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2666

- 版权页

- 引言

- 本书作者遗产继承人说明

- 第一部分　文学评论家

- 第二部分　阿玛尔菲塔诺

- 第三部分　法特

- 第四部分　罪行

- 第五部分　阿琴波尔迪

- 初版附言

- 译后记

- 附录　《2666》初探

- 荒野侦探

-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

- 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

- 第三部 索诺拉沙漠 1976

- 译后记

-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 圣西尼

- 亨利·西蒙·勒普兰斯

- 恩里克·马丁

- 一件文学奇事

- 通话

- 毛毛虫

- 安妮·穆尔的生平

- “小眼”席尔瓦

- 戈麦斯帕拉西奥

-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 1978年的几天

- 在法国和比利时闲逛

- 牙科医生

- 邀舞卡

- 版权信息

- 护身符

- 献给马里奥·圣地亚哥· 帕帕斯基亚罗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译后记

- 美洲纳粹文学

- 门迪鲁塞家族

- 埃德米拉·汤普森· 德·门迪鲁塞

- 胡安·门迪鲁塞·汤普森

- 露丝·门迪鲁塞·汤普森

- 易变的英雄们或曰镜子的易碎

- 伊格纳西奥·苏维塔

-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戈麦斯

- 先驱与反对启蒙运动的人们

- 马特奥·阿吉雷·本戈埃切阿

-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

- 路易斯· 丰泰那·达·索萨

- 埃内斯托·佩雷斯· 马松

- 被诅咒的诗人

- 佩德罗· 冈萨雷斯·卡雷拉

- 安德烈斯·塞佩达·塞佩达，绰号“贵族骑士”

- 有学问的女士和女旅行家

- 伊尔玛·卡拉斯科

- 达妮埃拉· 德· 蒙特克里斯托

- 两个德国人在天涯

- 弗朗茨·茨威考

- 维利·舒尔霍尔茨

- 幻象，科幻

- J.M.S. 希尔

- 扎克·索邓斯坦

- 古斯塔沃·博尔达

- 巫师，短工，穷人

-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

- 亚马多·库托

- 卡洛斯·埃维亚

- 哈里·西贝柳斯

- 千面马克斯·米雷巴莱斯马克斯·米雷巴莱斯，别名马克斯·卡西米尔，马克斯· 冯· 豪普特曼，马克斯·勒·格勒，雅克· 阿尔蒂博尼托

- 美国诗人

- 吉姆·奥巴侬

- 罗里·朗

- 雅利安兄弟会

- 托马斯· R.默奇森，外号“得克萨斯人”

- 约翰·李·布鲁克

- 传奇的斯基亚菲诺兄弟

-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

-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绰号“油球”

- 拉米雷斯·霍夫曼，无耻之徒

- 献给魔鬼们的后记

- 1. 一些人物

- 2. 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地方……

- 3. 一些作品

目　录

本书作者遗产继承人说明

第一部分　文学评论家

第二部分　阿玛尔菲塔诺

第三部分　法特

第四部分　罪行

第五部分　阿琴波尔迪

初版附言

译后记

附录　《2666》初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666／（智）波拉尼奥著；赵德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ISBN 978-7-208-10201-9

I．①2…　II．①波…　②赵…　III．①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IV．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6198号

策划编辑　李恒嘉

责任编辑　王　玲　李恒嘉

营销编辑　邓　宇

装帧设计　陆智昌

2666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赵德明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980毫米　1/16

印　　张　54.5

插　　页　2

字　　数　706,000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0201-9/I·929

定　　价　98.00元

2666 by Roberto

Copyright © 2004, The Heirs of Roberto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and Bardon Chinese-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留给亚历山德拉·波拉尼奥和劳塔罗·波拉尼奥 ［1］

［1］ 　指作者的女儿和儿子。——中译注，下同

在令人厌倦的沙漠里有一片恐怖的绿洲。

——波德莱尔

本书作者遗产继承人说明

罗贝托·波拉尼奥生前留下这样的指示：他的长篇小说《2666》分为五部书出版，即这部巨著的五个组成部分。他特别规定了五部书的出版顺序和时间（一年一部），甚至包括与出版商谈判的价格。这一决定由罗贝托本人亲自告知出版人霍尔赫·埃拉尔德。罗贝托认为这样就解决了子女未来的经济问题。

罗贝托逝世后，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罗贝托生前好友和指定咨询文学问题的最佳人选）经过研读罗贝托这一巨著及其工作资料，提出一个不讲功利的出版顺序，即尊重《2666》本身的文学价值，与出版人霍尔赫一道改变罗贝托的原来决定：用一卷本出版全书。这就是说，如果作者的病情没有恶化，那么也会同意这样的做法。

第一部分　文学评论家

让－克劳德·贝耶迪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是在1980年圣诞节，在巴黎，他正在大学攻读德国文学，时年十九岁。读的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达松法尔》。那时年轻的让－克劳德·贝耶迪还不知道《达松法尔》是三部曲之一（另外一部是英国题材的《花园》，还有波兰题材的《皮面具》，《达松法尔》则是法国题材）。但是，这一无知，或曰知识空白，或者阅读疏漏，可以归咎于年少，可这并未丝毫减弱《达松法尔》在他心中产生的惊奇与敬佩。

让－克劳德·贝耶迪从1980年圣诞节那天起（或者说从阅读完《达松法尔》那天深夜起），就变成了一位热情的本诺迷并且开始了寻找本诺其他著作的朝圣之旅。这任务可不容易完成。在20世纪80年代，即使是在巴黎，要设法弄到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也绝非易事。困难是各种各样的。在他念书的大学德国文学教研室图书室里，关于阿琴波尔迪其人，没有任何资料。让－克劳德的老师们从未听说过什么本诺。有个老师告诉让－克劳德：他对这个名字有所耳闻。十分钟后，让－克劳德才愤怒地（或者吃惊地）发现：老师耳闻的这个人是意大利画家，而对这位画家，这位老师也无知到了傲慢的程度。

让－克劳德给出版《达松法尔》的德国汉堡出版社写信，却一直没有回音。与此同时，他也跑遍了在巴黎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德语书店。阿琴波尔迪的名字在德国文学辞典里出现过；还在一本介绍普鲁士文学（比利时出版）的杂志上提到过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但让－克劳德始终不知道那提法是玩笑，还是认真。1981年，让－克劳德随同系里三位朋友前往德国巴维尔旅行，在那里，在慕尼黑乌拉姆斯大街的一家小书店买到了两本阿琴波尔迪的著作，一本是不到一百页的《米慈的宝物》和前面提到过的英国题材的《花园》。

阅读这两本书愈发加强了让－克劳德对阿琴波尔迪的看法。1983年，二十二岁的让－克劳德开始翻译《达松法尔》。谁也没要求他翻译。那时没有任何一家法国出版社对这个奇怪的德国名字感兴趣。让－克劳德开始翻译这本书的基本原因是他喜欢，因为他翻译《达松法尔》的时候感到愉快，虽说他也盘算着在研究阿琴波尔迪创作之前，提交一份成果作为论文，而且谁知道呢，将来也能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基础吧。

1984年，他完成了《达松法尔》的翻译定稿。一家巴黎出版社经过反反复复、犹犹豫豫、百般矛盾地审读之后，接受了译稿，出版了阿琴波尔迪的这部作品；出版社准备最多印刷不超过一千册。经过两次互相矛盾但态度积极，甚至过分积极的宣传介绍之后，三千册《达松法尔》一销而空，从此打开了第二、三、四次印刷的道路。

到了那个时候的让－克劳德·贝耶迪早已经读了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十五部著作，翻译了其中两部；几乎被文学界一致看成是整个法国研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头号专家了。

于是，让－克劳德才回忆起第一次阅读阿琴波尔迪著作的情景，才想起自己那时年轻、贫穷，居住在小房间，与十五个人共用刷牙、洗脸的盥洗室；那十五个人挤在黑暗的阁楼居住。让－克劳德大便的地方不是什么卫生间，是与那十五个人共用的臭茅坑。如今，那十五个人里有的已经拿着大学毕业文凭回各省去了，有的已迁居到巴黎某个较为舒适的地方去了；只有少数几个依然留在原地混日子，或者慢慢臭死。

同样，他还回想起自己节衣缩食的样子，埋头查阅德语辞典的样子：伴着一盏孤灯，消瘦，顽强，好像他整个是由骨头和肌肉组成的意志，没有脂肪，狂热地工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句话，是首都大学生的正常形象，但他心里有一种上瘾的东西、一种兴奋剂，让他想哭泣，如同19世纪一位荷兰拽文诗人说的，像一种打开激情和看上去像是自我怜悯，但又不是（那么是什么？是愤怒？或许吧）自我怜悯闸门的兴奋剂；这上瘾的东西让他想了又想，但不是用话语，而是通过痛苦的形象，回想他的青年学生时期；经过整整一夜，也许是无用的一夜，心里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第一次独立生活的时期总算结束了；二是，光明的前途已经展现在眼前，为了保证前途光明，他应该继续意志顽强，这是他对阁楼生活的惟一纪念。他觉得坚持顽强的意志继续工作是很困难的。

让－克劳德·贝耶迪1961年出生，到1986年已经是巴黎的德语教授了。皮埃罗·莫里尼1956年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小镇上，虽然他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是在1976年，也就是说，比让－克劳德早四年，但是翻译阿琴波尔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分叉的分叉》是1988年了，而且送到意大利各家书店时遗憾多于快乐。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在意大利的处境，与在法国大不相同。实际上，皮埃罗·莫里尼并非意大利第一个翻译阿琴波尔迪著作的人。另外，落到莫里尼手中的第一部阿琴波尔迪长篇小说是《皮面具》的意大利译本，译者是个什么克罗西莫，出版时间是1969年。继《皮面具》在意大利落户之后，1971年出版了《欧洲的河流》，1973年出版了《遗产》，1975年是《铁路之美》。但是，此前，1964年罗马一家出版社出版过阿琴波尔迪的短篇小说集，其中不乏战争故事，书名是《柏林渣滓》。因此或许可以说阿琴波尔迪在意大利并非完全鲜为人知，尽管也不能说他是成功作家、半成功作家、不大成功作家，而是成绩为零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躺在书店发霉的书架上无人问津，或者降价处理，或者被遗忘在出版社的仓库里等候切纸机裁处后化为纸浆。

莫里尼当然没有被阿琴波尔迪作品在意大利读者中的暗淡前景所吓退，译完《分叉的分叉》，他分别给米兰和巴勒莫的两家杂志撰写了两篇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一篇是研究《铁路之美》的命运问题，一篇是研究《忘川女》和《比特丘司》中的意识和过错的种种伪装。《忘川女》表面上看像情色小说。《比特丘司》篇幅不到一百页，在某种程度上像让－克劳德在慕尼黑小书店购买的《米慈的宝物》，主要情节是介绍阿尔贝特·比特丘司的生平遭遇，这个人物居住在贝尔纳州，是路策尔富鲁地区的牧师，写过布道文章，使用笔名“耶雷米亚·戈特黑尔夫”。两篇文章都发表了，莫里尼介绍阿琴波尔迪其人的说服力或者文章魅力清除了许多障碍，因此1991年莫里尼的第二部译著——《圣托马斯》，得以在意大利问世。那个时期，莫里尼在都灵大学讲授德国文学，此前医生们诊断出他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经历了这种奇怪而严重的意外，造成他此后终身坐着轮椅。

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是通过别的渠道接触阿琴波尔迪作品的。他比莫里尼和让－克劳德都年轻，在大学前几年没学德国文学，而是攻读西班牙语文学，在诸多伤心的原因中，有一条就是想当作家。关于德国文学，他只了解（皮毛而已）三位经典作家：荷尔德林，因为他十六岁时以为命运安排他写诗，于是把一切可以弄到手的诗歌作品统统阅读了一遍；歌德，因为在中学最后一年，一位幽默的老师建议他阅读《少年维特之烦恼》，认为他有可能找到知音；席勒，因为阅读过席勒一个剧本。后来，他常常阅读一位现代作家的作品——荣格尔 ［1］ ，主要原因是怕落伍，因为马德里的作家们（他表面上敬佩，骨子里十分仇恨）喋喋不休地总说荣格尔。因此可以这样说：曼努埃尔只了解一位德国作家，那就是荣格尔。起初，他觉得荣格尔的作品很出色，由于大部分荣格尔的作品已经翻译成了西班牙语，所以轻而易举找到了这些书并且一一读完。假如不这样轻而易举，或许他更高兴些。另外，他交往的人不单单是荣格尔的崇拜者，而且其中有些人是荣格尔的译者，这对曼努埃尔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他渴望见到的光辉是原作者的，而不是翻译家的。

岁月的流逝常常是悄悄的和残酷的，这带给曼努埃尔的是某些不幸：迫使他改变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很快发现迷恋荣格尔的圈子不像他想像的那样坚定地追随荣格尔，而是像一切文学圈子一样，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变化：不错，秋天是荣格尔派，但是到了冬天就突然变成了巴罗哈 ［2］ 派；到了春天成了奥尔特加 ［3］ 派；而到了夏天，则离开聚会的酒吧，上街高唱田园诗，纪念卡米洛·何塞·塞拉 ［4］ ，如果在上街活动中多些青春和狂欢的气氛，他或许还准备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一套，因为骨子里他还是爱国的嘛，但绝对不会像那些冒牌的荣格尔迷做严肃认真状。

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叙事学论文在圈子里的看法，意见之坏，让他有时，比如一次烛光晚会上，认真思考：那些人是否言谈话语之间并没请他参加活动的意思，而是要求他少来打搅，以后别再露面了。

还有更为严重的是，当荣格尔本人来到马德里时，小圈子为他安排参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 ［5］ ，这是文学大师突发奇想，非要看看这建筑群的景观，曼努埃尔打算加入陪同之列，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行，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好像这些冒牌的荣格尔迷认为他没有足够的成就可以做大师的陪同，或者好像他们担心曼努埃尔用年轻好胜的妙语连珠会让大家出丑；但正式给他的说法（可能一时出于怜悯）却是：他不会德语，因为凡是陪同荣格尔一道郊游的人们都会德语。

到此为止，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与西班牙荣格尔迷们的故事算是结束了。于是，开始了孤独的季节，雨季，有种种打算，有时互相矛盾，有时则不可能实现。那个季节的夜晚既不舒服，更不愉快；但是曼努埃尔发现有两件事在开始几天帮了他大忙：绝对不当小说家，一定按照自己的方式做青年勇士。

他还发现自己年轻气盛，怨天尤人，浑身充满了忧愤，只要可以减轻马德里这孤独、多雨和寒冷的分量，哪怕杀人都在所不惜。但是，他宁可把这一发现留在暗处，聚精会神地接受永远不当作家、给他刚发掘的价值观捞取种种好处。

于是，他就在大学继续攻读西班牙语文学，但是同时又选修了德语系的课程。每天睡上四五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全部投入到读书中去。在完成德语文学学位之前，他撰写了一篇论文，有二十页，论述维特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先后发表在马德里一家文学杂志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学报上。二十五岁，他已经拿到了这两种语言的学位。1990年，他获得德国文学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1991年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到那时，曼努埃尔·埃斯皮诺萨已经是关于德国文学的国际大会和圆桌会上的常客了。他掌握德语的水平，不能说出色，但过关绰绰有余。他还能讲英语和法语。如同莫里尼和让－克劳德一样，曼努埃尔也有一份好工作和相当可观的收入，他的学生和同事都非常尊敬他（凡是能尊敬他的地方）。他没翻译过阿琴波尔迪以及任何德国作家的作品。

莫里尼、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三人除去都喜欢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外，还有一个共同点。三人都有钢铁意志，百折不挠。实际上，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但是这要等到后面再说。

丽兹·诺顿则相反，她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女强人，也就是说，她不制订什么中长期计划，也不发挥自己的能量去完成计划。她缺乏毅力。有痛苦就哭，有快乐就笑。她不能确定明确目标，不能坚持不懈地把行动贯彻始终。再说，也没什么目标足以让她动心或者喜欢到保证全面完成的地步。“达到目的”用到个人问题上时，她觉得这说法太小气了。她常常在“达到目的”中间加上“生活”二字，个别时候，再加上“幸福”。假如毅力与一项社会要求联系在一起，就像威廉·詹姆斯 ［6］ 认为的那样，那么去打仗比戒烟容易；而对丽兹而言，那她是个戒烟比去打仗容易的女性。

一次，在大学里，有人说“你是个戒烟比去打仗容易的女人”，她听了很高兴，但并没有因此就去阅读威廉·詹姆斯的著作，无论此前还是此后，总是始终不读罢了。她认为，读书直接与快感联系，而不是直接联系知识，或者费解的事情，或者话语的结构和迷宫。莫里尼、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则主张后者。

她发现阿琴波尔迪的过程是四人里最没有心理创伤或诗意的。1988年，她二十岁的时候，在柏林生活了三个月，其间，一位德国朋友借给她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她不熟悉。作者的名字让她感到奇怪，她问那位德国朋友：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德国作家却带着意大利的姓氏，而且带着一个“冯”的贵族头衔在前面！那位朋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说，可能是笔名吧。为了奇上加奇，他还补充说，在德国，男人名字用元音字母结尾也不寻常。女性名字是有的，但男性的确没有。那部长篇小说就是《女盲人》，她喜欢，但是还没到立刻跑到书店去购买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其他作品的程度。

五个月后，丽兹·诺顿已经回到英国，收到了那位德国朋友寄来的礼物。她一下子就猜中了是阿琴波尔迪别的长篇小说。她读了，很喜欢，在学院图书馆寻找这位有意大利姓氏的德国作家的作品。她找到了两部：一部是在柏林读过的《女盲人》；另外一部是《比特丘司》。读完《比特丘司》之后，她真的跑出门去了。在方格庭院里，天上在下雨，方形的天空像机器人苦笑的脸，或者像按照我们人类模样制造的上帝；在公园的草坪上，雨丝斜斜地落下，但是这同样也可以意味着雨丝斜斜地通天啊，随后斜线（雨滴）变成了圆圈（雨滴），被长着绿草的土地吞噬；绿草和土地似乎在说话，不，不是说话，而是争论，它们难懂的话语像是晶体化的蜘蛛网，或者像是晶体化的小小呕吐物，像是几乎听不见的吱吱声，好像那天下午丽兹喝的不是茶，而是仙人掌汁。

但真实情况是，丽兹仅仅喝了一杯茶，她感到不知所措，仿佛有声音在耳边重复一句话、可怕的话，随着她离开学院越远，雨丝打湿她灰色裙子、细腿和漂亮的脚踝和不多的地方，那句话变得越来越模糊，之所以打湿的地方不多，因为丽兹跑向公园之前并没有忘记拿雨伞。

第一次让－克劳德、莫里尼、曼努埃尔和丽兹·诺顿四人相见，是在1994年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国际大会上。此前，让－克劳德和莫里尼在1989年莱比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相识，那时正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于弥留之际；后来二人再次相会是在同年12月在德国曼海姆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那真是一次灾难，旅馆糟糕，饮食糟糕，组织工作糟糕）。1990年在瑞士苏黎士举行的现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让－克劳德、莫里尼与曼努埃尔邂逅相识。曼努埃尔再度见到让－克劳德是在20世纪欧洲文学总结会上，是1991年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让－克劳德提交的论文是《海涅与阿琴波尔迪：趋同之路》；曼努埃尔提交的是《恩斯特·荣格尔与阿琴波尔迪：趋异之路》，可以说仅一字之差），从那以后，二人不仅从专业杂志上互相阅读对方的文章，而且成为朋友，或者说二人之间萌生了友情。1992年，在德国奥格斯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莫里尼再次相遇。三人都提交了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早在几个月之前，人们就在谈论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本人打算出席这次盛会，除去以往的德语文化研究学者，还有一大批德国作家和诗人要与会。但是，到了开会前两天，大会收到为阿琴波尔迪出书的汉堡出版社发来的电报，为阿琴波尔迪不能出席会议而致歉。后来，会议开得很糟糕。按照让－克劳德的看法，会议惟一有意思的是一位柏林老教授的报告，是关于阿尔诺·施密特 ［7］ 的创作的，其他有意思的就不多了。曼努埃尔赞成这个看法。莫里尼也赞成，但不起劲。

会下，三人空闲的时间很多，于是，遵照让－克劳德的意见，准备把奥格斯堡有趣的所有小地方都逛上一遍。曼努埃尔也认为这座城市太小。莫里尼觉得稍微有点小，总而言之，就是小啦。莫里尼的轮椅时而由让－克劳德推着，时而由曼努埃尔接替。那时，这位意大利朋友的健康不大好，或者说健康的地方很少吧。因此，两位同行和伙伴认为来点新鲜空气对莫里尼一定不坏，总不会完全相反吧。

1992年1月，在巴黎举行了又一次德国文学大会，只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参加了会议。莫里尼也收到了邀请函，但是那几天的健康状况比往常差，为此，医生们劝阻他不要出门旅行，哪怕是短途的，等等。大会开得不赖。虽然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日程表安排得很满，却找到了一个空当，在加朗特大街一家餐厅共进晚餐，地点是圣－儒略－勒－波维莱附近。除去谈各自的论文和爱好，两人在吃饭后点心时，揣测了那位忧郁的意大利朋友的健康状况，健康糟糕，身体虚弱，状况恶劣，但是并没影响他动笔写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著，据说，在电话那头，意大利人告诉让－克劳德（他不知对方是严肃还是认真），那专著可能是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大作、是今后在较长时间内在阿琴波尔迪创作（这条黑巨鲨）身边游泳的领头鱼。两人尊重莫里尼的研究，但是让－克劳德的话语（声音好像出自一座旧城堡内部，或者是旧城堡墓穴的渣土上），在加朗特大街安静的餐厅里听起来像是某种威胁，于是他们提前结束了聚会——本来开始的气氛是彬彬有礼和心满意足的。

此事丝毫没有恶化让－克劳德、曼努埃尔与莫里尼之间的关系。三人在1993年于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的德语文学大会上见面了。三人都在柏林《文学研究》杂志第46期阿琴波尔迪创作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文章。三人与这家柏林杂志的合作并非首次。在第44期上，有一篇曼努埃尔的文章，是关于阿琴波尔迪和乌纳穆诺 ［8］ 作品中的上帝思想。在第38期上，莫里尼发表了一篇关于意大利德国文学教育现状的文章。在第37期上，让－克劳德发表了一篇关于20世纪最重要的德国作家在法国和欧洲的展望的报告，顺便说一下，它引起了几个人的抗议，甚至出言不逊。

但是，第46期却对我们很重要，不仅在研究阿琴波尔迪问题形成的对立两派立此存照（一派由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莫里尼组成，另一派由施瓦茨、博希迈尔和波尔组成），而且还因为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丽兹·诺顿的一篇文章；让－克劳德认为这篇文章精彩之极，曼努埃尔认为说理充分，莫里尼认为非常有趣；此外，在三人并未要求的情况下，她坚决支持三人的学术观点，多次引用三人的文章，表明她非常熟悉三人在专业杂志或者出版社出版的文章和专著。

让－克劳德本想给她写信，但是最终也没写。曼努埃尔打电话给让－克劳德，问他与她联系有无不妥。二人拿不定主意，决定问莫里尼。莫里尼什么也不说。关于丽兹，三人仅仅知道她在伦敦一所大学开授德国文学课。不像三人，她不是教授。

在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德国文学大会，开得激动人心。出乎德国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意料，让－克劳德在曼努埃尔和莫里尼支持下，像拿破仑在德国耶拿一样，突然发起进攻，很快在不来梅的咖啡馆和酒馆里把施瓦茨、博希迈尔和波尔打得丢盔卸甲、旗帜倒地。参加会议的这三位年轻德国教授，起初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尽管对问题有保留，还是决定支持让－克劳德和他的朋友。听众中的绝大部分人是从哥廷根坐火车或者乘家庭旅行车来旅游的大学生，他们也支持让－克劳德热情和碑文式的阐释，无条件地热情赞成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为之辩护的这种看法：对最后的狂欢节（或者倒数第一个狂欢节）的诠释应该从古希腊酒神节、欢乐的角度出发。两天后，施瓦茨和他的亲信开始反击了。他们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海因里希·伯尔 ［9］ 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说到了责任。他们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乌韦·约翰逊 ［10］ 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说到了苦难。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君特·格拉斯 ［11］ 的形象对立起来。他们谈到了公民承诺。博希迈尔甚至把阿琴波尔迪的形象与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 ［12］ 对立起来。他还说到了幽默。这让莫里尼觉得此人真是“无耻之尤”。于是，神助般地丽兹·诺顿登场了。她像德赛 ［13］ ，又像拉纳 ［14］ 一样，一个说着一口地道德语的金发女战士挫败了对方的反攻；她说话飞快，论述了格里默斯豪森 ［15］ ，格吕菲乌斯 ［16］ 等等作家，甚至谈到了特奥菲拉斯图斯·彭巴斯图斯·冯·霍尔海姆 ［17］ ，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帕拉塞尔苏斯医生。

当天夜里，四人在一起共进晚餐，地点在河边的一家又窄又长的酒馆里，街道两侧是商业行会的旧楼，其中有些建筑像是纳粹统治时期丢弃的办公大楼。四人踩着湿漉漉的台阶走进酒馆。

丽兹·诺顿望着酒馆，觉得实在难以忍受，但是，聚会时间虽然很长，但很愉快；三位男士的态度一点也不傲慢，这让丽兹感到没有拘束。当然，她熟悉三人的大部分著作；但是让她感到惊喜的是三人也了解她的一些论文。谈话分四个阶段展开：首先，四人笑了一通丽兹对博希迈尔的怒斥，笑了一通博希迈尔面对丽兹越来越猛烈的攻击火力的惊慌表现。接着，说到了将来的会议，尤其是即将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举行的一次奇怪的大会，据说，将有五百多位教授、翻译家和德国文学专家参加。对此，莫里尼有充分理由怀疑：这是谣言。接着，四人谈到阿琴波尔迪及其生平，大家都知之甚少。四人，首先从让－克劳德开始，到莫里尼结束（平时最为少语，那天夜里特别多话），四人讲了许多趣闻和流言蜚语，把已知的模糊信息比较分析了十几次，如同把喜欢的影片来回放映一样，四人针对阿琴波尔迪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平和落脚点的秘密进行了推测。最后一个阶段是，四人一面走在湿漉漉、光亮的街道上（的确光明不断，仿佛不来梅是架机器，时不时地总在放电），一面谈论自己。

四人都是独身，这让大家深受鼓舞。四人都单独生活，不过丽兹有时与一个喜欢冒险的哥哥分享伦敦的一个单元。她哥哥在一个非政府组织里工作，一年会有两次回到英国居住。四人都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但三位男士已经是博士，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还是各自教研室的领导，而丽兹刚刚准备做博士论文，不指望当大学教研室主任。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入睡前，没有回想大会上的争执，而是想他自己走在河边路上与丽兹同行的情景，曼努埃尔推着莫里尼的轮椅与他和她并排走路；一面走，四人一面笑不来梅的小动物们，它们和谐地、纯真地骑在各自对象的脊背上，注视着四人，或者望着四人投在沥青路上的影子。

从那天起、从那个黑夜开始，没过一周的时间，四人就经常互通电话了，不考虑话费，不考虑通话的最佳时机。

有时是丽兹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向他打听莫里尼的情况，前一天她跟莫里尼通过话，发现他情绪低落。曼努埃尔立刻在当日给让－克劳德打电话，告诉让－克劳德：据丽兹说，莫里尼健康状况在恶化。让－克劳德立刻给莫里尼打电话，直言不讳地问这个意大利人：健康状况如何？二人一起大笑（因为莫里尼总是不认真谈这个话题），然后，交换研究工作中不重要的细节。随后，在通话和简单、可口的晚饭延长的愉快心情后，让－克劳德再给丽兹打电话，比如，在夜里十二点之后，他用肯定的口气告诉丽兹：在可预期的时间里，莫里尼身体不错，正常，情绪稳定；丽兹以为的“情绪低落”是这位意大利人的自然状态，他对气候变化过敏（也许都灵天气不好，也许莫里尼那天夜里做了天晓得的什么噩梦）。于是，结束了一次通话循环，到了次日，或者两天后，又一次循环开始了：莫里尼打给曼努埃尔，没任何借口，就是问候，很简单，聊上几句，必不可少地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说说对气候的看法（好像莫里尼和曼努埃尔正在把某些英国式的对话习惯变成自己的习惯），互相推荐影片，冷静地评论一些新书，总之是比较令人生厌的电话聊天，或者说，不十分懒洋洋的谈话；但是，曼努埃尔以少见的热情在倾听，或者说假装热情，或者说友好地倾听，一句话，用有教养的态度在听，倾听莫里尼一大串话，好像那些话就是他的生命、活下去的生命；两天后，或者几小时后，曼努埃尔用差不多一样的话语打电话给丽兹；丽兹打电话给让－克劳德；让－克劳德打给莫里尼；然后，再次循环；几天后，这样的循环电话就变成了一种在阿琴波尔迪问题、文本、次文本和准文本能指和所指、高度专业方面的代码，变成了在《比特丘司》最后几页对身体和话语权的再次征服，而就此事而言，谈电影或者议论德语教研室的问题或者说说从早到晚各自城市上空飘过的云彩反正都是一样的。

四人再度相会是在1994年底于法国阿维尼翁举行的战后欧洲文学座谈会上。丽兹和莫里尼以观众身份与会，但旅费由各自大学报销；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提交了关于阿琴波尔迪作品重要性的论文。让－克劳德的论文集中研究阿琴波尔迪全部作品中的孤绝状态，研究这位德国作家全部作品似乎都有与德国传统决裂的点缀样子，而不是与某些欧洲传统决裂。曼努埃尔的论文（从来没写得如此妙趣横生），围绕着阿琴波尔迪这个人物遮盖的神秘面纱展开：关于这个人，实际上差不多任何人，包括他的出版人，对其都一无所知；他的著作，无论在勒口还是扉页，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的照片；他的生平资料仅限于“德国作家，1920年出生于普鲁士”；他的住址是个秘密，虽然有一次他的出版人一时疏忽，对一位《镜报》女记者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收到了一部手稿，然而那些还活着的同代作家也没人见过他；没有任何用德语写的阿琴波尔迪生平介绍，尽管他的作品销售直线上升，无论在德国本土、欧洲其余国家，还是美国；美国喜欢失踪（或者百万富翁）作家的作品，喜欢失踪作家的传说，因此阿琴波尔迪作品的大量流传，远远超出了各个大学的德语专业人群的范围，更是流布到大学内外，在广大喜欢口头或者视觉文学的城市里传播开来。

晚上，四人一起去吃晚饭，偶尔也有一两个德语老师陪同；这样的老师早就是熟人，通常吃完饭德语老师就早早回旅馆去了，或者待到聚会结束，但始终处于谨慎的次要地位，好像明白这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家所组成的四角关系是不容渗透的，而且在这夜晚时刻很容易变得强烈排外。最后，总是剩下四人走在阿维尼翁的街道上，怀着与此前走在不来梅脏兮兮的公务员大街上同样满不在乎的幸福感，就像他们能一直走向未来等着他们走去的众多道路。丽兹推着莫里尼，左边走着让－克劳德，右边走着曼努埃尔；或者让－克劳德推着莫里尼的轮椅，曼努埃尔走在左边，而丽兹走在三人的前面，但倒退着走，一面满怀她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地笑着，保持一副灿烂的笑容，三位男士马上效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愿意不笑而是欣赏她；或者四人站成一排停在一条古河（意思就是不再桀骜不逊）的围墙外，述说着他们对德语文化不断的痴迷追求，一面运用和品味着别人的聪明智慧，间或沉默好大工夫，连细雨也不能改变。

1994年底，让－克劳德从阿维尼翁回到巴黎的住所，放下行李，打开单元门，进去，关门，喝了一杯威士忌，拉开窗帘，看了一眼外面的老景色：布列特乌小广场一角，远处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他脱下西装，把酒杯放到厨房，听听电话上的留言，感到有些困倦，眼皮沉重，但是没上床睡觉，而是脱光衣服淋浴，随后揭开电脑上长及脚踝的白色布罩，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想念丽兹·诺顿，才明白可以献出一切去换取与她共处的片刻时光，不单单说话，而且上床，对她说我爱你，还要听她亲口说我也爱你。

曼努埃尔也有相似的同感，与让－克劳德仅有两处些微区别。一处是，他没等回到马德里单元房就感觉有必要与丽兹在一起。早在飞机上他就明白丽兹是他理想中的女人，是他一直寻寻觅觅的女人，也是他开始为之痛苦的女人。第二处是，在他乘坐时速约七百公里的飞机飞往西班牙的航线上，他脑海里也飞快地回顾了丽兹美妙的身影，有一些性爱场面，不多，但比让－克劳德想像的多一点。

莫里尼则相反，他乘坐火车，从阿维尼翁到都灵，利用旅途中的时间阅读《宣言报》的文化副刊；后来一觉睡到两位查票员通知他已经到站并且帮助他把轮椅放到站台上。

至于丽兹脑袋里想些什么，还是不说为好。

但是，四位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仍然披着以往的外衣，让友谊不改色，服从命运更大的安排，虽然这意味着个人欲望要置于次要地位了。

1995年四人相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这场研讨会与在同一座大楼（不同房间）举行的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和意大利文学研讨会均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研讨框架中。

无庸赘言，出席如此奇特的研讨的大部分听众偏爱讨论当代英国文学的会议室，它的隔壁是德国文学会议室，分开两个会议室的仅仅是一堵单砖抹石膏的薄墙，而不是过去的石墙，结果讨论英国文学引发的喝彩声，尤其是掌声，在德国文学会议室里听得一清二楚，仿佛两个会议或者讨论合二为一了，仿佛英国人如果不是在连续抵制德国人，也是在嘲笑，就更不要说听众了，参加英国文学研讨会的人数远远压倒数量不多、神情严肃的德国文学研讨会。从最后收获看，德国文学效果最好，因为众所周知，几个人的交谈，人人都倾听，个个都思考，无人叫喊，常常收获颇丰，即使开坏了，也是比较放松的；而人数众多的座谈会常常有变成群众大会的危险，或者由于发言简短，会变成一串空洞的口号，结果提出得迅速，消失得也快。

但是，在进入问题或者讨论的高峰前，根据结果看，有个并非无关紧要的事应该明确一下。会议的组织者，也就是将当代西班牙文学、波兰文学、瑞典文学排除在外的人们，说是没钱、没时间，却在倒数第二天别出心裁，用大部分经费邀请全体王室成员接见英国文学的明星，用剩下的钱拉来三位法国小说家、一位诗人和一位意大利短篇小说家，还有三位德国作家，其中两位分别是东、西柏林小说家，如今东、西柏林统一了，两位的声望鲜为人知（乘火车到达阿姆斯特丹，下榻在三星旅馆，没有抗议），第三位则更加默默无闻，没人知道他的情况，包括莫里尼在内，但是他很了解当代德国文学，无论是否为发言者。

当这位默默无闻的作家，施瓦本人，在发言中，开始说他当记者、当文化版编辑、当采访各种反对采访的作家的采访员时的事情，后来又开始回忆曾经在郊区政府（彻底忘了何谓文化，但它们的确对文化还有兴趣）当文化宣传员的日子，忽然，在并不合适的情况下，他提到了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也许是受此前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主持的议题影响）。他认识阿琴波尔迪的时候，恰恰是在荷兰弗里斯兰地区政府做文化宣传员，威廉港北部，面对北海海岸和东弗里斯兰群岛，是个很冷、很冷的地方，而更厉害的是潮湿，是一种深入骨髓含盐的潮湿。在这里，只有两种方式过冬：一、喝酒，喝到肝硬化为止。二、在政府的议事厅里听音乐（通常是业余爱好者演出的四重奏）；或者与来自外地的作家座谈，给作家的酬金很少，让他们免费居住在镇上惟一的小旅店里，支付往返火车票钱。那里的火车与现在的德国火车大不相同；但是，那里的人也许比较健谈，比较有教养，比较关心别人。总之，扣除了旅费之后，作家离开那里，身上只有一些钱，可能是卖了哪本书的收入，回到自己住地（有时只是法兰克福或者科隆的一个小房间），具体到那些作家或诗人，特别是诗人，朗读完几页诗歌、回答完那个地方市民的问题之后，就摆出书摊，额外赚上几个马克；那时人们非常看好这种活动，因为如果大家喜欢作家朗读的内容，或者如果作品的内容打动了听众或者让大家开心或者让人们思考，那么，有人就买上一本，有时是为了当纪念品：表示参加过那令人愉快的朗诵会；与此同时，寒风呼啸着吹过弗里斯兰小镇的街道，切割着寒冷的肉体，有时就是为了阅读或者重读什么诗歌或小说，那时已经是在自己家中了，活动结束已经过去几周了，有时是在煤油灯下，因为不常有电；大家已经知道，战争不久前结束了，社会和经济的伤口被撕开了；总而言之，差不多与现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相同，除了书摊上的书籍是自费出版的，而现在摆书摊的是出版社罢了；一天，有个那样的作家来到了施瓦本人当文化宣传员的小镇，他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个古斯塔夫·荷勒或者莱讷·库尔或者威廉·夫拉因（后来莫里尼在《德国作家百科全书》里搜索，无结果）那样的高水平作家；阿琴波尔迪没带书来，他朗诵了正在进行中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两章，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那个施瓦本人回忆说，第一部是那年在汉堡出版的，可第一部他一点没看；施瓦本人说，尽管如此，那第一部至今还在；阿琴波尔迪事先知道人们会有疑问，随身带了一本，那是一部小长篇，一百多页，也许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五页，这本书他装在外衣口袋里；这是怪事，施瓦本人清楚地回忆出阿琴波尔迪外衣装着书的样子：小长篇塞满了外衣口袋，书皮肮脏、有皱褶，原来的颜色应该是白大理石色，或者麦黄色，或者轻微镀金色；但这时它已经没有任何颜色了，只有书名、作者名、出版社标志；但是，那件外衣却令人难忘：黑皮夹克，高领，能有效抵御寒冷和风雪，肥大到可以在里面容下厚毛衣或者两件毛衣而让人察觉不出来，两边各有一个横向口袋，中间有一排纽扣，好像是用钓鱼线缝起的，纽扣不大不小；不知为什么，那黑色皮衣让人想起盖世太保穿的制服，虽说那个时期，黑色皮衣正时髦，凡是有钱能买黑色皮衣的人，或者从前辈继承下来黑色皮衣的人们，根本不管会令人联想起来什么，穿上就是了；那位来到弗里斯兰小镇的作家就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年轻的阿琴波尔迪，二十九岁，或者三十岁；就是他这个施瓦本人去火车站迎接，并把阿琴波尔迪送到小旅馆的，路上，二人谈到了恶劣的天气；后来，他还陪阿琴波尔迪去政府议事厅，在那里，阿琴波尔迪没摆什么书摊，朗读了一部还没写完的长篇小说中的两章，后来他跟阿琴波尔迪在镇上小酒馆吃晚饭，在座的有位女老师，还有一位喜欢音乐或者美术多于文学的寡妇，可由于她既没情绪听音乐，也没心思看美术，就丝毫没对一次文学聚会表示过反感，而恰恰是这位寡妇在晚餐（香肠加土豆片，啤酒，施瓦本人回忆，无论是那个时期还是政府开支都不允许挥霍）中，担任了谈话的主角，也许说主角不准确，那么就是谈话的指挥棒，或者方向吧；餐桌周围还有几位男士：市长秘书——一位出售咸鱼的先生，一位老教师——总是在打盹，甚至手持刀叉的时候依然，还有一位政府职员，一个和蔼可亲的小伙子，是施瓦本人的好朋友，名叫弗里慈，大家都纷纷点头，或者小心不让寡妇生气；那位可怕的寡妇，艺术知识远在众人之上，包括施瓦本人在内，寡妇有过意大利和法国之旅，甚至在一次旅行，一次难忘的远渡重洋时，她到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在1927或者1928年，那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大型肉类市场，大批冷藏船装满肉类离开港口，真是值得一看的景观啊，成百上千艘空船进港，再满载肉类离去，驶向全球；那时她夜间来到甲板上，可能因为困倦、晕船或者疼痛，只要一靠在船舷上，只要眼睛一习惯黑夜，那么港口的景象就让她感到震撼，把困倦、晕船、疼痛一扫而光，只给神经系统留下了无条件拜倒在那景象面前的空间：移民们排成长队把成千上万条死牛运进船舱，装载着成千吨小牛肉的车子在跑动，从早到晚港口每个角落都充斥着蒸汽，那是一种半生的牛排的颜色、大排骨的颜色、里脊肉的颜色、刚刚出炉的烤肉的颜色，真可怕啊！幸运的是那时夫人还没守寡，只经历了那么一夜；后来，夫妇上了岸，下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豪华的大饭店之一，看歌剧，去了一处庄园；她丈夫是个有经验的骑手，答应与庄园主的儿子赛马，后者输了；又跟庄园的一个雇工赛马，这个雇工是庄园主儿子的亲信，是个高乔人 ［18］ ，也输了；后来，跟高乔人的儿子，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比赛，小伙子瘦得像干柴，眼睛活泼灵动；夫人一看他，他立刻低下头，后来又抬起一点点，诡秘地看了夫人一眼，这让夫人生气：多无礼的毛头小子！她丈夫则在一边笑着用德语说：你打动这孩子啦；夫人觉得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玩；后来，这毛头小子飞身上马；二人赛了起来；小子跑得好快啊！多有激情地扯动缰绳啊！可以说是贴在马背上扬鞭驰骋，浑身大汗啊；但到了最后，夫人的丈夫赢了，不愧是骑兵团上尉！庄园主和他儿子起身，离坐鼓掌，漂亮的输家！其余的客人也连连喝彩：这德国人，真是好骑手！少见的骑手！可是等到那毛头小子也到达终点时，就是说到了庄园的走廊边上，这小子的脸部表情丝毫没流露是个漂亮的输家，恰恰相反，看上去像是恼火，生气，低头不看别人；与此同时，大人们说着法语，沿着走廊分散开来，去拿冰镇香槟酒；夫人向孤独一人的小子走去，他左手牵马（他父亲牵着刚刚德国人骑的马向庭院尽头的马厩走去），夫人对小子说：别难过！你跑得也很好，可我丈夫很出色，经验更多一些啦；这些话小子好像不懂，以为是月亮上的语言，以为是乌云遮蔽了月亮，以为是一种慢慢的折磨；于是，小子用猛禽样的目光从下向上打量夫人，好像要在夫人肚脐的部位来上一刀，然后挑向胸膛，开膛破肚，与此同时，他那没经验的屠夫眼神闪烁着异样的光；可是当那小子拉住她一只手，把她领到住宅的另外一侧时，据夫人回忆，这眼神也没能拦住她毫无抗议地随他走去，那个地方有个花纹铁架子，有花坛，有夫人一辈子没见过的奇花异草，或者那个时候以为没见过的奇花异草；甚至看见花园里还有喷泉，石头围成的喷泉；支撑石头的只有一条兽腿，石头上有个拉美本地土生白人的漂亮小孩在舞蹈，他的模样一半像欧洲人一半像土著人，三股水流不断地从脚下喷到他身上，整个雕像刻在一块完整的黑色大理石上，夫人和小子长时间欣赏着它，直到后来庄园主的一个远方表妹（或许是庄园主忘记在大脑皮层里的小妾）来到夫人身边；她对夫人用一种急促和冷漠的英语说：您丈夫在到处找您；于是，夫人挽着远方表妹的胳膊准备离开这座让人着迷的花园；小子叫了她一声，至少夫人是这么以为的；她回转身来，他嘴里吐出丝丝的声音；夫人摸摸他脑袋，她一面把手指插入他厚猪鬃样的头发里，一面向庄园主表妹询问：那小子说什么呢？表妹好像犹豫了片刻；可夫人不容许撒谎，不容许说话半真半假，要求表妹立即准确地翻译出来；表妹说，那小子说了……小子说了……东家……安排了一切，让您丈夫赢最后两局；接着，表妹沉默下来；那小子牵着马缰绳从花园另外一头走了；夫人重新回到了晚会上，但是已经不能不想那小子刚才说的实话了，老天爷啊，无论她怎么想，那小子的几句话依然是个谜，一直持续到晚会结束，依然不解，让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成眠；次日，无论出去骑马还是吃烤肉，都让她头脑麻木；这个谜一直陪着她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无论在饭店里还是外出参加德国大使馆或者英国大使馆或者厄瓜多尔大使馆的外交招待会，谜语依然未解；只是到了轮船离港几天，在返回欧洲的航线上方才解开：一天夜里，凌晨四点钟，夫人登上甲板散步，不知道也不在乎位于什么经纬度，不在乎周围被一亿零六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咸水包围或者半包围，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夫人在一等舱旅客使用的一等甲板上点燃了一支香烟，目光注视着海面，看不见什么，但是听得见海涛声，这时，那个谜解开了，恰恰是在历史的那一刻，解开了；施瓦本人说，那位昔日富有、强大和聪明（至少按照他的说法）的夫人沉默了；一种宗教般，甚至是迷信般的寂静笼罩了那座战后德国的可怜酒馆；酒馆里，慢慢地大家越来越觉得不自在，人人都急急忙忙吃完剩下的香肠和土豆片，好像害怕不知什么时候夫人会像复仇女神那样号叫起来，个个认为准备离去为好，去迎接户外的冷空气，反正肚子已经吃饱，可以走到自家门口了。

这时，夫人开口了。她说：

“谁能破解这个谜团？”

她说这话时，看也不看镇上的人们。

“有谁知道怎么破解这个谜团？谁能理解这个谜团吗？这个镇上有谁能告诉我答案吗，哪怕必须在我耳边悄声说给我听？”

她说这些话时一直注视着自己的盘子，那里面的香肠和土豆片还纹丝未动。

于是，这个时候，阿琴波尔迪，他此前始终埋头吃饭，一面听夫人讲着话，才声音不高地开口道：庄园主和他儿子搞的是招待性质的活动，相信夫人的丈夫第一轮会输掉，于是在第二轮和第三轮耍了花招，设法让老骑兵团的上尉取胜。这时，夫人看了阿琴波尔迪一眼，笑了，问他为什么第一轮她丈夫也赢了。

“为什么？为什么呀？”夫人问。

阿琴波尔迪答道：“因为庄园主的儿子在最后一分钟，明白自己的坐骑比夫人丈夫的马好，马快，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同情心。也就是说，这个选择是娱乐活动决定的，而这次活动是他和他父亲临时决定的，是要尽兴。一切都要尽兴，包括赛马的胜利，人人都这样、那样地明白了事情应该如此，包括那个去花园找您的表妹，只有那小子除外。”

“这就是全部答案吗？”

“那小子除外。我认为，假如您和那小子多待上几分钟，可能他已经把您给杀了，在这小子看来，或许杀了您也是一次尽兴活动，不过可不是庄园主和他儿子追求的方向。”

后来，夫人起身，谢谢晚餐聚会，就走了。

施瓦本人说：“几分钟后，我送阿琴波尔迪回旅馆。第二天，我去找他，送他上火车。可他已经不在了。”

曼努埃尔说，奇怪的施瓦本人。让－克劳德说，我需要他。莫里尼说，尽量别打搅他！别显得多感兴趣的样子！丽兹说，应该逮住他！就是说，好好待他！

那个施瓦本人凡是应该说出来的内容，都已经说出来了，不管四人如何哄着他，邀请他在阿姆斯特丹最好的饭店吃饭，四人甜言蜜语跟他谈招待活动、尽兴的聚会以及在外省镇政府做文化宣传员的经历，但都没办法从他嘴里套出任何有意思的东西来，尽管四人小心翼翼地记住他说的每一句话，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伟大导师；这些细节施瓦本人都没有忽略，恰恰相反，越发刺激了他的胆怯心理（这作风在一个从前当过外省文化宣传员的人身上实属罕见；按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判断，他俩认为这个施瓦本人就是个骗子）；他的守口如瓶和小心谨慎近似于一个散发野狼气味的旧纳粹分子空想的“信守誓言”。

十五天后，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向各自的单位请了两天假，二人前往汉堡去拜访阿琴波尔迪的出版人。接待他俩的是社长，是个瘦子，确切地说是又瘦又高，六十岁左右，名叫施耐尔，意思是“快”，其实施耐尔刚好行动缓慢。头发平直，深栗色，双鬓有白发，这让他表面上显得年轻。在起身与他俩握手时，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想到：此公是同性恋。

后来，二人漫步在汉堡街头时，曼努埃尔说：“那个二尾子是我见过最像鳗鱼的人。”

让－克劳德批评了他这种有仇视同性恋倾向的观点，尽管心底里赞成朋友的看法，施耐尔的确有像鳗鱼的地方，这种鱼常常在浑水里活动。

关于阿琴波尔迪，他俩不知道的，他也知之甚少。施耐尔从来没见过阿琴波尔迪。重印和翻译他的作品越来越多，稿酬的数额也越来越大。他把钱都给阿琴波尔迪存到瑞士一家银行里去了。每两年出版社会收到阿琴波尔迪的一次指示，都是通过邮局寄来，发信地址多为意大利，虽说出版社的档案里也有来自希腊、西班牙和摩洛哥的邮戳；另外，这些信件都是寄给出版社女东家布比斯夫人的；社长当然没有读过。

“出版社里，除了布比斯夫人，还剩下两个人真正认识阿琴波尔迪。”社长告诉他俩，“是新闻部女主任和校对部女主任。到了我来这里工作的时候，阿琴波尔迪早就失踪了。”

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要求见见两位女主任。新闻部女主任办公室里摆满了照片，不都是出版社的作者，还摆满了设计图；关于那位失踪的作家，她对二人只说：他是好人啊。

她说：“他个子很高，大高个。他跟故去的布比斯先生走在一起的时候，像是字母ti，或者字母li。”

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不明白她想说什么。新闻部女主任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了一个字母l，又写了一个i。或者更能说明问题的是le。对，就是这样。于是，她在那张纸片上写下了：le。

“字母l就是阿琴波尔迪。e就是已故的布比斯先生。”

接着，新闻部女主任笑了；然后，斜靠在她的转椅上，静悄悄地注视着他俩，有好大工夫。后来，他俩跟校对部女主任谈了话。这位女主任跟新闻部那位年龄相仿，但性格可没那么活泼。

她对二人说，是的，多年前，她的确见过阿琴波尔迪，可是不记得他的模样、举止和任何关于他值得说的故事了。她不记得阿琴波尔迪最后来出版社的情景。她建议二人找布比斯夫人谈谈；随后，二话不说，一头扎进长条校样的检查中去了，还忙着回答别的校对员提出的问题，还忙着接电话，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怀着同情心猜测，可能是翻译家们打来的。离开出版社前，二人不气馁，又回到了施耐尔社长的办公室，对社长说了下一步关于阿琴波尔迪的一些研讨和座谈会的安排。社长关心和热情地说，凡是他能办的，请尽管开口。

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由于在飞往巴黎和马德里的飞机起飞前无事可做，便去汉堡城里散步。走着走着，二人不由自主地走进了红灯区和脱衣舞表演区；于是，二人忧伤起来，开始倾诉衷肠，互相讲起恋爱史和失恋史。当然，不说真名实姓，不说具体的时间、地点，几乎是用词抽象；可是，尽管讲述不幸的态度是冷静的，但谈话和散步的结果却越发让二人伤感起来了，两个小时后竟然感到十分压抑。

他俩乘出租车回旅馆，一路无话。

一个惊喜在等候他们。旅馆服务台有个便条，是施耐尔留给他俩的；条上说，早上与他俩谈话后，社长决定与布比斯夫人说说；夫人同意接见他俩。次日上午，他俩来到出版社所在地：汉堡上区一座旧楼的三层。二人在等候时观看墙壁上悬挂的镜框照片。另外两面墙上，一面挂着苏丁 ［19］ 的一幅油画，另一面挂着康定斯基 ［20］ 的油画；还有格罗兹 ［21］ 、可可施卡 ［22］ 以及恩索尔 ［23］ 等人的绘画。但他俩似乎对照片更感兴趣。照片上总有他俩喜欢或不喜欢的什么人；但不管怎么说，他俩看到了布比斯与托马斯·曼 ［24］ 的合影、布比斯与海因里希·曼 ［25］ 的合影、布比斯与克劳斯·曼 ［26］ 的合影、布比斯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27］ 的合影、布比斯与赫尔曼·黑塞 ［28］ 的合影、布比斯与瓦尔特·本雅明 ［29］ 的合影、布比斯与安娜·西格斯 ［30］ 的合影、布比斯与斯蒂芬·茨威格 ［31］ 的合影、布比斯与贝托尔德·布莱希特 ［32］ 的合影、布比斯与福伊希特万格 ［33］ 的合影、布比斯与约翰内斯·贝歇尔 ［34］ 的合影、布比斯与阿诺尔德·茨威格 ［35］ 的合影、布比斯与里卡达·胡赫 ［36］ 的合影、布比斯与奥斯卡·玛利娅·格拉夫 ［37］ 的合影，面部、身体和模糊的布景全都完美地包括在镜框中了。照片上的人物都已作古，纯真地望着两位大学教授尽量克制的热情，他们已经不在乎别人的欣赏了。布比斯夫人进来时，两位教授正贴近墙壁，极力分辨那个与布比斯合影的人是不是法拉达 ［38］ 。

布比斯夫人说，对，正是他。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转过身来的时候，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身穿白衬衫，黑裙子。让－克劳德过了很久以后承认，她的样子很像玛莲娜·迪特里茜 ［39］ ；她是个上了年纪却依然果敢的女人，不是抓住悬崖的边缘，而是怀着好奇和优美姿态跳下去的人，是个保持坐姿跳下去的女人。

布比斯夫人笑着说道：“我丈夫认识所有的德国作家，德国作家热爱和尊敬我丈夫，虽然后来少数几个说了他一些可怕的事情，有些事情甚至捕风捉影。”

三人谈起了阿琴波尔迪。布比斯夫人命人端来茶点。可她自己却喝伏特加。这让两位教授吃惊，不是因为夫人一早就开始喝酒，而是不请他俩一起喝，再说就是她发出邀请他俩也会婉言谢绝啊。

布比斯夫人说：“出版社惟一全面、深入了解阿琴波尔迪创作的人就是布比斯先生，他出版了阿琴波尔迪的全部著作。”

可她提出（也顺便问两位教授），一个人了解别人的作品能到什么程度。

“比如，我吧，我特别喜欢格罗兹的作品。”说着，她指指墙壁上挂的格罗兹绘画。“可我真的了解他的作品吗？他画出的故事让我发笑，眼下我认为格罗兹是为了让我笑才画了这些故事的；有时小笑变大笑，大笑变成哄堂大笑。可是，一次，我认识了一位艺术评论家。当然，他也喜欢格罗兹的作品。但在出席格罗兹绘画回顾展的时候，这位艺术评论家非常沮丧，或者出于职业动机，他得研究某幅油画或者素描。那样沮丧的情绪或者悲伤的状态，常常持续好几个星期。这位艺术评论家是我的朋友，虽然我们从来没碰过格罗兹创作的话题。可有一次我对他说了格罗兹的画让我发笑。起初，他没法相信我的话。后来，他来回摇头。再后来，他从上到下反复打量我，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我那时想，他可能疯了。他跟我永远绝交了。不久前，有人告诉我，他说我对格罗兹的作品一无所知；还说我的审美趣味跟母牛一样。好吧，他爱说我什么就由他说吧。我看了格罗兹的画就笑；他看了就沮丧。可谁真正了解格罗兹呢？”

布比斯夫人说：“咱们做个假设吧：现在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我那位老朋友艺术评论家。他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您俩中有一位拿出一幅没署名的画，声称是格罗兹的作品，希望出售。我看看画，笑了，拿出支票本，准备买下来。艺术评论家看看画，没有感到沮丧，极力要我重新考虑。评论家认为，那不是格罗兹的作品。我认为是格罗兹的作品。我俩谁对？”

“或者咱们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吧！”布比斯夫人说道，一面指指曼努埃尔。“他拿出一幅画，上面没有署名，说是格罗兹的作品，打算出售。我没笑，冷静地看看，欣赏线条、手腕上的功夫、讽刺的内容，可画上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我的兴趣。那位艺术评论家仔细观察一番，出于本能，他感到沮丧，立刻开价，价格超出他的支付能力。要是这个价格被接受了，那他每个下午都会处于忧伤的状态。我试图劝他别买。我说，这画看上去可疑，因为它没让我发笑。评论家回答说，你终于用成人的眼光看格罗兹的作品啦，他祝贺我。我俩谁有道理？”

后来，三人又谈起阿琴波尔迪。布比斯夫人拿出一份非常奇怪的简介来，是发表在柏林一家报纸上的评论文章，针对阿琴波尔迪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鲁迪斯科》。简介署名什么施利曼切尔，企图用三言两语确定阿琴波尔迪作品的特色。

聪明度：中等。

性格：癫痫。

文化：无序。

叙事能力：混乱。

文字韵律：混乱。

驾御德语的能力：混乱。

“聪明度中等”和“文化无序”还容易理解。可“性格癫痫”是什么意思啊？莫非阿琴波尔迪身患癫痫？莫非他脑袋不好使？莫非他患有神秘性质的神经病？莫非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强迫性读者？简介中没有任何对阿琴波尔迪的体貌描写。

布比斯夫人说：“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施利曼切尔是什么人。我丈夫生前甚至开玩笑说，这个评价就是阿琴波尔迪本人写的啦。但无论是我丈夫还是我都明白，事情不是这样的。”

将近中午，到了该告辞的时候，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大着胆子提出了二人认为惟一重要的问题：夫人可以帮助我们跟阿琴波尔迪联系吗？布比斯夫人的眼睛露出喜悦的神色。后来，让－克劳德告诉丽兹·诺顿，布比斯夫人的眼神像是在看大火燃烧。但不是燃烧的关键时刻，而是烧了几个月之后，就要熄灭之时。她轻轻一摇头表示“不行”；两位教授立刻明白了，请求没用。

二人又逗留片刻。楼里什么地方传来低低的意大利民歌声。曼努埃尔问夫人她是否认识阿琴波尔迪。是的，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她亲自见过他。说完“是的”，她哼唱了民歌的结尾部分。据两位教授说，她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

曼努埃尔问道：“阿琴波尔迪长得怎么样？”

“很高。”布比斯夫人说，“很高，真正高大的巨人。要是出生在这个年代，肯定打篮球去了。”

虽然从她说话的方式判断，就算阿琴波尔迪是个侏儒，她也会这么说的。在回旅馆的途中，两位朋友在想格罗兹的作品、布比斯夫人清脆和残忍的笑声、布满了照片的房间给他俩留下的印象；但是，惟独没有他俩感兴趣的阿琴波尔迪的照片。而即使二人不肯承认（或者意识到）在红灯区那一瞬间模糊感到的事情，也要比在布比斯夫人家中预感到的那点内容，不管她说了多少，更为重要。

一句话，说得粗野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一面在圣保利大街散步，一面意识到：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下落绝对充实不了他俩的生活。他俩可以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可以研究它们，可以仔细琢磨他本人，但是不会因为阿琴波尔迪而笑死，不会因为阿琴波尔迪而沮丧，部分原因是阿琴波尔迪一向距离遥远，部分原因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会把研究他的人给吞噬掉，越是深入，危险越大。总而言之，一句话：两位教授在圣保利大街和装饰着布比斯和作家们照片的夫人家中，明白了他们要做爱，不要战争。

下午，他俩说着一些抽象的知心话，不可能说些越界的机密，只能说些一般性的私房话而已；他俩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机场；在候机厅里谈到了爱情，爱情的必要性。让－克劳德先登机走了。曼努埃尔还要再等半小时；他开始想丽兹·诺顿和应该爱上她的可能性。他想像她的模样，想像自己，二人在马德里共住一套单元房，俩人一起去超市，都在德语教研室工作。他想像着自己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二人只有一墙之隔，夜晚她在马德里他身边，一道与好友在高档饭店共进晚餐，二人回家，洗鸳鸯浴，上大大的床。

但让－克劳德捷足先登了。在与布比斯夫人会晤过后三天，他没事先通知就来到了伦敦。给丽兹讲完新闻后，他邀请她在哈默史密斯区一家餐馆吃晚饭。这是大学俄语教研室一位同事推荐给他的。二人吃了匈牙利红烩牛肉、豆酱炒甜菜丁、柠檬酸奶浇鱼块；进餐期间有烛光，有小提琴演奏，有地道的俄罗斯人，有化装成俄罗斯人的爱尔兰人；从整个放肆的角度说，从美食的角度说，这家是比较寒酸和令人生疑的。进餐时，二人喝了伏特加和一瓶波尔多红葡萄酒；这使得让－克劳德出了“血”，但是花得值得，因为饭后丽兹邀请他去家里坐坐，正式谈谈阿琴波尔迪，谈谈布比斯夫人披露出来的关于阿琴波尔迪的几件事，当然没有忘记评论家施利曼切尔写的关于阿琴波尔迪第一部作品的刻薄话。随后，他和她笑起来了。接着，让－克劳德亲吻了丽兹的嘴唇，很有分寸；丽兹更加热情地回吻了让－克劳德，可能是晚餐、伏特加和红葡萄酒闹的。二人随后上床，性交了一个小时，直到丽兹入睡为止。

那天夜里，在丽兹睡觉的同时，让－克劳德回忆起那个遥远的下午，他和曼努埃尔在一家德国饭店的房间里看一部恐怖片的情形。

那是一部日本电影。影片一开始出现了两个姑娘。一个给另一个讲故事。故事说的是有个小孩在神户度假，他想出去找小朋友玩耍，可正在这个时候电视就要放映他喜欢的节目了。于是，小孩安放了一盘录像带，准备录制节目，然后就上街去了。问题是这个孩子是东京人；在东京，他喜欢的这个节目在34频道，可在同一时间神户的34频道是空闲的，也就是说，频道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黑屏。

可是等孩子从街上回来时，在电视机前一坐，打开录像带，里面没有他喜欢的节目，却看见一个女人，脸色苍白，说他要死了。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孩子接了，听见还是那女人在问他是不是以为那是玩笑。一周后，有人在花园里发现了这个孩子的尸体。

所有这一切都由那个姑娘说给另外一个姑娘听。她讲出来的每句话好像都笑得要死。而听故事的姑娘吓得要死。但讲故事的姑娘给人的印象是似乎随时都会笑得在地上打滚。

于是，让－克劳德记得曼努埃尔说，讲故事的是个二流心理医生，听故事的是个白痴；曼努埃尔说，假如听故事的别哭丧着脸、做出要死要活的样子，而是命令讲故事的住嘴，影片也许算是好的。命令的时候别文质彬彬，而是端出女强人的架势：“住嘴！婊子养的！你他妈笑什么？讲个死孩子的故事你还来劲了？你个想着大鸡巴的傻逼，讲个死孩子的故事就来高潮了吗？”

就是这类事情。让－克劳德还想起曼努埃尔说话时那股冲动劲，甚至模仿讲故事的在听故事的面前应该表现出的嗓门和举止；还记得曼努埃尔认为，应该关上电视，回各自房间之前先去酒吧喝一杯。他还记得自己对曼努埃尔很有好感，这种感情让他回忆起少年生活，那种牢不可破的友谊以及乡下的黄昏。

在那一周里，丽兹的固定电话每天下午要响三四次；手机每天上午响两三次。来电话的人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虽然这两位都拿研究阿琴波尔迪当借口，可这借口用不了一分钟就完了，然后两位教授直接转向心里真正要说的话。

让－克劳德谈他德语教研室的同事们，说有个瑞士教师和诗人，整天纠缠他，让他给奖学金，说巴黎的天气（还联想大作家和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邦威尔），谈黄昏的车辆打开车灯回家去。曼努埃尔说他在绝对孤独的状态下整理藏书，说有时听见远处传来鼓声，好像来自同一条街的一幢楼里，据猜测，那里住着一伙非洲乐手，还说马德里的居民区，例如，拉瓦皮耶、马拉萨尼亚，中央大道附近的情况，那里夜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散步，没有问题。

那一周，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都把莫里尼完全给忘了。只有丽兹时不时地给莫里尼打电话，保持以往的联系。

而莫里尼呢，他已经进入彻底的隐匿状态。

让－克劳德迅速习惯了伦敦之旅，只要想去，拔腿就走，虽然应该强调的是他去伦敦是最方便的，因为距离近，交通工具多。

他在伦敦只待一夜。九点后到达，十点与丽兹相会在从巴黎就预订好的餐厅里，凌晨一点，他和她已经上床了。

丽兹是个热情的爱人，虽然她的激情受到时间的限制。她做爱时不喜欢想像，会全部投入到情人提出的种种游戏中，从不打算或者操心采取主动。性交时间不超过三小时，这有时让让－克劳德伤心，他总是准备干到曙光来临才好呢。

做爱后，让让－克劳德最失望的是，丽兹不愿坦率考虑二人之间正在酝酿的事情，而宁愿说说学术问题。让－克劳德心里想，丽兹的冷漠是女人保护自己的一种办法。为了扫除这个障碍，一天夜里，他决定把自己的情感冒险故事说给她听。他编制了一个长长的女人名单，都是他结交过的。他请丽兹过目。她冷冰冰或者不感兴趣地扫了一眼，没有激动，也不打算用什么名单回报他的坦白。

到了早晨，叫了出租车，他穿好衣服，静悄悄地去机场，不吵醒她。出门前，他打量她一番，那放松的睡姿让他充满了爱意，真想在床前放声大哭。

一小时后，丽兹的闹钟响了，她一跃而起。淋浴，烧开水，喝奶茶，吹干头发，然后仔细检查房间，仿佛担心夜间来客会不会偷走什么值钱的东西。客厅和卧室总是被弄得一团糟，这让她恼火。她不耐烦地收拾用过的酒杯，清洗烟灰缸，拿掉脏被单，换上干净的，把让－克劳德丢到地上的图书收起来，放回书柜里，把酒瓶放回厨房的架子上，然后穿好衣服去大学。如果教研室开会，那就去开会；如果没会，就钻进图书馆，干活或者阅读，直到去上课为止。

一个星期六，曼努埃尔打电话给她，说她应该来马德里看看，他邀请她来；还说，马德里在这个季节是全世界最美的城市；另外，还有一个培根回顾展，不容错过。

“我明天去。”丽兹说。这的确是曼努埃尔没有料到的，因为他发出邀请更多是出于好心，而没考虑她是否可能接受。

无需赘言，确信第二天她就会出现在曼努埃尔家，这让他处于越来越兴奋和坐卧不宁的状态。实际上，他和她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星期天（曼努埃尔极力如此），晚上，二人上床，打算听邻居的鼓声，运气不好，没有声音，好像那个非洲乐队恰好在那天到西班牙其他城市做巡回演出去了。曼努埃尔有一肚子问题想问，可是到了真正应该张嘴的时候，他一个也没问。提问已经没必要了。丽兹告诉他：让－克劳德是她情人，虽然用词不是“情人”，而是比较含混的“男朋友”之类，或许说的是保持“相好”的关系，等等。

曼努埃尔本想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情人的，可他仅仅叹息一声。丽兹说她有很多朋友，但没解释是一般朋友呢，还是男朋友；她说是从十六岁开始的，第一次做爱是跟一个二十四岁的家伙，是个小镇上失败的乐师，她是这么看他的。曼努埃尔从来没有用过德语跟一个女人谈情说爱（或者性）；二人裸体躺在床上，他想知道她是怎么看他的，可此前他没听懂她的话，只是一味地点头。

后来的事让他大吃一惊。丽兹注视着他的眼睛，问他是不是在想自己是否了解她。曼努埃尔回答说，不知道，也许有些方面熟悉，有些方面不了解，但他非常尊敬她，还钦佩她的学问，比如对阿琴波尔迪的研究和评论。丽兹说她结过婚，如今已经离异。

“可您从来没说过啊。”曼努埃尔说道。

“对，这是真话。”丽兹说，“我是个离了婚的女人。”

等丽兹返回伦敦的时候，曼努埃尔变得比丽兹在马德里那两天还要紧张不安。一方面，约会如行云流水，在床上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二人觉得情投意合，琴瑟和谐，好像是老相识；但是性交一结束，丽兹一想说话，一切开始变化，这英国女人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好像没有其他女性朋友可以倾吐，曼努埃尔想；他坚信，这种坦白交代的话语，并非说给男人听的，而应该另外有个女人在倾听，因为丽兹在说例假周期，还比如，说月亮和黑白电影，这种电影随时可以改造成让曼努埃尔非常失望的恐怖影片，他厌烦之极，等悄悄话刚一结束，他得以超常的努力穿上衣服，出去吃晚饭，或者与朋友们非正式会晤，一路上牵着丽兹的手，这还不算让－克劳德的事，一想到这里，真让他毛骨悚然：现在谁去对让－克劳德说我跟丽兹上床了？所有这些让曼努埃尔心理失去平衡的事情，等他独自一人的时候，让他感到胃绞痛和很想去卫生间，正如丽兹说的一见到她前夫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可我怎么会允许她给我讲这个呢！）；她丈夫身高一米九，前途未卜，可能自杀，可能杀人，也可能小偷小摸，或者是英国足球流氓，其文化见识可以概括为大众歌曲，以及跟他童年的小伙伴们在某个酒吧里唱流行歌曲，或者是个相信电视传媒的傻瓜，其萎缩和侏儒样的精神状态与随便一个宗教激进主义者相似，无论怎样，说白了，就是一个随便打老婆的丈夫。

尽管曼努埃尔为平静下来而打算不再发展这种关系，可四天后，当他已经平静下来时，就给丽兹打了电话，说想见她。丽兹问他哪里为好，是伦敦，还是马德里？曼努埃尔说，随她便。丽兹选择了马德里。曼努埃尔立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星期六夜里，丽兹到达；星期日晚上离开。曼努埃尔开车带她去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参观，后来又去看弗拉曼戈歌舞。他觉得丽兹很快活，自己也高兴起来了。从周六夜里到礼拜天，两人做爱三小时；随后，丽兹没有像上次那样开口说话，而是说，太累了，要睡觉。第二天，他俩洗了淋浴后，再次做爱，然后去参观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归途中，曼努埃尔问她是否见过让－克劳德。她说，见过。让－克劳德到过伦敦。

曼努埃尔问：“他怎么样？”

“挺好。”丽兹说，“咱俩的事我跟他说了。”

曼努埃尔紧张起来了，全神贯注地看着路况。

他问：“他怎么说？”

丽兹说：“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过，到一定时候，我得下决心。”

曼努埃尔未加评论，赞赏让－克劳德的态度。他心里想，这个法国人表现得像个君子。然后丽兹问他他是什么想法。

“差不多一样吧。”曼努埃尔撒了谎，没敢看她。

有好大工夫他和她都保持沉默。后来，丽兹谈起她丈夫来。这一回，她讲的丈夫如何胡作非为丝毫没让曼努埃尔惊奇。

礼拜天晚上，让－克劳德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刚好是这个西班牙人把那个英国女人送到机场之后。法国人直奔主题。他说，他知道了曼努埃尔已经知道的事情了。曼努埃尔说，谢谢他来电话，不管他信不信，那天夜里他早就想给他打电话了，之所以没打，是因为他抢先一步。让－克劳德说，他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曼努埃尔问：“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让－克劳德答：“让时间解决一切吧。”

后来，二人谈起一场刚刚在希腊萨洛尼卡召开的非常奇怪的大会，笑得很厉害；只有莫里尼受到了邀请。

在萨洛尼卡，莫里尼病象初露。一天早晨，他在旅馆房间醒来时，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失明了。有几秒钟的时间，他害怕了，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他躺在床上，试着再睡。开始想一些快活的事情，试着想一些童年生活的场景，想一些电影画面，想一些固定的面孔，但都没用。起床，摸索着寻找轮椅。打开轮椅，用了比预期要小的力气，坐了上去。随后，试着非常缓慢地向房间里惟一的窗户移动过去。窗户外面是阳台，从那里可以欣赏一座棕黄色的秃山和一座办公大楼，楼上悬挂着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说是在萨洛尼卡附近有别墅。

尚未建成的居住小区炫耀着“太阳神豪华公寓”的名字，昨天晚上莫里尼还站在阳台上看一闪一亮的广告，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终于，他来到了窗前，能推开窗户了，感觉到有些头晕，担心会不会晕倒。他先想到去找房门，也许可以求救，或者摔倒在走廊上。后来，决定最好还是回到床上去。一小时后，从敞开的窗子进来的光线和自己浑身的汗水叫醒了他。给服务台打电话，询问是不是有他的口信。回答说没有。在床上脱掉衣服，回到轮椅上去，事前已经打开，就在身边。用了半小时淋浴和穿上干净的衣服。关窗，不向外面看，走出房间，向会场走去。

1996年四人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研讨会上重聚。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看上去很高兴。丽兹相反，到达萨尔茨堡时装出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对该城提供的文化产品和美丽无动于衷。莫里尼到达时背负着书籍和需要修改的文章，好像萨尔茨堡研讨会在他工作的紧要关头忽然而至。

会议组织者安排四人下榻在同一饭店，请莫里尼和丽兹住三楼，分别是305和311房间。请曼努埃尔住五楼509房间。请让－克劳德住六楼602。毫不夸张地说，饭店被一个德国乐团和俄罗斯合唱团给占据了；走廊上和楼梯间经常可以听见高低音的叫喊声，好像音乐家们不停地在哼唱序曲，或者好像一种精神上（和音乐上）的静电在饭店里安营扎寨了。这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丝毫不觉得讨厌；莫里尼好像没感觉；可是让丽兹抱怨不已，她骂萨尔茨堡是臭狗屎，像这种叫喊声就是令人讨厌，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她不愿提罢了。

无论是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理所当然地没有去丽兹房间拜访，一次也没去。反之，曼努埃尔去过一次的房间是让－克劳德的；让－克劳德去过两次的房间是曼努埃尔的。他俩一听说这个消息时兴奋得像小孩子：那一年，阿琴波尔迪被推选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个消息在走廊和小型工作会议上传得飞快，像颗原子弹爆炸；这对各地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人们来说，不仅是巨大快乐的动因，而且还是一次胜利和报仇雪恨。这消息影响之大，竟然在萨尔茨堡，恰恰是在红牛啤酒店，人们干杯整整一宿，其间，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主要两派握手言和，就是说，一派是以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为首，一派是以博希迈尔、波尔和施瓦茨为主要代表；从此刻起，双方决定互相尊重分歧、阐释的方法，共同努力，不再互相设置障碍，这话说得实际些，就是让－克劳德不再在他有某些影响力的杂志上“枪毙”施瓦茨的文章；施瓦茨则不再在他被看成是上帝的刊物上“封杀”让－克劳德的论文。

莫里尼没有分享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欢乐，而是第一个提醒大家：据他所知，到目前为止，阿琴波尔迪没有得过德国任何重要的奖项，无论图书奖、评论奖、读者奖，还是出版奖，就算这个出版奖是有的，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可以预料，大家知道阿琴波尔迪入选过这个世界文学的最高奖项，他的同胞们就算未雨绸缪，也应该给他一个国家奖，或者一个证书，或者一项荣誉奖，或者至少应该邀请他做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这些都没有发生，这让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人们（已经团结一致）义愤填膺；这些人没有因为阿琴波尔迪受到歧视而沮丧，而是加倍努力，挫折让大家立场坚定，不公正待遇激励了大家的斗志；按照莫里尼的意见，一个文明国家正在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不仅是德国活着的最好作家，而且还是欧洲活着的最佳作家；这产生了大量研究阿琴波尔迪创作的论文，甚至研究阿琴波尔迪其人的文章，顺便说一句，对这位作家的生平人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同时，产生了大批读者，其中大多数痴迷的不是这位德国作家的作品，而是如此罕见的作家生平或者没有生平；如此一来就变成了一场口口相传的运动，使得其作品销量急剧上涨（这现象不足为怪，如同有迪特尔·荷尔菲德加入博希迈尔、波尔和施瓦茨的小组一样）；这样一来，再次推动了翻译和重印旧译本的热潮；这并没有让阿琴波尔迪成为畅销书作者，但的确提高了他在排行榜上的名次：在意大利，两周里，虚构类作品中的前十名中，阿琴波尔迪的书位列第九；在法国，同样在两周里，在虚构类作品的前二十名中，阿琴波尔迪在第十二位；在西班牙，虽然从来没有上榜，但一家出版社买下了其他西班牙出版社里为数不多的阿琴波尔迪小说版权以及全部未译成西班牙语的阿琴波尔迪图书版权，这样就开创了阿琴波尔迪丛书的出版先例，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在大不列颠群岛，有一句话应该说出来：阿琴波尔迪明显依然只是少数人喜欢的作家。

在那兴奋的几天里，让－克劳德发现了一篇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认识的那个施瓦本人写的文章。文章中，施瓦本人基本上复制了他讲述过的阿琴波尔迪对弗里斯兰镇的访问以及跟那位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夫人共进晚餐的情景。该文发表在德国《罗依特林根晨报》上，内容有点不同：施瓦本人引用了那位夫人和阿琴波尔迪之间带有讽刺幽默特点的对话。夫人一开始问阿琴波尔迪是哪里人。他回答说是普鲁士人。夫人问他，他的姓氏是不是属于普鲁士乡下贵族。阿琴波尔迪回答说，很有可能。夫人于是低声嘟囔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个名字，仿佛在咬一枚金币，看看是不是真金。接着，她说，没听说过，顺便又念叨了几个名字，看看阿琴波尔迪是否认识。阿琴波尔迪说，不认识，对普鲁士他就知道那里有森林。

夫人说：“可是您的名字来自意大利啊。”

阿琴波尔迪答道：“来自法国，属于胡格诺派教徒 ［40］ 。”

夫人听了这个回答后笑了。施瓦本人说，早年间夫人可漂亮呢。甚至当时在酒馆的暗处，看上去仍然美丽，虽说一开口笑的时候，假牙活动，她得赶忙用手按住。但这个动作由她来做就不乏文雅了。夫人对待渔民和农夫时的从容自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热爱。她守寡已经有好多年了。有时，她骑马去沙丘转转；有时，则迎着北海的刺骨寒风消失在附近的小路上。

一天早晨，四人上街前在萨尔茨堡饭店共进早餐时，让－克劳德跟他三位朋友谈起施瓦本人这篇文章，四人的意见分歧和不同的理解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看法，阿琴波尔迪去小镇上朗诵作品那时，这个施瓦本人可能是夫人的情夫。丽兹的看法是，施瓦本人是根据自己的情绪和听众的种类，来解释发生的事情，因此有可能连他本人也不记得他真正说过什么以及那个宝贵机会里发生的事情了。莫里尼的看法是，那个施瓦本人用可怕的方式成为阿琴波尔迪的替身，是他的孪生兄弟，时间和偶然把这个人物变成了照片的底版，这张照片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力量，其分量令人窒息，但并没有因此与底版失去连接（经历了一个反向的程序），与冲洗出来的照片本质上一样：二人年轻时都经历过希特勒恐怖和野蛮的岁月，二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二人都是作家，都是处于崩溃境地的国家公民，都是漂泊中的穷鬼，在漂泊中相遇和相识，阿琴波尔迪是个快要饿死的作家，施瓦本人是个小镇上的“文化宣传员”，而那镇上最不重要的肯定就是文化。

那么是否有可能认为那个神秘和令人鄙视（为什么不呢？）的施瓦本人实际上就是阿琴波尔迪呢？提这个问题的人不是莫里尼，而是丽兹。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个施瓦本人一亮相就是矮个、体弱，这与阿琴波尔迪的基本体貌特征不符合。结果，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解释比较可信。那贵夫人虽然年事已高，仍有可能成为施瓦本人的情人。施瓦本人每天下午去那位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之旅的夫人家中，用热茶、饼干和香肠填饱肚子。施瓦本人给前骑兵上尉的寡妇按摩脊背，与此同时，窗外，细雨纷纷，是那种弗里斯兰地方的凄风苦雨，让人想哭，虽说施瓦本人没哭，却让他面色苍白，对，苍白，让他走到距离最近的窗口前；他在那里注视着狂风骤雨在窗帘外面做什么；直到夫人用命令的口气呼喊他，他才转身背对窗户，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来到窗前，不明白自己本打算在窗外找到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当窗边不再有人，只有房间尽头一盏有色玻璃小灯在眨动的时候，他出现了。

这样总的来说，四人在萨尔茨堡的日子过得还算愉快，尽管那一年阿琴波尔迪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四位朋友的生活继续漂流在欧洲四所大学德语教研室舒适的河流里，虽然不乏惊讶的事情要计算在内，等于是在他们表面有序的生活里填加了一些佐料，如同，饭后点心上加点辣椒，加点芥末，加几滴醋，或者从外部看，他们觉得就是如此，虽然每人、任何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对丽兹来说，那是一个奇怪、幽灵般闪烁的十字架；她不只一次，有时赶上不高兴的时候，提起她前夫就像是说一种潜在威胁，说他身上那些恶习只有魔鬼才有，而且是粗暴之极的魔鬼，可他从来没出现过，纯粹说说而已，没有任何行动，虽然在丽兹的演说中，她把那人说得生动逼真，可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从来没有见过，好像丽兹的前夫只存在于梦中，直到这个法国人（比那个西班牙人机灵）明白丽兹那无意识的演说、那无休止的谩骂是想自我惩罚，或许因为自己爱上并且与这样一个浑蛋结婚而羞愧。当然，让－克劳德是想错了。

在那段日子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一起担心丽兹眼下的状态，二人做了两次长时间的通话。

第一次是法国人打的，持续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第二次是西班牙人打的，在三天以后，持续了两小时十五分钟。当谈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让－克劳德要求对方挂上电话，说是这样的打法太贵了，还是由他立刻打过去吧。对此，西班牙人坚决反对。

让－克劳德打的第一个电话，开始时很困难，尽管曼努埃尔是盼望这次电话的，好像这迟早不得不说的话一张嘴颇费力气。开头的二十分钟，二人的声调悲伤，“命运安排”这句话说了有十遍；“友谊”这个词用了二十四次。“丽兹”这个名字叨叨了五十次，其中九次是白费。七次提到“巴黎”。八次提到“马德里”。“爱情”说了两遍，每人一遍。“可怕”说了六次。“幸福”只有一次（曼努埃尔说的）。“解决问题”说了十二次。“惟我论”七次。“委婉语”十次。“范畴”单数加复数共九次。“结构主义”一次（让－克劳德说的）。“美国文学”的提法三次。“晚饭”、“咱们吃晚饭”、“早餐”、“三明治”共十九次。“眼睛”、“双手”和“头发”共十四次。后来，交谈就变得流畅起来了。曼努埃尔用德语给让－克劳德讲了一个笑话；后者自己也笑了。实际上，他俩的笑声是被声波包围的，或者说连接他俩听力和语言的元素是要穿越漆黑的田野、比利牛斯山脉的风雪、条条河流、冷清的公路、巴黎和马德里四周无尽无休的远近郊区。

第二次交谈比第一次是彻底松弛下来了，是一次朋友交谈，打算澄清一些可能忽略掉的模糊问题，但并不为此变成一次技术性或者逻辑推理式的谈话，恰恰相反，谈话中稍稍触及丽兹的话题，都与感情变化毫无关系；这些话题易进易出，毫无困难地重回主题；二人到了第二次交谈结束时，承认丽兹不是那种终结友情的复仇女神，那种穿丧服戴黑纱的女人，翅膀上沾满了鲜血，也不是赫卡忒女神——她开始时像个保姆，是孩子的守护者，后来学会了魔法，把自己变成了动物。而是像天使那样巩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帮助他们发现了怀疑的事情，确信了原来不完全确信的一切，就是说，他们都是讲文明的，是能够体验高尚感情的人们，不是两头被枯燥的工作所压抑的沉闷的野兽，恰恰相反，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发现那天夜里自己特别豪爽，豪爽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二人在一起，那一定要出去庆祝一番；二人为自己身上的美德闪光而惊喜，闪光的确持续的时间不久（因为一切美德，除去短暂的确认之时，是没有闪光的，生活在黑洞里，周围有别的居民，其中不乏非常危险的人），没有庆祝和欢乐，二人最后不言而喻地相约建立永恒的友谊；挂上电话后，说定了在每人堆满图书的单元房里，郑重其事地慢慢喝上一杯威士忌，一面看看窗外的夜空，大概在寻找（虽然自己不知道）施瓦本人在寡妇窗外寻找而不得的什么玩意儿。

莫里尼是最后一个了解情况的人，也只能如此，虽然对莫里尼来说，情感数学往往不好使。

在丽兹第一次与让－克劳德上床之前，莫里尼就隐约看出了这种可能性。其根据并非是让－克劳德在丽兹面前的表现，而是丽兹放任的样子，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放任，波德莱尔会称之为“忧郁”，奈瓦尔 ［41］ 会称之为“惆怅”；他还发现让－克劳德让那个英国女子处于一种极好的状态，是准备发展进一步亲密关系的。

曼努埃尔的事，莫里尼当然没看出来。丽兹给莫里尼打电话，告诉莫里尼她跟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都搞上关系了。这个意大利人吃了一惊（要是丽兹告诉莫里尼她跟让－克劳德、跟伦敦大学一个同事，甚至跟一个学生搞上了，他也许不会吃惊的），但他机警地装做并不惊讶。后来，他试图想像别的事情，但是不成。

莫里尼问丽兹是否幸福。丽兹说是。莫里尼告诉丽兹，他从博希迈尔那里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有新消息。丽兹好像不感兴趣。莫里尼问她是否知道她丈夫的情况。

“是前夫。”丽兹说。

不，她一无所知，虽然有个过去的女友告诉她，她前夫跟一个过去的女友生活在一起。莫里尼问她是不是特别要好的女友。丽兹不明白这问话是什么意思。

“谁过去特别要好？”

莫里尼说：“就是现在跟你前夫生活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养活他。这是有区别的。”

“啊。”莫里尼应了一声“啊”，打算改变话题，可想不出什么内容来。

他怀着恶意想，要不要跟她说说我的病啊。可这话他是绝对说不出口的。

四人中，莫里尼是那段时间第一个阅读墨西哥索诺拉州连续杀人事件消息的人。消息刊登在《宣言报》上，署名的人是一名意大利女记者，她去过墨西哥准备写关于萨帕塔 ［42］ 游击队的文章。他觉得这消息好可怕。意大利也有连续杀人事件，但受害者的数字很少超过十人，而墨西哥索诺拉州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一百人。

后来，他想到了《宣言报》的女记者。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她居然到了墨西哥的恰帕斯，那可是位于墨西哥南端的地方啊，后来，她竟然写了索诺拉州的事情；如果他的地理知识没有欺骗他的话，索诺拉州可是在墨西哥的北方啊，是西北方，与美国接壤的边境地区。他想像着女记者乘大巴做长途旅行的情景，从墨西哥联邦区一直到北方荒原。他想像着她在恰帕斯森林一周后疲惫不堪的样子。他想像着她与游击队副司令马科斯交谈的情形。他想像着她在墨西哥首都的活动。也许在那里有什么人会给她讲索诺拉州发生的事情。她没坐飞机返回意大利，而是买了一张长途汽车票，前往索诺拉去了。片刻间，莫里尼强烈地渴望陪伴女记者旅行。

他想，我会爱她到死。一小时后，他已经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丽兹发来了一个电子邮件。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丽兹给他写邮件，而不是打电话。但一看过邮件，他明白了丽兹需要用恰当的方式表达思想，因此宁可写信。信中，她请他原谅，因为她说他自私、一种具体化为自怨自怜实际上或者想像中不幸的自私。接着，她说，终于（！！）解决了与前夫的纠纷。乌云已经从她的生活里散去。现在她想快活，想唱歌（这是她的原话）。她还说，也许一周前还爱她丈夫，现在可以肯定那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丽兹断言，怀着焕发的热情，她又集中精力工作了，同时关心那些生活琐事、让人类幸福的家务事。她还说：我希望你、亲爱的有耐心的莫里尼，第一个知道上述情况。

莫里尼连续阅读三遍。他沮丧地想到，丽兹声称的爱情、前夫、与前夫的一切“都翻过去了”，其实，什么也没“翻过去”。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则相反，没有收到这个意义上的任何知心话。让－克劳德察觉了曼努埃尔没有察觉到的事。从伦敦去巴黎比从巴黎去伦敦的次数要多。丽兹每隔一阵就要带礼物给让－克劳德，有时是一本论文集，有时是一本艺术品目录，都是他从来没看过的展览会上的，甚至是一件衬衫或者一条毛巾，这可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其余的一切照旧。做爱，上街共进晚餐，谈论有关阿琴波尔迪的新闻；从来不谈未来的男女关系；每当曼努埃尔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这个名字不露面的情况并不罕见），二人的口气是绝对不偏不倚的，绝对谨慎，尤其是绝对友好。有几个夜晚，二人甚至在搂抱中入睡了，但没做爱；这事让－克劳德肯定她不会跟曼努埃尔这么干的。他错了。丽兹跟曼努埃尔的关系往往就是他跟这个法国人的翻版。

饭菜有区别，巴黎的好一些。在舞台和背景方面，巴黎的比较时尚。语言不同，她跟曼努埃尔大部分时间讲德语；跟让－克劳德大部分时间讲英语。但是，总体来讲，大同小异。自然了，她跟曼努埃尔也有过不做爱的夜晚。

假如丽兹最要好的女友（她没有）问她哪个男友床上功夫好些，她还真不知如何回答。

有时，她想，让－克劳德是个比较讲究质量的情人。有时又想，曼努埃尔更好些。如果我们从外部看这件事，严格地从学术角度看，似乎可以这样说，让－克劳德看的书比曼努埃尔多，后者更相信性交中本能多于智力；西班牙人有不利的一面，就是说，曼努埃尔属于这样一种文化：常常把性欲与世界末日混淆在一起，把色情与“狗改不了吃屎”联系起来；这个错误认识在曼努埃尔的智库中有所表现（他自己由于心不在焉而没有察觉）；曼努埃尔第一次阅读萨德侯爵 ［43］ 的著作，仅仅是为了抵抗（和反驳）波尔的一篇文章；波尔认为萨德侯爵的《朱斯迪娜》、《闺房哲学》与阿琴波尔迪50年代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有内在联系。

反之，让－克劳德在十六岁就阅读了萨德侯爵的大作，早在十八岁就跟大学里的两个女同学三人同居，早在少年时对色情漫画的爱好就把他给改造成了一个成熟、理性、有节制的收藏者：专门收藏17和18世纪的色情文学作品。说得形象一些吧：就是摩涅莫辛涅 ［44］ ，山中女神、九位缪斯的母亲，眷顾法国人比西班牙人多一些吧。简而言之：让－克劳德可以坚持连续性交六小时（而不射精），因为读书多嘛；而曼努埃尔也能行（射精两次或者三次，累个半死），靠的是情绪，是力气。

既然说到了希腊人，那再说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也不算多余，他俩都以为（以邪恶的方式）自己是尤利西斯 ［45］ 的翻版；他俩都把莫里尼看成似乎是尤利西斯的好友——欧律罗库，此人在《奥德赛》中两次立功。一次是由于他小心谨慎而没有变成猪，暗示此人有自我意识、有条不紊地怀疑一切、有老海员那样的鬼心眼。另外一次则相反，讲了一个世俗和亵渎神明的冒险故事：宙斯和另外一位大神在太阳岛上放养了许多母牛，这让欧律罗库垂涎三尺，他机智巧妙地煽动同伴们杀牛过节；这让宙斯和大神万分震怒，大骂欧律罗库假充圣人或者是无神论者或者普罗米修斯分子；大神对欧律罗库的态度、对他关于饥饿的诡辩深恶痛绝，超过了杀牛过节的行动，后来，欧律罗库坐的船沉没了，全体船员遇难；这就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相信同样会发生在莫里尼身上的事情，当然不是有意识去想，而是在这两位朋友心灵暗处、微观世界里跳动着，以不连贯的确信方式，或者是本能方式，或者微观黑色想法，或者微观象征性的方式显现着。

差不多到了1996年底，莫里尼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丽兹在游泳池里潜水；他和让－克劳德以及曼努埃尔在一张石桌旁边玩纸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背对着游泳池，起初像是饭店普通公用的游泳池。玩牌时，莫里尼观看别的桌子、遮阳伞和排在四面的躺椅。远处，有个带深绿色栅栏的公园，好像刚刚下过雨一样闪闪发亮。渐渐地人们撤离了游泳池，消失在这样那样的门里；这些门通向大楼内的宽敞酒吧、单人间、套间；莫里尼想像着那些双人套间一定有美式厨房和卫生间。过了一会儿，外面已经没人了，包括原来看到的那些忙忙碌碌的服务员。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仍然沉迷在牌局里。莫里尼看见让－克劳德手边堆着不少赌场的筹码，此外还有各国的货币，据此，他推测让－克劳德正在赢钱。但是，曼努埃尔脸上没有认输的表情。这时，莫里尼看看自己的牌，发现没的可打。于是，换牌，要了四张牌，放在石桌上，也不翻过来看看，然后有些费力地启动轮椅。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甚至都不问他到哪里去。他转动轮椅向游泳池边滑去。这时，他才发现游泳池如此之大。宽度至少有三百米；莫里尼估计，长度要超过三公里。池水乌黑，有些地方可以看到油斑，好像在码头看到的脏水。四面八方都没有丽兹的身影。莫里尼大叫了一声：

“丽兹！”

莫里尼以为在游泳池的另外一端看到了一个身影，于是，挪动轮椅向那个方向滑去。这段路很长。他回头看了一次，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已经不见了。那片地方已经被雾遮盖。他继续前进。池水似乎正在沿着边缘攀登，好像什么地方正在酝酿风暴，或者更糟糕的事，虽然莫里尼走的地方还很平静、安宁，没有任何风暴来临的前兆。片刻后，迷雾笼罩了莫里尼。起初，他打算继续前进，但后来察觉有和轮椅一道摔到池中的危险，还是不冒险为好。等到眼睛在黑暗中习惯之后，他看见一块岩石，好像池中冒出的一块黑红色礁石。他不觉得奇怪。走近池边，他又大喊了一声“丽兹”，这一次他担心永远见不到她了。只要他轻轻一跳就可以落入池内。这时，他才发现，池子是空的，很有深度，仿佛脚下张开了一道悬崖，底部是因水长锈的黑瓷砖。远处，他看出有个女子的身影（尽管无法肯定）正向岩石边缘走去。莫里尼正准备再喊一次，给那人影打个手势，感觉身后有人。立刻，他确信：一是有坏人；二是坏人希望莫里尼转身看到他的面孔。他小心翼翼地后退，继续走在游泳池边，极力不回头看跟踪他的人，一面寻找可能通向池底的梯子。当然，按照逻辑推理，梯子应该设在一个角落里，可是一直没有梯子；莫里尼滑动了几米，停住，转身，面对那陌生人的脸，克制着恐惧心理，恐惧让他慢慢确信他知道跟踪他的人是谁，那人喷出一股臭气，让莫里尼觉得难以忍受。这时，迷雾中露出了丽兹的面孔。这是个比较年轻的丽兹，大约二十岁，或者更小；她目不转睛和严肃地望着他，迫使莫里尼躲开她的视线。那么，在游泳池底部漫游的人是谁？莫里尼还能看见那人——一个小黑点正准备攀登已经变成一座山的那块岩石；他视线很远，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心里有股深深的无法抑制的悲伤，仿佛看到了他的初恋情人正在迷宫里挣扎。或者仿佛看到了自己，双腿还能走路，但是迷失在绝对无用的攀登上。还有，他已经无法避免迷失，可避免不了也好，他心想，这情景很像居斯塔夫·莫罗 ［46］ 或者像奥迪隆·雷东 ［47］ 的画作。这时，他再看丽兹。她说：

“没有回头路啊。”

这句话他不是听到的，而是直接从她脑子里感应到的。莫里尼想：丽兹具有通灵能力。她不坏，是好人。他闻到的不是臭气，而是通灵能力，据说可以改变梦的方向，他心里知道这是无法改变，是命中注定的。这时，丽兹用德语反复说：“没有回头路啊。”可她自相矛盾的是，竟然转回身去，朝着与游泳池相反的方向走去，消失在迷雾朦胧的森林里，那里射出一道红光，丽兹消失在红光里。

一周后，莫里尼经过用四种不同方式解析前面的梦之后，去伦敦旅行了。此举的决心完全超出了他的常规——只为参加会议而旅行，而旅费和住宿费都由组委会报销。这一次完全相反，没有任何职业原因，食宿、交通的费用自己掏腰包。也不能说他是来救助丽兹的。仅仅是在四天前，他跟丽兹通话，说打算去伦敦旅行，他有好长时间没看过这座城市了。

丽兹听了这个想法很高兴，主动提出请莫里尼住在她家。可莫里尼撒谎，说他已经预订了旅馆房间。他到达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的时候，丽兹已恭候多时了。那天，二人一起吃了早饭，地点在莫里尼下榻的旅馆附近的餐厅里。晚上，他和她在丽兹家中共进晚餐。饭菜不好吃，莫里尼很有教养地克制着，一面谈起阿琴波尔迪，谈他日益提高的名声，谈到大量有待澄清的疑惑，但是，吃完茶点后，交谈走上私事的轨道，更多地谈及往事，一直谈到清晨三点钟，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丽兹帮助莫里尼从老电梯上下去，然后，下了六个台阶，所有这一切都比他预期的愉快，这是后来这个意大利人自己概括的。

从早饭到晚饭，莫里尼孤独一人，起初不敢离开房间，后来由于无聊难耐，决定出门上街，去海德公园看看；他在那里没目的地转悠，一面想着心事，不注意任何人。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看他，因为从来没见过残疾人如此果敢坚定、坚持有节奏的运动。走着、走着，等他停下来的时候，眼前是一座所谓的“意大利花园”，但没有半点意大利味道，谁知道呢，他想，尽管人们有时说，鼻子底下的事也会熟视无睹。

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本书，一边恢复体力，一边开始看书。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人跟他打招呼，接着听见有人沉重地落座在木凳上的响动。他回敬了招呼。那陌生人长着一头淡黄色头发，其中有些白发，洗得不干净，体重至少有一百一十公斤。二人互相打量片刻。陌生人问他是不是外国人。莫里尼回答说他是意大利人。陌生人想知道他是否居住在伦敦，还有他在看什么书。莫里尼说他不住在伦敦；正在看的书是《胡安娜修女的烹饪书》，作者是安杰罗·莫里诺，当然是用意大利文写的，虽说内容是墨西哥一位修女的事迹。主要介绍这位修女的生平和菜谱。

“这个墨西哥修女喜欢烹饪？”陌生人问。

“比较喜欢，她也写诗。”莫里尼答。

“我不相信修女。”陌生人说。

“可这个修女是伟大诗人。”莫里尼说。

“我不相信按照菜谱书做饭的人。”陌生人固执地说，好像没听见莫里尼的话。

莫里尼问他：“您相信谁？”

“相信饿了就吃饭的人，这是我的想法。”陌生人说。

后来，陌生人转而说明，不久前他有一份工作，在一家只制造瓷杯的企业干活，就生产那种常规的杯子；上面常常写着一句广告词，或者一句格言，或者一个笑话，比如：“哈哈哈，我的咖啡时间到啦”，或者“爸爱妈”，或者“今生今世到老”；有些杯子上写有一些乏味的神话故事，有一天，大概是市场的要求，杯子上的广告词彻底更新，另外还在格言旁边添加图画，开头不是彩色的，后来由于创意成功了，加上了彩色图画，是些笑话，也有色情故事。

陌生人说：“他们甚至给我涨了工资。意大利有这种杯子吗？”

莫里尼回答道：“有。一些用英语写的故事，还有一些用意大利文。”

“对，一切都要称心如意。”陌生人说，“我们的工人干活更高兴了。负责人也高兴了。老板喜气洋洋。但是，生产这种杯子两个月后，我发觉这高兴是做作的。我高兴是因为我看见别人快活，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觉得快活，可实际上我并不快活。恰恰相反，我觉得比给我涨工资之前还要不幸。那时，我想，这是个糟糕的时期，努力不去想这事，可是三个月过去了，我不能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我脾气变得很暴躁，性情比过去粗暴得多，随便什么蠢事都会生气，开始酗酒。于是，我面对问题，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喜欢生产这种固定模式的杯子。跟您说吧：夜里我像黑人一样受罪。我想，我要发疯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想什么。那时有些想法至今还让我感到害怕呢。有一天，我遇到一位负责人。我告诉他制作这种白痴杯子让我厌烦。那家伙是个好人，名叫安迪，总是愿意跟工人聊天。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做以前生产过的那种杯子。我说，是的。他问我：迪克，你这么说是认真的吗？我回答：很认真。是新型杯子让你格外费事吗？我说：有点，不过工作还是一样的。现在这些操蛋杯子伤人，从前可没有过。安迪问：这是什么意思？从前的杯子不伤人，现在这些婊子养的杯子让我伤心。安迪问：这些新杯子就是更时髦了，还有什么他妈的不一样？问题恰恰在这里啊，我回答说，从前的杯子没那么时髦，即使它想伤害我，他的刺也伤害不了我，我感觉不到；可是现在呢，这些破杯子像是用鸡巴武士刀武装起来的日本武士，这简直让我发疯。总之，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陌生人说道，“负责人在听我说，可一句也不明白。第二天，我要求算账，离开那家企业。从此，我再也不工作了。您怎么看？”

莫里尼回答前犹豫了一下。

后来，他说：“我不知道。”

陌生人说：“差不多人人都这么说：不知道。”

莫里尼问他：“如今您做什么？”

陌生人说：“什么也不干。不工作了。我是伦敦的乞丐。”

莫里尼心里想，这好像是在表演旅游节目，但没敢说出声音来。

陌生人问：“您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什么书？”莫里尼问。

陌生人用一个粗大的手指点点莫里尼小心翼翼拿着的那本书，意大利巴勒莫市塞叶里奥出版社出版的书。

他说：“我认为很好啊。”

“给我念几个菜谱！”陌生人用一种让莫里尼感觉是威胁的口气说道。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时间。”莫里尼说，“我跟女朋友有个约会。我该走了。”

“您的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陌生人问，依然用那样的口气。

莫里尼说：“丽兹·诺顿。”

“丽兹，这个名字很漂亮。”陌生人说道，“您的名字呢？问问您不算鲁莽吧？”

“皮埃罗·莫里尼。”

“真奇怪。您的名字差不多跟这本书作者的名字一样呢。”陌生人说道。

莫里尼说：“不一样。我叫皮埃罗·莫里尼。他叫安杰罗·莫里诺。”

陌生人说：“要是您不介意的话，至少给我念几个菜名。我会闭着眼睛听，想像一下菜肴的样子。”

“行。”

陌生人闭上了眼睛。莫里尼开始慢慢诵读胡安娜修女的一些菜单，用的是演员的腔调。

奶酪油煎饼

凝乳油煎饼

风干油煎饼

油炸甜饼

蛋黄甜点

鸡蛋糕

奶皮甜食

核桃甜食

摩尔蛋糕

甜菜糕

黄油奶糖

奶油甜点

奶糕

读到“奶糕”时，陌生人像是睡着了，莫里尼便离开了意大利花园。

第二天与第一天相似。这一回丽兹去旅馆找莫里尼。莫里尼交房钱时，丽兹把他惟一一件行李放进汽车后备厢里。车子开上大街后，他俩走上前一天前往海德公园的道路。

莫里尼察觉并注意着这条路的情况，接着，海德公园出现了，他觉得就像一部丛林影片，颜色不对，凄凄惨惨，令人感动，直到车子拐弯，消失在别的街上。

二人在一个小区里吃了午饭，这是丽兹以前发现的地方，餐厅靠近河边，从前有两家工厂和修船车间；如今改造成了住宅区，盖起了服装店、食品店和新式餐厅。莫里尼按照平方米计算，一家小时装商店相当于四套工人住宅的面积。餐厅相当于十或者十六套工人住宅。丽兹在称赞小区，表扬人们为振兴小区所做的努力。

莫里尼心想，“重振”一词不妥，虽说重振有再度浮出的意思。恰恰相反，二人在吃饭后点心时，莫里尼再次想哭，或者最好昏倒在地，从轮椅上缓缓地摔下来，眼神注视着丽兹的脸庞，永远别再醒来。可是眼下丽兹正在讲述一个画家的故事——第一个来小区居住的人。

画家年轻，大约三十三岁，周围的人都认识他，但不是所谓的“名人”。实际上，他来这里居住是因为画室的租金比别处便宜。那个时候，这里可没有现在这么热闹。当时还住着领社会保险的老工人，但还没有年轻人和孩子。在街上，妇女因稀缺而名贵，原因要么是死了，要么是终日在家，足不出户。那时只有一家小酒店，破破烂烂，跟小区一样。总之，是个荒凉、破败的地方。但似乎正是这个景象刺激了画家的想像力和创作愿望。画家本人也差不多是个孤僻的人。或者说喜欢孤独。

因此，小区没让画家害怕，相反，他爱上了小区。他喜欢夜间回家走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喜欢街灯的颜色和照在房子上的光线。喜欢他移动时跟着他一起移动的影子。喜欢烟灰色的黎明曙光。喜欢聚集在小酒馆、说话不多的人们，他也变成了小酒馆的常客。喜欢痛苦，或者对痛苦的追忆；毫不夸张地说，痛苦已经被无名的什么东西给吞噬了，吞噬之后，变成了一片空白。他喜欢这样的意识：痛苦最后变成空白的等式是可以成立的。他意识到：这样的等式可以应用到一切方面去，或者几乎一切的方面去。

这样，他开始以空前的热情创作起来了。一年后，他在埃玛·沃特森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那是一个在沃平地区的另类空间。他的画展大获成功。他开创了一个新派别，后人称之为“新颓废派”或者“英国野兽派”。开幕式上展出的作品很大，三米乘两米，在灰色的混合物中，展示小区大难后的废墟。这好像表明画家和小区之间已经产生了全面合作关系。也就是说，有时似乎是画家在画小区，有时是小区在用它凄凉、粗野的线条在描绘画家。作品不坏。但是，如果不是一幅明星之作、比其他作品小得多的代表作推动大批英国画家来看（几年后他们纷纷踏上了“新颓废派”之路），那么画展也许不会取得轰动效应。那幅代表作，两米乘一米，如果仔细看（可谁也不敢肯定自己看得仔细），是作者自画像的省略法处理，有时看上去是自画像的螺旋形（这取决于看画的角度），作品中央悬挂着画家的右手，被制成了木乃伊的样子。

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个样子。一天上午，狂热地投入自画像的创作之后过了两天，画家用画具把右手砍下来了。他立刻在小臂上绑了止血带，把右手送到了一位他认识的动物标本制作人手中，此人了解画家希望的新作性质。后来，画家去了医院，医生们为他止了血，在小臂处塞满药布。不知什么时候什么人问他事故是怎么发生的。画家的回答是，干活时不注意，是砍刀砍下来的。医生问他砍下来的手在哪里，因为有可能断手再植嘛。画家气哼哼地痛苦叫道，在来医院的路上，他把它给扔进河里了。

虽然他作品的价格高得令人瞠目结舌，但是销售一空。据说，那幅代表作被一位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的阿拉伯人买走了，同时买走的还有四幅大画。不久，画家疯了，他妻子只好把他送进瑞士洛桑或者蒙特勒疗养院。

如今他还在疗养院。

反之，画家们则纷纷在小区安家落户。主要原因是房租便宜，但也是被那位画家的传奇色彩所吸引，毕竟是这个人近年来用最极端的方式画出了自画像啊。后来建筑商们来了，后来有些人家买下了改建和重修的住宅。后来时装店、戏剧工作室、自助餐厅纷纷出现，直到变成了伦敦最时尚和表面上便宜的小区之一。

丽兹问莫里尼：“这个故事怎么样？”

“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他说。

想哭，或者想晕倒的愿望依然存在，但是他忍住了。

二人在丽兹家中喝了下午茶。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丽兹才说起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的事情，但用的是偶然谈及的方式，好像她和法国人以及西班牙人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对莫里尼来说，既无趣也无益（可他那副紧张样子没能逃过她的眼睛，尽管他小心翼翼什么也不问，因为知道即使提问也减轻不了多少焦虑感），甚至对她也无趣和无益。

下午过得十分愉快。莫里尼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从那里欣赏丽兹的客厅：书籍、挂在雪白墙壁上的镜框（有照片和神秘的纪念品）；表明她有心注意像挑选家具（趣味高雅、令人愉悦、不夸张炫耀）这样的普通事情，从客厅里还能看见一片绿荫覆盖的街道；丽兹肯定每天早晨出门前要看上一眼街道。莫里尼开始觉得舒服了，似乎这位英国女朋友多层面的形象在保护他，似乎这个形象也是一种肯定，那话语像婴儿一样，他不懂，可是让他感到安慰。

告辞前，他问她刚才说的那个画家的名字，是否有那次幸运而惊人的画展的作品目录。丽兹说，他叫埃德温·约翰 ［48］ 。她随后起身，去堆满图书的架子上寻找。她找到一大厚本目录，递给意大利人。打开目录前，他想，如此追问画家的故事是不是妥当，尤其是现在心情愉快的时候。他想，要是我不问，会急死的。打开目录（更像是一部全面介绍，或者试图全面介绍约翰创作道路的艺术著作），画家的照片在第一页，展示出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那是在他自己断臂之前的照片，目光直对着镜头，微笑，可能是羞怯，或者嘲笑。头发黑且直。

“我送给你了。”他听见丽兹这样说道。

“多谢。”他回答说。

一小时后，二人一起去机场。一小时后，莫里尼飞向意大利。

那个时期，一位此前默默无闻的塞尔维亚评论家、贝尔格莱德大学德语教师，在让－克劳德推动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奇怪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令人回忆起一位法国评论家送给出版物的一些小小的发现，是关于萨德侯爵的，这是一堆散乱的临摹纸片，模模糊糊证明萨德侯爵到过一家洗衣店，记录了他跟某位剧场的人有关系，还有一位医生开出的药品费用清单以及购买坎肩的收据（详细记录了纽扣、颜色，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具有了不起的记录价值，从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过萨德其人，他给洗衣店送过衣裳，购买过新服装，与一些人（时光模糊了他们的存在）有过书信往来。

塞尔维亚老师的文章很像那位法国评论家的论文。但他钩沉的人物不是萨德侯爵，而是阿琴波尔迪；他的文章基于一次详尽、有时没有结果的调查：从德国出发，走法国、瑞士、意大利、希腊，再返回意大利，结束于意大利巴勒莫一家旅行社，看来阿琴波尔迪在这家旅行社早就买好了飞往摩洛哥的机票。塞尔维亚老师说，阿琴波尔迪是一位德国老人。“德国老人”这四个字使用得模模糊糊，好像在用魔杖揭开什么秘密，同时又像极端具体的批评文学，一种非思辨的文学，没有思想，没有肯定和否定，没有怀疑，没有引导的意向，不赞成也不反对，就是一只寻找可触摸元素的眼睛，对这些元素不做评判，而是冷冰冰地展览出来，是临摹式考古学，也就是复制品考古学。

让－克劳德觉得这篇文章很怪。发表前，他给曼努埃尔、莫里尼和丽兹各寄了一份复印件。曼努埃尔说，这里面能有些东西，尽管这种调研方式让他觉得是啃书本的活计、一个助手非技术性的工作：这是他的看法；他还说，在研究阿琴波尔迪的热潮中有这种没思想的狂热分子也是好事嘛。丽兹说，她一直有一种本能（女性的）认为阿琴波尔迪迟早会走到摩洛哥的什么地方；塞尔维亚作者文章的惟一价值就是那张用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名字预订的机票，那是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飞向摩洛哥拉巴特前一星期的事。她说，从现在起，咱们可以想像阿琴波尔迪迷失在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某个山洞里了。莫里尼则一句话没说。

事情走到这一步，就有必要澄清一下如何正确理解这篇文章了。的确有一张用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名字预订的飞机票。但这个预定根本没有落实，在登机时，阿琴波尔迪压根没露面。塞尔维亚老师认为，这问题是明白无误的。不错，阿琴波尔迪是亲自预订了一张飞机票。我们可以想像一下，阿琴波尔迪在旅馆里，一定有什么事情让他改变了主意，也许喝醉了；甚至可能在半睡状态下、糊里糊涂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气时做了重大决定，跟航空小姐说预订票时使用了笔名，而不是护照上的真实姓名，这个错误明天就亲自去航空公司办公室改正，再用真名买票。这就说明了阿琴波尔迪没有出现在飞往摩洛哥航班上的原因。当然，也存在别的可能性：阿琴波尔迪到了最后一刻，经过三思（也许四思），决定不做这趟旅行，或许，在最后一刻，决定旅行，但不去摩洛哥，而是，比如，美国，或者，所有这些只是玩笑，或者误会。

在塞尔维亚老师的文章里，对阿琴波尔迪的体貌特征作了描述。但一眼可以看出，其描述来自那个施瓦本人的口述。当然，在施瓦本人的口述中，阿琴波尔迪还是个年轻的战后作家。塞尔维亚老师文章中惟一在体貌方面的描述就是让阿琴波尔迪从1949年在荷兰弗里斯兰出现的年轻人（那时仅仅出版了一部著作）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人（阅历丰富，著作等身），但体貌特征依旧，好像阿琴波尔迪与大多数人的变化相反，样子一直没变。塞尔维亚老师说，我们的作家阿琴波尔迪，从创作角度看，毫无疑问，是个意志顽强的人，顽强得像头牛，倔强得像毛驴；如果阿琴波尔迪在西西里岛上下午最忧伤的时刻，打算去摩洛哥旅行，哪怕没用真名订票，而是用了阿琴波尔迪这样的笔名，虽然是疏忽，但绝对不能让我们抱这样的希望：第二天他改变主意，不亲自去旅行社用真名和合法护照买票，也没去登机，而是像成千上万孤独的德国老人那样独自飞跃长空，去北非某国。

让－克劳德心里想：他老啦，独身一人啊。是成千上万德国独身老人之一啊。如同一台孤独的机器。如同突然衰老的光棍，或者如同一个乘坐光速旅行归来的光棍看见了别的衰老或者变成了冰雕的光棍。成千上万孤独的机器乘意大利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越羊膜般的地中海，吃着意大利通心粉，喝着红葡萄酒或者苹果酒，半睁半闭着眼睛，确信退休老人的天堂不在意大利（同样不能在欧洲任何地方），飞向非洲或者美洲混乱的机场去，那里卧着大象。那是以光速飞向巨大的坟墓啊。让－克劳德想，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让－克劳德望望双手，心里想着，墙上有斑点，手上也有斑点。这个讨厌的塞尔维亚臭狗屎！

等塞尔维亚人的文章发表后，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不得不承认塞尔维亚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曼努埃尔说，应该做调查，应该有文学评论，应该写阐释性论文，如果时机到了，可以印刷宣传小册子，但是不能搞这种科学幻想与没写完的侦探小说混合的杂种。让－克劳德完全同意他朋友的看法。

1997年新年伊始，丽兹渴望有什么变化。希望放假。希望去爱尔兰或者纽约看看。希望强制自己离开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她约二人来伦敦一谈。让－克劳德凭直觉在一定程度上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或者没什么不可逆转的事发生。他心平气和地赴约，准备多听少说。曼努埃尔恰恰相反，担心最坏的事发生（丽兹准备告诉他们她更爱让－克劳德，不过会向他保证友谊长存，甚至有可能邀请他在迫在眉睫的婚礼上作傧相）。

第一个出现在丽兹单元房里的是让－克劳德。他问她是不是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丽兹说，最好等曼努埃尔来了再谈，这样可以避免同样的话重复两次。由于二人没什么重要事可说，便开始谈天说地。让－克劳德很快就不听话了，改变了话题。丽兹于是说起阿琴波尔迪。这新话题几乎让他心烦意乱。他又想起那个塞尔维亚人，又想起那个可怜、孤独、可能厌世的老作家来（阿琴波尔迪），又想起自己浪费的岁月，想起丽兹出现前自己的蹉跎岁月。

曼努埃尔要迟到了。让－克劳德想：整个生活全都是一堆臭狗屎；他吃了一惊：怎么会这么想呢！后来又想：要是没这个四人帮，现在她就是我的啦。又想：要是没有什么亲和力、友谊、知己、联盟，现在她就是我的啦。稍后又想：要是一切都没有，我也不可能认识她呀。又想：也有可能认识她，因为我们对阿琴波尔迪的兴趣是属于每个人的，不产生于我们这个友谊整体。又想：也有可能她恨我啊，可能觉得我好卖弄学问，感觉我冷漠、傲慢、孤芳自赏，是个排他的酸臭文人。“排他的酸臭文人”这说法让他很开心。曼努埃尔已经迟到了。丽兹似乎也非常平静。实际上，让－克劳德表面上也很平静，但远非如此。

丽兹说，曼努埃尔迟到了是正常的。她说，飞机常常晚点。让－克劳德想像着曼努埃尔的班机在火焰中冲向马德里机场跑道，在轰鸣中扭成一堆废铁。

他说：“咱们应该打开电视吧！”

丽兹看他一眼，冲他一笑。她笑着说：“我从来不开电视。”她奇怪让－克劳德竟然不知道她不看电视。让－克劳德当然知道。可他此前一直没情绪说：咱们看看消息吧，看看电视上是不是有飞机失事。

他问：“我可以开电视吗？”

“当然可以。”丽兹说。让－克劳德一面弯腰按动电视开关，一面偷偷瞧起她来，光彩照人，神情自若，一会儿准备烧茶，一会儿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一会儿把刚才拿出来展示的书籍放回原处，一会儿接一个并非曼努埃尔打来的电话。

他打开了电视。把不同的频道一一巡视一遍。他看见一个大胡子身穿破衣烂衫。他看见一群黑人走在土路上。他看见两位西装革履的先生在不慌不忙地交谈，二人双腿交叉，时不时地回头看看身后时隐时现的地图。他看见一位肥胖的太太在说话：女儿……工厂……会议……医生们……不可避免的，后来，她微微一笑，低下头来。他看见一位比利时大臣的脸。他看见一架飞机的残骸正在跑道一侧冒烟，四周有救护车和消防车。他大声喊叫丽兹。可丽兹还在打电话。

让－克劳德没再喊叫，只说：曼努埃尔的飞机爆炸了。丽兹没看电视屏幕，瞅了他一下。他只用几秒钟就明白了，着火的飞机不是西班牙的。在消防队员和救护队员旁边，可以看到有些乘客逐渐远去，其中有些人一瘸一拐，有些人披着毛毯，他们因害怕或者惊吓而变了脸色，但是显然都没有大碍。

二十分钟后，曼努埃尔到了。吃饭时，丽兹告诉曼努埃尔让－克劳德以为他乘坐在失事的飞机上了。曼努埃尔哈哈大笑，但是怪怪地瞅了让－克劳德一眼，没被丽兹察觉；但让－克劳德立即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另外，这顿饭吃得很阴沉，虽然丽兹的态度完全是正常的，好像与他俩是偶然邂逅而并非事先明确告知他俩来伦敦聚会。她还没张口，他俩已经猜出她要说什么了：她打算终止，至少暂时停止与他俩的爱情关系。她举出的理由是需要思考和集中精力做事；接着，她说，不愿意与他俩绝交。她需要思考，仅此而已。

曼努埃尔接受丽兹的解释，没提任何问题。让－克劳德相反，本来他打算问问是不是她前夫与这个决定有什么关系；可是有了曼努埃尔做榜样，他也宁可一言不发了。午饭后，三人乘坐丽兹的轿车在伦敦兜风。让－克劳德坚持要坐在后排，直到看见丽兹目光中的嘲讽闪过，方才同意大家随意，可结果恰恰是他坐到了后排。

丽兹一面驾车行驶在克伦威尔大道，一面对二人说，晚上最好三人同睡。曼努埃尔哈哈一笑，说了一句风趣的话，算是继续开玩笑吧。让－克劳德不敢肯定丽兹是不是开玩笑，更不相信自己会参加三人同睡。后来，三人去肯辛顿公园的彼得·潘塑像附近看落日。三人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旁边是一棵高大的圣栎树；这是丽兹喜爱的地方，从小为之着迷。起初，三人看见一些人躺在草坪上；但是，渐渐地附近的人都走了。男男女女走过去，穿着华丽的女人匆匆向蛇行艺廊或者阿尔伯特纪念碑走去；一些男人夹着破报纸向反方向走去；母亲们拉着婴儿车走向贝斯沃特路。

夜幕开始降临时，三人看见一对说西班牙语的青年男女走到彼得·潘塑像前。女的黑发，很漂亮，伸手要摸彼得·潘的腿。男的个子很高，留着大小胡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在上面记了什么。后来，他高声说道：“肯辛顿公园。”

女的不再看塑像了，而是看湖水，确切地说是看道路与湖水之间的草丛中有什么在动弹。

丽兹用德语问：“她在看什么？”

“像是一条蛇。”曼努埃尔说。

“这里没蛇！”丽兹喊道。

这时女的叫男的：“罗德里格，过来！看这个！”男的好像没听见。他已经把小本子放进皮夹克口袋里了，正在悄悄欣赏彼得·潘塑像。女的弯腰在看草叶下的什么东西向湖里爬去。

让－克劳德说：“看来真的像蛇啊。”

“这话我说过了。”曼努埃尔说道。

丽兹没理二人，起身去看个明白。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丽兹家的客厅里只睡了短短几个小时。虽说有沙发床和地毯可供他俩使用，可就是没办法入睡。让－克劳德打算给曼努埃尔解释失事飞机的事。可曼努埃尔说，没必要解释什么，他都明白。

清晨四点，经一致同意，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拉开电灯，开始读书。让－克劳德打开一本关于贝尔特·莫利索作品的书，莫利索属于印象派画家成员；可是，片刻后，他很想把书摔到墙上去。曼努埃尔则相反，从旅行袋里掏出《头颅》来看。《头颅》是阿琴波尔迪出版的最新长篇小说。他开始复习在书的空白处写下的注释，这将是一篇文章的核心，他打算发表在博希迈尔主编的杂志上。

曼努埃尔的论点（让－克劳德也赞同）是这样的：阿琴波尔迪以《头颅》作为自己文学冒险生涯的结束。曼努埃尔说，《头颅》之后，图书市场上就不会再有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了。另外一个著名的阿琴波尔迪研究者迪特尔·荷尔菲德，认为这个看法过于冒险，因为根据只是阿琴波尔迪的年龄，而此前在《铁路之美》问世时也有人说过类似的意见，甚至在《比特丘司》出版时，柏林一些教授也说过类似的意见。清晨五点，让－克劳德洗了淋浴，然后准备茶点。六点，曼努埃尔再次入睡，但六点半醒来，心情不好。差一刻七点，二人叫了出租车，收拾好客厅。

曼努埃尔写了一张辞行留言。让－克劳德从旁边瞥了一眼，想了几秒钟后，决定也写留言。出门前，他问曼努埃尔要不要洗淋浴。西班牙人回答说：到马德里再洗。那里水好。让－克劳德说：确实如此；但他觉得这话愚蠢，有妥协的意思。随后，二人悄悄走了；在机场吃了早餐，如同以往多次的做法一样。

飞机带着让－克劳德飞回巴黎时，他不由自主地开始想那本关于贝尔特·莫利索的书，昨天夜里他真想把书摔到墙上去。让－克劳德问自己：为什么呀？莫非他不喜欢莫利索的画，或者某个时刻的表现？实际上，他喜欢这位印象派女画家的作品。突然，他明白了：那书不是丽兹买的，而是他买的；是他从巴黎到伦敦一直携带着这本用礼品纸包装好的图书；丽兹一生见过的莫利索早期作品的复制品全都收集在这本图书里；他记得丽兹坐在他身边，他一面介绍每幅画作一面抚摩丽兹的后颈。难道现在他因为送她这本书后悔了吗？没有。当然没有。这位印象派女画家与他俩的分手有什么关系吗？这想法真荒唐。那他为什么要把书摔到墙上去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想莫利索、图书和丽兹的后颈，而不想想三人同睡的某种可能性呢？这种可能性那天夜里在丽兹的单元房像个印第安魔法师那样号叫着飘浮着而始终没能实现。

飞机带着曼努埃尔飞回马德里，他与让－克劳德相反，心里想着对阿琴波尔迪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的看法，在想是否有道理，他认为是有道理的，书市上将不会再有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了，还想到了这后面的全部意义；他想到了火焰中的飞机以及让－克劳德的阴暗想法（可够现代化的，这婊子养的！可只有对他合适的时候才现代化啊）；他时不时地看看舷窗外面，看上一眼引擎，特别渴望回到马德里。

在一段时间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没有通话。让－克劳德偶尔给丽兹打电话，虽然他与丽兹的谈话越来越……，怎么说呢？装腔作势，好像维系这种关系的只有彬彬有礼了；另外，他跟莫里尼还像从前那样打电话，这二人的关系毫无变化。

她跟曼努埃尔之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虽然曼努埃尔稍后才意识到丽兹这样做是认真的。莫里尼自然察觉了三位朋友之间发生的事，但是出于谨慎或者懒惰——动作不灵活造成的懒惰，同时又是往往让他感到伤痛的懒惰，宁可假装不了解情况。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感激他这样的态度。

甚至连博希迈尔（对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双驾马车感到敬畏）都在某种程度上察觉出与二人的书信往来中有些许变化：模糊不清的暗示、稍稍收回从前说过的话、小小的但极具说服力的怀疑，这涉及二人关于方法论的问题，而此前他们可是有共识的。

后来召开的会议有：在柏林举行的日耳曼文化学者大会，在斯图加特举行的20世纪德国文学大会，在汉堡举行的德国文学研讨会，在美因茨举行的德国文学的未来交流会。柏林会议，让－克劳德、曼努埃尔、丽兹和莫里尼都参加了。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四人在早餐时只见了一面，再说，周围还有许多不遗余力地争抢黄油和果酱的日耳曼文化学者。斯图加特的会议有三人参加，是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即使让－克劳德和丽兹能够单独谈话（曼努埃尔正在和施瓦茨交换看法），等轮到曼努埃尔与丽兹说话的时候，让－克劳德则小心谨慎地跟迪特尔·荷尔菲德走到一边去了。

这时，丽兹意识到了她这两位朋友不愿意谈话，甚至不愿意见面，这不能不让她感到难过，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觉得自己有错，造成了两位朋友的疏远。汉堡研讨会，只有曼努埃尔和莫里尼参加了；二人努力克制厌烦情绪。既然到了汉堡，二人就拜访了布比斯出版社，去看望施耐尔社长；但是没能见到布比斯夫人。访问前，二人买了一束玫瑰花准备送给夫人。但夫人去莫斯科旅行了，施耐尔对二人说，真不知道夫人哪里来的活力！说罢，满意地大笑，让莫里尼和曼努埃尔觉得太夸张了。二人离开前，把玫瑰花交给了施耐尔。

美因茨交流会，只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这一回，二人没办法了，只好面面相对，摊牌吧。起初，二人很自然极力不见面，或者匆匆打个招呼，但是最后只好谈话。地点在旅馆的咖啡厅，时间是深夜，里面只剩下了一个服务员、最年轻的一个：高个子、金发小伙子，一副发困的样子。

让－克劳德在吧台一端坐下，曼努埃尔坐在另外一端。后来，酒吧里的人逐渐走光了。只剩下他俩时，法国人起身来到西班牙人身边坐下。二人试着聊聊交流会，但片刻后就发觉谈交流会，或者假装深入谈这个话题，是可笑的。让－克劳德在抚慰和交心方面比较老练，他又一次迈出第一步。他打听了丽兹的情况。曼努埃尔坦白地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他说，有时也打电话，可好像跟陌生女人说话似的。后边这个意思是让－克劳德推断出来的，因为曼努埃尔说话有时喜欢省略（甚至到了难懂的程度），不说丽兹是“陌生女人”，而是用“忙”和“不在”这样的字眼。丽兹房间的电话问题在他俩谈话中占据了好长时间。雪白的手拿着雪白的电话，那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前臂。可那不是陌生女人啊。不是说二人在某种程度上跟她睡过觉。曼努埃尔低声叹息道，啊，白鹿啊，小白鹿！让－克劳德猜测，他在背诵什么古典诗词，但没加评论，而是问他他们会不会最后变成敌人。这问题似乎吓了曼努埃尔一跳，好像他从来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让－克劳德，这很荒唐。”他说。但让－克劳德发觉他是经过一番深思后才说出来的。

黎明前，二人都醉了。那位年轻的服务员不得不架着他俩离开酒吧间。后来，让－克劳德回忆起那次会晤是如何结束的，想起来那服务员的一身力气，那小伙子架着他俩到达走廊的电梯门口，仿佛他俩只不过是十五岁的瘦弱少年被架在那个德国青年服务员强壮的双臂上；老服务员早就回家啦，只留下这么一个小伙子，从面貌和体格上判断像是从乡下来的农民，或者工人；他还回忆起什么人在低声发笑，那是曼努埃尔被乡下服务员架着前行时发出的笑声，是低声笑、谨慎的笑，好像这处境不但好笑，而且是他发泄难言伤痛的出气筒。

他俩过了三个多月都没有去看丽兹，一天，他俩中有一个打电话给另一个，建议去伦敦过周末。不知道谁打的这个电话，是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理论上说，打电话的应该是有高度忠诚感，或者高度情谊感的人，这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但是，说真的，无论让－克劳德还是曼努埃尔都对这一美德没什么清楚概念。口头上，二人当然都赞成，但小有区别。实际操作上，刚好相反，他俩都不相信友谊和忠诚。而是相信激情、冲动，相信社会或公众幸福的杂交（他俩都投社会党的票，但往往弃权）；相信心理自我满足的可能性。

但真实情况是二人中总是有一个打了电话，另外一个接了；二人在星期五下午相会在伦敦机场；从那里打出租先去旅馆，然后换乘另外一辆出租前往丽兹的单元房，最后距离吃晚饭的时间就很近了（他俩事先在简和克洛伊饭店预订了三人餐桌）。

他俩付了出租车费，站在人行道上，观赏灯火通明的窗户。出租车走远后，他俩看到了丽兹的身影、可爱的身影。后来，好像一股臭气冲入卫生巾广告里，他俩看见了一个男人的身影，这让他俩惊得目瞪口呆，此刻曼努埃尔正手捧一束鲜花，让－克劳德则拿着一本用精美礼品纸包装的雅各布·爱泼斯坦爵士 ［49］ 的著作。但这出中国式的皮影戏还没结束。在一扇窗户里面，丽兹的身影在挥舞着双臂，好像极力解释什么对方不愿意理解的事情。在另外一扇窗户里面，是那个男子的身影，让这两个目瞪口呆的观众吃惊的是，他的动作像是草裙舞，或者让他俩觉得类似草裙舞的动作：先是双胯，然后是双腿、躯干，甚至脖子！从动作里隐约可见讽刺和嘲笑的意思，除非他在窗帘后面脱衣服或者发抖，但实际上不像是脱衣服或发抖；这个动作或者系列动作表明不仅是嘲讽，而且充满了邪恶、自信和邪恶、一种显而易见的自信，因为在那套房间里，他是最健壮的，他是最高大的，他是肌肉最发达的，跳草裙舞的可能就是他。

但是，从丽兹身影的姿态来看，有点奇怪。根据此前他俩对丽兹的了解，他俩以为很了解她，这英国女子不是那种允许别人放肆无理的人，更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在她自己家里。根据那小子可能不是在跳草裙舞，也不是骂丽兹，而是在笑，不是嘲笑她，而是跟她一起大笑，他俩下决心去敲门。可丽兹的身影不像是在笑啊。接着，那男子的身影不见了：可能是看书去了，可能是去卫生间，或者厨房了吧。也许坐到沙发上，还在笑吧。接下来，丽兹的身影靠近了窗户，人好像变小了；然后，她把窗帘拉到一边去，打开窗子，闭上了眼睛，好像要呼吸伦敦夜间的空气；接着，睁开眼睛，朝楼下看看，好像看向深渊；她看见他俩了。

他俩向她招手，好像出租车刚刚开走。曼努埃尔高举鲜花挥舞；让－克劳德举起雅各布·爱泼斯坦爵士的著作。他俩没等看见丽兹不知所措的表情，就向大楼入口处走去，等候丽兹启动大门放行。

他俩以为一切都完蛋了。一面默默地上楼，一面听见单元门打开的声音，虽然没看见丽兹，却感受到她站在楼梯间的光彩形象。从单元房里飘出荷兰烟草味。丽兹靠在门楣处，那眼神好像在看两位故去多年的老朋友鬼魂从海上归来。那等候在客厅里的男子，比他俩的年龄要小，可能是个出生在70年代、70年代中叶而不是60年代的家伙。他身穿高领羊毛衫，高领好像卷了起来，褪色的牛仔裤，运动鞋。他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丽兹的学生，或者代课教师。

丽兹说，他叫亚里克斯·普里查德。是个朋友。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上前跟小伙子握握手，笑了笑，心里明白这笑有抱歉的意思。普里查德没有笑。两分钟后，大家纷纷坐在客厅喝威士忌，都不说话。普里查德喝橘汁，在丽兹身边坐下，一只胳膊伸到丽兹肩膀后面；起初，丽兹对这个动作似乎不大在乎（实际上，普里查德的长胳膊是靠在沙发背上的，只是他那长长的手指——像蜘蛛腿，或者像钢琴家的手指——时不时地摸摸丽兹的衬衫）；但是，时间一长，丽兹显得越来越紧张，去厨房或者卧室的次数越来越多。

让－克劳德试着谈点什么。他说到电影、音乐、新剧目，没有得到哪怕是曼努埃尔的帮助；曼努埃尔好像用沉默与普里查德为敌；虽说普里查德保持了起码的沉默，但那是观察员身份的沉默，既心不在焉又有兴趣；而曼努埃尔的沉默是被人观察的沉默，深感不幸和难堪。忽然间，没人能准确说出是哪个人开的头，大家说起阿琴波尔迪的研究来。有可能是丽兹从厨房里说起共同的工作来。普里查德等着她回来，好重新把胳膊伸到她背后去用手指摸丽兹的肩膀，这时说了句他觉得德国文学是一种诈骗。

丽兹笑了，仿佛什么人说了一个笑话。让－克劳德问普里查德对德国文学有什么了解。

小伙子说：“实际上很少。”

曼努埃尔说：“那您就是白痴。”

让－克劳德说：“或者至少是无知。”

曼努埃尔说：“不管怎么说，是个badulaque。”

普里查德不明白badulaque是什么意思，因为曼努埃尔的发音是西班牙语。丽兹也不明白，她想知道什么意思。

曼努埃尔说：“badulaque就是轻率的人，也可以用到蠢人身上；不过有的蠢人能坚持不懈，badulaque是轻浮、不能坚持的人。”

普里查德追问道：“您是在骂我吗？”

“您觉得挨骂啦？”曼努埃尔问他，一面开始大量冒汗。

普里查德喝了一口橘汁，说是的，他感觉就是在挨骂。

曼努埃尔说道：“先生，那这样的话，您可就有问题了。”

让－克劳德补充说：“典型的badulaque反应。”

普里查德从沙发上站起来。曼努埃尔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丽兹说，够啦！简直像两个蠢孩子！让－克劳德放声大笑。普里查德走到曼努埃尔身边，用食指（几乎像中指一样长）点着西班牙人的胸脯。他一边说话一边点了一、二、三、四下。

“1．我不喜欢有人骂我。2．我不喜欢有人拿我当蠢人。3．我不喜欢一个臭西班牙人嘲笑我。4．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咱俩上街练练！”

曼努埃尔看看让－克劳德，当然是用德语问他怎么办。

让－克劳德说：“别出去！”

丽兹说：“亚历克斯，你走吧！”

实际上，普里查德并不打算跟谁打架，吻吻丽兹面颊后，不跟两个男子道别就走了。

那天晚上，三人在简和克洛伊饭店共进晚餐。起初，三人有些消沉；但晚餐加葡萄酒提了精神，最后三人说说笑笑回了家。但两位男士不愿意问丽兹普里查德是什么人。她也不愿意针对那高个子、坏脾气的年轻人作评论。相反地，两位男士在将近吃完晚饭的时候，用解释的方式，谈到自己，谈到险些，也许是无可补救地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友情。

他俩一致认为，性爱太美好了（虽然几乎立刻对“美好”一词的使用有些后悔），甚至会妨碍建立在情感和思想知己上的友谊。尽管如此，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还是彼此注意，不挑明他俩（估计对丽兹也如是）理想的结果是到最后以不伤害的方式（让－克劳德说成“软着陆”）由她来决定嫁给谁，或者谁也不嫁；曼努埃尔说，无论怎样，决定权在她丽兹手中，她愿意什么时候决定就什么时候决定，她决定什么时候合适就是什么时候，甚至永远不决定，推迟决定，拖延决定，延长决定，延期决定，直到走进坟墓，反正都一样，因为他俩现在正在热恋丽兹，她让他俩像从前一样不明白，从前他俩是她的情人或是积极合作的情人，又像后来他俩要热恋她的样子，那时她本打算选定一个，或者像后来（稍稍有点痛苦的后来，一起分担的痛苦，因此是减轻后的痛苦），那时，如果这是出自她本意的话，那还没选择任何一人。对此，丽兹用提问的方式做了回答，从她这个问题来看，可能有巧辩的成分，但终归是个可以接受的问题：当她揭开谜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俩中的一个，比如，让－克劳德吧，会立即爱上一个年轻、漂亮、富有、迷人的女学生吗？她应该认为终止协议了吗？应该自动排斥曼努埃尔吗？或者相反，就应该跟定西班牙人？因为她不能再跟别人啦！对此，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回答是，这个例子如果实现，其真正可能性是遥遥无期的；她无论举例或者不举例，可以做她愿意做的一切，甚至当修女，如果她愿意的话。

“我们每人的愿望是跟你结婚，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白头到老，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跟你保持友谊。”

从那天夜里起，他俩飞向伦敦的活动又恢复了。有时，让－克劳德出现在伦敦；有时是曼努埃尔。有时是他俩同时。如果同时出现，二人就下榻在过去一家不大舒适的小旅馆里，靠近米德塞克斯医院福利街的地方。离开丽兹的住处以后，他俩有时去医院附近散步，通常情况下保持沉默，有些失望情绪，因这些同时来访必须表现出同情，还得施展魅力，所以精疲力尽。有好多次，他俩安安静静地伫足在街灯旁边，望着进出医院的救护车。英国病人常常大喊大叫，但喊叫声传到他俩耳中时已经很微弱了。

一天夜里，他俩一面望着医院少见的门庭冷落景象，一面寻思自己都来伦敦了，为什么他俩中没人留在丽兹的房间里呢？二人想，可能是出于礼貌。可他俩谁也不相信这种礼貌啊。他俩还寻思（起初是不情愿，后来是急切地）：为什么不三人同睡呢？那天夜里，一缕病态的绿光从医院各个房门泄露出来，像是浴池的浅绿色；一个男护工站在人行道中央吸烟；在停泊的轿车群里，有一盏车灯亮着，发出黄色光线，像一个巢穴，但不是随便什么巢穴，而是核战争后的巢穴，那里已经没了人们的自信，只有寒冷、沮丧和懈怠。

一天夜里，不知是让－克劳德从巴黎呢，还是曼努埃尔从马德里，打电话给丽兹，提出了上面这个话题。令人惊喜的是，丽兹说，她老早就提出了实施的可能性。

电话里那位说：“我不相信我们永远不向你提出这事。”

丽兹说道：“我知道，你俩害怕。你俩等着我迈出第一步。”

那人说：“不清楚。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有一两次，他俩又见到了普里查德。这个瘦高个子年轻人没像上次那样气哼哼的，虽说相遇是偶然的，没时间骂人动粗。一次是曼努埃尔上楼，瘦子下楼。一次是让－克劳德在楼梯上与瘦子擦肩而过。这一次擦肩虽然短暂，但有意义。让－克劳德向普里查德打招呼，后者也向法国人问候。但二人擦肩过去、背对背的时候，普里查德转过身来，用嘘声叫住让－克劳德。

“听不听劝告？”他问法国人。让－克劳德警觉地看看他。“老兄，我知道你不愿意听。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多加小心吧！”普里查德这样说道。

“小心什么？”让－克劳德追问道。

“美杜莎 ［50］ ！”普里查德说，“防备美杜莎报复！”

接着，在继续下楼之前，瘦子又加了一句：“等你把她弄到手了，她也就把你给炸死了。”

片刻间，让－克劳德站着没动，倾听着普里查德走下楼梯的脚步声以及后来开关大门的声音。只因为楼梯上安静得要命，他才继续上楼，一面想着这是什么意思。

他跟普里查德发生的事，没有告诉丽兹。但是，他刚一回到巴黎，便急忙打电话给曼努埃尔，讲述了这次神秘的相遇。

西班牙人说：“奇怪。像是通知，可也像威胁。”

让－克劳德说：“美杜莎是海神福耳库斯和刻托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她们被称为戈耳工，是三个海上魔鬼。根据赫西奥德的说法，另外那两个女儿，丝西娜和尤瑞艾莉是不朽之身，美杜莎可是会死的。”

曼努埃尔问：“你在看希腊神话？”

“这是我刚进家门做的第一件事。”让－克劳德说，“你听听这个：宙斯之子珀耳修斯砍掉了美杜莎的脑袋，从她肚子里爬出来克律萨俄耳、魔鬼之父革律翁，还有飞马珀伽索斯。”

曼努埃尔问：“飞马珀伽索斯是从美杜莎身体里出来的？嘿，真他妈的！”

“对，就是飞马珀伽索斯，对我来说，它代表爱情。”

曼努埃尔问：“对你来说，它代表爱情？”

“是的。”

“真新鲜！”曼努埃尔说。

让－克劳德解释：“是法国中学教的玩意儿。”

“你认为普里查德知道这些玩意儿？”

“不可能。”让－克劳德说，“谁知道呢！不过，我认为不可能。”

“那你得出什么结论了？”

“那就是普里查德提醒我，提醒咱俩，防备咱俩没看见的危险。或者是普里查德想告诉我，只有等丽兹死后，咱俩才能找到真正的爱情。”

“丽兹死后？”曼努埃尔问。

“当然，这你还看不明白吗？普里查德自认为是宙斯之子珀耳修斯，就是杀死美杜莎的凶手。”

有一段时间，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像是中邪了一样。阿琴波尔迪的名字作为明确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再度响亮起来了。但他俩无动于衷。他俩在大学里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给世界上各个德语文化部门杂志的定期撰稿活动、他俩的课程，甚至参加的会议，都像梦游病人或是像服了毒品的侦探，感觉越来越迟钝。什么都到场，什么都心不在焉。嘴巴说话，脑子想别的事情。他俩真正惟一有兴趣的是普里查德。是那个时时在丽兹身边转悠的普里查德的高大形象。那是一个把丽兹与美杜莎、一个戈耳工女妖等同起来的普里查德；一个他俩（谨慎之极的看客）几乎一无所知的普里查德。

为了增加对普里查德的了解，他俩向惟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打听此人。一开头，丽兹不愿意开口。后来，她说，普里查德是老师，这点他俩猜到了。但不在大学工作，而是在中学教书。他不是伦敦人，而是伯恩茅斯附近的村镇。他在牛津大学读过一年书；后来，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不理解的是，普里查德迁居到了伦敦，在伦敦大学读完了学业。他属于左翼——可能存在的左翼；据丽兹说，有一次他说过准备加入工党的计划，但从来没有落实。他教书的中学是公立的，有大批来自移民家庭的学生。他好冲动，讲义气，缺乏想像力，这一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早就确认了。可这并没有让他俩放下心来。

“一个坏蛋可以没有想像力，然后可以在出人意料的时刻干出惟一有想像力的事情来。”曼努埃尔说道。

“英国到处是这种蠢猪。”这是让－克劳德的看法。

一天夜里，曼努埃尔从马德里打电话到巴黎，他俩毫不惊讶（实际上，一点都不惊讶）地发现二人越来越仇恨普里查德。

在下一次大会（在意大利北部博洛尼亚市举行的“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反观20世纪”研讨会，为期两天，与会的有大批意大利青年阿琴波尔迪迷和一群来自欧洲各国用新结构主义来研究阿琴波尔迪的学者）上，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决定把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以及关于丽兹和普里查德给他俩造成的担心，统统讲述给莫里尼听。

莫里尼的健康状况比上次见面差（可无论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都没有察觉），他先后在旅馆酒吧、会场附近的点心铺和老城区昂贵的餐厅里耐心倾听他俩的诉说；偶尔他们也推着莫里尼的轮椅漫步在博洛尼亚的街道上，他俩仍然说个不停。最后，他俩想征求莫里尼的意见，听听他关于他俩卷入的情感纠葛（真实的或者想像的）看法时，他仅仅问了一下：他俩中有谁，或者他俩一起，是否问过丽兹爱不爱普里查德，或者她是否被普里查德吸引。他俩不得不承认没人问过，因为出于谨慎、有分寸、有教养和尊重丽兹，总之，没问过。

“那你俩应该从问清楚开始啊！”莫里尼说道，虽然感觉不舒服，转来转去闹得头晕脑胀，可是没发出一声难受的叹息。

（走到这一步，真可谓“功成名就，高枕无忧”，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参加会议，我们不再说对会议有所贡献，对于“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反观20世纪”研讨会来说，即使开得好，也没价值；即使开得不好，也就是情绪波动一下，好像他俩突然之间精力耗尽或者心不在焉，提前衰老或是处在休克状态，这逃不过一些习惯了他俩精力充沛的与会者，过去在这种会议上有时他俩会毫无顾忌地表现自己的精力；这也逃不过新入伙的阿琴波尔迪研究者的眼睛，他们是刚刚离开大学的姑娘和小伙子，胳膊底下夹着刚刚出炉的博士论文，不顾会议的气氛，试图强行宣读自己关于阿琴波尔迪的论文，好像传教士强行灌输上帝的信仰一样，哪怕为此需要与魔鬼、普通人，比如说，理性主义者——不是哲学意义上，而是字面意思，常常是贬义——签协议；这些姑娘和小伙子无论对文学还是文学批评都不感兴趣，据他们说，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说，惟一感兴趣的地方是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方；他们的某些行为方式不像青年人，而是新青年人，只要有富人、新贵、普通人，我们再重复一下，清醒的普通人存在，哪怕他胸无点墨，他们就是新青年；他们这些人尽管察觉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时而出现在博洛尼亚的会场、时而不在，却不能发现这二人真正的重要性：会议上关于阿琴波尔迪的一切问题，他俩绝对听得厌烦了；他俩面对别人眼神的样子，同样缺乏机灵劲；他俩要面对同类互相残杀的发生，他们这些热情的互相残杀者们总是一副饥饿的样子，看不到他俩为追求成功而三十岁发福的面孔，看不见他俩从厌烦到疯狂的表情，听不见他俩只说一句关键性的低语：“爱我吧！”也许是一句完整的话：“爱我！也让我爱你！”可是，显然没人听懂。）

这样，幽灵般地参加了博洛尼亚会议的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随后的伦敦之行时就问丽兹（她没能参加博洛尼亚会议）爱不爱或者喜欢不喜欢普里查德，提问时可以说是呼吸急促的，好像他俩不停地长跑过，或是在梦中或是在现实里一直奔波，但是问题说得并没有断断续续。

丽兹对他们说不爱。后来又说，也许爱；现在很难对此作出结论性回答。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说，他俩需要答案，就是说，需要明确肯定的答复。丽兹问他俩，为什么恰恰是现在，他们对普里查德有了兴趣。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几乎是热泪盈眶地说，如果现在不回答，那什么时候回答啊？

丽兹问他俩是不是在吃醋。于是，他俩说，有可能在吃醋，又说，鉴于三人的友情，指责他俩吃醋简直就是骂人。

丽兹说，仅仅提个问题嘛。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说，不打算回答一个这样带刺或者带陷阱或者居心叵测的吃醋问题。后来，三人去吃晚饭，喝了很多酒，快活得像孩子，一面说着吃醋以及吃醋产生的可怕后果。还谈到了吃醋是不可避免的。还说到了吃醋的必要性，好像在夜晚的环境里，需要吃醋。更别提温柔以及有时某些眼神中流露的伤痛，那都是小儿科啦。出门后，三人上了一辆出租车，继续讨论下去。

出租车司机是个巴基斯坦人，开头几分钟从后视镜里静静地观察他们三个，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他用巴基斯坦话说了句什么，车子经过哈姆斯沃斯公园和帝国战争博物馆，经过布鲁克大道，后来经过南街，后来经过杰拉尔丁街，绕过公园，显然这都是多余的绕弯。等丽兹告诉他他迷路啦，并且给他指出应该纠正方向时，出租车司机再次保持起沉默，不再用他那听不懂的巴基斯坦话低语了；后来，他承认伦敦是个迷宫，让他迷了路。

这让曼努埃尔说起来是出租车司机无意中，嘿，真他妈的，引用了博尔赫斯的话，因为博尔赫斯有一次把伦敦比喻成迷宫。对此，丽兹反驳说，早在博尔赫斯之前，狄更斯和斯蒂文森说到伦敦时就使用了这个比喻。显然，这话让出租车司机不答应了，因为他立即说道，他是个巴基斯坦人，可能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博尔赫斯，也可能从来没读过什么狄更斯和斯蒂文森，甚至也许不十分熟悉伦敦的街道，因为这个才把伦敦比喻成迷宫，但是他很清楚什么是正直和尊严，他说，从听到各位说的话来看，这位在场的女士，就是说丽兹，不够正直和尊严，在巴基斯坦有个说法，真巧，跟伦敦一样，管这种女人叫“婊子”，如果用“母狗、狐狸精、母猪”也算正当；他说，这两位在场的先生，从说话的口音看，不是英国人，巴基斯坦也有说法，就是“二流子、下人、粗人、无赖”。

这一番话毫不夸张地说，着实让三位阿琴波尔迪的研究者大吃一惊。三人一时没反应过来，如果说司机的谩骂是在杰拉尔丁街，那他们到了圣乔治路才开口。三人能说出来的只是：“停车！我们下去！”或者，“停下你这辆破车！我们宁可走路！”巴基斯坦人立即照办，刹车的同时，启动计价器，告诉三位乘客车费多少。这个完成的动作或曰最后场景或曰最后的招呼，丽兹和让－克劳德也许因为被骂得目瞪口呆，不认为反常；但是，却让曼努埃尔越来越按捺不住，他一面下车，一面打开出租车的前门，粗暴地把司机拉到车外。司机没料到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会如此粗暴。更让司机没有料到的是一阵雨点般的拳打脚踢落到了他身上；开始时只有曼努埃尔揍他，后来西班牙人累了，法国人上手，他俩根本不管丽兹的喊叫。她极力劝阻，说用暴力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地，打完以后，这个巴基斯坦人会更加仇恨英国人。这话显然没有引起让－克劳德注意，因为他不是英国人，曼努埃尔更是不予理睬。这俩人一面踢巴基斯坦人的身体，一面用英语骂他，全然不管他已经倒在地上，缩成一团，这里一脚，那里一脚，踢他屁股，对，就踢屁股；这一脚给萨尔曼·拉什迪 ［51］ 出气，虽然他俩不喜欢拉什迪，可是应该提提这个作家。这一脚是给巴黎的女权主义者出气的。（丽兹在大喊：快住手吧！）这一脚是给纽约的女权主义者出气的。（丽兹大叫：你们会把他杀死的！）这一脚是为了瓦莱丽·索拉纳斯 ［52］ 的在天之灵；婊子养的，打啊，打，一直把司机打得昏迷不醒，满脸出血，只有眼睛除外。

殴打一停，他俩在几秒钟内陷于从来没有过的安静之中。这很奇怪。就好像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三人合床同睡。

让－克劳德的感觉像是射了精一样。曼努埃尔的感觉也差不多，小有区别。丽兹在黑暗中一直注视他俩，但是看不清楚，似乎也经历了几次性高潮。从圣乔治路驶过去几辆汽车，可是看不见这个钟点路过的任何人。天空上，一颗星星也没有。但夜空是亮的，因为三人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是小东西的边缘，仿佛有个天使突然之间给三人戴上了夜视镜。他们感觉皮肤摸上去光润柔嫩，虽说实际上在出汗。在一瞬间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以为杀死了那巴基斯坦人。丽兹脑海里也闪过了类似的想法，因为她弯下腰，去找司机的脉搏。动一动，弯弯腰，让她感到疼痛，仿佛双腿的骨骼移位了。

一群人唱着歌从花园路出来。他们边唱边笑。三男两女。三人没动，转头望着那个方向，等着。那五人开始向这三人的地方走来。

让－克劳德说：“出租车，他们是来找出租车的。”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三人才发现车内的灯还亮着。

曼努埃尔说：“咱们走。”

让－克劳德搀起丽兹的肩膀，帮助她站起来。曼努埃尔已经钻进车内，坐到了方向盘后面，催促他俩快点。让－克劳德用力一推，把丽兹塞进了车内后排座上，随后也坐了进来。从花园路出来的那五人一直向出租车司机躺着的角落走过去了。

丽兹说：“他还活着，有呼吸。”

曼努埃尔开动车子，三人离开了那里。到了泰晤士河对岸，靠近旧马里雷伯大街的小巷里扔下出租车，走了一段路。两位男士想跟丽兹说话，打算解释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可她根本不让二人同行。

第二天，他俩一面吃着旅馆丰盛的早餐一面在报纸上寻找关于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消息。但任何一版都没有提及。早饭后，他俩上街去找那种耸人听闻的小报。仍然毫无所获。

二人给丽兹打电话。她已经不像昨天夜里那样生气了。二人声称，下午赶快见面。有要事相告。丽兹回答说，她也有重要的事情要说。二人为了消磨时光，上街在居民区里遛弯。他俩用了几分钟的时间观赏救护车进进出出米德塞克斯医院，想像着每个进医院的患者是不是巴基斯坦人，有没有巴基斯坦人的特征，因为他俩把人家打了个半死。最后他们觉得烦了，于是去散步，良心上平静了许多，从查令十字街走到斯特兰德。很自然地二人互相说了知心话，敞开了心扉。他俩最担心的是警察在搜捕，最后会被抓住。

曼努埃尔坦率地说：“下车前，我用手帕擦掉了手印。”

让－克劳德说：“我知道。我看见你了，我也擦掉了我和丽兹的手印。”

他俩越来越不装腔作势，概括了导致最后殴打出租车司机的种种事件。毫无疑问，首先是普里查德。接下来是美杜莎，无辜的美杜莎，青春早逝、与姐妹分开的美杜莎。还有潜在和不十分潜在的威胁。还有神经紧张。还有那个无知浑蛋的辱骂。他俩想到需要一台收音机，听听新闻。二人说起打人时的感觉。像是梦和性欲的混合。是想操那个倒霉的司机吗？有一定成分。更像是自己操自己。好像在自己身上挖掘什么。用空手和长长的指甲去挖什么。既然有了长指甲，那就不能说是空手啊？但是，他俩在那种梦境里挖呀，挖呀，挖破皮肤组织，破坏了血管，伤害了内脏。找什么呢？不知道。到了这份上，也没兴趣知道。

下午，二人见到了丽兹，把他俩对普里查德的了解和担心说了出来。还有美杜莎、美杜莎之死。那个要爆炸的女人。她让他俩把话说完。接着，安慰他俩。她说，普里查德连只苍蝇都杀不了。他俩于是想起了安东尼·博金斯 ［53］ ，他声称不能打死苍蝇，可还是发生了该发生的事情。可他俩宁可不争论，心里虽然不服气，但接受了她的说法。随后，丽兹坐下来，说她不明白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二人似乎要逃避罪责，问她知不知道巴基斯坦人的情况。她说知道。在地方电视新闻中有一条消息。一群朋友，大概就是三人看见的从花园路过来的五人发现了巴基斯坦人，报了警。出租车司机有四根肋骨折断，脑震荡，鼻子撕裂，上牙全部被打飞。现在住院治疗。

曼努埃尔说：“全都是我的错。他一骂人我就失去理智了。”

丽兹说：“咱们最好暂时不见面。我需要认真想想这事。”

让－克劳德表示同意。可曼努埃尔还在自责：丽兹不再见他是对的，可为什么不见让－克劳德呢？没道理。

“够了，别说蠢话啦！”让－克劳德低声劝他。曼努埃尔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在说蠢话。

当天夜里，三人各自打道回府去了。

曼努埃尔一到马德里就闹了一次小小的精神危机。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他悄悄哭了起来，用一只手捂住眼睛。但出租车司机察觉到他在哭泣，便问他是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曼努埃尔说：“没事。有点紧张。”

“您是本地人吗？”司机问他。

曼努埃尔回答道：“是的，我是马德里人。”

有一阵工夫，他和司机都没说话。后来，司机再度发难，问他喜欢不喜欢足球。曼努埃尔说不喜欢，从来不喜欢体育。接着，好像是为了不中断谈话，又补充一句：昨天夜里我差点杀了人。

“真的吗？”司机问他。

曼努埃尔说：“真的，就差一点。”

司机：“为什么呀？”

曼努埃尔：“一时冲动。”

司机：“是在国外？”

曼努埃尔第一次笑了：“对。算啦！算啦！另外，那家伙有个奇怪的职业病。”

相反地，让－克劳德既没有闹什么精神危机，也没和出租车司机聊天，就回到了家中。淋浴，煮意大利通心粉，拌橄榄油和奶酪。然后，检查电子邮件，回复一些信件，带一本法国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没什么意思但语言有趣，再拿上一本文学研究杂志，上床。片刻后，他睡着了，接着做了一个奇怪之极的梦：他已经跟丽兹结婚，住在一处宽敞的大宅院里，旁边是峭壁，可以看到沙滩上挤满了穿泳装的人们，他们在晒太阳，或者在海边游泳。

白天很短。他站在窗前不停地看着日出、日落。有时，丽兹过来说句什么，可从来不跨过门槛。沙滩上的人们总是待在那里。有时，他觉得那些人夜里没回家，或者排成长队走了，不等天亮又回来了，大家总是在一起。有时，他闭上眼睛就能像海鸥一样飞翔在沙滩上空，可以看到那些穿游泳衣的人们。各色人等都有，成年人为主，三十、四十、五十岁的人都有；他们给人的印象是，都在聚精会神地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往身上抹油，吃三明治，礼貌多于兴趣地倾听朋友的谈话或者亲戚或者裹着浴巾的邻居的谈话。但有时，穿泳装的人们虽然谨慎，也起身欣赏（只不过一两秒钟）地平线、万里无云的地平线、湛蓝天空下的地平线。

让－克劳德睁开眼睛后，思考着那些穿泳装人们的态度。显然，他们在等待什么，可也不能说，他们在等待中度日。简单地说，他们每时每刻都有更为专注的姿态，眼睛用一两秒的时间望望地平线，然后再重新加入到海滩上的时间流动中来，看不出半点中断或者犹豫。让－克劳德由于聚精会神地观察穿泳装的人们，把丽兹给忘记了，或许因为相信她就在家中，来自室内的动静证明了她的存在；那些房间没有窗户，或者窗户面对田野或者山峦，而不是大海，不是挤满人群的沙滩。当他睡着进入梦境的时候发现自己在睡觉，坐在椅子上，旁边是工作台和窗户。他肯定睡了没几个小时，甚至太阳下山时，他还尽可能保持清醒状态，目光注视着海滩，现在海滩成了一块黑色画布，或者成了一口深井的底部，假如有亮光的话，那就是一幅灯画，就是篝火的火苗。他没了时间概念。他依稀记得一个混乱的场景让他既羞愧又激动。他桌子上堆的是阿琴波尔迪的手稿，或者说是作为手稿买来的，虽然检查时发现上面的文字是法语而不是德语。身边有一部电话机，可从来没响过。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有一天快到中午时，他看见游泳的人们停止活动，人人同时观赏起地平线。没发生任何事啊。但游泳的人们却转身离开了海滩。一些人从两山间的一条土路走下去；一些人抓住草丛和岩石登山。少数几个人在通向峭壁的方向迷了路。让－克劳德看不见他们。但是知道他们在慢慢攀登。海滩上只剩下一个轮廓不清的物体、一个从黄色沙坑里凸现的黑斑。刹那间，让－克劳德在掂量下海滩去尽量小心掩埋那些沙坑的利弊。但是，一想到要走那么远的路才能到海滩，就开始出汗了，而且越来越多，好像水龙头一打开就关不住似的。

然后，他观察到海上有震动，仿佛海水也在出汗，就是说海水沸腾起来了。那沸腾的样子几乎难以察觉，逐渐以波浪状扩散开来，最后形成巨浪扑向海滩。于是，让－克劳德感觉头晕，蜜蜂样的嗡嗡声传到耳中。等到嗡嗡声停止时，屋内和周边死一般的寂静。让－克劳德喊叫着丽兹，可是没人回应，好像寂静吞噬了他求救的喊声。于是，让－克劳德哭起来，他看见镀上金属油漆般的海底下冒出一个塑像的残余。是一块难看的石头，体积很大，被时光和海水磨损得厉害，但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一只手，是手腕子，是前臂。它浮出海面，屹立在沙滩上，样子可怕，同时又很漂亮。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几天里各自为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事情悔恨；这件事像幽灵或者发电机一样在他俩不安的心里盘旋。

曼努埃尔在想，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反映出一个粗暴、排外的右翼分子面目呢？让－克劳德则相反，让他感到内疚的是，那巴基斯坦人已经被打倒在地了，他还去踢，这完全是违反体育道德啊。他问自己：有必要这么做吗？出租车司机已经受到惩罚了，没必要暴力再加暴力了。

一天夜里，他俩通了长时间电话。双方表述了各自的担忧。互相安慰一番。但几分钟后，他俩再次为打人一事深表遗憾，尽管在内心深处坚信：真正的右翼分子、讨厌女人的家伙是那个巴基斯坦人，粗暴的人是巴基斯坦人，心胸狭窄、没有教养的人是巴基斯坦人，找麻烦的人是巴基斯坦人，等等等等。在这个时候假如那个巴基斯坦人露面的话，说实话，他俩能把他给宰了。

他俩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忘记了周末的伦敦之行。忘记了普里查德和美杜莎。忘记了阿琴波尔迪——他的威望与日俱增。忘记了他俩的著作——一直按部就班、乏味地写着，与其说是他俩写作，不如说是学生和助教在为他俩工作，这些人都是被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事业所吸引、被许以含糊的固定合同或是更好的工资待遇而被各自的教研室招募来的。

在一次会议期间，他俩借波尔报告阿琴波尔迪研究及战后德国文学的耻辱之机，前往柏林一家妓院做风流好事；他俩分别跟两位高个子金发女郎睡了觉。出妓院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他俩高兴得像小孩子，在瓢泼大雨下唱歌。这一次嫖娼的经历是他俩一生中的新体验，后来在欧洲几个城市里反复实践过，结果变成了在各自城市生活的习惯。如果换了别人，有可能找学生上床。他俩因为担心恋爱，或者因为害怕失去丽兹的爱情，才决定嫖娼。

让－克劳德在巴黎通过互联网找妓女，结果总是最佳。曼努埃尔在马德里通过阅读《国家报》的休闲广告找妓女，广告版面的服务便捷有效，不像文化副刊，几乎从来不谈阿琴波尔迪；副刊上占据突出版面的是葡萄牙英雄，这跟《ABC报》的文化副刊一模一样。

曼努埃尔在与让－克劳德通话时总是抱怨，大概是寻找安慰吧：“哎，在西班牙，我们总是乡巴佬。”

让－克劳德想了两秒钟才回答：“确实如此。”

另外，在嫖娼的过程中，他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让－克劳德认识一个名叫瓦内莎的女子。她有丈夫和一个儿子。有时，她整整一个礼拜见不到丈夫和儿子。据她说，丈夫是个大圣人。他有些缺点，比如，他是阿拉伯人，具体说，是摩洛哥人，也比较懒散；但总体来说，按照瓦内莎的看法，他脾气很好，几乎从来不为什么事情生气；即使生气，也跟别人不一样，不动粗，不骂人，而是觉得面对一个突然太大、太难以理解的世界，而显得忧愁、伤心和沉重。让－克劳德问她她丈夫知不知道她当妓女，瓦内莎说，知道，但不在乎，因为他信仰个人自由。

让－克劳德说：“那他是吃你的软饭哪。”

瓦内莎对这个断言的回答是，有可能，仔细想想，他是吃软饭的，但他跟别的无赖不一样，那些家伙对自己的女人要求太多。这个摩洛哥人对她没任何要求。瓦内莎说，有个时期，她自己也犯了习惯性懒惰的毛病，终日懒洋洋的，于是三口人就勒紧了裤腰带。那期间，摩洛哥丈夫心甘情愿地过着拮据日子，偶尔也努力出去干些零活，让三口人勉强度日。他是穆斯林，有时面向麦加圣地祷告，但毫无疑问，这个穆斯林与众不同。他认为，真主安拉允许做任何事情，个别除外。如果有人故意伤害孩子，那不行。如果有人欺负孩子，牺牲孩子，置孩子于死地，那不行，绝对禁止。其他别的都是相对而言，最终都可以接受。

有一次，瓦内莎告诉让－克劳德，她和丈夫、儿子去了一趟西班牙。在巴塞罗那，三口遇到了丈夫的弟弟，正跟一个高大、肥硕的法国女子同居。丈夫给瓦内莎介绍说，弟弟和法国女子是乐师。但实际上，是乞丐。在那几天里，她看见丈夫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丈夫总是讲故事，总是笑，总是不知疲倦地漫游在巴塞罗那的各个居民区，甚至走到郊外或者山上，从那里可以看到全城和浩瀚的地中海。瓦内莎说，她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人。充满生命力的孩子，她见过。不多，但是有。可成年人，她却没见过。

让－克劳德问瓦内莎那摩洛哥人是不是她儿子的亲爹，她回说，他不是。回答的口气里流露出这个问题让她觉得是侮辱，或是伤害，好像瞧不起她儿子。她说，儿子是白人，金发；她认识这个摩洛哥人的时候，儿子已经满了六岁，如果她没记错的话。她说，那是我一辈子最可怕的时期。可她没细说。这个摩洛哥人出现也不能说时来运转。她认识他的时候，日子很糟糕；可他呢，简直就是饿死鬼。

让－克劳德喜欢瓦内莎，二人见过几次面。她年轻，苗条，高鼻梁，像希腊美人，眼神锐利、傲慢。她瞧不起文化，尤其是书本知识，有点高中女生的脾气，是纯真和文雅的混合体，让－克劳德认为，这高度集中在瓦内莎洁白无瑕的气质上，因此她可以随便说粗话而没人在意。一天夜里，他和她做爱之后，他裸体起床，去书堆里找一本阿琴波尔迪的长篇小说。犹豫片刻后，他决定选《皮面具》，认为瓦内莎恰好可以拿它当恐怖小说读，可以被书中的恐怖部分吸引。起初，她为这份礼品感到惊喜，后来很激动，因为别的客人总是送她内衣、内裤、鞋子。说真的，她拿着书感觉很幸福，尤其是让－克劳德告诉她阿琴波尔迪是什么人以及这位德国作家在他生活里的意义。

瓦内莎说：“这好像是你把你身上的什么给了我。”

这话让让－克劳德非常困惑，因为一方面的确如此，阿琴波尔迪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是属于他的，他跟不多的一些人对这位德国人的著作做了各种阅读，是一种存之久远的阅读，是像阿琴波尔迪创作一样雄心勃勃的阅读，是长期陪同阿琴波尔迪一道创作的阅读，一直读到筋疲力尽为止，或者一直到阿琴波尔迪写得筋疲力尽为止（但他不相信这一点），直到阿琴波尔迪唤起激情和揭示真理的能力用完为止；另外一方面，事情并非如此，因为有时，尤其是他和曼努埃尔中断了伦敦之行、不再与丽兹见面之后，那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就是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就是某种难看和神秘的话语团块了，与他完全无关了，就是忽隐忽现的东西了，完完全全是个借口，是通向秘密处的暗门、一个杀手的化名，是一块洒满羊水的旅馆浴缸，他让－克劳德有可能在浴缸里自尽，就是愿意，毫无代价，轻率地自尽，原因就是为什么不能自尽呢！

正如让－克劳德所预料的，瓦内莎一直没告诉他阅读《皮面具》的感受。一天上午，他送她回家。她住在工人区，那里有很多移民。二人到家时，她儿子正在看电视，瓦内莎呵斥儿子，因为他没去上学。孩子回答说自己胃不舒服。瓦内莎立刻给儿子熬起草药茶来。让－克劳德注视着她在厨房里走动的样子。瓦内莎浑身是劲，百分之九十的力气在作无用功。室内的东西摆放得乱七八糟，部分原因是儿子和那摩洛哥人没规矩，但是瓦内莎应该负主要责任。

过了不久，厨房里的动静吸引了他（勺子落到了地上，杯子摔碎，不知冲谁喊叫着草药茶放在他妈什么鬼地方啦），这时，那摩洛哥人来了。用不着旁人介绍，两个男人握握手。摩洛哥人矮小、消瘦。那孩子很快会比他长得高大、结实。他小胡须留得很长，正在谢顶。他跟让－克劳德握手之后，半醒半睡地坐在沙发上，跟孩子一起看动画片。瓦内莎走出厨房时，让－克劳德说他该走了。

“没问题啊。”她说。

他觉得如此说话有些咄咄逼人的味道，可随后他想起来瓦内莎就是如此。孩子喝了一口草药茶，说没糖，就再也不碰杯子了，里面漂着什么叶子。让－克劳德觉得那叶子奇怪而且可疑。

那天上午，让－克劳德在大学里，空闲的时候一直在想瓦内莎。等再见到她的时候，二人没做爱，但他仍按照做爱的情况给了钱。二人谈了几个小时。让－克劳德入睡前得出了几个结论。瓦内莎为了生活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以中世纪的心态对待生活。她认为“现代生活”没意思。她更相信亲眼所见，而不是媒体宣传。她疑心重，勇敢，虽然这勇敢很矛盾地让她信任随便什么人，比如说，服务员、检修工、有困难的同事，这些人几乎总是出卖她，或者辜负她的信任。这样的背叛行为让她狂怒，会让她进入难以预料的暴力状态。她还爱记仇，还自吹心直口快。她自认为是自由的，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对不懂的事，她不感兴趣。不考虑未来，也不想儿子的将来，只想眼前，一个永久的眼前。她漂亮，可自己不觉得漂亮。她一多半朋友是摩洛哥移民，但是她从来不投让－马里耶·勒庞 ［54］ 的票，她认为移民潮是法国的危险之一。

让－克劳德跟曼努埃尔在电话里说到了瓦内莎。西班牙人说：“妓女是用来操的，不应该给她们作心理分析。”

曼努埃尔与他的法国朋友不同，不记得任何一个妓女的名字。一边是肉体和面孔，一边是当做出气筒来往的什么罗莱娜、劳拉、玛尔塔、帕乌拉、苏萨那等等有名字无肉体、没名字有脸蛋的女人。

曼努埃尔嫖一个女人就干一次，从不重复。他认识一个多米尼加女子、一个巴西女子、三个西班牙南方女子、一个加泰罗尼亚女子。从第一次开始就学会了保持沉默，学会了衣着整齐，掏钱，下指示，有时打手势做他要干的事情，完事后穿衣，离开场地，好像从来没来过似的。他认识一个自称智利人的女子、一个自称哥伦比亚人的女子，好像这样自报家门可以增加魅力。他还跟一个法国女子、两个波兰女子、一个俄国女子、一个乌克兰女子、一个德国女子干过。一天夜里，他跟一个墨西哥女子上了床，她是最棒的。

像往常一样，他和墨西哥女子一头钻进了旅馆。早晨醒来时，墨西哥女子已经不在身边。那天很奇怪。好像他内脏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一样。他长时间裸体坐在床沿，双腿着地，试图回忆起什么不确定的东西。淋浴时他发现腹沟股处有个印记。好像是什么人咬的，或是在他左腿根放了一个蚂蝗。紫红的印记有小孩拳头大。首先他想到的是那妓女咬吸的结果，他极力回忆细节，不成功；惟一回想起来的情景是他在她上方，她的双腿架在他肩膀上，听见一些模糊不清的话，不知道是他自己说的，还是那墨西哥女子说的，大概是些污言秽语吧。

有几天，他以为已经忘记了那个墨西哥女子，直到一天夜里，他发现自己正在马德里妓女经常光顾的街道或者红灯区寻找她。一天夜里，他以为看见她了，追上去，拍拍她肩膀。回头的女子是个西班牙人，一点也不像那个墨西哥妓女。又一天夜里，他在梦中以为想起了她说过的话。他意识到自己在做梦，意识到这个梦结果会很糟糕，意识到很有可能忘记她的话，也许这样更好；但是，醒来以后，他打算尽量要回忆起她的话。甚至，他还在梦中的时候，梦里的天空像慢镜头里的旋风那样打着转；他试图强迫自己猛然醒来，打算开灯，打算叫喊，试图让喊声把自己唤醒，但是，家里的灯泡好像烧坏了；没喊叫出来，只听见远远的一声呻吟，好像孩子的声音，或者藏在单间（远处房间）里动物的叫声。

醒来以后，当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梦见过墨西哥女子：她站在黑暗的长廊中央，他在注视她，而她没有发觉。那墨西哥女子好像在看墙上的东西，一些胡乱涂抹的字画，或是用粗笔书写的淫秽信息，她一字一顿地在念，好像不会默读。后来，他又继续找了几天，结果累了，就跟一个匈牙利、两个西班牙、一个冈比亚、一个塞内加尔和一个阿根廷女子睡了觉。他再也没有梦见过那个墨西哥女子，最后便彻底忘掉了她。

时间可以减轻痛苦，它最后抹掉了他俩良心中罪过的感觉——伦敦暴力事件的结果。一天，他俩又像新鲜蔬菜一样精神焕发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了。恢复写作，充满活力地做报告，仿佛嫖娼的阶段是去地中海的一次休闲旅游。他俩增加了与莫里尼联系的次数，起初，他俩有意不告诉莫里尼各自的冒险活动，后来干脆把莫里尼给忘记了。他俩觉得莫里尼的健康不如从前，但依然热情、聪明、谨慎，这就是说，这位意大利都灵大学的教授没问他俩任何问题，没强迫他俩说心里话。一天夜里，让－克劳德对曼努埃尔说，莫里尼真像是个厚礼。说完，二人都吃了一惊。这厚礼是神仙送给他俩的。这话没有托词的意思，如果非讲理由，那就可能直接陷入拽文的泥沼；但是，曼努埃尔跟他的想法一样，虽然说法不同，但立刻赞同了朋友的看法。生活再次向他俩露出笑脸。二人出席一些学术会议。享受着美味佳肴。宣读论文，发言简短。以前在他俩周围停止、生锈的一切，如今又活动起来了。别人的生活变得清晰可见了，无须特别夸张。因打人事件而感到的内疚，如同春天夜里的一笑，烟消云散了。他俩又开始给丽兹打电话了。

重逢使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激动不已，三人聚会在酒吧，或者小人国式的咖啡馆里（真正的微型：两张桌子和一个吧台，只能容下四人，而且肩靠肩），它附属于一个异教画廊（比酒吧稍大一些）；画廊上展览绘画，也出售旧书、旧衣和旧鞋，位于海德公园入口处附近，距离荷兰大使馆很近。三人说，应该赞扬荷兰，因为这个国家一贯坚持民主。

在微型咖啡馆里，丽兹介绍说，这里调制的珍珠鸡尾酒是全伦敦最好的。这并没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多么在意，但二人装出十分热衷的样子。三人自然就是这小咖啡馆里惟一的顾客了；惟一的服务生或说老板在那个钟点给人的印象就是在睡觉，或者刚刚起床；这与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气色形成鲜明对照，他俩虽然早晨七点钟就起床，还乘坐了飞机，虽然各自忍受了航班延误造成的烦恼，但现在仍然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准备把全部精力消耗在伦敦的周末上。

不错，起初，三人难以启齿。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利用冷场的机会观察丽兹；他俩觉得丽兹仍然像从前一样美丽动人。他俩的注意力时不时地被画廊老板的蚂蚁式碎步所打断；老板把一些衣服从架子上摘下来，送到房间里面去，再带回来一些样式相同或近似的服装，放在原来的架子上。

冷场并没有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感到不舒服，但却让丽兹觉得难以忍受，迫使她快速地，还有点凶巴巴地讲述起三人未见面期间她的教学情况。这话题乏味，很快说完了；这让丽兹开始说起昨天、前天和大前天做的事情，但最后再次无话可讲了。片刻间，三人松鼠般地相视一笑，喝起鸡尾酒来。但是，冷场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仿佛在各自的心里，利用冷场的间歇期，在缓慢编造痛苦和让人痛苦的话语和思想，这可不是一场冷眼旁观的戏剧或者值得欣赏的舞蹈。为此，曼努埃尔认为回忆瑞士之行是合适的，因为那一次丽兹没去瑞士，讲述一下可以让她开心。

曼努埃尔在回忆过程中没有排除秩序井然的城市，没有排除值得研究的河流，也没有排除春意盎然的山坡。然后，谈起一次乘火车旅行，那时三人参加的会议已经结束，火车开向原野，开往蒙特勒到伯尔尼阿尔卑斯山口之间的一个村庄，从那里三人雇了一辆出租车，沿着弯曲但精心铺设了沥青的道路前往一座疗养院——炫耀着19世纪末一位瑞士政治家或者金融家的名字：奥古斯都·特玛莱医院，在这个无可非议的名字后面掩藏着一座文明、谨慎的疯人院。

去这种地方可不是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主意，而是莫里尼的点子，天晓得他怎么会知道那里住着一位画家——被莫里尼尊崇为20世纪末最令人激动不安的艺术家之一。或许并非如此。莫里尼并没有这样说。不管怎么说吧，这位画家的名字是埃德温·约翰，他自残用来画画的右手，涂上防腐药物，附在一幅多视角自画像上。

丽兹打断了他的话：“你俩怎么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曼努埃尔耸耸肩。

让－克劳德说：“我想我给你说过的。”

但过了几秒钟后，他发觉自己果然没给她讲过。

让他俩吃惊的是丽兹哈哈大笑起来，这可不是她的性格；然后，她又要了一杯鸡尾酒。就在老板来回摘挂衣服、忙于调制鸡尾酒的当口，三人保持沉默。后来，应丽兹的要求，曼努埃尔应该继续讲故事。可是，曼努埃尔不愿意了。

他对让－克劳德说：“你讲吧！你也在场。”

于是，让－克劳德的讲述从三人看到黑色铁栅栏开始：它的用途是欢迎或者阻止人从疯人院进出（闲人免进）；或者在故事开始的几秒钟之前，他跟坐在轮椅上的莫里尼就在观察大铁门和向左右两侧延伸的黑色铁栅栏，它们消失在两侧被精心照顾的老树林里，与此同时，曼努埃尔半身车内、半身车外，在给司机车费，一面跟司机商定一小时后请他从村里回来接他们。随后，三人来到疯人院的建筑物前，在路的尽头，已经能看到，那是15世纪的城堡，不是指建筑外貌，而是那死气沉沉的气氛给看客的印象。

什么印象？一种奇怪的感觉。比如，相信美洲大陆没有被发现，就是说，美洲大陆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没错，这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或者对于人口正常增长，或者对瑞士共和国民主进程，都不是障碍。让－克劳德说，总而言之，是三人一路上共同分享的怪诞而无用的想法之一，何况这趟旅行本身就是明显无用的，疯人院之行可能就是如此。

接下来，三人办理了进瑞士疯人院的全部手续。最后，三人没看见在医院治疗的任何病人，由一个中年护士，带着神秘莫测的表情，带领他们来到医院后面花园的一座小楼里，楼内宽敞，视野开阔，但地形走向是下坡；让－克劳德负责推莫里尼的轮椅，他认为这环境对于一个精神错乱或者非常错乱的人来说，并不能特别减轻痛苦。

出乎三人的意料，小楼舒适宜人，周围种满了松树，门楼里有玫瑰；楼内有一些模仿英国原野风格的舒适扶手椅，有壁炉、橡木桌和空闲一半的书架（书名几乎全部是德语和法语，只有个别几本是英语），以及特制的电脑桌，上面摆着上网猫；还有一个土耳其式的长沙发，它们与其他家具显得不和谐；还有一个卫生间，有便池、洗手台，甚至还有一个带硬塑料蓬的淋浴间。

曼努埃尔说：“日子过得不赖嘛。”

让－克劳德则喜欢到窗户前看风景。群山的尽头，他以为那边就是城市。他想，也许那就是蒙特勒，或者是刚刚他们乘出租车的村庄。的确，那片湖水一点也不突出。等到曼努埃尔来到窗前时，他的看法是那片房屋就是村庄，绝对不可能是蒙特勒城。莫里尼老老实实地待在轮椅上，眼睛盯着大门。

大门一开，莫里尼第一个看见了画家埃德温·约翰。他头发平直，开始谢顶，皮肤白皙，个子不算太高，依然消瘦。身穿灰色高领毛衣，外面罩着紧身皮夹克。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莫里尼的轮椅，感到惊喜，仿佛真的没有预料到这个突如其来的玩意儿。而莫里尼则不由得望着画家的右臂，那里应该是没手的，可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夹克衫的袖口处本来应该是空空荡荡的，现在却露出一只手来，当然是塑料的，可是逼真之极，无论多么耐心、细致的人也看不出是假手。

画家身后又进来一位女护士，不是开头接待他们的那位，而是更加年轻，头发更加金黄的姑娘；她掏出一本书，页数很多，开始阅读起来，装做约翰和其他客人全然不在场的样子。莫里尼自我介绍说，他是意大利都灵大学语言学教授，仰慕约翰的作品；然后，介绍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在这期间，约翰始终站立不动，这时把手伸给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这二人小心翼翼地握了握画家的手。画家随后在桌子旁边落座，仔细观察莫里尼，好像小楼里只有他俩存在。

起初，约翰轻轻地、以几乎难以觉察地努力开始对话。他问莫里尼是不是买过他的作品。莫里尼的回答是否定的。然后，补充说，约翰的作品太贵，他买不起。这时，曼努埃尔发现女护士专心阅读的那本书是20世纪德国文学选读。他用胳膊肘捅捅让－克劳德。后者为了活跃气氛而不是好奇，问女护士书中选没选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这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只乌鸦在聒噪。女护士给出了肯定答复。约翰眨眨眼睛，又闭上，用假手在眼前晃动了一下。

画家说：“书是我的。我借给她的。”

莫里尼说：“真难以想像！太巧了！”

“当然我是没读过啦，因为我不懂德语。”

曼努埃尔问他那干吗要买。

约翰说：“为了封面，那上面有汉斯·维特的画，那可是个好画家。再说，这说不上偶然性不偶然性。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偶然。我有个朋友说我这样考虑偶然性是不对的。他说，对于坐火车旅行的人来说，世界就不是偶然的，哪怕火车穿越陌生地带，穿越旅行者永远不会再见的地带。对于早晨六点起床、困得要死，但不得不去上班的人来说，也不是偶然。对于不得不早起、痛上加痛的人来说，也不是偶然。我的朋友说，痛上加痛是事实。疼痛越多，偶然性越少。”

莫里尼问道：“那偶然性像是一种奢侈品啦？”

曼努埃尔本来注意着约翰的讲话，这时看见让－克劳德站在女护士身边，一手撑在窗台上，一手有礼貌地帮助女护士寻找阿琴波尔迪短篇小说的位置。金发女护士坐在椅子上，那本文学选读在她膝盖上；让－克劳德站在她身边，那姿势还是稳重的。背景是窗户，外面是玫瑰花，远处是草地、树木以及穿越石山、巨石和溪谷的晚霞。在小楼内悄悄移动的黑影制造出一些犄角，那是此前没有的，模糊不定的图画突然出现在墙壁上，一圈圈地擦来抹去，好像无声爆炸的烟尘。

约翰说：“偶然性不是奢侈品，而是命运的另外一张嘴脸，以及别的什么。”

莫里尼问：“别的什么呢？”

“由于非常简单和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朋友疏忽的东西。我朋友（这样称呼他是我一厢情愿）相信人道，因此相信秩序、绘画的秩序、话语的秩序，而不用别的什么来作画。他相信末日救赎。骨子里很有可能相信进步。偶然性则相反，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本性去接近的全面自由。偶然性不服从规律，即使服从规律，那我们也不晓得规律为何物。如果允许我使用明喻，那偶然性就如同在我们星球上每时每刻表明态度的上帝。是一位用不可理解的表情面对自己不可理解的子民的不可理解的上帝。在这十二级飓风内部，通过内核爆炸，实现交往。偶然性与其痕迹的交往以及痕迹与我们之间的交往。”

于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曼努埃尔，还有让－克劳德，听见了，或者说凭直觉感到了莫里尼一直准备提出的问题；他声音低沉，头部向前，那姿势让人担心他会从轮椅上摔下来。

“您为什么自残？”

在疯人院花园里流动的霞光好像穿透了莫里尼的面孔。约翰毫不慌乱地倾听莫里尼的问题。从他的姿态看，似乎可以说他早就知道轮椅上这个男人像此前很多人一样，是来寻找答案的。于是，约翰微微一笑，反而向莫里尼提了一个问题：

“您准备发表这次见面的情况吗？”

“绝对不会。”莫里尼答道。

“那问我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我希望亲耳听听您怎么说。”莫里尼轻声说道。

约翰举起右手，这手势让法国人觉得很慢，像是排练过的，放在莫里尼充满期待的眼前几厘米处。

约翰问道：“您说它像我吗？”

莫里尼回答说：“我、我不是艺术家啊。”

“我也不是艺术家。”约翰说，“您觉得它像不像我呢？”

莫里尼摇摇头，轮椅也跟着左右摇晃一番。片刻间，画家优美而惨白的唇边绽出一丝笑容，看了看莫里尼。

“我这么做，您认为我是为什么？”

“不知道，真不知道。”莫里尼望着画家的眼睛说道。

意大利教授和英国画家这时都被黑影所包围。女护士准备起来去开灯。让－克劳德举起一个手指，要她别动。女护士重新坐下来。她的鞋子是白色的。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鞋子是黑色的。莫里尼的鞋子是咖啡色的。约翰的鞋子是白色的，是用来跑远路的，无论是走在城市行人道上，还是蛮荒野地。这就是夜幕把一切笼罩在阿尔卑斯山的寒气下之前，让－克劳德最后看见的东西：鞋子的颜色、形状和安静的样子。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自残。”约翰第一次放下威武、挺拔、僵直的架势，弯下腰来，靠近莫里尼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

画家随后起身，走到曼努埃尔身边，规规矩矩地握握手，跟让－克劳德也是如此。接着，离开小楼。护士随他而去。

开灯后，曼努埃尔考虑到他两位朋友没注意到一件事，便提醒说，约翰无论见面的开头还是结束，都没有跟莫里尼握手。让－克劳德说，他也注意到了。莫里尼一声不吭。片刻后，第一个接待他们三人的护士来了，领他们往大门口走去。走在花园里的时候，护士说出租车在门口等着呢。

出租车把三人拉到蒙特勒，他们在瑞士旅馆过的夜。太累了，决定不出去吃晚饭。但两小时后，曼努埃尔打电话到让－克劳德的房间，说他饿了，打算出去转转，看看有什么地方还营业。让－克劳德说自己也是这么打算的，愿意跟他一起去。到了旅馆大堂，让－克劳德问他叫没叫莫里尼。

曼努埃尔说：“我打了电话，可没人接。”

他俩估计，那位意大利人还在睡觉。他俩夜里回到旅馆时已经微醉。次日早晨，他俩去莫里尼房间寻找，却没人。旅馆服务员说，这位名叫莫里尼的客人已经结账，午夜十二点离开了旅馆（那时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正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饭）；这在电脑上是有据可查的。午夜，莫里尼下楼到服务台，命人给他叫出租车。

“他午夜十二点走了？去什么地方啦？”

服务员自然不知道客人的去向。

当天上午，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证实了莫里尼不在蒙特勒及其附近的任何一家医院，随后乘火车前往日内瓦。他俩从日内瓦机场给都灵莫里尼家打电话。二人只听见自动答录机的声音，于是对着话筒臭骂一通。随后，他俩上了飞往各自城市的航班。

曼努埃尔一到马德里就给让－克劳德打电话。后者一小时前已经到家，他告诉曼努埃尔莫里尼还是没有消息。这一整天，无论曼努埃尔还是让－克劳德一直都在意大利人的自动答录机里留言，口气越来越无可奈何。第二天，他俩真的紧张起来了，甚至有立刻飞往都灵的念头，如果再找不到莫里尼，那就报警。可是，二人不想草率行事，不愿意闹笑话，方才冷静下来。

第三天跟第二天一样。二人给莫里尼打电话，互相通话，掂量各自的行为方式，掂量莫里尼的心理健康情况、不可否认的常识和成熟度，于是，二人什么也没做。第四天，让－克劳德直接给都灵大学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年轻的奥地利人，临时在德语教研室工作。这个奥地利小伙子想不出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莫里尼。让－克劳德要求教研室女秘书接电话。小伙子告诉他那女秘书出去吃早饭还没回来呢。让－克劳德立即跟曼努埃尔通话，非常详细地讲述了打电话的经过。曼努埃尔说他来试试运气。

这一回，接电话的不是那个奥地利小伙子，而是德语专业的一个学生。可这个学生的德语不太好，曼努埃尔便用意大利语交谈。他问，教研室的女秘书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学生回答说，教研室里没别人，看来大家都去吃早饭了，现在只有他自己。曼努埃尔想知道都灵大学几点钟吃早饭，通常早饭要吃多长时间。那学生不明白曼努埃尔有毛病的意大利语。他只好又重复问了两次，最后有点生气了。

那学生说，比如他自己，就从来不吃早饭。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每人生活习惯不同罢了。问他明不明白。

“明白！”曼努埃尔咬牙切齿地回答道。但他需要找个教研室负责人说话。

“您就跟我谈吧！”那学生说。

于是，曼努埃尔问他是不是莫里尼先生没来上课。

学生说：“等一等！让我想想！”

接着，曼努埃尔听见还是那个学生在嘟囔“莫里尼……莫里尼……莫里尼”，声音又不像那个学生，而是像一个巫师，更具体地说像罗马帝国女巫的声音；伴随那声音的还有从玄武岩滴落的泉水声，越来越大，带着一声轰鸣泛滥开来，是成千上万个声音汇集的轰鸣，是洪水泛滥的咆哮声，包含和寄托着种种声音的归宿。

那学生想了想，说道：“昨天他应该来上课，可是没来。”

曼努埃尔谢过之后，把电话挂了。到了下午，他又给莫里尼家里打了一次，然后打给让－克劳德。这两处的电话都没人接听。他无可奈何地留了言。接着，他思索起来。可他的想法只能接近刚刚发生的、刚刚过去的事情，那是几乎跟眼下一样无用的过去。他回想莫里尼自动答录机里的声音，也就是莫里尼本人录制的声音：简洁但有礼貌地告知这是莫里尼的电话号码，请留言；而让－克劳德的声音不说那是让－克劳德的电话，而是重复自己的号码，为了不产生疑问，然后恳请来电话的人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以便回复。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给曼努埃尔打电话，他俩一致同意等澄清脑海里的预感再说，再等几天吧，用不着无缘无故地犯歇斯底里症，应该经常想到莫里尼是自由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俩不能（也不该）阻拦他。自从瑞士回来后，那天夜里，他俩第一次睡了安稳觉。

次日，二人带着疲惫的肉体和宁静的灵魂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但到了上午十一点，距离和同事们吃午饭前不久，曼努埃尔禁不住又给都灵大学德语教研室打了电话，结果依然没用。后来，让－克劳德从巴黎来了电话，跟他商量把此事告知丽兹是不是合适。

权衡利弊后，二人决定此事暂时保密，至少在了解到具体情况之前要沉默。两天后，让－克劳德几乎像条件反射一样，给莫里尼家里打电话。这一次有人接听了。让－克劳德一听见电话那一头是莫里尼的声音大喜过望。

让－克劳德喊叫起来：“天啊！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

莫里尼的声音一如既往。接着，道喜的话，松了一口气啊，不仅是从噩梦，而且是从不理解的梦里醒啦。谈话中，让－克劳德告诉莫里尼自己得立刻通知曼努埃尔。

挂电话前，他问莫里尼：“你不会走开吧？”

“你要我去哪里啊？”莫里尼反问。

但让－克劳德没立即给曼努埃尔打电话，而是喝了一杯威士忌，去厨房，去卫生间，然后去书房，把住宅里的灯火全部点亮。只是到这时才打电话给曼努埃尔，告诉他他找到莫里尼了，刚刚通了话，可他再也说不下去了。挂上电话后，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半小时后，曼努埃尔从马德里给他打来电话。莫里尼真的很好。莫里尼不愿意说这几天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莫里尼说他需要休息。需要弄明白一些想法。据曼努埃尔说，他不想用问题麻烦莫里尼，莫里尼给人的印象是想隐瞒什么。可为什么？曼努埃尔一点也想不出来。

“实际上，咱们对他了解很少啊。”让－克劳德说道。他开始讨厌莫里尼、曼努埃尔和电话了。

让－克劳德问道：“你问他的健康情况了吗？”

曼努埃尔回答说问了，而莫里尼也很肯定地说他身体很好。

“那咱们就没什么可干的了。”让－克劳德下了结论，可伤心的口气没能瞒过曼努埃尔的耳朵。

过了一会儿，二人挂了电话。曼努埃尔拿起一本书来打算看，可是读不进去。

到这时，丽兹方才告诉他俩莫里尼失踪的那几天是在伦敦。她说话时，画廊的老板（也许是店员）继续来回摘下和挂上衣服。

“最初两天他是独自一人过的，没有给我打电话，一次也没打。”

当她见到莫里尼的时候，他说这两天里他参观了一些博物馆，没有固定目标地在伦敦一些陌生的居民区闲逛，这让他模模糊糊回忆起英国著名作家切斯特顿的短篇小说来，莫里尼说，这些居民区已经与切斯特顿毫无关系了，但布朗老爹的影子还以不可言说的方式存在，好像企图把老爹孤独漫游伦敦的经历彻底非戏剧化。但实际上，是丽兹想像莫里尼关在旅馆里，拉开窗帘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观察建筑物后面贫穷的景象，也看书。后来，莫里尼打电话给她，邀请她吃午饭。

丽兹听见他的声音、知道他在伦敦当然高兴，她按时来到旅馆大堂。莫里尼坐在轮椅上，膝盖上有个包裹，耐心又冷漠地躲避来来往往的客人，他们拿着行李，满脸疲惫，香水气味流星一样追随身后，闹得大堂乱哄哄，搅乱了门童严肃而焦虑的表情，搅乱了值班经理或是服务台助理哲学家式的深陷眼窝——他们身边总有两个青春焕发的姑娘陪同，她们随时准备（用幽灵般的笑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莫里尼出于谨慎宁可不看她们。等丽兹一到，二人便前往诺丁山一家餐厅，那是丽兹刚刚发现的一家巴西素食餐厅。

丽兹一听说莫里尼已经在伦敦过了两天，便问他这两天都干什么鬼勾当了，而且为什么不打电话。莫里尼于是说了切斯特顿的事，说了他闲逛居民区的事，赞扬了城市设计为残疾人顺利走路着想，而都灵则相反，那里到处是对轮椅的障碍；他说去过一些旧书店，买了几本书，但没提名字；他说两次参观贝克街上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住宅，贝克街是他喜欢的街道之一，对他这样一个人到中年、残疾、有文化、喜欢阅读侦探小说的意大利人来说，这条街是超越时间或是时空的，它亲热（用词不是亲热，而是精心）地保存在华生博士的回忆录里。后来，丽兹和莫里尼去丽兹家。于是，莫里尼把买好的礼物——一本书，关于布鲁内莱斯基 ［55］ 的书赠送给丽兹，书中还有四个不同国籍的摄影家拍摄的这位伟大建筑艺术家设计的建筑物的照片。

莫里尼说：“是些解读性质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一个法国人。我最不喜欢的是美国人。写得过于做作。总想从布鲁内莱斯基身上发现点什么。总想当个布鲁内莱斯基。德国人的文章也不赖。但最好的，我认为还是法国人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丽兹虽然以前没看见过这本书，但从纸张和装帧来看就是个宝贝，她觉得书上有股亲切的味道。第二天，他和她相约在剧院前见面，莫里尼有两张入场券，是事先在旅馆买好的。二人看了一场俗不可耐的喜剧，让他俩笑了一通，丽兹笑得更厉害些；莫里尼没听明白一些伦敦方言。晚上，二人共进晚餐。丽兹想知道莫里尼白天都做了些什么。莫里尼坦白地说去参观了肯辛顿花园和海德公园里的意大利花园，漫无目的地闲逛。但丽兹却不知为什么想像莫里尼会老老实实待在公园里，偶尔伸长脖子看看远方有什么溜过去，而大部分时间则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二人吃晚饭的时候，丽兹给莫里尼解释了他戏剧中不懂的地方。到那时莫里尼才意识到那喜剧比他认为的还要糟糕。但是，他对演员们表演的评价很高；等回到旅馆后，脱去外衣时，还没下轮椅，面对黑暗的电视屏幕，反映出他和房间像是一出由于谨慎和担心从来没上演的剧作中幽灵般的形象，于是得出这喜剧也没那么糟糕、感觉还好的结论，他自己也笑了嘛，演员很好，座位舒适，票价也不太贵。

第二天，他对丽兹说他得走了。丽兹送他到机场。在候机厅，莫里尼用偶然提起的口气说，他认为他明白约翰自残右手的原因了。

丽兹问他：“哪个约翰？”

“埃德温·约翰。就是你帮助我发现的那位画家。”莫里尼答道。

“啊，对了，埃德温·约翰。他为什么自残？”丽兹问。

莫里尼答：“为钱。”

“为了钱？”

“因为他相信投资，相信资本流动，相信谁不投资谁不赚钱的道理。”

丽兹露出想了想的样子，然后说道：有可能。

“他自残是为了钱。”莫里尼说。

后来，丽兹向他打听（也是第一次打听）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的情况。

莫里尼说：“我希望别让他俩知道我来过这里。”

丽兹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说道别担心，她一定保密。接着，她要他回到都灵后给她打电话。

“当然会打。”莫里尼说。

一位空姐来找二人说话，几分钟后笑着走了。旅客的队伍开始挪动了。丽兹在莫里尼面颊上吻了一下就走了。

在丽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更多的是沉思而不是垂头丧气地离开艺术画廊之前，店里惟一的店员和老板告诉三人这个地方很快就要关门了。老板胳膊上挂着一件金银锦缎衣，对三人说这个酒吧是画廊的组成部分，原本属于他奶奶的，那是一位年事已高的贵妇人。奶奶去世后，这房子由她三个孙子继承，按规矩平分为三份。他是三个孙子之一，但那个时候他住在加勒比地区，除去学习调制珍珠鸡尾酒之外，还从事情报、间谍活动。为此，他算是个失踪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有恶习的嬉皮士间谍。等到他回英国的时候，发现这房子已经被他两位堂兄弟全都占领了。从此以后，他开始跟堂兄弟打官司。可是律师费用太高，最后只好要了三个房间，他办起了艺术画廊。可是生意不好：画卖不出去，二手衣服卖不出去，也很少有人品尝他的鸡尾酒。这个居民区很少有我的顾客，他说，如今画廊都在改造后的旧工人区里，酒吧都在传统的酒吧圈内，本地人不买二手衣。等到丽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起身，正要走向通往大街的金属楼梯时，老板告诉了三人最糟糕的是，近来他奶奶的鬼魂开始出现了。这句话引起了丽兹等三人的好奇心。

三人异口同声地问：您看见奶奶啦？画廊老板说：我看见她了。起初，我只是听见有陌生的杂音，好像水和水泡的声音。是这宅子里从来也没听见过的声音。甚至为了卖掉几间屋子把宅子分成若干份，也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声音，因此在安装新卫生设备的时候，还有些合乎逻辑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些声音，虽说他从来没有听见过。但是，来了杂音后不久，又传来呻吟声，不是恰恰因为疼痛而呻吟，而是因为惊讶和失望的那种“哎呀”声，仿佛奶奶的幽灵走遍她的老宅子，由于被改造成几处小屋而不认识它了，认不出怎么会有了这样的墙壁，怎么会有这样俗气的家具，以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镜子。

有时，老板情绪十分低落，就睡在店里了。他情绪低落当然不是因为杂音或者幽灵的呻吟，而是因为濒临倒闭的生意。那几天夜里，他能清晰地听见奶奶的脚步声和呻吟声，奶奶在楼上走动，仿佛一点也不明白阴间和阳间的事情。一天夜里，老板在关画廊之前，看见奶奶的影子出现在室内惟一的镜子里，那是一面维多利亚时期的全身镜子，摆放在那里给顾客们试衣服用的。奶奶正在看墙上一幅画，后来视线转移到衣架的服装上，又看看酒吧里的两张桌子，好像是说，糟糕透顶！

老板说，奶奶的表情很可怕。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奶奶那副样子，虽说后来也不时地又听见奶奶在楼上行走，穿越原本没有墙壁的房间。曼努埃尔后来问老板，从前在加勒比地区的工作属于什么性质，他凄惨地一笑，用肯定的口气回答说他可没发疯，不是像有人想像的那样。他说他当间谍的方式跟在调查局或者统计局的人一样。三人听了老板这番话，不知为什么，感到难过之极。

在法国图卢兹举行的研讨会上，四人认识了墨西哥青年罗道夫·阿拉托雷，在他内容庞杂的论文里，谈到了阿琴波尔迪的作品。罗道夫享有创作奖学金，似乎一心要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来，参加过一些会议；这一次主动结识丽兹和曼努埃尔，这二人毫无顾忌地把他扔在了一边；后来他又转向了让－克劳德，这个法国人干脆不予理睬。因为罗道夫与成群结队的欧洲大学生并无二致，他们一味地追随在研究阿琴波尔迪的专家周围，令人感到厌烦。最丢脸的是罗道夫连德语也不会说，这首先就没资格与会。另外，图卢兹研讨会成功地赢得了公众的参与；在大批专家、学者（开会之前就认识，至少上一次开会就认识，似乎人人高兴重逢和愿意继续讨论老话题）中间，罗道夫无事可做，除非回家，这是他不情愿的，因为他的家就是一个不雅致的小房间（拿奖学金的人嘛），里面堆满了图书和手稿，或者他待在会场的某个角落里，朝四下里微笑，装出聚精会神思考哲学问题的样子，后来他就是这样做的；但这个姿态让他注意到了莫里尼。这位意大利人被囚禁在轮椅上，心不在焉地回答别人的问候，这让罗道夫觉得莫里尼跟他一样也是无依无靠的。他到莫里尼面前做了自我介绍，片刻后，二人便漫步在图卢兹的街头了。

他俩首先说起了西班牙著名学者阿方索·雷耶斯，莫里尼对这位学者了解不深；接着，谈到索尔·胡安娜·依内斯，莫里尼无法忘记那个莫里诺（他觉得莫里诺就是他莫里尼）写的那本著作，书中概括介绍了索尔·胡安娜这位墨西哥修女的菜谱。后来，他俩谈起了罗道夫打算写的长篇小说和惟一写出来的小说；谈到了一个墨西哥青年在图卢兹的生活，冬日不长，但过起来感觉无尽无休，谈到在法国只有寥寥几个朋友（一个图书馆管理员，领取奖学金的厄瓜多尔人，见面不多；一个酒吧跑堂，他对墨西哥的看法让罗道夫既惊奇又生气）；还谈到了他那些留在墨西哥联邦区里的朋友们，他每天都给他们写电子邮件，专门谈他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和惆怅的情绪。

罗道夫说，墨西哥城里有位朋友不久前见过阿琴波尔迪，他说这话是善意的，带点二流作家不大狡猾的吹牛色彩。

起初，莫里尼没大在意罗道夫的话，因为罗道夫正陪他逛一些有趣的地方，的确，虽然那些地方不是指定的旅游景点，但有魅力；好像罗道夫真正的秘密才干是导游，而不是写小说；莫里尼认为这个墨西哥人除去只阅读过两部阿琴波尔迪的长篇小说之外，是在吹牛，或者是他理解错误，或者他不知道阿琴波尔迪已经失踪好久了。

罗道夫讲述的故事概括起来是这样的：他那位朋友名叫阿尔曼特罗，是散文家、小说家和诗人，四十几岁，朋友们叫他“蠢猪”。“蠢猪”半夜三更接到一个电话。用德语说了几句话后，“蠢猪”穿好衣裳，开车前往墨西哥城附近一家旅馆。虽然深夜车辆不多，“蠢猪”到达旅馆时已经过了凌晨一点。他在旅馆大堂找到一个服务员和一名警察。“蠢猪”拿出身份证，证明他是政府高级官员，然后跟着那名警察上了三楼一个房间。那里还有两名警察以及一个德国老人。老人坐在床上，头发很乱，身穿灰色衬衫和牛仔裤，双脚赤裸，好像警察进来时他还在睡觉。“蠢猪”想，这德国人显然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一个警察在看电视。另外一个斜靠在墙上抽烟。随同“蠢猪”一起来的那名警察关闭了电视，对在场的警察说都跟他走。抽烟的警察问为什么。跟“蠢猪”一起来的警察对他喝道闭嘴！在警察们离开房间之前，“蠢猪”用德语问老人他们是不是偷了他什么东西。老人说没有。他们想要钱，可没偷任何东西。

“蠢猪”用德语说：“这很好。看来我们的警务工作有改进。”

接着，“蠢猪”问几个警察是哪个分局的，然后放他们走了。等警察一走，“蠢猪”在电视机旁边坐下，对德国老人说他实在抱歉。老人什么也没说，起身下床，进了卫生间。“蠢猪”告诉罗道夫，老人身材高大，差不多有两米，或者一米九五。不管多高吧，总之是高大，威猛。等老人从卫生间出来以后，“蠢猪”发现老人穿上了鞋子；他问老人是否愿意去墨西哥城兜风，还是去喝点什么。

“蠢猪”又说：“如果您困了，我马上就走。”

老人说：“我的飞机早晨七点起飞。”

“蠢猪”看看手表，凌晨两点刚过，他不知说什么才好。如同罗道夫一样，他几乎不了解老人的文学著作；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老人作品是在西班牙出版的，要晚些时候才传到墨西哥。三年前，“蠢猪”没变成新政府的文化领导人之前，曾经领导过一家出版社的工作，曾经打算出版《柏林渣滓》，可是版权已经让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拿到手了。他在想老人怎么会弄到他的电话号码的，谁能把号码给了老人。这是个他无论如何不想听到答案的问题，只要想到这个问题就足以让他感到高兴了，这让他通体舒服，因为用某种方式证明了他是个人物，是个作家。

老人说：“咱们走吧。我准备好了。”

老人在灰色衬衫外面加上一件皮夹克，跟在“蠢猪”身后上路。“蠢猪”带老人到了加里鲍尔迪广场。二人到达时，广场上人不多，大部分旅客早已经回旅馆去了，只留下了醉鬼和夜游神，还有要去吃晚饭的人以及聊最近那场足球比赛的街头乐手。广场出口处有人影在活动，时不时地停下来窥视他俩。“蠢猪”摸摸身上的手枪，自从做了政府高官，他总是随身携带枪支。二人进了一家酒吧。“蠢猪”要了玉米肉饼。老人喝龙舌兰，“蠢猪”只喝啤酒。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开始想生活带来的变化。不到十年前，假如他走进这样一个酒吧，开始跟一个像眼前这样一位大个子老人用德语说话，肯定会有人骂他，或有人出于最不近情理的理由感到生气。于是马上会吵架，会强迫“蠢猪”道歉，或者做出解释，或者请大家喝一轮龙舌兰。如今，没人理他，仿佛他衬衣里藏枪或者在政府当官，就有了一道神圣光芒，让坏蛋和醉鬼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蠢猪”心里骂道：真是他妈的一群卑鄙小人！他们能闻见我，一闻见我就拉裤子。接着，他想起了伏尔泰（他妈的，为什么会想起伏尔泰呢？），随后，想起多年前在脑海里盘旋的一个主意：争取在欧洲当个大使，或者至少当个文化参赞，凭借他现有的关系，至少可以给他弄个大使当当。缺点是大使馆里只有一份工资，也就是大使的薪水。德国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在权衡出国的利弊。有利的方面是肯定可以重操旧业继续写作。这样一个想法太有魅力了，住在意大利，或者意大利附近的国家，或者长期生活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或者罗马，写关于皮拉内西 ［56］ 的论文以及他想像中的监狱论文；他推断出来的监狱远远超出了墨西哥监狱；还想到了一些墨西哥监狱的形象、陈规和肖像集。在不利方面，肯定是远离了权力中心。远离权力中心绝对不好，这他早就发现了，那时他还没掌权呢，还在领导打算出版阿琴波尔迪作品的出版社。

他忽然问老人：“喂，不是说从来没人看见过您吗？”

老人瞅了他一下，有礼貌地微微一笑。

那天夜里，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再次听了罗道夫亲口讲述德国老人的故事后，三人给绰号“蠢猪”的阿尔曼特罗打了电话。“蠢猪”毫无异议地给曼努埃尔讲述了罗道夫已经说过的故事。罗道夫和“蠢猪”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师生关系，或者兄弟关系，实际上，正是“蠢猪”为罗道夫弄到了图卢兹的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蠢猪”看好小弟弟的水平，因为弄个显眼的奖学金和派遣到名牌大学都是他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更不要说在雅典或者加拉加斯当个文化参赞了，都是小事一桩，罗道夫都会感激不尽的，尽管事实上，他并不讨厌拿图卢兹这点小钱。罗道夫相信，将来“蠢猪”对他肯定更加慷慨。“蠢猪”那时还不满五十岁，他的著作一出墨西哥城就鲜为人知。但是，在墨西哥城内以及某些美国大学内，实话实说，他的名字是熟悉的，甚至是非常熟悉的。那么，阿琴波尔迪是怎么弄到他的电话号码的呢？他推测那个德国老人就是真的阿琴波尔迪，而不是在开玩笑。据“蠢猪”说，给老人电话号码的人是出版社的那位女老板布比斯夫人。曼努埃尔不无困惑地问“蠢猪”他是否真的认识那位杰出女士。

“蠢猪”说：“当然是真的。我参加过柏林盛会，在一次文化竞技里见过几位德国出版家，他们为我介绍了布比斯夫人。”

曼努埃尔在一张大家都看见的纸上，写道：“文化竞技是什么鬼玩意儿？”他拿给罗道夫看，后者说出了意思。

“蠢猪”从墨西哥城说：“我肯定是把我的名片给了她。”

“在您的名片上，有您私人电话的号码。”

“对，是这样的。”“蠢猪”说，“我肯定是把我的A级名片给了她。B级名片上只有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在C级名片上只有我女秘书的电话号码。”

“明白。”曼努埃尔尽量耐心地说道。

“蠢猪”笑着说：“在D级名片上，什么也没有，只有我的名字，其他全是空白。”

曼努埃尔说：“明白，明白。D级名片上只有您的名字。”

“蠢猪”说：“对，只有我的名字而已。什么电话、住址、街道、门牌统统没有。明白吗？”

“明白。”曼努埃尔说。

“我给布比斯夫人的名片显然是A级的。”

曼努埃尔说：“夫人肯定把名片给了阿琴波尔迪。”

“对。”“蠢猪”说。

直到早晨五点钟，“蠢猪”始终跟德国老人在一起。饭后（老人饿了，又要了玉米肉饼和龙舌兰；与此同时，“蠢猪”像鸵鸟一样在埋头思考权力和惆怅的问题），二人在索卡罗广场附近转了一圈，看了看广场，参观了荒地上像丁香花一样绽放的阿兹特克遗迹，用“蠢猪”的说法，是石头花上的石头花，是一种不规律现象，不会传到别的地方，“蠢猪”说，只能增加混乱。他和德国老人沿着广场外面的街道一直来到圣多明戈广场。那里的拱廊下面，坐着一些写字先生，他们用打字机代写家书或者法律诉状。后来，他俩去改革大道看天使灯，可是那天夜里天使灯没有点燃。“蠢猪”一面驾驶轿车围绕街心花园兜圈子，一面给向外张望的老人做介绍。

清晨五点钟，二人回到了旅馆。“蠢猪”在大堂抽烟等候。走出电梯时，老人只有一件行李，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灰色衬衫和牛仔裤。通向机场的道路没有车辆。“蠢猪”闯了几次红灯。他试着找个话题，可是不成。老人吃饭的时候，“蠢猪”就问过他以前有没有来过墨西哥，老人回答说没有。这很奇怪，因为几乎所有的欧洲作家都在某个时刻到过墨西哥。可老人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墨西哥。到了机场附近，车辆多起来了，路况不好了。等进入停车场时，老人打算告别。可“蠢猪”非要送他进机场不可。

“蠢猪”说：“把行李给我。”

行李箱上有轮子，不沉。老人要从墨西哥城飞往埃莫西约。

曼努埃尔问道：“埃莫西约？在什么地方？”

“蠢猪”说：“在索诺拉州，省会就是索诺拉，位于墨西哥西北部，与美国接壤。”

“您去索诺拉做什么？”“蠢猪”问。

老人回答前犹豫片刻，好像忘记了怎么说话。

“我去看看。”

是否是这么说的，“蠢猪”不能肯定。也许说的是“见识见识”，而不是“看看”。

“蠢猪”问：“您去埃莫西约？”

“不，是圣特莱莎。您去过吗？”

“蠢猪”回答说：“没有。我去过埃莫西约两次，很早以前了，做文学讲座。圣特莱莎可从来没去过。”

老人说：“我想那一定是个大城市。”

“对，是大城市。”“蠢猪”说，“有些工厂，问题不少。我认为不是个好地方。”

“蠢猪”掏出身份证，他能一直送老人到登机口。分手前，他给了老人一张名片。A级的。

“蠢猪”说：“如果遇到麻烦，您知道它有用。”

“多谢了。”老人说。

握手之后，他再也没见过老人。

四人决定已知的这事不再对任何人诉说。他们认为，保密不是背叛什么人，而是当下行事需要小心谨慎。他们立刻商定最好不抱什么渺茫的期望。据博希迈尔说，那年阿琴波尔迪的名字又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中了。去年也再次入围。这是渺茫的期望。据迪特尔·荷尔菲德（一位瑞典皇家学院院士，或是院士秘书）说，已经与阿琴波尔迪的出版人联系过，试探如果阿琴波尔迪获奖会有什么态度。一个八十多岁的人还能说什么？对于一位八十多岁没家室、无子嗣、缺少熟悉面孔的人来说，诺贝尔奖能有多重要？女男爵布比斯夫人说，老人会很高兴的。这话可能没跟任何人商量，她一心想着多卖些书吧。可是这位女男爵操心过售出的图书吗？操心过积压在汉堡布比斯出版社仓库里的图书吗？迪特尔·荷尔菲德说：没有，肯定没操心过。女男爵将近九十高龄，仓库的情况不会放在心上的。夫人到处旅行，米兰，巴黎，法兰克福。有时，人们会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看见她跟塞叶里奥夫人谈话。或者看见她出现在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里，身穿香奈儿服装，旁边有两位披绶带的俄罗斯诗人，在大谈布加乔夫 ［57］ ，大谈结冰前俄国河流无与伦比之美。让－克劳德说，有时布比斯夫人给人的印象好像忘记了阿琴波尔迪的存在。年轻的罗道夫说，这在墨西哥最正常不过了。据施瓦茨说，获奖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在短名单上。也许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们想来点变化。一个老兵、一个继续在逃的“二战”逃兵，对欧洲来说，他是那个混乱时代的提示。他是个左翼作家，连那些以权谋私的人们都对他表示敬意。他是个对势不两立的人绝对不采取妥协态度的人，这很时尚啊。设想一下吧，让－克劳德说，阿琴波尔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恰恰在这个时候咱们出现了，牵着阿琴波尔迪的手领他现身！

四人没提出阿琴波尔迪在墨西哥正在干什么。为什么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国家旅行呢？是突发奇想？是需要到这块土地上去观察正在写作的作品背景？四人推断，不大可能，在诸多理由中，他们认为今后不可能再有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了。

四人不约而同地倾向一个比较容易的答案，但也是一个最不近情理的答案：阿琴波尔迪如同欧洲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愿意去墨西哥旅游。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他们想像了一个厌恶人类的普鲁士老人，早晨醒来发疯的样子。他们估计是不是有可能患了老年痴呆症。四人否定了种种假设，考虑起“蠢猪”的话。阿琴波尔迪会不会是逃跑？会不会阿琴波尔迪再次发现了非逃走不可的理由？

起初，丽兹坚决反对出去寻找阿琴波尔迪。她觉得四人拉着阿琴波尔迪的手回到欧洲的形象不好，像是绑架团伙。当然，没人会想去绑架阿琴波尔迪。甚至想不起连珠炮似的向他发问。曼努埃尔说，只要能见到阿琴波尔迪就行。让－克劳德说，只要问问阿琴波尔迪《皮面具》里的人皮是什么人的，就行。莫里尼说，只要能看到他们三人在索诺拉给阿琴波尔迪拍的照片就行。

罗道夫（没人征求他的意见）说，只要能与四人通信友好往来，如不嫌麻烦去四位家里拜访一下，就很知足。只有丽兹保留看法。但最后她还是决定出去寻找。迪特尔·荷尔菲德说，我认为阿琴波尔迪住在希腊。他要么住在那里，要么就是去世了。迪特尔说，还有第三种可能：咱们认识的那位使用阿琴波尔迪名字的作家实际上是布比斯夫人。

四位朋友异口同声地说：“对，对，就是布比斯夫人。”

到了最后一刻，莫里尼决定不外出旅行。他说，身体垮啦，出不去了。马塞尔·施沃布 ［58］ 身体虚弱，1901年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外出旅行，去拜谒斯蒂文森在太平洋岛上的一座坟茔。施沃布的旅行走了好多天，先是到达拉西约塔 ［59］ ，接着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后来是新西兰南岛上的玛纳普利。1902年，施沃布得了肺炎，险些死掉。陪同他旅行的有个华人男仆，姓丁，有晕船的毛病。也许是海上有大浪时老丁才晕船。他俩旅行中总是波浪滔天，老丁总是晕船。一次，施沃布躺在舱内床上，感觉自己不行了。忽然发觉有人睡在他身边。翻身一看，发现是他的华人男仆，脸色发青，像个莴苣。或许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施沃布方才明白自己卷入了什么难题。历经千辛万苦，他终于到达萨摩亚群岛，但没去拜谒斯蒂文森的坟墓。一方面是因为他重病在身，一方面是干吗要去看一座活人坟呢？斯蒂文森还活着，这是他旅行途中发现的，活在他心上啊。

莫里尼一向钦佩施沃布（不仅钦佩，而且热爱），起初认为如果去索诺拉，在小范围内可以是出于对施沃布的敬意，也是对斯蒂文森的怀念，因为施沃布心里想念斯蒂文森；但是他一回到都灵，就意识到自己不能外出旅行了。于是给三位朋友打电话谎称医生坚决禁止他旅行。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接受了他的说法，答应定期给他打电话，报告寻找阿琴波尔迪的进展情况。

莫里尼对丽兹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还是说了不能外出，医生禁止等等理由。还打算天天给他们三位写信。他甚至笑了起来，说了一个丽兹不懂的愚蠢笑话。是个意大利人的笑话。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同乘一架飞机，上面只有两个降落伞。丽兹以为是个政治笑话。实际上是个孩子们说的玩笑，不过，飞机上那个意大利人让莫里尼一说，有点像总理贝卢斯科尼。（飞机先是坏了一个发动机，接着又坏了一个，最后坠地。）实际上，丽兹勉强说了几个“啊、啊、啊”。最后，她说“晚安，莫里尼！”她那英语太温柔、甜蜜了，或者是莫里尼觉得甜蜜得令人难以忍受，然后丽兹挂断了电话。

丽兹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莫里尼拒绝一道旅行是在骂人。二人再也没有互通电话。莫里尼本来可以拨电话，但他有他的行事方式，在三位朋友动身去找阿琴波尔迪之前，他像在萨摩亚群岛的施沃布一样，已经开始旅行，不是到勇士坟前的旅行，而是围绕一种甘心情愿之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体验，但这种甘心情愿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耐心或者忍让，而更多的是恭顺、内涵丰富但不好理解的谦卑，让他想哭鼻子，但没用处；莫里尼感觉自己的形象逐渐不可阻挡地溶解了，好像一条不再是河流的河，或者像一棵树在地平线上燃烧而它并不知道。

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和丽兹从巴黎起身，飞往墨西哥城。迎候三人的是“蠢猪”。大家在旅馆过夜。次日，飞到了埃莫西约。“蠢猪”对这个故事大体上是不了解的，但他很乐意接待三位来自欧洲的著名学者，尽管让他不高兴的是他们不同意去美术宫或者国立自治大学或者墨西哥学院作报告。

在墨西哥城过夜那天，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在“蠢猪”陪同下前往阿琴波尔迪曾经下榻的旅馆查询。服务员没表示任何异议就让他们看电脑。“蠢猪”用鼠标搜索屏幕上出现的名单，他们是“蠢猪”认识阿琴波尔迪那天住在旅馆的客人。让－克劳德发现“蠢猪”的指甲肮脏，明白了这绰号的来由。

“蠢猪”说：“这里呢。就是这个！”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找“蠢猪”指出的名字。汉斯·赖特尔。一夜。付现金。没使用信用卡。没打开室内的小吧台。后来，三人回旅馆去了，尽管路上“蠢猪”问他俩是否愿意去看看有特色的地方。不，他俩说，没兴趣。

与此同时，丽兹在旅馆，虽然不困，还是熄灭了全部灯光，仅留下电视开着，音量最小。窗户开着，从外面遥远的地方不断传来嗡嗡声，仿佛从几公里之遥的城外郊区正在疏散人群。她以为嗡嗡声来自电视，便关上了电视机，但声音依然存在。她扶着窗户，眺望城市。探身到窗外，听不见嗡嗡声了。空气很冷，她觉得舒服。

旅馆门口，两个门卫在跟一个客人和一名出租车司机争吵什么。那客人喝醉了。一个门卫撑住醉鬼的肩膀，另外一个在倾听司机的述说。从司机大呼小叫的架势看，像是越来越激动。片刻后，她看见有辆轿车来到旅馆门前，从车上下来了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后面跟着“蠢猪”。她在楼上，不敢肯定是不是她的朋友们。如果是，她觉得他们走路的样子有些奇怪，显得更有男子气概，如果这话能用到走路上的话，她认为荒唐，不伦不类，没头没脑。“蠢猪”把车钥匙给了门卫。三人进了大堂。拿了“蠢猪”车钥匙的门卫上了轿车。于是，出租车司机对准另外一个扶着酒鬼的门卫叫喊起来。给丽兹的印象是司机觉得钱少，醉鬼不肯再掏。从醉鬼的架势看，丽兹觉得他大概是美国人。他上身穿一件白衬衫，下身是帆布裤子，牛奶咖啡色。年龄难以判断。另外一个门卫回来以后，司机后退两步，说了一句什么。

丽兹觉得，司机的态度有点威胁人的意思。这时，那个扶持醉鬼的门卫，向前一扑，抓住了司机的衣领。司机没料到对方会这样，连连后退，但已经无法甩掉门卫的手了。天上，从可能是污染造成的黑云里，冒出一架飞机闪烁的灯光。丽兹抬头望天，吃了一惊，因为空中全是嗡嗡声，仿佛千万只蜜蜂包围了旅馆。一瞬间，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是恐怖分子自杀式爆炸，会不会是空难。在旅馆门外，两个门卫在揍司机，他已经被打倒在地了。不是没完没了的踢打。而是踢打四五下，给司机说话或者跑路的机会，但是司机缩成一团，不住嘴地谩骂，于是门卫再次踢打一通。

飞机下降到黑暗的地方去了。丽兹以为自己看见了舷窗后面旅客们那一张张充满期待的面孔。后来，飞机兜了一圈，又爬上高空，几秒钟后，再次钻进了乌云腹部。飞机消失前，她最后看见的是机尾的灯光，红蓝相间的闪光。她向楼下张望，旅馆的一个服务员已经扶着醉鬼，像是架着一个不能走路的伤员；与此同时，那两个门卫拖着出租车司机离开出租车，向地下停车场走去。

丽兹的第一个反应是下楼去酒吧，看看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是不是在跟“蠢猪”喝酒。但最后她决定关闭窗户，上床。嗡嗡声依旧。丽兹想，这嗡嗡声大概来自空调。

“蠢猪”说：“出租车司机和旅馆门卫之间有一种战争。不宣而战，时高时低，有时高度紧张，有时暂时停火。”

曼努埃尔问：“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三人坐在旅馆的酒吧里，旁边是一扇大窗户，面向大街。户外，空气里有一种液体样的纺织品。那是黑雨，像黑色大理石，令人产生摸摸它的感觉。

“门卫会教训出租车司机。司机要过很久才会回旅馆。都是为了争小费引起的。”“蠢猪”解释说。

随后，“蠢猪”掏出他的电子记事本。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分别把圣特莱莎大学校长的电话号码记录在自己的小本上。

“蠢猪”说：“今天我跟校长通过话了。请他尽可能给您们提供帮助。”

让－克劳德问：“谁把那司机拉走的？”

“蠢猪”说：“他自己抬腿走路呗。按照规矩，会在地下停车场里暴打他一顿，然后浇上一大桶冷水，塞进他原来的出租车里，让他滚。”

曼努埃尔问：“门卫和司机开战期间，客人需要出租车怎么办啊？”

“蠢猪”说：“啊，那旅馆就给无线电出租车公司打电话。这个公司总是跟大家一起和平共处的。”

他俩送“蠢猪”到旅馆门外的时候，看见那出租车司机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地下停车场。他脸上完好无损，衣服也没湿。

“蠢猪”说：“肯定达成协议了。”

“达成协议？”

“跟门卫达成的协议。司机必须给门卫钱。”“蠢猪”说。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以为“蠢猪”会上出租车，因为它就停在人行道上，近在咫尺，但样子难看。“蠢猪”一晃脑袋，要门卫去取他自己的轿车。

次日早晨，三人飞往埃莫西约。他们在机场给圣特莱莎大学校长打了电话。然后，租了一辆轿车，向边境地区驶去。一离开机场，三人感觉索诺拉州一片光明。这里的光线好像沉入到太平洋后在空中产生了一个巨大弯弓。丽兹想，在这样的光线下行走容易饥饿，也许会因此想忍饥挨饿走到目的地。

三人从圣特莱莎南部入城。他们觉得这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吉卜赛人营地，或者像随时准备开拔的难民营。三人在墨西哥旅馆四楼租下三个房间。表面上它们都一样，实际上里面到处布满了区别的记号。在曼努埃尔的房间里，有一幅巨画，上面是荒原和一群骑马的人，他们位于左侧，身穿淡棕色服装，像是军队，或者骑马俱乐部的人们。在丽兹的房间里，有两面镜子，而不是一面。第一面镜子安放在入门处，跟别的房间一样。第二面挂在房间尽头的墙壁上，旁边是面向大街的窗户；这样你如果摆好固定姿势，那两面镜子里都可映照出你的倩影。让－克劳德房间里的浴缸缺了一角。第一眼看去，不会发现这个缺点。但只要拉开厕所门，缺少的一角就会赫然出现在眼前，好像一声吠叫。让－克劳德想，真他妈奇怪，怎么没人修理呢？丽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浴缸。那一角缺了二十公分。白陶瓷下面，有一块红色的东西，像是砖土，呈石膏抹上去的饼干状。缺少的那一角呈月牙形。好像是有人用锤子敲掉的。丽兹想，又好像有什么人把另外一个躺在地上的人扶起来，用后者的脑袋去撞浴缸。

圣特莱莎大学校长给三人的感觉是，和蔼可亲，有些拘谨。校长的个子很高，皮肤是淡淡的古铜色，好像每天在田野上边沉思边远足。校长邀请三人喝咖啡，耐心并假装有兴趣地倾听三人的说明。随后，带领三人在校园内参观，介绍建筑物以及所属的系科。让－克劳德为了换换话题，说起了索诺拉的阳光，于是，校长就详细讲述了沙漠落日的景象，提到一些画家，三位都不熟悉这些画家的名字；这些画家都曾经在索诺拉州或者旁边的亚利桑那州居住过。

四人回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再次请大家喝咖啡，询问三人下榻在哪家旅馆。三人说了旅馆的名字，校长写在一张纸上，放到西装上衣口袋里，然后邀请三位去他府上共进晚餐。片刻后，他们走了。走在从校长办公室到停车位的路上，他们看见一群男女大学生正好行走在喷灌器洒水的草坪上。学生们嘻嘻哈哈地叫喊起来，跑步远离了草坪。

返回旅馆之前，三人在城里兜了一圈。这座城市太混乱了，让他们觉得好笑。而此前三人的情绪一直不好。他们东看看西望望，跟那些能帮助他们的人聊聊，但这仅仅是更大计谋的一小部分。在返回旅馆的路上，那种处于敌意环境里的感觉消失了，虽说“敌意”二字不合适，但那是一种他们拒绝承认的语言环境，是一种与他们平行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只能自重，仅仅依靠提高嗓门，讨论一些不打算实现的计划，来赢得自主。

到了旅馆，三人看到语言文学系主任奥古斯托·盖拉的字条。上面写着“致三位同事：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口气是“亲爱的”，丝毫不像嘲讽。这越发让三人大笑起来，但随后三人难过了，因为按照主任的方式，一个“同事”的称谓就在欧洲和那个游牧族群之间建立了混凝土大桥。丽兹说，这就像听见孩子在哭泣。主任在字条上除去祝愿他们在本城过得幸福愉快外，还谈到一位什么阿玛尔菲塔诺教授，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问题专家”，下午会很快赶到他们下榻的旅馆，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落款的地方用了一句诗歌，将沙漠比喻成石化的花园。

为了等候本诺·冯·阿琴波尔迪问题专家，三人决定不出旅馆。为此，他们坐在酒吧，向窗户外面张望；于是，看见了一群美国游客待在花坛里，显然已经酩酊大醉；花坛里有些不同种类的仙人掌，长得令人吃惊，其中有几棵高达差不多三米。时不时地总有一个游客起身离开餐桌去长满半干植物的栏杆旁朝大街方向看看。然后，那人跌跌撞撞地回到男女同伴身边，片刻后，大家都笑起来了，好像起身那人讲述了一个刺激但有趣的笑话。美国游客中没有年轻人，也没有老人。是个四五十岁的群体，看样子准备当天返回美国。渐渐地花坛里的餐桌已经没有空位了，四处都是站立的人们。夜幕从东方开始西进的时候，花坛里的扩音器传来美国乡村歌手威利·内尔森的歌声。

其中一个醉鬼一听出内尔森的声音，叫喊了一下，起身离座。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以为醉鬼要去跳舞。但是，醉鬼没跳舞，而是去栏杆那里上下看看，探头到栏杆外面，随后就安安静静地回到老婆和朋友身边坐下了。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说，这些家伙有点半疯。丽兹则想，有什么怪事发生了，发生在大街上、花坛里、旅馆的房间中，甚至发生在墨西哥城的出租车司机和不真实的门卫身上，至少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捕手可以抓住这些门卫；甚至那怪事超出了她的理解力，发生在欧洲，发生在三人集合的巴黎机场上；或许，此前，发生在莫里尼身上，发生在他拒绝陪同三人旅行的话语中，发生在三人于图卢兹认识的非常令人讨厌的小伙子身上，发生在迪特尔·荷尔菲德和他那突如其来的关于阿琴波尔迪的消息上。甚至怪事会发生在阿琴波尔迪身上以及他讲述的所有故事中，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她变得不认识自己了，尽管是一瞬间的事；可她一直在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在做笔记，写心得啊。

曼努埃尔问让－克劳德：“你要求派人修厕所了吗？”

“要求了。我说，请来人修一修吧。”让－克劳德说，“可是服务台建议我换个房间。他们让我去三楼。我说四楼这里很好，我想留在我的房间；我说等我走后，他们再来修理浴缸吧。我愿意咱们继续在一起。”让－克劳德说完一笑。

“说得好。”

“服务员说他们本来打算换浴缸，可是没找到合适的型号。他们希望我别带着坏印象离开旅馆。不管怎么说吧，服务员还是和蔼可亲的。”让－克劳德说道。

阿玛尔菲塔诺教授给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的第一印象相当糟糕，他的气质与这里粗俗的环境一致，只是这个沙漠中的大城市还能看做是一种特色、充满了乡土色彩，再次证明了人文景色中令人讨厌的富有，而阿玛尔菲塔诺则只能被看成是一个遇难者，一个穿着马虎的家伙，一个不存在的大学里的不存在教授，在对抗野蛮的战斗中枪声未响就已经溃逃的大兵，或者用不太带感情色彩的话来说，如同他走到终点那样，是个忧伤的哲学教授，在自己的土地上放放牧，仿佛一头有儿童特征的怪异的牲口，假设海德格尔不幸出生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地区，它也许一口就吞食了这位德国哲学家。曼努埃尔和让－克劳德认为他是个失败者，全面失败，因为他曾经在欧洲居住和教书，如今试图披上一层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本质脆弱让他立即露出原形。丽兹的印象不同，认为他是个悲伤的人，迈着巨人的步伐向死亡走去，他最后的愿望就是给三人在城里做向导。

那天夜里，三位文学评论家上床相对较早。让－克劳德梦见了浴缸。一声低沉的响动吵醒了他，他裸体下床，从门下方看到有人打开了卫生间的电灯。起初，他以为是丽兹，甚至有可能是曼努埃尔。但走近一看，才知道都不是。推开卫生间的门，里面空空荡荡。他看见地面上有大片血迹。浴缸和浴帘上面有一层没有完全变硬的壳，起初，让－克劳德以为是泥巴或是呕吐物，但不久便发现是屎。它产生的恶心远远超过血造成的恐惧。恶心的感觉刚一上来，他就醒了。

曼努埃尔梦见了那张沙漠画。在梦里，他直挺挺地坐在床上，好像在看一个一米五见方的电视屏幕，能欣赏到发亮的静态沙漠，昏黄的阳光刺眼；看见了骑在马上的那群人物，他们的动作（马和人），几乎难以察觉，仿佛居住在一个与地球不同的世界上，那里的速度不一样，曼努埃尔觉得那速度太慢，虽然他知道多亏了这慢速，无论谁看画才不会变成疯子。接着，传来一些声音。曼努埃尔听见了。几乎听不清楚。一开头，只是单个音节，什么人发出的短促呻吟，好像落在沙漠上空以及旅馆和梦境中的陨石。有些只言片语他能辨认出来。“快，急，速度，轻。”这些单词像在腐肉里扎根一样，冲破画上的稀薄空气。有个声音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这就是我们的自由。“自由”一词，让曼努埃尔听起来像在无人的教室里抽鞭子。醒来时，浑身是汗。

在丽兹的梦里，她的倩影映照在两面镜子里。身体的正面在一张镜子里。后背在另外一张里。她的姿势微微倾斜。说她打算前进或后退，肯定都不对的。房间的光线昏暗，好像英国的黄昏。电灯都没亮。镜子里的形象是穿着准备出门的衣服，一套裁缝做的灰套装，真是怪事，因为她很少穿这种服装，头戴一顶小灰帽，让人回想起50年代的时装画报。很可能穿着高跟鞋，黑色的，但镜子里看不见。她的身体静止不动，让人想到“没有生气”和“呆滞”等词汇，但却促使她思考：离开好了，还等什么呀？为了摆脱两面镜子的映像，为了开门出去，难道还要等什么通知吗？莫非此前她听见了走廊里的响动？难道有人路过她门口时打算进来？也许是旅馆里走错房间的客人？会不会是服务台派来的职员，或者保洁女工？可是万籁俱寂啊，还有夜幕降临前漫长的宁静。忽然，她发觉镜中人不是她自己。她感到害怕和好奇，静静地观察是否仔细认真些就可能与镜中人吻合。她想，客观地说镜中人跟我一样，没有理由胡思乱想。我就是我！但后来，她看到了那个女人的脖子，发现一条肿胀的血管，好像要破裂，从耳后一直到肩胛骨才消失。这血管不像是真的，像是画上去的。于是，丽兹想：我必须离开这里。她扫视一遍房间，试图寻找那女人准确的藏身之处。但她无法看到。她想，为了反映在两面镜子里，必须恰到好处地处于入门与房间的窄窄通道上。但是，她没看见自己。等到看见自己出现在镜子里面的时候，发觉有了变化。那女人的头几乎难以察觉地在晃动。丽兹对自己说，我正在镜子里面啊。如果镜中人动一动，我俩就可以对视。我俩就可以互相看见对方的面孔了。丽兹握紧了双拳，等候着。镜中人也握紧了双拳，那努力的样子好像是超人一般。进入房间的光线颜色变得灰突突的。丽兹感觉大街上闹起了火灾。她开始冒汗了。低下头，闭上了眼睛。等她再次看镜子的时候，那女人肿胀的血管体积已经变大，轮廓开始依稀可见。她想，我必须逃走。她还纳闷：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在什么地方呢？她还想到了莫里尼。可只是看到了一把无人的轮椅，远处是一片黑漆漆、无法进入的大森林，过了一会儿方才认出那是海德公园。等到她睁开眼睛，那镜中人的目光和她的视线交叉在房间某个不确定的点上。镜中人的眼睛和她的一模一样。还有颧骨、嘴唇、前额和鼻子全都一样。丽兹哭了，认为自己因为难过或者恐惧而哭泣。她想，镜中人跟我一样啊，可她死了。镜中人露出微笑，接着，毫无过渡地变成了恐惧的表情。丽兹吃了一惊，看看身后，可身后没人，只有墙壁。镜中人再次冲她一笑。这一回，笑容之后没有恐惧了，而是深深的沮丧。接着，镜中人又笑了，然后是焦虑的表情，然后是冷若冰霜，然后是激动不安，然后是听天由命，然后是种种疯狂的表情，然后是再次微笑；与此同时，丽兹已经镇定下来，早就拿出小本子，迅速记下正在发生的一切，好像她的命运就写在上面，或是她的幸福就只能寄托于此，就这样一直熬到醒来。

