经开始液化，针头很大。足量的肝脏组织通过针头进入活检注射器。很可能就是在濒死活检的时候，她的血液喷在了墙上。医生还在她的手臂上采了血样，装进玻璃试管。这位修女的血液非常珍贵，因为它含有这种未知的高危病原体。

血样被空运送往比利时的国家级实验室，还有英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位于威尔特郡波顿唐的微生物研究所。两个实验室争分夺秒开始鉴定这种病原体。另一方面，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简称CDC）的科学家感觉受到了排斥，他们想方设法希望能拿到修女的血液，打电话到非洲和欧洲恳求样本。

CDC有个分部专门研究新出现的未知病毒，名叫“特殊病原体部”。1976年扎伊尔爆发疫情时，部门主管是卡尔·M·约翰逊医生，这位病毒猎手的活跃区域是中南美洲。（他与平民病毒猎手吉恩·约翰逊和病理学家托尼·约翰逊均无血缘关系。）卡尔·约翰逊和CDC的同事们对扎伊尔河流上游区域的疫情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扎伊尔有人因为“一般症状”的“热病”而死，森林地区和修女死去的医院都还没有传出消息。但他们觉得事情听起来很严重。约翰逊打给他在波顿唐实验室的朋友，据说他是这么说的：“分一点修女血样的残渣给我就行，我们实在很想研究一下。”英国人答应下来，他收到的也确实就是一点残渣。

送达CDC的修女血样装在玻璃试管里，玻璃试管放在盛满干冰的保温箱里。试管在运输过程中破碎了，腐败的原始样本流遍了整个保温箱。CDC的病毒学家帕特里夏·韦伯（她当时和约翰逊是夫妻）打开箱子，发现里面被血糊满了。血样黑色而黏稠，看起来像是焦油或土耳其咖啡。她戴上橡胶手套处理血样，但除此之外没有特别做其他预防措施。她用棉球蘸了些黑色物质，然后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挤棉球，采集了刚够检验病毒的几滴血样。

帕特里夏·韦伯将黑色血样加入盛着猴子细胞的三角瓶，细胞很快染病和死亡，而且是爆裂而死。这种未知病原体能感染猴子细胞，并且撑爆它们。

另一位研究这种未知病毒的CDC医生是弗雷德里克·A·墨菲，这位病毒学家曾经出力鉴别马尔堡病毒。他过去和现在都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电子显微镜摄影师之一，专门拍摄病毒，作品曾在多家艺术博物馆展出。墨菲想瞅一眼这些垂死的细胞，看能不能拍摄到里面的病毒。10月13日，也就是玛英嘉护士在金沙萨的候诊室里等着看病那一天，他采集了细胞里的液体，滴了一滴在载玻片上晾干，然后放进电子显微镜，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样本里挤满了病毒粒子。某种状如长索的东西贯穿了冻干液体。一时间他都不敢呼吸。他心想：马尔堡。他认为出现在眼前的还是马尔堡病毒。

墨菲突然起身，感觉很怪异。他刚才制备样本的实验室：那间实验室已是高危区域，危险得堪比地狱。他走出显微镜室，随手锁好门，匆忙跑向他操作原始材料的那间实验室。他取出一瓶次氯酸钠消毒液，从上到下擦洗整个房间，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试验台和水槽。他一丝不苟地给整个房间消了毒，然后打电话给帕特里夏·韦伯，报告他在显微镜里看见了什么。帕特里夏打给丈夫：“卡尔，你快来实验室。弗雷德看了个样本，他见到了‘蠕虫’。”

他们望着那些“蠕虫”，尝试分辨形状。他们看见了长蛇、辫子、树枝、像是字母Y的分叉、像是小写g的蜿蜒曲线、像是字母U的弯曲形状、像是数字6的圈环。他们还看见了一个典型形状，命名为“牧羊人的曲杖”。其他埃博拉研究者称之为“有眼螺栓”，你在五金店里很容易见到这个形状的这种螺栓。还有人形容它是带长尾巴的玉米圈。

一个埃博拉病毒粒子，拥有显著的“牧羊人的曲杖”结构，不过在这张照片里是个缠结的双曲杖。这是埃博拉病毒最早的照片之一，拍摄于1976年10月13日，拍摄者是当时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弗雷德里克·A·墨菲。神秘的结构性蛋白质像绳索般缠在一起，围绕着含有遗传密码的RNA单链。放大倍率：112000。

第二天，帕特里夏·韦伯对病毒做了一些测试，发现它对能辨认马尔堡和其他病毒的测试没有反应，因此这是一种未知病原体，一种新病毒。她和同事分离出毒株，确定这种病毒前所未见。他们赢得了为其命名的权利。卡尔·约翰逊将它命名为“埃博拉”。

卡尔·约翰逊后来离开了疾控中心，如今大多数时间都在蒙大拿飞钓鲑鱼。他为各种事务提供顾问服务，包括设计负压的高危工作区。我得知可以通过蒙大拿大天空（Big Sky）的一个传真号码联系他，于是发了份传真给他。我在信里说埃博拉病毒让我很着迷。对方收到了我的传真，但没有回音。我等了一天，再发一份传真。依然石沉大海。他肯定忙着钓鱼没时间搭理我。但就在我放弃希望之后，我的传真机突然吐出了他的回信：

普雷斯顿先生：

假如一条眼镜蛇对着你摆动头部，而你盯着它的眼睛，你会认为这种感觉叫“着迷”吗？但这就是我对埃博拉的感觉，说是吓得屁滚尿流还差不多。

卡尔·约翰逊和同事们首先分离出埃博拉病毒后的第三天，他与疾控中心的另外两名医生前往非洲，同时还带去了十七箱器材，希望能阻止病毒在扎伊尔和苏丹的蔓延（苏丹那次爆发还在继续）。他们先飞到日内瓦，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发现世卫组织也不怎么清楚爆发的具体情况。于是疾控中心的医生们调配设备，装上更多的箱子，准备去日内瓦机场赶往非洲。但就在最后一刻，疾控中心的一名医生畏缩了。据说他被指派前往苏丹，但一步都不肯向前走了。这种情形并不罕见。卡尔·约翰逊向我解释说：“我见过能引发大出血的病毒吓得年轻医生落荒而逃——绝对不夸张。他们无法在爆发期间继续工作，甚至不愿意下飞机。”

约翰逊，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喜欢一边飞钓一边回顾往事。（“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嘛，”他对我解释说。）于是我飞到蒙大拿，和他一起钓了几天大角河的鳟鱼。10月份的天气晴朗而温暖，河畔棉白杨的树叶已经变黄，在南风中沙沙作响。约翰逊戴着眼镜，站在齐腰深的多变河水里，嘴角叼着香烟，手持钓竿，从水里提出钓线，投向水流上游。他身材瘦削，留着大胡子，声音柔和，你在风中得竖着耳朵听。他在病毒探索史上是个大人物，发现并命名了地球上好几种最危险的生命体。“大自然并不平静，我很高兴，”他这么说，望着水面，向下游走了一步，再次投下钓线，“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咱们就当大自然很平静好了。所有怪物和猛兽都有平静的时刻。”

“扎伊尔当时发生了什么？”我问。

“我们抵达金沙萨的时候，那儿根本就是个疯人院，”他说，“邦巴地区没有传来任何消息，没有无线电通信。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我们知道我们在和某种新病毒打交道。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像流感那样，通过空气中的悬浮液滴传播。假如埃博拉能轻易通过空气传播，今天的世界恐怕就大不一样了。”

“会怎么样？”

“人类会少很多。假如一种病毒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那么你想控制它就非常困难了。我心里想，假如埃博拉是安德洛墨达毒株[2]——高致死率，能通过液滴传播，那么全世界就不存在安全的地方了。与其在伦敦歌剧院被传染，还不如去爆发中心工作呢。”

“你担心那会是一次威胁整个人类的危机吗？”

他盯着我。“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一种能抹平人类的病毒。”

“唔，我想有这个可能——当然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并不担心那个。更有可能的是这种病毒有能力按比例减少人口。比方说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九十。”

“人类被杀死十分之九？而你不担心？”

他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沉思表情。“假如一种病毒能减少一个物种的密度，那么这种病毒也许还是有用的呢。”

一声尖啸撕破天空，听起来不像是人类发出的。

他从水面转开视线，环顾四周。“听见那只雉鸡了吗？我喜欢大角河就是因为这个，”他说。

“你觉得病毒很美丽？”

“噢，对，”他用柔和的声音说，“盯着眼镜蛇的眼睛看，恐惧其实还有另外一面，你说是不是？你渐渐看见美的本质，恐惧越来越少。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埃博拉病毒，就像欣赏完美的冰雕城堡。这东西那么冰冷。纯粹得那么彻底。”他漂亮地抛出钓线，水流吞没了钓饵。

世卫组织在金沙萨召集了一个国际团队，努力阻止这场埃博拉爆发，卡尔·约翰逊担任领队。

和约翰逊飞到扎伊尔的另一位疾控中心医生乔尔·布雷曼加入现场勘察小组，乘飞机去内陆，探查邦巴的局势。那是一架C-130水牛运输机，美国制造，属于扎伊尔空军，其实就是蒙博托总统的私人飞机，有猎豹皮的座椅、折叠床和酒吧，就像总统阁下的空中宫殿，平时负责运送总统和家人去瑞士度假，今天却载着世卫组织的工作组，沿着刚果河飞往东北部的高危地区。他们坐在猎豹皮的座椅上，窗外是一望无垠的雨林和棕色河流，偶尔有U字形河湾打破单调的风景，依稀可见的小路将圆形茅草屋连成珠串。布雷曼趴在窗口，望着脚下慢慢变成非洲的心脏地带，他开始害怕着陆。在空中他很安全，离深不可测的森林还远着呢，但底下……他开始想到，去邦巴就像自寻死路。他最近刚以州政府的传染病学家身份调往密歇根州，此刻临时被召集来到非洲。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密歇根州的家里，这会儿突然怀疑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带了过夜包和牙刷，花了点时间把纸质外科手术口罩、手术服和橡胶手套塞进行李。他没有处理高危病原体的合适装备。水牛运输机开始下降，邦巴镇这个沿着刚果河蔓生的没落港口出现在眼前。

水牛运输机在镇外的跑道降临。扎伊尔籍的机组人员很害怕，不肯呼吸机舱外的空气，没有停下螺旋桨就把医生赶出舱门，将行李搬下飞机。水牛飞机加速起飞，留下医生们站在机尾的气浪里。

进了镇子，他们找到邦巴地区的总督。他是本地出身的政治家，正心烦意乱。他深陷困境，倒霉事已经淹过头顶。“我们处境艰难，”他对医生说，“我们得不到食盐和糖。”他的声音开始颤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又说：“我们甚至搞不到啤酒。”

小组里的一位比利时医生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事情。他夸张地把一个黑色航空包扔在桌上，把包翻过来，几沓现金稀里哗啦地掉出来，在桌上垒成令人赞叹的一堆。“总督阁下，这个也许能帮你改善局面，”他说。

“你这是干什么？”布雷曼问比利时人。

比利时人耸耸肩，低声说：“你看着，这儿就是这么办事的。”

总督捧起钞票，保证用他能动用的一切政府资源全力配合他们开展工作，还借给他们两辆路虎越野车。

他们向北边的埃博拉河推进。

时值雨季，所谓的“道路”是被溪流切断的一连串烂泥坑。引擎嚎叫，车轮空转，他们在连绵不断的大雨和窒息的闷热中以步行速度穿过森林。他们偶尔遇到村庄，在每个村庄都看见了伐倒大树垒成的路障。和天花病毒打了几个世纪的交道之后，村庄里的智慧长者已经有了控制病毒的土办法：切断村庄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保护村民不受瘟疫肆虐的侵害。这是反向隔离，非洲的古老传统，村庄在疾病流行期间禁止陌生人入内，赶走胆敢出现的外来者。

“你们是谁？你们干什么？”他们隔着路障对路虎喊话。

“我们是医生！我们来帮忙！”

村民终于清开树木，小组继续深入森林。经过漫长而艰苦的一天跋涉，他们从刚果河向内陆走了五十英里。最后临近傍晚的时候，一排圆顶茅草屋出现在眼前。茅草屋另一侧的森林中央是一座白色教堂。教堂旁边有两个足球场，他们看见其中一个足球场上有一堆焚烧过的床垫。再过去两百码，他们来到了扬布库教区医院，低矮的水泥建筑物外墙用石灰刷白，屋顶是波纹铁皮。

医院安静得像是坟墓，似乎已经荒弃。铸铁或木质床架上没有床垫，染血的床垫已经在足球场上被付之一炬，地面经过擦洗，干净得一尘不染。小组找到了三位幸免于难的修女和一位神父，还有几位忠实于职责的非洲护士。病毒杀死了除他们之外的所有人之后，他们将医院打扫干净，这会儿正在用杀虫喷雾熏蒸病房，希望这么做就能驱散病毒。有一个病房尚未打扫，那是连修女都没有勇气进去的产科病房。乔尔·布雷曼和小组成员推开门，看见几盆污水，沾着血的注射器扔得到处都是。垂死的母亲在这里产下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胎儿，病房在她们分娩的过程中被放弃了。小组在世界尽头找到了病毒女王的红色房间[3]，这种生命体在这里通过母亲和死产的胎儿增殖扩张。

大雨没日没夜地下着。医院和教堂周围是肆意生长的美丽树木，樟树和柚木彼此纠缠，树冠盘绕交错，在雨中沙沙作响；猴群发出难以解释的呼号，像风一样在树冠之间跳跃，树枝随之摇曳摆动。第二天，医生们驱车继续深入森林腹地，接触到受到感染的村庄，看见人们在茅草屋里等死。有些患者被送进村庄边缘的孤立茅草屋，这是非洲人对付天花的老办法。有些死过人的茅草屋被付之一炬。病毒的潮头似乎已经渐渐过去，病毒在邦巴迅猛地来回扫荡，绝大多数会被夺去生命的人已经死去。乔尔·布雷曼胸中一阵翻腾，医生的清醒头脑突然帮他看清了事情本质：患者是在医院被感染的。病毒在修女身上扎根，然后吞噬了向修女寻求帮助的人们。在一个村庄里，他给一名垂死的埃博拉感染者做检查。这个人坐在椅子上，抱着腹部，身体痛苦地前倾，牙齿缝里涌出血液。

他们尝试用无线电联系金沙萨，想报告卡尔·约翰逊等人说疫情已经过了最高峰。一周后，他们还在努力建立无线电联系，但信号就是不通。他们回到邦巴镇，在河畔等候。一天，一架飞机嗡嗡飞过，绕着镇子盘旋一圈后降落，他们跑向飞机。

金沙萨的恩加利埃马医院，医生将玛英嘉护士送进独立病房，需要经过准备室才能进去，这算是个灰色区域，护士和医生要在进病房前穿上生物防护服。照顾玛英嘉的是一位南非医生，名叫玛格丽莎·伊萨克森，她刚开始戴着军用的防毒面具，但在热带的高温下觉得越来越不舒服。她心想：我受不住了，戴着这鬼东西，我要是能活下来才叫奇怪呢。她随即想到自己的两个孩子。她心想：我的孩子已经成年，我不需要再为他们负责了。于是她摘掉防毒面具，面对面地照顾垂死的玛英嘉。

伊萨克森医生尽其所能救助玛英嘉，但面对这种病原体，她和面对黑死病的中世纪医生一样无能为力。（“这东西不像艾滋病，”她后来向我回忆道，“和它相比，艾滋病就像儿童玩具。”）她让玛英嘉护士含住冰块，缓解喉咙的剧痛；让她服用安定，尽量帮她忘记前方的大恐惧。

“我知道我快死了，”玛英嘉对她说。

“胡说什么呢。你才不会死，”伊萨克森医生答道。

玛英嘉开始流血，血从口腔和鼻孔淌出，没有血流成河，只是不停滴落，无论如何都止不住，也不会凝结。这是出血性的鼻衄，在心脏停止跳动前是不会停止的。伊萨克森医生给她输了三次全血，以弥补鼻衄失去的血液。玛英嘉一直到临终都清醒而沮丧。到了最后阶段，她的心脏狂跳不止。埃博拉病毒进入了心脏。玛英嘉能感觉到心脏在胸腔内逐渐肿大，她的惊恐难以用语言形容。当晚她死于心肌梗死。

她的病房被血液污染，那两位修女的病房也面临同样问题，血迹斑斑的房间一直锁着。伊萨克森医生对医护人员说：“现在我对你们没什么用处了。”她找到水桶和拖把，开始清扫病房。

玛英嘉在金沙萨活动的那段时间内，曾经与三十七个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医疗小组开始分头寻找这些人的下落。他们在医院设立了两个生物隔离大棚，将这些人隔离了两周时间。他们用浸泡过化学药剂的被单层层包裹两名修女和玛英嘉护士的尸体，套上两层塑料裹尸袋，放进用螺钉固定顶盖的气密棺材，在医生们的注视下，在医院内举行了葬礼。

调查组赶往上游邦巴地区之后，卡尔·约翰逊没有收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他害怕他们已经死了，担心病毒即将席卷整个城市。他组织起一艘医疗船，停在刚果河上。这是供医生使用的隔离船。金沙萨市也许会变成高危地区，这艘船将成为灰色区域，医生们的避难所。当时约有一千名美国人生活在扎伊尔。在美国本土，陆军的八十二空降师进入紧急状态，一旦金沙萨市出现埃博拉病例，他们就会开始疏散美国公民。但事情的发展让扎伊尔和全世界都又是吃惊又是松了一口气：病毒始终没有蔓延进入城区。它在埃博拉河上游渐渐消退，返回了它在森林里的藏匿地。埃博拉病毒似乎不会通过面对面接触传播，似乎不会通过空气传播。玛英嘉护士与至少三十七个人有过近距离接触，但没有传染其他人。她甚至和某人分享了一瓶汽水，连这个人都没有得病。危机就这么过去了。

[1] 即现在的金沙萨综合医院，耶莫妈妈是蒙博托总统的母亲，在蒙博托下台后改名。——译者

[2] 美国小说家迈克尔·克莱顿在同名小说（1969年）里创造的病毒。——译者

[3] 典出《爱丽丝镜中奇遇》，红方女王对爱丽丝说：“在我们这儿，得拼命地跑，才能保持在原地。”——译者

卡迪奈尔

1987年9月

和埃博拉一样，马尔堡病毒的秘密藏身之处也不为人知。马尔堡病毒突然在夏尔·莫内和谢姆·穆索凯医生身上出现后，再次变得无影无踪，谁也不知道它去了什么地方。它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但病毒从来不会真的消失，只会躲藏起来，马尔堡病毒还在储存宿主——非洲的某些动物或昆虫身上繁衍生息。

1987年9月2日，大约晚餐时间，为USAMRIID工作的平民生物危害专家尤金·约翰逊站在杜勒斯国际机场海关大门外的到达区，等待从阿姆斯特丹飞来的一个荷兰航空公司航班。这架飞机上有一名来自肯尼亚的乘客，他拎着行囊走过海关，和约翰逊互相点头致意。（“我就不提这个人的名字了，就说他是我认识的某个人吧，总之我很信任他，”约翰逊向我解释道。）他把行囊放在约翰逊脚边，拉开拉链，取出用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某样东西。他解开浴巾，里面是一个没有标记的纸板箱，用胶带缠了许多圈。他把盒子递给约翰逊，两人几乎没有交谈。吉恩拿着盒子走出航站楼，放进轿车的后尾厢，驱车赶往研究所。盒子里是一名十岁丹麦男孩的血清，我们姑且叫他彼得·卡迪奈尔好了。大约一天前，他在内罗毕医院去世，他表现出各种极端症状，显示死于某种尚未确定的第4级病毒。

开车去研究所的路上，约翰逊琢磨着他该怎么处理这个纸板箱。他很想把它塞进烘箱消毒，然后烧成灰烬。先烤后烧，彻底忘掉。每天都有血液和组织样本从世界各处送到研究所，其中绝大多数里并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东西，没有让人感兴趣的病毒。换句话说，绝大多数样本只是假警报。约翰逊不确定他愿不愿意花时间分析这个男孩的血清，因为他很有可能不会发现任何东西。他开进德特里克堡的大门，决定还是检查一下好了。他知道这么一来，他大半个晚上都没法休息了，但他必须在血清变质之前做完该做的事情。

约翰逊穿上外科手术服，戴上橡胶手套，拿着盒子走进埃博拉套房的3级整备区，他打开盒子，里面是泡沫填充物。他从填充物里取出一个用胶带密封并打上生物危害标记的金属圆筒。整备区的墙边是一排不锈钢柜橱，有橡胶手套伸进柜橱。这是4级生物安全的操作柜。内部空间与外部世界隔绝，你可以隔着橡胶手套处理高危微生物。操作柜的构造类似于用来处理核弹组件的安全柜。这里的安全柜旨在不让人类直接接触凶险的大自然。约翰逊拧开几个螺母，打开安全柜上的小门，将金属圆筒放进去。他关上门，拧紧螺母。

接下来，他将双手插进手套，拿起金属圆筒，透过小窗看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他剥掉胶带。胶带粘在了橡胶手套上，他怎么都摘不掉。该死！他骂道。这会儿是晚上八点，今天肯定没法回家了。他终于打开圆筒，里面是一团泡过消毒剂的纸巾。他打开纸巾，看见一个“密保诺”自封袋，里面是两个带拧盖的塑料试管。他拧开瓶盖，倒出两个非常小的塑料小瓶，里面盛着金黄色的液体：彼得·卡迪奈尔的血清。

男孩的父母在肯尼亚为一家丹麦救济机构工作，住在维多利亚湖畔的基苏木镇。彼得在丹麦的寄宿学校念书。那年8月，死前的几个星期，他去非洲探望父母和姐姐。他姐姐在内罗毕的一家私人学校念书。她和彼得很亲近，彼得来肯尼亚探望家人时，两人绝大多数时候都待在一起：弟弟和姐姐，最好的朋友。

彼得来到非洲后，卡迪奈尔全家外出度假，他们驱车穿越肯尼亚——父母想让他看看非洲的美丽和妖娆。彼得的眼睛开始发红的时候，他们正在蒙巴萨，住在海边的旅馆里。父母带他去医院，医生检查后说他得了疟疾。母亲不相信那是疟疾，她觉察到儿子正在死去，急得要命。她坚持要送他去内罗毕接受治疗。“飞行医生”（非洲的航空急救服务）接上他送往内罗毕，以最快速度赶到内罗毕医院。治疗他的是戴维·希尔佛斯坦医生，他曾经在夏尔·莫内将黑色呕吐物喷进穆索凯医生双眼后治疗穆索凯。

“彼得·卡迪奈尔金发蓝眼，高高瘦瘦，是个看起来很结实的十岁少年，”希尔佛斯坦回忆道，我们正在华盛顿他家附近的购物中心喝咖啡。旁边一张桌子上的小姑娘突然大哭，母亲拼命哄着她。购物客人来来去去，走过我们那张桌子。我望着希尔佛斯坦医生的脸：钢丝框眼镜，小胡子，双眼盯着半空中——他在回忆那场非同寻常的死亡病例，语气平淡。“彼得进来时在发烧，但他不当一回事，很活泼，喜欢聊天。我们给他做透视，他的肺部有绒毛。”有黏稠的分泌物在男孩肺部聚集，导致他呼吸困难。“这是典型的ARDS，也就是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很像肺炎早期，”希尔佛斯坦医生说，“很快，他就在我眼前变得肤色发青。他的指尖变成青色，同时还出现了小块红斑。我命令所有人接触他前都必须戴上手套。我们怀疑他感染了马尔堡病毒，但他没有穆索凯医生那样的偏执症状。我们只是预防万一而已。二十四小时后，他上了呼吸机。我们发现他的针刺部位很容易出血，同时出现了肝功能紊乱。小块红斑越来越大，变成了自发性的瘀斑。他的皮肤变成黑紫色。紧接着他的瞳孔开始扩大。这是脑死亡的症状。他的大脑正在出血。”

男孩的身体开始肿胀，皮肤下布满了血包。有些部位的皮肤与皮下组织几乎剥离。这发生在他接上呼吸机后的最终阶段。这是所谓的“第三间隙”。流血进入第一间隙，也就是进入肺部。第二间隙，胃部和肠道。第三间隙，皮肤和肌肉之间。皮肤开始鼓起，像包袋似的与肌肉分离。彼得·卡迪奈尔的皮肤下在大量出血。

你越是琢磨高危病毒，就越会觉得它们不像寄生生物，而是越来越像猎食者。猎食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会无声无息地潜行，有时候会埋伏很长时间，而后突然暴起袭击。大草原上，青草轻轻起伏，四下里只有刺槐树上非洲鸽在鸣唱，有节奏的叫声响彻一整个炎热的白天，既不变慢也不停歇。远方闪烁的热浪中，一群斑马正在吃草。突然，从草丛中闪出一个身影，一只狮子出现在斑马群里，咬住了其中一只的咽喉。斑马发出惨叫，叫声旋即被打断；猎食者和猎物，两只动物扭打成一团，跳舞似的旋转，直到腾起的尘土淹没了身影；第二天，骨骸上会爬满苍蝇。有些以人类为食的猎杀者已经在地球上存活了很久，比人类要久得多，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地球形成之时。它们中的一员捕杀并吞噬了一名人类，尤其是在非洲，这种事很容易会被推向时空的起点，于是披上了无比古老的感觉。

彼得·卡迪奈尔的父母和姐姐望着他被某种无形的猎食者慢慢吞噬，震惊得无法思考。他们无法想象他的痛苦，也不能在他身旁安慰他。血液涌入第三间隙，他依然睁着瞳孔扩大的眼睛，眼球充血，视线呆滞而黑暗，犹如无底深渊。他们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见他们，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不知道那双睁大的眼睛背后在想什么、有什么感觉。接在头部的机器显示脑电波已是直线，脑电活动非常微弱，但直线偶尔会有一次颤动，像是他的脑海里还有什么东西在挣扎，他被摧毁的灵魂还剩下一些残片。

他们必须决定是否关闭呼吸机。希尔佛斯坦医生对他们说：“还是别让他受苦了，因为他已经脑死亡。”

“要是早点把他从蒙巴萨送过来就好了，”母亲说。

“对不起，但那也没有什么用处。谁也救不了他，”希尔佛斯坦答道，“这个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吉恩戴着探进操作柜的橡胶手套，取出少量男孩的血清，滴进装着猴子活体细胞的三角瓶。要是彼得·卡迪奈尔的血液里存在什么东西，肯定会开始在猴子的细胞内繁殖。做完这些已经是凌晨三点了，约翰逊回家睡觉。

接下来几天，约翰逊密切观察三角瓶，看猴子细胞有否变化。他发现细胞爆裂和死亡。它们感染了某种东西。卡迪奈尔毒株肯定是某种高危病原体：它大量屠杀细胞，而且速度极快。

接下来一步是分离病毒。他从三角瓶中抽出少量液体，注射到三只恒河猴身上，用卡迪奈尔微生物感染它们。其中两只猴子死去，第三只陷入濒死休克，但不知怎的熬过去，活了下来。因此，卡迪奈尔病原体高度危险，能够快速复制，可以杀死猴子。“我很清楚，这肯定是马尔堡病毒，”约翰逊后来这么告诉我。

他取出少量卡迪奈尔毒株，注射给几只豚鼠，看豚鼠会不会得病。它杀豚鼠就像拍苍蝇似的。不止如此，雄性豚鼠的睾丸肿得有高尔夫球那么大，变成紫色。卡迪奈尔毒株是一种老练的有机体，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它能在许多种类的动物体内增殖。这是一种极具侵略性的生命体，凶残，不挑食。它体现出你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能见到的毒辣，这种毒辣可怕得甚至到了拥有美感的境地。它在非洲某处生存。尤其有意思的一点是它能够轻易在猴类、人类和豚鼠等多个物种身上增殖，对这些物种来说极度致命，因此其原始宿主应该不是猴类、人类或豚鼠，而是另外某种不会被它杀死的动物或昆虫。病毒通常不会杀死天然宿主。马尔堡病毒就像旅行家，能在物种之间传播，打破物种之间的分隔屏障，但从一个物种传播到另一个物种时，它有可能会彻底摧毁这个物种。它根本不知道分界线的存在。它不知道人类是什么，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它也很清楚人类是什么：它知道人类就是肉食。

约翰逊分离出卡迪奈尔毒株，确认这就是马尔堡病毒，他的注意力立刻转向下一个问题：彼得·卡迪奈尔是在何处以何种方式染上病毒的。那孩子去过什么地方？他做了什么事情导致自己被感染？他具体的旅行路线是什么？问题纠缠着约翰逊。他寻找这些丝状病毒的储存宿主已经有好些年了。

他打电话给肯尼亚的一位朋友和同行：彼得·图凯医生，他是内罗毕的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我们知道这是马尔堡病毒，”吉恩对他说，“你能搞到那孩子的活动历史吗？查清楚他去过哪儿，做了什么？”

图凯医生说他去找孩子的父母谈一谈。

一周后，吉恩的电话响了。打来的是图凯医生。“你猜那孩子去过哪儿？”他说。“埃尔贡山的奇塔姆洞。”

吉恩觉得头皮一阵麻痒。夏尔·莫内和彼得·卡迪奈尔的足迹在全世界只有这一处相交，也就是奇塔姆洞。他们在洞里做了什么？在那里发现了什么？他们触碰了什么？吸入了什么？奇塔姆洞里栖息着什么？

深入

尤金·约翰逊在德特里克堡的一个野鸭池塘边架起野餐桌，他凑近注视着我。仲夏时分，天气炎热。他戴着眼镜，把粗大的双肘拄在桌上，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他身高六英尺二，体重约两百五十磅，棕色眼睛深陷在胡子拉碴的脸膛上，眼睛底下有黑眼圈。他显得很疲惫。

“彼得·图凯打电话说那孩子去过奇塔姆洞，”约翰逊说，“我现在想起来都还背脊发麻。几周后，我飞到内罗毕，找收治孩子的戴维·希尔佛斯坦了解情况。彼得·图凯陪着我。我们走遍那孩子在肯尼亚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甚至包括他家。他父母在基苏木有一幢漂亮的屋子，离维多利亚湖很近。灰泥粉饰的外墙，外面还有一道围墙，有厨子、管家和司机。屋里干净整洁，通风良好，用石灰粉刷过。我们看见屋顶有一只蹄兔，那是他家的宠物，住在排水沟里。有几只鹳，有兔子、山羊和各种鸟类。我在他家附近没有看见蝙蝠。”

他顿了顿，思考片刻。周围没有其他人。几只野鸭在池塘里游泳。“和他的父母谈话让我很紧张，”他说，“你看，我妻子和我没有孩子。我不是懂得安慰母亲的那种人，再说我为美国军方做事。我根本不清楚该怎么和他们说话。我试着换位思考，回想我父亲过世时我的心情。我听他们谈论他们的孩子。彼得·卡迪奈尔到肯尼亚后就和他姐姐寸步不离。两个孩子总在一起玩，做什么事都在一起。他们的行为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彼得·卡迪奈尔感染了病毒，而他姐姐没有？我得知他们的行为有一点不同。父母讲了关于洞穴岩石的事情。他们说那孩子是个业余地质爱好者。那么问题就来了：他有没有被洞里的水晶刺破手指？我们和父母讨论这种可能性。彼得说他想采集奇塔姆洞的水晶标本，于是用铁锤敲打岩壁，采集了一些附有水晶的石块。司机破开这些石块，厨子清洗了它们。我们给他们验了血，他们的马尔堡检验呈阴性。”

接触点似乎很可能是孩子的双手，病毒通过某个细微伤口进入卡迪奈尔的循环系统。他有可能被一块水晶刺破手指，而水晶上沾着某种动物的尿液或一只被碾碎昆虫的残骸。但就算他确实是被水晶刺破手指的，我们也无从得知病毒在大自然里的何处生活；无法搞清楚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什么。

“我们要去勘察那个洞穴，”他说，“我们进去的时候必须保护好自己。我们知道马尔堡病毒能通过空气途径传播。”

1986年，也就是彼得·卡迪奈尔死去的前一年，吉恩·约翰逊通过实验证明马尔堡和埃博拉病毒确实能通过空气传播。他让猴子通过肺部吸入马尔堡和埃博拉染上病毒，他发现极少量的马尔堡或埃博拉病毒就能在猴子身上引发爆发性感染。因此，约翰逊请探险队成员先戴上呼吸面具再进洞。

“我有带过滤器的军用防毒面具。我们还需要罩住头部，免得蝙蝠粪便掉进头发。我们在当地商店买了些枕套。白色的，有大朵花饰。第一次进洞，一帮肯尼亚人和我戴着军用防毒面具，脑袋上套着花饰枕套，肯尼亚人笑得前仰后合。”

他们探索洞穴，绘制地图。经过初步勘测，吉恩·约翰逊说服陆军出资，组织起一次奇塔姆洞的正式考察。彼得·卡迪奈尔死后半年，1988年春，吉恩带着二十个装满生物防护器具和科学仪器的板条箱回到内罗毕。箱子里还有军用裹尸袋，用以装运人类尸体，小组成员认真讨论过，万一他们中有人不幸死于马尔堡病毒感染，遗体应该如何处理。这次吉恩感觉他离病毒很近了。他知道就算它存活于奇塔姆洞内，想找到它也会很艰难，但他觉得已经这么近了，他不可能失败。魔鬼就住在洞里，他要进去找到它。

肯尼亚政府答应在肯尼亚与美国的联合调查组寻找病毒时，暂时向游客关闭奇塔姆洞。调查组的领队是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彼得·图凯医生。吉恩·约翰逊负责出主意、筹措设备和资金。调查组有三十五名成员，大多数是肯尼亚人，包括野生生物学家、科学家、医生和技师。他们用箱子带来了大量豚鼠，还有十七只装在笼子里的猴类，包括狒狒、赛克斯猴和非洲绿猴。猴子和豚鼠是哨兵动物，就像煤矿里的金丝雀：关有动物的笼子会放在洞内和洞口附近，看会不会有哪几只染上马尔堡病毒。不存在能够侦测病毒存在的仪器。目前在野外寻找病毒的最佳手段就是将哨兵动物放在病毒的疑似出没区域，看动物会不会得病。约翰逊认为，要是发现有猴子或豚鼠发病，他就能从生病动物体内分离病毒，顺藤摸瓜搞清楚动物是怎么感染上的。

1988年春

奇塔姆洞穴考察组的指挥部设在埃尔贡山宾馆，这家日益衰败的旅馆始于英国人统治东非的1820年代，为猎人和鲑鱼钓客而建，坐落于一片悬崖上，俯瞰蜿蜒上山去奇塔姆洞的红土道路。曾经包围旅馆的英式花园，如今已经部分坍塌，只剩断壁和非洲野草。室内铺着硬木地板，每天打蜡以保持光亮。旅馆有塔楼和圆形厅堂，有用非洲橄榄木手工雕刻而成的仿中世纪门窗，客厅有巨大的壁炉和雕花的壁炉架。工作人员不怎么会说英语，但乐于向偶尔登门的客人展示英国人的好客之风。埃尔贡山旅馆仿佛纪念碑，向尚未完全消失的大英帝国致敬，帝国的核心早已衰亡，但在非洲的荒僻角落还有点滴残存，就像是不受大脑控制的身体痉挛。到了霜降时节的夜晚，工作人员会用埃尔贡橄榄木点燃壁炉。餐厅提供的英式传统食物非常难吃，但酒吧好得无与伦比，酒吧在一个圆形厅堂里，是个雅致的僻静场所，亮晶晶地摆着一排排酒瓶，有塔斯克啤酒，有法国开胃酒，有颜色发暗的非洲白兰地。人们身穿防护服在洞里忙碌一天之后，会坐在吧台前喝啤酒，靠在壁炉架上吹牛。接待台旁边的墙上有个告示，说明金钱方面的微妙问题：由于埃尔贡山旅馆的供应商不再向旅馆赊账供货，因此旅馆也只能非常抱歉地不允许顾客赊账了。

他们将动物一段一段送上山，让动物习惯当地气候。来到通往奇塔姆洞的山谷后，他们清理了一些下层灌木，用蓝色防水布搭起帐篷。洞穴本身被定为4级高危区域。距离洞口最近的油布帐篷就是灰色区域，两个世界相接的地方。每次从洞里出来，他们都在灰色区域用化学药剂喷淋消毒。另一个防水布帐篷是3级整备区，他们在那里穿脱密封防护服。还有一个防水布帐篷是4级尸检区。他们在那里身穿防护服，解剖捉到的所有小型动物，寻找马尔堡病毒的踪影。

“我们做的事情从未有人做过，”约翰逊告诉我，“我们将4级生物防护的理念带到了丛林地带。”

他们穿橙色雷卡防护服进洞。雷卡防护服是可移动的正压防护服，有电池驱动的供气系统，用于在可空气传染的极端生物危害环境下野外作业。雷卡防护服又名橙色防护服，因为它是鲜艳的橘红色。它比Chemturion轻，与Chemturion不同，它可自由移动，带有全套呼吸设备。防护服主体能与头盔和送风系统分离，在使用一两次之后可焚烧处理。

他们身穿雷卡防护服，制定出蜿蜒进入奇塔姆洞的路线，用雪崩探杆标出路线，以防有人迷失方向。他们沿路线摆放装有猴子和豚鼠的笼子。他们用电池供电的电网围住笼子，赶走企图来吃猴子的豹子。他们在洞顶的蝙蝠群落正下方放了几只猴子，希望掉落在猴子身上的东西会让猴子感染马尔堡病毒。

他们在洞穴内采集了三万到七万只会咬人的昆虫：洞里到处都是虫子。“我们把粘蝇纸放在洞穴内的岩缝上，捕捉爬行昆虫，”约翰逊告诉我说，“我们在洞里挂上电池驱动的灯光捕虫器，采集飞行昆虫。你知道怎么采集虱类吗？它们嗅到呼吸里的二氧化碳，就会从泥土里爬出来。嗅到，爬出来，咬你的屁股。所以我们带了二氧化碳气罐，用来诱捕虱类。我们捕捉了所有进入洞穴的啮齿动物。用的是哈瓦哈特活捕笼。在洞穴深处的水池旁，我们发现了沙蝇，这种蝇类会咬人。我们看见豹子和非洲水牛的足迹遍布各处。我们没有采集大型动物的血样，豹子、非洲水牛和羚羊都没采集。”

“马尔堡有可能活在非洲的大型猫科动物身上吗？”我问，“有可能是豹子携带的病毒吗？”

“有可能，但我们没有得到捕猎豹子的许可。我们采集了麝猫样本，但它们身上没有。”

“会是非洲象吗？”

“你有没有试过在野生大象身上抽血？我们可没有。”

肯尼亚生物学家用陷阱和罗网捕捉了数以百计的鸟类、啮齿动物、蹄兔和蝙蝠。他们身穿雷卡防护服，在防水布下的尸检区杀死并解剖动物，采集血液和组织样本，装进液氮容器冷冻。有些当地人（埃尔贡马萨伊人）居住在埃尔贡山的某些洞穴里，在洞穴里豢养牛只。肯尼亚医生采集这些人的血样，记录他们的病史，也采集他们所养牛只的血样。这些当地人及其牛只对马尔堡抗体均呈阴性——假如呈阳性，就说明他们曾经暴露在马尔堡病毒之下。尽管事实证明没有人表现出受过感染的迹象，但埃尔贡马萨伊人还是能说出不少故事：某一家的成员，某个孩子或年轻的妻子，在某人的怀里流血而死。他们见过家庭成员崩溃并流血至死，但是不是马尔堡或其他病毒引起的呢？没有人知道。也许当地的马萨伊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知晓马尔堡病原体的存在，只是没有给它起名而已。

没有一只哨兵猴子染病。它们活得健康而无聊，被关进铁笼在洞里待了好几个星期。实验要求在最后结束它们的生命，让研究人员采集组织样本，检查尸体是否存在感染迹象。到了这个时候，用灵长类动物做研究的最困难的一个部分开始折磨吉恩·约翰逊。他无法鼓起勇气对猴子处以安乐死。他承受不了杀死它们的念头，无法进洞去完成任务。他等在洞外的森林里，另一名小组成员穿上防护服，进去给猴子注射了大剂量镇静剂，让它们长眠不醒。“我不喜欢杀死动物，”约翰逊告诉我说，“对我来说这是个大问题。你给这些猴子吃的喝的，三十天之后你们就是朋友了。我喂它们吃香蕉。那感觉很可怕。太难受了。”他穿上橙色雷卡防护服，在尸检区解剖猴子，心情沮丧而悲伤，尤其是最后发现它们都很健康。

这次实地考察没有成果。所有哨兵动物都健康地活到最后，从其他动物、昆虫、鸟类、马萨伊人及其牛只身上采集的血液和组织样本中都没有马尔堡病毒的踪迹。吉恩·约翰逊无疑非常失望，他甚至始终无法提起精神，发表文章描述这次考察和发现的成果。发表文章说他在奇塔姆洞没有任何发现，这么做似乎毫无意义。他能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马尔堡病毒存在于埃尔贡山的阴影之中。

有一点约翰逊当时并不知道，只是在奇塔姆洞穴考察失败之后，他才近乎于本能地意识到：他在非洲这个洞穴里得到的知识和经验，还有他带回德特里克堡的防护服和生物危害防护设备，在另一个时间和另一个地方也许会派上用场。他把非洲考察的设备存放在研究所，装在橄榄褐的军用运输箱中，塞进储藏室和停放在大楼背后的拖车里，因为他不希望别人染指他的装备，不希望被别人使用或者干脆拿走。他希望随时能够准备就绪，等待马尔堡或埃博拉再次浮出水面。有时候他会想到他很喜欢的一句名言，那是路易斯·巴斯德说的：“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巴斯德研发了炭疽和狂犬病的疫苗。

