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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考验人们智慧和灵魂的时刻(1)

- 这是考验人们智慧和灵魂的时刻(2)

-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1)

-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2)

-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3)

-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4)

-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5)

-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1)

-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2)

-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3)

-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4)

-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5)

-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6)

-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1)

-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2)

-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3)

-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4)

-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5)

-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6)

-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1)

-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2)

-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3)

-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4)

-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5)

-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6)

- 谁葬送了华尔街(1)

- 谁葬送了华尔街(2)

- 谁葬送了华尔街(3)

- 谁葬送了华尔街(4)

- 谁葬送了华尔街(5)

- 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1)

- 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2)

- 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3)

-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1)

-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2)

-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3)

-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4)

-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5)

-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6)

-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7)

-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8)

- 犹太人的反省意识与危机哲学(1)

- 犹太人的反省意识与危机哲学(2)

-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1)

-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2)

-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3)

-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4)

-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5)

-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6)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1)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2)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3)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4)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5)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6)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7)

这是考验人们智慧和灵魂的时刻(1)

“人们不会为了世界性问题投河自尽、开枪自杀或者发疯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

“在我的书中有笑，可是在我的心中没有。”

——左琴科《幸福的钥匙》

候鸟来了，又去了。年年春节，他们匆匆忙忙，从沿海的世界工厂返回内陆的田野村庄。

在2008年的年关，中国和世界一样，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所不同的是，美国叫失业，而中国叫下岗职工或农民工找不到工作。7000万农民工，610万大学应届毕业生，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

改革开放三十年，7000万农民工，外加几千万下岗职工，以及8亿农民，这些人究竟得到多少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那么，中国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究竟是谁先富起来了呢？危险的贫富两极分化，信仰危机和道德沦陷，严重的环保问题和资源枯竭，愈演愈烈的权力腐败问题……难道改革开放三十年真的是“圈地运动外加农民工”①吗？

谁来拯救我们的股市，房价会出现拐点吗，如何让农民出头，不容忽视的“三工”问题，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

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不能逃避的问题，也是考验人们智慧和灵魂的时刻。正如托马斯·潘恩在《美国危机》的开头所言：

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那些岁寒不经霜的士兵和只能见阳光不能见阴霾的爱国者们，在这个危机中将会动摇退缩而不敢再为国效劳了，但是那些坚持下来的人们，现在理应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感激。暴政就像地狱一样不易被战胜，然而我们慰藉自己：斗争愈是艰难，胜利就愈加荣光；获得愈廉价的东西，我们也就愈轻视，恰恰是昂贵才赋予每一件事物以价值。①

这是考验人们智慧和灵魂的时刻(2)

1776年12月末，美国独立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华盛顿给北美大陆的士兵朗诵了《美国危机》的第一篇。当读到临近结尾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士兵们都已热血沸腾，他们身上夏装的碎布已经化作了冬天光荣的军衣。拿破仑曾经说，士兵是靠自己的胃来行军的，然而1776年12月的严冬，北美大陆的军队是靠他们被重新鼓舞的灵魂来行军的。随后他们井然有序地拥上集结好的船只，在漆黑的深夜渡过特拉华河，奇袭了英军的营房，取得了转折性的胜利。而今，在这个全球都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以百倍的信心和智慧闯过难关。

犹太人是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也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神秘、最富有的民族，从他们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和危机哲学中，我们能获得巨大的启迪。尤其是截止到2008年，共有22位犹太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标杆，让我们可以坦然面对一切苦难和黑暗。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克鲁格曼……这些显赫的名字，都是人类经济史上的骄傲。

真正的现实是非现实的，这些犹太预言家的声音永远不会湮没，他们对经济学的贡献，为我们打开一扇敞开的门、一片希望和一次呼吸，给我们这些虚弱的人身上带来新的力量。

今天穿得最暖和的，有许多人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们的日子很好过，他们不害怕经济危机。当人类真正得了时代的道德痉挛症时，社会变成了一个麻木的喜鹊社会和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大部分人习惯于对别人的痛苦闭上眼睛。但只要闭上眼睛，我们就会听见深渊的呼啸声。

卡夫卡说：“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的痛苦。”问题是，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人们还能笑得起来吗？

著名的犹太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在自己的专著《经济学》一书成为畅销书后，曾沾沾自喜地嘀咕：“如果我能给这个国家写教科书的话，那么就让其他人为国家拟订法律条文吧！”战争是一件太残酷的事，不能把它完全交给军队；经济学是一件太严肃的事，不能完全指望政客和某些蹩脚的经济学家。

凯恩斯一生未遭遇过书写的痉挛，晚年时有人问他，如果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些什么不同的事，他回答说：“我会喝更多的香槟。”凯恩斯虽然不是犹太人，但这句话却道出了经济学的独特魅力。经济学不应该是枯燥的，应该宛如芬芳的香槟，带给人快乐和智慧。

贺雄飞

2009年3月8日于北京陋室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1)

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莫迪里亚尼在一篇演讲稿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突然记起经济学是一门古老的职业。事实上，我想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我知道这种说法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对此这儿有一场工程师、经济学家及外科医师之间的争论，我认为相当有道理。这三个人各自宣称自己的职业历史最悠久，外科医师首先开口说：“还记得创世纪之初，上帝取下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吗？你认为谁能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外科医师。”工程师一听，马上勇敢地站出来说：“等一下。你应该知道上帝在这之前创造了世界。他把陆地和海洋分开。除工程师之外，你认为谁能做到？”这时候，经济学家抗议说：“等一下！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当时是怎样一片景象？那可是一片混沌啊。你们认为谁应对此负责呢？”③

这个故事表面上调侃了“制造世界混沌”的经济学家，实质上是探讨经济学家的社会价值。莫迪里亚尼正是以生命周期假说为名建立了家庭储蓄理论“和他关于资本费用和公司的市场价值之决定的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的形成所做的贡献……说明家庭财富管理的必要性，且都可看成莫迪里亚尼对金融市场作用的广泛研究的不同组成部分”。生命周期假说来自一个简单的概念，即人们为自己退休而储蓄，所以他们在能工作赚钱的岁月里进行储蓄，以便在退休后用以消费。此假说的一个严格的数学形式引申出许多不能得自先前理论的结论。例如，一个人的储蓄不仅决定于他的收入，还决定于他的财富，他所期望的未来收入和他的年龄。此假设也对凯恩斯-库兹涅茨悖理提出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如莫迪里亚尼和布伦堡所表明，在生命周期模式中并无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储蓄——收入关系的惟一对应。生命周期假说的原始提法是对个人而言的一种储蓄行为理论，但莫迪里亚尼已经扩展了假说的意义，并在他的许多写作中讨论了从经济政治观点看来有趣得多的争议：由这个理论得出的关于总量家庭储蓄的结论。他指出了这个理论的许多含义，包括：（1）储蓄比不是和先前理论所说的那样由家庭收入水平来决定，而是由收入水平的增加速度来决定。（2）储蓄兼受人口增长率和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影响。（3）储蓄既受总量财富的影响，因此也受作为资本化要素的利息率的影响。（4）一个自主支出增加的乘数效应接近于边际赋税率的倒数值。通过生命周期假说，莫迪里亚尼创造了一整套新的家庭储蓄理论。这一理论已在消费与储蓄的研究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它已为多种问题——主要是那些涉及经济政治措施的效果问题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打下基础。举其要者，它曾被用来分析各种社会保险体系的效果，以及预算赤字给各代人的经济状况带来的后果。假设金融市场在完善地运行并处于均衡状态之中，那么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定义为它的股本和它的负债的市场价值总和——同它的债务大小和结构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平均费用也同债务无关。这两位作者在以后的一篇文章里表明，对给定的投资政策，一个公司的价值同它的红利政策无关。这些定理的用意在于提供一种以资比较的标准。因此，他们假定既无赋税又无破产成本。然而，作者对赋税是否影响定理的真实性作了透彻的讨论。①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2)

此外，莫迪里亚尼还和他的同僚默顿·米勒于1958年合写了一篇论文，形成了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这个定理的核心思想是，假定金融市场在完善地运行并处在均衡状态之中，那么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定义为它的股本和它的负债的市场价值总和——同它的债务大小和结构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平均费用也同债务无关。这两位作者在以后的一篇文章里表明，对给定的投资政策，一个公司的价值同它的红利政策无关。这些定理的用意在于提供一种以资比较的标准。因此，他们假定既无赋税又无破产成本。然而，作者对赋税是否影响定理的真实性作了透彻的讨论。初看来，这些定理似乎有点奇怪，不是常有人对公司的债务程度煞有介事地去看待吗？他们要么把沉重的债务负担看成一种风险因素，要么反过来把高度负债看做某种有利因素。常有这样的看法，比方说，一所房子如果抵押得很重就会更值钱。不错，当然会做这种股价。但这种股价忽略了莫迪里亚尼和米勒所构想的完善市场中的势力。因此在这种市场中，股票持有者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不费工本地选择他们的资产成分，从而他们对风险、债务负担等等的股价将反映在他们所选择的资产构成中。然而，这并不否定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的有效性。假使定理不成立，那么总有可能通过卖出估价过高的股票和买进估价过低的股票，甚至还可以通过借债，而从中获利。其结果是，股票价格将发生变化，有关公司的价值将接近于定理所假设的均衡状态。

一直到50年代后期都没有人对投资、债务、赋税等研究出有生命力的公司财务理论。仅在莫迪里亚尼和米勒提出他们的定理之后，在这个领域中才开始出现比较严格的理论成果。莫迪里亚尼和米勒把财务决策放在财务-市场均衡理论中考虑，为在此领域中继续进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南。因此，他们贡献的科学价值并不限于他们所提出的定理本身，他们把新的分析方法引入公司财务学科中也许具有同等重要的科学价值。有趣的是，默顿·米勒也是一名犹太人，他和另一名犹太人哈里·马科维茨及美国人威廉·夏普分享了1990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马科维茨对金融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有关预期收益和风险之间相互关系的资本组合选择理论，为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一书的编者犹太人丹尼尔·B.克莱因认为，经济学的目标就是“审视和反思经济学知识是否和能否增进社会福利，而这种反观诸己的明智以及从中发现的问题其实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和所有经济学家都不能逃脱和必须要考虑的根本问题”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3)

丹尼尔在其书中的导言通过反驳斯蒂格勒的观点②来指出，“知识并不仅仅是信息，它还是一种解释的判断。”因此，丹尼尔认为，经济学知识或者社会科学知识其实同时内在地拥有三个面向：其一是通过收集、描述和提炼提供各种信息，这是知识的“事实面”；其二是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运用各种理论方法和工具进行解释，这是知识的“技术面”或者“理论面”；最后在各种解释之间形成一种好坏的判断，判断是知识的道德维度，影响着人们未来的主张和行动。丹尼尔坚信“经济学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解释和判断。一种对知识性质的全面判断和了解能够使得经济学家们拒绝那种不管做什么都没有效率的‘宿命论’思想”。③而在上述知识的三种性质中，在准确信息和有效解释基础上的判断尤为重要。因为连接人的“思”和“行”的就是具有判断力的知识。因此，犹太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才会说：“……思，是决定‘应当如何’以及评论‘如何不要’的不可或缺的准备阶段……判断，于是成为一致的准备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我们不仅要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用哲学原理说就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④

因此一个社会研究者（经济学家也是社会研究者）的角色就不仅是一个勤勉的“资料收集者”，一个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情的“理解者”，一个高尚的“解释者”，更应该是一个经济学家或一个明智的“建议者”和一个真诚的“社会影响者”，这就是一个经济学家或一名社会学者的五种角色。正如马克斯·韦伯断言：“在行动的领域里，学术并不是完全无用的。事实上，学者可以提醒一个将要行动的人，他的计划是否周全，以他所拥有的资源，是否可以保证该计划成功，或警告他可能会有的种种后果。”说白了，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人间情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和进步。美国联邦大法官犹太人波斯纳在那本极具批判性的专著《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指出，那些将学术作品转化成普通教育或社会公众能理解的形式，将“有利于知识的普及”。事实上，无论是萨缪尔森《中间道路经济学》，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无论是加里·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还是2008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的作品，都具有“自我大众化”的功能和启迪大众的效果，通过对各种现实问题的专业化经济分析，让任何一个普通人受到震撼并去思考一些本来熟视无睹和理所当然的问题，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所以，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利益和诱惑的“大染缸”，是一个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复杂地域，政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各种利益的人和集团，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价值冲突。①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4)

那么，犹太经济学家究竟对人类贡献了什么呢？

经济学家把整个世界当成自己的实验室，以各种实证和假说来改造世界。在“在理性主义者与个人选择”这一思想下创造的犹太经济学家有哈耶克、加里·贝克尔、赫伯特·西蒙。他们认为，当所有的人都理性行事时社会将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生活水准及个人自由度也将达到最高程度。他们用来形容理性选择的收益的比喻是较为恰当的：这是一座庄严的希腊神庙，庙宇的线条清晰地划过万里无云的长空，完美而和谐；在“理性的局限与政府的作用”这一观点指导下工作的犹太经济学家有肯尼思·阿罗，197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的贺词中这样说：“从一般均衡理论到福利理论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步，然而就在其中的几个瞬间，阿罗阐释了他的上述成就中有关福利经济的几个结论。阿罗归纳出几个有关某种竞争均衡的帕累托最优性定理，且证明在实物资本的研究与投资之间资源配置上存在非理性一般趋势。在阿罗对福利经济理论所作的多种贡献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他的不可能理论，按照这个定理，在个人偏好函数范围以外不可能有社会福利函数。此外，阿罗在增长理论和决策理论也有重大建树。”在“通过测试去理解”这一观念指导下工作的犹太经济学家有：拉格纳·弗里希和康托洛维奇。弗里希不仅是挪威的犹太人，而且是第一个获诺奖的经济学家，他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终于将经济学变成了科学。1969年，因为在经济学中引入科学分析经济行为所必需的数学工具，他同简·丁伯根共同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吸引着弗里希，他是爱智慧的人，并将计量经济学看成是一种增长智慧的方法。康托洛维奇是俄罗斯的犹太人，上大学时读的是数学系，他因创建和发展了线性规划方法、革新、推广和发展资源最优利用理论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同美籍荷兰经济学家贾林·库普曼分享了1975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商业周期变成经济萧条”时，保罗·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莫迪里亚尼这几位大师出现了，他们应用并评论凯恩斯关于商业周期的经济理论，力图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等重大问题。萨缪尔森认为，市场经济表现出不稳定的自然倾向。一个支出、收入和就业趋向于大幅度变化的体系需要自主性的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来缓和经济的起伏变化；①这一观点和弗里德曼恰恰相反，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影响收入、就业和价格的方案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各种政府方案都期望解决上述问题，但正是这些方案阻碍了自动调整这些问题的各种行为。自由市场情况下，价格和货币会自动调整各种矛盾，政府的唯一责任就是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适量的货币供应；肯尼思·阿罗、列昂惕夫、劳伦斯·克莱因、西蒙·库兹涅茨被称为“模型构建者”，就像内燃机需要一个由活塞、阀门、点火系统等构成的模型一样，了解一种经济体系也需要一个经济模型。宏观经济模型显示不同的经济单位——消费者、企业和政府——是如何相互作用来决定总开支、价格、生产、就业、储蓄与投资以及其他同人们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变量。库兹涅茨在其诺贝尔获奖的演讲中，将一国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向本国人民提供日益多样化的经济物品的能力的长期增长，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以技术进步以及所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为基础。这种现代增长具有六大特征：第一，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第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第三，经济结构转型的高速变化。第四，紧密相关并且极其重要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快速变化。第五，借助于技术力量的增强，经济发达国家有到达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增长高度的倾向。第六，现代经济增长的扩散仍很有限，占世界3/4人口的国家的经济表现仍远远落后于现代技术潜力可行的最低水平。用库兹涅茨的理论反观中国经济的增长，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5)

罗伯特·福格尔和罗伯特·索洛的主要经济贡献在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索洛师从列昂惕夫，于1987年荣获诺奖桂冠，他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一句是“不要太过相信经济理论能够充分解释经济行为的能力”。

索洛认为，没有在所有国家都有效的单一增长率，而是有千万种增长的可能，分别由每个国家的不同偏向决定，决定国家增长潜力的最基本因素是国民的信仰。索洛把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比作一条三条腿的凳，第一条腿是储蓄与投资率（间接为国家的资本储蓄率），第二条腿是人口增长率（间接指劳动力增长率），第三条腿是技术增长率（间接指资本与劳动生产力），合在一块儿即为国家的资本投资率与人口增长率决定了可用于生产的资本与劳动力的数量。在这里，技术进步是索洛增长理论的核心要素；约翰·海萨尼、莱因哈德·泽尔腾和罗伯特·福格尔，还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机制：起源与改变的潜能”上。

有这样一则关于经济学家的故事：

有位单身女性身体不适去看医生，被告知患了绝症，只能活半年。在极度沮丧之下，病人恳求医生：“您行行好，再想想办法救我一命吧！”医生答道：“你可以尝试嫁给一个经济学家，然后换另外一个地方居住。”病人迫不及待地问：“那样一来，我可以多活些时日吗？” “不，但至少感觉要显得比半年长。”

这就是大多数人眼中的经济学家——多么的乏味，经济学也被称为一门“沉闷”的科学。但是，其实并不然，本书中涉猎到的许多犹太经济学大师一方面用严谨的科学方法为社会经济诊断病因，另一方面也非常妙趣横生，尤其是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这两位真正的大师。

赫伯特·西蒙说：“我们无法用原始版本的落后定律预知重物在糖蜜中下沉的情况。”

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于强调科学性将严重减少检验问题的维度。”

加里·贝克尔说：“人类的动机决不仅限于一己私利。”

罗伯特·索洛说：“不要过于迷信科学，理性思考、尊重事实，像真空吸尘器一样，吸入所有的信息。”