当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告诉欧洲三位评论家，他在1974年为阿根廷一家出版社翻译过《无尽的玫瑰》时，三位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三位想知道教授是在什么地方学的德语，如何见到阿琴波尔迪的著作的，阅读过阿琴波尔迪的哪些作品，意见怎样。阿玛尔菲塔诺说，他的德语是在智利一家德语学校学的，从挺小的时候就进入了这所学校，到了十五岁不知什么原因去了一所公立中学。根据他的回忆，是在二十岁时，接触到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从圣地亚哥一家图书馆借阅的，直接用德语阅读了《无尽的玫瑰》、《皮面具》和《欧洲的河流》。那家图书馆只有这三本。《分叉的分叉》刚刚开始阅读，还没有看完。那是一家公共图书馆，由一位德国先生资助，生前他收藏了大批德语书籍，都捐赠给圣地亚哥努纽阿区的小区了。

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对阿琴波尔迪的看法自然是好的，但距离三位评论家对阿琴波尔迪的崇敬程度尚远。比如，阿玛尔菲塔诺的看法与君特·格拉斯或者阿尔诺·施密特的看法一致。三位想知道他翻译《无尽的玫瑰》是自己的主意呢，还是受出版社委托。阿玛尔菲塔诺说是那家阿根廷出版社出版人的想法。还说，那个时候他能翻译什么就翻什么，另外，他还干着校对的工作。据他所知，那本《无尽的玫瑰》是盗版书，虽然后来才明白，可一直无法确定。

这时三位对教授已经相当和蔼了，于是问他1974年他在阿根廷做什么。阿玛尔菲塔诺看看三人，再看看自己手中的珍珠鸡尾酒，好像重复了多次的样子说道，1974年由于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他被迫流亡，逃到了阿根廷。接着，他道歉说，这有些辩解的味道。他说，应该坚持斗争。但三位评论家没拿这话当回事。

丽兹深表理解地说：“流亡的日子肯定很可怕。”

阿玛尔菲塔诺说：“实际上，我现在把流亡看成一种自然运动，按照它的方式废除了命运或者一般认为是命运的安排。”

让－克劳德说：“流亡可是充满了艰难险阻、跌宕起伏的突变和反复地与过去决裂，妨碍了任何重要事情的完成啊。”

阿玛尔菲塔诺说：“这恰恰就是废除了命运的安排。请原谅我胡说。”

第二天早晨，三人看到阿玛尔菲塔诺已经在旅馆大堂恭候了。假如这位智利教授没来的话，三人肯定要互相倾诉那天夜里噩梦的内容，天晓得会暴露出什么故事来。可阿玛尔菲塔诺来了。于是四人一道共进早餐，商量这一天的活动计划。他们研究了几种可能性。首先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阿琴波尔迪没有去过大学。至少没去过语言文学系。圣特莱莎没有德国领事馆，因此这方面的计划就可以先排除在外。三人问阿玛尔菲塔诺，城里有多少家旅馆。他说，不知道，但一吃完早饭，很快就可以查明。

曼努埃尔好奇地问：“怎么查明？”

“问服务台呗。”阿玛尔菲塔诺说，“服务台应该有附近全部旅馆和汽车旅馆的名单。”

“当然了。”让－克劳德和丽兹说。

四人一面吃早饭，一面再次推测是什么原因促使阿琴波尔迪来这么个地方旅行。阿玛尔菲塔诺于是知道了此前他们三人中没有任何人见过阿琴波尔迪。他无法知道确切的原因，但觉得这故事很有趣。他问三人，既然阿琴波尔迪显然不愿意见任何人，那他们干吗还要找到他。三位评论家说，因为我们研究了他的著作，因为他重病在身，20世纪最优秀的德国作家不能跟深入研究他长篇小说的人谈话就离开人世是不公正的。因为我们打算说服他回欧洲去，他们这样说。

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本来以为20世纪最优秀的德语作家是卡夫卡呢。”

三位评论家说，对啊，可20世纪下半叶或者战后最佳德语作家应该是阿琴波尔迪。

阿玛尔菲塔诺向三位发问：“你们看过彼得·汉德克 ［60］ 的作品吗？还有看过托马斯·伯恩哈德 ［61］ 的作品吗？”

哎哟，真讨厌，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心里说。从这一刻起直到吃完早餐，阿玛尔菲塔诺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简直像墨西哥名著《癞皮鹦鹉》 ［62］ 里的主人公。

在旅馆服务台，接待员给了四人全城旅馆的名单。阿玛尔菲塔诺建议，可以使用大学的电话，因为看来语言文学系主任奥古斯托·盖拉和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的关系很好，或者说系主任对三位评论家的尊敬是尊敬，但并非没有担心，而担心又不排除虚荣或者轻佻，虽然还应该补充一句：担心后面还埋伏着诡计。因为就算系主任盖拉的善意安排是听命于大学校长内格雷特的，但这安排的后面让阿玛尔菲塔诺看到：系主任盖拉打算从三位欧洲名教授的来访中捞取好处，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未来是神秘的，你永远无法准确地知道道路在哪里拐弯，无法知道双腿走向什么怪异的地方！但三位评论家不肯使用大学的电话，而是回各自房间分头打电话。

为了争取时间，曼努埃尔和丽兹在曼努埃尔的房间打，阿玛尔菲塔诺和让－克劳德在让－克劳德的房间打。一小时后，结果非常令人泄气。没有任何一家旅馆登记过汉斯·赖特尔的名字。两小时后，四人决定不再打电话了，下楼去酒吧喝一杯再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家旅馆的电话没打了。还有就是郊区的一些汽车旅馆没联系。阿玛尔菲塔诺仔细查看了旅馆名单之后，对三位说：名单上的大部分汽车旅馆是钟点客房，或是变相的妓院，很难想像一位德国游客会光顾那种地方。

曼努埃尔回答说：“我们找的不是德国游客！是阿琴波尔迪！”

“是的，是的。”阿玛尔菲塔诺说道，可他的确想像着阿琴波尔迪在一家汽车旅馆里会有怎样的情景。

丽兹说：问题是阿琴波尔迪来这座城市干什么！讨论了片刻后，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得出了结论。阿玛尔菲塔诺也同意这个结论：阿琴波尔迪来圣特莱莎只能是看望一位朋友，或者为了创作下一部长篇小说搜集资料，或者这两个原因都有。让－克劳德倾向于看望朋友的这个可能性。

他推测说：“来看望一位老朋友，就是说，一位跟他一样的德国人。”

曼努埃尔说：“看望一位他多年没见到的老朋友，可以说自‘二战’结束后就没有见过。”

丽兹说：“可能是一位战友，对于阿琴波尔迪来说，是个意义非同寻常的人，此人战争一结束，甚至可能在战争结束前就下落不明了。”

曼努埃尔说：“但是此人知道阿琴波尔迪就是汉斯·赖特尔。”

丽兹说：“不一定，也许阿琴波尔迪的这位朋友根本不知道汉斯·赖特尔和阿琴波尔迪是同一个人，他只认识一个姓赖特尔的人，知道怎么样跟赖特尔联系和一点点情况而已。”

让－克劳德说：“可这并不很容易啊。”

阿玛尔菲塔诺说：“是的，不容易。他推测赖特尔自从1945年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就没换过地址。”

让－克劳德说：“从统计学的角度说，1920年出生的德国人都换过地址，一生至少一次。”

曼努埃尔说：“因此有可能那位战友没有跟阿琴波尔迪联络，而是阿琴波尔迪本人联系上了战友。”

丽兹说：“战友或者女友。”

让－克劳德说：“我更倾向于战友，而不是女友。”

曼努埃尔说：“可能既不是战友也不是女友，可能咱们在这里是瞎猜一气。”

丽兹问：“可问题是阿琴波尔迪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

让－克劳德分析说：“一定是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足以迫使他非来这里看看不成。”

丽兹问：“咱们会不会搞错啊？会不会阿尔曼特罗（‘蠢猪’）撒了谎，或者糊涂了，或者人家骗了他呢？”

阿玛尔菲塔诺问：“哪个阿尔曼特罗？是埃克多尔·恩里克·阿尔曼特罗吗？”

“对，就是他。你认识他？”曼努埃尔问他。

“间接了解一点。我可不敢特别相信阿尔曼特罗提供的线索。”阿玛尔菲塔诺说。

丽兹问：“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典型的墨西哥知识分子，只关心苟延残喘地活着。”阿玛尔菲塔诺说。

让－克劳德说：“所有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现在只关心活着，不是吗？”

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是不会用这种话语表述的。比如，有些知识分子对写作更感兴趣。”

“来，解释解释！”曼努埃尔说道。

阿玛尔菲塔诺说：“实际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墨西哥知识分子与权力的联系源远流长。我不是说人人如此。有非同寻常的例外。这不是说投靠权力的人们都是居心叵测的。甚至连这样的投靠也不是符合规矩的投靠。我们可以说，投靠仅仅是找工作。但是是与政府一道工作。在欧洲，知识分子在出版社或者报社工作，要不然就是依靠老婆养活，要不然是父母社会地位优越，每月给儿子一笔开销；要不然知识分子当工人，或是犯罪，他们靠劳动过正当人的生活。而在墨西哥，也许墨西哥的情况可以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阿根廷除外，知识分子是为政府工作的。以前是为革命制度党，现在是为民族行动党。从知识分子角度说，他可以是政府的积极捍卫者，也可以是批判者。政府不在乎！政府养活知识分子，暗中注意着知识分子的动向。有这么一大群几乎是废物的作家，为政府可以做些事情。什么事情呢？驱邪！改变或者至少企图影响墨西哥时代。管他有没有麻子，先涂上一层脂粉再说罢了。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知识分子可以在大学工作，或者更好一点，可以去美国大学教书；那里的文学教研室跟墨西哥的文学教研室一样糟糕。但这并不排除深夜有人给你打电话，给你提供一份政府里的好工作，一份高薪的职务、知识分子也认为自己受之无愧的职务；知识分子总是认为自己可以受之无愧地接受什么。这样的机制让墨西哥作家闭目塞听，会让他们发疯。比如，有些人动手翻译日本诗歌，可是不懂日语；有些人干脆酗酒麻痹自己。我认为阿尔曼特罗并无奢求，他两样事都干。在墨西哥，文学如同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不知你们明白不明白？气候很好，太阳高照，你可以出门，去公园里坐坐，打开一本瓦莱里 ［63］ 的著作，可能瓦莱里是墨西哥作家最喜欢阅读的作家了，然后去朋友家走走，聊天。可是你的影子已经不再跟着你走了。不知什么时候，影子已经悄悄地离开了你。可你假装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有所察觉，你那个鸡巴影子已经不跟着你走啦；可是，这有很多方式可以解释，什么太阳的位置啊，什么阳光在你没戴帽子的脑壳里引起的潜意识程度啊，什么酒精摄入量啊，什么像地下蓄水池那般庞大的痛苦的活动啊，什么对可能偶发事件的担心啊——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疾病，什么受伤害的虚荣心啦，什么一辈子至少守信用一次的愿望啊。实际上，你的影子消失了，你暂时把它给忘记了。就这样，你没有影子跟着，来到了某种舞台前，开始了解读或者重新解读或者歌颂现实生活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舞台是前台，这个前台的背景有个巨大的管道，它有点像矿洞，或者像巨型矿山的入口。或者可以说是个山洞。不过也可以说是一座矿山。从矿洞里传出一些依稀难辨的声音。是些模拟的声音，是些垂死挣扎或者诱惑人的音节，或者是诱人致死的音节，或者有可能就是私语、低语和呻吟。实际上，没人真正看见矿洞。一台机器、一套灯光的变幻、一套控制时间的设备，遮挡了视线，观众看不清矿洞周围的情况。实际上，只有最靠近前台的观众趴在乐池上，才可以看到厚厚的伪装网后面什么东西的轮廓，而不是那东西本身，但至少看到了轮廓。别的观众，除去前台，什么也看不见，或许可以说，他们也没兴趣看别的什么。而那些没有影子的知识分子总是脊背对着前台，因此除非他们脑后长了眼睛，什么也不可能看见。知识分子只是听听从矿洞深处传来的杂音。然后，知识分子就解读这些杂音，或者重新阐释一番，或者进行再创作。知识分子的工作，说到底，可怜之极。著述中花言巧语，让人感觉是一场暴风骤雨；高谈阔论，让人感觉十分震怒；写作中严格遵守规范，里面只有沉默，既不振聋也不发聩。知识分子说些‘啾啾、喵喵、汪汪’，因为巨型动物或说巨型动物的缺席，他们没法想像。另外，知识分子工作的舞台非常漂亮，非常有想法，非常迷人，但是舞台的体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缩小。舞台的缩小丝毫没有减弱舞台的效用。仅仅就是舞台越来越小，观众席越来越小，观众数量自然也越来越少罢了。当然，这座舞台存在的同时，还有别的一些舞台。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增加了一些新舞台。有绘画舞台，很大，观众不多，但每位观众，用一种说法吧，都很高雅。有电影和电视舞台。这个舞台的容量很大，总是爆满，前台年复一年地快速增长。有时，知识分子，对这个舞台的阐释者，也作为特邀嘉宾登上电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矿洞还是那个矿洞，稍稍有些角度的变化，虽然也许伪装变得更加厚实，矛盾的是伪装里充满了幽默元素，尽管这元素散发着臭味。这个幽默的伪装自然是为许多说法服务的了，为了让观众更容易理解和为了赢得公众的眼球，这些说法最后总是缩小为这两点：理解和眼球。有时，知识分子也长时间占领电视舞台。从矿洞里继续不断传出喊叫声，而知识分子总是错误地解释原由。实际上，虽然理论上知识分子是掌握话语的主人，但是根本没有能力丰富语言。他们使用的漂亮话语全都是从前排观众那里偷听来的。人们常常叫这些前排观众为‘鞭打派教徒’。他们有病，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造词——编造恶心的词汇，这些人的死亡率很高。工作日一结束，剧院关门，矿洞口就用大钢板堵上。知识分子就打道回府了。月亮是圆圆的，夜间的空气是纯纯的，真是月色可餐啊！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歌声，音符传遍大街小巷。有时，某个知识分子会走错路，一脚踏进酒馆，喝龙舌兰去了。于是，他想某一天他会出什么事情。但不会有事。什么也不想了。一味地喝酒和唱歌。有时，某人以为看见了一位传奇性的德国作家。实际上，他只看见了一个影子，有时看见的就是他自己的影子，每天夜里走在回家的路上，避免知识分子累死或者吊死在门框上。可此人发誓说他看见了一位德国作家，还把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生活秩序、自己的眩晕感和欢快情绪统统寄托在这个誓言中了。第二天早晨，天气晴好。阳光普照，但不灼人。你可以安心出门，身后跟着自己的影子，驻足于公园，阅读瓦莱里诗篇。这样直到末日来临。

丽兹说：“你说的这一套，我一点也不明白！”

“实际上，我只是说了一些蠢话。”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后来，他们给剩下的旅馆和汽车旅馆打了电话。阿琴波尔迪没在任何一家旅馆住过。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三人认为阿玛尔菲塔诺是对的，阿尔曼特罗提供的线索可能是头脑发热的结果，阿琴波尔迪的墨西哥之旅仅仅存在于“蠢猪”的心眼里。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三人看书，喝酒，没心思出旅馆。

当天夜里，丽兹在利用旅馆的电脑检查自己电子邮箱的时候，收到莫里尼一封邮件。莫里尼在信中谈天气，仿佛没什么更好说的了，他说从晚上八点都灵开始下倾盆大雨，直到凌晨一点还没有停止；他衷心祝愿丽兹在墨西哥北方能赶上好天气；他以为墨西哥北方从不下雨，只是夜间寒冷，这只发生在沙漠里。也是当天夜里，回完电子邮件（不是莫里尼的）之后，丽兹回到自己房间，梳头，刷牙，在脸上擦润肤膏，在床上坐了片刻，双脚着地，想心事；接着，来到走廊上，敲打让－克劳德的房门，又敲开曼努埃尔的门，二话没说，领着二人进了她的房间。她跟两人做爱，一直干到凌晨五点钟。随后，两位评论家遵照丽兹的指示，回到各自房间去了。两位男子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可丽兹没有成眠，她稍稍整理了一下床单，熄灯，但是合不上眼睛。

丽兹在想着莫里尼，确切地说，她看见莫里尼坐在轮椅上，面对他都灵单元房的一扇窗户，她没去过这个房间。莫里尼望着街道和旁边建筑物的外貌，注视着不停的雨水。对面的建筑物是灰色的。街道昏暗，但宽敞，尽管一辆车也没有，大街两侧每二十米种植着瘦弱的病树，可以说是市长或者市政建设总指挥的“杰作”。天上好像蒙上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湿毛毯。莫里尼向外张望的窗户很大，像阳台窗户，高大，不宽，对，上下很长，干净得很，亏了有雨水滑下，否则看不出有玻璃。窗框的木头粉刷成白色。房间里灯火辉煌。墙壁发亮，书架上的图书排列整齐，墙上悬挂着为数不多、品位高雅的绘画。没有地毯，没有家具，只有一张黑皮沙发和两把白皮扶手椅，它们丝毫不妨碍轮椅自由行动。门是双开的，处于半开状态，通向黑暗的走廊。

那么莫里尼本人呢？他在轮椅上的姿势说明有些被人遗弃的样子，仿佛夜间观雨和欣赏入睡的左邻右舍，让他心中充满了期待。有时，他双臂放在轮椅上，有时一手支撑头部，肘部落在轮椅扶手上。双腿死气沉沉，像垂死少年的腿，下身穿着牛仔裤，看上去太肥大。上身是一件白衬衫，领口敞开，左手腕上戴着手表，表链太松，但不至于脱落。脚踏便鞋，很旧，青色布面，黑亮如夜。整个衣服宽大舒适，便于家中行走，从莫里尼的姿态看，差不多可以断定他第二天不打算去上班，或者想迟到。

窗外的雨丝，正如他在电子邮件中说的，斜斜地落下；莫里尼疲惫、安静和无助的样子，很有些农民的气质，整个身心都陷于没怨言的失眠状态。

第二天，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出门去逛手工艺品市场，起初他们把这个市场理解成为了圣特莱莎市民准备的农贸市场，来到这个市场的有手艺人和远近郊的农民，他们用小车推或者驴子驮，把产品运进市场，甚至还有来自诺加莱斯 ［64］ 和维森特·格雷罗的牛贩子，还有来自黑水河和卡那内阿的马贩子；如今这市场就是惟一为来自美国凤凰城的游客准备的，他们乘坐公交车或者三四辆轿车而来，夜幕降临前离去。但三位评论家喜欢这个市场，原本没打算购物，可到最后，让－克劳德花了很少一点钱买下了一个泥塑，样子是一个男人坐在石头上读报。是个黄头发男子，前额上有两个魔鬼样的犄角。曼努埃尔则买下一块印第安地毯，卖主是个有地毯和披肩摊位的姑娘。实际上，他不太喜欢这块地毯，但姑娘可爱，他和她聊了好大工夫。他问她是哪里人，因为他觉得姑娘带着地毯来自遥远的地方。可是，姑娘回答说，她纯粹是本地人，就住在市场西边那个居民区。她还说，她正在读高中，如果顺利的话，她准备念医疗护理做个护士。曼努埃尔觉得这姑娘不仅漂亮，而且聪明，也许对他的品位来讲过于纤细了一点。

阿玛尔菲塔诺在旅馆恭候三人。这三位邀请阿玛尔菲塔诺共进午餐。饭后，四人前往圣特莱莎仅有的几家报社访问。四人查阅了“蠢猪”在墨西哥城见到阿琴波尔迪之前一个月的全部报纸，一直查到昨天。关于阿琴波尔迪路过墨西哥城的蛛丝马迹，他们半点也没找到。他们查阅了讣告栏。接着，钻到社会、政治栏，甚至看了看农牧业版面。有家报纸没文化副刊。有家报纸每星期用一个版面报道图书评论和圣特莱莎的文艺活动。其实还不如把这个版面给体育栏目呢。下午六点，三人在一家报社门口与阿玛尔菲塔诺教授告别，然后回旅馆去了。淋浴后，各自查阅电子信箱。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分别给莫里尼写信，讲述寻找的结果：收效甚微。他俩在信中告知，如果情况没有大变化，可能一两天内，三人就回欧洲去。丽兹没有给莫里尼写信。她还没回莫里尼的上一封信，不想面对那个一动不动、赏雨的莫里尼，她好像有话要说，可在最后时刻还是没说出来。她不写信，也没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说什么，就给墨西哥城的阿尔曼特罗打了电话，经过几次失败后（女秘书和女管家不懂英语，努力半天也没用），终于接通了“蠢猪”。

“蠢猪”以惊人的耐心用纯正的英语（受益于斯坦福大学）再次讲述了整个事件经过，从阿琴波尔迪在下榻的旅馆里受到三名警察的盘问、旅馆有人打电话给他开始，一直到他和阿琴波尔迪初次见面。逛加里鲍尔迪广场。返回阿琴波尔迪住的旅馆。拿行李。送阿琴波尔迪上机场为止；阿琴波尔迪飞往埃莫西约，这是一次悄悄的旅行。后来，他再也没见到阿琴波尔迪。从这一刻起，丽兹仅限于问他阿琴波尔迪的体貌特征。阿琴波尔迪高个，超过一米九，虽然后脑勺谢顶，可仍满头白发，消瘦，但肯定结实。

丽兹问：“特老？”

“不，不是这个意思。”“蠢猪”说道，“他一打开行李，我看见里面有许多药品。他有不少老人斑。有时，他显得很累，虽然恢复或者装做恢复得很快。”

丽兹问：“他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

“蠢猪”说：“蓝色的。”

“不是指眼珠。我早就知道他的眼珠是蓝色的。他的全部著作，我阅读过不只一次。他的眼珠不可能是别的颜色。我是问他眼睛的样子，他眼神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电话那一头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好像“蠢猪”对这个问题毫无思想准备，或者好像这个问题也许“蠢猪”早就想过多次，可是没有找到答案。

“蠢猪”说：“很难问答。”

“您是惟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没人在长时间里见过阿琴波尔迪。您的处境、地位，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特殊的。”丽兹说。

“真他妈……”“蠢猪”说。

丽兹问：“你说什么？”

“没事，没事。我在想事。”“蠢猪”说。

片刻后，他说：“他的眼睛像瞎子，我不是说他看不见。可样子跟瞎子一模一样。也可能是我搞错了。”

那天夜里，三人出席了大学校长内格雷特为欢迎三人而举行的晚会，虽说稍后一些时候三人才知道晚会是为了欢迎他们才举办的。丽兹在校长的院内花园散步，非常钦佩校长夫人一一说出花卉名称的本领，尽管随后她一个也没记住。让－克劳德长时间与系主任盖拉谈话；还跟一位大学教授聊天，此人曾经在巴黎宣读过一篇关于一位用法语写作的墨西哥人的论文（一个墨西哥人用法语写作？），对，对，正是如此，一个少见的怪才，这位大学教授说了几遍怪才的名字（是什么费尔南德斯？或者什么加西亚？）；怪才的命运相当坎坷，因为“二战”时通敌；对，对，他是塞利纳 ［65］ 和德里欧·拉罗舍尔 ［66］ 的密友，是莫拉斯 ［67］ 的弟子；法国抵抗组织把他给枪毙了，不是莫拉斯，而是墨西哥怪才，对，对，他知道应该像个男子汉坚持到最后，而不是像许多法国同事那样夹着尾巴逃到德国去，这个墨西哥怪才，什么费尔南德斯，或者加西亚（也许叫洛佩兹？或者佩雷斯？）不离开家门，像个墨西哥好汉那样等着人家来找他，人家把他拉（是拖拉？）到楼下面对大墙时，他双腿不软；结果就在墙边把他给枪毙了。

与此同时，曼努埃尔自始至终坐在内格雷特校长身边，还有几位与校长同龄的名人，他们只会说西班牙语，一点点英语；他不得不忍受一场颂扬圣特莱莎近年来持续进步的谈话。

三位欧洲文学评论家都看到了阿玛尔菲塔诺身边一直有个陪同。那是个漂亮小伙子，体型像个体操运动员，皮肤白皙，像牛蒡草一样贴在智利教授身上；他不时地像演戏那样打手势，做鬼脸，好像在发疯；他有时又一心倾听阿玛尔菲塔诺讲话，总是摇摇头，这些摇头的小动作几乎是痉挛性质的，好像不乐意遵守谈话的一般规则，要么就是阿玛尔菲塔诺的讲话（从面部表情看像是责备）没切中要害。

三人在晚餐时提出一些建议和一个猜测。建议如下：在大学里讲授一次当代西班牙文学概况（曼努埃尔主讲）；在大学里讲授一次当代法国文学概况（让－克劳德主讲）；讲授一次当代英国文学概况（丽兹主讲）；给老师们开设关于阿琴波尔迪与德国战后文学概况的专题课（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合讲）；参加关于欧洲和墨西哥经济、文化关系座谈会（曼努埃尔、让－克劳德和丽兹，加上系主任盖拉以及大学里两位经济系教授），参观马德雷山脉，最后出席在圣特莱莎近郊一庄园里举办的烤小羊晚会，预计与会的人很多，其中不少是教师；据系主任盖拉说，风景特美，校长则强调那里风景格外粗犷，有时令人不快。

三人的猜测是：有可能阿玛尔菲塔诺是个同性恋者，那个热情的年轻人是他情人，这是个令人恶心的猜测，因为夜幕还没有降临，三人便得知那年轻人是系主任盖拉（阿玛尔菲塔诺的顶头上司和校长的左膀右臂）的独生子；这样一来，要么是三人大错特错，要么是系主任盖拉根本没想到自己儿子会惹出这样的麻烦。

曼努埃尔说：“闹到最后会动枪的！”

随后，三人又说了别的一些事情，后来就去睡觉了，感觉筋疲力尽。

第二天，三人坐着轿车在城里兜风，不慌不忙，信“马”由缰，仿佛真的指望什么时候能发现人行道上有个身材高大的德国老人缓缓独行。城市的西部非常贫穷，大部分街道没有铺沥青，大海般的破房是用废弃物资快速搭建起来的。市中心是老城，是三四层的楼房，有几处广场是带游廊的，也陷于破败景象；石头路上，匆匆忙忙走着年轻的职员，只穿着衬衣；还有背着大包袱的印第安妇女。三人看到了站在街角懒懒散散的妓女和拉皮条的小伙子，这是从墨西哥黑白电影上抽出来的画面。城市东部是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居住区。他们看见那里的街道两侧栽种了精心护理的花木，还有公共儿童乐园以及商业中心。大学也在东区。在北部，他们看到了工厂和废弃的货棚，还有一条挤满了酒吧、纪念品商店和小旅馆的大街，据说那里夜晚无人入睡。城市郊区有最穷的居民区，虽然不十分杂乱；荒地上，偶尔可见一两处学校。在城市南部，他们看到了铁路和几个足球场，是为穷人玩球用的，四周都是棚屋；甚至看了一场足球比赛，但是没有下车：一队叫“垂死挣扎”；一队叫“忍饥挨饿”；还看见从城里延伸出来的公路；还有一条由两座垃圾山形成的峡谷；还看见了居民区里到处是瘸子或瞎子等等残疾人；还看见远方时不时地出现工业仓库和加工厂的轮廓。

像所有的城市一样，圣特莱莎也是没有尽头的。比如说，如果继续前进向东走，那么到了一定时候中产阶级居民区就结束了，突然，好像是西部的反映一样，也出现了贫民区，到了这个地方就与崎岖的山岳地貌混淆在一起了：山头、洼地、旧庄园的废墟、干涸的河床避免了人群扎堆。在北部，他们看到了分开墨西哥和美国边界的隔离墙。下车后，他们看见墙那边的亚利桑那州的沙漠。西边，有两个工业园区，被贫民窟包围。

他们相信这座城市每时每刻在发展。他们看见了城市的四郊都有成群的黑兀鹫，它们警惕地游走在牧场上，本地人称它们“美洲黑鹫”，又叫“兀鹫”，实际上就是吃腐肉的秃鹰。当地人说，哪里有秃鹰，哪里就没有别的飞禽。在圣特莱莎通向卡沃尔卡公路旁边的一家汽车旅馆的观光花园里，三人喝龙舌兰和啤酒，吃玉米肉饼。黄昏时分，天空像一朵食虫花卉。

三人回到旅馆时，阿玛尔菲塔诺在盖拉之子陪同下已经恭候多时。盖拉之子邀请三位去一家餐厅吃北方特色菜肴。餐厅还有些动人之处，但饭菜简直要命。三人发现，或者以为发现了，智利教授和盖拉之子的关系更多的是信仰（信奉苏格拉底哲学思想），而不是同性恋，这让三人稍稍安心些，因为他们已经用说不清的方式对阿玛尔菲塔诺产生了好感。

三人像沉入海底世界一样度过了三天。其间，他们从电视里寻找异乎寻常的消息，重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因为忽然间不理解他的小说了；午睡的时间很长，夜晚三人总是最后离开花坛；三人谈起各自的童年生活，仿佛从来没说过这个话题似的。三人第一次感觉亲如兄妹，或者亲如突击队的老战友，对三人来说，别的事情，大部分已经没兴趣了。常常喝得大醉，迟迟不起床，只是偶尔迁就一下阿玛尔菲塔诺，出去兜风，参观城内有趣的地方，说不定这些地方可能吸引一位假设中的年老德国游客呢。

是的，三人的确参加了烤羊肉晚会。他们的举止适度、谨慎，好像三位宇航员刚刚到达一个万物不确定的星球。在烤肉的院子里，三人看到了多处冒烟的窟窿。圣特莱莎大学的老师们展示了干农活的不寻常本领。两位老师赛了马。另外一位演唱了一首1915年的民谣。在斗牛场上，几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试套牛索的运气，结果很不相同。等内格雷特校长一出现（此前他跟一个庄园管家模样的家伙关在屋内谈话），大家动手挖出烤肉木架；一阵阵肉香夹杂着热土的气息传遍整个院落，肉香和热气把人们裹在烟幕里，如同暗杀前施放的迷雾，但随后就神秘地消失了；与此同时，女人们把盘子摆在餐桌上，一路上散发着衣服和肉体的芳香。

那天夜里，三位文学评论家都做了噩梦，可能是羊肉加酒精的效应；醒来时，虽然努力回忆，但依然想不起来什么。让－克劳德梦见一张纸，正面、反面都看过了，各种方式都使用了，来回摇晃纸张，或者摇晃脑袋，摇晃的速度越来越快，仍然摇不出结果。丽兹梦见一棵树，是英国橡树，她举着树，在田野里走来走去，就是没有一块让她满意的地方。那树有时没根，有时树根拖拉得很长，好像大蟒，或者像戈耳工的长发。曼努埃尔梦见一个卖地毯的女孩。他想买一块，随便什么样式的都行，女孩给他展示大批地毯，一块又一块，忙个不停。女孩的一双黝黑的胳膊细长，总是在动弹，这让他没法开口讲话，不能说些要紧的事，于是拉住她的手，带她离开摊位。

次日早晨，丽兹没下楼吃早饭。两位男士给她房间打电话，以为她不舒服了呢。可是，丽兹口气肯定地说她就是想睡觉，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必等我。二人无精打采地等来了阿玛尔菲塔诺。三人开车去了城市的东北部，那里有个马戏团。据阿玛尔菲塔诺说，马戏团里有一位运用错觉的德国魔术师，名叫柯尼希博士。他是昨天晚上从烤肉晚会上回家时，在花园里发现的小广告上得知的，不知什么人挨家挨户扔进花园里的。第二天，他在街角等候开往大学的公交车，发现一面天蓝色的墙上贴有一张彩色的海报，介绍了马戏团里的各位明星。其中就有那位德国魔术师。阿玛尔菲塔诺心想，这个什么柯尼希博士可能就是化了装的阿琴波尔迪。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想法很愚蠢；可是，三位文学评论家情绪低落呀，他觉得还是应该建议他们看看马戏团。当他把这建议说给两位评论家时，这二人看他的眼神就像面对全班上最傻的学生一样。

上车后，让－克劳德问阿玛尔菲塔诺：“阿琴波尔迪在马戏团里能干什么？”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专家啊。我只知道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德国人。”

它名叫“国际马戏团”。几个男人在使用复杂的绳索、滑轮系统安装大帐篷，他们告诉三人老板住在那辆旅行车里。老板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奇卡诺人 ［68］ ，曾经在欧洲几个马戏团工作过多年，从哥本哈根一直走到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港，在小村庄里演出，命运各异，最后决定回美国加州厄利马特，那是他的出生地，后来成立了自己的马戏团。他给它起名“国际马戏团”，因为他起初的想法之一就是要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虽然到了开张的时候，大部分演员是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偶尔也有一两个中美洲人来找工作；有一次，他雇佣了一位七十岁的加拿大驯兽师，因为美国任何一家马戏团都不愿意接受这位老人了。他说，他的马戏团不大，但他是第一个奇卡诺人的马戏团老板。

如果他们不外出，可以在贝克斯菲尔德找到他们，那里距厄利马特不远，有冬季大本营；不过，有时也在墨西哥的锡那罗亚落脚，时间不长，就是为了去墨西哥城旅行，完成南方的合同，最后到达与危地马拉接壤的地区，然后返回贝克斯菲尔德。当客人们向老板打听柯尼希博士的时候，老板希望了解柯尼希博士与客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纠纷或者债务问题，阿玛尔菲塔诺赶忙声明：没有，怎么可能呢！这两位先生是西班牙和法国最尊贵的大学教授，而他本人不用多说，为了保持与客人的距离，只说是圣特莱莎大学的教授。

那奇卡诺老板说：“啊，太好了，既然如此，我带各位去看柯尼希博士，我想他过去也当过大学教授。”

两位文学评论家一听见这话，立刻怦然心动。随后，大家跟随老板穿行于旅行车之间，还有马戏团周围的兽笼，最后来到可能是营地的边缘地带。营地那边只有黄沙一片、一个接一个的黑色棚屋以及墨西哥—美国边境的铁丝网。

“他喜欢安静。”不等别人问，老板主动介绍。

老板用指关节敲敲魔术师的小旅行车车门。里面有人开了门，一面问什么事。那老板说是他，带来几位欧洲朋友，想看望您。那声音说：请进！四人上了车，钻进车内，里面只有两扇窗户，比舷窗大些，拉着窗帘。

“看看在什么地方让我们都能坐下！”老板说着拉开了窗帘。

在惟一的床铺上坐下，他们看到一位谢顶的家伙，皮肤是橄榄色的，只穿了一套黑色的大号运动服。他费力地眨动眼睛望着客人。此人不会超过六十岁，即使有六十岁，也立刻被排除在外了；但是，他们决定再逗留片刻，至少应该感谢他能接待客人。阿玛尔菲塔诺是几人中情绪最好的，向柯尼希博士解释说，两位欧洲朋友在寻找一位德国人，是作家，一直找不到。

“你们以为能在我的马戏团里找到？”老板问道。

“只要能找到认识那位德国作家的人也成啊。”阿玛尔菲塔诺说。

老板说：“我从来没雇过作家。”

“我不是德国人。”柯尼希博士说，“我是美国人，我叫安迪·洛佩兹。”

安迪说着从衣架上的西装里掏出钱包，拿出驾照给大家看。

让－克劳德用英语问道：“您用错觉艺术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一开始把跳蚤变没了。”安迪说。大家都笑了。

“这是大实话。”老板说。

“然后把鸽子、猫、狗一一变没，最后是个小孩子，也把他变没了。”

离开国际马戏团后，阿玛尔菲塔诺邀请二人去他家吃午饭。

曼努埃尔到后院转了一圈，看见一本书挂在晒衣服的绳子上。他不想走到跟前去看究竟，但进入室内以后，还是问阿玛尔菲塔诺那是一本什么书。

“是拉法埃尔·迭斯特 ［69］ 的《几何学遗嘱》。”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

曼努埃尔说：“拉法埃尔·迭斯特是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诗人。”

“就是这个人。”阿玛尔菲塔诺说，“但这本书不是诗集，是几何学。是迭斯特当学院老师的时候想出来的问题。”

曼努埃尔把阿玛尔菲塔诺的话翻译给让－克劳德。

“一直挂在院子里吗？”让－克劳德笑着问。

“对，就像一件要晒干的衬衫。”曼努埃尔答道。与此同时，阿玛尔菲塔诺在电冰箱里寻找食物。

“你们喜欢菜豆吗？”阿玛尔菲塔诺问道。

“什么都行，什么都行。我们都习惯了。”曼努埃尔说。

让－克劳德走近窗户，看那本书。晚风轻轻吹拂着书页。接着，他走到室外，仔细查看那本书。

“别摘下来！”他听见身后曼努埃尔的声音。

让－克劳德说：“这本书挂在这里不是为了晾晒，它在这里很长时间了。”

“我也是这么猜想的。”曼努埃尔说，“还是别碰它为好！回室内去吧！”

阿玛尔菲塔诺咬着嘴唇注意着那两人，虽然这表情在此时此刻不表示绝望，不表示无可奈何，但绝对是深深的悲伤、无尽的悲伤。

等两位欧洲文学评论家转身要回室内时，阿玛尔菲塔诺赶忙后退，迅速回厨房去了，装出聚精会神准备饭菜的样子。

等二人回到旅馆的时候，丽兹告诉他俩她明天就离开！他俩听了并不吃惊，好像早有准备。丽兹搞到的机票航班要从美国图森起飞。尽管她再三表示不用送行，而是自己坐出租车走，他俩还是决定送她去飞机场。当天夜里，三人聊得很晚。他俩给丽兹讲述了访问马戏团的经过；他俩肯定地说，假如一切照旧，过不了三天也要离开。随后，丽兹睡觉去了。在她走前，曼努埃尔建议三人一起度过在圣特莱莎的最后一夜。丽兹不明白他的建议，说只有她走啊，你俩还要继续在这座城市过上好几个夜晚呢！

曼努埃尔说：“我是说三人在一起。”

“一起上床吗？”丽兹问。

“对，上床！”

“这主意不好。我要自己睡觉。”丽兹说。

于是，他俩送她到电梯门口，然后回到酒吧，要了两杯血腥玛丽。在等酒的时候，二人默默无语。

酒吧招待把酒送来以后，曼努埃尔后悔地说：“我真不该瞎说！”

“我看也是。”让－克劳德说。

又沉默了片刻后，曼努埃尔问：“你发现没有？这次旅行咱俩才跟她上了一次床。”

“我当然发现了！”让－克劳德回答说。

曼努埃尔追问：“谁的错呢？怪她还是怪咱俩？”

让－克劳德说：“不知道。说实话，这几天我没心思做爱。你呢？”

“我也是。”曼努埃尔说。

二人又沉默起来。

过了一会儿让－克劳德说：“我估计她心情也一样。”

三人一大早就离开了圣特莱莎。行前，他们给阿玛尔菲塔诺打了电话，告诉他要去美国，可能一整天都要在外面。到了边境线，美国海关警察要看看轿车的一些证明文件，随后就放行了。遵照旅馆服务员的指示，三人开上了一条土路；在一段时间里，三人穿行在峡谷和森林中间，好像一头钻进了一片拥有自我生态体系的圆丘里。片刻间，他们以为无法准时赶到飞机场了，甚至以为永远走不出这个圆丘了。但，这条土路到了索诺依塔就结束了。从那里，他们开上了83号公路，然后上10号州际公路，最后直达图森。在机场，三人还有时间喝咖啡，谈谈回到欧洲后重逢时能做些什么。后来，丽兹不得不登机了；半小时后，她乘坐的飞机飞向纽约，从那里换乘另外的航班，把她送往伦敦。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返回墨西哥时，开上了通往诺加莱斯的19号州际公路；经过里科河后，稍稍走了一点弯路，然后沿着亚利桑那一侧接近边境，最后到达罗歇尔回到墨西哥。二人又渴又饿，但没在任何村庄停车。下午五点，回到旅馆，淋浴后，下楼吃了一个三明治，给阿玛尔菲塔诺打电话。这位智利教授嘱咐他俩别离开旅馆，他马上就坐出租车，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到那儿。他俩说我们不急。

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来说，从此后，现实生活如同纸制布景一样被扯破了；背景倒地后，露出了后面的东西：一片烟雾弥漫的景色，好像有人，也许是天使吧，正在给大批看不见的人群烧烤羊肉。二人不再早起，不再跟美国游客一道在旅馆吃午饭，而是搬到市中心去了，选择了黑糊糊的馆子吃早饭（啤酒和辣椒烩玉米）；选择了有大窗户的地方吃午饭，那儿服务员用白粉笔在玻璃上写下菜单。晚饭随便在什么地方就解决了。

他俩接受了校长的建议，分别做了关于法国当代文学和西班牙当代文学的讲座，这与其说是讲座，不如说是“开屠宰场”，至少这两次讲座有能力让听众震撼；这些听众大部分是看动漫杂志长大的年轻人。后来，为教师们，二人联袂开设了关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专题课。他俩的状态不像屠夫，更像卖牛羊下水的；但专题课一开始有某种难以辨别的内容，在追忆什么，虽然是静悄悄的，但绝非偶遇，克制住了心中的冲动，因为听众里，不算阿玛尔菲塔诺，还有三位阿琴波尔迪的读者，这让他俩激动得流下眼泪。三人中，有一位会法语，甚至还带来一本让－克劳德的译著。因此，奇迹是可能的。网上购书行之有效。文化虽说在消失，也有过失，但依然存在，依然处于不断地改造中；这印象他俩很快有所证实：报告一结束，阿琴波尔迪的年轻读者在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地坚决要求下，一起前往大学迎宾室；那里举行了欢迎杰出学者的宴会，或说酒会，或是小酒会，或者就是一个欢迎仪式；会上，由于没有更好的话题，大家就说起了德国人善于写作，说起巴黎大学或者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历史影响力；让两位评论家吃惊的是，与会者中间有两位老师曾经在上述两所大学学习过（一位在讲授罗马法，另外一位在讲授20世纪刑法）。后来，系主任盖拉和校长办公室女秘书给他俩每人一张现金支票；再后来，他俩利用一位老师夫人突然昏倒造成的混乱局面，悄悄溜走了。

阿玛尔菲塔诺和三位大学生陪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上街。阿玛尔菲塔诺虽然讨厌这类应酬，但不得不忍受。三位大学生是阿琴波尔迪的读者。六人先去市中心吃晚饭，随后去那条无人入睡的大街兜风。那辆租赁来的轿车虽然很大，六个人还是很挤，人行道上的人们好奇地望着他们，如同他们好奇地望着街上的人们一样；最后人们看到了阿玛尔菲塔诺和那三位挤在后排座上的大学生，方才迅速掉转视线。

六人钻进了其中一个小伙子熟悉的酒吧。房子很大，尽头通向有树木的院子，还有一处斗鸡场。那小伙子说，他父亲有一次带他来过这里。六人谈起政治。曼努埃尔把小伙子们说的话翻译给让－克劳德。三人都不超过二十岁，个个健康，有朝气，愿意学习。那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却表现相反，让人觉得空前的疲惫不堪。让－克劳德小声问他：出什么事了吗？阿玛尔菲塔诺摇摇头说，没事，没事。可是两位评论家回到旅馆后，议论道阿玛尔菲塔诺的情绪有沮丧的苗头，要么就是神经极度紧张，因为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还不停地喝酒，整个晚上几乎没有开口。

第二天，曼努埃尔起床后，发现让－克劳德坐在旅馆花园里，身穿睡衣，脚踏皮凉鞋，正在阅读圣特莱莎本市的日报，手里拿着《西班牙语—法语词典》，很可能就是那天买的。

曼努埃尔问他：“咱们去市中心吃早饭吧？”

让－克劳德回答说：“不去。不能再吃喝了，胃口坏了。我想了解下城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于是，曼努埃尔回想起昨天夜里，有个小伙子给他们讲的妇女被害的事情。他只记得那小伙子说，被害的妇女有两百多人；那小伙子不得不重复说了两三次：两百多人，两百多人，两百多人！无论他还是让－克劳德都无法相信这个数字。虽然曼努埃尔不相信，但他想：这是夸张罢了。你看见了一个美丽的东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比如，有人给你讲了爱尔兰多么美丽……自然之美……人们在温泉、间歇泉里洗澡，实际上，你早就在照片上见过，可是你仍然会说真难以相信……哪怕实际上你已经相信了……夸张是一种有礼貌地表示惊奇的方式……你这是帮助对方说话：对啊，对啊……于是，你就说：真不可思议。起初，你是不能相信，后来你就觉得不可思议了。

昨天夜里，那个健康、强壮、纯洁的小伙子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他俩，有两百多妇女被杀害了！随后，他和让－克劳德说的可能就是这个：真不可思议！曼努埃尔想：可事情发生的期限很短啊。从1993年或者1994年到现在……有可能被害人的数字更多。可能是两百五十人，或者三百人。小伙子用法语说，无法知道确切的数字。小伙子读过一本由让－克劳德翻译的阿琴波尔迪的作品，是通过网上书店的优质服务买到的。曼努埃尔想，他说的法语不地道。可有人说得不好，甚至开不了口，但能阅读。不管怎么说吧，很多妇女被杀害了。

让－克劳德问：“凶手呢？”

一个小伙子说：“很久以前就有人被捕，可杀害妇女的事件还是在继续发生。”

曼努埃尔回想起阿玛尔菲塔诺一直沉默不语，好像心不在焉，可能烂醉如泥了。旁边一张餐桌周围坐着三人，时不时地瞅瞅他们，好像对他们的谈话内容感兴趣。曼努埃尔想，还能回忆起什么？有个小伙子说到了杀手造成的影响。有人说到什么模仿犯效应。有人提起艾伯特·凯瑟勒这个名字。后来，曼努埃尔忍不住起身，去卫生间呕吐起来。与此同时，他听见外面可能有人在洗手、洗脸，对着镜子打扮，那人对他说：“伙计，吐出来就好了。”

曼努埃尔想，这话让我放松多了；但是，这话意味着那时我感觉不安，是因为紧张吗？他离开卫生间的时候，外面已经没人了，只有从酒吧传来的轻微的音乐声，还有下面水管里传来的痉挛般的声音。他纳闷：是谁把我们送回旅馆的呢？

他问让－克劳德：“回旅馆的时候，是谁开的车？”

“是你呀。”让－克劳德说。

那天，曼努埃尔让他的法国朋友独自在旅馆看报纸，自己上街去了。虽说吃早饭是晚了一点，他还是进了阿里斯佩大街上一家从未去过的酒吧；他要点能恢复肠胃功能的东西。

“先生，这东西对恢复酒后不舒服最好不过了。”酒吧服务员对他说，一面拿出一杯凉啤酒。

从酒吧后面传来油炸食品的声音。曼努埃尔要了些吃的东西。

“先生，来点奶酪饼，行吗？”

“行。要一块。”

服务员耸耸肩。酒吧空空荡荡，可是不像他经常上午光顾的酒吧那样昏暗。洗手间的门开了，出来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曼努埃尔眼睛疼痛，开始有眩晕感，像上次一样；但是，大高个子让他吃了一惊。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孔，也猜不出那人的年龄。可是，那高个子在窗户旁边坐下来，一道黄绿的光线照到了他脸上。

曼努埃尔明白那人不可能是阿琴波尔迪。那人像进城的农夫或者牧民。服务员给那人送来一份奶酪饼。那人用手去拿，被饼烫了一下，于是要了一张餐巾纸。后来，他对服务员说再要三份。曼努埃尔出了酒吧，向手工艺品市场走去。一些商人正在收拾货物，收起折叠桌。吃饭的时候到了。市场里只有寥寥几人。起初，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那个出售地毯的姑娘的摊位。市场周围的街道非常肮脏、杂乱，好像市场不卖工艺品，而是销售快餐、水果和蔬菜。他看见那姑娘的时候，她正在忙着卷起地毯，把地毯的两端捆紧。她把最小的手工编织地毯放入一个长方形的大纸箱内。她的表情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实际上远在万里之外。曼努埃尔走近摊位，摸摸地毯。他问姑娘是不是还记得他。姑娘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示，抬起头，看看他，说记得，表情自然，让他一笑。

曼努埃尔问她：“我是谁？”

姑娘说：“一个买过我地毯的西班牙人。咱俩说过话。”

让－克劳德弄清楚了报纸的内容之后，很想淋浴，洗去皮肤上的脏东西。他看见阿玛尔菲塔诺从远处走来。阿玛尔菲塔诺进了旅馆，跟服务员说话。随后，他来到花坛，先轻轻举手打个招呼。让－克劳德起身，对阿玛尔菲塔诺说想喝点什么随意要，他请客。他得洗澡去。走之前，他注意到阿玛尔菲塔诺眼圈黑红，好像还没睡过觉。穿过大堂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走进酒吧旁边的小厅，打开了旅馆为客人准备的电脑。在检查电子邮箱时，发现丽兹寄来的一封长信，上面写了她突然离去的真正原因。他读信的感觉，好像自己还在醉态中。他想起昨天晚上那几位年轻的学生、阿琴波尔迪的读者，真希望像他们一样年轻、健康、纯洁，真希望与其中某一位交换生命啊。他想，这样的愿望说明自己心力交瘁了。后来，他走到电梯，按动按钮；接着，跟一位正在阅读墨西哥报纸的美国老太太（有七十多岁）上了电梯，他发现老太太手中的报纸跟他早晨看过的一模一样。走进房间，他一面脱衣服，一面盘算着如何对曼努埃尔讲述丽兹的信。说不定曼努埃尔信箱里也有丽兹的信等他呢。他想：怎么办呢？

浴缸的“破嘴巴”依然如故，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了好大工夫，任凭温水在身上流淌。他想：怎么做才合情合理呢？最合情合理的就是回去后尽量推迟做结论的时间。肥皂水进了眼里，他脑袋才偏离浴缸，闭上眼睛，让水流冲洗面部。他想，我不像想像中的那么悲伤。他想，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随后，他关闭水龙头，擦干全身，穿好衣服，下楼找阿玛尔菲塔诺去了。

让－克劳德陪着曼努埃尔去看电子邮箱。他站在曼努埃尔身后，直到确信肯定有一封丽兹的来信。等到他证实邮件的内容跟写给他的一样，便坐到一把扶手椅上去了，距离电脑不远，开始翻阅一本旅游杂志。他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曼努埃尔。后者不像是准备离开座位的样子。他真想给曼努埃尔后背和脑勺来一巴掌，但他最终决定不动为好。等到曼努埃尔回头看他时，他才说他也收到丽兹一封信。

“我不信。”曼努埃尔说道，声音如丝线。

让－克劳德把杂志放在玻璃桌上，靠近电脑，快速浏览了一下丽兹的信。接着，也不坐下，用一个指头敲打键盘，寻找自己的邮件，选出丽兹给他的信让曼努埃尔看。他用非常温和的口气请求曼努埃尔阅读。曼努埃尔再次面对屏幕，把丽兹给让－克劳德的信看了几遍。

“几乎一样。”曼努埃尔说。

“那有什么关系。”法国人说。

曼努埃尔说：“她至少可以来点柔情嘛。”

“在眼下这种情况，报告一下就是柔情啦。”让－克劳德说。

等他俩走进旅馆花坛里，几乎没人。一名身穿西装、黑裤的服务员正在收拾餐桌上的杯子和瓶子。花坛一端，靠近栏杆的地方，一对年龄不超过三十岁的男女正在望着墨绿色的安静街道，二人手牵手。曼努埃尔问让－克劳德他在想什么。

让－克劳德说：“当然是想她。”

让－克劳德还说，奇怪的是，或者说总是有点怪怪的感觉，他俩留在这座城市里、这家旅馆里，而丽兹却最后决定走了。曼努埃尔瞅了他好久，然后表情不屑地说，这话让人恶心。

次日，曼努埃尔再次前往手工艺品市场，问那姑娘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利百加。曼努埃尔笑了，因为他心里想，这个名字恰如其分。他在那里待了三小时，站着，跟利百加说话。与此同时，过来过去的游客和好奇的人们懒洋洋地看看货物，好像有谁强迫他们这样看似的。有两次机会，客人来到利百加的摊位前，但什么也没买就走了。这让曼努埃尔感到难堪，因为他觉得姑娘买卖不好与他固执地站在摊位前有关系。为了挽回姑娘的损失，他决定买下估计那些客人可能会购买的货物。他买下一块大地毯、两块小地毯、一块彩色披肩（绿色为主）、一块披肩（红色为主）以及一个用同样毛料和图案制成的背袋。利百加问他，是不是很快要回国了？曼努埃尔笑着说，不知道。后来，姑娘叫来一个男孩，把曼努埃尔买的东西让男孩背上，陪曼努埃尔走到停车位。

利百加呼喊孩子（他突然而至，或者从人群里钻出来，反正是一回事）的声音、口气以及口气里的平静与权威性，让曼努埃尔感到震动。当他走在男孩身后的时候，发现大部分商贩在收拾货物。走到轿车后备厢时，二人合作把地毯放了进去。曼努埃尔问男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利百加干活的。男孩说，她是我姐姐。曼努埃尔想，可是一点也不像！接着，他仔细看看男孩：个子太矮，但看上去很结实。他给了男孩一张十美金的钞票。

等他回到旅馆时，看见让－克劳德正在花坛里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他问是什么书，让－克劳德笑着回答道是《圣托马斯》。

“这书你看了多少遍了？”

“不计其数。可这是我看的次数最少的作品了。”

曼努埃尔心里说，我也一样，我也一样啊。

虽说是两封电子邮件，不如说就是一封，尽管小有变化，是面对同一处悬崖的急转弯。丽兹在邮件里说，圣特莱莎这座可怕的城市，让她思念。这是狭义的思念，多年来第一次使用。也就是说，此前她已经考虑一些实际、现实、讲实效的事了；也开始思念家乡了。她想家，想朋友，想工作；几乎同时想念家庭或者工作场景，想念朋友们举杯的情景，为谁干杯呢？也许为她，也许为某个她已经忘记的人。这个国家真是不可思议（这里她离题了，但只是在给曼努埃尔的信中才有，好像让－克劳德不能理解这句话，或者好像她事先知道了他俩会拿出各自的信件加以比较），一位文化界的名人、一位人们都以为很高雅的人、一位登上政府高层的作家，竟然有绰号，而且自然而然，说是“蠢猪”，而此事即绰号或曰绰号的残忍特征或曰绰号的任人评说，都与多年来在圣特莱莎不断发生的犯罪事件有关系。

丽兹说，我小时候喜欢上一个男孩。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但就是喜欢。那时，我八岁，他也八岁，名叫詹姆士·克劳福德。我估计那是个非常胆小的孩子。他只跟别的男孩说话，避免接触女孩。他头发黝黑，眼珠是栗色的。他总是穿短裤，甚至别的孩子已经穿上长裤了，他依然如故。不久前，我回想起第一次跟他说话的情景：我不叫他詹姆士，而是吉米。没人这样叫他。只有我例外。我俩都是八岁。他的表情非常严肃。是什么原因我跟他说话的？我想是他把什么东西忘记在书桌上了吧，也许是橡皮，也许是铅笔，这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当时对他说：吉米，你忘记拿橡皮了。对，我记得我还笑了。对，我想起来了为什么我叫他吉米，而不是詹姆士或吉姆。是出于亲热。出于高兴。因为我喜欢吉米，我觉得他很漂亮。

次日，一大早，曼努埃尔去手工艺品市场转转，他心跳比平时要快。这时商贩和手艺人刚刚开始架设摊位，方石路面上还是干干净净的。利百加正在往一张折叠桌上摆放地毯，一看见他过来就笑了。有些商贩站在摊位旁边喝咖啡或者可乐，有人在摊位之间聊天。摊位后面，人行道上，老拱廊和一些店铺的遮阳棚下，一堆堆人挤在一起争论陶器的批发价格；陶器的批发销售在图森或者凤凰城是有保证的。曼努埃尔跟利百加打了招呼，帮助她整理最后几块地毯。随后，他问她是不是愿意跟他一起去吃早饭。姑娘回答说她不能去，因为已经在家里吃过了。曼努埃尔并不却步，问她弟弟在哪里。

“上学去了。”利百加说。

“谁帮助你把这么多货物运过来的？”

“我妈。”利百加说。

曼努埃尔安静了片刻，眼睛望着地面，不知道要不要再买一块地毯，或者干脆不说话走掉。

最后，他说：“我请你吃午饭吧。”

“好吧。”姑娘说道。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的时候，发现让－克劳德正在阅读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从远处望过去，让－克劳德的面部，实际上，不仅是面部，而且是全身都显露出一种宁静的神情，让他好羡慕。等走到让－克劳德跟前的时候，他看见那部作品不是《圣托马斯》，而是《女盲人》。他问让－克劳德是不是有耐心能重新从头看到尾。让－克劳德抬起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说阿琴波尔迪贴近痛苦和耻辱的方式令人吃惊，或者说不断地让他吃惊。

曼努埃尔说：“用微妙的方式。”

“对，用微妙的方式。”让－克劳德说。

丽兹在信中说，在圣特莱莎这座可怕的城市里，我想起了吉米，但首先是想到我自己，想到那个八岁时候的我；起初，这些想法是跳跃的，形象是跳跃的，好像脑海里有一场地震，我没法明白无误地确定任何记忆；但是，到了最后终于明晰了记忆的时候，反而更糟糕，我看见自己在念叨吉米的名字，看见自己在微笑，看见吉米·克劳福德严肃的表情，看见成群的孩子，看见他们的后背像突然涌动的浪涛，远处静止的地方是一片空地，看见自己的嘴唇在提醒那男孩别丢下东西，看见了那块橡皮，或者也许是铅笔；我那时的眼睛看见了我现在的眼睛还是那时的样子；我再次听见了自己的叫喊声、清亮的嗓音，那是一个八岁的女孩非常有礼貌地呼唤一个八岁的男孩，提醒他别忘记带上橡皮；可是她不能像校内使用的称呼那样叫他詹姆士，或者克劳福德，而是有意无意地宁肯叫爱称“吉米”，露出亲热劲，一种称呼上的亲热、一种人称上的亲昵，因为只有她在那一刻、那种环境，那样称呼吉米，是她用某种方式给亲昵或者关心披上别的外衣，那关心中包含着提醒他别忘记带东西：别忘了你的橡皮，或者别忘了你的铅笔，其实只不过是用贫乏的语汇或者丰富的语汇表达幸福罢了。

曼努埃尔和利百加在市场附近一家便宜餐馆吃了午饭。与此同时，利百加的小弟弟守着那辆每天早晨运送地毯和折叠桌的小车。曼努埃尔问利百加是否可以请小弟进来一起吃饭，不要守着小车。但利百加说不用惦记小弟。要是小车没人看守，有可能被人顺手拉走。曼努埃尔从餐馆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见那男孩已经爬到地毯堆上面，像小鸟一样眺望着地平线。

他说：“我给他送些吃的。他喜欢什么？”

利百加说：“冰激凌。可是这里没有冰激凌。”

片刻间，曼努埃尔在考虑出去找冰激凌的主意；可是，他否定了这个想法，害怕回来的时候找不到这姑娘了。她问他西班牙是什么样的。

“不一样。”曼努埃尔回答说，一面想着冰激凌。

她问：“跟墨西哥不一样？”

曼努埃尔说：“是的。内部不一样，各有不同。”

忽然，曼努埃尔想出一个主意：去给那个男孩送个三明治。

利百加说：“这里人叫夹肉面包。我弟弟喜欢夹火腿面包。”

曼努埃尔想，这姑娘像位公主或是使节夫人。他问女服务员能不能给做一个夹火腿面包，再来一份冷饮。女服务员问他这夹火腿面包要怎么做的。

利百加说：“告诉她：要整个的！”

曼努埃尔说：“要整个的。”

过了一会儿，他端着面包和冷饮来到街上，把东西递给那男孩。后者仍然高高地坐在地毯堆上。起初，男孩摇摇头，说不饿。曼努埃尔看到拐角的地方有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忍住笑声在望着他俩。

他说：“你要是不饿，那就喝冷饮吧。把面包收起来，要不然就喂狗！”

等他再回到利百加身边坐下的时候，感觉很好。真的很充实。

他说：“这不行。不好。下次咱们仨一起吃饭。”

利百加盯着他眼睛看了看，举着叉子不动，接着露出微微一笑，把食物送进口中。

在旅馆里，让－克劳德躺在吊床上读书。旁边是空空荡荡的游泳池。曼努埃尔在没看到书名之前就已经知道，那不是《圣托马斯》，也不是《女盲人》，而是阿琴波尔迪别的作品。等坐到让－克劳德身边时，才看清是《忘川女》，一部不那么让他特别兴奋的阿琴波尔迪作品；但是，从让－克劳德的表情上看，重读这本书受益匪浅，感到非常愉悦。一坐到吊床边上，他就问法国朋友这一整天他都干了什么。

“看书。你呢？”让－克劳德答道。也问西班牙朋友干了什么。

曼努埃尔说：“在那边闲逛。”

那天夜里，二人在旅馆餐厅一起吃晚饭。席间，曼努埃尔说了购买纪念品的事情，也给他买了一件。让－克劳德听了很高兴，问他是什么样的纪念品。

曼努埃尔说：“印第安地毯。”

丽兹在信中说，让人筋疲力尽的旅行之后，终于回到了伦敦，我开始想起吉米·克劳福德，也许是我在纽约等候飞往伦敦的航班时，就开始想念他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是想念吉米·克劳福德；我八岁时呼喊吉米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我回到家门口，拿出钥匙，开灯，把行李箱丢在客厅。我去厨房，烧茶。然后，洗澡，上床。考虑到有可能失眠，我吃了一片安眠药。我记得翻了翻杂志，我记得我想起了你们在那座可怕的城市里兜圈子，我记得想起了那家旅馆。在我住过的那个房间里，有两面奇怪的镜子，最后几天让我非常害怕。等我知道要入睡的时候，勉强伸手关掉了灯。

一夜无梦。醒来时，不知身在何处；可这样的感觉仅仅停留片刻，因为我很快就辨认出我下面街道特有的嘈杂声。我想，一切都过去了。如今，我休息好了，住在自己家中，有许多事情要做。可我在床上一坐起来，惟一做的事情就是放声大哭，像个疯子，表面上无缘无故。我就这样哭了一整天。我一度曾经打算不离开圣特莱莎，希望跟你俩坚持到底。如今，我不只一次想拔腿就上机场，乘坐第一个航班前往墨西哥。如此的冲动之后，还有更具破坏性的：放火烧家，割腕自杀，永不上课，过流浪的生活。

可是，在英国，流浪的女人往往受侮辱，这是我从一本杂志（名字忘了）上看到的。在英国，流浪的女人往往被轮奸，被殴打，有些女人死在医院门口也不少见。欺负流浪女的人们，并不是我十八岁时想的那样是警察，也不是新纳粹流氓，而是流浪汉，这让形势变得格外严峻起来，真如雪上加霜。我心里很乱，出门到城里转了一圈，希望能够振作起来，也许应该打电话给某个女友，跟她一起去吃晚饭。我不知怎样才好。忽然间就来到了一处画廊门前，那里正在举行埃德温·约翰回顾展，就是那位自残右手用来展示自画像的艺术家。

曼努埃尔在又一次访问卖地毯的姑娘时，她同意这个西班牙人送她回家。曼努埃尔花了一点钱把姑娘的小车存放在他俩曾经吃过饭的餐厅后面的一间屋子里，由一个穿着旧工作服的胖女人照管，那屋子里堆满了空瓶子和大量辣子肉罐头。三人把大小地毯都放进轿车后排座位上，挤着坐到前排。男孩特别高兴。曼努埃尔说今天由他决定去哪里吃饭。最后，三人进了市中心一家麦当劳。

姑娘的家在西城。根据他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这个区域犯罪频繁。但是，利百加居住的小区和街道，只是显得穷一些，街道上并没有什么邪恶的影子。他把轿车停靠在姑娘家对面。她家院子里有个微型花园，有三个用竹竿和铁丝搭建的花架，摆满了种植着花草的花盆。利百加要她弟弟留在街上看守轿车。她家的房屋是木头的，走在地板上，发出一阵阵空洞的声音，好像下面有下水道，或者有密室。

出乎曼努埃尔的意料，姑娘的母亲和蔼可亲地迎接他，给他送上冷饮。母亲亲自一一把另外几个孩子介绍给曼努埃尔。利百加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大姐已经结婚，不住在家中。有个妹妹长得跟利百加一模一样，只是年轻一些，名叫克里斯提娜。家里的人都说，克里斯提娜是全家最聪明的人。小心谨慎地待了片刻后，曼努埃尔要求利百加一起去小区转转。二人出门后看见那男孩爬到轿车顶上，正在阅读动漫杂志，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大概是糖果吧。等他和她散步回来，那男孩还在车顶上，只是什么也没看。糖果已经吃完了。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时，让－克劳德再次捧上了《圣托马斯》。等曼努埃尔坐下，让－克劳德的目光从书本上移开，对曼努埃尔说书中还有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恐怕一辈子也弄不明白了。曼努埃尔哈哈一笑，不予置评。

“今天我跟阿玛尔菲塔诺在一起。”

让－克劳德认为，阿玛尔菲塔诺这位智利教授的精神崩溃了。让－克劳德邀请这位智利教授跟他一起在游泳池里潜泳。教授没带游泳衣，让－克劳德从服务台借了一件给他。看上去一切都好。可是当他入水后，发现阿玛尔菲塔诺教授一动不动，好像见到魔鬼似的，然后就沉入水下了。让－克劳德下潜之前，想起来教授曾经用双手捂住了嘴巴。不管怎样，教授丝毫没努力去游。幸亏，让－克劳德就在旁边，没费劲就潜入水下，把教授重新带回水面。后来，二人喝了一杯威士忌。阿玛尔菲塔诺解释说他好久没游泳了。

让－克劳德说：“我俩谈到了阿琴波尔迪。”

后来，教授穿上自己的衣服，归还了游泳衣就走了。

“你干了什么？”曼努埃尔问道。

“淋浴，穿衣，下楼吃饭，继续看书。”

丽兹在信中说，刹那间，我感觉自己像个突然被舞台灯光照耀得眼花缭乱的流浪女。那时，我并没有真正准备进入画廊看看。但是，埃德温·约翰的名字像磁铁一样吸引我。我靠近画廊门口，大门是玻璃的，里面有很多人，我看见身穿白制服的侍者缓缓走动，努力保持大托盘的平衡：上面摆满了装有香槟或者红酒的杯子。我决定等一等，便回对面的人行道上去了。渐渐地画廊里的人走光了。我认为可以进去的时候到了，至少看一部分回顾展。

当我跨过玻璃门后，感觉有点奇怪，好像从那一刻起看到或者感到的一切对我的后半辈子是至关重要的。我在一幅风景画前停住了脚步，是一幅英国萨里郡的风景，属于约翰早期的作品，看了以后我感觉忧伤，同时又温馨、深刻、在某种程度上过分华丽，仿佛只有英国风景由英国画家画下来才会这样。忽然，我心里说，看看这幅画就足够了；我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个侍者，大概是饮食公司来画展上服务的最后一位人员，用托盘只端了一杯葡萄酒来到我身边，是专门为我斟好的。他什么话也没对我说，仅仅送上一杯酒来。我冲他微微一笑，拿起了杯子。这时，我看见了画展的海报，它在另外一侧。海报上就是那张带有残手的作品，即约翰的代表作，上面用白色的数字标出了约翰的生卒年月。

丽兹在信中说，此前我不知道约翰已经逝世；一直以为约翰住在瑞士，生活在一家舒适的疯人院里，整天嘲笑自己，尤其是嘲笑我们。我记得那杯葡萄酒从我手中滑落到了地上。我记得一对男女很高很瘦，本来在看画，这时非常奇怪地瞅了我一眼，仿佛我是画家从前的情人，或者是刚刚获悉画家去世的一幅活人画作（而且尚未完成）。我知道离开画廊时没有回头看；知道自己走了好长时间，直到发觉我并没有哭泣，但是下雨了，浑身都湿了。那天夜里，我失眠了。

每天早晨，曼努埃尔都去利百加家。他把轿车停在她家对面，去喝咖啡，然后二话不说，把地毯放到后排座位上，拿出抹布开始擦车。假如他从前学过汽车修理，那肯定要打开车前盖，看看马达；可他一点也不懂机械；再说，这辆轿车的马达运转得很好啊。等到姑娘和她弟弟走出家门以后，曼努埃尔就为他俩拉开前门，什么话也不说，好像多年来一贯如此；然后，他从驾驶员的门上车，把抹布放进杂物箱，开车向手工艺品市场驶去。到目的地后，他帮助姐弟搭建摊位；完工后，他去附近一家餐厅买两杯咖啡和一瓶可口可乐回来。三人站在摊位旁边喝饮料，一面欣赏着别的摊位和四周殖民时期的建筑物，它们虽然矮小，但有气派。有时候，曼努埃尔也训斥姑娘的弟弟，告诉他上午喝可乐是坏习惯。可是那孩子（名叫爱乌罗西奥）笑一笑，不理睬他，因为他知道曼努埃尔的生气百分之九十是假装的。上午其余的时间，曼努埃尔消磨在一处花坛里，不走出那个小区，除去利百加居住的小区，那里是他在圣特莱莎惟一喜欢的地方；他在那里看地方报纸，喝咖啡，抽烟。有时，他去卫生间，照照镜子，心里想他的样子变了，像个贵族先生。有时心里说，我更年轻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曼努埃尔一回到旅馆总是看见让－克劳德在花坛里，或者游泳池边，或者躺在客厅的扶手椅上，重读《圣托马斯》或者《女盲人》或者《忘川女》，看来这些是让－克劳德带到墨西哥惟一的阿琴波尔迪作品。他问让－克劳德是不是准备以这三部作品为基础写文章或论文。让－克劳德的回答模棱两可。起初，他说想写；后来又说，不写，因为只有这三本就只好看这三本。曼努埃尔想把自己的书留几本给他，可是忽然发觉糟糕！他把藏在行李箱的阿琴波尔迪给忘记了。

丽兹在信中说，那天夜里我失眠了，心血来潮想给莫里尼打电话。可是，天太晚了，打搅他没礼貌，不慎重，荒唐地影响人家生活。但是，还是打了。我记得，拨完电话号码之后，我熄了灯，好像我在暗处，莫里尼就看不见我的面孔。我的电话肯定吓他一跳，他立刻拿起了话筒。

我说：“莫里尼，是我，丽兹啊。你听说没有？埃德温·约翰死了！”

莫里尼的声音从意大利都灵传过来了：“听说了。死了两个月了。”

我说：“可我今天晚上刚刚知道。”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莫里尼说道。

我问：“怎么死的啊？”

莫里尼说：“意外事故。他出门散步，打算画一幅疗养院附近的瀑布。他登上一块岩石，脚一滑，摔了下去。在五十米下方的峡谷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我说：“这不可能啊！”

“这完全可能。”莫里尼说。

“他独自出门散步吗？没人看护？”

莫里尼说：“他不是独自出门。有个女护士和疗养院一个结实的小伙子陪着他。那些小伙子能在一秒钟内制服一个发狂的疯子。”

听了这“发狂的疯子”说法，我第一次笑了。莫里尼在电话那一头也笑了，仅仅笑了一下，是跟我一起笑的。

我对莫里尼说：“那些体操运动员式的棒小伙，实际上叫做护工。”

他说：“那就是一个女护士和一个男护工陪着他。约翰登上一块岩石，那小伙子也从后面上去了。女护士按照约翰的指示，在一个树桩上坐下来，假装看书。于是，约翰开始用左手画画，此前他的左手已经练习得十分灵巧。画中的风景包括瀑布、群山、怪石、树林以及那位一心读书的女护士。就在那个时候，事故发生了。约翰从岩石上站起来，脚下一滑，尽管那小伙子努力去抓，约翰还是摔到悬崖下面去了。”

这就是全部经过。

丽兹在信中说，我俩长时间一句话没说，直到后来莫里尼打破沉默，问我在墨西哥过得怎么样。

“不好。”我说。

他没再多问。我听见他的呼吸声，是平缓的；他也听见了我的呼吸声，正在迅速平静下来。

“我明天再打给你吧。”

“行。”他说。但我俩都没敢立刻挂上电话。

那天夜里，我想到了埃德温·约翰，想到了他那只现在可能摆在回顾展上的手，那只疗养院护工没能抓住的手，因此没能阻止他落下悬崖，虽说坠崖一事就发生在眼前，好像一个根本与约翰真面目不沾边的谎言。而更为真实的是那幅瑞士风景画，那幅画你们见过，可我不知道，那上面有山脉、森林、彩石、瀑布、危险的峡谷和看书的女护士。

一天夜里，曼努埃尔带利百加出去跳舞。他俩到了圣特莱莎市中心一家歌舞厅。利百加从来没去过，但是女友们经常说这家歌厅的好话。二人喝着自由古巴，利百加告诉曼努埃尔，有两个姑娘一走出这家歌厅就被人绑架，不久就遇害了。她俩的尸体被扔到了沙漠里。

曼努埃尔觉得姑娘说杀手经常光顾歌厅可不是好兆头。送姑娘到她家门口的时候，他亲吻了她的嘴唇。利百加嘴里有酒味，面颊很冷。他问她是不是愿意做爱。她连连点头，但一言不发。二人从轿车的前排座位转移到后排，性交。速战速决。但做爱后，姑娘靠在他胸前，什么也没说。他长时间地抚摩着她的头发。夜风传来一阵阵化工制品的气味。曼努埃尔以为附近一定有造纸厂。他问了这个问题。可利百加说附近只有居民自己搭建的房屋和空地。

无论曼努埃尔什么钟点回到旅馆，总是看到让－克劳德在读书，在等着他回来。他想，让－克劳德在用这一姿态巩固二人的友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位法国朋友睡不着觉，失眠迫使他在空空荡荡的大厅里读书到黎明。

有时，让－克劳德在游泳池边，身穿毛衫，或者披着浴巾，品着威士忌。有时，曼努埃尔发现让－克劳德待在一个有巨幅风景画的大厅里，画面上是边境风光，从画上立刻猜出画家没有来过边境，因为画风的灵活与和谐反映出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餐厅的侍者，包括夜班人员，很满意让－克劳德给的小费，极力为他服务周到。只要他一进门，侍者总要跟他嘘寒问暖。

有时，曼努埃尔去旅馆大厅寻找让－克劳德之前，会先去查查自己的电子邮箱，希望看到来自欧洲的信件，荷尔菲德的或是博希迈尔的，希望他们指明阿琴波尔迪的下落。随后，他去找让－克劳德；最后，二人静悄悄地上楼回到各自房间。

丽兹在信中写道，第二天，我开始打扫房间，整理案头纸张。我在预定的时间之前，就干完了清洁工作。下午，我一头钻进电影院；散场后，虽然心情平和了许多，但已经不记得影片的情节，也不记得里面的演员了。那天夜里，我和一位女朋友共进晚餐，然后早早上了床，可是直到十二点还没有入睡。上午一醒来，没有预先订票，我就去了机场，买了一张第一班飞往意大利的机票。我从伦敦飞到米兰，从米兰乘坐火车前往都灵。莫里尼为我开门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要留在都灵，请他决定我是去旅馆呢还是住在他家。他没回答我的问题，挪动轮椅，请我入内。我去卫生间洗脸。走出卫生间的时候，莫里尼已经烧好了茶，在一个蓝色盘子上放了三块糕点，送上来的时候赞不绝口。我尝了一块，味道好极了。像是希腊甜点，里面有蜜饯开心果和无花果。很快，我就吃光了三块糕点，喝了两杯热茶。与此同时，莫里尼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转身听我说话，时不时地提几个问题，我很乐意回答。

我和莫里尼谈了好几个小时。我俩谈到了意大利的右翼势力，谈到欧洲法西斯主义抬头，谈到移民问题，谈到恐怖分子，谈到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一边谈话，我的感觉越来越好。这很奇怪，因为这些话题比较压抑，直到我感觉累了，就又要了一块，就只一块神奇的糕点。这时，莫里尼看看手表，说饿了是很正常的，有比开心果更好的食物，因为他已经在都灵一家饭店预订了座位；他要带我去那里吃晚饭。

饭店位于花园中央，那里有长凳和石像。我记得我推着莫里尼的轮椅，他为我讲解石像的故事。有些石像来自神话故事，有些就是迷失在夜幕下的淳朴农民。花园里还有别的男女在散步；有时，我俩与他们擦肩而过；有时，仅仅看见他们的身影。吃饭的时候，莫里尼向我打听你俩。我说把阿琴波尔迪定位在墨西哥的线索是假的，有可能阿琴波尔迪根本就没去过墨西哥。我给莫里尼讲述了你们那位墨西哥朋友的故事，那位叫做“蠢猪”的墨西哥伟大知识分子。我和莫里尼哈哈大笑了一通。说真的，我的感觉越来越好了。

曼努埃尔一天夜里与利百加在轿车后排座位第二次做爱之后，问姑娘她家里人是怎么看他的。姑娘说她兄弟们认为他很帅，妈妈说看样子他像个负责任的男人。浓烈的化工产品气味几乎要把轿车掀起来。第二天，曼努埃尔又买下五块地毯。她问他干吗要这么多地毯，他说想送人。曼努埃尔回到旅馆后，把地毯放在空着的床上，然后坐到自己的床铺上，在几秒钟内，幻影退去了，他对现实有了短暂的察觉。他有些头晕，闭上了眼睛。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

醒来时，他感觉胃疼，真想去死。下午，他出去购物。他进了一家亚麻布纺织品店，进了一家妇女用品店，进了一家鞋店。那天夜里，他把利百加带进旅馆，二人一起洗澡后，他让她穿上三角内裤、吊袜束腰带、黑色紧身内衣和细高跟鞋。二人性交，他弄得她浑身乱颤。随后，他请服务台送上来两份晚饭。吃完饭后，他把买来的其他礼物送给她。接着，再次做爱，一直干到天亮。后来，二人起床，穿衣；她把礼物放入手提袋里。他先送她回家，再带她到手工艺品市场，帮助她搭建摊位。在他道别之前，她问他还能不能再见。曼努埃尔不知为什么，也许惟一的原因是疲倦了，耸耸肩说没法知道。

“有办法知道！”利百加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伤心口气说道，“你会离开墨西哥吗？”她问。

“有一天，我得离开。”他回答说。

曼努埃尔回到旅馆时，无论在花坛、游泳池边，还是某个让－克劳德平时闭门读书的地方，让－克劳德都不在。曼努埃尔问服务台他的法国朋友是不是出门很久了。服务员回说让－克劳德先生一直没离开过旅馆。曼努埃尔上楼去找。让－克劳德房间里没有声音。反复敲门，用力敲门。结果一样。曼努埃尔回到服务台说他担心朋友出事，说不定是心脏病发作。接待人员认识他俩，便跟曼努埃尔重新上楼。

在电梯里，他对服务员说：“我不相信会发生什么坏事。”

用万能钥匙打开了让－克劳德的房间后，服务员没有迈进门槛。房间里一片漆黑。曼努埃尔开了灯。他看见让－克劳德躺在床上，被子一直盖到脖子下面。面部朝上，轻轻侧斜，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曼努埃尔看到让－克劳德有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安详表情。他连连叫起来：

“让－克劳德！让－克劳德！”

服务员出于好奇，向前走了两步，劝告曼努埃尔不要碰他。

“让－克劳德！”曼努埃尔大声喊叫起来了。一下子坐到让－克劳德身边，摇晃他的肩膀。

这时，让－克劳德方才睁开眼睛，问曼努埃尔怎么了。

曼努埃尔说：“我们以为你死啦。”

让－克劳德说：“没有。我梦到放假时去希腊岛屿，租了一个小船，认识一个整天潜水的男孩。”

曼努埃尔说：“好梦啊。”

服务员说：“的确。看来是个轻松的梦。”

让－克劳德说：“最奇怪的是梦里的水是活的。”

丽兹在信中说，我在都灵第一夜的头几个小时，是在莫里尼的客房里度过的。我没费劲就入睡了，但是，突然之间，一声雷响，不知是梦中的还是真的雷声，把我给吵醒了；我以为看见走廊尽头有莫里尼和他轮椅的影子。起初，我没理睬，打算再睡，可是突然我再次看见了刚才的景象：走廊的一侧是轮椅的影子，另外一侧不是走廊而是客厅，莫里尼的后背对着我。我吓得立刻醒过来了，抓起一个烟灰缸，开了灯。走廊上空无一人。我走到客厅，那里也没人。这事如果发生在几个月前，那很正常，我会喝一杯水，重新上床；但眼下完全不一样，也不会再上床了。因为，我立刻去了莫里尼的卧室。推开门，我先看到那辆轮椅停在床边，接着看见莫里尼的身体，他从容不迫地睡着。我轻声叫他的名字。他一动不动。我提高了声音。莫里尼问我出什么事了。

我对他说：“我刚才看见你在走廊里。”

“什么时候？”他问。

“就是刚才，我听见了雷声。”

“下雨了吗？”莫里尼问。

“可能吧。”我说。

莫里尼说：“丽兹，我没去过走廊。”

“我看见你在走廊。你一定起过床。轮椅就在走廊尽头，面对着我。可你在走廊拐角的客厅里，背对着我。”

莫里尼说：“大概是个梦吧。”

“轮椅正对着我，而你背对着我。”我说。

莫里尼说：“丽兹啊，请你镇静下来！”

“别说什么镇静、不镇静！别拿我当傻瓜！轮椅望着我，可你呢，站在那里，非常安静，也不看我，明白吗？”

为了想一想，莫里尼暂时让步，双肘撑住身体。

他说：“我想我明白了：轮椅盯着你，可我忽视你的存在。对吗？好像轮椅和我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独立实体。还有轮椅是坏蛋，因为它盯着你看；我也是坏蛋，因为我对你说了谎话，也没有望着你。”

于是，我放声大笑，我告诉他我想好了，他绝对不是坏人，轮椅也不是坏蛋，因为轮椅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服务。

下半夜，我俩是睡在一起的。我要他让给我一块地方。莫里尼没说什么就让出了半边床位。

后来，我问他：“我怎么迟迟没有发觉你是喜欢我的呢？我怎么迟迟没有发觉我是喜欢你的呢？”

莫里尼在黑暗中说道：“这是我的过错。我这个人太笨了。”

上午，曼努埃尔把他珍藏的几块地毯和披肩送给了旅馆的接待人员、保安和侍者。还送给负责打扫他房间卫生的女保洁员两块地毯。最后一块披肩，非常漂亮，以红、绿、淡紫色的几何图案为主，他放进一个口袋里，吩咐服务员送到楼上让－克劳德的房间去。

他说：“一份匿名礼物。”

服务员使了个眼色说一定照办。

曼努埃尔到达手工艺品市场的时候，利百加正坐在木凳上翻阅一本大众音乐杂志，里面有许多彩色照片，有墨西哥歌手的各种消息：结婚，离婚，巡回演出，金唱片，银唱片，在监狱逗留的时间，死于贫困或非命。他在她身边的马路边缘坐下，是否亲吻她，有些犹豫。马路对面，有了新摊位，是出售泥塑的。从曼努埃尔坐的地方望去，他认出泥塑中有几个小型绞架。他露出一丝惨笑。他问姑娘弟弟在哪里，她说跟每天一样上学去了。

有个满脸皱纹的妇女，身穿一袭白衣，仿佛要结婚的样子，停下脚步，与利百加攀谈起来。于是，曼努埃尔抓起姑娘留在桌子下、饭盒上的那本杂志，翻阅起来，直到那老妇人走开为止。他有两次机会要开口说话，但没张开嘴。但她的沉默并非令人不快，也没有生气或愤怒的意思。她的沉默不语并不紧张，而是非常透明。几乎不占据空间。曼努埃尔想，人们甚至能习惯这样的沉默和感到幸福。但他永远无法习惯，这他心里也明白。

他坐烦的时候，就去酒吧，到柜台上要一瓶啤酒。他身边都是男人，都三三两两的。曼努埃尔愤愤然地扫视整个酒吧，立刻发觉男人们又吃又喝。他低声骂了一句“操他妈”，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落在自己皮鞋前几厘米的地方。然后，他又要了一瓶，喝了半瓶，拿着其余的半瓶回到姑娘的摊位。利百加看看他，笑了。曼努埃尔在她身边的人行道上坐下来。他说，他要回国了。她没吭声。

他说：“我还要回圣特莱莎，我发誓用不了一年，一定回来！”

“用不着发誓。”姑娘边说边快活地笑着。

曼努埃尔把啤酒喝光，说道：“咱俩一起走，因为有可能我们会结婚，一起回马德里。”

好像姑娘说了一句：那太好了。但曼努埃尔没听清楚。

他问：“什么？什么？”

利百加保持沉默。

晚上，曼努埃尔回到旅馆时，看到让－克劳德在游泳池旁边看书边喝威士忌。他在让－克劳德身边的吊床上坐下，问法国人有什么计划。让－克劳德浅浅一笑，把书放在桌子上。

他说：“我在我房间看到了你送的礼物，非常合适，不乏魅力。”

“啊，那块披肩啊。”曼努埃尔说着仰面朝天躺到了吊床上。

天上布满了星星。游泳池蓝绿色的水映照出周围的桌子和花卉、仙人掌的影子，形成一条反光的链条，一直传到乳白色的砖墙上；墙后面有个网球场和一个个隔离很好的桑拿浴室。时不时地可以听见打球的声音和议论打球的嘈杂人声。

让－克劳德起身说：“咱们走吧！”他向网球场走去，曼努埃尔跟随其后。网球场上灯火通明，两个大腹便便的家伙狗熊一样地打球，招惹得旁边两个女人哈哈大笑；她们坐在木凳上，头上是遮阳伞，跟游泳池四周的一模一样。远处，铁丝拦网后面是桑拿浴室，是个水泥屋，有两个小小的窗口，像沉船上的舷窗。让－克劳德一屁股坐到砖墙上，说道：

“咱们别再找阿琴波尔迪了。”

曼努埃尔说：“几天前我就知道你这个想法了。”

然后，他向上蹦了一下，又一下，最后终于坐到了墙头上，双腿垂向网球场。

让－克劳德说：“可是，我确信阿琴波尔迪肯定在这里，就在圣特莱莎。”

曼努埃尔看看双手，好像担心刚刚是不是擦破了皮。有个女人站起来，走进网球场，跑到一个男人身边，耳语了几句，又回原地去了。跟女人说话的男子这时举起双臂，张开嘴巴，脑袋后仰，但没发出半点叫喊声。另外一个男子跟前者一样，也身穿洁白的运动衣，等对手静悄悄地折腾之后，等对手怪相一出完，就把球抛给了他。比赛重新开始。两个女人再次大笑。

“相信我吧！我知道阿琴波尔迪就在这里！”让－克劳德说道，声音非常柔和，像一阵清风吹来，传遍了花香。

“在什么地方啊？”曼努埃尔问。

“在某个地方，在圣特莱莎，在周围什么地方吧。”

“那咱们为什么找不着呢？”曼努埃尔问。

一个网球手摔倒了。让－克劳德笑了，他说：

“这无关紧要。找不着是因为咱们太笨，或者因为阿琴波尔迪很善于躲藏。这是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别的……”

“什么？”曼努埃尔问。

“重要的是他就在这里！”让－克劳德说着指指桑拿浴室、旅馆、网球场、铁丝网，还有远处没有照明的旅馆土地上依稀可见的枯枝败叶。曼努埃尔感到脊背发凉。那个桑拿浴室所在的水泥屋，他觉得像个地堡，里面藏着死人。

“我相信你的话。”他说，心里真的相信朋友的话。

让－克劳德说：“阿琴波尔迪就在这里！咱们也在这里！这样，我们永远和他的距离最近。”

丽兹在信中说，我不知道我和莫里尼将要在一起多久。我想，无论对他还是对我，这都不重要。我俩相爱，感到幸福。我知道你俩能理解。

注　释

［1］ 　荣格尔（Ernst Junger, 1895—1998），德国现代作家。重要作品有《战争日记》、《和平》、《光辉》、《占领的年月》等。

［2］ 　巴罗哈（Pio Baroja, 1872—1956），西班牙著名作家，皇家学院院士。代表作有《巴斯克土地》、《幻想生活》、《为生活而斗争》、《种族》等。

［3］ 　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西班牙著名作家。重要作品有《没有脊骨的西班牙》、《艺术非人性化》、《群众的反叛》等。

［4］ 　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é Cela, 1916—2002），西班牙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5］ 　埃斯科里亚尔建筑群，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的一处大理石建筑群，包括宫殿、教堂、修道院、陵墓等，建于16世纪。

［6］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

［7］ 　阿尔诺·施密特（Arno Schmidt, 1914—1979），德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纸片的梦》。

［8］ 　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西班牙著名作家。代表作有《人生悲惨感》、《基督教徒的痛苦》、《雾》等。

［9］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 ll, 1917—1985），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女士及众生相》、《丧失了名誉的卡塔林娜》等。

［10］ 　乌韦·约翰逊（Uwe Johnson, 1934—1984），德国作家。擅长创作乡土题材的小说。

［11］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 1927—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铁皮鼓》等。

［12］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1921—1990），瑞士著名文学家。代表作有《罗慕罗斯大帝》、《深秋夜话》、《老妇还乡》、《双影人》等。

［13］ 　德赛（Louis Charles Antoine Desaix de Veygoux, 1768—1800），法国将军，被拿破仑遗忘的元帅。

［14］ 　拉纳（Jean Lannes, 1769—1809），法国元帅，军中三杰之一。

［15］ 　格里默斯豪森（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 Grimmelshausen, 1621—1676），17世纪日耳曼作家。

［16］ 　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 1616—1664），17世纪日耳曼作家。

［17］ 　特奥菲拉斯图斯·彭巴斯图斯·冯·霍尔海姆（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 1493—1541），瑞士医学家。

［18］ 　指阿根廷潘帕草原的牧马人。

［19］ 　苏丁（Chaim Soutine, 1893—1943），白俄罗斯画家。

［20］ 　康定斯基（Kandinsky, 1866—1944），俄罗斯抽象派鼻祖。

［21］ 　格罗兹（George Grosz, 1893—1959），德国画家。

［22］ 　可可施卡（Oskar Kokoschka, 1886—1980），奥地利画家。

［23］ 　恩索尔（James Ensor, 1860—1949），比利时画家。

［24］ 　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5］ 　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 1871—1950），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哥哥。

［26］ 　克劳斯·曼（Klaus Mann, 1906—1949），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长子。

［27］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 blin, 1878—1957），德国表现主义小说家。代表作为《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王伦三跳》。

［28］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 , 1877—1962），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9］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德国作家。

［30］ 　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 1900—1983），德国女作家。

［31］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奥地利作家。

［32］ 　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德国作家。

［33］ 　福伊希特万格（L. Lion Feuchtwanger, 1884—1958），德国作家。

［34］ 　约翰内斯·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 1891—1958），德国作家。

［35］ 　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 1887—1968），德国作家。

［36］ 　里卡达·胡赫（Ricarda Huch, 1864—1947），德国女作家。

［37］ 　奥斯卡·玛利娅·格拉夫（Oskar Maria Graf, 1894—1967），德国作家。

［38］ 　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 1893—1947），德国作家。

［39］ 　玛莲娜·迪特里茜（Marlene Dietrich, 1901—1992），美裔德国女演员兼歌手。

［40］ 　胡格诺派教徒，指16—17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徒。

［41］ 　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 1808—1855），法国浪漫派诗人。

［42］ 　指墨西哥1911年大革命中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此处应是指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恰帕斯地区农民以萨帕塔为旗帜的游击战。

［43］ 　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 1740—1814），法国贵族。主张极度的情欲和性虐待。

［44］ 　希腊神话中的记忆女神。

［45］ 　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英雄。

［46］ 　居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 1826—1898），法国象征派画家。

［47］ 　奥迪隆·雷东（Odilon Redon, 1840—1916），法国象征派画家。

［48］ 　埃德温·约翰（Edwin Johns, 1878—1961），英国画家，新颓废派创始人。

［49］ 　雅各布·爱泼斯坦爵士（Jacob Epstein, 1880—1959），英裔美国雕塑家。

［50］ 　希腊神话中的女妖怪。

［51］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　），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午夜的孩子》、《撒旦诗篇》。后一部险些引起杀身之祸。

［52］ 　瓦莱丽·索拉纳斯（Valerie Solanas, 1936—1988），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运动代表。

［53］ 　安东尼·博金斯（Anthony Perkins, 1932—1992），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54］ 　让－马里耶·勒庞（Jean-Marie Le Pen, 1928—　），法兰西民族阵线领导人。

［55］ 　布鲁内莱斯基（Fillippo Brunelleschi, 1377—144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艺术家。

［56］ 　皮拉内西（G. B. Piranesi, 1720—1778），18世纪意大利著名建筑师、艺术家。

［57］ 　俄罗斯首席试飞员。这是当时一个时髦的话题。

［58］ 　马塞尔·施沃布（Marcel Schwob, 1867—1905），法国文学家、翻译家。代表作有《想像的传记》、《孩子们的十字军》等。精通英语和德语。

［59］ 　法国南部海滨城市。

［60］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 1942—　），奥地利著名剧作家、诗人、小说家，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61］ 　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 1931—1989），奥地利著名作家。

［62］ 　1816年问世的墨西哥长篇小说。作者是何塞·霍阿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Jose Joaquin Fernandez de Lizardi, 1776—1827）。书中的主角是一个顽童、乞丐、流浪汉、流氓式的人物。

［63］ 　瓦莱里（Paul Valéry, 1871—1945），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海滨墓园》。

［64］ 　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

［65］ 　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 1894—1961），法国作家。

［66］ 　德里欧·拉罗舍尔（Drieu La Rochelle, 1893—1945），法国作家。

［67］ 　莫拉斯（Charles Maurras, 1868—1952），法国政治家。

［68］ 　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或者是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

［69］ 　拉法埃尔·迭斯特（Rafael Dieste, 1899—1981），西班牙作家，1927年一代的人物。

第二部分　阿玛尔菲塔诺

阿玛尔菲塔诺在这座城市里居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心里说他不知道来圣特莱莎做什么。他扪心自问：你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吗？他自言自语地说：真真地不知道啊。这话再意味深长不过了。

阿玛尔菲塔诺有一套平房，三居室，外加设备齐全的浴室、卫生间、美式厨房、窗户朝西的餐室，一条砖砌走廊，里面有个木凳，被山风和海风磨损得厉害，一股风来自北方，是山风；一股风来自南方，散发着烟雾的气息。他从二十五年前就开始藏书。数量不多。都是旧书。买书的时间不到十年；这些书是借出去了，还是丢失了，或者被盗，他都不在乎。有些书到手时火漆烙印还是完好无损的，还带着陌生的发寄人姓名。庭院十分理想，可以种草，栽花，虽说他不知道那里最适合栽种什么花卉，不是仙人掌类的玩意儿，而是鲜花。他相信自己有时间管好花园。院子有木头栅栏，但需要油漆一番。他每月有固定工资。

他有个女儿，名叫罗莎，始终跟他生活在一起。不如此，似乎是很难置信的，但事情就是如此。

有时，在夜里，阿玛尔菲塔诺想念罗莎的妈妈，有时笑，有时哭。想念妻子的时候，他关在书房里。罗莎睡在自己的卧室里。客厅里没人，安安静静，灯光熄灭。假如在走廊里有人注意倾听，那么会听见寥寥几个蚊子的嗡嗡声。但那里无人。周围邻居的房子静悄悄，漆黑一片。

罗莎十七岁，是西班牙人。阿玛尔菲塔诺五十岁，是智利人。罗莎从十岁起有了护照。阿玛尔菲塔诺记得，有几次旅行，父女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罗莎通过海关时走欧共体公民通道，阿玛尔菲塔诺走非欧共体公民入口。第一次过关时，罗莎出了麻烦，她哭了，不愿意跟爸爸分开。有一次，由于欧共体公民的队伍走得快，非欧共体公民的队伍走得慢而且提心吊胆，阿玛尔菲塔诺找不到女儿了，后来用了半小时才发现她。有时，海关警察看见罗莎太小，就盘问她是自己一人旅行，还是有人在出口等她。罗莎回答说，她是跟父亲一起来的，父亲是南美人，她必须原地等着父亲。有一次，警察搜查罗莎的行李，怀疑她父亲会利用女儿的纯真和国籍做掩护，夹带毒品或者武器。

阿玛尔菲塔诺一面坐在书房（或者站在黑暗的走廊里）吸一种墨西哥烟，一面记得，旅行中携带刀具的人是罗莎的母亲劳拉，她总是随身带着一把不锈钢的折刀。有一次，那时罗莎还没有出生，警察在机场把他和劳拉拦住了，询问他俩带着折刀干什么。劳拉说，削水果皮。柑橘、苹果、梨、猕猴桃，等等带皮的水果。警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放她过去了。一年数月后，罗莎出生了。又两年后，劳拉离家出走，仍然携带这把折刀。

劳拉出走的借口是要去看望一位她喜欢的诗人。此人住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附近法国境内的蒙德拉贡精神病院。阿玛尔菲塔诺整整一晚都在倾听劳拉出走的理由，与此同时，劳拉在准备行囊和保证很快会回到他和女儿身边。劳拉近来总是肯定地说，她认识那位诗人，在阿玛尔菲塔诺进入她的生活之前，她在巴塞罗那参加了一个晚会，认识了诗人。在这个晚会上（劳拉下的定义是“无法控制的”、“忽然从盛夏炎热红灯车队中迟到的”），她跟诗人整宿做爱。但阿玛尔菲塔诺知道这是胡说，不仅因为诗人是同性恋者，而且劳拉第一次得到该诗人存在的消息是从他那里来的，因为诗人送给他一本作品。后来，劳拉为自己购买该诗人其余的作品，与那些认为诗人是受上帝启示的人，是外星人，是上帝的使者的人结为好友；而这些朋友则是刚刚从圣博伊疯人院出来的，或者是经过多次心理治疗后又发疯的人。实际上，阿玛尔菲塔诺知道劳拉迟早要踏上圣塞瓦斯蒂安之路，因此他宁愿不争吵，而是拿出部分积蓄给她，恳求她几个月后就回家来，同时他还保证一定照看好女儿。劳拉似乎什么也没听见。行囊准备就绪后，她去厨房煮了两份咖啡，然后静静地等候天亮，尽管阿玛尔菲塔诺极力找些她可能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至少让等候的时间显得短暂些。清晨六点半，门铃响了。劳拉吓了一跳。她说，是来找我的。可是她一动不动，阿玛尔菲塔诺只好起身，通过对话机问是谁。他听见一个很轻的声音说：是我！阿玛尔菲塔诺追问：你是谁？那声音好像生气了，但仍然轻柔地说：是我！是我！是我！阿玛尔菲塔诺闭上眼睛，打开楼门。他听见电梯滑轮的声音，就回厨房去了。劳拉仍然坐着不动，品尝着最后几滴咖啡。阿玛尔菲塔诺说：可能是找你的。劳拉丝毫没有听见的表情。阿玛尔菲塔诺问她：要不要跟孩子告别呀？劳拉抬起头，回答说最好别吵醒她。劳拉的蓝眼珠被框定在黑眼圈里。接着，单元门的铃声响了两下。阿玛尔菲塔诺开了门。一个非常矮小的女子，超不过一米五，快速瞅他一眼并且含混地招呼一声，从他身边走过，直奔厨房，仿佛比阿玛尔菲塔诺还更了解劳拉的生活习惯。阿玛尔菲塔诺回到厨房的时候，注意到那女子的背囊，就在电冰箱旁边，比劳拉的小，差不多是小型背包了。女子名叫因玛古拉达。但劳拉就称呼她因玛。此前，阿玛尔菲塔诺下班回家，曾经遇见因玛在他家，老婆说过因玛的名字以及正确的叫法。因玛是因玛古拉达的爱称，是加泰罗尼亚语。可是这女子不是加泰罗尼亚人，也不叫依玛古拉达，而是因玛古拉达；阿玛尔菲塔诺从语音学的角度考虑，本想叫她依玛，但是只要他一叫依玛，就受到劳拉的呵斥，到最后他决定干脆不叫她任何名字。站在厨房门口，他望着老婆和因玛。他心里要比他想像的平静。劳拉和因玛的目光盯在那张有塑料贴面的桌子上，但阿玛尔菲塔诺并没有忽略两个女人时不时地抬头互相交换一种感情强烈的眼神，这是他不了解的。劳拉问还有没有人要咖啡。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问我呢。因玛摇摇头，然后说没时间了，还是上路吧！因为再过一会儿，巴塞罗那出城的道路就要被堵塞啦。阿玛尔菲塔诺想，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巴塞罗那是座中世纪的城市。劳拉和她女朋友站起来了。阿玛尔菲塔诺赶忙上前两步，拉开电冰箱，拿出一瓶啤酒，因为突然感到口渴。开电冰箱前，他不得不把因玛的背囊挪到一边去。背囊很轻，好像里面只有两件衬衫、一条黑色长裤。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说，轻得像胎儿。然后把背囊挪到旁边去了。后来，劳拉吻吻丈夫面颊，就和女友走了。

一星期后，阿玛尔菲塔诺收到劳拉从潘普洛纳 ［1］ 邮寄的信。信中说，旅途中充满了高兴和不高兴的经验。高兴的多一些。不高兴的事的确让人不愉快，但算不上经验。劳拉说，今后只要我们放松警惕就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因为因玛已经有了充分的体验。劳拉说，这两天我们在莱里达干活，地点是一家公路旁边的餐厅，老板有一片苹果园。果园很大，树上已经挂满了青苹果。再过几天，摘苹果的季节就要开始了。老板请她俩留下来帮忙。因玛和老板说这事的时候，劳拉正在阅读蒙德拉贡那位诗人的作品（背囊里装着诗人发表的全部作品），身边是她俩睡觉的加拿大野营帐篷，搭建在四周果园中惟一一棵杨树下，旁边是一处废弃的车库。片刻后，因玛出现了，可她不想讲餐厅老板提出的交易。第二天，她俩重新上路，没有跟任何人道别。到了公路上，她俩拦车搭乘。到了萨拉戈萨，她俩在因玛的大学同学家过夜。劳拉非常疲倦，早早地上床睡觉了。在睡梦中，她听见有笑声，接着是大声喊叫和互相责骂声，几乎全部发自因玛，也有她老同学的声音。二人在谈往事，谈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斗争，谈萨拉戈萨的女子监狱。二人说起一个土坑，一个深洞，从里面可以挖出石油或者煤炭来；说起一个地洞，里面是妇女敢死队指挥部。接下来，劳拉的信换了话题。她说，我不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干吗要对你说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的时候，拿你当孩子。她说，同性恋是一种蒙人的说法，是针对我们少女时期的粗暴行为。这事因玛知道，完全知道，非常清楚，她太聪明了，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做不了什么，帮帮忙而已。因玛是同性恋，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母牛被牺牲，每天有成群的食草动物，或者几群食草动物一起穿过峡谷，从北到南，慢慢吞吞，那速度让我恶心，现在，现在，现在，奥斯卡 ［2］ ，你明白这意思吗？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说，我不明白，无法理解。他一面看信，双手捧信的样子好像那张纸是一个草编的救生圈，一面用脚有节奏地摇晃着女儿的小躺椅。

后来，劳拉再次回忆起她跟诗人做爱的那天晚上，诗人在蒙德拉贡疯人院威严而半神秘地躺在床上。诗人此前还是自由的，没进过任何精神病研究中心。那时，他住在巴塞罗那，一个同性恋哲学家家里；二人每周举办一次聚会，或者每十五天聚会一次。劳拉想，奥斯卡，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了西班牙，或者仍旧待在意大利或者法国，或者拉丁美洲某个黑洞里。这位同性恋哲学家的聚会在巴塞罗那享有盛誉。大家说，诗人和哲学家是同性恋人，但实际上不像。一位有房产、思想和金钱；另外一位有文学奖章、诗歌和追求者的热情，那是像狗对主人一样的热情、丧家犬般的忠诚，或者像西班牙雨季中年轻人的热情，他们终于在那潮湿的季节找到了藏身之处，哪怕那个地方是一桶臭水，但有些家庭气氛。一天，幸运之神冲我笑了。我有幸参加了那样的聚会。如果说我自己认识了哲学家，那是夸张。我看见了哲学家。他正在客厅一角跟另外一位诗人和另外一位哲学家聊天。我感觉他正在传授什么。那时的一切都有一种虚假的味道。客人们在恭候那位诗人大驾光临。他们希望诗人能拿在场的什么人出气。或者希望他在客厅中央出恭，就在那块像《一千零一夜》中的土耳其破地毯上大便，那是一块被拍打过的地毯，曾经有镜子一样的本事，映照出每个人脸朝下的形象。我的意思是说：变成了裁定我们震动程度的镜子。那是神经化学打击的震动。可是，那位诗人真的出现时，却什么也没发生。起初，大家的眼睛都望着他，看看能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随后，每人继续做刚才的事情。诗人跟一些朋友、作家打招呼，加入到那个同性恋哲学家的谈话圈子里去了。我独自跳舞，继续独自跳舞。凌晨五点钟，我迈进一个卧室。是诗人牵着我的手进去的。我没脱衣服就跟诗人开始做爱。我一面感觉诗人在我脖子旁边的急促呼吸，一面来了三次性高潮。他要慢得多。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我分辨出角落里有三个影子。一人在吸烟。第二人不停地低语。第三人是哲学家。我明白这张床就是哲学家的床，这个房间就是嚼舌头的人们所说的他跟诗人做爱的床。但现在做爱的人是我，诗人对我非常温柔；我惟一不懂的是那三人瞧什么，虽说这对我无关紧要；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记得，一切都无关紧要。等到诗人终于达到性高潮的时候，他大叫一声，回头看看他的三位朋友。我感到遗憾的是，那期间我不在排卵期，因为我很想怀上诗人的孩子。后来，诗人起身，到三个影子那里去了。一个影子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一个影子递给他什么东西。我也站起来，不看他们，去卫生间了。客厅里留下一些聚会的“受难者”。卫生间里，我看到浴缸里睡着一个女孩。洗脸，洗手，梳头后，我回到客厅时，看见诗人正在驱逐尚能行走的人们。看不出他有醉酒和吸毒的样子。而是充满朝气，好像刚刚起床，刚刚喝下一大杯橘汁的神情。我跟两位在聚会上认识的朋友走了。那个钟点，营业的只有步行街上24小时服务的咖啡饮食店。我们仨没交换意见，就朝咖啡店走去了。在咖啡店里，我遇到一个两年前认识的女孩；她在《白蒜》杂志当记者，虽说她非常讨厌在那里工作。她跟我谈起去马德里的可能性。她问我是不是有兴趣换换城市。我无所谓地耸耸肩。我告诉她：所有的城市都相似。实际上，我脑海里正在想着诗人，想着我跟他夜里刚刚干的事情。人人都说诗人是同性恋者，可我知道并非如此。接着，我想到了感觉方面的混乱，我都明白。我知道诗人已经堕落，是个迷途的孩子，我可以拯救他。此前他给予我很多，现在我可以给他少许。差不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哲学家门前守望，期盼着某一天能看见他并且恳求他再次跟我做爱。一天夜里，我看到了哲学家，但没有诗人陪伴。我发现哲学家脸上挂了“幌子”。等到他走近我身边时（他没认出我），我能看到他一只眼青紫，脸上有好几块淤肿。关于诗人，毫无踪迹。我有时通过灯火试着猜测那个单元在哪一层！有时，我看见窗帘后面有人影，有时看见有人开窗户，有时是个上年纪的妇女，有时是一个系领带的男子，有时是个长脸少年开窗欣赏巴塞罗那的晚景。一天夜里，我发现守望着诗人出现的并非我一人。有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在人行道对面静悄悄地守候着。他没有发现我，显然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小伙子。他坐在一个酒吧的露天茶座上，只要一听罐装可口可乐，一面慢慢喝着，一面在练习本上写东西，或者阅读一些我立刻认出来的书籍。一天晚上，在他要离开茶座、匆忙走开之前，我到他身边坐下。我说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他惊慌失措地问我：你是谁？我笑一笑，告诉他跟他一样，普通人。他看看我，好像望着疯子。我说：你别搞错了，我不是疯子，我是个精神状态很好的女人。他笑了，说道：就算你不疯，可是看上去跟疯子一样啊。说着，他要埋单，准备离开，于是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也正在找诗人。他立刻重新坐下，好像我拿手枪顶着他太阳穴一样。我要了一杯菊花茶，讲了我的故事。他告诉我，他也写诗，希望诗人能看看他的诗作。用不着问他，就可以猜出他也是个同性恋者，而且非常孤独。我对他说：让我看看你的诗！说着，我一把抢过来他手中的练习本。他写得不坏，惟一的问题就是写得跟诗人一模一样。我说：这样的事情你不可能经历过，你太年轻，不可能吃这么多苦。他打个手势，意思是说我爱信不信，反正都一样。他说：要紧的是必须写得好。我说：不对，这不重要。我说，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激情！最后，他同意我的看法。他叫霍尔迪。今天有可能在大学上课，或者在《先锋报》或者《日报》写评论。

阿玛尔菲塔诺收到的下一封信是从圣塞瓦斯蒂安邮寄的。劳拉在信中告诉他她已经跟因玛去了蒙德拉贡疯人院，打算去看望那位过着没有节制和下意识生活的诗人；她说，那里的保安和化装成神甫的保安不让她俩进门。在圣塞瓦斯蒂安，她俩本想住在因玛一个女友家中。那女友名叫爱杜尼，曾经是埃塔武装小分队成员，实行民主之后，她放弃了武装斗争。爱杜尼只想留她俩住一宿，理由是她要做的事情太多，而且她丈夫不喜欢不速之客。她丈夫叫乔尼，两位客人的确让他紧张。劳拉后来证实了乔尼的状态。他浑身颤抖，脸色发红，像烧热的陶罐；尽管他一言不发，给人的印象却是随时会喊叫起来；他全身出汗，双手发抖，不停地换地方，好像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待上两分钟。爱杜尼则相反，是个安安静静的女人。她有个很小的儿子（她俩没能看见，因为乔尼总是找借口不让劳拉和因玛进他儿子的房间）；她几乎整天工作，是街道上的教育工作者，给有吸毒者的家庭提供帮助，帮助坐在圣塞瓦斯蒂安大教堂石头台阶上的乞丐寻找食物；据爱杜尼说，乞丐不愿意别人打搅，希望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不动。她是笑着说的，仿佛刚刚讲了一个只有因玛听懂的笑话，因为劳拉和乔尼都没笑。那天夜里，四人一起吃晚饭。第二天，劳拉和因玛就走了。她俩找到了一个爱杜尼介绍的小客栈，住了一夜后又上路了。她俩再次拦车搭乘，一直坐到蒙德拉贡。她俩又一次不能进入疯人院的大门，只好无奈地从外面进行观察，记住她俩看见的碎石道路、灰色的高大墙壁、院内起伏的地形、她俩从外面看到的疯子和职员散步的情景、随意隔断的树墙，或者是她俩不理解的树墙结构，以及她俩以为看到了苍蝇成群的灌木丛，为此她俩推测黄昏或者夜幕降临后，那是疯子或者工作人员撒尿的地方。后来，她俩坐到公路边上，吃从圣塞瓦斯蒂安带来的奶酪三明治，一言不发，或者是在思考为什么蒙德拉贡疯人院在她俩周围投下破碎的阴影。

劳拉和因玛为了进行第三次尝试，通过电话敲定了见面的时间。因玛装成巴塞罗那一家文学杂志的记者，劳拉假装成女诗人。这一次，她俩见到了疯子诗人。劳拉觉得他显老：眼窝深陷，头发脱落了许多。一开始，有个大夫或是教士陪着她俩，三人穿过没完没了的走廊，两侧的墙壁涂抹成蓝白色，最后走进一个毫无特点的房间。诗人在里面等候着她俩。劳拉的印象是疯人院的人们为有诗人这样的患者而自豪。无论诗人去花园还是去拿每天吃的镇静剂，人人都认识他，纷纷跟他说话。等到劳拉与诗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她想念他。她说，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守望在哲学家在新区的住宅，虽然她坚持不懈，却一直无法见到诗人。她说：不能赖我，我尽力而为了。诗人注视着她的眼睛，向她要香烟。这时，因玛站在劳拉和诗人坐的长凳旁边，二话没说，给了诗人一支香烟。诗人说声“谢谢”，又说了一句“坚持不懈”。劳拉说“我是坚持不懈的”、“坚持不懈的”，一面不住地望着诗人，同时，也斜着眼看因玛点烟之后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样子像一位有无限耐心的亚马逊女战士；那打火机时不时地从捧书的手中露出来。接着，劳拉开始说起她俩已经走过的旅途。她提到国道和省道，与有大男子主义的卡车司机闹的纠纷，城市和乡村，她俩曾经决定在帐篷里过夜的无名树林，河流和曾经洗澡的加油站的卫生间。与此同时，诗人从嘴巴和鼻孔里喷吐着完美的烟圈、蓝色的光环、灰色的烟团，花园的风破坏它们，或者把它们带到分界线去，线外有茂密的森林，从小山落下的光线给树枝抹上银白。劳拉似乎是为了喘口气，说起前两次访问疯人院的经过，毫无结果，但是有趣。接着，她对诗人说了她真正想要说的话：她知道他不是同性恋，她知道他是被囚禁在这里的，渴望逃走；她知道被损坏和伤残的爱情总会留下一线希望，而希望就是她的计划（或者计划就是她的希望），落实这个计划、目标就是跟她一起逃离疯人院，踏上去法国的道路。那她呢？诗人问道，他每天吃十六片药，写写他的幻觉，一面指指不动声色站立阅读诗人作品的因玛，仿佛她那衬裙和长裙不允许她坐下。劳拉说：她会帮助咱们的。说真话，这计划是她想出来的。咱们像朝圣者那样翻山到法国去。咱们先去圣让·德吕兹，然后去坐火车。火车带着咱们穿越田野，一年四季，现在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时光，最后到达巴黎。咱们一起住在青年旅馆里。这都是因玛的计划。我和因玛做清洁工，或者去巴黎的富人区看孩子。你在家里写诗。晚上，你给我们朗诵你的诗歌，跟我做爱。这是因玛考虑了各个细节后制定的计划。等过了三四个月后，我就能怀上孕。这就是你不会成为绝户的铁证。那些敌视你的家里人还能怎么样？我还能再继续工作几个月。但到了分娩的时候，因玛就要加倍干活啦。咱们会像乞丐先知或者儿童先知那样生活；与此同时，巴黎的眼睛聚焦在别的目标上：时装、电影、赌博、法国和美国文学、美食、国内生产总值、武器出口、大量制造麻醉剂，所有这些将是咱们胎儿最初几个月的环境。再往后，等到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咱们就回西班牙。但是，这一回，咱们不走伊伦，而是走与加泰罗尼亚地区接壤的拉洪克拉或博港海关。诗人兴致勃勃地看看她（也兴致勃勃地看看因玛；她目不转睛地阅读他的诗歌——据他回忆，是五年前写的）；然后，再吐出奇形怪状的烟圈，好像他在蒙德拉贡这漫长的时间里，一门心思投入到喷吐烟圈的罕见艺术中。劳拉问他：怎么吐出来的？他说，舌头加嘴唇的变化。有时，你好像用横纹肌。有时，好像你自己在烧烟圈。有时，你好像在嘬一个中等大小的鸡巴。有时，你好像在一座禅室里用禅弓射禅箭。劳拉说：啊，明白了。诗人说：你，朗诵一首诗吧！因玛看看诗人，把书稍稍举高些，好像打算躲到书后面去。什么诗？诗人回答说：你喜欢的就行。因玛说：我都喜欢。诗人说：那随便朗诵一首吧！等因玛刚朗诵完一首说迷宫、消失在迷宫里的阿特丽达和一个居住在巴黎楼阁的西班牙青年的诗歌时，诗人就问她俩有没有巧克力。劳拉说：没有。因玛证明说：如今我俩不吸毒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你的营救中了。诗人微微一笑，说道：我说的不是那种巧克力，而是真的用可可、奶粉和糖制作的巧克力。劳拉说：啊，明白了。可她俩只好承认并没随身携带那种糖果。她俩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用餐巾纸和锡纸包装的奶酪三明治。于是，赶忙拿了出来。可是，诗人好像充耳不闻。夜幕降临前，一群黑色的大鸟飞越花园上空，随后消失在北方。一个医生身穿白大褂，沿着碎石小路，在晚风吹拂下，懒洋洋地走过来。医生走到三人身边时，问诗人他感觉怎么样，从直呼诗人的名字来看，仿佛二人从小就是朋友。诗人漠然地看医生一眼，也用那人的名字称呼对方，说感觉有点疲倦。医生名叫格尔卡，肯定不超过三十岁，在诗人身边坐下来，摸摸诗人的额头，给诗人号脉。医生诊断说，可是，好家伙，你很棒啊！接着，他乐观而又健康的一笑，问道：两位小姐怎么样啊？因玛没吭声。劳拉心里想此时此刻，因玛一定急于躲到书后面去呢。劳拉说：我们很好啊，跟诗人有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这次一见真是好极了！医生问：这么说，你们老早就认识了？因玛说：我以前不认识诗人。说着，她把书翻过去一页。劳拉说：我老早就认识他，他居住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我跟诗人在巴塞罗那就是朋友了。劳拉说话的时候，看看天上黑色的大鸟、那些落在后面的鸟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在疯人院的配电室点燃了花园的灯，她说，我和诗人的关系超过了一般朋友。格尔卡医生说：真有趣！一面继续注视着鸟群，灯光给大鸟染上一层金光。医生问：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劳拉声音如丝般地回答说：1979或者1978，记不清楚了。医生说：您别以为我是个冒失鬼，事情是这样的，我正在为咱们的诗人立传，搜集的资料越多越好，锦上添花啊，您说是不是？医生摸摸眉毛说，诗人总有一天要离开这里的，总有一天西班牙公众会承认他是一位大师，我不是说给他什么奖，什么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啊，不会轮上他的；什么塞万提斯文学奖啊，更不会让他懒洋洋地坐到皇家学院院士的交椅上，因为西班牙的文学之路是为了野心家、投机分子和马屁精铺设的，请您原谅这粗俗的说法。但总有一天诗人会离开这里的。还有我的患者以及我同事们的患者都是要走的。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最终离开蒙德拉贡的。这座尊贵的教会慈善机构将会空无一人。到那时，我写的诗人传记就有价值，就可以出版了。但是，眼下，各位都明白，我得搜集资料：日期、名字；我得核对事实真相，那里面有真，有假，甚至有会伤害别人的材料，有些事情是非常古怪的，有些故事现在一直围绕一个混乱的引力中心旋转，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这位诗人朋友，或者说，他打算向我们展示一个表面有秩序的中心，那是个有意（有战略意义，但目的不详）掩饰一种无序话语的表面秩序；假如我们感受一下这无序话语的紊乱，哪怕仅仅是剧场上的观众，也会震动不已，甚至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劳拉说：大夫，您是太阳。因玛感到牙齿酸痛。这时，劳拉打算给格尔卡医生讲讲她跟诗人的性交体验。可是，因玛凑到她身边加以阻止，用鞋尖踢她踝子骨一下。这个时候，诗人已经又一次向空中吐出烟圈，一面回想起巴塞罗那新区的住宅，想起哲学家，虽说眼睛没有发光，但是面部熠熠生辉：颧骨、下巴颏、消瘦的面颊，仿佛他迷失在亚马逊地区，有三名塞维利亚教士营救他，或者说有三头六臂的魔鬼教士营救他，这魔鬼的模样也吓不倒他。于是，他面对劳拉，打听哲学家的情况，说出了哲学家的名字，回忆起他住在哲学家家里几个月的时光：他没工作，开沉重的玩笑，从窗户里扔下不是他购买的图书（与此同时，哲学家连忙跑下楼去捡书。这事并不经常发生），把音乐放到最大音量，睡觉很少，笑声很多，偶尔搞搞翻译和写写文章的时候，还要吃点兴奋剂。这时，劳拉方才感到害怕，用双手蒙住了面颊。而因玛终于把诗集放进了手提包，然后也用瘦小的双手捂住脸。格尔卡医生看看两位女士，又看看诗人，心中暗暗发笑。但还没等他笑声压在心头，劳拉说哲学家不久前逝世了，死于艾滋病。诗人连连叹息：哎呀，哎呀，哎呀！诗人说，让我也趁热走了吧！让人们去笑吧！诗人说，不是因为你要早起，黎明就得提前啊。劳拉说：我喜欢你。诗人起身，又向因玛要香烟。她说，明天吧。医生和诗人沿着一条通往疯人院的道路渐行渐远了。劳拉和因玛则向出口走去。在大门口，她俩遇到了另外一个疯子的弟弟和一个工人疯子的儿子以及一位面带忧伤的太太，她表弟也关在蒙德拉贡疯人院里。

次日，劳拉和因玛再次来到疯人院门口。工作人员说，她俩要见的患者需要绝对卧床休息。在随后的几天里，情形依然如故。终于有一天，她俩的钱花光了。因玛决定回到公路上去，这一回向南，去马德里，因为她有个哥哥在民主过渡时期捞到一个肥缺。她打算跟哥哥借钱。劳拉没力气旅行，于是决定留在客栈等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劳拉孤独一人，为了打发时间，就给阿玛尔菲塔诺写长信，讲述她在圣塞瓦斯蒂安的日常生活以及每天去疯人院附近散步的情况。扶着疯人院的栅栏，她想像着自己与诗人心灵沟通的情景。但更多的时候，她去附近的森林里寻找一块空地，看书，或者收集花草，制作成花束，扔进栅栏里，或者带回客栈。有一次，一个顺路拉她的司机问她是否愿意去公墓看看。她接受了邀请。司机把汽车停在公墓外面一棵槐树下。她和司机在坟墓之间散步。墓碑上的名字大多为巴斯克语。二人一直走到司机母亲的坟前。司机说他喜欢在坟墓旁边干。劳拉笑了，谨慎地提醒他这个地方很容易成为主路上行人观看的目标。司机想了一下，说道：啊，对。二人找了一处比较偏僻的地方。性交的时间没有超过十五分钟。司机名叫拉拉萨瓦尔，虽然他有全名，但是不愿意告诉劳拉。他说，朋友们就叫我拉拉萨瓦尔。后来，他告诉劳拉：在公墓做爱这不是第一次。以前跟女朋友干过，跟歌舞厅里认识的一位女士干过，跟圣塞瓦斯蒂安两个妓女干过。二人起身要走的时候，司机想给她钞票。她不要。进了车里后，二人聊了很长时间。拉拉萨瓦尔问她是不是有个亲戚住在疯人院里，劳拉讲了她的故事。拉拉萨瓦尔说他从来没看过诗歌。他又说，不明白劳拉为什么迷恋诗人。劳拉说，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在墓地做爱的癖好，可是，我不为这个评判你。拉拉萨瓦尔承认：人人都有自己的癖好。汽车开到疯人院门前，没等劳拉下车，拉拉萨瓦尔突然塞到她衣袋里一张五千比塞塔的钞票。劳拉发现了他这个动作，没有说话，然后就是独自站在疯人院大铁门前的树下。那里面住的诗人可是完全不知道她的到来。

一周过去了，因玛还没有回来。劳拉想像她那矮小的样子、不动声色的眼神、一张有文化农妇的面孔，或者是中学女教师的模样，出现在史前的荒原上，像个身穿黑衣的几乎五十岁的农妇，不看左右，不回头，穿行于峡谷间，无法辨别什么是大批猛兽的足迹、什么是食草动物逃走的痕迹。她想像着因玛伫立在路口的神情，巨型载重卡车从她身边驶过，并不减速，扬起尘土，但落不到她身上，好像她的犹豫不决和孤立无助的样子成为一种有魅力的潇洒姿态，成为抵御人类无情、自然残酷、命运多舛的保护伞。到了第九天，小客栈的女老板把劳拉轰到了大街上。从这一刻起，劳拉就睡在火车站，睡在几个互相不通姓名乞丐过夜的破棚子里，睡在露天旷野，旁边就是疯人院与外界隔绝的分界线。一天夜里，她招手拦车去了公墓，在一个空穴里睡觉。第二天，她感觉幸福和走运，决定就在空坟里等候因玛归来。她有水喝，可以洗脸，可以刷牙，疯人院很近，是个安静的地方。一天下午，她正在晒一件刚刚洗好的衬衫，晾在公墓大墙边的一块白墓石上，忽然听见从一个陵墓里传出了声音，便连忙过去看看。那座陵墓属于一个名叫拉卡森卡的家族，从陵墓的外观判断，很容易推断出拉卡森卡家族的最后一位已经故去多年，或曰撒手人寰。在陵墓里面，劳拉看见有手电筒的光柱，于是问是谁在那儿。她听见里面有个声音说：哎呀，是你啊！她想可能是小偷，或者整修陵墓的工人，或者是盗墓贼；后来，她听见一种猫叫春的声音；等到她往前走的时候，看见拉拉萨瓦尔青黄色的面孔出现在地穴的栅栏门前。接着，出来一个女人。拉拉萨瓦尔命她在外面汽车旁边等候。他和劳拉手牵手一面谈话一面漫步在公墓内的道路上，直到太阳西下，晚霞照耀着墓碑用金刚砂打磨过的边缘。

疯病是传染的。这是阿玛尔菲塔诺的心里话。他在自己家里的走廊里席地而坐。天空忽然乌云密布，无论月亮、星星，还是飘逸的夜光都看不见了，而据说，在墨西哥索诺拉州北部、美国亚利桑那州南部地区，无需望远镜和天文望远镜，都可以看到明亮的星空。

的确，疯病是传染的，而尤其是你在孤独的时候，那么朋友来到就是雪中送炭了。这些话是劳拉几年前在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信中说给阿玛尔菲塔诺听的。她说的是拉拉萨瓦尔及时的来到。二人见面的结果是这位巴斯克司机强迫她接受一万比塞塔的借款，还答应她改天再来看她，然后上了汽车，打个手势命令那个等得不耐烦的妓女也上车。那天夜里，劳拉睡在自己那个空穴里，尽管她很想去那座敞开的陵墓过夜。她感到幸福，因为事情开始好转了。拂晓时分，她用一块湿布擦洗了全身，刷了牙齿，梳了头发，穿上干净衣服，然后来到公路上，招手拦车，前往蒙德拉贡疯人院。在镇上，她买了一块羊奶酪和一个长棍面包，在广场上吃了早饭，她真饿了，因为说真的，她不记得什么时候吃过饭。随后，她进了一家酒吧，里面挤满了建筑工人。她喝了一杯咖啡牛奶。她已经忘记拉拉萨瓦尔说的要去公墓的钟点了，无所谓；同样无所谓的是，无论拉拉萨瓦尔、公墓、村镇，还是上午这个钟点让人颤抖的风光，她都不在乎。走出酒吧之前，她钻进卫生间，照照镜子。重新走上公路，她招手拦车，直到有个女人停车，问她到哪里去。劳拉答道：去疯人院。这个回答显然让那女人不快，但是仍然说上车吧。那女人也是去疯人院的。她问劳拉：您是看望人，还是自己住院呢？劳拉答道：我去探视。那女人面庞消瘦，微长，几乎没嘴唇，这让她显得冷漠和算计，虽然颧骨漂亮；身穿职业妇女套装，已婚，大概要管家，照顾丈夫，可能有儿子。她坦率地说：我父亲住在里面。到了门口时，劳拉下了车，那女人独自前行。劳拉在疯人院门旁徘徊了好长时间。她听见了马匹的嘶鸣声，推测树林那边什么地方一定有跑马俱乐部，或者骑术学校。有一瞬间，她看出有个房屋的红色砖瓦与疯人院毫无关系。她后退几步，回到可以看到花园全景的栅栏旁边。太阳升高的时候，她看见一群患者拥挤地走出一座板岩建成的楼房，随后分散坐到花园各处的长凳上，开始点烟，抽烟。她觉得认出了诗人。他旁边有两名病人；诗人身穿牛仔裤，白衬衫，宽松肥大。她举起双臂打招呼，起初，有些胆怯，好像胳膊被冷空气冻僵了；接着，用明显的方式在依然寒冷的空中画出奇怪的图形，极力要发出的信号达到激光般的紧急效果，试图传出心灵感应的话语。五分钟过去了，她发现诗人正从长凳上站起来。有个疯子对准诗人的腿部踢了一脚。她费了好大力气才没喊出来。诗人叫了一声，回敬对方一脚。那个已经回去坐下的疯子，胸口上挨了这一脚，像个小鸟一样被踢伤倒下。在他旁边吸烟的疯子起身去追诗人，逼得诗人跑了十几米远后，不停地踢诗人屁股，抡拳打诗人的后背。然后，他安安静静地回自己座位去了。他旁边的伙伴已经恢复了知觉，正在夸张地揉揉胸脯、脖子和脑袋，实际上，他只是胸膛上挨了一脚。这时，劳拉停止打手势了。长凳上有个疯子开始手淫。另外一个疯子（夸张地揉疼处的那个）在口袋里翻来翻去，翻出一支香烟。诗人走近那群疯子。劳拉以为自己听见了诗人的笑声。那是嘲笑，好像在说，小子们，你们不懂得开玩笑啊。可也许诗人没笑。劳拉在给阿玛尔菲塔诺的信中说，也许那笑声是我心里发疯呢。无论怎样，诗人不管他们是否发疯，走近那二人身边，说了点什么。那两个疯子都没吭声。劳拉看见他们望着地面，在草丛里，松软的土里，紧贴着地面有生命在跳动。那是一种糊涂的生命，明净如水。诗人则相反，小心推测地看看病友们的表情，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寻找可以说明平安回座位的信号。最后，诗人回到了座位上。他举起一只手，表示停战或者投降，坐到了那两个疯子中间去了。他举手的样子好像有人举起一面破旗。他又动动每个手指，仿佛这些手指是火焰中的旗帜，是永不投降的标志。他坐在长凳中间，看看那个正在手淫的疯子，在耳边说了点什么。劳拉没听见，但是清楚地看到了诗人的左手如何伸进了疯子的内裤深处。接着，她看见三个疯子在抽烟。她还看见了刻意制造的烟圈如何从诗人的口鼻中吐出。

阿玛尔菲塔诺从老婆那里收到的下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没有发信地址，但是有法国邮票。在信里，劳拉讲述了她跟拉拉萨瓦尔谈话的内容。拉拉萨瓦尔说：好呀，你真走运，我这一辈子都想住在公墓里，可你呢，刚一来就住进了坟墓。拉拉萨瓦尔是个好人。他请她住到他家。他愿意每天上午送她到蒙德拉贡疯人院。西班牙最爱幻想的大诗人在疯人院里研究昆虫学啊。拉拉萨瓦尔无条件地给她钱，没有任何要求。有个晚上，他请劳拉看电影。又一个晚上，他送劳拉回小客栈。他问劳拉是否有因玛的消息。一个周六的黎明，二人整整一宿做爱之后，他向劳拉求婚。劳拉提醒他“我已经结婚了”，他也没生气。拉拉萨瓦尔是个好人啊。他在街头小摊上给她买了一条裙子，在圣塞瓦斯蒂安市中心的商店买了名牌牛仔裤。他跟她谈起自己的母亲，他是全心全意热爱妈妈的；还谈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他觉得跟他们有些疏远了。这些话题丝毫没感动劳拉，或者说她有所感动，但不是他期望的程度。对于劳拉来说，那几天的日子如同漫长的太空之旅后用降落伞的延时着陆。她已经不是每天去蒙德拉贡疯人院了，而是每三天去一次。站在栅栏外面，她已经不抱见到诗人的任何希望了，最多希望看见什么手势，但她事先就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懂得那手势的意思，或者过去多年后才能懂得的意思，可到那时一切都毫无意义了。有时，她没给拉拉萨瓦尔打电话，也没给他留字条，就在外面过夜了。于是，他就开车去公墓、疯人院，去她住过的小客栈，去圣塞瓦斯蒂安乞丐和行人聚集的地方寻找她。一次，他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找到了她。一次，他在牡蛎海湾边的长凳上找到了她，那时天色已晚，只有那些已经绝对没时间和曾经掌控过时间的人们在散步了。早晨，是拉拉萨瓦尔做早饭。晚上，是他下班回来做晚饭。白天的其余时间，劳拉只是喝水，大量喝水，只吃一点面包，或者一小块松糕，那是她在闲逛前在街角面包店买的，买一小块，只要能放进衣袋足矣。一天夜里，二人在淋浴的时候，她对拉拉萨瓦尔说，她打算走了，跟他要钱买火车票。他回答说：我可以把我现有的钱都给你，可我不能给你钱让你离开我，我不能再也见不到你啊。劳拉没再坚持下去。她自己设法（她没向阿玛尔菲塔诺说明是什么办法）弄到了刚好买火车票的钱，一天中午她登上了去法国的列车。她在巴约讷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朗德。又回巴约讷。随后，去波城和卢尔德 ［3］ 。一天早晨，她看见一列满载病人的火车：有残废的人、脑残的儿童、长了皮癌的农民、患了晚期疾病的卡斯蒂利亚官员、穿着像赤足加尔默罗会修女一样举止大方的老妇人、患皮疹的病号、失明的孩子，她不知不觉就开始给这些病人提供帮助了，好像她是教会安排在那里的一位修女（只是穿着牛仔裤），为了帮助和引导那些绝望的人们一一登上火车站外面的公交车，或者请大家排队，好像每个人就是一条巨蟒上的鳞片，它虽然老迈、凶狠，但是可能非常健康。后来，意大利列车和来自法国北方的火车到了。劳拉像个夜游神一样在列车中间穿行，她那大大的蓝眼睛已经没有力气眨动，走路的速度很慢，因为积累起来的疲劳让她浑身沉重，慢慢向车站的附属设施走去；有些设施已经改造成急救室，有些变成了抢救室；只有一个房间、最隐秘的地方，变成了临时停尸间，停放着死于列车快速颠簸、力气耗尽的人们。晚上，她去卢尔德最现代的大楼里睡觉，那是一座钢铁、玻璃制的实用庞然大物，它的脑袋扎满天线，深入来自北方巨大而痛苦的白云中，那白云像溃不成军的队伍一样前进，它只相信自己整体来自西方的力量；或是从比利牛斯山像幽灵一样滑下来。在大楼里，她常常睡在垃圾间，拉开下面一个小门，顺着地面爬进去。有时，她留在火车站的酒吧过夜，因为列车的混乱状态有所缓和；有时，她让本地老人请她喝一杯牛奶咖啡，谈谈电影和农业。一天下午，她以为看到了因玛从马德里列车上下来，身后跟着一群残疾人。那女人的身材与因玛一样，也像因玛一样身穿黑色长裙，也像因玛的脸盘一样是一张卡斯蒂利亚地方修女的脸。她冷静下来了，等着那女人过来，可她没跟那女人打招呼；五分钟后，她连推带搡地离开了卢尔德车站和卢尔德村，朝着公路走去，然后开始招手拦车。

阿玛尔菲塔诺有五年的时间一点也不知道劳拉的消息。一天下午，他跟女儿在儿童公园玩耍的时候，看见一个女子靠在儿童公园的木栅栏上。他觉得那女子是因玛，跟着女子的目光望去，他松了一口气，发现引起因玛注意的是另外一个男孩。他身穿短裤，比他女儿稍大，黑发，平直下垂，时不时地盖住额头。在栅栏和政府为家长们安装的长凳之间，有一道树墙延伸到一棵老橡树为止，就是儿童公园的边界了。因玛的手被阳光和冷水磨炼得黝黑、粗糙、坚硬，抚摩着刚刚修剪的树墙，好像别人抚摩小狗的脊背一样。她身边有个特大的塑料袋。阿玛尔菲塔诺打算迈着平稳的脚步走过去，结果徘徊不定。他女儿在滑梯后面排队。忽然间，阿玛尔菲塔诺刚要开口跟因玛说话，却看见那男孩终于察觉了因玛在看他，他把一绺头发甩开，举起右手，连连向因玛招手。于是，因玛好像专门等候孩子的招手一样，默默地举起左手，一面摆手，一面向公园北门走去，外面是一条人来人往的大街。

劳拉出走五年后，阿玛尔菲塔诺再次收到了她的消息。信很短，来自巴黎。劳拉在信中说她在大公司的办公室里做清洁工作。是夜班，晚上十点开始，清晨五六点钟结束。夜巴黎很美，像所有的大城市一样，人们都睡觉了。她乘地铁回家。黎明时分的地铁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地方。她有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贝努阿，母子生活在一起。她还住过医院。没具体说明是什么病症，也没说是否还病着。她没提任何男人。她没问女儿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想，在劳拉心里，这个女儿好像不存在；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事情不一定非如此不可。双手捧着信，他哭了一阵。擦眼泪时，方才意识到信是用打字机写的。不用猜疑，他就明白劳拉是在她说的打扫办公室时写成的。刹那间，他想什么打扫卫生都是谎话，劳拉已经在某个大企业里当上了行政助理或者女秘书。后来，他看明白了。他看见两排桌子中间有吸尘器，看见一盆室内植物旁边有个打蜡机，形状像猎狗和猪交配，看见有扇大窗户，外面是万家灯火的巴黎，看见劳拉身穿保洁公司的防尘服、一件蓝色破旧的防尘服，坐在那里写信，或许还极慢地抽烟，看见劳拉的手指、劳拉的手腕、劳拉无神的眼睛，看见水银玻璃上映照出来的又一个劳拉轻飘飘地浮在巴黎上空，如同一张经过处理（可实际上没有处理过）的照片，漂浮着，沉思地漂浮着，疲倦地漂浮在巴黎上空，从最寒冷的地方发出激动的信息。

寄出这最后一封信后又两年、扔下阿玛尔菲塔诺和女儿之后七年，劳拉回到家中，但没看到任何人。在三周的时间里，她根据记忆中的老地址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一些人不给她开门，因为没有认出她来；或者因为已经把她给忘记了。有些人只在门外接待她，因为不信任，或者因为劳拉干脆弄错了地址。少数人请她进门，为她端上来咖啡或茶。劳拉婉言谢绝，因为她急于看到女儿和丈夫。起初，寻找的结果让她感到沮丧和不真实。她跟一些连她自己也不记得的人谈话。晚上，她睡在步行街附近的小客栈里。小小的房间里总是挤满了外国劳工。她发现城市有变化，但说不出变化在哪里。下午，走了一整天之后，她在教堂前的台阶上休息，倾听进进出出的人们说些什么；进出的人们大多为游客。她阅读关于希腊、巫术和健康生活的法文书。有时，她觉得自己像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女儿伊莱克特拉，隐姓埋名地在迈锡尼闲逛，一个混在平民百姓中的女杀手；这个女杀手的心理无人理解，无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专家还是肯于施舍的善人。有时，她觉得自己像墨冬和斯特洛菲俄斯的母亲、一位站在窗前欣赏自己孩子游戏的幸福母亲；而内心深处，蓝天挣扎在地中海白色的臂弯里。她低声说着：皮拉得斯，俄瑞斯忒斯 ［4］ ；在这两个名字中间包含着许多男人的面孔，就是没有阿玛尔菲塔诺的，正是她现在寻找的男人啊。一天晚上，她遇到丈夫过去的学生，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好像大学期间爱上过她。这位从前的大学生带她回家，告诉她愿意待多久都可以；为她安排了一人住的客房。第二天晚上，二人一起吃晚饭，前大学生拥抱了她，她让他抱了几秒钟，好像她也需要拥抱；然后，她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前大学生顿时离开了她，一屁股坐到客厅角落的地板上了。二人就这样待了几个小时，她坐在椅子上，他坐在镶木地板上，那镶木的样子很怪，颜色黑黄，更像是草编精工地毯。等到桌子上的蜡烛熄灭的时候，她才坐到客厅里去，但是在另外一个角落里。黑暗中，她好像听见了轻微的啜泣声。她觉得是前大学生在哭泣，于是在哭声的摇晃中睡着了。在随后的几天里，她和前大学生加倍努力寻找。终于有一天她看见了阿玛尔菲塔诺，但认不出他了。他比从前胖了，头发脱落了。她老远看见了他，一点也没犹豫，向他走去。阿玛尔菲塔诺正坐在一棵落叶松下，心不在焉地抽烟。她说：你变得很厉害啊。阿玛尔菲塔诺立刻认出了老婆。他说：你可没变啊。她说：谢谢。接着，阿玛尔菲塔诺起身，二人一起走了。

那个时期，阿玛尔菲塔诺住在圣古卡特，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开哲学课，距离学校较近。女儿罗莎在镇上国立小学读书，早晨八点半离开家门，下午五点才回家。劳拉看见了罗莎，说她是她的母亲。罗莎惊叫一声，上去拥抱妈妈，几乎马上就离开了，一头躲进了自己的卧室。那天夜里，劳拉淋浴完毕，在沙发上铺床，一面对丈夫说她病得厉害，可能快要死了，她回来是要见罗莎最后一面。阿玛尔菲塔诺提出明天陪她去医院检查。劳拉拒绝了，说法国医生一向比西班牙医生好；然后从手提包里掏出诊断书，当然是法文的，写明她患上了艾滋病。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从大学里回来，看见劳拉和罗莎沿着车站附近的街道牵手散步。他不想打搅母女二人，远远地跟在后面。他推开家门的时候，发现母女一起看电视呢。后来，等罗莎睡觉时，他问她儿子贝努阿如何。有好大工夫，劳拉沉默不语；然后像看照片似的回忆起儿子的音容笑貌、惊喜或害怕的表情；然后她说，贝努阿是个聪明、敏感的孩子；第一个知道她要死了的人是儿子。阿玛尔菲塔诺问她这话是谁告诉他的，虽然他无可奈何地认为自己知道答案。劳拉说，只要看看，用不着谁说。阿玛尔菲塔诺说：知道母亲要死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实在太可怕了。劳拉说：更可怕的是对孩子撒谎，对孩子绝对不能说谎话。劳拉待到第五天，从法国带来的药品马上要用光了，一天早晨，她对丈夫和女儿说她得走了。她说：贝努阿太小，他需要我。她说，不对，实际上，他并不需要我，可他还是太小啊。她最后说，我不知道谁需要谁；但真实情况是，我应该去看看他怎么样了。早晨，阿玛尔菲塔诺给劳拉写了一个便条放在桌子上，还留下一个信封，里面装满了他的积蓄。等到下课归来，他以为劳拉已经走了。于是去学校接罗莎。父女二人走路回家。一进家门，二人看到劳拉面对电视机而坐，电视开着，但音量最小。她正在看一本关于希腊的书。三人一起吃了晚饭。将近午夜的时候，罗莎要上床去了。阿玛尔菲塔诺送女儿去卧室，帮她脱衣服，给她盖好被子。劳拉这时在客厅等着他，拿着行李箱，准备离去。阿玛尔菲塔诺对她说：今天晚上你最好留下，太晚了，出门不合适。他撒谎说，已经没有开往巴塞罗那的火车了。她说：我不坐火车。我拦车搭乘。阿玛尔菲塔诺低下头来说她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劳拉吻吻丈夫面颊，走了。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六点钟起床，打开收音机，证实了本地区没有发生任何拦车搭乘的女子被奸杀事件。一切平安无事。

但是，劳拉这个他猜测的形象陪伴了他好几年的时间，仿佛从冰冷的海水里轰然冒出的记忆，尽管他并没有真的看见什么，因此也不可能记得什么，只记得前妻在街上的身影，那是路灯在邻居墙壁上照射的结果；再有就是做梦，他梦见劳拉沿着圣古卡特出来的公路逐渐走远，她走在辅路上，只有为了节省时间、躲避收费高速路的车辆才走的道路，由于肩扛行李箱，她有些驼背，无畏地走在马路边缘。

圣特莱莎大学好像一处突然趾高气扬地沉思起来的公墓。也像一处空空荡荡的歌舞厅。

一天下午，阿玛尔菲塔诺只穿了衬衣来到院子里，仿佛地主老爷骑马出游，欣赏他无边的领地。此前，他坐在书房的地板上，用厨房的刀开启一个个书箱；他在书箱里发现一本非常奇怪的图书；他不记得买过这样的书，也不记得有人给他送过。这本书就是拉法埃尔·迭斯特写的《几何学遗嘱》，由卡斯特罗出版社于1975年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市出版，显然是一本几何学的著作，阿玛尔菲塔诺几乎不了解这个学科。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欧几里得 ［5］ 、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 ［6］ 和黎曼 ［7］ 的入门”，第二部分是“几何学中的运动”，第三部分是“V公设的三个论证”。毫无疑问，这第三部分是最神秘的，因为阿玛尔菲塔诺根本想不出这个V公设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内容，再说他也没兴趣知道，虽说这没兴趣不能推诿于缺乏好奇心，他是有好奇心的，而且很大；而是原因在于下午横扫圣特莱莎的炎热，这是一种干燥、扬尘的炎热，是似火的骄阳造成的，是躲避不开的，除非你居住在有空调设备的新楼里，可阿玛尔菲塔诺不属于这种情况。这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作者几位朋友的帮助，他们名垂千古，好像晚会结束后的一张照片，在第4页上，通常那里会有出版人的住址。上面写道：“下列各位以本书的出版向拉法埃尔·迭斯特表示敬意：拉蒙·巴尔塔·多明盖斯，依萨克·迪亚斯·巴尔多，费力贝·费尔南德斯·阿尔迈斯托，佛朗西斯科·费尔南德斯·德尔·里艾格，阿尔瓦罗·席尔·瓦雷拉，多明各·加西亚－撒贝尔，瓦林丁·帕斯－安特拉德以及路易斯·塞奥阿那·洛佩兹。”阿玛尔菲塔诺觉得这些朋友的姓氏用粗体，而接受敬意的对象的名字却不用，实在是个奇怪的习惯。书的勒口处提醒说，《几何学遗嘱》实际上是三本书，“有其完整性，但是从功能角度说，各部分的关联是由整体安排的。”接着，又写道，“迭斯特这部著作是他关于空间的调查和思考的最后解析，他提出的概念包含在几何学原理的任何有条理的讨论中。”看到这里，阿玛尔菲塔诺认为应该想到拉法埃尔·迭斯特是个诗人。是个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诗人，自然是这个地区的诗人嘛，因为他很早就定居在加利西亚了。他那些朋友和赞助出版这本书的人们也是加利西亚人，当然如此了，或者很久以前他们就定居在加利西亚。有可能迭斯特从前在拉科鲁尼亚市或者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 ［8］ 的大学里授课，或者有可能根本不是在大学教书，而是在中学里给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教几何学，一面望着窗外加利西亚冬季经常是乌云密布的天空和瓢泼大雨。在书的后勒口处还有关于迭斯特的其他资料。上面写道：“在拉法埃尔·迭斯特的创作中，有变化，但并非反复无常，而是紧紧围绕个人发展的要求：诗歌创作与纯理论思辨处于同一地平线的两极，本书有着直接的先例，例如，195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平行性新论》；最新作品还有《论芝诺 ［9］ 的多样性》和《什么是公理》，在这本书后面，还有一部分，题为《可动性与相似性》。”阿玛尔菲塔诺脸上流淌着汗水，微小的灰尘颗粒粘住了汗水，他想到，这么说迭斯特对几何学的热情不是新产物。赞助他的那些人，根据这个新信息，实际上不是那批每天夜里聚在俱乐部喝酒、聊天的朋友，这些人谈政治，或者谈足球，或者谈情人；他们聚在一起为了闪电般地变成受人尊敬的大学同事，毫无疑问，有些人已经退休了，但另外一些人正值年富力强，所有的人都有权有势，或者比较有权有势；但无法避免的是经常聚会，一天不聚，如同乡下的知识分子，就是说，就像非常孤独的人一样，但也很像非常傲慢的人一样，在拉科鲁尼亚市俱乐部喝法国高级白兰地，或者苏格兰威士忌，大谈阴谋与爱情，与此同时，他们的老婆，如果是鳏夫，那就是女仆，坐在电视机前，或者做晚饭。不管怎么说吧，对阿玛尔菲塔诺来说，问题在于这本书是怎么跑到他的书箱里的！在半小时里，他搜肠刮肚地回忆此事，一面翻阅着迭斯特这本书，但并没有多加注意；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一切是个超出了他想像范围的秘密；但是，他不认输。于是，他问女儿罗莎——那时正在卫生间里打扮——这本书是不是她的。女儿看了一眼，说不是。阿玛尔菲塔诺恳求女儿再看一下，恳求她用完全肯定的口气说是不是她的。罗莎问父亲他是不是不舒服啊。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感觉很好啊。可这本书不是我的，它出现在我从巴塞罗那寄出来的一个书箱里。罗莎用加泰罗尼亚语回答说：用不着担心！然后继续打扮。阿玛尔菲塔诺也用加泰罗尼亚语说：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因为我觉得自己患上了健忘症。罗莎又看了看那本书，说道：也许是我的吧。你肯定？阿玛尔菲塔诺问道。罗莎说：不，不是我的，肯定不是我的。说实话，我是第一次看见它。阿玛尔菲塔诺离开了站在卫生间镜子前的女儿，重返那被破坏的花园，那里的一切都是浅棕色的，好像沙漠已经在他的新家附近落户。他手里一直拿着那本书。他归纳了一下可能买这本书的地方。他翻翻第一页、最后一页和封底，寻找地址；他在第一页发现一个书签，写着新页书店，S. L. ，蒙特洛河37号，电话：981-59-44-06和981-59-44-18，圣地亚哥。显然这个圣地亚哥不是智利的圣地亚哥，那里是阿玛尔菲塔诺在世界上惟一可以发现自己处于全面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随便拿起一本书不看书页，付款，走人。显然，这里的圣地亚哥是指加利西亚地区的坎波斯特拉。在一瞬间，阿玛尔菲塔诺想到了沿着圣地亚哥道路的朝圣之旅。他向院子深处走去，那里有木栅栏与邻居的水泥大墙为界。此前，他没注意过这道墙。他想，上面一定带有玻璃碎片，是房产主害怕有不速之客来访。下午的阳光照在玻璃碎片上，阿玛尔菲塔诺继续在破花园里散步。旁边的墙头上也扎满了玻璃碎片，但主要是啤酒和白酒瓶的绿色和棕色的玻璃。阿玛尔菲塔诺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到过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做梦都没梦见过；这时他正站在左侧大墙的阴影下。但实际上这关系不大，或者没关系；他在巴塞罗那经常光顾的几家书店直接从西班牙别的书店买进一些藏书，那些书店抛售藏书，或者因为倒闭而处理图书，或者兼做批发和零售图书。他想，可能把这本书送到我手里的是莱艾书店，或者是中央书店；我去那里要买哲学书的时候，售货员（或者女售货员）因为著名作家贝雷·金费雷尔、罗德里戈·雷耶·罗沙和胡安·威耶罗来到书店而激动万分，这些作家在讨论乘飞机有没有好处、空难问题、起飞与降落比较哪个更危险，这个时候售货员由于分心而出错，把这本书就塞进我书包里了。也可能是中央书店。但事情果真如此，那我回到家中打开书包或者包裹时应该发现啊；当然，除非回家的路上发生了什么可怕或者恐怖的事情，因而打消了我检查新书的念头。甚至有可能我像个机器人一样拆开包裹，把新书放在床头桌上，而把迭斯特的书放到了书架上，因为被刚刚在大街上看见的事情给吓得不知所措了，可能是车祸，可能是持刀拦路抢劫，可能是一起地铁自杀事件；阿玛尔菲塔诺想，即使我在现场看见，那现在肯定也能记得，或者至少现在脑海里存有模糊记忆啊。他可能不记得《几何学遗嘱》了，但是，一定会记得让他忘记《几何学遗嘱》的那次车祸。如果这还不够，那么，实际上，最大的问题不是有了这本书，而是这本书怎么会落到圣特莱莎，怎么会跟其他图书在他离开巴塞罗那之前进入了书箱里并且寄送到墨西哥来呢？放入这本书的时候难道在沉思默想？怎么可能把书装箱而没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呢！莫非原来打算一到墨西哥北方就阅读这本书吗？莫非打算通过阅读这本书开始陆续研究几何学？如果这是他的研究计划，那么到了这座荒原中的城市，怎么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呢？莫非他和女儿从东向西飞行的同时，这本书在他脑海里失踪了吗？或者是他已经到了圣特莱莎，就在等候书箱到达的期间，他忘记了这本书？迭斯特这本书像一种继发性时差综合征那样消失了吗？

对这个问题，阿玛尔菲塔诺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思想。他并非总是有思想的，为此，称之为思想可能有些夸张。是些感觉。是游戏式的想法。就好像走近一扇窗户，不得不看外星风光。他认为（他喜欢这个认为），如果你在巴塞罗那，那么那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城的人们，就不存在了。时差仅仅是失踪的面具。这样的话，如果你临时去那些理论上不应存在或者还没有自己合适时间以便立足和正确榫接的城市，那么就会产生众所周知的时差现象。那不是因为你累了（假如你没旅行的话），而是因为那些应该睡觉的人们感觉疲倦了。事情有些像这个现象，有可能他在什么小说里读过，或者在什么科幻小说里看过，然而忘记了。

另外一方面，这些思想，或者这些感觉，或者这些胡思乱想，也有令人高兴的一面。它把别人的痛苦变成了一个人的记忆。它把痛苦——漫长、自然和总是可以克服的——变成了个人的记忆，短暂、有人情味和可以隐藏起来。它把一个不公正、不法行为、一个没头没尾不连贯的号叫变成一个结构缜密的故事：总有可能发生自杀行为。它把逃亡变成自由，包括自由只用于继续逃亡。它把混乱变成秩序，虽然代价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清醒理智。

而尽管后来阿玛尔菲塔诺在圣特莱莎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关于拉法埃尔·迭斯特的生平传记资料，证实了他的感觉，或者说堂多明各·加西亚－撒为尔 ［10］ 让他有了这种感觉；加西亚－撒为尔在题为《受到特别启示的直觉》一书中的序言里，特别引用了海德格尔的话（有时间）；有这种感觉的时间是那个下午，他像个中世纪的地主一样走遍他那个荒凉的庭院，与此同时，他那中世纪公主般的女儿在卫生间里对镜梳妆，而他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来为什么和在哪里买的那本书，又是如何把那本书最后装入箱子里并且与其他他最熟悉和亲爱的图书一道寄到了这座位于索诺拉和亚利桑那州之间面对沙漠人口稠密的城市里来的。这时，恰恰是这时，好像是一系列与有时幸福、有时不幸后果联系的事情开始一样，罗莎从房子里出来，说她要跟女友看电影去；她问父亲是不是有钥匙。父亲说有。接着，他听见屋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后是女儿走在破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接着是小院门（不到她腰间高）的关闭声；最后是女儿走在人行道上的脚步声，渐渐向公交车站走去和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于是，阿玛尔菲塔诺走到破花园的前部，探头向街上张望；他没看见汽车，也没看见罗莎，左手用力捏紧迭斯特那本书。接着，他望望天空，看见一个特大、满是皱褶的月亮，尽管夜幕没有降临。随后，他再次向破花园的深处走去；片刻间，他保持安静，向前后左右看看，想看到自己的影子；但尽管是大白天，面对西方，蒂华纳的方向，阳光仍然灿烂，却看不到自己的影子。这时，他注意到了那些绳子，有四排，一头拴在一个小足球门的横梁上，一头拴在大墙的吊钩上；球门两侧各有一个一米八的木棍埋在地下，显得很结实。那是晾晒衣服的地方，虽然他只看见罗莎一件白色花领衬衫、两条内裤和两条还在滴水的毛巾挂在那里。洗衣房在墙角的砖屋里。有一阵工夫，他一动不动，张着嘴巴呼吸，扶着那晾晒场的横梁。接着，他走进砖屋，样子好像正在缺氧，从带商标的超市塑料袋（每星期跟女儿去购物用的）里，掏出三个衣服夹子（他非得管夹子叫“狗狗”），把那本书夹住挂在绳子上，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回家去了。

当然，这主意是杜尚 ［11］ 的。

杜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逗留期间仅存或者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件readymade ［12］ 。虽说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一件ready-made，这是一种安抚命运又避免警铃的方式。对此，卡文·托姆金斯 ［13］ 写道：“杜尚适逢妹妹苏珊与他好友让·克罗迪于1919年4月14日在巴黎结婚，通过邮局给这对新人寄了礼物。就是指示新婚夫妇如何把一本几何学著作悬挂在家中的窗户上，让清风翻书、选择问题、掀动页码和撕扯下来。”由此可见，杜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仅玩国际象棋。托姆金斯继续写道：“有可能这个倒霉的ready-made由于缺少欢乐，这个礼物对于新婚夫妇来说不讨人喜欢。可是苏珊和她丈夫心情愉快地遵照指示办了。事实是，夫妻二人甚至给那本悬挂的书拍了照片（上面的形象成为这本著作惟一的证据，但是著作没能从风吹雨打中幸存下来）。后来，苏珊给这本书作了一幅画，题为《杜尚倒霉的ready-made》。正如后来杜尚给卡巴内解释的那样：‘把幸福和不幸的想法引入ready-made中让我感到开心，然后是风雨和漫天飞舞的书页，这是个有趣的想法。’”实际上，我撤回杜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是玩国际象棋的说法。跟他在一起的依冯娜终于厌倦了那没完没了的科学游戏，回法国去了。托姆金斯继续写道：“近年来，杜尚对一位采访者坦诚地说，他因为败坏了‘一本满是原则的书之严肃性’而感到快活；他甚至暗示一位记者，那本几何学著作由于经受了风吹雨打而终于领会了生活四件事 ［14］ 。”

那天晚上，罗莎回到家中时，阿玛尔菲塔诺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他趁机告诉女儿他把迭斯特那本书已经悬挂在晾衣场上了。罗莎看看爸爸，仿佛什么也没听懂。阿玛尔菲塔诺说：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没挂上是因为有可能会用水管把它浇湿，也不是因为我会泼水；现在挂上它仅仅因为需要挂上它，看看它如何抵抗风吹日晒、这种沙漠天气的考验。罗莎说：我希望您别发疯啊。阿玛尔菲塔诺说：不会的。别担心！恰到好处地摆出无忧无虑的样子说，我通知你，为的是别把书摘下来。你就权当那本书不在了吧。好吧。罗莎说完就钻进自己房间去了。

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就在学生们边听边记的时候，开始画一些非常简单的几何图形：三角形、长方形，在每个顶点上写个名字，可以说是受偶然支配，或者懒散而为，或是由于比学生、课程和那几天笼罩全城的炎热更巨大的厌烦情绪所致。图形如下：

图1

图2

图3

他回到自己卧室的时候，发现了那张纸，在没扔进垃圾桶前，仔细看了几分钟。图1除去令人厌烦，没什么可多说的。图2似乎是图1的延伸，但是补充进去的名字他觉得有些混乱。色诺克拉底还能放进去，不乏绝妙的逻辑，但是，托马斯·莫尔和圣西门在上面干什么？还有，老天爷啊，那位葡萄牙耶稣会会士佩德罗·达·封塞卡是成千上万个评论亚里斯多德的成员之一，就算是末流的思想家也排不上他啊！而图3恰恰相反，有点逻辑、一点傻小子的逻辑，在沙漠里流浪少年的逻辑，衣服破烂，但毕竟有衣服。可以这么说吧：所有的名字都是操心上帝存在本体论论证的哲学家。插入长方形的三角形顶端的B可能是上帝，或者是从上帝本质里出现的存在。直到那时，阿玛尔菲塔诺才注意到图2也有A和B，他才丝毫没有怀疑自己不习惯的炎热在他上课的时候让他精神恍惚。

但是，那天晚上，阿玛尔菲塔诺晚饭后，听完电视新闻，又给西尔瓦·佩雷斯女教授（正在为索诺拉州警察和圣特莱莎市警察调查犯罪的方式而生气）打了电话之后，又在书房的写字台上看到了另外三张图。毫无疑问，画图的是他自己。事实是，他回想起自己稀里糊涂地在一张白纸上乱涂，一面想着别的事情。图4是这样的：

图4

图5

图6

图4有点奇怪。他有好多年没想特伦德伦伯格了。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想起他呢？为什么会有柏格森、海德格尔、尼采和斯宾格勒陪他在一起呢？他觉得图5更加奇怪。科拉科夫斯基和瓦蒂莫出现在这里。被人们遗忘的怀特海到场。可尤其是居友，让－玛丽·居友令人意外地来了，可怜的居友1888年三十四岁就去世了，一些爱开玩笑的人称他为“法国尼采”；在大千世界里，追随他思想的人超不过十个，而实际上，只有六七人，阿玛尔菲塔诺之所以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在巴塞罗那认识了西班牙惟一的居友追随者——一位赫罗纳的腼腆教师以及他研究居友的方法，他的最大愿望是发现居友的一篇文章（不知是诗歌，还是散文，亦或哲学论文），用英语写成，发表在1886—188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报刊上。最后的图6最为奇怪（哲学味最少）。在横线的一端出现了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1938年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失踪了，不应该把此人与伊万·尼基丁·斯米尔诺夫混淆起来，后者于1936年第一次莫斯科公审之后被极左分子枪毙；而这条横线的另外一端出现了苏斯洛夫的名字，是掌管意识形态的头子，能化种种罪孽为神奇，有雄辩之才。但是，这条横线被两条斜线穿过，上端写着马里奥·邦格以及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下端写着哈罗德·布鲁姆以及艾伦·布鲁姆，这就太像开玩笑了。另外，这是阿玛尔菲塔诺不理解的玩笑，尤其是两位布鲁姆的出现，肯定有可笑之处，但无论他怎样窥伺，就是不得要领。

那天夜里，女儿睡下以后，阿玛尔菲塔诺从圣特莱莎最大众化的“边境之声”广播台听完最后的新闻节目，到花园里去了；抽了一支香烟，看看荒凉的街道，迈着慢吞吞的步子向后院走去，好像害怕踩进土坑里，或者是后院的黑暗让他恐惧。迭斯特那本书仍然挂在罗莎当天洗的那件衣服旁边；她那件衣服好像是水泥制成，或者重金属做的，因为它在晚风中纹丝不动，但把那本书吹得晃来晃去，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仿佛要把书从绳上的夹子里解救出来。阿玛尔菲塔诺感觉晚风吹拂着面颊。他脸上有汗水，时断时续的气流擦干了汗珠，让他窝火。他觉得，自己好像在特伦德伦伯格的书房里，好像追随着怀特海的脚步，走在一条运河岸上，仿佛靠近了居友的病榻，请他出主意。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做个幸福的人。好好体验眼下的日子。做个善良的人！或者反问：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走开！

救命！

第二天，阿玛尔菲塔诺在大学图书馆查来查去，找到了更多的迭斯特资料。1899年他出生在西班牙拉科鲁尼亚市的里安索镇。开始写作时，他用加利西亚语，后来转向西班牙语，或者是同时使用双语。是戏剧家。内战时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人民政府失败后，流亡国外，具体说，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1945年在那里发表了《旅行、挑战和沉沦：悲剧、滑稽戏和喜剧》，这部著作由三本已经发表的作品组成。是诗人，散文家。1958年，阿玛尔菲塔诺七岁时，迭斯特出版了前面说过的《平行性新论》。迭斯特还写过中篇小说，最重要的作品是《费力斯·穆列尔的故事与编造》（1943）。后来，重返西班牙，重返加利西亚。1981年在圣地亚哥德坎波斯特拉去世。

罗莎问：这是实验什么？阿玛尔菲塔诺反问：什么实验？罗莎：我说的是挂在那里的书在实验什么？阿玛尔菲塔诺说：从字面上说，不是什么实验。罗莎问：那为什么要挂在那里？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忽然心血来潮。这主意是杜尚的。他把一本几何书挂在露天，看看几何能不能学会实际生活中的四件事。罗莎说：你会把书弄坏的。阿玛尔菲塔诺说：我不会弄坏的，大自然有可能。罗莎说：爸，你一天比一天更疯了。阿玛尔菲塔诺微微一笑。罗莎说：我从来没见你办事像对一本书这样。阿玛尔菲塔诺说：这不是我的作品啊。罗莎说：都一样，现在是你的书了。阿玛尔菲塔诺说：真奇怪，本来应该如此，可实际上，我没觉得这是一本应该属于我的书；另外，我感觉，几乎是确信，我现在没有弄坏它任何地方。罗莎说：请您设想一下，眼下它是我的。您把它取下来吧！邻居们会以为您发疯了。阿玛尔菲塔诺说：邻居？就是那些在墙头上安插碎玻璃片的人？那些人根本不知道咱俩的存在，他们比我要疯一千倍。罗莎说：不是那些人，是另外一些，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咱们院子里发生的一切。阿玛尔菲塔诺问：有人找你麻烦了？罗莎说：没有。阿玛尔菲塔诺说：那就没问题了。别为那些傻话担心。这座城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把一本书挂在绳子上可怕多了。罗莎说：这事代替不了那事。咱们不是动物啊。阿玛尔菲塔诺说：你让那本书安息吧！记住它并不存在，忘掉它！你从来对几何就没有过兴趣。

每天上午，阿玛尔菲塔诺去大学之前总要穿过后门，喝完最后一口咖啡，看看那本书。毋庸置疑的是，印刷纸张很好，封面装订结实，足以抵抗风吹雨打。拉法埃尔·迭斯特的老朋友们选择了优质材料给他做告别纪念品，这个告别稍稍有些提前了，是一群有学问的老人（或者戴着真才识学的光环）告别另外一位有学问的老者。阿玛尔菲塔诺想，墨西哥西北的大自然，在他这个破花园里，是微不足道的。一天上午，他在等候公交车把他送到大学里去的时候，打定主意要栽花种草，以及在花木店里买一棵已经成长起来的小树，以及在花园两侧种花。又一天上午，他想，无论对花园如何加工、使之令人愉悦，结果都可能没用，因为他不打算在圣特莱莎逗留很长时间。他想，应该回老家了。可是回哪里去呢？接着，他又想：是什么把我推到这里来的呢？我为什么要把女儿带到这座该死的城市里来呢？难道因为这里是我应该了解的天下少有的黑洞之一吗？是因为我骨子里想死吗？然后，他看看那本挂在绳子上一动不动的迭斯特的《几何学遗嘱》，他真想打开那两个夹子，掸掸书上这里、那里粘上的黄褐色尘土，但是没敢动手。

有时，阿玛尔菲塔诺走出圣特莱莎大学，或者坐在家中走廊里，或者阅读学生的论文时，会想起父亲来：父亲喜欢拳击。父亲认为，所有的智利男人都是二尾子。阿玛尔菲塔诺十岁的时候对父亲说：爸爸，可我觉得意大利人更是二尾子。您想想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吧。儿子说这番话的时候，父亲非常严肃地看着儿子。爷爷出生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他总是感觉自己更多的是意大利人，而不是智利人。他总是喜欢谈拳击，更确切地说，喜欢谈从专业杂志上看来的拳击比赛，或者是体育专栏里的比赛记事。用这种方式，他可以谈谈罗阿伊萨兄弟、马里奥和鲁本（塔尼的两个外甥），谈谈戈弗雷·斯蒂文斯，一个不会拳击的贵族二尾子，谈谈温贝托·罗阿伊萨（也是塔尼的外甥），很会拳击，但比赛不多，谈谈阿尔图罗·戈多伊，善于骗人，长期有病，谈谈路易斯·维森提尼，一个居住在智利奇廉地区的意大利人，仪表堂堂，可是不幸出生在智利而毁了他的前程，谈谈埃斯塔尼斯劳·罗阿伊萨，就是塔尼，他在美国比赛时被人用最可笑的方法偷走了世界拳王的称号：裁判在第一轮里踩了塔尼的脚丫子，造成塔尼踝骨骨折。阿玛尔菲塔诺的父亲问他：你能想像得到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想像不出来。父亲说：你过来，站在我身边，我来踩踩你的脚丫子。阿玛尔菲塔诺说：还是不踩为好。父亲说：嗨，相信我好了！不会出事的！阿玛尔菲塔诺说：改天吧！父亲说：就得是现在！于是，阿玛尔菲塔诺靠近父亲，在父亲周围非常灵活地动来动去，时不时地用左手来个直拳，用右手来个勾拳。突然，父亲向前迈了一小步，踩住了他脚丫子，于是就全完蛋了：阿玛尔菲塔诺动弹不得，打算钳住对手，或者避让，但无论怎样，踝骨受了伤。父亲说：我认为裁判是故意的。不可能用脚一踩，踝骨就伤。后来，各种抨击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智利的拳击手个个都是二尾子，这个臭狗屎的国家，人人都是二尾子，人人都是，毫无例外，个个准备上当受骗，准备让人收买，如果有人让他们摘下手表，他们也乐意脱下裤子。那时，阿玛尔菲塔诺十岁，还没看过体育杂志，而是看历史杂志，尤其是军事史杂志，于是，他这样回答父亲的话：这个位子应该是为意大利人准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父亲听了以后，沉默下来，用坦率的赞美和自豪的眼神看看儿子，心里好像在问这鬼小子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接着，又长时间没说话。最后，仿佛要说什么秘密似的悄悄对儿子说：单个的意大利人都是勇士！他承认，如果抱团，就会出丑。他概括道：这恰恰是希望之所在。

因此可以推测嘛，阿玛尔菲塔诺心里这样想。他向前门走去，到走廊上停步，手里有一杯威士忌；接着，探身到门外，看到街道上有很多停泊的车辆，几小时前被扔下的，散发着（他感觉如此）破铁和鲜血的气味；他没转身回头去室内，而是出门向花园后面走去：《几何学遗嘱》在寂静和黑暗中等候着他呢；他骨子里，内心深处，还是一个满怀希望的人，因为他身上流淌着意大利人的血，此外，他讲究个人利益，又讲究教养。有可能他根本不是胆小鬼。虽说他不喜欢拳击。可那时迭斯特那本书飘在空中，清风用黑色手帕擦干了他前额的汗珠。他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父亲的形象，随便什么形象，但是没有结果。回屋内时，他没走后门，而是进了前门；他探身到窗外，向大街两端望去。有几个晚上，他觉得暗中有人在监视他家。

早晨，阿玛尔菲塔诺按照强制性规定看了迭斯特那本书后，走进厨房，把咖啡杯子放到洗碗池中。这时第一个离开家门的是罗莎。正常情况下，父女是要道别的，偶尔有时，比如阿玛尔菲塔诺先进房间，或者随后再去后花园，那么，父亲就说一声“再见”、“注意安全”，或者亲吻女儿一下。一天早晨，他只来得及说了一声“再见”，就一屁股坐到书桌前，通过窗户看看后院的晒衣绳。《几何学遗嘱》轻轻摇晃，几乎令人难以察觉。忽然，书不动了。在隔壁花园里唱歌的鸟儿们都沉默了。刹那间万籁俱寂。阿玛尔菲塔诺觉得好像听见了街门在响和女儿出去的脚步声。接着，他听见汽车马达发动的声音。那天夜里，罗莎看租来的影片。阿玛尔菲塔诺给女老师佩雷斯打电话，坦率地承认他的神经越来越混乱。女老师安慰他说：不用过分担心，采取了措施就行，别变成了妄想狂；还提醒他说，被害的女子都是在城里别的区域被绑架的。阿玛尔菲塔诺听她说到这里，忽然笑了。他说他神经丰富。女老师没明白这笑话的意思。于是，阿玛尔菲塔诺愤怒地想，这个鬼地方，人人都稀里糊涂。接着，女老师试图说服他周末一起外出，他带女儿，她带儿子。阿玛尔菲塔诺用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说道：上哪儿去？她说：咱们可以去距离城里二十公里处的一家乡村饮食店吃饭，那里让人特别愉快，有给年轻人准备的游泳池，有座巨大的露天遮阳花台，可以眺望石英山，一座有黑色矿脉的银色山峦。山顶处，有座黑砖古庙。里面很黑，只有从天窗射进来的一缕阳光；墙壁上写满了19世纪游客的留言，是那些大胆翻越奇瓦瓦与索诺拉之间山头的人们所为。

阿玛尔菲塔诺在圣特莱莎和圣特莱莎大学最初的日子里是可怕的，虽然他仅仅意识到了问题的一部分。他感觉不好，把这归咎于时差，没太在意。系里刚刚毕业的年轻同事，一个埃莫西约的小伙子问他是什么动机促使他放弃巴塞罗那大学宁愿来到圣特莱莎大学的。但愿别是气候！青年教师这样加了一句。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这里的气候我觉得很好啊。青年教师说：对，我也这么认为，可我之所以跟您这么说，是因为凡是冲着气候来这里的人都有病，我衷心希望您没病。阿玛尔菲塔诺说：我不是因为气候；我在巴塞罗那的合同结束了，佩雷斯老师说服我来这里工作。此前，我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认识佩雷斯老师的，后来有两次机会在巴塞罗那见面。正是她负责给我们租下房子和购买家具，后来没等发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把租金给了她。房子位于美景小区，是中产阶级上层的居住区，都是一两层楼，都有花园。人行道由于有两棵大树遮蔽而阴凉、宜人，但路面被树根破坏得厉害；从有些人家的栅栏后面可以看到处于破败之中的房屋，仿佛街坊四邻已经仓皇出逃，来不及卖掉产业；据此推测，在这个小区租房并不困难，这与佩雷斯老师的断言相左。在阿玛尔菲塔诺来到圣特莱莎次日，佩雷斯老师就把语言文学系主任介绍给他。主任给他的第一印象不好。主任名叫奥古斯托·盖拉，皮肤有着胖人的白皙光泽，但实际上消瘦、结实。他显得不自信，尽管极力装出直爽和英武的架势加以掩饰。不太相信哲学的功能，为此，在哲学的教学方面，与自然科学为我们提供的现时与未来奇迹相比，哲学处于明显的退步之中。对于他这番话，阿玛尔菲塔诺有礼貌地回答说，是否觉得文学的处境也如此呢。盖拉主任说：不，不，瞧您说哪里去了！文学还是有前途的；文学和历史都有前途。您注意到没有？从前传记文学没有市场，可如今大家只看传记文学。请注意！我说的是传记，而不是自传！人们如饥似渴地想了解别人的生活、当代名人的生活，了解那些功成名就的人，或者了解马上就要成功的人士；人们还想知道那些chincuales的人们过去做了些什么；看看能从中学点什么，虽然不准备经受磨炼。阿玛尔菲塔诺有礼貌地问：“chincuales”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从前没听说过这是些什么人。盖拉问：真的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发誓，真的！于是，系主任招呼佩雷斯老师：佩老师，您知道“chincuales”在这里是指什么人吗？佩雷斯老师一下子挽住阿玛尔菲塔诺的胳膊，好像二人是新郎和新娘，非常坦诚地说，一点都不清楚，虽说“chincuales”的意思并不陌生。阿玛尔菲塔诺想，哎，真是一群愚钝的人。盖拉说：chincuales是个多义词，就像我们的西班牙语许多词汇一样，它头一个意思是，跳蚤或者臭虫咬的红点。这些红点痒痒，人受不了就会不停地抓挠，这是自然的。然后是第二个词义，指的是不安静的人，扭来扭去，抓挠不止，让旁边观看的人们也神经紧张起来。可以说是欧洲疥疮，在欧洲患这种病的人很多，传染的渠道是公共厕所，或者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那种可怕的卫生间。从这个词义又推出最后一个意思：“不安分的人”，指的是旅行家、思想上的探索者，就是指心灵上不能安静的人们。阿玛尔菲塔诺说：哦！原来如此！佩雷斯老师说：讲得好！在那次系主任办公室的临时聚会上（阿玛尔菲塔诺认为是欢迎会），还有系里三位教师和系主任的女秘书在场。后者打开一瓶加州生产的香槟，给每人分发了香槟和咸饼干。后来，系主任盖拉的儿子来了，他大约二十五岁左右，戴黑墨镜，穿运动服，皮肤古铜色；他长时间和父亲的女秘书闲聊，也时不时地看看阿玛尔菲塔诺，一副开心的样子。

外出远足的前一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第一次听见了那个声音。也许此前他听见过那声音，在大街上，或者在梦中；他以为是别人在谈话，或者是在噩梦里。但是，那天夜里，他听见那声音了，毫无疑问，他觉得那声音是冲着他来的。起初，他以为自己疯了。那声音说：你好，阿玛尔菲塔诺，别害怕！没事。阿玛尔菲塔诺害怕了，起床，飞快地向女儿房间跑去。罗莎睡得很安静。阿玛尔菲塔诺开了灯，检查了窗户的插销。罗莎醒了，问父亲出了什么事。父亲说，不是我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阿玛尔菲塔诺想，我脸色大概很难看。他在椅子上坐下，告诉女儿他太紧张了，以为听见了什么响动；心里后悔不应该把她带到这座肮脏的城市里来。女儿说：别担心！没事的。阿玛尔菲塔诺亲亲女儿面颊，摸摸她头发，关上房门，但没关电灯。片刻后，就在他从客厅窗户向花园外面张望街道和树木的时候，他听见罗莎熄了灯。他悄悄地从后门出了客厅。他本想拿个手电筒，结果没拿，还是出去了。外面空无一人。晒衣场上，《几何学遗嘱》、女儿的袜子和长裤依然还在。他绕着花园兜了一圈，门廊上没人；走到栅栏附近，查看街上动静，但没出院门；他只看见一条狗慢慢悠悠向马德罗大街、公交车站走去。阿玛尔菲塔诺心想：一条狗向公交车站走去。从他站的地方望去，他觉得发现的不是纯种狗，而是野狗。他想，是一条小狗。他暗自笑了。嘿，这些智利土话，是些心灵上的碎片。那是个巨大的冰球场，面积有智利阿塔卡马大区那么大，玩球的人们永远看不到对手，间或可以看见一个本队的球员。他回屋里去了。锁门，关窗，从厨房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快刀，放在一本1900—1930年法国—德国哲学史上，随后，重新回到桌前坐下。那个声音说：“你别以为这对我很容易。要是你以为这对我很容易，那可就是百分之百错了。应该说是困难的。百分之九十是困难的。”阿玛尔菲塔诺想：自己要疯了。家里没有镇静剂。起身，去厨房，用双手捧凉水洗脸，用厨房的抹布加袖子擦干净。他努力回忆在精神病院实验的听觉现象的名称。回到自己书房，关好门，再次坐下，低下头，双手放在桌子上。那声音说：“请原谅。请放心。求你别拿这个当做干涉你的自由。”阿玛尔菲塔诺吃惊地想：干涉我自由？同时跳到窗前，开窗，向花园一侧、隔壁邻居墙头的玻璃碎片张望，还看看街灯的灯光在碎玻璃片上闪光，非常微弱的绿色和橘黄色闪光，仿佛夜里那个钟点的玻璃碎片不再是防护性的，而变成或者游戏性地变成装饰性的了，成为一种舞蹈动作设计中的微小元素，就连那个所谓的设计者、那个邻居贵族老爷也无法辨别在最基本的成分中哪些是影响他玻璃装置的稳定、颜色、防御或进攻配制的部分了。阿玛尔菲塔诺在关上窗户之前想：或者仿佛是墙头上正在生长爬山虎。

那天夜里，那声音没再次显现。可阿玛尔菲塔诺睡得很不好，跳动和颤抖搅乱了睡梦，好像有人在抓挠他的胳膊和双腿，加上浑身大汗淋漓，虽然到了早晨五点钟焦虑的情绪是停止了，可是梦中出现了劳拉，她从一处公园的大栅栏外面向他招手（他站在大栅栏里面），还有两张多年不曾见面的朋友面孔（也许今后永远无法再见），还有一间屋子堆满了蒙上尘土的哲学书，可那些书并不因为蒙上尘土就不是好书了。也在这同一时刻，圣特莱莎的警察发现了另外一个女孩的尸体，她被扔在郊区的一片荒地上。也在这同一时刻，一股强风、从西方刮来的风，撞在东边的山坡上，在路过圣特莱莎的街道时扬起尘土、扔在大街上的报纸和纸片，还摇晃罗莎挂在后花园的衣服，仿佛那股年轻力壮，但非常短命的劲风，要闻闻阿玛尔菲塔诺的衬衫和长裤，还要钻进他女儿的内裤里，还要阅读几页《几何学遗嘱》，看看那里面是否有宝贝，是否有可以说明疾风经过时为什么有奇怪的街景，或者给他本人说明疾风为什么会如此的道理。

上午八点，阿玛尔菲塔诺拖着沉重的双腿，向厨房走去。女儿问他这一夜睡得好不好。对这个经过斟酌的问题，阿玛尔菲塔诺耸了耸肩。当罗莎出门采购准备郊游的食物时，他煮了咖啡、牛奶，端着去客厅。接着，他拉开窗帘，看看天气条件是不是适合去郊游（佩雷斯老师建议的）。他决定去，因为昨天夜里他发生的事，也许就是身体针对本地病毒传染或者感冒初期的回答。去淋浴之前，他测了体温。不发烧。他在水流下坚持了十分钟，一面想着自己昨夜的表现，这让他羞愧，依然满脸通红呢。他时时扬头迎接水流，让热水直接冲在脸上。这里的水味与巴塞罗那不一样。圣特莱莎的水让他感觉味浓，好像没有经过任何净化，矿物质很多，有土味。在刚来的头几天，他和女儿一起就有了勤刷牙的习惯，次数比在巴塞罗那多两倍，因为他感觉牙齿发黑了，好像从索诺拉地下水出来的一层薄膜正在覆盖他的牙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恢复每日刷牙三次或四次了。罗莎更在乎外貌，继续每天刷牙六七次。他上课时，看见有些大学生的牙齿是黄褐色的。佩雷斯老师的牙齿是白的。有一次，他问佩雷斯老师：索诺拉这地方的水真的会让牙齿发黑吗？佩雷斯老师不知道，她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她答应去调查。阿玛尔菲塔诺惊慌得连忙说道：无关紧要，无关紧要。请记住我什么也没问您。他已经从佩雷斯老师的面部表情中发觉了一丝不安，好像他这个问题掩藏着别的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唐突或者伤人。阿玛尔菲塔诺在喷头下高声叹道：说话要小心啊！一面感觉精神完全恢复正常了，这肯定证明了自己性格中常常有不负责的因素。

罗莎带回两份报纸放在桌子上，然后动手做火腿或是鱼片三明治，还夹上生菜、西红柿片，抹上蛋黄酱或者玫瑰沙司。一一切好、配好后，她用餐巾纸和锡纸包装好，放进塑料袋，再装入一个棕色背包里，背包外面写着凤凰城大学的字样，呈半圆形；又放入两瓶水和一打纸杯。上午九点半，父女二人听到了佩雷斯老师的汽车喇叭声。佩雷斯老师的儿子十六岁，身材矮小，方脸，宽肩，好像是搞体育的。面部和颈部有小疙瘩。佩雷斯老师身穿衬衫和牛仔裤，头戴白围巾。一副过大的墨镜罩住了眉眼。阿玛尔菲塔诺想，从远处望去，她像个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电影中的女演员。他上车后，刚才海市蜃楼般的幻觉消失了。佩雷斯老师驾车，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他们向东方驶去。开上公路最初的几公里要穿过一个小小的谷地，两侧孤立的岩石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望无际的花岗岩。谷地上有些种植园，一些看不见身影的农民栽培着无论佩雷斯老师还是阿玛尔菲塔诺都无法辨认的果树。随后，驶入荒原和山区。那里是他们刚刚甩在身后的孤立岩石的老家。是花岗岩、火山岩地层，插入云端的石尖很像鸟儿的形状和姿态。阿玛尔菲塔诺想，是些痛苦的鸟儿呢。与此同时，佩雷斯老师在跟两个孩子谈大家要去的地方，她在用五颜六色的话语描绘这个地区，这些颜色在娱乐场地（在光秃秃的岩石上凿出来的一座游泳池）与神秘故事之间涨落，如果站在瞭望台上都可以听见她的声音，显然这是风传播的效果。当阿玛尔菲塔诺扭头看看女儿和女老师儿子（名叫拉法埃尔）的表情时，看见有四辆车尾随身后，等候超车。他想像着那每辆车里一定有个幸福家庭：母亲、两个孩子、驾驶车子的父亲和一个装满食物野餐用的箱子。他冲女儿一笑，再回身去看路况。半小时后，他们爬上了一道山坡，从那里可以眺望身后的大沙漠。公路上有很多车辆。他估计，停车场、饮食店、餐厅，以及他们要去的旅馆，对于圣特莱莎居民来说，大概都是个时髦的地方。他后悔接受了郊游的邀请。过了片刻，他睡着了。等他醒来时，他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佩雷斯老师的手在他脸上，这可能是个抚摩或者别的什么意思的动作。像是个女盲人的手。罗莎和拉法埃尔已经不在车内。他看见一处停车场，几乎没有空位。阳光照在汽车镀铬的部分反射光芒。他看见一片稍高的地方有个一览无余的院落，一对男女勾肩搭背在欣赏什么他看不见的东西，耀眼的天空上有不少小块低云，远处传来音乐声，是有人在快速哼唱什么，听不清楚歌词大意。他看见佩雷斯老师的面孔就在他眼前。他抓住她的手，吻了一下。他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可让他更加奇怪的是女老师也在出汗。

无论如何，这一天是愉快的。罗莎和拉法埃尔在游泳池里玩水。然后，加入到佩雷斯老师和阿玛尔菲塔诺（始终望着自己的孩子）这一桌来。接着，他们买了冷饮，去附近散步。有些地方，山势下降，岩壁上可以看到巨大的裂痕，露出里面别样颜色的石头，或者由于太阳西斜的缘故，显露出其他颜色，是安山岩和火山岩，由沙质岩层混合而成，是凝灰岩形成的垂直礁石以及玄武岩形成的巨大托盘。不时地有索诺拉仙人球从岩壁上垂吊下来。再过去一些是更多的山头，更多的峡谷，然后又是山峰，最后到达被山雾笼罩的地区，像是云雾坟墓，那后边就是墨西哥的奇瓦瓦州、新墨西哥州和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四人坐在几块岩石上欣赏着山景，静静地吃东西。罗莎和拉法埃尔只有在交换三明治的时候才说话。佩雷斯老师似乎在沉思默想。而阿玛尔菲塔诺则感觉疲惫，这样的风景让他感到茫然，他觉得这样的风景仅仅适合年轻人，或者适合傻老头，或者麻木不仁的老头，或者准备再干一件直到咽气都不可能完成任务的邪恶老头。

那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直到很晚方才入睡。那天他一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去后花园查看迭斯特是否依然还在。在回家的旅途中，佩雷斯老师努力表现得和蔼可亲，努力开始一场把大家都吸引进来的谈话。可是，她儿子刚刚一上路就睡着了。不久，罗莎头部靠在车窗上也进入了梦乡。很快，阿玛尔菲塔诺也追随女儿去了。他梦见一个声音，不是佩雷斯老师的，是一个法国女人在说符号、数字以及阿玛尔菲塔诺听不懂的事情，梦里的声音称之为“腐败的历史”、“散了架又重新组装的历史”，虽说那重新组装的历史变成了另外一回事，变成了旁白点评，变成了一种博学的注释，变成了一阵哈哈大笑慢慢消失，又渐渐从安山石到火成岩再到凝灰岩依次跳向远方，并从这些史前岩石的整体里冒出一种水银一样的东西。那声音说：这是美洲的镜子，是映照出美洲富有和贫穷的伤心镜子，还映照出不断变化的徒劳，它是来回奔忙的镜子，它的镜面充满痛苦。随后，阿玛尔菲塔诺的梦境发生了变化，没有什么声音了，这可能说明他睡的深沉；他梦见自己向一个妇女走去，那是一位只有双腿的女子，地点在一个黑暗走廊的尽头；接着，他听见有人在嘲笑他的鼾声，那是佩雷斯老师的儿子。他想：这样更好。他们从东边的公路进入圣特莱莎的时候，路上塞满了破卡车以及从城里市场出来，或者亚利桑那州什么城市回来的小排量卡车，这时他醒了。此前，他不仅张着嘴巴睡觉，还流出口水，弄湿了衣领。他想：这样更好，非常好。当他满意地看看佩雷斯老师的时候，发现她脸上有些许伤感的样子。女老师在她儿子和他女儿视线之外的范围内，轻轻摸摸阿玛尔菲塔诺的大腿，与此同时，他扭头去欣赏一个街头贩卖玉米饼的摊位，那里有一对警察挎着手枪，在喝啤酒，在聊天，在观赏黑红色的晚霞——好像一锅浓烈的红辣椒汤，它最后的气泡渐渐消失在西边。他们到家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但是，挂在晒衣场迭斯特那本书的影子更加清晰，更加稳定，更加合情合理，阿玛尔菲塔诺想：在圣特莱莎郊区和城内见到的一切，都是没来由的意象，都是自身带有世人无依无靠感觉的意象，都是意象的碎片，碎片。

那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提心吊胆等待那声音的出现。他打算备课，可是马上意识到准备那些熟烂于胸的东西是无用功。他在想是不是要在眼前的白纸上画画，让那些初级几何图形再次露面。于是，他先画了一张面孔，然后擦掉了，接着，聚精会神地回忆那张破碎的面孔。他想起了（闪电般地顺便想起）雷蒙·鲁尔 ［15］ 和他那神奇的机器。神奇，但是无用。他再看看眼前的白纸，已经竖着写下了三排人名：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霍布斯

波埃西奥

胡塞尔

洛克

亚历杭德罗·德·阿莱斯

欧根·芬克

埃里希·贝歇尔

马克思

梅洛－庞蒂

维特根斯坦

利希滕贝格

贝达·埃尔·维内拉波雷

雷蒙·鲁尔

萨德

圣波拿文图拉

黑格尔

孔多塞

约翰·菲洛波努

帕斯卡

傅立叶

圣奥古斯丁

卡内蒂

拉康

叔本华

弗洛伊德

莱辛

阿玛尔菲塔诺用了好大工夫阅读和反复阅读这些人名，横着读，竖着读，从中间向两边读，从下向上读，跳读，选读，随意读，接着，他笑了，心想所有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说，是个非常明显的命题，因此提出来没用。接着，从水龙头上接了一杯水，是索诺拉山水；在等候口中的水咽入喉咙的同时，身上的颤抖停止了，是只有他自己才能察觉的轻微颤抖，于是开始想起马德雷山脉含水岩层的水，在漫长的黑夜向城市里流淌的情景，想像着这些地下水如何从藏身之地流向圣特莱莎，想像着那给牙齿染上褐色薄膜的水。一喝完杯中水，他向窗外望去，看见了那长长的影子、棺材样的影子，那是挂在那里的迭斯特之书投射在院子地面上的结果。

可是，那声音又来了，这一次它说，用恳求的口气说：请您表现得像个男子汉，别当二尾子！阿玛尔菲塔诺问：你说二尾子？那声音说：对，二尾子，二尾子，阴阳人。那声音强调说：同性恋者！接着，那声音问：是否出于偶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阿玛尔菲塔诺害怕地问道：他们是谁？那声音回答：同性恋之一。没等阿玛尔菲塔诺回答，那声音急忙澄清他的话是转义，丝毫没有骂二尾子或者阴阳人的意思；恰恰相反，根据一些诗人怀有的情爱倾向，他感觉对这样的诗人有着无限的钦敬，更不用说一些画家或者官员了。阿玛尔菲塔诺问：一些官员也有这种倾向？那声音说：有，有，是些年轻的官员、短命的官员。他们在无意中玷污了官员的角色。他们死在自己手中。随后，那声音沉默了。阿玛尔菲塔诺坐到了自己的书房里。过了一刻钟的时间，也许是次日夜里吧，那声音说：假设我是你的爷爷，就是你父亲的父亲。这样，我就可以给你提个私人问题了。你愿意的话，可以回答我；不回答也行。可是我可以提个问题。阿玛尔菲塔诺问：假设你是我爷爷？那声音说：对，你爷爷，就是你祖父。问题是这样的：你是阴阳人吗？你会逃出这个房间吗？你是个同性恋者吗？你会去叫醒你女儿吗？阿玛尔菲塔诺说：不会。那声音说：我听着呢。告诉我你要说的话。

那声音问：你是二尾子吗？是吗？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不是。一面摇摇头，补充说：我不会逃走的。如果你在看着我的话，那你最后看见我的既不是脊背，也不是鞋底。那声音说：看着？人们说的那种看着？坦率地说，我没看。或者说，看得不多。能坚持站在这里，我就够幸运的了。阿玛尔菲塔诺问：你站在什么地方？那声音说：我估计是你家里吧。阿玛尔菲塔诺说：这是我的家。那声音又说：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咱们还是尽量放松点吧！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很放松，我在自己家里嘛。他心里想：为什么要劝我放松呢？那声音说：我认为一种长期、但愿令人满意的关系从今天开始。为此，需要保持平静，只有平静不会背叛我们。但是，阿玛尔菲塔诺问道：难道其余的一切会背叛我们？那声音说：是的，确实如此，对，承认这个很困难；我的意思是说，当着你的面承认这个很困难；可这是百分之百的真话。那道德规范背叛我们吗？责任感背叛吗？诚实、正派、公正会背叛我们吗？好奇心会背叛吗？爱情会背叛吗？勇气会背叛吗？艺术会背叛吗？那声音说：会！一切、一切都会背叛我们，或者说背叛你，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就此事而言，只有平静不背叛咱们，但就是这个也没有任何保障，请允许我直言相告。阿玛尔菲塔诺说：不对，勇气永远不会背叛咱们！那声音说：还有对子女的爱，永远不会背叛，对吗？阿玛尔菲塔诺说：对。忽然感到平静了下来。

接着，仿佛到此为止一切都说了，阿玛尔菲塔诺低声问道：在这种情况下，平静会不会是疯狂的反义词呢？那声音告诉他：不是，绝对不是！如果你现在的问题是害怕发疯，那就别怕！你现在并没有发疯。正在进行非正式谈话。阿玛尔菲塔诺说：这么说我没发疯啊。那声音说：没有，绝对没有。阿玛尔菲塔诺说：原来你是我的爷爷啊！那声音说：是老爹。这么说吧，一切都背叛咱们，包括好奇心和正直，以及种种咱们深爱的品格。那声音说：是的，你就聊以自慰吧，其实这是很开心的事。

那声音说：没有友谊，没有爱情，没有史诗，没有不带颤音或者自私者咕噜声或骗子鸣叫或者叛徒嘟囔或者野心家咕嘟或者二尾子低吟的抒情诗。阿玛尔菲塔诺低声问他：你有什么必要骂同性恋者？那声音回答：没有。那声音说：我指的是转义。那声音问：咱们是在圣特莱莎吗？这座城市有不少杰出的地方，是索诺拉州的一部分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是的。那声音说：那就对了。阿玛尔菲塔诺揪揪头发，像慢镜头一样，说道：当个野心家是一回事，我是打个比方，当个阴阳人是另外一回事。那声音说：我说的是转义。我这么说是让你理解我。我这么说好像我在这里，而你在我身后，咱们在一个同性恋画家的工作室里。我是从一个工作室说话，工作室里的混乱仅仅是个面具，或者是一股麻醉的臭味。我是从熄了灯的工作室说话，那里的意志神经是从身体其余部分分离出来的，如同蛇信子从蛇口出来，自残后在垃圾里爬行。我从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说起。那声音问：你教哲学吗？那声音又问：你讲授维特根斯坦 ［16］ 吗？那声音又问：你想过没有你的手是一只手？阿玛尔菲塔诺说：想过。那声音说：可现在你有些更加重要的事情要想啦。我说错了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没错。那声音说：比如，为什么你不去苗圃商店？去买些种子、植物，甚至可以买下一棵小树栽种到你的后花园里面去！阿玛尔菲塔诺说：好的。我考虑过我那切实可行的花园，想过需要购买的花卉以及栽种用的工具。那声音说：你还想过你女儿，想过城里每天发生的凶杀案，想过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那些二尾子乌云（对不起！）；但是，你没认真想过你的手是否真的是一只手。阿玛尔菲塔诺说：不对。我的确想过，想过。那声音说：你要是真想过，那可就是另外一种鸟儿唱歌了。阿玛尔菲塔诺沉默不语，感觉沉默是人种改良的方法。他看看手表：凌晨四点钟。他听见有人开动马达的声音。不久，车子启动了。他起床，从窗户向外张望。停在他家对面的车辆都是空的。他望望身后，把手放在门的圆形拉手上。那声音说：小心！那声音好像非常遥远，在一条峡谷深处，那里有火山岩、花岗岩、安山岩、银矿脉、金矿脉、布满鹅卵石的石坑，与此同时紫红色的天空像是一张被乱棍打死的印第安女人的皮肤，上面飞翔着成群的红尾巴鸳鸟。阿玛尔菲塔诺到门廊上去了。左边，距离他家十米的地方，一辆黑色轿车打开了车灯发动起来。司机经过花园前面的时候，低下头，看看阿玛尔菲塔诺，但没停车。司机是个胖子，头发乌黑，穿了一件廉价服装，没打领带。轿车走远后，阿玛尔菲塔诺回屋去了。他一进门，那声音说：样子难看。又说：同志，你得多加小心，我觉得这里的情况濒临危急关头。

阿玛尔菲塔诺问：那你是谁？怎么到这儿来的？那声音说：给你说明这个没意思。阿玛尔菲塔诺像个苍蝇一样嗡嗡笑着，问道：真的没意思吗？那声音说：没意思。阿玛尔菲塔诺说：我可以提个问题吗？那声音说：请吧！你真的是我爷爷的幽灵吗？那声音说：你瞧瞧你从我这里听出了什么！我当然不是你爷爷的幽灵，而是你父亲的精神。你爷爷的幽灵已经把你给忘了。可我是你父亲，永远不会忘了你。明白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明白。那声音说：你用不着怕我什么！明白吗？阿玛尔菲塔诺说：明白。那声音吩咐：你动手干些有用的事情！查一查所有的门窗是不是关好了，然后就睡觉去吧！阿玛尔菲塔诺问：有用的事，比如像什么？那声音说：比如，洗盘子！阿玛尔菲塔诺点了一支香烟，动手洗盘子去了。那声音说：你洗盘子，我说话。那声音说：一切都安静了。你和我之间不是交战状态。对了，你头痛，耳鸣，脉搏快，心动过速，这些很快就会过去的。那声音说：你要慢慢安静下来，慢慢安静下来，要动脑子想一想。同时，为你女儿和你自己，干点有用的事情吧！阿玛尔菲塔诺轻声说：懂了。那声音说：好，这就像是一次内窥镜检查，没有痛苦。阿玛尔菲塔诺轻声说：明白了。于是，他洗了盘子，洗了带西红柿酱汁意面残汤的锅子，洗了刀叉、杯子和厨房用具，擦洗了父女使用的餐桌，一面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还不时地小口喝自来水。清晨五点钟，他从卫生间的脏衣筐里拿出脏衣服，然后去后花园，把衣服放入洗衣机，选定了常规洗涤程序，启动开关；看一眼挂在绳子上的那本迭斯特著作，就回客厅去了。他的目光像信徒追随基督一样寻找需要清洁、整理和洗涤的东西，可是没有找到，于是坐下来，低声发问：是不是不记得了，是不是没有可能了。那声音说：一切都很好。一切就是个你要慢慢习惯起来的问题。别喊叫。别出汗，也别乱跳。

过了早晨六点钟，阿玛尔菲塔诺上床躺下，没脱衣服，睡得香甜，赛过婴儿。九点钟，罗莎叫醒了他。阿玛尔菲塔诺有好久没感觉如此舒服了，虽然他上的那几课结果学生们很难听懂。一点钟，他在系里的食堂吃了午饭，坐的位置是最偏僻、最难找的角落。他不愿意见到佩雷斯老师，也不想遇上其他同事，尤其不愿意见系主任。这位主任的习惯是每天在食堂吃饭，总是在老师和少数拍马屁的学生包围中。在柜台前，他几乎是偷偷摸摸地要了炖小鸡和沙拉，然后快速返回自己座位，一路躲避挤满了食堂的年轻人。随后，他一门心思吃饭，继续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他惊讶地发觉自己十分热衷不久前经历的事情。他快活地想到：感觉自己像只夜莺。这话简单、陈旧、可笑，但这是目前惟一可以概括他心态的话。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年轻人的笑声、叫喊声、盘碗的碰撞声，无助于把食堂变成他沉思默想的地方。尽管如此，片刻后，他意识到没有更好的地方了。一样的地方是有的，更好的地方却没有。于是，他喝了一大口瓶装水（不知道与自来水一样，也品味不出来二者的区别），开始沉思起来。首先想到的是疯狂。想到自己发疯的可能性，很高。一发觉这样的想法（和可能性）丝毫没有减少心中的热情，他吓了一跳。也没有减少他的高兴劲。他心里说：在一场暴风雨的翅膀下，我的热情和快乐在增加。他想：可能我在发疯，但是感觉良好啊。他考虑了如果患上疯病，很有可能恶化，那么他的热情可能变成痛苦和虚弱，尤其会给女儿造成痛苦和虚弱。仿佛眼睛里有X射线一样，他检查了积蓄的账目，算计出来用他的存款，罗莎可以回到巴塞罗那，还可以用剩下的钱再开始……再开始什么？这事宁可不想。他想像着自己被关进圣特莱莎或者埃莫西约一家疯人院的情景，只有佩雷斯老师偶然来访，会时不时地收到罗莎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信件；女儿会在巴塞罗那工作和结束学业，会认识一个加泰罗尼亚小伙，认真负责，温柔多情，爱上了女儿，尊重女儿，照顾女儿；罗莎会跟他白头偕老，会跟他晚上看电影，7月、8月去意大利、希腊旅行，他觉得这情况还不坏嘛。随后，他还考虑了其他可能性。他想：自己当然不信什么鬼魂、幽灵，虽说小时候在智利南方，人们说到过披头散发的女鬼爬到树上等候骑手的到来：她从那里扑到马鞍上，从背后抱住骑马的农夫、牧牛人或是走私贩子，紧紧抱住，像情妇那样拥抱，这会让骑手和马匹都发疯，他们会怕得要死，或者摔进谷底，或者被山猫咬死，或者死于恶鬼，或者死于鬼火，或者死于各类大鬼、小鬼、鬼魂、淫妖、女鬼以及居住在智利海岸山脉和安第斯山脉的种种妖魔鬼怪手中；但是，他不信这一套，恰恰不信这种哲学修养（远的不说，叔本华就相信幽灵；让尼采发疯的大概就是某种幽灵），而是相信唯物主义哲学。因此，至少在没有别的思路之前，他排除了幽灵存在的可能性。那声音可能是一种幽灵，对此，他不能担保，但是打算寻找别的说法。可是反反复复思考之后，惟一站住脚的就是地狱鬼魂存在的可能性。他想到埃莫西约那位关亡婆、克里丝蒂娜夫人、那位圣女。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判定父亲不管变成了怎样的幽灵，都不可能使用那声音用过的墨西哥话，即使另外一方面，他完全有可能带上一些仇视同性恋的轻微口气。怀着难以掩饰的幸福感觉，他思量着此前自己钻进了什么样的乱麻里。下午，又上了两节课，然后走路回家。途经圣特莱莎主要广场时，他看见一群妇女在市政府门前示威游行。有条横幅标语上写着：“不许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另外一条：“肃清腐败！”一群警察站在市政府大楼的拱廊里监视着妇女的动静。他们不是防暴队，而是圣特莱莎市的普通警察。走到稍远一些的地方，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佩雷斯老师和他女儿罗莎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他邀请她俩喝冷饮。在咖啡店里，二人告诉他妇女游行是要求增加关于调查妇女失踪和被杀案件的透明度。佩雷斯老师说，她家住下了三位来自墨西哥城的女权主义运动成员，她打算晚上举办晚餐会。她说，我希望你们父女出席。罗莎说她会去的。阿玛尔菲塔诺表示他也去，没什么不便之处。后来，他女儿和佩雷斯老师又回去参加游行了。阿玛尔菲塔诺重新上路。

但是，在到家之前，他再次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听见有人喊：“阿玛尔菲塔诺老师！”转身去看，却没有人。他已经不在市中心了，而是走在马德罗大街上，四层楼的建筑已经让位给50年代加利福尼亚家居模式的别墅；很久以来，时光的流逝就开始破坏这些建筑了，于是住户搬迁到了现在阿玛尔菲塔诺居住的小区。有些住宅已经变成了汽车修理部，也捎带出售冷饮；另外一些房屋没有另外装修就搞起面包房或者卖起服装来。很多建筑物上贴了广告，宣传医生和专门处理离婚或者犯罪案件的律师事务。有些建筑提供小时房。有些建筑简简单单地分隔成两三间小房，用做报刊亭，出售水果和蔬菜，或者向行人兜售廉价假牙。阿玛尔菲塔诺正要继续走路的时候，又有人喊他的名字。这时，他看见那人了。声音是从一辆停在人行道上的轿车里传出来的。起初，他没有认出那个叫他名字的年轻人。他以为是他某个学生呢。那年轻人戴着墨镜，身穿黑衬衫，纽扣没系，敞着胸脯。皮肤是古铜色的，像个流行歌手，或者波多黎各的花花公子。老师，请上车！我捎你回家吧。阿玛尔菲塔诺正要说他更喜欢走路，年轻人亮出了身份。他说：我是盖拉老师的儿子。说着，他下了车，居然从车辆隆隆飞驰的那一侧下来，也不看来往的车辆，表示不怕危险。这让阿玛尔菲塔诺觉得实在太冒失了。年轻人转了一圈，来到他身边，伸手过来。他说：我叫马尔克·安东尼奥·盖拉。他提醒阿玛尔菲塔诺那次在他父亲办公室为欢迎他来系里工作而用香槟干杯的情景。他说：老师，您用不着怕我。这话让阿玛尔菲塔诺有点惊讶。年轻的盖拉站在他对面。那笑容与上次一样。是嘲笑，但可信任，仿佛一个特别自信的狙击手在微笑。小伙子下身穿的是牛仔裤和得克萨斯产的皮靴。车内后座上，有一件珍珠灰色名牌外套和一个文件夹。马尔克·安东尼奥·盖拉说，我刚经过这里。轿车开动后，向美景小区驶去，但到达之前，这位系主任的公子建议先去喝上一杯。阿玛尔菲塔诺婉言谢绝了。公子说：那么您请我在您家喝点什么吧。阿玛尔菲塔诺表示抱歉：我没东西可请。公子说：那就别多说了！说着，车子下了主路。城里的景物有了变化。美景小区的西边，房屋是新的，有些房子周围是空地。有些道路还没有铺上沥青。公子说：据说这些小区就是城市的未来。可我认为这破城市没有未来。轿车直接开进了一个足球场，场子的另一边可以看见两座由铁丝网包围的巨大库房。库房后面有一条运河或者小溪，把北边小区的垃圾运走。在另外一块空地附近，他们看见了那条从前把圣特莱莎与乌雷斯和埃莫西约连结起来的老铁路。有几条狗胆怯地走过来。公子降下车窗，让狗们闻闻、舔舔他的手。左边是通向乌雷斯的公路。轿车开始离开了圣特莱莎的城区。阿玛尔菲塔诺问公子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公子回答说去这里为数不多的一个可以喝到地道墨西哥龙舌兰的地方。

那个地方名叫“蚊子”，呈长方形，长三十米，宽十米；尽头有个小舞台，周五周六有墨西哥舞或者民歌演出。柜台不小于十五米。洗手间在外面。人们可以从院子直接去洗手间，也可以通过一个铁皮窄走廊前往。酒吧里人不多。服务员（公子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都招呼他俩，可是没人过来招待。只有不多几盏灯是亮的。公子说：我建议您要苏西达斯龙舌兰。阿玛尔菲塔诺和蔼地笑一笑说：好吧。不过只要一小杯。公子举起一只手，用两个指头打响指。他说：这些浑蛋大概都聋了。说罢，起身向柜台走去。片刻后，公子回来了，一手拿两个杯子，一手拎着半瓶龙舌兰。他说：您尝尝。阿玛尔菲塔诺品了一小口，觉得很好。他说：瓶底大概有小虫，不过这些饿死鬼大概把小虫给吃了。像是笑话。阿玛尔菲塔诺笑了。公子说：我保证这是真正的苏西达斯龙舌兰。您就放心喝吧。喝下第二口以后，阿玛尔菲塔诺想：不错，真是不一般的好酒。公子说：这酒已经不生产啦，就像这个破国家很多东西一样。片刻后，公子盯着阿玛尔菲塔诺的眼睛，说道：见鬼去吧！我估计您已经发觉了，是吧？老师。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这情况可不适合欢天喜地。没有具体说指什么，更没讲细节。公子说：全在我们手里变坏了。政客们不会治理国家。中产阶级一心想去美国。来加工厂干活的人越来越多。您知道我有可能做什么吗？阿玛尔菲塔诺说：不知道。要烧毁一些……阿玛尔菲塔诺问：一些什么？一些加工厂。阿玛尔菲塔诺惊叫道：哎呀，老天爷！我还要把军队拉到街上来，不是街道，而是公路，为了阻止饿死鬼进城。阿玛尔菲塔诺问：是控制公路吗？对，这是我看到的惟一办法。阿玛尔菲塔诺说：可能还有别的办法。公子说：人们把尊重全给丢了，不尊重别人，也不尊重自己。阿玛尔菲塔诺向柜台那边望去。三个服务员在嘀嘀咕咕，一面斜视着他俩的餐桌。阿玛尔菲塔诺说：我想咱们最好走吧！公子目不转睛地瞅瞅服务员们，冲他们打了一个淫秽的手势，然后笑了起来。阿玛尔菲塔诺拉住公子一只胳膊，拖着他向停车场走去。天黑了，一个像有着长腿蚊子的巨大霓虹灯广告牌，在铁架子上闪亮。阿玛尔菲塔诺说：我觉得这些人在跟你较劲。马尔克·安东尼奥·盖拉说：老师，别担心！我带着枪呢。

阿玛尔菲塔诺一到家，立刻把年轻的盖拉给忘了，心想自己不是想像的那样疯狂，那声音也不是鬼魂。他想到了传心术能力。想到了那些有传心术能力的智利印第安人。回想起一本小薄书，不到一百页，作者是个什么隆克·季拉班，1978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版，是个老朋友、一位正直的喜剧演员寄给他的，那时他还住在欧洲。这个什么季拉班用下列头衔自报家门：种族史学家、智利土著联合会主席、阿劳科语学院书记。书名是《奥伊金斯 ［17］ 是阿劳科人》，副标题是《来自阿劳科秘史的十七个证据》。在标题和副标题之间有这样一句话：“本书已经历史学会阿劳科分会通过。”接下来是前言，里面说道：“如果说我们想从智利独立运动的英雄们身上找到与阿劳科人亲缘关系的证据，那么很难做到，更难的是加以证明。因为从卡雷拉兄弟、迈科纳、弗雷伊雷、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等人 ［18］ 身上，仅仅显露出西班牙血统。但是，自然显露并且闪烁耀眼光芒的阿劳科血缘的地方，却是在奥伊金斯身上；有十七个证据可以为之佐证。奥伊金斯并非如某些历史学家用遗憾的口气描写的私生子，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掩饰不住喜悦地认可他是非婚生子。奥伊金斯是智利总督、秘鲁辖区副王爱尔兰人安布罗西奥·奥伊金斯与一位阿劳科族群部落的妇女正式结婚后的合法儿子。按照阿德玛布法律，这门婚事是合法的，举行了传统的卡比顿（抢亲仪式）。伟大的解放者奥伊金斯的生平传记揭开了这个千年之谜，适逢他诞辰二百周年；这个秘密忠实地从Litrang*跳到了纸上，如此的忠实只有Epeutufe ［19］ 才能做到。”前言到此为止，署名是何塞·罗德里格斯·毕齐努阿尔，撒维特拉港部族首领。

阿玛尔菲塔诺双手捧着那本书，想：奇怪，真真奇怪啊。比如，只有一个星号。Litrang是阿劳科人用来刻下自己文字的石板。但是，干吗要在“Litrang”后面加上星号呢？为什么不加在“阿德玛布法律”和“最爱卖家”后面呢？撒维特拉港部族首领断定这些词汇是大家熟悉的吗？然后，是那句关于奥伊金斯是不是私生子的话：“他不是某些历史学家用遗憾的口气，或者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以掩饰不住的喜悦口气描写的私生子。”这就是智利的日常生活史，是私人史，是秘史。就是用遗憾的口气书写国父是私生子。或者也书写这个问题但口气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怎样意味深长的话语啊！他回想起第一次阅读季拉班这本书的情景：笑得要命！他还想起现在阅读这本书的方法，带着些许微笑，但也带着类似伤感的情绪。毫无疑问，说安布罗西奥·奥伊金斯是爱尔兰人，是百分之百的善意笑话。他觉得安布罗西奥·奥伊金斯跟一个阿劳科女人结婚，但是有阿德玛布法律保护，甚至举行了抢亲仪式，是个可怕的笑话，只能让人相信肥硕的奥伊金斯为了与一个印第安女人心安理得地交配而滥用权力、强暴和特大的玩笑。阿玛尔菲塔诺想：如果“强暴”这个词不露出它那哺乳动物不设防的小眼睛，我什么也想不出来。后来，他双手捧着那本书，坐在扶手椅上睡着了。可能，梦见了什么。什么短梦吧。也许梦见了自己的童年。也许没有。

后来，他醒了，给女儿和自己做饭，然后钻进书房，感觉极其疲倦，无法备课，或者阅读什么严肃的东西，于是无可奈何地重读季拉班那本书。有十七个证据。1号证据的标题是《他出生在阿劳科州》。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叶克蒙齐 （1） 名叫智利 （2） ，从地理和行政角度说与希腊城邦一样，叶克蒙齐在35到42度纬线之间逐渐形成一个河口三角洲。”如果不考虑这个句子的语法结构（里面使用了副动词，应该使用过去未完成时；还有两个逗号是多余的），第一段中间最有趣的可以说是叶克蒙齐的军事部署。一开始就是迎面一击，或者说就是对准敌阵的大炮齐射。注释（1）说明叶克蒙齐意思是城邦。注释（2）断言智利这个词来自希腊语，翻译过来就是“遥远的部落”。随后确定了智利叶克蒙齐的地理位置：“从马乌莱河延伸到奇里克，过去就是阿根廷西部。城邦首府，就是说智利，位于布塔雷乌福河与托尔敦河之间；如同希腊城邦四面围着联盟和血缘村落一样，服从丘卡·智利切斯（意思是智利人的部落），人们要学习科学、艺术、体育，尤其是兵法。”接着，季拉班承认：“1947年（阿玛尔菲塔诺怀疑这个日期可能是印刷错误，不是1947，而是1974）我打开了库里扬卡墓，它位于主墓穴库拉尔维下面，一块平滑的石板盖在上面。仅仅遗留下一把刀、一个小钵、一个黑曜岩饰物，像是箭头，用做买路钱：库里扬卡的灵魂应该交给希腊的卡戎 ［20］ ，为的是让卡戎带他漂洋过海回出生地：远海的一座岛屿。这些物件分别放在特木科阿劳科博物馆、阿莱格莱镇未来的莫里纳博物馆以及圣地亚哥阿劳科博物馆，后者很快要对公众开放。”由于提到了阿莱格莱镇，这让季拉班又添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注释。他写道：“在阿莱格莱镇（以前叫瓦拉库仑），存放着外国传教士胡安·伊格纳西奥·莫里纳的遗骸，是从意大利把他送回了故乡。他曾任博洛尼亚大学教授。他的雕像放置在意大利英烈陵园的入口处，两旁是哥白尼和伽利略。莫里纳认为，在希腊人与阿劳科人之间有着不容置疑的血缘关系。”这位莫里纳曾经是耶稣会会士和博物学家；生于1740年，卒于1829年。

在“蚊子”的经历过后不久，阿玛尔菲塔诺又一次见到了系主任盖拉的儿子。这一次，小盖拉打扮得像个牛仔，虽然刮了脸，洒了香水。即使这样，他还缺少一顶草帽才能像真正的牛仔。撞见小盖拉的方式有些突然，不乏某种神秘感。当时阿玛尔菲塔诺正走在系里一条特别长、有点黑暗的走廊上，那阵儿恰恰空无一人，忽然间小盖拉从一个角落里冒了出来，好像事先就准备好了一个恶作剧，或者打算袭击他。阿玛尔菲塔诺吓了一跳，随即条件反射似的用手一挡。系主任的儿子在挨了第二下时，连忙说：是我，马尔克·安东尼奥！后来，二人互相认出了对方，情绪也平静下来了，便重新一道向走廊尽头发亮的地方走去，这让小盖拉回想起那些昏迷过或者曾经处于濒临死亡状态的人们的证词，他们说见到了一条黑暗通道，在它尽头有一片白色或银白色的光芒，有时他们甚至作证说见到了去世的亲人，跟他们握手，或者安抚他们，或者恳求他们别再前行，因为生死临界的时刻尚未到来。他问阿玛尔菲塔诺：老师，您怎么看？这是快要死的人胡编乱造呢？还是真话？是垂死挣扎的人在做梦吗？还是他们进入发生这些事情的可能范围中了？阿玛尔菲塔诺冷冰冰地说：我不知道。他所以冷冰冰是因为还没完全从刚刚的惊吓中走出来，也没兴致再次跟小盖拉会面。小盖拉说：如果您愿意知道我的想法，那我认为他们说的不是真话。人们看见的都是主观想看的，而绝对不看与现实吻合的东西。人们直到咽气前都是胆小鬼。我跟您说句掏心窝的话：简单地说，人类最像老鼠。

阿玛尔菲塔诺没有料到（他本想一走出那阴森森、让人联想到阴间生活的走廊就摆脱小盖拉）不得不默默地跟他走，因为小盖拉手里拿着当天晚上的请柬：圣特莱莎大学校长、著名的巴勃罗·内格雷特博士在家中举办晚宴。他于是登上了小盖拉的轿车。小盖拉送他到家，表示宁愿在外面等候，脸上还露出羞怯。这让阿玛尔菲塔诺感到意外。小盖拉说，还是在街上看车，好像这个小区有贼一样。与此同时，阿玛尔菲塔诺洗脸，换衣服。他女儿当然也在受邀之列，也要打扮一番，但穿着可以随意些，而他至少要穿西装、打领带才能出席校长的晚宴。至于饭菜就无关紧要了。校长仅仅想要认识一下阿玛尔菲塔诺；他估计，或者有人提醒，在校长办公楼的第一次见面不如在校长府邸亲切，实际上那座府邸是座两层楼别墅，有一个枝繁叶茂的花园，里面有整个墨西哥的种种植物，不乏凉爽、安静角落可以举办小聚会。校长是个安静、沉思的人，喜欢倾听别人高谈阔论，而不是一言堂。他只是问问巴塞罗那，回忆起年轻时出席过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次国际大会，提起一位曾经在圣特莱莎大学教过书的教授、一个阿根廷人，如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一所大学教书；聚会的剩下时间，校长保持沉默。校长夫人从面容上看，虽不能说风韵犹存，却仪表文雅，是校长所缺乏的；她对阿玛尔菲塔诺要友好热情得多，尤其是对罗莎。这姑娘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小女儿克拉拉，很像罗莎。克拉拉多年前就住在美国凤凰城。晚餐中，阿玛尔菲塔诺忽然觉得校长和夫人在偷偷交换眼色。他觉得夫人的眼神中有类似仇恨的意味。从校长脸上看，恰恰相反，则流露出瞬间的恐惧。可是这恐惧的表情却在又一瞬间被阿玛尔菲塔诺捕捉到了，而且校长的恐惧险些传染给他。他恢复平静后看看别的客人，才发现没人意识到这个小小的阴影像个快速挖开的土坑，从里面散发出令人惊慌的恶臭来。

但阿玛尔菲塔诺错了。小盖拉就意识到了这个小小的阴影。另外，他也意识到阿玛尔菲塔诺发现了。二人走向花园的时候，他在阿玛尔菲塔诺耳边悄悄地说：生命一文不值！罗莎坐在校长夫人和佩雷斯老师中间。校长坐在藤架下惟一的摇椅上。系主任盖拉和两位哲学教授分别坐在校长两侧。两位教授夫人纷纷在校长夫人旁边坐下。第三位教授是单身汉，站在阿玛尔菲塔诺和小盖拉身旁。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仆片刻后走进藤架，双手端着摆满了酒杯的大盘子，放在一个大理石桌面上。阿玛尔菲塔诺本想上前帮她，但是随即考虑到此举可能被误会为失礼行为。当老女仆再次出现时，端着七八瓶酒，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阿玛尔菲塔诺再也按捺不住了，立刻起身去帮忙。老女仆一看见他上来，很无礼地瞪他一眼，大盘子立刻从她手中滑动起来。阿玛尔菲塔诺听见一声尖叫、一声荒唐可笑的尖叫。这是从一位教授夫人口中发出的。就在盘子滑动的同时，他看见小盖拉的身影纵身一跃，稳住了盘子的平衡。阿玛尔菲塔诺听见校长夫人在说：噶齐塔，别难过！随后，他听见小盖拉在问校长夫人她的酒柜里有没有苏西达斯龙舌兰。他又听见系主任盖拉说：别理他！都是我儿子的玩意儿。他又听见女儿罗莎说：苏西达斯龙舌兰，这名字真漂亮！他又听见一位教授夫人说：这名字真有创意，对，真有创意！他听见佩雷斯老师说：真真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瓶子要摔了呢。他听见一位哲学教授为了改变话题谈起了北方音乐。他听见系主任盖拉说：北方乐团与国内其他地方乐团的区别在于，北方乐团总是用手风琴和吉他给低六度和跳音伴奏。他听见还是那位哲学教授问：什么是跳音？他听见系主任说：打个比方吧，跳音就像是打击乐器，像摇滚乐队里的架子鼓，就像小鼓；系主任说，北方音乐里的真正跳音在雷多瓦尔舞曲或者南美民间舞曲里。他听见校长说：是这样的。后来，他接过来一杯威士忌，抬头看看是谁递过来的，发现是小盖拉那张被月光照得发白的面孔。

2号证据毫无疑问更让阿玛尔菲塔诺感兴趣。它的标题是《奥伊金斯是阿劳科女人之子》。开头这样写道：“西班牙人来到以后，阿劳科人设立了两条从圣地亚哥开始的通讯渠道：传心线路和阿德金度维线路 （55） 。劳塔罗 （56） 由于具备出色的传心术能力，跟母亲一起被带到北方，去为西班牙人效力。劳塔罗打败西班牙人的方式与此有关。由于传心术能力能被消灭，联络会被切断，于是创造出来阿德金度维线路。只是到1700年后，西班牙人才发觉这个消息通过树枝传送的办法。他们感到愕然的是：阿劳科人怎么会了解康塞普西翁 ［21］ 城里发生的种种事情。尽管他们发现了阿德金度维线路，但是无法破译其中的秘密。西班牙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传心术能力的存在，因为他们认为阿劳科人‘与魔鬼有联系’，是魔鬼把圣地亚哥城里发生的一切告诉阿劳科人的。阿德金度维有三条线路从圣地亚哥出发：一条穿过安第斯山的支脉；第二条穿过海岸；第三条走中央谷地。原始人没有语言；他们像动物和植物那样通过心灵互相沟通。原始人一求助声音和手势进行交流，就开始失去了传心术的能力；人类一旦远离大自然，自闭于城市里，这样的能力就越发地失去了。虽然阿劳科人有两种文字：结绳记事的Prom （57） 和三角文字的Adentunemul （58） ，但从来没有忽视传心术的联络方式；恰恰相反，一些K gas专门研究传心术，他们的家眷被分散到整个美洲、太平洋岛屿、大陆最南端，为的是不让敌人抓住。他们通过传心术始终与智利外部移民保持联系；这些移民最初定居在印度北方，人称雅利安部族；然后从印度北方迁徙到原始的日耳曼原野，后来又南迁至伯罗奔尼撤半岛，从那里通过传统的印度之路横渡太平洋去智利旅行。”接着，季拉班不合时宜地说道：“季延库西曾经是玛齐（59）女祭司，她女儿金图莱应该接替母亲的职务，或者去从事间谍活动；女儿选择了后者并且爱上了那个爱尔兰人；这给金图莱提供了将来有个儿子，例如劳塔罗和混血儿阿莱霍那样，在西班牙人里长大的希望；总有一天可以像劳塔罗和阿莱霍那样，率领大军把西班牙征服者驱逐到智利的马乌莱河以北，因为根据阿德玛布法律，阿劳科人不得在叶克蒙齐之外的领域作战。金图莱的希望变成了现实，1777年春 （60） ，在一个名叫巴尔巴尔的地方，一位阿劳科女人忍受着站立分娩的痛苦，因为土著传统说：健壮的儿子不可能从软弱的母亲里出生。儿子来到世界了，后来成为智利的解放者和国父 ［22］ 。”

页下注释说得明明白白，如果说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就是季拉班上了哪种糊涂船。注释55，阿德金度维，这样说：“西班牙人多年后才察觉这条线路的存在，但是始终没有破译它的秘密。”注释56说：“劳塔罗就是快速声音的意思（塔罗在希腊语里是快速）。”注释57说：“Prom是希腊语Prometeo的缩略词，就是从众神那里盗取文字给人类的那位天神。”注释58说：“Adentunemul是由三角形组成的秘密文字。”注释59：“玛齐是占卜的女人。来自希腊语的动词mantis，意思是占卜。”注释60：“春天。阿德玛布法律规定怀孕应该在夏天，那时水果都熟了；这样子女们在春天出生的时候，大地生机勃勃；那时候飞禽走兽也在生育。”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1．所有的阿劳科人或者大部分阿劳科人都有传心术能力。2．阿劳科语与诗人荷马的语言有密切联系。3．阿劳科人从地球的水陆四方，特别是沿着印度、原始的日耳曼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旅行。4．阿劳科人是优秀的航海家。5．阿劳科人有两种文字：一种以结绳记事为基础；另外一种用三角形表示，是秘密文字。6．不大清楚的是：季拉班所说阿德金度维线路是什么？还有西班牙人虽然察觉到这条线路的存在，却一直无法破译秘密。莫非是通过设立战略要地，例如制高点，来晃动树枝传递消息？难道类似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通过狼烟传递消息？7．反之，传心术联系的办法就一直没有被发现；虽然后来停止使用，那是因为西班牙人杀死了有传心术能力的人们。8．另外，传心术使得智利阿劳科人长期与分散在那些奇怪的地方，例如印度或者绿色的日耳曼的智利移民保持联系。9．由此就能推断出奥伊金斯是有传心术能力的人吗？就推断出那位作者本人——季拉班也是有传心术能力的人吗？对，应该这样推断。

阿玛尔菲塔诺想：他们还能推断（再努把力还能看见）别的一些事情。他一面思量着一面观察挂在后院绳子上那本迭斯特的著作。比如说，人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日期：1978年，也就是说是在皮诺切特军事独裁统治时期，可以推断出是在有人因胜利而欢乐、有人因失败而孤独，以及恐惧的社会氛围中出版的。比如，人们会看到一位有着印第安人长相的先生，有点疯病但是谨慎，在跟享有盛誉的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厂老板谈判；该出版社位于首都圣地亚哥旧金山大街454号。他们在洽谈出版这位民族史学家、智利土著人联合会主席和阿劳科语学院书记的著作价钱，季拉班抱着幻想多于实际的态度把这个太高的价钱试图降下来，虽说印刷厂经理知道：正是活计并不太多的时候，完全可以给此人稍稍降价，特别是如果此人保证、一定保证把另外两部已经修订完毕的书稿（《阿劳科传奇与希腊传奇》、《美洲人起源与阿劳科、雅利安、原始日耳曼和希腊人的血缘关系》）都交给他们印刷厂，因为，先生们，大学出版社印刷的图书，那可是一眼就能区分出来的；最后这句话说服了厂长、经理、管具体事务的小职员，给他稍稍降了价。“区分”这个动词好啊。那就是“与众不同”嘛！阿玛尔菲塔诺连连喘息：呼，呼，呼，呼，好像突然犯了哮喘病。啊，智利！

当然，也有可能看到别的场面，或者换个角度看到那个不幸的画面。于是，如同那本书的开门见山（叶克蒙齐名叫智利，地理和行政角度说与希腊城邦一样），被胡利奥·科塔萨尔 ［23］ 鼓吹的“主动阅读”的人们可以先给作者睾丸一脚，再开始阅读，然后把作者看成性无能、一个为军情局上校当差的管家，或者为一位自诩儒将的什么将军效力的总管，这如果是在智利也不算新鲜，反之倒是怪事；在智利，军人都表现得像作家，而作家则表现得像军人；政客们（包括所有政治倾向）表现得既像作家又像军人；而外交官则表现得像白痴天使；医生和律师则表现得像窃贼。可以这样一直说下去，直到恶心，但很难泄气的程度为止。但是，按照这个思路，那就有可能出现季拉班也许没写这本书。而既然他没写这本书，那有可能根本没季拉班这个人，就是说，根本没什么智利土著人联合会主席，没有什么土著人联合会；同样，也没有什么阿劳科语学院书记，因为根本没什么阿劳科语学院。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子虚乌有。阿玛尔菲塔诺轻轻摇摇头，节奏与窗外那本书摇晃的节拍一致，心想：如果按照这个角度观察，那么季拉班完全有可能是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的笔名，是皮诺切特长时间失眠的结果，或者是他早起的结果，因为他早晨六点或者五点半起床，淋浴和做操后，就一头钻进书房去回顾国际上的谩骂声，去思考为什么智利在国外会声名狼藉。但是不该抱太多幻想啊。毫无疑问，季拉班的行文风格可能是皮诺切特的风格。但是也可能是后来的艾尔文总统或者拉戈斯总统的风格啊。季拉班的风格也可能是弗雷总统的风格啊（此话多余）或者右翼新纳粹分子的风格。季拉班的文章里不仅有智利各种风格流派，而且有各种政治倾向：从保守党到共产党，从新自由主义到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老幸存者。季拉班是智利口头和书面西班牙语的宝库，在这个言语库里，不仅有莫里纳祭司的干瘦鼻子，而且有帕特里西奥·林奇 ［24］ 的杀戮；还有埃斯梅拉达岛的无数海难、阿塔卡马沙漠和吃草的母牛；有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歌颂军事独裁统治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政治家，有出售蜜炸果和煮玉米的街头巷尾，有飘动在静止红旗上的柏林墙幽灵，有受到家庭虐待的人们，有好心的妓女，有廉价房；有智利人称之为怨恨、阿玛尔菲塔诺叫做疯狂的东西。

但是，阿玛尔菲塔诺真正要寻找的是一个名字：奥伊金斯那位有传心术能力的母亲姓名。据季拉班说，她名叫金图莱·特莱乌伦，是季延库西和瓦拉曼克·特莱乌伦的女儿。根据官方记载，真名叫堂娜·伊莎贝尔·里盖尔莫。阿玛尔菲塔诺想到这里便决定不再欣赏在黑暗里轻轻摇曳的迭斯特那本书了，而是坐下来思考自己母亲的名字：她叫堂娜·爱乌海尼亚·里盖尔莫（实际上，全称是堂娜·费力阿·玛利娅·爱乌海尼亚·里盖尔莫·格拉尼亚）。他吓了一小跳。毛骨悚然有五秒钟之久。想笑，可笑不出来。

小盖拉对他说：我理解您。要是没错的话，我认为我理解您。我就像是您，您就是我，知己。咱俩都不高兴。咱们生活的环境令人窒息。咱们假装平安无事的样子。其实有事。什么事呢？他妈的，咱们快憋死了。您尽量在发泄。我整天骂人，但不瞎骂，隐晦地骂婊子。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吧。有时，我晚上出去，那酒吧的样子您想像不出来。在那里，我假装是同性恋。但不是普通二尾子，而是索诺拉最肮脏的猪圈里的男鸡，高雅、傲慢的阴阳人。当然，什么阴阳人，我连边都不沾。这个我敢在我母亲坟前起誓。但我假装成二尾子。装成傲慢、有钱、谁也瞧不起的同性恋者。于是，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两三个色鬼请我到外面玩玩。他们开始骂人。我知道与我无关。有时，是他们吃了亏，尤其是我身上带枪的时候。有时，我吃了亏。没关系。我需要这些性欲旺盛的流氓。有时，我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都是我这个年龄的小伙子，已经拿到硕士学位了，劝我多加小心，他们说我是定时炸弹，是受虐狂。有个我特别喜欢的朋友说，这种事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干，因为我有个总是能把我从麻烦里捞出来的父亲。其实，纯属偶然。我从来没求过父亲帮忙。说真的，我没朋友，宁愿没有。至少不要墨西哥人当朋友。我们这些墨西哥人全都烂透了。这情况您以前知道吗？所有的墨西哥人都在内。无一例外。从总统到恰帕斯地区农民起义的副司令马科斯。您知道如果我是司令会做什么吗？我会调动全部兵力攻打恰帕斯地区内的什么城市，只要它有政府军队驻扎。我会屠杀那些可怜的印第安人。然后，可能会去美国迈阿密生活。阿玛尔菲塔诺问小盖拉：你喜欢哪种音乐？老师，古典音乐，比如，维瓦尔第 ［25］ 、奇马罗萨 ［26］ 、巴赫 ［27］ 。阿玛尔菲塔诺问：经常看什么书啊？答：老师，从前我什么都看，看得很多；今天只看诗歌。只有诗歌还没有被污染，只有诗歌还在商业之外。老师，不知道您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只有诗歌——当然不是所有的诗歌，是健康食品，不是臭狗屎。

小盖拉的声音从一种攀缘植物里发出来，破碎成平滑的碎片，不伤害人，说道：格奥尔格·特拉克尔 ［28］ 是我喜欢的诗人之一。

提到特拉克尔的名字让阿玛尔菲塔诺（正在机械地上课）想起巴塞罗那他家附近有个药房，如果女儿需要吃药，他就去药房。里面有个店员是个药剂师，非常年轻，极瘦，戴眼镜，晚间营业时，小伙子常常看书。一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为了找话说，问小伙子（正在货架上找药品）他喜欢什么书，正在阅读什么书。年轻的药剂师回答（并不回身）他喜欢像《变形记》、《巴托比》、《美洲故事》、《简单的心》、《圣诞颂歌》之类的作品。接着，他说他正在看杜鲁门·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先放下《简单的心》和《圣诞颂歌》不说，因为从书名看，它们属于短篇故事，那么可以看出这位有文化的青年药剂师的读书品位，也许换一种活法他就是特拉克尔呢，或者也许在那种活法里让他写出像特拉克尔（这位遥远的奥地利同行）那样绝望的诗歌来；显然，不用讨论的是他更喜欢小品而不是巨著。他选择了《变形记》而不是《审判》，选择了《巴托比》而不是《白鲸》，选择了《简单的心》，而不是《布瓦尔和佩居谢》，选择了《圣诞颂歌》，而不是《双城记》或者《匹克威克外传》。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荒谬选择啊！连这些有文化的药剂师也不敢面对那些激流般不完美的巨著，可正是这些巨著在陌生的领域里开路的啊。他们选择了文学大师的完美习作。或者也同样想看练剑时的大师，但丝毫不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斗：大师在战斗中与那些让我们大家感到恐惧，那些能吓倒我们、让我们生气、有鲜血、致命伤口和臭气的东西搏斗。

那天夜里，就在小盖拉那番夸张的话语在阿玛尔菲塔诺脑海深处回荡的同时，这位智利教授梦见自己看到了20世纪最后一位共产主义哲学家出现在一座玫瑰色大理石的院子里。哲学家说的是俄语。确切地说，他是在用俄语唱歌，肥大的身躯向前移动，走S形，目标是一个深红色、有条纹的陶瓷组合体，它耸立在院子的地面上，好像火山口或者粪坑。这位共产主义哲学家身穿黑色西装，打天蓝色领带，头发花白。虽然给人的印象是随时会摔倒，但他奇迹般地巍然屹立。他的歌曲并非总是那一首，有时也插入属于其他歌曲里的英语或者法语、流行歌曲或者探戈，都是赞美酗酒或者爱情的旋律。但是，这样的插入是短暂和自然的，很快就回到主旋律上来；主旋律用俄语，阿玛尔菲塔诺不懂俄语（虽说在梦里如同在《福音全书》一样，人们常常有语言天赋），但他凭直觉感到歌声凄凉之极，是伏尔加河上一个牧牛人的故事或怨言，他整夜航行在河上，借助月亮哀叹人类生生死死的悲惨命运。当那位共产主义哲学家终于走到火山口或者粪坑前时，阿玛尔菲塔诺惊恐地发现那人正是叶利钦。难道叶利钦是共产主义最后一位哲学家吗？如果我能梦见这样荒谬的事，那么我发疯到什么程度了呢？但这个梦与阿玛尔菲塔诺的灵魂相安无事。因为不是噩梦。另外这个梦让他感到心情稍稍舒展一些。梦中的叶利钦好奇地望望阿玛尔菲塔诺，仿佛是阿玛尔菲塔诺搅乱了叶利钦的梦，而不是叶利钦搅乱了阿玛尔菲塔诺的梦。叶利钦说：同志，请注意听我讲话！我来给你讲讲什么是人类桌子的第三条腿。我来解释。以后你就别打搅我了！生活就是求和供，或者是供和求，一切仅限于此，但是仅仅这样是没法生活的。还需要第三条腿，免得桌子倾倒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历史则不断倾倒在虚空的垃圾堆里。那么，请记住。公式是这样的：供＋求＋魔力。什么是魔力呢？魔力就是史诗，就是性，就是希腊酒神的迷雾，就是游戏。随后，叶利钦在火山口或者粪坑边缘坐下，让阿玛尔菲塔诺看他缺少的手指头，给他讲自己的童年生活，讲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讲一只游走在一望无际雪原上的白虎。接着，叶利钦从衣袋里掏出一瓶伏特加，说道：

“我认为应该来一口伏特加了。”

喝完酒，又用猎人般狡猾的眼神看看这位智利教授，之后，用尽可能洪亮的嗓门唱起主旋律来。随后，叶利钦被红色有条纹的火山口或者红色有条纹的粪坑所吞没；剩下阿玛尔菲塔诺一人，他不敢看火山口或者粪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醒了过来。

注释

［1］ 　西班牙北部城市，靠近法国。

［2］ 　阿玛尔菲塔诺的小名。

［3］ 　以上均为法国西南部城市。

［4］ 　以上均为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人物。

［5］ 　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

［6］ 　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NiKolas Ivanovich Lobachevsky, 1792—1856），俄国数学家。

［7］ 　黎曼（Riemann, 1826—1866），德国数学家。

［8］ 　加利西亚地区的古城，是天主教徒的朝圣地。

［9］ 　芝诺（Zero of Elea，公元前490—前425），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派创始人。

［10］ 　堂多明各·加西亚－撒为尔（Don Domigo Gancía-Sabell, 1909—2003），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医学家、哲学家、作家、皇家学院院士。