1989年夏

陆军一直很头疼该怎么安排南希和杰瑞·杰克斯。他们是一对夫妻，军衔相同，隶属于同一个小兵种：陆军兽医部队。其中一位（妻子）接受过使用密封防护服工作的训练。你该派遣他们去什么地方？陆军将杰克斯夫妇派往马里兰州阿伯丁附近的化学防御研究所。他们卖掉维多利亚式住所，带着鸟和另外几只动物搬家。离开瑟蒙特那幢屋子，南希并不觉得难过。他们搬进一幢排屋，这更符合她的心意，他们开始用鱼缸养鱼（爱好而已），南希参与军方项目，研究神经毒气对鼠类大脑的影响。她负责打开小鼠头部，搞清楚神经毒气对大脑做了些什么。这比研究埃博拉要安全和愉快得多，只是有点无聊。最后，她和杰瑞双双被提升为中校，佩戴银橡叶肩章。杰美和杰森慢慢长大。杰美是出色的体操运动员，和南希一样短小精悍，南希和杰瑞希望她能在国内取得名次，要是能参加奥运会就更好了。杰森高大而安静。鹦鹉赫尔基没什么变化。鹦鹉的寿命长着呢。它还会叫“妈妈！妈妈”，用口哨吹《桂河大桥》里的进行曲。

南希在USAMRIID的直属上司托尼·约翰逊上校对她穿上密封防护服后的能力印象深刻，很想让她回来工作。他觉得她就该属于研究所。他后来得到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病理学主任的位置，于是研究所的病理学主任就空缺了。他恳请陆军让南希·杰克斯接手，军方听取他的意见，也认为她很适合从事高危生物的研究工作，因此1989年夏天，她得到了这份工作。军方同时指派杰瑞·杰克斯领导研究所的兽医部门。就这样，杰克斯夫妇变成了有实权的重要人物。南希回来穿上防护服。杰瑞还是不喜欢，但已经能够容忍了。

升职之后，1989年8月，杰克斯夫妇卖掉他们在阿伯丁的住所，搬回瑟蒙特。南希对杰瑞说，这次别再买什么维多利亚式的屋子了。他们买了一幢带天窗的科德角式现代房屋，周围有大片空置的草地和森林，狗可以撒欢，孩子可以玩耍。新家在卡托克廷山脚下的缓坡上，隔着苹果树的海洋俯瞰全镇。走到厨房窗前，越过连绵起伏的农田，你能看见内战时军队行进过的地方。马里兰州中部的山峰河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树木和坡田犹如条带，点缀着一个个代表家庭农庄的筒仓。美丽田园之上的高空中，喷气式客机穿过天空，留下彼此交叉的白色尾迹。

雷斯顿

1989年10月4日，星期三

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位于华盛顿特区以西约十英里处，紧邻环形公路，是个繁华的好社区。时值秋季，西风吹得天空分外晴朗，从雷斯顿的办公楼高层能看见华盛顿纪念碑的米色尖顶，纪念碑位于国家广场的中央，再过去就是国会大厦的圆顶。雷斯顿是全美首批规划的市郊居住区之一，象征着美国对合理设计和繁荣市郊的信念。这里拥有和缓的弯曲街道，穿梭于风景如画的街区之间，失序和混乱不见踪影，也无处藏身。雷斯顿人口近年来稳步增长，高科技企业和蓝筹股咨询公司纷纷进驻办公园地，玻璃墙壁的高楼在1980年代像水晶似的生长起来。在这些水晶出现之前，雷斯顿被农田包围，小城现在仍旧有不少草场。到了春天，草场上会绽放出灿若天河的黄色芥子花，知更鸟和打谷鸟在郁金香和白蜡树上欢唱。

小镇提供了昂贵而优美的居住环境、良好的学校、公园、高尔夫球场和优质的儿童日托服务。雷斯顿有几个湖泊是以美国博物学家命名的（梭罗湖、奥杜邦湖），周围是面向湖水的住宅。雷斯顿在华盛顿市区的快速通勤范围之内。沿着连接城区交通的利斯堡收费公路，兴建起了供高级经理人居住的房屋，半月形的车道上停着奔驰轿车。雷斯顿曾经是个乡村小城，不愿被抹去的田园过往仍在抗争，就像拒绝被钉下去的一枚铁钉。在高级住宅之间，你偶尔能看见一些平房，硬纸板填补破损的窗户，皮卡车停在侧面院子里。到了秋天，摊贩会在利斯堡收费公路旁出售南瓜。

离利斯堡收费公路不远，有个小型办公园区。它修建于1960年代，没有玻璃外墙，也不如新园区时髦，但干净而整洁，已经存在了很久，足以让悬铃木和香枫树长得高大，用林荫覆盖草坪。马路对面，麦当劳快餐店里满是中午来吃饭的员工。1989年秋天，一家名叫黑泽尔顿研究制品的公司将园区内的一幢单层办公楼用作猴舍。黑泽尔顿研究制品是康宁公司的子公司。康宁公司的黑泽尔顿分部负责进口和销售实验用的动物。黑泽尔顿猴舍的对外名称是雷斯顿灵长类动物检疫隔离中心。

每年约有一万六千只野生猴子从热带地区进口至美国。进口的猴子必须隔离检疫一个月，然后才能运往美国各处。这是为了防止能杀死其他灵长类动物（包括人类）的传染性疾病的蔓延。

兽医学博士丹·达尔加德是雷斯顿灵长类动物检疫隔离中心的顾问兽医。要是有猴子生病，需要医治，打个电话他就会上门。他的正职是黑泽尔顿华盛顿公司的首席科学家，这家公司同属康宁集团旗下，总部在利斯堡公路旁的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市，离雷斯顿的猴舍不远，所以每次有需要，他很容易就可以驱车赶到。达尔加德的个头很高，五十来岁，戴金属框眼镜，眼睛是浅蓝色，举止有些腼腆，说话带点他在得州念兽医学校时学到的柔和拖腔。他在办公室一般穿灰色商务正装，和动物打交道就换上白大褂。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兽医学家，专精于灵长类的科学饲养，享有国际声誉。他个性沉静而平和，喜欢做白日梦；他经常会望着办公室窗外发呆，想想这个，想想那个。到了晚上和周末，他就沉迷于修理古董钟表的嗜好之中。他喜欢用双手修理东西，这让他感觉平和、沉静和超脱尘世，他对卡住的钟表充满耐心。他有时候甚至很想离开兽医学领域，全身心投身于钟表修理事业。

1989年10月4日星期三，黑泽尔顿研究制品公司收到了从菲律宾发来的一百只野生猴子。这批货的发运方是费莱特养殖场，一家离马尼拉不远的猴类动物批发机构。猴子捕自棉兰老岛近海岸的热带雨林，用小船送到费莱特养殖场，塞进称之为“群笼”的大型铁笼，公猴时常打斗流血，甚至杀死对手。接下来，猴子被装进木箱，用特别改装的货机空运至阿姆斯特丹，然后转运到纽约。到达肯尼迪国际机场后，再用卡车沿东海岸公路送到雷斯顿猴舍。

这一批送来的是食蟹猴，这个物种栖息在东南亚的河流沿岸和红树林沼泽地带。食蟹猴分布广泛，价格低廉，容易捕捉，因此是常见的实验动物。它们的弯曲长尾仿佛鞭子，胸口毛色发白，背部呈米色。食蟹猴属于猕猴，又称长尾猕猴。它们的突出口鼻部类似犬类，鼻孔张大，犬齿异常锐利，能像利刃似的轻易撕开皮肉。它们的皮肤是偏粉红的灰色，近似于白人。它们的手很像人类，有大拇指和灵巧的手指，也长有指甲。雌性的胸部有两个乳房，乳头呈浅粉色，与人类乳房相似得惊人。

食蟹猴不喜欢人类。它们与居住在雨林的人类是竞争关系。它们喜欢蔬菜，尤其是茄子，喜欢洗劫农民种植的作物。食蟹猴集体活动，在树枝之间翻着跟斗跳跃，发出“喀拉！喀拉”的叫声。它们很清楚一旦洗劫了茄子田，就很可能会被农民找上门来，农民会拿着霰弹枪四处寻找它们，所以必须时刻做好逃进雨林深处的准备。它们看见枪支就会警觉地大叫“喀拉！喀拉！喀拉”。有些地方因为这个叫声，干脆就称它们为喀拉猴，亚洲雨林的大多数居民认为它们是害兽。白天结束，夜晚降临，猴群会在没有叶子的枯树上睡觉。这是猴群的大本营。猴子喜欢睡在枯树上，这样就可以看见所有方向的动静了，随时警惕人类和其他捕食者。这棵树通常伸出在河流上方，方便它们在树枝上排泄，不至于污染地面。

日出时分，猴群逐渐醒来，你能听见它们向阳光打招呼的叫声。母亲召唤孩子，让它们在树枝上排好队；猴群出发，在树枝间腾跃，寻找水果。它们什么都吃，除了蔬菜和水果，也吃昆虫、野草和树根，还会咀嚼吞咽小块黏土，多半是为了获取盐分和矿物质。它们尤其爱吃螃蟹。吃螃蟹的劲头上来了，猴群就前往红树林沼泽大快朵颐。它们从树上下来，守在水里的螃蟹洞旁边。螃蟹爬出洞穴，猴子一把将它捞出来。猴子有办法对付螃蟹的大钳。螃蟹爬出洞口的时候，猴子会从背后抓住它，撕掉钳子扔掉，享用剩下的部分。有时候猴子的动作不够快，螃蟹会钳住猴子的手指，猴子就会尖叫着摆动手臂，在水里上蹿下跳，想甩掉螃蟹。只要听见沼泽地传来食蟹猴遇到难题时的尖叫，你就知道它们又在捕食螃蟹了。

猴群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统领者是个头最大、攻击性最强的雄猴。它通过瞪视控制其他成员。要是属下胆敢挑战，它就会瞪得它们屈服。要是人类瞪着笼子里的猴王看，猴王就会冲到笼子前面回瞪，会怒不可遏地撞击栏杆，企图攻击这名人类。猴王想杀死瞪视它的人类：有敌对的灵长类动物挑战它的权威，它绝对不能显示出害怕。把两只猴王放进同一个笼子，能活着离开的只有一只。

雷斯顿猴舍的每一只食蟹猴都有独立的笼子，由人工灯光提供照明，喂食饲料和水果。猴舍共有十二个存放猴子的房间，分别用从字母A到L命名。在10月4日送达的那批猴子里，有两只死在了箱子里。这并不稀奇，因为猴子会在运输途中死亡。但接下来的三周内，雷斯顿猴舍里逐渐死去的猴子数量越来越不同寻常。

10月4日，也就是那批食蟹猴送达雷斯顿猴舍的当天，发生了一件将会彻底改变杰瑞·杰克斯上校这一生的事情。杰瑞有个弟弟叫约翰，约翰夫妇和两个小孩住在堪萨斯市。约翰·杰克斯是个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是一家生产信用卡用塑料的制造厂的股东。他比杰瑞年轻几岁，两兄弟非常要好。他们一起在堪萨斯的农场长大，都在堪萨斯州念大学。两人相貌也很像：高大，少白头，鹰钩鼻，眼神锐利，举止沉着而冷静；唯一的区别是约翰留小胡子，杰瑞不留。

10月4日晚上，约翰·杰克斯和妻子本来要去孩子的学校参加家长和教师见面会。快下班的时候，约翰从制造厂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妻子说他要加班。电话打来时，她恰好不在室内，于是约翰在答录机上留言说他会直接从办公室去学校和她碰面。但他却始终没有出现，妻子开始担心，开车赶往工厂。

工厂已经下班，机器悄无声息。她走过整个厂房，来到楼梯口。约翰的办公室在楼梯顶上，能够俯瞰整个厂房。她爬上楼梯，约翰的办公室开着一条缝，她推门进去。约翰身中数弹，房间里到处是血。这是一起暴力凶杀案。

堪萨斯市凶杀科负责办理此案的警官名叫里德·布恩蒂。他和约翰有私交，很敬仰他，约翰在堪萨斯市银行担任总裁的时候，他曾经是银行的警卫。布恩蒂警官决心要侦破案件，将凶手绳之以法。但时间慢慢过去，案情始终没有突破，他也有些气馁。约翰·杰克斯和工厂的另一名股东意见不合，此人名叫约翰·韦佛，堪萨斯市凶杀科将其视为嫌犯。（最近我打电话给布恩蒂警官的时候，他证实了这一点。韦佛本人也已因心脏病去世，案件仍未结案，因为谋杀案只有告破才会结案。）物证很少，而韦佛有不在场证明。警官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他曾经这么对杰瑞说：“你很容易就可以买凶杀人。很便宜。买张桌子的钱就够你杀一个人了。”

约翰·杰克斯的惨死使得杰瑞悲痛得不想动弹。时间应该能治愈一切，但时间却让杰瑞的情绪生了坏疽。南希开始认为他患上了抑郁症。

“我感觉就像我这辈子已经完了，”他告诉妻子，“和以前再也不一样了。我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我无法想象约翰尼居然会有敌人。”在堪萨斯市的葬礼上，南希和杰瑞的孩子杰美和杰森看着灵柩，然后对父亲说：“天哪，爸爸，就好像你躺在了那儿。”

10月和11月，杰瑞·杰克斯几乎每天都给凶杀科打电话。警官就是破不了案。他开始考虑去搞把枪，驱车前往堪萨斯市，杀死约翰的生意伙伴。他心想，要是这么做，我会进监狱，我的孩子会怎么样？要是幕后黑手不是约翰的生意伙伴呢？那我岂不是杀了个无辜的人？

11月1日，星期三

雷斯顿猴舍的猴群管理员名叫比尔·伏特。他看着自己管理的猴子死去，不禁越来越不安。11月1日，那批食蟹猴送达后近一个月，他打电话给丹·达尔加德，说最近从菲律宾来的猴子死亡率高得不寻常。送来的一百只猴子里，他已经数出有二十九只死亡的。也就是说，死亡率接近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猴舍的供热和通风系统出了故障。恒温设备失灵，热量排不出去。加热器以最高功率送热，空调系统就是不肯打开。室内热得难受。伏特怀疑是高温使得猴子中暑了。他还注意到绝大多数死亡发生在同一个房间里，也就是位于大楼后侧一条长走廊上的F室。

达尔加德答应开车过来看看，但他手头还有别的事情，直到下一个星期才腾出时间。他来到猴舍，比尔·伏特带他去死亡集中的F室，好让达尔加德检查猴子。他们穿上白大褂，戴上外科手术口罩，走进一条煤渣砖的长走廊，走廊两侧的铁门里就是关猴子的房间。走廊里非常热，他们开始出汗。隔着门上的玻璃，他们看见数以百计的猴子望着他们走过。这些猴子对人类的出现非常敏感。

F室里只有10月份从菲律宾费莱特养殖场送来的那些食蟹猴。一只猴子一个笼子。猴子显得很温顺。几周前，它们还在树上荡来荡去，对自己此刻的遭遇并不满意。达尔加德走过一个个笼子，观察每一只猴子。他能从猴子的眼神里读到很多信息。他还能看懂它们的肢体语言。他在寻找显得没精打采和痛苦的猴子。

达尔加德盯着它们的眼睛看，猴子光火不已。他经过一只猴王，仔细打量它，猴王扑过来企图咬死他。他见到一只猴子眼神迟钝，没有光彩，显得呆滞而缺乏生气。眼皮耷拉着，眼睛微微闭拢。通常来说，猴子的眼皮是收起来的，你能看见完整的虹膜，因此健康猴子的眼睛像是脸上的两个亮圈。这只猴子的眼皮微微闭拢，耷拉下来，所以虹膜变成了椭圆形。这是猴子生病的征兆。

他戴上皮革防护手套，打开笼门，伸手进去按住猴子。他脱掉一只手套，飞快地摸了摸猴子的腹部。对，摸起来暖烘烘的，所以是在发烧。它还在流鼻涕。他放开猴子，关上笼门。他不认为这只猴子得了肺炎或感冒，他怀疑是高温造成的中暑。房间里非常热。他建议比尔·伏特向房东施加压力，尽快修好供热系统。他又找到一只猴子耷拉着眼皮，眼睛也同样眯缝着。这一只摸起来也暖烘烘的：在发烧。因此F室里有两只病猴。

当天夜里，这两只猴子都死了。第二天早晨，比尔·伏特发现它们蜷缩在笼子里，呆滞的眼睛依然半睁。伏特很焦急，决定验尸，看到底是什么杀死了猴子。他把两具尸体搬进走廊里的检验室，关上房门，不让其他猴子看见。（你不能当着其他猴子的面解剖死猴，那样会引发大暴乱。）他用手术刀切开尸体，开始查看。他不喜欢、也不理解他看见的东西，于是打电话给达尔加德，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过来一趟，再看看这些猴子。”

达尔加德立刻开车赶到猴舍。能够娴熟地拆开钟表的双手开始探查猴尸。他在猴子体内看见的景象让他困惑：看起来像是死于供热系统故障导致的中暑，但脾脏却肿大得奇怪。中暑不会导致脾脏肿大，对吧？另外还有一点让他迟疑。两只动物的肠道内都有少量血液。怎么会这样？

当天晚些时候，从费莱特养殖场来的另一批食蟹猴送到了。比尔·伏特将这一批放进和F室隔着两个门洞的H室。

丹·达尔加德开始担心F室的猴子。他怀疑房间里存在某种传染性病原体。肠道出血像是名叫“猿猴出血热”（简称SHF）的猴类病毒在作怪。这种病毒对猴类是致命的，但对人类无害，因为它无法在人类体内存活。猿猴出血热能在猴群内迅速传播，通常来说会抹去整个群落。

这一天是11月10日星期五。达尔加德本来想在住处的家庭活动室修理钟表。但星期六早晨，他铺开工具和一台需要修理的古董钟表，却忍不住想到那些猴子。他很担心它们。最后，他告诉妻子说他必须去办点公事，于是穿上大衣，开车到猴舍，在门口停车，从正门进去。那是一道玻璃门，他刚进去，就感觉到楼里的异常酷热席卷而来，听见了熟悉的猴子尖叫声。他走进F室。“喀拉！喀拉！”猴子惊恐地对他叫道。他又发现了三具猴子尸体：蜷缩在笼子里，睁着眼睛，面无表情。糟糕。他把死猴搬进检验室切开，查看内脏的状况。

在此之后不久，丹·达尔加德开始写日志了。他每天在个人电脑上敲上几个字。他没多想就给日志起名叫《大事记》。时间已近11月中旬，每天傍晚太阳落山，办公室附近的利斯堡交通拥堵，达尔加德就开始写日志。他敲着键盘，回忆他在猴子体内看见的景象。

目前，机体损伤呈现出明显的脾肿大特征（切开面干燥得出奇），肾脏肿大，多个器官偶见出血……临床观察：动物表现出突发性厌食症（丧失食欲）和嗜睡。一旦动物表现出食欲减退，身体状况就将急剧恶化。处死猴子的直肠温度并未升高。鼻涕、鼻衄和血便症状不明显……大部分动物身体健壮，体脂率高于刚从野外送来的猴子。

除了这些，他在死猴身上找不到更多的异样之处。它们只是突然停止进食，然后倒地而死。它们死时睁着眼睛，露出瞪视的表情。无论这是什么疾病，死因都不明显。是心肌梗死？是高烧？到底是什么？

脾脏的受损难以解释。脾脏就像个过滤血液的口袋，在免疫系统中也扮演一定的角色。正常的脾脏是柔软的袋状物，有着湿润的红色中央部位，总让达尔加德想起果酱甜甜圈。用解剖刀切入正常的脾脏，遇到的阻力不会比刀切果酱甜甜圈时更大，而且会涌出大量血液。但病猴的脾脏不但肿大，而且硬如石块。正常的猴类脾脏是胡桃大小，但病猴脾脏有柑橘那么大，表面坚韧，让他想起萨拉米香肠：多肉、结实、干燥。解剖刀落下去能被弹开。他可以用刀锋轻敲脾脏，刀锋都不会切进去多少。他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发现，因为实在难以想象），整个脾脏已经变成了一团凝血。他在用解剖刀轻敲一块柑橘大小的凝血块。

11月12日星期天，达尔加德在家里收拾屋子，修理东西，做点家务事。吃过午饭，他又回到猴舍。他发现F室又多了三只死猴。猴子持续死亡，每晚都有几只。雷斯顿机构出了怪事。

其中一只死亡猴子被命名为O53。达尔加德将O53猴尸搬进检验室解剖，查看体腔内部的情况。他用解剖刀切下一片O53的脾脏：肿大、坚硬、干燥。他用棉签轻擦死猴的喉咙，采集少量黏液样本——所谓的咽喉取样。他将棉签放进装满蒸馏水的试管，拧紧盖子。黏液内只要存在病原体，就会被暂时保存下来。

进入3级

1989年11月13日，星期一

星期一上午，解剖O53猴尸后的第二天，达尔加德决定请德特里克堡的USAMRIID帮忙看一看猴子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听说那里有能够辨别猴类疾病的专家，而他很想确认他究竟遇到了一种什么疾病。从雷斯顿向西北驱车一小时左右，过了波托马克河就是德特里克堡。

达尔加德最后和一位平民身份的病毒学家通上了电话。这位病毒学家叫彼得·耶林，以熟悉猴类病毒而闻名。两人从未打过交道。达尔加德对耶林说：“我觉得我们的猴子感染了某种SHF（猿猴出血热）病毒。切开它们的脾脏，感觉就像切萨拉米香肠。”达尔加德问耶林能不能看一眼样本，做个诊断，耶林答应下来。他的问题挑起了彼得·耶林的好奇心。

耶林的职业生涯基本上是在研究所度过的，早先他曾在中美洲居住过一段时间，在雨林里搜寻病毒（他发现了几个不为人知的毒株）。他戴着钢丝框眼镜，金发刚开始变灰，面容愉快而生动，很有些冷幽默感。他生性谨慎而细心。他从事防御高危病毒的研究：疫苗和药物治疗；也对雨林病毒做基础医学研究。杀手和无名氏是他的专业领域。他不会多去思考高危病原体的可怕能力。他告诉自己，你要是思考了，大概就会决定换个谋生方式。

耶林夫妇和三个孩子住在瑟蒙特，住处离杰克斯夫妇家不远，是一幢砖结构的牧场式房屋，门前有白色栅栏。栅栏围起没有树木的草坪，车库里是一辆棕色大型轿车。尽管两家住得很近，但耶林一家和杰克斯一家并无交往，因为两家的孩子年龄不同，而且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彼得·耶林定期修剪草坪，免得被邻居看作懒蛋。在外界眼中，他住在城郊地带，过着几乎毫无特点的生活，很少有邻居知道他每天坐进烂泥颜色的轿车是前往高危区域工作；不过他用的字母车牌倒是说得很清楚：LASSA（拉沙）。拉沙热是西非的一种4级病毒，也是彼得·耶林最喜欢的生命体，他觉得从某个角度说，这东西迷人又美丽。他隔着手套拿过几乎每一种已知的高危病原体，只有埃博拉和马尔堡除外。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和这两种病毒打交道，他说：“我还不是很想死呢。”

彼得·耶林和丹·达尔加德通过电话之后的第二天，取自O53猴尸的几小块冷冻样本送到了研究所。见到样本，他又是吃惊又是生气，这是因为这几块碎肉居然用锡纸包着，就好像吃剩下的热狗。

状如热狗的碎肉是死猴脾脏，包着它的冰块染上了红色，已经开始融化滴水。样本里还有装着咽喉取样的试管和死猴的血清。耶林拿着样本走进3级防护实验室。3级实验室的空气保持负压，防止病原体逸出，但在这里工作不需要穿密封防护服。耶林穿上外科手术服，戴上纸质手术口罩和橡胶手套。他打开锡纸。一名病理学家站在旁边帮忙。他们戳了戳那片脾脏，它在锡纸上滚来滚去——正如达尔加德的描述，是一小片结实的粉色肉块。耶林心想，很像你在学校餐厅吃到的天晓得什么肉片嘛。耶林对旁边的同事说：“还好不是马尔堡。”两人笑得很开心。

当天晚些时候，他打电话给达尔加德，说的内容大致是：“我跟你说说该怎么寄样本给我吧。这儿的人也许确实敏感过头，但要是送来的样本把血水滴在地毯上，是个人都会不太高兴的。”

鉴别病毒的方法之一是让它在三角瓶里的活细胞内生长。把病毒样本滴一滴进三角瓶，病毒在细胞内扩散。假如病毒喜欢这些细胞，就会开始增殖。几天之内，一两个病毒就会变成十亿个：在一个大拇指尺寸的容器里，病毒的个数堪比中国人口。

一位名叫琼·罗德里克平民技师负责培养来自O53猴尸的未知微生物。她用研钵和碾槌压碎一小块脾脏样本，制成带血的糊状物，将糊状物滴进几个装有猴类肾脏细胞的三角瓶。她还取了部分咽喉取样放进另一个三角瓶，取了部分血清放进再一个三角瓶。最后，她将这摆满一架子的三角瓶放进加热器（培养箱，温度维持体温），希望能培养出点什么来。培养病毒和酿啤酒差不多：你照着配方走，酿造罐保持温暖，等待变化发生。

接下来的一天，丹·达尔加德没有去猴舍，但还是打电话给管理员比尔·伏特询问情况。伏特说所有猴子看起来都挺好。昨夜没有病死的。传染病似乎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很好，雷斯顿似乎已经平静下来，达尔加德松了一口气，他所属的公司逃过一劫。

不过，研究所的科学家有没有分析出什么结果呢？他打给耶林，耶林说为时尚早，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培养病毒需要几天时间。

又过了一天，比尔·伏特打来电话报告坏消息。F室有八只猴子停止进食。换句话说，有八只猴子即将死去。疫情卷土重来。

达尔加德赶到猴舍，发现局势突然恶化。还有更多的猴子眯起眼睛，视线呆滞，眼睑下垂。无论那是什么，都在F室内扎下了根。到这个时候，F室已有过半猴子死亡。要是不想办法阻止，整个房间的动物都会死去。达尔加德非常焦虑，期待着彼得·耶林的消息。

11月16日星期四，猴舍报告说和F室同一个走廊的其他房间也有猴子开始死亡。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丹·达尔加德接到彼得·耶林的电话。研究所的一名病理学家仔细检查脾脏样本后，初步判断确实是猿猴出血热：对人类无害，对猴类致命。

达尔加德知道他必须尽快控制爆发，以免病毒传遍整个猴舍。猿猴出血热在猴群内的传染性极强。当天下午，他沿利斯堡公路来到雷斯顿的那个园区。时值秋末冬初，那是个灰暗的落雨傍晚，五点钟的通勤交通从华盛顿涌向居住区，他和黑泽尔顿的另一名兽医给F室的所有猴子注射了致命剂量的麻醉药。事情结束得很快，猴子没几分钟就全死了。

达尔加德解剖了八具看似健康的猴尸，看是否能找到猿猴出血热的症状。他很吃惊地发现这些猴子看起来一切正常。这让他非常难过。处死猴子这种事很艰难，令人厌恶和沮丧。他知道房间里有疾病在肆虐，但这些猴子是美丽而健康的动物，却死在了他的手上。这种疾病从10月初就在楼里传播，而现在已经是11月中旬了。研究所给了他一个初步诊断，大概是目前最好的诊断了，他现在的任务是尽可能抢救剩下那些动物的生命。晚上回到家，他觉得这一天过得很不顺心。后来他在日志中写道：

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找不到任何出血部位。总体而言，这些动物都肥得出奇（胖乎乎的）、年龄不大（小于五岁），而且身体健壮。

那天离开猴舍前，他和另外一名兽医将死猴装进透明塑料袋，送进走廊对面的冷藏柜。冷藏柜有可能危机四伏。在生物高危区域，没有任何传感器、警报系统和设备能告诉你这一点。所有设备都悄无声息，没有任何提示。透明塑料袋里的猴尸清晰可见。它们凝固成扭曲的体态，胸腔打开，内脏挂在外面，垂下红色的冰柱。它们的手攥着拳头或展成钩爪，像是抓着什么东西，它们的脸上毫无表情，结霜的眼睛茫然凝视虚空。

暴露

11月17日，星期五

托马斯·盖斯伯特在研究所实习和接受训练。他二十七岁，人高马大，眼睛是深蓝色，棕色中长发从中间分开，盖过前额。盖斯伯特是经验丰富的钓客和步枪神射手，他在森林里度过了很多时间。他穿蓝色牛仔裤和牛仔靴，不怎么理会权威。他是当地人，就在德特里克堡附近长大。他父亲是研究所的建筑总工程师，负责高危区域的维护和运营。汤姆·盖斯伯特[1]小时候，父亲带他参观过研究所，汤姆隔着厚玻璃窗看身穿防护服的人们，心想这份工作真叫酷。现在他如愿以偿，心情很好。

研究所雇他操作电子显微镜。电子显微镜用电子束拍摄病毒之类的微小物体，在病毒学实验室属于基础工具，可用于拍摄极小块的组织，在其中寻找病毒的踪影。对盖斯伯特来说，鉴别高危毒株和分类病毒群落就像采集整理蝴蝶和花卉的标本。他喜欢内部空间的那份孤独，那种被全世界遗忘的感觉。身穿密封防护服在高危区域走来走去，拿着满满一架子装有未知致命微生物的试管，他反而感觉平心静气。比起和搭档一起进入4级套房，他更喜欢一个人进去，尤其是在深夜。但他的工作热情影响到了个人生活，婚姻终告破裂。他和妻子在9月分手了。家庭烦恼使得他愈加埋头于4级区域。

除了工作，盖斯伯特最大的人生乐趣就是钓黑鲈和猎鹿之类的户外活动。他为肉而打猎——他把野味分给家庭成员；得到了足够的肉之后，他为纪念品而打猎。每年感恩节前后，他都会去弗吉尼亚州西部打猎，他和几个朋友会在猎鹿季节开始时租下一幢房屋。他的朋友不太清楚他靠什么讨生活，他也不怎么想告诉他们。

盖斯伯特尽可能多地研究病毒样本，磨练他使用电子显微镜的技能。他正在学习如何通过查看颗粒照片，用肉眼辨认高危微生物。少年卡迪奈尔的样本从非洲送来后，盖斯伯特一连几天盯着病毒看个不停。它们让他着迷。卡迪奈尔毒株是纠缠成团的数字6、大写U、小写g、大写Y、长蛇和玉米圈，混合在部分液化的人体组织之中。盖斯伯特花了许多时间盯着病毒看，它们是自然界最恐怖的造物之一，最后这些形状烙印在他的脑海里。

汤姆·盖斯伯特听说了弗吉尼亚州的病猴事件，他想给猴体组织拍照，看能不能辨认出猿猴出血热病毒的颗粒。11月17日星期五，也就是丹·达尔加德杀死F室剩下所有猴子的第二天，盖斯伯特决定看一眼用猴细胞培养病毒的三角瓶。他想在感恩节打猎前先用光学显微镜查看一下，看是否能观察到任何变化。光学显微镜就是使用透镜聚焦光线的普通显微镜。

星期五上午九点，他穿上外科手术服，戴上纸口罩，走进3级实验室，那些三角瓶保存在这里的恒温箱中。他遇到了负责培养雷斯顿样本的琼·罗德里克。她在用双筒显微镜观察一个小三角瓶。三角瓶里装的细胞感染了来自O53猴尸的猿猴出血热病毒。

她扭头对盖斯伯特说：“三角瓶里不太对劲。”

这是个标准的病毒培养三角瓶，大小若人类拇指，透明塑料质地，可以直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三角瓶有黑色拧盖。

盖斯伯特望进显微镜的目镜。他看见了三角瓶里的复杂小世界。在生物学研究之中，难就难在搞清楚你看见的究竟是什么。大自然的模式深奥而复杂，永远在变化。他看见三角瓶里到处都是细胞。细胞状如小囊，每个细胞里都有细胞核，也就是细胞中央附近一个颜色更深的团块。细胞有点像煎蛋，没下锅的那一面朝上。蛋黄就是细胞核。

活细胞通常总是附着在三角瓶底部，仿佛活物构成的一层地毯——细胞生长时倾向于攀附在表面上。但眼前的地毯却像是遭了虫蛀：细胞死亡飘走，留下一个个窟窿。

盖斯伯特检查了所有三角瓶，其中大多数都一样，像是虫蛀的地毯。细胞的状况很不妙，像是病得很严重。某种东西在杀死这些细胞。细胞肿胀而蓬松，胖乎乎的像是怀孕了。汤姆能看见它们含有某种颗粒或斑块。斑块有点像胡椒粉。像是有人把胡椒粉洒在了煎蛋上。他似乎能看见胡椒粉里有反光，有点像光线照在结晶体上。晶体？这些细胞染上了不知名的病症，而且病得很严重，被撑爆的死细胞让液体变得浑浊。

他们决定叫上司彼得·耶林来看一眼。盖斯伯特去找耶林，他离开3级区域——脱掉手术服，淋浴后换回日常装束——走向耶林的办公室，然后带着耶林返回3级实验室。他们花了几分钟在更衣室换装，穿上手术服。准备完毕的他们像是两个外科医生，他们走进3级区域，在显微镜前坐下。盖斯伯特说：“这个三角瓶里的情况很离奇，我不确定到底是什么，但肯定不像SHF。”

耶林望进目镜，看见三角瓶里的液体变得浑浊，像是已经变质。“应该是被污染了，”他说，“细胞被炸散了，只剩下沉渣。”细胞已经破裂死亡。“脱离了塑料壁，”他说，意思是死亡细胞从三角瓶内壁上脱离下来，漂浮在培养基之中。他认为是某种野生细菌侵入了细胞群落。培养病毒样本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这种讨厌事，细菌会荡平整个三角瓶。野生细菌会将培养基吃个干干净净，在生长时产生各种各样的气味——病毒杀死细胞时不会发出任何气味。耶林猜想荡平这个三角瓶的是常见于土壤中的假单胞菌。这种细菌存在于泥土中，存在于每家每户的后院和指甲缝里。它是地球上最常见的生命体之一，经常会入侵培养基，摧毁整个细胞群落。

耶林拧开黑色瓶盖，在瓶口扇动手掌，让气味飘向鼻子，然后闻了一下。咦，奇怪，没有怪味。

他问汤姆·盖斯伯特：“你闻过假单胞菌吗？”

“没有，”汤姆答道。

“像是韦尔奇葡萄汁。给你——”他把三角瓶递给汤姆。

汤姆闻了闻。没有气味。

耶林接过三角瓶，又闻了闻。他什么都没有闻到，但三角瓶里的液体是浑浊的，细胞都已破裂。他大惑不解，把三角瓶还给汤姆说：“放到射线里，咱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所谓“放到射线里”，意思是用电子显微镜观察，电子显微镜比光学显微镜的倍率大得多，能更加深入微观世界。

盖斯伯特把一些浑浊液体倒入试管，放进离心分离机里旋转。试管底部出现了一丁点灰色泥状物质，这是一小堆死细胞和垂死的细胞，只有针头那么大，呈浅褐色。盖斯伯特觉得它有点像土豆泥。他用木签挑起那团东西，泡进塑料树脂保存。但此刻他已经满脑子都是猎鹿季了。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他回家收拾行李。他打算开他的福特野马，但车出了故障，所以一个猎鹿伙伴开皮卡来接他，他们装上盖斯伯特的行囊和枪盒，出发前去打猎。丝状病毒在人体内开始增殖时，潜伏期在三到十八天之间，血液内病毒粒子的数量稳步增长。接下来出现的就是头痛。

[1] 汤姆是托马斯的昵称。——译者

感恩节

11月20日到25日

对杰克斯夫妇而言，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难熬的感恩节。11月22日星期三，他们让孩子坐进家用面包车，连夜开车赶往堪萨斯。杰美今年十二岁，杰森十三。两个孩子已经习惯了去堪萨斯的长途车程，他们睡得很香甜。自从弟弟遇害，杰瑞几乎丧失了睡眠的能力，南希醒着陪他，两人轮流开车。他们在感恩节当天赶到威奇托，和南希的父亲柯蒂斯·邓恩吃了火鸡大餐，她父亲和南希的哥哥住在一起。

南希的父亲得了癌症。他这辈子一直害怕会被癌症击倒，曾经卧床八个月之久，声称他得了癌症，事实上并非如此。那年秋天他体重减了很多，现在只剩下一百磅不到，看上去像一具骷髅，他年纪并不大，黑色卷发抹着发油，样子很可怕，孩子都不敢接近他。他尽量对杰瑞表示同情。“你们杰克斯家遇到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他这么说。但杰瑞不想提起这个话题。

白天的大多数时间，南希的父亲都坐在躺椅上打盹。到了晚上，疼痛让他难以入睡，会在凌晨三点起床，在屋里翻箱倒柜找东西。他不停抽烟，抱怨说他尝不出食物的味道，说他毫无胃口。南希为他难过，但感觉两人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距离。他是个很顽固的人，这两天听他在屋里转来转去说话的语气，似乎打算卖掉他们家在肯塔基的家庭农场，用那笔钱去墨西哥用什么桃核疗法治病。南希因为他的这种念头而生气，但气愤之余也有对他病情的怜悯。

和南希的父亲吃过火鸡大餐，他们开车去了威奇托西北的小镇安戴尔，和杰瑞的母亲艾达以及杰克斯家族的其他成员，在艾达位于小镇边缘谷仓旁的住处共进晚餐。孀居的艾达住在俯瞰美丽麦田的农场屋舍里。在这个季节，麦田光秃秃的，播种了冬小麦，艾达坐在客厅里望着室外。她不能看电视，因为害怕见到枪支。他们围坐在客厅里聊天，讲述艾达农场里的往事，有说有笑，尽量想享受美好时光——直到突然有人提到约翰。交谈变得沉默，所有人都看着地面，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人开始哭泣，随后他们看见艾达流下眼泪。她一向很坚强，孩子们从没见过她哭泣。每次发现自己忍不住要哭了，她就会起身走进卧室，然后关上门。

他们在厨房摆开餐桌，吃的是烤牛肉——杰克斯夫妇不喜欢火鸡。过了一阵，人们拿着盘子去客厅看橄榄球比赛。女人们，包括南希在内，留下打扫厨房和照看孩子。南希和杰瑞又在威奇托待了几天，送南希的父亲去医院接受治疗。最后，他们坐进面包车，带着孩子返回马里兰。

丹·达尔加德的感恩节过得心神不定。星期一，他打电话到研究所找彼得·耶林，问有没有查到究竟是什么在杀死雷斯顿的猴子。耶林也有了初步的诊断结果。这些动物确实像是感染了SHF。对猴子很致命，对人类不构成问题。他告诉达尔加德，他认为非常有可能是猿猴出血热，但他不愿意说得过于绝对。只要最终结果没出来，他就不想把话说死。

达尔加德放下电话，相信他处死F室剩下那几只猴子的决定是正确的。那些猴子感染了猿猴出血热病毒，反正也只有死路一条。现在达尔加德担心的是病毒会不会逃逸出F室，正悄无声息地穿行于大楼之中，而其他房间的猴子也将开始死亡。到那个时候，想控制住病毒可就难了。

感恩节那天早晨，丹和妻子开车去匹兹堡见岳父母。星期五，他们开车回到弗吉尼亚，丹去猴舍看情况有没有变化——事态让他震惊：感恩节期间，H室死了五只猴子，H室和F室在同一条走廊上，隔着两个门洞。因此，病毒确实在传播，更糟糕的是它能跨越房间传播。病毒是怎么传播的呢？一夜之间，一个房间死了五只猴子……他非常不安。

美杜莎

11月27日，星期一，0700时

感恩节后那周的星期一早晨，汤姆·盖斯伯特来研究所上班，他身穿牛仔裤、法兰绒衬衫和牛仔靴，算是纪念他的丛林生活。他急着想看出发去打猎前采集的那一小团死亡的猴体细胞。他想用电子显微镜观察那些细胞，找到它们感染了猿猴出血热的证据。

这团细胞尺寸如面包屑，嵌在一小块黄色塑料之中。他打开文件柜的锁，取出金刚石刀——金刚石刀是金属刀身，长度不超过随身携带的削笔刀，约为一英寸；但价值四千美元，它有金刚石的刀刃：一大块无瑕的棱柱状金刚石，宝石级品质。

他拿着金刚石刀和包裹那团细胞的树脂塑料走进切割室。他在桌前坐下，面对切割机，安装好金刚石刀，小心翼翼地不让手指碰到刀刃。指尖碰一下就会毁掉这把刀，金刚石同时也会割破指尖，说不定会割得很严重。金刚石刀非常锋利，拥有全世界所有工具中最锐利的刀刃。它锋利得能干净利落地把病毒切成两半，就像剃刀切开花生。想象一下，一亿个病毒才能够覆盖字母i上的圆点，那么你就大概明白金刚石刀究竟有多锋利了。你要是被它划伤，刀刃会毫无阻力地穿过皮肤，就好像皮肤是空气——穿过手指时，它会切开一个个血细胞；结果皮肤油脂和血细胞会覆盖刀刃，这把刀就只能报废了。

汤姆望进连接切割机的显微镜目镜。他能清晰地看见那团面包屑了。他打开开关，机器嗡嗡启动，样本开始前后移动，面包屑顺着金刚石刀的刀刃滑动。切割机就像切熟肉的机器，切片大概就是这个尺寸：

