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阅世六十年

何炳棣

简介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何炳棣的回忆亲撰，内中并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60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何炳棣半个多世纪的亲见亲闻，弥足珍贵。阅读这本书，不仅可吸收他生平积累的治史心得，更可从何炳棣艰忍自强的性格和天生异禀的记忆力——特别有关三四十年代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友和校风——重新体会中国过去百年的风云变幻。

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刘崇铉、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名教授学习。1938年大学毕业，旋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1952年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及土地政策为题获博士学位。何炳棣获得博士学位前，已于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3年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1965年更荣任同校汤普逊（James Wesf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66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76年被公推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乃该学会的首位亚裔会长，也是迄今唯一的华人会长；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由于其学术贡献厥伟，他还被香港中文大学（1975）、劳伦斯（Lawrence）大学（1978）及丹尼森（Dennison）大学（1988）赠予荣誉法学及人文科学博士的学位。1987年何炳棣教授退休，嗣往加州大学鄂宛（Irvine）分校，任历史社科杰出访问教授，1990年第二次退休。

国内篇

第一章 家世与父教

写撰这部偏重学术性的回忆录必须从先父开始。谈到先父就不得不涉及金华何氏本族和天津的母系亲属了。据说我们何氏源自山西高平，几经辗转迁徙，至晚在南宋初年已植根于金华北乡了。高平就是战国时代的长平，秦国名将白起就是在长平消灭坑埋40万赵国全军的。我们何氏这个渺远的"祖籍"是多么富有戏剧性！世代相传我们是南宋理学家何基（1188—1268，谥"文定"）的后裔。文定公于清雍正二年（1724)从祀孔庙。后来在上海从长我21岁的堂侄德奎得悉，金华北山一带的何姓人氏硬说他们才是文定公的后代，我们是旁支。德奎说不值得同他们争认祖宗，重要的是看我们这支何氏是否争气。

记得我大约阴历10岁的那年，有一天父亲在沉思之后对我们说，不知为何昨夜梦见他的父母，可能由于他在外多年，从未按生日、忌日祭祀过父母。父亲决定今后一定要按生日忌日举行祭祀。除了叫家里准备荤素菜肴（内中必须包括以薄薄的豆腐皮裹入黄豆芽、冬笋丝、冬菇丝等极爽口的"豆腐包"）之外，要以锡箔叠元宝，装进印好格式的纸包，纸包要按以下的方式由我以恭楷写：右行："浙江金华北乡瓦窑头巳山亥向"，当中："先考何公讳志远府君、先妣陈夫人"，左行下半："孝男寿权、孝孙炳棣"，等等。由于父亲应酬忙，忙时由我代祭。祭前出门捧香向南揖拜迎接祖父母之灵，请到上房之后，要三度敬酒，三度磕头。第三次磕头之后以一杯酒按"心"字形泼在地上以示报恩之诚。然后持香出门，烧纸包，恭恭敬敬地向南揖拜"送别"。自始父亲即强调一点：一切要心"诚"。幼年这种训练使我后来非常容易了解孔子、荀子论祭的要义和"文革"期间亿万群众经常跳"忠字舞"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回到正题：父亲决定恢复祭祖，我才知道祖父的名字。

父亲名寿权，字逸清，生于同治九年庚午（1870)。他的生母陈夫人是志远公的继室。猜想中志远公第二次结婚时或年已逾40，大约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以前。我的大伯父寿延公（即德奎的祖父）和二伯父寿铨公（即炳松之父）年纪要比父亲大不少。我和父亲的年龄差距实在太大，这造成我青少年时期心理和学业上长期的紧张和终身脾气急躁的大缺陷。父亲曾根据他壮年自习日文科学教本的知识为我讲述遗传及生理大要。他说："你祖父寿至83，祖母寿至87，隔代遗传很重要，好自为之，你也可能像祖父母那样长命的。"没想到他紧接就讲西周昭穆制的要义，很自然地就在我脑海中那么早就播下"多学科"治学取向的种子！

当我于50年代及60年代初长期攻治明清人口、经济及社会史时，曾再三揣想志远公的起家似与太平天国后浙江（包括金华）的土旷人稀、地价低廉很有关系。祖父如于乱平后最初10年买进相当田产，到1880和1890年代必已大大增值；这应该是全家经济重心自农转移到商的主要原因。果然，1996年刊印的《何炳松年谱》：何氏"世居金华北乡后溪河（今罗店乡）。自祖父志远始创业于邑城"。虽然确切年份无考，但以批发火腿、南枣、锡箔名闻于金华一府八县的"何茂盛"就是在这"繁荣"期间创建的。就全族言，四房分工的模型也日趋显著了。大伯父经管"何茂盛"，二伯父和父亲专心读书应试，四叔少青年时期家境已比较宽裕，不喜欢读诸如书中所说的50年代、60年代，概指20世纪而言父亲何寿权（1870—941)，

书，就专管田产。

最重要的长房之内又有分工。大伯父老年因患沙眼，"何茂盛"的业务全由长子炳金管理。次子炳森专门读书，而且20岁后中了秀才，不幸36岁时得瘟病不治逝世。幸而他的长子德奎，字中流，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真正成为何氏全族的中流砥柱之一。

炳金好色，多外遇，以店中公款供其私人挥霍。由于"何茂盛"营业规模不小，除夕百忙之中还要按乡俗大铁锅炒米，不慎起火，店铺及附近住房全部焚毁。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并本诸祖上传下的处世原则，所欠的债要尽量毫厘不爽地清偿，于是何家"破产"，四房就不得不分家了。这大概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了。

二伯父是岁贡生，有子二人。长子炳文，子女多，壮年逝世。

次子炳松（1890—1946)是何家第一个留学生，介绍"新史学"的历史家，多年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国立暨南大学校长（1935—1946)他当然是全族另一砥柱。

我父亲是廉生，曾在杭州书院晋修，考举人两次"荐卷"而未中。科举废即习日文及法政。初任宁波法院的检察官，因守正不阿得罪巨绅，愤而辞职。回金华即按照日本制度创办了一所高标准的城东小学，学生操练时有洋鼓洋号，县人耳目为之一新。但因主张继续毁庙兴学，不久即为乡里保守人士所不容。于是决心离家北上。后来据同乡前辈传说，启程之前父亲指着金华江发誓:"吾此行有如此水！"有去无还，不期竟成谦语。

父亲初到天津任法官大概是在民国二三年。房东是同乡前辈东阳"张辑老"（全名和号已无由得知）。老先生是举人出身，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他曾任元氏知县数年,因体弱便血在津休养等候新的任命。据说袁很欣赏他的书法。父亲早年以儒医闻于乡里，他钻研岐黄是与结缡多年的王夫人之不能生育大有关系。父亲为张辑老诊治初期甚见功效。于是张辑老夫妇转而对父亲年逾40而无子息大表关怀，提议以视如己出的养女咏兰嫁给父亲，但必须与王夫人"两头大"不分嫡庶。这项建议得到仍然健在的祖母陈太夫人的热烈赞同，王夫人亦以子嗣为重，毫无异议。事实上，我周岁后王夫人即北上来津，我是在王夫人怀抱之中长大的。我16岁去青岛山东大学读书时，王夫人才悄然离津回金华的。当时我心灵创痛之中唯一的慰藉是，王夫人过上海时，德奎安排她看了一场德国海京伯马戏班猛虎跳火圈等极其精彩的表演。

我在高小时期才略略知道生母的身世梗概。她出自金华农家。外祖母张老太太是金华人，自己亲生的女儿早已嫁到外县的陈家，生儿育女，自有家业。外祖母中年以后感到有必要收养一个幼女由自己抚育，才不会感到寂寞。于是就向这个农家收养了我的生母。母亲属羊，生于光绪乙未（1895)，小父亲25岁，生我时22岁。主持家政及对外交际。

非常有趣的是，外祖母在她嫁给陈家的亲生女50岁左右守孀的时候，她叫陈家四口全部搬到天津，并把陈家唯一的女儿（应该是她的外孙女）硬收为己女，改名张芝鸾，于是与我生母咏兰便成了"亲姐妹"了。姨母出阁以前对我爱抚有加，远嫁到东阳以后仍不时北上重聚，因姨父俞星槎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三届（1916)毕业，与白崇禧同班同屋，军职流动性大。姨母连生四子，其中三子生于天津和北京。总之，我童少年时期和陈、俞两家的两代表亲相处融洽，充分感到这种扩大多面的亲属关系的温暖与亲切。

除父亲外，身教言教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外祖母张老太太。她至老都一直保持端秀慈祥的面容，非常热情，又富理智。亲友同乡间的大小摩擦，经过她合情合理的仲裁和教训之后，无不人人倾服。我是她最疼爱的对象。父亲明了她这"弱点"，所以对我执行体罚之前先将门内锁，以平时用蜡擦得亮亮的红木戒尺重重地连打我的左手心后，才开门半赔笑着恭候外祖母的责骂。最使我终身不忘的是我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训我：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请问：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

此章 的回忆应回到重点：父亲如何决定我的早期教育。至今仍不时涌现我脑海和"眼帘"的，是商务印书馆精印裱好的一副历史"对联"挂轴。严格说不是对联，因为左联用彩色横贯表明历代王朝国拃的长短，夏、商、周和两汉就上下宽、面积大，秦、隋就上下极窄几乎只有左右横贯的一线了，五胡十六国、辽、金等朝代在左半部另划专区处理，但在上下比例上仍与东晋、南朝、南宋联系。右联全是纵向安排，和木版书一样自右而左一行一行地接连下去，上始黄帝，下迄宣统，详列了传说及正史中"五"千年的帝王世系。这副历史图表挂在王夫人和我卧室的墙壁。回想起来，我高中和大一时主修化学的意愿，是绝对无力抗衡从6岁起父亲有意无意之间已经代我扎下了的历史情结的。

国学方面，父亲督教到我初中毕业为止，前后为时最多七八年。他从不系统地自四书五经入手。他大都是先以最能引起幼童兴趣的历史人物故事出发，相当自然地也就涉及相关的典章 制度方面较专门的问题。这种似乎任意性粗浅的"经"、"史"之间频繁的"穿梭"读书办法有其利亦有其弊。好处是：使我对学习的内容不会感到枯燥难懂，刺激我的好奇心，并且无形之中就初步引导我走向"分析"和"联系"事物之间复杂关系的思维道路。这大概是父亲不止一次称奖我"悟性好"的原因。短处是：所学东鳞西爪没有系统，长篇背诵工夫太少，完全不涉及文字、训诂、音韵等国学基本工具，以致我一生治学最大的憾事是不能像前辈学人那样熟诵一部又一部经史古籍；以致我一生自幼到老的中文写作几乎都是质胜于文、理胜于文，自恨从来没有下笔万言流畅自如的才气。

必须郑重声明的是，以上概括性的回忆很容易给读者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先父自始即诱导我成为一个史学家。相反的，父亲对我的希望是在事业（最初绝不是指学术）上多少能有点成就，而不论任何事业都需要一定的文言表达能力。几经考虑之后，他才认为选读古史纪事论议配以《论》、《孟》和《礼记》"植弓"、"王制"、"礼运"、"月令"等篇章 句是训练文言表达能力的捷径。我多年后一再反思中才体会出他当时更深的苦心：他与我之间年齡差距既如此之大，时代变迁又如此之速，我童少年的教育必须以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主。他更忧虑我在新式教育方面能否培养出竞争的潜在优势。因此在我小学五、六年级时，他叫我下课后去一家孔庙后边的"夜校"学习英文。他虽能读日文，但从未叫我学日文，而总提到英文的重要。父亲1941年去世，我迟迟于1942年初冬才回天津探望母妹，从橱箱里翻出一本毛边纸的寒假作业，封面上父亲题了一首七言诗：不是新年不汝宽，当今学问贵精专；陶公且把分阴惜，

今比陶公百倍难！

我无法遏制我的泪水。1971年秋重访祖国，1974年夏赴津门扫墓，问及这本冬假作业小册和童稚之年的几张照片，家妹回答，"文革"期间，人人胆寒，所有可以构成海外关系的片纸只字都不得不付之一炬。这是我衰年忆往一大憾事。

部分地由于父亲心里明白一个十二三岁少年所能挑起学习负荷的限度，部分地由于南开中学国文课程确能保持相当的水平，他对我的古文督导反而放松了。初中的三年是我最不用功、最贪玩、最耗时于田径和球赛的时期。不过1931年初中毕业的夏天，父亲坚决命令我把特为我买来的一部又旧又破线装的《史记》任意圈点。"项羽本纪"和"太史公自序"必须细读，其余自行选读，以列传为主。内容不懂之处可暂时不管，能懂之处则写"书后"，秋季开课前一二十天"交卷"。他强调声明，人高中以后，他不再管我的古文，一切都要看我自己了。后来回想，1931年夏所作"项羽本纪"、"伯夷列传"等篇的"书后"多半是略加修改的古人滥调，但"货殖列传"和"太史公自序"中当时学力所能了解和欣赏的部分却使我终生受益。

父亲虽无意诱导我一生专攻历史，他却明明白白地叫我立志先考进清华，再准备考出洋。早在1926年冬一个日丽风静的星期天下午，他带我去八里台参观南开大学的校园。那宽敞画出跑道的田径场、秀山堂、思源堂等西式的建筑，真开了小学生的眼界。

父亲似笑非笑地问我，长大要不要来这里读大学。我说当然想来读。他面容马上变得很严肃，指出南开之有名是因为中学办得好。办大学很费钱，南开大学是新开办的，底子还不够厚。他紧接着说，他供得起我念最好的小学，也供得起我念南开中学和国内较好的大学，但是绝对没有能力供我出洋留学；而"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我问父亲怎样才能出洋。他说本来像炳松哥和阿奎（德奎）都是考取浙江省和教育部的官费留美的，现在浙江巳经没有官费留学了；本来清华学堂毕业个个都派出洋，听说清华已准备改成大学，改成大学以后毕业生恐怕不能个个出洋了。出洋是越来越难了。看来还是只有多用功先考进清华大学再说，反正清华的学生考取留学的机会要比别的大学学生多一些。于是我从9岁起就以考清华作为头一项大志愿，考留学作为第二项更大的志愿。

此外，父亲还有三件事对我一生都有深远的影响。父亲以儒医结交了一些直（隶）系官员。记得阴历6岁的冬天，父亲叫我穿上袍子马褂，说今晚带你出去吃酒席，不是只为吃，而是为让你见见世面。这种一年三两度见世面的"训练"大约8岁以后就结束了，但我一生对学术内外大小场合尚有应付能力是与这种早期训练分不开的。

第二件事是高小在家练习作文时父亲一再强调阐发："文章 贵能割爱。"意思是文章 的主题本身是一个单元，主题之下，章 节段落一般是为发挥主题意蕴的，也可能是有关主体的较小单元。尽管作者有天大学问，所论如不贴切主题而强行搀入，必会破坏文章 的单元，反成全文之病。父亲这项教导对我日后重要的考试和写作都大有裨益。

第三件事有关我一生的治学与立志。由于外祖母格外的宠爱和同乡长辈过分的夸奖，童年的我有时真会翘起尾巴，大概就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用粗豪而犀利的语气对我大加教训："狗洞里做天王算得了什么，有本事到外边大的世界去做天王，先叫人家看看你是老几。"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早岁父亲骂我的话曾作过多度的反思。在我完成英国史博士论文的前后，我已下了决心去实现两个愿望。首先是通过广泛的阅读和与师友们的讨论，尽力了解国际上哪几位近现代史学家代表史学研究的世界最高水平。紧接着博士后全部投人国史研究时必要跳出"汉学"的圏子，以西方史最髙水平为尺度，并以自己国史研究的部分心得尽快地尝试着打进西方历史及社会科学方面第一流的期刊——这才是国史研撰较高较难的试金石。

1932年是我家多事之秋。舂间父亲患了伤寒，中药药力微弱，不得不请天津有名的西医诊治。虽然夏间休养尚好，体力自此衰退。我的生母主持家政，多年的积蓄一向交给能干的金华同乡程湘秋经营生利。程并非狡诈之人，但他1932年夏经营失败宣告破产，他的舅父永康胡老先生是中孚银行主要股东之一，只代程做了象征性些微的偿还。此时父亲又已退休，家中经济日益拘紧。1932年冬我南开高中二年级上学期还未读完，已因学潮被中学部主任张彭春开除。这一年真可谓祸不单行了。

本书序言中已经说明，为了更好地保存史料，书中有几章 正文之后附加"专忆"。本章 末所附"专忆1"主要是谈有关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的事迹，因为他两位是20世纪前半何氏全族中的最成功的人物。"专忆1"中有关何炳松的部分包括业经刊印在暨南大学所编《何炳松纪念文集》中"堂弟记忆中的何炳松"一文；有关何德奎的部分全是我专撰的。"专忆1"与本章 正文有不少处是交织互补的；内中还有我对何氏家族运作的分析。作为一个个案，我希望"专忆1"对研究近现代中国家族制度演变的中外学人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何家的两根砥柱

何炳松（1890—1946)及何德奎（1896—1983)何氏一家（族）四房，炳松兄，字柏丞，属第二房，我属远迁到天津的第三房，出生和读书都在北方。柏丞兄长我27岁，一直是我少青年时期模拟攀登的对象。这是由于自孩提时即时常从父亲和王夫人口中得悉柏丞兄的早慧：早在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还不满13足岁时，已经中了秀才。王夫人记得发榜的那天正是立夏，金华乡俗立夏之日吃耳朵那样大的馄饨，一定由长工先吃。这位未满13足岁的孩子饿了，吵闹着要先吃。正在吵着，打锣报喜讨红纸包的人到了，柏丞兄不得不立即结束具有部分嬉游半淘气特权的儿童时代，硬是提前跨进了成人阶段。试想：明清时代，社会上一般都称举人为老爷，如果具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不是两年以内（1905)永久罢废，柏丞兄很可能十五六岁就变成老爷了。他一生老成持重固然是由于修养，恐怕也未尝不是早慧的副产物。j我在髙小和初中时对柏丞兄的学历就知道得相当清楚。他是以浙江省官费出洋，先取得威斯康星大学学士，后取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父亲告我柏丞兄在此二大学读书成绩优异，若非父母一再催他回国，他完成博士学位应该没有问题的。父亲并且知道他的硕士论文是根据《左传》、《战国策》等史料而撰成的《中国古代国际法》。这些都在《何炳松年谱》中得到证实。对他履历如此清楚是因为先父壮年无儿女，多年把何氏一家的前途大多寄望于柏丞兄。记得我天津私立第一小学毕业，准备投考南开中学的那个夏天（1928)，父亲曾广泛地和我谈"志"。他说当柏丞兄留美前夕叔侄话别的时候，他对柏丞兄说："虽然家里替你老早早地就结了婚，你到美国之后，不要儿女情长，急急忙忙地就想回国。你最好要设法读到两个最高学位，一个文学博士，一个法学博士。回国后要在上堂兄何炳松（1890—1946)

海大地方立足，结交金融实业界巨子，劝他们出钱办个中、英文两种文字的报纸，不妨把它取名为《太平洋时报》，由你做总主笔。中不民主则已，如民主政治开端，你可能扮演类似美国威尔逊这样的人物，由名教授而竞选成为总统，再进而成为一位有抱负有远见的政治家。"我猜想，柏丞兄在美国主修政治，而不主修历史，或与这场叔侄谈话不无关系。事实上，先父虽在他同辈人中是非常具有世界头脑的，可是他不明白文学博士（LHD或英国的IittD)和法学博士（LLD)不是可以攻读而获的，是要等待学问事功已被社会公认，以后由个别大学赠授的名誉学位。先父的话虽未免有点天真，但充分反映叔叔对侄子期望之高而且殷。由于先父长我47足岁，而我又是独子，所以我自幼就了解出洋留学早已代替科举成为晋身最重要的一步阶梯。柏丞兄既是何氏全家第一个留美学成归国，先后在杭州、北京、上海成为知名人物，所以这位"阿松-

哥哥"（金华话哥哥读成gagci)，一直是我少青年时代家族中的"英雄"。

天南地北，我和柏丞兄要迟迟到1936年春才首次见面。那时我人清华大学历史系已是第二年下学期+。我照例在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广泛地自修，总选一个靠近《大英百科全书》的桌子靠中间宽大走廊的角落座位。一天下午，看见教务长潘仲昂（光旦）先生陪着一位修长、秦洒、平头，身着灰呢长袍，手持髙级烟嘴而不吸的"绅士型"的中年学者，慢慢地走向我的面前。潘先生说："你哥哥来了，你还不知道！"当时柏丞兄暨南大学校长上任尚未满周年，为了提高教学素质，组织了一个"北平教育考察团"北上考察。虽然清华是他视察重点之一,他当天下午必须回北平城里，我虽得缘初瞻风采，却无缘作一深谈。

七七抗战揭幕之后，我才有机会两度和柏丞兄接触。1937年夏秋之际，我自北平经天津、烟台、潍县、济南、南京、九江、南昌、金华、杭州到上海，本想一两周内即由上海去长沙临时大学的。不料何家第二位留美学成归国的成名者何德奎（字中流，长房，论辈分箅是我的"侄子"，而年纪长我21岁），替我作了决定。他那时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会办，国人称之为华总办，非常热诚地对我说："三叔祖只有你一个儿子，现在兵荒马乱，你既一向有志投考中美或中英庚款，不如在光华大学借读一年，既可拿清华文凭，又可多读些西文书。我十几年前曾做过光华商学院院长，我已经替你缴了学费，你在上海的生活所需全由我供给，只是我家人多，房子不够住，你先在松叔那里住些时。"于是我就在柏丞兄辣斐坊的寓所住了几个月。柏丞兄很忙，不久就离沪筹备暨南迁校事。我和他长谈的机会很少，因他几乎从来不主动问我个人和学校的事。我观察到他日常生活很有纪律，平易近人，既不过度节俭，也不奢侈靡费，而待人极为宽厚。记忆中，他每月领薪之后总是出去买足一个月的香烟，照例是嬢装美国白吉士（Chesterfield)，笑着对我说："这是我最大的享受。"他有时喜欢从外边叫些点心。有一次他为我多叫了一碗火腿汤面，是由吕班路云南饭店做的。他同我边吃边谈地说："我们金华人不应该说只有金华火腿才好；宣威腿也自有它的特长。"此事虽然琐碎，但反映柏丞兄是一位没有成见，事事力求客观公正的人。

第二度和柏丞兄接触是1942年4月。我迟至此年年初才决定去金华料理父亲遗产以期接济天津母妹。2月底离昆明，经贵阳、柳州、桂林、韶关、大庾岭、赣州、鹰潭，沿浙赣铁路于3月底抵金华，住在卫生设备齐全的柏丞兄文昌巷的寓所。园宅相当大，几乎一半临时已作为金兰卫戍司令宣铁吾的办公处。柏丞兄除忙于酬酢外，还要负责暨南大学迁到福建建阳的计划，并须主持筹办东南联合大学。我趁他少有的休息吸烟的时刻面呈我的三篇文章 ："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刊于燕京《史学年报》2卷5期（1938);"张荫桓事迹"，刊于《清华学报》第13卷（1940);和一篇英文习作文稿"TheHaldaneMissinf1912"。英文这篇是练习利用第一次大战前英、德两国的外交档案及若干传记，分析何以受德国大学教育、一向倾慕德国文化的英国陆军部部长RBHaldane,1912年获英内阁同意，访问柏林，虽具髙度诚意，亦无法缓和改善两国关系，以致不出两年大战终于爆发。柏丞兄当然没有时间评阅，但稍事翻检沉思之后，以极诚挚的目光对我凝视，只说出："在这样战乱的情况下，你居然能写出研究性的文章 ！"4月最后一周，我离金华去杭州、上海前一日的下午，柏丞兄叫我同他吃茶。我知道他极忙，一杯饮后，我谢他的款待，起立正想与他握手告别，他面容变得严肃，对他的"三叔"，也就是我的父亲，做了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做出的综判："我们上一辈兄弟四人之中，以三叔为最有才，性格也以他为最倔强。"其余评估的大意是父亲身历"五朝"（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目睹旷世巨变，事业虽不能发展，但直到生命最后的几年一贯顽强地与时代奋斗，不甘落伍。他那种远远超过同辈人们的眼光识见最好的反映就是为儿子所拟定的教育政策。七七抗战开始以后，国难、家难、经济、年事、健康等等结合的压力，终于使他不得不向时代低头。总之，父亲一生是一位怀才不遇的斗士。他未讲完，我内心已在极力挣扎，勉强控制住我的泪水。

这是柏丞兄和我最后一次话别。我下一年即回到昆明报考第六届清华留美公费考试，1945年秋出国。柏丞兄于1946年7月病逝，享年仅57岁。

何家另一砥柱是取号中流的何德奎。他属于长房第二支，是德字辈中最年长的，生于光绪丙申（1896)，长我21岁，较我生母仅小1岁。所以我自清华读书期间开始和他通信，一直称他为"中流大哥"。他是读了北大预科两年之后，1917年考取教育部的公费留美的。多年后他告我出国之前特别过天津向三叔祖告别时，向在襁褓中的我伸手笑着说："叔叔，请赏给我个红纸包！"那时我出生才几个月。

德奎也仿效柏丞兄，先去威斯康星完成学士，然后去哈佛读商科，1921年完成工商管理学硕士（MBA)，这是当时商科方面最髙的学位。与德奎同时在哈佛的有吴宓、陈寅恪两师和汤用彤先生等。德奎热心公务，又富办事能力，被选为哈佛中国同学会会长。华盛顿九国会议期间（1921—1922)，德奎与哥伦比亚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蒋廷黻师被选为中国留美学生驻美京代表，监视中国南、北两"政府"不得签署任何卖国条约。

德奎回国后，最初在上海大同、南洋等校任教，不久即任光华大学商学院院长。因他在美所习专业及各方办事经验，很快即受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即上海重心所在的公共租界的"市政府"）英、美领导方面的重视。国人民族意识随北伐而激增，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既一向有纳税的义务，1928年遂成立华人纳税会以争取应有的权益，德奎被聘为英文秘书。他同时也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金融及外交方面几种委员会的顾问。一向在英、美两国控制下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终于在1931年不得不增添一席永久性的"会办"，国人称之为"华总办"；这位首任的华总办就是何德奎。不久升为堂侄何德奎（1896—1983)

副总办。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是他事业的顶峰。

难得的是1934年夏秋我考进清华之后，他主动地每年资助我200元。这额外的资助使我"宽裕"地在清华度了三年。1936年8月中旬我才有机会与德奎在清华几度会谈。由于中国科学社一年前已选定"水木清华"为年会会址，德奎主持该会财务，必须早到北平。在冠盖尚未云集的前一天下午，他已包了一部汽车，由我陪同，闪电式一游西山八大处。另一傍晚我已代他预订与一位哈佛老友餐聚话旧。《吴宓日记，1936—1938》："八月十七日，星舅

4—5寝息

待至7：00何德奎，上海工部局会办，率其叔何炳棣如约来，在宓处晚饭（西餐)

9：00何君等去。"德

奎性格相当外向而非常诚恳，主动问我在清华的学习经验和志趣。1938年春我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时，他曾主动要看我的英文写作。他认为我的英文肯定在一般大学生之上，但不如他的连襟钱锺书(事实上，德奎太客气了一点，应该说"远不如"才符合当时的实况）。同年舂他带我到上海银行公会俱乐部午餐（5元一客中菜西吃，而当时法、德、俄式第一等晚餐不过25元一客），为的是给我见见场面的机会。不消说，席间的谈话一半是英语。因仓促口头介绍，我只记得内中一位客人是清华刘崇铉老师的本家，当时是邮政储金局局长，另一位忘其姓名，不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长，就是该局在沪的主持人。

德奎中等身材，眉清目秀，皮肤白皙，虽内在髙度西化，而平头长衫，非常注意传统礼貌。事母至孝，对族人姻亲尽力提携，从不摆身架。1996年刊行的《何炳松年谱》记1946年夏谱主病情严重，上海中美医院疗治不当，有以下纪事：七月"二十日：下午，何德奎偕携夫人杨闰康（其妹季康即钱锺书夫人杨绛）来探望，出资请德籍医生来寓所诊治。夜，杨氏陪侍"。柏丞兄生命最后四夜全由养尊处优的侄媳陪侍这一事实，最足反映德奎为人的可敬。

"专忆1"即志在供给一个个案，以下分析的重心是何氏一族在20世纪前半的实际运作。很明显，此期间对全族发挥力量最大的非德奎莫属。他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会办和副总办时的薪金是按海关两箅的，是远远高过国内高级官员的。就我所知他曾承担或资助过以下的族人和亲戚：胞弟德柽夫妇长期的全部生活费用(德柽银行职员的收入，德奎坚持全部作为弟弟的私蓄）；伯父炳金(旧族产的破耗者，老年忏悔信佛）长子德华，自小学至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赴美实习的费用，全部由德奎承担；把妹夫宋文炳及何家第四房的炳镁叔都安插在待遇优厚的工部局小学；自1934至1938年秋总共对我的资助不下1500元之巨（由于种种原因，我1937—1938年在上海借读的一年用费很大）。德奎真不愧是何家的中流砥柱！此外，1931年八一三沪战爆发后，德奎邀请岳父全家（除了钱锺书夫人杨绛)来沪和他同居共馔。超越长房，主动支持较困难的三房和四房的族人是很难能可贵的。

柏丞兄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协理和暨南大学校长期间，当然是何家另一砥柱。他主要扶持的对象是胞兄炳文的子女。炳文早逝，子女多人的生活及教育皆由柏丞兄负担。炳文的长子德心1939年秋与我同住在上海柏丞兄家，他任职于暨南大学，对我并不隐讳他的贪酒与好色。炳文第二儿子德明规矩得多，长我几岁。当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他曾北至天津在南开大学读了一年，即返上海，毕业于大夏大学外语系。他一直在外教书自成家业，与族人几乎没有来往。据柏丞兄至孝的次女淑馨（《何炳松年谱》中作"三女"，因长女夭逝）回忆，1933年炳文长女"阿芝"出嫁时，不但嫁妆非常体面，而且柏丞兄亲自回金华选择字画古玩等陈设，婚礼铺张的程度远远超过后来胞姐淑涟和她自己的婚礼。这种亡兄之女与亲生之女婚礼上的偏差是完全符合传统家族的理想规范的。除了何家第二房外，柏丞兄提携的主要对象是两位曹姓的内侄：曹增美、曹增炜。30年代后半和40年代前半，他们都在暨南大学任职。前者掌出纳，为人精细负责，战时一直留沪，对暨南内迁、教育部委托桕丞兄主持东南联大，以及地下资助上海学人内迁诸项款额的支付与保管都做得井井有条。柏丞兄长暨大前后8年，得保令名，财务方面无后顾之忧，是要归功于内侄增美的。我从此中体会到何以传统官员不得不部分地任用"私"人的主要道理。1943年3月初离沪返昆明之前，曹增美特别请我过重庆时，当面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代暨南报告处理留在上海的各项公款的概要，并代说明何以在日本侦察压力日增的情况下，由暨南经手的资助上海学人内迁一事非零散地、特别谨慎地进行不可。受曹秘托时，我马上就感到柏丞兄身处浙江两个派系之间的不易。

家族之中柏丞兄所扶持的虽限于他本房长支及最近的姻戚，但他在超家族、文化教育网络中影响之深广，是南宋以降何氏一族中首屈一指的。

我所属的第三房是全族中离群的"黑羊"。父亲40岁以后才在天津第二次成家，但还谈不到"立业"。他扶持的大都限于巳故四叔寿龄公的长子炳益。炳益大约长我20多岁，青年丧偶，遗有一女淑瑚，小我3岁。父亲为他在相当庞大的直系僚属中谋得一中级文书的职位。他足迹南及两湖、北至热河，最后在热河再度结婚生子。在他1931年底携眷过津小住之后，父亲对我强调指出我将来对何氏全族所应尽的最低"责任"。长大如有出息，一定要大力资助四叔的后代。礼节上，访问金华祖乡时一定要向大伯母（德奎祖父寿延公最后一位继室)磕头。

1937年夏秋之际，我自平津舟车辗转数千里，搭浙輓路车赴金华，晨间车抵衢州西南20多公里的后溪街站时，因前边有车辆出轨不得前进。幸而如此，否则我们所乘列车抵达衢站，换车头加煤加水的几十分钟正好作为日本飞机轰炸的对象。晨间日机不伹炸了无列车停留的衢站，并且也首次炸了金华的车站。当列车午夜开进金华车站后，发现站上陈列了多口棺材，不得进城。进城后一曰，由德华的弟弟德祥陪同，乘人力车找到了疏散到北山深处的大伯母，向她毕恭毕敬地磕了头，了结了父亲的一项心愿。万分激动之中不无慰藉的是四年未见的王夫人健康如昔。在金华城内短暂的逗留之中，我特别去探访炳益兄的女儿淑瑚，她娉婷端秀，举止大方，问及她远在北方的父亲，也谈她已与中央军校学员本地人陈如平订婚，陈毕业后即准备结婚。

我在国外教书最初15年（1948—1963)是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962年10月我应台湾"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黄季陆先生邀请，参加在台北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历史学家大会，并充任英语分组会议的主席。会后"教育部"对我颁赠奖章 ，会议期间记者访问，台北报纸有些报道。淑瑚在我匆返北美之前，居然能在台北同我作一次恳谈。我才知道如平早已脱离军职，在台北小规模经营房地产，苦于押金利率太髙。淑瑚要求我借予他们相当数目的美金，先解除支付高利之苦，再谋求发展。当时这事在我们双方看都是毫不唐突、理所当然的，十余年后如平经营颇有成果，可惜淑瑚不禄，未能多享比较充裕的日子。

1986年夏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合作和安排之下，我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作短期访问和学术演讲。秋间在上海与热情的四房诸侄及侄女们再ft欢叙。我随即赴杭州小游，正值浙江师范大学（校址在金华）校长蒋风先生在杭，他坚请我去他的学校作一学术演讲。我提出唯一的条件：他必须事先代我约好金华市市长，我抵金之夕要和他谈四房原来的房产问题和拯济四房某支生计之方。果然，籍贯东阳的金华巿市长郭懋阳先生盛筵之后立即和相关僚属专谈何家事（开头介绍我的履历，只讲了一句："1979年4月17日邓小平同志接见。"；)。四房原有府上街宽敞的房子，因多年已被好几家分住了，一时很难归还原主。但四房里住处最差的，保证可以迁居到新造的宿舍。我提出四房中最不幸的是年已62岁的德清；由于他青年时代与国民党略有瓜葛，多年来既无工作也无福利，只有依靠女儿为生。郭市长答应立即解决他的生计问题。我返美不久就得悉，市政府给了他工作，待遇和女儿相同；换言之，他们父女间的收入和福利因我此行加了一倍。台北的陈如平最能了解我金华之行的意义是在力求实现父亲生前一项未竟的意愿。

除了四房之外，我长期在北美和长房也还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1956年春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将将晋级到副教授，刚刚在海滨买了房子，忽然接到德奎发自巴西圣保罗市的电报，只说两天之内即将飞抵温古华，其余面详。我当然早就知道战后他被命为上海市副巿长，与首任巿长钱大钧相处甚好，与吴国桢不无龃龉；1949年随一批上海民族资本家逃到香港。我曾不时疑虑，像他那样廉正自守，不置产业，乐于助人，而两袖空空的人，是否能在海外老辈华侨音译Vancuver为温哥华是错误的，译UBC为"卑诗大学"最为可笑。近年学人已改称大学为加拿大（或英厲）哥伦比亚大学，我个人一贯耻于接受温哥华，坚决称之为温古华。

长期解决生计问题。见面后才知道他早已山穷水尽，从胡适之先生信中得知我的地址之后，只有马上到加拿大再想办法。第二天我就电汇巴西代还他所借的机票款额。我和内子景洛以兄长之礼待他，我每月另以百元供他零用消遣。半年之后，德奎同意先回香港就任苏浙中学校长，再缓图回国与家人重聚，落叶是终须归根的。

1962年夏我已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聘书，1963年才全家迁美。

几年之后，长房一向由德奎资助，上海交大土木系毕业的德华和我发生了联系。我1937—193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期间曾两三度见过他的未婚妻，李姓福建人，中西女学毕业，英文好，笃信基督教。在芝加哥重见时，德华已是密歇根州公路局资深工程师，子女四人或已成人或已人大学。七八年中，德华夫妇曾几度来芝餐叙，但他不愿谈何家旧事，专喜谈上帝。1971年10月和11月间我重访祖国返美之后不久，德华当面表示惊讶与失望："像叔叔这样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竟会公开赞扬毛泽东那魔鬼般的人物！"为了保持叔侄关系，我要求他此后永远不要和我谈上帝和政治。因此，不久通过上海族人传出了讯息，90髙龄的大伯母（即德华的继祖母），在金华生活及医药等费用没有着落。我略事考虑即决定不必通知德华，由我承当下来。不久金华方面又传出大伯母极希望生前知道她的"棺材本"能有保障。我致函淑涟（炳松哥长女）请她老人家放心，我自幼秉承父教，深深明了什么是我分内之事。直到1974年春，得悉德奎准备自港返沪接受上海市政协委员的职位，我才"命令"德华按照我一他二的比例汇美金给德奎，以备他在上海贴补附录家族与社会流动论要

我之所以据实无隐，叙述何家一门四房的内情，特别列举堂哥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资助提携族人的事迹及其限度，是为了纠正近十余年来美国有些中国史界中人对两宋以降家族功能的误解。

误解最甚者是哥大东亚语文文化系中国史教授海姆斯（RbertPHymes)的StatesmenandGentlemen：TheElitefFu-chu,Chiang-hsi，inNrthernandSuthernSung(《政治家与士大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首先，海氏对"家"、"族"的定义即者都可认为是同"族"，根本不顾官方及世俗之以"族"为一五服之内的血缘组织。此外，海氏对抚州一区"精英"的界说也非常广泛：举凡官员，乡贡，一切寺庙的主要施主，创建或扩充书院、修桥补路、倡修沟渠水道、组织地方自卫者，皆属于"精英"。甚至与以上任何一类人士有婚姻或师生关系者，也一同视为"精英"。

在无法判断同姓同乡里的人是否都属于同族，在无法推出同姓集团中所产生新的进士与前辈（两三世代，甚至百年以前）进士亲疏关系的情况下，海氏书中有一趋势：先假定同姓同乡里都是"族人"，再进而假设"族人"中前辈的进士（两三世代，甚至百年以前）必会长期泽及后辈族人的，因此新进士向上流动的社会及制度意义就为之大减。同样的，如果邑中倡导扩修书院或出资修桥补路者考中进士，也不能认为是鲤鱼跃龙门式关键性的向上流动，因为在海氏含混的界说下，这类极重要的向上流动，仍然可以硬行解释为同一大集团或阶层内部的流动。因此，海氏最后对科举制度是否真正促进统治阶层与平民间的"血液循环"表示怀疑。

海书攻击对象主要有二：一是芝大已故宋史专家柯睿格（EdwardKracke,jr)以仅存的《宋元科举三录》中南宋二录为统计骨干对社会流动的几篇论文。一是我根据一万四五千明清进士，两万多晚清举人和特种贡生的三代履历以及大量多样史料而构成的TheLadder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fScialMbility，1368-1911(中文简化书名为《明清社会史论》，哥大出版社，1962年第一版，1967年第二版，意大利及日文译本）。我生性对一些史料有限而见解偏颇的著述往往多年置之不理。幸而近年东亚学人，尤以台湾的宋史专家们，从事于集体研究宋代文集中墓志铭、神道碑、行状等传记资料，作出一系列富有参考价值的例案。其中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2001)的结论最有代表性：由于士大夫社会地位的维持并不容易，就造成相当大的向上和向下的流动。同时，基于士大夫的迁调、贬逐，以及他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軎好等原因，就形成了他们在地理方面士大夫与庶人间的流动性值得特别注意。也就是当士大夫家族两三代无人中第为官，而也没有财产作为维持其地位的后盾时，就必须转而从事其他的生计如务农或经商。士大夫家族的流动性，过去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本书著者并没有在这方面做i化研究。不过应该指出，著者不认为过去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方法有严重的问题。研究社会流动以一个人的祖先三代有否为官作为标准，其实就是宋代政府判定一个人是否厲于士族的标准。宋皇族子女的婚姻对象是士族，政府三令五申要求皇族做这样的选择时，并不考虑一个士人的外家和妻家。（陶，页315—316)

陶氏所论宋代家族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大体上仍能应用于20第一幸家世与父教

世纪我们金华何氏一门四房的情况。宋代也好，20世纪也好，一个家族能否维持或改进它的社会地位，最主要还是要看族中有没有杰ifiT何炳松在"ilR业里地位声誉之高，他只能负担的生计，最多只能安插一侄和两位曹姓内侄于暨南大学会计及出纳两组。对自己两个女儿并未能留下多少遗产。解放前德奎收入最高，能援引长房以外四房的族人为工部局小学教员，主动惠及远在平津的第三房的小堂叔。但他主要支持的还是长房堂弟德华。没有德奎长期全部的资助，德华不可能读完交通大学，赴美实习，充任密歇根州公路局的高级工程师。至今令我不解的是，何以德华唯一的弟弟德祥几十年来一贯只是金华的小学教员？

最使父亲和我惊喜的是，我1934年夏末考取清华之后，德奎立即主动越房资助我每年200元；光华借读的一年，上海生活费用大增，亦全部由德奎负担，毫无愠色。20世纪50年代夏我在纽约有多度与何廉先生论学忆往的机会，他特别指出湖南宝庆族中亦有类似现象：越是自己本房或本支经济或文化条件较好，越是本人读书上进，越易受到族内的重视与资助。族的主要目的在成功者"，在这点上传统和现代家族政策上并无二致。

我生也晚，要等到海外立足之后才能顾及族务：试图报答流亡海外的德奎，担负德奎继祖母老年生活及医药费和保证她的"棺材本"，协助四房的淑瑚侄女及其夫婿陈如平，1986年当面请求金华市长救济第四房的最不幸者等等，或出自至情，或皆因不敢有违父亲遗教。但是多年来扪心自问，经济上支持族人的能在#限的、"边缘1。两宋以降，族对族人向上流动的功能是绝对不会大到海姆斯未明言、而几乎相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程度的。

抗战期间我在上海先后两年，也曾两度到祖乡金华亲自观察体会，深感炳松和德奎"全盛之局"很难延续。最后分析起来，全族能否有新的"成功者"几乎完全要靠个人的天资、教育、意志和奋斗。回到帝制晚期，族中最成功者都无法保证本房本支每一世代都能通过科举而延续其成功（事实上大多数都是不能的），又怎能有无边法力泽及嫡堂、再堂、五服内外的同姓者们呢？

海姆斯看法最有力的支持者是艾尔曼（BenjaminAElman)教授。有异于西方多数中国史专家，艾氏著作以史料坚实、大量多样见称。12年前在一篇"翻案"性长文["Plitical,Scial,andCulturalReprductinviaCivilServiceExaminatinsinLateImperialChina"(帝制中国晚期通过科举[制度]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生产），77/ur-nalfAsianStudies,Feb,1991]里，指出拙著《明清社会史论》里宋、明、清三代平民出身进士的比例——宋53%，明495%,清376%——失之过高，gjfcfeZ、婚戚对向卜针会流动ii。艾氏进而认为近千年来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文化的"reprductin"(重生产）而已。由于我研究兴趣已转入先秦思想，所以仍然未立即答辩。

直到2001年8月初，艾氏以其加州大学出版社精印的新版-大本头800页的皇皇巨著4CulturalHistryfCivilExaminu-

tiruinLateImperialai/m(《帝制晚期中国科举考试的文化史》）惠赠，而且题款非常客气，我才尽快披读之后一两日内即电话中谢他盛意。电谈中首先坦诚地肯定其书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史料最多样美备之作，必能有长期参考价值。接着我就告他40多年前，他目前巨著中所征引的如明清殿、会试录和各省的乡试录，以及大量词林掌故这类专书和笔记，我确曾匆匆抽样翻检过不少种，终因内中没有试子祖上三代履历而未征用。换言之，我对他巨著的主要史料是不生疏的。结束电谈我说："唯一不幸是你过于相信海姆斯，认为拙著数以万计的统计中平民出身的中第者的百分比失之过关于歧以及其他相，只有在不久的进行文字讨论。"

因累年致力于先秦思想，在此回忆何氏一门四房的"附录"中才有机会作较系统的答辩

艾氏近著与拙著《明清社会史论》所根据的主要史料有重要的不同：前者所用的大量殿试、会试和各省乡试录等只有姓名、籍贯、本人简历和全榜中试者的总数，而没有最能反映社液循环的祖上三代履历。艾书所用词林掌故、状元考等类册籍只供给有趣的轶事和掌故，亦无助于研究科举制度是否真能促进统治阶层和平民之间的上下流动。换言之，以上这些史料是有助于研究科举制度本身的，但都是"无机"的。相反的，拙著成万的中第者的统计完全是根据八十几种中试者的祖上三代履历的，最能反映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全部是"有机"的。二者基本上是无法谨严比较的。可喜的是，艾氏搜集史料之勤是西方罕见的，曾自日本获得极为罕见的明代及清初顺治期间，具有三代履历的进士录11种，共2643人；明代零散的顺天、浙江、山东具有举人三代履历的乡试录6种，共667人。这两批"有机"性统计所构成艾书中的表51和表52，值得向读者介绍。

艾著表51中的明清举人家世

省份\：：：箱 1举人总- ，民職?人！数目百分比 嘉靖1552 顺天 135 67 50

万历1591 浙江 110 73 66

万历1600 顺天 153, 87 57

万历1618 浙江 98 44 45

崇祯1639 山东 82 46 56

顺治1648 山东 89 45 151

总数及总平均 667 362 5427

注：此表较艾表51稍事简化

艾著表52中的明代及清初进士家世 雇頻身纖:

嚇总議 数目分比

永乐1411 84 7083

正统1436 100 7676

弘治1499 300 16555

正德1508 349 19656

嘉靖1541 298 17759

嘉靖1547 300 18160

万历1598 292 18664

万历1604 308 18861

天启1622 412 24559

顺治1649 143 11480

顺治1651 57 3561

总数及总平均 2643 16336178

注：此表较艾表52稍事简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艾氏以上根据全书仅有的"有机"性的明代及清初进士及举人的祖上三代履历所构成的两个专表中，平民出身的中试者的百分比与拙著同期间的统计大都符合，甚或稍高

艾之所以在全书中对此两个仅有的"有机"性统计表的意义一字不提，或因自知其中平民出身中试者百分比如此之高是对他书主要结论有力的反证。艾氏既与海姆斯采取同样观点，当然不愿接受，也无法以坚实统计抨击拙著中陈列的约38万"有机"性统计所反映的重要史实

明清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

MM之内

以科举考试为主要渠道的。

十余年前MM对两宋江西抚州一隅的"族"和"精英"界说的松散含混，对"族"的功能的夸大，引起西方一些人对两宋以降社会一些不成熟的宏观"理论

，，

科举并未曾有效发挥其促进社会各阶层间血液循环的功能。从纯方法论的观点，纠正此类无坚实统计根据、多凭主观揣想的宏观"理论"最佳的办法，是大量多面地从事家族、生活方式、婚姻网络方面的微观研究。这类在方法论上很有意义的微观研究近年已在台湾宋史界集体出现。我希望本章附录"中金华何氏一族四房情况第一性的追述能有助于正确了解近现代中国家族的功能及其限度

结束这个论辩性的"附录"，我不得不迟迟才指出一项举世中国学界很少知道的史实：在"儒家化"甚深的李朝朝鲜，类似中国科举的文官考试也确能促进统治与被统治各阶层间的上下流动。类似明、清进士三代履历的"司马榜目"等专录，也是传统西方史料中所无法比拟的。请参阅在我指导下，1971年通过的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Y6ng-hChe崔永浩，TheCivilExaminatinsandtheScialStructureinEarlyYiDynastyKrea，1392-1600(《早期李朝高丽的文官考试与社会结构》），publishedbyKreanResearchCenter,Seul,Krea：1987

第二章 天津私立第一小学

由于先父48岁（阴历算）才生我这个独子，我童稚之年除在家识字读书之外，也曾入过邻近的一家私塾。迟至8整岁（1925)父亲才决定送我去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这所小学的创立是与南开中学最主要的校董严范孙（修）有关系的。严是翰林出身，曾任贵州学政和清季学部侍郎，是天津有名的巨绅。南开中学就是从张伯苓先生所教的严氏家馆扩充建立的。

我插班三年级。级任老师刘逸民是河北省东光县人，圆脸，面色红润，声音洪亮。因童稚在家不时听父亲讲古代故事，所以时常能答老师所问历史上的问题。记得一天刘老师讲《论语季氏》，提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时大声问全班："谁是友多闻？"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全班小孩子高声喊出："何炳棣！"当时我既感到自豪又觉得很难为情，那时和事后感受最深的是同班同学那样纯真宽厚，内心里没有一粒尘垢。

私立第一小学三年级每星期都有作文，白话和文言隔周对调。学校和学生对白话作文都不注意，都认为文言才是正式的作文。校董中有一位晚清举人赵元礼先生，他是天津两大书法家之一，字体结构工整，笔力秀劲。另位书家是精于颜体的华世奎先生，他的匾额几遍全市。赵老先生关切学生们的文言作文，坚持每次亲自选评级任老师的"荐卷"。每次最好的一篇老先生都亲写评语加盖图章 以示奖励。同学们都以获得他的评语和图章 为荣。这一学年我大概得到他盖章 发还的作文共八九篇，这大概是我下一年跳班的主要原因。

三年级终了，刘逸民先生有对家长的总报告和评语。他对我的总评开首几句已不记得，最后一句是："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70多年来每一念及，不禁懔然叹息，这第一位级任老师如此锐利地指出，并正确预测到我一生处世最大的缺陷——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古人"三岁看到老"这句名言是有部分道理的。

跳到五年级后，除了上学期算术（包括珠算）感到相当吃力之外，其余功课都不落后。国文的进步较快，因级任老师董凤衔是前清静海县的秀才，对文言作文的批改极为认真，书法也极工整。有一次他在黑板上解答了算术上一个较难的问题之后，问全班是否都会作了，大家齐声回答："会作啦。"不知何故他独独认为我热烈大声的回答是轻佻犯规，以讲书用的藤杆狠狠地打了我左手心三下，我大哭失声。直至70多年后的今天内心还是觉得委屈。此后董老师似颇有悔意，但他和我之间的关系始终紧张。附带说一句，我小学时代体罚还是相当普遍的。学校中午12点全体学生按班次排队走向校门即解散各自就餐，拥向校门时如有嬉笑抢先的，往往会挨刘胡子（副校长，京腔，已忘其名）的巴掌。

五年级终结，我的总平均成缋由三年级时的第一跌到全班第七。六年级的级任老师姓郭，名字巳不记得，说的是一口极纯的北京话。国文课上学期多半用在读《孟子》。多年回想都以为当时读了不少《孟子》，读了近乎半部。近年开卷核对反思才发现六年级上学期大概所读的《孟子》最多只有十分之一。可喜的是《孟子》里有名的章 句（当然不包括"告子"和专讲心性的部分），全班几乎都能背诵。那时已开始发现，背诵方面我远不及有些小级友，我已有不时以自己熟悉的字代替原文难认难读的字的极坏习惯。

由于盛传学年终结后全市各小学将举行会考，所以六年级下学期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温习各种课程。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郭老师在历$班卜提出何以宋、明两代亡国之际死难之+11当时两三秒内无人回答，我举手回答：是由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影响。老师点头，紧接又提其他问题了。我多年后反思，觉得史实因果要比我童年的回答复杂得多。但照实追忆出来应有助于衡量20世纪20年代髙小国史教学的内容和水准。

小学期间社会风气方面有不少处是值得追忆的，但此处仅提一件最富象征意义的史实。天津旧城庚子（1900)乱后拆除，租界以外最热闹的地段是东北城角，俗称"官银号"。这是每天上学必经之地，也是上南开中学时每天搭乘比利时经营的有轨电车的地点。军阀内战期间城乡不靖，不时有"土匪"被捕杀头。最不能忘的是那斩下的人头，照例是放置在髙髙挂在电线杆上的木笼里；由于人头是从脖子后面猛砍的，所以笼里人头下排的牙齿突出于上排牙齿之外。凡是早晨看了这种人头，晚间总不免做疆梦。这种传统的"野蛮"，北伐成功（1928)以后就不再见了。我10岁以前，与清末还能连接得上的一些民间礼俗、社交称谓等等也随着北伐"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这类口号歌曲很快地消逝了。

专忆2

少年时代的朱英诞

的地位。他有如一只春蚕，一生呕心吐尽的丝已织成3000首以上别具风格的诗，这是值得庆幸的。在他生命最后几周应妻女敦促所赶撰的自传之中，对童少年的追忆，既失之过简，对年代记忆略有出入。作为他唯一的总角之交，我有义务，也有特权对他的童少年作点弥补和校正的工作。

仁健于1913年（癸丑）四月初十（农历）生于天津，长我整整4岁。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又是附近仅有的"南方人"。他祖母程太夫人是我外祖母的亲密麻将牌友，她每周来我家两三次，很喜欢我家的晚饭。我究竟几岁才开始和仁健玩已追忆不出了，只记得最初外祖母曾嘱咐过我："小牛哥（仁健属牛，小名小牛）一定会跟你玩得很好的，不过他有时会发牛性，你不去顶他就没事了。"说也奇怪，自始他从不对我发"牛性"。我恐怕至早要到七八岁才勉强跟他玩得上，因为我俩之间体力、智力的差距实在太大，虽然我的身材远较同龄男童高大。朱家所有的大人对我都极好，原因之一是有了我，仁健就不再跑出去和"野孩子"们玩了。回想起来，在我整个童少年时代我和他的关系一直是不均衡的：总是他给的多，得的少；我得的多，能给的少。妙在我俩从未有过得失的想法cf1入、"

由于先父47岁才有了我这个独子，所以我正式人学校较晚。1925年我已8岁，不能再不入小学了。仁健力劝我进他的学校——直指庵小学。他说校规严、教师好、学生水平高，又在河北公署区，离家不算远，来回更可彼此做伴。几天之后先父对我一人_

朱英诞著、陈萃芬选编（冬叶冬花集》,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页317—322。

严肃地说："男孩子不可以有依赖性。"因此先父决定送我去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这学校最初也是严范孙（南开中学最初的校董）办的，校址在天津已毁旧城东门之南的经司胡同，我插班三年级。先父为我包了一部人力车，每天一接一送，中午另外送饭。先父的决定最足反映最初我对仁健依赖的程度。

一年之后我跳到五年级。仁健由于颈部淋巴腺结核曾一再休学，因此我们同时进入六年级。1928年初盛传天津市要举行小学毕业会考，因此整个春季级主任老师天天领导准备会考。国文方面，将五年级已读过十分之一的《孟子》和《古文观止》几篇里较难的词句都相当彻底地温习了一遍。这年春天，仁健每次见我都说直指庵一定会第一，私立第一一定是第二名亚军。我不服气，一再地说到时候再看吧。记忆所及，这是我童少年时代和仁健唯一的"争辩"，是为了热爱学校而争，不是个人之间之争。妙在这时奉军就要人关，似将引起内战，天津市临时取消了会考，仁健和我夏间一同投考南开中学。由于我们同时报名，考场里我坐在仁健的前头。考试一切都相当顺利，最后考的是箅术。我还有一题会箅而尚未箅，时间也还相当充足。仁健忽然捅了我后腰一下，轻轻地问我某题怎样做。我半回头叫他小心不要出声，不料恰恰被监考人看见，他抓了我的卷。这一下我就哭出来了。我事后才知道这位监考人是斋务股主任，问我："看你个头很大，脸却显得年纪很小，你究竟几岁了？"我说："12岁。"（照老习惯阴历多一岁）他说："既然这样小，卷子就不作废了，可是你得马上出去，题目不能再做了。"在场外等候仁健的时候，我已恢复了镇静。他出场正要提起抓卷，我说不必再提了，对任何人也不要提；卷子如果不作废，应该会考取。一周之后，结果是皆大欢喜，投考1000多人中，仁健考中第九名，我第十三名，同被分配到一年级的第一组。

从人小学到初中这一段，我对仁健的回忆比较清楚。这期间我们两家像有点默契似的，在假期和学年中的周末，仁健祖母在我家打牌的日子，我十九必去朱家大玩大耍，特别是跟仁健学习京剧舞台上的对打，包括"打出手"。最使我不解的是仁健唱、打、胡琴等等似乎件件无师自通。在初中时他自拉自唱，嗓音清亮之中略带一两分"沙哑"，那十分够味的谭派腔调，至今音犹在耳。他从不强迫我学唱，只在不知不觉之中引我刀枪练到勉强能与他对打的程度为止。我家的厨子非常能干，（河北省）武清县人，他无穷无尽的梨园掌故引起仁健极大的兴趣。他曾提到富连成最初以金钱豹出名的是裴云亭，裴的绝技是"怀中抱月"：赤膊把又响又亮的钢叉抱在双臂之中，不断地做垂直圆周旋转而不落地。继裴长期叫座的武戏之一是何连涛（饰豹），骆连翔（饰猴）的金钱豹。特点之一：猴先上场，豹紧随之，猴跑向台中，豹把钢叉在台上猛跺两下，声惊四座之际，立即将叉向台中心投掷，猴高高跳起，空中双手接叉的同时，以背平摔在台板之上，全部动作十分紧凑。没几天仁健一定要练，主动扮难度大的孙悟空。当他从正房中间的厅跑向右室右上角祖母的床，接枪（代替叉）在手，同时摔在床上"啪嚓"作响之时，正值管家张妈来上房取东西。她不禁大叫一声："牛少爷，瞧你这个坏呀，诚……坏啦！"（纯沧州音）三人马上检査床的底屉居然没断。没有少年时代自练的基本功，仁健怎能在40年代末与开滦煤矿工会职工合演《芦花荡》，扮演张飞，唱、做、武打，博得观众的热烈欢迎呢？

仁健童少年时代虽患淋巴腺结核，但身手非常灵敏，各种运动都很出色。南幵中学体育水准极高。田径方面按年龄、身高、体重分甲、乙、丙组，仁健和我都是丙组。甲组各项的成绩很接近全国记录，事实上高班同学中有几位是全国记录的创造者。即使丙组记录也相当可观。仁健的短跑在丙组中平时是遥遥领先的，可惜决赛时因不习惯穿钉鞋，未及终场绊倒在地，并震破颈部淋巴创口，鲜血淋漓。体育老师湖南人文大胡子竟以碘酒涂伤口，烧得仁健叫痛不止。文反而责他："谁让你跌跤的呢？"仁健不但因此休学，而且自此"弃武就文"了。他和我同校同班还不满一年，这是1929年春天的事。他休学在家自修大约两年，1931年夏以髙分考进天津汇文高中一年级，翌年U932)朱家就搬到北平去了。

文学方面，仁健自幼即才华不凡。他为人内向，极其含蓄，从不夸耀；他在直指庵小学，文言和白话的作文经常被选，贴校墙上陈列示范。我家老少都知道朱家累世仕宦，祖籍婺源，寄籍如皋，确是朱熹的后代，可是无人知道仁健父亲绍谷先生早岁诗才洋溢，有神童之誉。仁健经常到我家陪听古史，但从未曾约我去听他们父子解诵诗词。这或许是由于先父曾当仁健面谈到我的长期课业计划：当亲老家衰不久即将成为事实的情势下，我只有竭尽全力准备两个考试，先求考进清华，再进而争取庚款留美。这正说明何以仁健对"先天注定"投身于新科举的我，从不卑视为庸俗功利；相反的，他是唯一能洞悉，即使童少年的我一时会玩得昏天昏地，连数学习题都不肯做，我的心灵深处仍然永存着一种阴霾。

从南开一年级下学期尚未结束即"分手"后，仁健和我过从不如以前亲密了。但这反而增强了我俩之间终身不渝的友情。他知道我非走他不屑一走的途径不可，我知道他必然会逐步走向文学创造的道路。尽管我在30年代一再坦白地向他招供我根本不懂新诗，他也从不以为怪。因为一方面他懂得诗的教育是我课业异常繁重的童少年时代所无法享受的"奢侈品"；一方面相信我从不怀疑他对纯文学和诗的天賦与潜力。1939年8月下旬，我赴昆明就任母校清华历史系助教前夕与他话别之时，他肯定明了我必会把他此后积累的新诗创作认为是我的骄傲；我也坚信我此后在学术上如真能有点成就，也将是他生平引以为快的事。不期这次竟是他和我最后一次的话别！

最后我要向读者一提的是仁健自幼即非常含蓄。这或与他7岁即丧失母爱不无关系。诗的语言本来就是最浓缩的语言，再加上仁健含蓄的性格，这就可以部分地说明何以有些读者对他的若干首诗不免有"晦涩"之感了。但我深信，总的来说，仁健的诗是符合诗的普遍和永恒的要求的："真"与"美"。只有"真"与"美"的东西才会传世。

1993年4月5日撰就，4月7日寄出于美国南加州鄂宛市龟岩村寓所

第三章 南开中学

我1928年夏秋之际考进南开中学时年11岁半，1932年底前因学潮被开除时年15岁半。这一段是我一生中最糊里糊涂无可奈何的岁月。究竟是否青少年大都要经过的类似阶段，还是我个人独有的发育期间无可避免的"痛苦"（grwingpain)阶段，我至今不能明确作答。就个人这期间所受教育而言，略有所得，也有不少失望之处。但总的来说，南开是一所很好的中学，而且可能是近现代世界史上最值得钦佩的爱国学校（请参阅"专忆3")。因此，本章 回忆的重心是我对南开中学的总印象和总评估，当然也不得不涉及个人求知历程中的得失。

为一般读者参考，有必要简述南开创校的特殊动机。南开学校的创建人jjg苓（1876—1951)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三大教育家之另两位是倡导大学自由研究风气的蔡元培（1868—1940)和清华大学最久任最成功的校贻琦（1889—1962)。张伯苓于1889年以第一名考进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人驾驶班。校长严复，教师中如伍光建等都是精通西学之人，所以科学及英语教学都极认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张伯苓以第一名毕业。因数月内北洋海军即几乎全军覆灭，张不得不赋闲两年多，至1898年7月始被派舰驶往威海卫，参加自日本收回该港、再将该港移交英国的典礼；两日之内，目睹三易国旗的奇耻大辱，使张伯苓深深感觉到救国之道在图强，而图强之本在教育。时天津巨绅严修，字范孙，翰林出身，曾任贵州学政、学部侍郎，聘张在私宅设立家馆，以新学授严氏子弟。1904年始扩充外迁公开招生。1908年更在其他邑绅捐赠天津已拆旧城西南角外的开洼野地建成校舍，始更名为南开学堂。在中美两国开始磋商筹创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之际，南开中学1908年第一班毕业生中已有像梅贻琦这样的人物。南开中学早期毕业生中成名之人甚多，要以1917年毕业的周恩来最为显赫

张伯苓自创校伊始即注重智、德、体、群的全面发展。早期尤能与学生同操练，同生活，所以学生都受到张的精神感召，都能培养爱国爱群的公德与服务社会的能力。民国初年，曾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1869—1909)之久的伊利奥（CharlesWElit,1834—1926)博士参观南开中学时，对张氏的办学精神及已有的成果作出高度的赞扬，以致南开的声名不久即远播大洋彼岸，引起美国教育界、教会以及洛氏基金团等的注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等人的言论中，南开经常被认为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中学。

我对70年前的南开中学集中回忆以下几点，并尽可能地试作"客观"的评估。

首先应该评估南开的教学水准，先自语文谈起。南中国文教学一向是相当认真的。我没有上过最为同学所廣服的孟志荪先生的国文课，但教我的先生都是北大及清华毕业的，都对古代文学有相当修养。他们在课堂上用相当多的时间在表现他们在大学中所获的小学、训诂方面的专识和追搠章 句更古的渊源。我当时的感觉是这种教法不免好高骛远，太接近大学的教法，不如专心改进我们的文言写作更实用些。今日反思，决不能怪他们教学不好。

我最大的不满是南中的英语教学。说起来，学校自始即极度注重英文的，每周6小时，天天有英文课。而且学校订的标准很髙：高中一年级起英文班上不准讲中国话。这项标准对基本文法的学习无甚影响，因初三全年在刘百高先生国语讲解及督促实习之下，我们对基本文法已相当清楚。回想起来，不但在南中，即使在清华大一，教师对学生动名词（gerund)及语气（md)的班内外实习仍是远远不够。南开髙中英语教学最大不足在读本的讲解和口语的练习。例如我高中一的英文老师是上海某大学毕业的，讲解原文较难词句时所用的英语往往比原文生硬得多，远远不能给我们以"英语感"。这显然远远不如早期南开的英语教学，有终身贡献于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子坚，1898—1990)为证：早期南开中学英语教学的一个特点：从二年级起年年都有美国或英国教员教我们。……总的说来，南开中学毕业，一般地能听懂美国人或英国人讲话，不仅是简单的句子，成段的话也能听个七八成。

我在南开四年半，只有最后三个月的英文老师才够理想，才能使我从口语和写作方面开始有"跳跃"式的进步，不幸我甫得良师，即因学潮被开除。这位老师是业已两度留美，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柳无忌的夫人，高蔼鸿女士。从她的口中第一次听到地地道道的美国口语，包括"dwntwn"(市中心、繁华区）、"uptwn"(离中心较僻远地区）等极通俗的名词和形容词;从她的讲书谈话中，才部分地、极粗浅地领略出进窥奥妙无穷的英语宇宙，必须不断学习应用最基本的几个动词-如cme，d，get，g，have，let，make，take之类说也奇怪，我自第一课就发现了这位理想老师，她差不多同时也发现了我这个学生。她十次口头考问全班，有六七次总是先问"吴彬第"（何炳棣，嘉善音读）。事后得确息，我被开除的第二天上午，柳太太从八里台赶到南中，对中学部主任张彭舂说，开除旁的学生她不心痛，但决不要开除像何炳棣这样的学生。1959年春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在美京华盛顿举行，当我宣读"明清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分"论文，讨论完毕散会时，从台上看见柳太太速步昂然走向我来时，师生内心的欣悦是难以言喻的。

数学方面，我一向不喜欢代数，喜欢几何。初中太不用功，不愿经常作习题，初二、初三连年数学不及格，暑假中由同学帮忙补习，补考及格，幸而从未曾留级。学校规定初三起，数学习题及考试全部都用英文，这对我们毫无问题。而对我而言，问题在班上仅注重算题，很少讲到概念，以致高中二上学期开始上混合数学的课，竟对解析几何的性质和功用茫然不解。由于自己不用功，我对南中数学教学的评估可能太主观、有欠公道。科学课程方面，令我真正满意的是化学。老师是齐鲁大学毕业的郑新亭先生。他在黑板上所写的纲要条理清楚、内容充实，大有助于我对课本[BlackandCnant，《新实用化学》（Practicalern/y)]的啃读与消化。

学了物理还不足一学期，但巳感到教学方面不如化学。生物仅在初三学过一学期，南中是比较不注重生物的。我如不被开除，高三一整年会再度学习稍深一级的化学和物理的。近十余年来我与清华老同屋、第一流古藏文专家黄明信先生，曾不止一次地严肃回忆比较南开中学和北平师大附中的数学和科学教学（黄初中在师大附中，高中读南开），我们觉得后者的水准高些，可能是全国中学中最髙的。我个人觉得30年代的扬州中学的数理化学教学水准比南开有高无低。事实上，30年代江浙若干省立中学的数理化教学都比南开严格。我清华1934级入学的状元李整武就是浙江金华省立七中毕业的；榜眼汪篯，"文革"期间含冤而死，北大历史系柱石之一，就是扬州中学毕业的（入学考试数学100分）。总的来说，南开的语文、史地、数理化课程水平是很不错的，学校的传统注重学生全面的活动与发展，不专死"K"数学和理化。

以清华1934年人学考试为例，南开和扬中毕业生各占22名，同居首位。师大附中14名，居第三；北平汇文12名，居第四；通州潞河中学8名，居第五。但这统计未包括南开女中（与男中同校异舍）毕业生3人——出自巨富之家的名作家韦君宜（原名魏蓁一），已故北大校长张龙翔夫人刘友锵，和曾任东北数市市长和哈尔滨副市长的彭克（原名彭克谨）。更未包括像我这样基本受的是南开教育，而混的是北平弘达中学的文凭的人。和我情况相似，还有两位女中同班同时被开除的——为中共尽瘁的毛掬和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夫人孔祥瑛（不幸于2000年病故）。此外，在南中受教育，最后一两年才转学他校考入清华的尚无法估计。这只能反映狭义的南开教学水平是合理的高，却远远不能反映南开中学在其他方面的卓越。

南开创校的主要目的既在培养学生服务国家社会的能力，所以自始即提倡学生组织团体、发展各种课外活动。课外活动中最有名的是话剧和运动。张彭春对发展话剧贡献甚大。众所周知，南开早期话剧中周恩来扮演女性角色。万家宝（即曹禺）戏剧创作的基础在南开中学时期已经奠定。1931年校中演出英国高尔斯华绥（JhnGalswrthy,1867—1933)的《争强》（Strike)，水平极高、令人赞叹；据说曹禺还未升学清华时，已协助张彭春把高氏的剧本译成国语了。

南幵注重体育是尽人皆晓的。在运动方面最脍炎人口的是远征日本、菲律宾全胜而归的南开篮球"五虎将"：唐宝M、魏蓬云（两前锋）、刘建常（中锋）、王锡良、李国琛（两后卫）。在不久前中国田径队在远东运动会曾造成吃零蛋的奇耻大辱，而这五位南中尚未毕业的学生（都比我高两班，1932年夏才毕业的），竟能威震远东，为中国扬眉吐气，实在不能不认为是南开中学无上的光荣、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南中作总评之前，必须回到必要的叙事：我是怎样在1932年底大考之前被南中开除的。1932年秋高中二年级上学期确是我青少年时期的一个转折点。事实上这学期开课不久即举行全校运动会，我终于满足了我初中的心愿，获得乙组百米赛跑的第一名，所以坚决地挂起所有的钉鞋和足球鞋，专心致志准备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了。当时高中最后两年不分科，但实际上是文、理有别的。

由于上学年即须向学校表明将来拟习人文或理工，所以我被分到髙二年级最后一组，比较偏向人文的第六组。但因我高一下学期化学考试几乎100分，所以秋季开学时我要求和理科班一样选两门数学——由大代数、解析几何组成的混合数学和立体几何。出我意料之外，两次月考两门数学和物理都得90分以上，于是增强了我进大学主修化学的意愿。

这学期不但得到柳太太那样极理想的英文教师，西洋史的老师也能引起我对西史的格外用功。他是文学家端木蕻良（曹京平）的长兄曹京实先生。曹又是我组的辅导老师。不知何故，刚刚开课即指定我作为全级（六组大约200人）军训三个"班长"之一，全级另有一学生"排长"。责任是：教官事先教我们具体的操练，我们四人在全级军训班再分组教同学。我们在足球和田径场围墙外的棒球场操练，每次从海光寺兵营出发练习打靶的日本兵所搭的卡车经过时，车都有意开得极慢。此情此景，70年后犹如昨日。

西洋史班采用美国的标准高中课本，Hayes和Mn合著的上古及中古史和近世史简易的一册本。虽然只有三个月时间，这教科书与柳太太英文班所选读物配合得非常理想。历史教科书中的字汇、专词、文句、史实都极有用，促进我英文加速的进步。参照抽读《论》、《孟》、《左》、《史》的经验，我当时已有初步信念：为习作说理文章 ，历史方面的著作较纯文学、哲学等著作要有用得多。就在1932年的秋天，我偶尔披阅英文的《京津泰晤士报》大体已通顺无阻了。本来英文及其他课程都这样按部就班读下去，相信1934年夏毕业后考进清华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不幸的是我在学年之初被选为全高二级的出版委员。我虽已下坚强决心集中全力准备清华的人学考试，一切杂事置之不顾，但名义上既是髙二的总出版委员，照理也就是《南开双周》的第二资深编辑了（总编辑当然是高三的总出版委员）。这年秋天有一位来自江苏的朱启銮同学自动向我谈世界及国家大势，并不时供给我有关辩证法、唯物史观、《费尔巴哈》这类读物。我对这类读物毫无兴趣，既不懂内中所提的理论，读来又不似中文也不似英文，不过不愿拂朱的好意，只表示书深难懂。记得西洋史季中考试中有一问题，究竟是科学家抑或政治家对人类的贡献大？我认为是前者，而朱说政治家既可以利用并控制科学家，当然对人类的贡献大。我当时远无能力立即反问：如果政治家不受道义和制度的约制，对人类的福利将有何影响。迟到90年代，才有南中老同班孙乾方供我大陆上多年前的剪报，朱在五六十年代以中、髙干的身份相当活跃于宁、沪之间。

1932年秋我完全不过问的《南开双周》文章 内容越来越左，有些言论确实过于偏激，引起我内心的不满。最糟糕的是张伯苓校长不在天津，中学部主任张彭舂召集《双周》的编辑谈话，勒令停刊。这才激起同学的公愤，于是同学召开大会，对校方的命令表示强烈的抗议。那天大会的主席正是几月前扮演《争强》中工人领袖极成功的高三级的吴博，他演说到慷慨激昂之时，右手用力扯下中山装上一排铜扣，立时露出胸膛，同时两个锃亮的铜扣子猛猛滚向台下。事后有些同学分析，一切细节似乎都是事前熟思精虑过的，中山装里必须不着白色的"T恤"，新的铜扣一定要松松地缝在中山装上，才能由声、色、血、肉配合演说引致义愤填膺情绪的髙峰。当时南中同学人才之济济多样于斯可见！70年间多度反思，深觉这次学潮自心理学的观点确是无可避免的。校长张伯苓是宗教式的大家长型人物，是我们敬佩服从的对象。在当时礼教的影响下，青年人以亲生父亲为反抗对象者也不多见。但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往往需要一个"憎恨"反抗的对象才能维持心理和行为的平衡。张彭春正好供给我们情感上不可少的"反权威"的对象。他与乃兄伯苓先生性格迥异。伯苓校长热情洋溢，平易近人。张彭春却给人一种冷漠孤傲、装腔作势之感。大概全学年内星期一纪念周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由他主持演讲的，久而生厌，厌极生憎。由于他以戏剧权威自居，讲话务求"舞台式"，声音完全是控制的、硬"憋"出来的，那种"假嗓门"使人听起来极不舒服。不但如此，他还模拟西方某派演说家的腰势手势，不时以右掌连连轻击前额，目光凝视远方，种种姿态引人反感。此外，他那长方形大过常人的脸庞与他的个性也很相称，同学中不乏称之为"驴脸"的。记得一位平素沉静寡言的同学曾对这位中学部主任作了风趣的总结："张九没别的，就是大便干燥。"

这次学潮开除了几十人之多，至今也未能得到可靠的统计，不过我是属于"罪魁"之类，学潮中即行开除，而不少同学是学期考试后才被革离校的。最"缺德"的是张彭春连转学证书都不发，逼得我在1933年初在北平不得不假造一张转学证书，盖的是"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大方木制的假图章 。反正跳了一班，不出几月就在弘达中学毕业了，北平市社会局不可能（似乎也明知不问）调查真伪。1933年在北平西单附近住了七八个月的公寓，与南开接踵开除的同班同住。此期间结识了北洋大学预科开除的黄诚、吴承明等未来的清华级友、学运的领袖人物。朋友中数学根基好的，1933年夏即考进清华和唐山交大。我数学底子不好，更因为南开高二上学期混合数学之中每样都学了一点，什么也没有学全。文史科目可凭自修，数学是靠按部就班不断做习题的，绝不是数学根基本来就差的我所能自修补上的。因此，1933年夏我投考清华失败，只好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去主修一年化学，补做数学习题，用功于英文，以期一年以后能成功地考进清华一年级。

回想起来，这16岁时所做的决定是生平第一次真正明智的决定——唯有在清华重读一年级，才能开始培养未来学术上的竞争能力。

#

总结以上，如专就狭义数理教学而言，南开中学的水准只是合理的髙，但要略逊于北平师大附中和扬州中学等校的，因为它政策上没有像后者特别注重督促学生演算习题，专门准备应考一流大学那种特殊"节目"。我个人对南开既感恩，又含怨。正因为在南中的四年半大体上是半糊里糊涂度过的，所以进了清华之后没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那种过早开花的后果。事实上，南中半鬼混的四年半可能暗中种下了入清华后的"福因"。

如果就广义的智、德、体、群四育的立场论，南开中学在全国，甚至在国际的知名度最高不是没有道理的。希望读者读了"专忆3"以后，会同意我的看法：南开中学在近现代世界教育史上已赢得光辉不朽的一页。

以下对南开中学非学术性的杂忆，希望不无可供今后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学人参考之处。

(―)南开学生的社会成分

据统计，我在南开最后的一年（1932)，南幵五部——大学、研究院、男中、女中、小学——学生总数巳达3000。内中男中占2000以上。男中极大多数的学生源于当时的中产之家。我在校的四年半中根本没听说任何同学出于真正贫寒之家。相反的，由于南开创校即受天津巨绅的鼎力支助，学校很早就获得国际声誉，南中同学中的"贵族"成分远较他校为高。除了严、范、卢等校董巨绅的子弟姻戚外，举凡王、周、叶、卞、查等天津望族，住在英租界的安徽寿县孙家、福建海军名门王、刘两姓，以及驻津广东、宁波、山、陕诸帮富商巨贾子女，几无不以南开为上选。但这些名门富室大多数的子弟衣着言行一如常人，毫无骄气，内中颇不乏学术、事业、科学方面的成名者。即使西化极深、唱男中音、上课回家驾驶摩托车的孙乾方（晚清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与我同级），不但从未荒废学业，并且对英语非常用功，为人诚恳，彬彬有礼。出于巨富企业之家女中同级的魏蓁一，衣着朴素，视金钱如土芥，人清华后不久即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南开中学绝少纨绔，固与家教有关，主要还应归功于南开优良的学风和传统。

(二)30年代的南中与"歧克"

"歧克"（chic)是法文字，可用为名词或形容词，越来越流行于全球时装广告和报道电影及体育明星类的文章 。它具有时髦、漂亮、潇洒、高雅等义。这个反映素质的抽象字，却必寄之于具体的人身人面，才能发挥它的意涵。它不等同审美观念，但与审美观念牢不可分。当今西方女性及中年男性的"歧克"问题本文无须讨论。事实上，20世纪男性的"歧克"一般是由健美的体格和时髦的衣着（尤其是运动便装）结合而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意涵之下，30年代的南开中学是全国"歧克"的先驱和标准。

这与南中学生的社会成分、地理和文化因素都有关系。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商埠，租界区广人稠，英、美驻军与南中（稍后南开大、中混合队）有长期密切的体育竞赛关系。运动服装用具等通常都首先由南中引进；此外，南中学生的"歧克"是长期耳濡目染，自然而然消化吸收的结果。这些因素合拢起来才能说明何以上海租界区域、人口、财富远胜天津，而富家子弟即使容貌清秀服装入时，总还不免给人以"小开"、"海派"的印象，总不如南中体育健将"够味"。在"歧克"的发展过程中，清华比南中似乎仅仅后半步，因为南中毕竟与英、美驻军有经常体育关系，而且不少运动健将毕业后考进清华。北平的燕京、汇文、育英和通州潞河诸校也紧紧跟上，所以30年代"歧克"的客观观察者一般都认为平、津较上海为"成熟"、"够味"。

南中体育与"歧克"的密切关系最直接地反映于一项现已罕为人知的商业史实：自30年代初越来越被全国、华北等大规模运动会认可为合乎国际精确规格的运动用具，特别是篮、足、排球之类的制造者（当然是全国驰名的体育用品公司），其祖型就是南中校门对面仅有五间门面的"千祥鞋店"——我初中时买钉鞋、足球鞋、乒乓和网球拍、运动衣着的店铺。

附带一提的是，30年代南中对俚语也可能有所贡献。例如形容风度潇洒的"帅"，可能源自南中，也可能源自北平的某些学校。形容人某方面真行、真出色，或身体特别强健的"棒"，特别是当时南中通行双音"berbang"的表达方式，很带天津味，极可能是发源于南中，才逐渐通行于全国学生和受教育的成人的。但这类20世纪并

综括而言，南开中学的课程教学可能不是各方面都是最髙、最严格；但是，如果中学教育另一重要目的是供给靑年人"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的话，我虽是南中开除的，决不后悔我的"南开经验"。

气专忆3爱国记录的创造者

记得1980年夏天津方面的朋友们要我写篇对南开中学的回忆时，我心中即刻的反应是准备集中只讲一点：南开的爱国精神和实文聿巳极丰富多彩，再写也很难道出前人之所未及了。

短文的重点决定之后，内心既充满信心，又不免具有一大"隐忧"。信心是根据一项定会引起炎黄子孙永远敬佩的史实。按：张伯苓校长一向注意日本对"满"蒙的野心，尤其是对东北资源的垂涎。所以在九一八事件之前，早已嘱咐校长秘书、精通日文的傅锡永（恩龄)先生，从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累年大量的调査统计资料中，选精撮要编出一本专书，以为南开大、中、女、小四部通用必读的教科书，定名为《东北经济地理》。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一个多月，日本特务土肥原在天津制造了"津变"、武装骚扰天津市的南郊。南开四部被逼停课。1932年初复课时，学生每人马上就拿到一本十几万字的《东北经济地理》，而且这学期所有南中的学生都必修此课（南开小学情形不详，可能仅由老师讲纲要）。南满铁路的统计资料是国际驰名的，这部南开独有的讲义，无论从质从量的水准看都是胜于当时国内外所有地理教材中有关东北资源的部分。试想：世界上有哪个中学能在严重国难爆发四个月之内，即能编印完成一部像《东北经济地理》这样最关宏旨、最切时需的爱国教材呢？！

但在1980年夏写南开回忆时心中确有一大"隐忧"，因我从结束西史训练转攻国史一系列大课题半世纪以来，往往暗中要先做一番中西粗略对比的工作，否则会感到对国史某些有关质和量的问题很难概括评断。

近代爱国学校故事传播到世界各国之广，打动亿万学童心弦之深的，莫过于源自法国的《最后的一课》。这故事的年份是普法战争结束的1871年，地点是条约中业已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州的一个市镇，故事的陈述者是以第一人称的学童。他由于昨天文法班上答错，晨间因怕再受申斥，所以沿途东瞭西望慢吞吞地走到学校。他果然迟到了，奇怪的是老师不但不责骂，反而叫他好好人座。他不明白何以平日半空的教室今晨坐满了人，内中有前任的市长、邮局局长等多人都盛装危坐，面容严肃。老师在接着讲何以法国语文是人间最完美可爱的语文，特别是今天中午12点钟声响了之后，普鲁士军队就开进市区，从此学校只能教德文了。学童听了内心深深自疚，后悔平日对自己的语文不知用功。片刻沉静之中，身穿礼服的老师，瞧着窗外咕咕低语的鸽子群惨笑地问："难道他们会有通天本领使你们都以德语咕咕歌唱吗？！"正午的钟声终于打破了沉默，面色苍白的老师哽咽地说："我，我……"已泣不成声，只好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然后面向学生说："现在下班了，你们可以走啦。"从小学读此故事的60多年里，我内心一直不敢绝对地以南开中学作为世界上第一爱国的学校，原因就是《最后的一课》故事的简单而动人，叙述手法的高妙，实在令人感动倾服。迟迟到六七年前我才感到这个故事及其背景有稍事研究的必要。首先一查作者都德（AlphnseDaudet，1840—1897)的传记就既惊又喜，因他生于1840年，普法战争结束时他已31岁，绝不可能是故事中作第一人称的学童！事实上他从16岁起即长期定居巴黎，壮中年在教育部工作之外从事于文学创作。仅仅在英译的都德短篇小说选里，就有四篇背景不同的有关普法战争的故事，内中最成功的就是《最后的一课》。

《最后的一课》既是艺术水准极高的虚构故事，南开中学笃笃实实的爱国业绩之居举世学校的前茅，应是不辩的事实了。

《最后的一课》见于SelectedStriesfAlphnseDaudet,1951,Emraans,Pennsylvania;关于都德的生平，曾翻阅他的英译全集，特别是英译都德自撰的ThirtyrYearsinParisandfMyLiteraryLife,Lndn：GergeRutJedge,18880

第四章 年插曲：山东大学

我在1932年冬因学潮被南开中学开除，跳了一班提前混了个中学文凭，于1933年夏考入山东大学，1933年秋人学，1934年夏转学清华大学。在山大仅仅读了一年，可是这一年使我终身难忘。

在山大我主修化学，抵校后才知道化学系可能是当时全校最坚强的一系。系主任汤腾汉先生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并经德国国家考试取得优等药物化学师执照。30年代德国的化学无疑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汤先生非常诚恳，不时到一年级定性分析实验室亲切"视察"，回答实验上较难的问题。记得最后几周学习如何化验矿石。从磨粉、溶解以至如何分析无法溶解的渣子，工序和难度都超过清华的大一定性分析。普通化学由傅鹰教授主授。傅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理论物理造诣很深，尤精胶体化学。他的课要比清华张子高先生所教的普通化学高明得多。幸而那时有髙班学长指教私下加读美国大二化学教本，才能在傅先生班上取得高分。傅先生一看就是聪明绝顶的人，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使一般学生不易和他接近。事实上他很幽默，喜欢和同学们谈科学水准和掌故。

除了化学之外，我在山大相当多的时间用在英文上，那时外语系主任是梁实秋先生。他决定将一年级新生（工学院的除外）先做一甄别笔试，然后分组上课。笔试第一名是主修化学的张孝侯，他得力于留美回国的哥哥的多年家中教导。张口语和写作都好，免修大学英文。我考第二名，不免修，分到甲组，教授是泰勒女士(MissLillianTaylr)□最不可解的是她明明是美国人，但三番五次地謇告我们决不可学一般美国人的发音，尤其不准读出"滚转的R"(所谓的rilingr)，一定要学牛津人的"a"。她英文发音和语调是比"皇家英文"都更"英"。多年以后才知道她在20年代是美国故意反抗礼教的"女叛徒"之一，这就说明何以她在20年代卜居北平，和清华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同居生女而不婚。

真幸运，这一年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地道的英文口语，改进英文写作。记得全班刚刚读完爱尔兰当代第一作家JamesJyce的Eve-lir这短篇小说之后，她出了作文题目，叫我们写一篇中国的Eve-Zine。原著中这女孩大概十八九岁，住在首都都柏林，母已丧，父亲是不时发酒疯的工人。她结识了一个跑远洋的水手，两人已有默契，迟早结婚。这次水手回来，坚持两人乘船私奔成婚卜居澳洲。事实上，他已把她说服了，因为无论如何海外两夫妻小家庭的生活一定会比她目前的生活好得多。可是，直到就要开船了，她仍是半麻痹似的凝望窗外，始终不忍摒弃衰病潦倒的父亲。最后船和汽笛之声都在沉沉暮簿之中消逝了，她才被熟悉的手风琴奏出的凄凉的爱尔兰民歌惊"醒"过来。作文时我只需把都柏林换成胶州湾，把Eveline换成一个髙密海滨的村姑，其余几乎可以照抄，只是完全用自己的词句。一星期后，泰女士在班上大声地叫着说，怎么全班都把题目做错了，全作成社会伦理的评论了，只有MrH写出一篇真正的短篇小说，背景是胶州湾，情调却又有点像JyCe。

总之，山大这一年，仅就英文训练和进步而言，已是一生难忘的一年了。

大一国文是游国恩教授主讲，他是江西人，国语很好，学问渊博，讲解深刻动听。可惜我那时精力都放在化学和英文里。由于对游先生印象很深，我离开山大之后一直注意他的行踪。知道他不久转到武汉，最后转到北大。在美国迟迟地才知道游先生与1946年被杀害的闻一多先生原来是两位《楚辞》的世界权威，我小小年纪在山大时虽然有眼，但还不能体会出这位老师是座"泰山"。难怪牛津大学郝克斯（DavidHawkes)教授英语的《楚辞》名满天下，因为郝是牛津古典文学（希腊、拉丁）杰出的学生，1948—1951年被选派到北大跟游先生长期研读《楚辞》的。30年代山大中文系还有出名的古文学家丁山教授，国学方面相当有名的张煦教授和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萧涤非教授，萧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专家。此夕卜，赵太侔校长和前校长杨振声先生都是蜚声文艺界颇负时望的。总之，30年代山大的中文系是有声有色的。可惜我在山大的一年，闻一多先生已去清华，抗战期间我和他同在昆明昆华中学兼课，成为邻居，偶尔从谈话中发现他对青岛和山大具有美好的印象。

那时的物理系，也极有朝气。系主任王恒守非常能干，以个人的热诚吸住了杰出的王淦昌教授，并抢到由美刚刚回国的任之恭教授。王涂昌是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柏林大学深造获博士的。五六十年代知道他曾任苏联都布纳核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并是祖国成功试验原子弹及氢气弹的少数领导人之一。在我的脑海里，他的成功也是山大的光荣。任先生未回国前数年，已经是哈佛大学物理和无线电的专任讲师，那时华人在世界第一流大学任教之后才回国的实在罕见。任先生常和傅鹰先生打网球，我们在旁观看闲谈，无不钦羡，引为山大之荣。

由于年少识浅，那时对其他学系缺乏了解，只知道学校既设在青岛，山大海洋生物方面在国内领先，此外相信其他学系都具有相当水平。短短一年之中的总印象是：山大是自然环境极为优美、已具基础、规规矩矩、认真教研、正在发展、前途不可限量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我之所以一年之后即转清华重读一年级，完全是为了长期准备投考中美或中英庚款考试的便利。亲老家衰更增强了我力求尽速争取出国深造机会的决心。

30年代前半的青岛和山大生活值得回忆之处甚多。青岛真堪称人间画境，当一个16足岁的我，在9月初暧而不威的阳光之下，首次远望海天一色，近看海湾和楼房圈住的海面晶莹得像是一块块的超级蓝宝石，波浪掀起片片闪烁的金叶的时候，内心真是想为这景色长啸讴歌。尚未走到栈桥，阵阵清新而又微腥的气味早已沁人心脾。那些常绿和阔叶树丛中呈现出的黄泥墙、红瓦顶的西式楼房群，配合着蔚蓝的天、宝蓝的海，形状和色彩的和谐，真应是法国印象派画家们描绘的理想对象！1985年夏重访青岛，海天依旧，大部建筑都已陈旧了不少，原来楼丛中出现了一些解放后所建灰暗的大砖楼，正如北京北海五龙亭外大而无当的灰楼群一样，部分地、无可补救地破坏了原有色调的和谐。

30年代山大膳食的物美价廉，至今令人艳羡。我包了教职员的伙食，好像是每月8元，每日三餐，午晚两餐比一般饭桌多一个大菜。肉类充足，常有海鲜对虾。早晨可以另自出去吃豆浆、烧饼、油条。胶州的大白菜和大葱是驰名全国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饭后无法去阅览室看报，因为那里照例是蒜味熏天。

男生宿舍是8人一大间，同屋有廷荣懋（改名廷懋，内蒙政军首长之一）、郭学钧（改名郭林军，80年代初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同班有王广义（改名王路宾，80年代初任北京大学第一副校长）、袁乃康（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巳荣休）。女同学中郑柏林最诚恳、最用功，难怪她自新加坡回国后成为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英文版《中国建设》中曾刊过专文介绍赞扬她的教研成果。其余有成就的校友还不少，不能一一列举。1981年10月我回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武汉宴会坐在湖北省省长韩宁夫的右手边，才发现他是1935年秋入学的山大校友。郭学钧在京面告：七七事变以前，凡是山西到山大"留学"的，每人每年都得到阎锡山200元的支助。根据这一重要史实，再参照以上我所做的欠系统的、主观的、但绝非无据的杂忆和评述，不难想见解放前山大在全国高级学府中应占的地位。

1933-1934年我在山大的一年，是我一生英文进步很猛的一年，是我身高达到极限的第一年，是广义教育行万里路的第一年;由于青岛大自然的号召，又是我一生"美育"开始的一年。

谨以此文"代替庆祝母校建校九十周年纪念的祝词。如此关键性的一年，确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年。

本文写于美国南加州鄂宛市龟岩村寓所。1990年12月18日一气呵成；1991年1月24II删就。原载《山东大学"青岛"人物志》（山大"青岛"校友会编，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页201—208。原文名"难忘的山大一年"。

第五章 清华大学(上)

I考试与入学

经过山东大学一年的格外准备，我于1934年夏季终于考进清华，完成了童年的第一志愿。我们这级称为十级，是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后的第十班，应于1938年毕业。这年8月在北平、上海、武汉、广州报考者共4000余人，正取317人，我名列第二十一。此外尚有不少人总平均高于历届大一人学考试的最低录取标准的，于是清华当局决定增收备取60名。事后统计我级报到入学者共287人。自始我级即受空前国难沉重的精神压迫，隆重的开学典礼就是在九一八国难三周年前一日举行的。梅贻琦校长致词中强调指出严重国难中学生应尽的责任：……吾辈知识阶级者，居于领导地位……故均须埋头苦干，忍痛努力攻读，预备异日报仇雪耻之工作，切勿以环境优遇即满足自乐。尚有一事须大家极力注意者，即严守团体纪律，养成团体纪律化之美德，非但有利于己身，即异日服务社会亦受益莫大云云。

清华大礼堂（1930年代)

清华图书馆（1930年代）

上引《天津大公报》的报道既反映清华校风的笃实严肃，又预示政治风暴迟早势必来临。几十年来国内既已积累了相当大量资料忆述30年代清华领导学生抗日救国的事迹，本文自应一本初衷集中回忆个人的学习和自修的途径，并较全面地讨论一般不无误解的"清华历史学派"。

清华一向不公布入学考试分数。人学后注册课却公布了物理、髙级数学（大代数、平面解析几何）和初等数学的分数，这是-二=

-一

梅贻琦校长（1930年代)

为与理工方面选课有关。我的物理得77分，初级数学仅得55分，这两门都是我的弱门。既志愿主修化学，一年级必须选高级数学。为备今后教育史家参考，我在此应略追忆30年代国内主要大学入学数学考题的水准和难易。记忆犹新，在我被南开开除后的两年内，同学朋友间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大代数只做美国Fine所著教本中的习题是不够的，还需要做英国Hall和Knight合著的大代数课本中的习题才够用，因为后者较前者要繁难不少。当时一般的观察是交通（上海和唐山）、中央、浙大、武汉等大学的数学人学试题都比清华的繁难。我是数学方面终身的跛足者，不敢评估各大学间的髙下。但生平至友之一，已故天资颖异、多才多艺、第一流工程数学家易家训（1918—1997)教授，生前和我谈此问题不止一次。他说当时一般的观察是对的，这些大学入学数学试题是比清华的要"繁"不少，但他们的题目有些是"繁"而"笨"（stupid)，只有清华的题目出得似"轻"而实"巧"。最有意思的是易先生不是清华的校友，他是中央大学1939年毕业的。易先生对30年代的回忆，与杨振宁先生对八九十年代国内理工学科课程之过专、过繁、过难，是否可做历史的联系，尚有待专家们的考证。这问题的意义恐怕不仅限于数学教学，可能涉及全部高等教育设计的襟怀和取向。

n"发现"自己，磨炼意志

清华人学最初两三月内我作了不少自我分析检讨的工作。相当快即决定放弃化学改修历史。决意放弃化学原因有三。一是化学系自始即宣布大一化学成缋非达到相当高的标准，第二年不准人系。新建成四层高的化学馆是全校最大的建筑，但仪器等设备的限制使该系不能容纳太多的学生，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当时化学系给一般同学的印象是太冷漠傲慢。二是张子高老教授的教学作风使我不满。他所采用的普通化学课本太浅，而试题一般都深过课本的涵盖，以致月考难倒了不少用功的学生。我在山大已自修过美国大二化学的标准课本：Chapin的SecndYearCllege aem/y,没有被他难倒。但我对他不主动指示同学参读较高一级读物，心中极不满意。第一学年终了，很有几位同学转入生物或地学系，就是由于化学课本太浅。第三原因是班上几位上海中学和苏州中学毕业的同学自始即表现化学根基的异常坚实。其中来自上中的刘维勤一两月内即贏得"BBNyes"的绰号（定性分析课本的作者是麻省理工教授AANyes)以我数学根基之差，如坚持主修化学怎能保证不落人后？

内心开始辩论的同时，西洋通史和大一英文给我带来无限的欢欣。西洋通史是全年8学分的奠基重课。由于外语系必修，其他文、理、法学院诸系选者亦多，班上同学超过百人，只能在星期-、三、五晚上在科学馆（已为物理系专用）三楼戏院式大教室上课。此课由刘崇镓（寿民）教授主讲。他出自福州世家，国学根基相当深厚，英文亦好，与夫人两江总督沈葆桢（1820—1879〉之孙女，书法俱甚俊秀。刘师教学的特色是笃实。课本不过是美国高中最通行的Hayes和Mn合著的上下两册的通史。他认为这两册细读消化之后应已能初步掌握基本史实。他另精选不少较高层次，但并非必读的参考书由学生自由抽读品尝。这些书都放在西文阅览室参考书专架上，由学生签字借阅，限时归架，违者罚款。

刘师为人谦虚和蔼，讲课极为认真。几乎周日晚间总在图书馆底层办公室里准备讲课的资料。他的演讲一般远较课本为深入，甚至有时太深人了而不能浅出，于是使我不避冒昧夜间就向他叩门请教，受到书目方面极好的指导。例如我最初抽读芝加哥大学近东考古和埃及学宗师jamesHBreasted(1865—1935)人门性的《上古世界》和耶鲁大学MichaelIRstvteff的《古代近东》两书后，即觉得眼界大开，趣味无穷，内心已在考虑是否应改修历史了。

恰巧此时一个小小的"挫折"更增强了我改修历史的决心。第一次月考我以为准备得很充分，不料因部分地误解有关埃及宗教试题的措辞重点，只得了89分。坐在我右上方的姚克广（后改名依林）得91分，对我说："能得89分也很不错啦！"这次月考得分最高的是张韵芝（上海中西女学毕业，英文极好，不久即加人中共，长期作研究和翻译工作）。姚的话是完全出于自然的，而且是纯友善的，我如果和他对调，也会如此脱口而出的。分数并不太重要，最书思维习惯如不认真改善，将来怎能应付全国竞争的留美或留英考试。所以我即刻下决心就以西洋通史这门课作为磨炼意志的对象。此后务必先求彻底牢记消化基本教科书中的大问题和细节，然后抽读较髙层次参考书中的精华，以期在考卷中能相机表现对问题了解的"深度"。果然第二次月考得了99分，上学期平均得"E"(Exceliem，超等）已居全班之冠。下学期更加用功深索，全年平均竟获"E+"，创了记录。追忆这项琐事绝不是幼稚的自我炫耀，而是直言无讳的招供——此后治学几无不遵守清华大一读西洋通史过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宛仗"式自我磨炼的原则。

大一英文读本是陈福田先生选编的。陈是夏威夷的华侨，获哈佛教育学硕士后很早就来清华教英文，课余指导运动，尤其是棒球。读本内容极大部分皆选自美国作家及早期演说家。全书以美国散文及哲学家艾默生（RalphWaldEmersn，1803—1882)的"自信心"（sdf-reliance)和英国牛津散文及宗教辩论家牛曼（JhnHenry Newman,1801—1890)论大学教育的性质与范畴二文为最精深。这两篇的不少词句是我清晨常在气象台前空旷的草地上朗诵的。读本还有几位美国小品文家富有敏锐人性观察、幽默深刻、至今仍觉趣味隽永的文章 。当时外语系的政策是促使学生速读、速解、速习，所以读本读得极快。课堂上教授不停地抽点同学口答较难词句意义。工学院同学往往对此课叫苦连天，因此不敢不头一晚拼命捧字典查生字。每两星期作文一次，由助教或教员评改，教授抽阅。这门大一英文和西洋通史给我英文双管齐下用功的机会。

大一国文我班是由俞平伯先生主讲。除课本外，我们必须课外加读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中预选的不少篇，月考时由俞先生指定默写或重述其中的某篇。这题大约占总分的四分之一，目的在使我们能写出清通流畅的文言文章 。俞先生虽兼重章 句训诂，讲课精彩之处却在批评与鉴赏。讲到《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古诗十九首》里"白杨何萧萧"，俞先生引起我们哄堂，因为"迟迟"和"萧萧"的美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所以俞先生只好再三地大叫："简直没有办法！"记忆所及，俞先生诠释《论语微子》荷荼丈人讥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时，引证了不少古籍（巳完全忘记），以期说明"不勤"就是"勤"，"不分"就是"分"；意思是人人四体都勤，人人都能分辨五谷，谁能被认为是夫子呢？至今思之，我对他这种诠释还很怀疑。俞先生风雅自赏，对学生要求不苛。大一国文最负责、最严格的要数朱自清先生了，我没有被排在他的班上。

回想大一这年，西史及英文投入时间虽多而仍自觉不足；化学和数学连最低必要的实验和习题都想逃避。年终化学虽因时常不做实验大大扣分，成绩仍相当高于人系的最低标准。但数学大考之后自知万难及格了。难道下学年一定要选逻辑以补足数学的6个学分吗？越想越不甘心，三十六策，"诚"为上策，决定去西院求见主授我这班高等数学的教务长郑桐荪先生。我首先向郑先生扼要说明全学年读书及志趣改变的过程和磨炼意志的决心。为了磨炼意志，我情不自禁地走向全心全力自修文史的极端，不幸丧失了自我控制，同时走向完全忽略数学的另一极端。自知数学不能及格是责无旁贷的，但如果下学年非以逻辑来补上数学的6个学分不可，我自修文史的计划将会受到相当大的挫折；如果我不是真用功有大志的学生，也决无颜面来请求教务长予以破格考虑。郑先生问我几个问题之后，说因高等数学考期晚，卷子还没有看，等看完卷子再行定夺。在西洋通史全年总分公布后一日，高等数学的分数才公布。我的学号是2356，怎样我也找不到，直数到2700以下，最低一行我的学号才出现，结果是"I-"(Inferir下等之下），总算极勉强地过关了。1990年春接到郑士宁学长（桐荪先生长女公子，世纪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的夫人）邮赠的、政协吴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的《郑桐荪先生纪念册》的次日，谢函中首次有机会表达蕴藏心中半个多世纪的一点挚情——追称桐荪先生为"恩师"。