列昂惕夫则说：“避开安逸的微分学世界，不要让数学的骗术转移对真理的注意。”

哈耶克说：“只是一个单一经济学家的人，不能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莱因哈德·泽尔腾说：“群是自私的产物，并非群体。利他是对信任的投资。”

罗伯特·福戈尔说，“与其说经济学解决问题，不如说它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维度。”

曾经有人说过，只需交给鹦鹉“供给”和“需求”这两个词就能让它们也懂得经济学。罗伯特·索洛承认这一轻视经济学的言论有一定道理。但他坚持说，这不是对经济学最坏的评论。的确，在经济学的城堡里，除此而外，再没有其他游戏可言了。他说：“经济学家的本质就是为了了解我们周边环境而努力奋斗。”

只有萨缪尔森在肯定自己的成就时显得十分谦虚，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老农夫，这个老农夫在池塘里吐口水的时候说：“每一滴都是有用的。”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1)

在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你可以买到一个咖啡杯，上面刻着诗人奥布·雷门农的诗句，1962年4月肯尼迪总统在他的生日时将刻着这些诗句的银啤酒杯送给了他的朋友戴维·鲍尔斯：

有三样东西是真实的，

那就是上帝、人类的愚蠢和大笑，

前两样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

所以我们必须做我们能做的第三样。①

对于第一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萨缪尔森来说，上述三样东西在他身上都有完美的体现。作为一个犹太人来说，信仰和道德就是上帝对他的戒律和馈赠；中间道路的经济学家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他对人类的愚蠢批判性的嘲弄；至于幽默的大笑，这是萨缪尔森的本能，也是几乎所有成功犹太人的本能。据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发表这样的评论：“人常常会被真理绊倒，但大多数人会设法爬起来急忙走开，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当萨缪尔森牢牢地抓住真理时，他借着上帝赏给他的智慧，怜悯地嘲笑着人类的愚蠢和经济学家的愚蠢。②

《宏观经济动态》杂志的编辑威廉姆·巴耐特曾采访过萨缪尔森，他这样描述这位被经济学界誉为“最后一位通才”的经济学大师：“保罗·萨缪尔森的成就有点唐突，他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是如此广阔（在50年间平均每月都有一篇学术论文），以至于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很难找出他没有开创性贡献的领域。③萨缪尔森的研究领域，除了经济学外，还广泛涉猎了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与劳力、金融与独占性竞争、教条历史与区位经济等等。①他还于1948年出版了经典教材《经济学》，这是这一领域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书籍。该书共印了18版，销量超过1000万册，并被翻译为41种文字。

萨缪尔森不仅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其名，同时还开创了经济学数理分析的时代。二战后，萨缪尔森被称为微观经济学帕累托主义复兴和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综合的先驱者之一，也因《经济学》一书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鼻祖”，而他则自认为是“中间道路经济学”，核心思想是主张“混合经济”。正如他在《中间道路经济学》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所说：“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不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认真研究经济师的经验，加上50年来学习和发展错综复杂的经济理论，都迫使我不得不成为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个人的创造性与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②萨缪尔森的这句话写于1998年10月，已完全预言了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按照萨缪尔森的观点，“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从一种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市场经济。为什么我不说‘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这是因为，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只是在本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找到，我就是在这种制度下长大的；现在，它成了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无论哪里也找不到它了。”③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2)

保罗·萨缪尔森是哈佛大学20世纪30年代一代人中的神童。他在熊彼特和列昂惕夫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萨缪尔森对经济理论有一种超常的领悟能力，留下许多轶事。

据说在萨缪尔森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熊彼特转向列昂惕夫问道：“嗨，瓦西里，我们毕业了吗？”之后，萨缪尔森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并且在自己的身边建立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系。不久，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犹太人罗伯特·索洛加盟，成为他终身的合作者和同道。

萨缪尔森于193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科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1年又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40年到1985年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从1947年开始就获得了正教授的职称。他是专门为学术研究而生的，在芝加哥大学是个成绩为A的学生，在哈佛则为A+，但是他偶然进入经济学的殿堂。结果证明，经济学就是为他而设的，一如世代经商的犹太先祖的基因，最终经济学成为他终身的归宿，而他所学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则使他有别于普通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虽然日历上记载他出生于1915年5月15日，但他真正的出生时间则是1932年1月2日上午，因为他考上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先后师从于弗兰克·耐特、罗伯特·维纳、亨利·舒尔茨、亨利·西蒙斯、保罗·道格拉斯，以及明茨等大师。在哈佛则接受了熊彼特、列昂惕夫、威尔逊、哈伯勒、钱伯霖与汉森的教导。正如萨缪尔森断言：“1932年是生为经济学家的大好时机。政治经济学这个睡美人，正在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之吻。科学是只寄生虫，病人的数目越多，生理学与病理学就越进步，治疗方法从病理学中产生。1932年也是大萧条进入低谷期，一颗新苗从腐坏的土壤长出我们今天称之为的宏观经济学。”①萨缪尔森是从那时开始研究经济学的，尤其是他敏锐地感觉到数学会为现代经济学带来革命，而这正是他找到的新方法。于是他疯狂地钻研数学。

如果说萨缪尔森在芝加哥还是个婴儿，那么在1940年10月接受麻省理工学院邀请时，又再生了一次。麻省理工学院这一做法在哈佛并未受明显的阻挡，因此他想走就走了。男孩在父亲的荫蔽之下永远是个男孩，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筑起新的高楼。1941年以后，萨缪尔森与那些优秀同事一起，建立了一个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中心，并随后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威廉姆·巴耐特回忆说：“我从1959年到196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工程学本科。对于那个学校里所有的专业的学生来说，凌空高踞在所有教授之上的有两个‘神袛’，一个是大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另一个就是大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那时在麻省理工学院，所有的终身教授都是世界级的明星研究者，能够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只能是任何一代学者中最罕有那一类了。直到今天我都相信，许多经济学家在萨缪尔森令人畏惧的智力面前都有受到威胁的感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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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3)

萨缪尔森由于发展了静态与动态经济理论并提高了经济科学的分析水平而被授予了197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经济学各个分支中的基本理论的严谨阐述组成的，其中包括宏观经济学、生产理论、资本理论、财政金融分析、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等内容。其中主要理论贡献包括“新古典综合”分析、“显示性偏好”理论、乘数与加速数相互作用”理论、“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萨缪尔森检验”方法等范围。可以说，他在提高经济理论的科学水平方面，比当代其他经济学家做出了更多的贡献。所谓的“新古典综合”包括如下几个内容：

其一，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是既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混合经济”，市场价格机制和国家经济干预的有机结合是经济良性发展运行的基本前提，这是“新古典经济”的现实基础。其二，凯恩斯宏观理论体系和新古典的微观理论体系的结合，这是“新古典综合”的核心和理论基石。其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的财政政策和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货币政策的结合，这是“新古典综合”的政策表现；所谓的“显示偏好”指的是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中所显示出来的、对不同商品组合（消费者）的喜爱顺序（偏好）的比较。显示偏好理论一改由消费者偏好推得消费者行为的传统做法，试图通过观测消费者行为来了解消费者的偏好，从而得出一些关于消费者偏好的基本特征。②

萨缪尔森是显示偏好理论的最重要贡献者，在20世纪后期，对经济学的数理性研究方面无人能与萨缪尔森匹敌。在许多同行的眼里，萨缪尔森是美国经济学界的首脑人物，并且得到好几代学生和大多数公众的尊重，《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当代重要经济学家中只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定程度上能与他抗衡。①

战后几年，在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之间发生了关于经济学理论的相关性和可检验性的方法论的争论。弗里德曼（1953年）认为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根据这些假设所得到的预测是否正确。萨缪尔森（1963年）反驳道，实际上不准确的假设在科学上是不可能有价值的。他还表明，在假设和预测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什么当做假设，什么当做是某一假设的结果是非常随意的。弗里德曼所提出的不现实的假设可以被看做是从一组不同的假设中推导出的不现实的或是错误的预测。最后，萨缪尔森指出，根据逻辑的原理，正确的前提只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但错误的前提却能得到两种结论——正确的或错误的结论。而经济学想要的却是正确的结论。

虽然这场方法论的争论看起来有点抽象，但他们也争论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弗里德曼多年来都是使用完全竞争经济学模型论证没有政府干预会产生最佳的经济结果。而萨缪尔森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追随者，他提倡通过更多的政府干预改善经济结果。因此，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之争不仅涉及如何研究经济学，而且还涉及了运用政府政策改善经济运行情况的合理性。为了捍卫完全竞争假设，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干预；而为了论证经济假设必须是现实的，萨缪尔森接纳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②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4)

萨缪尔森在《我的人生哲学：政策信条和工作方式》一文中写道，“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据他们说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做出些好事。而我是很偶然地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主要是因为其分析如此有趣而容易……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杂志资深编辑迈克尔·曾伯格的观点，对于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两点：“造就科学的原材料不只是科学家们的观察、实验和计算，还有他们的强烈愿望、梦想和愚蠢。”①很显然，萨缪尔森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萨缪尔森的理想主义情结，很可能来源于犹太人的传统——古犹太的拉比或学者在学院讲学时告诉人们，千人进而一人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入这所学院的上千名学生中，如果有一个人在所学的领域中成为精英高手，那就是这所学院的幸运。

在古代的《塔木德》研究院中，曾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习俗：靠后的长凳总是由较差的学者来坐。当他们逐渐能够显示出自己的聪明才华时，他们就移向靠前的长凳上。最前面的长凳只能由最聪明和最有创造性的学者来坐，他们被称为“移山者”。用曾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院一起合作过的数学家犹太人利奥波德·伊菲尔德的话说，在爱因斯坦说科学家的理想职位应该是看守人时，科学家们曾怎样地大笑起来。而萨缪尔森则幽默地说：“就像在一个未开发的湖中打渔，网网皆有鱼；可还是有那么多人们从未品尝过的新鲜诱人的新品种。”所以，创造性成为每一个有理想主义情结的犹太人的最高原则。②值得一提的是，《塔木德》中提到拉比艾黎扎的故事：他的老师约哈南拉比称他为“奔流不息之泉”，还常常说，如果将所有的犹太圣贤置于天平的一端，他的重量会超过所有的人。《米德拉西》评论说，艾黎扎听从其妻的劝告，在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被毁之后，搬出一所著名的研究中心。由于艾黎扎与其他学者隔绝了，所以在《塔木德》中很少关于他创造才能的描述。

萨缪尔森在回忆自己的经济学之路时，以第三人称的手法客观地写道：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5)

对于拥有一切的人，神仙还能给他什么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萨缪尔森1947年的《经济分析基础》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1948年畅销教科书《经济学》时，是这么介绍他的：“萨缪尔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财富了。”不久之后，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即可闻到燃烧房地产抵押证明的烟味。不止于此，加尔布雷斯在《财富》的一篇书评中曾预言，新一代将从《经济学》中了解经济学，结果是被言中了。有人听到萨缪尔森曾自满地说：“只要我能撰写这个国家的教科书，那法律条文就让别人去拟定吧！”威廉·巴克利在耶鲁大学抨击这本教科书亵渎神灵与人，结果反而为它营造了全新的声势，世界各地的销量也一路飙升。

我再三反对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点，老农们常说，点滴之水都有帮助，说着就朝池塘吐口水。一个人应尽力去做他前面最急迫的事，即使做了之后没有什么回报，也应尽力而为，这是最佳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许会碰到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让你的回报又与日俱增。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如果他也能赏赐给我们一些珍珠宝石，经济学一定会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想起詹姆斯的话——如果他生来就有一瓶香槟，应当会成为比较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回答说：“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有一次我问和我交往甚密的统计学家弗里曼：“如果魔鬼用一个精彩的理论来交换你的灵魂，这笔交易你做不做？”“我不会做，”他说，“如果换的是不平等理论，则可以考虑。”我喜欢这一回答。我曾证明，没有谁会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论使我名噪一时。无论后来的学者对此再怎么发挥，以及在较早的文献中找到类似的先例，都没有改变我沉浸其中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方式，就当时来说，足以为当时的科学大厦添砖加瓦。①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6)

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写道，“在平等中加进一些理性，在效率中加进一些人性”，这是二者之间躲不开的替代关系。而萨缪尔森称由此产生的妥协为“有心灵的经济学家”。他还补充说，自己梦寐以求的是使经济学成为“有头脑的经济学”，上述言论则表达了萨缪尔森的头脑和心灵。用爱因斯坦的话说：“知识和技能本身并不能使人类具有崇高生命。人类有充分的理由将高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告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尽管只是确立了一个社会的理智风气，但却是智慧确立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据《圣经》所说，心灵是智慧的源泉。心灵形成人类的特征，细化人的情感，丰富人的精神，也使人能接受各种变化。正如《箴言》的作者所说，“智慧之心择善事之。”①智慧之心对世界上的弊病也是敏感的，因为这样的心能唤起助人为乐的风气，也能唤起人们对穷人的需要和苦难的关注。因此，萨缪尔森希望经济学仍然是一门道德科学，②也希望经济学家渴望拥有智慧之心，即便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在科学的领域。这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目标。

萨缪尔森认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接受经济学的基本训练。意见的反对者，应该比赞同者更需要接受学术方面的训练。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首先要成为一名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意见领袖”。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享受，而且要成为一名不抱任何偏见的专家，客观地对待经济问题和残酷的现实，确实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一定能够造福于人类和社会——这是我要求学生们永远不要忘记的。”在萨缪尔森的心中，经济学不仅非常有用，而且是一张愉快的通行证，宛如凯恩斯的香槟，带给人类无穷的乐趣。与此同时，在一套复杂但非常有趣的分析体系中，探究可以改进现实世界的问题，充满了希望和诱惑力。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1)

一位著名的诗人弗罗斯特曾写过这样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金黄的林中有条岔路，

可惜我作为一名过客，

不能两条都走，我久久踌躇，

极目遥望一条路的去处，

直到它在灌木丛中隐没。①

这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弗里德曼最喜欢的诗句。正是这位身高只有5英尺2英寸的“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成为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他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为反凯恩斯主义的先锋。在公共政策领域，他曾担任过美国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及尼克松总统与里根总统的非正式顾问。重要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函数理论》、《资本主义与自由》等，他的理论核心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离经叛道”的弗里德曼凭借自己对美国经济的深刻体验，清醒地看到凯恩斯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危机。他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独立的经济见解，随时为维护真理而与他人争辩，为此受尽了人们的嘲弄。

历史在沉思之后，终于被他折服。由于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和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弗里德曼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被誉为20世纪同凯恩斯并驾齐驱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美国国内，他于50年代提出的低税、教育凭证和负所得税的主张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同；而在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了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放弃了延续多年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

身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并没有闭门造车，他广泛地接触政界人士，并积极推销自己的思想，影响了许多政界领袖的公共政策。1980年，弗里德曼还主持过一套10集的公共电视教育片——《自由选择》，并借此大力抨击政府干预经济的现象。与此同时，他还与同是经济学家的妻子合著了同名的经济学专著及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中，他将自己的成就归因于“幸运”，归因于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学生时代的良师益友，以及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巨变等。当然，相濡以沫的爱侣罗斯在70多年中的相依相伴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大“幸运”之一。①正如他后来所言：“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运地出生在美国。我的双亲到美国的时候都只有十来岁；后来在这里认识进而结婚。如果他们都留在故乡，即使结了婚也有了同样的小孩，今天的我会是苏联而非美国公民。这当然是纯粹的偶然性。”②罗斯还被一次又一次地问及他们长久而幸福婚姻的秘诀，她总是说：“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但是性格和品位各自不同，我们总是努力适应对方。宽容是家庭生活成功的秘诀，一如它是社会走向成功的秘诀。”③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2)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父母是东欧的犹太人，除了能讲意第绪语外，还会讲匈牙利语，他的父母甚至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们家于1894年前后移居美国布鲁克林。弗里德曼的母亲来到美国后，曾经为了生计而在一家“血汗工厂”当过缝纫工。在一般人眼里，这类“血汗工厂”臭名昭著，但是弗里德曼的母亲从来没有一声抱怨，相反，她认为这份工作让她在有了生活来源的同时还学习了英语、适应了新的环境，这可能和她的犹太人出身有很大关系。弗里德曼于1912年7月31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

在弗里德曼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他的父母经常在夜间讨论从哪里能弄到钱付以后的账单。延期付款是家常便饭，经常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步骤：首先是将付账单的支票的兑现日期向后填，然后，在兑现日期临近时，再急急忙忙到处找朋友或是关系不错的生意伙伴，弄些现金或是请他们为支票延期兑现进行担保。作为犹太人，是经济的压力迫使他们在金融领域与众不同。弗里德曼一家从来也不买什么奢侈品，但是他的父母总是想方设法凑足了钱让他的姐姐们都去上音乐课——而弗里德曼上的是小提琴课，尽管弗里德曼一直不喜欢音乐。犹太社群中的父母在这一点上普遍如此。在弗里德曼11岁时，他们家开了一爿冷饮店，他和姐姐们都成了店里的小售货员。在弗里德曼12岁时，他认定了犹太教的许多规定没有合理根据，开始转向了不可知论。在中学时代，弗里德曼印象最深的老师是他的“公民学”老师，他讲公民课，还教欧几里得几何，他不仅将毕达哥拉斯定理的经典论证写在黑板上，还引用了济慈的诗“‘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世人皆知此理”。

1928年，弗里德曼进入罗杰斯大学。在低年级时，他不仅靠当商店售货员和餐厅服务员勤工俭学，还经常到大学宿舍推销袜子和领带，甚至还和一家书店合作经营二手书。这使得弗里德曼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其间，他还在暑假和自己的高中母校校长合作，办了一个暑期补习学校。