切片落向一滴水，停留在那滴水的表面上。每个切片含有一万个左右的细胞，刀锋破开了细胞。刀锋削下一个个切片，切片像睡莲花瓣似的绽开。

他从显微镜前抬起身子，在桌上找到一根木棒，木棒上用一丁点指甲油粘着一根人类睫毛。这是用来操作切片的工具。睫毛来自实验室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大家觉得她的睫毛粗细适中，呈尖端精细的细圆锥形，特别适合这种工作。他将睫毛插进那滴水搅动，分离那些切片，又用睫毛尖端挑出受损的切片，擦在一块纸巾上丢弃。

接下来，他用镊子夹起一小块金属网格。网格的尺寸只有·这么大，用黄铜制成。他用镊子夹着网格伸进那滴水里，慢慢从下方捞起一块漂浮的切片，就好像渔夫在收网。切片卡在网格上，他用镊子夹着网格放进一个小盒子，带着盒子走进一个更暗的房间。房间中央是个比人高的金属塔状物。这就是电子显微镜。我的显微镜，他心想；他很爱这东西。他打开小盒子，用镊子取出金属网格，放进轮胎撬棒大小的金属杆——这是所谓的“样本架”。他将金属杆插进电子显微镜，直到它咔嗒一声落进位置。切片放在金属网格上，由样本架固定在电子显微镜内，位于电子束发射的中心位置。

他关掉照明灯，在满是旋钮和数字输出的控制台前坐下。控制台中央是显示屏。房间变成了星际飞船的控制舱，显示屏是通往微观世界的窗口。

他打开开关，在座位上俯身凑近显示屏。显示屏的光照得他的脸绿油油的，面容倒映在玻璃屏幕上：头发有点长，表情严肃，深陷的双眼扫视影像。他望着一个细胞的一角。那里像是高海拔地区的风景。这是细胞内的景色，在他眼前是一片宽阔而复杂的全景图，挤满了大脑难以全部吸收的细节。为了寻找一种病毒，你也许需要花上好几天扫描细胞。在一个切片上就有数以千计的细胞需要查看，而你要找的东西还不一定在里面。生命体系有一点非常不可思议，那就是无论景象多么微观，它永远都是那么复杂。他看见类似河流、小溪和U形河湾的形状，看见或许是城镇的斑块，看见仿佛森林的条带。这就像热带雨林的鸟瞰图。细胞是底下的一整个世界，森林中的某处藏着一个病毒。

他转动旋钮，细胞内的景色在视野内移动，他在其中漫步。他放大倍数。画面径直扑向他。

他忘记了呼吸。等一等——这个细胞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个细胞像是遭了浩劫。它不仅仅是死了——而是被摧毁了，被炸得分崩离析。细胞里爬满了蠕虫。细胞壁里全都是蠕虫。在细胞的某些区域，病毒多得像是塞在水桶中的无数绳索——但只有一种病毒外形犹如绳索：丝状病毒。

他心想，马尔堡。天哪，不。这东西看起来像是马尔堡病毒。他趴在显示屏上。他的胃里拧成了一个结，紧接着翻江倒海，他感到一阵不舒服。呕吐反应。他险些惊慌失措，跑出房间大喊大叫：“马尔堡！发现马尔堡了！”他心想，真是这样吗？他使劲吸气。他不知道这是不是马尔堡病毒，但长索形状的病毒怎么看都像丝状病毒。一幅画面跳进脑海：彼得·卡迪奈尔的肝细胞，破裂并挤满毒蛇的肝细胞。他把这幅画面调入脑海中央，对比此刻在显示屏上见到的东西。他很清楚卡迪奈尔毒株的样子，因为他牢牢记住了那些花体字母和玉米圈的形状。还有病毒如何残害那个少年……彻底摧毁了少年的组织器官……天哪！——我的天！彼得和我都闻过这东西。彼得和我接触过这东西，而这是生物安全4级的高危病原体。马尔堡……天哪……恐怖的感觉淹没了他，他突然觉察到悬在两腿之间的男性生殖器官……肿得像梨子那么大的睾丸，腐烂坏死成黑色，皮肤剥落。

他用电子显微镜拍摄照片。机器吐出几张底片，他拿进暗室，关灯冲洗。一片漆黑之中，他有了思考的时间。他倒数到暴露的那一天。让我算算看，闻三角瓶是星期五，第二天出发去打猎。这就是……十天前了。马尔堡病毒的潜伏期是多久？他不记得了。让我想一想——吸入马尔堡病毒的猴子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发病，六到十八天。他处在第十天。

我正在发病的窗口期。我随时都有可能倒下！我昨天头痛过吗？我这会儿头痛吗？我发烧吗？他伸手摸额头。感觉没问题。第十天我不头痛，不代表第十二天我也不会头痛。闻气味的时候我深呼吸了吗？我弄破瓶盖了吗？那样会让里面的东西洒出来。我不记得了。事后我用手指揉眼睛了吗？我不记得了。我用手指摸过嘴吗？有可能，但我不记得了。

他心想我会不会看错了。也许这不是马尔堡呢？我只是实习人员；还在学习阶段。在华盛顿特区的郊区发现生物防护4级的高危微生物，这可不是区区一名实习人员的日常工作。也许不是丝状病毒呢？我能有多确定？假如跑去报告上司说你发现了马尔堡病毒，结果却搞错了，那你的职业生涯可就完蛋了。假如你判断失误，那么你首先会引发恐慌，然后会变成笑柄。

他打开暗室的灯，从定影液里拿出底片，举到灯光下。

他在负片上看见了状如长蛇的病毒粒子，仿佛自相缠绕的白色眼镜蛇，仿佛美杜莎的头发。它们是大自然的真面目，是赤裸裸的恐怖女神。这种生命体美得惊人。他盯着底片，感觉自己被拽着离开人类世界，进入道德界限变得模糊乃至于彻底消失的另一个世界。尽管知道自己也是猎物，但他还是沉迷在了赞叹和欣赏之中。只可惜他不能用步枪干净利落地放倒它。

他还在负片上看见了些别的东西，让他又是害怕又是敬畏。病毒将细胞的结构改造得几乎辨认不出了。它将细胞变得像是一块巧克力碎屑饼干，但饼干上几乎全是巧克力碎屑。这些“碎屑”是纯病毒构成的类晶体集簇。他知道这就是“内含体”。

这是准备破壁而出的病毒幼体。病毒在细胞内生长的时候，类晶体（也就是砖块）出现在细胞中央，然后向外移动，接近细胞表面。砖块碰到细胞内壁后，会分解成数以百计的病毒个体。这些病毒形如绳索，绳索穿透细胞壁生长，就像青草从肥土中萌芽。随着砖块出现和长出细胞，细胞的形状会被扭曲，导致细胞膨胀变形，最终爆开——破裂，死亡。那些细丝脱离细胞，飘进宿主的血液，继续增殖，占领更多的细胞，更多的砖块形成，更多的细胞破裂。

他望着那些砖块，意识到十天前看着细胞时以为像是“胡椒粉”的东西（细胞里的斑块）其实是内含体——所以细胞才会显得肿大，这是因为它们确实有孕在身，挤满了病毒砖块。因为它们即将破裂。

第一个天使

11月27日，星期一，1000时

汤姆·盖斯伯特用八乘十英寸的光面相纸冲洗照片，然后前往上司彼得·耶林的办公室。他拿着照片走过一条漫长的走廊下楼，用证件扫过传感器，进了一道安全门，进入拥挤的办公区域。他向一名士兵点头致意——到处都能看见士兵，他们在USAMRIID有自己的任务；他爬上一段楼梯，经过一间挂着世界地图的会议室。陆军的科学家和官员会在这个房间讨论病毒爆发。会议室里正在开会。过了会议室是一组办公室。其中一间乱得令人叹为观止，到处都丢着纸张，它属于吉恩·约翰逊，也就是领导奇塔姆洞穴考察组的生物危害专家，对面是彼得·耶林的办公室。彼得·耶林的房间整洁但狭小，不过有一扇窗户。耶林把办公桌放在窗户底下，获得额外的光照。墙上挂着他孩子的画作。有一幅是女儿画的：灿烂的黄色太阳下蹲着一只兔子。书架上有一件非洲雕刻，是人类的手用指尖抓着一个蛋，像是蛋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即将破壳而出。

“怎么了，汤姆？”耶林问。

“出大事了，”盖斯伯特说，把照片在耶林的办公桌上一字排开。这是11月里的一个阴天，柔和的光线从窗外照进来，落在美杜莎的照片上。“雷斯顿猴子身上发现的，”盖斯伯特说，“我认为是丝状病毒，而且很有可能是马尔堡。”

耶林立刻想起他闻过那个三角瓶：“你拿我开玩笑对不对？一点也不好笑。”

“彼得，我不是开玩笑。”

“你确定吗？”耶林问。

盖斯伯特说他相当确定。

耶林仔细打量那些照片。对，他能看见蠕虫。对，他和盖斯伯特有可能将病毒吸入了肺部。不过，他们还没有开始头痛。他想起切开锡纸包里的神秘肉块时，自己曾经对身旁的病理学家说：“还好不是马尔堡。”哈，好笑。

“这鬼东西的尺寸对不对？”耶林问。他拿起尺子，量病毒粒子的长度。

“比马尔堡似乎稍微长一点，”盖斯伯特说。马尔堡病毒会形成类似玉米圈的环形，但这东西更像意大利面条。他们翻开教科书，对比盖斯伯特拍摄的照片和教科书里的照片。

“我看挺像的，”耶林说，“我拿去给C·J·彼得斯看。”

耶林的身份是平民，他决定通知陆军的指挥链。链条的第一环是克莱伦斯·詹姆斯·彼得斯上校，医学博士。他是研究所疾病评估部门的主任，负责应对危险的未知微生物。（照他的说法，就是“特别好玩的那些东西”。）C·J·彼得斯几乎单枪匹马建立了这个部门，也单枪匹马管理它的运行。这个军人不太寻常，有点懒散，但才华横溢。他戴金属框眼镜，有一张愉快的红润圆脸，留小胡子，说话带点得州拖腔。他块头不大，但喜欢美食，觉得自己体重超标。他会说流利的西班牙语，那是他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丛林里寻找高危病原体时学到的。陆军的规定要求他每天上午八点整上班，但他通常到十点左右才晃晃悠悠进来，然后一直工作到半夜三更。他不喜欢穿制服，通常穿褪色的蓝色牛仔裤和红艳艳的夏威夷衬衫，脚上是凉鞋和白色短袜，像是刚从墨西哥旅馆过夜归来。他对不穿制服的借口是他有脚气，而且是不可根治的热带菌株，他在中美洲被感染，一直没有祛除干净，所以只能穿短袜和凉鞋，保持脚趾周围的空气流通——牛仔裤和红衬衫？要穿就要穿全套嘛。

C·J·彼得斯能像鲨鱼似的游走于官僚体系之内。他的下属对他忠心耿耿，只要他觉得对他或他的下属有好处，他就会轻易甚至故意地树敌。他开一辆有点破烂的红色丰田轿车。在雨林和热带草原旅行时，他会乐于享用当地人的一切食物。他吃过蛙肉、蛇肉、斑马肉、水母、蜥蜴和带皮整只下锅的癞蛤蟆；他认为他没吃过蝾螈，就算喝汤的时候吃过也没认出来。他吃过煮猴大腿，喝过用人类唾液发酵的香蕉啤酒。在非洲中部带领考察组寻找埃博拉病毒的时候，他在分巢季节发现了白蚁聚居地，于是守在蚁穴旁，等白蚁涌出巢穴就大肆捕捉——然后生吃，他觉得白蚁的味道像是上等坚果。他是真的喜欢白蚁，甚至会把白蚁放进存放血样的冷藏箱保持新鲜，傍晚太阳落下非洲平原时就着金酒当零食吃。他还喜欢闷死豚鼠，连血和内脏一起烤着吃。他像翻书似的破开豚鼠，里面可都是宝贝，他尤其喜欢挑出豚鼠的肺部、肾上腺和大脑吃。当然了，他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经常害我生病，不过也值了，”他这么对我说。他是地图的忠实信徒，办公室墙上总是挂着许多地图，标出病毒爆发的地点。

耶林把盖斯伯特拍摄的照片装进文件夹。他不想让别人看见。他在挂世界地图的会议室找到了正在开会的彼得斯。耶林拍拍他的肩膀。“C.J.，我不知道你这会儿在干什么，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找你。”

“什么事？”

耶林合着文件夹。“有点敏感。我不想在这儿亮出来。”

“什么东西这么敏感？”

耶林把文件夹打开一条缝，只够C.J.看到那堆意大利面条一眼，然后又紧紧合上。

上校面露讶色。他站起身，没有和其他人说话，甚至都没有说声对不起，就和耶林一起走出了会议室。他们回到耶林的办公室，关上门。盖斯伯特在房间里等着他们。

耶林把照片摊在办公桌上。“你看一眼吧，C.J.。”

上校仔细查看。“从哪儿来的？”他问。

“来自雷斯顿的一些死猴。我看着不太乐观。汤姆认为是马尔堡。”

“我们以前也犯过傻，”C.J.说，“有很多东西看着像是蠕虫。”他盯着照片。这些蠕虫却不会被认错，而且有类晶体：那些砖块。看起来像是真的，感觉也像是真的。一瞬间他体验到了后来被描述为重量级“收紧反应”的感觉。（这是军队里的俚语，描述身体在恐惧下的特定箍紧异感。）他心想，弗吉尼亚那个小城和那里的居民这下可惨了。“首要问题，”他又说，“可不可能是实验室污染？”这东西也有可能是陆军保管的卡迪奈尔毒株，它不知怎的从冷藏柜里泄漏，来到了这几个三角瓶里。但似乎不太可能，而且越是琢磨就越觉得不可能。卡迪奈尔毒株保存在大楼的另一个区域内，隔着好几面生物隔离的墙壁，离装猴细胞的三角瓶远着呢。况且还有多重安全措施确保卡迪奈尔毒株这种病毒不会偶然逸出。完全不可能。不可能是实验室污染。但照片里的东西也许并不是病毒，搞不好只是一场假警报。

“这儿的人每次看见细细长长的东西，都会以为发现了丝状病毒，”C·J·彼得斯说，“我这人喜欢怀疑。有很多东西看着像是马尔堡。”

“我同意，”耶林答道，“有可能什么都不是。只是又一头尼斯湖水怪罢了。”

“你打算怎么确认？”上校问他。

耶林说他打算用人类血样测试那些细胞，要是感染了马尔堡病毒，血样就会发光。

“好的，你去检验是否存在马尔堡病毒，”C.J.说，“打算也做埃博拉病毒检验吗？”

“当然。我已经想到了。”

“什么时候能出结果？因为要是那些猴子感染了马尔堡，我们就必须研究该怎么处理。”

比方说丹·达尔加德，他解剖过那只猴子，所以也很有可能感染病毒。

“明天就能拿出是不是马尔堡的确定答案，”耶林说。

C·J·彼得斯转向汤姆·盖斯伯特，说他需要更多的证据，他要这种微生物在死于猴舍的猴子肝脏细胞内生长的照片，这样就能证明它生活在猴子体内了。

C.J.能看见一场军事和政治危机正在酝酿。要是大众知道马尔堡的威力，就会引发恐慌。他拿着一张毒蛇照片起身：“假如要宣布华盛顿近郊爆发了马尔堡病毒，那我们就必须百分之百确定自己没搞错。”他把照片放回耶林的桌上，回去继续在世界地图下开会。

C·J·彼得斯离开后，彼得·耶林和汤姆·盖斯伯特讨论了那个微妙的话题。他们关上门，小声谈起嗅闻三角瓶的事情。他们之间必须直话直说。两人谁也没有告诉C·J·彼得斯上校他们闻过那个三角瓶。

他们计算暴露到现在的日子。打开三角瓶的盖子，嗅闻有可能是马尔堡肉汤的液体后已经过了十天。时钟嘀嗒作响。他们还处于潜伏期。他们该怎么办？家里人该怎么办？

彼得斯上校要是知道了这件事，他会怎么处理呢？也许会命令他们进监狱——4级生物隔离的医院。他们会被关进气密室和双层铁门后的监狱，护士和医生身穿密封防护服照顾他们。在监狱里待一个月，穿防护服的医生绕着你打转，抽你的血样，只等着你发病倒下。

监狱的大门永远紧锁，空气保持负压，你的电话会被监控——因为监狱里的人会心理崩溃，企图逃跑。到了第二个星期，他们会昏昏欲睡，会得上抑郁症。不愿意交流，盯着墙壁，不说话，反应消极，甚至不看电视。有些人会变得激动，充满恐惧。有些人需要持续手臂滴注安定，否则就会用拳头砸墙，敲碎观察窗，捣毁医疗设备。他们被禁闭在死囚区，等待高烧、内脏剧痛和脑中风，还有临终时无法控制的喷血。绝大多数人会大喊大叫说他们没有暴露过。他们拒绝承认他们有可能出任何问题，而且他们的身体在监狱里通常也不会出任何问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但精神是另一码事。他们在监狱里会变得疑神疑鬼，认为军队那帮官僚已经忘了他们，把他们扔在这儿等死。出来以后，他们会不辨方向。走出气密室，他们脸色苍白，身体颤抖，脚步犹疑，对军队和自己一肚子怒火。护士会想办法给他们鼓劲，请他们吃蛋糕，蛋糕上的蜡烛根数就是他们蹲监狱的天数。他们困惑而惊恐地看着出狱蛋糕上的一大把蜡烛——根数很可能比生日蛋糕上的还要多。有个家伙在监狱里关了四十二天，所以出狱蛋糕上有四十二根蜡烛。

许多接受过监狱隔离的人会决定结束他们在4级区域的工作，会找借口说今天没法穿防护服，第二天也不行，再一天还是不行。进过监狱的很多人最后干脆辞职离开了研究所。

彼得·耶林认为，总的来说，他几乎没有感染病毒的风险，汤姆也一样。假如确实染上了，他也很快就会知道。血检会呈现阳性，或者会有挥之不去的头痛。总而言之，他强烈相信马尔堡病毒没那么容易感染，他也不认为自己对家人和小镇的其他居民构成威胁。

然而，解剖猴尸的丹·达尔加德呢？他俯身切开猴尸的腹部，同时呼吸空气。他俯身查看内脏器官，吸入含有马尔堡病毒的血液蒸汽。那么，达尔加德为什么还活着？既然达尔加德没事，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有事。

病毒来自何方？是一个新毒株吗？有可能感染人类吗？新毒株的发现者有命名权。耶林也想到了这一点。假如他和汤姆被关进监狱，那就不能继续研究这种病毒了。他们离一项重大发现只剩一步，这份荣耀诱惑着他们。在华盛顿附近找到一种丝状病毒，这种机会一辈子只有一次。

出于以上各种原因，他们决定保持沉默。

他们决定化验自己的血样。耶林对盖斯伯特说：“咱们最好立刻抽自己的血样。”假如结果呈阳性，他们就立刻去监狱报到。假如呈阴性，也没有出现其他症状，那么他们就不太可能传染其他人了。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不愿去普通诊所，请军方的护士抽血，因为那样会让高层猜到他们认为自己暴露过。因此他们找了个关系不错的平民技师，他用橡皮绳扎住他们的手臂，他们看着他抽了几试管血样。他明白发生了什么，说他会保持沉默的。耶林穿上防护服，拿着血样走进他使用的4级实验室。他也带着盖斯伯特的血样和盛有浑浊液体的三角瓶。身穿防护服处理自己的血样，这种感觉很奇怪。但另一方面，把血样放在别人有可能意外暴露的地方似乎也很危险。他的血样必须生物隔离在高危区域之内。假如血样感染了马尔堡病毒，他可不希望它再害死什么人。他对自己说，那团神秘肉块是从猴子尸体上切下来的，我真应该小心一点才对……

另一方面，汤姆·盖斯伯特去取酸洗过的猴子肝脏，拍摄病毒照片，希望能证明疑似马尔堡病毒的微生物存在于猴子体内。他找到盛放消毒后的O53猴尸肝脏切片的塑料罐，捞出一块组织，剪下几小块，将它们固定在树脂塑料内。这是个慢活儿，需要许多个小时才能完成。他晾着树脂塑料在夜里硬化，回家休息几个小时，尽量睡上一觉。

第二个天使

11月28日，星期二

汤姆·盖斯伯特住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小镇上，隔波托马克河与马里兰州相望。与妻子分开后，两个孩子和前妻住了一段时间，现在和他在一起——更确切地说，住在同一条路上他父母的家里。两个孩子都刚刚会走路。

清晨四点，他起床喝了杯咖啡，没吃早饭。天色漆黑，他驾驶福特野马过河，穿过安提塔姆战场遗址，宽阔的山脊上是玉米田和农场，点缀着纪念牺牲者的石碑。他开进德特里克堡研究所的大门，停车，过岗哨，走向他的微观世界。

黎明时分，天色灰白，刮着大风，不过挺暖和。研究所渐渐被照亮，汤姆用金刚石刀制作猴肝脏切片，放进电子显微镜。几分钟后，他拍摄了病毒粒子在O53猴尸肝脏细胞上出芽的照片。这些照片是直接证据，证明病毒在雷斯顿猴子体内增殖，而不是实验室污染的产物。他还在肝脏细胞内发现了内含体。这只动物的肝脏正在被转化成类晶体砖块。

他带着新拍摄的照片去彼得·耶林的办公室，然后两人一起去见C·J·彼得斯上校。上校盯着照片。好吧——他也被说服了。这种微生物在那些猴子体内生长。他们开始等待耶林的化验结果，那将最终证明这究竟是不是马尔堡病毒。

耶林想尽快得到结果。他身穿密封防护服化验样本，几乎在高危实验室度过了一整天。中午时分，他决定必须打电话给丹·达尔加德。他不能继续等下去了，哪怕没有化验结果，他也要提醒达尔加德留意危险，但同时他还想说得谨慎一些，免得引起恐慌。“你们猴舍肯定有SHF，”他说，“这一点我们已经确认了。但是，你们至少有一部分动物身上还携带有另一种病原体。”

“什么病原体？能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吗？”达尔加德问。

“我现在还不想说得太明白，”耶林说，“因为我不希望引发恐慌。但假如我们要对付的确实是某种特定的病原体，那么就有可能牵涉到严重的公众健康危机了。”

耶林话里的“恐慌”和“特定的”这两个词让达尔加德不禁想到了马尔堡病毒。和猴子打交道的人都知道马尔堡。这种病毒很容易引发恐慌。

“是马尔堡或类似的病原体吗？”达尔加德问。

“对，差不多吧，”耶林说，“今天晚些时候能确定，我正在做化验。我认为结果对这种病原体呈阳性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在化验出结果之前，你必须小心一点，不要再解剖任何尸体了。听我说，我不希望乱吹警哨，但你和猴舍的员工没有必要就暂时别进那个房间了。”

“你说的这种病原体，什么时候我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呢？我们希望尽可能快地知道。”

“我今天一定打给你。我保证，”耶林说。

达尔加德放下电话，有点不安，但还是保持着他一贯的冷静心态。这么说，猴舍内还有另一种病原体在传播，听起来像是马尔堡病毒。他知道，那些德国的受感染者曾经接触过带血的猴肉。猴肉里充满病毒，沾在他们手上，或者是揉进了眼睛里。自从10月开始，他和公司的另外一名员工经常切开病猴尸体，但两个人都没有发病。所有人都戴橡胶手套。他不担心自己——他感觉没什么问题——但他有点担心其他人。他心想：就算是马尔堡病毒，但局势和先前没什么区别。我们依然陷在麻烦堆里，问题是怎么摆脱麻烦。他打电话给比尔·伏特，命令他别再解剖尸体了。他坐在办公室里，越来越烦躁——天色渐渐昏暗，彼得·耶林还没打来电话。他心想，员工解剖病死猴子的时候，会不会有谁被解剖刀割破了手指呢？他们很可能不会报告这种事故。他很确定他没有割伤自己。但他处死了五十只左右的猴子，他接触过五十来只动物的血液和分泌物。那是11月16日，十一天以前。要是感染了病毒，那他应该表现出症状了。鼻血，高烧，诸如此类。当然，也可能只是尚未发作而已。

五点半，他打电话到耶林的办公室，接电话的是一名士兵，说：“有什么事，先生还是女士？……对不起，先生，耶林先生不在办公室……不，先生，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不，他没有下班。需要留个口信吗，先生？”达尔加德留言请耶林打电话到他家里。他越来越烦躁不安。

1500时

就在达尔加德坐立不安的时候，耶林还没脱掉密封防护服。他在自己的高危实验室里工作了一整个下午，他的实验室编号为AA-4，位于大楼的中央部位。他摆弄着培养猴舍病毒的三角瓶。这是个缓慢而恼人的活儿。化验中有一步是让样本在紫外线下发光。要是样本真的发光，那么他就知道找到病毒了。

要做这件事，他需要使用人类感染者的血清。血清会对病毒起反应。他从冷冻柜里取出几个小瓶，里面装着三个人的冷冻血清样本。其中两人已经死去，另一个还活着。他们是：

1.穆索凯。用于检验马尔堡病毒。血清来自幸免于难的谢姆·穆索凯医生。（推测起来，应该会对奇塔姆洞穴毒株起反应，感染始于夏尔·莫内，通过黑色呕吐物进入穆索凯医生的眼睛。）

2.博尼费斯。用于检验苏丹埃博拉病毒。博尼费斯死于苏丹，血清来自他的身体。

3.玛英嘉。用于检验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玛英嘉护士的血清。

这项化验是个精细活儿，要几个钟头才做得完。他必须身穿密封防护服蹒跚行走，这就更加提高了难度。他首先从培养瓶里取出含有细胞的液体，滴在载玻片上干燥，然后用化学药剂处理。接下来，他取少量血清滴在载玻片上。若是目标病毒存在，血清就会发光。

到观察结果的时候了。这一步需要绝对的黑暗，因为发光会非常微弱。他蹒跚着走进一间储藏室，随手关上房门。储藏室里有桌椅，桌上摆着显微镜，墙上有通气管。他把通气管接上防护服，将载玻片插进显微镜，关灯。他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椅子坐下。假如你不巧有点幽闭恐惧症，身穿密封防护服坐在4级区域一个漆黑的小房间里，这感觉可不怎么令人愉快。不过彼得·耶林早就习惯了逼仄与黑暗。他等了一分钟适应黑暗，眼睛适应黑暗时视野内闪烁的小光点渐渐消失，凉爽而干燥的空气隆隆吹到他脸上，拂乱了前额的头发。他望进显微镜的目镜。他是戴着眼镜穿上防护服的，所以看显微镜格外困难。防护服的面罩贴在鼻子上，他眯着眼睛观察。他左右转动头部，鼻子在面罩上划出一道油乎乎的污痕。他把头盔扭得几乎面向一侧，这下终于能看目镜了。

两个圆环飘进视野，他对准双眼的焦点，让圆环重叠在一起。他俯瞰的是一片辽阔土地。他看见微光勾勒出的细胞轮廓。感觉像是半夜三更飞过人口稀疏的乡野。看见微光是正常的，他在寻找更明亮的发光区域。就像灯火通明的城市。他用肉眼前后左右扫视载玻片，在微观世界里寻找代表真相的绿色光辉。

穆索凯没有发光。

博尼费斯微弱发光。

他惊恐地看见玛英嘉发出了明亮的光辉。

他猛地抬头。什么？不！他调整头盔的角度，再次低头查看。玛英嘉血清仍在发光。这位已故女士的血液对猴舍病毒有反应。他的胃里一阵不舒服。这些猴子染上的不是马尔堡，而是埃博拉。这些猴子死于扎伊尔埃博拉病毒。他的胃里翻江倒海，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黑暗的斗室里，耳畔只有呼呼的风声和几近疯狂的心跳声。

指挥链

星期四，1600时

不可能是扎伊尔埃博拉，彼得·耶林心想。肯定有人不小心调换了样本。他又看了一眼。没错，玛英嘉血清确实在发光。这代表他和汤姆有可能感染了致死率达九成的扎伊尔埃博拉病毒。他认为自己在实验中做错了什么。肯定不小心调换了样本或是弄混了什么东西。

他决定重做化验。他打开储藏室的灯，蹒跚着回到实验室，这次仔细记录用到的培养瓶、试剂瓶和载玻片，确保没有犯任何错误。他拿着重新制作的样本回到储藏室，关灯，再次看进目镜。

玛英嘉血清依然在发光。

因此，这确实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或是它的近亲），因为那位已故女士的血清“认识”这种病毒，对它有反应。好消息是这不是马尔堡——哈，你猜怎么着？不是马尔堡。而是扎伊尔来的鬼东西——也可能是它的双胞胎姐妹。埃博拉病毒还没有在非洲之外出现过。怎么会突然在华盛顿近郊冒出来？它是怎么来的？会闹出什么事情？他心想，我这是碰到了真正的高危事件。

他还穿着防护服，但不想浪费时间消毒，经过气密室出去。实验室墙上有一部紧急电话，他断开通气管，听着呼呼风声就没法打电话了，他拨通C·J·彼得斯上校的号码。

“C.J.！”他隔着头盔喊道，“是我，彼得·耶林。真的有病毒，而且是埃博拉。”

“开玩笑！”C.J.答道。

“不是。”

“埃博拉？肯定是实验室污染吧，”C.J.说。

“不，不是污染。”

“你不会把样本搞混了吧？”

“对，我知道——我的第一个念头也是有人调换了样本。但是，C.J.，样本没有被调换——因为我化验了两次。”

“两次？”

“两次都是扎伊尔埃博拉。结果就在我面前。我可以拿给你，你自己看一眼好了。”

“我这就过来，”C.J.说，挂断电话，下楼冲向耶林的高危实验室。

耶林拿起一张防水纸，写下实验结果，将这张纸放进盛满EnviroChem的水槽。水槽穿过墙壁，通向高危区域外的0级通道。这个水槽相当于银行柜员窗口交换现金的滑动抽屉。你可以从高危区域内通过水槽向平常世界传递物品。物品会在穿过水槽时消毒。

C.J.站在厚玻璃窗的另一侧看着耶林。他们花了几分钟等待化学药剂渗透和消毒纸张。C.J.打开他那一侧的水槽，取出滴着消毒药剂的防水纸拿在手里。他隔着窗户朝耶林打个手势：去接电话。

耶林蹒跚着回到应急电话旁等待铃响。电话响了，他听见C.J.说：“出来，咱们去见指挥官！”

现在该沿着指挥链向上通报了。

耶林在气密室消毒，换上普通衣物，匆忙赶到C·J·彼得斯的办公室，一起去见USAMRIID的指挥官戴维·哈克索尔上校。两人没有等秘书通报——对她说有急事找上校——进去坐在了办公室的会议桌前。

“你猜怎么着？”C.J.说，“我们似乎在华盛顿近郊的一群猴子身上发现了丝状病毒。我们认为我们找到的是埃博拉。”

戴维·哈克索尔上校是生物危害的专家，这正是他认为研究所时刻准备应对的局势。几分钟内，他就用电话联系上了医学博士菲利普·K·拉塞尔少将，他负责指挥美国陆军医学研发中心，也就是USAMRIID的上级单位，安排在德特里克堡另一幢楼里拉塞尔的办公室召开会议。

哈克索尔和彼得斯花了几分钟讨论应该叫哪些人参加会议。他们想到了研究所病理学部门的主任南希·杰克斯上校，她肯定能辨认出猴类罹患埃博拉的症状。哈克索尔拿起电话：“南希，是我，戴夫·哈克索尔。现在能来一趟菲尔·拉塞尔[1]的办公室吗？十万火急。”

这是个阴沉的11月傍晚，基地开始安静下来。日落时分，乌云笼罩着卡托克廷山脉，看不见太阳，云层后的光线渐渐黯淡。杰克斯在横穿阅兵场的路上碰到了耶林和两位上校。列队行走的士兵在旗杆前停下。研究所的这几个人也停下脚步。扬声器里传来炮声和军号吹奏的降旗曲，音乐劈啪作响，效果不怎么动听；士兵降下旗帜，军官立正敬礼。

C·J·彼得斯觉得有点尴尬，同时也被这个仪式打动了。降旗曲结束，士兵折好旗帜，研究所的几个人继续前进。

拉塞尔少将的办公室占据了一座低矮的二战营房的一角，这幢建筑物最近用灰泥粉刷过，希望能显得新一点，可惜不怎么成功。从窗口只能看见德特里克堡的水塔支柱，所以少将从不拉开窗帘。几个人坐进沙发和椅子，少将坐在办公桌后。他是医学博士，曾在东南亚搜寻过高危病毒。他年近六旬，身材高大，头顶有点脱发，鬓角已经染霜，面颊上有皱纹，长下巴，浅蓝色的眼睛显得非常专注，声音浑厚而宏亮。

C·J·彼得斯递给少将一个文件夹，里面是猴舍里那种微生物的照片。

拉塞尔少将盯着照片看。“妈的，”他说，深吸一口气，“天哪。确实是丝状病毒。拍照的是谁？”他翻到下一张照片。

“我手下的显微镜操作员汤姆·盖斯伯特，”耶林说，“很可能是埃博拉病毒。化验对扎伊尔埃博拉呈阳性。”

C.J.简要介绍情况，讲述雷斯顿那些猴子的前因后果，最后说：“要我说，这些猴子身上的病毒很可能引发收紧反应。”

“唔，你有多确定这是埃博拉？”拉塞尔少将问，“我更怀疑是马尔堡。”

耶林解释他为什么认为不是马尔堡。他化验了两次，两次样本都显示扎伊尔埃博拉的玛英嘉毒株呈阳性。向少将描述情况的时候，他的用词非常谨慎，说化验本身无法证实这种病毒就是扎伊尔埃博拉，只能证明病毒与扎伊尔埃博拉关系密切。有可能是埃博拉，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什么东西——某种新出现的病毒。

C.J.说：“假如它和埃博拉是同类，那我们必须密切注意，而且非常紧张。”

拉塞尔同意他们必须严阵以待。“我们手上是一起全国性的紧急事件，”他说，“这个传染病威胁有可能造成重大后果。”他注意到这类病毒从未在美国本土出现过，此刻突然在华盛顿近郊冒了出来。“我们该怎么办？”他说，然后问是否有证据能证明它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虽说证据并不完整，但令人惊恐的是，埃博拉确实能通过空气传播。南希·杰克斯描述了1983年手套渗漏事故后几周，她有两只健康的猴子很可能就死于通过空气传播的埃博拉病毒。还存在其他证据，她也说了出来。1986年，吉恩·约翰逊通过肺部吸入的方式让猴子感染了埃博拉和马尔堡，她负责那项实验的病理学部分。暴露于空气传播的病毒的猴子只活下来一只，它侥幸没有被马尔堡夺去性命。因此，这种病毒接触肺部即可传染。另外，空气传播的致死量相当小：五百个有感染力的病毒粒子就够了。一个细胞就能轻易产出这种数量级的空气传播粒子。假如少量空气传播的埃博拉病毒进入空调系统，就足以杀死一整幢楼里的所有人。它的威力不亚于钚，甚至比钚更可怕，因为它能自我复制。

C.J.说：“我们知道它能通过空气传染，但不知道传染性有这么强。”

拉塞尔扭头问杰克斯：“这个结果发表过吗？你发表过吗？”

“没有，长官，”她说。

他怒视着杰克斯。她能看见他心想：该死，杰克斯，怎么会没有发表呢？

原因有很多，但她这会儿不想说。她认为吉恩·约翰逊——研究的合作者——写作论文有困难。另外，他们实在抽不出时间发表结果，就这么简单。这种事很常见。有时候人们就是抽不出时间写论文发表。

彼得·耶林听着他们的讨论，决定不向将军提起他有可能吸入了少许病毒。再说他并没有深吸一口气，只是稍微闻了一下而已。他用手在瓶口扇了扇，将气味送向鼻孔。他没有吸入里面的东西。他没有把瓶口拿到鼻子前使劲吸气。但是，他知道将军若是发现这件事会怎么处理：将军会勃然大怒，一把提起耶林扔进隔离室。

但还存在另一个吓人的可能性：在华盛顿近郊出现的这种病毒不是扎伊尔埃博拉，而是另外某种新东西，来自热带雨林的另一个高危毒株：未知的入侵者，丝状病毒的新种类。谁说得清它会如何传播并如何影响人类呢？拉塞尔少将说出了众人的心声。“我们面对的有可能是一场浩劫，”他说，“假如这种病原体有能力引发严重的人类疾病，再假如它在猴舍内似乎已经不受控制，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我们需要做正确的事情，而且需要尽快采取行动。这鬼东西的胃口有多大？会有人死吗？”他扭头问C·J·彼得斯上校：“我们有什么选择？”

C.J.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按照标准理论，阻止病毒传染有三种方法：疫苗、药物和生物隔离。埃博拉没有疫苗和药物，所以只剩下生物隔离。

但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非常棘手。就C.J.所见，选择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封锁猴群，看着猴子死去，同时密切观察接触过猴子的人员，如有必要就隔离他们。第二个是进入那幢建筑物，彻底消毒。注射致命药物杀死所有猴子，焚烧尸体，喷洒化学药剂和熏蒸消毒——总之是一场大型生物危机防范行动。

拉塞尔少将听他说完，说：“所以第一个选择是切断猴群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让病毒和它们自生自灭。第二个选择是主动消灭它们。没有其他选择了。”

所有人都同意，不存在其他选择。

南希·杰克斯在思考：病毒这会儿也许还只存在于猴舍内，但它绝对不会一直待在里面。她没见过有猴子得了埃博拉能侥幸逃生，而埃博拉可以跨物种传播。那些猴子必定会死，而且惨状会超过我们的想象。世上很少有人见过埃博拉折磨灵长类动物的后果，但她很清楚埃博拉有什么本事。另一方面，除非给猴舍安装独立的空气过滤系统，否则她不认为病毒有可能被完全隔离。她说：“让这些动物痛苦很久再死去，这么做符合伦理吗？再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该怎么保证人员的安全？我见过动物死于埃博拉病毒，那可是非常难熬的死法——这些动物会病得非常、非常严重。”她说她想去猴舍看看那些猴子。“要是你不知道你在找什么，那些身体损失是很难觉察的，”她说，“但如果知道，那就明显得像是你脸上的鼻子了。”

她还想去猴舍用显微镜观察组织切片。她想寻找类晶体，也就是俗称砖块的“内含体”。假如能在猴子的身体组织内找到它们，那就可以再次证明这些猴子具有高度传染性了。

另一方面，还有更重大的政治问题。陆军是否应该介入。军队的使命是保卫国家，抵御军事威胁。这种病毒构成军事威胁吗？与会者的看法大致如下：无论构不构成军事威胁，想要阻止这种病原体传播，就必须利用能够动员的全部力量。

但这就会引发一个小小的政治问题了——好吧，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问题。问题与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有关。疾控中心是负责处理突发疾病的联邦机构，由国会授权其控制人类疾病。这是疾控中心的法定职责。陆军并没有被明确授权可在美国土地上抵御病毒，但陆军有这么做所需的能力和经验。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看得出，假如军方决定插手猴舍，就有可能与疾控中心爆发冲突。疾控中心有人会妒恨他们的手伸得太长。“陆军没有处理这种状况的法定职责，”拉塞尔少将说，“但我们有这个能力。疾控中心却没有。我们有力量，但缺少授权。疾控中心有授权，却缺少力量。接下来就是比赛看谁尿得远了。”

在拉塞尔少将眼中，这个任务需要士兵在指挥链下采取行动。行动中会需要接受过生物危害训练的人。这些人必须年轻，没有家庭，愿意冒生命危险。这些人必须彼此认识，能够团队作战。这些人必须准备好赴汤蹈火。

事实上，陆军还没有组织过对抗高危病毒的大型实地行动。整件事都必须从零开始。

显然，这里有一些法律问题。他们必须咨询律师。这么做合法吗？陆军可以组织一个防范生物危害的特种分队，径直开进猴舍吗？拉塞尔少将害怕陆军的律师会说不可能也不应该，因此他用这些话来回答法律疑问：“先出击解决问题，事后再请求原谅，这样的策略当然优于请求许可但遭到拒绝。永远别问律师‘一件事能不能做’之类的问题。我们去做必须做的事情，律师的任务是解释这么做为什么合法。”

房间里的其他人这会儿正吵得不可开交。拉塞尔少将还是边想边说，他声如雷鸣：“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谁他妈的掏钱？”没等别人接话，他就自己回答道：“我去搞钱。找个名头挤点儿出来。”

大家继续争论。

少将的声音盖过了所有人。“这会是一场大行动，弟兄们，千万别搞砸了，”他说，“咱们先起草靠得住的计划，然后严格执行。”在陆军内，重要任务称为“使命”，使命永远由团队协作完成，每个团队都有领头人。“首先，谁来指挥这次行动？我们必须全员赞成才行，”将军说，“C·J·彼得斯启动了这个任务。他负责指挥行动。我任命他领导这个团队。可以吗？大家同意不同意？”

所有人都同意。

“C.J.，我们需要开个会，”将军说，“明天咱们先开会讨论计划。我们得叫上所有人。”

他看着墙上的挂钟。五点半，高峰时刻。人们开始下班，雷斯顿的猴子正在死去，病毒正在传播。“我们得让整件事动起来，”将军说，“我们必须同时通知所有人，越快越好。先从疾控中心的弗雷德·墨菲开始。我可不想让他被这事打了闷棍。”

弗雷德里克·A·墨菲是埃博拉病毒最初的发现者之一，电子显微镜天才，他首先拍摄到埃博拉病毒的照片，作品曾在博物馆展出。他是拉塞尔将军的老朋友，也是疾控中心的重要官员：国家传染病研究中心的主任。

拉塞尔按住桌上的电话，环视所有人：“最后再问一次，你们确定你们找到的确实是那鬼东西吗？因为我要是打了这个电话，而你们找到的根本不是丝状病毒，那咱们会彻底沦为笑柄。”

房间里的每一个人轮流对他说，他们确信那就是丝状病毒。

“好。你们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他拨通墨菲在亚特兰大的号码。

“对不起——墨菲医生已经下班了。”