［11］ 　杜尚（Marcel Duchamp, 1887—1968），法国著名艺术家。

［12］ 　英语，指现成品。

［13］ 　卡文·托姆金斯（Calvin Tomkins, 1925—　），美国作家，《马塞尔·杜尚传》的作者。

［14］ 　即衣食住行。

［15］ 　雷蒙·鲁尔（Ramon Llull, 1232—1315），西班牙哲学家、诗人、神学家。曾发明试图证明几何图形的机械装置。

［16］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籍哲学家。

［17］ 　奥伊金斯（Bernardo O' Higgins, 1778—1842），智利国父。

［18］ 　均为智利独立运动战争中的英雄。

［19］ 　指最爱卖家，一种送货上门的商店。

［20］ 　渡亡魂过冥河的神。

［21］ 　智利南方城市。

［22］ 　即奥伊金斯。

［23］ 　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azar, 1914—1984），阿根廷著名作家，代表作有《中奖彩票》、《跳房子》。

［24］ 　帕特里西奥·林奇（Patricio Lynch, 1824—1886），智利海军军官，参加过英国海军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25］ 　维瓦尔第（Antonio Vivaldi, 1678—1741），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著名作曲家。

［26］ 　奇马罗萨（Domenico Cimarosa, 1749—1801），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

［27］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德国著名作曲家。

［28］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 1887—1914），奥地利表现主义诗歌先驱。代表作为《诗集》。

第三部分　法特

他想：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我什么时候浸没在水中的？这是个朦胧熟悉的阿兹特克深水湖泊。是噩梦。怎么出去呢？如何控制局势啊？接着，又是一些问题：我真的想出去吗？真的想把这一切留在身后吗？他又想：痛苦已经无所谓了。又想：也许一切都是从母亲逝世开始的。又想：痛苦无所谓，千万别痛苦加剧，变得难以忍受。又想：操，疼，操，疼。没关系，没关系。他周围全是幽灵。

母亲逝世时，昆西·威廉三十岁。一位女邻居给他上班的地方打电话。

她说：“亲爱的，埃德娜死了。”

他问什么时候死的。他听见电话那边女邻居的啜泣声，还有别的声音，可能也是女人。他问怎么了。没人吭声。他把电话挂了。拨了母亲家的号码。

“谁呀？”他听见一个女人愤怒地发问。

他想：母亲已经到了地狱。又把电话挂了。重新再拨。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接了电话。

“我是昆西，埃德娜·米勒的儿子。”他说。

女子喊了一声，昆西没听懂。片刻后，另外一个女人拿起了话筒。他说：我要跟我家邻居说话。对方回答：她在床上，刚刚心脏病犯了，昆西，我们在等救护车，好把她送进医院。昆西没敢问是不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他听见有个男人骂了一句“浑蛋！”那家伙大概在走廊里，母亲家的门是敞开的。他拿手摸摸前额，话筒没挂，等着什么人给他说明情况。两个女人的声音在呵斥刚才骂人的家伙。她们说出一个男人的名字，可是昆西听不清楚。

隔壁桌子写东西的女人问昆西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昆西举起一只手，好像在倾听什么重要的问题，一面摇摇头。那女人继续写字。片刻后，昆西挂上电话，拿起椅子靠背上的夹克穿上，说他得走了。

昆西一到母亲家，看到有个十五岁左右的姑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见昆西进来，姑娘站了起来。她大概有一米八五高，很瘦；下身穿牛仔裤，上身穿带黄花的黑衬衫，十分肥大，好像长袍。

昆西问：“她在哪儿？”

姑娘说：“在卧室里。”

母亲在床上，双眼紧闭，打扮得好像要上街。甚至有人为她抹了口红。就差穿鞋了。有好一阵工夫，昆西站在门边不动，望着母亲的双脚：两个脚拇指上都有老茧，他还看见脚掌上也有，那些老茧大概让母亲吃了不少苦头吧。可是，他记得母亲去刘易斯大街找过足疗医生，好像叫什么约翰逊，一直是这个人，因此不应该为老茧吃苦。然后又看母亲的面孔：像是白蜡。

那姑娘站在客厅里说道：“我走了。”

昆西离开卧室，想给姑娘一张二十美金的钞票。可姑娘说她不要钱。昆西再三坚持。最后，姑娘接过来钞票，装入裤子口袋里了。装钱时，她不得不把衬衫拉到腰间。昆西想，她像个修女，或者像邪教信徒。姑娘递给他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小区一家殡仪馆的电话号码。

她严肃地说：“他们负责一切。”

他说：“好的。”

他问了一下女邻居的情况。

姑娘说：“她在医院里。大概正在给她装起搏器吧。”

“起搏器？”

姑娘回答说：“对，装在心脏上。”

姑娘走后，昆西想母亲一定深受左邻右舍的喜爱，而母亲那位女邻居（他无法清晰地回忆出她的模样）一定是更受爱戴。

昆西给殡仪馆打电话，是一个名叫什么特里梅因的接的。昆西说他是埃德娜·米勒的儿子。特里梅因查了登记表，再三向他表示慰问，最后找到了表格。他让他稍等，然后把表格转给了一个什么劳伦斯。这个劳伦斯问昆西要办成哪一类的葬仪。

昆西说：“简朴而私密。特别简朴，特别私密。”

最后，双方商定：他母亲要火化，如果一切渠道运作正常，仪式将于次日下午七点在殡仪馆举行。到七点四十五分一切结束。昆西问是否有可能早一点举行。回答是否定的。随后，劳伦斯先生谨慎地触及经济问题。昆西说：没任何问题。他想知道是否有必要报警或者打电话给医院。劳伦斯先生说，没必要，这事由霍莉小姐负责。昆西寻思霍莉小姐是谁，但猜不出来。

劳伦斯先生说：“霍莉小姐是您母亲的邻居。”

昆西说：“是的。”

有一阵工夫，昆西和劳伦斯没有说话，仿佛试图回忆或者恢复埃德娜·米勒和她女邻居的音容笑貌。劳伦斯先生清清喉咙，问他是不是知道母亲属于哪个教堂。问他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昆西说，母亲是基督教迷失天使堂的常客。也许这教堂的名字不是这个。他记不清楚了。劳伦斯先生说，的确不是这个名字，而是基督教天使苏醒堂。昆西说，对，正是这个。他还说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信仰，因此办个基督教仪式足够了，绰绰有余。

那天夜里，昆西睡在母亲家中的沙发上；他一进母亲卧室就瞅了一眼遗体。次日早晨，殡仪馆的人来要抬走母亲。他连忙起床招待大家，给他们一张支票，然后注意看着他们如何抬着松木棺材走下了台阶。接着，回屋重新在沙发睡觉。

醒来时，昆西以为梦见了一部从前看过的电影。但是，一切都不一样了。梦中的人物是黑色的，因为梦中的电影好像是真实电影的底版。里面发生的事情也不一样。故事情节一样，但演绎起来却不同，或者说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情节突变，成了完全不同的玩意儿。但其中最可怕的是，他在做梦的同时，却知道没必要非如此不可，察觉到梦境与影片的相似之处，他以为自己明白这二者出于同样的假设，还明白如果从前看过的影片是部真实的电影，那么梦中的影片就可能是一个有道理的评论、一个有根据的批评，而没必要是个噩梦。他一面洗脸，一面想：总之，任何评论都会变成噩梦。这时，母亲的遗体已经不在家里了。

他还想到了如果母亲活着会说什么。她会说：当个男子汉！背上你的十字架吧！

在单位，大家都称呼昆西为奥斯卡·法特。上班后，没人对他说什么。没理由说什么。他看了一会儿以前搜集的关于巴里·西曼的笔记。邻桌的姑娘不在。随后，他把笔记放进抽屉锁好，去吃饭。在电梯里，他遇上了杂志主编，陪着主编的是一个胖姑娘，写过少年杀人犯的文章。三人打个招呼，就各奔东西了。

法特吃了一份洋葱汤和一个法式蛋糕，餐厅物美价廉，距离两个街区。昨天他没吃东西，这顿饭感觉舒服。已经买了单，正要离开，一个在体育部工作的家伙叫住了他，邀请他喝啤酒。二人在柜台前坐下等酒的时候，那家伙告诉他：那天上午，拳击组的负责人死在芝加哥郊区了。实际上，拳击组是个委婉的说法，因为整个组只有他一人，而且还死了。

法特问：“怎么死的？”

那家伙说：“芝加哥几个黑人把他给捅死了。”

侍者在柜台上放了一个汉堡包。法特喝了啤酒，拍了那人肩膀一下，说他得走了。走到餐厅玻璃门时，法特回头看看里面，餐厅里已经满座，看见了在体育部工作的那人的脊背，看见人们三五成群，吃饭，说话，互相对视，看见三个服务员总是忙个不停。随后，他开门，到了大街上，再回头看餐厅，由于中间隔着玻璃，一切都不一样了。他拔腿走了。

部门主任问他：“奥斯卡，你打算什么时候上路啊？”

“明天。”

“需要的东西都有了吗？都准备好啦？”

法特说：“嘿，没问题。一切就绪了。”

“好，小伙子，我喜欢这样的作风。”主任说，“有人干掉了吉米·洛厄尔，听说了吗？”

“听说一些。”

“事情发生在芝加哥附近的天堂市。”主任说，“据说吉米在那里有个妓女，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娘儿们，有丈夫。”

法特没精打采地问：“吉米多大岁数？”

主任说：“大约五十五左右。警方逮捕了那妓女的丈夫，可是咱们在芝加哥的人说，可能她也卷进了这桩命案。”

法特问：“吉米不是大块头吗？不是有一百多公斤重吗？”

“不是。吉米不是大块头，体重也没有一百公斤。他大约身高一米七，体重八十公斤。”主任说。

法特说：“我把他跟另外一个人搞混了。那人有时跟雷米·伯顿一起吃饭。我有时会在电梯里遇到他。”

主任说：“不是那人。吉米几乎不来办公室，总是出差在外，一年来这里露下面。我想他是住在坦帕，或者有可能根本没家，整天在旅馆和机场过日子。”

法特洗了澡，没刮脸。听了一下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他把从办公室带回来的巴里·西曼卷宗放到桌子上。穿上干净衣服，出门走了。由于还有时间，他先去母亲家。他发现那里有股发霉的气味。走到厨房，没有发现什么腐烂的东西，就把垃圾袋捆好了，打开窗户通风。后来，他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机。他看见电视机旁边有个架子上放着一些录像带。他本想查看查看，可是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大概是母亲录下来的什么节目准备晚间看的。他努力想些愉快的事情。心里盘算着日程怎么安排。想不出来。绝对静坐了片刻后，关掉电视，拿起钥匙和垃圾袋，出了家门。下楼前，他敲敲邻居的门。没人回应。到了大街上，他把垃圾袋扔进一个满满的大桶。

葬礼简朴，特别实际。他在两张纸上签了字。又开出一张支票。先是接受了特里梅因先生的吊唁，再是劳伦斯的安慰。劳伦斯是最后露面的，那时昆西就要带着母亲的骨灰盒离开了。劳伦斯先生问：对仪式满意吗？举行仪式的时候，昆西再次看到那个高个子姑娘，她远远地坐在大厅的角落里。她穿得跟以前一样，下身是牛仔裤，上身是那件带黄花的黑衬衫。他瞅瞅她，打算做个友好的表示。但她不看着他。其余的人，他不认识，大部分是妇女，据此他推测她们是母亲的女友。最后，有两个女人走到他身边说了一些他不明白的话，大约是“振作起来吧”或者“节哀顺变”。他走着回到了母亲家中。把骨灰盒放到录像带旁边，再次打开电视机。房间里没有发霉的气味了。整个大楼都是安安静静的，仿佛空无一人，或者全都出门办理什么急事去了。窗外，他看见一些正在玩耍和说话（或者密谋）的男孩，但是玩耍和说话很有节奏，就是说，玩一分钟，停下来，集合在一起，说话一分钟，再玩，再停下来，如此循环往复。

昆西纳闷：这是什么玩法啊？停下来说话是不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还是明显地不懂游戏规则呢？他决定出去走走。过了一会儿，他觉得饿了，便迈进一家中东小饭馆（他不晓得是埃及的，还是约旦的），要了一份羊肉糜三明治。走出小饭馆，他感觉胃不舒服。在一个阴暗的胡同里，他呕吐起来，吐出了肉糜，嘴巴里有股胆汁和作料的味道。他看见一个推小车出售热狗香肠的人。他追上去，要买一瓶啤酒。那人看昆西的眼神，好像昆西在吸毒。他说政府不允许他出售带酒精的饮料。

昆西说：“你有什么就给我什么吧！”

那人递给他一瓶可口可乐。他付了钱，那人沿着昏暗的街道走远的时候，他已经把整整一瓶可乐喝光了。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了一家电影院的透光看板。他回想起少年时常常在电影院里度过许多下午时光。虽然售票窗口说影片已经开始很久了，昆西还是决定进去。

法特（昆西）在座位上仅仅看了一场。一个白人被三个黑人警察抓住了。这些警察没有把那个白人带到警察局，而是带进了一个飞机场。那被捕的人见到了警察局长：也是黑人。那人很机灵，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是缉毒局警察。双方无需多言就心领神会地成交了。说话间，那人从窗户向外张望，他看见了降落跑道和一架小型飞机向跑道一侧滑行。接着，有人从小飞机上卸下一包可卡因。开箱并拿出砖块样东西的人也是黑人。站在他身边的还有另外一个黑人，把可卡因砖一一扔进烧火的铁桶里，无家可归的人们冬夜取暖就是用的这种铁桶。可这些黑人警察并非乞丐，而是穿着笔挺的政府官员、缉毒局的警察。那人不再向外张望，他提醒局长他的部下可都是黑人。局长说：这是有原因的。接着，局长说：你可以走了。那人走了，局长微微一笑，可笑容很快就变成了鬼脸。就在这个时候，法特起身去卫生间，把胃里剩下的羊肉糜吐了出来。随后，来到街上，回母亲家中去了。

法特在开自己家门前，先敲敲女邻居的门。给他开门的是个女子，年龄与他相仿，戴眼镜，头发包在一块绿色非洲头巾里。法特自报家门后，打听女邻居的情况。那女子仔细盯着他看看，然后邀请他进门。客厅像母亲家的客厅，甚至连家具都相似。室内，法特看见六女、三男。几个人站着或靠在门框上，多数人还是坐着。

“我叫罗莎林。”缠头巾的女子说道，“您母亲和我母亲是好朋友。”

法特点点头。房间尽头传来抽泣声。一个女人起身进了卧室。她一推开卧室的门，抽泣声提高许多。可是门一关上，声音就听不到了。

罗莎林带着厌烦的表情说：“是我妹妹。”她问法特：“您要咖啡吗？”

法特说要。那女子去厨房的时候，有个站着的男人走过来，问法特是不是想见霍莉太太。法特点头说是。那男子带他走到卧室门前，随即留在法特身后，在门外等候。床上停放着女邻居的遗体，床边有个女人跪在地上祈祷。法特看见那个身穿牛仔裤和带黄花黑衬衫的姑娘坐在窗户旁边的摇椅上。她眼圈红红的，望着他的样子仿佛从来没见过他。

走出卧室，法特在一条长沙发的顶端坐下，占据长沙发的是几个用单音节词说话的妇女。罗莎林把咖啡送到他手上的时候，法特问她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罗莎林平静地回答说：今天下午。怎么死的？罗莎林微微一笑：岁数大了。法特回到家中才意识到手里还端着咖啡呢。马上想到应该把杯子送回去，但随即又想还是明天再还为好。他不能喝咖啡。把杯子放到录像带和母亲的骨灰盒旁边，然后打开电视机，熄掉室内照明，在沙发上躺下。电视调成静音。

次日，法特睁开眼睛时，首先映入眼球的是一部动画片。一大群老鼠在城里狂奔，一路发出无声的呐喊。拿起遥控器，换了频道。找到新闻节目后，开启了音响，但音量不大。起身，洗脸和脖子，擦脸时发现：挂在架子上的毛巾很可能是母亲用过的最后一条。他闻了闻，没发现什么熟悉的气味。洗手间的搁板上，有几个药匣子和装润肤膏或者消炎膏的小瓶子。他给单位打了电话，找他的部门主任。只有他邻桌的女同事在办公室，法特跟她说了几句。他告诉女同事不去杂志社了，因为他打算几小时后前往底特律。她说知道了，祝他好运。

他说：“我三天后回来，也许四天。”

挂上电话，拽拽衬衫，打上领带，照照门口的镜子，设法打起精神来。是该回去干活了。手握门把手的时候，停下脚步，寻思把骨灰盒带回家是不是合适。心想：回来再说吧。推开门走了。

法特在自己家中逗留的时间刚好够把巴里·西曼卷宗装进包里。还装了几件衬衣、袜子和短裤。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发现自己非常紧张。试图镇定下来。走到大街上，他察觉细雨蒙蒙。什么时候开始下雨的？所有开过去的出租车都有乘客。把手提包挎在肩上，沿着人行道边缘向前走去。终于，有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正要关上车门的时候，好像听见一声枪响。他问司机是不是也听见了。司机是个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英语说得很糟糕。

司机说：“纽约每天都听得见更惊人的事情。”

法特问：“这惊人的事是什么意思？”

司机说：“惊人就是惊人嘛！”

过了一会儿，法特睡着了。但时不时地还睁开眼看看两侧飞驶过去的建筑物，里面不像有人居住，或者瞅瞅雨水打湿的街道。然后，又闭上眼睛，重新入睡。司机问他要停在哪个航站楼的时候，他才醒过来。

“我去底特律。”他说，接着又睡着了。

在飞机上，坐在法特前排的两个人在说什么幽灵。他看不见那二人的面孔，但可以想像出是成年人，大概有六七十岁。法特要了一杯橘子汁。空姐是个金发老美女，有四十岁的样子，脖子上有个黑斑用一块白手帕遮着，但是由于忙忙碌碌照顾乘客，白手帕已经滑落下来了。坐在法特身边的是个黑人，在喝水。法特打开手提包，拿出巴里·西曼的卷宗。前排乘客已经不再谈幽灵了，而是说起一个名叫勃比的人来。这个勃比住在密歇根州的杰克逊·特里，在休伦湖畔有座畜牧场。一次这个勃比划船游湖，不幸落水。他努力抓住一棵漂在水上的树干、一棵神奇的树干，等待天亮。但是，夜间的湖水越来越冷，勃比感觉要冻僵了，力气要耗尽了。他觉得越来越虚弱，尽管想尽力用皮带把自己捆在树干上，但不论怎么努力还是不行。这话说说容易，在实际生活里，你很难把自己捆绑在一棵漂浮的树干上。于是，他死了心，想起一些亲人（说到这里，二人提到了一个什么叫吉格的人，大约是个朋友的名字，或者狗或者宠物青蛙的名字），并使出浑身力气抱住树干。正在这个时候，他看见天上有道亮光。他天真地以为那是一架出来寻找他的直升机，于是喊叫起来。但是，他很快察觉直升机会发出类似黄蜂那样的嗡嗡声，而他看见的亮光没有声音。几秒钟过后，他发现那是一架飞机。那是一架大型客机，它笔直地朝着他抓住树干的地方冲击下来。突然，他浑身的疲倦一扫而光。他看见飞机正好从他头上掠过。飞机上起火了。在距离他所在位置三百米的地方，飞机插入湖中。他听见两下或许更多的爆炸声。他感到一阵冲动，想要靠近空难发生的地点，他这样做了，但动作很慢，因为操纵树干很难，它就像救生圈一样。飞机已经一分为二了，只剩下一部分漂浮在水上。勃比到达残骸前，看到它如何缓缓沉入重新变黑的湖水。不久，救生的直升机群赶来了。机群发现了勃比，当勃比告诉救生的人们他不是飞机乘客，而是自己钓鱼翻船了时，那些人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讲这个故事的人说，不管怎么说吧，勃比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名人。

另外一位问道：“如今他还住在杰克逊·特里吗？”

“没有。我想他是住在科罗拉多吧。”这位回答说。

随后，二人说起体育来。法特的邻座把水全喝光了，一手捂嘴小心地打嗝。

“胡说！”邻座低声说道。

法特问：“您说什么？”

邻居说：“胡说，胡说！”

法特说：啊，我懂了。然后转身去看舷窗外的云彩：有的像教堂，或者像玩具小教堂，被抛弃在迷宫样的大理石采石场上了，比大峡谷大一百倍。

到了底特律，法特租了一辆轿车，查询过租车处提供的地图后，他向巴里·西曼居住的小区驶去。

巴里不在家。一个男孩告诉法特巴里差不多总是待在小酒吧，距离这里不远。这个居民区好像是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退休人员居住的小区。他一面向前走，一面观看两旁的建筑物，是五六层的楼房；他只看见一些老人坐在台阶上或者靠在窗前吸烟。偶尔也看到在某个街角有几个男孩围拢一起聊天，或者女孩跳绳。停在两边的轿车不是好车，不是新款车，但保养得很好。

小酒吧坐落在一片长满杂草和野花的荒地旁边，花草盖住了从前伫立在那里的建筑物的碎砖破瓦。法特看见在旁边一座楼的侧面墙壁上，有一幅让他感到奇怪的壁画。画面是圆形的，像个钟表，本来应该有数字的地方，是底特律工厂劳动者的场面。十二场景代表生产线上的十二个工段。但是，每个场景中都重复一个人物：一个黑人少年，或者说，是个尚未脱离童年或者拒绝脱离童年的黑人少年、又高又瘦的少年，穿的衣服随着每个场景而变化，但是这些衣服总是不可避免地显得瘦小，他履行一种表面上可能被当做小丑的职能，即站在那里让我们发笑的角色，尽管你如果比较认真去看的话，那会意识到他在那里不单是为了让我们发笑的。看上去像是某个狂人之作。狂人新作。在钟表的中心——所有场景的汇集地，有一个像是用果冻涂上的词：恐惧。

法特走进了酒吧，在一个高凳上坐下。他问管理酒吧的人画街头壁画的艺术家是什么人。服务员、一个六十岁左右的黑人胖子，脸上挂着刀疤，回答说他不知道。

接着，黑胖子咕哝了一句：“可能是小区哪个小伙子。”

法特要了一杯啤酒，朝着酒吧望了一眼。无法辨别顾客中谁是巴里·西曼。他手里端着啤酒，高声问有谁认识巴里·西曼。

“谁找他？”一个矮子问道。此人身穿底特律活塞队球衣和一件天蓝色混纺夹克。

法特说：“我！奥斯卡·法特，纽约《黑色黎明》杂志的。”

服务员走过来问他：您真的是记者吗？他答：对，我是记者。《黑色黎明》的。

矮子没离开座位说道：“兄弟，你那个杂志的名字像臭狗屎。”跟矮子一起玩牌的伙伴哈哈大笑。矮子说道：“这么多个黎明，我早就烦透了。我希望纽约的兄弟们拿黄昏说点什么事吧。黄昏是一天中的最好时光，至少对这个操蛋小区是如此。”

法特说：“我回去就告诉他们。我只管报道。”

一个像法特一样也坐在高凳上的老人对他说：“巴里·西曼今天不来了。”

另外一个人说：“他大概病了。”

高凳上那位老人说：“不错。我也听说了。”

“我再等他一会儿。”法特说，一面喝光了啤酒。

服务员来到法特身边，对他说他从前是个拳击手。

“我最后一次比赛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雅典娜。对手是个白人小子。您猜猜谁赢了？”

法特看了他一眼，嘴巴无法解释地动了一下，又要了一杯啤酒。

“有四个月我没见到我的经纪人了。只是跟我的教练在一起，他名叫约翰尼·图尔奇，我俩跑遍了南北卡罗来纳州，住最差的旅馆。我俩跑得晕头转向，我是因为到处挨揍，老图尔奇是因为年事已高，他八十岁了。对，八十，或许八十三。有时，我俩在熄灯后，还在争论年龄。图尔奇说他刚刚满八十。我说他八十三。他们操纵比赛。老板要我第五回合跌倒。在第四回合时要稍稍挨揍。代价是给我双份报酬，但是并不多。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把老板的意思告诉图尔奇了。他说：我这方面没问题，毫无问题。问题是这种人常常说话不算数。将来你就明白了。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在返回西曼家的路上，他觉得有点晕晕乎乎。一盘硕大的月亮沿着建筑的屋顶上方移动。门厅旁边有个家伙拦住了他的去路，说了一些法特不明白或者不可信的话。法特说：婊子养的，我是巴里·西曼的朋友。与此同时，企图揪住那家伙皮夹克的领子。

那家伙说：“哥们儿，安静点，慢慢喝你的酒吧。”

在门厅里面，法特看见黑暗中有四双发出黄色光亮的眼睛；看见自己揪人的手上有月光闪烁。

法特说：“不想死的话就滚开！”

那家伙说：“哥们儿，安静点，先松开我！”

法特松开了，寻找头顶上的月亮。他注视着月亮。在他向前走的同时，耳边传来临街的嘈杂声、跑步声，仿佛小区的一部分人刚刚睡醒。他看见自己租来的那辆轿车停在西曼家旁边。他仔细察看一番。没人动它。随后，他叫了一声大门对讲机。有个声音很不高兴地问他要干什么。法特自报家门，说自己是《黑色黎明》派来的记者。从对讲机里传出满意的嬉笑声。那声音说：请进！法特两手扶地，爬上了楼梯。有一瞬间，他发觉自己有些不舒服。巴里·西曼正在楼梯平台上等他。

法特急忙说道：“我需要用卫生间。”

西曼叫了一声：“天啊！”

客厅小而朴素。法特看见四处摊着图书、墙壁上张贴的海报以及分散在书架、桌子和电视机上的小照片。

西曼说：“第二个门是卫生间。”

法特进去就呕吐起来了。

法特醒来时看见西曼在用圆珠笔写什么。西曼身边有四本厚书和装满纸张的文件夹。他写字时戴眼镜。法特注意到四本书中有三本是字典，第四本是大厚书，名字是《简明法语百科全书》。法特从来没听说过这本书，无论在大学里还是生活中。阳光从窗户射入。法特拿掉毛毯，坐到了沙发上。他问西曼发生了什么事情。老人从眼镜上方瞅了他一眼，递给他一杯咖啡。西曼至少有一米八，但走路有些驼背，因此显得矮些。他靠讲座为生，通常报酬很少，因为经常邀请他讲座的单位是贫民区的学校，偶尔是资金不足的进步的小型大学。几年前，西曼出版过一本书，题目是《跟巴里·西曼一起吃猪排》，书中搜集了用猪排烹调的菜谱，一般是用红烧，或者火烤的方法，另外补充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资料，是关于何时、何地、何人传授给他的菜谱。这本书的最妙之处是他在监狱里制作的土豆泥或者苹果泥猪排，在于他如何弄到原料的方法以及在种种禁令（包括不许做饭）中烹饪的方法。书并不成功，但是再次传播起西曼的名字，使他在一些上午的电视节目中露面，现场直播制作书中著名的菜肴。如今他的名字再次被人们遗忘，但他继续在全国各地做报告，有时的报酬是往返机票加三百美金。

在西曼写字和二人喝咖啡的桌子旁边，有一张黑白海报，上面是两个身穿黑夹克、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的年轻人。法特感觉浑身打冷战，不是因为海报，而是身上不舒服；喝下第一口咖啡后，他问西曼其中一个小伙子是不是他。西曼说：对。法特又问：是哪一个呢？西曼笑了。原来他一颗牙齿也没有。

“很难猜，对吗？”

法特说：“不知道。我现在不很舒服。要是好一点的话，我肯定可以猜出来。”

西曼说：“右边那个，矮的那个。”

法特问：“另外那个是谁？”

“你真的不知道？”

法特又仔细看看海报。

法特说：“是马里乌斯·纽厄尔。”

西曼说：“对，是他。”

西曼穿上一件夹克。然后，进了卧室，出来时头戴一顶深绿窄边帽。他从黑暗的卫生间一个杯子里拿出假牙，小心翼翼地戴好。法特站在客厅里望着他。他用一种红色液体漱口，把水吐到洗手池里，再漱口后，说：都好了。

二人乘着法特租来的轿车前往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有二十个街区之遥。由于时间富裕，他俩把轿车停在公园旁边，一面谈话一面遛弯。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很大，中央部分被破旧的栅栏保护起来了，那里有个儿童游乐场，名叫霍夫曼纪念堂。他俩在那里没有看见儿童玩耍。事实是，除去有几只老鼠一看见他俩走来撒腿就跑之外，整个场地空无一人。在一片橡树林地旁边，伫立着一个有东方色彩的藤架，像是一座微型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从藤架另外一侧传来了嘻哈音乐。

西曼说：“我讨厌这种臭大粪，就是你文章里可能很露骨的东西。”

法特问：“为什么？”

二人向藤架走去，看见藤架旁边有个完全干涸的池塘。在干泥上有一些耐克鞋留下的大脚印。法特想到了恐龙，又一次感觉眩晕。他俩围住了藤架。过去一些，在灌木丛旁边，地上有一架收录机，嘻哈音乐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周围没人。西曼说他不喜欢嘻哈音乐，因为提供的惟一出路就是自杀。而且连有意义的自杀都不是。法特说，我知道，知道。很难想像什么是有意义的自杀。这种自杀不常有。虽说我也曾经见过或者身临其境两次有意义的自杀。我想是有的。不过，也许我错了。

法特问：“嘻哈音乐用什么方式为自杀辩护？”

西曼没吭声，他领着法特抄近路，穿过了树林，出去是一片草地。人行道上有三个女孩在跳绳。她们唱的歌让法特觉得特别罕见。歌词大意是说有个女人被截去了双腿、双臂和舌头。还唱什么芝加哥下水道工程和该工程的头目，或者是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多诺富里奥的职员，然后是一段反复重唱芝—芝—芝加哥的副歌。还唱什么月亮对涨潮的影响。然后又唱那个女人长出了木腿、铁臂和用花草编成的舌头。法特完全转向了，问轿车在哪里。西曼告诉他车在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的另一侧。他俩穿过大街，谈起体育。大约走了一百米，二人进了一座教堂。

在教堂里，西曼站在布道坛上谈论他的生活。尊敬的牧师罗纳德·福斯特为西曼做了介绍，虽然从介绍的方式看，人们发现西曼以前登上过布道坛。西曼说：不多不少，我要讲五个问题。第一个是危险；第二个是金钱；第三个是食物；第四个是星星；第五是用处。大家笑了。有些人点头表示赞成，仿佛对报告人说同意，他们准备洗耳恭听。西曼看见一个角落里有五个小子，没一个会超过二十岁，都身穿黑夹克，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表情痴呆，站在那里准备鼓掌或嘘他。西曼在台上弯腰驼背走来走去，好像忽然忘记了台词。突然，唱诗班遵照牧师的命令唱起一首美国黑人福音歌来。歌词大意说的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故事。还是那位牧师用钢琴给唱诗班伴奏。于是，西曼又回到布道坛上来，举起一只手（双眼紧闭），几秒钟后，唱诗班的歌声停了，教堂里一片寂静。

危险。出乎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信徒）预料，西曼说起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童年。他说，对于不了解加利福尼亚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很像一座魔岛。可能是吧。它和电影一样，但比电影更好。他说，人们住在平房里，而不是楼房，立刻，他扯到平房或者最多两层与四五层楼房的比较上去了：楼房的电梯不是今天坏了，就是明天停止使用。惟一没有害处的是距离。他说，楼房小区缩短了距离。大家都距离很近。你可以走路去买食品，或者可以走路去最近的一家酒吧（他说到这里给尊敬的福斯特牧师使了个眼色），或者走路去最近的你所属的教团、教会，或者去博物馆。就是说，用不着驾车。也用不着买车。从这里他又扯到了底特律地区和洛杉矶地区机动车致命事故的统计数字上了。他举起一个手指，在上衣口袋里找什么，结果掏出一个治疗哮喘病的喷雾器。大家静悄悄地等候着。喷雾器“哒”“哒”两响传到了教堂最远的角落。西曼说了一声“对不起”。随后讲起他十三岁就学会了驾驶汽车。他说：如今我不开车了，可十三岁就学会了驾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说到这里，他瞅瞅大厅，向中央什么地方望去。他说他是黑豹党的创始人之一。具体地说，就是我和马里乌斯·纽厄尔。从此刻起，报告有点走题。法特在笔记本上写道：“这时教堂的大门仿佛全都敞开了，好像纽厄尔的幽灵来了。”但立刻西曼好像打算摆脱困境似的开始说起纽厄尔的母亲来，而不是纽厄尔本人：他母亲名叫安娜·乔丹·纽厄尔。西曼回忆起她漂亮的仪表，她的工作：在一家生产喷雾器的工厂打工。她的信仰：每周去教堂做礼拜。她的勤奋：把家里打扫得像圣餐碟一样明亮。她的和蔼可亲：总是给人以微笑。她的责任心：给别人以善意的忠告，但不强加于人。西曼的结论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和马里乌斯一道创立黑豹党。我俩努力工作，为老百姓自卫而购买了猎枪和手枪。但是，母亲比黑色革命更珍贵。这话我坚信不移。在我这漫长、动荡的一辈子里，见过很多事情。我到过阿尔及利亚，到过中国，在美国几次入狱。没有什么能比母亲更宝贵的了。他声音嘶哑地说：这话我在这里说，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这样说。他又一次说“对不起”，然后转身向圣坛走去，接着回身面向听众。他说：正如各位所知道的那样，马里乌斯·纽厄尔被杀害了。杀他的是个黑人，像你们或者像我这样的黑人，事情发生在一天夜里，地点在加州的圣克鲁兹。事前我对他说：马里乌斯，别回加州！那里有很多对咱们采取防范措施的警察。可是他不听我的。他喜欢加州。他喜欢礼拜天去岩石海岸，呼吸太平洋的空气。他和我都蹲大牢的时候，有时能收到他的明信片；信中说，他梦见了太平洋的空气。这事有点怪，这么喜欢大海的黑人，我知道的不多。确切地说，没有，特别是在加州。但我知道马里乌斯要说的意思，知道里面的意义。好，坦率地说，对此，我有个道理，为什么咱们黑人不喜欢大海呢。可以说还是喜欢的，但不像别人那么喜欢。我的道理现在说不合适。马里乌斯说，加州的情况已经变了。比如说，黑人警察多了。的确，在这点上是有变化。但别的方面情况依旧啊。虽说别的没变，但是这点变化应该承认。马里乌斯承认，他知道功劳有一部分属于我们。是我们黑豹党人作出了贡献。用我们的沙子，或者说用我们装沙子的自动装卸卡车。我们作了贡献。马里乌斯的母亲以及其他黑人母亲都作了贡献，她们夜里不睡觉，哭着，看到了地狱的大门的景象。就这样，马里乌斯决定回加州，决定下半辈子安安静静地住在那里，不伤害别人，也许成立家庭，养育子女。他常说，要给他头一个儿子起名叫弗兰克，纪念一位死在索莱达监狱的同志。实际上，恐怕他得生育三十个孩子来纪念死去的朋友们吧。或者生十个，那每个孩子得有三个名字。或者生五个，那每个孩子就得有六个名字。可是，说真的，他一个孩子也没有，因为一天夜里，他走在圣克鲁兹的大街上，被一个黑人杀害了。据说是因为钱。据说马里乌斯欠那黑人钱，所以就杀了他。可是我很难相信。我认为是有人花钱杀害了他。那个时期，马里乌斯在与居民区的贩毒集团斗争。有人不高兴了。有这种可能。那时我在监狱里，不十分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自己的解释，很多种解释。我只知道马里乌斯死在圣克鲁兹，我没在那里住过，以前去过几天，很难想像凶手会住在那里。这就是说凶手一直在跟踪马里乌斯。我惟一能想到马里乌斯出现在那里的理由，就是他想去圣克鲁兹看大海。他去看海和呼吸太平洋的空气。杀手循着马里乌斯的气味跟踪到圣克鲁兹。于是，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情。有时，我想像着马里乌斯的情形。更多的是猜想他内心深处的打算。我仿佛看见他站在加州一处海滩上。比如说，在大瑟尔，或者在蒙特雷海滩，在渔人码头的北边，沿着1号公路向上走。他扶着瞭望台，背对着我们。那是冬天，游客很少。我们黑豹党员都是年轻人，没有超过二十五岁的。我们人人携带武器，虽然武器是放在车里的。我们的表情露出内心深处的不快。大海在咆哮。于是，我走到马里乌斯身边，对他说咱们马上离开这里吧！就在这个时候，马里乌斯转过身来看看我。他在微笑。他在阴间。他用手指着大海望着我，因为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心中的感受。于是，我害怕了，虽说他是我哥们儿，就在我身边。我心里说：大海就是危险啊。

金钱。在西曼看来，金钱简言之，是必要的，但必要的程度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他开始讲所谓的“经济相对论”。他说在福尔瑟姆监狱，一支香烟相当于二十分之一的小盒草莓酱罐头。相反地，在索莱达监狱一支香烟相当于三十分之一的小盒草莓酱罐头。而在沃拉沃拉，一支香烟相当于一小盒草莓酱罐头。在诸多原因中，有个原因是沃拉沃拉的囚犯，天晓得出于什么动机，或许是因为食物中毒，或许是烟瘾越来越大，瞧不起甜食，打算整天往肺里吸烟。西曼说，就本质而言是个秘密；由于缺少研究，他不适合谈这个话题。但是，他有话要说。第一句话是：他不赞成穷人花钱的方式，尤其不赞成美国黑人花钱的方式。他说：我一看见给妓女拉皮条的无赖开着豪华轿车或者林肯大陆在居民区兜风，就热血沸腾。我忍受不了。他说：穷人赚钱应该更讲尊严。穷人有了钱应该帮助邻居。穷人很有钱以后，应该送子女上大学，还应该收养孤儿。穷人赚钱时，应该对外承认只赚了一半。就是对自己的子女也不应该告诉他们总数，因为将来子女们会要全部家产，而不愿意与收养来的孩子分享财产。穷人赚钱后，应该秘密储蓄资本，为的是不仅要帮助在美国监狱里挣扎的黑人兄弟，而且要做小买卖，比如开洗衣店、酒吧、录像带租售商店，赢利后全部归还给社区。发放奖学金。哪怕领取奖学金的学生最后变坏。哪怕领取奖学金的学生最后因为听嘻哈音乐太多而自杀，或者哪怕最后因为一时冲动杀害了自己的白人老师和班上五名同学。赚钱的路上布满了尝试和失败，这不应该让发了财的穷人或者我们社区里的新贵泄气。这一点要注意。不仅要从岩石里而且要从沙漠里取水。西曼说，尽管没有忘记金钱永远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食物。西曼说，正如各位知道的那样，多亏了猪排，我才能起死回生。一开始，我是个黑豹党员，与加州警察对抗，后来漫游世界，再后来美国政府掏钱让我活了几年。从监狱出来，我的生活没有着落。那时黑豹党已经不存在了。一些人把我们看成是老恐怖组织。另外一些人还对60年代黑人的奇特追求有模糊记忆。马里乌斯已经死在圣克鲁兹了。有些同志已经死在监狱里了。有些同志公开道歉，改变了生活方式。如今，不仅警察里有黑人。有的黑人还占据着政府要职，有黑人市长，有黑人企业家，有黑人大律师，有黑人影视明星。黑豹党已经碍手碍脚了。因此等我出狱时，大街上什么也没有了，或者所剩无几，只有少年时进去和如今老朽时出来的噩梦炊烟的残余，没有什么未来的可能了，因为原来我们会做的事情，在漫长的监禁岁月里，已经忘记了，而在牢里我们什么也没学会，除非是狱警的残暴和某些囚徒的虐待。这就是我那时的处境。因此，在我假释的开头几个月里，过得非常悲惨和灰暗。有时，我站在窗前，不停地吸烟，长时间地看着街上的灯光闪烁。我不否认：我脑海里不只一次盘旋着要命的念头。只有一个人给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那就是我大姐，祝愿她享尽天福！大姐让我住她底特律的房子，很小，但是对我来说，相当于一位欧洲公主为我让出了她的城堡，让我好好休息了一段时间。日子过得很单调，但是已经有了今天随着经验积累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幸福”的感觉。那个时期，通常我只能见到两个人：我大姐——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以及我的假释官。他是个胖子，有时请我在他办公室喝威士忌，他经常问我：巴里·西曼，你过去怎么会是那样一个坏蛋呢？有时，我想，他说这种话是挑衅。有时，我想：这家伙是加州警方豢养的，他要挑衅，然后给我肚子一枪。他会说：巴里，说说你的男性……他指的是我的性功能；要么就说：谈谈你干掉的那些家伙吧！说吧，巴里，说吧！说着，他拉开抽屉，我知道那里有枪，他等着我开口呢。没办法，我只好说话。我对他说：好吧，罗乌 ［1］ ，我没见过毛主席，可真的见过林彪，他去机场迎接我们，林彪后来要害毛主席，在出逃俄国的路上，由于飞机失事死了。林彪个子不高，比毒蛇还狡猾。你记得林彪吗？罗乌说他这辈子也没听说过林彪这个名字。于是，我说：好，我告诉你，林彪相当于中国一个部长，或者党的副主席。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个时候，在中国没有几个美国人。甚至可以说，为基辛格和尼克松铺平道路的是我们。用这种方法，我可以在罗乌的办公室里待上三小时，其间他要我谈谈我暗杀的家伙，我就给他讲讲我见过的政治家和了解的国家。直到最后我凭借极大的耐心甩掉了他，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他。罗乌后来可能死于肝硬化。我的生活继续向前，总是提心吊胆，总是有得过且过的感觉。于是，有一天，我想起来有些东西还没忘记。做饭的手艺我没忘。我没忘了怎么做猪排。在我大姐的帮助下，她真是个仙女，喜欢说这些事情，我就把她记得的菜谱、我母亲的菜谱、我在监狱里做的菜肴、周六在家中阳台上给我大姐做的菜（坦率地说她不喜欢吃肉），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本子记满以后，我去纽约找出版商，其中一位有兴趣出版，后来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这本书把我的名字又传播了开来。我学会了把烹饪与回忆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与历史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我学会了把烹饪与感谢结合起来，把烹饪与这么多善良人帮助我而产生的不知所措的感觉结合起来，我首先要感谢我大姐，然后是许许多多好人。这里，请允许我说得准确些。我说不知所措，意思是说，惊奇。是说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叫人拍案惊奇。比如，金盏花、杜鹃花，或者千日红花。但我也意识到这点本事还不够。我不能永远依靠这猪排名菜过日子。猪排解决不了一辈子的问题。应该变革。应该改革，创新。应该善于寻找，哪怕你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因此，凡是有兴趣的人们，赶快拿出笔和纸来，我要口述另外一个菜谱了。就是橘味鸭。不提倡天天吃橘味鸭，因为不便宜，再说加工起来不能少于一个半小时，但是两个月吃一次，或者过生日吃一次，还是很不错的。四人份的配料有这些：三斤鸭子一只，半两黄油，四瓣蒜，两碗汤，几根香草，一勺西红柿酱，四个橘子，一两糖，三勺白兰地，三勺醋，三勺雪利酒，黑胡椒粉，油和盐。接着，西曼说明烹调的各个程序，刚一说完，他只说了句橘味鸭是一道佳肴，就结束了。

星星。西曼说人们认识很多种类的星星，或者说以为认识很多种类的星星。他谈起人们夜间看到的星星，比如说，你沿着80号公路从德梅因到林肯城，车子中途抛锚了，不严重，输油管或者散热器问题，也许是轮胎扎了；于是，你下车，从后备厢拿出千斤顶和备胎，换轮胎，最慢也就是半小时，完工后，抬头看天，上面布满了星星。那是银河。西曼说起了体育明星。他说，那是另外一种星星。他把体育明星与电影明星作比较。他明确地说，体育明星往往比电影明星的寿命短。一个体育明星在最佳状态下，职业生命也就是十五年，而一个电影明星，也是在最佳状态下，如果年轻时从业，那艺术生命可以持续四五十年。与此相反，如果你沿着80号公路一侧开车时观看随便哪颗星星，它的寿命可能有几亿光年，也许就在你观看时，那颗星星已经死了几亿光年，观星人丝毫不会发觉。那可能是颗活星，也可能是死星。他说，这取决于人们的看法，这事没什么意思，因为你夜间看到的那些星星，是生活在表象王国里的。它们是表面现象，同样是表面现象的还有梦境。因此，那位由于轿车爆胎而站在80号公路上的游客，不知道自己看见的浩淼夜空上的东西究竟是星星，还是自己在做梦。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位停车的游客也是梦境的一部分，是从另外的梦境分离出来的梦境，如同水滴从浪花里分离出来一样。西曼说到这里，提醒道：星星是星星，陨石是陨石。他说：陨石与星星毫无关系。一块陨石，尤其在它的轨迹是直接撞击地球的话，那与星星毫无关系，与梦境也无关联，但或许可能与分割论有关系，那是一种逆向分割。接着，他说到了海星。他说马里乌斯·纽厄尔每当游历加州什么海滩的时候，一定会找到一颗海星，天晓得他是怎么找到的。但西曼又说，出现在海滩上的海星通常是死的，是海浪送上海岸的海星尸体，当然，总有例外。纽厄尔说，他能区别死海星和活海星。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区别的，但是他会区别。纽厄尔把死海星留在沙滩上，把活的放回大海去，丢进岩石下面的海水里，让海星至少再有一次生还的机会。有一次除外，他把一颗海星带回家了，放进了鱼缸里，里面是海水，太平洋的咸水。这事是在黑豹党诞生时发生的，那时党员们忙于监督、疏导居民区的交通，避免车辆超速行驶、撞倒儿童。其实只要安装红绿灯就行了，可是市政府不愿意安装。这是黑豹党初次露面的活动之一：当交通监督员。与此同时，马里乌斯·纽厄尔在照看海星。当然，他很快就意识到鱼缸需要一个泵。一天夜里，纽厄尔拉着西曼和小纳尔逊·桑切斯去偷泵。三人没带武器。他们前往科尔切斯特阳光城位于白人区的金鱼专卖店。三人从店铺后面进入。泵已经拿到手中的时候，有个人端着猎枪出现了。西曼说：我那时想，这回可要完蛋了。但是，那时，马里乌斯喊道：别开枪！别开枪！是为了我的海星啊！端猎枪的人没动弹。于是，我们后退。他就前进。我们停步。那人也停。我们再后退。他就跟在我们身后前进。终于，我们到了小纳尔逊开车的地方。那人在距离我们三米的地方停下了。轿车启动后，那人端起枪瞄准我们。我喊了一声：加速！马里乌斯说：别！慢点！慢点！开始倒车，车子倒向主干线。那人在后面走着，用猎枪瞄准我们。马里乌斯说：好，现在加速！等小纳尔逊踩油门时，那人一动不动，逐渐变小，直到我看见他从后视镜里消失为止。当然，那台泵对马里乌斯毫无用处。一星期还是两星期后，尽管马里乌斯细心照料，海星还是死了，最后进了垃圾袋。实际上，你说星星的时候，用的是转义。这叫做隐喻。你说这是一位电影明星。你使用了隐喻。你说天上布满星星。更是隐喻了。如果你下巴上挨了一记右拳并且把你打昏了，人们会说他两眼冒金星了。又是隐喻。隐喻是咱们迷失在表象里的方式，或者说是在表象的海洋纹丝不动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隐喻就是救生圈。别忘了：有的救生圈漂浮在水上，有的救生圈直沉海底啊。这话最好终生别忘记。说实话，只有那么一颗星星，它不是什么表象，也不是隐喻，更不是从什么梦境里分离出来的。它就在外面天上。那就是太阳。它是惟一可以为我们制造灾难的星星。惟一的星星。年轻时，我看过一部科幻电影。一艘宇宙飞船脱离了轨道，向太阳飞去。宇航员开始头疼了，这是刚刚开头。接着，人人大汗淋漓，纷纷脱下航天服，即使这样仍然疯狂地出汗和脱水。阳光开始熔化飞船的外壳。电影观众坐在位子上，也不由得感到酷热难挡。我不记得影片的结尾了。我估计在最后的时刻宇航员们方才得救，因为及时纠正了方向，再次对准了地球；于是，太阳留到了身后，像一颗硕大的星星，疯狂地悬挂在无限的太空。

用处。西曼说：但是太阳有它的用处，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离太阳太近，那是炼狱；但离它远一些，那可是有用处，又美丽，只有吸血鬼才不承认这个。随后，西曼说起有些事情从前有用处，大家有共识，而现在却让人怀疑了；他说：比如，50年代的微笑，人们会满面笑容地为你开门。我不知道会不会为你开路，但是肯定会为你开门。如今，笑容令人怀疑。从前，假如你是卖东西的，走进了什么地方，那最让人高兴的就是人们笑容可掬地请你进门。无论你是服务员还是经理、女秘书、医生、电影导演还是园丁。惟一永远不笑的是警察和狱警。他们永远板着面孔。但别的人，大家都努力微笑。那时是美国牙科医生的黄金时代。当然了，黑人永远有笑容。白人有笑容。亚洲人有笑容。拉丁美洲人有笑容。如今，咱们知道了，这笑容后面可能隐藏着最凶恶的敌人。或者，换一种说法，咱们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了，首先不信任那些有笑容的人，因为咱们知道他们打算从你这里捞点什么。但是，美国的电视节目里充满了笑容和越来越完美的牙齿。这些节目是要咱们信任他们吗？不是！这些节目是要咱们相信他们是好人、是不会伤害别人的吗？也不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想从咱们这里捞到什么。他们只想露出雪白的牙齿、笑容而无求于咱们，只想换取咱们的赞美。对，赞美。他们希望咱们看看他们。对，这就是全部要求。他们完美的牙齿、完美的身条、完美的举止，仿佛他们始终是与太阳脱离的，是火焰的碎片，是炼狱的碎块，他们之所以出现在地球上仅仅是服从表示敬意的需要。西曼说：我小时候不记得孩子嘴里打过舌钉。如今，几乎我认识的孩子人人有舌钉。无用的东西流行，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而是当成时尚，或者是区别他人的标志，而无论时尚还是阶层的标志，都需要别人的敬意、赞美。当然，时尚的预期寿命很短，一年，最多四年，然后进入降级阶段。阶层标志则相反，只有携带标志的尸体腐烂了，标志才腐烂。接着，西曼说起身体所需要的有用的东西。首先需要均衡的食物。他说：我看见这教堂里有很多胖人。我估计你们中间吃蔬菜的人不多。或许现在应该给各位开个菜单了。这道菜肴的名称叫“柠檬抱子甘蓝”。请大家记录！配料是给四人吃的：八百克抱子甘蓝，一个柠檬的汁和末儿，一个洋葱头，一束欧芹，四十克黄油，黑胡椒粉和盐。制作方法如下：1．洗净抱子甘蓝，去掉外边的叶子；把葱头和欧芹切成碎末。2．准备一锅开水加盐，放入抱子甘蓝煮二十分钟，或者甘蓝变软为止。把水沥干，单放。3．在一个抹了黄油的炒锅里，轻轻煸炒葱头，添加柠檬汁和末儿，按照口味加盐和胡椒。4．加入甘蓝，用酱油搅拌，煸炒几分钟，撒上欧芹末，上菜时边上放个柠檬角。西曼说：吃起来津津有味啊。这样的菜肴没有胆固醇，对肝脏好，有利于血液循环，健康食品。接着，他又拿出菊苣和对虾沙拉以及花椰菜沙拉的食谱。随后，他说，人类不仅要吃健康食品，而且应该读书。看电视的时间不要太长。专家说电视对眼睛无害。我表示怀疑。电视对视力不好，手机的利弊还是个谜。可能像一些科学家说的手机致癌。对此，我不肯定，也不否定，可问题在那里摆着呢。我说的是应该读书。牧师知道我说的是真话。请大家阅读黑人作家的作品。请大家阅读黑人女作家的作品吧！但是不要仅限于此。这才是今天晚上我真正要提供的内容。只要读书，就不算浪费时间。我在监狱读书。从一开始就读书。看了很多书，狼吞虎咽，像吃辣味猪排。监狱里熄灯很早。你就得上床，听吵闹声、脚步声。好像监狱坐落在水星内部，而不是在加州，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你会觉得又冷又热，这是你孤独一人或者有病的明显标志。你当然会努力想点别的心事、好事，可又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时，某个在警卫室的看守点燃一盏灯，那么一束光线就会钻进你牢房的栏杆。这种事在我那里发生过千百次了。有时是电灯的位置没安装好而射进来的光线，有时是上面走廊里的日光灯，有时是旁边走廊的灯光。于是，我拿起书本，凑近光线，开始阅读。看书困难多多，因为字母、页码好像精神失常或者被这种地下水银般的气氛给吓坏了。但是，照样阅读，阅读；有时，速度快得甚至让我自己都目瞪口呆；有时，速度极慢，仿佛每句话、每个词不仅对我大脑而且对我全身都是精神食粮。这样，我可以消磨时光，而不在乎我由于为弟兄们操心而坐牢的原因究竟是不争的事实还是在做梦，至于我在狱中的死活大部分弟兄觉得无关紧要。我知道自己在做有用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我在做正事的同时，看守们在走路或者交接班时互相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可我听起来像骂街），或者一见面就骂人（这是我刚刚想起来的）。我正在做有用的事情。随便别人怎么看，反正是有用的事情。读书如同思考，如同祈祷，如同与朋友谈心，如同阐明你的想法，如同倾听别人的谈话，如同听音乐（对，对），如同看风景，如同出门逛海滩。各位如此亲切友好，一定在纳闷：巴里都看些什么书籍啊？我什么都看。但是，让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本书是我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刻阅读的书，是它让我重新恢复了平静。是一本什么书呢？是一本什么书呢？那本书的名字是《伏尔泰作品简编》。我向各位保证：这本书非常有用，或者至少对我来说非常有用。

那天夜里，法特送西曼回家后，在旅馆里睡了，那是杂志社从纽约为他事先预订的。服务台的人告诉他前天就在等他了，还有部门领导留给他的口信：问他是否顺利，情况如何，他明知这个时候单位已经没人了，还是给单位打了电话，在答录机上留下一个口信，大致说明了他与巴里·西曼见面的情况。

淋浴后，上了床，在电视里寻找色情节目。他找到了一部电影，里面有个德国女人正在跟两个黑人做爱。德国女人说德语，两个黑人也说德语。他纳闷：德国也有黑人吗？后来，他看烦了，换成了免费频道。他看了一小段垃圾剧，里面有个大约四十岁的肥胖女人在忍受一个大约三十岁胖子的丈夫和他新情妇——一个三十岁胖女子——的辱骂。法特想，那胖男人显然是个阴阳人。这节目是在佛罗里达摄制的。所有的人都穿短袖衬衫，只有主持人除外，他身穿白色西装上衣，草绿色长裤，灰绿色衬衫，打着象牙色领带。主持人逐渐给人以不舒服的感觉。那胖子在做怪相，让他那小胖子情妇忽悠得好像鬼迷心窍一样摇来晃去。与之相反的是，胖子的老婆静静地望着观众，最后一句话没说就哭了。

法特想，应该到此为止了。但是，节目或者说那一小段节目，并没有到此结束。胖子一见老婆哭了，反而变本加厉地恶语相向。在胖子说出来的话中，法特以为听出来一句下流话。那胖子还说，今后再也不允许老婆毁掉他的生活了。胖子说：我不属于你的。小情妇说：他不属于你啦！你别蒙在鼓里啦！片刻后，胖女人有了反应。她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她不是说给丈夫的，也不是说给小情妇的，而是直接对准了节目主持人。主持人说：你要想想自己的处境，说话的时候想想是不是合适。胖女人边哭边说：我来这个节目是被骗的。节目主持人说：上这个节目可不靠欺骗。胖子的情妇说：别胆小啊！听听他对你说什么吧！胖子在老婆身边转来转去地说：听听我要对你说的话吧！胖女人举起一只手，好像举起了汽车上的保险杠，离开了拍摄现场。小情妇重新坐下。过了一会儿，胖子也坐下了。这时，主持人已经坐到了观众席上，他问胖子是干什么工作的。胖子说：现在我失业了，可不久前我是保安。法特改换了频道。他从小吧台里拿出一瓶田纳西公牛牌威士忌。喝下第一口后，他想呕吐。盖上小酒瓶，重新放回小吧台。过了一会儿，他睡着了，电视机还开着。

就在法特睡觉的同时，电视里播送一篇报道，是说有个美国女人在墨西哥北部索诺拉州圣特莱莎失踪了。报道记者是个墨西哥裔美国人，名叫迪克·梅迪纳。他讲述了一系列在圣特莱莎被害妇女的名单，其中许多人的尸体被扔进了公墓的集体墓穴，因为无人追究这些死人的来源。梅迪纳报道的地点在沙漠里。他身后有一条公路，再远些是个高地。梅迪纳报道时用手指着那里说：那边就是亚利桑那州。大风吹乱了报道员的黑发。他身穿短袖衬衫。接着，出现了一些装配厂和梅迪纳的画外音：在这块边境地区，实际上没有失业问题。人们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排队。客货两用卡车上布满了细沙，颜色像孩子拉出来的屎。洼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弹坑，渐渐地变成了垃圾场。画面上出现了一张面孔，是个小伙子，不会超过二十岁，又瘦又黑，高颧骨，梅迪纳的画外音说：这小子是给非法越境分子当向导或者中间人的。梅迪纳说出一个名字。一个女青年的名字。接着，出现亚利桑那州一个村镇的街道画面，那就是女青年的老家。出现了一些房屋，花园里的草木都是枯黄的，四周圈上了银灰色的铁丝网。出现了女青年母亲悲伤的面孔。她已经哭干了泪水。出现了女青年父亲的脸，高大的身材，虎背熊腰；他死盯着镜头，一言不发。父母身后是三个姑娘的身影。母亲用口音浓重的英语说：是我们另外三个女儿。最大的还没超过十五岁。三个女孩拔腿向房子后面跑去。

电视上报道上述新闻的同时，法特梦见了自己写过的一个人物，那是他第一次发表在《黑色黎明》上的新闻报道，此前杂志社退回了他写的三篇文章。那人物是个黑人老头，比巴里·西曼还老，居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法特认识老头时，布鲁克林已经没有共产党员了。但是，老头继续坚持支部活动。老头怎么称呼？他叫安东尼奥·乌里塞斯·琼斯。但是，小区里的年轻人叫他“斯科茨伯勒男孩”，又叫他“老疯子”，或者“骨头口袋”，或者“皮包骨”。但通常叫他“斯科茨伯勒男孩”，主要原因是老头常常说起斯科茨伯勒事件，谈起斯科茨伯勒审判，谈起那些在斯科茨伯勒险些被绞死的黑人们，谈起如今在布鲁克林小区已经无人记得的那些黑人们。

法特偶然认识安东尼奥·乌里塞斯·琼斯的时候，老头大概有八十岁了，居住在布鲁克林最破烂的地段之一，是个有两居室的单元房。客厅里有一张桌子和十五六把椅子：是酒吧里那种长腿、小靠背的折叠木椅。墙上悬挂着一个巨人照片，身高至少两米，穿着老式工人装，正从一个面对镜头的男孩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男孩笑着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巨人的长相和男孩一模一样。

“那孩子是我啊！”琼斯对法特说。那是法特第一次去老头家里。“那巨人是罗伯特·马尔迪约·史密斯，他是布鲁克林市政维修工，钻下水道的行家，跟十米长的鳄鱼搏斗。”

二人进行了三次畅谈，法特给老头提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企图动摇老头的政治觉悟。法特问老头怎么看斯大林。琼斯回答说：斯大林是龟儿子。怎么看列宁？老头说：龟儿子。怎么看马克思？老头说：恰恰应该从马克思说起；马克思是伟人！应该尊敬！从这里开始，琼斯用最好的语言说起马克思来。只有一件事琼斯不喜欢：马克思性格暴躁。这归咎于贫困，因为琼斯认为贫穷不仅会生病和生气，而且导致性格暴躁。法特的下一个问题是怎么看柏林墙倒塌和一些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琼斯回答道：这是可以预料的，早在事情发生的十年前，我就预测出来了。接着，他不合适地唱起《国际歌》来。他打开窗户，用法特绝对预料不到的洪亮声音，唱起《国际歌》的第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刚一唱完，他就问法特《国际歌》是不是专门给黑人写的。法特说：不知道。我可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随后，琼斯为法特描绘了一番布鲁克林共产党员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党员有一千多人。战后，上升到一千三百人。实行麦卡锡主义的时候，党员剩下大约七百人；麦卡锡主义结束时，布鲁克林剩下不到两百党员。到了60年代只有一百人；到了70年代初，不到三十个党员分散在五个不可征服的支部里。到70年代末，只剩下十人了。到80年代初，只有四人了。这剩下的四人里，80年代里死于癌症的有两个；有一个没通知任何人就退党了。琼斯认为，可能那人外出旅行，死在途中了。总之，再也没有露面，无论家里、家外，还是他常去的酒吧都没有。也许去佛罗里达找他闺女了。那人是犹太人，有个女儿住在那边。事实是，到了1987年，只剩下我自己一人了。我继续坚持。法特问：你为什么要坚持？有一阵工夫，琼斯在考虑如何回答。最后，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法特的眼睛说：

“因为总得有人维持支部的活动啊！”

琼斯的眼睛小而黑，好像煤炭；眼周皱纹很多。睫毛几乎全无。眉毛开始脱落。出门时，带上大墨镜，手提拐杖，回家后放在门边。他可以一连几天不吃东西。他常说，上了年纪，吃东西没好处。他与美国国内的共产党员没有联系，与国外也不联系。但是，有例外：他与加州洛杉矶大学一位退休教授有书信往来，那人叫什么明斯基博士。琼斯说：十五年前，我属于第三国际领导。明斯基劝我加入第四国际。接着，他说：

“孩子，我送你一本非常有用的书吧。”

法特想：肯定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因为他看见角落里和椅子下到处堆放着琼斯自费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天晓得老头从什么地方弄来的经费或者用了什么花招蒙骗了印刷者。但是，当老头用双手抱起一本厚书送到他眼前时，法特惊喜地看到不是什么《共产党宣言》，而是《贩奴》，是一个什么休·托马斯写的，法特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起初，他不肯接受。

他说：“这书太贵了。您肯定只有这么一本吧。”

琼斯回答说，别担心，我没花钱，就是用了一点小伎俩罢了；由此，法特推断书是偷来的，这也让他难以置信，因为老头不会干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有可能书店里有同谋，在琼斯把书装进夹克里的时候，那黑人店员假装没看见。

几小时后，法特回到自己房间，刚一翻开那本书就发现作者是个白人。是个英国白人，曾经当过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教官；这对法特来说等于是个指导员、一个穿短裤的英国破士官，为此，他把书丢在一边，不去读它了。另外，他对琼斯的采访还是受人欢迎的。法特发现，对于他的大部分同事来说，记事报道很难超越美国黑人追求新奇的界线。一个着迷的传道者，一个着迷的爵士乐的老乐师，一个着迷的布鲁克林老共产党员（还属于第四国际）。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追求新奇。后来，他再也没有见到过琼斯，因此同样地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巴里·西曼了。

等他睡醒的时候，天还没亮。

法特离开底特律之前去城里惟一一家比较像样的书店，买了一本《贩奴》——休·托马斯，那位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前教官的著作。随后，他沿着伍德沃大街在市中心兜了一圈。在希腊人镇咖啡馆吃了早餐：一杯咖啡和两片烤面包。一位女服务员、大约四十岁的金发女子问他要不要来个正餐，法特谢绝了。她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肠胃不大舒服。于是，她撤掉他用完的咖啡杯，说给他送点合适的饮品来。片刻后，她来了，端着一杯茴芹和波尔多草药调制的茶。法特从来没喝过这种东西，起初表示不愿意品尝。

女服务员说：“这对你有好处。咖啡不行。”

她长得瘦高，乳房很大，细腰婀娜；身穿白衬衫、黑裙子、平底皮鞋。有一阵，二人一言不发，保持期待性的沉默，直到法特耸耸肩，开始小口喝茶。这时，女服务员笑了，去招待别的顾客了。

法特在旅馆里正准备结账的时候，听到一个留言。他辨别不出是谁的声音，要求他尽快跟部门主任或者体育部主任联系。他在门厅的电话间拨了长途。接电话的是他邻桌女同事。她叫他等一等，她去尽量找到部门主任。过了一会儿，一个他不熟悉的声音，但自报家门说是体育部主任杰夫·罗伯茨，说有一场拳击赛。他说：是孔特·皮凯特出场，我们已经没有人手管这个报道了。主任称呼法特的小名“奥斯卡”，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他不住嘴地说孔特·皮凯特，说他是哈莱姆区的希望。

法特问：“我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

体育部主任说：“啊，是这样，奥斯卡，你知道吉米·洛厄尔死了，我们没人能代替他。”

法特以为比赛可能在底特律或者芝加哥举行，能远离纽约几天，这想法不赖。

“你想要我去报道这场比赛吗？”

杰夫·罗伯茨说：“对，小伙子，写上五页，要有皮凯特的简介，比赛过程，加点地方特色。”

“比赛在哪里举行？”

体育部主任说：“在墨西哥。小伙子，想想吧，我们给的差旅费比你们部门多啊。”

法特打点好行李后，最后一次去看巴里·西曼。他看到老头在读书，记笔记。从厨房里传来一股炒菜时的作料气味。

法特说：“我要走了，就是来跟你说再见的。”

巴里·西曼问法特有没有时间吃点东西。

法特说：“没有，没时间了。”

二人拥抱告别后，法特三步两步跳下台阶，好像要急急忙忙上街去，或者像个孩子准备和小朋友自由自在地玩个下午。他一面开车驶向底特律韦恩机场，一面想西曼的怪书：《法语简明百科全书》和那本《伏尔泰作品简编》。法特没有见过后面这本《简编》，但是西曼用肯定的口气保证他在监狱看过。想到这里法特笑了。

在机场，法特买了一张飞往图森的票。等候起飞的时候，法特靠在咖啡吧台上，想起那天夜里他梦见琼斯的事。老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于是，他就想老人是怎么死的。他惟一想到的答案就是衰老。有一天，琼斯走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感觉疲倦，便坐在人行道上休息，一分钟后就咽气了。法特想：我母亲大概也是如此吧，但内心深处知道并非如此。飞机起飞后，一场暴风雨落到了底特律全城。

法特打开那位曾经是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教官写的著作，从第361页读起。上面写道：“尼日尔河三角洲过去，非洲海岸终于再次向南而去，到了喀麦隆，利物浦的商人们开启了贩卖人口的新线。再往南去，加蓬河在洛佩斯角北边，1780年代也作为贩奴地区开始活跃起来了。尊敬的约翰·牛顿先生觉得这个地区拥有‘我在非洲见过的最富有人情、最讲道德的人群’，原因可能是‘那个时候那里的人们与欧洲人接触最少’。但是，海岸对面荷兰人早就占领了科里斯科岛（葡萄牙语的意思是‘闪电’），当做贸易中心，虽说不具体买卖奴隶。”接着，法特看见一张插图（书中有很多插图），展示黄金海岸的一座葡萄牙要塞，名字叫埃尔米纳，1637年被丹麦人攻占。在三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埃尔米纳都是出口奴隶的中心。在大要塞和侧翼小山顶的小炮楼上，都有一面不知哪个国家的旗帜在飘扬。这国旗会是哪个国家的呢？在他合眼入睡前，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书仍在膝盖上。

法特在图森机场租了一辆轿车，买了一张交通图，出城向南边驶去。可能是沙漠干燥的空气引起了食欲，他决定只要遇到公路旁的餐厅就停车。两辆雪佛兰系列的科迈罗汽车，同一年生产的，又是同一种颜色，按响喇叭，超车而去。法特想大概是在飙车。两辆车的发动机可能改造过，车身在亚利桑那州骄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法特的车驶过一处卖柑橘的农舍，但他没停车。农舍距离公路有大约一百多米，柑橘摊摆在一辆带篷的木轮旧车上，停在人行道边，由两个墨西哥男孩照看。往前又开出去两公里后，法特看见有个名叫“科奇斯角”的地方，他把轿车停放在一片开阔地，旁边是加油站。那两辆科迈罗停在一面上红下黑的旗帜旁边。旗子的中央有个白圈，里面写着“奇里卡华汽车俱乐部”的字样。起初，法特以为驾驶科迈罗的是两个印第安人，但后来他觉得这想法很荒唐。他在餐厅一角坐下，旁边是窗户，可以看见自己的轿车。坐在邻桌的是两个男人。一个是高个子年轻人，样子像教计算机的老师，爱笑，有时无论表示惊讶还是害怕还是随便什么事情，都用双手捂脸。另外那个男子，法特看不见他面孔，但显然年岁比他同伴大得多：脖子粗壮，头发全白，戴眼镜。无论说话还是听话，总是保持无动于衷的样子，没有表情，没有动作。

过来招待法特的女服务员是墨西哥人。他要了一杯咖啡，用了几分钟翻翻菜单。他问有没有火腿奶酪三明治。女服务员摇摇头。法特说：来个牛排吧。女服务员问：带酱汁吗？法特问：哪种酱汁？女服务员：有辣椒、西红柿、葱头和香菜。再加上一些调味品。法特说：行，试试运气吧。女服务员走了以后，法特看看餐厅。有张餐桌旁坐着两个印第安人，一老一少，大概是父子。他看见另外一张餐桌旁坐着两个白人男子和一个墨西哥女子。两个白人长得一模一样，是双胞胎，五十多岁；墨西哥女子大约有四十五岁，看得出来那孪生兄弟为那女子发疯。法特想：这两个大概是科迈罗轿车的主人。他还发觉整个餐厅除了他以外，没有黑人。

邻桌的年轻人说了一句关于灵感的话。法特仅仅听明白了这样的意思：对我们来说，您就是一种灵感。白发人说那事算不得什么。年轻的说了一句关于毅力的话，要有坚持一种眼光的毅力；随后，用双手捂脸。放下手后，他眼睛发亮，说道：我说的不是来自大自然的眼光，而是一种抽象眼光。白发人说：当然是这样。年轻人说：您抓住胡里维齐的时候……他的声音被外面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给淹没了。一辆大吨位的运输卡车停在了那片空地上。女服务员在法特餐桌上放下一杯咖啡和一份调味牛排。年轻人继续在说那个白发人抓住的什么胡里维齐。

白发人说：“那时候抓他可不容易啊。”

“是无组织杀人。”年轻人说道，一面用手捂住嘴巴，好像要打喷嚏。

白发人说：“不对。是有组织杀人。”

年轻人说：“啊，我还以为是无组织的呢。”

白发人说：“不，不，不，是有组织杀人。”

年轻人问：“哪种情况更糟糕呢？”

法特切下一块肉来。牛排很厚，很软，很香。调料味美，尤其是你习惯吃辣的话。

白发人说：“无组织更糟。确定他们的犯罪行为模式更费劲。”

年轻人问：“能确定下来吗？”

白发人说：“只要想办法，花时间，一切都能办到。”

法特举手招唤女服务员。那个墨西哥女子偎在孪生兄弟之一的肩膀上；另外那个兄弟笑一笑，似乎这种情况早就司空见惯了。法特猜测，那女子已经跟依偎在一起的兄弟结婚，但是这婚事并没有打消另外那位兄弟的爱情和希望。那个印第安人父亲要结账，儿子则从什么地方掏出一本连环画正在阅读。法特看见那个刚刚在空地上停好卡车的司机向餐厅走来。司机是从加油站的卫生间里出来的，一路走一路用小梳子梳理他那头金黄色的头发。司机进餐厅后，女服务员问他要点什么。咖啡外加一大杯水。

法特听见那年轻人说：“咱们已经习惯见死人了。”

白发人说：“一向如此，一向如此啊。”

白发人说：19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或者19世纪末叶，社会习惯于通过对话语的过滤不让死神溜进来。假如有人阅读那个时代的新闻报道，可能会说几乎没有犯罪，或者说一桩杀人案能震动全国。大家都不愿意把死神请进家门，请进梦里和幻想中来；可是可怕的犯罪、分尸、种种强暴，甚至连环杀人屡屡发生是不争的事实。请注意：除去那个时期的大案之外，大部分连环杀人凶手没有落网。没人知道开膛手杰克是什么人。为了适应我们的害怕心理，一切都经过了话语的过滤。孩子害怕的时候怎么办？闭上眼睛。如果孩子看见有人实施暴力，然后杀人，他怎么办？闭上眼睛。他也喊叫，但首先是闭上眼睛。话语就是干这个用的。这让人好奇，因为人类的疯狂和残忍的全部典型都不是当代人发明的，而是咱们老祖宗的创造。可以这么说，希腊人发明了人性恶，看到了咱们人人心里都有邪恶，可是我们对这邪恶的证据已经无动于衷了，咱们觉得这些证据微不足道，觉得这些证据难以理解。人性疯狂也是如此。正是希腊人开启了邪恶变化的一系列可能性，可如今这些可能性什么也没对咱们说明。也许您会说：一切都在变化。一切当然在变化，可犯罪的典型没变，同样，人类的本性没变。有个可以说得过去的解释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太小。我说的是19、18和17世纪。当然啦，社会是小。大多数人处于社会的外围。比如在17世纪，每运输一次黑奴，一船奴隶要死掉百分之二十，比如运到弗吉尼亚出售。这事不会打动任何人，弗吉尼亚的报纸不会用头版头条刊登此事，也不会有什么人要求绞死贩奴船的船长。反之，如果一个庄园主发疯杀掉了邻居，然后飞马回家，下马后又杀掉自己老婆，造成二人死亡，那整个弗吉尼亚社会至少半年内会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个飞马杀人的传说可能会代代相传。再比如法国人吧。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有几千人被害，可没人为死者掉泪。就在同一年，一个磨刀的杀死了一个女人，还杀死了自己的老妈（亲爱的朋友，那是自己的母亲啊！），后来被警察击毙。这消息不仅传遍整个法国报刊，而且在欧洲其他报纸也做了介绍，甚至在纽约的《观察家报》上刊登了一篇评注。结论就是：巴黎公社的牺牲者不属于社会；死在贩奴船上的有色人种不属于社会；而在法国一个省会死去的女子和在美国弗吉尼亚飞马杀人的凶手倒是属于社会的！也就是说，发生在这二人身上的事情是该写、该读的！尽管如此，话语还是更多地用在躲闪术上，而不是揭露秘密。也许揭露过什么。是什么呢？坦白地说，我不知道。

那年轻人用双手捂住了面孔。

“这一次不是您头一回去墨西哥吧。”年轻人放下双手，露出微笑，样子像刺芒柄花。

“不是。”白发人说，“以前去过，那是几年前了，打算给人帮忙，结果不行。”

“那为什么现在又去呢？”

“想看一眼呗。”白发人说，“我到过一个朋友的家，是上次逗留期间交上的朋友。墨西哥人热情好客。”

“不是官方访问吗？”

“不是，不是，不是。”白发人说。

“关于那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说说您非官方的看法吧。”

“爱德华，我是有些看法。但希望未经我同意，请别发表。”

年轻人用双手捂住脸，说道：

“凯瑟勒教授，我一定守口如瓶。”

白发人说：“好，那我就给你说说可以肯定的三个方面：1．是这个社会已经脱离了正常轨道，所有的人，绝对是所有的人都像是古罗马竞技场中的老基督徒 ［2］ ；2．罪犯五花八门；3．那座城市好像在发展，好像在进步，但是实际上，大家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夜间出门去沙漠穿越边境线，人人如此，毫无例外。”

闪耀红光的晚霞开始时，无论孪生兄弟还是印第安人父子，以及法特周围的顾客们，早就纷纷离去了。于是，法特招手，要求结账。一个棕色皮肤、胖墩墩的姑娘送来了账单，问法特喜欢不喜欢餐厅的一切。

“都喜欢。”法特说着在口袋里找钞票。

后来，他再次欣赏落日的景色。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母亲的邻居，想起了杂志社，想起了纽约的街道，心中有着说不出的悲伤和厌烦。打开那本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前教官写的著作，信手翻开一页，看起来：“很多贩卖奴隶的船长常常以为在西印度群岛交出奴隶以后任务就算完成了，而实际上他们常常不能尽快拿到盈利的钱去买蔗糖，以便返航；商人和船长一直不能给自己运来的货物定价；种植园主可能拖延几年才交付买奴隶的钱款。欧洲商人有时买卖奴隶宁可要期票，而不要蔗糖、靛青、棉花和姜，因为这些货物在伦敦市场上的价格常常不可预期，或者太低。”法特想，这些名字真漂亮啊！靛青、蔗糖、姜、棉花。木兰开粉红花。深蓝的浆液带着古铜色的光泽。一个染了靛青的女人正在淋浴。

法特起身后，胖墩墩的女孩过来问他到哪里去。法特说：去墨西哥。

女孩说：“我猜到了。去什么地方啊？”

一个厨师靠着柜台在吸烟，一面等着法特回答。

“去圣特莱莎。”

女孩说：“那地方可不太招人喜欢。不过城市很大，有许多歌厅和娱乐场所。”

法特笑着看看地面，发现沙漠的余晖把瓷砖染上了一抹非常轻柔的红色。

法特说：“我是记者。”

厨师说：“您是来报道那些犯罪事件的。”

法特说：“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我去报道这个星期六的拳击赛。”

厨师问：“谁出场啊？”

“纽约轻重量级选手孔特·皮凯特。”

厨师说：“以前我是拳击迷。押钱，买拳击杂志，后来就放弃了。如今我已经不了解现在拳击手的情况了。您喝点什么？餐厅请客。”

法特在柜台旁边坐下，要了一杯水。厨师笑着说，据他所知，所有的记者都喝酒。

法特说：“我也喝点。可我想肠胃会不舒服的。”

厨师给法特送上水后，想知道孔特·皮凯特与谁交手。

法特说：“名字我忘记了。不过，笔记本上有。好像是个墨西哥人吧。”

厨师说：“奇怪。墨西哥没有好的轻重量级选手啊。每二十年才出现一个重量级选手，结果往往很惨，不是疯了，就是死于枪口下。可轻重量级没有好选手。”

法特承认：“也许我错了。可能不是墨西哥人。”

厨师说：“或许是古巴人，或者哥伦比亚人，虽然哥伦比亚人在轻重量级里也没传统。”

法特喝了水，起身，抻抻胳膊，踢踢腿。他心里想：该走了，虽然说心里话，这餐厅让他感觉不错。

他问：“从这里到圣特莱莎要几个小时？”

厨师答：“看情况。有时边境上挤满了卡车，你得排上半小时。估计从这里到圣特莱莎要三个小时，过境要半小时或四十五分钟，凑个整数吧：四小时。”

女服务员说：“从这里到圣特莱莎只要一个半小时。”

厨师瞅了她一眼，说这取决车子和驾驶员对路况熟悉的程度。

他问法特：“您以前在沙漠里开过车吗？”

法特说：“没有。”

厨师说：“那可就不容易啦。好像容易。好像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可实际上一点也不容易。”

女服务员说：“这话有道理。尤其是夜间开车，在沙漠里晚上开车，我害怕。”

厨师说：“随便出个错，随便拐错弯，就会在错误方向多走五十公里。”

法特说：“既然天还亮着，我还是上路吧。”

厨师说：“反正都一样。再有五分钟天就黑了。沙漠里的黄昏好像无尽无休，突然之间，没任何通知，一下子就黑了。就好像突然有人断电一样。”

法特又要了一杯水，站在窗户旁边慢慢喝。他听见厨师问他：您走之前不想吃点什么？他没吭声。沙漠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在两个小时里，法特开车行驶在漆黑的公路上，收音机是开着的，他正在听从凤凰城广播台播出的爵士乐。他途经一些有房屋、餐厅、花园（里面有白花）和散乱停着汽车的地方；可是，他没看见任何光线，仿佛那天夜里居民已经死光，空气里还残留着血腥的气味。他辨认出月光剪出的山峰侧影，辨认出有时不动、有时移动的乌云；移动的乌云仿佛在阵风推动下向西而去，任性的阵风扬起车灯或者车灯造成的黑影，提供神奇的人性外衣，仿佛扬尘是跳到路旁的乞丐或者鬼魂。

法特两次迷路。一次想退回原路，回那家餐厅去，回图森。另外一次到了一个名叫巴塔戈尼亚的村镇。在加油站上，一个接待他的小伙子告诉他有条近路可达圣特莱莎。离开那村镇后，他看见一匹马。车灯照到马时，它扬起了头，看了法特一眼。法特刹车，等着马让路。是匹黑马，片刻后，它动了，消失在黑夜里。法特路过一片台地，他认为是台地。台地很大，上面完全是平展的，基础部分两端至少有五公里长。接着，公路旁边出现一座悬崖。他下了车，让车灯亮着，长长地撒了一泡尿，一面呼吸着夜间的新鲜空气。随后是下坡路，一直下降到好像是山谷里，初看上去，山谷很长。他以为自己辨别出山谷的尽头有亮光。那亮光有许多可能。可能是缓缓移动的卡车队，可能是什么村庄的灯火。也许可能是因为他心里急于摆脱这片让他回忆起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黑暗。他想以前什么时候梦见过这样的景色，梦境不那么黑暗，不那么荒凉，但的确很相似。梦里，他乘坐公交车跟母亲和姨妈在一起，前往纽约附近的一个村庄。他望着窗外的景色总是一成不变：房屋建筑和高速公路，直到忽然看见了田野。这时，也许稍早些，天色渐晚，他望着一片片树林，但在他眼里放大了许多。这时，他以为看见了树林边缘有个男人在走路。那人走得很快，大步流星，仿佛要躲开夜幕的袭击。他纳闷：这是个什么人呀？他只知道那是人，不是黑影，因为他身穿衬衣，走路甩臂。那人的样子太孤单了，让法特回想起来那时的他都不忍心看了，很想抱住母亲；可他还是继续看着那人，也没拥抱母亲，直到公交车把树林留在身后，路边再次出现房屋建筑、大片工厂和建在公路旁边的仓储大棚。

眼下，他穿过的山谷和黑暗所产生的孤独感，要大了许多。他设想如果自己快步走在便道上会怎么样。他感到不寒而栗。这时，他想起了母亲的骨灰盒、没有归还邻居的咖啡杯，如今肯定冰冷之极，还有母亲那些录像带，今后肯定没人再看了。他打算停车，等候天亮。直觉告诉他：一个黑人睡在租来的轿车里，在亚利桑那可不是什么很谨慎的事情。换了一个广播频道。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声音开始讲述一个戈麦斯帕拉西地方的女歌手，回到杜蓝戈州自己的城市，仅仅为了自杀的故事。接着，他听见一个女人在唱兰切拉民谣。有一阵工夫，他一面开车穿过山谷一面听音乐。随后，他想再找凤凰城的广播频道，结果找不到。

在美国这边，有个新建的村镇名叫砖坯镇。从前这里有个砖厂，可是如今这里是密集的房屋和家用电器商店，排列在主要大街两侧。走到大街尽头，就是一片灯火通明的空地，紧接着就是美国海关检查站。

边防警察要法特出示护照。他拿了出来。跟护照在一起的是他的记者证。边防警察问他是不是来做杀人案的报道。

法特说：“不是。我来报道这个星期六的拳击赛。”

边防警察问他：“谁出场啊？”

“纽约的轻重量级选手孔特·皮凯特。”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边防警察说。

法特说：“他能当上世界冠军。”

警察说：“但愿如此吧。”

然后，法特向前开了一百米，到了墨西哥海关。他得下车，打开行李箱，拿出护照、驾照和记者证。墨西哥警察让他填写表格。他们的面部表情因为缺乏睡眠而显得麻木不仁。从海关木屋的窗户望去，可以看到将两国分开的高大、漫长的铁丝网。法特看见铁丝网远端的一节顶上站着四只黑鸟，把头深埋在翅膀里。法特说：天冷啊。一个察看法特刚刚交来的表格的警察说：太冷啦。

“那些鸟儿也冷啊。”

警察顺着法特指的方向望去。

他说：“那是美洲黑鹫，这个钟点总是冷啊。”

法特在位于圣特莱莎北边的一家名叫“和风”的汽车旅馆住下了。沿着公路，每隔一阵，就开过去一些驶往亚利桑那的卡车。有时，卡车停在公路那一侧，加油站的旁边，然后继续前进，或者司机下车，在天蓝色的服务站里吃东西。这天上午，几乎没有卡车通过，只有轿车和客货两用车。法特感觉实在疲劳极了，竟连什么时候睡着的都无知觉。

醒来时，他出屋找汽车旅馆的接待员说话，希望得到一张城市地图。接待员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说自从他来和风旅馆工作，就没见过城市地图。他问法特要去什么地方。法特说他是记者，去报道孔特·皮凯特的比赛。接待员说：是孔特·皮凯特对阵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

法特说：“是里诺·费尔南德斯。”

接待员笑着说：“我们这里叫他莫罗里诺。您说谁会赢？”

“皮凯特！”法特说。

“走着瞧吧。我估计您错了。”

随后，接待员撕下一张纸，手画了地图，准确地指示如何到达北沙拳击馆，也就是即将举行比赛的地方。地图的效果比法特预料的要好很多。北沙馆就像1900年的老剧场，在场中央安放有一个拳击台。在拳击馆一间办公室里，法特说明自己是记者，打听皮凯特下榻在哪家旅馆。办公室的人告诉法特美国拳击手还没到达圣特莱莎。在法特遇见的记者里，有两位讲英语，准备去采访费尔南德斯。法特问是否可以同去。两位记者耸耸肩说：没什么不方便。

三人到达旅馆时，费尔南德斯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他正在跟一群墨西哥记者谈话。美国人问他能不能赢皮凯特。费尔南德斯听懂后，回答说：能赢。美国人问他以前是否见过皮凯特打拳。费尔南德斯没听懂。一个墨西哥记者为他做了翻译。

“重要的是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费尔南德斯说道。美国记者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

有人问：“您知道皮凯特的统计数据吗？”

费尔南德斯等问题翻译出来后，说这种东西他不感兴趣。美国记者在问他自己的统计数据之前，低声笑起来了。费尔南德斯说：打了三十场。胜二十五场。十八场把对方击倒在地。输三场。两场比赛无效。一个记者说：成绩不赖。继续提问。

大部分记者下榻在位于圣特莱莎市中心的索诺拉胜地旅馆。法特告诉他们自己住在郊区汽车旅馆的时候，大家都劝他离开那里，在胜地旅馆找个房间。法特上上下下看了一遍胜地，他的印象是那里正在举行墨西哥体育记者大会。大部分人说英语，他的初步印象是这些人比他认识的美国记者友好。在酒吧的柜台前，有些人在赌拳，总的看上去人人快活、个个无忧无虑，但是最后法特还是决定留在汽车旅馆。

但是，法特从胜地旅馆给编辑部打了一个对方付费电话，请体育部主任讲话。接电话的女人告诉他没人。

那女人说：“每个办公室都没人！”

那声音嘶哑且牢骚满腹，不像纽约女秘书的口气，而像一个刚刚从墓园里走出来的农妇。法特想：这女人直接了解了亡灵世界，她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呢。

“过一会儿我再打吧。”他说着挂了电话。

法特的轿车行驶在准备去采访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的墨西哥记者汽车后面。墨西哥拳击手的大本营设立在圣特莱莎郊区的一座庄园里；没有墨西哥记者的帮助，他绝对无法找到这个地方。路经郊区一个居民点时穿过了一条条蜘蛛网般没有柏油路、没有路灯的街道。有一阵工夫，绕过马场和穷人堆积垃圾的荒地之后，给人的印象是马上要到荒郊野外了，但又一个居民点出现了，比前一个更加破旧，都是砖坯房；而这些砖坯房的四周已经盖出来用纸板、铁皮以及可以临时遮阳挡雨的包装纸制成的棚屋，时间的流逝似乎把这些棚屋石化了。不仅那里的野生植物不一样，而且连苍蝇也属于不同的种类。接着，出现了一段柏油路，隐藏在开始发黑的地平线后面，路旁是一条平行的水渠和一些布满尘土的树木。随后，看见了第一批栅栏。道路变得狭窄了。法特想：那是马车道吧。实际上，车辙是明显的，但也可能是运输牲口的卡车留下的痕迹。

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所在的庄园由三间长方形的平房组成，周围是院落，地面又干又硬，好像水泥，那里已经搭建好一个拳击台，样子不太结实。他们到达时，拳击台上没人；院子里只有一个男人在草编吊床上睡觉，汽车的轰鸣声把他给吵醒了。那男人高大、肥胖，面部有好几处伤疤。几个墨西哥记者认识他，跟他交谈起来。他名叫维克多·加西亚，右肩上有文身，这让法特感兴趣。一个上身裸露的男子跪在一座教堂的门廊里。他周围至少有十位美丽天使从黑暗里飞出来，好像被这位忏悔者的恳求召唤出来的蝴蝶。其余的一切黑乎乎，朦朦胧胧。这文身虽然形式上还好，给人的印象却是在监牢里做的，刺花纹的人，就算不乏经验，但肯定缺少工具和墨汁，不过花纹的图案让人看了害怕。法特问那些记者这人是谁，他们回答说是莫罗里诺的陪练之一。后来，好像有人从室内窗口看到了记者，一个女人端着托盘来到院子里给他们送汽水和冰镇啤酒。

过了一会儿，墨西哥拳击手的教练来了，他身穿白衬衫和白色羊毛运动衣。他问大家是愿意先让莫罗里诺训练，还是先采访。一个记者说：洛佩兹，您决定吧。教练一面在汽水和啤酒附近坐下，一面问大家是不是送上来食物了。记者们说没有，一面摇摇头。教练不起身，吩咐维克多·加西亚去厨房拿些吃的来。加西亚还没回来，大家看见莫罗里诺出现在一条通往沙漠的小路上，他身后跟着一个穿运动服的黑人。这黑人极力要说西班牙语，可只能说出几个单词来。他俩一走进院子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径直朝一个水泥饮水槽走去，在那里用水桶洗脸和上身。然后，也不擦脸和上身，也不穿上运动服上衣，就问候大家。

那黑人是美国加州欧申赛德人，至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是在洛杉矶长大的，他叫奥马尔·阿卜杜尔，是莫罗里诺的陪练。他告诉法特恐怕要在墨西哥多待一段时间。

法特问：“赛后你都干什么？”

奥马尔说：“瞎活着呗。人人不都这样嘛！”

“从哪儿挣钱呢？”

奥马尔说：“随便什么地方。这个国家生活便宜。”

每过几分钟，奥马尔就无缘无故地笑一下。山羊胡加八字胡让他的笑容更漂亮。但也是每过几分钟就露出怒容，于是山羊胡加八字胡就显得非常冷漠和咄咄逼人。法特问他是不是拳击手，有没有打过比赛。他回答说打过，再也不肯多加说明。法特问他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有没有取胜的可能。他说铃铛不响，谁也不知道。

拳击手们穿衣服的时候，法特开始在院子里散步，看看周围的景致。

“看什么呢？”他听见奥马尔问他。

他说：“看风景，让人伤感的景致。”

这位陪练站在他身边看看地平线，随后说道：

“野外就是这样。这个钟点总是让人伤感。这操蛋风景是给娘儿们看的。”

法特说：“天黑下来了。”

奥马尔说：“还有点亮光，能打拳。”

“训练结束以后，你们晚上做什么？”

“你说我们大家？”奥马尔反问。

“对，你们拳击队。”

“我们吃饭，然后看电视。接着，洛佩兹先生就睡觉去了。莫罗里诺也上床睡觉。我们剩下的人可以继续看电视，也可以睡觉，或者去城里逛逛。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说着一笑，意味深长。

“你多大了？”法特忽然问他。

奥马尔说：“二十五岁。”

莫罗里诺登上拳击台的时候，太阳正落下西山。教练点燃了几盏灯，由一台独立的发电机供电，不走住宅供电线路。加西亚在台上一角低头不动。他此前脱掉了外衣，身穿一条到膝盖的黑色拳击短裤。他好像睡着了。直到灯光一亮他才抬头，看看洛佩兹，好像在等候信号。一个记者一直在微笑，摇响了铃铛，加西亚摆出守势，向台中央走去。莫罗里诺戴头盔，围着加西亚转悠，时不时地打出左拳，企图击中对方。法特问一个记者陪练不戴头盔是否正常。

那记者说：“正常。”

法特又问：“他为什么不戴？”

记者说：“因为无论别人怎么打他，都不能给他造成更多的伤害了。明白吗？他感觉不到什么打击了，因为他疯了。”

打到第三回合，加西亚下台了。奥马尔上去。这小子光着上身，但没脱下运动裤。他的动作比加西亚快得多，轻而易举地可以躲开莫罗里诺的攻击，当然，显而易见的是双方都不想伤害对方。他俩时不时地说上几句，动作不停，带着笑容。

奥马尔问法特：“你到过哥斯达黎加吗？你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

法特问记者奥马尔在说什么。

记者说：“没什么。这操蛋小子就会学用西班牙语骂人。”

三个回合结束后，教练停止了训练，到室内去了，后面跟着莫罗里诺。

记者说：“按摩师等着呢。”

“谁是按摩师？”法特问。

“没见过。我想他从来不出屋门，是个盲人。明白吗？天生的盲人，整天待在厨房里吃东西，或者在卫生间大小便，或者躺在卧室地面阅读盲文书籍，使用那种什么盲文，叫什么？”

另外一个记者说：“叫布莱叶点字法。”

法特想像着那按摩师在漆黑的房间里阅读的情景，不由得微微一颤。他想，那样的读书大概也开心吧。在洗手池旁边，加西亚给奥马尔脊背上浇了一桶凉水。那位加州陪练冲着法特挤挤眼。

奥马尔问法特：“您觉得怎么样？”

法特尽量说得友好些：“不赖。但我感觉皮凯特的准备要好得多。”

奥马尔说：“皮凯特是臭狗屎！”

“你认识他吗？”

“我见他在电视里打过两次。他动作不好。”

“实际上，我从来没见过他打比赛。”

奥马尔表情吃惊地望着法特的眼睛。

他问：“你从来没见过皮凯特打比赛吗？”

“没有。实际上，我们杂志的拳击专家上周去世了，因为没有多余的人手，就把我给派来了。”

沉默了片刻后，奥马尔说：“我把赌注押在莫罗里诺身上。”

“祝你走运。”法特说完就走了。

返城的道路，他觉得短。有一阵子，他跟着记者们轿车的尾灯前进，一直到看见他们把车停在一个酒吧旁边，这时已经走上圣特莱莎的柏油大街。他把轿车停在记者们的旁边，问他们打算干什么。有个记者说：我们要吃晚饭。法特虽然不饿，还是同意陪大家喝杯啤酒。有个记者名叫丘乔·弗洛莱斯，为一家地方报纸和一家广播台工作。另外一个记者，就是大家在庄园时，摇铃铛的人，名叫安赫尔·马丁内斯·麦萨，为首都一家体育报工作。麦萨个子矮小，大约五十来岁。丘乔只比法特矮一点，三十五岁，总是微笑。法特感觉，丘乔和麦萨之间的关系是感恩的弟子与比较无所谓的师傅关系。但麦萨的无所谓没有流露出傲慢和居高临下，而是神情疲惫。疲惫的程度甚至表现在穿着邋遢上，衣服有油污，皮鞋有尘土。相反地，他的弟子则衣冠楚楚，着名牌西装、名牌领带、金袖扣；他可能自认为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吧。就在墨西哥人吃烤肉加炸薯条的同时，法特想起加西亚的文身来。接着，他把那座庄园与母亲住宅的孤独感加以比较。他想起母亲的骨灰还在家里。想起那位逝世的女邻居。想起巴里·西曼的居民区。就在墨西哥人吃饭的同时他回忆起的一切，让他感到悲伤。

大家把麦萨送到胜地旅馆后，丘乔坚持再喝最后一杯。旅馆的酒吧里有几个记者，法特认出其中有两个美国人，他想找他们聊聊。可是，丘乔另有计划。他们前往圣特莱莎市中心一条胡同里的酒吧，那里的墙壁上画着荧光画，有个之字形的柜台。他们要了威士忌、橘子汁。酒吧经理认识丘乔。法特觉得那人不仅是酒吧经理，可能还是老板。因为他表情冷漠、专横，包括用腰间的围裙擦杯子的动作。但他毕竟年轻，超不过二十五岁。再说，丘乔不大理睬老板，只顾忙着跟法特说纽约的事情，说纽约新闻界的活动。

丘乔坦率地说：“我很想去纽约生活，找个用西班牙语的广播台工作。”

法特说：“那里有很多西班牙语广播台。”

“我知道，我知道。”丘乔说，好像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接着，他提到两家西语广播台。可法特从来没听说过。

丘乔问：“你们的杂志叫什么名字？”

法特说了名字。丘乔想了想，摇摇头。

他说：“我不知道。大吗？”

法特说：“不大，不大。是哈莱姆区里的一家杂志。明白吗？”

丘乔说：“不明白。”

法特说：“杂志的几个老板都是美国黑人。社长是美国黑人。几乎我们所有的记者都是美国黑人。”

丘乔问：“这可能吗？新闻要客观，这样好吗？”

这时，法特意识到丘乔有点醉了。他想起自己刚刚对丘乔说的话。说实在的，断言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是黑人可有些冒险。他仅仅见过编辑部里的黑人，可并不认识通讯记者。他想，或许在加州有墨西哥裔的美国记者。或许在得克萨斯也有。但有可能得克萨斯没人。否则的话，为什么把他从底特律派遣过来呢？为什么不派遣加州的人呢？得州的人呢？

几个姑娘过来跟丘乔打招呼。她们身穿过节的服装，是去歌舞厅的打扮，脚踩高跟鞋。其中一个头发染成金黄；另外一个皮肤黝黑，不爱说话，有些害羞。金发姑娘问候经理，后者挥挥手，好像很了解她但不信任她。丘乔介绍法特时说，他是纽约的著名体育记者。法特趁这个机会告诉丘乔他不是真正的体育记者，而是写政治、社会问题的记者，对这个声明，丘乔非常感兴趣。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丘乔说他是最了解亚利桑那边界南部电影的人。那人名叫查理·克鲁斯，他笑着说：丘乔说的话，你一句也别信。他是录像带商店的老板，这工作迫使他不得不看很多影片，仅此而已；他说：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丘乔问他：“你有几家录像带店？说！告诉我朋友法特吧。”

“三家。”查理说。

“这头牛腰缠万贯啊。”丘乔说。

那个染了金发的姑娘名叫罗莎·门德斯。丘乔说她曾经是他未婚妻。也当过查理的未婚妻。如今跟一家舞厅老板过从甚密。

查理说：“小罗莎就是这个样子。性格使然嘛。”

法特问：“性格使然是什么？”

罗莎用不大好的英语说就是乐天派。她说：生命是短暂的；随后沉默起来，交替地看看法特和丘乔，好像在思考自己刚刚说的话。

查理说：“罗莎还讲点哲学。”

法特点点头。另外两个女孩走了过来。她俩年纪更小，只认识丘乔和酒吧老板。法特估计她俩都不会超过十八岁。查理问法特喜欢不喜欢斯派克·李 ［3］ 。法特说：喜欢。实际上，他并不喜欢。

“他像墨西哥人。”查理说。

法特说：“有可能吧。这种说法挺有意思。”

“喜欢伍迪·艾伦 ［4］ 吗？”

法特说：“喜欢。”

查理说：“他也像墨西哥人，但是像墨西哥城或者库埃纳瓦卡地方的墨西哥人。”

丘乔说：“像坎昆岛的墨西哥人。”

法特笑了，可是什么也不明白。他想二人在寻他开心。

查理问法特：“喜欢罗伯特·罗德里格斯 ［5］ 吗？”

法特说：“喜欢。”

“这笨蛋是我们的人。”丘乔说。

查理说：“我有一盘录像带是罗伯特·罗德里格斯的电影。很少有人看过。”

法特问：“是不是《玛莉阿芝舞》？”

查理说：“不是这个。这个大家都看过。是更早一部，那时候罗伯特·罗德里格斯还默默无闻呢。说的是一个被饿死的墨西哥裔美国男妓的故事。是每个干临时工作的人都会唱的情歌。”

丘乔说：“咱们坐下！你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查理说：“好主意。我早就站累了。”

故事简单又不大可信。在拍摄《玛莉阿芝舞》之前的两年，罗伯特·罗德里格斯去了一趟墨西哥。在那段日子里，他沿着奇瓦瓦和得克萨斯之间的边疆地区漫游，后来到南方去了，一直走到墨西哥城的联邦区，开始吸毒和酗酒。查理说：他堕落得厉害，上午进酒店，直到酒店打烊时被人踢出门。最后住进了一家妓院，就是下等窑子，就是红灯区，就是一个好心妓女的家，成了一个妓女和一个拉皮条的人的朋友；那皮条客名叫贝尔诺，意思就是“鸡巴”或者“肉棒”。这个什么贝尔诺对罗伯特·罗德里格斯有好感，跟罗德里格斯相处得很好。有时，他不得不拖着罗德里格斯上楼去卧室；有时，贝尔诺和那妓女不得不脱光罗德里格斯的衣服，把他塞到淋浴蓬头下面，因为罗德里格斯非常容易失去知觉。一天上午、一个少有的上午，我们未来的电影导演处于半清醒状态，皮条客对罗德里格斯说，一些朋友打算拍电影，问他能不能做导演。你们可以想像得到，罗伯特·罗德里格斯说okay，来龙舌兰吧！于是，贝尔诺就负责具体的拍摄事务了。

我记得拍摄进行了三天。其间，罗德里格斯总是醉醺醺，一准备拍摄就吸毒。因此，摄制人员名单上当然没有他了。导演名叫约翰尼·玛迈森，这显然是个玩笑；但如果你了解罗伯特·罗德里格斯导演的电影、他取景的方式、他那些镜头、反镜头、他对速度的感觉，那么毫无疑问，影片是他的。惟一缺少的是他亲手剪辑影片的方式，为此，显而易见的是，这部电影的剪辑是别人完成的。但导演是他，这个我敢肯定。

法特对罗伯特·罗德里格斯不感兴趣，对他第一部电影的故事（或者最后一部，反正一样）也不感兴趣；再说，他很想吃饭或者吃个三明治，然后上汽车旅馆睡觉；可是，同样还不得不听听那故事情节的片段，那是个一群聪明妓女的故事，或者也许仅仅是些好心的妓女，其中出类拔萃的名叫什么胡斯蒂娜；这个胡斯蒂娜不知什么原因，但容易猜到，认识了墨西哥城几个夜间假扮警察游荡的吸血鬼。这故事剩下的部分，他就不注意听了。就在他跟那个黑发姑娘（跟罗莎一起来的）亲嘴的同时，听见有人说什么金字塔、阿兹特克吸血鬼、一本血书、《杀出个黎明》先前的想法和罗伯特·罗德里格斯重现的噩梦。黑发姑娘不会亲嘴。法特离开前把和风旅馆的电话号码给了丘乔，然后，磕磕绊绊地走到他停车的地方。

拉开车门的时候，法特听见有人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做了一个深呼吸，转过身来。丘乔距离他有三米远，领带结散开了，搂着罗莎的细腰。她望着法特的眼神，好像法特是什么异国情调的典型。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但那姑娘的眼神让他不痛快。

法特说：“我很好。没问题。”

“要我送你去汽车旅馆吗？”丘乔问。

罗莎笑得更厉害了。法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墨西哥人是同性恋。

法特说：“不用。我自己能解决。”

丘乔松开姑娘的细腰，朝法特走来。法特拉开车门，坐下发动车子，避免看丘乔和罗莎。他听见那墨西哥人好像悄悄说了一句：朋友，再见！罗莎双手叉腰，法特觉得这姿势一点也不自然。她不看法特，不看远去的轿车，只看丘乔。后者一动不动，仿佛夜间的冷空气把他给冻僵了。

到了汽车旅馆，服务台还开着，法特问一个刚才进门时他没看见的小伙子：能不能给弄点吃的？小伙子告诉他厨房关门了，他可以到外面的自动售货机上买饼干或巧克力棒。公路上，时不时地有卡车南来北往；公路那一侧有服务站的灯火。法特迈步向对面走去。可是，穿越公路时，一辆轿车险些撞倒他。刹那间，他想他醉了；可是又一想过公路前，他醉没醉呢，事先仔细看过来往车辆啊，并没发现公路上有车灯。那这辆轿车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呢？他想回来的时候，可得多加小心。服务站上灯火通明，几乎没人了。柜台后面有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女在看杂志。法特觉得女孩的脑袋太小了。收款台旁边有个大约二十岁的女子。他向卖热狗的机器走去时，女子一直在注视他。

“您得先付款。”女子用西班牙语告诉他。

法特说：“我不懂。我是美国人。”

女子用英语重复了她的提醒。

法特说：“要两个热狗和一罐啤酒。”

女子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圆珠笔，写下法特应该交给她的钱数。

法特问：“交美元还是比索？”

女子说：“比索。”

法特在收款台上放下一张钞票，去冰箱里拿啤酒；然后，用手指告诉小脑袋女孩他要两个热狗。女孩给他端上后，法特问她调味机要怎么用。

女孩用英语说：“随便按动哪个按钮都行。”

法特在一个热狗抹上西红柿酱、芥末以及像是鳄梨酱的东西，立刻吃了起来。

他说：“好吃。”

姑娘说：“太好了。”

接着，他把另外一个也如法炮制。然后，去收款台拿找头。他拿起硬币，重返女孩那里，给她一些小费。

法特说：“小姑娘，谢谢。”

他拿着啤酒和热狗向公路走去。就在他等候三辆卡车从圣特莱莎驶向亚利桑那的工夫，他回想自己对女收款员说的那句“我是美国人”。为什么我不说“我是美国黑人”呢？莫非因为我在国外？可是，如果愿意的话，我只要走上一段路，不是很长的路，就可以回国，难道这也能看做是国外吗？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某些地方我是美国人，在另外一些地方我是美国黑人，而根据逻辑推理，在另外什么地方，我什么也不是？

法特一觉醒来，给杂志的体育部主任通了电话，告诉主任皮凯特不在圣特莱莎。

体育部主任说：“这很正常。有可能在赌城拉斯维加斯郊外的什么庄园里。”

法特说：“真见鬼！我怎么去采访他呢？你要我去拉斯维加斯吗？”

“你没必要去采访什么人。你是知道的，我们只需要什么人讲讲比赛的情况、气氛、拳击台上的空气、皮凯特的状态，还有在他妈的墨西哥人里留下的印象。”

“就是比赛的开场白了。”法特说。

“开场什么？”体育部主任问他。

法特说：“什么操蛋气氛。”

体育部主任说：“文字要简练，就像在酒吧讲故事一样，你周围的人都是你的朋友，都急不可耐地想听你讲话。”

法特说：“明白了。我后天寄给你吧。”

“要是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别担心！我们这里给编辑一下，就好像你一辈子都是在拳击台旁边度过的。”

法特说：“行。明白了。”

法特走出房间，在走廊里看见三个金发男孩，几乎就是白化病人的样子，正在玩一个白球、一个红桶和几把红色塑料铲子。最大的应该有五岁，最小的大约三岁。这个地方不安全，不适合孩子玩耍。稍一疏忽，孩子们有可能过马路，卡车会撞倒他们。他看看两侧，发现有个金发女郎坐在阴凉下的木凳上，戴着墨镜注意着孩子们的动静。他有礼貌地招招手。女郎看了他一下，点点头，意思是她的视线不能离开孩子。

法特走下台阶，钻进自己的轿车。车内的热度让人无法忍受。他打开两扇车窗。不知为什么他又想起了母亲，想起他小时候母亲照看他的方式。启动车子的时候，一个白化病小孩站起来注视他。法特冲他笑笑，招招手。孩子放下皮球，像士兵一样立正。轿车要开出汽车旅馆的时候，孩子把手举到帽檐处，保持敬礼的姿势，直到法特的车子消失在南边。

法特一面驾驶一面又想起母亲来。他仿佛看见母亲在走路，在背对着他看电视，他看见母亲的后脑勺，听见她在笑，看见她在厨房洗碗。但母亲的面部始终在暗处，好像她已经去世，好像她用手势而不是话语告诉他：无论今世还是来世面部都不重要。到了索诺拉胜地旅馆，他没找到任何一个记者，于是不得不问服务员去拳击馆怎么走。到达拳击馆，他发现那里有些骚动。他问走廊里一个擦皮鞋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擦皮鞋的告诉他美国拳击手到了。

法特看见孔特·皮凯特已经登上拳击台，他身穿西装，打着领带，露出一副宽容、自信的笑容。摄影记者纷纷把照相机对准孔特，围拢在拳击台四周的记者七嘴八舌地叫他小名，提出问题。你准备什么时候打冠军赛？杰西·布林伍德怕你是真的吗？你是在拉斯维加斯秘密结婚了吗？皮凯特的经纪人站在他身边。经纪人是个矮胖子，由他回答几乎全部问题。墨西哥记者用西班牙语跟他说话，叫他的名字“索尔，索尔先生”；索尔先生也用西班牙语回答问题。有时，索尔先生也叫墨西哥记者的名字。一个美国记者，高大、方脸的家伙，问把孔特·皮凯特拉到圣特莱莎比赛，从政治角度说是否正确。

经纪人问：“从政治角度说，是什么意思？”

那美国记者正要开口回答。但是，经纪人抢在了他前头。

经纪人说：“拳击是个体育项目，而体育跟艺术一样是超越政治的。拉尔夫，你别把体育跟政治掺合在一起。”

这个什么拉尔夫说：“如果您的话我理解正确的话，您把孔特·皮凯特拉到圣特莱莎是没有顾虑的。”

经纪人说：“孔特·皮凯特谁也不怕。”

孔特·皮凯特说：“能打败我的人还没有出生呢！”

“好，孔特是条好汉。这是明摆着的。那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了：有女人跟你们一起来吗？”拉尔夫问。

在另外一头有个墨西哥记者站起来，让拉尔夫滚蛋。距离法特不远的另外一个墨西哥记者吼道他要是不想挨揍，就别骂墨西哥人！

“闭上你的臭嘴，蠢牛！要不然我劈了你。”

拉尔夫好像没听见骂声，依然站在那里不动，表情镇定，等候经纪人回答问题。在拳击台一角的几个美国记者，跟摄影记者一道，望着经纪人，面带疑问的神情。经纪人清清嗓子，说道：

“没有女人跟我们来。拉尔夫，您是知道的：我们出来从不带女人。”

“连阿尔维森夫人也不带吗？”

经纪人笑了。几个记者也跟着笑了。

经纪人说：“拉尔夫，您很清楚，我老婆不喜欢拳击。”

“他们刚才说些什么鬼话啊？”法特问丘乔。二人正在北沙拳击馆附近一家酒吧吃早点。

“在说谋杀女人的事。”丘乔神情不悦地说道，“每隔一段时间就冒出来，就成为新闻。记者们议论的就是这个。人们又在说谋杀案了。这事就像滚雪球，直到太阳出来，雪球融化，大家忘记，重新干活为止。”

“什么重新干活？”法特问。

“朋友，这些操蛋的谋杀案就好像是罢工，是操蛋的野蛮罢工。”

把杀害妇女与罢工等量齐观，真是新鲜啊。可是，法特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这是一座完美、整齐的城市。”丘乔说，“我们应有尽有。工厂、加工厂很多。失业率很低，是墨西哥失业率最低的地方之一。有贩毒团伙。有来自其他乡镇的民工潮。有中美洲移民。有个承受不住人口过快增长的城市规划。我们这里很有钱，可也有很多贫困现象。这里既有艺术想像力，也有官僚作风；既有暴力现象，也有和平劳动的愿望。就是缺少一样东西。”

法特想：缺少石油。可他没说出来。

他问：“缺少什么啊？”

丘乔说：“时间，缺少操蛋的时间。”

法特心里问：要时间做什么？难道要时间让这堆位于一座被遗忘的坟墓和一座垃圾堆中间的臭狗屎变成一种底特律吗？有一阵工夫，二人没说话。丘乔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和一个本子，开始画女人头像。他全神贯注，画得飞快；法特觉得他很有天赋，好像丘乔在当体育记者之前研究过绘画，长时间拿过写生本。他笔下的女子都没有笑容。有些人是闭着眼睛的。有些上了年纪，眼睛看着旁边，好像在等候什么，或者等候什么人来叫她们的名字。个个都不美丽。

丘乔开始画第七幅画像的时候，法特说：“你很有天赋。”

“这算不了什么。”丘乔说道。

随后，法特问丘乔的事情基本上围绕着被害妇女，因为如果继续说丘乔的天赋会让法特感到有些尴尬。

丘乔说：“大部分被害女子是加工厂的女工。很多人是年轻姑娘，留长发。但这不一定是凶手锁定的目标，在圣特莱莎，差不多所有的姑娘都留长发。”

法特问：“只有一个凶手吗？”

丘乔不停地画着，一面回答道：“大家都这么说。抓了几个人。有几个案子破了。传言说凶手是一个，而且抓不住。”

“被害妇女一共有多少啊？”

丘乔说：“不知道。很多啊，大约二百多人吧。”

法特注意看丘乔开始画第九幅画像。

法特说：“仅仅一个人能杀害这么多女人！”

“是啊，朋友，太多了，就是一个墨西哥凶手也太多啦。”

法特问：“她们是怎么被害的？”

“这问题眼下一点都不清楚。她们总是失踪，消失在看见和看不见的空气里。过了一段时间后，她们的尸体出现就在沙漠里了。”

法特开车向索诺拉胜地旅馆驶去，打算到那里后查查自己的电子邮箱；他忽然想到，写一篇关于被杀妇女的报道不是比皮凯特与费尔南德斯比赛更有意义吗！于是，他给部门主任写了一封信，要求在圣特莱莎多留一周，请主任派遣一名摄影记者来。随后，他去酒吧喝酒，与那里的几个美国记者会合在一起。大家在谈比赛，一致认为费尔南德斯坚持不了四个回合。有个记者讲了墨西哥拳击手埃尔古雷斯·卡雷纽的故事。此人身高两米。这在墨西哥很少见，墨西哥人通常矮小。这个埃尔古雷斯·卡雷纽还力大无比，在市场里扛大包，要么就是在肉铺扛肉。有人劝他搞拳击。开练的年岁大了一些。大约二十五岁吧。但是，墨西哥重量级选手不多，他每场比赛都赢了。墨西哥是个盛产好斗的公鸡、有钱人和优秀作家的国度，有时，偶尔也造就出来次中量级业余选手，但是没有重量级和轻重量级选手。这是个传统问题，是个饮食问题。是个形态学问题。如今，他们有了比美国总统个子要高的总统。这样的事是第一次啊。慢慢地墨西哥总统会越来越高啦。这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过去，一个墨西哥总统顶多到美国总统肩膀。有时，墨西哥总统的头顶勉强超过咱们总统的肚脐眼几公分。以前是传统。可如今墨西哥上层社会在变化。上层人士越来越有钱，常常去边境以北找老婆。他们说这是“优化人种”。墨西哥的侏儒父亲送自己的侏儒儿子去加州上大学。这孩子有钱啊，为所欲为，打动了一些女生。世界上按照平方米计算，傻姑娘最多的地方就是加州。结果：这个侏儒小子拿了大学文凭，捞到一个媳妇跟他去墨西哥过日子了。就用这种方式，墨西哥侏儒的孙子们不再是侏儒了，有了正常身高，皮肤也白了。这些孙子们长大后，像父亲年轻时那样游历一番：上美国大学，娶美国老婆，生下的儿子越来越高大。实际上，墨西哥上层社会自己冒风险干西班牙人曾经做过的事情，但做法相反。那时西班牙人淫荡好色、缺乏远见，与印第安女人交配，强奸她们，强迫她们信仰天主教，以为用这种方式墨西哥就能变成白色了。西班牙人相信白人血统。过高估计了自己精子的质量。结果他们错了。你绝对不可能强奸那么多人啊。从数学角度说，这是办不到的。身体也吃不消。于是，你就筋疲力尽了。再说，他们是从下向上强奸，事实证明，比较实际的办法是从上向下强暴。假若西班牙人能够强奸自己的私生子女，然后强奸自己的孙子，甚至重孙子，或许他们的方法能产生好结果。可当你满了七十岁、勉强站立的时候，你还有心思强奸什么人吗？其结果是不言自明的。西班牙人的精子，本以为是力大无穷的，却迷失在成千上万个印第安人没有个性的群体里了。第一批私生子，就是一半西班牙人血统、一半印第安人血统的人们，担任起国事了，成了国务秘书、军人、零售商、新城市的开创者。他们继续强奸印第安人妇女，可是从此之后，后代开始体质下降，因为他们强奸的印第安人妇女生出的混血儿身上，白人血液所占百分比越来越少。就这样代代相传下来，到了这个名叫埃尔古雷斯·卡雷纽的拳击手，起初，他场场都赢，这或者是因为对手比他还懒散，或者因为有人打假拳，这样一来让一些墨西哥人飘飘然起来，开始吹嘘有了真正的重量级冠军。结果，有一天，他们把卡雷纽带到了美国，先后让他跟一个爱尔兰酒鬼、一个吸毒的黑人、一个大胖子交手。卡雷纽全胜。这让墨西哥人欣喜若狂。于是，安排他们的冠军去参加大范围比赛。于是，让卡雷纽签约与亚瑟·阿什利比赛，地点在洛杉矶；不知道你们谁看过那场比赛，反正我看过。阿什利的外号叫“虐待狂亚瑟”。这个外号就是他赢了卡雷纽之后得到的。可怜的卡雷纽被打得体无完肤。大家从第一回合就看出来比赛会成为流血事件。这个“虐待狂亚瑟”的打法每个回合都占据主动，打得不慌不忙，钩拳打得位置很准确，每个回合都有专门的部位：第三回合专门打脸，第四回合专门打肝脏。总之，卡雷纽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才忍耐到第八回合。那次比赛后，他还在三等的场子打过。几乎总是打到第二回合就倒下。后来，他在一家歌舞厅当了保安。但是，他太有名了，闹得每个工作都超不过一周。他再也没回墨西哥。或许，他已经忘记自己是墨西哥人了。当然，墨西哥人也把他给遗忘了。据说，后来他四处乞讨，有一天死在了大桥下面。那记者说，这就是墨西哥重量级的骄傲。

其他的人都笑了。接着，人人都露出严肃的表情。默哀二十秒，纪念倒霉的卡雷纽。这突如其来的严肃表情让法特产生一种假面舞会的感觉。在飞快的一瞬间里，他没了空间感，好像看见了母亲那空空荡荡的单元房，预感到在一间令人伤心的房间里有两个人在做爱，在同一时间里发生了一切，一个由“气候”这个词确定的时间。你是什么？是三K党 ［6］ 报刊撰稿人吗？法特问那个记者。记者连忙说：好，好，好，又是一个敏感的黑人。法特打算走过去，至少给那记者一拳（没想煽耳光），但是，讲故事的记者周围有些记者拦住了法特。他听见有人说：这仅仅是个笑话嘛。咱们都是美国人。这里谁也不是三K党。或者我是这么认为的。接着，他听见了更大的笑声。平静下来后，法特独自到酒吧的角落里坐下了。这时，一个一直在听关于卡雷纽故事的记者来到法特身边，向他伸出手来。

“我是查克·坎贝尔，芝加哥《体育杂志》的。”

法特握握对方的手，说了自己和杂志的名字。

坎贝尔说：“我听说你们的记者被害了。”

“是的。”法特说。

“我估计是女人的事。”坎贝尔说。

法特说：“我不知道。”

“我早就认识吉米·洛厄尔。”坎贝尔说，“我俩见面至少有四十次。他的情妇和什么老婆的数目比我能说出来的多得多。他是个好人。喜欢好酒、好菜。他说，一个工作多的人应该多吃，饭菜的质量要好。有时，我和他一起坐飞机出差。我在飞机上睡不着觉。吉米·洛厄尔在飞机上总是睡觉。醒过来也是为了吃东西，讲讲奇闻逸事。实际上，他不太喜欢拳击。他的体育项目是棒球。可是你们的杂志覆盖所有体育项目，甚至网球。他从来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他尊重别人，也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你不这么想吗？”

法特说：“我从来没见过吉米·洛厄尔。”

“小伙子，别错误理解我刚才说的话。”坎贝尔说，“当体育记者是很乏味的，常常不多想就信口开河，或者为了不重复老一套就改编故事。有时候，我们不经意就胡说八道。那个讲墨西哥拳击手故事的家伙不是坏人。他是讲文明的，与别人相比，他相当开通。惟一的是有时为了消磨时光，常常玩谁更无赖。但是，我们并不当真。”

“我这里没问题。”法特说。

“你认为孔特·皮凯特在第几回合能赢？”

法特说：“不知道。昨天我看见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在他的宿营地进行训练。我觉得他不像输的样子。”

坎欠尔说：“到不了第三回合就得躺下。”

另外一个记者问法特费尔南德斯的宿营地在什么地方。

法特说：“离城里不远。可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不是自己去的。几个墨西哥人带我去的。”

法特再次打开电脑时，看到了部门主任的回复。既没兴趣，也没经费去报道他建议的妇女被害案。在电子邮件里，主任建议他只要完成体育部主任交办的差事就马上离开墨西哥。法特跟胜地旅馆的服务员说要连接一个打到纽约的长途电话。

法特一面等待纽约电话，一面回想起过去不许报道的那些事情。最近的一次是不许报道一个哈莱姆区政治小组的事，该组织名叫穆罕默德兄弟会。法特是在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游行中认识兄弟会的。游行队伍的组成形形色色：里面有阿拉伯人的组织，有纽约左派老兵，有反对全球一体化的新兵。但是，穆罕默德兄弟会立刻引起了法特的注意，因为他们行进的队伍高举着本·拉登的巨幅画像。所有成员都是黑人，个个身穿黑色皮夹克，头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这让他模模糊糊想起黑豹党来，只不过黑豹党的成员都是少年，不是少年的都有青年标记，是一种青春光晕和悲剧色彩的混合物，而穆罕默德兄弟会的会员是百分之百的成年人，虎背熊腰，肌肉发达，都是在健身房里长时间练习举重、摔跤的人，个个都有当保镖的本领；可问题是给谁当保镖呢？纯粹是人才储备库，有他们在场可以起威慑作用，虽然他们不超过二十人，有可能不足二十，但本·拉登的画像（天晓得怎么搞到的）发挥了多种效应，首先因为是世贸中心爆炸案已经过去将近半年了，高举本·拉登（虽然仅仅是画像）一起游行，那是极端的挑衅行为。当然，不仅法特一人注意到了兄弟会几个人的挑战表现，而且电视台的摄像机也在追踪他们，采访他们的发言人；而且几家报纸的摄影记者也拍下了那群似乎在要求被压迫人民呐喊的人群。

法特站在远处望着兄弟会的人们。他看见他们跟电视台、地方广播台的记者谈话，看见他们在喊叫，在人群里前进，便尾随其后。没等游行队伍解散，兄弟会的成员便离开了队伍，按照预先制订的方案，向一个街口走去。那里有两辆厢式货车等候他们。直到这时法特才发现他们不到十五个人。他们在跑步。法特向他们跑去。到了他们跟前，他说要为自己的杂志采访他们。他们谈话的地点在那两辆厢式货车旁边，一个小巷里。一个头领模样的人物，高大、肥胖，剃光了头发，问法特替哪家杂志工作。法特说了。那人带着嘲笑的表情看看法特。

他说：“你这个什么操蛋杂志没人看啊。”

法特说：“这是属于兄弟们的刊物。”

那家伙依然笑着说：“这个操蛋的兄弟杂志只能让兄弟们感到讨厌。它已经成古董啦。”

法特说：“我不这么认为。”

一个中国厨师的助手出来扔垃圾袋。一个阿拉伯人站在街口看着他们。远处有陌生面孔出现，就在法特这样想的同时，那个头领人物告诉了他几天后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见面时间和地点。

法特没有爽约。兄弟会三个成员和一辆厢式货车在等着他。他们转移到贝切斯特大街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那个光头胖子在等候他们。胖子说他叫卡里。其他人没有说名字。卡里谈起了圣战。法特说：请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圣战是什么玩意儿？卡里说：圣战说的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嘴巴已经说得口干舌燥了。圣战就是哑巴说话的方式，就是失去说话权利的言说，就是从来不会言语的人们的话。法特问：你们为什么要游行反对以色列呢？卡里说：因为以色列人压迫我们。法特说，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参加三K党。卡里说：这是犹太人企图要我们相信的话。实际上，三K党遍布世界各地。在特拉维夫，在伦敦，在华盛顿。三K党的很多头目就是犹太人。一向如此。好莱坞里面挤满了三K党的头目。法特问：有哪些人？卡里提醒他：下面说的话不许发表！

卡里说：“犹太富豪都有犹太律师。”

法特问：“哪些人？”卡里点了三个导演和两名演员的名字。接着，法特来了灵感，他问：伍迪·艾伦是三K党吗？卡里说：是。你看看他导演的影片吧！那里有黑人兄弟吗？法特说：没见过几个。卡里说：一个也没有！法特问：你们为什么高举本·拉登的画像？因为本·拉登第一个意识到当前斗争的性质。接着，他俩谈起本·拉登是无罪的，谈起了珍珠港，谈起了攻击世贸双子塔对某些人的好处。卡里说：得到好处的人是在交易所工作的，是在办公室存有风险证券的，是军火商，他们需要一次这样的行动。法特说：按照你们的说法，穆哈默德·阿塔 ［7］ 是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的卧底。卡里问法特：那么穆哈默德·阿塔的尸体在什么地方？谁能肯定穆哈默德·阿塔就在其中一架飞机里呢？我来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认为：阿塔已经死了。他在刑讯中被打死了，或者给了他脑后一枪。我想后来他们把阿塔的尸体切成碎快，把骨头磨成粉末，弄成鸡粉的样子。我估计后来把他的骨粉装入木盒，填满水泥，扔到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地里了。对付阿塔的其他同志，他们也是如法炮制。

法特问：驾驶那两架飞机的是谁呢？是三K党的疯子、中东疯人院的无名患者、被催眠后准备自杀的志愿者。这个国家每年有几千个人失踪，没人打算去找。后来，他俩谈起了古罗马人、古罗马竞技场、狮群吃掉的第一批基督徒。法特说，狮子咽不下去咱们黑人的肉。

第二天，法特在哈莱姆区的一个地方拜访了兄弟会的人。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什么易卜拉欣，一个中等身材、满脸疤痕的男子，由他详细介绍兄弟会在居民区从事的慈善活动。他俩在小区旁边一家咖啡馆里共进晚餐。一位妇女在一个小伙子帮助下照看咖啡馆，厨房里有个老头不停地唱歌。黄昏时分，卡里也来参加采访。法特问二人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他俩说，在监狱里。在监狱里，黑人兄弟就互相认识了。三人谈到哈莱姆区里另外一些穆斯林组织。对这些组织，易卜拉欣和卡里的看法不太好，但是二人极力不夸大其词且表示欢迎的态度。优秀的穆斯林迟早会来找穆罕默德兄弟会的。

分手前，法特对二人说当局可能永远不原谅兄弟会高举本·拉登画像游行的事。易卜拉欣和卡里大笑起来。法特觉得二人笑的模样像两块晃动的黑色岩石。

易卜拉欣说：“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

卡里说：“现在他们可知道是在跟谁打交道了。”

部门主任要求法特忘掉报道穆罕默德兄弟会的事情。

主任问：“那些黑人有多少啊？”

法特答：“大约二十人。”

主任说：“二十个黑人里至少有五个应该是联邦调查局卧底的特工。”

法特说：“可能更多吧。”

主任问：“关于他们，有什么能让咱们感兴趣呢？”

法特说：“愚蠢。还有变来变去自己打垮自己的各种形式。”

主任问：“法特，你变成受虐狂啦？”

法特承认：“可能吧。”

主任劝他：“你应该多操女人，多出门，多听音乐，找朋友多聊天。”

法特说：“我考虑过了。”

“考虑什么？”

法特说：“多操女人！”

主任说：“这种事情不用考虑，要干！”

法特说：“总得先想想吧。”接着，又加了一句：“我写兄弟会的报道，开绿灯？”

主任摇摇头。

主任说：“别说啦。如果你愿意的话，写吧！写了卖给一家哲学杂志，一家城市人类学杂志；或者写成电影剧本，让他妈的斯派克·李拍片。但是，我可不想发表它。”

“行。”法特说。

主任说：“真他妈烦人！这些婊子养的居然高举本·拉登画像游行。”

法特说：“总该有点勇气。”

“那勇气得装上钢筋水泥。另外还应该特别傻。”

法特说：“里面肯定会有警察卧底。”

主任说：“都一样。无论有没有卧底都是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法特问。

“说明咱们生活在一个狂人世界里。”主任说。

主任一来电话，法特就解释了圣特莱莎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简要说明了报道的内容。法特说到了妇女被害的案子，有可能所有的罪行就是一两个人犯下的，这样就把这两人罪犯变成了系列杀人的最大凶犯；他还说到了贩毒集团、边境的状况、警察的腐败、城市无节制的发展；他向主任保证只要一周的时间就可以调查出需要的材料，然后立即返回纽约，用五天可以写好报道。

主任说：“法特，你在那里的任务是报道那倒霉的拳击赛。”

法特说：“拳击赛就是一个小故事。这篇报道要高级多了！我提供的内容可丰富多了。”

“你在提供什么？”

法特说：“是第三世界工业化的画像啊，是墨西哥当前形势的aidemémoire ［8］ ，是边疆全貌，是头等的侦探小说啊。”

主任问他：“一个什么aide-mémoire？黑人，这是法语吗？你什么时候又会法语了？”

法特说：“我不会法语。可我知道这是个倒霉的aide-mémoire。”

“我也知道什么是倒霉的aide-mémoire。”主任说，“我还知道merci ［9］ 、au revoir ［10］ 以及faire l' amour ［11］ 。同样，我还知道coucher avec moi ［12］ ，你记得那首歌吗？‘voulez-vous coucher avec moi, ce soir？’ ［13］ 我想你这个黑人愿意coucher avec moi，可是首先要说voulez-vous（您愿意吗？），这是首要条件。明白吗？你必须先说voulez-vous，否则要倒霉啦。”

法特说：“这里有可以做大文章的材料啊。”

主任问：“有多少倒霉的兄弟卷进这件事了？”

法特问：“你说的什么臭事啊？”

主任问：“有多少倒霉的黑人处境危险呢？”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跟你说的是重要的报道。”法特说，“而不是黑人区里的骚乱。”

“就是说，这个故事里没有任何倒霉的黑人兄弟。”主任说。

“没有任何黑人兄弟，但是有二百多被杀的墨西哥妇女，婊子养的！”法特说。

主任问：“孔特·皮凯特的胜算有多少？”

法特说：“让孔特操你那倒霉的黑屁股眼儿吧！”

主任问：“你见到孔特的对手了吗？”

“让孔特操你那倒霉的阴阳人屁眼儿吧！”法特说，“你去求孔特替你盯着那对手吧！因为只要我回纽约就会踢爆你的屁股！”

主任说：“黑鬼，完成你的活计，别拿出差费作弊啊！”

法特把电话给挂了。

一个身穿牛仔裤和粗皮夹克的女子站在他身边微笑。她戴着墨镜，肩挎优质提包和一架照相机。样子像游客。

她问：“您对圣特莱莎杀人案感兴趣？”

法特看了她一眼，很久才明白她刚才听见了他的电话内容。

“我叫瓜达卢佩·龙卡尔。”她说着伸出手来。

法特握了握，手很柔嫩。

“我是记者。”瓜达卢佩·龙卡尔等法特一松开手就说道，“我不是来报道拳击赛的。这种打来打去的玩意儿，我不感兴趣，虽说有很多女人觉得拳击很性感。说实话，我觉得拳击低级、庸俗、没意思。您不这么认为吗？莫非您喜欢看两个男人互相殴打？”

法特无所谓地耸耸肩。

“您不回答我的问题？好吧，我无权评判您的体育爱好。实际上，任何体育活动我都不喜欢。我不喜欢拳击，理由我刚才说过了，也不喜欢足球，也不喜欢篮球，也不喜欢田径。也许您会问，在这么一个住满了体育记者的旅馆里，我在做什么呢？为什么我不住在另外一个比较安静的旅馆？那样每当我下楼去酒吧或者餐厅，不就可以不听那些老早以前悲惨的大赛故事了吗？如果您陪我去我预订的餐桌，咱俩喝上一杯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您原因。”

法特跟在她身后走着，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想法：这会不会是陪着一个女疯子或者也许是个妓女，可瓜达卢佩·龙卡尔一点不像疯子和妓女，虽说实际上法特根本不知道疯子或者墨西哥妓女究竟什么样。可她也不像记者。二人在旅馆的露天茶座坐下，从那里可以看到一座正在建筑的十层楼房。龙卡尔冷漠地告诉法特：那楼房也是旅馆。有几个工人靠在钢梁上，或者坐在砖堆上，也在望着他俩，但这是法特的猜想，因为他没办法证实，因为那些工人在盖了一半的楼上活动的身影实在太小了。

龙卡尔说：“我刚才说了，我是记者。我在首都一家大报社工作，住在这家旅馆是因为害怕。”

法特问：“怕什么？”

“什么都怕。一旦您做与圣特莱莎妇女被害案有关系的工作，那最终会感到害怕，什么都怕。害怕有人揍你。害怕绑架。害怕折磨拷打。当然有了经验以后，害怕的程度会减轻。可是，现在我没经验啊。缺乏经验。我的毛病就是没经验。甚至可以说，我的身份是秘密记者。能有这种说法吗？现在妇女被杀案的全部情况我都了解了。可说实在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是外行。我的意思是，一个星期前这还不是我的选题呢。那时不知道情况，一个字也没写过杀害女人的事。突然之间，在我完全没料到，也不想知道的情况下，报社在我案头放下了一堆被杀妇女的卷宗，把案子给了我。您想知道为什么交给我吗？”

法特点点头。

“因为我是女人，我们女人不能回绝委托的事情。当然，此前，我已经知道出差的去向和我前任的下场。报社里人人都知道。这个案子老早就出了名。也许您知道案情。”法特摇摇头。“我的前任被杀了。因为他卷入得太深，就被害了。不是在这里圣特莱莎，而是在首都啊。警方说，涉及另外一起结局很惨的盗窃案。您想知道事情的经过吗？他上了一辆出租车。车子开到一个街角后停下来了。上来两个陌生人。他们用了一阵工夫兜圈子，绕着不同的自动取款机行驶，把我前任信用卡的钱全部取出，然后开到郊外，把他乱刀捅死了。他不是第一个因为写的东西而被害的记者。在他留下的文件里，我发现了另外两个被杀记者的材料。一个是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在首都被绑架；另外一个是为亚利桑那一家名叫《种族》的报纸工作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他失踪了。这两位都在调查圣特莱莎妇女被杀事件。我是在新闻系里认识女播音员的。我俩不是朋友。可能一辈子就说过两句话。但我认为我认识她。在杀害她之前，她被强奸和毒打过。”

法特问：“就在这里？圣特莱莎吗？”

“嗨，不是，就在首都啊！凶手们的胳膊很长、很长。”龙卡尔说道，声音像做梦。“从前我在地方新闻部工作。我从来不在自己写的简讯上署名。对外，我绝对是个陌生人。我的前任被害后，报社里两个大头目来看我。他俩请我吃饭。那时我以为什么事情办坏了呢。以为他俩之中有人打算跟我睡觉。他俩我一个也不认识。知道他俩是什么人，不过从来没跟他俩说过话。饭菜令人愉快。他俩规规矩矩，很有教养；我呢，心明眼亮，冷静观察。本来以为他俩会给我留下坏印象。后来，我们回到了报社，他俩让我跟着，说是有要紧事谈谈。我们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俩开门见山就问我希望不希望涨工资。那时，我已经觉出事情有些奇怪，本想说不希望。可我还是说了希望。于是，他俩拿出一张纸来，在上面写了一个数字，正是我当地方新闻记者的工资数额；然后，他俩看看我，说出另外一个数字，相当于给我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的工资。我险些乐得跳起来。后来，他们把我前任收集的卷宗送到我案头，告诉我从今以后我惟一的工作就是管圣特莱莎妇女被杀案。我意识到如果我后退，那一切就都丢了。我轻声问他俩为什么要我干这个。一个头头说因为没人认识你嘛。”

龙卡尔发出一声长叹。法特冲她理解地笑笑。二人又要了威士忌和啤酒。建筑工地上的工人已经不见了。龙卡尔说：我喝得太多了。

龙卡尔说：“自从我看了我前任的卷宗后，就总是猛喝威士忌，比从前喝得多，还喝伏特加和龙舌兰，如今又发现了索诺拉龙舌兰，我也上了瘾。我一天比一天害怕。有时，我紧张得难以控制。当然，您可能听说过我们墨西哥人从来不害怕什么。”她笑了。“撒谎。我们害怕的事很多，但是很会掩饰。比如，我来到圣特莱莎以后，简直怕死了。从埃莫西约飞到这里的空中，我甚至不在乎飞机爆炸，因为人们说了，那样死得快。幸亏一个首都的同事给了我这家旅馆的地址。他说他要来胜地旅馆报道拳击赛；还说，如果我混在这么多体育记者堆里，谁也不敢碰我。这么说也就这么做了。问题是，比赛一结束我不能跟记者一起走，还得在圣特莱莎逗留几天。”

法特问：“为什么呢？”

“我得采访凶杀案的主要嫌疑人。他是您的同胞。”

法特说：“我不知道这事。”

龙卡尔问他：“要是您不知道这事，那怎么想写这杀人案的文章呢？”

“我本打算搜集信息的。在刚刚您听见的电话内容里，我要求的就是多留下一段时间。”

“我的前任对这事知道很多。他花了七年的时间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总体想法。生活让人伤心得简直没法忍受，您说是不是？”

龙卡尔用两个食指揉揉太阳穴，好像忽然间头疼起来了。她嘟囔了一句什么，法特没听清楚；然后，她要招唤服务员。可是，他和她是在露天茶座上。她发现周围没人时，打了个冷战。

她说：“我得去监狱看他。这个主要嫌疑人、您的同胞，几年前就进了大牢。”

法特问：“他怎么会是主要嫌疑人呢？据我所知，有人在继续杀人。”

龙卡尔说：“这就是墨西哥的神秘之处。您愿意陪陪我吗？愿意陪我一起去采访吗？说真的，要是有个男人陪着我，我可能会放心一些。这想法与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因为我是赞成女权主义的。您是不是反对女权主义者？在墨西哥，搞女权主义是困难的。如果你有钱，还不太难。如果属于中产阶级，那就困难了。一开始，不太难，当然起初容易，比如在大学里，非常容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困难。您要知道，对于墨西哥人来说，女权主义惟一的魅力就在年轻人里。但这里的女人衰老得很快。外界让我们衰老得快啊。幸亏我现在还年轻。”

法特说：“您相当年轻啊。”

“即使这样，我还是害怕。所以需要别人陪着。今天上午，我开车绕圣特莱莎监狱兜了一圈，差点癔病发作。”

“这么可怕吗？”

龙卡尔说：“简直像在梦里。像是一座活监狱。”

“活监狱？”

“不知道怎么给您解释才好。比如说，比一座单元楼房要活。活得多。您别惊讶我要说的话，这就像一个被大卸八块的女人。但是，她还活着。可在她的体内生活着囚犯。”

法特说：“明白。”

“不，我想您什么也不明白。不过，反正都一样。您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我给您提供了解杀人案主要嫌疑人的机会，交换条件是您陪着我，保护我。这是公平合理的交易。成交吗？”

法特说：“行。您太客气了。我还不明白的是您在害怕什么，监狱里没人敢碰您啊。至少从理论上讲，囚犯不会伤害您。他们只会互相伤害。”

“您一定从来没见过那个主要嫌疑人的照片。”

法特说：“没有。”

龙卡尔看看天空，笑了。

她说：“您觉得我像个疯子吧。或者像个风尘女子。但我不是。只是紧张，惟一的原因是喝得太多了。您以为我想拉您上床吗？”

“不，不会。我相信您刚才说的情况。”

“在我前任留下的文件中，有几张照片。有些是那个主要嫌疑人的。具体说，有三张。都是在监狱里拍的。其中两张，那美国鬼子，对不起我不是有意骂人，可能是坐在一间会客室里，他望着镜头。他头发金黄，眼珠碧蓝，蓝得像盲人。在第三张照片上，侧身站着，望着旁边。他又高又瘦，很瘦，但不虚弱，一点也不。他长了一张幻想家的脸。我是不是说清楚了？他在监狱里，可不像不舒服的样子。我没有这样的印象。也不像平静或者若无其事的样子。也不像是生气。那是一张梦幻般的面孔，但是在快速做梦。他的梦比我们的梦超前。这让我害怕。明白吗？”

法特说：“说真的，不明白。但是，我跟您一起去采访他。”

龙卡尔说：“太好了。后天上午十点我在旅馆门口等您。行吗？”

法特说：“上午十点，我一定到。”

龙卡尔说：“十点整。Okay！”

然后，她握握法特的手，离开了露天茶座。法特注意到她走得摇摇晃晃。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法特跟坎贝尔一起在胜地旅馆的酒吧喝酒度过。二人抱怨体育记者这个职业，说是普利策奖从来不会从这个黑洞里钻出来的，很少有人会认为体育记者除去见证一点偶发事件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价值。后来，他俩开始回忆大学时光，法特是在纽约大学度过的，坎贝尔是在爱荷华州的苏城大学度过。

坎贝尔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棒球和伦理学。”

在一刹那间，法特想像着坎贝尔跪在房间昏暗的角落里，怀抱《圣经》哭泣的样子。但是，后来坎贝尔谈起了女人，谈起史密斯兰镇上的酒吧，那是小苏城河旁边一家高级乡村旅馆；要先到达史密斯兰镇，然后继续向东走上不多几公里，酒吧就在树下，那里的姑娘经常招待农民和从苏城开车来的大学生。

坎贝尔说：“我们经常要干的就是那么几件事：先是跟姑娘性交，然后到院子里玩棒球，直到筋疲力尽为止，天黑以后，我们一醉方休，在酒吧的拱廊里唱牛仔歌。”

可是，与此相反，法特在纽约大学读书期间，很少酗酒，不去嫖娼（实际上，他一辈子也没花过钱找女人），而是利用全部空闲时间打工和读书。每个星期六，他去创意写作工作室一天，有一段时间，不长，不超过几个月，他想自己能从事文学创作，可是领导工作室的那位作家有一天告诉他最好集中精力学习新闻写作。

但这事他没告诉坎贝尔。

夜幕降临时，丘乔来把法特接走了。法特发现丘乔没邀请坎贝尔同去。不知为什么，这让法特既高兴又不高兴。有一阵工夫，二人漫无目的地在圣特莱莎街道上兜圈子；这让法特感觉丘乔有话要说，可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夜间的灯火改变了丘乔这个墨西哥人的模样。他的面部肌肉紧张。法特觉得他侧影丑陋。到那时，法特才意识到总得返回胜地旅馆，因为他的轿车停在那里。

法特说：“别走远了！”

丘乔问他：“你饿了？”法特说对。丘乔笑了，开始放音乐。法特听见手风琴声和一些人的叫喊声，既不痛苦也不欢乐，而是自给自足、自己消耗自己的能量。丘乔在笑，笑容凝固在脸上，继续驾驶，不看法特，面向前方，仿佛有人在他脖子上安装了一个钢制矫形器，与此同时，号叫声距离麦克风越来越近，法特猜测一张张凶恶的面孔张开嘴巴唱起来了，或者在继续叫喊，但比开始的音量要小，还时不时地高呼“万岁”，天晓得为什么！

法特问：“这是什么？”

丘乔答：“索诺拉的爵士乐。”

等法特回到汽车旅馆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那天夜里他喝醉了，后来酒劲过去了，又喝醉了，眼下站在自己房间门前，酒劲又过去了，仿佛墨西哥人喝的东西不是真正的酒，而是短期催眠药水。有一阵工夫，他坐在汽车的后备厢上，望着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夜间空气新鲜，天上布满了星星。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母亲在哈莱姆区夜晚不是站在窗前望灿烂的星空，而是坐在电视机前想心事，或者在厨房洗碗，与此同时，从打开的电视里传出来黑人和白人的笑声，节目在讲笑话，也许母亲觉得有趣，虽然最大的可能是母亲根本不注意节目在说什么，而是忙于洗刷脏碗、脏锅和刚刚用过的刀叉，法特想：母亲平静地干活，这平静的态度可能意味深长，超过了表面上的平静；也许这平静就是平静和疲劳，就是平静和燃烧的灰烬，就是平静、安宁和梦想，最后就是梦想，就是源泉，也是平静的栖息之地。于是，法特认为，那平静就不是单纯的平静了。或者说，我们关于平静的概念是错误的，或者说，平静的领域实际上只是运动指示器，加速或者减速，视情况而定。

次日下午两点，法特方才起床。他想起来的头一件事就是睡觉前曾经感觉不舒服，呕吐过。他看看床铺四周，又去卫生间瞅瞅，一丝呕吐的痕迹都没有。可是，睡觉的时候曾经起床两次，都闻到了呕吐的臭气啊，一种从房间各个角落跑出来的腐烂气息。那时，他太累了，懒得起床去打开窗户，接着又继续睡下去了。

眼下，臭气已经消散，没有丝毫昨夜呕吐的痕迹。洗了淋浴，穿上衣服，一面盘算着晚上比赛之后驾驶轿车返回图森，从那里搭夜班飞机去纽约。他不准备赴龙卡尔的约会了。既然不能发表，那干吗要去采访一个连环杀害妇女的嫌疑人呢？他本打算从汽车旅馆打电话预订机票，可是在最后一刻决定从拳击馆或者从胜地旅馆订票。接着，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到行李箱里。他去服务台结账。接待人员告诉他用不着现在结账，如果十二点离开的话，收费是一样的。法特道声谢，把钥匙放回衣袋里，但没有把行李箱从轿车里拿出来。

接待人员问他：“您估计谁赢？”

“不知道。这种比赛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法特说道，那口气好像一辈子都在做体育记者。

天空湛蓝，偶尔有一丝圆柱形白云从东方飘来，向城市前进。

“像是圆桶。”法特站在服务台敞开的门口说道。

那接待人员说：“是硬性云 ［14］ 。只要一到圣特莱莎上空，云彩肯定消散。”

“真奇怪啊。”法特站在门口不动，说道。“硬性就是坚硬啦，来自希腊语的skirrhós，意思是坚硬，用于肿瘤、硬性肿瘤，可这些云彩一点坚硬的样子都没有啊。”

那接待人员说：“没有。这是大气层上面的云彩，只要稍稍上下移动，就会消散。”

法特在北沙拳击馆没有看到人。大门已经关闭。墙壁上还残存着费尔南德斯对阵皮凯特的海报，已经未老先衰。有些已经被撕掉，有些已经被陌生的手贴上了新的海报：在预告即将举行音乐会、歌舞会，甚至还有称之为“国际马戏团”的海报。

法特围绕拳击馆兜了一圈，遇到了一个推着鲜果汁小车的妇女。她留着黑黑的长发，身穿及踝长裙。在水桶和冰桶之间露出两个孩子的脑袋。走到街口，那女人停了下来，开始用钢管搭建遮阳伞。两个孩子从车上下来，坐到人行道上。法特一动不动地看了他们一会儿，望着那条严格来说是荒无人烟的街道。他又走起来后，街口对面又出现一辆小车。法特再次停下来。新来的男人向那女人招手。她勉强点点头，表示看见了，一面开始从车上搬出一些大玻璃罐，一一摆列在一个简易餐柜上。新来的男人卖熟玉米，车上冒着热气。这时，法特发现了拳击馆有个后门，没有找到电铃，于是只好用指关节敲打。两个孩子已经走到玉米车前。那男人拿出两个玉米棒，抹上黄油、奶酪、一点辣椒末，给了两个孩子。法特一面等待门内动静，一面猜测卖玉米的男人可能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卖鲜果汁的女人可能是母亲，夫妻关系不好，实际上有可能二人已经离婚，只是出来干活时见面。他想，这显然不现实。接着，再次敲门。里面没人开门。

法特在胜地旅馆见到了准备去报道拳击赛的几乎所有记者。他看见坎贝尔在跟一个打扮像墨西哥人的家伙谈话。他打算走过去，但还没有靠近就发现坎贝尔正在工作，他不愿意打断人家的采访。在柜台附近，他看见了丘乔，远远地向丘乔打了招呼。丘乔身边有三个人，像是从前的拳击手。丘乔的回礼不很热情。法特在露天茶座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有一阵工夫，他望着从桌边起身、拥抱问候，或者从一头向另外一头叫喊的人们；他看见那些随意让人们集合和散开拍照的摄影记者们都在忙碌；看见圣特莱莎的要人来来去去，看见一些他丝毫不熟悉的面孔以及一些年轻女子，她们衣着光鲜、脚踏牛仔靴和阿玛尼时装，看见一些青年眼睛发亮、不说话的坚硬颧骨仅限于摇头或点头；最后法特久等服务员不来，起身走了，一路上推推搡搡，全然不看身后，不理睬两三句西班牙语的骂街，反正听不懂，就算听懂了，也不足以拦住他的脚步。

法特在城东一家餐厅吃了晚饭，餐桌摆在庭院的藤萝架下。院子尽头，靠近铁丝网的地方，放着三台桌上足球机。法特用了几分钟的时间看菜单，可是什么也看不懂。然后，他试图分析文字符号闹明白内容。那个招待他的女服务员只是笑一笑，耸耸肩。片刻后来了一个男人，可是他说出的英语更加难懂。法特只听明白了两个词组：面包，啤酒。

随后，那男人走了，只剩下法特自己了。他起身走到藤架尽头，靠近足球机。一队球员身穿白衬衫、绿短裤，黑头发，皮肤雪白像奶油。另外一队身穿红衬衫、黑短裤。两队球员都有大胡子。但最奇怪的是红队球员前额长角。其余的两台足球机也一模一样。

法特看见地平线上有座小山。它的颜色深黄、发黑。他猜测山那边是沙漠，很想去小山那里看看。可是，回头一看，桌子上已经摆了啤酒和一大块厚厚的三明治。他咬了一口，味道不错。怪怪的，有点辣。出于好奇，他打开上面一层面包片：夹层里什么都有。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在椅子上伸伸懒腰。他辨认出藤叶里面有个一动不动的蜜蜂。两股细细的阳光直射在地面。那男人又出现的时候，法特问他怎样才能走到山脚下。男人笑了，说了几句话。法特没听懂。男人连续说了几次：不好看，不好看。

“是不好看吗？”

接着，男人拉着他胳膊，走进一个厨房样子的房间。法特觉得里面整整齐齐、井井有条，贴墙的白瓷砖一尘不染。男人让法特看垃圾桶。

法特问：“小山不好看吗？”

男人又笑了。

“小山是垃圾？”

男人不停地笑着。他左前臂上有个文身是小鸟。小鸟不是飞行中的，不像一般这种类型的文身应该是飞翔状的，而是栖息在枝头，鸟儿很小，可能是麻雀。

“小山是垃圾堆吗？”

男人笑得更厉害了，点点头。

晚上七点，法特拿出记者证走进北沙拳击馆。那条街道上有很多人，有卖食物、饮料和拳击运动纪念品的流动商贩。馆内，垫场子的对打早就开始了。一个墨西哥最轻量级选手与另外一个墨西哥最轻量级选手在对打。但是，很少有人关注他俩的对阵。人们在买饮料，在聊天，互相打招呼。法特看见拳击台一角有两架电视摄像机。其中一架好像在拍摄中央通道的情况。另外一架的记者坐到了长凳上，正在从塑料袋里掏小糕点。法特看见有人在打赌，看见一个身穿紧身衣的女子被两个比她矮小的男人搂着，那两个男人抽烟，喝啤酒，领带松松垮垮，一面比比划划，好像在做儿童游戏。覆盖走廊的遮篷之上是廉价席位，那里嘈杂声越发厉害。法特决定去更衣间看看，然后再去新闻发布室。在新闻发布室，他只遇到两个墨西哥记者，二人用催问的眼神望着他。二人坐在那里，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在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更衣间门口，他看见了奥马尔·阿卜杜尔。法特跟他打招呼。可是这位陪练假装不认识法特，继续跟几个墨西哥人说话。站在门口的几个人在说什么流血，或者这是法特理解的意思。

“你们在谈什么？”法特问。

一个墨西哥人用英语回答说：“斗牛。”

法特正要走开，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法特先生！他转身一看，见到了奥马尔·阿卜杜尔大大咧咧的笑容。

“黑哥们儿，不理朋友啦？”

法特从近处细看，发现奥马尔颧骨发青。

法特说：“看来莫罗里诺训练得很好啊。”

奥马尔说：“这是职业病吧。”

“能见见你老板吗？”

奥马尔看看身后，看看更衣间的入口，摇摇头，说不行。

“哥们儿，要是把你放进去，那我就得让所有这些二尾子进去。”

“他们都是记者吗？”

“有几个是记者。哥们儿，大部分只是想要跟莫罗里诺照相，摸摸他的手和睾丸。”

“你日子过得怎么样？”

“没的抱怨，没什么特多的抱怨。”奥马尔说。

“比赛完了以后，你打算去哪儿？”

“当然是庆祝啦！”奥马尔答道。

法特说：“不，不，我说的不是今天晚上，而是所有都结束以后。”

奥马尔微微一笑。这是既信任又挑战的笑容。是柴郡猫 ［15］ 的咧嘴一笑，假设它不是在树枝上后仰，而是在空地上、暴雨下面蹲伏。法特想，是个年轻黑人的微笑，不过也是非常美国式的微笑。

奥马尔说：“我不知道。找工作吧，在墨西哥锡那罗亚逗留一段时间，在海边玩玩。走着瞧吧。”

法特说：“祝你好运。”

法特走远时，听见身后奥马尔在说：今天晚上孔特·皮凯特需要好运。法特回到大厅时，另外两个拳击手在台上，观众席上差不多没有空位子了。他穿过中央通道，向记者席走去。他的位子已经让一个胖子给占了。胖子不解地望着他翕动的嘴巴。法特拿出入场券给胖子看。胖子也拿出入场券给法特看。二人的号码一模一样。法特笑了，胖子也笑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选手用一记钩拳把对手打倒在地。很多观众起立呐喊。

“怎么办啊？”法特问胖子。后者耸耸肩，眼睛继续盯着裁判数数。倒地的选手站起来了。观众再次呐喊起来。

法特冲胖子摆摆手，走了。重回中央通道的时候，法特听见有人喊他。四处张望，可没看见人。几个人在喊：法特！法特！法特！刚刚站起来的选手抱住了对手。后者试图摆脱对方的拥抱，一面后退一面连击对方腹部。法特听见有人喊他：法特！这里呢。这里！裁判把扭在一起的双方拆开。刚刚站起来的那个选手摆出要进攻的架势，实际上缓缓后退，等候铃铛敲响。他的对手也退了几步。前者身穿白色短裤，脸上有血；后者穿黑、紫、红条格短裤，他似乎奇怪对方为什么还不倒下。有人喊：法特！法特！我们在这儿啊！铃铛响了以后，裁判走到白短裤选手一边，用手势让医生上台。一个医生模样的人上台检查了白短裤选手的眉毛，说可以继续比赛！

法特转身打算找到叫他名字的人。这时，大部分观众已经从各自的座位站起来了。法特谁也看不见。第二回合一开始，穿花格短裤的选手决心把对手击倒在地，争取胜利。在前几秒里，对手已经被打中面颊，但是抱住了花格短裤。裁判将二人扯开。花格短裤的肩膀上染上了对手的鲜血。法特慢慢向拳击台旁边的席位走去。他看见坎贝尔正在阅读一本篮球杂志，看见另外一个美国记者漫不经心地记笔记。一个电视摄影师已经在三脚架上装好了摄影机，站在一旁负责照明的小伙子嘴里嚼着口香糖，时不时地看看坐在第一排一位小姐的双腿。

法特再次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回头一看，以为是个金发女郎在冲他摇晃双手。这时，身穿白短裤的选手又一次倒下了。牙套跳出嘴巴，越过拳击台，恰好落到法特身边。刹那间，法特本想弯腰捡起牙套，可他觉得恶心，没有动弹，继续望着倒地选手那乏力的身躯，那选手在听着裁判数数，接着，他没等裁判数到“9”就重新站立起来了。法特想：这小子不带牙套就要比赛了。于是，连忙弯腰寻找，可是没有找到牙套。他纳闷：谁捡走了呢？我没动弹，也没看见别人动弹，会是哪个鬼东西捡走了破牙套呢？

广播通知这一对选手比赛结束之后，响起来法特熟悉的一首歌曲，那是丘乔说过的索诺拉爵士乐。廉价席位上的全体观众发出一阵欢呼声，随即合唱这首歌曲。高高地站在北沙拳击馆席位上的三千名墨西哥人同声高唱同一首歌曲。法特试着看看观众，可是灯光聚焦在中央，观众席一片黑暗。他感觉那歌声十分严肃和富有挑战意味，是从黑暗里发出的战争进行曲。严肃之中，只有绝望和死亡；而挑战之中却可以感受到一种辛辣的幽默情绪、一种只根据自己需要和梦想而存在的幽默，而不在意这样的梦想持续多长时间。这就是索诺拉爵士乐啊。下面的席位上也有人在唱歌，但人数寥寥。多数人愿意聊天，或者喝啤酒。法特看见一个身穿白衬衫、黑裤子的男孩向通道下面跑去。看见那个出售啤酒的人向通道上方走去，一路唱着同一首歌。一个双臂叉腰的女人在笑一个矮个子、有小胡子的男人。那男人喊叫着什么，可是听不清楚他的声音。几个男人扎堆聊天，但给人的印象只是嘴巴动弹（嘴巴只是表示轻蔑或者冷漠）。有个人望着地面，自言自语，傻笑。好像人人都很快活。恰恰在这个时候，法特仿佛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一样，明白了：几乎所有在拳击馆的人们都以为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会胜利。是什么让他们这样认为呢？开始，他以为自己知道原因，但是这想法很快就像水一样从手缝里溜掉了。他想：这样更好，那想法溜走的阴影（又是个愚蠢想法）有可能一巴掌把他打翻在地。

法特终于看见丘乔他们了。丘乔打手势要法特过来和他们坐到一块。法特认出丘乔旁边那个金发女郎了。此前，他见过这女子，但现在她穿着要好许多。法特买了一瓶啤酒，从人群中挤了过去。金发女子吻吻法特的面颊。她告诉他她名叫罗莎·门德斯。他已经忘了这个名字。丘乔把另外两位介绍给法特：一位是胡安·科罗纳。法特猜测这又是一位记者。另外一位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名叫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丘乔说：至于这位嘛，你是认识的，录像带大王——查理·克鲁斯。查理跟法特握握手。查理是惟一坐在原地不动的人，漠然地对待着拳击馆里的活动。人人衣冠楚楚，好像个个准备赛后参加隆重庆典。旁边有个空位子。大家拿开上面的西装、夹克之类的衣服，法特落座。法特问大家是不是在等什么人。

丘乔在他耳边说道：“对，本来一直等一个女朋友，结果最后跑了。”

法特说：“她来没问题。我可以让位。”

“用不着，伙计。留下来跟朋友们在一起吧！”

胡安·科罗纳问法特是美国什么地方的人。法特说：纽约。什么工作？记者。胡安·科罗纳说完这几句之后，他的英语没词了，问不了别的事情。

罗莎·门德斯说：“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黑人。”

查理把罗莎·门德斯的话翻译成英语。法特笑了。罗莎·门德斯也笑了。

她说：“我喜欢丹泽尔·华盛顿 ［16］ 。”

查理把她的话翻译成英语。法特又笑了。

罗莎·门德斯说：“我从来没有黑人朋友。我在电视上见过黑人，有时街上也有。但街上黑人不多。”

查理告诉法特：罗莎·门德斯就是这个样子，是好人，有点单纯。法特不明白这“有点单纯”是什么意思。

罗莎·门德斯说：“说实话，墨西哥有黑人，很少。这很少的黑人生活在韦拉克鲁斯。你去过韦拉克鲁斯吗？”

查理翻译了。他说，罗莎·门德斯想知道他是不是到过韦拉克鲁斯。

法特说：没有，从来没去过。

罗莎·门德斯说：“我也没去过。路过一次，那时十五岁。可是什么都忘了。好像我在韦拉克鲁斯出了什么坏事，大脑把那次的经历都给抹掉了。明白吗？”

这一次翻译的人是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她翻译的时候，不像查理那样微笑，而是非常严肃地仅限于把另外一个罗莎说的话翻译出来。

“明白。”法特说。其实，他什么也不明白。

罗莎·门德斯望着法特的眼睛。让他无法说出这女人是在消磨时光，还是要告诉他什么内心的秘密。

罗莎·门德斯说：“我大概是出了什么事情，因为我的确什么也不记得了。我知道自己到过那里，可是没有几天，也许就两三天吧，可是对那座城市，脑海里毫无印象了。你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法特想，可能发生过。不过，他没承认，而是问她是不是喜欢拳击。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翻译了这个问题。罗莎·门德斯说有时喜欢，只是有时觉得刺激，尤其是漂亮选手比赛的时候。

“你呢？”法特问懂得英语的罗莎·阿玛尔菲塔诺。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都一样。我这是第一次来看这玩意儿。”

“你是第一次？”法特问。他忘了自己也不是什么拳击行家。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笑着点点头。后来，她点燃一支香烟。法特趁机看看别处，于是遇到了丘乔的目光：那样子好像从来都不认识他似的。丘乔低声在他身边说：这可是美人啊。法特说：真热。一滴汗珠正从罗莎·门德斯右边太阳穴滑落。她穿着低胸上衣，可以看见里面两个高耸的乳房和乳白色奶罩。罗莎·门德斯说：咱们预祝莫罗里诺胜利吧！查理、法特和罗莎·门德斯碰杯。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用个纸杯加入到干杯的行列。纸杯里可能是水，可能是伏特加，可能是龙舌兰。法特本想问她是什么。但他立刻觉得这个问题太不理智了。对这种女人，可不能问这种问题。丘乔和科罗纳一直站着，好像还希望空位子上的姑娘能出现。罗莎·门德斯问法特是喜欢还是特别喜欢圣特莱莎。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充当翻译。法特没弄明白这问题的意思。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微微一笑。法特心想这笑容像仙女。他觉得啤酒味道不好，越来越苦，越来越温热。他很想尝尝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杯子里的饮料。可是他知道自己绝对不会提出这个要求的。

他问：“喜欢或者特别喜欢，哪个是正确答案？”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我认为是特别喜欢吧。”

法特说：“那我就说特别喜欢。”

罗莎·门德斯问法特：“你看过斗牛吗？”

法特说：“没有。”

“足球呢？棒球呢？去看过我们的篮球比赛吗？”

“你朋友对体育很有兴趣啊！”法特对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兴趣不大。就是尽量给你找话题罢了。”

法特想，仅仅是为了找话题吗？行啊，仅仅是装做白痴，要么本来性格如此。不，不，仅仅是友好而已。不过，他直觉感到有别的原因。

法特于是回答罗莎·门德斯：“那些地方，我都没去过。”

“你不是体育记者吗？”罗莎·门德斯问道。

法特想，啊，原来如此！她既不是装蒜，也不是性格使然，也不是什么友好表示，是她认为我是体育记者，就应该对这些赛事感兴趣。

“我是临时客串的体育记者。”法特说。接着，他给两个罗莎和查理说明了那位正式记者死亡的事情，以及上司如何派遣他来报道皮凯特和费尔南德斯比赛的经过。

查理问道：“那你专门写什么呢？”

法特答道：“政治。影响美国黑人社区的政治问题。还有社会问题。”

罗莎·门德斯说：“这肯定很有趣。”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一面翻译，法特一面望着她漂亮的嘴唇。他感觉和美女在一起真幸福。

比赛很短。首先出场的是孔特·皮凯特。场上响起一片礼节性的欢呼声。有些人哄闹。随后，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上场了。全场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第一回合，双方互相摸底。第二回合，皮凯特发动进攻，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把对手击倒在地。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直挺挺地躺在拳击台中央的帆布地板上，一动不动。他的助手们用担架把他抬到台角。由于他没恢复知觉，救护队员跑进来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孔特·皮凯特举起一只胳膊，不十分起劲；在自己人簇拥下走了。观众们慢慢退场。

他们在一家名叫“玉米饼王”的餐厅里吃了晚饭。餐厅入口处有幅霓虹灯画：一个头戴巨大王冠的孩子骑在一头毛驴上，每隔一段时间毛驴就扬起前蹄，企图把孩子甩下去。孩子一直不倒，尽管一手拿着玉米饼一手举着骑鞭。餐厅里装修得像麦当劳，虽然这有点刺眼。椅子不是塑料的，而是草编的，桌子是木制的。地面上铺了大块碧绿瓷砖，砖面上有沙漠风景和玉米饼王的生活场景。天花板上吊挂下来一些糖果瓷罐，上面画着小国王的其他冒险故事，其中总有毛驴相伴。有些画面属于寻常生活：孩子、毛驴和独眼老太婆，或者孩子、毛驴和水井，或者孩子、毛驴和一锅菜豆。另外一些画面则非同寻常：有些画面上，孩子和毛驴落下悬崖；有些画面上，孩子和毛驴被捆绑在火葬的柴堆上；甚至有个画面上，孩子用手枪对准了毛驴的头。好像玉米饼王不是餐厅的名字，而是一个动漫人物，而法特从来没机会看过。但在一家麦当劳里的感觉十分明显。或许年轻的男女服务员身穿军服（丘乔告诉法特这身打扮像联邦军）加强了这种感觉。毫无疑问，联邦军可不是常胜军。这些服务员虽然面带微笑望着顾客，却掩饰不住他们神情的十分疲惫。有些服务员好像迷失在这座玉米饼王之家的沙漠里。有些十四五岁的少年服务员徒劳地跟一些顾客开玩笑，这些客人有的单个、有的成双，样子像政府官员或者警察，他们看那些少年的眼色可不是准备开玩笑的。有几个女孩眼睛红肿，脸蛋不像真的，而是隐约在梦中见过。

法特对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这个地方像地狱。”

“说得对。”她亲切地看看法特。“不过，饭菜不坏。”

法特说：“我食欲都没了。”

“只要玉米饼一端上来，食欲马上就会回来。”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但愿如此吧。”法特说。

此前，他们是分乘三辆车来到这家餐厅的。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坐在丘乔的车上。查理和罗莎·门德斯坐在沉默寡言的科罗纳车上。法特独自驾驶自己的轿车，紧跟在那两辆车后面。在城里兜圈子的时候好像转来转去没尽头，法特不只一次打算按喇叭永远脱离车队，因为虽然准确的原因说不出来，却依稀感觉到这次出行荒唐、幼稚，所以打算转道去胜地旅馆撰写刚刚看到的拳击比赛。或许坎贝尔在旅馆，能给他讲讲不明白的问题。尽管他仔细想想，实在没什么不懂的地方。皮凯特会打，而费尔南德斯不会，就是这么简单。或者，更好的方案是不去胜地旅馆，而是直接开向边境，开向图森，开向飞机场，肯定可以找个网吧写报道，累了以后，不再考虑写的内容，直飞纽约，到了那里就可以重新感受到现实的坚固了。

但是，法特没去机场，而是跟着车队前进，三辆轿车在一座别人的城市里兜风；他有点怀疑如此转圈是何目的，他会厌倦的，会脱离车队，虽然是他们几个邀请他，跟他说：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吧！然后，你就回美国啦。这是最后一次吃墨西哥晚餐，缺乏说服力和真诚的晚餐，他们是嘴巴上好客，是墨西哥客气话，他应该表示感谢（要衷心地啊！），然后，有尊严地沿着一条行人不多的大街离去才对。

可是，他却接受了邀请。他说：好主意。我饿了。咱们一块吃饭，吃些绿色食品。尽管他看见丘乔眼睛里的表情发生了变化，看见科罗纳望着他的表情变得更加冷淡，仿佛要用冷漠的眼神把他轰走，或者是好像是把墨西哥选手的失败归罪于他，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吃点特色菜肴。他说：这是我在墨西哥最后一夜了，如果咱们吃墨西哥饭，你们觉得怎么样？只有查理觉得这在一起吃晚饭的主意有趣；法特想，查理和这两个姑娘尽管说话方式不同，每人都根据自己的性格说话，但是很有可能这两个姑娘就是开心而已，没有别的意思；而查理则相反，他希望在这一直固定、老套的景色里别开生面呢。

法特心里问自己：我干吗要待在这里呢？为什么跟几个刚刚认识的墨西哥人在一起吃玉米饼，喝啤酒呢？他明白：答案很简单，我是为了她啊。他们个个说西班牙语。只有查理跟他说英语。查理喜欢聊电影，喜欢说英语。他说得很快，好像有意模仿大学生，但错误连篇。他提到一个洛杉矶导演的名字，说认识该导演，叫什么巴利·瓜尔迪尼。法特从来没看过瓜尔迪尼导演的影片。后来，他谈起DVD。他说，将来一切都会刻到光盘里，或者类似光盘的更好的东西上，到那个时候电影就消失了。

查理说：只有一种放映功能的电影院都衰老了。你还记得那些老电影院吗？有个大剧场，灯光一熄灭，让你心跳加快。那些电影院过去很好啊，是真正的电影场所，很像教堂，高高的天花板，石榴红色的帷幕，大石柱，铺有旧地毯的通道，底楼包厢，两廊包厢，回廊，顶楼；在建电影院的那个年代，人们看电影是一种带宗教性质的日常生活，有宗教信仰的意味；后来，渐渐地电影院被拆掉，改建成银行、超市或者多功能影城了。查理说，如今仅仅剩下寥寥几个电影院了；今天的多功能影城银幕很小，空间有限，座位非常舒适。一座老电影院的面积可以容纳七个多功能影城。或者十个。或者十五个，看具体情况而定。什么“地狱”的感觉啊，什么电影开演前的“眩晕”感啊，统统不复存在了。在多功能影城里，你不会有什么孤独感的。根据法特回忆，后来查理谈起了宗教的目的。

宗教的目的无论从何说起，对于查理都一样；也许是从教堂说起的，因为神甫不再用拉丁文领弥撒了；或者是从家庭说起的，父亲离开了（哥们儿，相信我，是仓皇出逃）母亲。忽然间，宗教神圣的目的跑到电影上来了。拆掉了大电影院，建造起肮脏的多功能影城，更实用和功能性。拆迁工程队用钢球捣毁了老电影院。直到有人发明了录像带。电视屏幕和电影屏幕不是一回事。你家的客厅和宽大的旧时包厢不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相似多于不同。首先，通过录像带你可以独自看电影。你把家里的窗户都关上，打开电视机。放入录像带，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这是第一个必要的条件：你独自一人。房子可能大，可能小，但整个家里只有你一人，即使房子再小，一个人也会显得很大。第二个必要的条件：作好准备，就是说，租好影片，买好饮料、酒菜，确定好看影片的时间，最后坐到电视机前。第三个必要条件：不接电话，不理睬门铃，准备在绝对安静和孤独中度过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或者四十五分钟。第四个必要条件：手持遥控器，看看有无必要重复某些场景。这就是全部条件。这以后一切取决于影片质量和你的心情了。如果一切顺利（往往不都顺利），你就有了宗教神圣感。有人钻进了你心里，睁开了眼睛，看吧！查理一字一顿地说完了这番话。

法特问自己：对我来说，神圣感是什么呢？是面对母亲失踪而感到朦胧的痛苦吗？是对无法感受的认识？是我一看身边这女子就产生的胃痉挛？什么原因是她看我而不是她女友看我就有痉挛的感觉呢？法特想，显然是因为她女友没她漂亮罢了。由此推论，对我来说，神圣感就是美感，就是看见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那么假如忽然间这个又大又脏的餐厅来了一位好莱坞最漂亮的女演员，那我每当偷偷看那女孩一眼，还会胃痉挛吗？或者，反之，一个更美的姑娘、一个公认美女的突然出现，会减轻我的痉挛吗？会把那女孩的美貌降低到她实际的水准吗？她真是一个奇怪的女子，居然周末跟着三个如此古怪的男人和一个更像妓女的女友出来玩耍！法特问自己：我有什么资格认定罗莎·门德斯像妓女呢？难道我有一眼可以认出墨西哥妓女的什么知识？难道我了解什么是纯真，什么是痛苦吗？法特想：我喜欢看录像带。我也喜欢去电影院啊。我喜欢跟女人上床。眼下，我没有固定的伴侣，可我并非不知道有伴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看到神圣？法特想，我只能感受到实际体验。这是一个应该填补的空白，是我应该平息的饥饿感，是我应该让他们开口的人，以便写完报道，好拿稿酬。为什么我会认为跟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一起的这三个男人“古怪”呢？他们有什么古怪之处？为什么我如此肯定一旦好莱坞美女突然出现，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的美丽就会逊色呢？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提前发生呢？就是说，如果从一个好莱坞女演员一迈进玉米饼王餐厅开始，一切就开始发生了呢？我会怎样？

根据法特模模糊糊回忆，他们到过两个，也许三个歌舞厅。实际上，有可能是四个吧。不，是三个。但他们的确到过第四个地方，不一定是歌舞厅，可也不是私宅。音乐声很响。有个歌舞厅，不是第一家，有院子。那里堆满了汽水和啤酒箱，站在那里可以看见天空。天上漆黑，像海底。有一阵工夫，法特呕吐起来了。后来，他笑了，因为院子里有个东西让他觉得好笑。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那东西在活动，在爬向铁丝网。也许是一张报纸。等他返回室内时，他看见科罗纳在亲吻罗莎·门德斯。科罗纳的右手紧紧压在那女子的乳房上。法特路过他俩身边时，罗莎·门德斯睁开了眼睛，望着他的眼神仿佛不认识他。查理这时靠在柜台上跟酒吧经理聊天。法特问查理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什么地方。查理耸耸肩。法特重复再问。查理盯着法特的眼睛，说她可能在包房。

法特问：“包房在什么地方啊？”

“在上面。”查理说。

法特从找到的惟一楼梯上去，那是个有点摇晃的钢架楼梯，好像基础有些松动。他觉得像古船上的舷梯。楼梯的终点是一条铺着绿色粗麻地毯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有一扇敞开的房门。里面传出来音乐。房间里漏出来的光线也是绿色的。走廊中央，站着一个瘦瘦的年轻人，瞅了法特一眼后，向他迈了两步。法特以为这小子要攻击他，便作好了心理准备，打算挨上一拳。但是，那小子侧身给他让路后，下楼去了。法特记得，那小子表情非常严肃。随后，法特走进一个房间，看到丘乔用手机在通话。丘乔身边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写字台上，身穿花格衬衫，打着领结，盯着法特看，那表情在问他要干什么。丘乔看见了那家伙的表情，朝门口望去。

“法特，进来，进来！”他说。

天花板上悬挂的电灯是绿色的。在一扇窗户旁边的扶手椅上，坐着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她双腿交叉，正在吸烟。法特一迈进门槛，她抬头看了他一眼。

丘乔说：“我们在谈一笔生意。”

法特靠在墙上，好像觉得空气不足。他想，这是绿色啊。

他说：“我看见了。”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好像吸了毒品。

法特以为自己回想起什么时候有个什么人宣布今天晚上是他过生日。那人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丘乔和查理似乎认识那人。法特在喝龙舌兰的时候，有个女人开始唱《生日快乐》。后来，有三个男人（其中有丘乔吗？）开始唱《明天啦，乖乖》。很多人应声一起合唱。法特身边，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站在柜台旁。她不唱歌，但是在翻译歌词。法特问她《圣经》里的大卫王跟某人的生日有什么关系。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不知道。我不是墨西哥人，是西班牙人。”

法特想到了西班牙。他正要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是西班牙什么地方的人，看到大厅一角有个男人在扇一个女子耳光。第一下打得女子猛然转头，第二下把女子打倒在地。法特想都没想，就打算冲过去救人。但是，有人拽住他一只胳膊。他转身看看是谁在拽他，却没人了。在歌厅的一角，那打人的男子走到蜷缩在地上的女人，朝腹部就是一脚。法特看见几米之外罗莎·门德斯快活地笑着。科罗纳站在她身边，眼睛望着另外一个方向，表情依然严肃。科罗纳的胳膊搂着罗莎·门德斯的肩膀。罗莎·门德斯时不时地把科罗纳的手拉到自己嘴边，咬他一个指头。有时她咬得太重，科罗纳就轻轻皱眉头。

在他们停留的最后一个地点，法特看到了奥马尔·阿卜杜尔以及另外一个陪练拳击手。两位陪练在柜台一角喝酒。法特过去跟两位打招呼。那个陪练名叫加西亚，勉强举手应答。奥马尔则相反，满面笑容迎接法特。法特问两位莫罗尼诺·费尔南德斯的情况如何。

奥马尔说：“好，很好。在牧场上呢。”

法特刚要告辞，奥马尔问他怎么还没有回国。

法特没话找话地说：“我喜欢这座城市。”

奥马尔说：“哥们儿，这座城市是臭狗屎啊。”

“可是有美女啊。”法特说。

奥马尔说：“这里的娘儿们分文不值。”

法特说：“那你应该回加州去。”

奥马尔望着法特，连连点头。

奥马尔说：“我想当个操蛋记者。什么都逃不过你们的眼睛，对吧？”

法特掏出一张钞票，叫来酒吧经理。他说：请这些朋友随便喝，我付账。经理拿起钞票，用眼神询问两位陪练喝什么。

奥马尔说：“再来两杯龙舌兰吧！”

法特回到原来的餐桌时，丘乔问他是不是这两位拳击手的朋友。

法特说：“不是拳击手，是陪练。”

丘乔说：“加西亚曾经是索诺拉相当有名气的拳击手。不是很出色，但耐力很好，没人可比。”

法特向柜台尽头望过去。奥马尔和加西亚还在那里，安安静静地望着一排排酒瓶。

丘乔说：“有一天夜里，加西亚疯了，杀死了自己的妹妹。他的律师设法让人说他是暂时性精神分裂，在埃莫西约监狱只待了八年。出狱后，他再也不想拳击了。有一段时间，他跟亚利桑那的犹太教徒在一起。可是，上帝没给他口才，他就停止布道了，开始在歌舞厅当保镖。直到莫罗里诺的教练洛佩兹来了，于是雇用他当陪练。”

科罗纳说：“那是一对臭狗屎。”

法特说：“对，从比赛的角度说，是两个废物。”

后来，法特记得清楚，是到了查理家中。他是借助录像带的事情想起来的。具体说，是所谓罗伯特·罗德里格斯拍摄的录像带。查理的宅院很大，坚固得像两层地下掩体。这个法特也记得很清楚。他的影子投射到一片空地上。没有花园，但是有可以停放四辆或者五辆汽车的停车场。夜间什么时刻，这一点已经不太清楚了，第四个男人加入到他们行列里来了。这第四个人很少说话，但是当笑不当笑，他都微笑，像是和蔼可亲。皮肤黝黑，有小胡须。他坐在法特的车子上，法特每说一句话，他都笑笑。这小胡子时不时地回头瞧瞧，看看手表。但一句话也不说。

“你是哑巴吗？”法特几次尝试用英语跟他说话之后，问他，“你没舌头？浑蛋，你干吗总是看表啊？”那家伙一成不变地笑笑，点点头。

查理的轿车行驶在前面，随后是丘乔。有时，法特能看见丘乔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的身影。通常是大家都停在红绿灯前的时候，他和她的身影贴得很紧，好像在接吻。有时只看见丘乔开车的身影。有一次，法特试图与丘乔并行，但没成功。

“几点了？”他问小胡子。后者耸耸肩。

在查理的停车场上，一面水泥墙上画着壁画。它长两米，宽三米。是瓜达卢佩圣母像，周围是丰富多彩的风景，有河流、森林、金矿、银矿、石油钻井塔、大面积的玉米和小麦以及辽阔的草原上放牧的牲口。圣母伸出双臂，把全部财富拱手让出，换回的是一无所有。法特虽然醉了，却立刻发现圣母脸上有某种不和谐的表情。圣母一眼睁着，一眼闭着。

查理的家有许多房间。有些房间充当仓库，堆放着查理录像带商店的货物，或者是查理的私人收藏品。客厅在一楼，里面有两把扶手椅、两张沙发、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机。扶手椅质量很好，但是太旧。地面上铺了带黑色条纹的黄色瓷砖，但是很脏。甚至两块印第安妇女编织的五颜六色地毯都掩盖不了肮脏。一面全身穿衣镜挂在墙壁上。另外一面墙壁上贴着一张50年代墨西哥影片的海报，是装裱在镜框里的。查理告诉法特这是一张真海报，上面的影片十分罕见，这部电影的拷贝已经全部丢失了。在一个玻璃柜里，收藏着酒瓶。客厅一旁有个看样子没用过的房间，里面有最新款式的音箱；还有一个硬纸盒里放着密纹唱片。罗莎·门德斯在纸盒旁边弯下腰来，动手寻找什么。

查理在法特耳边说道：“音乐叫女人发狂。电影叫我发疯。”

查理来到身边吓了法特一跳。只是到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个房间没窗户，让他奇怪的是怎么会有人拿这里当客厅呢！尤其住宅这么大，肯定不缺少有光线的房间！音乐声一响起来，科罗纳和丘乔就拉住姑娘们的胳膊离开了客厅。小胡子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看看手表。查理问法特想不想看罗伯特·罗德里格斯拍摄的片子。法特点点头。从扶手椅的位置上看，那小胡子如果不特别扭脖子根本就看不见电影，而实际上，他丝毫不感兴趣。他坐在扶手椅上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们，偶尔看看天花板。

根据查理的说法，影片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片子里有个老太婆浓妆艳抹，望着镜头，片刻后，嘟囔一些听不清楚的话，哭了起来。法特想，这像是退休的妓女，一个垂死挣扎的妓女。后来，出现一个年轻女子，肤色很黑，消瘦，乳房高耸，坐在床上脱衣服。从黑处冒出三个家伙，先是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接着性交。起初，女子反抗。她直接望着镜头，用西班牙语说了几句法特听不懂的话。接着，她假装来了高潮，叫喊起来。于是，三个家伙本来是轮流占有她的，这时三人一起上阵：第一个插入阴道，第二个插入肛门，第三个插入嘴巴。四人形成的画面就是一幅永动机的图形。观众会猜出这台机器什么时候要爆炸，但爆炸的方式和时间无法预测。这时，那女子真的来高潮了。是预料之外的，连她自己也没想到。三个男子的体重迫使女子加快了动作。她的眼睛注视着镜头。这时镜头也靠近了她的面部，她的眼神用难以识别的语言说出了无声的内容。刹那间，她全身都似乎熠熠生辉，太阳穴发亮，被一个家伙肩膀遮住了一半的下巴颏、牙齿有了一种神奇的白光。接着，她的肌肉好像脱离了骨骼，纷纷落到那家匿名妓院的地面上，或者消散在空中，留下白森森的骨架，没有眼睛，没有嘴唇，是一个突然开始嘲笑一切的骷髅。后来，出现了一座墨西哥大城市的一条街道，大概是首都吧，那是黄昏时分，雨水冲刷着街道，车辆停在人行道上，商店的门都落下了铁帘，行人为了躲雨而急匆匆地走路。瓢泼大雨。雨水冲刷着落满厚厚尘土的车身。政府大楼灯火通明。小公园旁边有公交车站。一棵病树的枝杈无力地伸向虚空。这时那老妓女满面笑容地望着镜头，仿佛在问：我干得怎么样？好不好啊？有抱怨的吗？出现了一个刺眼的红砖楼梯。一块铺了漆布的地面。还是那场雨，但是从房间里拍摄的。一张边缘有榫眼的塑料桌子。杯子和雀巢咖啡瓶。有炒鸡蛋的平底锅。一条走廊。一个女子半裸躺在地上。一扇门。一个乱七八糟的房间。两个男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一面镜子。镜头靠近镜子。带子断了。

影片一放完，法特就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哪儿？”

查理说：“有第二盘带子。”

“罗莎在哪儿？”

查理说：“在某个房间里给丘乔嘬鸡巴呢。”

接着，查理起身，走出房间，回来时拿着那第二盘带子。查理倒带的时候，法特说他得去卫生间。

查理说：“走到头，第四个门就是。可你不是去卫生间，你想找你的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爱撒谎的美国佬！”

法特笑了。

“对，也许丘乔需要帮助呢。”他说，样子像半睡半醉。

小胡子一跃而起。查理说了几句西班牙语之后，小胡子重新惬意地坐到扶手椅上了。法特沿着走廊数数。走到第三扇门时，听见从楼上传来嘈杂声。他一停步，那声音没了。走进卫生间，里面很大，好像从一本建筑杂志里冒出来的一样。墙壁和地面都是白色大理石的。圆形的大浴盆至少可以容纳四人。浴盆旁边有个形状像棺材样的橡木匣子。是个脑袋得放在外面的棺材；法特会说，要不是木匣太窄，可能是桑拿浴用的。马桶是黑色大理石的。马桶旁边有个小浴盆。小浴盆旁边有个半米高的隆起物。法特看不出这家伙是做什么用的。如果绞尽脑汁，可以把它想像成一把椅子或者轻便马鞍。他无法想像什么人能拧着身子坐在上面。也许是放小浴盆的毛巾吧。他一面撒尿一面望着木匣和那大理石雕塑。刹那间，他以为那两样东西是活物呢。他身后有一面覆盖整个墙壁的大镜子，让卫生间显得比实际面积大。法特向左面望去，看见了木匣，再转向右面，看见了那个大理石隆起物。一次，他看看身后，见到了自己的后背，看见自己站在马桶前，两侧分别是木匣和表面上无用的轻便马鞍。那一夜如影相随的非真实感有增无减。

法特登上楼梯，尽量不弄出响动。客厅里，查理和小胡子在说西班牙语。查理的声音是平静的。小胡子的声音是尖利的，好像声带萎缩了。刚才在走廊里听见的楼上嘈杂声再度重现。这楼梯通向一个大厅，里面有扇巨大的窗户，有深棕色塑料丝带的威尼斯窗帘罩在上面。法特从走廊另外一端潜入。他推开了一扇门。罗莎·门德斯面部朝下趴在一张军用床上。她穿着衣服和高跟鞋，但好像睡着了，或者酩酊大醉。房间里只有床和一把椅子。地面上与一楼相反，是铺着粗麻地毯的，因此他几乎没有脚步声。他走近罗莎·门德斯，让她转过头来。罗莎·门德斯不睁眼，微微一笑。走到半途，走廊分成两个方向。法特看见有灯光从一扇门的缝隙里露出来。他听见丘乔和科罗纳在争吵，但猜不出缘由。他估计是二人都想跟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性交。随后，他想或许是为了他而争吵。科罗纳好像真生气了。法特没敲门就进去了。那两人同时回头，脸上露出吃惊和睡意的混合表情。法特想：我现在要尽量装出是个哈莱姆区黑人的样子、一个他妈的危险黑人。

他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哪儿？”

丘乔连忙指指法特此前没看见的角落。法特想：这场面我见过。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双腿交叉，在吸食可卡因。

法特对她说：“我们走吧！”

这既不是命令也不是恳求。他只说，跟他走！但是话里充满柔情。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亲切地一笑，不像是什么也不明白的样子。他听见丘乔用英语说：朋友，走开！在楼下等我们吧！法特向姑娘伸出手去。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起身拉住他的手。他觉得她的手是温暖的，这温暖让法特回忆起别的场景，但也回想起或者理解了那下流的感觉。一握住她的手，法特才感觉到自己的手是冰凉的。他想：这段时间来，我一直在垂死挣扎，浑身像冰块。要不是她把手伸给我，我可能会死在这里，他们就得把我的尸体运回纽约。

他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法特感觉到科罗纳在抓他胳膊并且举起另外一只手来。他觉出科罗纳手里攥着什么利器。法特猛然转身，使出孔特·皮凯特的招数，从下向上打击科罗纳的下巴。科罗纳如同前面的莫罗尼诺·费尔南德斯一样，一声没吭，轰然倒地。到了这时，法特才发现科罗纳拿着手枪。法特夺下手枪，问丘乔打算干什么。

“朋友，我可不是爱吃醋的人。”丘乔说着双手举到胸前，让法特看他没携带武器。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看看科罗纳的手枪，好像那是成人用品店的玩具。

“走吧！”她听见法特在说。

法特问丘乔：“下面那家伙是什么人？”

“是你的朋友查理啊。”丘乔笑着说道。

“不是，婊子养的。另外那个，有小胡子的。”

“是查理的朋友。”丘乔说。

“这个破地方有别的出口吗？”

丘乔耸耸肩。

法特问：“嘿，伙计，你这事是不是办得太离谱啦？”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对了，后面有出口。”

法特看看地上躺着的科罗纳，好像沉思了片刻。

他说：“车子在车库里。咱们走不能没他。”

丘乔说：“那应该走前门。”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指指地上的科罗纳：“那他呢？他死了吗？”

法特回头看看地上躺着的瘫软肉体。他能看上几个小时啊！

他口气坚决地说：“咱们走！”

三人走下楼梯，经过一个大厨房，里面散发着废弃的气味，好像长期无人做饭；穿过一条回廊，看见院子里有一辆蒙着黑帆布的农用小型卡车，然后进入漆黑的路，最后来到车库门口。点燃两盏屋顶上巨大的荧光灯，法特再次看见了壁画上的瓜达卢佩圣母像。去拉开铁门的时候，法特发现圣母那只睁开的眼睛总是注视着他，无论他躲到那里。他让丘乔坐到副驾驶的位子上，让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坐到后排去。开出车库的时候，法特刚好看见小胡子出现在楼梯上面，那目光是正在寻找他们，样子像个生气的孩子。

离开查理的家之后，他们驶入没有铺水泥的街道。不知不觉中，穿过了一片空地，那里散发着杂草和剩饭的臭味。法特停车，用手帕擦擦手枪，然后扔进荒草堆里。

“多美的夜空啊！”丘乔低声道。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和法特都没有说话。

法特把丘乔送到一条灯火通明但荒凉的大街的公交车站。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挪到前排来坐，在跟丘乔告别的时候，她打了丘乔一记耳光。后来，他和她驶入迷宫样的街道，二人都不熟悉那里的道路，最后终于来到一条直接通向市中心的大道。

法特说：“我觉得自己的表现像白痴。”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我的表现就像白痴。”

“你不是。我是白痴。”法特说。

二人笑了。在市中心兜了几圈后，他俩进入车流，那些车牌有墨西哥的，也有美国的，大家在离开圣特莱莎。

法特问她：“咱们去哪儿？你住在什么地方？”

她说暂时不想回家。经过法特下榻的汽车旅馆时，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了：继续开往边境，还是留在旅馆？向前开出一百米后，他调头向南，回到旅馆。服务台的人认出了他，问他比赛结果如何。

法特说：“莫罗里诺输了。”

“合乎逻辑啊。”服务员说。

法特问他的房间是不是还空着。服务员说是的。法特伸手掏钥匙给服务员看。

“对，就是这一间。”

法特又交了一天的房费，转身出去了。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还在轿车里等着他。

法特说：“你可以在这里待一会儿。什么时候想走，你就告诉我。我送你回家。”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点点头。二人进了旅馆。床铺收拾过了，床单是干净的。那两扇窗户半开着。法特想：可能是因为清洁工闻到了呕吐的气味。但现在气味很好啊。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打开电视机，在椅子上坐下来。

她说：“我一直在观察你。”

“不胜荣幸。”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扔掉手枪之前，你为什么要擦干净呢？”

法特说：“不让人知道呗。我可不想让人发现武器上有我的指纹。”

后来，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聚精会神地看电视节目：一种墨西哥脱口秀，基本上是个老太太在独白。老人头发全白，但是很长。她有时笑一笑，人们会以为这是个好心的老太太，不可能伤害什么人；但是，她大部分时间的表情是警惕的，好像话题很严肃。法特当然不明白电视里说些什么。后来，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站起来，关上电视，问法特能不能洗个淋浴。法特点点头。罗莎进卫生间后，法特开始想这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感觉胃痛。觉得一股热浪涌到脸上。他坐到床上，双手蒙脸。心想自己的表现真像个蠢货。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走出卫生间后，告诉法特她曾经是丘乔的未婚妻或是情人。她在圣特莱莎感到孤独。有一天，她去查理的录像带商店租影片，认识了罗莎·门德斯。她不知道什么缘故，但感觉对罗莎·门德莎从一见面就有了好感。据罗莎·门德斯说，她白天在超市工作，晚上在一家餐厅当服务生。她喜欢电影，爱看惊险片。也许，罗莎·门德斯让她喜欢的地方就是永远快活的性格以及染成的金发，这与她黝黑的皮肤形成强烈反差。

有一天，罗莎·门德斯把她介绍给录像带商店的老板查理·克鲁斯。此前，她只见过查理两次，觉得此人安静，办事不慌不忙；有时，借给她影片或者不收回租给她的电影。她常常整个下午都在录像带商店度过，聊天，或者帮助拆开新来的影片包裹。一天夜里，商店就要打烊的时候，她认识了丘乔。当天夜里，丘乔邀请大家吃晚饭，后来开车送她回家。虽然她请他进家坐坐，他还是谢绝了，说是不想打搅她父亲。但她给了他电话号码。丘乔第二天打电话给她，邀请她看电影。等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到电影院门口时，见到了丘乔和罗莎·门德斯，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说是搞房地产买卖的，说丘乔是他侄子。电影散场后，四人去一家豪华餐厅吃晚饭。后来，丘乔送她回家，说是第二天需要早起去埃莫西约接受广播台采访。

在那段日子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经常见到罗莎·门德斯，不仅在录像带商店里，而且在门德斯家中；罗莎·门德斯在马德罗小区租了一套单元房，在五层楼的第四层，是座老建筑，没电梯。但房租很贵。起初，罗莎·门德斯跟两个女友分担房钱。这样，负担不算太重。但一位女友走了，去首都试运气；另外一位又跟罗莎·门德斯闹了矛盾。从此后，罗莎·门德斯开始独居。门德斯喜欢独居，尽管为了支付开销，她不得不再找一份工作。有时，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门德斯家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静静地喝凉水，躺在沙发上倾听门德斯讲故事。有时，她俩谈男人。在这方面和其他事情上，罗莎·门德斯的经验比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的丰富多彩。门德斯二十五岁，用她自己的话说，已经有过四个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情人了。她十五岁时有了第一个情人，他在加工厂干活，后来丢下她去了美国。她一直温柔地记得他，但是四人中，这第一个情人对她的生活影响最小。门德斯讲到这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笑了；门德斯也笑了，尽管不晓得笑的原因。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你说的就像一首波莱罗民歌一样。”

罗莎·门德斯回答说：“对，正是。因为波莱罗民歌唱得有道理，宝贝，实际上，所有的歌词都发自老百姓心头，永远是对的。”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不对。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表面上看，是对的，可实际上却是狗屎。”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罗莎·门德斯就不想争论了。不言而喻，她承认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因为上过大学，这种事情知道的比她多。后来，她又说起那第一个情人来，就是去美国那小子，正如她说过的那样，在她心里留下的烙印最浅，可是却让她最想念不过。这怎么可能呢？不知道。后来的三个情人就大不相同了。这就是全部情况。一天，罗莎·门德斯给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讲述她跟一个警察做爱后的感受。

她说：“真是最高级了。”

“为什么是最高级？有什么不一样啊？”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道。

罗莎·门德斯说：“我也说不太清楚。不过，宝贝，跟他性交与众不同。好像你又成了小女孩，明白吗？好像一块石头压在你身上。大山压顶啊。你知道，你是跪着的，大山压在你身上。最后，大山说行了。你感觉浑身被塞得满满的。”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塞满什么？是精液吗？”

“不是，宝贝，真没教养！塞满了别的东西，就好像是大山在操你，不过是在山洞里。明白吗？”

“在山洞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她。

“对。就是。”罗莎·门德斯说。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换句话说，就是在同一座大山的山洞里，那大山跟你做爱。”

“对，就是这样。”罗莎·门德斯承认。

接着，罗莎·门德斯又说：“我喜欢‘做爱’这个词。西班牙人真会说话。”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瞧你那怪怪的样子吧！”

“我从小就这个样子。”

她又说：“我给你讲点别的事情吧。”

“说吧！”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我跟麻醉剂做过爱。真的，我发誓。你想知道是什么感觉吗？感觉就像空气在操你，没有别的，是纯粹的空气。”

“就是说跟警察做爱如同大山操你，而吸毒就像跟空气做爱。”

罗莎·门德斯说：“对。不过不是咱们呼吸的空气，不是咱们走在大街上的空气，而是沙漠里的空气，是沙暴，气味不同，没有大自然的气息，没有田野的气息，而是原汁原味的空气，是说不清楚的气味，就是空气，纯粹的空气，充足的空气，让你呼吸困难，甚至有窒息感。你以为会憋死呢。”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得出如下结论：“就是说，警察跟你做爱就相当于大山在山洞里跟你做爱；你跟麻醉剂做爱就相当于跟沙漠空气做爱。”

“对极了，宝贝。麻醉剂操你总是在露天地。”

在那段日子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开始正式与丘乔交往了。丘乔是她第一个上床的墨西哥人。上大学的时候，有两三个小伙子追求她，但是没发生任何事情。相反地却与丘乔上了床。丘乔追求她的时间不长，但比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预期的要长。丘乔从埃莫西约回来的时候，送给她一串珍珠项链。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试着戴戴项链，虽然项链不乏魅力（另外肯定价值不菲），她觉得不可能戴着出去。她的脖子细长、秀美，这项链需要配套衣服啊。项链之后，别的礼物随之而来：有时，二人在有时装店铺的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丘乔停步在商店橱窗前，指着一件衣服让她进去试穿一下，如果她喜欢，他就付钱。通常，她试试他指出的那一件，然后试穿别的衣服，直到看中一件完全喜欢的时装。丘乔还送给她艺术类图书，因为有一次丘乔听她说到绘画和画家：她在欧洲著名的博物馆里见过他们的作品。有时，也送她密纹唱片，通常是古典音乐，偶尔他也像导游那样关注地方文艺，礼物中有墨西哥北方音乐，或者墨西哥民间音乐；她独自在家的时候，一面洗盘子，或是一面把自己和父亲的脏衣服放入洗衣机的时候，会听音乐。

晚上，二人常常去高级餐厅吃晚饭，在那里总是遇上丘乔认识的男人，偶尔也有认识的女人。丘乔面对这些熟人介绍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的时候，总是说这是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小姐，哲学教授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的女儿，我的女朋友。立刻，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小姐会引起一阵赞美她美貌的议论声；随后就说起西班牙和巴塞罗那，这些圣特莱莎的名人绝对都去过巴塞罗那旅游，人人都对巴塞罗那赞不绝口，个个都是溢美之辞。一天夜里，丘乔没有送她回家，而是问她愿意不愿意继续跟他在一起。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以为他会带她去他家，但是轿车一直驶向西方，离开了圣特莱莎，在空旷无人的公路上转了半小时后，二人来到一家汽车旅馆，丘乔开了房间。这家旅馆位于沙漠中央，恰好面对一座沙丘，公路旁边只有灰色的灌木，时不时地显露出被狂风掀起的草根。房间很大，卫生间里有个类似小游泳池样的水力按摩浴缸。床是圆形的，墙壁和天花板上悬挂着镜子，夸大了床的面积。地上的粗麻毯很厚实，几乎像床垫。没有冰箱酒柜，但是有个小吧台，上面摆着各种白酒和冷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干吗要带她来这种地方，这是阔佬带妓女来的地方！丘乔寻思片刻，回答说是因为这些镜子吧。他说话的口气像是道歉。后来，他脱光了她的衣服，二人在床上和粗麻毯上做爱。

丘乔的态度一直比较温柔，操心女伴的快感多于自己。最后，她来了一次高潮。于是，丘乔停止动作，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盒。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以为是可卡因，但盒里没有白粉，只有黄色小药片。丘乔拿出两片，用一口威士忌咽了下去。二人在床上说了会儿话，然后，他再次操她。这一次，他表现得毫无温柔之处。她惊讶之余，没有抗议，没有说什么。看样子，丘乔打算玩遍一切可能的姿势；后来，她回想这事的时候，觉得有些姿势是她喜欢的。天亮时分，做爱停了，二人离开了汽车旅馆。

在充当停车场的空地院子里（一道红砖墙把院子与公路分开），还有别的车辆。空气新鲜、干燥，有淡淡的麝香味。这汽车旅馆以及周围的一切仿佛被包裹在一个无声的袋子里。二人走在停车场寻找自己的车子时，听见了公鸡在打鸣。开关车门的声音、启动马达的嗡嗡响、轮胎轧在沙土上的嚓嚓声，让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觉得好像鼓声隆隆。公路上没有卡车通过。

从那次以后，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与丘乔的关系越来越奇怪。有几天，丘乔的样子好像没她就不能活了。又有几天，他对待她的态度，好像她是他的奴隶。有几天夜里，二人睡在他的单元房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早晨醒来时，发现丘乔不在身边，因为丘乔早起是为了做个直播节目，题目是《早晨好，索诺拉》，或者《朋友，早安》。她说不准确，因为从来没听过。这个节目是往返国境的卡车司机、运送工人去工厂的班车驾驶员以及所有圣特莱莎早起的人们收听的。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醒来以后，自己做早点：通常是一杯橘汁、一片烤面包，或者一片饼干；然后洗盘子、杯子和榨汁器，最后离开。有时候多待上一会儿，看看窗外的蓝天下城里的风光，接着收拾床铺，在房间转上几圈，想想自己的生活，想想自己跟这个奇怪的墨西哥人的关系。她想他是不是真喜欢她，他对她的感情是爱情吗？而她自己对他的爱或者肉体的吸引力，或者什么东西，这些是不是她期望的男女关系呢？

有些下午，他和她开车去城东，去山上的瞭望台眺望圣特莱莎，远看华灯初上的情形，欣赏那像巨型黑色降落伞样的夜幕缓缓落到沙漠上的风景。每次一到那里，静静地看过落日的景象之后，丘乔就拉开裤链，搂住她后脑勺，让她面部贴在他两腿之间。她于是把他的生殖器含在口中，轻轻吸嘬，等鸡巴硬了以后，再用舌头舔舔。丘乔要射精的时候，她发觉他会用力按住她脑袋不让离开。她的舌头不再动弹，一动不动，仿佛鸡巴整个在她嘴里让她窒息了，一直等到他把精液全部射入喉咙里，即使如此，她也不动；尽管她听见了他的呻吟、有时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喊叫，她情人喜欢说淫荡的话语，来高潮的时候大声骂街，当然不是骂她，而是骂那些不确定的人物，骂那些只在此时出现、随后很快消失在夜空里的幽灵。接着，虽然她嘴巴里还有苦咸的味道，却点燃一支香烟；与此同时，丘乔从他的银烟盒里拿出一只里面有可卡因的卷纸，在银烟盒的盖子上吸食；那盖子上刻画着田园风光。丘乔借助一张信用卡把白粉分成三行，用一张名片吸食；名片上写着丘乔记者、播音员的身份以及广播电台的地址。

有个黄昏，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没等丘乔邀请（实际上，他从来不请她吸食白粉），一面用手掌擦掉嘴巴上的精液，一面要丘乔留下一行白粉让她吸。丘乔问她真的要吸食？然后表情冷漠，但尊重她的要求，把烟盒递给她并且送上一张新名片。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吸食了剩下的全部白粉，然后仰首望天，看着那一片漆黑的乌云。

那天夜里，她回到家中，一进院子就看见父亲在跟那本挂在后面晒衣绳上的书籍说话。随后，她不等父亲发觉，连忙钻进自己房间看起小说来，思考着自己跟那个墨西哥人的关系。

当然啦，丘乔和罗莎的父亲早就认识。丘乔从那次见面得出的看法是肯定的，而罗莎认为他撒谎，认为他和她父亲的看法一样是反常的。那天夜里，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给丘乔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他如何看待六边形；第二，他会不会画六边形；第三，他如何看待圣特莱莎连续杀害妇女的案件。丘乔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没想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真不知道。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是：事情是令人遗憾的，但警方不断抓住凶手。罗莎的父亲没再发问，坐在扶手椅上纹丝不动，他女儿则送丘乔出门。等罗莎返回房间，丘乔的轿车马达声还在耳边回响的时候，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警告女儿小心这个家伙，此人让他感到不安，但没提出可以支持这些话的理由。

罗莎站在厨房里说道：“要是我没理解错的话，最好是甩了他。”

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那就甩掉吧！”

“哎呀，爸爸，您越来越发疯了。”罗莎说。

“这是真话。”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那怎么办？又能怎么办啊？”

“你，离开这个爱撒谎的白痴狗屎吧！我嘛，不知道，等咱们回欧洲后，我去住院，让医生给我用电击疗法吧。”

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与丘乔第二次在罗莎在场的情况下见面，是除去罗莎和丘乔之外，还有查理和罗莎·门德斯在阿玛尔菲塔诺家里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两对男女正要离开的时候，奥斯卡回来了。实际上，奥斯卡不该回家，本应在大学里上课，但是那天下午他说有病，就早早回来了。见面的时间很短，虽然她父亲到了最后不寻常地容易亲近起来，可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已经安排她的朋友们只要一有机会就赶快离开；但是，离开前，罗莎的父亲和查理之间有了一番谈话，虽说不上令人愉快，但绝对不讨厌，恰恰相反，过了几天以后，她父亲和查理的谈话，据罗莎回忆，越来越有了清晰的范围，仿佛时光一经老人古典式的描绘就不停地吹拂起一块灰色平面石头，上面有黑色纹理，布满了尘土，吹拂的结果就是石头上镌刻的文字变得完全清晰可读了。

根据罗莎推测，因为那时她不在客厅，而是在厨房里倒四杯芒果汁，因此只能推测：事情是从她父亲故意刁难客人，向她的客人提问开始的，当然对他自己的客人也许不会如此；或许事情是从天真的罗莎·门德斯的原则声明开始的，因为起初似乎是她的声音在客厅里占据主导地位。也许是罗莎·门德斯说到了她对电影的迷恋。于是，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问她是否知道什么是似动现象。由于不可能有别的答案，查理替罗莎·门德斯做了回答。他说：似动现象就是形象在视网膜暂留引起的运动错觉。

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正确。形象在视网膜上可以存留片刻。”

于是，她父亲把罗莎·门德斯丢在一边，可能门德斯说了一声“哎呀呀”，因为她虽然很无知，可是吃惊的本事也很大，学习的愿望也很强烈；奥斯卡直接问查理知道不知道是谁发现了这个视觉暂留现象。查理说他不记得名字了，但是肯定是个法国人。对此，奥斯卡说道：

“正确。是个法国人，名叫普拉托教授。”

教授发现了原理后，立刻急不可耐地投入实验，用自己建造的各种装置实验这个原理，目的是通过固定形象连续快速运动产生动感。这样，走马灯就诞生了。

“知道走马灯是什么吗？”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问道。

查理说：“我小时候有一个。还有过一个魔盘。”

奥斯卡说：“一个魔盘。真逗！还记得魔盘的样子吗？能不能给我描绘描绘？”

查理说：“马上可以做一个。就是需要一张薄纸板、两根色笔和一根线，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吧。”

“不，不，不，用不着！”奥斯卡连忙说，“描绘得很好，足够了。在某种程度上，咱们脑海里有几百万个魔盘在飞舞、盘旋。”

“啊！是吗？”查理表示惊讶。

“哎呀呀！”罗莎·门德斯表示惊讶。

“是的，因为是个小醉鬼在哈哈笑。魔盘的一面画的就是这个哈哈笑的小醉鬼。另外一面画的是牢房，确切地说是牢房里的栅栏。魔盘一旋转，哈哈笑的小醉鬼就在牢房里面了。”

“这可不是笑的理由啊，对吗？”奥斯卡说道。

“对，不是理由。”查理叹口气。

“但是，小醉鬼（对了，为什么叫他小醉鬼，而不是醉鬼呢？）在笑，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监狱里面。”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记得，查理有一阵工夫用另外一种眼神看着她父亲，好像要猜出她父亲打算把他拉到什么地方去。前面说过，查理是个心气平和的人，在那一阵工夫里，正是他那平和的态度没有变化，但眼睛里有了变化，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回忆，他观察她父亲的透镜可能不好用了，需要平静地加以变化，变化的行动不到一秒钟，但恰恰在这刹那间，他眼神是裸露或者空虚的，至少是“闲着”的，因为一个透镜收起来，另外一个换上去，两个动作不可能同时进行；而就在这一瞬间，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回忆，好像是她编造出了这个瞬间，查理的面部表情是空洞的，或者说是被高速倒空的，另外，令人吃惊的是以光速倒空的，这是夸张的明喻，但比较接近；他整个面部都是空洞的，包括头发和牙齿，虽然这等于什么也没说，而面颊、皱纹、毛细血管、汗毛，统统空空洞洞，处于无防御状态，整个空洞的程度，根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回忆，惟一的答案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会令人头晕和恶心。

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小醉鬼哈哈笑，是因为他想自己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却在监狱里。可以说，有趣之处也在这里。但监狱的确画在魔盘的另外一面，为此，我们也可以说小醉鬼哈哈笑是因为咱们以为他在监狱里，而没有看出监狱在一面，小醉鬼则在另外一面啊，无论咱们如何旋转魔盘和觉得小醉鬼是在牢房里面，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事实是，咱们甚至可以猜出小醉鬼在笑什么：他在嘲笑咱们轻信的态度，就是说，嘲笑咱们的眼睛啊。”

不久后，发生了一件让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相当难过的事情。有一天，她从大学回家，顺便散步，忽然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一个同龄、同班的男同学把轿车停在人行道旁边，提出送她回家。她没上车，说想去附近一家有空调的咖啡馆吃冷饮。那男生表示愿意奉陪。她同意了，上车后给同学指路。那家咖啡馆新开张，很宽敞，呈L形，属于美国风格，有一排排餐桌和一面面大窗户，有充足的阳光进来。二人随便闲聊了一会儿。片刻后，男生说他得走了，便起身告辞。二人互相亲吻面颊。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跟女服务员要了一杯咖啡。然后，打开一本讲20世纪墨西哥绘画的著作，开始阅读专门写帕伦 ［17］ 的一章。这个钟点，咖啡馆客人稀少。厨房里传来一阵阵说话声，一个女人在给另外一个出主意；还有女服务员端着咖啡壶来来去去给分散在各处的寥寥顾客添加咖啡的脚步声。忽然，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听见有人（此前没有听见脚步声）跟她说话：你个臭婊子！这声音吓了她一大跳，抬头看看，以为是什么下流玩笑，或者有人认错了人。她身边站着丘乔。她困惑不解，勉强说出请坐！可是，丘乔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起来！跟他走！她问上哪儿去。丘乔说：去家里！他满脸大汗，通红。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她哪也不想去。丘乔于是问她刚刚她亲吻的那小伙子是什么人。

“一个系的同学。”罗莎说，发现丘乔的双手在颤抖。

他再次说道：“你个臭婊子！”

接着，他嘟囔起来。起初，罗莎不明白他嘟囔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在反复嘟囔：你个臭婊子！你是个臭婊子！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好像说这句话非常费劲。

“走！”丘乔吼道。

“我哪儿也不跟你去。”她说，一面看看四周是不是什么人注意他俩这场面。没人瞅他俩。这让她放下心来。

“你跟他睡过觉？”丘乔问。

有一阵工夫，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空调让她觉得太冷，很想出去晒晒太阳。要是随身带了毛衣或者外套，她肯定会穿上。

“我只跟你睡过觉。”她尽量安慰他。

“撒谎！”丘乔吼道。

女服务员出现在咖啡馆的另外一头并且向他和她走过来。但是，走到半路，女服务员后悔了，缩回柜台后面去了。

“求你别胡闹了！”她说，视线落在写帕伦的文章上。可是，她只看见盐面上爬满了黑蚂蚁和黑蜘蛛。双方在搏斗。

她听见丘乔在说：“咱们回家！”她感到浑身发冷。

她抬头看见丘乔要哭了。

“你是我惟一的爱。”丘乔说，“我可以把一切给你。可以为你去死啊！”

刹那间，她不知说什么好。心想：或许是该断绝关系了。

“没有你，我就全完了。”丘乔说，“你是我的一切，我需要的一切。你是我生活的理想。失去你，我会死的。”

那女服务员从柜台后面望着他俩。二十米开外的餐桌旁边，有个人在看报纸，喝咖啡。那人身穿短袖衬衫，打着领带。从窗户射入的阳光好像在震颤。

“请坐下！”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丘乔拉开手扶的椅子，坐下来。立刻，用双手捂脸。罗莎猜测他大概会再次叫喊起来，或者哭泣。她想：这算哪出戏啊？

“想喝点什么吗？”

丘乔点点头。

“一杯咖啡吧。”他低声说，双手仍然没有放下来。

罗莎冲着女服务员那边招招手，请她过来。

她说：“两杯咖啡！”

“好的，小姐。”女服务员说。

罗莎说：“你看见的那人仅仅是个朋友。连朋友都算不上，就是个大学里的同学罢了。他亲吻我那一下是在脸颊。很平常。就是习惯而已。”

丘乔笑了，摇摇头，双手没有从脸上放下来。

他说：“当然，当然。很平常。我知道了。对不起，对不起。”

女服务员回来了，一手端着咖啡壶，一手拿着给丘乔用的杯子。她先给罗莎的杯子倒满，再倒丘乔的。临走前，她盯了罗莎一眼，使个眼色。或者这是罗莎后来想到的。女服务员动动眉毛发出了信号。皱皱眉毛。或者也许是动动嘴唇。是一句无声的话。她不记得了。但女服务员的确想说什么。

“喝你的咖啡吧！”罗莎说。

“马上就喝。”丘乔说道，但双手依然未动。

这时，有个男人坐到了门口附近。女服务员站在那男人身边，二人说话。那人身穿一件相当肥大的结实棉布上装和一件黑色田径衫。那人是瘦子，看样子不会超过二十五岁。罗莎看看那人。后者立刻意识到有人在看他。但是，他不在乎，继续吃冷饮并不回头。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三天后，咱俩就认识了。”

“你为什么去看比赛？”法特问她，“你喜欢拳击？”

“不喜欢。我跟你说过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种场面。是罗莎说服了我。”

“就是另外那个罗莎吧。”

“对，就是罗莎·门德斯。”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可比赛之后，你就去跟那家伙做爱了。”法特说。

“没有。”罗莎说，“我接受了他的白粉，可是不打算跟他上床。我受不了爱吃醋的男人，但是可以做朋友。以前，我俩在电话里说过这事，他好像理解了我的话。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他怪怪的。那天我俩开车找餐厅的时候，他要我给他嘬一嘬。他说：给我最后嘬一次吧！也许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但意思差不多，他就是这个要求吧。我问他是不是疯了。他笑了。我也笑了。这一切像开玩笑。就在两天前，还有人给我打电话，不是他，是罗莎·门德斯。她传达他给我的口信。她劝我别甩了他。她说，找他有好处。但我跟她说我跟丘乔的情人关系吹了。”

法特说：“他以为你们的关系结束了。”

“我俩在电话里说了，我告诉他我不喜欢爱吃醋的男人。我就不吃醋。”罗莎说，“我受不了爱吃醋的人。”

法特说：“他认为你已经堕落了。”

罗莎说：“这有可能。否则的话，他不会要我给他嘬一嘬。我从来没干过这事，更不要说在市中心的街道了，虽说是夜里。”

法特说：“可他不像难过的样子。至少我没这个印象。”

罗莎说：“他不难过，而是高兴。他一向高高兴兴的。”

法特说：“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是个快乐的人，愿意跟自己的姑娘和朋友们闹腾一宿。”

罗莎说：“他有毒瘾，整天吸毒。”

法特说：“我不觉得他已经上瘾，就是发现他有点怪，好像脑袋里有什么过于庞大的东西。好像他不知道拿脑袋里这个东西怎么办，哪怕最后这东西会爆炸。”

罗莎问：“就因为这个你留下来了？”

“可能吧。”法特说，“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我本应该在纽约了，或者应该写我的报道。可是，我却在这里，在一家汽车旅馆里跟你谈话。真不明白。”

“你愿意跟我的朋友罗莎·门德斯上床？”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道。

法特说：“不愿意。绝对不愿意。”

罗莎问：“留下来是因为我？”

法特说：“不知道。”

他和她都打哈欠了。

“你是不是爱上我了？”罗莎说道，口气自然而然，让人无言以对。法特说：“有可能。”

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睡着了。法特给她脱下高跟鞋，盖上毯子。熄掉房间的灯之后，他透过纱窗看看停车场和路灯。后来，他穿上夹克，悄悄走出门外。到了服务台，那服务员在看电视，看见法特来了，一笑。二人说了一会儿美国和墨西哥电视节目。服务员说美国的节目制作得好，可是墨西哥节目更好玩。法特问他有没有有线电视。服务员说有线电视是给阔人和二尾子准备的。他说，实际生活的内容是有的，需要去免费频道寻找。法特问他归根到底，是不是不相信有免费的午餐。服务员笑了，说他知道法特想要说什么，但是别想说服他。法特说绝对没这个意思，他根本不想说服他什么。然后，他问服务员有没有可以发电子邮件的电脑。服务员摇摇头，开始在写字台上的纸堆里寻找，最后找到了一张圣特莱莎一家网吧的名片。

“这家网吧整宿开放。”他介绍说。这话让法特吃惊，因为虽说他是纽约人，可从来没听说过有整夜不打烊的网吧。

那张圣特莱莎网吧的名片是大红色的，因此上面的印刷字母都难以辨认。名片背面颜色淡些，画有指示网吧准确地点的图示。他请服务员把网吧的名称翻译出来。服务员笑了，告诉他网吧名叫“火焰，跟我来”。

法特说：“这好像大卫·林奇 ［18］ 电影的名字。”

服务员耸耸肩，说整个墨西哥就是各种各样纪念活动的大拼盘。

服务员说：“这个国家的每件事都是对世界各种事情，包括还没发生的事情的纪念。”

服务员解释了如何到达网吧之后，二人谈了一会儿林奇的电影。服务员看过林奇的全部影片。法特只看过三四部。服务员认为，林奇最好的作品就是电视连续剧《双峰》。法特则更喜欢《象人》，或许因为是自己往往觉得既愿意跟别人一样，又想与众不同。服务员问他是否知道迈克尔·杰克逊买下了或者打算买下“象人”的骨架。法特耸耸肩说迈克尔·杰克逊病了。服务员说：我不信，一面望着电视里正在发生的可能大事。

服务员盯着法特无法看到的电视屏幕，一面说道：“我赞成这样的看法，迈克尔知道咱们不知道的事情。”

后来，法特道过“晚安”，把网吧名片揣进口袋里，回房间去了。

法特在没开灯的房间里，透过纱窗望着农家院以及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灯。他想起了丘乔和查理。又看到了查理住宅在荒地上投下的黑影。听见丘乔在笑，看见罗莎·门德斯躺在一个狭窄、空荡荡房间的床上，好像修女的单人间。想起了科罗纳，想起了科罗纳的眼神，想起了科罗纳看人的样子。想起了那个小胡子，最后加入他们行列、不说话的家伙；还想起了小胡子的声音——他们逃跑时，他的声音尖锐得像一种鸟儿。法特站累了，把椅子挪到窗前，继续张望。有时，想起母亲的家，想起孩子们嬉戏和叫喊的院落。如果闭上眼睛，他能看见哈莱姆街上的风掀起的一件白色衣服，那些无敌的笑声沿着墙壁扩散开来，走遍大街小巷，干净而温暖，像那件白色衣服一样。法特感觉睡意袭来，从胸口涌进耳鼓。但他不想合眼，愿意继续望着院子、照耀汽车旅馆正面的两盏灯笼、车辆光束冲破的黑暗，在漆黑的环境里，光束如同彗星的尾巴。

偶尔，他也回头看看正在熟睡的罗莎·阿玛尔菲塔诺。但看了三四次后，他明白没必要回头去看。就是没有必要了。忽然间，他想到今晚不会有睡意了。就在他继续追踪两辆似乎忙于比赛的卡车尾灯光线时，电话铃突然响了。拿起话筒，他听见了那个服务员的声音，立刻明白这正是自己等候的事情。

服务员说：“法特先生，有人刚刚来电话问我您是不是在这里住过。”

法特问是谁来的电话。

“警察。法特先生。”服务员说道。

“是警察？墨西哥警察吗？”

“我刚刚跟警察通过电话。他想知道您是不是我们这里的房客。”

法特问：“你是怎么跟他说的？”

“说的实话，您在我们这里住过，可现在已经走了。”服务员说。

“谢谢。”法特挂了电话。

法特叫醒了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告诉她赶快穿鞋！他把原来已经取出来的少量东西一一收回行李箱，把箱子放进院子外面的汽车里。外面很冷。重回室内，发现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卫生间里梳头。法特说没时间梳头，洗脸了。二人钻进轿车，开向门口的服务室。那服务员站在柜台里，正用衣角擦近视镜。法特掏出一张五十美金钞票，放到柜台上面。

法特说：“如果来人，你就说我已经回国了。”

“他们肯定会来的。”服务员说。

法特开向公路的同时，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是否随身带着护照。

罗莎说：“当然没带。”

“警察正在找我。”法特说，他把服务员的话都告诉她了。

罗莎问：“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是警察找你呢？也许是科罗纳，也许是丘乔啊。”

法特说：“也许是查理，或者罗莎·门德斯假装男人的声音。但我不想留下来研究了。”

法特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在街上转了一圈，看看外面是不是有人等着他俩。但是，周围一片寂静（是一种动态的寂静，或者预示着边境地区黎明到来前的黑暗），又转了一圈后，他俩把车子停在一棵树下，是阿玛尔菲塔诺邻居家的对面。二人在车内待了一会儿，注意着外面任何动静。下车过马路的时候，只走路灯照耀的范围。随后，跳过栅栏，直奔后院。就在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找房间钥匙的同时，法特看见了那本悬挂在绳子上的几何书。他没加思索，走过去用手指摸了摸。后来，并非因为他想知道内容，而是为了缓和紧张情绪，他问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几何学遗嘱》是什么意思？罗莎不添加任何解释地翻译出来。

他低声说：“真奇怪！有人居然把书本挂在绳子上，好像晒衣服似的。”

“是我父亲干的事情。”

房子虽然是父亲和女儿共用的，但显然有女性气氛。空气里散发着薰香和黄烟丝的味道。罗莎打开一盏灯，二人坐到扶手椅里，盖上了五颜六色的毛毯，一言不发。后来，罗莎去厨房煮咖啡，法特看见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出现在门口，身穿一件非常皱巴的白衬衫和牛仔裤，好像睡觉没脱衣服。在一瞬间，二人面面相觑，没说话，仿佛都在睡眠状态里，梦境汇合在同一领地，但是，与一切外部声响隔绝。法特起身，自报姓名。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问他会不会说西班牙语。法特说声“对不起”，笑了笑。奥斯卡用英语把问题重复一遍。

法特说：“我是您女儿的朋友，是她邀请我进来的。”

从厨房传来了罗莎的声音，她用西班牙语告诉父亲别担心！他是纽约记者。后来，女儿问父亲要不要咖啡。父亲答要！一面看着刚才进来的陌生人。等罗莎端着托盘（上面放了三杯咖啡、一个牛奶罐和糖罐）进来的时候，父亲问她发生什么事情了。罗莎说：眼下，我认为没事，但昨天晚上有些怪事。父亲看看地面，然后研究自己赤裸的双脚，给自己的咖啡里加了牛奶和糖，要求女儿说明一切。罗莎看看法特，把父亲刚刚说的话翻译成英文。法特笑一笑，重新坐到扶手椅上。他端起一杯咖啡，开始小口品尝。与此同时，罗莎用西班牙语讲述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从拳击比赛到不得不离开法特下榻的汽车旅馆。罗莎讲完故事的时候，天开始发亮了。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仅仅提了几个问题和让女儿澄清一些事情而已。他建议法特给汽车旅馆打电话，通过那位服务员证实一下警察是否露面。罗莎把父亲的建议翻译给法特。法特出于礼节而不是相信这个建议，给旅馆打了电话。没人接听。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起身去窗前，向外张望。街道好像很安静。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你们最好走吧！女儿看看父亲，没有说话。

“您能把她带到美国，然后送她去机场搭上飞往巴塞罗那的飞机吗？”

法特说可以。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离开窗户，回自己卧室去了。再度露面时，他交给女儿一沓钞票。他说：这钱不多，但是够你买机票和在巴塞罗那最初过日子用的。女儿说：爸爸，我不想走。奥斯卡说：我知道，我知道。一面强迫女儿拿着钱。他问女儿：你护照在哪儿呢？去找！打点一下行李！动作要快点啊！说完，他回到了窗前的位置。他看出马路对面邻居的鬼怪牌轿车，那后面正是他要找的黑色朝圣者轿车。他叹了一口气。法特把咖啡放到桌子上，走到窗前。

“我很想知道出什么事情了？”法特说。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请把我的女儿从这座城市救走吧！以后，忘掉这里的一切！或者最好什么也别忘记，但最重要的是：让我女儿远离这个地方！”

恰恰在这个时候，法特想起来他跟瓜达卢佩·龙卡尔还有个约会。

法特问：“是不是涉及杀人案啊？您认为丘乔也卷进这件事里了？”

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人人都卷进去了！”

一个高个子年轻人，身穿牛仔裤和黑色皮夹克，从那辆朝圣者上下来，点燃一支香烟。罗莎从父亲的肩膀上方向外面望去。

她问：“那是谁？”

“你以前没见过吗？”

“没有。我想是没见过。”

“是个司法人员。”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

接着，父亲拉着女儿进了房间。关上了房门。法特推测父女在告别，便重新看窗外。从朝圣者上下来的那家伙还靠在汽车引擎盖上抽烟呢。他时不时地抬头望望越来越明亮的天空。他好像平静，不急不忙，无忧无虑，高高兴兴地欣赏着圣特莱莎又一个黎明。从附近邻居家里出来一个男人，开车走了。朝圣者上下来的那家伙把烟头扔到人行道上，钻进自己轿车里。他再也不看住宅这个方向了。罗莎出了房间，拿着一个小手提箱。

法特问：“咱们怎么出去啊？”

“走大门！”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说道。

后来，法特看见奥斯卡如何亲吻和拥抱女儿，仿佛在看一部不大明白的影片，但是让他联想起母亲的去世。接着，他看见奥斯卡走出房门，随即步履坚定地迈向街道。先是看见奥斯卡到了前院，接着看见他推开需要油漆的大门，又看见他赤脚穿过街道，走到黑色朝圣者轿车门前。那家伙落下车窗。二人谈了好大工夫，奥斯卡在车外，那小子在车里。法特想：二人互相认识，这不是第一次谈话。

罗莎说：“时候到了。咱们走吧！”

法特跟在她身后，二人穿过花园和街道，他俩投下细长的身影，每隔五秒钟晃动一下，好像太阳在倒转。一进轿车，法特以为听见身后有笑声，回头一看，发现奥斯卡·阿玛尔菲塔诺还站在那里跟那年轻人说话呢。

瓜达卢佩·龙卡尔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没用半分钟就互相了解了彼此的伤心事。这位女记者提出送他俩去图森。罗莎说别闹大了，没必要。她俩争了一番。她俩用西班牙语交谈时，法特望着窗外。但索诺拉胜地旅馆附近一切正常。没有记者了，没人谈拳击比赛了。服务员们好像刚刚从长时间的昏睡中醒过来，一个个不大友好，仿佛不该吵醒他们。罗莎要从旅馆给父亲打电话。法特看见她在瓜达卢佩·龙卡尔陪同下前往服务台。在等待她俩回来的这段时间里，他抽烟，写报道笔记，一直到现在这篇报道还没寄出去。有了阳光，昨夜的事情显得不真实了，披上了孩子气的严肃表情。恍惚之间，他觉得看见了陪练奥马尔和陪练加西亚。想像他俩乘坐公交车驶向海岸。他看见二人下了公交车，在沙滩的灌木丛走了几步。梦中的风扬起沙尘，打在脸上。这是金沙浴啊。法特想：多么和平啊！一切多么简单啊！后来，他看见了那辆公交车，想像中它应该是黑色的，跟大型灵车一样。他看到了奥马尔傲笑一切的表情，看见了加西亚不动声色的面孔、那些奇怪的文身图案，听见了突然摔破盘子的声音，盘子不多，或许是木匣落地的轰鸣声；只是到了此时，法特才明白自己睡着了，连忙寻找服务员，想要一杯咖啡，但是没看见人。瓜达卢佩·龙卡尔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还在打电话。

在穿越墨西哥—美国边境线的时候，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道：“墨西哥人是好人，待人亲切，好客，是勤劳的民族，有强烈的好奇心，关心别人，勇敢，豪放，伤心时不是要死，而是要活。”

法特问她：“你会想念墨西哥人吗？”

她回答说：“我会想念我父亲和所有的人。”

在前往圣特莱莎监狱的路上，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对法特说她父亲家里没人接电话。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给父亲连续打了几次电话之后，给罗莎·门德斯打过去，那里也没有人接听。她说：罗莎·门德斯可能死了。法特摇摇头，感到难以置信。

法特说：“咱们都活着呢！”

罗莎说：“咱们都活着，是因为咱们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啊。”

墨西哥女记者龙卡尔的车子走在前面。那是一辆黄色小尼莫轿车。龙卡尔开车很小心，时不时地停车看看，好像不十分认路。法特想最好别再跟在她后面，干脆直奔边境得了。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坚决反对。法特问她城里有没有朋友。她说：没有。实际上，一个朋友也没有。她问：你认为丘乔、查理和罗莎·门德斯算朋友吗？

法特说：“不算。他们不是朋友。”

他们看见铁丝网另一侧的沙漠上有一面墨西哥国旗迎风招展。美国这一侧的海关警察十分仔细地看看法特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这个警察有些纳闷：一个白人姑娘，而且如此美丽，在一个黑人陪同下来干什么？法特经受住了警察的审视。警察问他：你是记者？法特点点头。警察想：是个大人物啊。每天晚上都得让她忙碌一番啊。你是西班牙人？罗莎冲警察微微一笑。警察的脸上掠过一个失望的阴影。他们的车子重新上路后，那面国旗不见了，只看见铁丝网和一些商品仓库的大墙了。

罗莎说：“问题就是命苦啊。”

法特没听见她这句话。

就在大家在一个没窗户的房间里等候时，法特感觉阴茎越来越硬。在一瞬间里，他想起自从母亲过世后，阴茎一直没有勃起。但马上他就丢开了这个念头。他想，有这么长时间了，勃起是不可能的；对，不勃起是可能的，不可救药是可能的，不容争辩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阴茎得不到供血是不可能的呢？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瞅了法特一眼。瓜达卢佩·龙卡尔正在忙于笔记和录音机，她坐的椅子是用螺丝拧牢在地面上的。从监狱方向时时传来家常过日子的嘈杂声。有人在叫喊什么人的名字，经过弱音器传来的音乐，渐渐远去的脚步声。法特在一个木凳上坐下来，打个哈欠。他以为自己会入睡。想像着罗莎双腿架在他肩膀上的情景。他又一次看见了和风汽车旅馆里自己那个房间。他想：跟罗莎是不是做爱了？心里有个声音说：当然没有。后来，他听见叫喊声，好像是哪个牢房在过生日，也许是庆祝告别光棍生活的晚会吧。他想起了那些杀害妇女的案件。听见了来自远方的欢声笑语。听见了牛叫。听见了瓜达卢佩·龙卡尔在跟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什么以及后者的回答。睡意袭来，感觉自己安安静静地睡在母亲住宅的沙发上，地点在哈莱姆区，房间里开着电视机。他盘算着：我要睡上半小时，然后再干活。我得写那篇关于拳击比赛的报道了。我还得整夜开车。天一亮，一切就都结束了。

一过边境线之后，砖坯镇上的寥寥游客好像睡着了一样。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身穿花裙，脚踏耐克运动鞋，跪在地上察看印第安妇女编织的地毯。她的外表像40年代的现役田径运动员。三个孩子手牵手望着商店橱窗内的展品。那些东西极轻微地在动弹。可法特无法知道它们是活物还是机械装置。在一座酒吧旁边，几个身穿奇卡诺人服装和头戴牛仔帽的家伙，打着手势指示互相对立的方向。在那条大街的尽头，在人行道上有一些木棚和金属集装箱，再过去一些就是沙漠。法特想：所有这一切就像是别人的梦。在他身边，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的头部小心地靠在座位上，一双大眼睛注视着地平线上的什么地方。法特欣赏着她的膝盖，他觉得完美无缺，然后是臀部，然后是肩膀和肩胛骨；它们仿佛有自己的生命、一种模糊的生命、悬挂在空中的生命，仅仅是偶尔露面罢了。随后，他聚精会神地开车。离开了砖坯镇的公路钻进了一种深褐色的旋风。

“瓜达卢佩·龙卡尔出什么事了吧？”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道，她的声音像在梦中。

法特说：“这个时候她应该飞向自己家中了。”

罗莎说：“真奇怪！”

罗莎的声音叫醒了他。

她说：“你听！”

法特睁开了眼睛，但什么也没听见。瓜达卢佩·龙卡尔已经起身来到了他俩身边，眼睛睁得很大，仿佛噩梦化做了现实。法特走到门前，开门。他有一条腿在抽筋，大脑没有完全清醒。他看见一个走廊，那尽头有个没粉刷的水泥楼梯，好像泥瓦匠半途撂挑子了。走廊里灯光昏暗。

他听见罗莎说道：“你别走！”

“快离开这个陷阱吧！”瓜达卢佩·龙卡尔建议。

一名狱警出现在走廊尽头，向三人走来。法特拿出记者证。狱警看也不看，点点头，冲站在门口的瓜达卢佩·龙卡尔微微一笑。随后，狱警关上房门，说了一句什么风暴。罗莎把他的话翻译成英语。是沙暴，或者暴风雨，或者雷暴。是高空云层下降，可能不会成雨落到圣特莱莎，但是会造成乌云密布的景象。是个坏天气。狱警说：天气不好，犯人情绪紧张。狱警年轻，留个稀疏胡子，这个年龄有点太胖，看得出他不喜欢这个工作。现在要把那个杀人犯带来了。

不要不理睬女人。最好的办法是倾听女人讲讲心中的恐惧。法特记得这是母亲或者已故霍莉小姐的话。霍莉是母亲的女邻居，那时法特还是个孩子。忽然，他想起一架天平，就是失明的正义女神双手举起的那种天平，只不过两侧不是两个小称盘，而是两个瓶子，或者类似瓶子样的东西。暂时就叫“瓶子”吧。左边的瓶子是透明的，装满了沙土，它有几个小洞眼，漏出沙子来。右边的瓶子装满了酸水，它没有小洞眼，但是酸水从内部腐蚀瓶子。在前往图森的路上，法特无法辨别几天前看到的一切，只是那时的方向相反罢了。以前是我的右侧，现在是我的左侧，眼下可没有半点可参考的地方。一切都抹掉了。将近中午时分，他们在路旁一家咖啡馆停车。一群样子像失业短工的墨西哥人，从柜台方向注视着他们。那些人喝矿泉水，吃一种有地方特色的冷饮，其名称让法特觉得很奇怪。有些新企业用不了多久就会销声匿迹。饭菜不好。罗莎困了，一回到轿车里，她就酣然入睡。法特想起来瓜达卢佩·龙卡尔那些话。没人在意那些杀害妇女的事件，但是那些案件里隐藏着重大秘密。是瓜达卢佩·龙卡尔说的，还是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的呢？这个时候，公路就像一条河流。法特想：这是那个杀人嫌疑犯说的。就是那个跟乌云一道出现的浑蛋患白化病的巨人。

法特听见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的时候，他想这是一个巨人的脚步。瓜达卢佩·龙卡尔的想法大概也差不多吧。她打了一个要晕倒的手势，但是没有倒下，而是抓住了狱警的手，接着又抓住了狱警的衣领。狱警没有躲闪，而是搂住了她肩膀。法特感觉罗莎紧紧贴在他身上。他听见有人叫喊。好像犯人在给什么人加油。他听见笑声，听见有人叫喊“守秩序”的命令声。接着，从东边过来的乌云到达了监狱上空，天地一片漆黑。脚步声又来了。他听见了笑声和请求声。忽然，有人唱起歌来。歌声的效果很像樵夫砍柴。歌词不是英语。起初，法特不能确定歌词的语言。他身边的罗莎告诉他是德语。这时音调高昂起来了。法特忽然觉得自己在做梦。被砍伐的树木一一倒下了。我是个迷失在一片烧焦的森林里的巨人。但是，肯定会有人来营救我。罗莎把这个嫌疑犯的骂声翻译出来。法特想：这是一个会多种语言的樵夫，一会儿用英语，很快又用西班牙语，然后又用德语唱歌。我是一个迷失在烧焦的森林里的巨人。但是，只有我自己了解自己的归宿。于是，脚步声、笑声、喧闹声、囚犯和守卫（押解那个巨人）的鼓励声，再次响起来了。接着，他们看到了一个金发大个子走进了探视室，他弯着腰，好像担心脑袋碰到天花板上，他微笑的样子仿佛刚刚做了一个恶作剧：用德语唱了一首樵夫迷失在森林里的歌曲；他望着大家的眼神聪明而有嘲讽意味。后来，押解巨人的守卫问瓜达卢佩·龙卡尔要不要把巨人铐在椅子上。龙卡尔摇摇头。守卫拍拍巨人的肩膀后，走了。站在法特和两位女士身边的那位狱警，在龙卡尔耳边说了几句什么之后也走了。房间里就剩下他们几人了。

“你们好！”巨人用西班牙语问候。他坐下来，双腿伸到桌子底下，脚丫子出现在桌子外面很远的地方。

巨人穿着黑色运动鞋，白袜子。龙卡尔吓得后退一步。

巨人说：“随便问吧！”