在弗里德曼的大学期间，还结识了两位杰出的人：一位是罗杰斯大学的教员阿瑟·伯恩斯，一位是霍默·琼斯，他们俩是弗里德曼一生的良师益友。阿瑟的吃苦耐劳精神、老成持重和超群的智力，以及高尚的人品，深深地影响了弗里德曼。阿瑟的研讨课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阿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随时批评的精确查对材料的研究风格，使他的课程结束时只留下了两名学生，其中之一就是弗里德曼。阿瑟对弗里德曼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建议他阅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从而为弗里德曼日后成为“剑桥学派”的对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凯恩斯、罗宾逊、庇古等人都是马歇尔的高徒，深受马歇尔的影响。所以，弗里德曼后来说，阿瑟是他父母之外第三个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另一个对弗里德曼影响最大的人叫霍默·琼斯，曾是弗里德曼的老师，教授过弗里德曼保险学课程，他以擅长理论分析和严肃活泼的探索精神为弗里德曼打开了另一扇门。对于霍默来说，与其说给学生讲授保险和统计学课程，还不如说是他跟学生一起学习。但可贵的是，霍默从不对自己某些方面知识的贫乏做出掩饰，总是非常真诚而认真地求索。这一经历使他的学生始终相信：在一个瞎子的王国里，一只眼睛的人就能当国王。霍默具有崇尚自由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弗里德曼后来回忆说：“他非常重视个人自由，对任何以国家计划或是集体价值为名干涉个人自由的做法都抱着愤世嫉俗的态度，但他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①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3)

1932年，正是大萧条最严峻的时刻，弗里德曼从罗杰斯大学毕业。由于上述两位导师的影响和推荐，他申请了若干所大学的奖学金，最后很幸运地获得了两份奖学金：一个是布朗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经过审慎考虑，他选择了后者，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②

芝加哥大学催人发奋的学术气氛——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弗兰克·奈特、雅各布·文纳、亨利·舒尔茨、亨利·西蒙等都在该校任教，为弗里德曼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与此同时，人生的第四件幸事又眷顾了他——爱神丘比特向他招手，在维勒教授的经济学理论课上，全班学生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使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罗斯。罗斯是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由于深受反犹主义的迫害，全家移居美国。罗斯的家庭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严格遵循犹太教的习俗。罗斯从小就开始上钢琴课和希伯来语课，移民美国后才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她的哥哥阿伦18岁就考入耶鲁大学。令罗斯难忘的是，即使移居美国后，他们家的商店也曾被反犹主义分子烧毁，父亲由于睡在商店的后面，才得以死里逃生。有趣的是，由于不安全感的威胁，她母亲很早就为阿伦购买了人寿保险，并成为她惟一的经济来源。阿伦对罗斯半是兄长、半是父亲，是他一生的良师益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话题是：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幸福吗？什么能创造幸福？

维勒教授讲授的经济学理论课充满了活力与色彩，使学生们非常有兴趣。在维勒的手中，经济学理论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具，运用起来既要谨慎又要严格注意逻辑性，但是用以理解与解释重要经济现象时却得心应手。用马歇尔的话说，他让经济学成了“分析的发动机”。米尔顿是维勒班上最鲁莽的学生，有一次维勒讲课时，混淆了两件事的功能，米尔顿固执地指出了他这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尽管维勒在课堂上固执已见，但下课后还是单独向米尔顿承认了错误。多年后，罗斯和弗里德曼将这一课的启示作为一个做人的准则告诉了自己的子女们：如果你犯了错误而又拒绝承认，你就会让自己受到双重损失，一次是你犯错误时，另一次是你拒绝承认错误时。

1934年，在老师舒尔茨和伯恩斯的帮助下，弗里德曼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年薪1500美元的助理研究员职位。欢欣鼓舞的弗里德曼还清了在芝加哥的欠债，迁往纽约，并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与偏重理论研究的芝加哥大学相比，哥伦比亚大学强调制度影响与实证研究。正是因为在这两所大学都学习过一段时间，才成就了弗里德曼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学术著作，这对于他来说，又算是一件幸运的事。①弗里德曼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做舒尔茨助手的副产品。这篇论文是批评“从预算数据中评估需求的伸缩性的庇古方法”，因为庇古当时是剑桥大学的教授。舒尔茨建议将论文投到凯恩斯任编辑的《经济学杂志》，结果遭到凯恩斯的拒绝，并转来了庇古教授的批评意见。最后，该文连同庇古的批评文章共同发表在1936年5月的《经济学季刊》上。庇古是马歇尔的学术继承人和福利经济学的开拓者，行为很古怪，不仅是一名登山爱好者，还是一个著名福音会的成员，当时福音会的大多数成员是同性恋者。1935年夏天，弗里德曼参加了设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在那里，他对消费者预算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构成了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37年秋天，他离开了华盛顿，前往纽约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从事职业收入结构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是他与西蒙·库兹涅茨联合出版的《独立职业活动收入》。弗里德曼是通过阿瑟·伯恩斯结识库兹涅茨的，库兹涅茨也是犹太人，后来是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弗里德曼的博士论文导师。②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4)

1945年至1946年，弗里德曼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职称是副教授，教授统计学和经济学两门课。在该校的经济系，没有派系斗争，所有的成员都友好相处，尤其是同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共用一个办公室，使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成为终身的密友。他们不仅是富于激励性的谈话对手和批评者，而且都是为经济学而生，而呼吸，而睡眠。某年冬季的一天，乔治在冰上摔了一跤，进了办公室还在揉胳膊。米尔顿看了一下，宣布没关系，告诉乔治说只不过是轻微扭伤。乔治后来拍了X光片，发现是骨折。事后他经常取笑米尔顿，称他为“弗里德曼医生”。这一年他们合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房租最高限价政策，标题是“房顶还是天花板”激烈地抨击房租最高限价。有趣的是，等后来米尔顿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时，由于房租的最高限价使他很难找到一处满意的公寓。无奈之下，决定买一处二手房，恰巧房东也是一位德裔犹太人，才从竞争者中险胜。

1947年4月，米尔顿第一次离开美国，去参加朝圣山学会的成立会议。朝圣山不仅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高手云集，成为大多数与会者的人生转折点。哈耶克、冯·米塞斯、马克卢普、哈伯勒、拉帕德、卡尔·波普尔、黑兹利特……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相识，并献身于同样的自由经济原则，而且大都是犹太人。在与会者中，德国的瓦尔特·奥伊根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吃七八年来吃到的第一个橘子时的喜悦。更重要的是，他使我清楚地知道一个被战争和占领政府强制执行的僵化政策彻底摧毁的极权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与纳粹斗争的勇气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故事。他是路德维格·艾哈德的老师，艾哈德在1948年进行的货币改革也得益于他的帮助和启发，那次改革带来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更具有广泛意义的是，他的理论奠定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的基础。”

1950年春，弗里德曼先后去了法国和德国法兰克福。在巴黎，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斯请他吃午餐。由于阿莱斯是个单身汉，所以给他们上了很多种酒，结果使罗斯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那是罗斯用过的最好的安眠药。在德国时，当他们看到德国警察在指挥交通时，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憎恶感和恐惧感。在公园散步时，他们把孩子的手拉得紧紧的，生怕孩子们会突然失踪。尽管他们知道公园里没有纳粹分子，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那些纳粹时期发生在犹太儿童身上的可怕故事却总是萦绕在脑海中。

1962年到1963年，是弗里德曼值得纪念的一年，不仅年内有三本书完成并出版，①而且开始了他们结婚25周年的环球旅行，先后去了以色列、南斯拉夫、希腊、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16个国家和地区。在上述5个国家中停留一两个月，其他16个国家和地区是短期访问。由于他是犹太人，到了以色列一定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他和妻子却没有回家的感觉，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欧洲犹太人的语言和面孔，而这里却是一个东方犹太人的国家，使他们仿佛置身于外国。因为陪他们游览的是经济学家，所以旅途中的许多专业话题使他对犹太人的历史和经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说：“犹太人以金融才能闻名于世，这是在流浪岁月中锻炼出来的，聪明的犹太人经营着银行，聪明的犹太人在政府机构中监管着银行。政府中的犹太人制定法规，银行中的犹太人逃避法规；政府中的犹太人想办法弥补漏洞，银行中的犹太人再想出办法来逃避；一轮又一轮，终于造就了世界上最复杂的银行法规体系。”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5)

朝圣山学会每年开一次例会，平等争论，气氛非常热烈。让弗里德曼记忆犹新的是1972年在蒙特克斯召开的那次。他在会上所做的主席发言的题目是“资本主义与犹太人”，②这个发言适逢其时，因为就在会议期间，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了屠杀以色列运动员的惨案。这成为朝圣山学会会议从未面对过的非常事件。消息传来时，学会前主席施莫德建议全体默哀表示悼念。就在这时，一位英国议会代表尖叫起来，反对默哀：“我们为什么不为在爱尔兰被杀害的人默哀呢？”说完后气愤地离开了会场，因为朝圣山会议中的许多成员是犹太人。

弗里德曼的声誉主要来自于他在三个方面的著作：第一，对资产阶级货币理论的研究，使他成为西方“货币主义”的领袖和西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先驱；第二，在消费函数上的永久性收入的理论；第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其代表作就是《资本主义与自由》。新自由主义大致出现于二战前后，其代表人物是奥伊根、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新自由主义者颂扬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和价格制度，认为它几乎是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最好机制。虽然如此，他们并不赞成完全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他们主张，国家应该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体制发挥最大的功能。对于他们所承认的市场和价格制度的不足之处，他们也赞同国家干预，但应将干预限制在最少程度，并最好通过市场和价格来实现。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弗里德曼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主张：“通过自愿交换新组成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即我们一向称之为竞争的资本主义。”据说这种制度在促进人类的自由上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不可缺少的手段”。②

基于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出的负所得税设想，尼克松提出了改良的方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虽然后来没有获准，但尼克松仍然任命弗里德曼为白宫研究员委员会委员，在工作3年后，弗里德曼于1973年10月提出了辞职，并给尼克松写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你给我在这个委员会服务的机会对我是一次极有收获的经历。它重新唤起了我对这个国家青年男女的素质、人品与能力的信心。”但他在回忆录中对于美国实行工资与物价限制的政策仍然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政策对国家造成的损害，“要比后来导致他辞职的行为更加严重”，从长远考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尽管短期内出于政治需要而大受拥护，“做任何事情都要承担后果，背离正常的经济运转规律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②1970年-1971年，弗里德曼和尼克松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有过4次会面。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对经济实情与可选政策了如指掌，没有理由怀疑自己以前对他的智力与知识所做的高度评价。尤其是他绝不说粗话，完全不像政敌指责的那样。”1971年6月，尼克松会见弗里德曼时，希服他能够说服阿瑟·伯恩斯同意授意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货币供应的速度加快。弗里德曼表示反对，并说，加快货币供应将导致通货膨胀。尼克松表示同意，但他认为这将首先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弗里德曼反驳说，也许不值得以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代价来赢得大选。尼克松这样说：“我们担心的是它有可能发生。”但在另一些场合，弗里德曼见到的尼克松却完全是另一个人：快乐随便，嘻嘻哈哈，挥舞着胳膊，热情洋溢，完全不是白宫办公室中那副不苟言笑的知识分子形象。相反，弗里德曼对里根总统的印象却很好，认为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捍卫着自由社会的原则。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6)

1976年10月14日，弗里德曼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在此之前许多人对他和萨缪尔森评价颇高。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他阐述了自己的获奖感受：“我注意到我个人从获奖中得到了许多好处，但诺奖的整个体系在两个方面弊大于利。第一个方面是，公众普遍认为获得专业奖项的人的观点很重要。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很容易让人们把鲍林当成维生素C专家，把肖克利当成遗传学专家，把沃尔德当成智利问题专家。”有趣的是，在颁奖典礼中，由于他是当时执掌智利经济命脉的经济学家小组的导师和非正式顾问，所以有一个年轻人突然在包厢里站出来，高喊“打倒资本主义，给智利自由”的口号，使会场气氛特别紧张。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是瑞典语学校的校长，由于早在几个月前就获得了入场券，因而才有机会做了一次“非凡”的自我表演。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卡特总统决定给1976年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打电话，结果秘书却打给了另一位同名同姓的人。这位仁兄曾是福特总统的发言撰稿人，刚从农业部的职位上退下来。当他得知新总统给他打电话时，非常高兴，以为要时来运转了，结果却空欢喜一场。

在此之后，弗里德曼往返于世界各大城市之间，或是访问或是旅游或是拍片，非常潇洒。先后去过的国家和城市有：以色列、华沙、香港、北京、长春、上海、桂林、广州、新加坡、法国、危地马拉、伦敦、冰岛、墨西哥、希腊、新西兰等。他后来又去了4趟以色列，并希望以色列尽早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他在演讲中说：“在我看来，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主要合理之处是它的道德力量，而不是它的超级效率……”可惜的是，由于持续不断的军事威胁，政府必须发挥巨大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在东欧拍摄他的电视系列片《自由的选择》时，他去了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在离开华沙时，他去了当地惟一的一所犹太教堂，遗憾的是，尽管是犹太人的新年，除了大使馆去的一些人以外，很少有当地的犹太人，而且这些幸存者大多是老人。

除了以色列以外，弗里德曼不仅多次来过中国，而且来过中国许多城市。在长春和中国的学者座谈时，有人向他提出了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问题，弗里德曼非常没有外交手腕地坚定地声明：“我从不认为有这样的矛盾，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预见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要比共产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幸福得多。”最后的结果是，他被有礼貌地告知，需要有一位社科院的专家到他的房间中给他指点迷津。在桂林的时候，一位导游小姐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有浓厚的兴趣，并且讲述了她在文革期间被迫下乡改造和新婚不久就两地分居的故事。最后，她从弗里德曼嘴里学会了一个名词——“自由选择”，并开始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使用。

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晚上，弗里德曼一行吃了一顿难以启齿的晚餐。在一个又吵又闹的餐厅的包间内，上的第一道菜是一条小狗，它被切开放在盘子里，一端露出耳朵，一端露出尾巴；第二道菜是骆驼蹄子；第三道菜是蛇。一位最具冒险精神的人斗胆每样菜都尝了一口，结果回到饭店后便全吐了出来。这些动物做成菜，在中国很平常，但对弗里德曼来说却太残忍。

1989年，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结婚，邀请弗里德曼主持婚礼。在恰如其分地进行完各项程序后，弗里德曼发表了精彩的演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与跨文化的婚姻：这里是美国，一位生活在香港的佛教徒与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天主教徒结婚，婚礼却由一位犹太人主持。”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1)

鲁道夫·希法亭于1877年8月10日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里，中学毕业后进入维也纳学习医学，并于1901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希法亭对经济学有浓厚兴趣，尤其是对金融资本有深入的研究，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经济学著作，被认为是第二国际的权威理论家，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金融资本》是希法亭的代表作，作者对马克思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作了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因而在当时的理论界被当做《资本论》的续篇而大受欢迎。希法亭把资本分成了三个阶段：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他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并把它定义为“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希法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是资本高速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开始对早期的自由竞争进行“扬弃”；二是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日益紧密，资本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金融资本给资本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很难看到资本的真面貌。从形式上看，金融资本的运动是一种独立的运动，其实金融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反映形式。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道扬镳，从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从本质看，金融资本是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互渗透、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最高形态的垄断资本。它的积累与借贷，给世界经济政治地位带来新的划分。

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是1867年9月，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是1909年圣诞节后面世，只相差42年，而距马克思逝世的1883年也只有27年的时间，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表现出了许多新现象。诸如：货币概念内涵的极度扩大，银行已演变为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的金融机构，货币不仅突破了流通领域，而且货币政策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金融产品也繁衍出数量繁多的衍生产品，传统的经济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这些都是马克思当年未能预测到的新现象。①

希法亭在“危机的一般条件”一章中写道：

繁荣和萧条的循环，是资本主义生产注定要经历的经验和规律，它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是通过危机这个中间环节完成的。在繁荣阶段，一系列生产部门在一定时刻出现滞销，从而使价格下跌。这种现象不断扩大，使生产逐渐受到限制，从而使价格和利润逐渐降低，这个阶段会持续一段长短程度不同的时间。这个阶段之后，生产又重新开始扩大，把产量逐渐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价格和利润又逐渐上升，直到重新出现下一轮循环的转折点。

……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2)

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实现和增加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目的，这就是说决定生产规模扩大或缩小的关键性因素是利润的实现，而不是消费及其增长。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利润，借以维持资本增值的一定程度。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依赖于资本的增值需要，并不是依赖于消费。资本增值可能性的这种恶化，表示着对生产的限制。

……

由于周期性地发生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所以资本性质中必然存在着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原因，由这个社会的特殊性质所产生的干扰必然是其症结所在。之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消费关系所带来的狭小基础是危机的一般条件，是因为消费关系基础扩大的不可能性是市场停滞的一般先决条件。如果能够任意扩大消费，就不可能造成生产过剩。然而，消费的扩大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就表示着利润率的降低，因为扩大广大群众的消费就要增长工资，而增长工资又表示着降低剩余价值率，从而降低利润率。因此，如果积累引起达到如此之大的对工人需求的增加，致使利润率出现降低，从而使（作为极限）增加的资本比没有增加的资本不能产生更多的利润，那么积累就必然停止，因为它不能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正因为如此，积累的两个先决条件之间即消费的扩大与利润的实现产生矛盾。由于增值条件反对消费的扩大，而增值条件又是决定性的，因而矛盾就升级为危机。但狭小的消费基础只是危机的一般条件之一，所以“消费不足”的论断，根本不能说明危机本身，尤其不能由此说明危机的周期性，因为周期性本身是不能以某种经常出现的现象来说明的。①

综上所述，用“消费不足”或“扩大需求”来解决矛盾，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特点，无论是马克思和希法亭都未能找到解毒的灵丹妙药，只能期盼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专政。