他打开号码簿，找到墨菲家里的号码。他找到了墨菲，墨菲正在厨房和妻子聊天。“弗雷德，是我，菲尔·拉塞尔……我很好，你怎么样？……弗雷德，我们在华盛顿近郊分离出了一种疑似埃博拉的病原体……对，华盛顿近郊。”

拉塞尔脸上泛起笑意，他把听筒从耳畔拿开，扫视房间里的其他人。很显然，他的朋友墨菲的反应颇为吵闹。拉塞尔少将对听筒说：“不，弗雷德，我们没嗑药。我们发现了一种疑似埃博拉的病毒。我们已经看见了……对，有照片。”一阵停顿，他捂住听筒，对其他人说：“他认为我们在显微镜里看见了浮渣。”

墨菲想知道拍摄和分析照片的都是谁。

“拍摄照片的是个年轻人，叫——叫什么来着？——盖斯伯特。照片这会儿就在我眼前。”

墨菲说他明早搭飞机来德特里克堡看照片和评估证据。他对此事非常认真。

星期二，1830时

他们必须打电话给丹·达尔加德，还必须通知弗吉尼亚州的卫生管理部门。“我都不知道管事的是哪些部门，”拉塞尔说，“但还是必须立刻打电话给他们。”这会儿正是下班时间。“而且还得打到他们家里。咱们的电话有得打了。”猴舍位于哪个县的境内？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天，我的天，多么适合居住的好地方。费尔法克斯县——美丽的社区，湖泊，高尔夫球场，昂贵的住宅，上等学校，还有埃博拉病毒。“我们还必须通知县的卫生管理部门，”将军说。他们还要打电话给有权管理进口猴子的美国农业部，要通知环境保护局——事情关系到极端危险的生物危害造成的环境污染，他们就拥有管辖权。拉塞尔将军决定也要打电话给国防部的一名副部长，但只是为了知会五角大楼。

他们走出将军的办公室，在走廊里散开，钻进没人的办公室开始打电话。C·J·彼得斯——他现在负责领导这个团队了——就在这条走廊里找了个办公室，打电话到达尔加德的办公室，彼得·耶林在分机上。达尔加德已经回家了。他们打到达尔加德家里，达尔加德的妻子说丈夫还没到家。六点半左右，他们再次打到达尔加德家里，这次找到了他。“我是USAMRIID的C·J·彼得斯上校，疾病评估部门的主任……你好？是这样，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第二种病原体查下来不是马尔堡，而是埃博拉病毒。”

“埃博拉是什么？”达尔加德问。他没听说过埃博拉，这个词对他毫无意义。

C·J·彼得斯用他最轻快的得州口音说：“这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病毒性疾病，过去十到十二年间，在扎伊尔和苏丹多次爆发，对人类可造成致命伤害。”

达尔加德松了一口气——不是马尔堡病毒就好。“埃博拉病毒的特性是什么？”他问。

C.J.用模糊的词句描述这种病毒。“它和马尔堡有亲缘关系，通过同样的途径传播，也就是接触受到感染的组织和血液，病征和症状也差不多。”

“它有多厉害？”

“病死率在百分之五十到九十之间。”

达尔加德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这种病毒比马尔堡要可怕得多。

C.J.继续道：“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我们打算通知弗吉尼亚州和联邦的公共卫生管理部门。”

达尔加德试探道：“你，呃，能等到晚上七点钟吗？允许我先向公司总部通知事态发展？”

C.J.答应可以等他一会儿，但实际上拉塞尔将军已经打电话给疾控中心了。现在轮到C.J.向达尔加德讨人情了。明天他可以派人去雷斯顿看一眼猴尸样本吗？

达尔加德不愿意。他送了少量血液和组织样本给陆军请求确诊——你看结果是什么？事情有可能会完全失控。达尔加德觉察到彼得斯上校没有完全说出这种埃博拉病毒的实情。达尔加德害怕若是匆忙决定放陆军进门，他会失去对事态的控制。“咱们明早开个电话会议，先讨论一下处置方法吧，你说呢？”达尔加德答道。

打完这通电话，C·J·彼得斯找到南希·杰克斯，问她明天能不能和他一起去见达尔加德，看一眼猴尸样本。他估计达尔加德会允许的。她答应和他一起去。

南希·杰克斯穿过阅兵场返回研究所大楼，在杰瑞的办公室找到他。他抬起头，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他刚才一直望着窗外，回忆他惨遭谋杀的弟弟。天已经黑了，外面也只有一面空荡荡的墙壁。

她关上门。“我有话要跟你说。目前还是机密。绝对保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猴群爆发了埃博拉病毒。”

两人开车回家，沿着卡托克廷山脉驶向瑟蒙特，在车上讨论这件事。

“真是要搞死我了——我永远也摆脱不了这个害人精，”她对丈夫说。

有一点很确定，两人都会参与这项军事行动；不确定的是这会是什么样的行动，但无疑将是被载入史册的大事件。她告诉杰瑞，明天她很可能要和C.J.去那个猴舍，还要在猴体组织内搜寻埃博拉的踪迹。

杰瑞大吃一惊：这就是南希研究埃博拉的结果。妻子说的话压在他心头，局势让他茫然；虽说他很担心妻子，但没有表现出来。

他们拐上一段沿山坡修建的和缓弯道，经过成片的苹果园，转进自家的车道。八点钟，杰森在家。杰美去上体操课了。两个孩子已经到了脖子上挂钥匙的年纪。

杰森在做家庭作业。他用微波炉给自己做了天晓得是什么的晚饭。他们的儿子性格主动，但不太喜欢和人打交道，而且很独立。你只需要给他食物和钱，剩下的他会自己解决。

两位上校脱掉制服，换上运动装，南希拿了一块冷冻炖肉放进微波炉解冻，然后倒进保温瓶。她带着狗和保温瓶上车，开车去接练习体操的杰美。体育馆离瑟蒙特有半小时车程。南希接到杰美，让她在车上吃炖肉。杰美一副运动员的身材，个子不高，黑发，有时候喜欢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她已经练得筋疲力尽。南希开车回家的路上，她吃完炖肉，在后座上睡着了。

杰克斯夫妇有一张水床，他们的很多时间都在这张床上度过。杰美换上睡衣，贴着南希蜷缩在床上又睡着了。

南希和杰瑞在床上看了会儿书。卧室贴着红色壁纸，阳台俯瞰小镇。他们讨论猴舍的事情，南希抱起杰美，带她回自己的卧室，把她放在床上。午夜时分，南希睡着了。

杰瑞还在看书。他喜欢军事历史。内战中有几次最残酷的战役就发生在卡托克廷山周围的绵延乡野之中：在安提塔姆的玉米田里，子弹打断了每一根玉米秆，尸横遍野，一个人可以踩着尸体从玉米田一头走到另一头。从卧室向窗外眺望，他能想象蓝灰双方徐徐行军的场面。那天晚上他在读《杀戮天使》，迈克尔·夏埃拉描述葛底斯堡战役的小说：

这时李慢吞吞地说：“军伍生涯有个很大的矛盾。”

朗斯特里特扭头看着他的脸。李骑着马缓缓地走在前面，脸上没有表情。他用同样慢吞吞的语气说：“要当个好士兵，你必须热爱军队。但要当个好军官，你必须愿意下令，葬送你热爱的事物。这……这是非常困难的。其他职业都没有这个要求。所以优秀的人虽然多，但好军官很罕见啊。”

他关掉灯，但睡不着。他翻个身，水床汩汩作响。每次闭上眼睛，他都会想到弟弟约翰，脑海里都是一间溅血的办公室。凌晨两点，他还醒着，他心想：我只是躺在黑暗中，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1] 戴夫是戴维的昵称，菲尔是菲利普的昵称。——译者

垃圾袋

11月29日，星期三

那天夜里，丹·达尔加德和往常一样睡得很香。他没听说过埃博拉病毒，但和C·J·彼得斯上校的简短交谈已经给了他一个大致印象。他和猴类及猴类疾病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他并不特别害怕。他暴露于病猴血液之后已经过了许多天，目前显然没有发病。

第二天一早，他家里的电话响了。打来的是彼得斯上校。彼得斯还是问他能不能派人过去看一眼猴体组织的样本。达尔加德说这个没问题。彼得斯又问他能不能看一眼猴舍。达尔加德转移话题，没有正面回答。他不了解彼得斯，要是不见面，让他有机会估量一下这个人，他是不会向他敞开大门的。

他沿利斯堡公路开车上班，拐进大门，停好车，走进黑泽尔顿华盛顿公司的主楼。他的办公室是个小隔间，有一面正对草坪的玻璃墙；他的门外是秘书区，这里非常拥挤，走来走去很难不碰到人。达尔加德的办公室没有隐私可言，它就像个金鱼缸。他把很多时间花在看窗外的风景上。今天他故作镇定。办公室里没有人觉察到一丝异样或恐惧。

他打电话给猴舍管理员比尔·伏特。伏特报告了他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一名动物管理员病得很重，也许会丧命。此人昨晚突发心肌梗死，被送进离这里不远的劳登医院。没有更多的消息了，伏特说，我们正在想办法搞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被送进心脏监护病房，其他人没法和他交谈。（我们姑且称此人为贾维斯·普蒂吧，除了伏特，猴舍还有四名工作人员，他是其中之一。）

达尔加德陷入深深的惊恐，他无法排除这名员工是埃博拉病发的可能性。心肌梗死的通常诱因是心肌内存在血栓。是他的心脏内本来就有血栓，这次引发了病症吗？埃博拉会导致身体产生血栓吗？贾维斯·普蒂的血液在产生凝块吗？达尔加德突然感觉他正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他告诉比尔·伏特说他将暂停猴舍内的所有不必要活动。正如他后来在日志中记录的：

除喂食、观察和清洁外的所有活动全部暂停。任何人要进入关猴子的房间，都必须配置完全的保护措施：Tyvek防护服、呼吸面具和手套。动物尸体要双层包裹，放进冷藏柜。

他同时还告诉伏特，新闻媒体肯定会报道此事。他对伏特说，他不希望任何雇员穿着生物危害防护器具走出大楼。假如黑泽尔顿的员工戴着防毒面具、身穿防护服出现在晚间新闻里，恐怕会引发大众恐慌。

达尔加德打电话给医院，找到普蒂的医生。医生说普蒂情况不妙，但已经稳定下来。达尔加德告诉医生，假如发现普蒂的心脏病有任何地方非同寻常，他就必须打电话给德特里克堡的C·J·彼得斯上校。他很小心地没有提到“埃博拉”这个词。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C·J·彼得斯和南希·杰克斯从德特里克堡赶往弗吉尼亚，同行的还有吉恩·约翰逊。三位军官身穿制服，但开的是民用车辆，以免引起注意。车流很慢。这是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北风呼啸。路边的野草湿漉漉的，依然青翠，还在生长，不为结霜所动。他们拐下利斯堡公路，开向黑泽尔顿公司的办公楼。达尔加德在大堂迎接，带着他们来到另一幢大楼。这里有实验室，病理学家已经为南希准备了一套载玻片，上面是在猴舍中死去的猴子的肝脏切片。

南希在显微镜前坐下，调整目镜，开始勘察微观世界的地形。她找准倍率停下：这个微观世界一片狼藉。有什么东西毁灭了这些细胞。细胞遭到猛烈袭击，伤痕累累，仿佛肝脏遭到了地毯式轰炸。她看见了细胞内的黑色团块：不属于这里的黑影。它们是类晶体，而且体积庞大。

这是极度扩增。

“天，该死，”她低声说。

这些砖块的外形不像晶体。埃博拉砖块有各种各样的形状：马蹄、斑点、团块，甚至圆环。有些细胞内只有一个砖块，硕大无朋，长得过于粗壮，甚至整个细胞都鼓胀起来。她看见被砖块填满的成簇细胞。她看见朽烂的袋状物——那些细胞已经破烂死亡，构成液化的斑块，内部塞满了病毒砖块。

她看载玻片的时候，C·J·彼得斯和吉恩·约翰逊把丹·达尔加德拉到旁边，仔细询问猴舍内的针头使用情况。埃博拉病毒在扎伊尔就是通过污染针头传播的。公司有没有拿使用过的针头给猴子注射？

达尔加德不敢确定。公司规定必须使用干净针头。“我们的制度是每次注射后必须更换针头，”他说，“有没有认真执行就天晓得了。”

南希采集了几块消毒后的肝脏和脾脏，嵌入石蜡块后放进泡沫塑料杯，准备带回德特里克堡进一步分析。这些样本对她和军方都非常宝贵，但含有活细胞的样本就更宝贵了。

C·J·彼得斯再次问达尔加德，能不能让他们去看一眼猴舍。

“呃——现在还是别去了吧，”达尔加德答道。他很明确地向几位军官表示：这幢楼是私人财产。

“猴子的组织样本呢？能给我们一些样本吗？”他们问。

“当然可以，”达尔加德说。他请几位军官沿着利斯堡公路向猴舍走，公路边有个美国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在那儿停车等着。“我们的人过来找你们。他会带来样本，还能回答你们的问题。”

“出于安全起见，样本必须用塑料袋包裹并放在盒子里，”C.J.对达尔加德说，“你必须这么做。”

达尔加德答应用塑料袋包裹样本。

于是，C.J.、南希和吉恩开车去加油站，停进公路旁靠近公用电话的一条死胡同。这会儿已经过了中午，错过午餐的几个人饥肠辘辘。南希去加油站给大家买了健怡可乐，给自己买了一袋切达干酪饼干，给C.J.买了花生酱脆饼。三位军官坐在两辆车里吃着垃圾食品，感觉很冷，希望送样本的人能尽快露面。

C·J·彼得斯望着车辆进出加油站。这个场景让他感觉到生命和时间如何流逝，他很喜欢这个场景里令人愉快的平淡和简单。卡车司机进来加柴油和买可乐，商人进来买香烟。他看见一个漂亮女人停好车，拿起公用电话打出去，和对方谈了很久。他想象那是个家庭主妇，电话另一头是她的情夫，他靠胡思乱想消磨时间。他开始考虑军方似乎应该果断采取行动灭火。他去过玻利维亚，一种名叫马丘波（Machupo）的高危病毒在那里爆发，他目睹一名年轻女性浑身鲜血地死去。北美洲还没见识过能让一个人血流不止的病原体。北美洲还没做好准备——目前还没有。华盛顿近郊大规模爆发埃博拉病毒的可能性让你越想越是毛骨悚然。

他想到艾滋病。要是有人在它开始蔓延前就注意到苗头会怎么样？艾滋病出现得毫无警兆而不为人知，等我们注意到它却是为时已晚。假如1970年代我们在非洲中部设有规范的研究站……也许会见到它如何走出森林。假如我们能发现它向人类扑来……也许就能阻止它，至少能拖慢它的步伐……我们就至少能拯救上亿条人命——至少。因为艾滋病病毒对人类的渗透尚处于初期，但它正无情地走向我们。大众没有意识到艾滋病的蔓延才刚刚开始。没有人能预测艾滋病将杀死多少人，但最终结果很可能会有数亿，而大众对此尚未形成认知。另一方面，假如当初注意到了艾滋病呢？当艾滋病最初在非洲出现时，一切“现实性”评估都会让专家和政府官员得出结论，认为它对人类健康影响甚微，因此不该向它拨出宝贵的研究资金——这种病毒毕竟只感染了寥寥几个非洲人，影响也仅限于抑制了被感染者的免疫系统。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这种微生物就开始在全世界疯狂增殖，势头愈演愈烈，看不到结束的日子。

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埃博拉病毒的能力。我们并不清楚猴舍里的病毒究竟是扎伊尔埃博拉，还是埃博拉的某个新毒株。这种微生物能不能通过飞沫传播？很可能不能，但谁敢保证呢？他越是琢磨这个，就越是想知道谁该去消灭那些猴子。因为总有人要进去消灭它们。我们不能扭头走开，任猴舍自生自灭。这种病毒对人类构成致命威胁。谁会去处死那些猴子？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吗？

他开始琢磨陆军应不应该派防范生物危害的特种分队出场。他称这种行动为“核平”。核平一个地方的意思是彻底消毒，灭绝这个地方的所有生命。假如宿主是人类，就疏散场所内的人群，关进监狱隔离。假如宿主是动物，就杀死并焚烧尸体。然后喷洒化学药剂并熏蒸消毒。他考虑军方是不是应该核平猴舍。

吉恩·约翰逊坐在C·J·彼得斯身旁的乘客座上。他的心思在别处——在非洲，他在想奇塔姆洞。

虽说还算不上吓得屁滚尿流，但吉恩非常担心目前的局势。他心想：谁知道能不能零死亡地解决这个难题。他的担忧每时每刻都在增长。他心想，美国军方正在涉入一场已经彻底爆发的危机，假如事情出错，有人丧命，那么大众就会谴责军方。

他突然转向C.J.，说出了心声：“看起来杀死所有猴子是不可避免的了。4级病毒爆发可不是开玩笑。我想提醒你事情将多么琐碎和关系重大，会非常复杂，会很消耗时间，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每一步都要走对。假如要正确应对，C.J.，我想说的重点就是不能让外行留在关键岗位上。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经验丰富的老手。要是事情出了纰漏，你明白会有什么结果吧？”他心想：彼得斯没有见识过这么复杂的爆发场景——我们谁都没有见过——能相提并论的只有奇塔姆洞穴，但彼得斯当时不在。

C·J·彼得斯默不作声地听吉恩·约翰逊说完，没有回答。听吉恩给他这种建议，他有点生气：他说的全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都是你已经知道的情况。

C·J·彼得斯和吉恩·约翰逊的关系紧张而复杂。他们曾一起驾驶卡车穿过非洲中部考察，寻找埃博拉病毒，到了旅程结束的时候，两人之间积累了很多怨气。旅程很艰难，世上罕有的艰难——不存在道路，桥梁已经消失，绘制地图的是一名盲眼僧侣，人们说的语言连本地翻译都听不懂，考察队甚至找不到足量的食物和清水。最糟糕的是，他们在寻找人类病例这件事上碰了壁：他们未能在自然宿主和人类身上找到埃博拉病毒。

正是在这段路途中，很可能是长期食物短缺的结果，C.J.开始吃白蚁。它们从巢穴里蜂拥而出——它们有翅膀。吉恩比C.J.挑剔，兴不起吃白蚁的念头。C.J.会一边嘎吱嘎吱地嚼白蚁，一边评论说什么：“真是风味独特……嗯……”然后咂吧嘴唇，吧唧，吧唧，你会听见他用牙齿碾碎满嘴的白蚁，他会吐掉翅膀，呸，呸。考察组里的非洲成员喜欢吃白蚁，怂恿吉恩也尝尝看，最后他终于试了试。他抓起一把白蚁塞进嘴里，很惊讶地发现味道很像胡桃。C.J.怀着渴望地描述他怎么寻找非洲白蚁蚁后，一只闪着油光的白色囊状虫子，长达半英尺，粗如德式香肠，塞满了蚁卵和奶油般的昆虫脂肪，你可以生吞整只蚁后，据说它落进你喉咙时还会拼命挣扎。尽管白蚁零食吃得大家很开心，但他们经常争论该怎么研究科学和如何搜寻病毒。在非洲的时候，吉恩就感觉C.J.想主导一切，这让吉恩恼火不已。

突然，一辆没有多余车窗也没有标记的蓝色厢式货车拐下公路，穿过加油站，在他们旁边停车。停车的位置选得很好，从公路和加油站都看不见这两辆车在干什么。驾驶员沉重地跳下货车——那是比尔·伏特。他走向陆军的三个人，他们也下车了。

“我把它们放在后面了，”他说，拉开货车的边门。

三个人看见车厢地上放着七个黑色垃圾袋，能隔着口袋分辨出轮廓和头部。

C.J.问自己：这是什么？

南希咬紧牙关，悄悄地倒吸一口气。她能看见垃圾袋有几个地方鼓了起来，像是里面有液体蓄积。她希望别是血液就好。“这他妈是什么？”她惊呼道。

“昨晚刚死的，”伏特说，“装了双层口袋。”

南希的胃里一阵不舒服。“摆弄这些尸体的时候，有没有人割破手？”她问。

“没有，”伏特答道。

南希注意到C.J.在看她。眼神意味深长：谁开车带猴尸回德特里克堡？

南希也看着C.J.。他在逼她，她很清楚。两人都是研究所的部门主管。他的军衔比她高，但他不是她的上司。你只能把我逼到这一步，而且我也可以逼回去。“我可不会把那些鬼东西放进我的车里，C.J.，”她说，“我是兽医，长官，在运输动物尸体这件事上，我有我的职责。我不能蓄意运送患有传染性疾病的动物尸体穿越州界。”

一阵死寂。C.J.脸上泛起笑意。

“我同意必须运回去，”南希继续道，“你是医生。再说你靠这个就能混过去。”她朝C.J.的肩章点点头。“否则你为什么要戴上那两头大鹰[1]。”

众人爆发出紧张的笑声。

C.J.俯身检查垃圾袋——看见尸体包着两层或三层塑料袋，他放心了。他决定带尸体回德特里克堡，以后再去考虑卫生法律的问题。他后来向我这么解释理由：“假如让这位老兄送尸体返回雷斯顿猴舍，我觉得光是他开一辆厢式货车载着尸体到处跑，就足以增加对人群的威胁了；再说这么做也会拖慢确诊的进度。我们认为，尽快确定这是不是埃博拉病毒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当然了，肯定会有脑筋灵活的军方律师能够出面解释，为何用私人汽车的后尾厢运送体内含有埃博拉病毒的猴尸穿越州界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因此这件事从未引发过任何疑问。

他那辆老旧的红色丰田车况不算好，他早就没兴趣考虑二手售价的问题了。他打开后尾厢，里面铺着衬垫，他没有看见或许会刺破塑料垃圾袋的尖角。

他们没有戴橡胶手套，所以只能空手抬起尸体。南希尽量让面部远离货车内的空气，检查垃圾袋外部是否有血滴。“这些口袋的外部消过毒吗？”他问伏特。

伏特说他用次氯酸钠漂白水从外部冲洗过垃圾袋。

她屏住呼吸，按捺住呕吐反应，拎起一个垃圾袋。猴尸在垃圾袋里滑动。他们将垃圾袋一个一个轻轻放进丰田车的后尾厢。每只猴子重约五到十二磅。七具生物危害4级的正在液化的灵长类动物尸体共重五十磅左右，这个分量压低了丰田的车尾。C.J.关上厢盖。

南希急着想尽快解剖尸体。将因为埃博拉病死的猴子在塑料袋里放上一天，最后只会剩下一袋肉汤。

“跟着我，看着点儿有没有滴血。”C.J.开玩笑道。

[1] 指上校军衔的肩章。——译者

太空行走

星期三，1400时

下午三点来钟，他们回到研究所。C·J·彼得斯在大楼侧面的装卸台旁边停车，命令几名士兵送这些垃圾袋去通往埃博拉套房的气密储物室。南希走进一名部下的办公室，命令隆·特罗特尔中校先换上防护服进去，她随后就来。他们将是高危区域内的工作搭档。

和每次进入4级区域时一样，她先摘掉订婚戒指和结婚戒指，锁进办公桌的抽屉。她和特罗特尔沿着走廊前进，特罗特尔先走进通往AA-5的小气密室，她在走廊里等待。一盏灯点亮，说明特罗特尔已经进入下一级区域，她拿起通行卡扫过传感器，气密室的门随即打开。她脱掉全部衣物，穿上长袖手术服，站在通向内侧的门前，蓝色灯光照在她脸上。门旁边也有安全传感器，但这一个是数字小键盘。你不能携带通行卡进入更高级别的区域。在消毒过程中，化学药剂有可能融化或毁坏通行卡，因此你必须记住自己的通行密码。她在小键盘上输入一串数字，大楼的中央电脑得知南希·杰克斯想进入这扇门，查找后确认她有权进入AA-5，电脑打开门锁，并用蜂鸣声告诉她可以进去，不需要担心会触发警报。她走过淋浴室，在浴室穿上白袜，继续向前走，开门进入3级整备区。

她和特罗特尔会合，中校是个身材粗壮的黑发男人，南希与他共事多年。两人戴上内层手套，用胶带封住袖口。南希戴上保护听力的耳塞。她前一阵子开始戴耳塞，因为大家觉得防护服里的呼呼风声实在太吵，害怕有可能会损害听力。两人穿上防护服，封好“密保诺”拉链。两人一边穿防护服，一边绕着对方打转。穿生物防护服的时候，人们常常会绕着对方打转，就像比赛刚开始时的两名摔跤手，他们注意同伴的一举一动，尤其是手部，确保他们手里没有尖锐物品。这种战战兢兢的态度出自本能。

他们封闭好防护服，蹒跚着穿过整备区，走向一扇气密大门。那里是气密储藏室，连通的不是高危区域，而是外部世界。他们打开那扇气密门。气密室地上摆着那七个垃圾袋。

“尽量一次多拿几个，”她对特罗特尔中校说。

中校和她各拎起几个垃圾袋。两人蹒跚着穿过整备区，走向通往4级区域的气密门。南希拿起盛着工具的金属盘。她觉得很热，面罩笼上雾气。两人打开气密门，一起进去。南希深吸一口气，整理思绪。在她的想象中，穿过灰色地带通往4级区域的大门就仿佛一次太空行走，但你要进入的不是外太空，而是微观世界，充满了企图钻进密封防护服的生命体。研究所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4级区域，尤其是平民身份的动物管理员。但进入隔离区域，解剖死于未知的爆发性高危病原体的动物就是另一码事了。其中的风险要高得多。

南希集中精神，控制住呼吸。她打开对面的门，走进高危的一侧，然后伸手进气密室，扯动化学药剂喷淋的链条。这将开启气密室内的消毒过程，就算有高危病原体跟随他们泄漏进了气密室，此刻也会被悉数杀灭。

两人穿上靴子，拎着猴子尸体走进煤渣砖走廊。密封防护服里的空气不新鲜了，他们需要尽快接上通风管。

他们来到冷藏室，把所有垃圾袋放进冰箱，只留下一具尸体。两人拎着这个垃圾袋走进解剖室。两人小心翼翼地绕过彼此，接上通风管，干燥的空气吹干了面罩。隔着耳塞，隆隆风声变得很遥远。两人戴上防护服手套，又加上一层外科手术手套。她把工具和样本容器放在桌首，一件一件清点。

特罗特尔解开扎住袋口的绳子，打开垃圾袋，袋内的高危区域连接上了高危的整个房间。他和南希合力取出尸体，摆在解剖台上。她打开外科手术灯。

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凝视着她。这双眼睛看起来很正常，没有变成红色。眼白依然是白色，瞳孔清澈，漆黑如夜晚。她在瞳孔里看见了手术灯的倒影。眼睛里，眼睛背后，什么也没有。不存在意识，不存在生命。细胞已经停止工作。

生命体这台机器内的细胞一旦停止运转，就不可能重新启动了。机体会不可逆转地腐败，落向紊乱和无序的深渊。但病毒并非如此。病毒可以自我关闭，进入假死状态，然而，只要能接触到新的生命体，它们就会行动起来，开始增殖。这具猴子尸体内唯一“活着”的就是这种未知病毒——病毒此刻处于假死状态，但只要碰到活体细胞，比方说南希的细胞，它就会活过来，开始增殖。从理论上说，它能够扩散到全世界的所有人类中去。

南希拿起解剖刀，切开尸体的腹部，动作缓慢而轻柔，让刀刃远离戴着手套的手指。脾脏肿胀而坚硬，外表犹如皮革，仿佛熏制的萨拉米香肠。她在体腔内没有看见出血点。她本来以为尸体内部会是一片血海，但事实上这只猴子看起来挺正常，它并没有内出血。假如这只猴子确实死于埃博拉病毒，那么它就不算是个典型病例。她剖开肠道——没有血，肠子看起来很正常。她又检查胃部——她在胃部和小肠的接合部发现了一圈出血点。有可能是埃博拉的症状，但也不算典型，因为除了埃博拉，也有可能是猿猴出血热的症状。因此，光靠尸检时肉眼观察内脏器官，她无法确认这只动物体内存在埃博拉病毒。

她用钝头剪刀从肝脏上剪下几牙样本，压在载玻片上。高危区域内允许使用的玻璃制品仅限于载玻片和血样试管，因为玻璃碎片有造成伤害的危险。房间里的所有大口杯都是塑料质地。

她动作很慢，双手不深入体腔，尽可能远离血液，不但一次又一次在一盆EnviroChem里漂洗手套，还频繁更换外层的橡胶手套。

特罗特尔每隔一小会儿就看她一眼。他为南希拉开尸体的切口，夹住血管，她要什么工具就递给她。他们能读懂彼此的唇语。

“镊子，”她指着镊子，无声地比口型。特罗特尔点点头，拿起镊子递给她。两人没有交谈。她只能听见通气管的呼啸声。

她开始认为这只猴子并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在生物学上，不存在百分之百肯定的事情，一切都那么复杂，一切都千头万绪，每当你以为自己搞懂了什么，剥开一层障翳，却发现底下还有更深一层的复杂结构。大自然和简单没什么关系。这种新出现的病毒就仿佛夜晚飞过天空的蝙蝠。你以为你看见它扑扇着翅膀飞过视野，但实际上早就无影无踪了。

互相攻击

星期三，1400时

南希·杰克斯忙着解剖猴尸的时候，C·J·彼得斯坐在德特里克堡总部大楼的会议室里。与会者的职业生涯岌岌可危。全世界知道埃博拉病毒含义的人几乎都在这个房间里，围坐在一张长形会议桌前。拉塞尔将军占据桌首的位置，他身穿军服，高大硬朗，主导这场会议。他不希望会议变成疾病控制中心和陆军的争权战争，但也不希望疾控中心接过控制权。

丹·达尔加德在场，他穿黑色正装，显得拘谨而冷淡——其实是紧张得不知所措。大胡子吉恩·约翰逊瞪着桌面，一声不吭。弗吉尼亚州和费尔法克斯县卫生部门的官员也在场。弗雷德·墨菲（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之一，拉塞尔将军叫来的疾控中心官员）身旁是疾控中心的另一名官员，约瑟夫·B·麦考米克医生。

乔·麦考米克[1]是疾控中心特殊病原体部的主任，埃博拉病毒的另一位共同发现者卡尔·约翰逊曾管理这个部门。乔·麦考米克是卡尔·约翰逊的继任者，约翰逊退休后，他得到了这个任命。他在非洲生活和工作过，相貌英俊，性格世故，有一头黑色卷发，戴“芙蓉天使”牌[2]眼镜，聪明而野心勃勃，有魅力，会说服人，脾气急躁而张扬，在职业生涯中有过不少丰功伟绩。他发表过有关埃博拉的重要研究论文。和房间里的其他人不同，他见过和医治过埃博拉病毒的人类感染病例。

可是，乔·麦考米克和C·J·彼得斯两人水火不容。这两位医生间的不和可以追溯到多年之前。为了寻找埃博拉病毒，两人都去过非洲大陆最黑暗的角落，但他们都没有找到病毒的天然宿主。乔·麦考米克和彼得斯此刻显然都感觉他们正在逼近病毒，正准备发动惊天动地的猎杀。

首先发言的是彼得·耶林，他共同发现了这个在猴群内蔓延的毒株。耶林起身讲话，用图表和照片阐述观点。他坐下后轮到达尔加德发言。达尔加德非常紧张。他描述了他在猴舍内见到的临床症状，等他讲完，他觉得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紧张。

紧接着，乔·麦考米克起身发言。他发言的内容尚有争议。研究所有研究所的说法，疾控中心也有自己的说法。按照陆军的说法，他转向彼得·耶林，说的话大致是这个意思：非常感谢，彼得，感谢你通知我们。大孩子来了，你们就乖乖地把事情交给我们吧，免得伤到自己。我们在亚特兰大有世界一流的隔离设施。我们会带走你们所有的原始材料和病毒样本。后面就交给我们啦。

换句话说，陆军研究所认为麦考米克企图把自己打扮成独一无二的埃博拉专家，认为他企图接管病毒爆发的管理权，夺走军方手上的病毒样本。

C·J·彼得斯被这番话气得七窍生烟。他越听越愤怒，认为这种态度“异常傲慢和侮辱人”。

麦考米克的记忆却不太一样。我打电话给他，他答道：“我肯定我问的是要不要帮忙或协助处理雷斯顿的动物传染危机。我不认为当时有什么冲突。就算有怨恨，也来自他们，而不是我们，至于原因嘛，他们比我更清楚。我们的态度是：嘿，朋友们，干得好。”

麦考米克和陆军研究所的关系一向不好，双方的冲突早有历史。麦考米克曾公开批评过军方的埃博拉专家吉恩·约翰逊，说他花了很多钱考察奇塔姆洞穴，却不肯发表考察结果。麦考米克向我这么表达他对军方的看法：“他们只想告诉你他们做过研究。但是，想证明你做过研究，正确的方式是发表论文。我的批评绝非毫无道理。他们花费的是纳税人的金钱。”另外，“他们投入这个领域的时间有谁比我多？我处理过人类感染埃博拉的病例。当时开会的其他人都没有这种经验”。

麦考米克的经验是这样的：1979年，疾控中心接到报告称埃博拉走出隐匿之处，再次肆虐苏丹南部，还是在1976年它首次出现的那个地区。局势很危险，不但因为病毒本身，还因为苏丹正在打内战——埃博拉横行的地区同时也是战区。尽管如此，麦考米克还是自愿前去采集人类血液样本，将毒株活着带回亚特兰大。一位名叫罗伊·拜伦的疾控中心医生和他一同前往苏丹。麦考米克和拜伦乘一架轻型飞机来到苏丹南部，两位专飞无人区的飞行员惶惶不安。日落时分，他们在一个赞德村庄附近的跑道降落。飞行员吓得不敢走出飞机。天快黑了，飞行员决定就在机舱里过夜，把飞机停在跑道上。他们警告麦考米克和拜伦说天一亮他们就起飞，所以两位医生必须在天亮前找到病毒。

他们背上背包，徒步走到村庄里寻找埃博拉。他们来到一间泥砌茅屋前。村民站在茅屋四周，但谁也不肯进去。他们听见人类痛苦的呻吟声。门洞黑黢黢的，他们看不见茅屋内的样子，但知道里面肯定有埃博拉。麦考米克在背包里寻找手电筒，但手电筒点不亮，他这才发现自己忘了带电池。他问村民怎么能照亮，有人给他一盏提灯，他们走进了茅屋。

多年以后，麦考米克对我说，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他首先看见的是许多双血红的眼睛瞪着他。茅屋里散发着浓重的血腥味。人们躺在地上的茅草垫子上。有些人正在抽搐——最后阶段，死亡降临——僵硬的身体在痉挛，眼珠翻得只剩眼白，血液涌出鼻孔和直肠。还有一些人已经陷入临终昏迷，一动不动，血流不止。茅屋是个高危区域。

麦考米克打开背包，找出橡胶手套、纸质外科手术服、纸质手术口罩和套在鞋外面的纸质长靴，以免沾上病人的血液。穿戴整齐之后，他把血样试管和注射器放在一块草垫上，开始从病人身上抽血。他在茅屋里跪着工作了一整夜，采集血样，尽可能地照顾病人。拜伦从旁协助。

夜里的某个时候，麦考米克正在从一位老妇人身上抽血。老妇人突然抽搐和扭动——痉挛发作。她乱挥胳膊，沾血的针头滑出手臂，刺进了麦考米克的大拇指。糟糕，他心想。这就足够了。病毒已经进入我的循环系统。

黎明时分，他们收拾起血液试管，跑向飞机，将样本交给飞行员。麦考米克面临的问题是他该怎么办，他被沾血针头刺伤，这属于严重暴露。他在发病前只有三四天时间。他应该立刻离开苏丹，去医院就诊吗？他必须下决定——是和飞行员离开，还是留下面对病毒。飞行员显然不会再跑一趟来接他。假如他打算离开并寻求医疗帮助，那就只有现在这一个机会了。但另外还有一点。他是医生，而茅屋里的那些人是患者。

他和拜伦一起返回村庄，找了间茅草屋休息了一个白天。晚上，他和同事与联合国派驻当地的人员吃饭，麦考米克至少喝了半瓶苏格兰威士忌。他胡言乱语，最后醉倒在地。拜伦拖着麦考米克走进旁边的茅屋，让他坐在小床上，输了大剂量的血清——血清来自侥幸逃过埃博拉病毒的几名非洲人。这或许能帮助麦考米克抵御病毒，但也可能没用。那天夜里，虽然喝得烂醉，但麦考米克还是睡不着。他醒着躺在床上，回想针头如何刺进大拇指，想象埃博拉在血液内开始自我复制。

接下来四天，他在那间茅屋里救助埃博拉患者，但始终没有头痛。另一方面，他像老鹰似的观察那位老妇人的情况。第四天，他吃惊地发现老妇人恢复了。她没有感染埃博拉。她很可能只是疟疾发作而已。她当时不是埃博拉末期的痉挛，而是因为高烧在打摆子。他活着从行刑队的枪口前走开了。

回来说德特里克堡的会议，疾控中心的代表乔·麦考米克认为埃博拉病毒没那么容易传播，尤其是难以通过空气传播。他连续几昼夜待在满是埃博拉患者的茅屋中，呼吸那里的空气，却没有生病。他强烈认为埃博拉不是很容易感染的疾病。因此，按照他的观点，情况并不像陆军研究所这些人认为的那么危险。

丹·达尔加德向这几位专家提问：“你们得到我们的样本之后，要多久才能知道究竟有没有病毒？”

C·J·彼得斯答道：“就我们掌握的情况而言，也许需要一周。”

乔·麦考米克插嘴道，等一等，他有全新的快速化验手段，能在十二小时内确定样本是否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的看法是病毒和样本应该交给疾控中心。

C·J·彼得斯扭头瞪着麦考米克。C.J.怒不可遏。他不相信麦考米克拥有快速化验埃博拉的手段。他认为乔·麦考米克在扔烟雾弹，企图染指病毒样本。他认为争夺病毒控制权就像一场赌注极高的赌局，麦考米克是在虚张声势。局势非常微妙，因为他不能当着州政府的卫生官员说：“乔，反正我不会相信你。”他提高嗓门说：“传染病正在流行期间，现在不是实地验证新技术的好时机。”他的看法是德特里克堡比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更接近爆发地点，因此也就更适合让陆军研究所掌握样本，尝试分离病毒。他没有说（也没有理由告诉对方）南希·杰克斯此刻正在检查那七具猴尸。还有，研究所正在培养这种病毒。俗话说占有即所有，而组织样本和病原体都掌握在陆军研究所手中。

疾控中心的另一名官员弗雷德·墨菲坐在麦考米克旁边，他逐渐意识到疾控中心在这场争论中不占上风。他凑过去小声说：“乔！冷静点。别闹僵了，乔。他们人多。”

菲利普·拉塞尔少将之前始终在作壁上观，一言不发。这会儿他开口了。他用震耳欲聋的大嗓门冷静地建议各退一步。他建议双方平分这场病毒爆发的管理权。

看起来妥协是最好的出路。将军和弗雷德·墨菲迅速讨论出结果，麦考米克和彼得斯大眼瞪小眼，几乎一声不响。结论：疾控中心管理这场爆发的人员健康问题，要是出现人类感染者，就交给他们主导处理。陆军研究所负责猴子和猴舍，也就是这场爆发的源头。

[1] 乔是约瑟夫的昵称。——译者

[2] Fiorucci，意大利时尚品牌。——译者

使命

星期三，1630时

C·J·彼得斯上校觉得他得到批准，可以开始行动了。会议结束，他着手组织人员。他首先需要一名实地指挥官，带领士兵和平民进入猴舍。他需要建立一个军事行动小分队。

他已经决定了这个使命的指挥官：杰瑞·杰克斯上校，南希的丈夫。杰瑞从没穿过密封防护服，但他是研究所兽医部门的主任，他了解猴类。他手下有士兵也有平民，他们自然也要参与行动，因为没有其他人受过和猴类打交道的训练。

他走进杰瑞的办公室，发现杰瑞咬着橡皮圈眺望窗外。C.J.说：“杰瑞，我们在雷斯顿有状况了。”“状况”是高危微生物的代称。“我们得过去杀死那些猴子，而且必须在生物防护4级的条件下行动。”他请杰瑞组织士兵和平民雇员，准备二十四小时内穿防护服实地作战。

杰瑞走进吉恩·约翰逊的办公室，说他受命指挥行动。吉恩的办公室凌乱不堪，他心想，吉恩的块头这么大，究竟是怎么坐进堆积成山的文件里的。

杰瑞和吉恩立刻开始策划一场生物危害防御行动。一般性的对策是杀死一个房间的猴子，看结果如何，观察情况变化——确定病毒是否在蔓延。他们列出优先顺序。

首先：人命安全。

其次：对动物实施安乐死，尽量减轻痛苦。

再次：搜集科研样本。目的是辨别毒株和确认传播途径。

吉恩认为，假如小分队能正确执行方案，华盛顿的居民将会是安全的。他戴上眼镜，俯身在文件堆里翻找，大胡子被压在胸口。他知道他不会进入那幢楼。绝对没门。他见过的猴子死亡够多了，已经不堪忍受。总而言之，他的任务是集合设备和人员，派遣他们进入猴舍大楼，然后帮助人员带着设备和动物尸体安全撤离。

他有几份很长的清单，列出他从奇塔姆洞穴带回的所有设备。他骂骂咧咧地在文件堆里翻找。他从非洲带回了数以吨计的设备，藏在研究所内各种各样的隐秘地点，免得被别人盯上抢走。