永不能忘，与读书方面"扎硬寨、打死仗"平行的磨炼意志的办法是"自我诅咒"：今后在清华读书期间如果进城去听一次京戏，留美或留英考试就必名落孙山。这个预设的自我诅咒乍看非常幼稚可笑，特别是自幼最爱看武戏，杨小楼这位空前绝后的武生泰斗是在天津梦寐以求多年也看不到的；名净郝寿臣等也是慕名已久，而且在北平很容易买票。那时如周末进城看夜戏可以住在竹马之交诗人朱仁健(英诞）报子街家里，不必住客栈。此外，我当时非常明白，不是每个周末都能有效地吸收新知，有时会白白消耗于青春多维的烦恼，反不如偶或以"美"的享受妤解长期困读的疲乏。可是，看一次杨小楼就想看第二次，就想看郝寿臣……一件事"屈服"就会引起第二件事的"屈服"。预设自咒明明是"傻瓜"，傻瓜就傻瓜吧！

70年后，我还可以把这-种"傻瓜"的根苗追溯到13至14岁之间庚午的农历除夕（1930年2月16日）。照例，我家除夕之夜，全家老幼，包括用人，都去东天仙剧院包厢里看戏，只有厨子留在家中包素饺子以备次日元旦食用。我平素也极喜欢这个票廉戏美的剧院的戏。不知何以临时忽然冲动，决定不去，开了庭院所有电灯，戴上皮帽，围上围巾，踱来踱去，几十遍地朗诵那篇意义远远尚未全懂的、林肯一生最著名的盖茨堡（Gettysburg)战役后的演说(1863)。这个除夕半莫名其妙的怪癖和1934年秋冬间傻瓜式的意志磨炼，是我青少年挣扎成长期间两个终身难忘的里程碑。

in培养自修习惯

所谓自修是指课程以外有用知识和写作能力自我培训的工作。第一学年终结之时，我已深深了解应付课程不难，而自我学识奠基工作却是无止无休的。1935年暑期回天津小住半月，父亲对我主修历史的决定和西史及英文的成绩感到相当满意，随兴问我："你初中毕业那年暑假曾翻点过《史记》一二十篇列传，今后是不是也应该读点英国的4太史公？英国有没有类似太史公的大史学家？"我一知半解地回答："英国王室从来没有像先秦郝样的史官，但英国最有名的历史家恐怕是18世纪的吉朋（EdwardGibbn,737—794)，他的不朽巨著是《罗马帝国衰亡史》。"我本曾想过迟早应该试尝传统英文史学名著的滋味，经过父亲一问，索性就决定在大二这年自修吉朋了。好在北平东安市场很容易买到MdemLibraryGiants新印的三巨册吉朋，而且价钱极公道。

秋季开课前两三周，系主任蒋廷黻（1895—1965)先生巳自苏联及西欧休假返校，我下了很大的决心秋间选他近代中国外交史这门重课。不料开学前向他请教选课时，他极坦诚地对我说，（刘）寿民先生巳经把我读西洋通史的经过和他谈过，他觉得我在二年级应该继续集中攻读刘先生欧洲19世纪史这门非常重要的课。不但要读大量的参考书，还要写专题报告，这样用功一年之后，才能对欧洲近代史打下坚实的基础。蒋先生告我，下学年，也就是我三年级（1936—1937)这学年，他将开一门大战前欧洲外交史的新课，届时我除了选他年年都开的近代中国外交史之外，还应同时选这门新课。欧洲和东亚同时攻读当较易收融会贯通之效。他的指示和决定使我感佩欣幸不已，因为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对中美及中英庚款考试历史及政治等学门都很重要，他为我下学年课程的设计将大有裨于培育将来考试竞争的潜力。

二年级既未选近代中国外交史这门重课，自然能挖出时间自修吉朋。若干年后反思，自修吉朋，谈何容易；当时不但史实知识不够，英文程度有时亦感不足。吉朋那种对人性具有深刻了解、富于哲理的观察论断，绚丽堂皇、铿锵典雅而又略含讽刺的词章 短语，偶或不易真懂；可是，凡能真懂的卓思妙句却对我七年后的中美庚款考试发生出乎意料的积极作用。

1935年12月爆发了如火如荼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请愿、罢课、罢考使得任何人都无法专心读书。不幸我也被卷入校内的政治斗争。就求学而言，对我更大的打击是在此同月10个月后改任驻苏联大使。他为我精心拟定的三年级选课计划全成泡影。1936年初春复课之后，痛定思痛，下最大决心自秋季三年级开始，尽力抽出全学年的课余时间，实现系统自修欧洲外交史的计划，务求能达到为将来留学及学位考试真正奠基的目的。

上述自修计划是在异常沉重的课程担负和煞费苦心"偷取"时间的情况下实现的。因为蒋先生从政之后，我把三年级课程的重心转移到国史方面两门高水平的重课——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当时的想法是：不管将来专攻哪些历史部门，决不能错过品尝体会这两位大师治学方法和风范的机缘。

陈师这门功课的起码自习的读物是《资治通鉴》的"唐纪"。班上学生可以自选一题练习考证，学年终了交卷，也可以不选题撰文，期终笔试。我选了唐代皇位继承问题，每星期至少要用两个半天在中文阅览室反复翻检《旧唐书》、《新唐书》及参考书架上唐代政典之类的资料，这是耗时最多的一门功课，所投人的时间大约相当于用在欧洲外交史的自修。冯先生上课有一特点：学生如不发问，他大都默坐不语，不主动开讲。可是回答学生问题时，他往往能用日常事物比喻乍看之下艰深的哲理，或把原文的意蕴层次分析得停当人微；而且有时妙语如珠，耐人寻味；他的口吃更增加他的幽默。我的政策是：事先把下周所讲的对象先速翻读一通，有问题即在星期一下午班上提出，星期三、五下午的班往往不上，偷出的时间投入隋唐史专题资料的勾稽和分析。

这学年（1936—1937)系中新开史学名著选读一课。孔繁露先生担任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雷海宗先生担任当时轰动世界的德国历史哲学家施本格勒（swaldSpengler,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TheDeclinefTheWest德文英译）；刘崇铳先生担任SidneyBFay的《世界大战之起源》（TheriginsftheWrldWar)和刚刚出版的WilliamLLanger的《帝国主义的外交》（77ieDiplmacyfImperialism)0我选了吉朋是因为二年级时我已课外读了他这巨著中最精彩的部分，以此课余出的时间"自修"而不正式选修刘先生的欧洲外交史名著选读。此学年我还读习陈铨先生的第二年德文。为加强阅读德文的能力及外交史知识，我结交了避难来华犹太籍德文教员雷夏（EricReicher)先生，请他指导我攻读我自己选自德国外交密档DieGrssePlitik第九及十四册中几篇有关胶州湾交涉的电文，以作为利用外交档案的初步练习。

三年级不是平静度过的，中间经过西安事变的狂飙和校内的政治斗争，我不但卷人，而且受到校方严惩。但从求知的观点反思，这学年选课和自修的对象是古今兼顾，中西并包，收获差强人意，意志方面也得到进一步的磨炼。隋唐史论文"唐代皇位继承问题"原系国史考证分析初次练习之作，事实上，挖掘出不少前人未曾论及的史实细节，似尚不无参考价值。但因时间紧迫，事先未暇细检《全唐文》，以致将德宗贞元元年（公元后785)以后的神策军使都认为是宦官。陈师法眼，封页仅批12字："神策军使，非必宦官，尚需详考。"分数：80。我对此文投入不少时间，对结果并不失望;因陈师评语反映另一更重要事实：我在"处女作"中处理有唐300年间一个关键政治及制度问题并无大错。此课班上有高我一级的杨联陞，同级的汪篯等，和旁听生周一良先生的未婚妻、燕京的邓懿。据所知，杨联陞得最高分（87)，他的班上论文"中唐以后的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不久就在《清华学报》第12卷第3期（1937年7月）刊出。据清华同屋黄明信老友回忆，当时隋唐史班上选作论文者得分一般在70—87之间，而不作论文仅参加大考者一般在65—75之间。那年大考只有一题：武则天在唐史上的地位。

北平清华三年之中，各课考试结果最令我"自豪"的不是西洋通史创记录的"超上"，而是中国哲学史的94分。那年全班大概不足40人，全年大考得90分以上者三人，另外两人是:冯宝麟（1915—1995;1935年入学考试第二名，即后来长期主东南哲坛的冯契）得96分;黄明信(古藏文一等专家，其力作《西藏的天文历算》2000年冬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精印问世，而且获得《大英百科全书》的邀请改正内中有关藏历文章 里的错误；但不知何以一生心血所在的《吐蕃佛教》至今迟迟尚未刊印）得90分。我之所以"自豪"有三个原因。一是对此课并未投人很多时间，事实上是不时"旷课"的。二是我前此的读习大都在力求掌握基本史实，很怕理论性的书，即使当时略翻经济、政治、社会等学原理和一两种欧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即对西方抽象而又极有系统的思维方式感到陌生可畏；不期"勇"读冯师名课竟能获得意外的高分。三是冯师最注重古今思想家体系之大小和体系中步步推理是否完全圆通；他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能得到他的"嘉许"（仅反映于分数）大有助于增强我以后处理较抽象问题的信心。但我一生治学"镡命"之源，在自始即有自知之明：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

IV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

早在旧制的最后四五年内（1925—1929)，清华学堂曾创办过"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所极不平常的国学研究院，教师的选择极严、人数极少，而国史方面仅有的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和陈寅恪（1890—1969)三位大师就已"富可敌国"了。该院对所收研究生国学基础要求之高而且专是古今罕有的。但是，原来作为留美预备的清华学堂行将改为四年制的国立清华大学，文、理、法、工四部诸系亦行将共筹创建一所规模完整的研究院之际，一所没有本科基础，只收专门国学人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体制上就与全校发展计划发生无可调和的冲突。再加上人事方面王国维的自杀（1927)和梁启超的长期告病，1929春清华国学研究院就宣布永久停办了。①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里，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20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可是，由于陈先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自1929年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在《清华周刊》1934年6月1日的"向导专号"里他明白指出："就近两年论，史学系每年平均有二十二种课程，其中①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一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第十章 "清华国学研究所"；停办经过，页368—376。

中外史各占一半。"①

1980年被访问时，我对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曾作了以下扼要的回忆：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囯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噱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②蒋先生革新和发展清华历史系的主要措施有四。

(1)首先由武汉聘请雷海宗先生回母校主持中国通史这门奠基课程。雷先生无疑义是当时国内对欧洲中古史和宗教史了解最深刻的学人。他1922年清华学堂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辅修哲学，五年之内完成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之后，不久即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女大开始以文化形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雷先生的中国通史引起多数学生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但在系内不是完全没有非议的。③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二卷（上），1991，页336②引自何炳捸，《中国历代土地数宇考实》（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虔，，

③详"专忆4:雷海宗先师"。

(2)利用清华研究院为国家培植历史教研人才，内中一部分可以配合清华历史系的需要。清华研究院的最大吸引力是：学生的课程和论文如皆能达到相当水准，可由清华资送出国深造。根据已有教研资源，研究生只能自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清史之间选择其一作为主修对象，好在选择中西史课程的范围是非常之广。兹将清华历届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年份及论文题目排列见下表。

年份姓名

1933

193419361940

正

1933朱延丰

1934王信忠

马奉琛姚糠元王栻

课程成绩

11

)

1080(上-）1140(上+)

1934张德昌,1143(上+)

1130(上+)

(成绩不详）(成绩不详）

1942吴乾就（成绩不详)

论文题目及成绩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110，上）突厥事迹考"（110，上）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

(1175，超-）

"清代鸦片战争前中西海舶贸易之研究"（110，上）八旗兵制考"（成绩不详)北朝胡姓考"（成绩不详)清朝三品以上大臣之身家背景"（成绩不详）"清代云南回民叛乱"(成绩不详）①

At

按：以上邵循正、王信忠、张德昌皆分别资送至巴黎、东京及伦敦深造，学成后返校任教。朱延丰毕业时虽不免失望，两年后考取中英庚款。姚薇元先生后执教于武汉大学，与唐长孺教授同为武大中国中古史之砥柱

0

(3)蒋先生另一培植清华历史系所需人才的办法，是给予有研究能力的助教以三年左右的时间去准备开新课。如同1934年秋我人学时，吴晗巳先此升为教员，正式开讲明史新课了。他同时还协助蒋先生指导髙年级及研究生有关清代制度及内政问题的研究

我人学时谷霁光已是教员，唯尚无机会参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方①《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页593—594;页644—664

面的授课。杨凤岐任助教及教员满五年后，利用清华休假的待遇去罗马大学专攻意大利史。

(4)蒋廷觫和刘崇铉先生还利用清华留美公费（亦即中美庚款）考试的机会，为国家、为清华造就史学人才。例如1934年举行的第二届留美公费考试，清华的助教杨绍震考取美国史门。此年刚刚毕业成绩优异的夏鼐原本也想投考美国史门，但他因未曾教学研究两年，只有由系保送才有投考资格。刘崇铉当时代理系主任，只允许保送夏潲报考考古学门。不期这个临时的"权宜"却决定了夏鼐（1910—1985)—生光荣的使命——使新中国的考古成为人文及社科方面成果最丰盛辉煌的专业，赢得举世的赞扬。此处必须提到的史实是：夏鼐本是从蒋廷黻专攻清史的，他1934年的学士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几月后即在《清华学报》刊出了。为培植俄国史专家，清华第四届（1936年）留美公费考试中设有一门"东欧史"（因明称俄国史太显眼），奖金获得者是清华第五级（1933年夏毕业）的朱庆永。

经过蒋先生几年的整顿，我人学以后历史系专任的七位教授、两位讲师（相当后来的副教授）和一位教员所开的课程巳具相当规模（见下页71)。

此外，一些有关中国的专史，例请外校学者充任兼任讲师分别开课。1934年有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等，唯此等课程历年都有更动，但后起之秀谭其骧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已开始博得好评，与张星烺的旧课中西交通史都成为经常开设的专史了。

蒋廷黻先生在他生命最后的数月中，在他的母校哥伦比亚，曾以口述方式对改革清华历史学系作了以下的评估：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蒋廷黻

近代中国外交中国近百年史

研究

刘崇铉

西洋通史

西洋19世纪史

(英国史，暂不开班)

陈寅恪（中国文学系合聘)

魏晋南北朝史

隋唐史

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轮流开班

孔繁雾

欧洲中古史

欧洲近代史初期

欧洲宗教改革时代史

》轮流开班

嘴邦福(JJGapanvich)

3"轮流开班俄国通史：}轮流开班

俄国近代史欧洲海外发展史（暂不开班)张荫麟（哲学系合聘）|宋史（暂不开班）教育部委托研撰《中国史纲》

邵循正I蒙古史

中国近代外交史专题研究

王信忠I曰本通史

近代中日外交史

吴晗I"W

清代社会史清史（协助教研）

(孔、刘、雷三先生的西洋史名著选读就不再列举了。)①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页338—348C

雷海;

]"轮流开班

中中秦

对我所提倡的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们的做法。因此，清华拟订一套适合中囯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1929年与1937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我一直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①30年代清华历史系的课程、人才、教研取向似已较国内他校均衡、合理、"完备"。课程模式略同美国哈佛、哥大等一流大学，不过具体而微而已。清华中国史课程的比例要高过美国大学中美国史的比例，这是因为美国与西欧究竟是文化同源，而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具有根本性的差异。最重要的是清华毅然决然采取西方人文通才教育的取向。清华历史系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七七抗战前夕业已初见成效，若无战争干扰和意识形态断裂，理应会于20世纪后半结出累累果实的。

30年代清华历史系的优点，竟能部分地突显于本年（2000)7月3日下午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及相关各所负责人的会谈中。

茶休之前数分钟，语言学家丁邦新院士坚决主张从中院现有人文诸所中分出新所，以求研究方面进一步的专业化。茶后林毓生院士发言，谓原创性贡献必须先有宏博的知识和工具基础，创新有赖优良的传统。林院士的发言引起我提出与丁邦新先生针锋相对的意见。我首先以本人在清华二、三年级时选修和自习的课程为例——雷海宗先生修正形态史观、启人深思的宏观中国通史；先自读，后名义上选修的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孔繁霱先生的欧洲中古史；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写论文代考试）；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陈之迈先生的近代政治制度；刘崇铳先生的欧洲19世纪史(考试加研究性的读书报告）；自修但受刘师指导的欧战前外交史①《蒋廷敝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页125名著数种；第一二年德文，自己课外选读德国外交档案若干件——以说明这样性质不同的课目，即使集合目前中研院人文诸所为一校，还是不能满足求知若渴的青年的需要，更不必提俞无古人如陈、冯等大师的课了。若非及冠之年初尝驰骋中外古今之乐，一生怎能有最低必要的胆识持续国史攻坚的工作？！茶后丁邦新已不在场，但在座同仁多以我的意见为然，甚至有对我明说："这种话你应该多说几次。"

其实，我所说的不过是30年代清华历史系一个小小的例子。

类此而又放之宇宙而皆准的话，是新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对中院内外学人曾不止一次说过的一条物理学原理："无限(倍数）的无限小的总值仍是无限小。"这才是对目前主张学术极端部门化者的当头棒喝。很幸运，在我锻炼思维的关键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烦琐考证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去往"大"处想，至少初步向"大"处梦想。

清华大学(中)

学运史料的几点考证

我在北平清华的三整学年（1934—1937)确是非常专心用功的三年；尽可能挖出自修的时间仍感不足，又怎愿分神于政治运动呢？在不满百年的人生中，但愿能有三四年短暂的机会完全钻进象牙之塔，却因国难之日益加深而无法全部实现。

1934年秋刚刚开学不久，我级就有一批同学从事于竞选、力求操纵学生自治会及其他大小社团。我的政策是全力读书，不管"闲"事，可是自始即观察到这些政治活跃的本级同学中确不乏真正干才。我1932年底被南开开除几月之后，即在北平由南开同班、初中时田径密友长沙周永升介绍认识了黄诚。黄手笔快、口才好，正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以补偿他对家庭安排的婚姻的不满。我曾不止一次见过这位少妇，现已忘其姓名，可能是周的本家或亲戚(黄诚最后以中共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身份被国民党顾祝同部队俘虏，1942年春不屈而死。本文特别述及黄诚青壮年韵事以备编撰中共烈士史传者参考）。和黄诚在一起的吴承明也是1933年春即在北平认识的。我自始即认为吴是清华十级头脑最清楚、分析能力最强的级友之一。

当时政治活跃的同班同学中，姚克广（依林）给我的印象最深。

他不但在西洋通史第一次月考中成绩优异，并在1934年秋全校举办的英语背诵比赛中荣获第一名。虽是背诵，文稿是必须事前自己亲撰的。第一名的英文水平最具体的计量尺度是何人第二。第二名是政治系研究生、燕京大学毕业的网球队长罗孝超。罗系出福州外交名门，他的祖父罗逢禄是李鸿章 极赏识的外交干才，驻英钦差大臣（即全权公使）。罗孝超的父亲也是驻英外交官，罗的小学教育是在伦敦完成的。而姚克广仅仅是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毕业、将将满17足岁的大一新生。这一项从未见于大陆任何公私有关姚依林的资料，我在1994年底委托国务院办公厅转致姚依林家属的吊唁信中首次追忆的。

我们十级最大的特色是自始即表现出特别强的政治活动能力。表现政治活动能力的头一个对象是反抗"拖尸"（tss)运动。

"拖尸"是引进已久的美国大学本科陋习，高年级学生对一年级新生半游戏、半污辱性的人身"虐待"。巳故级友居浩然（1917—1983),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之子，一位极锐敏的政治观察家。

有以下的追忆：

……就在反"拖尸"运动的号召下组成[十级]级会，由此领袖人才纷纷脱颖而出。入校不到三个月，已进而问鼎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若在往年，这无异痴心妄想。因为学生自治会的控制权一直操在三四年级老大哥手中。就是一年媳妇熬成婆的九级，也只能在外围摇旗呐喊。到了我们十级，天下大变。一年级时"新鲜人"（freshmen)巳活跃大礼堂，二年级开始，大礼堂讲台上主席团的成员十級占半数以上。就中如黄诚、吴承明、姚克广诸拔尖人物，头脑之清楚，反应之敏捷，辞锋之锐利，往往使老大哥相形见绌。1935秋……黄诚已经是名至实归的清华学生会主席，也因此当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天安门大会的总主席。①

由于与黄、吴考清华前已认识，姚的才干和英文令人钦佩，反"拖尸"又是正义运动，有助于建立十级的尊严，更由于我正在力求实践"扎硬寨、打死仗"的读书原则，所以整个第一学年竟能不过问校内政治，在磨炼一己意志之中"平静"地度过。这并不是说我当时对左派同学竞选拉票的手段和制造"紊乱"的用心都无异议的。我之卷入政治斗争是因为"一二九"、"一二一六"以后两个月间左派领导的请愿、罢课、罢考，尤其是1936年2月20日下午教授会在科学馆三楼大教室"讨论补行上学期考试问题时，有学生多人声称代表全体学生，在外髙呼口号，要求免考，继复包围会场，并有代表数人冲入"?。以致引起在校总共74位教授中68位教授签名发表辞职宣言。这天晚上我们不少埋头读书的同学就在同方部(早期所建的小礼堂）开会，商讨如何组织起来，对抗救国会持续破坏校规秩序的策略。居浩然回忆中的观察是正确的："一二一六"大示威后，清华学生内部发生分裂。主流是救国会派，控制学生代表会干事会，对外代表全体。反主流是同方部派，人数号称三百，实只百余，对外限于个人活动。

就我回忆所及，我们被称为"同方派"的原是毫无组织经验的乌合之众。内中虽有国民党同学六七人，除一人是江苏籍外，其余都是东北逃亡入关，历经千辛万苦考进清华的，平时不得不用功，也不得不遵守清华良好的政治传统的（内中包括标枪国手彭永馨）。所以复课之后，同方派等于不存在，大家都回到读书岗位。西安事变狂飙袭来①《清华大学十级（1938)毕业50年纪念特刊》（台北，1978)，页10—13②《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下），页914。

之前的九个半月竟是我吸收知识最大量最多样的"黄金月"！

西安事变才把我重新卷人校内政治斗争，而且我的"事迹"已载于199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之中。我先将这项关涉我而细节有待详考的"当时叙事"全文照录如下：救国会委员黄绍湘述二十五日学生会被捣毁的经过二十五日晚刘安义、何炳棣等聚众三十余人捣毁学生会所，我当时在场，并且是何、刘等攻击的目标之一。为使同学更明了事实真相，谨述当时情形如下：九点多钟的时候，我正在楼下，和许多人谈这次西安事件的解决，亏得迅速，不致涂炭生灵等话，听见楼上救国会发生叫"打，打，"和其他吵闹的声音。正在不得其解，楼上跑下一个同学说："王达仁被包围了，最好请人出来排解排解。"宋士英君、唐宝鑫君听见这话，连忙跑上楼，我也随着上楼。

代表会主席王达仁君正在写当天代表会布告，手里还拿着一杆笔，态度很镇静，很诚恳，屋子塞满了人，一个个骄横满面，气势汹汹。

"王达仁，你叫的口号问过谁的同意？""时间太匆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王君说。据事后问王君，这些同学先跑到王君房间，准备将王君毒打一番，王君不在，因此来到学生会，王君第一句话就问："听说你们要打我，我想不会。"因此见面不容分说的毒打没有举行。"你为什么不征求我们同意？""你有什么杈利乱定口号？""打打"之声又起来了。

王君说："请安静！诸位同学有话尽可说。""你准知道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吗？蒋委员长虽被放出，但中央并不满足，也许还继续讨伐哩！不根据事实你就叫口号。"许多人的声音。

"这是我的错，但是我觉得中央不会的，蒋委员长巳经出来，张学良下野，不是可以和平解决了吗？"王君委婉地解释。

"不通！不通！"

"王达仁，你简直没有国家观念，明明有中华民国，你不叫中华民国万岁，而叫中华民族万岁。没有民国，怎么有中华民族万岁！"说这句的人是刘安义。

王君又解释。屋里是一片乱糟糟，有几个人跑去把报夹子拆散，准备着打人的姿势，有些跑去翻东西，有些威胁着王君。门内陈囯庆、秦宝雄、莫德全把守起来了，把救囯会把守起来了，把救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与外面隔绝不通。

宋士英君直踱步，唐宝鑫君叹息着："真痛心！清华园居然发生这种事！""请你们……"我原想说，"请你们好好地讲，何必这样？"但是我的话被切断了。

"你不配说话！""你什么东西！""混蛋！"一片吼声，最清楚的一个是"打死她！"

"搜查救囯会！"山涛似的声音，大家都动起手来了，椅子被踢翻了，柜子被打开了，几乎倾跌下来，里面一捆捆的旧文件，被拖出来扔去地上，桌上的报、笔、本子乱扔乱飞，墨水流满了一桌，还一滴滴地滴下来。

总务科办公桌有几个抽屉是锁的，锁这时都被扭开了，笔记本、私人的物件，随意塞在口袋里。

我走到总务科的办公桌前。要搜反动证据自然决不会有，但是这些人既然像暴徒似的在这儿抢劫，难道不会带些反动东西来诬赖吗？

"这些人在这儿的抢掠情形，最好请潘教务长来看看。"我想打电话。

"哼！你想打电话吗？"莫德全跑了过来拦住。一个矮个子，穿着制服，戴眼镜，南方口音，上次大会他就是捣乱最凶的一个人（后来听说他就是王嗫）。我无论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这横无理性的人，他的拳头伸出来了，拳头压在我的胸上，一面嚷着"打死你！"幸亏宋、唐两君在场，竭力劝着。我和王达仁君都幸免于被毒打甚至是"打死"。

几个人跑去拆毁电话机。

我跑回沙发前，这种不法行凶情形，我只看到过两次：一次在高碑店，那是雇的一群打手殴打手无寸铁的爱囯学生，拆毁村庄小店。一次是"二二九"军警搜查清华时的无理暴行；这回却看到第三次。我诧异，我痛惜；诧异大学生居然会有这种行动，痛惜自由和平的清华园竟这样被玷污！我叹息说："我真不曾见过这种情形，我痛心！""哼！你没见过，今天就叫你见一见！你不见也得见！"刘安义瞪着眼向我喝。

"《晓报》！《晓报》！"搜查了半天，像得到奇迹似的，大声地叫唤。

"看着有晚报没有！汉奸报纸！""明天公布，打倒救国会！""人民革命同盟会告民众书，好极了！好极了！"通通地踢桌子。

在非法搜查的过程中，林传鼎、蒋宪端君在场，没有说一句话。

这种横暴的行为，继续三十分钟之久，把救国会捣毁不堪，才认为满足，大声呼叫，扬长地奔下楼去。

事后立刻请潘教务长来查看，荒乱不堪，随着听说何炳棣、刘安义等到宿舍去非法搜查同学房间，有殴打同学的情形，潘教务长于是又到体育馆前去查看了。

这完全是事实的叙述，我不曾加以丝亳的增改。个人的遭受侮辱本不算什么，但是这却牵连到全体同学，整个救亡运动，破坏了清华的自由空气！破坏了救亡运动！使我们由去年"一二，九"到现在光荣的覌苦的工作加上污点，却是要请全体同学注意的！

《清华副刊》第45卷第10期①

1936年12月28日

以上这项事件发生后两三天内"重建"的记事需要严肃的考证。首先必须从"内证"出发：记述者的立场和动机以及所以必须歪曲部分事实之故。救国会委员黄绍湘述"九点多钟的时候我正在楼下，和许多人谈这次西安事变的解决，亏得迅速，不致涂炭生灵等话……"的开场白就漏出大破绽。西安事变真正是天下大乱，他们的希望和企图是酿造长期更大的混乱。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的解决对救国会等组织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轰击，以致当晚中立的同学们无不觉得平素得意洋洋的救国会领导者个个都如"丧家之犬"，他们怎能像黄绍湘所述那般公正、客观、安详地"谈这次西安事变的解决，亏得迅速，不致涂炭生灵等话……"呢？！这是稍揭立破的谎言，其理至明。

再应注意的是黄的记述既是两三天内"重构"的，就不得不对当晚人物出现的先后和行动发生的时序或多或少地概括化、笼统化。黄记述半标题式的开头便是一例："二十五日晚刘安义、何炳棣等聚众三十余人捣毁学生会所，我当时在场，并且是何、刘等攻击的目标之一。"事实上，我个性不是和同学很容易变成相熟的，我只知道刘是九级，不知他所修何系，平素只注意到他和同级的章 惠中喜穿最时髦的厚呢"夹背"（乍看好像双层背面）的西服上衣；衣着过于"海派"者我一向是"敬而远之"的（80年代在北京才迟迟发①赵石于2000年6月30日复我长信的一部分现刘深厚的国学基础和坦诚爽朗的性格）。我和刘绝不是同时同伙去"捣毁"学生会的。顺便也应提一下我当晚也不知道有企图围打九级王达仁之事。我平素观察到王的行动为人与常人有所不同，但相信他是天性善良的理想主义者。当晚既未在救国会址看见他，更与企图围打他无涉（王抗战期间在西南与苗族村姑结婚，即说明我在北平时对他个性的观察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1936年12月25日晚所作所为和所遭所遇详忆如下。获知蒋介石飞返南京，国家不致大乱之后，我照常去图书馆"开矿"，不理大礼堂开会之事。但因西安事变戏剧式的开始和结束使我无法平静集中读书。大概快到9点钟时我即走出图书馆，南开中学同班老友陈国庆正走向前来，对我说:"今晚他们在大礼堂开会，真是像丧家之犬一样，可是还要喊中华民族万岁，不喊中华民国万岁。……"我一听大怒，心想这些只知有"第三国际"的竟如此没有国家观念，于是对陈说:"咱们去一院学生会。"就向南走去，想不到全楼相当清静，简直没有看见什么人，于是就上楼了，学生会办公室内只有黄绍湘一人看守，我们不顾她的盘问，夺步走到柜台之后去翻检架子上的各种各样的印刷宣传品；完全出我意料之外，一眼就看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津贴民族解放先锋队400元的收据！我立即决定先回七院宿舍，把这项文件放好，可是在屋子里呆不住，莫名其妙地走向四院，强迫工友开高班同学何凤元的房门，搜査秘密文件而一无所获。空手出四院，大操场上已有不少同学喧喧嚷嚷，人数越来越多，一二十分钟内已聚集了好几百人。我站在体育馆外，这时物理系同级的王天眷双手叉腰，眼瞪着我，踱来踱去，重复地用宁波腔的国语说:"你是好汉？好汉怎么做强盗？！……"他终于用拳向我左肋猛击，我闪开，用拳向他左肩还击；这时原本消沉沮丧的左派同学已人多势众，而且不少人拿了棍棒，我就杀开一条血路，急急跑向北院刘崇铳先生寓所"避难"。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殴幸而发生在我逃掉之后，否则我一定是左派棍棒的首要对象。

午夜后校园鸦雀无声，我才一人溜回七院宿舍。同屋黄明信看我未受毒打才放下心，他已和知友生物系潞河毕业的林从敏（我终身不渝之交）、梁瑞麒和几位南中运动员同学略事商讨过如何在必要时保护我的人身安全。次日上午日上三竿之后，在这几位同学陪伴之下，我走出七院大门时被至少十多人拦阻，为首者是九级土木工程系的高葆琦。我虽多年注重体育，一般情形之下，一对一的搏斗是不怕的，但高葆琦专练双杠，肩膀之宽可能是全校第一，确是我极大的人身威胁。幸而他左顾右盼，发现我后边有人相助，而且这几位相助的人都是经常在体育馆见面点头互相招呼的人；更由于髙仅仅是左派的同情者，与我平日无冤无仇，刹那之间竟把我放过。当我向南疾行，匆匆走过小桥，去甲所梅校长寓所半程之时，忽然听见后头骑车赶来，口呼"打！打！"正值数学系杨武之教授散步至此，他惊讶之中只说了一句："同学不可以打人。"当这位至今未能对出姓名的左派打手下车准备动手之时，我把他端详了一下，表面力求镇静，只说了一句："你要怎么样？"他看我比他又高又大，不作声骑上车向北扬长而去。

我向梅校长报告25日晚我的行动和违犯校规之处，强调说明手头保有张、杨津贴民先队400元的收据，这收据如不谨慎流到外边可能惹出大祸，极愿将这收据面呈校长，可是有一条件……梅校长不等我说完这句话，马上便说："学生不能向校长提条件……"我马上回答："梅校长，对不起，我说错了话，我可以不可以提出请求？"梅校长问是什么请求，我说把收据面呈校长之后，请校长下命令所有左右两派组织全都解散，这件机密的收据由校长毁掉，清华的事由清华内部解决，不要再向外宣扬惹出是非。梅校长说他虽不敢说究竟是否这样办,但他个人的想法和我的请求相当接近。于是在我稳妥面缴这收据之前，梅校长果然下命令解散左右派组织，大家回到读书岗位。

讲明了我在25日晚真实行动之后，不难了解黄绍湘开头把我和刘安义等"三十余人"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试看：在黄叙述要打而结果未打王达仁的"细节"中，提到不少人的姓名，记了不少人的对话，描写了不少人的姿态，指责了不少人的行动，在喧喧嚷嚷"一片乱糟糟"之中，没有一处涉及何炳棣——这不就有力反映我本不在这"三十余人"之中，本来是单独行动的，行动完成即离开学生会所了吗？

黄绍湘追述刘安义等"三十余人""捣毁"学生会所的细节中既然完全未涉及我，何以在追述的开头一定要把我列为两个"首恶"之一呢？这就需要细致的分析了。可以肯定的是，当我拿走张、杨津贴民先收据的消息传到原在大礼堂开会的救国会领导之际，他们马上就感到后果堪虞。因为他们事先勾结张、杨的实据如果公布，不但南京政府，即使全国大多数人民都会认为他们是犯了滔天大罪的。因此，他们真恨的是我，想真狠打的对象也是我，报道中必须列为首恶的又是我，而最苦在不能也不敢道出我的真姓实名。黄绍湘追述中有以下极耐人寻味的一句话：……要搜反动证据自然决不会有，但是这些人既然像暴徒似的在这儿抢劫，难道不会带些反动东西来诬赖吗？

我们先分析"反动证据自然决不会有"的意义。"反动"是从当时合法政府的观点而言的，"反动"的性质不言而喻是非法的，有意制造大乱，目的在颠覆政府的。"自然决不会有"正反映他们是因为真有才心虚恐惧，因心虚恐惧才预先作出概括性的全部否定。

事实上，他们对当夜秘密文件（尤其是张、杨津贴收据）流失而引起的可能后果一定再三考虑过的。最严重的是这文件转达到南京，最"幸运"的是文件始终不流出清华校门之外。救国会领导当晚很快就知道此文件已在我手，而且消息已在校中传播了，因此就不得不更进一步地"栽赃"："但是这些人既然像暴徒似的在那儿抢劫，难道不会带些反动东西来诬赖吗？"即使从未做过历史考证的读者，也必会洞悉清华救国会此项声明不啻是"此处无银三百两"！

按：上引黄绍湘对25日晚的追述刊于《清华副刊》第45卷第10期，日子是1936年12月28日。此期《副刊》是否于12月28日就已无法考定，不过黄"述"是救国会事后一两天内"集思广益"后撰就的，应无可疑。

但《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同卷同册在黄"述"之前的姊妹篇的撰就日期，值得细究。这文件是"原油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而未具确切日子。文件标题"关于救国会被劫存件敬告教授及全体同学书"之下括弧中的日子（1936年12月26日）显系几十年后《选编》的编者所加的，这是从全书版式就可判断的，而从全文内容更可肯定不是事件后一日（12月26日）撰就的，却是在救国会惊定思惊的状态下，深思熟虑之后，较全面、较系统、"预防性"的辩白文章 。为便于参考，把全文征引如下：关于救国会被劫存件敬告教授及全体同学书(1936年12月26曰）

关于救国会收到外来文件的公布问题——救国会负责人经于本月二十一日亲谒教务长商量具体办法。潘教务长表示："外来文件，不一定要完全公布。"那就是说，留救国会保存。"如救国委员认为有公布的必要，则当先送教务处核阅，不准公布时取回；可公布者公布。"那就是说，不准公布者，当然仍旧存留在救国会。总之，救囯会不是私人团体，外来各种各样文件甚多，救囯会即不能预知某处要来文件拒绝接受，则救国委员所负的责的人，都能了解的最普通原则。这是第一。

最近救国会所收到的文件，亦因前线绥东与西安事件而繁多起来。有来自湖北少年监狱为援绥抗敌告全国同胞书，这自然不是救国会与湖北少年监狱在监人勾结起来，非常明白。有来自东，这自然不是和东伪组织有什么联系，非常明白。有来自东北、山西、广西、南京、曰内瓦的，自然也不是救国会与东北、山西、广西、南京、日内瓦有什么瓜葛，这也是非常明白的事。稍有理的人，都懂这样的道理。二十五曰晚，被劫文件中有：（1)来自芝加哥"美国中华人民革命同志会"十几种文件，皆曾呈给教务长查看，结果认为用不到公布，送回。

(2)英文稿西安事变经过，二十三日自燕大寄来，可惜只有一份，救国会正想用打字机多打几份，大家正对西安事件异常关切之时，将此文作为参考，是否合实，同学自有良知良能判断。不想未及翻印即被劫。（3)《晓报》，在二十五日早，由汽车带来三十余份，尚未商得适当办法。（4)东北抗日救国会西安报告书，亦在午后方始收到，未待处置，乃竟以被劫闻。此外，"一二，九"以来学运之宝贵文件（在年来两次救亡展览室，大家曾看到），亦几至全部损失。此外，物品损失，另有公告。至彼无耻的侮蔑，谓搜得"张学良之捐款收据"案，这更厲笑话(除劫掠救国会同学外，谁也没有收到过），全体救国委员，正要他们交出看看，我们也开开眼界。这是第二。

光天化日之下，有目共睹的事实，不到一二日工夫，劫掳救国会的祸首竟逍遥法外，复信口污蔑，含血喷人，竟一至于此。此后夜长梦多，任意捏造的东西，还不知道有多少。尚希全体同学，给我们保障，我们才能继续工作，谨此体[布]露，尚希全体同学公鉴。

救国会

原油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①

这篇救国会领导集体缜密研商后撰出的"文告"，写作和构思的技巧确实不错。无论是开头所述的曾向教务长请示，或是文中所举的几个实际文件的处理都像是振振有辞的。可是这一切都掩盖不住他们真正的心虚与忧惧：①陆璀，"中国学生运动是全世界青年运动的冠军"，收在《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下），页985—986。

至彼无耻的侮蔑，谓搜得"张学良之捐款收据"案，这更属笑话（除劫掠救囯会同学外，谁也没有见过），全体救囯委员，正要他们交出看看，我们也开开眼界。

从历史考证的观点，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1)黄绍湘追（述)中暴徒"难道不会带些反动东西来诬赖吗"的"反动东西"在此"公告"中具体化成"张学良之捐款收据"了。这是"此处无银三百两"的再现与升级！（2)这文告如此"理直气壮"地向劫去张、杨收据者挑战："正要他们交出看看，我们也开开眼界"，正反映此项文告不但是事隔多日后补撰的，而且是撰于观察到张、杨收据未出校园也未惹出大祸之后。最奇怪的是如此堂皇系统的文告竟始终未出现于任何清华的学生刊物，而独独是"原油印件存共青团中央资料室"，更反映此文实撰之晚，目的正在歪曲史实以欺来者。我甚至怀疑这文告是为预防将来"党"可能追究救国会疏失之罪而特撰的，因为我当晚在学生会架子上一下就看到张、杨收据时，心中最大的惊奇正是何以救国会竟会这样疏忽大意。

65年后的反思：我对1936年底的政治斗争至今没有遗憾，正是因为我从未丧失过"清华人"最低必要的道德与尊严。

为求历史的公正，撰写这篇学运回忆时，我曾函请十级赵石（原名儒洵，现任辽宁省人大常委)学长对1936年12月25日晚清华左右派斗争及其他有关学运的问题作一回忆。他作了以下的答复：(1)黄绍湘学长回忆我未见到。至于1936年12月25曰晚间……由于当时我不在场，对来函所谈具体情况无可奉为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不但是蒋本人的胜利，同时也是自己的胜利而忘乎所以，从而产生一种骄狂浮躁心态，这是这桩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左派由于对张学良重演"捉放曹"的悲剧(历史证明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有点天真的张学良，由于未识透蒋介石奸雄的本质，先是扮演了"陈宫"，以后又扮演了"吕伯奢"）感到惶惑不解，又因尚未得到党和上级的信息而冷静沉思，既非"沮丧"，更谈不上什么如"丧家之犬"。当时针对右派的挑衅，及时作了坚决的反应即可说明。

(2)十二级的小熊，原名熊汇荃，在长沙时曾和我同住一室。1938年参加胡宗南第一青年军战地服务团，是该团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你）信中所讲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因他先向中共提供情报，而导致胡军失败确有其事。现名熊向晖，曾任囯家安全部副部长。……(3)在诸多革命先烈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青年学生在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确确实实地一向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特别是北大、清华这些历史悠久的学府更是如此。但是要比较、评价哪一个学校所作的贡献更大一些，质量更高一些，却非易事，也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更非我力所能及。而且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存在不同的情况。如五四和"一二九"运动中，北大、清华以及其他兄弟院校都是运动中的佼伎者。五四运动我等未赶上，但从历史情况来看，当时北大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些。至于"一二九"运动，由于清华的各种条件（当时清华共产党的基础较好，校内民主气氛较强，梅校长领导开明，有一批进步的老师，学校又在郊外，自由活动的空间更大一些……）因而运动中确实作了很多的工作，在推动运动健康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是可以理解的。①①80年代我在北京曾当面问统战部副部长熊向晖，清华十二级级友，何以1947年胡宗南最精锐的整编第一军，进攻延安完全扑空，遭到惨败，事后发现熊是中共谍报的供给者，而不把他立即处决？熊笑着说，胡如果把他枪毙，事件扩大，必会引起蒋的彻底深究，胡的职位就将不保了。所以为自全计，胡只有哑巴吃黄连，把他资送到英国去留学。这是中共军事谍报最成功之例之一，真不愧是比传奇还奇的真实史事。

远在姚克广（依林）、黄诚、吴承明等级友加入中共党组织之前，赵石学长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的总结性和个别性的答复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尽管立场和我不同，1936年12月25日斗争之夜，左派同学对当日政情的发展"感到惶惑不解，又因尚未得到党和上级的信"，所以一时不知所措；就在这短短两三小时不知所措之际，右派同学才为了出气而搜查救国会。这已是不争的史实了。

今日反思，三四十年代学运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近现代世界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的青年运动能像中国学运那样直接有效冲击"旧制度"、催生"新政权"。诚如赵石信中所说，"中国青年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中，确确实实地一向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即使30年代中，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进步青年也是在共和政府动员下才组织起来参加斗争的。这正说明何以1936年12月中旬在纽约举行"北美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青年代表团会议时，竟有进步人士认为"中国学生运动是全世界青年运动的冠军"。在这"冠军"运动中，清华学生所扮演角色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熊向晖就是"真实较传奇更奇"的实例之一。补充史料(1)本章 手稿寄出打字后几乎半年，翻检各册清华校友资料时，发现《清华校友通讯丛书》复17册（北京，1988年4月号）有蒋南翔"纪念一二，九早期战友何凤元同志"一文，页17有以下的追述：1936年10月，中共北平学委成立后，曾派何凤元同志与北平学联主席黄诚等几位同志代表北平学联到西安张学良东北军做联络工作。事毕以后，他没有同黄诚同志一起回北平，而是由组织决定留在西安《西安民报》当编辑。……这项权威性的史料说明我本章 中所做的追述是诚实无欺的，考证的结论是正确无疑的。

(2)有关回忆清华及联大诸章 文稿曾请杨振宁老友审读评正。他2000年12月8日回信中提出四点"小意见"，都大有裨于核正昆明及联大有关人名、街名等细节。他另提出"重要意见"：关于在清华学潮中[你]个人卷入的几页。如果此数页不删去，则应讲明U)你为什么那天要去学生会？你是否三青团员？你对学生会当时一般印象如何？（b)为什么张、杨捐款收据那样重要？

杨振宁小我5岁，1935—1936年他尚在中学，虽家在清华西院，对大学学运并不太了解。虽然本章 巳对重要史实做了相当详细的考证，为帮助60余年后读者较彻底了解当时的真相，不妨扼要重述，略加补充。首先必须严肃说明的是我当时毫无政党背景，绝对不是国民党或三青团员，亲老家衰，课外自修犹恐不及，何暇参加政治斗争。最后参加斗争是因为学生会越来越不择手段，不断地酝酿制造反政府游行示威，鼓动风潮，罢课罢考。虽然事后反思我们当时看不清国家的命运，但30年代的清华教授和多数学生却都认南京国民政府是唯一有组织的抗日力量，而学生会和北平学联等之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动，正是为了削弱和颠覆这个力量。

至于我个人何以在1936年12月25日晚9时以前和南开中学老同班陈国庆去学生会，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是两年来我们所谓的"同方派"人数既少，又无严密组织，处处受制受气于被左派诡秘把持的学生会和救国会。近因是圣诞之夜蒋介石脱险确使左派领袖惊慌失措，左派同学的确予人以丧家之犬的感觉。他们"泄气"的三几小时，正是我和刘安义等（我和刘等绝非同时去学生会的）"出气"的理想机会。另须说明的是，虽然大多数用功和中立的同学都希望解散学生会，但如果没有确凿的文献证据说明学生会的行动和目的在危害国民政府，学校当局很难下令解散学生会及其多种附属左派大小团体。西安事变期间大批反政府宣传品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我们寻找此类证据的意愿。我当晚在学生会发现张、杨津贴民先队的收据真是意外之获；试想：有什么文件比这张收据更确凿地证明学生会、北平学联和张学良事先的勾结和"谋蒋"；谁能相信这样秘密的文件会摆在学生会架子上，一眼就被我看见？！这张收据如流到南京，蒋政府是一定要兴大狱的。我在上文已经表白对参加1936年底的政治斗争至今没有遗憾，正是因为我自始即坚强地决定把这张收据缴呈梅校长，以充解散学生会理据之一。清华的事在清华校园内解决——这是清华优良的传统，也是我必须遵守的"清华人"的最低必要的道德和尊严。

事后我因违犯校规被记两大过。记得《北平晨报》和天津《大公报》第一版，清华在右派记过诸生名单中由我"领衔"。1944年春夏之交，内地报纸公布第六届清华留美公费生名单中，我又一次"领衔"。这是由于西洋史本来列为22个不同科门之首，不过恰巧我的总平均也是22位公费生中最高的。未出国前我的名字已在国内高教新闻中两度"领衔"，是青少年时代梦想不到的，一笑。

再应顺便一提的是，我在南开中学是被幵除的，在清华又领衔被记两大过，差一点就又被开除，这对加速衰老的父亲是一很大的打击。至今使我十二分心感的是，吴宓（雨僧，1894—1978)师和经济系的赵守愚（人镌）教授主动地给我父亲写了信，内中讲明我是非常用功的好学生，这次被学校记两大过，不应视为耻辱。吴师的信，小楷字字工整，修改的两三字都是用浓墨方方正正涂盖的，一丝不苟，恰如其人。可惜这两封信，和13岁前所有的照片和寒暑假古文习作小册，"文革"期间，莲生妹万分焦虑之中，全部付之一炬了。

第七章 清华大学(下)

"天堂"与"精神"

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

当1934年秋9月以一年级新生的身份走进清华校园的大门(现校墙已拆除，这南门巳不通行），空旷草坪的北面屹立着古罗马万神殿（Pamheii)式的大礼堂。无论是它那古希腊爱奥尼亚（Inic)式的四大石柱，古罗马式青铜铸成的圆顶，建筑整体和各部分的几何形状、线条、相叠和突出的层面、三角、拱门等等的设计，以及雪白大理石和淡红色砖瓦的配合，无一不给人以庄严、肃穆、简单、对称、色调和谐的多维美感。70年代我曾应邀赴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兹维尔（Charlttesville)城弗州州立大学演讲过夜，就下榻于杰佛逊（ThmasJeffersn，1743—1826)总统亲自设计的罗马万神殿式大礼堂左侧的宿舍，所以有充分的机会研赏这位多方面天才的杰作。

我觉得这座名满寰宇的建筑的形、线、面似乎稍稍失之过"繁"；再则这座大礼堂的东西南三方都是宿舍长廊，所以礼堂本身反有受"囿限"之感。相形之下，清华的大礼堂，因有南面无限的阳光和开阔草坪的"扶持"，显得格外"洵美且都"。也许是感情在作祟，我一直相信清华大礼堂是中国最美的古典西式建筑。

大礼堂东北越过小溪便是具有非常高雅柔美外形的图书馆。图书馆后面的北院是最西式的教授住宅群。向西从北边绕过古色古香"水木清华"的工字厅和古月堂的长廊荷池假山，便是田径场和"罗斯福"体育馆（馆之定名是因为老罗斯福总统任上决定以美国超收庚子赔熟归还中国）。再向西远眺就看到颐和园的塔尖和玉泉山了（30年代只有清华学生能从喷泉饮池中喝到"天下第一泉"的泉水）。清华园虽无四季不断的繁花，但每逢春假时节，三院前万朵怒放的榆叶梅所织成的粉红锦幔不知曾增加过几许"少年维特的烦恼"；工字厅畔的春藤夏荷和生物馆前的夹溪垂柳不知曾引起了多少青春骚客的幽思。

当时所谓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礼堂草坪西侧的科学馆——曾被外界批评为过于奢侈浪费。殊不知学校当局髙瞻远瞩以期一劳永逸，不但建筑外形设计美观，内部设备亦最先进，为当时（甚至到解放以后）国内所仅见。例如图书馆中西文阅览室的软木塞地板，书库中钢架和厚玻璃地板，暖气及卫生设备，等等，处处予人长期的享受和永恒的美感，正是因为清华物质环境的优美舒适，来自远方的莘莘学子才会情不自已地从内心发出暗誓：决不能辜负寄旅于此人间天堂的机缘与特权！

清华对学生生活的基本需要是照顾得很好的。校内学生食堂有四：二院、三院、四院大食堂和女生食堂。此外还有所谓的清寒食堂，全餐不超过1毛或1毛2分。我1934年秋入学时，住在二院，二院是唯一没有抽水马捅的旧宿舍，但其食堂不无特色。最受欢迎的是软炸微焦的肉片，不知何以称作"叉烧"。饭和馒头管够，全荤和半荤及素炒价格都很合理，大约两毛以内可以吃得不错，如邵景洛（1935年夏，杭州西湖）作者（1937年秋，上海）三四好友同吃可以更好。第二年搬到新盖好的七院，就经常在四院新的大食堂吃饭了。座位多、上菜快、极方便。我和生物系的林从敏、同屋的黄明信和其他南开老友们合吃时，常点西红柿炒蛋、炒猪肝或腰花、软炸里脊、肉片炒大白菜、木须肉等菜，均摊每人大约两毛。遵父命，一切应节省，唯吃饭和买书不可省。所以冬季大考我有时一人独吃，先几口吃掉红烧肘子（不大，2毛4分），再点半荤素菜吃饭。有时出校门去换换胃口，到倪家小铺叫一碗特别先以葱花、肉片、生大白菜"抢"锅的汤面和一张肉饼。想不到我1938年上海光华大学借读毕业后获得哈佛燕京社500元研究生奖金后，居然发现在自清华搬去的倪家小铺里很有些燕京顾客点"何先生面"！可见任何简单的事稍为用心总不会错，合口与否就妙在是否"炝"锅。：、清华园内教职员的厨房有三。西记厨房的菜略胜于大食堂，一般供应单身的助教和教员。我偶尔也去吃几顿。东记讲究，菜有大馆子风味，只有外卖，并无桌椅。只要有耐心，馋者如等到小柜台式"桌面"空出，也可以过瘾一顿。很纳闷，何以历史系高我两级的沈鉴，浙江孝丰籍，几乎经常占得到那尺半见方的柜面；他四季都穿西装，但穿在他身上西装也"变"成中装。他利用清华所藏陆军部档案撰成的论文（1936)，不久即刊于清华的《社会科学》。此夕卜，工字厅西餐馆最重要的经常顾客是吴宓教授。我三年级时曾承他两度赐馔。第二次主菜共有一大盘12薄片烤牛肉，主人吃了不足两片，其余我吃光。事后我在田径场慢步至少半小时才返回房间。

清华合作社备有日用品、水果、茶、咖啡、汽水、西点等物。法国面包房的点心相当的贵，可是很不错。英商柠檬山海关牌汽水是标准老牌，法商马记着色的櫻桃、柑橘味的酸甜汽水记得1毛4分一瓶，相当一顿饭的代价。北京附近水果，有鸭梨、小白梨、鸭广梨、紫葡萄、吃不尽而一般人也不愿多吃的各种柿子。北方长大的喜欢吃北京的紫萝卜，黄明信和我更爱吃天津小刘庄的青萝卜。有一次晚间我俩在屋里大嚼青萝卜、大喝其浓茶，老寇开门来灌开水时，一闻就大喊一声："您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林从敏每年冬假后从烟台带来洋梨和苹果各一大筐与南开、潞河诸友，以及其他级友分享。此乐是一生难忘的。

清华有注重体育的传统。男生淋浴完全设在体育馆而不设在宿舍，就是为了"强迫"学生去运动出汗才能冼澡。每学期三元的洗衣费是再公道不过的。马约翰先生老而益壮，三九寒冬要我们和他一样只穿背心裤衩，在田径场先跑800或1500米再进体育馆做他项体操。除玩篮、足、排球外，我们也练木马和单双杠，但练得很不够。回忆南开初中时我最狂爱各种运动。1932年秋获乙组百米第一、初冬跑了一次往返八里台的"越野赛跑"之后，我就挂钉鞋不再运动，专心准备投考清华了。在青岛山东大学的一年（1933—1934)首次发现气力已可连续打四五十分钟的篮球了。南开是极少数有棒球场的中学，我南中棒、垒球的训练使我在清华第一年名列棒球校队之中。校队成员可免上体育课，但清华棒球队全被夏威夷的华侨特别生所把持，没人教我防守、击球、偷垒等较高的技巧，因乏味第二学期我就退出校队了。当时最普通的出汗方式是参加"斗牛"——不论人数和规则，由你乱抢、乱打、乱投的篮球。总的来说，我在清华三年从不特别训练，但因青春年华体力逐年自动增强，除游泳外，我各种运动的水平都肯定在一般之上，仅仅在校队之下。例如1937年春我穿网球鞋跑100米，成绩122秒。夏翔先生相当惊异，他说这是就他所知校队之外最佳的成绩，并问我何以不加练习，打破12秒就可望参加全校400米接力队了。这年春天，按肺活量、双杠和站立量器之上双手把木柄向上猛提三种举动计算所得的总分745，夏先生说是已达到标枪国手彭永馨的水准了。

但七七事变之后长期丧失经常运动的机会，以致在海外生活半个多世纪，也始终未能重新燃起锻炼身体的意志；一生体力再也无法超过20岁时的顶峰，实在令我不胜感慨。可是，中年自称"蒲柳先衰"的杨联陞学长永不能忘我曾经是"斗牛壮士"（见下页原诗）。1938年秋北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日文秘书、燕京历史学会会员萧正谊先生和我初见之后，对清华七级学长陈(陈岱孙先生堂弟）表示惊异："我以为何炳棣是江南文弱书生，没料到他是关西六尺大汉。"

清华自然环境、物质设备、生活、读书、运动等条件固然均臻上乘，最令人怀念不已的是30年代清华的精神。诚如本章 开头所说，当我们步入清华校门远眺近望大礼堂及其周遭雅秀清简和谐"经典"之美之际，就不由己地感到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立志践履自强不息的古训（也是校训）。60余年后回忆，那图书馆柔美外观的背后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服务精神与效率：西方新书出版不到一年往往巳经清华编目，或立即作为指定参考，或已插放在书库钢架上了。例如外交史名家兰格1935年中才在美国出版的上下册《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我三年级开始（1936年初秋）巳能读到。这就必须归功于刘崇铳师经常对书目书评披阅之勤、选择之精和编目组主任毕树棠先生等工作的极度认真了。一系一课如此，其杨联陞写给作者的诗

余概可想见。

30年代清华精神的至髙表率是校长梅贻琦（月涵）先生。业师刘崇铳对梅校长性格为人论析最中肯要：他处事态度谨严，守正不阿，坚定不移。治事善辨轻重，明识大体。……实事求是，诚恳待人。最令人钦佩者乃其人格感召。其个人志趣高尚，严峻自持而富幽默感。自奉俭朴，数十年如一日。对清华巨额基金丝毫不苟。①我们1934年初秋入学后，最初只看到他洵洵儒雅、和蔼谦虚、近乎木讷、"过分"谨慎的一面，正如校园里流行的一首打油诗所描述校长讲话的特色：巧乎v>rvvv妁

4鎵isait

，芽碌

①录自台湾新竹《清华校友通讯》，新109期（1989年10月31日），页28。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诚如生平至友、著名生理学家林从敏所指出，当年清华美丽幽静的生活背后却隐藏有"极不稳定的因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系列游行、示威、罢课、请愿。1936年12月29日正当年终大考的第一天，军警来校逮捕无辜同学数十人，而名单上重要的同学数人被同学抢救。一部分左派同学认为是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供给当局的，因此翌晨他们企图向潘围攻。林从敏目击此事并事后追思：

……我到达校门时，在警卫室的北面，潘先生的两个拐杖已经被丟在地上，他用一条腿边站边跳来保持平衡。我与级友方巨成（《周恩来传》作者之一）赶紧去左右扶持了他，将拐杖拾起，陪着他走到大礼堂阶上。这时前后还有人呼喊，但并未动手打，潘先生头发凌乱，却面带笑容。这时候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了梅校长。梅师身着一件深灰长袍，登上礼堂阶后，站在潘教授之旁，面对着二三百同学，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地在抑制他的愠怒。那些夹在人丛中呼喊推打的同学都安静下来。最后梅校长发言了：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事实上潘教务长与学校当局没有将鼓动学运同学的名单交给军警特工人员。潘先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倡言民主自由言行，不可能作出这种出卖同学之事。而梅师爱护学生如子弟，只有言教、身教，不会帮助他人来残害自己学生。在"战后"复校之后，他拒绝官方压力与要求，不解除吴晗教授聘约，以后甚至通知吴教授及早脱险离去，这才是梅师爱护学生的表现。……山

从这类已经罕为人知的史实，不难知道九一八以后梅校长这位舵手之所以能把清华这条船"安全"地航行于一系列惊涛骇浪之中，不得不归功于他性格中不轻易表露的坚韧与果毅。

与当时北大蒋梦麟大倡"校长治校"的口号（逻辑上暗含校长与教授的对立）迥异，清华传统"教授治校"的原则（本部分地源于早期教授与政客型校长的斗争）事实上变成校长教授互相尊敬、合作无间、共同治校，最和谐、美满、高效的新局面。30年代的清华不但是校史中的黄金时代，也构成全国髙教史中最令人艳称的一章 。

回忆战前清华三年里个人只笼统地觉到确曾受到清华精神的感召，但究竟什么方面怎样受到一些感召却不清楚。近来细读梅校长遗作"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0年4月）而另加反思，才有进一步的体会。要而言之，梅师此文贯通中西古今，取义至高。他认为一般大学仅仅供给书本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者是学生的意志与情绪，而这两方面皆有赖"教师之树立楷模"及"学子之自谋修养"。只有"为教师者果能于此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功夫，而于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文章 进一步指出"个人修养之功，有恃于一己努力者固半，有赖于友朋之督励者亦半"。梅师此语字面虽浅显易解，其内涵智慧与真理却只能出自对一般高教的优点和缺陷长期的观察与体会。

诚如梅师所说，我在北平清华的三年中身受师友督励之惠甚多。例如1935年夏季开学前初谒蒋廷黻师谈选课事，蒋师开始即说刘寿民先生和他已谈过我一年级的课业，因此特别精心为我计划二、三两年级应选的主要课程。系主任对低年级学生的特殊关①录自台湾新竹《清华校友通讯》，新109期（1989年10月31日），页29—33。

怀使我感到受宠若惊，更加激发我力争上游的决心。再如多年后我的连襟金属学专家王遵明（七级1935年毕业），留美之前在物理系充助教，因江西同乡关系与理学院长吴正之先生几乎无话不谈。

吴师曾以笑话方式告他，我级（十级1934年人学）状元李整武微积分班上时常不缴习题，引起教员华罗庚大大的不满；吴对华说："他缴不缴习题，你不必管，他在自己脑子里会作的！"这对天才学生是何等的关怀与了解！再如任之恭先生在昆明曾面告，他虽未曾教过九级（1937年毕业）人学状元林家翘的普通物理，但系中同仁不时追忆1933—1934年林以一年级新生选萨本栋先生普通物理季终考试时，萨和同仁研究某试题所有的可能答法，等着看林是否选最简捷漂亮的答案。结果林的答案出乎所有教授意想之外，比任何预想的答案都高明！这类亲历亲闻的"轶事"才真能深刻地反映清华的精神。

清华精神当然也反映于同学间的互相砥砺。我的性格有其外向和内向面，一般而言，我是不愿主动先向高班老大哥们"破冰"的。一二年级时朋友圈子较小，已记不清三年级时如何和高班及研究生中几位"闻人"开始交谈专业和个人志趣的。首先应一提当时经济系研究生徐毓楠学长。因该系主授统计的赵人镌教授和我家是世交，我常到赵家吃饭，见书架上有不少数学专著，我问他经济学家怎会用得上如此高深的数学。赵先生非常坦白地对我说，他有好学生徐毓楠，自己经济学的知识不过比徐占先一两步，如不用功很容易就被徐赶平。徐不久即考取中英庚款，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徐和我在西文阅览室一向是隔桌斜对面而坐，到第三年终于作了两三度恳谈。再如七级政治系研究生陈明翥学长，积累了不少留学考试经验。他有好洁癖，时常躲在门后，等人开门，他总是抢先跳出，以避免手触门上"污秽"的旋钮，绰号"老妖"。不知何以他最后主动告我考试经验和诀窍，并对我大加鼓励。八级学长政治系的靳文翰对我大谈基本功的重要，告我他把奥本海姆(ppenheim)的国际公法，包括小注，已经读了八遍。他终于考取中英庚款，现为复旦大学荣休教授。再如闻一多先生高足、东北籍日文极好的孙作云学长，毕业论文"九歌山鬼考"已在《清华学报》刊出，对我大谈诗歌与神话。七七以后他留在北平，1938年底读了我在燕京《史学年报》里"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后对我的鼓励至今难忘。1937年春，那位被张申府先生特别称赞"下笔万言"专修德国哲学和文学的李长植（长之）学长，也对我几度滔滔不绝地大谈哥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精神"，并鼓励我多读多背英文名著。不久他竟自招追求北大校花徐芳所遭受的挫折。我也竟敢劝他减温，指出徐芳自己既是"才女"，便不需要另位浪漫文人哲士，很可能喜欢具有高文化的武人。不期竟而言中，徐芳逃到台湾之后，果然嫁给中年断弦的儒将徐培根。

立言本身就是不朽；"言"的形式与内容如系日记，其史料价值尤高。吴宓先师充满矛盾的性格（浪漫诗人对爱追求而又处处受制于律己极严的伦理标准），中西古今人文修养的深厚，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长期倡导，对陈寅恪师终身不渝友谊及敬慕的亲切记录，以及坦诚率真、奖掖后进的嘉言懿行，都是我国20世纪人文学人所稔知，无待多言。不料《吴宓日记，1936—1938》（北京：三联书店，1998)中详尽地列举了我与他"初识"与过从。吴师的两年日记中涉及我的七条，既是我这长篇学术性回忆中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又是反映30年代清华精神最生动的实例之一。兹将相关诸条抄录如下：

[1936年]八月八曰盞期六

夕7—9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浙江）。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

八月十七日星期一

4一5寝息。5：00绚又来。潘光旦陪全增嘏来，未入室。待至7：00何德奎（上海工部局会办）率其叔何炳棣如约来。

在宓处晚饭（西餐）。……是晚，绚谈话太多，至于倦极不休，且神情惶忽；致宓无机会与何德奎叙谈，宓殊厌之。9：00何八月十八日星期二

夕4一6何炳棣来，多所请益，谈颇洽。

九月十五日星期二

上午10—11何炳棣来

[1937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一

4：30-6：00何炳棣介何基来，宓为述《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停办之实情，及碧柳之轶事。何基为何廉之弟，现为清华历史系助教。

七月四日星期日

晨8：00何炳棣来，谈其治学计划。直至10:30始去。

七月十七日星期六

正午12—1，访叶企孙。路遇何炳棣谈国难。

1936年秋季开学之前，8月8日周末立秋之夕，初次偶遇即与吴师谈达两小时之久，并承他暗许为"有望之青年"，60多年后读之感受之深，难以言喻。大概吴师问起，我就择要报告前两年读书概况:遵循蒋、刘、雷诸师教导，先从西洋史中体会方法、观点、分析、综合以及史学著述之最高意境，以为他日深入研究国史的参照。

因所谈治学步骤方向与吴师着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宗旨不悖，所以初谈即互有欣洽之感。恰巧中国科学社8月间在清华开年会，何德奎（参看"专忆1:何家的两根砥柱"）极欲重晤当年哈佛旧友，由我代约，遂有8月17晚间餐叙；由于餐叙谈话被另位女客所垄断，所以我次日下午又晋谒代德奎表示憾意之后，即借此机会再向吴师请教中西文史应读诸作，不期这次欢畅的谈话又长至两小时之久。最使我惊异的是1937年7月4日，卢沟桥事变前三日，上午8时我即趋谒吴师，谈我的"治学计划，直至10：30始去"。60多年后我仍无法想像那时我这头天不怕地不怕的"初生之犊"怎能有那么多的"治学计划"可谈到150分钟之久；更难解的是像雨僧师那般学贯中西、阅世知人的硕儒，竟能从头到尾耐心地听而亳无愠色。

无法解释的解释只有是：清华精神！

清华精神源自清华传统。清华学堂本为预备留美而设，所以自始即必须是文理兼顾，属于通识教育性质的学校。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之后，特别是梅贻琦长校（1931年12月）以后，清华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提倡理工限制文法"。梅校长与教授会只极力响应"提倡理工"；将原属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予以扩充，并与新创的机械和电机两系联合成立一规模初具的工学院。但绝口不谈"限制文法"。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文法两院表现出空前的活力。除各系师资普遍加强外，教授研究空气较前大盛，研究成果巳非《清华学报》所能容纳，于是不得不另创一个新的学术季刊：《社会科学》。冯友兰师的《中国哲学史》和萧公权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两部皇皇综合巨著更足反映文法教学研究方面清华俨然已居全国学府前列。

30年代清华文法教研之勃勃生机，必有赖于背后之治学理想，而此理想梅校长迟迟于1941年"大学一解"论文（刊于《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清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中始阐述其要：……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

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止，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累民，此通专并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今曰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今学习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许其进入专门之学，于是从事于一者，不知二与三为何物，或仅得二与三之一知半解，与道听途说者初无二致。近年以来，西方之从事大学教育者，亦尝计虑及此，而设为补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为展缓分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年始分者；二为于第一学年中增设"通论"之学程。窃以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颇有可供攻错之价值，可为前途改革学程支配之张本。大学所以宏造就，所造就者为粗制滥造之专家乎，抑为比较周见洽闻、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乎？……我国20世纪论大学教育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从未有坚毅明通如梅师者。梅师长校之初即提出含有至理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唯大师始克通专备具，唯大师始能启沃未来之大师，此清华精神之所以为"大"也。

与梅师并肩维护通识教育原则，罗致并培育大师级科学家的是多年主持理科教研的叶企孙师（1898—1977)?。最足反映叶师之"大"的是他1928年致吴有训（正之，1897—1977)聘约中所订的年薪，髙过自己理学院院长的年薪——此事后来传为美谈，对学术界影响深远（吴是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物理学家ArthurHCmptn 的得意又得力的高足；吴的192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立即刊载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叶随即增聘以研究无线电闻名的萨本栋和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此外，原东南大学毕业，受叶企孙赏识而带到清华用心培育的赵忠尧，1929—1930年间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巳经作出"两项发现实际上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现象与正负电子对的湮没现象"——这两种现象的发现，几十年后在杨振宁严肃评估下，认为"绝对是诺贝尔奖级的工作"?。我在清华的三年(1934—1937)全校公认物理系为最接近世界先进标准、最有实力启沃未来大师级人才的一系，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管在国内或是海外，如果有人问我何人何事何地何言最能代表清华（当然包括1937—1945的西南联大）精神，我必须重述业已被公认为世界级应用数学大师、清华九级学长林家翘1965年初秋自麻省理工大学来芝加哥大学作一周的学术演讲与对话时，在九级物理系毕业、不久获美国气象学会最高奖的郭晓岚家中和我握手时所讲的话："咱们又有几年没见啦，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①我愿在此注中介绍一部巨著：虞吴、黄延复合著的《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这本近50万言的书史料丰富、涵盖面极广：表述叶先生长期不懈地探求明悉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尽力提髙清华数理教研的水准，大量培育清华内外的青壮科技家，并诱导他们出国学习国家所最亟需的专业。自清华内部言，叶先生是仅亚于梅校长，影响最大的领导。从全国着眼，叶先生是庞大科技网早期最主要的筹编人。

②杨振宁，2001年2月22日致我信中的判断。全文见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582。杨对赵先生研究贡献的英文评估前此已在美国发表。

雷海宗先师

(一）雷海宗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王敦书(笔者注：王敦书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下文据原文略有删节）雷海宗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贯通古今中外历史著称。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家庭出身中农，父亲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人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校高等科学习。1922年毕业，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科学习历史，副科学习哲学。撰写博士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时年25岁。深受导师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为中国留美学生赢得了声誉。

1927年，雷海宗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和抗日战争期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长。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离清华大学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1962年逝世。

-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是雷海宗治学的特色。他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气象、数学、生物和科技雷海宗先师（1940年代初）

等方面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曾先后讲授史学方法、中通史、殷周史、秦汉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基督教史、外国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名著选读、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swaldSpengier,TheDeclineftheWest)研读、物质文明史等各种课程。他记忆力极强，从不带讲稿，但讲课极有条理，深人浅出，内容丰富，生动活泼，计时精确，引人入胜，人名、地名、史实年代准确无误，深受学生欢迎。！

在30年代，雷海宗的主要著述有"中国的兵"、"中国的家族制度"、"皇帝制度之成立"、"无兵的文化"、"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和"世袭以外的大位继承法"等论文，后合编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此后，他为《战国策》半

月刊和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撰稿，其中主要文章 "历史的形态+

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外交：春秋与战国"和"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后编人林同济主编的《文化形态史观》一书，由上海大东书局1948年出版。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他写过多篇学术性论文和数量极多的政治性杂文，不赘述。此外，还编印了《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两大套完整的讲授纲要和史料选编。

雷海宗的治史特点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自成体系。他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和19世纪德国朗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

他本人也曾撰写"殷周年代考"、"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等文，考订周灭商和汉武帝建年号的年代，并得到当时著名史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重视与赞同。但是，他强调真正的史学不是烦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应为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统一，要作审査、鉴别与整理材料的分析工作；以一贯的概念与理论来贯穿说明史实的综合工作；用艺术的手段以叙述历史的表现工作。三者之间，分析是必要的历史基础，综合为史学的主体，艺术则是装饰。他着重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他主张吸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整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当时他接受的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风靡一时的德国施本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

在历史认识方面，雷海宗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但过去有绝对和相对两个方面。历史学应研究清楚一件事实的前因后果，在当时的地位，对今日的意义，使之成为活的历史事实。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和时代精神的表现，所以同一的过去没有两个时代对它的看法完全相同。

就历史观和整个体系而言，雷海宗认为，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时间以最近5000年为限。历史是多元的，是一个个处于不同时间和地域的髙等文化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迄今可确知七个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伊斯兰教和欧西。这些时间和空间都不同的历史单位，虽各有特点，但发展的节奏、时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经过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绝的末世这五个阶段，最后趋于毁灭。

与施本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之点。其他文化除欧西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按照上述五个阶段的进展，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期而亡。唯独中国文化4000年来却经历了两个周期。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由殷商西周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期，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汉帝国时代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88年至383年）。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至此并未灭亡，却返老还童直至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期，淝水之战是一个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第二周期的中国，无论民族血统还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变化。胡人不断渗人和侵入与汉族混合为一，印度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发生化学作用，这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一个综合的中国时期。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上并无新的进展，大致墨守秦汉已定的规模，但在思想艺术上，却代代都有新的活动，可与第一周期相比，共经五个时期，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灭时代。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雷海宗着重由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考察评价。他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象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这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家族而言，春秋以上是大家族最盛的时期，战国时代渐衰，汉代又恢复古制，大家族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维持了2000年。大家族似乎与国家不能并立，古今还没有大家族下面国家的基础可以巩固的。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4000年间，国君最初称王，下有诸侯;其后诸侯独立，自立为王；最后其中一王盛强，吞并列国，统一天下，改称皇帝，直至近代。皇帝视天下为私产，臣民亦承认天下为皇帝的私产。秦以下的中国，是静的历史，可称为"无兵的文化"。

1935年前，雷海宗是一个基本上不参与政治的学者，史学体系也尚未完全建立。抗日的烽火，燃起了他满腔的爱国热情。他开始积极议政，将学术与抗战紧密联结起来，不仅确立中国文化二周说,并进一步提出第三周文化的前景。他强调中国之有二周文化，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当前，欧西文化已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战国中期阶段，其时代特征是大规模的战争和强权政治，发展趋势是走向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而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抗日战争比淝水战争更重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中国前后方应各忠职责，打破非常记录，赢得胜利，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他慷慨激昂地写道：生逢2000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4000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更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雷海宗在解放前虽没有接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他热爱祖国和坚决抗战的立场与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贯通古今中外的渊博学识和精辟见解，独树一帜的囊括世界的史学体系，在当时我国史学界是很为难得和具有重大学术影响的。一些学者以他的名字来形容其学术成就：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1952年秋后，雷海宗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编写出《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并决定正式铅印出版。……1957年，雷海宗被错划为右派，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此后，他健康急剧恶化，患慢性肾脏炎，严重贫血，全身浮肿，步履艰难，停止了教学活动，学术研究也难以进行。但他仍精心译注施本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 节，其译文和注释有许多独创精到之处。在听到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消息后，他心情激动，用英文写下长诗加以歌颂。摘掉右派帽子后，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马上于1962年春毅然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精神抖擞地为100多个学生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坚持到该年11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

雷海宗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和蔼可亲，不仅在讲堂上认真讲课，循循善诱地引导研讨班学习讨论，而且课外悉心尽力地指导他们读书写作，并热情地关怀照顾他们的生活。他一生靠大学教书薪俸收人，勤奋读书，别无他好，律己甚严，俭以养廉。因父早逝，作为大哥负起了将弟弟、妹妹抚养成人，供应他们上学成家的重担。雷师母张景弗，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为了照顾雷先生，放弃工作，操持家务，伉俪情深。雷海宗的成就是与贤内助分不开的。凡到过雷师家的学生，无不从雷师母的亲切接待中体验到了温暖与关怀。

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年60岁。雷海宗为建设祖国的历史学科和发展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代不少知名学者出自他的门墙，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

(二）雷师母张景II的回忆（1989年7月）我于1930年与雷海宗结婚，1962年他去世。在这30多年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品德高尚、好学、虚怀若谷、遇事皆先人后己、热情帮助他人。举一件小事，证明他是先人后己的。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员北上，我们全家由昆明乘飞机飞往重庆。飞机抵重庆时，有两位女同事所带行李比较多，无人帮忙，海宗即先将两位女同事的行李搬妥后，再搬自己的行李。

我们因等去北京的飞机，在重庆招待所住了约一个多月，但飞北京的飞机，许久才有一架，要按抵重庆先后的日期而排名次；等轮到我们时，直达北京的飞机停航了，我们只好改,乘去南京的飞机，飞往南京。抵南京后，知京浦路尚未恢复通车，要由上海乘海轮到塘沽，再转乘火车去北京。但去塘沽的船何日起航，杳无音信。我们在南京住了两个多星期后，乘京沪路火车去上海，等海轮北上。在上海又住了两周多，才买到去塘沽的轮船票。当时留在上海要去北方的同学有三四百人之多，都要乘这次去塘沽的海轮。这数百名同学本由一位教授带队，临开船时，那位教授忽对海宗说"雷先生，我不去了，由你带队"。那位教授怕困难，临阵脱逃，把困难推给别人。海宗面对这种困难情况，想到数百名同学无人带队照管，他就接受了那位教授的嘱托。很不幸，船至途中遇着大风浪，几乎沉没。在这险境下，海宗组织同学分队、分组，井井有条。

船抵塘沽后，换乘火车去北京。火车抵北京站时已是深夜12时。海宗让我乘三轮车先回到他二弟家中，他留在车站，把每一个同学的行李都安排妥当，他才回到他弟弟家中，已是凌晨3点多了。自那时起，我发现他的体力大降。

1952年院系调整，海宗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研室主任，组内有位同事教课不受同学的欢迎，无法教下去。当时海宗授课的时数已满，但他仍勉力接受那位同事的课，该同事随班听课，海宗尽量不让那位同事有丝毫难堪。那位同事随班听课后对海宗大为感佩。

"反右"时，系内开小组会讨论如何批判雷海宗，轮到那位同事发言时，他说"雷海宗是我最好的老师"，使当时主持会议的人，大为恼火。

海宗写英文稿件时用英文思索，这是少见的。他至美国芝加哥读头一年时，写了一篇文章 ，大受教师的称赞，问他如何学得这样好的英文。此事他未对我说过，我是在他去世后，在他日记中发现的。他不仅英文好，也懂法文，可以看书。法文，是他考清华留美预备班时自学的。他考清华时，是考插班二年级，因考插班二年级，需考法文。他经常看法文书，故法文未忘掉。

海宗在美国学的是西洋史，回国后，他认为要做一个历史学家，应兼通中外历史，故他自1927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即着手研究中国历史。每当他想到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时，都即时写下来，由此积累了不少资料。1932年，他回到清华母校任教时，夜以继日编写中国历史教材，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三四点钟，—最后终于完成了一部中国通史讲义，共六册。

海宗为培养接班人，抽出时间在家中为他的一位助教，专开一门中国上古史。

海宗假如开了一天会，回到家中，第一件事，一定要拿本书看，一边说"今天整天未看过书"。他真是个十足的书呆子。

在南开时，除订阅《人民日报》外，还订了十多份外国杂志。他说"不看外国杂志，就不了解人家的科学一日千里"。

海宗在美国未完成学业时，他父亲病故了，他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当时除二弟在邮局工作外，其他弟妹都在读中小学，故家中的经济很困难，他便由国家给他在美学习的生活费中，每月节省五元美金寄回国内家中。

他父亲生前是牧师，按教会规章 ，牧师的子女皆免费读中小学，直到中学毕业为止。因海宗学习成绩优异，教会表示对他的供给不受限制，要用多少，就给多少，直至读完清华为止。但他不愿多花教会的钱，非常节约，每周皆步行进城。他感觉用教会的钱，心中十分不畅，故他回国后，即不再领用教会津贴，他弟妹的学习费用就由他自己负担。他1927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月薪260元，每月寄回北京老家140元。我们结婚后，每月仍按原数寄回北京家中。1932年他回北京清华母校任教，北京老家及弟妹的学习费用，各人每月的零花钱，均由他一人承担。二弟的工资由二弟自己支配。每年暑假时，我们由清华进城后，带着全家老小去前门最大的绸锻店买衣料；他亲自捧着料子，走到两个妹妹跟前问"大妹你看这块料子做衬绒袍好吗？二妹你看这个料子做夹袍好吗？"料子买妥后，回到家中，叫成衣来，给每人量好尺寸，一切都完毕后，我们才乘车回到清华。照例，一年一度。

海宗自己虽已负担很重，但如有青年考取大学，经济有困难者，若向他求援，他都尽力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1957年夏，在天津市内开"反右"大会，会上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十分沉痛地对我说"对不起你"。这突如其来的噩讯，对他打击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当时我能向谁求援，又有何人敢来帮助我们？我二人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大约过了两个月后，系里叫他作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他的身体日渐虚弱，但有的会他必须参加，有一次他晕倒在会场，三轮车把他送回家中。

海宗学习的兴趣比较广，他在美学习时，主系是历史，副系是哲学，对佛学也略有探讨。曾记得1961年冬有一天晚间，南开大学外语系的一位教授来家中问起西王母的来历，海宗不顾自己虚弱的病体，滔滔不绝地将西王母的来龙去脉讲到深夜。

1961年他摘掉右派帽子后，系里纷纷来人，对他说，这门课无人教，那门课无人讲授，恨不得他成为孙大圣。

1962年春，他患慢性肾炎，是不治之症，已三年了。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4克，全身浮肿，步履艰难。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他毅然乘着三轮来到教室门口，拖着沉重的步伐重上讲台，他先后讲授"外国史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外国史学史"是一门新课，以前各大学历史系都未开过，据说此门课在北大是由几位教授合开的，而南开只由海宗一人讲授。海宗一直坚持到该年11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

1962年12月15日夜，海宗病情加重，次日送往天津总医院，医治无效，于12月25日与世长辞，一代文人，从此离世！

他是无私的，他对自己的吃穿从不讲究，我若为他做件衣服时，他总要问"你有没有？"我婚后没有工作，但他对我从未表现过家长作风，或大男子主义，更未对我说过一句不堪人耳的话。他病中，有人送来由香港寄来的饼干，他知我爱吃饼干，他一块都不肯吃，留给我吃。如有人送来电影或戏票时，他总是催促我去看，对我说"你能出去散散心，我就高兴了"。我如在厨房做饭时，他搬个凳子坐在我身边，对我说"我不能帮你做，只好陪陪你"。我外出购物，若回来稍晚，他就在校门内踱来踱去，直到我回来。邻居的一位老太太说，"我从未见过夫妇的感情这样好"。我自慰选得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终身伴侣，可叹好景不长，他过早地离开我，死者已矣，生者难堪！

我们只有一个独生女，雷崇立，她父亲是非常疼爱她，但不溺爱，如遇女儿任性时，他决不依从，并不责罚她，而是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崇立后来成为贤妻良母，对公私事都是任劳任怨，不自私、不自傲，有乃父遗风，1952年，海宗调往天津南开大学任教，当时崇立在北大尚未毕业，她毕业后留校任教，因天津北京两地相隔，海宗未能有机会把自己所掌握的英文传授给女儿，这是他的一大遗憾！

我现已年近九旬，由童年到现在，我的生活条件，确实起伏不平，但我对生活的甘苦不太介意，只求能度过一个心情舒畅的晚年，于愿足矣！

(三）笔者的回忆

回想起来，连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师影响至深且巨，而事实上只正式读过他的唯一一门必修的中国通史。正式读雷之课如此之少有二原因。（1)在北平的三年我专心于为将来的留学考试奠基，时间和精力上都挤不进雷先生的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2)1939年秋自北平至昆明任清华历史系助教以后，先忙于教西南联大先修班的西洋通史，随后忙于解决终身大事，投考第五届（1940年8月）清华留美公费考试失败（1941年夏始揭晓），迟迟因父丧不得不回沦陷区料理家务，等等，一直不知也未能旁听雷师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和罗马帝国制度史等课。这些西史的课都是雷先生的专长，战乱中完全错过是我终身憾事之一。北平清华二、三年级时课外虽不无向雷师请教的机会，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与他的经常接触和专业内外的交谈。

据我一生观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学人。他律己极严，终身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他对人的感情和关切从不轻易外露。我对雷师母回忆中所述雷师高尚品德有亲切的体会。例如1941年初冬，我留学初试失败后数月，迟迟始获悉父亲已在天津去世。有一天雷师在联大围墙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公从私的立场我觉得不能不向你一问，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学校做讲师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联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当多，你虽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学，轮不上你教。

如果旁处有机会教西洋史，你是否考虑?"我的回答很坚定，我不在乎名义和待遇，昆明究竟师友相处融洽，学术空气和图书设备还是比较好，我无意他就。雷师这才说出心里的话："你这样决定，我很高兴，不过因为职责所在我不得不问你一问。"三个月后因家务回金华，我在浙赣路上遇见九级历史系王文杰学长回福建奔妻丧，他告我路费的极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给他的。

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过人的"容忍"，而这种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学术和道义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间全系师生茶会后的晚间，同屋黄明信告我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会中明明听见陈寅恪先生相当高声地和一位同学说，何以目前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那时雷先生不过几步之外决不会听不见这种讽剌的。同时清华历史及哲学系合聘的张荫麟备受陈寅恪师4

的赞扬，已着手为教育部写撰《中国史纲》第一辑。清华校园之内，新秀吴晗对雷之通史已有讽议。今夏通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发现1938—1939年钱穆的中国通史列为甲组，雷的通史列为乙组；自1939—1940年起吴晗授甲组中国通史，雷师的通史列为乙组；1942—1943年，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讲授甲、乙、丙三组中国通史。当时的理由是甲组较详于史实与制度，最适合人文社科学生的需要，乙组史实及制度稍为简略，宏观视野及分析综合比较适合理工及不以历史为专业学人的需要。

当时雷先生为历史系主任，始终践履先人后己的原则。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释过何以他在中国通史里故意略于制度：著者前撰"中国的兵"，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似乎有补充的必要。这种批评著者个人也认为恰当。但两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殊觉无聊。反之，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两千年来的历史有什么特征，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

对历代宰相制度、内廷外廷、宦官等，雷师也采取类似的简化大"周"，当然不免引起少数同仁的明讥暗讽。新故老同班，前台北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翁同文即回忆："在西南联大的一次谈话会中，我就听见吴晗先生表示讥弹之意。"②但可喜者有三。

①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香港：龙门书店，1%8影印本），页125—126。

②翁同文先生生前面赠打字未刊的"西方学者的4文明异同比较研究评述"，页13。

(1)当时联大助教学生求知若渴，胸怀开朗，决无门户之见。

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则良学长即兴奋地告我，年前钱穆(宾四）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氏之长无伤于我们对雷氏通史的服膺。我们那时吸取各家之长还来不及，怎会尽先去挑剔老师们的短处。

(2)当时助教学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国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须略知人类史上其他文化的同异与盛衰兴亡的各各段落，否则难免井蛙之识。翁同文早在60年代初在巴黎期间即接受我的请求，对雷师的通史作一扼要忆评。他强调指出，雷师为介绍当时风弥世界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中国之第一人。虽形态史观之价值尚无定论，且施本格勒、汤因比（ArnldTynbee)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迄无译本，但开风气之功，实舍雷先生莫属"。再则，"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讲义既依形态史观架构编制，其影响及于清华联大后学之任历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数。就所知丁则良学兄授西洋史即沿其体制，弟去国前滥竽授中国史亦复循其规模……"①30多年后应该补充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我个人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40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师的看法，因早在30年代他已纠正了施本格勒对两汉以后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丧失生命力的错误看法。甚至当时联大学生方面，历史系最优秀的刘广京和任以都（二人二年级读后即去哈佛完成学士及博士学位）都是选雷师的乙组通史。广京近年通信曾几度提及，今日海外炎黄子孙先后同出雷门者已寥若晨星，所以这种共同师承关系弥足珍惜。他甚至还记得雷师阅世知人智慧之偶尔流露于课堂内外者。如1998年6月23日致我的信："……记得雷伯伦师曾云：西洋史家过了中年，著作虽精而罕能维持火气，而今则吾兄以八旬之年而作此精辟生动之大文……"信中所指是我驳斥美国亚洲学会、原日籍女会长1996年卸职演讲诋①翁同文先生1962年4月7日自巴黎致我信中语毁国史，攻击"华化"观点的一篇颇有"火性"却能使她无能回答的长文。事似琐碎，但反映雷师通史及其嘉言懿行对弟子辈影响的深远。

(3)尽管六七十年前雷师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理论架构应用于国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评讥，但经雷师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态史观，确颇有裨于中国通史的宏观析论。盖两河（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伊斯兰教、欧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与风格，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异；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标示彼此之间确有类似的发展阶段、历程，以及最后大一统之出现、崩溃、没落共同之处，此即所谓的形态之同。因此，仅置中西两文化于一个视景（pei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异的最有效方法。遍观20世纪治史或论史对象最"大"的史家，施本格勒外，如英国的汤因比，德国提出古代哲学"轴心"时期的雅斯波斯(KadJaspers)，中国之雷海宗，美国与我同僚及学术关系久而且深的麦克尼尔（WilliamHardyMcNeill)等位实际上无一不预觉到世界之进人"大一统"局面，无一敢深信这行将一统世界的大帝国（及其盟属）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义、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长期控御无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规模大一统帝国继续发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没落与崩溃，正是关系全人类命运不能预卜的最大问题。治中国通史不能仅凭传统经史的训练，必须具有近现代世界眼光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如"无兵的文化"及其派生的种种不良征象）。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何以堂堂华夏世界竟会屡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蛮"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50年代中期，"百花"之后，"反右"期间雷师成为国内学术界被批判的最主要对象之一，因为其他学人几乎不可能有雷师的胆识，公开声言共产及社会主义世界里的社会科学，自从1895年恩格斯死后，陷人长期停滞。雷师所受精神打击之外，物资生活亦陷人困境，工资立即减到半数以下，每月仅领人民币150元（多年后由雷师母信中得悉）。直到1959年秋我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由哈佛出版之后，我才于次年舂把此书及早巳在《美国人类学家》列为首篇的"美洲作物传华考"（1955年4月号）、1954年7月刊于《哈佛亚洲学报》的"18世纪两淮盐商与商业资本"及《经济史学报》(英国剑桥，1956年12月号）里的"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等单行本一并寄呈雷师，聊充旧日弟子海外初步作业报告。

两年半后我终于接到雷师的回信。兹将原信全文抄录如下：炳棣：

首先我必须说：Iweyuathusandaplgies，因为我早就应该与你回信。你寄给我的几封信，你在1959年年底寄给我的你那一本精心之作StudiesnthePpulatinfChina和几篇论文，我都已收到；你叫我转交的几篇论文，我也都一并交南开大学图书馆。读了你那本书和论文之后，感到极为兴奋。最近又收到你本年八月十一日的信和所附的各种学术刊物对你的作品的异口同声的称赞评语摘要，我真是无法形容内心所感到的欣悦和赞叹。你仍在盛年，我深信你今后在学术上所要作出的成绩，一定还要越过你已经有的极不平凡的成缋。我希望，我最少还有机会能看到你今后一部分的成缋：我眼前正在急切盼望早日读到你那本关于scialmbility的新书。

我过去四年，一直在病中，大部分的时间不能工作；因体弱神衰，朋友间的信息往来也都断绝。我过去曾经屡次提笔，想要给你写信，每次都是提起就又搁置，没有能力写下去，以致劳你在万里之外长期惦念，每一忆及，内疾至深。最近一年，虽未完全康复，我巳又开始任课；因仍在病中，领导方面对我特别关注，叫我只担任一门课，以免劳累。课为新课，即"外国史学史"，主要是讲西方过去两三千年的史学发展情况。我极力希望，病能早日好转，以后可以多担任些工作。

我知道你将要担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史教授，非常欣慰，你今后必能更顺利地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芝加哥巿内似乎有一个专门收藏中国图书资料的图书馆，对你从事经常性的研究，可能有帮助；当然，为特别专门的研究，恐怕仍需借助于东部的几个大图书馆。

我的病不好不坏，请勿多念。当局对我照顾周到，每次到医院就诊，都有青年同事陪伴，扶我上车下车。内子虽已年逾花甲，大致尚属健康：她叫我向你、向景洛多多致候，并告诉你们的两个孩子，说万里之外有一位老太太常常想到他们。小女现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任讲师；她已自有家庭，也已有一子一女；她工作较忙，不能多来天津，所以经常只是我与内子两人相依度曰。

你写信给我，谈你在国外的工作和情况，用英文比较方便，今后尽管仍用英文。我给你写信，瑣琐碎碎地谈我的情况，用中文较为便利。

此祝

阖府安好。

海宗

1962915

世事往往有偶合。我迟迟于1962年圣诞前一日下午才收到10本我的新著《明清社会史论》（TheLadderfSuccessinImperialChi-

na：AspectsfScialMbility,1368-1911)(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半个多月后接到天津雷师母的信，才知道雷师已于1962年圣诞日归道山。按时差推箅，当我忐忑疾越山坡将此书付邮之际或正当大洋西岸雷师弥留之时。

为冥冥纪念雷师，当1965年芝加哥当局决定为我设一讲座之时，我建议JamesWestfallThmpsn(芝大已故中古史名家）这一称谓，因为Thmpsn是雷师当年（1922—1927)最重要的老师。

师恩难报。我有生之年尚有一件心愿，能否亲观其成虽不可知，然当努力为之。将近30年前应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之约，曾特撰"周初年代平议"一文以恭预《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3，Nl)创刊之庆。此文25年后重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国学拙文主要结论之一是：

近代学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1027BC之说之可信。迟至1945年，瑞典汉学名家高本汉（BemhardKarlgren)教授，在一篇论商代某类武器和工具长文里，才放弃了刘歆1122BC之说，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国、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响甚大，一般称《纪年》武王伐纣之年为"高本汉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B(：在东亚、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为绝对年代，从学术公道的立场，我们有义务称之为"雷海宗的年代"。

可憾的是，迄今不是像南开大学雷门弟子王敦书教授所说，雷师这一极端重要的年代考证已"得到当时著名史学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髙本汉的重视与赞同"。洪先生仅在他轰动西方汉学界的《春秋经传引得序》（1937)的一个底注（重刊于《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267，注5〉里，指出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则武王灭殷当在前公历1027"。高本汉根本无一字解释何以最后放弃一向接受的刘歆年代1122BC，而突然采用古本《纪年》1027BC之说(BernhardKarlgren，"SmeWeapnsandTlsftheYinDy，nasty"，BulletinftheMuseumfFarEasternAntiquities，N-17，1945，PP101—144，特别是pp116—120)。即使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老友劳干（贞一）先生两年前神志尚清时，fi在电话中十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纪年》西周积年之重要，《尚书武成》篇纪日根本无法利用——仍是以1027BC归功于西方汉学家，而不公开承认雷师是近代1027BC说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须严肃论辩。雷师国史宏观诸论固已不朽；我仍须就纯粹史学方法，参照近年国内夏商周断代工程所积累的多学科资料，进一步努力，冀能为雷师贏得更大的不朽。

第八章 两年彷徨：光华与燕京

早在1935年清华已开始做南迁长沙的准备。七七抗战揭幕之后，个人的读书应试计划虽成泡影，当然还是只有跟着母校走。所以自北平到天津与父母及两妹短聚数日即行告别，搭太古洋行的顺天号客轮赴烟台，渤海中遇台风。翌晨船人港时，级友林从敏即开了自家洋行的小船来接我、黄明信和梁瑞麒三人至他府上做客。承林府款待10天左右，大家决定去长沙等候联合大学开课。过济南时，韩复榘的省政府竟发给我们流亡大学生每周每人2元5角的生活费。在国难生活一切从俭的口号下，我只故犯了一次"清规"：偷偷独跑到沂州小馆吃了一碗片汤和红烧一条斤半重真正的黄河活鲤鱼，因深知这种品尝全国驰名的地方美味的机缘是非常难得的。我和他们几位在徐州分手，原因是我必须先去杭州探望邵景洛，试劝她和她姊妹们也做内迁准备。由于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我不得不大绕其道，自南京乘江轮至九江，自南昌搭浙赣路火车至祖乡金华小住几日再北上杭州。获知景洛一家老少六口计划一时难定之后，只好怏怏一人去上海，再图西转长沙。

不期抵沪之后，德奎迅即代我向光华大学缴了学费，一切生活费用由他承当，两学期后我可拿淸华文凭。他热情地希望我能在光华借读期间继续准备将来的留学考试，练习英文写作。光华的师资和图书其实相当不错。文学院院长钱基博、历史系吕思勉等位都是著名学者，教西洋史的耿淡如是翻译名家，政治系也还有一两位好教授。外语系张歆海先生英文演讲之流畅，遣词造句之典雅，令我十分敬佩，我时常旁听他的课。但是，由于环境和学风的不同，更由于个人感到前途茫茫，实在无法安心读书。10月间得悉邵景洛全家巳搬回绍兴陶堰老家，我更感忐忑不安，因为东南战局如何扩展很难预料。12月初我搭轮船去宁波，经慈溪、余姚、上虡，渡曹娥，至陶堰，劝她父亲邵文镕（铭之，1877—1942，早岁在北海道札幌工专习铁路工程，曾任沪杭甬铁路工程师，后在苏北东台经营棉业，与鲁迅为生死不渝之交）先生最好全家先搬到上海租界，然后再做长期打算。果然此行不虚，开年景洛全家都迁到上海，住霞飞坊,成为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周建人先生的近邻。1938年春季景洛在暨南大学借读，1939年初完成了清华文学士的学位，比我学位的完成仅迟了一个学期。

就学习而言，1937年秋至1938年夏这一整年是恍恍惚惚度过的。只精读了英国19世纪中叶天才政论家白芝浩（WalterBageht,1826—1877)的《英国宪法》和崔维林（GMTrevelyan)的《英国史》各主要分期的序论。英文写作可能有些微的进步。这一年主要的收获是巩固了我与邵景洛之间的爱情。

就在1938年的8月，仍在北平的燕京大学以哈佛燕京社500被录取，9月北上报到，为历史系研;生。回想起来，足以自豪的是我们这班历史系研究生只有三人，王锺翰和王伊同是燕京本科毕业的，成绩优异，不必经过考试直升人研究院的。前者目前是一般公认的清史名家，长于满文的中国民族史权威。后者是江阴才子，骈文典雅，同辈学人罕有其匹。后在美国他曾面告40年代后半在哈佛东亚语文系博士论文口试时，日本史资深教授而又与费正清合撰东亚史的雷晓尔（EdwinReischauer,1910—1990)不时做笔记，足见哈佛教授中国史知识有限。王伊同任教于匹兹堡大学20余

第八章 两年彷徨：光华与燕京125邵景洛（1938年春，上海）作者（1937年秋，上海）年，不知何以久久未有鸿文问世，殊为可惜。我们三人都以邓之诚(文如）先生为导师，锺翰学长与我修清史，伊同学长修魏晋南北朝史。主要的工作是各自去摸索史料再选研究专题。洪业（煨莲，1893—1980)先生主持哈佛燕京社引得编纂的大工作，已出版的几种引得引起举世汉学界的重视。引得编纂所收容了不少专才，间接地增强了历史系的教研资源。最重要实例之一是美国哈佛柯睿格（EdwardKracke，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他在1936—1940年访问燕京研究宋史的"真正"的导师，是引得处的聂崇岐学长。洪先生所开之课，据记忆所及是初高级的史学方法和远东近代史。研究生不必上方法的课，有专门问题时可与洪师讨论研究。我只曾旁听过远东史的几个演讲，注重故事与趣味，如乾隆末年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LrdMacartney)是否始终未向乾隆下跪等，英文流利，笑话连篇，引起全班（尤其女生）兴趣，但内容多无关宏旨，与蒋廷黻师严肃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适成对比。

由于燕京图书远较光华为富，我恢复了清华自修西史长期准备留学考试的习惯。不但尽量利用燕京的西文藏书，并不时进城去北池子一个小型精致、外交史书籍及档案收藏可观的图书馆。

按:30年代在社会科学方面我国唯一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英文期刊是《中国社会及政治科学学报》（77ChineseScialandPliticalScience，北池子这所图书馆就是这个学会的会员教授们所主办的。据主持该馆的陈先生讲，当时对此馆最热心的是蒋廷黻先生。就我记忆所及，30年代该学报中不时有蒋先生精选、嗨邦福先生英译的帝俄《赤档》文件，以备不懂俄文的外交史家参考。雷海宗先生在清华已经发表的"皇帝制度之成立"，也在该学报另以英文发表。我特别记得丁文江先生一篇批驳法国汉学、社会学家葛兰言（MarcelGianet)的《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所描述的，郁郁葱葱、池沼密布的黄土高原与平原。黄土高原是在长期半干旱的状况下累成的，一般而言树林仅生长于较低近水处和山坡上。这篇极重要的书评影响我日后研究中国农业的起源甚为深巨。1938—1939这一学年，我利用燕京和北池子图书馆的藏书，对欧洲战前外交史及近代国际关系方面巳具有比清华期间更坚实的基础。

正因为恢复自修西史，对清代史料几乎完全忽略。学年结束之前有中西史初步综考（cmprehensive)的考试。西洋史方面由齐思和先生出题，我们三人都通过，王伊同和我成绩相等，王锺翰兄略低。国史皆由邓文如先生出题，题目因人而异。二王皆高分通过。我的考题全部皆有关清代史料，尤其是要较系统地说出清三通编纂的经过；问题之较专狭者，甚至仅涉及某晚清学人的笔记。

我几乎完全无法作答，久久不能动笔。邓先生对有些知名学者甚为严厉，而为人实际上非常慈蔼。他好像比我还难为情，对我用极温厚的西南官话说："随便写一点。"我仍是交了白卷。一周后他另出了些明清史实制度方面的题目，如明代内阁和宦官，清代康、雍、乾之治等，我总箅过了关，但自觉赧然，非另作他计不可了。

1938年秋冬之间我利用中、英、美的外交和传记资料撰就"英

第八章 两年枋徨：光华与燕京127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刊于1938年度的燕京《史学年报》。当时外交史是国际上最热门最拥挤的领域之一，拙文观点和分析能略有新（决不敢云"创"）见，至少堪充外交史上一个有用的底注，这是60多年后回想起来还不脸红的。1952年夏在哥伦比亚大学重晤罗孝超学长时，他坚持要请我吃饭，提醒我他1939年的燕京政治系硕士论文"张伯伦（JsephChamberlain，1830—1914)的外交政策"的序论章 是我代撰的（因他那时忙于网球比赛）。