但事实上，资本主义虽然不断地经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但一段萧条过后，又能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并表现为如下四副面孔：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3)

1.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政府试图引导市场，最经常的方式是支持它认为会成为“赢家”的特定行业；

2.寡头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权利和财富的相当大部分由一小批个人和家族所拥有；

3.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由历史悠久的巨型企业时行的；

4.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小型的创新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②

《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一书的三位作者很可能都是犹太人。按照他们的观点，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而不是私人投资者决定哪些行业甚至哪些企业应当增长。政府经济政策的主旨是执行这些政策，采用各种政策工具去帮助那些被选中的“赢家”。为什么政府要“指挥经济交通”呢？部分原因可能是政治领导人希望利用他们的权力从赢家的行业和企业那里获得财富和其他好处。寡头经济的领导者的主要目标是自己的帮派利益。而不是经济增长。相反，在国家资本主义中，政府通常采取的立场是，对经济中的资源配置采取中央计划式的干预或影响，是推动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佳方式。①正如亚洲的国家导向型经济体的可观增长业绩所证明的那样，只有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且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奇迹”（要不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增长不知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在那些落后的国家中，只要引进或模仿先进的技术，再加上低廉的劳动力和外国资本的大量投资，“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战略非常成功。但是，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很危险。不仅会使人们认为“国家导向永远管用”，而且易发腐败，资源和特权的交易，迫使政府常常支持那些失败的行业而不是那些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并不能激发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一旦遇到金融危机，国家经济就面临全面崩溃。

寡头型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尽管经济体制名义上属于资本主义，财产权制度保护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人，但政府的政策设计主要或完全是为了促进人口中极少数人（通常是非常富有的人）的利益，或者更加糟糕，为了促进那些执政的集权统治者们及其亲朋好友的利益。不幸的是，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不仅存在于拉美、前苏联，而且存在于中东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有人称之为“强盗统治”。在这些国家中，基尼系数非常高，①经济缓慢增长，腐败非常严重，自然资源丰富而危险。俄罗斯曾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不光彩地为寡头的影响推波助澜的国家。普京哀叹说：“（俄罗斯）政府和地方当局未能为中小企业的繁荣创造条件。每一个开办新企业和注册公司的人都应当获得个人（勇敢）勋章。”②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济学家熊彼特人生的最后时期，熊彼特是为数不多的认识到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担心，企业家活动越来越向大型老牌企业发展，后者不仅拥有支撑创新活动的资金，而且还享有足够大的市场地位可以使其创新活动得到充足的利润。熊彼特还担心，美国大企业日益滋长的官僚化会抑制未来的创新，特别是紧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需的大规模生产之后。另一位公众知名度更高的哈佛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也撰文讨论了战后初期大型老牌企业之势力的增长。但是，与熊彼特不同，加尔布雷斯并不担心美国企业的商业思想会枯竭。相反，他的担忧在于，大型企业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将会需要工会和政府这样的“制衡力量”来约束公司的各种过分行为、浪费性的广告、过分奢侈的形象打造以及过度的利润。

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担心的都是我们称之为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制度，换言之，那些被大企业所主宰的经济体制，在这些企业中，最初的创办者或是已经退出企业舞台，或是不再有效地控制该企业。这类企业的所有权广泛分散于很多股东之间，通常包括某些大型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大学和基金会等等类似机构）。职业经理人是这些“委托者”的“代理人”，导致了著名的“委托-代理”问题，即如何确保经理们持续地按照其所管理的企业的所有者们的最佳利益行事的难题。大企业型资本主义通常是寡头性的。这就是说，它以市场上运营的大型企业为特征，由于这些市场的规模有限，它只能支撑那些少数的、有能力利用新技术所提供的巨大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因为存在“网络效应”，即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取决于有多少其他用户使用它们，如通讯网络、股票市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特别是计算机软件。这类市场倾向于高度集中，有时甚至是垄断的，因为那些能够成功地建立起大量用户的企业可以将可能的进入者排除出去。简而言之，大企业资本主义的最大好处是在于它产生了充足的大规模的现金流，可以用来资助该企业本身对现代经济主流产品和服务进行持续的增量性改进。其最糟糕之处在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可能是僵化、不愿创新和反对变化的。

资本主义的第四种类型是：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体制中，经济的大量参与者不仅有无穷的动力和激励进行创新，而且从事前沿性或突破性的创新并使之商业化。这些发明比大企业资本主义特有的增量性创新要大胆的多。这些创新通过企业家们自己或其他现有企业的改进和完善，共同改善了生活水平，其程度是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这类例子包括汽车和飞机；导致了电话和互联网产生的电报；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电的出现；空调，它使得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人们可以住得更温暖，并且逐渐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多前沿性创新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并在其周围引发一些新行业的诞生，以上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例子。这些创新或是成为其他产品或技术赖以出现的“平台”（例如，电或是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或是成为帮助创造和支持很多“辐射品”（汽车及其相关产业）的“中心”。由这些前沿性创新派生出来的行业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率提高，从而促进了全国性的经济增长，也促进了新企业创办特别活跃的那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或者，如大卫·奥德瑞和他在马普研究所的同事们所认为的那样：“企业家通过为知识的溢出提供渠道而贡献于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知识将无法被商业化。”①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5)

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接纳并且鼓励变化，用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一位以色列的前首席科学家说过，以色列如此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人民有一种高度的危机感，随时都面临着外部的威胁，不创新就意味着死亡。所以，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具有推动这些创新型企业家创新的客观条件。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要么陷入了寡头型经济体制之中，要么会陷入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从这两种体制转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然而，实现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转化需要具备四个条件：

第一，易于创办和发展企业。为了鼓励企业家型企业的产生，政府应当降低“正式手续”的成本（包括企业和资产的注册，雇佣和解雇员工的权利），建立可持续的破产制度，促进民间金融部门的形成和增长（从而使大部分企业容易获得创新和发展的资本）。

第二，鼓励生产性企业做大蛋糕，并获得合理的回报。企业家有两种活动：创新和模仿，只有通过将新产品和服务商业化，或者采纳新的和更好的创造或提供现有产品和服务的方法，经济学的前沿才能向前推进。在这两种活动下，为了保障企业能够获得成功的回报，政府不仅要避免过度征税，还要实施有效的法制、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合适三位监管和创意性奖励及引导，大力支持研发活动，并努力将大学的发明商业化。

第三，制止非生产性活动。企业家活动的一个罪恶孪生子是非生产性活动，比如侵权、贿赂或合法性的寻租，不仅浪费企业家的时间，而且不利于他们将蛋糕做大。如果一个企业家通过非生产性活动可以增加财富，整个社会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社会市场会更加恶劣。

第四，通过更加开放的政策，抑制垄断，能够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此外，文化、教育、宏观经济稳定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化也对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在中国，在不同时期，同样的被认为对增长有利的文化被指责为经济表现不佳的罪魁祸首（儒家思想被认为与企业家精神和努力工作相矛盾），还有人认为，正是“亚洲价值观”和“权贵资本主义”导致了东南亚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于民主嘛，对抵御寡头型资本主义和大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中的腐败和黑暗是一剂良药。

纵观所有这些模式，人们倾向于得出结论（主要基于亚洲小虎们出色的增长业绩，以及更为近期的、中国的可观的增长记录）认为，希望实现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寡头经济除外），应当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导向。的确，较富裕国家的存在本身似乎就在诱惑贫穷国家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导向，它们似乎只需要模仿那些富裕经济所提供的充满希望的目标，即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和产业，与那些拥有廉价但易于训练和工作积极性高的工人的本地企业相比，它们在竞争优势上略低一筹，只要这些本地企业能够获得外国技术和必要的资本设备。国家导向对精英集团和政府官僚也具有吸引力，不仅仅是因为当他们好像是在或者实际上的确在“管理”本地经济时，他们的权力得到提升，而且，当国家要求创办和经营企业需要得到许可时，这便为贿赂打开了大门，为这些集团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但是，当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要将国家导向作为既快又好的应对增长挑战的手段时，我们劝他们三思而后行。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6)

即便是中国大陆过去20年里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不能说明国家导向对经济增长非常必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的确不符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导向型经济，在这里，中央政府似乎通过几大国有银行为一些行业中经过挑选的、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提供投资资金。而且，中国经济的有些部门，主要是能源和农业，是由政府直接管理或所有的，因而保持着中央计划管理。就农业来说，中国政府仍然保持长达30年的土地承包期，没有给农民们明确的土地所有权，这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投资和改善的激励，从而也加剧了城市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

然而，在过去三十年中，我国领导人已经另辟蹊径，鼓励企业家活动。不管是出于设计，还是出于必需，中央已经将经济和政治的决策权下放给省和市政府，这些政府反过来利用它们被扩大的自由参与生产性活动，以及为某些本地的私营“明星企业”提供许可、激励以及其他优惠（这些好处通常是靠“灰色支付”，或者不太礼貌的说法，靠贿赂购买来的）。但是，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官员也容忍了无数其他企业家型实体的出现，这些企业主要在中国较富裕的东部地区大量生产，至少按照一种衡量指标，到2003年，中小企业占到了中国经济GDP的一半。

但是，中国的模式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案例，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中央计划的传统。此外，中国尽管并不完全具有我们在前文中提出的、一种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所必需的两个要素，但它还是取得了进步：这两个要素是有效实施的产权和合约权，能够为企业家提供资本用于支持其企业的金融体系。中国的法律体系仍在改善过程中，正式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官方的国有银行——不给新企业贷款，但却继续将资金提供给国有企业（虽然这种现象应当改变，因为作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部分承诺，国有银行将在2007年时实现私有化）。结果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家们通常靠高利贷或从非正规的金融部门或投资者那里借款（包括家庭和朋友）来支撑自己的企业。非正规的法律和融资将逐渐达到其极限，为了使中国的企业家活动达到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必须发展更为正式的经营企业的方式。外国投资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与他们打交道，正式的法律和融资应当逐渐覆盖到中小企业那里。

中国的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外国投资者采取的欢迎姿态。投资者们也做出了回应，向我国投入了大量的、不断增长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到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2004年一年就吸引了超过600亿美元的资金。虽然对合同与产权的保护以及支撑这些制度的法庭都远不理想，而且腐败现象很普遍，但外国投资者还在继续涌入中国，这一点令人吃惊。我们对这种古怪现象的最好解释是，中国迅速增长的巨大国内市场使这个国家“大的难以被错过”，因此，投资者们看上去很乐于等待法律和制度体系的改善。中国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内容，同意做出必要的改变，进一步开放其经济中一直限制外国进入的部分（主要是金融服务），使投资者相信他们的希望能够实现。

谁葬送了华尔街(1)

美国历史上至今发生过六次大的经济危机。

第一次是1907年，美国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举债收购联合国铜业公司失利，传言尼克伯克将破产，华尔街陷入大恐慌。银行家J.P.摩根组织银行家联盟，向银行提供贷款，并收购股票。美国财政部动用3500万美元救市，这次救市导致了1914年美联储系统的诞生。

第二次是1929年，在这一年的大萧条中，美国股市崩溃，约有9000家银行倒闭。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银行业歇业三天，签署《1933年银行法》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运作拆分，设立联邦住房管理局和房利美公司，以稳定房地产业。

第三次是1984年，全美第七大银行——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伊利诺伊大陆国民银行濒临破产。FDIC向该行注入45亿美元，收购了其坏账。联邦政府从此持有该行80%的股权，直至1994年将该行出售给美国银行。

第四次是1986年到1989年，美国众多金融机构因不良房地产贷款或商业贷款而濒临倒闭。美国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FSLIC）关闭或援助了296家。此后，总统老布什主导设立的清债信托公司又接管、清算了超过740家金融机构。

第五次是1998年，这一年的8月17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卢布贬值，并宣布冻结281亿卢布（当时约合135亿美元）国债的偿还。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蒙受巨额损失，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美国财政部长和美联储组织了一些大的商业及投资银行，共出资36.25亿美元，换取了LTCM的管理权和90%的股权。

第六次发生在2008年3月16日，由于在抵押贷款券市场损失惨重，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倒闭。美联储向摩根大通银行提供290亿美元贷款，以收购贝尔斯登资产；7月11日，全美第九大抵押贷款提供商被美政府接管，FDIC预计总共将拿出89亿美元；9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接管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9月14日，因美林公司预期第三季度减记57亿美元，美国银行宣布以约440亿美元收购美林证券；9月15日，因第三季度亏损39亿美元，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将申请破产保护；9月16日，AIG再爆巨亏后，美联储宣布授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AIG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美国政府将持有该集团近80%的股份……

谁葬送了华尔街(2)

华尔街的丧钟已经敲响，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再次出现经济危机。这可能是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将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正如一些人兴灾乐祸地说，“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已走到末路，只照顾极少数富人的制度必败”。身处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无非是散落的碎片，但是有一个问题却让我们回避不了，那就是——究竟是谁葬送了华尔街？

有人说，华尔街的溃败主要是由于金融界的贪婪和奉行自由市场至上原则的美国制度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有人说，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投机和欺诈流行，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虽然每个人都明知道是投机和欺诈，但没有人想戳穿它，都想从中分一杯羹，正是人人心中的魔鬼和投资者贪婪的欲望酿成苦酒；也有人说，为什么会出现房地产泡沫呢？货币超发，银根过松。这是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的最大失误。而每一个普通公民的错误所在，把格林斯潘当做一个偶像来崇拜，一旦这个偶像出了问题，①所有的人都跟着倒霉。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要靠市场监管来防止泡沫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为什么一个人身无分文还要买车买房，这难道不比银行家还要贪婪吗？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每一个经济学家拼命研究“消费者如何达到最大化效用，厂商如何实现最大化利润，投资者如何得到最大化回报”时，主张“居者有其屋”和高福利的美国民主制度在格林斯潘连续13年降息后，刺激了每一个人的消费欲望，导致所有环节都失控，最后形成了大崩盘。每一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魔鬼，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速度再快，也没有人的欲望的增长速度快。

美国的次贷市场是一个基本上无序的市场。正如《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一书所言：“如果说次级贷款行业有什么艺术性可言的话，那就是‘无中生有’。”用该书作者的话说，贷款销售人员和审批人员把“鸡屎做成鸡肉沙拉”，最后从中渔利。最可耻的就是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他们收费为债务人评级，结果使对抵押贷款证券进行评级成为一个暴利行当。水涨船高，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美都成了最赚钱的公司。用格林斯潘的话说，这种次贷过程是“风险国有化，收益私有化”，最终一旦市场失灵，所有的参与者都要品尝后果。而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出问题，就不会发生次贷危机。此外，美国人超前消费的“美国梦”和为减少贫富差别的《公平住房法》和《平等信用机会法》也为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上升了80%。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狂欢中，积极推动得义无反顾的金融机构，向所有想买房子的人发出了诱人的呼唤：“来吧，你可以买房，不管你的收入如何，因为房价会永远上升，你可以用升高的价格来借款归还房贷。”而美国的房贷首付只有总价款的5%，次贷借款人一般分为五大类：偿贷缓慢、信用低、生活坎坷、不幸遭遇、高风险，新的次贷产品被设计出来满足这些借款人的需要，这是次贷行业终结的主要原因。

谁葬送了华尔街(3)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有一个银行大盗叫维力·萨顿，抢劫银行屡屡得手并一再越狱成功。最令其名垂青史的，是他的一句话——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抢银行，他回答，“因为钱在那里！”你要是想知道“为什么金融界这次捅了大搂子”，诺奖获得者的解释都未必令你满意。萨顿式的直截了当可能更富于启示，钱的确在华尔街。不但美国人的钱，全世界的钱，包括中国打工妹们辛劳积累的钱，都在那里。

金融这个行当，美国最具有竞争优势，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来自美国，举世罕见。有几个数字，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详情：2006年金融服务业的产值占了美国GDP的几乎四分之一，利润则占美国所有企业利润总额的44%（美国制造业的利润仅为10%左右）；美国人的金融债务在1980年为GDP的21%，到2007年则是GDP的116%。

难怪每当有人提出疑问，要求检讨美国金融创新的风险效应，风险到底是在积累还是被调解对冲掉了，就遭封杀。格林斯潘有句评断经常被人引用——“对专业人士私下安排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活动进行监管全无必要，这类监管只会阻碍放大（enlarge）生活水平的市场效率”——道出了美国的核心比较利益所在。通过提供高端金融服务，替全世界理财，美国人的消费水平得以放大到空前水平，而一小部分美国人的财富也得以迅猛积聚。靠虚幻的财富效应放大的消费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在美国却已成了常态和趋势。其结果是，美国居民的储蓄水平，直接的间接的加在一起，从1986年的10%下降到2006年的负值；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储蓄率曾高达25%，同中国人目前的水平相近。

从利益博弈的角度，格林斯潘以世界金融沙皇的地位替美国谋求利益，的确是成就斐然。在理想的全球化格局中，华尔街是金融中枢，分配着全球的金融资源，中国等“边陲地区”的资金，不管怎样得来，都将由华尔街来估值、定价、组合、配售。这令人想起约瑟夫·斯大林的一句“名言”，在讥讽民主选举体制时他说，“谁来投票并不重要，关键是谁来计票”。套用斯大林的逻辑，这个世界上谁来生产物品，价值怎样生成并不重要，关键是由谁来管钱，谁来定价和分配收益！结果是，中国面临的状况是相当困窘，过去三十年来的出口积蓄多半以美元储放在美国，所值几何？还得由美国说了算。

为了在形式上做到合理合法，美国的金融业推出了许多新做法，包括风险测评的新模型，搞得非常复杂，即使专家都会坠入五里雾中。在没有监管的约束下，由美国发起的金融资产的放大效应有多大？据统计，金融产品交易的合约总额有530万亿美元之多（其中CDS超过60万亿），它们所赖以发起的担保品——物理的金融资产的实际价值恐怕不过2.7万亿。其间的关系就像一组“俄罗斯套娃”，实际的核心是个小娃娃，却吹出层层的泡沫，每一层都被数了一遍钱，刮掉一层利润，再让下一层投资者接手，直到最外的大套娃，竟然吹胖了200倍！①