龙卡尔用一只手捂住了嘴，好像正在吸入毒瓦斯一样，她不知问什么好了。

注　释

［1］ 　假释官的名字。

［2］ 　这些人以观看奴隶厮杀取乐。

［3］ 　斯派克·李（Spike Lee, 1957—　），美国著名黑人电影导演。

［4］ 　伍迪·艾伦（Woody Allen, 1935—　），美国著名电影导演。

［5］ 　罗伯特·罗德里格斯（Robert Rodriguez, 1968—　），美国电影导演。

［6］ 　美国秘密极右组织，常常从事迫害、暗杀黑人的活动。

［7］ 　“9·11”事件的嫌疑犯。

［8］ 　法语，缩写，摘要。

［9］ 　法语，谢谢。

［10］ 　法语，再见。

［11］ 　法语，做爱。

［12］ 　法语，跟我睡觉。

［13］ 　法语，您愿意今天晚上跟我睡觉吗？

［14］ 　原文cirros，指卷层云。

［15］ 　英国儿童文学《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角色。

［16］ 　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 1954—　），美国好莱坞著名黑人明星。

［17］ 　帕伦（Wolfgang Paalen, 1905—1959），奥地利画家。在墨西哥生活多年。

［18］ 　大卫·林奇（David Lynch, 1946—　），美国电影界著名的多面手，编剧、导演、摄影、美术、作曲等样样精通。

第四部分　罪行

女尸是在花卉区一片小空地被发现的。她身穿白色长袖衬衫和下摆到膝盖的黄色裙子，衣服是大号的。是在空地上玩耍的几个孩子发现了女尸，他们赶忙报告给家长。一个孩子的母亲报了警。半小时后，警察到了现场。那片空地面对贝拉埃斯大街和查贡兄弟大道，空地的另外一侧是条水渠，对岸是一家废弃的乳品店的后墙。贝拉埃斯大街上没有人，因此警察起初以为这是个玩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拦住了一辆巡逻车。其中一个警察进入空地查勘。片刻后，这名警察发现了两个蒙着头巾的妇女跪在杂草里祈祷。从远处看去，这两个女人好像上了年纪，其实岁数不大。女尸就横躺在她俩面前。那警察没有打断她俩的祈祷，转身去找同事，用手势招呼在轿车里抽烟的警察下车。接着，两名警察（其中一个原来在车里，带着手枪）向妇女所在地走去，到跟前后，开始观察那具女尸。带手枪的警察问两个女人是不是认识死者。一个女人说：先生，我们不认识她。从来没见过她。这孩子不是这里的人。

此事发生在1993年。是1993年1月。从此，以这具女尸开始，计算后来妇女被杀的人数。但有可能此前就发生过妇女被杀事件。这第一位死者名叫爱丝贝兰萨·戈麦斯·撒尔达尼亚，十三岁。但有可能她不是第一个被害人。也许出于统计方便，由于她是1993年第一个被害人，因此在被害人名单上她排位第一。尽管可以肯定在1992年有别的妇女被害。在名单之外，或者有一直没有被发现的被害人，有的被埋葬在沙漠中公墓里，有的骨灰在夜间胡乱抛洒，甚至连抛洒的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了。

识别爱丝贝兰萨身份的工作相对容易些。她的遗体先是被运到圣特莱莎一个警察局（全市有三个）里，由一名法官和几个警察检查和拍照。过了一会儿，一辆急救车在外面等候的同时，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来了。他身后跟着两名助手，局长重新检查。检查一结束，局长立刻与那位法官以及在办公室等他的三名警察开会。局长问：大家有什么结论吗？法官说：扼杀致死，这是显而易见的。其他几位只是点点头。局长问：知道死者是什么人吗？大家都说：不知道。局长说：好，咱们调查吧。说完就跟法官走了。局长助手留下，他派人把找到女尸的那两位警察叫来。有人报告：他俩又巡逻去了。助手说：笨蛋，把他俩叫回来！后来，女尸被运往城里医院的停尸间。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剖验。根据尸检的结果，爱丝贝兰萨是被扼杀致死的。下巴有血肿，右眼有血肿。双腿和两肋有血肿。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过，可能不只一次，因为这两个器官都有撕裂和擦伤，两处都有大量出血。凌晨两点，法医做完了尸检，走了。一个多年前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迁居到这里的黑人护工，抱起这具尸体，放到冰箱里去了。

五天后，1993年1月结束前，路易莎·塞里娜·瓦斯盖斯被掐死。她十六岁，体格强壮，白皮肤，已经怀孕五个月。跟她一起生活的男人和这男人的朋友，经常在大大小小的家用电器商店偷东西。位于曼塞拉小区、鲁文·达里奥大街一幢楼的居民报警后，警察赶到现场。大家破门而入，发现路易莎·塞里娜被一根电视电线勒死了。当天夜里，警方拘捕了塞里娜的情人马尔克斯·塞布尔维达和他的同伙爱塞基尔·洛美罗。两犯人被关押在第二警察局的审讯室里，进行了整夜审讯，由圣特莱莎警察局长助理埃比法尼奥·卡林多警官指挥。突审的结果令人乐观，因为天亮前，嫌疑人洛美罗交代了：他偷偷背着朋友和同伙与死者保持亲密关系。路易莎·塞里娜一得知自己怀孕，就决定中断亲密关系。但洛美罗不答应，他以为自己是即将出生婴儿的父亲，而不是马尔克斯。几个月后，洛美罗知道塞里娜决心不可动摇的时候，就冲昏头脑，决定杀死塞里娜；最后，他趁马尔克斯不在家的机会，勒死了塞里娜。两天后，马尔克斯被释放。洛美罗没进监狱，而是继续关在第二警察局的看守所里。但这时审讯的问题不是要他说明杀害塞里娜的细节，而是打算指控他杀害了爱丝贝兰萨，这时她的身份已经验明。出乎警察意料，初审让洛美罗坦白后，警察被疑犯交代之快带入了歧途，以为洛美罗还会迅速认罪，但他很硬，绝对不承认与爱丝贝兰萨之死有什么牵连。

2月中旬，清洁工人在圣特莱莎市中心的一条小巷里发现了另外一具女尸。她三十岁左右，身穿白衬衫和黑裙子，袒胸露臂。她是被乱刀刺死的，但面部和腹部有大量被殴打的青肿痕迹。在她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前往美国图森的长途汽车票，上午九点发车，但这女人没能成行。找到的东西还有：口红、脂粉、睫毛膏、卫生纸、半盒香烟、一盒安全套。她没有护照，没有记事本，没有任何可能证明她身份的东西。没有打火机。

3月，北方使者广播台（《北方使者报》的兄弟单位）女播音员，在一个男播音员和一位音响师陪同下，夜间十点钟离开了播音室。三人向那沃纳广场餐厅走去，那里专卖意大利饭菜。三人要了三份馅饼，三小瓶加州葡萄酒。第一个告辞的是男播音员。女播音员名叫伊莎贝尔·乌莱阿，音响师名叫弗朗西斯科·圣达玛利娅，二人决定再聊一会儿。他俩谈到工作上的事情、时间表和节目；后来，又谈起一个已经离开广播台的女同事，她已经结婚，跟丈夫前往墨西哥北部的埃莫西约附近一个村镇生活，村镇的名字记不得了，但是那里靠近海边，一年中有六个月像天堂，这是那个女同事说的。女播音员和男音响师是一起离开餐厅的。音响师没车，女播音员主动提出送他回家。音响师说：用不着，住的地方很近，再说也喜欢走一走。就在音响师向大街下方走去的同时，女播音员向自己停车的位置走过去。她正在掏钥匙准备开车门的时候，一个黑影从人行道上蹿过来，冲她连开三枪。她手里的钥匙落到了地。五米外有个行人赶忙扑倒在地。伊莎贝尔打算站起来，可是没力气，只能头部倚靠在前面的轮胎上。她没疼痛的感觉。那黑影走到她身边，朝她前额开了一枪。

谋杀伊莎贝尔之后的头三天里，这个事件由她所在的广播台和报纸公布出来了，人们认为是抢劫未遂，是疯子或者瘾君子企图偷车所致。还有一种说法是罪犯可能是中美洲人，危地马拉人或者萨尔瓦多人，是那些国家的老兵，移居美国前先不择手段地捞钱。尊重家属的意愿，没做尸检。弹道检查报告一直没公开发表，在圣特莱莎和埃尔西莫两地间法院传来传去的最后结果是：石沉大海。

一个月后，一个磨刀的走在新城区和莫雷洛斯区交界的溪水街上，看见一个妇女抱住一个木桩，像是喝醉了。从磨刀的身边开过去一辆黑色朝圣者，车窗玻璃是烟色的。磨刀的看见卖冰棍的小贩从街道另一端推车走过来，上面爬满了苍蝇。他俩都来到木桩前。但是，那女人已经滑倒在地，或者是因为没力气而抓不住木桩了。女人的面部被前臂挡住一半，从另外一半看到的是血糊糊的紫色肉团。磨刀的说应该叫救护车。卖冰棍的看看那女人说好像跟拳击手拉米雷斯打了十五个回合。磨刀的看出卖冰棍的不打算动弹，就说：麻烦你照看照看我的小车，我马上回来。他穿过土路后，回头瞅瞅，想证实一下卖冰棍的是不是在照看他的小车。他看见刚刚围绕卖冰棍的人飞舞的苍蝇，这时都跑到那女人脸上去了。对面人行道那边的墙壁上有许多窗户，一些妇女正从窗口里张望。磨刀的说：应该叫救护车呀！这女人要死啦！过了一会儿，医院的急救车来了。护理员们想知道是谁叫的急救车。磨刀的解释说，是他和买冰棍的发现她躺在地上的。护理员说：这个我知道。问题是谁对她负责？磨刀的说：我怎么能对她负责呢！我根本就不认识她嘛！护理员问：应该由谁负责呢？磨刀的一边从小车的木匣里抽出一把大切菜刀，一边喊道：犟驴！难道你聋啦！护理员连忙说：好，好，好。磨刀的说：行了！快把她放到急救车里吧！另外一个弯腰查看倒地女人的护理员，一面轰赶苍蝇，一面说你们吵嘴没用啦。这女人已经死了。磨刀的眼睛眯缝成了一条线，好像用炭笔画出的两横杠。他骂道：你这个混账王八蛋！这都怪你！说罢，扑了过去。另外一个护理员企图劝架，但一看见磨刀的手中菜刀，连忙一头钻进了救护车并且报了警。磨刀的追了一阵护理员，最后，愤怒、狂怒或者怨恨或者火气慢慢消退了，或者是累了，才算罢休。他回来推起小车，走上溪水街，越走越远，在急救车旁边围观的人群终于看不见磨刀人了。

那被拉走的女人名叫伊莎贝尔·甘西诺，人们都叫她爱里莎白特，从事卖淫活动。殴打造成了她脾脏损坏。警察把这桩杀人案归咎于一两个生气的嫖客。甘西诺住在圣达米安区，位于她被发现的地方之南。据说，她没有固定的性伙伴。但是，有个女邻居说，甘西诺跟一个什么伊万走动得较多。后来，准备对这个伊万进行调查，但他下落不明。警方还想找到磨刀人的住处，据说他叫尼卡诺尔；新城区和莫雷洛斯区的居民说，磨刀人经常出现在这两个居民区，差不多每周一次，或者每十五天一次，要么他换了工作，要么他从城西搬到城东或者城南，要么离开了这座城市。总之，人们再也没看见磨刀人。

到了5月，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位于花卉区和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开发区之间的垃圾堆里。这个开发区有四座从事组装家用电器的加工大楼。为加工大楼输电的高压塔是新近建立的，塔上涂了银白色。输电线塔旁边，在一些小山包之间，有些棚屋，它们在加工大楼建造之前就存在了。这个棚户区逐渐扩展，如今已经穿过铁路，与珍宝区接壤了。棚户区里有个广场，四角栽种了四棵树；广场中央还有两棵。六棵树上全是尘土，看上去黄黄的。广场一角是公交车站，把工人从圣特莱莎全城各处运输到这里。但工人下车后还要走上一大段土路才能到达开发区大门。经过保安检查出入证之后，工人们才能走进各自工作岗位。只有一座加工大楼有工人食堂。在其他大楼里，工人们就在机器旁边或者随便扎堆在某个角落吃饭。他们聊天，说笑，一直到吃饭时间结束的汽笛响起为止。多数工人是女性。那座垃圾堆不仅有棚户区居民扔的东西，还有加工大楼的生产废料。是一楼工厂车间一个工头发现女尸后报警的。这个工厂位于综合西区，与一家跨国公司联手生产电视机。前来寻找女尸的警察们见到了加工厂的三位业务主管。三位主管正在垃圾堆旁边恭候警察们的到来。两位主管是墨西哥人，一位是美国人。一位墨西哥主管说希望警方尽快收尸。警察问尸体在哪里，另外一个警察在呼叫急救车。三位主管陪同警察向垃圾堆里面走去。一行四人都捂着鼻子。不过，美国主管把手放下时，两个墨西哥主管也追随其后。女尸黑皮肤，黑头发，长及肩膀以下。她身穿一件黑色田径衫和短裤。四个男人站在那里望着她。那个美国主管弯下腰，用一支圆珠笔拨开她脖子上的头发。警察立刻说：美国佬最好别碰她。那美国人用西班牙语说：我不碰她，就是想看看她脖子。两个墨西哥主管弯腰看看她脖子上的印痕。然后，二人起身，看看手表。其中一个主管说：急救车来晚了。警察说：会准时到的。一位主管说：好了，那您负责一切，对吧？警察说：是的，是我。主管递过来一张钞票。警察接过来，揣进制服口袋里了。当天夜里，女尸被放进圣特莱莎医院的冷库里。第二天，法医助手对她进行了验尸。她是被勒死的。被强奸过。法医助手写道：阴道和肛门有撕裂。怀孕五个月。

5月里第一具女尸的身份一直没有查明，为此推断她是中部或者南方移民在前往美国的途中在圣特莱莎停留。没人陪伴她，没人想念她。她大约有三十五岁，有身孕。也许她是去美国与丈夫或者情人团聚的，去见未来孩子的父亲——某个非法居住在那里的倒霉鬼，也许始终不知道这女人怀着他的孩子呢，也不知道这女人怀孕后会来找他。可这5月的第一具女尸可不是最后一具。三天后，瓜达卢佩·罗克鲁斯·哈斯死了（警方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她的身份），二十六岁，居住在茉莉花街，位于卡兰萨小区，与卡兰萨大道平行的一条街道，是菲雷—西斯加工厂的女工。工厂是新建的，地点在距离圣特莱莎十公里处通向诺加莱斯的公路旁。但罗克鲁斯·哈斯不是死在上班的路上，如果是那样的话，或许还能理解，因为那条路人少，危险，适合走轿车，而不是公交车，从公交车最后一站到工厂至少要徒步走一公里。可她是死在茉莉花街自己家门口啊。她身上有三处枪伤，两处是致命的。凶手竟然是死者的未婚夫，他企图连夜逃走，结果在铁道旁边被抓获，距离一家名叫“蚊子”的夜间娱乐场所不远。此前，他在那家酒吧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报警的正是酒吧老板——以前当过警察。审讯结束，事情明朗了：犯罪动机是吃醋，不知是否有根据。罪犯见过法官之后和各个部门批准之前，被立即送往圣特莱莎监狱，等候转移或审判。5月最后一具死尸是在星星山坡上发现的。山坡下四周不规则的居民区也叫“星星”，那个地方好像不能扩张了，或者扩展起来有困难。只是朝东的山坡还能看见基本上是没有建筑的风景。女尸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根据法医鉴定，她是被刀砍死的。有明显的强奸痕迹。她大约二十五六岁。白皮肤，金发。身穿牛仔裤，蓝色衬衫，耐克运动鞋。身上没有任何证明。凶手还不怕麻烦地给她穿好了衣服，因为无论裤子还是衬衫上都没有扯破的口子。肛门没有被强暴的痕迹。只是在面部右耳上方靠近颧骨的部位有轻微红肿。在这具女尸被发现后的几天里，《北方使者报》、《圣特莱莎论坛报》和《索诺拉之声》三家城里报纸都刊登了星星山坡上陌生女子的照片。但是，无人前来认领。死者被发现的第四天，圣特莱莎警察局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亲自登上星星山坡，没任何警察陪同，连助理埃比法尼奥·卡林多也没带。局长走遍了发现尸体的地方。离开山坡后，他登上了山顶。火山石里有不少市场装垃圾的口袋。他想起儿子在美国凤凰城读书时有一次告诉他塑料袋几百年，也许几千年都不会降解。他看见塑料袋的腐烂程度，心里想：这里的一切都会分解。山顶上，一些孩子在玩耍，很快他们就下山去星星小区了。天空开始黑下来。他从山坡西侧看见一些棚屋的纸板或铁皮。还看见在乱糟糟房屋轮廓中穿行的街道。看见东边有公路通向山区和沙漠，看见卡车的灯光，看见从山脉那边随着夜幕一道降临的第一批星星，真正的星星。北边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一大片乏味的旷野，仿佛生命就到圣特莱莎就结束了，虽说人人充满了生活的愿望和信心。后来，局长听见狗叫声，越来越近，最后看见了一群狗。可能是群饥饿的野狗，就像刚才他在山顶上瞅了一眼的孩子们。他从腋衬里掏出手枪。他数了一下有五条狗。打开保险，射击。被打中的狗在空中没跳起来，而是扑倒在地，原来的冲力让它缩成一团。其余四条撒腿便跑。局长观察着越跑越远的狗们：两条夹着尾巴低头跑。另外两条，一条尾巴高高竖起，另外一条，天晓得为什么，竟然摇晃着尾巴，仿佛拿了大奖。局长走近死狗，踢了一下。子弹射进了脑袋。他没回头，径直下山，再次来到发现陌生女尸的现场。局长停步，点燃一支香烟。是没过滤嘴的柔和香烟。继续下山，最后来到自己轿车前。他想：从上面看，一切都显得非同寻常啊。

5月里再也没有女人死亡了，当然自然死亡的不算，就是说，死于疾病、衰老和难产的妇女。但是，到了月底，又发生了亵渎教堂事件。一天，有个陌生人走进圣拉法埃尔教堂，地点在圣特莱莎市中心的墨西哥爱国者大街，时间正是第一次做弥撒的时候。教堂里几乎没人，只有寥寥几个女信徒挤在前排的长凳上。神甫还在忏悔室里。教堂内散发着熏香和廉价清洁用品的气味。那陌生人在最后一排的长凳上坐下后，迅速跪在地上，双手抱头，好像十分沉重，或者病了。几个女信徒回头瞅瞅他，嘀嘀咕咕一番。有个老太太从忏悔室里出来，停下脚步望着陌生人不动。与此同时，一个土著模样的年轻女子进去忏悔。一旦神甫赦免了年轻女子的罪孽之后，就应该开始做弥撒了。但是，那个刚才走出忏悔室注视陌生人的老太太，虽然不动，却时而重心放在左腿上，时而重心在右腿上，给人的感觉她在跳摇摆舞。很快，她明白了这人不正常，打算去提醒别的老女人。老太太走在中央通道的时候发现有股不干净的液体从陌生人所在的长凳下流出来。她闻见了小便的臊味。于是，她不去找老太太们，改道去了忏悔室。她连续敲敲神甫的小窗户。神甫说：孩子，我忙着呢。老太太说：神父，有个人正在玷污基督的住所。神甫说：知道了，孩子，我马上接待你。老太太说：神父啊，这事很不好啊，想想办法吧，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老太太一面说话，一面像跳舞。神甫说：孩子，耐心一点，我忙着呢。老太太说：神父，有个人在教堂里解手呢。神父从破纱窗向外张望，在昏暗的大堂里寻找那陌生人。接着，神甫走出了忏悔室。那土著女子也出了忏悔室。加上报信的老太太，三人伫足望着那陌生人。他正在轻轻呻吟着，不停地撒尿，尿液湿透了裤子，像溪水一样流向门廊，这证明通道高低不平，这正是神甫一直担心的问题。随后，神甫去叫教堂司事。后者正在喝咖啡，坐在桌子旁边好像很累的样子。神甫和司事来到陌生人身边，谴责他这种行为并且动手拉他离开教堂。陌生人看看他们的身影，热泪盈眶地恳求他们别打搅他。几乎与此同时，一把剃刀出现在他手中，就在第一排女信徒喊叫的时候，剃刀砍伤了教堂司事。

这个案子交给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办理，他以办事谨慎、有效率著称，有些警察把这些优点与信教联系在一起。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跟神甫谈了话，后者描绘那陌生人是个大约三十岁的家伙，中等身材，皮肤发黑，身体强壮，是个普通的墨西哥人。随后，检察员跟那几个女信徒谈话。她们则把陌生人说成并非普通的墨西哥人，而是个魔鬼。检察员问：魔鬼在早上弥撒做什么呢？女信徒们说，他来这里要杀我们。下午两点，检察员在一名画师陪同下去医院找那位教堂司事录证词。司事的描绘与神甫的说法吻合。那陌生人散发着酒气。酒气冲天，仿佛那天早晨起床前，他在九十度的酒精盆里洗过衣服。陌生人有好几天没刮脸了，虽然这个特征不明显，因为此人毛发稀少。检察员想知道：司事如何了解此人毛发稀少呢？司事说：根据他脸上汗毛的样子，稀稀拉拉的，好像被他浑蛋母亲和懒惰父亲胡乱粘上去的。另外，他双手很大，很结实。手大得与身材不相称。那时，他在哭泣，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又哭又笑。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检察员问：是吸食毒品了吗？对，正是如此。接着，检察员给圣特莱莎精神病院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住院患者符合他描述的特征。医生说，有两个，但没有暴力倾向。他问：是否放他们出院了？回答：一个放了；另一个没放。检察员说：我去医院看看。下午五点钟，检察员在一家警察从来不去的咖啡馆吃了饭后，驾驶他那铅灰色的美洲豹轿车前往精神病院。接待他的是位女院长，五十多岁，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她命人给检察员送来咖啡。女院长的办公室很漂亮，他觉得装饰很有品位。墙上有一幅毕加索的复制品和一幅迭戈·里维拉 ［1］ 的作品。检察员长时间望着里维拉那幅画，一面等候女院长到来。桌子上有两张照片。一张上面有女院长，那时还年轻，怀抱着一个女孩，看着镜头。女孩的表情温柔，有些走神。另外一张照片上，女院长更加年轻，她坐在一位年长妇女身边，开心地注视着那位妇女。相反地，那位妇女则表情严肃，望着镜头的眼神好像觉得照相是轻浮之举。终于，女院长回来了。检察员立刻发现照片上的人距离眼下已经十分久远了。他还发现女院长仍然风韵犹存，非常美丽。关于疯子，他和她谈了好大工夫。女院长告诉他：危险的疯子没出院。但危险的疯子并不多。检察员拿出画师根据别人口述的画像给女院长看。后者看得十分仔细。检察员注意到她的手：指甲是染的，手指细长，摸上去一定柔软。手背可能有雀斑。女院长说，画像不大好，像个随便什么人。随后，二人去看那两个疯子。他们在院子里。院落很大，黄土铺地，像贫民区足球场。一个身穿运动衫和白裤子的看守把第一个疯子带过来了。检察员听见女院长在询问疯子健康如何。接着，女院长和疯子说到了食物。疯子说他几乎不能吃肉了，但是，他说得太令人费解了，闹得检察员不知道他是抱怨饭菜，还是告诉女院长他最近对肉类反感。女院长谈到了蛋白质。吹进院子里的和风时不时地搅乱了疯子们的头发。检察员听见女院长说：应该修建一道大墙。身穿白大褂的看守说，风一吹，病人就紧张。后来，把另外一个疯子带来了。检察员起初以为这两个疯子是兄弟呢。等二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发觉二人仅仅是表面上有些相像。他想，从远处看，所有的疯子都好像一模一样。回到女院长办公室的时候，他问她领导这座精神病院多长时间了。她笑着回答说：好多、好多年了。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二人再喝咖啡的时候（女院长特别喜欢喝咖啡），检察员问女院长：您是不是圣特莱莎人？女院长说：我不是这里人。我出生在瓜达拉亚拉，在首都念书，后来去旧金山，在伯克利读大学。检察员真想跟她继续聊天，喝咖啡，也许还想问问她结婚没有，或者离婚没有，可惜没时间了。检察员问：我可以把他俩带走吗？女院长不解地看看他。他问：我可以把这两个疯子带走吗？女院长冲他笑了，问他是不是不舒服：您要把他俩带到什么地方去啊？检察员说：带到一个指认会上。有个受害人躺在医院里动弹不了。您把这两个病人借给我两小时。我带他俩去医院溜达一圈，天黑之前，我给您送回来。女院长问：您这是要求？检察员说：您是领导嘛。女院长说：请您出示法官的拘捕令！我可以去拿法官的拘捕令，可那纯粹是个手续。再说，如果我拿来拘捕令，那会把您的病人带到警察局里，有可能扣押一两个晚上呢，那他俩会感觉不好。相反地，如果我现在把他俩带走的话，那么什么事也没有。我把他俩放进车里，惟一的警察就是我。假如受害人做出肯定指认，那我照样把这两个疯子还给您。您不觉得这轻而易举吗？女院长说：我不这么认为。您拿来法庭命令再说吧。检察员说：我可不想惹您生气。女院长说：我已经生气了。检察员笑了。他说：行了。我不带他俩走了。可是，您得保证这两个人不出精神病院。行吗？女院长站了起来。刹那间，检察员以为她要轰他走呢。女院长是打电话给她的女秘书，再要一杯咖啡。她问：您也再来一杯吗？检察员点点头。他心里想：今天晚上不能睡觉了。

那天晚上，那个去过圣拉法埃尔教堂的陌生人又钻进了圣塔德奥教堂，地点在奇诺区的一个居民点里，那是在荒草和山坡之间发展起来的小区，位于圣特莱莎西南的山坡上。午夜十二点，电话呼叫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他正在看电视。挂上电话后，他收拾桌子上的脏盘子，放进洗碗池。他从床头柜里拿出手枪和辨认画像，折叠起来放到口袋里，下楼梯到车库，去开他的红色雪佛兰。到达圣塔德奥教堂门前，他看见几个妇女坐在泥坯的台阶上。她们人数不多。进入教堂里面，看见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正在询问神甫。他问一名警察是不是来过急救车。警察微微一笑，说没人受伤。这都是他妈的什么东西？两个技术部门的警察正在寻找祭坛旁边基督像上的印记。何塞请神甫走开后，告诉胡安：这一次，疯子没有伤害什么人。胡安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何塞说：晚上十点来了一吸毒的浑蛋。他手里拿着一把剃刀或者匕首。在教堂的最后一排长凳上坐下来了。就是那边，最黑暗的地方。一个老太太听见他在哭泣。不知那家伙哭什么，还是又哭又乐。原来他在撒尿呢。老太太于是去叫神甫。那家伙便跳起来开始破坏圣像。一个基督像。一个瓜达卢佩圣母像。两个圣徒像。然后就出去了。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道：这就是全部情况吗？何塞说：就是这些，没别的了。随后，两位检察员分别与现场目击证人谈话。证人们描述的情况与那个亵渎圣拉法埃尔教堂的家伙样子一致。胡安拿画像给神甫看。神甫很年轻，似乎神情疲惫，但不是因为那天夜间发生的事情，而是多年来拖拖拉拉的问题堆积如山。神甫不大在意地说：长得像。教堂里散发着熏香和尿臊味。散落在地上的石膏碎片让胡安想起一部电影，但他忘记名字了。他踢踢一块碎片，像是一只手，已经粘上尿液。何塞问他：你发现没有？胡安反问：发现什么？何塞说：那家伙肯定有个特大的膀胱。要么就是特别能憋尿，一直等进入教堂才撒尿。胡安走出教堂后，看见几个《北方使者报》和《圣特莱莎论坛报》的记者正在与围观群众说话。然后，他踏上圣塔德奥教堂附近的街道。那里虽然闻不到熏香味，但空气里似乎直接从脏水坑里传来臭味。路灯昏暗。胡安想：以前没有来过这里。走到一条街的尽头，他看见一棵大树的树影。它是广场的幌子，是那块半圆形荒地上惟一保留的类似公共空间的东西。荒地四周，街坊四邻已经七手八脚地搭建了一些乘凉用的长凳。胡安想起来了：这里有过印第安人村庄。这是一个从前在这里住过的警察告诉胡安的。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注视着那棵大树投下的黑影，那树冠咄咄逼人地直插星空。如今，那些印第安人在什么地方啊？他想起了精神病院那位女院长。他真想此时此刻跟她说说话，但是心里明白自己不敢给她打电话。

对圣拉法埃尔和圣塔德奥两座教堂的亵渎事件，在本地报界的反响要大于几个月前的妇女被杀案。事件发生的次日，胡安和两名警察走遍了奇诺区和珍宝区，拿出肇事者的画像给人们辨认。没有人认识他。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那两名警察到市中心去了。胡安给精神病院女院长打电话。女院长此前没看报纸，不知道前天夜里发生的事情。胡安邀请她吃饭。出乎他意料，女院长接受了邀请。于是，二人约定在波代丝塔区的乌苏玛辛达街的素食餐厅见面。胡安不了解那家餐厅的情况，一进门就要了双人座位的桌子，在等候女院长的同时，要喝威士忌。但是，这家餐厅不提供带酒精类的饮料。招待他的侍者身穿双色方格衬衫和皮凉鞋。他望着胡安的神情，好像看着病人或者是找错门的顾客。胡安觉得这地方讨人喜欢。坐在其他座位上的人们说话时都压低了嗓门。耳边传来一阵阵水落石板样的音乐。女院长一进门就看到了胡安。但她没过来打招呼，而是直接去柜台跟那个正在做鲜榨果汁的侍者说话。说了几句话之后，她方才来到胡安身边。她身穿一件银白色开领紧身套衫和灰色长裤。胡安看见她走近，连忙起身，感谢她接受邀请。女院长微微一笑，露出了齐整的小牙齿，雪白，尖利，这给她的笑容增加了食肉动物的样子，与餐厅的素食特色不协调。侍者前来问两位吃什么。胡安看看菜单，请女院长替他选择。在等候上菜的同时，胡安给她介绍了圣塔德奥教堂发生的事情。女院长听得很认真，最后问他是否把全部情况都说出来了。检察员说：这就是全部情况。女院长说：我那两个病人都是在院里过夜的。他说：我知道。她问：你怎么会知道呢？他说：我去过教堂后，就去了精神病院。我请求那位看守和一位值班护士带我去那两个病人房间看看。他俩都在睡觉。房间里没有尿湿的衣服。没有人放他俩出院。女院长说：您给我讲的这事可是非法行为啊。检察员说：可他俩不再是嫌疑人了。再说，我也没叫醒他俩。他俩没有察觉什么。女院长有一阵工夫闷头吃饭。胡安越来越喜欢这水落石板的音乐了。他把这想法说了出来。他说：我很想买这个音乐的唱片。他说得很真诚。女院长好像没听见。饭后水果是无花果。胡安说：好多年没吃无花果了。女院长要了一杯咖啡。她想付账。他不让。但不容易。他不得不再三坚持。女院长似乎变得冥顽不化。二人走出餐厅时，握手道别，仿佛永远不再见面似的。

两天后，那陌生人进了牛背山小区的圣卡塔里娜教堂，进去时教堂还关闭着呢。他在祭坛上拉屎，撒尿，还砍掉了他遇上的几乎所有圣像的脑袋。这一回，消息是从国家级报纸传出来的。《索诺拉之声》的一名记者给这个肇事者命名为“魔鬼附体的忏悔者”。对此，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明白随便什么人都能干出这种勾当，但警察局里还是认定非“忏悔者”莫属。胡安决定还是继续跟踪事态的发展为好。这座教堂的左邻右舍居然没听见任何响动，胡安并不感到奇怪，虽说破坏这么多圣像需要时间，而且会产生相当大的噪音。圣卡塔里娜教堂里没有人居住。主持教堂事务的神甫一天去教堂一次，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然后去新城区教会学校工作。没有司事。帮助做弥撒的侍者有时候去，有时不去。实际上，这是一座几乎没有信徒的教堂，里面的物品都是廉价货，是主教辖区人员从市中心一家批发和零售长袍与圣像的店铺采购的。根据胡安的感觉，这位教堂神甫性格开朗、豪放。二人谈了一阵儿。教堂里什么也没缺。神甫好像没生气，也没受亵渎事件的影响。他迅速对损坏的情况做了估算，然后对检察员说这点损失对主教辖区来说微不足道。祭坛上的大便也没让他恼怒。他说：你们走了以后，我们用上两个钟头一切就干干净净了。相反地，大量的尿液让神甫惊慌起来。检察员和神甫肩并肩、亲如兄弟般地走遍了“忏悔者”撒尿的路线和各个角落。最后，神甫说这家伙的膀胱可能比肺脏还大。那天夜里，胡安想这个忏悔者越来越可以令人容忍了。他第一次亵渎行为很粗暴，几乎杀死了教堂司事；但是，两天过去后，他在改进。第二次仅仅吓跑了几个女信徒。第三次没人看见他，因此可以安安静静地干活了。

亵渎圣卡塔里娜教堂后的第三天，“忏悔者”深更半夜潜入位于改革区的耶稣基督大教堂：本市最古老的教堂，建于18世纪中叶，有一段时间充当圣特莱莎主教辖区总部。在邻近的建筑里，位置是索莱尔大街与奥尔迪斯·卢比奥大街的拐角处，住着三位神甫和两名印第安帕帕戈族神学院学生——正在圣特莱莎大学人类学与历史研究中心念书。这两个学生课余还负责做些清洁工作，比如每天晚上洗盘子或者收集三位神甫的脏衣服，交给一个随后送洗衣房的妇女。那天夜里，其中一个学生没睡觉。他本打算闭门读书，后来起身去图书室找书。他在图书室毫无理由地坐在扶手椅上看起书来，直到睡意袭来。有个与教区长住宅直接相连的走廊把教堂和神甫宿舍连接起来。据说，还有另一个通道，是地下的，神甫们在墨西哥大革命期间（1910—1920）和基督派分子暴乱 ［2］ 期间（1926—1929）使用过。但是，两个帕帕戈族学生并不知道这条地下通道的存在。忽然间，打破玻璃的破碎声吵醒了那个在图书室睡觉的学生。起初，他觉得奇怪，难道下雨了吗？但随即他发现破碎声来自教堂内部，而不是外部，于是起身去检查。走到教区长住宅时，他听见呻吟声，于是以为什么人被关在某个忏悔室里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为忏悔室的门都是敞开的。那个帕帕戈族学生与人们说的帕帕戈族人的性格相反，胆小怕事，不敢独自进入教堂。他首先去叫醒另外一个学生。然后，二人一起去小心翼翼地敲胡安·卡拉斯科神甫的房门。这位神甫如同这座建筑里其他住户一样，正在睡觉。卡拉斯科神甫在走廊里听了帕帕戈族学生的讲述，就像读报那样说道：那一定是“忏悔者”吧。随即回房间，穿上长裤和运动鞋（是慢跑和打回力球用的），从衣柜里拿出一根旧棒球棒。接着，他派遣一个帕帕戈族学生去叫醒看门人。看门人睡在一楼一个小房间里，旁边就是楼梯。神甫和看门人走在前面，那学生紧随其后，注意着周围的响动，向教堂走去。乍一看去，三人觉得里面没人。蜡烛透明的白烟袅袅向上，飘到拱顶去；一片深黄色的迷雾一动不动地停留在教堂内部。不久，三人听到了那呻吟声，好像一个孩子努力不要呕吐出来，一声又一声地传过来，接着是那熟悉的作呕声。学生低声说：是“忏悔者”。卡拉斯科神甫眉头紧皱，毫不犹豫地向作呕声的发源地走去，双手握紧棒球棒，那姿势正是要击球的样子。那个帕帕戈族学生没有跟着卡拉斯科神甫前进。他也许朝着神甫的方向迈了一小步或者两步，随后就停住了脚步，因为面对巨大的恐惧，他手无寸铁。实际上，他甚至牙齿打战了。无法前进，又不能后退。后来，他向警察解释说，原因是他开始祷告了。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他：你在祷告什么？帕帕戈族学生不明白这个问题。检察员问：是祷告我的主吗？帕帕戈族学生说：不，不，不，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为自己的灵魂祈祷，为妈妈祈祷，恳求妈妈别丢下我。这个学生从他祷告的地方听见了棒球棒撞击到什么柱子的声音。学生想，或者回忆起那时的想法：有可能是棒球棒打到了“忏悔者”的脊柱上了，或者打到了立着天使长加百列高达一米九的木雕柱子上。后来，他听见什么人气哼哼的声音。他听见“忏悔者”在呻吟。他听见卡拉斯科在骂娘，提到一个奇怪的名字，这学生不知道神甫在骂谁，是骂“忏悔者”？还是骂他这个没跟上自己的学生呢？亦或神甫过去的什么人，不管什么人吧，他这个学生是永远无法认识了，神甫也不可能再见到了。后来，他听见了棒球棒落在精雕细刻石面上的声音。那球棒和木块在石面上连连跳动数次，最后终于安静下来。几乎与此同时，帕帕戈族学生听见了让他再次想到那巨大恐怖的一声叫喊。不经意间想了想。或者说是与那些颤抖的圣像一道想了想。后来，他似乎在蜡烛或者闪电的照耀下，以为自己看见了“忏悔者”的形象：他高举棒球棒一下子砍掉天使长的小腿，让天使长从石座上摔下来。再次响起木块落地的声音，是些朽木，稀里哗啦与石块碰撞在一起，仿佛木头和石块在那个地方是严格对立的术语。又是殴打声。接着响起看门人跑动的脚步声。这个学生也进入暗处了；他那个帕帕戈族兄弟用帕帕戈语问他：怎么啦？哪里疼啊？接着是更多人的喊叫声，来了更多的神甫，还有报警的呼喊声，还有白衬衫飞舞，还有酸味，好像什么人用一加仑氨水擦拭过老教堂的石头地面，据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说，到处散发着尿臊气，一个正常人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膀胱呢，怎么能撒出如此多的尿液呢！

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说：这一回“忏悔者”可太过分了。他正在跪着检查卡拉斯科神甫和看门人的尸体。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检查了“忏悔者”闯入教堂的那扇窗户，然后出去，到了大街上，先是沿着索莱尔大街绕了一圈，再到奥尔迪斯·卢比奥大街走了一趟，又去一个夜间居民临时充当免费停车场的广场走了一遭。等他回到教堂里面的时候，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和助理埃比法尼奥已经到了。局长一看见胡安，立刻打手势请他过去。他们在最后一排长凳上坐下抽烟，谈了好长时间。局长的羊皮上衣里面穿了一件睡衣，散发着昂贵的香水味，面无倦容。埃比法尼奥身穿一件碧蓝色外衣，适合教堂的昏暗光线。胡安告诉局长“忏悔者”肯定有轿车。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胡安说：如果徒步，他不可能不引起别人注意。他浑身臊气冲天。从奇诺区到改革区距离很远。从改革区到牛背山也很远。假设“忏悔者”住在市中心。从改革区到市中心可以步行。但是，从市中心到牛背山，如果走路，恐怕要一个小时吧。埃比法尼奥说：也许更多。那么，从牛背山到奇诺区呢？步行需要多久呢？埃比法尼奥回答：只要别迷路，大约四十五分钟多一点。胡安说：那就更别说从改革区到奇诺区了！局长于是得出结论：这头犟驴是开车作案的。胡安说：这是咱们惟一可以肯定的。他车里可能有干净衣服。局长问：干吗用啊？以防万一呗！局长说：你认为“忏悔者”不是笨蛋。胡安低声说：他一进教堂里就变成了“尿桶”，一出教堂就成了正常人了。局长说：啊，原来如此。埃比法尼奥，你怎么想的？埃比法尼奥说：这有可能。假如他独自生活，那回家时会散发臭味，这样从他车里到住处，用不了一分多钟。如果跟别人同居，那就得在进门前换好衣服。局长说：听起来符合逻辑啊。可问题是咱们如何收拾这一切呀？你有什么主意吗？胡安说：眼下，先在每座教堂派一名警察，等候“忏悔者”迈出下一步吧。局长高声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我哥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些事情，我必须问问他才成。胡安，你认为“忏悔者”会住在什么地方？检察员说：局长，我不知道。随便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就算他有车，我估计他也不会住在奇诺区。

清晨五点钟，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一回到家里就听到了精神病院女院长的留言。她说：您寻找的那个人患有“恐圣症”。请给我打电话！我给您解释。虽然是一大清早，他立刻给女院长拨了电话。他在她的留言机上录音如下：我是检察员马尔蒂内斯。请原谅我这个钟点给您打电话。我收到了留言。刚刚回到家中。今天夜里，“忏悔者”又……一句话，明天，我再跟您联系……对不起，是今天我再联系您。晚安，谢谢您的信息。随后，胡安脱掉鞋子和裤子，上床睡觉。但是，无法成眠。早晨六点，他到了警察局。一群巡警正在给一个同事过生日。大家邀请他喝酒。他谢绝了。检察员办公室里没人。他从那里听到了楼上一遍又一遍在唱“祝你生日快乐”。他列出一张他要的工作人员名单。又起草了一份给埃莫西约警署的报告。然后去自动咖啡机拿咖啡。他看见几个巡警互相搂抱着下楼去了。他跟在他们后面。走廊里，他看到几个警察在聊天，三三两两在一起。时不时地从人堆里发出哄堂大笑。有个身穿白大褂，但穿着牛仔裤的家伙，推着一辆担架。上面严严实实地蒙着灰色塑料袋，那是爱米里亚·美娜·美娜的遗体。没人注意这具女尸。

6月，爱米里亚·美娜·美娜死了。她的尸体是在尤卡坦克斯大街附近的地下垃圾堆里发现的，那条大街通向科林多兄弟砖厂。法医报告上说：她被强奸过，刀砍过，火烧过，没有具体说明致命原因，究竟是刀砍还是火烧；也没有具体说明在火烧的什么时刻毙命。在发现她尸体的垃圾堆处，经常有人报火警，大部分是自己点火造成的，少量是意外火灾，因此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她尸体被烧应该归咎于这类火灾，而不是有人故意焚尸灭迹。这个垃圾堆没有正式名称，因为是秘密堆积而成的，但老百姓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辣椒”。白天，“辣椒”上看不见人影，包括附近的荒地——即将被垃圾堆吞食的地盘。夜里，会出现一些穷光蛋或者次等穷光蛋。首都墨西哥城称穷光蛋为懒虫，但是“懒虫”往往是好吃懒做的少爷，是无耻之徒，可以比做“辣椒”上云集的单个或者成双的人们。他们人数不多。说着一口难懂的黑话。警方准备在发现美娜尸体后的第二天夜里进行大搜捕。结果只抓住了三个在垃圾堆翻找纸壳的男孩。在“辣椒”那里过夜的人寥寥无几。生命很短。在垃圾堆上最多待六个月就会死亡。那里的人无论食物还是性生活都是一个秘密。说不定他们已经忘记了什么叫吃饭和性交。或者说食与色对他们已经是不可及和不可言说之物，是言行之外的东西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有病。剥掉“辣椒”上一具尸体的衣服等于剥掉一层皮。垃圾堆上稳定的住户，从来没少于三人，也从来没超过二十人。

杀害美娜的主要嫌疑人是她未婚夫。警方派人去他家寻找时，他已经离开了。他跟父母和三个兄弟住在一起。根据他家里人的说法，他是在美娜尸体发现的前一两天走的。他父亲和他两个兄弟在牢房里蹲了两天，从他们嘴里掏不出任何相关的情况，只了解到嫌疑人的叔叔住在古斯曼城，估计他躲到那里去了。古斯曼城警方得到通报后，立刻派人去相关地址带着追捕令搜查，结果连所谓嫌疑人兼未婚夫的影子都没看见。案子挂起来了，不久便被人们遗忘了。五天后，美娜的案子尚在调查中，莫雷洛斯预科学校的看门人发现了另外一具女尸。尸体被抛弃在一块空地上。学生们有时在那里玩足球和棒球。从那里可以看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这一侧加工厂的外壳以及与柏油路连接的土路。公路两侧有铁丝网隔离。这一侧就是预科学校的校园，里面有两座楼群，每座三层，楼内有宽敞、明亮的教室。预科学校创办于1990年。看门人从开办的第一天就在那里工作。他总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开。发现女尸那天早晨，看门人在从校长办公室拿出各个教室和房间的钥匙时，有群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起初，他弄不清楚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儿。走进勤务室后，他才闹明白那东西原来是一群黑兀鹫。一群黑兀鹫在校园旁边的空地上盘旋呢。但他要办的事情很多，决定稍后再去查看。不久，女厨师和帮厨的来了。看门人就去厨房跟她俩喝咖啡了。三人说了一阵家长里短，最后看门人问她俩是否在进门时看到那群黑兀鹫在学校上空盘旋。二人说没看见。于是，看门人喝完了咖啡，说他要去空场上转一圈。看门人担心会遇到死狗。果真如此的话，那他就得返回学校，到工具仓库里拿上铁锹，准备挖掘一个比较深的土坑，免得学生把死狗重新刨出来。可结果他看到的是一具女尸。她身穿一件黑衬衫和黑凉鞋，裙子被卷到了腰间。没穿内裤。这些是看门人一眼看到的。接着，他注意到了她的脸色，知道夜里她还没死呢。一只黑兀鹫落到了栅栏上。看门人挥挥手把它给轰走了。女子留着长头发，发梢至少落到半腰。有几缕发丝粘有凝固的血块。腹部和阴部也有干血。看门人连连画着十字，慢慢地站了起来。回到学校后，他把看到的情况告诉女厨师。帮厨的小伙子正在刷锅。看门人压低声音说话，不让小伙子听见。看门人从办公室给校长打电话。但校长已经离开了家门。看门人找到一条毯子，去把女尸遮盖上了。到了这时，他才发觉尸体已经僵硬。他一面回学校，眼泪一面流个不停。他看见女厨师在校园里坐着抽烟。她招手问他怎么了。看门人也招招手，但意思不明白，他去校门口迎接校长。校长一到，便和看门人前往空地。女厨师从校园里看到校长如何掀开毯子，从不同角度看地上的什么东西。不久，两位教师也赶到了空地。在距离他们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一群学生。中午十二点，来了两辆警车，第三辆没有标志，第四辆是救护车。他们把女尸拉走了。女尸的名字始终不为人知。法医认定死亡时间是在几天前，但无法确定具体时间。致命的主要原因是胸口被刺，但头骨有裂痕，因此法医不能排除打击头颅的因素。她身高一米七二。

1993年6月最后一名女尸名叫玛卡里达·洛佩兹·桑托斯。她已经失踪四十多天。她母亲在女儿失踪的次日就去第二警察局报了案。玛卡里达·洛佩兹·桑托斯在K&T加工厂工作，地点在进步工业园区，附近就是通往诺加莱斯的公路和瓜达卢佩·维克多里亚居民区的最后一排住宅。她失踪那天是上第三班：晚上九点到清晨五点。她的同事们说，她一向上班准时，因为玛卡里达是个认真、负责的人，堪称楷模；为此，她失踪的时间应该是上下班交接的时候。可是，这个钟点没人发现什么，原因之一就是清晨五点或者五点半，周围一片漆黑，因为路灯坏了。瓜达卢佩·维克多里亚居民区北部没有电力供应。这个工业园区的出口处，除去诺加莱斯公路的一处，其他出口没有路灯，没有柏油路，也没有下水道；结果，园区内的全部废料都丢进玫瑰花小区的泥坑里，太阳一照，泥坑发白。这样说来，玛卡里达·洛佩兹下班的时间是清晨五点半。这是可以确定的。后来，她走在园区黑暗的道路上。也许她看见了一辆小型卡车，每天晚上都停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广场上，旁边是WS-Inc. 加工厂的停车场，小卡车出售牛奶、咖啡、冷饮和各种玉米饼给上下班的工人。多数工人是妇女。但是，她不饿，或者她知道家里有饭吃，所以没有停下脚步。她离工业园区越来越远，离开加工厂的灯光越来越远。穿过通往诺加莱斯的公路，随后进入瓜达卢佩·维克多里亚小区的第一条街道。走过这样的街道用不了她半小时。然后，就可以出现在她居住的圣巴尔托罗梅区了。走路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五十多分钟。但在途中某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出了永久性偏差。后来，有人告诉她母亲：你女儿可能跟什么男人跑了。母亲说：她才十六岁，是个好闺女。四十天后，几个孩子在玛依多雷纳区的一间破屋附近看到了她女儿的尸体。她的左手下面有瓜柯叶。由于尸体腐烂，法医无法确认死因。有个参加运送尸体的警察却辨认出她手下的瓜柯叶。那警察弯腰捡起几片尖矛状的绿叶。

7月没有女尸。8月也没有。

那几天，首都《消息报》派遣塞尔西奥·贡萨莱斯去报道关于“忏悔者”的消息。塞尔西奥·贡萨莱斯三十五岁，刚刚离婚，急需挣钱。按照正常情况，他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因为他不是警务方面报道的记者，而是文化版面的编辑。他撰写哲学类图书评论文章。不仅这类文章没人看，就是这类书籍也没人读。他时不时地也写关于音乐和画展的文章。四年前他就是《消息报》的在编人员了，他的经济状况不算拮据，过得去；但是一离婚，可就处处缺钱了。由于他所在的部门（有时他用化名写文章，免得让读者发现整个文化版面都是他一人的手笔），已经不能让他有所作为了，于是去其他三个部门给主任们施加压力，请他们派点外差，这样可以让他平衡入不敷出的状况。于是才有了这个让他去圣特莱莎的建议，请他撰写完关于“忏悔者”的报道再回来。给他提供这份差事的是报纸周刊的主编，因为他看好塞尔西奥·贡萨莱斯，认为贡萨莱斯有了这份差事可以一箭双雕：一是可以赚外快；二是可以去北方玩三四天，那里有美味佳肴和新鲜空气，可以忘记前妻。于是，1993年7月，塞尔西奥·贡萨莱斯乘坐飞机到了埃莫西约，然后登上了开往圣特莱莎的公交车。说真话，换空气让他感到美妙无比，心旷神怡。埃莫西约的天空清澈湛蓝，几乎有金属的闪光，从下到上熠熠生辉。这让他立刻情绪振奋起来了。无论机场的人们，还是城里街道的行人，都让他感觉和蔼可亲，无忧无虑，好像身在外国，只看到了居民好的一面。在圣特莱莎，他的印象中这是个工业城市，失业人口很少。他下榻在市中心一家便宜的旅馆，名字叫“绿洲”，地点在一条还是改革时期留下的石板路上。不久，他访问了《北方使者报》和《索诺拉之声》编辑部。他跟经手“忏悔者”案子的几个记者进行了长谈。他们告诉他如何去那四座被亵渎的教堂。他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看了四座教堂。陪同的只有出租车司机，每次在教堂外面等着他。他跟圣塔德奥和圣卡塔里娜两座教堂的神甫谈了话，他们提供的材料对他的调查帮助不大；但是，圣卡塔里娜教堂的神甫建议他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因为按照他的看法，亵渎教堂的那人和凶手并非圣特莱莎最坏的恶疮。警方为他提供了口述画像的复印件。他跟办理这个案子的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约好了谈话的时间和地点。下午，他与市政委员会主席谈了话。主席邀请他在机构大楼旁边的餐厅吃饭。餐厅是石料建筑，试图模仿殖民时期的风格，但模仿不成功。不过，饭菜很好。主席和另外两名下属努力让他进餐愉快，讲了一些地方笑话和黄色新闻。第二天，他很想见见警察局长。但是，出面的是一名警官，大概是警察局的新闻发言人吧，是个刚刚法律系毕业不久的小伙子。他拿给塞尔西奥关于“忏悔者”案件的全部资料卷宗，足够新闻记者写报道用了。小伙子名叫撒穆迪奥，那天夜里他的头等大事就是陪记者说话。二人共进晚餐。然后，去了歌舞厅。塞尔西奥想起自十六岁以后就没有踏进过歌舞厅的门。他把这话说给撒穆迪奥。小伙子听了哈哈大笑。他俩邀请几个姑娘喝酒。她们来自锡那罗亚州。从她们的衣着打扮看，可以立刻发现她们是女工。塞尔西奥问陪伴他的姑娘喜欢不喜欢跳舞。姑娘回答说跳舞是她生活里最喜欢的事情。不知为什么这个回答让他感觉愉快，可是又感到难过。姑娘则问他一个墨西哥城人跑到圣特莱莎做什么，他回答说自己是记者，正在写关于“忏悔者”的报道。这番话似乎对她没什么影响。她从来不看《消息报》，这让塞尔西奥难以相信。撒穆迪奥悄悄对他说可以带她们上床去。频闪仪摇曳的光线扭曲了小伙子的面部表情，姑娘说，她觉得这小子像疯子。塞尔西奥听了耸耸肩。

第二天，塞尔西奥醒来时一人在旅馆里，感觉看见了，或者听见了什么禁区里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吧，是不合适、不相宜的东西。他打算采访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到了检察员办公室，只看到有两人在玩掷色子，第三个人在旁观。这三人都是检察员。塞尔西奥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坐下来等候，因为他们告诉他胡安很快会来。检察员们身穿羊皮上衣，脚上是运动鞋。两个玩者手边有个装菜豆的杯子，每掷一次色子就从杯子里掏出几个菜豆，放到桌子中央。让塞尔西奥奇怪的是如此堂堂正正的汉子居然拿菜豆赌博，但更让他感到惊奇的是，放到中央的菜豆竟然会跳起来！他注意观看。果然，时不时地有三两个菜豆在跳跃，跳得不高，两三公分，但真的在跳啊！两个玩家并不在意跳跃的菜豆。他俩把五个色子放入一个色子筒，摇一摇，再摇一摇，突然倾倒在桌子上。每倒一次，无论自己还是对方，都说上一句话。塞尔西奥听不懂。他俩说的是：打住！打住！或者说：碾住！秃秃！或者说：疯疯！或者说：斜斜！或者说：玉米甜球！或者说：叉叉叉！或者说：别费！别费！好像念念有词，在召唤神仙，或者什么神秘的脚步，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但是人人都敬重的话语。那个旁观的检察员时不时地点点头。塞尔西奥问旁观的检察员那些菜豆是不是喜欢蹦蹦跳跳的蹦豆。那检察员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塞尔西奥说：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蹦豆啊。说实话，一个也没见过。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来了。那两人继续游戏。胡安身穿灰色上衣，有皱褶，领带是深绿色的。他和记者在自己的写字台（整个办公室里最整齐的，这是塞尔西奥观察的结果）前坐下来。二人说起了“忏悔者”。根据这位检察员的说法（他要求记者不要发表这句话），“忏悔者”是个病人。记者一发现检察员不愿意他的同事们听见，就压低声音问：他有什么病啊？胡安说：恐圣症。记者问：这是什么病啊？胡安说：害怕和厌恶圣物。他解释说：“忏悔者”亵渎教堂，没有预谋杀人的动机。那些死亡事件是偶然性质的。“忏悔者”惟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圣像上释放自己的怒火。

“忏悔者”亵渎的几座教堂没过多久就先粉饰一新，接着永久性地修复了毁坏部分，只有圣卡塔里娜教堂除外，它在好长时间里保留原样，那个“忏悔者”留下的样子。新城区那位神甫说：我们缺钱的地方太多。他每天去牛背山小区一次：做弥撒，打扫教堂，以此说明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比修复圣像的急事多着呢。多亏了这位神甫，塞尔西奥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教堂见到神甫时，正如他在圣特莱莎得知的那样，除去著名的“忏悔者”亵渎教堂案，还有杀害妇女的命案，大部分没有破案。神甫一边扫地一边说话，他说到圣特莱莎这座城市，说到来自中美洲各国的移民，说到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每天来加工厂园区寻找工作或者越境去美国，说到买卖人口的走私贩子，说到工厂里支付的饥饿工资，以及就是如此微薄的薪水，还被来自克雷塔罗州、萨卡特卡斯州、瓦哈卡州绝望的人们所垂涎。神甫说：那是些绝望的基督徒啊！真是奇怪的说法，而这样的说法恰恰出自一位神甫之口。这些绝望的人们迁徙的方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或者单身，或者拉家带口，一直来到边境线上，只是到了这时方才或休息或哭泣或祈祷或酗酒或吸毒或跳舞到筋疲力尽。神甫的声音里有应答祈祷的口气。有一阵工夫，塞尔西奥在倾听的同时，闭上了眼睛，几乎就要入睡了。过了一会儿，神甫和记者来到外面，在教堂的台阶上坐下来。神甫邀请记者抽骆驼牌香烟。二人望着地平线吸着美国香烟。神甫问记者：你在首都除去当记者，还干点别的什么事情？塞尔西奥一面吸烟一面想如何回答问题。他一时还真想不出来答案。他说：我刚刚离婚。另外常常看书。神甫问：你看些什么书呢？塞尔西奥答：哲学书，特别爱看哲学书。他问神甫：你也喜欢看书吗？这时有两个女孩跑过去，脚步没停，说了一声“神父，你好”。塞尔西奥望着她们穿过一片开满大红鲜花的空地，然后过了马路消失了。神甫回答：当然看书。记者追问：看什么书？神甫说：关于解放神学的书。我喜欢看莱昂纳多·博夫 ［3］ 和巴西人的著作。但是，也看侦探小说。记者起身，踩灭了烟头，说了一声：幸会。神甫握住他的手，点点头。

第二天上午，塞尔西奥·贡萨莱斯乘坐公交车前往埃莫西约，在那里等了四个小时，然后坐飞机去首都。两天后，他交给周刊主编一份关于“忏悔者”的新闻报道。随后，很快忘掉了那件事的全部内容。

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精神病院女院长：什么是恐圣症？请您指点一下吧。女院长说她叫爱尔维拉·甘波斯。她要了一杯威士忌。胡安要了一杯啤酒，看看周围环境。露天茶座上，有个手风琴手，身后跟着一个女小提琴手，二人极力但徒劳地要引起一个乡下人的注意。胡安估计，这人像个毒品贩子，虽然这家伙露出的是后背，他无法确认。女院长爱尔维拉解释说：恐圣症就是害怕或者厌恶圣物，尤其是他自己宗教的神圣器物。他想举吸血鬼为例，这东西总是能逃脱惩罚；可是估计女院长会笑话他。那您认为“忏悔者”得了恐圣症？女院长：我一直在这样考虑，现在认为是这样的。胡安说：两天前，他捅死了一个神甫和另外一个人。那个拉手风琴的人很年轻，超不过二十岁，圆圆的像个苹果。但他的表情属于二十五岁以上的样子，微笑时除外，偶然一笑的时候会让人突然发现他很年轻，初出茅庐。女院长说：“忏悔者”随身携带的刀子不是要伤害活人的，而是准备打碎在教堂里遇到的一切圣物。胡安提议：咱俩说话用“你”，好不好？女院长微微一笑，点点头。胡安说：您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性，苗条、动人。女院长问他：您不喜欢苗条的女人？那个女小提琴手的个子比手风琴手要高，她身穿黑色紧身衣裤。头发平直，长及腰间，有时闭上眼睛，尤其是手风琴手在拉琴和唱歌的时候。胡安想，这一切最令人伤心的，是那个毒品贩子或者说身穿西装、可能是毒品贩子的家伙，几乎不注意那对演奏的男女，而是跟一个像猫鼬的男子和一个像母猫的女子谈话。胡安问女院长：咱俩用“你”称呼，行吗？女院长：行啊。他问：您肯定“忏悔者”患上了恐圣症？女院长说，她一直在翻阅精神病院的病历，看看能不能找到某个老病号跟“忏悔者”的症候相似。结果是零。女院长说，根据您提供的他的年龄，可以肯定从前住过什么精神病治疗中心。那个拉手风琴的小伙子，突然跳起踢踏舞来。从胡安和女院长的位置上听不见小伙子的声音，但是看得见他眉毛、嘴巴在乱动，然后用一只手弄乱了发型，好像哈哈在笑。女提琴手闭着眼睛。毒品贩子的后脑勺在摇动。胡安想这小伙子终于达到了目的。可能在埃尔莫西约或者蒂华纳的某个精神病治疗中心会有他的病历。女院长说：我不认为他的病情很怪。也许不久前他还一直服用镇静剂呢。可能他停止用药了。您结婚了吗？是不是跟什么人住在一起？胡安问道，声音细如丝线。女院长：我独自一人生活。胡安：可是您有子女啊。我看见了您办公室里的照片。女院长：我有个女儿，她已经结婚了。胡安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笑了。您不会已经当上了外婆吧？警官，这话可绝对不应该问一位女士！女院长问他：您今年多大岁数？胡安：三十四岁。女院长：您比我小十七岁呢。检察员：您的样子不像超过四十的。女院长笑道：我每天锻炼。不吸烟。喝酒很少。只吃健康食品。从前早晨还跑步。如今不跑了？如今不跑了，因为买了跑步机。他和她都笑了。我用耳机听着巴赫，每天要跑五到十公里。如果我告诉我的同事们“忏悔者”患上了恐圣症，那我肯定要赢。这时，那个长相像猫鼬的家伙站起来，在拉手风琴的小伙子耳边说了些什么。“猫鼬”重新坐下。手风琴手站在那里不动，嘴边露出不快的表情。好像一个要哭的孩子。女提琴手睁开了眼睛，微微一笑。毒品贩子和“母猫”的脑袋贴在一起了。贩子的鼻子很大，很尖，有贵族气质。可是，他高贵在哪里呢？而那个拉手风琴的小伙子除去嘴唇，其余的部分都变了形。陌生的声波穿过了检察员的胸膛。他想：这个世界真奇怪，真迷人啊。

女院长说：有的事情可比恐圣症奇怪，尤其是考虑到咱们是在墨西哥。实际上，这里的宗教信仰一直是个问题。我也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墨西哥人在骨子里都患上了恐圣症。比如，你想想一种典型的恐惧症吧，恐桥症。很多人有这个毛病。胡安问：什么是恐桥症啊？就是害怕过桥。胡安说：我认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个男孩；他一过桥就害怕桥会坍塌，所以就跑着过去，其实这样更危险。女院长说：这是典型的恐桥症。另外一种典型的恐惧症是幽闭恐惧症：害怕封闭的空间。另外一种是恐旷症。害怕空旷的空间。胡安说：这种病人我认识几个。女院长说：另外一种更加典型叫恐尸症。胡安说：就是害怕死尸啦。我认识这种人。他们若是当警察，那可惨啦。女院长：还有恐血症，害怕鲜血。胡安说：完全正确。女院长：恐罪症，害怕犯罪。可是有些恐惧症就比较奇怪了，比如，恐床症。知道这是什么病吗？胡安：一点也想不出来。女院长：害怕床铺。胡安：难道会有人害怕或者厌恶床铺吗？女院长：有，有这样的人啊。不过，只要睡在地上、永远不进卧室，病情可以缓解。还有恐发症，就是害怕头发。胡安：这可有点复杂，对吗？女院长：复杂极了。有些恐发症的病例，最后竟然是自杀。还有恐言症，就是害怕说话。胡安：既然如此，那最好保持沉默。女院长：这可比较复杂，因为话语无处不在，包括沉默的时候，没有绝对的沉默啊，对吗？还有恐衣症，就是害怕衣服。看上去奇怪，可害怕的范围要大得多。有种恐惧症比较普通，是恐医症，害怕医生。还有就是恐女症，当然患者只有男人。这种病在墨西哥范围很广，虽然披了各式各样的外衣。是不是有些夸张呢？一点也不夸张：几乎所有的墨西哥男人都怕女人。胡安：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接下来还有两种恐惧症，骨子里非常浪漫：恐雨症和恐海症。还有两种恐惧症也很浪漫：恐花症和恐树症。胡安说：有些墨西哥男人患上了恐女症，可并非所有的墨西哥男人，您可别危言耸听！女院长问道：您说恐眼症是什么？胡安说：眼，眼，一定跟眼睛有关系。哎呀，难道是害怕眼睛？女院长：更糟的是害怕睁开眼睛。这正好形象地回答了您说的恐女症。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会产生巨大混乱，会丧失理智，会产生视听幻觉，通常会产生暴力行为。我间接了解两个病例，患者竟然自残。胡安问：剜出自己的眼睛吗？女院长：用手指甲抠出来的。胡安：真恶心！女院长：接下来还有恐孩症，害怕孩子；恐弹症，害怕子弹。胡安说：我就有恐弹症。女院长：对，这比较常见。还有另外一种恐惧症正在蔓延：恐转移症。假如恐转移症转化成恐街症，那病情会恶化。恐街症就是害怕街道或者穿过大街。咱们还不能忘记恐色症，害怕颜色。还有恐夜症，害怕夜晚。还有恐工症，害怕工作。还有一种恐惧症非常普遍：恐决心症，就是害怕下决心。还有一种恐惧症刚刚扩散开来，就是恐人症，害怕人群。还有一种恐惧症明显在增加，就是恐天体症，害怕大气现象，例如，闪电、雷鸣、暴风雨。但是，我认为最糟糕的恐惧症就是害怕一切和害怕自己。如果您不得不患上其中之一，您选择哪个？胡安说：害怕自己。女院长说：那可有害处，好好想想！胡安说：我选择害怕自己。您别忘记，我是警察。假如我害怕一切，那就没法工作了。女院长说：如果您害怕自己，您的生活可能变成经常性的注意恐惧。如果恐惧情绪活跃起来的话，那么会产生一种自食系统、一种难以逃脱的恶性循环。

在塞尔西奥·贡萨莱斯出现在圣特莱莎之前的几天里，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和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就同床共眠了。女院长提醒他说：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希望你别对咱俩的关系抱幻想。胡安保证：走到哪一步，由她画线。他只是尊重她的决定而已。第一次性交让女院长感到满意。十五天后，再度相会，结果更好。有时，是他给她打电话，通常是在下午，那时她还在精神病院里；二人谈上五分钟，有时十分钟，把一天发生的事情说上一遍。如果二人约会，总是她打给他，总是在她家里，她家位于米却肯区的新单元房，那条街上居住着医生、律师、一两个大学教授，都属于中产阶级上层人士。每次约会都按照同一个模式进行。检察员总是把轿车停在人行道上，登上电梯，抓紧时间照照镜子，检查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是否一一无懈可击，走出电梯，在女院长门上按动电铃。她来开门，握手或者不握，接下来坐在客厅里喝上一杯，望着东山逐渐消失在玻璃门里；玻璃门通向宽大的阳台，那里有两把木制帆布椅、一把此时收起来的阳伞，还有一辆灰钢固定不动的自行车。随后，无须款洽，直奔卧室，用三个小时做爱。性交一结束，女院长就穿上黑色丝绸睡衣，关门淋浴。等她出来的时候，胡安已经穿好衣服，坐在客厅观赏不是东山而是阳台上方照进来的星星了。四周万籁俱寂。有时，某个邻居的花园里举办晚会。他和她就看灯火，欣赏走路的人们，或者在游泳池边拥抱的人们，或者随意进进出出临时帐篷的人们，或者进出木铁结构的凉亭的人们。女院长不说话。胡安极力克制随便提问题的冲动，或者把一辈子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的秘密说给她的欲望。后来，她提醒他该走啦，仿佛是他事先提出的要求。检察员说是啊，该走了。或者多余地看看手表。随后，他就走了。十五天后，二人再次相会。整个过程与上次一模一样。当然，邻居家并非总有聚会。有时，女院长不能或者不想喝酒。但是，微弱的光线依旧，淋浴依旧，黄昏和东山依旧，星星依旧。

那几天，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去了维亚威西奥萨一趟，为他孩子的教父佩德罗·任西福找个可靠的小伙子。他看了几个青年。仔细研究了他们的情况，给他们提了一些问题。局长问他们会不会射击。问他们是不是靠得住。问他们是否愿意挣钱。局长有好久没去维亚威西奥萨。他觉得这个村庄与最后见到的情形一样。泥坯矮房，有个小前院。只有两家酒吧和一家食品店。东边是个山嘴，根据阳光和黑暗的移动时远时近。他选中一个小伙子之后，派人把助手埃比法尼奥叫了来，悄悄问助手感觉这小伙子如何？助手问：局长，是哪一个啊？局长：最年轻的那个。埃比法尼奥从那小伙子身边走过，看了一眼；然后，又看看其他几个年轻人；回轿车前，说他不赖，可谁知以后怎么样呢！后来，局长接受了维亚威西奥萨两位老人的邀请。一位老人很瘦，身穿白衬衫，戴着一块镀金手表。从脸上的皱纹判断，老人可能有七十多岁了。另外一位，更老，更瘦，上身赤膊。老人个子不高，胸口有不少疤痕，胸毛遮盖了一部分。三人喝龙舌兰，时不时地用大杯喝水，因为龙舌兰很咸，易渴。三人谈到了在蓝山里丢失的山羊以及山洞。在谈话的间歇里，局长漫不经心地把选中的小伙子叫过来，告诉他被选中了。那赤膊的老汉对小伙子说：快去跟妈妈告别吧！小伙子看看局长，低头看看地面，好像在想如何回话才好；但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二话没说就走了。等局长从酒吧里出来的时候，看见小伙子在跟埃比法尼奥靠在轿车的挡泥板上聊天。

那小伙子在后排局长身边坐下。埃比法尼奥掌握方向盘。轿车离开了村庄的土路，沿着沙漠边缘奔驰。这时，局长问小伙子的姓名。他说叫奥莱加里奥·古拉·埃克斯波西多。局长望着天上的星星说：奥莱加里奥·古拉·埃克斯波西多，这名字真怪啊！有一阵工夫，三人都没说话。埃比法尼奥试着寻找圣特莱莎广播电台，没有成功，就关上了收音机。局长从车窗望出去，看见几公里外有一道闪电。突然，轿车猛然一震。埃比法尼奥急忙刹车，下去看看轧到了什么。局长看见他消失在黑暗的公路上，接着，发现了埃比法尼奥的手电光。拉下车窗，问埃比法尼奥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时，传来一声枪响。局长推开车门，下去了。他活动一下双腿，埃比法尼奥的身影不慌不忙地出现了。他说：我打死了一头狼。局长说：走！去看看！二人钻进了夜幕中。公路上，看不见任何车灯。空气干燥，但偶尔也刮来咸风，仿佛吹进沙漠前这阵风曾经横扫过盐碱地。那小伙子看看轿车里发亮的仪表盘，双手蒙住了眼睛。车外几米远的地方，局长让埃比法尼奥把手电筒递过来。局长把光柱聚焦在公路上的动物尸体上。局长说：傻瓜，这不是狼。助手：啊，不是狼吗？局长：瞧瞧这毛！狼毛有光泽，发亮；再说也没那么笨，不会被马路中央的车辆撞倒。来，量量它！你拿着手电筒！埃比法尼奥把手电光对准动物。局长把动物抻长，目测长短。他说：这是郊狼 ［4］ 。算上头，有七十到九十公分。你量一量！看看这头有多长？埃比法尼奥：有八十公分？局长：正确。他又说：郊狼的体重在十到十六公斤左右。你把手电给我！把它抱起来！它不会咬你的。埃比法尼奥双手抱起动物尸体。局长：你说有多沉？埃比法尼奥：大约十二到十五公斤，像一头郊狼。局长：傻瓜，它就是一条郊狼嘛！埃比法尼奥说：车子的灯光晃住了它眼睛。它大概瞎了，没有看见我。局长一面注意郊狼的大眼睛，一面说道：不，它没瞎。接着，二人把郊狼抬到路边，回到车上。埃比法尼奥再次找圣特莱莎广播台的频道。听到的只是一片嘈杂声。他关上。心里想：撞倒的这头郊狼是母的，正在寻找分娩的安全地方吧。所以它没看见我。可他认为这种解释不令人满意。当从小高地上一看见圣特莱莎的灯火时，局长打破了三人的沉默。他说了一声：奥莱加里奥·古拉·埃克斯波西多！小伙子应道：是，先生。局长：你的朋友们怎么叫你？小伙子：拉罗。局长：拉罗？小伙子：对，先生。局长：埃比法尼奥，你听见没有？埃比法尼奥：听见了。他不停地在想那头郊狼呢。局长问：是拉罗·古拉吗？小伙子：是的，先生。局长：是起哄吧？小伙子：不是，先生，朋友们就这样叫我的。局长：埃比法尼奥，你听见没有？埃比法尼奥：是的，我听见啦。局长：他叫拉罗·古拉，哈、哈、哈！拉罗·古拉！拉罗·古拉！明白不？埃比法尼奥：明白，当然明白。接着也笑起来。不久，三人一起哈哈大笑 ［5］ 。

那天夜里，圣特莱莎警察局长睡得好。他梦见了自己的孪生兄弟。他俩都十五岁，家里贫穷，经常去长满灌木丛的小山转悠。多年后，小山上修建起美景小区。他俩穿过一道山涧。雨季时，孩子们有时在山涧里逮癞蛤蟆，因为有毒，必须用石头砸死它们。但是，他哥俩对癞蛤蟆没兴趣，而是喜欢抓蜥蜴。黄昏时，他俩回圣特莱莎。那些孩子们像败兵一样作鸟兽散。在郊区，总会有卡车通过，它们或开往埃莫西约或开往北方或开往诺加莱斯大道。有些卡车上写着奇怪的字样。有的写道：“你急吗？从下面过吧！”有的写道：“从左边过！别按喇叭！”有的写道：“追尾的感觉怎么样？”在梦里，无论他还是孪生兄弟都不说话，但是表情一模一样，走路的姿势一模一样，挥臂的节奏一模一样。他的孪生兄弟已经比他高了，可是仍然跟他一模一样。后来，哥俩走进圣特莱莎的街道，在人行道上溜达，梦境逐渐消失在一种舒适的黄色迷雾里。

那天夜里，埃比法尼奥梦见了那匹被扔在公路边缘的母郊狼。在梦里，他坐在距离不远的一块玄武岩上，聚精会神地望着黑暗，听着内脏受伤的母郊狼的呻吟。埃比法尼奥想，它可能已知道小崽已经死了。他没有起身去给母郊狼脑袋一枪，而是原地不动。后来，他发现自己驾驶佩德罗·内格雷特局长的车子奔驰在一条长跑道上，终点是山上狼牙石的陡坡。车上没有别的乘客。他不清楚车子是偷的，还是局长借给他的。跑道笔直，开到每小时二百公里没问题，尽管他越是加速，车体内的噪音越是不对头，好像有什么在跳动。车子后面扬起一个巨大的尘土尾巴，好像一匹吃了迷幻剂的郊狼尾巴。但是，大山好像依然很遥远，因此埃比法尼奥刹车，下去检查。表面上看，一切都好。悬挂装置、发动机、蓄电池、车轴……都好。忽然，从停着的轿车里传来拍打声，他赶忙转过身去，打开了后备厢。那里有具躯体。手和脚都是捆着的。一块黑布盖在面部。埃比法尼奥在梦中吼道：这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一查明那躯体还活着（因为胸口起伏呢，也许起伏得太厉害，但是在起伏啊），他连忙关上后备厢，不敢拿掉那块黑布看看是何许人也。重新回到驾驶座位，猛踩油门加速。群山在地平线上似乎在燃烧或者消失，但他继续向群山挺进。

那天夜里，拉罗·古拉睡得不错。床铺太软，但是他合上了眼睛，开始想自己的新工作，很快就睡着了。以前，只来过圣特莱莎一次，是陪着一群卖马黛茶的老太太去市中心市场。如今他已经记不清楚那次进城，因为年龄太小了。现在他看见的也不多。先是进城入口的马路灯火，接着是一个街道黑暗的居民区，然后是房屋高大的小区，墙头上插满玻璃碎片。后来，是一条向东的马路；接着是田野的嘈杂声。他睡在园丁房旁边的一个小屋里，屋角有个空着的床铺。他身上的毯子散发着汗臭。没有枕头。床铺上堆着一摞裸体女人杂志，床下放着旧报纸。凌晨一点钟，进来两个人，是睡在旁边床铺的。那二人穿西装，打宽领带，脚踏仿制的乡下皮靴。他俩开了灯，看看古拉。一个人说：是个毛孩子。古拉没睁开眼睛，闻到了他们的气味。二人散发着龙舌兰、奶粥和令人恐惧的气味。后来，古拉睡着了，什么也没梦见。第二天早晨，古拉看见那二人坐在园丁厨房里的餐桌前。那二人吃鸡蛋，抽香烟。古拉在他俩身边坐下，喝了一杯橘子汁和一杯纯咖啡，不想吃别的东西。负责佩德罗·任西福安全的头目是个爱尔兰人，大家叫他巴特。他给大家做了正式介绍。那二人不是圣特莱莎，也不是附近地方的人。最魁梧的那个是哈利斯科州人。另外一个是奇瓦瓦州华雷斯城人。拉罗·古拉注视着二人的眼睛，不觉得他俩是枪手，而是胆小鬼。早饭后，保安头目把古拉带到花园里最偏僻的角落，给他一把手枪，是沙漠之鹰点50口径。头目问他会不会使用。他说不会。头目给枪膛上了一个有七发子弹的弹夹，然后在草丛里找了几个废罐头盒，放在一辆没有轮子的车顶上。他俩用了好大工夫练射击。接着，头目给他说明怎样装子弹，怎样关保险，怎样佩带手枪。头目告诉古拉他的工作就是保护任西福太太，也就是老板娘的安全。你要跟刚刚认识的那两人一道工作。古拉问头目是否知道他每月有多少薪水。头目告诉他每十五天发一次薪水，他亲自发放，不必担心。头目问他姓名。古拉说：拉罗·古拉。那爱尔兰人没笑，没用奇怪的眼神瞅他，不认为应该笑他，而是从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笔记本，把古拉的名字记录上去，会见就结束了。分手前，头目说他叫巴特·奥潘侬。

9月，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美景区后面、好景住宅区一辆汽车里。那地方很荒凉。只有一间预制板房，是出售地块的办公室。住宅区的其余部分一半在荒地和几棵病树的路上。那些病树上涂了白色，是过去草地和树林的幸存者，它们借助那里的积水得以存活下来。礼拜天是来住宅区人多的日子。全家来看地块，或者是买地的人来看，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因为好地块已经出售，虽然没人动工。一周内的其他几天，来访者是商定好的。到了晚上八点钟，住宅区内已经没人了。除去一群玩耍的孩子，或者从山上下来，已经不知道如何爬回去的野狗。发现女尸的是个出售地块的人。他是上午九点钟到住宅区的，把车子停放在老地方，就在预制板房旁边。他正要进预制板房，忽然发现有辆轿车停放在一块没有售出的地块上，那地块刚好在一座土堆脚下，此前土堆一直挡住了那辆轿车。他以为轿车可能是哪个卖地人的，但立刻推翻了这个荒唐想法，因为谁会把车子停放在办公室另外一头那么遥远的地方呢？为此，他没进办公室，而是继续朝着那陌生车辆走去。他以为可能是个醉鬼决定留在这里睡觉，或者是个迷路的游客，因为南边公路的岔道距离这里不远。他甚至以为这是个急脾气买主。他一走过那座土堆（那里是块宝地呀，风水好，可以挖出一个游泳池），就觉得那辆轿车太旧了，与买地的人身份不配。于是，他倾向于车内是个醉鬼的想法了，便打算转身回去。可恰恰这时，他看到了轿车后窗上有女人的长发，决定继续前进。那女人身穿白色衣服，没有鞋子。身高大约一米七。左手戴着三枚人造宝石戒指，分别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上。右手腕上戴着两个仿制手镯，手指上戴着两枚巨大的假宝石戒指。根据法医报告，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过，后来死于扼杀。身上没带任何证件。这个案子交给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去办理。他先在圣特莱莎城里的上等妓女中进行了调查，接着调查了下等妓女，看看是不是有谁认识死者。回答一律是不认识。这位刑警走访了大小旅馆和郊区的汽车旅馆。他还动用了线人。毫无结果。不久，案子就了结了。

还是在9月，美景区女尸发现后两周，又出现了一具女尸。她的名字叫加布里埃拉·莫隆，十八岁，是被她的未婚夫菲利西亚诺·何塞·桑多瓦尔，二十七岁，开枪打死的。二人都是日本—墨西哥加工厂的工人。根据警方调查，案情从这对男女口角展开，因为加布里埃拉拒绝跟未婚夫去美国。此前，嫌疑人菲利西亚诺曾经两次试图去美国。但两次都被美国警察遣返。这并没有打消他第三次尝试的念头。据一些朋友介绍，菲利西亚诺在芝加哥有亲戚。反之，加布里埃拉从来没有穿越过国境。她在日本—墨西哥加工厂找到工作后，领导对她评价很好，由此不排除给她升职和涨工资的可能，所以她去美国试试运气的兴趣几乎是零。警方用了几天时间在圣特莱莎和西山岗寻找菲利西亚诺，西山岗是塔毛利帕斯人的村庄，菲利西亚诺的老家。同时，给美国相关机构也发出了逮捕菲利西亚诺的通知，防止万一嫌疑人梦想成真，就有可能出现在美国。但荒唐的是，警方没有传讯任何一个可能给嫌疑人提供帮助的“蛇头”。其最后结果，案子结了。

10月，在阿尔塞尼奥·费雷尔工业园区，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名叫玛尔塔·纳瓦莱斯·戈麦斯，二十岁，身高一米七，留着长长的栗色头发。两天前她就不在家中了。她身穿宽大便服和紧身连衣裤。她父母不承认那是女儿的衣服。她阴道和肛门多次被强暴。扼杀致死。案子的奇怪在于，玛尔塔的工作地点在艾沃区一家设在进步工业园区的日本加工厂，但是她的尸体却出现在阿尔塞尼奥·费雷尔工业园区的垃圾堆里，如果驾车进去，那里的地形非常复杂，除非是运送垃圾的卡车。发现她尸体的是几个孩子，时间是上午；到了中午，尸体要被运走的时候，一群女工靠近救护车去看是不是朋友、同事或者熟人。

10月，还发现一具女尸，地点在沙漠里，距离圣特莱莎—维亚威西奥萨的公路几米之遥。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头部朝下趴在沙土上，身穿运动衫和尼龙长裤，口袋里有身份证，据此，死者名叫艾尔莎·露丝·品达多，在北方大型超市工作。凶手或者凶手们嫌麻烦而没挖坑，也不拉到沙漠深处，而是干脆拉了几米，扔到沙土上了。警方随后在北方大型超市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最近没有收款员和售货员失踪；艾尔莎是在名单上，但是在一年半前她就不在这家企业上班了，也没出现在索诺拉北部一系列大型超市连锁店里。认识她的人都说艾尔莎是高个子姑娘，身高有一米七二；而沙漠里那具女尸最多只有一米六。警方试图在圣特莱莎找找艾尔莎的下落。没有结果。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法医报告没能确定死因，只是朦胧指明“扼杀致死”的可能性，但是，报告能够肯定尸体在沙漠里的时间不会少于七天，不会超过一个月。不久，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加入这个案子的调查中来。他起草了一份正式通知，请求寻找那个可能也失踪的艾尔莎，给全州每个警察局所属单位一份公函。但是，上级驳回了这一请求，建议调查不要离开具体的案件。

11月中旬，安特莱奥·巴切克·马尔蒂内斯，十三岁，放学时被绑架。她的学校是第16中等技校。虽然那条街道一点不荒凉，但没人看见案子的发生，只有安特莱奥的两名女同学看见她向一辆黑色轿车走去，据推测是朝圣者牌或者鬼怪牌，车里有个戴墨镜的家伙在等着她。可能车内还有别人，但是那两个女同学没有看见，部分原因在于车窗是茶色的。当天下午，安特莱奥没有回家。她的父母给她几个女友打过电话几个小时后就报了警。司法警察和市政警察都管这个案子。两天后，有人找到了她的尸体，种种迹象表明死于扼杀，因为舌骨断裂。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手腕上有典型的捆绑造成的肿胀。双膝有伤，据此推断，双脚也遭捆绑。一个萨尔瓦多移民在弗朗西斯科一世学校后面发现了她的尸体，地点在马德罗，柏杨区附近。她穿戴整齐，除去衬衫上少了几个纽扣，没有别的撕扯痕迹。那个萨尔瓦多人被控谋杀罪，被关押在第三警察局看守所有两周的时间，最后被释放。但是，健康受损。不久，一个“蛇头”帮助他过了边境，到了亚利桑那州。他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走了三天后，脱水严重，终于到达巴塔哥尼亚。那里有个牧场主因为他在牧场上呕吐而给了他一顿棍打。他在县治安官的牢房里蹲了一天，后来被送入一家医院。在那里，他可以安安静静地死了，只能如此。

1993年12月20日，那一年妇女死于暴力的最后一桩案子登记入册了。死者五十岁，死于自己家中，而不是像有人悄悄议论的那样是在什么荒地、垃圾堆或者沙漠的黄色草丛里。她名叫菲丽希达德斯·西门内斯·西门内斯，生前在西部开发区加工厂工作。邻居们发现她躺在卧室地面，下身裸露，阴道里插入一块木头。死于刀刺，据法医报告，刀口有六十多处，是她儿子所为。儿子名叫埃尔奈斯托·路易斯·卡斯蒂约·西门内斯，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根据几位邻居作证，她儿子时常犯疯病，有时根据家里经济状况，给他服用抗焦虑症药物和最重的镇静剂。当天夜里，警方经过一番阴森可怕的追寻，发现这个杀害母亲的凶手漫步在莫雷洛斯区昏暗的街道上。竹筒倒豆子，他一下子就承认了自己是杀害母亲的凶手。他还承认自己就是那个亵渎教堂的“忏悔者”。在问及为什么给母亲的阴道里塞木块时，他起初回答不知道，后来他仔细想想后，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她学习学习。审问的几个警察问他：学习什么呢？审讯员还有：佩德罗·内格雷特，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何塞·马尔克斯。疯子回答是让她学学别跟我玩游戏！后来，他说的话就前言不搭后语了。警察把他送到了市内一家医院。菲丽希达德斯还有一个大儿子，早就移居美国了。警方试着找这个儿子联系。但是没人可以提供通信地址。随后，警察搜查了她家，没有找到她儿子的信件和出国前留下的个人物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此人的存在。只找到两张照片：一张上面有菲丽希达德斯和两个男孩，大约在十岁到十三岁之间，他俩非常严肃地望着镜头。另外一张更老一些，上面还是菲丽希达德斯和那两个男孩：一个有几个月大（就是后来杀害母亲的凶手）在望着母亲；另外一个大约三岁，就是后来去美国定居再也没回圣特莱莎的家伙。杀害母亲的凶手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被关进圣特莱莎监狱。入狱后，他显得特别爱说话。他不愿意独处，总是要求警察或记者在场。警方企图把一些未破的杀人案归在他头上。犯人的好情绪诱使警方产生了这个念头。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断言：埃尔奈斯托不是“忏悔者”，可能他惟一杀害的人就是他母亲，甚至他对这个行为都不负法律责任，因为他有着明显的精神错乱。这是1993年惟一杀害一个女人的凶手。1993年是墨西哥共和国那个地区开始杀害妇女的一年。那时担任索诺拉州州长的是民族行动党的何塞·安德烈斯·布里塞纽；担任圣特莱莎市政委员会主席的是革命制度党的何塞·莱夫西奥·德拉斯埃拉斯。二人正派，诚实，中规中矩，不怕质问，准备对付百姓的强烈不满。

但是，在1993年结束之前，发生了另外一件悲惨事件，与妇女杀人案件还无关联；如果假定这些案件之间有内在联系，那需要证明。拉罗·古拉那时正和他的两个同事每天保护佩德罗·任西福太太。拉罗·古拉此前只是远远地见过佩德罗·任西福一次。相反地，任西福名单上的保镖，拉罗·古拉却已经认识了几个。有几个他感兴趣。比如，巴特·奥潘侬。或者是一个几乎从来不说话的印第安雅基人 ［6］ 。反之，他的两个同事则让他产生不信任感。从这两个同事身上，他学不到任何东西。那个高个子蒂华纳人，喜欢谈加利福尼亚和他在那边认识的女人。他常常西班牙语和英语混用。他爱撒谎，瞎编故事。只有那个更加寡言的华雷斯人为之喝彩。但是，拉罗·古拉更加不信任这个华雷斯人。一天早晨，任西福太太要送几个孩子去学校。大家分乘两辆车：太太和孩子们坐一辆浅绿的奔驰；另外一辆棕色大切诺基，整个上午都停在学校附近的拐角处，里面坐着两名保镖。这两个保镖的职称是“孩子的保镖”；拉罗和他两位同事则称为“太太的保镖”。这五人的等级都低于那三个照顾佩德罗·任西福的家伙，他们被称为“老板的保镖”或者“老板卫士”。这样不仅指明了工资和职能的等级，而且还表明了个人敢于牺牲的价值。任西福太太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就去购物了。她先去了一家服装店，接着去了一家香料店，后来忽然想起来要去看望一位居住在马德罗区天文学家大街的女友。在差不多一个小时里，拉罗·古拉和那两名保镖在外面等候，那个蒂华纳人留在车里；拉罗·古拉和华雷斯人靠在挡泥板上，都不说话。太太出来的时候（女友送她到门口），蒂华纳人从车里下来了。拉罗·古拉和华雷斯人挺直腰板迎接。大街上有几个行人，不多。有人去市中心，天晓得忙些什么；有人为过圣诞节采购；有人出来买饭桌上的玉米饼。人行道是灰色的，但是透过树枝落在地面上的阳光，让人行道发蓝，像是一条河流。任西福太太吻吻女友后，来到了人行道上。华雷斯人赶忙拉开车门。人行道一头没人。另外一头，走过来两个家政女佣。太太来到街上时，回身看看女友，说了一句什么。女友站在门口没动。这时，蒂华纳人看见那两名女佣身后有两个男子走过来了，立刻紧张起来。拉罗·古拉看到了蒂华纳人紧张的表情，也看到了那两个男子，立刻明白二人是枪手，是来杀佩德罗·任西福太太的。蒂华纳人靠近华雷斯人身边，后者还手扶车门呢。不知蒂华纳人是用手势，还是说话，总之表示了什么意思。任西福太太笑了笑。她女友哈哈一笑。拉罗·古拉听起来好像来自远方，来自某个山头。接着，他看到了华雷斯人如何望着蒂华纳人，好像蠢猪从下到上仰头望天，与太阳面面相对。拉罗用左手打开他的沙漠之鹰的保险，接着听到了任西福太太向轿车走来的重重脚步声以及两个女佣充满疑问的说话声，仿佛她俩不是交谈，而是不停地质问什么和表示惊讶，好像她俩说的话连自己也无法相信。她俩都不超过二十岁，都身穿黄衬衫和赭色裙子。太太的女友，站在门口招手告别，身穿绿色绒线衫和紧身裤。任西福太太身穿白色套装和白色高跟鞋。拉罗想着老板太太套装的时候，另外那两个保镖撒腿就向下面跑去。他本想喊：酒鬼无赖！别离开！可是仅仅吐出“无赖”二字。任西福太太没发现任何情况。那两个枪手一巴掌推开了两个女佣。其中一个端着微型冲锋枪，是个瘦子，皮肤黑不溜秋。另外一个拿着手枪，身穿白衬衫、黑西装，没打领带，样子像职业杀手。就在两个女佣被推到一边、让出射击目标的时候，任西福太太感到有人拽住她衣裳，拉她卧倒在地。就在她扑倒在地的同时，她看见那两个女佣也摔倒在她面前。她以为发生地震了呢。她还斜眼偷看到了拉罗跪在地上，举着手枪。她还听见一声枪响，看到了拉罗手里的枪弹出一个子弹壳。后来，她什么别的也没看到，因为脑袋撞在了水泥地上。她的女友，由于还停留在家门口，对整个场面有个全面的视角，因此立刻喊叫起来，她无法动弹，虽然脑海里有个声音告诉她最好回家去，锁上门，或者回不去的话，赶快卧倒，躲到天竺葵花丛后面去。这个时候，那蒂华纳人和华雷斯人已经跑出去几十米之外了，尽管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因为他俩不习惯这样的身体锻炼，可是仍然不停跑着。至于那两个女佣，就在倒在地上的同时，缩成一团，开始祷告或者迅速想起情人的面孔，闭上了眼睛，直到事情完全过去之后方才睁开。相反地，这个时候对于拉罗来说，问题在于应该先向哪个枪手开枪呢？是不是应该向那个外表像职业杀手的家伙开火呢？还是对准手持微型冲锋枪的射击？本来他应该先射职业杀手，可他却射向了“微冲”。子弹射中那个黑不溜秋的瘦子，立刻倒在了地上。另外一个枪手悄悄向右边移动，心里有个疑问：这小伙子怎么会有武器呢？他为什么不像另外那两个保镖一样跑掉呢？这职业杀手的子弹打中了拉罗的左肩，破坏了一些血管，造成了骨折。拉罗感到浑身一颤，但没改变姿势，再次射击。子弹让杀手来了一个嘴啃泥，他的第二枪射到天上去了。杀手还活着。他望着水泥地面、缝隙里长出来的草根、任西福太太的白衣服、靠近他身边准备杀死他的小伙子的运动鞋。他嘟囔了一句：臭小子！随后，拉罗·古拉转身看到了远处逃走的那两个保镖。他瞄准，射击。那华雷斯人意识到有人冲他俩开枪，便加快了跑速。跑到第一个拐角处，二人消失了。

二十分钟后，来了一辆巡逻车。任西福太太前额破了，但是已经不再流血了。警察最初的几步工作恰恰是她指挥的。她首先关心的是女友的情况。女友还在昏迷之中。接着，她发现拉罗受伤了，便命令警察再叫一辆急救车来，把她女友和保镖送往佩雷斯·古德尔森医院。在救护车没来之前，有更多警察出现在现场。不止一个警察认出了躺在地上的杀手是州里的司法警察。护工正要把拉罗抬进急救车，有两个警察揪住了拉罗的胳膊，把他塞进警车，带到第一警察分局去了。任西福太太到达医院后，先把女友安置在最好的病房，接着去打听她保镖的情况。有人告诉她保镖还没到呢。太太要求把另外一辆急救车的护工马上带来。这些人证实了拉罗·古拉被捕的消息。任西福太太拿起电话，再次找丈夫。一小时后，圣特莱莎警察局长出现在第一警察分局。局长身边是艾比法尼奥，那脸色像是三天没睡觉。二人好像都不高兴。他俩在地下牢房里找到了拉罗。小伙子满脸是血。审讯拉罗的几个警察想知道他为什么杀死了那两个枪手，一看见局长进来了，立刻起身敬礼。局长在一把闲着的椅子上坐下来，给艾比法尼奥打个手势。艾比法尼奥揪住一个警察的衣领，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折刀，在那警察的脸上划了一刀：从嘴唇到耳根。他刀法精湛，一点血也没溅到身上。艾比法尼奥问拉罗：是这家伙打伤了你的脸吗？拉罗耸耸肩。局长吩咐：给他打开手铐！另外一个警察给拉罗松开了手铐，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局长问他：傻瓜，你“哎呀”什么？那警察说：局长，我们干了蠢事啊！局长说：给贝贝搬把椅子来！他要昏倒了。几个警察扶着那个脸上流血的家伙坐到了艾比法尼奥和一名警察之间。局长：感觉怎么样？警察：没什么，有点头昏就是了。说着在口袋里寻找可以压住伤口的东西。局长递给他一块纸巾。局长：你们为什么要抓这个小伙子？一个警察回答说：被打死的人里面有检察员帕特里西奥·洛佩兹。局长：哎呀，活见鬼！这么说是帕特里西奥·洛佩兹死了！你们为什么认为是他，而不是别的同事呢？别的同事都跑了，一个警察说道。局长说：哎呀，真见鬼，瞧瞧都是一些什么同事啊！那我这个小伙子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呢？几个警察说，根据已经确定的事实来看，拉罗·古拉开了枪。局长：向自己的同事开枪？是的，局长，向自己的同事开枪，可是在这之前，这小伙子已经受伤，好像没有必要杀死帕特里西奥·洛佩兹和另外那个拿微冲的枪手。局长：可能纯粹是紧张吧。脸上被划了一刀的警察说：肯定是。局长：再说了，别的他还能干什么呀？既然他能撂倒帕特里西奥·洛佩兹，如果有机会，也可能连那个小伙子也结果了。一个警察说：千真万确。随后，大家又聊了一会儿，抽了几支香烟，其间，脸上被划了一刀的警察换了换纸巾。后来，艾比法尼奥把拉罗·古拉带出牢房，送他到警察局门口。局长的轿车在等着拉罗，就是几个月前去维亚威西奥萨找他的那辆轿车。

一个月后，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前往圣特莱莎东南方向的佩德罗·任西福农场。他要求归还拉罗·古拉。他对佩德罗·任西福说：同名的伙计，是我把拉罗交给你的，我现在要你归还。任西福问：为什么？伙计。内格雷特说：因为你不应该这么对待我。因为你没安排有经验的人，比如，你的爱尔兰人，好让我的小伙子学点东西，反而安排了两个搞同性恋的家伙。任西福说：这个问题上，你是对的；不过我想提醒你，那两个家伙里面有一个可是拿着你的介绍信来的。内格雷特说：的确如此，我承认。只要我能动手，会立刻纠正错误。但是，眼下，我们来这里是要你改正错误。任西福说：我这里没问题，伙计。如果你愿意我把拉罗还给你，我就还给你。说罢，他吩咐手下去园丁家里把拉罗叫来。在等候拉罗期间，内格雷特问任西福：夫人怎么样？孩子怎么样？牧场的牲口怎么样？任西福在圣特莱莎和北部其他城市里的食品生意怎么样？任西福说：老婆去库埃纳瓦卡了。孩子们换学校了，如今在美国念书（他有意不说具体地方）。牲口比食品生意让人操心。大型超市的价格有涨有落罢了。接着，内格雷特想知道拉罗·古拉的肩膀好了没有。任西福说：他完全好了。真是侥幸啊。这孩子整天睡觉，看杂志。他在这里很幸福。内格雷特说：伙计，我知道。可是，事情会变得有一天那些人可能害了他。任西福说：伙计，你用不着担心啊。说完哈哈一笑，但是脸色马上就变了。拉罗·古拉跟着警察局长坐车回圣特莱莎的路上，局长问他是不是愿意当警察。拉罗点点头。轿车驶出农场不久经过了一块大石头。拉罗觉得看到了大石头上面有个傻呆呆的蜥蜴，一动不动地望着无边的西方。内格雷特说：有人说这是一块陨石。过了一块洼地，再往北去，巴雷特斯河拐了一个弯子。从路上望去，那边好像一块墨绿地毯样的树冠和草地，那上面好像飘着白云一样的牲口群，它们是任西福的产业，每天下午去河边饮水。内格雷特说：那块石头假如真的是陨石，那应该有个大坑啊。可是坑呢？等拉罗从车内的后视镜再找石头的时候，那上面的傻蜥蜴已经没了。

1994年第一具女尸是卡车司机在沙漠中央的公路（通往诺加莱斯）拐弯处发现的。两个卡车司机是墨西哥人，在凯伊公司的加工厂工作。那天下午，虽然二人的车上都满载着货物，还是决定去一个名叫“大蒜”的地方吃喝。其中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维亚斯·马尔蒂内斯的司机是“大蒜”的常客。就在二人驾驶卡车开向“大蒜”的途中，另外一个名叫里格贝尔托·里森迪斯发现沙漠里有个闪亮的东西，闹得他有一阵工夫睁不开眼睛。他以为是个笑话，就用对讲机跟安东尼奥·维亚斯·马尔蒂内斯联系。于是，两辆卡车就停了下来。公路前后空无一人。维亚斯·马尔蒂内斯打算告诉里格贝尔托·里森迪斯，让他睁不开眼睛的东西可能是阳光照在玻璃瓶或者碎玻璃上的反光。可是，这时，里森迪斯看见距离公路三百米的地方有个物体，便向那里走去。片刻后，马尔蒂内斯看见里森迪斯吹口哨让他过去。于是，马尔蒂内斯先检查两个车门是否关好，然后也离开了公路。到达里森迪斯身边后，他也看到了尸体。那尸体虽然面部完全被毁，但身体是女性则是没有疑问的。奇怪的是，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鞋子：一双做工精致的皮凉鞋。马尔蒂内斯在胸前画了十字。他听见里森迪斯在问：伙计，怎么办？从他朋友说话的口气听出这个问题仅仅是说说而已。他说：报警呗。里森迪斯说：好主意。他看见女尸的腰带上有个巨大的金属扣。他说：伙计，这就是晃你眼睛的东西。里森迪斯说：对，我也发现了。女尸身穿田径服和黄衬衫，是纺绸的，前胸印有一朵大黑花，后背印有一朵大红花。女尸运到法医工作室后，法医吃惊地注意到田径服里面保存着一条两侧带活结的内裤。可是，此前她的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过；死因是颅脑多处受伤，虽然前胸和后背有两处刀伤，造成失血，但不是致命的原因。正如两位卡车司机发现的那样，面部已经难以辨认。据推测，死亡时间当在1994年1月1日到6日之间，但也不排除是去年——终于过去了——的12月25日或者26日被抛尸沙漠。

接下来的一具女尸名叫莱提西亚·贡特莱拉斯·萨姆迪奥。警察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后，赶到了里维拉夜总会。该夜总会位于圣特莱莎市中心洛伦索·塞布尔维达与阿尔瓦罗·奥布雷贡两条街口处。在夜总会的一个包间里，发现了尸体，胳膊、胸部和腹部多处有伤，说明萨姆迪奥一直在拼死搏斗。死者二十三岁，四年多以前开始从事卖淫活动，从来没有卷入社会治安类的麻烦。传讯了死者的女伴后，没人承认跟萨姆迪奥在这个包间里待过。命案发生时，有几个人以为她在洗手间呢。另外一些人说，她在地下室，那里有四张台球桌，她特别喜欢玩台球，很有天赋。有个女人甚至肯定地说包间里只有萨姆迪奥一个人。可是，一个妓女独自在包间里能做什么呢？凌晨四点钟，里维拉夜总会的全体人员都被带进了第一警察分局。那些日子，拉罗·古拉正在学习缉毒警察的业务。他值夜班，在白杨树区和鲁文·达里奥区之间像个幽灵一样来回走动，从北向南，不慌不忙，一直走到市中心为止，因此可以看见第一分局的动静，或者去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当他在分局里脱下警服的时候，听见了叫喊声。钻进淋浴蓬头下面，他没大在意为什么会有叫喊声。但是，关上水龙头以后，他又听见了那叫喊声。叫喊声来自牢房。把手枪插进腰间，来到了走廊上。这个钟点的分局，除去会客室里，别处都是空空荡荡的。在反扒办公室，他看见有个同事在睡觉。他叫醒了那同事，问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警察告诉他，牢房里有晚会，如果乐意的话可以参加。拉罗·古拉一出去，那警察又睡着了。走到楼梯上，他闻见了酒味。在一间牢房里挤满了二十多个被捕的人。他目不转睛地望望他们。有些被捕的人站着睡觉。有个贴着铁栅栏的家伙，裤子扣是解开的。牢房里头的人黑乎乎的像一团乱麻。他闻见了呕吐物的气味。小小的房间不会超过五平米。拉罗在走廊里看见了艾比法尼奥正在叼着香烟望着另外一个牢房里发生的事情。拉罗走过去想说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会憋死或者挤坏的。但是刚说出第一句，他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在另外那间牢房里，警察正在强奸里维拉夜总会的妓女。艾比法尼奥问他：喂，怎么样？你也进去打一炮吗？拉罗：我不。你呢？艾比法尼奥：我也不。二人看累了，到街上去乘凉。拉罗问：那些妓女干了什么事啊？艾比法尼奥：好像是抢了一个同伴的生意。拉罗不吭声了。圣特莱莎这个钟点的清风的确凉快。月亮满布伤痕，还在天上发亮。

萨姆迪奥的两个女伴被正式指控犯有谋杀罪，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归罪到她俩头上，仅仅因为案发时她俩在夜总会现场。一个名叫纳迪·戈尔迪约，三十岁，从一开始在夜总会工作就认识死者。案发时，她在洗手间。另一个名叫露比·甘波斯，二十一岁，在夜总会干了不到五个月。案发时，在洗手间另外一侧等候纳迪。她俩中间隔着一道门。可以确定的是，她俩关系非常密切。已经查实的是，案发前两天，萨姆迪奥曾经对露比恶语相向。有个同伴听见露比说一定要你好看！露比不否认有此事，但是声明从来就没有打算杀害萨姆迪奥，而只是想揍她一顿。这两个妓女被转送到了埃莫西约，关进了巴基塔·阿文达尼奥女子监狱。她俩的案子后来转到了另外一个法官手中。这位法官急忙宣布她俩无罪。她俩在牢房里一共蹲了两年。出狱后，她俩说，打算去首都碰碰运气，不过也许去了美国。惟一确定的是，索诺拉州再也没人看见她俩了。

下一个女尸名叫贝内罗贝·门德斯·贝塞拉。十一岁。她母亲在贝尼区加工厂工作。她哥哥十五岁，给一家面包店做外卖和送信人，距离工业街不远，他们住在韦拉克鲁斯区。贝内罗贝是家里最小的，也是惟一在读书的人。七年前，她父亲离家出走。那时全家居住在莫雷洛斯区，距离阿尔塞尼奥工业园区很近，房子是她父亲用纸板、碎砖和烂铁皮搭建起来的，位于两个加工厂准备修排水沟，但始终没修建起来而开挖的沟渠旁边。她父亲和母亲都是墨西哥中部伊达尔戈州人，1985年迁居到北方找工作。但是有一天，她父亲决定既然加工厂的收入无法改善家庭生活条件，那就干脆到美国去。跟他一起出发的有九个人，都是瓦哈卡州人。其中一人此前三次出境，他说知道如何躲避移民局的检查。其余的人都是第一次出境。带领他们越境的“蛇头”安慰说：别担心！万一不幸被捕，别抵抗，赶快投降。贝内罗贝的父亲在出境过程中花光了全部积蓄。他答应家里，一到加利福尼亚就写信。他本来在一年内要把全家接到美国去的。后来家里就没有他的消息了。她母亲认为，也许丈夫另有新欢，跟美国女人或者墨西哥女人同居呢；认为丈夫过上好日子了。她在最初几个月还认为丈夫已经死在沙漠里了，可能是晚上，独自一人，一面听着野狼嚎一面想着孩子们；她还想也许丈夫被汽车撞倒了，那车逃逸了。但是，这种想法让她无法动弹了（那里的人，包括她丈夫，大家都说一种她听不懂的语言），决心不再去想了。另外，她常常思考，万一他死了，肯定会有人通知她的，不是吗？不管怎样，她家里的事已经够多了，难以胡乱推测丈夫的下落。拉家带口真是太难了。但是，由于她勤快和细心，天生的乐观脾气，又善于倾听意见，因此不缺少友情。尤其是来自女人的友情，她们不觉得她的故事新鲜、奇怪，而是司空见惯，有普遍性。有个女友为她在贝尼区找到了工作。一开始，她从居住的沟渠旁边到单位要走上好长的路。孩子们由大姐来管。大姐名叫利维亚。一个喝醉酒的邻居要强奸利维亚。她一下班回来，利维亚就把发生的事情说了。她在围裙口袋里装了一把菜刀，去找那个醉鬼。她跟那个男的谈了，跟他老婆谈了。然后，又找男的谈话：你要向圣母保证不许让我女儿出事！她强调说，不管我女儿出什么事，我都拿你是问！用这把刀宰了你！男的说从今以后一切都会改的。但是，她走到这一步，不再相信男人的话了。她拼命干活，加班加点，甚至卖三明治给工友们，直到有了足够的钱在韦拉克鲁斯区租了一套房，距离工厂要比沟渠的破屋远一些，但是房子好，有两个房间，好砖好瓦，屋门可以上锁。每天多走二十分钟她不在乎。恰恰相反，她几乎一路走一路唱歌。她不怕昼夜打连班，或者在厨房里一直忙到凌晨两点，准备女工友们次日吃的三明治。到早晨六点钟，她又去上班了。恰恰相反，卖力气让她精力旺盛，疲劳让她感觉有趣。白天漫长让人们感觉是无尽的苦难，而她觉得灿烂、光明，让她意识到自己的脸也自然是鲜艳美丽的。她大女儿十五岁就开始工作了。母女上下班虽然是步行，但在说说笑笑中路程也就显得短了许多。儿子十四岁辍学。在贝尼区加工厂干了几个月，但几次受到警告后，因为他干活愚笨被开除了。这小子的手又粗又笨。于是，母亲为他在小区的面包店里找了一个工作。家里惟一读书人就是这个贝内罗贝·门德斯·贝塞拉。她念书的学校名叫阿基莱斯·塞尔丹小学，就在阿基莱斯·塞尔丹大街上。学校里有来自卡兰萨、韦拉克鲁斯和莫雷洛斯小区的孩子，甚至有市中心的孩子来这里上学。贝内罗贝·门德斯·贝塞拉念五年级。这女孩不爱说话，但成绩总是很好。她头发很黑，很长，很直。有一天，她离开学校后，就失踪了。当天下午，她母亲就向工厂请了假，去第二分局报案。陪同她前往的是儿子。警察登记了她女儿的姓名，告诉她要过几天才能有消息。她姐姐利维亚没法去警察局，因为加工厂老板认为，准了她母亲的假就足够了。第二天贝内罗贝·门德斯·贝塞拉仍然杳无音信。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再次来到警察局，想知道事情是否有进展。在办公桌后面接待她的警察说别这么不讲理嘛！阿基莱斯·塞尔丹小学的校长和三位老师正好在警察局，他们都很关心贝内罗贝的命运。没等警察罚她妨碍公务，校长和老师就把她和两个孩子拉出了警察局。第二天，贝内罗贝的哥哥跟妹妹的同班同学谈了话。有个女孩告诉他她认为贝内罗贝上了一辆有烟色车窗的轿车，就再也没出来。根据女孩的描述，像是一辆朝圣者或者子爵路轿车。贝内罗贝的哥哥和一位女老师跟这个女孩谈了很长时间。最后，惟一弄明白的就是那轿车是黑色豪华车。贝内罗贝的哥哥用了三天的时间筋疲力尽地走遍了圣特莱莎全城，寻找那辆黑色豪华轿车。他看到的黑色轿车很多，甚至还有烟色车窗的，它们锃光闪亮，好像刚刚出厂。但是，驾驶轿车的人们却不像绑架者的样子，有的是青年男女（那幸福的样子气得贝内罗贝的哥哥要哭了），有的是妇女。不管怎样吧，他还是把所有车牌号都记下来了。到了晚上，全家聚在一起商谈贝内罗贝的事情，但说的话毫无意义，或者最后的意思只有他们自己明白。一星期后，贝内罗贝的尸体被人发现了。是市政工程的工作人员看到的，地点在下水道里；这条下水道位于黑屋公路附近，经过“辣椒”的秘密垃圾堆，从圣达米安小区到“小眼”峡谷，是圣特莱莎全城的排水系统。尸体立即被运送到了法医工作室里。法医鉴定如下：阴道和肛门被强暴过，两个部位有大量撕裂伤口；后来被勒死。但是，经过第二次解剖验尸，法医认为贝内罗贝·门德斯·贝塞拉是在被强奸的过程中死于心力衰竭。

那个时候，拉罗·古拉已经满了十七岁，比被杀害的贝内罗贝·门德斯·贝塞拉大六岁。艾比法尼奥已经为他找了住处。地点在市中心附近。那住处位于主教大街上，客人穿过门厅就是台阶，上去后进入一个大院子，中央有个大喷水池，从那里可以看见一座三层小楼；还可以看见孩子们游戏或者邻居们聊天的走廊——已经油漆剥落、半遮半露地藏在木屋檐下和薄薄的铁壁柱里——已经让时光留下了斑斑锈痕。拉罗·古拉的房间很大，足以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个电冰箱（放在桌子旁边）和一个衣柜（他衣物太少，柜子太大）。他还有个小厨房和一个刚刚修建的水泥洗涤池，那是用来洗锅碗或者洗脸的。洗手间和淋浴室是公用的，每层楼有两处厕所和三处屋顶平台。艾比法尼奥先让他看看自己住的房间——在一楼。拉罗看见艾比法尼奥的衣服挂在两墙之间的绳子上。看见旧床旁边有一堆旧报纸，都是圣特莱莎本地的。下面的报纸已经发黄。厨房好像很久没有使用过了。艾比法尼奥说，警察最好单住，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然后，他送拉罗去自己的房间——在三楼，把钥匙交给拉罗。他说：小拉罗，好啦，你有自己的家了。你要想打扫打扫，就跟邻居借扫把！室内的墙壁上，有人写了一个名字：埃尔奈斯托·阿兰西维亚。拉罗指指那名字。艾比法尼奥耸耸肩。他说：应该月底交房租。说罢，没多解释就走了。

也是在那几天里，上级命令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放下“忏悔者”的亵渎教堂案，去处理发生在森特诺区和波特斯塔区的暴力抢劫案。他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忏悔者”案要封存起来了？上级的答复是：不！但是，鉴于“忏悔者”销声匿迹了，侦查没有进展，而圣特莱莎检察院的拨款不能太多，只能优先抓大案、急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丢下“忏悔者”，也不意味着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不继续领导调查此案的工作；但是，他所指挥的警察们不能二十四小时去蹲守教堂了，而是投入到对社会治安更有好处的工作中去。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一声没吭接受了命令。

下一个女性死者是露西·安妮·桑德尔。她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亨特维尔，距离墨西哥圣特莱莎有五十多公里。她和一位女友开车先到达砖坯镇，然后开车过境，准备看看圣特莱莎那不眠之夜，哪怕半夜也行。她女友名叫艾丽卡·特尔莫莱，轿车是她的，也由她来驾驶。她俩在亨特维尔一家手工作坊干活，那里制作印第安人用的有孔小玻璃珠，批发给汤姆斯通、图森、凤凰城和阿帕奇章克申的旅游商店。作坊里只有她俩是白人，其他女工都是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露西·安妮出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村庄里。她二十六岁，一心梦想住到海边去。有时也谈起回老家，但通常是在疲倦时或者生气时。这种情况不多。艾丽卡·特尔莫莱四十岁，结过两次婚。她是加利福尼亚人，但在亚利桑那州感到心情愉快，因为人少，生活平静得多。她俩一到圣特莱莎就直奔市中心的歌舞厅区。先进了“鹈鹕”，后到了“多米诺斯”。路上，有个墨西哥人加入她俩的队伍，二十二岁，说是叫曼努埃尔或者米盖尔。据艾丽卡说，他样子可亲，想追露西·安妮。后来遭到露西拒绝，又打算追艾丽卡。她俩指责他性骚扰或者是有大男子主义的毛病。就在“多米诺斯”歌舞厅逗留期间，这个什么米盖尔或者曼努埃尔（艾丽卡无法记住他准确的名字）走了。她俩单独留在吧台。后来，她俩胡乱开车跑了市中心几个地方，参观了城里有历史意义的景点：大教堂、市政大楼、殖民时期的老房子以及四周有廊柱的中心广场。据艾丽卡说，始终没有人打搅她俩，也没有被人跟踪。她俩在中心广场转悠的时候，有个美国游客对她俩说：你们应该去屋顶花园看看，那可是壮观呢。后来那美国游客就消失在丛林里了。她俩觉得走走路这主意也不赖。夜空明亮，空气新鲜，满天星斗。就在艾丽卡寻找停车位的时候，露西·安妮先下了车，脱掉鞋子，在刚刚洒过水的草地上跑起来了。艾丽卡停好车后，去找露西·安妮。可是找不到了。于是，她决定深入到广场里面，向著名的屋顶花园方向走去。有些小径是土路，但主要道路还保留着石板。她看见一些长凳上有男男女女谈情说爱。屋顶花园是铁制的，里面有几个“夜猫子”小孩还在玩耍。据艾丽卡说，花园内的照明很差，仅仅不用摸黑走路罢了；但是，由于里面人多，也就消除了恐怖气氛。她没找到露西·安妮，但是看见了那个对她俩高声称赞“花园壮观”的美国游客。他跟另外三个美国游客一起喝龙舌兰，一瓶酒传来传去的。她走过去，向四人打听露西的下落。那美国游客望着她的样子，好像她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疯子。四人都已经醉醺醺了。但艾丽卡知道如何对付醉鬼。她向四人说明了情况。四人都很年轻，没什么事情可做，于是决定帮助找人。片刻后，广场四周传来了呼喊“露西·安妮”名字的声音。艾丽卡则回到了停车位。没人。钻进轿车，从里面锁上车窗和车门，狠狠地按了几下喇叭。接着，开始抽烟，直到车内空气变得难以呼吸才降下一扇车窗。天亮后，她前往警察局询问城里是否有美国领事馆。接待她的那个警察不知道，去问他的同事。有个同事说有。艾丽卡报警：女友露西·安妮失踪。然后拿着一份复印件去了美国领事馆。领事馆位于中北区的维尔德霍大街，距离她昨夜跑过的几条街道不远，但是大门关闭。艾丽卡看见不远处有家咖啡馆，便进去用早餐。她要了一份素食三明治和一杯菠萝汁，然后从这家咖啡馆给美国亨特维尔——露西·安妮的老家打电话。但是无人接听。从她所在的座位上可以看见正在慢慢醒来的大街。喝完菠萝汁后，她再次给亨特维尔打电话，但这一次拨的是治安官的号码。接电话的是个小伙子，名叫罗利·甘布萨诺，是她的老熟人。罗利告诉她，治安官还没来上班。艾丽卡告诉他露西·安妮在圣特莱莎失踪了；既然事情到了这份儿上，她就要整个上午在领事馆度过，或者干脆去各个旅馆寻找。她说：请告诉治安官，让他给领事馆打电话。罗利说：放心吧，艾丽卡，我一定转告他！沉住气啊！说罢，挂了电话。艾丽卡用了一个小时慢慢嚼她的素食三明治，一直等到领事馆的大门开了为止。接待他的是一个名叫库尔特·阿·班克斯的人，他提了一大堆关于露西和她的各式各样问题，好像不相信她提供的说法。走出领事馆大门，艾丽卡才明白那家伙在怀疑她和露西是妓女。她重返警察局，不得不再次说明情况，因为接待她的警察不知道她报警的事情，最后才告诉她：没有关于露西失踪的消息，她很有可能已经回美国去了。有个警察建议她最好也回国，把事情交给领事馆去办，自己打道回府吧。艾丽卡目不转睛地看了他一眼。他模样像好人，这建议似乎是好意。上午其余的时间和大部分下午时光，她都用来跑旅馆了。在这之前，她不停地想，露西·安妮会不会因为什么进医院呢？她排除了车祸的可能性，因为露西是在广场或者广场附近失踪的，而她一点也没听到嘈杂声、叫喊声、刹车声、轮胎打滑声啊。接着又寻找了露西其他入院的可能性，结果只想到了露西可能犯了失忆症。这种可能性太匪夷所思。她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在她访问过的所有医院里都没有露西，也没有美国女人登记挂号的记录。到了最后一家医院，有个护士建议她去美洲诊所——一家私立医院——看看。可她用英语嘲讽地喊了一句：宝贝儿，我们是劳工啊！女护士同样用英语回敬了一句：跟我一样！二人交谈了一会儿。护士邀请她去医院餐厅喝咖啡。到了餐厅，护士告诉她圣特莱莎有很多女人失踪了。美国也有这样的事情。护士望着她的眼睛，点点头说：这里更糟。分手时，她俩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艾丽卡答应：一旦有消息定会告诉她。晚饭是在市中心一家露天餐厅吃的。她有两次以为看见了露西走在人行道上，一次是朝着她走近，一次是离她越来越远，但这两次都不是露西。她几乎没注意自己点的什么菜，随便点了两个不太贵的菜肴。这两个菜都配有很多辣椒，吃了几口后，眼泪都冒出来了。但是，她仍不放弃。饭后，她驾车直奔露西失踪的那个广场。她把轿车停在一棵大橡树下面，双手扶着方向盘开始睡觉。睡醒后，她前往领事馆。那个叫库尔特·阿·班克斯的家伙给她介绍了另外一个名叫亨特尔森的人。亨特尔森说这么快不可能有你女友失踪的消息。她问：多长时间才算不快啊？亨特尔森无动于衷地看了她一眼，说道：再有三天吧。接着又补充一句：起码三天以上啦。她正要离开的时候，库尔特告诉她：亨特维尔那位治安官来了电话，打听你的情况，关心露西失踪的经过。艾丽卡说声“谢谢”就走了。到了大街上，找到公用电话，给亨特维尔打了过去。是罗利接的电话，他说治安官跟她联系了三次，现在出门了。他还说：等治安官回来，我请他给你打电话吧。她说：用不着，因为我还没有固定住处呢，过一会儿我来打吧。她在天黑前看了几家旅馆。看上去很好的旅馆，房费太贵。最后，她住进了鲁文·达里奥区的一家客栈，房间里没有洗澡间和电视机。洗澡间在走廊尽头，里面有个小插销可以锁门。她脱掉了衣服，可是没脱鞋子，因为害怕感染真菌。她在水流下面冲了好久。半小时后，她没脱下擦身体的大浴巾就上床了，也忘记给亨特维尔和领事馆打电话，一觉睡到次日早晨。

就在这一天，有人看到了露西·安妮的尸体，距离边境线的铁丝网不远，就在离通往诺加莱斯公路平行的石油仓库很近的地方。尸体上有多处刀伤，分别在颈部、胸部和腹部。发现她尸体的是十几个工人，他们立刻报了警。经法医检验确定，她多次被强奸，因为在她阴道里找到了大量精液。死因在于刀伤，至少有五处是致命的。正当艾丽卡给美国领事馆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到了她耳中。库尔特·阿·班克斯请她立刻来领事馆，因为有悲惨事件要通知她。但是经不住艾丽卡一再要求和高声号叫，库尔特只好开门见山地说出了悲惨的实情。艾丽卡在去领事馆之前，给亨特维尔的治安官打了电话。这一次，她跟他说上话了。她说露西·安妮在圣特莱莎被杀害了。治安官问：你要我去找你吗？艾丽卡说：我很愿意你来，可是如果来不了的话，就算了吧。我有车。治安官说：我去找你！接着，艾丽卡又给那位护士朋友打了电话，告诉她这个最新，也是最后的消息。护士说他们可能要你去认尸。停尸间在她前一天走访的一家医院里。陪同她前往的是亨特尔森，他比库尔特友好多了，但是实际上，她宁可独自前往。就在地下室走廊里等候的时候，她看见了那护士。她俩拥抱和亲吻面颊。随后，她把护士介绍给亨特尔森。后者心不在焉地招呼一声，但是他想知道她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护士说：二十四小时前，或者说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呢。艾丽卡想，的确如此，认识了才一天，可是，我感觉很早以前就认识她似的。法医来了，他不让亨特尔森陪着艾丽卡。他半带微笑地说：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的责任。护士搂住了艾丽卡的肩膀，一起走在前面。后面跟着那位美国外交官。在停尸间里，他们看见两个墨西哥警察正在检查尸体。艾丽卡走到跟前，看了一眼，说她是我朋友。墨西哥警察要求她在一些文件上签字。艾丽卡想看一看，但是文件是用西班牙语写的。亨特尔森说：没事，签吧！女护士看看文件，也说：签吧！亨特尔森问警察：就是这些手续吗？警察：对，就是这些。艾丽卡问：是谁把露西弄成这样的？墨西哥警察迷惑不解地望了望艾丽卡。女护士把艾丽卡的话翻译成西班牙文。警察说，现在还不知道。中午过后，亨特维尔的治安官来到了美国领事馆门口。看见治安官的时候，艾丽卡正关在车里抽烟。亨特维尔的治安官从大老远的地方就认出了艾丽卡。二人交谈起来。艾丽卡仍然躲在车里。治安官则一手扶着敞开的车门，一手叉腰。后来，治安官走进领事馆，去了解更多的情况。艾丽卡仍然关在车里，从里面锁了车门，继续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治安官出来后，对艾丽卡说咱们回家吧！艾丽卡让治安官先启动他的轿车。她好像在梦里一样跟在后面，穿过墨西哥的街道，穿过边防检查站，穿过沙漠，走进亚利桑那州，直到治安官按按喇叭，打手势要她停车，二人才把车子停在一个旧加油站上，那里也可以吃饭。可是，艾丽卡不饿，她只想听治安官应该告诉她的情况。治安官说：露西·安妮的遗体三天后会运到亨特维尔；墨西哥警方已经答应追捕凶手；还说一切都散发着臭大粪的气味。接着，治安官点了菜豆炒鸡蛋和啤酒。艾丽卡起身去买香烟。等到她回来的时候，治安官正在用一块面包擦盘子。治安官的头发黝黑、浓密，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她问治安官：哈里，你认为他们说了实话吗？治安官回答：绝对不是真话。我要亲自过问查案的情况。艾丽卡说：哈里，我知道你会这么做的。说完，哭了起来。

接下来的女尸是在埃莫西约公路附近被发现的，距离圣特莱莎十公里，时间是露西·安妮的尸体被发现后的第三天。发现的人是牧场主的侄子和四个雇工。他们在二十多个小时之前开始寻找逃散的牲口。这五个追寻牲口的人一查明是具女尸，牧场主的侄子立刻派一个雇工回去禀报东家，其余四人原地不动，困惑地望着尸体很不正常的姿势。女尸的头部被埋进了一个窟窿里。好像凶手是个疯子，肯定以为只要把脑袋埋起来就行了。或者以为只要盖住头部，无论什么人就看不见其余部分了。女尸嘴巴朝下，双臂贴在身体两侧。双手缺少食指和小指。胸部位置隐约可见凝固的血迹。她身穿面料轻薄的紫色衣服，纽扣开在前面。没穿袜子，没穿鞋。随后经法医检验，认为虽然胸部和双臂有多处刀伤，但是致命的原因是勒死，因为舌骨破碎。身上没有强奸的痕迹。这案子由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警官办理。他很快查明了死者名叫阿美利加·加西亚·西富恩特斯，二十三岁，在塞拉菲诺斯酒吧当服务员。酒吧老板叫路易斯·强特列，有长长的犯罪记录，是个拉皮条的家伙，据说还是警方的线人。阿美利加·加西亚·西富恩特斯与两个女伴同住一处，这二人也是酒吧服务员；没有给调查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况。惟一可以确认的是，阿美利加·加西亚·西富恩特斯是下午五点前往塞拉菲诺斯酒吧的，她在那里工作到次日凌晨四点酒吧打烊的时候。两个女伴声称，阿美利加一直没回家。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把老板路易斯·强特列拘留了两天。但是，此人的不在场证明是无懈可击的。阿美利加出生在格雷罗州，在圣特莱莎已经居住了五年。她来这里时跟着哥哥。如今这位哥哥在美国生活。二人没有书信往来。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用了几天的时间调查塞拉菲诺斯酒吧的几个顾客，但没有任何结果。

两周后，1994年5月，莫妮卡·杜兰·雷耶斯放学时被绑架。学校名叫迪耶格·里维拉，地点在牛背山区。莫妮卡十二岁，有点冒失，但是好学生。她正在上初一。父母都在墨西哥木材加工厂工作，该厂生产出口到美国和加拿大的殖民时期乡村风格的家具。莫妮卡还有一个正在念书的妹妹，一个十六岁的姐姐（在电缆加工厂工作）和一个十五岁的哥哥（跟父母在墨西哥木材加工厂干活）。被绑架两天后，她的尸体出现在圣特莱莎—蓝镇公路的一侧。她穿着衣服，身边有装着课本和练习本的书包。根据法医学检验，她被强奸过，是被勒死的。在随后的调查中，有几个女友说，看见莫妮卡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窗是烟色的，可能是朝圣者牌或者子爵路牌或者宁静牌。她给人的印象不像是被强迫上车的。她来得及喊叫，可是她没喊。甚至她看见远处有个女友，还挥手告别呢。她不像是害怕的样子。

一个月后，还是在牛背山小区，有人发现了雷贝卡·费尔南德斯·德奥约斯的尸体。她三十三岁，肤色微黑，头发长及腰部，在酒吧里当服务员，酒吧名叫卡特琳，位于萨拉帕大街，与鲁文·达里奥小区为邻；此前，她在赫尔麦斯加工厂干活，因试图组织工会而被开除。雷贝卡出生在瓦哈卡，但在索诺拉北部已经生活了十年。十八岁时，到过蒂华纳，当过妓女，曾经偷渡美国，未能成功，被美国移民局四次遣返回墨西哥。发现她尸体的是一位有她房屋钥匙的女友，雷贝卡没去酒吧上班让她感到奇怪，因为正如这位女友作证时所说的，雷贝卡是个认真负责的人，不是得了重病，是不会旷工的。据这位女友说，房屋和往常一样，起初她没发现任何异常，后来才看到了尸体。房子很小，只是一厅、一室、厨房和卫生间。她走进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女友躺在地上，好像是摔倒在地，头部受到了撞击，但没有出血。她是在要把女友叫醒的时候，用凉水给她擦脸，才发现雷贝卡已经死了。她用公共电话报了警并向红十字会求救，回到室内，把女友的尸体抱到床上，然后在客厅的沙发椅上坐下，一面等待，一面看电视。警察还没来，红十字会的人老早就到了。是两个男担架员，一个年轻，不到二十岁；另外一个四十多岁。二人像父子。父亲说用不着做什么了，因为雷贝卡已经死了。接着，他问那位女友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死尸。她说在卫生间。父亲说：那咱们把她抬回卫生间吧。您可别跟这个麻烦女人掺和到一起去啊！说罢，他招招手要那小伙子抬起死尸的双脚，与此同时，他抻住死者的双肩，把女尸送回了原来死亡的现场。随后，老担架员问她：女士原来是什么姿势？坐在马桶上？靠在马桶上？躺在地面上？还是蜷缩在某个角落里？雷贝卡的女友于是关掉电视，来到了卫生间门口，指挥两位担架员把雷贝卡放回原处。三人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看雷贝卡的样子。雷贝卡好像沉入白色瓷砖的海洋里了。三人看累了或许看得眼晕了，便回到客厅坐下。女的坐到了扶手椅上。两个男的坐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三人开始吸烟，是一种发黄的烟卷，是老担架员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女的含含糊糊地说：您一定习惯了吧。老担架员说：这要看情况。他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是香烟的牌子，还是每天抬死伤人员？第二天上午，法医在报告里写道：死因是勒住了咽喉。死者在案发前有过性行为，但法医不确定是否被强奸过。当上级要求法医拿出结论性的意见时，他说可能没有被强奸。警察打算逮捕死者的情人，一个名叫佩德罗·佩雷斯·奥丘阿的家伙。等一星期后，终于找到佩德罗住处的时候，那家伙却在几天前就离家出走了。他家位于花卉小区萨尤卡大街的尽头，所谓家就是用破砖头瓦块搭建起来的棚屋，但是搭建得有些本领；屋内只能容纳一个床垫和一张桌子。棚屋距离东西加工厂的排水管道只有几米之遥。佩德罗曾经在这家加工厂工作过。邻居们说他是个正派人，通常情况下总是干干净净，据此推测，他在雷贝卡家里洗澡，至少最近几个月是如此。没人知道他是哪里的人，因此无法下达通缉令。在加工厂，他的劳务卡片不见了，这在加工区的企业里并不少见，因为工人经常调换工作。在棚屋内找到几本体育杂志、一本拳击手弗洛雷斯·马贡的传记、几件运动衫、两双凉鞋、两条短裤、三张墨西哥拳击手的照片（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贴到墙上去的），床垫就靠在墙边，好像佩雷斯·奥丘阿入睡前很想把那几位拳击冠军的面孔和战斗的姿态铭刻在脑海里。

1994年7月，没有出现女尸。但是，出现一位找麻烦的男子。他周六中午到达，星期天晚上或者周一清晨离去。此人中等身材，黑发，栗色眼珠，穿戴像牛仔。一开始，他总是在主要广场转悠，好像要采取什么行动，但后来就成了几家歌舞厅的常客，特别是鹈鹕舞厅和多米诺斯夜总会。他从来不直截了当地提什么问题。样子像墨西哥人，但是说话有美国佬的口音，西班牙语的词汇量不太大，听不懂双关语，虽然人们一看见他那眼神就尽量不用双关语。他说他叫哈里·马嘎尼亚，至少写出来是这个名字。但是，他自己把马嘎尼亚发成“马嘎纳”。结果一听他这样的发音，有人理解成“马克嘎纳”，好像这个无足轻重的无赖就凭着自己的鸡巴而成了苏格兰人的后裔了。他第二次出现在多米诺斯夜总会的时候，向人打听一个什么米盖尔或者曼努埃尔的年轻人，说是二十岁出头，也是中等身材，体格健壮；他说，那个米盖尔或者曼努埃尔，和蔼可亲，是个好人。可是没人知道或者不想给他提供情况。一天夜里，他跟歌厅酒吧的一名男招待成了朋友。这个男招待下班后，哈里·马嘎尼亚坐车里等着他呢。第二天，这个招待没法来上班了。据说，是因为发生了车祸。四天后，他重新来多米诺斯夜总会上班的时候，脸上全是红肿和伤痕，这让大家吃了一惊。尤其是他少了三颗牙齿，如果掀起衬衫让大家看的话，肯定会看见前胸和后背都有大面积紫黑色淤伤。他没掏出睾丸让大家看，左边还有烟头的烫伤呢。大家当然会问他是哪种事故了。他回答说，出事那天夜里，他喝到很晚，恰恰是有哈里·马嘎尼亚陪同；他跟这个美国佬分手后，向三圣母大街走去，因为他家在那条街上嘛。但是，五个惯匪把他给拦住了，痛打一顿。到了下个周末，哈里·马嘎尼亚没有去鹈鹕酒吧和多米诺斯夜总会，而是出现在一个名叫“内务”的妓院里，地点在北马德罗大街。他在那里喝了一通苏打威士忌，又站到台球桌旁跟一个名叫德梅特里奥·阿基拉的人玩了一阵。这个阿基拉是个大块头，一米九高，一百一十公斤重，二人成了朋友。这个大块头在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住过，一直务农，就是说养牲口；后来，他回到了墨西哥，据他说，是不愿意死在他乡；但后来他承认所谓的家人，实际上没有，或者只有一两个，有个姐姐，大概六十岁，还有一个外甥女，一直没结婚，都住在墨西哥的卡纳内阿；大块头也是那里的人，但是他嫌弃卡纳内阿太小，小得令人窒息，简直太小啦，因此有时他需要来这不夜的大城市。只要他已觉得憋得慌，就立刻登上小型卡车，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或者只跟姐姐说声“待会见”，也不管几点钟，就开车上了卡纳内阿通向圣特莱莎的公路。这样的公路，他一辈子都没见过，尤其是在夜间。他一口气开到圣特莱莎。他在城里鲁文·达里奥区萤火虫大街有一套非常舒适的小房子。哈里，朋友，这套小房子，我让你支配。这可是再度市政建设征地后剩下的寥寥几处房子了。这市政建设征地往往后果恶劣。阿基拉大概有六十五岁的样子。哈里觉得他是个好人。哈里有时带妓女开房，但更多的时间是喝酒和闲逛。他问阿基拉是不是认识一个名叫艾尔莎·富恩特斯的姑娘。阿基拉想知道那姑娘什么模样。哈里说：大约这么高，一米六吧。说着，举起一只手来，比划一下。头发染成了金黄色。人很漂亮。乳房丰满。阿基拉说：我认识她，对，她叫艾尔莎，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哈里问：她在这里吗？阿基拉答：刚才我还看见她在舞池里呢。哈里说：请您给我指指哪个是她！行吗？阿基拉：朋友，别客气。二人登上台阶，向舞厅走去。阿基拉想知道这位美国朋友是不是跟艾尔莎有旧账未了。哈里摇摇头。艾尔莎·富恩特斯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那里有三个妓女和三个嫖客。一个女伴在艾尔莎耳边说了一句什么，她哈哈在笑。哈里走过去一手撑在餐桌上，一手叉在腰间。他命令道：站起来！那婊子不再笑了，抬头看看他。三个嫖客本来要说话，一看见哈里身后有个巨人，只好耸耸肩而已。他问：什么地方能说说话？艾尔莎在他耳边答：咱们上我房间去吧。三人上楼时，哈里停下脚步，对阿基拉说：你别陪着我了。阿基拉说：行，不陪了。说罢，下楼走了。进了艾尔莎房间，里面都是红颜色的，墙壁、床罩、被子、枕头、灯泡、灯管，甚至有一半瓷砖面也是红色的。从窗户向外看去，这个钟点的北马德罗大街一片热闹景象：跑动的车辆，走在人行道上的人群，出售食物和饮料的摊贩，廉价竞争的便宜餐馆正在把更新的菜单写在大黑板上展示出去。哈里转过身来的时候，看见艾尔莎已经脱掉了衬衫和乳罩。他想，果不其然，奶子真大，但是今天晚上我可不跟她做爱。他说：别脱了！那姑娘在床上坐下，双腿交叉。她问：有香烟吗？哈里掏出一盒万宝路，给了她一支。姑娘用英语问：有火吗？他点燃一根火柴，递过去。艾尔莎的眼睛是浅黄色的，透亮，像黄沙。他心里说：是个愚蠢的小野狗。哈里向她打听米盖尔·蒙特斯：他在什么地方？干什么营生？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间？婊子问他：这么说你是在找米盖尔？能知道为什么要找他吗？哈里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解下皮带来，攥在右手里，露出响尾蛇样的搭扣。他说：我可没时间。她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大约一两个月前吧。他问：他在什么地方干活？她答：没有固定地点。他想念书，好像要去一所夜校。他问：他从什么地方弄钱？她答：打零工。哈里说：别撒谎！姑娘摇摇头，冲天花板上吐个烟圈。他问：他住在哪儿？她答：不知道。他总是换住处。哈里的皮带在空中“嗖”的响了一圈，在婊子的胳膊上留下一道红印。没等她喊出声来，哈里一手捂住她的嘴巴，一手把她推倒在床上。他说：你要喊，我就宰了你！那婊子坐起来的时候，胳膊上的红印在洇血。哈里说：下一次可就抽脸了！说！他住在哪儿？

下一具女尸出现的时间是1994年8月，地点在晚祷小巷，几乎是巷子尽头，那里有四处破房子，算上死者的是五处。这个女人不算是外来人，但奇怪的是没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三年前，她独自住在这破房子里。屋内没发现可以找到迅速证明她身份的任何证件。有不多几个人知道她叫伊莎贝尔，但几乎人人都叫她“母牛”。她体格健壮，身高一米六五，肤色微黑，短发，卷曲。年龄在三十岁上下。据邻居说，她在市中心或者被马德罗大街卖淫。另外一些人说，“母牛”从来不工作。但不能说她缺钱。在搜查她住处的时候，发现食品柜装满了罐头。另外她有个电冰箱（如同巷子里的几乎所有住户的电力都是从市政电缆上偷来的，她也一样），里面装满了肉类、牛奶、鸡蛋和蔬菜。在穿戴上，她马马虎虎，但是没人能说她穿的是二手货。她有一台新款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有六十多盘带子，大部分是感情片或者音乐片，是她生前最后几年陆续买的。她家房子后有个小小的院落，长满了植物；院子的一角有个鸡圈，里面有一只公鸡和十只母鸡。这个案子由艾比法尼奥和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负责。二人搞了一半，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参加进来支援二人。但是双方都不起劲。“母牛”的生活，只要你稍稍深入一点，就会发现充满矛盾和难以预料的因素。据一位住在巷子前头的老太太说，伊莎贝尔这样的女人可是不简单。她是个顶天立地的好女人啊！有一回，一个喝醉了酒的老爷儿们打老婆。凡是居住在晚祷巷里的人都听见了叫喊声，强度时高时低，好像挨打的女人要分娩了一样，是那种会要母亲和婴儿性命的难产。可那女人不是生小孩啊，仅仅是有人在揍她。这时，那老太太听见了脚步声，便从窗户向外张望。她看见黑乎乎的巷子里出现了伊莎贝尔。要是换了别人，肯定走自己的路，回家去了。可是，“母牛”停下脚步，静静地注意倾听。这时，喊叫声不太高。片刻后，音域再度高涨起来。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微笑着对警察说，“母牛”本来没动弹，在等待什么，跟普通过路人一样，忽然间她听见了她想听的“歌曲”、从一扇窗户里传出来的世界上最最悲惨的“歌曲”。“母牛”认准了是那家的窗户。后来发生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母牛”冲了进去。她在出来的时候，手里揪着那男人的头发。老太太说：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可能人人都看见了，就是没人说话，我估计是没脸说吧。她像个男子汉那样捶打那男人。要不是那女人出来为丈夫求情，看在上帝的分儿上，饶了他吧，“母牛”能把那男的给宰了。另外一个女邻居作证说，“母牛”性子暴躁，常常喝酒，很晚回家。要想再见到她，需要等到第二天下午五点以后了。艾比法尼奥很快把“母牛”跟最近常去看她的两个家伙联系起来研究。一个绰号叫“玛莉阿芝舞”，另一个叫“乌鸦”。这二人常常留宿在“母牛”家，或者天天去找她。有时，这二人就失踪不见了，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母牛”的这两个朋友好像是搞音乐的，不仅是因为绰号“玛莉阿芝舞”，而且因为有一次人们看见他俩携带吉他从巷子里走过去。就在艾比法尼奥去市中心和北马德罗大街开始调查歌厅的同时，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继续在晚祷巷里调查。他得出的结论如下：1．“母牛”是好人，这是多数妇女的意见；2．“母牛”不工作，但不缺钱；3．“母牛”对是非有基本看法，虽然脾气暴躁。四天后，警察逮捕了“玛莉阿芝舞”和“乌鸦”，原来他俩是乐手古斯塔沃·多明盖斯和雷纳托·埃尔南德斯·萨尔达尼亚。在第三分局，经过审讯，他俩对晚祷巷杀人案供认不讳。二人的犯罪起因是一部影片“母牛”想看，而他俩嘻嘻哈哈不让看，可三人都已经喝得够醉了。一切都是从“母牛”开始的，她先给了“玛莉阿芝舞”一拳。起初，“乌鸦”不打算掺和进去，可是一看见“母牛”也向他发难了，就奋起自卫。“玛莉阿芝舞”说：这架打得时间很长，可是干净。为了不破坏家具，“母牛”要求他俩到外面去打。二人同意了。到了街道上，“母牛”警告说：只需动拳头，不许玩脏的。他俩接受了这样的打法，虽然知道这个女人的力气，她体重八十公斤可不是闹着玩的。“乌鸦”说：她不是肥胖，而是肌肉发达。在街上，黑暗中，三人开打。一口气，来来往往打了将近半小时。斗殴结束时，“玛莉阿芝舞”鼻梁断了，眉毛出血；“乌鸦”据说肋骨断了。“母牛”在地上躺着呢。他俩想把她搀起来的时候，才发觉她已经死了。案子了结了。

但不久后，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去圣特莱莎监狱探视两个乐手。他给二人带去了香烟和杂志，问他俩过得怎么样。“玛莉阿芝舞”答道：警官，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检察员说：我在这座监狱里有些朋友。你们乐意的话，我可以帮助你俩。“玛莉阿芝舞”问：交换条件是什么？检察员：你们提供些情况。简单情况。你俩跟“母牛”非常要好，是好朋友。我提些问题，你们回答。就是这样。“玛莉阿芝舞”：您开始提吧！问：你俩跟“母牛”上过床吗？“玛莉阿芝舞”答：没有。问：你呢？“乌鸦”答：更没有了。检察员：哎呀呀，这是怎么回事啊？“玛莉阿芝舞”说：“母牛”不喜欢男的，她自己就够男的了。检察员问：你们知道她的全名吗？“玛莉阿芝舞”答：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就叫她“母牛”，就行啦。检察员说：哎呀，你们这算什么好朋友啊！“玛莉阿芝舞”：警官，这可是大实话啊。检察员问：知道她从哪儿弄钱吗？“乌鸦”说：警官，这正是我们要问你的啊。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捞点外快啊。可是，“母牛”从来不说这个话题。检察员问：除去你俩，“母牛”在这条街上没有别的朋友吗？“玛莉阿芝舞”说：有。一次，她坐我的车，给我指指一个女孩，是在市中心咖啡馆里工作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那女孩长得比较瘦。可是，“母牛”指给我看的时候，问我见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为了不让她生气，我说没见过；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样子。检察员问：女孩叫什么名字？“玛莉阿芝舞”答：她没说，也没给我介绍。

就在警方调查“母牛”被杀原因的那几天里，哈里·马嘎尼亚找到了米盖尔·蒙特斯的住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哈里开始监视米盖尔的住处。两小时后，他等得不耐烦了，便破门而入。米盖尔的住处只有一间房，外加厨房和厕所。他看见墙壁上挂了一些好莱坞男女演员的照片。书架上，有两张米盖尔带镜框的照片，毫无疑问，这是一张好人的面孔，美男子，会让女人喜欢。哈里检查了所有的抽屉。发现了一本支票簿和一把剃刀。掀开床垫，看到一些杂志和信件。哈里把所有杂志都翻阅了一遍。在厨房里，他从食品柜下面掏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四张照片，是宝丽来相片。一张照片上，有间破砖坯房，位于沙漠中，有个小门廊和两扇小窗户。破房旁边停着一辆带四轮挂斗的厢式货车。另外一张照片上有两个姑娘互相搂着肩膀，都向左歪头，面对镜头，表情都惊人地自信，仿佛刚刚来到这个星球上，或者好像行李齐备就要出发了。这张照片的背景是一条行人很多的大街，有可能是圣特莱莎市中心。第三张照片上有一架小型飞机，停在沙漠里的跑道上。飞机后面有座小山。其余部分是平川和灌木丛。第四张上是两个都不望着镜头的男人，样子像是喝醉了或者吸了毒，穿着白衬衫，一人戴帽子，二人正在握手，像是要好的朋友。哈里四处寻找那架宝丽来相机。但是没有找到。他把照片、信件和剃刀放入一个口袋里。把整个房屋又重新搜查了一遍，然后在椅子上坐下来，准备蹲守。那天夜里米盖尔没有回家。第二天夜里依然未归。哈里猜测，米盖尔肯定走得匆忙，或者有可能死了。哈里感到沮丧。幸运的是，自从他认识了阿基拉以后，从来没有住过旅馆和客栈，更没有在下流场所吃喝玩乐，而是回到鲁文·达里奥区萤火虫大街的房子，那是他朋友的产业，给了他一把钥匙，由他支配。这小房子出人意料的是，干干净净。但是，整齐中缺乏女人的韵味：是一种没有风趣的禁欲式的整洁，如同监狱牢房或者修道院居室般的整洁，趋向节俭，而不是富裕。有时，哈里回来的时候，看到阿基拉在厨房里煮咖啡。二人便去客厅坐下聊天。阿基拉常常谈到在三T牧场当放牛人的时代，说到给小野马上笼头的十种方式。有时，哈里问阿基拉：为什么不跟他去亚利桑那州？这个墨西哥人回答说：无论亚利桑那、索诺拉、新墨西哥、奇瓦瓦，还是什么地方，到处都一样。哈里沉思起来了，最后还是不能同意阿基拉的说法，怎么会到处都一样呢！但是，他不愿意反驳阿基拉，因此没吭声。有时，他俩一起出门。阿基拉可以就近观察美国佬办事的方式。一开始，他不喜欢哈里的简单生硬，但是觉得有道理。那天夜里，哈里一回到萤火虫大街的家中，就看到阿基拉已经起床。他一面煮咖啡一面对阿基拉说：我认为最新的线索断了。阿基拉没有答话。倒好了咖啡以后，哈里做了一个腌肉炒鸡蛋。二人静静地开始吃饭。阿基拉开口道：我认为什么也不会断的。人、动物，有时甚至东西给人的印象好像要失踪了。哈里，即使你不相信，有时候，石头还要消失呢。这事我见过。可上帝不答应啊。不答应，是因为不能答应啊。哈里，你相信上帝吗？哈里·马嘎尼亚答道：我信上帝，阿基拉先生。阿基拉说：那就好好信上帝吧！他不允许任何东西消失！

那些日子，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仍然保持每十五天跟精神病院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上床一次的习惯。二人的关系居然能保持下来，让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觉得是个奇迹。虽说有困难，有不理解的地方，但二人继续在一起。他认为在床上的吸引力是互相的。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女人。假如事情由他说了算，他会毫不犹豫地跟她结婚。有时，如果有好几天没见面，他会想到二人之间存在着文化水平的差异并且认为这是他和她的主要障碍。比如，女院长喜欢绘画，能够在欣赏作品时说出是哪位画家的手笔。她阅读过的书籍，他根本就没听说过。她常听的音乐，在他耳朵里引发的却是绵绵睡意，很快就只想进入梦乡了，而且这是他在她家常常爱犯的毛病。甚至女院长喜欢的饭菜，他都不一定喜欢。他努力想适应这新形势，有时也去商店购买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唱片，拿回自己家中独自听听。通常听着听着就酣然入梦了。但是，梦境幸福愉快。他常常梦见自己和爱尔维拉住在山区一间茅屋里。里面没电，没自来水，没有任何文明世界的东西。二人铺的是熊皮，盖的是狼皮。爱尔维拉在森林里奔跑时常常大笑，可是看不见她的身影。

阿基拉说：哈里，咱们来看看这些信件吧！如果需要的话，我念给你听听。第一封信是米盖尔的一位老朋友写的，此人住在蒂华纳，虽然信封上没有写寄信人的地址和姓名。内容概括地回忆了二人住在一起时的幸福时光。信中说到了棒球、张三、李四、偷车、打架、酗酒，还顺便提到至少有五次犯法的事情，让米盖尔和这位朋友险些坐牢。第二封信的作者是个女人。是圣特莱莎本地的邮戳。内容是跟米盖尔要钱，催他快快还账。信中说：否则的话，小心后果！第三封信，从字迹上判断——因为没有签名，还是那个女人写的，说明米盖尔还没有还账，信中说，三天后他必须带钱去指定地点，他知道那个地方；否则的话，据哈里和阿基拉分析，米盖尔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能赢得女人的同情；这里就露出一点女人的同情心来：她说，否则的话，他就赶快离开圣特莱莎，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第四封信是另外一个朋友写的，邮戳模糊难认，可能来自首都墨西哥城。这位朋友刚到首都，给米盖尔讲述首都的印象：他把地铁比做地下坟墓；说首都人冷漠，对一切不理不睬；说乘车困难，因为在首都你有大轿车毫无用处，因为堵车是家常便饭；说到空气和水污染；说到女人都很丑陋。说到最后这一点，他开了几个庸俗玩笑。最后一封信是索诺拉南边纳沃华地方一个名叫丘卡利特小镇的姑娘写的。可以预测，这是一封情书。信中说，她当然会等着他，她有耐心；还说，虽然她急于见他，可还是他应该迈出第一步，她并不着急。阿基拉说：好像是村里未婚妻的信。哈里说：是丘卡利特小镇。阿基拉先生，我猜这位米盖尔就出生在丘卡利特。阿基拉说：你瞧瞧来信的地方，我也会这么说。

有时，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很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女院长生活的事情。比如，她的朋友圈子。她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她的朋友，他一个也不认识，只见过几个精神病院的职员。女院长对这些职员很友好，但是保持距离。她有朋友吗？他估计有。可她从来没说过。一天夜里，二人做爱后，他说想多了解她生活上的事情。女院长说：你知道的够多了！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没有再坚持。

1994年8月“母牛”死了。10月，有人发现了又一具女尸，地点在市政管理的新垃圾场上，那是个长三公里宽一公里半的臭垃圾堆，位于距离“小眼”峡谷南边的洼地里，旁边就是通向“黑屋”的公路；每天有一百多辆卡车给“黑屋”送货。洼地虽大，垃圾场却越来越小，因为非法的地下垃圾堆越来越多，据说，在“黑屋”附近或者那个居民点西边，准备再开一个垃圾场。根据法医判断，死者年龄有十五六岁，但大家说最后的结论还是等病理学家做出为好。三天后，病理学家检查了尸体，同意法医的看法。女孩先是被强奸，随后被勒死。发现女尸的拾荒者们说，她有乳罩，身穿蓝色棉布裙子，脚踏锐步运动鞋。等警察赶到现场时，乳罩和棉布裙都不翼而飞了。她右手无名指上带着一枚黑宝石金戒，上面有市中心一所英语学校的名字。警察拍了照片，随后造访了那所学校。可那里谁也不认识这个女孩。随后，警方把她的照片刊登在《北方使者报》和《索诺拉之声》报上。结果仍然无人辨认。何塞·马尔克斯和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两位检察员用了三个小时询问校长。可能问得有些过火。校长的律师向警方提了抗议：不得无礼！警方不接受这一抗议。但是，两位检察员受到警督和局长的申斥。警察局还向埃莫西约司法局报告了两位检察员的表现。两周后，这具陌生女孩的尸体被转送到了圣特莱莎大学医学系学生使用的尸体储藏室里了。

有时，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对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娴熟的性技巧以及在床上无穷无尽的精力感到惊喜。他想，她干起来仿佛要死要活的样子。他不只一次很想告诉她：用不着这样卖力气；他只要跟她亲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位女院长一涉及性爱，就很讲实效。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有时对她说：你是我的女王，我的宝贝儿，我的心肝儿。她在黑暗中说：别吭声！她要吸干他最后一滴，是精液？是灵魂？还是他认为的最后命根儿？二人做爱是为了满足她强烈的性欲，而且在昏暗的环境里进行。有时，他打算点灯看看她的表情；但是，他不愿意惹她生气，于是缄口。有一次，她先提出：别开灯！他想：爱尔维拉·甘波斯能读懂人的心思。

11月，在一座建筑工地的二楼，几个泥瓦匠发现了一具女尸：年龄大约有三十来岁，身高一米五，肤色微黑，头发染成金黄色，牙齿上有两个金齿冠，身上只穿了一件绒线衫和一条短裤。她是被强奸后勒死的。身上没证件。建筑工地位于圣特莱莎富人区、北戴斯塔区阿龙特拉大街。由于这个原因，这里的工人不像别处那样睡在工地上。夜晚，工地有一名签约保安看守。在被警察传问的时候，保安承认自己违反规定，常常夜间睡觉，因为白天他在一家加工厂工作，有时他在工厂逗留到凌晨两点钟，然后回家。他家位于圣达米安区高地瓜特莫克大街。传问的方式粗暴，是由局长助理艾比法尼奥主持的。但是，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保安在说实话。为此，可以推断死者是新来的人，某个地方应该有衣服行李之类的东西。为了找到这些东西，警察在市中心的一些旅馆和客栈进行了调查。但是，没有哪一家发现少了客人。她的照片刊登在本城的报纸上了。但是，毫无结果。分析原因要么是没人认识她，要么是照片失真，要么是谁也不愿意卷入跟警察有关的麻烦里。警方把国内其他州传来的失踪报告进行了比对，没有任何报告与阿龙特拉大街工地上的女尸吻合。只有一件事闹明白了，或者说让艾比法尼奥明白了：死者不是本区的人，死者不是在本区被强奸和勒死的。那么，为什么要把尸体抛弃在富人区呢？那里可是警察和保安夜间会仔细巡查的地方啊。为什么要抛尸在建筑工地的二层楼上呢？那可是有危险的啊——会从没有扶梯的楼上滚下来。为什么不是抛尸在沙漠里或者垃圾堆附近呢？那样不是更加合乎逻辑吗！两天来他一直想这些问题，吃饭想，睡觉想，开着局长的车想，连同事们聊女人和体育新闻的时候他都在想。直到无论怎么想也想不出满意答案的时候，它才决定放弃。于是，不再想了。

有时，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很想跟女院长出去散步，尤其是在放假的日子里。就是说，他很想跟女院长公开露面，去市中心餐厅吃饭，那种不便宜也不太昂贵的正规饭店，就是正常男女去的地方，估计肯定可以遇到什么熟人，他可以自然而然地把女院长介绍给熟人，用不着大惊小怪，说：这是我的未婚妻，爱尔维拉·甘波斯，精神病医生。饭后，二人可以回她家做爱，然后睡午觉。晚上，二人可以驾驶她的宝马或者他的美洲豹去看电影，或者去某个露天餐厅喝冷饮，或者去某个夜总会跳舞——这种地方在圣特莱到处都有。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想：真他妈的幸福啊！反之，爱尔维拉·甘波斯根本不想在什么公开场合露面。给精神病中心打电话是可以的，但是要简短！每十五天幽会一次是可以的。来一杯威士忌，或者伏特加，看看夜景，是可以的。然后悄悄道别。

还是在1994年11月里，希尔瓦娜·佩雷斯·阿尔赫纳半烧焦的尸体被人发现，地点在一片荒草地上。她十五岁，干瘦，肤色发黑，身高一米六。黑头发垂落到肩膀下面，尸体被发现时，头发已经烧焦了一半。发现她尸体的是一些花卉区的妇女，她们在那片荒地上搭建了一些衣服摊位。向红十字会报告的也是她们。驾驶救护车的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担架员像是他儿子，年龄超不过二十。救护车开到围观的人群面前，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下车问大家：谁认识这个女孩？那几个妇女和好奇的人们从尸体前一一走过去，看看女孩的面孔，都摇摇头。无人知晓。年长的担架员对大家说：朋友们，我要是你们各位，会马上走开，因为警察会一一盘问每个人。他说话声音不高，但内容不胫而走，人们全都跑散了。乍一看荒地上已经没人了。但两个担架员悄悄在笑，因为他俩知道有人躲在远处偷偷在看。与此同时，年轻的担架员上了救护车，用无线电话报了警。年长的那个向花卉区的土路走去，最后来到出售玉米饼的地方。他认识那女店主。他要了六张玉米饼：三张带奶酪和三张带黄油，都要辣椒，外加两罐可口可乐。付钱后，他不慌不忙地回到救护车旁边。那个像他儿子的年轻人靠在挡泥板上正在阅读一本连环画。等到警察赶到时，他俩已经吃完了玉米饼，正在抽烟呢。尸体在荒地上待了三小时。据法医说，她被强奸过。造成她死因的是有两刀准确地刺中心脏。后来，凶手企图焚尸灭迹，但凶手显然是个马虎人，要不然就是有人拿水当汽油卖给他，或者是他失神发呆出了毛病。第二天得知死的女孩名叫希尔瓦娜·佩雷斯·阿尔赫纳，是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里一座加工厂的女工。加工厂距离她尸体发现的地方不远。直到一年前，希尔瓦娜是跟母亲和四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城里的各个工厂工作。她是全家惟一念书的人，地点在埃米利奥·塞万提斯教授中学，位于牛背山小区。但后来由于经济原因，她不得不辍学。一个姐姐为她在W&E地平线加工厂找到了工作。她在工厂里认识了一个名叫卡洛斯·亚诺斯的工人。后来，她成了卡洛斯·亚诺斯的未婚妻，最后跟他住在普罗米修斯大街他家中。据卡洛斯的朋友们说，他待人接物和蔼可亲，有点爱喝酒，但不过量，下班后常常读书，这是不常见的，因此给他带来不寻常的好名声。据希尔瓦娜的母亲说，正是亚诺斯这个优点才吸引了她的女儿，此前，女儿除去在学校里有纯真的初恋外，还从来没有过什么未婚夫。女儿和卡洛斯·亚诺斯的关系持续了六个月。不错，亚诺斯是常常读书，二人坐在小客厅里谈读书心得；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喝酒，而且特别爱吃醋，很不自信。希尔瓦娜有时回家看望母亲的时候说，亚诺斯常常揍她。母女二人常常抱头痛哭，在不开灯的屋子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抓捕卡洛斯·亚诺斯没费力气。拉罗·古拉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行动。圣特莱莎的两辆警车开到亚诺斯家门前，叫门。亚诺斯开门。警察上去，二话没说，把他踢倒在地，戴上手铐，拉到警察局里去了。警察企图把阿龙特拉大街工地女尸案或者至少市政管理的新垃圾场女尸案，硬塞到他头上。但是，毫无办法，因为希尔瓦娜本人就是他不在上述现场的证明：在发案的日子里，人们看见他和希尔瓦娜喜气洋洋地在卡兰萨区的小公园里散步，逛农贸市场。连希尔瓦娜的亲戚都看见了二人在一起的情景。至于那几个晚上，他都在加工厂里上夜班。他的那些男女同事可以作证。对杀害希尔瓦娜一事，他供认不讳，只是为企图焚尸而痛心。他说：我的希尔瓦娜实在太漂亮了，不该让她受罪。

也是在那几天里，索诺拉电视节目上出现一位有特异功能的女人，她名叫弗罗里达·阿尔梅塔，她的追随者不多，都称她为“女圣人”。弗罗里达·阿尔梅塔七十岁，大约十年前得到上帝的启示。她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听见别人听不见的声音。她能给种种发生的事情找出内在联系。据她自己说，在有特异功能之前，是个江湖女医生，行医是她的真正职业，因为“特异视觉”的意思是“眼力特别好”的人，可她往往看不见东西，形象是模糊的，声音断断续续，仿佛她脑海里的天线安装错误，或者是枪战中受损，或者是那天线是锡纸做的，让风吹得随便摇晃。这样一来，虽然承认自己有特异功能，或者让追随者们认可这个地位，她还是更相信草药、花卉、健康的饮食和祈祷上帝。比如，她建议有血压高的人别吃鸡蛋、奶酪和白面包，因为这些都是含过量钠的食物，钠是吸水的，这就需要增加血液流量，所以血压升高。弗罗里达·阿尔梅塔常说：这是明摆着的。不管你早饭多么喜欢吃农场鸡蛋还是城里鸡蛋，如果你血压高，那最好别吃鸡蛋。要是你能不吃鸡蛋，那就能不吃肉和鱼，而只吃米饭和水果。这对健康可是好极了，尤其是年过四十的人，就应该只吃米饭和水果。她还反对过量摄入脂肪。她常说：脂肪摄入量不得超过食物热量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脂肪摄入量的理想数字应该在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之间。但是，干活的人可以摄入百分之八十的脂肪。她说：如果工作差不多是稳定的，要是把脂肪摄入量增加百分之百，那后果会是很讨厌的。相反地，失业者的脂肪摄入量是在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之间，仔细考虑一下，这是一种不幸，因为这些可怜的人们不仅营养不良，更是饥肠辘辘。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说，如果大家理解我的意思，营养不良本身就是不幸了，饥肠辘辘就无所谓加减了，也许我表达得不清楚，我的意思是说，辣子玉米饼总比狗肉、猫肉或者耗子肉的腊肠健康吧，她说话的样子好像是请求原谅。另外，她反对拉帮结伙、庸医害人、小人骗人。她认为用植物预测未来是忽悠老百姓。但是，她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有一次，她给一个蹩脚江湖郎中解释各种用植物占卜未来的分类方法，即：植物占卜术的根据是观察植物的形状、动作和反应，又分为，通过分析颜色和花瓣占卜，例如用洋葱头或者含苞待放的花朵；还有火烧植物占卜，即用火烤树枝或者树叶；还有落叶占卜，即看落叶的样子，但是说真的，这方法很美，有诗意，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安抚过去和平息现在的心情。接下来是教士祈祷植物占卜术，又分豆术和棍术，就是用黑白豆子占卜以及用树棍占卜，对此，她不反对，也没什么可说的。接着，她说起植物药理学，就是使用致幻性植物和生物碱的问题，对此，她也不表示反对。各得其所吧。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好，尤其是懒惰和有恶习的年轻人。她宁可不说是非。接下来还有气象植物占卜，这个方法很有意思，但是能掌握的人为数寥寥。她举起一只手来，不过五人。这个方法的根据是观察植物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反应。比如，罂粟的叶子挺起，就预示着好天气。比如，白杨树发抖，可能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比如，那种名叫比槲栎的小花，黄叶、小黄花冠的植物，如果垂头，那预示热天。比如，另外一种花朵，带黄叶，有时变成玫瑰色，不知为什么在索诺拉人们叫它“樟脑”，而在锡那罗亚，人们叫它“乌鸦嘴”，因为远远看去它像乌鸦，这种花非常敏感，如果花瓣闭合，那是要下雨。最后是对物体有特殊感应能力的占卜，从前使用榛树棍，后来用摆锤加以代替了，对此，弗罗里达·阿尔梅塔无话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最好去学就是。不知就别说，如果非说，那就要对学习有帮助才行。据她自己解释，她一辈子就是在不断学习中走过来的。二十岁之前，她还没读书、识字，只能画圈。她出生在墨西哥大纳克里。她没能像正常女孩那样上学，因为母亲是盲人，她得照看母亲。关于她的兄弟姐妹，只剩下一点朦胧亲切的记忆，别的不知道了。生活的强风把兄弟姐妹吹到墨西哥的四面八方去了，说不定已经命丧黄泉。她的童年虽然遭遇农民家庭的经济拮据和诸多磨难，但还是幸福的。她常说，我喜欢农村，尽管如今我已经不习惯农村那些讨厌的蚊虫。也许有人不信，大纳克里的生活有时可能是紧张的。照看瞎眼的母亲也能让人开心啊。洗衣服也能让人开心啊。做饭也能让人开心啊。她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没能上学。后来，她和全家搬到了贝斯盖拉镇，原因嘛，不宜透露。母亲后来死于该镇。母亲逝世后八个月，她跟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男人结了婚。那人勤劳、诚实、尊重别人，年龄比她大得多，顺便说一下，举行婚礼时，他三十八，她只有十七岁；就是说是个比她大二十一岁的男人啊！他买卖牲口，大部分是山羊和绵羊，有时也买卖牛，甚至猪；由于这样的工作环境，他经常去那个地区的村镇，例如，圣何塞、圣佩德罗、伟巴里、特巴切、兰巴索斯、迪维萨在罗、小纳克里、艾尔乔洛和纳坡帕，有时走土路，有时走羊肠小道，有时翻山越岭。他的生意不错。有时，她陪着丈夫走一趟，次数不多，因为商人带女人出门不好，尤其是带老婆。但不管怎样，她陪着丈夫走过。那是她惟一见世面的机会。在看外面风光时，虽然好像一样，但若是仔细看，睁大眼睛看，结果与老家贝斯盖拉镇的风光大不相同。弗罗里达说，每走一百米，世界变个样。说什么这里、那里都一样，是撒谎。世界就像一次地震。她当然很想有子女，可是体质（她笑着说是丈夫的体质）不让她担负母亲的责任。这样一来，她把本来应该用到生儿育女的时间，全都花在读书上了。是谁教她念书的呢？弗罗里达肯定地说：是孩子们教会了我念书，他们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们带着识字课本来她家里。她给孩子们糖果、饮料。生活就是如此：正当她以为学习或者重新学习的机会永远消失了的时候（不可能有学习的希望，因为巴斯盖拉镇的人认为夜校等于是圣何塞郊外的妓院），却没费多大力气就学会了读书和写字。从此，她阅读任何可以到手的书本。她在一个本子上写下读书感想和心得。她阅读旧报纸和杂志，阅读每隔一段时间骑摩托的小伙子送来的政治纲领和新报纸，阅读她能找到的寥寥几本图书，阅读她丈夫每隔一段时间外出贩卖牲口时习惯给她买的书籍，不是按照册数，而是按照斤两。一次买五公斤。一次买十公斤。有一次甚至买了二十公斤。她一本不落下，本本总有收益。有时，阅读从首都墨西哥城来的杂志；有时，阅读一些历史书籍；有时，阅读宗教书籍；有时，独自坐在一盏煤油灯前，阅读一些让她脸红的低俗读物，灯光照在画页上，仿佛在飞舞，或者像是鬼影；有时，阅读指导种植葡萄或者建造预制板房屋的技术图书；有时，阅读恐怖和鬼怪小说……总之，阅读一切老天爷送到她手里的东西；她从所有的书本里都学到了一些东西，有时很少，但是留在心中了，弗罗里达说，如同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一粒金砂，或者打个好点的比方，如同在一堆不熟悉的垃圾场上看到一个失而复得的洋娃娃。一句话，她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至少没受过人们所说的系统教育，为此，她请求原谅；但是，她并不感到惭愧，因为上帝拿走的，圣母又放回了原处；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你就该与世无争。年复一年，光阴荏苒。她丈夫由于所谓对称性的神秘东西，一天，忽然失明了。幸亏她有照顾盲人的经验，这位牲口贩子的晚年还算平静，因为受到了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后来，只剩下了她自己，年龄已经满了四十四岁。她没有再婚，并非缺少求婚者，而是因为她尝到了独身的快乐。她先做的事情就是购买一把点38口径手枪，因为丈夫遗留给她的猎枪，她觉得难用；接着就是暂时停止从事买卖牲口生意。但是，她解释说，买卖牲口，尤其是出售，需要机灵一点，有文化，敢冒险，这是她所不具备的。赶着牲口走在山间小路上是很惬意，而在市场上或者屠宰场里卖牲口，可是相当恐怖。因此，不久后，她放弃了这种买卖；但是，继续外出旅行，陪伴她的是丈夫的猎犬、她自己的手枪，有时还带上牲口（跟她一样开始衰老啦），但这是她出行的身份，一个江湖女郎中。在可爱的索诺拉州的土地上，江湖医生很多。她在旅行中，寻找草药，写想法，放牧牲口，跟贝尼托·华雷斯 ［7］ 童年时当牧童一样；哎呀！贝尼托·华雷斯！多伟大的人啊！多正直！多完美的人啊！可又是一个多么招人喜欢的孩子啊！他童年的生活，人们说得很少，部分原因是知道得少，部分原因是墨西哥人说到孩子，总是说孩子如何愚钝。关于这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她可有话要说。她阅读过的书籍成千上万，其中有墨西哥史、西班牙史、哥伦比亚史、宗教史、罗马教皇史、美国航空航天发展史，关于贝尼托·华雷斯童年时大概感受的文字却只有寥寥几页，而且说不上绝对、全面地如实描写：儿时的华雷斯常常连续几天几夜外出给牲口寻找牧场。这是一本黄皮书里说的。它说得实在太明白了，让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觉得该书的作者一定是华雷斯的朋友，是华雷斯吐露给这位朋友关于自己童年经历的私房话。这是完全可能的。的确可以传达出来你在夜幕降临后星星出来时孤独一人的感受；那时夜幕刚刚拉开，夜晚的真相开始一一展现，像旷野里的人那样时隐时现，或者好像一种陌生的病菌在血液里循环而我们全然没有察觉。那位小牧童在诗歌里发问：天上的月亮，你在做什么啊？走遍天路之后，你不累吗？你的生活很像牧人，他曙光乍露，就给牲口带路。晚上累了，就休息，什么也不想。生命对牧人有什么用处？月亮啊，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牧人这样发问道。弗罗里达·阿尔梅塔用变调的声音问道：我如此短暂的漫游是要去哪里啊？月亮啊，你这永恒的轨道又伸向何方呢？诗歌说：伴随着痛苦，人来到世界，出生后就伴随着死亡的危险。还有，为什么要生孩子？为什么要让那个出生后需要抚爱的人活下去呢？还有，既然生活是不幸的，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忍耐下去呢？还有，完整无缺的月亮，你是在垂死挣扎啊。可你是永恒的。或许我说的一切，你不明白。还有，与之矛盾的是，你，离群索居，永远在天上漫游，如此地沉思默想，或许能很好地理解我们地球生活、我们垂死挣扎的状态和我们的苦难；也许你清楚地知道这死亡的味道，了解这张惨白的面孔，知道这远离土地和缺乏经常性友好陪伴的滋味。还有，那无限的太空和无边深邃的宁静在做什么呀？这无边无际的孤寂意味着什么呢？那我又是什么呢？还有，我只知道并且明白：别人会从这些不停地转动以及我虚弱的生存中捞到财富和好处。还有，我的生活只剩下了不幸。还有，衰老、白发、疾病、缺衣少穿，背负重担，走街串巷，翻山越岭，走过岩石，走过海滩，走过夏季牧场，顶风冒雨，酷暑严寒里，跑啊，跑啊，满怀渴望地跑啊，穿越水塘，渡过溪流，跌倒了，爬起来，总是急急忙忙，无休无止，受伤了，流血了，最后来到路的尽头，热情结束的时候：可怕的万丈深渊等着我摔下去，万事皆休！还有，啊，月亮圣母啊，这就是要命的生活啊！还有，啊，我的羊群啊，你们睡在那里，莫非全然不知道自己悲惨的命运吗？我真真羡慕你们！不仅因为你们摆脱了种种苦难，摆脱了各种伤害，还很快忘记了各种恐惧，也许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还有，你们休息在树荫下和草地上的时候，感到幸福和安宁，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这种没有烦恼的状态中。还有，我坐在树荫下和草地上，心里充满了烦恼，好像感觉到刺痛。还有，我已经没有任何欲求了，从来没有想哭泣的缘由。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讲到这里，深深叹口气，说道，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了：1．束缚牧人的思想会轻易脱缰，因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2．面对烦恼是一种需要勇气的行为，贝尼托·华雷斯做到了，她也做到了；二人都在烦恼的表情里看到了可怕的内容，她宁可不说出来。3．现在她想起来了，那首诗说的不是墨西哥诗人，而是一个亚洲牧人，但具体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各地的牧人都是一样的。4．即使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来到了深渊面前，她希望：一是不要骗人；二是待人要厚道。这样才能继续往下谈。她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倾听和谈话。直到有一天，雷纳尔多来到她家里，向她请教失恋的事。他走的时候，带了一副减肥药方、让他心情平静下来的草药，还有一些香草，他放在单元房的各个角落里，香草让房间里有了教堂和太空船的气味。这是雷纳尔多对来访的朋友们说的：是一种神圣的气味，是一种让心灵放松和快乐的气味，甚至让人产生要听古典音乐的愿望，各位觉得如何？雷纳尔多的朋友们要求他把弗罗里达介绍给他们。一个说：哎呀，雷纳尔多，我要见见弗罗里达·阿尔梅塔。接着，又一个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然后是一连串的朋友，好像头戴紫色风帽的忏悔者或者无赖或者花蝴蝶一样蜂拥而至。雷纳尔多权衡利弊后，说道：好吧，小伙子们，你们把我给说服了。我把弗罗里达介绍给你们。一个周六的下午，弗罗里达在雷纳尔多的单元房里见到了这些朋友。为了这次见面，雷纳尔多还把房间装点了一番，甚至在阳台上方挂起了营造气氛的糖果陶罐 ［8］ 。弗罗里达没有任何不快的表情，而是说道：各位嘉宾，怎么能为了我这样麻烦大家呢！为了这次聚会，是谁张罗的这一切？这蛋糕真可口，我从来没吃过。这是凤梨做的吗？这是刚刚做出来的天然饮料。这餐桌摆设得无可挑剔啊！多么招人喜欢的小伙子们！多么细心的小伙子们啊！甚至还给我送礼！可今天又不是我的生日。接着，她走进雷纳尔多的卧室。小伙子们排队，一一进去讲述自己的不幸。他们伤心地进去，满怀希望地出来。他们说：雷纳尔多，这个女人可是个宝贝啊！这个女人是圣人啊。刚才我哭了，她跟着我一起哭。我说不出话来了，她猜到了我的痛苦，建议我喝亚硫糖苷，据说可以刺激肾上腺，因为是利尿剂。她建议我继续做结肠水疗法。我看见她出血汗了。我看见她前额布满了红宝石。她把我搂在怀里，给我唱摇篮曲，我醒过来时感觉好像刚刚从一次桑拿浴出来。这位女圣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埃莫西约不幸的人们。女圣人对待受伤的人们以及被虐待的敏感儿童非常友好；对待被强暴和被侮辱的人们友好，对待被嘲笑的人们友好。她对每个人说话都和蔼可亲，都给一个切实可行的忠告。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笑话听起来像女神唱歌，失礼的话听起来很理智。肥胖者会瘦，艾滋病患者会笑。这样一来，如此亲爱的弗罗里达·阿尔梅塔很快出现在电视节目里了。但是，第一次雷纳尔多邀请她上电视的时候，她拒绝了，说不感兴趣，没时间。更糟的是很可能会有人冒失地问她是怎么挣钱的。问她是不是纳税？决不！那就让她改天吧！她可不是一般人啊。但几个月后，雷纳尔多已经不再坚持这件事的时候，弗罗里达主动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愿意上电视节目，因为她有个信息想公布于众。雷纳尔多希望知道是哪一类信息。她说是关于幽灵、月亮、沙漠里的图画、在家中厨房里客人走后阅读的书籍、报纸、窗外的夜幕、有时好像是躲避什么的黑夜。结果，雷纳尔多什么也没弄明白。但他真的喜欢弗罗里达，便答应临时在他制作的节目里安插一个空当。电视大楼在埃莫西约。有时，信号可以清晰地传送到圣特莱莎。但有时充满了雪花、迷雾和杂音。弗罗里达第一次亮相的结果很差，城里几乎没人知道她的名字，虽说邀请她登台的《与雷纳尔多一小时》是索诺拉电视台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在轮到她上台之前，是个瓜亚马地区的口技艺人，他自学成才，此前在首都、阿卡普尔科、蒂华纳和圣迭戈都获得了成功。他认为自己的木偶是活人。他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的木偶伙计是活人。有时，木偶要逃走。有时，它想干掉我。可是它的小手软弱无力，拿不起刀枪。就更别说什么勒死我了。就在雷纳尔多盯着镜头，用他那特有的调皮微笑说这事在很多口技艺人的电影里都发生过，就是木偶起来反对艺人时，那瓜亚马地区的口技艺人用那永远难以理解的沙哑嗓音回答道：这我知道，早就看过这种电影，可能比雷纳尔多和来参加现场直播的观众都看得多；他早就得出了惟一的结论：之所以有这么多影片，是因为口技艺人的木偶造反早就遍布全世界了，一开始我就认为如此。实际上，我们所有的口技艺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知道，如果木偶达到某种激昂的状态，就获得了生命。表演给了它们生命。它们从口技艺人的毛细血管里获得了生命。从观众的掌声中获得了生命。尤其是观众的轻信给了他们生命啊！是吧？小安德烈 ［9］ ！是的。小安德烈，你是好孩子，还是有时表现得像个坏孩子？好孩子，好极了、好极了的孩子。小安德烈，你从来没有打算干掉我吗？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说实在的，弗罗里达真的被木偶纯真的表情和口技艺人的证词给感动了。她对口技艺人立刻有了特别的好感。等到她一上台，头件事就是给口技艺人打气，不管雷纳尔多声音模糊的警告，冲她笑笑，挤挤眼睛，似乎让她明白那个口技艺人是个半拉疯子，别理他！可是弗罗里达偏偏理睬那个口技艺人，问他健康如何，问他每天睡几小时，问他每天吃多少食物和在什么地方吃饭，尽管口技艺人的回答更多的是冷嘲热讽，而且面对观众，追求掌声或者短暂的同情。女圣人听了他的回答，就完全可以给他忠告了（而且满怀热情）；她建议他去看一位会脑部针灸的医师，这技术对于治疗中枢神经的神经病很好。然后，她看看坐立不安的雷纳尔多，又谈起最近她看到的幽灵来。她说她看见了死去的妇女、死去的女孩。那是一片沙漠。那是一片绿洲。就像电影里那样，出现了法国和阿拉伯外籍军团。那是一座城市。她说，城里有人在杀害女孩子。她一面说话，一面尽可能清晰地回忆出她看见的幽灵，同时意识到自己要进入鬼魂附体状态了，这让她很不好意思，因为有时（不经常），鬼魂附体时往往说话夸张，最后像女巫师那样满地乱爬；这可是她不愿意的，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上电视啊。但是，鬼魂附体的状态在继续，能感觉出这种状态在胸中和脉搏里跳动；无论她多么奋力抵抗、出汗和微笑地对待雷纳尔多的问题（他问她是不是不舒服），也没有办法阻挡附体状态的发展。雷纳尔多问她：弗罗里达，是不是让服务员给你送上一杯水？是不是光线、聚光灯和室内温度让你不舒服？她害怕张嘴，因为鬼魂首先要揪人的地方就是舌头。尽管她想喝水，因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她害怕闭眼，因为只要你闭上眼睛，就会正好看见鬼魂看见的东西，所以弗罗里达睁大眼睛，闭紧嘴巴（结果撇出一道弯弯的微笑，十分可爱和神秘），一面注视着那个口技艺人。他时而看看弗罗里达，时而望望木偶，好像什么也不明白；但是反之却好像闻到了危险，闻到了不请自来，随后仍然不明白的神示，一种从我们眼前掠过、只是让我们确信一种空虚存在的神示，而这空虚常常逃离了“空虚”包含的意思。而这位口技艺人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对他这样的人尤其危险，因为它属于十分敏感的人群，有艺术气质，身上的伤痕还没有痊愈。弗罗里达看累了口技艺人，也看看雷纳尔多。他对她说：弗罗里达，别泄气！别胆怯！就把节目舞台当成你的家吧！他也看观众，时间不长，观众席上有她的女友，她们在等着她说话呢。她想：她们真可怜啊，肯定很难受吧。可她终于忍不住了，一下子进入鬼魂附体的状态。她闭上了眼睛，张开了嘴巴。舌头开始工作。重复了已经说过的话：那是一片大沙漠，那是一座大城市，位于索诺拉州的北方，有女孩子被害，有妇女被杀。她在想：那是哪座城市呢？想一想是哪一座呢？我想知道那座鬼城叫什么名字。她想了几秒钟。名字就在嘴边。女士们，我不是自己堵住自己的嘴，尤其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原来是圣特莱莎！是圣特莱莎！我看得清清楚楚。那里有人在杀害妇女啊。她叫喊起来了：那是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与此同时，她把想像中的面纱蒙在头上。雷纳尔多感觉有股寒战像电梯一样在脊梁骨上窜上窜下。片刻后，她说：警察无所作为。那口气变了，变得严肃起来，有男子气概，那些浑蛋警察什么也不干，一味地观望，可是观望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呢？这时，雷纳尔多打算让她听话，不要再说下去了。可是没能办到。弗罗里达说：这群懒虫，让他们滚开！她声音嘶哑地喊道：应该通知州长啊！这可绝对不能开玩笑！何塞·安德烈斯·布里塞尼奥州长应该了解情况，应该知道在那座美丽的圣特莱莎杀害妇女的事情啊！那不仅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而且有很多工业和工人。朋友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州长是好人，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的。那里的警察疲沓懒散，充满了黑暗啊。接着，她用女孩子的声音说：有些女孩子上了黑车，被杀害在随便什么地方。随后，她用银铃般的声音说道：他们至少应该尊敬圣母吧。接着，她跳了起来。这个动作被索诺拉电视台一频道的摄像机完整地捕捉到了。随后，她好像被子弹射中一样轰然倒地。雷纳尔多和那位口技艺人急忙上前去搀扶她。可是正当二人从她两侧搀住她胳膊时，弗罗里达咆哮起来了（雷纳尔多从来没见过如此地道的复仇女神模样）：别碰我！麻木不仁的浑蛋！不用替我担心啊！你们怎么就不明白我说的话呢？！接着，她自己站了起来，瞅瞅观众，走到雷纳尔多身边，问他出了什么事，最后一面盯着镜头，一面请大家原谅。

在那几天里，拉罗·古拉在警察局里发现了一些图书。那些书没人看，似乎束之高阁是准备送给老鼠当干粮的，书架上塞满了早就被大家遗忘的报告和档案。他把那些书带回了家中。一共是八本。起初为了不太过分，他只带回去三本，即：约翰·克劳特的《警探教练技术》，马拉奇·哈尔内与约翰·克洛斯合著的《刑侦中的情报员》以及哈里·索特曼与约翰·欧康内尔合著的《现代刑侦技术》。一天下午，他对艾比法尼奥说了拿书的事情。艾比法尼奥告诉他，这些书是从首都或者埃莫西约寄来的。没人看。于是，他把其余的五本也都带回到了家中。他最喜欢的（也是第一本阅读的）书籍，是《现代刑侦技术》。与“现代”二字相反，此书早就写出来了。在墨西哥的第一版是1965年。他手中的这一版已经是1992年第十次重印版了。实际上，在第四版的前言中，哈里·索特曼在为老友的去世而惋惜，约翰·欧康内尔生前是警察总监。索特曼抱怨道：重新修订的工作落到了他头上。接着他说道：在修订工作中，我非常怀念前警察总监约翰·欧康内尔的灵感、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合作精神。拉罗·古拉一面借助邻居微弱的灯光或者从窗户外面射进来的曙光阅读这本书，一面在想说不定哈里·索特曼本人也已经不在世了。可他无从知晓。但这无关紧要，恰恰相反，无法确认可以变成继续阅读的刺激。阅读中，有时他会笑起来，笑那两位作者讲述的故事；有时会拍案叫绝，仿佛什么人给了他头部一枪。与此同时，在那段日子里，希尔瓦娜·佩雷斯被杀案的快速结案，部分地掩盖了警方此前的失败记录。破案的消息上了圣特莱莎电视节目和城里的两家报纸。有几个警察显得比往常高兴。在一家咖啡馆里，拉罗·古拉遇到了几个年轻警察，他们大约在十九到二十岁之间，正在谈论这个案子。一个警察说：亚诺斯怎么会强奸自己的老婆呢？其余几个哈哈大笑。拉罗·古拉把这个问题接了过来。他说：他是强奸，因为他强迫妻子做不愿意做的事。否则的话，不能算强奸。有个年轻警察问拉罗·古拉：是不是打算学法律？老兄，是不是想当律师啊？拉罗·古拉回答：不，我不想。其他几个警察都看着他，好像他说了什么傻话。另外，1994年12月，在已知的范围内，没再发生妇女被杀事件。年终平安无事。

1994年年底，哈里·马嘎尼亚去了一趟丘卡利特小镇，找到了那个给米盖尔·蒙特斯写情书的姑娘。她叫玛丽娅·德尔马尔·恩西索·蒙特斯，也就是米盖尔·蒙特斯的堂妹。她十七岁，从十二岁就恋爱。她人瘦，栗色头发是阳光照晒的结果。她问哈里·马嘎尼亚干吗要找她堂兄。哈里说他是米盖尔的朋友，还说有一天夜里米盖尔跟他借过钱。后来，姑娘把哈里介绍给自己父母。这两口子有个食品店，也出售咸鱼。他们从瓦塔班波一直走到梅达诺斯，沿着海岸购买渔民的海产，有时甚至走到北边的狼群岛，那边的渔民几乎都是印第安人，都有皮肤癌，但他们好像并不在乎。夫妻二人把鱼装满卡车后就返回丘卡利特小镇，自己动手腌制。玛丽娅·德尔马尔的父母给哈里·马嘎尼亚留下的印象很好。那天晚上，他留下来吃晚饭。但此前他出去看了丘卡利特小镇，那姑娘陪着他，他要找个购物的地方，买件小礼物送给她父母，因为他们如此热情好客地邀请他吃饭。他从商店里出来以后，她问他是否愿意认识一下米盖尔的家。哈里说：愿意。轿车直奔丘克利特小镇外面。在一些树木的保护中，有一座旧砖房。玛丽娅说：如今没人住了。哈里·马嘎尼亚下了轿车，看见一座猪圈、一座羊圈，栅栏破碎、木杆腐烂；还看见一个鸡窝，里面有什么在动弹，可能是老鼠，也许是长虫。接着，他推开了屋门，一股动物死尸的气味迎面扑来。他有预感。回到车上，找到手电，重返破屋。这一次，玛丽娅跟在他身后。他在房间里发现了几只死鸟。他把手电筒的光线聚焦到了树枝做的檩条上，可以看到顶层之间堆积着难以辨认的东西或者废物。黑暗中，玛利娅说：头一个离开这里的就是米盖尔。后来，他母亲去世了。父亲在这里又忍耐了一年。有一天，我们就再也没见到他。据我母亲说，他自杀了。据我父亲说，他去北边找米盖尔了。他们没有别的子女吗？玛丽娅说：有过，还是婴儿的时候就都死了。哈里问：你也是独生女吗？玛丽娅：我家的情况也一样。哥哥姐姐病的病死的死，没有一个超过六岁的。哈里：真遗憾。另外一个房间更黑暗。但是没有死尸的气味。哈里想：真奇怪啊！怎么会有活人的气味呢？也许是生命突然中断的气味、匆匆来客的气味、坏人的笑声，但是是生命的气味。二人走出房子后，玛丽娅给他指指满天星斗的夜空。哈里问：你还指望有一天米盖尔会回来吗？玛丽娅：我等着他回来，可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他问：你认为他如今会在什么地方？她答：我不知道。他问：是在圣特莱莎吗？她答：不会吧。要是他在那里，你也不会跑到这里来了，对吧？他说：对。哈里走之前，拉住玛丽娅的手，说道：米盖尔不配娶你。姑娘笑了一下。她有一口整齐的小牙齿。她说：我应该嫁给他。哈里说：不应该。你应该找个更好的男人。那天夜里，哈里·马嘎尼亚在姑娘家里吃了晚饭后，重新向北方驶去。黎明时分，他到达了蒂华纳。他知道在蒂华纳惟一了解米盖尔·蒙特斯的朋友是个名叫丘乔的人。他打算在蒂华纳的酒吧和歌舞厅找一个名叫丘乔的招待或者调酒师，可他没有这么多时间。他也不认识可以帮助他的什么人。中午，他给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老熟人打电话。他说：喂，我是哈里·马嘎尼亚。对方回答说：我不记得什么哈里·马嘎尼亚了。哈里·马嘎尼亚说：记得吗？五年前咱们在一起办过训练班，就是在美国圣巴巴拉。对方说：嘿，他妈的，当然记得了，你是亚利桑那州亨特维尔的治安官。你还当警官吗？哈里·马嘎尼亚说：是的，还是警官。随后，二人互相问候对方妻子的健康情况。那位东洛杉矶警察说，他老婆还好，就是越来越胖了。哈里说他老婆已经去世四年了。是在圣巴巴拉办训练班后几个月的事情。对方说：真抱歉。哈里说：没关系。接着，二人不自在地沉默片刻。最后，对方问：怎么死的？哈里说：是癌症。走得很快。对方问：哈里，你这会儿在洛杉矶吗？哈里：没有。我在蒂华纳，距离洛杉矶很近。对方问：你去蒂华纳干什么？是度假吗？哈里答：不是度假。我在找人。我自己掏钱找人。明白吗？可我只有一个名字。对方：要我帮你吗？哈里：那再好不过了。对方：你从哪儿给我打的电话？哈里：从公共电话亭。对方：往里投币！等着我！哈里一面等待，一面不想老婆，而是想露西·安妮·桑德尔。后来，不想露西·安妮了，转而欣赏来来往往的行人。有些人头戴玛莉阿芝乐队成员戴的纸壳帽子，上面涂了黑色或者紫色或者橘红色，人人挎着大口袋，个个面带微笑。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可是闪得太快，他自己都没察觉）：应该回亨特维尔，忘掉整个这件事。接着，他听到了那位东洛杉矶警官的声音：给了他一个名字，拉乌尔·拉米雷斯·塞莱索；还有一个地址，黄金街401号。对方从加利福尼亚问他：哈里，你会说西班牙语吗？哈里回答：越来越差劲。到了下午三点，哈里顶着无情的烈日敲黄金街401号的大门。开门的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她身穿校服。哈里说：我找拉乌尔·拉米雷斯·塞莱索先生。小姑娘一笑，敞开了门，消失在暗处。起初，哈里不知应该进去还是在外面等候为好。也许是烈日把他给推进了室内吧。他闻到了水汽、刚刚浇过水的植物以及瓦罐泡水后的气味。从客厅出去，两侧有走廊。一条走廊通向一个灰砖铺地的院子和一堵长满攀缘植物的墙壁。另外一条走廊比客厅里黑暗，或者说比哈里站的地方黑暗。一个男人的声音问他：什么事？哈里：我找拉米雷斯先生。对方问：您是谁？哈里：我是洛杉矶警察堂·理查森的朋友。对方：哎呀，真有意思！为什么拉米雷斯先生就是好人呢？哈里：我找一个人。对方半惆怅半厌倦地说：人人都这么说。那天下午，他跟着拉米雷斯一道前往蒂华纳市中心的警察局。拉米雷斯让他独自查阅一千多份档案。他对哈里说：你翻一翻吧！两小时后，哈里找到了一份可能与丘乔有关系的档案。拉米雷斯回来检查档案的时候，对哈里说：这是个价值不大的罪犯。他偶尔拉拉皮条。今天晚上咱们可以在沃沃歌舞厅找到他。他经常去那里。不过，咱们先共进晚餐。哈利和他在一家露天餐厅吃晚饭的时候，这位墨西哥警察说起了自己的身世。拉米雷斯说：我出身贫寒。一直到二十五岁之前，总是磕磕绊绊。哈里没兴趣听他讲述自己的身世，而是想听听丘乔的情况，但他假装在倾听。那些西班牙语词汇犹如耳旁风，没给他留下任何印象，因为他不打算听，就没听进去；尽管此前拉米雷斯用英语试着讲述，效果依然。哈里朦朦胧胧地明白了：拉米雷斯的日子的确过得不容易。可怜的母亲连续几次外科手术，已经习惯了忍受不幸。警察的名声不好，有时是真的，有时是假的，这十字架咱们得背着。哈里想：是一副十字架啊。随后，拉米雷斯说到了女人，劈开双腿的女人。劈得很大啊。露出了什么？老天爷！吃饭的时候不能说啊。一个骚孔。一个骚眼。一个骚洞，就像加利福尼亚的地坑一样，我想是叫圣贝纳迪诺地坑吧。加利福尼亚有地坑吗？头条新闻。哈里说：是的。我住在亚利桑那州。拉米雷斯说：是啊，先生，离得很远。哈里说：不远，在旁边。明天我就回家。随后，哈里听到他讲述关于子女的漫长故事。他问：哈里，你以前注意听过孩子的哭声吗？哈里：没有听过。我没子女。拉米雷斯：是啊，是啊，对不起，对不起。哈里纳闷：干吗说对不起呢？拉米雷斯：那是个正派的好女人啊。那女人，你在无意中伤害了她。就因为风俗习惯啊。哈里，咱们就因为风俗习惯变成了盲人（至少是独眼龙啊）。直到突然得了不治之症，那女人病倒在咱们怀里。她总是关心大家，就是忘记了自己，这时在咱们怀里变得无精打采了。拉米雷斯强调：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咱们还没察觉呢。哈里纳闷：我跟他讲过我的家事吗？我的名声臭到这个程度？拉米雷斯低声说：事情不是像你看见的那样。你以为事情就像表面那样没大麻烦、没问题吗？哈里回答：不是。提出问题总是很重要。蒂华纳这位警官说：正确。总是应该提出问题的。总是应该对我们的问题再提个为什么。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稍一疏忽，我们的问题就把我们带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哈里，你能看到这问题的实质吗？我们的问题从定义上看就可疑。但是我们需要提出来。这是最操蛋不过的了。哈里说：生活就是这样啊。随后，拉米雷斯沉默了。他俩欣赏着大街上过往的行人，脸上感觉到习习凉风吹到了蒂华纳。凉风里带来汽车油、干燥植物、柑橘、大规模墓地的气味。拉米雷斯问：再来一杯啤酒吗？还是现在去找那个什么丘乔？哈里答：再来一杯吧！他俩走进那家歌舞厅后，哈里让拉米雷斯采取主动。这位墨西哥警察叫来一个保镖。这个保镖肌肉发达，像个健美运动员，身穿的运动衫像紧身衣那样紧贴在胸膛上。拉米雷斯在保镖耳边说了些什么。保镖低头听着，后来抬头看看警察，似乎要说点什么。可是，拉米雷斯说去吧！保镖就消失在歌舞厅的灯光后面了。哈里跟着拉米雷斯一直走到后面的走廊尽头。二人进了男厕所。里面有两个男子，一看见警察进来，连忙走开。拉米雷斯用了一阵工夫照镜子。他洗手，洗脸后，从西装上衣掏出一把梳子，仔仔细细地梳头。哈里既不洗脸，也不梳头，静静地靠在没有粉刷的水泥墙上，一直等到丘乔的出现。丘乔问：你们要干什么？拉米雷斯说：丘乔，你过来！哈里关上了厕所的门。拉米雷斯提问。丘乔一一回答。他认识米盖尔·蒙特斯。他是米盖尔·蒙特斯的朋友。据他所知，米盖尔·蒙特斯还住在圣特莱莎，跟一个妓女同居。他不知道妓女的名字，但知道是个年轻姑娘。她曾经在一家名叫“内务”的夜总会里干过。哈里问他：认识艾尔莎·富恩特斯吗？那家伙转身，看哈里一眼，点点头。他目光凶狠，属于那种总是迷糊的可怜虫。他说：我想她是叫这个名字。拉米雷斯这时说：丘乔，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呢？这个拉皮条的家伙说：头儿，因为我从来没骗过你呀。这位墨西哥警察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刀，一面说：可是我得拿到保证啊。那是一把自动弹出匕首，手柄上有珍珠母，刀刃锋利，有十五公分长。丘乔呻吟道：头儿，我从来不骗你。拉米雷斯说：丘乔，这事对我的朋友很重要。我怎么知道我们一走你不会打电话给米盖尔·蒙特斯呢？丘乔：头儿，既然是您的事，我绝对、绝对不给米盖尔通风报信。我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啊。拉米雷斯问哈里：哈里，怎么办啊？哈里说：我估计这小子没撒谎。哈里推开了厕所门，看见对面有两个身材不高的妓女和那个保镖。两个妓女开始发胖，大概属于感性的女人，因为她俩一见到丘乔安然无恙出来，就立刻又哭又笑地扑过来拥抱丘乔。最后一个离开厕所的是拉米雷斯。他问保镖：有问题吗？保镖声音很轻地回答说：没有任何问题。他问：这么说一切都好了？保镖：很平静。哈里和拉米雷斯走到门外时，看见一队年轻人正准备进歌舞厅。哈里认出人行道那边丘乔搂着两个妓女走路。天上挂着这一轮圆月，这让哈里回想起他见过的大海，见过不到三次。拉米雷斯走到哈里身边说：丘乔上床去了。他害怕极了，特别激动，不可能不想马上找个沙发躺一躺，来杯苏打威士忌，看电视上的好节目，让两个妓女准备好饭菜。说实在的，这种女人也就是会做饭。拉米雷斯说话的口气，好像从上小学起就认识妓女一样。那队年轻人后面，还有几个大呼小叫的美国游客。拉米雷斯问：哈里，你现在要干什么？哈里望着地面说道：我去圣特莱莎。当天夜里，他顶着星星又上路了。穿过科罗拉多河的时候，他看见天上有颗彗星划过，也许是一颗流星。按照母亲的教导，他默默地许个愿。从圣路易斯到玻璃城的公路上，他没有见到人烟。到玻璃城后，他停下来，到餐厅里喝了两杯咖啡，什么也不想，感觉热乎乎的咖啡顺着食管流进胃里。接着，跑上了玻璃城到索诺伊塔的公路，一直向南，朝着卡波尔卡驶去。到了卡波尔卡小镇，寻找出口的时候，发现除了加油站之外，所有店铺都打烊了。他向东方开去，穿过阿尔塔尔、新村和圣塔安娜，最后与通向诺加莱斯和圣特莱莎的四车道相连。清晨四点，他到达了圣特莱莎。走进德梅特里奥·阿基拉的家，没看到任何人，为此，没有上床休息一下。洗洗脸，洗洗胳膊，用冷水擦洗胸部和腋下，从手提箱里拿出一件干净衬衫穿上。走到“内务”夜总会的时候，那里还没有关门。他要求见老鸨。接待他的家伙带着讥讽的表情看他一眼。那家伙站在一个木制柜台后面，那柜台是给一个人设计的舞台，节目主持人可以站在后面，那家伙个子可能很高。那家伙说：先生，这里没有什么老鸨。哈里说：那我想跟负责人谈谈。答：先生，没有负责人。哈里问：谁管事？答：先生，这里有个负责公共关系的女士。她叫以塞拉小姐。哈里试着笑一笑，说道：我想跟以塞拉小姐谈一分钟。那家伙说：您进歌厅里去打听她吧！哈里走进一个大客厅，看见一个有小白胡子的人在沙发上睡觉。四周墙壁挂满了红布，做了凸雕饰，好像客厅是妓女疯人院的安全室。走上楼梯，扶手上也蒙上了红布，哈里迎面看见一个妓女陪着嫖客下楼，他拉住了妓女的胳膊。他问艾尔莎·富恩特斯是不是还在这里工作。妓女喊道：松手！走开！下楼去了。歌厅里人很多，但传来的音乐是波莱罗舞曲或者南方的丹松舞曲，听起来令人忧伤。黑暗中，男男女女搂着几乎不动。哈里很费劲地才找到了一个服务员，问哪里能找到以塞拉小姐。服务员给他指了指歌厅尽头的一扇门。以塞拉小姐在陪着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子，那人身穿黑色西装，打着黄色领带。他们邀请哈里坐下的时候，那人挪到面向大街的窗口去了。哈里对以塞拉小姐说，他找艾尔莎·富恩特斯。以塞拉小姐想知道：找她干什么？哈里面带微笑地说：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以塞拉小姐笑了。她很瘦，身材苗条，左肩膀上有文身，是个蓝色的蝴蝶；她年龄可能还不到二十二岁。靠窗口那家伙也想笑，但只是上嘴唇动了动，做了个怪相。以塞拉小姐说：她已经不在这里做了。哈里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以塞拉小姐：1月左右吧。问：您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她吗？以塞拉小姐看看靠窗口那家伙的表情，问他能不能说。那男子说：怎么不能呢？就算咱们不说，他也能用别的办法打听 出来。这美国佬好像很固执。哈里说：的确如此，我是个固执的人。那男人说：以塞拉，你可别再让他得了心脏病啊。告诉他艾尔莎·富恩特斯住的地方吧。以塞拉小姐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长方形黑皮厚账本，开始查阅地址。她说：到目前为止，艾尔莎·富恩特斯住在圣卡塔丽娜大街23号。哈里问：这条街在什么方向？以塞拉小姐答：在卡兰萨区。那男人说：您一路打听吧，就能找到了。哈里站起来，道了谢。离开前，他转身想问他们是否认识米盖尔·蒙特斯。但立刻就后悔了，及时地打住。

他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圣卡塔丽娜大街。终于找到了23号。艾尔莎·富恩特斯的房子用白灰粉刷过，大门是铁的。他敲了两下。左邻右舍安安静静，但此前有三个妇女出门上班。那三个女人刚一离开各自的家门就走到了一起，看了哈里的轿车一眼，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他掏出弹簧刀，蹲下，轻而易举地撬开了门。里面有根铁棍，是当门闩用的，可这时没有插上，说明室内无人。他关上门，下了门闩，开始搜查。每个房间都不乱，而是整整齐齐，不乏魅力。墙壁上吊着水罐、一把吉他、几束散发着香气的草药。艾尔莎·富恩特斯的卧室有点乱，但其他方面无可挑剔。衣柜里的衣服整整齐齐；一张床头桌上摆着几张照片（其中两张是她跟米盖尔·蒙特斯的合影）；地面上还没来得及有尘土。电冰箱里摆着足够的食品。房子里没有半点灯火，连圣母像前也没点蜡烛，一切都似乎准备艾尔莎回家再说。他寻找米盖尔·蒙特斯曾经在这里停留过的痕迹，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他在客厅的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准备等下去。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中午十二点了。没人打算开门。去厨房，找点吃的东西。查查牛奶盒上的保质期，他喝了一大杯。从窗台旁边的塑料口袋里拿出一个苹果，一面吃一面检查房屋的各个角落。不打算煮咖啡，免得点火。厨房里惟一过期的东西就是面包，已经发硬了。他找到了一个地址本，一张长途汽车预订单，这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小动向痕迹。检查了洗手间，看看艾尔莎·富恩特斯的床下，翻翻垃圾袋。打开了三个鞋盒，只看到鞋子。瞅瞅床垫下面。掀起三块小地毯，上面有阿拉伯图案，说明艾尔莎·富恩特斯的爱好。没发现什么东西。于是，想到应该查查天花板。卧室和客厅的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但他在厨房的房顶上发现了一道裂缝。登上一把椅子，拿出弹簧刀，撬动石灰墙皮。墙皮纷纷落下，扩大了洞口后，他伸手进去摸摸。掏出一个塑料袋和一个记事本。塑料袋里有一万美元。把美元装进自己口袋后，开始翻阅记事本。上面有电话号码，没有姓名和抬头，好像随意写上去的。他估计是嫖客的电话号码。少数号码有名字：妈妈、米盖尔、鲁北、胡安娜，还有几个是绰号，可能是同行。他认出电话号码里，有的不是墨西哥而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把记事本和美元放在同一个口袋，决定离去。他有些紧张，想喝两杯咖啡。启动车子时，他感觉有人在盯梢。但周围是安安静静的，只有几个孩子在大街上全神贯注地踢足球。他按按喇叭，孩子们磨蹭了好久才让路。他从后视镜里看见有一辆高地战马出现在大街另一侧。他慢慢滑行，让“战马”追上来。驾驶员和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人，对他丝毫没有兴趣，到了街口，“战马”超过了他。他把车子开到市中心，在一家顾客很多的餐厅旁边停车。他要了一份火腿炒鸡蛋和一杯咖啡。等菜的工夫，他去柜台问一个小伙子是否可以打电话。那小伙子身穿白衬衫，打着黑领结，问哈里是要打给美国，还是墨西哥。哈里说：就是本地圣特莱莎的电话，一面掏出电话本给小伙子看。小伙子说：行，随便打吧，我记账。可以吧？哈里说：好的。小伙子把电话放到他跟前后，就去招呼别的客人。哈里先给艾尔莎·富恩特斯的母亲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人。他打听艾尔莎。那女人说：艾尔莎不在这里。他问：您不是她母亲吗？那女人说：是啊，我是她母亲。可她住在圣特莱莎啊。哈里：那我是在往哪里打电话啊？那女人：什么？哈里：太太，您住在什么地方？那女人：住在托科尼尔克。哈里：在哪里啊？女人：先生，在墨西哥。哈里：是墨西哥的什么地方？女人：在特培华内斯。哈里喊了起来：可是特培华内斯在什么地方啊？答：先生，在杜兰戈。哈里问：是杜兰戈州吗？他一面问一面在一张纸上写下“托科尼尔克”、“特培华内斯”，最后是“杜兰戈”等字样。挂上电话前，他问她详细地址。那女人给了他，但不大理解为什么要地址，不过没任何异议。哈里说：我替您女儿给您寄去一笔钱。女人说：愿上帝赐福给您！哈里：不要谢我。谢谢您女儿吧。女人：行啊，愿上帝赐福我女儿吧！也赐福给您！哈里打个手势给戴黑领结的小伙子，告诉他电话还没用完。然后，回到了餐桌旁边。火腿炒鸡蛋和咖啡已经摆在那里了。重新再去打电话之前，他要服务员再来一杯咖啡。随后，他端着咖啡又去柜台了。他拨了米盖尔·蒙特斯的电话号码（一面心里想：会不会是别的什么米盖尔呢？），结果正像他担心的那样，没人接听。接着，他拨了那个鲁北的电话。结果谈话的混乱程度超过了与艾尔莎母亲的水平。哈里终于弄明白了：这个鲁北住在埃莫西约，她一点也不想知道艾尔莎·富恩特斯和圣特莱莎的事情；不错，她从前是认识米盖尔·蒙特斯，但是也不想知道他的事情（就算他仍然还活着也一样）；她说，她在圣特莱莎的生活从头到尾是个错误，现在不愿意再错了。接着，哈里又给另外两个女人打电话：一个在本子上面，名叫胡安娜；另一个在下面，绰号是“母牛”。这两个电话里都有录音说已经停机。哈里还想最后尝试一下。他拨了一个亚利桑那州的电话号码。结果，留言机上的声音说：请留下信息，以后联络。他要求买单。打黑领结的小伙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做加法运算，一面问哈里是否吃得满意。哈里说：很好。随后，他在萤火虫大街阿基拉的住宅里睡了一个午觉，梦见美国亨特维尔的一条主要大街被沙尘暴袭击。有个声音在他身后喊道：应该到廉价商店去找那几个姑娘啊！但是，他没理睬，继续埋头阅读文件、复印件，那上面的文字好像地球上没有过。睡醒后，他洗了一个冷水浴，用一个柔软的大浴巾擦干了身体。随后，他打电话给问讯处，说出了米盖尔·蒙特斯的电话号码，询问这个号码是在哪个城市登记的。接待他的女人要他稍等片刻，后来念出街道和门牌号码。挂电话前，哈里问这个电话是用谁的名字登记的。女电话员说：先生，使用的名字是弗兰西斯科·迪亚斯。夜幕很快要在圣特莱莎降临的时候，哈里到达了圣保罗凯旋门大街。这条街道是与马德罗中路平行的，位于还保留着过去风貌的居民区：一两层楼的房子，水泥和红砖结构，住户是中产阶级人士、公务员或者年轻的专业人员。如今人行道上走着老人和三五成群的年轻人，他们或跑步或骑车或驾驶破旧的汽车，总是急急忙忙，好像今晚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情要做。哈里心想：其实，惟一有急事要办的人是我啊。他待在车里没动，等候天完全黑暗下来。他下车，穿过街道，周围没人。房门是木制的，好像不难打开。他用弹簧刀一撬，门就开了。从客厅出去，有一条长长的走廊通向一个明亮的小院子，光线来自邻居家。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他听见别处传来的电视声音和一种喘气声。他立刻明白了这里还有别人，后悔没带武器。他探头看看第一个房间。一个胖胖的宽肩膀的家伙正在从床下掏什么东西。床很矮，掏东西费劲。等东西掏出来后，开始拖向走廊的时候，那家伙一转身，看见了哈里，但并不惊讶。那东西裹着塑料带。哈里立刻感到恶心和狂怒涌上心头。在一刹那间，二人都没有动弹。那胖子身穿黑色工作服，很可能是某个加工厂的正式制服。他的表情有些生气，甚至难为情。似乎是说这苦活是我干的。哈里怀着一种宿命的想法认为，其实他并没有来这个距离市中心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弗兰西斯科·迪亚斯之家，像是待在乡下尘土飞扬的灌木丛中一座破茅屋里，旁边是牲口圈、鸡窝和一个柴火灶，位于圣特莱莎或者随便什么沙漠里。哈里听见有人关门以及向客厅走来的脚步声。有个声音在叫胖子的名字。哈里还听见胖子说：我在这儿呢，跟咱们的朋友在一块。哈里更加愤怒了。他想一刀捅进胖子的心脏。他猛然朝胖子扑过去，用眼角余光绝望地注意着从走廊上过来的两个人影——就是他先前看见在“战马”里的两个家伙。

1995年1月5日开年不久就发现了另外一具女尸。这一次是一具尸骨，埋在地表浅处，地点在属于莫雷洛斯村庄的一座牧场里。挖掘出尸骨的农民不知道是个女人，以为是个小孩子。尸骨旁边没有衣服，没有任何可以识别身份的遗物。村里有人报了警。六小时后，警察方才赶到。对每个发现尸骨的人一一录了证词，警察询问是否少了村民，是否最近有人打架，是否什么人最近行为不正常。当然有了：两个村民离开了村庄，像往年一样，去了圣特莱莎，或者诺加莱斯，或者美国。大家的事情嘛，经常发生，但不严重。农民的行为嘛，取决于季节、收成、牲口的多少，一句话，取决于经济状况，跟全世界一样。圣特莱莎的法医很快作出判断：这是个女人。加之埋葬的坑里没有衣物，显然是一桩谋杀。她是如何被害的呢？法医说不出来了。什么时候被害的？大约三个月前吧。法医宁可不说得绝对，因为尸体的腐烂过程变化多端，为此，有人非要知道准确的死亡时间，那就得把尸骨送到埃莫西约法医解剖所，或者最后送到首都去。圣特莱莎警方发布公告，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总而言之，是推卸责任。凶手可能是个驾驶员，从下加利福尼亚来，向奇瓦瓦去；死者是个搭顺风车的旅行者，上车地点在蒂华纳，在萨利克被害，埋葬在这里是偶然的。

1月15日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名叫克劳迪娅·佩雷斯·米阳。发现尸体的地点是萨华丽托斯大街。死者身穿黑色毛衫，每只手上都戴着人造宝石戒指，此外还带着结婚戒指。没有裙子，没穿内裤；但脚上有人造革红色平底皮鞋。被强奸过，是被勒死的，尸体裹着白色的毯子，好像凶手打算移尸外地，而突然决定（也许是环境所迫）把尸体扔在萨华丽托斯大街的垃圾桶里。克劳迪娅二十一岁，与丈夫和两个孩子住在马尔克斯大街，距离发现她尸体的地方不远。警察到达她家门前时，没人出来开门，但从室内传出来的哭叫声清晰可闻。警察因为有搜查令，就把死者住宅的房门撞开了。在一间用钥匙锁住的房间里，警察发现了两个小孩，一个名叫胡安·阿帕里西奥·佩雷斯，另一个名叫弗兰克·阿帕里西奥·佩雷斯。房间里有一桶自来水和两个普通长面包。在一名儿童心理医生的帮助下，警察问了孩子们一些问题。他俩说，是父亲胡安·阿帕里西奥·雷格拉昨天夜里把他俩锁在卧室的。后来，他俩听见了碰撞声和叫喊声，但说不清是谁在喊叫，也不知道碰撞声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俩就睡着了。第二天家里已经没人了。等到听见警察的叫门声，他俩才哭喊起来。谋杀案嫌疑人胡安·阿帕里西奥·雷格拉有一辆轿车。警察没有找到，据此推测，嫌疑人杀害妻子后，驾车逃跑了。克劳迪娅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里当服务员。胡安·阿帕里西奥·雷格拉没有固定工作。有人说他在加工厂干活，有人说他给前往美国的移民当偷渡向导。警方立刻下达了通缉令。但知情的人都断言那小子绝对不会在城里露面了。

2月，玛丽娅·德拉露丝·罗麦罗死了。她十四岁，身高一米五八，长发垂到腰间，本来她打算剪成短发，这是她跟姐姐说的。不久前开始在EMSA加工厂干活。EMSA是圣特莱莎最早的工厂之一，位置不在工业区，而是就在珍宝小区；工厂像座甜瓜色的金字塔，祭坛藏在大烟筒后面，有两扇工人和卡车进出的货场大门。玛丽娅·德拉露丝·罗麦罗下午七点走出家门。同行的有前来找她的几个女友。她对家里人说是去索诺丽塔一家工人歌舞厅跳舞。歌舞厅位于圣达米安和布拉达两区的交界处。她还说晚饭在外面吃。她父母都不在家，因为那一星期上夜班。玛丽娅·德拉露丝的确跟女伴们站在一辆厢式货车旁边吃了晚饭。那厢式货车停在歌舞厅对面的人行道上，出售玉米饼和奶酪饼。晚上八点，她们进了歌舞厅，看到里面挤满了熟悉的年轻人，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厂里工作，或者因为在小区里见过面。据玛丽娅·德拉露丝的一个女友说，玛丽娅独自跳舞，不像她的女友们与情人或者熟人一起跳。但有两次她被两个小伙子分别邀请喝酒或者吃冷饮。玛丽娅·德拉露丝都拒绝了。第一次是因为她不喜欢那个小伙子，第二次是因为胆怯。晚上八点半，她在一个女友陪同下离开了歌舞厅。她俩住的地方距离相对较近，一起回家比单独走路要好多了。在距离玛丽娅·德拉露丝家还有五条街的地方，她俩分手了。此后，她就下落不明。警察询问了五条街上的居民，大家都声称没有听见任何喊叫声和求救声。两天后，她的尸体出现在“黑屋”公路的一侧。她被强奸过，面部多次被殴打，特别像发泄仇恨，甚至有腭骨断裂，这在棒击中都实属少见；这让法医推测出（但后来随即排除）这样的结论：绑架玛丽娅·德拉露丝的轿车发生了车祸。死因是胸部和颈部多处刀伤，直接伤及两肺和多处动脉血管。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他重新询问的人有陪同玛丽娅一道去歌舞厅的女友们、歌舞厅老板、服务员以及玛丽娅独自走过或者打算走的五条街的居民。询问的结果让人泄气。

3月，城里没有出现女尸。但是，4月发现两具，间隔的时间很短。还响起了第一批批评警方办案不力的声音：警方不仅无法制止性犯罪浪潮，而且无法抓住凶手以及恢复这座本来勤劳城市的安宁与和平。头一具女尸出现在圣特莱莎市中心家园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尸体在床下，裹着被单，身上只有一件白色的乳罩。据旅馆经理介绍，死者的房间登记在亚历杭德罗·贝尼亚尔瓦·布劳文名下，他三天前租了这间房，如今没有消息。警察询问了清洁女工和两名接待人员，人人都声称这个客人只是在入住的第一天露过面。清洁女工则发誓第二天和第三天绝对没发现床下有东西，但这种说法，据警察分析，可能是花招，用来掩盖打扫房间时的粗心。在旅客登记簿上，贝尼亚尔瓦·布劳文留下的是埃莫西约的地址。埃莫西约警方得到消息，发现那个地址根本没住过什么贝尼亚尔瓦·布劳文。死者大约三十五岁，肤色微黑，强壮，胳膊上有大量针刺的痕迹。据此，警察对城里吸毒的圈子进行了排查。但没有找到可以识别死者身份的线索。根据法医分析，死因是过量吸食海洛因。不排除提供毒品的人就是嫌疑人布劳文，也不排除布劳文知道此女已经中毒。两周后，就在全部努力集中在调查第二个无名女尸案的时候，有两个妇女来到警察局，声称认识第一具女尸。死者名叫索菲亚·塞拉诺，曾经在三家加工厂当过女工和服务员，后来在新城区荒地，公墓的后面做了妓女。她在圣特莱莎没有家人，只有一些朋友，都是穷人，因此她的遗体被送给圣特莱莎大学医学系的学生们了。

第二具女尸出现在星星小区的垃圾堆附近。被强奸过，是被勒死的。不久，查明她叫奥尔卡·帕雷德斯·帕切戈，二十五岁，皇家大道服装店女工，距市中心很近。她未婚，身高一米六，家住雷东多兄弟大街，鲁文·达里奥区，有个妹妹名叫艾丽莎·帕雷德斯·帕切戈。小区里的人都认识这姐妹二人，因为她俩有同情心、人缘好、办事认真。五年前，父母双亡，父亲是癌症，母亲是心脏病，仅仅间隔两个月就都离开人世。奥尔卡负责管家务，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没有男朋友。妹妹艾丽莎二十岁，有未婚夫，打算结婚。艾丽莎的未婚夫是个刚刚从圣特莱莎大学毕业的年轻律师，在城里一位商业大律师的事务所工作，据推测奥尔卡被绑架的那个夜晚，他有不在场证明。他未来的大姨子之死让他感到非常震动，在对他的非正式传讯中，他说简直不能想像谁会对奥尔卡有仇，甚至加害于她，因此他坚持认为这是命苦，据他说，他未婚妻一家厄运临头，先是父母双亡，后是姐姐被害。奥尔卡不多几位女友认可了艾丽莎和她未婚夫的看法。人人都喜欢她，这样好的圣特莱莎人可是不多了，一句话，诚实、正派。另外，她很会穿衣，品位高雅。关于她穿着的品位，法医同意大家的看法，另外，他发现尸体上有个怪事：死亡之夜她穿的裙子，是反穿的。

5月，美国领事拜访了圣特莱莎市市长。随后，在市长陪同下又会见了警察局长。这位领事名叫亚伯拉罕·米切尔，但是他老婆和朋友们叫他柯南。他身高一米九，体重一百零五公斤，满脸皱纹。他喜欢住在墨西哥，喜欢去沙漠里生活一段时间；他自己只管大案和要案。就是说，几乎总是无事可做，除了代表美国参加一些聚会以及在某个夜里（每两个月一次）在热衷喝酒的同胞陪同下突然造访圣特莱莎两家最负盛名的龙舌兰酒家。此前，那位亨特维尔的治安官失踪了，领事掌握的所有报告都表明最近有人在圣特莱莎见过警官。警察局长想知道那位治安官来圣特莱莎是公务还是旅游。领事说：当然是旅游。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说：那我能知道什么呢？这里每天有成百上千的游客经过啊。领事想了想，最后觉得局长有道理。局长心里想：你最好别轻举妄动。尽管如此，出于对市长的尊重（市长是他朋友），局长同意领事或者领事认为合适的人选检查本城自1994年11月以来至今无名死者的照片。专程为此事从美国亨特维尔赶来的治安官助手罗利·甘布萨诺一一辨认了照片，毫无结果。领事馆职员库尔特·班克斯说：可能治安官疯了，在沙漠里自尽了。另一个职员亨特尔森说：也许治安官在佛罗里达跟一个男扮女装的家伙同居呢。柯南领事严肃地瞅瞅两个职员，对二人说：这样说一个美国治安官可不厚道！5月，圣特莱莎没有妇女被杀。6月同样没有。但是，7月又出现两具女尸。一个女权主义运动组织上街抗议。这个组织名叫索诺拉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总部设在埃莫西约，圣特莱莎仅有三个分支机构。头一具女尸出现在莱夫西奥大街一家汽车修理部的院子里，修理部差不多位于大街尽头靠近通往诺加莱斯公路的地方。死者十九岁，被强奸过，是被勒死的。尸体在一辆准备拆卸的汽车里面。她身穿混纺布长裤、有些露胸的白衬衫，脚上是牛仔靴。三天后，警方获悉死者名叫巴乌拉·加西亚·萨帕特罗，家住牛背山小区，是TECNOSA加工厂女工，出生在墨西哥克雷塔罗州。她跟三个克雷塔罗州女人同住，没听说她有男友；但是与同一家工厂的两个男同事有过感情纠葛。这二人被警方传讯了好几天。但二人都能拿出不在场证明。传讯的结果是其中一人休克和被打断了三条肋骨，送进了医院。就在警察还在调查巴乌拉·加西亚·萨帕特罗的案子时，第二具女尸出现在通往黑屋公路旁边墨西哥石油公司仓库的后面。死者十九岁，消瘦，肤色发黑，有一头黑色长发。根据法医检验，死者肛门和阴道都被多次强暴过，身上有多处血肿，说明有人对她施加了极大的暴力。但是，发现死尸的时候，她上下穿着整齐：混纺长裤、黑色内裤、浅栗色连裤袜、白色乳罩、白衬衫，所有的服饰都没有撕破的地方；据此推测，凶手，或者凶手们把她脱光衣服强暴并杀害后，重新给她穿好了衣服，最后才扔到了墨西哥石油公司的仓库后面。办理巴乌拉·加西亚·萨帕特罗一案的是州检察员埃弗拉因·布斯特罗；罗萨乌拉·洛佩兹·桑塔纳一案交给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办理。这两桩案子很快就进入了死胡同，因为没有目击者，没有任何人能给警察提供线索。

1995年8月发现了七具女尸。弗罗里达·阿尔梅塔第二次登上索诺拉电视台。美国图森两名警察来圣特莱莎提问题。这二人会见了领事馆的两名职员：库尔特·班克斯和迪克·亨特尔森，因为领事柯南·米切尔已经去加利福尼亚的萨河牧场度假，实际上，那是座烂木头茅屋，旁边就是拉莫纳印第安人保留区，与此同时，他妻子在圣迭戈附近的艾斯贡迪多的妹妹家中休息几个月。这座烂木头茅屋的周围从前还有大面积土地，但柯南的父亲把大部分卖掉了，只剩下一千平方米的野生植物园用来捕杀田鼠，他装备了雷明顿870霰弹枪；他在那里看牛仔小说和色情录像。看累了就钻进车里去萨河镇酒吧。那里有些老头从小就认识他。有时，柯南·米切尔呆呆地望着那些老人，心里想他们不可能记得他童年时期的事情，因为有几位的样子好像比他大不了几岁。可是，几位老人弄得假牙上下舞动，回忆起小米切尔的顽皮行径，好像事情就在眼前。柯南只好跟着一起假笑。实际上，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记得自己的童年。他回想起自己的父亲和哥哥。有时，还想起雨季来。可那不是萨河而是别的住地的雨季。对闪电劈人的迷信，一直陪着他长大。这还记忆犹新，但很少对外讲过，老婆除外。说实话，柯南·米切尔不大爱讲话。这是他喜欢住在墨西哥的原因之一。他在墨西哥拥有两家小运输公司。通常墨西哥人喜欢聊天，但不愿意跟上层人士说话，尤其是美国上层人物。这个想法（天晓得怎么会在他脑海里形成的）让他一到墨西哥就感到非常宁静。但是，他往往迫于老婆的强求，不得不在加利福尼亚或者亚利桑那度假，无可奈何啊。开头几天的变化对他影响不大。两周后，实在忍受不了嘈杂声（都是吵着要找他的，要求他做出回答），他就跑到萨河去了，躲进破茅屋里。就在图森警察到达圣特莱莎的时候，柯南已经离开那里二十天了。警察打心眼儿里感谢他的离去，因为他们听说这位领事办事无能。亨特尔森和班克斯已经担任起向导的角色。几个美国警察走遍了圣特莱莎全城，走访了酒吧，会见了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与局长就贩毒问题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会晤了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和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两位检察员，与陈尸所两位法医谈了话，查阅了在沙漠里发现的无名尸体的档案材料，光顾了“内务”妓院，分别跟妓女上了床。最后，怎么来的就又怎么回美国去了。

关于弗罗里达·阿尔梅塔第二次上电视台的情况，没有第一次那么轰动。她按照雷纳尔多的特别要求，谈了自己撰写和出版的三本书。她说，那不是好书；但是对一个二十岁之前还是文盲的女人来说，也不乏价值。她肯定地说，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伟大事件，如果与宇宙相比，都微不足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类如果愿意，是可以超越自我的。举例来说，一个农民不可能一夜之间去领导NASA的工作，也不可能在NASA工作；但是，谁敢断言这位农民的子女，在父亲的关怀下，某一天不会去NASA工作呢？再比如，本来她很想读书和当老师，因为按照她肤浅的理解，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就是教孩子们念书，就是十分小心地让孩子们睁开眼睛欣赏一点点现实和文化的瑰宝，说到底，这现实和文化是一回事。可她没能当上老师，如今与大家相安无事。有时，她做梦自己当了乡村女教师。她的学校位于高高的山冈上，从那可以看见村庄、棕色和白色的房屋、黄色的瓦顶，有时，老人们会从家里望着外面的土路。她站在学校的院子里，可以看见来上学的小姑娘们。看见她们那黑黑的头发，或马尾巴或辫子或盘在头顶的发髻。她面孔微黑，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远处，农民在种地，从沙漠里收获果实，放牧羊群。她能理解农民的语言、说话的方式，理解得明明白白啊，明白他们不变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词语，毫无困难。对，这都是梦。有些梦可以容纳一切，有些梦空空荡荡，世界就是一具吱吱咯咯作响的棺材。尽管如此，她和大家相安无事，因为虽说她没能如愿以偿地读书当老师，却当上了草药医生；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她有特异功能，很多人感谢她为他们做的事情，虽然是小事、无足轻重的，一些小小的忠告啦，几个小小的点子啦，比如，建议人们多吃植物纤维类的东西，虽说不是人类的食物，咱们的消化器官不能吸收，但是有利于大小便，对不起，雷纳尔多和尊敬的观众，有利于放屁。弗罗里达说，只有食草动物的消化器官拥有能够消化纤维的物质，从而吸收里面的葡萄糖分子。纤维素和类似的物质就是咱们常说的植物纤维。虽然吃植物纤维不能给咱们提供有用的热量元素，但是对健康有好处啊。植物纤维没有被吸收的时候，它能让已经嚼碎的食物在消化器官的运行过程中保持原来的大小。从而对肠道产生压力，刺激肠道蠕动，让其余的消化物质沿着肠道顺利前进。拉稀不是好事，个别情况例外，但是，一天大便一两次可以让人心平气和，内心平静。咱们不要夸张，平静不是那种伟大的宁静致远，是内心小小的安宁。植物纤维和铁质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植物纤维是食草类动物的食物，体积小，对我们来说没营养，但是可以提供小豆子那样的一点点安宁。铁质则相反，意味着对别人坚硬，对自己坚强。我说的是哪种铁呢？是制造宝刀的铁。或者说，既可锻造宝刀又代表着刚性的铁。无论如何，铁可以杀人。所罗门王 ［10］ 是如此聪慧的国王，可能是历史上最聪慧的国王，又是大卫王之子和儿童的保护神，但也有人说所罗门王曾经想劈死一个孩子；在他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圣殿时，严令不得使用铁做建筑支架，细节地方也不行；他还禁止用铁刀做包皮环切手术，顺便说一下，并非要冒犯谁：在那个时代和那样的沙漠环境里，这样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道理，绝非偶然。但是，今天有了许多现代卫生措施，这种做法就显得夸张了。我认为男人如果愿意的话，应该在二十一岁做包皮环切手术；如果不愿意，那也没事。弗罗里达说：还说铁吧，应该补充的是，无论希腊人，还是凯尔特人都不用铁器采集草药或神药。因为铁意味死亡、刚性、权力。这在治疗方法上是有争论的。但古罗马人后来认为铁器在治疗各种疾患中有一大堆效能，比如，治疗狂犬咬伤、痢疾、大出血、痔疮。这个想法传到了中世纪，人们还认为魔鬼和巫师都躲避铁器。用刀可以消灭他们啊，怎么能不躲避呢！只有十足的傻瓜才不躲避！在中世纪的蒙昧年代里，人们用铁器算命，就是铁器占卜，具体做法是：把稻草屑撒在烧红的铁块上，燃烧的时候会爆出一些火星来，像星星一样闪亮。这样的闪亮可以阻挡巫婆恶毒的眼神。这样闪亮的铁花让我想到的是某些政治领导人或者工会领袖或者警察戴着的墨镜，请原谅我的离题。弗罗里达发问：我常常想，他们为什么要挡住眼睛呢？他们是熬夜研究治国方略吗？是研究工人更能安全生产和如何增加工资吗？是研究犯罪率下降的措施吗？有可能。我不是说没这种可能。也许他们眼圈黑了的原因在于此。但是，假如我走到他们跟前，摘掉他们的墨镜，看见他们没有黑眼圈，那会怎么样呢？想像一下我都觉得恐惧。这给了我勇气。亲爱的男女朋友们，很大的勇气。但是越害怕，就越有勇气。这话面对着摄像机镜头，必须说清楚，而且是在雷纳尔多这样优秀的节目里，节目的名称很对；《与雷纳尔多一小时》，节目愉快又健康，人人都可以大笑，可以度过一段美好时光，可以学到新东西，因为雷纳尔多是个有文化的青年，总是考虑邀请嘉宾登台，歌手、画家、首都退休的杂技演员、室内设计师、口技艺人和木偶、一个有十五个子女的母亲、一位写浪漫叙事曲的作曲家；说到这里，应该利用这次机会，有责任讲讲别的事，就是说，不能只讲自己，不能受自我的诱惑，不能犯轻浮的毛病，如果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那也不算什么轻浮、什么错误，或什么其他，可是对于一个七十岁的妇女来说，轻浮就是不可饶恕的了；她说，虽然我这一辈子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小说了，至少可以写一部电视剧，可是求上帝恩准，尤其是圣母让她说说自己，请雷纳尔多原谅，他希望我谈谈自己；但是，有比我个人更重的事要谈，我称之为奇迹，我会不厌其烦地说：不是奇迹，而是多年读书、走路的成果，可以说，我的奇迹就是工作和观察的结果，也可能是，我说的是可能，也是天赋的结果。接着，弗罗里达说：在这个美丽的索诺拉州发生的事情，让我既恐惧又产生了勇气；索诺拉是我的故乡，我的出生地，也可能我会死在这里。然后她说：我说的是可以吓死最胆大的男子汉的鬼魂。我在梦中见到了罪恶，好像电视机爆炸，屏幕的碎片散落在我卧室的地面，但是仍然可以从碎片上看到和听见没完没了的恐怖场面和哭声。她说：看见这许多鬼魂后，我睡不着觉了。为了镇定下来，我可以随便喝点什么，但是没有效果。瞎子点灯白费蜡。就这样，我一直醒着到天亮，打算看书和做点有用的实事。可是最后，我在餐桌前坐下，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最后，她说：我指的是在圣特莱莎，妇女被非常野蛮杀害的事情，我说的是小姑娘、家庭主妇、各种身份的女工每天都在本州北部这座勤劳城市的城里城外被杀。我说的是圣特莱莎。我说的是圣特莱莎啊！

关于1995年8月被杀妇女的情况，第一位名叫奥罗拉·姆纽斯·阿尔瓦莱斯，尸体是在圣特莱莎通往卡纳内阿公路的非机动车道上被发现的。她是被勒死的。二十八岁，身穿绿色紧身裤和白色长T恤，脚踏玫瑰色网球鞋。据法医判断，她被鞭子抽打过，后背上还可以看到宽皮带的印迹。她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里当服务员。第一个落网的是她的未婚夫。据一些证人说，奥罗拉与他不和。他叫罗黑里奥·莱依诺萨，在林克加工厂打工。在奥罗拉被绑架的下午，他没有不在场证明。在一周的时间里，警察对他连续不断地审来审去。一个月后，他被转移到了圣特莱莎监狱，随后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没有再抓捕别人。据现场目击者们说（他们都不认为是一次绑架行动），奥罗拉上了一辆黑色朝圣者轿车，有两人陪同，似乎是她的熟人。奥罗拉的尸体被发现两天后，8月的第二名受害人的尸体出现了。她叫艾米利亚·艾斯卡兰特·桑胡安，三十三岁，胸部和颈部有大量血肿。尸体位于米却肯和萨维特拉将军两条路的交叉路口上，属于劳工区。法医鉴定说，死因是多次被强奸后扼杀。此案由检察员安赫尔·费南德斯负责，他在报告中指出，不是扼杀，而是中毒。艾米利亚住在莫雷洛斯区，位于城西，是新马科茨加工厂的女工，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和母亲同住，此前请人把母亲从瓦哈卡州接来管孩子，她出生在瓦哈卡。没有丈夫，但每两月去一趟市中心的歌舞厅，有女工友陪同，去喝酒和某个男人上床。警方认为她是半个妓女。一周后，8月的第三个受害人出现了，她名叫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十七岁，尸体的位置在通向“黑屋”的公路旁边。身穿深蓝色衬衫和牛仔裤。她双手被捆在身后。身上没有被殴打和折磨的痕迹。三天前，离家后失踪，她跟父亲和兄弟住在一起。办理此案的是圣特莱莎的两位警察，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和诺诶·韦拉斯科。没让检察员参加，为的是减轻检察员们的负担，因为他们抱怨工作太多了。发现埃斯特雷利亚的尸体后仅一天，8月的第四个受害人出现了，她名叫莫妮卡·包萨达，二十岁，尸体位于友谊大街附近的荒地上，那里属于珍宝区。据法医说，莫妮卡的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过，还在喉咙里发现了精液，因此警方认为“三处遭受强暴”。但是有个警察说，全面遭受强暴应该是五处。大家问他另外两处是哪里呢，答曰两个耳孔。另外一个警察说，他听说过有个强奸犯强暴了七处，就是说，上述五处再加上两个眼窝。而另外一个警察说，听说首都有个强奸犯强暴了八处，就是上述七处再加上肚脐眼。那首都强奸犯在受害人的肚脐处用匕首切开一个不大的口子，把生殖器放了进去。当然，干这种勾当的家伙一定是变态。结果，这个“三处”强暴案在圣特莱莎警察局散布开来，成了要案，在半官方的圈子里享有“盛誉”，经常会出现在警察的报告里、审讯室里以及与报界非正式的谈话中。在莫妮卡一案中，她不仅三处被强暴，而且是被勒死的。尸体被发现时，半遮半掩地放在一堆纸板箱后面，腰部以下是赤裸裸的。双腿全是鲜血。假如有个陌生人（或者天使）从高空或者远处（周围没有任何建筑物）看到她的双腿，会以为她穿的是红袜子呢。阴道被撕裂。外阴和腹股沟有明显的咬伤和撕伤，好像野狗要把她吃掉。几个检察员集中精力调查她的家庭关系和熟人圈子。莫妮卡与家里人住在圣衣波利托大街，距离她尸体被发现的荒地有六个街区。她母亲、继父以及哥哥都在大世界加工厂打工。莫妮卡在那家工厂干了三年之久，后来决定离开，去国家海洋技术加工厂试试运气。莫妮卡全家来自米却肯州的一个小村庄，十年前来圣特莱莎定居。一开始，生活没有改善，反而变坏，莫妮卡的父亲决定去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大家认为他死了。于是，莫妮卡的母亲结识了一个勤快、有责任心的男人，最后结了婚。这对夫妻生育了三个儿子。老大去一家小皮靴厂工作。老二、老三去上学。她继父在传讯中，说法很快就自相矛盾起来；最后，承认犯有谋杀罪。根据他的交代，他老早就悄悄地爱上了莫妮卡，那时她才十五岁。他对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以及埃弗拉因·布斯特罗说：从此生活就变成了折磨，但是总能克制住，尊重他继女，部分原因是她是继女，部分原因在于莫妮卡的母亲也是他三个孩子的母亲啊。关于作案日期，他说得模模糊糊，充满了疏漏和遗忘。在第一个供词里，他说作案时间是黎明。在第二个供词里，他说，天已经亮了，家里只有他和莫妮卡，因为那一周他俩上下午班。他把尸体藏进了衣柜。他对检察员说，是我的衣柜。我的衣柜没人碰，因为我要求别碰我的东西。到了晚上，他等全家睡下之后，把尸体用毯子裹上，扔到附近的荒地上去了。问他为什么莫妮卡腿上会有咬伤和鲜血，他不知如何回答。他说，是他勒死了她，仅仅记得这个。其余的事情已经从脑海里消失了。在友谊大街荒地上发现莫妮卡尸体两天后，在圣特莱莎通往卡波尔卡的公路上，有人看见另外一具女尸。法医认为，这具女尸大约在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也有可能在十六到二十三岁之间，死因是显而易见的：被枪弹射杀。距离这具女尸二十五米处，还发现另外一具女尸：俯卧，被土埋了一半，身上还保留着蓝色皮衣和一双优质半高跟皮鞋。尸体已腐烂，难以辨认死因。一星期后，已经进入8月底了，在圣特莱莎通往卡纳内阿的公路上，发现了哈克吉利内·里约斯的尸体。她二十五岁，是马德罗区一家化妆品店女职员。她身穿灰珍珠色外衣和牛仔裤，白球鞋和黑内裤。死因：子弹射中了胸部和腹部。她和一位女友住在马德罗区保加利亚大街，二人梦想某一天去美国加利福尼亚生活。在她和女友分享的房间里，有一些好莱坞演员剪报以及世界各地的风光照片。她女友说：我俩打算先去加利福尼亚找工资高的正经工作，定居后，利用假期周游世界各地。她俩在马德罗区一所私立语言学校学习英语。这个案子没查明白就挂起来了。