1939年春夏间，我曾与哈燕社赵丰田学长几度谈论晚清人物和史料。他首先问我对清季外交人才的看法。我告他翻检中西史料的过程中，发现甲午、戊戌（1894—1898)之间，总理衙门大臣之中真正了解国际情势、真心倡议维新、最受光绪信任的是南海张荫桓(838—1900)。张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帝俄财相维特伯爵(CuntWitte)流亡期间所述的回忆里提到，旅大交涉时他曾令北京俄使向李鸿章 和张荫桓行贿；而《赤档》中却只讲李受贿、张坚拒受贿。张反对李的亲俄政策，主张联英以制俄，理由是英国志在推广商利，而俄则志在鲸吞我国的东北。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赖英使援救，张未与六君子同时受戮，流戍新疆；但拳乱发生，卒为后党所害。我觉得这位国内毁多于誉，而受到西方外交家一致赞扬的悲剧人物值得进一步研究。赵学长深以为然，并告我北平图书馆有抄本《驿舍探幽录》言及张流戍经过。我第二篇"习作"论文"张荫桓事迹"之刊于《清华学报》第13卷第1号（1940)是受赵学长鼓励的结果。另篇受益于赵学长启示的"习作"论文是"翁同解与戊戌百曰维新"（英文），刊于FarEastern(?Warte々（不久即改名为77ieJurnalfAsian&uw,《亚洲研究季刊》），1951年2月号。

"张荫桓事迹"和"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的起源"，对我报考第六届清华留美公费考试（1943年8月下旬）的成功不无小补。因为留美考试除语文及五门专课外，还有一项"服务研究成绩"，占全部分数的百分之五。这一项我之得到满分，无疑是靠燕京这一年巳刊及待撰的两篇论文。虽然报考时还另缴有"意大利统一的思想背景"，主要根据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马志尼（GiuseppeMazzini,1805—1872)英译文集（刊于《清华月刊》，1937年第1号），但此文原系二年级时欧洲19世纪史半研究性的读书报告，事实上是最初步的论文习作。

1939年夏燕京历史系虽不停止我的哈佛燕京社奖金，我已自觉难以久留。正巧刘崇铉师暑假自昆来平探望师母，问我是否有意回母校任助教。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机会，所以8月下旬即赴上海，经香港、海防、滇越路去昆明了。更堪告慰的是景洛已决定和四妹景渭，连同杭高老同学数人秋间同赴昆明。

自课业观点看，燕京研究院的一年成绩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课外与洪煨莲、邓文如、齐思和系中三师，以及政治系主任吴其玉博士多度谈话，都增广见识，获益匪浅。由于教授并不终日坐守办公室，研究生可趋教授寓所就教，不时且承留饭。可憾的是，当时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意愿去了解洪师"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等篇考据之犀利周至，以及邓师对历代典制之博洽精深。从观点、方法、论断上我获益最多的，是与齐思和师几度对中西封建制度的比较，因为这是齐先生哈佛博士论文的题目。据说国内自1949年迄今半世纪内对"封建"有五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我相信最合理、最正确的是齐先生的看法，大体上也是国内西史大师雷海宗和吴于廑们的看法。

1938—1939年在燕京与清华借读同学辈中，如陈国庆、姚念庆、程明洲、南开中学的林镜东、"小弟弟"黄宗江等人相处的欢洽，也是一生难忘的。

谨以生平难度最高的一篇论文——"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献给近年复刊的《燕京学报》，聊表对当年未名湖畔师友的怀念，并以匡早岁史识与考据能力之不逮。

第九章 南联大(上)

I留美初试失败

我于1939年9月底抵昆明，任清华历史系助教，主要工作是教西南联大先修班的西洋通史（1939—1940年以后先修班取消）。外界不知，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仅两月，清华校务会已接教育部命令筹办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双方一再磋商后决定了22个科门。文法方面只有工商管理和经济史。除医学（外科）、制药学、农学、纺织外，其余16门尽属工程。考试日期定为1940年8月下旬，考试地点定为重庆、昆明、香港。

除党义（不计分）、国文、英文外，每门要考五个专门科目。经济史门的五科目是：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经济学原理、西洋通史和经济地理。五科目中我仅仅读过西洋通史。经济史和经济地理不难准备，而苦在本科时未曾选习经济学原理，遑论经济思想史。当时西文图书相当缺乏，幸而联大经济系名教授伍启元学长自英国带回不少经济名著，供我自由借阅。伍学长是沪江大学毕业后入清华研究院，第二届中英庚款公费生，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其博士论文《国际价格史纲要》回国前已在伦敦大学出版；此种成就当时留学生中甚为罕见。我本科时一向弱于理论，1940年春夏经济学原理与经济思想史多种专著双管齐下，互相补益、反复消化。数周之后特向陈岱孙先生请教。陈师说经济学原理以纯理论部分（供、求、价格）最能鉴别考生高下，建议我进一步精读马歇尔(AlfredMarehall)较深的《经济学原理》中的若干章 。

8月下旬考试，使我最震惊的是经济学原理三个试题无一涉及供、求、价值原理，其一是关于欧战末期及战后俄国卢布和德国马克贬值的历史。这类题目我几乎一个字也答不出来。至今此科目之命题者仍不清楚，只听说他是中央大学教授。其他科目答案差强人意，但自知经济学原理是全军覆灭了。考试结果1941年3月15曰公布，经济史的胜利者是东吴大学毕业、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吴保安（后改名吴于廑）。一两日后清华注册主任朱荫章 先生对我说："这次可惜极啦，事实上你考得很不错，尤其是英文分数是全榜（考中与不中）最髙的，87分，但经济学原理只得了n分。就这样，总平均还是72分，这是历届留美考试从未有的现象。历届录取者最低的总平均是48分。这真太可惜了。"朱先生顺便告诉我，吴保安82分多的总平均是历届最高的。又告诉我经济思想史我得了85分，是北大赵乃抟先生命题，西洋通史得94分，是钱端升先生出题，经济地理得80分，是中央大学胡焕庸先生出的题。

这次考试失败给我最大的安慰是：强度自修经济学原理和经济思想史之后，自觉以后不会太怕理论性的科目了，对西方抽象而又系统思维的了解能力比以前大大增强了；将来历史研究攻坚有需理论之处，应有获取最低必要知识的能力。同时我对自己也做一瞀告:这次英文成缋全榜最高，决不能因此而翘尾巴，因我深信与考者中必有英文胜我之人。吴保安国文得90分(想系全榜最高者），而西洋史以英文答卷竟得95分，比我多1分，足征他的英文也是非常好的。我平心静气地反思，何以我英文得87分，较吴多12分的可能原因。按：英文与其他科目一样时限是三小时，分三部，汉译英、英译汉、作文。作文英文题目的措辞已记不清，意思相当于"论学以致用"。猜想中我之所以能得高分，十九可能是因我胆敢大作反面文章 ，力驳（当然避免过激语气）当时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短视与功利，只知注重理工，尤其是工程。我的作文相当长，主要是以19世纪德意志和意大利统一为例，说明其成功大都有赖德、意两民族的精神复兴运动，并举了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与史实。因此，为了民族复兴，文、史、哲之为"用"较理工有过而无不及。阅卷人既必系人文学者，我的论调可能正合他的心理。事实上，从这次考试我自觉英文是无止境的，我更应该继续自修以求增强英文思维和写作能力。不过这次英文考试的结果，少数联大同仁也有所闻。1986年秋重访昆明时，云南大学历史系砥柱李埏(幼舟)教授对我谈到一项回忆："当年丁则良曾对我说，留学考试并不怕何炳棣，就是怕他的英文。"我听了大笑，马上对李说："这是我当时不知道的，他库该知道我何尝不怕他，特别是他中文下笔万言！事实上他学语文的能力比我强得多。"此事虽小，却反映当时联大教员、助教、研究生之间彼此相敬相"畏"，友谊竞争并存不悖，大的趋向总是互相砥砺力争上游。

￥r￥r

我多年后不断反思，深觉1940年初次留美考试失败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如果那年考取，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应早已完成博士学位，一定尽快回国了。以我学生时期的政治立场，加上我个性及应付人事方面的缺陷，即使能度过"百花"、"反右"，亦难逃"文革"期间的折磨与清算。1980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教授请我开一海外华裔史家名单，以备该所邀请参加次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于10月1日国庆前完成北京节目后即到武汉参加正式的研讨会。事先该会为我在武汉大学安排了一个晚会，以便与吴于廑、唐长孺、姚薇元诸位名史家会话。这是我与吴仅有的一次晤谈。当我与这位清秀儒雅的学者握手时，不由脱口即说："保安兄，我是你手下败将，可是你救了我的命！"他茫然大窘，等我解说后他才明白。当晚与几位武汉史家谈话甚有收获，特别是事先已知吴先生在联大时曾听过雷海宗师的中国通史，解放后与雷师也有联系，对世界史的看法与雷师及丁则良等也大致符合。这是国内世界史基本教学上的大幸，因为主持者全是精通西洋史的学者。

n"尽人事"第五届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结果正式公布不久，清华评议会就于1941年4月10日公布了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的"初拟"科目。"初拟"二字是我半世纪后反思而加的。当时我们非常兴奋，因为人文社科方面科门比往届都多了不少，计有：英文（文字学）、西洋史（注重16、17、18世纪史）、哲学（注重西洋哲学史）、人口问题、政治制度、刑法学、会计学和工业经济等8个科门。

近年读到《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册3(上），页320，才发现早在1940年1月9日，在向教育部提出第五届留美公费生考试科门时，清华评议会在梅校长领导下已做出以下的决议："下届（指第六届）招考留美公费生时，应将植物形态学、语言学、人口问题暨文法方面科目特予注意。"这项决议反映梅校长及评议会一向在响应教育部"提倡理工"的同时，无时不在极力暗中设法发展文法。因为清华精神之可贵正在它一向对通识教育的重视。

清华放出招考第六届留美公费生的可喜消息之后，很多联大三校文、史、哲、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教员助教、研究生和刚刚毕业的优秀学生马上就开始用功全力准备了。不料不到一个月，消息已自教育部传到联大，丁则良首先听到，随即对我说教育部巳把文法方面科门大加砍除，西洋史确实已被取消了。在极度懊丧之中，我没有完全丧失冷静：正如清华考试委员会所拟科门必须经教育部批准，教育部改拟的科目似乎也必须经行政院例会通过。

在漫长失眠之夜反复慎重考虑之后，次晨等景洛出去办公的时刻，我给蒋廷黻师写信，报告西洋史科门日前被教育部撤掉，下届行政院例会之中蒋师如据理力争，西史科门抢救成功可望，于公于私似皆无不当。蒋先生那时是行政院政务处长，当然不会回我信的。可是不到一个月，大约是6月间，清华正式公布业经教育部审核批准的科目之中，首门即西洋史（注重16、17、18世纪史）。此外清华原拟的人文社科八科目中，"人口问题"改为"社会学"（注重社会保险），"会计学"保留，另加"师范教育"一门，其余如"英文（文字学）"、"哲学（注重西洋哲学史）"、"政治制度"、"刑法学"、"工业经济"等五门都被砍除。西洋史报载证实之后，我才对景洛一人说，如果这次我考取，十九应归功于"尽人事、听天命"的华夏古训。

in再"尽人事"

1941年初夏西洋史这一科门既经行政院月会予以保留，联大历史方面如本人、丁则良、北大宋泽生，研究生中如清华级友欧阳琛等当然立即重整旗鼓，全力准备考试了。由于自孩提起我心灵深处即由外祖母和父亲灌输了华夏文化的"忧患意识"，所以年届青壮一向都是一个多愁而并不善病者。这时考试科门虽经公布，届

五证

第考

年报

者华

作清

-1一：

堆

isr五！《2；公費生

9期"中奉：年八月拾、：d

_______J大

意

而每个科门所考的五个专门科目尚未决定，命题者亦待延聘。我臆测西洋史方面可能有两个科目：西洋通史和一个注重近古（16、17、18世纪）的大断代史。西史一切有客观标准，事先不必作杞人之忧。可能有一门世界地理，亦无大问题。国史方面最可忧者在中国通史，而且我的忧虑绝不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事缘两年前（1939年春）在燕京为研究生时，一天下午陈鳘来访。他是清华历史系七级学长，清宫太子太傅陈宝琛之孙，清华法学院院长陈岱孙先生的堂弟，字壬孙，书法秀劲颇类乃祖，古文根基在同学辈中亦较深厚。他又是邵循正的妹夫。其近作"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已被接受，即将刊于《燕京学报》第25期，1939年6月号。陈蓥面容戚戚，对我说："炳棣，对不起今天要你破费请我吃晚饭，让我喝几杯闷酒，因中英庚款考试揭晓，我没考取。"随即告我中国通史命题之"奇"为其致败主因。命题者事后知道是陈寅恪师。通史三题为（措辞不失原意义）：（1)评估近人对中国上古史研究之成绩。（2)评估近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成绩。（3)解释下列名词：白直；白籍；白贼。

乍看之下，第一、二题至公至允，毫无可非。但事实上当时全国资望之可为中国通史命题者除陈师外，有傅斯年、柳诒徵、钱穆、邓之诚、雷海宗、缪凤林、吕思勉等七八家之多二由于命题人学术修养和观点之不同，同一答卷结果可能有数十分的差距。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六七百年间政治、军事、民族、社会、经济、宗教、哲学等方面之荦荦大端，陈师试题几全未涉及，仅以至奇至俏之"三白"?衡量试子的①"白直"有二义。（1)南朝自刘宋起，以白直充仪仗，有时亦充侍卫军士。（2)北朝自北齐始，以白直充品官的力役。至唐代，凡州县官员流外九品以上，皆给白直，以供役使。天宝（741—756)初全国白直总数达10万以上。不久废。"白籍"是东晋及南朝时，北方侨居江南地区的临时户籍，因以白纸书写，故名白籍，以别于江南土著民户之"黄籍"。白籍民户可免税，可免服役。"白贼"是南朝对身无官爵的庶民或白民造反者的诬称。南齐485年唐寓之于富阳起事后，被称为白贼。（以上摘自《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上，页807—810)t 高下，甚至影响他们的前程和命运，其偏颇失衡实极明显。正在思虑中国通史可能命题人选的一两天内，在文林街上遇见陈岱孙先生，即以陈鳘的不幸经验面告。岱孙先生叫我几天之内上书清华评议会，请求慎选中国通史命题人。大约半月之内清华注册课正式公布所有22门的专门科目，西洋史（注重16、17、18世纪史）门所考五项专门科目是：（1)西洋通史、（2)西洋近代史、（3)明清史、(4)史学方法、（5)世界地理。以明清史代替了中国通史完全出我意料，但三思之后觉得非常合理，心中一大隐忧总箅解除了。

但史学方法这一科目引起丁则良和我的新忧虑，事缘姚从吾先生多年在北大讲授史学方法，以德国伯伦汉（ErnstBernheim)的《历史学方法教科书》为蓝本，内容远较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ChVLanglisandChSeignbs)合著的《史学序论》为翔实。丁则良聪明绝顶，没几天就笑着对我说，他不过向姚先生请教如何准备此一科目，而姚竟立即讲出不应讲的实话：清华考试委员会确曾请他为史学方法科目的命题人，但他马上辞掉了，理由有二：（1)他本人英文有欠精通；（2)他建议清华考试委员会应改聘我国史学造诣至高、方法至通的大学者。他并且对丁说，谁是史学宗师是尽人皆知的，不必道出他的大名。几天后姚先生对我也说了同样的话。因此，丁和我都相信史学方法的命题人定是陈寅恪师无疑了。当时我心中在想，陈寅恪师命题是无法猜中的；但这样也好，因为这力就不需要多准备，要靠平日所读所见所领悟的第一流考证文章 。至于所谓的"纯方法"方面，如版本、校雠、史料评价等一般原则，在陈师眼里都极浅显，不会受到他的重视。即使他题中涉及这方面，我从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书》相关几篇专文的卡片摘录似较章 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以及近人几种目录学、伪书考诸书所论要更周详、系统、科学。再则答卷时多以陈师考证结果为例总不致有大偏差。无论是何科目，陈师命题总有一定比例的"不可知数"，①陈鍪，中英庚款考试失败后赴东北教书，不数年即病死但史学方法的"不可知数"总比中国通史要少得多。

五项专门科目之中竟无中国通史，而有明清史，是我意想不到的，似乎可认为是我"再尽人事"的报酬。

W否不单临

1940年夏准备第五届留美公费生考试期间已接到天津二妹莲生的信，知道大妹又星（1919一1940)已因肺病逝世。又星小我两岁，自小学至天津河北女子师范毕业一直是校中首席"歌星"。她的夭逝无疑加速父亲的衰老。留美初试失败之后，一再"尽人事"准备东山再起之际，再接莲妹的信，父亲果然在1941年春夏之间去世了。事实上我几月前胃部即感不适，十余年后在加拿大才证实自少年时期（尤以南开中学初中二年级时1929—1930年）即患十二指肠溃疡；1933年第一次考清华照X光时发现左肺左下角曾经传染，幸而不知不觉之中已经钙化。回想起来，"旧中国"的公共卫生、体格检査等实在太落伍了，只有"适者"才能生存。无可奈何之中，只好继续准备考试。珍珠港事件打破了沉闷，清华校务会议终于1941年12月26日正式议决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延期举办。在这种情势之下，连系主任雷海宗师也看不出我的前途，所以才不得不试问我是否有意暂去他校独当一面讲授西洋史。

各方面考虑之后，只有暂离昆明，先回故乡金华料理父亲遗产以期接济天津母妹了。在沦陷区从事"经营"的15个月（1942年2月底至1943年5月底返抵昆明）是个人生命史上最不堪回首、最失败的篇章 。最可叹的是明明从景洛一系列信中得悉，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初定于1943年3月举办、又延到同年5月举办，我是干着急，自问绝赶不上，因为预计5月上旬只能赶到重庆，恐怕连报名期限都要错过，遑论考试。如期赶到重庆之后，住在两路口中央社宿舍世交赵漠野兄（清华经济系教授赵人镌之弟）处。恰巧叶企孙先生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经常到两路口办公。我问他第六届留美考试是否日内即要举行。他说："你来得将好，由于四处（重庆、昆明、成都、桂林）招考，筹备来不及，考期已延至8月下旬。"喜出望外，但我也确有隐忧，不觉脱口："可惜只有三个月不到的时间，无法好好地准备。"叶先生说："这也难说，考试主要要靠平时的用功。"我终于5月中旬赶回春城昆明。

V东山再起

回到昆明并不能立即集中全力准备考试。过去的15个月所受的精神打击实在很大，又自知荒废巳久，两个多月之内主要只能从事温习反思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8月16日正式报名参加考试。考试是十天后8月25日星期四开始的，共考8门，为时4日。当时由于防日本空袭，上午一场7—10时，下午一场3—6时，每场3个小时。非常出我意料的是，头一天头一场党义等候试场开门的时候，22科门百余位试子之中独独不见丁则良。党义完卷之后仍不见他的踪迹。到晚上才得悉他因患病便血不能参加考试。我这才暗中忖度是否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正在安排凡世间人的命运，两年多笼罩着心灵深处的阴霾似乎显出了一线曙光。

这次考试，国、英文及两门西洋史的试题都已不大记得了，因为答案平平无奇，远远不能令自己满意。明清史五题都记得，但答得好的不过两题，自以为得分也不会很髙。世界地理因自初中即特别有兴趣，答得还可以。最令我惊喜的是史学方法。我通常总是把全部考题过目之后立即动手逐题作答，因为人文科目必须争分夺秒才能尽量言所欲言。可是这次我却足足用了两分钟在忖度：如此内容合理、中西均衡的四大题目的命题人，绝不可能是丁则良和我臆测中的陈寅恪师，十之八九会是雷海宗师。兹将记忆所及的四题内容列述如下。-

第一题问：何谓"外证"（externalcriticism)；何谓"内证"（internalcriticism)?试申述外证与内证的方法和原则。

作者，1943年第六届清华留美报考证第二题列出西洋史学中的三大名著，至今只记得三中之二：HenryThmas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化史》和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三部中任选一部加以评估。我从未读过Buckle，但我可能是西洋史门真正精读过吉朋巨著最初十几章 的唯一考生。吉朋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就在开头的十几章 ；尤其是头三章 综合描述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版图、军事、政制、首都和地方的关系、民族政策、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其他造成百数十年和平康乐的种种因素和现象。再则长逾3万字的第十五章 ，详述早期基督教屡受压制而终能胜利成为国教的种种原因，也是全书精华所在。令我最满意的是在我周详的答案中，居然能把吉朋全书中最令举世史家拍案叫绝的一句，一字不错地全部默出：Thevariusmdesfwrship,whichprevailedintheRmanwrld,wereallcnsideredbythepeple,asequallytrue;bythephilspher,asequallyfalse;andbythemagistrate,asequallyuseful 流行于罗马帝国寰宇之内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和膜拜]，一般人民看来，都是同样灵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诞；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用。

这句名言全部默出对阅卷人打分数的可能影响，似可从本人另一亲身经验中体会出来:60年代末（确切年份已记不清），芝加哥大学有一个神学院主办的演讲及讨论，我随兴背诵吉朋这句名言以讥讽基督教胸襟之窄狭，并马上借此机会指出，吉朋之所以能写出如此永恒至高理性之句，正是因为18世纪西欧顶尖哲士深受古代中国人本主义哲人的影响。事实上吉朋的名句虽是以英文表达的，而其精神却可认为是"中国的"，非西方基督教的。我这短短的发言竟引起校长毕都（GergeWBeadle,1958年诺贝尔奖金得主，生物学家）和历史系同仁布尔斯廷（DanielBretin，不久即荣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异口同声的喝彩。

史学方法第三试题是《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任选其一，加以评估。

最后一题是《史通》、《文史通义》任选其一，加以评估。

我想天下后世都会同意，这门史学方法的试题真可谓是极公允之能事。四题涵盖中西古今，重本弃末，从人人皆有所知的基本课题中，甄别答卷中所表现的知识的深浅和洞悉能力的强弱——与第六届中英庚款考试陈寅恪师中国通史"三白"命题之偏颇，适成一有趣的对照。

1944年夏考试结果揭晓，我考取了。据清华注册主任朱荫章先生面告，我的总平均785分是全体22科门公费生中最髙的。当然，理工科门与人文社科科门性质迥异，不可类比，但师友间仍不1944年初夏第六届清华留美公费生录取名单(采自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时照传统习惯逗趣。回忆中最富戏剧情趣的是，60年代我在香港初访全汉昇兄的新公寓时，一开门，全夫人这位巾帼豪杰就吓我一跳，大声叫我"状元哥"！如果今后有人研究20世纪前半的新词林掌故的话，历届清华留美考试的"状元"，按总平均分数多少排列如下：第五届经济史门吴保安828;第三届戏剧门张骏祥8224;第四届英国文学门孙晋三7886;第二届考古门夏鼐和第六届西洋史门何炳棣同得785。如以专门科目论，孙晋三的莎士比亚98分，第三届概然逻辑门王宪钧的数理逻辑97,4分和我第六届史学方法的i

k

、/t

『<清華太六M美，〔"±

恥名？甲

I史I何棣，

T主-

馨?中，

享，

AT長备，

In意亨

It

争-告

遒工

會車pI含±"律-

1<sf,吮4，

界力Kf光，

3

1

更改；SJ

AJf,

splrffi￡JTftsl

文？iS

考

一镑

1

0

I」",十二

i一J"i：一一

？-二，7；十

i,二5二二

十

厶

97分为最高。?

如果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考试合并统计，总平均最高的要推中英第三届的钱锺书了——8795分！20世纪新登科录中创下最高荣耀的是学兼中西、文才横溢的钱锺书，绝不是偶然的。（请参阅本章 的两个附录）①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旧档，特别参阅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页1888—1890。

附录1留学考试的英文水平

英文在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地位之重要是毋庸赘述的。评估20世纪前半中国英语教学的成就与不足却是极其困难的，主要是由于没有大规模多层次的调查和衡量尺度。研究传统科举尚有大量登科录、进士三代履历和不少私藏的朱卷可资凭借，而三四十年代清华留美和中英庚款考试有关英文科目的试卷似已荡然无存。我只能从现存弥足珍贵的中英庚款考试的相关资料做以下的分析和推论（这方面清华留美考试刊印的资料不如中英庚款的详细有趣）。

我在回忆两次留美考试的正文中，曾涉及一重要的轶事：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考试总平均分数最高的是第三届留英考试（1935)中钱锺书的8795!《中英庚款史料汇编》，中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台北国史馆藏）并未明言此事，仅在页268第四届"英语学"门公费生赖宝勤（女）总分6390之下，列出"上届最高分数：8795"。《汇编》并无第三届各科门公费生名单及各科门各科目和总平均分数。我们只能知道钱锺书就是第三届英国语文门的胜利者。幸而第四届资料中，在各公费生名下添出"上届最高分数"一栏，我们才能肯定这个顶峰分数的荣誉应属旷世通才钱锺书。

《汇编》保留了第四（1936)、五（1937)、六（1938)及九（1946)届的公费生简历和成绩单。这四届的成缋单和历届考试规章 说明了以下重要的史实。

(1)中英庚款委员会自始即特别注重英文，并对英文最低录取标准一再慎思。自始拟定的"考试成绩计算法"是："普通科目"之中，"党义"和国文共占15%(前者375%，后者1125%)，而"英文英语"一项独占25%;"专门科目"共占50%,"著作"及"服务"占10%。可见"英文英语"比任何科目分量都重。不久即因理工科门应试者对英语口试感到困难，中英庚款委员会才取消英语口试，只留"英文"笔试，仍占总分的四分之一比重。为顾全理工考生，英文录取标准（无论专门科目分数多么高）必须在35分以上。我们发现如此低的英文录取标准后来还是不能严格执行。即此一端，已足见英文之被重视和考试难度之高。

(2)根据现存的四届成绩单，各科门录取的公费生内英文一项能得80分者甚少。偶遇获得80分的往往是华侨或出身于特重英文的教会学校。例如第四届英文得分最高的是"英语学"门的赖宝勤(71分）。赖的出身是：福建上杭"意大利婴堂女中"和香港大学，毕业后留校"研究英语学及英国文学"。同届西洋史门录取的王绳祖，年31岁，出身金陵中学及金陵大学，是贝兹（SearieBates)教授(哥伦比亚神学院、耶鲁大学博士）的得意弟子，1929年已任该校历史系讲师。王的国文全榜最高（85分），而英文只得55分（王是清华第六届留美考试西洋近代史的命题人）。此榜中有未来的世界第一流的数学统计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宝騄。许系出仁和（杭州）世家，英文得60分。数理方面知名者如张宗燧、周长宁和著名自然地理学家任美谔，英文分别得60、48及57分。

第五届全榜25人中，英文分数最高的是"普通语言学"门的袁家骅(778分）。清华本科时我最仰慕的高班同学之一、经济系的徐毓楠，英文得653分。未来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英文得674分。著名心理人类学家，新近故去的许烺光英文得6775分。直到第六届全榜20人中才再发现英文成绩80分以上的："法律（注重国际法）"门的王显湘（82分）和"经济（注重经济史）"门的陈仲秀（81分）。王出身"鄞县效实中学"及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年33，已任"上海公明法律事务所律师"多年，经常与西人有业务关系。陈仲秀出自华侨之乡广东台山，上海圣约翰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经济系及研究院。乍看使人惊异的是获得英文第三髙分（78分）的"农业化学"门的铁明，32岁，事实上他已经留学美国，在华盛顿及俄勒冈州研究，获得科学硕士学位。最引人深思的是此届"历史"门的胜利者谢志耘，出身于福州鹤龄英华中学、燕京大学、清华政治系研究生，年28岁，已任"上海路透社翻译部主任"。他的英文仅得63分；他的三门专门科目之一仅得30分——由于陈寅恪命题的中国通史，三题之一是解释三个专词："白直、白籍、白贼"。（《汇编》并未注明"中国通史"，但30分列在三门专门科目第一项下，显然是指中国通史）(3)在完全没有可能见到清华中美庚款试题的情况下，比较中美和中英庚款英文试题的深浅难易，只有靠个人回忆所及片段的印象。我本人曾两度参加中美庚款考试（第五届，1940;第六届，1943)。英文考试分三部分，英译汉、汉译英和一篇作文，时限三小时，这是与中英庚款英文考试完全相同的。我只记得第五届的作文题目（原来英文题目的措辞已不记得）相当于"论学以致用"。我之所以还能记得题目之原意是我在"用"字上大做文章 获得髙分。

我对中美庚款英文试题的总印象是它顾全极大多数理工科目的考生，作文题目不使他们过分为难，但也未尝不给人文社科方面考生以表现文字、通识和思维的机会。两段翻译也是并不简单的。

第四届中英庚款英文考试中的两个作文题目，我有幸在抗战前清华园中已蒙一两位参与这次考试的学长见告，当时即对命题者发生无限的钦敬。60多年后得窥试题全豹，我心弦更颤动不已。

我决定将这份极其珍贵的试题全部重印，作为此小专忆的附录以飨读者，以为今后国人发展人文教育的参考。

英译汉一长段未暇考其出处，但其文简洁不华，构句千锤百炼，思维论说学贯科哲，似出自罗素，至少亦其流亚。翻译难度甚高。汉译英一段定是取自严复自译"小穆勒"（JhnStuartMill,1806—1873)《群己权界论》Liberty)之后"通俗化"的短篇论文，翻译难度略逊前者。任选其一的两个作文题目都是匠心别具，前者尤令人拍案叫绝。加上征引符号的"TravelasaPartfEducatin",至少就我所知，不像是出自著名英儒的短语；加上征引符号反而表示是命题者根据我国传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文教育理想而炮制（cnccted)的英文名词短语。无论如何，"读万卷书，行万里第九幸西南联大（上）145

路"的祖型是司马迁的少青年教育：通读"万卷"今古文典籍之后，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万里壮游是他准备入仕的最后"必要"教育阶段。西方文化历史类似之例甚多。这是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个极有意思极有作头的题目。第二个作文题目，"TheTrueNatureandLimitsfPatritism"(爱国主义的真正性质和限度），是近现代世界史上中心问题之一，涉及的知识面极广，是试探历史及社科考生最佳题目之一。

翻检手头资料，中英庚款考试英文科三命题人之一是吴之椿博士，20年代曾为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后迁南京。30年代吴为中英庚款考试委员会之委员，其余委员为李书华、傅斯年、周鲠生、颜任光、辛树帜。吴同时又为"校试委员"，与楼光来、周其勋负责英文命题。周事迹目前无考，而楼光来20年代为清华外文系教授，后转中央大学，哈佛硕士，被认为中国当时"英国文学三杰之一"，另二位为张歆海与吴宓。楼中大弟子之一曾撰专文言及"楼师的英文造诣极髙，闻当时外交部英文的行文，每请他过目"气此誉不虚，因他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中央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外交部欧美司第三科科长"?。

在目前，英语事实上俨然成为国际语的情况下，本附录所搜集到的有关战前中英、中美庚款最高国家考试的片段资料，应对今后内地、港、台发展人文社科（甚至科技）不无参考价值。

①卢月化，"英国文学三杰之一：楼光来老师"，《中外杂志》（台湾），第6卷第5期，1969。

②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页1358附录2第四届中英庚款英文试题

ENGLISH

1Writeanessayneitherfthefllwingtwsubjects：(1)"TravelasaPartfEducatin，，(2)TheTrueNatureandlimitsfPatritism 2,TranslatethefllwingpassageintChinese:Whever,wrkingatanyscientificprblem,hasccasintstudytheinquiriesintthesameprblembysmefellw一wrkerintheyearslnggneby，cmesawayfrmthatstudyhumbledbynertherftwdifferentthughtsnthenehand，hemayfind，whenhehastranslatedthelanguagefthepastintthephraselgyftday,hwnearwashisfrerunnerfldtthecnceptinwhichhethught，withpride,wasallhiswn，ntnlystruebutsnewnthetherhand，iftheideasftheinvestigatr￡ld,viewedinthelightfmdernknwledge,arefundtbeswidefthemarkastseemabsurd，thesmilewhichbeginstplayupnthelipsfthemdernischeckedbythethughtWilltheideaswhichIamnwputtingfrth,andwhichIthinkexplainsclearly,sfully,theprbleminhand,seemtsmewrkerinthefarfutureaswrngandasfantasticasdthesefmyfrerunnertme?IneithercasehispersnalprideischeckedFurther,thereiswrittenclearlyneachpagefthehistryfsciences,incharacterswhichcanntbeverlked,thelessnthatnscientifictruthisbrnanew,cmingbyitselfandfitselfEachnewtruthisalwaystheffspringfsmethingwhichhasgnebefre，becminginturntheparentfsmething,cmingafter,inthisaspectthemanfscienceisunlike，rseemstbeunlike，thepetandtheartist,Thepetisbm,ntmade;herisesup,nmanknwinghisbeginnings；whenhegesaway,thughmenafterhimmaysinghissngsfrcenturies,hehimselfgesawaywhlly,havingtakenwithhimhismantle,frthishecangivetnnetherThemanfscienceisntthuscreative；heiscreatedHiswrk，hwevergreatitbe,isntwhllyhiswn；itisinparttheutcmefthewrkfmenwhhavegnebefreAgainandagainacnceptinwhichhasmadeanamegreathascmentsmuchbythemanswneffrtasutfthefullnessftimeAgainandagainwemayreadinthewrdsfsmemanfldtheutlinesfanideawhichinlaterdayshasshnefrthasagreatacknwledgedtruth 3TranslatethefllwingpassageintEnglish：舍己为群

积人而成群；群者，所以谋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群而危险，非群中之人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保群而群将亡，则不得已而有舍己为群之义务焉。

舍己为群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群中，群亡则己随之而亡。今舍己以救群，群果不亡，己亦未必亡也。即群不亡，而己先不免于亡，亦较之群己俱亡者为胜。此有己之见存者也。一曰：立于群之地位，以观群中之一人，其价值必小于众人所合之群。牺牲其一而可以济众，何惮不为！一人作如是观，则得舍己为群之一人；人人作如是观，则得舍己为群之众人。此无己之见存者也。见不同，而舍己为群之决心则一。

请以事实证之。一曰从军。战争，罪恶也；然或受野蛮人之攻击而为防御之战，则不得已也。例如比之受攻于德，比人奋勇而御敌，虽死无悔，谁曰不宜！二曰革命。革命未有不流血者也；不革命而奴隶于恶政府，则虽生犹死，故不掸流血而为之！例如法国一七八九年之革命，中国数年来之革命，其事前之鼓吹运动而被拘杀者若干人，是皆基于舍己为群者也。

第十章 南联大(下)

I建校史略

众所周知，抗战期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大、清华、南幵三校组成的。其中北大资格最老，但联大的重心是清华。这是由于清华一向经费充足而有保障，学校办事认真，髙瞻远瞩，早在1934年已开始筹划在南方内地省份预设据点。于是自1935年起即在长沙岳麓山下兴建校舍，即将珍贵仪器图书分运四川及长沙。卢沟桥事变前一日梅贻琦校长奉召参加庐山会议期间，即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商讨平津沦陷后的计划，并联袂往长沙参观清华预建的校舍。随即同意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收容行将南下的三校教师学生。就经费、校舍、仪器、图书言，清华无形中自始即成为三校的重心。C因战火弥溲，1938年1月教育部和学校当局已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②一俟临时大学①赵飏,《梅貽琦传稿》（台北：邦信文化资讯公司，1989)，页55。

?郑銅仁，"郑天挺与北京大学"，《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73。

学期结束，学校即准备迁至昆明。是年11月初在昆明报到的学生，计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教师计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此外尚有北大及清华联合招考所取新生及他校借读者共学生1452人。?

联大三常委中，张伯苓原是梅贻琦的老师，蒋梦麟长北大之前曾任教育部部长。张不久即被任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经常驻重庆；蒋梦麟应邀担任国际红十字会中国负责人，亦不愿经常处理校务。于是唯有资历较"浅"的梅贻琦不避劳怨承荷艰巨。八年抗战，三校合作，弦歌不辍，培育英才，饮誉寰宇，永垂史册。但联大草创伊始之际，三校教职员以至学生间亦未尝没有实际的摩擦。南开、清华之间自始即密切合作，因为南开行政及教学方面领导人物多是两校共同栽培出来的，自梅贻琦以降大体都是如此。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与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畛域之见最突显于暂时设在蒙自的文法学院。钱穆（宾四）先生留下生动的回忆：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有学生来余室邀余出席，两邀皆婉拒。嗣念室中枯坐无聊，乃始去。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唯清华校长梅貽琦常川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用彤），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发言。主席请余登台。余言："此乃何时，他曰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①赵赓飏，《梅贻琦传稿》，页56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亦散。①我1939年秋始抵昆明，因工作限于教先修班西洋通史，与三校同仁接触面不广，只能略略看出三校事务人员关系不甚和睦，尤以南开一向奉校长如家长的老职员们不免有受"排挤"之感；而远远不能从表面上发现像钱穆追忆中所述，北大文法科教师们门户之见竟如此之深。迟迟于1991年（郑天挺先生去世后10年）读了"郑天挺自传"（刊于《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再加反思，才相信我当时直觉性的揣测是正确的：1940年2月北大秘书长及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多方再三敦促之下，允继沈履（清华秘书长、联大首任总务长）为联大总务长，是保证三校合作到底的主要人事因素。除了郑先生学术文章 和行政才干俱孚众望之外，我将在师友丛忆专章 之中，首先涉及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过人的智慧、正直、厚道和幽默。

此外，具有威望的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实际领导南开的理学院院长杨石先及不久即长联大师范学院的黄钰生（子坚）皆能处处顾全大局，自始至终促进三校合作，保证联大长期的稳定和发展，都是功不可泯的。

n联大社群

北大、清华、南开虽各有特色，要而言之，三校皆以学术自由、议事依照民主原则与程序闻名全国。战时的西南联大把三校的优良传统更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联大与战前三校最大的不同是地理环境的巨大改变和生活空间的骤然紧缩。按：工业革命以前传统中国和西方的城市面积，因缺乏动力的交通工具都不可能很大。

即以公元！300年左右英国首都伦敦而言，城区的总面积不过是330①《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页53英亩，即半方英里零10英亩，尚不足1方公里，其他一般城市市区之小可以想见。①日常活动的范围取决于每人两条腿的速度与耐力。战时的广义联大区域当然更是如此。

联大教职员、家属和学生主要都集中在昆明旧城的西北一隅：东起北门街、青云街，西迄大西门，而倾斜横贯东西的文林街是日常生活的大动脉。街上商店、饭馆、茶馆、书店林立。街南坡巷尤多，人口密集，府甬道晨间菜巿供应充足。清华办事处所在的西仓坡地点最为适中而又宽敞。与西城垣北端平行的凤翥街，茶馆更为集中，黄弱电光之下夜夜客满，弥补了图书馆座位的严重不足。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最佳"的英文昆明旧城示意图而"重温旧梦"，我相信当时"联大人"的日常活动半径不会超过25或30分钟的步行。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縮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利因素。

当然，我们不应该过分简化事实。实际上，生活空间紧縮之中有扩散：自始联大工学院（原清华工学院加南开的化工）就安置在昆,东南城角外拓东路迤西等会馆；清华理工农方面的几个研究所设在北郊的大普集，国情普査研究所设在呈贡；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北郊龙头村。由于日本疯狂的空袭，不少教授都在郊外（尤其是东郊）安家，平时住乡下，有课才进城。另外应该指出的是，在迁①60年代我曾对我国中古都会设计发生兴趣，发现北魏洛阳及唐代长安城垣面积之大为人类史上所仅见；拙文序论中曾涉及西欧及近东历史名城面积。请参阅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淸华学报》编辑部，1965);及Ping-tiH,"L-yang,A,D495-534：AStudyfPhysicalandSci-EcnmicPlanningfaMetrplitanArea"，HarvardJurnalfAsiaticSti?iie5,Val26:1965-1966,pp52-101，特别是页51—52。

为本章 读者参考，北平清华大学原来校园面积为960华亩，约合160英亩，略不足公元1300年伦敦的1/4;抗战前清华面积扩充到1200市亩。我们当时日常活动范围大概不超过清华园原来面积之半。关于抗战前清华校区面积，可参考赵廣飏同书页112。数宇不包括后来划归清华的5000余亩圃明园故址土地。

到西南的最初两年里，教授们的经济状况仍是相当优裕，住处也先选北门街（美国领事馆所在）、翠湖东路（英国总领事馆所在）这类考究的"边缘"地带。教授和学生在生活方式上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在后者心目中教授仍是髙不可攀的。①但是，从1941和1942年起，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达到这种精神意境的高知社群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佳话，也是永恒的怅惘，因为它确似一朵昙花，随着战后三校的复员和新中国的诞生而永逝不复现了。

in学风(上）：人文社科

一般而言，有幸的是学风上联大能吸取三校之长而去其短。自五四时期起北大即以"兼容并包"树立优良学术风气，而失之于对学生生活及课业完全采取放任政策。清华及南开对学生的纪律比北大严格得多，所以联大学生通常都不得不用功。至于早期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联大不但承继，而且加以发扬光大。"文革"后，冯友兰对五四时期北大的"兼容并包"有极深刻第一性的追忆和解说：①抗战前大学教授与学生间的"鸿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南京中央大学："那样的学风，教授高髙在上，除了上课，学生与老师没有接谈的机会。"见卢月化，"英国文学三杰之一：楼光来老师"，《中外杂志》（台北，第6卷，第5期，1969)，页6。所谓的"三杰"另有中大的张歆海和清华的吴宓。

②已刊清华及联大史料中颇不乏教职员及家属生活日艰的文件。1942冬"昆明教授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估计"是按照当时昆明物价指数所估、最不夸张的估计。教授薪给已远不及战前每月50元的购买力。其结论："过去教授家庭生活的维持，一面靠典卖衣物，一面则减低营养和停止子女教育；现在典卖已尽，有许多家庭实有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势。"[《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页336]……在十年大动乱的时候，这["兼容并包">也是一个批判的对象。所谓"兼容并包"，在一个过渡时期，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因为他的"兼容并包"，固然是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反动人物保留了点地盘，但更多的是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人物开辟道路。毛泽东、邓中夏、李立三等也是顺着这条道路进入北大的，在他们的领导下，革命的道路越来越宽阔，革命的力量越来越壮大，终于导致了五四运动的高潮。①我认为联大的"兼容并包"具有新旧二义。旧义就是五四以降北大的"新旧兼容"。三校人才济济，以中国通史为例，前后即有四家:钱穆、雷海宗、吴晗、孙毓棠。四人见解俱有不同，而钱、雷观点及治学方法最为悬殊。新义就是"中西并包"，这个新学风在联大历史系中表现得最显著，可以溯源到30年代的清华。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六年之中（1929—1935)，坚信只有先体会西洋史学分析、综合、观点、理论的种种长处，国史研究和写作才有望能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联大历史系国史及西洋史课程之丰富均衡?，事实上可认为是战前清华历史系课程设计的延伸。联大哲学方面，"中西并包"的学风也很显著，内中北大的贡献可观。

人文社科方面，联大与战前大学另一不同之点是知识传授方式和渠道的多样化。虽然就大多数学生而言，知识的传播主要仍是靠教授的演讲和经常阅读参考书，但战时的物质环境与学术气候有利于师生间较频繁的接触。更重要的是师徒"私"相授受式研究所的建立，北大的贡献尤足称道。1939年夏北大决定恢复文科①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页325—326。

(2)迄今最佳联大校史是JhnIsrael，Lianda：AChineseUniversityinWar andRevlutin(StanfrdUniversityPress,1998),pp146-153，对联大历史系的详介颇富史料价值，对雷海宗讲课的精彩有生动的描述。

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长，主持实际所务的副所长郑天挺留下弥足珍贵的回忆：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入学，由所按月发给助学金，在所寄宿用膳，可以节省日常生活自己顾之劳。所中借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研究科目分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四部分，可以各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无所限制。

研究生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王明、任继愈、魏明经从汤用彤教授；阎文儒从向达教授；王永兴、汪篯从陈寅恪教授（我亦在其中）；李埏、杨志玖、程溯洛从姚从吾教授；王玉哲、王达津、殷煥先从唐兰教授；王利器、王叔珉、李孝定从傅斯年教授；阴法鲁、逯钦立、董庶从罗庸教授；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髙、高华年从罗常培教授。其后，史语所迁四川李庄，也有几位（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相随，就学于李方桂、丁声树、董作宾诸教授。

宝台山外各村镇，有不少联大教授寄寓，研究生还可以随时请益。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落索坡，都相距不远，切磋有人。附近还有金殿、黑龙潭诸名胜，可以游赏。每当敌机盘旋，轰炸频作，山中的读书作业从未间断。这里确是个安静治学的好地方。英国学者李约瑟(JsephNeedham)、休士（ERHughes)到昆明都曾在所下榻。①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郑天挺自传"，页391

文科研究所只略有所知，对后来在文、史、哲、语言、校勘方面卓然有成的这批研究生，除李埏、汪篯、王永兴外，连姓名都不知道；对清华同级本来主修中国文学的王永兴，迟迟于1937年11月在长沙临时大学因旁听陈寅恪师的课，才改主修为历史，也是半世纪后才发现的。①这种隔阂固然是战时生活状况所造成，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和我走的是两条很不相同的治学道路。

总之，西南联大人文方面所表现的研究自由和治学途径的多样是永远值得我们憧憬的。

IV学风（下）：理工

数理方面，联大教授阵容之坚强远非当时国内一般学人所能深悉。根据最近与林家翘学长三度电话长谈，30年代清华物理系最难能可贵之处，是已经明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物理研究主流和取向；而且系中如吴正之、赵忠尧等做出的成绩，确与他们相关诺贝尔获奖人的研究成果非常接近。?杨振宁在联大本科及清华研究院所受的训练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他大一物理、大二电磁学、大二力学分别是由赵忠尧、吴正之、周培源讲授的——这种教学水平，除美国少数第一流大学以外，实不多见。联大数理教学风气异常认真，学生做习题极为勤奋。教师中尤足称道者是南开出身、北大专任的吴大猷。在战时图书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他理论物理的论文已能连续刊载于美国和英国几种权威物理期刊，实际上已跻身于理论物理先进之列。他是影响杨振宁一生研究工作最深的两位老师之一。在吴指导之下，杨振宁1940年完成的联大学士论文，已能初步领悟到"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因此开①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前言"。

②如吴有训（正之）有关光学的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刊载于美国国家科学院1923年的Prceed;，不但是当时中国科学家的殊荣，而且反映此论文与业师ArthurHCmptn之获1927年的诺贝尔奖金的密切关系。

始走向一生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对称原理（应该指出的是群论的人门是靠父亲杨武之先生开导的）。影响他最深的另位老师是清华五级（1933年毕业）中英庚款学成归国的王竹溪教授。在王指导之下，杨振宁1942年完成了有关统计力学的联大（实是清华）研究院的硕士论文，并从此以统计力学作为长期研究的另一主要领域。①从杨振宁回忆中不难窥测20世纪中国物理学界"世代"之间的传承关系@，特别是此一实例中所暗示的课堂之外"面对面"的"师徒关系"。由于师资、学风、学生素质的配合运作，联大造就了不少卓越的青年科学家，如清华十级（1938年毕业）的胡宁和与杨同时的黄昆、张守廉及姗姗来迟年18岁的李政道。吴大猷回忆："他（李政道）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有风湿痛，他替我捶背，他帮我做任何家里的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难的书和题目，他很快地做完了，又来索更多的。我由他做问题的步骤，很容易发现他的思想敏捷，大异寻常。"③

联大数学方面师资之卓越足堪与物理媲美。30年代南开和清华就特别注重天才学生的培育。最著名的例子是南开姜立夫全力教导陈省身及吴大任，和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提拔仅仅初中毕业的华罗庚。华在数论方面的卓越成就久为国人所稔知，但很少学人了解回国前的陈省身业已受到法国大数学家嘉当（ElieCartan)的特殊赏识，回国在联大执教期间（1938—1943)已初步莫定其日后被目为嘉当承继人、世纪级数学大师的研究基础。④更少人知的是联大新一代教授中，还有世界第一流的数理统计学家许宝碌（清华第五级，1933年毕业，庚款赴英，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剑桥大学科①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香港：三联书店，1985)，页114一115。

②早期亦师亦友式亲切学术传承最生动的陈述是吴大猷对南开大学饶毓泰老师的回忆。饶在为吴请求奖学补助金时曾得到清华叶企孙的联合推荐。详见赖树明《吴大猷传》（台北：希代公司，1992)，页58—62。

③吴大猷，《回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页54。

④《陈省身文选》（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页21。

学博士）。陈省身（1911年生）、许宝騄和华罗庚（两位都是1909年生），也都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全体81位院士之中最年轻的3位。再加上姜立夫老教授，中研院第一届5位数学院士之中，联大已占了4席，可见联大数学师资之雄厚。

在如此雄厚师资及优良传统之下，抗战前已毕业于清华及联大早期毕业的数学新秀陆续脱颖而出。林家翘（清华九级，1937年毕业于物理系），就任联大助教期间考取中英庚款数学门，20年后即成为举世公认的应用数学大师，并为国人人选美国国家科学院之最早5人之一。清华七级(1935年毕业）已任联大数学系讲师的徐贤修出国后亦显名于应用数学界。清华十一级（联大，1939年毕业）之王宪钟与十二级(联大，1940年毕业)之钟开莱不久俱在美国做出重要的贡献。后者与本文作者及杨振宁同为第六届中美庚款公费生，二三十年前已被公认为第一流"或然率"（prbability)统计专家。王浩本来主修数学，后又攻哲学，在海外称雄于数理逻辑界。联大数学系为国内造就高素质数学教学及研究人员不胜枚举。

化学方面，三校师资及其专长分配均衡。北大曾昭抡、钱思亮、孙承谔、朱汝华等实力视清华有过之无不及。南开杨石先主授生物化学，其专业知识、髙度责任感及行政才干，受到联大普遍的尊敬。联大期间三校原有的教员助教或由半资助或由其他途径出国深造者不少。联大毕业的新秀由庚款考试出国，日后成就以朱汝瑾、唐敖庆、王瑞銑为最著。地质、气象等方面联大所造就之人才亦颇可观，不能一一列举。

联大工学院，除南开对化工有所贡献之外，基本上就是抗战前的清华工学院。清华工学院是梅贻琦长校（1930年底）以后才建立并迅速扩充的。从目前所能获得相当残缺的早期中英、中美庚款考试资料，可以看出抗战前清华工学院毕业学生录取的人数远远不如交通大学之多。可是，抗战期间举行的第五（1940)及第六(1943)两届清华留美庚款考试，清华及联大毕业生占总共17工程科门公费生中11名之多。大战结束后中英庚款和教育部公费考试中情况应大体相同。可见联大(清华)工程方面巳经是后来居上了。

总之，联大理工方面，尤以数理，最能发扬光大战前三校优良学风。我多年来和科学界老朋友忆往的积累印象是：当年联大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实证甚多，姑举其二。（1)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与他们早年所受联大的训练分不开的。（2)首批5位华裔人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其中4位都曾是联大的教师和学生：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另位吴健雄是中央大学毕业的。

此外，现代科学史中有一数学与物理"殊途同归"的佳话，也应视为联大的光荣。其中内容和经过最好用杨振宁自己的话来说明：纤维丛（fibrebundle)理论中的陈氏级（ChernClass)……不但是划时代的贡献，也是十分美妙的构思；把一个完整的流形(manifld)切开，再巧妙地接起来，天衣无缝还原形。我在一九七五年懂了此中奥妙以后，真有叹为观止之感。

我是研究物理的，为什么去求了解陈氏级呢？经过是这样的：近代物理研究自然界的"力"，发现共有四种：核力、电磁力、弱力和引力。四种力和它们的能（Energy)都是规范场（GaugeField)，这是三十年来的一项基本了解。规范场的方程式是物理学者从十九世纪的电磁学方程推广出来的。惊人的地方是这些方程式后来发现和数学家的纤维丛观念有密切的关系。一九七四年又发现了这些方程式与陈氏级的关系。物理学者因而知道有了解陈氏级的必要。至于为什么自然界的各种力都要建筑在几何学中的纤维丛观念上始终是不解之谜。陈教授今天在几何学界的地位已直追欧几里得（Euclid,公元前300年左右）、高斯（Gauss，1777—1855)、黎曼（Riemann，1826—1866)和嘉当（ECartan，1869—1951)。①(D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页100。原文作于1983年。

联大的历史只有8年，而其数理方面学风之优异与成果的卓越是永垂史册的。

V个人生活漫忆

诚如第三节所述，联大人文社科方面学风自由，兼容并包。但部门及途径繁多，反而难有共识。加以战时物质缺乏，及图书的搜集亦有困难，一般教师和学生生活都比较散漫。就我个人而言，战前所拟长期自修计划根本无法实现。联大工作前后6年，一半都消磨在准备两度留美考试和应付父丧家难之中。如果在广义的"教育"上还能有点收获的话，那就只有是真正地行了万里路和读了些心理学和英、俄小说。

那时清华西文的历史图书放在联大历史系办公室，而这个办公室是在昆明城西北隅外荒冢中的地坛。不知何以内中有一部HavelckEllis(1859—1939)的上下两册《性心理研究》（Sfuiwinthe PsychlgyfSex)0读后大开眼界，曾和潘光旦先生做过较深入的讨论。英文小说开头先读简奥斯汀（JaneAusten,1775—1817)的经典诸作，虽极佩服她对人性观察的锐敏和描写技术之高超，但她的小说的对象和背景太"小"，不能引起我持续的兴趣。翻读英国19世纪著名小说诸家也还觉得不合口味。转移到19世纪俄国几位大小说家，兴味才越读越浓，对陀斯妥耶夫斯基（FydrDstevsky,1821—1881)，更有观止之叹。小说对我最大的作用是大大地丰富了我"间接"的人生"经验"，使我这一介书生能体会到人间宇宙之大，人类品型之多，性格言行之无奇不有，于是有效地增强我对"人"的了解与"容忍"。

名义上我在联大前后6年，事实上我在昆明只4年零9个月。

此期间我未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也很少参加别的活动。年前杨振宁先生函告，谢泳《大学旧踪》书中有涉及我当年的学术活动：……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有一个学会叫"十一学会"("十一"二字合起来是一个"士"字），意谓"士子"学会，这个学会是由教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有学历史的、有学哲学的、有学社会学的，也有少数学自然科学的，其宗旨是士大夫坐而论道，各抒己见。教授有闻一多、曾昭抢、潘光旦等，学生有王瑶、季镇淮、何炳棣、丁则良、王佐良、翁同文等，由丁则良和何炳棣召集，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一人（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教授报告时，学生听，学生报告时，教授同样去听，听后都要相互讨论。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一批批学者。一位参加者回忆说："我做毕业论文时，我的导师张荫麟先生对我说：在学问的总体上，你们青年现在不可能超过我们，但在某一点上，你们已经完全可以超过我们了。这种学术空气，回忆起来，真是如坐春风，令人不胜神往。"（李埏"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1页）像这样的学会组织，在过去的大学里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许多。这个"十一学会"中的学生参加者如王瑶、季镇淮、丁则良、何炳棣、王佐良、吴征镒等，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①这段"重建"的小小学术掌故读后使我非常瀲动，因为作者用心良苦，不免把我们当时的学术活动过分"理想化"了。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虽然后来和丁则良同为"十一学会"的召集人，但该会创建于我离开昆明的期间（1942年2月底至1943年5月中旬），因为我如在，会对丁的会名提议提出意见的，这是由于我虽不得不以新的科举为晋身阶梯，我对传统"士大夫"阶级的行为意识有很大的不满。"十一学会"的创建不会早于1942年的舂天。上面征引文所述每两周教授学生轮流主讲很可能是初成立后的情形，那时师CD谢泳，《大学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页51生两方都情绪高，手头有"货"，不必事先多作准备。但是，如此频繁而又相当认真的学术讲述是很难维持长久的，特别是"学生"们(事实上早已是助教和教员了）肚子里怎能有那么多的现成"货"。

再则现存清华校史档案中，1942年9月5日梅校长已拟稿函呈教育部"组织第六届留美公费考试委员会"0，虽然档案有缺，我猜想至晚1942年初冬，因珍珠港事件而延期的清华第六届庚款考试即将举办的消息已传遍昆明和西南其他都市，丁则良等多位必已全副精力准备考试，不暇大力推动"十一学会"的活动了。@我终于1943年5月中旬返抵昆明，8月底考完第六届庚款考试之后，才能从容地准备在"十一学会"中给一个演讲。吴雨僧师的《日记》又供给了最简确的记录："十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晚）7—10至T H赴十一学会，炳棣讲Dstevsky小说。偕（李賦）宁归。"③记得有些不满10人的学术谈话，常是在王佐良家里举行的。这次讲谈是在清华办事处，听众较多，或许是讲题有吸引力，或许丁则良等事先怂恿朋友来听，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和讨论居然3伟大与深刻，特别从《卡拉马佐夫兄弟》（TheBrthersKflTm2i;)窥测俄罗斯民族复杂、矛盾、多维的性格，甚至涉及俄国的十月革命。1944年"十一学会"的活动还是继续的，但已绝不是两周一次、教授"学生"轮流主讲，而且教授已很少参加了。我曾讲过一个外交史上的题目，19世纪末叶以降，英、美是否合作与世界政局能否稳定有密切的关系。1944年"十一学会"里最精彩的一讲是北大何鹏毓的"明代内阁"。他运用史料之熟练，分析内廷宦官与内阁首辅关系之细致生动，远胜战前吴晗明史课中的演讲。联大后期郑①《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页239—240。

②我的推測是根据景洛前后的信。她讲明清华留学第六届考试初订于1943年3月下旬举行，第二信言展期至5月下旬，而我5月初才赶到重庆，由叶企孙师始悉考试又延至8月。

③吴,《吴宓日记，1943—1945》，页139。

天挺先生明清史课与何鹏毓合开，最后全部由何一人开，是有充分道理的。何体胖、善烹饪。我出国前他曾请景洛和我吃饭，事先半笑半叹地告我，为了做好一碗酸辣汤，他晨间特别买了"十滴麻油"，可见当时（1945年夏）通货膨胀的严重了。他是国民党员，我一直未能探悉他在新中国的命运，更不知他是否有机会发挥明史的专长了。

尽管征引文中所述的是多少加以"理想化"过的"十一学会"，但文章 开头所讲1949年以前大学师生关系很中肯要，值得我们反思：单纯的以学术为纽带的关系。旧大学里的师生之间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当然这只是个一般的说法。师生之间关系躲洽，除了彼此道德水准外，还与大学里的自由空气有关。……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和流亡台、港、海外人文社科方面先后世代的学人相比，"旧大学"确是"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道德水准"较髙，没有鱼目混珠、自欺欺人、互相吹捧、树立利益集团等不良风气。

一般生活当然不限于读书治学。抗战期间最幸运的是住在昆明。昆明位于北讳25°，而海拔5700尺，所以气候得天独厚，昆明真不愧"春城"的美誉。夏日与南京、南昌、武汉、重庆等"火炉"比，昆明真是天堂了。我个人特别受到春城气候的"恩惠"。在日机疯狂轰炸的情况下，我患了可怕的斑瘆伤寒。我只能专雇一辆驴车逃到东北郊岗头村，被锁在小山坳一间茅屋里静躺七天，按时由景洛（她那时在南菁中学教书）开门送饮食，第八天便能搭驴车回昆明了。据医生说，如果是在重庆等地得了此病，就会非常严重，只有在春城才能无药自愈。

衣食住行，食最基本，而一般回忆联大之作仅着重通货膨胀、营养不足方面，很少提到昆明吃的文化的。我没有忘记景洛在乡下工作时，我吃联大教职员包饭的"紧张"：像我、葛庭燧、牛满江、卓励等彪形大汉(1)，每人都尽先吞下压得满满的一大碗干饭，然后再狼吞虎咽那几道所谓的菜；我也没有忘记逃警报回来，只能聊以两小碗，总共不过四五两纯面条的汤面充饥。但是，任何事都需要决心，如有决心，五六年之中总还有倾囊去尝一两次"新"的机会。因此，我反而要专向"美"的方面回忆了。

今夏（编者按：指2000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和在昆明长大的著名经济史家李伯重（云大李埏教授哲嗣，现为北京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谈到昆明的常食和特食，很惊讶，他居然有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我本以为讲吃太琐碎，但从和他谈话中感觉到我所想谈的，可能具有些微社会文化史料价值；此刻不讲，真会逐渐湮没无闻了。先就云南特产而言，菌类中的鸡枞早已屡见于明清笔记，名贵非我辈战时所能常享，而且说实话，并不是像传统文人仕宦说得那样特别美味。滇中菜蔬之美当以"豌豆尖"（即今日海外华人城俗称的"大豆苗"）与蚕豆。蚕豆在西方从其意大利名，叫作Favabean，是髙级意大利及法国式餐馆中配菜珍品，成本很高。六七美元的蚕豆荚也还剥不出一满盘蚕豆粒，而且内中部分已经淡绿和微黄不嫩了。豌豆和蚕豆一般鲜嫩季节甚短，而在昆明鲜嫩季节可以长到八九个月。更妙在晨间上市的全是已经去壳的蚕豆粒，价钱不贵。50年代遍翻美东诸馆所藏中国方志，发现明代江南志书之中巳数见"云南豆"，可见云南的豆类自古即很有名。

我祖籍是金华，食品中最足自豪的当然是金华火腿了。但我①葛庭燧对物理及金属学卓然有成，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因病延期于1937年毕业于清华，战时为联大物理系教员。牛满江，生物学家，时为北大教员，不久即离联大，后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卓励当时是北大物理系教员。

必须承认如果光吃火腿片的话，宣威腿或许要胜过金华腿，尤其是昆明绥靖路东月楼的"锅煬乌鱼"（纯凭拼音而不知原来"乌鱼"是哪两个字）。这道连李伯重先生已经不知的名菜，事实上是取宣腿最精嫩的部分切成薄片之后，裹以粉浆，像北方软炸里脊那样炸成的，但至今屡求仍不得其解，何以叫作"乌鱼"。另一美食是"过桥米线"，以正义路三牌坊一家饭馆为最有名。它基本上是一大碗滚烫的鸡、肉（有无火腿已无法追测）汤，食者以盘中已经切好的生鸡、生猪、生鱼等薄片放进热汤一泡，即可取出调味人口，原理和涮羊肉相同，就是不用火锅而是用滚汤。米线或面条当然都是先煮到略熟的。火腿月饼、五香和玫瑰大头菜也是以三牌楼一带专店的最为有名。

昆明甜食业相当发达，据说是与吸鸦片有关。文林街上就有一家甜食店，"炖牛奶"很有名。难得的是鸡蛋和牛奶打得非常均匀，绝不像"甩果"那样乳蛋分离，并且很讲究地用冰糖煮。1939年底前我以助教的薪给还吃得起这个髙级补品。

最平常的食物要箅面、米线和饵炔了。我嫌后二者无黏性，经常吃面。昆明的面条近似广东的伊府面，比较宽条。一般先将大量的面条煮到六七成熟即取出晾在大竹盘上，稍涂些油以防黏着。我总点"焖鸡"面，至今也不知道"焖鸡"是哪两个字。事实是以蒜和酱油煮好的瘦猪肉丁，汤咸而鲜，味精很多，而面条几乎历历可数。大概由于常吃"焖鸡"面，而昆明本地人又没有吃大饼、油条、包子、佼子的习惯，所以我时常觉得肚子空空。即使景洛回到联大工作，我们晚饭后还是常走过小西门内武成路，去五华山东边的一家专卖煮羊肉的回民店补充营养。这家店铺每夜灯光四射，大铁锅里满满滚滚乳白色的汤和其中发出的羊肉香味，使你至少非点一碗"羊肉拐骨"过过瘾不可。偶尔有老人点"一碗灯笼"，夏间我考李伯重"灯笼"是什么，他说完全不懂。"灯笼"是羊眼睛，要好几只羊才能供应一碗"灯笼"，所以不是随时都有的。如果中国烹饪词典未曾收进的话，应该收进，这才是昆明第一"特"食呢。

随着美国"飞虎"空军大队和其他陆战及情报部队来到昆明及其郊区，随着跑仰光的暴发户和游资的集中，昆明生活的两极化日益显著。"新富"穷极奢侈，教授及薪水阶级生活越来越艰难。吃的方面开始多样化，昆明东南城外南屏街一带已有下江餐馆出现了，以全家福为最有名。它的招牌菜是炒鳝糊、烧肥肠、虾子冬笋等。沿街摊上卖美国香烟和美国罐头食品，以五磅装的牛油最受欢迎，价钱比奶酪（cheese)高。真行家如雷海宗师买后者，因既价格较廉又富营养。可是髙知之中懂吃喜吃奶酪者甚少，而肉、蛋价格逐月飞升。总的来讲，通货膨胀不断恶化之中，联大师生一般营养成为严重问题。

美军既集聚昆明四郊，美国新拍五彩电影供应源源不绝。南屏电影院装修扩充之后，夜夜客满。彩色长篇《白雪公主》因争先购票挤出人命。造成连演售票空前记录的是约翰，斯特劳斯（J-harmStrauss,1825—1899，其所编制大量华尔兹舞曲风靡19世纪欧洲）的meGwiITaZte(《翠堤春晓》）。联大"穷学生"竟有连看七八场之多者。一时联大社区大街小巷随处都可听见低吟、髙哼、哨吹"蓝色的多瑙河"、"维也纳林中故事"者。据说不少昆明土著中学生亦不乏效颦者。

就是在昆明旷古未有的世变之中，我于1945年秋飞往印度，候船去美国留学了。

第十一章 师友丛忆

在试图结束对我在国内长达11年之久的"读史学徒"（intellectualapprenticeship)期间（1934年秋入清华至1945年秋出国）的回忆时，觉得颇有几颗黄金和钻石块粒未曾也无法收入以上较概括、分析、评估性的篇章 。屡度提笔之前，不少位师友们当年的神貌言笑都历历如新、闪电般地涌进我的耳目心灵。凡是他们之中，一言足以启我终身深思，一行足为后世法，风格和幽默至今仍清新隽永者，不拘长短，都一一收罗于本章 内。

I郑天挺（1899—1981)

也许是由于特别缘分，我早在清华三年级时就知道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毅生）先生清史造诣甚深。那年清华行"导师"制，我特选陈寅恪先生为导师，因此课外有正当理由偶尔登师门请益。当我到西院陈府面呈隋唐史班习作论文（"唐代皇位继承问题"）之后，陈师即精彩地发挥何以唐太宗和清康熙这两位最英明的君主，都因皇储问题不能解决，而感到长期的烦恼与苦痛。谈话上溯到有清开国时，陈师曾提到郑先生对多尔衮称皇父问题考证的精到。

那时我虽注重西洋史，却随时也注意到国史研究方面较精彩的文章 。七七事变前夕，读了孟森"八旗制度考实"这篇文章 之后，对北大的明清史产生很大的敬意。1939年秋到昆明以后与清华办事处的几位"故人"偶尔谈及联大人事时，发现清华的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词，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做人、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倾服。所以我1940年2月得悉郑先生已同意继清华沈履为联大总务长的消息后，深信此后三校合作有了保瘅不是没有理由的。

关于这位名副其实的"北大舵手"崇髙的品德、史学成就及其对北大及联大行政方面的贡献，目前已有不少资料可供参考。①本1944年初夏，某日我上午去地坛历史系办公室翻选西文书籍，照例要先穿过联大新校舍大院。将进校门不远，听见后边有人叫"何先生"。我回头一看是郑天挺先生。郑先生马上就说清华留美①其中重要的是：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介绍评价郑先生一生学术贡献最好的:篇陈生玺,"史学大师郑天挺先生的宏文卓识——纪念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

考试的结果一两天内就要公布了，现在讲话已经没有嫌疑了。"明清史那门题目是我出的。"他说有一件事藏在他心中已经很久：有一份答卷对较容易的题目如同、光之际满人主张维新的是哪些人之类的，答得不好；而对两个重要的题目，如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多方面的改革与建树答得不但很好，而且对摊丁人地颇有创见。他问我这卷子是不是我的。我想了一下，回答说很像是我的。他半笑着问我："你自己打多少分？"我当然谦虚一点地回答，只能打四五十分，因为三个史实性的问题都答得不好，而且同、光之际满人主张维新者只能答出恭亲王奕诉一人。他说我得了74分，是最髙的。听了这话我内心才千肯万定，我今番考取了！因为我前此确以明清史是我的"弱科目"。极力维持表面的镇静，故意和郑先生开个小玩笑，我说："那么您一定不是按每题20分客观原则打分的。"郑先生提高声音回答："那当然喽！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材大典，如果按照呆板式的打分，那不就变成了三点水的沦材大典了吗1974年夏，我一人去天津，与莲生妹扫父母墓。次日上午8点半钟南开大学即有车来接，对南大历史系教师做一学术报告（题目是"中国文化土生起源的研讨"）。杨石先校长致词后，我未开讲正题之前,先追述了以上真实的故事，并声明无论国内"文化大革命"如何破旧立新，我在海外是永改不了我的"封建"观念，内心上一直称毅生先生为"恩师"。

郑先生另一轶事年月已记不清，但应发生于我1943年舂返回昆明之后。1940年因日机频频来袭,北大在东北郊离城5公里多的岗头村盖了一所平房，为蒋梦麟校长疏散之用。此外在阶下另一大院里盖了1间平房，另加一大厅及小间房以备紧急时北大同仁暂避之用。吴大猷先生对北大岗头村这所大院在空袭频仍岁月里，拥挤、紧张和教授多家之间时或不能避免的"摩擦"有极生动的回忆。?

①吴大猷，《回忆》（台北：联经，1977)，页43—46我返昆后，日本空袭频率大减，美国"飞虎"空军大队扬威，人心大定。想像中岗头村的北大大院应远不如初期那样拥挤。可是人事方面摩擦仍是不免。盛传蒋梦麟夫人陶曾穀女士与北大同仁及家属不睦，与周炳琳个性上冲突尤烈。因此双方都向秘书长（郑先生始终是北大秘书长，在联大是总务长）抱怨，要求大院与蒋寓之间筑一髙墙，互相隔绝，永避冲突。郑先生一再调解无效，最后只好同意搭墙；墙确是搭了，但只搭到一尺多高便停工了。无论双方如何施压，郑先生也不把墙搭高。不到半月，双方羞愧难当，不谋而合地又要求秘书长把这道碍眼的矮墙拆除了。

只有毅生先生才具有儒、道两家智慧的结晶！

1948年12月17日，北平已被解放军包围之中，北大全体师生举行五十周年校庆纪念会，数日后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献郑先生一面"北大舵手"的锦旗以感谢他多年来对北大做出的积累贡献。"北大舵手"这一崇高荣誉郑先生是受之无愧的。最令我不解的是：1952年院校调整时，大大扩充改组了的北京大学竟容不下这位全部身心奉献于北大如此之久（至少从1933年受命为北大秘书长起），生平最喜爱、最需要北京这清代文物史料中心的清史权威；竟把他与清华的雷海宗拔根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此中内幕，希望今后学人多做考证。

只有胸襟豁达似海、学养兼儒、道之长的郑先生，才能抑制自己极度的失望?，另起炉灶，以全部身心投入领导和发展南开的历史教研工作。自1952至1981年底的29年间，南开历史教研的累①"郑天挺自传"："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我奉调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中国史教研组主任、系主任。这一决定在我思想上颇有波动。第一，我五十多年来基本在北京生活，热爱北京；第二，我中年丧偶，一直和子女一起生活，而他们也都在北京，到天津后我必然又如在昆明一样，过孤单的生活。第三，我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他各单位的清史资料浩如烟海，绝非其他地方所及。但是经过郑重考虑后，我决定不考虑个人的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任教。我知道如果当时我提出任何要求，会引起许多不同反映的。"(《郑天挺学记》，页400—401)累成果是与郑先生的领导分不开的。我个人方面，1979年秋至次年初春，能自海外协助南开筹开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并能于1980年夏亲自看到郑先生身心两健、会议十分成功，感到无限快慰。不料郑先生竟于1981年12月20日在天津仙逝。接到南开准备为郑先生出一本纪念文集的通知之后，我极用心地赶撰了一篇有"革命"原创性的长文"鱼鳞图册编制考实"，聊表对这位当代"完人"的尊敬和爱戴。

补录

此忆撰就之后，南开大学历史系郑克晟教授以其尊人毅生先生有关详阅第六届清华留美考试明清史试卷的13天日记（1944年1月16日至28日）影印惠赠。第一日所述阅卷打分原则最有参考价值：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六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曰，晴。

八时起，阅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明清史试卷。先将弥封试卷十五分（份）各编一号数，粗阅一过然后分题按号详阅，较其优劣定分。先录于纸，阅毕一题审视无异乃登于试卷。俟五题均毕，积其总分登于卷面，以求公允。……午后小睡。……

[晚]九时归。阅卷至二时始毕。第一题每卷各阅三遍，几于一字不敢遗。幼时读先君甲午（1894)北闱同考笔录册，用蓝笔登录极详，有已荐而涂去者，有已弃而重荐者，知每卷盖数阅焉。其后視学三省，小子闻之于董季友姑丈，亦若是焉。小子谨识之不敢忘。民国十七、十八年，两次襄校浙江县长考试试卷，十九年奉命为浙江县长考试委员，皆矢公矢慎，恐堕祖德。今日所甄拔仅一人，更不敢稍懈也。

评阅清华留美考试试卷如此慎重，也是反映郑先生处世为人的道H②Q:-?錄i巧恭vvvf#诀4嗲，：麇々p 。嚎卞f？劣一农网4汐乂5n，-

;、？？芊\1姝"杀44+令::1{

硪腑

化

史

萄i

：JfiI

郑天挺1944年1月16曰曰记节录

德，确是足为后世法的。

n钱端升（1900—1990)

钱端升先生是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我与他个人的接触不多，但是我出国前他对我所讲的话使我终身难忘。为充分了解他所讲的话里的坦诚与智慧，有必要略事介绍他学术上的成就与事业上的失望。

钱先生1900年出生于上海。1917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考入清华学堂。1919至1924年留学美国，五年之内完成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是ParliamentaryCmmittees：AStudyfCmparativeGv-emme/a(《议会委员会制：一项比较政府的研究》）。这个题目就反映他长期对代议制度及民主法治的信念友其在中国可行性的希望。1924年回国，先后在北大及中央大学执教，经常发表政论。七七事变前夕完成巨著《民国政制史》上下册。同时对王世杰的《比较宪法》完成重要的补充和修订，以至1936及1942年两版《比较宪法》皆以王世杰、钱端升合著的方式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自抗战军兴至中共开国的12年中，钱端升四度出国开会和讲学。

1948年访问哈佛时，该校出版社刊印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TheGvernmentandPlitiesfChina(《中国政府与政治》）。此书主要结论是：国民党初期改组后，本有可能使国民政府演变成为民主法治步骤，此项建立民主政制企图之失败，不得不归罪于蒋介石的个人野心和军事独裁。由于他一贯的民主信念，无论当国民党晚期或中共开国之后，钱端升的政治抱负都未能实现。①①HwardL-Brman，edBigraphicalDictinaryfRepublicChina(NewYrkandLndn：ClumbiaUniversityPress,1967―1971，Vl,l，"ChienTuan-sheng",pp376-379)。此传叙事及日期（特别有关钱氏出国访问）较为详细正确。关于钱端升的英文修养及1949年后的事迹，可参阅钱大都"父亲钱端升2000年9月），页85—89。

钱先生英文造诣甚深，生平酷嗜西方史学名著，尤其欣赏崔维林(GMTrevelyan)文章 的秀洁典雅。他不惜投入大量精力完成崔氏名著《英国史》的翻译。中日战争时期钱端升执教西南联大，被聘为清华第五届（1940)留美考试西洋通史科目之命题人。吴保安得95分，我得94分，这是我和钱先生唯一的书面学术"接触"。

1945年春，某日午前11点左右，我自地坛历史系办公室准备去联大新校舍里行政研究室去找朋友稍事聊天，再进城吃午饭。不期看见钱端升先生迎面走来，向我招手叫我同到他那小间办公室谈话。他讲的话大意如下：你们这一辈学问基础在国内就巳打得比我们（在国内时）结实，而且你们出国的时候就比我们那时要成熟得多。所以你们出国深造前途不可限量。要紧的是，不要三心二意，一边教书，一边又想做官。你看蒋廷截多可惜，他如果不去行政院，留在清华教书，他在外交史方面会有大成就。我希望你能专心致志地搞学问，将来的成就肯定会超过我们这一辈的。

清华及联大师友们对钱先生的印象是他的政法根基深厚，英文写作能力甚强（我个人觉得政治学系老师辈里英文以王化成和钱先生为最好，而王的英文口语之流利，声调之锂锵，视英、美一般政治学人有过之无不及），虽不能说与人落落寡合，但也不太容易和人亲近。最难得的是这样一位自视甚髙、受人尊敬的前辈学者，不但对后辈黾勉有加，而且敢于追认自己一辈早期学习的不够成熟，进而坦诚宽厚地预测后辈必有青出于蓝者。事后我越回味钱先生的话，越感到他治学为人之可敬：因为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敢于讲出自己之不足，才有胸襟容纳、欣赏成就业已或行将超过自己的人。半个世纪以来，每一忆及钱先生赞勉之语，心中感动难以言喻。但同时总不免仍有点怀疑：钱先生只批过我第五届清华留美考试西洋通史的卷子，怎会即能对我做出那样肯定性的预期呢？他所说"你们这一辈"究竟还有谁最具代表性？苦索穷忆后的回答是：联大行政研究室钱先生指导下的陈体强。

IE陈体强（1917—1983)

七七事变以前我经常观察清华同学之中，在人文社科方面，有哪些位具有考取中英、中美庚款的潜力，哪些位英文根基最好。那时我已觉得十一级（1935年人学）外文系同学中如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的英文要胜过我们十级的外文系同学。此外，十一级还有自幼即进美国学校、英文写作及口语流利有如母语的施铨元（主修工程、施肇基族人）和政治系的陈体强。陈系出闽侯世家，我和他在北平时就交谈过；联大共事期间不时讨论外交史和国际关系。他与我情况不同，我除准备两次留学考试之外，生活散漫，一直在渴待完成西史训练以为终身转治国史准备，而他能先在联大的行政研究所工作，又进重庆外交部，极为清华老师、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所赏识，拔升为科长，所以多年持续地专攻国际法，未出国前根基即异常坚实。

我于1945年秋赴印度候船赴美，陈体强后我于1944年考取教育部留英公费，但早我出国几个月。他抵英后数月即函告我中英文教基金会（BritishCuncil)?已为他选择了牛津大学，而他个人极望能去剑桥大学、从劳特派赫特（HLauterpacht)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因劳氏是奥本海姆标准著作《国际法》新版的编辑和诠注者，是世界公认的权威学者。陈体强曾亲赴剑桥，劳氏对他转学表示热烈欢迎，争奈中英文教基金会坚持原议，陈只好在牛津攻读学位。好在牛津国际法教授布莱尔雷（JLBrieriy)资望亦极高，胸襟宽宏，能容纳异己之见。我1948年秋赴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煳口，以求完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论文，接陈体强信，知道他论文写作最后阶段虽曾发生"周折"，而旋即大功告成，且已决①国人多不知BritishCuncil的官方译名。"中英文教基金会"的官方称谓只见于有关中英庚款考试的资料中，现多译为"英国文化协会"。

定立即回国接受北京清华母校之聘，为政治系副教授，主授国际法。从他信中所述论文"周折"的性质及其克服的经过，我当时立即感觉到他这部牛津博士论文肯定是卓然成家之作。

陈体强的博士论文是：TheInternatinalLawfRecgnitin(《有关承认的国际法》），特别注重英、美两国在承认问题方面的历史实践。这部论文写作的最后阶段，不料剑桥的劳特派赫特教授新著RecgnitininInternatinalLaw(《国际法中的承认问题》)已先问世！

承认是极端复杂的国际法主题之一，两作内容部分重叠既无可避免，而劳、陈之间名位又如此悬殊，乍看之下，这一切对陈的论文真是迎头的冲击。幸而陈的论文功力深至，陈虽匆匆回国，不久与牛津音讯断隔，但其导师布莱尔雷教授认为这部论文优点甚多，值得大力推动出版成书。布氏亲自为它撰"前言"，特约一位伦敦大学国际法及国际关系讲师为它补充最新判例，并把它列为威望甚高的"伦敦世界事务研究所"（TheLndnInstitutefWrldAffairs)津贴推介的新书。①全书7部分、32章 ，共461页，范畴甚广，条目周详。首部"对国家的承诺"涉及基本观点，最为重要。陈体强本人对此曾摘要论述：关于对囯家的承认的性质问题，历来有两派学说。一派是构成说（cnstitutivetheiy)，认为承认可以创造新国家的法律人格，即一个新国家只有经过现有囯家的承认才取得国际上的人格。另一派是宣告说（declaratrytheiy)，认为一个地区的人民凡具备国际法所要求的构成国家的要件（即占据一定领土，拥有一定居民，并有一个对内能够进行有效统治、对外独①此研究所的会长是ADLindsay勋爵，牛津Ballil学院院长，政治及经济思想权威，副会长之一是Beveridge勋爵，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理论的奠基人。

立的政府），就当然具有国际法上的人格。别国的承认只是宣告该新国家已具备国家要件的事实，并表示愿意把它当作国家对待。构成说在十九世纪盛行。那时原有国家认为自己形成一个排他性倶乐部，即"国际大家庭"，非经俱乐部成员的批准，别人不能加入。这种学说给现有国家（实即西欧国家和美囯）以同意或拒绝一个新国家享受囯际法杈利的特杈。在民族独立运动日益兴盛的时代，这种理论实际上起了阻碍民族独立的作用，已为国际实践所摈弃。①陈书1951年在伦敦出版，立即"在国际法学界受到髙度重视，被誉为国际法名著，并列为当代国际法必读书之一"?。

1952年北京大专院校改组以后，我和陈体强之间音信断绝。迟至1979年4月上旬，承主人十级女学长、交通部副部长郭建（原名见恩）美意，陈体强作为晚宴时我的"客人"。席间因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学长及其他三四位客人，我和陈未便深谈。他说我1971年冬就已重访祖国，70年代又多度访问北京，都没有去看清华第五级（1933年毕业）学长朱庆永，朱临终前责我"不念旧"。我听了非常难过，也很"委屈"。朱考取清华第四届（1936)庚款东欧史（事实上是俄国史）门后，主动"屈尊"对本不熟悉的"小弟弟"黾勉有加，确是使我终身难忘；但在四人帮当权时期，我根本不知也不敢问朱的下落，否则必会引起旅游局的敏感。我对陈说："要不是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我今晚也还看不到你。"比较可喜的是陈已接到英、美等数国短期访问讲学的邀请，迟早在美国和我总会有一倾积愫的机会。不期陈竟于1983年秋因脑溢血过早地离开人间。陈回国后很不得意，迟到1982年才被外交部聘为顾问。③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1984，页195—198，"国际法上的承认"。

②同上，页45—46，王铁崖撰"陈体强"传略。

③同注②。

但是，就20世纪华人在欧美著名大学所完成的博士论文而论，陈体强的论文应永居尖峰地位。据我所知，20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立即被誉为国际名著者只有两部。一部是20年代萧公权先师康奈尔博士论文PliticalPluralism：AStudyinCntempraryPliticalThery(《政治多元主义：一项当代政治理论的研究》），1927年在伦敦出版。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多元论柱石拉斯基(HarldLaski)即撰书评谓萧书"学力与魔力均极雄浑，为政治学界五年来所仅见⑨。另一部就是陈体强牛津论文《有关承认的国际法》。此书穷征博引（除政府档册、条约选集、学人专刊及期刊论文外，所征引之国际法判例即达450项之多），体大思精，析理犀利，观点均衡。尤可贵者在其能了解并预期战后世界新形势（如全球性反殖民民族解放建国的政治洪潮）所需之国际法方面的理论依据。

因此，陈书甫经问世，立即被举世公认为标准著作，被列为国际法必读之书，其影响之大，似较剑桥大师劳氏三年前已刊之《国际法中的承认[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之，以造诣论，萧、陈之作难分轩轾。以规模范畴而玲，萧书限于近代政治思想之一学派，其性质为一确具軍思卓识的大"专刊"（mngraph)。而陈书涉及国际法中承认大课题中之各个部门，其性质是理论及专业性水准极髙的重要参考书，是一部当之无愧的皇皇巨著。在这种意义之下，陈体强的牛津博士论文几可目为20世纪中国社科方面的一个"奇迹"气必须再度强调的是，以上的讨论只限于博士论文的阶段，而学人的成就还是要看一生积累的研究,成果。,萧师返国后十余年间完成其一生巨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下两册，在美国长期执教仍研撰不断，允称一代大师。而陈体强回国之后遭遇至为不幸。试读①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1982增订本），汪荣祖"弁言"，页6。

②王宠惠（1881—1958)1907年出版的英译德国民法被英国尊为标准英译，足堪谓为"奇迹"，但这不是王的博士论文，是论文毕功后两年完成之作。

他生命最后的第14天的"自序"：

……1957年后，格于形势，搁笔伏枥，坐视光阴流逝，报国无门。1979年后国际法学重见光明，我亦振笔再起，写了文章 若干篇，但已是强弩之末，力难从心，水平远低于客观要求，论述亦无补于实际。……①这项专忆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怀念和表彰一位老友，而是以陈体强极不平凡的早年成就为具体例案以求索今后发展人文社科教学研究的途径与步骤。

IV张奚若（1889—1973)附：罗应荣（1918—198?)我从未听过张奚若先生课堂内外的演讲，但抗战后期却和他有过几度谈话，特别是我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之后、选校之前，与他是一位非常健谈、有肝胆、有正义感的人。他战时批评孔、宋，甚至批评蒋介石的勇气引起一般高知的共鸣和敬意，这是人所周知的。他在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上竟敢对毛泽东提出那传遍全球的16字评价："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②而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竟会公开征引张奚若批评他的这16个字。③这16字评毛妙语之所以行将永垂史册，主要是语后无比的政治道义勇气。我在此篇①陈体强，（国际法论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页3。

②张氏名言发自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是根据钱大都"父亲钱端升的治号），页87。

③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137。

短忆中所要添补的是远在1956年之前，张奚若先生就已经向毛讲过人所不敢讲的逆耳忠言。

这个前此无闻的真实轶事的供给者生前是我的好友、张先生清华政治系研究生罗应荣。容我略述罗不幸的一生，聊表我对他的哀思。他是广东兴宁人，小我1岁，1942秋考入清华研究院，1946年5月毕业，其硕士论文重点是研究外蒙古的对苏对华关系。?

1945年初春节前后，景洛和我外出小游，请罗看守房间，不料他那件当时很值钱的厚呢大衣被窃，但他完全不提此事，直到1950年5月我到柏克莱加州大学补充哥大英史博士论文资料和他重遇于国际学舍，他才告我当年被盗的事，足见其为人之尚义大方。可喜的是他研究国际公法极邀导师（维也纳学派奠基人HansKelsen老教授）青睐，两篇研究班文章 皆获A++殊荣，博士学位半年至10个月可望完成。我随即返加拿大温古华赶写论文的未了篇章 。6月底接到他的信，说韩战爆发，已立即买了船票回国以图报效。我想快信劝他慎思已来不及了。冬间忽接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信，热烈欢迎我去该校开西洋史课程，并附"聘书"而未明言名义和薪给。猜想中罗应荣必已在岭南政治系执教，聘我之事必是他发动的。

过了几个月，大约已是1951年的春天了，忽接一封自香港寄来罗应荣托人转致我的密封的航空信箴，内中报告他回国后立即到北京自动请求"受训"，希望能进外交部为国效劳。在京盘桓数月，终因缺乏"斗争经验"，不能进外交部，只好到岭南教书。在京期间曾和奚若师数度长谈，张先生秘密告他，中国正式派兵保卫北朝鲜之前，张曾特别请求深夜与毛泽东做一长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不可以不尊重历史的教训；除非万不得已决不可轻易同美国作战。试看德国两次看错（意思是德国事前总抱着美国不致参加欧战的想法），就两次大吃其亏；日本一次错估，就遭受惨败。原因是，美国技术、生产能力与潜力，实抵得其余世界而有余(就1950年①《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页98及108的世界情势而言）。中国应该好好地从事建国工作、尽可能避免和美国武装冲突。韩战的经过与后果毋庸重温，但中共建国伊始、国际情势空前紧张之际，张奚若先生竟已经如此敢言敢当，是应该补人史册的。

至于罗应荣，此后即无音信。直到我1971年10月12日重人国门，数日后访问中山大学（时岭南大学已并人中山）时，由该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少将某君接见，始获悉罗应荣尚在该校，因早经被批为"右派"，既不准教书，又不许出来和我见面。他大概80年代初含冤而死，一生未曾结婚。

V潘光旦（1899—1967)

潘光旦（仲昂）先生1935年自上海来清华，继郑桐荪先生为教务长。他与我第一次接触很不平常。1936年舂他陪着我从未见过的嫡堂哥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来清华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参观，潘先生走到我身边说："你哥哥来啦，你都不知道！"事后我相当诧异：潘先生这位大忙人，怎么会认识我这个二年级的学生？再同他有私人(其实是"公众"）的接触是同年12月圣诞日后，那时我因同学左右派斗争中曾违犯校规。

事实上，潘先生初来清华，我就知道他是社会学和优生学家，学术、兴趣和活动都是多方面的。他虽不从事文学创作，但与"新月派"主要人物以及当时主持著名英文刊物T、tenHsiaMnthly (《天下月刊》）和ChinuCric(《中国评论》）诸位关系密切，确是一位知识广博，态度开明，中、英文都能表达自如的一位和菡可亲的学者。因此，在我完全不闻问政治的联大"悠闲"岁月里和他有过几度交谈。

记得我和他交谈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性心理；幸而有他做顾问，我初读HavelekEllis两《性心理研究》，几乎就能懂得全部的内容。我甚至和他谈到两种当时在上海畅销的VanDeVelde 的IdealManie(《理想的婚姻》）和FrankHanis的MyL(feandLves(《我的生平和性爱》）[前者是荷兰医生，其书1937—1938上海已大量翻印，专讲性生理和性交技术；后者1942年上海所售翻版两册，价钱不贵，作者生前是记者（？），序中自夸其书中详细描写多度性交，曾被萧伯纳评为淫书之中唯一一部读后不令人作呕之作]。最有意思的是潘先生同意我的意见，从性技术可以洞窥中西文化的"基本"不同——西方如Hanis和法国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GuydeMaUpasSant，1850—1893)之流以性交连泄次数之多为能，而中国则以黄帝御女久而忍精不泄为能。谈至此，不禁相对大笑。潘先生随即指出，中国这种citusirvterruptus如成习惯，大大有害性生理。

最后我问他林语堂讥笑宋代理学和道学家性无能或性寡欢是否有道理，潘先生也只颔首微笑而不答，大概是不愿对宋儒太刻薄吧。

读性生理、性心理对自我教育的作用略同于读西方小说：丰富了人生"间接"经验，加深了解宇宙之大、品类之繁、无奇不有，因此感到"太阳之下，并无新事"。这种阅读协助培养我对人生若干问题的"容忍"与"同情"；但另一方面也激化我对伪道学、"装蒜者"(尤其是学术上的）的无法容忍与憎厌。此刻反思：后一趋向影响我大半生做人和治学更为深巨，因我性格中的反抗欲是很强的。在联大"闲散"岁月里，很幸运能有像潘先生那样"雍容宽厚、中正谦和、乐天知命"(1)的"儒者"做我偶或的"顾问"（毋宁说是"同情静听读书报告者"），帮助我保持情感理性间的均衡。

我和潘先生不谈英国文学，而专谈英文的实用方面。我一再认为清华改成大学以后，特别是我们在北平的最后几级，英文教学和习作在质与量的方面似乎都不如旧制留美预备学堂时期了。潘先生说也不见得，要看个人的用功和所修的学科。不过无论学哪一科，想知道自己的英文是否"够用"，必须要问自己两个问题：（1)①王志诚，"在清华大学和潘光旦老师相处的日子里"，《校友文稿资料选编》（《清华校友通讯丛书》，第六辑，2000年9月），页75。

写作的时候是否能直接用英文想？（2)写作时是否能有"三分随便"？（笔者按："随便"是多少带点"游刃有余"的意思。）我觉得潘先生论英文才是真正的"行家"话。师友中指出英文写作时必须用英文想的尚不乏人，可是只有潘先生向我提出"三分随便"能力的重要。在海外半个多世纪的学院生活中，我无时无刻敢忘潘先生的话，至少经常以他所提的第一标准用来检讨自己和窥测海外华人的英文写作。

VI闻一多（I8"—1946)

早在北平即从读八级学长孙作云"九歌山鬼考"幵始略略领会到闻一多先生治《诗经》、《楚辞》方法之新、功力之深、识见之卓和指导学生的热忱。我在联大前后6年，除准备两次留美考试，回沦陷区料理家务之外，在联大真正清闲的岁月无多，平时很少参加学术活动，而闻先生又久居乡下，所以见到闻先生的机会不多。1944年春间在联大新校舍遇到闻先生，他问我的近况，我告他为解决住的问题，我在大西门外昆华中学兼课已半年多，虽只一间，宿舍楼固窗明，条件还可以。他说住在乡下本来是为躲避日机轰炸，往返20余里很不方便，如果昆华中学能供给两间房子，他可以考虑去兼课。我立即把闻先生的意愿告诉李埏（云大文史系讲师，兼任昆中教务主任），他和徐天祥校长喜出望外，立即决定以原作医务室的小楼楼上全部划为闻先生全家住处。我记得楼转弯处的平台还不算小，可以煮饭烧菜屯放松枝。楼外空旷，住定了后，闻师母开辟了小菜园，颇不乏田园风趣。①据李埏的回忆，闻先生名为兼课，但校长徐天祥却慷慨地给予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1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通①闻黎明、侯菊坤编、闻立騁审定，《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716。

行的"半开"（两块"半开"合1个银元）。?这20块"半开"的待遇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 里所说的那么困难。我所要讲的正是闻先生生活"苦"中"乐"的方面。

由于这段时日里闻先生全家生活比较愉快，也由于我已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不久即将出国，闻师及师母预先为我饯行，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主菜是用全只老母鸡和一大块宣威腿炖出的一大锅原汁鸡火汤，其醇美香浓，使我终身难忘。在我由衷地赞赏之下，闻先生告我："我们湖北人最讲究吃汤。"我说少年时曾听到有些前辈$，饭饱不如菜饱，菜饱不如汤饱，确实很对；湖北吃的文化是很高的。我请教闻师：去年（1943)由上海兜大圈子、越秦岭过成都时，曾问当地哪种汤菜最实惠最有名，回答是："原锅子汤。"问及用料，以肘子、猪心、整颗莲花白对。这种大的锅菜是否源自湖北？闻先生说很可能是，因为明末张献忠屠蜀后，江西人人湖北、湖南，两湖人实四川，把大锅汤菜传统带进四川，这是非常合理的推测。

我记不清是这晚饭后还是在另一场合，闻先生曾对我讲过当年清华学堂同班潘光旦和罗隆基的趣事。闻先生原来比他们高一班，因坚持原则反抗校章 而自动留级一年，所以与潘和罗同于1922年出国留学。未出国前有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 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 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回答："你父亲是举人箅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闻师忙加了一句按语："你看他们够多么封建！"他讲完、我听完，同时大笑不止。

从纯学术的观点看，大多数的文史学人都公认闻一多是用西①闻黎明、侯菊坤编、闻立鹈审定，《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811。1945年1月闻先生全家才搬进西仓坡新造的联大教职员宿舍。

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富创意最有成果的典范。即使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还是不免被他多才多艺、多姿多彩、轰轰烈烈、光芒四射、悲壮结束的一生所部分地遮掩了。唯其如此，闻先生自己留下的学术、艺术、社会、政治活动的记录、清华学堂和大学以及联大档册中相关的记载、老友同寅和无数青年学生对他的回忆，再加上子女们在父亲身后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懈地搜集闻师的大小事迹，都说明现存有关闻一多资料之丰富，在近代学人之中，或仅逊于胡适。目前这部1100页、85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规模之大、内容之富恐怕是自有年谱专类以来所未有。

我这篇对闻师的短忆，聊以添补闻师罕为人知的生活小小片面和一个妙趣足以传世的小小真实轶事而已。

1孙毓棠（1911—1985)

孙毓棠祖籍江苏无锡，说得一口极纯的北京话。他是清华第五级（1933年毕业）历史系毕业，早我五班，我入学时，他已离校。他虽主修历史，性喜文艺，家境优裕，曾自费赴东京帝大续攻国史。七七事变前后他已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发表了两篇西汉和东汉兵制的文章 。既留过学，又有论文，所以自始在联大即有开课资格。联大晚期与雷海宗、吴晗鼎足各自讲授中国通史。1945年秋孙毓棠、沈有鼎等随陈寅恪师赴牛津，充访问导师（tutr)。陈师双目失明之后，孙自英赴纽约在联合国短期工作，1947年常来我们哥大附近西107街公寓（虽小，厨房浴室俱备，系1947年王信忠先生转让的〉晚餐谈新话旧。80年代初孙以交换学人身份曾到德州（Texas)州立大学访问，他曾要我为他致函前芝大同寅、国会图书馆馆长Brstin申请延长一年。他和景洛与我在芝加哥再度有短聚忆往的机会。

总括孙毓棠和我长期的交谊，我对他的私人生活和治史经验试做简要的回忆。孙毓棠身高5英尺9英寸左右，眉清目秀、皮肤细腻、白里透红，正西人所谓"peachandcream"(桃与奶油）理想肤。浪漫性格之中深藏忠厚，为人彬彬有礼，治学从容不迫而能持之以恒。我从不问他私事，而他却不时以私隐见告。例如1947年在纽约时屡次"自我检讨"良心，是否应该更积极地推进和比他年轻几乎20岁的沈履女儿的精神罗曼史，因他已与姚凤子正式离了婚。他曾去缅因州看她，归来后对我赞叹美国之大：看来纽约和缅因都在东北部，好像不远，可是单程距离就是400多英里，简直等于从伦敦到苏格兰纵贯不列颠岛那么"辽远"。几经扪心之后决定不再增长与沈的感情。80年代初在芝加哥舍间晚餐后回忆他与凤子的关系，一再激动地说："我当初完全是因为可怜她才和她结婚的。"这句话有史料价值，因为当时社会上一般认为（包括近年英文有关联大历史的标准著作）孙毓棠之所以尚为人知，是他的太太凤子是名满大西南的话剧明星。孙毓棠忍不住还讲曹禺对不起他，因他离昆明时曾以凤子托曹"关照"，而曹竟与凤子发生暧昧。但孙最后还是宽恕他们，因曹禺究竟是浪漫戏剧家，而凤子生理上"特别"，好像犯"花痴"。我决定写进这篇短忆是因为三位局中人俱已作古；历史主要任务在求真；这个真实故事有助于加深了解人性和人生，并有力地说明孙毓棠浪漫而永存忠厚的高尚品质。

治学方面，孙毓棠在联大期间研究兴趣已转移到经济史。受了蒋廷黻影响，他深信西史名著可为治国史的典范，所以在教书之暇广事阅读欧洲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著作。可惜的是，清华运到昆明的西文图书之中经济史类的书不多，而且大战期间很难知道英、法两国在经济史的资料扩展、研究取向、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已取得初步"革命"性的成果。孙毓棠对Rstvzeff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法国PBissnnade的《生活、工作在中世欧洲》及HenriSe6的经济史及论资本主义的兴起等书确是时常披阅的。我的印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孙毓棠在社会经济史方面一向受到尊敬，"文革"之后他实际上是重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社经史方面的编辑"顾问"。

回想起来，最可贵的是早期孙毓棠谈他治学经验时曾引起我的"焦虑"，而晚期却给了我多年"亟需"的慰藉。引起我焦虑的是:联大期间及1947年在纽约，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从西洋史转到中国史研究总需要一个5年的过渡期间。我尊重他的经验，所以立即开始焦虑，因为眼看着青春就（或巳经）消逝，而还必须考留学、完成西洋史的博士训练，再加上一个5年的过渡才能系统地攻进国史领域岂不过晚，实际生活和教研岗位方面岂不将要吃亏过甚？！迟至1952年春夏之交，在纽约经过整整一星期的踌躇和论辩，我毅然决然全力投入18世纪两淮盐商的研究，不期一举即跃过龙门，走迸辽阔无垠的国史领域，解除了前此被孙毓棠引起的焦虑。详情于下篇章 节会有忆述。

孙毓棠晚年给我的慰藉是他对我《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长文的反应：

文章 仔细读过两遍，很好很好。使我增长知识，大开眼界；且给我以很大启发。……感到吾兄十分可佩服：在忙于教课之余，还有志于着手写这样大规模的文章 ，实在难得。我应该好好学你的精神和韧力。（1984年9月16曰）这个出自清华老学长的评价，使我感到很大的安慰是因为它含有深层的肯定：（1)旧日清华历史系社会科学和中西历史兼容并重的政策是髙瞻远瞩、十分正确的；（2)只有长期忠实地践履此项政策，才会达到当年老师们对后辈所企盼的新水平。

1985年6月初我到北京探望孙毓棠时，他已气喘不能起床，同月与另位清华历史系老学长、新中国考古事业领导人夏鼐（作铭）先后陨逝。孙毓棠从西史转国史需一过渡的经验谈应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丁则良（1916—1957)

丁则良是清华第九级（1933年人学）历史系同学中最杰出的，大概由于政治活动，迟了一年于1938年才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他的古文根基坚实，主要是因为他在北平四存中学受到很好的旧式古文训练。经过雷海宗先生的推荐，数学系杨武之先生请他为长子振宁补习古文。据杨振宁面告，当时他在初中，丁则良为他讲解《孟子》中不少篇章 ，并讲述了不少历史人物及其他古代掌故，使他获得不少古文和古史的知识。由于屡次的政治风暴和罢课，在北平的三年里我始终和丁则良没有任何接触。