谁葬送了华尔街(4)

最可悲的是，从2008年年底以来，华尔街一边吃救济，一边大发奖金。华尔街人共发了184亿美元的年终奖，虽较2007年的329亿美元下降了44%，但仍然相当于2004年的水平，由于大量裁员，人均得到的奖金并未减少多少。华尔街发奖金让奥巴马很难堪。奥巴马在其就职演说中大谈责任，说是“每个美国人都应该认识到，对自己有责任，对国家有责任，对世界也有责任”。奥巴马还表扬了那些主动少拿钱的人，“那些无私的工人们宁愿自己的工时少些，也不愿意朋友们失去工作”。说的多好啊！很有伟大领袖谆谆教导的意思。可这边奥巴马话音未落，那边就大发奖金。华尔街不理睬奥巴马，其中美林的气焰最为嚣张——奥巴马白宫装修的经费不过15万美元，美林前老总赛恩装修办公室便用去120万美元。

奥巴马本来是在帮助华尔街和稀泥。在就职演说中，奥巴马对金融危机根源的解释是：“我们的经济被严重削弱，其原因是某些人的贪婪和不负责任，但也是我们的集体之过，我们没有做出艰难的选择，没有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而为国家作好准备。”对于华尔街的罪恶，奥巴马可以说是轻描淡写，还谈什么“集体之过”。实事求是地说，在资本市场这个地方，平民百姓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奥巴马大谈集体责任，就是在帮助华尔街转移人们的视线，还在忙前忙后，让国会多为华尔街拨些救援款。奥巴马如此呕心沥血，金融老大们至少应该配合一下才是。

他们不配合，给自己大发奖金，打了奥巴马一记响亮的耳光，如果他再保持沉默，那就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了。奥巴马终于发怒了，指责华尔街发钱是“可耻的，很不负责任的”。国会的民主党议员中也有人表态，要求华尔街将拿回家的奖金再吐出来。不过，同样的话，要是由奥巴马来说就更好了。华尔街一边吃救济，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一边给自己大发奖金，奥巴马应该明确要求华尔街将奖金吐出来才对。2009年2月1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肥猫，吐出你的不义之财》。这是美国主流媒体向华尔街打响的第一炮。作者就指出，仅仅批评是不够的，“需要一到三个特别检察官”来追查年终奖一事。②

与此同时，也有人向已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总裁讨说法，发表文章的标题是“你的公司破产了，你却有4.8亿美元。这公平吗？”国会也要求雷曼兄弟公司的总裁理查德·富尔德就上述情况作出解释。在一片质疑声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委员会韦克斯曼拿出了一份报表，上面显示了富尔德8年来的个人薪酬共达4.8亿美元，其中包括2001年的9100万美元和2005年的8900万美元分红。沉默良久，富尔德说这个数字被夸大了：“先生，我的大部分报酬都是股票形式的。在公司提出（破产）申请时，我仍然拥有我得到的大部分股票。”

韦克斯曼打断他的话说，就算薪酬比这稍微低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无法想象的”。“一个破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挣这么多钱，这公平吗？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富尔德说：“我要说的是，5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准确。在你说的那些年里，我的现金工资只有近6000万美元——尽管这个数目仍然很大，这点你也提到了，我还有近2.5亿美元（的持股）。”富尔德称，他的薪酬是由独立的定薪委员会确定的，他们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确保管理人员的权益与股东的利益一致。富尔德说：“公司效益好时，我们收入高。公司业绩不好时，我们也不好过。”富尔德1966年作为实习生进入雷曼公司后一直工作至今，该公司2.8万名员工中的很多人都把公司破产归咎于他。雷曼兄弟公司于2008年9月15日申请破产保护，其资产为6390亿美元，而债券高达6130亿美元。雷曼兄弟公司是1850年由犹太人雷曼兄弟申请成立的，它的破产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引发了巨大的冲击波。①

谁葬送了华尔街(5)

更可悲的是，在美国政府史无前例地出资850亿美元援救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数天后，这家保险业巨头的高管人员却跑到加利福利亚一处全美最豪华的度假胜地消遣。发票显示，AIG向这个度假胜地支付的总费用是44万美元——其中包括20万美元的住宿费、15万美元的餐费，以及2.3万美元的SPA费用等，还有高尔夫球场的场地费7000美元和酒吧消费1万美元。一位民主党的议员说：“他们修手指甲、做美容、修脚趾甲、享受按摩，付账的却是美国人民。”①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华尔街的一些制度设计问题，投资银行高管们的风险和收益不对称，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每年可以拿几千万美元的奖金，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照样活得很自在。于是大家都去冒险，冒险成功，收益会有很大一份，如果失败了，惩罚也落不到他身上。把公司搞破产了，他在雇用合同中还有一个黄金降落伞。为什么在这次危机中，高盛相对其他公司损失最小？有人认为和它以前的合伙人制有关。对于上市公司，高管玩的是股民的钱。在合伙人制度下，高管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在拿自己的钱赌博，风险意识和风险控制肯定会比上市公司强。什么形态的金融机构更好一些，这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伟大的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名著《上帝之城》一书中指出：世界上存在着两重同构的秩序：“上帝之城”的秩序和“尘世之城”的秩序。尘世之城的秩序是充满邪恶和非道德的，其拯救之途就在于“上帝之城”的秩序。究竟是谁葬送了华尔街？是华尔街的贪婪之徒、欲望膨胀的投资者和购房者，丧失职业道德的监管者和一切被魔鬼引诱的人们共同堕落的结果，包括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也暴露无遗。

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1)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美国金融危机中，有两个犹太人被称为“罪魁祸首”——一位是纳斯达克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被称为“麦道夫的骗局”；另一位是美联储的前主席格林斯潘，被称为“泡沫国王”或“格林斯潘的泡沫”。

麦道夫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庭，他与露丝·麦道夫结婚并有两个儿子，他的主要居住地是曼哈顿上东城，是价值7000万美元的豪华别墅。麦道夫是美国某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成立于1960年，是著名商人和慈善家，直到2008年12月11日他被捕。此外，麦道夫还领导着一项投资顾问业务，专为富人、对冲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理财。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名下的账户，20年来每个月都像时钟一样准时生产将近1%的收益，从未发生过亏损。直到2008年12月，麦道夫的两个儿子向联邦调查局坦白：这长达20年的骄人业绩，其实根本是一个弥天大谎。12月11日，联邦调查局根据两个儿子提供的线索逮捕了麦道夫，并指控他犯有证券欺诈行为，涉嫌欺诈高达500亿美元的现金和证券。这个欺诈过程长达数十年，是迄今为止归咎于个体的最大的投资欺诈事件。许多外国银行宣布，他们因麦道夫丑闻损失可达数十亿美元。

麦道夫的“大生意”其实是这样的：其投资顾问公司以运营一个证券业务为手段欺骗其投资者，在交易中赔了投资者的钱后，却从其他投资者支付的投资本金中拿钱出来当做投资回报。这个巨大的虚幻的血球，就这么滚了20年。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的持续恶化，麦道夫也许可以将这个雪球滚一辈子。但自2008年开始，他的投资者陆续要求赎回资金，共计70亿美元。麦道夫的壶盖不够盖住每个漏洞，指控显示，麦道夫告诉他的儿子公司里只剩下2～3亿美元的资金，他已无力支付投资者的赎回要求。调查发现，麦道夫有好几套账本和伪造文书，并且还向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提供有关其咨询活动的虚假信息。2009年3月12日，麦道夫出庭接受监方指控的11项罪名，并为新犯罪行“深感抱歉和羞愧”。最后落实的诈骗金额高达648亿美元，麦道夫最高将获刑150年。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诈骗这么多钱，麦道夫为什么没有同案犯？

随着调查的深入，这场庞大骗局的受害者名单不断扩大，许多美国犹太名人成为麦道夫的客户——美国房地产大亨祖克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的犹太学校和基金会，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慈善机构2006年大约有70%的利息和股息收入来自于麦道夫的神秘生意。麦道夫以拆东墙补西墙方式运作的吸金骗局持续多年，直到他不能吸收更多的投资者来维系资金链，这一丑闻才得以败露。可悲的是，在美国金融界，麦道夫的骗局绝非个案。

每当有资产泡沫时，骗局就会产生。资产泡沫扩张引起的贪婪，是不良行为滋生的土壤。麦道夫的失足，也许是华尔街的一个缩影，也许是美国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监管失误而寻找的一名替罪羊。唯一可以欣慰的是，这次和反犹主义却没有多大关系。而真正为美国政府背黑锅的，却是另一个犹太人——格林斯潘。

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2)

在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的19年间，格林斯潘领导美联储成功应付了纽约股市大崩盘、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网络经济泡沫、“9.11”恐怖袭击等一系列危机，使美国进入长达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时代。曾被华尔街奉为神明，誉为“最聪明的犹太人”。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选的时候，美国流传着一个说法：管他谁当选呢，只要格林斯潘还是美联储主席就够了。很多严肃的经济学家称赞格林斯潘是美联储成立以来最有建树的主席。然而一夜之间，格林斯潘却被称为“泡沫先生”，被指责为制造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

有人认为，美联储在过去19年里最关键的时候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从而导致1987年股市崩溃、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与贷款协会危机、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倒闭危机、2000年科技股泡沫、对千年虫的盲目恐惧、2007年以来的次贷和信贷危机等。令人吃惊的是，格林斯潘在每一次危机中所犯的错误都是一样的，他在不停地重复过去的错误。而且，他善于改写自己过去的记录，以便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开脱。

格林斯潘所犯的过错是降息的幅度过大，而且维持过低利率的时间太长。利率太低，使得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格林斯潘成功地使得美国婴儿潮一代疯狂地将自己的储蓄取出来，投向股票市场，以弥补因降息而缩水的收益。他还不断地为“新经济”摇旗呐喊，他认为通货膨胀率被高估，而生产率被低估了，因此美国需要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因为股票市场并没有什么泡沫。调低通货膨胀率的结果是，类似社会保障这样的与通货膨胀挂钩的财政支出项目将被削减，而政客们会把这笔钱挪作他用。至少在格林斯潘对新经济大加赞赏的时候，经济学家根本找不到生产率提高的证据。后来，学者们才领悟到，从新技术问世到生产率的提高，是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适应期的。格林斯潘所津津乐道的生产率奇迹仅仅是一个统计上的幻觉。

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格林斯潘对策”是说，当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格林斯潘就会立即出手控制局面，但是当资产价格上涨的时候，他却坐视不管。比如，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之后，美联储在9月份已经降了一次息，而市场也较为稳定；但到10月15日，格林斯潘就又匆忙召开临时会议，再次降低利率。这是美联储历史上最不负责任的举动之一。当市场形成预期，投资者相信只要市场低迷，政府一定会救市之后，投机行为成了一场全民娱乐，而这也直接触发了1999年之后网络股的疯狂上涨。

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3)

是泡沫总会破灭的。当网络泡沫崩溃之后，格林斯潘故会重施，仍然希望通过降低利率刺激美国经济。在降低利率的同时，美国的住房贷款机构不断放宽房贷标准，尤其是针对收入较低、信用等级较低的客户，开发出各种新型贷款，比如可调整利率。这种贷款在最初两三年的利率非常优惠，但之后就会重新设定利率，大部分借款者到时其实是很难偿还贷款的。这种所谓的创新，使得没有足够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的贷款人盲目贷款，而这些贷款后来就成了隐蔽的定时炸弹，到期就会爆炸，让贷款人无力还款，陷入困境。格林斯潘当时对这种非固定利率贷款非常支持，他认为在降息的背景下，这种贷款方式能够让贷款人省很多钱。他似乎认为，只要他还能掌舵，美国经济就会一直欣欣向荣；但房地产价格从2006年之后开始下跌，很多贷款买房者才惊奇地发现，其所要偿还的贷款，已经远远超过了房产本身的价值。

格林斯潘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说，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出现有更深远的原因，央行想力挽狂澜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其在位期间，美国经济的繁荣也和他的个人能力没有太大的关系。格林斯潘制造了泡沫，而他过去所享受的尊重和爱戴中又有多少泡沫呢？股市泡沫崩溃了，房地产泡沫崩溃了，最后崩溃的，则是格林斯潘自己的泡沫。①

对于这种现象，《经济学人》杂志就曾表达过忧虑：

随着美国廉价货币肆无忌惮地蔓延和膨胀，全球金融系统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印钞机……全球性流动的猛涨并没有带来通货膨胀。相反，它们却流进全世界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催生了一系列的资产价格泡沫。②

马丁是另一位连续18年担任过美联储主席的人，他却主张通货紧缩政策，他说，“美联储的功能，就是在晚宴即将达到高潮之前，撤下所有的美味佳肴”。问题是，仅凭格林斯潘一个人能吹出全美经济那么大的泡沫吗？③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1)

“亲爱的总统，就像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的罗斯福，您在一个确定性消失的时刻就任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一改往日对政府大肆批判的风格，在2009年伊始给刚上任的总统奥巴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达了他希望奥巴马能成为罗斯福第二的厚望。信中，克鲁格曼列举了所有奥巴马成为罗斯福第二“必须做”的事：暂时国有化银行、提高赤字创造就业、全民医保、强化劳工保护……岂止克鲁格曼，经济风暴中，无数美国人都期盼奥巴马能够力挽狂澜，再现“20世纪最伟大总统”的身姿。

保罗·克鲁格曼，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理论，是主流经济学家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萨缪尔森和索洛的爱将（他们三人都是犹太人，而且同处一个办公套间）。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他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1978年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使他一夜成名，1991年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在美国获克拉克奖比诺贝尔奖还难），而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他又被誉为“经济学的急先锋”和美国最重要的经济专栏作家，敢于向任何传统理论开战，也敢于对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进行一针见血的批判，在揭露事情的真相方面，没有人比克鲁格曼更加语言犀利和逻辑缜密。

保罗·克鲁格曼在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中能够胜出，算是爆了一个不算“冷门”的冷门。此前在各方的预测中，未见克鲁格曼的名字。汤姆森——路透公司提出的三组名单分别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尔斯·汉森、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因其运用计量经济学等复杂的经济理论来对实际证券市场进行预测；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阿门·阿尔奇安和哈罗德·德姆塞茨，因其在知识产权理论方面的贡献；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因其在税收和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成果。然而，克鲁格曼仍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直青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他的夺冠，既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理论的胜利，也延续了诺奖偏爱美国经济学家的传统。颁奖后，瑞典延雪平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弗罗姆莱特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当前席卷全球主要市场的金融风暴或许会为金融学增加一些获奖机会。他说：“如果银行负责人能够多看看这些研究成果，或许今天面临的严重问题中有些就可以避免。”弗罗姆莱特同时也表示，一些交叉学科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热门，如对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研究。他说：“目前的金融市场危机自然有其基本面的原因，但其加剧也和心理层面的夸大不无关系。”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2)

1953年2月，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犹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大二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车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时期，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便奔赴耶路大学任教去了。

克鲁格曼在耶路大学也不得志，由于性格原因，他得罪了不少人，连研究奖学金也丢掉了。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便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渐渐地，大厅安静下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来，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离开的念头。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年纪轻轻就成为终身教授，拿着丰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甚至还写出了几篇挺好的论文。不过，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3)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克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用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起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克鲁格曼历来是一个处在漩涡中心的人，当20世纪90年代初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亚洲经济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却于1994年发表了那篇不合时宜的著名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的增长率是建立在大规模资本和密集劳动的投入上的，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也缺少健全有效的制度支持，所以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但是不久以后，亚洲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一定获诺贝尔奖。

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面对荣誉，克鲁格曼是怎样想的呢？他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著名的专栏作家似乎都从属于某个时代，比如沃尔特·李普曼书写了战后美国，约瑟夫·克拉夫记录了越战，乔治·威尔是里根时代的产物——而克鲁格曼的专栏则是针对小布什政府。当然对于小布什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自他上台之后就有这样一个人一周两次在《纽约时报》接连不断地对现政府进行声讨。克鲁格曼认为小布什就是个骗子，并且一直玩弄着愚昧大众的把戏。从加州能源危机、安然事件、国土安全部的设立到后来的减税政策以及战争——克鲁格曼经常在大众媒体人云亦云的时候一针见血——2001年3月他指出加州的能源危机是假象，与当局关系密切的大公司对于市场的操纵显然是罪魁祸首，而并不像媒体普遍认同的那样，一切是因为官僚机制和环境法案的限制造成的。“那些公司要么是圣人要么就是奸商”——12个月之后安然倒闭，接连三次针对加州危机的联邦调查和对于相关人员的指控证明克鲁格曼在此之前的论断完全正确。关于布什的减税计划，克鲁格曼冷嘲热讽的专栏加起来足足有一本书。他说40%减免的税收会流向1%的美国富人，可布什却说减税的收益者会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指责布什减税的大有人在，但是没有人像克鲁格曼那样坚持不懈保持极高频率的抨击，并且还列举出充分的数字进行证明。他确实在2001年5月针对布什的减税政策不依不饶地出了一本书：《荒唐的数学：布什减税政策指南》。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4)

会写作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是决策者的红人，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到福山，从这点上看克鲁格曼很不幸。他历经了三届政府，但是从里根到克林顿到小布什，没有一个人觉得克鲁格曼可以真正值得信任，尽管他早在1982年就加入了里根政府的经济咨询委员会CEA，在1991年得到了杰出青年经济学家奖章并对新时代的贸易研究作出重要贡献。1992年克鲁格曼为帮助克林顿竞选，曾经应邀在《时代》杂志上为克林顿的经济计划作出解释和辩护。当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克林顿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当然人选。最后克林顿如愿胜出，而当上经咨会主席的却是劳拉·泰森。克林顿政府的官员透露说克鲁格曼太随心所欲了，他曾经在拉里·金的脱口秀中说克林顿的小石城经济峰会毫无意义，而这显然不是克林顿想要的。