艾比法尼奥对拉罗·古拉说：这些操蛋检察员总是把案子挂起来。接着，他开始检查纸堆，发现了一个小本子。他问拉罗·古拉：你说这是什么？拉罗·古拉回答：一个地址本。艾比法尼奥说：不对，这是一桩没有查明白的案子。你还没来圣特莱莎之前发生的。哪一年我不记得了。就是在局长把你带到这里之前不久的事情。这我记得很清楚，但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可能是1993年。你是哪一年来的啊？拉罗·古拉回答：1993年。啊！是吗？是的。拉罗·古拉回答。艾比法尼奥说：这案子就发生在你来这里之前的几个月里。就在那段时间里，有人杀害了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兼记者。她叫伊莎贝尔·乌莱奥。那些笨蛋以为是个打劫未遂的案子。说是一个中美洲人干的。是个绝望的可怜虫需要钱偷渡过境，是非法的，明白吗？甚至在墨西哥都是非法的，这话说来就长了，因为咱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非法偷渡者，多一个还是少一个非法偷渡者无所谓。搜查女播音员家的时候，我也在场，我们想找点线索。当然，什么也没发现。伊莎贝尔的记事本在她手包里。我记得当时我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旁边放着一杯龙舌兰，那是伊莎贝尔的龙舌兰。我瞥了一眼那记事本。一个检察员问我从哪里弄来的龙舌兰。可就是没人问我记事本从哪里来的，里面有没有重要内容。我看了记事本，有些名字耳熟。后来，我把记事本放到证物里面去了。一个月后，我又翻了翻警察局档案，记事本还在那里，跟女播音员的物品在一起。我把记事本塞进自己口袋里带出来了。这样，我才安安静静地研究了一番。我发现了三个毒品贩子的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叫佩德罗·任西福。我还找到了几个检察员的电话号码，其中一个是埃莫西约检察院院长。在一个普通的女播音员的记事本里，这些号码是做什么用的呢？莫非她采访了他们，把他们请到了广播台？她是他们的女友？如果不是女友，是谁给她提供的这些号码呢？这是个秘密。我本来可以做点什么。比如，打电话给名单上的某个人，要钱。可是钱并不能让我兴奋。于是，我把记事本保存起来了，什么也没干。

9月的头几天，又出现了一具女尸，后来查明了她的身份。她叫玛丽萨·埃尔南德斯·席尔瓦，十七岁，7月初失踪，是在改革区去瓦斯贡塞罗斯预科学校的路上失踪的。法医鉴定，她被强奸后勒死。一个乳房被完全割下，另外一个乳头被咬掉。尸体的位置在“辣椒”地下垃圾堆入口处。报警的人是个妇女，中午，她去扔一个破冰箱，那个钟点垃圾堆上没有乞丐。只有几个孩子和狗。玛丽萨·埃尔南德斯·席尔瓦被装进了两个大塑料袋，里面塞满了合成纤维。失踪时穿戴的衣物还在身上：黄色衬衫、混纺长裤和运动鞋。市长下令关闭那个垃圾堆，（可是秘书汇报说，法律不允许关闭实际上没有开放过的任何东西），于是改为清除和转移那个违反了市政法律的肮脏地方。在一周内，警察在垃圾堆四周站岗；用了三天的时间，寥寥几辆垃圾车在市政仅有的两辆自动装卸汽车帮助下，把垃圾转移到奇诺区的垃圾堆去。但是由于工作量太大、人手太少，很快就半途而废了。

在那个时期，首都的记者塞尔希奥·贡萨莱斯早已经稳住了在报社文化组的位子，工资更高了，可以给前妻支付每月的抚养费了，剩余的钱让他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甚至还有了情妇，一个国际政治组的女记者，二人经常上床，但不能交谈，因为性格差别太大。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也奇怪为什么记忆犹新）在圣特莱莎度过的那几天、妇女被杀案、那个杀害教士的凶手——那个“忏悔者”，怎么会神秘地出现和消失呢！有时，他认为在墨西哥当文化版的记者与做警务版的记者一样。写警务新闻的记者与给文化版写东西的记者一样，虽然在警务记者眼里，文化记者都是操蛋货；而在文化记者眼里，所有的警务记者都纯粹是失败者。有时晚上下班后，他常和几个老警务记者去喝一杯。另外，警务版里，报社的资深记者百分比很高。他们身后常常跟着（保持一定距离）国内政治和体育新闻记者。通常，大家最后都要去盖雷罗区的一家妓院，那里有个大客厅，迎面是个爱神石膏像，有两米高，可能吧，他想。这个地方在歌舞升平的年代一定以色情闻名，后来盛极而衰，从此一蹶不振，成为墨西哥诸多衰退现象之一，在悄悄的笑声中、在悄悄的枪声里、在悄悄的怨声载道中，步步衰退。墨西哥在衰退吗？实际上，是拉丁美洲在衰退。警务记者喜欢在那个地方喝酒，但是很少跟妓女上床。大家谈论旧案子，回忆腐败、勒索和流血的故事，跟正好去那里的警察打招呼或者私下里交换情报，但是很少跟妓女上床。起初，塞尔希奥·贡萨莱斯也模仿大家的做法；后来，他推断出他们之所以不跟妓女上床，主要原因是早就上过了，多年前就上过了，跟所有的妓女睡过觉了，而如今不再是花钱嫖娼的年龄了。这样，他就不再模仿老记者了，而是找个年轻漂亮的妓女去附近的旅馆开房。有一次，他问一个资深记者如何看待北方发生的妇女被杀案。老记者回答说那里是毒品交易地区，那里发生的一切都这样或者那样程度地与毒品交易有关系。塞尔希奥觉得这样回答太一般化了，谁都说得出来。每过一段时间，他就想起这个回答来，好像尽管老记者的话说得明白无误，或者一般化，但这个回答却总是在他脑海里打转，不断地发出信号。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朋友，去编辑部看他的时候，根本想不到圣特莱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虽说也不断有谋杀案的消息星星点点地传到首都来。塞尔希奥认为，可能作家对祖国遥远北方发生的事情觉得无关宏旨。报社的同事，包括警务版的记者，也表现得十分冷漠。一天夜里，他跟妓女做爱后，坐在床上吸烟，他问她怎么看沙漠里那么多绑架和杀害妇女事件的发生，她说这事情她就知道一点点啦。于是，塞尔希奥详细给她讲述女尸的全部情况；告诉她自己出差去圣特莱莎的经过和原因，因为那个时候，他缺钱，刚刚离婚；讲述了他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以及一个什么WSDP妇女联合会发出的公告，这些缩写字母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索诺拉妇女大众民主组织”？他一面说话，妓女一面打哈欠。不是她对他的话不感兴趣，而是她困了。这让塞尔希奥生气，他恼怒地说：圣特莱莎在杀害妓女啊，你总得对同行表示一点同情和声援吧！妓女回答说：你说的那些死人不是妓女而是女工啊！是女工，女工啊！塞尔希奥于是道歉，仿佛醍醐灌顶一样，看到了此前忽略的情况之外的一个侧面。

9月，还有坏消息在等着圣特莱莎的人们。玛丽萨·埃尔南德斯·席尔瓦的破碎尸体被发现三天后，在圣特莱莎通往卡纳内阿的公路旁边又出现一具女尸。死者大约二十五岁，右胯骨先天脱臼。噩耗的细节刊登在报刊后，无人前来认尸，无人来警察局告知死者的身份。尸体发现时，双手被女用手包绳捆绑。全身裸露。两个胳膊有刀伤。但最为意味深长的是，跟年轻的玛丽萨·埃尔南德斯·席尔瓦一样，一个乳房被切掉，一个乳头被咬掉。

就在发现圣特莱莎通往卡纳内阿公路旁女尸的同一天，打算给“辣椒”垃圾堆搬家的市政工人们，看到一具腐烂的女尸。无法确定死因。她留着长长的黑发。身穿白色深花图案的衬衫，腐烂已经让图案变得模糊不清了。下身是乔克牌混纺长裤。无人去警察局报告死者身份。

9月底，在星星山东侧发现了一个十三岁女孩的尸体。与上述两个案子情况一样，女孩的右侧乳房被切除，左侧的乳头被咬掉。身穿Lee牛仔裤、运动衫和红色坎肩。人很瘦。被强奸多次，有刀伤，死因是舌骨断裂。但最让记者们吃惊的是没有人寻找或者认领死者。仿佛这女孩是孤身一人来到圣特莱莎的，好像她生活在看不见的影子里，最后被凶手或者凶手们盯上，加害于她。

就在上述罪行连续发生的同时，艾比法尼奥仍然在独自调查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被杀案。他找了死者的父母以及还住在家中的兄弟谈了话。他们一无所知。他找了埃斯特雷利亚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姐姐谈话。这个姐姐如今住在牛背山区，希望大街。他看了埃斯特雷利亚几张照片。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个子高，头发秀美，长相喜人。姐姐说了妹妹所在工厂的女友都有谁。艾比法尼奥在工厂门口等着那些女友。他发现等候的人中只有他是成年人，其余的都是孩子，有几个还拿着上学的书呢。孩子们旁边有一辆绿色小车，出售糖果，车上方有个白色的篷子。他好像要让孩子们散去，就吹了一声口哨，给每人买了一根棒棒糖，只有一个不到三个月的娃娃例外，六岁的姐姐抱着这个娃娃。埃斯特雷利亚的女友一个叫罗莎·马尔克斯，另一个叫罗莎·玛丽娅·麦迪娜。他向刚出厂的女工们打听这两个罗莎。一个女工给他指出了罗莎·马尔克斯。艾比法尼奥告诉罗莎·马尔克斯他是警察，请她找到另外一个罗莎。找到后，三人离开了工业园区。她俩一回想起埃斯特雷利亚，那个叫罗莎·玛丽娅·麦迪娜的姑娘就哭开了。三个姑娘都喜欢看电影，礼拜天（不是每个周日）就去市中心，经常在莱克斯电影院看连映场。另外一些时候，三人只是橱窗购物，尤其是看女士服装，或者去森特诺区的商业中心。那里有乐队演出，不收门票。他问两个女孩：埃斯特雷利亚对将来是不是有计划？当然有计划，她想念书，不愿意一辈子在工厂干活。她想学习什么呢？罗莎·玛丽娅·麦迪娜说：她想学电脑。后来，艾比法尼奥问两个女孩：你俩是不是也愿意学一门技术，她俩回说：是的，但不容易啊。他想了解：埃斯特雷利亚只跟你俩上街，还是有别的女朋友？二人回答：我俩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没有男朋友吗？有过一个。那是老早的事情了。她俩不认识那男孩。艾比法尼奥问她俩：埃斯特雷利亚有男朋友的时候是几岁？两个女孩稍稍想了想，说道：她至少十二岁吧。他想知道：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没人追求呢？两个女孩笑了起来，说道：很多男孩子都想跟埃斯特雷利亚交朋友，可她不愿意浪费时间。罗莎问艾比法尼奥：既然我们自己能做工，能挣钱，独立自主，干吗要找一个男人呢？艾比法尼奥说：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虽说有的时候，特别是你年轻的时候，跟别人出去玩玩也不坏，也是一种需要吧。两个女孩说：我们一直自己出去玩，从来没觉得需要别人陪着。快到一个女孩家门前的时候，艾比法尼奥请她俩描述一下想跟埃斯特雷利亚交朋友的男孩子的样子，尽管他明白这用处不大。三人在街上站住，艾比法尼奥拿出笔记本记下了五个男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埃斯特雷利亚同一工厂的工人。随后，他又陪着罗莎·玛丽娅·麦迪娜走了几个街区。姑娘说：我不相信是这五个人干的。你为什么不相信？姑娘说：因为他们长得都像好人。艾比法尼奥：我要找他们谈谈。谈完以后，再告诉你吧。他用了三天的时间找到了名单上的五个人。他们的长相都不像恶人。其中一个已婚，埃斯特雷利亚失踪的那天夜里，他在家里，跟老婆和三个孩子在一起。其余四人都有比较可靠的不在场证明。特别是五个人都没有轿车。艾比法尼奥再次去找罗莎·玛丽娅·麦迪娜谈话。这一回，他坐在她家门口外面等候。姑娘回来的时候，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不叫门啊？艾比法尼奥说：我叫门了。你妈妈给我开了门，请我进去喝了一杯咖啡。可是，她得去上班啊。我就在门外等你吧。姑娘请他进去。艾比法尼奥宁可坐在外面，说是外面凉快一点。他问她是否吸烟。姑娘起初站在一旁，后来在一块平面石头上坐了下来。她说：不吸烟。艾比法尼奥仔细看看那块石头：形状奇怪，像把椅子，但是没有靠背；这是她母亲或者家里什么人安放在那个小花园里的，说明有高雅的趣味。他问姑娘：这块石头是在哪里找到的？罗莎·玛丽娅·麦迪娜说：是我父亲凭着力气从“黑屋”那边搬回来的。艾比法尼奥告诉她：就是在“黑屋”发现了埃斯特雷利亚的尸体。罗莎·玛丽娅·麦迪娜说：尸体是在公路上。说着闭上了眼睛。我父亲发现这块石头的地方是在“黑屋”本地，是一次晚会上，立刻就爱上了这块石头，他就是这种人。接着，又说她父亲已经去世了。艾比法尼奥想知道去世的时间。姑娘表情冷漠地说：有好几年了。他点燃一支香烟，请她再随便讲讲星期天跟罗莎·马尔克斯以及埃斯特雷利亚上街玩耍的情况。姑娘开始讲述起来，目光注视着母亲摆在小花园门口不多的几盆花上，但有时也抬头看看警察，好像是要权衡内容是否有用处，还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她讲完后，警察只弄明白了一件事：她们三个不仅星期日上街，有的周一或者周四也去看电影，或者跳舞，这完全取决于工厂轮班的情况，轮班是有弹性的，服从生产流程的需要，这就不在工人的理解范围内了。于是，他换了别的问题。他想知道假如星期二休息，她们都玩些什么？姑娘说，总是老一套啦，虽然也看什么事情，好在市中心的场所都是开放的，官方假日例外。艾比法尼奥又稍稍加把力。他想知道：除去莱克斯电影院之外，她们还喜欢哪一家？别的影院去过没有？是不是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遇到了埃斯特雷利亚？三人还逛过哪些商店，哪怕是站在外面看看橱窗？去过哪些咖啡馆？请说出这些咖啡馆的名字。是不是去过歌舞厅？姑娘说：从来没进过歌舞厅，因为埃斯特雷利亚不喜欢那种地方。艾比法尼奥说：可是你和你的小朋友罗莎·马尔克斯喜欢歌舞厅，对吧？姑娘不愿意望着警察的脸，回答说不跟埃斯特雷利亚上街的时候，她俩会去市中心的歌舞厅。埃斯特雷利亚不去？埃斯特雷利亚从来不陪她俩进歌舞厅？姑娘说：从来不陪。埃斯特雷利亚想了解电脑的事情，她想学习，要上进。艾比法尼奥说：你老是说电脑啊，电脑啊，你说的话我一点也没明白，宝贝儿。姑娘抗议道：我不是你的什么宝贝儿！二人沉默了一会儿。艾比法尼奥笑了一下，又点上一支烟。他坐在人家门口，欣赏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姑娘说：有个地方，可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在市中心吧，是一家电脑商店。我们三个去过两次。我和罗莎在外面等着。她一个人进去的，跟一个高个子男人说话。那人真高，比您还高呢。艾比法尼奥说：好，高个子，还有什么？姑娘说：又高又帅。还有什么？起初，埃斯特雷利亚好像很有兴趣，我说的是第一次她进去的时候跟那男人说了话。据她说，那人是店老板，很懂电脑，另外，看样子很有钱。第二次我们去看那人，埃斯特雷利亚出来的时候，样子很生气。我问她出什么事情了。她不愿意跟我讲。那时就我俩，后来到韦拉克鲁斯区集市上去了，事情就都忘记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宝贝儿？姑娘抗议道：我说过了我不是你什么宝贝儿，真流气！艾比法尼奥追问道：什么时候的事情？他开始朦胧看出这个金发高个子帅哥走在暗处、一条黑暗的长廊里，忽上忽下，好像在等着他。姑娘回答说：是在埃斯特雷利亚被害前一周。

圣特莱莎市市政主席说：生活是艰苦的。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说：我们手里有三个没有疑点的案子。商会里那人说：事情要用放大镜细看啊！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说：无论什么事情我都用放大镜仔细看，再三地看。市政主席说：就是不能钻故纸堆呀。佩德罗·内格雷特说：实话归实话，办事归办事。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我们这里有个连环杀手，跟美国电影一样。商会那人说：应该特别注意下脚的地方啊！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问：连环杀手跟普通杀手的区别在那里呢？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回答：这很简单嘛。连环杀手留下标记，明白吗？他没动机，但会留下标记。市政主席问：怎么会没动机呢？难道他作案是靠电力催动？商会的人说：对这种事情，要好好检查说话用词，可别瞎掺和！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面对房间里的人们，伸出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说道：有三个妇女被杀了。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说：但愿就只有这三个人吧！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这三人的右乳房被切除，左乳头被咬掉。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发问：这种事你们觉得如何？市政主席说：是说有连环杀手吗？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要是三个坏蛋都想出来用这法子杀死受害人，那就太偶然了。市政主席说：这话听起来合乎逻辑。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说：可事情并非到此为止啊。商会那人说：要是发挥想像力的话，那咱们能得出任何结论啦。佩德罗·内格雷特局长说：我能想像出来你们要得出什么结论。市政主席问他：那你认为合适吗？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说：既然这三个妇女的右乳房都是被切掉的，都是被同一个人杀害的，那么为什么不考虑一下这个人同样会杀害别的妇女呢？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这人懂科学。商会的人问：杀手懂科学？检察员埃尔奈斯托说：他不是科学家，但行动方式讲究科学，现在这婊子养的开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我解释一下：这个凶手开始的时候是先强奸后勒死受害人，可以说，这是杀人的常规。他一看到没有被抓住，杀人的方式就变得个性化起来。这野兽已经浮出水面了。检察员安赫尔说：如今每次作案都有个人标记。市政主席问法官：法官先生，您的意见呢？法官说：一切都有可能。商会那人说：一切都可能，可是不能造成混乱，不能失去方向啊！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说：看来比较清楚的是，杀害并肢解三个妇女的是同一个人。市政主席于是下令：那就抓住他！结束这肮脏勾当吧！商会的人说：可是办案要小心啊！说个不高的要求：千万别制造恐怖气氛！要稳定人心啊！

这次会议，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没有受到邀请。他知道要召开这次会议，知道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和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要参加这次会议，知道自己被人家甩在外面了。但是，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一闭上眼睛，就只看到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在她米却肯区半明半暗单元房里的身影。有时看见她在床上，裸体，向他身边凑过来。有时又看见她在阳台上，身边都是金属物品，样子像阴茎，结果却是各种各样的望远镜（实际上只有三架望远镜），是用来观察圣特莱莎星空的，然后，她在笔记本上写下记录。他从她身后走过去看看那个笔记本，看见的只有电话号码，大部分是圣特莱莎的。笔就是普通的笔。本就是学生练习本。他觉得这两样东西与女院长经常使用的物品毫无关系。那天晚上，他得知自己被排除在会议之外后，给女院长打电话，说需要见到她。一时感到郁闷。她回答说不行，就挂上了电话。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认为女院长有时拿他当患者来对待。记得有一次她说起了年龄，她和他的年龄。她以前就说过：我今年五十一了，可你刚三十四岁。再过几年，无论我多么注意保养，也会成为一个孤独的老废物，可你依然年轻呢。你愿意跟一个像你妈妈的女人睡觉吗？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从来没听她说过“老废物”这样的行话。是个老废物？说心里话，他脑海里从来就没有闪过“老废物”这样的词汇。她说：我用锻炼身体来折磨自己，因为我得小心保养，因为我要保持苗条身材，购买市场上最昂贵的抗皱霜。抗皱霜？她回答说：就是女人用的化妆软膏、护肤乳液之类的东西。她口气是中性的，这吓了他一跳。他说：你这个样子我就很喜欢。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没有说服力。但是，如果他睁开眼睛，看看现实世界和努力克制自身的颤抖，一切差不多还都在原地踏步。

拉罗·古拉问：这么说佩德罗·任西福是个毒品贩子？艾比法尼奥回答：就是。拉罗·古拉说：若是从前有人告诉我这事，我还不信呢。艾比法尼奥说：因为你还嫩着哪。一个胖胖的印第安老太婆给他俩送来玉米肉汤。这时凌晨五点钟。拉罗·古拉一整宿都在巡逻车上检查交通违章的事情。巡逻车停在一个街角的时候，有人敲敲车窗。拉罗·古拉和另外一个警察都没看清楚是谁。原来是艾比法尼奥。他彻夜未眠，有醉酒的模样，但是没醉。他对另外一个巡警说：我要把这小子带走。那巡警耸耸肩，独自留在街角，待在几棵橡树下面，那树干都涂上了白灰。艾比法尼奥没有开车。夜晚的空气是凉爽的，干爽的沙漠上空群星灿烂。他俩向市中心走去，都没说话，最后艾比法尼奥问拉罗·古拉饿不饿。拉罗·古拉说：饿。艾比法尼奥说：那咱们去吃饭吧。胖胖的印第安老太婆送上来玉米肉汤的时候，艾比法尼奥目不转睛地望着陶器盘子，好像汤里的影子不是他自己。他问：小拉罗，你知道这玉米肉汤来自什么地方吗？拉罗·古拉说：想不出来。艾比法尼奥说：这不是北方食品，是中部的，首都的，是阿兹特克人发明的。拉罗·古拉说：是阿兹特克人发明的？真香啊。艾比法尼奥问：你在维亚威西奥萨的时候吃过玉米肉汤吗？拉罗·古拉开始回忆起来，好像维亚威西奥萨已经是什么遥远的地方了。于是，他说没吃过，实话实说，没吃过，可现在他觉得来圣特莱莎之前没吃过玉米肉汤真是奇怪。于是，他又说：吃过，不记得了。艾比法尼奥说：实际上，这里的玉米肉汤跟阿兹特克人原创的玉米肉汤不是一回事了。这里的肉汤缺少一味作料。拉罗·古拉问：什么作料？艾比法尼奥：人肉。拉罗·古拉：别胡说！艾比法尼奥说：真是如此。阿兹特克人做玉米肉汤的时候要加上一块人肉的。拉罗·古拉：我不信。艾比法尼奥说：信不信由你。也许我搞错了，也许是那个告诉我这事的王八蛋搞错了，尽管他知道很多事。随后，他俩谈起了佩德罗·任西福。拉罗·古拉感到纳闷：自己怎么就没能发觉佩德罗·任西福是个毒品贩子呢！艾比法尼奥告诉他：你还是个孩子呀。接着，又说：你想想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保镖啊？拉罗·古拉解释：因为有钱呗。艾比法尼奥笑了。他说：算了吧！睡觉去吧！您都困糊涂了。

10月，无论圣特莱莎城里还是沙漠都没有女尸出现。清除“辣椒”地下垃圾堆的工程彻底停下来了。一个负责报道清理垃圾堆的《圣特莱莎论坛报》的记者说从来没见过如此混乱的场面。有人问他：这乱局是不是清洁工人造成的？他回答说：不是工人，而是死气沉沉的垃圾堆。10月，从埃莫西约派来五名检察员加强圣特莱莎已有的司法队伍。五人中，一位来自卡巴尔卡，一位来自奥夫雷贡城，其余三位来自埃莫西约。他们都显得坚决果断。10月，弗罗里达·阿尔梅塔再次上了电视节目《与雷纳尔多一小时》，她说已经咨询了朋友们（有时她称之为朋友，有时称之为保护人）的意见；他们告诉她罪行在继续。他们还说：你可要小心啦！有人用仇恨的目光盯着你呢。可是她说：我不害怕。我已经老了，干吗要担心呢！后来，她打算站到镜头前面，用受害人的灵魂说话，但是没成功就昏倒在地了。雷纳尔多以为她昏倒是假装的，于是上前给她打气，抚摸她的面颊，给她喂水。可这次昏倒没有半点虚假（实际上是昏厥）。弗罗里达死在医院里了。

高个子帅哥。电脑商店老板或者值得信任的店员。又是在市中心。艾比法尼奥很快就找到了这家商店。帅哥名叫克劳斯·哈斯。他身高一米九，头发金黄色，像金丝鸟，好像每星期染一次的样子。艾比法尼奥第一次去这家商店的时候，克劳斯·哈斯正坐在写字台后面跟一个顾客谈话。一个肤色发黑的矮个子少年，过来问他需要点什么。艾比法尼奥指指克劳斯·哈斯问少年：那人是谁？少年说：是头儿。警察说：我想跟他谈谈。少年说：他正忙着呢。您告诉我您找什么，也许我能帮您找到。艾比法尼奥说：不要什么。说罢坐下来，点上一支香烟，准备长时间恭候。这时，又进来两个顾客。接着，进来一个身披蓝色防尘服的人，把一些纸箱放在房间角落里了。克劳斯·哈斯举起手来，冲着那人打个招呼。艾比法尼奥心想：这家伙胳膊真长、真结实啊。少年过来给他一个烟灰缸。商店尽头有个姑娘在打字。那些顾客走后，进来一个女秘书模样的人，她开始看笔记本电脑。她一面看电脑一面记录价格和售后服务项目。她身穿长裙，脚踏高跟鞋。艾比法尼奥想：此女一定经常跟老板性交。接着，又进来两位顾客。少年离开女秘书，去接待刚进来的两位。克劳斯·哈斯不管这一切，继续跟那人聊天。艾比法尼奥只能看到那人的后背。克劳斯·哈斯的眉毛几乎全是白色的，他时不时哈哈一笑，或者因为那人说了什么微微一笑，雪白的牙齿像电影演员的牙齿一样发亮。艾比法尼奥熄灭了烟头，又点燃一支。那女秘书转身向街上看看，好像有什么人在外面等她。他觉得这张脸似曾相识，好像以前逮捕过她。他想：有多久呢？好多年了吧。可那女子不像超过二十五岁的样子。这样的话，假如他真的逮捕过她，那时她不会超过十七岁。艾比法尼奥想：这有可能。接着，他又想：这帅哥的生意很不错嘛。这家伙有固定客户，可以自由自在地坐在写字台前不慌不忙地聊天。于是，艾比法尼奥想到了罗莎·玛丽娅·麦迪娜以及她说话的可靠程度。他想：她可靠不可靠关我屁事。半小时后，店里已经没顾客了。那女秘书走的时候瞅了他一眼，好像也认出他是谁了。克劳斯·哈斯和他朋友的谈笑声早已经消失。柜台呈马蹄形。帅哥面带微笑在柜台后面等着艾比法尼奥呢。后者，从口袋里掏出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的照片给他看。帅哥看了一眼，没碰照片，下嘴唇压住上嘴唇，做个怪样，眼神好像在问怎么回事。你认识她吗？克劳斯·哈斯说：好像不认识，店里来来往往人很多。这时，他做了自我介绍：圣特莱莎警察，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克劳斯·哈斯伸过手来。警察握住他的手时感觉出对方骨头很硬。他很想劝他一句别撒谎。我有证人啊。但他没说，只是一笑。克劳斯·哈斯身后，那少年坐在另外一张写字台前，装出翻阅文件的样子，其实什么话都没漏掉。

店铺打烊后，那少年骑上一辆日本制造的摩托车，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慢慢兜圈子，好像在等着什么人，最后来到大学路方才加速，朝着韦拉克鲁斯区驶去。他把摩托车停在一座两层楼前，锁上车子。母亲在等着他呢，十分钟前饭菜就做好了。少年吻吻母亲，打开电视机。母亲进了厨房。她解下围裙，拿起一个人造革手包。亲亲儿子，走了。走前喊了一声：我马上回来。少年本打算问一句：妈，你去哪儿啊？可是什么也没说出口。从一个卧室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起初，少年不予理睬，继续看电视。可是，啼哭声越来越响亮。少年进了卧室，抱出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来。娃娃又白又胖，与哥哥刚好相反。哥哥把弟弟放在膝盖上，继续边吃边看。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他看见一群黑人在美国一座城市的街道上奔跑，一个人在说什么火星，一群妇女从海里上来，面对摄像机哈哈大笑。少年用遥控器改换了频道。电视上，两个年轻人在拳击。再次改换频道，因为他不喜欢拳击。母亲好像失踪了，可婴儿也不哭了，抱着弟弟，少年并不觉得厌烦。门铃响了。少年先忙着换频道——变成了电视连续剧，然后抱着弟弟起身去开门。门开了，原来是艾比法尼奥。警察说：你住在这里啊。少年：对。艾比法尼奥身后还有一名警察，个子较矮，但比少年高，毫不客气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艾比法尼奥问：你在吃晚饭吗？少年答：是的。警察说：接着吃，接着吃吧。艾比法尼奥趁机去另外几个房间转转，似乎瞅上一眼就可以查清楚各个角落。艾比法尼奥问：你叫什么名字？答：胡安·巴勃罗·卡斯塔尼翁。艾比法尼奥说：好，胡安·巴勃罗，你先坐下吃饭。少年：是，先生。艾比法尼奥说：别紧张！别摔着孩子！另外那个警察微微一笑。

一小时后，他们走了。艾比法尼奥弄明白了许多事情。克劳斯·哈斯是德国人，但加入了美国国籍。他在圣特莱莎拥有两家商店出售随身听、电脑等视听用品；在蒂华纳还有一家类似的商店，这就迫使他每个月不得不离开一两天去查账、发工资和补充需要的货物。他每两个月还得去一趟美国，但这事不是规定好的，也没有固定日期，一般不会超过三天。他从前在丹佛住过几年，因为风流纠纷离开了那里。他好色，但据说没有结婚，也没有未婚妻。他经常光顾市中心的歌舞厅和妓院。其中有几个老板是他的朋友。他曾经给他们安装过监视器和会计程序。至少有一次他相信老板说的话，因为他就是那编程序的人。他这个老板还算公平、讲理，给的工钱也不少，虽然有时为些莫名其妙的事发脾气，不论是谁，上去就扇人家耳光。老板从来没打过他，但因为他上班迟到而训斥过。那么老板打过谁的耳光呢？少年说：打过一个女秘书。警察问他挨打的女秘书是不是现在的这一个，少年回答：不是这一个。是从前那个。他不认识。那你怎么知道那个女秘书挨了打呢？因为这是仓库里的老职工说的。老板在那里存货。老职工的姓名都被一一记录下来。最后，艾比法尼奥拿出埃斯特雷利亚的照片给少年看。你在店里见过这姑娘吗？少年看看照片，说：见过，这张脸面熟。

艾比法尼奥又一次访问克劳斯·哈斯的时间是在子夜时分。他按动门铃后过了好长时间才有人来开门，虽然住宅内有灯火。住宅位于樱桃园区，属于中产阶层居住的区域，是一两层楼的建筑，不都是新房，人们沿着安静的林荫道走路去买牛奶、面包，既远离前面的马德罗区，更远离市中心的喧闹。给他开门的正是克劳斯·哈斯本人。他身穿白衬衫、长裤。起初，他没认出艾比法尼奥，或者假装不认得。艾比法尼奥掏出警徽给他看，好像二人在做游戏，问克劳斯·哈斯是不是还记得他。克劳斯·哈斯问他想干什么。艾比法尼奥问：我能进去坐坐吗？客厅家具齐全，有扶手椅和一个白色大沙发。克劳斯·哈斯从吧台上拿出一瓶威士忌来，斟上一杯，问警察要不要也来一杯。艾比法尼奥摇摇头，说道：公务在身。克劳斯·哈斯发出一声怪笑。那笑声好像“哈哈”或者“嘿嘿”，或者像是打喷嚏，但仅仅一下而已。艾比法尼奥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问他是否有杀害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那天的不在场证明。克劳斯·哈斯上上下下打量警察一番，片刻后才说：有时候，我连昨天夜里干了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他脸色变得通红，眉毛的颜色比实际上还白，好像极力在克制自己的情绪。艾比法尼奥说：我有两个证人肯定见到了你和被害人在一起。克劳斯·哈斯问：两个什么人？警察没回答。他看看客厅，点点头，说道：这得花掉一大笔钱啊。克劳斯·哈斯说：我能干，挣了一些钱。艾比法尼奥：能让我看看吗？克劳斯·哈斯：看什么？警察：看看你的房子。克劳斯·哈斯说：伙计，少来这套弯弯绕。你要搜查我的家，就拿法官的搜查令来！警察临走前说道：我认为是您杀害了那姑娘。您杀了那姑娘，天晓得还杀害了别的什么女人！克劳斯·哈斯喊道：少说废话吧！警察说：回头见！一面伸手过去。克劳斯·哈斯说：少说废话！艾比法尼奥已经走到了门口，又说了一句：您有种。克劳斯·哈斯说：伙计，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胡说八道了。让我安静吧！

艾比法尼奥通过砖坯镇警察局一位朋友的渠道，搞到了克劳斯·哈斯在警察局的档案资料。这样才知道此人从来没在丹佛住过，而是在佛罗里达的坦帕被控告企图强奸一位名叫劳里叶·恩西索的妇女。他被关押了一个月。后来，劳里叶·恩西索撤回诉讼，方才将他释放。还有一些妇女指控他有裸露癖和不检点行为。艾比法尼奥想调查什么是美国佬说的他妈的“不检点行为”，有人告诉他就是指“乱摸和骚扰暗示”。也还是在坦帕，他因为嫖娼而被处罚。1955年，克劳斯·哈斯出生在那时联邦德国的比勒费尔德；1980年移居美国。1990年决定换一个国家居住，虽然那时已经有了美国国籍。毫无疑问，在墨西哥索诺拉州北边生活是个愉快的决定，因为不久后他在圣特莱莎就开了第二家商店，客户不断增加；在蒂华纳又开了一家商店，生意也不错。一天夜里，艾比法尼奥在圣特莱莎两名警察和一位检察员的陪同下，走进克劳斯·哈斯在市中心的那家商店（另外一家开在森特诺区）。店铺比艾比法尼奥想的要大很多。后面的几个房间里堆满了克劳斯·哈斯亲手组装电脑的配件箱。但是，在一个房间里放着一张床、一张烛台和一面对着床铺的大镜子。灯没亮，跟着艾比法尼奥一起前来的那位检察员很快发现灯不亮是因为有人摘掉了灯泡。有两个卫生间。一个非常整洁，有肥皂、卫生纸，地面干净。马桶旁边有刷子，克劳斯·哈斯强迫职员使用马桶后一拉拉绳就得用刷子清洗。另外一个卫生间肮脏得厉害，好像无人使用，虽然有水，马桶拉绳也完好无损；这间卫生间的设置似乎在故意解释一种不可理解的不对称现象。接着，是一条长长的过道通向面对小巷的后门。小巷里堆着各类垃圾和纸板箱。从小巷里可以看见一个城区闹市的街角，那是圣特莱莎夜间最热闹的大街之一。后来，他们去了地下室。

两天后，艾比法尼奥、两位检察员和三名圣特莱莎警察携带逮捕令来到商店，抓捕克劳斯·哈斯，四十岁的美国公民，涉嫌强奸、折磨和杀害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十七岁的墨西哥女公民。但是，他们到达商店时，店员告诉他们老板那天没来商店。于是，兵分两路。一路是一位检察员带两位圣特莱莎警察开车前往森特诺区另外一家商店；另外一路由艾比法尼奥、一名检察员和一名警察直奔克劳斯·哈斯在樱桃园的住宅。这三人又做了战术分工：那名圣特莱莎警察把守后门，艾比法尼奥和另外一位检察员去叫正门。让他们吃惊的是，开门的正是克劳斯·哈斯本人，他脸上是一副要伤风、感冒的样子，不管怎么说吧，种种迹象清楚地表明他一夜未眠。还没等他发出进屋坐坐的邀请，警察立即通知他：你被捕了！说话的同时，拿出逮捕令和搜查令（包括住宅和两处商店）在他眼前一晃。随即给他戴上手铐，因为该嫌疑人高大强壮，一旦明白这眼前发生的事后难免有所反应。随后，他们把克劳斯·哈斯塞进警车后面，马上驶向第一分局。留下圣特莱莎警察在嫌疑人住宅蹲守。

审讯克劳斯·哈斯的工作持续了四天。主持这项工作的有：警察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和托尼·品他多，检察员埃尔奈斯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和卡洛斯·马林。圣特莱莎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陪特邀嘉宾来到审讯室，他们是：两位市检察员以及索诺拉北区副检察总长塞萨尔·乌尔塔·瑟尔纳。嫌疑人两次大发雷霆，被审讯他的警察制服。随后，克劳斯·哈斯承认与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有过交往，承认该女子三次去他的电脑商店。属于索诺拉州警署打击绑架行动特别小组的五名埃莫西约警察，在克劳斯·哈斯家中以及圣特莱莎两处商店里寻找犯罪证据，特别注意搜查了市中心那家电脑商店的地下室。他们在地下室一个房间的一块毛毯上找到了血迹，地面上也有血迹，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的家属提供了DNA样本。但是，这些样本在运送到埃莫西约之前丢失了，本来是要从埃莫西约再转送到圣迭戈化验室的。关于这些血迹的问题，被捕人克劳斯·哈斯说这是某个女人的，做爱时她例假来了。克劳斯·哈斯说完这个情况后，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问他：你还算是个爷们儿吗？克劳斯·哈斯说：正常人吧。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正常男子是不会跟来例假的女人做的。克劳斯·哈斯回答：我会。雷伯耶多说：只有蠢猪才会这样。克劳斯·哈斯回答：在欧洲，我们都是这样的蠢猪。雷伯耶多恼怒得要发作。审讯由安赫尔·费尔南德斯以及圣特莱莎警察艾比法尼奥·卡林多接替。打击绑架特别行动小组的技术警察，在地下室的房间里没有发现指纹；但是，在克劳斯·哈斯住宅的车库里找到了几把利刃，其中有一把砍刀长约七十五公分，是老刀，但保存完好；还有两把大号猎刀。这些利器干干净净，找不到血迹和生理组织。在审讯过程中，不得不两次送克劳斯·哈斯去塞布尔维达将军医院，第一次是给他治疗感冒，因为高烧不下；第二次给他治疗右眼和右眉毛的创伤，那是他从审讯室到牢房途中摔伤的。刑拘的第三天，根据圣特莱莎警察局的建议，克劳斯·哈斯同意给城里领事馆领事亚伯拉罕·米切尔打电话。但领事下落不明。一个名叫库尔特·班克斯的官员接了电话。次日，班克斯来到警察局。他与克劳斯·哈斯这位美国同胞谈了十分钟。随后，没表示任何异议，就离开了警察局。不久，囚犯克劳斯·哈斯乘坐囚车，被转移到了市监狱。

克劳斯·哈斯被关押在警察局期间，有些警察去看过他。大部分去牢房，但是克劳斯·哈斯一味地睡觉或者假睡，用毯子蒙住面孔，只露出瘦骨嶙峋的双脚让大家欣赏。有时他肯跟送饭的警察聊天。二人说到饭菜。警察问他是否喜欢墨西哥食物。克劳斯·哈斯说不赖。然后就沉默了。有一次审讯的时候，艾比法尼奥带拉罗·古拉去看克劳斯·哈斯。拉罗觉得此人狡猾。不是狡猾，而是认为就应该用这种方式回答警察的问题。拉罗还觉得此人不知疲倦，能消耗跟他关在隔音室内人们的耐心并且让他们大汗淋漓；那些人纷纷表示出友好或者同情，反复说交代了吧！放下包袱吧！墨西哥没有死刑啊。把心里难受的事情说出来吧！可是，接着对他又打又骂。但克劳斯·哈斯就是不屈不挠，好像要用出乎意料的话语和不连贯的问题让检察员离开真相（或者企图如此）。拉罗·古拉观看审讯的情况有半小时，他真想看上两三个小时。可是，艾比法尼奥命令他离开，因为领导或者什么要人随时会出现，他们可不愿意这里变成看热闹的场所。

在圣特莱莎监狱，克劳斯·哈斯没退烧前，一直被关在单人牢房里。这座监狱只有四个单间。一个单间给了一个被控杀害了两名美国警察的毒品贩子。一个单间给了一个被控诈骗、精通商法的律师。第三个单间给了那个毒品贩子的两个保镖。第四个单间给了小白杨牧场的主人，他勒死了老婆，开枪射杀了两个儿子。为了安置克劳斯·哈斯，警方把那两个保镖关进了三号牢房，那里住着五个囚犯。单人牢房里只有一张床铺，是固定在地面上的。克劳斯·哈斯一进新地方，立刻根据气味发现这里住过两个人：一个睡在床上，一个睡在地上的铺盖卷上。入狱的第一个夜晚，他很难成眠。他在牢房里转来转去，时不时地拍拍胳膊。那个牧场主睡觉很轻，要他别再拍打了，快睡觉。克劳斯·哈斯在黑暗中发问：是什么人？牧场主没理他。片刻间，克劳斯·哈斯一动不动，静候着什么人说点什么。他一察觉没人搭理他的时候，就继续在牢房内兜圈子，拍打胳膊，好像在打蚊子，虽说那里没蚊子，直到牧场主再次发话别再拍打啦！这一回，克劳斯·哈斯没有停步，也没问是谁在说话。他听见牧场主说：晚上是要睡觉的，臭美国佬！他听见那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音，想像着那人用枕头蒙住脑袋的样子，不由得大笑起来。他声音洪亮地喊道：蒙住脑袋！会憋死的！臭美国佬，谁会憋死我？是你吗？克劳斯·哈斯说：不是我。你个狗杂种！巨人来了，他会要你的命！牧场主问：什么巨人？克劳斯·哈斯说：狗杂种，巨人就是巨人。很高、很高的人，会要你的命，要所有人的命。牧场主说：臭美国佬，你疯了。有一阵工夫，没人说话。牧场主好像又睡着了。但片刻后，克劳斯·哈斯好像听见了他的脚步声。巨人正在走路。那是个从头到脚都是鲜血的巨人，已经上路了。那个精通商法的律师醒了，他问了一句：你们说什么哪？他的声音轻柔，小心翼翼，有点害怕。牧场主说：这里有个家伙疯了。

艾比法尼奥去看克劳斯·哈斯的时候，一名监狱看守告诉他：这个美国佬不让别人睡觉，嘴里叨叨着什么魔鬼，整夜不睡觉。艾比法尼奥想知道那个美国佬说的是什么魔鬼。看守告诉他：说的是一个巨人，可能是克劳斯·哈斯的朋友，说是要来营救他，要杀死所有让他生气的人。看守说：他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他还不尊重墨西哥人，骂墨西哥人是脏货。艾比法尼奥想知道为什么是“脏货”。看守非常严肃地回答说：据克劳斯·哈斯说，墨西哥人不洗脸，不洗澡。看守又说：据克劳斯·哈斯说，墨西哥人的汗腺释放油性汗水，跟黑人一样；据克劳斯·哈斯说，黑人的汗腺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可实际上，惟一不洗澡的恰恰是克劳斯·哈斯。只要法官或者典狱长不发话，看守们绝对不强迫克劳斯·哈斯洗澡。显然，典狱长处理此事非常谨慎。艾比法尼奥与克劳斯·哈斯面面相对的时候，克劳斯·哈斯没有认出这个警察。他有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比第一次艾比法尼奥见到他的时候消瘦许多，但是没发现有审讯造成的伤痕。艾比法尼奥请他抽烟。克劳斯·哈斯说他不吸烟。随后，艾比法尼奥说到了埃莫西约的监狱，说是刚刚完成的建筑，开间宽敞，院落里有体育设施。他说：你如果认罪，可以找人送你去那里，给你安排单人牢房，比这里强多了。克劳斯·哈斯听到这里方才第一次看看警察的眼睛，说道：别说废话了！艾比法尼奥于是明白克劳斯·哈斯已经认出他是谁了，于是冲克劳斯·哈斯一笑。克劳斯·哈斯没有回礼。艾比法尼奥想：这小子的表情有点奇怪，不知怎么回事，好像生气了吧。心里生气了。他问克劳斯·哈斯：谁是魔鬼？谁是巨人？巨人就是你自己吗？到这时候，克劳斯·哈斯才笑起来。我是巨人？他呸了一声，你什么也想像不出来！滚蛋吧！操你妈去吧！

单人间的犯人们可以到通道外面的院子去，或者留在牢房里，但只有早晨六点半至七点半才能出去放风，那段时间别的犯人禁止放风，或者等夜里九点再去院子，因为晚间清点人数的工作已经做完，囚犯们都已经回到了各自牢房。那个杀害妻子的牧场主和那个精通商法的律师只是在晚饭后才到院子里散步。他俩绕着院子转圈，谈生意，谈政治，然后回各自牢房。那个毒品贩子则跟别的囚犯一起放风。他可以靠在墙上一面抽烟一面望天。与此同时，他的保镖绝对不远离老板，用他们的形象在老板附近划出一道看不见的界限。克劳斯·哈斯退烧后，决定按照“正常作息时间”出去放风。这是他给看守的说法。看守问他是否担心院子里有人害他。克劳斯·哈斯轻蔑地撇撇嘴，提到了牧场主和律师死人一样惨白的面色，因为他俩一直没晒过太阳。毒品贩子在他第一次出去放风时，还没有对克劳斯·哈斯感兴趣；之后才问他是谁。克劳斯·哈斯报出姓名，自我介绍说是电脑专家。毒品贩子上下打量他一番，然后继续走路，仿佛好奇心立刻消散了。有很少几个犯人身穿囚衣，大部分人想穿就穿，不穿拉倒。有人出售冰镇饮料，抱着塑料袋，送到四人一拨的足球场，或者排球场外等候买主。有人出售香烟和色情照片。最不引人注目的是悄悄贩卖毒品的人。院子呈V形。地面一半是水泥，另外一半是黄土；院子两侧是大墙，上面有岗楼，哨兵时不时地瞅瞅下面，无聊地吸着大麻烟。在V形的狭窄处，可以看见牢房的窗口，栏杆上挂着衣服。在V形的开口处，有一道十米多高的铁栅栏，它后面是一条柏油马路，通向监狱的其他部门；再远处，还有一道铁栅栏，较矮，但上面安装着带刺铁丝网，仿佛直接从沙漠里冒出来似的。克劳斯·哈斯第一次来到院子里，走了几分钟，让他觉得是行走在一座互不相识的陌生城市里。刹那间，他觉得自由了。但是，他明白这个地方人人都心里有数，于是耐心等待第一个人走到他跟前来。一个小时过去了，有人过来出售香烟和毒品。他只买了饮料，一面喝着一面看排球比赛。有几个犯人过来问他是不是杀了那些女人。克劳斯·哈斯说不是。于是他们问他的工作，问他卖电脑是不是很赚钱。克劳斯·哈斯说他运气好。他说企业家很难知道赔赚。他们说：这么说你是企业家啰。克劳斯·哈斯说：我不是企业家，是自己开商店的电脑专家。他说得那么严肃和自信，有几个人听了点点头。随后，克劳斯·哈斯想知道他们在院子都干些什么。大部分人笑了。他就听懂了一句话：闲待着吧。他也笑了，请大家（五六个人吧）喝他买的饮料。

克劳斯·哈斯第一次去淋浴的时候，有个名叫“戒指”的家伙要强奸他。那家伙也是大块头，但比起克劳斯·哈斯来就显得矮小了。从那家伙的脸上看，显然干这种事情，好像是环境迫使他扮演那种角色的。那张脸告诉他：这事如果取决于他，那在自己牢房里手淫就行了。克劳斯·哈斯看看那张脸，问他：一个成年人怎么会有这种行为呢？“戒指”不懂他的话，大笑起来。那家伙脸宽，有胡须，笑声不难听。在他俩身边的几个囚犯也都笑了起来。“戒指”的朋友，一个名叫“火鸡”的年轻犯人，从浴巾下面掏出一把锥子，要克劳斯·哈斯闭嘴，跟他们去“街角”！克劳斯·哈斯问：什么街角？什么街角？克劳斯·哈斯此前在院子里结交的两个朋友从后面揪住了“火鸡”的胳膊。克劳斯·哈斯生气了。“戒指”又笑了，说道：不至于这么生气吧。克劳斯·哈斯吼道：去街角 ［11］ 还他妈的不生气！站街角不就是干狗的勾当吗？克劳斯·哈斯的另外一个朋友挡住浴室门口不许任何人进出。一个犯人喊道：美国佬，给你出溜出溜！让笨牛给你出溜出溜吧！快点！操他！犯人们的音量越来越高。克劳斯·哈斯一把夺过“火鸡”的锥子，命令“戒指”：趴下！浑蛋，你要是不发抖，什么事也没有。要是你发抖，或者害怕了，你屁股上就要多两个眼拉屎。“戒指”扔掉了浴巾，趴在地上。克劳斯·哈斯说：不要在这里！爬到喷头下面去！“戒指”表情冷漠地起身到喷头下面去了。他的鬈发本来是梳理到脑后的，现在被水冲到了眼前来了。等到克劳斯·哈斯站到淋浴下面的时候，他喊道：该死的，守纪律！守一点纪律，听话！接着，他跪倒在“戒指”身后，轻轻对“戒指”说：分开双腿！然后把锥子一直慢慢插进肛门里，一直到手柄为止。有人看见“戒指”一直极力咬紧牙关不喊叫出来。另外一些看到从“戒指”的肛门里流出深黑色的血滴，立刻让水冲散了。

克劳斯·哈斯的三个朋友分别是“雷雨”、“龙舌兰”和“吃货拉蒙”。“雷雨”二十二岁，服刑的原因是他把一个毒品贩子的保镖给杀了，因为这保镖要霸占他妹妹。在监狱里，有人两次要害他。“龙舌兰”三十岁，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此事很少有人知道，因为他没发病。“吃货拉蒙”十八岁，绰号来自一部电影。他真名叫拉蒙，但是《木乃伊复仇记》他看过三四次，那是他最喜欢的影片。克劳斯·哈斯认为，是他的朋友们或者他自己起了这个“吃货拉蒙”的外号。克劳斯·哈斯为了让他们高兴，给他们买罐头和毒品。他们则为他办事或者当保镖。有时，克劳斯·哈斯听他们聊自己的事情、买卖、家庭生活、愿望、担心，可是听不明白。觉得他们像外星人。有时，说话的是克劳斯·哈斯，三位朋友静静地洗耳恭听，样子感人。克劳斯·哈斯谈到克制、奋斗、自助，他说：每个人的命运掌握在每人自己手中；只要你肯干，也能成为李·艾柯卡 ［12］ 那样的人。他们不知道李·艾柯卡是何许人士，以为李·艾柯卡是黑社会头子。但因为害怕打断克劳斯·哈斯的话头，没敢提问。

克劳斯·哈斯被转到别的牢房，跟其他犯人同住的时候，那毒品贩子特地跟他道别。这让克劳斯·哈斯非常感动。他对克劳斯·哈斯说：有什么小麻烦的话，告诉我！要是有大麻烦，别找我，因为没用。克劳斯·哈斯说：我尽量不打搅你。毒品贩子说：这我已经发现了。在探监的日子，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问他：要不要她活动一下，让他重回单人牢房。克劳斯·哈斯说：这里很好，离开单人牢房是早晚的事情，那还不如早点接受现实为好。女律师问：那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克劳斯·哈斯说：给我带个手机来吧。女律师说：把手机带进监狱里来，可不容易。克劳斯·哈斯说：容易，容易。弄一个进来吧！

一周后，克劳斯·哈斯要女律师再弄一个手机进来。不久，又要了一个。第一个手机，他卖给了一个杀了三人的家伙。那家伙平平常常，确切地说，是个矮胖子；监狱外面定期有人给他送钱来，估计是让他闭上嘴巴。克劳斯·哈斯告诉那家伙：掌控生意的最好办法是通过手机联络。那家伙花了三倍的价钱买下了手机。第二个手机，克劳斯·哈斯把它卖给了一个卖肉的。此人用切肉刀砍死了一个十五岁少年，他的手下员工。大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为什么要杀死那少年呢？他回答说那小子偷东西，辜负了他的信任。犯人们哈哈笑起来了，问他是不是因为那小子不让操屁眼儿啊？卖肉的连忙低头摇晃了几下，表示否认；但是，嘴巴里没有吐出半个字表示反驳。他打算从监狱里继续掌控他的两家肉铺，因为他想如今妹妹管理生意，肯定会占他的便宜。克劳斯·哈斯卖给他手机后，教他使用如何接收和发送信息。但是，收费比原价高出五倍。

克劳斯·哈斯的牢房一共六人。牢头名叫法尔范。大约四十岁。克劳斯·哈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丑陋的人。前额狭窄，鹰眼，猪嘴。大腹便便。浑身恶臭。胡须稀疏，不对称，常常挂着食物碎渣。偶尔一笑像驴脸，只有那时看上去可以忍受。克劳斯·哈斯一走进这间牢房，就想用不了多久就会与此人顶牛。而实际上，法尔范不仅与克劳斯·哈斯顶牛，而且似乎迷失在某种迷宫里了，所有的囚徒都成了摸不着的形象。他牢房里的朋友是些拿他当保护人的硬汉。但是，他只找一个像他一样丑陋的家伙做伴。那家伙叫什么戈麦斯，是个瘦子，脸形像蚯蚓，左脸颊上有个拳头大的黑斑，白眼珠总是一副吸过毒品的表情。在院子和食堂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俩的身影。在院子里，他俩打招呼的时候仅仅点头而已；即使参加人多的活动，最后也是离群而去，靠在墙上晒太阳，或者默默地走在排球场上，直到铁栅栏为止。他俩之间，说话不多，或许因为没有更多的事情可谈。起初，法尔范入狱时，穷的厉害，连公设律师都不来看他。戈麦斯坐牢的原因是盗窃卡车，他有钱请了律师。二人相识后，戈麦斯请自己的律师为法尔范办理了各种手续。二人第一次鸡奸是在厨房的一个杂物间里。确切地说，是法尔范强暴了戈麦斯。他把戈麦斯打倒在麻袋上，鸡奸了两次。戈麦斯狂怒至极，打算杀死法尔范。一天下午，他在厨房里等着法尔范。后者正在洗盘子和运豆子口袋。戈麦斯企图用锥子刺死法尔范。后者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给制伏了。法尔范再次强奸了戈麦斯。随后，戈麦斯还在他身下的时候，他说这种情况总得有个了结吧。作为补偿，他愿意让戈麦斯鸡奸。还有，他把锥子还给了戈麦斯，以示信任。接着，他脱下裤子，趴在草垫上。法尔范屁股朝天，像头母猪。可是，戈麦斯还是鸡奸了他。二人继续友好下去。

由于法尔范是最强壮的，有时就强迫别的犯人离开牢房。片刻后，戈麦斯来了。二人开始鸡奸，完事后，或者聊天，或者抽烟，或者静静地躺在床上休息，法尔范躺在自己的床铺上，戈麦斯躺在别人的床上。二人望着天花板或者看着袅袅上升的烟圈飘出窗外。有时，法尔范觉得那些烟圈是奇形怪状的：有的像蛇群，有的像胳膊，有的像弯曲的大腿，有的像在空气中爆炸的腰胯，有的像其他尺寸的夹肉面包。他常常半闭着眼睛说道：多温柔啊，多温柔的劝告啊！戈麦斯比较实际，他问法尔范：什么温柔啊，说什么呢？法尔范不知如何解释才好。于是，戈麦斯就坐起来，看看四面八方，仿佛在寻找朋友的幽灵，最后说道：巡逻队冲你吼叫呢！

克劳斯·哈斯不明白，阴茎在法尔范或者戈麦斯那样的屁眼前怎么会勃起呢？他能明白男人面对美少年会产生性兴奋，这点他想到了；但是不明白，一个男人或者说男人的大脑，怎么能仅凭着法尔范或者戈麦斯屁眼的吸引力就会发送指令让阴茎海绵体一一充血呢？这是很困难的啊！他想：他们是野兽。是卑鄙下流的肮脏野兽！他经常在梦中看见自己跑遍了监狱的走廊、各个牢房，看见自己的眼睛很像猎鹰，一面步伐坚定地走在那充满喊声和梦呓的迷宫里，一面盯着每间牢房里发生的事情，最后忽然无法前进了，在悬崖边缘上停步（因为他梦中的监狱修建在万丈深渊的边上）。他在那里无法后退，举起双臂，仿佛恳求苍天保佑（可天空黑乎乎的像深渊），随后，他想说点什么，开口提醒、劝告一群微型的克劳斯·哈斯，可他意识到，或者说突然感觉到有人缝住了他的嘴唇。但是，他察觉嘴里有东西。不是舌头，不是牙齿。是一块不打算咽下去的肉，同时他用手扯掉嘴唇上的丝线。鲜血流到了下巴颏。他感觉牙床被麻醉了。等到终于能张开嘴吧时，他吐出了那块肉，然后跪倒在黑暗的地面上寻找。找到那块肉的时候，他仔细摸摸，发现是根阴茎。惊慌之余，他连忙伸手去摸下裆，担心找不到自己的鸡巴。但是，它仍在原位。这么说手里的阴茎是别人的。谁的呢？想这个问题的同时，嘴唇仍然在流血。后来他觉得睡意朦胧，便蜷缩在深渊边缘睡着了。于是，又去做别的梦了。

克劳斯·哈斯觉得对女人先强奸后杀死，比起把阴茎放入戈麦斯或者法尔范肮脏的肛门里要更有魅力、更性感。有时，他想：要是他俩继续鸡奸，我就宰了他俩。先杀法尔范，再杀戈麦斯，那三个朋友 ［13］ 会帮助我的，会给我提供武器和不在场证明，会帮助我处理后事。然后，我会把他俩的尸体扔到深渊里去。那就永远不会有人再记得他俩了。

克劳斯·哈斯被关进圣特莱莎监狱十五天后，举行了可以称之为首次新闻发布会的活动。与会的人有首都来的四位记者以及索诺拉州所有报纸的记者。在与记者们见面时，克劳斯·哈斯重申自己是无罪的。他说警察为了挫败他的毅力，给他使用了“怪药”。他不记得签了什么字，写过什么认罪书；但是，他指出，如果有供认状之类的东西，那也是警察连续对他实施了肉体、心理和“医疗”的刑讯拷打之后获得的。他提醒记者们：圣特莱莎发生的那些“事情”会表明他不是杀害妇女的凶手。他暗示说，监狱里有人知道很多情况。首都来的四位记者中就有塞尔希奥·贡萨莱斯。他此次来圣特莱莎不像上次那样是为了挣钱而多捞外快。他一得知克劳斯·哈斯被捕的消息，立刻找报社警务组组长要求特别开恩，让他去追踪报道这个案子。组长没提任何异议，一听说克劳斯·哈斯要见记者，就打电话给文化组，告诉塞尔希奥如果他愿意，可以马上出发。组长说：这事商定了，可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你怎么会对这个案子有兴趣？塞尔希奥也不大明白。他说：纯粹是毛病吧！或许认为墨西哥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吧？这个临时的新闻发布会结束时，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跟所有的记者一一握手道别。等轮到塞尔希奥的时候，他发觉女律师塞给他一张纸条，周围没人发现。他把纸条放进口袋里。走出监狱，在等候出租车的时候，他看看纸条。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克劳斯·哈斯的新闻发布会是个小小的闹剧。有些媒体质问：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囚犯能在监狱里约见新闻界，好像监狱是他家住宅，而不是司法机关把他关进去服刑的地方。据说，典狱长事先收了克劳斯·哈斯一笔钱。据说，克劳斯·哈斯是欧洲某个巨富家族的惟一继承人。根据这个消息，克劳斯·哈斯钱多得流油，整个圣特莱莎监狱都为他效劳。

新闻发布会后，那天夜里，塞尔希奥·贡萨莱斯拿出女律师给他的电话号码呼叫。接听的人是克劳斯·哈斯。他不知说什么才好。克劳斯·哈斯问：你好？塞尔希奥说：哦，您有电话啊。克劳斯·哈斯问：您是谁？塞尔希奥：我是跟您见过面的一个记者。克劳斯·哈斯问：您是首都报纸的。塞尔希奥：对，是我。克劳斯·哈斯问：您本来打算找谁谈话？塞尔希奥承认：找您的女律师。克劳斯·哈斯：哎呀！哎呀！在接下来的一瞬间里，二人都没开口。克劳斯·哈斯问：您要我给您讲点什么吗？刚进监狱的头几天我有些害怕。我以为犯人们一看见我进来了，肯定会扑上来为所有死去的女孩报仇。对我来说，关在监狱里与星期六中午被扔在某个小区是完全一样的。都会是私刑处死。都会是剥光我的皮。明白吗？都会是乱哄哄一拥而上唾骂我、踢打我，最后扒光我的皮。不可能让你说话。但是我忽然明白了：监狱里没人扒光我的皮。至少不会为了那些指控我的罪名而揍我。于是我想：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些傻瓜对杀人事件麻木不仁吗？不是的。这里的人或多或少都对外面的事情敏感，就像我们说的，关心城里的脉搏跳动。我问一个犯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问他：你如何看待那些被害的妇女、被害的女孩呢？他看看我说道：她们都是婊子。我问：那么也就是说，她们该死啦？那犯人说：不该死。你若想操她们，那就操上几百遍，但是别把她们弄死。于是，我问他：是不是认为我杀害了那些女人？那王八蛋说：不、不，肯定不是你这个美国佬。好像我是个操蛋美国佬，可能骨子里是，但越来越不像了。塞尔希奥·贡萨莱斯问克劳斯·哈斯：你想说明什么？克劳斯·哈斯说：我的意思是监狱里都知道我是无罪的。我想过：他们怎么知道我无罪呢？我费了点力气才调查明白。那就如同人在梦中听见的吵闹声。做梦是封闭的，所以梦境是有传染性的。一人突然做梦，很快会有一半犯人做梦。但是，有人听见的“吵闹声”不是梦境，而是现实。吵闹声属于另外的事情。明白吗？有个人、随后是所有的人都在梦里听见了那吵闹声，但不是梦里而是现实里发生了吵闹声。吵闹声是真实的。明白吗？记者先生，您清楚这个意思吗？我好像是在弄明白什么吧。克劳斯·哈斯问：真的？真的？真的明白吗？塞尔希奥说：您的意思是说，监狱里有人确凿无疑地知道您不可能杀人。克劳斯·哈斯说：正确。那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克劳斯·哈斯说：我有些想法，但我需要时间证实，这对我来说有点自相矛盾，您不这么认为吗？塞尔希奥问：为什么？克劳斯·哈斯说：我在这里惟一富有的就是时间，可是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更多的时间。后来，塞尔希奥又问了克劳斯·哈斯关于他的供词、判决的日期、警察如何对待他的情况。可克劳斯·哈斯说：这些事情以后再找机会说。

当天夜里，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向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吐露了他在圣特莱莎警察局一个下属机构里不经意间听来的一段谈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以及局长的保镖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实际上，惟一没开口的是艾比法尼奥·卡林多。话题就是那个嫌疑人克劳斯·哈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认为，那都是典狱长的错。克劳斯·哈斯事先肯定给典狱长塞钱了。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同意这个看法。佩德罗·内格雷特说里面恐怕还有别的文章吧。有一股外来的力量让典狱长的意志天平发生了倾斜。于是，说出了这样一个名字：恩里克·埃尔南德斯。局长说：我认为是恩里克·埃尔南德斯说服了典狱长。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有可能。安赫尔·费尔南德斯骂了一句：那个婊子养的！这就是全部谈话内容。后来，何塞·马尔克斯进了那几个人待的办公室，跟大家打了招呼，打算坐下来听。可是，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挥挥手，告诉他最好走开。何塞·马尔克斯一出门，还是那个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插上了门，不让别人打搅他们。

恩里克·埃尔南德斯三十六岁。曾经为佩德罗·任西福工作过。后来给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干活。恩里克·埃尔南德斯出生在墨西哥卡纳内阿。后来，有了足够的钱，就在郊区购买了一处牧场，养牛；还买了一栋住宅，地点在市中心最好的位置，距离商业广场只有几步之遥。他手下有一批可靠的人，而且都来自卡纳内阿。据说，恩里克·埃尔南德斯为甘波萨诺负责毒品运输，毒品在索诺拉海岸的瓜伊马斯和特波卡角之间的某个地方上岸，恩里克用五辆卡车和三辆雪佛兰郊外SUV运送。他的任务是把走私品安全送到圣特莱莎。然后，由另外一个人转送到美国去。但是，有一天，恩里克·埃尔南德斯接触了一个也搞毒品生意的萨尔瓦多人。恩里克打算自己单干，这个萨尔瓦多人就让他跟一个哥伦比亚人联系。这样，甘波萨诺一下子没了在墨西哥负责运输的人。他和恩里克成了竞争对手。但无论如何二人的买卖规模无法相比。恩里克每运送一公斤毒品，甘波萨诺要运输二十公斤。可是，甘波萨诺的火气却不因批发量的多少而变化，因此他在耐心和不慌不忙地等候时机。当然，如果告发恩里克贩毒，对他也没好处，而是要名正言顺地把恩里克踢出圈子；然后，由他亲自悄悄恢复贩毒通道。终于，机会来了（恩里克由于一起桃色案件失控而杀害了一家四口），甘波萨诺立即告知索诺拉检察院，分发了钞票和线索，闹得最后恩里克下了大牢。开头的两周，没发生任何事情。但是，第三周，四名枪手来到墨西哥锡那罗亚州圣布拉斯市郊区一座仓库里，杀掉了两名保管员后，弄走了一包一百公斤的毒品。这座仓库原本属于索诺拉州南边瓜伊马斯郊区一个农民，此人已经过世五年了。甘波萨诺派手下一名亲信去调查此事。这名亲信名叫塞尔希奥·干西诺（又化名塞尔希奥·卡洛斯、塞尔希奥·卡马尔格、塞尔希奥·卡里索），他在加油站和仓库周围询问之后，仅仅弄明白一件事：在枪手抢劫仓库的时候，不止一个人看见那里有一辆黑色的雪佛兰郊外SUV汽车，与恩里克·埃尔南德斯手下人使用过的那辆一模一样。后来，塞尔希奥又在这个地区的各个牧场里寻找一番，看看能不能找到牧场主；他一直找到艾尔富埃特。可是那里没人，包括遇到的寥寥几个牧场主都没钱购买那样的汽车。甘波萨诺认为，这情况让人不放心，但有待进一步核实。雪佛兰郊外SUV汽车很有可能是在沙漠中迷路的美国游客，或者是某个从那里经过的检察员的，或者是携带家眷出游的高官的。不久，就在甘波萨诺行驶在从迪斯歌迪亚到萨萨贝之间的土路上的同时，在与美国交界的地区，有人打劫了他手下一辆装有二十公斤毒品的卡车，杀了司机和副手。他俩没带武器，以为那个下午可以越境到亚利桑那州，因为在运送毒品过境时没人会带武器。或者运武器，或者运毒品，但不可能同时运送这两样东西。关于卡车里的人，永远无从知晓了。毒品，也下落不明。两个月后，那辆卡车出现在埃莫西约一家废品收购站里。据塞尔希奥·干西诺说，是收购站的老板从三个瘾君子手中买下这辆损毁十分严重的卡车，另外这三个瘾君子是惯偷和埃莫西约警方的线人。塞尔希奥跟其中一人谈了话。那人外号叫埃尔维斯。他告诉塞尔希奥：卡车是锡那罗亚州一个常年在外面闲逛的家伙白送给他们的。塞尔希奥问埃尔维斯：你怎么知道那人是锡那罗亚州的呢？埃尔维斯回答说：那人的口音是锡那罗亚州的。你怎么知道那人常年出门在外呢？埃尔维斯说：根据眼神。出门在外的人眼神大方，什么也不害怕，不紧张，不哆嗦，是个真正闯江湖的家伙，可以给你肚子一枪，也可以用一盒万宝路香烟或者一颗大麻卷烟换你一辆卡车。塞尔希奥笑着问他：他给了你卡车，换了你一颗卷烟？埃尔维斯说：是半根卷烟。这一回，甘波萨诺觉得满腔怒火。

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在考虑：为什么恩里克·埃尔南德斯要用这种方式保护克劳斯·哈斯？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保护克劳斯·哈斯会伤害什么人呢？检察员还想：他要保护克劳斯·哈斯到什么时候呢？是一个月？两个月？还是需要保护多久就保护多久？为什么要排除同情和友谊的因素呢？难道恩里克跟克劳斯·哈斯交过朋友是不可能的吗？难道这样的保护仅仅出于友情是不可能的吗？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想：不可能，因为恩里克·埃尔南德斯是没有朋友的人。

1995年10月在圣特莱莎及其周边没有发现女尸。正如大家常说的，9月中旬开始，圣特莱莎城里一片安宁。但11月，在埃尔奥西多峡谷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后来查明了她名叫阿特莉雅娜·加西亚·埃斯特拉达，十五岁，一周前失踪，是东西加工厂女工。据法医鉴定，她死于舌骨断裂。身穿一件带摇滚乐手印花图案的运动衫，里面是白乳罩。但是，右乳房被割掉，左乳头被咬掉。检察员里诺·里维拉和后来加入的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以及卡洛斯·马林负责此案。

11月20日，距离发现阿特莉雅娜·加西亚·埃斯特拉达尸体一周后，在靓女区的一片空地上，有人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从外貌上看，死者大约十九岁。死因是胸部多处刀伤，凶器是一把双刃刀，刀刀命中要害。她身穿灰珍珠色坎肩和黑色长裤。在法医的检验室里，脱去她外面的长裤后，发现里面还有一条灰色长裤。法医说：人类的怪癖是个秘密。负责此案的是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没人前来认尸。

四天后，在圣特莱莎通往卡纳内阿的公路一侧，发现了贝阿特丽丝·康塞普西翁·罗丹的尸体。估计死于砍刀或者大号匕首，从胸口一直开到肚皮。贝阿特丽丝·康塞普西翁·罗丹二十二岁，身高一米六五，消瘦，肤色微黑；长发到腰间。曾经在北马德罗大街一家商店当服务员，与西富恩特斯兄妹同住。哥哥名叫艾沃迪奥，妹妹叫艾丽亚娜。但是，对于她的失踪没人报警。她身体许多部位有血肿，但刀伤只有一处，那致命的一刀。根据法医的推断，死者没有自卫，或者说被杀害时处于昏迷状态。她的照片刊登在本城的报纸上（《索诺拉之声》）之后，有人打来匿名电话，说她名叫贝阿特丽丝·康塞普西翁·罗丹，家住南方区。四天后，警察来到死者家中，发现是个四十平米的房间，里面有两个小卧室，外加一间客厅，里面的家具都套上了透明塑料布；整个房间空无一人。据左邻右舍说，那个名叫艾沃迪奥·西富恩特斯的人和他的妹妹艾丽亚娜，大约在六天前就不在家中了。一位女邻居看见兄妹二人各自拉着行李箱走出家门。搜查住宅后，只找到少量兄妹俩的个人用品。案子交给检察员埃弗拉因·布斯特罗去办，他很快发现这兄妹存在于世的资料只比两个幽灵多一点点。没有兄妹的照片。能得到一点点对二人的体貌描写即使不矛盾，也是模糊的：哥哥又矮又瘦，妹妹相貌平庸，没有可记忆的特征。据一位邻居的回忆，哥哥在费勒—西斯加工厂干活，但是那个加工厂的名册上根本没有这个名字，无论现在还是三个月前。当检察员埃弗拉因·布斯特罗要求工厂领导提供三个月前的名单时，领导说非常遗憾由于技术操作的失误，名单消失了或者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没等检察员埃弗拉因·布斯特罗问厂方什么时候可以交出名单，一位经理交给他一个红包。布斯特罗便忘记了这码事。他想，就算是有这些名单，就算是没人销毁这些名单，也找不到艾沃迪奥·西富恩特斯的线索。于是，警方下达了对西富恩特斯兄妹的通缉令，这道命令在墨西哥几处警察局像蚊子围着火堆那样兜了一圈。案子就不了了之了。

12月，在格里玛大街与富恩桑达大街的交叉路上方，距离莫雷洛斯预科学校不远的一片空地上，发现了米赛尔·雷戈霍的尸体，她是一周前失踪的。发现尸首的是几个常在那片空地上玩棒球的孩子。米赛尔住在城南的圣达米安区，在W&E地平线加工厂打工。她十四岁，消瘦，喜欢交际。没有男朋友。她母亲也在同一家企业工作，下班后给人算命和用草药治病捞些外快。她的顾客主要是居民区里的妇女或者是有感情麻烦的女工友。米赛尔的父亲在阿吉拉尔·雷诺斯加工厂工作。每周轮一次双班。她有两个十岁的妹妹上学，一个十六岁的哥哥上班，跟父亲在同一家工厂工作。米赛尔的尸体上有几处刀伤，分别在胳膊和胸部。在她穿的紧身衬衫上，有几处撕破的地方，估计是被同一把刀划破的。长裤也是紧身的，合成纤维制品，被褪到膝盖以下。脚踏黑色网球鞋，是锐步的。双手被捆绑在身后。很快有人指出这捆绑的方式与捆绑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的方式如出一辙。此话一出，让几个警察会心地一笑。经办此案的人是何塞·马尔克斯。他给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讲了此案的几个特点。胡安请他注意：奇怪的偶然性并不仅仅在于捆绑方式，而且此前就在莫雷洛斯预科学校的空地上发生过这样的杀人案。何塞·马尔克斯不记得那桩案子了。胡安·德迪约斯告诉他：死者的身份一直没有查明。那天夜里，这两位检察员来到了发现米赛尔尸体的空地上。他俩在车里待了一会儿，看看空地上的黑暗处。然后，下车，脚踏着软软的塑料袋前行。二人开始抽烟。空地上散发着死尸的气味。何塞·马尔克斯说他开始厌倦这种工作了，说在蒙特雷有一份保安经理的工作。他问胡安：预科学校在什么方位？胡安说：那边。二人朝学校方向走去。他俩穿过几条土路街道，感觉附近有人在监视他俩。何塞·马尔克斯摸着枪套，没有掏枪，但感觉镇定了许多。他俩来到预科学校的栅栏处，那里只有一盏孤灯照明。胡安指着远处通向诺加莱斯的公路方向说，尸体就在那个地方。凶手或者凶手们必须乘车而来。他们把死者从后备厢里抬出来扔到了路旁边。他们花去的时间不会少于五分钟。我估计需要十分钟，因为那个地方距离公路不近。凶手是从卡纳内阿来，或者去卡纳内阿的。根据他们抛尸的地点来看，我估计他们是去卡纳内阿的。何塞问胡安：为什么？兄弟！因为如果我从卡纳内阿来，那么在到达圣特莱莎之前，有一大堆好地方可以抛尸。另外，我认为他们算计好了时间。据说，尸体的肛门还插进了木桩。何塞骂了一句：这群婊子养的！胡安说：是啊，是群坏蛋。把这样一具尸体放进后备厢可不容易，好像他们早有准备。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在学校附近才插进了木桩。何塞说：兄弟，他们真是一群畜生啊！他们把她扔到地上，把木桩插进她肛门里。你觉得怎么样？何塞说：兽性！胡安愤怒地说：可她不在人世了！

接下来的两具女尸也是在1995年12月被发现的。一具名叫罗莎·洛佩兹·拉里奥斯，二十九岁，尸体出现在墨西哥石油公司的一座钻井架旁边，那个地方晚间时有男女做爱。起初，男女乘轿车或者厢式货车而来；后来，这个地方出了名，看见骑摩托或者自行车而来的青年男女就不足为怪了；甚至还有一些男女徒步而来，因为附近有个公交车站。在钻井架后面，本来有人打算盖一座楼房，结果没盖成；如今，只有一片空地，再过去一些，盖起了一些预制板房屋，现在是闲置的，一度住过石油公司的工人。每天夜里，一些年轻人有时以挑衅的方式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小心翼翼地把汽车排列在空地上，骑摩托或者自行车来的也是如此。他们打开预制板房屋的破门，打开手电筒，点燃蜡烛，放送音乐，有时甚至会做晚饭。预制板房屋后面有一面土坡，墨西哥石油公司在搭建钻井架的时候，在山坡上栽种了一些低矮的松树。有些小伙子带上毛毯去松树林里寻找更隐蔽的地方。他们正是在松树林里发现了罗莎·洛佩兹·拉里奥斯的尸体。发现尸体的是两个十七岁的男女。女孩以为是什么人躺在那里睡觉呢。但是，等手电的光柱对准那人时，二人才意识到那是死人。女孩立刻惊叫起来，慌忙跑出了松林。男孩有些勇气，或者强烈的好奇心，打算翻动尸体，看看死者的模样。那女孩的叫喊声惊动了空地上的人们。有几辆汽车立刻就开跑了。有辆车上，有个市局警察，是他报了警，是他企图制止人们逃离现场，但收效甚微。等大批警察赶到时，空地上只剩下寥寥几个吓破胆的年轻人，还有那个用手枪对准年轻人的市局警察。凌晨三点钟，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和警察艾比法尼奥·卡林多来到案发现场。此前，别的警察已经让那位市局警察收起他的左轮手枪并且安静下来。在空地上，艾比法尼奥靠在一辆巡逻警车上，询问那个发出惊叫的女孩。与此同时，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上山到松林里，瞅了尸体一眼。罗莎·洛佩兹的死因是多处刀伤，匕首还破坏了衬衫和针织紧身内衣。她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为此起初把她归类到无名女尸。但是，两天后，圣特莱莎三家报纸刊登出死者的照片后，有个女子自称是死者的堂姐，说死者名叫罗莎·洛佩兹·拉里奥斯；这位堂姐把知道的全部情况都告诉警察了，包括死者的住址在花卉区圣马特奥大街。墨西哥石油公司的钻井架距离通往卡纳内阿的公路不远，这条公路距离花卉区不远不近，因此就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受害人走路或者坐公交车前去赴约。罗莎·洛佩兹跟两个女友住在一起，她们都是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里几个加工厂的女工。两位女友说，罗莎有个男朋友，名叫什么埃尔奈斯托·阿斯图迪乐，瓦哈卡州人，为百事可乐公司送货。在百事可乐饮料仓库里，有人说，的确有这么一个阿斯图迪乐，是卡车装卸工，跑花卉区到基诺区那条线；但是，他四天前就没来上班，为此有可能已经被公司开除了。警察找到了他的住处，进行了合法强行进入；但是，那里只有阿斯图迪乐的一个朋友，二人共享这么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茅屋。警察询问了那位朋友后得知，阿斯图迪乐有个表弟，二人相处得亲如兄弟，那表弟从事给偷渡者当向导的勾当。艾比法尼奥·卡林多说：这个案子要见鬼去了。但是他仍然在向导里找阿斯图迪乐的表弟。可干这行的圈子里，守口如瓶是规矩。结果警察什么也没弄明白。欧尔迪斯丢下了这案子。艾比法尼奥·卡林多继续寻找别的调查线索。他在想：假如阿斯图迪乐已经死了，事情会怎么样呢？比如说，他死在小伙子们发现他女友尸体的三天前，那会怎么样呢？他想：罗莎·洛佩兹被杀害的那天夜里，她去墨西哥石油公司钻井架后面寻找什么？找谁？果然，这个案子还是落到卡壳的结果。

12月，另外一具名叫爱玛·贡特莱拉斯的女尸出现了。但是，这一回很容易就找到了凶手。爱玛·贡特莱拉斯住在白杨树区巴勃罗·西富恩特斯大街。一天夜里，邻居们听见有个男人在喊叫。后来大家说，给人的印象是那男人独自在家，此前就疯了。大约到了清晨两点钟，那男人不再喊叫，安静下来。于是，房子里面一片寂静。大约到了清晨三点钟，房子里面的灯光是熄灭了，但是，毫无疑问，里面有动静。接着，传出来两声枪响，邻居们听见有人发出了一声叫喊。几分钟后，大家看见房子里出来一个男人，上了一辆停在对面的轿车，接着就消失了。有个街坊报了警。凌晨三点半，一辆巡逻警车来到现场。那房门是半开着的。警察们毫不犹豫地走进室内。在最大的卧室里，警察发现了爱玛·贡特莱拉斯的尸体，她手脚被捆绑，身上中了四枪；其中两枪打烂了面孔。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他清晨四点钟到达现场，立即搜查房子，很快就得出了如下结论：凶手是爱玛的情人（或曰同居者），是名叫海美·桑切斯的警察，就是那个在墨西哥石油公司的钻井架空地上阻止青年男女逃散的那个人。警局下达了通缉令。早晨六点钟，警察在塞拉菲诺斯酒吧找到了海美·桑切斯。这个钟点的塞拉菲诺斯酒吧是打烊的。但是，里面正在玩一局扑克牌。赌桌旁边是一群玩家和观众，吧台前有几个“夜猫子”，其中不止一个警察在喝酒、聊天。海美·桑切斯就在其中。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一接到报告，立即下令包围那家酒吧，不允许任何人进出，等他到达后再说。海美·桑切斯看见胡安带着两名警察走进酒吧的时候，还在大谈女人。而且继续谈下去。牌桌旁边，在围观的人里有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他一看见胡安走进来了，立刻起身问他：这个钟点来这里做什么？胡安说：来抓人！雷伯耶多笑着，张大嘴巴望着胡安，问道：就你跟这么两个警察抓人？又说：别操蛋了！去给别人嘬鸡巴吧！胡安瞅了他一眼，好像不认识他似的，把他推到一边去，走到海美·桑切斯身边。胡安从桑切斯那里刚好看见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揪住了两名警察中的一个的胳膊。后者，不停地在说着什么。胡安在想：一定是告诉雷伯耶多我是来抓谁的。桑切斯俯首就擒，没做任何抵抗。胡安搜了他全身，在他腋下找到了那把左轮手枪。他问桑切斯：你就是用这把手枪杀了她吗？桑切斯说：我自找倒霉，昏了头。他又加了一句：别当着我的朋友面羞辱我！胡安一面给他戴上手铐，一面说道：你的朋友们会打掉我的牙齿！他们离开酒吧的时候，扑克牌局重新开战，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

1996年1月，克劳斯·哈斯再度召集记者们见面。这一次不像上一次参加的记者多。但是，凡进入圣特莱莎监狱采访的人都没遇到任何阻挠他们正常工作的人。克劳斯·哈斯问各位记者：既然凶手已经在牢里了（指的是他自己），怎么会还发生杀人的事情呢？他特别指出捆绑米赛尔的绳结与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身上的绳结一样；克劳斯·哈斯说，这个桑多瓦尔是惟一与他有直接联系的女受害人；他强调说，因为桑多瓦尔对信息学和电子计算机感兴趣。《理性报》（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工作的单位）这一次派遣了一个警务版的新手，他在来埃莫西约的飞机上阅读了案情介绍。其中就有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写的新闻报道。这一回，塞尔希奥留在首都撰写关于墨西哥和拉美新小说的长文。警务组组长在派遣这位新手之前，特地登上五楼到文化版组（此公从来不乘电梯），来问塞尔希奥是否愿意再跑一趟。塞尔希奥看看警务组长，没有回答，最后只是摇摇头。也是在1月里，索诺拉州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圣特莱莎支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圣特莱莎只有两名记者出席。会上介绍了被害妇女家属受到的歧视和侮辱性对待，展示了相关信件并准备寄送州长和国家总检察院。后来，信件送达后一直没有下文。这个组织的支部一下子从三名成员（或同情者）发展到了二十人。但是，1996年1月，对于圣特莱莎警方来说却是不坏的月份。三个家伙死于枪战，地点在旧铁道线附近的一家酒吧里，估计是贩毒团伙内部火并。在非法偷渡向导使用的一条通道上，躺着一个中美洲人袒胸露背的尸体。一个矮胖的家伙在北马德罗区的一家夜总会的轮盘赌上开枪自杀，他佩戴一条奇形怪状的领带，上面绣着彩虹和动物头颅的裸体妇女画像。无论在城里空地上，还是墨—美边境地区，还是沙漠里，都没有发现女尸。

但是，2月初，一个匿名电话告诉警方，在一座铁路旧仓库里，有一具被抛弃的死尸。根据法医判断，尸体属于一个大约三十岁的女性，但是猛然看去像是四十岁的女人。她身上有两处致命刀伤。前臂也有重伤。据法医说，凶手可能使用了一把短剑，大号短剑，剑片厚实的那种，就像美国电影中的短剑。哪种美国电影？法医澄清说是美国西部电影里那种猎熊的短剑。就是大号短剑吧。调查到第三天，法医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死者是印第安人。可能是印第安雅基族。但法医不确信。可能是比马族。法医也不确信。有可能是索诺拉州南部的马约族。可法医也不确信。那可能是什么族人呢？可能是色里族吧。但是，法医根据特定的体貌特征来看，不可能是色里族。也有可能是印第安帕帕戈族人，果真如此，那最自然不过了，因为帕帕戈族人从地理角度说，距离圣特莱莎最近。但是，法医认为，此人也不是帕帕戈人。到了第四天，法医手下的学生开始称他为“索诺拉的门格勒医生” ［14］ ；他说，经过反复思考和衡量之后，毫无疑问，这个被害印第安妇女是塔拉乌玛拉族人。一个塔拉乌玛拉人在圣特莱莎做什么？可能在上层或中层家庭里做女仆吧。或者等待机会前往美国。于是，调查集中到了偷渡向导群里，或者突然离开工作岗位的女仆家庭中。很快，这个案子就被人们给遗忘了。

下一具女尸出现在通往“黑屋”和一条长满杂草和野花的无名峡谷谷底的中间地带。这是1996年3月发现的第一具女尸。这个3月是悲惨之月。后来又发现了五具女尸。前往现场的六名警察里，就有拉罗·古拉。死者大约十岁。身高一米二七。脚踏白色塑料凉鞋，用铁丝做鞋带。头发属于栗色，前额部分发黄，好像染过。身上有八处刀伤，三处在胸部。有个警察一看见这女孩，立刻就哭了。急救车上的人下到了谷底，把女尸捆在担架上，因为上坡时容易出事，担架员如果绊脚，女尸会落地的。没人来认尸。根据警方正式声明，女孩生前不住在圣特莱莎。那她在这里做什么？她怎么来这里的呢？警方没说。她的资料通过传真发送到国内几处警察局。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负责此案的调查工作。但是，案子很快就结了。

仅仅几天后，还是在无名谷底，但在公路的另外一侧，发现了另外一个女孩的尸体，大约十三岁，是被勒死的。像前一个女孩一样，她身上也没带可资证明身份的证件。她身穿白色短裤和一件带美国足球队标志的运动衫。据法医说，死亡时间大约在四天前，为此，很可能这两具尸体是在同一天被抛弃的。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认为，这个看法说得轻点，有些奇怪，因为假如凶手扔第一个尸体在无名谷底时不得不把汽车停在距离公路不远的地方，那么第二具尸体还在车上，这样不仅冒着会撞上巡逻警车的危险，而且会遇上歹徒偷车。同样的危险也会出现在这样的假设中，如果把第一具尸体抛在公路另外一侧（也就是说，扔在方尖碑村附近，确切地说它算不上村庄，也算不上城里的居民区，而只是从南方每天陆续到达这里的难民营地，悲惨的人们在那里过夜，有的就死在那里了，那里不是他们的家，而是寻找食物的路上一个停脚点），同样会遇到警察，同样会丢车。有些人不叫那个村庄为方尖碑，而是“死人堆”。这个叫法有一定道理，因为那里没什么方尖碑，而是死人的速度比别处快得多。但城市范围小的时候，这里曾经有过方尖碑，那时的黑屋村可以说是独立存在的。那是石头方尖碑，确切地说，由三块石头堆积而成，那样子没有美感可言；但是，如果来点想像力或者幽默感的话，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原始方尖碑，或者是一个初学绘画的孩子的方尖碑，它是住在圣特莱莎郊外的一个魔鬼婴儿，在沙漠里闲游，吃蝎子和蜥蜴，从来不睡觉。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想，最实际的做法就是把两具尸体扔在同一个地方。不是把第一具尸体拖拉到距离公路很远的无名谷底，而是扔在距离非机动车道几米之遥的地方。对第二具尸体也应照此办理。既然有危险，完全可以随便丢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定要走到方尖碑村外呢？他想：除非车里有三个凶手，一个开车，另外两个快速抛尸，因为两个女孩体轻，两个家伙抬起来如同抬一个小手提箱。至于选择方尖碑，那可能有别的考虑，别的环境条件造成的。是凶手企图把警察怀疑的视线引向棚户居民吗？要是那样的话，为什么不把两具尸体都扔在那个地方呢？难道是为了貌似真实？为什么不考虑这两个女孩就在方尖碑村住过呢？两个无人认领的十岁女孩，在圣特莱莎能住在别的什么地方呢？莫非凶手没车？难道是抬着第一个女孩穿过公路扔到了黑屋附近的无名谷底？既然如此费时费力，为什么不把女孩埋起来呢？难道是因为谷底土硬，他们没携带工具？这个案子由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办理，他在方尖碑村附近搞了一次大搜捕，抓了二十个人。其中四人因犯有确凿的盗窃行为而被关进了监狱。一人因患有肺结核（经法医鉴定）而死在第二分局的看守所里。没人愿意承担杀害两个女孩的罪责。

在方尖碑村附近发现那个十三岁女孩尸体后一周，在通往卡纳内阿公路的一侧发现了一个大约十六岁女孩的尸体。死者几乎有一米六，黑色长发，体格瘦弱。身上只有一处刀伤，位于腹部，穿过了内脏。但是，根据法医判断，她是被勒死的，舌骨断裂。站在发现尸体的地方，可以看到一连串低矮的山丘和黄色或白色分散的房屋以及一两个工厂仓库（加工厂储备原料的地方），还有那些离开公路无缘无故像梦一样消失在远方的条条道路。据警方说，受害人可能是个准备前往圣特莱莎的拦车者，死前被强奸过。无法查明她的身份。案子挂了起来。

几乎与此同时，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大约十六岁，有刀伤，肢体残缺不全（可能是野狗所为），位于城东北方的星星坡上，距离3月以来发现的三具女尸的地点有好几公里远。几个警察说，从体型和黑色长发看，这个死者跟在卡纳内阿公路上发现的拦车女尸像是孪生姐妹。她也像拦车者一样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圣特莱莎报纸上说她俩是“苦命的姐妹”，后来接受了警察的说法，叫做“不幸的孪生姐妹”。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卡洛斯·马林。不久就列入悬案了。

就在3月结束的最后一天，又发现了两具女尸。一具是贝维尔利·贝尔特兰·欧约斯。十六岁，在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一家加工厂干活。在她尸体被发现前三天，她就失踪了。她母亲伊莎贝尔·欧约斯去市中心警局报警。等了五个小时，才有人接待她。警察不高兴地记录了她报告的情况，登记后转入了下一道程序。贝维尔利与3月里前面几位受害者不同，头发是栗色的。其他方面有相似之处：体瘦，身高一米六二，长发。发现她尸体的是几个孩子。地点在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西边的荒地上，那是个汽车很难进入的地方。她胸部和腹部有多处刀伤。阴道和肛门被强暴过，后来凶手给她穿好了衣服，因为她失踪时穿戴的衣服上没有任何撕破、穿洞或者子弹烧坏的痕迹。这个案子由检察员里诺·里维拉办理。他把调查的时间都花在询问女工友上，打算找出一个不存在的未婚夫来。没人搜查犯罪现场，没人采集那个地方留下的大量脚印。

3月最后一天发现的另外一具女尸，地点在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南边，“辣椒”地下垃圾堆和雷美迪奥小区西边的空地上。据办理此案的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说，这个女孩很有魅力。双腿修长，细腰，乳房丰满，头发长及后腰。阴道和肛门有多处擦伤。她是在强奸后被刺死的。法医认为，这个女子的年龄在十八到二十之间。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没人来认尸，为此，静候了几天后，埋入公墓。

4月2日，弗罗里达·阿尔梅塔出现在雷纳尔多的节目里，陪同的人有几位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的活动分子。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说，她来这里仅仅为了介绍几位女士，她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说。接着，那几个活动分子说到了圣特莱莎犯罪猖獗、罪犯逍遥法外的情况，说到了警方的消极怠工，说到了官场的腐败现象，说到了从1993年以来不断增加的妇女死亡人数。随后，她们感谢亲爱的观众和我们尊敬的朋友弗罗里达·阿尔梅塔；退场前，还特别呼吁州长采取措施，解决这个号称尊重人权和法律国家的治安不稳定问题。电视台台长召见雷纳尔多。结果，差点让他停职反省。雷纳尔多发了脾气，他说：既然有人下令，那就开除我好了。台长说他“小心眼”和“煽动分子”。雷纳尔多关在自己的化妆室里不出门。他打电话给洛杉矶广播台的熟人，因为从前他们想请他去洛杉矶工作。节目制片人对台长说还是放雷纳尔多一马为好。台长派女秘书去找雷纳尔多。雷纳尔多不肯去见台长，继续打电话聊天。美国那边跟他聊天的是个奇卡诺人，在给雷纳尔多讲述一个洛杉矶连环杀人案，凶手只杀同性恋者。雷纳尔多惊叫道：天啊，这里有人只杀女人。洛杉矶那家伙专游荡在男同性恋场所。雷纳尔多说：到处有这种人。他们是羊群里的狼。洛杉矶那家伙经常去男同性恋场所，或者去男妓经常出没的街道，勾引他们，然后带到某个地方杀掉。那家伙就像“开膛手杰克”一样嗜血成性。确切地说，他把受害人一一分成小块。雷纳尔多问：会根据这家伙的事拍成电影吗？那奇卡诺人在电话另外一端说：已经拍成了一部。这么说警察已经抓住他啦？答：当然。雷纳尔多：真解气！又问：谁主演这部影片？奇卡诺人答：是基努·里维斯。基努·里维斯扮演杀手？不是。他扮演抓捕杀手的警察。谁扮演杀手呢？奇卡诺人说：是个金发男子，叫什么来着？他的名字跟塞林格 ［15］ 一部小说里的人物一模一样。雷纳尔多说：哎呀，我没读过这个作家的作品。奇卡诺人问：你没读过塞林格的作品？雷纳尔多说：没有。奇卡诺人说：那可是人生一大憾事。雷纳尔多说：我最近只看男同性恋作家写的作品。如果可能的话，只读跟我文学养成近似的作家作品。奇卡诺人说：你到了洛杉矶以后再给我说明吧。挂上电话后，雷纳尔多闭目养神，想像自己住在有高大的棕榈树小区的情景，周围是漂亮的小别墅，左邻右舍都梦想当演员；他要在他们成名之前早早采访他们。后来，他跟节目制片人和台长谈了话。这二人站在他化妆室门口，要他忘记那事，继续工作。雷纳尔多说他要想一想，因为有别的机会。那天晚上，他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个晚会。黎明时分，几个朋友建议去海滩看日出。雷纳尔多留在家里给弗罗里达·阿尔梅塔打电话。响了三下之后，那位有特异功能的女人接了电话。雷纳尔多问是不是吵醒了她。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说：是的，但是没关系，因为她刚好梦见他。雷纳尔多请她讲讲梦境。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说她梦见了在索诺拉海滩上下了一场陨石雨，说海滩上有个男孩像雷纳尔多。他问：那孩子在看陨石雨吗？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说：是的，他一面望着天上的陨石雨，脚踝骨一面接受着海水的爱抚。雷纳尔多说：真美啊！弗罗里达·阿尔梅塔说：是啊，我觉得也是。雷纳尔多说：原因是你的梦很美。她说：是的。

很多人看了弗罗里达·阿尔梅塔和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活动分子的节目。圣特莱莎精神病院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看了这节目。她把内容告诉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因为后者没看。堂·佩德罗·任西福，拉罗·古拉过去的东家，住在圣特莱莎郊外，几乎足不出户，也看了这个节目。但是，他不跟任何人讨论，包括最信任的部下巴特·奥潘侬（就坐在他身边）。克劳斯·哈斯的一个朋友（外号“龙舌兰”），也看了这个节目，地点在圣特莱莎监狱。他把内容讲给克劳斯·哈斯。后者不以为然。他说：那些爱钻营的老太婆无论说什么还是想什么都无关紧要。凶手还在杀人，而我还关在这里呢。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有人应该想想这个问题，得出一些结论啊！那天夜里，克劳斯·哈斯睡在自己牢房里，说道：凶手在外面，我在里面。可是，会有比我更坏的人、比凶手更坏的人来这座婊子样的城市。你听见没有？那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你听见他脚步声了吗？法尔范从床铺上说：帅哥，快他妈的闭嘴吧！克劳斯·哈斯不吭声了。

4月第一周，在旧铁路仓库东边的荒地上发现了一具女尸。她身上没有身份证，只有一张无照片的卡片，证明她是杜切和罗德斯加工厂的女工，名叫萨格拉里奥·巴埃萨·洛佩兹。身上有多处刀伤以及被强奸的痕迹。大约二十岁。警察到该加工厂办公室调查，结果是女工萨格拉里奥·巴埃萨·洛佩兹还活着呢。针对警察的询问，她声明根本不认识，也没见过那受害人。她说自己的工作证至少在六个月前就丢失了。最后还说：她生活正常，一心一意上班和管家务，家住卡兰萨区，从来没有跟司法部门有麻烦。几个工友证明她说话属实。警察在加工厂的档案里的确找到了重新发给萨格拉里奥·巴埃萨工作证的准确日期，那时还告诫她下次注意，别把新证再丢了。检察员埃弗拉因·布斯特罗在想：死者拿着别人的工作证做什么用呢？警方用了几天的时间对该厂人员进行了调查，看看死者会不会是离开的工人。但离开工厂的几个女工的体貌特征都与死者不符。其中三人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已经去了美国。另外一人是个矮胖的妇女，因为企图组织工会被开除。案子悄悄地结案了。

4月最后一周，又发现了一具女尸。法医判断，死者生前全身遭受毒打。但死因是扼杀，舌骨断裂。发现死尸的地点在沙漠里，距离通向东边、山区的公路有五十米，那里经常可以看到贩毒头目乘坐小型飞机降落。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负责此案。死者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也没人在圣特莱莎警局报告登记过她的失踪。警方给圣特莱莎三家报纸提供了死者破了相的照片，三家都没刊登。

1996年5月，没有再发现女尸。拉罗·古拉参加了一桩盗车案的调查，最后逮捕了五人。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去监狱看望克劳斯·哈斯。谈话时间很短。圣特莱莎市政委员会主席对报界声明：凶手已经被捕，后来的妇女杀人案是普通罪犯所为。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负责办理伤人盗窃案。他用两天就抓住了犯人。在圣特莱莎监狱，一名二十一岁的防范性拘留犯自杀了。美国领事柯南·米切尔前往企业家贡拉多·巴迪亚的山坡牧场打猎。去牧场的还有企业家的朋友，大学校长巴勃罗·内格雷特、银行家胡安·萨拉萨尔·克莱斯波和一个陌生的胖子——矮个子，红头发。此人一直不走出房间跟大家去打猎，声称枪支让他紧张，此外还有心脏病；他名叫雷内·阿尔瓦拉多。此人是瓜达拉哈拉人，据他说，是搞股票生意的。早晨大家出外打猎的时候，这个雷内·阿尔瓦拉多身披毛毯，坐在阳台的扶手椅上，面对群山，身边总放着一本书。

6月，鹈鹕酒吧的一名舞女被杀。据现场目击者说，该舞女当时在舞厅里跳半裸舞。她丈夫胡立安·森特诺突然出现，二话没说，向舞女连开四枪。舞女名叫帕乌拉或者帕乌丽娜，在圣特莱莎别的夜总会里，有人叫她诺尔玛。她被击中倒地，虽然有两个女伴试图救醒她，却依然昏迷不醒。等救护车到达时，舞女已死。经手这个案子的是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他黎明时分赶到胡立安·森特诺的住处，发现人去楼空，种种迹象表明胡立安已经仓皇出逃。这个什么胡立安·森特诺已经四十八岁；而这个舞女，据她女同事说，还不到二十三岁。胡立安是韦拉克鲁斯人，舞女是首都人；大约两年前，二人来到索诺拉。据舞女说，二人是正式结婚的。起初，谁也说不出这个名叫帕乌拉的女子究竟姓什么。她家是个小单元房，家具很少，位于北马德罗区洛伦索·科瓦卢比亚斯大街79号。警察没有找到受害人的任何身份证件。有可能这些证件已经被森特诺烧毁。但是，检察员雷伯耶多则更倾向于这样的可能：这个什么帕乌拉几年来根本就没有身份证，这在一些舞女和流动妓女身上并不少见。但是，来自首都警署户籍处的一份传真说此人名叫帕乌拉·桑切斯·加尔塞斯。在她的犯罪记录里，因卖淫而几次被捕，好像从十五岁就从事这一职业。据“鹈鹕”的女同事们说，受害人不久前爱上了一个客人，大家只知道那人的小名叫古斯塔沃。她打算甩了森特诺去跟古斯塔沃同居。对森特诺的搜捕毫无结果。

帕乌拉·桑切斯·加尔塞斯被害后不久几天，在通向“黑屋”附近的公路旁边，出现了一具女尸。她大约十七岁，身高一米七，长发，体形消瘦。身上有三处利刃造成的伤口，手腕和脚腕有几处擦伤，颈部有印痕。据法医说，死因是利刃刺伤所致。身穿红衫、白乳罩、黑内裤和红色高跟鞋。没穿长裤，没穿裙子。经对阴道和肛门检查，受害人被强奸过。后来法医助手发现，受害人穿的鞋子比实际的至少大两号。身上没有任何证明文件。案子结了。

6月底，在通过蓝村的公路附近，位于樱桃园区的出口处，又发现一具女尸。死者大约二十一岁，准确地说，身上遍布刀伤。后来，法医把轻伤和重伤加起来总计有二十七处之多。发现女尸的次日，一对父母到警察局报案，说他们的女儿，十七岁的安娜·埃尔南德斯·塞西丽奥一周前失踪，他们认为那死者就是自己的女儿。但是，三天后，当那个假定的安娜·埃尔南德斯·塞西丽奥已经被埋葬到圣特莱莎公墓时，真正的安娜·埃尔南德斯·塞西丽奥却出现在警察局；她说此前跟未婚夫跑到外面去了。二人仍然住在圣特莱莎圣巴尔托罗梅区，都在阿尔塞尼奥·弗雷尔工业园区一家加工厂打工。安娜·埃尔南德斯的父母证实女儿的声明属实。于是，警方下令挖出那具在蓝村公路附近发现的女尸，对此案继续调查。办理此案的有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和安赫尔·费尔南德斯，以及圣特莱莎警局的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在一个从前当过警察的老杂货店店主的陪同下，艾比法尼奥·卡林多走访了马伊多雷纳区和樱桃园区。这样，他得知一个叫什么阿图罗·奥利瓦雷斯的人此前被妻子抛弃了。奇怪的是这个女人没有带走一个两岁的儿子和一个仅仅几个月的女儿。艾比法尼奥继续追查别的线索，与此同时，他请老杂货店店主随时报告那个奥利瓦雷斯的动态，这样，他知道了一个什么塞戈维亚有时拜访嫌疑人奥利瓦雷斯。原来这个塞戈维亚竟然是奥利瓦雷斯的堂弟。塞戈维亚住在圣特莱莎西边的一个小区里，没有正当职业。直到一个月前，塞戈维亚还不怎么经常出没马伊多雷纳区。警方对塞戈维亚进行了监视，找到了两个证人，说是看到过塞戈维亚身穿带血迹的衬衫回家。这两个证人是塞戈维亚的邻居，关系不好。塞戈维亚维持生活的手段是给曙光区一些院落举行斗狗比赛时充当调解人。一天，塞戈维亚不在家时，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和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进去搜查。他俩没有找到任何与蓝村公路附近女尸有关的罪证。他俩问一个有斗狗经验的警察是否认识塞戈维亚。答案是肯定的。于是，委托该警察监视塞戈维亚。两天后，该警察告诉他俩塞戈维亚不仅当调解人，还下赌注。当然，他全输了。可是一周后，再次下赌注。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说：一定有人给他钱。他俩跟踪塞戈维亚。他起码每周要去看堂兄一次。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去跟踪奥利瓦雷斯。他发现奥利瓦雷斯在卖家里的东西。艾比法尼奥说：奥利瓦雷斯要逃跑啊。每个礼拜天，奥利瓦雷斯都跟小区足球队玩球。球场就在蓝村公路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奥利瓦雷斯一看见五个警察（两个便衣，三个穿警服）走过来，就不玩了，等着警察走近，但不出球场，好像球场是保护他抵御任何不测的心灵空间。艾比法尼奥问了他姓名，给他戴上了手铐。奥利瓦雷斯没反抗。其他玩球的人以及三十几个观众也都原地不动。后来，艾比法尼奥对拉罗·古拉说：周围一片肃静。艾比法尼奥指指公路方向问奥利瓦雷斯：是在那边杀的，还是在家里？答：就在那边。礼拜天有球赛的时候，他把两个孩子交给一个朋友的老婆照管。你是单干的还是有堂弟帮忙？奥利瓦雷斯回答：他帮了我，但不多。

那天夜里，艾比法尼奥对拉罗·古拉说：人这一辈子不管多幸福，到最后也是痛苦和受罪。拉罗·古拉说：这要看情况。傻瓜，看什么情况？拉罗·古拉说：看很多情况。比如，要是有人给你脑袋一枪，那杀手悄悄走近你，你什么也没听见就去见上帝了，那有什么痛苦和受罪啊！艾比法尼奥说：笨蛋，难道你脑袋上挨了很多枪吗？

死者名叫艾丽卡·门多萨，是两个幼儿的妈妈。二十一岁。丈夫名叫阿图罗·奥利瓦雷斯，是个爱吃醋的家伙，常常虐待她。丈夫决定杀掉妻子的那个夜晚，丈夫喝醉了，有他表弟陪同。二人在看电视里的足球比赛，一面闲聊体育和女人。妻子没看电视，在准备晚饭，孩子们都睡了。忽然间，丈夫起身抓了一把刀，要表弟陪着他出去。他俩架着艾丽卡来到蓝村公路的另外一侧。据奥利瓦雷斯交代，起初妻子没有反抗。后来，三人进入沙漠里。丈夫和表弟轮奸艾丽卡。先动手的是奥利瓦雷斯。接着，他命令表弟也强奸艾丽卡。一开始，表弟拒绝。但奥利瓦雷斯气势汹汹，表弟明白了如果反对，可能丧命。轮奸后，丈夫用匕首乱捅老婆。后来，二人在昏暗中用双手挖坑，把受害人埋了。回家后，表弟塞戈维亚担心表哥对他动手，或者对孩子们动手。但是，表哥似乎如释重负，放松下来了，至少放松到环境允许的程度。他俩继续看电视，后来吃饭。三小时后，塞戈维亚回自己家去了。他要走的路很长，由于天黑，道路不平。走了四十五分钟后，他到达了马德罗区，在那里等了半小时马德罗到卡兰萨大街的公交车。在卡兰萨下车后，一直向北，穿过韦拉克鲁斯区和新城区，到达公墓街，从那里直奔自己在圣巴尔托罗梅大街的家。总共走了四个多小时。到家时，天已大亮，由于是礼拜天，街上行人寥寥。艾丽卡一案的顺利破获让圣特莱莎的媒体对警方有了一丝信任。

在索诺拉州的新闻界和媒体，还有首都的传媒中，一个叫做妇女行动的女权主义运动组织上了电视节目，揭露圣特莱莎连续不断的杀人案，要求政府派遣首都警察去解决问题，因为索诺拉警察即使不说是警匪一家，也没有能力去对付日益严重的问题。在这个节目里，还提到了连环杀人案。死人的背后是不是有个连环杀手呢？还是两个杀手？三个？节目主持人提到了克劳斯·哈斯，此人在狱中，审判日期未定。妇女行动组织的人说，克劳斯·哈斯可能是替罪羔羊，要求节目主持人拿出有力的证据来指控克劳斯·哈斯。她们还谈到了索诺拉的女权主义运动组织——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说那些女同志的声援和争取权利的工作在最不利的条件下有了改进；批评那个有特异功能的老太婆出现在那些同志身边，参加地区电视节目，说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老太婆似乎要从这些杀人案里捞取好处。

有时，精神病院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在想是不是整个墨西哥都疯了。看电视时，她认出那些女权主义运动组织的人里有个大学老同学。她吃惊地想，老同学变了，老多了，皱纹多了，面颊塌陷；但还是那个人。是贡萨莱斯·莱昂女博士。她还行医吗？她为什么那么蔑视埃莫西约那个有特异功能的老太太呢？这位圣特莱莎精神病院女院长真想问问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关于杀人案的更多情况；但是，她明白如果问了，就会密切二人的关系，他会进入只有她自己才掌握钥匙的房间。有时，女院长想，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墨西哥。或者不满五十五岁就自杀。也许五十六岁更好些？

7月，在距离卡纳内阿公路便道五百米的地方发现一具女尸。死者裸体，据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说（他负责此案，后来由检察员里诺·里维拉接替），案子就发生在原地，因为死者手中攥着须芒草，而只有那个地方生长这种植物。据法医说，死因是颅脑创伤，或者是胸部三处刀伤致命，无法做出结论性答案的原因是尸体高度腐烂；不做病理学研究，是无法判断的。后来，圣特莱莎大学法医专业三名学生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是，其结果却在放入档案后不见了。死者的年龄在十五六岁之间。身份一直不详。

不久，在国境线附近，位于类似发现露西·安妮·桑德尔的地方，隶属缉毒大队的检察员弗兰西斯科·阿尔瓦雷斯和胡安·卡洛斯·雷耶斯，发现了一个大约十七岁姑娘的尸体。在回答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的问题时，这些缉毒队员说，从美国那边打来电话，是边防巡逻队同行打的，通知这边的国境线上有异物。两个缉毒警察以为，可能是一包海洛因，估计是非法越境的人丢下的。于是，赶到美国人指示的地方去看。据法医说，受害人舌骨断裂，也就是说，是被勒死的。此前死者遭到性侵犯，包括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查阅失踪报案的资料，发现此人名叫瓜达卢佩·艾蕾娜·布兰卡。不到一周前与父母和三个弟弟从帕丘卡来到此地。失踪那天，她应该去上班，地点在进步工业园区一座加工厂。但是，一去就没回来。据该加工厂职员说，此人没有来上班。当天，她父母就去警局报了案。瓜达卢佩消瘦，身高一米六三，留有黑色长发。上班那天身穿牛仔裤和深绿衬衫，是刚刚买的。

不久，在与一家电影院后墙接壤的小巷里，发现了琳达·巴斯克斯有刀伤的尸体。她十六岁。据琳达的父母说，女儿看电影时有个女友陪同。女友名叫玛丽娅·克拉拉·索托·伍尔夫，十七岁，是受害人的同学。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和埃弗拉因·布斯特罗前往玛丽娅·克拉拉家询问情况，她说跟琳达去看了一部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影片。散场后，玛丽娅·克拉拉邀请琳达去她家。但琳达说跟男朋友有约会。玛丽娅·克拉拉于是自己走了。琳达则站在影院门口看下几周上演的影片剧照。等玛丽娅·克拉拉开车从影院门前经过时，看见琳达还站在那里没动。天还没有全黑下来。警察没费力气就找到了琳达的男朋友。他十七岁，名叫恩里克·萨拉比亚。他否认跟琳达有约会。不仅恩里克的父母，而且还有他家中的女佣以及两位朋友都准备证明恩里克那天根本没出门，而是在家里玩电脑和游泳。晚上，恩里克父母的四个女友也来证明恩里克不在犯罪现场。影院附近没人看见和听见什么动静，尽管从琳达身上的伤痕可以轻易推断出她是进行了自卫的。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威胁要给影院女售票员戴上三级谋杀罪的帽子。这个女售票员伽马赶忙说，她看见过一个在影院门口等人的女孩，但是，后来被一个不属于女孩社会地位的小伙子给拉走了。她的印象是女孩和小伙子之间的关系超出了友谊的界线。更多的她就说不明白了，因为不卖票的时候她就看书。在一家照相馆里，两个检察员的运气要好一些。照相馆老板看见琳达跟一个陌生人在一起，那时他正在拉下铝合金卷帘门。出于某种理由，老板以为那对男女准备抢劫他，便赶忙上锁走了。老板对那陌生人的描述相当完整：一米七四，身穿混纺夹克衫，后背有标志，黑色牛仔裤；脚踏牛仔靴。检察员问老板后背的标志是什么样子。老板说记不清楚了，但好像是个骷髅。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从打击青少年犯罪小组（两名警察这时已经调到缉毒大队去了）拿来一本书，让老板看书中二十多种标志。老板立刻认出了那陌生小伙子身上的标志。当天夜里，警方实施一次行动，抓捕了酋长团伙的二十四名成员。女售票员和照相馆老板都在嫌疑人队伍中辨认出了一个名叫赫苏斯·奇玛尔的人。他十八岁，是鲁文·达里奥区一个摩托车修理车间的临时工，有前科。警察局长亲自主审，陪审的有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和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一小时后，奇玛尔承认自己杀死了琳达·巴斯克斯。根据他的交代，三周前，他成了琳达的男朋友，此前是在砖坯镇外面一次摇滚音乐会上认识的。奇玛尔爱上了她，好像从来没有如此爱过什么人。他俩背着琳达的父母偷偷约会。琳达父母去加利福尼亚旅游时，奇玛尔两次去她家。据奇玛尔交代，每年琳达的父母至少去一次迪士尼乐园。他和琳达就是在她家没人的时候第一次做爱的。作案那天下午，奇玛尔又邀请琳达参加音乐会，地点在阿雷纳斯，那里也举办拳击赛。琳达说她不能去。二人走了一段路。到了街角，走进了那条小巷。奇玛尔的几个朋友在里面等着，四男一女，在朝圣者轿车里，车子是刚刚偷来的。琳达认识那个女的和另外两个男的。大家说起了音乐会。人人都抽大麻烟。琳达也不例外。他们谈起有间破屋，那个村庄的农民已经走光了。有个小伙子建议去那里。琳达不肯。有人说了一句责怪她的话。有人骂了一句什么。琳达想走，可是奇玛尔不让。他要琳达进车里做爱。琳达不愿意。奇玛尔和其他几个男的就揍她。后来，他们害怕琳达告诉父母，就把她给捅死了。那天夜里，借助奇玛尔提供的情报，警察逮捕了其他几个。一人除外，因为父母说，儿子在案发后几小时就离开圣特莱莎了。所有被捕的人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7月底，几个孩子发现了玛丽索尔·卡玛蕾娜的尸体。她二十八岁，北方群英夜总会老板。尸首事先被装入有二百公升硫酸的滚筒里。没有被熔解的只剩下了双手、双脚。多亏了她的假牙才辨认出她是谁。两天前，她在自己家中被十七个人绑架，住处就在夜总会楼上。她的女佣名叫卡罗丽娜·阿兰西维亚，十八岁，由于陪伴死者两个月大的女婴躲藏在阁楼里侥幸脱逃。她在阁楼里听见下面有人在说话，喊叫，骂人，最后听见几辆汽车开走的声音。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里诺·里维拉，他询问了一些夜总会的常客。但是，那十七个绑架者和凶手一直没有找到。

8月1日至15日，热浪袭来。又有两具女尸出现。一个名叫马丽娜·雷伯耶多，十三岁。发现她尸体的地点是在距离州检察警署大楼不远的菲利克斯·戈麦斯区第30中学后面。她肤色微黑，长发，体瘦，身高一米五六。穿着失踪时候的衣服：黄色运动短裤，白衬衫，白色短袜，黑皮鞋。这女孩和她姐姐早晨六点走出家门，姐妹住在韦拉克鲁斯区米斯图拉大街38号，姐姐去阿尔塞尼奥·弗雷尔工业园区一家工厂上班；妹妹去上学就再也没回家来。她全家当天就报了案。警察逮捕了她两个朋友：一个十五岁，一个十六岁。但是，关押一周后，都被释放了。8月15日，发现了安海利卡·内瓦莱斯的尸体，二十三岁，大家都叫她的外号“杰西卡”。尸体的位置在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西边的黑水沟附近。杰西卡家住布拉塔区，是“我的小屋”夜总会舞女。此前也曾经在北方群英夜总会做过。那个女老板就是玛丽索尔·卡玛蕾娜，不久前被装进硫酸桶的那一位。杰西卡出生在锡那罗亚州库利亚坎，五年前来圣特莱莎生活。8月16日，热浪减退，吹来了山风，稍稍凉爽了一些。

8月17日贝尔拉·贝阿特里兹·奥乔特雷纳老师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她二十八岁，莫雷洛斯村人，那个村庄位于索诺拉和奇瓦瓦两州的交界处。她在20中上课，据朋友和熟人介绍，她为人和蔼可亲，性情平和。她住在距离卡兰萨大道两条街之遥的美洲豹街，与另外两个女教师分享一个楼层。她房间里有很多图书，尤其是诗歌和散文，是她用货到付款的方式从首都或者埃莫西约书店里购买的。据同一楼层的女同事说，奥乔特雷纳老师是个聪敏的女子，她的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索诺拉州的莫雷洛斯是个美丽的村庄，但是太小，除去可供拍照的风景之外，一无所有）；她现有的一切都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换来的。她们还说奥乔特雷纳老师喜欢写作，埃莫西约一家文学刊物曾经发表过她署名的诗歌。此案由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办理，他一接手这个案子，就认定是自杀。在奥乔特雷纳老师的书房里，警察发现了一封信，没有收信人地址，在信中，她试图说明自己再也无法忍受圣特莱莎发生的事情了。信中说到了那些被杀害的女孩们。胡安·德迪约斯想：这是一封有感情，但有点华而不实的信。信中说：我再也忍受不了了。又说：我想跟大家一样活下去，但是怎么活呢？检察员在这位女老师的文件堆里寻找她写的诗歌，结果没发现。他记下来一些书名。胡安·德迪约斯问同一楼层的女同事奥乔特雷纳老师是不是有男朋友。她们说从来没见过她跟什么男人在一起。奥乔特雷纳老师小心谨慎到了让朋友们无法忍受的程度。好像她惟一感兴趣的就是上课、学生和书本。她衣服不多。清洁整齐，勤劳，从来不对什么表示抗议。胡安问：这不抗议是什么意思？同一单元的女同事举了一个例子：有时候她们忘记了自己在单元里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洗盘子，打扫卫生之类的活计。奥乔特雷纳老师就把事情做了。之后，并不埋怨她们。实际上，她从来不埋怨什么。她的生活里好像没有责怪和谴责这样的词汇。

8月20日，在西郊公墓附近的一块荒无人烟的地方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十七八岁，没有任何证件。身上只有一件白衬衫，全身裹在一条黄色破毛毯里，上面有黑红色大象图案。法医推断死因是脖子上的两处刀伤，心房附近的一处刀伤。警方第一次对外声明时说死者没有被强奸。但是，四天后纠正说被强奸过。负责验尸的法医对报界发表声明说：他们警方以及圣特莱莎大学的病理学家，对被强奸的说法，从来没有疑问，在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的正式报告里也是这样表述的。警方新闻发言人报告说：误会的原因在于对正式报告的理解。此案由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办理。但是，很快就被搁置起来了。无名女尸于9月的第二周被埋入公墓。

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奥乔特雷纳老师为什么要自杀呢？精神病院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说：可能是郁郁寡欢。她身上也许有精神病前兆的影子。她大概是一个特别孤独又特别敏感的女子。胡安·德迪约斯给女院长念了几个他顺手从女老师书房抄来的书名。女院长问他：看过其中哪几本吗？胡安承认一本也没看过。女院长说：都是好书啊，有几本很难弄到了，至少本地没有，圣特莱莎没有。胡安说：她从首都订购的。

又一位死者名叫阿德拉·加西亚·塞伯约斯，二十岁，褐色公司加工厂女工，被人刺杀于她父母家中，凶手是鲁本·布斯托斯，二十五岁；此前，二人同居，住在曼塞拉区塔柯斯盖尼亚大街56号，有一个一岁儿子。一周前，二人吵架。阿德拉回娘家居住。据布斯托斯交代，他女人另有新欢，打算甩了他。抓捕布斯托斯比较容易。他躲在曼塞拉区的自己家中，只有一把匕首用来自卫。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开枪冲入他家。布斯托斯躲藏到了床下。几个警察包围了床铺。布斯托斯不肯就范。警察说再不出来就乱枪打死！拉罗·古拉也参加了这一组的抓捕行动。布斯托斯不时地伸出胳膊，用那把杀害老婆的匕首横扫床前，企图刺伤警察脚踝。警察们哈哈大笑，纷纷后退。有个警察站到了床上。布斯托斯用匕首划破床垫，打算伤害那个警察的脚掌。那个警察名叫格尔特罗，因为阴茎又粗又长而在第三警察分局闻名。他对准床下开始撒尿。布斯托斯看到尿液流到眼前，就大哭起来。最后，欧尔迪斯·雷伯耶多笑累了，说道：你要是不出来，我就把你打死在里面。接着，警察们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家伙从床下爬了出来。大家一拥而上，把他拖到了厨房里。有个警察弄来一锅水，泼到了他头上。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揪住格尔特罗的衣领，警告说如果车里有一丝尿骚味，就要他的好看。格尔特罗尽管喘不过气来了，还在笑，连连答应不会有臭味的。格尔特罗问：头儿，要是他撒尿了怎么办？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说：我能区分出来每个人的尿味。这个胆小鬼的尿味应该是恐惧，你的应该是龙舌兰。格尔特罗走进厨房的时候，布斯托斯还在哭泣。啜泣声中说到了他儿子。还说到了父母，不知说谁的父母，是他自己的父母，还是阿德拉的父母，后者可是目击了他杀害阿德拉的过程啊。格尔特罗装满了一锅水，用力浇到布斯托斯头上。然后再去装水，再浇到布斯托斯头上。两个看守布斯托斯的警察的裤腿和黑皮鞋全都湿了。

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问道：是什么让那位女教师难以忍受呢？是圣特莱莎的生活吗？是圣特莱莎的杀人案？是那些死去的女孩？为什么没有人出面制止这一杀戮行为呢？这事就足以让一个年轻女子去自杀吗？一个大学女教师会因为这个原因自杀吗？一个曾经为了当上教师而艰苦奋斗的农民姑娘，会因为这个原因自杀吗？是千分之一的概率？是十万分之一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的概率？她是一亿分之一的墨西哥人啊！

9月，几乎没发生杀害妇女的事件。有斗殴。有倒买倒卖和拘留。有晚会，有热情似火的宵夜。有穿越沙漠满载可卡因的卡车。有掠过沙漠低飞的轻型飞机，它们就像准备糟蹋全世界信天主教的印第安人的灵魂。有窃窃私语，有笑声，有暗中传送的毒品。但是，到了9月的最后一天，在蓝村方向发现了两具女尸。位置就在圣特莱莎摩托车手们经常赛车的起跑点上。两个女子身穿家中便服，其中一个甚至穿着拖鞋和围裙。没有发现女尸上有任何身份证件。经办此案的是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和卡洛斯·马林。他俩根据死者衣服商标推断可能是美国人。通报给美国亚利桑那州警察之后，确认死者是美国图森郊区里意多镇的雷诺姐妹，姐姐叫劳拉·雷诺，妹妹叫珍妮特·雷诺，分别为四十四岁和三十岁，她俩都有贩毒前科。两位检察员作了如下推断：她俩订了一批货，数量不大，因为她俩从来不运送大批毒品，后来忘记交款。也许资金有了麻烦。也许她俩逞能（图森警方说，劳拉是个有胆量的女子），也许供货方在寻找她俩，那些人晚上到达，发现姐妹二人正要上床，随后，也许供货方带着她俩穿越国境后，在索诺拉或者在亚利桑那州杀了她俩；也许趁她俩半睡半醒时冲脑袋上各开一枪，然后越境而去，把尸体抛弃在蓝村附近。

10月，在圣特莱莎两条市镇公路之间的沙漠里，发现了一具女尸。尸体高度腐烂。法医们都说确定死因得需要好几天的时间。由于女尸有红指甲，初到现场的警察们认为是个妓女。从服饰上推断——开领衬衫和牛仔裤，这还是个年轻女子。虽说六十岁老太太这样穿戴也不新鲜。等到法医报告终于来了的时候（可能死于利刃重伤），已经没人记得这陌生女子了，包括媒体在内，尸体很快被扔进了公墓。

还是在10月，酋长团伙的赫苏斯·奇玛尔，杀害琳达·巴斯克斯的凶手，进了圣特莱莎监狱。虽然每天都有新人入狱，奇玛尔这个年轻杀人犯的来到，还是在犯人中间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好像著名歌手来探监，或者银行家的公子来让大家开心，至少可以过一个欢乐周末吧。克劳斯·哈斯感觉到了牢房里这种欢乐气氛，他暗暗思量自己来监狱时是不是也有过同样的气氛。没有，这样的兴趣不同寻常啊。其中有点毛骨悚然的东西和开心的内容。这个话题，没有哪个犯人直说，但是谈及足球或者棒球时，总要提到这事。还有就是说到自个儿的家属时，也会说说这个话题。还有聊到酒吧和只存在于想像中的妓女时，也会说到此事。甚至连某些最爱闹事的犯人，表现也有进步。好像不愿意受之有愧。克劳斯·哈斯想：但是无愧于谁啊？人人都盼望着奇玛尔的到来。个个都知道他要来服刑，知道他住在哪个牢房，更知道他把一个有钱人的女儿给杀了。据“龙舌兰”说，原来属于酋长团伙的几个犯人是惟一置身于这场戏之外的。奇玛尔入狱的那天，惟一上前跟奇玛尔打招呼的也是他们几个。而奇玛尔则不是单独进来的。跟他一起杀害琳达的三名同案犯紧紧地跟在他身边，一刻不离，包括上厕所。一个已经服刑一年的酋长团伙成员递给奇玛尔一把铁锥子。另外一个成员从桌子底下递给他三粒安非他明。奇玛尔入狱的头三天，表现得像个疯子。他不停地兜圈子，不停地看身后的动静。睡觉时手里攥着锥子。到处带着安非他明，好像那是预防灾病的小小圣物。后来，他那三个伙伴不跟在他身后了。只是在院子里放风时，一人与他并肩，二人在他身后。他们散步的样子活像迷失在别的星球有毒的孤岛上。克劳斯·哈斯有时远远地望着他们四个，心里想：可怜的小子，迷梦中可怜的野孩子。奇玛尔入狱后的第八天，囚犯们在洗衣间堵住了他们四个。看守们忽然就不见了。四个犯人把守门口。克劳斯·哈斯来到洗衣间的时候，把门的让他进去了，好像他是自己人，克劳斯·哈斯无声地表示感谢，尽管他始终瞧不起这帮囚徒。奇玛尔和他那三个两肋插刀的“哥们儿”站在洗衣间中央已经无法行动。这时，四人已经被犯人们用胶布堵上了嘴巴。两名酋长团伙的成员已经被扒光了衣服。其中一个在发抖。克劳斯·哈斯站在第五排，背靠柱子，注意看奇玛尔的眼睛。显然奇玛尔想要说话。克劳斯·哈斯想：若是犯人们给奇玛尔拿掉胶布，也许他要对抓他的人讲话。几个监狱看守从一扇窗户外面观察着洗衣间里发生的事情。那窗外的光线与洗衣间的荧光灯相比显得昏黄。克劳斯·哈斯注意到，看守们都没戴警帽。其中一人手持照相机。一个名叫阿亚拉的犯人走到酋长团伙两名裸体成员身边，分别在二人的阴囊上割了一刀。按住四人不动的囚徒们非常紧张。克劳斯·哈斯想：简直是往活生生的人身上通电啊。阿亚拉好像在挤奶一样挤压睾丸，最后裹着脂肪、血液和某种他不知道的（不知道也没关系）什么晶体的球球纷纷落地。克劳斯·哈斯问：这个家伙是谁？“龙舌兰”回答说：是阿亚拉，边疆地区的黑心肝。克劳斯·哈斯想：什么是黑心肝呢？后来，“龙舌兰”给克劳斯·哈斯解释说：阿亚拉欠下许多人命，其中有八个移民是他用小型卡车转运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阿亚拉随即消失了；三天后，又出现在圣特莱莎，但是什么卡车，什么移民都下落不明。最后，美国佬找到了卡车的残骸，上面都是鲜血，好像阿亚拉离开前在对尸体大卸八块。美国边防警察说：这里发生过大案。可是，现场没有尸体，这让人们忘记了死难的是谁。阿亚拉怎么处理那些尸体的？据“龙舌兰”说，他把人肉给吃了，所以疯得厉害，坏得厉害。可是，克劳斯·哈斯怀疑有这种人吃人的人，无论他多疯狂、多饥饿，怎么能吞下八个非法移民呢！一个酋长团伙的成员，刚刚被骟掉睾丸就昏迷了。另外一个双眼紧闭，颈部的血管好像要爆炸。这时，法尔范已经来到阿亚拉身边，像是主持这仪式的首领。法尔范说：扔掉这个吧！戈麦斯从地上捡起睾丸，说道：像海龟蛋。很嫩啊。几个围观者点点头，没人笑。接着，阿亚拉和法尔范手持大约七十公分长的扫把，向奇玛尔和另外一个酋长团伙的成员走去。

11月初，有人杀害了玛丽娅·桑特拉·罗莎莱斯·塞贝达。她三十一岁，在潘丘·维亚酒吧外的人行道上做皮肉生意。她出生在纳亚里特州乡下，十八岁来圣特莱莎打工，地点在W&E地平线加工厂和墨西哥家具公司。二十二岁当了妓女。她被杀的那个晚上，站在街上，身边至少有五个女伴。据现场目击者说，有一辆郊外SUV停在那几个妓女身边。车内至少有三个男子。里面的收音机音量很大。三个男人叫过去一个妓女，说了几句什么。那妓女就走开了。男人们又叫玛丽娅·桑特拉·罗莎莱斯过去。她倚靠着车的车窗，好像准备讨价还价。可是谈话仅仅持续了一分钟。里面一个男人掏出枪，迎面冲着玛丽娅打去。玛丽娅·桑特拉朝后便倒了下去。起初，站在街道上的妓女们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看到了一只胳膊伸出窗口，开枪射杀了玛利娅·桑特拉。后来，郊外SUV启动，消失在市中心那个方向。这个案子由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办理，后来有艾比法尼奥·卡林多自愿加入进来。没人记得那车牌号。曾经跟那几个歹徒说过话的妓女告诉警察他们在打听玛利娅·桑特拉的情况。他们谈到玛丽娅的样子，好像听说过她，好像什么人说了她好话似的。他们一共三个人，想跟她玩个节目。三人的模样，她记不清楚了。他们是墨西哥人，说话的口音像圣特莱莎本地话，好像很放松，一副准备过狂欢之夜的架势。艾比法尼奥·卡林多有个线人报告说，那三个人是在杀害玛利娅·桑特拉之后一小时出现在“蚊子”酒吧的。三人喜欢闲逛，喝起龙舌兰来就像别人吃花生米一样。有一次，其中一个掏出枪来，瞄准天花板，好像要射杀蜘蛛。没人跟他们三人说话。那家伙把枪收了起来。那线人说，那是一把装十五发子弹的奥地利格洛克。后来，第四个人加入进来。是个瘦高个，穿着白衬衫。四人喝了一气龙舌兰，然后乘坐一辆深红色道奇车走了。艾比法尼奥问线人：他们是不是乘坐一辆郊外SUV到酒吧的？线人说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乘坐一辆深红色道奇车走的。杀害玛利娅·桑特拉的子弹7.56毫米。勃朗宁牌。那把奥地利格洛克使用9毫米子弹。是帕拉贝伦牌。艾比法尼奥想，他们杀害那可怜姑娘的枪，可能是捷克造的微型冲锋枪。艾比法尼奥不喜欢这种枪。但是，这种枪的最新型号已经出现在圣特莱莎，数量相当之多，尤其在从事毒品贩卖的小组织里，或者是来自锡那罗亚州的绑架团伙中已经使用。

犯人之间斗殴的消息在圣特莱莎各家报纸上只在内页占了几行字。墨西哥国内的其他报纸几乎没有几家说到它。那消息的标题是《狱中算账》。酋长团伙的四名成员因杀害一名少女被捕入狱等候判刑，现在被圣特莱莎监狱几个囚犯全部杀死。他们的尸体堆放在洗衣清洁用品的房间里。后来，又在监狱的卫生间里发现了酋长团伙另外两个老成员。监狱本身的侦查部门和市局警察联合调查此案，结果没能查明犯罪动机和凶手。

中午时分，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去探监。克劳斯·哈斯对她说：他目击了杀害酋长团伙成员的全过程。他说：牢房里的人全都在场。看守们从楼上一个天窗里看着呢。他们还拍了照片。没人管。他们给四个人上了桩刑，把肛门插烂了。克劳斯·哈斯问：这是脏话吗？团伙的头目奇玛尔叫着喊着，让他们杀了他。他们往奇玛尔身上泼了五次水，把他浇醒过来。几个刽子手让出位置，让看守们拍出好照片来。他们自己让开，也让围观的犯人让开。我那时没在第一排站着。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个子高。奇怪啊：我居然没有倒胃口。奇怪，真奇怪：我居然看完了杀人的全过程。那个刽子手显得很高兴。他名叫阿亚拉。另外一个非常丑陋的家伙帮助他。那丑类跟我住同一个牢房，他叫法尔范。法尔范的同性恋人叫戈麦斯，也参加行刑了。我不知道是哪些人杀害了卫生间里那几个酋长团伙的成员。但是，这四个成员是阿亚拉、法尔范和戈麦斯杀的，另外还有六个人是抓紧这四个酋长团伙成员的。可能还有别的人。可加可减。整个牢房的人都看见了这场闹剧，可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女律师问：你认为外界也不知道吗？哎呀，克劳斯·哈斯，你可太天真啦！克劳斯·哈斯说：实际上我很傻。可既然外面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女律师说：克劳斯·哈斯，大家都小心谨慎啊。克劳斯·哈斯问：记者们也谨慎吗？女律师说：他们比别人更谨慎。沉默是金！克劳斯·哈斯问：为什么沉默是金呢？女律师说：慢慢你就明白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酋长团伙的成员吗？克劳斯·哈斯说：不知道。就知道他们不称心如意。女律师笑了。她说：为了钱呗。那几个野兽杀了一个有钱人的女儿。其他都是多余的话。纯粹是废话连篇。

11月中旬，在博得斯塔山谷，又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脑颅多处受伤，脑髓外流。身上的痕迹表明受害人进行过抵抗。尸体被发现时，裤子被褪到膝盖以下，据此推测受到了强暴；但是，经过对阴道的检查后，发现可以排除上述推测。五天后，查明了死者身份。她名叫路易莎·卡尔多纳·巴尔多，三十四岁，出生于锡那罗亚州，十七岁开始当妓女。四年前迁居圣特莱莎，在埃姆斯加工厂工作。起初，她当服务员；后来在市中心有了一个鲜花摊位。城里任何一处派出所都没有她的户籍档案。她跟一个女友住在一处简易房里，但是，有电灯、自来水，位于珍宝区。女友也是在同一家工厂工作，她告诉警察路易莎一开始说过移民美国的事情，但是，后来决定还是留在圣特莱莎生活。警察询问了几个死者的工友。后来，案子就了结了。

路易莎·卡尔多纳的尸体发现三天后，还是在博得斯塔山谷，发现了另外一具女尸。发现尸体的是巡警圣地亚哥·奥尔多内斯和奥莱加里奥·古拉 ［16］ 。这两个巡警到那里去做什么呢？圣地亚哥承认：受好奇心驱使呗。后来，他说是拉罗·古拉非要去看看不可。他俩所指的地区是从樱桃园区开始到山顶区为止。拉罗·古拉说他很想去看看发现路易莎尸体的地点。那天开车的是圣地亚哥，他没有异议。他俩把巡逻车停在峡谷上方，从一条羊肠小路下到谷底。博得斯塔山谷不长。警察划定的警戒圈的塑料带还在原地没动，与黄色或者灰色的石块和灌木丛纠缠在一起。据圣地亚哥回忆，拉罗·古拉有阵工夫在做些奇怪的事情，好像在测量地面的长度和峭壁的高度，瞅瞅峡谷上方，估计一下路易莎摔下来时身体的弧线。片刻后，拉罗·古拉对圣地亚哥（已经有点烦了）说：凶手或者凶手们的抛尸地点恰恰是为了有人能尽快发现尸体。圣地亚哥反驳说：这个地方恰恰是人烟稀少啊。那时，拉罗·古拉正用手指着峭壁的上方。圣地亚哥抬头一看，发现有三个孩子，确切地说，是一个少年和两个儿童，都身穿短裤，正在好奇地望着谷底的警察。后来，拉罗·古拉向峡谷南边走去。圣地亚哥留下来，坐在石头上抽烟，一面想也许早先应该进消防队才好。片刻后，拉罗·古拉已经从他视线里消失的时候，圣地亚哥听见一声口哨响，连忙向拉罗的方向走去。走到拉罗跟前的时候，他看见拉罗脚下躺着一具女尸。她身穿一件类似衬衫的东西，一侧已经撕碎，腰部以下是裸体的。据圣地亚哥说，拉罗的表情非常奇怪，不是惊讶，而是快活。警察们问他：怎么会是快活呢？大笑吗？微笑吗？圣地亚哥说：不是微笑，而是全神贯注，特别全神贯注，好像在想像着凶手在峡谷杀害某个女子的情景。圣地亚哥走到拉罗身边时，后者叫他别动！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正在用笔记录什么。他听见拉罗在说话：她身上有文身！很精致的文身。从她姿势上判断，可以说是被人拧断了脖子。不过此前可能被强奸了。圣地亚哥问：文身在哪儿？拉罗说：在左边大腿上。接着，拉罗·古拉起身去找女尸身上缺少的衣服。他只找到几张破报纸、生锈的破罐头盒和破碎的塑料袋。他说：这里没有她的裤子。然后让圣地亚哥上去报警。死者一米七二，长发，黑色。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无人前来认尸。不久，案子就束之高阁了。

艾比法尼奥问拉罗·古拉：是什么原因让你非去山谷不可？古拉说：因为我是警察。艾比法尼奥说：你个臭屎孩！傻瓜，不要你去的地方，别往里面掺和！接着，艾比法尼奥揪住古拉一只胳膊，盯着他的眼睛说他要知道实情。拉罗·古拉说：最近这一段时间，这条山谷一直没出现女尸，我觉得奇怪。艾比法尼奥问他：傻瓜，您是怎么知道的呢？拉罗·古拉说：因为我天天看报纸啊。艾比法尼奥说：臭小子，您还看报纸哪！拉罗·古拉说：对。问：我估计您还看书吧？答：就是。问：是不是我送你的那几本破书啊？拉罗·古拉说：就是哈里·索特曼先生、瑞典全国技术警务研究所前所长以及前警督、前国际警察局长联合会主席约翰·欧康内尔合写的《现代刑侦技术》。艾比法尼奥问：既然这些高级警官那么出色，为什么还是“过气”人物呢？说呀，犟牛，回答我！傻瓜，难道您不知道刑侦里没有什么现代技术吗？您连二十岁都不满呢，对吧？我没说错吧？拉罗·古拉回答说：艾比法尼奥，你没错。艾比法尼奥说：伙计，您可要加小心啊。这是头一条，也是惟一一条规矩：小心谨慎。说罢，松开了拉罗的胳膊，笑着拥抱拉罗一下，在这漆黑的夜晚，带着拉罗去圣特莱莎市中心惟一一家卖玉米肉汤的地方吃饭。

12月，发现了1996年最后两具女尸，地点在樱桃园区加西亚·艾蕾拉大街上的一间空房子里。一个十五岁，名叫爱斯特法尼亚·里瓦斯；一个十三岁，名叫埃尔米尼亚·诺列卡。二人是亲姐妹，但同母异父。爱斯特法尼亚的父亲在女儿出生后不久失踪了。埃尔米尼亚的父亲住在家里，在麻城公司加工厂做夜间保安。这两个女孩的妈妈也在这家工厂的花名册上，是工人。两个女孩就是上学念书，做做家务。但爱斯特法尼亚准备明年辍学去工作。她俩被绑架的早晨，正带着另外两个小妹妹（一个十一岁，一个八岁）去上学。两个小妹妹跟埃尔米尼亚一样是去何塞·瓦斯工塞洛初级小学读书的。爱斯特法尼亚把三个妹妹送到那里后，就去自己的学校，要走十五条街的路，每天如此。但是，她俩被绑架那天，有辆汽车停在四姐妹身边。下来一个男子，先把爱斯特法尼亚推上了车，又下来，再把埃尔米尼亚推了上去。随后，汽车就消失了。两个小妹妹吓瘫在人行道上了。后来，才慢慢走回家，家里空无一人。她俩只好去叫邻居的门，讲完发生的事情，就哭了起来。接待她俩的女邻居是W&E地平线加工厂的女工，找了另外一个邻居，然后去给麻城公司加工厂打电话，打算找到女孩的父母。麻城公司加工厂告诉她禁止传呼私人电话，话筒就挂上了。女邻居再打，说了女孩父亲的名字和岗位，因为她想女孩的母亲跟她一样也是女工，肯定被人低看一等，无论何时何地何种理由，都是可以被人忽略不计的。这一回，女接线员请她等一等，但是时间太长了，硬币花光了，线断了。口袋里没钱了。失望之余，只好回家。等着她的是另外那个女邻居和两个女孩。有好大工夫，四人感觉如同在炼狱里一样，漫长而徒劳的等待，其核心就是无人援助，这是拉丁美洲特色之一；另外也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如果你仔细想想，是每天都能体验到的东西，但这是一种没有痛苦的感觉，没有死亡的阴影如同大批兀鹫飞越居民区上空，笼罩一切，打乱一切的常规，颠覆万物的顺序。这样，四个人就等待着女孩的父亲回家，与此同时，那位女邻居想（为了打发时间和消除恐惧），要是有一支手枪拿到街上去该多好哇！因为可以朝天上开几枪发泄发泄，喊一声“墨西哥万岁”给自己打气，感受一下最后的热量，然后在街上的柏油路面上双手快速挖坑，把浑身湿透的自己埋葬进去，告别世界。女孩的父亲一进门，大家赶忙一起到附近的警察局报案。简单（或者茫然地）陈述了问题后，警察让他们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来了两位检察员。这两位重新问了一遍老问题，又问了一些新问题，尤其是那辆带走爱斯特法尼亚和埃米尔尼亚的汽车。过了一会儿，在询问女孩的办公室里，来了四位检察员。其中一位，看上去像好人，请求陪女孩来的那位女邻居并且带上女孩去警察局的车库看看。在车库里，警察问女孩这些汽车中哪一辆更像带走你俩姐姐的车。检察员拿着女孩提供的情况，说应该去找一辆黑色朝圣者或者弓箭手轿车。下午五点，母亲来到警察局。此前，一个女邻居已经走了。另外一位抚摸着最小的女孩不停地哭泣。晚上八点，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来了，他布置了两组搜寻行动人员：一组负责调查两个被绑架女孩的亲戚，由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和里诺·里维拉两位检察员指挥；另外一组借助市局力量，去寻找朝圣者或者弓箭手或者林肯轿车，据说是这种车子绑架了两个女孩，由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和埃弗拉因·布斯特罗负责协调。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公开反对这个侦查方案，他认为两个行动小组应该合并在一起集中全力去寻找那辆绑架人的汽车。他的主要理由基于这样的事实：受害家属的亲友、熟人或者同事的圈子很小，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黑色朝圣者或者雪佛兰之星汽车，都属于步行族，因为太穷，宁可走路省钱，也不坐公交车。欧尔迪斯·雷伯耶多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任何人都可以偷车，偷朝圣者、雪佛兰之星、弓箭手或者捷达，用不着有钱或者驾驶执照，只要会开车门，会发动车子就行了。于是行动小组就按照雷伯耶多的分配确定下来了，警察们一个个像雨季连吃败仗的大兵那样疲惫不堪地开始工作了。那天夜里，经过一番摸底调查之后，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得知爱斯特法尼亚有个男朋友或说追求者，一个莽撞的小伙子，十九岁，名叫罗纳多·路易斯·鲁戈，又名鲁斯科·斯特里克，又名罗尼，又名巫师罗尼，有犯罪前科，两次因偷车被捕。罗纳多·路易斯出狱后跟一个狱中认识的家伙同住，那家伙名叫费利佩·艾斯卡兰特。此人是偷车老手，还被立案调查过强奸幼女罪，但没有找到证据。罗纳多与艾斯卡兰特一起生活了五个月，后来走了。那天夜里，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就去找艾斯卡兰特。此人说，那位狱友不是自己情愿走的，是被他轰走的，因为经济上丝毫不肯出钱。现在艾斯卡兰特在一家超市仓库打短工，不再干犯罪勾当了。艾斯卡兰特发誓说：头儿，好多年来，我一辆车也没偷。我敢发誓。事实是，如今他连一辆破车也没有，出行时坐别人的卡车或者走路，这既便宜又自由。警察问他那个鲁斯科·斯特里克会不会偶尔偷车。艾斯卡兰特认为不可能，虽说无法替鲁斯科担保，但那小子偷车是个笨蛋。询问其他人的结果证实了艾斯卡兰特的说法：巫师罗尼是个散漫的懒虫，不是搞暴力的人，至少不白干；多数人虽说不趟浑水，也认为他不可能绑架女朋友和她妹妹。如今，罗纳多·路易斯跟父母住在一起，还没有找到工作。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向罗纳多家走去。他跟罗纳多的父亲谈了话。此人无可奈何地开了门，告诉警察：绑架爱斯特法尼亚和埃尔米尼亚事件发生后几小时，他儿子就走了。检察员问他是否可以看看儿子的“窝”。罗纳多的父亲说：请随便，自己家。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用了一些工夫单独查看罗纳多跟三个弟弟合住的房间。他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房间里没什么可找的。后来，他走到院子里，点上一支香烟，开始欣赏着逐渐落在这幽灵般城市的橘红色晚霞。他问罗纳多的父亲：他说去哪儿了？父亲答：去美国尤马。您到过尤马？父亲答：年轻时去过好多次：进去打工，移民局抓住了，遣返回墨西哥；然后，再入境，多次来回。直到累了，回这里工作，照顾老婆和孩子们。您认为罗纳多·路易斯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吗？父亲答：求上帝别让他那样吧！三天后，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获悉：负责寻找绑架使用的黑车的小组已经解散了。他去找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要个说法。后者回答这是上级的命令。看来是警察打搅了某些达官贵人，他们的子弟是圣特莱莎的青少年体育运动员，拥有城内几乎全部朝圣者轿车（在贵族子弟中，这种轿车是一种时髦，如同天使长或者沙漠之风敞篷车）。这些达官贵人找有关当局谈话，让警察别再捣乱了。四天后，有个匿名电话打到了警察局，告诉警察加西亚·埃雷罗大街某栋房子里有枪声。半小时后，巡警赶到了现场。按了几次门铃，里面没人回应。询问邻居们，都说什么也没听见，可能是电视机突然提高了音量造成了耳背，音量很高，连街上都听得见。但是，有个男孩说他骑车兜圈子的时候听见了枪声。询问邻居们谁住在那栋房子里，回答是矛盾的，为此，巡警们觉得可能撞上了贩毒集团，最好走开，别惹麻烦。但是，有个邻居说，他曾看见有辆黑色朝圣者轿车停放在那栋房子旁边。警察于是掏出枪来，再次拍打加西亚·埃雷罗大街677号，结果还是没人回应。随后，他们通过无线电报告了警察局，等候支援。半小时后，又来了一辆巡逻车，据说是为了加强布控。又过了片刻，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和里诺·里维拉赶来了。据里诺说，上级命令他们等待后援。可是，胡安·德迪约斯说，来不及了。巡警们按照胡安明确的指示砸开了大门。胡安首先冲了进去。他说，房间里充满了精液和酒精的气味。怎么会有精液和酒精的气味呢？胡安说：很臭，坦白地说臭不可闻。但是，你慢慢会习惯那种气味。不是那种臭肉的气味，很难习惯，冲到脑海里，无论你怎么洗澡，无论怎样换衣服，第二天，以后好长时间，几个星期，几个月，还能闻到臭味。跟在胡安身后的是里诺。再也没有别人了。里诺想起了胡安的提醒：什么也别碰！他俩搜查了整个房子。正常。廉价的家具，但是还像样。有个桌子上放了报纸。胡安说：别动它！餐室里有两瓶索查龙舌兰酒瓶，里面是空的。有一瓶绝对伏特加，空的。厨房干干净净。正常。垃圾桶里有吃剩下的麦当劳。地面是干净的。从厨房的窗户望出去，是个小院子，一半铺了水泥，一半是干土，贴墙长着一些灌木。墙外是另外一个院子。正常。二人后退。胡安在前，里诺在后。走廊。两间卧室。其中一间，床上俯卧着埃尔米尼亚裸露的尸体。哎呀，这群浑蛋！胡安听见里诺骂了一声。在卫生间里，爱斯特法尼亚的尸体蜷缩在淋浴蓬头下面，双手捆在身后。胡安说：你留在走廊，别进来！胡安自己进了卫生间，跪在尸体身边，仔细检查起来，没了时间概念。他听见身后里诺在用手机说话。胡安说：叫法医来！据法医说，爱斯特法尼亚脑后中了两枪。此前，还被殴打过，脖子上有勒痕。法医说：但不是被勒死的。凶手们勒着她脖子玩。脚踝上有明显擦伤。法医说：我估计是把她倒挂起来了。胡安望着天花板找横梁或者钩子。这时，房子里已经站满了警察。有人已经给埃尔米尼亚盖上了床单。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胡安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一个悬挂在天花板上的铁钩子，位置刚好在两床之间。他闭上眼睛，想像着爱斯特法尼亚头朝下悬挂的情景。他叫来两个警察，吩咐他俩去找绳子。法医在埃尔米尼亚的房间。一看见胡安进来，他说：这孩子脑后也挨了一枪。不过，我想不是致命的原因。胡安问：那为什么还要开枪呢？为了保险。胡安冲着大家喊了一声：不是技术部门的人都出去！警察们慢慢地走出了房间。客厅里，两个矮胖的家伙在搜集指纹，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胡安喊道：统统出去！里诺·里维拉坐在沙发上在看一本拳击杂志。有个警察前来报告说：头儿，绳子找到了。胡安说：谢谢。出去吧！这里只能留下技术部门的人。一个正在拍照的人放下相机，挤挤眼。这里还没完哪，胡安·德迪约斯？胡安一面在里诺的沙发上坐下来一面点烟，说道：没完，没完。傻瓜，你就慢慢拍照吧！还没等他抽完烟，法医请他到房间里去。法医对他说：两个女孩都被强奸了。我估计强奸了好几次，阴道和肛门都有伤，有可能卫生间里的女孩是三个人干的。她俩都挨过打。其中一个就是被活活打死的。另外一个没那么严重。明天我给你一份可靠的报告。现在，我要把尸体运出去。请你去街上给我开道！胡安走到院子里，吩咐警察搬运尸体。这时，人行道上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救护车消失在法医验尸所方向的时候，胡安想：真奇怪啊，几秒钟之内，一切都变了。一小时后，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和安赫尔·费尔南德斯来了。胡安正在询问邻居们。有些邻居说，677号住着一对男女；有些邻居说，住着三个小伙子，确切地说，是一个成年男子，两个少年，三人只是在那里睡觉；有些邻居说，那里住着一个怪人，不跟小区里的任何人讲话，有时一连几天不露面，好像在圣特莱莎以外的地方工作，有时一连几天不出门，看电视到深夜，或者听歌看舞，然后睡到中午以后。那些断言677号住着一对男女的人们说，他俩有一辆康贝或者什么其他的厢式货车，经常双双外出上班、下班。他俩干什么工作？不知道。但有个人说，可能二人都当服务员。那些认为里面住着一个男子和两个少年的人们认为，那男子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很可能是康贝货车。认为住着怪人的人们说，不记得那人是不是有汽车，但是他们说经常有朋友开车来看他。欧尔迪斯·雷伯耶多问：一句话，到底谁他妈的住在里面啊？胡安说：应该调查！说完回家去了。第二天，验尸完后，法医重申他原来的看法，但补充说：埃尔米尼亚不是因为脑后中枪，而是死于心脏停止跳动。法医对一群检察员们说：这可怜的孩子受不了折磨和侮辱。根本过不了那一关。使用的武器可能是一把史密斯威森9毫米手枪。尸体所在的房子属于一位老太太，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是圣特莱莎上层社会贵妇人，依靠房租为生，左邻右舍的房子都是她的产业。老太太有个孙子管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负责收房租。根据该公司经理的收据，全部都是合法住户，677号的房客名叫哈维尔·拉莫斯，总是去银行交付房租。警方去银行调查的结果发现：这个哈维尔·拉莫斯早就缴纳了大量现金，足以支付六个月的房租和水电费。可是没人见他回来过。这个情况很有意思，应该加以注意，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去产业登记处调查，发现加西亚·埃雷罗大街下一个街区的房屋统统属于佩德罗·任西福，还发现与加西亚·埃雷罗大街平行的塔布拉达大街的房屋都属于一个名叫洛伦索·胡安·伊诺霍萨的人，而此人是受毒贩子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操控的。同样地，与塔布拉达大街平行的奥尔坦西亚·伊·里森夏亚多·卡韦萨斯大街的房产都注册在圣特莱莎市政委员会主席或者他儿子名下。还有，再往北过去两个街区，吉列尔莫·欧尔迪斯工程师大街的房屋建筑都是巴勃罗·内格雷特的产业，此人是佩德罗·内格雷特的哥哥和圣特莱莎大学的功勋校长。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心里想：这多奇怪呀！跟死尸在一起，你发抖。等尸体运走了，你就不抖了。这个任西福也卷入了杀害女孩子的罪行里了吗？甘波萨诺也卷入得很深吗？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想：任西福是好毒品贩子。甘波萨诺是坏毒品贩子。真是咄咄怪事！没人在自己家里附近强奸和杀人吧。除非此人是个疯子，故意让人家抓他。在发现死尸后过了两夜，在高尔夫球场附属的一家私人俱乐部里，有个聚会，参加的人有，圣特莱莎市政委员会主席何塞·雷夫西奥先生、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佩德罗·任西福先生以及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先生。会议开到凌晨四点钟。弄清楚了几件事情。第二天，可以说是动用了全城的警察开始搜捕哈维尔·拉莫斯。四面八方都找了，甚至沙漠里的石头缝。可实际上，警方连个嫌疑人的逼真画像都做不出来。

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有好几天的时间在想埃尔米尼亚死前遭受的四次心肌梗死。有时，他边吃饭边想此事；有时，去咖啡馆的卫生间撒尿时想此事；或者是在检察员经常光顾的餐厅想此事；或者是睡觉前，刚好在熄灯前想此事，或是在熄灯前一瞬间想此事；而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他就无法关灯了，于是下床，走到窗户前，看看外面的大街，一条丑陋、平庸、安静、照明差的大街，然后去厨房，烧开水，沏咖啡；有时，一面喝着不加糖的苦咖啡，一面打开电视机，观看从沙漠方向传来的晚间节目；这个钟点可以收到墨西哥和美国的频道，一个在星空下骑马的弱智疯子的节目，里面用让人听不懂的西班牙语夹杂英语跟大家打招呼。这时，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双手抱头，从嘴巴里发出一种微弱、清晰的号叫声，好像在哭泣或者极力要哭；但是，等双手放下来的时候，电视屏幕上反映出来的还是那张老脸，皮肤干黄，没有一丝泪痕。

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把发生的事情讲给精神病院女院长爱尔维拉·甘波斯，她静静地听着。后来，过了好大工夫，二人都在昏暗的卧室里裸体休息的时候，她坦率地说，梦想把一切都丢下了。也就是说，彻底丢下一切，不加任何保留。比如，她梦想着卖掉那套单元房以及圣特莱莎城里的两处房产，卖掉轿车和首饰；卖掉一切，凑够可观的数目；梦想坐上飞往巴黎的航班。到了以后，租上一个小房间，比如说，在维利耶和克利希门之间租个写字间；然后，去看名医，一个创造奇迹的整容医生，请他给我整容，修鼻子和颧骨，做隆胸手术，总之，一下手术台，焕然一新，变成另外一个女人，不再是五十多岁，而是四十几岁，或者最好是四十岁出头，青春焕发，面貌一新；当然，有一段时间需要缠着绷带，像个木乃伊，不是埃及那种木乃伊，是墨西哥的，这叫人喜欢，比如，去逛地铁，人人都吃惊地望着你，甚至给你让座，想像那是多么可怕的痛苦、烧伤的感觉、交通事故，那陌生、安静的坚忍女人已经度过了上述一切；她走出地铁，迈进博物馆、画廊或者书店的大门；她每天学习两小时法语，高高兴兴地学习，充满幻想地学习，法语多美啊！多有音乐感啊！会说“je ne sais quoi” ［17］ ；然后，一个雨天的早晨，轻轻地拿掉绷带，就像一位考古学家刚刚发现一块难以形容的骨骼，如同一个动作缓慢的女孩一点点地拆开有意拖延时间的礼物，拆呀，拆呀，永远拆不完，直到绷带落地，落到哪里去了？落到了地毯上，落到了地板上，一流的地板；所有的绷带像几条长虫那样颤抖，或者说所有的绷带像蛇群那样睁开了睡眼，尽管她知道那不是蛇，而是守护天使；后来，有人拿来一面镜子，她照照镜子，点点头，表示认可，表情里再度露出了童年最美的样子，那是父母的心肝啊；然后，在什么纸上签字，签文件，签支票；然后，去逛巴黎的大街。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是走向新生活吗？女院长答：我认为是的。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就很喜欢。女院长说：我要一种没有墨西哥、墨西哥人、墨西哥病人的新生活。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说：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已经让我爱得发疯了。

1996年年底，有些墨西哥报纸上说，北方正在拍摄电影，杀人实况的色情片，杀人的首府就是圣特莱莎。一天夜里，两名化了装的记者跟翁贝托·帕雷德斯将军谈了话，将军曾经是首都警署的署长，地点在谷地区的城堡里。两位记者是四十多年来从事警务报道的资深记者马卡里奥·洛佩兹·桑托斯和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将军招待两位记者的酒菜是特别嫩的肉馅饼和无形女人牌龙舌兰。晚上要是吃别的什么东西，会让将军感到胃酸。饭吃到一半，马卡里奥·洛佩兹·桑托斯问将军如何看待圣特莱莎杀人实况的色情片。将军说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里，见过很多野蛮行径。但是，从来没看过这种性质的影片，他怀疑这种东西是否真的存在。老记者说：存在。将军回答说：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奇怪的是我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了，可是没见过这样的影片。两位记者一致认为，这的确奇怪；但是，他俩提示说，将军在任的时期，那种表现恐怖的形式可能还没有发展起来。将军不同意，他的看法是，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色情淫秽的东西已经发展到全面的程度了。人们今天能在一部荷兰电影里看到的一切，或者淫秽照片上看到的东西，或者淫秽图书里的内容，早在1789年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位置；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是看了再看。马卡里奥·洛佩兹说：您有时说话的口气跟奥克塔维奥·帕斯 ［18］ 一模一样，您没看他的作品？将军放声大笑起来，说道：我惟一读过的帕斯作品，是多年前的事情了，读的是《孤独的迷宫》，一点也看不明白。将军目不转睛地盯着两位记者说：我那时很年轻，大约四十岁吧。马卡里奥·洛佩兹惊叫道：啊，是吗！我的将军！后来，三人谈起了自由和邪恶，谈起了自由高速公路——邪恶在上面就像法拉利一样飞奔。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女佣撤走杯盘，问三位先生是不是要咖啡。三人再次谈起了谋杀影片的问题。马卡里奥·洛佩兹的看法是，墨西哥的形势早就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腐败现象从来没有这样严重过。再加上贩毒和围绕毒品的大量洗钱活动。在这样的环境里，谋杀电影仅仅是一种症状。具体到圣特莱莎就是一种病症，但归根到底，也就是一种病症吧。将军的回答是息事宁人的。他说：我不相信现在的腐败现象会超过历届的政府。比如，如果把今天的腐败与米盖尔·阿莱曼 ［19］ 执政时期相比，那少了很多；如果与洛佩兹·马特奥斯 ［20］ 执政的时期相比较，今天少多了。也许现在的绝望情绪大多了，而不是腐败多么严重。将军承认，贩卖毒品的问题是新课题，但是过高估计了这个问题对墨西哥社会（美国社会也一样）的严重性。他说，拍摄谋杀片惟一需要的就是钱，只要钱，贩毒分子安营扎寨之前先有钱，制作谋杀片的企业也一样；但是，大片可不是这样。马卡里奥·洛佩兹说：将军，可能您没看过谋杀片吧。将军笑了，笑声一直传到漆黑花园的花坛中间。他回答说：亲爱的马卡里奥，我什么都见过。警务新闻老记者离开前，对将军说，进入谷地区这座古老城堡大门时，没能荣幸地向保镖们致意。将军说这原因是他没有保镖。记者问：将军，为什么？您的敌人都投降了吗？将军一面送两位记者踏上两边种植着叶子花的道路，直到大门，一面解释说：马卡里奥，保安服务费越来越贵啊。我宁可把钞票花在比较可爱的想法上。将军，要是有人攻击您，怎么办啊？将军指指身后，让二人看看他佩带的以色列沙漠之鹰7毫米口径手枪，有七粒子弹的弹夹。他说：口袋里总是带着两个备用弹夹。可我想不一定用得上它。我太老了。敌人以为我已经在坟墓里培育大麻了。马卡里奥·洛佩兹提醒说：有的人可是非常爱记仇啊。将军说：马卡里奥，你说得对。咱们墨西哥人不懂得用真正的体育精神对待输赢。当然了，咱们这里输意味着完蛋，有时候，赢了也意味着完蛋，所以很难保持体育精神。将军想了想，又说：不过呢，也有人奋斗过了。马卡里奥·洛佩兹笑着说：是啊，将军。

1997年1月，警方逮捕了五名美洲野牛团伙的成员。警方把克劳斯·哈斯入狱后发生的几起杀人案都归咎于他们头上。这五名被捕人员是十九岁的塞巴斯蒂安·罗萨莱斯，二十岁的卡洛斯·卡米洛·阿隆索，十七岁的雷内·卡尔德阿，十九岁的胡里奥·布斯塔曼特以及二十岁的罗贝托·阿吉莱拉。五人都有性侵犯前科。其中二人，塞巴斯蒂安·罗萨莱斯和卡洛斯·卡米洛·阿隆索因为强奸少女玛丽娅·伊内斯·罗萨莱斯而入狱，这个玛丽娅是塞巴斯蒂安的堂妹。这位堂妹在她堂兄入狱后不久就撤回了诉讼。据说这个卡洛斯·卡米洛·阿隆索就是加西亚·埃雷罗大街677号的房客，就是在他租的房子里发现了爱斯特法尼亚和埃尔米尼亚的尸体。警方指控这五名成员绑架、强奸、折磨和杀害在博得斯塔峡谷发现的两位女性、在硫酸桶里发现的玛丽索尔·卡玛蕾娜、瓜达卢佩·艾蕾娜，再加上爱斯特法尼亚和埃尔米尼亚。在对他们的审讯过程中，卡洛斯·卡米洛·阿隆索被打掉了全部牙齿，鼻梁骨断裂，据说他企图自杀。罗贝托·阿吉莱拉被打断了四条肋骨。胡里奥·布斯塔曼特被关进了同性恋者牢房，里面的两个犯人对他实施肛交，一直操到筋疲力尽为止；另外，还每隔三小时暴打他一顿，打断了他左手的全部手指头。警方组织了对嫌疑人的指认活动，请来了加西亚·埃雷罗大街的左邻右舍，其中只有两人认出卡洛斯·卡米洛·阿隆索是677号房客。两个目击证人（其中一个是警方熟悉的线人）声称见过塞巴斯蒂安·罗萨莱斯，那是在绑架爱斯特法尼亚和埃尔米尼亚一周里的事，说他坐在一辆黑色的朝圣者轿车里。据罗萨莱斯本人对他俩说，车子是刚刚偷来的。美洲野牛团伙手中还有三把枪：两把是CZ85型9毫米手枪，一把是H&K德国枪。但是，另外一个证人说卡洛斯·卡米洛·阿隆索吹牛说有一把史密斯威森手枪，用它杀害了爱斯特法尼亚两姐妹。枪在哪儿？还是那个证人说，卡洛斯·卡米洛告诉他已经卖给他认识的几个美国贩毒分子了。此外，美洲野牛团伙成员被捕入狱后，警方偶尔发现成员之一的罗贝托·阿吉莱拉是赫苏斯·阿吉莱拉的弟弟，这个赫苏斯就关在圣特莱莎监狱，外号“龙舌兰”，是克劳斯·哈斯的“铁哥们儿”和被保护人。结论很快就出来了。警方说：由美洲野牛主演的连续杀人案是受托所为。按照这个说法，克劳斯·哈斯为团伙每杀一人而支付三千美金，但手段特征必须与他亲手作案相似。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报界。于是有人要求典狱长引咎辞职。人们说，实际上，监狱是在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掌控中，而控制这些团伙的又是恩里克·埃尔南德斯，这个卡纳内阿的毒枭和监狱真正的统治者。他从监狱里自由自在地继续指挥毒品交易。《圣特莱莎论坛报》有篇文章把恩里克·埃尔南德斯与克劳斯·哈斯勾结起来买卖毒品的情况曝光，他俩把毒品伪装成电子计算机零件，按照进出口货物来往于边境两侧。这篇文章没有署名，撰写文章的记者一辈子只见过克劳斯·哈斯一次，但这并不妨碍把克劳斯·哈斯从来没有说过的话按照他的口气写出来。圣特莱莎市政委员会主席何塞·雷夫西奥在埃莫西约电视台上声明：连续杀害妇女的案件成功告破（首都几大频道纷纷转播）。从今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列入普通、一般犯罪，这是一座不断发展壮大城市的常事。精神病患者都死光啦。

记者塞尔希奥·贡萨莱斯一天夜里在阅读乔治·斯坦纳 ［21］ 的作品时，接到一个电话，起初没听出来是谁。那声音很激动，带着外国腔，说全都是谎言呀！全都是骗局！口气不像是刚刚打过来的样子，好像已经谈了半小时了。塞尔希奥问：您要干什么？您想找谁？那声音反问：您是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吗？对呀，是我。那声音：哎呀，太好了。您怎么样？塞尔希奥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打过来的。问道：您是哪位？那声音带着惊讶的口气反问：真他妈的，您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塞尔希奥问：您是克劳斯·哈斯吧？从线路那边传来一阵笑声，接着是风声、沙漠里的杂音和监狱晚间的喧闹声。那声音：就是我呀，无赖！看来您还没把我给忘了。塞尔希奥说：没忘，没忘！怎么能忘了您呢！克劳斯·哈斯说：我时间不多。我就想告诉您说什么我掏钱雇美洲野牛去杀人，都是假的。我得掏出多少银子才能杀那么多人啊！塞尔希奥问：什么银子？克劳斯·哈斯：就是钞票。我是“龙舌兰”的朋友，那是个疯小子，大家都这么说他。“龙舌兰”是美洲野牛一个成员的哥哥。仅此而已。没别的了，我可以发誓。那声音用外国腔说道。塞尔希奥说：这话说给你的女律师听吧！我已经不写圣特莱莎犯罪的报道了。线路那一头的克劳斯·哈斯笑了起来。人人都这么说：你讲给谁谁吧！你讲给谁谁吧！我的女律师已经知道了。塞尔希奥说：我帮不了您什么。克劳斯·哈斯说：您瞧瞧从哪儿入手吧。我认为您能帮忙。接着，塞尔希奥又听见了管道的嘈杂声、抓挠的声音、一阵阵狂风大作。塞尔希奥想：要是我被关在里面，该怎么办呢？我会像个孩子一样用床罩蒙起来藏到角落里吗？会发抖吗？会求助？会哭？会自杀吗？克劳斯·哈斯说：他们想把我给搞垮了。他们在拖延开庭时间。他们怕我。他们要搞垮我。接着，塞尔希奥听见了沙漠的嘈杂声和类似动物的脚步声。塞尔希奥想：咱们都变成疯子了。他问：克劳斯·哈斯！您还在听吗？那边无人回答。

1月份逮捕了美洲野牛团伙之后，全城松了一口气。《索诺拉之声报》认为逮捕这五名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家伙是“圣诞老人的最佳礼物”。当然，死人的事情还是有的。有个小偷被人捅死了，他活动的舞台是市中心。与此同时，还死了两个与贩毒分子有联系的家伙；还死了一个养狗人。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被强奸、折磨和杀害的女人。这是在1月。2月也是如此。一般性的常规死亡当然有了，人们吃吃喝喝最后斗殴而死，不是电影里的死亡，是属于狂欢致死，而不是死于时髦：是不会让大家害怕的死亡。那个官方说的连环杀手已经在铁窗里了。杀手的模仿者或者继承者或者帮手也在大牢之中。全城可以平静地活着了。

1月，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报社的记者，在前往洛杉矶途中，在圣特莱莎停留三天，写了一篇关于该城市和妇女被害的报道。他打算去监狱采访克劳斯·哈斯。但是，当局拒绝了他的申请。他看了一场斗牛。到过“内务”妓院，跟一个名叫罗萨娜的妓女睡了觉。参观了多米诺斯歌舞厅和塞拉菲诺斯酒吧。结识了《北方使者报》一位记者。在这家报社里查阅了关于被绑架、被杀害的失踪妇女卷宗。《使者报》记者给他介绍了一位朋友，这位又给他介绍了一位据说看过一部色情电影的朋友。阿根廷记者说想看看这部电影。记者朋友的朋友问他准备掏多少美元。阿根廷记者说，为这种下流货色，他分文不掏；他仅仅出于职业兴趣，或者也可以承认，出于好奇才想看看。那墨西哥人约他在城北一户人家见面。阿根廷记者的眼珠是碧绿的，身高一米九，体重几乎有一百公斤。他前去赴约，看了电影。那墨西哥人矮胖，是发福的趋势。他俩看影片时，墨西哥人非常老实，静静地坐在阿根廷人身边，如同淑女一般。在整个影片放映过程中，阿根廷人都在等着墨西哥人来摸他的鸡巴。但墨西哥人什么也没干，只是出粗气，好像丝毫不愿意浪费阿根廷人此前吸过的新鲜空气。影片放完后，阿根廷人彬彬有礼地希望得到一份拷贝，可是墨西哥人不想听，也不想谈这个话题。那天晚上，他俩去一家名叫玉米饼王的餐厅喝啤酒。喝酒时，阿根廷人有一阵工夫以为，所有的跑堂的都是机器人。他觉得这也正常。餐厅很大，布满了壁画和涉及玉米饼王童年题材的绘画；餐桌上空，飘荡着一种噩梦般的紧张空气。在刹那间里，阿根廷人以为有人在他的啤酒里掺入了毒品。他突然告辞而去，乘出租车回到了旅馆。次日，他乘坐长途大客车到达美国凤凰城，从那里乘飞机直达洛杉矶。在那里，白天他采访为数不多允许采访的演员，晚上撰写关于圣特莱莎被害妇女的长文。文章集中写色情电影产业和描述真实杀人过程的谋杀影片的秘密制作。据这个阿根廷人说，“谋杀片”的提法是在阿根廷的一对美国夫妻发明的，他们为了拍摄电影而迁居那里。男的叫迈克，女的叫克拉丽莎·爱波斯坦。二人聘用了有些知名度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员，虽然那时他们情绪低落；还用了几个年轻人，其中几个后来成了名角。摄制组里除摄影师外，都是阿根廷人。摄影师名叫哈代，是爱波斯坦的朋友，在开拍前一天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此事发生在1972年，那时候阿根廷在谈论革命、庇隆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甚至神秘主义革命。在大街上溜达的是精神分析学家和诗人。巫师和默默无闻的人们站在窗前望着他们。哈代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迈克和克拉丽莎·爱波斯坦前往机场迎候。三人对阿根廷的兴趣日益浓厚。三人乘出租车回家（在城外租了一套房子）的路上，迈克伸开双臂要把话说得更好些，那就像是美国西部，但比美国西部出色，因为美国西部仔细望去，只有牛仔赶牛；而这里，阿根廷潘帕大草原上越来越光辉灿烂，放牛人都是捕捉还魂尸的猎手。哈代想知道：这部片子也有还魂尸吗？克拉丽莎说：有一两个。那天夜里，为了欢迎摄影师的到来，在爱波斯坦的花园，游泳池旁边，举办了阿根廷风格的烤肉晚会，演员们和摄制组成员都参加了。两天后，大家开往委内瑞拉的埃尔蒂格雷。拍摄了一星期后，全体人员返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休息两天，演员们，大部分是年轻人纷纷回家看父母和朋友。哈代在爱波斯坦家的游泳池边看剧本。看不出什么名堂，更糟糕的是，剧本里找不到任何与埃尔蒂格雷拍摄有关的场景。不久后，大家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厢式货车前往潘帕草原。有个阿根廷演员说，这很像一队深入荒漠的吉普赛人。旅途好像没有尽头。第一夜，大家睡在卡车司机下榻的汽车旅馆。这一夜，迈克和克拉丽莎第一次吵嘴。一个十八岁的阿根廷女演员哭了起来，说是要回家找妈妈和弟弟们去。一个美男子模样的阿根廷演员喝醉了，在卫生间里睡着了。别的演员只好把他抬到卧室里去。次日，迈克一大清早叫醒了大家，人人垂头丧气地又上路了。为了省钱，饭菜都是在河边做的，好像出来郊游野餐似的。姑娘们很会烹饪，甚至小伙子们也都具备烤肉的本事。食谱以烤肉和葡萄酒为主。几乎人人都带了照相机，停车吃饭的时候，大家互相拍照。有些人用英语跟克拉丽莎和哈代交谈，据说是为了练习口语能力。迈克则相反，跟任何人都说西班牙语，里面夹杂着大量下流话，小伙子听了直发笑。走到第四天，正当哈代以为迷失在噩梦里的时候，车队已经开进一座庄园。迎接大家的是仅有的两名雇员，一对负责维修房屋和马厩的五十多岁的夫妻。迈克跟他俩聊了一会儿，告诉他们他是东家的朋友。接着，大家下车，占据了住宅。当天下午，继续工作。拍摄田野里的一场戏：一个男的准备篝火，一个女的被捆绑在铁栅栏上，两个男的坐在地上谈生意，大块吃肉。肉块烫手，两人边吃边倒手以免烫到自己。夜里，举办了一个晚会。会上，大家谈起政治来，说到农业改革的必要性、地主、拉丁美洲的未来。爱波斯坦夫妇和哈代一言不发，部分原因是对这些话题没兴趣，部分原因是他们三个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夜里，哈代发现克拉丽莎在给迈克戴绿帽子，跟一个演员野合。但是，迈克好像无所谓。第二天，在庄园里面拍摄。是性爱场面，这是哈代的拿手好戏，他擅长准备间接照明，擅长提出建议和暗示。庄园里那个雇员宰了一头小母牛，准备中午聚餐用。迈克带着几个塑料口袋跟着去了。回来的时候，口袋里装满了牛血。那天上午拍摄的场景特别像屠宰场。根据设计，两个男演员要杀害一个女演员，把她大卸八块，用麻布片包裹起来，埋到荒地里去。清晨屠宰的小母牛肉和内脏全部派上了用场。一个阿根廷女演员哭了说这拍摄太肮脏。庄园里那位女雇员则相反，她觉得很开心。拍摄到第三天，庄园的女东家坐着豪华的宾利车来到庄园。哈代记得的惟一宾利轿车是好莱坞一个制片人的，年代已经久远了，那时候他还以为能在好莱坞找到自己的未来呢。女东家大约四十五岁，是个金发、文雅的美人，她的英语说得比三个美国人还标准。阿根廷的小伙子们一开始对她还十分拘谨。好像他们不信任她，她肯定也不信任他们，但并非如此。此外，女东家是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贮藏了充足的食品，永远不缺少食物，派人把另外一个妇女接来帮助这个女雇员完成清洁任务，确定了吃饭的作息时间表，让宾利为导演服务。庄园一下子告别了土著部落的模样。确切地说，迷失在潘帕草原上的这座庄园告别了野蛮状态，进入了文明世界。这是在一次晚会上，一位年轻演员的响亮说法。自从女东家来到庄园后，每天晚上都要在宽敞、舒适的前厅举行晚会。有时候，常常要延长到凌晨三四点钟。这些晚会肯定会让哈代回想起自己如何准备洗耳恭听那目光炯炯、皮肤光洁的女东家讲述她自己的童年农村生活以及少女时在瑞士上寄宿学校的日子。尤其是哈代自己待在卧室的时候，躺在床上，蒙着毯子，心里想：也许这个女子就是他一辈子苦苦寻觅的意中人吧。他问自己：不是为了见她，我来这里做什么啊？迈克这部影片除去能让我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认识她之外，这破烂、难懂的片子有什么意思呢？我正在失业的时候，迈克叫我来干活，这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有意义啦！意味着我只好接受他的邀请，这样就可以认识她啦！女东家名叫埃斯特拉。哈代没完没了地念叨这个名字，一直到口干舌燥为止。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念叨着：埃斯特拉！埃斯特拉！脸上盖着毯子，像个毛毛虫，或者像个失眠的鼹鼠。但是，白天，大家在一起或者说话的时候，摄影师绝对小心谨慎。他不允许自己唯唯诺诺，也不允许自己胡说八道。他跟女东家的关系无论如何绝对不越雷池一步，严格遵守礼貌尊敬的规矩。拍摄结束后，女东家提出用她的宾利送爱波斯坦夫妇和哈代回首都。哈代说他更愿意跟演员队伍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三天后，爱波斯坦夫妇送哈代去机场。哈代没敢直接打听女东家的情况。也没询问影片的事情。到了纽约，哈代打算忘掉女东家。没用。在纽约最初的日子充满了惆怅和悲伤，哈代想自己大概振作不起来了。可是，振作起来干吗用呢？但是，随着光阴荏苒，他心里明白，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而是大有收获。他心里说：至少我见到了一生心仪的女子啊。而别人，大部分只能在电影里模模糊糊看到大明星的身影、你心上人的目光。可是我呢，看见了她活生生的本人，听见了她的悦耳声音，目睹了她站在辽阔草原上的窈窕倩影。我跟她说过话，她也跟我说过话啊。这就足够了。我还抱怨什么呢？与此同时，迈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格连特斯大街上租了廉价的时租工作室，进行后期制作。拍摄工作结束后一个月，一名女演员爱上了一个路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革命家，二人去了欧洲。有传闻说，那女演员和那意大利人已经失踪了，具体原因不明。后来，不知为什么又传说，那女演员死于爱波斯坦拍摄电影期间。不久又传言（应该澄清，可是没人当真），爱波斯坦和他的剧组把那女演员给杀了。按照这种说法，爱波斯坦打算拍摄一个真实的杀人场景，这个打算得到了其他演员和摄制组成员的赞同，因为人人都极度发狂，渴望用演员中这个最不起眼和无助的女孩来祭祀魔鬼。爱波斯坦听到这些传闻后，亲自张罗起传播的工作。这个故事经过稍稍变化后，传到了美国一些电影迷的圈子里。第二年，这部影片分别在洛杉矶和纽约首演。结果是彻底的失败。这是一部译制成英语的片子，内容混乱，情节站不住脚，表演水平令人遗憾。这时，爱波斯坦已经回到了美国，他企图从那种病态情绪中捞取好处。但是，一个电视评论员用一个个定格画面来证明，那所谓的真正杀人场面是弄虚作假。评论员最后说，那个女演员该死，因为她的表演太差劲了。但实际上，至少没人想处理这部影片。在这部描述“真实杀人情节”的影片后，爱波斯坦又拍摄了两部低成本电影。他老婆克拉丽莎留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跟阿根廷电影界一个制片人同居了。她的新伙伴是庇隆主义分子，后来参加了敢死队，先是积极参与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城市游击队员，后来参加了让妇女和儿童失踪的勾当。军政府独裁统治期间，克拉丽莎回美国去了。一年前，爱波斯坦在拍摄他最后一部影片时（后来的摄制人员名单中却没有他的名字），从升降机空隙处落下摔死了。据目击者说，他是从十四楼的高度跌落的，尸体的样子惨不忍睹。

1997年3月第二周，又一轮发现女尸的时期开始了，地点是在城南无人区，名叫“念珠经”，已经列入市政城市发展规划，准备建设一个类似美国凤凰城风格的居民区。尸体半埋在路边，距离穿越“念珠经”的道路大约五十米，那条道路与通往博得斯塔峡谷的土路相连接。发现女尸的是一个附近牧场的农民，他骑马刚好从那里经过。根据几位法医推断，是拧断脖子致死，因为有舌骨断裂。尸体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腐烂，依然可以看出用利器打在头部、双手和大腿的痕迹。可能有过强奸行为。尸体上发现的小虫说明了死亡日期大约在2月的第一或第二周里。没有身份证明，虽然她的资料与瓜达卢佩·古斯曼·普列多吻合，十一岁，2月8日下午在圣巴多罗梅区失踪。为了确定她的身份，对尸体进行了人体测量学和齿科学研究。结果是肯定的。后来再次验尸，确定了脑颅受过打击，有血肿；颈部有扭伤，因此有舌骨断裂。负责此案的一位检察员说，有可能是用双手扭断的。在右腿和臀部还发现了殴打的痕迹。她父母前来认尸，说就是女儿瓜达卢佩。据《索诺拉之声报》说，尸体保存完好，皮肤僵硬，这有助于识别身份，仿佛“念珠经”的荒地有一种木乃伊化的作用。

发现了女孩瓜达卢佩·古斯曼·普列多的尸体后，过了四天，在星星山东坡，有人看到了哈思敏·托雷斯·多兰特斯的尸体，也是一个十一岁的女孩。估计死因是凶手或凶手们用刀子捅了十五六下造成的低血容量性休克。阴道和肛门涂片验定她多次被强奸。尸体上的衣服一应俱全：草绿色运动衫、蓝色牛仔裤和廉价网球鞋。女孩家住城西莫雷洛斯区，是二十天前被绑架的，虽然案情并没有公布于众。警察抓捕了星星区九个年轻人，他们是个团伙，从事偷车和零售毒品等犯罪活动。其中三人转交未成年人犯罪法庭审理；其余六人作为刑拘关押在圣特莱莎监狱，但警方没有掌握任何决定性证据。

发现哈思敏尸体又过了两天，在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西边的荒地上，一群孩子看见了卡罗丽娜·费尔南德斯·富恩特斯的尸体。她十九岁，是西南公司加工厂的女工。据法医说，死亡时间在大约两周前。她是完全裸体的，虽说十五米外发现了一个蓝色乳罩，上面有血迹，五十米外有一只尼龙袜子，质量一般。警察询问了与卡罗丽娜同住的女工，也在西南公司加工厂干活。她声称，乳罩是卡罗丽娜的，但尼龙袜子肯定不是她女友和同事的，因为卡罗丽娜只穿连裤袜，从来不穿这种袜子，她看这种袜子更像是妓女穿的，加工厂的女工不穿这种玩意儿。但是，进行了相关分析之后的结果却是，无论乳罩还是袜子都有血迹，而这些血迹都属于同一个人的，即卡罗丽娜·费尔南德斯·富恩特斯。由此，有了这样的传言：她过着双重生活，要么就是死亡发生的那个夜晚，她自愿参加了纵欲狂欢会，因为在她的阴道和肛门里发现了精液。警察用了两天的时间传讯了几个可能与死者有关系的该厂男工。但毫无结果。卡罗丽娜的父母是奥卡西塔斯城外圣米盖尔村人，他俩来到圣特莱莎，没做任何表示。但要求领走女儿的遗体。二人在一些文件上签了字，带着女儿的遗物，乘坐长途汽车回奥卡西塔斯去了。死因是凶手用利刃在她颈部捅了五下。专家分析，死亡地点并非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在1997年那不幸的3月里，卡罗丽娜的尸体被发现三天后，在蓝村公路附近的一个乱石堆里，发现了一个大约十六岁至二十岁之间的女子。尸体高度腐烂，据此推断，死亡时间至少在十五天前。她完全裸体，只佩戴小象形状的黄铜耳坠。警方允许一些失踪女性的家属前来认尸。但是，没人说是自己的女儿、姐妹或妻子。法医指出死者右乳房被切除，左乳头可能被咬掉或者用刀子剜去；腐烂的肌肉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对死因的正式结论是：舌骨断裂。

1997年3月的最后一周，在距离通往卡纳内阿公路四百米的地方，可以说是在沙漠里，发现了一具女子的骨骼。发现女尸的人们是三个美国大学生和一名历史老师，他们是洛杉矶大学的师生，骑摩托来墨西哥北方旅行。据这些美国人说，他们骑着摩托驶入了一条市级公路，寻找一个雅基人村庄，结果迷了路。据几个圣特莱莎警察说，这几个美国佬离开了大路，找隐蔽的地方干那人类所不齿的行为，就是说，互相鸡奸。警察把四个美国佬关进了牢房，等候事态进一步发展。入夜后，四个美国人已经被拘留八个多小时了。艾比法尼奥·卡林多来了，他想听听他们的故事。四个美国人把事情的过程又讲述一遍，甚至还画出一张发现半埋葬女尸地点的草图。卡林多问他们会不会把动物骨骼，比如野狼骨与人骨混淆起来呢，那位历史老师回答说任何动物，除灵长目动物外，都不会有人类的头盖骨。老师回答的口气让艾比法尼奥生气。他决定次日早晨亲自去现场看看，但是要求这几个美国佬陪同，因此决定简化手续让他们留在身边，就是说请他们做圣特莱莎警察局的客人，给他们四人一个房间，公家出钱请他们吃饭，当然不是监狱里的大锅饭，而是派遣一名警察去附近的咖啡馆叫外卖。虽然这几个老外表示抗议，事情还是办了。第二天，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几个警察和两位检察员在四位美国人陪同下来到现场，那个地方名叫“留茬地”，这名称显然是表达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因为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留茬的庄稼或者类似的什么植物，而只有沙漠和石块、这里或那里的一点点灰绿色灌木，只要看上一眼那荒凉景象，就会令人感到十分凄惶。在美国佬指出的准确地点，大家看到了骨骼。据法医说，这是个年轻女子，被人扭断了舌骨。她没穿衣服，没有鞋子，没有身份证明。艾比法尼奥说：尸体或者是赤条条地运到这里的，或者是埋葬前被脱光了衣服。法医问他：你说这也叫埋葬吗？艾比法尼奥说：当然不是了，先生。他们没有尽心尽力，没有尽力啊。

第二天，在从公墓到十字架牧场的道路一侧发现了艾蕾娜·蒙托亚的尸体。她二十岁，三天前离家出走，已经因失踪而报警。她腹部有穿刺伤，手腕和脚腕有烧伤，颈部有勒痕，另外，脑颅有锤子或者石块等钝器的打击伤痕。此案由检察员里诺·里维拉经办，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传讯死者的丈夫萨穆埃尔·布兰科·布兰科。他在审讯室里蹲了四天。四天后，由于证据不足而取保释放了。艾蕾娜在卡松加工厂工作，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

1997年3月最后一天，几个捡破烂的孩子在“辣椒”垃圾堆发现了一具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残骸被运到了城里法医验尸所，在那里进行了严格的分析。结果，这是一个十五岁到二十岁的女子。无法确定死因，据法医们说，死亡的时间要在十二个月之前。而这些情况引起家住瓜纳华托州的贡萨莱斯·雷森蒂斯一家人的注意，因为他们的女儿就是在十二个月前失踪的；为此，瓜纳华托州警方请求圣特莱莎警察局提供在“辣椒”垃圾堆发现的陌生女子的验尸报告，尤其强调请寄上牙科证据。收到报告后，瓜纳华托警方确认了死者是伊雷内·贡萨莱斯·雷森蒂斯，十六岁，于1996年1月离家出走。她父亲是省里著名的党内政治家；她母亲上过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面对摄像机做直播，要求女儿回家。接着，还播出了一张伊雷内的照片，是护照上使用的那种，有一段时间还贴在牛奶瓶的包装纸上，附有个人特征和电话号码。圣特莱莎警察里没人看过这张照片。圣特莱莎警察里没人喝牛奶。拉罗·古拉除外。

圣特莱莎三位法医的长相毫无相似之处。三人中年长的名叫埃米利奥·卡里拜，高大，肥胖，有哮喘病。有时，在停尸间里，正在验尸的时候，哮喘病就发作了，他只好忍耐。假如有女助手堂娜·伊萨贝尔在身边，她就从挂在衣架上他的西装口袋里掏出他的吸入器。于是，埃米利奥·卡里拜就像孩子似的张开嘴巴，让人家往口腔里喷气。但是，如果他一人独处，那就忍耐，继续干活。他出生在圣特莱莎，种种迹象表明也要死在圣特莱莎。他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上层，属于土地拥有者。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加工厂要在墨西哥这一侧兴建的时候，很多有土地的人因为卖地发了大财。但是，埃米利奥·卡里拜没有干这种生意。或者说干得不多。他是医学系教授，作为法医，很不幸，从来不缺活干，因此，他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比如做买卖。他是无神论者。多年来，没看过书，可是他家里珍藏着大量专业图书，还有哲学书、墨西哥历史书、一两本长篇小说。有时，他想不读书恰恰是因为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可以这么说吧，不读书是无神论的最高境界，至少是他理解的无神论该当如此。既然你不信神，干吗要信破书本呢！这是他的想法。

第二位法医名叫胡安·阿莱东多，是埃莫西约人，那是索诺拉州的首府。卡里拜学医是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而他则在埃莫西约大学医学系。他四十五岁，已婚，妻子是圣特莱莎人，三个子女，政治上倾向于民主革命党，但没有加入该党。跟卡里拜一样，既做法医又在圣特莱莎大学讲授自己的专业知识。学生们非常敬重他，把他看成老师和朋友。喜欢看电视，跟家里人共进晚餐；但如果有参加国际会议的邀请，他会乐得发疯，会千方百计弄到一张入场券。医学系主任（卡里拜的朋友）瞧不起胡安·阿莱东多；有时，纯粹出于瞧不起胡安才给他好处。借助系主任的帮助，胡安三次去美国，一次去西班牙，一次去了哥斯达黎加。有一次，他代表法医验尸所和圣特莱莎大学参加了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的研讨会。回国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只对妻子说了一句：咱们根本想像不到那里发生的事情。后来，再也不提此事了。

第三位法医名叫里格贝尔托·弗里亚斯，三十二岁。他是伊拉普阿托人，曾经在首都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突然离去，没作任何解释。他在圣特莱莎已经工作两年，是卡里拜的一位老同学推荐来的；按照弗里亚斯同事们的看法，他拘泥细节，胜任工作。在医学系，他做教授办公室助理；独自居住在塞拉芬·卡拉比托区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住房虽小，但家居装饰很有品位。书多，朋友很少。课后几乎不跟学生说话，没有社交生活，至少在教育圈子里没有。有时，由于卡里拜的命令，三位法医黎明时分一起上街吃早饭。这个钟点的饭馆，只有一家二十四小时美式咖啡馆开门营业，聚在那里的人们是附近整夜不合眼的医院护理、护士、救护车司机、发生事故病人的家属和朋友、妓女、大学生。咖啡馆的名字叫“出逃者”，面向人行道那侧的一扇大窗户旁边，有个排气管道不断地排放大量蒸汽。“出逃者”的招牌是绿色的，有时蒸汽也被染上了绿色，是浓绿色，像热带的树林。卡里拜一看见这绿色，就免不了要说：他妈的，真漂亮啊！然后，就不再说话了。三位法医等候女服务员过来。女服务员是个稍稍发胖的少女，肤色微黑，阿瓜斯卡连特斯州人，按照惯例，这姑娘给他们送上咖啡，询问他们早餐吃什么。通常，年轻的弗里亚斯什么也不吃，或者一个炸面包圈就够了。阿莱东多常常要一块冰激凌蛋糕。而卡里拜则要一份烤牛排。几分钟前，阿莱东多对他说过吃烤牛排对关节很不好。你这个年龄不该吃这种东西。他记不得卡里拜是怎么回答的了，只记得对方的回答用词简洁而决断。三位法医在等候餐点的同时，都不说话；阿莱东多看看手背，好像在找血点；弗里亚斯望着桌面或者仰面朝天，目光在“出逃者”的天花板上漫游；卡里拜瞅瞅大街和来往的寥寥车辆。有时，极个别情况下，陪着三位的还有两名大学生——给化验室或者手术台当助手以便捞些外快。于是，五人稍稍聊上几句，但一般情况下也都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对此，卡里拜称之为“对出色工作的肯定”。随后，各自付账，鱼贯而出，该上班的那位徒步去验尸所。其余两位到地下停车场去，分手时不说再见。片刻后，开出一辆雷诺，双手紧握驾驶盘的是阿莱东多，车子消失在进城的方向。接着，又出来一辆轿车，是卡里拜的大侯爵。街道把它当成日常的烦恼吞没下去。

在同一时刻，刚刚下班的警察们都聚在特来豪斯咖啡馆吃早饭。这家咖啡馆呈长方形，窗户少，像口棺材。大家喝咖啡，或吃煮蛋或吃煎蛋或吃炒蛋或者肉片夹蛋。有时，有专门的话题。有时，说笑话。数量居多的题目是女人。比如，有个警察说：什么是完美的女人呢？应该是半米高，大耳朵，扁脸，没牙，极丑。为什么要这样？半米高为了刚好到你腰间嘛。傻瓜，大耳朵为了让你好驾驭。扁脸为了让你放啤酒。没牙为了不伤害你的大鸡巴。极丑为了不让别的龟儿子惦记着。有人笑了。有人继续吃蛋，喝咖啡。讲完第一个故事那人，继续说下去：为什么女人不会滑雪？无人回答。因为厨房里不下雪。有些人不懂这话啥意思。大部分墨西哥警察一辈子也没滑过雪。在沙漠里去哪儿滑雪呀？但是有人笑了。讲笑话的人说：来啊！伙计们，给女人下个定义吧！无人回答。答案是这样的：就是围绕阴道形成的细胞组织！于是，有人笑了。是个检察员。他说：这个笑话很好，就是细胞组织嘛。对呀，先生。又讲了一个，这回有国际意义：为什么自由女神像是女的呢？因为需要一个没脑子的人，好在头上设置瞭望台。再讲一个：女人的大脑分成多少块？伙计们，这要看情况啊。贡萨莱斯，看什么情况？看你揍她有多狠。好，来点热闹的：为什么女人不能数到70？因为一到69 ［22］ ，嘴巴里就塞满了。再来个热闹的：比傻男人还傻的是什么？（这问题容易。）是聪明女人。来个更热闹的：为什么男的不把车子借给自己的女人？因为从卧室到厨房没有公路。类似的还有：女人在厨房之外还干什么？等着厨房地面干燥呗。有个变体：神经细胞在女人脑子里做什么？旅游呗。刚才笑了的那个检察员又发笑了，又说道：好哇，很好，贡萨莱斯，很有启发，神经细胞，对，先生，旅游，很有启发。贡萨莱斯不知疲倦地又说：你怎么选出世界上三个最愚蠢的女人来？那就随便来吧。伙计们，明白了吗？随便挑啊！反正都一样。还有，为了扩大妇女的自由度，应该做什么呢？那就给她们提供更大的厨房呗。给熨斗插上长线插头。哪天是妇女节？哪天你想不到就是哪一天。女人开枪自杀要耽搁多长时间？要七八个小时吧，这取决于子弹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找到脑子。那位检察员吼道：对，先生，找到脑子。要是有人责备贡萨莱斯不该如此吹嘘大男子主义，他就回答说：最大男子主义的是上帝，因为是他造就了我们高高在上的男人。他又说：一个失去百分之九十九智商的女子，叫什么？叫哑巴。一咖啡勺的女人脑髓能做什么用？充当漂浮物。那为什么女人要比狗多一点脑神经细胞呢？为的是女人打扫卫生间的时候不会喝马桶水。男人把女人从窗户里扔出去做什么用？污染环境呗。女人跟壁球有什么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在于，你揍她越狠，她弹力越大。为什么厨房有一扇窗户？那是为了让女人看看外面的世界。最后，贡萨莱斯说累了，坐到椅子上喝起啤酒来。别的警察纷纷吃起鸡蛋。于是，那位彻夜工作后已经筋疲力尽的检察员咆哮道：这些老百姓的笑话里藏着多少天道啊！他抓抓肚皮，把史密斯威森686型手枪放在蒙着塑料布的餐桌上，那枪差不多有一公斤二百克重，与桌面一撞，发出“轰隆”一响，仿佛远方传来的闷雷，引起附近五六个警察的注意，他们一直在听他说话，不对，是“隐约望着”他的嘴巴，猜测这位检察员想说什么，他的话语仿佛偷渡的苦工在沙漠里迷了路，远远看到了一片绿洲，或者一处村落，或者一群野马。检察员说：天道，那是上帝的箴言！他问：哪个龟儿子能发明笑话呢？谁能造出来谚语呢？它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是谁第一个想到了笑话和谚语的呢？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呢？检察员闭着眼睛，沉默片刻后，好像刚刚睡了一觉，半睁开左眼，说道：傻瓜们，要注意听这个独眼龙的话！女人从厨房到上床一路都是骂娘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女人如同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破坏的。哄堂大笑。洪亮的笑声响彻长方形的屋顶，好像警察们在拿死神取乐。当然并非全体起哄。有几个坐在偏僻角落的警察在用辣椒加工鸡蛋，或者肉末拌鸡蛋，或者菜豆掺鸡蛋，或者静静地吃，或者悄悄地谈自己的事情，一副离群索居的样子。似乎可以说，他们吃早餐时全身撑在焦虑和怀疑的情绪上。撑在不会造成任何后果的本质问题上。他们在梦里冻僵了：也就是说，他们与那些维护别样梦境的笑声背道而驰。另外一些人，为唱对台戏，背靠柜台的另外一端，一声不吭地喝酒，仅仅瞅瞅喧闹的人群，或者嘟囔一句真蠢！或者不吭声，只是盯着那些贪赃枉法的检察员和敲诈勒索的警察们。

就说那天上午吧，就是贡萨莱斯说女人笑话的早晨，当他跟他的搭档，巡警胡安·拉比奥离开特来豪斯咖啡馆的时候，拉罗·古拉在外面恭候着他俩呢。贡萨莱斯和他搭档打算甩掉拉罗·古拉。这时，艾比法尼奥从一个角落里闪了出来，对贡萨莱斯和他搭档说最好听话！跟拉罗走！巡警胡安·拉比奥说他俩值夜班，干了一整夜了，艾比法尼奥他太牛了，总是跟别人作对。这样的突发事件会让圣特莱莎警察高兴的，就像说女人的笑话一样。实际上，要有趣得多。两辆警车前后向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地方驶去。车速很慢。操他妈的，干吗要着急呢！行驶在前面的是贡萨莱斯，后面跟着艾比法尼奥。留在他们身后的是柏油马路和三四层的楼房。从车窗望出去，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他们都戴上了墨镜。一辆车的对讲机里传来突发事件的消息。片刻后，两车来到一片空地。那里已经停着十几辆警车了。人们纷纷下车，互相敬烟，或哈哈大笑，或者踢飞路面的石子。有酒瓶的喝酒，没心没肺地议论天气，或者他们之间的生意经。半小时后，所有的警车离开了空地，扬长而去，身后留下一片悬在空中的黄色烟尘。

那群无赖说：说说您的血统吧！那群同伙说：摆摆您的家谱吧！说说您自己的鸡巴玩意儿！拉罗·古拉听了这些话并没有发火。操他妈的这些龟儿子！说说您家的族徽吧！口气已经缓和了。佩德罗要咳嗽啦。但是，没有生气。要尊敬长官嘛。别害怕，也别张狂。有个晚上，他借助邻居微弱的灯光读书，等到放下那些犯罪学的书籍时（傻瓜，别冲我皱眉头！），因为书里太多的指纹、血迹、精斑、毒物元素、入室盗窃、脚印，以及绘制作案现场图、作案现场拍照，闹得头晕脑胀，半醒半睡，梦里梦外，听见，或者回忆起有人说起了家族的第一人，家谱要追溯到1865年，那是个十五岁的无名孤女，她在维亚威西奥萨郊外的一间砖坯屋里被一个比利时大兵给强奸了。第二天，大兵被绞死。九个月后，一个女孩降生了，人们给她起名叫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回忆的声音说：家族第一人，那孤女，死于产褥热。那女婴逐渐长大，成为那砖坯屋的亲属，而后来照顾她的几个农民成了屋子的主人。1881年，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十五岁的时候，赶上圣迪马斯节，一个外来的醉鬼一面高声唱着“这些都是次货。迪马斯对海斯塔说道”，一面把玛丽娅抱上马背。到了一座像是恐龙或者毒蜥的山坡上，强奸了她好几次。随后就跑了。1882年，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有了一个女儿，人们给她起名叫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埃克斯波西多。那回忆的声音说：这女孩让维亚威西奥萨的农民大吃一惊。她从小时候起就显露出超人的聪明智慧和机敏；虽然一直不会读书写字，却博学多才，熟知治病的草药和油膏。1898年，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埃克斯波西多离开村庄七天后，一天早晨出现在维亚威西奥萨村中光秃的广场上，断了一只胳膊，浑身青肿。无论照看的老太太们多么坚持要她说说遭遇，她始终不肯说明。九个月后，她生下一女，起名叫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她母亲后来一直没结婚，没别的子女，没和男人同居，开始研究江湖医术的秘密。但是，小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仅仅像妈妈的好脾气，这是维亚威西奥萨所有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的共同点，虽然有几个缄口慎言，有几个喜欢唠叨，但在好脾气和情绪稳定能度过暴力和极端贫困的难关方面却具有共同点。但是，小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却比妈妈和外婆的童年以及少女生活过得宽松些。1914年，她十六岁时，想事和办事还像个女孩，惟一的工作就是陪伴母亲每月去找一次草药，用家里后边的旧木盆洗衣服，而不去离家较远的公共洗衣池。那一年，撒比诺·杜盖上校（1915年因临阵脱逃而被枪毙）来到了这个村庄。上校是为墨西哥大革命来寻找勇士的。维亚威西奥萨村以出产勇士而闻名遐迩。村里几个小伙子参了军。其中一个小伙子，此前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只是拿他当成儿时的玩伴，认为他跟自己看上去一样单纯。出发去打仗的前夕，这小伙子决定向她求爱。为此，他选了一个没人使用的谷仓（因为村里人越来越少）。姑娘听了他的表白以后哈哈大笑。他就动手把她给就地强奸了。动作绝望而笨拙。黎明前，临走时，他发誓要回来娶她为妻。但是七个月后，他在和联邦军的激战中牺牲了，他和坐骑都被基督圣血河给卷走了。他就永远没回村里。这样的小伙子很多，他们或者去打仗，或者去当职业枪手，个个下落不明，或这里那里传来的可靠消息寥寥。不管怎么样吧，九个月后，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埃克斯波西多出生了。年轻的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一夜之间成了妈妈。她开始在附近村庄出售母亲制作的汤药和自己鸡场的鸡蛋，日子还不坏。1917年，这个埃克斯波西多家族要发生不寻常的事情了：有一次，年轻的玛丽娅卖鸡蛋回来，再次怀孕了。这一回，产下一子。给他起名叫拉法埃尔。他眼珠碧绿得像那位比利时高祖，眼神里有种怪怪的表情，外地人会觉得有种维亚威西奥萨村里人的目光，一种杀人凶手阴暗和紧张的眼神。偶尔有人问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这孩子的父亲是谁，这时的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早已经学会了她母亲巫婆式的话语和讲话姿态，不再是只卖汤药、把治疗关节炎的小瓶与治疗静脉曲张的瓶子混淆起来的人了。她回答说这孩子的爹是魔鬼，是他爹的活翻版。1934年，在一次大型狂欢节期间，斗牛士塞莱斯蒂诺·阿拉亚和他的“死神下乡俱乐部”的弟兄们，黎明时分来到了维亚威西奥萨村，在一家客栈（如今已经不在了）落脚，可那个时候还能给旅客提供床铺。这些人大呼小叫，嚷着要吃烤羊肉串。村里的三个姑娘给他们上菜。其中之一就有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中午十二点，那些人走了。三个月后，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向母亲坦白她有孩子了。弟弟问她：孩子爹是谁？母亲和姐姐都不吭声。弟弟决定自己调查姐姐的遭遇。一周后，拉法埃尔·埃克斯波西多借来一杆卡宾枪，徒步向圣特莱莎走去。此前，他从来没有到过大地方。这一条条柏油马路、卡洛塔剧场、一家家电影院、市政府大楼，以及那时在墨西哥区、边境线上和美国村庄砖坯镇拉客的妓女们，都让他感到极度震惊。他决定在城里逗留三天，稍稍适应一下新环境，然后再实施复仇计划。第一天，他用来寻找斗牛士塞莱斯蒂诺·阿拉亚经常出没的地方和一个可以免费睡觉的窝。他发现有些居民区的生活昼夜一样，就决心不睡觉了。第二天，他正走在红灯区的时候，一个尤卡坦半岛来的女子，模样俊俏，黑发垂到腰间，可怜他的处境，把他带回自己的住处。那是一间公寓房，她为他熬粥，然后上床玩到深夜。这对拉法埃尔·埃克斯波西多来说，还是第一次做爱。二人分开时，妓女命令他在屋里等着，万一要出去，那就在街角咖啡馆或者楼梯上找她。小伙子说，他迷上她了。妓女高高兴兴地出门了。第三天，二人去卡洛塔剧场听“十字架小鸟”（多米尼加诗人在墨西哥的巡回演出）演唱的爱情歌曲以及歌唱家何塞·拉米雷斯演唱的兰切拉民歌；但是，更让小伙子喜欢的是几个女中音歌手的表演以及一位来自米却肯的中国魔术师的节目。第四天下午，吃饱喝足、情绪平静的拉法埃尔·埃克斯波西多告别了妓女，去藏枪的地点拿枪，然后义无反顾地向表兄弟酒吧走去。在那里，他找到了塞莱斯蒂诺·阿拉亚。开枪后几秒钟，他准确无误地知道已经杀死了阿拉亚，觉得已经报仇雪恨，感到高兴。等到斗牛士的朋友们把手枪的子弹全都射入他身体时，他死不瞑目。遗体被埋葬在圣特莱莎公墓。1935年，又一个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诞生了。她害羞，温柔，个子高大，村子里最高的男人也不能与她相比。从十岁起就跟母亲和外婆一起出售曾外婆制作的汤药，天亮时陪同曾外婆出去寻找和挑选草药。村里的农民经常看见她那苗条的身影出现在远方的山坡上，他们觉得有这样一个高大女孩大步流星地走来走去真是不寻常。那回忆往事的声音说：她是你们家族第一个学会读书写字的人。她十八岁时，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强奸了她。1953年，一个女孩出生了。人们还叫她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于是，在维亚威西奥萨郊区，有个五世同堂的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家庭。那小小的农舍随着房间的增加已经扩大不少了；有了带煤气管道的厨房和一个曾外婆制作药水、药膏的柴炉灶。入夜，晚饭时，总是五人团团坐在一起，女巫曾祖外婆、孩子气十足的曾外婆、外婆（拉法埃尔忧伤的姐姐）、高个子妈妈、女婴。大家常谈圣徒、她们从来没有得过的病、天气和男人，她们认为无论天气还是男人都是瘟疫。那回忆的声音说：她们都感谢苍天让她们成为女人，尽管这话说得不十分起劲。1976年，小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在沙漠里遇到了两个首都大学生说是迷了路。可是，他们更像是在逃避什么。飞快的一周过去后，她再也没看见那二人。他俩就睡在自己的轿车里，其中一个好像有病。二人的样子像吸过毒品，说话很多，几乎不吃东西。尽管如此，她还是从家里给二人带些饼子和菜豆。二人聊的话题很多，比如说什么一场新革命、一场正在孕育的无形的革命，但迟早会在街上爆发，也许至少五十年吧。或者五百年吧。或者五千年吧。这两个大学生熟悉维亚威西奥萨；但是，他们打算找到通向乌雷斯或者通向埃莫西约的公路。每天夜里，两个大学生就跟她做爱，或者在车里或者在温暖的沙土上。直到一天上午，她去那个地方时，发现二人已经走了。三个月后，高外祖母问她未来孩子的父亲是谁。小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脑海里有个奇怪的幻象：自己很小，很结实，跟两个男人在盐湖中央性交，她看见有条地道里摆满了有花卉的花盆。家里人打算给新生的男孩起名叫拉法埃尔，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表示反对，给孩子起名叫奥莱加里奥，这是猎人们推荐的圣徒名字，这位圣徒是12世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修道士，担任过巴塞罗那主教和塔拉戈纳大主教。她还决定儿子的第一个姓不用埃克斯波西多，因为这是孤儿的姓，这是首都两个大学生一天夜里三人在一起时说的。那回忆的声音说：她给儿子用的第一个姓是古拉，在距离维亚威西奥萨三十公里的圣希比利亚诺教区登记时就是这样写的：奥莱加里奥·古拉·埃克斯波西多，而不管神父一再追问为什么，也不管那所谓孩子父亲身份的不可信。高外祖母对她说：把古拉放在埃克斯波西多前面，纯粹是自高自大，因为埃克斯波西多是自古就有的。等到拉罗·古拉两岁光着屁股满院子乱跑，望着维亚威西奥萨总是关门的黄色或者白色房屋时，高外祖母去世了。等到拉罗·古拉四岁时，曾外祖母，那位孩子气的老太太去世了。等到拉罗·古拉满十五岁时，外祖母，拉法埃尔的姐姐去世了。这都是那回忆往事的声音说的。等到圣特莱莎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来找他，让他给佩德罗·任西福当差的时候，活在世界上的亲人就只有高个子埃克斯波西多和他母亲了。

拉罗·古拉坐在艾比法尼奥驾驶的警车里，一面远离那片空地，一面想：生活在这片沙漠里就像生活在海上。索诺拉州与亚利桑那州之间的国境线就是一群鬼岛或者魔岛。城市和乡村就是各类船只。沙漠就是浩瀚无垠的大海。这里是鱼类的天堂，尤其是生活在深海的鱼类，而不是人类的福地。

3月的几具女尸为首都几家报纸的高声喝问提供了方便。如果说凶手已经入狱，那么这些女子是谁杀害的呢？既然凶手的随从或者帮凶也在大牢里，那么杀害这些女子的凶手又是何人呢？那个声名狼藉，但不大可能存在的所谓美洲野牛的青年团伙真实到什么程度啊？警方的编造到何时为止呢？审判克劳斯·哈斯的时间为什么一拖再拖呢？为什么中央联邦政府不派遣高级检察官领导连环杀人案的调查工作呢？4月4日，塞尔希奥·贡萨莱斯争取到报社的委派，前往圣特莱莎，再写一篇关于连环杀人案的报道。

4月6日，有人发现了米切莱·桑切斯·卡斯蒂约的尸体，地点在饮料瓶仓库大棚的后院。发现者是仓库的两名工人，他俩是这个地方的清洁工。距离尸体五十米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带血的铁片和一些头皮；以此推断，铁片是凶器。米切莱·桑切斯身上裹着旧毛毯，旁边有一堆轮胎。这个地方有行人或者醉倒的酒鬼是不奇怪的，因为仓库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他们经过。据夜间值班的保安说，醉鬼不伤人，可是发起脾气来，也能点燃了轮胎，这样一闹可就让人恼火了。死者面部有被殴打的痕迹，胸部有轻度划伤，头部有裂痕，是致命的，刚好在右耳后边。她身穿白色钉珠的黑色长裤。警察见到时，长裤被褪到了膝盖。她上身穿着玫瑰色衬衫，有黑色大纽扣，被掀到乳房以上。脚踏矿工鞋。有乳罩，内裤在身上。上午十点钟，那地方已经围满了好奇的人们。据办理此案调查的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说，死者就是在这个地方受到攻击和伤害的。认识这位检察员的几位记者请求靠近死尸拍照，何塞没有异议。何塞说：还不知道她是谁，因为她没带证件；不过，好像不到二十岁。在靠近尸体的记者中就有塞尔希奥·贡萨莱斯。此前，他从来就没见过女尸。那一堆堆轮胎断断续续排成了类似一个个洞穴的样子。夜里要是寒冷，可以钻进去睡觉，是个不错的地方。但是，你得跪着进去。出来时可能有点费劲。塞尔希奥看见了两条腿和上身的毛毯。他听见圣特莱莎的地方记者要求何塞·马尔克斯揭开毛毯。何塞笑了。塞尔希奥不想待下去了。他向公路走去，那里停着他租来的甲壳虫轿车。第二天，警方查明了死者身份。她名叫米切莱·桑切斯·卡斯蒂约，十六岁。据法医报告说，验尸确定，死因是头颅重伤所致；没有受到性侵犯。在她的指甲里发现了皮肤残余；据此推断，很有可能她与凶手搏斗到最后一口气。面部和两肋的殴打伤，再次证明了她与凶手有过厮打。对阴道涂片检查后，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没有被强奸。她家里人说，4月5日，米切莱去拜访一位女友，出来后去一家工厂找工作。据警方公告说，她可能在5日晚间和6日黎明之间受到袭击和杀害。那铁片上没有发现指纹。

塞尔希奥·贡萨莱斯采访了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夜幕刚刚降临城市上空，他就来到了检察院大楼。里面几乎空空如也。一个充当看门人角色的警察告诉他如何走到何塞·马尔克斯的办公室。走廊上没遇到任何人。大部分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某个地方有复印机的声音。何塞·马尔克斯接待了他，一面看看手表。片刻后，检察员请记者陪他去更衣室，可以节约时间。就在检察员换衣服的时候，记者问米切莱·桑切斯怎么可能活着走到瓶子仓库后院。何塞说：这完全可能。塞尔希奥说：根据我的理解，妇女被绑架是一个地方，然后拉到另一个地方，先奸后杀，最后把尸体抛到第三个地方。具体到本案，这仓库后院就是第三个地方。检察员说：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并非所有杀手都遵守这同一个模式。检察员把警服放入一个口袋里，穿上一件运动衣。他一边把沙漠之鹰357型手枪安放在腋下，一边说：您一定会纳闷大楼怎么会空空荡荡的。塞尔希奥回答说：最合乎逻辑的想法就是所有的检察员都在外面工作。检察员说：这个钟点是不会工作的。记者问：为什么？检察员答：因为今天有室内足球赛，圣特莱莎警察局对我们队。记者问：您也上场？检察员：可能上，可能不上。我是替补队员。二人离开更衣室的时候，何塞劝记者：对犯罪问题，别找什么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一堆臭狗屎罢了。这是惟一的解释。

第二天，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去监狱看望克劳斯·哈斯。又去拜访了米切莱·桑切斯的父母。他觉得克劳斯·哈斯能冷淡就冷淡。人也长高了，好像入狱后荷尔蒙释放出来了，快要长到最高点了。他向克劳斯·哈斯打听米切莱·桑切斯的事情，打听美洲野牛团伙的情况，打听自从他入狱后圣特莱莎沙漠里确实发生的所有女尸案。克劳斯·哈斯无精打采地一笑。塞尔希奥想：就算最近发生的女尸案与克劳斯·哈斯无关，可以肯定克劳斯·哈斯还是有罪。后来，离开监狱后，他想，如何根据笑容和眼神来判断一个人呢？要敢于判断一个人，可那人是谁呢？

米切莱·桑切斯的母亲告诉塞尔希奥：从一年前开始，她就总是有噩梦。她经常半夜醒来，或者白天醒来（轮到夜班时白天在家睡觉），总以为要永远失去小女儿了。塞尔希奥问米切莱是不是她最小的孩子。那女人说：不是。我还有两个更小的男孩。但梦里丢失的却是米切莱。这是什么意思呢？答：我不知道，米切莱在我的梦里是个婴儿，不是现在这个年龄，最多两三岁吧。忽然间就失踪了。可我没看见那个偷走她的人啊。梦里只见一条没人的大街，或者没人的院子，或者没人的房间。可从前那里是我小女儿住的地方啊。我回头再看那里，她已经不在了。塞尔希奥问她：左邻右舍是不是害怕呀？那女人回答说：当妈的都怕。有些当爹的也怕。可是一般人，我估计不怕。在通向阿尔塞尼奥·弗雷尔工业园区入口的空地上，他和那女人告别时，她说噩梦开始的时间是她第一次在电视里见到弗罗里达·阿尔梅塔的时期，大家都叫她“女圣人”。一群群妇女走路，或者从各个加工厂提供的大客车上下来。塞尔希奥心不在焉地问道：客车是免费的吗？那女人说：这里没有免费的东西。接着他问：这个什么弗罗里达·阿尔梅塔是什么人？她说：是个老太太，时不时地出现在埃莫西约的电视上，出现在雷纳尔多的节目里。她知道那些犯罪现象背后隐藏着什么。她要我们提高警惕。可是，我们没听她的话，没人理睬她。她看清楚了凶手们的真面目。要是您想多知道一些情况，就去看望她吧！您见到她以后，请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塞尔希奥说：我一定照办。

克劳斯·哈斯喜欢坐在地上，背靠院子阴凉处的墙壁。他喜欢想心事。喜欢想像上帝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至少要想三分钟。还喜欢思考人类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问题要想五分钟。他想：假如世界上没有痛苦，那咱们可就太美啦。咱们微不足道，又与痛苦无关。他妈的，太美啦。可是为了毁掉这一切，就得有痛苦。最后，他想到了奢侈。有好记性是很奢侈的。掌握几门外语很奢侈啊。能思考、不逃避，很奢侈啊。然后，睁开眼睛，好像从梦里一样观赏几个美洲野牛团伙的成员，他们几个人在院子的那一边阳光照射下兜圈子，好像吃草的牛群。美洲野牛团伙的成员在监狱的院子放风啊，想到这里，他觉得好像吃下一片速效镇静剂，因为有时候，不是很经常，克劳斯·哈斯早晨起来觉得有人把匕首插进了他脑袋里。“龙舌兰”和“雷雨”都在他身边。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个不被人们理解的牧师。有几个犯人像做慢镜头动作那样活动着。比如，那个出售饮料的家伙，他拿着三瓶冰镇可口可乐过来了。还有那几个打篮球的家伙。前天夜里，上床前，有个看守找他，说：跟我走！堂·恩里克·埃尔南德斯先生要见你。那大毒枭不是一个人，旁边还站着典狱长和一个后来成了他律师的人。他们几个刚刚吃完晚饭，恩里克·埃尔南德斯请克劳斯·哈斯喝咖啡。后者婉拒，说是影响睡眠。除那律师外，大家都笑了。那律师好像没听见他说什么。毒枭说：美国佬，你给我的印象很好。我只想让你知道现在正调查美洲野牛的案子呢。明白吗？克劳斯·哈斯：太明白了，堂·恩里克。后来，大家请他坐下，问他犯人们的生活情况。第二天，他告诉“龙舌兰”那买卖掌握在恩里克·埃尔南德斯手心里。把这事告诉你的伙计。“龙舌兰”点点头，说：太好啦！克劳斯·哈斯说：阴凉里真舒服啊！

据圣特莱莎性犯罪研究所（刚刚成立半年的政府单位）女负责人介绍说：墨西哥全国的杀人案中，死亡的男女比例是10∶1；而在圣特莱莎是10∶4。这位女负责人名叫尤兰达·帕拉西奥，大约三十岁，白皮肤，栗色头发，很正经，但这正经后面隐约可见她渴望幸福的欲望——天天过节的愿望。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在想：可什么是“天天过节”呢？可能就是与咱们这些芸芸众生不一样的日子吧。咱们天天在过伤心的生活啊。正如他父亲说的：想活着，就得奋斗。可是奋斗什么呢？不可避免吗？跟谁斗呢？争什么呀？为了将来确信什么吗？看出一点什么实质问题？他想：好像这破国家真有什么实质可言似的，好像这个手淫的破星球真有什么实质可言似的。尤兰达·帕拉西奥曾经在圣特莱莎大学攻读法律，后来在埃莫西约大学专攻刑法，但是她不喜欢法院，不久又发现，不喜欢当诉讼当事人；于是，就搞起科研来了。您知道本城有多少妇女是性犯罪的受害者吗？每年有两千多人啊。几乎有一半是未成年少女。可能还有两千人没有因为被强奸而报警。因此，我们可以说每年有四千人被强奸。就是说，这里每天有十多个妇女被强奸啊。她那表情仿佛强奸就发生在这走廊里。走廊照明不好，因为只有一盏黄色的荧光灯管，恰恰与尤兰达·帕拉西奥办公室熄灭的荧光灯一样。当然，有些强奸行为最后变成了谋杀。可我不想夸大其词，大部分受害人忍气吞声，不愿声张被害的事情。行了，到此为止，说别的吧。塞尔希奥不知说什么才好。您知道这个性犯罪研究所有多少人在工作吗？只有我自己一人。以前，我还有个女秘书。可她厌倦了，回恩塞纳达去了，她家在那里。塞尔希奥说：人人都说好话，到处是好话。可是，一到说真话的时候，谁也记不得什么了，没话可说了，没勇气干任何事情。塞尔希奥望望地面，再看看尤兰达·帕拉西奥的倦容。她说：说到吃闲饭，您不想吃点什么吗？我可饿死了。这附近有一家餐厅名叫“玉米饼王”。您要是喜欢墨西哥地方风味，那应该去尝尝。塞尔希奥起身说道：我请您吃饭。尤兰达·帕拉西奥说：我估计会这样。

4月12日，有人在“黑屋”附近的田野上发现一具女尸。发现尸体的人们因为看到了又黑又长的披肩发，才明白是个女子。尸体处于高度腐烂状态。经法医检验后认定，死者在二十八至三十三岁之间，身高一米六七，死因是头部两次受到重击。没有身份证明。身穿黑裤、绿衫和网球鞋。裤子口袋里发现了汽车钥匙。外貌不符合圣特莱莎失踪者名单上的任何一位。估计死亡时间在两个月以上。案子束之高阁了。

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并不相信特异功能，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去埃莫西约电视台7频道工作室寻找弗罗里达·阿尔梅塔。他找了一个女秘书，又找了另外一个，最后找到雷纳尔多。后者告诉他见弗罗里达绝非易事。雷纳尔多说：我们这些朋友都在保护着她。保护她的隐私。我们就是这位“女圣人”周围的人肉盾牌。塞尔希奥亮出了记者身份，说弗罗里达的隐私可以得到保证。雷纳尔多安排他当天晚上会见“女圣人”。塞尔希奥回旅馆去了。他打算起草关于妇女被害的报道。可是，片刻后，发现写不出东西来。于是，下楼去旅馆酒吧，边喝酒，边看地方报纸。随后，上楼回房间，冲个淋浴，又下楼去了。按照雷纳尔多指定的时间，他提前半小时上了出租车，请司机在城里兜几圈再去赴约。出租车司机问他是哪里人。塞尔希奥说：首都的。出租车司机说：那是一座疯狂的城市。一天里抢了我七次。就差没把我给强奸了。出租车司机冲着后视镜笑了笑。塞尔希奥说：情况已经变啦。如今是出租车司机抢劫乘客。司机说：这事我听说过，该到时候了。塞尔希奥说：这事看怎么说了。约会地点在一家为男士服务的酒吧里。那地方名叫波贝耶。一个几乎有两米高、一百多公斤的保镖看守大门。室内有个之字形的柜台，餐桌矮小，有小台灯照明，扶手椅上套着紫色缎面。扩音器里播送着新世纪音乐。跑堂的身穿水手服。雷纳尔多和一个陌生人在吧台旁边的高脚凳上坐着等候他呢。那陌生人留着时髦的短发，身穿白色衣服。他名叫何塞·帕特里西奥，是雷纳尔多和弗罗里达的律师。这么说弗罗里达·阿尔梅塔需要律师？何塞·帕特里西奥严肃地说：人人都需要律师。塞尔希奥不想喝东西。片刻后，三人上了何塞·帕特里西奥的宝马，驶向越来越黑暗的街道，那方向就是弗罗里达的家。途中，何塞·帕特里西奥想了解首都一个报道警务新闻的记者是怎样生活的。塞尔希奥不得不承认，实际上，他为文化、娱乐版面工作。他简要说明了自己是如何接触到圣特莱莎杀人案的。何塞·帕特里西奥和雷纳尔多都全神贯注、静静地听着，好像小孩子听了无数次同一个毛骨悚然的故事那样频频点头称是，分享着同一个秘密。可是，后来，快要接近弗罗里达家的时候，雷纳尔多想知道塞尔希奥是否认识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塞尔希奥承认只知道那人的名字，但是从来没有在什么晚会与那人相遇过。于是，雷纳尔多告诉他：那主持人爱过何塞·帕特里西奥。有一段时间，那主持人每到周末就来埃莫西约，邀请何塞·帕特里西奥和他的朋友们去海滩大把地花钱。那个时候，何塞·帕特里西奥爱上了一个美国佬，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法学教授，因此丝毫不理睬那个主持人。雷纳尔多说：一天夜里，那著名主持人带我去他旅馆的房间，说是有个建议给我。我以为，因为他心生怨恨，就想拉我上床，或者带我去首都，让我重新开始上他赞助的电视节目。但是，这位主持人惟一想做的事情就是谈话，让雷纳尔多倾听。雷纳尔多说：起初，我只是瞧不起他。他长得不帅，当面看上去，不如电视里的形象。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弗罗里达·阿尔梅塔，我过着一种罪孽的生活。（三人都笑了。）一句话，我瞧不起他，可能我还有一点点嫉妒他的好运气，好得不得了。雷纳尔多说：实际上，我陪他进了房间，那是基诺湾旅馆最好的套间。我们经常从那里乘游艇去鲨鱼岛或者度内尔岛，享尽奢华的一切。雷纳尔多一面说话，一面望着宝马驶过街道的两侧破房。他说：著名的主持人就在眼前，他是电视节目的宠儿，坐在床边，端着酒杯，头发乱蓬蓬，眼睛眯缝成一条线，几乎看不到眼珠；等到他看见我，意识到我还站在那里等着的时候，他过来放我出去，说那是他一辈子最后一夜了。你能明白，我那时惊呆了，因为我立刻想到了：这婊子养的会先把我给杀了，然后自杀，只要能在死后给何塞·帕特里西奥造成遗憾就行啊。（三人都笑了。）是不是这么说的，死后？何塞·帕特里西奥回答：差不多吧。雷纳尔多说：我当时就对他说别开玩笑了！嘿，最好出去遛遛弯吧。我一边说话，一边看看手枪在哪里。可是无论什么地方，我都没看见手枪，但他完全有可能把枪藏在衬衣里面，就像枪手那样；但他那时根本没有枪手的样子，而是一副充满绝望和孤独的神情。我记得当时我打开了电视机，找到一个从蒂华纳播送的夜间节目，是脱口秀。我对他说，用同样的手段，肯定你做得比他好。可是那位主持人对那节目不屑一顾。他只是一味地盯着地面，嘟嘟囔囔地说什么“活着没意思，生不如死”的废话。当时我明白，无论我对他说什么，都是白费。他根本就不想听我说话，只是想让我留在他身边罢了，以防万一。可是“万一”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万一最后决心……我记得当时我到阳台上看看海湾。圆月当空。我想这海岸真漂亮啊！糟糕的是情况特殊我们没有意识到，还没来得及享受美景呢。海岸、沙滩、星空，真漂亮啊！可是，后来我累了，又回到房间的扶手椅上坐下来。为了不瞧主持人那张面孔，我再次看电视节目。节目里的人在说，他手里掌握着，他可以用“掌握”两字，好像说的是中世纪历史或者一段政治史，保持着他从美国被驱逐出境的记录。你们知道他非法进入美国一共多少次吗？他在美国被捕和随后被驱逐到墨西哥一共三百四十五次啊！三百四十五次啊！一共用了四年的时间。说实话，我忽然来了兴趣。我想像这在我节目里会有如何的效果。想着在我的节目里会给他提什么问题。我开始设想如何跟他建立联系，因为毫无疑问，他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蒂华纳电视台的主持人向他提了一个要害问题：你从哪里弄钱支付领路的“蛇头”费用呢？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如此频繁的被驱逐出境，实际上，他在美国根本没有时间干活挣钱啊。那家伙的回答真是令人惊奇。他说，起初，“蛇头”要多少他就给多少；可是后来，比如说第十次吧，他就讨价还价了；到了第五十次以后，“蛇头”和向导跟他交上了朋友；他估计到了第一百次吧，“蛇头”和向导就很可怜他了。如今嘛，他对蒂华纳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说，“蛇头”和向导拿他当成“护身符”了，因为他对“蛇头”那一套很懂行了，常常带来好运，再有他在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别人的紧张情绪，原因是如果有人掉队，那肯定是他；假如越境后要甩掉什么人，肯定是他。可以这么说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早就变成了有标记的信件、有标记的钞票了。这时，节目主持人（很坏）先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后提了一个聪明的问题。愚蠢的是问他想不想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人根本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根本没听说过什么他妈的吉尼斯。聪明的问题是，是不是还打算再来一次？那人问：打算什么？主持人说：打算越境呗。那人说：如果上帝允许，他身体健康，他脑海从来没抹去在美国生活的想法。主持人问他：你累不累呀？你就不想回你老家或者在蒂华纳本地找找好运？那人微微一笑，好像有点害臊，说道：一旦有个想法冒出来，那就没办法了。雷纳尔多说：这是个疯子，百分之百的疯子。可是，我在旅馆里比在基诺湾还疯狂；在我身边的床上，坐着首都电视台最疯狂的主持人。那么，我还能真去想什么呢？当然，这位主持人已经不想自杀了。他仍然坐在床边，但是眼神像狗一样的疲倦，注视着电视屏幕。于是，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真能有这种人吗？会不会是魔法师啊？是不是在刻画头脑简单啊？于是，那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起身，掏出腿下或者屁股下面一直隐藏的手枪。我忽然又吓得脸白了。他冲我打个手势，几乎察觉不到的手势，好像是在告诉我用不着担心！他进了卫生间，但没关门。我想：哎呀，他妈的糟了，要自杀啊！可他只是撒了一大泡尿而已，一切如常，一切安好，电视机开着，卫生间开着，夜幕笼罩在旅馆上方。这小子真是完美的偷渡苦工啊，我想把这个偷渡苦工带到我的节目里去；也许这个爱上了何塞·帕特里西奥的主持人想把这个偷渡苦工带到他节目里去吧。这是个魔鬼般的偷渡苦工，是厄运之王，是把墨西哥的命运背负在肩的人，是微笑的偷渡苦工，是类似癞蛤蟆的那种多油、无害的动物，是一块煤炭，本来是可以化做钻石的煤炭，是贱民，但不是出生在印度，而是墨西哥。一切安好，忽然间一切安好，干吗要自杀呢！从我在的地方看到那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把手枪放进了他的用品盒，随后盖好盒子，放入浴巾抽屉里了。我问他要不要到酒吧喝一杯。他说：好吧。但是先把节目看完了吧。这时，节目里的人们正在跟一个驯猫的家伙说话。主持人问我：这是什么频道？我回答说：蒂华纳第35频道。他好像在梦里一样重复了一遍，蒂华纳35。后来，我俩离开了房间。在走廊里，主持人停下来，从裤子后兜里掏出一把梳子，梳梳头。问我：怎么样？我说：帅极了。后来，我俩按动电梯电钮，等候电梯。主持人说了一句：瞧这一天！我点点头。电梯一来，我俩进去了，一直下到酒吧，一路无话。后来，就分手了，各自回去睡觉。

记者塞尔希奥·贡萨莱斯和性犯罪研究所女负责人尤兰达·帕拉西奥饭后，望着玉米饼王餐厅窗外的夜空。尤兰达说：并非圣特莱莎的一切都坏。关于妇女问题，也不都坏。好像酒足饭饱，加上困倦，他和她看到了一些好事，一些被歪曲的有希望的细节。二人抽烟。她问：你知道墨西哥妇女失业率最低的地方是哪里吗？塞尔希奥看到沙漠里的月亮像个螺旋物爬上了屋顶平台。他问：是圣特莱莎吗？她说：对，是圣特莱莎。这里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有工作。工资低，剥削重，工时长得可怕，没有工会保护，可是有工作啊。这对于来自瓦哈卡州或者萨卡特卡斯州的妇女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塞尔希奥想着月亮：是螺旋的样子吗？不可能。对，是视力错觉，是一些像小雪茄烟样的云彩，像迎着晚风伸展的衣裳，像诗人蓝波笔下的苍蝇或者蚊子。他问：这么说本地没有妇女失业啰？尤兰达·帕拉西奥说：讨厌！当然有。男女都有失业的。只不过这里的妇女失业率远远低于国内其他地方罢了。事实上，粗略地说，圣特莱莎的所有妇女都有工作。您举出数据，比较一下吧！

5月，有人杀害了奥乌罗拉·克鲁斯·巴里安托斯，十八岁，地点就在她自己家里。她是在双人床上被发现的，身上有多处刀伤，大部分在胸部，双臂张开，好像求救于苍天，身下有大片凝固的血迹。发现者是她的邻居和女友，因为这位女友觉得奇怪，为什么大白天的还窗帘紧闭，房门是敞开的。女友便迈进室内。她立刻觉察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说不准。一进卧室，她刚一看见奥乌罗拉被害的样子，就吓昏在地。被害人的家位于菲利克斯·戈麦斯区草原大街870号，这个居民区属于中产阶级下层。案子交给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办理。他在警察抵达现场后一小时赶到那里。奥乌罗拉·克鲁斯的丈夫名叫罗兰多·佩雷斯·梅希亚，还在凯耶城加工厂上班，没人通知他关于妻子的噩耗。搜查房子的警察发现了一条内裤，估计是佩雷斯·梅希亚的，上面满是血迹，扔在卫生间里。下午一两点钟，一辆警车开到凯耶城加工厂，把佩雷斯·梅希亚带到了第二警察分局。他口气肯定地声明，上班前是跟老婆一起吃的早饭，每天如此，夫妻感情和谐，没有经济问题影响夫妻生活。据佩雷斯·梅希亚说，二人结婚有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吵过架。警察拿出带血迹的内裤给他看，他承认是自己的，或者很像是自己的。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以为他肯定要精神崩溃了。可是那位丈夫看到裤衩虽然哭了起来，却没有精神崩溃，这并不让胡安·德迪约斯感到意外，因为内裤不是照片，不是信件，内裤就是内裤罢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他被捕了，等候事态进一步发展。不久，新情况就来了。先是，有个目击证人看见一个男子在奥乌罗拉·克鲁斯家附近转悠。据这位目击者说，那转悠的人是个年轻人，样子像运动员，他挨家挨户按门铃，爬窗户往室内瞧，好像在看家里是不是有人。他至少看了三家，其中就有奥乌罗拉家。后来就不见了。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目击者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上班去了，走前提醒老婆和丈母娘外面来过陌生人。据目击者的老婆说，她丈夫走后不久，她还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但是什么也没看见。后来，她也上班去了。家里只剩下他丈母娘和孩子们。丈母娘跟他女儿、女婿一样，也站在窗前向大街方向张望，可是没有看到和察觉任何可疑的动静。后来，她的外孙们起床了，她得给孩子们准备早饭，然后送他们去上学。另外，小区里没有别人看见那个运动员模样的人转悠。在死者丈夫工作的加工厂里，有几个工人作证说罗兰多·佩雷斯·梅希亚每天总是在轮班前到岗。根据法医的鉴定，奥乌罗拉·克鲁斯的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过。据法医说，那个强奸杀人犯是个很有力气的年轻人，毫无疑问，是个完全失控的家伙。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法医“完全失控”是什么意思，法医回答说：在受害人体内和床单上发现的精液数量都超过正常值。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说：有可能是两个人的啊。法医说：有可能。但为了证实这个判断，他已经把血样送往埃莫西约警察局技术科去化验，如果DNA不成，至少看看凶手的血型。法医比较倾向于强暴是在受害人死后发生的，考虑到肛门撕裂的程度。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在调查这个居民区几个与青年犯罪团伙有联系的年轻人时，觉得越来越不舒服。一天夜里，他不得不去看医生了。医生查明他得了重感冒，给他开了消炎药，嘱咐他卧床休息。几天后，由于喉咙黏膜感染了细菌，他的感冒加重，不得不用抗生素。受害人的丈夫在第二分局的看守所蹲了一个星期后被释放了。送往埃莫西约化验的精液样本丢失了，不知道是在去的路上，还是回来的路上。