但是，我1939年秋到了昆明联大以后，立即发现所有历史系同学之中，丁则良和我的治学步骤和取向最为相近；因此我们二人之间很快就产生了高度的相互了解。我衷心钦羡他记忆力之好、悟性之高、学习语文之快、中文表达能力之强。他的学术及其他消息也比我灵通。相形之下，我觉得自己几乎处处都比他要慢一步半步；最奇怪的是我从第六直觉中，感到他对我恐怕也会有过髙的估计。联大期间值得回忆的是，丁则良无疑问是"十一学会"的倡议和创建人，而这个由教授、教员、助教、研究生自由演讲讨论的学会，已在历史上留下片段的记录。?我要迟到1943年秋参加清华第六届庚款考试以后才协助他推动会务。我始终没听过丁则良在学会里的演讲或报告。多年后我在揣想，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我返昆（1943年5月上旬）之前、"十一学会"创立的最早阶段中他已做过演讲；他既因患便血未能参加1943年8月下旬的留美考试，便需要集中精力准备未来的中英庚款或教育部的留学考试。总之，"十一学会"晚期的活动中我比丁则良出力多些。

①谢泳，《大学旧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西南联大的十一学会"，页49一51。

我到哥伦比亚以后，丁则良考取留英，决定赴伦敦大学深造。

他函告有意进该校的"斯拉夫研究所"（TlieSlavnicInstitute)习俄文，修俄史。我函劝他修英史，不宜以大量时间精力投入新的语文；如能从髙深的英史研究中了解并达到史学较髙的意境，将较俄史更有裨于长期国史的研究。他意志甚坚，还是决心专攻俄文俄史。我1948年秋不得不到加拿大温古华教书养家以期终能完成博士论文，半年多以后得悉他的俄文考试业已通过，只是论文仍需时日。这期间英国肉食供应管制仍严，我曾两三度供给他美国的大罐头火腿和鸡肉。1949年秋冬之际接到他致我的最后一信，内中非常激动地说，英国费边（Fabian)式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光无热，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他已急不能待，放弃论文，马上就要回国报效了。

此后我只能间接听到丁则良在国内的活动。50年代初他曾出版了一本《李提摩太（ri/my/?ic/kurf)，1845—1919》的小传，内中否定了这位英国传教士引进西学和协助维新的一面，着重揭露他充当英帝国主义工具的另面。我虽无法看到此书，但当时深信此书之撰，反映丁则良业已由衷地接受了马列和中共的观点，但也不免为他大材小用而兴叹。此后又听到丁则良参加世界史讲义的编纂工作，内心又多少为他"庆幸"，因为这正是表现他史识、史才、史笔的机会。"百花"、"反右"期间不免为他担心，但再也料不到他竟于1957年自沉于北大的未名湖，如此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98年4月下旬，在北京清华园参加毕业六十周年大庆期间，从级友赵石（儒洵）学长的深夜长谈中才知道丁则良在清华和联大期间，就已经加入又退出过中国共产党。我自始即知丁则良是富于感情的人，可是从未了解他是感情如此易趋极端的人。

我1945年秋出国之前数月，丁则良曾对我说，我们不要学林语堂，搞学问专以美国人为对象；我们应该学胡适之，搞学问要以自己中国人为对象。谨以这番使我终身难忘的话，略表我对这位具有大史家潜力的老友的永恒哀思。

关于丁则良的悲剧，最近又有两种新资料。

(1)我清华同级而从未交谈过的史家兰州大学教授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有一专章 "记被《一二九运动史要》说作是右倾投降主义者的一伙人"，页152:……1957年春夏之交，他（丁则良〉正从巴基斯坦参加全世界史学年会飞回北京，东北方面已经派人守候着，叫他回校"交代问题"。那时，他住在周一良家，留下一封遗书，就投未名湖自绝了。我追忆起1954年夏一大批在思想改造中刚刚洗了第一次脑筋，从而不大舒畅的知识分子到青岛来舒畅一下胸怀，有邓广铭、齐思和、阎简弼，也有丁则良。在山大历史系的欢迎晚会上，我与丁握手时，顺便说了句"我们还是一二，九的老战友呀"，丁脸色微沉，用不大的声音说："惭愧，我走了弯路。"这句话在我脑际盘旋了若干年。我想，他是说了一句诚实话，不失为真诚的君子；但什么"弯路"呢？直到六十年代西北师院的外语教授李学僖才告诉我，当年他在英伦留学，每天早晨打开mrningbradcast(晨间广播）时，总听见丁的播音。这一下我才明白了，原来他"失"过"足"。笔者按：赵俪生的回忆与赵石的回忆证实了丁则良确曾加入而又退出过中国共(2)周一良，《钻石婚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2，页123:……而丁则良根本在国外开会，没有参加国内任何鸣放平时的话可作把柄。据最近他在美囯教书的儿子到北大数学系来署期讲学，告诉我说，丁所在的东北人大有一位老党员领导，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让丁则良提意见。其实这只是一种姿态，而丁则良本着学术良心和对党负责的态度，尽其所知提了不少正确的意见。这就触犯了这位老党员领导，反右一开始，就缺席裁判丁则良划为右派，并且捏造出一个小集团。丁则良被逼自杀以后，当局连他的子女也不放过。他的儿子丁克i全报考大学被拒绝，退而报考中学也不获准。丁克诠只能发奋自学，至"文革"结束后考取研究生，又赴美取得博士学位，获聘在伊利诺州大学任教，并受邀于2000年到北大数学系讲学。丁则良1957年至北大水塔下未名湖内含冤自沉，当客座教授丁克诠三十多年后来到湖光塔影的伤心地凭吊亡父时，丁则良夫人（笔者按：李洁）因饱受折磨，先于几年前辞世，夫妇二人只能在九泉下庆幸儿子成才。

丁则良可谓有后矣！这是我对这位老友绵绵长恨中的唯一慰藉。

K冯友兰（1895—1990)

计划撰写本章 之初，我已决定请冯友兰（芝生）先师来唱"压轴"。因为本章 所有忆及的师友全是联大社团的成员，而最能表彰联大社团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的莫过冯师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为方便读者参考，我将征引冯师这篇不朽文章 以结束本章 和全书的"上编"。征引之前，我只讲述个人所独知涉及冯、胡（适）关系的一项轶事，并臆测冯师长期学术行政成功的主要因素，以求避免与大量研究纪念冯师的资料重复。

1947年盛夏，冯先生从宾州大学过访纽约，住在哥大附近一家旅馆。我晚上去看他，长谈中提及朋友见告，杨绍震夫人许亚芬(清华第六级1934年毕业）在斯密丝女校（SmithCllege)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冯先生听了，急不能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文人相讥，自古已然，相形之下，冯之讥胡要比胡之讥冯温和多了。[许硕士论文事，最近在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七册，页376,1940年4月10日条下得到证实]。

不少清华内外人士对冯友兰之能居清华（战时兼联大）要津20余年（1928—1952)之久甚为不解。冯系北大出身，与清华学堂毫无关系。北伐成功以后，新被任命为清华校长的罗家伦从燕京大学延揽冯友兰以为"班底"，冯初任秘书长，迅即为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成员，兼哲学系主任虽然梅贻琦长校（1931年12月）以前清华屡有学潮，校长迭换，而冯能屹然不撼者，主要由于：（1)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2)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与清华资深教授（如叶企孙、吴正之、陈岱孙等）合作无间，以延致第一流学者提高教研水准为共同鹄的。（3)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但凡任何政治或学术会议，意见纷纭，发言者众，愿做综合报告者寡，凡执笔者往往被公认为最干练"得力"之人。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正一贯是"得力"之人。钱穆追忆联大文学院初设蒙自之际，北大师生开会谓清华事事"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用彤），岂不堪当上选"。②这真书生门户之见，完全不懂三校事务之繁巨与槃槃干才之难得。冯友兰主持清华联大人文行政二十有余年绝不是偶然的。

兹举一例以说明冯友兰对联大的重要。缘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曾三度训令联大务须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此项训令的目的当然是加强蒋政权对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①冯友兰初进清华的经过，可参阅苏云峰，《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页31—49。

②《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页53。

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抵抗驳斥陈立夫的三度训令。这封措辞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的执笔者舍冯友兰莫属。由于此文在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联大光荣校史上意义的重要，全文征引如下：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

(1940年6月10曰）

敬启者，屡承示教育部廿八年十月十二日第25038号、廿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3字第18892号、廿九年五月四日高壹1字第13471号训令，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缋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 ，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髙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缋，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杈、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曰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智周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缋，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若何之处，仍祈卓裁。此致常务委员会。

教务会议谊启

廿九六十

清华大学档案①

结束本章 ，让我们细嚼回味冯友兰这篇文情并茂，事理明通，遣词叙事，融古烁今，铭文形韵，典雅铿锵的"至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①《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页191一192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西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变，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变起，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曰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迀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曰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曰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虛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痛南渡，辞宫阙更长征，经蛲崠抵绝徼，继讲说尽笳吹，情弥切见仇寇，如烟灭视金瓯，巳无缺中兴业，继往烈为一体，如胶结联合竟，使命彻以此石，象坚节，驻衡湘 ，又离别

，望中原 ，遍洒血

，诗书器 ，犹有舌

，千秋耻 ，终巳雪

，起朔北 ，迄南越

，大一统 ，无倾折

,维三校 ，弟兄列

，同艰难 ，共欢悦

>神京复 ，还燕碣

,纪嘉庆 ，告来哲

此碑树立之时，我已在大洋彼岸进修西史；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

海外篇

第十二章 纽约和哥大（上)

I，选校补忆

在未回忆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半的学生生涯之前，有必要补述未出国前选校的经过。抗战期间亦师亦友和我相处最得的是伍启元学长。他原是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经济学系的，不久即考取第二届中英庚款公费生，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三年内不但完成了博士学位，而且博士论文《国际价格史纲要》已在伦教出版。这在当时是罕有的现象，因此颇为中英庚款理事长朱家骅及国内知名大学所器重。伍当然决定回母校清华任教，战时是联大少壮派经济学家中最知名的一位。我1940年投考清华第五届留美公费生经济史门，经济思想史居然能得到85分之高，主要是靠他借给我自英带回的一批参考书籍。他和我之间的友谊是我终身不忘的。

1944年初夏，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试结果揭晓。我不但考取西洋史（注重16、17、18世纪史），而且总平均785分居全榜22度考虑在美选校问题。同时我也与雷海宗师讨论此事。雷先生认为当时美国有四个大学可以考虑：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和柏克莱的加州大学。不过马上就甩掉了加州大学，因为它近一二十年发展很快，究竟只是州立大学中的领先者。人文社科历史方面，仍以前三者私立大学为胜。雷先生提到他连续在芝加哥读了五年，头两年完成学士，后三年完成博士，受到非常满意的训练。因芝大虽迟迟创于19世纪90年代初，由于洛克菲勒捐资充裕，芝大创校校长哈波（WRHaiper,1856—1906)自始即有志把芝加哥建立成第一流世界级的大学，所以教学风气与众不同。但雷师极客观，认为还是哈佛和哥大历史久根基雄厚，要看个人的志趣如何，才能作最后的决定。

启元兄除了就一般学术水准着眼之外，特别提出了"实际"的看法。他认为就历史系和社会科学诸系而言，哈佛和哥大都是实力雄厚、规模最大的，哥大而且是"新史学"的诞生地。他说今后国内和世界的大局也应该考虑在内。大战后中国以五强之一的地位，必然需要大批人才；而在中国"校友"的关系，似乎比在其他国家更重要些。在中国高知中，再没有比哥大校友更显赫的了。试看:外交界哥大校友以顾维钧、蒋廷齩为最；哲学方面有胡适之、冯友兰、金岳霖三巨头；教育界有蒋梦麟、张伯苓（访问研究生）、张彭春等；政治学方面有张奚若、陈之迈等；经济及财商方面人才甚多，要以马寅初为最杰出，试看他191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纽约州的财政》，一直被认为标准著作。甚至地质方面，哥大的拉茫（Lam-mit)实验室是世界驰名的，内中训练出找到恐龙蛋、中瑞（典）新疆考察团中方领队袁复礼等人。即使在化工界，国内唯一一位享誉国际，以苏尔维（Slvay)方法炼碱成功，领导塘沽永利碱厂打进世界市场的侯德榜，也是哥大的博士。哈佛当然造就出不少学者和专才，但哥大替20世纪中国造就出不少"领袖"人物——这是哥大与其他美国著名大学不同的地方。

启元学长这番话说得如此真切透彻，对我选读哥大影响极深。此外，我个人早有如此的想法：清华公费的年限既短，两年以后最多仅延长半年。人文历史方面两年半完成博士学位，几乎完全没有可能，更何况哥大对博士论文的要求较一般为严格，必须能发表成书才能获得博士学位。论文有待继续写撰期间总需要半时工作始能维持。纽约这大都会找工作的机会应较一般大学城为易。更重要的是一生来美读书机会只有一次，预期三四年间论文及学位完成之后立即回国服务。既来到美国，就应该尽可能地开眼界、饱耳福。试想：如果不住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响遏行云的最杰出的男髙音，人生能得几回聆！？回忆所及，1944年冬和张奚若先生谈选校时，他特别提出纽约这个大都市"文化高"，这是他当年选人哥大的主因之一。

此处必须补一笔的是，我选校之后非向前清华经济系专授髙级统计学及髙级货币学的赵人镌（守愚）先生写封"道歉"的信不可。守愚先生和我是世交。他是浙江兰溪人，是平汉铁路局局长赵清华的堂侄，和张学良同居的赵四小姐的堂哥。守愚父亲和我父亲，因考举人未中，曾同在杭州住一两年书院。记得守愚在1930年左右辞掉南京铁道部科长，路过天津去清华任教授时，父亲特别订了明湖春的酒席（第一等济南馆，汤菜之清鲜醇美举国无二；极可惜解放后这个极优良有特色的烹饪传统中断了），守愚坐上座，这是父亲对哈佛博士的崇敬与补贺。我1932年冬未大考即因《南幵双周》学潮而被开除，所以1933开年即到北平人弘达中学跳班混华新南园十号暂住赵寓以待弘达开学。那时正巧因喜峰口情势紧张，守愚两周前已把家眷送往南京，身边只有一个男仆，为他也为我做简单的饭食。守愚去北平城里的时间多，我发现附近有很好的小饭馆，一切都很方便。守愚在家和我谈话时总是勉励我第一步先求考进清华，然后再长期准备考留美。我如果考取留美，选校问题很简单，选哈佛总不会错。哈佛是美国最早建立的学校，300年来人才辈出，而且校友对母校捐款之热心与髙度制度化是举世无双的。至今哈佛是全世界基金最多的学府。他并以手头的哈佛年鉴和几种纪念册见示，进一步谈近年美国大学教授们自己投票评估各方面的专长，只有物理学芝加哥髙居第一位，医科霍普金斯(JhnsHpkins)居第一位，其余大都是哈佛领先。我当时只有唯唯谨谨，冼耳恭听，机械式地说出如果有朝一日考取留美，当然去哈佛攻博士。

正由于这个"故事"，所以我在1945年初写信到成都华西坝燕京大学时(守愚因婚变，战时离开清华赴成都），幵始感谢他1933年初的款待和对哈佛的赞扬和推介，然后不断以抱歉的口吻告他已选人哥伦比亚(事实上说不出明白的道理），希望他不要过分"失望"。再也料不到他回信中不但丝毫未表失望和惊异，反而大夸我有眼光，选校选得对，因中国的哥大校友，学问之外，往往有干才。他举的例子与伍启元兄所举的大都符合。全信不足300字，词义俱极恳切，可惜我只记得他对自己、对有些国内的"哈佛人"的自嘲。他说中国的哈佛人往往是："自命不凡，目空当世，又臭又美，碌碌半生，一事无成，如小兄者！……"这封信使我深深感动，因为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敢自嘲，才会欣赏他人的成就。赵守愚和陈岱孙先生是抗战前清华经济系仅有的两位博士，都是哈佛出身的。赵守愚的统计学在当时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我很早就知道他不断自修髙级数学工具，并曾坦白地对我说过，他如果不用功，很容易就会被杰出学生如徐毓楠等追上。守愚对何廉在南开所领导的经济研究工作每加赞扬，并承认清华经济系人才虽比南开多，而干劲却远不如南开。这种高度的坦诚是与战前清华优良学风分不开的。

n，旅途观感由于大战关系，我们这批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考后在国内整整等候了两年才能出国。考试是早在1943年8月下旬即举行了的，考试结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揭晓的，可是我们要等到日本投降之后，1945年8月28日才能搭一货机自昆明出发，在缅甸腊戍小停，飞抵印度加尔各答候船赴美。在加尔各答等了几乎两个月，因为船期无法预知，也因为行囊羞涩，我们只好在加尔各答"死等"，根本无法游览任何印度的古迹和名胜。我们俱知孟加拉不能代表全部印度次大陆，但我们对印度的印象只有根据一地所见所闻：处处都见到乞丐，贫民街头露宿，骨瘦如柴的"圣牛"横行街道，这一切与纪念维多利亚时代印度帝国建立的雄巍庄严的Chrinjee(拼音巳不能确记）广场适成一鲜明的对比和讽刺。清华同班同系的刘广秋，时任职中央信托局驻印办事处，请我到他公寓晚餐，说明不得不雇两名用人打扫清除，因为印度种姓阶级（caste)制度不允许"不可接触的贱民"（untuchables)摸桌上的东西。我当时即有一个内心拒求甚解的历史判断：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教，特别是大盛于东南亚的佛教是被人宰割的"鱼肉"，而基督教却是一手执《圣经》、一手持利刃的宰割者。

这时陈寅恪师也在加尔各答等候飞机赴英讲学。他两年前已应牛津之聘为汉学讲座教授。与陈师同行的有邵循正、沈有鼎和孙毓棠三位，他们都将充任牛津的汉学导师（tut0r)。陈师双目网膜已半脱落，最忌强烈震动。由于我身材比较高大，所以陈师登飞机时由我扶持。令我终身难忘的是，在登机的前几天，陈师突然有所感触，特别当着我，对美国人尽情地发泄："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还只是放在心里，美国人最可恶，看不起中国人往往表露于颜色。"因此，我长期对美国歧视华人的问题有直接的观察与体会，将于本章 下节中有所讨论。

我们等到10月26日总箅搭上了美国大批新造的万吨级的"自由船"之一，USSGeneralStewart号，绕锡兰（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经过风平浪静的红海、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最后几天才真正领略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和地理事实：冬季的北大西洋堪称全地球上最狂暴无制的区域。我们华夏大陆文化修辞家所用的"惊涛骇浪"实在不足形容冬季北大西洋昼以继夜、日又一日、风浪凶险可怕的程度。晕船期间，曾作历史反思：近数百年来西北欧在全球拓殖事业方面处处领先，是与此区居民自古即有征服海洋的知识与能力牢不可分的。

自太史公司马迁起，行万里路一直被传统士人认为是广义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这次海空跨洲越洋之旅也不例外。

m令人留恋的纽约生活

我们一行20人(农学及纺织二门无人录取），终于在1945年11月24日下午抵达纽约，在曼哈顿西42街码头登陆。东行不到1英里即是世界闻名的泰晤士广场了（事实上是三角地带）。20人中只有我是以纽约为旅行终点的，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就在曼哈顿。纽约多姿多彩，向导之类的大小书册，不胜枚举。我只能就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漫忆纽约生活的片段。

作为哥大的研究生，我在纽约共住了31个月零1周（1945年11月24日至1948年7月1日）。纽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地下铁道系统。纽约市区很大，陆地面积325方英里。全市共分五区，曼哈顿之北是勃朗克斯，东南的布鲁克林和东北的皇后区都在长岛的西端，只有斯塔汀是海湾内的大岛，与曼哈顿的交往靠轮渡。在这样辽阔的大市区内，地下铁无远不达，票价5美分。我和景洛离开纽约的那一天（1948年7月1日），车费的价钱才加倍到1毛。诚然，伦教和巴黎的地下铁较纽约的为早，莫斯科路线有限的地下铁站台颇不乏艺术点缀，加拿大很晚才建造的多伦多的地下铁整洁可喜，但全世界所有的地下铁，没有一个路线较纽约的更多更长，票价更低，更能做到真正为市民服务。70年代我曾两三度试乘北京单一路线的地下铁，感到最奇怪的是乘客不挤，出人的站口离主要的街口（如王府井和西单），至少距离是三四百步之遥，因为地下铁设计的重点考虑之一是为运作管理的方便，而不是为市民经常用者的方便。

为了解决住的问题，抵纽约后的第一个星期一（1945年11月26日）才首次搭乘地下铁到西116街去参观哥大校园和研究生宿舍。研究生宿舍是以著名校友政治家曾任国务卿的JhnJay(1745—1829)为名的。一见这座14层褛的宿舍心里就喜欢。一进门左墙边玻璃橱多层陈列品中，一眼就看到一个银盾，上面刻字说明1910年哥大与耶鲁演说比赛，哥大胜利，哥大辩论的领队者是顾维钧（WellingtnK)0这个银盾是多么充满魅力，给予中国新生多少自豪与自尊！我当时即决定初游校园之后，即回到这宿舍午餐。点了最贵的菜，以两厚片鲜猪肘为主，配菜、甜食都很丰富，只可惜主菜淡而无味，餐价1元2毛，较外边略髙。宿舍房间整洁，公用淋浴极为方便，出楼即是图书馆，地点理想之至。当时清华所发每月生活费仅100元（次年下半年才加到每月135元），住是住得起，不过买书的余钱就很有限了

此，决定住附近民房。

在哥大头一年我单身一人，在校中心四五条街之内曾三易其居。记忆犹新的是113街的一所公太，为人正直"严厉"，每天早晨来铺床，一定按时换床单,偶尔也清理书桌。租金每周5元半。不知何以故，她有一次拿起我的两只手端详又端详，最后说："Yurhandsaresdelicatelysmallthatyuwillbecmefamus，famus，andever-mrefamus-，，(你的两只手那样柔小，你将来会越来越出名）。大概只一两个月之内，我泛读英史，过BeatricePtterWebb(1858—1943)的早年回忆录MyApprenticeship(《企鹅》两本）。她系出名门，早岁以貌美才髙，同情劳工，闻于当房东是原籍爱尔兰的老太

世,最后竟决意下嫁原籍犹太、体貌不扬、静默深思、文如泉涌的SidneyJWebb(1858—1947)0他是"费边社"（FabianSciety)的写作柱石，号称英国工党之"父"，最后晋封男爵的。她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婚前注意到他那小而笨拙的双手。我读了一笑置之，至今仍一之。我事后反思，或许房东老太收拾书桌时曾看了教授在我文章 封面页的评语。不幸的是，一天夜晚朋友来访，谈话声音较大，次晨她绷着脸对我警告，以后不许这位客人来访。这使我无法容忍，虽已预缴了一周租金，我还是尽快搬到115街极杂极乱极其自由的一所公寓了。1946年12月景洛自上海来到纽约时，我们就在这所公寓勉强对付了几个月，好在可以烧饭。

1947年春，清华日本史教授王信忠先生访美已近一年，决定回北京母校，慨然以他的公寓私下让给景洛和我。他这公寓是在西107街312号，向西走就是有名的河滨大道，再向北走就是河滨公园了。这条街上多数的房子都比较矮小，门面窄，全部只有四层。照例二房东兼经理住底层的后小半边，景洛和我住二层。较大的一间是主要的起居室，可以勉强会客，晚间充卧室。另有一小间基本设备齐全的厨房及一间浴室。这种公寓真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解决了景洛和我的生活问题。我们就是在这小小公寓里接待老同学和过往客人，包括五级学长孙毓棠。1947年夏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的工作即将完成，我们同届的公费生，清华十一级李志伟芝大经济系博士的科目口试业已考过。他们和其他一两位芝大同学同买了一辆用过的汽车，驾驶到东岸各处游览。

景洛用心地为杨、李准备了一顿晚餐，最好玩的是，一进门李志伟第一句大声笑着讲的话是："杨振宁这小子，一到芝加哥就打听诺贝尔奖金怎样申请。"杨当时笑而不答。不过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确切年月份已不记得）他在芝加哥一个大型华人谈话会中，我追述1947年夏李志伟所讲有关他的故事时，杨振宁极力否认。他的否认恐怕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不会不知道诺贝尔是提名的，不是能申请的。好在他近两年来在台峡两岸，已不止一次公开承认12岁时即立志要获取诺贝尔奖金，这个壮志巳经并永将是现代炎黄子孙中的佳话。

回到住的问题，当时我们并不觉得太苦。活动的空间确实稍感不足，但生活却十分便利。一切基本需要在几条南北向的短街之内都可以解决。纽约兼卖多种日常用品的"药房"之多，是举世大小都市所望尘莫及的。我当时曾梦想总有一天会回哥大执教，哥大为教授们营建的公寓地点幽静，内部明朗宽敞。即使住不进哥大的公寓，学校附近的民营公寓，尤以沿着河滨大道的，也不失上选。至于噪音，问题不如外间人想像之甚，原因有二。（1)久而习惯了，不会太觉得。（2)纽约楼房建筑材料上乘，能减少噪音。清华第二届留美公费生，成本会计门的宋作楠先生（金华人，赵人镌的妹夫，六七十年代在台北成功地经营被誉为东亚第二大的会计公司），曾对我解说何以纽约的噪音远不如一般想像之甚。他对哥大附近生活是感到十分满意的。

吃是纽约和哥大附近华人的骄傲。我们初抵纽约之夕，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博士"公事式"招待我们20名公费生的中餐平淡无奇。第二天是星期日，泰晤士广场附近剧院区非常清静，我却发现了一家chpsuey("杂碎"），这可能是纽约最廉价的中餐馆了[按：近查《牛津英文字典》，chpsuey初见于美国CurrentLiterature(《当代文学》），1888年10月号，确是杂碎的粤语音译，最初主要的原料是鸡杂，以后随时随地配菜，成分有所改换。足征某项传闻，谓"杂碎"之起源与李鸿章 1896年访美有关之说之不确，附及]。蛋花汤及蛋卷在内，主菜是肉丝炒芽菜，可能略揍芹菜丝、鲜蘑片，白饭管够，取价仅4角5分。这样公道的午餐给我极好极深的印象。

住到哥大附近以后，饮食极为方便。学校附近就有一两家中餐馆，菜、面都很合口。午饭为节省时间照例吃西餐，汤、生菜、甜品、茶或咖啡，应有尽有，代价9毛9分。晚饭与清华八级周新民学百老汇和125街街口的永兴饭店相聚。鸡、肉、鱼、虾价皆在1元上下，包括汤和饭后的几片橙子。我最喜欢的是腐竹猪肚汤，其次是牛腩萝卜汤。大概是1947年春，景洛到了纽约之后不久，125街路南开了一家上海楼。这是纽约第一家非广东、真正下江口味的餐馆，一时轰动，晚饭往往要排队候座，犹太顾客比例相当高。不久在百老汇111街又开了一家绿杨邨，老板是哥大师范学院地理专业博士候选人江应澄，他是江北人，居然请到了一位真正扬州的厨师(据说也是股东），能做出地道的扬州干丝和菜肉大包，一时脍炙人口，门庭若市。哥大一区也因此为大纽约市华人所艳羡。最可惜的是不知何故，生意如此兴隆的上好饭馆竟因不能续签租约而停业。但是，风气既开，有特色的"北方馆"在50及60年代相继出现于96街与125街之间，而哥大附近也成为大纽约市物美而取价最公道的中国美食区。

由于公费生的生活费有限，景洛来美后我们平时当然自己做饭。搬到107街后，清华老级友陆家驹、王原真夫妇也来纽约读学位。我们四人晚饭合吃，营养充足，又很经济。在加拿大西岸住定之后，景洛对哥大附近吃的问题曾作反思。40年代学校附近尚无超级市场，蔬果供应虽然还可以，但远不如西岸新鲜。再则当时不加重量，鸡的质量尤甚差。这是学生时代生活美中不足之一，我们事后和较小都市比较之后才明了的。

关

由于老师辈中每有忆及留美期间曾遭种族歧视者，我觉得对个人不同的经验似有作些具体追述的必要。事实上，纽约两年半多的学生生活中最愉快的回忆之一是我从来未受到种族歧视，反而不时受到相关方面的"优待"。本人相信，时代、国际情势、个人行为和机遇都有关系，种族歧视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开始即出乎我意料的是，远在开课（哥大采两季制，要等到1946年2月初才开课）之前，就从新识的哥大中国同学处获悉，半年多前哥大注册课即传出消息：一位清华留美公费生已决定来哥大攻读西洋史。注册课"重视"此事，是因为那年正值东亚语文文化系的丁龙（DeanLung)讲座，富路特（LutherCaningtnGdrich,1894—1986)教授兼任注册课主任。富先生是在北京东郊通州出生并度童年的，华语是极纯的京腔，可是几句以后就改用英语谈话了。因此，我1945年11月底首次到注册课报到，即受到外籍学生顾问、"祖籍"挪威的怀特（DemingHyt)先生特别亲切的关照。他中等身材，满头金发，一上来就给人一个极不寻常的印象——居心"纯善"，从不会想到人性可能有它不太光明之处。若干年后反思，我始终认为他代表美国人性格中最"天真"淳良的一面。他对我的英文口语过分的夸奖使我不安，表示要尽力帮助我多多了解美国生活却使我十分心感。

早在1945年圣诞前10天左右，他就在家里开了一个饭后的晚会，让我和十几位外籍研究生和他父母和三姐妹交谈跳舞。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参观半个多世纪前很盛行的"城里住宅"（tmm huse)这类房子都是成排共墙连栋、四层另加地下室，门面照例是以淡灰或淡褐色方石块砌成的。怀特这所内部已经改装并已另加屋顶日光浴的玻璃房，晚到70年代我才听说，这类纽约东城中部的旧式城里住宅已至少价值百万以上，甚至二三百万元了。怀特父母都健在，三姐妹谈吐大方。大姐听说我不会跳舞，主动地叫我跟着她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学"跳舞。1946年2月初开学后一个月左右，怀特又为我作了安排：胡适博士到校演讲之夕，饭前和晚餐时要我和他多多交谈；胡演讲时我要与另三位同学坐在台上，讲后要轮流发问。这次晚餐的主人是哥大代理校长，胡先生的另一主要陪客是一位政治系的远东国际关系教授。胡先生的演讲和我与他的交谈另详（专忆5)。

再也想不到1946年春怀特成功地为我做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安排：一个周末日我将到纽约市北郊著名WestchesterCunty富人区一位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包威斯（MrPwers)家，独自一人竟日做客。

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奇缘，也是一项考验。上午10时半包少爷就开车来接，午前和午餐与包夫人及公子必须有话可谈，而且无论谈话方向如何转移,我必须能应付、小心谨慎以防失误。午餐后包公子开车充向导，给我机会匆匆观察高级之中仍有等差的、各式各样的寓宅、巨厦、园林、幽径，真可谓大开眼界。晚餐提前，6时左右即开始吃。包先生已回家，正式做主人。他常识丰富，很了解中国和东亚的局势。就在谈到国民党贪污和通货膨胀时，包夫人插了话，说半径1英里内的主妇们聚会时有人对宋子文表示不满，因为他每次外出回家，离住宅铁门一二百码之外就按喇叭。等到苹果派已经吃完，我对主人声谢时，先微微称赞厨子（中年黑妇）烹调得法，就特别提出午餐主菜鳎鱼（sle)和晚餐主菜小羊排（lambchps)正是中文"鲜"字的词源（我事先早已知道在英国不可以当主人面称赞烹饪，在美国可以）。这引起他们三位满意的微笑和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好奇。包氏一家三人（可能有不在家的成年子女）俱皆修长清秀，夫人50多岁，望之如40左右，待客诚恳，富而不骄不露。正在饭后夕阳尚未全落，最后在住宅附近稍稍散步即准备将我送回哥大时，包夫人突然指着住宅私家车道外矮墙门外停着的一辆还价格相当昂贵），不觉脱口而出："这是我们厨子的丈夫半年前买的二手的Cadillac(凯迪拉克），这样早就来接她了。"在包夫人整天待客之中，这是她唯一无意中间接地反映出自己的富。我对美国上层社会上了极为有用的第一课。

幵学后与研究班上两位特别友善的同学的课外交往，扩大了我对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初步认识。年仅23岁的麦尔顿（A1Melden)，出自中上阶层律师之家，而且是独子，一放暑假几乎每个周末日都驾驶他一人独用的别克（Buick)轿车，成为我理想的大纽约的导游者。由于他住在辽阔的皇后区地下铁东端更东南的StAlbans，所以我很早就有机会路经并参观美国最著名的网球城"林岭"（FrestHills)。我曾两度蒙他父母款待。他父亲事业有成，36岁才结婚，而母亲当时尚未满17岁。父亲很会说笑，谈到英、美发音不同时，他笑着说，如果是一个平常的瓷瓶，应按美音读为vase;如果是明朝的瓷瓶，那就必须按英音读为vfise。我这单身学生偿还人情的办法是，预订一个周末日，A1将他父母开到哥大，由我请他们一家三人在哥大附近一家中餐馆吃叉烧汤面，因这家煮面先将叉烧与蒜瓣炒过，所以汤很有味道。果然他们三人都说好吃。后来麦律师告我，他自己一人因过路曾再度去吃叉烧面，给了半元银币的小费（面价只9毛），伙计一时不知所措，因为通常小费不过1毛而巳。麦律师曾极诚恳地对我说："彼得（Peter，不是我正式的英文名字，同学却如此叫我），你对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已有研究，此外你对自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更深的了解，这正是你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尊敬。我很高兴，A1能和像你这样的人做朋友。"我之所以不怕唠叨地追忆，是我相信麦律师所说正中要害，中国人是否受种族歧视是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的，不可一概而论。当然，其中最基本的事实是二次大战后来美的中国人大都是高知，不再是苦力工人了；中美友好关系方兴未艾也大有助于两国人民的接触。

研究班上另位与我特别友善的是马基（BillMcGhee)0他是爱尔兰种，出生于布鲁克林码头工人之家。他一生最感铭的是战前父母亲极力撙节，资送他到位于纽约州中部，私立名誉很好而学费相当昂贵的汉密尔顿学院（HamiltnCllege)读书，希望他借此永远脱离工人阶级，上升到自由职业阶层。马基不时和我讨论英文修辞的种种小技巧，使我十分心感。他曾两度请我到他家吃晚饭。他们住的是成排连墙的两层连地下室的小房子——老马基先生一生辛苦工作积蓄的果实。老先生红润健康的面色，诚挚无华的谈吐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景洛抵美后两三月间，他们要请景洛吃饭。景洛经我敦劝同意带一大块较瘦猪肉和一棵中国大白菜，临时在马家炖红烧肉，炒大白菜，获得两代主人和马基中学"甜心"的好奇、欣赏与称赞。

马基对我性格之形成无意中具有相当影响。因为他的关系，我从1946年夏起即成为布鲁克林达济（Ddger)职业棒球队的忠实拥护者fan(Ddger字义是躲避者，因为最初球场墙外有有轨电车，球员人等出入都要躲车）。这个组织有勇气有毅力打破百年种族禁约，球员中颇不乏可歌可泣的事迹，但命运多舛，1955年以前，好像永无可能在世界锦标赛中击败傲慢成性、一向走鸿运的洋基(Yankee)队。我至今在很多方面对所谓的"弱势者"或"失败者"（即美俚中的underdg)都具有同情，是与1946—1955年期间苦痛的"达济经验"分不开的。

两年半学生生涯所能了解美国社会的程度当然很为有限，不过纽约和哥大给我难得的机会去初步了解美国女常春藤大学毕业生的生活片面。我1946年2月初开课试选了初级俄文，教员是哥大俄国研究所的博士生巴夏罗夫女士（JustiniaBasharff)0她父亲原是黑海区的亚贵族地主，革命爆发携带财宝流亡国外，丧妻不复娶，始终能维持优裕生活。她新近毕业于著名的瓦沙学院（VassarCllege)，学校位于纽约之北约50英里哈德逊河东岸，学生差不多都来自中上人家。我因课程负荷甚重，不到六周即放弃俄文，但她喜欢和我谈文史，维持私谊。她另外一位中国朋友是她同所的博士生唐盛镐。唐中央大学毕业，曾任南京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三等秘书（几十年来唐是波士顿学院苏联及国际关系名教授）。巴小姐坚持我们叫她的小名"乌特卡"（Utka)，俄俚"小鸭子"。

记得这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天气骤寒，秋风凜冽之中，Utka开车接我和唐盛镐去她的"乡居"餐聚。地点大概离瓦沙女校不远，树木葱郁，颇有田野风趣。瓦沙同学六七人，男士人数略同。大家动手，生火取暖，分工准备一顿相当丰盛的盘餐。Utka同学中只有一人结婚，且已怀孕，嫁的是哥大古巴籍的研究生。看他中等宽肥的身材，尽情摇摆着跳古巴黑人发明的伦巴（rumba)舞，很难想像若干年后他在学术或其他事业上会有真正的成就。当时脑海中一闪而过：虽然战后美国大学毕业的女孩子们自认为与男子完全平等，充分解放，一般而言，究竟难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社会"真理"。再如Irene，当晚大家都俄式叫她Irushenka，修长端秀，头发微红，略有雀斑。Utka私下向我们作简介，说她为人极好，性格温柔，不知何以尚无适当男友。但最令人不解的还是Utka为她自己设下的陷阱，她不能也不愿跳出。她自幼即笃信天主教，在哥大遇到已有妻室而又身患不治之症（忘记何症）的爱尔兰种的研究生Kelly，由同情而陷入情网。我在图书馆中遇见过他，肥、相当丑、脾气坏、右眼微斜，显然是在利用剥削Utka淳良的天性和程度还不箅太深的"受虐狂"。景洛1947年两三度遇见Utka之后，同意我的观察。

我缺乏小说家的天才、洞察和想像能力，匆匆两年半中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当然甚为有限。但久后反思，纽约和哥大给我接触社会某些层面的机会究竟要比其他城市多些。最大的安慰是，我从来没有在此最大城市受过种族歧视。

半个多世纪后反思，纽约对我最深最大的影响是帮助培养我形成一种特殊的求知欲——不是对任何事物都想知道，而是对自己有兴趣的事物力求知道其中最高的标准。纽约世界第一和第一流的东西实在较其他都市为多。第一次做"纽约客"（NewYrieer)虽不足三整年，伹耳闻目濡，自然而然地已开始对不少事物的最高标准有所领悟。姑举琐事一则为例。

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是举世闻名的，似乎比意大利米兰的歌剧院还要出色。在北美洲只有在纽约才能听到世界最好的歌星演唱。哥大学生照例托学校的麦克米伦剧院代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票，往往能得同价诸排中较好的座位。由于传统印象最杰出的男高音往往出自意大利，所以我最初决定试听塔利亚维尼（Ferruc-ciTagliavini)，结果并不满意。我和景洛随即在1947年底去听瑞典男高音桕约龄（JussiBj6rling,1911-1960)他嗓音之刚劲、淳美抒情实令我有"听止"之叹。我毫无西乐训练，当时对自己的分辨能力极乏信心。我到加拿大教书巳10年之后，《纽约时报》有记者访问卡鲁索（EnricCarus,1873—1921)遗孀，问举世健在男髙音中，何人歌喉最近似这位被公认为前无古人，而且可能后无来者的卡鲁索？卡夫人的答复是：柏约龄。柏知悉后，公开宣称："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可惜柏氏不久即逝世，时年四十有九，比卡鲁索仅仅多活了一年。至此，我暗中摸索领悟最高标准的一课才能自己打分：及格。

纽约历史上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入口港。"纽约客"确实包括来自地球上每个偏僻角落的各色人种。联合国本部之设在纽约绝不是偶然的。这个开放性和世界性（csmplitan)的大都市，对我一生治学的胸襟和心态都有直接间接积极的影响。

第十三章 纽约和哥大（下)

工岁月蹉跎的焦虑

我与纽约几乎可说是如鱼得水，但在哥大重做学生，一开始却心情相当沉重。试想：我1938年21岁就清华毕业，少年时曾梦想至迟25岁应可得到博士。事实上，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五年才有第二次机会考留美，录取时已27岁，在哥大第一天上课时已快29岁了。这样晚，青春业已消逝，才开始读博士，真是无可奈何。用当时流行的棒球俚语来形容自己，我真是一个"饥饿的球员"，只有希望尽快地完成使命了。

第一个待决的问题是主修哪个西史领域。清华留美考试委员会事先特别注明西洋史门注重16、17、18世纪史，可是我对16世纪的宗教革命、17世纪的宗教战争及其后果从来不感兴趣。哥大16、17世纪史的教授专长是西班牙史，似乎不合我的需要。如果专攻这段时期历史的博士学位，势必事倍功半。再则清华公费只有两年，一般仅能延长半年，而我开学前已"浪费"了两整月。我不得不置清华原议于不顾。事实上，理工（尤其是工）方面的公费生大都专攻清华原拟的科目，文法方面，一经出国，公费生有很大的选择自由。最显著的例子是我们同届的李志伟，本是清华十一级外语系毕业考取社会学（注重社会保险）的，而他一到美国即决定去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我内心已倾向主修1500年以后英国及英帝国史，将来论文只好搞比较熟悉的19世纪尚有发掘余地的较重要的题目。

在1946年初考虑此问题时，有幸与资深的梅君可锵几度深谈。

可锵比我年长1岁，1937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岭南大学历史系，他的英文远胜中文。他是广东梅县人，父亲经商香港、南洋间，1939年把儿子私费送到哥伦比亚读研究院后，就说明以后由可锵在美国"自生自灭"，不再资助了。我和可锵初见时，他早已考过历史系博士主修和辅修两大科门（他选的是1500年后英国及英帝国史和欧洲中古史）的口试，取得了正式登记为博士候选人的身份。正式登记的（matriculated)博士候选人的"特权"是令新入学的研究生十分羡慕的。他可以在全图书馆最清静的最高两层中无限期（事实上，博士论文通过为止）占有一间七八英尺见方的小屋（cubicle)，有桌椅和书架。他所用的书全可以从书库签字后拿到自己的专室，书无时限，亦无罚款之虑。如果有人需要他手头的书，图书馆人留条拿出，丝毫不需要自己操心。此外，登记的博士候选人还有图书馆主门的钥匙，由他工作到午夜或天明无人干扰。即使干到清晨两三点钟，饥饿难当，一两条街之内总还有饭食点心可吃。这种对研究学人便利无微不至的想法和办法，不仅使我们曾经受益者无限地欣赏和留恋，而且可供台峡两岸和港澳发展高教的研究和参考。我当时最迫切的愿望是尽速取得登记博士候选人的特权。

n导师的选择

我和梅可锵长谈之后，决定步他后尘，主修1500年后英国及英帝国史，也准备在柏莱柏诺（JhnBartletBrebner,1895—1957)教授指导之下撰写博士论文。柏氏家学渊源，父James是加拿大多伦多(Trnt)大学创业注册主任。柏虽早慧，五年青春耗于欧战，战后复员始得赴牛津读书。入学"考试"（试题：法、俄革命之比较）名列第一，分到StJhns学院为"示范生"（exhibitiner)。当时牛津等校尚不正式颁给博士学位，1925年柏氏获硕士及"副博士"（BLitt)后，立即为加拿大出生、哥伦比亚历史系名教授萧特韦尔(JamesTShtwell，1874—1965)召至哥大为教员，使他尽速完成博士学位后即长期留校执教。萧氏是大"学术企业家"，以主编《世界与和平多种著作皆为卡耐基Carnegie基金会所资助）闻名于世。此后萧氏另主编《加（拿大)美关系》丛书共25部，柏氏不但参与此一丛书之计划与编辑，且被委为最后第二十五总结论专册之撰写人。这部分是由于柏氏最初研究加拿大最东沿海地区极度错综复杂的早期历史的两部专刊（其中完成于1927年的一部是哥大博士论文）考证精微，综合周至，一经问世，即被誉为代表加邦史学最高水平之作。近年翻检数十年前的《美国名人录》，我的印象是柏氏和芝加哥大学的乔登（WilburKJrdan，迅即受哈佛之聘，并不久即任哈佛女校Radeliffe学院的校长），可能是三四十年代美国主要大学英史教授中仅有的两位被"征"（c-pt)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的。

柏氏1945年出版的NrthAtlanticTriangle：TheInterplayf Canada，TheUnitedStatesandGreatfiri《afn(《北大西洋三角：力口拿大、美国与英国的交互影响》），半世纪后重读反思，确是一部体大思精、极不寻常的大综合著作。事缘二次大战前夕，美国和加拿大双边贸易、投资、物资交换规模之大，举世无双;4000英里国界几乎完全无碍于两国人民行动、迁徙、选业、定居之自由等独特的事实，远非一般史家所能充分了解。柏氏综合之主题即在考证、分析、综合、解释形成此种美、加特殊关系之种种历史根源，如民族、语言、政治（包括思想与制度）、军事、经济、社会、移民等因素；以及三个多世纪反复试验，不断摸索，冀能避免武力冲突，求出和平解决的哥伦比亚大学JhnBartletBrebner先师多种方式。此外，柏氏不时特别指出在美、加长期共同开发北美洲北半部无尽资源的过程中，两国的关系又与英国代议制度的理论与实践，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英国之"资本帝国主义"之雄厚力量牢不可分。柏氏此书虽大部取资于数量可观的已有研究英美或美加双边关系的专著与论文，但能独树一帜全方位地检讨三个英语家400年间①复杂多维关系，结果不能不被公认为视野崭新、富启发性的综合杰作。评者几乎一致指出全书最精彩部分在论述早期皮毛的洲际贸易与长期渔业、林业、气候、土壤、植被所决定的各区农垦开发方式，水陆交通运输，新旧移民谋生就业等经济性问题①哥伦布发现西印度群岛后仅五年，另位意大利热那亚（Gena)人JhnCabt受英王室充配，于1497年即发现渔源极富的纽芬兰（Newfumlland)及加大最东端的NvaSctia半岛。柏氏对北美洲最早的历史具有专识，其1933年出版的ExphrersfNrthAmericaJ492-！806(《北美洲的探险家》）问世不久，即有德文节译本，故柏氏大综合涵盖4个世纪。

的深度。

梅可锵说，他从未选过柏氏加、美、英关系的课，但大大受益于柏氏英国史课及研究班。我因岁月流逝，极想置硕士学位于不顾，自始即专攻英史及英史研究班，直接读博士。但困难有二。（1)系主任虽相当同情我的要求，但对我说，"你至少先选一个学期的硕士研究班，表现一下你的能力，我们才能定夺"。（2)1946年春季柏氏只开加、美、英关系的演讲课和研究班。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钻进"陌生"的北美洲史（我在清华及联大期间从未对美国史及美国外交史发生兴趣）。好在第二学期即可专修他1776年后的英国史。

m课程忆要

哥大校风似北大，学生选课极度自由。小班人数不多，不得不经常上课听讲，而大班人多，不上课无人注意，反正每课都有季终考试，一切可由学生自决自理。1946年春我第一学期开始时对选课颇存幻想，自认为以法、德为主的大陆西欧史19世纪这一段的基础在国内已打得相当扎实，照理应能应付博士的课程口试（当然，16、17、18世纪的西欧史还须泛读精读）。因此，为适应二次大战后的政治新局势，颇有意较深入地读习俄国史，并试选俄文。但一个多月后即感到俄史教授GTRbinsn(兼任哥大俄国研究所所长）骄傲冷漠，对学生要求特严，而其本人主要著作RumlRussiaunder the(《旧制度下之俄国农村》）远不能使我膺服。所以我马上就停习俄文，目光开始转向更实际迫切的问题：如何在两年半之内尽量多做英史博士的工作，但不能忽略有用的工具。于是在第一和第二年里我选了两门经济系的课。

财政学由资深教授RbertMHaig主授，演讲内容异常充实，可惜讲堂太大，他的音调起伏不太容易听（多年后反思，16岁时在青岛因海水浴而终身患慢性中耳炎，右耳膜早就破裂，可能自哥大时起听觉即有问题），我只好自己读书，包括巳故交游极广、享誉寰宇、《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主编人赛里格曼（EdwinRASeligman,1861—1939)的《租税转嫁》等名著。这门课里技术性的知识使我敢于选定英国城、乡土地问题及土地政策为博士论文的对象，更充配我以必要的能力，从1952年冬起，对传统中国人口及土地统计中关键性的一些专词做出革命性的分析和考释。我还选了匈牙利访问教授KarlPlanyi(20世纪最重要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Michael Planyi之兄）的经济史，此课偏重观点和理论，很少讨论重要西方经济数据和史实，所以数周之后我即不再上课听讲，并决定不参加季终考试（哥大好像允许9个学分的课程可以不考）。但这门课对我也有长期影响，终身对提出观点和理论而缺乏坚实数据和考证的经济史专刊和论文不肯轻易接受。

主修英国史方面，1946年春季我只能选柏莱柏诺教授以加拿大为主的加、美关系，不时兼及英国的三边关系。这本来是演讲课，但由于战后退伍军人比战前第一年研究生要成熟些（记得班上有退伍少校一人，上、中、少尉各一人），更由于选课者亟欲完成硕士学位，所以这门课也可作为硕士的研究班。除季终考试外，每人必须写一篇研究论文，但为适应志在专修美国或英国史学生的需要，论文题目不限于加、美关系。学期末大考时，使我不胜惊奇的是班中竟有两人携带打字机。哥大规章 是大考时学生自备蓝皮横格本手写答卷。我心想手写速度决不能与打字机竞争，何况答案内容条理、遣词造句无一不费心思。而两位同班几乎轮流不息地打字；作为一个外国学生，我怎能在答卷的"量"上与他们竞争。两小时答卷，一本还答不满，心中甚为不安。

至于论文，题目是"英美合作与远东秩序，1895—1922"。主要论点是从两个不同视角观察"安定"远东国际情势的基本因素是英美合作。此文前半部详论甲午战后中国弱点暴露无遗，老奸巨猾的英国，一方面与德、法、俄同时租借中国港口，划分"势力范围"，擾取利权，一方面又百般向美表示亲善，冀能与美合作，以"光明正大"门户开放的原则政策保护自身在华最大的商利，并和缓与防止列强对华进一步"瓜分"的企图。这个由英发起、由美单独宣布、"投机"性的政策毕竟发生了缓和部分预期的效果，成为一种应时的"安定"东亚国际情势秩序的因素。①论文后半部从不同视角论析1902年英日同盟签署后20年间，这个同盟成为英、美再度合作的最大障碍。美、日三次签约也无法解决两国势力在太平洋的冲突，而英日同盟却使日本毫无忌惮地在中国进行侵略，如"二十一条"的提出和日本占领胶州湾及攫取山东利权，等等。只有等到英日同盟实际上废除以后，在英美再度合作之下，美国才能召开华盛顿会议，拟定三强、五强海军均势比例，扩大到《九国公约》的签署，给予军阀内战、无力御侮的中国以国际上喘息暂安的机会。柏师生平甚少专撰外交史论文，但在其"加拿大、英日同盟，与华盛顿会议"一文（刊于哥大主编的Plitical Science(？uarter/y，1935年3月号）中揭发一大外交秘密：1921年英帝国会议本已原则上决定延续英日同盟，加拿大保守党首相梅因(ArhurMeighen)舌战群英，取得最后胜利——同意秘密废除英曰同盟。我的论文既与柏师巨著《北大西洋三角》基本立论相符，又能凸现柏师1935年论文的特殊意义。

哥大政治科学学院每季公布研究生成绩，照例仅分"P"(及格）及"F"(不及格）两种。第一季终柏师演讲及研究班上所有学生（包括两位打字答卷者），一律得"P"，独我一人两门都另得"+"号。

第一学期的工作总箅还差强人意，但每一念及清华公费年限之短，即不免忧心忡忡。暑期除了选一门凑学分的经济史外，贯注精神选读斯凯勒（RbertLivingstnSchuyler)教授的英帝国联邦(BritishEmpire-Cmmnwealth)史的上半，大约涵盖1500—1800年这三个世纪。斯氏专长是英国宪法史，我很想选习，可惜本年不开班。我计划夏间温习多年自修英史所积累的有关议会及宪法的知识，如有技术性难懂之处，向他课外请教。斯氏父系母系均为曼哈①请参阅"英国与门户开放政策之起源"，燕京《史学年报》，1938年号顿望族，他可能是哥大教授中唯一世居纽约中央公园之东，驰名世界的第五纵街的。早在1909年他已获得哥大博士学位，我到哥大的前几年他已经充任过《美国历史学报》的主编。我虽计划从柏教授写英国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但1946年夏我的意志也曾动摇过，有意试图在清华公费短促的期限内完成博士论文及一切考试。于是开课不久即向斯教授请教:20世纪20年代中英关系是否可作博士论文的对象。这是因为我自清华三年级起即系统自修欧洲外交史，燕京研究生的一年和联大期间都有机会增强此一领域的专识，特别是对远东及太平洋的国际关系已奠下相当基础。九一八后西方研究对象集中在30年代的英、日、美、国联，而20年代的中英关系还没有专刊问世。当时年富力强，驾轻就熟，昼夜拼命，两年半左右应可满足博士学位所需的全部条件。斯教授回答时只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可以利用未经发表的档案资料（unpublishedarchives)?"我说不能。他说："你所提的博士论文题目政治系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历史系不能。"这盆冷水浇头，使我立即变得非常清醒。大概看我这样早就急着提出博士论文的问题，斯教授对我的课业表示了真正的关切，马上问我外国语是否已考过了。我告他7月3日晚间的德文笔试，最近知道已经及格，但苦在法文至少还需要三个月的加强读习，特别是练习译读历史方面的文章 ，才敢应试。他立即大声地说："不，不，你不需要再考法文了。"我说哥大政治科学学院公报明明规定英史博士生必须在选45学分之前考过法、德二外语。他说："不，中文可以算外国语。"我还疑信参半，他就以师长的身份叫我不必再多忧虑，应该全力投人英史、西欧史和论文。几分钟内，从冷水浇头转为如释重担，是我今生难忘日子之一。这天是1946年7月8曰，星期二。（参见本章 末之"附录：美国人文社科博士生外语考试制度述要"）1946年秋季我才第一次有机会上柏师1776年以来的英史演讲课，同时开始英史博士生研究班，因为系中已经同意我可以跳过硕士的阶段。柏师英史演讲课注重社会和经济，但政治史演讲也有深度。季终考试我仍是唯一得了一个"号的。1946年秋至1948年初夏这两年内，极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为论文而设的研究班。每两周向柏师口头报告论文选题（主题和很多子题）、搜集史料和研撰的进展，当然还几度上呈部分论文的初稿。只有1947年底前后一个多月，我全力在准备博士生主修、辅修两大领域的两次口试。由于深知法国史的重要，可读书籍之多，自己根基之不足，所以极大部分临急抱佛脚的阅读和试图消化的工作都与法国史有关。

IV两次口试0

1948开牟博士课程学分业已读满，柏师与系为我安排两次口试。初试之目的在获得博士候选人的资格。所考的不过是先由我报告在主修的1500年以降英史领域之内，读过哪些断代史、专书和名著；此外，我应申述选择博士论文题目之理由，所根据的主要史料，论文的性质与内容，和预期所能作出的"原创性"的贡献（如果确能有或多或少创见的话）。这次考试通过之后即可成为初步的"登记"博士候选人。两个多月后再举行主修及辅修（1500年以降大陆西欧史）两大领域的"最后"（final)口试。这是博士学位工作中最严重的一关。由历史系内外五位教授充任考试委员，轮流考问，共为时大约两小时，此外另有一位外系教授充任"观察者"（bserver)，有权发言，亦可决定不发问，但必须向政治科学学院院长报告口试的结果。这个最后的课程口试考过之后，即成为正式的"登记"博士候选人，享有研究专室及种种图书特权了。再等到博士论文完成，论文口试通过，和论文出版成书的保证才能获得博士学①为读者方便，口试中不少详细的年代是写此回忆补加的，口试时并无一提及的必要。

位。哥大是全美唯一的大学历史上一向坚持博士论文必须刊印成书的。

2月第一周一天午饭后我在系办公楼底层无意中遇见柏师，他叫我同去他第七层办公室，略事试探我对初试是否已有充分准备。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深知我平素用功，两年来工作都能使他满意，而且初试性质并不会很严重。坐下之后，他问了我一系列有关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600年成立以来的海外贸易政策，与当时欧洲一般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国家在商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同异；最后竟问到当时（指17世纪）英国讨论海外贸易较重要的一些论辩小册的作者和内容。我虽能对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答出纲领，但对当时的论辩文献却瞠目不能作答。柏师说这类问题再去翻翻书就可以了，不必太惊慌。

大约10天之后初试就在他的办公室举行了，他和我之外只有斯凯勒师参加。斯师开头问我，英史及英帝国史，1500至1900这400年间，读过哪些书。我择要作答，他完全不追问下去。不久柏师即把口试的方向转移到论文。照理应该由我作一系统的申述的，想不到柏师抢过话头，把我论文的对象、原始资料，尤其是学人罕知的19世纪英国一些瀲进社团的各种小册，甚至论文初稿撰就诸章 节中业已保证能有原创性贡献之处，一一向斯师讲说。斯师问我的问题，柏师也巧妙地代我一一回答。这场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的口试，大部几乎变成为两位老师间的谈话，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1948年5月3日，星期一，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9点半，我的博士课程最后口试在学校最庄严、罗马泛神庙式靑锎圆顶的、校长办公室所在的LwMemrialLibrary大楼底层一间会议室里举行。一张长桌，我坐下端，柏师坐对面上端，另外四位教授分坐两边。计有斯凯勒、麦廷雷（GaircttMatthigly，16世纪史通儒，尤精英国与西班牙关系以及文艺复兴末期的外交）、华伦恩（JhnHWurinen，德国及北欧史）及皮尔敦（ThmasPPeaitln，哥大女校BamanJ学院政治教授，在历史系授英国政府）4位。另外坐在墙角的"观察者"是经济系少壮助教授韦克锐（WilliamSpencerVickeiy，退休后于19%年荣获诺贝尔奖，未及去瑞典，在纽约开车心脏病发作不幸去世）。气氛肃穆，我虽自以为准备有素，仍不免紧张。

柏氏以我论文导师的地位，首先发问。他所问的正是两个半月前在他办公室所问的问题。我一听马上就变得十分清醒与冷静，信心充足，抓住要点，把英国与"正统"重商主义政策与实践作出了一个令我自己相当满意的纲领述要。然后像蜻蜓点水式一提17世纪初叶次要商业小册作者如Maiynes和Misselden等，立即集中分析初刊于1621年，托马斯孟（ThmasMun)所著v4Discursef TradefrmEnglanduntEast/mfia(《英国与东印度贸易的研讨》）小册中异常精辟的见解和主张。孟氏本人为东印度公司理事之一，能根据公司账册说明虽因气候物产诸因素，自始出口之英国商品之价值远不如人口商品价值之髙，故自始即须向东印度输出相当大量的金银币。初视之下，似与当时重商主义之基本信念相悖——增强国力，必须长期积累金银。但进一步分析，并不如此。

这公司运输成本低廉，东印度香料等物转售土耳其（实系奥斯曼帝国）、意大利及其他国家之后，公司赚回更大量的金银币，是以20年来公司已成为英国最大最有效的财富创造者。事实上向东印度输出现金之大部分都已是外国的金银币，而贸易总量之急剧上升促使英国铸币事业之迅速发展。孟氏报告公司一向注意造船的原料和技术，每船皆有火炮等装配，经常自平民及贫民中选补水手，严加训练，故公司船舶虽不无被荷兰船舶击沉或俘获者，一般而言，人一句名史家崔维林（GMTrevelyan)的话，当时以"东印度人"(EastIndiaman)类称的公司私有船舶质量之佳、作战能力之强，已非当时"皇家海军"所能及。尤足道者是孟氏一再坚持出入口商品必须尽量由本国船只装运，水手亦必须由英国臣民或公司所雇外国壮丁充当，远洋贸易之成败与海军之强弱牢不可分。在此意义之下，孟氏之远见，40年后被政府采纳，1660年议会终于通过了著名的第一个航业法令dm)。百十余年后，亚当斯密虽力主自由贸易、放任主义，却不得不赞扬航业法令是英史上最明智的法令之一。

柏师说问题差不多已回答了，问我能否用一两分钟综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概况。我回答英、中贸易要到18世纪才开始重要，主因是饮茶越来越成为英国上、中级社会人士的嗜好。随即再引崔维林另一句漂亮话，大意是东印度对华贸易已改变（按：提高之意）了英国上层社会的艺术鉴赏，并已革新了一般人日常交往的习惯（按：前者由于受了大批进口中国瓷器的影响，后者指咖啡馆雨后舂笋般的出现，人们经常去饮茶、谈商情、做交易）。我又指出托马斯，孟1621年小册中主张英国应尽量输出价值高的加工成品如毛织品等物，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长期的苦闷是在亚热带的华南港口无法销售毛织品，自始即必须对中国输出金银币，积久数量很大。1800年后鸦片才开始导致两国间金银币的倒流。虽然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最大的新兴贸易港口上海，东印度公司立即取得无比的优势，那种长期历史性未偿之愿——到冬季严寒的华北打开英国毛织品的市场以换取中国的金银——似乎在英国商团的潜意识中仍然作祟。1850年上海英商创办的英文报纸的命名就是部分的反映。处在北纬31°的上海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华北"，而东印度公司支配下的英国侨民却将报纸定名为NrthChirmfferald(《北华捷报》），1868年改名为NrthChinaDailyTVew(《字林西报》），原来《北华捷报》为周报（按：东印度公司两个多世纪的在华专利最后在1833年被议会取消，此后上海英侨改受英领事保护与管制，1854年7月以后则受租界工部局的保护与管制）。最通晓世界地理的英商绝不会不知道上海的纬度，而仍坚持把上海当作"华北"不是没有历史原因的。希望我此处小小的发挥，在浩瀚的英帝国史上，尚不无些微底注的价值。

至此，柏师叫我10分钟内评估英国功利学派（Utilitarianism)宗师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的主要理论及其对立法及议会改革的影响。这是一般专修英史学生所能预期的重要课题，对我而言，却是"奇遇"。论英国近代功利学派最权威之著是法国专门研究19世纪英史大家阿勒维（EHeHal6vy)的TheGrwthfPhilsphicRadicalism(《哲学激进主义的长成》）。1940年春在昆明西南联大应燕京（1938—1939)网球老友林志琦之请求，代他对此书撰一报告，向张奚若先生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班交卷（林为谋生，课余打工，对此书内容，甚至书名，皆大感茫然。当时联大西文图书不多，名著由教授指派）。我初读此书时，虽巳略知功利派思想家的理论出发点是人性总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但边沁那种多维导致幸福的种种计算方式（felicificcalculus，事实上应意译为权衡苦乐的计算方式），如按照强度（intensity)、持久度（duratin)、必定性（certainty)、不必定性（uncertainty)、远近、纯杂等等标准，使我感到非常机械而又奇怪。一再反思后始能明其大要。1940年春完全被动的替人读书，不料竟大有助于同年8月底清华第五届留美公费生考试中经济思想史一门的答卷。事后得悉，命题者是哥大出身、北大教授赵乃抟先生，试题共三，第一题即是边沁苦乐权衡论与经典经济学家心理分析原则的关系。在博士口试中竟会与边沁第三次相逢，减少了我的紧张，增长了我的信心。

从读书和考试经验中，我早已知道对某问题如果真能把握，即使短短两三分钟之内也应该能够简明地述出要点。10分钟是相当充裕的时间，正可好好利用，在适当之处表现一下知识的深度，最聪明的表现方式之一是穿插深刻而又幽默的掌故或轶事。我于是不慌不忙，首先略述边沁这位罕见的神童的富裕家世及其对法国文化的景仰；15岁即毕业于牛津，16岁即取得律师资格；不久即游访法国，与多位哲人讨论哲学、法律等问题。当时他已深受法国哲学及教育名家、功利理论先驱爱尔维修（ClaudeHelvetius,1715—1771)、意大利经济及法律名家巴喀芮亚（CesareBeccaria,1738—1794)等的影响，并巳初步形成了自己以苦乐权衡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思想体系。这个理论的出发点是避苦趋乐是人的本性，尽管人人都是自我中心、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人群却往往自然而然地能获得利益的调协和一致（naturalidentityfinterests)；遇到社会人群间利益发生冲突时，就非要通过国家政府的立法才能导致不同利益的人为一致化（artificialidentificatinfinterests、。综合前人的理论，边沁提出以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判断国家制度和法律优劣的唯一标准。他童少年时曾为自己是否具有天才这个问题所困扰。21岁时从爱尔维修著作之中得到两个答案："天才"（genius)字源上是与"发明"（inventin)分不开的；各种天才类型之中，唯有能通过立法以促进人群幸福者才是"最有用"的天才。准乎此，一向深思冥索备极害羞的青年边沁考问自己：是否称得起天才？是否称得起最有用的天才？他最后以颤抖的声音作出自我回答："是！"这时柏师面露微笑，其余四位教授都笑出声。

我的答问立即由轻松转到严肃。首先指出边沁第一部英文著作FragmentsfGvernmem(《政府片论》，1776年初版，匿名），第二部IntrductintthePrinciplesfMralsandLegislatin(《道德与立法原则序论》，1789)以及其他早年论民、刑法改革诸小册及论文，或原以法文写撰，或已译成法、德及西班牙文，影响远及欧陆及拉丁美洲，而在英国反而甚少人知。主要是由于边沁一介书生，只知闭门著述，未通人情世故。1808年结识大穆勒（JamesMill,1773—1836)是边沁一生事业及命运的一大转机，因穆勒本人即是稀世天才，知识渊博，文笔流畅，立志将边沁之理论原则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向国人作广泛的介绍。穆勒交游之广，识人之明，组织能力之强，筹拟政治活动步骤之允当，与开辟舆论施压渠道之明智，无一不令后世读者钦佩不已。学术思想方面，穆勒尽力将卓越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Ricaid，1772—823)及人口理论奠基人马尔萨斯（ThmasMalthus,1766—1834)与边沁信徒发生联系之后，以边沁为首的"哲学激进主义"（PhilsphicRadicalism)之思想体系始告完成；以穆勒为中心拉线的各进步党派组织联合制造舆论的声势才开始壮大;强烈要求立法及议会改革——尤其是世袭贵族大地主直接间接控制下极不合理的议席地理分布，必须有基本性的调整——的政治压力才日趋雄厚。

柏师此处打断我的话，问我"哲学激进主义"中的"激进"究竟是什么含义？我想了几秒钟，坦白地声明我只能尝试着回答，不敢说回答一定正确。首先，"激进"（radical)的意义与19及20世纪欧洲大陆不同，在边沁时代的英国"激进"丝毫没有用暴行推翻政府及从事社会革命的意思。我对阿勒维的了解如果不误，"radical"的真意与字源接近，指根本的意思。换言之，边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力求从最根本处（如所假定的人性避苦趋乐论）出发。但在政治实践上当时高知与政客认为主张全民普选者是激进分子。就边沁学派而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推到理论极端，势必引到全民普选的主张不可；因此，边沁晚年不得不把普选这一主张延展到全部成年妇女。在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前，普选确是代表当时最激烈的政治要求。

柏师并未表示是否满意我的答复，叫我准备结束我的答案。我说阿勒维书读了两遍之后，觉得它稍—失于繁芜，但不失为宏博淹贯之作，但我不能同意他全书最后的结论。他书中一再阐析边沁思想里的二重性——社会人群利益自然而然就能调协一致，和社会人群利益又往往必须通过人为手段（立法），才能达成一致化；前者是经济科学的基本原则，后者是法律科学的基本原则。前者经过亚当斯密社会分工论发扬光大之后，理论提升到新的水平。试想：在一个势将逐步"民主化"的国家社会里，主权既在人民中的多数，人民多数与人民全体越来越接近的话，前者与后者——社会人群间利益不一致时必须通过立法使其一致化——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趋向消融。事实上，1832年边沁死后的20年间，英国工业革命造成经济上无比的优势，1846年"谷物法"（CmLaw)的废除更是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胜利的标志。所以阿勒维最后认为，英国功利主义哲学两大派系中的胜利者是亚当，斯密信徒所组成的、以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为主要纲领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学派，不是边沁弟子们以立法手段取得社会利益一致化的《西敏斯特评论》(IFe愈Review)学派。

不过我个人反思，觉得从近百余年英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边沁学派的影响是超过经典经济学派的。诚如名史家马考雷(ThmasBMacaulay，1800—1859；1838年后充任下院议员）在议会辩论开头往往强调指出放任和自由是指导政治的天经地义，"但是"（but)诸如童工、饥贫、工矿设备有欠安全、工人及贫民的居住、疾病、卫生等等问题的严重，使得相信自由放任的政府不能袖手旁观。数十年间马氏及他人的各种"但是"的积累结果，正使政府不得不越来越采取干涉和立法的手段以拯时弊，积久就导致了"集体"、"福利"国家的出现。我们甚至可以说，近现代英国历史上从未曾有过自由、放任主义全盘胜利的一段时期。证以目前（1948年）英国福利国家的长成，边沁学派的影响是深而且巨的。

论文指导老师的问题答完之后，轮到斯凯勒师发问了。斯师资历最深，考过的学生也最多，因此最了解博士口试适宜的难度，从不对学生故意刁难。他开头对我说，口试时代的上限是1500年，但你如能追溯到中古就尽管去追溯。他的问题是：一般学人认为英国宪法史上曾有三个意外人事因素有利于议会主权的发展，这三个意外因素是什么。我立即指出第一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意外是：约翰王（KingJhn,1199—1216在位）1215年败于地主贵族联军，被迫签署《大宪章 》之后，次年未满50岁即去世。王位由襁褓中的王子亨利三世（HenryID，1216—1272在位）承继。如果约翰不是如此早卒，他是会用种种手段、增强军力，再借教皇的声明和精神支持，力图修改甚至废除《大宪章 》中对贵族让步的条件的。至少条文上若干名词及文义确实不无争辩余地的。亨利三世冲龄即位之后，不得不再三再四把《大宪章 》中对贵族做出的让步予以肯定。第二和第三个意外在时代上是相连的：自"德国"迎来的汉诺威(Hanver)朝的乔治一世（GergeI，1714—1727在位）及乔治二世(GergeII，1727—1760在位）。前者几乎完全不谙英语，后者虽通英语，对英国风俗民情及政治制度仍感隔膜，以致宪法成例上国王仍应享有之若干特权，如解散议会、重组政府、任命指派某些教会及政府高级人员等等，不久即流人当政的辉格党（Whig，即自由党之前身）领袖沃尔浦尔爵士（SirRbertWalple，1676—1745)之手。

沃氏善解两代王意，长于利用金钱及职位的"腐败"手段维持议会中之多数，通过与国王意愿相符的法案。是以20余年间（1715—1717;1721—1742)国内平静，海外殖民贸易能有长足发展。就制度言，沃氏当政期间，雏形的"首相"及"内阁"开始出现。

斯师在此插问：研究这一时期英国历史最佳著作是什么，能否扼要加以评介？

我立即指出内米尔（LewisNamier，牛津出身，"伦敦大学历史学派"中坚)的名著TheStructurefPliticsattheAccessinfGergeM(《乔治三世登基时的政治结构》，1929初版）。此书极大部分皆系根据郡邑原档，有关贵族家世及政治活动最原始第一性的史料，尤以与沃尔浦尔长期表里合作，掌管财务的纽卡索公爵（DukefNewcastle,1693—1768;1754—1756为"首相"）当政期间的全部信札及账册，最能活灵活现地描绘当时或以权位，或以小惠，操纵选举，维持议会中多数议席的种种积习和手段。秘诀是不声不响，暗中拉线，"让睡着的狗躺着"，不要去惊动。然而当下议院议席照例为世袭贵族大地主控制，甚至"私有"的期间，真有才具和法律专识者以及海商大贾等仍不无机会晋身议会。内米尔总计在纽卡索公爵两次掌管国库，7年之中，动用最为后世诟病的"secretservicemney"(秘密活动款项）尚不足30万镑，数额实在是"惊人的小"，而且总的看来还不能认为是"bribery"(贿赂）。我能答出内米尔所用最近的整数——291000镑——并情不自禁地感慨：在我的祖国，孔、宋盗国数以10亿计，国民政府焉能不崩溃？！英国史上出名"腐败"的一章 ，与传统及当代中国的贪污岂可同日而语？！

斯师在此再度插问：19世纪英国宪法史你读过什么名著？

我回答照理我至少应诙读两部：一部是白芝浩（WaltBageht,1826—1877)的《英国宪法》，一部是戴赛（AVDicey,1835—1922)的《英国宪法导论》。但是，我六七年前在中国，最近为了口试，曾两度试攻戴赛名著，终感格格不人。主要由于他从法律的立场铨析英宪，全书很少涉及政治人物，甚至完全不谈内阁的重要。我对初刊于1867年白芝浩经典之作，1938年春在上海初读即为之倾倒。白氏观察深刻锐敏，开头就指出法国孟德斯鸠（Mntesquieu)于18世纪中叶大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之说，影响美国革命立宪至深且巨，但与19世纪中叶英国的政治运作完全不符。

他认为英国政府效率之高、保密能力之强，正由于内阁充当行政及立法之间的联系；英国的内阁几乎可说是行政及立法权力的完全融合。我继续指出白芝浩本是天分极高的政论家，并曾充议会议员，与金融界巨擘私交甚笃，故对英国政制及社会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书中不时妙语如珠，耐人寻味。如论及英王及王室，白氏指出，表面上"光荣革命"（1688)后之国王仍享有不少特权，伹在19世纪60年代，国王特权之施行必须经过大臣（尤其是首相）的中介，取得议会的同意，故真正的"svereign"(最高统治者）不是国王，而是议会。然而在满足臣民心理及感情上的需要与安全，加强本土及帝国各族人民的政治认同上，国王却仍能发挥无可比拟的功用。国王及王室之所以能发挥如此重要的功用，原因不外三字："histrical"、"august",and"theatrical"。意即国王及王室历史悠久、庄严、富于舞台性（特别指国家经常及非常的典礼和仪节）。

斯师此处再度插问：白芝浩书有无夸张及不足之处？

我说："当然有。"白氏讨论上议院及国王等处即不免夸张其消极面；事实上二者的功能要比他书中所论重要些。不足之处在未能发挥首相职位和政党的日益重要。然而这些都是受了时代的限制，不足为全书病。

至此，皮尔敦教授发问。说也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凡是口试自觉满意之处,60年后几乎记忆犹新；回答远远不能令自己满意、勉强支吾之处，刚刚考过之后记忆已不大清楚，久后印象更加模糊。我对皮教授主要问题的回答就是如此。皮教授开始说明，同意我对白芝浩的综评，并强调指出白氏对上议院权力及功能的认识有严重的不足；因为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年，凡自由党当政期间，那个被保守党"永久"多数控制的贵族上议院变成了阻挠、修正、否决下议院所提种种议案的强大力量。于是叫我举出此期间两党及两院领袖人物、重要法案及议案，以及双方的政治策略和其他导致1909—1911年之间，议会两度解散、两度大选的严重议会危机的因素。由于我从来未曾从上议院的立场温习近现代英国史，更由于月以继月地准备口试，实在没有时间去多想20世纪的英史问题。所以我的回答自始即与回答柏、斯二师问题大不相同，丧失了持续"独白"的能力。在回答的过程中有不少处都要靠皮教授的"提醒"才能作答。

幸而皮教授最后一个问题我回答比较流畅，似乎纾解了一点前此紧张的空气。他问题的大意是：自19世纪末迄今，除了首相的权力不断增长，政党内部纪律逐步严格化以外，还有什么新的发展反映政府基本大权越来越集中于行政部门。我回答有两个趋势。一是文官制度越来越庞大，知识分工越来越细密，以致内阁各部首长不得不经常仰仗常务次长、司长、科长等专家的知识、经验和意见。关于国家经常事务，夸张地说，几乎是专家治国。但其中也有好处，高素质的文官制度在某种意义之下，未始不是制度及决策上一种稳定的因素。髙质素是与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官考试制度分不开的，这考试制度是采自东印度公司，而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的考试制度却是采自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中国科举制度（这时麦廷雷教授插一短问：是吗？我回答：确是如此）。二是随着选权的屡度扩大，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的压力团体对公众舆论控制能力的增强，无论哪党当政，都必须考虑如何通过立法为人民服务。当时保守人士所认为的"集体主义"性质的立法涉及大多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理论上不得不由立法权所在的议会授权于行政各部门，分门别类去"立法"。在很多情况之下，中央行政部门也不得不委托地方市镇政府去草拟细节，因为中央实在无法了解各地特别的情况和需要。大体而言，这个巳成惯例的"新"趋势就是"delegatedlegislatin"(委任立法）。

甚至司法方面，本来属于民法领域的很多偏重技术性的案件（如铁路、矿务、公司企业间的纠纷等等），也通常由法庭授权各行政部门去办理，一般方法是由相关行政部门成立临时法庭或裁判所（tribunal)去审理。悲观保守人士不乏认为这种趋势已是议会制度的丧钟、英国政制巳面临行政吞没立法的危机。证以漫长的英宪历史，英国人民业已一再表现其政治应变的能力，整个政治制度理应不会因时势之变而失其大规大矩。

至此，柏师宣布主修口试已经结束，大家可以休息四五分钟。我低着头走出考场要去洗手间，猛抬头看见梅可锵兄迎面走来，他如此关切我的口试实在令我感激不已。他问我主修考得怎样，并说："我看你走出来面露微笑，想来考得一定很好。"我说我并不觉得微笑过，出场仍在沉思回答皮尔敦最后问题相对流畅是否能有挽回大部答案"颓局"的作用。猛吸了半枝飞利浦毛理丝纸烟，即回到考场。

辅修1500年后的大陆西欧史由麦廷雷教授先考。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宗教改革教义方面的争执。我当机立断，马上坦白承认宗教教义是我最大的弱点，因为我是人本主义孔子的"信徒"。希望他考问我旁的方面。他问："你愿意我问你哪方面的问题？"我说："制度史。"（字将出口，即感到不太妥当，因为我实在没有仔细考虑的机会，制度史事实上是深度与难度较高的历史部门）麦教授所问一长系列的问题几乎涉及16和17世纪前半法国的制度的全部，连路易十四都一字不问，更不消说一般所最注意的18世纪和法国革命了。他考问的范围涉及兵制、税制，当时法国特殊的司法、财政的行政地理，以及几代国王为加强统治各省区及地方政府所创置的种种官职。回答他"真刀真枪"式的问题，只有遵循孔子之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无犹豫支吾之余地。以下数例力求"保存"当时问答的气氛。

麦：法国佛兰西斯一世（FmndsI，在位1515—1547)1525年再度人侵意大利，战败，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V，在位1519—1558)所擒。他的军队有多少人？何：据我所读过的记载，他1515年初度人侵意大利北部大获全胜时兵力最强，大约不超过4万人。1525年的军队人数不详，大约25万人。

麦：差不多；正因为军队不大，所以几年之内就能重整旗鼓再侵意大利。他的军队是怎样组成的？

何：有瑞士（Swiss)及日耳曼（German)募兵，前者较精锐；也有法国被征（雇？）的平（农）民。麦：佛兰西斯一世及亨利四世（HenryIV，在位1589—1610)的军队中什么部队最精锐？

何：火炮（artillery)队。亨利四世最亲信能干的大臣苏利公爵（DukefSully)所建几处火炮弹药库房是闻名于国内外的。

麦：Parlement的性质是什么？全法国共有几个Pariements?

何：Pariement很难译成英文，它绝不是英国式的议会。它是一种所谓的"主权法院"（svereigncurtrcuncil)。除了巴黎的parlement之外，全国其他七大司法行政区域，每区也有一个，所以全国共有八个"主权法院"。麦：何谓"主权法院"？

何："主权"是无可再上诉之意；换言之，所有八个"主权法院"都是在各该司法区域内最高的法院。麦：它（它们）的性质是纯司法的吗？

何：不是。它们（尤其是巴黎的parfement)最重要的职责是接受国王的诏令而予以正式登记。登记之后须向全国宣布诏令的内容。

既然有权同意和接受国王的诏令，就暗示有权拒绝或故意延缓登记。例如亨利四世登基不久，急需增税扩军，巴黎的"主权法院"就有意拒绝接受诏令，使得他不得不亲自去百般解释劝诱，表面上却极力维持国王下令的尊严，最后诏令才得到登记。他并曾亲赴南部土鲁斯（Tuluse)的parlement作类似的劝说。巴黎的pariement曾与某些贵族联合抗衡王室四年之久，最后在1652年屈服于当政大主教马萨林（CanlinalMazarin)武力之下，从此永被禁止干预政务和财政。麦：你认为这期间最特殊的法国制度是什么？

何：恐怕是售卖官职。通常称为"&/这个制度。按：爵卖官始于15世纪末叶，目的在增加王室收入扩充兵力，但数量有限。1604年亨利四世采纳臣下Paillette建议，开始经常出售司法官职。卖官蘩爵历史上并不十分罕见，公元前2世纪最后30年间汉武帝已创此制度。但laPaulette之所以独特，在买者必须每年上缴规定金额，同时却可享受世袭或私下转让的特权。这个极其特殊的制度在法国革命期间才永久革除。

麦：Intendants的来源及性质试加说明。

何：这官名很难英译，字源想系与intendance有关，应是"监督"之义。换言之，是国王委派到各省去监视代表旧势力的省长的；但是自始"监督"的界线有时不与原省边界相符，后期大的iri-tendancy不无跨省者。大概是起源于佛朗西斯一世的晚年。

麦：确切的年份是1542。

何：最初人数不多，后来逐步设于全国所有省区，主要任务也转向挖取旧省长的财政权，以图增加王室的税收。旧省长一向是由当地望族充任的，长期多方抵制中央的命令。经过大主教芮希留（Richelieu，当权1624—1642)强烈镇压各地贵族叛乱之后，in-tendams数目及权力大大增加，成为促进王权"绝对化"的主要工具之一。在"旧制度"晚期保守人士心目中，遍及全国的30多个intendants已演化成为"三十暴君"（thirtytyrants)了。这个制度在近代早期的西欧可能是独特的，但很类似两千年前中国的刺史制度。

(注：以上所举四例大约仅当麦教授问题的半数。）最后轮到华伦恩教授发问了。他说考问已涵盖了不少领域，他不想多问，只叫我开出10部有关第一次大战起源的专书，内中不一定都是精读过的，但凡精读或部分参考过的都应略加说明。我问他，诸书内容重复之处甚多，我所开书单之中能不能包括几种读过的政治或外交家的传记和追忆录？他说，当然可以。于是我立即口头开出以下10书：(1)SidneyBFay,TheriginsftheWrldPTar(《世界大战之起源》；)，上、下两册。仅精读上册，实为1870至1914年欧洲外交史最好的纲要，见解判断亦甚公允。第二册专讲1914年战前几个月的外交危机与多边外交谈判，细节对学生用处不大，所以未读。(2)BernadtteSchmitt,TheCmingftheWar(《大战之来临》），态度与Fay不同，比较偏袒护"协约国"（entente，按即英、法、俄三国）。未读。

(3)RaymndSntag,EurpeanDiplmaticHistryJ871-1932(《欧洲夕卜交史，1871—1932》）。未读。

(4)ErickBrandenburg,FrmBismarckttheWrld『ar(《从俾斯麦至世界大战》），德文英译，名家之作，部分精读过。

(5)WilliamLLanger,EurpeanAlliancesandAlignmentsJ870―1890(《欧洲的合纵与连横，1870至1890》）。此书为哈佛外交史大师兰格初显身手之巨著，为研究以俾斯麦为中心的复杂外交最佳最全面之作。清华三年级（1936—1937)课外精读之作（第一本此年精读入门之作是Fay的书）。

(6)Langer,TheDiplmacyfImperialismJ890-1902(《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上、下两册。此书研究俾斯麦下野之后，世界外交转向非洲及东亚，以英日同盟为终点。兰格本奥籍，通俄文，故利用档案资料最多，叙事最详。书中论及非洲殖民竞争部分，我仅泛读，有关欧陆及中国部分则精读。（口试时当然不能提，但为我国读者参考，此处我必须表彰恩师刘崇铵当年指导之功。Langer两册，1937年初，初到即编目，刘师与我先后读之。刘师为人儒雅谦虚，谓兰格此书稍失于繁，主脉有时不明。治学对象无论如何庞大复杂，作者仍必须要有提纲挈领的本事。刘师此言，终身不忘。）(7)Chung-fuChang(张忠钹），TheAngl-JapaneseAlliance(《英曰同盟》），此书为张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论文，是一小专刊。以华人在欧洲外交史方面著述甚少，故列之。所用资料及分析角度均未能超过兰格书中相关章 节。

我在此声明，历年翻读有关欧洲外交史之传记及回忆录不少，其中如俾斯麦后德首相PrincevnBillw(1900—1909)及Bethmann-Hlhveg(1909—1917)等传记并无用处，所以只列合我兴趣的三种传记：

(8)"BarnvnHlstein"，刊印于GPGch的StudiesinMdernHistry0Hlstein服务于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外交部数十年(包括出使），为当时国际上公认的德国第一外交专家，对决策影响深远，并与俾斯麦之被罢免甚有关系。我为了解"专家"的作用，特别要读曾经留学德国的英国著名史家Gch所评介的Hlstein的事迹。[按：口试时当然未提，此处应顺便指出30年代我国治欧洲外交史者罕如凤毛麟角，而张贵永先生柏林大学博士论文却以Hlstein为对象。兰格书（即前述第5本）中曾对张书（德文）加以简介，谓张氏不同意一般见解，考证目的在表白俾斯麦之下野并非由于Hlstein的"阴谋"。](9)CuntWine是俄国财相维特伯爵的回忆录，出版于1921年。

按:维特为侵略中国东北及满蒙主张最力之人，其影响远胜帝俄历任外交部部长。书中维特回忆1896年北京俄使奉命向李鸿章 及张荫桓施"巨贿"，前者收纳，后者拒绝。我的清华老师蒋廷黻，以LabmandEmpire论文获哥大1923年博士，曾任驻苏大使，1940年读了我"张荫桓事迹"《清华学报》第13卷之后，信中指出当时北京俄国使馆甚为腐败，所谓李鸿章 收下的巨贿，很可能是由俄使私吞的。总之，维特伯爵的可靠性大有问题，但仍是研究帝俄侵华必读的参考资料。(10)JGarvin,LifefJsephaam&rZmn(《若瑟张伯伦的生平》），三册。张伯伦1896年后曾在联合保守党内阁中任殖民部大臣，由于首相兼外长沙士比雷侯爵（LrdSalisbury)年老多病，常去法国南部休养，由于张氏才干魄力眼光卓越，英国重要外交政策多受张氏影响。我在中国研究19世纪末英、美关系改善及门户开放政策起源时，颇采用此书中丰富的资料。

至此，柏师宣布口试本身已经终结，向坐在墙角的"观察者"遥遥地问："韦克锐教授，你有没有问题想问？"这位春秋正盛，业已以经济理论闻名校内的韦教授回答："候选人已经答复了不少有关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问的了。"柏师就此正式宣布口试终结，令我独自先到HamiltnHall五楼系办公室等候。不过两三分钟，柏师和华师就来到五楼，向我道贺，并叫我同他们一起回到考试房间向其他老师握手致谢，并接受他们的道贺。未下楼之前华师问我："Whereandwhendidyupickupthatmuchinfrmatin abutEurpeandiplmatichistry?"(何地何时你对欧洲外交史取得那么多知识？）我回答："1936到1937年在北平清华大学，是课外自修的。"在电梯里我已发觉我答华师语近夸张，因我在燕京（1938—1939)及联大两次报考留美都曾对欧洲外交史做过消化的工作。七七事变前不过初读而已。

V准备话别

口试如此顺利地通过只给我带来短暂的欢欣，因为内心里已有一阴霾：不久就要向纽约和哥大话别了。事缘1947年底华美协进社传来清华庚款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我的公费只能延长半年，至1948年6月底为止。我开年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柏师，柏师说目前奖学金简直不存在，最好是先去教书，徐图完成论文。据他观察，美东大小诸校有意创设远东课程的很少，就是有也不会不尽先考虑聘请本国人。于是他问我是否有意去加拿大西岸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fBritishClumbia，以下简称UBC)教书，因为他最近听说该校有意试开远东方面课程，立即叫我考虑哪些课程可以胜任。我想了一两分钟，"建议"中国通史和远东国际关系。柏师说马上写信去问。不料20天之内就接到该校主授加拿大国际关系的资深教授FredSwaitl的回信，说历史系主任WalterSage博士巳同意，请我去教我所建议的两门课，名义是讲师，年薪3000元（加币），1948年7月1日开始支薪，9月下旬开课。我当然立即签约接受。

两个月后，已是1948年3月中旬，忽接哈佛商学院Baker图书馆馆长寇尔（ArthurHarrisnCle)长函，自称受美国经济史学会委托，以全国经济史博士论文资助金委员会主席身份，通知我已被选为六名资助金得主之一（正式称谓是NatinalFellwinEcnmicHistry);资助金为期一年，除供给本人及家属生活费用外，视研究所需尚可至海外搜集补充资料，必要时访问相关权威学人，待遇优厚，至为理想。但我内心十分为难，因为这个自天而降的大好消息的内幕我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揣想中一定是柏师未对我讲已为我写了非常有力的书面推荐。此刻的困难在早已接受了UBC的聘约；UBC回应如此之快而积极，无疑是由于柏师在加拿大特殊的声望。

两年多师生关系中，记得柏师偶尔曾言及加拿大西部人士对东部资源人力、大学声望等等一向特别敏感，所以他和东部人士与西部高知有所接触时，往往言行不得不特别谨慎，甚至故意自抑。我为此事见柏师时，他已另接Cle的通知，只对我说一切由我决定。我只提出一个问题请教：如果我向UBC毁约，他们会不会感到我辜负他们的好意？这样做会不会触及他们的敏感？不等柏师作答，我马上又提出：如果我申请将资助金下延一年，先到UBC践约一年，如何？柏师回答，这才是面面俱到的考虑。

于是我不顾口试在即，尽快就乘火车去波士顿，转地下铁到康桥（Cambridge，哈佛大学所在地）哈佛站。走上街面，四周一望，问过路人："HarvardYard"(哈佛大院）在哪里？那人一笑手指身边细铁柱圈内一群古老红砖楼房，就是这里！我也为之大笑。其实除了举世闻名的韦敦诺（Widener)图书馆以夕卜，哈佛较大建筑都在院夕卜，不是一两天的过客一眼所能看到的。我非常欣赏那宛如长蛇、围绕哈佛半院的马萨诸塞长街上的饭馆、书店、哈佛合作社、服装、药房以至各种日用品，甚至有些奢侈品的商店；这些林立的商店给哈佛社群人士生活上便利的程度，足与哥大附近的百老汇相比，只是中国饭馆还不甚够味。

第二天上午我走到査理（Charles)河对岸哈佛商学院去看寇尔，与他作了三四十分钟的谈话。主要是解释论文的性质，根据的资料与预期的结果。最后提出请求，能否将资助金下推一年。他听完我提出此项请求的道理，马上表示赞同，并且微笑着说，这样作当然最好，更何况下一年你又多了一年教书的资历。就在这种愉快的气氛之下，我与他握手告别，搭午后的班车赶回纽约。

我在哥大一共六个学期（包括暑假，为时两年半），上课听讲不多，主要是靠自己广泛而又系统地读书。自1946年秋季起，即开始研究19世纪英国农业史，首篇报告性的论文就敢于以自己的数据与分析否定英国农业史上"黄金时代"之说。随即尽量利用已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主编赛里格曼教授的特别收藏（已捐给哥大），其中最具"原始"史料价值的是英国和欧陆19世纪各种主张革命、改革"激进"党社的宣传档册。以土地改革运动为例，这些"草根"组织不但最善于分析暴露城乡土地制度的基本弊病，更能从事积极行动，多面宣传，联合各种进步人士，组成有效的"压力集团"，终于影响到议会中的种种土地改革法案。哥大赛氏特别收藏之外，纽约公共图书馆还辟有亨利乔治（HemyGerge,1839—1897)专室，内中保藏这位享名欧美的单一税创论者，号称为英国"社会主义之父"毕生的藏书。内中有些文件可补哥大赛氏专藏之不足。

对我的论文需要而言，哥大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收藏是远远胜过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的韦敦诺图书馆的。平心而论，两年半中我所做的博士工作比一般少壮学人是多而且速。唯一的遗憾是享用正式登记博士候选人的图书特权尚不足两个月，只有相当大量1870至1911年的议会档册还待梳理，论文才能完工。

百般留恋之中，景洛和我于1948年7月1日不得不向纽约和哥大告别。这天起，纽约地下铁的票价才从5分加到1毛。

附录美国人文社科博士生外语考试制度述要我生平浏览近现代中国人物传记及回忆录，从未发现过有叙述美国一流大学人文社科博士生外语考试制度的。就我所知，哥大、哈佛、芝大等校人文及社科方面，外语考试皆由各系自行办理，与语文诸系无关。哥大历史系研究生外语考试一年四次，不及格三个月后可以重考。考试次数虽无明文规定，但硕士生选足15学分之前，必须考过一种外语；博士生选足45学分之前必须考过两种(或三、四种）语文。如上古史博士生须考法、德、希腊、拉丁四种语文之多，为最难。中古须考法、德及拉丁。但多数部门须考两种外语，大都是法、德二语。

我1946年舂季大考之后，曾短期温习德文，于7月3日晚应试。考试不准带字典，时限是一小时，考试内容是翻译一篇长约300字、至少不能说是浅易的德文，幸而有英文标题："MarxnClasses"("马克思论阶级"；)。外语考试的难易当然随系随校有所不同。例如和我同届来美的李志伟，1947年夏在纽约亲自告我，他在芝大经济系，博士生仅需一种外语，他考的是法文，只有15个有关经济的问题，考生以（+)(-)号判断正误，即可。他说芝大经济系教授们认为经济学的重心已由欧洲移到美国，德、法文的重要性越来越减，不久或将完全取消博士生的外语考试。这话是有预言性的，因为半世纪以来的趋势是，除历史系博士生仍须考外语外，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部门都已废除博士生的外语考试了。

关于历史系博士生的外语要求，我在哥大时有些内容的改变。梅可锵兄早我数年，他是考过法文与德文的。1946年夏承斯凯勒师面告，我已不需再考法文了，因为中文巳被承认为合法外语之一。我那时心中唯一不安是：其他一流大学的历史系是否也是如此。最近电话中从刘广京先生处得到证明，他40年代在哈佛历史系攻读博士时，只须考法文，中文完全可以代替任何第二外国语了。哥大及哈佛既巳如此，其他大学应不例外。

大约从1960年起，有不少中日韩学人在哈佛攻读所谓的"cmbineddegree"(结合学位）。"结合"是历史系与东亚语文文化系结合。博士学位的外语要求是（姑以华人为例）：中文免试；日文或考试或连修三年，班上及格即可；此外法德两文须考一种。哥大东亚史博士候选人外语要求与哈佛同。这和我初到哥大时（1945年冬）比确是一大改良，因为40年代中期哥大东亚史博士生的外语要求是必考法德两文，再自中日文中任选其一。可见传统欧洲汉学在西方东亚史研究方面的"支配"地位。

第十四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上)

I西迁温古华

景洛1946年12月下旬到纽约与我重聚时，我们结婚已将近六年半了，而内中两度别离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岁月。我们在纽约共处一年又半，此期间经过多方考虑之后，觉得应该准备成家了。我们于1948年7月1日离纽约去华盛顿，在景洛清华同屋许如琛家小住三日（许的丈夫凌立博士也是生物学家，杭州人，其妹和景洛是杭女中同学），参观华府内外的名胜，即乘火车横贯北美洲赴西雅图"消夏"。事先选定西雅图是基于三种考虑。景洛表弟刘子健已在匹兹堡大学读博士学位，暑假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远东方面作短期研究工作，可以代我们找房子。景洛预期9月初分娩，听说华大医院产妇科很好。再就是西雅图和温古华不过一百四五十英里之遥，都是避暑胜地。果然，景洛一切正常，9月初长子可约出世，我们一家三口在9月16日人加拿大境，预期在温古华小住一年。

我们不得不暂住UBC的客房三天，租赁基本家具，才能住进原来四壁萧然的板房单元（hut)。最好的一件家具不是租的，是校长NrmanMckenzie夫人所赠的紫檀木可折叠展开的书桌，此惠终身不忘。所有二十几所板屋单元都是战时所建，每一单元都有一间宽敞的客室、一间厨房、一间浴室和两间卧房。另外前后俱有可遮雨雪的平台。战时物资统制余波所及，这种单元的厨房仅有煤气做饭设备，并无电器冰箱，客室仅备有一个大型铁炉，专烧木头。所以用斧劈柴是我经常工作之一。好在后边平台相当大，可以堆柴，还容得下一个中型木箱，天天有人包送大冰块，生肉剩菜和约儿的牛奶就可以保鲜了。每晚冷水洗尿布并不算苦，真辛苦的是可约出生头两个月每夜两点钟的喂奶，喂完慢慢轻轻拍出他的气泡后，有时难以成眠巳经听到鸡鸣了。

所有邻居多半是加拿大本国及欧洲来的资浅教员（最初似无副教授级的住户），或几家有家眷的学生（无例外都是退伍享有政府津贴者），大家克勤克俭，守望相助，十分和睦。只苦在购买菜肉及曰用品必须搭学校的班车，因为学校建在温市大半岛的西端，英属哥伦比亚省政府原来划归大学的区域，不但风景绝佳，而且面积2方英里以上（1方英里是640英亩，1300年前后伦敦的城区占地仅330英亩）。多年后景洛和孩子回忆，UBC最初的几年，房屋虽简陋，四周草地空旷，空气清新，离最好的海滩又不算远，实堪称孩子们所需最健康的自然环境。可惜我是惯于大都巿生活的，来温古华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最初几月，黎明听到后面鸡场的鸡鸣，不免凄凉之感。

就是在这种清简、孤寂，并谈不到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逆料不到地开始了我半个多世纪国史教学研撰的长征。

第一年在海外执教对我来说是一种双重的考验。首先是英语的考验。很多学人不明白，在UBC这种规规矩矩的学校，对外国教员英语水平的要求，反而会比美国第一流大学华裔汉学教授英语演讲水平的要求要严格。理由很简单，因为后者引用中国成语及专词，往往为专修中国语文及历史的美国学生所欢迎，学生并不介意老师口语及句法之部分"中国式"。英文写作虽不易达到潘光旦师所认为真正"够用"的标准——"能有三分随便"-一但我自始即发现英语讨论和演讲遣词造句不必如写作那样严格，口语表达比书面表达可以自由得多。事实上，在教学的头一两个月里，就高度自觉穿插运用《左传》、《史记》里人物和轶事不但相当自然，而且可以观察到学生衷心的"欣赏"。此外，从30年代起，我对英文字汇就相当用心。历史这门学问的字汇要比其他专业的字汇广而多样，但中国哲学、思想方面字汇，英译的工作困难较大，并非历史学人所能胜任；所以七七事变前夕，我以15元的髙价在东安巿场买了刚刚出版的卜德（DerkBdde)英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奔波流徙中始终随身携带。没有它，中国哲学史的字汇英文很难"通关"。卜德这部英译"杰作"大有益于我在海外的中国通史教学。

记得我在温古华的第四年冬假，由一位系中同事邀请在他家晚餐后对本系同仁及家属"介绍"孔子。讲完之后，著名女校BiynMawn 出身的Margaretrmsby(专长是英属哥伦比亚省及地方史）对我凝视，事实上也是对所有参加晚会的人说："瞧你的字汇！"[中国佛教史上华梵词汇的通关，要等到陈观胜（KennethChen)的Buddhism inChina:AHistricalSurvey1964年问世之后才能勉强办到。]第二个考验是课程的内容和水准。不亢不卑地回忆，自始我所讲的中国通史就与西方汉学家的研究重点很不相同。1948年我尚无机会系统地翻检西方汉学著作，但已经知道他们的长处在物质文明、宗教、欧亚大陆诸民族及其语言、中西交通等方面个别性的专题研究，百余年来积累的成果可观，但不能对中国历史上几度动态大演变加以分析、解释、论断。我选KSLaturette的TheChinese：TheirHistryandCulture为课本，因此书论述平实、少偏见、西文书目最详。我的演讲很大部分是出自对雷海宗、陈寅恪、冯友兰、萧公权诸师，钱穆、孟森、郑天挺等先生著作的初步综合消化。雷师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对自春秋，经战国，至秦汉的"旷世"大变局的析论，供给我这门通史以"理想"的宏观视景。所以即使在生活压力极大的第一年，这门通史还是能博全班30多人（内中男生多退伍军人，远较战前大学生成熟，女生多半很用功）的好评。

最吃力的是准备远东国际关系这门课。由于政治、外交人物、多边史实、谈判和条约等等细节繁多，事先必须写出详细的纲要，甚至有时还需抄录整段的条文。因有多年外交史的基础，此课虽尚能胜任，但不能像中国通史那样自始即觉得大有"开拓"的可能。

n博士论文计划受创

1948年秋冬在UBC安家教书生活初定。工作紧张之中始终觉得前途相当光明，因为春间赴哈佛应商学院教授兼商学院图书馆长寇尔"面试"时，他不但赞成我延缓一年接受美国经济史学会的博士论文资助金，并且明讲多了一年大学教书经验将更有助于下年该资助金之重行批准。因此，景洛和我考虑我一人赴英搜集稀有史料、访问权威学人的三四个月期间，她和可约最好不要搬动；等我论文完成获得学位之后再看机会，决定去留。