吉恩非常兴奋，同时也很害怕。他始终没有完全驱散埃博拉病毒的噩梦——液体穿过洞眼流进他的防护服。他还是会在半夜惊醒，心想：天哪，我暴露了。他在非洲花了十年寻找埃博拉和马尔堡，收获甚微，这会儿怪物却在华盛顿近郊露头了。他再次想起他最喜欢的那句名言：“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很好，机遇来了。假如一件设备在奇塔姆洞内派上过用场，那它在猴舍也一样会有用处。想到这里，吉恩意识到猴舍很像奇塔姆洞穴，都是封闭空间，空气都不流通，地上到处是粪便和成摊的猴尿。这是华盛顿近郊的高危洞穴。进过这个洞穴的人说不定已经感染了病毒。你该怎么让工作组安全进出这个高危区域呢？你必须设置整备区。必须有灰色区域——气密室，化学消毒药剂喷淋。猴舍大楼内的某处有4级生命体正在生长、倍增，在宿主体内成熟。宿主是猴类，或许也包括人类。

星期三，2000时

丹·达尔加德离开研究所，沿利斯堡公路开车回办公室，晚间八点左右才到。办公室空无一人，大家已经下班回家。他收拾好办公室，关闭电脑，取出保存日志文件（所谓“大事记”）的软盘。他把软盘放进公文包，对前台保安说再见，开车回家。他在路上想起忘了打电话告诉妻子他会很晚回家。他在Giant Food超市停车，给妻子买了一束康乃馨和菊花。回到家里，他用微波炉加热晚餐，去家庭休息室陪着妻子，他坐在安乐椅里吃东西。他累坏了。他往壁炉里加了块木头，在修表台旁的个人电脑前坐下。他插入软盘，开始打字。他要更新日志。

今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他很难厘清所有头绪。上午，他得知猴舍管理员贾维斯·普蒂住进医院，据说是因为突发心脏病。贾维斯在医院过得不错，没有消息说他病情恶化。我应该通知医院说贾维斯有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吗？假如他确实感染了，病毒在医院内扩散出去，那么我有责任吗？天哪！明天一早我就派人去医院，告诉贾维斯这儿发生了什么。假如让他自己听新闻才知道这件事，只怕会再次心脏病发作！

他已经给其他管理员配备了呼吸面具，大致给他们讲过埃博拉和马尔堡对人类的传播情况；除了每天一次的喂食、观察和清洁房间之外，他暂停了猴舍所有的日常工作。他还去过利斯堡公路旁的公司实验室（他们处理过血样和组织样本），告诉他们说要慎重对待这些样本，就当它们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我要记得通知我们发运过动物的所有实验室，要是出现非同寻常的动物死亡病例，就立刻通知疾控中心。修理空调系统时暴露的那些人怎么办？洗衣服务提供商呢？最近有没有来过电话修理人员？好像上周来过——但我不记得具体时间了。我的天？我不会漏掉什么吧？

在电脑上更新今日事件时，电话里响了。打来的是南希·杰克斯。她的声音很疲惫。她说她刚做完七只猴子的尸检。她说结果符合SHF和埃博拉，两者都有可能。结论并不确定。

实地勘察

11月30日，星期四

第二天早晨——今天是星期四，感恩节过去刚好一周——丹·达尔加德醒来时决定邀请陆军人员来清理一间猴舍，也就是爆发的中心地点H室。他打电话给C·J·彼得斯，允许他们进入猴舍。黑泽尔顿公司向生物危害防御行动开绿灯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研究所。

杰瑞·杰克斯召集属下所有军官和两名军士开会。他们是纳撒尼尔·鲍威尔少校、马克·海因斯上尉、斯蒂芬·丹尼上尉、柯蒂斯·克拉格斯军士和托马斯·亚蒙军士，他还邀请了一位名叫梅尔·吉布森的平民动物管理员参加。这些人是他的团队核心。他一脸轻松地对他们说：“谁想去雷斯顿？”有几个人都没听说过这个小地方。他解释了雷斯顿的情况，说：“那儿有些猴子需要安乐死。我们想让你们执行任务。愿意参加吗？愿意去吗？”他们都说愿意。他估计南希也会去。这意味着他和南希将同时待在那幢楼里，明天两个孩子只能随他们去了。

他们将进入猴舍大楼的一个房间，杀死房间里的全部猴子，采集组织样本，带回研究所分析。他们将穿上密封防护服，在4级生物隔离的条件下完成任务。小组明早五点出发。他们只剩不到二十四小时做准备了。吉恩·约翰逊此刻正在集合生物危害防御设备。

吉恩开车去弗吉尼亚，上午十点来钟到达猴舍，他是去实地勘察的，想看看大楼的平面布局，确定该在哪里设置气密室和灰色区域，该如何让小组进入建筑物。同去的还有克拉格斯军士，他身穿迷彩服。两人拐进停车场，看见电视台的面包车堵在猴舍门前，现场主持和摄制人员喝着咖啡等好戏开场。吉恩顿时紧张起来。媒体早就开始绕着这个故事打转了，但一直没有找到切入点，而研究所正希望如此。

吉恩和军士在靠近大楼的一棵枫香树下停车，走正门进入这幢低矮的红砖建筑物。一开门，猴子的臭味险些把他们熏倒在地。哇，克拉格斯军士心想，哇——不穿防护服就不该进这幢楼的。整幢楼都散发着恶臭。这儿肯定出了什么坏事，从里到外说不定都是高危区域，所有表面都有危险。雇员已经停止打扫铁笼，因为谁也不肯走进关猴子的房间。

他们找到比尔·伏特，说他们想勘察这幢楼，确定行动小组明天如何进来做事。伏特请他们在办公室坐下谈话。他们不想坐，不想徒手触碰房间里的任何表面。他们发现伏特喜欢吃糖。他拿出薄荷糖、蜂蜜太妃糖和士力架——“来一块吧？”他说。克拉格斯惊恐地看着糖果，喃喃道：“不，谢谢了。”他害怕碰到它们。

吉恩想去猴舍区域看一眼H室，也就是高危爆发点。H室位于大楼后侧。他不想穿过建筑物过去，不想呼吸大楼里的空气。他找了找，发现还有一条路通往大楼后侧。隔壁的办公区没有人，一段时间之前就搬空了。供电已经切断，天花板的镶板掉了下来。他拿着手电筒穿过黑洞洞的房间。活像被轰炸过，他心想。

他发现折回猴舍区域的一扇门。这扇门连接一间储藏室，有一条深入猴舍的封闭走廊。他的脑海里有了计划。这条封闭走廊充当气密室。储藏室是整备区。小组在储藏室换上密封防护服，不会被电视台的摄像机拍到。他在一张纸上画图。

搞清楚大楼平面布局后，他绕到前面，请工作人员彻底封闭大楼的后侧区域——要封得滴水不漏。他不希望有病原体从H室飘到大楼前侧，进入办公区域。他希望降低流入办公室的被污染的空气总量。

有一扇门通往后侧的猴舍区域。他们用军用棕色胶带封死这扇门：对抗高危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吉恩对工作人员说，从现在开始，不准任何人揭开胶带，在H室清理干净之前，除陆军人员外，不准任何人进入后面的猴舍房间。吉恩没有意识到还有一条路可以进入后侧房间，不需要揭开胶带就能进入猴舍房间。

同一天上午十一点半，南希·杰克斯中校和C·J·彼得斯上校来到利斯堡公路旁的黑泽尔顿华盛顿公司办公室，他们找到丹·达尔加德，向曾经暴露于病猴组织和血液样本下的实验室人员讲话。这场爆发牵涉到人类健康的方面归疾控中心负责，因此乔·麦考米克与杰克斯和彼得斯同时来到了黑泽尔顿的办公室。

实验室员工经常要经手猴子的组织和血液，化验这些材料。他们大多数是女性，这会儿怕得要死，几近惊恐发作。那天早晨来上班的路上，电台广播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杀死了数十万人类——这是毫无根据的夸张，播音员不知道猴舍的事情，但这些女人以为她们要死了。“我们在收音机里听见了，”她们对杰克斯和麦考米克说。

南希·杰克斯让乔·麦考米克尽量安慰这些女士，但听他说到他在非洲与埃博拉作战的经历时，她们似乎越来越惊恐了。

一位女士起身说：“我们不在乎他去没去过非洲，我们只想知道我们会不会生病！”

麦考米克不记得他对这些女士说过话。他告诉我说：“我没和她们说过话，是南希·杰克斯跟她们解释埃博拉的。”

南希觉得当她们看见一位穿陆军制服的女性上校时，开始渐渐平静下来。她问她们：“有谁打碎过试管吗？有谁被针头刺破皮肤或割破手吗？”

无人举手。

“那就没问题了，”她说。

几分钟后，丹·达尔加德扭头压低声音对C·J·彼得斯说：“你和我一起去灵长类中心看一眼那些猴子吧？”

有意思的是，他没有邀请疾控中心的麦考米克。

陆军研究所的人员终于有机会走进那幢大楼了。

他们开始来到猴舍。吉恩·约翰逊已经封闭了后侧的猴舍房间，用胶带贴住了主要出入口。南希、C.J.和丹·达尔加德绕到大楼后侧，戴上橡胶手套和纸质手术口罩，进H室查看病猴。南希和C.J.不安地发现，尽管达尔加德下过命令，但工作人员并没有戴上呼吸面具，也没有人拿呼吸面具给南希和C.J.。这让两人开始紧张，但没有吭声。进入猴舍，工作人员怎么做，你也应该怎么做。他们不想因为索要呼吸面具而惹恼对方，这个时间点很微妙，他们好不容易才得到第一次勘察猴舍的机会。

走进H室，达尔加德把生病的猴子指给他们看。“这只有病，这只像是有病，那边那只像是有病，”他说。猴子安静而温顺，时不时摇晃一下铁笼。南希站得离铁笼很远，尽量浅地吸气，不想让猴群的气味深入肺部。有不少动物已经死亡——房间里有许多空铁笼，另外有很多动物明显病恹恹的。它们坐在铁笼深处，温顺，面无表情，不吃饲料。她发现有几只在流鼻涕。她移开视线，对猴子表示尊重，因为她不希望有猴子产生朝她吐口水的念头。猴子吐口水的准头很好，而且总是冲着你的脸吐。她最担心的是眼睛。埃博拉病毒特别喜欢眼睛。五六个病毒粒子落在眼睑上就足以感染一个人了。

她还注意到一个让她害怕的细节。这些猴子留着犬齿。公司没有锉掉尖牙。它们的犬齿不会比你见过的大型看门狗的犬齿小，但这会儿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猴子跑起来快得惊人，能跃过很长的距离，会用尾巴抓住或钩住支撑物。猴子还有智慧。南希心想，一只愤怒的猴子就像会飞的斗牛犬，而且还有五条灵活的肢体——这些畜生能撕碎你。猴类喜欢对准面部和头部进攻。它会用四肢抱住你的头部，然后用尾巴死死缠住你的脖子，用犬齿乱啃你的面部，尤其会瞄准眼睛。假如这只猴子恰巧感染了埃博拉病毒，那可就大事不妙了。一名六英尺高的男性和一只十磅重的猴子差不多势均力敌，猴子会爬遍男人的全身。到战斗结束时，这个男人大概需要缝几百针，还有可能会瞎。杰瑞和他的队员碰到这些猴子必须加倍谨慎。

那天晚上，杰瑞独自开车回家。南希已经穿上防护服，回到实验室里分析猴子样本了，他不知道实验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他换掉制服，电话铃响了——南希的哥哥从堪萨斯打来，说南希的父亲情况危重，看起来就快不行了。南希随时会被叫回家参加父亲的葬礼。杰瑞说他会通知南希，说她今晚在加班。

他和杰森朝华盛顿开了半小时车，到体育馆接上杰美。他们决定晚饭吃麦当劳。除了母亲之外的杰克斯一家找了张桌子坐下，杰瑞边吃边向孩子解释母亲为什么在加班。他说：“明天一早，我们要穿密封防护服去一个民间机构。那里出大事了。有些猴子生了重病。局势挺紧急的。我们明天很早就会出门，估计要很晚才能回家。你们两个只能靠自己了。”孩子对父亲的话没什么反应。

杰瑞继续道：“那些猴子的病有可能会感染人类。”

“呃，又不会有什么危险，”杰美嚼着鸡块说。

“嗯，对，没什么危险，”杰瑞说，“与其说是危险，不如说是让人激动。总而言之，妈妈和我这两天就在忙这个。”

杰森说他在电视上好像看见了。新闻有报道。

“我认为你们的妈妈在做相当非同寻常的事情，”杰瑞对儿子说。他心想：我是永远也说服不了他相信这一点的。

九点半左右，他们回到家，杰瑞没法让孩子上床睡觉。他们也许很担心，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但他说不准。更有可能的是母亲不在，他们嗅到了可以为所欲为的机会。他们说他们想等母亲回来再睡觉。杰瑞觉得他也应该等南希。他让孩子换上睡衣，带他们一起上床，两个孩子躺在水床上南希的那一侧。房间里有电视，他打开看十一点新闻。一名播音员站在猴舍前，大谈非洲有多少人病死。孩子已经睡着了。他想了一会儿死去的弟弟约翰，拿起一本书试着阅读。

凌晨一点，南希回到家里，他还醒着，南希看上去清爽又干净，因为她从4级区域出来后冲过澡，还用香波洗了头发。

她在屋里转了一圈，看有没有事情需要做，发现杰瑞忘了照顾动物。她给猫狗放上食物和水。她去看了看鹦鹉赫尔基的情况。鹦鹉发现猫有东西吃了，开始闹腾。它希望能得到关注。

“妈妈！妈妈！”赫尔基倒吊着叫道，笑得像个疯子，然后喊道，“坏鸟！坏鸟！”她把赫尔基从笼子里取出来，爱抚它的小脑袋。它跳到南希的肩膀上，她帮鹦鹉整理羽毛。

上楼走进卧室，她发现孩子在杰瑞身旁睡着了。她抱起杰美，送她回自己的卧室。杰瑞抱起杰森——杰森已经长得太大，南希抱不动了。

南希和杰瑞回到床上。南希说：“我有一种直觉，他们没法把病毒控制在一个房间里。”她说她担心病毒会通过空气扩散到其他房间。这种病毒的感染性太强了，她不认为它会乖乖地待在一个房间里。她想到吉恩·约翰逊说过的话：“我们不怎么清楚埃博拉以前做过什么，也不知道它未来可能会做什么。”

杰瑞把南希父亲的消息告诉她，南希感觉很对不起父亲，他躺在病床上即将死去，她却不能回家陪他。她觉得她有义务送父亲最后一程。她考虑能不能移交猴子的事情，自己飞回堪萨斯去。但她又感觉有责任完成这次行动。她决定赌一把，希望父亲能转危为安，再活一段时间。

进入

12月1日，星期五

四点半，闹钟响了。杰瑞·杰克斯起床，剃须刷牙，穿衣服出门。工作组穿的是平民服装。谁也不想引来关注。穿军服和迷彩服的士兵，再套上密封防护服……肯定会激起大众恐慌。

五点钟，他来到研究所。天空尚未有破晓的兆头。一群人已经聚在了大楼侧面水银灯下的装卸台旁。昨夜寒流来袭，他们呼出的白气清晰可见。吉恩·约翰逊，这场生物战争的埃阿斯，在装卸台上踱来踱去，穿行于大堆的军用迷彩包装箱之间：这些是他从奇塔姆洞穴带回来的剩余物资。箱子里有密封防护服、电池组、橡胶手套、外科手术服、注射器、针头、药物、解剖工具、手电筒、一两套人类外科手术包、钝头剪刀、样本袋、塑料瓶、防腐液、带红色花标的生物危害废物袋和手压式花园喷雾器——用来向防护服和需要消毒的物品喷洒药水。他拿着一杯咖啡，笑嘻嘻地对士兵们说：“不许乱碰我的箱子。”

一辆无标记的白色厢式货车开过来。吉恩亲自把箱子装进车厢，出发前往雷斯顿。他是第一波攻势。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份份《华盛顿邮报》落在附近地区家家户户的车道上。头版报道就是猴舍的事情：

弗吉尼亚州实验用猴子体内发现致命的埃博拉病毒

已知对人类最致命的病毒第一次在美国本土现身，出现于雷斯顿某家实验室从菲律宾进口的一批实验用猴子体内。

昨天，弗吉尼亚州和联邦的顶级传染病专家用大半天时间制订了详细计划，追踪这种罕见病毒的传播途径和可能已经暴露的人员。计划中包括询问照顾这些猴子的四五名实验室雇员和其他接近过猴子的人员；出于预防起见，这些动物已被销毁。

联邦和州的卫生系统官员认为其他人接触这种病毒的可能性很低。这种病毒的致死率在百分之五十到九十之间，对直接接触患者的人来说传染性极高，而且目前尚无疫苗。

“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担心，但我不认为值得恐慌，”C·J·彼得斯上校说，他是一位内科医生，也是这种病毒的专家。

C.J.知道，一旦大众得知这种病毒的威力，逃离雷斯顿的车辆肯定会堵塞交通，母亲会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哭喊：“我的孩子在哪里？”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讲话时，他很谨慎地没有说到行动中比较夸张的那些部分。（很久以后，他这么对我说：“我觉得提到密封防护服肯定不是什么好主意。”）他很谨慎地避免使用吓人的军事术语，例如：病毒倍增、致命传染链、崩溃并流血至死和收紧反应。即将有一场防御生物危害的军事行动在华盛顿近郊展开，他绝对不希望被《邮报》发现。

这场生物隔离行动有一半重点是新闻封锁。C·J·彼得斯对《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经过蓄意设计，目的是为了创造出局势已受控制、一切安全和其实很无聊的印象。C.J.明白局势有多么危急，但只要他愿意，就能表现得非常圆滑，他对记者用上了最友好的声音，在电话里保证说不存在什么问题，仅仅是每天都能见到的技术小困难而已。记者不知怎的得出结论，以为“出于预防起见，这些动物已被销毁”。但实际上，噩梦的源头、派遣小组进场的原因就是它们还没有被销毁。

想知道这次行动是否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尝试。彼得斯认为，坐视病毒在猴群中蔓延会构成更大的危险。那幢楼里有五百只猴子，体重共计三吨左右——就好比核心正在熔毁的核反应堆。猴群核心起火，病毒将以可怕的速度倍增。

凌晨五点，C.J.爬上研究所的装卸台。他将和这帮人一起去猴舍，看着杰瑞的小组进入高危区域，然后回研究所应付新闻媒体和政府机构。

六点半，他下令出发，车队驶出德特里克堡的正门，向南朝波托马克河而去。车队里全是普通车辆：军官的家庭轿车，军官穿平民服装，怎么看都是通勤上班族。车队末尾是两辆无标记的军用车辆。一辆是补给货车，另一辆是白色救护车——4级生物隔离的救护车，里面是陆军的医护疏散小组和俗称“气泡担架”的生物隔离舱。这是一副战地担架，用透明塑料制成的生物隔离气泡包裹。假如有谁被猴子咬伤，就必须进入气泡，然后转送到监狱隔离。补给货车是无标记的白色冷藏厢式卡车，用来存放猴尸和血样试管。

队伍里没人穿制服，只有救护车小组的几名成员穿迷彩服。车队在岩石角过波托马克河，开上利斯堡公路时恰逢高峰时刻。车流拥挤得前车挨后车，军官们有点丧气。他们和暴躁的通勤族争斗一路，花了两个小时才赶到猴舍。车队终于开进办公园区，这会儿园区已经满是上班族了。补给货车和救护车从侧面经过猴舍，停在大楼背后的草坪上，远离人们的视线。大楼后侧是一面砖墙，有几扇狭窄的窗户和一扇玻璃门。这扇玻璃门就是他们的进入点。他们把补给货车停在门口。

大楼背后的草坪边缘是从山坡延伸下来的灌木和树丛，再过去是日托中心的操场。他们能听见孩童的喊叫声，隔着灌木丛能看见裹得严严实实的四岁孩童在荡秋千和绕着玩具屋乱跑。行动地点附近有孩子。

杰瑞·杰克斯在看大楼平面图。他和吉恩·约翰逊决定让队员进大楼再穿防护服，而不是就在草坪上穿，就算新闻报道组来了也没东西可拍。他们穿过进入点那扇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储藏间。这里是整备室。隔着煤渣砖的墙壁，他们能听见微弱的猴子叫声。不存在猴舍里还有人类活动的迹象。

第一个进去的将是杰瑞·杰克斯，他打前锋。他决定带上手下的一名军官：戴过绿色贝雷帽[1]的马克·海因斯上尉。他个头矮小，性格认真，身体结实，接受过绿色贝雷帽的潜水训练。他曾经身穿潜水器材，在夜里从飞机上跳进公海。（“我得跟你说清楚，”海因斯这么对我说，“我潜水可不是像平民那样是为了找乐子。我潜水的地点主要在中东。”）海因斯上尉不是穿上密封防护服会犯幽闭恐惧症和恐慌发作的那种人。另外一点优势在于海因斯上尉是兽医，他了解猴类。

杰克斯和海因斯爬上补给货车，在后门拉起塑料帘布以保护隐私。他们脱光衣服，冷得瑟瑟发抖。他们穿上外科手术服，走过草坪，推开玻璃门，进入储藏间-整备区，陆军的后勤小组（也就是救护车上的那组人，由伊丽莎白·希尔上尉带领），帮他们穿上密封防护服。杰瑞和海因斯上尉对战地生物防护服都一无所知。

他们穿上的是橙色的雷卡防护服，用于战地防御可经空气传播的微生物，这种防护服曾经用于奇塔姆洞穴的勘探——事实上，其中一些就来自吉恩·约翰逊从非洲带回来的剩余物资。雷卡防护服的头盔是个透明的软塑料球体。防护服从内部加压。电动马达从外部吸入空气，过滤病毒后灌入防护服，因此防护服对外保持正压，空气中的病毒粒子很难钻进去。雷卡防护服和Chemturion重型密封防护服的功能相同，都是用经过多次过滤的空气包围身体，确保高危病原体不会接触到身体。陆军通常不会把雷卡称为太空服（密封防护服），只会叫它“雷卡”或“战地生物防护服”，但实际上雷卡就是一种密封防护服。

杰克斯和海因斯戴上橡胶手套，伸直手臂，后勤小组用胶带把手套和防护服袖口贴在一起。他们穿着运动鞋，又套上一层亮黄色的橡胶靴，后勤小组用胶带把橡胶靴和防护服裤腿贴在一起，在踝关节上方封得密不透风。

杰瑞紧张极了。他以前规劝过南希，身穿防护服对付埃博拉是多么危险，但今天他即将带着一组人走进埃博拉的地狱。此刻他并不在乎自己会发生什么。他是可牺牲的，他很清楚这一点。进去以后，也许他可以暂时忘记约翰吧。他打开送风机，防护服在身体周围膨胀起来。感觉还不坏，只是汗流浃背。那扇门就在正前方。他拿着猴舍的平面图，朝海因斯上尉点点头。海因斯准备好了。杰瑞打开门，两人走进去。猴子的叫声越来越响。他们站在一段不通风、没有光的煤渣砖走廊里，左右两边各有一扇门：这是临时气密室，灰色区域。气密室有一条规则，就是两扇门——近端门和远端门——绝对不能同时打开。这是为了防止被污染的空气回流进入整备室。门在他们背后关上，走廊里黑洞洞的：一片漆黑。该死，我们忘了带手电筒。但为时已晚。他们继续前进，摸着墙走向远端门。

七点半，南希·杰克斯叫醒两个孩子。和平时一样，她必须使劲摇晃杰森，但今天这样也叫不醒儿子，于是她放了一条狗去收拾他。狗飞扑上床，跳到杰森身上。

她换上运动裤和运动衫，下楼走进厨房，打开收音机，调到摇滚乐电台，开了瓶健怡可乐。音乐让鹦鹉激动起来。赫尔基跟着约翰·梅伦坎普尖叫。鹦鹉对电吉他确实有反应，她心想。

孩子在早晨桌前吃即食燕麦。她说她今天要工作得很晚，所以晚饭你们得自己解决。她打开冰箱，发现还有一份炖肉。两个孩子够吃了，用微波炉解冻就行。她站在厨房窗口，目送孩子下车道，去山脚等学校的大巴……“这份工作不适合已婚女性。你要么会忽略工作，要么会忽略家庭，”这是多年前一位上司的忠告。

她切了块百吉饼，拿上一个苹果，边开车边吃。她开到雷斯顿的猴舍，杰瑞已经穿好防护服进去了。

整备室温暖、拥挤、吵闹、混乱。小组成员穿防护服的时候，使用防护服的老手在旁边提点。南希也没有穿过雷卡战地防护服，但要点和重型Chemturion相同。首要准则：防护服内部就像蚕茧，里面是普通世界，你带着它一起走进高危区域。假如防护服出现缺口，普通世界就会消失，与高危区域合而为一，你将暴露在病原体之前。南希对正在穿防护服的士兵讲话：“防护服是正压的。假如出现裂缝，你们必须立刻用胶带封死，否则就会失去压力，被污染的空气会流入防护服内。”她举起一卷棕色胶带。“进去之前，我会在脚腕上多缠几圈胶带，就像这样。”她演示怎么做：拿着胶带卷绕着脚腕转几圈，就像缠线轴似的。“从脚腕撕下一截就可以补洞了，”她说，“有一百种意外可能扯破防护服。”

她叮嘱他们注意猴子体内的埃博拉病毒。“要是这些猴子感染了埃博拉，那么它们体内就充满了病毒，被咬一口便是毁灭性的暴露，”她说，“临床表现出埃博拉症状的动物，体内储存有大量病毒。猴子非常敏捷。被咬一口就是死刑判决。你们必须格外小心。每时每刻都要注意双手和身体的位置。防护服上要是沾上血液，请立刻停止手上的事情，首先清理血液。不要让血液停留在手套上，立刻清洗干净。手套上要是沾着血，你们就会看不见洞眼。另外还有一点，进去之前别喝太多咖啡或其他饮料，因为你们会在防护服里待很长时间。”

为防护服加压的电池有六小时使用寿命。电池耗尽之前，穿防护服的人必须离开高危区域并清除污染，否则就会遇到麻烦。

杰瑞·杰克斯和马克·海因斯上尉摸索着穿过漆黑的走廊，走向通往高危区域的远端门。他们打开门，发现这里是两条走廊的交汇点，猴子的尖叫声淹没了他们。通风系统依然没修好，温度似乎在三十二摄氏度以上。杰瑞头部的防护罩蒙上雾气。他把防护罩按在脸上，擦掉雾气，总算能看见前方了。墙壁是灰色煤渣砖，地板是刷过漆的混凝土。

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左手边有动静，一扭头见到两名黑泽尔顿的工作人员走向他。他们不该在这里的！这片区域应该已经封死，但他们从穿过某个储藏室的另一条路进来了。他们戴着呼吸面具，但眼睛裸露在外。他们看见两个身穿防护服的人，愣在了那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杰瑞看不见他们的嘴，但能看见他们的眼睛里写满惊讶。就仿佛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了月球表面。

杰瑞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他问：“去H室怎么走？”——大声喊叫，盖过送风机的隆隆声。

两名员工领着他们走向被感染的房间。H室位于走廊离他们最远的尽头。两名员工回到大楼前侧，找到坐在办公室等军方人员进来的丹·达尔加德。几分钟后，他戴着呼吸面具走进H室，想看看情况怎么样了。杰瑞像看疯子似的看着他。就好像你和某人见面，结果这家伙赤身裸体出现。

达尔加德不喜欢防护服。他显然没想到军方人员会这么全副武装。他领着两人在H室转了一圈，心里非常不安。“这儿似乎有一些病猴，”他说。有些猴子看见防护服开始发狂，在铁笼里转圈，或者蜷缩进角落。其他的猴子面无表情地望着人类。

“你们可以看见临床症状，”达尔加德指着一只病猴说，“我看得出一只猴子生不生病。病猴会显得有点抑郁，停止进食，再过一两天就死了。”

杰瑞想看看猴舍内的所有猴子。他和海因斯上尉回到走廊里，逐个查看整幢楼里的所有房间。他们发现还有一些猴子情绪低落，露出同样的呆滞表情。杰克斯和海因斯都很熟悉猴类，非常不喜欢这幢楼带给他们的感觉。除了猴子和人类，这里还存在其他生物。

南希·杰克斯准备好进去了。她在货车里换上手术服，跑过草坪，进入整备区。后勤小组帮她穿上防护服。她拿了几盒注射器，和斯蒂芬·丹尼上尉一起进去。两人穿过气密走廊，来到远端门前。她打开门，走进一条空荡荡的长走廊——所有人都在走廊尽头的H室。杰瑞觉得妻子看上去像是品食乐的面团小子[2]。她的防护服太大了，走动时会掀起阵阵涟漪。

南希看见有些猴子的鼻头有黏液。她很害怕，因为症状看起来很像流感或感冒，但实际上并不是。丹·达尔加德戴着呼吸面具，身穿连体工作服，伸手进铁笼给猴子打针。猴子躺下入睡，他再打第二轮针剂，停止它们的心跳。

房间里挤满了穿密封防护服的人。他们不停地一对一对进来，却无所事事地转来转去。柯蒂斯·克拉格斯军士也在其中，他扭头对某人说：“哈，真是好大一场查理狐步。”查理狐步是C.F.的暗语，意思是“群交”。所谓查理狐步，指的是最后搞得一塌糊涂的军事行动，人们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一个个都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南希凑巧在看军士，本能地检查他的防护服，发现后臀部位有一道破口。她拍拍军士的胳膊，指给他看。她弯腰从脚踝上取了一段备用胶带，替他封住破口。

她抓着猴子的手臂后侧，从铁笼里取出四具尸体，装进生物危害品处理袋。她拎着塑料袋回到门口，有人在这里放了些塑料袋，还有一个装满次氯酸钠液体的园艺喷雾器。她给尸体又套上一层塑料袋，拿起次氯酸钠喷遍每个塑料袋，然后将塑料袋放进纸板制的生物危害容器（帽盒），喷洒次氯酸钠消除污染。最后她又给帽盒套上第三层塑料袋，喷洒次氯酸钠。她敲敲门，喊道：“我是南希·杰克斯。我要出来了。”站在另一侧的军士打开门，他是消毒小组的成员，身穿雷卡防护服，有装满次氯酸钠的泵式喷雾器。她推着帽盒走进气密室。

在一片漆黑和送风机的呜呜声中，军士对南希喊道：“伸直双臂站好，慢慢转身。”他对准南希喷雾五分钟，直到气密室充满漂白水的味道。感觉凉爽而舒服，但穿过滤网钻进来的气味让她喉咙刺痛。军士也对塑料袋喷雾。最后，他打开通往整备区的门，光线刺得南希使劲眨眼，南希推着塑料袋出去。

后勤小组帮她脱掉防护服。她浑身大汗，手术服完全湿透了。外面冷得要命。她跑过草坪，在货车车厢里换上平民便服。

与此同时，人们把塑料袋装进盒子，将盒子放进冷藏车，南希和一名司机赶往德特里克堡。她想尽快带着这些尸体进入4级实验室，开始解剖。

不算南希带走的那四只，杰瑞·杰克斯在H室清点出了六十五只猴子。吉恩·约翰逊从非洲带回来一种特制注射器，杰瑞用来给猴子打针。这是一根长杆，顶端有个插槽。你先把注射器卡进插槽，然后将长杆伸进铁笼给猴子打针。你还需要工具按住猴子，因为猴子不喜欢被针头对着。他们用的是个拖把杆，一头带U形软垫。海因斯用拖把杆按住猴子，杰瑞把长杆伸进铁笼，向猴子大腿注射双倍剂量的氯胺酮，这是一种常见的麻醉剂。他们走遍整个房间的每一个铁笼，给所有猴子注射麻醉剂。很快，猴子逐渐昏倒在铁笼里。猴子失去知觉后，杰瑞再给它注射镇静剂伦品，让它们陷入深度睡眠。

所有猴子都进入深度睡眠后，他们支起几张不锈钢台子，取每只猴子的血样并注射第三针药剂，这次注射的是T61，用于安乐死的致命药物。猴子确认死亡后，斯蒂芬·丹尼上尉剖开尸体，用剪刀取肝脏和脾脏的样本，把样本装进塑料瓶。他们将尸体放进生物危害品处理袋，再装进帽盒，帽盒贴着走廊墙壁堆放在一起。丹·达尔加德离开H室，在大楼前侧的办公室度过了今天剩下的时间。

下午晚些时候，H室的所有猴子都已处死。大楼背后的树木另一侧，孩童绕着玩具屋乱跑，欢叫声在12月的天空下传得很远。母亲和父亲开车来接他们回家。小组成员一对一对走出高危区域，身穿便服站在草坪上，脸色苍白，疲惫而心事重重。远方，水银灯开始照亮华盛顿的纪念碑和建筑物。今天是感恩节后第一周的星期五，这个安静的周末过后就将迎来圣诞时节。风越来越大，吹得纸杯和烟盒在停车场旁打转。离这里不远的一家医院里，心脏病发作的猴舍管理员贾维斯·普蒂正在休息，病情稳定。

回到研究所，南希·杰克斯和高危区域的工作伙伴隆·特罗特尔解剖猴尸，再次忙到凌晨一点。他们穿好防护服进去，五具尸体在气密室里等待两人。

这一次，埃博拉的症状非常明显。南希在其中几只体内看见了“恐怖的肠道损伤”，这是肠壁组织脱落的结果。肠壁组织脱落是埃博拉的典型症状。肠道遭受猛烈攻击，装满了无法凝结的黏稠血液，肠道肌肉内也有大量血栓。血栓阻断了通往肠道的血液循环，肠道细胞因此死亡（也就是说，肠道本身已经死亡），血液随后充满肠道。死亡的肠道，这是你在腐尸身上才会见到的东西。按照南希的话：“就好像这些动物已经死了三四天。”但实际上它们几小时前还活着。有几具尸体严重液化，她和特罗特尔甚至无法做尸检，只能飞快地取下肝脏和脾脏的样本。H室的部分垂死猴子已经成了皮囊包裹的肉泥和骨头——以及数量庞大的增殖病毒。

12月4日，星期一，0730时

星期一天气阴冷，风越来越大，从碳钢色的天空带来下雪的气息。华盛顿周围的购物中心已经挂上了圣诞彩灯。停车场此刻还空着，但晚些时候会停满车辆，购物中心会满是父母和孩童，孩童会排队等着面见圣诞老人。丹·达尔加德是晨间车流中的一名通勤者，他正在赶往灵长类检疫隔离中心。

他拐进停车场。开近大楼，他看见一个男人身穿白色Tyvek连体工作服，站在门口的枫香树下。那是猴舍的一名管理员。达尔加德气坏了。他叮嘱过他们不要戴着口罩或穿着防护服走出大楼。他跳下车，摔上门，匆忙穿过停车场。走到近处，他认出了这个人——我们就称之为米尔顿·弗兰蒂格吧。弗兰蒂格双手撑着膝盖站在那儿，似乎没有看见达尔加德，眼睛盯着草丛。弗兰蒂格的身体突然痉挛，嘴里喷出液体。他一次又一次呕吐，反胃的声音响彻停车场。

[1] 指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译者

[2] 品食乐（Pillsbury）是美国大型冷冻食品供应商，面团小子（dough boy）是其吉祥物。——译者

有人倒下

丹·达尔加德望着这个人吐得翻江倒海，他感觉——用他的话说：“吓得屁滚尿流。”此时此刻，应该是第一次，灵长类中心这场危机的绝然恐怖淹没了他。米尔顿·弗兰蒂格弯着腰，喘息呛咳。他的呕吐平息后，达尔加德扶着他进去，帮他躺在一张沙发上。两名员工病倒——贾维斯·普蒂还在医院里，尚未从心脏病发作中完全康复。米尔顿·弗兰蒂格今年五十岁，他不抽烟，但有慢性的干咳问题。他在黑泽尔顿负责照看猴类动物，与达尔加德共事的时间超过二十五年。达尔加德和他很熟，很喜欢他。达尔加德感觉不舒服，因为恐惧和内疚而难受。也许我上周就应该疏散这幢楼的。也许我把猴类的利益放在了人类之上？

米尔顿·弗兰蒂格脸色惨白，浑身颤抖，感觉虚弱。他一阵一阵干呕。达尔加德拿了个塑料桶放在他身旁。弗兰蒂格又是干呕又是咳嗽，他为自己身穿连体服走出大楼而道歉。他说他刚戴上呼吸面具，正想走进一间猴舍，忽然感觉胃里不舒服。也许是大楼里难闻的气味让他恶心，因为猴舍没有像平时那样定期清扫。他觉得要吐了，找不到桶或其他容器，反应来得太快，去卫生间实在赶不及，于是只好跑出去了。

达尔加德想测弗兰蒂格的体温，但谁也找不到最近没有在猴子身上用过的体温计。他派比尔·伏特去药店买了个体温计。回来测量后发现弗兰蒂格发烧到了38.3摄氏度。比尔·伏特在屋里走来走去，吓得几乎要发抖。伏特的情绪不太好——达尔加德事后回忆道：“他吓得都快痉挛了。”不过，达尔加德的感觉也好不到哪儿去。

米尔顿·弗兰蒂格反而是房间里最冷静的人。他与达尔加德和伏特不同，似乎并不害怕。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可以大大方方地对别人说他已经被救。假如上帝觉得应该用猴类疾病带他回家，那么他也做好了准备。他祈祷了两句，回想起他最喜欢的《圣经》段落，干呕渐渐平息。没多久，他就在沙发上平静了下来，说他感觉好点了。

“你躺着休息吧，”达尔加德对他说，“不要离开大楼。”他跳上车，以最快速度赶到利斯堡公路上的黑泽尔顿华盛顿办公室。这段路程他没开多久，他到公司时已经下定决心：猴类中心必须疏散。立刻。

那幢楼一共有四名职工，其中两个不是已经进了医院就是即将进医院。一个是心脏病，另一个发烧且呕吐。就达尔加德对埃博拉的了解而言，这两者都有可能是感染的症状。他们去过购物中心，见过朋友，在餐厅吃过饭，说不定还和妻子有过性行为。他甚至不敢想象后果。

来到黑泽尔顿华盛顿公司，他径直冲向总经理办公室。他想报告目前局势，请总经理批准疏散猴舍。“我们有两个人病倒了，”达尔加德对他说，他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难以自制地哭了起来。他痛哭流涕。他尽量控制住情绪，说：“我建议—尽快—关闭—整个中心。我建议—关闭中心—移交给军方。这种该死的疾病从10月开始纠缠我们，之前我们平安无事，但现在突然有两个人病倒了，一个在医院里，另一个马上要去。我总在想，假如确实对人类存在风险，那我们现在也已经看见证据了。我们玩火玩得太久了。”

总经理很同情达尔加德，赞成疏散并关闭猴类中心。达尔加德擦掉眼泪，匆忙赶回自己的办公室，发现有一帮疾控中心的官员正在等他。他感觉压力像是越来越大了。疾控中心人员来黑泽尔顿是为了监控所有曾经暴露于病毒之下的公司雇员。达尔加德告诉他们猴舍刚刚发生了什么：有一个人呕吐倒下。他说：“我已经建议疏散整个中心。我认为应该将那幢楼和所有猴子移交给研究所，他们有设备和人员，能够安全处理。”

疾控中心人员听他说完，没有异议。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米尔顿·弗兰蒂格，他遵照达尔加德的命令，乖乖地躺在猴舍的沙发上。病毒爆发的人类部分由疾控中心负责，因此弗兰蒂格也归疾控中心管辖，疾控中心想送他去华盛顿环城公路内的费尔法克斯医院。

上午九点二十分，达尔加德坐在办公室里，满头大汗地用电话处理这场危机。他打给德特里克堡的C·J·彼得斯，说一名猴舍管理员病倒了。他的声音冷静而平淡，完全听不出刚刚哭过一场，他对彼得斯说：“我方已经授权，猴类中心以及全部动物都交由研究所负责。”

听到有人病倒的消息，C·J·彼得斯大吃一惊，但他不怎么喜欢“交由研究所负责”这几个字。它的言下之意是假如出了岔子，有人丧命，那么负责的将是陆军研究所，说不定会被起诉。他想取得那幢楼的控制权，彻底消毒，但他不想吃官司。于是他对达尔加德说，对他来说，他的部下和大众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但他必须先向他的指挥官说明情况。他说他会尽快给达尔加德回音。

接着两人谈到忽然病倒的员工，C.J.得知他被送往费尔法克斯医院，这让他非常不安。他认为应该先假定此人是埃博拉病发，送这么一个病人去社区医院合适吗？你看埃博拉在非洲那几所医院造成了什么后果。埃博拉能导致医院关闭，能在医院里迅速增殖。C.J.认为这个人该进研究所的监狱隔离。

放下和达尔加德的电话，彼得斯立刻打给乔·麦考米克（他是疾控中心的头儿），试图说服他允许研究所接收他进监狱隔离。他对麦考米克说的话大致如下：“我知道你觉得处理埃博拉患者需要的不过是外科口罩和手术服，但我认为你有必要使用更高等级的隔离措施，”他提议派研究所的救护车去接病人，将病人放进生物隔离舱，把隔离舱送到研究所的军用隔离设施。安排他进监狱。

C·J·彼得斯记得麦考米克的回答大致如下：“我要这个人进费尔法克斯医院。”C.J.答道：“行啊。我有我的看法，乔，你有你的看法，我们看法不一致。但无所谓，你想想看，乔，假如埃博拉病毒真的进入费尔法克斯医院，医护人员或者你会有什么结果呢？”