弗罗里达·阿尔梅塔亲自为塞尔希奥·贡萨莱斯等人开门。他没料到她竟然如此之老。弗罗里达吻吻雷纳尔多和何塞·帕特里西奥的面颊，只跟记者握握手。他听见雷纳尔多说：这一路上真烦死了。弗罗里达的手上有裂纹，像是长年接触化学品的手。客厅很小，有两把扶手椅和一台电视机。墙上悬挂着一些黑白照片。他看见有张照片上雷纳尔多和几个人围着弗罗里达，大家都满面笑容，像是外出郊游野餐的样子：信徒们围着自己的女祭司。老太太问塞尔希奥：喝茶，还是喝啤酒？他要了啤酒。他问老太太：您真的能看见圣特莱莎发生的杀人案吗？“女圣人”似乎有些拘谨，迟疑片刻方才回答。她整理一下衬衣领子和毛衣，可能毛衣太紧。她回答得有些含糊。她说，有时候像邻居的孩子一样看见了一些东西，看见的东西不一定是视觉，而是想像，这情形在脑海里常常发生，就像邻居的小孩一样，就像为了生活在现代社会就必须纳税一样，但是她认为：大家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能在特定的时候看事和想事；而她近来只能想像妇女被杀害的事情。塞尔希奥心里想：这是个好心肠的唠叨女人。为什么是好心肠呢？难道因为墨西哥所有的老太婆都有好心肠吗？塞尔希奥想：确切地说，是为忍受沉重的一切，是好心肠，更是铁石心肠。弗罗里达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连连点头。塞尔希奥问她：您怎么知道这些杀人案都发生在圣特莱莎呢？弗罗里达说：通过精神。还通过频道。记者请她说明白一些。她说：一桩普通杀人案（虽说不存在什么普通杀人案）最后会留下一个被破坏的液体图像、湖泊或者水井的水面，随后会重新平静下来；而连环杀人案，比如发生在那座边境城市的案子，留下的是沉重图像，金属或矿物图像，一种可以让窗帘燃烧起来的、会舞蹈的图像，而且不仅能把窗帘烧黑，还能让出事的地方，或者卧室或者客厅或者仓库或者谷仓变黑。塞尔希奥忽然感觉疲倦，问老太太：您能看见凶手的面孔吗？老太太说：孩子，有时我能看见他们的脸，可是醒过来的时候，就忘记了。弗罗里达，您能说说他们的模样吗？就是普通的脸（虽说世界上，至少不在墨西哥，没有什么普通的脸）。也就是说，您说不出他们的模样来。我说不出来，也许只能说他们的脸盘很大。很大吗？对，很大，好像浮肿了，膨胀了。像假面具？弗罗里达说：我可没说假面具。就是脸。不是面具，不是化装，就是浮肿，好像他们用了过量的可的松。可的松？弗罗里达说：或是让人发肿的肾上腺皮质激素。也就是他们有病？我不知道，看情况吧。看什么情况？看他的眼神。他们自认为是病人吗？不，绝对不。那他们知道自己是健康的？孩子，所谓的“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人能准确地“知道”什么。可他们自以为是健康人？弗罗里达说：可以这么说吧，孩子。（塞尔希奥想：真奇怪呀，她叫我“孩子”。）他问：您听见过他们的声音吗？很少听见。不过有一次我听见他们在说话。他们在说什么呢？弗罗里达回答：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一种难懂的西班牙语，不像西班牙语，可也不是英语。有时，我想他们说的是自己发明的语言。但语言不可能发明啊，因为我懂几种语言，所以我估计他们说的是西班牙语，他们是墨西哥人嘛，只不过大部分词汇我听不明白。塞尔希奥想：她刚才叫我“孩子”。只凭她叫一次就可以想像这是她说话的口头禅。她是个好心肠的唠叨女人。有人给他送上来第二杯啤酒。他谢绝了。他说感觉有些累。他说：得回旅馆去了。雷纳尔多不成功地掩饰着恼怒，望着塞尔希奥。塞尔希奥想：我何罪之有？他去了洗手间，那里散发着陈旧的气味；但是，地上有两盆浓绿、几乎发黑的植物。他一面倾听雷纳尔多、何塞·帕特里西奥和弗罗里达在客厅里似乎争论什么的声音，一面心里想：马桶旁边放花盆，这主意不错。从洗手间的小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一个用水泥铺地但潮湿的小院子，好像刚刚下过雨，在摆放植物的大花盆旁边，还有一些开放着红花和蓝花的花盆，那品种他没见过。回到客厅里，他不再坐下。他伸手给弗罗里达，答应给她寄来准备发表的文章，虽然他心里很明白自己不会寄任何东西的。“女圣人”送他们三位到门口时，说道：有些东西我是明白的。她先注视着塞尔希奥的眼睛，又看看雷纳尔多。塞尔希奥问她：弗罗里达，您明白什么？雷纳尔多劝她：弗罗里达，别告诉他！何塞·帕特里西奥说：人人一开口说话，哪怕只说几句，就会流露出心中的苦乐，对吗？这是大实话。弗罗里达说：因为我心中那些想像的人物一开口，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是，我完全明白他们的苦乐多极了。塞尔希奥问：什么多极了？弗罗里达望着他的眼睛，拉开了大门。她能感受到索诺拉的夜幕像幽灵一样拍打着她的后背。弗罗里达：痛苦多极了！塞尔希奥问：好像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逍遥法外吗？弗罗里达说：不，不，不。这跟逍遥法外没关系。

6月1日，十五岁的萨布里那·戈麦斯·特梅特里奥徒步走到墨西哥保险协会办的医院——黑拉尔多·雷盖伊拉医院，她身上有多处刀伤，后背有两处枪伤。她立即被送进了急救室，几分钟后，死去。咽气前，她吐出几个单词。她的名字，兄弟姐妹的住址。她说，被关进了一辆郊外SUV。她说有个男子长着猪脸。一个打算给她止血的护士，问是不是那男子绑架了她。她回答遗憾的是再也见不到她的兄弟姐妹了。

6月，克劳斯·哈斯用电话通知的办法，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地点就在圣特莱莎监狱里面，有六位记者与会。事前，他的女律师劝阻他别搞发布会。可是，那几天，克劳斯·哈斯似乎情绪有些失控（此前有过这类表现），任何反对他计划的意见，他都不愿意听。据女律师说，克劳斯·哈斯也没向她透露发布会的内容。只告诉她，他现在有了从前没有的材料，他要公布于众。前往参加发布会的记者们根本没指望他能说出什么新东西来，根本不指望有什么新鲜内容可以照亮这口黑井的底部：像铁拳一样连续出现在圣特莱莎城里、城外和沙漠的女尸，已经变成了这样一口深不可测的黑井了。但他们还是去了，因为无论如何，归根到底，克劳斯·哈斯和女尸本身就是他们要采访的消息啊。首都各大报纸没有派出代表。

6月，就在克劳斯·哈斯用电话告诉记者们他要发布一个轰动性（这是他的话）声明之后没几天，在通往“黑屋”附近的公路旁边，出现一具女尸。她名叫奥罗拉·伊巴涅斯·美黛儿。两周前，她丈夫报告了妻子失踪的情况。奥罗拉·伊巴涅斯·美黛儿，三十四岁，在贝尼区加工厂干活，有四个子女，从三岁到十四岁；她十七岁就与海美·帕切克·帕切克结婚。他是机械工，妻子失踪时，他已经失业，是加工厂车间裁员的牺牲品。据法医报告，受害人因窒息而死，虽然已经过去数日，颈部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勒痕。舌骨未断裂。有可能被强奸过。经办此案的是检察员埃弗拉因·布斯特罗，由检察员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当参谋。布斯特罗对死者周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随后对她丈夫实施逮捕。经审讯，海美·帕切克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对记者说：作案动机是吃醋。吃醋的原因不是因为具体的某个男人，而是不准她跟任何男人说话。再加上失业后出现的新情况叫他难以忍受。可怜的帕切克以为妻子要离他而去了。警察问他是用什么交通工具送她被骗的妻子到黑屋公路三十公里开外的地方去的，或者假设从杀妻的第一现场（无论审讯人多么严厉，帕切克就是不肯交代）到公路旁边的第二现场使用了什么车辆，帕切克声称是个朋友借了他一辆1987年的郊狼汽车，车身两侧画着红色火焰。警察没有找到那位朋友，或者因为案子需要投入而没有去找。

站在克劳斯·哈斯身边的是他表情呆板的女律师，好像她脑海里在放映一场暴力图像。二人周围站着以下报纸的记者，有《北方使者报》、《索诺拉之声报》、《圣特莱莎论坛报》，这是三家地方报纸。还有《凤凰城独立报》、《埃莫西约索诺拉人报》以及大峡谷《民族报》。这个《民族报》是个版面很少的小报，是周报（有时双周或者每月出版一次），几乎不靠广告，有些生活在大峡谷和好景山脉之间中产阶级下层的老订户，他们是居住在里克河、卡门、图巴克、索诺伊塔、阿玛多、萨瓦丽塔、巴塔哥尼亚、圣哈维尔的老年短工；该报的版面只刊登犯罪故事，越恐怖越受欢迎。发布会上只有一名摄影记者，名叫丘伊·比门特尔，是《索诺拉之声报》的，他站在文字记者的外围。会客室的门时不时地有人推开。进来的是看守。他看看克劳斯·哈斯，或者他的女律师，似乎在问他俩需要点什么。有一次，女律师要看守送点水来。看守说，好的，马上来。说罢离去。过了一会儿，看守带两瓶水和一些冷饮罐来了。记者们纷纷感谢，大家几乎都要冷饮罐。只有克劳斯·哈斯和他的女律师要水。有一阵工夫，没人说话，一声不吭，只是喝饮料。

7月，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一条黑水沟边，位于马伊多雷纳区东边，不远处是一条土路和一些高压输电塔。死者大约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据法医说，死亡时间至少在三个月前。尸体的双手被捆在后背，用的是塑料绳，就是捆绑大箱子的那一种。左手戴一个长长的黑手套，套住了前臂。另外，那不是廉价手套，而是天鹅绒的，就像女明星使用的那种，是有些名气的大明星才用的。摘下手套，发现她戴着两枚戒指，一枚是纯银的，戴在中指上；一枚戴在无名指上，是银的，刻着一条蛇。右脚上穿着男用长袜，是翠西牌的。而最令人吃惊的是，后脑勺上捆着一顶奇怪的帽子，在它旁边有个黑色、优质的乳罩。此外，她全身裸露，没有任何可供确认身份的证件。这个案子经过了严格的手续后，送进了档案室。尸体扔进了圣特莱莎公墓。

7月末，圣特莱莎当局，在索诺拉州政府的协助下，邀请研究员艾伯特·凯瑟勒来访。消息公开后，有些记者，尤其是首都记者问圣特莱莎市政主席何塞·雷夫西奥先生：这位美国前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当局默认了墨西哥警方办案的失败呢？主席回答说：不是，绝对不是。凯瑟勒先生来圣特莱莎是举办一个十五学时的培训班，给从索诺拉最优秀的警察中选拔出来的学生上课；选中圣特莱莎做培训地点，对埃莫西约不利，但是考虑到圣特莱莎工业发展势头强劲，也考虑到圣特莱莎发生的连环杀人惨案——这是此前墨西哥鲜为人知的弊病；政府希望马上根除。那么，组成专业警察来根除这一弊病，不是最好的方法吗？

克劳斯·哈斯说：各位，我来讲讲是谁杀害了埃斯特雷利亚·露易丝·桑多瓦尔。政府不公正地指责我杀了她。凶手们就是杀害了本城三十多个姑娘的那些小伙子们。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低下了头。丘伊·比门特尔拍下第一张照片。上面有望着克劳斯·哈斯或者看着自己采访本的记者们的面孔，不激动，没热情。

9月，有人发现了阿娜·穆尼奥斯·桑胡安的尸体，地点在城中区和菲利克斯·戈麦斯区交界的哈维尔·巴雷德斯大街几个垃圾桶后面。尸体是全裸的，有勒伤和强奸留下的伤痕，后来被法医确认。受害人名叫阿娜·穆尼奥斯·桑胡安，家住鲁文·达里奥区凯赛多教师街。她与三个女子同住，十八岁，是大灌木咖啡馆的女招待，地点在圣特莱莎的老城区。她失踪时无人报警。最后见到她的是三个男人，他们的绰号分别是 “猴子”、“红珊瑚”和“老太婆”。警察打算找到他们。可是，好像大地把他们三个给吞没了。案子送交档案室了。

记者们在想：是谁邀请的艾伯特·凯瑟勒？谁支付凯瑟勒先生的劳务费？支付多少？是圣特莱莎市？是索诺拉州吗？凯瑟勒先生的酬金是从哪里出的呢？是从圣特莱莎大学里出的吗？从州警察署的黑金库吗？干这种事会有私人掏钱吗？会有人赞助这位著名的美国研究员来访吗？他们为什么恰恰在此时此刻请来这么一位研究连环杀人案的专家呢？为什么不早一点呢？莫非墨西哥没有能和警方合作的犯罪学专家？比如说，那位希尔维里奥·加西亚·科雷阿教授，不是相当优秀吗？他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那一届人里不是最棒的心理学家嘛？他不是获得过纽约大学的犯罪学硕士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又一个硕士学位吗？请加西亚·科雷阿教授上课不是开销更少一些吗？把墨西哥的事交给墨西哥人办，不是比交给美国人办更爱国吗？对了，顺便问一句，凯瑟勒先生会说西班牙语吗？要是他不会，那么谁给他当翻译呢？他带着自己的翻译，还是从这里给他安排一个？

克劳斯·哈斯说：我正在进行调查。有人给我通风报信。他说：监狱里消息灵通得很。他说：朋友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可以讲出来许多事情。他说：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有很大的活动范围，给你提供帮助。没人笑。丘伊·比门特尔继续拍照。照片上有女律师，她好像要哭。勇敢点！记者们的目光如同爬行动物的眼睛：他们注视着克劳斯·哈斯。后者的目光落在灰墙上，好像在剥落的水泥上已经写好了他的台词脚本。有个记者轻声耳语道：请说出名字来！但大家都听清楚了。克劳斯·哈斯不再看墙壁，眼睛盯着这个记者。他没直接回应这个要求，而是再次解释在露易丝·桑多瓦尔那个案子里他是无辜的。他说：我不认识她。接着，他用双手蒙住脸。他说：那是个美人，早点认识她就好啦！他觉得头晕。想像着落日下一条街道上走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家和和气气地散去，最后空无一人，只剩下一辆停在街角的轿车。接着，夜幕降临了。克劳斯·哈斯觉得女律师的手指放到了他手上。她手指太粗，太短。另外一个记者说：需要名字。没有名字，我们没法继续写下去。

9月，在市南区一片空地上，有人发现了玛丽娅·埃斯特拉·拉莫斯的裸体，她裹在一条毯子里被装进了黑色塑料袋。她双脚用电线捆着，身上有多处被殴打的伤痕。经办此案的是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他确定尸体被扔在空地上的时间大概在星期五十二点至周六凌晨一点半之间，因为那广场上的其余时间有买卖毒品的人，有去听音乐的成群年轻人。听取各路人马的报告后，他确信夜里十二点到一点半之间，广场无人。玛丽娅·埃斯特拉·拉莫斯家住韦拉克鲁斯区，广场方向不是她通常会走的道路。她二十三岁，有个四岁的男孩。跟她共住房子的是两个加工厂的女工，案发时其中一人失业。这位失业女工告诉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她试图在工厂里组织工会。她问胡安：您觉得怎么样？就因为我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把我给开除了。检察员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他问谁准备照顾玛丽娅·埃斯特拉的儿子。那下岗女工说：是我。这孩子没别的亲人吗？有没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下岗女工说：大概没有。不过，可以找一找。据法医说，死因是利器击打头部致死，虽说她肋骨有五根断裂，胳膊上有轻微刀伤。她被强奸过。在毒品贩子发现她躺在市南区布满垃圾、杂草空地上之前至少四天，她就被害了。据她同事说，玛丽娅·埃斯特拉有或者有过未婚夫，大家叫他“奇诺”。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但是，人人知道他的工作地点。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去塞拉芬·卡拉比多区一家小五金店找“奇诺”。在小五金店里，他打听“奇诺”。人们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胡安按照玛丽娅·埃斯特拉的女同事说的样子，给店里人描绘了一番。回答依然是：这个店里从来没有这么一个叫“奇诺”的人工作过，无论是店前还是店后，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特征的人。胡安发动线人工作，自己用了几天时间专门寻找“奇诺”。可是结果他好像只是在捕风捉影。

加西亚·科雷阿教授说：艾伯特·凯瑟勒先生是声望卓著的专家。据说，艾伯特·凯瑟勒先生是对连环杀手进行心理侧写的先驱者之一。教授说：我得知他曾经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过，还为美国宪兵服务过，或者说是为军事情报局效力。教授说：有聪明才智的人当特工，似乎不妥。加西亚·科雷阿教授说：政府没有委托我开培训班，我丝毫没有委屈或者不自在的感觉。教授说：索诺拉州政府很了解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个追求真理的人。教授说：在墨西哥，我们总是让很多事情闹得晕头转向。我一看见或者听见或者读到报刊上某些形容词、某些从疯猴子部落说出来的溢美之词，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们根本不是这样的，可人们多年来都习惯了。教授说：在这个国家当犯罪学专家如同在北极研究密码。如同在有恋童癖犯人的牢房里当男童。就如同在聋子国度里当唠叨鬼。就如同在亚马逊女人部落里用避孕套。如果说他们侮辱了你，你慢慢就习惯了。如果说是瞧不起你，你慢慢就习惯了。如果说你准备一辈子养老的积蓄都不见踪影了，你慢慢就习惯了。要是你儿子骗你，你会习惯的。假如根据法律你本来可以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可你却不得不干活，你也会慢慢习惯的。假如还减少你的工资，你也会慢慢习惯的。假如为了涨工资你不得不给不诚实的律师和腐败的侦探工作，你也会慢慢习惯的。但这也比不发你的文章要好，因为否则的话我就不能保住岗位了。教授说：我一向在说，凯瑟勒先生是个声望卓著的专家。据我所知，他用计算机工作。这是有趣的工作啊。他还在电影里当顾问。我没看过，因为好久不去电影院了，好莱坞的垃圾片子只能让我打瞌睡。教授说：不过，我孙子告诉我，那些片子好玩，里面总是好人胜利。

记者说：请说出名字来。克劳斯·哈斯说：他叫安东尼奥·乌里韦。片刻间，几位记者面面相觑，似乎在问：听说过这个名字吗？结果，人人都耸耸肩。克劳斯·哈斯说：他名叫安东尼奥·乌里韦，是杀害圣特莱莎妇女的凶手。沉默片刻后，他又补充说：还有附近的。一个记者问：什么附近的？克劳斯·哈斯说：杀害圣特莱莎城里妇女的凶手，也是杀害城外附近妇女的人。有个记者问：你认识这个安东尼奥·乌里韦吗？克劳斯·哈斯说：我见过他一次，就一次。随后，他喘口气，似乎准备讲个长长的故事。摄影师丘伊·比门特尔连忙抓住机会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由于光线和他站立的姿势，照片上的克劳斯·哈斯显得较瘦，脖子很长，好像火鸡脖子，但不是普通的火鸡，而是能唱歌的火鸡，或者说是那时候准备高歌一曲的火鸡，不是简单地唱，而是扯着嗓子喊叫、尖叫、像研磨玻璃那样尖叫，还带着大量玻璃残渣，就是说声音纯粹，全神贯注，没有半点假嗓的成分。

10月7日，在距离铁道三十米的地方，位于一处棒球场交界的乱草丛中，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年龄在十四到十七岁之间。身上有明显的伤痕。胳膊、胸部和大腿有多处青肿以及利刃的扎伤（有个警察还兴致勃勃地计算了一下伤口的数目，数到三十五处的时候，就烦了）；但是，没有任何一处伤口深入致命的器官。受害人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据法医说，死因是扼杀。左边的乳头有咬过的痕迹，被咬掉一半，仅靠软组织连接。法医提供的另外一个情况是，死者一腿长一腿短。起初，警方以为借此可以查明她的身份了，后来证明没有根据，因为在圣特莱莎警察局因失踪报警的名单中，没有人与这个特征相符。发现这具女尸的是一群玩棒球的少年。就在他们报案的当天，艾比法尼奥和拉罗·古拉就赶到了现场。那个地方已经站满了警察。有几个检察员，有市局警察，是技术科的人，有红十字会的，有记者。艾比法尼奥和拉罗·古拉在周围兜了一圈，最后到了停尸的地方。她个子不矮，至少有一米六八。除去一件沾满血迹的白衬衫和一件白乳罩，她是裸体的。二人离开那里后，艾比法尼奥问拉罗·古拉的看法如何。拉罗·古拉问：你说的是死者？艾比法尼奥点上一支香烟，说道：是作案现场。拉罗·古拉说：没有什么现场了。有人已经认认真真地弄干净了。艾比法尼奥启动了警车。他说：那些人是蠢货，不可能认真办案，但情况是一样的。现场清理过了。

对于艾伯特·凯瑟勒来说，1977年是丰收年。他先后在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肯塔基、蒙大拿、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印第安纳、缅因、佛罗里达举行讲座。他走遍许多大学，跟过去的学生，如今是老师、已经有了成年的子女，甚至子女都已经结婚的人们谈话。这情况他从来不感到惊讶。他去过巴黎、伦敦、罗马，那里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名字，听他讲座的人们都带着他的著作（已经译成了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请他签字、留言（写上几句友好或者智慧的话），他是非常乐于从命的。他还去过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华沙。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地方邀请他前往。因此，可以想像得出来，1998年他仍然要像1977年一样四处奔波。艾伯特·凯瑟勒有时想：实际上，世界很小，尤其是乘飞机、坐在头等舱或者商务舱里的时候，他会暂时忘记去塔拉哈西或者阿马里洛或者新贝德福德讲座的内容，而一心一意地观看奇形怪状的云朵。他几乎从未梦见过杀人凶手。他见过很多凶手，跟踪过更多凶手的线索，但非常罕见会梦到他们。实际上，他梦少，或者说总是恰恰在醒来时就把梦境给忘掉了。他老婆（共同生活三十多年了）常常回忆梦境；一旦艾伯特·凯瑟勒在家里落脚，二人吃早饭的时候，她就给丈夫讲梦里的故事。夫妻俩听着广播里的古典音乐，喝着咖啡、橘汁，吃着妻子用微波炉烤好的美味面包片，脆生生的，比任何外面的面包都好。他在给面包片上抹黄油的时候，妻子给他讲述夜里的梦境，她几乎总是梦见自己的亲戚，几乎全部过世了，或者梦见她和丈夫多年未见的朋友。接着，妻子进了卫生间。他去花园鸟瞰一排排红色、灰色、黄色的屋顶，观看干净、整齐的街道，左邻右舍的少爷们随随便便停放在卵石路而不是自己家车库的新型轿车。在这个居民区里，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非常尊敬他。如果他在花园里，有人出来开车，没进车里之前，一定会向他招手致意说您好，凯瑟勒先生！人人都比他岁数小。那些人已经不年轻了，是医生、项目经理、依靠刻苦工作为生的专业人士，尽量不伤害别人，虽说伤害不伤害没法弄明白。有时，邻居们在花园里、游泳池旁边举行烧烤聚会。有一次，经不住妻子恳求，他也去过一次，喝了半瓶啤酒和一杯威士忌。这个小区里，没住着警察。惟一似乎头脑清醒的人是个大学教授，秃顶、瘦高个，后来发现是个只知道说体育的白痴。有时，他想：一个警察或者老警察最好跟女人或者另外一个警察或者同一级别的警察在一起。具体到他这里，最好跟个老警察在一起。他老早就对女人没兴趣了，除非她是女警察，从事研究杀人案的女刑警。有一次，一位日本同行劝他用闲工夫搞搞园艺。那位同行像他一样也是退休警察，一度是日本大阪刑警队的一流专家。他听从日本同行的劝告，一回到家中就对妻子说别雇花匠了，以后花园里的事情由他照管。但是，很快他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只好把花匠重新请回来。他自己纳闷：我根本不神经紧张，干吗要借助园艺来治疗紧张呢？有时候，出差（推销著作，或者给作家和导演当顾问，或者应邀去大学讲学，或者应邀去警察局协助破案）二三十天后回到家里，看见妻子，觉得陌生了许多。当然，认识老婆是肯定认识的。也许让他感到陌生的是她走路和在家里活动的方式，或者是她在黄昏时分请他一道去超市的样子。她总是下午要去一趟超市购买冰冻面包做早餐，吃起来像欧洲刚出炉的而不是从美国微波炉里烤出来的面包。有时候，夫妻俩买完东西，各自推着各自的小车，站在一家书店窗前，那里摆着他平装本的著作。老婆指指里面，说道：你的书还在那里呢！他总是点点头。随后，夫妻俩继续在步行街上闲逛。他认识她吗？当然认识，只不过这个现实、这个小小的现实（给眼前生活充当锚的）似乎失去了轮廓，仿佛时间的流逝对万物产生了多个细孔效应，仿佛把那自身本质就是轻柔、令人满意和真实的东西变得轮廓模糊和更加轻柔起来了而已。

克劳斯·哈斯说：我只见过他一次。是在一家歌舞厅里，或者类似歌舞厅的地方，不过也许就是一个带高音喇叭音乐的酒吧。我是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去的。里面有朋友，也有客户。这个年轻人（指安东尼奥·乌里韦）也在那里，坐在餐桌旁，跟我一起去的熟人中有认识安东尼奥的。坐在这年轻人身边的是他堂兄，名叫达尼尔·乌里韦。有人把这两个乌里韦介绍给我。他俩像是很有教养的小伙子，说英语，穿着打扮像牧场主，但显然不是。二人都结实高大。安东尼奥·乌里韦比他堂兄更高大些。看得出来他俩都去健身房锻炼，举重，练肌肉。还可以看出二人很在意外表形象。脸上的胡须有三天没刮，但是身上没有臭味，头发修剪得合适，衬衫是干净的，裤子是干净的，都是名牌货；马靴锃亮，内衣估计也是干净的，也是名牌，总之，是两个讲究时尚的年轻人。他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东拉西扯，聊些你听我说的闲话，都是一些男人的话题，诸如，新车、录像带、DVD、牧场歌曲、包丽娜·卢比奥、歌手，还有那个黑人女歌手名字我不记得了，是惠特尼·休斯顿吗？不，不是，是拉娜·琼斯吗？也不是。是个黑人女子，现在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我跟他俩和别人喝了一杯。后来，我们都离开歌厅到外面去了。不记得原因了。忽然间就都到了外面。那时天黑了，我再也没见到那堂兄弟俩。这就是我最后见到他俩。后来，有个朋友拉我进了他的车子。我们匆匆离去，好像那里有颗炸弹要爆炸。

10月10日，在墨西哥石油公司足球场附近，介于卡纳内阿公路与铁路之间的地方，有人发现了莱提西亚·波莱格·加西亚的尸体。她十八岁，半埋在土坑里，高度腐烂。尸体裹在工业用塑料袋里，法医说，死因是拧断了脖子、舌骨断裂而死。认领尸首的是她母亲，早在一个月前她就报告警方女儿失踪了。拉罗·古拉一面查看现场一面想：为什么凶手不怕麻烦挖个小坑想要掩埋尸体？为什么凶手不直接把尸体扔到卡纳内阿公路一侧，或者扔在铁路旧仓库的废墟里？莫非凶手没意识到他把尸体丢在了足球场旁边了吗？拉罗·古拉站在发现女尸的地方好久，直到被人赶走。那个小土坑连个小孩子或者小狗都放不进去，更别说女尸了。难道凶手急于甩掉尸体？莫非是天黑他不认得这个地方？

艾伯特·凯瑟勒研究员在来到圣特莱莎之前的那天夜里四点钟，塞尔希奥·贡萨莱斯接到一个电话，是女记者、革命制度党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打进来的。接电话时，塞尔希奥有点担心是家里人通知他出了什么事情；结果里面的声音是个女人，口气严厉，有霸气，像是发号施令，那是一种不习惯道歉，也不接受道歉的声音。那声音问他是不是一个人。塞尔希奥说他在睡觉。那声音问：傻瓜，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家里？这时，他凭借听力辨别出那人是谁了。只能是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墨西哥政界的女精英、佼佼者、革命制度党的“热情之花”、某些众议员以及五十岁以上接近六十岁几乎全部政治记者的梦中情人，这些人像鳄鱼一样沉溺在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统治的泥潭里（更多是心灵而不是真实的泥潭，有人说是阿苏塞纳发明的泥潭）。塞尔希奥说：我一人在家。她说：你还穿着睡衣吧？我说得不对吗？他说：对，对，您没错。她说：那就穿上衣服！到街上来！十分钟后，我去接你。实际上，塞尔希奥没穿着睡衣，但从一开始他就不愿意顶撞她，觉得那样不大文雅；于是，穿上牛仔裤、袜子和绒线衫；然后下楼到门厅。他看见门对面有一辆大奔驰熄灯停车。奔驰上的人也看到了他。车子的后门开了，一只佩戴戒指的手伸出车外招唤他上来。在车子的后排座位上，女众议员，大姐大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紧裹在一条苏格兰毛毯里；虽然夜间黑暗，她好像是菲德尔·贝拉斯克斯 ［23］ 的私生女，戴着宽边墨镜，很像史提夫·汪达 ［24］ 戴的墨镜，也像有些盲人不让好奇的人们看见自己空洞的眼窝而戴的墨镜。

艾伯特·凯瑟勒首先飞到图森，从图森乘小型飞机前往圣特莱莎机场。索诺拉州首席检察官告诉他：大约一年或一年半后，开始修建圣特莱莎新机场，建成后足以降落大型飞机。办理通关手续时，市政委员会主席欢迎他的到来，一支玛莉阿芝乐队奏响欢迎曲，一面唱着一首里面有凯瑟勒名字的歌曲（也许他以为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他觉得不问为好，微微一笑。市政委员会主席一把推开负责给护照盖章的海关官员，自己动手盖章递给凯瑟勒这位贵宾。主席盖章时摆了一个一动不动的姿势：高举图章，咧开嘴巴微笑，让周围的记者从容拍照。首席检察官开了一个玩笑，大家都笑了，只有那位海关官员例外，从表情上看，好像不高兴。随后，众人纷纷登车，向市政府大楼驶去。在活动厅里，这位美国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问他：是否手中握有关于圣特莱莎妇女被害案的档案资料或者类似的材料。记者们问他：那个主演《有污点的眼睛》的泰瑞·福克斯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是精神病患者，就像他第三个妻子离婚前声明的那样。记者们问他：以前是否到过墨西哥。得到了肯定回答后，又问他是否喜欢墨西哥。记者们问他：创作《有污点的眼睛》、《孩子们里的凶手》以及《代号》的那位小说家R. H. 戴维斯在家里睡觉时真的不能熄灯吗？记者们问他：《有污点的眼睛》的导演雷·塞缪尔森在拍摄这部影片时真的不允许戴维斯进入摄影现场吗？记者们问他：在圣特莱莎发生的系列连环杀人案，在美国有可能出现吗？凯瑟勒说：无可奉告。然后，非常有节制地向记者们致意。道谢后，回他下榻的旅馆去了。那里为他准备了最好的套间，不是总统套间，不是情侣套间，而是沙漠美景套间，因为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西南方向索诺拉沙漠庄严、孤寂的全景。

克劳斯·哈斯说：他们是索诺拉人，不过也是亚利桑那人。记者问：这怎么理解？既是墨西哥人，又是美国人。他们有双重国籍。记者问：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有双重国籍吗？女律师不抬头看人，点点头而已。记者问：他们住在哪里？在圣特莱莎，不过有时也住在美国凤凰城。一个记者说：乌里韦这个姓我听起来耳熟。另一个说：我也耳熟。他们跟埃莫西约那个乌里韦会不会是亲戚啊？哪个乌里韦？《索诺拉之声报》报道交通问题的记者说：就是埃莫西约那个傻瓜。拥有卡车队的那位。这时，摄影记者丘伊·比门特尔忙着给记者们拍照。这些记者都是年轻人，穿着差劲，其中几个的表情像是准备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像打工的小伙子，睡眠不足、带着睡意、互相张望，开始分享一种公用的记忆，其中有大峡谷《民族报》记者，他更像短工，而不是记者，他理解并有效地使用记忆力，能给这场面提供更高级的定义。埃莫西约的那个乌里韦。有卡车队的那个乌里韦。名字是什么？是佩德罗·乌里韦吗？是拉法埃尔·乌里韦吗？克劳斯·哈斯回答说：是佩德罗·乌里韦。他跟这个案子里的乌里韦有关系吗？克劳斯·哈斯说：他是安东尼奥·乌里韦的父亲。接着又说：佩德罗·乌里韦有一百多辆运输卡车。他给圣特莱莎又给埃莫西约的几座加工厂运送货物。他的卡车队每半小时或者一小时穿越边境一次。他在凤凰城和图森也有产业。他弟弟名叫霍阿金·乌里韦，在索诺拉和锡那罗亚有几家旅馆，在圣特莱莎有咖啡连锁店，是达尼尔·乌里韦的父亲。佩德罗和霍阿金都跟美国女子结了婚。安东尼奥和达尼尔都是长子。安东尼奥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达尼尔是独生子。从前，安东尼奥在埃莫西约他父亲的办公室工作，但是后来就不在任何地方干活了。达尼尔一向是颗“流弹”，乱飞一气。保护他俩的人是毒品贩子法比奥·伊斯基尔多，而法比奥则是为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工作的。据说，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是安东尼奥受洗时的教父。安东尼奥的朋友们像他们一样都是百万富翁的子弟，但是其中也有圣特莱莎的警察和贩毒分子。他们在圣特莱莎个个挥金如土。他们是圣特莱莎系列杀人案的凶手。

10月10日，在墨西哥石油公司足球场附近，就在发现莱提西亚·波莱格·加西亚尸体的同一天，在伊达尔戈区贝尔塞菲尼大街的人行道上又发现了露西亚·多明盖斯·罗阿的尸体。在警察最初的报告上说，露西亚做皮肉生意，吸毒；死因可能是吸毒过量。但是，第二天，警方的声明做了明显的调整。说露西亚在墨西哥区一家酒吧里当女招待；死于腹部中弹，凶手可能使用了左轮手枪，点44口径。现场没有目击证人。不排除凶手是从行驶的汽车里射击的。露西亚三十三岁，离异，独身住在墨西哥区一居室里。没人能说清楚她在伊达尔戈区做什么；但据警方分析，有可能她在散步，纯粹出于偶然与死神不期而遇。

大奔驰驶入特拉帕区，绕了几圈之后，最后开进一条石子路，两侧长满了橡树，月光照在家家户户，但房屋里好像没人居住，或者已经破败。在途中，女众议员、女记者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始终保持沉默，裹在她那条苏格兰毛毯里抽烟。塞尔希奥则望着车外。这位女众议员的住宅很大，平房，前后院（从前马车可以直接进入院内），有马厩和直接在岩石上开凿的饮水槽。他跟着她进入客厅，那里悬挂着一幅塔马约 ［25］ 和一幅奥罗斯科 ［26］ 的画作。塔玛约的画是红色加绿色。奥罗斯科的是黑色加灰色。客厅的墙壁雪白如玉，令人想起私立医院或是死神。女众议员问塞尔希奥喝点什么。他说咖啡。她不抬高声音，只说了一声：一个咖啡，一杯龙舌兰，好像给俩人点黎明时分的饮品一样。塞尔希奥看看她身后是不是有用人。可没看见人。但是，几分钟后，来了一位中年妇女，跟女众议员是同代人，但劳动加岁月让她显老，双手端着龙舌兰和热腾腾的咖啡。他对女主人说：咖啡的味道好极了。女众议员笑了（其实就是咧开嘴巴，露出牙齿，发出一声模仿的夜鸟“喳喳”叫），说道：你要是尝尝我手中的龙舌兰，那才真明白什么叫“味道好极了”。她没摘下墨镜，说道：好了，说咱们的事情吧！她问：听说过凯利·里维拉·派克尔吗？他答：没有。她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她问：听说过我吗？他答：当然听说过。真的，没听说过凯利？塞尔希奥答：没有。阿苏塞纳说：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德行。她沉默了几分钟，对着台灯的亮光看看杯子，或者望望地面，或者闭上眼睛，所有这些动作都是在墨镜掩护下进行的。这位女众议员好像在说梦话一样，说道：我和凯利从小就认识。起初，她给我的感觉不好。我认为她太爱挑剔了，这是我那个时候的看法。她父亲是建筑师，为城里的新贵服务。她母亲是美国佬。那是她父亲在哈佛或者耶鲁大学念书时认识的。她父亲留学美国拿的是政府奖学金，不是父母花钱。我估计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大学生，对吗？塞尔希奥说：肯定是的。随即看到女众议员再次沉默下来。她说：念书，他是好学生；可当建筑师，简直就是臭大粪。您见过埃里松特住宅吗？塞尔希奥说：没见过。女众议员说：它位于克约阿甘区。那住宅简直就是灾难，建筑师就是凯利的父亲。塞尔希奥说：我没去过。她说：如今那里住着一个电影制片人，一个老酒鬼、一个已经不再搞电影的家伙。塞尔希奥耸耸肩。她说：用不了几天，他就得醉死，他的侄子们就会卖掉埃里松特住宅，让建筑公司原地盖住宅楼。实际上，建筑师里维拉的足迹在世界上越来越稀少了。这现实生活简直就是一个患艾滋病的妓女，您说是吗？塞尔希奥点头称是，说就是如此。女众议员叹息道：这个里维拉建筑师啊！这个里维拉建筑师啊！沉默片刻后，她说：凯利的母亲是个大美人，绝代佳人！这位派克尔夫人啊，既美丽又现代。顺便说一句，建筑师里维拉对待她简直像对待女王一样。他很应该如此，因为男人们一见到她，就会发狂，若是她真的甩掉他，她荣华富贵半点不缺。而她从来没这个想法。尽管我小时候也听说过有个将军和一个政治家追求过她，她也没有恶意对待二人的甜言蜜语。您也明白那些有坏心眼的人是怎么样的。但她肯定很爱里维拉，因为从来没离开过他。他们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凯利，实际上凯利应该叫露丝·玛丽娅，跟她祖母同名。派克尔夫人多次怀孕，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总也怀不住。估计她子宫有毛病。可能她的子宫受不了墨西哥儿子的折腾，多次流产。这是可能的，但少见。于是，凯利成了独生女，这个幸运还是不幸影响了凯利的性格。一方面，她是或似乎是个爱挑剔的女孩，野心家典型的苗头；另外一方面，她从小就有个性，非常强烈、果断的个性，我敢说她很有独创性。说真的，起初她给我的感觉不好，后来，慢慢了解她之后，她邀请我去她家，我也邀请她来我家做客，对她就越来越有好感了，最后成了亲密的好友。女众议员说：这种事常常打下永远的烙印。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对准一个男人的面孔啐吐沫，或者像是啐一个幽灵。塞尔希奥说：我能想像出来。她问：您不再来一杯咖啡吗？

凯瑟勒先生一到旅馆房间，就下楼去了大堂。他跟接待人员聊了一会儿，询问旅馆的计算机设备和上网条件。然后，去酒吧，喝了一杯威士忌，没喝一半，就起身去了卫生间。出来后，似乎洗了脸，不看酒吧里周围的人们，直奔餐厅去了。他要了沙拉、黑面包、黄油、啤酒。酒菜没来之前，他起身去餐厅入口处的电话间，打了一个电话。回来坐下，掏出一本英语—西班牙语词典，寻找词汇。服务员给上了沙拉。凯瑟勒喝了两口墨西哥啤酒，面包片上抹了黄油。再次起身，去了卫生间。但是，没有进去，而是跟负责清洁卫生的一个男人用英语聊了几句，给那男人一个美金；然后，拐向旁边走廊的旁门，推门而入。穿过一条走廊，来到餐厅的厨房间。那里飘散着辣酱和腌肉的气味。凯瑟勒问一个厨房伙计从哪里出去可以上街。那伙计送他到一个小门。凯瑟勒给了伙计一美元，穿过院落上街了。街角处，有辆出租车在等他。上车后，他用英语对司机说：咱们到下城区兜一圈。司机说Okay。随即出发。跑了一圈差不多两个小时。这一圈包括市中心、北马德罗区、墨西哥区，几乎要到可以眺望砖坯镇的边境线了，那边就是美国领土。掉头回北马德罗区，进入马德罗区和改革区的街道。凯瑟勒说：我想看的不是这个。司机问：头儿，您想看什么啊？我想看穷人住的地方，加工区、地下垃圾堆。司机掉头再次穿过市中心，直奔菲利克斯·戈麦斯区，上卡兰萨大道，穿过韦拉克鲁斯区、卡兰萨区和莫雷洛斯区。走到街道尽头，那里有片广场，是片深黄色空地，堆满了载重卡车、公共运输巴士和买卖从蔬菜、鸡鸭到念珠的大小摊位。凯瑟勒请司机停车，他想下去看看。司机说：老板，最好别下车！美国佬的命在那里可不值钱啊。凯瑟勒问他：您以为我昨天才出生？司机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坚持他别下车。凯瑟勒命令道：停车！他妈的！司机皱皱眉头，要求他付钱。凯瑟勒问他：您以为我会溜掉？司机说：不。我等您回来。不过没人敢保证您回来的时候口袋里还有钱。凯瑟勒哈哈笑了。要多少钱？司机说：二十美金足够了。凯瑟勒掏出一张二十美金的钞票给了司机。随即下了出租车。有一阵工夫，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松开了领带，好奇地观看着临时小集市。他问一个出售辣椒凤梨片的老太太：这些巴士都开往什么方向？老太太回答说：都开往圣特莱莎。他手指反方向，用西班牙语问道：那边有什么？老太太说：就是公园。出于客气，他买了老太太一片辣椒凤梨。走到远处后，他把凤梨就给扔了。一回到出租车旁，他就对司机说：看见没有？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啊。司机从后视镜里冲他一笑：真是奇迹！凯瑟勒说：去公园吧！空场的尽头是土路。道路分成两个方向。每个方向又分岔成两条路。这六条都是柏油路，分别通向阿尔塞尼奥·弗雷尔工业园区。那里厂房高大。每座工厂周围有铁丝网，电线杆子上的路灯照耀着地面，产生不真实的光晕，要发生紧急大事的光晕，这不是真的，因为日出日落又工作了一天罢了。凯瑟勒再次下车，呼吸着加工品的气味、墨西哥北方的工厂气息。他看见运载着工人来来去去的公交车到达或者离开园区。一股潮湿、发臭的气味，好像有人在烧汽油，吹打着他的面孔。他似乎听到了笑声、手风琴声和风声串连在一起了。工业园北边，有一大片用废旧材料建成的屋顶像海浪一样伸展开来。向南边看，破烂的棚屋后面有一片光亮的孤岛，他立刻猜到那是另外一个工业园区。他问司机那园区的名字。司机下车，看看凯瑟勒指示的方向说：可能是塞布尔维达将军工业园区。天开始黑了。凯瑟勒好久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晚霞了。五颜六色的云朵在西方转动。这情景让他回想起多年前在美国堪萨斯看到的黄昏。这两处美景不一样，但是彩霞相同。他记得那时跟一位治安官和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同时在一起。车子停在公路边上。大概是三人中有谁要下车撒尿。于是，他看到了晚霞。那西方的五颜六色像巨大蝴蝶一样飞舞的同时，夜幕从东边一瘸一拐地向西方挺进。出租车司机说：走吧！老板，别浪费这大好的运气了。

《凤凰城独立报》的女记者问：克劳斯·哈斯，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就是乌里韦堂兄弟呢？克劳斯·哈斯说：在监狱里，这是人人知道的事。有几个记者点头。那女记者说：克劳斯，这不可能，只能是神话。是犯人们编造的神话。是渴望自由的冒牌替代品。传到监狱里的事情很少。你能知道的就这么一点点。克劳斯·哈斯愤怒地望着女记者，说道：我的意思是说，监狱里可以知道外面任何犯法的事情。女记者说：克劳斯，这不是真的。克劳斯·哈斯说：的确如此，是真的。女记者说：不对，不是真的。这是高级神话，是电影里编造的故事。那位女律师咬牙切齿发出咯咯声。丘伊·比门特尔给她拍了一张照片：黑发是染的，盖住了部分面颊，鼻梁微微凸起，用笔勾画了眼线。要是此前一切由她决定，那么她周围所有的人、照片边缘的人影可能早就消失不见了；还有这个房间、这座有犯人和看守的监狱、圣特莱莎监狱的百年老墙也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一座火山，火山口里只有寂静以及在山口上她和克劳斯·哈斯戴着镣铐的模糊身影。

10月14日，在一条从星星区通往圣特莱莎郊外牧场的土路一侧，发现了又一具女尸。她里面穿着长袖海蓝衬衣，外面是一件黑白竖格夹克衫，下面是李维斯牛仔裤，腰间系着仿丝绒衬里腰带扣的宽皮带，脚踏细高跟半腰皮靴，还有白色长筒袜、黑内裤和白乳罩。根据法医的报告，死因是被勒住颈部窒息而死。脖子周围还保留着一米多长的白色电线，中间有个带四角的结，可能是用来绞杀受害人的。颈部周围有受过勒掐的痕迹，好像用电线之前，凶手曾试图用双手掐死她；左臂和右腿有划伤，臀部有被殴打的痕迹，好像被凶手踢过。据法医说，死亡时间在三四天前。估计年龄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后来查明了她叫罗莎·古铁雷斯·森特诺，三十八岁，曾经在加工厂打工，被害前是圣特莱莎市中心一家咖啡馆女招待，于四天前失踪。前来认尸的是她女儿，也叫罗莎·古铁雷斯·森特诺，十七岁，母女住在白杨树区。小罗莎在停尸间看见了母亲，她说是我妈。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她声称，那件黑白竖格的夹克衫是她的衣服，不过母亲也常常与她共享，她俩有很多东西是共用的。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说：有几个不同时期，我和凯利每天见面。当然，因为她是女孩，在学校里，我们也没别的选择。课间休息，我俩在一起玩耍，聊我俩的事情。有时候，她请我去她家玩，我很愿意去；可我父母、爷爷奶奶不赞成我找凯利这样的女孩，当然不是因为她的缘故，而是因为她父母，担心她父亲里维拉建筑师会利用女儿的友谊进入我们家族隐私的铁圈；我们家族认为这个铁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曾经抗击了墨西哥大革命的进攻，抵抗了1926年镇压起义后的骚乱 ［27］ ，抵御了文火烧烤式的波菲利奥 ［28］ 余党边缘化活动，实际上，这是伊图尔维德 ［29］ 余党的勾当。为了让您大体上有个印象，波菲利奥统治时期，我们的家族还好；但是马克西米利亚诺 ［30］ 在位时，我家更好。如果伊图尔维德长期当皇帝，我家会更好。请您记住，真正的墨西哥人只有我们这寥寥几人。全国只有三百个家族。总共一千五百人或者两千人。剩下的就是愤怒的印第安人或者怨气冲天的白人或者天晓得从哪里来的暴徒，他们准备搞垮墨西哥。大部分国人是贼。一心想发迹。但好吃懒做。肆无忌惮。您可以想像得出来，对我家来说，里维拉建筑师就是社会上典型的野心家。他们以为里维拉的老婆不是天主教徒。好像我听说，他们认为里维拉的老婆是妓女。总之，就是那种风流人物吧。可家里从来不禁止我去看凯利（当然，我说过，他们也不高兴），或者我邀请她来我家（次数越来越多）。实际上，是因为凯利喜欢我家，可以说喜欢我家超过她家。从根本上说，可以理解成她就是这种人，她常说这符合她的口味，从小她就聪明过人。可也固执得厉害，也许这话更贴切。咱们这个国家总是把聪明和固执混淆起来，对吧？我们自以为聪明，其实固执。在这个意思上，凯利很有墨西哥味儿。她固执得厉害。就是说，比我固执。为什么她喜欢我家胜于她家呢？因为我家上档次，而她家只有风格。您明白这里的区别吗？凯利家的住宅很漂亮，比我家舒适，就是说有很多舒适条件，整座住宅采光好，有个令人愉快的大客厅，是接待客人或者举办晚会的理想地方；有个现代花园，有草坪和割草机，按照那个年代人们常说的就是布局合理的住宅。我的家嘛，您可以看看，就是这座住宅，当然如今这个样子是因为疏于管理，就是一座散发着木乃伊和蜡烛气味的大房子，或者说是座大教堂。可是里面却有着墨西哥财富和持久性的象征标志。这是一座没有风格的住宅，有时看上去丑陋，好像一艘沉船，但是上档次。您知道什么叫上档次吗？说到底就是有威严。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亏欠。用不着给谁解释什么。凯利就是如此。我不想说她有意为之。我也不是。那时我俩还都是孩子，头脑单纯，就算是复杂，也还是个孩子。我俩说话不拐弯抹角。而她这个人也是如此。说话办事纯粹出于我行我素，想发作就发作，想快活就快活。您有女儿吗？塞尔希奥答：没有，没儿没女。她说：好，将来您有了女儿，就知道我的意思了。沉默片刻后，女众议员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在美国念书。有时我希望他永远别回墨西哥。这样对他更好。

那天晚上，有人去旅馆接凯瑟勒，请他出席在市政委员会主席家中举行的欢迎晚宴。到场的人有索诺拉州首席检察官，副首席检察官，两位检察员，一位名叫埃米利奥·卡里拜的医生，是法医处主任，圣特莱莎大学法医和病理学研究教授，美国领事亚伯拉罕·米切尔先生（大家叫他柯南），企业家贡拉多·巴迪亚和雷内·阿尔瓦拉多以及大学校长堂·巴勃罗·内格雷特。有老婆的都带老婆。独身的比较沉默寡言，但其中不乏好像喜欢这独身的角色，不停地哈哈一笑，讲些故事。也有结婚但没带老婆的。席间，大家不谈命案，只谈生意（边境地区经济形势大好，还能更好），只谈电影，尤其谈论凯瑟勒当过顾问的片子。饭后，喝完咖啡，女客们暂时纷纷退去（丈夫事先嘱咐过的）以后，男人们都集中到书房（更像是比赛场地，或者豪华牧场的打猎场），开始万分小心地触及那个大话题。让有些人感到吃惊的是，凯瑟勒开始时用提问代替回答。另外，他提的问题都找错了对象。比如，他问美国领事柯南·米切尔：你作为美国公民如何看待圣特莱莎发生的事情？会英语的人把这个问题翻译成西班牙语。有些人觉得先向美国人发问，这不好。米切尔说：这个问题，我还没形成看法。凯瑟勒把同样的问题提给大学校长巴勃罗·内格雷特。校长耸耸肩，一笑，说道：这是个文明世界。然后，咳嗽一声，不说话了。最后，凯瑟勒打算听听卡里拜医生的看法。法医反问他：你要我怎么回答？是以圣特莱莎居民的角度，还是法医？凯瑟勒说：普通公民吧。卡里拜说：法医很难当普通公民，他见的死尸太多了。一提到死尸，众人的热情急剧下降。索诺拉首席检察官递交给凯瑟勒一份卷宗。有位检察员说，他认为的确有连环杀手，但是此人已经入狱。副检察官给凯瑟勒讲述了克劳斯·哈斯以及美洲野牛团伙的故事。另外一位检察员想知道凯瑟勒对这种模仿性的凶手们有什么看法。直到米切尔像考场里互相抄袭的人们耳语一番之后，凯瑟勒方才明白这问题的意思。大学校长邀请凯瑟勒做两次学术报告。市政委员会主席重申凯瑟勒光临本市让大家感到荣幸。凯瑟勒乘坐市府机关的公车返回旅馆途中，心里想，说真的，这些人真诚、好客，跟他认为的墨西哥人一样。夜里，感到有些疲倦，入睡后梦见一座火山口和一个在火山口周围兜圈的男人。梦中，他想：这个男人大概就是我吧。他没在意，那形象消失了。

克劳斯·哈斯说：开始杀人的是安东尼奥·乌里韦。达尼尔陪着他，帮助他抛尸。后来，达尼尔也来了兴趣，也许“兴趣”这话不准确。记者们问克劳斯·哈斯：哪个词汇准确？克劳斯·哈斯说：要是这里没女人听着，也许我会说出来。男记者笑了。《凤凰城独立报》的女记者说别因为她在场就装腔作势！丘伊·比门特尔给女律师拍了一张照片。他心想：这是个美人，身材苗条，挺拔，表情高傲。是什么推动这样一个美人奔走于法庭和监狱之间呢？女律师说：克劳斯·哈斯，说吧！他看看天花板，说道：准确的词汇就是“受到了刺激”。记者齐声问道：什么刺激？克劳斯·哈斯说：达尼尔·乌里韦由于看到了堂兄的所作所为，慢慢受到了刺激；不久以后，他也开始强奸和杀害女人了。女记者喊道：真是发疯！

11月初，圣特莱莎一所私立学校的郊游小组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圣母圣天山最陡峭的山坡上，那山也叫达维拉山。领队的老师用手机报了警。五小时后，警察才到现场。那时天快黑了。在登山的过程中，有个检察员名叫艾梅尔·多诺索，脚下一滑，摔断了两条腿。那些郊游的师生一直没离开现场，帮助运送受伤的检察员到圣特莱莎一家医院。次日凌晨，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在几个警察帮助下重返圣母圣天山，陪同前往的还有那位发现了尸骨、随后报警的老师。这一次，他们顺利地找到了尸骨并且运送到了城里的法医处。法医确定尸骨属于女性，但无法确定死因。尸骨缺少软组织，连尸体的人形都不完整。在发现尸骨的地方，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发现了一条裤子，已经被风吹雨淋得残破不全。好像有人在抛尸山林前，先脱下了受害人的裤子。要么就是脱下她裤子装进了口袋，然后抛到距离死者几米远的地方。说实话，这一切毫无意义。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到了十二岁，我和凯利就不再见面了。建筑师里维拉意外身亡。凯利的母亲突然失去了丈夫，对一切充满了疑惑。她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让凯利换学校；然后，卖掉了克约阿甘区的住宅；母女住进了罗马区的一处单元房。但是，我和凯利继续保持电话联系，也见过两三次。后来，她们离开了罗马区的单元房，搬到纽约去了。我记得凯利走的时候，我哭了整整两天。那时我想永远再也见不到凯利了。十八岁时，我进了大学。我想我是我家第一个读大学的女人。可能家里之所以让我继续读书，是因为我说不让我念书我就自杀。我先是攻读法律，后来又学新闻。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如果我愿意活下去，就是说活得像个人样，活出我自己的个性来，那就得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向我首先关心的事情，而此前家里关心的事情与我关心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区别。我像凯利一样也是独生女；家族的成员一一衰老，一个接一个去世。也许您能猜想到，我的性格里容不下“衰老”和“去世”的概念。我太热爱生活了。我喜欢生活能为我提供的一切，不给别人只给我的一切；另外，我相信理应得到一切。在大学里，我开始变了。认识了另类的人。在法律系，我认识了革命制度党的年轻野心家；在新闻系，认识了墨西哥警察的鹰犬。他们都教会了我一些东西。老师们很喜欢我。起初，这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会喜欢我呢？我就像是从19世纪初一座固定茅舍出来的人呀。难道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独具魅力或者聪明过人？我知道我不傻，可也不太聪明。那为什么我会让老师们产生好感呢？难道因为我是血管里流淌着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家族血液的最后一人？即使如此，那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就该与众不同呢？很可以写一部关于墨西哥人多愁善感的揭秘专著。我们墨西哥人，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啊！表面上，我们是多么朴实，或者说，在别人面前，我们是多么朴实！而实际上，我们是多么阴暗啊！咱们墨西哥人，是多么渺小！面对自己和面对别人时，变得多么扭曲啊！这一切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掩饰什么？为了让人相信什么吗？

早晨七点钟，凯瑟勒醒了。七点半，淋浴完毕，穿好了白衬衫、绿领带和灰珍珠色的西装，下楼吃早饭。他要了橘汁、咖啡、两片面包抹黄油和草莓酱。黄油不好，草莓酱不错。八点半，就在他翻阅命案报告的时候，来了两个警察接他走。两位的态度是全心全意的。两位像是第一次被允许给妓院老板穿衣服的青楼女子。但是，凯瑟勒没看出来两位的神情。九点，他做内部讲座，只给二十四名挑选出来的警察传授。大部分穿便衣，个别穿警服的也有。十点半，参观检察警署的附属单位。他查看了计算机，用识别嫌疑人身份的程序玩游戏，陪同的警察们露出满意的表情。十一点半，全体前往距离警署大楼不远的墨西哥北方特色餐厅吃饭。凯瑟勒只要了咖啡和奶酪三明治。但是，检察员们非要他尝尝餐厅老板亲自送上来的两大托盘墨西哥风味小吃。喝过咖啡后，没等他要求，服务员送来了一杯凤梨汁。他品尝一下，立刻发现里面掺了白酒。掺的很少，为了调味，或者说为了中和凤梨的香气。有些小吃是脆的，里面有馅，但难以辨认；有些小吃外表很软，像是煮过的水果，但是里面的内容却是肉馅。一个托盘的食物很辣，另外一个微辣。凯瑟勒品尝了微辣食品，说道：好吃，很好吃。然后，品尝了很辣的，赶忙喝光了凤梨汁。他心里说：这些龟儿子吃得很好嘛！下午一点钟，他跟着两个讲英语的检察员去看十个地方——是他从看到的案卷中挑选出来的。在他乘坐的车子后面，跟上来另外一辆轿车，里面有三位检察员。他们先到了博得斯塔山谷。凯瑟勒下车，靠近谷底，拿出一张城市地图，做了记录。然后请检察员们带他去好景居民小区。到达后没有下车。他把地图摊开，胡乱写了点什么，检察员也看不明白。接着，他要求去星星山。他们穿过马伊多雷纳区从南边进山。凯瑟勒问这个小区叫什么名字。检察员们说了。他要求下车走走。后面的轿车也停了下来。开车的人打手势问前面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街上，站在凯瑟勒身边的检察员耸耸肩，表示莫名其妙。最后，全体下车，开始跟着那位美国人走起来。一路上，行人都斜视着凯瑟勒；有些人担心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有些人以为这涉及一伙贩毒分子。但有些行人认出来了这个走在队伍前面的老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大侦探。走过两个街区后，凯瑟勒发现了一家设在葡萄园里，用木柱支撑蓝白条格帆布的架下，摆着餐桌的露天饮食店。地面铺有地板。店中无人。他对一个检察员说：咱们进去坐一会儿吧。从葡萄园的院落里可以看见星星山。检察员们把两张餐桌合在一起，坐下来抽烟，不由得相对一笑，好像在说先生，我们准备好了，请您吩咐吧。凯瑟勒心里想：一张张年轻、精神焕发的面孔，一张张健康的面孔，其中有些人会不等衰老、不等有皱纹、不因为岁月沧桑、担惊受怕或者胡思乱想就可能英年早逝啊。一个中年妇女，系白围裙，从饮食店后面走出来了。凯瑟勒想要一杯放冰块的凤梨汁，类似早晨喝过的那一种。但是，警察们劝他要点别的，因为这个地区制作果汁的水不可靠。警察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了英语中“自来水”的说法。凯瑟勒问大家：朋友们，各位喝点什么啊？警察们说：龙舌兰。然后，解释说这是一种只有在索诺拉才能蒸馏的饮料，使用一种只有本地才生长的特殊龙舌兰品种，墨西哥其他地方没有。凯瑟勒说：那咱们就尝尝龙舌兰吧。这时，一群儿童向饮食店里张望，看看警察，然后跑了。那中年妇女回来时，端着一个大托盘，上面放了五个杯子和一瓶龙舌兰。她亲自给凯瑟勒斟酒，然后站在一边，等着听凯瑟勒的意见。美国大侦探说：真棒啊！与此同时，感觉热血上头了。女人问：凯瑟勒先生，您来这里是为了那些女尸吧？凯瑟勒问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昨天看见电视上有您。我还看过您的影片。凯瑟勒说：啊，您还看过我的电影。妇女问：您打算消灭这些杀人凶手？凯瑟勒说：很难回答您这个问题。我试试吧。只能这么说了。检察员为她翻译成西班牙语。从他们所在的蓝白条格帆布下面望去，星星山好像石膏模型。黑线条大概是垃圾。棕色线条大概是岌岌可危、勉强维持平衡的破旧房屋。红线条大概是被风吹雨淋的铁块。凯瑟勒说：这龙舌兰很好。起身时，他在餐桌上放下一张十美元钞票。检察员们赶忙把钞票还给他。他们纷纷说：凯瑟勒先生，您是我们的客人。凯瑟勒先生，您这是在自己家里啊，别客气。跟您在一起是我们的荣幸。很高兴跟您一起巡逻。凯瑟勒笑着问：咱们是在巡逻吗？那妇女站在饮食店深处望着他们远去，她像座雕像，半身被一道分隔厨房或者餐桌区的幕帘所遮蔽。凯瑟勒心里纳闷：是谁把那些铁块搬到山顶上去的呢？

记者问：克劳斯·哈斯，所有这些情况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克劳斯·哈斯说：老早就知道了。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说出来呢？克劳斯·哈斯说：因为我必须核实一下情况。《独立报》的女记者问他：你在监狱里面还能核实什么呀？克劳斯·哈斯说：咱们别回到老问题上去了！我有我的联络网，我有我的朋友，我有我的线人。根据你的联络网，乌里韦堂兄弟如今在什么地方啊？克劳斯·哈斯说：他俩失踪六个月了。是从圣特莱莎消失的吗？克劳斯·哈斯说：对，是从圣特莱莎消失的，但有人说曾经在图森、凤凰城，甚至洛杉矶见过他们。记者问：我们这些人怎么能证实你这个说法？克劳斯·哈斯露出了胜利的微笑，说道：设法弄到他俩父母的电话，一打听就行。

11月12日，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从警察局的无线电频道里听说圣特莱莎又出现了一具女尸。虽然案子没有交给他办理，他还是去了现场——在菲利克斯·戈麦斯区，加勒比和百慕大两条街之间。死者名叫安海利卡·奥丘阿。封锁出事地点的警察们告诉他，更像算账，不像情杀。案发前，有两名警察看见一对男女在人行道上吵得面红耳赤，旁边是牛仔歌舞厅。考虑到这是典型的情人吵架，警察没有干涉。安海利卡·奥丘阿左太阳穴中了一枪，子弹从右耳穿出一个洞。第二枪打在她面颊上，从颈部右侧穿出。第三枪打在右膝盖上。第四枪打在左大腿上。第五枪也是最后一枪打在右大腿上。胡安·德迪约斯想：开枪的顺序可能从第五枪开始，到第一枪结束，致命的一枪。枪响时，那两个看见男女吵架的警察在什么地方啊？问及此事，两个警察说不清楚，只说听见了枪声后，转身返回加勒比大街。那个地方就剩下了地上躺着的安海利卡。好奇的人们纷纷从附近的街门向外探头探脑。出事的第二天，警方声称案子属于情杀；杀人嫌疑犯名叫鲁本·戈麦斯·阿兰西维亚，是有名的妓院老板，绰号“疯鹿”，不是说他长得像鹿，而是说他曾经疯狂“宰”过很多男人，就是说，像二三流妓院老板那样，暗中坑害男人，从中渔利。安海利卡·奥丘阿是他老婆，似乎“疯鹿”听说老婆要弃他而去。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坐在方向盘后面，车子停泊在黑暗的街角，心里想着这桩案子：可能杀人不是预谋的。起初，“疯鹿”打算恐吓或者警告老婆，所以开枪打了对方右腿；后来一看到安海利卡痛苦或者吃惊的表情，盛怒之下，恶意萌生，想给老婆来个对称，于是开枪打了左腿。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四个车门都是敞开的。胡安·德迪约斯趴在方向盘上，欲哭无泪。警方试图抓住“疯鹿”，无果。他失踪了。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我十八岁开始有情人。整个墨西哥都知道关于我的性爱传说。可传说终归是传说，在墨西哥尤其不真实。我第一次跟男人上床是出于好奇。可能你听说过。不是像别的女人那样因为爱情、钦佩或者害怕。我本来可以出于怜悯跟男人睡觉，因为我第一次性交的小伙子让我感到可怜。可是说心里话，我跟他做爱纯粹出于好奇。两个月后，我把他给甩了，找了一个傻瓜，他以为自己要去搞革命了。墨西哥盛产这种傻瓜。他们是些特别愚蠢的小伙子，狂妄之极，一遇到艾斯基维尔·布拉达这样的女人，他们就神魂颠倒，立刻跟她性交，好像占有我这样的女人等于十月革命里占领了冬宫。那可是冬宫啊！可是他们连俄罗斯夏季别墅的草坪都不会修剪！很快，我把他也给甩了。如今他是有些声望的记者了，每当喝醉酒的时候，就说他是我一生的初恋。后来，那些接踵而至的情人，或者是我喜欢他们在床上的表现，或者因为我喜新厌旧要换花样，而他们或者机智诙谐，或者活泼好玩，或者特别稀奇古怪，只能让我发笑。您一定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在大学左派队伍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我甚至访问过古巴。后来，结了婚，有了儿子。我丈夫也是左派，是革命制度党成员。我开始进入报界工作。每到礼拜天，我就回家，我是说回老家，家族的人们在那里逐渐衰老，我转转走廊、花园，看看老照片，读读陌生祖先的日记——更像是弥撒书，安安静静地坐一坐，坐在院子里的石井边，胡思乱想，连连抽烟，不读书，不认真思考，有时甚至什么也回忆不起来。说真话，我感到厌烦。我想干事，可是不知道具体做什么才好。几个月后，我就离婚了。这场婚事不到两年。当然，我家族的人们都劝我别离婚；他们说，要是我离婚，就把我给扔到大街上去！他们百分之百地有道理啊；他们还说，我是艾斯基维尔家族里第一个破坏婚姻圣事的人。有位九十岁高龄的伯伯是神父，名叫堂·艾斯基维尔·布拉达，要跟我谈话，要了解真实情况。但是，让他们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我那指挥别人、驾驭别人、领导别人的怪才突然而至，我把他们每个人一一摆平了。一句话，在这个家族的大墙里面，我变成了今天的我，今后一直如此，到我死为止。我对大家说：假虔诚、假正经、两面三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说，今后我绝对不允许这个家里有二尾子。我说，艾斯基维尔家族的金钱和产业年复一年在减少，按照这个样子，我的子子孙孙就会饿死的。我说，我说话的时候，不想听到不和谐音。我说，谁要是不同意我的话，请走开！大门是敞开的，墨西哥的大门更宽大。我说，从今天这个电闪雷鸣的夜晚开始（因为城里什么地方的确在电闪雷鸣，从窗户外面可以见到闪光）开始，不再给教会捐钱施舍；我说，老天爷说是保证我们的未来，可是一百多年来，上帝却在让我们流血啊。我说：我不再结婚了。我提醒他们，今后他们还会听到关于我更加可怕的传言。我说，你们在垂死挣扎，可我不愿意你们离开世界。他们一个个脸色发白，人人目瞪口呆，可是没人心肌梗死。从骨子里说，我们艾斯基维尔家族的人都很坚强。没过几天，好像就是昨天吧，我又见到了凯利。

那一天，凯瑟勒到了星星山，沿着星星区和伊达尔戈区散步，在通向蓝村的公路附近转悠，看见了空空荡荡的棚户区像鞋盒子一样，结实但无趣、无用，竖立在通向蓝村公路的条条小路旁边；随后，他想看看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区，它对面就是砖坯镇——已经是美国领土了；他想看看墨西哥区的酒吧、餐厅和旅馆，看看那条整天屈从于卡车隆隆声和小汽车的主要大道，它们都是准备过境的；随后，他吩咐一行人员下行到塞布尔维达将军大街和通向卡纳内阿的公路，从那里岔入好景区，警察从来不敢冒险进入那里。开车的警察如是说。另外一个警察沉重地点点头，好像好景区、基诺区和雷梅迪奥斯区警察不到位一事，是他们这些年轻力壮的警察沉重负担的耻辱；为什么是沉重负担呢？他们回答说：有人逍遥法外让他们感到沉重。凯瑟勒想：什么人逍遥法外呢？一定是控制这个偏僻地区毒品买卖的团伙，因为凯瑟勒一开始就从车窗看到了外面破破烂烂的样子，很难想像这里的住户会买毒品，虽然吸毒容易，但是掏腰包买那玩意儿却令人匪夷所思，当然，这事在美国的黑人区和拉丁区是可以想像的；但是，与这破败混乱的景象比较，黑人区和拉丁区还像是居民区嘛。但是，这两个检察员连连点头，摇晃着年轻、结实的颚骨：是的，是的，这里有很多可卡因和可卡因的垃圾。凯瑟勒再次看看那破破烂烂的景象，或者说那持续不断的破烂变化，如同拼图游戏每时每刻都在拆和装。他吩咐司机驶向“辣椒”垃圾堆，圣特莱莎最大的地下垃圾堆，比市政垃圾堆还大，倾倒垃圾的卡车不仅有加工厂的，还有市府清洁队的，还有转包合同的私营企业，或者公共服务部门不管的土地拍卖区的卡车。这时，凯瑟勒的轿车已经离开了土路，好像在倒车，返回了好景区和公路；但是，车子一转弯，驶入一条路面较宽的街道，但同样荒凉，里面的灌木甚至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凯瑟勒心里想：这个地方好像落下过原子弹，除去受到伤害的人们，无人知晓。但是，受害的人之所以无法开口，是因为疯了，或者死了；哪怕他们能走路，哪怕他们能看见我们，哪怕是从一部西方电影里直接出来的眼睛与凝视，是印第安人或者坏人的眼睛，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疯子的眼睛，是生活在另一维度的人们的眼神；他们伤害不了我们，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不会黏附在我们的皮肤上，会穿透皮肤。凯瑟勒一面想着，一面要动手落下车窗。有个检察员说：别、别落下来！为什么？因为臭，有死人的气味。十分钟后，他们到达了“辣椒”垃圾堆。

一位记者问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您对这一切是怎么看的呢？女律师低头想想，抬头看看提问的记者和克劳斯·哈斯。丘伊·比门特尔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她好像呼吸困难，随时肺会炸开似的，但她的样子与呼吸困难的常人不同，不脸红，而是脸色煞白。她说：这都是克劳斯·哈斯先生的主意，不一定需要我的认可。接着，她说起克劳斯·哈斯先生无依无靠的状态、一再拖延的开庭审判、丢失的证据、逼迫出来的证人、她的被辩护人所处的状态。她悄悄说，换了任何别人都会精神失常。《独立报》女记者既嘲讽又满怀兴趣地望望女律师。她问：您和克劳斯·哈斯感情很好，对吗？女记者年轻，还不到三十岁，已经习惯与说话直截了当，甚至粗鲁的人打交道了。女律师四十多岁，神情有些疲惫，一副连续数日未眠的样子。她说：无可奉告。不合时宜。

11月16日，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圣巴尔托罗梅区的固赛加工厂后面的空地上。据初步调查，受害人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之间；据法医说，死因是扼杀。尸体全裸，衣服被藏在五米之外的草丛里。但没发现全部服装，只是一件黑色紧身裤和一条红裤衩。两天后，她父母来认尸，说她叫罗萨里奥·马尔基娜，十九岁，11月12日失踪，那天她去卡兰萨大街蒙塔纳舞厅跳舞，距离她的住处韦拉克鲁斯区不远。巧合的是无论她还是她父母都在固赛加工厂干活。据法医说，死前，受害人被多次强奸。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凯利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又露面了。我俩见面的第一夜，互相说说自己的生活，一直聊到天亮。关于她的生活，简言之，就是一场灾难。她在纽约想当话剧演员，在洛杉矶想当电影演员，在巴黎想当模特，在伦敦想当摄影师，在西班牙想当翻译家。她想研究当代舞蹈，但第一年就放弃了。想当画家，第一次展览作品，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辈子最严重的错误。她一直没结婚，没子女，没家庭（母亲久病后刚刚去世），没有远大计划。回墨西哥恰逢其时。她在首都不费吹之力就找到了工作。她有朋友，她有我啊！您半点都别怀疑，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用不着去求别人（至少我认识的熟人里），因为她很快就开始在我们所说的艺术圈子里工作了。就是说，她筹备画展，忙着设计和印刷作品目录，跟艺术家们睡觉，与买主谈话，一切由那时的首都艺术品商人中的四大家掏钱，他们是画廊、画家背后的灵魂和操纵买卖的后台。此前，我已经脱离了左派队伍。您别介意啊。我越来越靠近革命制度党的某些派别。有一次，我前夫对我说：如果你还写你目前写的这些东西，那你可要靠边站了，甚至更糟。我不停地在想：“更糟”是什么意思？我继续写下去，继续做文章。结果是不仅没让我靠边站，反而不断收到这样的信号，高层人士对我越来越感兴趣。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那时，我们都年轻啊，没有太多的责任感，我们独立，谁也不依靠，也不缺钱花。也正是那几年，凯利决定她应该叫凯利。可我继续叫她露丝·玛丽娅。但是别的人都叫她凯利，直到有一天，她亲口对我说：阿苏塞纳，我不喜欢露丝·玛丽娅这个名字，不好听。我喜欢凯利，人人都叫我凯利，今后你也叫我凯利吧！我说：没问题。既然你愿意我叫你凯利，我就叫你凯利。从那以后，我开始叫她凯利了。起初，我觉得可笑。这纯粹是美国式的附庸风雅。但后来我意识到凯利这个名字对她合适。可能因为凯利有点格蕾丝·凯利 ［31］ 的风韵。或者可能凯利这名字只有两个字，而露丝·玛丽娅太长了。或者因为露丝·玛丽娅这个名字容易联想到宗教内容，而凯利不产生任何联想，或者联想到一张照片。家里什么地方应该有凯利·里维拉·派克尔签名的信件。我想甚至连她的支票上都签下凯利·里维拉·派克尔的字样。有人认为名字里有命运的安排。我不信。但假如这说法是真的，凯利选中这个名字的同时，就以某种方式迈进了噩梦，迈进了无形世界。您相信名字里有命运的安排吗？塞尔希奥说：不信。最好别信。女众议员叹息一声，并不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呢？塞尔希奥望着女主人的墨镜，说道：我的名字很普通。有一阵工夫，女众议员双手按住脑袋，好像头疼。他说：讲一件事可以吗？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普普通通的，都是通俗的。无论叫凯利还是露丝·玛丽娅本质上是一样的。名字总会消失。大人应该把这个道理告诉孩子，从小学开始。但是，这令人恐惧。

“辣椒”垃圾堆给凯瑟勒的印象并不像他走过的街道留下的印象深刻。他一直坐在车里，后面有另外一辆轿车护送，一路颠簸。基诺区、好景区、雷梅迪奥斯区以及城西南的珍宝区、花卉区、布拉达区、白杨树区、城西的牛背山区，都靠近工业保税区，如同双重脊椎骨，鲁文·达里奥和卡兰萨大街，接下来是圣巴尔托罗梅区、瓜达卢佩·维克多利亚、新城区，还有西北边的小玫瑰区。凯瑟勒对报界说：光天化日之下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令人毛骨悚然。我的意思是说，是让我这样的大男人感到恐怖啊。在座的记者没有一个住过上述街区，但人人点头称是。警察们则相反，一个个偷着乐。他们觉得凯瑟勒的口气太天真了。美国佬的口气嘛。当然啦，他是个好人，因为坏美国佬的口气不一样，说话方式不同。凯瑟勒说：到了夜间，那些地方对妇女可太危险了。夜间出行也很冒失。上述大部分街区，除去交通要道，都照明很差，或者完全没有照明设备。凯瑟勒对市政委员会主席说：有些地段，警察根本不去。主席在座位上摇来晃去，好像毒蛇咬了屁股，摆出一副苦相，无限悲伤，充满了可以理解的神情。索诺拉州首席检察官、副首席检察官、几位检察员纷纷开口道：这个问题或许、可能、大概是临时性质的，有可能仅仅是市局的问题；市警察局是由佩德罗·内格雷特主管的，他是圣特莱莎大学校长的孪生兄弟。凯瑟勒问佩德罗·内格雷特是谁，以前是不是给他介绍过。两个年轻力壮、始终护卫凯瑟勒左右的、英语不错的警察告诉他：说实话，没见过佩德罗·内格雷特在凯瑟勒身边待过。凯瑟勒请二位说说佩德罗的样子，因为说不定第一天在机场见过。警察给他描绘了一下佩德罗的形象，但不大情愿，好像一提起佩德罗·内格雷特，就后悔了。画像什么的也没说清楚。凯瑟勒不吭声了。变成了闷葫芦。年轻力壮的警察说：佩德罗·内格雷特是个真正的硬汉子。是检察警署的老人。凯瑟勒想：一定跟他那个大学校长的哥哥一模一样。但是，检察员们笑了，邀请凯瑟勒再来一杯龙舌兰。他们说：不是的，您别这么想。堂·佩德罗和堂·巴勃罗毫无相像之处，一点影子都没有。校长又瘦又高，可以说一身干巴骨头，而堂·佩德罗又矮又胖，一身肥肉，因为他喜欢美味佳肴，无论北方菜还是美式汉堡包，都不厌烦。于是，凯瑟勒思量：是否应该找这个警察局长谈谈啊？是否应该前去拜访他啊？但又想：自己毕竟是客人，他一个地方上的警察局长难道不应该来看看吗？于是，他掏出笔记本写下佩德罗·内格雷特，老检察员，市警察局局长，受尊敬的人，没来看我。随后，忙别的事情去了。他一一研究妇女被害的案情。喝了几杯龙舌兰，嘿，真他妈不赖。开始着手准备大学的讲座材料。一天下午，他像前一天那样，从后门走出旅馆，乘坐出租车前往手工艺品市场，有人称之为“印第安人市场”，有人称之为“北方市场”，给老婆购买纪念品。跟第一次一样，他竟然没有察觉，有辆没车牌的警车全程跟在他身后。

等记者们纷纷离开圣特莱莎监狱之后，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趴在桌子上，低声啜泣起来，那谨慎的样子与白人妇女的形象相去甚远。印第安妇女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哭泣的。某些印欧混血女人也如是。但白人妇女不这样，何况又是念过大学的白人女子呢。她一觉得克劳斯·哈斯把手放到她肩膀上，不是抚爱，而是友好，或者也许不是友好的表示，而是因为在场时，她连忙擦干已经流到桌面上的眼泪，抬起头来，看看她的被辩护人、未婚夫、好友的面庞，那是一张既僵硬又松弛的脸（怎么可能僵硬的同时还松弛呢？）；他正在以科学的严谨性注视着她，但不是从牢房的角度，而是从外星球硫黄气弥漫的空中。

11月25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名叫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三十二岁，地点在鲁文·达里奥区苏克雷大街她自己的住处。两天前，即11月23日，妇女示威游行的队伍走遍了圣特莱莎的街道，具体说，是从大学走到市府大楼，抗议杀害妇女的凶手逍遥法外。这次游行是由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发起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加入了，此外还有民主革命党和几个大学生组织。据政府当局说，参加人数不超过五千人。据发起者说，人数超过六万。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也在其中。两天后，她被刺杀身亡，死在自己家中。其中一刀穿透颈部，引起大出血，因而致命。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独自生活。不久前刚刚离婚。无子女。据邻居们说，那个星期，她跟丈夫吵架闹翻。等警察赶到她丈夫居住的公寓时，后者早已出逃。案子由刚刚从埃莫西约来到的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办理。他调查一周后，得出如下结论：凶手不是她丈夫，而是她男朋友，一个名叫奥古斯都，或者迪都·埃斯科瓦尔的人。死者一个月前曾经与此人见过面。这个埃斯科瓦尔住在好景区，无正当职业。派人去找，他已经不在了。也像死者前夫一样，已经潜逃在外。警察在埃斯科瓦尔家中遇到三个男人。经过询问，三人承认一天夜里看见埃斯科瓦尔身穿带血迹的衣服回家。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坦率地说，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三个浑身发臭的人。他说：三人散发着大粪气味，好像披了一张臭皮。三人是“辣椒”地下垃圾堆上的拾荒者。他们的住处，不仅没有淋浴设备，而且连自来水都没有。检察员路易斯纳闷：这个埃斯科瓦尔怎么能当上玛丽娅·艾蕾娜的情人呢？传讯结束后，检察员把拘留的三人拉到院子里，用水龙头抽了每人一顿。然后，强迫三人脱光衣服，扔给每人一块肥皂，用十五分钟冲洗三人。后来，他一面呕吐，一面想：打一顿，冲一冲，二者不乏内在联系。好像前者促成了后者。用绿色龙头抽打，用黑色龙头冲洗。这个想法让他感到惬意。根据三个拾荒者的综合描述，画出了嫌疑人的模拟像，向其他各地发出了通缉令。但是，案子没有进展。死者的前夫和男友就这样消失了，下落不明。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当然，有一天，工作终于结束了。商人和画廊老板都换了。墨西哥画家没换。画家永远是画家，如同玛莉阿芝歌舞。可商人却飞到开曼群岛去了。画廊停业，或者给店员降薪。类似的情况也在凯利那里发生。于是，她动手组织时装表演。头几个月还好。时装像艺术，但比艺术容易。衣服比较便宜。没人买了一件衣服后还抱着很多幻想。总之，开头还行，她有经验，有交情；就算人们不相信她这个人，也信任她的欣赏品位。凯利组织的几场时装表演都是成功的。但她不会管理自己的事情，不会管钱，据我的回忆，她总是缺钱。有时，她的生活节奏常常打乱我的正常秩序，我俩经常大吵。我不只一次给她介绍独身男子或者可能愿意跟她结婚并丰富她生活节奏的离异男人。但凯利在这个问题上是个无可非议的独立派人士。我不是说她因此就是个女圣人。她半点圣人的味道都没有。我知道的情况都是从男人那里来的（因为就是这些男人眼泪汪汪地告诉我，她把他们都给掏空了）。但是，绝对不是在法律保护下进行的。他们之所以给她要求的一切，因为这是她的要求啊，因为她是凯利·里维拉·派克尔啊，而不是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有对待妻子或母亲（活到这把年纪，凯利已经决定不要孩子了）或者正式情人的责任。她性格里有某种东西排斥任何对感情应有承诺的观念，哪怕这种长期没有承诺的生活让她处境微妙。此外，凯利从来不把这样的处境归咎于自己的态度，而认为是命运的意外转向。如同奥斯卡·王尔德一样，只要活得快乐，管它有无可能。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生活从来没有让她发过脾气。当然，偶尔也发脾气，有一次，我看见她大发雷霆。但是，几分钟后火气就散了。另外，她有个美德我总是非常欣赏，就是团结朋友。仔细想想，这可能不是准确意义上的美德。可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朋友无论男女，友情为重，她总是站在朋友一边。比如，我加入革命制度党的时候，家里有过小小的地震，算是一种说法吧。多年前就认识我的一些记者不跟我说话了。另外一些人继续还跟我说话，但背后对我议论纷纷。您很清楚，这个讲大男子主义的国家到处都有说话娘娘腔的男人。否则就没法解释墨西哥历史。但凯利总是站在我这一边，从来不要求我解释什么，从来不对我的事情品头论足。您可能知道了，别的人说我已经攀上了高枝。当然了，我的地位的确提高了。只不过有各种各样的提高方式。对说空话我已经腻了。我想要权力，我不会跟任何人争论这个问题。我希望自由自在地去改变这个国家的一些事情。这个我也不否认。我想改善公费医疗、国立教育的状况，用我的绵薄之力为墨西哥进入21世纪做准备工作。如果说这叫攀高枝，那我想攀。当然，我的成绩很少。大概是幻想多于理智吧。不久，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有人认为从内部可以有所改善。首先，你要努力从外部做改善的工作，然后会认为，假如能进入内部，真正改善的可能性会增加许多。至少你会以为在内部行动自由能多一些。可这是假的啊！有些事情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都不会改变。但是，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是我们墨西哥史或者悲惨的拉美史（二者对我来说是一回事）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部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就在于此。如果你在内部犯了错误，它失去了意义。错误不再是错误。错误和撞墙变成了政治美德，变成了政治发展的偶发机会，变成了政治仪表，变成了有利于你的新闻热点。上班（早八点到下午五点）、关键时候犯了错误，这至少是一种弯腰恭候的态度。即使你什么也没干，没关系；出点错，没关系，重要的是你来了。来哪里？这里啊，应该到位啊。于是，我不再是熟人，而是名人了。我是个有魅力的女性，说话口无遮拦。革命制度党的恐龙们笑话我的心直口快，革命制度党的鲨鱼们把我看做知己，该党的左派一直赞美我说话的口气。真实情况，我连一半都不明白。真实情况如同一个吸了毒的妓院老板。您不这么认为吗？

凯瑟勒先生在圣特莱莎大学的第一次报告会获得了少见的成功。除去多年前在大学里举行的两次座谈会，一次是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见面会，另外一次是当选总统的座谈会。此前从来没有什么活动能让这个大学的礼堂座无虚席——可容纳一千五百人。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前去听凯瑟勒报告的人远远超过了三千人。这在社会上是件大事，因为凡是在圣特莱莎算个人物的都希望结识凯瑟勒，与这样一位杰出人士见面，或者近距离看看他，那是大事；政治上也是如此，因为连在野的最顽固的集团也似乎保持安静或者采取谨慎的态度，比此前减少了许多的喧闹声。甚至连妇女维权组织和失踪女子的家属们都决定等候科学奇迹的发生，期待这位当代的夏洛克·福尔摩斯能够创造奇迹。

克劳斯·哈斯声明罪责在乌里韦堂兄弟的消息在六家报纸上刊登出来了，这是那前往圣特莱莎监狱采访的六位记者所为。其中有五家报纸，在发表这则消息之前，找警方进行了核实。警方与墨西哥大报的态度一样，明确表示这消息没有半点可信性。五家报纸还打电话找乌里韦的家属。他俩的家里人纷纷说他俩出门在外旅行呢，或者说已经不在墨西哥居住了，或者说早就搬到首都去了，在某个大学念书呢。美国《凤凰城独立报》女记者玛丽－苏·布拉沃甚至弄到了达尼尔·乌里韦父亲的地址，打算采访他，但种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霍阿金·乌里韦总是有事要忙，或者身在圣特莱莎之外，或者刚刚出门。玛丽－苏·布拉沃逗留圣特莱莎期间，偶然遇上了大峡谷《民族报》记者，他是惟一报道克劳斯·哈斯新闻而没有与警方核实的人，于是就冒了这样的风险，乌里韦们的家属以及索诺拉州经办此案的官方机构会起诉这家报社。玛丽－苏·布拉沃在马德罗区一家经济餐厅外面，看见玻璃窗里《民族报》的记者在吃饭。他不是一个人，旁边有个粗壮的家伙，玛丽－苏认为那人很像警察。起初，女记者对此事没大在意，但是走出几米后，她产生一种预感，便转身进了餐厅。这时，《民族报》的记者只是自己一人闷头吃辣炒玉米饼了。二人打了招呼。她问是否可以坐下谈谈。《民族报》记者说当然可以。玛丽－苏要了一瓶健怡可乐。二人说了一会儿克劳斯·哈斯的声明和乌里韦家属躲躲闪闪的态度。后来，《民族报》记者付了自己的账单，留下玛丽－苏独自待在餐厅里。里面的食客大多像那个《民族报》记者，一个个都是打工仔和偷渡苦工的样子。

12月1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年龄在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之间，地点在“黑屋”附近的一条小干河沟里。发现者名叫圣地亚哥·卡塔兰，他正在打猎，发现自己的几只猎犬靠近干河沟时行为有些奇怪。据这位目击者说，突然之间，猎犬们浑身颤抖起来，好像闻到了老虎或者狗熊的气味。可是本地没有老虎和狗熊呀，我猜想它们一定嗅到了虎魂或熊魂的气息。我了解自己的猎犬，知道它们颤抖和呜咽的时候，肯定有道理。那时，我来了好奇心，就踢了猎犬几脚，让它们勇敢点。我直奔河沟去了。圣地亚哥·卡塔兰跳进河沟——深不过五十公分，没看见，也没闻到什么，连猎狗也似乎安静下来了。但是，他刚一拐弯，就听见了动静，狗们再次狂吠和颤抖起来。一层黑雾般的苍蝇笼罩在尸体上面。圣地亚哥·卡塔兰受到了强烈刺激，不由得放开狗群，朝天上开了一枪。苍蝇们暂时撤了。他这才发现是一具女尸。同时，他也想了起来，那个地区此前就发现过被杀害的青年女子的尸体。片刻间，他害怕凶手还在附近，后悔不该开枪。接着，他非常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河沟，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附近只有些仙人掌和仙人球，远处有棵香材树，整个地区由于板块的叠加而呈现黄色。他一回到自己的牧场（名叫“玩家”，位于黑屋镇外），马上打电话报警，说明了女尸的具体位置。然后，洗脸，一面想着女尸，换了衬衫，再次出门前，让一个雇工陪他前往。警察到达河沟的时候，圣地亚哥·卡塔兰仍然携带着猎枪和子弹袋。女尸仰面朝天，一条腿的脚踝上有条短裤。腹部四处、胸部三处刀伤，颈部一处。肤色微黑，披肩发，黑色，染过。几米外有双鞋子，黑色匡威鞋，白色鞋带。其他的衣服不见了。警察为搜寻线索对河沟进行了勘查，但是没有任何发现，或者是不善于发现。四个月后，纯粹是个偶然原因，警察查明了她的身份。她名叫乌尔苏拉·贡萨莱斯·洛霍，二十或二十一岁，没亲属，近三年来居住在萨卡特卡斯市。刚来圣特莱莎三天就被绑架和杀害了。这事是萨卡特卡斯市她一个女友说的，因为乌尔苏拉给她打过电话。她说乌尔苏拉的口气听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因为她在一家加工厂要找到工作了。由于她脚上的匡威鞋和后背上一条小小线形的伤痕，才查出了她的身份。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现实如同一个吸了毒的妓院老板待在雷鸣闪电的暴风雨中。随后，她沉默了几分钟，仿佛要倾听来自远方的雷声。接着，拿起一个杯子，再次斟满龙舌兰，说道：我每天的工作越来越多，这是大实话。每天忙于宴会、出差、会议、种种规划（并不落实），只落得个筋疲力尽；每天要会见；每天要做辟谣声明；每天要上电视台；每天要会情人，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们性交，也许为了维持我有情人的神话，或者也许因为我喜欢性交，或许因为跟他们性交对我有好处，一人一次，让他们尝尝滋味，不能让他们养成习惯，或者因为我喜欢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性交。再干别的事情我就没时间了。我的生意由我的律师掌管。至于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家族的产业，实话告诉你，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也由我的律师们操办。我的儿子交给老师们照管。我的工作越来越多：米却肯州的水道测量问题、克雷塔罗州的公路问题、各种会晤、为骑士碑揭幕、为公共排水渠剪彩，居民区种种狗屁事都要由我经手。我估计就在那个时候，我疏远了朋友们。惟一常见的女友就是凯利了。我几乎没时间去她家。她在伯爵夫人区有一套单元房。见面后，我俩也很想聊聊。但说实话，我疲惫不堪地到她家里，就是想沟通一下也成了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她给我讲很多事情，不只一次解释什么，然后要钱。我做的事情就是掏出支票本，按照她需要的数额签给她。有些时候，她还说得起劲呢，我已经进入梦乡了。有时候，我俩一起出门吃饭，很开心；但我的心思常常在别处，考虑什么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很难抓住话题的主线。凯利从来没有因为这责怪我。每当我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第二天，她总会派人送来一束玫瑰花，便条上写着，我表现很好，她为我自豪。我过生日的时候，她肯定会送来礼物。一句话，她无微不至。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凯利组织的时装表演，每次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她的时装代理公司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原来那里档次高雅，充满活力；如今变成了一个黑乎乎的办公室，而且经常关门。有一次，我陪着凯利去她的公司，那破败的情景给我印象很深。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微笑着看看我，那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微笑，无忧无虑；她说，墨西哥最好的女模特都愿意跟美国或者欧洲公司签约。人家有钱嘛。我想了解她的生意究竟怎么了。于是，凯利张开双臂说就是这个样子啦。这个样子包括，没有照明，到处是尘土，窗帘低垂。我浑身一颤，感觉不好。应该是预感吧。我不是那种随便遇到什么事情就发抖的女人。我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尽量理智地想一想。租用这样的写字间是要花高价的。我觉得没必要继续花钱支付这半死不活的玩意儿。凯利说，她时不时地也组织时装模特走台，说了几处组织高档时装表演的地方，我觉得那些地方有特色、不寻常或者意想不到；但是，我估计不会有什么高档时装。然后，她说，用赚到手的钱可以维持公司开门营业。她还说明，现在忙着组织晚会，不是在首都，而是在各个州府。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啊？凯利说，事情很简单。你设想一下自己是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的富婆。你想办个晚会。你希望办个大型晚会。就是说给亲朋好友留下深刻印象的晚会。怎么才能让晚会令人难忘呢？那就是摆出来美味佳肴，有服务周到的侍者、高水平的乐队，总之，很多事情吧；但最重要的是与众不同。知道是什么吗？我说过，就是客人。对，就是客人。如果你是一个阿瓜斯卡连特斯州的富婆，有很多钱，想办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会，那就跟我联系吧。我负责监管一切。就相当于办一场模特走台秀嘛。我管餐饮、服务员、会场布置、乐队，但最重要的是管来宾，当然这取决于你掏多少钱。如果你希望自己喜欢的电视剧里的美男子参加晚会，那你就告诉我吧。假如你愿意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与会，那就跟我说吧。就是说，我负责邀请贵宾出席。一切看您掏多少钱了。把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请到阿瓜斯卡连特斯也许不可能。但是，晚会如果在库埃纳瓦卡举行，也许我能让主持人在那里出现。我不敢说好办，也不敢说花钱少，但是可以试试。把电视剧上的美男子弄到阿瓜斯卡连特斯州，这事能办，但也不会便宜。假如那美男子不是最走红的时候，比如说，他有一年半没活干了，那出现在你晚会上的可能性就会大些。要价不会过分。那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说服他们到场。我先给他们打电话，邀请他们喝咖啡，摸摸底。然后，说说晚会。再告诉他们，如果到场露露面，可以拿钱。说到这个地步，那就得进入讨价还价的阶段了。我开价低，他们要价高。双方慢慢靠拢。我讲清楚了东道主的名分，告诉他们都是要人，是住在州府的，可是重要人物。我反复要他们说出东道主夫妻的姓名。他们会问我是不是也到场啊。当然到场啦！我要监管一切嘛。他们会问起阿瓜斯卡连特斯的旅馆情况，问起四星级的坦皮科或者伊拉普瓦多饭店。都是好饭店啊。另外，我们要办晚会的人家都有很多客房嘛。最后达成协议。晚会那天，我到场，三四个贵宾出席，晚会就成功了。这能让你赚很多钱？凯利回答：很多。不过，惟一的问题是有淡季，没人愿意办什么大型晚会。由于我不会节约，常常囊中羞涩。后来，我俩走了，可能是参加晚会吧，也许是看电影，或者跟几个朋友吃晚饭，就不再说赚钱的事情了。不管怎么说吧，我从来没听见她有过半句怨言。我估计她的情况时好时坏。但有天夜里，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遇到了麻烦。我以为是钱财上的问题，就说没关系，有我呢。她说，不是钱的事，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我问她：是缺钱吗？她说：不是。我那时已经上床了，半睡半醒，听起她的声音来异样，当然还是凯利的，可是怪怪的，好像独自一人。我猜想，她大概在模特办公室里，黑乎乎地没开灯，坐在椅子上，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或者不知道如何开口。她说：我遇到了麻烦。我问她：是不是跟警察啊？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去接你。她说：不是那种麻烦。我说：凯利，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说明白，我还要睡觉呢。有几秒钟的时间，我觉得她把电话给挂了，或者把话筒放到椅子上走开了。后来，听见了她的声音，像个小女孩，连连说了几个“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另外可以肯定这个“不知道”不是说给我听的，而是自言自语。于是，我问她是不是醉了或者吸了毒。起初，没吭声，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后来，她笑了，口气肯定地说她没醉，没吸毒，就是喝了两杯苏打威士忌，仅此而已。后来，她道歉说不该这个时候打电话。说完要挂。我说：等一下！你肯定有事。别骗我！她又笑了，说：没事、没事。对不起。年纪大了，咱们变得比较神经质了。晚安。我说：等一等。别挂！别挂！你有事。别撒谎！她说：我从来不撒谎。沉默片刻后，凯利说：咱俩是小孩的时候除外。啊，是吗？她说：小时候，我对谁都撒谎，当然不经常，但会撒谎。如今再也不说谎话了。

一周后，玛丽－苏·布拉沃在漫不经心翻阅大峡谷《民族报》的时候，得知那个写过著名的但后来让人泄气的克劳斯·哈斯声明的记者已经失踪了。这是《民族报》自己说的，同时也是惟一对失踪消息作出反应的报纸；这是一则模模糊糊的地方消息，感兴趣的人似乎就只是办《民族报》的人。这条消息说，霍苏埃·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这是那位失踪记者的姓名，已经失踪五天了。他负责撰写圣特莱莎妇女被害事件的文章。三十二岁。原出生在首都墨西哥城。十五岁起移居美国，后来加入美国籍。出版过两本诗集，用西班牙语写成，由埃莫西约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可能是自费出的书；还发表过两部剧作，用奇卡诺语或是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混成语写的，发表在得克萨斯州一家杂志上——《窗口》；混乱的杂志内部隐藏着一群无法预言他们未来的混成语作家。作为《民族报》的记者，他写过一系列关于地区临时工的文章；打短工是他父母熟悉的工作，他本人也干过。他是自学成才的，很了不起。这是这条消息的结束语。玛丽－苏·布拉沃心里想：不像消息，更像一则讣告。

12月3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地点在马伊多雷纳区的一片荒地上，通往蓝村公路附近。身上有衣服，外部没有暴力的迹象。后来查明了她的身份叫胡安娜·玛琳·洛萨达。据法医说，死因是颈椎骨受伤。就是说，有人拧断了她的脖子。负责办理此案的是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传讯死者的丈夫，随即将其拘捕，理由是有杀妻嫌疑。胡安娜·玛琳住在森特诺区，那是个中产阶级居住区，生前在电脑专卖店工作。据比利亚塞尼奥尔的报告说，死者的被害地点可能是某个住宅，不排除她自己家中，后来被抛尸野外。不清楚是否被强奸，但对阴道检验后，发现死者最近二十四小时有性行为。据这位检察员的报告称，胡安娜可能与一位计算机老师有婚外情，该老师的工作地点就在她商店附近的学院里。另有说法是，她的情人在圣特莱莎大学电视台工作。丈夫被拘留两周后，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案子没破。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说：凯利从索诺拉州圣特莱莎失踪了。自从那次她打电话给我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她的合作伙伴给我打电话，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跟我联系上的。那女人年轻，长得难看，但是爱凯利。她告诉我，凯利在两周前就应该从圣特莱莎回家了，可她没回来。我问她是不是跟凯利用电话联系过。她说，凯利的手机不通。她说，呼叫，呼叫，再呼叫。就是没人接听。我看凯利有可能上了感情的贼船，有可能会消失几天；实际上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她不可能不给合作伙伴打电话，哪怕仅仅是说明一下她不在期间生意应该怎么办。我问那女子是否跟圣特莱莎的客户联系过。她说联系过了。据那个跟凯利签了合同的男人说，晚会后，凯利去了飞机场，去乘坐圣特莱莎到埃莫西约的航班，打算从那里换乘去首都的飞机。我问那女人：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她说：两周前。我那时想像着凯利一定是哭哭啼啼的样子，贴着话筒，穿着整齐，但不漂亮，脂粉上有泪痕。后来我还想，这是凯利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第一次这样谈话，我就担心了。我问那女子：你给圣特莱莎各大医院打过电话吗？报警没有？她说：打了。没人知道情况。那女子尖着嗓门说道：凯利离开牧场就去机场了。就失踪了，消失不见了啊！她从牧场出来？她说：晚会的地点在一个牧场里。我说：那就是说有人送她去机场了。那女子说：没人送。凯利自己租了一辆车。我问：那车子呢？在什么地方？她说：后来有人在机场停车场找到了。我说：这么说凯利到了机场。她说：可她没上那趟航班。我问那女子雇佣凯利的人的姓名。她说是萨拉萨尔·克莱斯波家族，还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对那女子说：看看我能调查出来点什么吧。实际上，那时我以为凯利过不了多久就要露面的。可能堕入情网了，从事态发展的情形看，几乎可以肯定是找了一个有妇之夫。我想像着凯利在洛杉矶或者旧金山的情景，这对于偷情的男女来说是两座理想的城市。于是，我就尽量冷静对待此事，耐心等待吧。可是一周后，她那女合伙人又给我打来电话了，告诉我仍然没有凯利的消息。她对我说起有一两份合同要违约了，她不知如何是好，一句话，觉得孤立无援。我想像那女子心慌意乱地在那黑暗的办公室里乱转悠的样子。我感到震动。我问她：圣特莱莎方面有什么消息？那女子早就跟警方谈了。可是警方什么也不知道，或者什么也不想说。警察说：仅仅就是失踪了呗。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给一位可靠的朋友打电话，他从前为我工作过，我介绍了情况。那朋友说最好当面谈，于是我俩约定在一家名叫白脸的时尚咖啡馆见面。我不知道这家咖啡馆是不是还在，或者已经关门。您也知道，墨西哥的时尚或者烟消云散，或者像人一样躲藏起来，没人惦记时尚。我向我的朋友说明了凯利的事情。他提了几个问题。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他答应晚上给我来电话。分手后，我上了自己的车，一面想要是换了别人早就吓坏了。可是，我惟一的感觉是愤怒，越来越强烈的愤怒，艾斯基维尔家族几百来珍藏的全部怒火，忽然之间在我的神经系统里安营扎寨了；我还怀着愤怒和内疚的心情想到：这样的怒火或者勇气早应该点燃，不应该如此被个人友谊推动，或者促成，不知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虽说这个人友谊肯定已经超出了个人友谊本身的概念，而是还由我自从懂事以来见过的大量事情所推动。但是，我哭着，咬牙切齿地说没用，没用，没用；生活就是这个鬼样子。那天夜里，大约十一点，那位朋友给我打电话，首先问我的电话是不是安全。我立刻想到：坏了，肯定是坏消息。但不管怎样，我的态度再次镇定下来。我说：电话绝对安全。于是，朋友说，我给他提供的姓名（他有意回避说出）是个银行家，专门给圣特莱莎团伙洗钱，据他的情报，也叫索诺拉团伙。我说：明白。他说那位银行家的确在郊区有牧场，不仅是一处，而是多处；可是，据他的情报说，凯利在圣特莱莎的那几天，没有一处牧场举办过晚会。就是说没有公开的晚会，没有什么社交拍照之类的东西。明白吗？我说：明白。朋友又说：那位银行家，据他和知情人了解，跟党有良好关系。我问：关系特别好吗？他低声说：属于殷勤款待的那一种。我追问道：殷勤到什么程度？朋友说：很深，很深。最后，我俩互道“晚安”。接着，我陷入了沉思。“很深”在时间上的概念就是很久、很久了，根据我们使用的暗语来说，就是几百万年以前，就是恐龙时代。我猜想：这革命制度党里的恐龙会是哪些人呢？有几个名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起来了，其中二人是北方人，或者在北方有买卖。这二人我都不认识。片刻间，我在想一个普通朋友。但我不愿意让任何朋友卷入什么麻烦。那天夜里，我记得那天夜里就像是两天前的事情，而不是几年前，天空漆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这个家里，这所住宅静悄悄，连住在花园里的夜鸟都不歌唱，虽然我知道我的保镖就在附近，大概在跟我的司机玩多米诺骨牌；还有，如果我按铃，马上会有女佣露面。第二天一大早，一宿没睡觉，我就乘坐飞机去了埃莫西约，然后转机去圣特莱莎。当有人报告市政委员会主席何塞·雷夫西奥先生女众议员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等着他时，主席立刻放下手上的事情，立即出来接见。可能是因为从前我俩见过面吧。不管怎么说，我不记得他了。我一看见他面带笑容，像小狗一样殷勤周到的样子，就想给他一记耳光。但是，我忍住了。他就像那种前腿直立摇头摆尾的小狗，不知我是不是说明白了。塞尔希奥说：很明白。后来，主席问我是不是用过早餐。我说没有。他派人送来一份索诺拉风格的早点，一份边疆地区的早饭。我俩等候饭菜的当口，两名身穿侍者的公务员忙着在他办公室的窗户旁边摆放桌椅。从那里可以看到圣特莱莎老城广场人来人往的情景，有的为工作，有的是消磨时光。我觉得这是个可怕的地方，虽然有光线，像是金黄色，上午淡黄，下午深黄，仿佛黄昏的空气里充满了来自沙漠的尘土。饭前，我对主席说是为凯利·里维拉的事情来的。我说：凯利失踪了，希望能找到她。主席叫来了秘书，命他记录在案。众议员，您的女友叫什么名字？凯利·里维拉·派克尔。又问了一些别的问题：失踪日期，居住在圣特莱莎的原因，年龄，职业，等等。秘书一一记下我的话。我回答完问题，主席吩咐秘书快去找检察员领导，一个什么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请他马上来市政府。关于萨拉萨尔·克莱斯波，我一句没说。我打算看看事态的发展。随后，我和主席开始吃牧场风味的煎鸡蛋。

玛丽－苏·布拉沃请求编辑部主任让她调查《民族报》记者失踪事件。主任回答说：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可能彻底疯了，可能在图巴克国家公园里漫游呢，也可能在巴塔哥尼亚湖畔国家公园闲逛，边吃浆果边自言自语呢。玛丽－苏说：这两处公园里没什么浆果。主任回答说：那就流着口水自言自语吧。但是，最后他还是同意委派她去做这个报道。她先到了大峡谷，那里是《民族报》所在地，找了社长谈话，那人像个打短工的；找了写过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失踪消息的记者——是个十八岁（也许十七）的小伙子，对记者的工作非常认真。后来，她在小伙子陪同下去了索诺伊塔，到了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家里。小伙子使用一把说是存在报社办公室的钥匙，可玛丽－苏觉得像是一把撬锁铁钩，开了房门。还去了治安官办公室。治安官说埃尔南德斯可能在加利福尼亚。玛丽－苏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认为。治安官说：这个记者身上的疑点太多了（比如，欠了六个月房租。房东想把他赶走），他在报社的收入勉强才够吃饭。小伙子不得不承认治安官的话是对的，他说：《民族报》工资少，因为它是老百姓的报纸。治安官笑了。玛丽－苏想知道埃尔南德斯有没有汽车。治安官说没有。埃尔南德斯如果想要离开索诺伊塔，他就得去乘坐公交车。治安官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送玛丽－苏去公交车总站，打听埃尔南德斯的去向。但人们的回答是混乱的，没有用处。据一个老售票员、一名司机和几个乘客说，埃尔南德斯乘车和不乘车的可能性一样多。离开索诺伊塔前，玛丽－苏想再次看看埃尔南德斯的家。一切都原封没动，看不出有暴力的痕迹，为数不多的家具上，积满了灰尘。玛丽－苏问治安官是否打开过埃尔南德斯的电脑。治安官说没有。于是，玛丽－苏信手打开电脑，查阅记者兼诗人的文档。她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有个用混成语写成的神秘小说开头。有发表过的文章。有关于亚利桑那州南部牧场短工的人物简介。有关于克劳斯·哈斯的文章，几乎都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的。别的价值很小。

12月10日，永罚牧场的几个工人报告警察：在通往黑屋公路约一公里二十五米的地方、位于牧场的边界地区发现尸骨。起初，他们以为是动物骨架；但一看到骷髅，方才明白是判断错误。据法医分析，是一具女尸，由于时间久远，死因难以断定。距离尸骨三米处发现了一条紧身裤和一双网球鞋。

女众议员说：我在圣特莱莎一共度过两夜，睡在墨西哥饭店。虽然大家都准备容忍我的任何怪念头，可实际上，事情毫无进展。这个什么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像是一派。市政委员会主席像另外一派。副首席检察官像个耄耋老者。人人撒谎，个个胡说。一下子都信誓旦旦地肯定，绝对没人报告凯利失踪的事情，可我确凿地知道她的女合伙人就报了案。萨拉萨尔·克莱斯波这个名字一次也没人提起。没人告诉我妇女失踪的事情。可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话题。更没人把凯利与这些案子联系起来考虑。临离开前的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给三家地方报社，通知他们我要在墨西哥饭店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我讲了凯利的事情。后来全国性的大报也转载了。我说除去我是凯利的朋友，我还是政治家和维护妇女权益的人，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揭开真相。我心里暗暗盘算：这群浑蛋，他们不知道在跟谁斗呢！该让他们尿裤子了。那天夜里，新闻发布会后，我躲进房间，开始打电话。我找了革命制度党的两位众议员，是我可靠的朋友。他俩说一定会支持我走到底。这正是我希望的。接着，我给凯利的女合伙人通话，告诉她我在圣特莱莎。这个可怜又非常丑陋的女子哭了，不知为什么连连谢我。后来，我给家里打电话，询问这几天是否有人找我。罗莎给我念了来电话的名单。没有意外的电话。一切如常。我打算睡觉，但无法成眠。有一阵工夫，我望着窗外的城里建筑、花园、时不时有豪华轿车通过的大街。我在房间里转悠。注意到室内有两面镜子。一面在房间尽头，另外一面挂在门口，并不互相映照。但如果你摆个特定的姿势，一面镜子会出现在另外一面镜子里。没有出现的是我。我想：真怪啊。我一面等着睡意，一面摆各种姿势做实验。这样熬到了清晨五点钟。我越是琢磨这两面镜子，心里越是不安。我明白到了这个钟点再上床就有些荒唐了。洗个淋浴，换了衣服，打点行李。六点一到，我就下楼去餐厅吃早饭了。这个时候，餐厅还没开门。但是，饭店的一个工作人员进了厨房，为我准备橘汁和浓咖啡。我想吃，可吃不下去。七点，出租车把我送到了机场。路经城里街区的时候，我想起了凯利，想到凯利看街景的心思会跟我一样；于是，我知道她肯定会回来的。一回到首都，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一位曾经在联邦政府司法部总检察院工作的朋友，求他推荐一位优秀侦探给我，希望这个侦探没有可疑之处，能胜任工作。朋友问我出了什么事情。我把原委说了出来。他给我推荐的人名叫路易斯·米盖尔·罗亚，他曾经在司法部总检察院工作过。我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在那里工作了呢？朋友说：因为私企挣钱多。我在想：这位朋友没有把应该告诉我的都说出来。因为在墨西哥从什么时候开始私企和国企是水火不容了呢？但我只说声“谢谢”，请他为我约见这个罗亚。我的朋友通知了罗亚，说好跟我见面。罗亚的模样很怪。个子矮胖，但像个拳击手，没有半点赘肉，虽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有五十多岁了。彬彬有礼，穿着整齐；他办公室很大，至少有十个人在为他工作，其中有女秘书和专业保卫人员。我把凯利的事情说了一遍，谈到了银行家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他跟贩毒集团的交易、圣特莱莎当局的态度。他没提任何愚蠢的问题。不做记录。甚至问我的电话号码时，也不写下来。我猜测他有录音。我告辞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三天后会有消息。他散发着润肤水或者我不熟悉的香水味。那是一种薰衣草和香料的混合物，有一点淡淡的进口咖啡香。他送我到门口。三天。他说这话让我觉得时间太短了。等待时间的流逝会变得遥遥无期。我老大不情愿地又去工作。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接待了一群女权主义运动人士。在凯利失踪后，我对这些人士的态度似乎有宜人的妇女味儿了。她们来了三人，根据我的理解，她们的组织不大。要是从前，我就很想把她们踢出门去；但那时可能我心情郁闷，不大清楚我该做什么，便邀请她们坐一会儿。虽然没谈政治，她们还是很可爱的。其中一位还是我和凯利在教会学校的同学呢，虽说比我俩低两届，但有共同的回忆对象。我们喝茶，聊男人，说说各自的工作；她们三位是大学教师，其中有两位离了婚。她们问我为什么一直独身，我笑了。坦诚地说：我比你们更讲女权主义啊。到了第三天夜里十点钟，罗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第一份报告出来了；如果我想看，可以马上送过来。我说：快来吧！都有点晚了。我问他：您在哪里呢？罗亚说：我在车里。用不着您劳动。我去您家吧。罗亚的报告有十页。他的工作就是步步追踪凯利的专业活动。报告里有几个名字，是首都联邦区的人，还有在阿卡布尔科、马萨特兰、瓦哈卡举办的晚会。据罗亚说，凯利代办的大部分工作只能看成是遮遮掩掩的皮肉生意。是高级的嫖娼活动。她那些模特就是妓女，她组织的晚会只为男子服务，甚至她赚钱的百分比都像豪华妓院鸨母的收入。我告诉罗亚我很难相信他的话。我把报告摔到了他脸上。罗亚弯腰，从地上捡起报告，再次交给我。他说：您把它读完吧！我接着看下去。大粪，纯粹是臭大粪！后来出现了萨拉萨尔·克莱斯波的名字。据罗亚说，凯利早就为萨拉萨尔·克莱斯波工作过，一共四次。我看到从1990到1994年，凯利至少十次乘飞机去埃莫西约，其中有七次转机到圣特莱莎。与萨拉萨尔见面都标在“举办晚会”的栏内。从埃莫西约到首都的航班判断，凯利在圣特莱莎的时间从来没超过两天。她带到圣特莱莎的模特人数是有变化的。起初，1990或者1991年，她带去四五人。后来，只带两个。最后几次，只剩下她自己了。也许那时才是真正在组织晚会呢。与萨拉萨尔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名字。一个名叫康拉多·巴迪亚的人，是个索诺拉的企业家，兴趣在加工厂、运输公司和圣特莱莎的屠宰厂上。据罗亚说，凯利为这个康拉多工作过三次。我问罗亚：这个康拉多是个什么人？罗亚耸耸肩，说道：此人很有钱，是个敢冒险的家伙，不怕任何灾难。我问罗亚是否到过圣特莱莎。他说：没有。我问他是否派手下去过。他说：没有。我说：请你去一趟圣特莱莎，我想看看问题的核心；请继续调查吧！片刻间，他好像在考虑我的建议，也许似乎在寻思应该如何回答才好。接着，他说他不愿意我浪费时间和金钱。根据他的看法，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我冲他喊道：就是说你认为凯利死了？他不失半点稳重地缓缓说道：差不多吧。我吼起来了：怎么会“差不多”呢？该死的！要么活着，要么死了。他非常严肃地说：在墨西哥，人们有可能差不多就是死了。我瞅了他一眼，真想给他一记耳光。这家伙是多么冷酷无情啊！我几乎是尖叫着喊道：无论在墨西哥还是世界的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差不多死了。别说话像个导游一样！要么我的女友活着，你就找到她；要么死了，你就找出凶手来！罗亚微微一笑。我问他：你笑什么？他说：说我像导游，真逗。我说：我讨厌墨西哥人的言行都像《人鬼之间》 ［32］ 的一切。罗亚说：可能就是半人半鬼吧。我说：不，不，不可能半人半鬼。片刻间，罗亚沉默不语，双腿交叉，很有尊严地坐在那里，在思考我刚刚说的话。罗亚终于开口道：可能要用好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几年。他又补充说：另外，我想有人会不让我工作。是谁？女众议员，您的人，您党内的同志。我支持你。我时时刻刻在你身边！罗亚说：我觉得您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了。我说：该死的，我当然要充分估计自己的力量。否则的话，也到不了今天的位子。罗亚再次沉默。刹那间，我以为他睡着了，但是他眼睛睁得很大。我看也不看他，说道：您要是不干，我找别人。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要走。我送他到门口。我问他：干不干？他说：看看能做点什么吧。但我不做任何保证。他走上了通向街道的小路。门外，我的保镖和司机像呆子发懵一样地看看他。

一天夜里，玛丽－苏·布拉沃梦见有个女子坐在她床脚下。她觉得有人压在床垫上；但是，抻了抻腿，什么都没有。那天夜里上床前，她从互联网上看到两条关于乌里韦堂兄弟的消息。其中一条是首都一家大报记者写的，说是安东尼奥·乌里韦的确失踪了。他堂弟达尼尔·乌里韦好像在美国图森，这位记者跟他通过话。据达尼尔·乌里韦说，克劳斯·哈斯提供的全部情况都是谎言，轻而易举就可以推翻。但是，关于安东尼奥的下落，他没提供任何细节，或者记者套出来的细节也是模棱两可、不准确、拖拖拉拉的。玛丽－苏·布拉沃睡醒时，房间里有女子的感觉没有完全消失，直到她下床，去厨房喝口水，方才好些。次日，她打电话给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她没想好要问什么，想要听什么；但是，需要听见她的声音压倒了一切讲究逻辑的话语。确定那声音是女律师后，她问克劳斯·哈斯的情况如何。女律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回答：近几个月来都一样。问她是否看过达尼尔·乌里韦的声明。女律师说看了。玛丽－苏说：我打算采访克劳斯·哈斯。您觉得一定要我问他什么问题吗？女律师说：我没有。玛丽－苏觉得女律师说话的口气像是人进入了催眠状态。后来，她不合时宜地问起了女律师的生活。女律师说：我的生活无关紧要。那说话的口气像个傲慢的女性对付一个冒失的女孩。

12月15日，埃斯特尔·佩雷阿·贝尼娅，二十四岁，被人开枪打死在“群狼”舞厅。受害人当时坐着，桌旁有三位女友。邻桌，有个模样俊俏的男子，身穿西装、白衬衫，掏出一把手枪在玩弄。那是一把5906型史密斯威森手枪，带十五发子弹。据目击证人说，那家伙此前与埃斯特尔和她一个女友跳过舞，那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据目击者说，持枪者的两个同伴要他把枪收起来。那家伙不听。看来他要给什么人留下深刻印象，估计就是那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女友，此前他与二人跳过舞。据另外一些目击者说，那家伙说自己是附属缉毒大队的检察员。外表像检察员。高大、结实，头发剪得漂亮。就在他玩枪的时候，子弹走火，打中埃斯特尔的致命部位。急救车来到时，姑娘已经咽气。凶手逃逸。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亲自办理此案。次日，他就告诉新闻界：警方已经找到了一具男尸（衣服和体貌特征与杀害埃斯特尔的凶手吻合）；他躺在墨西哥石油公司仓库后面的旧体育场上，手持史密斯威森手枪，与杀害埃斯特尔的枪支一样，死者右太阳穴有弹孔。他叫弗兰西斯科·洛佩兹·里奥斯，有盗车前科。但他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哪怕是意外杀人，也会让他感到心慌意乱。雷伯耶多说：他自杀了。案子了结了。后来，拉罗·古拉对艾比法尼奥说：真奇怪啊，为什么不辨认一下尸体呢？还有奇怪的是杀人犯的两个伙伴怎么没有露面呢？还有奇怪的是，那支史密斯威森手枪放进枪库后怎么不见了呢？最奇怪的是，盗车贼会自杀吗？艾比法尼奥问古拉：你认识这个弗兰西斯科·洛佩兹吗？拉罗说：见过一次。让我说的话，他可没什么魅力。我觉得更像只耗子。艾比法尼奥：种种迹象都奇怪啊。

女众议员说：我请罗亚为这个案子工作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我有时间打造一个慢慢深入到媒体内的形象：她对暴力敏感而且坚决反对暴力，她代表党内改革派的主张，不仅是新陈代谢，而且是针对墨西哥的现实情况改变态度，改变看法，形成开放和非教条的观念。实际上，我仅仅为凯利的失踪感到义愤填膺，为她成为恶搞的对象而狂怒。我越来越不在意所谓的公众看法、选民的看法；实际上，我看不到选民骨子里的东西，即使看到，也是非本质或者次要的，是轻视。但是，每当我了解别的案子，每当我听到了别的呼声，我的火气就获得了群体价值；我的火气就变成了群体性的火气，或者群体性的表示方式；如果能看到我的火气，那它就是成千上万牺牲者复仇的拳头。坦诚地说，我想自己正在变成疯子。我听到那些呼声（只有呼声，没有面孔，没有形体）来自沙漠。我在沙漠里，手持匕首漫游。匕首上映照出我的面孔。我满头白发，面颊干瘪，布满伤痕。每个伤疤就是一个要我白费力气去回忆的故事。最后，我开始吃镇静剂。每隔三月，我见罗亚一次。尊重他明确的意愿，我一直不去他办公室找他。有时，他给我打电话；有时，我给他打电话，都用安全线路；通话时，我俩都不说要紧的事，因为罗亚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借助罗亚提供的情况，我逐渐完成了一张凯利失踪地点的拼图。由此，我得知银行家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举办的晚会，实际上是纵欲狂欢；凯利有可能扮演狂欢会上的乐队指挥。罗亚曾经跟一个为凯利工作过几个月的女模特谈过话。如今她居住在美国圣迭戈。那女模特告诉罗亚，萨拉萨尔分别在两处不同的牧场搞晚会；两处都是萨拉萨尔的地产，不搞生产，富翁买下这样的地块，不搞畜牧业，不搞农业。就是一块土地，中间有个大房子，里面有大客厅和许多卧室；有的，偶尔还修建游泳池；实际上，那种地方并不舒服，没有女性美。在北方，人们称之为“毒品牧场”，因为很多毒品贩子有这样的牧场；与其说是牧场，不如说是沙漠里的军火库；有些甚至有瞭望塔，上面安置了特等狙击手。这些“毒品牧场”有时长期无人居住。如果留下一个工人看家，他也没有进入主要建筑的钥匙，他的任务就是不让野狗进来安营扎寨，在不长植物的乱石堆里漫游。这些可怜的人只有一部手机和模模糊糊、慢慢就会淡忘的指示。据罗亚说，他们中有人死了或者失踪了或者被沙暴卷走了，没人知道下落，是毫不令人奇怪的。后来，突然有一天，那毒品贩子又要回来过日子了。那就先派三四个小用人乘坐面包车来打扫大房子。然后，保镖来了，个个是彪形大汉，乘坐黑色郊外SUV或者鬼怪或者朝圣者汽车来了。到达牧场后的头一件事，除去炫耀武力之外，就是划出安全警戒范围。最后，老板带着他的贴身侍从登场。大奔驰或者保时捷汽车安装了钢板，长蛇般地游走在荒凉的沙漠里。灯光彻夜不息。可以看到各种牌号的车辆，从林肯大陆到收藏家手里老牌子的卡迪拉克，拉着人们进出牧场。有满载肉类食品的追踪者车，有运送糕点的雪佛兰水星。人们整宿地喊着，唱着。据罗亚说，这就是凯利去北方组织的晚会。据罗亚说，起初，凯利带上几个准备在短时间内赚大钱的模特。那个居住在美国圣迭戈的姑娘告诉罗亚，带去的模特从来没有超过三人。晚会上还有别的女人，凯利起初不认识，是些年轻的女孩，比模特年轻。凯利让模特穿上适合晚会的服装。我估计都是些圣特莱莎的小妓女。夜里会出事吗？都是通常那种事。男人们喝得醉醺醺，或者吸毒，看录像带上的足球赛或者棒球赛，玩牌，到院子里去练瞄准，谈生意。没人拍摄过色情片，或者圣迭戈那姑娘对罗亚说的玩意儿。有时候，客人们在某个房间里看色情影片，那模特走错了房间，误入其中，看见了往常那点事：一张张严肃痴呆的面孔闪烁着色情影片照出的光芒。总是这个样子啦：严肃痴呆，好像观看性交的影片就把观众变成了泥塑。但是，据那个模特说，在“毒品牧场”没人拍摄和录制过色情电影。有时，有些客人高唱兰切拉民歌和歌谣，在牧场里转悠，好像在宗教游行一样，一面尽心尽力高唱。有一次，他们裸体游行，个别人穿着短裤，顶着清晨四点钟的寒气，又唱又笑，放浪形骸，像群魔乱舞。这不是我的话。这是那个住在圣迭戈的姑娘对罗亚说的话。但绝对不是什么色情录像，绝对不是。后来，凯利不指望模特了，也就不再叫她们了。据罗亚说，这个决定来自凯利自己，因为模特要价太高，圣特莱莎的小妓女收费低廉，凯利的经济情况不佳。她头几次出差是萨拉萨尔花钱，但通过萨拉萨尔，她结识了那个地区的要人；有可能也为一个什么西格福利多·卡塔兰办过晚会。这个卡塔兰拥有运输垃圾的卡车队，据说他跟圣特莱莎大部分加工厂有特许经营合同。凯利为康拉多·巴迪亚也办过晚会。这个巴迪亚是个企业家，在索诺拉、锡那罗亚和哈利斯科都有财产。据罗亚说，无论萨拉萨尔、卡塔兰还是巴迪亚都跟圣特莱莎集团有联系，就是说跟埃斯塔尼斯劳·甘波萨诺有关系，据说，此人偶尔也参加过晚会。证据嘛，任何法庭都看重的证据，是没有的；但是，罗亚为我工作期间搜集了大量证词、妓院里的谈话、醉鬼们聊天的内容，证明甘波萨诺偶尔去过晚会。不管怎么说吧，凯利组织的狂欢会上肯定有贩毒分子，尤其是两个甘波萨诺的代理人，一个叫塞尔希奥·穆尼奥斯·欧特洛，是诺加莱斯贩毒集团的头目；一个叫法比奥·伊斯基尔多，曾经当过埃莫西约贩毒集团的头目，开辟过从锡那罗亚到圣特莱莎的毒品运输线，或者是从瓦哈卡或者是从米却肯甚至从塔毛利帕斯（那是华雷斯城集团的领地）开始的运输线。罗亚认定穆尼奥斯和法比奥到过凯利组织的晚会。这样，晚会上，凯利没请模特，而是雇佣下层姑娘或者有社会地位的女子与妓女一道，在废弃的牧场里服务；可以肯定与会者有银行家萨拉萨尔、企业家卡塔兰、百万富翁巴迪亚，就算没有甘波萨诺，至少有他的两个代理人法比奥和穆尼奥斯，还有社会名流、犯罪高手和政界头面人物。达官贵人大杂烩。一天早晨或者夜里，我的女友凯利就从空气里消失了。

玛丽－苏在几天时间里，从《凤凰城独立报》的编辑部，试着跟那位采访过达尼尔·乌里韦的首都记者取得联系。这位记者几乎从来不在报社停留。跟她通话的人们拒绝提供这位记者的手机号码。等她终于跟那位记者说上话的时候，玛丽－苏觉得他声音醉醺醺像个坏人，至少十分傲慢，他不肯给出达尼尔·乌里韦的电话号码，理由是必须保护消息来源者的隐私。话不投机，玛丽－苏提醒他大家都是同行，都为报界工作。首都那位记者说哪怕都是情人也不行。关于《民族报》那位记者霍苏埃·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失踪后，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一天夜里，玛丽－苏重新翻阅克劳斯·哈斯案件的档案，最后找到了迈尔卡多写的新闻报道，那是他在圣特莱莎监狱克劳斯·哈斯新闻发布会后写成的。迈尔卡多的文字风格追求轰动效应，不讲究准确。文章中充斥着陈词滥调、不准确的推断、荒诞的肯定、夸张和显而易见的谎言。迈尔卡多有时把克劳斯·哈斯描绘成索诺拉富人阴谋集团的替罪羔羊；有时描绘成复仇天使或者潜伏在牢房里的侦探，但绝对不是输家，而是凭借自己的智慧把刽子手们逼得走投无路的好汉。玛丽－苏到了凌晨两点钟，离开报社前喝完最后一杯咖啡，心里想，这样一个写次货的记者，谁肯傻乎乎地去杀他并且抛尸野外呢！那么这个迈尔卡多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呢？编辑部主任也工作到很晚，给她说了几个可能的答案：累了，走了；疯了，走了；二话没说，走了。一周后，那个陪她去索诺伊塔采访的小青年，给她打电话，想知道她要写的迈尔卡多文章怎么样了。她说：我什么也不写了。小青年想知道为什么。玛丽－苏说：因为毫无神秘之处。迈尔卡多大概住在加利福尼亚并且在那里工作。小青年说：我不信。玛丽－苏觉得小青年喊了一声。她听见电话里面有卡车声，好像电话是从一家运输公司的院子里打来的。她问：你为什么不信呢？小青年说：因为我去过他家。没看见有搬家的样子啊。她说：他走了，因为想走。她听见话筒里小青年说了一句：不对。要是他真心想走，一定会带走自己的图书。玛丽－苏说：图书很沉啊。再说，图书可以再买。加利福尼亚的书店可比索诺伊塔多啊。她说这话是想开个玩笑，但立刻意识到这话毫无幽默之处。小青年说：不，不，我指的不是那些图书，而是他的东西。玛丽－苏问：他的书吗？他说：是指他撰写和发表的东西。就算世界末日临近了，他也不会丢弃的。玛丽－苏试图回忆迈尔卡多家里的情况。客厅里有书籍，卧室也有几册。统统加起来，不会超过一百本。藏书不算多。但是，对一个打工的记者来说，也许够了，甚至有富余。她没想到书籍里可能有迈尔卡多撰写的东西。她问：你认为没有那些东西，他是不会走的？小青年说：绝对不会走的，因为那些东西像是他亲儿子。玛丽－苏想：有迈尔卡多署名的图书不会很沉，绝对不会在加利福尼亚重新购买。

12月19日，在基诺区附近，距离北卡卫兰内斯村社不远处，有人发现一个塑料袋内装着一具女尸残骸。据警方说，这是美洲野牛团伙的又一个牺牲品。据法医说，死者年龄大约在十五到十七岁之间，身高一米五五到一米六，被害时间大约在一年前。塑料袋里有一条廉价海军蓝色裤子，像加工厂女工上班穿的工装；还有一件衬衫，一条黑色塑料腰带，搭扣也是塑料的，像仿制品。办理此案的是刚从埃莫西约调来的检察员马尔克斯·阿拉纳，原来他归缉毒大队。但是，第一天到现场的还有检察员安赫尔·费尔南德斯和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上级通知胡安把这个案子交给马尔克斯·阿拉纳（说是让他适应一下艰苦条件）的时候，胡安在现场周围转了一圈，一直走到北卡卫兰内斯村社的门口。村里的主要建筑还保留着屋顶和窗户，但是别的建筑只剩下飓风留下的残壁了。有一阵工夫，胡安围绕村社兜圈子，想看看能不能至少遇到一位老农或者孩子，哪怕一只狗。但幽灵般的村社里连狗也没剩下。

女众议员阿苏塞纳问：我希望你干什么？希望你把这些情况全都写下来，继续写这个事件。你从前的文章我看过。写得好，但有时候无的放矢。我希望你打在实处，打在人体上，打在那些逍遥法外的人身上，别放空炮。希望你去圣特莱莎看看，闻闻那里的空气。希望你咬住那个地方别放。一开始的时候，我不了解圣特莱莎，像大家一样，印象一般。可是，自从第四次访问那里以后，我觉得开始认识那座城市和沙漠了。如今，我已经不能把那城市和沙漠从脑海里抹去。我知道了那里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街区的名字。了解一些违法活动。但是，我不能找墨西哥警察。如果我去最高检察院，那里的人会以为我疯了。我也不能把情况交给美国警察。说到底，这里有个爱国的问题，不管对谁而言（首先从我自己开始吧），我是墨西哥人。还是女众议员嘛。哪怕是骂街，仍旧一如既往地咱们自己来解决问题，否则一起完蛋。有人我不想伤害；但是，有的人我知道一定要伤害。这是对的，因为时代在变，革命制度党也应该变化。这样一来，我剩下的只有找报界。也许因为我当过好几年记者吧，我对你们中间一些人的尊敬始终如一。另外，虽然咱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毛病，但至少还享有言论自由。革命制度党几乎一向尊重言论自由。女众议员说：我说的是“几乎一向”，你别摆出不信的样子。在墨西哥，你想发表什么就发表，没问题。一句话，咱俩不讨论这个，行吗？你出版过一部据说是政治小说，里面说的惟一内容就是毫无根据的泼粪，也没怎么样。对吧？塞尔希奥说：那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得很糟糕。您看过了？女众议员说：看过。你写的一切我都读过。塞尔希奥说：写得很糟糕。又说：这里没有书报检查制度，可是也没人看书。但报纸不一样。报纸有人看。至少看看标题。沉默一下，他问：罗亚后来怎么样了？女众议员说：罗亚死了。不是被人杀害的，也不是失踪。是病死的。他得了癌症。没人知道情况。他是个嘴严的人。如今，他的调查办公室有别人管了。也许根本不存在了吧，可能现在就是个咨询或者企业顾问办公室了。罗亚在去世前把有关凯利案件的全部卷宗都给了我。不能交的，他都销毁了。我凭直觉感到不妙，但他宁可什么都不对我说。他去了美国，找西雅图一家医院，忍耐了三个月后，去世了。他是个怪人。我只去过他家一次。他自己住在那博莱斯区一处单元房里。从外表看，那房子普普通通，中产人家的住处。但是，从里面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真不知怎么描述它才好。住处如其人，简直就是罗亚的镜子，或者是罗亚的自画像，对，一幅未完成的罗亚自画像。他有很多唱片和艺术类图书。所有的门都安装了铁甲。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带着金边镜框；她表情有些伤感。厨房彻底改造过，宽大，摆满了专业厨师的用具。他一得知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就从西雅图给我打了电话，用他的方式跟我告辞。我记得我问他是不是害怕。我不知道自己干吗要问这个。他反问我是不是害怕。我说：我不怕。他说：我也不怕。如今，我希望你利用我和罗亚搜集的全部资料，捅一捅马蜂窝吧！当然，你不是孤军作战。我永远在你身边，每时每刻支持你，尽管你看不见我。

1997年最后一个案子很像倒数第二个，也是在塑料袋里，只是发现的地点不是城西头，而是城东头，位于与边境平行的一条土路上，这条路最后通向山区进入隘口。据法医说，受害人死亡的时间很久了。年龄大约十八岁，身高一米五八到一米六。裸体，但塑料袋内有一双高跟皮鞋，质量上乘；据此，推想这可能是个妓女。还发现一条超级短小的白色短裤衩。警方经过三天懒洋洋的调查，这个案子如同前个案子一样都了结了。圣特莱莎的圣诞节像往年一样过起来了。吃吃喝喝，觥筹交错，龙舌兰加啤酒。甚至连最贫困的街区，也听到了欢声笑语。其中有些街道彻底黑暗，与黑洞相似；不知从哪里传出来的笑声成为居民和外来人不迷路的惟一指路“明灯”。

注　释

［1］ 　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 1886—1957），墨西哥著名画家。

［2］ 　Cristero War（1926—1929），一场抵抗当时反对基督教的墨西哥政府的运动。

［3］ 　莱昂纳多·博夫（Leonardo Boff, 1938—　），巴西神学家、哲学家和作家。解放神学理论的提出者之一。

［4］ 　墨西哥北方特有的野生动物。

［5］ 　这个名字也是“神甫拉了”的意思，故几人大笑。

［6］ 　墨西哥索诺拉州土著人。

［7］ 　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Pablo Juarez García, 1806—1872），墨西哥总统。童年时当过牧童。

［8］ 　一种墨西哥风俗。聚会时由儿童打破。

［9］ 　正在表演的这个木偶的名字。

［10］ 　《圣经·旧约·列王纪》中的人物。

［11］ 　此处指鸡奸。

［12］ 　李·艾柯卡（Lee Iacocca， 1924—　），美国汽车工业大亨。

［13］ 　指“雷雨”、“龙舌兰”和“吃货拉蒙”。

［14］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 1911—1979），人称“死亡天使”，是一名德国纳粹军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

［15］ 　塞林格（J. D. Salinger, 1919—2010），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麦田里的守望者》。

［16］ 　即拉罗·古拉。

［17］ 　法语，我不知道什么。

［18］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 1914—1998），墨西哥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 　米盖尔·阿莱曼（Miguel Aleman），1946—1952年间担任墨西哥总统。

［20］ 　洛佩兹·马特奥斯（Adolfo López Mateos），1958—1964年间担任墨西哥总统。

［21］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1929—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文学家，哲学家。

［22］ 　指男女性交姿势。

［23］ 　菲德尔·贝拉斯克斯（Fidel Velazguez, 1900—1997），墨西哥工会领导人。

［24］ 　史提夫·汪达（Stevie Wonder, 1950—　），美国黑人歌手。

［25］ 　塔马约（Rufino Tamayo, 1899—1991），墨西哥著名画家。

［26］ 　奥罗斯科（José Clemente Orozco, 1883—1949），墨西哥著名壁画家。

［27］ 　1926年有些基督徒反对执行宪法中关于宗教的条款，揭竿而起。埃利亚斯政府派兵镇压，造成社会动乱。

［28］ 　波菲利奥（Porfirio Díaz, 1830—1915），曾两次担任墨西哥总统。实行独裁统治。

［29］ 　伊图尔维德（Agustín Cosme Damian de Iturbide y Aramburu, 1783—1824），墨西哥军官，1822年5月自称墨西哥皇帝。1824年7月被人民处决。

［30］ 　马克西米利亚诺（Maximiliano, 1832—1867），奥地利皇帝的幼弟，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傀儡。1863年6月10日法国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城，扶植他登上墨西哥“王位”。1867年7月5日华雷斯率领军队光复了首都，处决了马克西米利亚诺。

［31］ 　格蕾丝·凯利（Grace Kelly, 1929—1982），美国著名影星。1956年嫁给摩纳哥王子，轰动一时。

［32］ 　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 1918—1986）的代表作。书中的人物都是半人半鬼的样子。

第五部分　阿琴波尔迪

阿琴波尔迪的母亲是独眼。她头发金黄，但是个独眼。那只好眼是天蓝色的，宁静、深邃，好像不太聪明，但是善良，极善良。阿琴波尔迪的父亲是个瘸子。在大战中失去了一条腿，在德国迪伦附近的军事医院住了一个月，心想一条腿出不了门，眼睁睁看着不能动弹的伤员（他也不能啊！）如何偷窃不能动弹伤员的香烟。但是，当那些人也想偷他的烟草时，他一把抓住小偷（是个有雀斑、高颧骨、虎背熊腰的家伙）的衣领，喊道：住手！别玩大兵的烟草！那小子溜了。夜幕降临。阿琴波尔迪的父亲觉得有人在看他。

隔壁床是个木乃伊。双眼黑乎乎像两口深井。

他问：“想抽烟吗？”

木乃伊不吭声。

“抽烟是好事啊。”他点燃一支烟，送到木乃伊绑着绷带的嘴边。

木乃伊哆嗦了一下。父亲想：也许他不抽烟，便拿回来了。月光照在烟头上，给它染上了一层白霉。于是，他再次把香烟送到木乃伊唇边，一面说道：抽吧，抽吧！忘掉一切吧！木乃伊的眼睛还是直勾勾地盯着他。他想：可能他是认识我的同营战友。可他为什么一言不发啊？他想：也许他无法开口吧。忽然，冒烟了，从绷带间隙里冒出来了。他想：冒气了，冒气了。

烟从木乃伊的耳朵眼、喉咙、前额、眼窝冒出来，即使如此，木乃伊仍然望着他。直到父亲吹了他一口气，从他嘴上拿下香烟，又冲着他缠着绷带的头部吹气，到烟消云散为止。后来，父亲在地上碾灭了烟头，方才入睡。

父亲醒来时，木乃伊已经不在床上了。他问：木乃伊在哪儿呢？有人从床上说：今天早晨死了。父亲点燃一支烟，等着吃早饭。让他出院的时候，他一瘸一拐地步行到了迪伦城。从那里，他登上一辆开往另外一座城市的火车。

在这座城市的火车站上，他等候了二十四小时，吃着军队的伙食。发放菜汤的人是个瘸腿军曹，跟他一样。他俩聊了好长时间，军曹一面分发菜汤，他一面喝汤，屁股下面是木匠用的那种凳子。据军曹说，一切都要变啦。战争快要结束了，新时代要开始啦。父亲边吃边说：什么都不会变的。包括他们自己，一人丢了一条腿，也没有变化。他说一句，军曹笑一下。军曹说黑，他说白。军曹说白天，他说黑夜。军曹一听见他答话，就笑，问他菜汤是咸，是淡。后来父亲等烦了，看来那趟列车不回来了，又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父亲在田野里漫游了三周，啃着硬面包，偷吃农庄的水果和母鸡。在他漫游期间，德国投降了。有人说了这个消息，他说：好得很！一天下午，他进了自己的村庄，敲打家门。老妈给儿子开了门，一看见他如此破破烂烂，没有认出儿子。后来，家里人才拥抱他，让他吃饭。他问家里人他的独眼老婆是不是改嫁啦。大家说没有。当天夜里，他就去看她，没换衣服，没洗澡，尽管老妈再三恳求，也不刮脸。独眼婆一看见他出现在门外，立刻认出是自己的丈夫。瘸子一看到她出现在窗前，就认出了自己老婆。马上举手，敬了一个军礼，甚至有些严肃的军礼；但是，这个军礼也可以理解为一句话：生活就是如此。从此，他逢人便说，在这个瞎子村庄里，独眼婆就是头号美人。

汉斯·赖特尔出生于1920年。他不像男孩，像海藻。英国作家卡内蒂 ［1］ ，我想还有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2］ ，两位风格迥然的大作家都说过：如同英国人的象征物或写照是大海一样，德国人的隐喻是森林。汉斯·赖特尔从出生起就打破了这个规矩。他不喜欢大地，更不喜欢森林。也不喜欢大海，或者一般人所说的海洋，其实就只是海平面，就是渐渐变成了比喻失败和疯狂的风波。汉斯喜欢海底，海底下有平原，但不是平原，有峡谷，但不是峡谷，有悬崖，但不是悬崖。

独眼妈给他在大瓦盆里洗澡的时候，小汉斯·赖特尔总是从妈妈有肥皂液的双手里溜走，一直沉入盆底，要是妈妈不把他捞回水面，他能留在水下，睁着大眼睛注视着黑木板、黑水，水底下漂着他身上的污垢、细小的皮屑，它们像潜水艇一样朝着某个猫眼大的海湾、某个漆黑、宁静的山谷驶去，虽然根本没有什么宁静，只有许多杂物的假面具，包括宁静。

有一次，瘸子爸（有时在一旁看独眼婆给儿子洗澡）要她别把儿子捞上来，看看儿子怎么办。在盆底，汉斯·赖特尔灰色的眼睛看看独眼妈那只蓝眼睛，然后侧卧，安安静静地注视着自己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来的肢体，像探测船那样盲目地驶向宇宙。肺部的空气不够了，他不再望着那些远去的碎屑，开始跟踪而去。他满脸通红，明白自己正在穿越类似地狱的区域。但他不张嘴，没有任何想浮上去的表示；其实，他头部距离水面只有十公分，就到了有氧气的世界了。最后，妈妈的双臂把他提出水面。于是，他哭了。瘸子爸裹在旧军大衣里，冲着壁炉里啐一口浓痰。

三岁时，汉斯·赖特尔比村里同龄的男孩都高，比任何四岁的孩子高，并非所有五岁的男孩都能比他高。起初，他走起路来步履蹒跚，村里的医生说，这是因为他个子高，应该多喝牛奶，增加钙质。但医生错了。汉斯·赖特尔走路不稳的原因在于他是在地球表面活动，相当于潜水新手初次在海底行走。实际上，他是住在海底，吃在海底，睡在海底，玩耍在海底的。因为牛奶不是问题，独眼妈有三头奶牛，成群的母鸡。这孩子营养很好。

瘸子爸有时看见儿子在田野里行走，于是想自己的家族里是不是有如此高大的人呢。据说，某位高祖或者曾祖为斐迪南大公效力，那军团里全都是超过一米八或者一米八五的大汉。那个高级军团伤亡惨重，因为容易瞄准他们，拿他们当靶子。

有一次，瘸子爸望着儿子笨拙地走在邻居菜园的边上，想像那个普鲁士军团与同样高大的俄罗斯军团对峙的情景；俄罗斯军团由一米八或者一米八五的农民组成，身穿俄罗斯帝国近卫军的绿色制服；遭遇后，伤亡惨重，甚至两军的其他部队已经后撤时，这两个巨人军团仍然在进行肉搏战，直到司令长官下达死命令要求向新阵地转移时，方才罢手。

瘸子爹参战前身高一米六八。退伍后，由于少了一条腿，身高一米六五。他想：巨人军团都是疯子搞的玩意儿。独眼妈一米六，她认为男子越高越好。

六岁时，汉斯·赖特尔比同龄的孩子都高，比所有七岁的都高，比八岁的高，比九岁的高，比一半十岁的男孩都高。此外，六岁时，第一次偷书。书名是《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他把书藏在床下，其实学校里没人惦记这本书。也是在那个年龄，他开始练潜泳。那是1926年的事。从四岁开始游泳，总是把脑袋扎进水里，睁开眼睛；后来，妈妈骂他，因为他整天红着眼睛，担心村里人看见儿子，以为她儿子整天哭鼻子呢。但是，学会潜水，还是到了六岁的事。钻进水里，下潜一米，睁开眼睛，四处张望。对，是这样。但不算潜水。到了六岁，他觉得下潜一米太少，决定直奔海底。

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他已经牢记心头了。他一面潜水，一面复习书里的内容。这样，他发现掌状海带，是一种宽叶海藻，如书中所说，茎粗叶宽，呈扇形，多有条状分支，很像手指。掌状海带是一种冷海水海藻，在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里生长。在低潮和岩石海岸下面可以找到，呈团装。落潮常常把这种海藻暴露在海边。汉斯·赖特尔第一次在海底见到这种海藻的时候，激动得哭了。这似乎很难，一个人一面睁着眼睛潜水，一面哭泣。但是，别忘记：汉斯才六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孩子少见。

掌状海带呈浅褐色，像北极海带，茎叶粗糙，又像欧非囊根藻，茎叶上有鳞茎。但是，这后两种海藻生长在深水；尽管汉斯·赖特尔有时夏天中午远离海岸或者远离放置衣物的岩石，然后下潜海底，却从来没看见过这两种海藻，只能幻想着海底下有一片宁静的海藻林。

那个时候，他开始在练习本上画出各种海藻。画了绳藻，这是一种细长绳状的海藻，有时能长达八米。不分叉，样子娇嫩，其实非常结实。生长在落潮线以下。还画了海土豆，这是一种圆形鳞茎状的海藻，橄榄绿色，生长在岩石和别的海藻上面。形状怪异。他从来没见过，但梦见过多次。画了墨角藻，这是一种棕色海藻，支架杂乱，沿着支条上有卵形水疱。墨角藻分雌雄，生产形状像葡萄干的果实。雄性黄色。雌性暗绿。他画了糖海带，这种海藻只有一个长长的蕨叶，状如腰带。晾干后，叶面上有晶体，可做甜味剂。生长在岩石海岸，附着在各种坚固的物体上，但也会被海浪卷走。画了粉团扇藻，这是一种稀有海藻，体小，呈扇状。生长在温水中，从大不列颠南海岸到地中海到处可见。没有相似物可比。画了普通马尾藻，它生长在地中海的卵石海滩上；叶子之间有带柄生殖器官。浅水和深水都可以找到。画了脐形紫菜，这是一种形状极美的海藻，紫红色，长约二十公分。生长在地中海、大西洋、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紫菜有多种，均可食。威尔士人吃紫菜尤甚。

瘸子爸在回答儿子一个问题时说：“威尔士人是蠢猪。绝对是猪。英格兰人也是。但愚蠢程度比威尔士人好些。实际上，都是蠢猪，不过企图伪装一下，由于善于伪装，结果好些。苏格兰人比英格兰人还蠢，稍逊威尔士人。法国人像苏格兰人一样愚蠢。意大利人是猪崽，是准备吃掉自己母猪的崽子。至于奥地利人，也一样：蠢猪，蠢猪，蠢猪。绝对别相信匈牙利人。绝对别相信波希米亚人。他们在舔你手心的同时，能吃掉你小手指。绝对别相信犹太人，他们吃了你拇指，还留下口水。巴伐利亚人也是蠢猪。孩子，跟巴伐利亚人说话的时候，千万勒紧腰带啊。至于莱茵人，最好别跟他们说话，因为稍不留意，他们能砍掉你一条腿。波兰人像母鸡，你要是拔掉他们几根羽毛，就能看见那皮肤像猪。俄国人也一样。他们像饿狗，其实是饿猪，二话不说，准备遇到什么吃什么，不管他是谁，绝对不后悔。塞尔维亚人跟俄国人一样，但是矮小。他们像伪装成吉瓦瓦狗的小猪。吉瓦瓦狗是侏儒狗，体积有麻雀大小，生活在墨西哥北方，在美国电影里露过面。美国人当然也是猪。加拿大人是冷酷无情的大猪，但加拿大最坏的猪是法语区的人。最坏的猪还有爱尔兰人。土耳其人也跑不掉，他们是搞鸡奸的猪，跟德国撒克逊人和西伐利亚人一样。至于希腊人嘛，我只能说他们跟土耳其人一样：搞鸡奸的多毛猪。只有普鲁士人例外。可是普鲁士已经不在啦。普鲁士在哪儿呢？你看见了吗？我是没看见。有时，我感觉所有的普鲁士人在大战中死光了。有时，相反，觉得我住在那个肮脏的臭医院的时候，普鲁士人集体迁徙了，离开了。有时，我去岩石海岸，看看波罗的海，打算猜一猜普鲁士人的船只开往什么地方去了。瑞典？挪威？芬兰？不可能，因为那都是蠢猪生活的地方。那么去什么地方了呢？去冰岛啦？去格陵兰岛？极力猜测。但猜不出来。那么普鲁士人在什么地方呢？我站在岩石海岸上，搜索着灰色的海平面。那是像脓水一样浑浊的灰色。不是一年一次的灰色。而是每月一次啊！每十五天一次！可我一直没看见普鲁士人，一直猜不准他们到哪个方向去了。我只看见了你，看见了你那在浪花中时隐时现的脑袋。于是，我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安安静静坐了好长时间，望着你的脑袋，我也变成了石头；虽然有时我的视线失去了目标（你的脑袋），或者你的脑袋出现在很远的地方，我并不为你担心，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浮出水面，海水不会伤害你的。有时，我会坐在石头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感觉冷得厉害，都来不及抬头看看你是不是还在海里。我怎么办？于是，起身，牙齿打战，回到村里。刚一迈进村口，我就放声歌唱，让街坊们以为我是在克雷布斯酒馆喝醉了。”

小汉斯·赖特尔像潜水员一样，也喜欢走路；但是，不喜欢唱歌，因为潜水员从来不唱歌。有时，他出村向东，沿着一条林中土路，走到红人村，那里的人专卖泥煤。再继续向东，就到了蓝女村，它位于夏季干涸的湖中央。他觉得这两个村庄像鬼村，里面住着死人。蓝女村再过去是胖人村。那里散发着血腥和腐肉的气味，那浓浓的臭气与他自己的村庄不一样，自己村庄的气味是脏衣服、臭汗、臊土的气味，淡淡的味道，很像绳藻。

胖人村里不能没有大批的动物和屠宰场。有时，他在回村的路上，像潜水员那样走着，看见胖人村的居民无所事事地在蓝女村或者红人村闲逛，心里想：这两个村庄的人们如今都是鬼魂，以前大概是死于胖人村民的手中吧。他们的杀人术肯定残酷无情，尽管从来没找过他的麻烦，诸多原因中，可能因为他是潜水员吧，就是说，因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来这个世界只是探索或者走访。

也有的时候，他身不由己地向西走去。这样，他能穿过鸡蛋村的主要街道。这个村庄年复一年地远离岩石海岸，仿佛房屋自己在活动，向着洼地和森林附近寻找安全地带。鸡蛋村过去是猪村。他估计父亲从来没见过这个村庄，那里有很多猪圈以及普鲁士地区最快乐的猪群，它们好像在问候每位过路人，不管他什么社会地位、年龄或者婚姻状况，一律发出友好、几乎是音乐般的哼哼声，或者没“几乎”二字，是百分之百的“哼哼”乐声；与此同时，村民们一动不动手持帽子或者用帽子盖脸，不晓得是因为厌烦抑或羞怯。

再过去一些是饶舌女村。那里的姑娘们在更大的村庄里纵情狂欢。那些村庄的名字听到后立刻忘记了。那些姑娘在街上抽烟，谈论着那些在这个号、那个号上服役的水手们。那些船名，小汉斯·赖特尔立刻忘记了。那些姑娘去电影院，看特别激情的影片，那都是世界上最帅的演员主演的，你想赶时髦，那就模仿电影明星吧。小汉斯·赖特尔立刻就忘记了那些明星的名字。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也像夜间下水的潜水员一样，母亲问他白天在什么地方过的，小汉斯想到什么说什么，但绝对没真话。

独眼妈用她那蓝色的眼睛注视着儿子。儿子用两只灰色的眼睛抵挡母亲的目光。瘸子爸则在靠近壁炉的地方用两只蓝色的眼睛望着母子二人；在三四秒钟里，普鲁士孤岛似乎从险境里脱颖而出。

到了八岁，汉斯·赖特尔不再对学校有兴趣了。此前，他有两次险些淹死。第一次在夏天，是个柏林来的年轻游客救了他。这个游客正在饶舌女村度假。他看见有个孩子的脑袋在岩石附近忽隐忽现；看清楚（他是近视，起初以为是海藻）果然是个孩子后，连忙脱下西装，因为里面有重要证件，顺着岩石下到最底层，最后入水。划了几下水后，最终来到孩子身边。他从海上看岸边，想找一个上岸的合适地点，然后开始游过去，那里距离他下水的地方有二十五米远了。

年轻的游客名叫福格尔，是个令人难以理解的乐天派。有可能他不是乐天派，而是疯子。他来饶舌女村度假是遵照医生的嘱咐。医生担心他的健康，打算随便找个借口就让他离开柏林。假如你稍稍深入了解一下福格尔，那很快就忍受不了他的存在。他相信人性善，认为善良的人可以从莫斯科走到马德里，无论野兽、警察还是海关人员都不会打搅他，因为他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其中包括时不时地离开大路，越野而行。由于轻率又笨拙，让他一直没找到女朋友。经常不管对象是谁，就大谈手淫的治疗功用（还举出康德为例），说是从小小年纪到垂垂老迈都应该手淫，这常常会让饶舌女村的姑娘们捧腹大笑；而让他柏林的熟人们厌烦不已，因为他们早就听腻了这套宏论，认为福格尔之所以固执地要说明这一切，实际上是要当着他们的面或者跟他们一起手淫。

但是，他也非常看重勇敢精神，因此一看到有个孩子（起初以为是海藻）快要淹死了，便毫不犹豫地下水营救，尽管岩石下面的海水波涛汹涌。另外一件事需要指出，福格尔把个金发、古铜色皮肤的男孩看成了海藻，这个错误那天夜里折磨着他，尽管事情完全过去了。躺在床上，屋内一片漆黑，福格尔像往常一样重温白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说，怀着非常满意的心情回忆大事。忽然，他又看见了那个正在溺水的孩子，发现自己在注视着那个孩子，心里怀疑那是人呢还是海藻。他立刻惊醒过来。心想：怎么能把孩子和海藻混淆在一起呢？接着，又想：难道孩子和海藻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在提出下个问题之前，福格尔想，也许柏林的医生是对的，自己在发疯，或许没疯——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发疯，但如果非要用某种方式说出来的话，可以说是在发疯的门口露头了；他想，孩子和海藻毫无共同之处，那么那个站在岩石上把孩子看成海藻的人，就是脑筋没调整好的，不是恰如其分的疯子，因为疯子不动脑筋，但是脑筋没调整好，所以今后凡是与心理健康有关系的一切都要特别加小心。

后来，由于整宿难以入睡，他就想那个救出来的孩子。他记得孩子很瘦，很高，说话极糟糕。他问他出什么事情了，孩子回答说：

“没、没、没。”

福格尔问：“你说什么？没什么？”

孩子还说：“没、没、没。”福格尔明白了：就是没发生什么事情。

于是，下面的话也让福格尔觉得非常生动、开心；因此他开始提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只是为了听孩子说话好玩，孩子回答任何问题都非常从容；比如，福格尔问：那片森林叫什么？孩子回答说：古夫林。意思就是：古斯塔夫林。远处那片树林叫什么？孩子回答说：克塔林。就是说克雷塔林。克雷塔林右边的黑树林叫什么？孩子回答说：无林。就是说：无名林。最后，他俩来到岩石顶上，就是放有重要证件的西装的地方。应福格尔的要求，孩子保证今后不再下海，接着在海鸥窝里找到了自己的衣服。二人分手前，做了自我介绍：

“我叫海因茨·福格尔。”福格尔好像在跟傻子说话。“你叫什么？”

孩子说：汉斯·赖特尔。发音清晰。握手后，各奔东西。福格尔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成眠，也不肯开灯。这孩子在什么地方像海藻呢？他想：是瘦吗？是金发？是安静的长脸？他又想：我应该回柏林吗？应该更加认真地遵照医嘱吗？要开始研究自己吗？问题太多，想累了。手淫一番，睡意袭来。

小汉斯·赖特尔第二次险些淹死是在冬天。那是他陪着几个近海捕鱼的人在蓝女村对面撒网。夜幕降临。渔夫们聊起来海底下活动的亮光。一个说：那是死去的渔夫在寻找回村的道路，要回陆地上的坟地。一个说：那是发光的地衣，一个月发光一次，好像是在一夜之间，把三十天积累的能量释放出来。一个说：那是一种海葵，只存在于那片海岸，雌海葵发光是为了吸引雄海葵；但是，大家都知道海葵是雌雄同体的，没有什么雌雄之分，而是同住一体，好像同心而眠，醒来时，一半海葵想操另外一半；好像同体内有男女；如果是不生育的海葵，则是二尾子和男人同居。一个说：那是电鱼，一种怪物，对它们要特别小心，要是落入你的网里，很难跟别的鱼类区分。但是，如果吃了电鱼，人会生病的，胃里会发生电击，甚至致命。

可是就在渔夫们聊天的同时，小汉斯·赖特尔强烈的好奇心或曰疯狂（有时会让他做不该做的事情），挑逗他不打招呼就从船上跃入海中，去追逐那怪鱼的亮光。起初，渔夫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喊叫或者叹息，因为他们了解小汉斯的脾气。但是，几秒钟过后，汉斯还没抬头，他们担心了，因为虽说不是受过教育的普鲁士人，可也是海上人，知道没人能憋气两分钟以上（或左右），一个孩子无论如何，不管他个子多高，肺活量也难以支撑这样的压力。

最后，渔夫中有两人跳入黑乎乎的海水、如狼似虎的大海，在小船附近搜索小汉斯·赖特尔的身影。没有结果。只好浮上水面，换气。他俩在重新潜水前，问船上的人那孩子是否上来过。大家说没有。二人再次潜入海底，黑乎乎的浪头令人想起森林里的野兽。有个此前没下水的渔夫，这一回加入了二人的队伍。正是此人发现了小汉斯像个无根的海藻那样漂浮着的雪白的身体在向上浮动。也正是这个渔夫揪住汉斯腋下，把他举上海面，让他吐出咽下的海水。

汉斯·赖特尔满十岁的时候，独眼妈和瘸子爸有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父母给她起名叫洛特。女儿很美。她可能是陆地上让汉斯·赖特尔感兴趣（或者感动）的第一人。父母经常让汉斯·赖特尔照看小妹妹。很快，他就学会给妹妹换尿布，准备奶嘴，抱着妹妹散步，哄她睡觉。妹妹的出生是汉斯最美好的事情，他多次打算把妹妹画到他画海藻的本子上。但是，结果都不让他满意；有时，画出来的妹妹像卵石海滩上的垃圾袋；有时，像海蛀虫，它们住在岩石缝隙里，吃残渣剩饭；但不是海虫，海虫是另外一种昆虫，小极了，是黑石板的颜色，或者灰色，住在石坑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努力提高了想像力或者欣赏品位或者艺术禀赋，把妹妹画成了小美人鱼，更像鱼，更胖些，但总是面带微笑，总是姿态优美得令人嫉妒，画出了妹妹的笑容和美好的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妹妹的特点。

汉斯·赖特尔十三岁时辍学。是1933年的事情。这一年希特勒上台了。十二岁时，他就已经在饶舌女村念书了。但是，他不喜欢那所学校，原因有很多（样样合理），所以他就在路上玩耍；对他来说，道路不是地平线，不是崎岖不平的地平线，不是之字形的地平线，而是垂直线，垂向海底的延长线，在海底，一切的一切，什么树木、草丛、泥塘、动物、篱笆，统统变成了海虫或者甲壳虫，变成了悬空的生命，变成海星，变成了海蜘蛛；小汉斯知道，它们的身体小到了没有肠胃的地步，因此消化器官在腿脚上；而腿脚很大、很神秘，就是说里面有秘密（或者对汉斯来说很神秘），因为海蜘蛛有八条腿，每一侧有四条，加上靠近头部的地方还有两条，小得多，实际上，更小，更没有用处；但是，小汉斯认为，那不是腿，而是手，好像海蜘蛛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两只胳膊，因此有了双手，但它们自己并不知晓。还要过去多长时间，海蜘蛛才能知道自己有手呢？

小汉斯心里想：“再有一千年吧！两千年吧！一万年吧！好多好多时间！”

他就这样慢慢向饶舌女村的学校走去，因此总是迟到。再说，他还想着别的事情呢。

1933年，校长请汉斯·赖特尔的父母来校一谈。去谈的只有独眼妈。校长请她到办公室坐下，三言两语地说明这孩子学不下去了。然后，张开双臂，好像要把刚刚说的话冲淡一下，建议她让儿子学门手艺。

这一年，希特勒竞选胜利。在希特勒获胜前，汉斯·赖特尔住的村里来过一支宣传队。这支队伍首先去的饶舌女村，在电影院里开了大会，很成功。次日，开进猪村和鸡蛋村；下午到达汉斯·赖特尔住的村庄。宣传队跟农夫和渔民在酒馆里喝啤酒，一面宣传关于纳粹主义的新闻：纳粹党将要让德国从废墟上站起来，普鲁士也要在坦诚和宽松的环境里重振雄风。后来，一个爱多嘴的人说起来村里有个瘸子是惟一从前线活着回家的人，那是一个英雄啊、一个硬汉子、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鲁士人，虽说有些懒散，可他讲的战争故事让你起鸡皮疙瘩；那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村里人都特别强调这一点，亲身体验，百分之百真实；不仅真实，而且亲身经历过呀！于是，宣传队里的一位大人物（必须强调是大人物，因为宣传队的其他成员恰恰没有那大人物的派头。那些队员普普通通，就知道喝啤酒、吃鱼片和香肠，然后放屁、大笑、唱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队员没有大人物的派头，恰恰相反，都是普通百姓的样子，是走街串巷的小贩子，从老百姓里出来的，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的普通百姓，他们就是死了也没人记得。）说道：也许，仅仅是也许，见见士兵赖特尔会很有趣。接着，他问为什么士兵赖特尔没来酒馆，一面和纳粹党一心希望德国强大起来的同志们交谈。有个有匹独眼马的村民（照顾这匹马的水平超过士兵赖特尔照顾独眼老婆）说：士兵赖特尔没钱来酒馆，掏不起啤酒钱。这话让宣传队的同志们连忙说：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给士兵赖特尔掏酒钱。这时，那个有大人物派头的家伙指着一个村民说：你去士兵赖特尔家里，把他带到酒馆里来！那村民立刻照办。但是，十五分钟后，那村民回来说，士兵赖特尔不愿意来，他的理由是没有整齐的衣服来见如此尊贵的宣传队客人；另外，独眼婆还没下班回家，不能丢下小女儿一人在家里。这些理由让宣传队（都是蠢猪）全体几乎热泪盈眶，因为他们不单单愚蠢，而且也是有感情的人；这个在战争中受伤截肢的老兵命运深深震撼了他们的心灵。那个大人物没那么震动，他起身，很有教养地说道：既然事不迁就人，那就人去迁就事吧。他请那村民给他带路去瘸子家，不让宣传队别的成员陪同。于是，只有他这位纳粹党员跟着那村民踏上了泥泞的道路，来到了村子边缘靠近树林的地方，赖特尔家门前。进门前，他很内行地看看房子，好像要根据房子线条的和谐程度或者坚固程度测量出老宅子的特征，或者他对普鲁士那个地区的民宅结构感兴趣。后来，他和那村民走进屋内。果然，在一个木制摇篮里睡着一个三岁女孩；那瘸子果然衣衫褴褛，因为那件军大衣和两条像样的裤子那天在洗衣盆里，或正湿漉漉地挂在院子里。这并不妨碍接待他时，主人是友好的。很可能，起初，瘸子感觉自豪，有优越感，因为宣传队专门特地来家拜访他嘛，尽管事情后来有些别扭或者显得别扭，因为那个做大人物状的家伙提出的问题渐渐地让老兵赖特尔不高兴了；还有，那位老爷的断言，甚至预测也让老兵不愉快了。于是，瘸子对每个问题的回答就非常离奇古怪了；针对问题，瘸子会补充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反驳这一断言的问题，或者质疑这个问题，或者让这个问题显得幼稚，完全缺乏实际意义。这样一来，就开始激怒了做大人物状的家伙。他坦率地告诉瘸子，他大战时当过飞行员，击落过十二架法国飞机、八架英国飞机，非常了解大家在前线吃的苦头，他这样说是想有个共同的话题。对此，瘸子回答说，他最大的苦头不是在前线，而是在迪伦附近那家可恶的军事医院里；因为自己的同胞不仅偷香烟，而且对任何东西都顺手牵羊，甚至拿灵魂做交易，因为在所有的德国军事医院里都有数量可观的魔鬼崇拜者；瘸子说，另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时间住在军事医院里会驱使人们崇拜魔鬼。这话让那位自称是飞行员的家伙生气，他在军事医院也住过三个星期。瘸子问：是在迪伦吗？那家伙说：不，是在比利时。一面装出大人物的派头。他说，他受的待遇符合，甚至多次超过全部要求，不仅是因为国献身而提出的要求，而且有关于医护人员应该态度亲切和理解伤员的要求；应该有医术高超、性格坚强的医生，应该有美丽能干的护士，甚至应该有一群赛过比利时修女能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一句话，人人都应该为伤员住院愉快作出贡献，当然这是在可以预料的环境里，因为医院毕竟不是夜总会或者妓院。后来，他俩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比如成立大德国，建设大后方，整顿国家机关，继而整顿全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国家现代化而奋斗。就在这位前飞行员说话的同时，汉斯·赖特尔的父亲变得越来越紧张，好像担心小女儿洛特随时会哭起来，或者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那位有大人物派头者的谈话对手；也许他最好能跪倒在那位幻想家、那位空中百夫长面前，反省自己明显的毛病、无知、贫乏和已经失去的勇气。但他既不跪倒也不反省，而是对方一说话，他就摇头，好像他不信服（实际上，他觉得恐怖），好像他很难理解对方梦想的内容（实际上，根本不理解），直到二人忽然看见小汉斯·赖特尔进了家门，他二话没说，抱起妹妹到院子里去了。

大人物问：“这是谁？”

瘸子说：“是我大儿子。”

“像一条长颈鹿鱼。”大人物说完，哈哈笑了。

于是就这样，汉斯·赖特尔于1933年辍学了，因为老师们说他念书没兴趣、旷课，这情况绝对属实。于是，父母和亲戚为他在渔船上找了工作。三个月后，船主把他给“炒”了，因为汉斯·赖特尔感兴趣的是看海底，而不是帮助撒网。后来，他在地里给人打短工；不久就因为懒散被解雇了。他挖过泥煤，在胖子村铁匠铺当过学徒，给送菜到波兰斯德丁的农民做过助手，其结果都是被辞退，因为他成了负担而于事无补。最后，家里让他去一个普鲁士男爵的别墅干活，地点在森林里、黑水湖畔；独眼妈也在那里工作，就是把家具、图画、高大的帷幕、每个客厅挂毯上的尘土打扫干净；每个客厅有个神秘的名字，令人回想起有秘密宗派的年代；里面的尘土积累得难以清除。此外，还要给客厅开窗通风，散发每隔一段时间就充满的湿气和晦气；还要清扫男爵庞大图书室的灰尘；男爵很少看自己的藏书。这些图书是男爵父亲从男爵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看来祖父是那个大家族惟一喜欢读书的人，他把对图书的热爱灌输给子孙后代；但是，这样的热爱没有化做子孙读书的力量，但是养成了藏书的好习惯，数量不多不少，仍然是祖父留下的册数。

而汉斯·赖特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图书聚集在一起，他小心翼翼，一本一本地擦掉书上的尘土；但是并不阅读，部分原因是海上生活的书，他已经看了不少了，部分原因是害怕男爵突然出现。男爵很少来别墅，因为要忙于柏林和巴黎事务。但是不时地来别墅的是男爵的外甥——男爵妹妹（已经英年早逝）之子，这孩子的父亲是个画家（男爵恨之入骨），早就定居在法国南部。外甥二十岁，经常来别墅住上一个星期，独自一人，绝对不给别人添麻烦，一头扎进图书室，没完没了地看书，喝白兰地，直到在扶手椅上入睡为止。

有时，来别墅的人是男爵的女儿，但来访的时间较短，不超过周末；但是，用人们觉得比一个月还长，因为男爵女儿从来都是拉着狐朋狗友一起来住，常常是十几个人，个个随随便便，人人食欲旺盛，把个别墅闹得昏天黑地，因为他们天天玩到天亮。

有时，男爵女儿的来到偶然与在别墅逗留的男爵外甥“撞车”。虽然表妹恳求表哥留下，表哥几乎立即离去，连送他去饶舌女村火车站的马车都不肯等候。

表妹的到来在表哥胆怯的心里产生一种傲气和笨拙的心态，以至于用人们一说起白天的事情来，就会一直认为：表哥爱表妹，或者表哥喜欢表妹，或者表哥为表妹气馁，或者表哥为表妹难过。针对这些看法，小汉斯·赖特尔一面吃着黄油面包一面跷着腿听着，绝对不插嘴；实际上，他非常了解男爵的外甥。此人名叫胡戈·哈尔德。别的用人们闭眼不看现实，或者一厢情愿，只看见一个孤独无助、苦苦在恋爱中挣扎的小伙子和一个孤女（虽然大家都清楚她有爹有娘）轻浮地等候着什么人来解救。

这解救里散发着泥煤的烟味，散发着菜汤味，散发着密林里的旋风气味。小汉斯·赖特尔认为，这解救里散发着让人反省的味道。想到这里险些让面包噎住。

为什么小小年纪的汉斯·赖特尔会比别的用人们更了解二十多岁的胡戈·哈尔德呢？原因非常简单。或者说是两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互相联系或者结合地画出了男爵外甥比较复杂和相对完整的肖像。

第一个原因：他在图书室一面用掸子清除书上的尘土，一面从活动梯子上看见男爵外甥在睡觉，吹气或者打呼噜，自言自语，是只言片语，是独白，如同甜蜜的小妹妹洛特经常做的那样说话；他的话像是自卫、骂人，好像梦中有人要杀他。男爵外甥阅读的图书标题，汉斯也看过。大部分是史书，这说明男爵外甥对历史感兴趣或者热爱历史。起初，这让小汉斯·赖特尔有些反感。整宿地喝酒、抽烟、看史书，让人反感。这让汉斯纳闷：安安静静就为干这个？他还听见过胡戈说的话，那是因为有个什么动静，老鼠跑动或者他轻轻擦拭书后放回原处的声音，胡戈就醒了，说些特别混乱的话，好像地球偏离了轴心，完全混乱的话语，不是情人的情话，而是苦人的苦话，是上当受骗后的怨言。

第二原因更有分量。小汉斯·赖特尔曾经提着行李多次为胡戈·哈尔德送行，那是男爵外甥面对表妹突然出现匆匆决定离开别墅的时候。从别墅到饶舌女村火车站有两条路。一条远，需要经过猪村和鸡蛋村，时时擦过岩石海岸。一条近，要经过一条分岔小路，穿过大片橡树、山毛榉、白杨才能到达饶舌女村附近的酸菜厂，距离火车站就很近了。

画面是这样的：胡戈·哈尔德走在前面，手里拿着帽子，注意观察着树林的上空，黑乎乎的森林里有悄悄活动的飞禽走兽，他无法准确地辨认出来。他身后十米远的地方是汉斯·赖特尔，拎着男爵外甥的行李箱——很沉，时不时地要倒手。忽然，他俩听见一声野猪的哼叫，或者以为是野猪的哼叫。或许仅仅是狗叫。或许听见的是远处汽车抛锚前的声音。狗叫和汽车声极不可能，但也难说。不管怎样吧，他俩一声不吭，加快了步伐。突然间，汉斯·赖特尔绊了一下，摔倒在地，行李箱也给摔散了，里面的东西纷纷散落在黑乎乎的林间小路上。胡戈越走越远，还不知道后面摔跤的事情。但是，汉斯·赖特尔看到摔出来的东西里有胡戈的衣服，还有银餐具、烛台、漆盒、忘记在别墅许多房间里的圆形颈饰物。这位男爵外甥肯定是要去柏林典当或者廉价出售这些东西的。

胡戈·哈尔德当然知道汉斯·赖特尔发现了他的勾当。这促使他接近这个小男仆。汉斯·赖特尔拎着行李箱送他去火车站的当天下午，他就有第一次表示。他俩分手时，胡戈给汉斯手里塞了小费（这是胡戈第一次给仆人小费，也是汉斯第一次拿到微薄工资之外的钱）。在接下来访问别墅时，胡戈送给汉斯一件针织内衣，说是他自己的，胖了，穿不进去了；但一看就是假话。一句话，汉斯·赖特尔不再无足轻重，他的在场令人刮目相看了。

有几次，胡戈·哈尔德在图书室里念书或者装做阅读史书，常常派人去叫汉斯·赖特尔。他俩的谈话时间越来越长。起初，胡戈问汉斯其他仆人的情况。他想知道用人们对他的看法，问是不是他来别墅给大家添了麻烦，问大家是不是受得了他的脾气，问是不是有人生他的气。然后，他俩各说各话。胡戈·哈尔德说自己的生活、去世的母亲、活着的男爵舅舅、惟一的表妹——不可企及的轻浮姑娘、柏林的种种诱惑——他热爱但同时又让他痛苦的城市，有时还谈起一种难以忍受的剧痛，谈起几乎总是濒临崩溃的神经状态。

随后，胡戈·哈尔德希望汉斯说说自己的生活，比如，做过什么？想做什么？将来有什么打算？

将来什么打算，不能没有啊，胡戈自有想法。他要搞发明创造，要推销一种人工胃。这想法太荒唐了，连他自己都忍俊不禁首先笑了起来（这是汉斯第一次看到胡戈发笑。那笑声让他感到极不愉快。）关于自己的父亲，那位生活在法国的画家，胡戈从来没说起过。可是他愿意听听别人父母的情况。汉斯的回答让他觉得有趣。汉斯说自己对父亲的事一无所知。

胡戈说：“是的。大家对自己的父亲的确一无所知。”

他说：父亲就是一条最黑暗的地道，咱们盲目地行走其间，寻找出口。但是，他非要汉斯说说自己的父亲，哪怕是相貌也可以。对此，汉斯说真的不知道。话说到这里，胡戈想知道汉斯是不是跟父亲住在一起。汉斯说：我一向跟父亲住在一起啊。

“那他长得什么模样啊？还不能说说吗？”

二人沉默了一会儿，一个看看指甲，另一个望望天花板。说不出父亲的模样似乎难以让人相信。但是，胡戈相信汉斯的话。

如果引申措辞的话，可以说胡戈是汉斯的第一个朋友。胡戈只要来别墅，就会跟汉斯或者关在图书室或者外出散步或者沿着别墅外面的公园聊天。

另外，是胡戈第一个要求汉斯阅读一些《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之外的图书。此举可不容易。首先，他问汉斯认不认字。汉斯说识字。接着，他问汉斯看过没看过好书。他特别强调“好书”二字。汉斯说看过。他有过一本好书。胡戈问：什么好书？汉斯说：是《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胡戈说：这肯定是普及读物。我指的是文学书。汉斯说：我不知道普及读物和文学读物之间有什么区别。胡戈告诉他：区别在于美，书中的故事美，讲故事的语言美。接着，他开始举例说明，歌德、席勒、荷尔德林 ［3］ 、克莱斯特 ［4］ 和神奇的诺瓦利斯 ［5］ 。他告诉汉斯，这几位作家的作品他都读过，每重读一遍，都会流泪。

他说：“汉斯啊，会流泪的，会流泪的。明白吗？”

对此，汉斯说：从来没看见你手里拿着这些作家的作品啊。你总是看史书。胡戈的回答吓了汉斯一跳。胡戈说：

“因为我历史不太好，所以必须跟上潮流。”

汉斯问：“干吗用啊？”

“填补空白呀。”

汉斯说：“空白不用填补。”

胡戈说：“要填补的。努把力，空白都得填补。”胡戈口气明显夸张地说：“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歌德的作品我都读腻了，当然，歌德的思想是无限的啦。总之，我读了歌德、艾兴多夫 ［6］ 、霍夫曼 ［7］ 的作品。那个时候，我忽略了对历史的研究。正如什么人说的，研究历史很有必要，要顾及历史和现实两个侧面。”

接下来，天黑了。壁炉里的火焰噼叭作响。他俩试图在汉斯首先该读什么书籍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结果，什么也没谈成。最后，胡戈说：你随便拿一本吧！一周后归还就是了。小用人同意：这个办法最好。

不久后，男爵外甥在别墅里的偷摸活动有所增加，据他自己说，是因为赌博欠债以及要花钱保证不抛弃某些女人。由于胡戈掩饰偷摸行为的办法实在笨拙，汉斯决定助他一臂之力。为了偷出来的东西不被发现，他建议胡戈吩咐用人们大搬家，就是借口房间通风换气腾空一切，把旧箱子从地下室搬上来，然后再搬回去。一句话：变换东西的位置。

他还建议胡戈并积极参与盗窃那些稀罕的玩意儿——真正的老古董，因此也是被遗忘的东西：高祖母或者曾祖母表面上没有价值的冠状头饰、带有银手柄的贵重木材手杖、祖先在拿破仑战争中或者攻打丹麦人或者奥地利人的战争中使用过的宝剑。

再说，胡戈对汉斯一向慷慨大方。每次回来，胡戈必定把部分战利品（他的说法），送给汉斯，其实就是稍稍多给一点小费而已。但是，这对汉斯来说，可就是发财。当然，这些钱他是不会给父母看的，因为瘸子爹和独眼妈会毫不犹豫地告发儿子是小偷。他也不买东西。他弄到一个饼干铁盒，把不多几张钞票和很多的金属币放进去，在一张纸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这些钱属于妹妹洛特”。然后，把铁盒埋到树林里去了。

鬼使神差，汉斯·赖特尔选中的书却是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的《帕西法尔》 ［8］ 。胡戈一看见汉斯手里拿着这本书，就笑了，告诉汉斯：这书你看不懂啊。但他还说：你选了这本书而不是别的，实际上我也不奇怪；他说，这本书即使你永远看不懂，也必须指定你看；同样，在埃申巴赫这个作家身上，你也会找到跟自己的相似之处，或者跟自己灵魂的相似之处，或者成为他希望的那种人；而遗憾的是你永远成不了那种人，哪怕差那么一点点。胡戈说着用食指和拇指几乎粘在一起，比划了一下。

汉斯发现埃申巴赫是这样说自己的：我躲避学问。汉斯发现埃申巴赫打破了宫廷骑士的典范，拒绝（也是被拒绝）学习，否定教士学校。汉斯发现埃申巴赫与吟游诗人和宫廷抒情诗人说的相反，拒绝为贵妇人效力。汉斯发现埃申巴赫声称不懂艺术，但不是说自己没文化，而是说自己摆脱了拉丁文的压迫，说他自己是非宗教和独立的骑士。非宗教和独立的，很好！

当然，比埃申巴赫重要的中世纪诗人还有几位。弗里德里希·冯·豪森就是一位。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尔威德是另一位。但是，埃申巴赫的傲慢（“我躲避学问，我不懂艺术”）、一种凡人不理的傲慢、一种说“死吧，你们。我会活着！”的傲慢，让他具有一种令人眩晕的神秘气质、漠然冷酷的气质，如同巨大的磁铁吸引小钉子一样吸引着汉斯·赖特尔。

埃申巴赫没有庄园。为此，埃申巴赫不得不为封臣效力。埃申巴赫有几位保护人，是让臣民，至少一些臣民露脸的伯爵。埃申巴赫说：我的作风就是充当盾牌。就在胡戈给汉斯讲述埃申巴赫这些事情的同时（这样做好像是给埃申巴赫定位，确定他在犯罪现场），汉斯从头到尾看完了《帕西法尔》，有时是高声朗读，那是走在田野上，或者下班回家的路上，他不仅理解这部作品，而且喜欢。最让他喜欢、让他又哭又乐、捧腹大笑、在草地上打滚的是，帕西法尔骑马时（“我的作风就是充当盾牌”）盔甲里面身穿疯子的衣裳。

对于汉斯来说，陪着胡戈度过的时光收益颇丰。盗窃活动时快时慢；慢下来的原因是别墅里可偷窃但不能被胡戈表妹或者别的用人发现的东西，已经所剩不多。男爵只来过领地一次。他乘坐一辆黑色轿车，窗帘下垂，在别墅过了一夜。

汉斯以为能见到男爵呢，也许男爵跟他说上一句话吧。但既没见到更没说话。男爵只在别墅过了一夜，走遍了别墅中最破败的厢房，他不停地活动着（始终保持沉默），不打搅用人们，仿佛在梦游，无法与任何人交谈。晚上，男爵吃黑面包、奶酪，亲自下地窖选了一瓶葡萄酒佐餐。第二天一清早，天没大亮，他就走了。

男爵的女儿则相反。汉斯看见她好几次。每次都有一群朋友陪同。汉斯在别墅工作期间，她来到别墅时三次与胡戈“撞车”。这三次胡戈都在表妹前显得非常拘谨，立刻打点行李，拔腿上路。第三次，汉斯和胡戈穿过可以证明二人同谋共犯的树林时，汉斯问他为什么要这么紧张。胡戈的回答简单明了，情绪不佳。他说：你不懂。说罢，在林间小路上继续前进。

1936年男爵关闭了别墅，辞退了用人们，只留下一个守林人。有一段时间，汉斯无事可做，后来加入到修筑帝国公路的劳工大军了。他每个月几乎把全部工资都交给家里，因为他花销甚少，只是在休息日跟几个工友去附近村庄酒馆喝喝啤酒，一醉方休罢了。在年轻的工人里，毫无疑问，酒量最大的是他；有两次，他参加了喝酒比赛，看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喝得最多。但他并不喜欢喝酒，只喜欢吃饭。工程队开到柏林附近工作时，他辞工走了。

在柏林这座大城市里，他没费力就找到了胡戈·哈尔德的住址。他找胡戈是为了寻求帮助。胡戈在一家文具店给他找了一个店员的差事。于是，汉斯在工人宿舍里租了一个床位。跟他同住的是个在工厂里当守夜人的四十岁男子。那人叫菲格莱尔，有病，他承认可能是神经性的，有些晚上显得像是风湿病，有些晚上像心脏病，或者像突发性哮喘病。

汉斯和菲格莱尔见面的时间很少，因为一个是夜班，一个是白班。但是，二人一旦见面，就相处得很好。据菲格莱尔说，他结婚多年了，有个儿子。儿子五岁时生病，不久就死了。菲格莱尔悲痛欲绝，哀伤了三个月后，一头钻进地下室，打点行囊，不跟任何人告别就出走了。有一段时间，他在德国四处流浪，讨饭为生，或者捡到什么就吃什么。几年后，来到柏林。有个朋友在大街上认出他来，给他找了一份工作。这位朋友已经过世，生前就在菲格莱尔现在当守夜人的工厂里做检查员。工厂不算太大，有很长时间是生产猎枪的；后来经过改造，如今生产步枪了。

一天夜里，汉斯下班回来，发现菲格莱尔卧床不起了。女房东给菲格莱尔送上来一盘菜汤。汉斯这个文具店的学徒立刻意识到同屋要离开世界了。

健康人不愿意跟病人打交道。这个规矩人人照办。但是，汉斯·赖特尔例外。他不怕健康人，也不怕病人。从来不厌烦。他服务周到，非常非常看重友情，尽管“友情”二字的意思十分模糊，很有伸缩性，常常被扭曲。另外，病人总是比健康人更引人注意。病人说的话，甚至只能含糊说出来的话，也比健康人重要。另外，健康人也会病倒的。时间概念，对了，病人的时间概念，多么宝贵地隐藏在沙漠的洞穴里啊！另外，病人真的是咬住空气，而健康人装做咬紧牙齿，实际上只是细嚼慢咽罢了。还有别的另外、另外、另外。

菲格莱尔去世前建议汉斯，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接替他的工作。他问汉斯：文具店每月工资是多少？汉斯说了。菲格莱尔说：太少了。他给新检查员写了一封推荐信，愿意担保汉斯·赖特尔的表现；信中说，老早就认识汉斯。这事汉斯考虑了一整天，一面干活：卸铅笔盒、橡皮盒、本子盒，打扫文具店门前的人行道。等下班回家后，他对菲格莱尔说换换工作很好。当天夜里，汉斯就去了位于柏林郊外的枪厂。他跟检查员简短地谈了一会儿，达成了试工十五天的协议。不久，菲格莱尔就去世了。由于他的遗物无人认领，汉斯就留了下来。有一件大衣、两双鞋、一条围巾、四件衬衫、几件背心、六双袜子。他把菲格莱尔的剃须刀送给了房东。汉斯发现床下有个纸盒，里面有几本牛仔小说。他也归为己有了。

从此后，汉斯·赖特尔的空闲时间增加了。晚上，他在厂房的院子和车间里转悠；早晨，在他居住的工人区里饭摊上吃饭；随后，睡上四五个小时；下午自由活动，乘坐柏林的电车去胡戈·哈尔德家。他俩常常去散步，或者去咖啡馆、餐厅。男爵的外甥总会在那里遇到熟人谈谈什么买卖（从来没做成过）。

那个时期，胡戈·哈尔德住在希姆尔大街附近的小巷里。小小的单元房里堆满了旧式家具，墙壁上挂着布满尘土的画。他最要好的朋友，除去汉斯之外，还有一个日本人，是日本使团农业事务负责人的秘书。那人叫丹佐俣伸郎。但是，胡戈和汉斯都叫他小丹。他二十八岁，待人和蔼可亲，既对最天真的笑话感兴趣，又洗耳恭听最荒唐的想法。三人经常在石头圣母咖啡馆聚会，距离亚历山大广场不远。总是汉斯和胡戈先到，二人随便吃些东西，香肠加点泡菜。一两个小时后，小丹来了。他衣冠楚楚，只喝一杯威士忌，不要水，不要冰，最后跑步离开咖啡馆，消失在柏林的夜色中。

于是，胡戈·哈尔德担任领导。三人乘坐出租车，向月食夜总会进发。这家夜总会由柏林最糟的舞女表演。那是一群老太婆，表演时没有成功的本事，因此并不隐瞒自己的失败。那里虽然笑声、口哨声不断，但是，如果你跟服务员相当熟悉，他可以帮助你找个安静位子，你就可以聊天了，没什么大问题。另外，月食夜总会价位便宜，尽管胡戈·哈尔德不怕在柏林的求欢夜花钱，理由之一是那日本人常常掏钱。随后，他们已经微醉了，就去艺术家咖啡馆，那里没什么花样，但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画家。这让小丹特别高兴。你还可以跟这些名人共享一桌。胡戈·哈尔德早就认识其中很多人，有的还能称兄道弟。

通常，凌晨三点钟，他们离开艺术家咖啡馆，前往豪华的多瑙河夜总会。那里的舞女苗条、特别美丽。他们不只一次跟把门的保安或者领班闹纠纷，因为汉斯衣冠不整，不符合夜总会规定，不得入内。另外，在平时，汉斯夜里十点钟就要离开他的朋友，跑步去电车站，要准时去上班，当夜间看守。在那样的日子里，如果天气好，他们就坐在一家时髦的餐厅露台上消磨时光，大谈胡戈随心所欲编造的发明故事。胡戈信誓旦旦地说，总有一天，等他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拿到他发明的专利权，那就发大财啦。这话让日本朋友奇怪地大笑起来。小丹的笑声有些歇斯底里：笑起来不仅嘴唇、眼睛、喉咙动弹，而且手舞足蹈，摇头晃脑，双脚跺地。

有一次，胡戈说明了一种人造云机的用途之后，突然问小丹：你在德国的任务是你说的工作呢，还是在完成秘密间谍的使命？这个突袭式的问题，让小丹感到猝不及防；起初，也没完全明白对方的意思。随后，胡戈严肃地解释了什么是秘密间谍的任务。小丹听了哈哈大笑，汉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笑法，结果小丹突然晕倒在桌子上。胡戈和汉斯不得不急忙抬着小丹去卫生间，给他泼凉水，才让他苏醒过来。

通常，小丹说话不多，或者是出于谨慎，或者出于不想因自己糟糕的德语发音让他们生气。但是不时地也说些有趣的事情。比如，他说，禅定是一种自我修炼的大山。他说，起初他学习的外语是英文，由于外务相经常出错，他竟然被派遣到柏林来了。他说，日本武士如同瀑布里的游鱼；但历史上最优秀的日本武士却是个女子。他说，他父亲认识一位基督教修士，在距离冲绳不远的远藤岛上生活了十五年，那里是火山岩地貌，缺水。

小丹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嘻嘻笑。胡戈则唱对台戏，说小丹是日本神道教信徒；说小丹喜欢的只是德国妓女；说小丹除了能说德语和英语之外，还能说和正确书写芬兰语、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荷兰语和俄语。胡戈说这些话的时候，小丹就不急不忙地嘻嘻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目光炯炯有神。

但也有些时候，三人坐在露台或者夜总会黑暗的角落里，静静地坐着，固执地都不说话。仿佛忽然间都变成了石头，忘记了时间，一切内敛，好像丢开了日常生活的苦境，离开了人际的地狱，抛开了交谈的深渊，决心看一看湖泊、一种迟来的浪漫情怀，计算计算黄昏的时限：十分、十五分、二十分、无尽无休，好像死刑犯在计算分秒，好像有生命危险的产妇心里明白时间不会是无休止的，但是一门心思希望时间越长越好，那婴儿的啼哭声就是经常平静飞越湖光景色的鸟群，好像婴儿是奢侈的累赘或者心儿跳动。后来，自然是不情愿地摆脱了冷场，重新说起发明创造、漂亮女子、芬兰语言学，以及正在修建的纵横帝国的高速路。

三人不只一次结束夜间寻欢作乐的地点是在一个名叫格蕾特·冯·约阿奇穆斯泰勒的女人家中。她是胡戈的老相识。他和她的关系里充满了借口和误会。

经常有音乐家光顾格蕾特家，甚至有个乐队指挥。他声称音乐是四维空间。胡戈对这位指挥仰慕至极。指挥三十五岁。女人们为之倾倒，仿佛他只有二十五岁；又备受人们尊敬，好像有八十岁。通常，指挥一到格蕾特家，聚会就要结束了。他在钢琴旁边坐下来，并不弹琴，连小拇指都不动。立刻，一群朋友和傻乎乎的“粉丝”围拢上来。最后，他决定起身，像个养蜂人那样从蜂箱中站起来；只不过这位“养蜂人”不戴头盔，不穿铠甲，也没有可怕的蜜蜂蜇他，想都不用想。

他说，四维空间包括三维，把三维据为己有；顺便说一下，四维的真正价值是废除三维的独裁，因此也就废除了我们熟悉和生活其中的三维世界。他说，四维是感觉和精神的绝对财富；四维是慧眼，与眼睛相比，眼睛只是可怜的泥坑，只拘泥于盯着出生—学习—劳作—去世的公式，而慧眼则要追溯到哲学源头、生命的源头、命运的源头。

他说，四维只有借助音乐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大师才能做到。

接近乐队指挥是困难的。肉体接近不难，难的是他看不见你，因为乐池把他与别人分离开来，因为灯光遮蔽了他看你的视线。但一天晚上，这个由胡戈、汉斯和小丹组成的三人帮引起了指挥的注意；他问女东道主这有特色的三人帮是什么人。女东道主告诉他，胡戈是朋友、是一度颇有希望的画家之子和冯·聪佩男爵的外甥；那日本人是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那个衣冠不整、手脚笨拙的高个子青年大概是艺术家、画家，可能是胡戈保护的人。

于是，乐队指挥想结识这三人。情趣高雅的女东道主，用食指招呼三人帮，把他们领到单元房一个僻静的地方。片刻间，三人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才好。乐队指挥再次讲话了，因为那时候他喜欢的话题就是音乐或者四维，哪里开始的和哪里结束不大清楚，也许根据指挥的某些神秘词语，开始和结束的结合部就是乐队指挥自己吧，神秘的问题和答案自然而然地汇集在他身上。无论乐队指挥说什么，胡戈和小丹都点头称是。汉斯则不然。指挥认为，思维中的生命本体是一种不可想像的财富，等等，等等。但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你进入和谐状态，就可以有距离地看待人事，公正、平和地看待人事，一句话，没有人为的重负压迫精神去投入工作，去投入创造，去投入惟一的生命真谛，然后再创造更多、更多、更多生命的真谛，成为生命、欢乐和光明取之不尽的财富。

乐队指挥不停地说呀，说呀，说四维，说他指挥过和打算即将指挥的交响乐，目不转睛地盯着三人。他的眼睛犹如空中翱翔的雄鹰，悠然自得地盘旋着，同时警觉地注视着，目光如炬，可以识别下面最细微的动静，哪怕画面模糊不清。

也许指挥那时有些醉意。也许指挥累了，心里想着别的事情。也许指挥说出来的话不一定能表达他的心境、情绪以及面对艺术时的颤抖心情。

但是，那天夜里，汉斯问指挥，也许是高声问自己（这是他第一次说话）：那些有五维体验或者经常光顾五维的人们作何感想呢？起初，乐队指挥没有完全明白他的问题，虽然汉斯的德语自从参加筑路队以后，尤其是居住在柏林后大有进步。后来，指挥懂了他的意思，不再看胡戈和小丹，而是集中雄鹰或者兀鹫般的目光在这个普鲁士青年灰色的眼睛上。这时，汉斯已经提出了新问题：那些可以自由出入六维空间的人们如何看待定居在四维或者五维的人呢？再比如，那些生活在十维空间的人们，就是说可以感觉到十维空间的人们，怎么看待音乐呢？贝多芬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莫扎特又意味着什么呢？巴赫又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汉斯·赖特尔自己回答了问题，音乐发出的只有“刷刷”声，好像是弄皱书页的声音，好像是烧书的声音。

这时，乐队指挥举起一只手来，更像是窃窃私语一样地说道：

“亲爱的年轻人，别说什么烧书的事啦！”

对此，汉斯回答道：“亲爱的指挥，一切就是一本烧毁的书啊。什么音乐、十维、四维、摇篮、生产枪支弹药、西部小说：统统是烧毁的书啊。”

指挥问：“你说什么呢？”

汉斯说：“一点意见罢了。”

胡戈打算画上一个幽默的句号，不让汉斯跟指挥结怨，也不让指挥跟汉斯记仇，忙说：“随便一个看法罢了。典型的年轻人意见。”

指挥说：“不、不、不。你说西部小说是指什么？”

汉斯回答道：“是指牛仔小说。”

这个回答似乎让指挥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接着，他跟三人友好地交谈了一番，就让三人走了。后来，乐队指挥对女东道主说：胡戈和那日本人像是好人；可是，胡戈那个青年朋友，毫无疑问，像颗定时炸弹：是个粗鲁、有能力、不讲理性、不讲逻辑的家伙，会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爆炸。此言差矣。

此外，在格蕾特的单元房里，等音乐家走了以后，晚会常常这样结束：格蕾特躺在床上或者大浴缸里——这样的大浴缸柏林不多，两米半长、一米半宽，黑色搪瓷制成，有狮子脚柱，先是胡戈，后是小丹没完没了地给她按摩，从太阳穴到十个脚趾头；两位男士衣着整齐，有时遵照格蕾特的特别愿望，他俩还穿上大衣；与此同时，格蕾特摆出美人鱼的动作，时而脸朝上，时而脸朝下，有时甚至潜水！只有泡沫盖在她的裸体上。

在这如此充满爱意的聚会上，汉斯常常在厨房里等着吃点心，喝啤酒；他从厨房里出来，一手端着一杯啤酒，一手拿着点心，走在宽敞的过道上，或者站在客厅的大窗户前面，欣赏着黎明的曙光像巨浪一样席卷全城，淹没一切。

有时，汉斯觉得发烧，以为这是性欲造成皮肤发热，但他错了。有时，汉斯打开窗户，让外面的空气驱散客厅里的臭烟；他关闭电灯，裹着大衣坐在扶手椅上。这时，他感觉冷了，困了，闭上了眼睛。一小时后，天已经大亮，感觉胡戈和小丹在摇晃他肩膀，二人对他说该走啦。

到了这个钟点，格蕾特夫人是从来不露面的。出来的只有胡戈和小丹。胡戈总是带着一个包袱，但极力藏在大衣里面。三人已经来到大街上，汉斯尽管睡意朦胧，却看到两位朋友的裤腿是湿漉漉的，衣袖也如是；还看到他们的裤腿和衣袖一经街上的寒气接触就冒出来蒸汽，但是没有小丹和胡戈嘴里的哈气浓烈。这个钟点，他们不乘出租车，而是前往距离最近的咖啡馆好好吃顿早饭，因为钟点到了。

1939年，汉斯·赖特尔应征入伍。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他被派往马拉步兵310团，团部位于距波兰边境三十公里的地方。310团、311团和312团属于马拉步兵79师，那时由克鲁格将军指挥；该师则属于步兵第10集团军，由冯·博勒将军统帅，此人是帝国主要的集邮家之一。310团由冯·贝伦贝格上校指挥，由三个营组成。新兵汉斯·赖特尔被编入第三营，开头当机枪助手，后来成为冲锋连士兵。

冲锋连连长是个美学家，名叫保罗·格尔克。他认为汉斯·赖特尔的身高，在冲锋时，可以令敌人丧胆；军事检阅时，会令人尊敬，但是，连长知道实战中会让高个子丧命，因为实践证明，冲锋时最好的士兵是又矮又瘦、跑动速度像松鼠的人。当然，汉斯在变成79师310团步兵之前，曾经有过选择的机会，希望能派他去潜水艇服役。胡戈支持汉斯这个愿望，活动了（或者是嘴巴活动了）他全部军队和地方官员中的朋友，汉斯估计这些人空想多于行动，结果只是在德国海军招募新兵的主管人员中引起哄堂大笑罢了，尤其是那些了解潜水艇生存条件的人们，他们说一个身高一米九的家伙会破坏潜水艇安全，让战友们葬身海底的。

实际上，不管胡戈的斡旋是真是假，反正汉斯是被德国海军给拒之门外了（招兵人员还调侃说最好去当装甲兵吧！）。他不得不服从命运的第一个安排：当马拉步兵。

去军训营前的一周，胡戈和小丹请他吃晚饭，为他饯行。饭后，三人去了妓院。胡戈和小丹要汉斯干脆告别童男身，以答谢三人的友谊。为汉斯找的妓女（胡戈挑选的，可能是胡戈的相好，也可能是胡戈什么生意里失败的合伙人），是巴伐利亚的农妇，非常温柔，不爱说话，但只要一开口（为节约，不经常），就变成了特别讲究实际的女人，包括性交，甚至有吝啬的毛病，这让汉斯深恶痛绝。当然，那天夜里，他没做爱，但对两位朋友说做了。可次日，他又造访了那妓女（名叫阿妮塔）。这一次造访，汉斯失去了童男身。后来，又去了两次。这就足以让阿妮塔吐露她的生活、她的生命哲理了。

到了出发的钟点，他独自走的。他发现很奇怪没人送他上火车。前一天夜里，他就跟阿妮塔告别了。关于胡戈和小丹，自从第一次逛妓院之后，他就没消息了，好像这两位朋友已经约定第二天不为他送行。但这不是真的。汉斯想，一星期前胡戈住在柏林时，好像我早已经出发了。出发那一天，汉斯惟一告别的人就是女房东。她说，为国效力是光荣的。这位当兵的铺盖卷只有几件衣服和那本《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

9月，战争开始了。汉斯·赖特尔所在的步兵师向边境开拔。接着，几个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越过边境后，他们的步兵师也跟进了。强行进入波兰领土后，没有战斗，不用特别小心翼翼：三个步兵团几乎同时在一种逛庙会的气氛里挺进，好像目标是神庙，而不是战争，可将来有些人是注定要遇到死神的。

他们穿过了几座村庄，没有烧杀劫掠，一切井井有序，没有任何目空一切的表现，而是冲孩子和姑娘们微笑；他们时不时地与在路上飞驰的摩托兵擦肩而过。摩托兵时而向东给师部送命令，时而向西给参谋部送战报。炮兵落在后面了。有时，一登上某个山包，他们看看东方，估计那是前线，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夏日余晖照耀的沉睡田野。向西方看则相反，可以看见正在奋力赶来的炮团队伍。

汉斯·赖特尔所在步兵团开拔的第三天，队伍走上了一条土路。入夜前，全团到达一条河边。有人说，河对岸有一片松树和白杨树林；树林过去有个村庄，里面有波兰人修筑的工事。德国人扫射，开炮，放照明弹。但是，没人回击。半夜后，两个冲锋连过了河。在树林里，汉斯和战友们听见一只猫头鹰在号叫。走出树林后，他们发现了村庄，它像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屹立在黑暗中。两个连分成若干小组继续前进。距离第一座房屋还有五十米的时候，连长下令冲进去。大家向村子前进。等发现里面没人时，有人还吃了一惊。次日，全团继续向东开进，分三路走，与师主力部队走的大道保持平行。

汉斯·赖特尔所在的营与一支守桥的波兰部队遭遇。德国人要他们投降。波兰人拒绝。双方开火。战斗仅十分钟。战后，汉斯一个战友鼻梁被打断，满脸是血。据这位战友说，他和十几个士兵过桥后，到达一片树林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从树上跳下一个波兰人，迎面给了他几拳。汉斯这位战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无论是在最糟还是最好的情况下，就是说极端情况下，他原来设想的都是刀枪袭击（如果不算开火的话），绝对没想到是一顿老拳。挨打的时候，他当然愤怒，但惊讶超过了愤怒，惊讶之余，居然没有还手之力了，或者用步枪还击。他肚子上挨了一拳，脸上挨了一拳；摔倒在地时，他看见那波兰人（是个黑影）没有像个聪明人那样抢他的枪，而是打算跑回树林里去。这时，一个战友开了枪，其他人也开了枪。那波兰人中弹倒地。汉斯和营里士兵过桥时，路旁没有敌人的尸体。营里惟一的伤员也是轻伤。

就是在那些日子里，队伍在阳光照射下行军，或者在初秋（一个难忘的秋天）灰蒙蒙、无尽无休的乌云下前进。汉斯·赖特尔所在的营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他一路想，在德国陆军军服里面，他穿着一件狂人服或者疯子的睡衣裤。

一天下午，汉斯·赖特尔所在的营遇到了一群参谋部的军官。哪个参谋部？他不知道。但是是参谋部的军官。他们营走在公路上的时候，那群军官已经登上一座路旁的山包，望着天空。这时，天空上正有一队飞机向东方飞去，大概是俯冲轰炸机，也许是歼击机。几个军官用手指或者整个手掌指向空中，好像在冲着飞机给出“希特勒万岁！”的致敬，但是，有个军官望天的同时，稍稍离开一些，做沉思状，然后低头看着这时有个勤务兵正在小心翼翼地把饭菜放在一张活动桌上；饭菜是从一个体积很大的黑色盒子里拿出来的，好像一种特制的药品箱——专放危险药品或者未经充分实验药品的箱子，或者更糟，是德国科学家科研中心的箱子，他们戴着手套放置能够毁灭世界，也包括德国的玩意儿。

在勤务兵和望着勤务兵放置饭菜的军官旁边，有另外一个军官，背对着大家，身穿空军制服，他看够了飞机，一手拿着一支长烟卷，一手拿着一本书，这事本来简单，但是这位空军军官却显得相当费力，因为吹打着大家的山风胡乱地翻阅着他手中的书本，不让他看书，这迫使空军军官用拿香烟的手来固定风吹的书页（保持不动），此举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恶化了局势，因为香烟或烟灰免不了要烧书页，或者烟灰要散落到书页上，这很讨厌；于是，他低下头，小心翼翼地吹掉烟灰，因为他是迎风而立的，一吹烟灰就冒着烟灰落入眼睛里的危险。

在这位空军军官身边的还有两个老兵，但他俩是坐在折叠椅上的。一个像陆军将军，一个穿着像枪骑兵或者轻骑兵。他俩对视一番，哈哈笑起来了，先是将军，后是轻骑兵，一个接一个，好像什么也不明白，或者明白一点山包上参谋部军官不知道的事情。山包下面，停放着三辆汽车。司机们站在车外抽烟。有辆车内，一个穿着华丽的大美人酷似胡戈舅舅男爵的女儿，或许是汉斯感觉如此。

汉斯·赖特尔真正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波兰的库特诺。波兰人少，装备差，但绝对没有投降的意思。战斗持续的时间很短；最后，波兰人愿意投降，可问题是不知怎么办才好。汉斯所在的冲锋队向一座庄园和一片森林发起进攻，那里有敌人集中起来的火炮。连长格尔克看见冲锋队出发了，心想汉斯可能会牺牲。连长觉得看见了一排豺狼、野狗的队伍里冒出来一头长颈鹿。汉斯的个子太高了，随便哪个波兰士兵，不管多么笨拙，都会毫不犹豫地选中汉斯当靶子。

进攻庄园后的结果是德军两死、五伤。攻击森林后，德军一死、三伤。汉斯毛发无损。当天夜里，指挥冲锋队的军曹告诉连长：汉斯不但不是靶子，反而吓坏了守军。连长问：他用什么办法吓人？是喊叫？是大骂？是凶狠？还是战斗中变了模样？变成了一个不知恐惧和怜悯为何物的德国武士？也许变成了猎人、一个高级猎手，我们个个心中都有的猎取心，快速、机智的猎取心，只要猎物出现就会出击？

军曹稍稍思索一番后回答说：并非如此。他说：汉斯与众不同，但实际上汉斯还是汉斯，还是大家熟悉的那个人；问题是他进入战斗后好像没参加战斗，好像不在战场上，或者好像身边无战事，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服从命令或调动，当然不是；也不是精神恍惚，有些士兵由于恐惧而变得麻木了，进入一种恍惚状态，军曹不知道汉斯是怎么回事；但汉斯身上的确有某种东西，连敌人都察觉到了，他们冲他连连开枪，一枪未中，这让他们越发紧张起来。

79师继续在库特诺附近作战。但汉斯·赖特尔没再参加任何战斗。9月底，全师转移，这一次是乘坐火车，转向西线，步兵第10集团军已经在那里集结了。

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6月，他们没有行动。对面就是马其诺防线。但他们隐蔽在树林与果园之间，看不见那条防线。生活变得十分安逸：士兵们听听广播，吃吃喝喝，写写家信，睡睡大觉。有些人说，总有一天会进攻法国人的混凝土防线。听着的人们就紧张地笑笑，开开玩笑，讲讲家里的事情。

一天夜里，有人说丹麦和挪威已经投降了。当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梦见了父亲。他看见瘸子爹身穿那件旧军大衣，望着波罗的海，想着普鲁士岛，你藏在什么地方啦？

连长格尔克有时过来找汉斯聊天。连长问他怕不怕死。汉斯说：连长，您说什么哪？我当然怕死。连长听他如此回答，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然后，好像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可恶的骗子，别蒙我啦！你骗不了我。你无所畏惧啊！”

后来，连长去找别的士兵谈话，态度因人而异。在那段时间里，上级给那位军曹颁发了二级铁十字勋章，表扬他在波兰战斗中的功绩。大家喝酒为他庆祝。夜里，汉斯常常离开连队住的大平房，躺在冰凉的田野里看星星。低温好像对他影响不大。他想家，想念十岁的小妹妹洛特，她大概上学了吧。有时，为自己的过早辍学而遗憾，但不难过，模模糊糊感觉到，假如能继续多读几年书，生活也许会好些。

另外一方面，当兵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没觉得有必要认真考虑未来，或许没能力这样考虑。有时候，一人独处或者跟战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都假装自己是潜水员，觉得自己再次在海底漫游。当然，没人察觉汉斯有什么些微变化，但如果仔细观察汉斯的动作，是能看出他走路、呼吸、看人的方式有小变化。每迈出一步，他都加小心，都有准备；每次呼吸都尽量节约；视网膜上有玻璃状的东西，好像因供氧不足而红肿，或许好像恰恰在那个时候，完全失去了冷静，忽然之间控制不住泪水，可实际上他从来也没哭过。

也还是在那段时间里，大家在战壕里等待期间，汉斯·赖特尔所在营里有个士兵疯了。他说，他听得见所有的电台广播，全部的德国电台，更加奇怪的是，也听得见法国电台。这个士兵名叫古斯塔夫，二十岁，与汉斯同龄，从来没在营部广播队里工作过。为他做体检的医生是个慕尼黑人，神色疲倦地说古斯塔夫有听觉分裂症的苗头，就是脑海里能听见声音；建议他洗冷水澡和服镇静剂。但是，古斯塔夫的病情在关键方面与大部分听觉分裂症不同：一般患者听见的声音是冲着患者来的；而古斯塔夫听见的却只是命令，士兵、侦察兵、中尉发出的日常命令，是上校与将军的通话，是后勤上尉提出五十公斤面粉的要求，是飞行员的气象通报。经过一周的治疗，古斯塔夫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他走路有些发懵，拒绝冷水浴；但是，已经不再喊叫什么“有人在毒害我的灵魂”了。到了第二周，他溜出了野战医院，吊死在树上了。

79步兵师认为，西线战事没有史诗意义。6月，全师几乎毫无惊险地越过了马其诺防线；索姆河战役后，他们参加了法国南锡地区对几千法国人的包围战。后来，全师在诺曼底安营扎寨。

在乘坐火车转移的途中，汉斯·赖特尔听见一个79师士兵的有趣故事。此人在马其诺防线的地道里迷失过方向。他迷失的地段，据他自己证实，是在夏尔区。这个士兵据他自己说，自然是有勇气的啦，一直寻找通向地面的出口。他在地道里走了五百多米后，来到卡特琳区。不用说，卡特琳区除去牌子，与夏尔区毫无区别。又走了一千米后，他到了朱尔区。到了这个时候，大兵紧张起来，开始胡思乱想。他以为要永远囚禁在地道里了，没人救他。想大声号叫，可起初忍住了，担心惊动可能隐藏在某个角落里的法国人。最后，终于忍耐不住，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但是，无人回应。他继续前行，盼望着什么时候能找到出口。离开朱尔区，他进入克洛迪娜区。随后是埃米尔区、玛丽区、让－皮埃尔区、贝朗尼区、安德烈区、西尔维娅区。走到这里，大兵有了发现（换了别人老早就发现了），发现这些怪异的通道竟然是秩序井然的。接着，他开始思考这些通道的军事用处；结论是毫无用处，可能从来没有过士兵。

这时，那大兵以为自己疯了，或者更糟，已经死了，那里是他的葬身之处。疲倦加上没了希望，躺倒在地上，睡着了。他梦见了上帝显身。他睡觉的地方是苹果树下，在法国阿尔萨斯的原野上，有个乡下绅士来到他身边，用拐杖敲敲他的腿，叫醒了他。那绅士说：我是上帝。你已经属于我了，如果你把灵魂卖给我，我可以把你从地道里弄出去。大兵说：让我睡吧！打算继续睡下去。他听见那上帝的声音在说：我已经说过了，你的灵魂已经属于我了。所以别破坏你应该遵守的规矩。接受我的条件吧！

大兵这时醒了，看看上帝，问道：应该在哪儿签字画押？上帝从空中抓来一张纸，说道：这里！大兵打算看看合同内容，但是上面用的文字不是德语，不是英语，不是法语，肯定是别的什么语言。大兵问：我用什么签字？上帝说：应该用你的鲜血。接着，大兵掏出一把多用折刀，在左手掌上划开一个口子，用食指尖蘸蘸鲜血，签了字。

上帝说：“好，现在你可以接着睡觉了。”

大兵说：“我想马上离开地道。”

“一切按照计划行事。”上帝说，然后转身沿着一条土路向峡谷走去，那里有座村庄，里面的房屋都涂上了绿色、白色和淡褐色。

大兵认为应该祷告。于是，双手合十，两眼望天。这时，他发觉这棵苹果树上的苹果已经全都干瘪了。眼前的苹果都像葡萄干，或者确切地说，像是西梅干。与此同时，他听见一下金属声。

“谁？”他喝问。

从那条峡谷里冒出滚滚黑烟，它们升到一定高度后悬空不动了。有只手揪住他肩膀来回摇晃。原来是连队里的士兵，他们是从贝朗尼区下来到地道的。那大兵高兴得哭了，时间不长，但足以发泄了。

那天夜里，大兵吃饭时，把在地道里做的梦说给他最要好的朋友听。朋友说，人在那种情况下，梦见乱七八糟的事情是正常的。

他回答说：“不是乱七八糟。我梦见了上帝，大家救了我，我又回到自己人中间来了。但是，还没能完全放心啊。”

接着，用比较平静的口气纠正说：“难以相信啊。”

那朋友回答说：战争里谁也不能肯定一切。谈话就此完结。大兵睡觉去了。他朋友睡觉去了。整个村庄变得一片宁静。哨兵们开始吸烟。四天后，那个把灵魂出卖给上帝的大兵走在大街的时候，一辆德国汽车把他给撞死了。

团队驻扎在诺曼底期间，汉斯·赖特尔常常洗海水澡，无论天气好坏，地点在皮尔巴伊岩石海岸，距离奥永德不远，或者去卡特里特北边的海岸。他所在的营集中住在巴讷维尔村。他上午出发，携带枪支和背囊，里面装着面包、奶酪和半瓶葡萄酒，目标是海岸。选好一块比较隐蔽的岩石，脱衣，下水，潜水，上来，游上几个小时；躺在那块岩石上，吃喝，翻阅那本《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

有时，他能看到海星，尽力憋气，停下来观看；最后，赶在浮出水面前，摸摸海星。有一次，他看见了一对岩壳鱼消失在海藻丛中，跟踪了一会儿（海藻像巨型死人的乱发），最后，一股强烈的胸闷感涌上心头，让他不得不迅速浮出水面，因为假如再多在水下耽搁一会儿，胸闷就会送他去海底了。

有时，他躺在那块潮湿的石板上，感到舒服得很，真想永远不再归队。他不止一次认真考虑过开小差的事，在诺曼底流浪，找个山洞住下，四处求乞，或者种几块菜地，肯定没有人告发。他想，也许会有夜视能力。时间一长，衣服会变得破烂，最后过裸体生活吧。那就永远不回德国了。总有一天会高高兴兴地淹死在海里。

那几天，有医生来访汉斯·赖特尔所在的连队。为他做检查的医生发现，除去眼睛不正常地发红之外，所能检查的各个方面都绝对健康。汉斯明白眼睛发红的准确原因：长时间不戴面罩在咸水里潜泳。但他没告诉医生，担心受罚或者禁止他下海。那个时候，汉斯认为要是佩戴潜水镜下水，简直就是亵渎神明。穿潜水衣可以，戴潜水镜绝对不行。那位医生给他开了一些眼药水，告诉他请假去看眼科医生。这位医生离开的时候心想这瘦高个小伙子可能是个瘾君子。他在生活日记里这样写道：在我们的军队里怎么会有扎吗啡的、吸海洛因的，也许是混合吸毒的年轻人呢？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一种症状还是一种社会病态？他们反映了我们国家的前途吗？还是粉碎我们未来理想和前途的铁锤？

汉斯·赖特尔没有快乐地淹死，突然有一天，部队停止外出；他所在的营（驻扎在巴讷维尔村）与310团另外两个营会合，一起登上军列，向东方开去；到达巴黎后，他们与311团会师；但是还缺少312团，不过看来312团不会加入这东进的行列了。于是，他们开始穿过欧洲，从西向东，经过德国、匈牙利，最后到达罗马尼亚新的驻地。

一些部队布防在与苏联接壤的边境线上，另外一些部队驻扎在跟匈牙利接壤的新国界上。汉斯所在的营住在喀尔巴阡。师部（该师已经不属于第10集团军，而是刚刚组建的第49集团军，眼下只有一个师）设在布加勒斯特。但集团军的新领导克鲁格将军在过去的上校、今天79师新师长冯·贝伦贝格将军陪同下，检阅了队伍，关注备战的情况。

现在，汉斯·赖特尔远离了大海，住进了山区，暂时放弃了开小差的打算。入住罗马尼亚开头的几周，汉斯眼前只有营里的士兵。后来，他看见了农民，他们总是跑来跑去，好像大腿和脊背上的蚂蚁，背着小包袱来来去去，只跟身后像羊羔一样的孩子们说话。喀尔巴阡地区的黄昏显得无尽无休，而天空给人的印象则是压得很低，仿佛就在头顶上几米的地方，这让士兵们感到窒息和不安。但是不管怎样吧，日常生活又变得安静起来，时间则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一天夜里，黎明前，营长命令一些士兵起床，登上两辆卡车后，向山区出发了。

士兵们刚一坐到卡车后面的木椅上，就又入睡了。汉斯·赖特尔睡不着。他刚好坐在车尾，拉开了帆布，向外张望。他的眼睛虽然每天上眼药，却依然总是红肿，加上有夜视能力，依稀看到两条山脉之间有几道小峡谷。卡车时不时地从一些高大的松树旁边驶过，它们虎视眈眈地似乎要拦截卡车。他看到远处较矮的山上有一座城堡或者要塞的黑影。天一亮，他才发现那是一片树林。他看见一些山包或者嶙峋的岩石很像船头翘起的沉船，又像一匹前腿直立的烈马。他看见群山中间有黑乎乎的小路，但那是飞向高空的夜鸟——只能是吃肉的猛禽。

上午，他们到达一处城堡。那里只有三个罗马尼亚人和一名党卫军军官。他也代理管家，给每人一杯凉牛奶和一块面包当早点（有些士兵表情厌恶地扔在一边）之后，立刻分配工作任务。除四人放哨外（其中有汉斯，因为那军官认为他不适合打扫卫生的工作），其他人把枪支一律放到厨房里去。接着，大家动手扫地，擦玻璃，掸尘土，给卧室铺上干净床单。

差不多下午三点钟的样子，客人们来了。其中一位是师长冯·贝伦贝格将军。随行的是帝国的作家赫尔曼·亨施以及79师参谋部的两名军官。乘坐另外一辆车来的是罗马尼亚将军欧金·恩特赖斯库，那时他三十五岁，是罗马尼亚国防军的新星。陪同他的有二十三岁的青年学者保罗·包贝斯库以及女男爵冯·聪佩。恩特赖斯库和包贝斯库刚刚在德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认识了女男爵。本来女男爵应该乘坐贝伦贝格将军的轿车，但是，她架不住恩特赖斯库的甜言蜜语和包贝斯库的幽默、开心的脾气，最后接受了他俩的邀请，他俩最大的理由是女男爵可以在他俩的车里占据较大的空间，因为德国将军的轿车里乘客太多。

汉斯·赖特尔看见女男爵冯·聪佩下车时，吃了一惊。但最奇怪的是，这一回年轻的女男爵来到他跟前停下脚步，以真正感兴趣的态度问他：你认识我吗？因为我看你面熟。汉斯（仍然保持立正的姿势，表情呆笨，目视前方，或者什么也没看）回答说：当然认识，因为我在您父亲男爵先生家里干过活，那时我还小，跟我母亲赖特尔在一起。您肯定还记得她吧？

女男爵笑了，说道：“记得。你那时是个到处乱跑的大个子男孩。”

汉斯说：“是的。”

女男爵说：“还是我表哥的心腹。”

汉斯说：“是您表哥胡戈·哈尔德先生的朋友。”

女男爵问他：“你在这吸血鬼城堡里做什么？”

“为帝国当差。”汉斯说道。第一次抬头看看女男爵。

她真漂亮，比从前见她时还漂亮。在他俩几步远的地方，恩特赖斯库将军和年轻的学者包贝斯库在等着女男爵呢；将军在微笑；学者连连喊道：妙啊！妙啊！命运的宝剑再次砍下来九头蛇 ［9］ 运气的头颅。

客人们简单吃了一点东西，随后到城堡外面查看情况。冯·贝伦贝格将军起初对这次视察还有热情，但很快就觉得累了，回去了。此后，领导散步的就是恩特赖斯库将军了，他挽着女男爵的胳膊；年轻的学者包贝斯库走在他左边，不停地唠叨着他了解的情况，但大部分是互相矛盾的。走在包贝斯库身边的是那位党卫军军官。他们后面是那位帝国的作家赫尔曼·亨施以及79师参谋部那两位军官。殿后的是汉斯。女男爵非要请汉斯在身边，理由是汉斯入伍前为她家效力。冯·贝伦贝格将军立刻同意了。

他们很快来到了岩洞地下室。一道铁栅栏门，上面挂着被时光腐蚀的盾牌，拦住了去路。那位党卫军军官，行为举止像城堡主人一样，掏出一把钥匙，开了大门。他点燃一盏提灯，人们鱼贯而入。只有汉斯留在门外。这是一个军官让他留下站岗。

这样，汉斯·赖特尔就站在那里了。他看看通向地下室的石头台阶，看看来路上荒凉的花园，看看城堡的钟楼，那样子像破落祭坛上的两根蜡烛。接着，从军上衣里掏出一支香烟来，点燃，望望灰色的天空、远处的峡谷；又开始想起女男爵冯·聪佩那张面孔，与此同时，烟灰落到地上，他靠在石头上，慢慢地睡着了。于是，他梦见了地下室内部的情形。石头台阶把大家引向一座圆形剧场，党卫军军官的提灯仅仅照亮了一部分。他梦见参观者们在笑。人人都在笑，只有一人除外，是参谋部一位军官，他哭个没完，寻找一个可藏身之处。他梦见作家亨施在朗诵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的诗歌，后来吐血了。梦见大家都准备吃掉女男爵冯·聪佩。

他吓醒了，险些跑下台阶去亲眼看看梦境是不是属实。

等客人们重返地面时，随便哪个旁观者，哪怕最迟钝的人都可能发现：客人们已经分成了两组，一组上来时面色苍白，好像在下面看见了什么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另外一组上来时面带微笑，好像就人类如何天真又上了一课。

当天晚上，晚餐时，大家谈起了地下室，但也说到了别的一些事情。说到了死亡。作家亨施说，死亡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的海市蜃楼，但实际上不存在。党卫军军官说，死亡是一种需要；他说，如果理智的话，没人接受一个充满乌龟和长颈鹿的世界。他的结论是：死亡是一种调节器。年轻的学者包贝斯库说，据东方智者说，死亡仅仅是个过渡时期。他说，不清楚的是，或者至少他不明白的是，过渡时期之后去哪里？去怎样的现实世界？

他说：“问题是向何处去。”他自己回答说：“答案就是自身价值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恩特赖斯库将军的意见是，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运动，是运动的原动力，它可以武装男人和所有的活物，包括蟑螂、巨大的星体。冯·聪佩女男爵说（她可能是说得最坦率的一位），死亡是件麻烦事。冯·贝伦贝格将军宁可不表示意见。两位参谋部的军官也如是。

后来，大家说起了谋杀。党卫军军官说，“谋杀”二字意思含混不清、模棱两可，难以界定，语意双关。作家亨施表示赞成。冯·贝伦贝格将军说，法律的事最好交给法官和法庭；要是法官认定这是谋杀，那就定为谋杀；如果法官和法庭裁定不是，你就不是。不必多说了。两位参谋部军官的看法和长官一致。

恩特赖斯库将军坦白地说，他童年时的英雄都是凶手和坏蛋；他说，他非常崇拜那些人。年轻的学者包贝斯库提醒说，凶手和英雄在孤独和起初不被理解的时候非常相似。而冯·聪佩女男爵则说，她从来没见过凶手，但是见过坏蛋，可以说是个让人厌恶的家伙，但是，坏蛋头上戴着一个神秘的光环，对女人很有迷惑力；她说，事实是，她惟一的姑妈、冯·聪佩男爵的惟一妹妹，就爱上了这个坏蛋。这气坏了冯·聪佩男爵。他提出跟那个抢走妹妹爱心的家伙决斗。那小子出乎大家意料，同意决斗。地点选在波茨坦郊外的秋心森林里。决斗过去后许多年，她要亲眼看看那片高大的灰色树林和空地——父亲和那出人意料的家伙决斗的地方。早晨七点钟，那人带着两个乞丐当助手来到了林中空地。两个乞丐喝得烂醉。而男爵的助手则是X男爵和Y伯爵。一句话，奇耻大辱！连X男爵都气疯了，险些亲自开枪杀死那两个乞丐助手。那抢走男爵妹妹爱心的家伙名叫康拉德·哈尔德。冯·贝伦贝格将军一定会记得此事。（将军连连点头，其实他不知道女男爵说的事情。）女男爵继续说，这事闹得很大，当然，时间是在我出生之前啦。实际上，我父亲那时未婚。总之，他在那片很有浪漫名气的森林里举行了决斗，当然是用枪。我不知道双方采取什么决斗规则。结果是这样的：我父亲的子弹从哈尔德左肩几公分处擦过。哈尔德的子弹显然也没打中目标，没人听见枪声，大家确信我父亲的枪法比哈尔德好得多，都认为如果有人倒下，那应该是哈尔德，而不是我父亲。哎呀，天啊，让大家（包括我父亲）吃惊的是哈尔德没有放下手枪，反而继续瞄准，这时才明白哈尔德还没有开枪呢，因此，决斗还没有结束。于是，最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尤其是考虑到哈尔德的名声，哈尔德没向我父亲开枪，而是选中自己的左臂，开了一枪。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有人送他去了医院。也许哈尔德自己步行，在乞丐加助手的陪同下去找医生治伤了。与此同时，我父亲在秋心森林里一动不动，因为目睹了刚才的事情而怒火中烧或是气得满脸通红。这时，他的助手们赶忙上前安慰他，劝他不必生气，说那种人什么荒唐事情都干得出来。

不久，哈尔德带着我姑姑出逃了。二人有一段时间住在巴黎，后来搬到了法国南方。哈尔德是个画家，可我从来没见过他的作品，他常常度假。后来，据我所知，二人结了婚，在柏林安了家。日子不太好过，我姑姑得了重病。她去世那天，我父亲收到一份电报。那天夜里，他第二次见到哈尔德。哈尔德醉了，半裸着上身。他儿子，也就是我表哥，那时三岁，在哈尔德的住宅兼画室里乱跑，完全裸体，浑身涂满了油彩。

那天夜里，我父亲跟哈尔德第一次谈话，可能达成了什么协议。我父亲负责照看外甥，哈尔德永远离开柏林。时不时地有哈尔德的消息传来，都是关于他的一些小小丑闻。他那些在柏林的画作都在我父亲手中掌握。父亲没有勇气烧掉它们。有一次我问父亲画作放在什么地方。他不肯告诉我。我问他：画品如何？他瞅瞅我，说道：都是一些去世的女子。是我姑姑的画像吗？我父亲说：不是你姑。是别的女人，都去世了。

吃晚饭时，当然没人见过康拉德·哈尔德的作品。但是，那位党卫军军官说哈尔德是道德败坏的艺术家，对于冯·聪佩家族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后来，大家谈起艺术、艺术中的崇高行为、死亡的性质、迷信思想、各种象征物。

作家亨施说，文化就是用崇高艺术和迷信阐释组成的锁链。年轻的学者包贝斯库说，文化是一种象征，它像救生圈。女男爵冯·聪佩说，文化的基本功能就是娱乐，就是让人快乐，其余的都是花言巧语。党卫军军官说，文化就是号召流血，夜间听起来比白天好听；另外，文化是命运的解码器。冯·贝伦贝格将军说，在他看来，文化就是巴赫的作品，这就足够了。一个参谋部的军官说，文化就是瓦格纳的作品，就足够了。另外一位参谋部的军官说，对他来说，文化就是歌德的作品，他也与将军的看法一致，这就足够了。他说，一个人的生活只能与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相比。一个人的生活只能努力去有意识地享受别人的成果。

参谋部这位军官刚说的话，让恩特赖斯库将军觉得开心，他说，他认为，恰恰相反的是，文化是生活，不单单是一个人的生活，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集体生活，是集体生活的任何一种表现，哪怕它是庸俗的；接着，他说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风景画；他说，这样的风景在罗马尼亚随处可见；然后，他谈到了圣母像，他说，恰恰就在我眼前，有一张圣母的面孔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圣母像都美丽，（冯·聪佩女男爵听了这话满脸通红），最后，说起了立体派和现代绘画；他说，随便哪面破墙，或者随便哪面被轰炸过的残壁都比最著名的立体派作品有意思，就更别提超现实主义；他说，随便哪个罗马尼亚不识字的农民之梦都会让超现实主义甘拜下风。他说完这话，出现了短暂的冷场，短暂但大家有所期待，好像恩特赖斯库将军说了一句什么坏话，或者说了一句什么刺耳的话，或者低级趣味的话，或者谩骂了德国客人，因为参观这个阴森森城堡的主意就来自他和包贝斯库。但是，冯·聪佩女男爵打破了冷场，她提问的音调从单纯到世俗应有尽有：罗马尼亚农民梦的内容是什么？将军，您怎么知道那些很有特点的农民梦想什么呢？恩特赖斯库将军的回答就是哈哈一笑、声若洪钟的开怀大笑，布加勒斯特上流社交圈子稍加色彩地把将军的笑声定义为“不会混淆的超人之笑”；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女男爵的眼睛，说道：无论我的部下（士兵大多为农民）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感到奇怪。

将军说：“我会钻进他们的梦里。我会钻进他们最丢脸的想法里。我了解他们的每次心颤。我会深入他们心中，窥测他们最原始的念头，看出他们非理性的冲动，细查他们无法表达的激情。夏天，我可以睡在他们肺部；冬天，可以睡在他们肌肉里。所有这些，我做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无需刻意追求和寻觅，无需任何强制，惟一的推动力就是真诚和爱心。”

到了睡觉的时候，或者说到了转移到另外一间客厅（那里布置了盔甲、刀剑和猎物的头颅标本；摆放了烈酒、糕点和土耳其香烟）的时候，冯·贝伦贝格将军道歉后就回自己房间去了。一个军官，瓦格纳的追随者模仿将军的行动，走了。另外一位，歌德的追随者则希望延长聚会。冯·聪佩女男爵说她没有睡意。作家亨施和党卫军军官带头向另外一间客厅转移。落座时，恩特赖斯库将军坐到了女男爵身边。学者包贝斯库站在壁炉旁边，一面好奇地注视着那党卫军军官。

两个士兵（其中一人是汉斯·赖特尔）充当侍者。另外那个大兵长得壮实，红头发，名叫克鲁泽，一副要睡觉的模样。

大家首先赞扬了一系列小点心；接着，丝毫不停顿地开始说起德拉库拉 ［10］ 伯爵，好像大家等了一整宿就是为了谈这个话题。很快就分成了两派，一派相信有这个伯爵；一派不信。不信的人有参谋部军官、恩特赖斯库将军和女男爵；信的人有学者包贝斯库、作家亨施和党卫军军官。包贝斯库断言：德拉库拉的真实姓名叫弗拉德·则别斯，外号叫“桩刑者弗拉德”，是罗马尼亚人。亨施和党卫军军官断言：德拉库拉是个日耳曼贵族，离开德国的原因是被指控叛国或者想像中的不忠诚，早在弗拉德·则别斯出生前很久就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定居下来了；他俩不否认弗拉德·则别斯在历史上有其人，也不否认他出生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但是，他的外号暴露出他使用的杀人方法与德拉库拉的方式毫无关系；德拉库拉不用桩刑，而是扼杀，有时是砍头；德拉库拉在国外的生活始终是让人吃惊的，是一种地狱般的长期服刑。

包贝斯库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德拉库拉就是一位罗马尼亚爱国者，曾经抵抗过土耳其人的侵略，就凭这个事实，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应该对他心怀感激。包贝斯库说，历史是残酷的，残酷而又自相矛盾：这位抑制住土耳其人征服冲动的伟人，由于一个英国二流作家的创作，而变成了魔鬼，变成了只对人血有兴趣的放荡鬼，而真实的情况则是德拉库拉仅仅希望土耳其人流血。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恩特赖斯库将军，虽然晚饭时就已经喝了好多酒，饭后吃点心的时候又吞下几杯，却不像是醉了的样子——实际上，他和那位爱挑剔的党卫军军官（几乎滴酒不沾），是这群人里最清醒的人了；他说：如果有人对重大历史事件不感情用事地对待（包括对历史中不明白的事件，当然因为没人懂得），那么英雄变成了魔鬼，或者变成了最下贱的败类，是不奇怪的；或者英雄无意中变得跟平民一样也不足为怪；或者一个平常人或者一个好心的庸人随着几个世纪的过去变成了智慧的明灯、一盏能让几千万人痴迷的魔灯，而仅仅证明了崇拜有理，这个庸人并没有刻意追求这样的结果，也是不奇怪的（尽管每个人，包括最坏的流氓，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也梦想统治别人，也打算万寿无疆）。他发问道：难道基督设想过有一天自己的教会将要在地球最偏僻的角落里建立起来吗？他发问：难道基督有过我们称之为世界思想的东西吗？难道基督看上去无所不知，那时就知道了地球是圆的、东方住着中国人（“中国”二字他吐字困难）吗？他就知道向西还有美洲，那里住着原始部落？他自己回答说：基督不知道，虽然有世界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容易办到的事情；人人都有世界思想，通常总是局限于自己的村庄、自己的土地、自己眼前那些摸得见的俗事；这样的世界观小气，有局限性，充满了家庭琐事，常常与时间同在，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这时，恩特赖斯库将军把话题意外地一转，说起来弗拉维奥·约瑟夫斯 ［11］ ，此人聪明，胆小，谨慎，能吹会拍，精于算计，如果仔细研究他的世界思想，那比基督的思想还复杂、微妙，但不如那些帮助他把《犹太古史》翻译成希腊文的二流哲学家们，他们从这个头号受雇者手里领工资，整理约瑟夫斯的文章，把俗文变得高雅，把约瑟夫斯恐怖和死亡的絮语变成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美文。

随后，恩特赖斯库将军高声展望起那些拿薪水的哲学家们如何漫步在罗马街头和走在通向大海的道路上，想像他们裹在毛毯里坐在路旁构思世界思想的情景，仿佛看见他们在港口酒馆，那些散发着海鲜、香料、葡萄酒和油炸食品的黑暗地方吃饭的情景，直到最后一一远去，其消失的方式与德拉库拉相同，带着染血的铠甲和染血的衣裳，是个坚忍不拔的德拉库拉，是个阅读塞内加 ［12］ 作品的德拉库拉，或者是喜欢听德国宫廷情诗（其中的骑士功绩在东欧可与法国《罗兰之歌》描写的英雄故事媲美）的德拉库拉。恩特赖斯库将军长叹道：无论从历史、政治的角度，还是从象征意义即诗学的角度，都有一比。

说到这里，恩特赖斯库将军对自己的兴之所至表示歉意，随即沉默下来。包贝斯库抓住这个机会说起一个罗马尼亚数学家来，此人生于1865年，卒于1936年，用他最后的二十年寻找“一些神秘的数字符号”，这些符号隐藏在人类可见的某个辽阔的景色里，但这些符号是看不见的，可能存在于岩石中，或者两房之间，甚至两个数字之间，比如像有人说的是隐藏于7和8之间可供选择的数学里，等候人类去发现它和破解它。惟一的麻烦是，要想破解就必须发现，而要发现就必须破解。

包贝斯库解释说，那位数学家所说的破解，实际上是指理解，说发现是指应用。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踌躇一下，说：也许不对。我们这些弟子（包括我）同样会听错他的话。不管怎样吧，那位数学家，好像在别的方面也一样，一天夜里，不可避免地精神错乱了，大家只好把他送进了疯人院。包贝斯库和另外两个布加勒斯特的年轻人去医院看望了他。起初，数学家没有认出他们三个。但几天过后，他脸色已经不挂着狂相了，而只是败下阵来的老人，这才想起或者装做想起三人的样子来，冲他们一笑。但是，在家属的要求下，他没能出院。另外，他的病反复发作使得医生们决心让他长期住院。一天，包贝斯库去看望他。此前，医生们给数学家提供了一个小本子。数学家在上面画了医院周围的树木、其他患者的画像、从园林角度望去的房屋轮廓。数学家和包贝斯库很长时间都没说话。还是包贝斯库决定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他以年轻人特有的鲁莽口气直接触及老师的疯病或者可能的疯病。数学家笑了。他说：疯狂是不存在的。包贝斯库申明：您可是住在这里啊！这是疯人院！数学家好像没听见他说话。他说：假如我们非说有疯病的话，那么惟一的疯病就是化学代偿机能障碍，只要使用化学药品很容易治好。

包贝斯库高声说：“亲爱的老师，可您住在这里！这里！这里！”

数学家说：“这是为了我自己的安全。”

包贝斯库没懂他的话。心想自己在跟疯子说话呢，一个不可救药的疯子。他双手捂住脸，就这样不知待了多久。刹那间，他以为自己睡着了。于是，睁开眼睛，揉了揉，看见数学家坐在自己眼前，挺胸抬头，双腿交叉，在望着他。包贝斯库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数学家回答说：我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包贝斯库请求他说清楚。数学家回答说：要是我说清楚了，可能还会发疯，甚至会死掉。包贝斯库说：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天才人物来说，关在疯人院就等于是活埋。数学家宽厚地笑笑，说道：您说错了。这里恰恰有我所需要的一切才不至于死掉：医生、护士、药品、时间、可以画画的本子、公园。

但是，不久，数学家就死了。包贝斯库参加了葬礼。葬礼结束后，包贝斯库跟着几个数学家的学生一起去餐厅。大家吃饭之余，聚会到很晚。人人都说数学家的往事，说起了身后事。有个人把男人的命运与一个老妓女的命运作了比较。有个人刚满十八岁，跟着父母去印度旅行归来，朗诵了一首诗。

两年后，包贝斯库非常偶然地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一位曾经给数学家住院期间治过病的医生。这是个年轻医生，真诚、坦率，不会拐弯抹角。另外，有点醉了，容易吐真言。

据这位年轻医生说，数学家刚一住院时，有着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状，治疗几天后有所好转。一天夜里，值班的时候，他去数学家病房聊天，因为数学家就是吃了安眠药也难以入睡，院长允许他亮着灯，随他便。医生开门后吓了一跳。数学家不在床上。医生马上想到了“逃跑”的可能性。但是，片刻后，他发现数学家蹲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医生弯腰检查他的身体状况，发现一切都好，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数学家于是说道：没事。一面望着医生的眼睛。医生看到了一种绝对恐惧的眼神，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眼神，就是每天跟那么多疯子、各种各样的疯子打交道也没见过。

包贝斯库问那医生：“绝对恐惧的眼神是什么样子？”

医生打了两个嗝，在椅子上扭动两下，回答说，那是一种好像怜悯的眼神，但空洞无物，好像神秘地周游世界之后，皮囊里只剩下了怜悯，好像怜悯是个装满水的皮囊，比如，在一个鞑靼骑士手里，他深入到草原去，我们看见了他渐行渐远的身影；后来，这个骑士回来了，或者说他的灵魂回来了，或者他的影子回来了，或者他的思想回来了，随身带回了空空的皮囊，里面已经没水了；旅途中，他已经喝光了水，或者说，他和他的马已经把水喝光了；眼下，皮囊是空的，这正常，装满了水才是不正常的。但是，满满的水袋也不会引起恐惧，不会让他惊慌，更不会让他感到孤独，反之，空皮囊则会引起恐惧。这就是医生在数学家脸上看到的表情，绝对的恐惧。

医生对包贝斯库说，最有趣的是，过了一会儿，数学家镇静下来了，精神错乱的表情已经消失，据他所知，后来没有复发过。这就是包贝斯库要讲述的故事。他像前面的恩特赖斯库将军一样，也为讲话过长而道歉，也可能让大家感到厌烦了吧。大家忙说没有、没有，实际上，口气里没有诚意。这之后，聚会开始变得无精打采了。不久，众人纷纷回自己房间去了。