1949年i月中我正式致函寇尔教授重新申请资助金，并特别"提醒"他曾当面赞同我延缓一年接受资助金的申请。两周之内，接到他的回信，充满了道歉，告我这项资助金的来源新近断绝。对我而言，这真是晴天霹雳，半个多世纪教书生涯中最大的打击。我深深自责处世无经验，未当面请寇尔出一书面"保证"，更不能宽恕自己连下年究竟还有没有此项资助金这个极基本的问题，都脸软得不敢幵口一问。在极度悲愤之中，我"坚信"他当时故意骗我，甚至他当时的微笑回想起来多少有点像是奸人的"狞笑"；我申请延缓一年接受资助金，他正好假此济私，转让给他所喜欢的青壮学人，甚至很可能是与哈佛有特别关系的学人。和柏师通信之后，我又和柏师UBC的挚友郝桑（HarryBHawthrn，原籍新西兰/NewZealand，加拿大最资深的人类学家，此后成为我终身不渝之交）冷静研究之后，我接受了他们两位的劝告，不要向"坏"的极端去推想，但他们不谋而合地指出寇尔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学人，至少有道义的责任当面提醒他资助金下年来源有无保障不可预知，应该慎重考虑请求延缓一年是否明智。但凡我与人不合或有争执时，景洛一向总是先尽量替对方着想，劝我缓和，而这次她却完全同意柏师和郝桑的意见，认为寇尔确实没有尽他最少必要的道义责任，不应该完全不警告我延缓接受资助金可能的风险。

半个多世纪，每一忆及此事，我总觉得受了寇尔的蒙骗，因为哈佛，尤其是哈佛商学院，一贯最注意基金及经费的来源、总额、生息、利用等问题的。寇尔以美国经济史学会博士论文资助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照理应不会不知道资助金的总额、按年分配或总共一次颁发等基本问题的。据他1949年春的回信，他的委员会实际上仅仅在1948—1949年度颁发过一次总共六名资助金，次年经费或基金就无着落了。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春3月不当面警告我，而且还赞成我申请延缓一年，岂不是故意引我走人陷阱吗？为撰写这部长篇学术回忆，我春间曾托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前芝加哥大学同事郑迥文先生代向哈佛商学院索求ArthurHarrisnCle的详细履历。哈佛只存有他的简历，内中毫未提及他与美国经济史学会的关系；所以我对早期学术生活中这一极不愉快的插曲，也无从再做详细的考证了。

正如古人所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哈佛的坏消息传来之后，几个月里增加了我在历史系里地位的困难。事缘我的聘书是为期一年的，双方的了解是一年之后我会拿着美国经济史学会的资助金去英国小住三四个月，回到北美完成哥大的博士论文。在此期间可再商洽去留的问题。不幸的是Sage不久即将退休，曾不止一度想把儿子Dnald安置在系里，但都不成功，原因是后者一直拿不到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对英属哥伦比亚省及地方史方面也不能做出研究贡献。在我极可能被迫在UBC续教第二年的情势下，Sage不得不为儿子做最后的努力，只有对我"开刀"。所以1949年是我来北美后最艰难的一年，更不要提祖国旷古稀有的大变局给我带来的忧思和精神"号召"了。

在百感交集、极度愤懑之中，我曾对个人、家庭、异邦、祖国等问题做过理智和情感的考虑。我甚至向校长的右手安朱（JeffreyAndrew,虽无副校长之名而有副校长之实）先生请求学校考虑津贴我们一家三口回上海旅费不足之数，大约700元。他劝我暂时容忍，务求尽速完成博士论文；为了避免"干涉"历史系系务，他不能为我明白表态，只有到必要时暗中协助；并劝我千万不要回中国，一定要完成哥大学位。但此年夏季我心思非常烦乱，经济上也不允许去柏克莱加州大学及史丹福搜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年英国议会档册。当时家中急需的冰箱（330元，6个月后付清）和缝衣机（150元）就巳用掉全年的积蓄，此外，我坚持以49元的代价为景洛添置一件上好红哔叽半长外衣。（当时加拿大仍受战时物资统制影响，电器远较美国昂贵。我们近邻一位老白俄农业土壤专家看见我们的冰箱，马上就说:"你们已经变成布尔乔亚了！"）半世纪后反思，寇尔与哈佛是不能完全等同的；但在1949年春我内心深深觉得寇尔那种对外人有欠公道，甚至可能有意欺蒙的作风，是与哈佛资源雄厚、睥睨一切的派头分不开的。至少，事实上我1949年春事业上所受的创伤是来自哈佛的。

无论从个人情绪、家庭责任、经济状况任何观点着想，我在UBC的第二年只有充实两门功课教材的工作可做。加州湾区搜补英国议会资料之行，只有等到1950年舂季大考之后才能实现。

in哥大论文的完成

加拿大大学暑期一般都很长，至少有四个半月。其原意在鼓励学生半工半读，以暑期工作的收人支付全学年七个半月的费用。1950年4月底我两课的考卷既已看完。一两天之内我就搭乘"灰狗"（GreyHund)公共汽车南下1100多英里，直达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住在学校附近的"国际学舍"（InteniatinalHuse)，简称I-HUse。全美国只有三所I-Huses，柏克莱之外，只有纽约哥大附近和芝加哥南59街芝加哥大学附近两所，都是洛氏基金团出资兴建的，都是为促进文化交流执行男女学生必须异邦和美国各半这个基本规章 的。最高兴的当然是与罗应荣[请参阅本书"上篇"

第九章 "师友丛忆"之张奚若（附）]久别重逢，更使我欣慰的是罗深受访问教授、国际法维也纳学派奠基人HansKelsen老先生的特别赏识，博士工作进展顺利。闲谈之间，他看我天天穿同一件棕色细格厚呢皮扣子上衣，忽然问我为什么穿这种"麻口袋"般粗的上衣。我笑着回答他，别看不起这种麻口袋，牛津和剑桥的教授、导师几乎经常穿麻口袋上衣和灰法兰绒长裤，甚至亲王去苏格兰度假平常也是穿这种服装。我所穿的这种粗花呢叫作HarrisTweed，产自苏格兰东北端外Shetland南北二岛，传统上在搓成毛线、手梭织成厚呢的过程中，小农家（crfters)—直烧着香木屑。我1937年深秋在上海买第一件海利斯粗呢上衣时，店主人叫我先用鼻子闻一闻，确有香味。二次大战后这种呢料已无香味了。罗应荣说晚间与一位巴西小姐有约，要借穿我这件上衣。次晨早点时他笑着对我说，昨晚跳舞，巴西小姐对这件麻口袋赞不绝口。我之所以涉及此项琐事，是多年后反思，1950年5月初罗应荣借穿我的麻口袋，事实上代表他悲苦一生之中最后快乐的日子！由于柏克莱的英国议会档册晚至1907年才开始收藏，不符我的需要，我三两天内即移到海湾西岸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它的英议会档册始自19世纪70年代，正好补上我在哥大来不及批阅的一段。三周后再回柏克莱小住两天，和罗应荣话别，不期竟成永诀！韩战爆发，他立即买了船票赶回前此丁则良信中所说"有光有热"的新祖国，毫不可惜放弃他完成加大博士论文机会之不能再来。

我6月初回家，立即赶撰论文未了的章 节，并同时请系中加拿大史砥柱GilbertTucker教授检查各章 的内容和英文。因为他早岁的博士学位得自英国剑桥，曾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数年，是系同寅中最知史学标准、最受尊敬的。我请他严肃回答我的问题："是否可达博士论文的平均（average)标准？"他坦诚地回答："这是一篇思维缜密（clselyreasned)之作，显然是超过一般水准的论文。"这部论文的正文至少10万字以上，不算每页下端密密麻麻的底注，而底注中不少处的有关细节，与正文不可分割。证以柏师1950年11月7日的手书，我的论文至晚10月底已寄达哥大了。幸而论文已经完成，我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准备初冬第二个孩子的诞生。

论文章 目如下：LANDANDSTATEINGREATBRITAIN,1873-1910ASTUDYFLANDREFRMMVEMENTS

ANDLANDPLICIES

Preface序言

ITheCmpnentsfRadicalLandPlicy

激进土地政策的组成因素

IIAChangingAgricultureandRuralLandPrblemsduringthe"Great Depressin"

"大萧条"期间农业的改变与乡村土地问题HITheStateandRuralLand,1873-1905国家与乡村土地，1873-1905IVTheCnvergencefLandRefrmersntheTaxatinfLandValues 土地改革诸会社的共同纲领：征收土地增值税VTheStateandUrbanLand,1873-1905国家与城市土地，1873-1905VITwanlNatinalLandPlicies,1906-1910全国性土地政策的初现，1906-1910分类参考资料

半世纪后重读哥大博士论文的第一感想是史料充实的程度使我自己都吃一惊。为一般读者及台峡两岸有志发展西史博士科目者参考，应对论文所用史料的质与量扼要综述。先谈英国议会101种文件（内包括31种法令全文），最初步卷帙浩繁的《议会辩论》(1870至1910年40年间）必须不时翻检可以不论，有关城乡土地及地方财政等问题的71种专门文件之中，由英王（事实上是政府行政部门）指令刊印公开出售的"cmmandpapers"即有53种之多；这些"指令文件"都是RyalCmmissin(皇家专门问题调查委员会）和较小型更专门、由议会指令所组的调查委员会（SelectCmmittee)的报告书，有的数年始调査完成，都是最翔实、多视角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至今最令我自豪的是罕为人知、幸存于哥大赛里格曼专藏和纽约公共图书馆亨利乔治专室的不少19世纪后半和20世纪初叶英国主要土地改革会社的章 程、会员录、年报、重要公开演讲，联合各种进步分子，扩大宣传游说，以至1906年后向当政自由党政府施压请愿等等的纪事专册。这些都是极其可贵的，真正"草根性"的最原始史料。

姑举二例以说明此类史料的特殊价值。如1885年成立于纺织业都市曼彻斯特的"自由土地联盟"的手册：FrwLandLeague,FirstAnnualMeeting，Reprt，Balance-Sheet，Rules，ListffficersandMembersfr1885-1886(《1885—1886年自由土地联盟、第一次年会、报告、收支、章 程、职员及会员录〉〉）自豪地申明会员之中有下议院议员106人，其中身兼内阁部长次长者竟有19人之多。按："自由土地联盟"会员尽系工商实业方面的资本家，其主要政治目的在维护自由贸易而不在全盘土地改革。此一专册最可贵处有三：（1)说明工商实业界有力分子对土地问题之主张，虽远远不能与激进土地改革诸会社之要求合拍，但明白显示其利益与传统贵族大地主之利益确有冲突，故主张土地买卖开放自由；假以时日，此一纯资本家之组织与激进土地改革会社之间必能发现政治合作之交汇点，（2)专册所呈显此一工商实业资本家团体在议会及内阁之实力，可使我们合理地推测，它直接对温和土地改革主张、间接对较全面激进土地改革意见，都能有相当生效的渗透作用。（3)"自由土地联盟"第一任会长，由于被选为具有全国重要性、首都伦敦市(郡）政务委员会主席，不得不辞去会长一职；此事最足启示19世纪后半和20世纪初叶多种改革运动与新型地方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近代英国民主政治之能逐步发展，社会福利观念之能在立法上逐步克服自由放任主义的阻力，都是由于社会改革无数派系会社通过地方及中央（议会）两个渠道长期的渗透

再举一项对全部论文具有无上价值的草根性文件：PWRaf-fan，ThePlicyftheLandValuesGrupintheHusefCmmns，AnAddressDeliveredatthe84thDinnerftheNatinalLiberalClubPliticalandEcnmicCircle，2JthNvember，1912(HieUnitedCmmitteefrtheTaxatinfLandValues,1912)(《下议院地价专组的政策——1912年11月25日在全国自由党俱乐部政治及经济内围第84届晚宴宣读的一篇演讲》）[土地增值征税（全英)联合委员会1912年刊印]。当时Raffan以下议院"地价专组"书记身份详细追忆下议院主张土地增值征税者实力之强大。1906年初自由党选举大胜后，下议院"地价专组"正式成立，成员即达280人之多。是年冬向首相SirHenryCampbeU-Bannennan请愿，政府应尽快开始对土地增值征税，签名者竟达400人之多；换言之，全部下议院议员如以600整数计，三分之二议员皆要求政府创征此税。按：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通过后，百年间政治最大特色在舆论影响日益增强，社会上各种各派改革者或创办报刊或组成会社，扩大宣传，参加地方及议会选举，不断向当政施压，其积累成果往往反映于雏形"福利"立法之中。"压力集团"成为20世纪政治学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但应用于百年前的历史，很难对政治压力做出精确的量的分析。本论文能发掘出像Raffan这样确切可信的数据，不能不说是政治施压成果量化研究工作上意想不到的幸事

更有意义的是，自1909年自由党预算的提出，至本论文1950相关专刊论文，大都认为预箅中的土地条款是出身寒微的财相劳埃乔治（DavidUydGerge,1863—1945；财相，1908—1915；首相，1915—1922)无比机灵狡智的政治杰作——以土地增值税激怒贵族大地主，以促使上议院由决心驳斥预箅案而导致自身的政治失败。一般学人至今仍认为1909年预箅中的土地增值税是劳埃，乔治为上议院设下的陷阱，而后者竟一时丧失理性平衡自愿"入瓮"。最近翻检英史著作，发现有少数与上述一般意见相反和我论文相近的文章 ，但其作者都未曾利用过本论文所依靠的真正草根性的档册。

以上两类原始史料之夕卜，哥大论文曾引用"当代"（ccmtemp-miy)资料142种。"当代"与"原始"有时不易区分，我当年论文书目分类自不免有不甚合理之处。"当代"指论文所涵盖的19世纪，尤其是论文重心所在的1870至1910年40年间的各类直接间接有关主题的当时人的著作，以及当时专业性很高的期刊论文。"当代"资料颇不乏草根性的文献，有如以利物浦为大本营的"财政改革协会"（FinancialRefrmAssciatin)的年刊、章 程和1848—1898年50年会务回忆、专刊等，也与土地增值征税运动有关，是属于草根性的史料。再则自传、传记、信札之类的资料52种，内中亦有不少第一手资料。真正近人所著"第二手"书刊论文80种，只占全部407种资料的五分之一而已。

IV论文出版的受挫

柏师对我论文的评估一贯使我非常感奋。大概接到论文全稿最多10日之内，他就在1950年11月7日亲笔给我回信。我只摘译有关论文数语，信中涉及我当时处境部分影印（保存恩师的手迹）而不译（原信影印本见后页）。

柏师信开门见山："你不必对你的博士论文有所担心。它是一部有魄力和说服力的著作，既原创，又独立。"12天后，柏师复USC 人类系主任郝桑教授信中再度提到我的论文和治学：HisdissertatinisreallyanachievementtbeprudfandnceitsinshapethechancesfitsbeingpublishedinEnglandughttbeverygd-Hwhedidit，Idntknw,exceptthathehasintellectualpwerandapparentlyanabnrmaldrivetuseit,他的论文实在是一件值得自豪的成就，一经整理之后，在英国出版的机会应该是很好的。他怎样做出来的，我不知道，但只知道他有思维能（魄）力和显然异常强烈的欲望去使用它。……上引原文最后12个字是对我治学和性格最简要而又最全面的综评，使我终身感奋，也使我不时自励自惕，因为"abnrmal"—字虽在原文中是正面加强意义的形容词，但决不能完全脱离它本来的5g义。换言之，柏师知我之深，这么早就看出我冥思独行、自树标准的傲骨和与一般学人落落寡合的性格缺陷。

论文初步修正费时无多，而安排论文口试却手续繁多。这正给我理想机会集中准备迎接第二个孩子（次子可均）的诞生。柏师是口试委员会的当然主席，但他1951年整个春季必须去英国剑桥大学讲学，最早5月下旬才能回到哥大。他行前已请斯凯勒，皮尔敦，经济系主任、劳工问题权威CarterGdrich及历史系中国近代史韦慕廷（CMartinWilbur)等四教授为口试委员。1952年夏我初识韦慕廷，他告我柏师请他参加我的论文口试时，他说对英史毫无所知，恐难胜任。柏师对他说："就箅你对英史毫无所知，你仍有义务知道一个中国学生所写的英史论文能够达到什么水平。"等候论文口试期间，我与Sage的关系进人最紧张的阶段，因为我在UBC的第三学年已经过了一半，哥大论文正式通过之后，除了我另有他就，他的儿子就更无望打进UBC的历史系了。对我而言，最大的苦痛是因韩战关系，美国国会新的移民法令根本禁止我重i,nr

化

tk(jrkCu/v/fitt卜>

?

I

(tuIn卜

柏师给作者的回信

入美境。由于柏师远在英国，我只能把这层困难向斯师报告，以致柏师提前自英赶回纽约主持我论文口试之日（1951年5月21日），才迟迟发现我因入境困难，论文口试不得不取消。至此，柏师才向学校当局代我申请缺席（inabsentia)博士论文口试答辩（柏师半年多前在给郝桑、给我的信中强调历史上哥大对这种申请是极难批准的）。按校章 春季已来不及行动，要等到初秋9月才能正式申请，缺席考期至早也只能订在12月上旬。因此，我的博士论文正式通过的日期是1951年的12月，距论文初稿完成已14个月了。

此外，由于书册印刷费用激增，哥大当局迫于情势不得不废除传统规章

，学校才正式

颁发学位。此后只要缴60元将论文制成胶片存库即可完成学位了。梅可锵兄和我都是新规章 的受益者。柏师对我的论文始终抱有信心，叫我略事删正即向加拿大社会科学研究会（CanadianScialScienceResearchCuncil，设在国都渥太华（ttawa)申请出版津贴。

大概已是1952年春夏之交了，渥太华方面给我传来坏消息：加拿大社会科学研究会最近决定不出版我的哥大博士论文。理由是三人审査委员会中有一人反对，两人赞成，意见不能完全一致。赞成者是伦敦大学近代经济史家HLBeales教授和加拿大麦基尔(McGill)大学十六七世纪英史专家、文学院长HNelFieldhuse0反对者是哈佛1948年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助教授DavidSpring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与DavidSpring确曾有过文字"奇缘"。

1950年夏秋赶撰论文随时请正于Tucker教授之时，他说哈佛有位新博士DavidSpring是他的朋友，其论文有关英国的贵族大地主，虽重点与我的论文大不相同，但我应该借阅参考。借到一看，题目极醒目：《绅士的革命:英国统治阶级的研究，1880—1914》。用大体字打字机打出的，全文疏疏落落，连参考书目大约150页。上编试从几种社会小说和有限的官方文件描绘大田庄制度。下编分析所选五位"具有代表性"的保守"思想家"心目中的世变。我读后的感想是，文字流利，不时还有很"俏皮"的语句；史料薄弱，与光芒四射的题目远不相伴；方法上选材太"任意"，没有真正的"代表性"；最大的弱点是完全没有涵盖较广的"量"的研究。论文目录页列有三编，涉及大田庄账册的抽样研究，但只是"博士后"的计划，不是博士论文的组成部分。我论文中如完全不提Spring的哈佛论文，也许就根本没事了。不幸"冤家路窄"，我论文底注中涉及他论文的文字本身毫无不礼貌的地方，只有他对自己资料及方法的敏感，才会促使他向我论文报复。至于报复到什么程度，因始终不能见到他的秘密评估，至今无法知道。为中外读者参考，我把我论文第六章 第八底注的原文抄录如下，不再译成中文。

TheGentlemensRevlutin，AStudyintheEnglishRulingClass cuntftheestatesystembasednscialliteratureandgvernment ningham,W,HMallck,andLrdRbertCecilNeitherHalvynrSpringgivesanystatisticalstatementasttheextenttwhichthe 1880-1900,Thelattersarticle,"TheEnglishLandedEstatesintheAgefCalandIrn;1830―1880"，JurnalfEcnmicHistry,winter,1951,givesaninterestingdescriptinfthemany-sidedecnmiccnnectinsfsmesamplelandedmagnatesbefretheagefthegreatagriculturaltransfrmatin 谁能相信，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想像，我海外学术事业挣扎开端的阶段，第二个打击又是源自哈佛！？

世事往往会有"诗意的公道"（peticjustice)0英国农业史经典之作LrdErnie的EnglishFarming,PastandPresent(19世纪末初版，1962年第六扩充版），有两位权威学者所撰200页的书目长序。序中有感于讨论到有关19世纪农业及贵族大地主阶级功能的演变时，论者往往见树不见林，随即对我未刊印的哥大博士论文作了以下的评介:

neeringthughregrettablyunpublishedthesisfPrfessrPing-tiH,LandandStateinGreatBritain，1873-1910(1951)ThisadmirableandsuggestiveresearchunravelsthemanystrandswhichwerecaughtupinJhnStuartMillsLandTenureRefrmAssciatinf1870，andexaminesthedeterminantsftheruralandurbanlandpliciesfliberalgvernments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y 对农业史家而言，这方面最好的出发点是何炳棣教授拓建性、但可惜未曾出版的、1951年完成的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囯家，1873—1910》。这个值得赞扬并富启示性的研究，解析了构成JSMill1870年成立的地权改革协会的多项纲领的历史渊源，并进而考查了20世纪初叶自由党前后内阁乡村和城巿土地政策的决定因素。

同页下端还有对DavidSpring博士后（pst-dctral)著作的评讥，此处就不征引了。

第十五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

I国史研撰的序幕

《易经》对中国文化和人生哲学影响至深且巨。"物极必反"这句富有辩证意义的名言，两千年来几乎被奉为普遍真理。"否极泰来"一语一般多解释成坏运气走光之后，好运气自然而然地就会接踵而至。近年读《易》深觉事态演变不是这么简单。吕绍纲主编的《周易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旁征博引，极为有用。兹摘录其中所录有关"否"卦"上九爻辞""倾否"的注释以为进一步阐释的……《经典释文》："否、闭也、塞也。""倾否"，意谓上九居否之极，物极必反，故能一举倾覆否闭之局势。程颐《易传》:"上九否之终也。物理极而必反，否极则泰。上九否既极也，故否道倾覆而变也。"一说强调人为的力量。王宗传《童溪易传》："言倾否而不言否倾，人力居多焉。"苏轼《东坡易传》："否至于此不可复，因非倾荡扫除则喜无自至矣。"程颐代表"正统"的解释，认为否极泰来是物之常理，而苏东坡和南宋的王宗传认为人力因素重要，当然是比较深刻。但由于文言文的简约，两人仅就否卦爻辞字面做了单面的诠释：卜卦人应该尽力扫荡清除前此"否"所带来种种创伤的残余，如此"喜"才会"自至"。我以个人经验和体会，觉得诠释否卦的意蕴应该注重另外的积极面——在"倾荡扫除"的同时，必须自我焕发、重立鹄的，按部就班去实现新的计划和志愿；没有坚毅意志的诞生或复活，"泰"或"喜"是不会自动从天而降的。"否极"之所以"泰来"多半要靠人为的努力。这种诠释完全是根据个人1952年极不寻常的感受与经历。

1952年春夏之交三件事先后发生。（1)由于哥大博士论文数月前已正式通过，安朱先生实践了他的诺言，建议历史系给我升格，名义由讲师改为助教授，照常规调整薪金。这事顺利通过，Sage 好像也就必须退休了，系主任即将由Sward接任。（2)前此数周我已决定学年终结，立即赴美东广事翻检清代史料和中国通史方面积累的专著。那时和我共用办公室的是教十六七世纪英史的GeffreyDavis(剑桥一等历史荣誉学士、硕士），他最近半时在校长办公室协助安朱处理校中杂务。我问他假中赴美东做初步中史研究，应该向校方申请多少研究津貼。他建议我申请300元，我傻瓜一样就只申请300元。（3)渥太华来的坏消息：加拿大社会科学研究会决定不津贴我哥大英史博士论文的出版。这代表四年来积累的"否"的顶峰；幸而我已开始做了转治国史的心理准备，一两天愤郁之后我就殷切寄望于那就将东升的旭日了。

300元是小数目，但在1952年春，"灰狗"长途汽车温古华-纽约间双程特价车票仅美金99元。那时年富力强能吃辛苦。路经英属哥伦比亚省南部风景绝佳的大湖南端和森林覆盖的崇山峻岭，穿过北美洲北部的大草原，东南向直奔Minneaplis-StPaul孪生城和全洲第一交通枢纽芝加哥。芝加哥再东向经过大湖南岸及宾州，景象大大不同，大块自然已不多见，触目的往往是林立的工厂和夜间颇为壮观的焰火。全程近4000英里，为时五夜四天，终于到达了四年未见的纽约。由于研究津贴实在太少，不得不节省住房费用。幸而梅可锵兄热烈欢迎我住到他曼哈顿西22街的公寓，晚饭合炊共食，既经济又实惠。

行囊羞涩，无法去华府国会图书馆工作，内心对哈佛犹有"余怨"，决定就在哥大一处找材料。哥大的东亚图书馆就在我考口试的Lw纪念图书馆中。书库在四楼，四面都有长廊可通。书库及下一层较大的房间都被魏特夫（KariAWittfgel)所主持的"中国历史研究室"（ChineseHistryPrject)(事实上应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室）所占用。这研究室的经费是来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GergeTaylr所请到的洛氏基金团的款额，实与哥大无关，哥大只供给图书及办公室。当时这研究室人才济济。冯家升燕京老学长因与魏合写的《中国社会史：辽代》业经出版，已经回北京；瞿同祖和王毓铨两位杰出学长负责两汉；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在国会图书馆完成《清代的各朝代的资料原则上仅供魏氏一人之用，这是使我非常惊异不平的。魏氏研究室所占用的房间之外，尚有宽敞的空间，中央有一张很大的书桌（及其附属家具）专供狄百瑞（WiliiamThedredeBary)—人之用，他已完成哥大东亚语文文化系的博士学位，业已充任该系的助教授，主要的工作是几年内完成东亚思想史资料汇编(英文）的编纂。不少位中、美学人，尤以前辈哲学史家陈荣捷，都对狄百瑞主编的资料汇编做出重要的贡献。我初见即感觉到狄百瑞有干劲、富行政才，必将是富路特的承继人。

我第一周完全消耗在遍翻有关中国史的专书和论文，并曾做一奇想：以两三年的工夫写一本英文的中国史纲，苦在真堪利用的著作实在有限得很。第一星期眼看就要过去了，感到通史纲要之路是走不通的；无论内心怎样着急，也还是必须从原始研究人手。就在这个当口儿，燕京老学长杜联喆以她研究"商籍"的英文短文见示，我才了解清代的"商籍"并不指一般商人，而仅仅指两淮等几个盐区为盐商子弟考生员所设的专籍，更恰当地说，专籍之设是为了给他们保留生员专额。这使我眼界大开，马上联想到古老的中国，历代制度上的若干专词不可望文生义就去应用，必须穷索其真实内涵及其长期间的演变。从第二周起我就试以两淮盐商为此行研究的对象。令我兴奋的是哥大有关清代盐政的史籍异常丰富。

原因是30年代EMGale自中国盐务司退休以后，曾建议哥大自北京大批系统收集善本书时，应注意有关各区《盐法志》这类书籍。我初检书目，即发现哥大善本书中有乾隆1748版的《两淮盐法志》和乾隆中期充任两淮盐政、满洲镶黄旗高恒的档案八册，其书名《淮北鹾政》是错的，略经考证即可断定是书贾所加的，但此书述及两淮盐区生产及运销组织与管制的若干细节是其他书中不见的。乾隆版《两淮盐法志》较一般学人所依赖的嘉庆1806版优越之处，在它几十页双行小字的"成本"卷——这是研究盐价和盐商利润、资产的最佳史料。哥大其他清代史料，括文集，都很丰富，真给了我这个"饥饿的球员"一整月里精神上饱餐一顿的机会。

在纽约的第五周末，所需史料搜集得巳差不多，遇见清华老学长杨联陞，他问我夏天作什么研究，我如实以告。不料他大叫一声："糟啦！至少四五个日本学者巳经做了同样的题目。"在我发呆的分秒之中，他又接着说："也许你的做法和他们的不同，可能不冲突。你不如马上和我一同搭火车去康桥，你先在哈佛附近住一夜旅馆，一到我就去找出那几篇日文论文拿给你看。也许你的和他们的论文大体重复，也许你的方法和见解比他们髙明。总之，你尽快一翻，也许几十分钟之内即可放心啦。"果然，半小时之内我确实放心了，因为不但方法立论上与他们不同，就史料言，日本几位学者没有一人用了乾隆版的《两淮盐法志》，更不必提极为罕见的高恒两淮盐政的档册了。我在哈佛小住三四天，略略初窥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联陞兄提醒我中国海关1906年有对食盐生产及税收的英文报告可资参考，并对我即将写撰的论文贡献了一个考释"匣"、"匣费"和"拜匣"的底注。他在西方汉学界能任意驰骋，实在是清华和海外中国学人的骄傲。

我于7月10日回到理想消夏的温古华，没怎么休息就再度消化所搜的全部史料(事实上，在美东时随着札记就作消化工作），几天内即开始写撰。大概四周半即一气呵成，正文约一万四五千字，题目是"TheSaltMerchantsfYang-chu：AStudyfCmmercialCapitalisminEighteenth-CenturyChina"("扬州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几年后觉得标题有一词不妥，"资本主义"应改为"资本"，因为此文的主要目的在分析解释何以两淮盐商虽享有巨大的财富而无法产生资本主义。文稿寄出一个月后，UBC秋季开学之际（9月下旬）即接到HarvardJurnalfAsiaticStudies(《哈佛亚洲学报》）编辑部的通知，文章 已被接受，但至少要等一年半后才能刊出。当时在我和瞿、房、杜心中，《哈佛亚洲学报》似乎比欧洲著名的《通报》富有朝气。这篇论文既助我清除三四年来胸中积累的愤郁，又给予我对国史研究必要的希望和信心。自史料征集到写撰完成（包括旅途往返的十天）为时不逾三个整月这一事实，说明当年孙毓棠学长令我相当悲观的经验谈——从较髙深西史读习转入国史研究大致需要一个五年的过渡时期——对我并不适用。1952年我被情势所迫，不得不试跃龙门，不期一跃而过！从此踏进国史研究辽阔无垠的原野。

同年秋冬代校方向温古华华商筹款购书的工作也初见成效。当时5000加币还能买不少书，第一批有伪满原版的《清实录》和商务印书馆的洋装缩影本五省通志（幾辅、山东、浙江、湖北、广东）。不料经过仅仅一周左右的昼夜翻阅，竟对明清賦役制度中最基本的两个专词"丁"和"亩"巳能作出初步的、革命性的定性和佺释。缩印本雍正1735年《浙江通志》有关户口田賦诸卷中，全省77县县名之下，四分之三以上的县份都有小注"随粮起丁"或"随田起丁"。这类小注，加上平素获得有关明清賦役第二性的知识，使我立即作出初步论断：清初的"丁"无论是各省府州县的细数或是全国的整数，都已与成丁无关;前此所有中、日、西方根据清初"丁"数以推测全国总人口的专家学人们，都是方法上根本错误的。我之所以如此迅速即敢下此革命性的论断，正是积年因研究需要而自修的科目之一是英国中央和地方财政，而财政学中一个并不难懂的专题是租税（广义包括徭役）转嫁。"以粮起丁"或"以田起丁"明显地说明原来明初所规定的，由16岁至60岁的"成丁"所承担的强迫劳役，早已部分折成税银或已逐步转由田地承担。雍正朝（1723—1735)正是推行全国性"摊丁人地"财政改革最力的时期

在那冬雨连绵的同周之内，速翻乾隆朝《清实录》时，发现广东省不少年份呈报开垦水田、旱地、沙滩时，照例在顷亩数字之前加一"税"字。这一小小发现立即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这些顷亩数字并不代表真正的耕地面积，很像是经过折箅后入册的"纳税亩数。这个揣想，次年（1953)夏在哥大及国会图书馆方志之中很快就得到充分的肯定。我之所以能自始即单刀直人把"亩"定性为纳税单位，不得不归功于梅特兰（FredericMaiUand,1850—1906),Dmes-

dayBkand

按照

根据更古习惯的11世纪英国法令，田地最大的纳税单位是海得(hide)，即120英亩。1086年调查记录之中，某寺院在17郡都有田产，各郡田产中海得的实际面积很不相同，最小的只48英亩，最大的258英亩，大小差距5倍之多。因此梅氏强调海得决不可认为是耕地面积的单位，必须认为是纳税单位。[以上两段，除几个字的变动外，都采自拙著《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台北：联经，1995)，序言]

上引1995年书序之言过简，事实上1952年冬昼夜翻检《清实录》我已发现土地折亩的实例。如雍(正)乾(隆）间陕西若干县份报垦之地，每四五亩折征一亩。平素分为五等的地，"以三等地减作五等，以五等地减作七等，以七等地减作八等，以八等地减作九等，俱照递减等则升科"。最使我兴奋的是在乾隆四年卷中已发现浙江象山、临海、太平等县开垦"额内田"后，"招回丁口"已有好几位小数点。举例:"招回丁口十丁口四分二厘一毫零；十八丁口五分七厘零"等呈报的数目。法国浪漫哲人夏多布里昂（FAChateaubriand,1768—1848)之传世名言，法国革命在爆发之前业已完成。1952年底，我革命性的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尚未开始，业已能够保证它的成功。1952这一年确是我一生治学和事业的分水岭。

n埋首国会、哥大、哈燕图书馆

UBC历史系及校长办公室虽无法知道扬州盐商一文的价值与意义，但总了解《哈佛亚洲学报》的标准是相当严格的。所以1953年初春我直接向安朱先生申请暑期研究津贴时，他"责"我为什么上一年不先和他商量。他立即批准650元，比上年GeffreyDavis建议的多了一倍多。这使我能往返都坐得起火车。更想不到的是我一到纽约就见到梅贻琦校长。问了我家庭状况之后，梅校长就静听我报告英史论文完成及出版的种种周折，去年两淮盐商研撰的经过，和今后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这个几年才能完成的大课题的研究计划。其中最"起码"的工作是遍检美东三大汉学图书馆所藏的3000多种地方志，以及北平图书馆善本甲库（已寄存在国会图书馆）三四百种善本的胶片。梅校长极坦诚地说："清华正有一小批款项资助中国学人的生活和研究，说老实话，他们不可能真像你那样作头等大题目，再说你也不能总像去年夏天那样过分节省吃苦。我觉得你应该向清华申请研究津贴1500元，一次颁发，由你自行分配贴补几个夏天费用的不足，也无须向我报销。"事后才听说，梅校长本人向清华支薪极少，不敷家用，有时梅师母还要工作，这使我对梅师的为人产生无可言喻的崇敬与感戴。1953—1955这三个夏天，我在国会图书馆工作的时间多过哥大与哈佛。华府太热，夜间也经常去专室阅读抄写史料，为了安全也不时需要短期住在参议院对门的CarlArms旅馆，每夜七八元，只有靠清华的津贴才住得起。我人口史基本功之得以完成是与梅校长的特别用心与关怀分不开的。

据我所亲见，很少有华府以外的学人在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长期作研究的。东方部在新馆（Annex)，冷气设备优于旧馆。中文书籍集中在书库的第八层。东方部所聘的馆员人数有限（从这点看，我觉得联邦政府不但不浪费，事实上是不合理地撙节），阅览室的读者所需之书都是由馆员去取出放回，根本没有像一般大学图书馆所用取书放书的零工（page)。我初到即由资深吴光清博士和辅仁出身的王恩保先生照拂，不但有经常进库看书自取自放的便利与责任，并取得夜间进馆工作的特许证。程序是：下午5点闭库之前，可以把所需书籍搬出书库，放在宽敞的ThmasJefiferen阅览室以备晚饭后翻读和抄录。在没有Xerx影印复制便利的岁月，利用晚间续抄史料对我工作迅速的进展是非常重要的。

从燕京老学长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商务，1935)，知当时方志收藏以国立北平图书馆为最多（3828种），次为上海东方图书馆(2082种，附属商务印书馆，1932年1月29日为日军焚毁），次为金陵大学（1993种）、故宫（1956种）。海外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所收最多（1370种），哈佛仅收494种。美国两馆所收相差如此之巨是因为美国农业部WTSwingle博士从改良美国柑橘品种而逐渐了解中国《本草》及有关植物专谱以及地方志中植物及谷类记载素质甚髙，力劝国会图书馆大事收购。30年代美金1元折合国币5元，正是国会、哈佛、哥大、芝大等馆大批系统地收购政制、方志、文集、家谱以至盐法志等图书的理想时期。美国诸馆几乎都是委托北平方面最诚实精专的采购经理人顾子刚先生。顾先生对三四十年代美国中文藏书飞跃式的扩充是功不可泯的。我在国会图书馆开始工作时，该馆中国方志的收藏已达3000种左右。自从哈佛燕京社的成立和裘开明博士的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哈佛的中文藏书增长最速。因此，再加上哈佛附近生活的便利，我暑假短期搜集史料工作的重心，自50年代后半起，已逐步向哈佛燕京图书馆转移。我渐渐觉得该馆方志的总数已逼近国会图书馆所藏，1955年夏补充有关会馆制度资料时，发现该馆四川一省的方志竟已多达110种之多，真已堪称美备了。从掌故的观点我应在此顺便一提外界不甚了解的"哈佛心理"。我I960年夏代表加拿大参加8月初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5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赴欧前曾过哈佛，裘开明先生托我在俄国新旧两京探询能否影印复制全部《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我大吃一惊，博闻穷搜如裘先生这样顶尖的图书专家，居然不屑一询近在"咫尺"的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再如80年代JannaHandlin博士（哈佛以移民为主要观点的美国史权威scarHandlin之女，《哈佛亚洲学报》编辑之一）专函问我，在我meLadderfSuccessinImperialChina,1368-1911(《明清社会史论》）中所引用的乾隆年间陈宏谋《全滇义学汇记》，究竟哪里有？这给我同样的诧异，哈佛竟"习惯地"不知"下问"国会图书馆东方部！

我1953年决定先往国会东方部书库和库外阅览书室昼夜开矿是明智的。没有那300多种北平善本方志的胶片，我对"丁"和"亩"制度内涵演变的讨论绝不会那样具有说服力；对近千年来由于早熟稻种的繁殖和新大陆作物的引进和传播所导致的农业生产革命的研讨，是绝不会那样充满信心的。在遍翻方志中人口、地亩的同时，我特别注重物产中的谷类，有关超省际移民、会馆、开山、伐林、水土流失等多方面的资料。随时札记，随时消化，随时联系。翻检抄录方志资料感到相当疲惫的"报酬递减"阶段，我就换个方向抽读制度、奏议、家谱、登科录、同年齿录等等以解困乏，并在脑子里初度播下另个大课题研究的种子。但为研撰效率计，1953—1955三个夏天必须集中精力于明清人口及其多种相关问题。当时我对作物起源及育种等科学部门已具最低必要的专识，所以写撰先从农作物开始。常识性的逻辑也先要求明了长期粮食增产的基本因素，才能部分地解释清代人口爆炸式的增长。1953年夏最令我兴奋的是明嘉靖1563版云南《大理府志》仅存第一、二卷，而卷二"物产"之中竟跳出望眼欲穿的"玉麦"[御麦，即玉蜀黍（maize)]!这是我研究美洲作物传华考的关键性实证之一。再则一连三夏已搜集了很多有关早熟稻品种、育种和传播的资料，独独找不到偶尔征引(林的儿女姻家)所辑综合性的《江南催耕课稻编》，心中怏怏不乐。1955年6月准备离国会赴哈燕的前两日，要求进平时封锁的善本书库浏览一下业已收购而尚未暇编目的线装和近代的书籍，不期内中竟有此书！正是这类"重要"和经常方志中不时启我深思的史料发现，才能助我"容忍"华府炎夏、旬以继旬、书虫过客生活上难以言喻的单调和寂寥。

哈佛的好处是生活方便，来往学人多，不寂寞。1955年夏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也得到过类似上述求书得书的欣悦。事缘在我从多方面搜集史料的过程中，有关土地登记和"统计"的资料已尽到最大的努力，独缺偶见于日本论文里国民政府30年代中期财政部刊印的江苏萧县、江都和安徽当涂三县土地陈报的报告。6月下旬某晚10时闭馆后走回住处的时候，听见后面有人叫"何先生"；不用回头看，听声音就知道是馆长裘开明先生。他耳聋声大："刚刚接到山本（Yamamt)的电报，你所要的那三种土地陈报马上就要航空寄来了。"他进而告我一个小秘密：为争取哈佛没有的书，他与东京的山本书店有一密约，山本每月的书目提前一周直寄给他，他用电报选购，成交之后，哈佛付款按标价另加百分之十。就世界水准而言，哈燕之所以能成为东方图书名馆是与裘先生数十年"献身"的精神与积累的贡献牢不可分的。

回到方志，朱士嘉编辑《综录》时无法知道的一项事实应该在此说明。边陲云南的方志，一向比较难得，我在1954年夏在近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发现JFRck(生前长期住滇研究南诏历史）捐赠该馆云南方志之中，国会所无者竟有16种之多。

1956年以后我发现哈燕馆云南方志，亦有6种为国会所无。传统学人中以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1613—1684)参阅方志最多，据他《肇域志》（书稿有残缺，为南京国学图书馆珍藏）的序言和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商务《四部丛刊》本），他一生确曾阅读过千种以上的各省方志。由于美国各大图书馆高效系统的收藏和使用上的便利，我以三个夏天基本上遍翻了3000种方志和三四百种善本方志胶片，较之古人，真是幸运得多了。

m决心踏进汉学以外的世界

早在哥大英史论文尚未完成的阶段，我已私自下了决心把博士后国史研究的成果予以严格的考验：尽先试探能否打进西方第一流的历史和社科期刊。可是1952年夏暮完成的"扬州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虽然从观点、内容、分析、论断看明明是更适合社会科学期刊的，我却不得不决定试投"汉学"、"东方学"髙水平的《哈佛亚洲学报》。主要因为当时"东"、"西"很少交流；文章 中制度专词、人、地、事、物等所需汉字过多，远非西方社科期刊所愿处理；因为"隔行"，文章 的审查可能拖得很久。杨联陞学长既是编辑之一，哈佛方面的审查不会拖延。我的决定证明是明智的，虽然文章 还是要等到两年之后才能刊出。

这篇研究18世纪两淮（由于当时西方学人每多不解两淮等专词，故论文标题用扬州）盐商论文的主要目的在考释两淮食盐生产及销售组织，估计场商、总商及运商的数目，以及全体盐商的利润与财富，最后分析何以这个全国资财最雄厚的商团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这篇论文所用的最主要史料是估计"成本"最详细而又最严格的乾隆1748年版的《两淮盐法志》，也正因为此一特色，乾隆《志》极少传世。乾隆初年上承雍正朝行政执法认真的良好遗风。雍正深深了解盐政或巡盐御史例皆维护盐商利益，而廉能的省方首长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所以雍、乾之交两淮盐价是由盐政三保与湖北巡抚崔纪会同核定。乾隆五年（1741)谕令江苏巡抚徐士林会同两淮盐政准泰，根据三保和崔纪合拟的成本，逐条逐项再度核定(当时为避免太多人名，文稿中这些官员的名字都未列出）。从如此认真编就的"成本"册估计两淮盐商的年均利润和长期（1750—1800)总的财富，应该是和事实相差不远的。至于研究盐商总数，最有用的史料是哥大独有的盐政高恒1757至1765年间的档册。有鉴于杨联陞兄数年前《哈佛亚洲学报》中讨论传统中国典籍中的数字往往属于"虚数"（pseud-mimber)性质，所以本文对盐商"数百家"这个广传的虚数做了特别用心的探讨。得出的结论是：生产方面场商30人；运销方面总商30，运商200人；湖北、湖南、江西占全部两淮三分之二的盐区，各县都只有当地的"水贩"，根本不列入两淮运商纲册之中。全部两淮盐商的年均总利润约5000000两，18世纪后半50年间的总利润应该不少于250000000两，远远超过广东十三行的总利润。这一事实可从以下的数字得到部分的反映：广东行商于1773至1832年这59年间共向户部捐输3950000两，年均捐输66949两；而两淮盐商于1738至1804年这66年间，共向户部捐输36370968两，年均捐输551075两。就乾隆年间长期积累的财富而言，两淮总商之家必不乏资产千万以上者，资产数百万者亦应有数十家之多。

当中国大陆研讨"资本主义萌芽"即将蔚然成风之际，我早在1952年夏就已经以两淮盐商为个案，初步探索何以在传统中国巨量商业资本的存在，并不能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主因。首先是两淮富商与其他社会的"新富"（nucmric/ie)往往因犯"炫耀式消费"(cnspicuuscnsumptin)的心理情结。两淮盐商"炫耀式消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其中庸俗者"竞尚奢靡，一婚嫁丧葬，堂屋饮食，衣服舆马，动辄数十万"。其尤甚者以数千金购苏州不倒翁投诸长江，数万金订制金箔，散自金山塔顶，以博片刻欢笑。其中文化水平较髙者，往往长期搜集鼎彝、珍玩、碑帖、书画、图书，跻身全国收藏名家。如著名诗人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之"丛书楼"，1772年以后曾向《四库全书》编綦献书多种，内中776种珍本收人《四库》。乾隆年间"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其他驰名全国的诗文沙龙（salns)尚多，定期诗赛，招待豪华，奖金优渥。乾隆一朝60年间，举凡下江一带经史大师、知名骚人墨客几乎无不做过沙龙主人的座上客，有些甚至是长期的座上客。两淮巨商之家不惜累世消耗大量财富从事风雅的社会活动，主要是由于富到一定程度之后，更多的财富并不能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只有通过与大批文人的长期交往才能打进全国文化精英的内围。这现象当然是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反映。与此息息相关的另外一面是两淮富商子弟读书中试成为进士、举人、生、贡的为数越来越多；家族成员中商人的比率越来越小，非商人（包括仕宦、进士、举、贡、生员以及无科名坐食祖产及沉溺于"声色犬马"者）的比率越来越大，以致巨富之家财产很少有能保持到四五代以上的。

这个概括绝不是"想当然耳"的，而是从两种高素质史料所勾勒出的盐商家族内部蜕变的史实而得出来的。乾隆1748年和嘉庆1806年两版《两淮盐法志》中传记资料甚为丰富。扬州（事实上是邻县仪征）出生的李斗，遍游南北诸省之后，走遍扬州城区内外所有大街小巷、河流港汊、名园胜迹，"又尝以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上之贤士大夫流风余韵，下之瑣细猥亵之事，诙谐俚俗之谈，皆登而记之。自甲申（1764)至于乙卯（1795)，凡三十年，所集既多，删而成帙，以地为经，以人物记事为纬"，这样最后才写成的《扬州画舫录》，大有裨于研究百余年间两淮盐商家族成员身份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财富逐步淡化和分散的基本原因。本节以下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列举盐商家族成员身份的嬗变，正是为了说明中国近世并没有所谓的"商人精神"的出现，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跃也绝不能归功于儒家伦理。试先以程、江二氏为例。

程氏原籍歙县。程量人明末"迁扬州，治盐笑。……年垂九十，子孙曾元科名蔚起"。长子程之靓充两淮总商20余年，康熙1674—1675年筹饷有功，"特膺五品服"。之燄有弟五人，其中举人、贡生、生员各一。第三代程渭航，之鍈长子，"承祖、父业鹾两淮"，以孝友、救人缓急、全人名节闻于乡。其弟文正，为程氏成进士之第一人，另一弟文蔚，副榜出身，官贵州修文知县。第四代（之鍈孙辈）30余人，入仕者二人，程梦蛟仕至直隶广平通判；程梦星，"康熙壬辰（1712)进士，官编修……诗格在韦、柳之间，于艺事无所不能，尤工书画弹琴，肆情吟咏。每园花报放，辄携诗牌酒枱偕同社游赏，以是推为一时风雅之宗"。他就是闻名全国的"筱园"主人，但最迟到他死前一年（1755)，筱园年久失修，两淮盐运使，著名藏书家卢见曾（1690—1768)加以葺治出租，不久即以租金赡养程梦星的后人。程氏一门身后入国史列传者仅有第五代的程晋芳(1718—1784)—人。他于1771年成进士，前此早已是举国闻名的藏书家，对经学方面已有几种著作。1773年充《四库全书》副总纂。

老年贫病交加，客死陕西，巡抚毕沅"经纪其丧，赡其遗孤"。大诗人袁枚焚毁程晋芳所欠5000两的借券。程氏第五、六两代仍有不少不知名的文人，内中有一副榜、一拔贡、三生员；虽然并未完全退出盐业，但这以盐笑致富、"风雅之宗"显赫一时的家族之中的商人成分已经微不足道是可以肯定的。

江国茂，明季歙县诸生，明亡迁扬州，以盐英起家。其长子江演始为两淮总商。第三代江演诸子之中，一人承家业为总商，一人任知府。江氏世族繁衍，至第四代人物峥嵘，而衰兆已现。这一代家业声望嬗变的中心人物是江春，"铢赏布政使秩衔"、最受乾隆宠遇的商总。社会上都称江春为"方伯"，这是盐商中从来没有的荣耀。江春"精于诗，与齐次风（召南，1706—1768)、马秋玉（曰琯，1685—1755)齐名。先是论诗有南马北齐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璐遂为秋玉后一人。体貌丰泽，美须髯。……建随月读书楼，选时文付梓行世，名随月楼时文。于对门为秋声馆，伺养蟋蟀，所造制沉泥盆，与宣和金戗等。徐宁门外紫隙地以较射，人称江家箭道。……家与康山比邻，遂构康山草堂"。乾隆1780年南巡曾游江园及康山草堂。草堂筵客厅堂可容百余人，而客常满。袁枚所撰江春的墓志铭中总结他一生的殊荣："四十年来凡供张南巡者六，祝太后万寿者二，迎驾山左天津者一，而最后（1784年）再赴千叟宴。"可是，早在1771年乾隆巳知江春家道"消乏"，特谕内务"赏借"予他银30万两以充资本，每年生息，除部分息银须上缴内务府外，其余贴补江舂家用。

袁枚于铭文中特别说明数十年间江春行盐一贯打着江广达旗号，始终隐避真名——这是商人自卑情结强有力的反映。

嘉庆《两淮盐法志》，卷十七，记乾隆1793年谕："从前两淮总商江广达过继之子江振鸿，人尚明白，现在家道消乏。……江广达旧有康山园一处，本家无力修葺，着传谕众商出银五万两承买，作为公产，其银两即赏给江振鸿营运，毋庸起息。……并着于内务府闲款内拨借五万两，照例起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很少能有如此权威、切实、数量性的第一手史料。

《扬州画舫录》虽然不能供给切实数字，但所涉及的江春同辈及其子孙仍是值得一一列举以备参考：江昉，江舂之弟，"家有紫玲珑馆，工词。……子振鹭……工词"。

江立，江春之弟，"工词，与昉齐名，称二江。……子安……工诗"。

江兰，江舂堂弟，由贡生遵例报捐，官至河南巡抚。因任内职误，"自请罚银十万两，奉旨宽免一半"。嘉庆六年（1801)直隶水灾，捐银三万两；十二年（1807)又捐三万两修河南水利。（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卷99，页24上至29上）江蕃，江兰之弟，"居扬州，购黄氏容园以为觞咏之地"。

江宓，江蕃之弟，"工诗歌，熟于盐笑。其子侄士相……工诗、鉴别书画古器；士栻、士梅，业儒"。

江晟，"……少喜乘马，足迹遍天下"。"……晚年以仿制古车轮轲闻名淮扬。其子江振鹧……工诗画。"江昱，"……工诗文，精于金石。……"江佝，"……官芜湖道。工诗画，收藏金石书画，甲于江南"。

江氏一族，只有第五代江恂的儿子江德量一人身后名入《清史列传》，他是"乾隆庚子（1780)榜眼，官御史，好金石，尽阅两汉以前石刻，故其隶书卓然成家。……"但不幸于乾隆五十八年即卒，"年四十二，，。

江氏族大，各支盛衰节奏虽不一律，但全族价值观念和社会流动的方向是一致的，越来离"商"越远，资产也越耗散。

程、江两氏虽有高度代表性，两淮盐商200余家之中当然也有处世恭谨，富不忘本，儒贾分工，富贵并臻的极少数例外

县雄

村曹氏即是一例。第一世曹世昌行盐于两淮盐区北方边缘的河南东南隅。生有二子，长景廷，次景宸（1707—1776)。景廷考取秀才之后，景宸深觉兄弟二人应该实行"一儒一贾"的分工政策。景廷专心举业，未能有大成功，最后只取得贡生资格。而曹景宸本人把父亲河南的资本全部挪移到扬州，经营得法，成为总商之一，奠定了坚实的家庭经济基础。他坚决执行三个儿子间的家庭分工，幼子曹文埴（1735—1798)竟于乾隆庚辰（1760)科取得传胪（二甲第一名，全榜第四）之荣，任至户部尚书。难得的是曹文埴一帆风顺的仕途中，很早就决定把长子曹錤送回扬州从表叔程氏习盐笑，不忘稼穑之艰难"。他仅仅把幼子振镛随身读书准备应试。曹振(1755—1835)36岁中乾隆辛丑（1781)科进士，历仕三朝，廉直恭谨，守正不阿，位至大学士，卒谥文正。由于他政治保守，少有积极建树，时人不乏讥讽他成功的秘诀是"少说话，多磕头"。但是他之所以身后能贏得士大夫最艳羡的"文正"之谥，是与他坚固的家庭经济基础与累世儒贾分功政策分不开的。请参看下表:氏男性成员身份表（1776年)

廷(贡生)一一增(盐商，早卒)——自鎏（叔祖磨养)景宸(盐商)

-文塾（盐商，候补主事)

铭（生员)

文境（主家计，候补郎中)

文埴（传胪，浙江学政)

「錤（盐商，监生）

振镛（生员）

4

已故

振铠（监生)

全文最后从曹氏例中指出传统中国社会里最不利于资本积累的基本因素——两千年来无论贵族或平民，财产继承诸子均分的法律、制度和习惯。

半世纪后反思，这篇18世纪两淮盐商论文，不但是我初跃龙门之作，而且确是先从事制度及家世考证，再按照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观点方法完成研撰的。它似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早在1954年秋，此文刚刚在《哈佛亚洲学报》刊出，杨联陞兄就飞函报告哈佛校园之内对拙文反应极好，甚至有人感谢他推荐拙文之功（事后与杨兄面谈，才知道是AlbertFeuemerker，现已自密歇根大学荣休，1990-1991年曾荣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著名经济史家）。同时哥大东亚研究所何淬廉（廉）前辈有一封热情洋溢的英文信致我，内中指出拙文选题重要、史料上乘，分析精当，有声有色，为中国经济史建立了新标准，并预祝我学术上持续更大的成功。哥大英史导师柏莱柏诺信里说他虽对中国所知极为有限，但能"嗅"出文章 的够味；并指出一个极重要的方法论点——无论西方或东方，只有微观的个案配合宏观透视，才能相得益彰。信中他重申要继续尽力设法使我回到母校哥大执教。最使我不忘的是1962年3月31曰晚我与巴黎大学EclepratiquedeshautesEtudes(社会科学高级研究所）、唯一胆敢公开讥讽汉学有如"philately"(集邮）的、原匈牙利籍的白乐日（EtiermeBalazs)教授仅有的一次会面时，他劈头就说："我来美国想见的中国学者只有你和瞿同祖；我从1954年就一直注意你的著作；我I960年在牛津和剑桥讲宋代和宋以后的资本主义，清代部分特别借重你那篇扬州盐商。"#

将近半个世纪了，我已记不清1953—1954年间究竟用了多少时间即撰就了大约6万字的专刊，书名是：ThePpulatinfChina,1368―1850：AnEssayinInstitutinalandEcnmicHistry(《中国人口研究，1368—1850:—篇制度及经济史的论文》），而且1954年9月已经被《哈佛亚洲学报》编辑委员会接受，将列人Ha賺d-Yerwhing 丛刊）。我之所以拼命速撰这个专刊是出于以下的种种考虑。（1)我不愿对中共1953年的普查下工夫，因我既不是人口学家，又不懂俄文，中共已发表的报道过于简略，这对我这样的历史家而言，卷进1953年普査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2)如果全文写到道光末年为止，个人对明清人口编审制度较深刻的了解，以及对"丁"和"亩"革命性的重新界定等等，都可以写进去，并不需要牺牲研究结果的精华。（3)传统地亩数据和国民政府及金陵大学贝克（Buck)土地调査统计的比较，近400年来粮食生产等问题都可以留待几年后陆续写撰。（4)最主要的考虑是我只有尽早使研究成果公之于世，才有希望重回美国、打进第一流学府。最有趣的是杨联陞兄报告专刊被接受的信的原文："大作坚实明快，文精悍如其人……"进而劝我对西方某位误释明代人口数字准确可靠的学人，评语不可太厉害；最后用北方土话结柬："老虎亦有打盹时，若自己小辫被人抓住，亦甚难受也。"如此出自肺腑的话是我终身难忘的。杨兄此信中已告我费公（正清）就要请到福特巨款，我1954年的人口史小专刊，费先生希望我不要太快就发表，最好用一两个夏天把它充实延展到1953年普查，最后在他筹划中的《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中刊印成为专册。

-Jf

自1953年夏开始全方位向极广义的"人口史"进军，不久即觉得有必要先筹撰有关新旧作物与农业生产方面的文章 。有鉴于植物学家、农业史家和人类学家对欧、美农作物历史的著述极为丰富，而独独对中国多种农作物的历史一向只有依靠西方汉学家、语言学家和能通读中文的人类学家的片段研究成果；另外因个人私下有一愿望（似乎可认为是"小虚荣"）：一生至少能有一篇文章 刊登于真正科学的期刊中；于是我在1954年秋季开课之前赶撰出一篇真正称得起"短小精悍"的论文，投到哈佛皮保底（Peabdy)博物馆的哈佛《植物学小册》，希望能以专册的方式问世。回信说，哈佛《植物学小册》读者很少，拙文史证坚实，析理平衡，将大有助于解决植物及人类学上一项基本性、时断时续的长期论战，所以建议代我向读者多、声誉高的3VAmericanAnthrplgist(《美国人类学家》）推荐。我当然欣然同意，不料此文竟以首篇的地位在该学报1955年4月号出现。

按：西方一直有两派不同意见，一派相信美洲作物是土生土长的，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是无从传播到旧大陆的，这学派一般称为"theAmericanists"(美洲主义者）。另派相信文化都是自然而然互相传播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就应有东西两半球文物交流传播的可能。这学派一般称之为"theextremediffusicmists"(极端文化传播论者）。直到20世纪中叶两派辩论这问题所根据的重要文献之一是劳佛（BerthldLaufer,1874—1934)1906年分别考证玉蜀黍和落花生传华的两篇论文。劳佛精通梵文、古波斯等文，又能通读中国古文，并且是具有很强分析和综合能力的人类学家。他1919年任芝加哥Field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时刊出研究中国对古代伊朗文化，尤其是植物方面的贡献的Sfn-/mnfm，直至今日仍被认为是经典之作。

关于落花生传华，劳佛所见中国史料之中以万历三十六年(1608)浙江台州府内陆的《仙居县志》为最早，他因此推论落花生大约在1600年从海上贸易由葡萄牙人传人的。30年代后半哥大东亚语文文化系主任富路特对劳佛的结论予以新的肯定。劳佛论玉蜀黍传华一文所根据的史料主要是陈元龙所辑、1735年问世的《格致镜原》所引明代杭州学人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序作于隆庆六年(1572)]卷二十六"御麦"条："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茨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劳佛所用西文资料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士厄拉达（MartindeHermck)的回忆录。厄拉达曾于1575年随大明帝国访吕宋（菲律宾）官员匆匆访问漳州、泉州和福州，在回忆录中留下了惊人的"耳闻"：当时中国政府每年所征玉蜀黍实物租税已超过两千万hanegs(每一haneg略等1"|英国bushels蒲式耳）。劳佛未能洞悉厄拉达所述"事实"与数字之荒谬，但对《留青日札》中"出于西番"一语非常重视。因此，再征引了几种晚清西方人的中国游记，就得出玉蜀黍是在16世纪经缅甸输人云南及康藏的结论；并进而综论在作物传播史上，一般而言，陆路优于海路。

劳佛玉蜀黍传华的结论数十年内给予极端文化传播论者辩论上相当的"理据"；因为除非玉蜀黍在哥伦布以前就已传进中国，16世纪后半的大明政府绝不可能征收那么大量的玉蜀黍实物租税。1947年ThrHeyerdahl等乘原始式木筏飘到大洋洲岛屿试验的成功，更增强了极端文化传播论者的呼声。"美洲主义者"的领袖们，如久任纽约植物园园长、后移教哈佛的EDMerrill，及其同寅、终身研究玉蜀黍的PadCMangdsdrf等只能作纯揣想式的答辩：马铃薯之所以能在极短期间即"征服"了全爱尔兰岛是因为旧土著农业的落后；玉蜀黍之所以能很快地在中国传播广种，也是由于中国旧有农作物系统及农业生产落后。拙文之撰，主要虽是为广义人口史一书的准备，恰巧也是为了"解决"西方两个学派激化了的争辩。

我的文章 首先讨论落花生，因为史料优越，无须论辩。苏州学人黄省曾（1490—1540)在他所著《种芋法》中首度描写落花生的植物特征及其产地："又有皮黄肉白，甘美可食，茎叶如扁豆而细，谓之香芋。又有引蔓开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皆嘉定有之。"这并不是孤证，嘉靖1538年《常熟县志》物产之中已经列有落花生，而且年代与黄省曾同时。此外，福州文人王世懋在他的《学圃杂疏》，原序撰于万历十五年（1587)，再度证明以上两种记载的正确："香芋、落花生产嘉定。落花生尤甘，皆易生物，可种也。"（按：花生源出南美洲巴西，显然是葡萄牙人自海上输人中国的。）由于几种明代浙江方志都说花生是自福建北传的，我当时不能断定引进的地点，只指出花生的输人中国可能不止一次，不限一地。直到1977—1978年《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美洲作物的引迸、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长文中，我才重新推断花生是葡萄牙第一次使团带到南京作为进贡的方物的。这是因为1519年夏秋之际王阳明虽已平宁王宸濠之乱，明武宗仍亲自南幸征讨，在南京逗留9个月之久（1520年1月16日至9月19日），萄使团中的火者亚三（TmSPires)成为他豹房中男宠之一。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符合嘉定、常熟等最早种植的地区和《常熟县志》及黄省曾的年代。

与花生有关的另一史实及理论也应该顺便一提。当1520年夏秋之际王阳明虽已擒获宁王宸濠，福建沿海某总兵派人赶到江西探问王阳明是否需要新引进的"佛朗机铳"（明代称葡萄牙为佛朗机，铳是火炮）。王因叛乱已平无此需要。但由此一事可见大植物学家EDMerrill的信念是正确而又启人深思的：当东、西两半球或两种不同古文化初度相遇时，最先交换的东西是粮食作物和武器，都是与生命直接有关的，而不是与理念和精神生活有关的。这种"大师"的经验谈，对我十几年后研究中国文化起源里外来因素自订的"严肃"考査标准很有影响。

我文章 中讨论第二个自美洲引进的作物是甘菡或名番薯（/m-

pmceaMtt)，又有红薯、白薯、山芋等俗称。甘著传华自始即有两说。清初仕闽，久任福建按察使和布政使（1647—1654)的周亮工在其《闽小记》中有综述："万历（1573—1620)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沙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盖度闽而南有吕宋国……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著。……其初入闽时值岁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另一说法根据康熙1663年及乾隆1763年两版《长乐县志》而略加考订的施鸿保《闽杂记》(1875原刊）："《长乐县志》则称邑人陈振龙贾吕宋，丐其种归。其子经纶陈六益八利及种法献之巡抚金学曾，檄所属如法栽植，岁大获，民赖之，名曰金薯。……"其实两说并不冲突，1594年福建岁饥，巡抚金学曾把陈经给所献番薯种法刊成手册，教民广种救荒，后人名其手册曰《金薯传习录》。甘蒈宜于瘠土，亩产甚高，不久即成闽中重要杂粮。明末泉州著名学人何乔远在其所撰的崇祯1629年版《闽书》中，特别写了一篇"番薯颂"以介绍其种法，并颂扬其经济价值。徐光启同时在编纂《农政全书》，不但把何乔远的"番薯颂"全文收入，并派人到闽南去取薯种广泛试种于上海一带。

前此研究甘著传华的中外学人都只注意福建沿海；其实对甘著最早的记载是李元阳（云南大理人，1526年进士，官至御史）嘉靖1563的《大理府志》，卷二，除首度记下"玉（御）麦"（即玉蜀黍）外，并列举"薯蓣"之属五："山药、山薯、紫蓣、白蓣、红蓣。"11年后李元阳在他主撰的万历1574版的《云南通志》里更记录全省9个府和州已经有别于"山药、山薯"的各种颜色的"蓣"的种植。甘蔷由印、缅入滇应较由海路入闽要早至少二三十年，但在西南诸省早期的传播，在文献上却不易追溯，这大都要归罪于明清六版《四川总志》和《四川通志》（嘉靖1541、万历1581及1619、康熙1671、雍正1733及嘉庆1816)物产部分往往根本不谈粮食，专重非农作物的特产。明清两代的《贵州通志》和《湖广通志》也犯同病，以致这个劣例影响了西南数省不少的府、州、县志。

本分节开始已介绍劳佛玉蜀黍传华文章 的主要论点，及其所以被极端文化传播论者依重之故。此处仅需对劳佛所不知的重要史料加以剖析，就可得出比较平衡合理的结论。对本问题最重要的史料是李元阳1563版的《大理府志》和1574版的《云南通志》。

在前者，卷二列举"来笄之属五：大麦、小麦、玉（御）麦、燕麦、秃麦"。在后者，卷二指出万历初年全省巳经种植"玉麦"的地区有云南府、大理府、腾越州、蒙化府、鹤庆府、姚安府、景东府、顺宁州和北胜州。其中六个地区同时已种植甘蒈（红、白、紫蓣）。不用说，"御"字很早就被同音的"玉"代替，而且明代正式植物名称是玉蜀黍，也离开了原来的"御"。鉴于葡人远洋航行对食物作物的极端注意、在亚洲拓殖的积极和当时滇缅商务交通的频繁，玉蜀黍先传进云南是非常合理的。

初看令人不解的是，据我遍检北美所藏中国方志（包括善本胶片）之后，玉蜀黍最早却记录在嘉靖1555年的河南《巩县志》，卷三"谷类"列有"黍、稷、稻、粱、粟、麻、菽麦、荞麦、秫、鋅、稗、豆"，最后才是"玉麦"。本文中扼要说明巩县位于洛阳、郑州之间，离滇缅及闽广虽远，却是"西番"沿一系列茶马市而北人四川，再沿嘉陵江人陕，东经八百里秦川出潼关、洛阳、郑州北上人京贡方物必经之地。

24年后在我为《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所撰长文中才做出更具体的推论："按理玉蜀黍传到巩县以后，至少还要经过一段栽种时期才会见于著录。玉蜀黍初传到巩县的年份，应当大体相当1528年孟养（云南最西的土司）的平定和滇缅大道的畅通。"劳佛因西班牙教士厄拉达1575年目睹玉米已在漳、泉、福州种植，但轻信他玉米已经大量充田賦之说，所以不得不强行假设玉米在16世纪从云南很快就传遍大部中国省份。事实上，16世纪的方志记有玉米者极少，即使17世纪前半的志书之列有玉米者亦屈指可数。玉米在中国的传布是逐渐的。早期方志中罕见仅是一种"默证"，而"默证"在考据上当然应有一定的限度，可见明末有关植物和农事的三大综合之作决不能不受重视。

(1)李时珍《本草纲目》（1587年修订，1603年版）卷三十三，页11下：玉蜀黍释名：玉高粱

集解：时玲曰：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

劳佛为自圆其说，文中征引《本草纲目》时，故意不引"种者亦罕"这极重要的四个字。

(2)徐光启在崇祯元年（1628)撰就《农政全书》，进呈御览。他对农事极为注意，对番薯的推广极为热心，但在这农业"百科全书"正文中根本未提玉蜀黍，只在底注中附带涉及（见《农政全书》道光1843年版，卷二十五，页14下）。

(3)传统中国技术史权威宋应星，在完成于明亡之前1年(1637)的《天工开物》首章 综述全国粮食生产与消费时，根本无一字涉及玉蜀黍，最能说明厄拉达数字之无稽。

全文总结论：花生证据坚强可贵，它是最早从海路引进到长江三角洲的；甘蒈及玉蜀黍都是从印、缅、滇大道和东南海路双向传入中国的；16世纪中国的粮食生产无疑义是领先世界的，"美洲主义"学派毋庸对厄拉达错误的数量"报道"试求解释，玉蜀黍在晚明中国的传播并不迅速；全部证据都支持"美洲主义"学派的信念，驳斥毫无实据的极端传播论者的谬误。

#

"美洲作物传华考"在《美国人类学家》以首篇显著的地位出现是部分出乎我意料的。我当即有动于衷，美国植物及人类学界排列期刊论文次序并不太重视投稿人的资历深浅，而取决于文章 的素质和"impact"(冲击力）——这是与中国学术刊物和西方汉学期刊相当不同的。更使我感动的是，植物和人类等相关学科的传媒立即广事报道这篇有助于解决两个学派长期论辩文章 的重要性。因此，我马上就接到美国植物学会的邀请，尽快撰一摘要在该会的机关报//UScie;Bu//n(《植物科学汇报》）中发表。我因已刊之文本已极精简之能事，无法再行删节，所以只好稍改题目，转移讨论的重心。题目是"AmericanFdPlantsinChina"(美洲农作物在中国），内容除了极简单叙述美洲作物是怎样初传人华后，即集中阐发何以美洲四大作物——花生、玉蜀黍、甘著、马铃薯——400多年来对中国旱地利用及杂粮生产贡献之大，直可目为近千年来第二个"农业革命"。至于由早熟稻自北宋初叶起所造成的第一个长期"农业革命"自当另撰长文讨论。

#并

我在西南联大尚未出国时，虽然国际史学消息很不灵通，当时我即有一印象:英国在经济史研究方面似乎已开始有了重要的革新。最重要的反映是EcwimicM/yWet;(《经济史学报》）编辑委员会的彻底改组。我到哥大后不时翻读这学报，觉得无论从史料发掘或方法分析而论，这个改组后的《经济史学报》可能是"最佳"的历史期刊（这当然和个人研究兴趣转移到经济史不无关系）；所以我一直有以未来的国史研究成果试图"打进"这个高水平学报的志愿。1955年春我的"美洲作物传华考"在《美国人类学家》甫经问世，我立即有信致《经济史学报》主编，剑桥大学经济史包斯坦(MMPstm教授，问他是否可考虑刊载中国经济史方面的论文，并告他我有两题待撰，一是传统中国土地数宇的性质（结论颇类似梅特兰《末日判决簿及其前史》的结论），一是中国近千年来早熟稻与粮食生产革命的研究。他回信说西方学人对后者兴趣较大。于是我在1955年季夏精心地撰就了一篇"EarlyRipeningRiceinChineseHistry"("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迟迟于1956年9月开课之后才收到他的复信，说明编辑委员会虽较快即认为适合学报的要求，但因文中涉及中国古史及词源学的讨论，文稿不得不经过汉学家的审查。信中对无法避免的拖延表示歉意，但指明很快就会于1956年12月号刊出。

这篇文章 是我一生学历中弥足珍贵的项目之一，因为它不但是《经济史学报》第一篇华裔学人的著作，而且是自创刊以来第一篇"非西方"的经济史论文。它在我精神生活里永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是我是否有能力超出汉学畛域，踏人西方第一流史学及社会科学著述之林的主要"试金石"。[事实上这篇论文也建立了我和包斯坦之间的私谊。I960年7月我赴莫斯科开会，经英国时决计小访剑桥两天。郑德坤兄车站接我，第一句话就是："包斯坦午间才听说你要来，马上叫我通知你，今天下午4点钟，他在寓所为你开一个小型的茶会。">

这篇文章 主要讨论三点。首先论证自上古迄北宋初叶，我国稻作以高产的中、晚熟的粳稻为主；于是不得不检讨日本大正、昭和（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止）时期，名史家加藤繁（KatSuichii)古代中国稻作以早熟品种为主之误。这项检讨就必涉及词源和训诂的问题。按："籼"字在远古及近代虽为早熟稻种的总称，但自西汉末扬雄的《方言》直至南宋中期，千余年间所有的辞典里"籼"与梗无别，都是不黏的"饭稻"，丝毫没有早熟的意义。次则为追溯"籼"早熟之义的源起，就不能不谈北宋这个"重农"朝代的一项重要措施：有鉴于江淮旱灾，宋真宗于1012年谕令福建供应三万斛新近自越南中部占城国引进，业已在闽试种成功、早熟耐旱的"占城稻"在江淮广植备荒。本文第二部分的重点在详考此后数百年间，占城稻种本身的优选及占城与土生稻种杂交育种所促成早熟稻种不断的改良创新；因此推动稻作前沿，不断地自平原低谷向丘陵和本不宜梗稻的地带拓展。此外，江淮以南广大稻作区域，因水稻品种所需成熟期间一再的缩短，单位田地的复种指数得以逐步提高。凡此诸端都是造成笔者所谓的我国近千年来第一个长期的农业生产革命的主要因素。宋真宗1012年占城早熟稻开始传至江淮162年之后，南宋中期徽州博物学家罗愿在他的《尔雅翼》（原序1174年）里才初度给予"籼"字以早熟之义。

本文第三部分引用明末宋应星经典之作《天工开物》，以联系早熟稻与美洲作物所引起的两个长期粮食生产的革命；并释析我国近千年来农业系统中主要作物比重的变化。宋氏名著撰成于占全国粮食生产的七成。20世纪七七抗战前国民政府的统计说明稻米占全国粮食生产的百分之四十七。这两项数字虽不能认为是精确的，但大致应尚有参考价值。准此，则自明末至今日400年中美洲作物向旱地、沙壤、山地推展农作前沿、促进杂粮生产的积累贡献是无可否认的。我在本文开始及结尾都大胆地提出在最近千年的极大部分，传统中国的粮食生产要比传统欧洲的粮食生产进步优越。

这篇引起西方相关多科学人注意、而又自己认为"满意"的文章 竟不免大小两处错误。小错误是由于我当时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去判断明清稻种记载不免扩张之处。习惯上不少农家以插秧到稻熟之间所需日数以称早熟稻种，如"六十日"、"五十日"、"四十日"之类。道光1843版《髙邮州志》卷二，"食货"，首页上记载曾自湖北引进"三十曰"。明末湖州朱国桢《涌幢小品》(1622年序），卷二，我曾言及"三十日"极端早熟的稻种。但世界水稻育种权威张德慈博士20年前即于通信中指出这类记载绝对是夸张。较严重的错误是由于我轻信了林则徐。林则徐是种植早稻最热心的推行者，在他为姻家李彦章 所撰《江南催耕课稻编》序文中，曾作了以下的概括：……自四十日籽至六十日籽，皆于惊蛰后浸种，春分后入土，俟秧茁而分莳之。此数种者，固吾闽所传占城之稻，自宋时流布中国，至今两粵、荆湘、江右、浙东皆艺之，所获与晚稻等，岁得两熟。

根据林序"所获与晚稻等"，我在全文结语中作了错误的综述：晚清时早熟稻种的总产量大约与中、晚稻的收获相等。迟至60年代我才发现早稻年总产量仅居全部稻产的四分之一。这一错误虽不致推翻全文其他论述，但责无旁贷，我必须借此机会迟迟向国际读者道歉。

#

今日反思，1952—1955四个夏天已为一生国史研撰打下坚实而且相当宽广的基础。心情方面，由最初的"悲愤"很快地就提升到耐人寻味的"悲壮"。

第十六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下)

I哈佛与明清人口史论

前章 已涉及，当我明清人口史论要早在1954年秋刚刚被《哈佛燕京专刊》接受之后，费正清（JhnKingFairbank，1907—1991)先生已托杨联陞兄转告，他不久即可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在哈佛成立一东亚研究中心，届时将请我夏间到哈佛充任访问研究员，继续明清人口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年代下限自道光末延展103年至中共的1953年人口普査。我虽很快即欣然同意，但也不是完全未做相反的考虑。一则即以杨联陞兄而论，他即将完成的中国货币简史就是篇幅不长纲要性质的著作。二则自己的明清人口史论要篇幅虽短，"丁"、"亩"等革命性的重新界定和人口相关诸因素精简的讨论必能发生相当的冲击力，引起有志加强中国研究较好大学的注意。我在UBC虽已升格为副教授，但我的志愿是尽快回到美国。我对学术论文和专著出版上几乎无可避免的拖延已略有领会，如果计划中扩大的研撰要延迟四五年才能正式出版，就个人教研机遇而言，不无得不偿失的可能。我之所以决定延缓第一部著作的完成，是回味1953年仲夏费氏谈话中流露的"智慧"。

有关费正清这位中国近代史教研领导人、"学术企业家"的回忆已经很多，不过我对他部分的回忆可能还多少有点底注的价值。1953年7月中旬结束了国会图书馆八周"开矿"，喘返温古华之前，我决定对哈佛作几天的访问。我和费正清是在他Widener图书馆的研究室中初次会面的。我首先补谢他1951年将我改写的旧作——"翁同龢与戊戌百日维新"——向FarEasternQuarterly汶远东季刊》）[g卩/umaZ0y?皿Aiwfes(《亚洲研究季刊》）的前身]推荐刊印。随即自我介绍1934年秋清华入学之时，费已赴牛津完成博士学位，刚刚错过在北平结识的机会。然后极度诚恳地恭维他是蒋廷黻之后，举世第二位学者研究引用《筹办夷务始末》的。他马上纠正我："是第三人，张德昌早我半年。"我们会谈大约半小时。我注意到他用软黑的铅笔不断地在本子上作速记，初面即给我一个"礼贤下士"，非常乐于听取他人意见的良好印象。听到我感叹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工程浩大，绝非三两个夏天所能完成的时候，他插了话，大意是："第一等大课题如果能做到八分成功，总比第二等课题做到九分成功要好。我总劝我的学生求知应该广博，论文选题却不妨专狭。可是我劝你不宜急于求功，研究课题越大越好。"他这次谈话的要义，令我终身难忘。

加拿大大学暑期长逾四个整月，照合约我于1956及1957两个夏天连续充任哈佛东亚中心的研究员，1956年夏6、7、8三个月在哈佛继续搜集整理多方史料，1957年集中精力在温古华家里力求完成人口全书研撰的完成。事实上，我在1953—1955三个夏天确已遍翻了国会和哥大所有的方志，大量官书包括奏议等资料，所以1956年夏我在哈佛过半的时间在研究明清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和统治阶层的社会成分。正巧这个夏天我和北大1938级毕业的王德昭兄初遇即如故人，同住在一所民房，而且同占楼下原来很大的一间客厅，当中有帐幔分隔，毫不影响我们个人的起居习惯。王兄在台湾考取"教育部"留美公费，每月生活费太紧，无能力买书。我想出了一个小办法，由我向哈佛东亚中心提出要求，我9月初回温古华后，由王兄代我继续从哈佛所藏近3000种方志中爬梳全部作物及其俗名、伐林、水土流失、超省际移民、会馆等资料；因我在国会及哥大虽已遍翻方志，但研究初期对以上"广义"的人口资料未能一一都注意到。大概为时一年，王兄每月向东亚中心交札记取酬，中心每月寄我王的札记。20年后我在《香港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能列举玉蜀黍（玉米）俗名65个之多——这件小事曾引起洪煨莲老先生的惊喜与赞叹——是与1956年夏一举两得的安排分不开的。

就个人情感和学术公道的立场，我觉得此处应该对王德昭兄做一简要的回忆。1956年春季他为西欧思想史名家布伦敦（Cmne Brimn)班所撰有关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Vltaire,1694—1778)的课业论文，赢得罕有的赞扬。按：布氏著作淹博精深，时享有"Harvanl ScietyfFellws"(哈佛学院首席资深"院士"）之荣，可惜平素不把研究生放在眼里，对学生课业漠不关心（根据刘广京先生电谈）。布氏一向认为18世纪法国哲人对中国故意理想化以为抨击欧洲(尤其是法国）"旧制度"张本。王德昭在论文里能阐发唐宋以降学校与科举制度确不无基本社会公道，伏尔泰所颂扬的中国思想与制度确有相当史实根据。因此，布氏评语极好，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我至今还记得："ThisisneftheraretermpapersfrmwhichIhavelearnedsmethingnew"(这是一篇罕见的课业论文，我从其中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打分："A+"。

德昭兄中、英文根底俱佳，法文具有阅读能力，英文汉译甚见功夫。他是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地区和国家学兼中西，能作中国近代史及比较历史研究的极少数史家之一。至迟在1981年10月参加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已经被选人《世界名人录》。他在会上宣读论文和讨论，引起国内的重视，并因国内友好的敦促，决意返港后尽速完成有关近代中国制度及中西史比较方面的研撰。他生平嗜酒，血压靠西药控制。因服药有碍文思，三个月瞒着夫人拒绝服药，1982年春突然中风与世长辞。这不仅是海外中国史界的损失，也是我个人的损失，因为他是有识见、有能力、有胸襟，迟早会将我的主要英文著作向广大的中国读者加以系统地评介的。

1956年夏在哈佛特别值得回忆的是得缘与第一流经济学家、国民所得研究的世界权威库茨内茨（SimnKuznets)面对面谈了40多分钟。事情的经过是：也许由于费正清的习惯——经常以学生研究人门之作尽先以打字复印方式列人哈佛Papersnaina(《中国论丛》），备校内外相关学人参考评正，以为博士论文张本——也许是由于初获巨款，东亚中心急于表现成果，费决定召开一个小型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术会议。地点选定附近NewHampshire州一个消夏村，会议将由他新聘的AlexanderEckstein充主席。论文总共七八篇，除两篇外至多只能认为是"irrterim"(过渡性）水平之作。好在费请了库茨内茨与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何廉先生充"顾问"。这次会议中争执的重心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张仲礼博士TheIncmeftheChineseGeny(《中国绅士的收人》）专书的摘要。这时张尚未回上海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的要职，不知何以将论文由实际主持华大远东中心教研的麦寇（FranzMichael)教授代为宣读。我是与麦寇辩论的主角。费不得不决定麦和我分别与两位顾问面谈。

我是最后才与库、何两位面谈的。库首先略问我的学历。我告他原是清华公费生，在哥大读英国史及西欧史博士学位的。他说他是从本科一直在哥伦比亚读到博士的。随即叫我简述清代人口爆炸的主要因素。我乘机扼要地解说"丁"和"亩"制度内涵的演变和前些中外人口学家研究近代中国人口方法上基本的错误。清代的"亩"确似中古英国的"hide"(海得，大的纳税单位，原则上应为120英亩，而实际亩数各地相差很大），决不可认为是真正的耕地面积。我紧接指出人口总数方面比较接近事实的，只是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到道光三十年（1850)这四分之三世纪期间呈报的。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直至清末就不再有完整的全国人口数字了；清末的"普查"几乎全是形式的、不可靠的。我进而解说张仲礼对"绅士"（gentry)的定义是不正确的，因为构成他所谓的"绅士"的最大多数底层的"生员"，在清代民俗上和小说里往往被讥笑为"穷秀才"。这与近古和近代英国的gentry(被18世纪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认为是法国社会所没有的"亚贵族"地主阶层），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上实有天壤之别。根据《大清会典事例》等官书，张所谓的"绅士"的总数尚可勉强推算，至于他们的财产，甚至他们大多数是否有财产可言，根本无法知道。基本数据既如此残缺，绅士的定义又如此欠通，怎能严肃地进行绅士收入的研究？何廉先生大概是有意多给库先生发问和了解史实的机会，所以一直沉默静听，至此才插了一小段话。大意是自陶尼（RHTawney)教授LandandLaburinC&na(《中国的土地与劳动》）1931年问世以来，其序言被公认为中西文化及经济比较史论方面的不朽杰作。可惜他20年代末在南开大学研究这项问题时，没有人能够向他解释明清人口及土地制度内涵的演变和数字的性质。

这个两天半小型会议之后，费正清对这次宣读过的几篇论文是否刊成专册未明白表态。但这原计划要出版的论文集无声无息地终于流产了。

哈佛东亚研究规划扩大伊始，费正清有不少促进不同专业学人合作的设想。中国人口史就属其中之一。他于是邀请资深的人口学家艾琳陶柏（lreneTaeuber)来哈佛与我会谈。她和她丈夫Cnrad都是1906年生，1931年在明尼苏达（Minnesta)州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丈夫现任联邦普查局助理局长，她本人当过教授，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专室研究员。费正清的设想是，在我多维史料研究成果上，如能再加上陶柏对人口统计数字分析和诠释的深度，最终的研究成果应该与最高的"理想"相当接近。她初访匆匆，约我尽量利用一个周末日到她华府近郊家中深探合作途径。不幸的是，我们专业训练、研究重点、对明清分段人口数字评价等方面意见分歧过大，无法合作。但这种负面的结果，对费正清发展

1956年夏我在哈佛之外接触一批社会科学家的经过也还值得一提。在我最艰难的岁月，1950年夏，在温古华就结识了英国出生、UBC毕业、伦敦大学1931年博士、以第二部著作《中世纪伦敦的商人阶级》成名的女经济史家SylviaThrupp。她的导师是中古经济史奇才EileenPwer[她也是英国"新派"经济史领导人之一，对宋代文化十分倾慕，1920年代曾两度访华，以研究英国中古羊毛生产及贸易与中世纪一般人民生活鹊声史坛。她的丈夫MMPstan原是俄国犹太人，是她的博士生。EileenPwer的才貌和极不寻常的婚姻使得史家汤因比（ATynbee)决意离婚，短期失去理智平衡。她不幸1940年8月病死于伦敦]。Thrupp于1950年夏回UBC母校教暑期，那时她已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副教授。她交游极广，50年代中获得十几个国家相关学术方面的资助，决意创办一高水平MJESHtfyl为CmparativeStudiesinScietyand 《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她事先函告将请我为特约撰稿人，该刊创办伊始亟需有关中国的"力作"以资国际学人批评比较，并告我将订一个周末日，在她新罕布什尔（NewHampshire)消夏别墅举行20人左右的历史和社科学人的餐叙与交谈。除主人外，其余参加者无一是旧相识。我采取静听政策，有问试答，不轻易主动发言。从五六小时内随兴的谈话和事后的反思，我只能得到以下粗浅的印象：这批社科专家几乎都觉得资料与理论应该并重，这大概与召集人的信念有关；在比较研究的"宇宙"内，就时空二维而论，中国都有超过寻常的重要性；前些西方和东亚"汉学界"的研究和视野实在是过于专狭琐碎。

[此处应诙顺便一提的是：Thrupp虽早已是国际知名的中古经济史家，但在芝大久久不得升格为正教授。她1962年受密歇根大学之聘为Palmer讲座教授，有信致我，开头一句："Begladthatyuarentawman!"(你幸而不是一个女人！)]由于Thrupp特约撰稿，我1956年夏最后五六周搜集和分析史料的工作重心，暗暗地移到明清两代统治阶级成员的家世背景。1957年夏照原定计划在温古华家中撰就StudiesnthePpulatinfChina,1368-1953(《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8月间即将全部书稿寄给费先生，完成了我与哈佛合作的任务。

n哥大与《明清社会史论》

我自1948年7月1日离哥大赴温古华教书以来，一直希望能有一天回到哥大执教。柏莱柏诺师以资深历史系教授身份曾屡度尽力促成我这愿望的实现。但困难重重。虽然副校长JhnAKrut(我1946年2月初注册时他是历史系主任）对柏师极为尊敬，对我英史论文的质素很有了解，但苦在行政及经费方面一时无法把我安排到历史系里。历史系只能有一位负责中国史的教授，而韦慕廷确可认为是杰出的中国史教授（他的博士论文《西汉奴隶制度》方法谨严，是历史系上古史名家LinnWestermann指导的，博士学位是历史系的，不是文学院东亚语文文化系的。此外，韦曾承继世界第一流语言及人类学家劳佛为芝加哥Field博物馆东方部主再搞中国古代史，完全转人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民国史的深入研究；我如能返回母校，应能与他形成中国史方面坚强的教研阵营。关键在传统中国历史的课程一向是设在文学院的东亚语文文化系的，主授者是该系主任丁龙讲座富路特先生。我从1952年夏与狄百瑞同在中文书库工作时即有预觉：狄将是富的承继人。此系将来如何决策，不是柏师、韦慕廷和我所能预料。50年代前半，柏师的健康大非昔比，又仆仆于大西洋两岸，不得不代表哥大庆祝莫斯科大学建校两百周年典礼（第一次大战后柏师牛津圣约翰学院人学考试以比较法、俄革命的文章 名列第一，为"示范生"），所以我很少有与他见面的机会。记得最后与他见面是1954年7月。他对我返哥大的前景已不乐观，忽然沉思不语，最后对我说："H，IhavethefeelingthatChicagwillbetheplacefryu，，[何，我有这个感觉，芝加哥（大学）将是你安身之地。]我说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从未与他们发生过任何关系，再说他们在古代及传统中国方面早巳经有人了。柏师说，这很难说，不过我有一种预觉，只有芝加哥才有魄力和远见聘请像你这样的"freigner"(外国人）。1957年11月10日接到柏师因肺炎和心疾突发逝世电报之后，我怎能不以生平第一部精心之作，永久献给这位知我如此之深、信我如此之切的恩师

大概就在我与哈佛建立暑期研究关系的同时，哥大东亚研究所方面发生重要的人事更动。外交界出身老辈日本历史名家SirGergeSansm自哥大退休，东亚研究所所长一职由日本史专家HughBrtn继任，1957年5月Brtn出任HaverfniCllege校长，7月东亚研究所所长由韦慕廷继任。我1957年夏在温古华家中写撰人口史时，接到韦信，邀请我在下学年（1958年9月1日至1959年8月底）充任哥大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充分利用哥大图书资源从，个人研究，并无任何特殊的义务。但我和他之间默默的了解是，i满之后我会以一部以明清统治阶级成员家世背景为经脉的社会史论向东亚研究所交卷。为了保证不辱哥大此行的使命，并实现1956年夏为Umipp创刊撰文的承诺，我于1958年春夏之交，就手头已搜多种史料撰就一篇"AspectsfScialMbilityinChina,1368-1911"("有关明清社会流动的几个方面"），启程之前已寄给她。

我们一家四口，8月间搭横贯加拿大的火车，在加东三大都市，多伦多、首都渥太华和更东的蒙特利尔都下车小游，然后才折向东南抵达纽约。就快到10岁的长子可约，到了纽约，看到哥大，最为高兴，因为我很早就解释给他，可约一名就是纽约与哥伦比亚音译的简缩与结合。

这次回到纽约，美中不足的是住处很不理想。由于二房东的阻挠，我无法以原租住进何廉先生河滨大道的高级公寓，匆迫间只好住在UBCSward先生已人美籍儿子和岳家勃朗克斯全所三层公寓的底层。房子虽尚够用，但每天须搭地下铁，还要换车，才能往返哥大。所以这一年我完全无法晚间利用哥大图书馆，相当影响到我的工作效率。

值得回忆的是哥大独有的校际远东学人的晚间月会。这年10月第一次月会约我主讲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参加者来自曼哈顿、长岛及新泽西不少学校及基金会人士。在这次会上我初识普林斯顿的牟复礼（FritzMte)教授，金陵大学西史教学奠基人Searle Bates老教授，及福特基金会的第一等中国问题专家、分析能力极强的DakBarnett等位。哥大东亚研究所内，我和新聘的史金诺（GWSkhmer)初见即互相敬慕，结下长期学术的联系。可惜像他这样杰出的人才，虽与韦慕廷相处甚得，不久就返回母校康奈尔，随即长期执教史丹福。其实从史金诺的例子，我很早就应该明了哥大待遇和人事方面的局限。

1958年秋冬之际哥大工作刚刚就绪，就接到UBC图书馆馆长NealHarlem的信，说校长NrmanMckenzie已同意将近年捐募所得的大部投资于中文图书；叫我12月由纽约先回温古华，然后再飞香港洽购全部包括5万本线装书，号称"蒲坂"的私人专藏。事缘UBC于50年代后半已有意发展东亚研究，日本方面已请到英国日文杰出的社会学家RnaldDre为副教授，日文及日本文学方面亦已请有知名的日本学人任教。Hariw本为洛杉矶加州大学图书馆副馆长，UBC就任后发展图书不遗余力。此番远行足足用了三个星期，以下诸点值得回忆。

(1)生平旅行这是首次搭乘头等舱位。UBC原向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请打折扣，公司说经济舱向来不给折扣，头等舱可以给五成折扣，所以头等机票反较三等为廉。

(2)当时远洋飞行尚无真正的喷气机，旅途要四停：阿拉斯加的Anchrage、东京、琉球的冲绳（kinawa)、香港。我预定在日本停留三天半，一到东京即搭晚车去京都。在京都未见过面的朋友有哥大酷爱日本文化、日文中文都好的BurtnWatsn充向导，哥大读禅人迷的PhilYamplsky开车，密歇根艺术史家RichardEdwards参加，大皆由我午餐做东聊表感谢。我们三天之内游了京都区亭园古刹30余处，包括金阁、银阁、龙安、西芳等名胜。这次证实我艺术鉴赏方面没有种族及文化偏见，加深了我的感觉：日本园亭设计精简雅秀在苏州、扬州之上。

(3)由于不是喷气机，飞行高度有限，日间部分日本海岸，尤其是自冲绳飞向香港途中，屡屡看到晶莹有如蓝绿宝石嵌镶的岛屿群，包括泉、漳、潮、汕海湾以及台峡中央的澎湖列岛。那时完全被"美"吸住，丝毫未发史家得失兴亡的感慨。

(4)港澳小吃之价廉物美，今日难以相信。香港金龙、大同等酒家下午鱼翅奠每小碗仅港币2元。购书签约之夜，澳门书主姚老先生包下五洲饭店全部屋顶花园，请出83岁退休的首席厨师贡献专长，主客四人享用，男女四人环伺。我有幸，亦不能无憾地品尝和预测这种吃的文化的行将永逝。

(5)我旅游时一向极力避免发怀古之幽情；不过在澳门访问富有晚明闽南风光的"望厦村"时，我却要坐在1843年美使顾盛(CalebCushing,1800—1879)坐过的石凳上，签署《望厦条约》的石桌旁，拍一张照片以为多年讲授远东国际关系史的纪念。

六、归途中首度访问台湾六日，住在中央研究院胡适先生新居，并在台大作一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演讲，听众之中有未来知名史家汪荣祖和他的未婚妻陆善仪。

关W

1959春3月，我第一次有机会参加美国亚洲学会在华府举行的年会。我迟迟才发觉前此我一人在加拿大西海岸，是如何与美国广众同行的学人们"隔绝"。我宣读了明清两代社会流动的论文，统计数字之充实与推论之"大胆"，引起不少听众的注意与惊讶。讨论时坐在第一排的一位清秀凝重的中年女学者发言最中肯，对我的推论甚为支持。可能因为散场时，我在台上全神注意到南开中学最敬爱的英文老师柳无忌夫人昂首疾步走向台前，我未暇顾及其他。事后才有人告我那位坐第一排发问的女学者是耶鲁的玛丽莱特（MaryCWright)，费正清第一个成名的大弟子，中国近百年史仅次于费的领袖人物。她和我不久即建立了真挚的学术友谊。

在哥大访问的这一年，研究方法上有三位益友。一是韦慕廷。他虽完全放弃了传统中国，专攻民国史，但因曾受古希腊史名家的训练，对于方法极为严谨。我计划全书正文之末附二三十个成功的个案，以微观的个案与分析数以万计的统计推出的宏观理论互相辉映。这点他完全支持。但他劝我对这些成功的个案不必作"类型"的分类以避免不必要的可能争执，全部按时代先后排列简单稳妥。他这建议我完全接受。另位对我的研究很有帮忙的是哈佛出身，哥大Barnard女校，社会系教授BemaidBari>er。他在漫谈中提到社会学界研究社会阶层间的流动，近年开始注意到"pprtunitystructure"(机缘结构）的重要。我首次听见这个专词短语，马上就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并立即相信传统中国这方面的资料丰富多维，大有做头。30多年后回想，真是一两天内即就个人已知的制度及非制度的种种促进社会阶层间流动的因素，建构了一个"观念的框架"。书成之后，那专讲"机缘结构"的第五章 是较西方类似著作着了"先鞭"的，使我和读者比较满意的一章 。哥大这年与我结下长期学术友谊的是史金诺。他把我所有初步撰就的几章 都一字一字地细心读过，大小不妥之处都一一指出。我对他也巳有相当了解。他是理论训练极好，意志极强，有意对中国传统及近代社会建立原创性的分析体系，决不轻易恭维任何人的著作的。1959年夏我行将返加西之前，问他对我书坦白的意见，他说就史料及"汉学"的观点看，我的此项研究无疑义是"第一等又第一等"的，但在社会科学理论上会不免"clbbered"(挨揍）的。

史金诺最后一句话对我此后长期研究的对象和方针有深刻的影响。试想:50年代我正极力企图打出"汉学"的藩篱，跳进社会科学的川流，明明是一部用社会科学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学上一大热门课题的著作，居然仍会被一位很不寻常（不久即为事实证明）的社会科学家认为是"汉学"，可见社会科学的川流不是历史学人所宜轻易投入的，而"汉学"（史金诺此处所谓的"汉学"正是我所谓的"史学"，选题必须有较重要意义，必须从大量多维史料的考订、诠释、控制入手）还不失为史家"养命"之源，岂能弃之若敝屣！40多年后反思，正是当我最热衷于应用社科理论治史之际，潜意识中对某些体系甚大、似有创意而数据不足的社科理论巳越来越发生抗拒。此义待书末学术自我检讨中将再申说。

大体而言，1958—1959这一年不能全力集中写作。习惯上我不能在办公室写作，而住处又不理想，大大地影响了工作的效率。—家四口既来纽约，纽约可玩而且应该玩的地方又那么多，周末照例是不愁无处去的。更不必提春、暑自放的短假期内驶车出游波士顿、康桥、尼亚加拉大瀑布、华府本身和近郊的历史名胜了。这一年作客生活中值得回忆的有两件事。

(）1958—1959年在哥大工作的首尾四个月里得缘与胡适先生数度午餐谈话，这些谈话终于导致翌年（1960)8月18日他与我之间极不寻常富有史料价值的长谈(请参阅本章 末所附"专忆5")。

(2)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两度欣赏生平所听过的最好的女高音RenataTabaldi0

第十六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下）in学习"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

半个世纪后回忆，指导我度过UBC很不平凡的15年（1948—1963)的是似悖似反而又相辅相成的两句古谤："艰苦卓绝"和"随遇而安"。前一句的真理我一生无时或忘，因为从6岁起外祖母就极成功地向我灌输植根于周人开国的忧患意识（请参阅第一章 "家世与父教"）。处在事业中最困难的挣扎岁月之中，只有坚信卓绝必出自艰苦，才不会对美东书库连夏开矿的辛楚与寂寥觉得艰苦；事实上，每当闭馆后吸进第一口清新夜气，仰望着白玉般晶莹雄瑰的国会建筑群的分秒之间，内心不禁在狮吼："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随着50年代中期几篇论文的问世，大写作计划预期逐步的实现和经济状况的改善，我也越来越能欣赏温古华城郊之秀丽，中、加友朋人情之醇厚、海鲜之罕有的价廉物美……说句自嘲的话，我已不认为多尽几分丈夫和父亲的世俗责任就是"儒式清教徒"的"罪过"。在这段开始体会随遇而安人生哲学的智慧中，UBC公私可忆之事甚多，兹举其要如下。

(一）英文遗兴习作

由于自知早岁国内英文基础不够坚实，在海外专业内外英文表达能力的重要，一俟度过最艰难的挣扎岁月之后，我每每感觉到有必要练习史论以外的英文写作。正好从50年代中期起，我中国通史一课所涵盖的内容和质素传到少数资深教授夫人们（包括名誉校长Chancellr的夫人），于是在1954年春天请我星期四晚间给她们连讲两三次中国古典诗词。我对中、英文学都缺乏修养，但却敢开始即大胆地说，我的母语中文虽不甚适合科学的要求，但它恐怕是诗人理想的语言，它能以最经济的音节（也就是单字），通过那么铿锵的音韵，表达那么浓缩的情景。我的讲谈从《诗经》豳风"东山"和"七月"始，以毛泽东两首"沁园春"止，时代上涵盖了3000年。我讲谈的原则是先让她们任意选读已有的英译，我所讲的却只限于出自个人的体会与感受的。很多首谈完之后，我总朗诵原诗原词。记得他们听我选诵了"七月"一段之后，情不自禁地赞叹中国古诗拍节音韵之美的这个维度是一般英诗中很难碰到的。我朗诵的一小段是:"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应读gang)。女执懿筐，遵彼微行(hang)，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对这些教授夫人们和在通史班上一样，律诗最难翻译，最难介绍。每首八句，中央四句每句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位置必须完全相当。七言律诗中古今人名、地名、典故、轶事之多，往往令译者生畏。更有甚者，中文这个全无形态变化的词位语完全不标明不同的语气（mds)和不同的时式（tenses；)。我前此曾以这些困难请教于知友EarleBimey教授[两度荣获英帝国联邦金盾诗奖，并是古英文大家乔叟（Chaucer)的专家]。他说中国古典诗言简意赅、极富形象，往往被西方读者认为过于简略晦涩（ciyptic)，所以英译时不可再简化；相反的，应该较充分地把原文词话中丰富的意蕴和意象表达于英译，然后才从事于译文的修辞。Biniey的意见无疑义是出自平素浏览那些自以为达到"得鱼忘筌"意境，而事实上大部或完全失去原诗情景修辞之美的英译。我从未得缘好好地读习英诗，自知英译能力极为有限，讲谈尚能引起听者兴趣的一半要靠对文化及社会背景、人物掌故等等的描述。唐诗宋词中少数含有深邃哲理的名作当然不敢一碰，但觉得一般写景抒情之作，未尝不可按原诗词忠实地译出，以求免鱼筌两失之讥。在我戏译十首之中最为西方友好及柏克莱陈世骧兄称许的是柳永的"八声甘州"；这也许与我先以婺州（金华）古调吟唱之后才把英译平诵有关。兹先录柳词，再列英译，以充一生偶或文字游戏的一个小小纪念。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绿减，苒苒物华休。唯有长江水，

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

望故乡邈邈，

归思难收。

叹年来踪迹，

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长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依栏杆处，正恁凝愁。

AutumnNstalgia

AlaterainhasrushedverskyandriverAutumniswashedclearandpure,Graduallyfrstandwindtightentheirhld，Passesandfrdsaredeserted,Whilewindwsupstairsflushineveningglw,Herethereddecaysandthegreenfades,SnlifewillcmetarepsenlythewatersfYangtzeRiver,Withutawrd,eastwardflw

HwcanIbearclimbinghighandlkingafar Inthedirectinfmynativeland―

Nstalgiawithutend!