麦考米克不肯让步：他在非洲直面过埃博拉，没有被病毒感染。他在遍地埃博拉血液的茅草屋里工作过好几天，跪地照顾崩溃并流血死去的病人。照顾埃博拉患者不需要密封防护服。好医院和有经验的护士就足够了。这个人要去的是费尔法克斯医院。C·J·彼得斯尽管非常讨厌麦考米克，但还是很佩服他能在艰难的节骨眼上做出不可动摇的决定。

这时候，华盛顿四台的电视新闻报道车已经赶到猴舍。猴舍雇员隔着窗帘偷看报道车，记者过来揿响门铃，没有人给他开门。达尔加德说得很清楚，禁止任何人与媒体交谈。说来也巧，费尔法克斯医院的救护车恰好来接弗兰蒂格。四台的时机抓得不可能更好了。报道人员打开灯光，开始拍摄。猴舍的门开了，米尔顿·弗兰蒂格踉踉跄跄出来，他还穿着Tyvek连体服，显得一脸尴尬。他走到救护车前，医护人员打开后门，弗兰蒂格自己爬上车，躺在轮床上。医护人员关门离开，四台小组紧追不舍。几分钟后，救护车和四台的报道车开进费尔法克斯医院。弗兰蒂格被送进隔离病房，只有穿白大褂、戴橡胶手套和口罩的医生和护士可以进去。他说他感觉好多了。他向上帝祈祷，看了会儿电视。

但对猴舍里剩下的员工来说，局势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他们看见有人穿密封防护服进进出出，看见同事在草地上呕吐，看见四台报道车紧追救护车不放。他们锁上大门，匆忙离开。

猴舍大楼里还有四百五十只活猴，叫嚣声回荡在空荡荡的走廊里。上午十一点。阵雪断断续续。天气越来越冷。猴舍的空调系统彻底失灵。气温飙升到32摄氏度以上，猴舍变得雾气腾腾，充满恶臭和猴子的叫声。动物饿了，因为上午还没喂过饲料。大楼的各个房间里都有猴子眼神呆滞，面无表情，有一些孔窍流血。鲜血滴在笼子底下的金属托盘上……嘀嗒，嘀嗒，嘀嗒。

91探戈

星期一，1030时

丹·达尔加德感觉一切都在逐渐失控。他和公司的所有高管开电话会议，向他们通报局势：两名雇员病倒，其中第二个有可能是埃博拉病发。他告诉经理，他已经提议将猴舍移交给陆军研究所。高管赞同他的举措，但希望能把公司和军方的口头约定变成文字。这还不算，他们希望军方同意为猴舍大楼担起法律责任。

达尔加德打给C·J·彼得斯，问军方能否对接管后的一切后果负责。C.J.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认为此刻需要的是明确和速度，而不是律师。他感到爆发已经到了必须作出决定的紧要关头。达尔加德答应传真一封简单的授权书，将猴舍移交给军方。两人谈定措辞，C.J.拿着这封信去找菲利普·拉塞尔将军。他和少将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但没有请陆军的律师过目。拉塞尔说：“我们必须让律师相信这条路是正确的。”他们在信上签字，传真发回达尔加德，猴舍于是归陆军处置了。

杰瑞·杰克斯要率领更大的生物危害防御队伍再次进入猴舍。需要处理的动物多得惊人。他的队伍没有经受过考验，他本人也没有上过战场。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面对混乱的局势和对惨死的恐惧，他和他的队伍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杰瑞是研究所91探戈人员的指挥官。陆军内动物管理技师的级别为91T，在军方俚语里就成了91探戈。最年轻的91探戈只有十八岁，军衔为列兵。救护车将米尔顿·弗兰蒂格送往医院的时候，杰瑞把他手下的91探戈和平民人员叫进研究所的一间会议室。大部分士兵年纪很轻，穿密封防护服的工作经验很少甚至没有，平民人员年纪较大，有一些是4级领域内的专家，每天都要穿Chemturion防护服。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大家坐在地上。

“这种病毒是埃博拉或类似埃博拉的病原体，”他对众人说，“我们将经手大量血液，还将使用尖锐的工具。我们将穿上一次性的生物隔离防护服。”

他说话的时候，底下一片安静。他没有提到有人病倒，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C·J·彼得斯还没有告诉他。彼得斯暂时按下了这件事。

杰瑞对属下说：“我们需要志愿者。有谁不愿意去吗？我们不会强迫你。”

没有人退缩。杰瑞环顾众人，挑选人手：“好，他去。她去，好，你去。”人群里有个叫斯维德斯基的军士，杰瑞决定不派她去，因为她怀孕了。埃博拉对孕妇的影响尤其可怕。

陆军的战斗部队无法处理这种事情。和在交战地区不同，做这种事没有危险津贴。陆军对生物防护服有个理论，那就是你身穿密封防护服，因此在防护服内部工作并无危险。妈的，不穿密封防护服处理高危病原体，那才算危险工作。列兵拿到的就是普通薪水：一小时七块钱。杰瑞说禁止向其他人提起这次行动，哪怕家庭成员也不行。“假如你们有任何程度的幽闭恐惧症，请好好考虑一下。”他命令他们穿平民便服，明早0500时在研究所的装卸台集合。

12月4至5日，星期一至星期二

那天夜里，士兵们没睡几个钟头，吉恩·约翰逊也一样。他很担心这些“孩子”——他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他体验过高危病原体带来的恐惧。有一次在扎伊尔，从小鼠身上取血样的时候，沾血的针头扎中了他。当时有理由相信那只小鼠感染了拉沙病毒（一种4级病原体），于是他被空运回研究所，送进监狱隔离了三十天。“那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他是这么说的，“他们对待我就像我要死了。他们不让我剪胡子，害怕我会用剪刀自杀。到了晚上就把我锁起来。”在奇塔姆洞穴身穿防护服解剖动物时，他被沾血的工具戳伤三次。防护服三次穿孔，皮肤破损，动物血液污染创口。没有在奇塔姆洞感染马尔堡或其他病毒，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死里逃生几次之后，他很害怕入侵猴舍的那种微生物。

约翰逊住在卡托克廷峰山麓上的一幢大宅里。他在书房坐了大半夜，考虑工作流程。进了高危区域，你必须控制和规划身体的每一个动作。他对自己说，病毒会在哪儿感染你？会通过双手感染你，双手是最薄弱的环节。因此，首先必须控制好双手。

他坐在安乐椅里，举起一只手仔细端详。四根手指和与之相对的大拇指。与猴类手掌相同，区别在于控制它的是人类大脑，能够被技术的产物包裹和保护。将人手与大自然隔离开的东西就是密封防护服。

他站起身，对着空气比划双手。他正在给猴子注射药物。他正提着猴子走向工作台。他把猴子放在台面上。他在高危区域内。他切开猴尸，双手伸进饱含增殖病原体的血泊。三层橡胶保护他的双手，手套沾上了血液和高危病原体。

他停下，在纸上记下几句。他再次转向想象中的高危区域。他把剪刀伸进猴尸体腔，剪下一块脾脏递给某个人。这个人会站在哪儿？他背后？于是他想象手里拿着注射器针头。好，我手里有针头，这是一件致命物体。假如我惯用右手，那么我就会用右手拿着针头。因此，我的搭档应该站在我的左手边，远离针头。好，现在看我搭档的双手。我搭档的双手会在做什么？其他人的双手会在做什么？到了黎明时分，他写下许多页笔记。这是一场生物危害防御行动的脚本。

凌晨四点，杰瑞·杰克斯走出家门，南希还没醒来。他和吉恩·约翰逊在装卸台碰头，两人过了一遍吉恩的手稿。杰瑞仔细阅读，小组成员渐渐露面。这些人是杰瑞队伍里的士兵，大部分是从军营走过来的。他们站在装卸台前等待命令。天色漆黑，只有水银灯亮着。杰瑞决定在大楼内启用伙伴机制，开始盘算谁该和谁配对。他在一张纸上起草伙伴名单，写下入场顺序，也就是突入猴舍大楼的先后序列。他站在众人面前宣读名单，他们上车前往雷斯顿，车队里有白色冷藏卡车、装有隔离担架的白色救护车和一些平民车辆。他们再次被高峰时刻的车流卡住，四周都是睡眼惺忪的西装雅痞喝着纸杯咖啡，听着交通台和轻摇滚。

所有车辆都停在猴舍大楼的背后，人员在草坪上集结，吉恩·约翰逊向他们训话。他眼窝深陷，眼圈发黑，显示他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我们不是来玩耍的，”他说，“事情很严肃。4级病毒爆发可不是训练课程。有一点进展我必须告诉你们。病毒有可能已经转移到了人类体内。两人生病住院，都是这幢楼里的动物管理员。其中有一个人的情况特别让人担心。他呕吐高烧，现已入院治疗。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埃博拉病发。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他没有被动物咬伤，也没有被割伤或被针头刺伤。假如确实是埃博拉，那么他就有可能是通过空气传播感染病毒的。”

杰瑞·杰克斯听着他的训话，心情越来越紧张。他并不知道这个病人的事情。没有人告诉过他！他不禁感觉，这次行动将会出现人员伤亡。

这是一个冰冷的阴天。猴舍背后的树木落光了叶子，冷风赶着树叶飒飒滚过草坪。父母们把孩子送到山坡下的日托中心，孩童在秋千上玩耍。吉恩·约翰逊继续训话：“你们在行动时都必须假定埃博拉能够通过空气传播。你们知道风险，你们有经验。”他的视线落在一名一等兵身上，她叫妮可·博克，很漂亮，留着金色长发，只有十八岁——他心想：她是谁？我没有见过她。肯定是杰瑞的下属。他们还只是孩子，不明白要对抗的敌人有多可怕。“你们必须严格遵守操作流程，”他继续道，“无论有什么问题，都必须提出来。”

杰瑞站起身，对他们说：“没有问题就等于愚蠢。有问题就问。”

一等兵妮可·博克在想会不会轮到她进猴舍大楼。“这件事我们要做多久，长官？”她问他。

“直到所有猴子死亡，”他答道，“这里有四百五十只猴子。”

我的天，她心想，四百五十只——这要忙多久啊？

问题不多。他们很紧张，沉默而变得内向。杰瑞·杰克斯走进整备区，后勤小组帮他穿上雷卡防护服，给他戴上头罩，送风机开始呼啸。他对队员说里面见，然后和搭档托马斯·亚蒙军士走进气密室。近端门在身后关闭，两人站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过黑洞洞的气密走廊，打开远端门，进入高危区域。

这里一片狼藉，多日未经清扫。工作人员匆忙离开，地上到处是猴饲料，文件扔了一地，办公室里有翻倒的椅子。人们像是鼠窜而去。杰瑞和军士开始侦察情况。他们身穿防护服，走得慢而谨慎，像是沉船打捞潜水员在深水区作业。杰瑞走进一条小走廊，通往另外几间猴舍。他看见满是猴子的房间，所有猴子都盯着他。七十双猴类眼睛紧盯着防护服里的一双人类眼睛——它们发狂了。它们饥肠辘辘，想吃东西。它们把所在的房间弄得一塌糊涂。哪怕是关在铁笼里，猴子也能把房间搞得一塌糊涂。它们把饲料扔得到处都是，用手指抓着粪便在墙上乱画。墙壁一直到天花板都是猴子留下的印记。这是灵长类灵魂留给人类的神秘信息。

杰瑞和军士找到几袋猴饲料，走进大楼的各个房间喂猴子吃。这些动物很快就将死去，但杰瑞不希望它们不必要地受苦。喂猴子的时候，他顺便寻找埃博拉的症状。他在许多房间里发现了眼神迟钝和无精打采的动物。有些猴子流着鼻涕，有些猴子的鼻孔周围有带血的绿色凝痂。他在一些铁笼下的金属盘上看见成摊的血迹。这些迹象让他深感不安，因为它们说明这种病原体已经传遍整幢建筑物。他看见有些猴子咳嗽和打喷嚏，像是得了流感。他怀疑这会不会是某种埃博拉的突变体：可空气传播的流感型埃博拉。他推开这个念头，不敢多想，因为越思考越恐怖。流感型埃博拉的可怕程度不会亚于核战争。塑料头罩内侧凝结了一层水珠，使得他看不清猴子。但他能听见声音，尖叫声甚至盖过了送风机的呼啸。他尚未有幽闭恐惧症或恐慌发作的预感。他是不会在这里丧失理智的。

几名队员在整备区度过了接下来的半小时，他们撕开消毒封袋，取出注射器，套上针头，准备装入药物。

离士兵几英尺的地方，马克·海因斯开始穿防护服。后勤小组帮他穿好防护服后，他对士兵训话，他要他们跟他进去后，必须记住几点事项。他说：“你们要为整整一幢楼那么多的动物实施安乐死。这次行动不是游戏。不要对动物产生依恋。它们反正也会死于埃博拉。所有动物都必须死，一只也不能放过。处死动物的时候不要多想。记住这是在阻止病毒传播到其他地方去。不要逗弄猴子。我不想听见笑声，看见有人和动物玩耍。我会很严厉的。记住兽医的信条：你们对动物负有责任，你们对科学负有责任。这些动物为科学献出生命。它们被困在了这个地方，这不是它们的错。它们和病毒毫无关系。你们要盯紧各自的搭档。绝对不要把用过的针头递给别人。针头拔掉盖帽后，必须对准动物而去。使用后立刻放进锐物容器。要是谁觉得累了，就向上司报告，我们会给他消毒，让他出去休息。”他转过身，和搭档一起走进去。

“接下来是谁？”吉恩·约翰逊朗读名单。“古德温！接下来是你。”

名叫夏洛特·古德温的一等兵跑出去，爬上货车，脱掉全部衣物，穿上外科手术服、长袜和运动鞋，戴上束发帽。货车里冷得够呛，她觉得尴尬而脆弱。

回到整备区，后勤小组帮她穿衣服。有人对她说：“你个头比较小，我们给你准备了特制的防护服。”其实并不是特制的，而是男性的大码防护服，但她只有五英尺高。防护服像口袋似的挂在身上。后勤小组用棕色胶带贴好她的手腕和脚腕，打开送风机。

一名陆军摄影师为行动存档拍照，闪光灯过后，她心想：天哪，照片上的我会戴着束发帽。简直是小丑帽。笨蛋帽。照片上的我会看不见头发，而且防护服尺寸太大，显得很胖。在行动存档照片里显得像个傻瓜，算我倒霉。

她拎着几盒补给品，踉踉跄跄走进灰色区域，心情激动起来，她心想：我这么年轻，不该经历这些事情。她才十八岁。紧接着，她闻到了气味。可怕的难闻气味穿过了过滤器。搭档敲了敲远端门，两人进入高危区域。头罩上的波纹扭曲了视野，就仿佛她站在了摆满镜子的房间里。猴类的气味在防护服里不堪忍受。这里非常安静，而猴舍通常不可能安静。这份安静比臭味和酷热更让她不安。

一扇门打开，杰克斯上校走进来。他说：“开始给注射器装药。双倍剂量氯胺酮。”

“是，长官，”她答道。

“军士和我将在这里撂倒猴子，”上校说。

夏洛特开始给注射器装满麻醉剂氯胺酮。杰瑞·杰克斯拿着装好药的注射器走进猴舍，卡进长杆顶端的插槽。军士将拖布杆伸进铁笼，按住一只猴子。杰瑞打开笼门，他仔细观察猴子，确保它不会暴起伤人，他将长杆伸进笼门，注射了这一针麻醉剂，收回注射器，关上笼门。笼门打开的时候最为危险。猴子会发起攻击或试图逃跑。杰瑞和军士逐个铁笼注射麻醉剂，猴子纷纷失去知觉。

每个猴舍房间都有两排铁笼。底下一排贴近地面，光线昏暗。杰瑞必须跪在地上才能看见笼内情况，但隔着头罩他很难看清楚。膝盖疼得难受。他打开笼门，军士将拖布杆伸进铁笼，猴子会使劲挣扎，企图逃跑，军士会说：“好了，逮住了。我按紧了。”杰瑞将长杆伸向猴子，注射器瞄准大腿。猴子会好一阵尖叫抓挠，发出“喀拉！喀拉”的吼声，针头好不容易才插进去。这是他做兽医这一行以来最艰难的经历。

队员陆续进入大楼。杰瑞让他们在走廊里集合，说：“每隔五到十分钟休息一下，检查同伴的防护服上是否有裂缝。要非常小心。确保自己按时休息。我要你们每小时休息十分钟。疲惫就容易大意。”每次他望进一个猴舍房间，都会看见满满一房间的眼睛盯着他。有些猴子会摇晃铁笼，叫声响彻整个房间。

杰瑞决定在大楼前侧办公区旁的一个小房间里设立见血区。见血区有个淋浴房，地上有排水孔。他们要利用排水孔冲走血液，用次氯酸钠溶液清洗物品。每次有血液流下排水孔，他们就紧接着灌注漂白水——他们可不希望埃博拉病毒进入雷斯顿的排污系统。他们找到一张带轮子的金属检验台，推进见血区。杰瑞将队员分成几组：取血组（在取血台前操作）、安乐死组（处死猴子）和验尸组（切开猴尸，取组织样本，将尸体装入防护处理袋）。

他们组成了流水线。每隔五分钟左右，杰瑞·杰克斯带一只失去知觉的猴子走出猴舍房间，沿着走廊来到见血区，他将猴子的双臂锁死在它背后。他将猴子放在取血台上，海因斯上尉将针头插进它的大腿，抽出大量血液，注入几个试管。上尉再将失去知觉的动物交给内特·鲍威尔少校，少校给猴子注射安乐死药剂T61——直接注入心脏。确定猴子死亡后，少校将尸体交给负责尸检的斯蒂芬·丹尼上尉。丹尼上尉用剪刀切开尸体，取肝脏和脾脏的样本。这些动物的肝脏颜色发灰，已经受到侵蚀，模样丑陋。

一等兵夏洛特·古德温站在丹尼上尉身旁，负责传递工具。她觉得上尉在防护服里显得紧张而神经质。他从一具猴尸内掏出脾脏。脾脏上布满白色斑点，坚硬如石块，是一颗充满高危病原体的生物炸弹。过了一会儿，他把剪刀交给她，让她尝试切开尸体。她很害怕，也非常兴奋。她在4级实验室里解剖携带高危病原体的动物尸体，这很可能是身穿防护服能从事的最危险的工作。这就像乘火箭飞行，让她觉得非常刺激。她的双手与死亡只隔着一层薄膜，而这种死亡比战场上的死亡更加可怕。她发现自己急于想完成工作。她看见尸体还睁着双眼。就仿佛猴子在看着她解剖自己。她想伸手帮它合上眼睛。她心想：它们最后看见的会不会是我的面容？

内部

星期二，傍晚

白天慢慢过去，队员的电池开始耗尽。走廊尽头的几扇窗户渐渐变暗，太阳正在落山。杰瑞·杰克斯每隔一段时间就让队员休息一会儿。他们要么坐在地上，表情漠然，筋疲力尽；要么继续给注射器装药。杰瑞挨个询问他们，评估疲惫的程度。“你怎么样？累不累？想出去吗？”

没有人想出去。

大楼内的队员与大楼外的吉恩·约翰逊保持无线电联系。吉恩给他们配发了使用军用频段的手持式短波对讲机。他没有给他们普通的对讲机，因为他不希望别人听见对话，尤其是有可能录下对话内容的新闻媒体。军用对讲机被窃听的可能性较小。

一名士兵的防护服出了问题。这名下士名叫隆妲·威廉姆斯，她的送风机停止工作，防护服塌下来，粘在汗水打湿的手术服上，她感觉被污染的空气包围了。“我的空气停止供应，”她喊道，但手上还在工作，她不能擅离职守。她的电池没电了。她发现腰带上没有备用电池，而其他人的备用电池都用掉了。

隆妲称空气停止供应引发了一场小骚乱。杰瑞想让她撤离大楼。他跑到气密室的门口，一名拿着短波对讲机的士兵守在那里。杰瑞抓过对讲机，呼叫吉恩·约翰逊，隔着头罩吼道：“我们有位女士的电池没电了。”

吉恩答道：“我们去找电池，叫人送进去。你能等一下吗？”

“不。她要出去。她的空气停止供应了。”杰瑞说。

守门的士兵突然说他有备用电池。杰瑞朝着对讲机说：“等一等——我们找到备用电池了。”

那名士兵跑过去找到隆妲，笑着说：“给你电池。”

队员纷纷大笑。他把备用电池扣在隆妲的腰带上。

她心想，呃，天哪，他们要取下我的旧电池，我的送风机会停止运转。她说：“等一等！我的空气会被切断的。”

“别担心。切换只需要一秒钟。”那名士兵答道。隆妲有些惊慌，准备离开。她害怕在失去气压的那段时间内感染了病毒。杰瑞决定放她和夏洛特·古德温出去，夏洛特看起来也很疲惫。他用对讲机对吉恩说：“我有两个人要出去。”

吉恩那头险些乱成一团。电视台的报道车刚好出现。吉恩非常害怕。他不希望两个穿密封防护服的士兵走出大楼时恰好被镜头拍到。他对杰瑞说：“我们被堵住了。不能让她们出来。外面有电视摄像机。”

“我要让她们出去。”杰瑞说。

“行啊，让她们出来，”吉恩说，“在镜头前演一场好戏。”

杰瑞敲了敲灰色区域的远端门，消毒人员打开门。这是一位军士，身穿密封防护服，手里是装满漂白水的泵式喷雾器和手电筒。隆妲和夏洛特走进灰色区域，军士请两人抬起手臂伸直。他用手电筒照了一遍她们的防护服，寻找破损和裂口。

隆妲发现他露出不寻常的表情。

“你的防护服有个破洞。”他说。

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她心想。

“什么时候破的？”他问。

“我不知道！”

他用一截胶带贴住破洞，将漂白水喷遍两人全身，给她们消毒，然后敲了敲通往整备区的近端门。门开了，她们走出去。后勤小组立刻帮她们卸下头罩，脱掉防护服。汗水浸透了防护服里的手术服，两人冷得发抖。

“外面有一辆电视新闻报道车。”吉恩说。

“我的防护服上有个破洞，”隆妲告诉他，“我会感染病毒吗？”

“不会。防护服内始终有足够保护你的压力。”吉恩领着她们向外走。“去货车里躺下，”他说，“不管被人问什么，一个字也别说。”

她们在货车里找不到自己的衣服，于是找了几件外套裹得暖暖和和的，然后在外面人看不见的座位上躺下。

电视台的报道车停在猴舍前门口，记者带着摄像师四处窥探。记者敲了敲正门，揿响门铃——没人。他隔着前窗向里看——窗帘拉上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好吧，里面似乎没什么动静。这地方已经荒弃了。他和摄像师没有发现后门口的白色车辆，或者就算注意到了，也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这里没有任何动静。

电视台的报道人员回到车上，坐了一会儿，希望能发生什么事或有什么人露面，帮他们为晚间新闻搞一段现场访谈，但等待非常无聊，而且天气很冷，天色也开始昏暗。他们没有想到应该兜到大楼侧面，找一扇窗户举起摄像机对准。假如他们真的那么做了，就会搞到足以填满整个晚间新闻时段的镜头，剩下的还可以交给CBS做《六十分钟》节目。他们会拍到身穿密封防护服的士兵，防护服上涂着埃博拉血液，全世界第一次重大的生物危害防御行动正在进行之中；他们会拍到防御小组的成员结对走进整备区，后勤小组脱掉他们身上的防护服。但报道组没有兜这半圈，因此据我所知，雷斯顿行动没有留下影像记录。

两个姑娘在货车里躺了好一阵。报道车突然离开。吉恩·约翰逊从大楼拐角的另一侧探出脑袋，报告说你们安全了。两个姑娘穿好衣服，跑到大楼背后的树林里方便。她们在那里发现了针头：两支使用过的注射器，带着针头。针头没有盖帽，因此肯定使用过。天晓得它们在那儿扔了多久。安全人员戴上手套，捡起针头，搜索附近区域，在草丛里发现了更多的针头。

最后一个出来的是杰瑞·杰克斯。傍晚六点左右，他走出大楼，脸色惨白，失去了五到十磅体重：出汗导致的体液流失。他的头发没有了银色光泽，更像是白发苍苍。

没有为士兵准备食物，所有人都又饿又渴。他们表决去哪儿吃饭，最后结论是塔可钟[1]。吉恩·约翰逊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不要回答任何问题。”

车队出发赶往塔可钟，引擎在冷风中咆哮。士兵点了软塔可卷，还有许多特大瓶装的可乐，用以弥补在防护服里失去的汗液。他们还点了大量肉桂卷——全部打包带走：对，放在盒子里，麻烦快一点，谢谢。店员望着他们。这些人一看就是士兵，哪怕穿牛仔裤和汗衫也一样：男人魁梧而强悍，留平头，戴金属框的军用眼镜，因为吃多了军粮而爆出青春痘；女人像是一口气能做五十个俯卧撑，可以随手拆开武器。一个男人走向正在等餐的克拉格斯军士，问：“你们来做什么？我看见了那两辆厢式货车。”克拉格斯转过去背对他，一个字也没说。

午夜过后，卡托克廷峰山坡，杰克斯家主卧室的水床上，南希和杰瑞交换当天的事态进展，女儿杰美在旁边睡觉。杰瑞说白天的行动相当顺利，没有人用针头刺伤自己。他说他从没想过，在生物危害防护服里会感觉那么孤独。

南希搂住他，脑袋顶着他的脖子，两人自从上大学就喜欢这么偎依着。她觉得丈夫像是缩了一圈，瘦巴巴的。她这些年从没见过丈夫的身体这么疲惫。她抱起杰美送回床上，回来继续搂着丈夫。两人拥抱着入睡。

[1] 美国快餐店品牌，出售墨西哥风格的食物。——译者

糟糕的一天

12月6日，星期三

过去的几个昼夜里，一位名叫托马斯·凯查克的陆军科学家身穿防护服，一直在4级防护实验室忙碌，尝试研制快速检测血液和组织中是否含有埃博拉病毒的方法。他成功了。这种名为埃博拉快速检测的方法很灵敏，易于使用。他化验了米尔顿·弗兰蒂格的尿样和血样，他曾在猴舍草坪上呕吐，此刻躺在费尔法克斯的隔离病房里。结论是弗兰蒂格没有感染病毒，尿样和血样对埃博拉检测均无反应。看起来他其实是得了流感。真是奇怪，埃博拉病毒为何没有在这些人身上发作？

天气转暖，阳光普照，风向调转，从南方吹来。核平行动的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三，陆军车队在通勤车流中来到雷斯顿，在猴舍背后展开部署。事情很顺利。上午八点，队员开始进入猴舍大楼。吉恩·约翰逊带来了水银灯，安装在临时充当灰色区域的走廊里。

杰瑞·杰克斯首先进去，喂猴子吃东西。他和亚蒙军士挨个房间巡视，不时发现已经死去或处于临终休克阶段的病猴。他们在休息室找到几把椅子，拖到走廊里摆成半圈，士兵轮流休息和灌注针管时可以坐下。时间慢慢过去，你会看见身穿橙色防护服的士兵和平民、男人和女人，头罩上蒙着冷凝水，疲惫地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用T61装填注射器，整理放满血样试管的样本盒。有人扯着嗓门交谈，更多的人只是呆望墙壁。

上午过到一半，杰瑞·杰克斯在C室工作。他决定休息片刻，看看他手下的情况。他把房间留给亚蒙和克拉格斯，自己走进走廊。突然，C室一阵骚动，房间里的猴子狂喊乱叫。杰瑞跑了回去，发现两名军士站在门外向内看，神情警觉。

“怎么了？”

“一只猴子逃跑了，长官。”

“天哪，该死！”杰瑞叫道。

亚蒙军士刚打开一扇笼门，这只动物就窜了出来，两名军士立刻逃出房间，关闭房门。

一只逃脱的猴子——杰瑞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它们能远距离跳跃。他本人就被猴子咬伤过，他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利齿会切得很深。

他们隔着门上的玻璃窗向内张望。整个房间闹成一团，猴子在铁笼里打转，使劲摇晃铁笼，发出兴奋的高亢叫声。房间里有百来只猴子在啸叫。但逃出来的那只在哪儿？他们看不见。

他们找到捕猴网：一根长杆，一端有个像口袋的网兜。他们打开门，慢慢走进房间。

接下来的事情在人们的记忆中犹如一场梦，这些记忆互相抵触。隆妲·威廉姆斯下士记得猴子逃出了房间。她说事情发生时她坐在一把椅子上，听见纷乱的喊叫声，那只动物突然出现，从她脚边跑过。她吓得不敢动弹，然后爆发出大笑：几近歇斯底里的紧张大笑。那是一只公猴，体型不大，态度坚决，绝对不会允许人类拿着捕猴网接近它。

杰瑞·杰克斯坚称猴子从未离开C室。它有可能从威廉姆斯下士的脚边跑过，然后又被赶回了房间里。

逃脱的猴子非常害怕，士兵也非常害怕。猴子停留在房间里，在铁笼之间来回奔跑。这显然惹恼了其他猴子，它们抓住机会撕咬它的脚趾。猴子的脚部开始出血，很快就在房间各处留下了血脚印。杰瑞用对讲机报告有一只猴子逃出铁笼，而且正在出血。吉恩·约翰逊说你必须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它。开枪打死它怎么样？用手枪，比方说军用点四五。杰瑞不喜欢这个点子。你朝房间里看，发现逃脱的猴子大部分时间都躲在铁笼背后。你朝它开枪就等于朝铁笼开枪，子弹会击中铁笼或墙壁，说不定会在房间内弹跳。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挨枪子都不是好事，但在这幢楼里，一个小创口都可能是致命伤。他认为最安全的处置手段是进入房间，用捕猴网抓住它。他带着亚蒙军士进入C室。

两人走进房间，找不到那只猴子。杰瑞缓缓向前走，抬起捕猴网，随时准备发动攻击。但猴子在哪儿呢？他看不清楚。面罩上满是水珠，房间里光线昏暗。感觉就像在水下潜泳。他缓缓向前走，身体尽量远离左右两边的铁笼，猴子异常兴奋，尖叫，乱跳，抓住栏杆摇晃。猴子闹得震耳欲聋，他害怕太接近铁笼会被猴子咬到，因此始终沿着房间中线向前走。亚蒙军士跟着他，手握带有注射器的长杆。

“当心，军士，”他说，“别被咬了。远离铁笼。”

他慢慢走过一个个铁笼，向每一个铁笼内张望，想透过笼格看清它们背后的幽暗墙壁。视野边缘突然有什么东西一闪，他拿着捕猴网猛然转身，那只猴子越过他的头顶，从房间一侧飞到了十二英尺外的另一侧。

“抓住它！就在这儿！”他大叫，挥动捕猴网，长杆打在铁笼上，但猴子早已跑远。

他继续慢慢走过房间。猴子摆动尾巴远距离跳跃，飞遍整个房间。鬼东西无论去哪儿都高来高去。杰瑞挥舞捕猴网，但再次扑空。“狗娘养的！”他叫道。他赶不上这只猴子的速度。他花了十到十五分钟在房间里搜寻，眯着眼睛隔笼张望，但每次一发现猴子，它就会飞到房间的另一侧去。这种猴子体型很小，适合树栖生活。他心想，房间里的环境对它更有利。我们没有应付这种事的工具。在这儿我们不占上风，只能被它耍得团团转。

猴舍大楼外，C·J·彼得斯上校过来查看行动情况。他穿李维斯牛仔裤和运动衫，虽说天气很冷，但脚上是凉鞋和短袜。凉鞋加胡须，他更像60年代的老嬉皮士或看门人之类的低级雇员。他看见大楼门前有个陌生人。他是谁？这个人绕向大楼侧面，正在接近行动地点。C.J.连忙过去拦住他，问他有何贵干。

他自称是《华盛顿邮报》记者。“这儿有什么事情吗？”他问C.J.。

“啊——呃——没啥事情。”C.J.答道。他忽然很高兴自己没穿上校制服，坏习惯终于带来了好处。他没有怂恿记者到侧面去看看窗户里面的动静。记者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很快就离开了。《华盛顿邮报》怀疑猴舍内部正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可惜负责此事的记者和编辑没有查清楚。

“这只猴子认得捕猴网，”杰瑞对军士叫道。这只猴子不会允许自己被一个裹着塑料口袋的笨拙男人抓住。他们决定留它在房间里过夜。

另一方面，还活着的猴子越来越激动。队员今天处死了大部分猴子，一直忙到天黑以后。有些士兵抱怨他们分担的责任不够，于是杰瑞分了些军官的危险工作给他们。他指派隆妲·威廉姆斯和内特·鲍威尔少校负责安乐死工作台。少校将用过麻醉剂的猴子放在台子上，反剪其双臂以防它意外醒来，隆妲摘掉注射器的盖帽，对准猴子心脏注射药剂——针头从肋骨之间瞄准心脏刺进去。她推动活塞，将药剂注入心脏，瞬间就能杀死猴子。她拔出针头，大量血液涌出针孔。这是个好兆头，说明她刺中了心脏。手套要是沾上血液，她就在一盆漂白水里清洗；防护服要是沾上血液，她就用海绵蘸着漂白水擦拭。

针头要是错过心脏就糟糕了。她推动活塞，毒药注入心脏周围的胸腔，猴子会猛地一跳。它弯下腰，转动眼珠，似乎开始挣扎。这只是濒死反射，但她会吓得惊呼，心脏怦怦乱跳。

杰克斯上校派她去取血工作台配合海因斯上尉，她从失去知觉的猴子身上抽取血液。她将针头插进猴子的腿部静脉，开始抽血。它们睁着眼睛。她不喜欢这样，感觉像是它们在盯着她看。

正在为一只猴子抽血的时候，她忽然觉得猴子的眼珠动了动，它似乎企图坐起来：这只猴子醒来了。它晕乎乎地看着她，抓住她拿着针管的手。这只猴子很强壮，针头从它大腿上滑出来，鲜血喷涌而出。猴子抓着她的手向嘴边拉扯：它想咬我的手！她叫道：“按住它，谁快来按住它！它醒了！”海因斯上尉抓住猴子的手臂，把它按在台子上，叫道：“有只猴子醒着！我需要氯胺酮！”

从猴子体内滑脱的针头割破了腿部静脉。猴子大腿上立刻形成了棒球大小的一团淤血。这团淤血越来越大，血液在皮肤下喷涌而出，隆妲险些哭出来。她按住那团淤血，想帮猴子止血。她隔着手套感觉到那团淤血在膨胀。一团埃博拉淤血。

一名士兵跑过来，给猴子注射了双倍剂量的氯胺酮，猴子瘫软下去。

这次危机期间，彼得·耶林每天都身穿防护服泡在实验室里，化验猴类样本，想确定这种病毒的源头和传播方式，尝试分离病毒的纯化样本。汤姆·盖斯伯特每晚通宵，通过显微镜窥探细胞内的风景。

两人偶尔在办公室见面，关门交谈。

“你感觉怎么样？”

“很累，但除此之外都挺好。”

“头不疼？”

“不疼。你呢？”

“挺好。”

他们是这个毒株的发现者，现在看来也将是命名者，但前提是能够分离出纯化毒株，还有他们没有因为它而被隔离。

耶林回家和家人吃晚饭，给孩子读完故事，哄他们上床后，他又回到研究所忙到深夜。整个研究所灯火通明，高危实验室满是二十四小时不停工作的研究人员。他很快在更衣室脱光衣服，穿上外科手术服和防护服，他觉得温暖而困倦，肚子里装满了食物。他面对绘着危险红花标记的不锈钢大门，不情愿地向前走了一步，开门进入高危区域。

耶林一直在化验他和盖斯伯特的血样，害怕病毒会突然显现。他认为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我没有把三角瓶拿到鼻子底下，只是挥手扇了扇风。他们在医院实验室处理细菌时经常这么做。这是实验室嗅探环节的标准流程，否则你就不会知道细菌的气味了，比方说有某些细菌闻起来很像韦尔奇葡萄汁。

自从那位动物管理员在草坪上呕吐之后，他，彼得·耶林是否感染了埃博拉，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那个人没有割伤或者用针头刺伤自己，因此，假如他确实是埃博拉病发，那就很可能是通过呼吸感染了病毒。

耶林拿着载有自己血清样本的玻片走进小隔间，关门关灯。他让双眼逐渐适应黑暗，和平时一样好不容易才隔着面罩望进显微镜。影象涌入视野。他的血液犹如海洋，朝四面八方延伸，影像粗糙而神秘，发出朦胧的绿光。这种朦胧绿光是正常的，不需要担心。假如辉光变亮，那就说明他的血液内有埃博拉病毒。万一他的血液发光怎么办？他该怎么判断是不是真的在发光？多绿算是正常的绿？我有多么相信我的工具和眼力？假如我确定血样在发光，我该怎么报告这个结果呢？我必须告诉C.J.。也许我不是非得去监狱不可，可以把我隔离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此刻我已经在生物安全4级的区域了。我已经被隔离了。我在实验室里能感染谁呢？谁都不可能。假如我的埃博拉检验呈阳性，我可以在这儿生活和工作。

没有发光。他的血液没有起反应。他的血液是正常的。和汤姆·盖斯伯特的血液一样。至于明天后天大后天会不会发亮，那就只有到时候才知道了，但他和盖斯伯特正在逐渐脱离潜伏期。

深夜十一点，他决定该回家了，他走进气密室，拉动链条，开始消毒过程。他站在灰色区域的灰色灯光下，只有自己的思绪陪伴他。在化学药剂的雾气之中，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楚。他必须等待七分钟的过程结束。两条腿疼得要命，累得都站不直了。他伸出双手，抓住将药剂导入淋浴房的管道，借此支撑身体。暖洋洋的液体流遍防护服。他感觉舒适而安全。能够杀死病毒的液体哗哗溅落，风声嘶嘶作响，消毒药剂洒在防护服上，轻轻按摩他的后背。他睡着了。

最后的喷射水流落在身上，他猛地惊醒，发现自己靠在气密室的墙上，双手还抓着管道。要不是最后的喷射水流，他很可能不会醒来。他会沿着墙壁滑下去，蜷缩在气密室的角落里睡上一整夜，经过消毒的凉爽空气会吹过防护服，在研究所的心脏地带清洗茧壳包裹的赤裸身体。

隆妲·威廉姆斯下士站在猴舍大楼的主走廊上，害怕自己会被关进监狱隔离。除了头盔里的呼呼风声，她听不见任何声响。走廊向两端无尽伸展，满眼皆是纸板箱、垃圾和猴饲料。军官都去哪儿了？杰克斯上校去哪儿了？大家去哪儿了？她看见猴舍房间的门。军官也许在那里。

有什么东西沿着走廊跑来——是那只逃跑的猴子！它直奔她而来，眼睛盯着她。它的手里有东西闪闪发亮——它抓着一支注射器。它朝隆妲挥舞注射器，动作饱含复仇的欲望。它想给她打针。注射器里装满了未知的高危病原体。她开始逃跑。防护服绊住她的脚步。她不敢停下，但走廊无穷无尽伸展，她怎么也跑不到尽头。出去的门在哪儿？没有门！她出不去！猴子扑向她，可怕的眼睛盯着她——针头闪亮，插进防护服……她在军营的房间里惊醒。

清污

12月7日，星期四

清晨四点，电话铃吵醒了南希·杰克斯——是哥哥从威奇托医院用投币电话打来的。他说父亲快不行了：“情况非常糟糕，他撑不过去了。”父亲心力衰竭，医生问家人要不要采取极端维生措施。南希只思考了几秒钟，就对哥哥说不要。父亲的体重已经降到九十磅，瘦得皮包骨头，活得痛苦而凄惨。

她叫醒杰瑞，说她父亲恐怕今天要过世了。她知道她必须回去一趟，要搭飞机吗？下午就能赶到威奇托，大概还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她决定不飞回去。雷斯顿危机正在关键时刻，她要是扔下工作离开，那就是擅离职守。

电话里又响了——是南希的父亲从病房里打来的。“你要回来吗，南希？”声音微弱，气喘吁吁。

“我这会儿走不开，爸爸。因为工作。我正在参与处理一场严重的疾病爆发。”

“我理解。”他说。

“圣诞节见，爸爸。”

“我看我活不到圣诞节了，不过嘛，谁知道呢。”

“我相信你肯定能行的。”

“我爱你，南希。”

“我也爱你。”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她和杰瑞穿上衣服，她穿制服，杰瑞穿平民便服，他继续赶往猴舍。南希留在家里，等孩子醒来后给他们做燕麦粥。她送孩子上学校大巴，然后去上班。她找到C·J·彼得斯上校，说她父亲很可能今天会过世。

“回家去吧，南希。”他说。

“我不会走开的。”她答道。

午饭过后，猴尸陆续运来。卡车一天两次将尸体从雷斯顿运来，南希换防护服的时候，第一批就已经送进了气密室。帽盒里通常有十到十二具尸体。

猴舍产生的其余尸体——这些才是大部分，共有两三吨——会裹上三层生物危害品处理袋，消毒后拿出猴舍大楼，放进不锈钢的垃圾桶。黑泽尔顿员工将它们送往公司的焚化炉，用高温彻底销毁，温度高得足以摧毁埃博拉病毒。

然而，他们还是必须检验一些尸体，以确定病毒是否在楼内传播和蔓延的程度。南希会将帽盒拿进AA-5套房，与一名搭档和一名平民助手解剖尸体，直到午夜时分。他们几乎不交谈，只是偶尔用手指器具或猴子体内的病征。

那天，南希不时想起父亲和童年时光。多年前还小的时候，她在耕种季节帮父亲干活，驾驶拖拉机从下午忙到深夜。拖拉机的速度不比骡子更快，能在半英里长的田地上犁沟。她穿短裤和凉鞋。拖拉机上又热又吵，在堪萨斯的空旷天地间，她什么也不想，沉浸在引擎的轰鸣中，太阳慢慢落向地平线，大地渐渐变暗，月亮出现，越升越高。晚上十点，父亲接手，她上床睡觉。日出时分，父亲叫醒她，她回到拖拉机上继续耕地。