但对大兵汉斯·赖特尔来说，惊奇的事情连连不断。黎明时分，他感觉有人在摇晃他。睁眼一看，原来是克鲁泽。他没明白克鲁泽低声说的话，就抓住了对方的衣领，使劲一勒。这时，又有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了。是大兵耐兹克。

耐兹克说：“傻瓜，别伤着他！”

汉斯松开了克鲁泽的衣领，没有伤害他。接着，他快速穿上军装，跟着两个大兵出去了。三人走出充当营房的地下室，穿过一条长廊。大兵维尔克在等着他们。维尔克是小个子，身高不会超过一米五八，脸庞消瘦，眼睛有神。三人来到他身边，一一跟他握手，因为维尔克很讲礼仪，战友们知道跟他在一起必须守规矩。随后，四人登上一个梯子，打开一扇门。他们进了一个房间，里面空空如也，很冷，好像德拉库拉刚刚离开似的。里面只有一面旧镜子。维尔克把它从墙上摘下来，里面露出来一个秘密通道。耐兹克拿出一个手电筒，递给维尔克。

四人沿着石阶上上下下走了十多分钟，最后实在想不出是已经走到城堡的最高处，还是沿着一条小路回到了地下室。这条通道每隔十米有个分岔。走在前面的维尔克有好几次迷路。一面走，克鲁泽一面低声说，通道里有奇怪的东西。大家问是什么怪东西。他说不会是老鼠。维尔克说：最好别是老鼠。我讨厌老鼠。汉斯和耐兹克说他们也讨厌老鼠。克鲁泽说：我也不喜欢老鼠。可是旧城堡里经常有老鼠的。咱们还没有遇上罢了。三人静静地想着克鲁泽的看法，过了一会儿都说：这话有眼力。真正让人感到奇怪的就是没有看见老鼠。一只也没有。最后，四人停下来，用手电前后上下扫射一遍，只见道路像长蛇一样黑乎乎伸展到什么地方去了。一只老鼠也没有。再好不过了。四人点烟，边抽边说，假如他遇上了冯·聪佩女男爵，会怎样跟她做爱。接着，四人继续静静地兜圈子，最后都出汗了。耐兹克说：这空气都被污染了。

于是，四人试着走回头路，克鲁泽打头。不久，回到了有镜子的那个房间。耐兹克和克鲁泽告辞走了。汉斯和维尔克与那两位朋友分手后，又一次钻入了迷宫。这一次，二人不说话，不让嗡嗡声捣乱。维尔克觉得身后有脚步声。汉斯闭了眼睛走了一会儿。正当他俩感到绝望的时候，发现了要找的东西：一条旁道，非常狭窄，两侧是石墙，表面上厚实，其实是空心的；墙上有小孔洞或者是小枪眼，可以清楚地看到被窥视房间里的一切。

他俩看到了党卫军军官的房间，里面有烛光。他俩看见那军官身穿睡衣，在壁炉旁边的桌子上写什么东西。那表情是懒洋洋的。虽然应该看的就是这些，汉斯和维尔克还是互相拍拍后背，因为这才明白这条路是正确的。于是，继续前进。

凭着触摸，他俩又发现了别的小孔。里面是有月光照亮或者黑暗的房间，如果贴在石墙上，可以听到有人睡觉的鼾声和梦呓。下一个有亮光的房间是冯·贝伦贝格将军的。里面只有一支蜡烛放在床头桌的烛台上，烛光来回摇晃，好像什么人打开了卧室的大窗户，造出来一些似乎把这地方伪装起来的影子和幽灵。将军这时正跪在有华盖的大床脚下祷告。汉斯发现将军的面部扭曲，好像背负着重担，不是士兵的生命，绝对不是，也不是家属的生活，甚至也不是他自己的命运，而是良心的压迫。这是汉斯和维尔克离开这个小孔时的感觉，让他俩深感敬佩和害怕。

最后，他俩又经过几个隐藏在暗处和梦幻中的监视孔之后，来到了真正想去的地方：有九支蜡烛照明的冯·聪佩女男爵的房间；在床前一米处挂着一个武士或者是武装修士的画像，从他那沉思和痛苦的表情中可以看到禁欲、苦修和放弃世俗的一切是多么得烦恼。

他俩发现冯·聪佩女男爵被压在一个裸体男子身下，可以看见男子后背上和大腿上的浓密汗毛；可以看见女男爵的金发和雪白的前额时不时地从那男子的左肩下露出一两下。那男子在奋力撞击着她的阴户。女男爵的叫喊声起初吓了汉斯一跳。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那是愉悦而不是痛苦的叫声。交配结束后，恩特赖斯库将军从床上下来了。汉斯和维尔克看见将军朝一张桌子走去，那上面摆放着伏特加。他的阴茎，上面还挂着大量精液，仍然处于勃起或半勃起状态；维尔克大约估量了一下，心里想，肯定有三十厘米长。

后来，维尔克告诉战友们，将军赛过公马。像公马一样不知疲倦，喝了一杯伏特加之后，他又回到床上。女男爵冯·聪佩还在打盹，将军让她换了一个姿势，再次操她，起初的动作还难以察觉，但后来猛烈的程度让迎面朝天的女男爵咬得手背流血才没尖叫出来。这时，维尔克已经解开了裤子口，靠在墙上手淫起来了。汉斯听见身边有呻吟的声音。起初以为是一只偶然来到他俩身边的老鼠做垂死挣扎呢。以为是只老鼠崽子。但是，一看见维尔克的阴茎和前后移动的手，就恶心起来，用胳膊肘杵了维尔克胸部一下。维尔克丝毫不予理睬，继续手淫。汉斯看看维尔克，觉得他表情怪异之极。那侧影像一个工人或者工匠，或者一个普通行路人的铜版画；这时，一道月光突然让那人睁不开眼了。他好像在做梦，或者确切地说，在一瞬间里打破了梦与清醒的黑色高墙。于是，不再打搅维尔克；片刻后，他自己也开始小心地摸摸裤子口，随后干脆掏出阴茎来，与将军和女男爵的动作节拍同步。这时，女男爵不再咬手（血印在床单上变大了，旁边就是她有汗水的面颊），而是哭泣，说些将军和两个士兵都不懂的话，内容超越了罗马尼亚，甚至德国和欧洲，超越了乡下人的魔鬼附体，超越了模糊的友谊概念，超越了维尔克和汉斯，也许不包括恩特赖斯库将军，所理解的爱情、欲望和性交。

后来，维尔克把精液射在墙壁上，也低声说些大兵的祈祷词。不久，汉斯·赖特尔也把精液射在墙壁上了，咬着嘴唇，没有说话。随后，将军下了床。他俩看见，或者以为看见，将军的阴茎上有血滴，有闪亮的精液和阴道分泌物。后来，女男爵要了一杯伏特加。接着，他俩看见将军和女男爵拥抱在一起，站在地上，手里举着各自的酒杯。后来，将军用罗马尼亚语朗诵了一首诗歌。女男爵虽然不懂意思，但是夸奖诗的音乐感。接着，将军闭上眼睛，装出倾听什么的样子，是天籁之声吧。然后，睁开眼睛，在桌旁坐下，让女男爵再次坐到他已经勃起的阴茎上（这三十厘米长的阴茎是罗马尼亚政府军的骄傲啊）；喊叫声、呻吟声和哭泣声再次响起来了，与此同时，女男爵一下又一下地落到将军的阴茎上，或者说，是将军的阴茎一上又一上地钻入女男爵的体内；于是，将军再次高声朗诵，一面挥舞双臂（女男爵的双手紧紧搂住了将军的脖子），朗诵一首他们谁也听不懂的诗歌，但是每四句里会出现一次德拉库拉的名字；这首诗可能是军歌，可能是讽刺诗，可能是碑文，甚至可能是抗德歌曲，但节拍合适，而实际上不可能为此景而作；女男爵喜欢这首诗歌，她跨坐在将军的大腿上一前一后地摇晃着，好像亚洲辽阔草原上的热情牧羊女，她双手搂紧情人的脖子，不时地把右手流出的鲜血抹在情人的脸上，涂在情人的嘴角。将军并不因此停止朗诵。那首诗里每四句就冒出一声德拉库拉。汉斯判定（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这是一首讽刺诗。与此同时，维尔克再次手淫起来。

等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但对不知疲倦的将军和不知疲倦的女男爵来说，一切远未结束），他俩静悄悄地走出秘密通道，静悄悄地把镜子放回原处，静悄悄地回到那地下临时营房，静悄悄地躺在各自的武器和背包旁边。

第二天，两辆轿车带走了客人们，不久小分队也离开了城堡。只是那位党卫军军官留下跟士兵一起打扫卫生，整理一切。随后，这位军官觉得这活计让他完全满意，便下令出发，小分队上了那辆卡车，朝山下开去。城堡里留下了那辆轿车，党卫军的司机并没留下。这事有点奇怪。离开城堡的时候，汉斯·赖特尔看到了那位军官，此前军官已经登上了一个城垛，在注视着远去的小分队，脖子伸得老长，脚踮得老高，最后城堡和卡车双双都消失了。

汉斯·赖特尔在罗马尼亚服役期间，两次申请并获准回家探亲。回家后，白天，他背靠岩石眺望大海，但是不想游泳，更不想潜水；有时他就漫步在田野上，最后总是走到冯·聪佩男爵的别墅，如今空空落落，显得矮小了，由那位老守林人看管。他有时跟守林人谈一谈，谈话（如果可以称之为谈话）的结果常常令人失望。守林人问他：战事进行得怎么样了？汉斯无奈地耸耸肩而已。汉斯则问守林人小女男爵的情况。守林人也耸耸肩。这耸耸肩可能意味着他什么都不知道，或者实际情况越来越不清楚，越来越像做梦，或者一切都不好，最好别问，还是有点耐心吧。

他还和小妹妹洛特在一起度过许多时光。洛特那时十岁多一点，崇拜哥哥。这样的崇拜让汉斯觉得好笑，同时又感到难过，甚至有宿命的想法，这毫无意义，但是不敢下定论，因为可以肯定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他的命。他躺在床上，耳边传来父母的鼾声，心里想：打仗时没人自杀。为什么？因为求安逸，求延长寿命，因为人类总是愿意把自己的责任交给别人管理。实际上，战争期间，自杀的人很多，但是，汉斯还年轻不懂事（但不能说他文化少）。他利用两次探亲假还去了柏林（因为顺路），打算找一找胡戈·哈尔德。

他没找到。在胡戈原来的住处，如今住着一家公务员，有四个年轻的女儿。汉斯问家长（纳粹党员）从前的房客是不是留下了新地址，那一家之主冷冰冰地回答不知道。但是，没等汉斯走下楼梯，那家的大女儿，最漂亮的姑娘追上了汉斯，说她知道哈尔德现在的住处。接着，她继续下楼。汉斯连忙跟在她后面。姑娘把他拉到一个公园。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她转过身来，好像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扑上来，亲了他嘴唇一下。汉斯推开她，问：你干吗要亲我？姑娘说：看见你我很高兴。汉斯注意看看她的眼睛：暗淡的蓝色，像盲人的眼珠，意识到自己在跟一个花痴说话。

虽说对方是花痴，他还是想打听胡戈·哈尔德的情况。姑娘说：你不让我亲嘴，我就不告诉你。二人再次接吻：起初，姑娘的舌头非常干燥。汉斯反复滋润对方后，问她：胡戈·哈尔德如今住在什么地方？姑娘微微一笑，好像汉斯是个笨孩子。她问：你猜不着吗？汉斯摇摇头。这姑娘不会超过十六岁，放声大笑起来。汉斯心里想，这样笑下去的话，警察很快会来盘查的。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让她闭嘴，只好再次用亲吻堵住她的嘴巴。

汉斯离开她的嘴唇后，她说：“我叫英格博格。”

“我叫汉斯·赖特尔。”他说。

她低头瞅瞅沙土、石子路面，脸色变得明显苍白起来，仿佛要晕倒的样子。

她再次说道：“我叫英格博格·鲍尔。希望你别忘了我。”

从这一刻起，二人轻声说话，声音越来越低了。

“不会忘的。”汉斯说。

“你发誓！”姑娘说。

“我发誓。”汉斯说。

姑娘问：“你冲谁发誓啊？母亲，父亲，上帝？”

“上帝！”汉斯说。

姑娘说：“我不信上帝。”

汉斯说：“那我冲着母亲、父亲发誓。”

姑娘说：“这种誓言不值钱。父母没意思。有人总是设法忘记自己是有父母的。”

“我不会的。”汉斯说。

“你也会的。”姑娘说，“我也会。人人都会的。”

“那你愿意我冲什么发誓，我就冲什么发誓。”汉斯说。

姑娘问：“你能冲着你的师团发誓吗？”

“我冲着我的师、团、营发誓。”汉斯说道。接着又以集团军和政府军的名义发誓。

姑娘说：“说真的。你可别告诉别人啊，我不相信军队。”

汉斯问：“你相信什么？”

姑娘想想如何回答才开口：“可信的很少。有时，我甚至忘掉了我相信的东西。能信的东西很少、很少。不信的东西很多、很多，把我相信的东西都给压住了。”

汉斯问：“你相信爱情吗？”

“不信。坦率地说，不信。”姑娘答道。

“相信诚实吗？”汉斯问。

姑娘呼出一口气：“更不信。”

汉斯问：“相信太阳下山吗？相信星空吗？相信拂晓吗？”

“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任何可笑的东西。”姑娘露出明显厌恶的神情。

“有道理。”他又问，“相信书本吗？”

姑娘说：“尤其不信。再说了，我家里只有关于纳粹的图书，纳粹的政治，纳粹的历史，纳粹的经济，纳粹的神话，纳粹诗歌，纳粹小说，纳粹戏剧。”

汉斯说：“真没想到纳粹分子居然写了这么多作品。”

姑娘说：“汉斯，我看你除去亲嘴，对事情很少有看法。”

“的确如此。”汉斯说道。他一向准备承认自己是无知的。

于是，二人手挽手在公园里散步。英格博格不时地停下来，亲亲汉斯的嘴唇。任何一个看见此情此景的人都会以为，这是一个年轻的士兵跟自己的未婚妻，没钱去别的地方，又爱得如胶似漆，有很多事情要互相倾诉。但是，如果这假设的看客能走到他和她身边并且注意她的眼睛，那就会发现，姑娘是花痴，年轻的士兵心里明白，但不在乎。实际上，面对这样的相逢，汉斯不但不在乎姑娘是花痴，更不在乎他朋友胡戈·哈尔德的住址，而是干脆在想到底有什么寥寥的事情值得发誓。于是，他问呀，问呀，有意点出姑娘的妹妹们、柏林城、世界和平、世界上的孩子们、鸟类、歌剧、欧洲的河流、过去的情人、英格博格的生活、友谊、幽默、一切他能够想到的事情；他听见的回答是一连串的否定。最后，终于走遍了公园的每个角落后，姑娘才提出有两样事她认为值得以它们的名义发誓。

“想知道吗？”

“当然想知道啦！”汉斯说。

“我要说出来你可别笑话我啊！”

“我不会的。”汉斯说。

“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笑话我吗？”

“不会的！”汉斯说。

姑娘说：“头一件是暴风雨。”

“暴风雨？”汉斯万分惊奇地问道。

“只有狂风暴雨，当乌云密布，天空漆黑，雷鸣闪电划过长空，农民们穿过牧场倒地而死的时候。”

“我能理解。”汉斯说。凭心而论，他不喜欢暴风雨。“第二件是什么？”

姑娘说：“是阿兹特克人。”

“阿兹特克人？”汉斯问。这比暴风雨更令人困惑。

“对，对，是阿兹特克人。”姑娘说，“他们在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到达之前就已经居住在墨西哥了，是他们修建了金字塔神庙。”

汉斯说：“这么说是阿兹特克人，阿兹特克人啊！”

姑娘说：“只有阿兹特克人居住在提特诺奇提特兰和特拉特洛科，用活人祭祀神灵，住在两座湖上城市里。”

汉斯说：“这么说是居住在两座湖上城市里啊。”

“对。”姑娘说。

有一阵工夫，二人默默地散步。后来，姑娘说：我能想像出来那两座城市就像日内瓦和蒙特勒。有一次，我和家里人在瑞士度假。我们乘船从日内瓦前往蒙特勒。夏天的莱芒湖美妙无比，虽然蚊虫太多。我们是在蒙特勒一家客栈过夜的。第二天，换另外一艘船返回日内瓦。你到过莱芒湖吗？

汉斯说：“没有。”

“那里很美。不仅有那两座城市，沿湖还有许多城镇，比如洛桑，它比蒙特勒大很多，还有沃韦，还有韦尔涅。实际上有二十多个城镇，有些很小。能有个概念吗？”

汉斯说：“模模糊糊吧。”

姑娘用鞋尖在地面上画了一个湖泊的形状，说道：“这里是日内瓦。在另外一头，这里是蒙特勒。其他地方是别的城镇。现在有概念了吗？”

汉斯说：“有了。”

姑娘一面用鞋子擦掉地图，一面说道：“我就这样想像着阿兹特克人那片湖水。只不过它更美罢了。没有蚊虫。常年气候宜人。有大量金字塔神庙，又多又大，多得数不过来。那些金字塔神庙层层叠叠，互相遮掩，都用每天献祭的人血涂成红色。接着，我又想像阿兹特克人的情形。也许你没兴趣了吧。”

“有，有兴趣。”汉斯说。此前，从来没想到过阿兹特克人。

姑娘说：“他们是些怪人。你如果注意观察他们的眼睛，很快会发现他们有疯病。但是不关在疯人院里。或许也关。但表面上不关。阿兹特克人穿着非常华丽。每天穿衣时非常仔细地挑选服饰。有人说，他们在更衣室要待上几个小时，挑出最合适的衣裳；然后，带上昂贵的羽毛帽，胳膊和双腿上佩戴首饰，还要戴上项链和戒指；无论男女都涂抹脸部。然后，出门沿着湖边散步，互相不说话，凝眸注视着航行的船只。那船上的乘客如果不是阿兹特克人便赶忙低下头继续钓鱼或者迅速离开那里，因为有些阿兹特克人常有残忍的怪念头。他们像哲学家那样散步之后，就走进了金字塔神庙，那里面很像大教堂，惟一的照明来自塔顶上方的天光，那是一道穿过巨大黑曜岩的光线，就是说，是发亮的黑光。对了，你见过黑曜岩吗？”

汉斯说：“没有。从来没见过。也许见过，可是没注意。”

姑娘说：“要是见过，肯定会马上注意到。黑曜岩就是一种黑色长石，或者深绿的长石，这本身就很奇怪，因为长石通常是白色或者黄色。最重要的长石是正长石、钠长石和拉长石，让你知道知道。但我特别喜欢的长石是黑曜岩。好了，咱们接着说金字塔神庙吧。神庙最高处放置着这种祭祀用的石头。猜到是用什么石头吗？”

汉斯答道：“用黑曜岩。”

姑娘说：“正确。是一块相当于手术台大小的石头。阿兹特克的巫师或者巫医把祭祀的活人放在石头上，然后挖出心脏。但真正让你吃惊的是，这些石床是透明的！打磨或挑选的石头都是供祭祀用的透明石。而在神庙里的阿兹特克人是站在庙内观看祭祀的，可能你也猜到了，因为照亮庙内的庙顶天光恰恰来自那块祭祀石头下方的开口。这样一来，起初光线是黑色或灰色的，是一种微弱的光线，只能照出庙内阿兹特克人严肃的身影；但是，新牺牲者的鲜血一流淌在透明的黑曜岩上，光线就变成了红黑色，是鲜红加黑亮；这样一来就看不出阿兹特克人的身影，而是照出了他们的面庞、被红光加黑光变形的脸，好像光线能把他们每个人个性化。就是这些。但这些会持续很长时间，会超越时间，或者进入别的时空。阿兹特克人走出神庙后，阳光不会伤害他们。个个表现得像经历了日食。于是，恢复日常活动，基本上就是散步、洗澡，再散步、长时间静静地注视一些难以区别的东西，或者琢磨昆虫在地上绘出的图案，或者跟朋友们一块吃饭；但是，大家都保持安静，跟独自吃饭一样地安静。还有时不时地也打仗，部落战争。天上总有日食陪着他们。”

“哎呀，哎呀，哎呀！”汉斯惊叫道。女友的渊博知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经意间，二人默默地在公园里走了一段路，安静得好像阿兹特克人。后来，姑娘问他会冲谁发誓，是阿兹特克人，还是暴风雨。

“不知道。”汉斯说。他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发誓了。

姑娘说：“你选吧！好好想想！因为要比你想的重要。”

汉斯问：“什么事那么重要？”

姑娘说：“你的誓言。”

汉斯问：“为什么重要？”

姑娘答：“对你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对我来说重要，因为影响我的命运。”

这时，汉斯想起来应该发誓永远不会忘记她，同时感到非常难过。一瞬间，他呼吸困难，觉得话语堵在嗓子眼里。他决定冲着阿兹特克人发誓，因为他不喜欢暴风雨。

他说：“我冲着阿兹特克人发誓，永远不会忘记你！”

“谢谢。”姑娘说罢，二人继续散步。

过了一会儿，汉斯虽然已经没兴趣了，还是问她胡戈·哈尔德的住址。

姑娘叹息一声，说：“他住在巴黎。具体地址我不知道。”

汉斯“啊”了一声。

姑娘说：“他住在巴黎是正常的。”

汉斯想，也许她说得有道理；世界上最正常的事情就是胡戈·哈尔德搬到巴黎去了。夜幕降临时，汉斯送姑娘到她家门口。随后，向火车站跑去。

1941年6月22日，德军向苏联发起进攻。79师被编入第11军。几天后，师前锋队伍渡过普鲁特河，与罗马尼亚军团并肩作战，他们表现得比德国人预料的要勇敢得多。但是，进军速度不如南方军团各单位那么快；南方军团由第6军、第17军以及那时的第1装甲团组成；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它改变了名称，与第2装甲团、第3装甲团和第4装甲团一道，改成了赫赫有名的装甲军。可以推测的是，第11军人力、物力都差，还不算要走崎岖的山道，公路稀少。此外，进攻的方式不能采取南部、中部和北部军团有利的突然袭击。但是，汉斯所在的这个师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渡过了普鲁特河，战斗继续沿着比萨拉比亚 ［13］ 的平原和丘陵展开；然后渡过德涅斯特河，到达敖德萨郊区，继续前进。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军团留在原地，针对撤退的苏军作战。随后，79师渡过布格河 ［14］ ，继续前进，身后留下大片燃烧的乌克兰村庄、燃烧的谷仓、很快就燃烧起来的森林，好像是什么神秘的燃料所致，那些森林仿佛无边无际麦田中的黑色孤岛。

是谁放火烧毁了那些森林呢？汉斯·赖特尔有时问维尔克。维尔克耸耸肩。耐兹克和克鲁泽也耸耸肩。还有莱姆克军曹也耸耸肩。他们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因为走了太多的路，可79师是马拉步兵师啊，就是说，应该由牲口拉着走；而师里的牲口就只有骡子和士兵；骡子运输辎重，士兵走路和打仗，仿佛闪电战从来就没有照顾过这个师的组织系统；正如维尔克所说，还像拿破仑时代，前进、倒退、强行军，维尔克说，好像更多的是强行军；后来，他像其他战友一样，继续趴在地上，说他不知道哪个鬼东西烧了森林。反正不是我们。对吧？小伙子们！耐兹克说不是，不是我们。克鲁泽和巴尔茨也说：不是。甚至连莱姆克军曹也说：咱们烧毁了那边那座村庄，炸毁了左边或右边的村庄，可是没烧毁森林。他的部下纷纷点头。此后再也没人说话。大家都静静地望着那燃烧的森林，看着大火如何把黑岛烧成了橘红色的岛屿。有的人说：可能是拉登廷上尉那个营干的，他们是从森林里出来的，肯定是在森林遇到了抵抗。另一个人说：也许是工兵连干的。但实际上，他们没看见任何人，无论是附近的德军，还是在那一带抵抗的苏军，只有黄色的海洋里、闪亮的蓝天下的一片黑森林，忽然间，没有预先通知，就好像到了一个麦田大剧场里，森林就成了舞台，大火就成了这圆形剧场的幕布，正在吞噬一切、美好的一切。

79师渡过布格河后，又渡过了第聂伯河，进入克里米亚半岛。汉斯·赖特尔在皮里柯普及其附近村镇作战。他始终不知道这个地方名叫皮里柯普，但是走过这个镇子的几条街道，一面迈过尸体，一面命令老弱妇幼回到家里去，别出门。他有时觉得头晕目眩。有时感觉猛然一站起来就会视力模糊，眼前一片黑暗，充满了流星雨般的火星。但是，这些流星雨活动的方式特别奇怪。或者根本不动。成为不动的流星雨。有时，他和战友们一道去攻打敌阵，不加任何防备；这为他赢得了英勇无畏的美名，尽管他一心追求来颗子弹让他安息。一天夜里，他无意中跟维尔克说起了自杀。

“咱们基督徒手淫，但不自杀。”维尔克这样告诉他。汉斯入睡前一直在想这句话，他觉得维尔克这句玩笑话后面有道理。

但他并不因此就改变看法。在攻取丘诺莫斯克的战斗里，310团的作用很突出，尤其是汉斯所在的营。汉斯至少有三次险些丧命：第一次是在进攻基洛夫斯克郊外一个砖石结构的炮台时，炮台位于切尔尼索夫、基洛夫斯克和丘诺莫斯克的连接点上，这是个没有抵抗过、连一排野战炮也没有的炮台，是个让汉斯一看见就激动的炮台，因为它寒酸和无辜，好像是孩子造的玩意儿、由另外一些孩子来把守。汉斯的连队缺少迫击炮弹，于是决定强攻。需要敢死队。汉斯第一个走出队列。士兵福斯几乎立刻跟上来了。福斯也是个勇士，或曰潜在的自杀者。接着，又有三个士兵挺身而出。冲锋迅速实施：汉斯和福斯从炮台左翼进攻，其余三人包抄右翼。在他们距离炮台二十米时，炮台里射出一排步枪子弹。包抄右翼的人立刻卧倒了。福斯稍稍犹豫了一下。汉斯继续向前冲。他听见子弹从头部几厘米的地方呼啸而过，但没有弯腰。恰恰相反，他似乎挺起了腰板，打算看清楚那些准备要结束他性命的少年面孔。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有个子弹擦过了他的右臂。他感觉有人从后面推了他一下，他摔倒了。原来是福斯。这小子虽然也勇猛，但还有点理智。

汉斯·赖特尔看着福斯把他推倒在地后，如何向炮台匍匐前进。他看到福斯那打了掌的鞋底把石块、杂草、野花一一留在身后，扬起来一道尘土，对他来说尘土不高；但是，对于那排从南到北的蚂蚁窝来说可非同小可。与此同时，福斯从东向西继续爬行。接着，汉斯站起来，跨过福斯的身体，开始向炮台射击，再次听见耳边呼啸的子弹声；他继续射击，向前进，仿佛闲庭信步和拍照一样，最后炮台被炸掉了，那是右翼士兵扔出三颗手榴弹的结果。

汉斯第二次险些送命是在夺取丘诺莫斯克的战斗里。79师两个主力团等到全师的炮兵集结在码头区后，发起了进攻。码头区有公路把丘诺莫斯克与叶夫帕托里亚、弗伦泽、印克曼、塞瓦斯托波尔连接起来，那里缺乏可供明显地标的地形。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了。汉斯所在的营，原来是预备队，到第二次冲锋时也上阵了。就在炮火进行矫正射击，一一捣毁已经发现的苏军机枪巢穴的时候，德军士兵跨越铁丝网向前飞奔。汉斯边跑边出汗，突然感觉生病了似的。他心里想：这一回该死了，前面就是大海，这更加强了要死的想法。他们穿过一片空地，通过一个菜园，里面有间小房子，小小的窗户里有个白胡子老头在望着他们。汉斯觉得老头在吃东西，因为他腮帮子在动。

菜园另外一侧有条土路。再过去一些，他们发现有五名苏军士兵在拖拉一门大炮。他们开枪把那五人全杀了，继续前进。一些人走土路，一些人钻进了一片小松林里。

汉斯在树林里看见枯枝败叶里有座塑像。他停了下来。是座希腊女神像，或者他以为是希腊女神像。她头发是盘起的，高个子，表情麻木。汉斯大汗淋漓，浑身发抖，伸出胳膊去摸。是大理石，还是岩石，他弄不准，但是冰凉。塑像出现在这个地方有些荒唐。枯枝败叶总不是隐藏塑像的好地方吧。在短暂又痛苦的一瞬间，汉斯想，应该问问这个塑像，可他想不出要问什么，面部表情很痛苦。接着，他拔腿跑了。

那片树林的尽头是山谷，从那里可以看见大海、港口和一条海滨林荫路，两旁有树木和长凳可坐；还可以看见一些白色的房屋和三层的楼房，像是旅馆或者疗养院。那些树木高大、黝黑。山丘之间可以看见什么房子在火焰里；港口上，一群看上去变得矮小的人们争先恐后地要上船。天空很蓝，大海看上去平静，没有浪花。左边，沿着一条蜿蜒下山的路，出现了团里的第一批人；与此同时，一些俄国人在逃跑，另外一些高举双手走出了渔产品仓库。仓库的墙壁已经变成了黑色。跟汉斯在一起的士兵们沿着山丘下到广场上，它附近有两座五层新楼，墙壁刷成了白色。他们刚一进广场，就有人从窗户里面朝他们射击。士兵们迅速隐蔽到树后，只有汉斯除外。他继续前进，好像没听见什么枪声，一直冲到了一座楼门前。有一面墙上装饰着壁画，画上有个老水手正在看信。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出信上的文字，但是用西里尔文字 ［15］ 书写的。汉斯一点也看不懂。楼内没有电梯。汉斯开始上楼梯。他刚到第一个楼梯平台，就有人冲他开枪。他看见有个人影一露头，立刻感觉右臂被蜇了一下。他继续上楼。又有人开枪。他停了下来。伤口几乎没血，疼痛完全可以忍受。他心里想：也许我已经死了。接着，又想：我没死，不该躺下。等脑袋挨一枪的时候再说吧。他冲向一层楼，一脚踢开一扇门。室内有一张桌子、四把椅子、一个装满了盘子的餐具柜，上面放了几本书。卧室里，有个女人和两个幼儿。女人很年轻，惊恐万状地看着他。他说：我不会碰你的。说着一面努力笑笑，一面后退。接着，他又上了一层楼。有两个光头民兵举手投降了。汉斯对他们不屑一顾。从另外几层楼走出来一些模样饥饿的人或像是管教所的囚犯。有个房间，靠近敞开的窗户旁边，有两支老式步枪，他顺手扔到大街上去了，同时给下面的战友打手势，要他们停止射击。

第三次险些丧命是在几周之后，攻打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这一回，德军进攻受阻。每当他们要占领一线防御阵地的时候，城里的炮火就在他们头上倾泻弹雨。在城边，俄国人战壕的前面，堆积着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被打烂的尸体。肉搏战打了不止一次。各营冲到了战壕前，与俄国水兵遭遇，战斗进行了五分钟。最后水兵撤退。但是，接着又来了更多的俄国水兵，他们高呼“乌拉”前进。激战再次开始。看见尘土飞扬的战壕里有水兵出现，汉斯有不祥的预感，估计自己要解脱了。大概水兵里有人会杀死他，那么他就可以重新潜入波罗的海或者大西洋或者黑海的深处了，因为归根到底，所有的海洋就是一个海；海藻林在水下面等着他呢。或者干脆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而已。

据维尔克说，那天的事真是发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这么多俄国水兵呢？他们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大海和船几公里之遥，在这里干什么呀？维尔克胡乱猜想着：除非德国的俯冲轰炸机已经把俄国舰队的全部战舰都给炸沉了；黑海没水了。这事他当然不信。这话他只对汉斯说说，因为别人看见什么信什么，或者发生什么事情都认为正常。再一次进攻中，耐兹克和几个连里的士兵牺牲了。一天夜里，汉斯在战壕里，挺胸抬头，仰望星空；但是，他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跑到塞瓦斯托波尔方向去了。那座城市在远处，像是一个红色嘴巴一张一合的黑色怪物。士兵们叫它“碎骨机”。但是，那天夜里，汉斯觉得它不像机器，而像神话人物的再生化身，像个呼吸困难的动物。军曹莱姆克命令他蹲下来。汉斯居高临下地看看军曹，摘下钢盔，挠挠头皮；在准备重新戴上钢盔之前，一个子弹把他给撂倒了。就在他倒下的同时，感觉又一颗子弹钻进了胸腔。他神色黯然地看看军曹莱姆克，觉得军曹像个越来越大的蚂蚁。距离那里五百米处，落下了几发炮弹。

两周后，汉斯·赖特尔获得了铁十字勋章。是一位上校在诺沃里斯弗斯科野战医院里颁发给他的。上校握握他的手，说道：你在丘诺莫斯克和米扩来福卡的战斗中表现出色。说罢就走了。汉斯不能说话，因为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喉咙。胸部的伤势已经不严重了。不久，他被从克里米亚半岛转移到乌克兰的克里沃罗格，那里有一座比较大的医院。医生们重新给他的喉咙做了手术。术后，他又能正常吃饭了，能像从前那样活动颈部了，但仍然不能说话。

为他治病的医生们不知道是该给他准假回德国，还是让他重返部队。那时79师还在包围着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冬季来了，加上苏军反攻成功地打破了德军的战线，推迟了医生们的决定，最后汉斯既没回德国，也没返回部队。

但是，由于他也不能长期留在医院里，就跟79师另外三名伤员一起去了第聂伯河畔的克斯特基诺村。有些人叫这个村庄“布丁尼模范农场”；有人叫它“甜溪”，因为有条小溪是第聂伯河的支流，它的溪水在这个地区是少有的甘甜、纯洁。另外，克斯特基诺够不上一个村庄。只是山丘下有几间散落的房子、一些破旧的木头栅栏、两处烂糟糟的谷仓和一条土路——冬季因为雪水、泥泞难以通行，无法到达另外一个火车经过的村庄。村外有间废弃的村委会办公室，这几个伤兵打算启用。大部分房屋都没人，有些人说是德军入侵前村民就逃走了；有些人说是红军把村民强行拉走了。

开头几天，汉斯睡在可能是从前的农艺办公室或者党支部里，那是村里惟一的砖头混凝土建筑。但是，跟这么寥寥几个德国技术人员和康复人员同住在克斯特基诺，很快让他觉得无法忍受。于是，他决定自己住到一间无人的俄式木屋里去。那些木屋表面上看去一模一样。一天夜里，汉斯在那间砖头房屋里喝咖啡的时候，听到一种新的说法：村民既不是被红军拉走的，也不是逃走的。村民消失的直接原因是德军一支先遣队路过该村的时候，对村民中的全体犹太人进行了肉体消灭。由于他不能讲话，也就没提任何问题；但是，第二天，他决定要更加注意研究村里所有的房子。

他把全村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说明住户的出身或者宗教的蛛丝马迹。最后，他在一间靠近“甜溪”的房子里住了下来。第一宿过夜，他做了好多噩梦，几次让他惊醒过来。但他想不起来梦的内容。他睡觉的床铺位于一层的壁炉旁边，很窄，很柔软。第二层像个楼阁，也有一张床，有一扇小小的圆窗，像船里的舷窗。他在一个大箱子里发现了一些书籍，大部分是俄语的，但奇怪的是也有德语的。他知道很多东部的犹太人懂得德语，因此推测这家人是犹太人。有时，半夜从噩梦里喊着惊醒过来，点燃床边总是放着的一支蜡烛，会安静好长时间，坐着，双腿露在毯子外面，望着眼前跟着烛光舞蹈的物品，感觉毫无办法可想，与此同时，寒气慢慢让他感觉透心凉。有时，早晨醒来，心情再次安静下来，一面望着泥和麦秸的天花板，一面想这房子有种说不出的女人味。

附近居住着一些不是本村的乌克兰人，他们来这里不久，是给从前的国营农场干活的。每当汉斯出门，这些乌克兰人就冲他脱帽，点头问候。开头几天，汉斯不搭理他们。但是，后来也不好意思地招招手，好像是说“再见”。他每天早晨都去“甜溪”。用匕首挖坑，把个带柄小水锅放入坑中，等流满水后，拿起来就喝，不管有多凉。

随着冬季的到来，所有的德国人都躲进了这个砖头加水泥的房子。有时，大家开晚会，一闹就到天亮。外面的世界没人想着这几个人，似乎前线的失利已经让他们几个消失不见了。有时，这些大兵出去寻找女人。有时，互相鸡奸。没人说什么。有个79师的老战友对汉斯说：这里是寒冷的天堂。汉斯瞅了他一眼，好像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那战友拍拍汉斯的后背，说道：可怜的汉斯，可怜的汉斯啊！

有一次，汉斯好久没照镜子了，他在木屋角落里发现一面镜子，就拿起来看看。镜中人留着金色、乱蓬蓬的胡须，又长又肮脏的头发，眼睛干涩，空洞无神。他心里说：臭狗屎！接着，他解开了颈部的绷带：伤口已经结疤，表面上无大碍。绷带很脏，血痂摸上去硬硬的；为此，他决定把绷带扔进壁炉里。随后，他开始在房子里寻找可以代替绷带的东西。结果找到了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安斯基的手稿，隐藏的地点就在壁炉后面。

隐藏的地点极简单又极聪明。壁炉也可以做饭，开口宽，通风口长，足以让一个人蹲着钻入炉内。开口宽从外面一眼可以看清楚；壁炉内纵深长从外面则很难发现，因为熏黑的炉膛起着最微妙的伪装作用。肉眼看不出炉内尽头有道沟，比较浅，但是足以让一个人蜷曲着腿坐在里面，得到黑暗的庇护。汉斯·赖特尔在孤独的木屋里寻思：为了让藏匿点运转良好，需要有两个人才行：一个藏进去；一个人在外面放上熬粥的锅子，点火，一次又一次地添放木柴。

有好几天的时间，这个问题占据着汉斯的心头，因为他想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可以更好地了解鲍里斯·安斯基的生平或者思维方式或者他绝望的程度或者鲍里斯非常熟悉的什么人。有好几次，汉斯试着从壁炉里面点火。只成功了一次。很难把水锅或者俄式茶炉放置在木柴旁边。由此，他推断出建造这个藏匿点的人，修建的同时就在考虑，某人某天要藏在这里，另外一个要帮助这个人隐藏。汉斯想，一个人自救，一个人救人。一个人会活下来，一个人会牺牲。一个人等天黑下来逃跑，一个人留下来成了牺牲品。有时，在下午，他钻进那隐匿点，只拿着鲍里斯的手稿和一支蜡烛，读啊，读啊，一直待到深夜，到肌肉抽筋，冻僵为止。

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安斯基1909年出生在克斯特基诺村，就是德国大兵汉斯·赖特尔眼下占据的这间房子里。父母是犹太人。这个村子的几乎全部居民都是犹太人。父母以买卖女衬衫维持生活。父亲从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科或者敖德萨批发过来，然后在这个地区的大小村庄零售出去。母亲养鸡，卖鸡蛋，她家不需要买菜，因为有一片小菜园，开发得不错。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就是鲍里斯；那时夫妻已进入中年，像《圣经》中的亚伯拉罕和撒拉，中年得子，大喜过望。

有时候，亚伯拉罕·安斯基跟朋友聚会时，说到儿子有些娇生惯养，以至于感觉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献出孩子祭祀用。村里东正教的教徒们听了此言，大惊失色；或者装出大惊失色的样子；其余的人则开怀大笑。亚伯拉罕·安斯基得出结论说：我倒是没牺牲儿子，可牺牲了一只母鸡！一只母鸡，一只母鸡啊！不是羊羔，不是我儿子，是一只母鸡啊！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啊！

到了鲍里斯十四岁的时候，他参加了红军。告别父母的场面令人感动。先是父亲无助地哭了，接着是母亲，最后是鲍里斯扑入父母的怀抱，也哭了。莫斯科之行永世难忘。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面孔，听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谈话或独白，读了墙壁上令人难以置信的纲领——预告天堂般的生活开始了；无论走路还是乘车，他看见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鲜活的印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村子，如果不算两次陪父亲在本地区卖女衬衫的话。在莫斯科，他前往征兵办公室。他要求参军打弗兰格尔 ［16］ ，人家告诉他，弗兰格尔已经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说，愿意参军打波兰人；人家告诉他，波兰人已经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喊着说，他要参军打克拉斯诺夫 ［17］ 或者邓尼金 ［18］ ，人家告诉他，这两个人都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说，那好吧，他要参军打白哥萨克或者捷克人或者高尔察克或者尤邓尼奇或者协约国军队，人家告诉他所有这些敌人都被打败了。人家还说：这些战事消息传到你村里的时间太晚啦。人家还问他：小伙子，你是哪个村子的啊？鲍里斯回答说：第聂伯河边上的克斯特基诺村。这时，有个抽着烟斗的老兵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问他是不是犹太人。鲍里斯回答说，对，是犹太人。他看看老兵的眼睛，才发现对方是个独眼龙，而且少了一只胳膊。

“打波兰人的时候，我们连队里有个犹太同志。”老兵说着吐出一口烟来。

鲍里斯问：“他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认识他呢。”

“小伙子，莫非你认识苏维埃政权下所有的犹太人吗？”独眼断臂老兵问他。

“不，当然不都认识。”鲍里斯说着脸红了。

老兵从他坐着的角落里说道：“他叫迪米特里·韦尔比斯基。牺牲的地点距离华沙有一百公里。”

随后，独眼老兵晃晃身子，用毯子蒙住后脑勺，说道：我们的指挥官叫科洛连科，也在同一天牺牲了。于是，鲍里斯以超音速想像着韦尔比斯基和科洛连科，看见科洛连科在嘲笑韦尔比斯基，听见了科洛连科在韦尔比斯基背后说的话，进入了韦尔比斯基夜间的思维状态，进入了科洛连科的心思里，进入了二人朦胧变化的希望中，进入了他俩的信念和骑马的队伍里，进入了他俩走进的森林和穿过的泥泞土地，听见了田野上夜间的嘈杂声和士兵们早晨上马前难懂的谈话。他看见了村庄和耕地，看见了教堂和从地平线上升起的袅袅炊烟，直到二人牺牲的那一天——天空完全是灰的、彻底的灰色、绝对的灰色，仿佛数千里的乌云都从那片土地上经过，一刻不停，无尽无休。

那时，不到片刻时间，鲍里斯决定不当兵了；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征兵办公室的准尉递给他一张纸片，要他签字。于是，就当了兵。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鲍里斯一直在出差。他到过西伯利亚，到过诺里尔斯克铅矿，到过通古斯卡盆地，为寻找煤矿的鄂木斯克技术人员做警卫工作，到过雅库茨克，登上利纳山直达北冰洋，进入北极腹地，陪同一组工程师和一名神经科医生前往新西伯利亚群岛，到达后有两名工程师疯了，一位是文疯子，一位是武疯子；根据医生的指示，他们不得不就地处决了武疯子。医生解释说：武疯子无药可治，何况是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会得雪盲，会神经错乱。后来，鲍里斯到过鄂霍次克海，跟随的是后勤支队，任务是给一支迷路的侦察分队送给养；但是，走了几天后，后勤支队也迷了路，吃光了给侦察兵的粮食。后来，他住进了海参崴一家医院，后来到过阿穆尔河，后来见到了贝加尔湖，湖边有成千上万只野鸟；到过伊尔库茨克城；在哈萨克斯坦围剿过土匪；然后回莫斯科，从事别的工作去了。

这别的工作就是读书和参观博物馆，就是读书和在公园里散步，就是读书和痴迷地听音乐会、看话剧演出、参加文学讲座和政治报告会，他从中汲取了很多、很好的教益并且善于把文化知识与积累的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也是在那个时期，鲍里斯认识了科幻作家埃弗拉因·伊万诺夫，地点在作家咖啡厅，那是莫斯科最好的作家咖啡厅；实际上是在咖啡厅的花园里，伊万诺夫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树冠有三层楼高），坐在桌旁喝咖啡。他俩能成为朋友，部分原因是伊万诺夫对鲍里斯的一些离奇的想法感兴趣，部分原因是鲍里斯毫无保留地赞美（至少在那个时期）伊万诺夫的作品，他喜欢说伊万诺夫是讲科学的作家，而不是官方和大众说的幻想作家。那几年，鲍里斯认为革命将传遍全球，只有傻瓜或者虚无主义者才看不到或者感觉不到革命所带来的进步和幸福的潜力。鲍里斯认为，革命会最终消灭死亡现象。

当伊万诺夫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死亡从远古时代就陪伴着人类，鲍里斯回答说，正是如此，说的就是这个，恰恰就是这个，革命消灭死亡，永远消灭掉，人人都沉入到一个陌生的领域，直到发现别的东西为止。消灭，消灭，消灭一切！

伊万诺夫从1902年起就是共产党员了。那个时候，他想按照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的方式写小说，就是说打算抄袭，但不大成功；为此，经过长时间（一个夏夜）的思考，决定巧妙地按照奥多耶夫斯基 ［19］ 和拉热奇尼科夫 ［20］ 的方式。百分之五十用奥多耶夫斯基的，百分之五十用拉热奇尼科夫的。效果不错，部分原因是读者由于记忆力缺失，早就忘记了可怜的奥多耶夫斯基和可怜的拉热奇尼科夫（二人都死在1869年），部分原因是一向敏锐的文学评论界没有推断、搜集和觉察出任何抄袭的蛛丝马迹。

1910年伊万诺夫已经是人们常说的“有前途的作家”了，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很高；而奥多耶夫斯基和拉热奇尼科夫，作为模仿对象，已经没有用处了；伊万诺夫的艺术创作突然停工了，或者换个角度看，出现了滑坡现象，无论怎样做新的掺和（病危抢救式地把奥多耶夫斯基的极端疯狂、拉热奇尼科夫的热忱与高尔基这颗新星掺和在一起）也无济于事。他不得不承认，他的作品无人问津；但不管他多么自傲，经济状况在明显下降。直到十月革命爆发前，伊万诺夫时而在科学杂志社、农业杂志社，打打零工，当当校对员，卖卖电灯泡，给律师事务所做做助手，但从没有忽视党交给他的工作；而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从编印传单到搞印刷纸，还当联络员去接触左翼作家和同志。他毫无怨言地完成任务，也不放弃老习惯：每天去莫斯科艺术家的狂欢聚会和酗酒。

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善他对文学和工作的期望值，恰恰相反，工作增加了两倍、三倍，不少时候是四倍；但是，他都无怨无悔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一天，杂志要他写个故事，主题里要预见1940年的生活。用了三个小时写出了他第一篇科幻短篇小说，题为《乌拉尔人列车》。故事里有个男孩乘坐时速为两百公里的火车旅行，孩子用自己的话讲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一座座闪亮的工厂、精耕细作的庄稼地、有两三座十几层高的大楼组成的模范新村，欢喜快乐的外国代表团纷纷记下苏联的辉煌成就以便回国后模仿实践。《乌拉尔人列车》上的男孩是去看爷爷的。爷爷是红军老战士，晚年获得了大学学位，正在领导一项包含最高机密的科研工作。祖孙二人携手走出火车站的同时，爷爷（外表年轻，但实际上年事已高）给孙子讲述科研最新的进展情况。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他执意要爷爷讲述革命的故事和打白匪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故事；爷爷嘛毕竟是爷爷，高兴地同意了孙子的要求。这就是作品的全部内容。结果，读者欢迎的程度成了一件大事。

应该说，首先感到惊讶的是作者本人。其次是编辑部主任，发表前他亲笔改过故事里的拼写错误，他没觉得这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大量的信件要求编辑部多多发表“这个陌生的伊万诺夫”作品，说“伊万诺夫是希望之星”、“伊万诺夫是相信未来的作家”、“伊万诺夫给我们为之奋斗的明天带来了信心”；信件来自莫斯科、彼得格勒；还有来自祖国边远地区的战士和政治积极分子写的信件，他们觉得自己与爷爷这个形象有一致性；这让编辑部主任彻夜失眠。主任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坚持辩证唯物论，没有半点教条主义的气味，作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学习过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学过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作品（甚至康德的著述）；当他重读利希滕贝格 ［21］ 、法国大作家蒙田和帕斯卡 ［22］ 的著作时，总是兴致勃勃；他还相当熟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的文章，因此无法相信在这本杂志发表的大量优秀作品中（或者不夸张地说，有些是优秀的），竟然会是这个短篇小说，多愁善感、毫无科学抓手可言的作品，成为让苏维埃大地的公民最感动的玩意儿。

主任想：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的东西。当然，编辑部主任的失眠之夜还要算上伊万诺夫的辉煌和伏特加的夜晚。伊万诺夫决定在莫斯科最糟糕的贫民区庆祝他的成功，然后在作家之家庆功，他跟四位很像《圣经·启示录》四骑士样的四位朋友共进晚餐。从这一刻起，编辑部只跟他要科幻小说。伊万诺夫就紧紧盯住第一篇小说，不断从俄罗斯文学和某些化学、生物、医学、天文刊物的深井里汲取的公式中（稍加变化）进行写作，那些刊物如同高利贷者在自己房间里堆积的账单、票据和过期的支票。这样，他闻名遐迩，苏联各地都知道伊万诺夫的大名；不久，他成为专业作家、一个依靠稿酬生活的人，经常出席大学和工厂的大会和小会，其作品也是各个文学刊物争相发表的抢手货。

但是，一切都会老化，光辉未来加上为创造这样的未来而作贡献的英雄加上将来享受这一未来（共产主义的独创性）的男孩或女孩，这样的公式也老化了。就在这个时候，鲍里斯·安斯基认识了伊万诺夫。这时，伊万诺夫已经不是热门作家，他的长短篇小说，很多人认为徒有其表、难以卒读，已经无法引起读者的热情了，昨日的辉煌不再了。但是，伊万诺夫继续写作，继续发表和出版，继续每月凭借那些陈腐的看法领取工资。他仍然还是党员。属于革命作家协会成员。他的名字出现在苏联官方的作家名单上。在外人眼里，他是个幸福的人，自由自在，在莫斯科上等住宅区的楼房里有一套宽大、舒适的房间，时不时地跟不太年轻的妓女睡上一觉，跟她们一起唱歌哭闹；每个星期至少有四次在作家和诗人餐厅吃饭。

但是，在内心世界里，伊万诺夫觉得自己缺点什么。缺乏关键性的一步，缺乏勇敢的搏击。缺乏这样的一刻：像毛毛虫带着别离的微笑那样化做蝴蝶。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犹太人鲍里斯·安斯基出现了，带来了一些荒唐的想法、对西伯利亚的看法、深入蛮荒之地的经历、一个十八岁小伙子才会有的野性经历。可是，伊万诺夫也有过十八岁的时候啊，却一点也没经历过鲍里斯·安斯基的故事。他想，也许这要归咎于他是犹太人，而我不是。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他想，也许是因为他的无知。也许是因为性格冲动吧。他想，也许是因为他瞧不起一种生活、包括资产阶级生活的规范吧。于是，他开始思考那些青年艺术家或者伪艺术家，如果就近观察他们，会觉得令人恶心。他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 ［23］ ，跟这位诗人见过面，谈过一两次话；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强烈的虚荣心、一种可能是隐蔽的虚荣心，想起了这位诗人缺少对他人的关爱，对他人无兴趣，对名声的无限追求。接着，他又想到了莱蒙托夫 ［24］ 和普希金 ［25］ ，被人们吹成了明星大腕。还有尼金斯基 ［26］ 、古洛夫、纳德松。还有布洛克（他见过此人，感觉令人难以忍受）。他想，后面这几位是阻挠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些人自以为是天上的太阳，会照亮四方；可他们不是太阳，仅仅是转瞬即逝的陨石；实际上，没人搭理他们。他们卑躬屈节，但不觉得耻辱。但是，到了最后，他们被钉在了永久的耻辱柱上，是真正的耻辱，被打翻在地，受万人唾骂、谴责和除名，让后世学会什么是真正的耻辱，真正受到了羞辱。

伊万诺夫认为，真正的作家、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创作者，首先应该是有责任感和理智成熟的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善于倾听，善于在恰当的时候采取行动。应该合情合理地抓住机会以及适当地表现出学问。学问太多容易招人嫉恨。太投机取巧遭人怀疑。真正的作家应该是心平气和的人，有判断力的人。绝对不抬高嗓门说话，绝对不挑起争端。应该适度地和蔼可亲，应该不轻易树敌。尤其是不叫嚣，除非大家都叫嚣。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知道，他身后有作协、艺术家工会、文联、诗人之家。伊万诺夫常想：进教堂的头一件事是什么？是脱帽啊！咱们就不划十字了吧！行！不划了。咱们是现代人。但起码要脱帽呀！青年作家可是相反，进了教堂就是不脱帽，打死也不脱帽，真真令人遗憾。而他们不仅不脱帽，而且哈哈大笑，哈欠连连，搞同性恋，大放臭屁。有些人甚至鼓掌，喝彩。

但是，鲍里斯·安斯基要拿出来的东西，实在太有诱惑力，即使伊万诺夫再谨慎小心，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双方好像是在科幻作家的房间里达成的协议。

一个月后，鲍里斯·安斯基入了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伊万诺夫和作家的老情妇——玛卡丽达·阿法纳谢夫娜，莫斯科一家研究所工作的生物学家。在鲍里斯·安斯基的档案里，入党的那一天可与婚礼媲美。三人和另外加入进来的作家在作协餐厅举行晚宴庆祝；饭后，他们拉着玛卡丽达在莫斯科的贫民区闲逛，这女人已经烂醉如泥，几近昏迷状态。在一个棚户区里，就在伊万诺夫和那两个作家高唱失恋的歌曲、你再也见不到那样眼神的歌曲、你再也听不到的天鹅绒般柔情歌曲的时候，玛卡丽达醒了，用她的小手，隔着鲍里斯·安斯基的裤子，抓住了他的阴茎和睾丸。

她不看着他的眼睛，而是盯在他脖子到肚脐之间的某个不确定的地方，说道：“如今你可是共产党员啦，这玩意儿可需要坚硬如铁啊。”

鲍里斯·安斯基问道：“真的吗？”

玛卡丽达声音含混不清地说道：“别嘲笑我！我已经认出你是谁了。一眼就发现了你。”

鲍里斯·安斯基问她：“我是谁？”

“是个把理想和现实混淆在一起的犹太小子。”

鲍里斯·安斯基低声说：“现实有时纯粹就是愿望。”

玛卡丽达笑了。

她问：“那怎么把二者炒在一起啊？”

鲍里斯·安斯基说：“同志，要盯住火候，比如，特别要注意某些人士。”

她问：“哪些人呢？”

鲍里斯·安斯基说：“注意病人。比如，注意结核病患者。在医生眼里，结核病患者已经不可救药了，尤其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了。但是，这些患者自己，在夜里，尤其漫漫长夜，愿望就是现实，现实就是愿望。或者您看看那些无能者吧。”

她没有松开鲍里斯的生殖器，问道：“哪种无能？”

鲍里斯说：“当然是性无能。”

“啊！哈哈！”玛卡丽达叫了一声，嘲讽地一笑。

鲍里斯低声说：“性无能痛苦的程度跟肺病患者差不多一样，他们有欲望的感觉。那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不能替代现实，而且会压倒现实的欲望。”

她问：“你认为死人也会有性欲吗？”

鲍里斯说：“死人不会有。但活死人会有。我在西伯利亚当兵的时候，认识一位猎人。他的性器官被挖掉了。”

玛卡丽达笑道：“性器官！”

鲍里斯说：“阴茎和睾丸。撒尿时靠一根麦管，蹲着或者跪着，劈开双腿。”

“明白。”玛卡丽达说。

“再说，这个人已经不年轻了；每周无论天好坏，都要去森林里寻找他的阴茎和睾丸。大家都以为总有一天他会死在暴风雪里；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出行，他总是还回到村子里来，总是带回来同样的消息：没有找到阴茎和睾丸。有一天，他决定不再外出了。好像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本来是五十岁的人，一夜之间，像是八十多岁的了。我们小分队离开了那个村庄。四个月后，我们又路过那个地方，打听那个没生殖器的男人怎么样了。村里人说，他结婚了，过上了幸福生活。我和同志们去看他，发现他正准备干粮，准备再次长期待在森林。样子不像八十，而是五十了。也许从眼神、面部表情、嘴唇和颧骨上看，更像四十岁的。两天后，我们离开了那里，我那时想，这个猎人成功地用愿望战胜了残酷的现实，用自己的理想改造了环境、村庄、村民、森林、白雪、阴茎和睾丸。我想像着他在针叶林里叉开腿、跪着撒尿的样子，向着北方、白色的雪原、暴雪走路的情景：身背套索，全然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说的命运安排。”

“这个故事很美。”玛丽卡达一面松开鲍里斯·安斯基的生殖器，一面说道，“可惜我太老了。我见过的事情太多了，难以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鲍里斯·安斯基说：“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是理解和随后进行变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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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一刻起，鲍里斯·安斯基和伊万诺夫仍然各行其道，至少表面上如此。

鲍里斯这个年轻犹太人的活动多到了发疯的程度。比如，1929年，二十岁的他参加创办了一些杂志，里面从来没有他的名字，地点分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罗斯托夫。他是想像之声剧团创始人之一。他曾经尝试出版赫列勃尼科夫 ［27］ 的遗作。他以一家从未面世的报纸记者身份采访了两位将军，图哈切夫斯基和布鲁切尔。他有过情妇，是医学女博士，名叫玛丽娅·萨米亚蒂娜，比他大十岁，是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妻子。他还结交了格里高里·亚阔文——当代德国史大专家；他俩在遛大街时谈了许多关于德语和犹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的问题。他结识了季诺维也夫 ［28］ 。他用德语写了一首关于托洛茨基 ［29］ 被流放的诗歌。他还用德语写了一系列格言式的文章，题为《对艾乌黑尼娅·博斯之死的思考》。艾乌黑尼娅·博斯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艾乌黑尼娅·格特利波夫娜（1879—1924）的化名。对此人，皮埃尔·布鲁埃 ［30］ 说：“她于1900年入党。1903年转入布尔什维克党。1913年被捕，1915年被流放，随即出逃，去美国避难；与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结党反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方针。回国后，经过二月革命，她担任基辅起义和内战的领导人。是四十六人声明的签字者之一。1924年自杀以示抗议斯大林的迫害。”鲍里斯·安斯基还用意第绪语写了关于伊万·拉佳（1887—1920）的情诗，里面充满了外来词。伊万·拉佳是芬兰党的创始人之一，可能在党内高层斗争中被暗杀。鲍里斯·安斯基还阅读未来主义作家的作品、离心派作家的著作、意象主义的文章。他读过巴维尔 ［31］ 的文章，读过普拉托诺夫的早期小说，读过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作品（一点也不喜欢），读过安德烈·别雷 ［32］ 的长篇小说《彼得堡》——让他连续四天失眠。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文学未来的论文，开头第一句是“乌有”，最后一句话还是“乌有”。与此同时，让他感到苦恼的是他跟玛丽娅·萨米亚蒂娜的关系；她另外还有一个情人——一个专门治疗肺病的医生，他能让肺结核病患者恢复健康啊！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克里米亚半岛；他把玛丽娅·萨米亚蒂娜看成是基督的化身，穿白大褂、没胡须的活菩萨——会在1929年鲍里斯·安斯基梦中再度出现。鲍里斯·安斯基在莫斯科图书馆里不停地发奋。有时，只要一想起父母来，就给双亲写信。父母就满怀关爱、想念和勇敢地给他回信，因为父母勇敢地不说饥饿、物质匮乏——在昔日肥沃的第聂伯河流域居然会出现粮食短缺！鲍里斯·安斯基还有时间写了题为《兰道尔》的讽刺怪剧，取材于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兰道尔 ［33］ 的最新故事，1918年兰道尔写下了《面对作家的演说》，1919年兰道尔因为参加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活动被枪决。同样是在1929年，鲍里斯·安斯基阅读了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刚刚发表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他觉得这真是一部优秀、杰出、难以忘怀的大作，看完后又到莫斯科图书馆去寻找德布林别的著作，结果找到了1915年出版的《王伦三跳》、1918年出版的《从瓦再克到汽轮机的战争》、1920年的《华伦斯坦》以及1924年的《高山、大海和巨人们》。

就在鲍里斯·安斯基阅读德布林的著作，或者采访图哈切夫斯基将军，或者跟玛丽娅·萨米亚蒂娜在莫斯科彼得罗夫大街他的房间里做爱的时候，伊万诺夫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为他开启了登天的大门，一方面恢复了读者对他的崇拜，另一方面为他赢得了这样一些人的尊敬，他们是他的同行，作家，有才华的作家，那些依然保存着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火力的人们，那些保存着普希金火力、果戈里火力的人们，突然之间注意到了他，实际上第一次看到了他，也接受了他。

那时，高尔基还没有在莫斯科定居，他从意大利给伊万诺夫写了一封信，里面可以看到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之父告诫性的话语，但是信中的确可以感觉到大量阅读了伊万诺夫作品后的欣喜之情。

高尔基说，您的长篇小说让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种信念、一种希望。您的想像力，不能说是僵化的……绝对不能……已经有人说您是苏联的儒勒·凡尔纳了。但是，经过长时间思考后，我认为您比凡尔纳出色。您是一支更加成熟的笔、有革命……直觉的笔。是一支大手笔。尤其作者还是一位……共产党员。但是，作为……苏联人，咱们坦率地说说。无产阶级文学是面向今天的人说话的。文学提出的问题可能要到……明天才能解决。但它面向的是……眼前的工人，而不是明天的……工人。估计您今后的作品会考虑……这一点的。

据说司汤达收到巴尔扎克写来评《巴马修道院》的信时，高兴得跳起舞来；那么，伊万诺夫收到高尔基的信时则高兴地热泪涟涟。

众口一致赞美的这部长篇小说名叫《日落》，情节非常简单：一个十四岁的少年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队伍。很快就参加了与弗兰格尔部队的战斗。一次战斗里，他受了伤。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呢。眼看着食肉猛禽要对尸体逞凶的时候，一艘外星飞船从天而降，把少年和别的伤员都带走了。后来，飞船进入平流层，围绕地球轨道飞行。全体伤员迅速康复。接着，一位很瘦、很高的更像是海藻不像人类的生物，给他们提了一些问题，诸如：星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宇宙的终点在哪里？起点在何方？自然没人能回答出来。有个人说，上帝创造了星星，宇宙的起点和终点听从上帝的安排。大家把这个人抛进太空里去了。其余的人睡觉。那个十四岁的少年醒来时，发现自己是在一间破房子里，有张破床，有个破柜橱，里面挂着破衣裳。他向窗外张望，出神地看见了纽约的城市风光。但是，这个少年在纽约的冒险经历是很不幸的。他认识了一个爵士乐手，跟他说起了什么会说话、可能还会思想的童子鸡。

乐手说：“最糟糕的是各国政府知道这件事，所以有很多养童子鸡的人。”

少年反驳说，养童子鸡是给人吃的。乐手回答说，童子鸡正希望如此啊。最后说道：

“受虐狂的童子鸡式的嫖客抓住了咱们国家领导人的蛋蛋啊。”

少年还认识了一个女子，她在一出讽刺剧里充当催眠师的角色。少年爱上了她。她比少年大十岁，就是说，二十四岁了。她并不想跟什么人恋爱，但是有几个情夫，其中包括这个少年；因为她以为爱情会破坏催眠的本事。一天，女子突然失踪了。少年四处寻找，没有结果，于是决定雇用一名私人侦探帮忙。这个侦探是墨西哥人，曾经在农民起义军领袖潘乔·比利亚 ［34］ 手下当兵。他有个奇怪的理论：相信在平行的宇宙中间有大量的地球。人们凭借催眠可以进入这些地球。少年认为这侦探在骗钱，决定跟着他四处寻找那女子。一天夜里，他俩在一条胡同里遇到一个大喊大叫的俄国乞丐。他喊的是俄语。少年能明白他的话。乞丐说：我在弗兰格尔手下当过兵。劳驾，给点尊重吧。我在克里米亚半岛打过仗。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一艘英国船把我们给撤离出来了。于是，少年问他是否参加过某次战役——这少年在那次战役里受了重伤。乞丐瞅瞅少年，回答说：参加了。少年说：我也参加了。乞丐回答说：这不可能啊！那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哪。

后来，少年和那墨西哥侦探向西走，去找那个会催眠术的女子。他俩在堪萨斯城找到了她。少年求她施催眠术，让他返回原来的战场（他应该死在那里），要不然请她接受他的求爱，别再逃跑了。女子说，这两件事她都办不到。墨西哥侦探这时对催眠术有了兴趣。他开始给女子讲故事，与此同时，少年哭着离开了那公路旁边的酒吧，走进了夜幕下的道路。片刻后，方才停止哭泣。

少年走了几个小时后，已经远离了人烟，看见公路一侧有个人影。那是个海藻形状的外星人。二人互相打招呼。谈话。内容有时听不懂。话题是各式各样的：几种外语、国家纪念碑、卡尔·马克思的晚年、工人阶级的团结友爱、地球年和恒星年测量的变化时间、搬上戏剧舞台的美洲被发现、很像戴了面罩一样的深海黑洞——好像是多雷 ［35］ 画的。随后，少年跟着外星人离开了公路，他俩穿过一片麦田，经过一条小溪，登上一座小山，又走过了一片庄稼地，最后来到一处冒热气的牧场。

下一章介绍那少年已经不再是少年了，而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在莫斯科一家报社工作，已经成为大牌记者了。他接受了一项任务，去中国某地采访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大家提醒他：这趟差事非常艰苦，到北京后，可能条件很危险，因为有很多人不愿意共产党领袖的声明传到国外去。虽说有人提醒，这位大牌记者还是接受了任务。他历经了许多艰难困苦之后，终于迈进了那位中国人藏身的地窖。他决定不仅要采访他，而且要帮助这位中国人出国。在烛光的照射下，那中国人的面部很像那个墨西哥侦探——潘乔·比利亚从前的战士。但是，地窖的恶臭很快让这个中国人和这个俄国青年染上了疾病。他俩发烧，出虚汗，说胡话。中国人说他看见群龙在北京街道上空飞行。俄国青年说看见自己参加了一场战斗，也许就是前哨遭遇战，他喊着“乌拉”，号召战友们不要停止追击。后来，他俩像死人一样长时间一动不动，一直忍耐到逃跑的那一天。

他俩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穿过北京，逃到郊外。那里有两匹马和一些粮草。那中国人不会骑马。俄国青年教他骑马的方法。旅途中，他俩穿过森林，接着登上高山。天上星星的闪光给人以超自然的感觉。中国人发问，星星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宇宙的终点在哪里？起点又在何方？青年听见了他的发问，想起了自己肋骨上的伤疤，至今还隐隐作痛，想到了黑暗，想到了一次旅行。还想起了那个会施催眠术的女子，尽管女子的面部特征隐藏着，变化着，难以捉摸。青年想，假如我闭上眼睛，那就可以重新见到她了。但是，他没闭眼睛。他俩踏入了一片广漠无垠的雪原。那两匹马深陷在雪地里。中国人唱起歌来了。星星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在深奥难测的宇宙里，我们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记忆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呢？

突然间，那中国人从马上摔了下来。俄国青年为他作了检查。中国人像个冒火的玩偶。俄国青年摸摸中国人的前额，再摸摸自己的前额，发现高烧在吞噬他俩的躯体。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中国人捆到马背上，继续前进。那雪原上是绝对的万籁俱寂。夜幕加上星星在苍穹上的漫步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寂寥。远方，一个巨大的黑影似乎要压倒夜幕。那是一条长长的山脉。在俄国青年心里，一个想法正在形成：在雪原上或者翻山越岭的时候，说不定哪一刻会死掉。心里有个声音哀求他：闭上眼睛吧！闭上了眼睛，你就能看见那会催眠术女子的眼睛和可爱的面孔。那声音说，如果闭上眼睛，就能回到纽约的大街上去，就能去那会催眠术女子的家——她正在椅子上静静地等候你呢。可俄国青年没有闭上眼睛，继续骑马前进。

不仅是高尔基阅读了长篇小说《日落》。别的一些名人也读过了，但这些人没有给他写信表达仰慕，而是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不仅是名人记住了他的名字，记忆力好的人们都记住了伊万诺夫这个名字。

鲍里斯·安斯基在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上，引证了四个人的话。斯坦尼斯拉夫·斯特鲁米林教授阅读了《日落》。教授觉得内容混乱。作家阿·托尔斯泰阅读了《日落》。作家觉得章节混乱。安德烈·丹诺夫阅读了《日落》的一半，就丢下了。斯大林也阅读了《日落》，认为疑点太多。当然，这些事丝毫没有传到善良的伊万诺夫耳中。他把高尔基的信装进镜框里，悬挂在墙壁上，家中最显眼的地方，让越来越多的来访者看见。

此外，伊万诺夫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府给了他一处莫斯科郊外的夏季别墅。有时，走在地铁里，有人请他签名。作协餐厅里每天晚上为他预留座位。他跟同样出名的作家一道在雅尔塔休假。哎呀！雅尔塔红十月饭店（过去的老英法饭店）的那些晚会啊！他们在黑海旁边巨大的花坛里，倾听着蓝色伏尔加乐队乐声，温暖的夏夜，星光闪烁，与此同时，那位走红的戏剧家抛出一句充满才智的话，那位冶金系统的小说家则回敬一句不可反驳的警句；雅尔塔的夜晚还有一些善饮不醉、可以喝到清晨六点而不倒下的杰出女性；还有下午四点钟就跑来请教文学创作秘方的克里米亚半岛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满头冒汗的小伙子。

有时候，伊万诺夫一人独处，还有更多是自己面对镜子的时候，可怜的他掐掐自己的大腿，看看是不是在梦里，看看一切是否真实。的确，一切是真的，至少表面上如此。实际上，乌云正在包围过来。可他感觉到的只是长期渴望的轻风，香风吹拂着他那充满不幸和恐惧的面孔。

伊万诺夫担心什么？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问题。不是肉体上的危险，因为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多次险些被捕，坐牢，流放；虽然不能说他是个勇士，但也用不着撒谎就可以断言，他不是胆小鬼，不是没胆量的人。伊万诺夫的担心是文学创作方面的。就是说，如同许多把习作，尤其是虚构小说变成生活组成部分的公民一样，他们害怕自己会成为坏作家。也害怕得不到承认。但是，最害怕变成坏作家。害怕自己的刻苦努力被遗忘。害怕身后没有留下足迹。害怕偶然和自然因素抹去那浅浅的脚印。害怕独自吃晚饭。害怕没有人注意他的在场。害怕不受青睐。害怕失败和做了荒唐事。但是，最最害怕的就是变成了坏作家。害怕被打入坏作家的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鲍里斯·安斯基想，这些担心、害怕和恐惧都是非理性的，尤其是如果这些害怕的人们用装模作样来抵消心里的恐惧。这就是等于说，根据坏作家的说法，好作家的天堂也是装模作样的。就是说，好作品（或者优秀作品）也都是围绕表面文章而作。当然，表面文章也是根据时代和国情而变化的；但是，总要装模作样，像是那个东西但又不是那个东西，说表面，不说就里，纯粹做做样子；甚至就是样子也装成托尔斯泰的架势、头发、眼睛和嘴唇，也要让托尔斯泰骑马奔驰几千里，让托尔斯泰在看似着火的地毯上使一些女子失去童贞。

不管怎么说吧，乌云逐渐笼罩在伊万诺夫头上了，尽管他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伊万诺夫活到这个份儿上，只想到伊万诺夫自己，结果闹出大笑话来了，那是在《俄罗斯联邦共青团文学报》两位年轻人来采访他的时候发生的。这二人给伊万诺夫提了许多问题，其中有这样一些：

共青团报：为什么您的第一部大作，赢得工农群众好评的作品，写它的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了呢？您构思《日落》的故事情节用了几年的时间？它是您成熟时期的作品吗？

伊万诺夫：我今年只有五十九岁。还有些日子才能满六十岁呢。我愿意提醒您，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时候年龄和我差不多。

共青团报：您认为您这部作品就相当于苏联科幻小说版的《堂吉诃德》吗？

伊万诺夫：有这个意思。肯定有这个意思。

这样一来，伊万诺夫就自认为是幻想文学的塞万提斯了。眼瞅着断头台式的乌云逼近，眼瞅着乌云像枪对准了后脑勺一样，可他只看见了自己骑马走在文学荣耀的大草原上，身边跟着那位神秘、有用的桑丘。

农民说：危险啊，危险！富农喊道：危险呀，危险！四十六人声明的签名者说：危险呀，危险！死去的东正教的神父们喊道：危险呀，危险！伊内萨·阿曼德 ［36］ 喊道：危险啊，危险！但是，伊万诺夫一向耳背，一向不会提前预测乌云的逼近和暴风雨的威胁；经过一番写专栏文章和到处作报告之后，大面上的事情做得还出色，因为实际上人家要他走走过场而已，他又闭门谢客，在自己那套莫斯科的住宅里，积累素材，换了新打字带，然后去找鲍里斯·安斯基，因为打算最迟用四个月的时间再交给出版社一部新小说。

那个时候，鲍里斯·安斯基正忙于一项要覆盖整个欧洲的广播计划，还要把中央的声音传送到西伯利亚的各个角落去。安斯基的笔记本上这样写道：1930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实际上是1929年，这个时间错误的产生要归咎于俄国消息的来源不透明）；鲍里斯·安斯基的情绪开始低落。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自杀。1930年，无论你多么天真幼稚，都应该明白十月革命已经失败了。

但是，伊万诺夫还想再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去找鲍里斯·安斯基。

1932年伊万诺夫出版了他的新作，书名是《正午》。1934年又有新书问世，题为《拂晓》。在这两部作品里，大量充斥着外星人、星际飞行、被肢解的时间、两个或者更多发达文明的存在和定期对地球的造访、这些文明之间的斗争，有时是尔虞我诈、暴力搏斗，还有一些漂泊不定的人物。

1935年伊万诺夫的作品在书店里下架了。几天后，一份正式文件下达，伊万诺夫被开除出党。据鲍里斯·安斯基说，伊万诺夫三天没有起床。床上摆着他的三部长篇小说，他没完没了地翻阅，打算找出自己被开除出党的缘由。他哭泣，长吁短叹，极力躲进童年的回忆里去，没有效果。抚摸着自己作品的书脊，难过得令人心碎。有时，起床看看窗户外面的街景，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1936年，随着第一次政治大清洗的开始，伊万诺夫被捕了。在牢房里蹲了四个月，在所有放在眼前的口供上签字。出狱后，面对文学界过去老朋友的冷眼相待，他打算给高尔基写信，请导师干预。但是，高尔基重病在身，没有回信。后来，高尔基去世了。伊万诺夫想参加葬礼。可他刚一露面，一个诗人和一个小说家——高尔基圈子里的青年作家，朝他走来，质问他，害臊不害臊？疯了没有？明白不明白他这么一露面就是对纪念导师的辱骂。

伊万诺夫回敬说：“高尔基给我写过信。他喜欢我的小说。我起码应该参加他的葬礼。”

诗人说：“同志，你能为他做的事也就剩下自杀了。”

小说家说：“对，这主意不错。从你家的窗户跳下去吧！事情就解决了。”

伊万诺夫哭哭啼啼地说：“同志们啊，你们说什么哪？”

一个身穿长及膝盖皮夹克的姑娘走过来，问他们出什么事了。

诗人说：“他就是伊万诺夫。”

姑娘说：“啊，那就别说了。让他走吧！”

伊万诺夫泪流满面地说：“走不了了。”

姑娘问：“为什么呀？同志！”

“因为两腿没有反应，一步也迈不出去。”

姑娘用了几秒钟的时间盯着他的眼睛。伊万诺夫的双臂被两个青年作家架着，没表现出特别无依无靠的形象，结果使得姑娘下决心陪着他到公墓外面。但是，走到大街上，伊万诺夫依然无法自己站立，姑娘只好陪着他走到电车站，接着，决定陪着他上电车（因为伊万诺夫哭个不停，给人的感觉是随时随地都会昏厥）；这样一来，二人分手的时间一再推后，姑娘帮助他上楼，帮助他开门，帮助他上床；与此同时，伊万诺夫哭得昏天黑地，说些胡话。姑娘开始看他的藏书，实在可怜，到最后房门开了，进来的是鲍里斯·安斯基。

姑娘名叫娜佳·尤莱聂娃。就在当天夜里，她跟鲍里斯·安斯基上床做爱了。此前，伊万诺夫喝了几杯伏特加后睡着了。二人做爱的地点是在鲍里斯·安斯基的房间里。如果有什么人看到二人做爱的劲头，一定会以为这样性交下去，几小时后就得完蛋。实际上，娜佳性交的方式跟1936年大多数莫斯科姑娘一样。而鲍里斯·安斯基则仿佛长期绝望之后忽然间找到了惟一真正的爱情。无论他还是她都没有想到完蛋（也不愿意想）；但是，二人拼命地颠簸、纠缠，情话绵绵，仿佛如临深渊似的。

直到黎明时分，二人方才入睡。等安斯基醒来时，已是午后，娜佳已经不在身边了。起初，他的感觉是绝望，接着是恐惧；穿好衣服后，他快速向伊万诺夫家里跑去，想让伊万诺夫提供可以找到娜佳的线索。他看见伊万诺夫正忙着写信。伊万诺夫说：我必须把这事弄明白。我必须解开这团乱麻。这样才能得救。安斯基问他：乱麻是指什么？伊万诺夫使出浑身的力量叫喊道：就是这浑蛋科幻小说呀！呐喊声撕心裂肺，像铁爪伤人，但不是伤害安斯基或者伊万诺夫真正的对手，而更像是一个抛出去的铁爪悬在房间上空，像个氦气球一样，像个有自我意识的铁爪、一个有灵魂的铁爪质问自己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房间里干什么勾当？坐在桌子后面的老人是谁？站在那里、头发乱蓬蓬的年轻人又是谁？最后气球泄气，再次回归虚无。

伊万诺夫惊叹道：“我的天哪！我在喊什么啊？”

接着，他俩谈起了娜佳、娜达莎、娜杰士卡。伊万诺夫开口前，想先知道安斯基和那姑娘是不是做了爱。然后，想知道做了几个小时。然后是娜佳是不是有了性高潮。然后是都玩了那些姿势。由于安斯基毫无保留地满足了他所有的问题，伊万诺夫逐渐向感情方面转移话题。他说：这些操蛋的年轻人！简直太操蛋了！哎呀，小骚猪。瞧瞧这对臭猪。嘿，什么爱情！而感情方面，是只能看、不能摸的方面，这让他想起他从前裸体过，不是在这写字台后面，恰恰相反，是身穿红色便服，确切地说，翻领上绣有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词首字母；他脖子上还围着一条丝绸手巾——是一个阴阳怪气的法国作家的礼物；二人是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相识的。他从来没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过什么论文，只是赤条条来去（当然是比喻）；在其他方方面面都是赤条条来去，什么政治、文学、经济，当想到的确如此时，他再次难过起来了。

伊万诺夫说：“我想娜佳·尤莱聂娃是个大学生，或者哪个诗人的徒弟。她特别恨我。我是在高尔基的葬礼上认识她的。她跟另外两个打手把我轰出了葬礼。她不是坏人。另外那两个也不是坏人。肯定是好党员，好心眼，优秀的苏联人。你要明白我的意思：我理解他们。”

接着，伊万诺夫打手势要安斯基靠近些。

他在安斯基耳边低语道：“要是他们有权决定，能把我就地枪毙，把我的尸体扔进乱葬墓里。这些婊子养的！”

伊万诺夫的气息里散发着酒臭和下水道味，是一种浓浓的酸臭、东西腐烂的气味，令人想起沼泽地旁边的空房子，下午四点钟，黄昏开始的时候，从烂草里散发出来蒙上窗户的臭雾气。安斯基想：像恐怖片。里面的一切都是停滞的，这就是腐烂的原因。

但是，伊万诺夫说了一声：哎呀，爱情啊！安斯基也说了一句：哎呀，爱情啊！于是，在随后的几天里，安斯基开始毫不气馁地寻找娜佳。最后，他找了她——身穿她那件长及膝盖的皮夹克，坐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里，脸上挂着一副孤女相，心甘情愿当孤女的模样，倾听着一个徒有其表（或者附庸风雅）的家伙演说或者朗诵或者讲顺口溜，他一面讲一面望着听众，左手拿着装模作样的手稿，时不时地瞥上一眼，带着不必要的戏剧表情，因为他的记忆力显然很好。

娜佳看见了安斯基，小心翼翼地起身，离开了大礼堂。那位蹩脚的苏联诗人（是那样地不自觉、无知狂妄、矫揉造作、故作正经、装腔作势，跟墨西哥抒情诗人一模一样，实际上跟拉丁美洲抒情诗人一样，那些发育不良、浑身浮肿的可怜的怪人啊！）吐出一连串关于钢铁生产的抒情诗文（像拉丁美洲诗人一样用愚不可及的狂妄口气言说自我、年龄、他的创作年龄）。娜佳来到莫斯科的街道上，后面跟着安斯基。他不在她身边，而是身后，保持五米远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散步的继续，距离逐渐缩短。安斯基到此时才较好（也非常高兴地）明白了什么是至上主义 ［37］ ，创始人是卡西米尔·马列维奇 ［38］ ，明白了1920年11月15日在维捷布斯克签署的独立宣言的第一点：“确定了第五维度的存在。”

1937年伊万诺夫被捕。

他又经受了长时间的审问，然后打入黑暗的大牢，从此被人遗忘。审判员根本不懂文学，主要兴趣在于了解伊万诺夫是否与托派分子有过联络。

在蹲大牢的那段时间里，伊万诺夫成了一只老鼠的朋友，他给老鼠起名叫尼基塔。夜里老鼠出来的时候，伊万诺夫就跟它长时间谈话。可以想像得出来，他俩不谈文学，也不谈政治，只谈各自的童年生活。伊万诺夫给老鼠讲他母亲的故事（很想念母亲），讲兄弟姐妹的故事，但是不讲父亲的事。老鼠几乎是窃窃私语地说什么莫斯科的阴沟和阴沟里的顶部，由于某种肥料增多或者由于一种无法说清的磷火闪烁的结果，顶部总是有星星出现。老鼠也说起母亲的温情，说起妹妹们的顽皮行径以及这些行径常常引起的笑声，老鼠至今还记得自己尖瘦脸上的笑容。有时，伊万诺夫情绪沮丧，一手托着下巴，问老鼠他俩将来会怎样。

老鼠用半忧伤半困惑的眼神望着伊万诺夫。这让伊万诺夫明白了，这个可怜的老鼠比他还无辜。在牢房里蹲了一周后（伊万诺夫觉得过了一年），他再次受审，用不着拷打就逼他在几张纸上签了字。他没再回牢房。他被直接拉到院子里，有人给他脑壳一枪，然后把尸体装进卡车里拉走了。

自从伊万诺夫死后，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就变得混乱起来，表面上不连贯了；尽管混乱，汉斯·赖特尔还是找到了结构和一定的顺序。笔记本里说到了作家群体。说惟一尚可（没有说明“尚可”是指什么）的作家们来自社会最底层和贵族阶层。说无产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作家仅仅是装饰品。笔记本里说到了性。提到了萨德和一个神秘的俄罗斯人物——拉比辛修士，他生活在17世纪，留下了许多关于德维纳河与伯朝拉河流域族群性行为的文章（配有插图）。

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的空白处连连问道：只有性吗？只有性吗？鲍里斯·安斯基谈到了自己的父母。谈到了都柏林。谈到了同性恋和性无能。他说：这里是性的美洲大陆。他拿列宁的性观念开玩笑。谈到了莫斯科的瘾君子们。谈到了病人。谈到了杀害儿童的凶手们。谈到了弗拉维奥·约瑟夫斯。安斯基关于这位历史学家的话有伤感的色彩，但有可能这伤感是假装的。可是，安斯基装给谁看呢？他明明知道将来没人会看他的笔记本的。（如果是在上帝面前，那安斯基对待上帝的态度可有些迁就了，也许上帝没有在堪察加半岛迷路，没有在那里忍饥挨饿，可他却在那里吃了大苦头。）笔记本上还说到了俄国年轻的犹太人一度如何干革命，而如今（此话可能写于1939年）怎样一个个像苍蝇那样落地而死。还说到了尤里·比亚塔可夫 ［39］ 于1937年被杀，事情发生在莫斯科第二次大审判之后。笔记本上提到的一些名字是汉斯·赖特尔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过了几页之后，再次提到了这些人的名字。好像安斯基自己害怕忘记了似的。名字，名字，还是名字。他们干过革命，有可能被这场革命吞噬；这革命已经不是原来的革命，而是对革命者开刀的革命，不是理想，而是噩梦，它隐藏在理想的后面，伺机而动。

笔记本里提到了列夫·加米涅夫 ［40］ 。与加米涅夫一起提到的还有许多人的名字，都是汉斯·赖特尔不知道的。笔记本里说到了鲍里斯·安斯基在莫斯科一些人家里走动的情况。那些人是朋友，估计都给安斯基提供过帮助。安斯基出于谨慎，不提名字，只说编号，比如，今天我去了5号家中，我们喝茶，聊天，直到午夜过后，我走了。人行道上全都是白雪。又如：今天我去了9号家里，他跟我谈到了7号；后来，他说起疾病以及找到治疗癌症办法的好坏。又如：今天下午在地铁看见了13号，他没有发现我。我坐在站台上打盹，让列车一一过去。13号在旁边的长凳上读书，一本关于无影人的著作。后来，他要等的列车来了，于是起身，上车，没有合上书本，尽管车上人很多。笔记本上写道：我俩的目光相遇了。这是与毒蛇性交啊。

他也丝毫不可怜自己。

在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里出现了那位意大利画家的名字，这是汉斯·赖特尔第一次读到关于这位画家的事迹，过了很久才看见这位画家的作品。画家名叫阿琴波尔多，朱塞佩或者优素福或者优素佛或者尤素布什·阿琴波尔多或者阿琴波尔蒂或者阿沁波尔杜斯，生于1527年，卒于1593年。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上写道：每当我悲伤或者厌烦时（很难想像安斯基每天二十四小时忙于逃命，还有闲工夫厌烦），就想起朱塞佩·阿琴波尔多；悲伤和厌烦的情绪就会像春天早晨沼泽的迷雾一样消散，上午的时光不知不觉会驱散河岸和芦苇里升起的雾气。还有关于库尔贝 ［41］ 的笔记。鲍里斯·安斯基认为库尔贝是革命艺术家的典范。比如，安斯基嘲笑有些苏联画家对库尔贝关于摩尼教的看法。安斯基努力想像库尔贝的《会议归来》的画面，一群教区牧师和显要人物酩酊大醉的样子；官方的沙龙和法国艺术展览会拒绝展出《会议归来》。安斯基认为这让那些被拒绝的人们蒙受奇耻大辱。他觉得《会议归来》的归宿不仅有典型性和诗意，而且有深远意义：一个有钱的天主教徒买下了《会议归来》，一回到家中就给烧毁了。

年轻的士兵汉斯·赖特尔热泪盈眶（不仅让他感到伤痛而且让他醒悟过来）地阅读着笔记本的文字：《会议归来》的灰烬不仅飞越巴黎高空，而且飞越莫斯科、罗马和柏林的空中。笔记本上说到了《画家工作室》 ［42］ 。说到了波德莱尔出现在《画家工作室》的一侧读书，他代表诗坛。说到了库尔贝与波德莱尔的友谊，与多米埃 ［43］ 的友谊，与儒勒·瓦莱斯 ［44］ 的友谊。谈到了艺术家的库尔贝与政治家的蒲鲁东 ［45］ 的友谊。把蒲鲁东理智的看法比做魔鬼般高大的石鸡，它能轻轻一跳踏平群山，而任何一个无权无势的政治家只相当于村里的神父，一只正常的石鸡。

年轻的士兵汉斯·赖特尔想像着库尔贝在1848年革命中的表现；接着，想像库尔贝出现在巴黎公社里的情形。绝大多数文学家、艺术家以缺席巴黎公社而显得出众（只是字面意思）。库尔贝则不然。他积极参加革命。革命被镇压后，他被捕入狱，关进了圣佩拉热监狱。他在狱中开始画静物画。国家指控库尔贝的罪名之一是煽动群众拆掉旺多姆广场的纪念碑。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做笔记的鲍里斯·安斯基说得不大肯定，或者记忆力有问题，或者只是道听途说。说的是旺多姆广场上的拿破仑纪念碑，旺多姆广场上的普通纪念碑，旺多姆广场上的旺多姆石柱。

不管怎么说吧，拿破仑三世倒台后，库尔贝炫耀的官职使得他有能力保护巴黎的纪念碑，毫无疑问，这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来看，应该看成是一个绝妙的笑话。但法兰西可不想开玩笑，它没收了库尔贝的全部财产。库尔贝去了瑞士。1877年死在那里，年仅五十八岁。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上接下来出现了一些用意第绪文写的文字。汉斯·赖特尔几乎看不懂。据推测，内容是关于痛苦或者烦恼的。接着，说到了库尔贝一些画作。那幅称之为《早安，库尔贝先生》的作品，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一部影片的开头，用田园牧歌的方式开篇，但渐渐地变成了一部恐怖片。《塞纳河畔的少女们》让鲍里斯·安斯基回想起间谍或者遇难者们短暂休息的情景；还说，是来自其他星球的间谍们；还说，是些比别的肉体更快堕落的肉体；还说，是病，是传染病；还说，她们准备抵抗；还说，从哪里学会的抵抗呢？哪种学校？哪座大学？还说到工厂、荒凉的街道、妓院、监狱；还有那座陌生的大学；还有河水总是流淌、流淌、流淌的塞纳河；还有那些可怕妓女脸上残留的美丽比安格尔 ［46］ 和德拉克洛瓦 ［47］ 笔下的贵妇人或者鬼魂还漂亮。

接下来，有些乱七八糟的笔记，有从莫斯科发车的火车时刻表，有灰色正午的阳光直射在克里姆林宫上，有死人最后的话，有小说三部曲的封底，书名是《真正的黎明》、《真正的黄昏》和《日落时的颤抖》，作品的结构和情节本来可以把这三部曲做得体面些，也许可以有点尊严，像地毯上冷冰冰的正面，这三部曲的署名是伊万诺夫；但是，伊万诺夫很难对作品进行指导，或许根本没有指导；鲍里斯·安斯基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也许我对伊万诺夫的判断是错的，因为从掌握的全部情况来看，他没有揭发我，而揭发我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说这三部曲的作者不是他；但是，他没这样做；他揭发了审讯人员希望他揭发的所有人，新老朋友、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但是，关于我，他一句话没说。我俩弄虚作假始终是合伙的。

鲍里斯·安斯基写道：要是我俩在加里曼丹岛上该是多好的一对啊！接着，他回想起伊万诺夫从前给他讲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伊万诺夫编辑部的同事们在一次晚会上说的。晚会是为了欢迎一组刚刚回到莫斯科的人类学家。笑话半真半假，发生在加里曼丹岛上，那是个山林地区，一群法国科学家到那里去探险。走了几天后，法国人来到一条河的源头。过河后，他们在一片非常密集的森林里发现了一群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土著人。一位苏联人类学家（南方人，高大、肥胖，留着大胡子）这时解释说：法国人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土著人会不会是食人生番；出于安全和避免一开始就出错，法国人使出浑身解数、手势加表情，询问土著人是不是吃人肉！

土著人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明确回答：不吃人肉！法国人于是很感兴趣地问他们吃什么东西，因为按照法国人的看法，如果食物里缺少动物蛋白质，那将是一场灾难。面对这个问题，土著人回答说，他们猎取动物，但是不多，因为高山密林里动物不太多；但是，他们吃果肉，烹饪的方式很多。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仔细看过他们吃的食物后，发现他们的食物是很好的蛋白质替代品。其余的食物由森林里的各种果实、根茎、块茎组成。土著人不种植任何东西。凡是森林愿意提供的东西，都提供给他们；凡是森林不想给的，绝对不给。他们与生态系统的共生现象是百分之百的。如果他们为了建造小屋铺设地面而砍下树皮，实际上，这是在帮助树木防止虫病。他们的生活类似清除垃圾的工人。他们是森林的清洁工。但他们的语言可不低级下流，不像莫斯科或者巴黎的清洁工；也不像莫斯科或者巴黎清洁工那样高大，那样展示发达的肌肉；也没有莫斯科或者巴黎清洁工那样的眼神——承包了狗屎的眼神。他们个子矮小，温文尔雅。说话声音不高，像悦耳的鸟叫。他们尽量不碰外来人。他们的时间观念与法国人的毫无关系。那个有大胡子的苏联人类学家说，由于这个原因，借助时间观念，他们能承受灾难。这样一来，跟土著人相处了五天后，法国人以为有了信任感，以为跟土著人已经是朋友了，可以称兄道弟了，便决定攻击土著人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于是才发现，土著人如果触摸什么人的话，是不看着对方眼睛的，无论他是法国人还是同一个部落的土著人，如果父亲抚摸儿子，那父亲总是努力望着别处；如果一个女孩依偎在妈妈怀抱里，母亲会望着两侧或者天花板；如果那女孩已经懂事，她就望着地面；而朋友们如果一起出去采集块茎，那互相望望对方，就是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但是，如果很有成效地干了一天活之后，男人们互相碰碰手，双方躲避着对方的视线；那些人类学家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男人碰手时侧身而立，如果用右手，那就从自己左臂下方把右手伸给对方，松松地或者轻轻地一碰；如果是左撇子，那就把左手从自己右臂下伸给对方。于是，苏联人类学家哈哈大笑地说道，有个法国人类学家决定给土著人演示一下他们是如何互相问候的，这些来自远方、来自大海那边、来自太阳落山地方的人们，通过表情和手势或者请另外一位法国人类学家做搭档，告诉土著人他们在巴黎是这样互相问候的——握手，摇晃，与此同时，面面相觑，或者表示高兴或者表示惊喜，坦率地四目相对，与此同时张嘴说声“你好！儒福伊先生”“你好！德洛尔穆先生”或者“你好！库尔贝先生”（汉斯·赖特尔读到此处心里想：显然那里不会有什么库尔贝；即使有库尔贝，也纯属偶然）。土著人静静地望着这出哑剧，态度是善意的，有几个人嘴上挂着微笑，有些人耐心地沉浸在深深的同情里，总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教养和谨慎的态度，直到那位法国人类学家打算跟土著人试试这法国式的问候为止。

据那位苏联大胡子说，此事发生在那座小村庄里，如果几间树林旁边的小草房就可以称之为“村庄”的话。那位法国人类学家走到一个土著人身边，做出如何握手的样子。那土著人十分温顺地躲避视线，从左臂腋下伸出右手给对方。但这时法国人把那土著人吓了一跳，他拉住土著人的手，因而也就拉动了对方的身体，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摇晃着对方的胳膊，假装惊喜的样子，说道：

“你好！土著人先生。”

法国人没有松开土著人的手，他极力注视着土著人的眼睛，还微笑，露出雪白的牙齿；法国人不但不松手，甚至还用左手拍拍对方肩膀，嘴里说着：“你好，土著人先生。”好像真的非常高兴的样子。但是，那土著人惊恐地大叫一声；叫完之后，说了一句话，法国人不懂，法国人的向导也不明白。说出那句话之后，另外一个土著人猛然向还拉住第一个土著人的那位好为人师的法国人类学家扑过去，用一块石头砸开了人类学家的脑壳。这样，人类学家方才松开了对方的手。

结果：全体土著人一起向法国人扑过来。法国人急忙撤退到河对岸，把死去的伙伴丢给了对方，但在混战中也打死了一名土著人。在后来的好几天里，先是在山上，后来在加里曼丹群岛海边一家酒吧里，这些法国人类学家绞尽脑汁想找出这个和平的部落突然变得粗暴和惊恐的原因。经过反复争论后，他们以为找到了那个被“冒犯”或者被“糟践”的土著人在握手时（他们觉得这握手的方式既健康又纯洁）的惊叫是关键因素。这个词的发音是“大伊伊”，意思是“吃人肉”或者加上“不可能”；但是，也有别的意思，其中之一是“那人强暴了我”；这话是喊叫之后说出来的，意思或者可能的意思是“那人强暴了我的屁股”，意思就是说“那吃人肉的家伙强暴了我的屁股，又要吃我的肉”；当然也可能是“那人摸我（或者强暴我），还盯着我的眼睛（为了吃掉我的灵魂）”。实际情况是，那些法国人类学家，在海岸边稍事休息后，再次登山，但再也没见到那些土著人了。

鲍里斯·安斯基疲倦的时候，就再去想阿琴波尔多的画作。他喜欢回忆阿琴波尔多的绘画；他对阿琴波尔多的生平一无所知，或者假装几乎一无所知；但阿琴波尔多的确不像库尔贝的作品，一直处于骚乱的状态。不过，安斯基从阿琴波尔多的画面上发现有某种朴实的东西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这个提法如果让很多研究阿琴波尔多的学者们听见了，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

鲍里斯·安斯基觉得这位意大利米兰画家 ［48］ 的技巧很有个性愉悦的特点。这是对表面现象的终结。是人类出现前的古希腊山区田园。当然并非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比如，《烤肉》是一幅倒挂的画作，实际上是个大金属烤肉盘，可以看出盘子上有一头乳猪和一只兔子，还有一些人的手，女人或者孩子们的手，她们忙着把盘子盖上，害怕烤肉变凉；画面倒挂让人们可以看出一个身披铠甲的士兵上身；还有一副得意和鲁莽的笑容，暴露出门牙的缺失，这是一个老雇佣兵瞅着你的恶笑；他的眼神比他的笑容更凶狠，好像他知道你的事情，鲍里斯·安斯基这样写道，可你丝毫不怀疑他的恶笑。这幅画让他觉得是恐怖题材的作品。《法学家》（是个法官，或者是个高级官员，脑袋是用小猎物的碎片和书内正文组成的）也让他觉得像是恐怖画。但是，以四季为题的作品是百分之百的欢乐题材。安斯基写道：万物在万物之中。好像阿琴波尔多只上过这一课。可这一课大概是最最重要的。

写到这里，鲍里斯·安斯基否认了他对阿琴波尔多这位画家生平不感兴趣的说法。他写道，1516年达·芬奇离开米兰的时候，给弟子贝尔纳蒂诺·卢伊尼 ［49］ 留下了笔记本和画作。过了若干年后，年轻的阿琴波尔多作为卢伊尼之子的朋友，可能查阅和研究过这些笔记本和画作。安斯基写道，我一感到伤心和沮丧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回想阿琴波尔多那些画作，伤心和沮丧的情绪就消散了，好像一阵压倒了这种情绪的风、一阵“薄荷味”的轻风，一下子就吹到了莫斯科的大街小巷。

接下来是关于鲍里斯·安斯基逃跑的笔记。里面有一些朋友们关于自杀利弊问题的彻夜长谈。两男一女在关于自杀话题交谈过程中或者冷场时，也谈到了一个著名诗人的性生活（诗人失踪了，实际上被杀害了），也说到了诗人的女人。这是一位阿克梅派 ［50］ 诗人，他和妻子却处于贫困和不安宁的不光彩状态。这对夫妻尽管处于贫穷和被边缘化的状态，却编造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游戏。性交游戏。诗人的老婆与别人性交。这个别人不是其他诗人们。因为诗人和他妻子都在黑名单上。别的诗人像逃避麻风病一样逃避这对夫妻。诗人的妻子非常美丽。在鲍里斯·安斯基笔记本上出现的三位彻夜谈话的朋友，也都同意这个看法（诗人妻子美丽）。三人都认识她，或者在某个场合都见过她。美丽至极。是个很有姿色的女子。为人所迷恋。诗人也跟别的女人性交，但不找诗人们的老婆或者姐妹，因为这位阿克梅派诗人就是个移动病毒，女人们都躲避他。再说，他长得也不帅，甚至可以说很丑。但这位诗人跟女工们性交。他是在地铁里或者商店里排队时认识这些女人的。他很丑，但很温柔，会说甜言蜜语。

三位朋友哈哈大笑。的确，那位阿克梅派诗人能朗诵悲悲惨惨的诗歌，因为他的记忆力很好。年轻以及不太年轻的女工们会听得热泪盈眶。然后，就会跟着他上床。诗人的妻子，本来她的美貌用不着什么博闻强记的本领，可她的记忆力比丈夫的还要惊人，非常非常地惊人；她跟工人或者休假的水手或者精力充沛得不知如何消耗的鳏夫工头上床；他们认为如此绝色的女子出现在眼前简直就是人间奇迹。这对夫妻还搞群交的游戏。诗人、老婆，再加一个女子。诗人、老婆，再加一个男子。通常情况下，是三人组合。偶尔也有四人组合或者五人组合的时候。有时，凭借一种预感，他们都大张旗鼓地介绍各自的情人。这些情人过了一周后就恋爱起来了，从此不再见面，不再参加这种小型的无产阶级的纵欲狂欢活动，不过，也难说，无从知晓。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位诗人一被捕后，这一切就都结束了。再也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了，因为他被杀了。

后来，三位朋友说起自杀这个话题来，议论自杀的利弊，一直聊到天亮。这时，三位中的鲍里斯·安斯基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莫斯科，身上没有任何证件，随时有被举报的危险。于是，笔记本上就有了风景、风景、透过玻璃看到的风景和玻璃上的风景，有了土路，有了无名的小火车站，那里集合着从马卡连柯 ［51］ 一本书上逃跑出来的流浪青年，有无限烦恼的少年和患上了感冒的小伙子——他们一个个流着鼻涕，有小溪，有硬面包，有安斯基克制自己的一次偷窃打算，但没说是怎样克制的。最后出现的是克斯特基诺村。是黑夜。是认出他来的风声。是安斯基的母亲。她开了门，但是没认出儿子来。

本上最后的笔记非常简单。安斯基回到村里没过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了。老人仿佛只是一味地苦苦等待儿子归来，然后才一头扑向了另外一个世界。母亲操办葬礼。安斯基等天黑之后家人都入睡时，就悄悄溜出家门，到墓地去，伫立在父亲的坟前，长时间地回想着一些含含糊糊的事情。白天，他常常在阁楼里蒙头睡觉，完全蒙在黑暗里。晚上，他下楼到一层，借助壁炉发出来的光亮，在母亲睡觉的床边看书。在最后的一段笔记里，他提到了宇宙的无序性，写道：只有在无序里，我们才是可以理解的。在另外一段文字里，他发问：假如宇宙死了，时空跟着宇宙一道死了，那还剩下什么呢？我想是一片虚无。但这个想法让他感到好笑。在全部答案之后，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安斯基想起来克斯特基诺村农民说的话。不可避免的回答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但是，这复杂性让他觉得好笑；有时，他母亲会听见他在阁楼里的笑声，跟他十岁时的笑声一模一样。安斯基想到的是平行存在的若干宇宙。就在那几天里，希特勒的军队入侵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华沙沦陷，巴黎沦陷。德军进攻苏联。只有在无序中，我们才是可以理解的。一天夜里，鲍里斯·安斯基梦见天空是一片血海。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上，他画了一条与游击队员们会合的道路。

剩下要搞清楚的问题就是那个仅容一人藏身的地方——壁炉内部的洞。谁挖的？谁在里面藏过？

经过长时间思索，汉斯·赖特尔认定：挖藏身处的只能是安斯基的父亲。有可能藏身处是在安斯基回村前就搞定了。也有可能父亲是在儿子回家前修建了藏身处，因为那时候只有父母知道安斯基是国家的敌人。但是，汉斯·赖特尔凭着直觉认为，藏身处早在安斯基回村前就设想好了，这让人觉得安斯基的父亲很有先见之明或者想像力丰富，但藏身处的活计做得很慢，都是手工活。汉斯·赖特尔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人用过这个藏身处。

当然，不能排除会有党的干部来造访这座木屋，只要他们觉得里面有什么安斯基的线索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在干部来访时，安斯基会躲进壁炉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可以肯定。但实际上，没人用过这个藏身地，包括安斯基的母亲在德军进村时也没用过。对，是这样的，他想像着安斯基母亲隐藏儿子笔记本的情形。后来，汉斯·赖特尔梦见了安斯基母亲走出家门，跟着克斯特基诺村其他犹太人前往我们德国人用鞭子指定犹太人去死的地方。

在梦中，汉斯·赖特尔还看见了鲍里斯·安斯基在田野里行走的样子，那是夜晚，安斯基变成了无名氏，他朝西方走去，结果死于枪林弹雨之下。

汉斯·赖特尔有好几天一直在想是自己开枪射杀了鲍里斯·安斯基。到了晚上，他做噩梦，可怕的梦境把他给吓醒了，吓得哭个不停。有时，他蜷缩在床上，静静地倾听着外面落雪的声音。他不再想自杀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死人了。到了早晨，汉斯的头一件事就是阅读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随便哪一页都行。有时，他出去散步，穿过白雪皑皑的树林，一直走到老国营农场里；如今两个懒洋洋的德国人在指挥乌克兰人干活。

每当汉斯·赖特尔去村里那座主要建筑物里寻找食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别的什么星球上。那建筑物里总是点着壁炉，两口野战大锅总是煮着肉汤，一层楼里总是热气腾腾。空气里有洋白菜和烟草的气味。他的战友们卷着袖子或者光着膀子来来去去。他更喜欢在树林里坐在雪地上，直到屁股感觉冰凉为止。他喜欢有火的木屋，站在壁炉前重读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他不时地抬头看看壁炉内部，仿佛那里面有个胆怯、害羞的人影在望着他。于是，一种快感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有时，汉斯想像着自己是跟安斯基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他仿佛看见安斯基一家三口走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最后，他闭上了眼睛。等到壁炉里的火焰变成了灰烬之后，汉斯就小心翼翼地钻进去，藏身处是温暖的，他就待在里面，直到拂晓的寒气把他冻醒为止。

一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梦见自己回到了克里米亚半岛。他想不起来是什么地方，但肯定是克里米亚半岛。在这里、那里像间歇泉一样不断冒出的烟雾里，他胡乱开枪。后来，他走起来，遇到一个牺牲的红军战士——脸朝下，手里还握着枪。汉斯·赖特尔弯腰把尸体翻转过来，想看看是什么模样，但又担心（像过去担心许多事情一样）那人可别是安斯基啊。他抓住尸体的军服时，心里想：别、别、别，我可不想背上这个包袱；我希望安斯基还活着，不愿意他死掉；我可不想当凶手，哪怕是不经意间杀人，哪怕是误杀，哪怕是不自觉杀人。于是，不出所料，甚至是松了一口气，发现那尸体的面孔就是他汉斯·赖特尔的脸。清晨，汉斯从这个梦里醒来以后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他第一句话就是：

“太好啦！那人不是我！”

刚进入1942年夏天，上级想起来克斯特基诺村还有一些士兵。于是，汉斯·赖特尔回到自己的师团去了。他到过克里米亚。到过刻赤。到过库班河岸。到过克拉斯诺达尔的街道。从高加索一直走到布琼诺夫斯克。他跟着自己的连队一道游历了卡尔姆卡草原，总是随身携带着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藏在内衣和军服之间。他疲惫不堪，可是没有看见敌人；但是，见到了维尔克、克鲁泽和军曹莱姆克，尽管认出他们来可不容易，因为三人变化太大，不仅相貌有变化，声音也有变化；如今，维尔克说话只用方言，除了汉斯·赖特尔之外，没人能懂；克鲁泽的嗓音变了，说起话来好像很久以前就被骟掉了睾丸；莱姆克军曹只是偶尔抬高嗓门，大部分情况对部下轻声细语，好像疲倦了，或者是长途跋涉总是让他昏昏欲睡。总之，莱姆克军曹受过重伤，那是队伍徒劳地想打通前往图阿普谢时发生的事情。上级让布勃利茨军曹代替莱姆克。后来，秋天来了，道路泥泞，寒风刺骨。秋后，俄国人开始了反攻。

汉斯·赖特尔所在的师已经不属于第11集团军了，而是第17集团军；他们从埃利斯塔撤退到了普罗列塔尔斯卡亚。后来，他们沿着马内奇河走到罗斯托夫。接着，继续向西撤退，到达米乌斯河，在那里重新构筑防线。1943年夏天到了。俄国人再次发动攻势。汉斯·赖特尔所在的师团再次撤退。每撤退一次，活人就减少一些。克鲁泽死了。布勃利茨军曹死了。福斯是个勇敢的人，先是被提升为军曹，接着又被提升为准尉，在他指挥下，伤亡人数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增加了一倍。

汉斯·赖特尔已经习惯了看死尸，就像有的人观赏出售的地皮或者田庄或者别墅一样；然后，搜查死人的衣袋，看看有没有食物。维尔克也这样做，但不是悄悄地干活，而是念念有词：“普鲁士大兵手淫，但不自杀。”营里的战友们说他俩是吸血鬼。汉斯·赖特尔听了无所谓。休息的时候，汉斯掏出面包和笔记本，一面吃一面阅读。有时，维尔克坐到他身边，片刻后就睡着了。有一次，维尔克问他，这笔记是不是他写的？汉斯瞅了他一眼，觉得这问题真愚蠢，简直用不着回答。维尔克又问他一次：这笔记是不是你写的？汉斯觉得维尔克是在睡觉说梦话呢。维尔克眼睛微闭，满脸胡须，颧骨和下巴突出到脸框外面去了。

汉斯回答说：“是个朋友写的。”

维尔克睡意朦胧地问：“朋友死了？”

“差不多吧。”汉斯说着，继续读笔记。

汉斯·赖特尔喜欢听着隆隆的炮声入睡。维尔克也忍受不了太长时间的寂静，闭上眼睛之前，总是要唱歌。福斯准尉则相反，睡觉时常常堵上耳朵，大家要费好大力气才能让他醒来或者重新适应站岗、打仗。有时，不得不摇晃他，于是他会骂出他妈什么事了，一面对准黑暗挥动拳头。但是，他连连获得奖章。有一次，汉斯和维尔克陪着福斯去师部领奖。冯·贝伦贝格将军亲自颁发给他一枚德军士兵能获得的最高奖章。那天对福斯是幸福的，可对79师是不幸的，因为兵力已经不足一个团了；而到了下午，维尔克和汉斯正在一辆卡车旁边吃香肠的时候，俄国人对他们的阵地发动了进攻。福斯和这两个士兵不得不立即重新上阵。德军短暂地抵抗了一下，又撤退了。在后撤的过程中，全师的兵力只剩下一个营的样子，多数士兵的神情像是从疯人院逃跑出来的狂人。

在连续几天的时间里，德军尽量向西撤退，保持着连队的顺序或者按照临时聚拢或者分散后的小组行进。

汉斯·赖特尔独自后撤。有时，他看见成排的苏联飞机从空中掠过；有时，看见一分钟前还是蔚蓝色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接着下起暴雨来，一下就是几个小时。站在一座小山上，他看见有一队德军坦克向东方开去。它们像是外星文明的棺材。

他夜里走路。白天尽量隐蔽起来，一门心思阅读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睡觉，观察附近种植着什么或者什么在燃烧。有时回想起波罗的海的海藻，不由得笑了。有时想起了小妹妹，也笑了。很久没有家里的消息了。他父亲一直没有给他写信。汉斯猜测父亲不写信的原因是写不好。母亲倒是给他写过信。那些信都说了什么呢？汉斯忘了。信不长。可是，汉斯全忘了。他只记得字母很大，歪歪扭扭，有语法错误，毫无修饰。他想，当母亲的永远也别写信。相反地，小妹妹的信，他都记忆犹新，想到这里他笑了。这时，他脸朝下，躲在草丛里，睡意逐渐袭上心头。在妹妹的信里，她给哥哥说自己的事情，说村里的事情，说学校里的事情，说她穿的衣裳，也说哥哥。

小妹妹洛特在信里说：哥哥，你是个巨人。起初，“巨人”这个说法让汉斯感到愕然。但是，后来他想在一个小女孩眼里，尤其是像洛特这样甜蜜动人的女孩眼里，他这样的身高很像是巨人。洛特在信里说：你的脚步回响在树林里。林中的小鸟一听见你的脚步声，就停止了歌唱。在地里干活的人们也能听见你的脚步声。躲在黑屋里的人们也能听见你的脚步声。希特勒青年团的小伙子们一听见你的脚步声，就立刻跑到村口迎接你。全村一片欢乐。你还活着。德国还活着。等等等等。

有一天，不知怎么回事，汉斯·赖特尔就又回到了克斯特基诺村。村里已经没有德国人了。国营农场里空空荡荡。只有从小木屋里露出缺乏营养的老人面孔；他们颤颤巍巍地边打手势边告诉汉斯，德国人把村里能干活的年轻人和技术人员都带走了。那一夜，汉斯·赖特尔就睡在鲍里斯·安斯基的木屋里。他感觉比在自己家里还舒服。随即，和衣在床上躺下。但不能立即成眠。他想起了安斯基在笔记里说的表面现象，开始思考自身。他觉得自由，从来没有这么自由的感觉；尽管营养不良，身体也因此而虚弱，却仍然觉得有力气可以延长这自由、自主的力量，只要能够延长就行。但是，让他担心的是，会不会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呢。他想，表面现象是现实占据的力量，甚至是最极端和有限现实占据的力量。它在人心里，也在人的表情上，也在意志和痛苦中，也在人们整理回忆的方式上，也在人们安排轻重的形式里。表面现象在工业家的客厅里会扩散，也会在黑社会里繁衍。表面现象会制定准则，会推翻自己制定的准则（推翻可能是流血的，但仍然是表面现象），再制定新规则。

国家社会主义是表面现象的终极国度。汉斯·赖特尔心里想，博爱也是表面现象。我对洛特的爱不是表面现象。洛特是我妹妹，她还小，认为我是个巨人。但是，博爱，男欢女爱，虽然一块吃饭，一块花钱，一块伤心，就是作秀，就是表面现象。青春是力量的表面现象。爱情是和平的表面现象。他心里叹息道，无论青春、力量、爱情还是和平，我都有可能得到；可我自己却不能接受如此丰厚的人生礼物。汉斯想，只有鲍里斯·安斯基的流浪生活不是表面现象；只有安斯基那十四年的颠沛流离不是表面现象。鲍里斯·安斯基一辈子处于一种极度的不成熟状态之中，因为那十月革命、那场真正和惟一的革命也是不成熟的。后来，他睡着了，没做梦。次日，前往树林里打柴，准备继续使用壁炉。在回村的路上，出于好奇，他迈进了1942年冬季德国人居住的那座建筑物。他发现里面一片破败、狼藉的景象，没有锅，没有米袋，火炉里没火，到处是碎玻璃片、破窗框，地面肮脏，到处是烂泥巴和狗屎，如果不小心踩上，就会满脚底都是泥和屎。在一面墙壁上，有个大兵用煤炭写下了“希特勒万岁”。在另外一面墙上，写了一封情书。在上面那层楼上，有人喜欢在墙壁上作画（居然在天花板上！！），把居住在克斯特基诺村的德国人日常生活场面画了下来。比如，有个墙角上画了森林，五个德国人（从军帽上可以认出来）在搬运木柴，在打鸟。在另外一个墙角上，两个德国人在性交，第三个德国人胳膊被反捆，躲在树后偷看。在另外一个墙角上，四个德国人晚饭后在睡觉，他们身边有条瘦狗的影子。在最后一个墙角上，汉斯·赖特尔出现了，满脸金黄的胡须，站在安斯基家的窗户前向外张望，外面则是一头大象、一头长颈鹿、一头犀牛和一只鸭子排队游行。在这幅壁画（总得给个叫法）中央，有个方石铺成的广场（纯粹是想像，因为克斯特基诺村从来就没有广场）上面，站满了女人或者女人的幽灵，她们个个是鬈发，跑来跑去，惊慌地喊叫着什么；与此同时，两个德国大兵在监视着一群乌克兰年轻人干活——在竖立石碑，外形模糊难辨。

这些绘画做得粗糙，有孩子气；从透视法看，属于文艺复兴前的风格；但是，从布局看，依稀可见一种嘲弄的意味，因此蕴含着一种秘密的娴熟技巧，远远压倒了初看时的印象。汉斯·赖特尔一回到自己的木屋就想，这位画家很有天赋，但是像其他几个在克斯特基诺村度过1942年冬天的德国人一样发了疯。他还想到了自己的形象意外地出现在壁画里。这位画家肯定以为，就是这个发疯的人结束了一切。鸭子这个形象让汉斯联想到自己就是这个压队的角色，领队是大象。他回想起来，那些日子他还没有恢复嗓音。他还想起那些日子，他反复阅读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一刻不停地背诵笔记里的每一句话，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有时像幸福感，有时像比天还大的罪恶感。他想起自己接受了这种感觉，既幸福又罪恶，有几个夜晚他把二者加在一起，其结果等于幸福；但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幸福；对汉斯·赖特尔来说，那不是幸福，而只是汉斯自己。

到达克斯特基诺村后的第三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梦见俄国人冲进了村庄；为了逃命，他赶忙跳进了甜溪，沿着这条小溪，他游进了第聂伯河；可是第聂伯河两岸全都是俄国人，一看见他出现在河中，他们边笑边开枪。他梦见自己没等子弹打过来就潜入了河底，随波逐流，时不时地浮上水面换口气，再潜入水底；就这样，他游出去一公里又一公里，在水下屏住呼吸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打破了世界纪录，让河水带着他远离俄国人；随后，他照旧下潜，出水，换气，下潜；水底下像是一条石路，间或看到有白色的小鱼群游过去；还时不时地撞上死尸，他们只剩下了光秃秃的白骨；这些充当水流标杆的尸骨可能是德国人的，也可能是苏联人的，无法得知其详，因为衣服早已经腐烂，水流把破烂衣裳早就冲到下游去了。汉斯·赖特尔在梦里也向下游漂去；有时，特别是夜间常常浮出水面，装成死人，为了休息片刻，或者睡上五分钟，与此同时，河水拥抱着他向南方不停地流动；等到太阳出来时，他再度下潜，重新回到第聂伯河那黏稠的水下。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有时从一座城市附近经过，看见了城里的万家灯火；或者没有灯光的话，他就听见了模模糊糊的噪音，好像是什么人在忙着挪动家具，好像是一些病人在挪动家具；有时他从军用舟桥下面游过去，看见了夜间站岗的士兵冻僵的身影倒映在汹涌的水面上。一天早晨，第聂伯河终于流入了黑海，河水化做了海水。汉斯·赖特尔爬上了河岸或者海岸；他迈着颤抖的步伐，像个大学生一样（他从来也没上过大学）在暑假里游泳之后筋疲力尽、晕头转向地回到沙滩上躺下。就在他坐在沙滩上望着浩瀚的黑海时，忽然发现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原来是在军服里的，现在已经缩成一个纸团，字迹完全模糊了，笔记本的一半粘贴在衣服上或者汗毛上，另外一半缩成纸屑在水里漂游。

就在这个时候，汉斯·赖特尔醒了，他决定立即离开克斯特基诺村。静悄悄地穿好衣服，整理好不多的物品。没开灯，没点火。想一想这一天要走多少路程。离开木屋前，他小心翼翼地把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放回壁炉的隐藏处。他想，希望有人能找到它！最后，开门，非常小心地关好门，大步流星地离开了这座村庄。

几天后，汉斯·赖特尔遇到了师里的一支队伍。他重新过起忍耐和撤退的单调生活，直到苏联人在五一镇西边的布格河打垮了他们为止。79师的残部被编入303师。1944年他们在俄国摩托化旅的追击下，向雅西 ［52］ 撤退。汉斯·赖特尔和营里的士兵看见有股蓝烟直插正午的天空。后来，他们听见了喊叫声和非常低沉的歌声。片刻后，汉斯·赖特尔用望远镜看见一群罗马尼亚士兵正在全速穿过一片菜园，好像魔鬼附体一样或者因恐惧而狂奔，跑上了一条土路——与汉斯他们师撤退的公路平行。

汉斯和几个战友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俄国人随时都会追上他们。但是，他们还是决定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个人走下充当观察哨的小山，乘上一辆有重机枪的战车，穿过了两条路之间的草地。于是，看见了一座罗马尼亚的乡村城堡，里面空空荡荡，窗户紧闭，有个方石铺路的院子通向马厩。随后，他们来到一块空地上，那里还有罗马尼亚士兵蹲在地上赌博或者往马车上装城堡里的绘画和家具（后来卸车的也是他们这些人）。空地尽头有个大十字架，是用涂成黑漆的木头制成的，大概是从城堡的大客厅里拆下来的木料。十字架（埋在黄土里）上有个裸体的男人。会些德语的罗马尼亚人问汉斯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德国人回答说是为了逃避俄国人的追击。几个罗马尼亚人说：俄国人很快就到了。

有个德国人指指十字架上那个男人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军团的将军。”罗马尼亚人说道，一面赶忙把战利品放到车上。

一个德国人问：“你们这是要开小差啊？”

一个罗马尼亚人回答说：“是的，昨天下午第三军团决定开小差。”

几个德国人面面相觑，好像不知道是该开枪射杀这些罗马尼亚人，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当逃兵。

德国人问：“你们现在去哪儿？”

罗马尼亚人回答：“向西！回家！”

“你们已经想好啦？”

罗马尼亚人回答：“谁挡道，我们就杀谁！”

大部分罗马尼亚人好像在重申这个意思，拿起枪来。有几个人甚至毫不掩饰地瞄准了德国人。刹那间，好像两群人就要互相开火了。就在这个时候，汉斯·赖特尔走下战车，完全不理会双方剑拔弩张的样子，向十字架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走去。那人的脸上血迹已干，好像前一天夜里有人用枪托打断了他的鼻梁骨；他眼睛是青紫的，嘴唇是肿胀的。尽管如此，汉斯还是马上就认出了这个人。他是恩特赖斯库将军，就是跟冯·聪佩女男爵在喀尔巴阡山上城堡里睡觉的男人。汉斯和维尔克还在秘密通道里窥视过此人。大概此人还活着的时候，罗马尼亚人就扒光了他的衣服，让他赤身露体，只给他留下马靴。恩特赖斯库将军的阴茎——据维尔克和汉斯偷看时估计勃起状态下大约有三十厘米长——如今在晚风的吹拂下疲惫地摇晃着。十字架下，有一箱烟花，恩特赖斯库将军曾经用烟花让客人们开心。火药大概受潮了，要么就是烟花过期了，因为爆炸时惟一发出的是一股蓝烟，很快升天就消散了。站在汉斯身后的一个德国人对将军的阴茎发表了看法。几个罗马尼亚人笑了。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凑到十字架前，好像它忽然间具有吸引力。

步枪已经不再对准任何人了。士兵们拿着枪就像拿着农具，他们就像是长期走在悬崖边上疲倦的农夫。他们都知道俄国人马上就要来了，也感到害怕；可是，人人还是经不住诱惑要最后一次看看恩特赖斯库将军的十字架。

“这个家伙怎么样？”一个德国人明知故问地说道。

“这人不坏。”一个罗马尼亚人说。

接着，人人陷入了沉思。有些人低着头；有些人用迷惑不解的眼神望着将军的尸体。没人想起问问怎么就把他给杀了呢。可能是先把他打倒在地，然后殴打致死。十字架的木棍已经被血液染成了乌黑色，血痂像个黑蜘蛛一样落到黄土地上。没人提出把尸体放下来。

一个德国人说：“你们很快还能找到类似的榜样。”

罗马尼亚人没听懂他的话。汉斯·赖特尔看看恩特赖斯库将军的脸：眼睛是闭着的，但是给人的印象是睁得很大。双手被银色的大长钉钉在木头上。每个手掌上有三枚钉子。双脚用大粗钉钉牢。在汉斯·赖特尔左边，一个罗马尼亚少年——超不过十五岁，军衣套在他身上显大——正在祷告。汉斯问德国人：这地方是不是还有别人？他们说，只有这些人了，第三军团或者说第三军团的残部是三天前到达利塔慈火车站的；恩特赖斯库将军没去西边找更安全的地方，而是决定去看看自己的城堡，结果空无一人。没有仆役，也没有任何可吃的动物。在两天的时间里，将军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想出门。士兵们在房子周围转悠，结果发现了地窖，便破门而入。除去几个军官比较谨慎，全体士兵都喝得酩酊大醉。当天夜里，第三军团有一半士兵开了小差。剩下的另外一半是自愿留下来的，没人强迫，因为他们热爱恩特赖斯库将军。或是某种类似的感情。有些人到附近居民点偷窃，再也没回来。另外一些人站在院子里高呼：请将军出来指挥队伍！决定下一步行动吧！可是，将军继续躲在房间里，不给任何人开门。当天夜里，士兵们喝醉了之后砸开了房门。将军正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周围点着蜡烛，欣赏着一本相册。于是，事情就一一发生了。起初，将军用皮鞭自卫，抽打士兵。可士兵们饿得发了疯，吓得发了疯，一下子就把将军给杀了，然后把他钉上了十字架。

汉斯问：“制作这个大十字架一定非常费劲吧？”

一个罗马尼亚人说：“做十字架是在杀将军之前。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十字架，可是我们还没喝醉就做好了十字架。”

后来，罗马尼亚人重新装车，有几个德国人帮助他们搬运战利品；另外一些人决定去房子里转转，看看酒窖里是不是还有酒。于是，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位又是孤家寡人了。汉斯临走前问罗马尼亚人是否认识一位名叫包贝斯库的人，他总是跟在恩特赖斯库将军身边，好像给将军当过秘书。

“啊，是包贝斯库上尉。”一个罗马尼亚人点点头说道，口气跟说随便哪个上尉一样，“他应该在布加勒斯特。”

汉斯几人一面向那片草地山丘驶去，车后留下扬尘，他一面望着好像有群黑鸟飞越那片十字架的空地——恩特赖斯库将军站在那里正监视着战事的进程。在战车上，站在重机枪旁边的那个德国士兵笑着说：俄国人看见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会怎么想啊？没人回答他的问题。

节节败退之后，汉斯·赖特尔终于回到了德国。1945年5月，年仅二十五岁的汉斯，在一片树林里躲藏了两个月后，向美国兵投降了。他被送进了安斯巴赫郊外的俘虏营。在那里，长久以来第一次洗了澡。饭菜很好。

有一半战俘睡在大平房里——是美国黑人士兵建造的，另外一半睡在野战帐篷里。每两天会有人来营地按照姓氏排序严格检查俘虏的证件。起初，是在露天地里安放了桌子，俘虏们列队走过，一一回答问题。后来，黑人士兵在几个德国人帮助下，搭建起一座有三个房间的大平房。于是就在这平房前排起了长队。在这座营地里，汉斯没有熟人。79师和后来303师的战友们死的死，逃的逃，或者做了俄国人的俘虏。303师残部开进了保护领地的比尔森，而那时汉斯在混乱中自己开路了。在这个安斯巴赫的俘虏营，汉斯尽量不跟别人联络。有些士兵下午时聚在一起唱歌。美国黑人士兵站在监视他们的岗哨上瞅着他们发笑；可是，显然没人懂德语歌词，于是就让德国人一直唱到睡觉的时候。另外一些人经常在营地里来回散步，他们手挽着手，一面议论着一些非常离奇的话题。据说，苏联人和同盟国很快要唱对台戏了。大家纷纷猜测希特勒死亡的实况。大家还谈到饥饿，还谈到马铃薯丰收会再次把德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可能性。

在汉斯的行军床边还睡着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是国民突击队的战士。那人留了大胡子，说起话来温和又低沉，好像周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到他。白天，他常常跟另外两个国民突击队的战士聊天，散步和吃饭时都聚在一起。但是，汉斯有时也看见老兵独自一人在各种纸片上用铅笔写字，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口袋里。有一次，睡觉前，他问老兵写的是什么，老兵说打算把一些想法写下来。又补充说：可是不大容易啊。汉斯再也没问他别的什么。但从此之后，老兵总是在睡觉前找个借口跟他聊上几句。据老兵说，在俄国人开进科斯琴 ［53］ 的时候，他老婆就死了，夫妻都是科斯琴人；但是，他不恨任何人；他说，战争就是战争啊，等战争结束后，最好能互相原谅，从头开始。

汉斯问：怎么开始呢？从零开始呗，他慢声细语地用德语说道，口气是快乐的，有想像力。老兵名叫策勒，瘦高，腼腆。汉斯看见他经常在另外两个战友陪伴下在营地里散步。可能是有两个战友比照的原因，策勒的形象有尊严感。一天晚上，汉斯问策勒是不是还有家属。

策勒说：“有老婆。”

汉斯说：“可你老婆死了啊。”

老兵轻声说：“有过一儿一女。也死了。儿子死在库尔斯克会战里。女儿死在汉堡的轰炸中。”

“没别的亲戚了？”汉斯问。

“有过外孙、外孙女，是双胞胎，跟我女儿一起死在轰炸里了。”

汉斯惊叹道：“天啊！”

“女婿也死了。不是在那次轰炸里，而是几天后，因为老婆和孩子而伤心。”

“太可怕了！”

“服毒自杀了。”策勒在黑暗里轻声说，“吃的是耗子药，痛苦挣扎了好几天。”

汉斯不知说什么才好，一方面是因为困劲上来了；他听见策勒最后说了一句：战争就是战争啊，最好忘掉一切、一切、一切。实际上，策勒镇定得令人羡慕。另外，这样的镇定只有再次看见俘虏入营或者又来人在平房里一一检查证件时才被打破。三个月后，轮到询问姓氏字母开头为Q、R、S的人了。汉斯·赖特尔可以跟美国兵和一些身穿便装的人谈话了。他们有礼貌地请他正面和侧面站立；然后，就在档案里寻找卡片，卷宗里可能有许多照片。接着，一个身穿便衣的人问汉斯·赖特尔：战争期间做过什么事情？汉斯只好说跟着79师到过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多次受伤。

美国兵和便衣想看看他身上的伤疤。汉斯只好脱光衣服给他们看。有个说话带柏林口音的便衣问他：俘虏营的饭菜好不好？汉斯说：吃得像国王。那提问的人把这话翻译给其他人听。他们都笑了。

一个美国兵问：“你喜欢美国饭？”

便衣把这话译成了德语。汉斯说：

“美国肉是世界上最好的肉。”

大家又笑了。

那美国大兵说：“说得对。可你吃的东西不是美国肉，是狗食。”

这一次，翻译（不想翻译这句话）和几个大兵笑得几乎跌倒在地。一个黑人士兵出现在门口，带着担心的表情，他问大家跟这个俘虏是不是有麻烦。大家说，没麻烦，关上门，走吧！他们讲笑话而已。后来有个人给汉斯敬烟。汉斯说：我以后再抽。说完把香烟夹在耳朵上头了。接着，美国兵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开始记下汉斯提供的情况：年龄、出生地、父母姓名、父母住址、至少两个亲戚或朋友的地址，等等。

当天夜里，策勒问汉斯询问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汉斯都告诉他了。问你哪一年入伍了吗？问你征兵办公室在什么地方了吗？问你在哪个师服役了吗？问了。有照片吗？有。你看见那些照片啦？没有。等到策勒问完之后，就用毯子蒙上脸，好像入睡了；可是，片刻后，汉斯听见他在黑暗里嘟囔着什么。

一周后，调查人员又来了。来的只有两人。不排长队，不询问。营里让全体俘虏集合。美国黑人士兵检察队伍，从队伍里分出十个人来；然后把这十个人戴上手铐装进两辆囚车。营地长官说，这几个俘虏是战犯嫌疑人，接着，他命令队伍解散，按常规过日子。一周后，调查人员又来了，开始查姓氏字母以T、U和V开头的人员。这一回，策勒可真的紧张起来了。他温和的声音没大变化，但是，说话和说话的方式变了：单词急切又断断续续地蹦出来，夜里嘟囔的话语变得无法克制。说话很快，好像有个失控的理由逼着他快说。汉斯几乎听不懂。策勒伸着脖子到汉斯跟前，一只胳膊撑着身子，絮絮叨叨地说起来，长吁短叹，想像着黑乎乎的圆形建筑层层叠叠形成一体的辉煌画面。

到了白天，事情发生了变化，策勒的形象又重新发出尊严和体面的光辉；虽然他除去跟国民突击队的老同志联络之外，几乎不找任何人；但是人人都尊敬他，都认为他是个正派人。但是，对汉斯来说（他可得忍受策勒夜间的东拉西扯），策勒的面孔逐渐显露出内心的伤痛，好像内心世界里截然对抗的力量在进行殊死的搏斗。那是些什么力量呢？汉斯不得而知，只是凭着直觉感到两股力量都来自同一个源泉：疯狂。一天夜里，策勒告诉汉斯：他不姓策勒，而是叫萨穆尔；因此理所当然地不该去接受下一次调查。

那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没有睡意。月光钻进了帐篷，好像沸腾的咖啡让用丝袜做的过滤袋过滤了一遍。

“我叫雷奥·萨穆尔。我跟你说过的事情有真有假。”假策勒在行军床上扭来扭去，好像浑身痒痒。“听说过我的名字吗？”

汉斯说：“没有。”

“孩子，没道理听说过。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名人，虽说你出门在外期间，我名声大作，像个恶性肿瘤，可如今我的名字出现在最不受怀疑的名单上。”萨穆尔用他那温柔和越来越快的德语说道，“当然，我没参加过国民突击队。可我打过仗。你别以为我没打过仗，像任何一个有种的德国人一样，我打过仗。但是在别的舞台上，不是军事战场，而是经济、政治战场。感谢上帝，我老婆没死。”说完他沉默起来。汉斯和他借此机会欣赏帐篷外面的月光，好像鸟翅膀或者鸟爪。他又说：“不错，我儿子是死了。可怜的孩子啊。他很聪明，喜欢体育和读书。对儿子还能要求什么呢！他办事认真，长得像体操运动员，很会读书。他死在库尔斯克。那个时候，我担任一个机构的副主任，负责为帝国提供劳工；主要的办公室设在距离总部不远的波兰村庄里。”

儿子牺牲的消息来了以后，我就不相信这场战争的意义了。更糟的是我妻子，她有精神错乱的苗头。我可不希望别人摊上我的处境。包括最凶恶的敌人。儿子风华正茂的时候死了；老婆经常患偏头疼；我那累人的工作需要付出最大努力和高度的聚精会神。但是，凭借我有条不紊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坚持下来了。实际上，我是为了忘记不幸而工作的。总之，结果是我被提升为国家机关的主任。转眼之间，工作量增加了三倍。我不仅要给德国工厂提供劳动力，而且负责维持那个波兰地区的官场运转；那里总是下雨，是个我们打算日耳曼化的穷乡僻壤；天空每天都是灰色的，大地好像蒙上了一层煤烟；没有文明的娱乐方式；想想吧，连十岁的孩子都喝酒；可怜的孩子们啊，还很野蛮，就喜欢喝酒，还有就是玩足球。

有时，我从办公室的窗户看见孩子们在街道上踢一个布球，他们跑跳的样子非常可怜，因为血液里的酒精时时让他们摔跤或者踢不进该进的球。一句话，我不愿意打搅他们；比赛的结果常常是拳打脚踢混战一场。要么就是用酒瓶子朝着对方脑袋上猛抡。我从办公室里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不知如何是好。天啊！如何消灭这场瘟疫啊！如何改善这些无辜儿童的处境啊！

坦率地说，我感觉孤独，非常孤独，非常、非常孤独。老婆是指望不上的，可怜的女人不离开她那黑暗的房间，除非是为了求我放她回德国，回巴伐利亚，到了那里她是可以跟妹妹团聚的。我儿子死了。我女儿住在慕尼黑，幸亏结了婚，可以不管我的问题了。工作成堆，我的同事们越来越拼命，精神快崩溃了。战事不顺利。再说，我对这场战争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于一个失去了自己儿子的人来说，他怎么能感兴趣呢！一句话，我的生活就在永久的乌云笼罩下度过。

这时又来了一道新命令：让我负责管理从希腊来的一批犹太人。我认为他们来自希腊。有可能是匈牙利的犹太人或者克罗地亚犹太人。但我不信，因为克罗地亚人他们自己就杀害自己的犹太人。也许是塞尔维亚的犹太人。就假设是希腊人吧。给我送来满满一列车希腊犹太人啊。交给我了！我丝毫没有接待他们的准备。这命令来得很突然，没有预先通知。我所在的机关是民事机构，非军事的，也不属于党卫军。我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我此前只给帝国的工厂派送外籍劳工。可我拿这些犹太人怎么办呢？我想，一句话，认命吧。一天早晨，我去火车站迎接他们。我拉上了地方警察局长以及最后时刻拉来的警察。从希腊开来的列车停在一条不用的支线上。一名军官让我在一份接收清单上签字，一共五百名犹太人，男人、妇女和孩子都有。随后，我向列车走去，那里的气味让人无法忍受。我不允许打开所有的车门。我想，里面可能已经变成了传染病灶。接着，我给一位朋友打电话。他帮助我联系上了一个管理犹太人集中营的家伙，地点在波兰的海乌姆诺。我说明了自己的问题，我问他对这些犹太人怎么处理。我得告诉你，在那座波兰村庄里已经没有犹太人了，只剩下了喝醉酒的孩子、喝醉酒的妇女以及整天追逐惨淡阳光的老人。海乌姆诺那人要我两天后给他打电话；他说，也许您不信，我也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谢过之后，我挂上了电话。我回到了铁路支线。那名军官和火车司机在等着我。我要请他俩吃早饭，咖啡、香肠、煎蛋和热面包。他俩的吃相跟猪一样。我不是。我脑海里在想别的事情。他俩告诉我必须卸车，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当天夜里返回欧洲南部。我看看他俩的表情，说会照办的。军官说可以指望他和他的押车队伍来卸车，条件是请车站职工帮助他们打扫卫生。我说可以。

我们开始行动。一打开车门，车厢里的臭味让车站上打扫厕所的女工都皱鼻子。旅途中死了八个犹太人。那军官让幸存者们排队。个个脸色不好。我命令把他们带到一家废弃的皮革厂去。我吩咐一个手下的职员去面包房，买下所有的面包分给犹太人吃。告诉老板记在我的账上，快去办！接着，我回办公室处理其他紧急公务。到了中午，有人通知我，希腊列车已经开走了。我从窗户里看见那些喝醉酒的孩子们在玩球；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也喝过量了。

上午其余的时间我还给犹太人找了比较长期的安身之处。有个秘书建议给犹太人安排工作。我问他：去德国吗？他说：就在这里。这主意不坏。我吩咐给五十个犹太人分发扫把，每十人一队，让他们打扫我那座鬼村庄。接着，我去忙主要工作了，帝国几家工厂要我提供至少两千劳工；总部也来函要劳动力。我连着打电话：我说这里有五百犹太人可供支配。可他们都要波兰人或者意大利战俘。

要意大利战俘？我这辈子也没见过意大利战俘啊！所有能支配的波兰人，我都分发出去了呀。留下的仅仅够我所需。于是，再次给海乌姆诺那人打电话，再次问他，要不要我这里的希腊犹太人。

“既然是送到您那里的，肯定有原因。您就管起来吧。”一个响亮的声音回答我说。

我说：“可我没办过犹太人集中营呀。没有经验。”

那人说：“您负责管理他们。如果有疑问，就问问派送的人吧！”

我说：“尊敬的先生，派送的人，我估计在希腊呢。”

那人说：“问问柏林的希腊事务局吧。”

这样的回答真聪明！谢过之后，我挂了电话。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我在考虑给柏林打电话的利弊。忽然，街上出现了一队扫地的犹太人。喝醉酒的孩子们不玩足球了，纷纷上了人行道，站在那里看犹太人，好像他们是动物。犹太人起初只是望着地面，认真清扫。旁边有个警察负责监督他们。但是，有个犹太人——不过是个少年——抬头看看孩子们和那个皮球，正停在一个小无赖脚下一动不动。我想双方可能会赛一场。扫地的对抗喝醉的。可是，那警察对工作很负责任。不久，犹太人就走了。孩子们重新玩起了破球。

我也重新埋头公文。有一批土豆丢了，大约在我控制的地区和这批土豆的目的地——莱比锡之间的什么地方，我要处理一下。我命令调查此事。我从来不相信那些卡车司机。我还处理过甜菜事件、胡萝卜事件，以及类似的仿冒咖啡事件。派人去叫村长。有个秘书拿着一张纸片，上面清楚地写明了土豆是通过铁路运输离开我所管辖地区的。土豆是使用马或牛或驴，有什么牲口就用什么牲口，就是没用卡车，拉到火车站的。本来是有一张装货单副本的，可是丢失了。我命令秘书：一定要找到副本。另外一个秘书带回来的消息是，村长病了，卧床休息呢。

我问：“严重吗？”

秘书说：“是感冒。”

我说：“让他起床，来见我！”

等剩下我自己的时候，我开始想自己可怜的老婆——她躺在床上，屋子里拉着窗帘；想到这里，我紧张起来，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因为要是我坐着不动，那有得脑血栓的危险。这时，我看见扫地的队伍再次出现在大街上——那里理所应当是干净的啊；时光在重复的感觉突然把我给吓瘫了。

但是，感谢上帝，这不是原来那批扫地的人。问题是他们彼此太像了。可是监管他们的警察换了。头一个警察又高又瘦，走路挺胸抬头。第二个又胖又矮，再说他已经大约六十岁，可看上去像七十的。那些玩足球的波兰孩子大概跟我的感觉一样，再次上了人行道，给犹太人让路。有个孩子冲着犹太人说了一句什么。我贴着窗户玻璃，估计那孩子是在骂犹太人。打开窗户，我叫那个警察。

我站在楼上喊道：“梅内特先生！梅内特先生！”

起初，那警察不知道是谁在叫他，脑袋转来转去，不知东南西北；这样子引得醉酒的孩子们哈哈大笑。

“这里，上面！梅内特先生！这里，上面！”

终于，警察看见我了，立正敬礼。犹太人停止干活，等候命令。所有醉酒的孩子们都望着我的窗户。

“梅内特先生，要是哪个小孩骂我的工人，您就开枪！”我声音很大，故意让大家都听见。

梅内特先生说：“没问题，阁下！”

我大声喊道：“听清楚没有？”

“很清楚，阁下。”

“随便开枪！随便开枪！明白吗？梅内特先生！”

“很明白，阁下。”

随后，我关上窗户，继续办公。宣传部来了一份通知，我看了还没五分钟，又一个秘书进来告诉我，面包已经交给犹太人了，但是不够分配。另外，在监督他们分发面包时，发现又死了两个人。我吃惊地重复道：死了两个犹太人？可他们都是自己走下列车的啊！秘书耸耸肩，说道：死了两个。

我说：“好啦，好啦，好啦。咱们生活在奇怪的年代，对吗？”

“是两个老人。”秘书说，“准确地说，是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

“那面包呢？”我问。

秘书说：“不够分。”

我说：“总要解决一下的。”

秘书说：“试试吧。可今天不行了。明天吧。”

这口气让我感到非常不快。我挥挥手让他走了。我试着重新聚精会神到工作上来，可是不行。我走到窗前看看。醉酒的孩子们已经走了。我决定出去转转，冷空气会让我冷静下来，可以锻炼身体；其实，我真想回家，那里有暖和的壁炉，捧上一本好书可以消磨时光。出门前，我告诉女秘书：有急事就去车站酒吧找我。到了大街上，刚一拐过街角，就遇上了村长蒂佩尔基尔施先生。他正要去见我。他身穿大衣，裹着围巾，把鼻子都围住了，加上几件毛衣，让他显得特别臃肿。他解释说，此前不能来的原因是因为发烧到四十度。

我边走边说：别夸张！他在我身后说：您可以去问医生。走到火车站，我看见几个农民在等一辆从东边来的列车，是从总部辖区来的。他们告诉我：列车要晚点一个小时。都是坏消息。我和村长先生喝了一杯咖啡，其间一直在谈犹太人问题。村长双手捧着咖啡杯，说道：情况我都知道了。他的手很细、很白，血管纵横可见。

刹那间，我想到了基督的手。这手应该被描画。接着，我问他：咱们怎么办啊？村长说：把犹太人退回原处。他鼻子上挂着一线浠水。我指指他鼻子。他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擤擤鼻涕！他说：啊，对不起。说完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绢，很大，不太干净。

我说：“怎么退回去？我手里有列车吗？就算有车皮，难道不应该装一些更有生产能力的东西吗？”

村长患的是鼻膜炎，他耸耸肩。

他说：“让他们干活吧。”

“可谁给他们饭吃呢？谁来管理呢？不行，村长先生，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只有一种办法可行：委托别的部门代管。”

村长说：“要是咱们临时借给本地区每户农民两个犹太人，是不是好主意啊？至少在想出别的办法之前，总是可以的吧。”

我盯着他的眼睛，低声说：

“您知道，这可是犯法的啊。”

他说：“对，我知道。您也知道。可是咱们的处境不好啊。来点帮助也不错嘛。我想农民是不会抗议的。”

我说：“不行。想都别想！”

可是，我想了。这些想法把我给沉到了一口黑乎乎的深井里。借助不知从哪里来的火花，我看见了我儿子时而活着时而死去的面孔。

村长牙齿打战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问他：不舒服吗？他想开口，可是没办到，接着就昏迷过去了。我从酒吧里给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派汽车过来。有个秘书告诉我，跟柏林希腊事务局联系上了。这个部门根本不管犹太人的事。汽车来了。我和酒吧老板，加上一位农民，把村长先生塞进了车里。我告诉司机，先送村长回家，然后再回车站来。与此同时，我到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玩起赌色子。一个从爱沙尼亚移民过来的农民盘盘皆赢。他三个儿子在前线。每赢一次，他就口中念念有词，就算不神秘，也很奇怪。他说：运气和死神是盟友。他那眼神像砍了头的绵羊，好像我们必须对他深表同情。

我想此人在村子里一定很有名气，尤其是在波兰妇女中间；她们肯定不会担心一个有三个儿子在前线的老光棍、一个据我所知相当俗气，但绝对不吝啬的老农，会时不时地给女人们送吃的、穿的，来换取她们去他家过上一夜。整个就是浪荡汉。赌了这一局之后，我告别了在场的人们，回办公室去了。

我再次呼叫海乌姆诺。但电话不通。有个秘书告诉我，柏林希腊事务局建议他给总部的党卫军司令部打电话。这是个相当愚蠢的建议，因为尽管我们这村庄和地区（包括村庄和农场）距离总部不远，但实际上，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我们属于日耳曼行政区。那怎么办啊？我想那天我为这事已经花去太多时间了，要集中精力办别的事情了。

回家前，有人从火车站打来电话。那趟车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说：再耐心等等吧。可我心里想的是，那趟车永远也回不去了。回家的路上开始下雪了。

第二天，清早起床，去村里俱乐部吃早点。餐桌都是空的。过了一会儿，我的两个秘书衣冠楚楚，梳洗得干干净净地出现了。他俩告诉我：那一夜，又有两个犹太人死了。我问：怎么死的？他俩不知道。就知道是病死的。这一回，不是老人，而是一个年轻妇女和她大约八个月大的儿子。

我感到垂头丧气，有好几秒的工夫，我注视着咖啡黑色、平静的表面。我说，也许是冻死的吧。那天夜里下了雪。秘书们说：有这可能性。我觉得周围的一切在天旋地转。

我说：“咱们去看看他们的住处吧！”

秘书们吃惊地问道：“什么住处？”

“犹太人的住处。”我已经站起来，准备向门口走去。

不出我所料，老皮革厂的状况糟糕之极。连站岗的警察都在抱怨。我的秘书说，晚上很冷，轮班的人也不守时。我对秘书说，轮班的事找警察局长商量，给警察毯子。当然，也要给犹太人。秘书悄悄说，很难找到那么多毯子给大家。我说，你试试吧。至少有一半犹太人能有毯子也好。

秘书问：“那另外一半怎么办呢？”

“他们要是讲互助，那就两个人合用一条毯子。成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我说。

回到办公室，我发现村里的街道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这一天其余的时间与往常一样，到了晚上从华沙犹太人事务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我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单位。一个有着明显少年口音的人问我是不是手里掌握着五百名希腊犹太人。我说，是的；又说，不知怎么处理他们才好，因为此前没有人通知我他们要来这里。

那人说：“看来出了错。”

“好像是这样。”我说。接着，就沉默起来。

沉默的时间很长。

那人说：“那趟列车应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卸车。我想是这样的。不大清楚。请等一下。”

话筒贴在我耳朵上有十分钟之久。其间，我的女秘书拿着一些文件来了，让我签字。有个秘书送来一份备忘录，是关于本地牛奶产量下降的。另外一个秘书刚要说话，我让他闭嘴。他于是在一张纸上写下要说的话：“种土豆的人把准备送莱比锡的土豆给偷走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些土豆是这些人在德国人的农场种植的，他们刚刚在本地定居，都想表现得模范一些。

我就在秘书那张纸上写道：“怎么回事？”秘书在我的问题下面写道：“不知道。可能是伪造了发货单据。”

我想，对呀，可能这不是第一次了。但不是我手下的农民。可如果是他们干的呢，我能怎么办？难道把所有的农民都关进监狱吗？那又有什么好处？难道这土地就都不种了？要不然罚款？让他们比现在还穷？我决定不能这样做。我在秘书那句话下面写道：“再查查！”又加了一句：“好好干！”

秘书冲我一笑，举起手来，动动嘴唇，好像在说“希特勒万岁”，然后，踮着脚走了。这时，话筒里那人问道：

“您还听着吗？”

“我听着呢。”我说。

“您看，眼下的情况是，我们没有车皮去接那些犹太人。从管理上说，他们归上西里西亚。我已经跟上司说了，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您自己把他们处理掉。”

我没吭声。

“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声音从华沙传过来。

“是的。懂了。”我说。

“那全都清楚了？”

我说：“对。但我更希望得到一份书面命令。”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唱歌般的笑声。我想，我儿子的笑声也可能是这样的；这笑声让我回想起乡下的午后时光、鱼儿成群的蓝色河流、花香和双手拔出来的牧草。

“您别天真了！”那声音没有半点狂妄的意思。“这种命令从来不见诸文字。”

当天夜里，我无法成眠。我明白他们这是要求我自己动手又冒着风险去消灭那些希腊犹太人。次日早晨，我在办公室打电话给村长、消防队长、警察局长和老兵协会会长，约他们在村里俱乐部开会。消防队长说不能参加聚会，因为有匹马要下崽。我说，不是聚会赌钱，是急事。他想知道什么事。我说，等见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等我到俱乐部的时候，人都到齐了，正围着桌子听一个老服务员讲笑话。桌子上有刚出炉的热面包、黄油和果酱。老服务员一看见我就不吭声了。他岁数不小了，矮个子，很瘦。我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下，对服务员说：请给我一杯咖啡。等咖啡来了以后，我请他离开了。随后，我用三言两语给大家说明了目前我们所处的形势。

消防队长说，应该立即打电话给可以接收犹太人的俘虏营。我说，已经给海乌姆诺某人谈了此事。消防队长打断我的话，说道，应该跟上西里西亚集中营联系。于是，讨论就此展开。人人都有朋友的朋友，等等。我让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自己安安静静地喝咖啡，把面包一分为二，抹上黄油，吃了。再把果酱抹到另外一半上，吃了。咖啡的味道好极了。不像战前咖啡的味道，但是好喝。吃完，喝完，我说，各种方案早就一一考虑过了；消灭希腊犹太人的命令是斩钉截铁的。我问大家：问题是如何消灭？各位想出什么办法了吗？

都在吃喝的同事们面面相觑，没人说话。为了打破这难堪的冷场局面，我问村长他的感冒怎么样了。他说，他想活不过这个冬天了。大家都笑了，以为村长是在开玩笑呢。可他说话是认真的。后来，我们说起了土地的事情，是两个农场之间的地界问题，事情是一条小溪引起的，一夜之间，不明不白地溪流就改道了，这样一来给两个相邻的农场土地所有权造成了十多米的纠纷（说不清道不明），因为边界线就是这条可爱的小溪。我还询问了失踪土豆的装车问题。我没拿它当回事。我说，土豆会露面的。

上午过了一半，我回到了办公室。那群波兰孩子已经喝醉了，正在玩足球。

我又拖延了两天，没作决定。一个犹太人也没死。除了五支清洁队，有个秘书把犹太人又组成三支绿化队。每支队伍由十个犹太人组成；他们除去打扫村里广场之外，还清扫村里到公路之间的地块；这些地块波兰人从来没耕种过；我们德国人由于没时间和缺少劳力，也没耕种。据我回忆，我没做什么事情。

一股厌烦情绪逐渐占据了我心头。通常晚上，一回到家中，我一人吃完饭，冻得浑身发冷，目光盯着白墙壁上某个不确定的斑点。我连死在库尔斯克的儿子都不思念，也不打开收音机听一听消息，或者听听轻音乐。上午，常常去火车站的酒吧赌钱，似懂非懂地听听聚在那里消磨时光的农民说些下流笑话。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过了两天，好像做梦一样。我决定再这样拖延两天。

可是，工作堆成了山啊。一天早晨，我明白了这些问题是躲不开的。我把几个秘书都叫了来。打电话给警察局长，问他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调遣的武装人员有多少。他说，这要看情况而定。但是，到时候，他可以安排八个人。

有个秘书问我：“然后，拿他们怎么办？”

我说：“咱们现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我让警察局长走了，但是要求他必须随时跟我的办公室保持联系。随后，我带着几个秘书上了大街，大家都上了我的汽车。司机把我们拉到了村外。我们用了一小时的时间在国道和马车走的土路上转悠。有些地方还残存着积雪。我走进两个样子差不多的农场转转，跟农场主谈了谈；但是，他们都找借口表示反对。

我心里说：过去我对这种人太好了，现在是该厉害的时候了。可厉害的做法与我的性格冲突。有个秘书告诉我，距离村子十五公里的地方有片洼地。我们去看了看。地方不错。偏僻，到处是松树，黑土地。洼地底部长满了大叶灌木。据那个秘书说，春天有人来这里打兔子。这地方距离公路很近。在回去的路上，我已经对应该做的事情下了决心。

第二天，我亲自去警察局长家里找他。在我对面的人行道上，已经集合了八名警察，再加上四个我的人（一名秘书、一名司机和两个管理员）；此外，还有两个自愿参加的农场主。我要求他们办事要干净利落，干完后回我办公室汇报情况。他们出发时，太阳还没出来。

下午五点，警察局长和我的秘书回来了。看上去很累。他俩说，一切按照原计划办好了。他们去了老皮革厂，带着两队扫地的人出了村子。步行了十五公里。离开公路后，拖着疲惫的步伐向那片洼地走去。接着就发生了应该发生的事情。我问他俩：有乱子吗？乱不乱？乱得厉害？他俩不高兴地说：有点乱。不想多谈这件事情了。

第二天，再次重复昨天的行动，只不过换了几个人：志愿者不是两个，而是五个；用三个没参加昨天行动的警察换掉了原来的三个。我的手下也有变化：换了一个秘书，不派管理员了；司机照旧。

下午过了一半，另外两队扫地的犹太人消失了。晚上，我派遣那个没去过洼地的秘书加上消防队长去组织四队希腊犹太人扫地。夜幕降临前，我去洼地转了一圈。我们乘坐的汽车出了事故或者几乎出了事故。车子偏离了公路。我很快发现司机比平时紧张得多。我问他怎么回事。我要他实话实说。

他回答说：“不知道，阁下。我也觉得奇怪。大概是缺觉吧。”

我问他：“是睡不着觉吗？”

“很费劲，阁下，很费劲。上帝知道我使劲想睡啊。可是费劲。”

我告诉他不要有什么顾虑。后来，我们把车子又推回公路，继续前进。到洼地后，我拿起一个手电筒，钻进了那条鬼路。动物们好像突然就从洼地周围撤退了。我估计从此以后洼地会成为昆虫的王国。我的司机不大情愿地走在我身后。我听见他在吹口哨。我说了一句：安静点！表面上看，洼地跟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一样。

“那个洞呢？”我问。

司机指指洼地的尽头说道：“在那边。”

我不愿意更仔细地检查。上车回家。第二天，我那些志愿人员又去干活了，只是做了例行调整，这是我出于心理健康的考虑。到了周末，又有八支扫地队伍消失了，总计人数是八十个希腊犹太人。但礼拜天休息之后，出了新问题。大家开始抱怨这活计太苦。农场来的志愿者最多时有六人，现在只剩下了一个。村里的警察提出这事情太紧张。我极力动员他们重新上阵，可是真的发现他们的神经要崩溃了。我办公室里的人流露出不愿意再参与行动的表示，或者突然纷纷称病。一天早晨，我刮脸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气色也是命悬一线。

但是，我要求大家做最后的努力。那天上午，他们一再拖延才把另外两队扫地人员给拉到洼地去。等待秘书们回来的同时，我想工作，但是不行。试着干点什么，还是不行。下午六点，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回来了。我听见他们在大街上唱歌，听见他们互道“再见”，于是明白他们多数人喝醉了。我没有责怪他们。

警察局长、我的一个秘书和我的司机上楼来我办公室。我怀着不祥的预感等候着他们。我记得警察局长和我的秘书坐了下来（司机站在门口）；不用他们开口，我就明白这交办的任务对他们的伤害到了什么程度。我说：总得干点什么吧。

那天夜里，我没回家睡觉。司机开着车，一面抽着我送给他的香烟，一面在村子里静静地转悠。不知什么时候我竟然在车里的后排座位上睡着了，我盖着毯子，梦见了儿子喊着：前进！前进！永远前进啊！

醒来时，感觉四肢麻木。我到达村长家中时，是凌晨三点钟。起初，没人给我开门。大门差不多是我用脚给踹开的。接着，听见了有人犹犹豫豫的脚步声。是村长。谁呀？他问。我以为是银鼠的声音呢。那天我俩一直谈到天亮。到了星期一，警察没把扫地的队伍拉出村外，而是等着踢球的孩子们出现。总之，警察给我带来了十五个小孩。

我让警察把孩子们送进村公所会议厅。我在几个秘书和司机的陪同下前往。我一看见孩子们是那样脸色苍白、那样消瘦、那样需要足球和酒，就非常可怜他们。他们不像是孩子，更像是一动不动的骷髅、一副皮包骨、有口气的一把骨头。

我告诉他们，面包会有的，白酒会有的，香肠会有的。孩子们没有反应。我把酒和食物的事又重复了一遍，还补充说，还可能有东西让他们带回家里去。我解读他们的沉默就是赞成我的话。接着，送他们上了一辆大卡车，送他们去洼地，陪同的有五名警察，还装上了十支步枪和一挺机枪，警察告诉我，这挺机枪是刚刚换来的新枪。然后，我命令其余的警察带着四个武装农民（是我强迫他们参加的，否则控告他们长期欺骗政府）把三支完整的扫地队伍押送到洼地去。还下令：那天，任何一个犹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离开老皮革厂。

下午两点钟，送犹太人去洼地的警察回来了。大家一起在车站酒吧吃饭。下午三点，他们押送另外三十名犹太人去洼地。夜里十点，押解人员、醉酒的孩子们和监视和训练孩子们使用枪支的警察们，统统回来了。

一个秘书告诉我：一切顺利，孩子们很努力；愿意看的就看，不愿意看的就不看，躲到一边去，等事情办完后再回来。第二天，我派人通知犹太人，由于缺乏交通工具，正在分组，把他们全都转移到一座可以居住的劳动营里去。随后，我找了一群波兰母亲谈话，没费劲就让她们放下心来。接着，我从办公室监视着，又押送两批犹太人去洼地，每一批二十人。

可是等到又开始下雪的时候，问题又来了。有个秘书报告说，在洼地里挖掘新坑是不可能的。我说，我也觉得不行。最后，找出了问题的症结在于挖坑的方式：以前那些坑顺着洼地的方向，按照水平而不是垂直方向挖掘的，而且不深。我组织了一群人，决定当天就补救此事。大雪已经抹掉了犹太人的痕迹。我们动手挖坑。不久，我就听见有个名叫巴尔茨的老农场主叫喊说脚下有东西。我去看了。对，是有东西。

巴尔茨问：“我还继续挖吗？”

我回答：“别犯傻了。全都盖上吧。恢复原来的样子！”

一有人说脚下有东西，我就说盖上！恢复原样！到别处去挖！记住，不是让你找东西，是让你挖坑！可是，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说有东西。这正如我的秘书所说，洼地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啦。

但是，到最后，还是我坚韧不拔的性格获胜。我们发现了一块“空地”。我把全部人马都安排到那里挖坑。我要求大家挖深点，一直向下，越深越好，好像要进地狱一样。我还要求大家把坑挖得像游泳池一样。天黑以后，借助手电照明，我们才结束工作，回家。第二天，由于气候恶劣，只把二十个犹太人送进了洼地。孩子们又像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了。有几个站立不稳，有几个返程时吐了。接送孩子的卡车把他们放在村中的大广场上，距离我办公室不远；很多孩子就站在广场凉亭里，互相拥抱着；与此同时，大雪下个不停；孩子们则在进行醉酒足球比赛。

第二天早晨，五个孩子有着明显的肺炎症状；其余的孩子，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人人状态不佳，难以工作。在我命令警察局长用大人替换孩子的时候，起初他显得不高兴，可是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那天下午，处理了八个犹太人。我觉得这个人数微不足道并且说出了这个意思。局长回答说：八个是八个，可感觉像八百个。我看着他的眼神，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说，等波兰孩子康复以后再说吧。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阻止厄运的追踪，它好像都不准备放过我们。两个波兰孩子死于肺炎，死前发高烧，说胡话，说的全是下雪踢足球，还有球和球员都消失在雪坑里了。为表示哀悼，我送给两位母亲一点熏肉和一筐土豆、胡萝卜。然后，等待。让雪下吧。让我的身体冻僵了吧。一天上午，我去洼地看看。那里的雪是软的，甚至太软了。有一阵工夫，我觉得踩在一层奶皮上了。走到了洼地边缘，我看看脚下，发现大自然完成了这项工作。好极了！看不见任何痕迹，只有白雪一片。后来，天气好转后，醉酒儿童的队伍又开始工作了。

我动员孩子们打起精神来。我说，他们一直干得很好，如今他们家里食物多了，还有可能更多。孩子们看着我，一言不发。但是，从他们的表情上看，有懈怠以及整个那件事在他们心里造成的不快。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更愿意在大街上酗酒和玩球。此外，在车站酒吧里，人们的话题就是俄国人要来了。有人说，华沙随时都会陷落。他们是悄悄地说这事的。但是，我听得清清楚楚。轮到我，也会窃窃私语。这是不祥之兆啊！

一天下午，有人告诉我，那些醉酒的孩子们喝得太多了，一个接一个地在雪地上精神崩溃了。我骂了那些报告的人。他们好像并不理解我的话。理解不理解都一样。一天，我问秘书还剩下多少希腊犹太人没有处理。半小时后，有个秘书送来一张图表，上面列出了详细情况，乘火车从南方到达这里的是五百犹太人，在旅途中死掉的人数，在老皮革厂死掉的人数，我们负责处理掉的人数，醉酒孩子们处理掉的人数，等等。如今还剩下一百多犹太人，可是，警察、志愿者、波兰小孩，全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怎么办？工作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负荷。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半红半肮脏的地平线，心里说，有些工作，人不能承受太久。至少，我受不了。努力做了，但是，受不了。我那些警察也不行。十五岁很好。三十岁还行。但是，人到了五十岁，胃难受，头沉重，失眠，做噩梦。

我把各项工作都停了下来。孩子们又重新上街玩足球了。警察们恢复了正常生活。农民们又回到了农场。外边没人对犹太人感兴趣了，为此，我安排一些犹太人去扫地，让不到二十人去庄稼地干活，责成农场主负责他们的安全。

一天夜里，有人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告诉我有个紧急电话。来电话的人是上加利西亚的官员，此前从来没跟他说过话。他通知我为德国人撤离本地作准备。

我说：“没有火车。怎么撤退所有的德国人呢？”

那官员说：“这是您的问题了。”

挂上电话前，我告诉他，我这里有一群犹太人，怎么处理他们？他没回答我的问题。电话线断了；换了我就该去叫别人，或者犹太人的事他根本没兴趣。这时是清晨四点钟。没法再回床上去了。我告诉老婆咱们要撤离。然后，派人去找村长和警察局长。等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他俩脸色不好，显然是睡眠不足和质量不好。

我让他俩放心，说只要赶快行动，谁也不会有危险。我们安排手下人行动起来。不等天亮，第一批撤退的人已经踏上通往西方的道路了。我一直留到最后。我在这个村庄里又过了一天一夜。远处已经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我去老皮革厂看那些犹太人，警察局长可以作证，我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走吧。接着，我带走了两名站岗的警察，让那些犹太人在老皮革厂听天由命。我估计这就是自由了吧。

司机告诉我曾看见一些德国士兵匆匆而过。我上楼进了办公室，不明白要找什么。前一天夜里，我曾经在沙发上睡了短短的几个小时，把所有应该烧毁的都烧毁了。村里的街道上空空如也，但有些人家的窗户后面依稀可见波兰妇女的面庞。后来，我下了楼，上了汽车，就出发了。这就是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讲述的故事。

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我当过一个合格的行政管理人员。出于我的秉性，做过好事。迫于战争的要求做过一些坏事。可是，如今，那些醉酒的波兰小孩开口讲话了，他们说我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我？是我毁掉了他们的童年吗？是酗酒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是足球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是那些懒惰和缺乏理智的母亲毁掉了他们的童年！不是我！

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要是换了别人，会亲手把那些犹太人都杀光的。可我没干。那不是我的秉性。”

陪同雷奥·萨穆尔经常在俘虏营里散步的人中，就有那个警察局长和消防队长。萨穆尔告诉汉斯：那个村长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死于肺炎。那个司机在车子报废后也失踪了。

有时，下午，汉斯·赖特尔从远处望着萨穆尔，发现萨穆尔也在观察他，只是萨穆尔侧目而视，眼神里流露出绝望、紧张，还有恐惧和不信任的表示。

一天早晨，俘虏们排队领取早餐的时候，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我们做那些事，也说了那些事，然后对那些事打心眼里感到后悔了。”

又有一天，萨穆尔说：

“等美国警察再来的时候，他们再审问我以后，肯定会逮捕我，让老百姓嘲弄我的。”

萨穆尔跟汉斯谈话的时候，那位警察局长和那位消防队长总是站在距离他俩几米外的地方，好像不愿意掺和到老上司的那些不幸的事情里去。一天早晨，有人发现了萨穆尔的尸体躺在帐篷和厕所之间的路上。美国人询问了十几个俘虏，其中就有汉斯·赖特尔。汉斯说，那天夜里没听见什么异常的声音。后来，尸体运走了，埋葬在安斯巴赫公墓的公共墓穴里。

汉斯·赖特尔终于可以离开俘虏营的时候，他去了科隆。他在那里火车站附近的平房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住到了一个地下室里，跟一个装甲师的老兵住在一起。这老兵面部有烧伤，沉默寡言，可以一连几天不吃食物。还有一个同伴，他说从前在报社工作；与老兵相反，他和蔼可亲，喜欢说话。

老装甲兵大约三十岁或者三十五岁。老记者大约六十岁。但他俩有时很像孩子。战争期间，老记者写过一系列文章，是描写东部和西部一些装甲师的英雄生活；他一直保存着那些文章的剪报。那位喜欢沉思的装甲兵读过这些剪报，而且赞不绝口。有时，他开口说道：

“奥托，你抓住了一个装甲兵的生活本质。”

老记者做谦虚状，说道：“古斯塔夫，你是个装甲老兵，说这些话是对我的最高奖励，因为你确认了我没说错什么。”

装甲兵说：“奥托，你什么也没说错。”

老记者说：“谢谢你这番话，古斯塔夫。”

这两个人有时为市政府做清除瓦砾的活计，或者贩卖在瓦砾下发现的东西。天气好的时候，他俩下乡去。于是，汉斯·赖特尔有一两个星期独居地下室的机会。在科隆最初的日子，他干活是为了买火车票回家。后来，在一个招待英美大兵的酒吧找到了看门的工作。这些大兵肯给数额不少的小费。有时，汉斯就在下班以后为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小区找房子，或者介绍姑娘，或者帮助他们跟从事黑市交易的人们建立联系。这样，就在科隆留了下来。

白天，他写东西，看书。写东西容易，一个本子，一支笔，就够了。看书有些困难，因为公共图书馆还没有开放。寥寥的几家书店（多数是流动的），书价高耸入云。尽管如此，汉斯·赖特尔仍然读书。不仅汉斯如此，他周围的人都在读书。好像德国人只对读书和吃饭有兴趣，这当然是假象。不过，有时，特别是在科隆，这现象似乎是真的。

汉斯发现，与此相反的是，对性爱的兴趣早就下降了很多，好像战争已经消灭了男人的睾丸激素、女人外激素、男女的性欲；好像没人愿意做爱了。按照汉斯·赖特尔的看法，只有妓女在性交，因为这是她们的职业；还有某些怀着占有力上街的女人，但就算是这种女人，欲望也掩盖着别样的东西：一座整洁的剧场、一个冷冻的屠宰厂、一条冷清的街道和一家电影院。汉斯看到的女人都像是刚刚从一场恐怖噩梦中醒来的女孩。

一天夜里，汉斯·赖特尔正在管道工大街酒吧门口值班的时候，从暗处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在呼喊他的名字。汉斯·赖特尔四处张望，没有看见什么人，心里想大概是妓女。她们有时难以理解地炫耀怪异的情绪。但是，等那声音再次叫他名字的时候，他听出来那声音不属于任何一个经常光顾酒吧的女子。于是，他喊了一声：你要干什么？

那声音说：“就是问候问候你。”

接着，他看见了一个人影，立刻飞奔过去，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一把抓住那人的胳膊，把她拉到亮处来。喊他名字的女孩很年轻。汉斯问她要干什么，女孩回答说：我是你未婚妻啊，让人伤心的是你竟然不认识我了。

她说：“我一定很丑吧。可如果你算是德国兵的话，那就应该尽量装做没看出来。”

汉斯·赖特尔仔细认真地看看她，可无论多么努力，就是想不起她是谁了。

女孩说：“遗忘症跟战争有很大关系啊。”

又说：“遗忘症就是你失忆后，什么都不记得了，无论你的还是未婚妻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又说：“还有一种选择性遗忘症，就是你什么都记得，或者以为什么都记得，但只是忘记了一件事，你一生中惟一重要的事情。”

汉斯听她这样说话，心里想：我认识这丫头。可是，他回想不起来认识她的地点和环境了。于是，他决定急事缓办，便问她：愿意不愿意喝点什么？女孩看看酒吧的大门，稍稍思忖一下，表示同意。二人在靠近入口通道的一张桌子前坐下。为二人服务的女子问汉斯：这小雏鸡是谁？

汉斯·赖特尔说：“我未婚妻。”

女孩冲女服务员一笑，点点头。

女服务员说：“是个可爱的女孩。”

女孩说：“还特别爱干活哪。”

女服务员嘴角动动，意思是说：是个积极的女孩。后来，说了一句：走着瞧吧。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汉斯·赖特尔竖起黑皮夹克的领子，回到门口去了；因为到了开始上客人的时间。那女孩仍然留在桌旁，偶尔看上一眼手中的书，大部分时间是望着走进酒吧的男男女女。片刻后，刚才给她送来茶水的女服务员，揪住她一个胳膊，借口这张桌子需要给别的客人使用，把她拉到大街上去了。女孩很友好地跟女服务员说“再见”，后者没理睬。那时，汉斯正在跟两个美国兵说话。女孩不愿意凑过去，宁可到街道另一边去，在一家住户的门廊下坐着。有好大工夫，她注视着酒吧门口进出的动静。

汉斯在干活的同时，时不时地斜视一眼对面门廊下的情况。有时，他觉得从那黑暗的门廊下有双发亮的猫眼在看他。等客人少了以后，他过去，进了门廊，想叫她，可是发觉自己不知道她的名字。点燃一根火柴，他看见她在角落里睡着了。趁着火柴燃烧的时候，汉斯跪着观察她的睡相。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想起她是谁了。

女孩醒来时，汉斯还在她身边。可是，门廊换成了一间带点女性气味的房间，墙壁上贴着艺术家们的照片，斗橱里收集了洋娃娃和长毛熊。但是，地面上则堆积着威士忌箱子和葡萄酒瓶。一床绿色的被子一直盖到她脖子下面。有人脱掉了她的鞋子。真舒服，她又闭上了眼睛。可这时她听见了汉斯说话的声音：你就是住在胡戈·哈尔德那老楼里的女孩。她没睁开眼睛，但是点点头。

汉斯·赖特尔说：“你的名字，我不记得了。”

她翻过身去，背对着汉斯，说道：

“你的记忆力真差劲。我叫英格博格·鲍尔。”

“英格博格·鲍尔。”汉斯·赖特尔重复了一遍，好像这个名字里寄托着命运的安排。

后来，她又睡着了，等醒来时，房间里没有汉斯·赖特尔了。

那天上午，汉斯跟英格博格·鲍尔在这座被破坏的城市里散步的时候，她告诉他，眼下她跟几个陌生人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楼里。她父亲在一次轰炸里死了。她母亲和几个姐妹在俄国人包围柏林之前逃出了那座城市。她们在乡下一个舅舅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但是，乡下的生活跟她们原来想像的相反，没有食物，几个姑娘经常被舅舅和表兄强奸。据英格博格·鲍尔说，森林里到处是土坑，村里人常常抢劫、强奸和杀害城里来的人，然后埋进土坑里。

汉斯·赖特尔问她：“你被强奸过吗？”

没有，她没有被强奸过。但是，一个想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并且希望像个英雄一样死去的表弟，刚刚十三岁就强奸了她的一个小妹妹。于是，母亲决定继续逃亡。她们向黑森州韦斯特林山旁边的一座小城市走去。那是母亲的老家。英格博格·鲍尔告诉汉斯·赖特尔，那里的生活很枯燥，但是生活方式很奇怪，因为城里的居民活得好像没有战争一样，而实际上有许多人参军上了前线，就是城市本身也遭受过三次飞机轰炸，不是毁灭性的，但毕竟是轰炸。母亲在一家啤酒厂找到了工作。几个女儿做临时工，有时在办公室帮忙，有时在车间里顶替休假的工人，有时当勤杂工；最小的女儿还能有时间上学。

虽然天天忙碌，可生活是乏味的，等到和平一来，英格博格·鲍尔实在忍受不住了，一天早晨，母亲和她姐妹都在外面的时候，她跑到科隆来了。

她对汉斯说：“那个时候我就坚信在这里一定会找到你，或者找到很像你的人。”

这就是自从汉斯去找胡戈·哈尔德，为了跟她要地址，二人在公园里接吻，她还讲了阿兹特克人的故事之后，二人分手到现在她大体上发生的事情。汉斯很快就发觉英格博格·鲍尔有精神病，就算见到她时，她没发病，他还是意识到她有病，要不然就纯粹是饥饿闹的。

他带她去地下室居住。可是，英格博格·鲍尔咳嗽得厉害，肺部情况好像不好，汉斯就又找了一个新住处。那是一座破楼的阁楼。没有电梯，有一段楼梯，不安全，台阶一踩上去就下陷，还不算建材上的破洞，破洞的下面仍然可以看到或者猜到是炸弹的碎片。但是，他和她住在那里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英格博格只有四十九公斤重，汉斯虽然高大，但是骨瘦如柴，楼梯绝对承受得住二人的体重。但别的住户可没这么走运。有个勃兰登堡来的小个子，为人和蔼可亲，替占领军工作，就从二楼和三楼之间的破洞里摔下去了，结果颈骨断裂。那勃兰登堡人一见到英格博格就关心备至地热情问候，还每次一定把他纽扣眼上的花朵送给她。

每到晚上去工作前，汉斯总要检查一遍，看看英格博格是不是缺少什么，免得她得拿着一支蜡烛下楼；但是，汉斯心里明白英格博格缺少的东西太多了（他也一样），让他觉得需要处处采取措施，但真的采取措施时，又完全没有用处。起初，二人的关系里没有性的成分。英格博格的身体非常虚弱，她惟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聊天；如果一人独处，她就看书，蜡烛是不缺少的。汉斯偶尔跟酒吧里干活的女孩性交。但不是什么特别热烈的欢会，而是相反。他和她们做爱就跟聊天一样，有时甚至抽着香烟，嚼着美国口香糖；那时开始讲究嚼口香糖了，说是对缓和紧张情绪有好处，一边嚼一边操，有无人的感觉，而实际上，不可能无人，而是比较冷静、客观而已，如同屠宰场一旦没有任何隐蔽，其余的就是难以接受的做戏了。

汉斯进酒吧工作之前，曾经跟别的姑娘性交过，地点在科隆车站，或者在索林根，或者在雷姆沙伊德，或者在伍帕塔尔，是女工和农妇，她们喜欢让男人（只要样子健康就行）在嘴里射精。有时在下午，英格博格要求汉斯讲讲那些冒险经历（这是她的叫法）。汉斯点上一支香烟，就讲述起来。

英格博格说：“那些索林根的女孩以为精液里有维生素，跟你在科隆车站操的女孩想法一样。我完全能理解她们。”英格博格又说：“我有一段时间也在科隆车站转悠过，跟那些女孩说过话。我表现得跟她们一样。”

汉斯问：“你也以为精液有营养因此给陌生男子嘬过阴茎吗？”

英格博格说：“我也干过。只要男人样子健康，只要他们看上去没有癌症或者梅毒，就可以。”她说：“在火车站闲逛的农妇、女工、堕落的疯子或者离家出走的女孩，我们都相信精液是美味食品，是浓缩的维生素，是预防感冒的良方。”她说：“有些夜晚，入睡前，我缩在科隆车站的某个角落，想着那个第一个有这个荒唐想法的农村女孩，尽管某些德高望重的医生说，每天喝精液可以治疗贫血。但我想的是那个农村女孩、那个绝望的女孩，她根据实证推论得出了这个想法。我想像着她在这座静悄悄的城市里望着处处是废墟的景象一定纳闷，这就是从前一直梦寐以求的城市形象吗！我想像着她那面带笑容勤快的样子，帮助任何一个提出要求帮助的人；她也非常好奇地走遍街道和广场，还参加重建城市面貌的工作，恢复城市原来的美丽，那是她一直向往的地方。也是在那段时间的晚上，我想像着女孩死了，死于一种疾病，垂死挣扎的时间不短不长。是合情合理的时间，足以不再嘬阴茎，不再作茧自缚，不再在痛苦里挣扎。”

汉斯问她：“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想法是一个而不是很多个女孩同时想出来的呢？”他又问她：“为什么这个想法是个女孩，恰恰是农村女孩，而不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男人想出来的呢？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完全可以用任何别的方式让女孩免费服务啊。”

一天上午，汉斯和英格博格做爱了。姑娘在发烧。汉斯觉得她睡衣下面的大腿太美了，从来没见过。英格博格刚满二十岁。汉斯已经二十六岁。从那天起，二人天天性交。汉斯喜欢坐在靠近窗户旁边，让英格博格骑在他身上做爱，同时可以互相望着眼睛，或者看着窗外科隆的废墟。英格博格喜欢躺在床上干，她哭泣，扭动，双腿搭在汉斯瘦瘦的肩膀上，总要来上六七次高潮，口中念叨着“亲爱的”、“宝贝儿”、“我的男人”、“我的甜心”，这些话让汉斯脸红，因为他觉得这种表达方式太过艳俗；那个时期，他反对装腔作势、感情脆弱、吃不起苦、徒有其表、矫揉造作、表面文章、忸怩作态；但是，他什么都不说，因为从英格博格眼神流露出来的忧伤和快感无法冲淡的痛苦，让他无言以对，好像他是只老鼠，刚刚落入陷阱。

当然，二人经常欢笑，虽说内容并非总是一样。比如说，那个来自勃兰登堡的邻居摔下楼去，就让汉斯开心。英格博格则说，那勃兰登堡人是好人，和蔼可亲，总是面带笑容；再说，也无法忘记他赠送的花朵。于是，汉斯就提醒她说，千万别相信什么好人！他说，大多数所谓好人都是战犯，都应该吊在大街上。这情景让英格博格打冷战。一个每天总是要在纽扣眼上插花朵的人，怎么能是战犯呢？

相反地，外表比较深奥的东西或者场景会引起英格博格大笑。有时，她会嘲笑湿气在阁楼墙壁上画出来的图案。她能在灰泥墙上看出有一串卡车驶出一条隧道，她毫无道理地称之为“时间隧道”。有时，她嘲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爬进室内的蟑螂。或者嘲笑那些落在大楼顶上的鸟群观察科隆的姿态。有时，她会嘲笑自己的病——无名疼痛（这让她特别好笑）；她去看过两个医生。一个是汉斯工作的酒吧顾客；另外一个是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头，说话声音洪亮，像演戏，每次去看病，汉斯都送上一瓶威士忌作医疗费，他觉得老头像战犯。这两位医生诊断的结果模棱两可：介于神经病和肺病之间。

他和她还长时间泡在一起说些离奇的事情。有时，汉斯坐在桌前，在一个紫红色笔记本上创作他第一部长篇小说。英格博格则躺在床上看书。打扫房间的事情，常常是汉斯来做；他还负责购物。英格博格管做饭，做得相当好。饭后的谈话是很奇怪的，有时变成了长长的独白，或者是自言自语，或者是忏悔。

二人谈读书，谈诗歌（英格博格问汉斯为什么不写诗。汉斯回答说，任何诗歌，无论它是什么风格，都包括在，或者可以包括在长篇小说里了）；谈性爱（他俩已经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方式或者以为的全部方式做了爱；他俩给新方式理论化，但得出的都是死路）；谈死亡。等那经常露面的老夫人出现时，他俩通常已经吃过饭了，谈话已经无精打采，与此同时，汉斯摆出普鲁士大老爷的派头，已经点上了一支香烟，而英格博格则用一把木柄短刀削苹果了。

还有，二人的音域逐渐下降到轻声细语的程度。一次，英格博格问汉斯是不是杀过人。汉斯稍稍想了想，说杀过。有那么不寻常的一阵工夫，英格博格目不转睛地盯着汉斯：他那薄薄的嘴唇、沿着颧骨顶端上升的烟圈、蓝色的眼睛、不大干净也许应该剪短的金发、农村少年的耳朵、与耳朵形成对照的鼻子——突出而高贵、前额上像是有个蜘蛛在爬。如果在几秒钟之前，她可能还相信汉斯在战争中杀过人；但是，仔细注视他之后，她确信他说的是别的事情。她问：杀的是什么人？

汉斯答：“一个德国人。”

在英格博格富于想像，又总是关注怪事的心里，死者只能是那个胡戈·哈尔德——柏林住宅里老房客。汉斯听了她的问话，哈哈大笑起来了。不是，不是。胡戈·哈尔德可是朋友啊。随后，二人长时间地沉默起来。桌上的饭菜好像都凉了。最后，英格博格问汉斯是不是为杀人感到后悔，汉斯打个手势，那意思怎么理解都行。后来说道：

“不后悔。”

长长的间歇之后，他说：“有时后悔，有时不后悔。”

英格博格轻声问：“杀的是熟人吗？”

“谁？”汉斯问，好像有人吵醒了他。

“你杀的人。”

“是熟人。”汉斯说，“嘿，太熟啦。就睡在我身边嘛，有好多个夜晚呢；他总是说个没完没了。”

“是女的？”英格博格轻声问道。

“不是女的，是男的。”汉斯说着笑了起来。

英格博格也笑了。后来，开始说起杀害妇女的凶手对某些女人产生的吸引力。比如说，在妓女中，那些凶手就有威信；或者在那些准备爱得发疯的女子中。汉斯认为，这种女子都有歇斯底里的毛病。英格博格的看法则相反，她说她认识这种女人，她们只是玩家，差不多跟赌博的玩家一样，玩到天亮的时候自杀；或者玩赛马的常客最后在廉价客栈自杀或者死在小巷深处的旅馆里，那种地方只有强盗或者中国人才会光顾。

英格博格说：“有时候，咱俩做爱的时候，你掐住我脖子，我就想你可能是个杀害妇女的凶手。”

汉斯说：“我没杀过女人。连这个念头都没有。”

直到一周后，二人才重新谈起此事。

汉斯告诉她，美国警察，还有德国警察，在找他；要不然就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嫌疑人名单上。他说，他杀掉的那人名叫萨穆尔，是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她本想说，那你就没犯什么罪。可是，汉斯拦住了她。

汉斯说：“整个事件发生在俘虏营里。不知道萨穆尔以为我是什么人。可是他不停地给我讲故事。他很紧张，因为美国警察要传讯他了。为了加以防范，他早就改名换姓了。他起名叫策勒。但我不认为美国警察要找萨穆尔，也不会找策勒。在美国人看来，萨穆尔和策勒是两个在嫌疑名单之外的德国人。美国人寻找的是有些名气的战犯、杀人营地里的头目、党卫军军官、党里的要员。萨穆尔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官员。他们传讯了我。问我关于他的情况，问我他在俘虏中间有没有敌人。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萨穆尔只是跟我说过他死在库尔斯克的儿子，说过他患哮喘病的老婆。他们看看我的双手。他们是些年轻的警察，在俘虏营里不能浪费太多时间。但是，不太相信我的话。他们记下了我的名字。后来，再次传讯了我。问我是不是国家社会党党员，是不是认识很多纳粹分子，我的家庭从事什么，家属在什么地方居住。我尽量诚实，如实回答。我请求他们帮助我寻找我的父母。后来，俘虏营里渐渐空了，接着又有新人到来。但我还是继续留在那里面。有个难友告诉我，周围的监视有名无实。美国黑人士兵还想着别的事情呢，他们不大管我们的事。一天早晨倒水的时候，我混进人群，溜出了营门，没遇到任何麻烦。

“有一段时间，我在几座城市里闲逛。我到过科布伦茨。在刚刚重新开工的矿山里工作过。挨过饿。我感觉萨穆尔的幽灵一直跟在我身后。我也想改名换姓。最后，来到了科隆；我以为从今后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此前早就发生过了；继续背负着萨穆尔的鬼影毫无用处。有一次，我被捕了。那是因为酒吧里有人打架。来的是宪兵，把我们几个带到了警察局。他们在档案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就把我给放了。

“那个时候，我在酒吧里认识一个贩卖香烟和鲜花的老太婆。有时，我买她的香烟。她要进酒吧，我从来不给她找麻烦。她告诉我，战争期间，她是算命的。一天夜里，她求我送她回家。她住在雷吉纳大街。她的单元房很大，但是东西太多，难以下脚走路。里面有个房间像服装店仓库。我马上告诉你原因。我俩进门后，她倒了两杯烧酒，坐到写字台前，拿出一些纸牌来。她说：我来给你算命。在几个箱子里，我看见了很多书籍。我记得我抱起了诺瓦利斯全集以及弗里德里希·黑贝尔 ［54］ 的《犹滴》。我在翻阅这些书籍的时候，老太婆说我杀过人，等等，老一套的故事。

“我告诉她：‘我当过兵。’

“老太婆说：‘战争期间，你好几次差点死掉。这里写着呢。但是，那时你没杀过人。这是有功德的。’

“我纳闷：她真能看出我的过去？这能看出我是凶手？可我没觉得自己是杀人犯啊。

“老太婆说：‘建议你改名换姓。听我的话！我给几个党卫军大头目算过命。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别干英国侦探小说里那种傻事。’

“‘你说什么？’我问。

“老太婆说：‘英国侦探小说。指的是英国侦探小说的吸引力，先是影响了美国侦探小说，后来是法国、德国、瑞士侦探小说。’

“我问：‘那种傻事？’

“老太婆说：‘一个原理，可以归纳成这样一句话的原理：凶手总是回到作案现场。’

“我笑了。

“老太婆说：‘别笑！听话！在科隆，我是不多的几个关心你的人之一。’

“我不笑了。我说，那把黑贝尔的《犹滴》和诺瓦利斯的小说卖给我吧。

“她说：‘只要来我这里一次，你就可以拿走两本书。但是，眼下，你要注意比文学更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改名换姓！千万别回犯罪现场去了！这条锁链必须打破！明白吗？’

“‘有点明白。’我说。其实，我仅仅高兴地明白我可以拿到那些书了。

“后来，老太婆告诉我，我母亲还活着；说她每天夜里都想念我；说我妹妹还活着，她天天梦见我；说我大步流星的步伐、巨人一样的步伐响彻我妹妹的脑海。关于我父亲，她什么也没说。

“后来，天亮了。老太婆说：

“‘我听见了夜莺在唱歌。’

“后来，老太婆要我跟她去一个房间，那里面堆满了衣服，像是估衣店。她在衣堆里翻来翻去，最后高兴地找到了一件黑皮夹克。她告诉我：

“‘这件夹克送给你，自从它上个主人死后就一直在等着你呢。’

“我接过夹克，试了试，好像是专门为我定做的一样。”

后来，汉斯·赖特尔问老太婆，这夹克的上个主人是谁？对这个问题，老太婆的回答矛盾百出，含含糊糊。

一次，她说，夹克是一个盖世太保的；一次，她说，夹克是她未婚夫的、一个共产党员，死在集中营里了；一次，甚至说，夹克是一个英国间谍的，1941年空降到了科隆附近，来侦察科隆公民未来起义的可能性；这话让有机会亲耳听到的科隆公民都觉得荒唐，因为那个时候在科隆以及欧洲公民看来，英国已经输了；虽然，据老太婆说，这个间谍不是英格兰人，而是苏格兰人，可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尤其是少数几个见过他的人，目睹他酗酒（像哥萨克人一样，尽管他酒量惊人，眼神也变得浑浊了，偷看女人的大腿，但是说话尚且连贯，一种冷峻高雅的神情让接待他的科隆诚实和反法西斯的公民们感到此人性格鲁莽和勇敢，但依然不乏魅力），最后都认为1941年可不是起义的时机。

据这个算命的老太婆给汉斯·赖特尔的说法，她只见过这个英国间谍两次。一次是她让间谍住在她家里，给他算命。间谍运气很好。一次是她给间谍提供衣服和证件，因为这个英国人（或者苏格兰人）要回大不列颠去。就是这一次，间谍脱下了他的黑皮夹克。可是，后来老太婆再也不愿意听人说起这个间谍了。她说，都是做梦，幻想，没意思的表演，是老太婆理性绝望之后的海市蜃楼。于是，她又说，皮夹克曾经属于盖世太保，他负责搜捕和镇压逃兵（1944年底到1945年初，在尊贵的科隆市，开小差的现象越演越烈）。

后来，英格博格的健康每况愈下。一个英国医生告诉他，这个漂亮、迷人的姑娘可能活不过两三个月，然后望着汉斯·赖特尔；后者一言不发，哭了起来。实际上，那医生与其说是看汉斯，不如说是在看汉斯的皮夹克，那欣赏的眼神很像皮货商或者皮匠。最后，汉斯还在哭着，医生就问他，这是哪里买的？买的什么？夹克啊。汉斯撒谎说，是在战前，在柏林一家叫做哈恩和弗尔斯特的商店。于是，医生告诉他，皮货商哈恩和弗尔斯特或者他们的继承人，可能是从梅森和库伯设计的皮夹克中得到灵感的；梅森和库伯是曼彻斯特的皮夹克制造商，在伦敦有分行；1938年他俩推出一款夹克，跟汉斯身上穿的一模一样，袖子一样、领子一样、纽扣数目一样；对此，汉斯耸耸肩，用夹克袖子擦擦面颊上的泪水作为回答；这时医生受到感动，向前迈了一步，一手搭在汉斯肩膀上，说他也有这么一件皮夹克，跟汉斯的一样，只是他那件是梅森和库伯制造的，而汉斯的是哈恩和弗尔斯特生产的；但手感上，两件一样，两件的原料似乎都来自1938年梅森和库伯使用的同一批货，这些原料是为了生产真正艺术品式的夹克，再说了，这是不可复制的艺术品，尽管梅森和库伯商店据说战时依然存在，后来听说梅森死于一次轰炸，医生连忙声明，不是炸弹的过错，而是他那娇气的心脏忍受不了向防空洞的奔跑，或者无法忍受飞机的尖叫、爆炸声和倒塌声，或者无法忍受警报声的喧嚣，天晓得；但汉斯可以相信他的话，因为医生是皮夹克的行家，是爱好者；医生说，实际上，梅森先生突发了心脏病，从此，梅森和库伯公司不是在生产上，而是在质量上有所下降，也许说质量问题有些夸张，有点追求完美了，因为该公司的质量过去和现在都没问题，如果不说新款式的细节，而是从心理情绪上说的话，假如这样的说法是正当合理、可行的，夹克的神韵就应该是手工艺品，应该是与历史同行或者逆行的一件艺术品；医生说，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明白了。这时，汉斯脱下夹克，放到医生手里，说道：您仔细看看吧！说完在诊所里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继续哭泣。医生双手拎着皮夹克，到了这个时候好像才从皮夹克的梦里醒过来，方才说出一两句鼓励的话，或者试图说出几句鼓励的话，尽管明明知道丝毫无法缓解汉斯的痛苦；接着，他给汉斯披上皮夹克，再次想：这个皮夹克、一个科隆妓女经常出没的酒吧看门人的皮夹克，跟自己那件皮夹克一模一样；甚至，片刻间，他以为这皮夹克就是自己的那一件，只是稍稍旧了一点，仿佛自己那件皮夹克从伦敦的家里跑了出来，穿过海峡和法国北部，一门心思要来看他、看他这个主人——一个生活放荡的英国军医、一个免费给穷人看病的医生，只要这些穷人是他的朋友就行，或者甚至是朋友的朋友就行；甚至，刹那间，他想，眼前这个哭哭啼啼的德国年轻人刚才撒了谎，他不是在哈恩和弗尔斯特商店买的这件皮夹克，而是就在地地道道的梅森和库伯公司，地点就在伦敦的梅森和库伯商店；但是，医生一面帮助汉斯穿上皮夹克，一面想（这手感真有特色，真舒服，真亲切），生活基本上就是个秘密。

在随后的三个月里，汉斯把大部分时间都安排在照顾英格博格上。他从黑市上为她搞到了水果和蔬菜。弄到了不少图书让她阅读。他做饭，打扫同住的阁楼。看医书，找各类药方。一天上午，英格博格的母亲带着两个女儿来了。母亲说话不多，举止得体。但是，两个妹妹（一个十八岁，一个十六岁）一心想着出去逛逛科隆最有趣的地方。一天，汉斯告诉她俩，科隆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阁楼。两个妹妹笑起来。汉斯，本来只跟英格博格在一起的时候才有笑声，这一次也笑了。一天夜里，汉斯带她俩去酒吧。希尔德（十八岁的那个）看着那些妓女的时候带着高人一等的样子，可是当天夜里就跟两个美国中尉走了，直到第二天很晚才回家，她母亲急得直骂汉斯是个拉皮条的货。

另外，英格博格的病激化了她的性欲，可是阁楼太小，而且大家都睡在一个房间里，汉斯清晨五六点钟回来时，英格博格要求做爱的话，让他感到十分拘束。他尽量解释说，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母亲会听见他俩的动静，因为她不聋啊。英格博格就生气，说他已经不爱她了。一天下午，小妹妹（十六岁的那个）格蕾特拉着汉斯去居民区毁坏的地方散步，她告诉汉斯，她大姐在柏林的时候就看过心理医生和神经科医生。大家诊断出来的结果是一致的：疯病。

汉斯仔细打量一下格蕾特：很像英格博格，但是比姐姐高和丰满。实际上，她很高，很像田径运动员中的标枪手。

格蕾特说：“我们的父亲当过纳粹。英格博格那时也是纳粹分子。不信你问她。跟希特勒青年团一块活动。”

汉斯问：“照你这么说，她已经疯啦。”

格蕾特说：“疯得厉害。”

不久，希尔德告诉汉斯，格蕾特开始爱上他了。

“照你这么说，格蕾特爱上我了？”

希尔德瞪着眼睛说：“爱得直说梦话。”

汉斯说：“真逗！”

一天黎明时分，汉斯悄悄地走进室内，不敢吵醒睡觉的母女四人，爬上床铺，贴住了英格博格温暖的身体；他立刻发觉她在发烧，眼睛里很快充满了泪水，感觉头晕，但是来得缓慢，因此没有特别的不快。

接着，他发觉英格博格抓住了他的阴茎，给他手淫；他掀起了英格博格的睡衣，直到腰间，找到她的阴蒂，开始给她手淫，一面想别的事情，想着他正有进展的长篇小说，想着普鲁士的海洋，想着俄罗斯的河流，想着住在克里米亚半岛海岸深处行善的怪物；最后，他的手碰到了英格博格的手——正把两个手指塞进阴道，然后用这两个粘上了黏液的手指去涂抹自己的肛门，接着，她要求，不，是命令汉斯把阴茎放进去，做肛交，汉斯没耽搁时间，想都不想，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因为他很清楚一旦肛交英格博格会做出什么反应，但是，那天夜里他的意志运作得如同一个入睡中的男人，无法做出预见，只顾眼前；于是，二人一面性交，英格博格不断地呻吟，正在这时他看见从角落里站起一双眼睛，像猫一样在黑暗中浮动；接着又是一双眼睛站在暗处。他听见英格博格声音沙哑地命令那些眼睛，睡觉去！这时他发现她开始出汗，自己也开始出汗了；心想这对退烧有好处；于是，他闭上眼睛，继续用左手抚摸英格博格的性器官。等他睁开眼睛时发现有五双猫眼在暗处浮动，他觉得这是个明白无误表明自己在做梦的信号，因为三双眼睛属于三姐妹，再加上母亲的一双眼睛，一共四双，这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五双眼睛就不合乎时空的一致性了，除非那两个妹妹邀请了两个情人，这不在他估计之内，既不可能，也不可信。

第二天，英格博格情绪不好，无论她妈妈和妹妹说什么和做什么，她都认为她们跟她作对。从此后，母女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她看不下去书，他也无法写作。有时，汉斯感觉英格博格在吃希尔德的醋，可真正应该吃醋的是格蕾特。有时，汉斯在上班前从阁楼的窗户里看见希尔德经常外出寻找的那两个美国军官，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喊希尔德的名字和吹口哨。不只一次，汉斯跟希尔德下楼时劝她多加小心。她漫不经心回答道：

“能把我怎么样？轰炸我？”

说罢，她笑了。汉斯听了这回答，也笑了。

“最多他俩把我给干了，就跟你和英格博格干的事请一样。”有一次，她这样说道。这让汉斯反复思量她的意思。

我跟英格博格干的事怎么了？我对英格博格就是爱呀。

终于，有一天，母亲和两个女儿决定回韦斯特林山去，那里是老家呀。汉斯和英格博格再次独住阁楼。英格博格对他说：咱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做爱了。汉斯看看英格博格，她已经下床了，正在整理房间。睡衣是象牙色的，双脚很瘦，很长，差不多也是象牙色的。从那天起，她的健康越来越好了。到了那英国医生宣判的死期，她比任何时候都好。

不久，她到一家缝纫铺干活去了，工作是以旧改新，把过时的服装改成时装。那家铺子有三台缝纫机，由于女老板积极肯干（有进取心，但是对前途悲观，坚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在1950年爆发），生意红火。起初，英格博格的工作就是按照拉布太太准备好的服装样子缝纫；但不久，由于这小铺子有了大活计，她的工作就是去时装店拿订单，回来亲自完成交货。

在那段时间里，汉斯·赖特尔写完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鲁迪斯科》。他跑遍了科隆大街小巷，寻找可以出租打字机的人，因为他决定不找熟人借钱，不找熟人借打字机，就是说不让别人知道他名叫汉斯·赖特尔。最后，他找到了一位有法国打字机的老人，虽说老人不出租，但对作家例外。

老人要价太高。起初，汉斯打算继续寻找下去。但是，一看见那台打字机的样子，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丝毫污点，字母整整齐齐，可以在纸上留下清晰的文字，便决定值得多花点钱租下来。老人要求他支付定金。当天夜里，汉斯·赖特尔在酒吧从几个女孩那里借到了钱。第二天，他回到老人那里，拿出钱来。可是，老人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想知道汉斯的姓名。汉斯一下子就说出了脑海里闪出来的名字。

“我叫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老人盯着汉斯的眼睛，说道，别耍小聪明；说出你的真实姓名来！

汉斯说：“先生，我的姓名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要是您认为我是在开玩笑，我最好走吧。”

片刻间，二人都不说话。老人的眼睛是深褐色的，虽说他书房灯光不亮让眼睛看上去像是黑色的。阿琴波尔迪的眼睛是蓝色的。老人觉得这像一个青年诗人的眼睛，劳累过度，发红，但年轻，在某种意义上，纯洁，尽管老人早就不相信纯洁了。

老人对汉斯·赖特尔——从那个下午起就变成了阿琴波尔迪了——说道：“这个国家一度以纯洁和意志的名义打算把几个国家扔进深渊里去。在我看来，您将来就会明白，纯洁和意志是地地道道的阴阳怪气。由于这个纯洁和意志，咱们大家，请记住，是大家，每人都有份变成胆小鬼和打手，归根结底，这二者是一回事啊。如今，咱们痛哭流涕了，难过得要命，喊着，那时我不知道啊！我什么也不知道啊！都是纳粹分子干的！要是那时明白怎么回事，肯定不会那么做的！我们会啜泣不已。我们善于引起别人的同情和怜悯。没关系，让别人嘲笑吧，只要能赢得同情和原谅就行了。将来有时间可以开启一座遗忘的长桥。您理解我的意思吗？”

阿琴波尔迪说：“我明白。”

老人说：“我当过作家啊。”

“可是我放弃写作了。这台打字机是我父亲送给我的。他是个慈父，有文化，活到九十三岁。他本质上是个好人。是个相信进步的人，这话多余。可怜的爹啊！他相信进步，当然也相信性本善。我也相信性本善，但这没意义。一个杀人犯，本质上也是善良的。这一点，咱们德国人很清楚。那又怎么样？我可以跟一个杀人犯整宿喝酒，也许俩人望着曙光唱歌，或者哼唱贝多芬的曲子。那又怎么样？那杀人犯可以靠在我肩膀上哭泣。这正常。杀人不容易。您和我都清楚这个。一点也不易。杀人要求纯粹和意志、意志和纯粹。像水晶般地纯粹，像钢铁般的意志。甚至我也可能靠在杀人犯肩膀上哭泣，对他说些甜言蜜语，称兄道弟，什么‘哥们儿’、‘同志’、‘难友’。在这种情况下，那杀人犯也是善良的，因为他本质上是好人，而我是个白痴，因为本质上就是白痴，我俩都多愁善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修养无法阻挡地倾向于多愁善感。但是，这事一结束只剩下我自己的时候，那凶手打开我房间的窗户，迈着护理人员的碎步，把我给杀了，让我滴血不剩。

“我可怜的爹啊！我当过作家、作家啊。可是，我懒惰成性的大脑逐渐蚕食了我的内脏。是我自己普罗米修斯的秃鹫，或者是我自己秃鹫的普罗米修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可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好文章，甚至可以出版对得起印刷纸的好书。但是，我也知道自己永远到不了或者进入不了咱们所说的杰作。可能您会说，文学作品并非都是杰作，而是充斥了很多二流作品。这个我也信。文学是一大片森林，杰作是湖泊，是参天大树或者怪树，是奇葩或者隐秘的山洞；但是，森林里还有普通的树木、草丛、水坑、寄生植物、蘑菇和野花啊。我错了。实际上，不存在二流作品。我是说二流作品的作者不叫张三、李四。张三、李四是有的，这没有疑问；他们吃苦受累，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时不时地也出版一本还对得起印刷纸的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和文章，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不是他们自己写的！

“任何一部二流作品背后都有一个秘密的作者；按照定义来说，任何一个秘密作者都写过杰作。这样的二流作品是谁写的呢？表面上看，是一位二流作家。这位可怜作家的老婆可以作证，她看见丈夫坐在书桌前，面对白纸，绞尽脑汁，奋笔疾书。看上去她是个无懈可击的证人。但是，她看见的仅仅是外表。是文学创作的外壳。是表面现象。”这位从前的老作家对阿琴波尔迪说道。阿琴波尔迪则想起了鲍里斯·安斯基。老人说：“真正写这部二流作品的人是一位仅仅接受一部杰作指示的秘密作家。

“咱们这位好匠人在写作。他全神贯注于好赖都体现在纸上的那些东西。老婆悄悄在观察他。不错，的确是他在写作。但假设他老婆有透视能力，就会发觉丈夫不是在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在接受一次催眠。这位坐在那里写作的男人内心里，空空如也！就是说，没有他自己的任何东西。如果这男人去读书，可能会好得多。读书可以产生快感，会感到生活的乐趣，或者活着的悲伤，尤其是可以有学问。而写作则相反，常常空空如也。这个写作的人心里空空如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他老婆也能看出来：丈夫心里空白一片。他是在别人授意下写作呢。他的长篇小说或者诗歌，庄重得体，干净利落，不是像这可怜虫以为的凭借风格或者意志写出来的，而是偷偷摸摸的习作。这需要很多书籍啊！如同需要很多迷人的松柏，让有见识的人们去欣赏那真正重要的书、那隐藏我们苦难的洞穴、那冬季开放的神花！

“请原谅我说了这么多比喻。有时，我一激动就变得浪漫起来。但是，请注意听！凡不是杰作的作品，怎么跟你说呢？都是一个巨大伪装上的零件。我估计您当过兵，肯定知道这伪装是什么意思。凡不是杰作的书就都是炮灰，是勇敢的步兵，是可以牺牲的小卒，只要杰作的结构多次复制出来。我一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就不再写作了。但是，我不甘心。恰恰相反，不写作心态就好了。我纳闷：为什么杰作需要隐蔽起来呢？是什么奇怪的力量把杰作拖向秘密加神秘的领域呢？

“我已经知道了写作是没用的。或者说，只有你准备写杰作的时候才有用处。大多数作家搞错了，要不然就是玩票。也许搞错和玩票是一码事。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实际上，咱们始终就是个孩子，是皮肤上布满伤疤、静脉曲张、疙瘩和黑斑的可怕孩子；但归根到底也还是孩子，就是我们始终揪住生命不放，因为活的就是这口气。或许还可以这样说：咱们就是一出戏，就是一首歌。因此放弃写作的作家寥寥无几。我们玩的把戏就叫自以为永垂不朽。我们犯的错误就在于看好自己的作品和永远看不准别人的作品。有些作家常说，我看我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料；这话等于说：咱们就只能死后再见了。

“有一次，我看了一部美国警匪片。有一场戏，警探把坏蛋给杀了。在射出那致命的一枪之前，警探说：咱们地狱里见吧！这是戏言。警探既是游戏，但是还出了错。坏蛋（死前看着警探，还骂了警探）也是游戏加出错，但他的游戏和出错场所几乎缩小到零的地步，因为下一个镜头，他就完蛋了。这部影片的导演也在游戏。编剧也一样。咱们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料。咱们创造了历史。德国人民是感谢咱们的。咱们英勇作战，未来一代代新人会记得咱们的。这是不朽的爱。我们的名字将铭刻在大理石丰碑上。会歌颂咱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表面上非常单纯的话：一篇希腊散文里的回声只有游戏和错误。

“游戏和错误蒙蔽了二流作家的眼睛，又成为他们写东西的动力。还成为他们未来幸福生活的诺言。那是一片飞速生长的森林、一片无人能限制它生长的森林，就是文学院也不行，恰恰相反，文学院要对它的顺利成长负责，企业家、大学（培育懒汉的地方）、政府办公室、文艺赞助人、文化协会、诗歌朗诵人，等等，都帮助这片森林生长，掩饰应该掩饰的东西，都帮助这片森林繁育应该繁育的一切，因为森林繁育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森林从来不显示繁育的是什么、平静地反映出来的是什么。

“那么您会说，是抄袭吗？对，是抄袭，意思是指一切二流作品、任何出自二流作家笔下的东西，只能是对杰作的抄袭。小小的区别在于，这里说的是一种‘得到了许可’的抄袭。这种抄袭是一种伪装、一出混乱舞台上的独幕剧、一个把我们领向虚无的字谜。

“一句话，最宝贵的是身体力行。这不是说，体验不能从长期与图书打交道中获得。体验远远超过图书之上。人们常说，体验是科学之母。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想着要在文坛上发展，那时认识了一位大作家。可能是写过一部杰作的伟大作家，如果让我判断，他的全部创作成果都是杰作。

“我不说他的名字。说出来对您也没好处，就算为了这个故事本身，也用不着知道他的名字。您只要知道他是德国人、曾经来科隆做过报告足矣。当然，他在本市大学做过的三次报告，我一次也没错过。在最后一次报告会上，我坐到了第一排的位子上。我不仅注意听他讲话（实际上，他在重复前两次报告里的内容），还仔细观察他，比如，观察他的双手——干瘦、有力，观察他的脖子——很像火鸡或者没毛公鸡的颈部，观察他微微下陷的颧骨，观察他缺少血色的嘴唇——你可以用刀片割下来，保证不会流出一滴血，观察他的太阳穴——像汹涌的大海，尤其是观察他的眼睛——深邃，随者头部的晃动，很像两个无底洞，像很快坍塌的废坑道。

“当然，报告会一结束，大作家的风采就吸引了城里显要人物的注意。我连跟他握手和说声‘我特别仰慕您’的机会都没有。时间就过去了。后来，大作家去世了。我仍然还阅读和反复阅读他的作品。终于有一天我决定放弃文学创作。放下之后，没有内疚，只有解放的感觉。咱俩之间，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放下文学创作就犹如告别了处男之身。放下创作，只是阅读，让我轻松起来了！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等你送回打字机的时候，咱们再谈。不过，我对大作家来访的回忆始终挥之不去。在这期间，我开始在一家光学仪器厂干活。收入很好，日子过得不错。我独身，有钱，每周看电影，看戏，看展览；还学习英语、法语；还逛书店，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

“那是一种舒适的生活。但是，我对那位大作家的来访回忆总是挥之不去。更糟糕的是，忽然间我明白了自己只记得第三次报告，而且我的记忆仅限于大作家的长相，仿佛那张脸本打算对我说点什么可是终究没说出来。可是说什么呢？一天，出于不便说出口的原因，我陪同一位朋友（是个医生）前往大学停尸房。我估计您没去过那里吧。停尸房位于地下室，是个长长的走廊，有木制天花板和白瓷砖的墙壁。房间中央有个圆形教学平台，可以做解剖、制作标本和别的科研残酷之事。还有两个小办公室，法医研究中心主任用的以及另外一位教授的。走廊两端是冷藏室，停放着尸体，有穷人的，有身份不明者的——他们是死神突然造访旅馆的结果。

“那个时期，我一定是对停尸房流露出一种病态的好奇。于是，我那位医生朋友就热情地负责向我详细展示停尸房的事情，我们甚至还观看了当天的一次解剖课。我的朋友和主任一头钻进了他的办公室。我留在走廊里等他出来；与此同时，大学生们纷纷离去，一种朦朦胧胧昏昏昏欲睡的感觉好像毒瓦斯一样从门下边钻了进来。等候了大约十分钟，我听见有嘈杂声从某个冷藏室里传出来，吓了一跳。我敢肯定那声音能把任何人吓坏。可我这个人从来就不特别胆小。于是走过去看看究竟。

“一推开冷藏室的门，一股寒气迎面袭来。室内，有个人在担架旁正努力打开一个停尸柜的柜门，想把一具尸体放入；但无论他多么用劲，那柜门就是打不开。我站在门边未动，问那人是否需要帮忙。那人直起身来，他个子很高，望着我的样子有些愁眉苦脸。也许就是他眼神中愁眉苦脸的表情鼓励我向他走去。我穿过四周摆放的尸体，一面点燃香烟，想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我一走到那人身边，就主动向他敬烟，也许是为了巩固并不存在的友谊。

“那位停尸房的员工仅仅瞅了我一眼，可我觉得好像时光已经倒退了。他的眼睛与那位大作家的眼睛相似得不差分毫。大作家在科隆的报告会我像朝圣者一样都参加了。我承认在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成了疯子。那位停尸房员工的声音让我摆脱了困境，他的声音一点也不像大作家亲切的声音。他说：这里禁止吸烟！

“我不知怎么答话才好。这时，他又加了一句：烟气对死人有害。我笑了。他做了说明：烟气会破坏尸体的保存。我打个手势：千万别把我牵连进去。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说起了过滤嘴，说起了潮气。他说：空气要纯净。我再次敬烟给他。他无可奈何表示不抽。我问他干这行是不是很久了。他不带个人情感色彩，声音尖尖地说道，早在1914年大战之前就在这所大学里工作了。

“我问他：‘一直在停尸房吗？’

“他答道：‘没去过别的地方。’

“我说：‘真奇怪啊。可是您的模样，尤其是眼睛让我回想起一位德国大作家来。’于是，我说了大作家的名字。

“他的回答是：‘从没听说过。’

“要是换了从前，这样的答案会让我生气的；可是感谢上帝，我在体验一种新生活啊。我对他说，在停尸房工作肯定会让他做一些明智的思考，至少对人类命运会有一些独具创见的想法。他看看我，那眼神仿佛在说我是在嘲笑他呢，或者我说的是法语。我非要再说一遍不可。我双臂摊开，指向整个停尸房，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是思考人生苦短、人类命运难测、人世劳碌无意义的理想场所。

“一种惊恐万状的感觉突然让我意识到，我同他谈话的样子，好像他就是那大作家，我俩这样的谈话可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他说：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再次看看他的眼睛。毫无疑问，这就是我崇拜的大作家的眼睛啊。而他的回答是：‘我时间可不多啊。’这句话可以打开多少疑惑的门啊！听了这话之后，多少条道路豁然开朗，出现在眼前了！

“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从上往下搬运尸体。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呼吸，吃饭，睡觉。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按照分分秒秒的节奏活动。我时间可不多啊。我正在活着。我时间不多啊，正在垂死挣扎。您也许明白了，已经没有别的问题了。我帮他打开了柜门。我本想帮助他把尸体塞进去。可是干这种活计我笨手笨脚，结果让盖在尸体脸上的白布单滑落了下来。于是，我看到了那死人的面孔，连忙闭眼，低头，让那员工自己慢慢干吧。

“等我走出停尸房的时候，我那位医生朋友在门口静静地望着我。他问我：还好吗？我无法或者不知如何回答他。也许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一切都不好。但这可不是我心里想要说的话。”

在阿琴波尔迪告别租给他打字机的老人之前，二人已经喝完了咖啡，老人对他说：

“耶稣基督就是杰作。为他陪绑的两个小偷就是二流作品。干吗要把他俩摆在那里呢？不是为了让耶稣蒙难一事增添光彩，这是某些纯真的人的想法，而是为了掩盖真相。”

在阿琴波尔迪为了寻找什么人可以出租打字机而在城里多次转悠的过程中，他又遇见了从前一道分享地下室时的两个流浪汉。

那两位老难友身上变化不多。那位老记者一度打算在科隆新报社找工作，可是因为他当过纳粹，无论哪里都不要他。这敌意的时间一长，他上了年纪的小毛病开始显露出来，原来的活泼、开朗的好脾气逐渐消失了。那位老装甲兵则相反，如今在一家汽车修理部工作，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这二人在地下室一见面就吵个没完。老装甲兵指责老记者不该参加纳粹组织和贪生怕死。老记者跪下发誓说，对，我是胆小鬼，可说到纳粹，我从来没加入过纳粹组织啊。我们写东西都是奉命行事的。要是我们不想被开除公职，就得奉命写作。老记者哭哭啼啼。老装甲兵无动于衷，而且用这样的事实加重他的批评，装甲兵就是在燃烧或者被击中的坦克里也要继续坚持战斗，他和他战友们个个如此，而你们这些记者却在搞欺骗性宣传，完全不顾装甲兵的感情，不顾装甲兵母亲，甚至未婚妻的感情。

老装甲兵不停地说：“奥托，这事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

老记者哭哭啼啼地说：“可这不是我的过错啊。”

老装甲兵说：“哭吧！哭吧！”

老记者说：“我们也曾经试着作诗，试着拖延时间活下去看看将来如何。”

老装甲兵说：“臭猪！好了，现在你看见了将来就是这样子啊。”

有时候，老记者也说到自杀。

阿琴波尔迪去看望他俩的时候，老记者对他说：“我看没办法了。当记者是不行了。当工人，我半点可能都没有。当地方行政管理职员，我身上总是背着过去的烙印。当单干户，我什么也干不好。为什么还要继续受罪呢？”

“让你向社会还债，让你为自己的谎言赎罪啊！”老装甲兵吼道。他坐在桌旁，假装专心看报纸，其实在听着他们的谈话。

老记者说：“古斯塔夫，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我对你说过十万遍了，我的罪过就是胆小，为这个如今在付出沉重代价啊。”

“奥托，你付出的代价还要更沉重，更沉重啊。”

阿琴波尔迪在那次看望老记者的时候，建议他去别的城市，看看能不能改变命运；找个比科隆小一点、破坏程度轻一点的城市，找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这是一种老记者从来没想过的可能性，从现在开始要认真考虑一下了。

阿琴波尔迪用了二十天的工夫拿打字机誊清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用复写纸打出来一份复印件；然后，在已经开放的几处公共图书馆里寻找两家出版社的名字，准备把手稿寄送过去。反复研究之后，他发现那些出过他喜欢的图书的出版社早就不存在了，有些是因为经济问题，有些是因为老板懈怠或者不起劲；有些是因为纳粹分子早就封杀了或者把出版人关进了大牢，有些是因为被盟军的炸弹夷为了平地。

有个认识阿琴波尔迪并且知道他在写作的女图书管理员，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阿琴波尔迪告诉她，正在寻找如今还健在的文学出版社。那女管理员说，她可以提供帮助。她立刻查查文件，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交给阿琴波尔迪一张单子，上面有二十家出版社的名字；这数字刚好是他用来誊清稿件的天数，毫无疑问这是个好兆头。可问题是他只有原件和复印件，因此只能挑选两家出版社。当天夜里，他站在酒吧门外，时不时地拿出那张单子来研究。这些出版社的名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出众，充满了许诺和梦想。可是，他决定小心行事，别让热情冲昏头脑。他把原件亲自送到了科隆一家出版社。好处是如果被退稿，阿琴波尔迪可以立刻取回来并马上送到另外一家出版社去。那份复印件他寄到汉堡一家1933年前一直出版左翼人士作品的出版社；此后纳粹政府不仅查封了出版社，而且打算把社长雅各布·布比斯先生送进俘虏营去，要不是社长提前踏上了逃亡之路，就已经当了俘虏了。

寄出稿件一个月后，科隆那家出版社回话说，他的长篇小说《鲁迪斯科》虽然有不可否认的优点，遗憾的是不能列入出书计划；不过，下一部小说请送来看看。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不愿意告诉英格博格。当天，他就去拿稿件了。此事费了几个小时，因为出版社里没人知道稿件放在哪里了。而阿琴波尔迪表示没有稿件绝对不会离开。次日，他亲自把稿件送到科隆另外一家出版社。差不多过了一个半月后，这第二家出版社跟第一家说的话如出一辙，也许就是形容词多了几个，也许就是下次能有好运。

科隆还剩下一家出版社，这家时不时地也出版一部长篇小说或者一部诗集或者历史书；但是，厚厚的出版目录里却是大量的实用手册，就是指导人们如何正确管理花园又告诉人们怎样实施正确的急救或者怎样对废墟的瓦砾废物利用的图书。这一家名叫顾问出版社。与前两家出版社不同的是，亲自接收稿件的是社长。阿琴波尔迪亲眼看到社里并不因为缺少编辑，至少有五人在编辑部工作，而是因为社长喜欢见见愿意在他社里出书的作家有着怎样的面孔。据阿琴波尔迪回忆，二人的谈话内容十分怪异。社长的样子像土匪。年轻，比阿琴波尔迪稍大一点，身穿一套高级西装，但是很紧，好像一夜之间他胖了十公斤。

大战期间，社长在伞兵部队服役；虽然他连忙解释，从来没跳过伞，尽管他不乏跳伞的愿望。在他的参军史里，参加过几次战斗，活动地点不多，主要是在意大利和法国的诺曼底。他声称经受过一次美国飞机的地毯式轰炸。他说知道一套忍受这种轰炸的秘诀。由于阿琴波尔迪长期在东线作战，对何为“地毯式轰炸”没有概念，便问了一句。社长名叫米夏埃尔·比特纳，但是他愿意朋友们叫他米老鼠；他解释说，地毯式轰炸就是一大群特大型轰炸机把炸弹丢在前线的特定地块、事先划定的区域上，轰炸后让它寸草不留。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阿琴波尔迪先生。”他直勾勾地盯着阿琴波尔迪的眼睛。

“米老鼠，您说得很清楚。”阿琴波尔迪说道。觉得这家伙不仅让人感到讨厌而且荒唐，像滑稽演员那样荒唐可笑；这些可怜虫坚信自己参与了历史的决定性时刻。阿琴波尔迪想，众所周知，历史就是一个婊子，没有什么决定性时刻，而只有分分秒秒的可怕流逝。

但米老鼠这个可怜虫——穿着高档但紧身的西装——是想说明地毯式轰炸在士兵里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发明出来对付的办法。就是噪声。首先是噪声。士兵在战壕里或者不坚固的阵地上，忽然间听见了噪声。飞机的轰鸣声。但不是歼击机或者强击轰炸机，是快速的噪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是低空飞行的噪音，而是来自高空低沉的隆隆声——不祥的声音，仿佛暴风雨近了，乌云翻滚；但问题是没有乌云和雷雨。士兵当然要抬头看天。起初，什么也看不见。炮手仰头望天。什么也没有。机枪手、迫击炮手、侦察兵都抬头看天。什么也没有。装甲车或者突击炮的驾驶员也抬头看天。也什么都没看见。但是，驾驶员出于谨慎，把装甲车驶离公路，停在大树下了，或者给车子蒙上伪装布。恰恰就在此刻，第一批飞机出现了。

士兵们望着飞机。数量很多。但是，他们以为这是飞到后方什么城市上空去轰炸的。去炸城市、桥梁、铁路线。飞机太多了，天空变得黑暗了；但是，它们轰炸的目标肯定是某个德国工业区。让大家吃惊的是飞机丢下了炸弹，炸弹落到了一个划定的区域里。第一波之后，第二波又来了。噪音变得震耳欲聋。炸弹落地，炸出许多弹坑来。小树林着火了。小树林、诺曼底的主阵地开始消失。全部栅栏都飞了。花坛毁了。很多士兵立刻成了聋子。少数人忍受不住，撒腿就跑。就在这个时候，第三波扔炸弹的飞机来到了划定区域的上空。噪音，看上去不可能啊，变得越发强烈了。还是称之为噪音为好。本来是可以称之为：轰鸣、噪音、轰响、喧嚣、尖叫、众神咆哮；但这噪音简单明了，可以涵盖一切噪声。机枪手死了。另外一颗炸弹刚好落在他尸体上。他的骨头和碎肉四处飞散，三十秒后又一批炸弹将把这里扫荡一空。那位迫击炮手在空气里蒸发了。那位装甲车驾驶员开动车辆，打算找个更加隐蔽的地方，结果途中挨了一颗炸弹；接着，又有两颗炸弹把装甲车和驾驶员变成了一堆废铁躺在布满了烂铁和岩浆的路中央。接着是第四波、第五波。到处都在燃烧。这里不像是诺曼底，而是火海。等对这个划定区域的轰炸结束时，这里听不见半点鸟声。其实，就是在左邻右舍的区域里，虽然没落下一颗炸弹，也没了鸟叫声。

这时敌军出现了。在敌人眼里，深入到一块到处是弹坑、充满硝烟的铅灰色地方，是一种不乏恐怖意味的体验。从被炸弹翻动的土地上，时不时地有个德国士兵露出疯子样的眼睛。有人又哭又笑。有的是伞兵，有的是德国老兵，有的是党卫军步兵营的，纷纷开火，企图重建防线，迟滞敌军的前进。少数几个士兵，最倔强的家伙，露出明显喝了酒的样子。在这些人里，肯定有伞兵米夏埃尔·比特纳，因为他忍耐任何一种轰炸的办法就是酗酒：喝杜松子酒，喝白兰地，喝干邑，喝格拉巴，喝威士忌，喝随便哪种高度酒精的饮料；要是没有烈酒，甜酒也行，就用这种办法逃避噪音，或者让噪音与心跳和脑回掺和在一起。这就是他忍受轰炸的高招啊。

后来，米夏埃尔·比特纳社长希望了解阿琴波尔迪长篇小说的内容；问他这是不是处女作，还是身后已经有文学作品了。阿琴波尔迪告诉社长，这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并且概述了一下故事情节。比特纳说：我看有希望。马上又补充说：可是今年出不了。又说：更别说提前出版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明：我们可以给你售价的百分之五，这交易比较公平。接着，坦率地说：如今读书的人不比从前，眼下人们有更实际的事情要考虑。这时，阿琴波尔迪确信这家伙是在没话找话了，也许所有的臭伞兵，施图登特将军的狗崽子都会没话找话，只要听听他们的声音，就可以证明还没有把他们都杀光。

有几天的工夫，阿琴波尔迪在想德国真正需要的是一场内战。

他根本不相信比特纳——肯定不懂文学——会出版他的长篇小说。他情绪紧张，没有食欲。几乎没有看书，稍稍一看书就心乱，甚至一开篇就想合上书，因为他浑身发抖，急切地要出门，要走路。他也做爱，就是性交的时候往往会在半路上开小差，跑到别的星球上去了，那里白茫茫一片，让他回想起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

一有这种情况，英格博格就问他：“你的心在哪儿啊？”

甚至连他心爱女人的声音，他都觉得来自远方。两个月过去了，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阿琴波尔迪都没有收到。他去了出版社，要求面见社长米夏埃尔·比特纳。女秘书告诉他，比特纳先生如今从事紧俏用品的进出口生意，很少能在社里找到他，当然了，出版社还是他的，尽管不来上班。阿琴波尔迪坚持非见社长不可，终于拿到了比特纳位于科隆郊区的新办公室地址。地点在19世纪老工厂区，新办公室设在一座堆满包装箱仓库的上方，可是比特纳先生也不在那儿。

办公室里有三个老伞兵和一个头发染成银色的女秘书。伞兵告诉他，米夏埃尔·比特纳此时此刻正在敲定一笔香蕉生意。接着，大家都笑了。阿琴波尔迪迟疑片刻方才明白他们在笑香蕉，与他无关。后来，伞兵们说起电影来，他们都是影迷，女秘书也是。他们问阿琴波尔迪在哪条战线待过，在什么部队服役。阿琴波尔迪回答说，一直在东线，始终在东线，在马拉步兵团，虽说后来几年里，根本没见过骡马。伞兵们则相反，他们始终在西线，在法国、意大利以及希腊的克里特岛；他们有那种西线老兵四海为家的神气，一种玩轮盘赌、彻夜不眠、品尝美酒、出入妓院直呼妓女姓名的神气，一种与东线老兵截然相反的神气；东线的老兵一个个像行尸走肉，像机器人，像坟地的居民；阿琴波尔迪想，东线老兵是没眼睛、没嘴巴的大兵，但是有鸡巴，因为鸡巴、性欲是男人最后失去的东西，本来最早会失去，可是没有，男人一直性交，性交，或者手淫，反正一样，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就像那个被成堆的尸体压住的士兵一样，他在白雪和尸体下面，用自己的工兵铲挖了一个洞，为了消磨时光，他把手放在鸡巴上，胆子越来越大，因为开头的惊吓一过去，就只剩下了对死亡和寂寞乏味的担心了；为了解闷，他开始手淫，起初有点胆怯，好像是在引诱一个花园里的姑娘或者一位牧羊女；接着，越来越坚决，直到获得了完全的快感为止。就这样，他在洞里待了十五天，周围全是尸体和白雪，一面吃口粮一面纵欲，这并没有让他感到体弱；恰恰相反，似乎有所反馈，好像这个大兵吸食了自己的精液，或者好像疯了之后，已经找到了通向再次清醒的出路，直到德军反攻找到他为止。阿琴波尔迪想，这里有个奇怪的情况，因为有个士兵（就是他把那手淫的家伙从洞里解放出来的）说道，那家伙浑身散发着一股怪味，不是脏、臭、臊味，也不是腐烂、潮虫的气味；嘿，那家伙有香味、浓香味，好闻，像廉价香水、匈牙利或者吉普赛香水，带点酸奶的气味，或许是香草根的气味，但主要成分不是酸奶味或者香草根味，而是另外一种气味，让在场的所有人（他们挖掘尸体，然后送往后方或者按照基督教的方式埋葬）都感到惊讶，一种像摩西分开红海海水那样的气味，让那勉强可以站立的家伙能够通过。但他又能去哪里呢？大概是国内的疯人院吧（这谁都知道）。

这几个伞兵（不是坏人）邀请阿琴波尔迪参加当天晚上要做的一笔生意。阿琴波尔迪问他们那笔生意几点钟结束，因为他可不想耽误酒吧的工作。伞兵们保证夜里十一点肯定可以结束一切了。于是，他们约定晚上八点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酒吧集合。女秘书跟他告别前冲他挤挤眼睛。

那家酒吧名叫“黄莺”。首先引起阿琴波尔迪注意的是，伞兵们一出现，个个都身穿黑皮夹克，样式跟他的一模一样。所谓的生意就是从一节车厢里卸下美军使用的一批手提酒精炉。车厢旁边，在一条支线上，他们找到了一个美国人。此人开口就要钱。数完钞票后，他提醒伞兵（口气像对弱智儿童重复禁止的动作），只能搬走这一节车厢的东西，只能搬走有PK标志的箱子，别的别动。

美国人说的是英语。有个伞兵用英语回答道：放心吧！接着，那美国人就消失在黑处了。另外一个伞兵开来一辆货运小卡车，熄灭了车灯。打开了车厢的门锁后，他们开始干活。一小时后，一切结束。两个伞兵坐进了驾驶室。阿琴波尔迪和另外一个伞兵坐到了后面箱子留下的狭小空间里。小卡车行驶在僻静的街道上，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灯，最后来到米夏埃尔·比特纳在郊外的办公室。女秘书在等着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热咖啡和威士忌。货物一卸完，大家上了办公室，说起了乌戴特将军。伞兵们一面把威士忌斟在咖啡里，一面回忆历史，这样男子汉的回忆夹杂着苦笑，仿佛在说：瞧，千难万险我都闯过来啦！谁也别想骗我！我了解人性，了解种种意志力的不断冲突，我对历史的回忆是用火一样的文字写出来的，这是我惟一的资本。于是，他们就回忆起乌戴特将军这个人物来；乌戴特将军是空军里的一把好手，就是因为戈林 ［55］ 的诽谤而自尽了。

阿琴波尔迪不大清楚乌戴特是何许人也，也不打听。这个名字跟其他人的名字没什么两样。有两个伞兵见过一次乌戴特，这二人说起乌戴特来都是溢美之词。

一个说：“乌戴特将军是德国空军里最棒的人之一。”

第三个伞兵听着他俩的说法，摇摇头，不相信战友的话，但是也不打算反驳。阿琴波尔迪惊恐地听着，因为如果有什么还能相信的话，那就是“二战”期间可以自杀的理由实在太多了，显然不是戈林那样卑鄙小人的诬蔑所致。

他问：“这么说乌戴特的死因是戈林沙龙的阴谋了？这么说乌戴特之死不是因为集中营里的种族屠杀、不是因为前线上的血腥杀戮、不是因为放火屠城，而是仅仅为了戈林说的一句：乌戴特是无能之辈吗？”

三位伞兵望着他，好像第一次见面，但也没露出太吃惊的神色。

“说不定戈林是对的。”阿琴波尔迪说道。他自己倒上了一点威士忌。女秘书过来给他再加咖啡的时候，他用手捂住了杯子。他说：“也许这个乌戴特真的是无能之辈呢。是个草包。”他说：“也许这个乌戴特是个二尾子，跟一切让希特勒鸡奸的德国人一样。”

一个伞兵问他：“难道你是奥地利人？”

阿琴波尔迪说：“不是。我是德国人，也同样被希特勒鸡奸。”

有一阵工夫，三个伞兵不说话了，仿佛在琢磨要不要杀掉阿琴波尔迪，要不要把阿琴波尔迪乱棍打死。阿琴波尔迪镇定自若的神态（不时地冲三人射出愤怒的目光，那目光意味深长，就是没有恐惧）让三人打消了报复的念头。

有个伞兵对女秘书说：“给他钱吧！”

女秘书起身去打开一个铁柜子，里面有个小保险柜。放到阿琴波尔迪手中的钱相当于他在那家酒吧半个月的工资。阿琴波尔迪把钞票藏进夹克里面的口袋（伞兵们紧张地望着他，以为他里面藏着手枪或者刀），接着去寻找威士忌的瓶子，没有找到。他问：瓶子呢？女秘书回答道：我收起来了。小东西，你喝得太多啦。阿琴波尔迪喜欢这个“小东西”的叫法，但是，仍然要求再来点威士忌。

“再喝一口，就走吧！我们还有事情要办呢。”一个伞兵说道。

阿琴波尔迪点点头。女秘书给他又倒了一点威士忌。阿琴波尔迪慢慢喝着，品尝着酒的滋味，估计也是走私货。随后，他起身开路。两个伞兵送他到大门外。外面黑乎乎的，虽然他很清楚该走哪条路，可仍然免不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进这个小区道路里的弹坑和裂缝。

两天后，阿琴波尔迪再次来到米夏埃尔·比特纳的出版社。还是上次那个女秘书（立刻认出了他）告诉他，稿件已经找到了。比特纳先生就在办公室。女秘书问他：要不要见社长？

阿琴波尔迪问：“他想见我吗？”

女秘书答道：“我估计愿意。”

刹那间，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说不定比特纳现在想出版他的小说了。或许，他想见我是要给我一份进出口的工作。但是，他想，如果见到他，很可能要打断他的鼻梁骨。于是，他说不见了。

女秘书说：“那就祝你好运吧！”

阿琴波尔迪说：“谢谢。”

他把拿回来的稿件又寄给了慕尼黑一家出版社。交给邮局后，他回到家中时，突然意识到这段时间以来几乎一个字没写过。做爱之后，他跟英格博格说了这层意思。

她说：“真浪费时间啊！”

他说：“我也不知道时间怎么就过去了。”

那天夜里，他在酒吧门口工作的同时，心里把玩着这样一个想法：一段时间里有两种活动速度，一种很慢，人和物在这段时间里的活动之慢几乎难以觉察；另外一种很快，万物（包括没生命的物体）快速活动，闪闪发光。前者叫天堂，后者叫地狱。阿琴波尔迪惟一的愿望就是既不去天堂，又不下地狱。

一天上午，阿琴波尔迪收到了一封来自汉堡的信件。信末的署名是布比斯先生——大出版家；信中说了一些关于《鲁迪斯科》的恭维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溢美之词，说他有兴趣出版《鲁迪斯科》，如果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先生还没有固定的出版人（万一有了，将是莫大遗憾），因为《鲁迪斯科》有很多优点，在某种程度上颇有新意；总之，是一本，他，布比斯先生已经非常有兴致地阅读了的作品；根据他的印象，他可以拿出来一点预付稿酬（尽管德国的出版业预付稿酬无论拿出多少来，也不过如此、如此），他知道这点钱少得可怜，要是在十五年前绝对不会开口的；但是，他向阿琴波尔迪保证一定认真出版，广泛发行，他准备送到每一家书店去销售，不仅在德国，而且要发行到奥地利和瑞士，那里的民主书店老板都记得和尊敬布比斯这个牌子，因为他是独立出版人，是办事严格的出版人。

信末，布比斯先生有礼貌地道别，恳求他在方便的时候来汉堡到出版社做客；随信还附上了一张出版社宣传单，印刷的纸张虽然廉价，但字体漂亮，预告将有两部“大作”投放市场，一部是德布林的早期作品，另外一部是海因里希·曼的散文集。

阿琴波尔迪把信件拿给英格博格看的时候，她很惊讶，因为不知道这个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是谁。

阿琴波尔迪说：“当然是我了。”

她问：“你干吗要改名换姓啊？”

稍稍想了一下，他回答说，为了安全。

他说：“也许美国人在找我。可能美国警察已经找到了线索。”

英格博格问道：“战犯的线索？”

“正义有时候不长眼睛。”阿琴波尔迪提醒她说。

英格博格说：“对它有利它就不长眼睛。把萨穆尔那些丑事抖露出来对谁有好处？对谁也没好处！”

“这没法知道。”阿琴波尔迪说，“无论如何，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忘掉汉斯·赖特尔。”

英格博格吃惊地望着他。

她说：“你在撒谎。”

他说：“没有。我没撒谎。”英格博格相信他的话。但后来，在他去上班之前，她满面笑容地说：

“你肯定会成为名人的！”

此前，阿琴波尔迪一直没想过成名成家。希特勒是名人。戈林是名人。他心爱的人或者他怀念的人不是名人，而是只能勉强糊口的人。德布林对他来说是个安慰。鲍里斯·安斯基是他的精神力量。英格博格是他的欢乐。妹妹洛特（一点消息也没有）像他一样清白。当然，他还有别的方方面面。有时，甚至所有的方面会集中在一起反映出来。但不是当什么名人；就算不是追名逐利向上爬，成名的态度也会是暧昧的，也会谎话连篇。另外，名气是要化为乌有的。停留在名气上的一切以及来自名气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要由大变小、化为乌有。名气所传达的信息往往是靠不住的。名气和文学创作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那一整天，阿琴波尔迪都在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在酒吧里，人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在科隆的熟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假如警察决定因为他杀了萨穆尔而追捕他，那汉斯·赖特尔这个名字留下的线索可实在不少啊。那为什么要用笔名呢？阿琴波尔迪想，也许英格博格有道理；也许我骨子里确信自己一定会成名；改名换姓，就是准备面对未来的安全问题。但也许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别的什么。也许、也许、也许……

收到布比斯先生信件的第二天，阿琴波尔迪回信保证他的长篇小说不会与别家出版社签约；还说布比斯先生许诺的预付稿酬，他觉得满意。

不久，又来了一封布比斯先生的信，邀请他去汉堡做客，以便当面认识一下，顺便签署出版合同。布比斯先生在信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相信德国的邮局，更不相信它那格言式的及时、无误。近来，尤其是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养成了要亲自面见我们全部作者的习惯。