Ipitymydriftingflateyears，

AndwnderwhyIstilltarry

Mybeauteuslady,gazingfrmherbwer,Musthavemistaken―hwmanytimes！―Thehmecmingbatemergingfrmsky,sveryedge,Buthwcansheknw,

ThatItleannarailing,

Cngealedinsrrw?

1957年春我在温古华小书店买到一小本《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印刷极坏，里边有毛在1925年游湘江所作的"沁园春"。几年之后才发现内中"张寥阔"的"阔"字在我手头本里误印成"阁"。我意译给Birney听，他很有兴趣，叫我撰一专文说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历史和思潮，以及他于1921年参加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背景；然后他和我各自英译，同刊于加拿大皇后大学知名的Queen，s(?warteWy(1958年夏季号）。此文及我们两人所译毛泽东1925年和1936年两篇"沁园春"，经哥大的王际真教授私下转示胡适之先生，以致胡先生于1960年8月18日面谈时对我文中称赞毛颇不乏诗才之不满（请参阅本章 末所附的"专忆5")。我试译的十首唐诗与宋词也在加拿大专门印诗和文学批评的Ddta(1958年7月号）刊出。我之所以对40多年前的英文游戏加以回忆，为的是说明一生都感到英文的重要，而感叹自己英文写作永不能达到"三分随便"的程度。

(二）发展东亚教研：努力与失望

我虽在最艰难的岁月（1948—1952)极想离开UBC回到美国较好的大学教书，但随着1952年夏国史研撰飞跃的进展，离加返美的迫切感渐趋淡泊。很明显，即使久留加西，每年赴美东研究的机会不会中断，大部头的著述定会逐步问世，个人的学术贡献定会被举世中国学界所公认。不能准确预测的是，如果真回美国的话，是在哪年哪月，到哪种声望规模的大学。50年代中期UBC巳初具发展东亚教研的意愿。日本方面请了英国杰出的RnaldDre，不久又聘了日本研究欧洲文学知名的加藤。当时学校方面的了解是他们是首批"客卿"，几年后便各自回到他们祖国的。但是他们的教学水准和课程规划对后继者会有参考价值。我因深知燕京研究院历史系同班（1938—1939)的王伊同国学（尤其是骈文）根基深厚，而博士后只能在哈燕社"帮闲"，于是推荐他任主授髙级中文及文学史的副教授。那时连我在内，中、日两方四人都是副教授。我要等到明清人口史1959年复秋之际正式问世，再加上玛丽，莱特对我明清人口一书备极恳挚赞扬的长信(包括她在耶鲁立即执行的课规：研究生必须精读此书全部，本科生必须细读若干章 ），才克服了全校冻结副教授升格一年的决议。大约早在1957—1958年，安朱先生就私下建议我积极"主持"远东教研发展规划，我坦诚地告他，我对行政既无兴趣，又无应付人事、做预箅等的耐心与才干，但我愿尽力为学校向美国某些基金会申请巨款。我1958—1959年任哥大东亚研究所髙级研究员期间，与福特基金会的DakBamett初识即彼此敬重。1959年返加之前曾与他和JhnScttEvertn试探福特有无资助UBC的可能。我次年春夏之交欧游前夕在纽约又与这两位福特的远东专家再度恳谈。他们几乎口头向我"保证"资助的总额应在80万至100万美元之间，UBC则必须做出一个具体方案，以发展东亚教研为主，但须筹划用资助金的一部分，不超过总额的四分之一，资助斯拉夫学系；此外最好创设大英联邦（BritishCmmnwealth)的课程与研究，初步只限于太平洋区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这个前途似锦的局面何以终无所成的原因很多，摘要回忆如下。

(l)UBC麦校长NnnanMckenzie原是国际公法专家，二三十年代在日内瓦国联工作，那时即结识Pfwifw4m>s(《太平洋事务》）青壮编辑之一、原籍新西兰的荷兰（WilliamLHlland)0由于二战后美国右派声势凌人，作为偏左的《太平洋事务》编辑的荷兰多年甚为潦倒。麦校长心地淳良，并未与任何人商量，突然决计召荷兰到UBC，一方面负责草拟发展东亚研究的计划，一方面维持《太平洋事务》的继续出版，而且还允许他把该刊编辑人员也搬到学校。荷兰为人温和，似乎经验丰富，事实上却仅是"记者"水平的"专家"，绝非真正学术中人。最大的毛病是办事一拖再拖，没有驱力、没有迫切感。在1959—1%1这两年内，与我多年相知甚深的斯拉夫系的主任，原籍澳洲、出身伦敦大学、俄文极流利的JamesStClairSbeU 屡度以不耐烦、不恭的语气问我："荷兰那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做出向福特提出的计划？"(2)由于荷兰的拖延，我眼看着福特方面的机会步步地消逝。肯尼迪I960年冬大选胜利，下年即委派JSEvertn为驻缅甸大使；不久DakBamett也辞了福特去华盛顿包尔提摩教书作研究了。我对福特可谓前功尽弃了。

(3)麦校长即将退休，本来资深的郝桑和我希望安朱能顺利接任。不料情势将将相反，逼得安朱不得不辞职，去渥太华担任"全加大学与学院协会"主席。维系个人与UBC感情上主要的纽带既已切断，内心觉得一旦毅然决然离UBC，人情上亦可无憾了。

(4)最大的不愉快是自己对学术的胸襟怀抱之"大"，与日常周遭所见所闻之"小"越来越不相侔。按：我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959年秋在哈佛出版之后，佳评如潮。料不到的是1960年2月底接到至友郝桑从英国寄来的剪报，我生平第一部书竟引起Lndn7Ym(《伦敦泰晤士报》）一篇"leadingeditrial"(主要社评）（I960年2月12日）。郝桑在剪报的天头写了一句："ThisisanhnurIhaventseenbefre"(这是我前此未曾见过的荣誉。）[90年代前半，芝大已退休同事邹谠电话中告我，陈志让(JermneChe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后转攻中国近代史而成名，时为加拿大Yrk大学荣休教授，提到我人口史书是20世纪人文社科方面唯一华人著作引起《伦敦泰晤士报》一篇"主要社评"的。我电请陈代向英国媒体核对，正确无误。]我1960年夏欧游回校以后，逐步感到在UBC尚未正式成系的东亚教研单位之中，荷兰已容不下像我这样国际"知名"的同寅了。最露骨的是1961—1962年的冬假里荷兰居然当面"请求"我的"谅解"；唯有我"慷慨地"同意自己暂时不按教研优异而加薪，其他同寅才有加薪的可能。至此，我才下了决心离开UBC IV极不寻常的邀聘与考验

1962年2月下旬我终于给多伦多大学的古代汉语专家William ACHDbsn写了一封短信，重要的只有一句："你送我一份双程飞机票的时机到了。"背景是：1960年舂加拿大政府的学术基金会(CanadaCuncil)决定组织一个六人代表团参加此年8月上旬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由Dbscm任团长。他原是牛津的资深汉学家，孜孜治学，孤僻傲慢，但在苏联六天与我相处甚好。分手前再也料不到从他口中会讲出："咱们在加拿大一向认为是姊妹学校（sisterinstitutins)，不作兴掠夺彼此的校园；不过你如果在UBC呆厌了，不妨给我一封短信，我马上就给你寄上双程飞机票。"此言可感，因为是出自他口。3月中旬我在多伦多历史系及远东语文系给了两个演讲。Dbsn天天晚间在不同的讲究的法国餐馆款待我。但是历史系的用心不是给我便利，使我更有效地攻治大课题，以增强该系中国史教研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是要求我多尽力于栽培"教员"（我当时的了解是大学里的"instructrs")、研究生和本科荣誉生，所以每周授课要多至10小时（必要时还有面对面的讲授）。更妙的是第三天和牛津出身的文学院院长JhnBladen 的午餐。他除了大讲多伦多的种种优点之外，还谈到皇家安大略考古博物馆的中文藏书是已故怀履光（BishpWilliamCharlesWhite)主教在洛阳及北京购置的，很有名；问我UBC有没有中文藏书。我回答："有，仅线装书即五万册，是我1958年12月经手买下的。"从此直到握手告别，他就对我不再发一言了。多年来每与中西友人论大学风格，涉及多伦多时，我总不忘与Bladen午餐轶事。

说也奇怪，我飞回温古华翻检几天内积累的信件时，最触目的是一封来自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信。信是由代理系主任写的，主要的事是邀请我充当1962—1963学年的访问教授。由于一家四口搬家的麻烦，更由于我已请到加拿大学术基金会充分的资助，已决计在UBC休假一年全力写作，所以我马上就回信谢绝，对此事不再加以思索。半月之后又接到该系的信，因为他们知道我每夏赴美东大汉学图书馆搜集资料，他们请我中途下来在芝加哥做几天客人。这个邀请我毫不踌躇地接受了。

我对美东中文藏书已很熟悉，但对西岸诸馆的收藏不很清楚，所以1962年春夏之交我决定先去柏克莱和史丹福走走，再去芝加哥和东岸。我在哥大充任东亚研究所髙级研究员期间，何廉先生曾提醒我，如果去柏克莱，应该去看看他南开老同事，替蒋廷黻师主管的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出力最多的李卓敏先生。我于6月4曰星期一到加大商学院办公室拜访李先生，他说办公室人太多不便谈话，最好在校园散步，有重要的话对我说。李先生一看就是坦爽精干之人，没有废话。校园内开口就说："炳棣兄，我们虽然初见，我就应该讲出肺腑之言。不久前我在东岸看了TF(即蒋廷黻先生），我们谈起清华历史系的人物如……他一个个地听了只嗯嗯不加品评。他一下打断我的话，对我说：我们清华学生里真能成为世界级历史家的恐怕只有何炳棣，他班次低，你不认识，他并没有正式上过我的课。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你的大名。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件事，并且劝你一定要去看看蒋先生。"我非常感动，立即对李招供一直不去看蒋先生的原因。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清华大一读西洋通史时，何廉的弟弟何基是助教。

我多年都以兄礼待之，对他无话不谈。没料到在哥大读学位时我对中国同学私下的评语，何基全部向他们泄露，使我窘得难以做人。一气之下我与他"绝交"。何基回大陆之前，良心发现，托哥大同学转给我他出于仟悔的忠告：要考虑和中共的关系，不要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如蒋和胡适等太接近。[在这部长篇回忆里，我理应借此机会把我和蒋先生的关系作一交代。和李卓敏先生恳谈之后，我当然到纽约去看蒋先生。我首先问他，1941年春接我信后，蒋师是否果真在行政院月（例）会中说服了陈立夫，才没有把清华原拟的第六届留美公费考试里西洋史这个科目砍掉。蒋师证实。我迟迟才补寄蒋师我在《哈佛亚洲学报》、《美国人类学家》、英国《经济史评论》、《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等期刊内论文的抽印本，蒋师回信都一一赞赏。蒋师1965年10月因癌症去世，我以次年第一本中文著作《中国会馆史论》敬献蒋师。半年前何汉威博士供给我一项新史料：《我的一生——沈锜回忆录（四）》（台北，2001自印本），页122,1965年1月22日，蒋先生对沈谈对美宣传问题："尽管美国的知识分子如费正清、留美学人如何炳棣，对我们并不友好，但仍应设法拉栊。"这毫不足异，因为蒋先生和我之间的师生关系和政治立场从来是分开的，我学术上能给他几分安慰，于心也可无大憾了。]

访问芝加哥的日程是芝大历史系拟就的，我抵达后才知道适值学年终了的典礼周。我始终无法知道何以要订在课务结束而校园活动纷繁的几天。事先也无法了解何以前此邀请访问的信都是代理主任写的。1963年夏秋抵校后才迟迟知道系主任威廉，哈第-麦克尼尔（WilliamHardyMcNeill)用1961—1962全年休假集中撰就他一生最重要、最享盛名的世界通史TheRisefthe(《西方的兴起〉〉）；他要在排除一切杂务、在熙熙攘攘的典礼周内闹中取静，专心应付我一人。他特别的用心在我刚到的那天（6月6日）就已相当明显了：晚餐在他家做主客。到后发现陪客是东亚语文文化系的宋史专家、哈佛出身的柯睿格（EdwaidKracke,Jr)夫妇。在西方，陌生初见之人即被请到家中晚餐是很不寻常的。更不寻常的是麦夫人除主菜烤牛肉之外，专意为我做了希腊的"美食"洋"葱油饼"，真是香酥可口之极。在我盛赞之下，麦夫人开怀自述身世，父亲原籍希腊，曾任牛津教授，后人美籍，给她留下一所新英格兰康乃克提卡州沿海一座消夏乡居，麦退休后将长期移居到东岸。柯教授身高六英尺四英寸，半秃，静默寡言，经我催促，他也简述身世，父亲是新泽西相当成功的会计师，1936—1940年曾去北平的哈燕社和聂崇岐搞宋史。柯夫人娇小玲珑，父系哈佛已故名教授。她很诚恳，又善言谈，对着我说，哈佛教授们一般都不讲究饮食（我感觉到她特别影射费正清，家中与学生及过客聚餐不过是吃"热狗"和冷饮，照例要参加者自备或临时出钱），明晚你在我家做主客，务请多多原谅，我做不出像麦太太那样的美食。大家都哈哈大笑，而我进一步感到他们事前安排确是煞费苦心。饭间主要的谈话对象是我早岁在家，青年时期在清华所受的教育。麦先生尤其要深探我的双语训练和在哥大攻治英史的经验。我也反问他的身世与教育。他说祖父母还是同远祖一样的普通乡土的苏格兰人，父亲毅然移民，先到加拿大东海岸的PrinceEdwardIsland，后西移至温古华，中年后才移至芝加哥，为神学院及历史系合聘的宗教史教授，尚健在。麦讲他自己时，主要是"言志"，谈他的世界通史大异于汤因比之处，在不以宗教为中心观点，而特别注重物质文明、社会和经济基础，既"自信"又"自抑"——特别是涉及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我因童稚即由父亲带出去见场面，练得逢场说笑的"本领"。我对麦说，我知道你中学及本科都是在芝加哥念的，你之所以去康奈尔读博士，主要是为了体验CarlBecker这位大师怎样作大综合、大诠释。我们在外间早就听见有此说法：在CarlBecker—生弟子之中，第一个是LuisGttschalk[芝大历史系资深教授，是研撰参加

第十六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下）法、美两大革命传奇式人物Lafayeue(1757—1834)的世界权威]，最后的一个是WilliamMcNeill。连麦自己都大笑了。将近11点钟，Kmcke夫妇才送我回到湖滨的旅馆，麦和我约好，明晨9时许另有人接我到社会科学院的小方场。

次晨(6月7日）很从容地在旅馆里吃了早点看报，果然9点15分左右有人开车接我去社会科学院的大楼里的一间会议室稍稍休息。一分钟内，专攻血iaintheMakingfEurpe(自16世纪起欧洲人著述中的亚洲，尤其是中国，终身研究的多卷巨著）的DnaldLach进来了，略作自我介绍之后即请我去另室会见几位历史系内外的同寅。一进这间屋子，马上就感到空气严肃，教授们都正襟而坐，好像准备听课似的。记得Gttschalk和McNeill之外有两位英史教授，JhnClive(哈佛学院院士会的书记）和CharlesGray(哈佛学院青壮院士junirfellw，未来芝大校长HammGray的丈夫），授俄国史的MichaelCheniavsky,Lach已坐下……还有隔院隔系的顾雅里(HerrleeG-Creel，自30年代后半即在芝大主授古代中国）和Kracke 等位。我最初相当生气：为何事先不明白请我准备一篇演讲，但一看气氛肃穆我反而变得非常镇静：没什么可怕，索性就拿他们当作学生，给他们表演一下就是了。

先用几句话总结了我已经刊出的书文，我就集中报告秋冬间即将由哥大出版社问世的《明清社会的成功阶梯》（直译）全书的内容。那时思维极缜密，先讲一下书序及书内诸章 不便明言的一点：我所根据的明清两代进士登科录、进士三代履历、同年齿录等原始史料，是研究社会精英家世背景最佳最精确的史料，无论论质论量都是西欧各国所不能及的。原因是中国是祖先崇拜最高度发展的国家，科举和学校制度从生童第一天人学起，就必须填写祖上三代的履历。没有任何西方传统社会可以像对明清社会那样更圆满地研究各阶层间的血液循环。我随即对古代社会意识，尤其是孔子"有教无类"理论和历史实践的重要加以扼要的述论。然后分别检讨传统中国的价值观念；财富和功名在"成功阶梯"上相对的重要性；明清社会阶层构造之一般流动性；明代进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竟占总数之半，即以明清五个半世纪而论，进士之出身于三代普通平民之家者也还占31%，出身于普通及书香平民之家者总共占全体之40%;促进此类上向流动的"机缘结构"（特别指出西方社会学家研究社会流动的著作中，尚无类似我书中论"机缘结构"的专章 ）；再以家谱为主要史料统计分析最显赫的家族何以无法防阻长期"下向"流动之故（这更是西方社会学家未曾研究的社会现象）；明清550余年间，三品以上能享有"荫"的特权家族的子弟所占进士尚不足总数的百分之六——这与18世纪英国贵族大地主次子一般被视为"先天注定的议会议员"（predestinedparliamentman)适成一鲜明的对比。此书研究的规模，包括15万名明清进士和24万名晚清举人与特种贡生家世背景的统计分析，固然给在座者深刻的印象，但真正使他们惊异的是，在完全没有讲稿的条件下，我能随时做出两种比较性的概括——屮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社会阶层间流动之不同[即所谓"历时"（diachmnic)的比较]和明清中国与同期西欧间的比较（即所谓不同文化间"intercultural"的比较）。不时参以自己的语言"征弓I"或重述英史名家如Tawney和Namier等名著中的警句，更能引起"听众"（特别是Gttschalk)颔首的微笑。总之，至今反思，这次是我一生最"成功"的学术谈话之一，使我加倍感谢童稚之年父亲对我煞费苦心"见世面"的训练。

这天晚间在Kracke家饭后谈东、西的汉学研究很久，回到旅馆已经是10点50几分了。刚刚走进洗手间，电话铃响，拿起一听，是麦克尼尔。他抱歉地说，这是他当晚第四次的尝试，如果再没有人接，他就要明早再试了。要紧的话是：你明天能不能早起，8点半钟等车接你去看（社会科学院）院长。我说，没问题。院长GaleJhnsn是农业经济学家，一见面就代表总教务长EdwardHLevi致歉，由于今天的毕业典礼，他实在想见但实无法亲自见你，只有由我代表他和你谈话了。我以为他要大谈公事，他却很自然地谈我有关中国农作物史的文章 。十几分钟后麦克尼尔说到他系办公室去谈公事。他没多话，拿出一页打字的聘约合同，对我说："何教授，请你仔细看过之后，就签字吧。"我完全没有工夫考虑到景洛和孩子们的意愿，就签了字，午后即飞波士顿〕傍晚在哈佛大院外遇见玛丽莱特，她从街对面大声招呼:"啊！你就要去芝加哥啦！"几天后回到温古华，刘广京的信已经在等候我，内中永不能忘的一句是："此邦中国史，均势一变矣！"事态的发展往往不是单向单维的。1962年夏芝大之聘在教研地位而言自然是一大跳跃。无意中陪随而来的是国际"学术网"之扩大。正在接受芝大聘约之后不久，收到台湾"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黄季陆先生航信，说1962年10月上旬台北将举行第二届亚洲历史学家大会，兹事体大，因这是国民党迁台后首次与友善亚洲国家建立学术关系、打破前此孤立苦闷的理想机会。内中一严重的"技术性"问题是英文会议各组中的主席人才备极缺乏。有鉴于西语外宾表示参加之踊跃，与论文性质几乎广泛到文、史、哲、社会科学等范畴，唯有"足下"（我）堪充主席，无论如何希望我务必承允此项邀请。正巧我1962—1963年休假，也正好给景洛远游的机会，所以立即接受了台湾的邀请。

景洛和我9月间先到日本京都、奈良观光数日，欣赏了不少曰本的古刹名园。值得一述的是，京都帝大中国文史方面最资深卓越的教授——宫崎市定和吉川幸次郎——都以重礼接待我和景洛。我和宫崎在哈佛曾几度交谈（笔谈），种下互相尊重的史学关系。我曾请他和夫人在康桥吃中餐。在京都宫崎夫人准备了京都著名的牛排，请我和景洛在他府上午餐。宫崎家中的家具是西式的，宾主都不席地而坐。宫崎小姐献茶时双手捧着无把的茶杯由内向外呈献给客人，这种日本献茶手势是我生平首度观察到的，觉得很有意思。日本传统中国文学第一权威吉川幸次郎在1928—1931年曾在北京留学。1954年夏恰巧他和我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日期之内分别在哥大和哈燕图书馆看中文典籍。在纽约时我曾不止一次请他到西119街一家日本面馆，以9毛9分的代价就能吃到一大碗汤鲜牛肉薄嫩的真正圆粗爽滑的udn面。吉川和我都是一枝接一枝的吸香烟者，餐间餐后总有几十分钟学术和学人掌故的谈话。1954年6月间，他、我、劳干晚饭后同去杨联陞家以国语畅谈上下古今，非常愉快。按：日本传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要求必须能读大量多样的汉文典籍，不必能讲汉语，而日本研究中国语文和文学的学者必须能以国语（以北京口音为主的中国话）自由谈话。我观察到那天晚上吉川兴致之豪，几乎明示这次四人以国语论学是他近年来难得的精神"享受"。他的国语确实流利，三个多钟头只犯了一个发音的错误："地痞流氓"的"痞"读成了"否"。景洛和我赴他下午的茶会时，吉川和夫人都穿和服接待，形式相当"隆重"3吉川和我一直维持相互的尊敬。1979年4月16日晚和他相遇于北京饭店三楼，他酬应百忙中约我次晨与他同进早餐，并告我他于那天搭正午飞机赴成都，专访杜甫草堂，以偿夙愿。不巧邓小平对我的单独接见就是订在同日早上10时，所以失去了和吉川会谈的机会。吉川大概次年（1980)就去世了。他一生酷爱传统中国文人文化，诗文集中早年记事往往和、汉历并用，自述生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大清光绪三十年，兹附及。

第二届亚洲历史学家大会如期在台北举行。中文各组会议进行顺利，英文分组会议节目排得过于拥挤。我决定以身作则，把自己牵涉甚广数据坚实的论文"明清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分"，在15分钟之内作了双语的口头摘要。然后以主席身份要求每篇论文都照此原则处理。但论文的撰者不少仍是按原稿逐字逐句宣读的，以致讨论的时间感到严重的不足。不过总的说来，这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的结果总算差强人意，在台湾史学界起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当时不太了解何以会议结束之后，"教育部"通过吴相湘兄一再劝我和景洛在台湾多留几天。最后才知道"教育部"要等到香港资深太平天国史料专家简又文先生离台返港之后，才订于10月22日举行仪式颁发予我"学术金[质]奖[章 ]"，奖章 当然不是金质的，背后的号码是"005"。几年后便中我自杨联陞兄口中证实，他所获的同样奖章 的号码是"004"。

景洛和我随即到香港小住几天，就飞回温古华，开始作东迁芝加哥的心理准备了。在我个人教研事业上，1962年称得起是一个里程碑。

专忆5

台湾海峡两岸回忆、批判、研究胡适的文章 和专书，恐怕已有数百万言之多，但自觉胡先生对我谈过的话，有些是外间从未得闻的，因此应该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谈话既多半是随兴而发的，追忆的方式是以"编年"为主，辅以略加分类和不加分类的杂忆。

我初瞻适之先生风采是在1945年12月的一天下午，地点是纽约曼哈顿东城华美协进社。那时我们同船来美的第六届清华庚款留美公费生，于11月24日在第42街码头登陆之后，还有一部分留在纽约接洽或更改人学事。只有我一人早巳决定进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国及西欧史的博士学位。那天在百人以上的集会中，胡先生仅仅向大家遥遥举手招呼而未作谈话，可是那中小型身材和儒雅的风度却十分具有魅力。

我首次和胡先生交谈是1946年3月初。他接受了哥大公开演讲的邀请之后，注册课的外籍学生顾问就选了我作为学生四人小组的成员，届时要坐在台上向胡先生发问。那时哥大校董会耐心地期待艾森豪元帅迟早会接受哥大校长的职位，所以一时没有校长。胡先生演讲那天晚餐的主人是代理校长。这位主人坐在长桌的下端，胡先生坐在直对着他的上端，右手边是政治系国际关系教授NathanielPeiffer，左手边就是我。入座前胡先生略略问了我的背景。我告他我原籍浙江金华，生在天津，曾在南开中学和清华大学读书，何炳松是比我大20多岁的嫡堂哥哥。他立即谈到金华南宋时人文之盛，"试看现存的《金华丛书》多么了不起"。我回答说："金华明初以后人文大衰，到了清朝已变成徽州人的三等殖民地。"他问我："何以三等？"我说："头等的去扬州，二等的去苏、杭，金华的徽州人很少是殷商大贾，多半几代前已经落籍，我们何家有些姑娘就嫁给徽州方、郑诸姓。"胡先生顺口作一按语："看你虽在北方长大，对乡土的情形还是相当清楚的。"初次交谈中我最大胆的一招是故意引他老人家发笑。我说:"记得南开中学1932年刚放暑假，下午有不少同学聚在范孙楼前空地无所事事。一位同学指着那穿着白T恤、骑在几乎完全不动的自行车上的又矮又白又胖的，说就是胡适的儿子，由于过于贪玩，国文竟不及格。"胡先生听了，果然大笑，大声用英文对Pdffer教授说："你听，这是多有趣的故事——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的儿子居然国（中）文不及格！"当晚胡先生演讲的主题是：第二次大战后远东国际新形势。指出最可虑的是苏联势力的膨胀及其可能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影响。他完全不带讲稿，流利的英文中略带一点下江音。演讲中只有一个过于大意之处，他曾以一个小孩作比喻，说他爱吃糖（sugar)，一两秒之后马上就自我纠正，说："对不起，应该是糖果（candy)。"这场演讲内容平平，略近宣传，但胡先生态度极其,然，对全体听众和台上台下的发言者完全镇得住。

我唯一的一次在纽约胡府吃饭是1952年6月5日。那时我巳完成哥大英国史的博士论文，已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四年书，并且已经得到温古华侨领们的允诺，秋间可以完成5000元筹购中文图书的捐款。我拜望胡先生主要的目的是洽购他私藏的全部伪满原本《清实录》。由于早就知道他老人家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从我的立场总以相当超过当时市价买进为快。不料胡先生却极坚定地说，他已决定把它赠送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远东图书馆了。

这次晚饭前后，我们的谈话大体上是围绕着我当时所作的研究——18世纪的两淮盐商及商业资本。这可能是他和我之间唯一一次有真正共同兴趣的学术谈话。主题谈完，胡先生送我一本《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并感慨地对清华和北大加以比较和回忆。他说："清华文学院一向是比较谨慎、比较小，而北大则大不相同。只要我一天当北大校长，我就有把握把文学院办成世界第一流；可是……"这时他和我对大陆上的院校改组计划都还不知其详，但是胡先生的话，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是有其重要性的。此后三四年间每个夏天都到国会、哥大、哈佛燕京等图书馆搜集有关明清人口、土地数据及土地利用、超省际移民、新旧农作物的南北交流与传播等问题的大量资料。胡先生曾和我通信讨论局部的人口问题。1956年全部夏天，我都在哈佛，为费正清教授新成立的研究中心，扩充我的明清以至中共的人口及其相关诸问题的研究和写撰。胡先生曾在杨联陞学长家中住过几天，并选抄了一些我所搜集的人口资料。他抄好之后对我说，方志中徽州及浙西一带人口在洪杨期间损失的严重，正与他父亲钝夫先生年谱里的记载相符合；可见他康奈尔的老师威尔恪思（WFWilcx)教授(人口学家，曾任世界统计学会会长）一直相信中国人口从未超过3亿的说法是正确的。

事实上我在信里和以前的谈话之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指明，威氏的人口总数是以清初的全国"丁"数乘五或六推得的，他和陈达教授等人口专家都无法懂得这种"丁"数早已与壮丁无关，早已变成了纳税单位。我也曾一再说明以中国幅员之广，研究人口的升降不能过于重视某一区域，并且必须顾到种种经济和制度因素。胡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一贯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始终相信威氏之说，并对社会科学多维面的推理不感趣。因此，我前此在远东学界和西方社会科学期刊所发表文章 的抽印本，从来没有寄过给胡先生。我一直揣想，胡先生对我研撰的评价是间接的，大部都是根据何淬廉（廉）、李润章 （书华）两老先生的直接评价的。

1958年9月初至1959年8月底是我和适之先生接触最频繁的一年。这一学年的首尾四个月，他和我都在纽约。我是充任哥大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任务是完成《明清社会史论》的研究。胡先生因口述自传，经常来所录音，由唐德刚整理翻译。即使胡先生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期间，我也于1958年12月奉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命，飞往港澳洽购一个5万多册线装书的私人收藏，返美途中曾在南港中院院长新居做客六日（12月20日至26曰晨）,据胡先生面告，我是他的第二位海外留宿客人，第一位是半月前离开的第一届院士陈省身先生。第一天晚饭一桌三人，另位是前任院长朱骝先（家骅）先生。在这饭桌上我初次品尝了于景让先生成功育出的无子西瓜。

我虽然在胡寓原则上做客六天，可是天天忙于访问史语所和台大等处的旧师友，结识新学人，被迫在台大公开演讲明清人口及其相关诸问题，此外还要在圣诞前夕去台中东海大学探视杨绍震学长。记得当晚露天盒餐，睡时发烧。翌晨（圣诞日）返南港，幸而胡先生最不信宗教，节日一如平日，再一晚即匆匆飞回温古华报告完成洽购图书任务。这六天胡先生更是天天忙于会客，他和我反而很少长谈机会。但有三点，我永不能忘。（1)我在港澳每天海鲜小吃大宴，在胡寓第一晚即泻肚。由于胡先生习惯于夜静写作，听见我夜间的动静，第二天早晨亲到厨房嘱咐他最依赖的徽州厨子为我准备些面条等素净软食，不可多用青菜，因肚泻者不易消化大量的植物纤维。从这小事即可反映出他老人家待人的极度细心。(2)某晚稍闲，我问他说："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的时间恐怕三分之二都用在会客，对不对？"他沉思片刻，说这估计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3)某日上午9时左右，我刚要进城，厨子向胡先生递上一张名片。胡先生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我走出门时正听见胡先生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带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离台返美时，徐高阮兄的预言不幸而言中。原来他告我胡先生有两部二手的轿车可备公私之用，一部是雪佛莱，一部是别克(Buick)，前者不常出事，后者较大而体面，但机件靠不住。胡先生一向坚持以后者接送客人。果然，这部车中途抛了锚。幸而我们故意早一小时离南港，徐兄陪我搭上一辆驴车赶到松山机场，得不误点。

我和胡先生最重要的谈话的时间是1960年8月18日的下午和傍晚，地点是他纽约的公寓。这年夏天我主要的任务是代表加拿大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并宣读"明清统治阶级的社会成分"（即《明清社会史论》一书的主要统计部分）一文。唐德刚兄在机场接我，一见到我就说胡先生向他留了话，叫我在哥大旅舍订了房间之后，马上就给胡先生打电话。我当然照办，胡先生在电话里说："这次要你小破费，不要搭地下铁，马上坐计程车尽快到我家，恰好太太出去打麻将十二个钟头以上还没回家。"

我赶到之后，第一句告诉胡先生的话就是：中共原定派遣的大代表团临时取消了，所有8月初与会的汉学家们马上就知道中苏关系严重地恶化了。我随即摘要讲述我对苏联的正面、特别是负面的种种印象，胡先生兴致极浓，不觉已占去至少半个钟头。

胡先生说正因为兴致好，所以要把闷在心中将近两年的话向我直说。大意是我曾于1958年英译毛泽东两首《沁园春》，一首是1925年所作，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开头的，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开头的由咏雪而论古今人物的。英译之前我并且写了序文，发表于加拿大《皇后[大学]季刊》夏季号。胡先生责我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我说我并未曾把抽印本寄呈。胡先生说是王际真（哥大中国文学教授）给他看的。更接着说，毛那两首词里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墦体呢。我却坚持不让，指出毛词修辞、气魄、意境（例如1925年那首前半写景之中渗进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等等）实不无可取之处。胡先生两三分钟仍坚持原见。我不得不指出他老人家和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说齐诗好就好在它的薛瑶体，

第十六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下）Ml 为什么对毛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胡先生看我也坚持立场不稍让，忽然用英文说："ButIhavetadmitthatMaisapwerfulprse 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我随兴也用英语回答："Nw，sincethefatherfthe20th-centuryChineseRenaissancesaysthatMaisapwerfulprsewriter,hwcanhebetlusyapet?!"[既然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诗（词）人呢？！]胡先生和我不由得同时哈哈大笑，握手结束了这小小的争执。

再也没想到胡先生立即严肃地说："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这番话使我肃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觉到胡先生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像的还要"大"；唯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这番话他生平可能只讲过一次。

胡先生接着说："今天谈得非常高兴，我答应给你写字已好多年了，现在请你磨墨吧。"他于是很用心地给我写了每字寸半见方的八句杜甫的"羌村"。海外朋友中保藏的胡先生墨迹字体很少有这样大的。

写完之后，胡先生仍是海阔天空，谈兴甚浓。稍事休息之后，他站起来伸腰，我也随着站起。他突然问我："你相信胡适的儿子在大陆会骂他的老子吗？"对这冷不及防家人父子间的问题捉摸不住，我只好不甚加思索地回答："当然不会。"没多久胡老太太江冬秀回家了。她问我住在哪里，我告她在哥大王冠旅馆。她说纽约治安不好，天真黑了回去不大安全。我已与胡先生谈了足足三个钟头，虽亟望能请二老出去好好吃一顿晚餐，也不能不为胡先生体力着想，就此告别了。不料这是和胡先生最后的一次谈话。

当1962年早春得悉适之先生遽归道山的消息，我对我们之间最后一次的谈话重作反思时，才感觉到当时胡先生的一种相当神秘的迫切感——要把多年想说而不肯说的话说出，平常不会提出的问题提出。最后问我有关思杜（胡先生留在大陆的次子）的问题，内中似有隐痛。

胡先生一生虽以博雅宽宏，处世"中庸"著闻于世，但由于他深深自觉是当代学术、文化界的"第一人"，因此他自有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的一面，而这一面是一般有关胡先生书文中较少涉及的。例如：陈寅恪就是记性妤。

笔者按：陈寅恪师国学根基之深厚、亚欧古代语言之具有阅读之能力、中古史实制度考订之精辟、诗文与社会史相互阐发之清新深广，世罕其匹，自有公论。所有陈师之不可及处仅以"记性好"三字轻轻点过，就足以反映胡先生内心中是如何自负，语言中如何不肯承认其他当代学人有比他更"高"之处。

马寅初每天晚上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

笔者按：胡先生每喜戏谑，这话在1958—1959年同我说了不止一次。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8月下旬何廉先生为我饯别的晚餐时当着几位太太面笑着说的。妙在太太们瞠目不解冷水澡的作用，无人接话。但这铁事却很好地解说马老生命力之强，能活到百岁是有原因的。

胡先生另一可爱之处是他到老都还保留了一些顽童以明知故犯为乐的痕迹。由于胡先生知道我午餐的邀请，不但出于至诚并且对我不是经济负担，所以1958年秋和1959年夏他和我曾几度在哥大附近天津楼吃午饭。这家饭馆韩老板是天津人，第二老板是福州人，所以红烧活鲤鱼、炸虾球、酸辣汤、锅贴等等都极可口。不止一次饭后胡先生不太好意思地微笑着说："今天吃的谈的都很开心，似乎可以破例抽一枝烟了。"也就在一次抽完烟十分轻松的情绪中，胡先生把领带翻过来给我看，下端有一小拉链，内中藏有一张5元的美钞。他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钱定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东城公寓。这个小秘密似乎从未曾刊印过。

此外，从胡先生长公子祖望先生获悉适之先生的生活片面，弥足珍贵。祖望在南开中学比我晚两班，当时未曾交谈过。60年代前半，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朱晋康先生是我温古华的老朋友，又是祖望华府近郊的邻居。祖望那时是大使馆经济专员。1962和1963年初夏我都到国会图书馆短期搜集史料，祖望两度邀我晚饭后到他寓所，同享当地名产半软壳的海螃蟹。

祖望证实了胡先生对国画的爱好，并提到胡先生与徐悲鸿很不寻常的交谊。七七抗战以前，徐曾在北平胡府做过几个月的客人。徐经常画马，凡不甚中意的照例"给你们小孩子拿去玩吧"。袓望以未经心收藏为憾。胡先生喜爱齐白石的画和与这老画家的交谊是屡见著录的。但胡先生一生两袖清风，并没有充裕的经济能力大事收藏古今名画。祖望手头仅存有齐氏大型仕女册页四帧，笔力遒劲，色墨和谐（青头皮极醒目），构图精简，生趣盎然，为坊间极为罕见之最珍品。

记得一次我告诉祖望，我多年讲授中国通史，有两篇适之先生妙趣横生的文章 是全班必读的：一是讲禅宗的"中国的印度化"，一是《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复兴》五讲中有关传统中国社会与妇女的一文。后者指出传统中国妇女不但地位远不如一般想像之低，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传统文化产生过比中国还多的以怕老婆为主题的故事和小说。这看法虽太偏颇，但用以矫正近代西方社会学家相反偏激的看法是幽默而又有效的。袓望听了之后，不由得指出世上确有不少笨伯认为适之先生是终身惧内的。他向我提出："炳棣兄，请问哪一个洋洋得意向全世界宣扬传统中国文化是一个怕老婆文化的人，会是真正怕老婆的呢？那真怕老婆的人，极力隐藏还来不及，怎敢公开宣扬呢?"知父莫若子，祖望的观察是具有权威性的。

追忆适之先生，也不能不一提至今尚未见于著录的一位保守硕学的史家对他经常的"骂"。我1937—193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借读而算是清华大学毕业，拿到一年哈佛燕京奖学金，所以1938—1939年我到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做了一年研究生。曾旁听一门邓之诚（文如）先生的课。邓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之诚先生是在云南长大的。他最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都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据说，每课每学期他要这样骂一次。至于邓氏仪式般骂胡是出自白话文运动，或是出自胡先生早期考证（如《红梦楼》作者之类）曾获益于邓氏《骨董琐记》或其他札记而不明言，尚待有闲详考。

结束这篇回忆，必须征引唐德刚《胡适杂忆》119页："学历史的人当然更要说胡适之不懂现代史学，但是那目空当世的我的朋友何炳棣就硬说胡先生不世出。"

德刚与我在50年代接触频繁，但他此处对我误解了。从我这篇回忆里，很显然胡先生最后才同意我对他再三的建议——搞历史必须借镜西洋史的观点、方法、选题、综合，必须利用社会科学，有时甚至自然科学的工具。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绝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地位。

[此专忆本为"胡适之先生杂忆"，原刊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主办的《历史月刊》，第七十期。原文略有删节。]

第十七章 芝加哥大学(上)

上章 已言及，我最后一次与恩师柏莱柏诺谈话是在1954年夏天。他因感慨我返母校执教中史不无梗阻，最后突然对我说，芝加哥大学会是我安身之地，因为只有芝大才有魄力、眼光和胸襟，聘请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他话里"外国人"这个词是有意讥讽哥大俄国研究所所长GTRbinsn的，因后者言行上都不欢迎白俄学人，都坚持聘请美国的俄史专家3言下还暗示哥大东亚语文文化系主授中史的Gdrich教授也是很怕请中国学人的。此外，柏师对美国较大较好的大学的传统和作风确有极深刻的观察和体会。但我当时对柏师的预言确实认为是过于乐观，因为芝大传统中史已有两位资深教授了，都是人文学院东亚语文文化系的成员；而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主授东亚（当然包括中国）近代史的EarlHPritchard是牛津博士，两部中英关系的专刊都是刘崇铳师认为很好的著作。出我意料之外，1962年6月，柏师的预言竟被证明是那么灵验！

同年同月芝大政治系副教授邹谠立即邮赠他的巨著America，sFailureinCTuna(《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由芝大博士论文增修而成，曾获芝大出版社奖状，并曾被提名为全美每年政治历史方面最佳普利策奖金候选著作之一），另信中供给了令我深思的学术掌故：美国第一流大学传统上不聘华人为正教授，唯有芝加哥破例于1949年聘陈省身先生为数学系正教授，1962年第二度破例聘我为历史系正教授；芝大作风之异于其他著名学府于斯可见。

I芝加哥创校及其特色

在未忆述我在芝大执教最初几年内极不寻常的经历前，我觉得有必要向读者扼要一谈芝加哥创校历史及其特殊精神。

如果允许我用宗教象征式语言综述史实的话，芝加哥大学的创建代表百余年前"清教徒"精神最醇真完好的"俗世"实践。中心人物有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hnDavisnRckefeller，1839—1937)和芝大创校校长哈波（WilliamRaineyHarper,1856—1906)。几乎可与一个多世纪前英国"神童"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相比，哈波未满19岁即获得耶鲁哲学博士学位，专业是闪族（Semitic)语文，尤精希伯来文。与家境富裕、内向害羞的边沁相反，哈波自幼即勤奋攻苦，博览群书，很早就在课室教堂内外表现惊人的口才、诠释《圣经》及其他古籍的能力和行政、组织、领导、创新的才干。当时教会中人认为他是"本"世纪最罕见的"全才"绝非过誉。

最初洛氏与教会骨干人士只希望自耶鲁"夺回"哈波，以拯救复兴芝加哥原有的神学院（1856年登记为"芝加哥大学"），不期终于在教育史上，成功地实现了自平地搭建"通天塔"（TmverfBabel)的崇高理想。

正式于1892年10月1日开课的芝加哥大学自始即与众不同的是，哈波业巳一再强调大学（university)的首要任务是基本"研究"(investigatin，不久才与"research"一词混用），其次才是经常课堂的讲授;所以必须优先建立研究院，不惜重金礼聘人文及科学方面第—流的人才。未出十年，洛氏的名言——"Thebestmenmustbehad"(最佳学人必须获得）——既代表洛氏本人气魄和哈波智慧的结晶，又成为此后芝大办学的指导原则。这个指导原则充分体现于，

芝大最初的薪给。姑先以哈波本人釣耶鲁年薪为比较标准。1889年耶鲁当局下了很大决心力求久留哈波，提出破格"优厚"的待遇：除哲学系正教授年薪1600元之外，哈波此后在神学院兼课的报酬将是原薪之半，换言之，共2400元；此外耶鲁先发给哈波五年原薪的总和（共8000元，随即加到9000元）供他偿还私人出版希伯来文学刊之债及其他需要；此后赴欧研究可拿全薪。①哈波同意接受芝大之聘之后，1891年春芝大董事会通过他的年薪是6000元，此外兼任闪族语文系主任的年薪是4000元。②不久，他的正薪改为7000元，于是所有已聘待聘的正教授年薪一律都是7000元。

①ThmasWGdspeed,AHistryftheUniversityfChicag：TheFirstQuarter-Century(theUniversityfChicagPress,1916;1972reprint),p109②同上，p-129。（

，

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尾声中，如此空前的大学教授薪额是骇人听闻的;难怪应征之信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第一批"head"(主任）教授之中有最出名Wellesley女校的校长和威斯康星（Wiscnsin)州立大学校长；后者辞掉校长转至芝大充任地质系教授。最早响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仿效德国式科学教研的克拉克大学（Clark设在马萨诸塞州的Wrcester城），当时生物科学方面人才集中。哈波前往访问时会见了16位教授和研究生，一举就刳走12位。即使耶鲁也有5位著名学者接受了芝大的聘约。哈波预计创校教师总额70，不期第一学年已聘请了120位。°1892年秋开课之日，注册学生来自美国33州，15个国家，内本科学生328、研究生210、神学院学生204，全校共742。四年之内学生总数激增到1850，已超过当时学生最多的哈佛了（哈佛1889年学生总数是1688，次多的耶鲁的学生总数是1245)。②1892年10月1日开课，学生登记号码按报到先后，其中最早报到的20位研究生中有JamesWestfallThmpsn,后来成为著名中古史家，是雷海宗先生最主要的老师。1965年芝大为我创设讲座取名Thmpsn，正是为了纪念此中三代学术因缘。洛氏对芝大的捐款，从最初极谨慎而且有条件的60万元，随着哈波的豪情壮志步步增加，截至1910年，总共捐助了3500万元——这是震惊当时举世髙等教育界的一笔空前巨额。1906年哈波不幸因癌症早逝，年仅50，但其创校原则及精神得以延续。此年洛克菲勒曾作回忆："这（芝大创校）是我一生最好的投资。"芝大这种注重基本研究、不断推展知识前沿的努力，创校25年内成果已昭著于世——芝大物理系的迈克尔逊（AlbertAbrahamMichelsn，1852—1931)因测出光的速度，不但为美国赢到第一个诺贝尔奖金，他的其他实验对相对论的完成亦有所贡献。20世纪20年代芝大①初聘教授详见FrederickRudlph,TheAmericanCllegeandUniversity；AHistry(NewYrk,Knpf,1962),pp,350—351。

②Gdspeed，上引书，p189。

物理系又连出两位诺贝尔奖金得主，RbertAndrewMillikan(1923年，虽然他1921年去加州创办加州理工大学）和ArthurHCmptn(1927)，后者一生最得意的两位弟子之一是七七抗战前清华的吴有训（正之）先生。据近年芝大报道，迄今举世各科门诺贝尔奖金得主超过700之数，其中芝大教授、学生及曾在芝加哥做高深研究者共占73人之多，总数仅仅亚于英国剑桥(77)。自从诺贝尔增设经济奖金以来，获奖总共49人之中，可认为是芝大学人的已占22位。即使用最"狭义"的标准而言，最近11年内有6位诺贝尔经济奖金得主是芝大经济系、社会思想委员会、法、商两学院的"现任"教授。?

芝大在19世纪交替前后创校是高等教育史上最轰动的事，而且影响相当深远，但当时美国其他主要大学发展研究院的努力也不容忽视。最先模拟德国大学体制、倡导基本研究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可惜它的人力、财力长期无法和哈佛芝大比拟。哥伦比亚在国内外知名度极高的巴特勒（NichlasMurrayButler,1862—1947)长校43年（1902—1945)之前，业已建立"政治科学研究院"和"哲学（就是以哲学为主的人文科学）研究院"。巴氏回忆录中特别指出前者人才的集中，课程及研究的规模和水准是举国无双（peerless)的。?由于巴氏是这方面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对哥大的自我评估应该离事实真相不远。哈佛在它最著名、充任校长40年(1869—1909)的CharlesWilliamElit(1834—1924)主持之下，始终不减低本科的重要，稳健地充实各科门的实力，终于演变成组织平衡、教学研究并重的第一流学府。此外，不能不谈的是，当芝大短期内确已成为世界级专重研究的大学以后，治校政策不幸曾起过大波折。芝大于1929年聘请年仅30、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哈钛斯(RbertMaynaniHutchins)为校长，在长芝大的21年间（1929—①AllenRSandersn,"WealthfNatinsinUniversityfChicagMagazine,Dec-2001,VK94，N2，特别是p,38。

②NichlasMurrayButler,AcrsstheBusyYears，Vl丄，chVD，BuildingaUniversity，，，特别是p163。

1950)，哈氏成为美国高教最富争论性的人物。他攻击科技支配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与短见并没有大错，但他极端提倡复古（希腊经典哲学教育），轻视讥讽实用科技与职业高深训练是反潮流，反进步的。据说30年代初有某位巨富愿捐予芝大1500万元作为初步创办工学院之用，竟遭哈氏拒绝。哈氏不懂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互相补益牢不可分，使芝大长期科研教学吃了大亏。①在他当政的21年间，芝大既忽略资产及基金的经营，又不顾校区周遭社会及治安之日趋严重。经过10年的过渡与整理，直到60年代学校在崭新的领导之下，才全部恢复了创校的豪情壮志与尽力拓展知识前沿的决心。我有幸在学校"第二个黄金时代"成为芝大社团的成员，领略到它的特殊精神，做出了本分之内应做的贡献。

n学校领导对中史教研的重视

(一）增强明清史料

我不是芝大校史专家，全凭主观评估，我认为毕都、李维长校时期代表芝大校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毕都（GergeWBeadle)是1958年诺贝尔生物及医学奖金的得主，1961—1968年间充任芝大校长。李维（EdwardHLevi)是第三代芝加哥犹太宗教学术世家三弟兄之一，自青壮即献身于所热爱的芝加哥大学。他是著名的法学家，1962年由芝大法学院长改任全校总教务长（芝大历史上第一位prv。St)。1968年冬继毕都为校长，1974冬应福特总统之召就任联邦司法部长，以拯救水门事件后的司法颓局。这个"黄金时代"为期共仅14年。

我第一次与李维见面是1963年9月30晚在历史系同寅、美国①1962年夏6月，以攻治应用数学理论方面基本大课题驰名的MIT 林家翘学长告我，不应芝大重金之聘主要理由之一是芝大没有工学院。

芝大GeweWBeadle校长芝大EdwardHLevi总教务长、校长史名教授布尔斯廷（DanielBretin)家里。那年芝大10月1日秋季开课，布把庆祝生日的原桶啤酒、大型盘餐的聚会提前一晚举行。李维作了自我介绍和我握手第一句话就是："你去年6月8日结束芝大三日访问的那天早上，我本是非常想和你谈话的，争奈忙于毕业典礼，只好委托GaleJhnSn(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代为致意。"（这第一段话就极有力地证明那天Jhnsn开头对我所说的话，绝不是客套话而是实情，立时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李维没有废话，紧接就问我有什么特殊需要。（"WhatcanIdfryu,Sir?")我也马上坦白地回答："Sir，如果你愿意我栽培出第一流的博士生，那么我们的中文图书还需要加强。"事实上，芝大一向注重古代、中古研究，元代以前（大约公元后1300以前）的典籍及近代学术期刊及专著的收藏已经很好，经学及经学注释堪称全美第一（根据上月过舍小住牟润孙先生亲自视察后的评估）。但是芝大历年并未注意收藏明清两代的典籍，而明清史料（包括地方志）种类及数量都超过前代。

问题在目前大批明清原书已很难买到，已收者外，其余未收的重要档案、奏议、文集之类只好影印复制，需要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

李维马上问我需要多少钱。我暂时踌躇，他立即催问：请尽管直说。我回答：也许需要10万元。他丝毫不迟疑，马上告我："正巧，校中有一笔特别款额备我不时之需，你和同事们商讨，四星期内给我写一个备忘录。"如此诚恳、信任、慷慨、干脆，终身首遇！我兴高采烈，第二天开课日就告诉了图书馆东方部主任钱存训博士和政治系的邹谠。

大概是第一周的星期五，在系里遇见DnaldLach，他对我说："炳棣，你怎么搞的，刚来到就闯祸，图书馆（总馆长）Fussier对你好不髙兴，说你背着他直接去看Prvst，并且说芝大的中文收藏不好。"我一听非常生气，马上把9月30日晚上初见李维的经过告诉Lach，并请他转达Fussier:首先，我刚到校，开课诸事待理，既没工夫，也没义务去拜会任何同寅。李维先生如此慷慨的承诺是所有关心图书的同寅所应该庆幸的，决不该是导致别扭的缘由。再说，我把这项大好消息第一个通知的对象是图书馆东方部主任，他是Fussier的左右手，所以"技术上"（technically)我怎曾背着总馆长直接向总教务长行事呢？此外，我对李维先生说，芝大中文收藏古代部分和经学及经学注释在全美收藏中名列前茅，所不足的仅是明清两代政府诸多部门的档册等史料，种类多、数量大，而且原书很难买到，所以不得不大批影印复制。"请你跟Fussier说，我不欠他一个道歉（直译）。"Fussier通过Lach很快地向我道了歉。

我初到校，芝大最髙当局就有如此重视中史教研的表示，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

(二）拟聘杨联陞

1965年春学校最髙当局对发展中史教研做出史无前例的努力。其经过补述如下。

50年代初我最大的愿望是全凭著作，终有一日返回母校哥大长期执教，并满足一生对纽约的情结。从1952年夏初识狄百瑞，我就有这样的预感：他必会继承富路特主持东亚语言文化系。后两三年的夏天有时同他海阔天空地谈论如何戮力同心发展哥大中史教研以与哈佛等校竞争。柏莱柏诺师虽一再因哥大经济困难，中史方面无法扩充而失望，但我对前景并不悲观，因历史系韦慕廷对我具有信心、并抱有很高的希望，狄百瑞如有远见，富路特退休之际应是我返母校服务之年。极大的失望是，1960—1961年间狄百瑞完全没有和我通消息，传统中史方面自澳洲国立大学请了一位欧洲汉学家；这项决定当然是狄百瑞和富路特的共同意见。因此，当1963年韦慕廷请我次夏至哥大授暑期时，我坚持所开的两课仅仅列在政治科学学院历史系课程之中，完全与隔院的东亚语文文化系无关，聊表内心对后者的愤懑。暑期第二周狄百瑞在哥大教员俱乐部请我午餐，空气很不和谐，我坚决预言，今后事实会表明我1960—1961年之不能回哥大，哥大所将蒙受的损失会远远超过我个人情感上所蒙受的损失。未料到两周之后狄百瑞再度和我午餐。这次他对我说出真心话，1960—1961年他的观察和判断是错误的，但对内中最重要"技术性"（technical)事项的决定，自始即是明智而且"公道"的：他虽抡序应该承继（而且学校最高当局确曾一再明示）丁龙讲座，但他一直婉拒，考虑有二。（1)1902年全美这第一座汉学讲座创置之初，条件是专为发展中国研究而设，而狄本人所授思想史不限于中国，包括日本和印度，他不是全时从事于中国教研。（2)当他发觉1960—1961年决策错误之后，确曾极力设法将此丁龙讲座保留下来，希望迟早总有一天我会接受此项聘任。

狄百瑞正式邀请的信终于1965年3月上旬寄出了。事后据哥大中国文学教授夏志清先生面告，事情的经过并不简单。为了克服系内极大的阻力，狄百瑞事先不得不以丁龙讲座，分别函询剑桥DenisTwitchett教授与德国慕尼黑大学HerbertFranke教授是否有意接受。两度遭拒之后，才能在系中发动聘我的运动。那位欧洲汉学家向系中每位同仁面恳投反对票。艺术家蒋彝（仲雅）兄被他纠缠不过，最后投了一票反对。

接狄信后，即与总教务长办公室订好次日上午9时半与李维芝大历史系WilliamHMcNeill教授

先生晤谈。一到就发现毕都校长也在座。我开始立即表明无意他就,但因狄百瑞把我的访问及演讲日程已向系中宣布，礼貌上似乎还有一访纽约的必要。毕都校长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说，他作风一向民主，但今天不民主，要严格执行校长的权力，命令我取消纽约之行。他紧接着说，无论经济如何充裕的大学，也只能选择有限的若干领域作为建树真正优越（excellence)的对象；李维先生和他觉得传统中国历史已经是这些领域之一，所以更要紧的是由我建议，怎样才能把芝大中史教研真正做到举世无匹（指质不指量）。我说此事并不难，只需要从哈佛刳出杨联陞（LSYang)—人。毕都和李维同时问杨是怎样一位历史家。我说他不是一般所谓的历史家，却是一位非常渊博的汉学家，虽然他主要研究兴趣是中国经济史。杨和我二人联合的拳击力（ne-twpunch)，绝不亚于任何西方和东方著名学府中史教研方面最具代表性人物的力量。

学校最高领导既已下此决心，历史系主任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胸襟又是海阔天空，所以在系中推动聘杨所遇阻力不大。杨学历上列有"论文"104篇，内约四分之三实系书评，这点曾引起几位同仁对杨"史学"的质疑。最后长期攻治十六七世纪英国法律史的CharlesGray(其妻Hanna时为助教授，后任芝大校长）发言，回忆博士后被选为哈佛学院资浅院士junirfellw岁月，在哈佛大院内外盛传这种说法：LSYang确是哈佛燕京传统中史柱石;并谓我的评估十分公正，杨如来芝，哈佛传统中史行将垮台。就在这种气氛之下，提案（全校讲座教授universityprfessr，年薪25000元以9个月计）通过。

兹将史料价值极高的杨兄三信全部照抄，内中涉及之哈佛秘闻，若非全部附于本章 之末，恐难为今世及未来学人目为实录。

(信一）

炳棣吾兄：

多谢四月五日、六日两信。McNeill教授五日信亦收到。其中badhealth,prhealth字样既出误会，自然不当介意。唯弟之血压虽undercntrl，不欲过劳，亦是实情。芝大方面能有此种谅解，对出版（尤其是写书）方面，不加压力，具见教授关怀之至意，殊为可感！（实则若真要写书，三五年写一本，亦非难事）教书写文章 ，皆弟之本等，自然不会惜力。

McNeill教授信极诚挚，请先代致谢忱！所说芝大种种优点倶是实情，弟对此事自当加以极慎重之考虑。唯McNeill教授信中虽提及salaryandtitle，不及我兄函电之详（Univprf年薪二万五）。又一年只教两quartere，每季一演讲一研究班，共五小时，在弟亦甚合意。此外是否尚有休假办法亦所欲知。关于此数点，最好能请McNeill教授再来一信，或吾兄写一英文信，声明巳得校长或Prvst之同意亦可。此外husing,healthservice,healthandlifeinsurance,retirement,childrenseducatin乃至mvingallwances等，虽是小节，便中亦望---函示，此是重大决定，一切必须详作比较也。

我兄即任JWThmpsnPmf至为可贺。中国人在历史系得讲座者当是第一人，尤为可喜也。弟事芝大校方肯如此积极进行，不但可见最高当局之魄力，更足见对我兄之信任，弟之感激，自不待言。若照我兄之dreambig，则"四大名旦"(笔者按：除杨与我外，芝大之Creel及Kracke亦在内）合写四大本ChicagHistryfChina亦非不可能也。[丁龙讲座在富教授未退休时，已有人向弟非正式提过，弟未进行。又荷兰来顿大学戴文达（笔者按：JJDuyvendak)故去后，亦有人来问，弟辞谢而推荐何四维（笔者按：AFPHulsew,何现任教授兼汉学研究院长。]匆复即请俪安

弟联陞196448(笔者按：应为1965，误作1964)(信二)

炳棣兄：

史系通过，又承电告，极感！能得prfessinalhistrians之承认，弟亦以为荣脊，盖弟之学位，只MA为史系，PhD则两系合授。至今虽为历史系member，但不投票（史系人太多，颇不愿系预算以外之人有投票权，但弟亦不在乎，否则此亦是改正之机会）。今有芝大史系诸公许为同行，自甚欣慰也。

哈燕社下星期二三开会，至迟星期四可有消息，当即电告。可能是一专为中国（或中日两国）学人特设之讲座，如能办成，自是好事。薪水则无法争。第一哈佛目下最高只二万四（只Langer数人晚年到此数，普通讲座数年仍在二万二或以下）。第二须顾及其他同事，不可一技独秀，招人妒忌。另外则芝大方面麦主任函只提及salaryandtitle，未明言数目，正式聘函未到，亦不能讲价也。此外可能向学校要求者，一两年内囯史方面（早期）另加一年轻人（助教授至副教授级），此事弟在今年二月曾与海陶玮（笔者按：JamesRHightwer，哈燕中国文学史教授）、费正清谈过，写过mem，此时推动，当然希望较大。今曰费公来谈，谓弟若去则对哈佛为disaster，此亦实情，但渠亦谓此是请求学校当局对中国历史多加注意之良好机会，盖非有外间之重金礼聘，无crisis，各系俱要发展，校长教务长不易决定先后也。先再布谢，即请俪安

弟联陞1965422

{信三）

炳棣吾兄：-

昨晚得哈燕社长PrfJhnPelzel电话，即向尊府通电，适我兄外出散步，即将通过讲座事告知景洛嫂。弟不惯打长途电话，措辞简短，对我兄感激之意，恐未充分表达，殊觉抱歉！

星期一deBaiy亦有信来，措辞委婉，谓初以为弟绝不会考虑，故丁龙讲座事未早提出，今又经富教授、房氏夫妇及委员会中人催促，特写此信问明究竟有无考虑可能，如有意请打电话等等。信中有一句云Asamatterffact，wednthaveanytherimmediateprspectfastaturetmakehimwrthyfthischair。实则弟意论学问兆楹先生可以当之而有余，只是目下为《明代名人传》编辑事务所羁绊，不能教书而巳（房先生虽有教授名义，似只为三年聘约）。附上致Baiy信稿一份，亦请转示Pn>fMcNeill，兼表谢忱！此信中未便提及其他candidate(有余英时前车之鉴），我兄有意放此一炮否（自然时机亦甚重要）？

此次海陶玮于得见麦教授信后，即去找DeanFni,大家反应甚快，对弟之心理上负担大为减轻（兄可想像，如果哈佛以冷淡出之，非等芝加哥正式信来不肯有所动作，对弟心理上会有多大影响）。是以既得特别创设讲座之名，即不能再争薪水(教务长答应慢慢加）（丁龙讲座仍是18500亦非太高）。在此驾轻就熟，对弟懒人比较相宜。至于我兄此次特别帮忙，则知者已多（杨绍震先生亦有信来）。外边若无重金礼聘，哈佛反应决不如此之速（如果反正不肯走，他们乐得不动），此亦人人所知，此一段因缘，即此已成佳话，我兄亦可自慰矣！

匆请

俪安

弟联陞1965428

本人这部长篇学术回忆书名中"读史"既与"阅世"并列，原则上两部分的分量应该相应。但因"阅世"往往发现人性不尽淳良的一面，所以事实上尽力少谈。三思之后我觉得杨信中对房兆楹过分的推重似有加以评估之必要。按：笔者自1952年夏即与房兆楹、杜联喆夫妇经常接触，而且研究两淮盐商的动机是与杜的"商籍"短稿有关。我对他们清代史料之熟悉是一向钦佩的。但久而久之发现房兆楹一向是专捧"洋人"，对华裔学人评按照例非常刻薄。他对20岁毕业于燕京数学系一事十分自豪。华人中他只捧两个人，前辈中的胡适和同辈中的杨联陞。这本无可厚非。1965年8月在伊利诺州立大学开一小型明史研讨会，大家轮流做主席。房充主席时对邓嗣禹论明太祖一文极尽挖苦之能事。在15分钟饮茶时我对房说，何以对魏特夫（Wittfgel)及其他西人汉学家从来一贯恭维，而对燕京老同学却如此刻薄地讥刺？不料茶后开场白中房把我的话全部加重地讲出。午餐前狄百瑞把我拉到墙边耳语，说房茶后致开场白时，他（狄）觉得羞到无可藏身，房虽熟于明清传记拟聘杨联陞事，外界知者极少。杨绍展当时在伊州大学访问，春假来芝，在舍间做客一周，才得与闻的。

史料，但毫无观念化"cnceptualize"的能力。狄氏评语对杨予房的过誉至少应有"制衡"的力量。房在ArthurWHummel的Eminent ChineseftheCh，ingPerid里雍正传结论谓雍正确系夺嫡，是因他一生研究中最引以自豪论文之一，是中共胜利前夕、1948年北大最后一期人文学报中的满洲"分家子与未分家子"一文。按照满洲入关前的旧惯俗，财产及其他都由幼子，即仍与父母同居的儿子，"未分家子"承继。雍正业已封为雍亲王、自建雍邸就已是"分家子"了，而康熙钟爱的第十四子是"未分家子"，这是雍正夺嫡的最主要论据。我在芝大明清史课中不时谈及史学方法，无不言及房氏之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决不可取法。因康熙早在1675年即立第二子胤扔为皇太子，就已经放弃部落旧俗，不得不适应多民族统一帝国的皇位承继传统。1965年夏充任"学生记录员"的吴秀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无怀疑，直到70年代他完成对雍正的重要研究时，才充分了解房兆楹夺嫡结论的谬误。多年后反思，我1965年夏对房的直言，心中并无遗憾，但对60年代另一次在哥大附近午餐时，因同类事对房当面声色倶厉的指责，就深觉未免太过分了。这类事都出于我个性上最大的缺陷，也是我一生遭人嫉恨最大的根由。但在此书中除自咎外，我深觉仍有赍任为读者留下一点对二战前后华人学术"买办"的观察与感想。

1965年春之后，杨联陞和我之间的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虽本有清华的旧谊，但前此关系上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例如I960年夏，正在哈佛访问，声誉鹊起的音韵学家董同龢学长，一天晚上在康桥告我："今天老杨在办公室很不对劲，把你的人口史大作翻来翻去，始终读不下去，很烦躁。"杨兄素以书评闻名于西方及日本汉学界，又往往私下自责某某友好近著迟迟未暇撰评为憾。

一般都认为杨应是我人口史书的理想权威撰评人，而这篇书评终学报》刊出。联陞已获哈燕讲座头衔后致我信中所云："朋友之间亦有缘分，谁能帮谁多少忙，可能亦有前定。"主要似即反省此事。1965年春之后我们二人关系与前大不相同。他本是极好强之人，即使在围棋和麻将桌上亦无不如此。可是1965年初夏在他家里出乎意料坦白地对我说："你是历史家，我是汉学家。什么是汉学家，是开杂货铺的。"我立即响应："可是你这杂货铺主人的货源确实充足，连像我这样傲慢（故意用此形容词）的历史家有时还非向你买货不可。"我这几句话确实给了他相当的安慰。他又向我提出两项"劝告"：不应该专搞明清，一定要开始作前代的较大课题，以求达到既"博"又"通"的地步；避免系务和委员会的工作，专心搞自己的学问。这两项建议我不但都接受了，而且都付诸实践。实践第一建议，几十年间可谓结实累累；实践第二建议，却最终导致出芝大中史教研方面的失望和"灾难"。后者将于下章 略述其要。

聘杨之议虽未能实现，但芝大的胸襟和气魄却在哈佛相关部门起了震撼的作用。

in国际规模的中国研讨会

毕都、李维长校的14年之所以在我心目中成为芝大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绝不限于他们对中国史的重视与支持。学校很多方面都呈现勃勃的生气。这种生气部分地表现于几位"副校长"职位的创设。其中一位负责宣传、协助募款的副校长CharlesUDaly，年富力强，原是肯尼迪竞选总统得力助手之一，办事讲效率、有魄力。学校决定创建"CenterfrPlicyStudy"(政策研究中心），以他为主任，负责行政，任命我与邹谠为创业成员，草拟全年研讨中国的具体计划。我们决定于1966年3月举行第一次中国研讨月会，以后平均每月一次研讨会，多由校外专家主持，然后于1967年初举行长达10天的大型国际中国问题研讨会。研讨会重心有二：《前编》专论中共的政治体制及中国的历史传统，主要论文13篇，连同每篇论文评论者的评语，最后以两册的形式，由芝加哥大学于1968年刊印问世;《后编》专论中共的国际问题，另刊成册，三册合名a/mn(《危机中的中国》）。此书问世之后，引起国际读者广泛注意，不久即由芝大出版社重印供应。我与邹谠主编《前编》，《后编》由邹一人任主编，全书的"成功"是与我们慎重考虑撰文人选分不开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投人充足的经费，使我们筹划时能聘请最佳的论文撰稿人及每篇论文的评论者（人数有时多至三四人）。专文撰者稿酬1000美元，这是前此罕见的高酬，即使评论者每人亦有300元的稿酬。所有与会者的往返机票、住宿、膳食均由芝大供给，会期间每日下午5时，芝大的学术活动中心的酒吧间就巳开放，晚餐或在中心，或两三辆大专车载满客人驶往芝市南郊上好下江口味的"龙园"举行宴会。膳食之佳远胜哈佛及耶鲁的教员俱乐部，只有已经停业私营的普林斯顿旅舍可以比拟。空前大雪之后全市冰封的会期10日之中，居然有几位论文及专评撰者夫人自费来芝大做客，不仅使会议增辉，也使我对芝大待客标准感到自

全部论文由我开头，撰写一篇整合古今，指出中国历史上最富现实意义的遗产，既可自成单位，又可充大会参考。晚清部分当然要请费正清主撰，不料他很快就回信婉谢邀请，这使邹谠和我不得不马上改请刘广京负责。更不料三几天内费正清又有信来，表示愿意参加芝大的中国会议，但因人选已定，无法改回。当时我们的感觉是，哈佛对芝大如此规模的中国会议及其出版计划似乎不无嫉妒。第三篇由哥大韦慕廷主撰民国军阀内战及北伐这段历史(结果是一篇非常精彩、井井有序的长篇分析），继之以邹谠承上启册13篇论文的写撰人皆一时之选，诸篇论文的评论者也是严格甄选的。例如为讨论韦文，会议从万里之外请马来西亚"国宝"级史家王赓武教授为评论人之一，果然他能从伦敦大学博士论文（"五代割据到北宋一统"）的基础上，撰出一篇有关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千年）政治军事分合主要动力的精彩分析，与韦文可谓相得益彰。为讨论我论中国历史遗产一文，会议也不吝旅费从德国慕尼黑大学请来HerbertFmnke教授。计为期10日的两组会议，与会学人不下70，来自美国各地和四大洲，这是研讨近现代中国前此未有的盛况。

我从五个观点分析中国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遗产。

(一）疆域及民族

历朝历代的中国是大体仅指所谓的内地18省。汉、唐盛世疆域虽西向延伸到中亚，蒙元帝国幅员之辽阔虽为世界史上所仅见，但皆不能维持长久。事实上，中国的北疆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夕卜，东北（满洲）、内蒙、外蒙、青海、宁夏、新疆、西康、西藏与内地18省连结成为行政上整体的多民族国家，是有清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不懈努力经营的结果。不久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为帝俄所鲸吞，外蒙1946年宣布独立，但今日中国仍是次于俄国、略次于加拿大、拥有世界第三最大疆域的多民族国家，不得不说是"满清"盛世之赐。

另一不可忽视的是清代，尤以雍正朝，西南各省的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否则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很难以川、滇、黔、桂诸省作为抗日战争的西南大后方。

(二）人口

传统中国官方的人口总数，即使在汉唐盛世也未超过6000万。据个人20世纪50年代的长期研究，近千年来中国的粮食生产实较欧洲为优越。北宋初叶起，早熟较耐旱的占城稻种的传播和占城与土生稻种不断的交配，把水稻种植的前沿自水源充足的平原谷地持续地向丘陵地带拓展。稻的早熟大有裨于单位田地的复种。稻作面积的扩大与稻米生产的激增，再结合北宋末期官方登记的户数，使我敢于推断公元1100年左右，全部中国的人口在人类史上首度超过1亿。如果我们称自北宋初叶以降主要由早稻的传播和增产，构成我国近千年来第一个长期农业生产革命的话，那么自16世纪前半新大陆农作物——花生、玉蜀黍、番薯、马铃薯——400余年来对沙地、瘠壤、不能灌溉的丘陵，甚至干旱高寒的山区的开发和利用，便构成了本文著者所谓的第二个农业生产革命（中国年产番薯1亿吨以上，占世界总产量的80%,近十余年花生生产遥遥领先世界，玉蜀黍生产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马铃薯生产仅次于昔日的苏联，与今日的俄国不相伯仲）。较农业生产更重要的是清代康、雍、乾初是"轻徭薄赋"、鸡犬相闻的太平盛世，全国人口开始"爆炸"，大约1750年已达25亿，1800年已逾3亿，道光末年(1850)更达43亿的高峰。经过一个世纪的内战和外患，1953年中共普査人口总数为583亿（台湾未计在内），增加355%，年均增加率仅为03%。然而中共建国以来，人口增长迅速，本文撰写时估计的人口已迫近7亿。这个居东亚大陆中心，东向太平洋，拥有960万方公里（380万方英里）和几乎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生"泱泱大国，无疑是世界政治上最被注意的对象之一。

(三）传统政治文化

从意识和实践方面着眼，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有以下主要特征。

(1)政治意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成形于秦，自西汉始曰趋稳定，影响后代至深且巨。西汉自武帝（前140—前87)登基以后，正式宣布以儒家学说为正统政治意识，施行儒家"德化"的政治和社会教育的原则。然而实际上西汉的政治及法律体系是完全承袭秦代的，而秦之所以能用武力征服六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因为累世实行法家商鞅（主持变法，前356—前338)的政策。西汉开国最初60年间之所以能实践黄老无为而治，自由"放任"的政策，武帝登基之后之所以能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德化"的原则，正是因为政治法律体系始终是上承商、韩，重刑寡恩、职守严明的法家传统。关于西汉政治意识及运作中，儒法两家的相对重要性，从汉宣帝（前73—前49)对崇信儒家的太子的对话中可以得到最权威的论断。《汉书元帝纪》有以下的记事记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从宣帝深刻坦切的思辨中，我们可以确知西汉政制是内法外儒的，儒家部分的作用是缘饰法家的严酷。汉元帝朝开始，儒臣当政者越来越多，法律亦逐步"儒家化"。儒臣的既得利益既然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当然随之增加。南北朝、隋唐佛教与道教对政治及社会虽有巨大影响，但在基本政治意识上并无新的贡献，儒家仍居正统地位。先秦儒家如孔子和孟子阐发君臣（包括大多数的平民）之间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孟子甚至主张人君如行暴政不体恤人民，人民可以"革命"。两宋理学家如二程和朱熹及史家、政论家如司马光等致力于加强单向"尊君"的理论，几乎否定了人民因正义而抗上起事的权利。难怪自元代起程、朱的新儒学成了儒学的正统，更受清代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的推崇。雍正是历代帝王中最坦白宣扬孔子（事实上是通过程朱诠释后的孔子）对专制皇朝的功用的。试读他1727年7月的上谕：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九，页20下至21上。）足见儒家思想虽对专制的政治意识多少有些缘饰和纾弛的作用，它究竟是帝王大有用的工具，不是帝王真正有效的师傅。

(2)皇权源自军力，尽管传统中国以"偃武修文"为治国之本，汗国后-俟秩序安定，例以文官治国，军队仅尽其内地和边疆驻防的责任；但是最后分析起来，朝代的盛衰与中央是否能长期有效地控制兵力有密切关系；每次朝代的更替更是取决于军权重心的转移或内战的胜负,：自部分理想化的上古三代，尤其自秦汉帝国的建立，直到上世纪中叶，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并无任何例外」毛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反映他对中国历史极其深刻的了解。国家政权既与军权牢不可分，政治体制的形式和运作自然是倾向威权主义（authritarianism)或专制主义的。

(3)皇帝与国家。中国"国家"的词源最好的诠释是《孟子，离娄下》："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宗子）。"孟子（前371—前289)生值宗法社会临近崩溃之际，但从中国政治文化的观点看，上引之语是超时代的，既渊源于西周封建宗法全盛的时代，又适用于大一统专制帝国形成之后的两千余年，因为从宗法制度800余年演变的全部过程看，秦汉的皇帝可以认为是全华夏世界里硕果仅存的超特级"宗子"了。中国历史上的"国"是与"家"分不开的（西方则大大不然〉。中国历代之"国"，在一定意义之下，是皇"家"所有的。汉高祖大朝群臣为太上皇祝寿时戏言以天下为产业，大臣们不但不以为异，反而皆呼"万岁大笑为乐"。迟至明太祖（1368—1398)，祭祖时以天下《赋役黄册》与鱼肉谷蔬并陈。难怪历代人民心目中都以汉、唐、宋、明为刘、李、赵、朱私家的天下:>即使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袁家天下虽未实现，蒋家天下却在台湾传了第二代。

西汉大一统郡县制帝国创立之后，皇帝制度有进一步向专制集权演化的需要二因为周代封建社会中与周王共享天下的很多阶层的贵族都已消灭，皇帝之下，只有平民；平民之中虽可产生文武官吏，但官吏已不具封建时代卿、大夫、士的尊严，已完全是皇帝的臣仆。"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或"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这不过是专制深刻化的表现之一。此外，自高祖起，皇帝的"神化"工作即开始进行；皇帝以至后妃都立庙祭祀;文、景、武、昭、宣、元诸帝生时即为自己立庙。至元帝"毁庙"以前，首都长安及郡国皇帝、后妃、太子庙数目远逾300，"总计每岁的祭祀，上食24455份，用卫士45129人，祝宰乐人12147人。皇帝皇室的神化可谓达于极点！"（雷海宗，"中国的元首"，《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香港：龙门书店，1968，影印1940商务版，页115)汉元帝以降，皇帝庙制虽大事简化，但皇帝的半神性已深植于庶民深层意识之中，近千年来平民俗称皇帝为"万岁爷"、"真龙天子"、"真命天子"等等就是这种意识的反映。20世纪风云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用尽各种方法培植个人崇拜确是渊源有自的。

(4)皇权缺乏有效的制度制裁。传统中国向以高度发展的文官制度治理国家，经常情况之下，政府事务遵循成例，深受儒家教育的皇帝也能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但问题在历史上不时出现才具非凡、欲望多、野心大、意志强的皇帝，正是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况下，全部政制的理论与运作才暴露出最基本的缺陷——皇帝缺乏任何有效的制度和法律的制裁。如汉武帝任命一系列"酷吏"，屡兴大狱，其中杜周之言，坦率道出皇帝高于法律之已成惯例。《史记，酷吏列传》：

……[杜]周为廷尉，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集解》：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杜周之言之所以重要，不仅限于汉武一朝的情形，更在反映所有以后朝代皇权与法制的关系：平时中央及地方政府虽遵循法律原则和行政成规，但皇帝拥有颁布新法令的权力，不受任何制度的约限。

:(5)专制政制与内阁。不消说，专制的君主很少能长期容忍有效决策的内阁的。这正说明何以汉武帝晚年指派少数宠臣非正式组成"内廷"，以绕过并削弱以丞相为首、御史大夫为辅的内阁。西汉以后，"内廷"照例由外戚，尤其是宦官所把持，祸害以东汉、唐、明为最烈。此外，自东汉开国起，另一削弱内阁权力的办法是把丞相一职分由司徒、司空、司马"三公"分掌，于是化首相制为委员会制。唐代组成庞大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宰相衙门"本身就是相互制衡的机构。清代最上轨道，无内廷之设。皇帝决策的最高顾问是由四至六位大学士所组成的"委员会"。雍正（1723—1735)创置军机处以处理机要之后，大学士经常处理一般政务。分析起来二者都不是决策的内阁，而是皇帝最高的"顾问"委员会。中共的意识形态及空前组织的能力虽是新酒，但这新酒却是装在两千多年的威权主义的旧瓶之中的。

(四）社会及教育

虽然在政治方面，儒家与法家结合之后一贯充任专制帝王的仆从和工具，可是在社会和教育方面，孔子一向是"王者师"。他社会理论的重心是"礼"，其功用在维护当时金字塔式不平等的阶级制度。"礼"的本质和功用尽管如此保守，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伟大思想家原因之一是：在维护封建秩序的同时，提出了长期有效的改革方案"有教无类"。换言之，不论生在贵族或平民的家庭，原则上人人应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如此，则才智操守俱备之人理应充当统治阶级的成员，知行平庸之辈，无论其原来家世如何高贵，皆应属于被统治阶级。两汉的荐举和雏形的考试制，太学和郡国学校，隋唐以降的科举考试和地方学校制度，无一不代表孔子"有教无类"主张的逐步实现。我在1962年问世的TheLadderfS匿ssinImperialChina,1368-1911(《明清社会史论》）书中，以尽可能大量多样的资料证明自有宋建国以降的1000年内，至少在明清两代五个半世纪之中，从科举的阶梯登进的平民的百分比之高，是工业革命以前的任何国家和社会所无法比拟的。，根据中共建国初期的报道，在极度艰苦的状况下，农村大规模兴办小学，不少工农子女已能考进大学等等，本文本节做出过于乐观的预测——中共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实现普及教育，并大跨步地实践"有教无类"的ft良传统；在探索中共全国规模的学习与自我检讨运动，与儒家通过教育以改善社会环境理论的历史联系时，情感上也极力避免把中共的动机往坏的方面想。

(五）经济

本节讨论中共所承受的经济遗产仅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

(1)人口"过剩"与贫穷。人口过剩和普遍贫穷的主因，是近千年来中国农业生产有长足的进展和清代康、雍、乾期间有利民生的财政和赋役的改革，造成了人口的爆炸。在生产技术停滞的状况下，空前的人口压力，加上地方官吏的勒索，引起一系列大规模的叛乱和内战，使得一般人民生活水准持续下降。

(2)全国逐渐成为经济实体。有利于中共经济建设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在明清五个半世纪之中，自然及经济条件迥异的几大区域渐渐形成了一个经济实体（entity；)。主要的成因是商业长期的发展和大规模超省际的移民。这方面最佳的"指数"（index)是我从3000多种方志梳理出来的大量有关地缘组织的资料。例如汉口，至"满清"开国时即已有不少来自外省诸郡邑商人来汉口长期营业，建立会馆或公所。至晚清民初，此类会馆及公所有记载可凭者已接近200之数，失记载者尚不知凡几。方志综述汉口五方杂处，"居民半属客籍"；各省邑客商在汉口长期经营势必与汉口当地社会及经济发生密切的关系，大有助于畛域小群观念的消融。再如四川的重庆，早期原有的"八省会馆"，自始即与土著的公所行会既竞争，又不得不求共存共荣之道，以致七七抗战期间，根据国民政府社会部的实地调查，"八省同乡早已与四川土著同化，通婚结好，共营商业，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居然土著了"。（以上俱根据拙著《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版，页112—113)明清两代通都大邑之中源自各省邑商人的活动，和总数超逾千万非商业性的超省际移民与各地土著的长期接触，无不有助于大群（民族国家）意识的勃兴和社会经济的整合。虽然经过百年空前的内忧外患，中共所承袭的中国至少已可认为是一个大的经济和意识的实体。

(3)由官僚资本到集体经济。最直接有利于中共经济政策之形成的是，国民政府北伐后官僚资本力量的迅速增强。南京政府1928年成立中央银行，通过管理货币、发行公债等手段，未数年即对私人银行及江南新式轻工业取得有效的控制。七七抗战前后国民政府更建立了一系列金融、交通、运输、工矿企业。这个具有近代知识的雏形官僚资本主义，正好为中共计划中的集体经济体制奠下一定的基础。

我为这篇文章 事先聘请了三位评论人：耶鲁大学的莱特（Au-thurWright)，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佛朗克（HerbertFranke)和美国宾州大学以精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闻名于世的卜德（DerkBdde)教授。卜氏目睹中共解放北京，其《北京日记》尤为中国学界人士所重视。不知何以1966年6月我的文稿撰就之后，竟平添了第四位评论人：芝大文学院东亚语文文化系资深教授顾雅里，而Daly事前并未与我商讨。猜想中顾雅里倚老卖老，强力向Daly施压，坚决要对我的论文严加批判。照章 会议每篇主要论文之后所有评论员的文字都称为"cmments"(评案），唯顾文自称"SupplementaiyNtes"(补充札记）。"补充"既已暗示在他心目中我的论文的"不足"或"不当"，否则何必特别标示"补充"。顾氏为人傲慢，辞色之间不时有鲁莽令人难堪之处，这是我未到芝大之前早巳有所耳闻的。他的著作我大体都曾披读过，觉得他为文往往喋喋不休而思路大皆有欠平衡。到芝大后最使我不平的是，他对美国博士生的劝告是，读了第二年文言中文之后，即可不再读中文，可以不重视近现代中国学人的著述了，只要学习认读两周金文就够了。而事实上他每年都自研究费中取出一小部分，让华籍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如许倬云、陶天翼、赵林等等替他把《古史辨》中若干篇论文作英文（或中、英文混）的提要。使我更诧异的是，他在系会之中（我名义上也是东亚语文系的成员，有权投票），竟不止一次地自招虽"通"两周金文，但读近现代中国学人的论著，甚至速读中文报纸，尚不无困难。自招的原因是为"保护"专攻宋代经济史的RbertHartwell；Hartwell所授课程之一是第二年中文，他的国语很差，引起学生的不满，终于因此在芝大未能取得永久聘约，转到宾州大学去教中国史了。

几年来我表面上力求与顾做到互不侵犯，这次他既先挑辟，我就不得不准备反击了。

顾雅里大肆表现他对西周政治思想中心的天命论的专识之后，对我文章 主要有四点指摘，分述如下。

(1)他说我的论文很大部分只讲"militarism"(军事主义）和"au-tcmcy"(专制），这就失去研讨中国历史的轻重比例。我指出我全文论军事因素只限于一段（paragraph)，而且在这短短的一段中已不止一次地说明，较成功的朝代无不以军队控制于文官体制之中，因此传统中国是以文治闻名于世的。我进而细查顾氏拒绝承认军力是决定朝代更替的根本因素的学术根据，原来是杨联陞兄论国史上朝代更替外形或模式（cnflgumtin)的文章 。大意是自汉至宋这I100年间朝代更替的形式都是禅位（abdicatin);照例新朝第一皇帝之父业已权倾前朝，以致前朝末帝只好禅位于这位权臣之子或孙。如汉献帝因曹操久已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不得不禅位于魏文帝曹丕。曹魏军权转移到司马懿之手以后，曹氏末帝遂不得不禅位于司马懿之孙，晋武帝司马炎了。杨文研究朝代更替的表面形式是说得通的，而顾氏把表面现象认作历史真实是太轻心而极错误的。我在"附录"（Addendum)回答四位评论人时，重新肯定自两汉至毛泽东，朝代更替，无一不是取决于军权重心的转移或内战的胜负。

(2)顾氏对我文第二个指摘是忽略"publicpinin"(公众舆论）在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他征引了好几位学人，包括李约瑟，公众舆论往往使皇帝不得不考虑民意，皇权于是受到相当的约制。很明显，这种看法只是根据对传统儒家影响过分理想化的老生常谈；事实上，东汉察举孝廉、魏晋以降九品中正之类制度所根据的舆论，是既得利益阶级、士族之间的舆论，绝不是一般平民的舆论。佛朗克评案中强调指出，从传统中国大量多样史料之中，简直无法发现什么是人民大众真实的意愿和舆论。顾氏又引李约瑟为助，提出传统中国自古即以其独特的御史谏官制度闻名于世，甚至相信这种制度是皇权的相当有效的约制。关于此点，佛朗克再度与我同意，御史制度的实际功能无疑义是被书生夸大的。Charles0Huck-

er芝大博士论文明代御史制度的研究中，具体举出数例说明御史制度往往成为权臣攻击政敌的有用"工具"。部分地由于当时所知实例数量不足，部分地由于对中共不愿遽下推断，我文中没有提出毛泽东"言者不罪"的承诺实际上是为"引蛇出洞"的，古今国史上哪曾有过对专制政体真有制约功用的"公众舆论"！？

(3)与以上息息相关的指摘，是我论文中忽视了传统中国"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长期享有"independence"(独立），意思是独立的尊严和风骨。我觉得这问题无须详答，《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中国祖型的"士"既然非靠官职俸禄才能赡养身家，真正的"独立"何从谈起！两千年后像《儒林外史》那样深刻现实的社会小说，还不依然反映各W类型的"知识分子"仍不得不以科举仕进为晋身之阶和养命之源吗？

(4)最使我吃惊的是顾在文章 里一再提及，中国古今社会一贯富于社会各阶层间上、下向纵的流动（verticalmbility)；因为这不啻反映他自己对魏晋以降的九品中正制及南北朝和隋唐间社会门第制度的全然不晓。因此我在"附录"中较详地总结当代中、日学人对魏、晋、南北朝社会阶层秩序半"凝结"状态研究的成果和数据，并强调指出宋代建国以来的千年的社会流动量，是与建国以前的千年不可同日而语的。我根据自己和其他学人大量多样统计数字的严肃，与顾氏按语的过猛轻心，适成一鲜明的对照。

但我更有力的拳击留到最后。结束谈话时，我说作为这次中国研讨会主筹者之一，我虽无能力规劝顾教授稍稍修正一下他把汉髙祖和曾国藩作为"peasant"农民出身之欠妥，但有义务替顾教授纠正引用书目中一个1000年的错误：《西汉会要》的编辑者是北宋初年的王溥，不是健在的、为台北世界书局大批翻印古代史籍而坚持自居"主编"名义的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家骆。这个结束语引起全部与会者和旁听者的震撼。[近年校读书稿才迟迟发现我1967年初记忆有误:《西汉会要》的编纂者是南宋晚年的徐天麟。顾雅里年代上的错误，不是1000年，而是700年。]

当晚深雪仍半封路，大家驶车赴西南郊龙园晚宴。我上车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忽然顾雅里上来马上就坐在我右边，嬉皮笑脸地告我，30年前有一金发女郎上他中国上古史的班，他一见就下决心，非娶她为妻不可。她果然就是清秀文雅的LrraineCreel夫人。人生方面，我又上了一课:有人挑战，必须应战；否则作为一个华籍学人是不易受到人家尊敬的。

#

筹划期间，邹谠和我决定请王赓武和徐道邻为韦慕廷军阀与北伐论文的评论人。徐的父亲徐树铮（1880—1930)是安福系的怪杰。徐本人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政务处长。会后于1967年2月11日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有信（见下）致我，内中"先生辩才无碍，游刃群雄间"就是指这次会议上我对四位评论人，尤其是对顾雅里的答辩。

第十八章 芝加哥大学(中)

前章 略述芝大创校精神，特别凸现毕都、李维长校期间发展中史教研的气魄，本章 的回忆就可仍以研撰的时序为经，其他相关学术和人事等等为纬了。

I课程的设计

1963年10月开课时，除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以外，我是在舒畅的心情下精心设计所授的课程的。麦克尼尔长系，作出毅然决然的决定：为促进系中同仁研究写作的便利，每人每年只讲课两季，每季只开两课，一门是演讲的课，一门是专为研究生设的断代或专题的研究班（seminarh演讲课每周3小时，研究班2小时，每周教书不过5个小时而已。我在UBC教书15年，最自认为满意的课是中国通史；可是初到芝加哥不便"侵犯"顾、柯两位上、中古断代的课，只好开讲明清两代的历史。此课除开头必要的叙事外，分别从政治制度、疆域变迁、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各方面试作"专刊"式（mngraphk的分析讨论。随时对学生（极大多数都是研究生）评介主要史料和近人著述，尤其是介绍我自己的见解和论断；但鼓励学生发问、自由讨论。

研究班是相当精心设计的。主要目的在训练学生阅读和运用丰富多样的明清史料。开头就对学生强调声明：研究明清史决不能以《明史》、王圻《续文献通考》、《清史稿》为原始史料，必须随时与更原始的史料相核对。姑举一例：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对明洪武间《鱼鳞图册》的综述是《明史食货志》之所本，影响极大，但必须与黄佐的《南靡志》和《明太祖实录》核对，才能判断前者是错误的，才能正确了解明初全国土地从未曾由南京国子监生"履亩丈量"过。即使《明史》的传记，明代嘉靖（1522—1566)以前的传记必须与焦竑的《[国朝]献征录》里的碑传校对；清代人物必须先査阅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及其他传记大系如《碑传集》、《碑传集补》等。明代的《进士登科录》、晚明及清初的《进士三代履历》和晚清的《进士同年齿录》这类最原始、精确，表明统治阶级家世背景、社会成分的大量史料，其质和量是远非西欧任何国家和社会现存类似史料之所能比拟。这类齿录的格式、各种专词，以及中式进士祖上三代所受各种"封"、"赠"、"授"的荣衔如何解读，三代祖先本来身份如何复原，无一不需在班上实习。此外，我在研究班上还特别训练学生如何使用地方志和家谱。这个研究班在当时是很有特色的。除在芝大外，1967年全夏我曾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开过一次，受益学生之一是每周自史丹福开车来参加的SusanMannJnes，即后来的史金诺夫人，1999一2000年美国亚洲学会会长。

此外，我必须讲授为本科学生原设已经多年的"中国文化导论"的第三部分。此课每年秋季由文学院的顾雅里讲授上古，冬季由柯睿格讲授自汉至宋末部分，我每年春季负责明清及现代部分。为了稍稍弥补蒙元这段，制度上的基本专词我事先已作了准备，请教过哈佛的柯立夫（FrancisWCleaves)，70年代初又受益于萧启庆。明初至中共这六个世纪，讲材与为研究生所开的明清史类似，较简略，但更勇于作宏观的论析。聪敏的学生从此课中能领略出三位教授讲课重点和风格的不同。一方面由于个人研究兴趣越来越趋向古代，一方面由于顾雅里几年之内行将退休，我从60年代末即开始准备，把为研究生所设的明清史扩大为两学期讲完的中国通史。这门较高水平的中国通史自哪年开始讲授，课程名称是否正式改过已记不清了。所能记得的是70年代有几位香港来芝大本科及研究院专攻经济的学生选过此课，不但成缋很好，而且和我结下长期学术和私人交谊。内中有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鼎鸣博士、港大经济系的陆炎辉教授和近年来芝大最重要的校董之一，袁天凡博士。当2000年1月16日晚以香港中大逸夫书院杰出访问学人身份，受袁在丽晶轩豪华款待、回忆芝大往事时，我半严肃、半开玩笑地问他：Fmncis,我实在记不清当年分数上我是否有对你不公平之处。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没有，我拿了"A"，很自豪，总记得你讲书有你自己的系统。正是由于袁在饭桌上的敦劝，我决定写撰芝大回忆之部时应自毕都、李维办学的非凡气魄谈起。

n研撰(上）：一再出入明清史的门槛在芝大的头四五年里，研撰的大方向很难决定。原因很多，主要是一时无心也无法脱离明清。早在1958年还在UBC，明清人口史论尚未问世的时候，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普立本（EdwinGPulley-blank)函告荷兰莱顿著名出版公司Brill，准备仿照其原有的"东方"(rient)分期多册社会经济史之例，筹划出版一系列中国社会经济史丛书，邀请我主撰明清专册，普本人将负责隋唐专册，我立即应允。1960年夏赴莫斯科之前过访剑桥时当面重行"肯定"。但不久普的研究兴趣由唐史转到语言，此事从此就无下文了。

今日反思，芝大最初几年的写作动机多半是"被动"的。例如巴黎大学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白乐日（EBalazs)教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之后，我被邀请撰写一篇有关宋史的文章 以备白氏宋史纪念论文集之用。1964年一个月内很快就撰就宋金总人口的估计一文寄往巴黎。此文与一般宋史专家的研究方法不同，是从研究女真人侵华北以前部族原有的人口普査制度入手的。女真开始强大侵宋前夕，全部族的基本组织单位是由300户构成的"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每一谋克不仅包括服兵役的壮丁，而且包括所有男女老幼和本户的产业。忆及1937年七七战事爆发前夕，在北平清华读了孟森（心史）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八旗制度考实"长文，获益良多，深佩心史先生的卓识：八旗不仅是军事组织，而是满洲整个部族国家的组织。不期1964年我很快就得到类似的结论：金代女真的"猛安谋克"不单是军事组织，实际上是女真整个部族国家的组织，而且是满洲八旗制度的祖型。二者唯一的不同是：谋克以"户"为单位，八旗以"壮丁"为单位，但事实上300壮丁与300户几乎是一事之两面，没有根本的不同。当时使我诧异的是，日本学人研究女真及满洲制度者颇不乏人，而竟无人先心史先生和我这样明白地指出"猛安谋克"和八旗制度的真正性质。此处我有必要插入一项珍贵的回忆。1968年初赴新加坡过台北与核穆先生生平仅有的一次学术谈话中，涉及女真"猛安，谋克"实系满洲八旗之祖型，但有上述技术性的单位区别时，他马上打断我的话，指出："这点很重要，你是第一个明白讲出来的。"从这个看来近似专狭的按语，我立即体会到宾四先生一生读书治学的特殊用心、一丝不苟的积习和远超常人的悟性。

按：自日本老辈史家加藤繁以降，日本及中、西宋史专家无不认为两宋户口数字之中，户数大致可备参考，而口数大大偏低，不可凭信。拙文自不同思路提出金代三次普査治下全区人口皆遵循猛安，谋克旧制，包括每户男女老幼。普査结果如下：年份户数口数

1187 ,6789499 44705086

,1195 7223400 48490000

1207、： 8413164 53532151

华北既有比较具体的人口总数可资利用，于是根据北宋、南宋历届全国户数及经济文化重心数世纪以来之逐步南移等因素，用三种不同的估计方法，得出12世纪宋、金版图之内，人口总数无疑义超过1亿的结论。聊堪告慰的是，拙文撰就于1964年，30年后在《剑桥中国史》第六册中仍被征用。但此文不足代表个人研究兴趣开始自明清上溯，因为它不过是严肃的"应酬"文章 而已。

事实上，决定研究方向，更不要提选择基本性大课题，不是简单的事。虽然早在40年代留美考试前后，郑天挺先生和我已不止一次谈到雍正一朝的特殊意义，如摊丁人地等财政改革和军机处的创置。但二战结束不久，日本京都大学史学系即组织了长期集体专攻雍正的研究班；不久少壮华裔及美国学人也开始研究雍正。

我也曾尝试着研究满人汉化的过程，对康熙朝满人采用汉姓问题已搜集了不少至今丝毫未曾发表过的资料。但我自始即不免踌躇，因为这类课题研究结果水平之高下，并不取决于方法与思路，而大部取决于资料搜集的多寡。尚未刊印的军机处档案在北京，想像中未见著录的满洲精英的文集、传记、笔记等等也只有到北京才能发掘。从史料看，海外是居于劣势的。所以满人汉化的问题暂时只好零星尝试着进行。此时纽约JhnWiley出版公司一位编辑，不但已从哥大出版社获得出版《明清社会史论》纸面普及本的权利，而且仔细地读过我扬州盐商的论文。他告我Wiley正想出版一系列城市历史的丛书，很希望我能写一部18世纪的扬州。稍事考虑之后，表示愿意一试，因我觉得对扬州的财富和盐商们的家世已有相当坚实的基础，名胜街巷等等大体都可利用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所最需要的是可靠的扬州地图。不久我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一幅彩绘的盛清扬州城垣内外名胜示意图（不精确，无比例尺）和一张美国陆军部所藏二战后江都县城郭街巷图，虽有比例尺，但街巷不够清楚。我治学勇中有慎，慎的方面在警告我未去过扬州，写起来总不免会有错误之处的，应该持重。为了筹撰扬州一书，我几乎把所有中、日文有关古代中国都巿的著作都翻遍了，仍都不能使我满意。一半由于自己的好奇心，一半由于喜作历时性比较的习惯，深觉有先择一较早期中国都市作一详细研究以资与盛清扬州比较的必要。恰好南开、清华老同学徐高阮兄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邮赠、经其精校并分别正文子注的《重刊洛阳伽蓝记》上下两册。北魏杨銜之这部名著和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是中古极为珍贵的专著，史料价值极高，值得仔细研究。

W

60年代前半写作往往"被动"另一原因是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有关。事缘1962年6月初访李卓敏先生于柏克莱加州大学之后，我即赴纽约看望蒋廷黻师。蒋师虽负蒋政权外交重任，仍对学术非常关心。由南京迁到台北的中央研究院1958年春决计举行第二届院士选举，蒋先生和姚从吾先生俱被选为人文组院士。1964年年初蒋、姚发起把我提名为第五届院士候选人。当时选举规章 甚严，候选人必须获得全体三组院士总票数的五分之四才能中选。第一次投票，三组没有任何人能得到35票的五分之四，即28票。连台大校长钱思亮都是第二次投票(26/29)才当选的。我第一次投票得25票，与35票的五分之四仅差3票，是人文组得票最多的。而第二、三、四次投票，所得票数递减而落选。这年春天史丹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子健到台湾访问搜集史料。据台大一位朋友事后函告，刘在中院选举前夕对台湾院士们表示意见：何炳棣还年轻，院士之荣应该先给国内（台湾）的前辈。刘是景洛的表弟，我后来曾当面问他，他并不否认。他可能影响了三四票，不过我更相信姚先生的报告，台湾的院士确有几位对他明讲，何某没有中文专刊或论文，不能轻易地投他一票。姚先生于是劝我一定要写几篇中文的论文。

事实上，在1964年9月初，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选举之前，我早因与Wiley口头书约动手研究北魏的洛阳。重读此文抽印本文尾"一九六四年圣诞前夕，芝加哥"，即可说明此文写撰的动机原与中院选举无关。杨銜之《洛阳伽蓝记》书中人名、地名、第宅、宫观、寺院、官署、里巷、风俗以及制度上的专词，无一不需细读、消化、考订。若非手头仍存有杨联陞兄相关的信，我巳不能清楚回忆当时此文稿写撰的特别审慎了。由于中、日学人对此课题巳有不少论著，更由于文章 涉及汉、晋洛阳旧城、官署、制度、掌故之处甚多，除联陞兄外，我还寄给劳干和严耕望两兄请加评正。这篇两万多字的"北魏洛阳城郭规划"是由耕望兄送到《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刊出的（台北，1965，由新竹《清华学报》负责出版费用，而不作为《学报》的专卷）。

该文从比较的历史观点所作的序言，似仍有征引以为读者参考的价值：

我国中古都城的规模与建置，实是人类史上相当特殊、极值得研究的问题。姑以都城所占的地理空间而论，罗马帝囯极盛时代的首都罗马所占的面积是大约九方英里，约合七十方清里强。东罗马帝国千余年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内外两城所占面积也大约是九方英里。罗马帝国的东西两京无疑义是传罗马和中古君士坦丁堡为小。即以中古的伦敦而论，直至十三世纪末，其王宫、教堂、官署、市廛、民居等项建筑还填不满上古罗马帝国驻军所筑的城垣，而这座城垣所占的地面不过三百三十英亩，即半方英里另十英亩。而我国唐代的长安，城垣所占的面积，不包括大明宫，已经超过三十方英里，亦即二百三十五方清里；全盛时代城内人口大约靠近一百万。其规模之宏远，不特在我国历代帝都之上，且为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史上所仅见。至于这种伟大都城建置营划的渊源，陈寅恪先生曾作以下的结论："东魏邺都及隋代大兴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该文主要结论之一就是：北魏帝国最后40年间（495—534)划出面积约30方英里的"大洛阳"全部城郭，即被隋、唐都城设计者采为城垣所圈的总面积。