“海绵，”她对搭档比着口型说。

他吸掉尸体淌出的血水，然后用绿色的EnviroChem清洗手套。

那天，南希在高危套房工作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她飞回堪萨斯，星期六早晨乘出租车赶到他们家在威奇托的家族墓地，葬礼刚刚开始。天很冷，在下雨，一小群人举着伞，围着石墙和墓穴前的神父。南希·杰克斯中校上前想看得更清楚些，视线落在一件出乎意料的东西上。灵柩上盖着国旗——父亲毕竟当过兵。这一幕让她难以自制，失声痛哭。

12月7日星期四，下午四点，最后一只猴子被处死装袋，队员开始消毒离场。他们费了很大力气和好几个钟头才抓住那只逃跑的小猴子。杰瑞·杰克斯进入它藏匿的房间，举着捕猴网，和它周旋了两三个小时。最后，猴子挤进一个铁笼背后的缝隙里，尾巴伸在外面；亚蒙军士向尾巴注射了大量镇静剂。大约十五分钟后，猴子不再动弹，他们把猴子拖出来，它也走上其他猴子的同一条路，在流水线上结束了生命。

他们用无线电通知吉恩·约翰逊，说最后一只猴子也死了。他命令克拉格斯军士再侦察一遍大楼，确定所有房间里都没有活猴了。克拉格斯在一间储藏室里发现一个冷藏柜，看起来很不妙，他在对讲机上报告约翰逊：“吉恩，我发现一个冷藏柜。”

“打开检查。”约翰逊答道。

克拉格斯掀开盖子，赫然发现几双冰冻的猴类眼睛。它们包着透明塑料袋，以坐姿塞在冷藏柜里，身体淌下血液凝成的冰柱。这些猴子来自F室，也就是爆发的起源地；它们是丹·达尔加德处死的部分猴子。他合上盖子，对约翰逊说：“吉恩，你不会相信我在这个冷藏柜里发现了什么。这里有十到十五只死猴。”

“天哪，克拉格斯，该死！”

“我该怎么处理？”

“我不想再看到猴子惹出来的麻烦了！不需要样本！直接消毒处置！”

“我还发现了几瓶镇静剂。”

“消毒，亲爱的！谁也说不准有没有脏针头插进过这些瓶子。从这幢楼出来的所有东西都要消毒！出来的所有东西！”

克拉格斯军士和平民梅尔·吉布森从冷藏柜里拖出裹尸袋。他们想把尸体塞进帽盒，但猴子被冻得奇形怪状，怎么都进不去，只好留在走廊里等待解冻。消毒小组明天会来处理的。

91探戈队员们两个两个拖着脚穿过气密走廊，他们精神麻木，身体疲惫得都没知觉了，浸泡在汗水和持续不断的恐惧之中。他们采集了共计三千五百件样本。他们不想彼此或与长官讨论这次行动。

队员返回德特里克堡，他们看见吉恩·约翰逊坐在楼前一棵树下的草坪上。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大家也不敢找他说话。他的表情非常难看，意识飘到了几百万英里之外，被彻底扫荡过的大楼内部。他不停回想这些孩子们做的事情。假如一个人右手拿着注射器，你站在他左边。你反剪猴子的手臂按住，猴子无法转身咬你。有人割破手指吗？到目前为止，孩子们似乎做得都还不错。

士兵们离开大楼，消毒小组立刻穿上防护服。天已经黑了，但吉恩·约翰逊实在太害怕埃博拉，他不敢放着大楼就这么过夜。

消毒小组的头儿是梅尔·吉布森。他穿上防护服，勘察整幢建筑物，确定需要做什么事情。房间和走廊沾着血迹，医疗用品的包装扔了一地。到处都是猴饲料，踩在脚下嘎吱嘎吱作响。地上有一坨一坨的猴粪，墙上有粪便划出的一条一条痕迹，有一个个小小的掌印。他拿着刷子和一桶漂白水，他找了一面墙试着刷洗。

他拿起无线电呼叫吉恩。“吉恩，粪便硬得像是混凝土，怎么都弄不下来。”

“你们尽力而为。我们的命令是打扫干净。”

“我们来试试能不能刮下来。”吉布森说。

第二天，他们去五金店买不锈钢刮铲和油灰刀，清污小组开始刮除墙上和地上的污物。防护服里的高温几乎让他们窒息。

曾经在草坪上呕吐的米尔顿·弗兰蒂格，他在费尔法克斯医院接受了几天隔离。他感觉好多了，高烧已经消退，他没有流鼻血，他越来越闲不住了。他显然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至少血检的结果是阴性。看来他得的只是普通流感。疾控中心终于点头，说他可以回家了。

嗅闻事件过去了十几天，彼得·耶林和汤姆·盖斯伯特都没有流鼻血，两人开始认为他们肯定逃过了这一劫。丹·达尔加德和猴舍工作人员始终没有表现出发病的症兆，这一点既让他们安心，也令人大惑不解。这种病毒究竟是怎么回事？杀猴子像拍苍蝇似的，猴子的每一个孔窍都滴出病毒，然而却没有人类倒下。假如这种病毒不是扎伊尔埃博拉，那么又是什么呢？它到底从哪儿来？耶林认为它肯定来自非洲。玛英嘉护士的血样对它有反应，因此它和扎伊尔埃博拉的关系肯定很近。它的表现就像虚构的安德洛墨达病毒。就在我们以为世界即将完蛋的时候，病毒却自然消失，我们活了下来。

疾病控制中心尽全力追查病毒的来源，这条线最后回到了马尼拉附近的费莱特猴类养殖场。雷斯顿的所有猴子都来自那里。那里是猴子从棉兰老岛森林到华盛顿的中转站。调查员发现那里的猴群也曾大批死亡，但菲律宾似乎也没有工人染病。假如这种病毒来自非洲，它又是怎么到达菲律宾的呢？这种病毒能够毁灭猴子，但为什么没有猴类管理员病死？事情非常蹊跷。大自然似乎在逼近我们，高高举起屠刀，却忽然扭过脸去，露出微笑。这是个蒙娜丽莎的微笑，谁也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12月18日，星期一

消毒小组用次氯酸钠溶液擦洗大楼，直到水泥地板上的油漆被刮掉了一层还在继续擦洗。对建筑物内表面的处理符合要求之后，他们进入最后一道工序：熏蒸。消毒小组用银色胶带封住通往外部的所有门窗和排风口，用塑料布封住通风系统对外的出口，把整幢楼封得密不透风。他们在猴舍内的各个地方摆放纸片，这些纸片浸透了枯草杆菌（这是一种无害细菌）黑色变种芽孢。芽孢很难被杀死。业界普遍认为，假如一次消毒能杀死黑色变种芽孢，那么就几乎能杀死所有的生物体了。

消毒小组带着三十九个阳光牌电煎锅进入猴舍大楼。阳光牌电煎锅是陆军喜欢使用的消毒工具。小组沿地面在整幢楼内铺设电缆，接出插座，就像圣诞树彩灯的灯串。他们将电煎锅接上电缆，把电缆接上总开关。他们在每个电煎锅上各洒一把消毒药品的晶体。这种晶体呈白色，状如食盐。他们把电煎锅拨到最高挡。12月18日1800时，某人打开总开关，电煎锅开始加热。晶体沸腾蒸发，释放出甲醛气体。大楼的门窗和排风口均被封死，因此甲醛无处可去，只能在大楼里待三天。甲醛气体渗入通风管道，浸满办公室，钻进办公桌抽屉和抽屉里的卷笔刀。甲醛气体渗入复印机、个人电脑和椅垫，钻进地板下的排水管道，碰到了弯管内残余的漂白水。最后，消毒小组（仍旧身穿防护服）走进大楼，采集芽孢样本。“阳光”处理杀死了黑色变种芽孢。

生物危害防护领域有一句老话：你永远无法知道生命何时灭绝。生命能从几乎所有攻击中活下来。完全成功的彻底消毒在实践中非常难以达成，事后也几乎不可能确认。不过，持续三天的电煎锅熏蒸和芽孢样本的全部死亡可以视为成功。猴舍大楼已被消毒。埃博拉遇到了敌手。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雷斯顿灵长类隔离检疫中心成了全世界唯一没有任何生命体存在的建筑物，直到生命在这里重新站稳脚跟。

最危险的毒株

1990年1月

在华盛顿近郊突然爆发的埃博拉毒株依然藏匿于热带雨林的某处，继续繁衍循环。一种病毒想要维持其存在，就必须永远繁衍循环。陆军研究所确认猴舍大楼已被核平后，将它交还给黑泽尔顿研究制品公司。黑泽尔顿继续从菲律宾购买猴子，依然是马尼拉附近的那家养殖场，重新囤积捕自棉兰老岛雨林的食蟹猴。过了不到一个月，1月中旬，C室的几只猴子流着鼻血死去。丹·达尔加德打电话给彼得·耶林说：“看起来我们又被感染了。”

这种病毒是埃博拉，来自菲律宾。由于上次爆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因此陆军、疾控中心和黑泽尔顿公司共同决定，这次的处置方式是隔离猴子，听凭病毒蔓延，让猴群自生自灭。丹·达尔加德希望能挽救其中一部分猴子，但公司不想再看见身穿密封防护服的大兵了。

在猴舍大楼里发生的事情类似于一场实验。科学家可以观察埃博拉如何在密闭空间内（就像一个城市）的猴群中自然传播。雷斯顿埃博拉病毒迅速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它一方面在猴群内生根发芽，另一方面似乎自发变异成了很像流感的某种新东西。但这是埃博拉流感。猴子死亡时，鼻孔内流出大量清鼻涕和绿色黏液，混合着无法凝结的血液。它们的肺部遭到摧毁和侵蚀，充满了埃博拉病毒。它们的肺部受到感染。一个房间里只要有一只猴子流鼻血，通常这个房间里百分之八十的猴子很快就会死去。这种病毒在猴类内部的感染性极强。研究所的科学家怀疑他们观察到了埃博拉的某个突变毒株，与仅仅一个月前，也就是12月陆军核平猴舍时见到的毒株不尽相同。这种情况非常可怕，埃博拉病毒似乎能快速改变特征，呈现出流感的症状。截然不同的一种毒株能在一个月内出现。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让人感觉埃博拉很像人类儿童群落内常见的某些类流感疾病。它似乎能迅速适应新的宿主，进入新群落时能迅速地自发改变其特征。

埃博拉看起来是通过大楼的通风管道传播的。1月24日，它杀进B室，B室的猴子开始休克，死时流着鼻涕，眼睛通红，面无表情。接下来几周内，感染侵袭了I、F、E和D室，这些房间的猴子几乎全灭。2月中旬，黑泽尔顿的一名动物管理员——我们姑且称他为约翰·克里耶斯吧——在解剖一只死猴时被手术刀割伤了大拇指。当时他正在切开肝脏，那是埃博拉病毒最喜欢的巢穴之一。沾着肝细胞和血液的刀刃深深切入他的大拇指。他严重暴露在埃博拉病毒之下。

他正在解剖的肝脏被立刻送往研究所进行检验。汤姆·盖斯伯特用显微镜看了一个切片，惊恐地发现它“危险得难以想象，细胞壁之间充满了病毒”。研究所的所有人都认为约翰·克里耶斯难逃一死。彼得·耶林告诉我：“我们这儿确定这家伙死定了。”疾控中心决定不隔离他，因此在病毒的潜伏期，克里耶斯依然可以去酒吧和朋友们畅饮啤酒。

“但是在研究所看来，”彼得·耶林说，“这家伙去酒吧喝酒吓得我们够呛。疾控中心显然不该允许这种事发生。这种病毒很凶险，局势也很凶险。我们还很不了解这种病毒。它可能像普通感冒，在出现症状前会有一段潜伏期，患者在此期间会传播病毒，等你知道自己得病的时候，说不定已经感染了十六个人。我们对这种病毒懂得实在太少，甚至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也不知道它下次会以什么形式出现。”

约翰·克里耶斯有点小病，需要手术治疗。医生在他暴露于埃博拉病毒后的潜伏期内给他做了手术。记录中没有显示他在手术中出血过多。他恢复得很好，现在也还活着，暴露没有让他染病。

至于猴舍，整幢楼都死绝了。陆军不需要再核平它，因为雷斯顿埃博拉病毒已经核平了它。这一次仍旧没有人员伤亡，但发生了一件怪异甚至有可能险恶的事情。猴舍共有四名动物管理员：心脏病发作的贾维斯·普蒂、在草坪上呕吐的米尔顿·弗兰蒂格、割破大拇指的约翰·克里耶斯和另外第四个人。他们的雷斯顿埃博拉病毒检验均呈阳性，这种病原体感染了他们所有人。病毒进入了他们的循环系统，在细胞内繁殖。埃博拉在他们体内增殖，在他们体内循环，在这几名猴舍管理员体内持续存活，但哪怕是在繁殖期间，也没有让他们患病。他们想不起曾经有过头疼和不舒服的时刻。最后，病毒自然而然地从他们体内消失，血液里再也找不到它的踪影，直到本书写作期间，他们也没有病发。已知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类很少有活下来的，但其中就有他们几个。约翰·克里耶斯被沾血的手术刀割破手指，无疑因此感染了病毒。令人不安的是另外三个人并没有割伤自己，病毒却还是进入了他们的循环系统。病毒不知怎么进去了。最大的可能性是它通过肺部接触进入了他们的血液，也就是空气传播。陆军研究人员确定这另外三个人不是通过割伤感染病毒之后，研究所一致认为埃博拉是能够通过空气传播的。

菲利普·拉塞尔博士，也就是决定派遣军队消灭病毒的将军，他最近告诉我，尽管当时他被埃博拉“吓得半死”，但只在得知这种病毒是通过空气在猴群内传播之后，他才真正明白那一次有可能酿成什么灾难。“回想起来我更是怕得要死，”他说，“看见那些猴子通过呼吸系统染病的证据时，我对自己说：天哪，要是出现某些小小的变化，这种病毒就能在人群内通过呼吸系统快速传播。我说的可是黑死病。想象一下，要是存在一种病毒，它拥有流感的传染能力，又具有黑死病在中世纪的致死率——我指的就是这个。”

雷斯顿的工作人员感染了没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它为什么没有杀死他们？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没有症状的埃博拉——他们像是得了一场埃博拉感冒。病毒遗传密码的小小区别，也许使得病毒粒子那七种神秘蛋白质中的某一种起了微小的结构变化，显然彻底改变了它对人类的影响——它能杀死猴子，对人类却危害极小，甚至没有。这个埃博拉毒株知道人类和猴子的区别。然而，假如它朝另一个方向突变了呢……

春季的一天，我前去采访南希·杰克斯上校，想聊一聊她在雷斯顿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在她的办公室见面。她身穿陆军的黑色运动衫，佩戴银鹰肩章，她最近被提升为上校军衔。屋角的盒子里有一只幼年鹦鹉在睡觉。鹦鹉醒来，嘎嘎叫喊。

“饿了吗？”她问鹦鹉，“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她从袋子里抽出烤肉吸管[1]，吸了一管鹦鹉吃的肉糊。她把吸管一头塞进鹦鹉嘴里，捏了一下吸管另一头的橡皮球，鹦鹉满意地闭上了眼睛。

她朝档案柜挥挥手。“想看埃博拉吗？随便挑。”

“还是你挑给我看吧。”我说。

她从一个档案柜里翻出一把玻片，拿着它们走进另一个房间，房间的桌上摆着显微镜，这台显微镜有两组目镜，允许两个人同时观看。

我坐下，望进目镜——白茫茫，空荡荡。

“好，这个不错。”她说着把一块玻片放到透镜底下。

视野内出现许多细胞。有一些细胞已经破裂和液化。

“这是雄性生殖器官的组织样本，”她说，“受到严重感染。来自1986年吉恩·约翰逊和我做实验时，通过肺部暴露感染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一只猴子。”

我看着猴子睾丸的切片，感觉五味杂陈。“你的意思是说，病毒进入猴子的肺部，然后转移到了睾丸？”

“对，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对吧？”她说，“现在我让你头晕一下。给你看肺部样本。”

场景变幻，眼前的画面犹如朽烂的粉红色比利时蕾丝。

“这是肺部组织的切片。一只通过肺部暴露感染的猴子。看见病毒怎么撑大肺部细胞了吧？这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

我能看见单个的细胞，其中一些被黑色斑点撑得鼓胀起来。

“咱们放大倍数看看。”

细胞变得更大。黑色斑点变成有棱角的暗色团块。团块正在撑破细胞，向外涌出，就像动物破壳而出。

“这些是又大又结实的病毒砖块。”她说。

它们是正在冲出肺部细胞的埃博拉类晶体。肺部将埃博拉病毒直接送进空气。我不禁毛骨悚然，感觉我这个平民似乎看见了不该让平民看见的东西。

“这些肺部细胞感染性很强，”她淡然道，“看见出芽进入肺泡内的那些病毒砖块了吧？病人一咳嗽，这东西就会随着痰液上升进入喉咙，所以你绝对不能让埃博拉患者对着你的脸咳嗽。”

“我的天，它很熟悉肺部的构造，对吧？”

“谁知道呢。它也许存在于昆虫体内，昆虫可没有肺部。但你看见了埃博拉怎么适应肺部。它从肺部细胞内出芽，直接进入空气。”

“这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有机体，对吧？”

“太对了。这鬼东西有它特定的生命循环。会玩‘如果那么’的游戏吧？如果它进入人类的肺部？如果它变异了，那么就会产生问题。一个大问题。”

1990年3月，雷斯顿病毒再次爆发时，疾控中心对猴类进口商制定了严格而详尽的限制规定，加强了化验和隔离检疫的流程。疾控中心暂时吊销了三家公司的许可证，它们是黑泽尔顿研究制品公司、查尔斯河灵长类动物公司和全球灵长类动物公司，指控它们违反了隔离检疫规定。（它们后来又重新取得了许可。）疾控中心的举措在接下来数月间有效阻断了美国的猴类进口。黑泽尔顿公司的损失合计数百万美元——猴子是很值钱的动物。尽管疾控中心惩罚了黑泽尔顿公司，但陆军研究所的科学家（还有疾控中心的一些人）高度赞赏达尔加德和公司将猴类中心移交给军方处理的决定。“对黑泽尔顿公司来说很艰难，但他们做了正确的决定。”彼得·耶林的话总结了专家们的普遍看法。

黑泽尔顿公司从一家商业地产公司手上租用了猴舍大楼。可想而知，在军方行动和第二次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地产公司和黑泽尔顿的关系实在谈不上融洽。事后，地产公司清空了整幢楼，一直空置至今。

嗅闻过埃博拉病毒的彼得·耶林活了下来，他现在是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他和汤姆·盖斯伯特遵循新病毒命名的传统，根据首次出现地点将其命名为雷斯顿毒株。他们在交谈时会随口称之为雷斯顿埃博拉。一天，耶林在他的办公室向我展示了某种埃博拉病毒的照片。病毒很像煮得尚有嚼头的意大利面条。“你看这个鬼东西。看这个长条混蛋，”耶林用手指勾出一个圈，“这是雷斯顿——天，险些又说成雷斯顿了——不，这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问题在于，凭外表你很难分清这两个毒株。这就回到一个哲学问题上了：这两个毒株如此相似，为什么扎伊尔毒株对人类高度危险，而雷斯顿不危险呢？几乎可以肯定雷斯顿埃博拉病毒能通过空气途径传播。感染病毒的黑泽尔顿员工，我非常确定他们是通过空气感染的。”

“我们是侥幸逃过了一颗子弹？”

“我认为没有，”耶林说，“子弹打中了我们。走运的是，这是点二二小手枪发射的橡皮子弹而不是点四五打出的达姆弹。我就害怕人们说：‘好彩，我们躲过了这颗子弹。’下次在显微镜里看见埃博拉，他们会说：‘哎呀，只是雷斯顿而已，’然后把它带出隔离设施。假如那东西不是雷斯顿，而是它家大姐，那我们就会当头挨上一棒了。”

C·J·彼得斯后来从陆军退役，成为疾病控制中心特殊病原体部的主任。某天回顾雷斯顿事件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非常确定埃博拉能够通过空气传播。“我们观察到的扩散模式，还有病毒确实扩散到了其他房间的事实，都说明大楼内产生了含有病毒的悬浮颗粒，”他说，“看感染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猴类肺部照片，你会看见病毒充满了肺部细胞。见过那些照片吗？”

“见过。南希·杰克斯给我看过。”

“那你就明白了，你能在肺泡内清晰地看见埃博拉粒子。”

“你们有没有试过将雷斯顿埃博拉病毒释放到空气中，看它能不能在猴群中传播？”我问。

“没有，”他斩钉截铁道，“我认为这实在不是个好主意。假如有人发现军方在做实验，想知道埃博拉病毒是否已经突变为能够通过呼吸道传播，我们会被指控是在研究杀伤性生物武器的——企图制造末日病毒。因此我们选择不再继续研究下去。”

“所以你们并不确定埃博拉究竟能不能通过空气传播。”

“对。并不确定。你只能猜测埃博拉病毒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假如它真的能，那就是你最可怕的噩梦了。”

因此，马尔堡、苏丹埃博拉和扎伊尔埃博拉三姐妹又多了第四个姐妹：雷斯顿埃博拉。疾控中心特殊病原体部的一组研究人员在安东尼·桑切斯和海因茨·菲德尔曼的带领下，已经分析出了所有丝状病毒的基因。他们发现扎伊尔埃博拉和雷斯顿埃博拉相似得难以找到区别。我和安东尼·桑切斯见面时问到这件事，他说：“我管它们叫一对血亲，但实在说不清雷斯顿为什么不让我们生病。就我个人而言，不穿防护服，不遵循最高等级的隔离流程，我就没法安心研究它。”

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粒子，放大17000倍。请注意一些粒子顶端的圈环，也就是所谓“牧羊人的曲杖”或“有眼螺栓”，这是扎伊尔埃博拉病毒及其姐妹的典型形态。拍摄者：托马斯·W·盖斯伯特，USAMRIID。

雷斯顿埃博拉病毒粒子。“问题在于，凭外表你很难分清这两个毒株。”——彼得·耶林。拍摄者：托马斯·W·盖斯伯特，USAMRIID。

每一种丝状病毒都含有七种蛋白质，其中四种我们还完全不了解。雷斯顿毒株的某个蛋白质有着极其微小的差别，这大概就是它没有熊熊吞没华盛顿的原因。陆军研究所和疾控中心始终没有降低雷斯顿毒株的安全级别，它依然是4级防护的高危微生物，假如你想和它握手，最好还是先穿好防护服。安全专家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表明雷斯顿毒株不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病毒。事实上它反而有可能是丝状病毒姐妹中最危险的一个，因为它似乎很容易就能通过空气传播——至少比其他几种丝状病毒容易。它的遗传密码要是出现小小变化，就有可能通过咳嗽消灭人类。

雷斯顿埃博拉和扎伊尔埃博拉如此相似，但为何雷斯顿似乎来自亚洲呢？假如两个毒株来自两片大陆，那么应该区别巨大才对。一种可能性是雷斯顿毒株也起源于非洲，不久前通过飞机传播到了菲律宾。换句话说，埃博拉已经进入交通网，开始环球旅行。专家们毫不怀疑，一种病毒可以在几天内走遍全球。也许埃博拉病毒终于走出非洲，几年前在亚洲扎根。也许——只是猜测而已——埃博拉藏在非洲野生动物体内来到了亚洲。有传闻说菲律宾的某些富豪在雨林地区拥有私人庄园，他们非法进口非洲动物，在菲律宾丛林放生，然后享受打猎的乐趣。假如埃博拉存在于非洲狩猎动物体内（豹、狮、非洲水牛），就有可能通过这个途径来到亚洲。但这只是猜测而已。和其他丝状病毒一样，雷斯顿埃博拉病毒也有不为人知的藏身之处。不过目前来看，雷斯顿的爆发很可能只始于菲律宾的一只猴子：一只病猴。这只猴子是不为人知的指示病例。一只猴子导致了整件事。这只猴子也许只感染了四五个埃博拉病毒粒子，而这些粒子的来源……天晓得了。

[1] turkey baster，烤肉尤其是烤火鸡时用来涂抹酱料的吸管。——译者

公路

1993年8月

通往埃尔贡山的道路从内罗毕向西北深入肯尼亚高原，翻过非洲山丘衬托下的绿色山丘。它经过一个个小农场和一片片雪松林，冲向大地的顶端，像是要跃入虚空，却跌进了一片沉陷的黄色雾霭——那就是大裂谷。道路向裂谷内下降，穿过褶皱起伏的断崖，最终来到谷底，蜿蜒于点缀着刺槐树的草原上。道路绕过谷底的湖泊，穿过成片的金鸡纳树，黄绿色的树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道路在湖畔的城市稍作停留，然后转向西方的蓝色山丘——那是大裂谷的西侧边缘。道路攀向山峦，一条笔直的双车道公路，塞满黑烟滚滚的长途大卡车，它们轰隆隆地爬坡，驶向乌干达和扎伊尔。

通往埃尔贡山的道路是金沙萨公路的一部分，这条公路别名艾滋病公路，它将非洲一分为二，艾滋病病毒从非洲雨林内某处向全世界爆发时就是沿着这条公路传播的。这条路曾经是穿过非洲心脏地带的一条烂泥路，几乎不可能一次走完全程。公路的很大一部分是1970年代铺设的，卡车开始沿着它行驶，很快艾滋病病毒就出现在了沿途的村镇里。病毒究竟来自何方依然是个不解之谜。

我挺熟悉通往埃尔贡山的道路，因为我小时候曾经走过这条路。父母兄弟和我在一家卢奥人[1]俯瞰维多利亚湖的农场住过一小段时间，那是个传统农庄，有泥砌茅草屋和养牛的圈栏。十二岁以后我没再来过非洲，但假如你小时候见识过非洲，它就会成为你内心的一部分。我体验过赤足踩着温暖河沙的感觉，闻过鳄鱼的气味。我知道采采蝇在头发里爬行的窸窸窣窣感觉。我还能听见带着柔和的卢奥口音的英语，让我随便点，尽管玩，多吃点羊尾上的肥油。我在黎明之前的灰色天光下醒来，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看见泥墙上有个窟窿，慢慢才意识到那是茅草屋的窗户，一群孩童在窗口看我——我记得这种感觉。再次看见非洲，活生生的非洲又完整地出现在我眼前，闪烁着记忆中的神秘火花。首先想到的是非洲的气味，炊烟的气味，刺槐和蓝桉木柴燃烧的雾霭笼罩村镇，包裹人们的身体。随后想起的一幕蓦地冲进脑海：沿公路行走的人们，他们像是从时间起始就在那里行走，无论去哪儿都全靠两条腿。在肯尼亚高原，他们或赤足或穿着凉鞋，将路肩踩成了红土花边。女人走路时唱着基督教赞美诗，有些人抱着吉他，有些人用头顶着大袋木炭或食盐。

路虎车在柴油燃烧的尾气里前进，碾过坑洼处时上下弹跳。我的向导罗宾·麦克唐纳抓着方向盘。“哈，这条路挺好了，朋友，”他赞赏道，“要是像我上次来那样，你这会儿该哭出来了。我好多年没上过埃尔贡山了——说实话长大以后就没上过。我老爸的一个朋友以前在那儿有个shamba”——shamba就是农庄——“我们经常去玩。哈，真是不错，朋友。农庄已经没了。唉，kwisha了。”Kwisha：消失。他躲过一群羊，拼命按喇叭。“滚开，朋友！”他朝一头羊喊道，“你看，它一动不动。”路虎咆哮着加速前进。

道路时而经过小块的玉米地。田地中央总是泥砌或水泥砌的茅草屋。人们弯着腰站在玉米秆之间，用锄头耕作田地。每一寸土地都经过开垦，直到茅草屋的门口。我们经过一个站在路边的人，他拎着用铁链扎紧的手提箱。他朝我们挥手。我们又经过一个人，他穿英式雨衣和软呢帽，手持拐杖，步伐缓慢：烈日下的一条灰色人影。我们经过时，有些人朝我们挥手，有些人转身望着我们。我们停车等一群牛过马路，几个基库尤少年用树枝赶牛。

“唉，”罗宾怅然道，“我小时候，这个国家可不一样，知道吗？不管去哪儿都得走两三天。我们打死一头汤氏瞪羚，一路上就靠这个过活。以前，二十年前，这片土地全是森林和草原。现在却是玉米地。到处都是玉米地。森林全没了，朋友。”

罗宾·麦克唐纳是职业猎手和野外向导。他是非洲仅剩下的二三十位职业猎手之一。他们带客人去丛林，猎杀大型动物。他有一张宽阔的红脸，嘴唇很薄，戴眼镜，目光炯炯，颧骨也很宽。他的黑色卷发一缕一缕耷拉在额头上，像是他自己用刀削的。为了在树林中行走，他戴棒球帽，穿黑T恤和短裤，腰间别着非洲短刀，脚上的绿色运动鞋被火烤得有点融化——在篝火上烤干的次数太多了。他父亲是著名的职业猎手伊恩·麦克唐纳，1967年驾驶一架轻型飞机时不幸在非洲平原坠毁遇难，当时罗宾只有十三岁，但已经学会了需要掌握的技能。他和父亲一起打过豹子和狮子，也打死了他的第一头非洲水牛——父亲站在旁边，万一他没有打中，父亲会补上一枪。罗宾和父亲在雅塔高原的干枯刺灌丛中一连几天追踪大象，只带了一壶水和一个苹果。“那次的客人，得克萨斯来的家伙，”罗宾说，“他说他能走路，说他是有经验的猎手。一天他坐下来，说：‘去他妈的，我走不动了。帮我扎营。’于是我们给他扎营，然后我老爸和我又跟着大象走了两天。老爸跟踪大象只带水，对我说：‘你在包里带个苹果，咱们就出发。’然后我们在雅塔高原走了两天。我们找到大象，带客人过去，他开枪打死大象。”

“你当时多大？”

“七岁，朋友。”

他不再猎杀大象了——他赞成现在的象牙制品全球禁令——但还在打非洲水牛，这不是濒危物种。

埃尔贡山周边地区有过部族暴力的报道。埃尔贡马萨伊人经常洗劫居住在南麓的布库苏人，烧毁他们的茅草屋，用自动武器射杀他们，驱赶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我很担心这件事，从美国打电话给罗宾，询问他的意见。

“你想去哪儿？埃尔贡山？”他说，长途电话里的声音带着嘶嘶声，显得很遥远。

“我要带两件密封防护服。”我说。

“随你便，我的朋友。”

“在埃尔贡山附近旅行安全吗？”

“没啥大问题，除非有他妈的暴乱。”

他点燃廉价的非洲香烟，看我一眼。“你去洞穴有什么计划吗？要采集样本？搞几盒蝙蝠屎？”

“不，只是看看而已。”

“我小时候经常去洞里玩，”他说，“据说洞里有什么疾病，是吗？比起来艾滋病就像打个喷嚏了？会把人变成肉汤？会炸开？啪！——每个洞眼都往外飙血，是这么说的吧？需要几天时间？”

“七天左右。”

“啊哈！朋友，怎么才会染上？”

“接触感染者的血液。有可能通过空气。也通过性传播。”

“和艾滋病一样？”

“对。睾丸会肿起来，变成黑紫色。”

“什么？卵蛋会肿起来？好得很！像是长了一对蓝猴的卵蛋！天！这种病毒不好惹，说真的。”

“你的描述确实绘声绘色。”我说。

罗宾抽着烟，摘掉棒球帽，捋顺头发，重新戴上帽子。“那好。你进洞去看蝙蝠屎。然后——我说然后——你在我的帐篷里炸成一片血海，我该怎么处理？”

“别碰我。要是碰了我，你也会染病。连我一起收起帐篷，然后送进医院。”

他吃吃笑道：“好得很。我们会召唤飞行医生。他们什么都接。我们该送你去哪家医院？”

“内罗毕医院。留在急诊室门口。”

“好，我的朋友。我们就这么办。”

远方出现了切兰加尼山，绿色山峦的线条在裂谷边缘隆起，永恒不变的绵延雨云压得很低。随着我们接近埃尔贡山，云层越来越暗，渐渐聚在一起，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打在挡风玻璃上。空气变得阴冷。罗宾打开车头大灯。

“买了漂白水吗？”我问他。

“后面有一加仑呢。”

“就是一般洗衣服用的漂白水？”

“对。肯尼亚这儿管它叫Jik。狗娘养的Jik。”

“成分是次氯酸钠吗？”

“对。Jik。喝下去能他妈杀死你。”

“我希望它能杀死马尔堡病毒。”

乡野有了人烟，我们穿过村镇。到处都能看见长途大卡车停在木板和铁皮搭建的简陋房屋边。那些窝棚是小餐馆。有些能够提供从烤羊、塔斯克啤酒、床铺到女人的全套服务。在东部非洲工作的医生认为，主要道路沿途的妓女有九成携带艾滋病病毒。没有人能说清具体数字，但当地医生认为埃尔贡山地区的育龄男女有三成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们中的大部分将死于艾滋病。许多新生儿也将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儿童时期就死于艾滋病。

艾滋病会悄无声息地显出身形，在杀死人类宿主之前，它会在宿主体内潜伏多年。要是这种病毒的发现能够提前几年，它多半会被命名为金沙萨公路病毒，因为它走出非洲森林之后，就是沿着金沙萨公路传播的。

我小时候沿着金沙萨公路旅行时，它还没有铺上沥青，尘土飞扬地蜿蜒穿过大裂谷，通向维多利亚湖，承载的交通流量并不大。它是一条砾石道路，像搓衣板似的上下起伏，车辙压出的深坑足以震裂路虎车身。走在这条公路上，你会看见远方有一团烟尘向你而来，变得越来越大：那是一辆车。你必须开上路肩，放慢车速，迎面而来的车接近了，你必须抬起双手抵住挡风玻璃，以防那辆车弹起的石块打碎玻璃。那辆车隆隆驶过，留下你在黄色尘雾中什么也看不见。现在这条路已经铺上沥青，正中央还画上了分隔线，车流持续不断。重型卡车混着皮卡和挤满乘客的厢式货车，柴油燃烧的浓烟笼罩着整条路。铺设金沙萨公路影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夺去了至少一千万条人命，人类的最终伤亡数量很可能会超过二战。事实上，我见证了艾滋病出现过程中的这个关键事件：一条泥土小路向通衢大道的转变。

[1] Luo，肯尼亚第三大部族，主要聚居于肯尼亚西部大湖地区。——译者

露营

罗宾的妻子凯丽·麦克唐纳是他的生意伙伴，经常和他一起陪客户狩猎旅行。要是客户允许，他们还会带上两个年幼的孩子。凯丽不到三十岁，金发棕眼，说话带着清爽的英国口音。她小时候随父母来到非洲。

我们乘两辆路虎上路，凯丽和罗宾各开一辆。“在这里我们总是开两辆车出门，免得哪辆车抛锚，”凯丽解释道，“这种事经常发生。”麦克唐纳家的两个儿子在凯丽的车上。同行者还有三个男人，他们是麦克唐纳狩猎队伍的成员，分别是卡塔纳·夏吉、赫尔曼·安登比和莫里斯·穆拉泰亚。他们是职业猎手，营地里的绝大部分工作由他们完成。他们只会几句英语，但履历比我的胳膊还长。除此之外，队伍里还有我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我小时候的朋友，名叫弗雷德里克·格兰特，另一位是女性，名叫佳美·布坎南，两人都是美国人。我为朋友们准备了一份书面指示，以防我真的感染马尔堡病毒；我把这份指示装进信封，塞在背包里。指示是用打字机打的，单倍行距，有三页纸，描述了人类感染丝状病毒后的症状和病征，以及或许能减缓末期肉体融化的实验性治疗手段。我没有告诉他们有这么一个信封，但假如我头疼难忍倒下，就会取出来交给他们。至少，这足以证明我很紧张。

罗宾拐进对面车道，超过一辆卡车，前方突然驶来一辆轿车，对我们狂闪车灯，喇叭长鸣。

弗雷德·格兰特抓住座椅，大喊：“这家伙为啥冲着我们来？”

“哈，人反正都会死，别太担心。”罗宾答道。他及时拐回卡车前的车道，哼起小调：

活着，爱着

爱着，活着——耶！

路边有个女人架着炭火盆在卖烤玉米，我们停车买了几个。玉米烤得焦干滚烫，很好吃，一个只要五分钱。当地人管这个叫mealy。

罗宾边嚼mealy边开车。他突然捂住下巴，恶狠狠地骂道：“我的牙！我他妈的！填料掉出来了！王八蛋狗娘养的牙医！”他摇下车窗，把几小块金属填充物吐进风中。“气死我了。补了三颗牙，现在全掉出来了。凯丽叫我去看这家伙，说他是个好牙医——好个屁！”

他一脚把油门踩到底，开到凯丽的路虎背后。两辆车像是连在一起似的呼啸行驶。他探身出车窗，把啃过的玉米棒扔向妻子的路虎。玉米棒打中后车窗弹飞，她似乎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经过一个警示牌：减少行车事故——敬请安全驾驶。

日落时分，我们在埃尔贡山脚下的奇塔莱镇，购买塔斯克啤酒和木炭。奇塔莱是个市场小镇，主要市场位于通往镇中心的公路旁，临近英国人修建的旧火车站。公路两边是高耸的蓝桉树，人们在树下压实的泥土和下雨的积水坑之间支起摊位，出售雨伞和塑料手表。罗宾开着路虎拐进市场，在人群中缓缓前进。一个男人用斯瓦西里语大喊：“你开错路了！”

“路牌在哪儿？”罗宾对他喊道。

“这儿不需要路牌！”

我们停车，步行穿过小镇，皮条客立刻围了上来。一个穿白色风雪衣的家伙说：“要去奇加维拉吗？去吗？我带你去。跟我走。马上去。姑娘漂亮。我带你去。”夏尔·莫内的女友们大概就住在这里，不过谁知道呢？正是高峰时刻，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蓝桉树下行走，经过看不见尽头的一排商铺。埃尔贡山俯瞰小镇和树木，升向无法度量的高度，雷暴雨云团笼罩山巅，金色阳光照着山坡。一道山脊犹如剃刀，斜着插进云团。无声的闪电划过山巅，紧接着又是一闪——链状闪电，但没有传来雷声。空气潮湿而寒冷，闷呼呼的，蟋蟀的叫声不绝于耳。

我们在埃尔贡山周围的烂泥路上勘察环境，看见了近期动乱的迹象：曾经属于布库苏农户的茅草屋遭到焚烧，已经空无一人。有人说晚上会听见枪声，但我们没听到。病怏怏的香蕉树歪七扭八地围着荒弃的茅草屋。这些茅草屋四周是休耕田地，点缀着非洲杂草和一丛丛小树苗。我们在夏尔·莫内当年的宿营地扎营。厨师莫里斯·穆拉泰亚把一袋木炭倒在地上生火，架起金属壶烧水泡茶。罗宾·麦克唐纳打开折叠椅坐下，脱掉运动鞋。他用双手揉搓脚掌，拔出刀鞘里的匕首，削掉脚趾上的老茧。环绕营地的森林边缘，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头非洲水牛望着我们。罗宾瞥一眼水牛。“公牛，”他嘟囔道，“凶得很。你得盯紧点儿。它们会把你挑到半空中。非洲水牛在非洲是杀人最多的动物之一，只比河马少。那些臭猪杀人如麻。”

我跪在草地上，整理装密封防护服、消毒工具和照明器材的箱子。营火的烟雾缭绕飘荡，麦克唐纳那伙人搭起野营帐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凯丽·麦克唐纳在营地周围忙碌，用斯瓦西里语和那几名助手说话。附近有一条从沼泽地流淌出的溪流。罗宾抬起头，听着鸟儿的叫声。“听见了吗？那些是蕉鹃。有一只林戴胜。还有一只灰齿鹑。看见那条长尾巴了吗？”

他走向溪流，我跟上去。“不知道有没有鲑鱼，”他望着水面，“很适合飞蝇钓鱼。”

我伸手试了试水——冰冷，有很多气泡，因为混进了火山灰而呈灰色，并不适合鲑鱼生活。

“说到飞蝇钓鱼。听说过飞蝇钓鳄鱼吗？”罗宾问我。

“没有。”

“找根铁链，挂一块肉。这么大的一块肉。上头会爬满苍蝇！这才叫他妈的飞蝇钓鱼！鳄鱼这东西，臭烘烘的。你站在浅水里，鳄鱼会向你游来。水很浑浊，你看不见它们。要是闻不到它们的臭味，你就绝对不会知道它们来了。然后——哗！鳄鱼把你拖下水。句号。朋友，你就成历史人物了。这就是大自然。你仔细想一想，从河流到海洋，大自然充满了杀手。”

一个戴贝雷帽穿迷彩服的年轻人单膝跪在地上，手持俄制突击步枪，带着几分兴趣望着我们。他叫波利卡普·奥库库，是一名askari——武装警卫。

“Iko simba hpa？”罗宾向他喊道。附近有狮子吗？

“Hakuna simba.”没有留下的狮子。

乌干达来的偷猎者会冲进埃尔贡山地区，见到活物就开枪——人也不例外；因此肯尼亚政府要求去埃尔贡山的游客必须有武装警卫陪同。askari在斯瓦西里语里曾经是“持矛者”的意思，现在指端着突击步枪陪同你的警卫。

奇塔姆洞的洞口位于埃尔贡山东麓，在海拔八千英尺的一条林木茂密的山谷里。我们沿着小径气喘吁吁地爬山，麦克唐纳说：“呸！非洲水牛的味道可真浓，对吧？Mingi水牛。”Mingi是许多的意思。许多水牛。水牛的足迹与人类的足迹斜向交叉，它们的足迹更宽更深，更有目的性，散发着牛尿的臭味。