后来这位在耶鲁和MIT受过专业经济学教育的犹太裔美国人在普林斯顿长住。他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埋头给《纽约时报》写专栏，他自己做事实积累和数据分析，很少引用别人的话，也不参与社会活动，更不用说各处去采访知名人士征求意见。在华盛顿两次失意之后，克鲁格曼坦言政府工作经历最大的好处是让他真正看清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指导经济决策。他称那些人为“政策经营者”——一群缺乏学术背景的活动家和新闻记者。真正的经济学家懂得政治和学术的区别，而政策经营者则喜欢在一些半通俗的报纸杂志上写评论，不负责任地对系统的知识分析含糊其辞并导致了所谓的流行的国际主义。克鲁格曼认为那些华而不实、不读教科书就企图分析世界贸易的人正在给公共讨论造成极坏的影响，而辨别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经营者的意义和辨清左右派之分一样基本——克鲁格曼为了抵抗流行的国际主义，开始决心用他的方法为大众写作。他说：“这些文章要从最基本的知识出发进行论证，不带专业术语、不能在学术上哗众取宠，因为这些文章的宗旨是让世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分析。”

他从MSN的Slate网站和《时代》杂志开始实现自己的诺言。他在Slate上的文章通俗、泼辣。1999年克鲁格曼受到《泰晤士报》评论版主编雷恩斯的邀请，为他们写商业评论，比如说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比尔·盖茨现象以及股市反应之类的问题，他的文字还是那样通俗易懂，但是因为带上了强烈的编辑意识，多少有点枪手的味道。

尽管克鲁格曼一再说自己不想再写任何关于布什政策的评论，但他还是忍不住——布什的政策在克鲁格曼看来实在荒诞不经而且祸国殃民。克鲁格曼认为通常新闻记者和流行国际主义者只会强调事实呈现的状态，而对于过程中出现的数字从不加以怀疑；而学者们在学术杂志上夸夸其谈，所有的见地不过是在极小一部分人中间流传。他开始为公众剖析数字。克鲁格曼说2000年小布什上任前夕在MONEY LINE的讲话中作了三个错误的数据性陈述。克鲁格曼在他的专栏里说媒体不应该只是报道表面的计划数字，应该看看让这些计划行动起来的资金缺口有多大！三年来克鲁格曼从未间断过批评：在2003年3月21日的专栏里，克鲁格曼以“到底是谁丢了美国的预算？”为题再一次清楚地指出了布什在减税中犯下的错误最终导致了美国现在的入不敷出。他讽刺道：“在国内，我们必须为我们最富有的15%的人群减税而浪费鲜有的财政盈余；在国内，我们要寻找我们的敌人，并不遗余力地打败他！”他计算出由于布什减税而可能造成的损失在今后75年时间里将达到12万亿至14万亿美元，而这些钱足够支付美国政府在同时期所有社会安全（3.5万亿美元）以及医药开支（6.2万亿美元）。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5)

克鲁格曼对于流行国际主义者提倡的国家竞争力的概念嗤之以鼻。他说国家又不是公司，哪有什么竞争优势可比！那种华而不实的说法“国家像公司一样在国际舞台上参与竞争”（克林顿所言）被克鲁格曼批评是政客们的一种托辞，而把美国的经济状况恶化归结为与欧洲和日本相比缺乏竞争力不过是无稽之谈。因为尽管现在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比如贸易量），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仍然主要由国内的因素，而不是由某种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造成的——美国的出口额现在仅占GDP的10%，也就是说90%的美国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更何况如果欧洲经济保持强势，必将为美国市场带来更多价廉物美的产品并可能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不是零和博弈，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把它们的重大经济问题归因于在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失败！

没有一个活跃在知名媒体上的著名专栏作家像克鲁格曼那样孤独。人们很少在圈内的晚宴或者酒会上见到这个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的经济学家。除了一些民主党人，说到克鲁格曼，很多人显然都是怒气冲冲。理由很简单，那些活跃在政界的流行国际主义者，很少没被克鲁格曼骂过的。

他刚刚骂过切尼，他又含沙射影地说切尼这次又在胡说八道，告诉民众美国大兵是解放者。但克鲁格曼是用切尼的老账来说明问题——2001年的加州能源危机。那次切尼对于能源危机假象视而不见的表现，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要么切尼只听从了能源巨头们的建议而没有咨询任何人，要么他思索再三决定还是由肇事者来平息这次危机。美国政府似乎一错再错而且屡教不改，克鲁格曼嘲笑说，切尼的问题在于他的谬误总是和他的盲目自信一样显而易见。

他讨厌那些粗心的计算和不求甚解的盲目结论，一旦发现会连名带姓地指出并且习惯地加以嘲讽。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是他挑刺的对象。

《纽约书评》曾经邀请克鲁格曼为劳拉·泰森写书评，但是最后编辑告诉他说：“你是在攻击一个很有威望的人物”，而不得不放弃发表他的文章。只要是他认为错的，不管左派右派他统统攻击。他从来不像其他的专栏作家或者学者，秉承一派的作风，并且为之坚持到底。当然也正因为这样，他得不到任何一派坚定的拥护。当然，他也要承担成千上万人的反击。对于很多共和党和保守派的忠实卫士，包括一些中左派的新闻记者来说，他们憎恨克鲁格曼的作品就好像克鲁格曼对于小布什政策的厌恶。有一位美国高中生建了一个网站搜集所有克鲁格曼的专栏作品，专供人们提出不同意见，其中回敬克鲁格曼的文章同样犀利。

所有读过他文章的人都承认克鲁格曼的能力，很多人不无惋惜地说，如果克鲁格曼在专栏里能够不那么狂躁地对待小布什和美国政府，那么他的情况也许会比现在好得多。也许克鲁格曼对布什太不留情面了——谁知道呢？克鲁格曼如果真的要做幕僚，他也已经等了三届政府，也许下一届美国总统会喜欢他，前提是小布什不能连任。可是克鲁格曼真的在乎吗？也许对于克鲁格曼来说，通向大众的专栏才是最重要的。他自嘲道：“我是堕落之海中孤独的真理之声。”

1999年2月18日上午，克鲁格曼终于接受了中国大陆一家媒体的采访，就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表自己的看法：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6)

记者问：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到底有哪些重大影响呢？

克鲁格曼：对所有卷入这场危机的国家来说，这场危机抵消了多年的进步。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这场危机是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上最大的灾难。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这场危机对西方的影响实际上相当有限，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我最基本的想法是，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重要的不是情况如此糟糕，出了这么多倒霉的事情，而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方式令人吃惊，他说明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得多。

记者问：在您的一篇文章中，您将亚洲金融危机描述成一个泡沫经济的“三部曲”。您能不能简单谈谈亚洲的泡沫经济从生产到破灭的过程。

克鲁格曼：泡沫的成因很多。仅仅因为人气过旺，泡沫就可以产生。我认为亚洲的问题是，经济过热的同时，公私界限不清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危害。因此，人们实际上在利用暗中的政府担保进行赌博。这种泡沫与别的地方的泡沫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这次发生危机的亚洲国家都是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当世界其他国家热炒这些泡沫时，它们能够引进大量资本，于是泡沫就越变越大。你可以说，难道这不是亚洲国家特有的弱点吗？答案是，对啊。每个国家都有弱点。我不太清楚这些亚洲国家的弱点是不是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弱点更严重。

现在让我们看看泡沫是如何破灭的。肥皂泡破灭的一个原因是，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忽视一些基本要素了。我想泰国就属于这一类情况，泰国的过度建设实在太多，那种热度根本就不可能持续；另外，当人们突然变得悲观时，泡沫也会破灭。悲观情绪是一种恶性循环，人们一悲观，事情也就真的变得糟糕起来。而事情越糟糕，人们也就越悲观。我认为其他亚洲国家便是如此，它们都被传染上了。泰国使人们联想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泡沫于是也就破灭了，最终大家全都陷入了危机。

记者问：亚洲危机标志着亚洲奇迹的终结吗？您认为亚洲国家什么时候能从危机中复苏？

克鲁格曼：在这个问题上我犯过许多错误，我现在自己都有点糊涂了，不过别人也不比我强多少。我想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不会再谈论什么奇迹。我现在打个比方，在我看来，今天的亚洲有点像债务危机高峰刚刚过去的1984年的拉丁美洲，它离完全脱离危机还有5年。这是我的对比，但这种对比也有可能是错的，我们都作过许多错误的预测。我现在的看法是，会有复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有大规模的复苏。有可能在10年或15年之后，我们会再提起亚洲奇迹，但不是现在。

记者问：您推广了一种观点，即亚洲的增长模式是投资型的，而不是生产率型的。您是否认为亚洲国家将来应该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

克鲁格曼：我不清楚究竟谁知道如何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将来的投资大概会减少很多，所以这些国家将不得不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但我当时谈的不是从政策角度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而是如何解释亚洲的增长及为何我认为亚洲的增长将会减缓。提高生产率十分不易，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提高生产率，整个世界会比现在富裕得多。

记者问：一般来说，提高生产率的诀窍何在？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7)

克鲁格曼：我认为充分的竞争、创业精神，以及鼓励创新的、灵活的资本市场会起作用。

在记者问及中国的金融及外汇制度时，克鲁格曼仍然是那么地胸有成竹。

记者问：中国经济是亚洲危机中的一个中心议题。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包括目前的资本监管制度和银行体系？

克鲁格曼：我的印象是，中国在金融上一团糟——差不多完全破产的银行体系，严重的道德危害，大批呆账。多亏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使金融稳定得到了保障，也从而使中国幸免于危机。但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因为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会阻碍商业的繁荣，而且会招致腐败。但中国幸亏没有两年前就允许自由兑换货币。中国需要一步一步来，中国首先需要清理整顿国内的金融体系，然后才有可能允许其货币自由兑换。谢天谢地，这次危机前中国没有允许货币自由兑换。很多人曾建议中国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制度，但中国没有这么干。我认为，中国的官员们有些赞同这种说法，如果亚洲经济危机迟两年发生，中国可能就卷进去了。

在克鲁格曼看来，中国是否可以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摆脱通货紧缩，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凯恩斯式的问题——消费不足，尽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一样危险。中国大规模的投资和经济改革，在没有经济衰退时效果应当不错。但在确保高需求的同时，应当同时着手于解决产业结构上的问题，尤其是如何有效地刺激国内的需求。克鲁格曼那极富预见性的话，至今让人听来仍然回味无穷：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8)

亚洲的问题是，经济过热的同时，公私界限不清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危害……取消资本控制之后，中国应在实行浮动汇率的同时，采取措施控制资本流入以避免过高的外汇债务……我认为人民币不应当贬值……中国应加大货币发行量，同时进行持续的财政刺激，竭力刺激需求……①

药方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十年前说出这样的话，堪称精辟，尤其是他对中国的经济现状不一定那么了解。但他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却非常深刻，在他2008年出版的新书《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对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年代的经济停滞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他认为，这是保守主义运动掌控美国政府的必然结果，婴儿潮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则是受益于小罗斯福的新政。这两种方向的发展却非自然演进的结果，都是由组织化的政治运动所引导的，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他在书中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呼吁重新展开社会政策的公共辩论，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经济不平等议题，以致错失改革良机。在针对刚刚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一大问题时，克鲁格曼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金钱换垃圾》的文章，将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归纳为四步：

住房市场泡沫破裂使拖欠贷款和丧失赎回权的案例激增，继而使抵押支持债券的价格暴跌。

金融交易亏损众多金融机构所持资本相对于它们的债务而言太少。泡沫时期大家都欠下巨额债务，资本短缺变得尤其严重。

资本短缺，致使金融机构不能或不愿提供经济运行所要的信贷。

金融机构一直试图以出售包括抵押支持债券在内的资产方式减少债务，但这会导致资产贬值，令财务状况变得更糟。这种恶性循环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去杠杆化悖论”。

克鲁格曼批评美国政府的最初救市计划直接从危机的第四步入手是错误的。这样做，恶性循环得不到遏制，金融体系仍然会面临资本短缺。由于楼市下跌，令银行所持次按在短时间内大幅贬值，引起相关衍生工具变得毫无价值。银行间因缺少流动资金而收紧同业借贷，形成融资困难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大银行和不少中小型银行相继倒闭。流动资金不足这点如果得不到马上解决，金融海啸可能会引发另一次大萧条。华尔街所代表的美国金融体系就像一位处于重症监护的病人，病人的身体在努力抵抗着不断扩散的疾病，与此同时，身体却在平静一段时间后开始痉挛。对于这样一位靠自身免疫力已无法抵抗细菌入侵的病人，必须住院治疗，而医生还必须“重症下猛药”，甚至对感染严重的地方实施手术切除。①

一战后，法国的克里蒙梭曾有名言：“战争是如此的重要，我们不能把它完全给将军们来决定”。在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前，同样是如此的重要，不能把它完全交给华尔街那帮贪婪的家伙和许多惟利是图的金融家来左右，更需要像克鲁格曼这样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来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犹太人的反省意识与危机哲学(1)

犹太教回溯至公元前三千年先祖亚伯拉罕时期，它就已经成为哲学与哲学争论的丰富来源——首先就是希伯来人的自我概念和他们的律法；后来是先知的教诲（公元前9世纪到8世纪）；公元2世纪到6世纪的拉比犹太教时期，犹太教的口传法律集《塔木德》终于完成，学者们对律法进行评注和阐释。从那时开始，哲学辩论就成为古希伯来人的基本生活之一，他们不断地反省自己的命运和把握应付危机的良谋，并长期致力于有关法律的意义、法律如何指导人们的生活以及公正与美好社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竭力关注如何让他们全能而又难以预料的上帝满意的问题，并积极修复人类同上帝的关系。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就是，神与创世的关系：究竟是神创造了一个独立于他自己的世界，还是神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他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宇宙？为什么如此创造宇宙？为什么要按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上帝与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虽然犹太教强调个体尊严，我们必须记住它开始于部族宗教。只要他或她是共同体的成员，个体就具有意义和尊严；但在许多古代社会中，共同体的形成不是偶然的。犹太教认为其“选民”的地位，是上帝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约定所确立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许诺，说他的后裔将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因此，犹太教就出现了排外甚至是种族的元素，这遭到了早期基督徒特别是圣·保罗的坚决反对。根据这种古代观点，犹太教与其说是哲学或一套信仰体系，还不如说是一种身份。因此，犹太哲学并不只是聚焦于神学和信仰的错综复杂性上，而更关注犹太共同体的成员的意义和影响上。

《希伯来圣经》几乎没有采用神学的方法，但是对上帝的性格（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刻画得像小说里一样鲜明。希伯来人的上帝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好嫉妒的神。他有时是个易动怒的上帝，一位愤怒的上帝。大量熟悉的《希伯来圣经》或《旧约》中的故事可证明这一点，但是从哲学来看——可以与早期希腊的命运观点相比较——希伯来人全能的保护神是极其不可预测和狂暴的，甚至是反复无常的。他很容易被激怒，降临到希伯来人头上的灾难可作为证明。一方面，希伯来人受到他们强有力的上帝的保护。另一方面，这种保护决不意味着不折不扣的信赖，神的保护的丧失有待加以证明。上帝的恩宠引起了相同的问题。在犹太教中就像在基督教中一样，恩宠是由上帝赐予的，赐给谁完全是上帝自己的选择。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可以独占恩宠。

犹太人的反省意识与危机哲学(2)

对希伯来哲学的理解必须要根据希伯来人与上帝所立的“契约”所引起的巨大焦虑来理解。这项契约给予他们一些保证，以致当灾难袭来时——就像它经常发生的那样，犹太人毫不怀疑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反而是“责备他们自己”。先知们几乎是自豪地谈起他们聚集力量起来反对以色列，并不把这看做是上帝遗弃他们的证明，而是看做上帝对犹太人不满意的证明。其他解释——比如他们被上帝遗弃了——对希伯来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宁可承担罪恶也不愿失去信仰；可以说希伯来人以哲学的方式理解罪恶。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希伯来人把人类的自我反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①

犹太哲学家古德曼说：“犹太人是因为无法抗拒的压力才开始哲学化的。他们从外部接受哲学。一部犹太哲学史就是犹太人不断吸收外族的理念，然后使之转化和适应具体的犹太教观点的历史。”②曾几何时，巴比伦铁骑攻克了犹太王国，希腊大军马踏约旦河两岸，罗马军团进驻耶路撒冷，焚毁了圣殿。与此相伴，“流放”，“散居”也成了犹太人永久的宿命。然而，“散居”也为原本封闭的文明打开了一扇扇窗户，使之直接面对形态各异的文明，不得不积极或消极地应对希腊罗马的哲学、伊斯兰教、基督教、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兴衰嬗变，以及商业与经济的变幻莫测和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涯。从本质上讲，几乎所有犹太人的思维都是一种危机哲学。

既然是危机哲学，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犹太人就会这样思考问题：危机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危机？如何应付危机？因此，犹太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信仰、理念和思维方式，还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智慧、策略和实践。

反复研读《圣经》是一种智力活动，引导人们去思考和提问，对于这种提问，常常不是一种答案，而是更多的提问。《塔木德》则是教会人们如何提问、诡辩和换一种角度去思考问题。

米歇尔·大卫-威尔是华尔街百年老店拉扎德银行最后一任由创始人的后代担任的CEO，在任近25年。1876年，米歇尔的曾祖父在美国旧金山创立了拉扎德银行。一个多世纪以来，拉扎德银行以其超凡的业绩成为美国华尔街的常青树。在刚刚出版的自传中，米歇尔一改家族传统中的神秘和低调作风，吐露了自己成功的秘密和对生活的反思。他说：