该文所解决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北魏洛阳城垣的尺度和面积。按：东汉、魏、晋、北魏洛阳城垣的方位与尺度大致相同，都是由上古成周原址扩大重建而成的。汉、晋洛阳城垣的尺度和面积幸而保存于《续汉书，郡国志》的刘昭注所引的《帝王世纪》和已佚失的《晋元康地道记》。此外，根据1954年的实地勘査，阁文儒在1955年的《考古学报》刊出"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并附地图。

本文做了前人所未做的工作，将所有文献上的城垣尺度都先照汉尺和晋尺互相核对，再与阎图核对；指出阎文中计箅的错误，但肯定了阎图的可靠性；最后纠正了一个传世1700年之久的数字错误:《晋元康地道记》所载洛城面积"为地三百顷十二亩有三十六步"，内中最大的单位"三百顷"实系"二百顷"传抄之误。最有趣的是，本文考证充分证明1934年加拿大联合教会驻河南区主教怀履光（WilliamCharlesWhite)出版的《洛阳古城古墓考》里的洛阳城垣图，一小部分是根据实测，大部分都是根据《晋元康地道记》错误的"三百顷"而虚拟的。

另一重要数字的考订是关于洛阳内城外郭的"里"的总数。《洛阳伽蓝记》全书最后有以下的综述："京师东西三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庙社官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二百二十里。"《魏书》纪传两则和《资治通鉴》皆作"三百二十三坊"（笔者按：总的里数包括已建和计划中尚未建置的坊"里"）。两位当代《洛阳伽蓝记》的校注者怀疑此书中最大单位数字"二百"系"三百"之误。我不厌其烦地认真步步推箅，证明杨銜之所指出的北魏洛阳附郭东西南北的极限都是相当准确的，全境之内，如果除去"庙社宫室府曹"、湖、泊、陂、池、沟、竭、渠、堰及巳开与待开的街道，只能容下220左右的坊"里"。本文再度肯定了这部中古名著的高素质和可靠性0

时贤所作北魏洛阳图类皆注重伽蓝、宫苑、建筑、名胜诸"点"，而不甚注意内城外郭及坊里的面积比例。该文初稿寄出之后，始有志步步跟随杨銜之的叙事，严格遵守他所说的规格，按每"里"300步（里正方，每边300步、每步6魏尺）试绘一粗具比例尺的洛阳城郭规划图。在杨联陞兄鼓励之下，1965年夏始以英文写撰全文，完成制图心愿。但因原书叙事不可能详尽，千五百年后我的考订诠释不当之处自所难免。谨将此英文为主的地图在本节复制，以备读者参考。：--,作者自行重制之洛阳地图（公元528年）1A

1

Sm-Luhj

f-gangbx528AD

SCAL￡JNliWtl\\

Il

=3

A

9su

最后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北魏洛阳的坊里制决不仅是京都土地利用的制度，而是根据统治阶级及被统治阶级不同社会经济性能的全盘都市设计。这一点当代学人一般都不甚注意，而《伽蓝记》对坊里间的区域性和阶级性的社会经济描述最详又最精彩。希望以下征引的拙文结束语，能多少有助于读者了解我国都市功能及设计长期演变的荦荦大端：北魏洛阳城内坊里既全部保留为统治阶级之用，四郭坊里之间区域之划分又大致根据社会阶级身份，则北魏洛都坊里之制与西汉长安宫室、衙署、市廛、民居之混杂交错者大有不同。这两种不同的都邑规划反映两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现象与观念。汉初长安营建之际，六囯冑裔早已式微，贩夫狗屠竟成将相，一般社会阶级身份观念本甚模糊。北魏迁洛同年之中，孝文帝下诏"制定姓族"，换言之，即是将鲜卑和汉族的统治阶级通盘地门第化、世袭化、品级化。在"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原则下，将全部社会各阶层，至少在法律上，予以凝结。

甚至不赞成孝文帝这种将社会阶层全部凝结的汉人韩显忠，在他建议洛都规制的奏章 里，都认为"寺署有别、四民异居"是"永垂百世、不刊之范"。北魏洛阳坊里制中呈现出相当严格的阶级与身份的区分，自是情理中事。

唐两京坊制，无论就地理空间利用或都城社会经济设计而论，大体皆遵照北魏洛都规制遗意。……[但]李唐享国垂三百年之久。其间均田、府兵、租庸调之弛废，土地私有、募兵、两税诸制之代兴，工商诸业发展因而促成举国上下之交相逐利，关中、齐、赵阀阅之渐次削弱，胡汉寒门之借戎伍科举而致身通显——凡此诸端，无一不对原有定制发生长期的侵蚀作用。降至赵宋，农商经济续有发展，社会门第业经消融，阶级身份已趋流动，故汴京里巷之间，第邸同闹巿毗邻，仕宦与庶万肩擦，身份行业区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里遗意尽失。甚至里巷形状面积亦无复后魏隋唐之整齐规律。……关于该文，至今不忘的是，杨联陞兄生平最得意弟子、才气横溢、自视甚高的余英时，居然有信致我，赞我"才大如海"，使我既感且愧。虽然即以陈寅恪师的衡量标准而言，北魏洛阳是中古史上称得起第一等重要的课题，但对我一生治学而言，它只能代表我长期摸索国史上真正基本性大课题过程中，偶然超出明清的练习写作而已。部分由于玛丽莱特与我在清史上已建立了较深的交谊，大部由于自身对隋史、佛教及唐代长安等问题长期的注意，耶鲁的亚瑟，莱特有信致我，称赞拙文考证细密，叙事有条有理，描写洛都社会生活文笔生动。这大概与四年后邀请我为第十三位学人，主讲耶鲁亚洲方面每年一度的EdwardHHume纪念讲座不无关系。

1964—1965年是"被动"写作非常忙而效率很高的一年。原来以为北魏洛阳一文可应新竹《清华学报》稿件之需，不期严耕望兄读后未与我和杨联陞兄函商，立即代投《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所以杨兄仍然催稿。我保证短期必可撰就明清会馆制度一文应急。大概1965年春，洛阳一文英译初就，立即动手写会馆。由于50年代从近4000种方志中已梳理出几种"成套"的大量资料（如有关土地、作物、超省际移民、会馆等等），所以的确很快就完成了会馆的文稿。不料资料太多，文章 太长，《清华学报》容纳不下，我就不得不通过台大吴相湘兄寻找印成专册最快途径。正巧他是台北学生书局的出版顾问，而我手头还有芝大社科学院每年几乎经常都有的研究费以资贴补。吴兄和该局经理刘国瑞先生特别细心之处是书尾印出出版的年和月份："中华民国五十五年二月初版。"据此回推，全书完稿当早至1965年秋季开课之前。但前此数周，联陞兄又有信来，云会馆一文多发前人之所未发，资料充实完备，如此44

大鱼"，《清华学报》不能完全令它"漏网"；于是请我特撰一篇英文摘要。我不愿将序论章 "籍贯观念之形成"及"会馆起源详考"等章 进行英译，决定以英文专讲前此中、日、西方学人所完全未注意的长江中、上游超省际移民的"客民"会馆。这篇大概1965年秋季授课之余信手写就之作,"TheGegraphicDistributinfHui-kuan [Landsmannschaften]inUpperandLwerYangtsePrvinces-With SpecialReferencetInterreginalMigratins"，终于出现于《清华学报》，1966年12月号

在扼要解释《中国会馆史论》书名及主要内容及立论之前，应该略述我在60年代中期"特殊"的治史心理。学人之间，无论交谊如何深厚，偶或不免有史料"独揽"不与人共之""。日本的中史学人，史料用功之勤远超一般中国学人是公认的事实。杨联陞兄治史诀窍之一是先以日人著述为"引得"，不时再加自己穷检遍EHTJ

所获的心得，所以在海外汉学界赢得博学无双的声誉。50年代我自己和1956年夏秋王德昭兄两次梳理成千种方志经济社会史料掉的一小项目，是南宋科举各路府州县试子赴京考试旅费津贴问我写撰《明清社会史论》第五章 "论社会流动的机缘结构"时1度函杨请示南宋最早的地方记录，当然说明引用时一定申谢，而杨兄屡度婉拒。直到杨兄"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在新竹《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61年6月号）发表之后，才知道周藤吉之《中国土地制度研究》（东京，1954)发现赴考旅费是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在荆湖北路18个州县最初筹办的。此事虽小，却使我生治史，史料上务求超过日本学人的志愿更加坚决

此，我对会馆的起源讨论最详。按：日本早辈史家和田清及加藤繁皆采取明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所云京师会馆"始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间"。杨联陞尾随仁井田升，根据道光（1834)《重续歙县会馆录》所保存的原序，认为会馆最早创设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国际上几成定论。而我从50年代大方志札记中找出民国1919年版《芜湖县志》，内有可以互相印证的记录两则，确切地证明永乐迁都北京（1420年）后，即有芜湖人工部主事俞谟在北京前门外长巷三条胡同购置房地产，随即捐为芜湖会馆。可见会馆的起源要比一般中、日学人所采取的年代要早130多年。芜湖并不是唯一的实例，清初周亮工《闽小纪》"林佥宪"条讲到至晚在明武宗（1506—1521)时，京师已有福州会馆了。就性质与功能而言，京师最早的会馆属于本籍京官俱乐部性质应无可疑。明中叶后有全由商人创建之例，如嘉靖1560年创置歙县会馆之36人之中尽皆商人，无一仕宦。但自晚明起，歙县会馆的主要功能逐步变为本籍在京仕宦俱乐部，大比之年变成本籍来京试子的旅舍了。随着科举之深入人心，自晚明至清末300余年间，全国各省，经济人文繁荣的府、州、县在京师纷纷设立会馆，总数达到400之多。日本学人研究主要对象为北京等地若干行会和工商性质的业缘会馆，资料翔实，得自实地调查，但研究范围专狭，贵在示例。拙著根据各省方志及二战后碑记资料，着眼于京都、各省省会、一般州县以至工商市镇的不同层次的地缘及业缘组织，比较全面。从宫庙之名之见于方志者探索出长江中上游大批客民会馆，尤为前此中外学人闻所未闻者。至于结论方面，前此日本及西方学人皆认为我国行业及地缘性会馆制度的发达，反映民族小群观念特盛，大群观念薄弱，有阻碍延缓社会经济近代化的作用。拙作发现大、中城市以及繁荣市镇的种种业缘、地缘组织，表面上虽企图专利垄断，呈现出支离破琐的分割局面，但实际运作上无时不由竞争进而折中妥协，更进而谋求合作以图共存共荣。一般而言，无论地缘观念最初如何深固，同业的经济利益迟早能克服了同业之内原来的窄狭地缘观念，所以最后总是趋向于超地缘的业缘组织的形成。

清末民初各大商埠"商会"的出现就是明证。至于近300年间，数以千万计，非商业性向长江中上游诸省，尤以四川的大规模移民也大有裨于窄狭珍域观念的消融、社会经济文化语言的同化和大群民族意识的勃兴。

最后关于拙著书名《中国会馆史论》有略加解说的必要。本书研究的对象明明是重要性仅次于血缘家族的地缘组织制度，而偏偏不用"制度"两字，完全反映当时个人治史的特殊"心理"。二战后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往往先以日本学人著述为"向导"。所以我在1965年初秋本书"卷后语"中解说"因鉴前此学人最喜长篇抄引会馆公所规章 ，所以本文除必要一二处外几乎完全未用会馆的组织、功能、经费、规章 这类最现成的资料"。这里的"前此学人"指的就是日本的几位中国史家，因此故意省掉"制度"一词，聊泄胸中暗讽之意。刊印后不久即深悔事出唐突，本应备有会馆制度的一章 ，尽管此章 除就现存几种会馆录中选抄组织、经费、规章 之外，毫无阐发新义的可能。多年后反思，当初书名如以"地缘组织"一词代替"会馆"两字，全书的学术意义就更凸显了。

在1967年年初芝大主办的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我初度提出此书主要的结论，引起数位与会者的共鸣。会议最后一篇论文的宣读者是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60年代前半已不止一次短访芝大，业已相识。会议结束前晚餐中谈到我会馆这部书，他说欧洲史上虽不乏地缘组织，但远远不如传统及近代中国发达;这是一个社会学上很重要的课题，希望我能以英文写撰，届时他可能贡献比较和理论的专章 。2000年1月我主持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爵士杰出学人讲座时，社会系主任并主持中大成人教育的吕大乐教授告我，《会馆史论》一书，是他班上指定的必读之书，使我十分感动。我本有意以英文扩大写撰，但由于种种学术和人事因素，更由于我潜意识中虽然觉得地缘组织在明清及近代社会史上堪称重要课题，在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上似尚不能认为是基本性的；而且生也有涯，光阴不应一再耗于双语的写作。此处应顺便一提的是，1966年7月中央研究院举行第六届院士选举，我以高票当选。一年之内我成功地化解了钱穆先生和中研院（其实是傅斯年）间的"不睦"，促成钱先生顺利当选为第七届院士。

"北魏洛阳"和《会馆》接踵问世之后，我马上就要和邹谠计划

第十八章 芝加哥大学（中）

召开为期一整年的中国问题讨论月会，和1967年年初为期10天的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我必须尽快在1966年6月初撰就，寄予其他论文主讲人和评论人。这种授课之外的写作和活动真可谓是马不停蹄了。细细回想，事实上工作比以上所述还要紧张。值得略提的是，1964年1月下旬曾应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之邀，参加"家庭制度的危机"的多学科研讨会，宣读了"历史家眼中的中国家族制度"。这是唯一无关美国家庭问题的一篇论文，并且讨论时必须能应付哈佛社会系柱石柏森斯（TalcttParsns)提出的问题。众所周知，柏是以译介韦伯（MaxWeber)并自行建树宏观社会学理论、铸造专词闻名的。我论文中提出中国历史中封建宗法式、中古佃客部曲等依附于士族大地主为核心的非血缘庄园组织（纠正了冯汉骥享名的哈佛博士论文中，中国家族制度以中古为最发达的错误），及北宋范仲淹以降近代型下达平民的父系血缘家族三大类型，对与会者是一"新"的启示。不过最有趣的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上电视（听众要付钱的电视），每人限时30分钟，到时幕后钟响，演讲切断。当晚宴会，医学院副院长贺我，说我刚刚读完，幕后立即敲钟，分秒不差，真是"perfecttiming"，真像是"ldpn>"(老手），一笑。再有就是1966年初春，由耶鲁玛丽莱特建议，我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的清史专组，以10分钟的时限内读完了"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一篇论文。这些都是有用的练习。

此期间还有其他学术与职业性的活动使我无暇静坐沉思今后研撰的大对象，只能多方酬应，足踏明清门槛内外。自从1962年6月在柏克莱初识之后，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与我即建立了很不寻常的长期友谊。他聘我为中大历史系第一任校外考试委员兼充校长的历史教研顾问，为期三年。三年之中必须亲访视察一个月。芝大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既已订于1967年1月下旬开始，为期10日，会期间以"主人"地位，工作及酬应必甚繁忙，故特选1966年12月访港四周，借视察而"度假"。中大成立伊始，新亚、崇基、联合三院之间关系并不十分和睦。此外，中大国史与西洋史之间因平时不善沟通，关系相当紧张。卓敏先生创校前夕要我推荐大学西洋史讲座教授(按英制，即一系只能有一正教授），我鼎力推荐梅可锵兄。梅梅县人，粤语、英语俱佳，西史自中古而及近代英国及西欧根基坚实，研究英国海外贸易史成就卓越，本应为极理想之人选。当时梅兄未飞函告我，何以自加拿大纽芬兰大学移民入港有困难。中大所聘之西洋史教授为NahEFehl，教会中人，40年代芝加哥博士，其夫人为中大会计。中大国史方面重心当然在新亚，苦在新亚史系诸友英语不佳，系务方面往往不得不采守势。

四周之内，我除作两次演讲之外，最多只能缓和中、西史间之"紧张"，提出治国史须应用西洋史及社会科学观点方法之长处，劝勉三院史系同仁推诚合作而已。至今反思，此行对中大并无贡献可言。

但此行所获珍闻趣事一则，愿与读者共享。此次访港重要收获之一是初识饶宗颐先生，并被邀品尝铜锣湾暹罗燕窝大酒家上上潮州海鲜筵，主客是中大国史讲座教授牟润孙先生。事缘香港(英文）大学中国文学系林仰山（FSDrake)教授1%6年退休在即，饶兄已知罗香林先生内定承继系主任、两年后亦即退休，故知自己一时无望。牟为之批八字流年，谓不出年底，必获教授之荣。饶谓绝无可能，如真有佳音，当以豪华潮州筵席为报。不期圣诞之前中文系讲座教授礼聘专函竟从新加坡大学飞到！

芝大1967年2月中国问题国际研讨会开完不久，就先后接到吴相湘兄及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的信，聘我为历史系校外考试委员及校长顾问，并希望我能从速往访视察。我复信中顺便提到，该校地理系教授邹豹君"中国文化起源地"一文，认为"中国古代[仅指商周]文化为小河流域农业而非大河流域农业"，甚有见地。不期我1968年1月抵达新岛之后，发现这位出身于北平师范大学的邹先生已被任为文学院院长了。事前实不敢相信我随兴而作的评语竟被该校最髙当局如此重视。此行除得缘初赏热带风光，再度享受海鲜盛筵于潮州会馆，结识古文字家李孝定先生外，两项偶然事件竟对我学术活动及研究方向发生长期的影响。（1)1968年2月初返美之前，被寄寓新岛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单士元先生邀请，在中华会馆作一学术演讲。我讲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明清社会史论》的大量统计，说明传统科举制度确实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公道"：一方面出自平民家庭的进士的比率相当可观，另方面出身于三品以上拥有"荫"的特权家庭的进士仅占全部进士百分之六以下。顺口感慨这种科举时代最低的社会"公道"，与国民政府当政22年期间的政权一党独揽和孔、宋的贪污盗国，适成一鲜明的对照。不料台湾的《新闻天地》把我演讲的重心歪曲为对在台"国民政府"正面的攻击，以致引起蒋介石向中研院院长王世杰的质问。因此，我和台湾中研院的关系中断二十有二年。（2)从赤道北124度的新加坡飞回冰天雪地的芝加哥，我连日伤风，无聊之中在1968年2月8日去图书馆试翻印度考古方面的书册，发现印度史前稻比仰韶村文化遗址中的稻还要晚些，文献记载更晚，于是终夜难眠，决心钻进史前考古资料，探个究竟，不期就此长期跨出明清了。

in研撰(下）：探索中国文化的起源事实上，跨出明清、开始探索中国文化的起源绝不是出自一时的冲动。30年后反思，深觉这个研撰方向的大转弯是与芝大校风、人事因缘和自我培养治史浩然之气的志向都牢不可分的。转向之后的两部著作，中文的是《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英文的是77CradleftheEast：AnInquiryinttheIndigenusriginsfTechniquesandIdeasfNelithicandEarlyHistricChina,5000-1000C,(《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至前1000年〉〉），后者无可置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基本性最大的课题，所以在70年代一出版就成为最富争论性的著作(内中还有极复杂的人事问题）；引起《哈佛亚洲学报》一篇30页的书评长文，尤为罕见。此书的主要资料、内容、论点、赞扬性和毒攻性评论，甚至此书出版所经受的"厄运"，和个人对此书30年后就当时尚未发现的关键性考古资料必须要做的自我检讨，只好留到下章 附录。本节限于择要追忆何以毕都、李维时期的芝大，在1976年诺贝尔经济奖金得主密尔敦，弗里德曼（MihnFriedman)口中认为是"averyspecialplace"(—个很特殊的社团），何以种种不寻常的同寅交流和良性"压力"，使我半知半觉之中就立志"恶补"以攻中国史上最大最坚的城堡。

我想人性一般是这样的：越被人家看得起，自己也就越有自尊心，也就越来越想做得更好。我1963年10月开课后不久，即获得一项密闻。事缘芝大自创校以来历史系扩充最力的一年就是1962—1963年，增聘三位正教授。第一位是耶鲁的LenardKrieger(1918―1990)以TheGermanIdeafFreedm：HistryfaPliticalrmm(《德国的自由理念：一个政治传统的历史》）（1957)被一般史家认为是"卓越"的政治思想史家，由芝大聘为首任大学讲座教授。第二位是我，名义为中国历史及制度教授。第三位是JhnHpeFmnklin，最资深的美国黑人史家，为美国（南部）史教授，在当时美国种族政治激变中红得发紫的人物。1963年10月开学不久，承英国近代史教授JhnClive[哈佛院士会（HarvaidScietyfFellws)书记]面告一项秘闻。由于同时增聘三位资深教授事件之重要，全系约40位同仁不分资历一律参加讨论与投票。结果Krieger和Fmnklin都不免有反对票，唯独我获得全体一致的赞成票。我感谢他的盛意后，他才讲出他是发言人之一，仅仅提醒全系在LrdErnie标准著作《英国农业的过去与现在》（1962年扩大修订版）200页长篇书目论介中，我哥大未经出版的英史博士论文得到高度的赞扬。我从不怀疑麦克尼尔自1962年6月8日至1963年10月开学之前先后两次面谈的绝对诚实——他认为三位新聘资深新同事中，我才是真正使他完全满意的一位。听了Clive的话以后，我益发觉麦为人的严格、正直、诚实。他著述勤奋，以其世界通史《西方的

第十八章 芝加哥大学（中)

兴起》闻名寰宇，终获1995年荷兰的伊拉斯谟（Erasmus)奖金——人文方面最高的荣耀。最难得的是直至今春，他仍回忆："我羡慕你能一贯吸引、造就系中最杰出的博士生。"这种受本系同仁的"尊重"，据我多年后的分析，是我良性"压力"的主源。

在芝大最初几年我自订的生活原则是教研方面积极主动，交际方面保守被动。最早扩展我的广义交际圈的不是任何历史系的同仁，而是社会系最资深的人口学家PhilipHauser他交游极广，介绍我时习惯的最后一句是："Heisnefurmajrfinds"(他是我们主要发现之一。）20世纪90年代我重翻手头芝大旧刊物，才了解当年（1962—1963)芝大人文社科方面其他"主要发现"，包括以研究极权主义而被举世研究的女政治哲学家HannahArendt(每年教秋季及春季之半）和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SaulBellw，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对面，略小，因为学生较少。

大概是我到芝大的第二年，和我同龄、成名较早的当代政治理论名家伊斯敦（DavidEastern)先自我介绍，请我到教员俱乐部午餐，随即请景洛和我到他西南郊寓所晚餐谈叙。他和出生于温古华的夫人Sylvia都保留加拿大国籍，和我们初面即成莫逆。20余年后我甫自芝大退休，即到南加州充任加州大学鄂宛分校杰出访问教授，是与伊斯敦的影响分不开的。但我在芝大社交圈扩大过程中，最重要而最未能预料的是1965年春季结束后，骤然来自席奥都舒尔兹（ThedreWilliamSchultz,1902—1998)的邀请。我和他素不相识，被邀请后我才发现，他是经济系资历最深，国际敬仰的农业经济权威（1979年诺贝尔奖金得主，可是他本人更珍视1972年所获经济学界最高荣誉每四年颁发一次的Walker奖金）。那晚上我和景洛是主客，陪客是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和他夫人R0se(也是经济学家）。

弗往往被认为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其实芝大经济及其他院系有好几种不同的经济学派）。由于弗氏对经济自由主张最为极端，我原是费边社会主义的倾慕者，当时对中共体制相当同情，和他颇不无争执。舒老先生和夫人只坐在主人位上微笑，居然很芝大经济系ThedreWilliamSchultz教授有耐心地听两种不同信念无法接轨的争辩。最后我对弗说不管信仰及历史经验的不同，我很想对资本主义有较深的了解，是否可以到他办公室，请他给我开一张有关资本主义的简要书单。他说当然欢迎。两周之内我果然去他办公室，但他想了又想始终一本书都开不出，再三再四地说："只有精读亚当斯密的《原富》。"但弗和我有一共同点：不佩服哈佛（当然大多根据我们自己的专业着眼)

只能说是巧合，他和我都是哥伦比亚的博士。

大概又是半年以后，景洛和我被请到弗里德曼的公寓做客

那晚是较豪华的盘餐和酒会，被邀请的有20人之多。饭后弗对我大谈哈佛在最近五年之内所增聘的年轻经济学人的质素绝比不上MIT(麻省理工）、芝大、耶鲁等校所选拔的人才。我说这大概是由于哈佛习惯上的自满和inbreeding(近亲繁殖）的传统。我们的谈话被左近的乔治舒尔兹（GergePShultz，时为芝大商学院院长）听见了，他马上插了进来："YushuldneversellHarvardshrt"(你们决不应该低估哈佛。）他谈话的大意是诚如弗和我所论，哈佛确有自大自满的积习，也确有某期间某某方面人选并非第一流，但是，哈佛迟迟发现了某些错误之后，往往会下最大的决心，不惜工本尽力延聘相关方面真正杰出的学人恢复优势。如此深刻、客观、平衡、睿智的按语使我终身不忘。所以80年代里根（RnaldReagan)任总统期间，有乔治，舒尔兹这样髙度理性稳健的人充任国务卿，我对美国外交，尤其是对华政策，相当放心。

回到席奥都舒尔兹，他于1965年秋请我给他农业经济博士生研究班讲当代中国农业及其相关问题（当然会涉及农业史）。由于这次演讲及讨论相当成功，舒氏一连三四年都请我每年讲一次。按：舒氏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非常有研究（尤其是对印度），并且相信这类国家企图实现经济现代化，第一步有赖农业的改进，然后应投资于"智力"的培养（教育）。我曾由衷地面誉他的经济学不是使人忧郁（dismal)的科学，而是能给广大人群带来希望和光明的科学。舒氏兴趣广阔，对我50年代中国农作物历史诸论文甚为欣赏，并不止一次劝我多作中国农业史的工作。我1968年初自赤道的新加坡回到冰封的芝加哥，伤风未愈，发现印度稻米考古及文献记载之晚，虽是决定大搞中国农业起源的直接冲击力，但其背后积累的理性思维却是与舒氏的学术交谊颇有关系。

由于当时早于仰韶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和震撼世界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史前大量稻谷尚未发现，我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于华北的黄土区域。自1968年春季开始系统地构思，到同年暑期的最后两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全书初稿已经撰就，分别请正于植物分类学家李惠林博士及通识古今的史家劳干。修正稿于1969年1月底寄至香港中文大学，在潘光迥先生督促下，数月即刊印问世。此书出版之前，我巳完成两万多字的英文论要，并且把中文初稿中有些错误加以纠正。

我国黄土区域史前农业的本土起源的主要论据将于下章 自我检讨《东方的摇篮》时再加析论。本章 本节结束之前，只宜择要追忆当时同寅（广义，包括伊州大学）间极不寻常的交流砥砺之乐。

最不能忘的是1969年春季行将结束的一天午后，我正准备去讲一点半钟开始的高级中国通史的课，在小方场里ChauncyHarris(著名苏联经济地理专家，我到芝大前曾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一位非常清秀儒雅的资深学人）迎面叫住我，告我午餐时Ted舒尔兹在大圆桌上垄断了谈话，谈话的唯一对象是我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当然是英文摘要）。他说早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读博士时曾选过土壤学的课程，所以读到我论文对很厚的黄土地层中每个地层植物孢粉分析，便感到所运用的科学资料确实相当到家。恐怕只才配称为"主要"（majr)贡献。……当时我内心的感受是难以形容的。（笔者按：舒尔兹对拙文的重视，2000年1月下旬在香港再度得到证实。我是以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爵士1999一2000年度杰出访问学人的身份访港的。除袁天凡外，香港芝大校友中几位经济和政治系的博士请我晚上便餐，最后赶到的是传奇式人物林毅夫博士。他见了我所谈第一件事就是当他初次谒见主要导师舒尔兹时，舒就给他一篇论文叫他必读，那就是我英文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论文。）(1)两天内忽然接到一位素不相识伊州州立大学科学家哈兰(JackRHarlan)的信，开头第一句非常幽默："TiankyufrntmentiningEmperrShenmmg!"(谢谢你不曾理会神农皇帝！）原来从他的芝大老友，古代近东研究所主持考古发掘的布瑞德武德（RbertBmidwd)处收到，并立即读了我为《美国历史学报》所撰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觉得文章 对他很有用，因为前此感到关于中国农业起源，简直没有值得一读的著述。他正在撰写所有粮食作物及全世界主要农业系统的起源，中国方面有了我这篇之后，他相信"Thingswillbegintfallintplace"(—切可望开始就绪）。他和我同龄，初识即成知己，他对我中国农业起源研究方面直接间接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

(2)两月后我拿起电话就打到未曾相识的伊州大学芝加哥分校人类系主任芮德（CharlesAReed)的办公室。我们初谈即至少45分钟之久。这位出身耶鲁，于50年代后期参加芝大古代近东研究所Jarm考古发掘和兽骨鉴定的动物学家（事实上，非常渊博，研撰与编辑都极严谨），初谈就给我上了兽骨考古非常有价值的第一课。打电话之前我早已读过中国地质调査所古生物（动物）方面不少专著，电谈中发现芮德对中国资料相当熟悉。他极诚恳而又幽默地对我说，他首先就应尽力减少我思维方面可能的"紧张"，不必忧虑史前近东的猪年代上比仰韶的猪早若干千年，猪理应是各大地区独自驯化的；刻下"盛行"柏克莱加州大学地理学家CarlASauer世界的猪都源于东南亚一个亚种之说是荒谬绝伦的（连我都已发现，日本动物学界所鉴定的旅顺史前的猪就不是东南亚亚种）；除了山羊以外，今日中国版图之内都已具备后来普通家畜，如马、牛、羊、鸡、犬、豕的原始祖型。这种爽直痛快、具有真知灼见的初度谈话是终身难忘的。

我曾严肃地问布瑞德武德，从他丰富的考古经验和个人直觉，回答我究竟史前中国文化和两河流域古文化有无关系。他非常坦诚地回答："每次参观一个富于中国文物的博物馆，我个人就感觉到好像走进了一个[与古代近东文化]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这就部分地解释了何以他早在I960年《科学美国人》农业革命的论文里，强调指出新大陆农业无疑义是独立起源的，而旧大陆史前中国的农业很可能也是独立起源的。我对他的直觉非常重视。

《东方的摇篮》全书初稿除结论章 外，1970年初业已撰就。利用年假我以已撰诸章 就正于前任芝大古代近东研究所所长、新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亚当士（RbertMcCrmickAdams,Jr；)。他对我谈了几件启人深思的见解。他说学人应该对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里夏、商诸王世系及两代积年加以"重视"，因为与古代西方比较，中国最古有记载的年代的历史真实性应该很高，决不应轻易更动抹杀。关于彩陶，石兴邦的一系列仰韶及其他文化彩陶图案的演化作得很好，很能说明中国彩陶与古代西方彩陶不是同源。因而劝我在《摇篮》中不妨把所有史前西方彩陶图案全部复制问世以备广众学人参考。他进而提出不少考古和人类学家的"剌激性传播"论不易使人信服。即以伊朗著名的Halafian彩陶而论，一两千年之内传播的半径也不过是250英里而已。他坦诚地对我说:"你的看法和结论，我们古代近东学人会觉得很合理，但是你绝对不能改变麦克尼尔的看法！"真是再巧也没有了，第二天我就收到麦用黄色格纸两面写满粗笔大字，说读了我书稿六章 之后，觉得中国文化本土起源的论据很有道理，他将来重版《西方的兴起》时，在序文中应该相机修正旧大陆文化皆源于两河流域之说。我实在无法原谅我平素将信件乱放，此页亲笔信屡寻不获，但是麦克尼尔在为我《东方的摇篮》所撰的"前言"中确实强调说明我书出版之后，文化一元论不能不加以修正了。

亚当士还很热心地介绍了古代近东研究所一位年富力强瑞典籍的HansNissen，他对西方考古文献非常熟悉，几月之内成为我史前西方考古文献的义务顾问。我在《东方的摇篮》的"序言"中，虽谦逊地申明我无能力把中西史前文化作一系统的比较，事实上我所引用的西方考古著述是相当可观的，有些是芝大之外很难看到的。不到一年Nissen即被聘为联邦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馆长，可见我西方考古书目顾问的卓越。应该顺便一提的是，几年后亚当士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博物院(SmithsnianInstitutin)院长。

我探索中国文化起源大课题就是在上述的学术和精神环境之下操作完成的。

第十九章 芝加哥大学(下)

I《东方的摇篮》引起的波折

前章 所述广义考古方面，芝大与伊大僚友那种具有真知灼见、豁达开放、乐于供备不同领域学人咨询，期能拓展知识前沿的风气，与当时一般西方考古学界之藐视东亚适成一鲜明的对照。最能说明二战前后西方文化优越感的标志的是以下说明青铜在旧大陆出现先后之序的北极投影图（见下页图）。

此图的原制者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考古及文化多所论述的毕安祺（CarllBishp)，重印于极受国际重视的李约瑟(J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ninChina,Vl,I，"Intrductryrientatin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4(《中国禾斗学技术史》，卷一："导论"，上海科学出版社，1990年，页85)。李约瑟对此图联系性的解说无疑义发生更大的影响："在商代似乎就已开始了小麦的种植，这一定是从中东传人的，因为小麦原本生长在中东。

毕安祺指出，古代的小麦栽植区和青铜应用区几乎是一致的。著名的农学家沈宗瀚说，早期在中国生长的各小麦品种与在中东交通沿线上所发现的相同。"此图及以上诠释对当时西方考古和广义北极圈投影图，采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页85。图虽只标示古代青铜出现先后之序，但其影响李氏毕生有关中国文化起源总的预设与论断至深且巨。

汉学界，尤其是对李氏毕生有关中国文化起源的预设和论断影响至深且巨。

我一向深信，一部真有意义的历史著作的完成，不但需要以理智缜密地处理大量多样的史料，往往背后还要靠感情的驱力。生平所有著作之中，投人的感情（毋宁说是理智滤过的感情）最多的要数《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至前1000年》（TheCradleftheEast:AnInquiryinttheIndigenusriginsfTechniquesandIdeasfNelithicandEarlyHistricChinay5000-1000BC)了。30年前，正副标题如此醒目的一部著作，决不免引起某些西方学人的抨击，但再也无法预期此书初度商洽出版过程中，竟会遭受两位审查人之一的全部否定——出版比不出版还有害。因此，《东方的摇篮》的问世延迟了至少三年。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1967年全夏在柏克莱加州大学授暑期，结识了加州大学出版社社长AugustFruge,此后三四年内在芝加哥又曾不止一次短叙，彼此的"了解"是：《东方的摇篮》完稿之后，加大出版社考虑"精印"。能否精印是我当时很重要的考虑。一则因为此书需要大量图表和照片，二则因为内心对哥大出版社"吝啬"的不满。事缘1962年我出国后唯一一次用毛笔写的汉译书名《明清社会史论》，该社都不予以专页，而非常小气地把它挤到书名页的右上方。所以《摇篮》书稿撰就初校之后即寄到加大出版社。书稿寄往加大出版社是1970年年底之前或1971年春，已记不清了；出版社答复之迟缓我当时并不太介意，因为1971年7月中旬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尼克松总统行将访华的公报不但震撼世界，更把我立即带进另一感情世界：全心全意地希望能尽快重访阔别26年的祖国。我和景洛1971年10月12日重人国门之后，《摇篮》是否能如愿出版暂时已不是我最热衷的关怀。经我函促，Fruge最后不得不给我两位书稿审查人的秘密报告。

连自己都不能相信，生平有些放在小封套特别"珍藏"的文件反而有时屡寻不可再获，例如1971年年初麦克尼尔用黄格纸大字写满两面的"自招"——《西方的兴起》如果再版，需要修正旧大陆诸古文化皆源自两河流域之说——和加州大学出版社第二位审查人的秘密报告。30年后，加大出版社久任的东方部主任及《摇篮》一书真正的"竞争者"张光直教授俱已作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出两项决定。一是不宣布"资浅"（指30年前）的中文阅读能力可疑的人类学家（拙稿第二审查人）的姓名。二是全部影印、大部汉译第一审查人的秘密报告。他是柏克莱加州大学古代中国史荣休教授，EarlyChina(《早期中国》）的创办主编，并曾获麦克阿瑟(McArthur)学术荣誉奖金者，DavidNKeightley(祁特立）。

我写书前的"观念架构"一向比较周详。《东方的摇篮》涵盖之广为考古学界所罕见。除了麦克尼尔极度坦诚的"前言"——何氏此书行将成为新的典范，不论今后考古资料如何修正它的细节，它的总结论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并行将促使史家对旧大陆文化单源于两河流域的看法予以严肃的再反思——全书包括以下诸章 ：I 年代及古自然环境

n 农业

家畜饲养

IV 陶器

V 青铜冶铸

数字、序数、文字、语言

社会、宗教、思想

1 中国的诞生：小结

此外尚有五个附录：检讨中国与东南亚所谓的"农业"和青铜;中国髙粱源流的再反思；古代中国及巴比伦天文的简讨；古代中国文字与语言进一步的商讨；"山羊"问题与早期欧亚通商路线的商讨。

兹将祁氏最初秘密审查报告原文及大部中译征引于下，以备读者参考。

加州大学出版社书稿秘密审查报告(答者：祁特立教授）书名：《东方的摇篮：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土生起源的研究》作者：何炳棣知的资料，一般应是最新研究的成果，或能从处理人所熟知的资料做出原创性启人深思的新贡献。[刻下]被审查的书稿是否能满足上述两种要求之一，在其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会不会欢迎它的出版？

答：是的，它确能。这本书是塞满了新颖和原创性的理念，

第十九章 芝加哥大学（下)

[这些理念]是得自对大量二手资料广泛屡作精彩的综合。何氏从大量未经消化的数据中求索出秩序与统一。他的结论有些是否正确当然不免会受到挑战，（因为）对如此非凡、翻案的著作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即使何氏若干假定需要修正的话，他的著作仍将成为对学术界一项非常宝贵的序论，并将成为对此领域内的学生极为有用[的读物]。难就一定会指定学生必读书中的若干部分。

2，问：你认为此书的学术水准是(a)卓越？（b)充实？（c)不充实？答：一般而言卓越。中囯学术研究成果涵盖至佳。我要提醒他不要引用孙海波1934版的《甲骨文编》；这版本已被北京1965年修正版所取代。

3问：你知道有没有与它竟争的书？（如有，请略加比较评案。）答：没有。仅有勉强可比的英文著作是张光直《古代中国的考古》。但何氏书稿所涵盖甚广的题目张书仅仅约略一提；何书聚焦于关键性土生起源并绐予明白的答案，而张书只留但祁氏审査报告中两度提及拙著几乎完全根据"二手资料"之语，必须予以简要讨论。按：祁氏分别一手和二手资料的标准是历史学人所惯用的标准。例如研究周代，两周金文、《诗经》、《尚书周诰》不伪诸篇等等当然是一手资料，近人对周代研究的著述都是二手资料，其理至明。对考古资料的性质决不能按照历史学家的原则去分类。例如研究仰韶文化，已经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数已逾千，各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报告数量已极可观，撰者都是当代的考古工作者。照祁氏及历史学家的分类标准，这些报告全是"二手资料"。但是对整个相关学术界而言，这种报告中对种种仰韶文化遗存的陈述与描绘等等都是仅仅次于实物的最"直接"资料，其价值绝不亚于史家所谓的"一手"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月刊就是专为尽早供给研究者各地新近发现的文化遗址和遗物的。只有《考古学报》(季刊）和少数专刊才是当代考古及其他专业学人专题研究的论文，形式上近于历史学家所谓的"二手"著作，但它们的有用性和重要性远远超过史家所用的一般"二手"资料。石兴邦教授初未具名的《西安半坡》就是极好的例子。再如科学方面，二战后大陆各地区，尤以黄土地带，地层中的植物孢粉分析的撰者都是当代的科学工作者，按祁氏标准都应视为"二手"资料；不知这类资料都是研究古自然环境最直接最可靠的数据。张光直教授对华北黄土区域古自然环境陈述错误之由，就是未曾仔细参读这类最"权威"的"原料"。考古及一些相关专业并无书目按"一手"、"二手"分类的习惯是有其理由的，因为从研究者的观点，所有参考文献全是资料；研究成果的水准取决于研究者的工具、识见、分析、整合、判断、诠释的能力。

下[一堆]无答案的疑问。（何似应参看张的论文"远东农业的开始"jnu—,1970年9月号。）

4问：你如何评估这书的重要性？

答：这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之作，综合性质的。这是一部学术上真正有创造性的书。但因为它在很多方面几乎完全利用二手资料，专家们定会对何氏所处理的若干细节，甚至主要结论，提出指谪。这不等于说何[肯定]犯了错；但我相信他确有时掩饰或漠视一些专家们未能圆满解答的困惑与难题。这本书将要引起争论，但正因此这本书的若干部分仍然有其价值。虽对其书若干具体论点不无怀疑，我却相信何氏已经证明了他的主要命题：中国文化是本土发展出来的。

5问：你对这书稿的文字风格和组织有何评案？

答：那种过分武断的语气会引起某些读者的反感。何氏过分强调若干结论的趋向也正是[暴露容易]受人攻击[的地方]。最后的结果是给人一种强力动员资源打一场学术闪电战的深刻印象。何氏无疑义是打了胜仗——但他的胜仗是凭借他主要论辩的扫荡和强力而不是对反证作耐心、细致的检讨。减少一点刚硬会使此书成为一部更伟大的著作。稍多一点审慎也会发生同样作用。各章 [论证]的进展有时"不连贯"。我建议增加一些节目标题。此书需要详备的索引。

6问：你总的建议是什么？（选□)答：K强力推荐出版（这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关于此点[强力推荐]应无疑义。此书必须出版，越快越好。

审查报告最后第7问题是书稿是否需要大幅度修改与重组。祁氏的回答是不需要。但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史籍和专门技术性的问题，由于本章 另有"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30年后的自我检讨"一文作为附录，祁氏第7答案仅附原文，此节不必译出了。

加州大学出版社书稿秘密审査报告经面示，书出版后，他将在植物科学期刊中专论农业起源的长文里，对《摇篮》论中国部分做一有力的评介，特别是因为华裔植物学家的一般英文著作中，对中国农业起源无所贡献。更料想不到的是，通过芝大古代近东研究所的布瑞德武德，一位物理学家出身、曾任《科学美国人》的编辑之一、能全凭版税收入为生的作家Jhn Pfeiffer于1970年6月19日信（见附信原文）中，对我书稿大加赞赏。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位素不相识的作家居然能指出我的"学问"（事实上指思维及其文字表现的水平）的特点：你书稿的篇章 使我感到自卑。我一向以为自己是工作勤奋和博览群书者，但我无法和你同等而论。……特别是由于你的学问并不"沉重"，就是说它是清楚明白而又简洁确切，正是[真]学问所应该做到，而事实上一般往往并非如此！

我已将各章 细读了一遍，包括那自成单元统一论辩的陶器和冶金两章 。我对"数字、序数、文字、语言"[章 特别感到兴奋。……他不久到芝加哥与我两度餐叙面谈，声言出版后，他将尝试着为《科学美国人》写一书评，以期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

正值我于1975年10月下旬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时，《东方的摇篮》始由该大学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距1970年孟夏初稿完成已五易寒暑。夜长梦多，情势大变。不但有利的条件，如祁特立最初为加大出版社所撰秘密审查报告那种指出小疵而极度真诚、慷慨、赞赏的反应，和哈兰、Pfeiffer等的口头允诺不能实现，而且反对我书观点、立场、结论的中西学者，有意无意之间已逐步形成一个"反对何炳棣"的阵营。这个阵营的中心人物是张光直。这不仅是根据我步步的分析，也是根据一位第三者面告的事实，确与我自己的观察和揣测完全符合。事实是这样的：张

一向在海外以研究介绍中国考古的当然首席自居。60年代末我写撰《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时，虽对华北古自然环境见解有所不同，私谊上还是很不错的。几年后情形很不同了。诚如他对这位第三者当面所言，何炳棣这位历史学家超出本业的《东方的摇篮》，如果真像麦克尼尔在"前言"中所盛赞为新的典范，那么像他自己一直专攻有关中国考古人类的专家应该站在哪里呢！？

《摇篮》1975年深秋问世之后不久，想像中张光直就邀请祁特审查报告。结果祁为《哈佛亚洲学报》特撰了一篇30页之长的书评论文(reviewarticle)，名之为"Ping-tiHandtheriginsfChineseCivilizatin"("何炳棣与中国文化的起源"）。形式如此隆重的长篇评论，从某种观点看，对我是一种"荣誉"。最堪注意的是，祁氏虽然开头特别声明他是历史学家，对考古资料并不熟悉，而全文底注中各国及各种技术性专题考古文献引用之完备令人惊叹。文章 口气与几年前秘密审査报告大不相同，对技术性细节尤其吹毛求疵，责我不直接引用卜辞等更原始的资料。文章 对我书内容及主要结论并未驳斥，只一再说明综合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方法上的复杂与困难，要比我想像的为多。祁氏毕竟是气度宽宏的学者，所以在长文的首尾对我开拓性的贡献还不乏赞扬之词。最引起我好奇心的是，全文最后特别表示，不能同意麦克尼尔在《摇篮》的"前言"里对我思辨及论证之高度肯定；并以新近苏联中亚发现可能较"中国"略早的青铜遗址为戒（祁氏对"中国"未说明是殷商、安阳或较早的青铜冶炼遗址，对苏联遗址亦未细说。近年西方，包括俄国，及中国考古充分证明中国长城以外所谓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群，都是发源自中国的北疆，是俄属中亚、西亚、叶尼塞河上游以及欧亚草原动物纹青铜器群的源头。详本章 附录）。我初读之后即刻的反应是，削弱麦克尼尔对我书评价的建议一定是出自张光直。

祁特立和张光直的学术关系日趋密切，于是二人联合筹划于1978年初夏在柏克莱召集一个规模可观的中国文化起源国际研讨会，所有论文由祁主编，但在筹划、人选、篇目、观点等方面张光直的影响极大。这个论文集终于1983年以TheriginsfChineseCivi-Zw(《中国文化的起源》）巨册问世。最初祁专函请我主撰农业起源，我立即婉谢，为的是保留自己作为一个该书严肃书评撰写者的独立身份。

这本论文集的若干部分或明示或暗助张一贯的看法——华北古自然环境是林木茂盛相当湿润的；华北最早的耕作是所谓的游耕制，也就是"砍烧法"。他的看法得到宾州大学植物分类学家李惠林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RichardPearen的"大力"支持。后者早于1974年即发表短文说蒿类植物（Artemisia)花粉特多，容易在土壤中长期保存，而如橡树(ak)这类森林树木花粉既少，又不易在土壤中保存，所以我著作中以黄土层中蒿类孢粉之特多而乔木花粉之稀少，不能肯定黄土地区的古自然环境是半干旱的。李惠林在文章 中更把我与张多年的歧见加以戏剧性的夸张，以为张说必定全胜。

我终于在1984年初应TheJurnalfAsianStudies主编之请对祁书作一书评。我坚持要写一篇书评论文（reviewarticle；)。内中邀请已由芝加哥CharlesReed结识的美国第四纪地质权威HerbertEWright做裁判，究竟蒿类和橡树等的花粉是否真如Pearsn和李惠林所说，不能准确地说明古自然环境。Wright的书面答复说他们的说法与科学事实相反，蒿属孢粉的优势确能说明中国黄土区域半干旱的古自然环境。Wright的看法事实上和李四光、丁文江和当代中国研究黄土的世界权威刘东生等的结论完全符合的。

张光直及一般人类及考古学家认为所有原始耕作都是游耕制，张尤其一再相信仰韶人民也是从事于游耕，也就是采用所谓的"砍烧法"。我以严肃的科学、考古、训诂的互相核证，并纳入Harlan和Beadle两位权威科学家的真知灼见，坚强地证明在具有"自我加肥"性能的黄土地带，自始出现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制度。从本文所附地图来看，渭水两岸许多小河两岸业经发现的仰韶村落的密集即系明证。

为治学方法还应略提的是，张光直60年代初撰《古代中国的考古》时，完全不知利用中国地质方面不少篇华北土壤各层的孢粉分析报告。我有关中国农业起源中、英论文和中文专刊陆续问世之后，他才不得已多少用了一点此类资料以求补救他的看法。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仍然完全不用华北黄土地带不少地点的孢粉分析，偏偏只选用了辽东半岛普兰田和台湾某地的孢粉分析，冀能证成他华北湿润多林木古自然环境的立论。生平所遇，偏见如此之深，思维如此疏失的学人实在罕见。因此我在书评中忍无可忍地作出—句锋利的学术讽刺："如果以北美洲作比喻，张的方法相当于以长岛（LngIsland，在纽约市东北大西洋岸）和佛罗里达（Flrida，美国最南半热带的半岛)的孢粉数据重建堪萨斯西部及科罗拉多东部（都是半干旱区）的古自然环境。"期刊主编要我耐心等待三个月，希望我的书评论文和祁、张二人的书面答复在同一期出版，以备多学科广大读者参考讨论。不料祁、张决定一字不答。我和张光直学术论辩至此虽告一段落，可惜经过几乎10年的拖延和争论，《东方的摇篮》原来的光和热不知已经消失了多少。此中遗憾，只有在本章 附录"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30年后的自我检讨"中求得部分的补偿。

n新中国的号召

《东方的摇篮》初洽出版有如噩梦般的经过，和海外中国古史界人事关系与言论方面不利的发展，对我的冲击远远不如想像之甚。原因是1971年7月中旬白宫放出基辛格曾秘密访华、尼克松总统已决定于1972年初正式访问北京的公报。这公报真有如行将结束长期阴雨的一声晴天霹雳，把我从书堆中惊醒，走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决心和景洛尽速申请重访阔别26年的祖国的签证。那时我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关系巳经中断（由于1968年2月

第十九章 芝加哥大学（下)

初在新加坡的演讲），而该院定章 在不举行院士选举之年，院长来美与各区院士分别餐叙讨论院务。事前我已接到通知，钱思亮院长将来芝加哥会见所有美中区的院士。我就决定前一天飞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申请签证。

借此机会能和以前UBC的副校长安朱（JeffreyAndrew)重晤是一乐事，更重要的是从他处得到一项有关毛泽东的"秘闻"。安朱离UBC后即来首都任全加大学及学院联合会的主席，他的弟弟Arthur是年前几位负责与中国洽谈建交的外交官之一。Arthur对毛唯一的"失望"是签约后毛对加拿大使团人员握手的被动与"冷漠"。我返芝后即将在加京所闻以书信的方式直接向尼克松总统作一报告，并解释老辈华人没有握手的习惯，而毛与西方人士很少接触，根本不懂握手时礼貌上必须合理地热烈。更郑重地指出值此穷则变、变则通的国际情势之下，希望总统不要介意由于风俗不同可能引起对方小小的"失礼"。尼克松的秘书有信向我致谢。1972年2月间在电视上看到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后，尼特别用力握毛的手，毛手亦"热烈"应之，我才放了心，自知我的信确实发生了预期的效果。

1971年签证是很难拿到的。据我所知，由于名望及父病，杨振宁是首位知名华裔学者访问成功的。很奇怪，9月中我刚刚接到香港友人的通知签证业已批准，我在哈佛设计学院读书的长子可约就电话来问，他所听到的一位知名华裔学人已获签证的是不是我。我们一行14人，不是完全相识的。龙云第四子绳文建议，推我做团长，他自荐充副团长。我们10月12日重入国门，住在广州华侨饭店，在羊城逗留8天之久，不得北上，而且"旅游"陪同竞有8人之多。返美后龙绳文才告我，逗留可能因为马里兰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兴之婿薛君度离港赴穗之夕曾与台湾方面通电话。此行并不成功，除能看到至亲外，所访地方有限。新中国一切等级分明，我完全由旅游局代理副局长李光泽接待，他托我办的事，我替他办到：1972年夏美籍华裔科学家组成了一个代表团，由任之恭为团长，林#梓马續(糾請）

迎;

-

0

小平先生

晚上，作者在全美华人协会欢宴会上，介绍中美贵宾-

Ililtm

月

4

年，

家翘为副团长，唯一一位人文学者刘子健自荐为书记。

这时我巳全心全意投入钓鱼台爱国运动，时常被邀各处演讲，而且很受欢迎。集当时演讲和谈话"大成"的是1974年年初所撰的一篇长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此文刊于香港《七十年代》，并一连五期转载于北京的《参考消息》。据国内亲友函告，此文在国内影响很大（其实在海外影响更大），至今不少海外爱国人士仍劝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

值得一谈的是筹组全美华人协会的经过。1977年春龙绳文觉得爱国人士应该有个正式组织，而组织的第一个关键是会长的人选。他问我有无可能请到杨振宁充任会长。我说可以由我向他试探。这年夏天一到北京就抓住旅游局副局长岳岱衡，请他务必在北京安排我和杨的会见。大概是奈于规章 ，旅游局就是不予安排。景洛和我在8月上旬某日飞抵乌鲁木齐机场小憩准备进城的时候，有人喧嚷半小时之内杨振宁将由伊宁到达，转机返北京。和杨谈了一二十分钟，他原则上同意主持这个华裔组织。不久就订于9月3日这个周末日在龙绳文华府近郊新建豪华的第二北宫饭店(旧北宫名YenchingPalace，在使馆区是华府最有名的中国餐厅）举行成立大会。杨振宁当选为会长，我为副会长。自始大家都同意协会由会长决定方策。杨觉得会名既是全美华人协会，美国各地华人城内的主要事务应是会务的一部分。不幸纽约市华人城内部派系之争甚烈，杨热情无私的调解久而无功。我最初曾向杨建议，尽管一般华侨权益是协会应该努力促进的，但协会会务的重心在高知。如果每个终身会员缴捐1000美元，1000高知就能筹足百万基金，会务就容易推展。我的长处是去各地演讲劝引高知入会，壮大组织。杨以为一上来不宜如此大搞。1980年任期将满之前，我清楚地记得杨曾对我说了一句："现在回想起来，你当初的建议可能是对的。""可能"两字是杨讲话的风格。工作较成功的是向美国国会议员的游说。1979年1月中美建交时，全美华人协会于1月30日晚在华府希尔顿饭店欢宴邓小平先生。我以副会长的身份双语介绍两国贵宾，杨以会长身份正式演讲，申说中美两国搭桥梁共谋发展互利的重要。这是全美华人协会工作成绩的髙峰。

HI衰象：东亚教研的暗斗

就成分言"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能有些夸张，但此语确有相当道理。非常可惜，我所谓的芝大第二黄金时代，即毕都和李维长校期间，过于短促。事实上，早在1974年李维即牺牲个人的将来（当时一般舆论都认为他芝大校长任满之后必会充任最高法院的法官），加入福特（GeraldFrd)内阁以拯救和整顿水门事件后的司法部。因此芝大失去了卓越的领袖。三四年后我就观察到中、曰历史及远东语文文化系聘任及教研等标准的逐步下降。在"芝加哥大学（上）"章 内我曾提到60年代中我完全接受了杨联陞的劝告：研究方面积极向博大精深的大路走；切不可多加人委员会参与系中的"政治"活动。对实行他第二个建议，我非常后悔，因为一向不管系务，像聘任等委员会中的重要位置都被一些有行政野心的同事占据了。东亚方面，历史系的同仁，也是远东语文文化系的成员，一起开会决策。历史系的资深教授早有口碑，日本方面，当然以出身外交世家，曾在欧洲留学的AkiraIriye学问最好，口碑最为可靠。他和我的办公室同在五楼，某天在厕所中秘密告我，教日本近代思想史的TatsuNsjita的日文程度可打90分，但他所推荐的福柯(Fmicault)信徒HarryHartunian的日文根本不行，是"卖膏药"者流。但是后者不久充任了语文系的主任，与Najita拼命要把中国史教研的重心移到思想史，而且人选方面越来越趋向空诞派。此外还有一系列提议中国传统历史方面增添新人，而新人名单多半都是Najita和Hartunian草拟的。由于我坚强的抗御，他们的议案未能通过，可是我所提的最佳人选也遭受同样的命运。我对这种年复一年的学术政治斗争极感厌倦，到了80年代我索性有时连系会都不参加了，由他们去破坏吧。李维前校长的信箱之一在社会科学学院的一楼，一天遇见了他，我问他可以不可以陪他走几步，借机说几句真心话。他说当然欢迎。我话的大意是：近年来大学校长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向，有些大学以为善教本科导论课、表面能干、年富力强者（尤其是女性），就能成功地领导有名望的大学。殊不知第一流大学的校长必须自身是第一流的学者，否则没有真正的能力去判断谁是第一流学者。就我个人而言，毕都、李维的黄金时代不幸已经过去了。李维当然懂得我话的用意，不好意思说什么，仅仅答我："衷心感谢你的这番话。"-

除了远东系明争暗斗以外，同期间还有另外的苦闷。首先是爱国运动使我的心变"野"了，不能像往昔那样持续地专心于国史的研撰。再则我虽不太重视《东方的摇篮》所引起学术圈内"反何"的暗潮，我却相当注意国内新的考古发现。70年代末迟迟发表的有关浙江余姚河姆渡史前稻作发现的报告非常重要，但新资料尚远不能使我全部加强《东方的摇篮》的结论。最大的烦恼是中国文化土生起源是国史上的超级课题，选择另外一个具有相同基本性的新课题实在是不容易。Najita和Hartunian的动机和手段引起我对某些思想史家学问和操守的怀疑。多年对一二代当代新儒家及其信徒著作的不满，迟早必须有一个发泄的机会。清华一年级时既已养成扎硬寨打死仗的脾气，快要退休的几年里，不但必须开始自修西方经典哲学和当代哲学分析方法，而且在先秦思想史方面也必须扎起硬寨。不过为扎新的硬寨，我决定在芝大退休之前从旧的硬寨再打一次死仗，以测验自己还有没有以往那种研撰的精神和毅力。这仗打出"南宋至今土地数字考实"长文，连着两期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发表。此文考证之缜密与原创性之高，弓I 起以考证精详闻于当世的谭其骧教授的回应：心仪积岁，缘悭一面。屡赐鸿文，受益良殷，顷又奉到大著论南宋以来土地数字。覃思卓识，远逾前修，钦佩无量。

然后希望我指导他治人口史的第一位博士生葛剑雄副教授。出自谭先生笔下的"远逾前修"四宇是我终身珍视的。

IV师生关系

学生选校、学校选学生是双轨的。我在芝大共24年之久，最令人难忘的是师生互选的例子——李政道先生长子中清（JamesLee)0芝大选学生有一良好传统：学生被取后一定再由一位资深望髙的教授把所有申请者都再检査一遍。我照例冬季不教课。1970年一天午后1时左右，正在地室书房工作，忽有电话来自地球科学系主任JulianGldschmklt，开头第一句就是你认识TDLee(李政道）吗。我说认识。他马上告我李的长子James在申请本科的信里说已经读过你的两部书，决定要来芝加哥跟你读书。你能不能写信或示意鼓励他来。大概考虑了半分钟后，我对Gldschmidt说，他愿来芝加哥当然很好，但是我们要考虑他一定非常用功、成绩超群，在本科即尽量听研究班的课，这点倒不是主要的考虑，因为他本科毕业，我可以教他比一般研究班还深的课，可以为他一人开班。问题在芝大及其周遭有似一座寺院，生活和文物远非曼哈顿比。年轻的人在这寺院般环境中熬了四年之后可能感到厌倦。我愿意保留他为一博士生，不必急着鼓励他来读本科。我将设法劝他四年后再来跟我读习。Gldschmidt同意了我的建议。

当晚我老老实实地和李政道电话中谈及此事，建议中清去耶鲁读本科，最好能从RbertSLpez(他利用Gena的档案，对欧洲中古晚期经济史做出重要的贡献。他有一篇论文和我讲中国的早熟稻在英国的EcnmicHistryReview同期发表）学到些专识和方法。知道我不久会路经纽约，李政道预约请我在他家吃饭，当面详谈一切。李政道开头就证明我的揣想完全正确。他先读了我的《明清社会史论》(即TheLadder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fScialMtility,1368-1911)后，即向哈佛购买了我1959年秋出版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读完后让中清读。又告我中清幼时曾在日内瓦住了一年，所以法文尚有基础。同意我的建议，先去耶鲁读本科。

李的公寓是向哥大租的，房间宽敞、地点幽静。夫人秦蕙箬女士的父亲是画家又是收藏家。公寓走廊所挂四幅傅抱石的大山水册页是巿上见不到的精品，是李太太从家里带出来的。吴作人绘赠李政道的大横幅骆驼队一看就是精心之作。难得的是一幅李可染水墨山水，颇有创意，墨色深浅层次有序，不像一般李可染的画给人一种墨色压人的感觉，是我所见李可染的最精品。此外还挂了书画同帧的赵之谦。卧房有仇英大型山水册页，李说拍卖时他只买了夏和秋的两页，因为有题款和印章 的春与冬两页的价钱要髙出几倍。此外，专橱内的宋瓷、汉代青铜的虎符和印玺，两个足堪与故宫比美的明代白玉蕭，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应顺便一提的是，据我多年的观察，李政道夫妇能把传统中国家庭的好处移到美国，中清中汉兄弟读书出色，及两媳都孝顺父母，每年除夕前后全家一定团聚。兄弟二人读本科时都是向学校贷款，几年后各自偿还，很早就养成自立的习惯。

三年后，1973年，李中清已申请芝大研究院。大概是初秋一天午后1：20分,我将要下楼去讲1：30分开始的研究班中国通史的课。电梯一开，不料走出李政道夫妇和中清。李政道是应芝大之邀请来给一个五天的seminar，并特别说明"今天早晨特别早一点从Cleveland开车，希望中清能赶得上听你一点半的课"。进了课室，我临时宣布改讲中国古代的年代问题，尤以武王伐纣之年为中心。在没有带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我原原本本地批判了董作宾的主观错误及考订年代的任意性，证明"武成篇"伐纣之日之内在矛盾，根本是两千年来无法利用的史料。进而说明《国语》周景王时伶州鸠说武王伐纣之年"岁在鹑火"的无稽，因为十二分野中的鹑火是东周的洛阳，绝不会是几百年前西周在陕西的丰镐两京。最后详阐《古本竹书纪年》伐纣是公元前1027年最为可信；司马迁获于鲁都的《史记鲁周公世家》史料价值极高，因除去一世鲁公伯禽之外，自二世鲁公以降都有具体年代和年份。积年到二世鲁公元年是公元前998年，距前1027仅29年，与成王元年伯禽被封为鲁公的年份很相符合。更重要的是《竹书纪年》是东周魏国的史书，西晋时始于墓中发现，是汉代史家所完全不知的，是独立于《史记鲁周公世家》以魏为主的周代纪年之书，而与鲁国纪年竟能如此合理的互相补益。所以《古本竹书纪年》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27年应该认为是绝对的年代。坊间论伐纣之年之作不下数10篇，其共同错误是把若干根本无法考订的记载强不可知以为知（近年在香港谈起，著名经济学者雷鼎鸣那天就在班上）。讲完之后，李中清走向前来，说："何先生，你讲的比耶鲁深多啦！"芝大最多只能给李中清三年资助，每年5500元。事后中清告我，耶鲁方面亚瑟莱特（ArthurWright)苦留他在耶鲁读博士，答应他如果有必要去中国大陆、日本或任何地方研究或搜集资料，以及去英国剑桥短期与Twitchett教授研究，所有费用都可由耶鲁负担，更不必提耶鲁本身助学金的宽裕了。结果中清还是决定来芝加哥跟我读博士。ArthurWright气得说出一句警告："Yuaregingtthe tigerpit!"(你竟情愿人虎穴！）

至于博士论文选题，学生当然可以自选之后和我商榷，但我也不时量材建议。例如两位语文、历史及社科根基都好，都要先去哈佛读完法学博士，再回芝大完成中史博士论文。一位是PrestnTr-bert，在普林斯顿四年级时已曾留学苏联，现在芝加哥任律师。他在哈佛出版的清代内务府研究，就是我建议的。另位宋格文（HughScgin)，我很早就建议他研究汉代的"孝"。重心是孝在制度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可惜他获得哈佛法学博士之后，既有律师的业务，又不忘从事中国古代法律的教研，始终没有完成他芝大历史系的博士论文。攻读图书馆学博士的马泰来请我做他博士论文的导师，他想作明代书院与东林运动。我说论东林之作已经不少，而专作书院制度者不多，而且二战前所谓的"标准作"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谓全国书院见于记载者300有余。我明明记得刘伯骥专门研究清代广东的书院，总数就在400以上。我建议马泰来第一步从所有的明、清、民国的各省府州县方志里有关明代书院、社学、义学的记载都梳理出来，按年代和地区制成纵横两表；统计有经有纬，即有望发展为第一流的专刊。果然，不足两个月，马泰来就制就书院纵横统计表。再加上他书目之熟，利用了芝大所藏全部北京图书馆和日本明代文集的胶片，以致对有关书院发起人身世资料搜集之完备，引起普林斯顿牟复礼（FritzMte)教授的赞叹。马为人非常谦和，虽经我屡劝，还是不肯将他的博士论文印成专刊。但前此他早已在欧洲著名的《通报》发表了重要的考证：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是南宋人依托伪作的。至今海外论东方图书馆界人士之真有学问的，众口同推马泰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讲到长期师生关系，我以MarkEdwardLewis(现任史丹福大学历史系——可能兼他系——李国鼎讲座教授；今舂荣获InstitutdeFrance,AcademicdesInscriptinsetBelles-lettres奖金)应我学术回忆之需所写的长信，请人译出，以供读者参考。我觉得这种出于至诚的回忆应该有其史料价值的（我的回忆仅有一点与Lewis所言不符。我未曾主动建议他习梵文。他去台北之前来看我，说想专攻中国中古史，我劝他不要，因为要成第一流的中国中古史家必须要通梵文。不料他说既需要梵文就去学梵文。再有一点补充：经我函介，北京任继愈先生对他也帮了忙。那时任先生职务之一是宗教研究所所长。任先生曾派所中一位专家教Lewis读佛教典繪。

据我所知，目前西方汉学界学人工具之多、研撰志向之大无过Lewis者）。Lewis(2002年7月25日）的原信中译如下（原稿附后）：敬爱的何教授：

数曰前我已把刚完成的书稿（《早期中国的空间建构》）寄出，目前搬运工人正在帮我把藏书装箱，准备运往加州。趁这个机会正好给您写封信，就如您曾要求的，忆述一下我如何与|中国研究结缘，以及你我之间的一段师生缘。

当初我是因为Hutchins重视旧经典著作的传统，而决定入读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对乔姆斯基（NamChmsky)的语言学很感兴趣，故选修了语言学学士/硕士同步的课程。该课程要求学生要选修一科非西方语言，并要修读两年。当时我想阿拉伯文和中文一样重要，所以唯有掷钱决定，结果选了中文，想不到当时随意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很快就给精彩的中国字体迷住，同时我选读KarlWein-

tmub的西方文化导论也令我意识到我对历史的兴趣比理论语言学浓厚，于是我设法集两者于一身。大学最后一年，我转为主修中囯历史，并且非常幸运地遇到您、MichaelDalby和Philip Kuhn,你们非常详细地把古代中国到民囯时期（除了宋元时期）的历史详细地教了一遍。我选了您的古代史（《东方的摇篮》由此引申）和明清史；Dalby的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和唐史；以及Kuhn的近代史。此外我还选修了Ry教授的文学课程和旁听了Ginsburg教授的东亚地理课。那是我读了西方文化导论后首次较深广地接#历史。无论在教学或研究方面，您已成了我的心目中的楷模。

其后的一年，我去了台北的史丹福中心学习现代汉语（白话文），并在台大修习文言文。之后到了柏克莱。蒙您的指引，在柏克莱我跟张琨学习语言学，并修读了一些Keightley、Strickmann和Wakeman的课。也全靠您的帮忙，那个署假我才能到香港中文大学跟严耕望先生学习汉朝的碑文，这两方面的学习对我整体的学术训练弥足珍贵。

返回芝加哥，我选了两门中国历史课程及一门您所提议的印度史，包括跟VanBuitenen学习梵文，这甚有助我对中国佛教的了解。您这次的提议又一次令我掌握到甚为有用的知识，有助拓阔我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视野。

后来我决定要专修中囯早期的历史，并撰写关于战国时代和汉代的论文。最初我选了MichaelDalby指导我写论文，但当他不被大学留任时，我顿时陷入极大困境，学术研究前景也可能因而大受影响。幸而在这时，您及时解救了我。虽然当初在选择论文题目时您并没参与，您仍答允当我的导师；虽然您较后才加入我的论文工作，但您全情投入，细阅我的每个章节并在每个研究细节给予宝贵意见。假若少了您的帮忙，我的论文绝不可能那样快完成。

即使在论文口试顺利完结之后，您仍继续给予我无尽的支持。您建议WilliamMcNeill推荐我为哈佛"院士会"资浅院士(JunirFellwfHarvardScietyfFellws)，这是我从学生生涯过渡到教研生涯一个重要基石。除此之外，您又尽心尽力推荐我得到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教席，虽然由于Hartunian和Najita在历史系的把持影响，以及负面的聘任教员记录，使我没有申请这个教席，但我仍十分感激您知遇之恩。回想起来，或许当时我留在芝大任教可能会较在剑桥为好。

我在剑桥期间，出版了两本书并完成了第三本的著述。在这段期间，我俩仍保持联络，我对您有关早期中国的论文非常感兴趣。虽然您对明清的社会史和人口史的研究早成经典，您早已是在国际上享有应得崇高声誉的学者，但您对新知识的追求，即使在您事业的后期仍一如以往般狂热，就算在退休后也十分积极及著述良多。这足以成为后之学者一个绝佳的典范。我真的希望将来我可以像您一样。

在剑桥这么久，我觉得我应在教学和研究上寻求一个新突破，而您对我的支持从未间断。在我申请柏克莱和史丹福的教席时，您的推荐是极为权威的。很多历史学者都尊崇您作为这方面的权威，并认为无人可与您媲美，而您对我的高度评价，令不少人对我另眼相看。虽然我一再强调我一直得到您思想上的引领和学术上的指导，您更是我进行教研工作的典范；您只要求学生尽力去达到学术上的精确和创新，但很多人对您给我的极高评语仍惊讶不已。我相信您的帮助绝对是我得到史丹福讲座的关鍵。由于这个讲座的基金来自台湾，因此很多人相信这一讲座必属华人，我相信只有像您这位备受东西方人士高度尊敬的学者才能为我廒得这一讲座。

同样，您的帮忙对香港中文大学给予我教授一职极为重要。因为您的推荐使中大对我感到兴趣，而您对我的称许才使他们决定予我教授一职。虽然后来我考虑到社会医疗保险的因素，决定留在美国执教，但中文大学的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一份莫大的荥誉。我会继续与中大历史系保持联络，希望将来有机会到中大去半时教学。您看看，这样妤的机遇也是全靠您一力促成。

由我最初读大学时选择研习中国历史，到研究生、哈佛时代，再到现时执教于史丹福大学，及得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任，我学术生涯的每一步都得着您的扶持。作为学习榜样、导师和学术上的推荐人，自我选了中国研究开始，您就像守护神一样照顾着我。我相信这些对您来说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您对我的引领和帮助，已超越了任何一个学生对老师、学者所能期望的。我在面对学生时，常以您为榜样，但我知道我永远也报答不了您的恩情。

学生Mark敬上

SWdlakRadCambridgeCB30HT

25July2002

PrfeawrPing-tiH5471SienaVerdeRad 92612-3842

DearPnribnrH,

sentffnnacrxfmynewbde(7%tCniimtfiRccf細ti)acqplefdiyaaglliemwnareatthismawntiMckiag19atfQrbbfiirthemvetCaKfariaIamtridagadvnttgeftfafawindwerfppurtuuiiytrftetheletterthat Idecidedtstd|yattfieUnivenityfChicagbecausefthevtiflBsftheldHntirfpgBegewitftilawnphwfanffiegreatbfaandawefrwundedwhnrimtWhenIfintanivtdlwasveryintaatdiaUDgaistksaspncticedbyNamCfaDmyAspntf1aiiiuihaDeuiBATlLAprgnminlinguisticsIwasreqbedttaketwyeanfan>WeAnlangiageDecidingtfatArabicandChineseweretfaetwmatinipitMit,Iflippedacinttettteteissuendwund19withUncse:ItivasnefftacsUtrnydediiiDatfatftianaffmi0068li&IaQiicamaunderthespellfwritteaCfamesecfaanctchIfinmdedtessiyfaarinrttngAtthesametimeItktfaeWesternCiviliatiaDsurveywithKarlWtintnub,ndIfbimdti?clinftnedtfaestiKfyfhistiytdMtfthe(aedcalllagiiiAicsaDeddingl yearImdnmdyfixiMtebecameifatyear700KfichadDaQ|y,andKidmwe fferingadetailedaeiimeuifaQ<tfCbineathistryfrmthe1—wringtfarutfitheSqmfaKcmperid(BrittiagaytheSfrYumperidItkyarcmaenen|yhi<ry(thenethatledt&ttftheEasfandyurNfing-Qmgctae;Dtlbfsiraesanthe IlaiifauWaMinariwidia,andtfaeTang,andKi|faa，sccaenmdemddsIabflungedtfitinalittntnecmwithPra&saarRyandtnditFtaftsMrGiDsbuti￡astAjingegniifajrcmae,ftwagmyflatnrtrnrtedqpwaettheiteyftlty,feeWeateniCivsurvey,tdyuatIfaatpaintbecameamdeltmebditstihermd?

AficraTarinTaidistnfyjDgmdemChinesetfdKSmfivdCtterandtikiflgme nwgmcmesatTaidIspenttheyratBeAeyTimeatynr9a0estk?IMDdiedphfllgywithQwngKn>inaddhinttakingcuneawitttfcrigjittey,SftininiMWiidWafcemaaThrughyuraadsiaiice?IwastenabletapewUsanuxrCUnneUnhwaiiyfHgKigstudyingHninsaiptiaswhhYaaaigwHigliketfaestDdyf phillgyftiswaaanextremelyvaluableadditintmyveralltratniag UnreturningtCUc?gD，ItktwefieldsfChiiMsehistry,phis雪ttainlfiddatyurmggeatkninbidSnihistmy，Wh,riigstudyingSanskritwithVanBitancD,90thatIwldhaveftbetterbackgrundfirtfaestudyfCbineaeBaddhisDLweagainyradviceledmetacquirensefltedmicalskillstfaradimystud|yfChinexfaiftryintanmchwidernmgeffidds AsIbaddecidedtprlrrintfaeearlyperid,andwiswritiiigailiMiiWiiiideitiiwiththeWnriiwSMesWtheHmwIi°itiysekctedK&faKlDalbymyMdvimtWfanhedkbtreceivetenureIwwithasituitkntfMtculdtavebeentdiastaribraixcneerYnreacaedmefayvygnckRnfyagredngtundefbteAegndMeeftbstfaesiaeventhughyuhidplayedvpartiawdeetmftfaetpicDeiptteyar CertiiiilytfaecklneverhavebanfiaiibHlmxtftytiftfalUhadyannatlikeachwyf4msprajsct,AfttcwaplrtinnerftfasdiwerttdnmdttuccifttfdefencfiyucntfiMfldtprvideinvibiaUesaipputRnitMityuraugy<km<ttWffiwnMcNriflnniiriilradntetbSdatyfFcUwi??cnidalMq>attfaeadnnfiAfficuhpaintbnernhaeqbrnntIbr4firattimemvebeyndbdnfastudenttbemie?adbhrndthenteatemnSwnrightYuabgeaeruilywdcedttecnefrmetbeaflfarf&ipniUmcBtinttchfatwydeptuiiartatflricagAMhuIdeckbdacttptybeewjt(tftfacinfluniccflbxtuDintdNittintiicdMntmctattinttimcandtiiedpnflfamlecadfaqftivederisinsptcnwfiitwasstillverygBpcrustctnyarp?tbdnditmightwdlh?vebeenbeltercnegmvettwanydedritttgtC?nhridge?

Itennatmyextended―ttCambridgevAfleIhavepabttahedmylinttwbb>dnytlBdtfiiidwehwefKmriwiBdtrtytIucIlIfacvciwlyarwearfyCUnavrithgmtInterestYurwUBgast{101iaianewfiddinttielitar htefapditartalhiniymidemjgphfcifMttHnpiwyanliaThirinwlfipmvftlM >mddttichbn<tfthemmwrmrfikfaneenfeniainvMketatSfyand t,IhpetbitlwiUbeabletiiLaaaemnaerliveilDl&is chmcetdmwlpmyteacfamgudnrtrllcctiwleBtaaamnewdfaniayawesdtprvidetcaaenitstirthimyqdkatknsitBcrinleyandnfixdyureatfltkunmnDdedcnidenbleadiafiiy,eapcdaysicemrtpepfeintheAdd prltawqafaflhwntwpecttftfaesttyfChintfnwwrriamiirjuwittfatfytnwuld creativityIbdievcliiatyursupprtwasparticulaiiycruciai?tStanjKnd,becausethechairwfimedbyTahvancacmneyTbcreiandubttiitmanypepleinvlvedintfaecreatinfdiecfasirbelievedthatittfattgtaChineseschlar,andIamsurethatnlytheenthusiasticsupprtfaschlarfyurQXU06DCCbthintfaeWestandinChiiiareassredtbcmthatIwasguiinelyqualifiedfrtheappintment Yursupprtwualscrucialfcuneinsecuringthefiferftfaept&saarahipatTheChineseVemaityfHagKngItwasyvinitialrecamnKsadatiaathitfintkdttfadrinteestinmeatcUamcertainthatyurhiipniaewssacuciftifinctarinkadiagtfaaatfinallyfmethepsitiiLAhhughIdedefedthatultimitefyIneededtictnmtthe ftfaepsitiACUHKwaaagreathnrIhavectinuedtmajnlBiaregularcntectswitbbistydqpvtmcnttherCfandhpetbeabletansngemansathatIcaa_apmdaanestertfaeedlfagnaregularfaaaiarfitquetintervalsBveatfaepaibffiQrfaucfaadevelpmentisentiicdydetyarscqiprt SfrmmyfirstdecisintmveinttheChinafieldmmylastyearaaaaandergraduate,thrughmyyearsasagradaatestudent,ttfatapptiuUiiifinfttheScietyfFellws,andfinallyintherecentappintmentatSttnfisdwithtbepanbiBSyfperidicvisitstTheCUaeUnivmhyfIigKngatevysMgefmycareeryuhwpcvidedexemplatysupprtasaamfrJlccfTwlmdel,asasupervisr,?dasanacairirmin"pflba11thrughyariqwtfedrecmmendatinsTtfaeextitAatIhaveachievedntfaingintheChinafieldsitfatestimnytyurcapacitiesasateadr,aacfatac;adaaacackaricprtiiLWhileIdntthinkthatitntesanyplaceinyurmemirs,Icertainlybdievethatyargtidneandapprtfmycneerfaasbeenmrethananyeculdexpectf&teacherandaadicdarfthasbecpemymddindealbgwithicywnstudentsIremainfixewrinyurdebt Yurssincerely,

"丄

PSMyaddreasatStanfiarifreiB1Augustwiflbe:iBgtatyDrpartmgtf StanfindUwvcmtfStan&sd,Califixma943052024MarieEdwaixlLewis给作者的信

结束本章 ，有三件事应该顺便一提。

(1)美国研究亚洲规模最大的组织是亚洲学会（TlieAssciatinfrAsianStudies)，近30年来无疑义是世界性的学术团体。其前身(美国）远东学会（TheFarEasternAssciatin，1941一1956)，经过1956年的扩大改组后，更名为亚洲学会。按照新规章 ，学会内分四组：中国、东北亚（日本、髙丽、俄属西伯利亚海滨省）、东南亚和南亚（主要是印度次大陆）；四组轮流，每年选出副会长一人，一年后为当然会长。1974年春我当选为副会长，于是在1975—1976年度充任该会首位亚裔会长。当时绝料不到的是，二十七八年后我仍是亚洲学会唯一的华裔会长。

(2)1975年春接到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先生的亲笔信，告我该校订于10月下旬授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要我在典礼结束之前作一简要的双语学术演讲。这箱演讲，扩充之后，即作为我1976年春亚洲学会会长卸任时宣读的论文："TheChineseCivilizatin：ASearchfrtheRtsfitsLngevity"(中国文化长寿的根源）

(3)1976—1981这6年间，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TheNatinal EndwmentfrtheHumanities)曾邀请我四次主持美国大学及学院中国史教师的暑期培训班，每次为期6星期，学员12人。历届申请人的专门学科背景颇有不同。有几位不但已获有中国语文、中国近代史、中国艺术史等方面的博士学位，而且有志继续作专题研究；有少数南学人已获哈佛等校东亚语文文化系博士之后，借此机会扩展教学范畴；但大多数是来自公私较小大学，前此讲授"传统式"以西方为主的人文社科课，而学校并无财力增设东方人文课程。所以我自始即决定，每次每班12人中至少6人选自这类大学的教师。

培训班每周由我演讲三次，每次至少两小时半，演讲大部根据我自己的"系统"。我在班上特别鼓励自由发问。最能反映讨论水平的是，1976年第一班里一位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某分校美国史副教授，原籍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第一等荣誉学士，美国Vander-bilt大学博士，提出的问题：《史记》对战国期间大规模战争的叙事大都简单平实，何以独独对秦、赵两强间的长平之役（公元前262—前60)的背景、人物、战略、运用间谍以及"夜坑赵卒四十万"惨绝人寰的战果等等描绘得那么详细、富于戏剧性，是不是司马迁在此处有意大做文章 ？像这样的问题，只有深明史学方法、习于考证的学人才会提出，而且不是每一中国上古史专家都能立即回答的。幸而我初中毕业之夏初读《史记，太史公自序》，长期海外教学期间曾几度重温太史公司马谈的先世，他五世祖司马靳在长平役后第三年，与主帅白起一同"赐死杜邮"（咸阳西郊）这一悲剧，似乎很能反映司马靳是在长平战中的重要将官之一，所以《史记》中有关长平战役精彩多维的叙事是累世家传的、应该大体是信史。两年后，部分由于我的推荐信，他很顺利地获得升格为美国史正教授，兼授中国历史与文化导论的新课。

1981年春，人文基金会暑期培训班负责人通知我时强调指出，我是全美唯一一位资深学人被该会邀请四次之多的。这个通知，证以自己对四夏工作的评估，对我颇是意外的慰藉。相形之下，芝大东亚教研的内斗日趋激化。再三反思，早在60年代末，人类学系最资深的FredEgan教授就曾对我谈到，把一个系发展成为全美第一是非常艰辛的，而把一个好系破坏是非常容易的。信哉，斯言也。

附录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30年后的自我裣讨I农业

1992年中美两国同意成立中美江西稻作起源研究专组（Sin-AmericanJiangxiriginfRicePrject，简称SAJR，成员50人，中、美各半，皆考古、农业及相关多学科专家）。美方于1996及1998年已发表两次报告，证实长江中游是世界栽培稻及稻作农业的摇篮，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的居民距今16000年前已以采集的野生稻为主要粮食，至晚距今9000年前定居的稻作农业业已开始。此项突破大有裨益于研究中国（甚至世界）农业起源自不待言。但为更彻底地批驳前此西方盛行的观点和理论——旧大陆农业及文化皆源自西南亚的两河流域——本文本节的讨论仍自华北开始。

(一）华北

当我在1968—1969年研究中国农业起源的时候，浙江余姚河姆渡7000年前栽培稻及稻作尚未发现，这个震惊世界的遗址发掘报告要10年之后才正式发表，所以我研究的主要对象只好是华北。在我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9年春刊印）里，我所提出华北最古农业的特征，都与古代两河流域的农业系统不同。30年后的反思并没有改变我最初的看法。兹简述如下：(1)华北农业发源于黄土高原和比邻高原东缘的平原地带。农作都开始于黄土地带无数小河两岸的黄土台地。这些台地都高于河面几十尺甚至几百尺。台地既近水面又不受河水的淹没。应强调指出的是，这些数以千计的黄土台地遗址几乎都不是沿着泛滥无制的下游黄河本身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华北农业的起源根本与泛滥平原无关。

(2)远古华北的农作物是由华北粟（&Mrfm/i)与黍、稷(Panicummacwm)组成的"小米群"，迥异于以大、小麦为主的西南亚作物系统。这两种俗称的"小米"都是最耐旱本土原有的。

(3)中国黄土区古今自然环境与两河流域大不相同。前者，尤其是黄土髙原，近200万年的气候是干燥、半干燥。后者的气候是冬雨夏旱。这正说明何以西南亚包括地中海东部地区是二年生的大麦和小麦诸多品种的原生地带。

(4)造成古代华北农业生产及聚落模式与古代西方不同的最根本因素是黄土的特殊物理和化学性能。证成鄙说的先决条件是澄清中外相关多学科的一个共同错觉：原始农耕都是"游耕制"。

他们的共同理由是：原始农夫不懂施肥，而土地的肥力因耕作而递减，在当时土旷人稀的条件下，农人随时都得实行休耕，并同时非开辟新耕地不可。他们认为开辟新耕地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砍伐和焚烧地面上的植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砍烧法"（slashand burn)，也就是"游耕制"。著名的《西安半坡》报告的作者石兴邦教授，最初也认为仰韶的耕作方式是"游耕"，以后改变了这个看法；可是美国张光直教授一贯坚持"游耕"之说而且得到西方多位相关学人的支持。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年，美国地质学家和中亚考古发掘者庞坡里（RPmnpelly)即以华北黄土地区作了以下的观察和综述：它（黄土）的肥力似乎是无穷无竭的。这种性能……一是由于它的深度和土质的均勾；一是由于土层中累年堆积业已腐烂了的植物残体，雨后通过毛细管作用，将土壤中的各种矿的堆积。它自我加肥（self-fertilizing)的性能可从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在中国辽阔的黄土地带，几千年来农作物几乎不靠人工施肥都可年复一年地种植。正是在这类土壤之上，稠密的人口往往继续不断地生长到它强大支持生命能力的极限。

我从60年代末即怀疑游耕制说真能应用于中国的黄土地带。1970年夏我请知识渊博举世公认的大麦源流权威伊利诺州立大学哈兰（JackRHarlan，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教授，对华北原始农耕方式作一科学的臆测。他认为：

(1)华北原始农耕绝非游耕制，因经典的游耕制需要每年实耕八倍的土地，土地耕作一年之后要休耕七年之久肥力才能恢复。

游耕制一般出现在热带及多雨区。

(2)华北远古农夫最多需要每年实耕三倍的土地，内中有些可以一年耕作，两年休耕；有些可以连续两年耕作，一年休耕；性能好的黄土可以连年耕作，不必休耕。

(3)游耕制的枢纽问题是肥力递减；华北黄土区农耕的枢纽问题是保持土壤中的水分，而不是肥力递减。

哈兰这三点论断是他个人独到的见解，远非一般考古、人类学科之人所能洞悉的。在哈兰已经做出以上的"科学重建"之后，我才告诉他以上的科学重建和中国古代文献所述不谋而合。《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舊，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这句本身就反映出一个短期三年的轮耕制。此三词中"新"和"畲"比较易解："新田者，耕之二岁强墟刚土渐成柔壤……畲者，田和柔也。"需要较详解释的是第一年的"蓄"。

"笛"字音义都含有"杀"义。《尚书，大诰》："厥父舊。"孔颖达《正义》："谓杀草，故治田一岁曰筲，言其始杀草也。"《尔雅释地》郭璞注："今江东呼初耕反草曰蔷。"所以"舊"这专词的第一意义是使土壤中所有的植物残体化为腐质。"菡"字的第二义是第一年待耕而未耕之田。此义在《尚书》及《诗经》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尚书大诰》："厥父萏，厥子乃弗肯播。"清楚地指出"苜"在播先。《诗经-周颂，臣工》："如何新畲？于皇来牟。"极明显地说出小麦（来）大麦（鋅）只种在第二年的"新"田和第三年的"畲"，而第一年的"茵"是照例不播种的。

至于何以第一年的蒈田照例不立即播种，芝加哥大学刚刚退休的校长毕都（GergeWBeadle)博士（生物学家，1958年诺贝尔奖金得主），当时和我正在准备参加两年后将在芝城举行的第九届世界民族及人类学家大会中的农业起源国际研讨会，立即做出科学的解释：由于初垦土地地表杂草等野生植物虽经人工清除，土块虽已经翻掘平整，但土壤中大量植物残体尚未腐烂，如立即播种，收获一定很少。这是因为土壤中植物残体在逐步腐烂的过程中所生的氮素，极大部分都被土壤中多种微生物所吸取，种子所能得到的氮素非常有限。但是，如果第一年仅仅维持地面的平整而不立即播种，第二年播种之时，土壤中原有的椬物残体业经彻底变成了富氮的腐质，此时微生物不但不再吸取氮素，反而放出大量氮素来滋养种子。因此第二年的"新"田产量必定很高，第三年的"畲"田也还是收获很好的。

除了《尔雅》、《尚书》、《诗经》相关训诂资料之外，《周礼大司徒》中周代授田通则亦大有参考价值："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更证明至多三年轮耕周期的正确，而且土地中确有可以连年耕作的"不易之地"，三年中休耕一年的"一易之地"和三年中休耕两年的"再易"之地。总之，科学和我国古代文献互证结果的若合符契，引起我这两位权威美国科学僚友对我国文字训诂之学的高度赞赏与敬意。

唯有自始即是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才能解释何以陕西渭水流域沿诸小河两岸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竟能如此密集（见附图）；何以仰韶聚落的设计，不但有为氏族集会的中心大房子和其周围为居住而建的小房屋群，而且还有窖穴、陶窑和整齐的氏族墓地。理应顺便一提的是：只有在累世生于兹、死于兹、葬于兹的最肥沃的黄土地带，才有可能产生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

史前粟的发现西起甘肃，东至辽宁、黑龙江，遗址不下40处之多。黍和稷的史前地理分布大致与粟相同。黍稷在民食中地位最F

初虽不及粟类，伹到晚商和周代无疑义已成为最主要的食粮。《诗经》中黍和稷的品种描述和出现次数都居谷类之冠。7000多年前河北磁山文化有些遗址的窖穴总容量之大，反映当时一个聚落的存粮已多至10万至15万斤之间。再如河南许昌丁庄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所发现碳化小米品种的优良令人赞叹。以千粒重量和颗粒大小估箅，7000多年前的品种已可与今日佳质高产的春谷相比，巳胜过今日质量较差的夏谷了。

根据以上古自然环境、黄土特殊性能、最早以小米群为主的作物系统和自始即定居的村落生活方式等等，华北农业的本土起源，无论在史实或理论上，都是合乎逻辑的论断。

(二）江南

30年前国际文献几乎一致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iyzaSativaL)的原生地，中国是次生地。1968年2月我初涉印度考古资料，竟"发现"印度栽培稻最早的物证和文献都要比当时中国同类的物证和文献晚得不少。这个"惊人"的"发现"使我下了决心去广索深探水稻源流、中国农业以及中国文化可能的土生起源。在70年代最后两三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报告中，证实了7000年前的稻作以前，水稻起源是国际间热烈争辩不休的问题。可喜的是：近来中美江西稻考古队的初步成果巳开始有效地解答了栽培稻源流的问题。据美方领队，著名农业考古专家麦克尼须（RichanlS MaCNeish)1997年的谈话和1998年的第二次书面报告，这次中美科学合作的目的不仅是在确定栽培稻的起源，并且同时探索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经济是怎样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的。因此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两遗址发掘出距今30000至6000年间一系列的地层以备仔细的分层研究。麦氏概臆，大约距今16000至13000年间，冰期结束，巨兽绝迹，当地猎人不得不以采集野生稻等物为生。仙人洞遗址距今13500至11800年地层的化石稻粒中巳出现少量的栽培稻。以后栽培稻在化石稻粒中的比率逐步增高这一事实，从当时居民遗骨中同位碳比率的变化得到证实。

距今11800至9600年间巳经出现雏形的稻作农业。

同样可喜的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介钧教授曾对全国史前稻的资料加以统计分析，在全国总共近100处遗址之中，长江中游(仅指湖南、湖北和河南少数几处）就占了40%;其中尤以湖南澧县彭头山及八十±当两遗址栽培稻年代最早，与江西仙人洞的栽培稻相近。他的综论全被美方多学科的精细分析所证实。麦氏报告指出化石稻粒的出现虽较仙人洞稍晚，但距今8000至7800年间彭头山，尤其是八十±当的化石稻粒，60%已经鉴定是栽培稻了。所以湘北的稻作已有8000年的历史。我们如果把江西、湖南、湖北作为"长江中游"，长江中游是世界栽培稻及稻作农业大摇篮之论当稳如磐石了。然而这不是说较晚的印度栽培稻的起源不是独立土生的。再进一步推论，长江中游野生稻驯化、栽培、演进到定居稻作农业历史过程之早而且久，较诸史前两河区域山麓嘉谟（Jarm)距今9000年前，以大、小麦为主依靠雨水的农作系统可以比美了。

中、美双方学人都谈及长江中游史前稻自始即有温带型异种的出现。按稻本是热带植物，一般都是没有黏性细长粒的"籼"，属所谓的印度型（ii)。而历史上中国稻作的重心是稍具黏性，颗粒比较短壮、比较耐凉的温带"梗"或"粳"稻[向被误称为"日本型"(力/>n")]。20余年前水稻育种的世界权威张德慈博士首度力倡温带稻应改称"中国型"（《Vm)。今日云南境内籼梗的分布是垂直的，海拔1500公尺以下种籼，1700至2000公尺以上种梗，中间地带则籼梗交混。长江中游，最早的江西仙人洞处于北纬28°65，次早的湖南澧县彭头山29。46、八十挡29°53，再迟约千年浙江余姚河姆渡29°53、罗家角30°36，大都是处于北纬29°及30°之间，而稻作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从南而北的。换言之，梗稻的成分是随着纬度而增高的，如湖北京山屈家岭，略北于北纬31°，和这文化区北端的河南淅川，略北于北纬33°,史前稻完全属于粳型。梗稻由北纬30。以南逐步北上漫及江淮之间的大平原区，可由历史文献中得到充分的证明。目前中国水稻产量居世界总产量36%左右，等于印度、印尼、泰国、日本四国产量的总和，而粳稻的产量大约居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梗稻在我国及温带粮食生产史上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近年趋势，籼的产量可能持续地增加，但未见精确统计）。中国史前所栽培出的矮生稻品及稻作农业的成功，无疑义是世界科技史上极有意义的原创性贡献，而梗稻在中国培育的成功和在其他温带国家的扩植，是原创性贡献中再度原创性的贡献。

这种双重原创性的贡献是科技史上极为罕见、极值得称道的。

在今日中国版图之内，史前已产生南北两种不同的农作系统。仅在东亚中国这一区域，农业起源巳可确知是二元的，西方盛行的旧大陆农业一元起源之论，今后应很难立足了。

(三）余论

30年前在我研究中国农业及文化起源"孤军作战"的阶段，对农业起源（其实指以薯芋为基础的初期园圃式种植）及稻、猪、鸡最早驯化等问题进攻最猛，气势最凶，而物证最弱的是以夏威夷为主专攻东南亚的人类学家及相关学人。张光直先生是一向和东南亚学人和煦相处，遥遥呼应的。我在英文《东方的摇篮》（1975)书中第一附录里对他们作了系统的批驳，并提出此三物都是最早在中国宇内驯化培育成功的。尾随张后的许倬云先生在书评里，竟对我"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定义都大加质疑。据近20余年考古成果及各方物证看来，我30年前的看法是正确的。已故柏克莱加州大学"著名"地理学家Cari0Sauer全凭想像的"学说"——稻、猪、鸡，甚至他所谓的"农业"都起源于东南亚——已是不能复燃的死灰了。

结束我们农业起源的讨论，有必要略事检讨已故李约瑟博士毕生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化》第六册，下：《农业》（1984)，作者布瑞(FrancescaBray)女士，内中有关中国农业起源的主要论点几乎完全是错误的。布女士第一严重错误是误读了哈兰名著《人类与作物》。哈兰在正文及正文后的详表中两度肯定粟（Setaria小米）地理分布甚广，华北是原生地之一。而布瑞粗心到难以令人相信的地步，竟说哈兰否认粟为华北原生。第二严重错误似为布女士与李约瑟所共有：全凭猜想的史前中国自两河流域引进的"木犁"。按:我国最早之犁是铁制的，始于春秋战国之间，迄今从未有史前木犁的考古发现。他们坚持两河木犁引进说之理由有二：（1)木头容易朽腐，所以至今无史前木犁的发现。（2)如无木犁，华北史前农业生产必不能支持沿诸小河密集村落定居的人口（按：第二理由反映他们巳接受我的看法，华北史前耕作不是游耕）。我国古代南北的农业都一向是耒耜农业。

为学术存真，我不得不一提1969年李氏读了我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之后，函请我主撰他计划中的《农业》专册。我婉谢的主因是自己巳另有更大的研究课题，次因是他信中巳提出西亚木犁东传的假定。李氏毕生系统地宣扬中国文化深令国人感佩，但我自50年代即有此感觉：唯有像李氏这样渊博、对西方科学之优越具有极深了解之人，在研究其他文化时才能具有十足的安全感；唯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能对其他文化一般和偶或的长处予以慷慨的赞扬。但关键在讨论主要文化因素的起源时，李氏深潜的西方优越感，便使他不能完全冷静客观地作纯理性的权衡判断，便"激发性传播"的预设了。农业、青铜和天文便是我亲知的三例。

n陶器

按照目前中国积累的考古资料和国际考古理论水平，史前陶器多元土生应是不争之论。但在20世纪前半，西方一般学人多具有西方文化优越感，认为古代近东几乎是所有重要文化因素的起源地。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n,1874—1960)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中的彩陶之后两年，在发掘报告"AnEarlyChineseCulture"("—个早期的中国文化"）[刊于BulletinftheGelgicalSurveyfChina(《中国地质调查所汇报》）1923年第5号]之中，立即认为仰韶彩陶与安诺（Anau)新石器文化遗址中的彩陶相似[安诺在帝俄境内土库曼（Turkmen)首府Ashk-abad东南12公里，伊朗东北边界山脉北麓；其文化年代为公元前第五千纪初叶至前第三千纪初叶]。被征询时，1904年安诺考古发掘主持人之一HubertSchmitt教授认为安诺彩陶样品有限，花纹及图案过于简单普通，很难断为仰韶彩陶的祖型。但安氏的考古发现在西方很快就引起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复燃。迟至1943年安氏在瑞典退休之后，才作一坦白的自白，承认前此鉴定安诺仰韶彩陶传承关系的错误，但仍坚持一点：甘肃马厂新石器晚期（属于承袭仰韶的马家窑文化，马厂期的年代为纪元前第三千纪末叶）彩陶中很不寻常的"逆钟向螺旋纹"（Cunter-clckwiseSpiral)与乌克兰Tripljie 史前文化（大约纪元前第五千纪）的"逆钟向螺旋纹"之"极度"相似，很难使人相信两者之间没有亲缘关系（详图2及3)。

除了大量利用解放后的考古资料以说明史前中国陶器系统与史前西方不同之外，我一再征询芝大古代近东研究所三位同寅"的意见，如何处理彩陶的问题。他们气度宽宏，一致劝我索性一劳永逸，将所有西方史前彩陶的图案与中国史前彩陶图案作一通盘的比较，然后再集中解答安特生仅余的疑问。按照他们的建议逐步分析、比较、推论都很顺利；最后"逆钟向螺旋纹"问题，幸而著名《西安半坡》报告未具名的作者石兴邦教授在"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N6)里，已逐步追索出这个图案的渊源这三位芝大同事是：RJBraidwd，芝大古代近东研究所近东考古发掘领导人，著名考古及人类学家；早在I960年即有雅量和远见指出，在旧大陆中国的农业很可能是土生的，与西南亚两河流域无关的。RbertMacCrmickAdams，曾任古代近东研究所所长，我写撰《东方的摇篮》时他是芝大研究院社会科学院院长，数年后即被选任为美国国家博物院院长（DirectrflheSmithsnianInstitutin)。我书稿每点他都阅读过。另位是HansJNissen，瑞典籍，为我广涉精选西方考古及技术性专著，备我参考比较中西古代文化之不同，对我的帮助最多。70年代初他虽仅是助教授，不久即被联邦德国政府礼聘为柏林博物馆馆长。

1

2

5,J

3,

6,

图2逆钟向螺旋紋

1Tripljie彩陶

2马厂彩陶

3马厂彩陶

4山东日照史前陶器

5安阳殷墟骨雕

6安阳殷墟石雕

资料来源：何炳棣，7?CradleftheEast,pp170—173

图3Tripljie标准螺旋纹资料来源：何炳捸，7VCradleftheEast,p173。

是仰韶彩陶中的鸟纹（见图4)。亚当士教授对石兴邦图案溯源的工作十分欣赏，认为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为了完全冰释安特生最后一个疑问，我作了三点补充。

(1)利用山东半岛东南沿海日照史前晚期陶器、殷商骨刻及石刻上更高度简化了的"逆钟向螺旋紋"，以说明这一艺术母题几千年内始终是土生土长，在华北辽阔的不同地区传播演化的。

(2)严肃地检査一下安特生所谓的Tripljie"逆钟向螺旋纹"主丄

图4马家窑文化彩陶鸟紋演变为"逆钟向螺旋紋"图案示意图注：此为石兴邦教授原作，现经作者简化题。从附图可以清楚地看出螺纹事实上是双向的，既有逆钟向，也有顺钟向两种互相呼应的螺纹，而且很明显是源自植物的蔓，迥异于中国源自鸟纹的一系列图案。

(3)从俄国的考古编著中证明Tripljie彩陶时代虽相当早，但在新石器晚期在俄属中亚散布极广的安德罗诺沃（Andixmv)文化遗址的陶器群里，找不到丝毫"逆钟向螺旋纹"的痕迹。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史前的彩陶无疑义是土生土长的。