我背着背包，在泥泞的小径上择路而行。

波利卡普·奥库库扳动突击步枪上的拉杆——咔嗒，啪——打开保险，将一颗子弹送进枪膛。“尤其是雨季，非洲水牛喜欢成群结队出动。”他解释道。

武器上膛的声音让罗宾大皱眉头。“该死，”他嘟囔道，“他那鬼东西可不安全。”

“看，”奥库库指着一丛石块说，“蹄兔。”我们看见一只土拨鼠大小的褐色动物轻快地跑下石块。它有可能是马尔堡病毒的宿主。

这条山谷被树木遮蔽，有非洲橄榄树、非洲雪松、阔叶巴豆树、长满苔藓的非洲红木和仿佛鞭子的灰色埃尔贡柚木。偶尔能看见一棵罗汉松，笔直的银色树干直插天际，高得难以想象，消失在婆娑摇曳的绿色生物空间之中。这不是树顶会形成整片林冠的低地雨林，而是非洲特有的山地雨林，林冠支离破碎，间有孔洞和空隙。一束束阳光落在地面上，照着林间空地上的荨麻、纸莎草和耀眼的野生紫罗兰。每棵树都拥有自己的空间，曲折的树枝在云朵和天空的衬托下，仿佛伸向天堂的手臂。从我们所在的位置，能看见低处山坡上的农田。视线从低处向高处移动，农田变成一片片灌木林和丛生的高大树木，然后是连绵不断的东非原始雨林，全世界最罕见也是最濒危的热带雨林。

森林的主色是橄榄树带点银色的灰绿色，时而能看见一棵深绿色的罗汉松穿过林冠。罗汉松的树干有浅凹槽，笔直生长，没有树枝，有时候会螺旋向上，树干会略略迂回或弯曲，让整棵树像弯弓似的绷紧蓄力。到了高处，罗汉松会绽放出类似榆树的瓶状树冠，下垂的树枝长着一簇簇常绿针叶，球形果实闪烁其间。奇塔姆洞附近的灌木丛里很难见到罗汉松，因为它们在这条山谷里长不大，我看见一棵还在成长期的罗汉松，粗七英尺，高达上百英尺。我猜它在贝多芬的时代就开始生长了。

“这儿缺少的是猎物，”罗宾说，停下脚步，理了理棒球帽，瞭望森林，“大象全被打死了。要是没被打死，朋友，你会看见这座山上全是大象。Mingi大象。到处都是大象。”

山谷静悄悄的，疣猴“哈哈”的叫声远远传来，它们看见我们都远远避开。这座山仿佛空荡荡的大教堂。我试着想象成群的大象走在红杉般高大的罗汉松之间：仅仅十年前，动乱尚未开始的时候，埃尔贡山还曾是地球的一颗王冠宝石。

遍覆苔藓的石块遮住了洞口，从小径几乎看不见。洞口长着一排非洲雪松，溪水从雪松之间潺潺流出，落在石块上，下雨般的声音回荡在山谷里。走到近处，水声越来越响，活物的气味越来越浓，那是蝙蝠的气味。

石块间长着巨大的带刺荨麻，它们擦过我们裸露在外的皮肤，我们的腿疼得火烧火燎。我忽然想到，这些刺就像注射器的针头。荨麻的刺细胞将某种毒素注入皮肤，破坏皮肤。病毒说不定就在荨麻上。洞口持续不断地向外吹着凉风，飞蛾和小飞虫随风飞舞。昆虫像雪花般飘飞，但这些雪花是活物，是宿主。其中任何一只都有可能携带着病毒，也可能都不携带。

我们在通往洞口的大象足迹上停步，身旁的石壁满是倾斜的磨痕，那是象牙掘取盐分留下的痕印。埃尔贡山曾经是两千头大象的家园，直到偷猎者带着机枪从乌干达蜂拥而至。现在埃尔贡山只剩下一族大象，成员仅有七十只左右。偷猎者在奇塔姆洞口架起机枪，只有学到教训的大象才活了下来。象群尽量远离人类，藏在山区更高的山谷里。象群的首领是睿智的年长母象，负责指挥象群的行动；每隔两周左右，只有在大象对盐分的渴求超过了被射杀的恐惧时，首领才会带着象群去一趟岩洞。

大象不是奇塔姆洞的唯一访客。非洲水牛也在小径上踩出了通往洞口的足迹。我看见水牛新鲜的绿色粪便，还看见了水羚的蹄印。小径上铺着一层干燥了的动物粪便。除了象群，还有许多种类的动物进过奇塔姆洞：薮羚、红麂羚，也许有猴子，也许有狒狒，肯定有麝猫——比家猫稍大的野生猫类动物。老鼠、鼩鼱和田鼠都会进洞，寻找盐分和食物，小型哺乳动物也在洞内留下足迹。非洲豹会在夜间进洞寻找猎物。奇塔姆洞对埃尔贡山就像纽约的时代广场地铁站，是地下的交通汇集处，也是生物混合点，不同物种的动物和昆虫在封闭空间内相遇，非常适合病毒在物种间跳跃。

我打开背包，取出装备放在石块上。这些东西加起来是一套4级防护的野外密封防护服。不是增压的防护服——橙色的雷卡防护服，而是无内压的全身防护服，带有头罩和护住全脸的呼吸面具。防护服是蒂维克材质，这种白色化纤能够抵御潮气和尘埃。我取出绿色橡胶长手套、黄色橡胶靴和带一对紫色过滤器的黑色呼吸面具。这是硅胶质地的North呼吸面具，面罩是聚碳酸酯质地，透光性很好；紫色过滤器能够挡住病毒。呼吸面具有点像昆虫头部，黑色橡胶看上去湿漉漉的有些凶险。我把一卷胶带放在石块上。一顶塑料浴帽，超市买的，一毛钱一个。手电筒，头灯。我从脚开始穿上防护服，向上拉到腋窝，将双臂伸进袖管。我戴好浴帽，用防护服的兜帽盖住浴帽。我从裆部到下巴拉上防护服的拉链。

通常你需要一个后勤小组帮你穿野外生物防护服，我的旅行伙伴弗雷德·格兰特扮演这个角色。“把胶带递给我，谢谢。”我对他说。

我贴住防护服正面的拉链，把手套的腕部和靴子的踝部与防护服贴在一起。

波利卡普·奥库库坐在石块上望着我，枪横放在膝头，脸上特地不露出任何表情。他显然不希望别人以为他见到一个人身穿密封防护服走进奇塔姆洞会大吃一惊。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用斯瓦西里语和罗宾·麦克唐纳说了好长一段话。

罗宾扭头问我：“他想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了洞里。”

“两个，”我说，“但不是在洞里，而是出来以后。一个是成年男人，还有一个男孩。”

奥库库点点头。

“危险很小，”我说，“我只是想尽量谨慎。”

罗宾在泥土里蹭了蹭运动鞋，转身对那位武装警卫说：“你会爆炸，朋友。得上那个病就完了——啪！——句号。就可以跟世界说再见啦。”

“我听说过这种病毒，”奥库库说，“美国人在这里做过些什么。”

“你当时在这里吗？”我问。指的是吉恩·约翰逊团队的那次探洞。

“我当时不在，”奥库库说，“但我们听说过。”

我戴上呼吸面具。能听见空气经由过滤器被我吸入，通过排气孔嘶嘶排出。我收紧脑后的系带。

“感觉怎么样？”弗雷德问。

“挺好。”我说。我觉得我的声音发闷而遥远。我吸一口气。空气流过面罩，清除了水雾。他们看着我把矿工灯戴在头上。

“你打算进去多久？”弗雷德问。

“一个小时应该就会回来。”

“一个小时？”

“嗯——等我一个小时。”

“好。你要是不回来呢？”他问。

“要是不回来？打电话报警。”

洞口很宽，越往里走越开阔。我穿过遍地动物脚印的泥地，沿着一段宽阔的台地向前走，干燥的粪便柔软如海绵。我戴着面具，闻不到蝙蝠和粪便的气味。洞口小瀑布的哗哗声在洞里回荡。我转身回望，见到乌云遮住天空，下午的大雨快要来了。我打开头灯，向前走。

奇塔姆洞往里走有一大片落石。1982年，夏尔·莫内造访后两年，洞顶坍塌了，砸断了一根支撑洞顶的石柱，留下一片一百码见方的碎石堆，碎石堆上方形成了新的洞顶。我带着塑料防水袋装的地图。防水袋用来防止地图被病毒污染。我可以用漂白水清洗防水袋，但不会毁坏地图。地图的绘制者是英国人伊安·雷德蒙，他是象类专家，曾在奇塔姆洞内居住了三个月，他在宿营处位于洞口的一块大石头旁，在夜间观察大象来来去去。他没有任何生物防护装备，身体依然健康。（后来，我把雷德蒙在奇塔姆洞内宿营的事情告诉了彼得·耶林，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搞到他的血样，拿给我们化验一下？”）

伊安·雷德蒙有个很好玩的想法，他认为奇塔姆洞是大象凿出来的。母象教小象怎么凿岩取盐：凿岩是象类的习得行为，由父母教会子女，而非本能；这种知识在象群内代代相传了几十万年——可能比现代人类的存在时间还要长。大象在奇塔姆洞每晚凿下几磅石块，几十万年很容易就能挖出这么一个洞。这是伊安·雷德蒙的看法。他称之为“洞穴象成”理论：大象创造洞穴的过程。

光线渐渐昏暗，高高的碎石堆挡住洞口，只留下一牙阳光：从这里望去，洞口形如弯月。我来到蝙蝠栖息的区域。这些是果蝙。灯光惊扰了它们，它们从洞顶落下，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发出很像孩童大笑的叫声。蝙蝠底下的石块上沾着湿漉漉、油腻腻的粪便，菠菜绿的糊状物里有些灰色团块，让我想起洛克菲勒焗牡蛎[1]。我有一瞬间难以控制地琢磨起了蝙蝠粪的味道。我连忙甩开这个念头，这是大脑的胡闹。在生物4级区域，你可不能有想吃屎的念头。

走过蝙蝠栖息地，洞穴变得干燥，遍地灰尘。遍地灰尘的干燥洞穴很罕见。绝大多数洞穴很潮湿，因为绝大多数洞穴都是水成的。这个洞穴里没有流水的痕迹，没有河床和钟乳石。这个是埃尔贡山上一个干燥而巨大的洞穴。病毒喜欢干燥的空气、尘土和黑暗，绝大多数病毒在潮湿和阳光下无法存活太久。因此，干燥的洞穴是病毒理想的藏身之处，病毒可以在粪便或尿液残渣内休眠，甚至可以飘浮在没有光线、近乎停滞的凉爽空气之中。

马尔堡病毒粒子很顽强。你完全可以想象它们能在黑暗洞穴内存活很长一段时间。马尔堡病毒在水里能毫无变化地存活五天。汤姆·盖斯伯特证明了这一点。某次，纯粹出于好奇，他把一些马尔堡病毒粒子放进盛有室温清水的三角瓶里，然后把三角瓶在试验台上放了五天（这个试验台位于4级区域内）。他取出水样，滴进盛有活猴细胞的三角瓶里。猴细胞被类晶体撑爆，死于马尔堡病毒。汤姆发现马尔堡病毒粒子放置五天后的感染力和致命程度与新鲜粒子相同。绝大多数病毒离开宿主后活不了多久。艾滋病病毒暴露于空气中只能存活几分钟。没有人做过实验，研究黏附于干燥表面的马尔堡或埃博拉病毒能存活多久，但丝状病毒很可能可以存活一段时间，不过前提是所黏附的表面没有阳光照射，阳光能够破坏这种病毒的遗传物质。

我来到坡顶，伸出戴着手套的手触摸天花板。天花板上嵌着一些棕色的长形物体，那是石化的树干，还有一些发白的碎片，那是石化的骨头。这块岩石是结块的火山灰：埃尔贡山某处喷发留下的遗物。火山灰里嵌着石化的树干，那次喷发吞没了当时的热带雨林，埋藏在灰土和烂泥之中。树干呈深棕色，闪闪发亮，在头灯照射下的反光呈乳白色。有些石化树干从洞顶落下，留下一个个窟窿，洞眼里生长着白色晶体。那是矿物盐的晶体，看起来锋利得可怕。彼得·卡迪奈尔会不会摸了这些晶体？我发现洞眼的晶体之间有蝙蝠栖息：它们以昆虫为食，体型比靠近洞口的果蝠小。我用头灯照亮洞眼，蝙蝠一拥而出，在我头顶盘旋片刻，随即飞走。这时我看见了一件奇妙的东西：石头里嵌着一枚鳄鱼牙齿。火山灰吞没了一条有鳄鱼生活的河流。埃尔贡山那次喷发时捕获并杀死了这些鳄鱼。从河流到海洋，大自然充满了杀手。

我沿着剃刀般锋利的落石蹒跚而行，看见一堆新鲜的大象粪便。粪便有小号啤酒桶那么大。我跨过去，看见一条裂隙，用头灯向下照。我没有看见小象的干尸。我看见一面岩壁，布满了象牙劈凿的印痕。大象在洞里的所有石壁上都留下了印痕。我继续前进，看见一根断裂的石柱。旁边分出一条隧洞向下延伸。我跪倒在地，钻进那条隧洞。隧洞兜了个圈，回到主洞里。我在防护服里热得要烤熟了。面罩内侧有一滴一滴的水珠，在下巴底下汇聚成一小摊。我的脚步踢起灰尘，成团的尘土在靴子四周飘扬。身体完全湿透，脚下却是干燥的尘土，这种感觉很奇妙。我爬出那条隧洞时，脑袋撞在一块石头上。要是没有防护服，石块肯定会划破我的头皮。在洞穴里很容易弄伤头部。这也许就是感染途径：病毒黏附在岩石上，通过伤口进入循环系统。

我继续深入洞穴，终于来到最窄处的最后一面石壁。这里彻底黑暗，我在齐膝高度发现了生活在蛛网上的蜘蛛。蜘蛛的卵鞘垂挂在石块上，到处都能看见。这些蜘蛛在奇塔姆洞的最深处继续它们的生命循环，因为它们肯定能在黑暗中找到食物，有某些昆虫撞进了蜘蛛网。我在洞口看见蛾子和有翅昆虫倾泻而出，显然也有一些飞到了后面来。蜘蛛也可能是宿主，吃昆虫时感染了病毒。马尔堡病毒或许存在于蜘蛛的血液中。莫内和卡迪奈尔也许被蜘蛛咬了。你感觉到蛛网粘在脸上，有一下轻微的刺痛，然后就过去了。你看不见病毒，闻不到病毒，摸不着病毒。只有在开始流血之后，你才会知道它的存在。

这里有许多我无法理解的事情。奇塔姆洞在森林生物体系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但谁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角色。我发现一条裂隙，似乎充满了清澈的水，但深不见底。不可能是水，我心想，这里的裂隙肯定是干的。我捡了块石头扔进去，石头飞到一半就溅起了水花：它碰到了水面。石块懒洋洋地打着转向下沉，很快离开了我的视野，涟漪慢慢扩散，渐渐平息，将头灯的光束映在岩壁上。

我爬上掉落的石板，站到碎石堆的最高处，将光束投向前后左右。这里至少有一百码见方，长宽都超过了橄榄球场。光束照不到洞穴的边缘，边缘的岩壁朝各个方向汇入黑暗。正中央的碎石堆使得洞穴有点像口腔上腭。你望进一个人嘴里，看见舌头伸向前方，摆在上腭底下，然后你看见舌头弯曲的表面向后延伸，最后向下变成喉咙：这就是奇塔姆洞的样子。说“啊”，奇塔姆洞。你携带病毒了吗？没有任何工具或感官能告诉你，这个捕食者是不是就站在你面前。我关掉头灯，站在彻底的黑暗中，感觉汗水顺着胸膛滴淌，听见心脏怦怦跳动，脑袋的血液哗哗奔流。

下午的阵雨已经开始。弗雷德·格兰特不想淋湿，所以站在洞口内侧。武装警卫坐在附近的石块上，在膝头上下颠弄步枪，看起来很无聊。

“欢迎归来，”格兰特说，“还好吧？”

“七天以后就知道了。”我说。

他仔细查看我。“面罩上似乎有液体。”

“什么液体？”

“看着像是水。”

“只是面罩内的汗而已。稍等片刻，我这就脱掉防护服。”我拿起塑料洗衣盆（我们带到洞口的装备之一），在瀑布下接了半盆水，拿到洞口大象踩出的小径上，放在地上，把大半加仑“狗娘养的Jik”倒进去。

我站进洗衣盆。尘土从靴子上脱落，漂白水变成棕色，靴子很快就看不见了。我把戴着手套的手伸进棕色的Jik，舀起漂白水泼到头顶和面罩上。我用马桶刷擦洗靴子和腿部，清除明显的泥块。我把防水袋和地图扔进Jik，把手电筒和头灯扔进Jik，摘下呼吸面具，连同紫色过滤器一同扔进Jik，最后连眼镜也扔了进去。

我脱掉绿色长手套，扔进Jik。我撕开胶带，脱掉蒂维克防护服。防护服和黄色靴子泡在了Jik里。满满一洗衣盆的生物防护装备。

我在防护服底下穿了衣服和运动鞋。我脱得一丝不挂，把衣服装进塑料垃圾袋（所谓高危物品袋），加上少许Jik，然后放进第二个口袋。两层塑料袋的外表面都用漂白水清洗过。我从背包里取出干净衣服换上。我把防护装备放进双层塑料袋，添加漂白水。

罗宾·麦克唐纳穿着运动鞋，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洞口的岩石町上。“蝙蝠屎先生！”他喊道，“怎么样？”

我们拖着高危物品袋，沿小径下山，返回营地。雨越来越大。我们带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坐进用餐帐篷的椅子，雨点噼里啪啦落下，嘶嘶穿过树叶。下午三点，乌云密布，天色暗得像晚上，我们点亮帐篷里的油灯。山上雷声隆隆，雨势变成倾盆大雨。

罗宾坐进一把折叠椅。“哎呀，朋友，埃尔贡山的雨就从来不停。一年到头每天都这样。”

电光闪烁，轰隆一声，闪电击中一棵橄榄树。闪电照亮他的脸膛和眼镜。我们就着塔斯克啤酒喝威士忌，打了一圈扑克。罗宾拒绝加入。我感觉他不会打牌。

“罗宾，来两口威士忌吧。”弗雷德·格兰特对他说。

“我不沾烈酒，”他说，“我的胃不喜欢。啤酒就挺好，富含蛋白质，还促进睡眠。”

雨势渐小，乌云暂时消散。橄榄树的树顶向下弯曲，树根消失在阴影中。水珠从树上滴落。齿鹑发出笛声般的长鸣，鸣叫声很快消失，埃尔贡山变得寂静。森林微微摇摆，前后晃动身躯。雨又大起来了。

“感觉怎么样，蝙蝠屎先生？”罗宾说，“有什么精神症状吗？然后就开始在厕所里自言自语？从今往后的每一天都有可能开始犯病。”

精神症状已经开始出现。我想起脑袋怎么撞上洞顶，那一下撞出了个肿包。肿包周围的皮肤上会有微小裂伤。我开始理解暴露在丝状病毒下的心态了：我会没事的。没问题的。暴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艾滋病、埃博拉和其他雨林病原体的显现，无疑是热带生物圈遭到破坏的自然结果。这些新出现的病毒从生态被破坏的区域浮出水面，其中许多来自热带雨林破损的边缘区域，还有迅速被人类蚕食的热带稀树大草原。热带雨林是全世界最深的物种储备池，包含了地球上的大多数动植物。雨林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病毒储备池，因为所有活物都携带病毒。病毒走出一个生态系统之后，往往会在人类群体中波浪式传播，仿佛是正在衰亡的生物圈的回声。列举一些新显病毒：拉沙热病毒、裂谷热病毒、奥罗波凯病毒、罗西奥病毒、委内瑞拉出血热病毒、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病毒、猴痘病毒、登革热病毒、基孔肯亚病毒、汉坦病毒、马丘波病毒、胡宁病毒、狂犬病毒属的莫科拉病毒和杜文黑基病毒、勒当泰病毒、科萨努尔森林脑炎病毒、HIV（无疑也是新显病毒，因为它对人类的渗透正变得越来越快，而且看不到尽头）、塞姆利基森林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辛德毕斯病毒、奥-奈氏病毒、无名圣保罗病毒、马尔堡病毒、苏丹埃博拉病毒、扎伊尔埃博拉病毒、雷斯顿埃博拉病毒。

从一定意义上说，地球正在启动对人类的免疫反应。它开始对人类这种寄生生物做出反应，人类的泛滥仿佛感染，混凝土的坏死点遍布全球，欧洲、日本和美国犹如癌症的烂肉，挤满了不停复制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群落无限扩张和蔓延，很可能会给生物圈带来大灭绝。也许生物圈并不“喜欢”容纳五十亿人类。也可能是一百年间人类的极度增殖突然产生了海量肉类，这些肉存在于生物圈的每个角落，面对想要吞噬它的另一种生命体，很可能无法保护自己。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护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说不定艾滋病只是大自然的清除过程的第一步。

艾滋病可被视为20世纪最严重的环境灾难。艾滋病病毒很可能是从非洲灵长类动物——猴类或类人猿——传给人类的。举例来说，HIV-2（HIV最主要的两个毒株之一）也许是一种突变病毒，从非洲乌白眉猴传给人类：也许是猎杀或捕捉猴子的人接触了带血的组织。HIV-1（另一个主要毒株）可能是从黑猩猩传给人类的：也许是在猎人宰杀黑猩猩的时候。最近在西非的加蓬，科学家从一只黑猩猩体内分离出了一个猿类艾滋病病毒的毒株，这是目前在动物界发现的最接近HIV-1的病毒。

1980年，洛杉矶的一位医生最早注意到了艾滋病病毒的存在，他发现他的几名男性同性恋正在死于某种传染病。假如当时有人说这种南加州男同性恋圈内的未知疾病源于非洲黑猩猩，医学界只怕会哄堂大笑。但现在没有人会嘲笑了。有一点越想越有意思：黑猩猩是一种热带雨林的濒危动物，但这种病毒从黑猩猩传给了人类，因此转瞬之间就不需要担心灭绝了。我们不妨这样说：热带雨林病毒非常擅长为自己争取利益。

艾滋病病毒是一种快速突变病毒，它会不停改变。这种高频突变体犹如变色龙，在人群和个人之间传播时，会自发改变它的个性。它甚至会在感染过程中变异，死于艾滋病的患者往往感染了多个毒株，它们全是在感染者体内自发出现的。一种病毒能够迅速突变，也就很难研制针对它的疫苗。换个角度看，这说明艾滋病病毒是生态系统改变的自然幸存者。艾滋病病毒和其他新显病毒逃过了热带生物圈的毁灭，因为它们突变得比生态系统的改变更快。它们无疑擅长逃离艰难环境，因为某些病毒已经存在了四十亿年之久。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逃离沉船的老鼠。

我猜艾滋病恐怕不是大自然展现出的最强力量。人类能不能在高危病毒的威胁下维持五十亿人口，这个问题谁都没法回答。无法回答。答案隐藏在热带生态系统的迷宫之中。艾滋病是雨林的爆发，但还只是开始。

没问题的，我心想。当然了，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任何问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进过奇塔姆洞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生病。三到十八天。增殖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感觉。我不禁想起在雷斯顿埃博拉爆发事件中与军方争夺管辖权的乔·麦考米克，我想起他在苏丹寻找埃博拉病毒时的经历。他乘飞机深入丛林，在挤满垂死患者的茅草屋里与埃博拉狭路相逢，被沾血针头刺破大拇指，但他运气很好，活了下来。事实证明乔·麦考米克对雷斯顿埃博拉病毒的看法是正确的：它对人类并不具有高度传染性。然后我又想起乔·麦考米克的另一个发现，这是埃博拉病毒治疗中的少数几个突破之一。在苏丹的时候，他以为他会死于埃博拉感染，因此发现暴露在丝状病毒之下后，苏格兰威士忌是唯一的解药。

秋日的某一天，我开车去看废弃的猴舍，想知道它现在成了什么样子。那是个温暖的小阳春日子，棕色雾霭笼罩了华盛顿。我拐下环城公路，悄悄开近那幢楼。这地方已经荒弃，比坟墓还安静。门前的枫香树偶尔飘落一两片枯叶。停车场周围的很多办公室挂着“出租”标牌。我感觉到的不是病毒，而是财务危机——80年代园地的临床症状，就像高烧过后的蜕皮。我穿过楼后的草地，来到陆军研究所的突入点：那扇玻璃门。门锁着，门框上还没撕干净的银色胶带。我向楼里张望，看见地上满是棕红色污渍。墙上挂着“自己的烂摊子自己收拾”的标牌。我在标牌旁边认出了那条气密走廊，也就是士兵进入高危区域时穿过的灰色区域。灰色的煤渣砖墙壁：名副其实的灰色区域。

我窸窸窣窣地踩着草地上的塑料碎片走动。我看见生锈的空调外机周围有接骨木莓即将成熟。我听见球落地的声音，看见男孩在操场上运球。篮球弹跳的响声在昔日的猴舍大楼回荡。孩童的叫声来自树丛另一侧的日托中心。我在楼后乱转，来到一扇窗前，向内张望。房间里长出了攀缘藤蔓，附在窗户上，寻找温暖的阳光。藤蔓在楼里是怎么找到水源的？这些藤蔓是鞑靼忍冬，常见于废弃地点的野草。鞑靼忍冬的花朵没有气味，这一点和病毒相同。它们在人类放弃的居所里活得逍遥自在，让我想起了塔耳塔洛斯，维吉尔《埃涅伊德》中的阴间或地狱，亡者的幽魂在阴影中窃窃私语。

隔着纠结的藤蔓，我看不见昔日的高危区域。感觉就像在眺望雨林。我绕到大楼侧面，发现另一扇贴着胶带的玻璃门。我趴在门上，拢起双手挡在眼睛四周以遮住反光，看见一个提桶，桶里结了一层棕色硬壳。硬壳看着像是风干的猴粪。我猜想桶里肯定装过次氯酸钠漂白水。蜘蛛在墙壁和桶之间结了网。蜘蛛把苍蝇和黄蜂的外壳扔在靠近蛛网的地上。时值秋日，蜘蛛把卵鞘留在了蛛网上，为自己的复制循环做准备。生命又在猴舍里安营扎寨。埃博拉曾在这些房间里兴起，闪现身影，进食，然后回归森林。

它还会回来的。

[1] 新奥尔良名菜，牡蛎上铺欧芹（或其他绿色蔬菜）、黄油酱汁和面包屑，然后烤或焗。——译者

主要角色

按出场顺序排列（军衔如雷斯顿事件时期）

“夏尔·莫内”（化名）。法国侨民，居住在肯尼亚西部。1980年1月，他在乘坐飞机时被马尔堡病毒化为血泥。

南希·杰克斯中校。USAMRIID的兽医病理学家。1983年开始研究埃博拉病毒时，密封防护服被刺破了一个洞。1989年，她成为USAMRIID的病理学部门主任，在当年冬天的雷斯顿生物防护行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杰拉德（杰瑞）·杰克斯上校。USAMRIID兽医部门主任。妻子是南希·杰克斯。在雷斯顿生物防护行动中穿上密封防护服，率领队伍进入猴舍，但在此之前从未穿过生物防护服。

埃博拉病毒。高度致命的病毒，来自热带地区，但传播源头未知。它有三个亚属：扎伊尔埃博拉、苏丹埃博拉和雷斯顿埃博拉。它与马尔堡病毒关系密切。以上病毒均属于丝状病毒科。

尤金（吉恩）·约翰逊。平民，为陆军工作的病毒猎手。埃博拉专家。1988年春，“彼得·卡迪奈尔”死后，他率领陆军考察组前往埃尔贡山的奇塔姆洞。在雷斯顿生物防护行动中负责后勤和安全。

“彼得·卡迪奈尔”（化名）。丹麦少年，1987年夏，在前往肯尼亚探望父母时死于马尔堡病毒感染。陆军在冷库中保存了以他命名的一支马尔堡毒株样本。

丹·达尔加德。雷斯顿灵长类隔离检疫中心（即雷斯顿猴舍）的兽医。

彼得·耶林。平民，为陆军工作的病毒学家。肆虐雷斯顿猴舍的病毒毒株的共同发现者。

汤姆·盖斯伯特。USAMRIID的实习研究人员。1989年秋，他负责操作USAMRIID的电子显微镜。病毒毒株的共同发现者。

克莱伦斯·詹姆斯（C.J.）·彼得斯上校，医学博士。USAMRIID疾病评估部门的主任。雷斯顿生物防护行动的总指挥。

菲利普·K·拉塞尔少将，医学博士。下令派遣军队人员前往雷斯顿的将军。

约瑟夫·B·麦考米克医生。疾控中心特殊病原体部的主任。曾在苏丹的一个茅草屋里救治埃博拉患者，被沾血的针头扎伤。

术语表

扩增。病毒在单个宿主或宿主群体内的增殖。见“极度扩增”。

砖块。军队俚语。在细胞内生长的病毒粒子块状结晶，即内含体。在本书中亦称“类晶体”（作者杜撰的用语）。

气泡担架。便携式生物防护隔离舱，用于运送高危病患。

CHEMTURION密封防护服。加压的重型生物防护服，用于生物防护四级的隔离区域。亦称“蓝色防护服”，因为它是蓝色的。

崩溃并流血至死。军队俚语。死于休克，伴随身体所有孔窍大量出血。

类晶体。见“砖块”。

清污。军队俚语。消毒，清除污染。

电子显微镜。放大率极高的大型显微镜，用电子束放大极小物体（例如病毒）的图像，并复现在屏幕上。

新显病毒。洛克菲勒大学的病毒学家斯蒂芬·S·莫斯发明的术语：“新近开始扩大影响力并看似会继续扩大的病毒。”

ENVIROCHEM。绿色消毒液，用于气密室的化学淋浴。可有效杀灭病毒。

爆发式致命传染链。类似核事故的生物灾难，致命的传染性病原体在群体内爆炸式扩散，杀死极大比例的群体成员。亦称“燃烧”。

极度扩增。病毒在宿主体内各处增殖，将宿主本身部分转化为病毒。

丝状病毒。一个病毒科，只包括埃博拉属和马尔堡属。

灰色区域。高危区域和普通世界之间的过渡区域或房间。两个世界在这里相交。

帽盒。军队俚语。圆柱形的生物危害物品容器，由上蜡纸板制成。又称冰淇淋容器。

HIV。人类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的病因。是来自非洲雨林的二级新显病毒。起源未知。现已扩散到全世界，不确定在人类这个物种内最终能扩散到什么程度。参见“扩增”。

宿主。寄生生物（例如病毒）的栖息地，往往同是食物来源。

高危。军队俚语。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高度感染性。

高危病原体。极度致命的病毒。或可通过空气传播。

高危套房。一组4级生物防护的实验室房间。

高危区域。有致命的高感染性有机体存在的区域。

冰淇淋容器。见“帽盒”。

指示病例。传染病爆发的第一个已知病例。有时是疾病扩散的原因。

金沙萨公路/艾滋病公路。HIV走出非洲中部雨林后的主要传播路径。这条公路连接了扎伊尔的金沙萨和非洲中部。

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的近亲。刚开始被称为“延伸狂犬病”。

玛英嘉毒株。埃博拉病毒已知最高危的毒株。来自一位名叫玛英嘉·N的护士，她于1976年死于扎伊尔。

微爆发。作者杜撰的用语。一种新显病毒的小型爆发，有时候甚至难以察觉。

核平。军队俚语。在生物学意义上彻底消毒某个地方。参见“彻底消毒”。

雷卡防护服。便携式的正压防护服，带有电池供电的送风机。用于野外处理有可能空气传播的高度生物危害物品。又称“橙色防护服”，因为它是橙色的。

哨兵动物。对环境敏感的动物，用于检测某种病毒是否存在，因为尚无能够探测到高危病原体的工具。等同于煤矿中的金丝雀。

SHF。猿猴出血热病毒。一种猴类病毒，对人类无害。

监狱。军队礼物。USAMRIID内4级生物防护的隔离医院。

彻底消毒。无差别地消灭所有生命体。在实践中极难实现，事后也几乎不可能确认。

延伸狂犬病。见“马尔堡病毒”。

潜水艇。军队俚语。USAMRIID的4级生物防护停尸房。

第三间隙。皮下的大量出血。

USAMRIID。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的德特里克堡。简称“研究所”。

病毒。可引发疾病的微生物，比细菌小，由蛋白质外壳、包膜和含有DNA或RNA的内核构成。病毒依靠活细胞实现自我复制。

致谢

我首先要感谢USAMRIID的全体平民和军职人员。参与雷斯顿行动的无名英雄冒着生命危险，从未想过大众有可能会注意到他们付出的努力。

我深深感谢我在兰登书屋的编辑莎伦·德兰诺。有一次我对她说，“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她回答我：“不是，上帝存在于结构之中。”我也欠道布尔戴出版社的莎莉·加米纳拉一个人情，因为她提出了非常宝贵的编辑意见。感谢伊恩·杰克曼的帮助，万分感谢哈罗德·埃文斯。还有铁锚出版社的查理·康拉德。

感谢琳恩·奈斯比特帮我养家糊口。还有：罗伯特·布克曼、琳达·奥贝斯特、辛西娅·坎内尔、埃里克·西蒙诺夫和查克·赫勒维茨。感谢吉姆·哈特的敏锐洞见，感谢雷德利·斯科特。

这本书刚开始只是《纽约客》的一则文章。感谢委托者罗伯特·戈特利布，感谢决定发表、给它插上翅膀的蒂娜·布朗。感谢编辑约翰·本奈特和校对卡洛琳·弗雷泽。非常感谢帕特·克罗、吉尔·弗里希、伊丽莎白·麦克林和奇普·麦克格拉斯。

我得到了斯蒂芬·S·莫斯和约书亚·莱德伯格在理论方面的指引，两人都是纽约市洛克菲勒大学的病毒学家。说来有趣，1989年5月，就在雷斯顿病毒爆发前的几个月，莫斯组织并主持了一场有关新显病毒的重要研讨会，让全世界注意到了他的看法，其中就包括本书表达的部分关注（或恐惧）。在这次会议上，莫斯发明了“新显病毒”这个名词。莱德伯格数十年的思考和评论同样影响了我。这本书里在科学方面的所有错失，都由本人承担责任。

我必须特别感谢USAMRIID的指挥官欧内斯特·高藤博士和副指挥官戴维·弗朗茨。我还想感谢彼得·耶林、南希和杰瑞·杰克斯、托马斯·盖斯伯特和尤金·约翰逊的详尽帮助，他们与我分享了雷斯顿危机期间的想法和感受。柯蒂斯·克拉格斯、妮可·博克·克拉格斯、隆妲·威廉姆斯、夏洛特·古德温·惠特福德同样给了我时间和帮助。我还要感谢：谢丽尔·帕罗特、卡洛尔·林登、琼·盖斯伯特和艾德·怀斯，还要其他91探戈队员和平民动物管理员，他们向我描述了雷斯顿事件中的经历。万分感谢艾达·杰克斯。

感谢疾病控制中心人员的宝贵时间，感谢他们与我分享回忆。感谢C·J·彼得斯博士和苏珊·彼得斯、乔尔·布雷曼博士、海因茨、菲德尔曼、托马斯·G·凯查克、约瑟夫·B·麦考米克博士和安东尼·桑切斯。感谢其他机构的戴维·哈克索尔、弗雷德里克·A·墨菲博士和菲利普·K·拉塞尔博士。感谢肯尼亚的谢姆·穆索凯博士、戴维·希尔佛斯坦博士和安东尼·约翰逊上校。感谢南非的玛格丽莎·伊萨克森和G·B·（本尼）米勒博士。感谢大角河的卡尔·M·约翰逊博士。非常感谢黑泽尔顿·华盛顿公司的丹·达尔加德，他给了我记录想法的部分手稿，还允许我引用他的《大事记》。

感谢阿尔弗雷德·P·斯隆基金，感谢小亚瑟·K·辛格的关注和支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学科委员会的卡洛尔·里格洛特。

感谢保护国际的彼得·塞利格曼和拉塞尔·米特梅尔。特别地，正是米特梅尔第一个将人类比作等待被消耗的肉堆。

说到奇塔姆洞穴之旅，非常感谢格拉汉姆·波伊顿和克里斯汀·莱诺德，当然还有罗宾和凯丽·麦克唐纳，以及卡塔纳·夏吉、赫尔曼·安登比、莫里斯·穆拉泰亚和佳美·布坎南。感谢伊安·雷德蒙给了我有关洞穴的宝贵情报。另外，我必须提到戴维和格雷戈里·丘德诺夫斯基。

感谢许多朋友：彼得·本奇利、费曼·戴森、斯通纳和安·费奇、莎莉·格瓦纳、威廉·L·霍瓦斯、约翰·麦克菲、戴维·G·内森博士、理查德·奥布莱恩、迈克尔·罗伯特逊、安·沃尔德伦、乔纳森·维纳和罗伯特·H·怀特。感谢我的祖父老杰罗姆·普雷斯顿和我的父母小杰罗姆·普雷斯顿和多萝西·普雷斯顿的支持，特别感谢我的兄弟戴维·G·普雷斯顿博士对这个故事的热忱，也感谢我的另一个兄弟，作家道格拉斯·普雷斯顿。

最后也是最多的感谢献给我的妻子，米歇尔·帕勒姆·普雷斯顿，感谢她的无私支持和爱。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版权信息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部 城墙

第二部 村庄

第三部 工厂

致谢

资料来源

译后记

江城

目录

版权信息

中文版序

作者说明

第一部

第一章 顺江而下

第二章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第三章 跑步

第四章 大坝

第五章 鸦片战争

第六章 暴风雨

第二部

第七章 暑假

第八章 中国生活

第九章 钱

第十章 农历新年

第十一章 又一春

第十二章 溯江而上

致谢

回到涪陵

译后记

打工女孩

目录

版权信息

中文版序

第一部 城市

一 出去

二 城市

三 穷死是罪过

四 人才市场

五 打工女孩

六 方与圆

七 八分钟约会

八 流水线英语

第二部 村庄

九 村庄

十 华南茂

十一 爱情与金钱

十二 完美健康

参考资料

致谢

对话张彤禾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目录

版权信息

作者说明

前言

野味

胡同情缘

徒步长城

肮脏的游戏

海滩峰会

新城姑娘

永沉江底

铀寡妇

奇石

恕我直言

当你长大

四重奏

离乡回乡

主队

汽车城

中国巴比松

去西部

多恩医生

突袭美国

桥上风景

广场上的清真寺

甲骨文

全力冲刺

阿拉伯之夏

致谢

末日巨塔——基地组织与“9·11”之路

目录

版权信息

序幕

第一章 殉教者

第二章 体育俱乐部

第三章 创始人

第四章 变化

第五章 奇迹

第六章 基地

第七章 英雄归来

第八章 天国

第九章 硅谷

第十章 失乐园

第十一章 黑暗王子

第十二章 间谍男孩

第十三章 希吉拉

第十四章 行动起来

第十五章 面包就白水

第十六章 “这下开始了”

第十七章 新千年

第十八章 轰隆

第十九章 盛大的婚礼

第二十章 启示

主要人物

参考文献

作者采访

致谢以及消息来源的说明

图片出处

少林很忙

目录

版权信息

序幕

第一部 流浪

1第一步

2移途迷失

3睡美人

4功夫世界

5灯光、相机、动作

6一瓶可乐和一个微笑

7背叛

第二部 见习

1吃苦

2表演是第一要务

3中药

4室友

5少林冠军

6神圣与世俗

第三部 起步

1散打

2宣传无小事

3铁臂男孩

4台湾情结

5划拳

6疯狂的交涉

7挨打

第四部 学徒

1让人“高兴”的结局

2铁裆功

3教训

4第六人种

5黄色笑话与啤酒

6骄傲与忏悔

7另一个美国人

第五部 弟子

1挑战赛

2管理情人

3锦标赛

4一切都已搞定

5洋枪

6结局

尾声

作者说明

致谢

与荒原同行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部 山脉

第二部 小岛

第三部 河流

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

目录

版权信息

序幕 等待

第一部分 冰激凌店

第一章 海盗

第二章 看不见，摸不着

第三章 第一枚指纹

第四章 秘密

第五章 夏基和科伦坡在乡土酒吧

第六章 细胞们

第七章 卡迪纳尔大道上

第二部分 决裂

第八章 水和盐

第九章 厨房里的嬉皮士

第十章 填色比赛

第十一章 病例

第十二章 可接受的风险

第十三章 朋友和邻居们

第三部分 清算

第十四章 两间病房，双重打击

第十五章 癌症集群“退散”

第十六章 一往无前

第十七章 看不见的伤害

第十八章 海里的木塞

第十九章 期待

第四部分 真相

第二十章 局外人

第二十一章 斡旋

第二十二章 血液分析

第二十三章 关联

第二十四章 遗留问题

致谢

大灭绝时代

目录

版权信息

序言

第一章 第六次大灭绝

第二章 乳齿象的臼齿

第三章 最初的企鹅

第四章 菊石的运气

第五章 欢迎来到人类世

第六章 环绕我们的海洋

第七章 落酸

第八章 森林与树木

第九章 陆上孤岛

第十章 新泛古陆

第十一章 犀牛做超声

第十二章 疯狂基因

第十三章 长羽毛的东西

致谢

参考书目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目录

版权信息

致读者

第一部 埃尔贡山的阴影

第二部 猴舍

第三部 溃败

第四部 奇塔姆洞

主要角色

术语表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