犹太人身上令我倍感亲切的，一是我本人亦不缺乏的幽默感，再就是忧患感，认为自己理所应当拥有归在自己名下的一切的犹太人你几乎遇不见。常怀忧患是因为失落了故土，而且前途永远显得那么飘摇不定——世世代代犹太人的命运都表明了这一点。而这同样存在于我的性格中，任何事情，就算最终的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我也不会感到吃惊。事情进展不顺利，正常；人家不喜欢你，或者不再喜欢你，或者为了这样那样的缘故踢你出局，正常……以此态度看待人生际遇恐怕不只是个人问题，这应该是遗传性的吧。”①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1)

公元70年，当罗马大军在梯图斯率领下攻陷了耶路撒冷城池，放火焚毁了第二圣殿，残酷镇压了犹太民族的反抗时，人们开始担心犹太民族的命运，担心犹太民族在过去上千年历史时期中创造出的独特文明形式——犹太文化的命运。没有多少人对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留存抱有太大的希望，因为当时中东地区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没有一个民族能在失去地域联系和流亡状态下将自身的文化传统延续下去，犹太文化的命运自然也岌岌可危，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客观上说，犹太民族及其以犹太教为核心的犹太文化的确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犹太民族如何在失去地域联系的情况下生存？如何在流亡状态下保持自身的统一文化传统？如何才能避免在散居地被主体文化所彻底同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决定犹太民族是否能最终留存的关键。面对这样的非常状态，以法利赛为代表的犹太知识分子（后人均以“拉比”称之）力挽狂澜，勇敢地担当起挽救犹太民族的历史重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最初在一个被称为贾布奈的犹太学院聚集，带领犹太民族从文化层面入手，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备的文化防卫机制，把犹太人重新塑造成一个既不再是主要以种族为取向，也不再是以地域或政治体制为根基，而是以文化生活方式为自我认同标准的民族。在他们的率领下，犹太民族不仅最终完成了《圣经》的正典工作，一劳永逸地锁定了犹太教经典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编撰出了被称为“第二经典”的《塔木德》，为犹太文化的千年大厦树立起了中心支柱。经历了这一过程的犹太民族终于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不朽的、以文化为认同准则的“圣书之民”。①

犹太教是一个进化、发展的宗教。在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中，犹太教大致经历了圣经犹太教、拉比犹太教、中世纪犹太教和近现代犹太教几个历史阶段。其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两次历史性的大变革。第一次是从圣经犹太教向拉比犹太教转变，第二次是发生在19世纪的宗教改革，其结果是现代犹太教各个宗派的诞生。在第二圣殿毁灭前后，以色列民族中代表社会上层和保守势力的撒都该人逐渐失去民心，而以学识渊博、致力改革著称的法利赛人赢得了广大犹太人的支持。两派斗争的结果是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法利赛人取得了胜利。有学问的法利赛人被称为拉比，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根据现实的需要解释圣经，解决新形势下各地犹太人面临的种种问题。原来在圣殿中的祭祀仪式被当地圣堂内的祈祷和《托拉》研究所取代，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等地建立了专门从事《托拉》学习的学校，校长多为著名的拉比。到公元500年前后，犹太拉比们完成了《塔木德》的编纂，从而完成了从圣经犹太教向拉比犹太教的转变。《密西那》名为神授的口传律法，实际上是拉比们意见的汇集，体现了那个时代拉比的集体智慧。如果说圣经时代的权威是先知和祭司家族，那么，此后则是以拉比为核心的时代。拉比们成了犹太经典的权威解释者，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学问家和精神导师。尽管和拉比犹太教并存的还有卡拉派、神秘主义的卡巴拉以及其他派别，但拉比犹太教始终是犹太教的主流派和正宗，这种局面直到近现代才被改革的浪潮所打破。法国大革命和由此而开始的犹太人的解放是犹太人历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决定近现代犹太教发展方向、形式和命运的关键因素。

在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犹太人被视为劣等民族，在宗教上受迫害、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经济上受到种种限制。与他们的身体被禁锢于隔都的高墙之内相适应，他们的精神和灵魂也只有沉醉在传统、陈腐的《塔木德》学问的框架中。那时，犹太人居住的隔都犹如“国中之国”，而犹太人则成了所在国人心目中的“外国人”。然而，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犹太人的状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先后获得了公民权，享有了和其他民族一样的平等地位，有了做人的自由和尊严。多少个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在此时得到了实现，这是令他们最振奋、最扬眉吐气的时刻。这就是犹太史上所称的“解放”。解放把犹太人一下子置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使犹太人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2)

十八九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理性主义主宰的时代，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都要依据理性法庭的审判决定何去何从。犹太教当然也免不了这样的命运。同时，解放以后的犹太人首当其冲面临的是如何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宗主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相对于欧洲来说是迟到了的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终于发生了。德国的摩西·门德尔松担当了启蒙的先驱。门德尔松开辟的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冲破隔都的禁锢，把犹太人改革成真正的欧洲人；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犹太人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然而这是一个不易兼得的两难。正是适应启蒙运动目标的需要，德国犹太教内部率先实行了宗教改革。

改革的直接后果是犹太教的分裂。原来统一的传统犹太教逐渐分化出改革派、保守派，以及正统派；在20世纪的美国还从保守派中分化出了重建派。这些不同的宗教派别把犹太人分成不同的阵营，导致了犹太人在宗教观念和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差别。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

正统派的最大特点是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原则，拒绝犹太教的变革。他们认为，上帝是永恒的，《托拉》是西奈山的神启，因此，其中的律法一条也不能改变，否则就是异端。他们还相信将来弥赛亚的降临会恢复犹太国家，重建圣殿并恢复献祭礼拜。大致上说，正统派又可分出极端正统派（原教旨主义者）、新正统派和哈西德派。（1）极端正统派还停留在中世纪，只坚持传统犹太教的信仰，严格遵守教规和习俗，反对科学文化和任何现代事物，不承认以色列国（有的尽管居住在那里），不与其他教派合作。（2）新正统派或现代正统派承认《圣经》和《塔木德》的权威，遵守犹太教的圣日、节日、风俗以及传统道德，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圣堂内做礼拜时，使用希伯来文祈祷，不用风琴伴奏，实行男女分坐。他们相信并参与科学文化活动，谋求和其他各派的共处和合作，支持以色列国并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3）哈西德派（虔敬派）是18世纪中叶诞生在东欧的神秘主义派别。他们贬低理性和知识，强调人的情感，目的是通过虔诚的祈祷达到和上帝的灵交。其祈祷形式直接指向上帝，形式简单，随时随地，无需圣堂。他们还提倡在祈求时伴以歌舞和其他能够激发人的感情的动作。现在，正统派在美国是少数派，约占600万犹太人口的6%，但在许多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和英国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3)

改革派犹太教的主导思想是带有明显理性主义因素的发展观，即认为犹太教和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必须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应该在发展过程中摒弃那些过时的、不合理的成分，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改革派把犹太教定义为“完全和科学、理性和谐共存的伦理一神教”，奉行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和平、公正和各民族和谐统一的大同主义。他们在改革中废弃了不少中世纪习俗。例如，在圣堂做礼拜时男女混合坐，不用希伯来语而用所在国语言读经布道（现在多为希伯来语和当地语言并用），使用合唱队并引入管风琴伴奏；同时，实行男女平等原则，妇女获得了做拉比的权利，并于1972年开始任命女拉比。古典改革派曾把大同主义和复国主义对立起来，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后古典的改革派改变了这一立场，成为支持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的建设的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改革派的中心在德国，战后则转移到了北美。现在，改革派在北美犹太人中约占42%，是成长最快、力量最壮大的犹太教派。

保守派犹太教是介于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温和派。它的前身是德国的犹太教历史学派。19世纪宗教改革期间，一些德国犹太人认为正统派过分强调传统，忽视了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改革派又过分注重现实，没有给予传统应有的地位，因而各自走向了极端。于是他们采取调和折衷的态度，主张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活生生的联系。历史学派认为，犹太教的成文《托拉》源于西奈神启，而口传的律法则是犹太人对前一种神启的扩展和延伸，是人类理性和经验的结晶。成文法是超时间的、神圣不变的，而口传法则处于时间的流变之中，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做修正和变更。但是，变更的权利不在于个别的拉比，而是学者的一致同意和犹太社区全体成员的普遍接受。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他们持赞成支持态度。这个学派在20世纪初期在美国发展成为保守派犹太教，而且曾经一度成为最大的教派。现在，保守派在美国占犹太人总数的40%，就保守派坚持犹太教律法和仪礼的重要性而言，它接近于正统派，而就其赞同律法的可变性、灵活性而言，它又很难和改革派划清界限。保守派圣堂的用语为希伯来语，礼拜时实行男女分坐，妇女逐渐取得了和男子平等的地位，1985年开始任命女拉比。

重建派是从美国保守派中分化出来的年轻犹太教派。这个教派的创始人摩迪凯·开普兰认为，超自然主义的正统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都不能适应现代性和当代犹太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须对之重建，将其改造成为自然主义的、民主型的宗教。他心目中的犹太教是一种进化的文明，上帝、《托拉》和犹太人构成它的三大平等的要素。然而，上帝不是超自然的人格神，而是内在于宇宙万物中的“为了拯救的力”，《托拉》是犹太人经验的记录，其中的律令乃是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拯救”不是来世的永生，而是现世的道德满足。重建派在仪礼上接近保守派，而在理论观点上甚至比改革派还要激进。这个派别主张自由地解释传统，以圣堂为犹太生活的中心，主张宗教生活的民主化，鼓励和支持以色列国的建设。重建派是犹太教最小的派别，约占北美犹太人的2%，它对犹太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4)

正如自由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所言，犹太教的确是一个不断进化和发展的宗教。在最近几十年内，犹太教虽然没有本质性的变革，但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自由、世俗犹太人队伍的不断扩大。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欧美，而且也发生在以色列。他们或者公开宣布不承认任何宗教，或者仅仅出于功利的考虑在名义上属于某个公会，而实际上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也不遵守犹太教的法规和习俗。这种现象给人一种犹太人宗教意识和民族意识日趋淡化的感觉，甚至可以看做一种和欧美文化同化的趋向。历史地看，犹太人之所以在散居近2000年后仍然能够作为民族而存在，多半在于她的宗教和由此而产生的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其宗教得以延续和维系的重要原因是欧洲反犹主义的流行和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和屠杀。十八九世纪，为数不少的犹太人获得了公民权后放弃了自己的宗教而皈依了基督教，自觉自愿地被同化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迫害在遭到普遍谴责后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平息，有利于各民族相互理解、和睦相处的条件日渐稳固，这恐怕是犹太人世俗化的主要原因。①

毫无疑问，同化和世俗化是威胁犹太民族生存的最大问题。但是，没有犹太历史上的几次大改革，犹太人可能被同化的更快。所以，改革是维系犹太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改革思维是每一个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因为“不改革和创新就意味着死亡”。一个民族和宗教发展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是这样的。

当然，改革的目的：一是为了生存，二是为了发展，不仅是追求物质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追求人和社会的全面完善，按现在的说法叫“科学发展”。对此，犹太心理学家弗洛姆在《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中，已有深刻的论述：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关于历史问题的分歧是相当明确的。马克思始终坚信人类的进步和完善，这一信念植根于从预言家经过基督教、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各个时期的西方思想传统中。而弗洛伊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弗洛伊德则是一个怀疑论者。他认为，人类的进化问题实质上是一场悲剧。不管人要干什么，必然以失败而告终；如果人还能还原成为一个原始人的话，那么，人就会得到快乐，但却失去了智慧；如果人继续是更为复杂的文明建设者的话，那么，人将变得更加聪明，但却更为不幸，更为病态。在弗洛伊德看来，进化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赐福，社会干的坏事和好事一样多。马克思则认为，历史总是朝着人的自我实现这个方面前进的；不管任何特定的社会能产生什么样的罪恶，社会总是人的自我创造和发展的条件。一个“善的社会”也就是善者们的社会，即全面发展的、健全的并富有创造性的个人的社会。①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5)

那么，经济发展或科学发展观的本义究竟是什么？

按照一位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②的观点，经济发展的一般定义包括：物质福利的改善，尤其是对那些收入最低的人们来说；根除民众的贫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文盲、疾病和过早死亡；改变投入与产出的构成，包括把生产的基础结构从农业转向工业活动；以生产性就业普及于劳动适龄人口而不是只及于少数具有特权的人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以及相应地使有着广大基础的集团更多地参与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决定，从而增加自己的福利。金德尔伯格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征含有一些崇高的目标，出于对人类可能进步的坚定信念，解除贫困和消灭贫困成为对人类智慧的巨大挑战。此外，经济“增长”和“发展”虽然是同义词，但内涵却明显不同：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更多的产出，还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上的变革，以及高尚的道德意义。“正如在人类身上一样，强调增长着眼于身高和体重（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而强调发展则注重于机能上——素质协调的改变，例如，指学习能力（或者说经济上的适应能力）。”③

纵观西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历史，首先是非经济因素在西方摆脱贫困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19世纪各国政府所起的作用；其次是组织管理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城市化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也起了很大作用。从社会意义上看，从贫困走向富裕是物质福利方面的一个进步。关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或实际工资的统计数字并不能充分体现这一进步。死亡从来就是最大的威胁，而由贫困走向富裕，首先就是远离死亡。其主要的指标就是关于寿命、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统计，摆脱瘟疫也是从贫困走向富裕的一个变化。贫困通常是与文盲、迷信、无知和孤陋寡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走向富裕不仅意味着住房的改善，还意味着消除文盲和迷信，让个人享有更多的文明、安宁和自由。正如《西方致富之路》一书所言：“贫富社会之别并不仅仅在于哪个社会拥有较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在于富裕的社会为其成员创造了完全不同的生活。”①

因此，科学发展观的首要基础就是判断社会进步不能唯“国民生产总值”或GDP的马首是瞻。按照华尔街资深评论家和预言家犹太人彼得·希夫的观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意味着一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完全是谎言，“GDP基本无关经济的健康与发展”。彼得·希夫认为：

GDP虽然一向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只反映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也未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在内。而且，破坏性活动同生产性活动一样，都被计算在了GDP内。这样一来，横扫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也增加了美国的GDP，尽管它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他如预防犯罪开支、离婚费用、医疗费用和国防开支等也都被记入GDP内。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6)

GDP的另外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它不包括任何非货币性交易。比如，维系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是不记入GDP的，因为这无须支付薪水，但是照顾老人和孩子，如果不是由家庭成员，而是由保姆来承担，就会记入GDP，因为雇保姆是需要花钱的。同样的道理，志愿者的活动也不会记入GDP，因为这并没有涉及开支。

用于生产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会增加GDP。

收入分配被完全忽略。如果一个家庭拥有整个国家的收入，而其他人一无所有，那么这个家庭的收入会增加GDP。

和制造污染一样，清理污染也会增加GDP。埃克森的“瓦尔迪兹号”油轮漏油事故就增加了美国的GDP，因为这是花钱雇人清理的。

同理，借贷消费也会增加GDP，即便这些外债是由我们的后代来偿还的。

此外，GDP数据还经常会被统计人员篡改。比如，政府可以通过活期支票账户增加GDP等。正如先前我们所谈及的生产力神话一样，如果一个企业花费100亿美元购置了一批电脑，而这些电脑与先前购置的电脑相比，性能提高了5倍，那么政府在记入GDP时，100亿就成了500亿。在某些人眼中，这或许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计算方法；但在彼得·希夫看来，这是明目张胆的操纵。

尽管GDP存在种种缺陷，但它还是被用做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指标。美国庞大债务之所以被认为是正当的，就是因为它和GDP之间的比例与先前相比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殊不知，真正创造财富的那一部分（如制造业、矿业等）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正在不断萎缩。在美国的GDP中，有超过70%来自消费，而这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崩溃，因为支撑消费的是庞大的外债，而不是国内的生产。①

一个社会从贫困发展到了富裕，却没有使人民对这个社会感到满意，这当然是可能的。事实上，自我满足的人民能否由贫穷发展到富裕，首先就是大可怀疑的。一般来说，身体健壮而心理上不安的百姓甚至可能比由于饥饿而麻木的百姓更难对付。然而，即使是大多数人和国民真的富裕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也还是要渐进而可持续的全面发展，更多地鼓励制度创新和科学文明，更少利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充分地体现民主自由和公平的精神，这样，这个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否则，这个国家只能是经济上的“暴发户”，很难成为世界上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评价新经济学时写道：

据说，骡子既无法为祖先自豪，又不能寄希望于后代。至于新经济学，至少可以说，它有一个光辉灿烂的过去……但是，新经济学有前途吗？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的子女们会不会围坐在炉火边，好比说手里拿着计算尺，讲述巨兽在大地上游荡的那种年月里的传奇故事，直到原始的野蛮人把他们从城堡里赶出来？①

这究竟是对当下时代的反讽还是预测？假如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或政策制定者跑到美国或犹太人古老的城堡，会不会被当做一位原始的野蛮人而被撵出来，这是我内心中长久以来的巨大担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1)

1997年9月24日，星期三，杰克·特里诺乘坐红眼航班到达波士顿。他来自加州，在那里经营小规模的货币管理生意。波士顿阳光明媚，但气温只有五十多华氏度，阵阵西北风使人更感觉阴冷。特里诺当天早上的目的地是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的年会会场，会议在花园广场饭店举行，与波士顿公园仅一街之隔。他远道赶来，是为了在午餐会上发表一个演讲，主题是有关他的老朋友费希尔·布莱克的。布莱克已于两年前去世，享年57岁，他当时刚刚接受了协会的最高荣誉：被评为年度最佳金融工程师。