就目前可以掌握的考古资料而言，陶器多元及中国彩陶土生起源之说，应该是可以更肯定无疑的了。首先应指出的是，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二最早期新石器文化堆积之中即有相当数量的陶片。经审慎年代测定，可以断定陶器已有12000年以上的历史了。

广西桂林甑皮岩洞遗址中的原始陶器已有10000年历史了。近年这些测定进一步说明前此比较慎重的科技史家主张陶器多元的论断是正确的。

其次，必须提出的是华北的农业和陶器的出现，都要比江西仙人洞等遗址所出现的至少晚两三千年。可是华北农业及陶器出现后不久，彩陶既已萌芽于公元前第八千纪的陕西白家文化，随即在距今7000年仰韶早期文化中大放异彩。中国彩陶与西亚彩陶出现时代大体相同，但仰韶彩陶延续3000年之久，在华北传播之广，艺术主题演化阶段之历历可溯，图案之美及其精神意境之超脱，实为世界史前文化中所仅见。它全部出生、发育、成熟、衰落的过程都是发生于华夏大地，实已是不移之论了。石兴邦教授近年有关彩陶源流的著作已引起广泛的重视。

最后，结束史前陶器的讨论，陶轮的起源和传播的问题尚需扼要澄清。英国（澳洲）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VGrdnChilde,1892—1957)生前及卒后影响深远，他认为公元前4000余年前两河流域制陶已用轮盘（turntable)，用腿运作的制陶快轮于公元前3250±250年亦已在两河初度出现。他特别指出快轮向西传播相当慢，主要因为快轮制陶者是能工巧匠，一般史前自给自足的村落很难有足够的经济余力维持一位充分专业性的陶匠。由于史前欧洲人口稀少，陶轮传播越西越慢。他以公元前3250年的两河为圆心，陶轮西播各阶段的年代推臆如下：地中海东岸公元前3000年、埃及公元前2750年、克里特岛（Crete)公元前2000年、希腊公元前1800年、意大利公元前750年、英格兰南部公元前50年、苏格兰公元400年。

至于快轮是否也是自两河向东远播，他未明说，只指出印度河流域公元前2500年肯定已经出现，快轮出现于中国当然要晚于印度。

的谈法，似乎已暗示陶轮多元起源的史实。因为如果按照柴氏陶轮西播的速度推箅，自西南亚两河流域，穿越地球上最大的干旱与半干旱区、最险峻盘结的帕米尔山纽与辽阔无垠的草原，以达太平洋黄海之滨，不知需要若干千纪的时间。幸而早在60年代初，即在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间的曲阜西夏侯下层墓（大约公元前3200—前3000年）遗址中发现快轮制陶的实证。湖北枝江关庙山第四期大溪文化晚期有拉坯成形的快轮制陶遗存，年代为公元前3300—前3235年。上海市青浦县泉山崧泽文化层陶器有快轮成形者，其年代当不迟于公元前3500年。仅就近三四十年中国一个区域而言，与两河年代相当，可能还要稍早于制陶快轮的发现（今后极可能还会有更新而有力的实物证据），势将使陶器陶轮一元论的假定和论辩越来越无法成立。

in青铜

本章 正文中开始所用的北极投影图最能反映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及二战后，西方学术界把青铜作为中国文化西来说最有力的"证据"。试看：这幅投影图中那么肯定地标出旧大陆古代使用青铜地区的次序：①巴比伦，②埃及，③印度河流域，④早期中国。在这幅地图原作者美国毕安祺（CWBishp)绘制此图时，我国青铜器及冶炼最早只能推到河南安阳的殷墟。按照《古本竹书纪年》的年代是公元前1300—前1027而已。当我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研究中国文化起源是否独立土生时，中国青铜的上限也只能推到郑州二里冈和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早商时代，大约公元前1500—1600年之间。中原地区之外，50年代在甘肃三处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简单铜器和铜炼渣，碳-14测定年代经过树轮校正亦较早商不过略早两三百年，而且与中原青铜冶炼关系尚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只有借重前此具有专识学人研究的成果，再补加个人的意见和看法，主要从铸造方法根本不同立论。古代近东一贯采用间接的失蜡浇铸法（lss-wax或cire-penlue)，而古代中国一贯采用多范直接的浇铸法，而且与史前多范制陶工艺的连续性又是非常显著的。

当时最难解答的问题是，大约相当商殷、西周时代富有浓郁草原气息的，西方所谓的"鄂尔多斯"（nls)青铜器群，究竟源于西伯利亚，还是源于今日中国的北疆？30年后重温旧题，从晚近西方及中国相关著述中，得到双重的慰藉和欣悦。了解目前西方对古代亚欧草原，青铜问题的捷径是1994版《大英百科全书》"史前人种与文化"长文中"中亚与西伯利亚"专节。这专节的作者是40余年前即以研究"印欧"（Ind-Eumpeans)史前民族、文化与大迁徙闻名，精通俄文的考古人类学家、原籍印度的MarijaGimbutas女士。在这专节里所有主要论断都要比她早期同类著述中语气肯定得多。她和西方考古界最新的看法摘述如下。

(1)亚欧北方大草原公元前第三千纪，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Minusinsk)一带的Afanasiev文化遗址中已出现铜刀及幵矿所用的石锤等物。此处铜冶是自很远南方、伊朗东北最古的矿冶核心传人的。这个文化从公元前第二千纪早期（大约公元前1800年）起即逐步为安德罗诺沃（Andrmiv)文化所接替。安德罗诺沃古文化土著的居民属于古欧罗巴种，其经济是建基于小麦和小米的种植和羊、牛、马等家畜的饲养3(小麦就是这时期传人商代中国的）。②在和平定居的生活方式下，各地人口不时仍有迁徙，互相交往，因此这涵盖地区极广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本质却相当均勻一致。这正说明何以日后以动物为母题的青铜工艺在大草原上传播之广而且速。

(2)公元前第二千纪后半安德罗诺沃文化，尤以米努辛斯克地区，发生重大的变化：居民之中源自南方的"Sinids"(古"中国人"）已①BarbaraAnnKipfer,EncyclpedicDictinaryfArchaelgy(KluwerAcademic/PlenumPublishers，NewYrk-Mscw,2000)，"Andrnv",②小麦定系由此文化居民逐步传入晚商中国，故卜辞及西周金文中小麦之名曰"来"，盖来自外方也。西汉末《氾胜之书》言种麦从秋间下种即需人工壅土、埋雪、保持土壤水分，必要时还需浇水，足见原出冬雨区的小麦适应半干旱黄土高原气候条件之不易。我国古代所有粮食作物皆从"禾"，独小麦称"来"，大麦称"辫"亦从"来"。详拙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页162—163c 占相当比重，他们并且带进来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器。俄国晚近的考古资料表明米努辛斯克一带，从公元前第十四世纪开始，金属矿藏开采的规模才逐渐可观。这些史实与现象都是息息相关可以互相核证的。

(3)安德罗诺沃文化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以后即开始逐步被卡拉苏克文化（KamsukCulture)所接替。卡拉苏克这个新兴文化之所以能大力地向西伯利亚西部、阿尔泰区、俄属中央亚细亚，甚至欧俄伏尔加河流域扩展，主要原因是自大草原南缘迁徙来的蒙古利亚种人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土著欧罗巴种人的不断混血，和他们继续输人的华北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青铜器方面鄂尔多斯动物母题尤其显著。西方相关学人几乎无不同意卡拉苏克文化的分期，必须依靠与商周青铜断代的比较。

有关所谓的鄂尔多斯风格的青铜工艺，晚近西方学人似已达成共识：它是由商、周王国北疆之外，亚欧草原南缘的起源地北向传人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然后再向西及西南的俄属中央亚细亚广泛传播、迅速发展的。

近十几年来内蒙古"朱开沟文化"的发现，从另一角度充分说明晚近西方学人对鄂尔多斯青铜工艺起源看法的客观与正确。朱开沟位于内蒙古河套内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东胜市东南不足40公里，正是鄂尔多斯高原的腹地。事实上，"朱开"正是蒙语"心脏"的音译。0遗址文化的年代分成五段，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到殷墟一期。只有第四段出土的木炭和器物经过碳-14测定，树轮校正的年代是距今3685±103，3515±103，3550±103，相当夏代的晚期，第五段至晚也相当殷墟一期。自第三段开始出现小型青铜器物，至第五段开始出现青铜容器和"时代最早的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青铜刀及随身佩戴的装饰品等，使我们初步明确了：鄂尔多斯式青铜①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幵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页1。

图5殷至周北方的青铜器注：1、2、5出自朱开沟文化遗址图6卡拉苏克文化青铜器注：图5及6皆采自乌恩"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论丛》，1993。

器就起源于鄂尔多斯和邻近地区

，，①

〇

近年中国学者处理草原青铜文化起源在理论分析方面表现出可喜的深广度。乌恩教授特别指出朱开沟文化之所以重要，是除了青铜器之外，还提供了最明确的地层关系和完整的蛇纹等鬲的全部系统。外蒙古东部和北部，以及贝加尔湖地区所发现形制较晚，又无明确地层关系的蛇纹鬲，显然是由中国长城沿线北传的nrri

I 0

□

①《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页1一3蛇紋鬲的广泛北传有力地加强鄂尔多斯青铜向北传人西伯利亚的论证。①

由广泛研究多种先周文化，卢连成教授也曾深探蛇纹鬲和草原青铜的起源，得到与乌恩基本上相同的论断，并进而从卜辞、金文和周代文献中鉴定这些北方部族的名称。自鄂尔多斯东南向陕北及晋西北高原一带早期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部族，应该是见于卜辞的S方、土方、鬼方等方国。?其中出现青铜器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是朱开沟，其古代居民应属于卜辞中的"5方"，"S"释为"胡"，为后世北方民族泛称为"胡"的远源。③经过半个世纪的考古新发现和中西学人不懈的研探，理论上最具关键性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群的起源问题，总箅已经建成初步和谐一致的论断——它就起源于鄂尔多斯高原的腹心，创制者应该就是卜辞中的"5方"部族。沿着长城南北，属于阿尔泰诺系的"S方"、"土方"、"鬼方"诸部族内部，以及这些方国与中原商周王朝的关系都很复杂，时而武装斗争，时而和平相处；总的趋势是若干世纪内才逐渐融合于华夏文化体系之中。自较专狭的青铜技术史的观点论，鄂尔多斯青铜工艺与日趋强大的商代青铜铸造工艺自始即有交流，但前者主要扩展的对象是北方的西伯利亚大草原。

近年另有技术史上一项重要史实，应该顺便一提：1978年夏湖北随县曾侯乙（卒于公元前433年）墓出土的65件编钟，其组别之多、重量之大、音律之完备、铸造之精美无一不使举世震惊。中外技术史家，包括我国古代冶铸技术史杰出的华觉明教授，无不认为如此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物必定是由失蜡法熔铸而成的。即使以现代金属①乌恩，"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页256—259。

?卢连成，"先周文化与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特别是页267—268。

③赵芳志主编，《草原文化》（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页3。

成形工艺标准而论，失蜡铸造也是被称为"焙模精密铸造"（InvestmentCasting)的。可是，为准备参加1988年11月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国际交流，曾侯乙编钟专题"学术研讨会，华觉明事前与两位高级工程师共同试验，发现曾侯乙甬钟并不是由失蜡法铸造的，而是用商周的多范直接浇铸法制成的。华觉明综述：……有人认为，钟体及雨部的蟠龙纹，特别是龙身与钲部界划上细如发丝的花纹，必须用蜡才能塑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商周青铜器铸造的复原试验巳证实，细的陶土和蜡一样，具有极好的受塑性和复印性。甬钟紋饰完全可以在泥模上塑出并翻制成范。这样的泥范在（山西）侯马也有出土。①我30年前根据《古今图书集成》提出我国古代对蜂"蜜"的认识较晚，最初蜂蜡称"蜜"，"蜡"字起源不早于西晋等等"琐碎"史实，在研讨青铜土生起源的论辩中似仍不失其小小的辅助作用。近曰翻阅印欧人与印欧语史方面巨著，使我小吃一惊的是"蜜"可能是吐火罗（Tcharian)语"mit"的假借字。?即使确凿无疑，也只有加强，不会削弱我国青铜土生起源的论断；因为这支代表印欧语系诸部族若干千纪中向东迁徙的极限的吐火罗人，迟迟于公元前第一千纪才定居于今日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张骞和李广利先后通西域已是公元前2世纪末叶的事了。

至此，中西学人对中国青铜起源的论辩似可认为业已初步"圆满"地结束了。

①湖北省博物馆，美国圣迭谷加州大学合编，《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页463。

②HimasVGamkrelidzeandVjaceslavVIvanv,Ind-EurpeanandtheInd-Eurpeans,I，英译本(MutnDecruyer,NewYrk,1995),pp517一518。此书之尾pp850—851，有原始印欧语言及部族长期迁徙地图，吐鲁番为其向东迁徙之极限，甚有参考价值。

IV结语

以上农业、陶器、青铜三大物质因素是过去中外学人论辩的重心所在。目前多方积累的考古资料大大地增强了我30年前中国文化本土起源的论断。至于我国史前及有史早期理念及精神方面主要因素如：语言、文字、数学、序数（尤其是非常特殊的干支系统）、天文、"人本"的宗教和思想，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祖先崇拜与崇古取向的制度与思维方式等等，巳在《摇篮》书中分章 讨论，远非本文所能涵盖；但它们无一不是土生土长的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章 老骥伏枥:先秦思想攻坚

工重建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

毕都、李维时代结束后五六年起，我对芝大远东方面的人事教研日感失望。按新规章 我应于1987年夏正式退休。由于早已"厌倦"，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商妥，并经美国国家科学院协力促成，于1986年春夏到北京、昆明、上海三地演讲。因为要看长江三峡，路线决定自昆明至上海绕道成都和重庆。我和景洛4月底启程赴北京的前夕接到学校的请帖：参加本年H)月31日周末日庆祝李维当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长的晚宴。由于请帖要发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所以回复要越早越好。我立即回复参加。景洛和我于10月30日才赶回芝加哥，不料次日刚到宴前酒会时，一眼就看见了老朋友、著名政治学家伊斯敦。他是美国艺文及科学院美西分院的主持人。他和我同岁，马上就提醒我："以前鄂宛（Irvine)加州大学请你去教冬季避寒，你总以不便安排婉拒。现在好了，你明夏自芝大退休，马上来西岸访问几年，岂不理想？"我在1987年2月中旬去鄂宛加州大学（UniversityfCalifrnia,Irvine，以下简称UCI)作三天访问，马上同意访问三年。

2002年6月，作者庆祝同龄政治学家伊斯教教授生日于加州大学鄂宛分校美国国家科学院美西分院、这次访问的细节安排多靠密歇根和哈佛出身的斌（他现

已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家）。一到该校他就告诉我历史系设在文学院，刻下院长是哲学系出身的，兴趣只在设立东亚语文系，将来也不愿以语文为中心扩展为东亚研究中心。好在最后决策的第一副校长Williamlillyman是歌德专家，见面时告诉我曾读过我的《明清社会史论》（当然是英文原著），对中国历史很有兴最难得的是普林斯顿出身的社会科学学院院长WilliamRSchn-feld对中国研究甚为重视，虽然我的课开在隔院的历史系，他愿负担我年薪之半，并要我接受"历史及社会科学杰出访问教授"名义，暂以三年为期

UCI颇有特点。校园面积（1550英亩）之大举世罕见。近20年来与高科技工业合作，建筑所需之地全由学校供给，所以理、工、医等方面发展极快。在我任职期间，每学期由校长召集一次院士级教授餐会商核发展计划，并探求各科的最高标准。1994年学校两位资深的物理及化学教授同时荣获诺贝尔奖。据最近某些申请大学人学向导的评估，UCI在全国2000大学及学院中已名列第四十二（加州州立10所大学之中有6所巳名列50名之内）。设备方面，即以中文图书为例，我退休之年巳代学校洽购了已故山东大学教授、著名中古史家王仲荦的私人藏书。不久汪熒博士由寒冷的伊州大学来此充任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系统地购置中文图书，每年购书经费10万元（包括日、韩）。好在我近10年研究兴趣移至先秦思想、制度与宗教，所需基本资料已不成大问题，只是有些专刊和期刊文章 需要向加州系统内外较大的图书馆请求复制或借阅。南加州气候近于理想，颇宜于老年人休养和读书。

这时，前芝大学生中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李中清，已负责加州理工大学非西方文史社科的教研，几乎每夏都赴台峡两岸去搜集未刊的史料，曾不止一次地劝我与中研院恢复关系，因院方不少少壮学人希望能与我有学术接触的机会。我自1968年2月起，即因在新加坡演讲的尾声中评讥了1949年前的国民政府，与中院关系切断巳久。本来关系虽已中断，史语所的出版物还是经常寄赠的。自从丁邦新任所长后，将史语所出版物全部停寄，这不是中院的小气，是丁邦新个人的决定，使我与中院关系更为疏远。屡经李中清劝说，并有鉴于杨振宁因庆祝老师吴大猷80寿辰已于1986年访台，我于是也有改变初衷之意了。李中清非常能干，亲询吴大猷恢复关系有何手续，这位胸襟海阔天空的吴院长说，任何形式都没有，只要我给他一信说明愿意参加下届院士会议和选举就可以了。果然我1990年夏参加中研院第十九届院士会议的经过是顺利而又相当愉快的。正式选举院士时，我所有的发言无一不得到大多数院士的同意，尤其是最后第三次投票前，我对隔组一位地质学家的推荐竟发生关键性的作用。访台期间看到中院各所皆有不少海报，院士会议以前10天之内各所都主办一些学术演讲。因此，我返美后于秋冬间致信吴院长，说明下届院士会议之前周内希望能作一次演讲。吴先生很快就回信，请我尽速给他讲题，要我在第二十届（1992年7月）院士会议开幕日下午对全体院士及院外听众作一公开的学术演讲。我的讲题是："孔子有教无类的历史及现实意义"。我在《明清社会史论》书里早已将孔子"有教无类"对传统考试及学校制度的发展和促进社会各阶层间血液循环的影响作了大量的工作。此项工作所根据的史料——明清进士登科录及晚清举人及特种贡生的三代履历，总共有3万多例案——无论论质论量都是现代以前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演讲的内容、分析、论断都自觉相当满意。讲后陈省身、李政道、徐贤修等位都向我道贺，而且因此演讲结识了不少位杰出的数理及生物两组的院士。讲完之后，迟迟才发觉人文组院士无一人参加，全去台北市午宴了。院章 虽未规定院士必须参加会议开幕日下午的公开学术演讲，然而此届人文组的"集体"行动是史无前例的。背景还有待中研院院史专家的考证了。

李远哲1994年继吴大猷为院长，改变了院士会议开幕日下午公开学术演讲的安排：数理、生物、人文三组每组由一人主讲（不超过半小时），一人"评案"（不超过10分钟）。人文组由余英时主讲，由我任评案人。由于开幕前一两天才得见余的文稿，不但来不及准备评案，而且余文主要的内容看不大懂，其所引西方思想史家的姓名有些也从未听到过。余讲后我坦白声述无法评案理由，问主席杨振宁可否多给我5分钟，使我在15分钟内宣读自己的"中国人文传统对未来世界可能做出的贡献"。杨说可以。结果所有三讲三案之中，唯有我这短篇翌日刊载于台北《联合报》第十一版（1994，7月7日），不久又刊于《中央研究院院刊》和新竹《清华校友通讯》。

作为实录，此处不能不略提我与中研院史语所长期关系冷漠之由。我1966年当选为第六届院士后未到两年，即因政治言论与台湾关系中断当然是一主因，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张光直治学成见之深，胸襟之窄狭，在史语所中影响最大。他一贯坚持华北古自然环境比较湿润、多沼泽、富林木；华北原始农耕是游耕等等，错误至老坚持不改。即使在他生命最后的阶段，也不忘对我抨击：……民族主义这一类的研究最明显者首推何炳棣教授1950[按：误；应为1975]出版的《东方的摇篮》（TheCradleftheEast)你要觉得何炳棣先生的主张[中国文化土生起源]过犹不及，不是正统史学，请你看看傅斯年先生主编的本所出版的《东北史纲》。这本书是中曰战争初期满洲国成立的时候，作者们很情绪的心情之下写了出版的，我相信这里面的史学水平，并不比何先生的高明。["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刊于《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48。]张光直只记得1975年后与柏克莱加州大学祁特立教授密切合作的情况，绝对无法知道祁氏对我《东方的摇篮》初稿（1971)的秘密审査报告中，曾极坦诚地回答加大出版社的第三问题：有没有可与《摇篮》竞争的书。祁氏的回答：没有。仅有勉强可比的英文著作是张光直《古代中国的考古》。但何氏书稿所涵盖甚广的题目张书仅仅约略一提；何书聚焦于关键性土生起源并给予明白的答案，而张书只留下[一堆]无答案的疑问。……张光直更不会知道祁氏曾在审査报告中明说："虽对其（《摇篮》）书中若干具体论点不无怀疑，我却相信何氏已经证明了他的主要命题：中国文化是本土发展出来的。"即使张光直自以为能从世界眼光治中国考古，又何必奚落九一八后史语所创办人傅孟真先生主编民族主义的《东北史纲》呢？张光直要迟到1986年第四版《古代中国的考古》才受了苏秉琦的启示，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由于中原与周遭及边远几个文化区"互动"的结果；前此自己也是以"三代"的基地中原为重心的，又何必评讥工具极佳、治学谨严、功绩至伟、享誉国际的新中国考古最重要的领导人，1985年6月逝世的夏鼐先生呢？

张光直给我的印象是：人极聪敏，而实学（指古文献及自然科学工具）不足，长于初步综合，缺乏原创性研究。他本人认为最富原创性的研究是在西方颇有影响的"商王庙号新考"，刊于他的《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1983)。他这篇"著名"的商王庙号天干分组的研究，近年已被真正的专家指出它的"虚构性、模拟性"。主要由于"张氏忽以《史记殷本纪》为依据，忽而又以卜辞为蓝本……其混乱不可卒言，缺乏起码的数理的逻辑性。这只能说明：所谓分组说是张氏先有一套预设的方案，然后将十干群切若干块以适应之，很难说有多少科学性"。（见张懋镕，"商代日名研究的再检讨"，刊于石兴邦主编《考古学研究——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93;特别是页211—213)张光直自耶鲁回哈佛后，对哈佛"发展"中国研究的影响很大。由于自已旧学根基不足，成见甚深，瑕瑜莫辨，对近年哈佛汉学及传统中史教研之中衰是要负相当责任的。

李远哲接任中研院院长后，张光直被聘为副院长之一，负责整顿人文社科诸所。张力主将语言从史语所分开，将社会组从中山人文社科所分出，甚至把后者再行分割。曾任史语所所长的丁邦新是张光直政策的最积极推动者。如此专狭短见的发展计划势将大大不利于通识人才的培育和提高人文社科研究的选题、规模与水准。这也是我多年来对史语所敬而远之的另一原因。但我与离所他适的成名史家如劳干、严耕望、全汉昇等位一向私谊甚笃，与院内老友石瑋如及新知黄彰健等位亦甚相得。至于我与史语所正式建立学术关系，要迟至杜正胜出任所长后请我主持2000年12月"傅斯年讲座"了。自与中院恢复关系后最大的愉快是与历史社科方面中壮年学人接触面不断地扩大。

n画龙必须点睛

我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听到海外中国思想史界学人自豪地说，只有他们专业中人才能对中国历史作"画龙点睛"的工作。当时我即有此印象：这句具有傲骨的漂亮话绝不是后生小辈所能道出的。但此语之所自出却长期无暇亦无心去寻索。最近为结束这本长篇学术回忆，偶然重翻60多年前匆匆读过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一章 绪论第八节"历史与哲学"，页17，才发现："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及其哲学，则如4画龙不点睛。"此语果然出自20世纪中国"十哲"之魁（就质与量双方言）、口吃而妙语如珠的冯芝生先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虽深信治史而不兼治思想史确是美中不足，但久久不跳进思想史的领域实有多种原因。首先，也许因我西史"学徒"的最后阶段业已初窥西方近现代以前史料之五色缤纷异常丰富（更不要提西欧诸国地方、都巿、教会及工商组织所藏未刊的原档），我实在不敢同意我国学人一向认为中国史籍浩如烟海的自豪。就经史子集四部而言，史部涵盖最广，思想史基本史料的子部典籍数量最少。即以博学深思如已故钱穆先生而论，因生平大都致力于学术史，对卜辞、两周金文及源源不断的考古发现等最原始的史料皆不免褊狭之见，遑论一般自认为思想史家的后辈学人？！如果自青年即专攻思想史，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写作都空悬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

再则我在海外长期观察到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二战后举世中国学界里，无论就文章 、专刊、论文集的数量，或就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频率而言，没有任何中国研究领域能比传统及当代中国思想史更为热门的。自80年代起，中国大陆恢复了儒学研究的兴趣并开始与海外合作以后，古今儒家研究更成为热门中的热门。美国较好的大学几无不有中国思想史的课，而且不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的重心就在思想。夏烕夷和新加坡尤为传统及当代儒学研究后起的重镇。新加坡甚至以《礼记礼运》为"国教"。这个世界性的儒家思想教研事实上巳形成为一"利益"集团，具有相当的自满性与排他性。排他性的实例是1995年初杨振宁通知我，他应新加坡之请已推荐我担任陈嘉庚讲座的主讲人（此讲座首位主讲人是李远哲，杨本人也是主讲人之一）。我马上接到新加坡间接相关方面寄来的新加坡导游册和著名品尝鱼翅羹饭馆小册。过了三个月竟毫无消息，我只好向杨振宁一问究竟。他查问以后电话告我，新加坡方面虑我年老不胜远洋之旅。此年我78岁，近五年来的主要讲座，如香港商务印书馆百年馆庆讲座人文之部（1997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爵士杰出访问学人讲座（2000年1月），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讲座（2000年12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首届萧公权纪念讲座（2001年11月），香港中央图书馆当代杰出学人文史科技公开演讲"历史"之部（2002年4月），无一不是我已年逾80，单身远涉重洋应命的；更不要提中研院每两年一次的院士会议和私人的北京访问了。

数十年来约束自己不可轻易跨人思想史的门槛，是因为自始即无法接受当代第二三代新儒家治学的方法。最能说明当代新儒家治学态度和出发点的是由唐君毅执笔，事先征得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同意的1958年元旦日"中国文化与世界"这篇宣言（重印于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北：学生书局，1975，特别是页895)。他们一致坚持：（1)评价儒家思想是否具有现代意义的先决条件，是严格区分"政治化"和"净化"的儒家思想。（2)学术研探应该忽视，甚至完全抛弃"政治化"的儒学。（3)向全世界提出研讨时，必须以同情的态度首先承认儒家"原来理想所具备的正面价值的方向"。从一般学术立场论，当代新儒家所坚持的先决条件不但有欠公允，而且在古今中外学术和哲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任何卓然成"家"的学说都应该经得起严肃的批判，而仍能成功地维护其基本立说的优点；任何学说都不应提出只许他人论其"净化"后的优点的特权。抑有进者，从真正"史德"的观点，我们必须检讨两千余年来儒家学说对传统专制帝制政治实践上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特别不可不注意的正是为专制帝王所利用，而为了自身阶级利益亦甘心为专制帝王所利用的"政治化"了的儒家。儒家政治化早期代表人物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为人意忌，外宽内深"，事事仰汉武帝鼻息，"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而又自奉甚捡，廉洁爱士，封侯拜相的伪君子公孙弘（征引词句均出于《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页2950—2951)。历史学家决不应允许哲学和哲学史家极力"净化"儒学而置儒学长期的政治社会实践于不顾。我第二次退休后迟迟进军先秦思想就是忍无可忍，不得不严肃批判当代海外风头最健、对儒学极端"美化"，甚至"宗教化"的杜维明教授。

1991年春无意中获读汉译柏克莱加州大学资深中国近代史教授魏斐德（FredericWakeman)推介前同事、而已改就哈佛东亚语文文化系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杜维明对孔子"礼"的理论崭新的……杜维明谈儒家仁政，探求修、齐、治、平之不可分割，认为儒家的理想社会不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抗争性社会，而是—个约法三章 、互爱互信的社会。这个理想社会是由一批共同信仰的人共同组织及参与的有机群体（rganiccmmunity)0通过这个群体生活的经验，个人也得到自我完成。因此，礼对个人不是一种外加的束缚，而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渠道。通过适当的礼，无论坐、立、行、止，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可以达到人我两相和悦的境界。杜维明在西方中国学界最突出的成就就是他对儒家观点的新看法。他一面承继了徐复观、唐君毅的新儒学，另一面受到西方的影响，将儒家经典提升到宗教典籍的地位。由于他的努力，儒家思想中的人本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得到大大的认识。……（所有此批杜专节的古今征引文句，均见于拙文"克己复礼真诠——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治学方法的初步检讨"，《二十一世纪》，1991年12月号）逐步列举杜氏曲解儒家学说之前，有必要先征引《论语颜渊》和《左传》中的相关原文。《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也不敏，请事斯语矣。

《左传昭公十二年》：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

寻索《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一语真义，后人有幸能有《左传》可以互证。按：《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冬及次年春对楚灵王记言记事详细生动。楚国大军进驻乾溪（今皖北亳州附近），冰雪连绵，士卒冻馁，而灵王日日醉饱，尚欲满足种种非念。迭经贤臣婉转讽谏，灵王最后羞愧难当，寝食俱废者数日。次年春爱子二人死于兵叛，灵王率师回国戡乱，为叛军所败。延至夏五月，日暮途穷，自缢身亡，为天下后世笑。这正是当时年仅22岁的"仲尼"之所以感喟，楚灵王若能了解古书里"克己复礼，为仁"一语的智慧，"岂其辱于乾溪？"正是因为楚灵王不能克制私欲，不懂恪守礼的约限的重要，所以一生多行不仁不义，以致造成自杀悲剧。孔子答颜渊所问仁的实践，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行）动既囊括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即使发自内心的"仁"也必须受"礼"的约限，其义至明。

由于首度跳进与当代新儒家的论辩，文稿事前曾请正于前辈思想史名家陈荣捷。承陈函复指出清代刘宝楠（1791—1855)已先杜维明释"克己"为"约身"，进而认为"约身犹言修身也"。但我细读之后深觉刘氏关键的"约"字一贯释为"约束之约"；刘氏并从正史列传中钩稽"克己"实际的用法和真义，如"夙夜克己，忧心京京"、"克己引愆"、"卑身克己"等，类皆深自贬抑之义。刘宝楠更尊重毛奇龄（1623—1716)所指出《左传》里的内证："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毛认为《左传》生动地描写楚灵王"不能自克"，就明明是"克己"的"对解"。所以"克"字一定非是"约也、抑也"不可，绝不能作其他解释。拙文诠释《论语，颜渊》"克己"真义，特别倚重《左传》所记"仲尼"感喟之言与对楚灵王末日精详的记事记言，在方法论上正与清代经学硕儒毛奇龄、阮元(1764—1849)等人不谋而合。

"克己"是自制自抑，"礼"对仁的实践具有约限的功用，都应是不移之论。一心想尽力净化美化儒家思想的杜维明当然不会不感觉到"礼"的约限作用是一种"紧张"。于是开头即认为把"克己"释为"克服自己"很不妥当；马上指出"克己"与"修身"有密切关联；紧接着就把"克己"与"修身"等同起来，这就对古书原义作了不应该作的"蜕变"与"升级"了。再则修身虽有其消极自制自抑以求改过的一面，但主要是它积极修养的方面——如何把自己的文化知识、品德操守、风度情趣通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和反思，逐步提升到"君子"、"圣贤"、"自我完成"的境界。杜维明就是从修身的消极边缘意义作为一个"突破口"，先从这突破口转小弯，随即转大弯，直转到180度与古书原文重要意义完全相反，完全"证成"他自己崭新的、富有诗意的"礼"论为止。事实上，当代第二代新儒家的中坚分子如唐君毅等，早已惯用这种专找"歧出之义"作为突破口，而任意大转其弯的论辩方式。但老辈当代新儒家在文字方面还是庄重的，而杜维明英文语句之备极油滑，逼得我不得不向广大的读者予以暴露。为了公道，我把他主要论辩语句加以号码，尽量忠实直译，只有最后第七句（段）原文表达欠周，部分意译：(1)古代哲人提出仁和礼等观念时，可能对这些观念的范畴(categries)并不清楚。

(2)即使古人不知不觉之中或暗示之中能体会出这些范畴之中的差别，他们主要关切的仍是[仁和礼间的]"和谐"，而不是"紧张"。

(3)因此，在着重"紧张"时，我们不应该抵触古代哲学家们。

(4)相反的，我们的意愿是显示他们所关切的"和谐"实是具有一种很复杂的交响乐的结构。

(5)真的，古人的耳朵对它并不习惯的。

(6)当然，我们面对着注入古代原文过多新义的危险，但我们最基本的重点不是版本校雠——虽然它对我目前这种研究有关键性的重要。（笔者按：杜氏原文textualcriticism是错用的，他其实指字源学或训诂学）(7)杜氏原文构造有欠合理，无法直译。但他坦白地说出，他主要的用心，是去探测古书原文的"柔韧性"可能被弯曲的极限；换言之，他要继续不断地以自己的新义去诠释古书，直到古书已达无可容忍的程度为止。

请问：连古书都被曲解到无可容忍程度的治学方法，有哪个笃实求真的学人能够容忍？！

此外，杜维明大大理想化后的古代儒家思想，当然引起美国人文社科不少学者的注意。在一次答辩时，杜坦白说明他写作及演讲中的"语境"（cntext)问题。中国思想文字以英文表达，古代中国此项非全是原文，部分是作者之释义，故格式有别于前六项。

思想用近现代观点及文字表达，杜曾受西方训练，所以本人就是中西思想混人一炉的。他承认："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对传统哲学进行反思，同时又要面对西方的思想家，这中间又有好几次翻译和跳跃。"

其实，当代海内外新儒家的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语境跳跃的趋势，不过一般没有像杜维明那样极端而已。有鉴于当代新儒家声势之浩大，我在1991年春执笔批杜之前，已对杜氏本人及其友好的回击有所准备，并且已经预觉到，从此踏进先秦思想、制度、宗教、文化的古原野，只有一往直前，义无反顾了。

in华夏文化中的宗法基因

在人文及历史领域之内，连续攻治基本大课题的困难较大，因为无论任何专业里基本性大课题为数总是有限的，而历史学家尤其要受原始史料的约限。回想上世纪70年代后半起，随着芝大最高领导的更易，东亚教研人事及政策的摩擦，本人对祖国资源及经济政治前景的关怀，自觉学术研究方面自我推动的力量远非昔比。但在芝大最后10年"发闷"期间也未尝真正"荒疏"。事实上，在缺乏新焦点的情况下，往往月以继月地泛读中西古代经典及其注释，不断冥思独虑，以期迟早能对先秦思想、制度、宗教等方面做出具有原创性的贡献。有鉴于生平主要英文著作在华语世界读者有限(尤其是在大陆），更由于年事日髙，自觉有节省精力的必要，所以决定此后对先秦的研究一律只用中文写撰。麦克尼尔曾不止一次劝我继续以英文发表研究成果，因英语事实上已成为世界语了。但先秦哲学词语自行英译是时间及精力都已不能允许的了。如果研究成果真有原创意义，迟早还是可以在西方汉学界产生影响的。出乎意料的是，近十一二年来写撰的效率视四五十年前并无多让。由于近年中文论文读者不难找到，而且我还有意不久将它们与一些旧作刊成文集，所以此章 中我不再篇篇自作摘要以供读者参考了。为读者方便，谨将论文题目、期刊及出版年月一一列举：(1)"克己复礼真诠——当代新儒家杜维明治学方法的初步检讨"，《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1年12月号。

(2)"原礼"，《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月号。

(3)"从爱的起源与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中国文化》，第十期，1994年8月。

(4)"天与天命探源：古代史料甄别运用方法示例"，《中国哲学史》(北京），1995年第1期。

(5)"商周奴隶社会说纠谬；附录：4亚细亚生产方式说辩要"，《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中央研究院），第7卷第2期，1995年9月。

(6)"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二十一世纪》，1996年2月及4月号连载。

(7)"廿一世纪中国人文传统对世界可能做出的贡献"，《廿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7月。

(8)"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哲学研究》（北京），1998第12期。

(9)"我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历史研究》（北京），1999年第5期。

(10〉"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爵士杰出访问学人讲座"，2000—2001。全文稍先刊于《燕京学报》新九期，2000年11月。

(11)"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首届萧公权纪念讲座"，2(KU年11月22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再三考虑之后，觉得比逐篇摘要更好的办法，是略事阐发本人近10年来中文著述里对学术界可能发生基本性冲击力的几个问

已故芝大同寅、著名政治学家邹谠教授曾指出，1996年问世的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及意义"可能是"何炳棣近15年来最重要的论文"。我猜想他之所以重视这篇拙文，主要是此文中我引用了坚实的新考古和文献资料，初步证明恩格斯影响深远的"家庭"、"私有制"、"国家"三大历史演进阶段，并不能应用于古代中，并进而考释华夏文化中的"宗法基直在传统及当代中

政治文化中起着主宰的作用。讨论如此基本的理论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产生"宗法基因"文化的自然环境和物质基础。

一章 "附录：中国文化的土生起源：30年后的自我检讨"里已经扼要说明新石器时代华北居民之所以自始即不从事游耕，即能奠定村落定居的农业，主要是由于黄土所特有的"自我加肥"的性

这结论是根据科学和训诂严密互证得出来的，足以纠正一般人类和考古学家原本普遍的错觉——原始农耕，包括仰韶时期，都是采取游耕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仰韶先民自始即从事村落定居农业的观点，已经成为大陆中国考古人类和经济史家的共i口

唯有自始即是自我延续的村落定居农业，才能解释何以陕西渭水流域沿诸小河两岸仰韶文化遗址——类皆具有氏族聚会的中心大房子、居住房屋群、窖穴、陶窑和排列整齐的坟墓群——分布能如上章 "附录"地图所示那么密集；何以只有累世生于兹、死于兹、葬于兹的最肥沃的黄土地带，才可能产生人类史上最髙度发展的家（氏、宗）族制度和祖先崇拜。只有最高度发展的祖先崇拜，才能引致出最崇古取向的文化。[此中道理从相反的古代希腊之例更易了解。希腊有史早期，火葬代替墓葬之后，祖先观念日趋淡薄。参阅JPVemant，TheriginsfGreekThught，CrnellUniversityPress,1962，pp38—39。]高度发展的祖先崇拜至晚证实于商王室和王室贵族由五种祀典组成，轮番而复始的对各世代祖妣的"周祭"。商代祭天神、帝、日、月、风、云、土地、山川等自然神祇，都有一定的季节或日期，而对祖先的"周祭"却排满全年36旬，偶或还有必要排到37旬

《论语为政》"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是大体正确的。与高度祖先崇拜平行发展的是家族制度。近年大陆学者纠正了王国维著名的"殷周制度论"的看法——殷周制度最基本的不同是殷商没有西周式的宗法制度。实际上，武丁以后王位传子的原则巳经确定，大宗、小宗之分已相当明显，类似西周的宗法制已经存在。换言之，西周的宗法制度对商代的姓、氏、宗族制不是革命性的改变，而是系统化、强化和全面的推广与应用。《诗经公刘》追述远祖公刘率部族迁居于豳，有"君之、宗之"一语。《毛传》曰"为之君，为之大宗也"是正确的解释。但宗法制度的全面发展要等到武王伐纣逝世之后，成王幼，周公"保文、武受命"期间，平三监，营洛邑，至少两次"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先封在河南商王畿境内，数年内即东封到鲁、齐、卫、燕等战略要地。同时还要一再强压婉劝商殷臣民接受"天命"，将效忠对象自失德巳亡的商朝转移到新兴的周室。当时情势急需一高效的统治网——周公所建立笼罩全"天下"的宗法制度。

树立全域性宗法体制的先决条件是创建天子制度。虽然现存《尚书》自尧以降君主皆称天子，我近年的考证肯定了天子之称始自成王。经过周公、召公周密的筹划，在周公"保文武受命"的第七年春，在刚刚营建完成的洛邑举行了一个重要的多民族大集会，充大司仪的召公重申商王纣失德遭天罚，天命转移到成王。当这庄严仪式达到戏剧性高峰时，召公才点出主题："有王虽小，元子哉！"作为"天"之"元子"或嫡子，成王当然即是人间至尊的天子。天子制度之成立，有以下重要意义：(1)成王是承继祖德（广义包括周民族的德）才被皇天指定为新的"元子"，元子就是嫡子，从此王位（诸侯、大夫等同此）承继以嫡成为大纲大法。（2)天子为人间之至尊，其至尊的地位自此取得宗教及政治的双重意义。（3)天子制度之确定也就是周代宗法制度的确立。天子为天下之大宗，当然是所有姬姓诸侯之大宗，姬姓诸侯对天子言都是小宗。小宗对大宗必须无条件地臣服。据《荀子，儒效》，周初封建诸侯71，而姬姓居53。80年前王国维就指出："异姓之国非宗法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所以宗法制度具有对周王室统治自征服得来的、大大扩充的疆土与人民控制网的功用。（4)在各邦国里，诸侯为大宗，大夫为小宗。按嫡庶而分，层层推展下去，直到最低"士"的层面。于是金字塔式的封建社会每层都由大宗控制小宗，这种控制都具有血缘、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军事的多重性。

宗法制度的宗教体现就是宗庙制度。周族强大克殷前后所营建的几个京城和别都的设计，无一不以宗庙宫室为核心。开国的诸侯、始封的大夫，营建都城时亦无不如此。庙与寝前后接连，庙是祖先灵魂之所居，寝是今王的经常住处。庙也称为室，既是祭祀系统的中枢，又是朝觐、聘、丧、射、献俘、赏锡臣僚、会合四方诸侯等重要典礼举行的场所。一切军国要政必告于庙。生者与逝者之间永存一种双向关系：生者经常以祭祀方式向祖先报恩，祖先经常对后代庇佑降福。人鬼之间关系密切的程度是其他任何宗教所不能比拟，而血缘与政治关系之密不可分也是人类史上所仅见。

宗子既是总揽大权的宗法氏族长，又是主持祭祀的"宗庙主"；其余所有成员依长幼尊卑，在氏族中及祭祀系统里都有一定的"龛位"。宗法制度与族墓制度又是牢不可分的。生者既然聚族而居，逝者当然是聚族而葬；埋葬的位置照例是取决于生前在全族里的辈分和等级的高下。

古代中国宗法氏族制度是人类史上最髙度发展的血缘组织，这早已由人类学家的统计得到肯定。人类史上亲属称谓以中国为最多（大约350)，其次是古代罗马（122)、近代夏威夷（39)，其余多在20―25之间。(详见PBnannanandJMiddletn,eds，KinshipandScialrganizatin,NewYrk:TheNaturalHistryPress,1968，tablenp55)西周宗法制度虽是极高度发展的血缘组织，由于累世聚族居于采地，所以又具有顽强的地缘性。结合岐邑、周原、丰、镐等都城附近的考古与西周金文资料，卢连成教授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早期阶段——商代、西周都城形态的考察"，《中国考古学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页237，得到以下的结论：……这些世族的聚落包括族长和族人、家臣居住的村落及其周围的土田、作坊和族墓地，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胞体，从本质上分析，非常类似史前社会的原始聚落。前者是由后者发展而来的，它是血缘胞体在商周社会更高的历史阶段上的再现。

卢文功力深至，结论坚实，只是上引最后"再现"两字，不但值得商榷，而且引起一个极重要的理论问题。众所周知，恩格斯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国家"三大演进阶段，并不符合中国史前和有史早期的历史经验。虽然当代西方一般政治人类学家讳言恩氏学说，他们研究的主要成果却与恩氏三阶段说大体上不谋而合。恩氏的"家庭"相当汉译"原始氏族公社"，亦即人类学家所谓以纯血缘关系构成的、温暖亲切、几乎没有剥削的亲属制（kinshipsystem)社会。恩氏"私有制"阶段相当人类学家所谓非亲属制的、开始具有明显政治性和剥削性的阶级社会，大体上相当恩氏的部落联盟阶段。人类学家与恩氏的"国家"并无基本的不同，都是强制性更高、比较更广土众民的政治实体。至于促成由第一到第二阶段"量子式"跳跃的因素，政治人类学家认为是由于同一有限空间人口不断繁衍，使得亲属制无法解决部落间人事纠纷和利害冲突；换言之，亲属制已丧失其原有的社会凝聚力（scialchesiveness)0用汉译恩氏术语表达，这就是"原始公社瓦解"。尽管前者与后者术语及表达方式不同，这次跳跃的社会制度意涵是相同的：血缘链环被政治性的地缘链环所代替。

但自仰韶至西周，血缘链环始终未被政治性的地缘链环所代替。事实上，我近年综合分析中国史前及有史早期考古及文献的结果是：氏族制度是长期之间随着祖先崇拜的发展而逐步强化的。

由于郭沫若及多数大陆学人在应用恩氏三大阶段理论时，都不得不预设"原始公社瓦解"这个先决条件，所以卢氏认为周代开国前后京畿内的聚落遗存，是"血缘胞体"在更高的历史和社会阶段上的"再现"。相反的，恩氏三大阶段在中国古史上从未经过"原始氏族瓦解"的阶段，而是通过血缘氏族本身的地缘化、氏族内部族长的集权化、氏族功能的多样化等程序而完成的。武王克商之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姬姓宗法氏族大规模武装拓殖性的迁徙，也是血缘和地缘性的重新结合与强化。

周初最高决策者如周公等的聪明才智是古今罕匹的。除了必要时用暴力以外，他们建立推广宗法制度以控制广土众民。每个宗法氏族都是自成单位的小宇宙。每个成员在氏族中的龛位取决于他出生的等级、层次、嫡庶、长幼。氏族成员自幼即耳濡目染服侍尊长之道，无尽无休地参加演习种种祭祀与仪节，不知不觉之中即视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为先天预设的社会秩序。周公等人了解最好的统治政策是"化民成俗"，"化民成俗"最直接的办法是"必由于学"，"学"的最自然、最理想、最有效的机构就是万万千千根据宗法而形成的大小宗族。这也正是孔子及其累世儒家信徒所称道的"德化"、"德治"的主要部分。

但是，这种专制集权的宗法氏族制度有其内在致命的弱点。因按照宗法原则，天子之与诸侯，诸侯之与大夫，大夫之与士、家臣、邑宰，每近接的两阶层间都构成大、小宗和"君""臣"的关系；无论在哪个贵族阶层，"君"都有义务以采地和人民分封给一部分"庶子"（也就是"臣"）。受到采地和人民的新领主在他自己境内便成了"大宗"，亦即享有专制权力的"君"，实际上已非他原来宗主所能有效控制的了。这正说明何以周王室东迁之后"礼乐征伐"已不再出自天子；何以在较保守的鲁国，鲁君的权力下移于原为"小宗"的"三桓"，久之三桓的权力又下移于家臣和邑宰。

另一方面，春秋晚期起，几大强国的君主采用多种措施——包括促成庶民大规模向自耕农演变的一系列赋役和地权的改革，全民征兵制度之建立，从宗法社会游离出来具有非常才干的"士"的擢拔重用等等——以削减或铲除各个阶层的贵族，以期巩固国君一元化统治。两三百年间，"战国七雄"内部多维度的改革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而改革最彻底、最成功的是秦国。秦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征服了其余六国，把古代中国从封建时代引进人长逾2000年之久的大一统郡县制的专制帝国时代。

秦汉大一统郡县制帝国的出现当然代表封建宗法时代的结束。但从宗法制度的观点看，秦汉的皇帝可以认为是经过800年演变之后，全华夏世界硕果仅存的超特级"宗子"。大一统帝国的皇帝是具有半神性的称号，承袭了与皇帝平行的旧称号天子，就保留下宗法端尖层机制的枢纽和宗法观念意识的积淀。

秦祚甚短，姑可不论。西汉大一统郡县帝国创立之后，皇帝制度有进一步向专制集权演化的需要。东汉末蔡邕《独断》："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或"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这不过是专制深刻化的表现之一。政治大一统需要新的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武帝登基之后，除采纳董仲舒所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外，还利用董的政治理论强化专制政体。董仲舒《春秋繁露立元神》："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这种君权天授论便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重心，而这"新"的意识形态竟与2000余年的皇帝制度相终始。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宗子）。《孟子离娄下》孟子（公元前371—前289)生值宗法社会临近崩溃之际，但从中国政治文化的观点看，上引之语是超时代的，既渊源于封建宗法时代，又适用于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的2000余年。中国历史上的"国"是与"家"分不开的（西方则大大不然。近四五百年英文中"state"—词和法、德、意大利、西班牙等语文中同义之词都指的是"国"，俱与"家"无涉）。封建制度崩溃以后，中国历代之"国"，在一定意义之下，是皇"家"所有的；这个皇家之本在"身"，"身"就是全民全天下硕果仅存的"宗子"，也就是至高神"天"的嫡子。开国不久，汉高祖大朝群臣为太上皇祝寿时戏言以天下为产业，大臣们不但不以为异，反而"皆呼万岁，大笑为乐"。迟至明太祖（1368—1398)，祭祖时以天下《賦役黄册》与鱼肉谷蔬并陈。难怪历代人民心目中都以汉、唐、宋、明为刘、李、赵、朱私家的天下。即使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帝制，袁家天下虽未实现，蒋家天下却在台湾传了第二代。邓小平以身作则，使毛泽东宗法大家长兼圣王的最髙统治在他身后的中国不复出现，是与世纪之交的世界大势相应的。

IV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

"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从张载的《西铭》谈起"（刊于北京《哲学研究》，1998年12期）是采取生平罕用的大题小作法——试以北宋张载《西铭》一文为视窗，上溯至《易传》与董仲舒，旁涉及二程与朱熹等理学奠基人，以证成鄙说：秦汉以降儒家的宇宙本体论是宗法模式的。设若鄙说确能成立，中外相关学人对儒家学说旨要的若干看法照理就应作一番严肃的新反思了。

张载（1020—1076)的《西铭》，原名《订顽》，可能是近千年来最有影响、最广受赞扬的一篇哲学论文。此文很早就为同时代出生稍晚的程颢、程颐兄弟推崇备至。各种版本的二程文集和语录及张载文集所辑录的二程和朱熹等人对《西铭》评赞文辞虽时有出人，但无一不对《西铭》给予极髙的评价。众所周知，唐代韩愈"原道"一文在我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而程颐对《西铭》的评价远远超过韩愈的"原道"：

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言语固多病，然大要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说道元，未到《西铭》意思。据张子厚（张载字）之文，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张子全书》，四部备要本，卷十五，页1)朱熹对《西铭》文章 义理及结构有特殊的体会：《西铭》前一段如棋盘，后一段如人下棋。《西铭》有个直劈下底道理，又有个横截断底道理。（同上书，卷十五，页4)六个半世纪以后，在康熙《御制性理精义》的"凡例"中，《西铭》得到官方最权威的重新肯定：张子《西铭》乃有宋理学之宗祖，诚为《语》、《孟》后仅见之书，盖悉载全文，附以朱子解说，使学者知道理之根源、学问之枢要。

《西铭》是我国近千年来思想方面影响至深且巨的一篇论文应该是并不夸张的史实。更令人惊异的是此文全长不过253字。为了便利分析和讨论，我们将《西铭》分成小段，每段加以号码，征引如下：(1)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2)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3)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澥。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4)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

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大凡《西铭》的古今读者类皆对首段大气磅礴、言简意赅、天人一体的宇宙论最为倾服。当代毕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撰而卓然独立于新儒家之外的韦政通先生即认为："《西铭》全文最可贵的是因为它表现了4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爱精神。人之所以能有这种精神是基于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的天人一体的形上肯定。……至于尊高年，所以长吾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云云，则是博爱精神的具体说明，也就是能体天之德的表现。这样横渠（张载字）使天人合一论不只限于成圣成贤的修养，也包括仁爱与民本精神的发扬，而达成成圣成贤的终极目标。这是一个新的发展。"（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台北：水牛出版社，1980版，页109)近年，我国梵文、吐火罗等古代语文教研奠基人，学隆望重的清华老学长季羡林教授提到张载的"民胞物与"时，认为"民"决不限于中国人民，而包括全世界人民，"物"包括所有的动与植物；而最重要的是人与万物之间是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征服、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是中、西最大的区别"。（季羡林，"对21世纪人文科学建设的几点意见"，《文史哲》，1998年第1期）因此，《西铭》不但充分表现至高至大的博爱精神，并且表现出类似庄子《齐物论》式的泛平等精神。

事实上，即使我本人自1948年秋起，在海外讲授中国通史40年之久，也一贯以《西铭》代表传统儒家天人合一意境与个人修养的高峰。年年在班上解读《西铭》英文节译，学生亦每每颔首赞叹；《西铭》一文气魄和魅力有如此者！《西铭》原文三四十年代曾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匆匆过目，直到1995年秋较深刻体会出华夏人本主义文化中的"宗法基因"之后，才迟迟发觉《西铭》实是重新瞰窥理学家深层意识的理想"天窗"。

《西铭》文中最刺目的是一向被绝大多数当代思想史学人所忽略的第二小段："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这段话不啻是张载宇宙本体论宗法模式最坦白而又最直接的供认。

"大君"一词初见于《周易师卦，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大君"指周天子，经过天子策命，诸侯始得"开国承家"。汉武帝时董仲舒于《春秋繁露郊祭》予以新解："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大君"一词于是被抬到无可再高的地位。《西铭》虽将"大君"由"天"挪回到"人"，"大君"一词所表达森严专制的意味就远非《易传》中与诸侯分享天下的周王可比拟的了。朱熹注释"大君"为天人之间的链环自是极为正确的："乾父坤母，而人在其中，则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继承天地、统理人物，则大君而巳，故为父母之宗子。辅佐大君，纲纪众事，则大臣而已，故为宗子之家相。""大君"显然是一统专制帝国的皇帝，天下唯一最高的"宗子"。以天下为家，以大臣为"家相"，完全是宗法意识。1除了"大君者……"这提纲性的一小段外，《西铭》一文最长的第三段对宗法模式的伦理规范与践履提供了有力的内证。此段中提到崇伯（禹）、颍考叔、舜、晋献公的太子申生、孔子弟子曾参和周宣王时代的尹伯奇，或据史实，或据传说，都作为"孝"的典范。朱熹同时的人就不乏对以上孝之六例，尤其是太子申生，提出质难的。朱熹始终不能给予圆满的答复，只能说："人有妄，天则无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听受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七册，中华书局版，页2522)特别值得当代学人注意的是二程弟子之一杨时（龟山）即对张载"民胞物与"一语极为不满，认为非儒家正统思想，近于墨子"兼爱"之说。二程虽已加辩正，但朱熹的诠释和判断不仅更具权威，而且强调《西铭》文中决无博爱和平等的理念。请读朱熹《西铭》全文批注完毕之后的"论曰"：天地之间，理一而巳。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性，贵贱异等，而不牿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

朱熹对《西铭》的了解远较无数《西铭》中、英文佺释者为深刻而正确。试证以张载自己的综述：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人与动植之类已是大分不齐，于其中又极有不齐。其谓天下之物无两个有相似者。（《张子全书》，第五卷，页2—3)综括以上，《西铭》所构绘的宇宙本体论不可能如当代学人所释，是基于博爱和泛平等的理念的，无疑是宗法模式的。事实上，张载不但对周代宗法制度具有特殊浓厚的兴趣，而且很可能是"宗法"一词的创用者。（参见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版，"绪论"）《礼记》中的"丧服小记"和"大传"是研究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文献，内有大宗、小宗定义，继承和外迁原则及相关亲属称谓等等，而独没有对全部制度如"宗法"这种概念性的专词。张载《经学理窟》中"宗法"一文的标题是"宗法"专词的初见，其文的旨要：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益。或问朝廷有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张横渠先生文集》，卷五，页13)

张载提倡恢复周代宗法亲属组织自有其社会背景。经李唐300年世变及黄巢和五代战乱，中古门第消融殆尽；赵宋开国之后，平民虽可由科举人仕，但已无世禄可依。这正说明何以范仲淹(989—1052)以终身薪俸积蓄创立范氏义庄，计族人口数按月予以补助；这也正是张载"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感叹的原因。其实张载也明了复古之不可能，向朝廷提出的请求也很有限："不若各就坟家给予（功臣之后）田五七顷与一闲名目，使之世守其禄。不唯可以为天下忠义之劝，亦是忠义者实受其报。又如先代帝王陵寝，其下多闲田，每处与十亩田、一闲官，世守之。"（同上）张载恢复宗法制度的愿望和晚年小规模井田试验虽都不成功，但他"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一语对当时及后世影响甚大。此语在程颐文集和语录中再三再四地重现；在明清文集中亦不时被征引而又略加阐发。总之，张载的宇宙本体论和生平思想、行为，甚至愿望都是宗法模式的。这应该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结论。理应顺便强调一提的是：程颐最为后世所诟病、被认为是最残忍乏人性的言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言论事实上是源自张载的。张载论古礼：以义理言，则妇死不当再娶，夫死不当再嫁。当其初娶时便期以终身，岂复有再嫁之事。禽兽犹有不再匹者。男子正为无嗣承祭祀之重犹可再娶；虽再娶，尚谓之继室。妇人虽至穷，恶（疑系饿之误）而死，不可也。介甫（王安石字）直谓妇人得再嫁，岂有是理！…一今妇人夫死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义。……(征引于卫提《礼记集说》，台北《四库荟要》本，卷63，页20—21)按：宋代理学家从事讲述写撰之前，几无不先钻研《易》理。张载著述中亦以《说易》篇幅最长。《西铭》中宇宙本体论的渊源，无疑是《易传，系辞上》开宗明义之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可见《周易》由筮法开始哲学化的阶段，男尊女卑、贵贱有等的宗法模式宇宙观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

《易传》成于战国时代，西周式宗法氏族制度虽已行将瓦解，七强虽曰益集权于国君，但大一统郡县制专制帝国尚未出现。因此，《易传》宇宙论描绘宗法模式的文字还是比较温和含蓄。汉武帝登基之后，大一统专制帝国基础已经巩固，宇宙论描绘宗法模式的文字便需要更露骨更绝对了。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七十八天地之行》："是故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君执其常为一国主。天不可不刚，主不可不坚；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主不坚则邪臣乱其官。……地卑其位而上其气，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献其生，成其事而归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舂秋繁露第三十八，五行对》进一步说明，与"天"比，"地"虽然对风雨农获以及万物生命所需的供应大有功劳，但是"地不敢有其功……名一归于天。……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

同书《第四十三阳尊阴卑》更把绝对化了的天尊地卑原则应用到君臣关系："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从这种宇宙论得出"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的政治概念，逐步导致出"臣罪当诛，君王圣明"这类政治践履。尽管张载的《西铭》成功地把宗法伦理提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尽管《西铭》乍读之下给人以普泛仁爱的感觉，他理论的深层宗法意识与董仲舒的理论并无二致。董、张二儒虽相隔千年之久，但《春秋繁露》和《西铭》写撰的动机是大体相同的。张载宇宙本体论的宗法模式既与《易传》及董仲舒一脉相承，而《西铭》又是历经二程、朱熹、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等哲人以至帝王儒士一致赞扬朗诵的文章 ，我们纵观的总结——2000年来覆载儒家思维框架是宗法模式的——应该是大体正确的。宗法是民主的悖反，其理至明。如果我的推论尚无大误，当代第二三代新儒家及其海内外唱合者认为传统儒家理论中有民主的源头活水的看法，照理就很难成立了。治学方法上，极大多数的当代新儒家和我见解的主要差别是由于彼此专业性质的不同。前者例皆注重诠释《西铭》词语表面普泛仁爱，甚至"齐物"、"平等"的一面，而以考证历史真实为己任的历史学家，必须探索《西铭》冠冕堂皇词语深层意识中，为专制帝王合法性（legitimacy)的形上辩护。

再则，历史学家无法也决不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哲学家超常的傲慢与自负，如张载所表达而竟为后世所备极推崇的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一生尊敬的冯友兰先师仍是以张载的抱负作为他自己的抱负。）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超级哲学家及社会实践者如朱熹，始能私下坦诚招出："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子全书》，《四部备要》本，卷36，页21上，"答陈同甫"）这正是朱熹对圣贤理论与长期历史实践间存在相当严重差距的锐敏而又深刻的体会。这也正是我近10年来对传统中国文化中"宗法基因"一再深索的原因。

V攻坚与翻案: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自从1936—1937年在北平清华选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这门课之后，一直了解先秦思想史上最基本的争辩莫过于老子的年代。记得罗根泽主编《古史辨》第六册，1936年的序言中巳总结指出"除非将先秦的学术束之高阁，否则这个（老子年代）问题如不解决，一切都发生障碍"。我1990年第二次退休之后，也一直以这个关键性问题为最顽强难攻的堡垒。有幸的是，由于动手晚，个人研究自始即受益于近30年来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大量兵书及残简、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书《老子》及其他古籍的发现与国际学人的初步研究成果。泛读冥想，使我深深觉得《孙子》、《老子》在很大程度上确似有特殊亲缘关系，问题在考证孰先孰后。

(一)《孙子兵法》成书早于《论语》我国古籍，先经秦火，再因历代迭有佚失，以致近世专攻图籍目录诸学人无不公认《论语》为传世文献中最古的私家著述；其中虽杂有孔子弟子，甚至再传弟子的笔墨，但全书大都代表孔子的思想和言论。已故杨伯峻教授在《论语译注》"导言"中的看法——《论语》的着笔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是当代学人所一致接受的。

我1999冬刊出"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文中断定这部军事名著是吴王阖庐三年（公元前512年，时孔子年40)孙武被召见前已经撰就的，故其成书早于《论语》至少半个世纪。

这项结论如果今后被普遍接受，我国学术、书籍、目录学史上就必须要做重定坐标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在肯定《孙子》远较《老子》为早，所以在辩证思维的传承上《老子》无疑是深受《孙子》影响的——这是一项基本性的翻案。

拙文的结论是根据两组考证。

(1)澄清历代学人对《孙子》书中涉及的若干事物的春秋属性的怀疑，以坚实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说明如"出师十万"、"出征千里"这类行军规模，"五行"、"无常"这类理念，"四帝"、"黄帝"这类专词，无一不是在春秋晚期早已存在或正在流行的。事实上，对《孙子》越作深入的研读越深信它的春秋属性。

(2)从银雀山兵家残简中的《吴问》篇探测《吴问》和《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成书年份。《吴问》的主要内容是吴王阖庐和孙武的问答：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囯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由于近年我在《左传》中重作少年游，颇有感悟：预测诸侯世卿的吉凶成败，不但是春秋列国精英经常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是内政外交决策的重要参考。因此拙文《吴问》专节扼要追析阖庐即位前数十年晋国却、栾等强宗大族首遭灭亡之由，诸卿室间系列斗争及兼并经过，以及赵氏一族深得国内民心和国际重视同情之故。阖庐即位之年（前514)"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这新改成的十县由仅余的六卿族中的"余子"充任县大夫。这项土地、权利集中于六个卿室的事实和六卿室间继续斗争兼并的趋势，是绝不会不引起列国精英注意的。

次年（前513)晋国又发生了一件使列国精英更为震惊的大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囯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左传》并载有孔子和晋大夫史墨即刻的反应。孔子的感叹与23年前晋叔向责问郑子产之颁刑书如出一辙，都代表正统保守人士对旧制度行将崩溃的不安和悲伤，姑可不论。晋史墨的反应及预言却极重要：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荀）寅为下卿，而干上令，?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即赵鞅）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告"Xj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亦即阖庐二年）的记事，特别是所载史墨之言是考证《吴问》年份的瑰宝。史墨是当时最博学多闻、最富智慧的晋国大夫。最可贵的是他的感言和预测——范、中行氏先亡，赵氏如不失德，"可以免"——竟与孙武的预測几乎完全相符。这就有力地说明孙武预测中灵验与不灵验的部分，都代表春秋末叶一般精英的共识和同感。深悉晋国内情如史墨者尚且相信赵氏"可以免"，孙武对赵氏远景估计过髙的错误是不难理解的。更可贵的是《左传》系孔子及史墨之言于昭公二十九年之末，紧接着"冬"晋铸刑鼎简要记事之后。这充分表明此二哲人的反应和预測是即刻的，并暗示这种反应的"即刻性"绝不限于鲁、晋两国。众所周知，《舂秋左传》记事以鲁为"主"国，此外较详于久霸的晋国。我们有理由相信雄才大略的吴王闺庐对重要盟国所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绝不会不立即有所反应的。因此，《吴问》正是他即刻反应的记录，是幸而因有《孙子》才得保留至今的。所以现存的《孙子兵法》和《吴问》都是撰成于阖庐召见孙武之年——公元前512年；不过《孙子》撰就于召见之前，而《吴问》所记则成于召见之后。

《孙子兵法》成书年份既经考订，中国典籍、目录诸学，学术哲学诸史理应重定坐标。重定坐标势必引起一系列的学术翻案，其中可预期令人最惊讶的将是《老子》辩证思维衍生于《孙子》的这项论证。

(二）从司马谈、迁考订老子年代之"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其人保留了种种不同的传说，但也有一项极具体的记载是所有研究老子的古今中外学人不能忽视的：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之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这项记载在全部《史记》中有其特殊性。《史记》所有帝王将相辩士哲人传记中言及籍贯，从来没有像老子乡里陈述那样详细的；也从来没有讲到这么多世代的后裔的；更从来没有陈述到健在的八世孙的具体官职和年份的。《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于文帝前15年（前165)自原来的齐国分出胶西国，国王卬至景帝三年（前154)因参加吴楚七国叛乱被诛，所以老子八世孙李解充任胶西国王卬的太傅共11年（前165—前154)。评估这历时200余年的老子后裔世谱是否可信，必须先行探测它最可能的来源。

思想史界学人几无不同意全部《史记》中最系统、最深刻、最精彩、最权威的论文之一是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司马谈不但首次铸出"道家"这一学术流派的专词，他本人就是造诣极深的"道德"学家。历史考证不能像科学那样可以一再由试验中证实，而不得不接受史料中所呈现的时间、空间、人事因缘方面的约限。正是在接受这三种约限的前提下，才能证明《史记》中的老子后裔世谱应是靑年司马谈亲自从李解得来的，所以史料价值极高。《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明"太史公（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前140—前n)"，卒于公元前li年而未言及出生之年。"自序"中言及司马谈七代祖先及其官职。试从备有具体年代的曾祖司马昌下推，姑以30年为两个世代年龄平均的差别，这是有鉴于古代婴儿死亡率高，每代祖先未必个个是头胎出生的男孩。照此估箅，司马谈应出生于汉文帝即位（前180)前后，其青少年（约前165—前155)正值黄、老"道德"之学的政治影响鼎盛的文、景之世。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页455)，估司马谈生于前190年，这估计当然也在情理之内。但司马谈如果真已是80衰耄之人，不见得还会像"太史公自序"里所述"是岁（前110)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所以几年前与汉史权威劳干兄电话长谈中，我们都觉得司马谈卒年70较为合理。

结合《史记》"太史公自序"和"儒林列传"，司马谈青年时代学《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杨何在公元前134年被召长安以前，一直在菡川收徒讲学。黄子亦齐人，《史记》虽未明言其乡里，而汉初黄老之学重心自胶东高密移至胶西是肯定无疑的。文帝十五年（前165)从齐国分封出来的六个新国中的留川和胶西都毗邻淄水，不但两国国都皆在五六十公里半径之内，而且整个小区域可目为当时全国第一学术重镇。青年司马谈之所以能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正是他能如西谚所云："躬饮于泉之源。"重要的是，即使以上所估司马谈生平上下伸縮几年，还是与李解之任胶西国王卬太傅11年重叠好几年，因此我们可以深信司马谈留学齐都的三四年内，定有机会以周、秦、汉世宦之裔的身份晋谒李解。"老子列传"陈述李耳籍贯乡里之详，列举李耳后裔以至仍然健在的第八世孙李解在全部《史记》中是独特的，这项独特的史料只可能是青年司马谈亲获自胶西王卬太傅李解的。根据这项老子后裔世谱，姑按每两世代相隔30年估算，李耳约生于公元前440年，较孔子之生晚111年，较墨子之生约晚40年。坚信较孔子稍早之老聃即老子者，如巳故徐复观先生及若干位健在的学人，多根据孙子后裔世谱中"玄孙"一词的异解。为读者方便，《史记》原文节引如下：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之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他们根据王引之《经义述闻》，"玄孙"可作"远孙"解。这正如卜辞中的"高祖王亥"只能作"远祖"解，因为亥绝不止是成汤四代前的祖先。玄孙如果真作远孙解，那么《史记》老子后裔世谱就不限于九世（连老子本人在内），就可更望上推几代，直推到老子略早于孔子。可是这一学派忽视了《史记》老子后裔世谱中最具体而又最强有力的反证："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公元前453年韩、赵、魏共灭智伯，三分晋国领土，公元前403年韩、赵、魏始列为诸侯。所以这个"魏"字正卡住瓶颈，使老子无法上推。

拙文"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问世之后，有特约读者来信，认为以30年一世代作为推算原则应该宽松一些；也有读者认为以25年作推箅原则或更好些。我非常重视这些建议。事实上我本来觉得通常以25年为一平均世代是很合理的；我文之所以以30年为一世代，原因有三。（1)《史记孔子世家》自孔子至孔安国12代的确平均两代之间相隔30年（294年）。（2)如果采取25年为一世代的话，老子的年代就会推得更晚，绝不会更早。他的生年就要从公元前440年左右下移到公元前400年左右了。（3)我很尊重司马谈对黄老学派源流传承的陈述和按语。例如《史记老子列传》中附及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前355—前341)。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老子果真晚到公元前400年出生，他的学说是否能早年既已形成，并业已相当广泛流传到青壮年的申不害，便很成问题。我数十年来内心总认为申不害相韩，是老子学说形成及初期传播较可信的下限。总之，无论如何"弹性"地以《史记》老子后裔世谱推估老子的生平，结果只会晚于公元前440年左右，不可能向上推得更早。孙★大体与孔子同时，其《孙子兵法》成书于公元前512年，较《论语》的成书至少早半个世纪，较墨子的出生早30多年，较根据《史记》老子后裔世谱所估的李耳出生早70多年，较近年发现最早的郭店竹简《老子》上、中、下三篇要早至少150年以上，更不必提今本《老子》更晚的成书年代了。

如果我的推论——老子后裔世谱是司马谈青年留学留川、胶西亲自获得于李解的——并无大误，何以半个多世纪以后司马迁写纂"老子列传"的时候不但不能说明此项资料的来源，而且并列种种自我怀疑更令人迷惑的传说和奇想？这确是中国学术史上2000年来最难答复的问题。但我们仍然必须从两方面去理解：何以对老子后裔世谱的资料来源司马谈必须长期保持缄默？何以即使父子之亲也无法保证学术传承定无自然和人为的梗塞？

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叛乱是西汉划时代的大事。

叛乱的主谋是吴王濞，但胶西王卬实居第二领袖地位，正月间已"诛汉吏两千石以下"。二月中，吴王兵既破，败走，于是天子制诏将军曰："……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人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腰）斩。"这是最严酷、牵连最广的一次诛杀。负有辅导胶西王卬责任的太傅李解之遭族诛应是不辩的事实。凡与李解生前有过交往之人，为自全计，唯有讳莫如深。

当司马谈任太史令期间，先有主父偃那样专事刺探诸侯王、以至儒臣如董仲舒等私隐冀兴大狱的阴谋家，继有赵禹、张汤那样酷急刻深、寻端穷治的执法大臣和一系列阴鸷嗜杀如宁成、义纵、王温舒等酷吏型太守。在张汤任廷尉和御史大夫备受武帝宠信的11年间（前126—前115)，淮南、衡山、江都三王反迹査明即一一株连数万人之多。丞相李蔡得罪自杀，丞相庄青翟下狱死；自公元前119年初专缗钱，由于政府鼓励告密，未数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甚至以廉直闻于当世的大司农颜异，亦难免为张汤以"腹诽"之罪论死。是以张汤本人于公元前115年初有罪自杀，"而民不思"。最后分析，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是汉武帝本人。在帝王专制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司马谈不得不谨言慎行，对青年时代与李解的交谊长期保持缄默。

至于司马谈、迁父子之间史料传承偶或不免脱节问题，我们必须继一代大师王国维之后重新考定司马迁的生年，以及父子之间年龄差距之大。按："太史公自序"明言司马谈"卒三岁（前108)而迁为太史令"。唐司马贞"索隐"引晋《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这是标准的极可信的汉代公文格式。准此则司马迁应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前B5),司马谈卒于前110年，司马迁26岁。拙文推司马谈生于公元前180年，故司马迁出生时司马谈巳年四十有六。而王国维在其早年"太史公行年考"长文中却采取唐张守节"正义"注："迁年四十二岁"说，自始即认为司马贞弓I《博物志》中"年二十八"之"二"必系"三"转钞之误，故断定司马迁生于景帝后五年（前145)，两说相差10年。王说影响极大，向为海内外所接受。其实对王说最简单、最直接、最有力的反驳就是司马迁晚岁"报任安书;中的陈述：仆今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

《礼记曲礼上》："三十曰壮……四十曰强。"如果父母丧于本人36岁由壮而强之龄，绝对无法解为"早失"。司马迁是独子这一事实，大有裨于了解司马谈对他青年时代教育筹划之备极用心。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的"致命"弱点只有从细读"太史公自序"才能暴露：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玩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通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王国维在长文里幵头虽可主观强以公元前145年为史迁生年，但对抛弃不顾，所以无论如何支吾曲解，也无法将"自序"中5年（特别是由公元前111年奉使西南夷按"自序"原文向上下推）间川流湍急的具体记事拖缓拉长到15年。由于王国维非把"二十而南游江淮……"上移10年至元朔三年（前126)，所以此后15年间（前126—前111)完全列不出司马迁逐年的具体事件和活动。内中有10年连年份都不列，完全是空白；有3年讨论的对象不是司马迁各该年份的具体活动，而是司马迁一生足迹所至诸地和朝廷筹备封禅前夕仪节的讨论。

我多方考证的结果是：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10岁到长安，从父读书并开诵古文；此后至南游的10年间是奠定一生学问基础的期间，除从父亲学习外，并有充分机会向古文权威孔安国和一代鸿儒董仲舒等请益（考证复杂，请参阅已刊拙文"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前116年20南游江淮，北返应为前115或前114年；随即应太常试取髙第为郎中；前111年奉使出征西南夷；次年前110春遄返河洛亲聆司马谈病床遗嘱，立志继父为太史令，以竟司马谈未能完成的伟大"通史"编纂宏愿。

拙文择要考定司马迁的生年，重建他少青年教育、南游、初仕、出征、遄返河洛泣聆父训，目的是为了说明在宝贵而短暂的25年中，司马谈为早慧的独子精心所拟广义人文教育（包括行万里路）的纲目里，实在安插不进一条孤零零个别底注性的原始史料。何况吴、楚七国乱平之后，种种政治顾忌使司马谈对获自李解的老子后裔世谱不得不长期保持缄默？！司马谈弥留之前又怎能单单记得补提这项史料的来源？所以半个多世纪以后，司马迁遵父遗嘱着手纂撰《史记老子列传》的时候，对李解先世谱系的来源已模糊不清，只好遵循史家"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原则，与先秦有关老聃的种种传说异闻一并为后世保留在"老子韩非列传"之中。

与本题息息相关的另一长期迷惑亦需试求解答。按：哲学思想方面，《老》、《庄》为魏晋玄学之所本，无待多言。宗教方面，老子自始即被东汉后期所建立的道教奉为至上之神"太上老君"，《道德经》即被奉为最主要经典。政治方面，老子不但被北魏君主所荨崇，更为李唐皇朝奉为直系远祖，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北宋真宗、徽宗等帝对老子的尊崇不亚李唐。老子在思想、宗教、政治等方面既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何以自司马迁以后，从未有任何官方文献及私人著述言及老子后裔这一长期困惑？事实上李唐对访求老子后裔曾屡度做出最大的努力。唐高宗曾亲至亳州，幸老君庙，求老子后裔不可得，只好以男女道士视为"宗人"，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唐玄宗也以道士、女冠隶宗正寺，享受宗室待遇。这样如此渴求老子后裔，不得已继以男女道士充宗室这种极不寻常的措施，正是老子后裔久已不复存在的最有力旁证。但最直接的证据仍是《史记老子列传》"[李]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原语。最后一句尤其耐人寻味，若非青年司马谈确曾晋谒李解并有问学私谊，绝不可能知道，亦无必要特别说明"因家于齐焉"。公元前154年春吴、楚七国叛乱尚未敉平之际，景帝已制诏将军对胶西王卬臣属"深人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太傅李解及其家属焉能幸免？汉唐800年间相关史料的结合不啻明示后世：老子之泽，九世而斩！所以从任何角度去评估，青年司马谈亲获于齐都的老子后裔世谱的史料价值，都是可以得到肯定的。因此屡度反思之后，我认为从司马谈靑年教育入手，确是打通历史和哲学方面一条2000年古老"死胡同"的有理有据的崭新思路

三）辩证思维:

以上两文，前者断定《孙子》成书最早，后者考订老子其人晚于孔、墨（孙武与孔子大体同时）；即使当代极端崇《老》学人相信孔子问礼于老聃者，亦不得不承认《老子》成书必晚至战国之世，故一事，本应系

不争之论。不幸的是，2000余年来，在重文轻武，儒家伦理、老庄玄学支配的思想环境之中，孙子其人其书饱受哲人儒士漠视、怀疑与炼字炼

毁谤。即使集心句，逼真《老子》书"。当代郭沫若的看法更具有代表性:《孙子兵法》是稍后于老子的一部杰出的古代军事著作，相传为孙武所作。孙武，齐人，活动于春秋晚期，做过吴国的将领。他所著的《孙子兵法》，发展了老子的军事思想，为后来兵法家前驱。（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页376—377)即使与郭沫若看法完全相反的钱穆，在《古史辨》第六册中亦明言"《老子》五千言洁净精微，言无枝叶"，从文字文句求证《老子》之"伪出"或晚出是异常不易的工作。但这项第一步艰难的工作必须要做，唯因篇幅有限，只能选析数例。《孙子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先从"奇正"一词谈起。"奇正"出于孙子，不见于《论语》、《墨子》、《吴子》(起）、《司马法》、《商君书》、《孟子》、《左传》、《国语》、《庄子》、《荀子》，而仅见于《老子》。即此一端已可见《孙》、《老》关系之密切。更有意义的是：《孙子》奇正之论虽如神龙变化无穷，其应用要不出军事范畴。而《老子》（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已由"用兵"扩展而包括"治国"了。这种由军事提升到政治的论点，对战国中晚期一系列托古的"阴谋书"如《伊尹》、《太公》、《辛甲》、《蘩子》等甚有影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如何处理"兵权谋家"值得仔细分析。班固的办法是先列举以《吴孙子兵法》为首的"兵权谋十三家"，以明示《吴孙子》时代之早及其在学派中的宗师地位。由于体裁和篇幅都不允许详述此类兵书自孙武至西汉末性质和内容的演变，所以他只能以"历时"（diachrmiic)的方式作尽量精简的综述："权谋者，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谋，用技巧者也。"这13家中当然没有被认为"道家"之宗的《老子》，但《老子》论兵上承《孙子》，下启来者的枢纽地位，却在班固的综述中得到最确凿的诠证。

我们再将《老子》（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伤）"和上引《孙子势篇》相关词句比较。文字文句上《老子》袭取《孙子》而加以改造，至为明显。"尚五"的观念起源甚早，至春秋几已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五味"、"五声"、"五色"、"五方"、"五神"、"五祀"、"五正"、"五牲"、"五谷"、"五脏"、"五星"、"五刑"、"五兆"、"五兵"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春秋晚期人士如孙武及其同时的晋国著名大夫史墨等阐发"五"的积极功能及其深厚多维文化意蕴的语言里，充满了欣悦与赞叹，而今本及近年发现的郭店楚简《老子》书中却对五色、五音、五味表示消极甚或謇告的态度——这和《老子》反儒家仁、义、礼、智和反对墨家的尚贤的态度是一致的，也正是《老子》思想体系形成之晚的明证再如《老子》（三十一章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用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这段文字不但见于马王堆帛书《老子》及现存诸本，又出现于郭店楚简《老子》，故说明兵事自始即在《老子》治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加速过程中，一批因特殊才干和机遇而跻身卿将之士，最注重遵守标榜他们得来不易的崇高身份地位的朝礼、祭礼和丧礼。《老子》此章 中这些文武、左右、吉凶、丧葬诸礼正反映战国时代"新贵"的社会心理。而"偏将军"、"上将军"又是战国期间才开始成为正式官衔的。这些官衔和《老子》（二十六章 )效《孙子》论辎重的重时所提到的"万乘之主"等称谓，都露出战国时代的烙印。

其实《老子》书中最能显露战国时代烙印的是最基本的政治称谓，帛书和简本《老子》都不例外，但我们的统计却不得不根据今本。如《孙子》全书一贯称诸侯（共十见），其余泛称"君"或"主"。而《老子》却称"侯王"（四见）及"王"（六见）。这正反映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始称王，齐、秦、韩、赵、燕、中山诸国随即相率称王；所以《老子》不再用"诸侯"而改用"侯王"一词。再则与"侯王"称谓息息相关的斗争对象，已不限于《孙子》春秋晚期的列"国"，而扩展到"天下"（今本《老子》共五十一见）。虽然半数以上"天下"一词用在哲学及形上的阐发，但用于政治及军事斗争方面的也不少，尤其是前后四见的"取天下"的口号和意涵，是春秋晚期《孙子》书中所尚未有的观念。现存最早的郭店楚简《老子》（十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这种与天、地、道并大的"王"，也是春秋晚期《孙子》成篇之时所不可能有的理念；它的出现相当于孟子（前371—前289)当战国中期之末所企盼的，能使天下"定于一"的一等强国的国王。

文字、章 句、制度、称谓之外，从方术、养生、神仙之术方面也可以找到《老子》成书于战国的启示。例如今本《老子》：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五十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擐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五十五章 ）以上所引两段，除文句略有不同外，亦见于竹简及帛书《老子》。可见到了战国中期，这种滥觞于古代巫术、方技、新兴的养生、神仙之术的概念和修炼已经形成了雏形的"避兵术"了。《汉书艺文志》兵书著述列于"权谋"、"形势"之后的"阴阳"类中最后的一书《辟兵威胜方》就是明证。班固总结："（兵）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行），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孙子兵法》在最后第十三篇"用间"中强调："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这又是孙武的著述远早于战国、秦、汉"兵阴阳家"及其同期相关著述的另一明证。

除了直接从《孙子》、《老子》两书的文句、术语及不时涉及的制度、称谓等探索孰先孰后之外，更有效的办法是《孙》、《老》的有些概念和理论，分别与早期儒家的"仁义"和墨家的"尚同"、"尚贤"等中心思想作一扼要的比较。孔子伦理、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几乎包括所有的"道德"如礼、义、忠、信、恕、恭、宽、敏、惠、直、孝等，是一切内在道德动力的总汇。《老子》对仁、义、智、圣、孝、慈都加以攻击，并痛斥"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针对墨子的"尚贤"，《老子》大倡"不尚贤，使民不争"。虽然郭店楚简及马王堆帛书《老子》词句与今本有同亦有小异，但只是程度上的分别，基本上对孔、墨都表示强烈的反对。反命题必然后于命题才出现是思想史研究上的铁律，《老子》之相对之"晚"是不争之论。

至于我国古代辩证法思维的源头深藏在《周易》之中。《易》虽原系卜镟之书，但内中蕴藏着丰富的哲理。六十四卦"乾坤居首，其余六十二卦两两比邻，不反则对，全是按此规律排列"（金景芳，《周易讲座》，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页5)。这部至晚成于殷周之际的卜筮专书中暗藏着矛盾对立，而又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有待后世名卿哲士去阐析。《左传》中虽从春秋早期即有以"德刑"、"刚柔"等对立概念应用于人事之例，但大规模辩证词组及《孙》、《老》辩证传承之例不胜枚举，不妨从朱熹最尖锐而不失中肯的观察人手。《朱子语类老氏》开卷语：康节（邵雍，1011—1070)尝言老氏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体用，孟子自有孟子之体用。"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老子之体用也。存心养性，充广其四端，此孟子之体用也。

朱熹所引两句《老子》出于今本三十六章 ：将欲數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老子》这段最为后世认为"兵书"的名句，试与《孙子兵法》作一比较：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见传也。（"计篇"）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势篇"）前者衍生于《孙子》论兵指要，实至明显；但其应用范畴自军事扩展提升到政治及人生哲学则是《老子》的贡献；所以洞察力极强的朱熹独独以最能代表兵家精髓的名句作为《老子》之体用——这是何等权威的思想核酸遗传"基因"的鉴定！

另一显示《孙》、《老》思想特殊亲缘关系的是出自行为主义的愚民政策。当代学人中，尹振环先生在其18年心血结晶的《帛书老子释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页170)，特别提出愚民主张不见于《尚书》之"虞夏书"、"商书"、"周书"以及《左传》、《国语》等史籍，而独见于《老子》。按：人类史上最先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原则整兵治国者是《孙子》，柔化和缘饰《孙子》坦白冷酷愚民语句最微妙、最成功的是《老子》。

《孙子》开卷的"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而不畏危。"全书一再发挥平时爱护奖励士卒的必要，用当代心理学术语诠释，就是要继续不断地用"积极强化"（psitivereinfrcement)的手法养成士卒以身许国、视死如归的习性。"地形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九地篇"有更系统的讨论：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以谓将军之事也。

正如《老子》将《孙子》专用于兵事的"奇正"之论提升扩大到全部"治国用兵"，《老子》把《孙子》愚兵的理论和实践提升扩大到愚民。如：

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二者亦稽式也。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六十五章 ）诚然，《论语泰伯篇》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法家如商鞅，相传亦曾对秦孝公讲过："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即使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统治阶层依然有必要用种种方法麻醉人民，使人民不去深刻分析政治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不过在愚民理论上，《孙》、《老》亲缘关系之特别明显，是因为他们都出自置道德是非于不顾Umml)，非常彻底的行为主义观点。这点上《孙》、《老》如仍有不同的话，那是因为前者语言坦率无隐，有如对心理学实验室白鼠群而发，而后者同样冷酷的心肠却是用清静、无为、"玄德"等清高的哲学语言来表达。西汉末严遵（君平）在所著《道德真经指归》中一语道破《老子》"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之故："万民知主之所务，天下何以安？""万物不知天地之所以，故可以存。万民不知主之所务，故可安。四肢九窍不谕心之所导，故可全。"（《道藏》本，语句较所用其他版本更为生动；引自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页170)只有像严遵这样睿哲遁世，卖卜为生，注《老》为乐，阅世极深，居心淳善之人才能讲出古今中外治术中所不敢明讲的话，而且能以十分流畅的文笔，表面上讴歌《老子》归真返朴、"乃至大顺"的意境，实际上对行为主义政治实践的残忍无情一再予以揭穿：……废弃智巧，玄德淳朴。独知独虑，不见所欲。因民之心，塞民耳目。不食五味，不服五色。主如天地，民如草"主如天地，民如草木"与《孙子》御士卒"若驱群羊"岂不有异曲同工之妙？！千余年来，自晚唐王真、北宋苏辙、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以迄20世纪的章 太炎和毛泽东都认为《老子》是部兵书。这个看法虽有失平衡，但大有力地说明《老子》一书确实露出体用及思辨方法上与《孙子兵法》的特殊亲缘关系。

《孙子》成书年代之早，老子其人其书年代之晚，《孙》《老》辩证思维翻案性的传承三篇全部原文，已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成该所演讲集的专册：《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唯因第三篇宣读于诙所主办的首届萧公权纪念讲座，所以在专册中列为首篇。照逻辑程序言，本章 本节的次序是合理的。

至于笔者业已筹撰，有待完成的工作，将于以下"卷后语"中作扼要的陈述。

虽然本书定名为"读史阅世六十年"，事实上从童年听父亲讲《左传》起至今巳将近80年了。这样漫长的读史经验在此"卷后语"中值得总结之处甚多，兹择其要略陈如下。

(1)我诞生时父亲（同治庚午1870秋生）已经48岁了（中国箅法）。年龄差距如此之大，他对我的童少年教育只能作折中的决策。学校教育科目既远较传统启蒙教育新而且广，他无法也不应硬使幼童课余另作《四书》全部背诵的工作。他只能在我课余精心选择片段经史(尤其是《左传》故事与《礼记》若干篇章 的故事与制度）作穿梭式的讲解和"讨论"。他似乎很懂儿童心理，严督之下不时夸奖我的"悟性"，这对我逐步培植读书的自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

(2)我17岁第二次才考进清华，实现了童少年第一个志愿。本书"上篇"第七章 曾以夸大的语气讲出，如果今生到过天堂的话，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当时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重社会科学；在历史的领域内，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课题。当时国内各大学中只有清华才是历史与社科兼重，历史之内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蒋先生这种髙瞻远瞩，不急于求功的政策，实际上非常符合我个人必须采用的"功利"取向，因为亲老家衰，自9岁即了解留学考试已经代替了传统科举，成为最主要的晋身之阶。我从刘崇铳师打下欧洲近代史的基础，雷海宗师的宏观中国通史，陈寅恪师的隋唐史专题（另有课外的清史谈话），冯友兰师的常识、逻辑和幽默都对我大有启迪之功。我最获益的是在那优美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之中，培养出治史向"大"处进军的宏愿，而这宏愿要到美国之后才能逐步实现。

(3)哥伦比亚的英史训练对我治学有枢纽性的重要。重要的并不全是知识和眼界的扩展，而是沉浸于史料之海的初度经验与感受。姑以中、美第一流大学图书设备而论，七七战前清华西文书籍的收藏在国内首屈一指，但全部不过十几万册。先就外交档案而言，蒋廷黻先生虽主张把第一次欧战前德国秘密外交档案DieGrssePlitik陈列在西文阅览室的公开架子上，可是历史悠久而又最基本的英国议会辩论、议会经常逐年发表的非秘密外交文件，即俗称的《蓝皮书》，却一本也没有。反观哥大书库之中，百数十年的英国议会辩论、议会逐年的种种档册和报告，放满了一架又一架，排列成一行又一行，更不要提伦敦、利物浦等都市、各地方政府摆如长龙的档册了；非官方各式各样的史料和书籍专刊更是多到浏览不完。初人哥大书库即深深感到作为华籍学人，切切不可再轻易地顺口夸张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了。本书第十四章 偏重叙述我哥大英史博士论文所引的主要史料，用意正是在此，更在以实例说明"原始"资料究竟可以"原始"到什么程度。

自1952年夏在哥大搜集乾隆年间两淮盐商史料起，特别是次年夏天开始，在国会图书馆新楼第八层书库遍翻3000多种中国方志及其他大量典籍之后，我才充分感觉到在史料渊海中自由游弋之乐和捕获之丰。最初两部有关明清人口及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的研究，出版迄今已逾40年而仍屹然被公认为标准著作，就是因为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哥大、国会、哈燕、芝大图书馆（中国善本胶片最全，并与普林斯顿合购日本珍藏明代史料胶片）等处所作史料方面的基本功确较一般学人认真。

"实录"必须讲实话。我如果1940年考取第五届清华留美庚款，二战后回国执教，恐怕很难做出现在累积的研究成果。政治和学风固然有影响，更基本的是国内大学图书设备（包括中国史籍)无法与美国第一流汉学图书馆比拟。北京图书馆，现改称国家图书馆，善本及一般中文收藏当然最为丰富，但不准学人进人书库自由翻检

更有利于大规模研究的是当时所有各种期刊，甚至创刊百年以上的，卷卷都摆在架上任人自由翻阅。近一二十年来因书库空间有限，很多图书馆都把陈年多卷的期刊存放他处（哈燕社早巳采此政策；加州大学系统内旧期刊一律存放在regicmallibraries)这种措施不但大大减低研究者的便利，并且势必剥夺了研究者不时无意中遇到的新资料和开辟新思路的机会。当时虽没有复印和电脑的便利，一切靠手抄，但抄写之前必须先作一番消化与联想的工作，积久对我的写撰和讲课都大有裨益。盛年正值大量多样使用图书的黄金时代实是今生一大幸事。

(4)也许由于当年学习西史相当认真，我于国史选定研究对象之后往往先默默地作两种比较：与西方类似课题作一概略的比较，亦即所谓不同文化间（imertmltural)的比较；在同一国史课题之内试略作不同时代的，亦即所谓"历时"（diachrnic)的比较。特别是在专攻先秦思想的现阶段，这两种成了习惯的默默比较不时能扩展我的历史视野，导致新的思路，得出与众不同的论断。

(5)半个多世纪以来，个人研究的取向和作风曾有几度改变。

要课题，所以当哥大英史论文完成之前已下决心不走汉学之路，力求打进社会科学的园地。这个志愿很快就在一系列有关我国农作物史、明清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及其相关制度与意识等方面的论著得到充分的实现。事实上，有关美洲作物传华的考证，已在植物学史上赢得不箅太小的永久地位。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最系统利用社会科学观点和方法的《明清社会史论》完成若干年后，蓦然回首，对某些社会科学观点方法理论感到失望与怀疑，主要是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最低必要数量和种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易趋空诞。

于是自60年代末开始，个人研究的兴趣转人中国农业的起源;得到中国农业是土生土长，并未受西南亚两河流域影响结论之后，立即决心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中国文化的独立土生起源。这期间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自修与考古相关的多种自然科学工具和与初型数字、文字、语言、宗教、思想有关的古今文献。《东方的摇篮》出版前后十几年间是我一生"孤军作战"最饱受围攻，也是学术最低产的阶段。这期间钓鱼台、"文革"、中美建交等大事件使我不能专心治学;再则研究上搞完像《东方的摇篮》那样基本性大课题之后，亦颇有茫然不知何所适从之感。屡经泛读中、西古籍、冥想审思之后，才毅然决然投人历来论战不休的先秦思想领域。

我近10年来在先秦思想方面的工作尚无愧"攻坚"两宇，因为研究对象都比较重要，其中还有2000年来一贯被认为是最棘手、最关键的问题。即使这类基本性课题中所澄清的枝节问题，有如太史公司马迁生年考，本身就是国史上第一等的专题。生平累积的工具和治史经验，虽有形无形皆有裨于刻下的研究，但我主要赖以攻坚的却是所有历史学家自始即必须具有的基本功——考据，现多称为考证。诚如思想史家李泽厚所说，像老子年代这类困惑历代学人关键问题的解决，就只有待"偏重考证的历史家的思想史"了。考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古今中外皆大致相同，都要靠常识和逻辑。突破性的考证有时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与扩展考证视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平素多维平衡思考的习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高潮中，老子年代始终是先秦思想史上最大的"障碍"，主要是因为有些"大师级"的学人们思考之单轨与见解之偏颇。我近年对先秦思想诸作之新解是否今后能为学术界广泛接受虽尚不可知，至少《孙》《老》翻案文章 的结论"是通过文字、专词、语义、称谓、制度、思想内涵，以及命题与反命题先后顺序等多维考证得出来的"。个人生平不同阶段的主要著述真正的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对大量多样史料的严肃考证与综合。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一生驰骋古今，从未曾一日不携带"汉学"的"护身符"。

(6)有待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不是过分自信的话，近年论著之中已作了两项先秦思想史上基本性的翻案。较令人注意的是最近一篇证明《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事实上，更基本的翻案是证明《孙子兵法》成书于公元前512年吴王阖庐召见之前。此年孔子40岁，故《孙子》成书早于《论语》至少半个世纪，实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著述。这项考证最大的翻案意义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不但是人类史上最早最彻底的行为主义者，而且通过墨子"道德化"的改装、提升和广泛应用，对战国期间的政治思想及制度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孙》、《墨》关系是2000多年来思想史上从未经人察觉的大关键，即使在此卷后语中亦必须摘要考铨。

《孙子，计篇》开宗明义指出兵事五大原则之首即是"道"，而"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此语乍读之下似乎不足为奇，但是在"政出名门"的春秋晚期，贵族和平民各阶层间流动升降日益加剧之际，"令民与上同意"不仅为了强兵，更必然会引申为建立一元化政治机体的前提。更启人沉思的是，当我们初读《孙子》论兵之道之句时，除了从政治思想及实践上立即联想到"统一"、"一元化"这类概念，同时更充满好奇：语义上"同"是通过什么方法才联系上，甚至转化为"一"的呢？

先秦诸子中，《墨子，尚同》篇最早也最明白逐步表达这个极重要的语义转化。首先，我们不妨试从语义上恢复"尚（上）同"篇名的全义与原义。如果补上必须有的宾词、介词和动词，全句就恰恰是"令民与上同意"。换言之，《墨子尚同》的篇名就是《孙子》论兵旨要最忠实巧妙的简化。"尚同"有上中下三篇，中篇中已出现"一同天下"的语句，此句中"同"和"一"都成了同义的使动格，于是"一同天下"就等于"一天下而且同天下"，语义上也就可以完全释为把整个天下"一以同之"。如此，两个同义及物动词连用就更收到强调全句语气的效果。"尚同，中"已一再有"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

"尚同下"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尚同为政，故天下治"。这种自语义转化到理论范畴的扩大，在先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以下极重要的意义：(1)墨子（约前480—前400)约生于孔子、孙子之殁，深深了解金字塔式制度的崩溃和一元化政治机制的建立的必然趋势，于是提出自己的"尚同"与"尚贤"的理论系统。"尚同"是他的"政原论"，全篇开始："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互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所以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社会的人民必须自下而上，层层地服从里、乡、上级官长、三公，以至天子的意志和命令。这就是"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一定是贤明的，因为他是最高神"天"参照人民的意愿而选派到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但这绝不是卢梭（JeanJacquesRusseau，1712—1778)《社约论》式的政原论，因为人民既无知，也从未曾被征询过他们的意见，所以根本谈不到天和天子与人民间的"契约"关系。最后分析起来，这种政制是一人专制，意识上是墨子一人专制。历史演变的结果是秦始皇一人的专制。

(2)墨子学说的更大意义是将《孙子》极其接近"行为主义"科学那种完全不考虑道德价值的理论体系全部加以伦理化，甚至宗教化。按：《孙子》开卷的"计篇"即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九地篇"中表现出最为彻底的行为主义原则："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按：墨子也是行为主义者，但所主张的是发挥行为主义的积极强化作用。《墨子尚贤上》："……故古者圣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的行为主义与道德牢不可分，因为墨子所提倡的基本道德之一是利己利人的"兼爱"，本人就是不惜摩顶放踵以救世为己任者。在他理论系统中，天子类似古之圣王，必须"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万民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如此，墨子的理想天下全部笼罩于伦理道德之中，即使最高的环节偶有梗阻，还有宗教的制裁。

这样一来，墨子对行将开始争鸣的"百家"形成一种"威胁"，因为百家理论虽各有其特色，其共同核心都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指出的"君人南面术"，而"君人南面术"讲求统治人民最有效的办法本可不择手段的。墨子把全部治术都伦理宗教化，逼得百家的理论主张都不得不披上道德、仁政、清静、无为、心性及其他形上的外衣。另一方面，墨子逼使未来的哲人、辩士、说客（商鞅是唯一例外）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言说《孙子》理性思维最缜密、最重实际功效，但完全置道德价值于不顾的"行为主义科学"。连"极惨礅少恩"集法家大成的韩非都要以《老子》为缘饰，即系明证。

历史实践证明战国百家争鸣最后的成功者是一贯应用消极强化，亦即严刑峻法的行为主义学派。这学派的渊源尚有待详考，而以孙武、商鞅这两位"兵法家"为轴心。这个轴心的形成、发展及其对秦汉以降2000年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深层政治意识的影响当另有专文讨论。

并

台湾中央研究院秘书组最近发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院士专长的调查表。寄给我的一份有关专页最上端本应是空白的地方特别加印了几年前我自己填写的专长："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及农业史；宏观史论。"十分触目，令我小吃一惊，因为列出这么多的"专长"必会使不知我者以我太不谦逊，极少数真知我者了解我的用心在劝示后起学人治史范畴不可过于专狭。事实上，除了以上自列的"专长"之外，我对制度史也曾做过不少有用的工作，例如帝制晚期的赋役制度（内中"明初鱼鳞图册编制考实"可能是生平利用史料最彻底、考证最精细、翻案性最强的论文之一），明清科举制度中的明初生员额数及选拔，明代五种贡生的源起等细节问题；更不必提近年因考证司马谈、迁先世，司马迁生年，董仲舒、孔安国等大儒生平要事的系年，而不得不深入细钻西汉官制等等，都是大课题考证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不敢自诩制度史也是专长之一。

在全书结束之前，我之所以提出"专长"的问题，正是几十年来念念不忘当代盛行的一种说法：唯有思想史才能画龙点睛。上述的"专长"都属于龙身的若干部分。而当代大多数思想史家所关心的，往往仅是对古人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甚或"出脱"及"美化"，置2000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深层意识的"阻力"于不顾。所以我长期内心总有一个默默的疑问："不画龙身，龙睛何从点起？"因此，我深信研究历代思想家不可忽略的是：衡量他们哲学观念和理想与当世及后代政治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差距。只有具安全感，并终身践履其学术及道德原则的超特级人物朱熹才能私下坦诚招出："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正是朱熹对圣贤理论与长期历史实践存在相当严重差距的锐敏而又深刻的体会，也正是我今后尚须对传统中国文化中"宗法基因"继续深索的原因。

当然，时间精力许可的话，我也决不会忘记继续阐发华夏人本主义文化的特殊优点及其现实意义的任务。

2003年7月15日，南加州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国内篇

第一章 家世与父教

第二章 天津私立第一小学

第三章 南开中学

第四章 年插曲：山东大学

第五章 清华大学(上)

第七章 清华大学(下)

第八章 两年彷徨：光华与燕京

第九章 南联大(上)

第十章 南联大(下)

第十一章 师友丛忆

海外篇

第十二章 纽约和哥大（上)

第十三章 纽约和哥大（下)

第十四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上)

第十五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

第十六章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下)

第十七章 芝加哥大学(上)

第十八章 芝加哥大学(中)

第十九章 芝加哥大学(下)

第二十章 老骥伏枥:先秦思想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