特里诺并不知道，在周一这次会议的开幕晚宴上担任特邀发言人的，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任职于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在波士顿郊外的剑桥河畔。在发言中，萨缪尔森展望了当年10月即将公布的诺贝尔可能的归属，提出了他心目中的“理论金融学的名人堂”。他说，早就应该认识到费希尔·布莱克、米隆·肖尔斯，特别是他自己的学生罗伯特·默顿的工作成果的意义了。他计划用这样的话来总结：如果要为现代金融工程理论的创立找到的一个标志点的话，我一定会投票说，那就是默顿为连续扩散巴切列尔概率偏微分方程构造出边界值解的时候①。这个解的证明出自默顿在1973年发表的论文——《随机期权定价理论》。同年，布莱克和肖尔斯发表了《期权和公司债务定价方法》。这两篇论文都包含了期权定价公式，而今天所有金融业的从业者都把它称为“布莱克-肖尔斯”模型。

然而，萨缪尔森的演讲刚进行到一半，听众席中就有人打断了他。当时他正通过翻页图依次介绍现代金融学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路易斯·巴切列尔是第一位，这位法国数学家起初并不出名，却为默顿后来的研究开创了思路。萨缪尔森还谈到了其他杰出学者的不同研究途径，演讲进行得很顺利。他一直讲到1964年，并在图上写下“约翰·林特纳和威廉·夏普：独立的发现者”这样的标题。他所谓的发现其实是指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由于这个模型，夏普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奖。萨缪尔森要讲的下一组人物将是布莱克、肖尔斯和默顿，但此时听众席中发出了一个声音，“特里诺呢？你忘记特里诺了！”

说话的人是弗兰克·莫迪里亚尼，和萨缪尔森一样在MIT工作并且也获得过诺贝尔奖。在打断主讲人的演讲时，他竟然是从萨缪尔森原来的椅子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因为在这位老兄进入会场时，萨缪尔森的演讲已经开始，他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张空椅子便是主讲人刚刚坐过的。莫迪里亚尼的听力不好，同时也忘了带助听器，因此他有可能误解了萨缪尔森的发言。然而，萨缪尔森写在挂图上的字可是没有错的，况且莫迪里亚尼有充足的理由对那段时期保持敏感。他知道，特里诺独立提出过自己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且是在夏普和林特纳之前，因为特里诺曾经拿这个成果给他看过。那时，莫迪里亚尼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思想的重要性，当时他以为，那样的成果太简单了。如今回想起来，特里诺是对的，莫迪里亚尼对自己当时没有积极鼓励特里诺一直深感内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2)

突然间，本是晚餐后的轻松节目变得有趣起来。两位诺贝尔奖得主，都远远超过了退休的年纪，却表现的像小伙子一样。讲台上，萨缪尔森一如既往地衣冠楚楚，鲜亮的蓝色夹克里打着蝴蝶领结。而在台下，莫迪里亚尼则穿着他钟爱的象牙色丝织外套（让他的弟弟从意大利批发过来面料，找裁缝专门定制的），显得乱糟糟的。这两个人都在MIT工作了将近40年，既是朋友又是同事，大家对各自的脾性都了如指掌。莫迪里亚尼的独特之处是，他经常在研讨会上“喧宾夺主”。因此，访问学者们总会得到这样的忠告：“千万别给弗兰克说话的机会，否则你就永远别想再发言。”所以，萨缪尔森寸步不让，拒绝自己的朋友往“金融学名人堂”的名单上再添加别的名字。

当然，不管怎么说，特里诺都很难配得上列入理论金融学的荣誉殿堂，因为他是个实践家，而不是理论家。萨缪尔森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曾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演说，确立了他的原则——“从长期来看，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值得奋斗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同行的喝彩”。这样的原则自然把特里诺排除在竞争者的队列之外了。无疑，萨缪尔森应该听到过这样的小道消息，约翰·林特纳是从特里诺那里得到CAPM的想法的，而特里诺以前在哈佛商学院做过林特纳的学生。但这些仅仅是传言而已，并没有确凿的证据。重要的是，两位纯粹的学者，夏普和林特纳，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完成了对CAPM的研究。唯一的命运捉弄是，只有夏普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在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认识到金融学领域值得重视之前，林特纳已不幸去世了（诺贝尔奖从未颁发给亡者）。

所以，萨缪尔森既拿着粉笔不肯撒手，也占领讲台毫不退让，直到莫迪里亚尼坐下来让他完成演讲为止。但晚会已经被打断，没人会记住他对默顿的赞扬。好在这只是个小小的插曲，几个星期后，萨缪尔森的观点将得到最重要的认同。10月14日，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将发布新闻，宣告1997年的获奖者：“罗伯特·默顿和米隆·肖尔斯，与费希尔·布莱克合作，发展出了开创性的股票期权定价公式。他们的方法为很多领域的经济定量分析铺平了道路，还催生了多种新型金融工具，给社会带来了更有效的风险管理。”①

这件事非常有趣，为我们见证了一段经济学发展的插曲。下面该看看在世的犹太裔诺奖得主是如何预测当代中国经济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3)

1.关于国企改革和金融问题

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克维茨认为：“就常识而言，发展私营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进步。我想重要的是允许它的存在不给它出太多的难题。在印度，据说如果你想办私人企业，你要贿赂很多的人士才能办得到。这当然只是道听途说，我不曾去过那里。私营者要做的事恐怕就是：遵纪守法、不污染环境……国营企业是可以自食其力，而私人企业则更具效率。”1970年诺奖获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如果短期的经济增长强劲但却伴随着严重的财政赤字，而后者又来源于超量发行货币的行为的话，那么我认为追求这种增长是很危险的……日本掀起了房地产热，产生了大量‘泡沫’，它还掀起了股票热……而当华尔街的经济被收紧（加强控制）时，日本国内的经济便陷入困境。”

1976年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制货币太多。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唯一的原因，哪里都如此……从长远的观点看，通货膨胀具有破坏性。它浪费人们的资源和努力，使得物价上涨，生产率降低。它就像‘酒瘾’一样，很容易使人们上瘾，特别是使政府上瘾，但摆脱它却非常困难。”

1985年诺奖得主莫迪里亚尼说：“我总是告诫政府的有关部门，慎用通胀手段。因为其本意可能是通过高通胀推动高增长，但实际上却减少了储蓄，从而减少了增长。特别地，如果因此而使人们不再相信政府，那将是真正的危险。”

1990年诺奖得主莫顿·米勒认为：“股票市场是可以为企业提供刺激的。但，我们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严重问题。因为它们不单只是工厂，简直就是城市，它们有学校、消防队和其他很多单位……你们首先应该把企业与其他事业脱离，然后可以将工厂股份化，但必须想办法安置那些从关闭的老企业里转移出来的工人……必须谨慎行事使这种过渡缓和一些。不要试图立刻解决一切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4)

2.关于人口问题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我们对大多数国家观察的结果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一条经验，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特别是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人口的出生率就会下降……富人倾向于少生孩子，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生孩子就越少。因此，我认为教育是一国控制人口最有效的避孕药和最好的解决方式……政府方面应发挥什么作用呢？在促进和资助教育方面应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中、小学方面。尤其是对那些贫穷的人，他们自己交不起学费，那么，政府就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大多数国家完全或主要由私营企业为雇员提供岗位培训这是现代人力资源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家庭是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给孩子教育、价值观、训练、知识和培养孩子的习惯。”①2005年，加里·贝克尔做客北京大学，发表了题目为“知识、人力资本、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演讲，其核心观点是，人力资源将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贝克尔说：“在21世纪，人力资本将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起决定性作用，对知识的投资也将获得回报。”《环球时报》记者宋念申采访了贝克尔，并发表了题目为《爱学习的国家进步快》的专访文章。

所谓的“人力资本”，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绝对清晰的定义。但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包含的主要方面，是人的知识、技能、生产能力、价值观、态度等。他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及成人教育等，都已经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回报率。在现代经济中，技术和人才已成为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要素。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在工资增长方面似乎变化不大，甚至高学历者的工资增长，还一度出现下降的趋势。1979年，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写了本名为《教育过度的美国人》的书，书中认为，高学历者工资水平相对下降，是因为受了过高的教育所致。“但是”，贝克尔说：“这本书问世的第二年，情况就出现了变化。”高学历者的工资快速增长，到20世纪末，不同教育水平的人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今，人力资源的投资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已占有很高的比例。

在北京大学，面对众多学子发表这样的演讲，有其独特的意义。今天，毕业生就业难已成为困扰中国大学生们的普遍问题。不少学生在提问时，都提出了就业市场上高学历者难找工作的现象。贝克尔认为，应当用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在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投资知识的优势终究会显现出来。

有人将贝克尔的经济学理论称为“经济帝国主义”，即他倾向于认为，用经济学方法（比如每个人都追求效益最大化、市场平衡等）分析其他社会现象，比如家庭经济、犯罪问题等。在演讲后的专访中，记者把话题引向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

贝克尔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说，经济增长与社会道德、价值观变化的关系是双向的，经济增长会改变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也会改变经济增长。中国人具有很多传统美德，比如勤劳、诚实、注重家庭等，这些都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优势所在。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一些负面因素必然随之而来，比如犯罪问题、传统价值观的丧失等。他认为，有一些现象是必然要产生的，诸如离婚率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社会保障出现问题等，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这些问题也会更多地出现。“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是的，我相信可以，但中国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中国不会绝缘于这类问题，”贝克尔说，“它们曾经发生在先富裕起来的香港和台湾，也会发生在大陆……人们必须对此加以注意。”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5)

贝克尔还回答了有关中国经济模式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对中国是有益的。“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不但向海外市场大量出口产品，同时进口产品很多。对中国来说，开放其经济的措施是非常明智的。”他指出，“相对而言，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美国花了数十年时间，才将其经济结构由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不相同。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发展，就必然会像美国、欧洲或日本那样，制造业的比重逐渐降低，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在中美贸易问题上，我认为，美国不应该对中美贸易增加限制，例如对纺织品设限。对美国来说，采取自由贸易的立场，对其经济发展更加有利。对中国来说，道理也一样。”

贝克尔也谈到中国发展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贫穷国家相对更容易发展，因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具有后发效应，但当穷国逐步富裕起来后，就不可能永远借鉴，而需要发明自己的技术；第二，中国经济也存在着弱点，如资本市场、银行系统及国有企业等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利。” ①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认为，“我坚信，除非有政治原因阻碍，必须建议中国政府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我告诉我的学生，在30年内，中国市场将比欧共体更大。不是因为人均收入有那么高，而是因为人口众多。我想这是有道理的。要实现那种高水平的人均收入，我看除了政治上的障碍外，没别的障碍。”

3.关于法律和其他问题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没有适当的体制，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因此，中国要做的事情似乎在于建立相应的体制。如果体制建立了，就不用为私有化操心了。如果我知道你能提供什么，你也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双方对此都很清楚，我们就不需要什么都由政府来操作。但是政府有必要告知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要有些较先进的方法，但要慢慢来，不能快，走快了并不是好事。我记得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当大象过桥时，你停下来让其先过去是明智的’，这是中国几千年前的名言。谨慎为好，不宜操之过急。你们与米勒先生谈过了是吗？我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但我记得有次他曾对我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我同意这个观点。”

1980年诺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应小心对待四个问题。克莱因指的四个问题分别是：收入分配问题、通胀问题、人口问题，以及能源、交通和通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潜在危机，绝不可掉以轻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6)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必须崩溃的理论。它并非关于如何建设经济的理论。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年代，在这个年代中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经济高速增长……我的一个也曾获诺奖的朋友同样非常强调体制的关键性作用，也就是说某一些体制比另一些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我认为从政府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怎样建立起那种体制、那种市场形式、那种法律制度，以最有效地促进资本形成，促进高储蓄，促进快速地技术革新，鼓励最有才华的人精神饱满地工作。”

1985年诺奖得主弗兰克·莫迪里亚尼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因为利润是一种不确定的预计的可能性。你为了利润回报要多承担风险，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那意味着你将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这将导致资本结构中大量的债务。因为每当你以债务替代资产时，你将提高预期利润，预期利润提高……利润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你应该做的是使公司的价值最大化，那是M-M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即指出了经营管理的核心是什么：不应该基于这毫无意义的利润最大化的观念，而是更有意义的观念，即努力使股东所拥有的公司价值最大。”

1970年诺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说：“许多化妆品公司，它们卖‘希望’，而不是卖‘美丽’，只是卖‘变得美丽的希望’，买它的人有自知之明，他们希望改进自己的外表，但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电影明星。我想指出的是，这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它强调我们的大部分欲望都要得到适当的满足，要比得过我们的邻居。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是因为我们的邻居买它们，我们希望显得比邻居更富有，而不是因为买了它真的能使我们更幸福。但胜过邻居使我们感到快乐。”

1990年诺奖得主哈里·马克维茨认为：“中国具备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动机、能力及效率，但与此同时，中国却缺少了平等、财富等因素的支持。因此，对体制的改造无疑是个十分有趣的巨大挑战。”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在谈到有关经济学研究时强调：“独创性强，敢于标新立异，我们在过去历史上一直是这样。就是要在同行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这样会在同行中不受欢迎，我不介意我不受欢迎。我却认为不受欢迎是好事。这意味着我们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理论观点……我们希望学生觉得老师提出了一些值得他们思考的问题。不要因为老师曾经说过这是对的，就要他们接受。这是我学生时期就存在的气氛。我们在同事间也形成了一种百家争鸣的气氛。我们在学术谈论会上经常争论不休。我认为这是创造一种良好学术气氛的正确做法……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受到良好的专门训练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这是当前最大的压力！”

这些谈话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次“诺贝尔大追寻”的采访中那些犹太经济学家说的，他们不仅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也提出了许多睿智的建议，许多建议即使是放在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也还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而且大部分问题中国仍然没有解决——但有些建议却被我们采纳得很好，如芝加哥大学的莫顿·米勒提出的多修路建议，他说：“要修路，修公路比修铁路好；不但要修大路，还要修小路；修公路，用铲子可能比推土机更科学。”而中国的GDP虽然靠修路拉动了不少，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沿海修路多，内地修路少；铁路修得多，公路修得少；大路修得多，小路修得少；（路修起来以后）吃路的多，养路的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7)

后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先后邀请过不少诺奖得主作过演讲，罗伯特·福格尔教授先后三次来到北大，都对中国经济做过分析和预测，许多思想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富有启迪——诸如，1999年福格尔就预言，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汽车的年产量将达到1000万辆，而1998年时，中国汽车的年产量仅50万辆，中国GDP的80%是来自物质产品，而且只衡量投入，不衡量产出，只衡量数量，不衡量质量，GDP是衡量不了服务的，中国也缺少服务业；中国的金融体系问题多多，需要改革；中国对医疗保健业的投资不多；总有一天中国将不能容忍环境的恶劣……。①

针对中国的问题，保罗·萨缪尔森还接受过一些中国媒体的采访。他说：“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它造成了普遍的效率低下并使大批国营企业亏损。但是，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也是非常大的错误。我认为应该保持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中的‘市场’一词，应在政府离开问题百出的旧经济体制的时候得到合理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具有真正的意义，它和过去旧的斯大林主义概念完全不同……中国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1976年以来事态变化的概括。他们企图把市场活力以及承认道义和分配方面的考虑、承认干预市场对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虽然在叫法上可能与其他国家不同。”

当记者问道：“从许多国家包括英国的经历来看，在政府干预和市场之间达到理想的平衡并不容易。在中国官方机构不健全，还存在官僚主义及贪污腐败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一面真能发挥作用吗？”萨缪尔森回答说：“回顾历史，一味追求单纯的自由市场经济，像80年代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到90年代就产生很大的问题，如社会不满情绪强烈，10%～20%的最低收入者变得贫困，还有可怜的增长记录……而在混合经济体制下，最严重的不平等模式、最严重的贫困状况，将由于精心设计的和按缴税能力拟定的税收制度和福利计划而得到缓解。请注意这一点：在20世纪的最后阶段，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成功的混合经济中完全不起作用……假如我们修正一下社会主义定义，把它理解为福利国家，使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最糟糕的社会不平等，通过税收和重新分配得到了混合经济。这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良好的社会之间合乎逻辑、可以行得通的妥协。”

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和转换机制的提问，萨缪尔森也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我知道，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大型国营企业非常缺乏效率。一旦过渡到市场经济，我不认为大型国营企业能起什么作用。我想中国最好是从经济的最底层开始，实行市场调节。事实上，中国已在那个方面开展工作，让农民和手工工人自由买卖、自由生产……中国的大工厂如果想有什么作用的话，最终还得租给许多小的制造企业。中国可能朝那个方向进行试验。反对自由市场的官僚应受到惩罚，帮助小的生产者得到原料和机器的官僚应得到酬谢。在美国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创立企业时，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批准。我靠我自己，赚钱我活下去；如果我是没有效益的生产者或者生产没有人要的产品，我就垮掉……我相信，中国只要照目前这条路前行，就可望在2020年成为全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的经济强国。但达到那种程度时中国要记住：混合经济如何运用税收和分配来缓解私人财产体系带来的贫困和不平等。我不认为转向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正确的答案，但我真诚地祝愿中

Table of Contents

这是考验人们智慧和灵魂的时刻(1)

这是考验人们智慧和灵魂的时刻(2)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1)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2)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3)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4)

犹太经济学家究竟贡献了什么(5)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1)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2)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3)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4)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5)

幽默的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6)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1)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2)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3)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4)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5)

“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6)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1)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2)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3)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4)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5)

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6)

谁葬送了华尔街(1)

谁葬送了华尔街(2)

谁葬送了华尔街(3)

谁葬送了华尔街(4)

谁葬送了华尔街(5)

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1)

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2)

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3)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1)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2)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3)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4)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5)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6)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7)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8)

犹太人的反省意识与危机哲学(1)

犹太人的反省意识与危机哲学(2)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1)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2)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3)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4)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5)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6)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5)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6)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