布比斯先生写道，1933年前我出版了德国文坛上许多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1940年，在孤寂的伦敦旅馆里，我开始打发烦闷的时光，就计算有多少第一次在我出版社出版作品的青年作家已经变成了纳粹党员，有多少已经参加党卫军，有多少人在强烈反犹太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有多少人已经当上了纳粹政府的官员。统计的结果几乎想让我自杀。

没自杀，我只给了自己一个耳光。忽然，旅馆的灯光熄灭了。我继续咒骂自己，打自己。随便谁看见了我那副样子，都会认为我疯了。很快，我感觉憋气，就打开了窗户。于是，眼前展开了一幅伟大的战争夜景：我看到了德国人是怎样轰炸伦敦的。那些炸弹纷纷落在泰晤士河附近；但是，在夜间，好像就落在距离旅馆不远的地方。探照灯交叉的灯光在空中交织穿插。炸弹的轰鸣声越来越响亮。阻塞气球上方时不时爆炸的火团就是告诉人们又有一架德国飞机被击中了（有时不准确）。尽管周围的气氛恐怖，我仍旧打骂自己。浑蛋、白痴、蠢货、傻瓜，看见了吧，都是些小孩子或者老头子骂人的话。

后来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非常年轻的爱尔兰人服务员。因为情绪发疯，我以为见到了詹姆斯·乔伊斯 ［56］ 。真可笑啊。

他告诉我：“先生，最好关上百叶窗。”

“什么？”我满脸通红地问他。

“百叶窗，先生，然后赶紧到地下室去吧！”

我明白了，他是在命令我去地下室。

“等一等，年轻人。”我说，一面递给他一点小费。

“阁下太慷慨了。不过，还是快去防空洞吧！”

“您先走。我随后就到。”我回答说。

服务员走后，我再次打开了窗户，看着泰晤士河码头燃烧的景象；后来我哭了，因为一条生命的得失就在千钧一发之间啊。

这样，阿琴波尔迪就跟酒吧请了假，乘火车去了汉堡。

布比斯先生的出版社就在1933年的老楼里。左邻右舍的建筑物都被炸塌了，包括对面人行道那边的几座大楼。出版社几个职员议论（当然是在布比斯先生背后），是布比斯亲自指挥了对汉堡的轰炸。或者，至少是对这个小区的轰炸。阿琴波尔迪见到布比斯时，后者七十四岁，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个多病、脾气不好、吝啬、疑心重的商人，文学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但通常情况下，他情绪多变：有时健康得令人羡慕，或者装做健康，装做从来没病，随时准备笑脸相迎；常常像孩子一样做信任状；他不吝啬，但也不能肯定会慷慨掏钱给员工。

出版社里除去布比斯先生领导一切之外，还有一位女校对员、一位女管理员（同时负责对外联络）、一位女秘书（常常帮助女校对员和女管理员工作）以及一位仓库负责人（很少待在仓库，很少待在地下室）；布比斯先生不得不对地下室经常进行改造，因为有时雨水会灌入地下室，墙壁上布满了湿痕，这对图书和那里的工作人员非常有害（这是仓库负责人说的）。

除了这四位职员之外，在出版社里还可以经常看到一位样子令人尊敬的太太，年岁与布比斯先生相近（如果说不会更大的话），1933年前一直为布比斯工作，她名叫玛丽安妮·戈特利布，是出版社最忠心耿耿的职员；据说，就是她驾驶布比斯先生的汽车把老板和夫人送到了荷兰边境，一路顺风，一直送到阿姆斯特丹。

布比斯先生和夫人是如何成功地摆脱了法西斯的控制呢？无从得知，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各种版本里，功劳总是归于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的。

1945年9月布比斯回到汉堡时，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处于绝对困境里。布比斯（已经成了鳏夫）把她接回了自己家中。渐渐地她身心健康有所恢复。首先是恢复了理智。一天早上，她认出了自己从前的老板，但没有开口。晚上，布比斯从市政府下班（做政治工作）回家，看见晚饭已经做好了，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正站在桌旁等着他呢。无论对布比斯先生还是对戈特利布太太，那都是一个幸福的夜晚，尽管晚餐结束时，二人回想起了流亡的日子和布比斯夫人之死，一想到夫人孤独地睡在伦敦的犹太人公墓里就泪流满面。

后来，戈特利布太太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就趁机搬家到一个小单元里去了；她从那里可以看到一个被破坏的公园，但是，春天一来，大自然的力量常常漠视人类的行为，仍然使得万物复苏；据布比斯用怀疑的态度说，他尊重但不赞成戈特利布太太这一渴望独立生活的举措。不久后，她请他帮助找工作，因为她不能无所事事啊。于是，布比斯就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秘书。但是，戈特利布太太还一直支撑着相当沉重的噩梦和地狱般的心情（她一直不说），因此有时毫无缘由地就垮了，来病的速度和恢复的速度一样快。有时，她感到不适的是心理。有时，布比斯先生需要在一个指定的地方会见英国当局代表，结果戈特利布太太把他送到了完全相反的地方。或者有时为他安排了会见纳粹分子——他们假装悔罪表示愿意为汉堡市政府效力。有时，她好像被瞌睡虫咬了，趴在桌子的吸墨纸上就睡觉。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布比斯先生让她离开了市政府去汉堡档案馆工作。戈特利布太太在那里可以跟图书、卷宗打交道，总之，跟纸张来往；这是她比较习惯做的事情（这是布比斯先生的推测）。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档案馆对怪异的行为比较宽容，可戈特利布太太有时仍然保持古怪的态度，有时则是典型的中规中矩。她仍然利用休息的时候去看望布比斯先生，看看他是否需要她。直到后来布比斯先生厌倦了政治和市政府的工作，决心集中精力从事他心仪已久的事业：重新开办出版社。

常常有人问布比斯为什么要回国。他引用塔西佗 ［57］ 的话作为回答：“除去可怕和陌生的海洋危险之外，谁会放下亚洲、非洲或者意大利，而非去日耳曼呢？还不就是因为那里是祖国吗！哪怕它土地荒凉、气候寒冷、难以居住！”听见他这样说话的人们点点头或者笑一笑，然后在内部议论说：布比斯还是咱们的人啊。布比斯没有忘了咱们啊。布比斯不记恨咱们。另外一些人做出内疚的样子，说塔西佗这段话里包含着多少真理啊！太伟大了，这个塔西佗！咱们尊敬的布比斯在别的领域里，也很伟大！

事实是布比斯在引用塔西佗的话时，是仅就字面而言的。跨越英吉利海峡是件总让人感到恐怖的事情。布比斯晕船，呕吐，常常不能离开卧舱半步，因此塔西佗说到可怕和陌生的海洋时，虽然说的是波罗的海或者北海，布比斯则总是想到穿越英吉利海峡，想到跨海时翻来覆去的肠胃之痛以及给整个健康造成的不幸。同样地，塔西佗说到离开意大利，布比斯则想到了美国，具体说是纽约，那里几次来信邀请他去大都会出版界工作；而塔西佗说到亚洲和非洲的时候，布比斯则想到了马上要成立的以色列国，可以肯定那里有许多事情可做，当然包括出版界，还不算那里住着很多老朋友，他一直很想再见到他们。

但是，他选择了这个“令人伤心和难以欣赏的日耳曼”。为什么？并非真的因为这里是他的祖国，因为虽说布比斯先生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但是厌恶这个祖国，就为了这个祖国，据他了解，已经死去了五千多万人啊，而是真的因为德国有他的出版社，或者因为他有出版社这个概念、一家德国出版社、总部设在汉堡的出版社，它的发行网络、订书方式遍布整个德国的老书店，其中一些老板是他的熟人；他出差时，会与这些老板坐在书店的角落里喝咖啡或者饮茶，一面总是抱怨恶劣的天气，埋怨老百姓对图书的轻视，抱怨纸商和中间商的盘剥，为这个不读书国家的将来叹息，一句话，时间过得特别愉快，与此同时嘴里嚼着饼干或者蛋糕；最后，布比斯先生起身握住书店老板的手，比如说伊泽龙先生的手，说声“再见”；他再前往波鸿市，去看望波鸿的老书商，那里保存着，像保存圣物一样——当然是出售的圣物——1930年或者1927年印有布比斯出版社标志的图书。根据法律，当然是纳粹的黑森林法，这些图书都应该付之一炬的；但是，这位老书商冒着坐牢的危险把这些图书藏了起来，这出于纯粹的爱书，布比斯理解这种感情（还有很少几人，包括书的作者或许能理解），用一个远远超越文学的姿态表示感谢，这是一种诚实商人的姿态，是掌握了一个几乎可以追溯到欧洲起源秘密的商人们的姿态，是一种神话或者为神话开门式的姿态，它的两个主要支柱就是书商和出版家，而不是作家——走异想天开的道路或者痴迷于无法捉摸的幽灵，而是书商、出版家和一位佛兰德斯画派画家笔下弯弯曲曲的道路。

让人并不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布比斯先生很快就厌倦了政治，决心重办出版社，因为骨子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从事印书和卖书的冒险活动。

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重新使用法院已经归还给他的大楼之前不久，布比斯先生在曼海姆市美军占领区里，结识了一位刚刚过三十岁的女子，相貌出众，出身名门；不晓得二人怎么就相识了，因为布比斯先生并非好色之徒，可二人成了恋人。这一层关系引发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精气神，按照这个年龄说，已是不寻常了，现在翻了三番。要活下去的愿望变得势不可挡。确信自己的新出版事业会成功变得很有感染力（尽管布比斯常常纠正这个“新出版业”的说法，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从前那个老出版业经过一段漫长而不情愿的停业后的东山再起）。

在出版社的开幕式上，汉堡市府、艺术界和政界人士应邀出席，还有一个喜欢小说（遗憾的是喜欢侦探小说，或者骑士小说的佐治亚变种或者集邮式小说）的英国军官代表团，还有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瑞士和美国的报界人士，他的未婚妻（这是他亲热的称呼）公开亮相，介绍给了大家。与会者在表示尊敬的同时，也流露出这一发现所引起的困惑，因为人人都以为布比斯的女人一定是个四五十岁的知识分子，有些人以为按照布比斯的家庭传统，他未婚妻应该是个犹太女子，还有些人根据经验，心里想这只不过是布比斯先生又一个玩笑而已，因为此公喜欢开玩笑。但这件事是认真严肃的，会上方才明白。这女子不是犹太人，而是百分之百的雅利安人，也不是四十岁，而仅仅三十出头，从外貌看，顶多二十七岁。两个月后，二人结婚了，布比斯先生的玩笑变成了铁的事实。全城的显贵和名人都出席了婚礼，地点在古老和正在重修的市府里，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非宗教婚礼，由那时的汉堡市长亲自主持。市长趁机在一片赞美声中宣布布比斯是回头的浪子和模范公民。

阿琴波尔迪来到汉堡的时候，出版社虽然没有实现布比斯先生定的第二个目标（第一个是在不缺乏纸张的前提下，保持在全德国出版发行的优势地位；其余的八个目标只有布比斯先生自己知道），但是前进的速度是可以接受的，老板感到满意，但有些疲倦。

德国开始出现让布比斯感兴趣的作家了，说真话，兴趣不很大，根本不像早期德语作家那样让他兴奋，他对那些早期作家始终保持一种值得赞扬的忠诚态度；但是，新作家中有几位也不赖，虽说还看不出（布比斯也没这个眼力，他自己承认）里面能有新德布林、新穆齐尔、新卡夫卡（布比斯先生笑着，但目光悲伤地说，万一出现了，我会吓得发抖的）、新托马斯·曼。厚厚的作者和作品目录仍然是出版社取之不尽的资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是，新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了，他们是德国文学的人才来源；此外，还有英、美、法文学的翻译作品，那个时期，经历了漫长的纳粹文化荒芜之后，终于赢得了一批忠实的读者，保证了出版业的成功，至少不亏损。

工作节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就算不是疯狂的，也是持续不断的；阿琴波尔迪一进出版社，就首先想到了，布比斯先生看上去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可能不会接待他了。但是，布比斯先生让他等了十分钟后，请他进办公室。那是一个让阿琴波尔迪终生难忘的办公室，因为不仅书架上堆满了图书和稿件，地面上也摆满了书和稿件，堆积如塔状，其中有些形状令人感到意外，像一排拱门，反映出这是个混乱的地方，尽管经历了战争和经受了不公正待遇，仍然是个丰富和奇特的世界，是个好书如林的书库，阿琴波尔迪真想使出浑身的力气也要把它们读完；它们是一些大作家亲手题签给布比斯先生的初版书籍；还有其他出版社重新在德国发行的堕落艺术图书；还有法国和英国出版的书，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出版的简装书；此外，还有名字神秘的美国杂志，这对于一个年轻又贫穷的作家来说，真是宝库，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布比斯的办公室，在阿琴波尔迪眼里成了阿里巴巴的山洞。

让阿琴波尔迪终生难忘的还有布比斯经过例行的介绍之后，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您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因为您显然不是什么阿琴波尔迪。”

阿琴波尔迪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您以为我在英国待了几年或者说我这把年纪就把我变成了傻瓜？没人叫这种名字，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本诺一开头就令人起疑。”

阿琴波尔迪想知道为什么。

“您真不知道吗？”

“真不知道。”阿琴波尔迪用保证的口气说道。

“因为贝尼托·墨索里尼啊！天之骄子啊！您怎么没脑子呢？”

这时，阿琴波尔迪想，这次来汉堡可是白白浪费了时间和钱；准备着夜里观光汉堡到科隆的夜景吧。如果走运的话，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到家了。

阿琴波尔迪说：“有人为了纪念贝尼托·华雷斯给我的名字上加了本诺。我估计您肯定知道贝尼托·华雷斯是什么人。”

布比斯微微一笑。

“贝尼托·华雷斯，”他嘴里叽叽咕咕地嘟囔，仍然笑着说，“这么说是为了纪念贝尼托·华雷斯啊！”声音越说越高。

阿琴波尔迪点点头。

“我还以为您会说是为了纪念圣本笃呢。”

“我不了解这位圣徒。”阿琴波尔迪说道。

布比斯说：“可是我了解三位圣徒：一位是阿尼亚纳的圣本笃，他在9世纪重组了本笃会。第二位是努尔西亚的圣本笃，在6世纪创办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教团，人们称他为‘欧洲之父’，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头衔，对吗？第三位是穆尔的圣本笃，是黑人，就是说，他生卒都在西西里岛，在16世纪，是方济各会修士。这三人里面，你更喜欢哪一个？”

阿琴波尔迪说：“还是墨西哥的贝尼托·华雷斯。”

“那么阿琴波尔迪这个姓呢？莫非您想让我相信您家族里人人都姓阿琴波尔迪吗？”

“我就姓这个。”阿琴波尔迪说道。他差点不想再听这个坏脾气的矮子说话，打算不辞而别了。

布比斯不高兴地说：“没人姓这个啊。我估计这个是为了纪念朱塞佩·阿琴波尔多。这个‘冯’又究竟为什么呢？本诺与本诺·阿琴波尔迪不一致吗？本诺是想证明您属于日耳曼血统？您是德国什么地方人？”

“我是普鲁士人。”阿琴波尔迪说罢起身要走。

“等一下！”布比斯嘟嘟囔囔地说，“您回旅馆之前，我希望您见见我太太。”

阿琴波尔迪说：“不回什么旅馆。是回科隆去。求您把我的稿子退给我吧。”

布比斯又笑了。

他说：“这事有时间。”

接着，他按按电铃。门开前，他最后问了一遍：

“您真的不愿意告诉我真实姓名？”

阿琴波尔迪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眼睛说道：“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布比斯张开双手又合拢来，像是鼓掌但没有声音。这时，女秘书露面了。

他说：“带这位先生去布比斯太太办公室。”

阿琴波尔迪瞅瞅女秘书，一个金发女孩，头上有鬈发。等他再回身去看布比斯的时候，老先生已经埋头看稿子去了。他跟上女秘书走了。布比斯太太办公室位于长廊尽头。女秘书用指关节敲敲门，没等里面应声，就推门说道：安娜，阿琴波尔迪先生到了。里面说：请进来！女秘书拉起他胳膊一推，接着冲他一笑，就走了。安娜·布比斯太太坐在桌面上空空（尤其是与布比斯先生的办公桌相比）的写字台后面，桌上只有一个烟灰缸、一包英国香烟、一个镀金打火机和一本法文书。虽然已经过去多年，阿琴波尔迪一下子就认出她来。她是冯·聪佩女男爵。但是，他保持沉默，决定不说话，至少眼下不开口。女男爵摘掉了眼镜。阿琴波尔迪记得她是不戴眼镜的啊。她目光非常柔和地望着他，仿佛她很难走出书中的语境或者心境，或者也许她一向看人如此。

她问：“您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阿琴波尔迪点点头。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女男爵没有说话，只是在琢磨他的长相。

她说：“我累了。咱们出去散步或者喝杯咖啡怎么样？”

“好的。”阿琴波尔迪说道。

二人走下黑乎乎的楼梯时，女男爵用“你”称呼他，说道：我早就认出你了。我肯定你也认出我了。

“女男爵，我一眼就认出你了。”

女男爵冯·聪佩说道：“可是过去好多年啦。我也变了。”

阿琴波尔迪走在她身后，说道：“女男爵，你模样没变。”

女男爵说：“可是，你的名字我给忘了。你是我家女用人的孩子。这我记得。你母亲在林中木屋里干活。可是你名字我不记得了。”

女男爵说那栋祖上老宅子是“林中木屋”，这让他感到有趣。“林中木屋”让人想起一间玩具房、一处茅屋、一个避难所，以及一个不管时间流逝印刻在虚拟、主观的童年时代上的东西，但是肯定可爱而未受损伤。

阿琴波尔迪说：“女男爵，现在我叫本诺·冯·阿琴波尔迪。”

女男爵说：“好啊。你选了一个非常文雅的名字。听起来有点不悦耳。但是文雅，这是肯定的。”

二人在大街上散步，正如阿琴波尔迪所能看到的那样，汉堡的街道比科隆受到破坏的某些道路还要糟糕，尽管汉堡给人的印象是在重建的工作中更加努力。女男爵走路轻飘飘的样子像个旷课的女学生。阿琴波尔迪肩上挎着旅行袋，脚步沉重。二人互相讲述着在城堡分手后，各自发生的事情。阿琴波尔迪说到了战事，没讲细节，说到了克里米亚半岛、库班、苏联的几条大河、冬季、不能说话的月份；还间接地回忆起鲍里斯·安斯基，但没有提及他的名字。

女男爵则似乎为了平衡阿琴波尔迪的苦难历程，说起了自己的旅行生活，全部是心甘情愿的、刻意追求的，因此也是快乐的；说起了那些异国风情之旅，去保加利亚、土耳其和黑山；说起了德国驻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大使馆的招待会；她坦白，有时候她想为自己在那些年里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后悔，但是无论从理性上还是从道德上怎样否定这样的享乐主义态度，实际上，一回想起那些往事，她就快乐得浑身发抖。

“你明白吗？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她问。二人这时已经坐在一家像是神话故事中的咖啡馆里喝着牛奶咖啡，吃着点心了；他和她的旁边是一扇大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大河和绿色的丘陵植被。

阿琴波尔迪没有说理解不理解，而是问她是否知道那位罗马尼亚将军恩特赖斯库发生的事情。女男爵说：一点也不清楚。

阿琴波尔迪说：“我可清楚。您要是乐意听的话，我可以告诉您。”

女男爵说：“我猜你要说的没好事。对不对？”

阿琴波尔迪承认：“不知道。这要看怎么才算很坏和不太坏了。”

“你见到他了？亲眼看见的？”女男爵轻声问他，一面望着河上穿梭而过的船只——有的驶向大海，有的驶向内地。

阿琴波尔迪说：“对，我亲眼所见。”

女男爵说：“暂时别说。以后有时间讲这个。”

服务员为二人叫来一辆出租车。女男爵说了旅馆的名字。服务台那里已经预定好了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名下的房间。二人跟着门童进了一间单间房。阿琴波尔迪吃惊地发现有件家具上摆放着一台收音机。

女男爵说：“放下旅行袋。收拾收拾吧！我和我丈夫请你共进晚餐。”

阿琴波尔迪把袜子、衬衫和短裤放进衣柜的同时，女男爵在寻找播送爵士乐的波段。阿琴波尔迪走进卫生间，刮脸，洗头，梳头。出来的时候，房间里除去床头桌的小灯亮着，其余的都熄灭了。女男爵命令他脱光衣服，上床！他在床上，把毯子一直盖到颈部，有点疲倦，但惬意地望着站在地上的女男爵，只穿了一条黑色三角裤，在调整波段，最后终于找到了古典音乐。

阿琴波尔迪在汉堡一共待了三天。两次与布比斯先生共进晚餐。一次谈到了自己，另外一次结识了这位著名出版家的几位朋友。第二次，他几乎没开口，因为担心出言不慎。在布比斯先生的小圈子里，至少在汉堡，没有作家。几位朋友是，一位银行家、一位破产贵族、一位只写关于17世纪画家专题文章的画家和一位法文翻译家；他们都关心文化，都很聪明，但没有一个是作家。

即使如此，他也没开口。

布比斯先生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观。阿琴波尔迪认为这是女男爵发挥了良好作用。他最后还是把真实姓名说给她听了。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床上做爱呢，女男爵用不着问第二遍。另外，她要求他说出恩特赖斯库将军发生的事情时，态度很奇怪，在某种程度上，是启发式的。他说完将军是死于自己的败兵之手，被乱棒打死并且钉上了十字架之后，女男爵惟一想问的却是：将军在十字架上是裸体，还是身穿军服？好像“二战”中死在十字架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阿琴波尔迪的回答是：按具体效果看，将军是裸体的；但实际上，留下了一些碎布片，足以让接踵而至的俄国人发现罗马尼亚士兵给他们留下了一位将军。但是，暴露的部分足以让俄国人亲眼看明白罗马尼亚人的生殖器是多么不同寻常；具体到这个问题，阿琴波尔迪说，这个例子是骗人的，因为他见过几个裸体的罗马尼亚人，他们的生殖器与德国人的平均长度并无区别，而恩特赖斯库将军的鸡巴虽然由于被钉在十字架上萎缩和青紫，仍然比一般的阴茎长两三倍，无论什么罗马尼亚、德国或者法国男人都难以望其项背。

说到此处，阿琴波尔迪就沉默了。女男爵说，这种死法肯定让勇敢的将军感到不快。又说，虽然说将军在战场上有功劳，但无论战术还是战略，他都是惨败者。但是，作为情人，将军则是最棒的。

女男爵为了消除床上阿琴波尔迪可能产生的误会，说道：“不仅是因为他阴茎长，而且因为他有一种动物的外在美：说起话来比乌鸦还让人开心，在床上，他就是一条大鳐鱼。”

对此，阿琴波尔迪的看法是，根据恩特赖斯库将军及随从对乡村城堡短暂访问时他的观察，他认为那只乌鸦恰恰是将军的秘书，那个什么包贝斯库。女男爵立刻拒绝接受这个看法，在她眼里，包贝斯库只是个白鹦鹉，跟在狮子身后低飞的白鹦鹉。只不过那头狮子没爪子，或者就算有，也不打算使用，也没有尖牙准备撕碎谁；他只有一点对自己命运可笑的感觉、一种在某种程度上是拜伦命运观的回音。阿琴波尔迪偶然在公共图书馆读过拜伦的作品，他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把拜伦与该死的恩特赖斯库将军相提并论，他顺便补充说，命运观不能与个人（可怜的个人）命运分开讨论，二者是一回事：命运——这个抓不住甚至会变得无法补救的东西——就是每人对自己命运的看法。

对此，女男爵笑着回答说，怎么能知道阿琴波尔迪不曾与恩特赖斯库将军有过性交行为呢？这话为阿琴波尔迪提供了坦白的机会，他的确从来没跟恩特赖斯库上过床，但是，亲眼目击了将军在床上闻名遐迩的功夫。

女男爵说：“一定是跟我啦！”

阿琴波尔迪说：“你猜得对。”第一次对女男爵使用了“你”的称谓。

女男爵问：“当时，你在哪儿啊？”

阿琴波尔迪答：“在一间密室里。”

这时，女男爵笑得喘不过气来了，说道：用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当假名就不奇怪了。阿琴波尔迪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愉快地接受了，最后跟她一起笑了起来。

这样一来，三天后，阿琴波尔迪感觉受益匪浅，乘坐夜班车（连通道上都睡满了人）回到了科隆。再次回到阁楼，马上告诉英格博格他带回来的大好消息。二人开心地分享这些消息，竟然高兴得又唱又跳，不怕地板塌陷。接着，二人做爱，阿琴波尔迪给她讲述出版社什么样子，讲述布比斯先生，太太，一个名叫乌塔的女校对员（能纠正莱辛的语法错误、以汉萨同盟的热情蔑视莱辛，但是她热爱利希滕贝格），一位名叫阿妮塔的女管理员，还负责对外宣传（实际上认识德国所有的作家，但她只喜欢法国文学），一位名叫玛尔塔的女秘书（文献学家，送给他一些感兴趣的出版社的图书），一位名叫莱纳·马里亚的仓库管理员（虽然年轻却已经是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和颓废派诗人了）。

他还说到了布比斯先生的朋友们以及布比斯先生的作家和作品目录。阿琴波尔迪每说完一句话，英格博格和他就大笑一通，好像在讲笑话。这以后，阿琴波尔迪认认真真地开始创作第二部作品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完成了。

布比斯先生收到阿琴波尔迪的《无尽的玫瑰》时，《鲁迪斯科》还没有离开印刷厂。布比斯用了两个晚上看完了《无尽的玫瑰》；随后，激动万分，叫醒了妻子，告诉她，必须出版那个阿琴波尔迪的新作。

“写得好吗？”女男爵问道。她半睡半醒，没有动弹。

“不是一般的好啊。”布比斯边说边在卧室转悠。

接着，他一面走动一面说起欧洲、希腊神话、某件像是刑侦的事情。可是，女男爵又入睡了，没有听见。

这一宿的剩下时间，布比斯（经常失眠，善于最大限度的利用失眠提供的时间）打算看几部稿件，查查会计报来的账目，打算给发行网点写信，但是一件也没办成。天刚亮，他又叫醒了妻子，要求妻子将来在他不能领导出版社的时候（对自己去世的委婉说法），她可别放弃那个阿琴波尔迪。

“放弃？什么意思？”女男爵半睡半醒地问他。

布比斯稍稍想了一下。

他说：“你要保护他！”

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为出版人的角度，保护他！”

最后这句话，冯·聪佩女男爵没有听见，因为她又睡着了。布比斯欣赏了一下妻子的美貌，很像前拉斐尔艺术流派的画作。随后，离开床边，穿着睡衣就去了厨房。他做了一个奶酪，腌菜三明治，这还是一个奥地利流亡作家在英国传授给他的配方呢。

那位奥地利人是这样说的：“瞧，做这么一个吃的多简单啊！营养可丰富呢！”

毫无疑问，是很简单。味道怪怪的，但是很开胃。布比斯先生想，至于营养丰富嘛，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忍受这种饮食，必须有个钢铁般的胃口。过了一会儿，他去了客厅，拉开窗帘，让灰蒙蒙的晨光照射进来。布比斯先生想，营养丰富，营养丰富，营养丰富，一面心不在焉地咀嚼着三明治。我们需要比奶酪、腌菜三明治更有营养的东西。但是，去哪里找呢？什么地方能找到啊？一旦找到了又怎么办呢？这时，他听见后门开了，闭着眼睛倾听每天早晨女用人进来的轻轻脚步声。如果有可能，真想这样待上几个小时啊。像座雕像。当不成雕像了，他把三明治放在桌子上，去卧室穿衣服，准备开始又一天的工作。

对《鲁迪斯科》的书评，有两篇文章说“好”，一篇说“不好”。第一版一共销售了三百五十册。五个月后，《无尽的玫瑰》问世，有一篇新书评论说“好”，有三篇说“不好”，卖掉了两百零五册。换了别的出版商，绝对不敢给阿琴波尔迪出版第三本书。但是，布比斯不仅准备出版第三本，而且要出版第四、第五、一切他阿琴波尔迪需要出版的作品，只要他委托他出版就行。

那段时间，经济问题方面，阿琴波尔迪的收入稍稍大于支出。科隆文化之家为他在市内两家书店举办的两次读书会支付酬金。这两家书店的老板无需多说，跟布比斯先生是熟人，再说这样的读书会也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兴趣。第一次，阿琴波尔迪选择了《鲁迪斯科》的片段朗读；出席读书会的一共十五人，其中包括英格博格；会后，有三人敢买这部作品。第二次，他选的是《无尽的玫瑰》的片段，参加的有九人，也包括英格博格；会议结束时，客厅（空间小，减少了对作者自尊心的伤害）里只剩下了三人，其中当然有英格博格；几小时后，她对阿琴波尔迪坦白地说，有一阵子，她也想离开那客厅。

科隆文化之家还与下萨克森地区刚刚成立、工作没有头绪的文化局合作组织了一系列阿琴波尔迪读书会和报告会，首先从奥尔登堡大张旗鼓地开头，随后在一连串村镇里继续下去，后面的村子越来越小，越来越远离上帝的恩惠，此前，从来没有作家去过。阿琴波尔迪的出游到弗里西亚的一些小村子为止，他看到听众挤得密不透风，很少有人提前退场。

阿琴波尔迪的写作、创作生活或曰日常化，在平静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得以巩固，可以说有了信心。当然了，信心并不意味着消除了疑问，更不意味着他以为自己的作品有了什么价值，因为阿琴波尔迪有了自己的文学观点（这话也许说的太浮夸），它分成三块（只有用非常巧妙的方式才相连）：第一块在他阅读和反复阅读并且认为可以拍案叫绝、有时甚至是怪异的书籍里，比如，德布林的作品，德布林始终是他心爱的作家，或者，比如卡夫卡全集。第二块在那些模仿他人的作者作品里、在那些乌合之众的作品里，他把这些人看成是敌人。第三块在自己的作品里以及未来作品的计划中，他看成是游戏和生意：游戏是因为写作时可以体验到快感、类似侦探发现凶手时的快感；生意是因为每出版一本书，虽然稿酬不多，但可以增加当酒吧看门人之外的收入。

看门的工作，他当然不放弃，部分原因是他已经习惯了，部分原因是看门和写作衔接得很好。写完第三部长篇小说《皮面具》之后，租给他打字机的老人（他送给老人一本《无尽的玫瑰》）主动提出把打字机按照一个“合情合理”的价钱卖给他。毫无疑问，这个价钱对老人来说，尤其是考虑到已经没人租赁打字机的话，那么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对于阿琴波尔迪来说，虽然有诱惑力，但仍感十分奢侈。这样，考虑再三，仔细算账之后，他写信给布比斯先生，第一次提出为还没动笔的作品要求预付稿酬。当然，他在信中说明了要钱的原因并且郑重保证：用不了六个月一定交稿。

布比斯的回答出人意料。一天上午，Olivetti打字机公司科隆分部的送货员给他送来一台崭新的打字机。阿琴波尔迪只需在收货单上签字即可。两天后，出版社那位女秘书寄来一封信，信中通知他，遵照社长的指示，已经发出了为他购买打字机的指令。女秘书说，这是出版社送给他的礼物。阿琴波尔迪在几天的时间里幸福得头晕脑胀。他对自己反复高声说着：出版社的人信任我啊，与此同时，行人走过他身边，或者沉默不语，或者像他一样自言自语，这成了科隆那年冬季常见的一景。

《皮面具》只出售了九十六册。查账的时候，布比斯无可奈何地想：不多啊。可是，出版社对阿琴波尔迪的支持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减少。刚好相反，那些日子，布比斯不得不去法兰克福出差，当天就趁机去了美因茨，拜访文学评论家洛塔尔·荣格。荣格住在郊区一座小房子里，旁边是森林和小山，小房子里可以听见鸟鸣。他对女男爵冯·聪佩说：瞧！这里能听见鸟叫。她眼睛睁得很大，满面笑容，好像她希望在美因茨的什么地方见到的就是这么一片森林、一群会唱歌的小鸟和一幢两层楼的小房子——它有粉刷的白墙，大小像仙女故事里的小屋——用白巧克力制成，外面带木梁，好像是黑巧克力块；房子周围有座小花园，里面的花朵像是剪纸；还有一片草坪，是精心照料的；还有一条卵石小径，人一走上去会发出响声——让人紧张、毛骨悚然；整个设计颇具匠心，精确无误，正如布比斯提醒妻子注意看那个门环——厚厚的木门上有个猪头形状的东西。最后，她敲敲门环。

文学评论家洛塔尔·荣格亲自为布比斯夫妇开门。当然，评论家期待着此次访问；布比斯夫妇看到桌子上已经摆放好了熏肉饼（地方特色食品）和两瓶白酒。评论家身高一米九，在屋子里走路好像害怕脑袋撞到房顶。不胖不瘦。穿着打扮像海德堡大学教授，不是特别私密的处境绝对不摘下领带。在吃开胃食品的同时，大家说起了德国文学现状。评论家洛塔尔·荣格在这个领域里如履薄冰，谨慎得像拆弹专家面对炸弹和地雷。后来，又进来一位美因茨本地的年轻作家和他的妻子以及另外一位法兰克福报纸的文学评论家。荣格就是在这家报纸上发表新书评论的。大家开始吃焖兔肉。美因茨作家的妻子吃饭时只说了一句话，就是问女男爵身上的服装是哪里买的。女男爵回答说：在巴黎。作家的妻子就再也没说话。但是，她面部表情从这时起变成了一篇演说或者备忘录——控诉美因茨城从建立到今天对她的伤害。她的怪相和鬼脸——以光速走过了对丈夫的纯粹不满到心中仇恨的距离，按照她的看法，所有这些卑鄙无耻的人（就坐在眼前）都是她仇恨的对象——没有逃过众人的眼睛，只有另外一位文学评论家——名叫威利——除外。威利的专长是哲学，因此撰写关于哲学书籍的文章，他的希望是将来出版一本哲学书，这三方面的工作让他变得麻木不仁，无暇顾及那位女客人脸上（或者心里）的表示。

饭后，大家回到客厅喝咖啡或茶。布比斯经洛塔尔·荣格首肯，利用这个工夫（他不能在这间憋气的玩具小屋里逗留过多时间），把这位评论家拉到了后花园，那里精心管理的程度像前花园一样漂亮，但是更宽敞些，从那里可以更好地面对那片拥抱郊区的森林。首先，二人谈到了这位评论家的文章。荣格特别想在布比斯那里出书。布比斯模模糊糊地谈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几个月前就开始盘算了），出版一套丛书，但是不指明哪一类的丛书。接着，再次谈起德国新文学、布比斯正在出版的新作以及布比斯的同行们在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和柏林出版的新作，也没忘记苏黎世和伯尔尼刚刚成立的出版社以及维也纳出版的新书。随后，布比斯极力装成偶然的样子问荣格：比如说，您觉得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如何？洛塔尔·荣格虽然走在花园里，但谨慎的态度不亚于室内，起初，仅仅是耸耸肩而已。

布比斯问他：“您读过他的作品吗？”

荣格不吭声。他在反复考虑如何回答才好，心不在焉地欣赏着或者赞美着脚下的草坪——随着越来越走近森林边缘，疏于管理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落叶、树枝，甚至昆虫明显增加。

“如果您没读过他的作品，请您直言。我让人把他的全部作品都给您寄来看看吧。”

荣格承认：“我读过了。”

“您觉得如何？”老出版家在一棵橡树旁边停住脚步，问荣格。这棵橡树的出现似乎用警告的口气宣布：荣格的领地到此为止！从这里开始是“北极共和国”了！荣格也停了下来，但距离稍远些，微微低着头，似乎担心树枝会弄乱他稀疏的头发。

“不知道，不知道。”他嘟嘟囔囔地说。

后来，荣格不可思议地做出一些与美因茨作家妻子相似的怪相，其相似程度让布比斯以为他俩应该是兄妹，只有这样才能完全理解作家和他妻子出现在饭局上的原因。布比斯想，也有这样的可能：他俩是情人，因为众所周知，情人之间互相模仿对方的表情，通常是笑容、意见、观点，总之是那些人人直到死都会指责的表面玩意儿，如同西西弗斯的巨石，人们认为西西弗斯是最聪明的人，西西弗斯，对，西西弗斯，风神和沙神之子，埃菲拉城的建造者，那是科林斯的旧名，是好心的西西弗斯把一座城市变成了自己开心胡闹的巢穴，因为凭借他身体特有的敏捷以及凭借那聪明才智（把一盘象棋看成命运方向的转变，或者把警察有待查明的内在联系看成命运的变化），还凭借他对嬉笑、玩笑、说笑、嘲笑、搞笑、取笑、儿戏、游戏、闹戏、嬉戏等等的本能，才决定盗窃的，也就是说，去偷路人的财物，甚至偷邻居奥托吕科斯的东西，奥托吕科斯也偷东西，可能是怀着这样渺茫的希望——谁偷贼的东西，谁能得到上帝百年的饶恕吧。西西弗斯爱上了他女儿安提克勒亚，因为安提克勒亚非常漂亮，是个大美女，但是这个安提克勒亚有正式的未婚夫，与一个什么莱耳忒斯有婚约，莱耳忒斯后来成了名人，但这并没有让西西弗斯却步，再说西西弗斯有美女父亲（小偷奥托吕科斯）的秘密支持；奥托吕科斯对西西弗斯的欣赏犹如一位客观、诚实的艺术家对另外一位才华横溢艺术家的赞美与日俱增，这样，就算奥托吕科斯仍然信守对莱耳忒斯的诺言，因为他是讲信誉的人，但是他也不歧视或者讽刺、嘲笑西西弗斯针对他未来女婿而向他女儿示爱的表示；据说，大美女最后还是跟莱耳忒斯结了婚；但是，她多次献身给西西弗斯，可能是十次或者十五次吧，都是经过她父亲奥托吕科斯同意的，奥托吕科斯希望这位邻居给他女儿播种，这样就可以有个像西西弗斯一样机灵的外孙了；终于，其中的一次，女儿怀孕了；九个月后，虽然她是莱耳忒斯的老婆，却要生出西西弗斯的儿子了；后来人们叫这个孩子奥德修斯，或说尤利西斯，他真的像西西弗斯一样机智；可西西弗斯从来没关心过这个儿子，依然过着花天酒地、纵欲狂欢的生活，其间与墨洛珀结了婚；墨洛珀在诸多星座中是不太闪亮的星星，可是恰恰嫁给了一个凡人、臭凡人、臭贼、纵欲狂欢的土匪，其中包括勾引迪罗，而迪罗是他哥哥萨摩内奥的女儿，并非他多么喜欢迪罗，并非迪罗多么性感，而是因为西西弗斯恨他这个亲哥哥，有意伤害这个哥哥；就因为这事，西西弗斯死后被打入地狱，强迫他往山上推巨石，滚下来再推上去，反反复复，直到永远，真是残酷的惩罚，西西弗斯的罪过不至于此啊，实际上是宙斯在报复，因为据说有一次，宙斯带着一个掳来的仙女路过科林斯，聪明的西西弗斯绑架了仙女；后来，仙女的父亲河神阿索普斯发疯似的来寻找女儿；西西弗斯看见河神后，答应说出掳走他女儿的人的名字，但条件是河神必须让科林斯城里冒出泉水来；这说明西西弗斯是好市民，或者是西西弗斯太渴了；河神同意这个要求，让清泉涌出；于是，西西弗斯告发了宙斯；结果，宙斯震怒，立即派遣死神塔纳托斯去抓西西弗斯；但是，死神对付不了西西弗斯，因为后者幽默、机智地蒙骗了死神，把死神抓住并戴上了镣铐，此举很少有人能做到，真正罕见的壮举；他把死神关押了好长时间，在此期间地球上没人死亡，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人还是人，但没有死亡的烦恼，就是说，没有时间的烦恼，因为时间无限，也许是民主的特点吧，时间在增值，有时间看书，有时间思考，终于宙斯亲自干涉此事了，死神塔纳托斯被救，于是西西弗斯死了。

布比斯想，可是荣格的怪相与西西弗斯毫无关系呀，而是更像难看的面部抽搐，好啦，不算太难看，可是明显地不好看啊；他布比斯以前在别的德国知识分子脸上见过，好像其中有些人在战后经受了有这种表现的面瘫，或者是似乎战争期间经受过令人难以忍受的神经紧张，而战事一完结，就留下了这种奇怪但无害的后遗症。

布比斯再次问他：“您觉得阿琴波尔迪的作品怎么样？”

荣格的脸色先是像落日晚霞那样红彤彤，接着又变得像树林里的万年青了。

他“嗯”了一声又一声，目光望着木屋，仿佛那里会有灵感或者什么说辞或者什么帮助。他说：“坦白地说吧，坦率地说吧，我的意见不是……怎么跟您说呢？”

布比斯说：“随便说吧。个人看法嘛，从读者角度也行，从评论家角度也行。”

荣格说：“好吧。凡正我读过了。这是事实。”

二人都带着微笑。

他接着说：“他不像是……德国作家。就是说，是德国人，这是肯定的，他的行文是德语，是国语，是德文；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像欧洲作家。”

“莫非像美洲的？”布比斯问。那几天他正打算购买美国作家福克纳三部长篇小说的版权。

“不，也不是美洲作家。更像非洲的。”荣格说道。再次在树下出怪相。“更确切地说是亚洲的。”这位评论家低声道。

布比斯想知道：“亚洲什么地方的？”

“我怎么知道！”荣格说，“印度支那、马来西亚，好多地方更像波斯的。”

“啊，波斯文学！”布比斯惊叹道。实际上，他一点也不了解波斯文学。

“马来的，马来的。”荣格说。

后来，二人说起了出版社出版的其他作家的作品。荣格显得更看好或者更有兴趣。接着，回到了花园里，那里可以看到红霞。再晚些时候，布比斯和夫人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告别了在座的客人。大家不仅送他俩上车，还伫立街头挥手道别，直到布比斯的汽车拐弯为止。

那天夜里，在法兰克福旅馆，布比斯假装吃惊地道出荣格和那小木屋很不协调之后，在上床前，他告诉妻子，荣格不喜欢阿琴波尔迪的作品。

“这有什么要紧吗？”女男爵问道。她虽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且保持独立，但爱着这位出版家，非常尊重丈夫的意见。

布比斯穿着短裤，站在窗前，从窗帘的缝隙间望着外面黑暗的天空，说道：“这要看情况。实际上，对咱们无关紧要。可是，对阿琴波尔迪却十分重要。”

女男爵说了一句什么。布比斯先生没听见。他想，外面全黑了。他把窗帘轻轻拉开一点点。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玻璃上映照出来的自己的脸、皱纹明显的面庞以及无边的黑暗。

阿琴波尔迪第四部书稿很快就送到了出版社。书名是《欧洲的河流》，但作品里主要说的是一条河——第聂伯河。可以说，第聂伯河就是作品的主角，其他的河流是合唱团员。布比斯先生在办公室里一口气读完，阅读引发的连连笑声传遍了整个出版社。这一次他给阿琴波尔迪的预付稿酬比哪一次都多，数目之大让女秘书玛尔塔在往科隆邮寄支票之前，跑到布比斯先生的办公室里，拿着支票再三问社长这钱数对不对。布比斯先生答曰对，就是这个钱数。等女秘书走后，他想，就算不对，又能怎么样呢！都是近似值嘛，哪里有准确一说呢！只有纳粹才相信准确数字，再有就是初级数学老师才讲究准确数字，只有宗派主义者、高高在上的疯子们、收税人员（让上帝消灭他们吧！）、用小钱算命的先生才相信准确的数字。科学家们则相反，知道任何数字都是近似值。大物理学家、大数学家、大化学家、大出版家知道，人总是在黑暗里行走的。

在那段日子里，一次在给英格博格做常规体检时，发现她肺部有感染。起初，英格博格对阿琴波尔迪什么也没说，只是偶尔吃一个不太高明的医生开的药。等到她开始咳血以后，阿琴波尔迪立刻送她去英国大夫那里。这位医生马上把她转到一位德国肺部专家手里。专家告诉她，这是肺结核，在战后的德国相当常见。

阿琴波尔迪用《欧洲的河流》的稿酬，遵照专家指示，迁居到肯普滕居住，是阿尔卑斯—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寒冷和干燥有助于英格博格恢复健康。由于患病，她有病假可休。阿琴波尔迪放弃了酒吧看门的工作。但是，英格博格的健康没有明显好转，虽说他俩在肯普滕的日子过得很幸福。

英格博格不怕肺结核，因为她坚信不会死于这种疾病。阿琴波尔迪是随身带着打字机的，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写八页）就完成了第五部作品，书名是《分叉的分叉》，情节就像书名所指跟海藻有关系。写这本书，阿琴波尔迪每天用三个多小时，有时四个小时，更让英格博格惊讶的是阿琴波尔迪的写作速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打字的熟练程度像个专业的打字员，好像阿琴波尔迪就是多罗特娅夫人的转世化身；那位夫人是英格博格小时候认识的一位女秘书，有一次她陪着父亲去柏林的办公室（原因不记得了）见到的。

英格博格告诉阿琴波尔迪，在那个办公室里，有长长的几排女秘书在一条狭长的走廊里不停地打字，一队打下手的小伙子——身穿绿衬衫、褐色短裤——不停地跑来跑去，从每个女秘书身边的银色金属盘里送去或者拿走已经誊清的文件。英格博格对阿琴波尔迪说，虽然每个女秘书打的文件不一样，但是，所有打字机打出的声音整齐一致，仿佛大家打的内容一样，或者说人人都是快速。只有一人除外。

接着，英格博格解释说，那里有四长排桌子和相应的女秘书。在这四长排桌子顶端单独有一张桌子，好像咱们说的领导席，虽然坐在这个席位的女秘书根本不是什么领导，仅仅因为她资格最老，在办公室待的时间最长，或者说在那个公共部门工作的时间最长。父亲可能是为那个部门服务的。

她是被打字机声所吸引，父亲是为了满足女儿的好奇心，也许是为了给女儿一个惊喜，父女二人进了长廊；这时，那个至高无上的席位（英格博格强调说，虽然并非至高无上，这必须说明白）还是空着的，长廊里只有女秘书们在打字以及跑来跑去穿短裤和长袜的小伙子们；还有一张位于长廊尽头、悬挂在天花板上、面朝女秘书们的希特勒画像，他在欣赏田园牧歌风光，那是一幅带点未来主义风格的希特勒画像，表现在下巴、耳朵和头发卷上，但它尤其是一幅前拉斐尔派画像；还有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照明灯，据她父亲说，二十四小时亮着；还有从长廊一头到另外一头肮脏的天窗，其亮光不仅对打字无用，而且对干其他事情也不行，实际上，毫无用处，仅仅是个摆设，只说明长廊和大楼之外，还有天空、人群和房屋；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英格博格和她父亲已经走完一排写字台来到了尽头，已经在转身返回大门口了，多罗特娅太太进来了；这是个小老太太，身穿一袭黑色服装，脚踏平底鞋，这不太适合外面的寒冷天气，一头白发盘在脑后；她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低下头，如入无人之境；这时，那些女打字员异口同声地喊道：“多罗特娅太太，您好！”但是，她们的眼睛并不望着多罗特娅，也不放下手中的工作。这让英格博格感到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不可思议得美好，还是不可思议得奇特；实际情况是，在女打字员们集体问候多罗特娅之后，小姑娘英格博格惊呆了，好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或者好像她终于进了真的教堂，里面的弥撒、圣礼、仪仗都是真实的；她心疼，心跳，好像心脏被阿兹特克人掏出做了祭品；她吃惊的程度不仅呆若木鸡，而且一手捂住心脏，仿佛心被人掏走了；这时，恰恰在这个时候，多罗特娅太太摘掉布手套，看也不看，绷紧半透明的双手，目光盯住身边的文件或者稿件，开始打字了。

英格博格对阿琴波尔迪说道，就在那时我明白了，音乐无处不在。多罗特娅太太敲击键盘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如此有个性，虽然有六十位打字员同时敲打造成的节拍声，老太太打字机里出来的音乐却远远超出集体合唱之上，但不是压倒大家，而是与众人协调一致，指挥大家前行和嬉戏。她的声音时而似乎冲上天窗，时而弯弯曲曲游走在地面，抚摸着穿短裤小伙子和来访者的脚踝。有时，会放慢步伐，于是她的打字机就如同一颗心，一颗在迷雾和混乱中跳动的心脏。但那时没有什么迷雾和混乱。多罗特娅太太喜欢速度，她的敲击常常走在众人前面，英格博格说，她好像在漆黑的密林里开路，那里面很黑、很黑。

布比斯先生不喜欢《分叉的分叉》，实际上根本没有读完，但即使如此仍决定出版这部长篇小说，心里想，或许那个白痴洛特尔·荣格会喜欢吧。

但是，送印刷厂前，他把《分叉的分叉》转给女男爵过目，请她说说看法。两天后，女男爵告诉他，没看完四页她就睡着了。但这并没有吓退布比斯先生，因为他不大相信自己漂亮妻子的文学眼光。把《分叉的分叉》的出版合同寄给阿琴波尔迪不久，他就收到了作者一封信，里面说绝对不同意布比斯先生给他预付稿酬的数额。布比斯先生在一家面对河湾的餐厅里吃饭时，用了一个小时在考虑如何给阿琴波尔迪回信。他看完信的第一个反应是愤怒。随即让他觉得好笑。最后是悲伤，眼前那条河流增添了他的伤感，因为这时的河水有着古色金黄的色调，似乎一切都破碎了，河流、船只、丘陵、树林都碎了，都从他身边向着各个不同的时空方向破碎开来。

布比斯低声叹道，没有什么是停止不动的，没有什么是与你终生相伴的。阿琴波尔迪的信中说，他希望拿到“至少”与《欧洲的河流》同样数额的预付金。布比斯先生想，好眼力，有道理，我讨厌的小说不意味着这小说不好，只意味着我卖不掉它，因此会在仓库里占据一块宝地。第二天，他给阿琴波尔迪寄去了一笔钱，比《欧洲的河流》要多一点。

过了八个月后，英格博格和布比斯又回到了肯普滕，但是这一回他俩觉得小镇不像头一次那样美丽了；为此，两天后，由于二人情绪紧张，离开小镇坐上一辆马车，去山里一座村庄了。

那山村的人口不到二十，距离奥地利边境很近。他俩租了一家农户的房子。房东有一处奶牛场，独身一人，因为战争期间两个儿子都牺牲了，一个死在俄国，一个死在匈牙利；据他自己说，老婆因悲伤过度去世，但村民说这老农把妻子扔进了山谷。

老农名叫弗里茨·洛伊贝，似乎很高兴有房客来住，尽管后来他发现英格博格咳血，也不大担忧，因为他想肺结核的确容易传染，但是毕竟很少见面嘛。晚上，老农赶着奶牛回家后，就熬上一大锅肉汤，用文火炖上两天，他和房客食用。要是他们饿了，地窖和厨房里都有各类奶酪和腌肉可以随便支配。两三公斤一个的粗圆面包是从小镇里买来的，或者老农路经别的村庄或者下山去肯普滕捎回来的。

有时，老农打开一瓶白兰地，坐下来跟英格博格和阿琴波尔迪聊到很晚，问他俩许多关于大城市（他认为凡是超过三万人口的地方都是大城市）的事情，面对英格博格有时不怀好意的回答总是皱皱眉毛。聊天后，弗里茨·洛伊贝塞好瓶塞，收拾好桌子；临走前会说，无论哪里也比不上乡下生活好。那些日子，英格博格和阿琴波尔迪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不停地做爱。有时在租来的卧室里，有时在老农上工后，就在客厅壁炉前面性交。在肯普滕居住不长的时间里，基本上用来欢爱。在村里，一天晚上，老农和村民们都入睡后，他俩在马厩里做爱。早晨起身时，他俩好像是从战场上归来一样。身体的一些部位有青肿，眼圈黑黑的。老农看了以后说，城里度日艰难的人就有这种黑眼圈。

为了恢复体力，他俩吃黄油黑面包，喝大杯热牛奶。一天夜里，英格博格咳嗽得很厉害，稍稍喘息后，问老农：你老婆怎么死的？老农一如既往地回答：伤心死的。

英格博格说道：“奇怪啊。我听村里人说她是你杀的。”

老农并没有显得多么吃惊，因为他老早就听见过这样的胡说八道。

老农说：“要真是我杀的，如今我就在监狱里了。凡是杀人凶手，包括正当理由去杀人，迟早都要进监狱的。”

英格博格说：“我不信。有很多人，特别是杀害妻子的家伙，从来不蹲监狱。”

老农笑了。

他说：“这事小说里有。”

英格博格说：“没想到你还看小说。”

老农说：“那时候年轻，能浪费时间，没问题。父母还都活着。”沉默了好大工夫（耳边传来壁炉里的木柴燃烧的噼啪声）以后，他问：“这些人怎么会瞎猜是我杀了自己的老婆呢？”

英格博格说：“有人说你把她扔进山谷里了。”

“哪条山谷？”老农问。他对这话题越来越感兴趣了。

“不知道。”她说。

“太太，这里有很多条山谷啊。”老农说，“有迷羊谷、花谷、黑谷（里面到处是黑影）、克洛泽之子谷、鬼谷、圣女谷、圣伯纳多谷、拉哈斯谷，从这里到边防哨所有一百多条山谷呢。”

英格博格说：“我不知道。随便哪条山谷吧。”

“随便可不行。应该说出具体的来，因为要是说我把自己老婆随便扔到了哪条山谷，那等于说我根本没杀她。应该是具体的，不能是随便哪条。”沉默了好大一会儿，老农反复说，“尤其是因为有很多山谷，开春解冻后，就变成了河床，凡是一切丢在山谷里、扔进山谷里、藏在山谷里东西都会被河水卷走。什么摔下山的狗啊、羊啊、木头啊，统统被冲走了。”老农的声音低沉得几乎听不见了。片刻后，老农又问：“邻居们还说我什么？”

“没别的了。”英格博格注视着他的眼睛回答道。

老农说：“他们撒谎。要么不说话，要么撒谎。就跟动物一样。你说呢？”

“不对。我没这个印象。”英格博格说。实际上，她没怎么跟村民说话。大家都太忙，活计太多，哪里肯浪费时间跟一个外来女子聊天。

老农说：“可是他们怎么会有时间告诉你我生活的事情呢！”

“浮皮潦草罢了。”英格博格说完哈哈一笑，但随后是又一次痛苦的咳嗽。

老农听着她如此痛苦地咳嗽，闭上了眼睛。

她从嘴巴上拿下来手帕时，上面有一块血迹，仿佛盛开的玫瑰花。

那天夜里，做爱之后，英格博格走出了村庄，上了山路。白雪似乎折射出了月光。没有风，寒气尚可忍受，因为英格博格穿上了她最厚的毛衣，脚踏皮靴，头戴绒帽。拐过头一个弯道，村庄从视线里消失了，眼前只有一排松树以及层层叠叠的群山，洁白一片，如同不指望从尘世得到什么的修女。

十分钟后，阿琴波尔迪从梦境里惊醒，发现英格博格不在床上。他立即穿上衣服，去卫生间、厨房、客厅一一寻找；接着，不得不去叫醒老农弗里茨·洛伊贝。后者睡得像木头。阿琴波尔迪只好来回摇晃他。老农最后睁开一只眼，样子吓得半死。

阿琴波尔迪说：“是我！我女人失踪了。”

老农说：“快去找！”

他猛然一抻老农的睡衣，险些扯破。

阿琴波尔迪说：“不知道从哪里找起啊。”

阿琴波尔迪回楼上卧室去了。他穿上皮靴和皮夹克。下楼后，看到弗里茨·洛伊贝没有梳洗，但是穿好了衣服准备出发。他俩走到了村中央，洛伊贝给阿琴波尔迪一个手电筒，说他们最好分头去找。阿琴波尔迪选择了上山的道路。老农走去山谷的小径。

阿琴波尔迪走到拐弯处以为听见了有人喊叫。停下脚步。喊声又起，似乎来自谷底。阿琴波尔迪明白这是洛伊贝的声音。老农一面走在谷底一面喊着英格博格的名字。阿琴波尔迪心想：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感觉浑身冷得发抖。由于走得匆忙，他忘记了戴手套和围巾。随后，向边防哨所走去。路上，他双手和面部都冻得麻木了，因此不时地停下来哈口热气在手上，或者来回摩擦，揉揉脸蛋，但没什么效果。

老农的喊叫声渐渐扩散开来，消失到远方。片刻间，阿琴波尔迪有些发懵，以为看见英格博格坐在路边，望着旁边的悬崖；但是，他走近一看，才发现只是一块岩石或者一棵被山风刮倒的小松树。半路上，手电坏了，放入皮夹克的口袋里，说心里话，他真想把手电扔到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去。另外，月光照在地面上的亮度，根本用不着手电。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她会不会自杀或者出了什么意外。他离开山路，去试试雪地是否结实。有些地方，一脚下去会陷到膝盖；有些靠近山谷的地方，深陷到腰间。他想像着英格博格不注意周围情况走路的样子。他看见她走到了悬崖边。脚下一滑，摔倒了。他也摔倒了。但是，月光仅仅照到了路上，谷底依然黑黢黢一团，很难辨别下面的东西。

阿琴波尔迪回到路上，继续登山。这时，他发觉自己出汗了。从汗毛孔流出的热汗，一下子变成冰片，又被更多的汗水融化……不管怎么说吧，身上不冷了。就在距离边防哨不远的地方，他看见了英格博格。她站在一棵树边，仰望星空。一片雪白映照在英格博格的颈部、下巴和颧骨上。他飞跑过去，把她紧紧拥抱在怀里。

英格博格问他：“你来这里干什么？”

阿琴波尔迪说：“我担心啊。”

英格博格的面颊冷得像冰。他亲吻着她的脸。最后，她挣脱了他的怀抱。

“汉斯，看星星！”

阿琴波尔迪抬头看天。苍穹布满了星星，比肯普滕的夜空多，比科隆最晴朗的夜空多好多。阿琴波尔迪说：亲爱的，这夜空真美。随后，他打算拉她回村。可是，英格博格揪住树枝，不想走，二人仿佛在做拉拉扯扯的游戏。

“汉斯，你明白咱俩待在什么地方吗？”英格博格笑着说道。阿琴波尔迪觉得这笑声像冰瀑。

“亲爱的，在山上啊。”他说话的同时并不松开她的手，想再次抱住她。

英格博格说：“是在山上，可也是在一个被往事包围的地方。”她说：“这些星星就是往事。你这么一个聪明人，还能不明白吗？”

阿琴波尔迪问：“明白什么？”

她说：“看星星吧！”

他抬头看天：果然有很多星星；又低头看看英格博格，然后耸耸肩。

他说：“你知道我没那么聪明。”

英格博格说：“星光都死啦。那都是几万亿年以前发射出来的光芒。是过去的事了，明白吗？星光发出来以后，咱们就都不存在了，没有生命，连地球也不存在。星光老早老早就发射出来了。还不明白吗？是往事啦。咱们周围都是往事啊。是不存在的东西，或者仅仅是记忆，或者是猜想，在咱们上方照耀着群山和雪原，咱们无能为力，是躲不开的。”

阿琴波尔迪说：“旧书也是往事啊。1789年出版的书也是往事。它的作者、印刷者、第一批读者、写书的时代统统是往事了。可是那第一版的书如今还在这里嘛，就像阿兹特克人建造的金字塔神庙。”

英格博格说：“我厌恶初版书籍和金字塔，也讨厌那些嗜血成性的阿兹特克人。但是，星光让我感到头晕目眩，让我想哭一场。”她疯狂的眼睛里有泪水。

后来，她摆摆手，让阿琴波尔迪松手，迈步向边防哨所走去。那是一座两层的木屋，烟囱里冒出细细的黑烟，随即消散在夜空。一根旗杆上挂着木牌，上面标明“国境线”。

木屋旁边有座四壁透风的大棚子，里面停放着一辆小货车。木屋里没有灯光，只是从二楼一扇窗户里泄露出来一缕微弱的烛光。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热乎的东西给咱俩吃点。”阿琴波尔迪说着敲敲门。

没人回应。他再敲，力量大了很多。这哨所里好像没人。英格博格站在门廊外等候，双手抱胸，脸色早已经苍白得像雪原。阿琴波尔迪绕着木屋转了一圈。在后面的柴堆旁边发现了一个不小的狗窝，但是没狗。返回前面时，英格博格还站在门廊外望着星空。

阿琴波尔迪说：“估计边防警察已经走了。”

“有光啊。”英格博格说道，但是目光没有停在他身上。阿琴波尔迪不知道她指的是星光，还是二楼的烛光。

他说：“我去砸玻璃！”

他想在地面上寻一块硬实的东西，没有找到。于是，推开小木门，用胳膊肘猛击一扇窗玻璃；接着，用手小心翼翼地拿掉玻璃碎片，打开了窗户。

一股恶臭迎面扑来。他滑动着脚步前进。木屋里一片漆黑，只有壁炉里残存着一点点余火。壁炉旁边有把扶手椅，上面躺着一个边防警察，身穿纽扣敞开的夹克，眼睛紧闭，好像在睡觉，其实已经死了。一楼卧室的行军床上，还躺着另外一个警察，白头发，身穿白衬衫和长长的白裤子。

二楼，卧室里燃烧着一支蜡烛，他俩在外面看见的烛光就是它发出的，但是没有人。只有一间卧室、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摆放着几本书，大部分是西部冒险故事。阿琴波尔迪快速但仔细地迈出脚步，找了一个扫把和一张报纸，清扫了刚才打碎的玻璃，用报纸包好，从那扇窗户扔了出去，好像两个警察中的一个从屋里而不是外面打碎的玻璃。随后，他没碰任何物件，出了木屋，搂住英格博格。就这样二人双双回到了村内，与此同时，宇宙的全部往事都笼罩他俩头上。

第二天，英格博格无法起床了。她高烧四十度，下午开始说起胡话。中午就在她睡觉的时候，阿琴波尔迪看见窗外过去一辆救护车朝着边防哨所开去。片刻后，又驶过去一辆警车。三小时后，救护车下山开回肯普滕的方向，拉着两具尸体。但是，直到六点钟天黑的时候，警车才回来，进村后停了下来，警察找了几个村民谈话。

可能由于洛伊贝的拦阻，警察没来打搅阿琴波尔迪和英格博格。下午，英格博格就开始说胡话了。当天夜里，她被送进了肯普滕医院。洛伊贝没有陪同前往。但是，第二天一清早，阿琴波尔迪站在医院门口抽烟的时候，看见洛伊贝来了。老农身穿一身非常老旧的毛料外套，但不乏气派，打了领带，脚踏着似乎是手工制作的皮靴。

二人说了几分钟话。洛伊贝告诉阿琴波尔迪：村里没人知道英格博格夜间出走的事，如果有人问起，最好什么也别说。接着，他问女患者（他就是这么说的：女患者）接受的治疗和待遇好不好，但从问话的口气看，他也只能如此，问问医院的饮食、开出来的药物怎么样。接着，突然就走了。走前，二话没说，给阿琴波尔迪手里放下一个纸包，里面有一块奶酪、面包、两条腌肉——跟他们在家里晚上吃的一模一样。

阿琴波尔迪不饿。他一看见奶酪和腌肉就恶心得要命。但是，他不愿意扔掉，最后放到英格博格床头柜的抽屉里了。夜里，英格博格又说胡话了，认不出阿琴波尔迪了。天亮时分，她吐血了。送她去放射科的路上，她喊着：别丢下我一个人！别让我死在这个破医院里啊！阿琴波尔迪边走边安慰她说：我不会丢下你的。说话时，女护士们推着担架越走越远，英格博格在担架上来回扭动挣扎。三天后，她退烧了，但是脾气越来越大。

她几乎不跟阿琴波尔迪说话。如果开口，也是要求出院。病房里还有两个女患者也是肺病。这二人很快就成了英格博格不共戴天的仇人。英格博格说，那两人因为她是柏林人而嫉妒她。四天后，护士们开始厌烦这个英格博格了。有个医生看着她那副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头发披散垂直到肩膀上的样子，觉得她像复仇女神的化身。在她出院前的一天，洛伊贝又来医院了。

进病房后，他给英格博格提了两个问题，交给她一个纸包，跟几天前给阿琴波尔迪的一模一样。剩下的时间，他一声不吭，端坐在椅子上，时不时地把好奇的目光投向另外那两个女病人和探视她们的人身上。临走时，他对阿琴波尔迪说，想跟他单独说话。可是，阿琴波尔迪不愿意，因此，二人没去医院餐厅，而是就在走廊里站住了。洛伊贝摆出一副不安的样子，意思是希望能有个比较私密的地方谈话。

老农说：“我只想告诉你，你太太是对的。我杀了自己的老婆，把她扔进山谷里了。就是圣母谷。实际上，我记不清楚了。也许是花谷吧。一句话，扔进山谷了。我看见她摔了下去，被大大小小的岩石撞得破碎。后来，我睁开眼睛，寻找她。发现她在谷底。乱石堆里一个深色斑点。然后，我下去到谷底，把她扛上肩膀，不重，像扛上一捆干柴。我从后门进了室内。没人看见我。我小心地给她洗了一遍，穿上新衣裳，放到床上。他们怎么就没发现她浑身的骨头都碎了呢？我说她死了。大家问怎么死的呢。我说，伤心死的。人要是伤心死的，骨头是碎的，浑身青肿，脑袋破碎。这就是伤心啊。我亲自做棺材，用了整整一宿。第二天就把她给埋葬了。后来，我在肯普滕办了手续。我不是说那些官员认为一切正常。他们也觉得奇怪。我看出他们那诧异的表情了。可他们什么也没说，就做了死亡登记。后来，我回到村里，继续生活。仅仅为活下去呀。”他叹息道。过了好大一会儿，又说：“应该如此吧。”

阿琴波尔迪问：“你给我讲这个干吗？”

“请你告诉英格博格太太，让她知道这件事吧。我是冲她才说给你听的，让她知道原委。行吗？”

阿琴波尔迪说；“行。我会告诉她的。”

出院后，二人坐火车回到了科隆。但是，在那里仅仅逗留了三天。阿琴波尔迪问英格博格，愿意不愿意去看看她母亲和妹妹们。英格博格回答说，在她的计划里从来没打算再见到母亲和妹妹们。她说：我想旅行。第二天，英格博格办理了护照。阿琴波尔迪通过朋友们凑够了费用。二人先到了奥地利，接着是瑞士，从瑞士进入意大利。像流浪汉一样参观了威尼斯和米兰。在这两座城市之间，还在维罗纳停了一下，在莎士比亚住过的旅馆睡了一夜，在莎士比亚吃过饭的餐厅吃了一顿，如今它叫意大利—莎士比亚餐厅，还去了莎士比亚常去的教堂（莎翁去那里是跟神父玩象棋或者去思考）；他俩跟莎翁一样不讲意大利语，也不讲英语、德语和俄语，因为玩棋时用不着说话。

由于在维罗纳地区该看的东西多一点，他俩还游历了布雷西亚、帕多瓦、维琴察以及从米兰到威尼斯的沿线城市；后来，他俩到了曼图亚和博洛尼亚，又在比萨住了三天，拼命做爱；在面对爱琴海岛的切齐纳和皮翁比诺洗海澡；后来，参观了佛罗伦萨，然后去了罗马。

他俩靠什么活着？可能是阿琴波尔迪在酒吧看门时学会了很多东西，他小偷小摸。偷美国游客比较容易。偷意大利游客稍微难一点。也许，阿琴波尔迪又跟出版社要了一笔预付稿酬；出版社给他寄来了，或者是女男爵冯·聪佩亲手给他的，因为女男爵很想见见过去她家用人的妻子什么样子。

无论如何，见面的地点是在公共场所。到场的只有阿琴波尔迪一人，他喝了一杯啤酒，接过钱来，道声谢，走了。或许就是这样，女男爵从意大利塞尼加利亚的一座城堡写了一封长信给丈夫；她在那里待了十五天，晒太阳，洗海水澡。英格博格和阿琴波尔迪没洗海水澡或者推迟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因为英格博格的健康状况，随着夏天的过去，体质越来越弱，回山里或者住院的可能性，没讨论就排除在外。9月初，二人到了罗马，他俩身穿黄沙颜色的短裤，好像非洲军团迷失在早期基督徒的墓穴里——里面只听见隔壁下水道的滴答声和英格博格的咳嗽声。

但是，二人很快就向佛罗伦萨迁移了；从那里或者走路或者拦车向亚得里亚海进发。那个时候，女男爵冯·聪佩正在米兰应邀做客，东道主是米兰的几位出版商。她在一家很像罗马式大教堂的咖啡馆里给丈夫写信，转达了东道主对他的问候，希望他来米兰做客；还介绍了她刚刚结识的都灵几位出版商的情况：一位上了年纪、性格开朗，一说起布比斯先生就称他为兄弟；另外一位年轻，是左派人士，很帅，他说出版界也应该对改造世界作出贡献，为什么不行呢！也还是在那段日子里，在一个又一个聚会上，女男爵认识了一些意大利作家，其中有几位的作品可能有翻译价值。当然了，女男爵是可以阅读意大利文的，但她每日的活动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不允许她读书。

天天有聚会需要出席。没有晚会，东道主可以编造出理由来聚会。有时，他们驾驶四五辆车，浩浩荡荡前往一座名叫巴多里诺的村庄，它位于加尔达湖畔，那里有座花园别墅；有时，曙光会照到他们一个个快快活活、筋疲力尽的样子，在代森扎诺地方随便一家餐厅里跳舞，过夜生活（或者刚起床）的村民们被他们喧哗声吸引来，好奇地围观。

但是，一天上午，女男爵收到布比斯一封电报，写着阿琴波尔迪的女人死于亚得里亚海海边的某座村庄里。女男爵不明白为什么就哭了，好像自己失去了一位妹妹。当天，她就通知东道主自己要去米兰寻找那座村庄，尽管她还不大清楚是应该乘火车还是坐公共汽车或者叫出租车，因为那座村庄没有出现在意大利旅游指南上。那位年轻的都灵左派出版人士自告奋勇地提出愿意开车送她前往。女男爵——此前跟这位帅哥有风流韵事——激动万分地表示感谢，这让那位都灵小伙子突然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根据路过的风景变化，此行是一首用意大利和越来越蹩脚的拉丁文混合吟唱出来的悲歌或者挽歌，但是有感染力。终于，二人到达了那个神秘的村庄，查完了长长的死者和失踪者家属名单后，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二人还有力气打听一个德国人——老婆刚刚去世。村民们不大友好，正忙于修补渔网和嵌填船缝，说道，不错，几天前来过一对德国男女，后来德国人自己走了，因为他女人淹死了。

那男人去哪儿了？不知道。女男爵和青年出版家问教堂神父，他也不知道此事。二人还问了墓地管理员。此人重复了村民们说的那些话：那德国男人几天前就走了；女的没有埋葬在这里，因为淹死后，还没有找到尸体。

下午，离开那村庄前，女男爵非要登山鸟瞰全区的风景。她看见了山下弯弯曲曲、黑黄色的条条小路消失在一片铅色的小树林里，它们好像灌满了雨水的皮球；看见了一些布满橄榄树和黑点的丘陵，那些黑点缓慢和奇怪地移动着，虽说像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她觉得缓慢得不能忍受。

有好长时间，大家都没有阿琴波尔迪的消息。《欧洲的河流》出乎人们预料，持续有销售，进行了第二次印刷。不久，《皮面具》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两个书名出现在两篇论述德国新小说的文章里，虽然作者行文的立场谨慎，好像不敢完全相信自己不是什么玩笑的牺牲品。有些年轻人看了作品，说是边缘读物，是大学生异想天开的产物。

阿琴波尔迪失踪后四年，布比斯在汉堡收到了阿琴波尔迪厚厚一部书稿，题目是《遗产》，是五百多页的长篇小说，稿子上布满删除、补充、修改之处，常常还有难以卒读的页下注。

邮件来自威尼斯，阿琴波尔迪在附信里说，他在那里当花匠；这让布比斯觉得像是开玩笑，因为他认为花匠这一行，除了威尼斯，在意大利哪座城市都能找到工作。但不管怎么说，这位出版家迅速复信。他在信中问阿琴波尔迪准备要多少预付稿酬，还要求阿琴波尔迪提供详细地址，以便寄上汇款——属于该给他的钱，在那四年里已经逐渐积累为一个相当的数目。阿琴波尔迪的回信更为简单，提供了他在卡纳雷吉欧区的住址，最后用惯常的套话预祝布比斯先生和夫人新年快乐，因为年底近了。

那段日子整个欧洲都非常寒冷。布比斯读完了《遗产》的书稿，虽然文本有些混乱，但最后的印象却是极为满意，因为阿琴波尔迪回应了他对他的全部期待。这些期待是什么呢？布比斯说不清楚，也用不着知道。并非对他文学创作如何出色的期待，写作这东西任何一个匠人都能学会，也不是关于他的想像力，自从《无尽的玫瑰》问世后，布比斯就不怀疑阿琴波尔迪这一点了，也不是关于为德语注入新鲜血液的问题，布比斯认为，两三个诗人和三四个小说家（其中包括阿琴波尔迪）正在从事这一工作。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呢？布比斯不知道，但有预感。事情很多，这事不知道没什么问题，因为或许知道问题正是解决问题的开端；他是出版家，上帝指示的条条道路的确难以理解啊。

鉴于女男爵那段日子正在意大利（她那里有情人），布比斯就打电话要求她去看看阿琴波尔迪。

布比斯真想亲自去看望阿琴波尔迪，可是年龄不饶人啊，他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做长途旅行了。这样，一天上午，女男爵便出现在了威尼斯。陪伴她的是一位罗马工程师，年龄比她小，美男子，消瘦挺拔，古铜色皮肤，人们有时称他“工程师”，有时叫他“博士”，虽说他就是工程师，一个道路工程师，喜欢阅读莫拉维亚 ［58］ 的作品。他跟着女男爵一道去过莫拉维亚的家，为的是让女男爵有机会在莫拉维亚举行的家庭晚会上结识这位大作家。莫拉维亚有一套大单元房，可以在夜幕降临后，在聚光灯照耀下，欣赏一处古罗马竞技场遗址，或许是一座神庙、坟头和被同样的灯光照亮的石头，莫拉维亚的客人们站在他家宽敞的阳台上开心地或者热泪盈眶地望着夜景。莫拉维亚并没有给女男爵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或者不像她那位情人希望给她留下的深刻印象。工程师觉得，莫拉维亚落笔如金。而女男爵是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地想起莫拉维亚的，尤其是收到丈夫的信和在工程师陪同下到达威尼斯之后。她和工程师下榻在达尼埃里饭店。她洗了澡，换了衣服，没吃早饭，独自一人，披散着漂亮的头发，迈着说不清急匆匆的步伐去找阿琴波尔迪了。

阿琴波尔迪的住址位于卡纳雷吉欧区的图罗纳大街。女男爵好心地推测，这条大街不可能距离火车站很远，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距离莱园圣母院太远，丁托列托 ［59］ 在这座圣母院里工作一生。这样，她在圣萨卡利亚上了水上巴士汽艇，行驶在大运河上，一路上沉思默想。随后，在火车站下船，开始步行，打听街道，一面想着莫拉维亚的眼睛——很有魅力，还想着阿琴波尔迪的眼睛，忽然发现不记得阿琴波尔迪的眼睛是什么样子了；还想到了莫拉维亚和阿琴波尔迪的生活是多么得不同！莫拉维亚过的是资产阶级生活，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过日子，但并不排除给自己的听众提供巧妙和不受时间限制的笑话；而阿琴波尔迪，如果与莫拉维亚相比，基本上是个无产者、一个“日耳曼老粗”、一个永远处于“炽热状态下”的艺术家（布比斯的说法）；阿琴波尔迪永远看不到聚光灯下的遗址（像莫拉维亚那些客人一样站在阳台上去观赏），永远听不到莫拉维亚家里那些唱片音乐，永远不可能像莫拉维亚那样跟着朋友们、诗人们、电影导演们、翻译家们、大学生们、贵族和马克思主义者们一道夜间徜徉在罗马的街道上，永远不可能像莫拉维亚那样和蔼可亲地跟朋友们一道高谈阔论；阿琴波尔迪只能自言自语。女男爵一路走在从里斯塔·迪斯巴纳到圣荷莱米亚广场的路上，接着走过古戈里耶桥，下台阶到贝斯卡利亚大街，女男爵想着那些侍童难以理解的独白和俄罗斯土地上赤脚流浪的士兵，真是布满梦交的地狱啊；于是，她不合时宜地回想起自己在柏林的童年时期那些搞鸡奸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从农村来的女佣们，说那些人是“女恶魔”，那些农村来的姑娘睁大了眼睛，假装害怕；她们离乡背井就是为了进富人区的大宅；她们常常自言自语，确保平安地又多活了一天。

女男爵想，可是阿琴波尔迪真的过着自言自语的生活吗？女男爵一面这样想着一面走进凯特大街；她还想：莫非是在别人面前独白？果真如此的话，那这个别人又是谁呢？是个死人？是德国魔鬼？是他在普鲁士她家别墅干活时发现的魔鬼？是小阿琴波尔迪在妈妈陪伴下去她家地下室时发现的魔鬼吗？是隐藏在聪佩男爵家族森林里的魔鬼吗？是黑土地里的鬼魂？是连接渔民村庄那条崎岖不平的公路旁边山岩的幽灵吗？

女男爵想，纯粹是胡说八道；她从来不信什么幽灵，不信什么唯心论的玩意儿，只相信自己的身体和男人的身体，这样想着，一面穿过了新凯特广场，过了桥，走进了奥尔梅西尼大街，左拐，进入图罗纳大街，那里只有老房子，是互相支撑的楼层，像患阿兹海默病的老头，是房屋加迷宫式回廊的大杂烩，那里可以听到远处的声音——很有尊严互相问答的关心致意；最后，她走到了阿琴波尔迪住处的门前；她无论站在门外还是走进门里都不知道阿琴波尔迪住在哪一层。三楼？四楼？还是三楼半？

阿琴波尔迪开了门。他的头发又长又乱，胡须盖住了整个颈部。身穿毛衣、长裤，上面有土疙瘩，这在威尼斯少见，城里只有水和石头。他一眼就认出了女男爵。进门时，她发觉从前那位家仆的鼻翅张大了，好像打算闻闻她的气味。室内有两个小房间，由一堵石膏墙分开，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是刚刚修建起来的。在充当餐室和厨房的房间里，有惟一一扇窗户，面对一条通向森萨河的运河。室内用了紫红色，进入第二个房间，里面有床铺和阿琴波尔迪的衣服，紫红色变成了黑色；女男爵想，是乡下的颜色。

当天和次日二人都干了些什么呢？大概就是谈话和性交吧，后者多于前者，总之，女男爵那天夜里没回旅馆，不管那位工程师是否着急；工程师从前看过一些关于在威尼斯神秘失踪的小说，说是一些女游客被性欲征服、被威尼斯拉皮条的性欲冲动所征服、与奴役她们的男人之发妻（说方言的肥婆、只有买菜和买鱼时才出门、她们是克鲁马努人 ［60］ 的后代嫁给了尼安德特人 ［61］ 、是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的女佣，或者是在瑞士寄宿学校念过书的丫鬟、如今被捆绑在床腿上等候那幽灵般的丈夫归来）和平共处。

总而言之，那天夜里女男爵没有回旅馆。工程师在旅馆的酒吧里不引人注目地微醺，没去报警，部分原因是怕闹笑话，部分原因是凭直觉知道这位德国情人是那种总要事事得逞的人，绝对不征求别人的意见。而那天夜里没有什么幽灵，只有女男爵提出的问题，但不多，还表示愿意回答阿琴波尔迪的任何问题。

二人说起了花匠的工作；确有此事，或者是在公园（不多，但保存完好）里做，由市政府发工资；或者在私人花园做，由个人（或律师）掏腰包，这些私人花园在院内，有几家在深宅大院的高墙里面。接着，二人再次做爱。随后说到了寒冷的天气。阿琴波尔迪打算蒙上毯子。随后是一个长长的吻。女男爵不想问他有多长时间没跟女人睡觉了。接着，说起了布比斯出版的几位美国作家的作品，他们经常来威尼斯。但阿琴波尔迪既不认识他们，也没阅读过他们的作品。随后，二人说起了女男爵那位失踪的表兄，倒霉的胡戈·哈尔德，以及阿琴波尔迪的亲人，他终于找到了她们的下落。

而当女男爵准备问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式找到亲人的时候，阿琴波尔迪下了床，说：你听！女男爵认真去听，可是什么也没听见，只有寂静、万籁俱寂。于是，阿琴波尔迪告诉她：就是这个，是寂静，听见没有？女男爵差点开口道寂静是听不见的，只有声音才能听见，可她觉得这有些卖弄，就什么也没说。阿琴波尔迪裸体走到窗口，推开窗户，上半身探出窗外，好像要投河自尽的样子，可他没这个意思。回身后，他要女男爵来窗户这里看看。女男爵像阿琴波尔迪一样也裸体来到窗边，望着雪花如何飘落在威尼斯。

阿琴波尔迪最后一次访问布比斯的出版社是为了跟女校对员一道检查《遗产》的清样以及给原稿补充了一百多页的内容。那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布比斯。几年后，布比斯就去世了，但辞世前仍然出版了阿琴波尔迪的另外四部长篇小说。那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女男爵，至少是在汉堡。

但是，布比斯在那段时间忙于参加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作家进行的讨论会（常常是闲聊天）；他的办公室常常有知识界的人物进出，信件和电报不断飞来；夜间换了花样，是紧急电话，但通常没事。出版社里的气氛如火如荼。但有时全部停工；那位女校对员放下活计为阿琴波尔迪和她自己去煮咖啡，为新来负责封面设计的小姑娘沏茶。这个时期，出版社扩大了，人手增加了。有时，隔壁桌前坐了一位瑞士校对员——一个没人知道他为什么来汉堡谋生的小伙子。经常离开办公室的人有：女男爵、对外宣传女负责人，有时包括女秘书；大家什么都聊，聊最近看过的影片，聊德克·博嘉德 ［62］ ；接着，女管理员来了；有时，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也会在校对员们工作的大厅留下笑容；如果笑声特别响亮，连布比斯都会端着咖啡亲自露面；大家不仅谈德克·博嘉德，也说汉堡新政权能干下的虚假勾当；或者谈谈那些不懂道德行为准则的作家，说说那些笑着承认自己是剽窃者的作家，他们戴着一个厚道的假面具遮盖住脸上的恐惧和罪过的表情，他们准备争抢各种声望，相信这有助于万古流芳，无论什么内容的流芳百世，这真好笑，让女校对员、出版社里别的职员发笑，甚至让布比斯都露出无奈的微笑，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流芳百世是一场闹剧里的笑话，只有第一排的观众才听得见；后来，大家说起了笔误，其中很多笔误收集在巴黎出版的一本书里；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书名准确地题为《笔误博物馆》；另外一些笔误由马克斯·森根收集起来了，此人是收集印刷错误的专家。女校对员们言行一致，立刻拿出一本书来（不是《笔误博物馆》，也不是森根收集的），阿琴波尔迪看不见书名，她们高声朗读起一颗颗人工养殖的珍珠：

“可怜的玛丽娅呀！她一听见马的叫声就确信是我。”引自夏多布里昂的《朗歇生平》

“被巨浪吞食的船员有二十五人，留下了数百位陷于贫困的寡妇。”引自加斯东·勒鲁《海上悲剧》

“借助上帝的帮助，太阳将会重新在波兰上空闪亮。”引自显克维支 ［63］ 的《洪流》

“走吧！彼得说着找帽子擦眼泪。”引自左拉《鲁尔德》

“公爵出现了，身后跟着随从，那人走在前面。”引自阿尔封斯·都德《磨坊书简》

“亨利双手背后交叉在花园里散步，读着朋友的小说。”引自侯尼《致命的一天》

“用一只眼读书，用一只眼写字。”引自奥巴克《莱茵河畔》

“尸体静静地等候解剖。”引自奥克塔夫·弗耶《幸运儿》

“吉列尔莫没想到心脏除去呼吸之外还能有别的用处。”引自阿尔西巴切夫《死亡》

“这把荣誉的宝剑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一天。”引自奥克塔夫·弗耶《荣誉》

“我开始看不清楚了。可怜的女瞎子说道。”引自巴尔扎克《贝阿特里克斯》

“砍下他脑壳之后，他们把他给活埋了。”引自亨利·泽维丹《蒙哥迈之死》

“他的手冷得像蛇足。”引自蓬松·杜泰拉伊。这里没有指明笔误的出处。

马克斯·森根收集的笔误突出的有以下几处，但没指出作者和作品。

“尸首用责怪的目光望着周围的人。”

“一个被致命子弹打死的人又能做什么呢？”

“那座城市附近有成群的狗熊单独行动。”

“不幸的是婚礼推迟了十五天，其间未婚妻跟船长逃跑了，生下八个儿子。”

“三四天的远足对他们来说是每天的事。”

朗读之后，大家议论纷纷。比如，那个瑞士校对员说，夏多布里昂那个句子完全出乎意料，因为里面可以感觉出有性爱的隐喻。

女男爵说：“高度性爱的成分。”

女校对员特别说明道：“很难相信是夏多布里昂的手笔。”

瑞士小伙子说：“是啊，马的影射是很清楚的嘛。”

对外宣传女负责人最后说：“可怜的玛丽娅啊！”

接着，说起了侯尼《致命的一天》中的亨利。布比斯的看法是，这是一部立体派的作品。女封面设计员说，这是对读书神经质的确切表现，因为亨利不仅双手背后读书，而且还一边在花园散步一边读书。瑞士小伙说，这是令人愉快的事，因为他是在场各位中惟一有时边走路边看书的人。

女校对员说：“还有一种可能性，亨利发明了一种不用双手捧书就可以看书的器械。”

女男爵问：“可是怎么翻书呢？”

瑞士小伙说：“这很简单，用嘴巴操纵的小棍或者铁条就行了；当然也是读书器的组成部分，这个读书器应该是挎包式的折叠文件盘。还应该想到的是亨利是个发明家，就是说属于客观公正人士，他正在阅读一位朋友的小说，这就意味着极大的责任，因为那位朋友一定想知道，他喜欢不喜欢那小说；如果喜欢，他想知道是不是非常喜欢；如果非常喜欢，他想知道亨利是否认为是杰作；如果承认是杰作，他想知道是不是写了一部法国文学的顶峰之作；就这样一直把可怜亨利的耐心耗尽为止；亨利肯定有比脖子上挂着可笑的读书器在花园里上上下下散步更好的事情要做。”

宣传女负责人说：“这句话告诉咱们，亨利不喜欢正在阅读的东西。他有些担心，害怕朋友的作品水平不高，不肯承认眼前的事实：朋友写了一部破玩意儿。”

女校对员问：“你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呢？”

“根据侯尼介绍的方式，双手背后交叉，说明担心，说明聚精会神。站着读书，还不停地走路，说明拒绝承认一个既成事实，神经紧张。”

女封面设计员说：“使用读书器把他给救了呀。”

后来，大家说起了都德的作品。布比斯说，这个句子不是典型的笔误，而是作者的幽默；接着说起了奥克塔夫·弗耶（1821年出生在圣洛，1890年卒于巴黎）的《幸运儿》，他是那个时代很有成就的作家，坚决反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他的作品被人们可怕地遗忘了，一种最最恐怖的忘却、最最应得惩罚的遗忘。瑞士小伙说，那句笔误“尸体静静地等候解剖”预示了他自己作品的命运。

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问：“这个弗耶跟法语中的‘feuilleton’ ［64］ 没关系吗？我好像记得这个词既有报纸文学副刊又有小说连载的意思。”

瑞士小伙神秘地说：“可能是一回事吧。”

“folletín的确来自Feuillet（弗耶）一词，是连载小说的接班人。”布比斯抛出一招，但不很自信。

女校对员发表看法：“但我更喜欢奥巴克那句话。”

女秘书说：“肯定是个德国人。”

瑞士小伙说：“对。这句子很好：用一只眼读书，用一只眼写字。这在歌德的传记里没什么不和谐之处。”

宣传女负责人说：“别拿歌德瞎掺和！”

“这个奥巴克也有可能是法国人。”女校对员说道。她在法国居住过好长时间。

女男爵说：“也可能是瑞士人。”

女管理员问：“你们觉得这个句子如何？‘他的手冷得像蛇足’。”

瑞士小伙说：“我更喜欢亨利·泽维丹那句：‘砍下他脑壳之后，他们把他给活埋了。’”

女校对员说：“这有一定道理。先是砍下脑袋。行刑的人们以为受害人已经死了，可他们急着处理尸体。挖了坑，把尸体扔进去，埋上土。但是，受害人没死。他不是在断头台被斩决的。他们砍下了他脑壳，这就有可能意味着切开喉咙。咱们设想一下，这是个男人。他们企图把他斩首。他流了好多血。受害人失去了知觉。刽子手以为他死了。片刻后，他醒了。黄土为他止住了血。因此是被活埋了。就是这么回事。这有意思吗？”

“没有。没意思。”宣传女负责人说道。

女校对员承认说：“的确，没意思。”

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说：“有点意思，亲爱的，有点意思。历史上有许多不寻常的情况。”

女校对员说：“但这事没意思。玛丽安妮太太，您用不着给我鼓劲。”

阿琴波尔迪一直在笑，这时说道：“我认为这有点意思，虽说我喜欢的不是这个。”

布比斯问：“您喜欢哪个？”

阿琴波尔迪说：“巴尔扎克那句话。”

女校对员说：“啊，那一句可是绝妙。”

瑞士小伙朗诵起来：“我开始看不清楚了。可怜的女瞎子说道。”

《遗产》之后，阿琴波尔迪交给布比斯的稿子是《圣托马斯》，是一个传记作家不足为信的传记，其主人公是纳粹政权时期的一位大作家；有些评论家想看出里面描写的是恩斯特·荣格尔；但显然不是荣格尔，而是一位虚构的人物，随便起个名字而已。那时，阿琴波尔迪还生活在威尼斯，这是他对布比斯说的，可能还在继续当花匠，尽管他的出版人定期给他的汇款足以让他全力投入文学创作。

尽管如此，阿琴波尔迪的下一步书稿是从希腊的伊卡利亚岛寄出的。他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周围是多岩石的丘陵，后面是大海。布比斯想，这像西西弗斯最后的景色；他把这层意思在信里说了，还像往常一样通知阿琴波尔迪，稿子收到了，马上就阅读；还提出三种支付稿酬的办法，请阿琴波尔迪选择最合适的一个。

阿琴波尔迪的回信让布比斯吃了一惊。他在信中说，西西弗斯一死就用了一个合法的策略从地狱里逃跑了。宙斯释放了死神塔纳托斯。西西弗斯知道死神头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追捕他，便要求老婆别办常规的葬礼。因此，冥王哈迪斯一到地狱就各处骂人。各处的头目自然是大发雷霆，或者站在地狱门口揪着头发生气。西西弗斯则说，过错不在他，而是他老婆，因此请假回地上去惩罚老婆。

冥王想的是，西西弗斯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呀；于是，就同意他交保释放了，但有效期只是三四天，这时间足够他去报仇雪恨和启动常规葬礼程序，虽说稍稍晚了一点。西西弗斯当然不等他们再说二遍，立刻回到了人间；他在人间一直到老都活得很幸福，的确可以称之为人间最精明的人；直到力不从心，方才回到地狱。

有些人说，让西西弗斯推巨石，这惩罚只有一个目的：让西西弗斯忙个不停，不给他时间编造歪理邪说。阿琴波尔迪在信末写道：可是说不定哪一天西西弗斯会冒出一个念头，重返人间。

阿琴波尔迪从希腊伊卡利亚岛寄给布比斯的稿子名叫《女盲人》。正如人们所料，这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不知自己是盲人的女瞎子以及一些不知道自己是亮眼人的有视力的侦探。从那座岛屿上不久又寄到汉堡另外几部书稿。其中有《黑海》，是剧作或者叫戏剧对话体长篇小说，内容是黑海在黎明前一小时与大西洋的对话。《忘川女》是最明白无误的性爱小说，把忘川女的故事搬进了德意志第三帝国，她自以为比所有的女神都美丽，最后跟她丈夫奥雷诺一道变成了石雕。（这部小说起初被指责为色情作品，后来打赢了官司，变成了阿琴波尔迪第一部连续五次印刷的畅销书。）《出售彩票的人》讲述了一个在纽约卖彩票的德国残疾人的一生。《父亲》是儿子回忆父亲当精神变态杀手的故事，开始的时间是1938年，儿子二十岁，结束时间是1948年，其方式过于费解。

阿琴波尔迪在伊卡利亚岛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去了阿莫尔戈斯。后来去了圣托里尼岛。后来去了西弗诺斯岛、西罗斯岛和米克诺斯岛。后来在一个很小的岛上住了几天，他给小岛起名叫“浩劫”或者“超我”，距离纳克索斯岛不远；但是，他没在纳克索斯岛居住。后来，他离开了这些海岛，回到了大陆。那段时间，他常吃葡萄和橄榄——大大的橄榄干果，味道和果实很像方糖。他常吃白奶酪和风干山羊奶酪，出售时裹在葡萄叶里，香味可以传到方圆三百米内。常吃硬的黑面包，需要在葡萄酒里浸软了再嚼。常吃煎鱼和番茄。吃无花果。喝井水。他有个吊桶和装水用的大桶，跟军队里使用的一样。他常游泳，但是那个海藻儿童已经死了。但是，他游得很好。有时潜水。有时独自坐在长满矮灌木的山坡上，直到夜幕降临，或者直到天亮；他常说是在思考，其实什么也没想。

等他回到大陆上居住时，从德文报纸上得知布比斯逝世的消息，那时他正坐在希腊迈索隆吉地方的一处花坛里。

死神塔纳托斯已经到了汉堡，那是他了如指掌的城市。而那时布比斯正在办公室阅读一个德累斯顿青年作家的书稿，一部极其幽默的小说在让他捧腹大笑。据出版社宣传女负责人说，响亮的笑声传到了会客室、行政办公室、校对室、会议室、阅览室、卫生间以及有时充当厨房和食品贮藏室的房间，甚至传到了距离最远的社长夫人办公室。

突然，笑声戛然而止。出版社全体成员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记得那个时辰，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片刻后，女秘书敲敲布比斯办公室的门。无人回应。女秘书担心打搅了社长，决定不再敲门。过了一会儿，她要把一个电话转给领导。布比斯的办公室里没人拿起电话。这一回是急事。女秘书连连敲了几下，就推开门。布比斯低头弯腰在图书中央，那些书艺术地散放在地板上，虽然社长面部给人以愉快的印象，但是已经撒手西去了。

他的遗体火化了，骨灰撒在阿尔斯特湖里。他的遗孀，女男爵，领导出版社的工作，宣布不打算卖掉出版社。对于德累斯顿那位青年作者的书稿，她什么也没说；另外，这部稿子此前已经在民主共和国的书刊检察机关遇到了麻烦。

阿琴波尔迪读完整个消息，重新读了一遍，然后读了第三遍；最后起身，浑身颤抖，出去到迈索隆吉的街道上转转；这里到处是纪念拜伦的东西，好像拜伦在迈索隆吉没干别的事情，就是走来走去，从客栈到酒馆，从小巷到广场，因为众所周知，发烧不允许拜伦外出，在外面走动、发现并认出拜伦的是死神塔纳托斯，他除去来找拜伦，还观光城市，因为塔纳托斯是大地上头号旅行家。

接着，阿琴波尔迪考虑是否应该给出版社寄去一封吊唁信。他甚至都想好了信上的措辞。但后来一想，那毫无意义；他没写，也什么没寄出去。

布比斯去世后一年多，阿琴波尔迪再次回到意大利居住，他最新一部题为《归来》的书稿寄到了出版社。女男爵不想看稿子。她把书稿交给了女校对员，让她准备三个月后出版。

接着，女男爵按照书稿封皮的地址给阿琴波尔迪发了一封电报。次日，她乘坐飞机到了米兰。从机场，她直奔火车站，刚好赶上去威尼斯的列车。晚上，在卡纳雷吉欧区一家餐厅会见了阿琴波尔迪，交给他一张支票，那是新书稿的预付稿酬加上前几部作品的作者版税。

数额可观，阿琴波尔迪没说什么，把支票藏到衣袋里去了。随后，二人谈起话来。接着吃起威尼斯风格的煎沙丁鱼，用小圆饼夹起来咀嚼，喝了一瓶白葡萄酒。饭后，起身散步，走在与冬季大不相同的威尼斯大街上，那一次到处是白雪，没有任何愉悦可言。女男爵坦率地说，从那次以后，她再也没来过威尼斯。

阿琴波尔迪说：“我也是刚到不久。”

二人像个老朋友，无需说得太多。秋天宜人，刚刚开始，对付冷空气只需一件薄毛衣即可。女男爵想知道阿琴波尔迪是否还住在卡纳雷吉欧区？阿琴波尔迪说，是的，但已经不住图罗纳大街了。

他计划准备去南方。

多年来，阿琴波尔迪惟一的财产就是他的手提箱，里面有衣服、五百张白纸和两三本正在阅读的书籍以及布比斯送给他的打字机。右手拎着手提箱，左手提着打字机。衣服稍稍破旧了，就扔掉。读完一本书后，要么送人，要么随便丢在哪张桌子上。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不肯买电脑。有时，走进电脑店，问问售货员如何操作。但总是在最后一刻撤退，像个守财的老农。后来，笔记本电脑出现了。于是，才买了一台；不久，就运用自如。当人们纷纷给电脑安装调制解调器的时候，阿琴波尔迪以旧换新，于是，连接互联网，一连几小时寻找稀奇古怪的消息、没人记得的名字、被遗忘的事情。他那台布比斯送的打字机怎么处理了呢？居然扔进山沟里去了，摔进了乱石堆！！

一天，他在互联网上漫游时，看到了一条关于什么包贝斯库的消息；他立即认出来那人是恩特赖斯库将军的秘书。他曾经有机会看到将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情景，那是1944年德军从罗马尼亚边境上撤退时发生的事情。通过一个美国搜索引擎，他查到了包贝斯库的传记。包贝斯库战后已经移民到了法国。在巴黎，他经常光顾罗马尼亚流亡人士的圈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圈子，他们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住在塞纳河左岸。但是，包贝斯库逐渐发觉所有那一切——用他自己的话——都是荒谬的。这些罗马尼亚人从骨子里都是反共的，写东西用罗马尼亚文，他们命中注定要失败，宗教或者性交之类的微光几乎不能减轻他们失败的情绪。

不久，包贝斯库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通过巧妙的运作（荒谬统治下的活动），他钻进了一些肮脏交易，里面混杂着犯罪团伙、间谍组织、教会团体和退伍老兵。钱来了。大把大把的钞票。但他照旧干活。操纵处境不正常的罗马尼亚人团伙。接着是匈牙利人和捷克人。随后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人。有时，他身穿皮大衣，幽灵般地去他们居住的小房子里看望。黑人身上的气味让他头晕，但他喜欢。他常说，这些坏蛋是真正的男子汉。内心里，他希望这种气味能渗透到他大衣里和缎子围巾上。他像个教父一样地微笑着。有时甚至会哭鼻子。对付强盗，他的做法完全不同。他的个性讲究节俭。不要戒指，不要挂件，不要任何金光闪烁的东西，不要半点黄金的标志。

他发了财，再继续发财。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去看望他，跟他借钱，因为有花销：孩子要牛奶，房子要房租，老婆要做白内障切除手术。包贝斯库听着他们絮叨，他好像在睡觉和做梦。任何要求都答应，只有一个条件：别用罗马尼亚文写那些可恶的文章了，用法文吧！一次，他去看望一个在罗马尼亚军队第四军团当过上尉的残废——原来是恩特赖斯库将军的部下。

包贝斯库一见那位上尉就像个孩子一样从一个沙发跳到了另外一个沙发上。他跳到桌子上，跳了一曲喀尔巴阡地区的民间舞。他的样子像是在街角撒尿，有几滴尿还跑错了方向。他就差在地毯上翻跟斗了！残废上尉想模仿他，可是被截去一只胳膊和一只腿的他加上体弱（贫血）实在难以办到。

包贝斯库常常叹息：“哎呀，布加勒斯特的夜晚啊！哎呀，皮特什迪的早晨啊！哎呀，收复回来的克卢日天空啊！哎呀，塞维林堡那些空空荡荡的办公室呀！哎呀，巴克乌那些挤奶的姑娘啊！哎呀，康斯坦察的小寡妇们哪！”

后来，二人手挽着手去了包贝斯库的住所，地点在维纳伊大街，距离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很近；他俩继续聊天，喝酒，残废上尉有机会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是的，他活得很英勇，但是充满艰辛。最后，包贝斯库擦干眼泪，打断了上尉的话，问他是不是也目击了恩特赖斯库将军被钉上十字架的经过。

残废上尉说：“我在场。我们正在躲避俄国人的坦克。我们的炮兵全都损失干净了，缺少弹药啊。”

包贝斯库说：“是因为缺少弹药啊。你在场吗？”

残废上尉说：“我在祖国神圣的土地上战斗啊，指挥着寥寥几个破衣烂衫的士兵，而第四军团已经减员到一个师的编制，没有后勤，没有侦察，没有军医，没有护士，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想起这是一场文明战争，只有筋疲力尽的人，只有一群日益增加的疯子。”

“这么说是一群疯子啊。”包贝斯库问，“你在现场吗？”

残废上尉说：“在啊。我们一直跟随着恩特赖斯库将军，人人都在等着一个主意、一个演说、一座大山、一个明亮的山洞、晴空蓝天上来一道闪电、意外的闪电、一句仁慈的话啊！”

包贝斯库说：“这么说就是等一句仁慈的话啊。你也在等候那么一句仁慈的话吗？”

“就像盼及时雨一样！”残废上尉说道，“我在盼，上校们在盼，仍然跟我们在一起的几位将军在盼，年轻的中尉们在盼，疯子们、军曹们在盼，过半小时后就要开小差的士兵在盼，拖着步枪不知东南西北乱窜的人在盼，在用漂亮的罗马尼亚文写身后家书、短信给妈妈的人在盼，沾着热泪写情诗给情人（可能永世不得相见了）的人在盼，人人都盼望着恩特赖斯库将军出来讲话啊！”

包贝斯库说：“这么说还写家书和情诗哪。你也诗兴大发了？”

“没有。我没纸，没笔。”残废上尉说，“我还有责任呢，我还指挥着一批人，总得做点什么，虽然我也不清楚应该做什么。此前，第四军团就在乡下城堡周围停了下来。这座城堡简直就像宫殿。我得安顿健康的士兵住进畜栏，让伤病员住进马厩，让谷仓里住进疯子，要是发疯的士兵越来越疯，就得采取适当措施给他们生火。我得找我的上校汇报，那座乡下城堡里已经没有半点粮食了。我的上校得找将军谈。我们的将军虽然病着也得爬上二楼去找恩特赖斯库将军汇报情况：万分紧急啦，已经溃不成军，最好是拔营起寨赶快向西方迅速开进。可是我们的恩特赖斯库将军根本不开门，几乎不说话。”

包贝斯库说：“这么说，他是不吭声啦。你亲眼看见这一切了？”

残废上尉说道：“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和第四军团三个师剩下来的军官们目瞪口呆，惊愕不已，不知所措啊；有人大哭，有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有人抱怨这个无论牺牲还是功绩都应该是世界榜样的罗马尼亚怎么会有如此悲惨的下场！有人啃手指甲，露出泄气的神情，人人泄气，个个沮丧、沮丧，最后终于爆发了预料中的事情。我没看见事情的发生。疯了的士兵人数超过了清醒的人。他们跑出了谷仓。几个准尉动手造十字架。我的顶头上司达尼莱斯库已经拄着拐杖带着八个人黎明时分向北走了，什么也没对大家说。事件发生时，我没在城堡。我在外围带着几个士兵在修建防御工事，后来也没用上。我记得挖战壕的时候发现了骨头。有个士兵说，是病死的牛骨头。另一个说，是人骨头。头一个兵说，是祭祀用的小公牛。不是人骨头。我说，继续挖吧！忘掉这些骨头！干活！可是我们挖掘的地方出现了很多骨头。我咆哮起来：浑蛋！这地方太奇怪了！士兵们不肯在城堡外围修战壕了。我们听见了吵闹声，可是没力气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个士兵说，也许战友们找到了食物，正在庆祝呢。或许是葡萄酒。对，葡萄酒。酒窖被搬空了，有足够的葡萄酒给大家喝。后来，我坐在战壕上，正在查看一个骷髅的时候，看见了那个十字架。是个很大的十字架，一群疯子正举着它在城堡的院子游行。等我们得知不能再挖战壕了，因为战壕等于是坟墓，就回城堡去了，可是一切都已经完了。”

“啊，一切都完了。”包贝斯库问，“你看见恩特赖斯库将军给钉在十字架上了？”

残废上尉说：“看见了。我们都看见了。后来，大家开始撤离，好像恩特赖斯库将军不知什么时候会复活过来骂他们这种态度。有人说，俄国人距离这里只有两个村庄了，可别做俘虏。不久，德国人开拔了。我们随后也上路了。”

这一次，包贝斯库什么也没说。

二人默默地待了一会儿。后来，包贝斯库去了厨房，为残废上尉准备了一份烤里脊，他从厨房里问上尉：喜欢什么样的肉？老一点，还是嫩一点？

“不老不嫩的。”残废上尉仍然沉浸在对那悲惨一天的回忆里。

后来，包贝斯库给上尉端上来一大块烤里脊，带着辣酱；还主动要帮助上尉切成碎块。上尉心不在焉地表示感谢。吃饭的时候，二人都没说话。包贝斯库走了几分钟，说是去打电话。等他回来时，上尉正在咀嚼最后一小块烤里脊。包贝斯库满意地笑了。上尉用手摸摸前额，好像要回忆什么，或者有点头疼。

“好朋友，需要打嗝就打嗝吧。”

上尉打了一个嗝。

包贝斯库问：“有多长时间没吃这样的烤里脊了，啊？”

“好多年啦。”上尉说。

“可口吗？”

“当然啦。”上尉说，“虽然说到恩特赖斯库将军有点好像打开了一扇插上多年的大门。”

包贝斯库说：“诉诉苦吧！这是在自己同胞们家里啊。”

“同胞们”一词让残废上尉吓了一跳，他朝门口看看，但房间里显然只有两人。

包贝斯库说：“我放个唱片听听。来个格鲁克 ［65］ 的怎么样？”

残废上尉说：“我不知道这个音乐家。”

“那就听听巴赫，行吗？”

“行。我喜欢巴赫。”残废上尉半睁着眼睛说道。

包贝斯库再次回到上尉身边时，给他端来一杯拿破仑白兰地。

“上尉，有什么担心的事吗？有什么让你感到麻烦的事情吗？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诉我吗？我能帮你一把吗？”

上尉微微张开口，可又闭上了，摇摇头。

“我什么都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包贝斯库舒服地坐在扶手椅上，说道。

残废上尉嘟嘟囔囔说道：“骨头，骨头。为什么恩特赖斯库将军非要我们在一个到处是骨头的城堡附近停下来呢？”

沉默。

包贝斯库说：“也许他知道自己要死了，打算死在自己家里吧。”

残废上尉说：“无论我们挖掘什么地方，总是遇到骨头。城堡周围布满了人骨头。一挖战壕就遇上手骨、胳膊骨、骷髅。这是什么土地呀？那里发生过什么事呢？为什么疯子们的十字架看上去像一面旗帜呢？”

包贝斯库说：“肯定是视觉效果造成的吧。”

“不知道。”残废上尉说，“我累了。”

“是啊，你累了，太累了，上尉。闭上眼睛吧！”包贝斯库说。其实，上尉早就闭上了眼睛。

“我累了。”上尉重复道。

包贝斯库说：“你在朋友群里呢。”

“真是一条漫漫长路啊。”

包贝斯库静静地点点头。

门开了，进来两个匈牙利人。包贝斯库看都没看他俩。他举起三个指头——拇指、食指和中指——靠近嘴巴和鼻子，跟上巴赫的拍子。两个匈牙利人静静地望着这个场面，等候包贝斯库的手势。上尉睡着了。唱片一停止转动，包贝斯库起身，踮起脚，靠近上尉身边。

“这个土耳其人和婊子养的龟儿子！”他说的是罗马尼亚语，口气不粗野，而是有沉思的意味。

他打手势给两个匈牙利人，要他俩过来。一头一个抬起了残废上尉，抬到门边。上尉发出有力的呼噜声，他的假腿落到了地毯上。那两个匈牙利人急忙把假腿重新给上尉拧上。

包贝斯库说：“哎呀，真笨！我来吧！”

包贝斯库用了一分钟把假腿拧到了原处，好像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似的；接着，壮着胆子，顺便检查了一下假臂。

他说：“路上千万别丢了什么！”

一个匈牙利人说：“放心吧，头儿！”

“送到老地方吗？”

包贝斯库说：“不。要把这家伙扔进塞纳河！确保别让他跑出来！”

“保证干好了。”原先说话的那个匈牙利人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残废上尉睁开了右眼，声音嘶哑地说道：“骨头，十字架，骨头。”

另外一个匈牙利人轻轻合上了他的眼皮。

包贝斯库说：“你俩放心吧。他已经睡着了。”

多年以后，当包贝斯库的财富远远超出了可观的程度时，他爱上了一个中美洲的女演员。她名叫阿松秀·莱耶斯，是个秀媚之极的女子。二人结了婚。阿松秀·莱耶斯在欧洲电影界的生涯很短暂，无论在法国、意大利还是西班牙都如此。但是，她举办和参加的晚会却实实在在不计其数。一天，阿松秀·莱耶斯求他说，既然他这么有钱，那就为祖国办点事吧！起初，包贝斯库以为阿松秀指的是罗马尼亚，可是后来才明白她在说洪都拉斯。于是，那年圣诞节期间他就带着妻子去了一趟特古西加尔巴 ［66］ 。包贝斯库惊叹这座城市的奇特风格和鲜明反差，他觉得这座城市可以分为三块或说区别鲜明的三个部族：印第安人和病人，二者构成居民的多数，还有所谓的白人，其实是混血，是炫耀权力的少数人。

人人和蔼，个个堕落，受炎热和饮食习惯或者缺乏良好的饮食所影响，这些人好像生活在噩梦里一样。

包贝斯库立刻意识到这里有商机；但是，洪都拉斯人天生就有偷窃的毛病，包括在美国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人，还有有暴力抢劫倾向的人，为此，他设法忘掉初衷。可是，阿松秀·莱耶斯非要坚持为她祖国出力，结果在第二次圣诞节之行里，他与洪都拉斯的教团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因为这是他惟一信任的人。建立联系后，包贝斯库与特古西加尔巴的几位主教和一位红衣大主教洽谈后，开始考虑什么经济部门适合投资。那里惟一运作并有效益的部门全都在美国人手中。但是，在一次与总统和夫人聚会时，阿松秀·莱耶斯有了个创意。她的想法很简单，要是特古西加尔巴能有巴黎那样的地铁，肯定是好事呀。包贝斯库是个一往无前的人，他能看出这个绝妙主意里包含的利益，立即盯住总统的眼神并说他可以建造地铁。听了这个计划人人都兴奋起来。包贝斯库动手包下工程，一下子赚到了钱。总统和几位部长以及国务秘书都赚了钱。从经济上说，教会也没落后。要开工生产水泥，要跟法国和美国企业订合同。有人死了，有人失踪了。初期工程持续了十五年。通过阿松秀·莱耶斯，包贝斯库得到了幸福。但是，又失去了幸福，二人离婚了。他把特古西加尔巴的地铁给忘了。正当他舒适地睡在巴黎一家医院的时候，死神突然把他给带走了。

阿琴波尔迪几乎与德国作家没有联系，原因之一是，德国作家出国时下榻的旅馆，他很少光顾。不错，他认识一位有声望的法国作家，年龄比他大，其文学散文为他赢得了名誉和地位；这位老作家给阿琴波尔迪说过一处欧洲所有失踪作家的藏身之所。这位法国作家本人就曾经失踪过，因此了解自己说的事情，所以阿琴波尔迪接受了访问那藏身之地的邀请。

二人乘坐一辆破旧的出租车听着出租车司机一人的独白在夜里到达了目的地。司机唠叨个没完，满嘴胡说八道，来回重复，自己跟自己生气，闹得阿琴波尔迪实在受不了了，要他集中精力开车，闭上嘴巴。司机的独白似乎并没有让老散文家感到讨厌，他瞅了阿琴波尔迪一眼，有些许责备之意，似乎觉得阿琴波尔迪惹司机生气了，再说了，这可是镇上惟一的出租车啊。

失踪作家居住的房子周围有一座大花园，里面长满了树木和花草，还有一个游泳池，四周围着白色铁桌子、遮阳伞和躺椅。后院，在几棵百年橡树下，有块玩滚球游戏的地方。再过去一点就是森林了。他俩进门时，失踪作家们正在食堂吃晚饭，看电视节目，此时正在播送新闻。人很多，几乎都是法国人，这让阿琴波尔迪感到吃惊，他绝对没想到在法国会有如此之多的失踪作家。但更为引起他注意的是女性的数量。妇女很多，都年事已高，有些人穿着考究，甚至典雅；有些人则明显地邋遢，阿琴波尔迪想，大概是诗人吧；她们身穿脏罩袍和拖鞋、及膝长袜，不化妆，白发塞进毛帽子里；那毛帽子肯定是自己编织的。

理论上有两个身穿白大褂的女佣在为大家服务；但实际上，食堂实行的是自助餐，每位作家自己端着托盘，想吃什么拿什么。您觉得我们这个小团体怎么样？散文家低声笑着问他，因为在这个时候，有位作家晕倒了或者突发了什么病。那两个女佣正忙着让病人恢复知觉。阿琴波尔迪回答说，还没有什么想法。随后，他俩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给自己的盘子里装上土豆、菠菜泥，再加上煮鸡蛋和烤牛排。饮料方面，他俩倒了两杯本地生产的葡萄酒——浓郁芳香的饮品。

食堂尽头，在那位晕倒了的作家身边，这时有两位身穿白大褂的青年，还有那两个女佣以及围着一圈失踪作家（有五个人）正在观看晕倒作家的苏醒过程。饭后，老散文家带着阿琴波尔迪去接待室办理入住手续。可是那里没人接待，二人于是去了电视室。那里有几位失踪作家面对着主持人打瞌睡。主持人正在大谈时尚、法国影视圈里名人的情感纠纷。阿琴波尔迪第一次听说名人还有这等丑事。后来，老散文家请他看看要住的宿舍——一个苦行僧样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台电视机、一个衣柜、一个小号电冰箱和淋浴卫生间。

有扇窗户面对花园，外面依然明亮。湿漉漉的花草香扑进房间。阿琴波尔迪听见远处传来狗叫。老散文家始终站在门外。阿琴波尔迪则检查自己的房间。接着，老散文家把房间钥匙给了他，一面告诉他：这里的生活即使不算幸福——老散文家不相信幸福的存在——但肯定可以得到和平与安宁。随后，阿琴波尔迪跟着老散文家下楼去老人房间——位于一层，不仅家具和面积大小，而且光裸的样子都与分配给他的宿舍别无二致。阿琴波尔迪想，谁都会以为老散文家也是刚刚入住呢。室内没书籍，没丢在床上的衣服，没有垃圾，没有个人物品，与他的房间没有任何区别，只有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白盘子，上面摆着一个苹果。

老散文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好像在阅读他的思绪。那眼神有些困惑。阿琴波尔迪想，他知道我在想什么，现在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只是并不理解，就像我同样不理解一样。实际上，二人的目光里，不仅是困惑，还有悲伤。阿琴波尔迪想，可是白盘子里还摆着苹果呢。

老散文家说：“苹果夜里散发香味。我一关灯，香味就像抒情诗一样散发出来。但是，最后一切都要下沉，下沉到痛苦之中。任何雄文都是痛苦的。”

阿琴波尔迪回答说，我懂。实际上，他什么也不明白。随后，二人握握手道别。老散文家关上了房门。由于没有睡意（阿琴波尔迪睡觉很少，但有时能连续睡上十六个小时），他到院里各处走走。

走进电视室，这时只剩下三位失踪作家了，都在酣睡。电视里有个男人似乎要被杀了。阿琴波尔迪看了一会儿电视；后来，烦了，就去了食堂，那里已经空空荡荡。又走了几条长廊，来到一个像是健身房的地方，也许是按摩室吧；里面有个身穿白衬衫、白短裤的年轻人正在举重；他旁边有个身穿睡衣的老人。二人看见他出现在门口就瞥了一眼继续说话，好像他并不存在。举重的那人像是院里的职工；穿睡衣的老人像是被遗忘的小说家，而不是失踪作家，是糟糕的法国小说家，运气不好，可能生不逢时。

从后门走出房子，阿琴波尔迪遇见两个老太太坐在有照明的门廊尽头的摇椅上。一个在用爱唱歌的甜蜜声音说话，好像溪水流淌在小石板上。另外一个静静地望着滚球场那边黑幽幽的森林。他觉得说话的老太太像个抒情诗人，身上充满了该讲述而在她诗歌中无法讲述出来的许多东西。他觉得那位不吭声的老太太像是一位重要的小说家，厌倦了废话。头一位老太太穿的就算不是童装，也是少女装。第二位身穿一件廉价长袍、运动鞋和牛仔裤。

他用法语问二人“晚安”。两位老太太瞅瞅他，一笑，似乎邀请他坐下来。他没等她俩多说就照办了。

穿少女装的老太太问他：“是来院里的第一个晚上吗？”

没等他开口，一直没说话的老太太说道，天气在好转，很快人们要穿短袖衬衫了。阿琴波尔迪回答说，是的。穿少女装的老太太笑了，也许在想她的衣服吧。接着，她问阿琴波尔迪从事什么工作。

阿琴波尔迪回答说：“写小说。”

保持沉默的那位老太太说：“可你不是法国人。”

“对。我是德国人。”

“是巴伐利亚人？”穿少女装的老太太问，“我去过巴伐利亚。很迷人的地方。一切都很浪漫。”

“我是北方人。”阿琴波尔迪回答说。

穿少女装的老太太装出打冷战的样子。

“我还到过汉诺威。”她说，“您是那里的人吗？”

阿琴波尔迪回答说：“差不多吧。”

穿少女装的老太太说：“你们的饭菜难以下咽啊。”

后来，阿琴波尔迪问她俩是干什么的。穿少女装的老太太说，以前在罗德兹当理发师，后来结婚了，先是丈夫，接着是孩子们就不让她做下去了。另外一位说，她是裁缝，可是她讨厌说工作。阿琴波尔迪想，多么奇怪的女人啊！告别她俩后，他进入花园里，离开房子越来越远了；但房子依然有照明，好像还在等候什么客人来访。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先享受这美好的夜晚和田野的芬芳再说，慢慢走到了大门口，大木门没有关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通行无阻。他发现门的一侧挂着一个牌子，他和老散文家来时没有看见。牌子上用不大的黑字写着：“梅西埃诊所，神经科休养所”。他并不惊讶，立刻就明白了，老散文家把他带进了疯人院！！片刻后，他回到大房子，上楼到了房间，拎起手提箱和打字机就走。临行前，他想去见见散文家。敲门后，无人回应，他推门进去了。

散文家在沉睡，灯光已全部熄灭，但前门廊的光线透过拉开的窗帘渗透进来，床铺几乎没有整理，好像一支被手帕盖住的香烟。阿琴波尔迪想：真是老啦！随后，他静静地离开了。穿过花园时，他觉得看见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迅速跑动，躲进诊所一侧与森林搭界的树后面去了。

他一走出诊所，上了公路，方才放慢脚步，让呼吸正常下来。公路是土路，穿过了森林和缓缓的山坡。一阵阵夜风晃动着树枝，吹乱了他的头发。风儿暖洋洋的。他过了一座桥。来到那个村子外面的时候，狗们狂吠起来。他在火车站广场一侧，发现了那辆拉他俩去诊所的出租车。司机不在驾驶位上。阿琴波尔迪从车旁边经过时，发现后排座上有一团模糊的东西在蠕动，时不时地发出叫声。火车站的几座门还敞开着呢，但售票窗口没开。他看见有三个摩洛哥人坐在长凳上聊天，喝酒。他们冲他点点头。阿琴波尔迪走到铁道旁边。那里有两列车停靠在仓库附近。等他回到候车室的时候，有一个摩洛哥人已经走了。他在长凳一端坐下来，等候开始售票。后来，他随便买了一张车票。就这样离开了那座村镇。

阿琴波尔迪的性生活仅限于跟所住地区的妓女打交道。有几个女人不收费。起初收费，但是后来，当阿琴波尔迪成了这道风景线中的形象时，她们不再收他的钞票了，或者说不总是收费；这弄得总是推推搡搡，最后解决的方式有些粗暴。

在这些年里，阿琴波尔迪几乎始终保持联系的惟一之人就是女男爵冯·聪佩。一般情况下，二人是书信联系；但有时候女男爵也出现在阿琴波尔迪落脚的城市或者村镇。二人长时间散步，手挽着手，像两个已经没有私情可谈的旧情人。然后，阿琴波尔迪送女男爵回旅馆——城里或者镇上最好的旅馆，贴贴脸蛋分手，假如某一天特别伤感就加上拥抱。次日早晨第一时间，女男爵不等阿琴波尔迪来旅馆找她就会悄然离去。

在二人的书信里，事情就不同了。女男爵写她的性生活，虽然上了年纪，依然性交，跟越来越令人伤感或者越来越不可靠的情人上床；信里写她出席的晚会——依然像个十八岁的姑娘那样欢笑；信里写一些阿琴波尔迪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据女男爵说，都是德国和欧洲的时髦人物。当然啦，这是因为阿琴波尔迪从来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读报纸。他通过女男爵才获悉柏林墙倒塌的消息，而她那天夜里就在现场。有时，女男爵出于伤感就恳求他回德国来。阿琴波尔迪回答说：我已经回来啦。她说：我希望你彻底回国。多待一段时间吧。如今你是名人啦。应该做个新闻发布会。也许你觉得发布会太过分。但和有声望的文化记者来一场独家采访总是可以的吧。阿琴波尔迪信中回答说：这种事情只能在我最坏的噩梦里发生。

有时，二人谈起圣徒，因为女男爵如同某些性生活强烈的女子一样，有着神秘倾向，虽然这一倾向相当单纯，可以艺术地自行解决，或者借助收藏中世纪的浮雕和木刻自行了断。二人谈起了忏悔者爱德华，他死于1066年，曾经把自己的宝贝戒指馈赠给传福音的圣约翰；后者在多年后通过朝圣之旅把戒指还给了爱德华。二人还谈起了贝拉亚——安蒂奥基亚剧场的女演员，她在学习基督的过程里，多次改名换姓女扮男装，扮演了无数角色，好像一时心血来潮或者发疯了就决定：她的舞台就是整个地中海，她惟一的神秘之作就是基督教义。

随着年龄的增加，女男爵的字体——总是手写——越来越歪歪扭扭。有时，信的内容难以辨认。阿琴波尔迪只能破译几句话。奖金、荣誉、表彰、候选什么、什么。谁的奖金？他的？女男爵的？大概是他的，因为女男爵按照自己的方式处事，她是非常谦虚的。也可以这样解读：工作、出书，出版社的光芒就是汉堡之光，因为所有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了她和女秘书；后者帮助她下楼，走到街上，那里有辆汽车（像灵车）在等候她。但女男爵总能恢复健康，苦苦挣扎一番之后，从牙买加或者印度尼西亚给他写信，字体有力多了，她在信中问他（明明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地中海）是否到过美洲或者亚洲。

有时，二人的书信很分散。由于阿琴波尔迪常常变更住址，就时常用新地址寄信给她。有时，他夜里突然醒来，因为梦见了死神，但是信里不说此事。女男爵则相反，或许因为年龄比他大，经常谈到死神、死去的熟人、死去的爱人（已经变成了一堆骨灰）、不认识的死婴，可是真想认识他们、养育他们啊。这时，人们会以为她要疯了。但是，阿琴波尔迪知道她情绪一直稳定，知道她为人正派、诚实。的确，女男爵很少说谎话。从她早年间去家族别墅、扬起一路风尘拉着朋友们开始，一切明白无误，她是个纯真、骄傲的柏林妙龄女郎，阿琴波尔迪那时站在远处，从一扇窗户里面望着她和朋友们笑着走下车来。

有时，阿琴波尔迪一回想起过去的日子，就在信里问她是否知道她表兄胡戈·哈尔德的消息。女男爵回信说，不知道，战后一直没有胡戈·哈尔德的消息。有一段时间，也许就几个小时吧，他胡思乱想，认为自己就是胡戈·哈尔德。有时，说起他的作品来，女男爵承认自己不愿意阅读，因为，她很少看那种“晦涩难懂”的长篇小说，比如说他写的那些东西。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习惯已经很牢固了；七十岁后，她阅读的范围仅限于时尚杂志。阿琴波尔迪问她，既然她不读书干吗还出书呢？这个问题有点明知故问。女男爵回答如下：1．因为出书是好事；2．因为这是布比斯的指示；3．因为很少有出版商阅读自己作者的作品。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应该说很少有人会相信在布比斯去世后，女男爵会继续率领出版社前进。有人盼望着她卖掉出版社一心一意去做爱和旅行，因为这是她驾轻就熟的爱好啊。但是，女男爵把出版社的大权掌控在手，出版质量半点都没下降，因为她善于团结高品位读者；就是在企业管理方面，她也显露出以前很少有人在她身上见到的刚毅品格。一句话，布比斯的生意在发展。有时，女男爵半玩笑半认真地对阿琴波尔迪说，要是他再年轻一些，她会任命他做财产继承人。

到了女男爵满八十岁大寿时，汉堡文学界非常严肃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去世后，谁来管理布比斯的出版社？谁将被正式任命为财产继承人？女男爵是不是已经留下了遗嘱？布比斯的财产给了谁？她没有亲戚。冯·聪佩家族最后一位就是女男爵了。从布比斯那方面说，不算他第一位死在英国的妻子，家族的其余成员早就在消灭犹太人的集中营里失踪了。他俩都没有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表兄表弟（胡戈·哈尔德除外，但如今大概已经不在人间了）。没有侄子、外甥（除非胡戈·哈尔德有子女）。据说，女男爵打算除去出版社之外，把全部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据说，几个非政府组织怪异的代表拜访过她的办公室，就像有人拜访梵蒂冈或者德意志银行一样。找出版社的继承人倒是不乏人选。人们议论最多的是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长得像塔奇奥 ［67］ ，身材修长，像个游泳运动员，会写诗，是哥廷根大学的助教；女男爵曾经让他主编过诗集。但所有这一切都停留在流言蜚语的虚幻层面。

有一次，女男爵对阿琴波尔迪说：“我永远不会死。或者说，我要活到九十五岁，这就等于长生不老。”

二人最后一次相见是在意大利一座幽灵般的城市里。女男爵冯·聪佩头戴白草帽，手持拐杖。她说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还说起那些失踪作家的臭毛病，那是一种恶习或者更像美洲而不是欧洲的玩笑。阿琴波尔迪身穿短袖衬衫，非常注意听她讲话，因为他有些耳背；但时时发出笑声。

最后，应该说到阿琴波尔迪的妹妹洛特·赖特尔了。

洛特生于1930年，金发，蓝眼，像哥哥；但是个子没有哥哥那么高大。阿琴波尔迪上前线的时候，她九岁，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哥哥获得奖章，胸前挂满战功勋章荣归故里。有时，她在梦中听见了哥哥那巨人般的脚步声。哥哥的脚很大，需要穿德军最大号的皮靴，是专门为他定做的，走在田野里一脚一个坑，不管水洼和荨麻，直奔父母和她睡觉的家里来。

醒来时，她觉得特别难过，不得不极力克制才没哭出来。有时，她梦见自己也去战场了，仅仅是为了找哥哥的尸体。有时，她把梦的内容说给父母听。

独眼妈妈说：“梦就是梦啦。小猫啊，别瞎做梦啦！”

瘸子爹则问得仔细，比如，那些牺牲士兵的模样，他们怎么样？脸上怎么样啊？像是在睡觉吗？洛特回答说：对，就是正在睡觉。于是，父亲摇摇头，说道：小洛特啊，那就是没死。牺牲的士兵面孔，怎么跟你说呢，都是脏的，因为整天干重活，下班后，没时间洗脸。

但是，梦里的哥哥总是干干净净，表情悲伤但是态度坚决，好像人虽然死了，但精神上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洛特心里想，哥哥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她总是非常注意倾听哥哥的脚步声，那巨人的步伐总有一天会靠近村庄，靠近住宅，靠近菜园；她要在菜园里等候哥哥回家；哥哥会告诉她，战争已经结束了，他要彻底回家了，从此后一切要变了。但是，什么事情要变呢？她不知道。

另外，战事没完没了。哥哥回家的事情变得遥遥无期了，甚至不存在回家的问题了。一天夜里，父母说起了哥哥，不知道女儿在床上用棕色毛毯蒙住脸并没入睡，还在听父母谈话；二人说儿子的口气仿佛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洛特知道哥哥没死，因为巨人永远不死；她认为，就是倒下了，也是因为老了，老得厉害了，不知不觉就死了；其实就是在自己家门口坐着，或者在大树下坐着，于是就这样死了。

三人不得不离开村子了。据父母说，不能不走啊，因为战争临近了。洛特想，要是战争临近了，哥哥也就快回来了，因为哥哥就在战火里面嘛，就像胎儿在母腹中。于是，她躲了起来，不让父母带走，因为她相信哥哥一定会露面的。父母找了她好几个小时。傍晚时分，瘸子爹在树林里找到了她，给她一记耳光，拉起来就走。

三人沿着海岸线逐渐向西边走去，路上遇到了两支队伍。洛特喊叫着问大兵们认识不认识她哥哥。头一支队伍里有各种年龄的人组成，老的像她父亲，小的只有十五岁；有些人身上只有半截军服，没有一个因为上战场而显得很兴奋的样子；但是，对于洛特提出的问题，个个都很有礼貌地回答说，不认识，也没见过她哥哥。

第二支队伍像幽灵，像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活僵尸，像身穿灰色或者青灰色军装和头戴钢盔的鬼魂，好像谁也看不见他们的样子，只有洛特除外。她再次发问：看见我哥哥了吗？几个丑八怪老大不情愿地回答说，看见了，那是在苏联的土地上，你哥哥是胆小鬼，是逃兵；或者回答说，你哥哥在第聂伯河里游泳呢，后来淹死了，死了活该；或者说，你哥哥在高加索草原上呢，在喝水，像是要渴死的样子；或者说，看见你哥哥藏在匈牙利一片树林里，他打算用自己的步枪自杀；或者说，看见你哥哥在公墓外面转悠，那个浑蛋，不敢进去，他转啊，转啊，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公墓里亲属好友走光了，这个二尾子才停止转悠，爬上墙头，那带钉子的皮靴踩在泥灰剥落的红砖上，露出鼻子和蓝眼睛看看里面，那躺着死人的墓地，躺着格罗特们、克鲁泽们、尼采克们、昆泽们、巴斯们、维尔克们、莱姆克们和诺斯克们，他们旁边躺着谨慎的拉登廷和勇敢的福斯；后来，你哥哥鼓起勇气，登上墙头，两条长腿耷拉下来；然后，冲死人吐舌头，摘下钢盔，双手按住太阳穴，尖叫起来。这些话就是那些鬼魂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给洛特听的，一面跟在活人后面走远了。

后来，洛特的父母跟同村许多人在吕贝克安顿下来。但是，瘸子爹说，俄国人快到了，拉着妻子和女儿继续向西走去。这时，洛特忘记了时光的流逝，昼夜不分，有时觉得白天和黑夜混沌一片，一切都是耀眼光辉和火焰的连续载体。

一天夜里，洛特看见一群人在收听广播。其中就有她父亲。另外一人是她母亲。别的人，她看不清他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口唇像胡萝卜片，没有胡须，鼻子像湿土豆。人人都用手巾、毯子蒙着脑袋和耳朵；收音机里有个声音说希特勒不在了，就是说已经死了。可是，洛特想，不在了和死了并不一样啊。此前，她第一次初潮已经向后推迟了。但是，那天早晨开始来经了，感觉不舒服。独眼妈早就跟她说过这很正常，每个女人都会如此。洛特想，我那巨人哥哥不在了，但这并不意味他死了。收听广播的人们没有察觉她也在场。有人在叹息。有人哭了。

“元首啊，元首啊，我的元首啊！”众人高呼道，好像始终没来例假的妇女那样神经质。

她父亲没哭。可母亲哭了。泪水从那只好眼睛里流下来。

那群人说：“元首不在了。他死了。”

有个人说：“他死得像个战士。”

“他不在了呀。”

后来，父母带着她去了舅舅家。可是，到了那里之后，住的地方已经被难民占了，只好暂时安顿下来。他们根本没有见到舅舅的影子。邻居说，如果没弄错，那么永远别想再见到舅舅的影子。在一段时间里，三人靠别人施舍过活，靠英国人的馈赠。后来，瘸子爹病死了。他最后的愿望就是戴上军功章埋葬在村里。独眼妈和洛特说，照办，照办，一定照办。而实际上，他的遗体被扔进了帕德博恩市郊的公墓里。没有时间精心操办啊。而洛特认为，这个时候恰恰是应该细心、细致、精心操办的时候。

难民们纷纷离开了。独眼妈把弟弟的住宅收为己有。洛特找到了工作。后来还念了书。时间不长。又重新干活去了。再次放下工作。再次读点书。再次找到工作，相当好的工作。此后，永远不读书了。独眼妈找了一个男人，是个老头，曾经在德皇时期、纳粹时期当过官员，战后又当了德国官员。

老头说：“德国人当官实属不易，更别说在德国了。”

老头把这一切归结于自己的聪明才智、思想敏锐。的确，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可对于独眼妈来说，她不愿意回村了，因为那里已经是苏维埃占领区了。她再也不想看大海了。甚至没兴趣打听儿子在战场上的下落。她表情无奈和坚强地说：他可能被埋在俄罗斯了。洛特开始外出活动了。起初是跟一个英国大兵外出。后来，大兵被派遣到别处了，她就跟一个帕德博恩城里的小伙子交往，他家属于中产阶层，不待见儿子跟那个金发、轻佻的姑娘恋爱，因为那个时候，洛特已经会跳世界上各种时髦的舞蹈了。她在乎的是幸福，也在乎那小伙子，不在乎他有什么家庭，一直交往到那小子去念大学为止，后来联系就中断了。

一天夜里，她哥哥出现了。洛特正在熨衣服，她听见了脚步声。心里想：是汉斯来了。外面刚一敲门，她就去开门了。哥哥没认出她来，因为她已经长大了（这是后来他说的）。但是，她无需多问就扑过去把哥哥搂在怀中。哥哥和妹妹拥抱了好长时间。他俩一直聊到天亮。洛特不仅熨好了自己的衣服，而且有时间熨好全家的服装。几小时后，阿琴波尔迪睡着了，脑袋就依靠在桌子上，直到母亲来拍他肩膀，方才醒来。

两天后，阿琴波尔迪走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那时候，独眼妈已经不要那个老官员了，而是找了一个机械师当未婚夫。此人性格开朗，有自己的买卖，为占领军、帕德博恩的农民和工厂主修理车辆。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本可以找个更年轻、漂亮的女子，但他宁肯要这么一个勤劳、诚实的妇女，免得像吸血鬼一样吸光他的血。机械师的修理部很大，按照独眼妈的要求，他给了洛特一份工作。但是，洛特不接受。在母亲跟机械师结婚前，她结识了一个在这个修理部干活的工人，他名叫维尔纳·哈斯。二人互相喜欢，从来不吵架，就开始出去玩耍了，先是看电影，后来去舞厅。

一天夜里，洛特梦见哥哥出现在她窗户上，问她为什么妈妈要结婚。洛特躺在床上回答说：不知道。哥哥嘱咐她：你可别结婚啊！洛特点点头。后来，哥哥的面孔消失了，只留下了模糊不清的窗户和巨人脚步的回音。但是，等母亲结婚后，阿琴波尔迪去了帕德博恩，洛特把维尔纳·哈斯介绍给哥哥。二人似乎都有好感。

独眼妈结婚后就带着洛特住到机械师家里去了。按照机械师的看法，阿琴波尔迪大概是个依靠坑蒙拐骗或者走私维生的坏蛋。

机械师说：“走私的人距离百米，我就能闻出他们身上的气味来。”

独眼妈没说什么。可洛特和维尔纳·哈斯却谈到了此事。维尔纳说，搞走私的恰恰是机械师——常常通过边境走私汽车配件，他总是说在修车，其实没修。洛特认为，维尔纳是好人，常常说别人好话。那些日子，洛特冒出来这样的想法，无论她还是维尔纳，凡是1930或者1931年出生的年轻人，命中注定是永远不会幸福的了。

维尔纳——她的知己——静静地听她讲话。然后，出门去看电影，看美国或者英国片子，或者去跳舞。有些周末，二人去乡下，尤其是维尔纳买了一辆破摩托车之后，他在下班后把摩托车给修好了。为了郊游，洛特准备了黑、白面包片，做了蛋糕，再带上三瓶啤酒（从来不超过三瓶）。维尔纳则带上一水壶水，有时买些点心和巧克力。有时，散步和在树林里吃饭后，就在地上铺好毛毯，双双拉着手，睡着了。

洛特在乡下睡觉，梦境让她提心吊胆。她常常梦见死去的松鼠、死去的鹿、死去的兔子；有时候，她以为看见密林里有头野猪，她慢慢向野猪走去，等分开树枝后，发现了一头大野猪，是母的，躺在地上垂死挣扎，它身边有好几百只猪崽已经死了。一有这事发生，她就会吓得跳起来。等看到维尔纳在她旁边安安静静的睡态，方才镇定下来。有一段时间，她一直考虑要不要吃素。结果吃素不成，却养成了吸烟的习惯。

那个时期帕德博恩像德国别的地方一样，已经有妇女吸烟的情形了，但人数不多，至少在帕德博恩，没多少女人在街上抽烟，那是散步或者上班的路上。洛特是在街上吸烟的女性之一，早晨第一时间她就点上了第一支香烟，等到去公交车站的路上已经在抽第二支了。相反地，维尔纳不抽，如果洛特非要他抽，为了不惹她生气，顶多用她的香烟抽上两口，还让烟憋得半死。

洛特开始吸烟以后，维尔纳向她求了婚。

洛特说：“我得想想。不是想一两天，要想几个星期、几个月。”

维尔纳说，慢慢想，不着急，因为他要跟她白头到老，知道要对这样的事情不仓促作决定是很重要的。从此以后，洛特跟维尔纳外出玩的时间就拉开了间隔。对此，维尔纳有所察觉，就问洛特是不是已经不喜欢他了。洛特一回答说正在考虑是否跟他结婚，他就后悔不该求婚。二人不再像从前那样经常郊游了，也不去看电影了，更不去跳舞了。就在那个时候，洛特认识了一个在城里刚刚开办的钢管厂工作的男人。此人是工程师，名叫海因里希，住在市中心的宿舍里；他真正的家在杜伊斯堡，那里有这个厂的主楼。

洛特跟海因里希交往不久，后者就告诉她，自己有老婆和孩子，可他不爱妻子，打算离婚。洛特不在乎他已婚，在乎他有个儿子，因为她喜欢孩子，一想到会伤害孩子，哪怕是间接地，都让她感到恐怖。尽管如此，二人一起外出玩耍的时间，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有时，洛特跟维尔纳说起这事，维尔纳会问她跟新男友相处得怎么样。洛特说，很好呀，正常，好像面向大家讲话一样。但是，到了最后，她才明白海因里希永远不会离婚；于是，跟他中断了来往，但偶尔也看看电影，吃个晚饭。

一天，她下班的时候，看见维尔纳骑在摩托上等她。这一回，维尔纳没有谈婚论嫁，也不谈情说爱，而是仅仅邀请她去喝咖啡，然后送她回家。渐渐地，二人又恢复了交往。这让独眼妈和机械师感到高兴，因为机械师没有子女，他看好维尔纳，觉得这小伙子办事认真、勤快。洛特从小就做的噩梦大大减少，到了最后好梦、噩梦都没有了。

她说：“可能我像大家一样也做梦。不过，很幸运的是醒来的时候，我就不记得内容了。”

当她告诉维尔纳已经考虑好了他的建议，同意跟他结婚时，维尔纳哭了，结结巴巴地坦白，从来没像眼下这么幸福过。两个月后，二人结婚了。在餐厅的院子里举办的婚礼晚会上，洛特想起了哥哥，不知道——因为她已经喝过量了——是否邀请了哥哥参加婚礼。

二人的蜜月是在莱茵河畔的一家小疗养院度过的。婚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生活依然如故。与维尔纳共同生活，尽管只有一个房间，却很容易，因为丈夫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她高兴。星期六，夫妻去看电影；礼拜天常常骑摩托去乡下或者去跳舞。一周工作日内，维尔纳虽然工作很重，却尽量安排时间帮助妻子做家务。他惟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下厨房。到了月底，他常常给妻子买礼物，或者带着她去市中心挑选鞋子、衬衫和头巾。为了家里不缺钱，维尔纳常常额外加班，或者背着机械师自己去揽活，为农民修理拖拉机或者收割机；这些客户给钱不多，但是可以换来香肠、腊肉，甚至好几口袋面粉，闹得洛特的厨房像个仓库，或者好像二人为下一场战争在作准备一样。

一天，机械师在毫无疾病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去世了。维尔纳管起修理部的事情。机械师的远亲跑来索取遗产。独眼妈和几位律师一道解决了一切。最后，那几个乡下亲戚带点钱财走了。那个时候，维尔纳已经发福，开始掉头发；体力劳动是减少了，可责任增加了，这让他变得比以往更加不爱说话。夫妻搬到了机械师家去住了，那里很宽敞，刚好在修理部上面，于是逐渐模糊了住家和工作的界线；这在维尔纳身上产生的结果就是他在没完没了地干活。

打心眼儿里说，维尔纳真希望机械师活着才好，或者独眼妈请随便什么人领导修理部。当然，工作的变化也有所补偿。那个夏天，洛特和维尔纳到巴黎玩了一个星期。圣诞节期间，夫妻带着独眼妈去了一趟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湖，因为洛特喜欢旅行。返回帕德博恩时，又有了新情况：二人第一次谈起了要孩子的可能性，由于冷战和核武器对抗的原因，夫妻都不打算要孩子，还不算此前经济情况一直不好。

夫妻在两个月里一直在讨论如果走出这一步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虽然讨论的方式有气无力。直到一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洛特告诉丈夫她怀孕了，已经没什么可商量的了。在孩子出世前，二人买了一辆汽车，休假一个多星期。夫妻去了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返程时，洛特打算经过科隆，去找哥哥给她留下的地址。

在从前阿琴波尔迪跟英格博格同居的楼阁位置上，已经耸立起一幢大楼。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谁也不记得一个有阿琴波尔迪特征——高大、金发、消瘦、从前当过兵——的青年巨人。

回家的途中，洛特沉默不语，好像不高兴；但是，后来停车在路边的餐厅前，说起了熟悉的那些城市，洛特的情绪才有了明显的好转。孩子出生前三个月，洛特不再出去工作。分娩的过程迅速而正常，尽管婴儿体重八斤，而且医生说胎位不正。但是，似乎在最后一刻婴儿掉头向下，结果一切顺利。

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克劳斯，以纪念外祖父，虽说洛特一度想让孩子叫汉斯，以纪念哥哥。但洛特想，其实名字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重要的是人品。从一开始，克劳斯就成了外祖母和父亲的宠儿。但是，这孩子最喜欢的人还是洛特。有时，洛特望着孩子，觉得他像舅舅汉斯，好像孩子就是她哥哥的转世化身，就是微型的汉斯，这样一想让她愉快，因为她哥哥的形象一向具有高大，甚至特别高大的特点。

克劳斯两岁时，洛特再次怀孕。但是，四个月后就流产了，情况很糟，因为她无法再有孩子了。克劳斯的童年生活如同帕德博恩中产阶层的任何一个孩子一样。他喜欢跟别的孩子一道玩足球，但是在学校里却打篮球。只有一次，他一只眼睛青肿地回了家。他解释说，有个同学嘲笑他外祖母是独眼，于是打了起来。他学习上不太出众，但是，对机器，无论课上还是课下的，都特别爱好；他能在修理部一待就是几个小时，观看父亲手下的机械工如何干活。几乎从来都没病过，虽说偶尔有几次发高烧说胡话，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他十二岁时，外祖母因患癌症死于帕德博恩医院。去世前，护士们不停地给她注射吗啡。克劳斯去看望她的时候，她以为是阿琴波尔迪来了，连呼“我的儿子呀”，跟他用普鲁士老家的方言说话。有时，她给克劳斯讲述他瘸腿外公的故事，讲述瘸腿外公忠实为德皇效力的岁月，讲述他外公由于个子矮小无法加入皇家卫队（精英团队）的痛苦，卫队里只接受一米九以上的士兵。

“你父亲呀是这种人，个子矮，勇气高！”外祖母面带注射吗啡后的快感微笑着说。

在此之前，没人对克劳斯说过他舅舅的事情。外祖母去世后克劳斯向母亲打听舅舅的事情。实际上，他并非对此事多么有兴趣，而是因为外祖母去世他太悲伤了，想借此分散伤痛。洛特有好久没想哥哥了，儿子这样一问，让她感觉有些突然。那段时间，洛特和维尔纳已经钻进房地产交易里面去了，对这一行，二人一点也不了解，因此害怕赔钱。所以洛特的回答文不对题：她说了你舅舅比我大十岁之类的话；还有，舅舅谋生的方式对年轻人可不合适之类的话；还有，好多年家里不知道你舅舅的消息了，可能从地球上消失了，等等。

后来，她还告诉克劳斯，她小的时候以为哥哥是个巨人，这种事小姑娘常常会有。

有一次，克劳斯跟父亲说起了自己的舅舅。维尔纳说，你舅舅和蔼可亲，善于观察，比较寡言。但是洛特说，她哥哥并非一向如此，是战场上的枪炮声让他变得不爱说话了。克劳斯问母亲，他是不是特别像舅舅？洛特说，对，很像，都又高又瘦；不过，克劳斯比舅舅的头发还要金黄，眼睛里的蓝色比舅舅的更明亮。后来，克劳斯不再提问了。生活仍旧像外祖母去世前那个样子。

洛特和维尔纳的新生意不像预期的那么好，但也没赔钱，恰恰相反，有所盈余，但是没发财。机械修理部依然收益颇丰。没人能说二人运气不佳。

克劳斯十六岁时给警察添了麻烦。他不是好学生。对于他不肯读书，父母只好忍气吞声。可是，十七岁时，他跟两个朋友去偷汽车，后来又不知羞耻地奸污了一个意大利姑娘——在医疗器械小工厂打工的女工。那两个偷车的朋友蹲了一段监狱，因为已经成年。克劳斯被送进了劳教所，待了四个月，后来回到父母身边。在劳教所期间，他在修理车间干活，学会了修理各种家用电器，从电冰箱到电动搅拌器。回家后，他开始在父亲的修理部工作，有一段时间，没有闹事。

洛特和维尔纳努力互相说服对方，儿子已经上了正道。十八岁时，克劳斯开始找了一个在面包房工作的姑娘，但二人的关系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因为洛特认为这姑娘不够漂亮。从此以后，父母再也没见过克劳斯的任何女友，二人得出的结论是，出于他俩不知道的原因，儿子没有女友，或者有意不带回家来。那段时间，克劳斯喜欢喝酒了，一下班就跟几个修理部的年轻工人去帕德博恩啤酒店喝酒。

克劳斯不只一次在星期五或者周六晚上惹麻烦，不是别的，就是跟另外的年轻人打架，或者砸碎公共设施。维尔纳不得不缴纳罚款，把儿子从警察局里捞出来。一天，克劳斯忽然说，帕德博恩对他来说太小了，一下子就去了慕尼黑。有时，他给母亲打来长途电话（让家里付钱），母子二人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奇怪的是，这反而让洛特觉得比较放心了。

几个月过去了，洛特又见到了儿子。据克劳斯说，无论德国还是欧洲都没前途，只能去美国试试运气了，他打算攒点钱就上路。他在修理部干了几个月后，从基尔港上了一艘德国轮船，它最后的目的地是纽约。儿子离开帕德博恩的时候，洛特哭了。儿子高大，不像弱者，可她照旧哭泣，因为她预感儿子在新大陆不会幸福的，那里的人们没有这么高大，头发没有这么金黄，可是人人狡猾，个个一肚子坏水，家家户户都不可信任。

维尔纳开车送儿子去了基尔港。回到家中，他告诉洛特，那艘轮船很漂亮，很结实，不会沉船的，克劳斯的工作是跑堂加洗盘子，没有任何危险可言。可这番话无法让洛特放下心来，她之所以不去基尔港给儿子送行，是为了“不延长垂死挣扎的时间”。

克劳斯到纽约一上岸，就给母亲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有自由女神像。儿子在后面写道：这是我的女盟友。后来连续几个月没有儿子的消息。后来，又过了一年多，父母才又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说，他在办理加入美国国籍的手续，已经有了一份好工作。寄信的地址是佐治亚州的梅肯。洛特和维尔纳分别写了信给儿子，提出一大堆问题，诸如，健康、经济情况、未来计划，等等。克劳斯始终没有回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洛特和维尔纳逐渐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克劳斯已经远走高飞，一切都好。有时，洛特想像着儿子已经跟一个美国女人结了婚，住在美式阳光灿烂的住宅里，过着一种类似电视里放映的美国影片中的生活。可是在洛特的梦里，克劳斯的妻子没有面孔，总是看见她背对着大家，就是说，只看见她的头发，不如克劳斯头发那么金黄，只看见她那古铜色的肩膀和苗条、结实的身材。她看见了克劳斯的脸，看见了他严肃又充满期待的表情，却从来没看见过他妻子的面孔，也没见过他儿子们的长相（她想像着该有孙子了）。实际上，她连孙子们的后背也没见过。可她知道孙子们应该在某个房间里，但始终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孩子们不可能长时间不说话啊。

有些夜晚，洛特思念和想像克劳斯可能的生活情景，睡着后就梦见了儿子。她梦见了一所房屋，是美式房子，可是她并没有辨认出来美式不美式。刚一走进那房子，就闻到了刺鼻的气味，起初，她觉得不爽；可是，后来她想，克劳斯的妻子大概在厨房里做印第安风味的饭菜。这样，片刻后，那气味变得有些异样，但不管怎样，还算令人愉快。后来，她看见自己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桌子上有个水罐、一个空盘子、一个塑料杯和一把叉子，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让她特别关注的是，谁为她开了门呢？无论她多么费力去想，都回忆不起来，这让她很难受。

难受的程度犹如听见粉笔在黑板上尖叫的声音，好像有个孩子用粉笔故意在黑板上划出刺耳的声音一样。或者，也许不是粉笔，而是指甲；也许不是指甲，而是牙齿。后来时间一长，克劳斯住宅的这种噩梦——这是她的叫法——变成了一再重现的梦境。有时，她在帮维尔纳准备早饭时，会说：

“我做了一个噩梦。”

维尔纳会问她：“是不是克劳斯住宅的噩梦啊？”

洛特不看着丈夫，心不在焉地点点头。打心眼儿里说，她和丈夫都盼望着儿子什么时候写信伸手要钱；但是，年复一年地过去，克劳斯好像永远消失在美国的土地上了。

维尔纳说：“克劳斯就是这么一个人。要是说他现在在阿拉斯加州，我绝对不奇怪。”

一天维尔纳病了。医生们说，他应该放下工作了。由于没经济问题，他就安排一个最有经验的机械工管理修理部。他和洛特出去旅游。二人乘坐游轮穿越尼罗河，参观了耶路撒冷，驾驶租来的汽车在西班牙南方旅行，还走遍了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后来，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美国。先访问了纽约，随后去了佐治亚州的梅肯，心情沉重地发现克劳斯居住过的房子原来是黑人区旁边的一座旧楼的一间公寓。

在那次旅行里，也许是他俩以前看的美国电影太多的缘故，忽然想到，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雇用一个私人侦探。在亚特兰大，他俩拜访了一位侦探，说明自家的问题。维尔纳能说点英语。那位侦探是个不做作的人，从前在亚特兰大当过警察，他能丢下这夫妻二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跑出去买一本英德辞典，跑回来继续谈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另外，他不蒙人，因为他开门见山地提醒二位：这么多年过去了，想找一个已经入美国籍的德国人等于是大海捞针。

他说：“有可能他已经改名换姓了。”

可是，他俩愿意试一试，付了一个月的酬金。侦探答应一个月后把寻人结果寄到德国去。一个月过去了，一个大信封寄到了帕德博恩，信中侦探一一报告了花钱的情况和调查的经过。

结论：什么也没找到。

侦探找到了一个认识克劳斯的人（那座大楼的房东），又通过此人找到了曾经给克劳斯工作的人。可是，后来克劳斯离开亚特兰大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打算去什么地方。侦探建议调查的方向另辟蹊径，但是需要更多钞票。洛特和维尔纳决定写感谢信并且告知对方暂时终止调查。

几年后，维尔纳因脑溢血去世。洛特独守空房。要是换了别的什么女子面对这样的处境，可能会难过得抬不起头来；但是，洛特没有被命运的安排吓倒，她非但不坐以待毙，反而积极活动起来，每天的工作量增加了三四倍。她不仅在股市里投资，维持修理部的正常运转，还把多余的流动资金做别的生意，而且收益颇丰。

工作、大量的工作好像让她返老还童了。她样样要管，绝对不安静下来。有些职员甚至恨她了。可她并不在意。休假期间——从来不超过八九天，她找意大利或者西班牙温暖的地方，在海滩上晒太阳或者看畅销书。偶尔也跟几个女友出行，通常则是独自走出旅馆，走过大街，来到海滩上，花钱雇一个小伙子为她撑起遮阳伞和搭建吊床。然后，脱下乳罩，不管乳房是否不如从前，或者把游泳裤褪到肚脐以下，面对太阳睡觉。睡醒一觉就转转遮阳伞的方向，在阴凉下继续读书。租赁遮阳伞和吊床的那个小伙子时不时地过来看看。她就掏钱让他去旅馆买一瓶自由古巴调合酒或者一小罐带很多冰块的桑格利亚酒。有时，晚上她去旅馆的花坛或者歌舞厅（在一楼），里面的客人有德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年龄与她相仿；她逗留片刻，看看人们跳舞或者听听乐队演奏60年代的老歌曲。如果从远处望去，她像个容貌美丽的夫人，有点发福，神情冷淡，气质文雅，但有种说不出的忧伤。如果从近处看看，有老男人邀请她跳舞或者到海边散步的话，洛特会笑着说不，谢谢；变成一副村姑的样子，冷淡的神情消失了，只剩下忧伤。

1995年她收到一封来自墨西哥的电报，地点是圣特莱莎，告知她克劳斯被捕入狱。发电报的人署名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是克劳斯的女律师。洛特十分震惊，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上楼回家，爬上床铺，当然入睡是不可能的了。克劳斯还活着。这就是她在意的一切。她回复了电报，附上了电话号码。四天后，她从双方接线员询问是否可以接受对方付费的对话中，听出里面有个说英语的女子，那女子说得很慢，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吐字，但她依然听不懂，因为不会英语。最后，那女子用类似德语的发音说了：“克劳斯好”和“翻译”。听起来像德语，或者让多拉娅听起来像德语，可是她不明白怎么回事。有人用英语在口述电话号码，口述了好几次，她记在了本子上，因为听懂英语数字还不是太难的事情。

那天，洛特没去工作。她给一家秘书学校打了电话，说希望雇一位英语和西班牙语说得好的姑娘，其实她的修理部里有不止一人会英语可以给她帮忙。秘书学校告诉她，已经有了她需要的姑娘，问她什么时候需要。洛特说：马上！三小时后，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姑娘出现在修理部，她头发平直下垂，浅棕色，身穿牛仔裤，上楼去洛特办公室前还在跟机械工们开玩笑。

这姑娘名叫英格丽德。洛特说明她儿子在墨西哥被捕入狱，她需要跟儿子的女律师谈谈，可是女律师只会英语和西班牙语。洛特说完后，以为需要再解释一下。但用不着了，因为英格丽德是个聪明女子。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公用电话号码，查询与墨西哥的时差。接着，她打电话给那位女律师，她俩用西班牙语谈了大约十五分钟，不过也时不时地用英语澄清一些说法；她不停地在本子上记录。最后她说：我们再给您打过去吧！然后，就挂上了。

洛特一直坐在写字台后面。英格丽德挂上电话的时候，她心里已经准备好听坏消息了。

姑娘说：“克劳斯被关押在圣特莱莎，那是一座墨西哥北方的城市，与美国接壤。他身体很好，没有吃皮肉之苦。”

没等洛特问克劳斯被捕的原因，英格丽德先建议喝杯咖啡或者茶水。洛特沏了两杯茶，她在厨房走动的时候，注意到英格丽德在翻阅笔记本。

姑娘喝了两口茶，说道：“指控他杀害了几个妇女。”

洛特说：“克劳斯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的！”

英格丽德点点头，然后说女律师，就是那位什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需要钱。

那天夜里，好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梦见哥哥。她看见阿琴波尔迪走在沙漠里，身穿短裤，头戴小草帽，周围全是黄沙，全是连绵不断伸向地平线的沙丘。她高声喊叫，要哥哥别走了，前面死路不通。可是，阿琴波尔迪渐行渐远，好像故意要永远消失在那充满敌意、无法理解的土地上。

她说：“无法理解，还充满敌意。”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她才察觉自己重新成了小姑娘、一个住在森林和海岸之间普鲁士村庄的小姑娘。

“不对。”阿琴波尔迪对她说，但声音好像耳语。“这片土地特别特别特别烦人……”

醒来后，她明白应该去墨西哥，马上就走，一刻也不耽误。中午，英格丽德出现在修理部。洛特是从她办公室的玻璃窗里看见她的。英格丽德像从前一样，上楼前先跟两个机械修理工开开玩笑。由于玻璃隔音，她的笑声减弱了，听起来清脆、无忧无虑。但是，英格丽德一来到她面前，就表现得严肃多了。在给那位女律师拨电话前，她俩喝茶，吃饼干。洛特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吃没喝了。饼干到了胃里感觉舒服。另外，英格丽德一出现就让她感觉安慰，因为这个姑娘谨慎、朴实，知道该玩笑的时候玩笑，该严肃的时候严肃。

给那位女律师打电话的时候，洛特要英格丽德告诉女律师，她准备亲自去墨西哥圣特莱莎解决一切该解决的问题。那女律师——好像还处在半睡眠状态，刚刚下床，给了英格丽德两个地址，然后就挂了电话。当天下午，洛特去拜访自己的律师，说明了情况。她的律师连着打了两个电话，然后告诉她，要加小心，不能信赖墨西哥律师。

洛特自信地说：“这我早就知道。”

律师还告诉她最好的银行交易方式。晚上，她打电话请英格丽德来家一叙。她问姑娘是否愿意陪她去一趟墨西哥。

洛特说：“当然给你报酬了。”

英格丽德问：“是当翻译吗？”

“当翻译、口译，当陪同，怎么说都行。”洛特不高兴地说道。

“愿意。”英格丽德说道。

四天后，她俩坐上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从洛杉矶转乘飞往图森的飞机。到达图森后，租了一辆汽车前往圣特莱莎。她刚一看见克劳斯，儿子就说：妈，你老了。这话让洛特难堪。

她本想回答说，儿子，岁月不饶人啊；可是，泪水不让她开口。房间里有四个人：女律师、英格丽德、她和克劳斯。墙壁和地面是水泥的，有潮湿的痕迹，有一张仿木的塑料桌子，四个腿脚拧在地面上，还有两个木条凳子也拧在地上。英格丽德、女律师和洛特坐在一条凳子上；克劳斯单坐在另外一条凳子上。他没有戴手铐，也没有遭受拷打的痕迹。自从多年前分别后，洛特发觉儿子胖了许多。他离开家里时还是个少年。女律师列数指控克劳斯犯下的杀人罪行时，洛特想，这里的人一定疯了。她说，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杀害这么多妇女。

女律师微微一笑，说道，圣特莱莎有人可能就是在不理智地杀害妇女啊。

女律师的办公地点在城里的上区，就在她住房的同一个楼层里。那里有两个入口，都在同一个套间里。有三四面墙壁是外面粉刷过的。

洛特说：“我住的地方也是这个样子。”女律师没听懂。英格丽德只好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修理部和楼上办公室的关系。

按照女律师的建议，洛特和英格丽德下榻在城里最好的旅馆——沙丘饭店，尽管圣特莱莎没有任何类型的沙丘；据英格丽德报告，无论郊区还是方圆百里之内都没沙丘。起初，洛特准备要两个房间；但是，英格丽德说服了她，一间够了，可以省钱。多年来，洛特没有和别人同住一屋了，头几夜，花了好长时间才睡着。为了消遣，她打开电视，调成静音，躺在床上看节目：里面有人又说又动，极力要说服另外的人做可能难办的事情。

夜晚有很多通过电视进行布道的节目。墨西哥的电视布道牧师容易辨认，他们一个个肤色黝黑，满脸冒汗，身上的西装和领带好像是从二手货商店里买的，尽管衣服可能是新的。还有，他们的布道内容也比较有戏剧性，令人开心，观众很多；另外，这些观众好像吸了毒品，一个个极为不幸的样子，与美国收看电视布道的情况相反；美国电视布道者穿着同样糟糕，但至少像有固定工作的样子。

洛特在想这个墨西哥边境之夜：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美国人是白人，或许其中有德国或者荷兰人后裔，因此跟我的想法接近。

她终于睡着了，没有关闭电视，总是梦见阿琴波尔迪。她看见哥哥坐在一块巨大的火山岩上，衣衫褴褛，手持火炬，悲伤地望着她。哥哥也许死了，洛特想，但是我儿子还活着呢。

第二天她看见克劳斯的时候，尽量不太突兀地告诉儿子：维尔纳已经去世。克劳斯不动声色地听着，点点头。最后，他说：他是个好人。但口气之疏远好像是在说狱中难友。

第三天，英格丽德在接见室一个角落里悄悄看书的同时，克劳斯向母亲打听舅舅的情况。洛特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但是，儿子的这个问题让她吃惊，她不得不告诉儿子，自从到达圣特莱莎以后，她经常梦见阿琴波尔迪。克劳斯要母亲讲讲内容。等母亲一讲完，他就坦率地说，好长时间以来，他也常常梦见阿琴波尔迪，梦的内容都不好。

洛特问：“是哪种梦啊？”

克劳斯：“噩梦。”

后来，他微微一笑。母子说起别的事情来。

探视结束后，洛特和英格丽德开车在城里兜风，她俩去市场买了印第安手工艺品。据洛特说，这些产品肯定是中国或者泰国制造的。但是，英格丽德喜欢，她购买了三个泥人，没有上釉和彩绘，粗糙、结实，代表夫妻加儿子。她送给洛特，说是会给她带来好运。一天上午，她俩去了蒂华纳德国领馆。原来打算开车前往。女律师劝她俩乘坐飞机，每天都有一次航班。到了蒂华纳，她俩住进了旅游中心的指定饭店，那里人多，乱哄哄的不像旅游者。按照洛特的意见，当天上午就可以找领事谈话，说明儿子的案情。出乎洛特的意料，领事已经获悉一切，他告诉她俩，领事馆早就派遣了一位官员去看望克劳斯，但女律师断然拒绝了该官员的探视。

领事说，可能那位女律师还不知道那探视的事，或者那会儿她还不是克劳斯的女律师，或者克劳斯宁肯什么也不告诉她。另外，考虑到种种后果，克劳斯是美国公民啊，这本身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领事得出结论说，为此，就必须谨慎行事，无论洛特怎么保证儿子是无辜的，那也无济于事。总而言之，领事已经干预此事了。她俩返回圣特莱莎时心情平静多了。

到了最后两天，她俩不能探视克劳斯了，也不允许打电话给他。那位女律师说，这是监狱内部规定的，尽管洛特知道儿子有手机，有时整天跟外面通话。但她不愿意捣乱，也不愿意跟女律师顶撞，而是用这两天的时间在城里转悠。这座城市让她越来越觉得杂乱无章，越来越不感兴趣。在动身去图森之前，她关在旅馆房间里写了一封给儿子的长信，请女律师在她走后再转交给克劳斯。她带着英格丽德去克劳斯在圣特莱莎住过的房子外面转转，好像参观纪念碑一样；那房子是加利福尼亚式的，看上去令人愉快，能够接受。后来，她去了克劳斯在市中心的电脑商店，正如女律师事先提醒她的，店铺关闭了，因为这家商店是克劳斯的产业，他相信自己不等开庭审判就会无罪释放，所以不愿意出租。

一回到德国，洛特突然发觉这趟旅行比她预想的要累。在床上连着躺了好几天，没有去办公室，但是，只要电话铃一响，她立刻接听，担心是墨西哥打过来的。那几天她做梦，里面有个声音，非常热情、温柔，在她耳边悄声说，她儿子真的可能是圣特莱莎杀害妇女的凶手。

“胡说八道！”她喊叫起来，结果立刻惊醒过来。

有时，打来电话的人是英格丽德。她俩说话时间不长。姑娘问她健康情况如何，关心克劳斯案子的最新进展。通过电子邮件，语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洛特自己借助翻译机来翻译。一天下午，英格丽德给她带来一件礼物：《德语—西班牙语词典》，洛特大为感谢，但她确信这礼物绝无用处。但是，不久，她在看女律师发送过来克劳斯卷宗中的照片时，就拿起了英格丽德送给她的词典，寻找某些词汇。几天后，她很有些吃惊地发现自己天生可以掌握外语。

1996年洛特再次去圣特莱莎，请求英格丽德陪同前往。那时，英格丽德正在跟一个在建筑研究所工作的小伙子（但不是建筑师）交往。一天晚上，这对年轻人邀请洛特吃晚饭。小伙子对圣特莱莎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有一阵工夫，洛特以为英格丽德打算带着她未婚夫一块去墨西哥呢。可英格丽德说，他还不是未婚夫并且说她准备陪同洛特前往。

本该于1996年开庭的审判，最后又延期了。洛特和英格丽德在圣特莱莎逗留了九天，只要有可能，她俩就去探视克劳斯；此外就是开车在城里转悠和关在旅馆里看电视。有时晚上英格丽德告诉洛特她去旅馆酒吧喝酒或者去旅馆歌厅跳舞。洛特就自己留在房间里，改换电视节目的频道，因为英格丽德总是看英语节目；而她则喜欢看墨西哥节目，她认为这是一种接近儿子的方式。

有两次，英格丽德直到清晨五点钟过了才回房间。她看到洛特仍然坐在床边或者扶手椅上，看电视。一天晚上，英格丽德不在房间里，克劳斯来了电话。洛特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克劳斯跑出了沙漠边缘那座可怕的监狱。克劳斯声音正常（确切地说是放松）地问候母亲是否安好。洛特说：好，都好，然后就不知说什么好了。等到她镇定下来以后，就问儿子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

克劳斯说：“从监狱里啊。”

洛特看看手表。

她问：“这深更半夜地怎么会允许你打电话呢？”

克劳斯笑了，他说：“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的。我用的是手机。”

这时洛特才想起那位女律师说过，克劳斯有手机。接着，母子二人又说了一些别的事情。最后，克劳斯说他困了，想睡觉；说话的声音变调了，不那么平静、自然了，而是低沉了。这让洛特回想起有一次在德国见过一个演员朗诵诗歌的情景。她不记得那首诗歌，大概是古典诗歌吧，但那演员的声音永世难忘。

洛特问儿子：“你梦见什么了？”

克劳斯反问：“你不知道？”

洛特说：“不知道。”

“那我还是不说为好。”克劳斯说罢挂了电话。

洛特的第一个冲动就是立刻打电话过去，继续跟儿子通话；但是，很快发觉没有儿子手机的号码。犹豫了一下，她打电话给女律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明明知道这个钟点打电话是缺乏教养的。等到女律师终于拿起电话时，洛特连忙用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夹杂着解释情况，说她急需克劳斯的手机号码。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女律师说出了号码，确信她已经正确地写好后就挂上了电话。

另外，这个“长时间的沉默”让洛特感觉里面有很多疑问，因为女律师不是放下电话去找电话号码本，而是原地保持沉默，可能在想什么，在考虑是否应该把号码给她。不管怎样吧，洛特听见了那边在“长时间的沉默里”有呼吸的声音，可以说对方挣扎在两难之间。后来，洛特给克劳斯的手机打过去，但是占线。她等了十分钟。再打过去，依然占线。这深更半夜地克劳斯会给谁打电话呢？她纳闷。

第二天去探视的时候，她不想提起此事，也不愿意问他什么。另外，克劳斯的态度依然如故，疏远、冷淡，好像蹲监狱的不是他。

这第二次去墨西哥，无论如何，洛特觉得都不像第一次那样迷茫。有时候，她在监狱里等候探视的时候，跟前来探监的妇女聊天。看见有拖儿带女的妇女，她已经学会说：漂亮娃娃，漂亮孩子；看见囚犯的母亲或者奶奶蒙着披肩不动声色或者听天由命地排队等候探视时间的时候，她会说：这老太太真好，和蔼可亲。逗留到第三天，她也买了一件披肩；有时，她走在英格丽德和女律师身后的时候，往往流下眼泪，她就用披肩蒙脸，有点私密空间吧。

1997年，她又一次去墨西哥。这一回，她是单独行动的，因为英格丽德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不能陪她。洛特的西班牙语通过用功学习，已经大有改善，可以跟女律师通话了。旅途平安无事。但是，一到圣特莱莎，她从女律师脸上看到以及从过长时间的拥抱上，明白了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审判——像一场梦——持续了二十分钟，最后宣判克劳斯是四起杀人案的罪犯。

当天夜里，女律师送洛特回旅馆。由于她没有要离去的样子，洛特以为她有话要说，可能不知如何开口，就邀请她去酒吧喝酒，虽说感觉疲劳，很想上床睡觉。她俩在一扇靠近大窗户的桌子旁边喝酒，可以看到外面的林荫大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女律师看上去也很疲倦，开始用西班牙语骂起人来，也许这是洛特猜出来的；接着，女律师毫无顾忌地哭了。洛特想：这女人爱上我儿子了。洛特离开圣特莱莎之前，女律师告诉她：审判里充满了潜规则，有可能宣布无效。女律师保证，不管怎么样吧，我会上诉的。在洛特开车返回的旅途中，一面沿着沙漠边缘行驶，一面想着儿子，判决结果对儿子毫无影响；她还想到了女律师，认为儿子和女律师居然成了一对，虽然方式很奇怪，但也十分自然。

1998年宣布第一次审判无效，确定了第二次审判的日期。一天夜里，洛特从帕德博恩跟女律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通话的时候，她冷不防地问女律师，她和克劳斯之间是不是有更多的关系？

女律师说：“是的，有更多关系。”

洛特问：“你觉得特别痛苦吗？”

“没有您那么痛苦。”女律师答道。

洛特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是他母亲，可你是有选择自由的啊。”

“爱情里别无选择啊。”女律师说。

“克劳斯爱你吗？”洛特问。

“跟他睡觉的是我啊！”女律师粗暴地说道。

洛特不明白她的意思。但是，后来她想起来了，墨西哥跟德国一样，任何犯人都有权利享受夫妻生活或者男女在狱中留宿。洛特从前看过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电视节目。她记得，犯人和女子留宿的房间惨不忍睹。探监的女子非常认真地把房间收拾一遍；但是，用鲜花和方围巾布置的效果，仅仅使得不带个人色彩的悲惨房间变成了悲惨的廉价妓院。洛特想，这还是发生在德国模范监狱里呢，德国监狱没有人满为患的问题，干净、实用，就别想像圣特莱莎监狱女子留宿会是怎样的情景了。

洛特说：“您为我儿子所做的一切让我感到敬佩。”

女律师说：“也没什么。我从克劳斯那里得到的是无价之宝。”

那天夜里，洛特睡前想女律师，想儿子，想这二人如果到了德国或者欧洲某个地方的情景，想像着女律师挺着大肚子等候克劳斯之子的诞生；后来，她就睡着了，睡得很香，像个婴儿。

1998年洛特去墨西哥两次，在圣特莱莎一共待了四十五天。审判延期到1999年。她从洛杉矶飞抵图森的时候，与租赁轿车的代理商店发生纠纷，人家考虑到她年事已高拒绝出租给她。

洛特用西班牙语说：“我是上了年纪，可是会开车啊。从来没出过事故。”

争论的结果让洛特白白浪费了半天时间。她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圣特莱莎。司机名叫斯特维·埃尔南德斯，会说西班牙语。在穿越沙漠时，他问洛特：什么事情非去墨西哥不可啊？

洛特说：“我去看儿子。”

司机说：“下次再来，告诉你儿子去图森接你，因为这车钱可不便宜啊。”

洛特说：“我还能有什么指望啊！”

1999年洛特再去墨西哥的时候，女律师去图森接她。这一年对洛特来说不顺利。帕德博恩的生意不好。她真的在考虑出售修理部和办公室楼房，甚至她自己的住所了。健康情况不好。为她做检查的医生们没发现什么异常，但是洛特有时感觉连最简单的事情都无能为力了。每当天气变坏，她就感冒，不得不卧床几天；有时还发高烧。

2000年，她无法去墨西哥，但每周都跟女律师通话。女律师一直坚持向她汇报克劳斯的新情况。不通电话时，她俩就借助电子邮件交流；她甚至在家里安装了传真机，以便接收关于妇女被杀害案件的新文件。这一年，她没去墨西哥，但是有意识地锻炼身体，争取来年再去。服用维生素，雇了一位理疗师，每周去一次中国医生那里扎针灸。遵照医嘱，多吃新鲜水果和生菜。不再吃红肉，代之以鱼类。

2001年到了。她准备再次去墨西哥，但是无论她多么小心在意，健康已经大不如前。后来发现，情绪控制力也下降了。

她在法兰克福机场等候飞往洛杉矶的航班时，进了一家书店，买了一本书和两本杂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洛特都不是一个好读者；就算她偶尔也买书，通常也是那种演员退休后或者长期没拍电影时写的东西，或者是名人传记，或者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写的作品，表面上看多有趣闻轶事，其实里面连个完整的故事都没有。

但这一回，不知是漫不经心还是为了不失去跟哥哥的联系，她买了一本《林中王》，作者是什么本诺·冯·阿琴波尔迪。那本书——不超过一百五十页——说的是一个瘸子爹和一个独眼妈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喜欢游泳，女儿喜欢跟着哥哥去海边悬崖。飞机在穿越大西洋上空的时候，洛特惊愕地发现自己正在阅读她的部分童年生活。

作品的风格很奇怪，行文明快，甚至透亮，但是，故事发生的方式却没有结果：只停留在父母和两个孩子身上，只有动物和几位邻居；实际上，最后就剩下大自然——逐渐溶化在开水锅里，直至完全消失而已。

就在乘客们睡觉的同时，洛特开始第二次阅读《林中王》，凡是不讲述她家、住房、邻居、院子的段落，都一一跳过去；最后，她确信，作者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就是自己的哥哥，尽管也可能是作者跟她哥哥谈过话，洛特立即推翻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她判断书里有些事情哥哥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讲述的，只有写出来才能让大家知道。

书的勒口里没有作者像，但是有作者出生的年份——1920年，这正是哥哥出生的时间，还有一长串书名，都是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还说，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十二种语言；多年来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洛特在洛杉矶等候转乘飞往图森的航班时，四处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作品。但是，机场书店里只有关于外星人的图书、被劫持到外部空间的人的故事、第三空间里的遭遇以及目击飞碟的书籍。

女律师在图森等着她呢。在前往圣特莱莎的途中，她俩谈起了案子。据女律师说，这个案子成了死结，这是好事；可是，洛特虽然不懂，却觉得死结是坏事。但她不想跟女律师顶撞，而是去看外面的风景。车窗落下来了，沙漠的空气——甜蜜、温暖的空气——是洛特乘坐飞机之后十分需要的。

当天，洛特就去了监狱。有个老太婆认出了她，这让她高兴。

老太婆说：“看见你的人有福了。”

洛特一面长时间地拥抱老太婆一面说道：“哎呀，蒙奇塔，你好吗？”

老太婆回答说：“老样子啊，太太，总是在受苦受难罢了。”

她觉得克劳斯还是老样子，疏远，冷漠，有点消瘦，但依然结实，还是那副从十七岁以来就有，但难以觉察的不满神情。母子谈些琐事，谈到了德国（尽管克劳斯觉得德国的一切似乎都没意思），谈到旅行，谈到修理部的情况。等女律师一出去找监狱官员的时候，洛特就说了旅途中看了阿琴波尔迪作品的事情。起初，克劳斯似乎没兴趣听，但是，等洛特从衣袋里掏出书来，开始阅读已经划线的段落的时候，克劳斯的表情变了。

洛特说：“你想看的话，我把书留下。”

克劳斯点点头，想立即拿过来。但是，洛特没有松手。

“让我先记个地址吧。”她说着，掏出记事本，在上面记下了出版社的地址。然后，把书给了儿子。

当天夜里，洛特在旅馆里喝橘汁、吃饼干、看墨西哥电视的晚间节目时，差不多临近黎明时分，她给汉堡的布比斯出版社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要找社长通话。

“是女社长。”女秘书说，“是布比斯夫人，她还没来。麻烦您过一会儿再打过来吧。”

洛特说：“行。我过一会儿再打。”犹豫了一下，她又说：“请告诉女社长，打电话的人名叫洛特·哈斯，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妹妹。”

随后，她告诉服务台，请三小时后叫醒她。没脱衣服，就睡下了。她听见走廊里有动静。电视机还开着呢，但音量调到最小。她梦见一座陵园，里面有座巨人的坟墓。墓石开了，巨人伸出一只手来，接着又是一只手，然后是脑袋——披着长长金发、布满泥土的头颅。没等服务台叫她，她就醒了。她重新放大音量，在房间里兜了几圈，时不时地瞥上一眼一个歌迷节目。

等服务员打来电话时，她道谢之后，再次呼叫汉堡。还是那位女秘书接的电话，她说，女社长来了。洛特等了几秒钟，直到听见了一个女人银铃般的声音；她感觉这女人受过高等教育。

洛特说：“您是女社长吗？我是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妹妹。他原名叫汉斯·赖特尔。”她声明道，接着，沉默下来，因为一时想不出还能说什么。

“您没事吧？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女秘书告诉我，您是从墨西哥打的电话。”

“对，是从墨西哥打的。”洛特说道，几乎要哭了。

“您住在墨西哥吗？是从墨西哥什么地方打的电话？”

“夫人，我家在德国，住在帕德博恩，有修理部等等产业。”

“啊，太好了。”女社长说道。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洛特不大清楚为什么，也许是女社长叫好的方式或者问话的方式，让她发现女社长年龄比她大，就是说，是位年长的老太太。

于是，话匣子就打开了。洛特说她好久没有见到她哥哥了；还说她儿子被关押在墨西哥；还说她丈夫去世了；还说她没有再婚；还说是需要和绝望迫使她学了西班牙语——至今说不利落；还说她母亲已经逝世，可能她哥哥还不知道；还说她打算卖掉修理部；还说在飞机上读了哥哥一部作品，她惊喜极了；还说穿过沙漠时，她一心想的就是哥哥。

后来，洛特请求原谅，这时才发现自己在哭。

她听见电话里女社长在问她：“您打算什么时候返回帕德博恩？”

女社长又说：“请把您的地址给我！”

又说：“您就是那个头发金黄、皮肤白皙的小姑娘。有时，您母亲来家里干活时还带着您呢。”

洛特在想：“家里”？什么家里啊？我怎么能记得这个呢？但是，后来她想起了村里有些人惟一去干活的“家里”就是冯·聪佩男爵的别墅。于是，她想起了那座别墅，想起了她跟着母亲去干活的日子，去掸土，扫地，擦烛台，给地板打蜡。但还没等她再开口，女社长说：

“我希望您尽快能有您哥哥的消息。跟您谈话很愉快。再见。”

对方把电话给挂了。洛特在墨西哥还把电话放在耳边等了一会儿。她听见的杂音像是来自深渊，像是有人堕落深渊时听见的声音。

在她回到德国三个月后，阿琴波尔迪露面了。

门铃响起来的时候，洛特刚要上床，身上穿着睡衣呢。她从对讲机里问是谁。

阿琴波尔迪说：“是我！你哥哥！”

那天夜里，兄妹二人一直聊到天亮。洛特说了克劳斯的事，说到了圣特莱莎妇女被杀的案子；还说到了克劳斯的梦，梦里有个巨人把克劳斯从监狱里拯救出来了。洛特说，可是你现在不像巨人啦。

“我从来就不是巨人啊。”阿琴波尔迪一面说着一面在洛特的客厅和餐室里转悠；他在墙上搁板前停住了脚步，那上面排列着十几部他的作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洛特长时间沉默后说道，“我已经没力气了。我什么也不明白。明白的那一点点让我感到害怕。毫无意义啊。”

“你就是累啦。”哥哥说。

洛特说：“累啦，老啦。需要孙子啦。你也老啦。今年多少岁啦？”

阿琴波尔迪说：“八十多岁。”

洛特说：“我害怕生病。”她问：“你真的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又说：“我担心克劳斯会死掉。他很骄傲。不知道他像谁。维尔纳不是这个样子。你和爸爸也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一说起爸爸，就叫他瘸子？一说起妈妈就叫她独眼？”

阿琴波尔迪说：“爸爸、妈妈就是那个样子嘛。你忘了？”

洛特说：“记得。监狱可怕，很可怕。哪怕你慢慢能习惯。就像染上病了一样。”她说：“布比斯夫人对我很友好。我俩说话不多，可她和蔼可亲。”她问：“我认识她吗？见过她？”

阿琴波尔迪说：“你见过。那时，你还小呢。肯定不记得了。”

后来，他用指尖敲敲图书。各种各样的图书：精装的、平装的、袖珍本。

洛特说：“好多、好多事情不记得了。好事、坏事、更坏的事。但是，友好的人们，我永远忘不了。那位女社长夫人非常友好。”洛特说：“哪怕我儿子烂在墨西哥监狱里，可谁替他操心呢？假如我死了，还有谁会想着他呢？”洛特说：“我儿子没孩子，没朋友，什么都没有。”洛特说：“你瞧！天亮了。你喝什么？茶、咖啡、水？”

阿琴波尔迪坐下来，伸伸双腿。骨头咯咯作响。

“你都忙些什么呀？”她问。

“一杯啤酒吧。”

“没啤酒。”洛特说，“你都忙些什么呀？”

三味冰激凌。

如果你想吃巧克力、香草、草莓冰激凌，就要三味冰激凌好啦。人家就会给你送来这三种味道的冰激凌，巧克力、香草和草莓，而不是别的什么味道。这就叫三味冰激凌。

阿琴波尔迪离开妹妹家之后，就去了汉堡。他从那里打算直飞墨西哥。由于航班要等到次日早晨才起飞，他去一座没去过的公园兜了一圈，里面很大，到处是树木和方石铺的小路；妇女带着孩子散步，少年们滑着旱冰，时不时地有大学生骑车过去；他在一处酒吧的花坛里坐下，那花坛距离酒吧实际很远，几乎就在树林的中央；接着，开始读书；后来，他要了一个三明治和一瓶啤酒，立刻付钱；后来要了一份三味冰激凌，立刻付钱，因为在花坛里消费必须立刻付钱。

另外，就在这个花坛里，只有他和三张餐桌（铸铁的，坚固、华丽，可以说很难被偷走）；此外，有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岁数没有阿琴波尔迪那么大，正在看杂志和饮咖啡。阿琴波尔迪快要吃完冰激凌的时候，那位绅士问他是否喜欢。

“对，喜欢。”阿琴波尔迪说完一笑。

那位绅士受这个友好微笑的鼓励起身，在邻桌坐了下来。

他说：“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亚历山大·三味冰激凌——这种冷饮的创始人就是我的祖先，他非常出众，大旅行家，学者；他的主要爱好就是植物学和园艺学。当然，如果说他想过这事，那就是认为他撰写和出版的一些小册子，大部分是游记，不一定是那种旅游指南，而是至今看来依然有魅力、很明快，会载入史册的；那些小册子似乎要把每次旅行的最终目的定位在检查一处特定的花园，有时是被遗忘、废弃、听天由命的花园；我那位杰出的祖先善于从杂草和荒芜的景象里发现它们的美妙之处。他那些小册子，虽然披着植物学的外衣，却充满了睿智的见解。你通过看那些小册子，可以对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形成相当接近实际的看法，那是一个经常痉挛的欧洲，暴风雨常常吹到我家族城堡的边缘，您知道，它位于格尔利茨附近。我那位祖先当然对那些暴风雨不会漠不关心；同样地，对人性的多变不会漠不关心。为此，他用他的方式，虽然谦卑但是用德文流畅地写作和发表文章，抗议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估计，他对死后灵魂到哪里去没有兴趣，虽然字里行间也说上几句。他感兴趣的是人类尊严，是植物。关于幸福，他一字没说。我猜测，他认为幸福是绝对私人的事，也许，怎么说呢？认为幸福是泥坑或者是流动的泥水。他很有幽默感，虽说有些文字与我的幸福观抵触。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不是圣人，甚至算不上勇士；对，他想到了身后事。想到了半身塑像、骑马塑像、永远收藏在图书馆里的最大号书。他永远没想到的是他会因为三味冰激凌的名字而载入史册。这点我能肯定。好了，您觉得如何？”

阿琴波尔迪回答说：“我真不知该怎么想。”

“已经没人记得那个植物学家的亚历山大，没人能想起来那位模范园丁，没人阅读他的作品了。但是，人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品尝过三位冰激凌，在春天和秋天特别迷人、味美。”

阿琴波尔迪问：“为什么不是夏天呢？”

“因为夏天它甜得发腻。夏天的冰激凌最好用水制造，而不是牛奶。”

公园里的灯光忽然亮了，尽管有过短暂的漆黑一片，仿佛有人给汉堡的某些居民区蒙上了黑色的毛毯。

那位绅士——大约有七十岁——叹口气，然后说道：

“嘿，多神秘的遗产啊！您说呢？”

“对，对，我也这么认为。”阿琴波尔迪回答说，一面起身告别三味冰激凌创始人的后代。

很快，他就走出了公园。第二天去了墨西哥。

注　释

［1］ 　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英国著名作家。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为《迷茫》。

［2］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拉丁美洲著名作家。

［3］ 　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 1770—1843），德国古典浪漫诗人。

［4］ 　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德国剧作家、小说家。

［5］ 　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夜之赞歌》、《圣歌》，长篇小说《亨利希·冯·奥佛特丁根》。

［6］ 　艾兴多夫（Joseph von Eichendorff, 1788—1857），德国作家。

［7］ 　霍夫曼（E. T. A. Hoffmann, 1776—1822），德国作家。

［8］ 　中世纪著名的日耳曼诗人埃申巴赫写的诗歌，以亚瑟王传奇中的英雄人物帕西法尔寻找圣杯的事迹为主题。

［9］ 　希腊神话中的蛇，有九头，砍去一个，会长出两个。后为大力神所杀。

［10］ 　英国小说《德拉库拉》中的吸血鬼之王。

［11］ 　弗拉维奥·约瑟夫斯（Titus Flavius Josephus，约公元37—101），古犹太教的法利赛人历史学家、国务活动家、外交家，犹太人起义的领袖。

［12］ 　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哲学家、剧作家。

［13］ 　指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形成的三角地带。

［14］ 　波兰—苏联边境河。

［15］ 　源于古希腊文字母。现为斯拉夫民族使用。

［16］ 　弗兰格尔（Pyotr Nikolayevich Wrangel, 1878—1928），俄国男爵，步兵中将。曾任白卫军首领对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7］ 　克拉斯诺夫（Krasnov, 1869—1947），1917年任临时政府骑兵军长，与布尔什维克对抗。

［18］ 　邓尼金（Anton Ivanovich Denikin, 1872—1947），曾任临时政府总参谋长，白卫军首领。

［19］ 　奥多耶夫斯基（Vladimir Odoevsky， 1803—1869），俄国作家。

［20］ 　拉热奇尼科夫（Ivan Larhechnikov, 1792—1869），俄国作家。

［21］ 　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 1742—1799），18世纪下半叶德国启蒙学者、思想家、作家、政论家。

［22］ 　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17世纪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23］ 　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 1893—1930），俄国著名诗人。代表作为《列宁》。

［24］ 　莱蒙托夫（Lermontov, 1814—1841），俄国著名诗人。代表作有《海盗》、《罪犯》、《恶魔》等。

［25］ 　普希金（Pushkin, 1799—1837），俄国著名文学家。代表作有《上尉的女儿》、《叶普盖尼·奥涅金》等。

［26］ 　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 1890—1950），俄国著名舞蹈家。

［27］ 　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 1885—1922），俄国诗人，文学评论家。

［28］ 　季诺维也夫（Zinvoiev, 1883—193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苏联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29］ 　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1879—1940），苏联早期的政治、军事领导人。因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主张而被打成对立派——托派。

［30］ 　皮埃尔·布鲁埃（Pierre Broué, 1926—2005），法国历史学家。在《1917—1923德国革命》一书中提及俄国十月革命。

［31］ 　巴维尔（Pavel Mikhailovich Tretyakov, 1832—1898），俄国著名收藏家。

［32］ 　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 1880—1934），俄国象征主义重要代表人物。

［33］ 　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 1870—1919），德国作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34］ 　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 1878—1923），1910年墨西哥大革命中的农民军领袖。

［35］ 　多雷（Gustave Doré, 1832—1883），法国著名画家。以为文学作品插图闻名遐迩。

［36］ 　伊内萨·阿曼德（Inessa Armand, 1874—1920），俄国共产党内的妇女领袖。

［37］ 　指1913年俄国出现的纯几何形抽象绘画艺术运动。

［38］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Severinovich Malevich, 1878—1935），俄国结构主义艺术开创者。

［39］ 　尤里·比亚塔可夫，俄共领导人之一。

［40］ 　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 1883—1936），俄国著名政治家、国务活动家、苏维埃政权早期领导人。1936年斯大林以其“反党”为名，将其处决。

［41］ 　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法国写实主义画家。

［42］ 　库尔贝最复杂、最成功的作品。

［43］ 　多米埃（Honoré Daumier, 1808—1879），法国石版漫画家。

［44］ 　儒勒·瓦莱斯（Jules Vallès, 1832—1885），法国作家。巴黎公社委员。代表作为《雅克·万特拉》。

［45］ 　蒲鲁东（Proudhon, 1809—186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

［46］ 　安格尔（Ingres, 1780—1867），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派代表。

［47］ 　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 1798—1863），法国著名浪漫主义画派代表。

［48］ 　指阿琴波尔多。

［49］ 　贝尔纳蒂诺·卢伊尼（Bernardino Luini, 1481—1532），意大利画家。

［50］ 　1890—1920年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中的诗歌流派，追求崇高与完美。

［51］ 　马卡连柯（Makarenko, 1888—1939），苏联著名教育家、作家。代表作为《教育诗》、《塔上旗》，讲究集体主义。

［52］ 　罗马尼亚的城市。

［53］ 　波兰与德国接壤的边境城市。

［54］ 　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 1813—1863），德国著名现实主义悲剧作家。《犹滴》是他的第一部悲剧。

［55］ 　戈林（Hermann G ring, 1893—1946），德国空军元帅。纳粹党的二号人物。

［56］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著名作家、诗人。

［57］ 　塔西佗（Tacitus，约55—120），古罗马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编年史》。

［58］ 　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 1907—1990），意大利著名作家，重要作品有《冷漠的人们》、《罗马人》、《罗马的故事》等。

［59］ 　丁托列托（Tintoretto, 1518—1598），真名雅各布·罗布斯奇，染匠的儿子。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

［60］ 　旧石器晚期欧洲的高加索人种。

［61］ 　德国尼安德特河流域的人种。

［62］ 　德克·博嘉德（Dirk Bogarde, 1921—1999），英国著名电影演员、作家。主演过《家庭医生》、《诽谤》等。

［63］ 　显克维支（H. Sienkiewica, 1846—1916），波兰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重要作品有《第三个女人》、《你往何处去》、《十字军骑士》等。

［64］ 　法语，有连载小说片段的意思。

［65］ 　格鲁克（Gluck, 1714—1778），德国作曲家。

［66］ 　洪都拉斯首都。

［67］ 　影片《魂断威尼斯》中的美少年。

初版附言

《2666》是遗作，在作者去世后一年多，首次出版。因此，人们有理由发问：眼前的这部作品在多大程度上与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如果在世出版的《2666》一致？回答是请大家放心吧：《2666》与作者设计的目标非常接近。毋庸置疑，如果作者在世，他肯定会在《2666》上花更多的时间。但仅仅在他去世前不久，他亲自宣布：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预定结束《2666》的期限早已经超过了。无论如何，《2666》的整体构筑——而不是基础——已经封顶；作品的轮廓、体积规模、总的内容，无论如何不会与完工后的样子有什么不同。

罗贝托·波拉尼奥生前说过，《2666》的庞大计划已经改为五部系列小说，即与后来的《2666》五个组成部分一致。的确，在作者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一再坚持这个想法，因为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完成最初的计划。但需要提醒的是，实际问题的考虑（顺便说一句，波拉尼奥在这方面，不大老练）已经加入到上述想法里了：面对日益迫近的死神，波拉尼奥觉得对于出版人和他的财产继承人来说，更加切实可行和比较有效益的是，分成五部独立的中、长篇小说，而不是一部庞然大物更好，何况它还没有彻底完工呢。

但是，阅读过这部作品之后，感觉最好还是恢复它原来的完整面目。虽说《2666》可以独立阅读，但组成它的五个部分，除去它们之间大量共享的元素（巧妙编织、反复重提的主旋律），显而易见的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图。用不着拿出五个部分中的开放结构加以说明了，因为早有《荒野侦探》那样的先例。既然《2666》是作者去世后出版的，那它就是未完成的作品，难道就不会产生种种别的猜疑了吗？

此外，还有一个考虑可以支持《2666》五个组成部分集合起来出版：一旦确定阅读它的完整框架，就不会破坏将来的分散发表，只要《2666》的开放结构同意，甚至建议它们组合起来。波拉尼奥这位优秀的小说家和优秀小说的作者，从一开始启动创作《2666》就总是自诩会有一个庞大的规划，要远远超出《荒野侦探》，无论在雄心上还是篇幅方面。《2666》的篇幅是与各个组成部分的原创理念分不开的，与鼓舞这一理念的冒险精神也是不可分的，与作者不理智的渴望追求全景式小说是分不开的。关于全景式小说，回忆一下《2666》如下的段落是不多余的：小说中的一个主角，阿玛尔菲塔诺，在跟一个喜欢读书的药剂师谈话后，假装泄气地思考中篇小说（行文中引用了梅尔维尔的《巴托比》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日益提高的声誉、从而损害了长篇巨著小说的发展（行文中引用了《白鲸》和《审判》）。

阿玛尔菲塔诺想：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荒谬选择啊！连这些有文化的药剂师也不敢面对那些激流般不完美的巨著，可正是这些巨著在陌生的领域里开路的啊。他们选择了文学大师的完美习作。或者也同样想看练剑时的大师，但丝毫不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战斗：大师在战斗中与那些让我们大家感到恐惧，那些能吓倒我们、让我们生气、有鲜血、致命伤口和臭气的东西搏斗。（详见第229页）

接下来是书名问题。这个神秘的2666——实际上是个日期——表现一个高潮点，把作品的不同部分整合为一体。如果没有这个高潮点，整体性会失衡、无果、悬疑在虚无中。

《2666》中有大量笔记，作者在其中一个里说明，作品里有个“秘密中心”，可能藏在应该注意的“有形中心”的下面。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这个“有形中心”可能是圣特莱莎，即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华雷斯城的忠实写照。小说的五个部分最后都汇集到了圣特莱莎。那里发生的罪行构成了作品令人震撼的背景（书中一个人物说：“那里藏着世界秘密。”）。至于这个“秘密中心”不正是2666整部小说躲避的日期正在指明的吗？

《2666》的创作占去了波拉尼奥生前最后几年的时光。但是，这部作品的构思和设计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如果追溯起来，那在波拉尼奥一些作品里都可以感受到它的脉动，尤其是自从完成《荒野侦探》（1998年）之后陆续发表的作品中，另外《荒野侦探》完稿于墨西哥的索诺拉沙漠里也绝非偶然。将来一定会对这些脉动进行仔细的钩沉。眼下指出一处很有说服力的例证足矣：1999年发表的《护身符》就可以听到这样的脉动。重读《护身符》可以看到2666这个日期给出的清晰线索。《护身符》的女主角奥西里奥（《荒野侦探》的人物化身）讲述了一天夜里如何跟踪阿图罗和埃内斯托去墨西哥城的格雷罗居民区，这二人去找“嫖客王”。她是这样说的：

我跟着他俩。看见他俩快步沿着布卡雷利大街走到改革大道，看见他俩不等绿灯亮起就穿过了改革大道；他俩长发乱成一团，因为这个钟点的改革大道夜风强劲，改革大道变成了风筒，变成了楔形肺，让城里的哈气流过；后来，他俩走上了格雷罗大街；他俩的速度慢了一些，我快了一点；这时格雷罗居民区特别像墓地，但不像1974年的公墓，也不像1968年的陵园，也不像1975年的坟场（奥西里奥故事里发布的日期），而是像2666年的丧葬之地——一个遗忘在死者或未降生之人眼皮下的公墓，一个想忘却一点什么，结果却遗忘了一切的死亡眼皮下的公墓。（详见原作第76—77页）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2666》与作品中各个“部分”的最后定稿是一致的。波拉尼奥明白无误地在他的工作文档里指出哪些部分可以看做是定稿。虽说如此，初稿也都经过校对，为的是纠正可能出现的谬误，也为的是发现关于波拉尼奥最后意图的可能线索。校对检查的结果没有对这部作品澄清什么，对作品的真正特点没有什么疑问。

波拉尼奥是个勤奋、认真的作家。他经常打几遍草稿，随后一气呵成，再仔细打磨。在这个意义上，《2666》的定稿拿出了令人满意的明白、整洁的水平，因为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个别地方有小小的纠正和改正明显的笔误之外，他相信出版社的编辑们会对作者的“弱点”、“毛病”尤其是同谋式的操作进行有经验的处理。

最后一点看法，并非多余的补充。在波拉尼奥关于《2666》创作的笔记中，有这样单独的文字：“2666的叙述者是阿图罗·贝拉诺。”另外一处笔记里，说明用于煞尾处，补充说：“2666就要煞尾了。朋友们，这就是全部内容了。就说到这里吧。这是我所做的一切，我全部的生活经历。假如我还有点力气的话，肯定会哭上一场。阿图罗·贝拉诺跟各位说：永别了！”

那就永别了吧！

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

2004年9月

译后记

翻译《2666》有点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感觉。幸运的是这块“巨石”只向上，不下滑。终于有推到山顶上的这一天：2011年4月30日星期六下午六点整。

《2666》阅读了三遍，用汉语“笔耕”了一遍。但仍然感觉里面有许多内容需要好好消化。

初步的体会是，书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这与媒体宣传的“幸福指数”、“快乐时光”大相径庭。

在加工润色《2666》期间，有两次乘坐出租车的机会，巧合的是两位出租车司机师傅都是1958年出生，经历相似：没有机会好好读书，当过兵，下过乡，进过工厂，下了岗……，讲话的口气很像阿琴波尔迪，充满了淡淡的哀愁，而且有些无奈。这让我感到惊异。难道《2666》中的情绪属于全人类？

与两位出租车司机叙事口气（愤怒）不同的是，《2666》对于杀人、强奸、灭绝犹太人运动、政治大清洗等等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作者的口气是冷漠和镇定的，全然没有愤怒的表现。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

难道是“哀莫大于心死”？莫非作者对人类的丑恶和凶残本质已经绝望了？人类自我毁灭的前景不能逆转了吗？

期盼中国读者能有高见！！

赵德明

2011年4月30日星期六下午18点15分

青岛大学外院西班牙语系

附录　《2666》初探

《2666》是2004年问世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近五年来在美国和欧洲争相翻译、阅读和评论的“大作”。中译本即将出版。为了帮助我国读者了解《2666》，特别把一些背景材料和翻译、阅读的体会奉献给大家。

《2666》的作者名叫罗贝托·波拉尼奥，智利人，出生在1953年，地点在首都圣地亚哥。1968年全家迁居墨西哥。1973年曾经参加支持阿连德政府的活动和反对皮诺切特军事政变的斗争。1977年前往欧洲，开始文学创作。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写了十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和三部诗集。代表作是《荒野侦探》和《2666》。2003年在巴塞罗那去世，年仅五十岁。他过世后，作品陆续被发掘出版，获得高度赞扬。荣获拉丁美洲最高文学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2009年美国书评人协会奖。世界西班牙语大会评选二十五年来一百部最佳小说的前四名中，他占了两名：《荒野侦探》和《2666》。西班牙、拉丁美洲一些文学评论家纷纷著文称赞这两部大作。评论家莫索里维尔·罗德那斯称赞《荒野侦探》是“作者同代人中伟大的墨西哥小说，是拉丁美洲人对离乡背井之苦的文学表现”。恩里克·维亚·玛塔说“是对文学爆炸大作的历史和天才的终结，从此掀开了新千年文学新潮的环流”。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在西班牙《国家报》上发表文章说：“《荒野侦探》是博尔赫斯那样的大作家才会同意写的作品。因为这是一种有创意、文字美、生动有趣的力作。”而对《2666》的评价则更高，认为是“超越了《百年孤独》的惊世之作”。西班牙著名女作家阿娜·玛利娅·莫伊斯在西班牙《国家报》上说：“《2666》是长篇小说的长篇小说，毫无疑问，是一座丰碑，是波拉尼奥全部创作的最佳之作。”评论家罗德里戈·富雷桑说：“《2666》是全景小说，它不仅是作者的封顶之作，而且是给长篇小说重新定性的作品，同时它把长篇小说提高到一个令人感到眩晕的全新高度。”伊格纳西奥·埃切维里亚说：“《2666》是波拉尼奥的代表作。是一部滔滔大河般的巨著，作为全景小说，它既连接和统一起以前的全部作品又大大超越前辈。”在我国，虽然《2666》的中译本要在今年11月才能问世，但能阅读英译本的读者已经在网上有了热议文章。据说，在上海，《2666》的中国读者已经成立了“2666图书馆”。

《2666》全书（西班牙语版本）共计1125页，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讲述有四位文学评论家先后都在研究同一位德国作家的故事。这四位评论家分别生活和工作在英国、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都在研究德国作家阿琴波尔迪的作品和生平。四人在国际研讨会上先后相识，由于学术观点一致而成为朋友和情人。最后，他们在墨西哥开会时听说了杀害妇女的事情。但是，四人都不敢站出来揭露罪行，而是纷纷“合情合理”地开了小差。英国人飞回了伦敦；意大利人根本没敢露面；法国人整天埋头读书；西班牙人带着墨西哥小姑娘跳舞和做爱，最后回马德里去了。第二部分《阿玛尔菲塔诺》，讲述智利教授携带全家来到墨西哥避难的故事。他颠沛流离，历尽磨难，最后，妻子离他而去，女儿也被黑社会绑架。面对苦难，他显得愤怒而无奈，精神十分压抑，几乎成了疯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拉美小知识分子情绪的代表，尤其是被独裁政权迫害的典型人物。第三部分《法特》，讲述美国记者法特去墨西哥采访拳击赛的遭遇。他也听说了连续发生的妇女被杀案件。经过采访和调查，发现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故事。他属于敢于面对残酷现实的知识分子，但终于因为势单力薄而无所作为。他尖锐地指出，人性恶的膨胀会成为人类毁灭的死神。第四部分《罪行》，是全书的高潮。集中描写了墨西哥北方妇女连续惨遭杀害的罪行。具体讲述了近两百个案例。通过这些具体案例，不仅揭露了犯罪集团的残暴、疯狂和凶狠的嘴脸，还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政府和政党的腐败和警察的无能。其中，甚至有些官员与犯罪集团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使得贩毒、走私和杀人、强奸案件急剧增加。作者也塑造了一些勇于斗争的妇女形象。但是，邪恶的势力太强大了。她们的奋力挣扎都没有什么效果。第五部分《阿琴波尔迪》，讲述这位德国作家复杂曲折的人生道路。这个人物是贯穿全书的主线。起初，他是英、德、法、西文学研究界一些学者研究和追踪的目标。后来，他跑到墨西哥之后，又成为他妹妹和朋友们寻找的对象，因此构成全书最大的悬念。在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与德国贵族有过交往，亲眼看到了贵族们糜烂的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位苏联犹太人的手记，因此得以知道了斯大林对作家的迫害情况。在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是耳闻或者目睹了屠杀战俘和犹太人的活动。战后他开始写小说的主要动因与表达内疚和忏悔罪孽有关系。听说墨西哥有杀害妇女等等罪行。他秘密去墨西哥调查。但他在那里的行踪十分神秘，让许多人始终无法找到他的下落。全书主要人物多达近百人。直接涉及的国家有：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墨西哥、智利。涉及的人物场景有：文学评论家、作家、教授、出版家、拳击手、杀人犯、军官、士兵、贩毒集团、警察、乞丐、贫民、妓女……真可以说是一幅世界文学上的《清明上河图》。作品的时间跨度覆盖20世纪百年和21世纪初。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两次世界大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墨西哥贩毒问题和移民潮以及社会治安问题等。牵扯到的学术领域至少有：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海洋植物学、数学等等。经本人初步研究，值得思考的至少有几点：

《2666》从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揭示出人性的贪婪、自私和凶残的本性在当代有了迅速膨胀，其势头越演越烈，不可遏制，不可救治。善良的人们几乎无法抵抗如此恶性的发展。恶势力弹冠相庆，气焰嚣张。人性恶发展的结果就是人类的灭亡，因为“自作孽不可活”嘛。《2666》作者判断的依据是：人类的动物性就是灭亡人类的死神。因为危及人类生存的痼疾，例如，疯狂地发展物质生产，全然不顾生存环境；恶性的市场竞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道德沦丧；官场腐败……种种倒行逆施，都源于自私和贪婪。高科技迅猛的发展非但没有改善人性，反而推动人类像高速列车一样向万丈深渊驶去。因为高科技的发展也有它的负面影响：助长消费、安逸、懒惰，还不算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作者认为，人性恶的膨胀是不分社会阶层、政党、团体、企业、事业的。自私和贪婪之心，人皆有之，一旦有了滋生的条件就会发作起来。但是，作者的立场非常鲜明：在人吃人的社会里，底层的人们由于无权无势往往是受害者。他们的亲属在事情发生后，得不到任何社会援助。因为社会体制的建立是暴力的产物：依靠暴力夺权的人在掌权；在经济社会里，权贵集团依靠金钱实力统治和欺压底层的人们，他们不仅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还垄断着一切舆论工具，甚至企图钳制和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这样的制度结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驱动人们追求金钱、攀附权贵，充当物欲的奴隶。因此贪婪和纵欲的发展就有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书中也有少数清醒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要么无可奈何，要么悲观失望，要么甘心充当权贵的智囊和喉舌。总之，四分五裂，形不成团结一致的理性力量去扭转向恶的趋势。受压迫的底层的人们，也有自己的问题：由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愚昧、无知是必不可免的，因此没有维权意识，没有公民自主意识。一盘散沙的状态让暴力实施者在他们身上为所欲为。而这种事情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啊，发生在信息时代啊。宗教、迷信，尤其是宿命论严重地束缚着底层人们的思想，所以有些人甘心当形形色色的奴隶是不足为怪的。这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即一切封建、反动、迷信的思想糟粕都打着五颜六色的“文化传统”旗帜招摇撞骗，毒害着老百姓的心灵，在“和平与发展”口号的掩护下贩卖各种假货。谁说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信仰金钱、暴力和权力，难道不是信仰？但这样的信仰在人们心里产生的要么是贪婪，要么是恐惧，要么是无奈，要么是绝望。书中也有善良的人们，也有见义勇为者，也有冷静思考的人们，但是人数寥寥，力量孤单。面对着强大的权贵势力和黑恶团伙，他们的下场只有牺牲。尤其是军队和警察完全掌握在权贵势力集团手中，任何抗争行为都会在政府“维持稳定”的名义下被镇压下去。在第三部分《法特》里有这样的看法：“因为人类的疯狂和残忍的全部典型都不是当代人发明的，而是咱们老祖宗的创造。可以这么说，希腊人发明了人性恶，看到了咱们人人心里都有邪恶，可是我们对这邪恶的证据已经无动于衷了，咱们觉得这些证据微不足道，觉得这些证据难以理解。人性疯狂也是如此。正是希腊人开启了邪恶变化的一系列可能性，可如今这些可能性什么也没对咱们说明。也许您会说：一切都在变化。一切当然在变化，可犯罪的典型没变，同样，人类的本性没变。”进入21世纪后，人性恶不是没变，而是更加膨胀了。以人权、公平、正义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杀戮，以和平发展、“互利双赢”名义进行的资源掠夺，在高科技的帮助下，规模大、程度激烈、手段狡猾的大量事实，都一一证明了人类的贪婪、疯狂和残忍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新高度。人类自我毁灭的另外一个有力证明就是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气候异常、许多生物濒临灭绝、可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末日”来临已经是屈指可数的了，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疯狂、邪恶、贪婪膨胀的不争事实。严重的是，人类还没觉醒，还对纸醉金迷的生活津津乐道。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世界组织根本拿不出（也不可能拿出）治疗人类邪恶的灵丹妙药。更不要说，各国的政府和政客了，这些人恰恰是人性贪婪的推手和组织者，因为他们往往打着“爱国”和“为民”的口号为权贵集团疯狂地谋取利益，所以有着很大的欺骗性。《2666》的作者正是站在环宇之上俯瞰人间的。他看到的是一片荒漠，人性恶的膨胀则是这荒漠中“恐怖的绿洲”。这就是他在全书开篇前引用法国诗人那句话的深藏含义。

在第四部分《罪行》里，作者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出墨西哥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权统统掌握在权贵集团手中。犯罪团伙、贩毒、走私等黑社会组织有政治保护伞。新闻等媒体是为权贵集团服务的工具。有良知的人们感到悲观和绝望，只能愤愤骂权贵势力是“卑鄙肮脏的野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横行霸道的权势人物是受到“制度保护”的，而穷苦百姓的求告无门也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书中的人物骂道：“这是墨西哥的一个特色啊！是拉美特色啊！”

中产阶级普遍追求“今朝有酒今朝醉”、“真正做事情的不多”，得过且过、敷衍塞责成风。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为政府工作的。政府养活他们，暗中注视着他们的动向”，因此这是一个附庸在权贵集团身上的寄生物，没有独立生存的基础。从思想上说，他们看不到制度改善的希望，只看见了官场腐败的丑恶表现，因此处于悲观绝望之中；要么就趋炎附势，按照潜规则行事。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经过了打击之后，也处于悲观状态。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他们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也不相信权贵资本主义能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特别是90年代起连续发生的经济危机之后，他们尤其不相信什么政党政治的能力。《2666》里面充满了“不信任感”，因为“一切都是欺骗”，大家“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在第一部分《文学评论家》里，分别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授兼文学评论家面对妇女连续被杀事件的表现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英国女教授跑回伦敦去了。一回到家里，“惟一做的事情就是放声大哭”，然后是“放火烧家，割腕自杀，或者过流浪生活”。最后，跑到意大利去谈恋爱了。西班牙教授天天带着墨西哥小情人跳舞、做爱。法国教授则是躲在旅馆里埋头读书。四位教授全都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不再研究和寻找阿琴波尔迪的下落。更不要说揭露和批评社会犯罪现象了。这样的结局是意味深长的——想得多、做得少的读书人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往往会走上逃避现实的道路。

在叙事艺术方面，作者用了十分冷峻的手法，让大量的事实说话，例如，战争中的屠杀，对战俘和犹太人的杀戮，墨西哥在短短几年里发生的妇女被强暴和杀害的案件，疯狂奢侈的消费和浪费，狂欢纵欲的聚会……让铁的事实佐证人性恶发展的趋向。在写实的同时，作者也巧妙地描绘心理活动，如梦幻、联想、直觉等。在作品结构上，五个组成部分可以独立成章，又有巧妙的内在联系和统一的轴心。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和它的五个主要分支，而这分支又有枝蔓开来大量的枝杈和枝杈的枝杈，形成蓬蓬勃勃的巨型华盖。作者把情爱、性爱、凶杀、战争、文学研究和创作以及悬疑……诸多小说元素自然地糅在一个统一体里，尤其是大舞台和小细节的巧妙结合更令人拍案叫绝。大舞台不仅表现在地理上，而且具体描绘了社会众生相；小细节则描绘了穿衣吃饭、生活场景的细部、复杂的心里纠结、情感的微妙变化，全都滴水不漏。《2666》的叙述艺术既是对20世纪下半叶各类小说技巧的高度概括，又有作者独具匠心的创造。这种创造的理论说法叫做“全景式长篇小说”。这一理论的主要特征是：超越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从人类意识的高度看人性的复杂和变化；舞台尽量设计得博大；时间长；人物多；让丰富的事实说话。叙事的话语是冷峻和白描式的。

如果说《百年孤独》曾经是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标杆，可以了解拉丁美洲的“孤独情结”，是一部关于拉美起源的神话；那么《2666》就是对百年的超越，因为《百年孤独》的认识和描写天地还限于哥伦比亚，而《2666》作者的思想已经飞跃到了2666年！地域范围远远突破了拉丁美洲的天地，即：站在全人类的现实高度看人性恶的膨胀，更预见到未来。2666这个数字的意义，就是预言人类会在2666年自我毁灭。这个看法在全书的《初版附言》给出了如下的答案：2666就是人类的丧葬之地！！因此，这部作品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自身的文学价值，对于研究欧美国家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思潮变化、人类文化价值观念也是一部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作品。

从世界文化思潮的角度看《2666》，读者可以发现作品揭示出来的人性恶的膨胀是与广大老百姓渴望的自然和谐，真诚追求真、善、美的愿望形成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两个阵营。《2666》揭示的意义在于，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全球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后，21世纪初又发生了“9·11”事件和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拉美少数知识分子在进行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罗贝托·波拉尼奥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从人性的表现和变化观察社会问题，因而有了《2666》的问世。他在书中流露出来一种“淡淡的哀愁”，因为他看不见解决人性恶膨胀的出路。其实，从中国古人关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只要人类存在，这个“为己”还是“为他”的矛盾就会永远存在。问题在于，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甚嚣尘上的时候，人类应该有所警惕和找出应对的措施，努力避免人类的自相残杀和毁灭。或许这就是《2666》的创作初衷吧。

赵德明

2011年7月18日于青岛大学外院西班牙语系

目录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

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

第三部 索诺拉沙漠 1976

译后记

好评如潮

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最令人钦佩的小说家。

─ 苏珊·桑塔格

波拉尼奥的每本书都那么野心勃勃，这让我们今后多年里得

甘心忍受他那巨大的成就。

─  科尔姆·托宾

波拉尼奥高高地翱翔于很多拉美年轻作家之上……就像加西

亚· 马尔克斯曾经翱翔于他那个时代的人和追随者之上。

──《纽约时报》

波拉尼奥是现今西班牙语世界中最大胆的作家。

──《明镜周刊》

波拉尼奥是第一个真正突破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作家。许多跟他同一辈的作家，还有更年轻的作家，都试过，也还在试着找到 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但没有人可以真正摆脱马尔克斯、略

萨和在1960 年代让全世界惊艳的拉丁美洲文学所投下的长长影子。波拉尼奥却似乎是毫不费力地就与之切割开来。大爆炸的那 批作家让拉美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占有一席之地。而波拉尼奥 透过无根、不舍、不妥协的文学态度，则创造了一个心智的拉丁 美洲，一个后国家主义的拉丁美洲。

──娜塔莎·温默，《荒野侦探》与《2666》英文版译者

称波拉尼奥为天才绝非过誉。光是一本《荒野侦探》就足以让他永世不朽。

──《华盛顿邮报》

对于书中所描绘的这群人来说，文学是面包和水，性和死亡。有一个信息是波拉尼奥的小说在不断传递的，也或许是得自 他自身的生命，那就是：书至关重要。

─ ─  GQ

我最喜爱的作家……《荒野侦探》是一艘方舟，载着诗歌与青春所有的奇特救赎，不受过往与未来的浩劫破坏。

─  妮可·克劳斯，《爱的历史》作者

他天生是个讲故事的人。但最重要的，他有能力为做爱与做诗这两种行为赋予极大的魅力。

─  爱德蒙·怀特

读了波拉尼奥之后，会让你觉得自己变了。他会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

─  《卫报》

那种博尔赫斯会想写的小说。一本极有原创性、极为美妙的书：有趣、感人、重要。

─  《国家报》

詹姆斯· 伍德、约翰· 班维尔、苏珊· 桑塔格都推崇波拉尼奥为他那一辈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小说力道立见。激动人心。

─  《展望杂志》

他那一辈最受推崇、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古怪有趣，同时又隐隐令人害怕。

─  《国家》杂志

趣味狂野……波拉尼奥巧妙融会了他的喜感与感伤。

─  《纽约时报》

《荒野侦探》给了我们第一个真正的征兆，那一条自负好斗的南美作家的行列终于走完了：它标志着那些拉美文学大爆炸的 大作家已开始终结……这本书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惊人的作家， 他提醒了我们，在阅读的热情之中有多少深刻的乐趣，而他却是 在无人察觉到的深渊边缘度日。他在那里做什么？在俯视一片虚 空的岩壁上，他写作。于今回顾，《荒野侦探》以及在他死后出 版的巨作《2666》必须被视为波拉尼奥非凡、传奇作品的两条 主干。

─  《文学杂志》

《荒野侦探》是对过去三十年粗暴又抒情的纪录。

─  《世界书刊》

一位罕见而多产的才子。

─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波拉尼奥是当今拉丁美洲世界中最闪亮的文学巨星。

─  《国家报》

这部小说……可能是你今年能读到的最有创意的小说。

─  《泰晤士报》

能读到一本礼赞生命与文学的书，令人雀跃无比。

─  《每日电讯报》

书中不乏极为美丽而诡异的片段。

─  《金融时报》

一部庞大、线索四处的公路电影式小说……熠熠生辉。

─  《前锋报》

有些书很快就从眼前掠过。我们希望这种书能更厚一点，于 是算着页数，并不是因为书太无聊，而是因为想到要跟书中角色 道别，就感到焦虑。《荒野侦探》就是这么一本书……《荒野侦 探》成功地捕捉到过往的狂热，还有追回过往的可怕又不可能的 渴念。

─  《法国摇滚怪客》

强烈又毫无章法。……波拉尼奥的作品都是幽默四溢，生猛却精致。

─  《金融时报》

崇高与邪恶交替并陈，《荒野侦探》是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任何一个热情体验文学和人生的时代──的壮阔肖像。

─  《先锋报》

波拉尼奥的作品时而美丽非凡，（至少对我来说）也是全新的经验……阅读波拉尼奥就像是在听秘密故事，个别事件的脉络 展现眼前，得见艺术和人生的轨迹在地平线共一色，在彼处如梦 一般萦绕，当我们醒来之后一定会更仔细端详这个世界。

─  《纽约时报书评》

拉丁美洲文学经典里极为重要的一部作品，但其中并无艰涩高深之处。《荒野侦探》是一部邋遢的史诗，部分是公路电影， 部分是逸趣横生又充满乡愁的告白。……一部浑然天成的文学巨 作。波拉尼奥让自己成为小说的核心，重新创造了凯鲁亚克，却 少了自我膨胀……小说中的几位主角最后并没有好下场，但是对 于读者来说，结局却是壮丽精彩。

─  《每日电讯报》

波拉尼奥营造出一个已成追忆的迷人世界，充满青春和乌托邦的理想，既独特而生动，又悲伤而无法遏抑。

─  《出版商周刊》

献给卡罗琳娜·洛佩茨以及劳塔罗·波拉尼奥

他们长得那么相像，真是幸甚

“你希望墨西哥获得拯救吗？你希望基督做我们的国王吗？”

“不。”

——迈尔坎·劳瑞（Malcolm Lowry）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

11月2日

他们盛情邀我加入本能现实主义派。我欣然接受了。没有举行任何入会仪式。这样反倒更好。

11月3日

我其实还拿不准什么是本能现实主义。我今年十七岁，名叫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是法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本想专修文学，可叔叔坚持要我学法律，最后我只好顺从他了。我是个孤儿，有朝一日我要当一名律师，我把这个壮志告诉叔叔和婶婶后独自关在屋里哭了一个通宵，总之肯定哭了很长时间。接着，在貌似熄灭了那份激情之后，我开始去法学院那些庄严的厅堂上课了。可是，一个月之后，我又在文学系选修了胡里奥·塞萨尔·阿拉莫开的诗歌研讨班。我在这个班上邂逅了那伙本能现实主义者，或曰本能的现实主义者甚至肺腑现实主义者，他们有时喜欢这样来自称。那时我已经去诗歌班上了四堂课，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因为必然会有点事的：我们朗读自己写的诗歌，阿拉莫不是大加赞赏就是撕得粉碎，全由他的兴致说了算。某人读完一首诗，阿拉莫评论一番，另外一个人再读一首，阿拉莫又评论一番。有时阿拉莫不耐烦了就请我们（还没有读过诗的人）来评论，于是我们就评论一番，他来读。

这倒不失为一种避免拉帮结派的理想手段，否则大伙的情谊就会走样，埋下怨恨的种子。

我不能说阿拉莫是个称职的评论家，尽管他口口声声谈的全是文学评论。其实，我想他纯粹是为谈论而谈论。他可能懂什么叫迂回法。虽然谈不上精通，但毕竟懂点吧。不过五音步诗（人人皆知这是古诗格律中有五个韵脚的诗体）他可就不懂了，他同样不懂什么是nicharchean（类似一种包含十一音节的诗句phalaecean）、什么是tetrastich四行诗。我怎么知道他不懂的呢？因为在第一堂课上我提问时就犯了傻。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在墨西哥只有一个诗人对这种东西烂熟于心，他就是奥克塔维奥·帕斯（我们伟大的对手），其他人全都不甚了了，至少当我加入本能现实主义派，他们把我当自己人拥抱后，没过几分钟乌里塞斯·利马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很快就明白了，向阿拉莫提这些问题透露出我有何等鲁莽。最初我以为他在欣赏地微笑。后来才琢磨出那压根就是蔑视。墨西哥诗人（我想诗人普遍如此吧）都痛恨暴露自己的无知。可我不依不饶，第二次讨论课上撕了几首诗后，我问阿拉莫知不知道rispetto［1］ 阿拉莫以为我是在祈求对自己诗歌的尊重，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谈客观批评（算是换个话题），说这是每个年轻诗人必须逾越的雷区，可我打断他，申明在我短暂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尊重自己那些还很粗陋的作品，然后再次把刚才提的问题抛向他，希望这回尽可能阐述得更清楚一点。

“不要向我提这种垃圾问题。”阿拉莫说。

“教授，rispetto是一种抒情诗，既要显得浪漫又必须精确，有点像诗乐曲，共有六行或者八行含十一个音节的诗句，前四行采用serven-tesio［2］ 的形式，后几行由押韵的联句构成。例如……”我打算给他举一两个例子，阿拉莫跳起来打断我的话。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模糊（虽然我记忆力不错）：我记得阿拉莫和班上另外四五个学员放声大笑，我想他们大概是在嘲笑我吧。

换了其他任何人肯定会从此别过不再来上课了，虽然记忆如此令人不快（或是心情不好不愿记住此事，这至少跟把发生过的事悉数记住同样悲惨），过了一星期，我照常准时现身诗歌班的课堂。

我认为是命运把我带回去的。这是我上的阿拉莫的第五堂课（不过极有可能是第八或第九堂课，因为近来我发觉时间可以随意伸缩），某种紧张感，那种悲剧的交流电，在空气中伸手可触，可是谁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从一开始，我们全体学员，最初选修这门课的七个学徒诗人就都来上课。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讨论课上都不曾有过。我们都感到有点紧张不安。连阿拉莫也不像往常那样气定神闲。那一刻，我想到也许大学出什么大事了，也许发生了一场我暂时还没有听到的校园枪击案，也许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罢课运动，也许系主任被暗杀了，也许他们绑架了某位哲学教授。当然，这些都属于不实的测猜，压根就没有紧张的缘由。没有任何客观上的理由。不过诗歌（真正的诗歌）恰恰就像这样：你能感觉到它，你能感觉到它就在空气中，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某些高度敏感的动物（如蛇、蠕虫、耗子和个别鸟儿）能觉察出地震的兆头。后来发生的事情一团模糊，不过我打算冒陈词滥调的风险，想说那有点妙不可言。两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走进教室，阿拉莫心有不甘地作了番介绍，其实他跟其中一位只是泛泛之交，对另外一位仅仅知道点名气，或者仅仅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或者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可他仍然向我们作了介绍。

我不清楚他们怎么会上这儿来。这次拜会显然满怀敌意，但又带点宣传和劝诱改宗的意思。起初这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还很矜持，阿拉莫试图装得彬彬有礼同时又略带讽刺意味，要等着瞧下面的戏。两位陌生人的羞怯倒是怂恿他开始松弛下来，半小时后课堂氛围恢复常态，就在这时战斗打响了。本能现实主义者对阿拉莫的批评体系发出质疑，他回应称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是半吊子的超现实主义者和伪马克思主义者。班里居然有五个学员支持他，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支持他，除了我和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这个孩子总是怀揣一本刘易斯·卡罗尔［3］ 的书，从不发言。说真的我颇感惊讶，因为那几个毅然支持阿拉莫的学生被他批评得最为严厉，现在却纷纷现身成了最大的支持者。这时我决定给批评声浪加点力道，指责阿拉莫连rispetto都不懂，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极其大度地坦承他们也不懂，不过我的意见让他们觉得非常切中要害。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其中一个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岁，然后又试图全面介绍什么是rispetto。阿拉莫恼羞成怒，同学都说我太书生气了（其中一个还管我叫书呆子）；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给我帮腔，我忽然冲动地质问阿拉莫和全班同学，谁起码还记得什么是nicharchean和tetrastich四行诗。没一个人回答我。

出乎我的意料，这场争执并没有招致全面围剿。我得承认，我很欣赏这点。虽然有学员扬言有朝一日要揍乌里塞斯·利马，最后也不了了之，我是说，没有挑起什么暴力事端，不过，我回应威胁（我要再次重申，这个威胁并非冲我而来）放话说谁要逞能，出去随便挑个日子在校园随时、随地跟我决一雌雄。

那堂课结束得有点令人不可思议。阿拉莫向乌里塞斯·利马发出挑战，要求他读一首自己写的诗。利马正巴不得呢。他从夹克口袋取出几张脏兮兮、皱巴巴的纸来。噢，别这样，我心想，这傻瓜正大步踏入他们设好的陷阱。我想，为了不直面这伤心至极的尴尬，我应该闭上双眼才是。这里时而吟诗赋词，时而硬拳相加。以我之见，这回应该是后者了。不过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闭上了双眼，这时听到利马清了清嗓子，然后又听到片刻令人不安的沉默（真的能否听到这种东西，我表示怀疑）降落在他四周，我终于听到他的声音了，开始朗读我平生听到的最好的诗歌。后来，阿图罗·贝拉诺站起来说他们正在寻找志愿为本能现实主义者办的杂志做点事的诗人。本来在座的个个都巴不得想干这份志愿差使，经历了这场冲突后这帮人感觉都像绵羊似的，谁都只字不提了。上完课后（比平常结束得晚点），我跟利马和贝拉诺去了公共汽车站。时间已经太晚。街上车辆寥寥无几，我们决定叫一辆小包车去雷福马大街，到了那儿后我们又走进位于布卡雷利大街上的一家酒吧，在那里畅谈诗歌，坐到很晚才分手。

我还是没有真正闹明白。这个圈子的名称说来简直像在开玩笑。可是，它又显得极为真诚。我想，多年以前，墨西哥有个先锋派组织也叫本能现实主义者，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作家、画家、新闻记者还是革命家。他们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或者30年代，我对此不是很清楚。我肯定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圈子，主要是我的文学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这个世界上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有待我去阅读）。据阿图罗·贝拉诺说，那拨本能现实主义者后来在索诺拉大沙漠里销声匿迹。贝拉诺和利马还提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或者蒂纳哈的诗人，我记不清了（我想那时我正冲服务员喊给我们上些啤酒来），还谈到洛特雷阿蒙［4］ 的《诗集》，以及书里提到的某些东西跟那个叫蒂纳赫罗的女人有关。后来，利马提出一个颇为费解的主张。他说，当代本能现实主义者是在往回退。你所谓的回退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回退就是盯住远方的某个点，同时逐渐远离这个点，径直朝不可知的方向走去。”

我说这种行走方式听上去似乎挺不错。其实我压根就没有闹明白他在说什么。你要是仔细想想，这完全是无路可走。

随后又来了几个诗人。有些是本能现实主义者，有些不是。这里完全变成了诗人们的喧嚣之地。我开始还担心贝拉诺和利马跟每个凑到我们这张桌的怪胎说话，忙忙碌碌得全然忘了我的存在，可是天快亮的时候，他们邀请我入伙。他们没有说什么“圈子”或者“运动”，而是声称“伙”。我喜欢这点。我说，那好吧。一切就这么简单。贝拉诺握着我的手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了，然后我们又唱了一首老情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这首歌的内容跟北方那些消失的小镇和一个女人的眼睛有关。出去呕吐之前，我问他们，歌里说的眼睛是不是塞萨雷亚的眼睛。贝拉诺和利马盯着我说看来我已经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了，我们几个联合起来必将改变拉丁美洲的诗歌现状。早晨六点钟时我又叫了一辆小包车，这次是我一人坐了，我回到林达韦斯塔区的住处。今天我没有去上课。我一整天都待在自己屋里写诗。

11月4日

我又去了一趟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那家酒吧，可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始终没有露面。我用阅读和写东西来消磨等待他们的时间。那几位常客，一群沉默无语、凶神恶煞般的醉鬼，一刻都没有把目光从我身上拿掉。

等待四个钟头换取的最终成果如下：四杯啤酒、四杯龙舌兰、一盘没有吃完的玉米饼沙拉（有一半废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阿拉莫的最新诗集（买这本书纯粹是为了跟新认识的朋友嘲笑他），外加用乌里塞斯·利马的风格或者毋宁说用我读过或者其实是听说过的某首诗的风格写成的七首诗。第一首写了玉米饼沙拉，我说这东西闻上去散发出阵阵坟墓的味道。第二首写的是大学：我看见它屹立在废墟中。第三首还是写大学（我在一群僵尸中赤身裸体地奔跑）。第四首写了墨西哥城上空的月亮。第五首写一名已经过世的歌手。第六首写到一个生活在查普特派克下水道的秘密群落。第七首写一本丢失的书和友谊。这就是全部的成果，外加肉体和心灵的孤独感。

有两个醉鬼试图骚扰我，也许是年轻的缘故，我尚能把持住自己。有个女招待（我认出她胸卡上的名字是布里吉达，她说记得前天晚上我跟贝拉诺和利马在一起）总是喜欢抚摸我的头发。她去另一桌招呼客人时会不经意地抚摸一下我的头发。

后来她跟我一起坐了会儿，旁敲侧击说我的头发太长了。她人倒是挺不错，但我决定最好还是别搭理。凌晨三点钟时我决定回家。仍然没有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踪影。我还有望再见到他们吗？

11月5日

没有朋友们的任何消息。我已经连续两天没去听课。我打算不去阿拉莫的诗歌班了。今天下午我又来到英克鲁西亚达（布卡雷利街上的那家酒吧），但还是不见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踪迹。有意思的是，这种地方下午跟晚上甚至和上午的样子相比差距非常大。你会以为它是完全不同的酒吧。今天下午这里似乎比本来的样子还要肮脏些。那伙夜间出没的恐怖人物还没有出场，其余的顾客——我不知道如何来描述——更加鬼鬼祟祟，倒没有那么神秘兮兮，要安静得多。有三个办公室低级职员，没准是公务员呢，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还有一个街头小贩，卖掉海龟蛋后身靠空篮在那儿站着。还有两个高中生，一个灰头发的男子坐在桌边吃着熟鸡块。几位女招待也变了样儿换了人。我并不认识今天当班的三个招待，可其中一位径直走到我跟前说：你一定是那位诗人了。我立刻羞红了脸。不过我得承认，我还是觉得非常受用。

“没错，我是诗人，可你怎么知道的？”

“布里吉达跟我说起过你。”

布里吉达，那个女招待！

“她跟您说什么了？”我问，现在还不适合用显得过于随便的“你”来称呼她。

“说你写了不少很棒的诗。”

“她不可能知道。她可没读过我的任何作品。”我说，脸色略微涨红，但对话锋的转变却越来越满意。我想布里吉达没准读过我几首诗——肯定是从我身后偷偷看的！我不怎么喜欢这种行径。

那位女招待（名叫罗萨里奥）求我帮她一个忙。我本应说“那得看是什么忙”，这是叔叔教我的（真是煞费苦心），可我不是那种人。可以，我说，什么忙？

“我希望你能给我写一首诗。”她说。“没问题，我最近几天就给你写出来。”我说，首次用“你”来称呼她，最后咬牙又要了杯龙舌兰。

“我来请你吧，”她说，“不过我要你现在就写。”

我试图解释诗可不能这样当场一挥而就。

“你急什么呀？”

她解释得含糊不清，好像是给瓜达卢佩圣母许了个什么愿，事关某人健康，这个亲人非常可爱、很让人疼念，失踪后又回来了。不过一首诗跟这种事情有什么瓜葛呢？我想起自己喝了那么多酒，几个小时过去了仍然颗粒未进。我琢磨酒精和饥饿是不是果真让我从现实中游离出来了。我又心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但我从不把自己的生活押在这上头）的话，真是太巧了：本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一项基本教条就是顷刻间从某种现实游离出来。这时，酒吧已空空荡荡，另外两个女招待慢慢汇拢到我的桌边，我就这样被她们围住了，那处境貌似（其实也如此）天真无邪，但不知情的旁观者——如警察——也许却不这么看：一个学生坐在几位环立身边的女人中间，其中一个女人用臀部的右侧蹭着他的左臂，另外两个女人的大腿挨在桌边（绝对会在腿上留下印迹），几个人在举行一场烂漫的文学对话活动，然而你若从门口那个角度观察，好像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那场面酷似一个皮条客在讨价还价，又如一个欲火中烧的学生在极力推挡着诱奸。

我决定趁着还能办到的时候离开酒吧，我抖擞起全身的劲头站起来。我付完账，又代问了布里吉达好，然后就走了。步出酒吧来到外面时，阳光已经令人目眩神迷。

11月6日

今天又逃课了。我起了个大早，搭了辆国立自治大学的校车，不过我提前一站就下了，早晨余下的时间我都在城里到处晃悠。我先走进索塔诺书店，买了一本皮埃尔·娄斯［5］ 的书，然后又穿过华雷斯街买了份汉堡，最后在阿拉米达饭店的一张条椅上边读边吃。读娄斯小说的时候又盯着插图，我那东西硬得不可开交。我想站起来换个地方，可是里面那家伙都成那种态势了，休想不招人眼目还能满大街地招摇过市，从身边经过的目击者和普通路人都会觉得你太恶心。我只好又坐下来，把书合上，擦掉落在夹克和裤子上的面包屑。我观察了很长时间那个我认为是只松鼠的东西，这家伙鬼鬼祟祟地从一棵树的枝丫上越爬过去。十分钟（大约）后，我才意识到那压根就不是什么松鼠——原来是只老鼠，而且是只硕鼠！这一发现让我心里难过得要命。我坐在那里，还是不能动，大约十二码以远，有一只饥肠辘辘、扫荡食物的老鼠，紧紧贴在树枝上搜寻鸟蛋或者被风刮起扬到树梢（不太可能）的面包屑或者不管什么东西，我痛苦得简直要窒息了，同时又觉得特恶心。趁着还没有呕吐出来，我起身拔腿就跑。蹦蹦跳跳欢快地跑了五分钟，勃起来的那股劲总算下去了。

我在科拉逊街上（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个街区之遥）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打发掉那个黄昏。踢足球的那伙人都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不过“朋友”一词用在这儿太重了点。他们多半还在读高中，但也有人已离开学校跟着父母打工了，还有的压根就在浑浑噩噩地消磨时光。我上大学后，我们之间的那道鸿沟骤然加深，现在我们仿佛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星球。我问他们我能不能加进来一起玩会儿。科拉逊街上的路灯光线不佳，你几乎看不清球跑到哪儿了。而且，每隔片刻就会有一辆小轿车经过，我们只好又停下来。我被踢倒两次，脸上还被球砸过一次。歇了吧。我还是再读会儿皮埃尔·娄斯的小说，然后熄灯睡觉。

11月7日

墨西哥城住着一千四百万人。我怕永远见不到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了。我也不想再回大学和阿拉莫的诗歌班上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叔婶讲这件事。我读完了娄斯的那本《阿弗洛狄忒》，现在又开始读已故墨西哥诗人的作品，他们都是我未来的同事。

11月8日

我发现了一首很棒的诗。可是，在我们所有的文学课堂上，都没有人提到过这位叫埃弗伦·雷沃列多［6］ 的作者。我不妨把他的诗抄录如下：

《吸血鬼》

你那幽黑阴郁的毛发旋卷着

像激流般从雪白的身上漫过

在那道幽暗和卷曲的洪流上

我撒播着炽烈的玫瑰之吻。

当我解开那紧绷的扣眼

感觉一丝冰冷的哆嗦

从你的手上掠过

一阵剧烈的战栗流遍我的全身

扎进我的骨髓深处。

听到我撕心裂肺般的叹息

你那双迷离和傲慢的眼睛

像星星般闪烁着。

如饥似渴的你

跟我一样痛苦不堪

披着无可慰藉的黑色吸血鬼的形式

吸吮着我燃烧的鲜血。

我第一次读这首诗时（几个小时前），情不自禁地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手淫，同时一遍、两遍、三遍乃至十遍、十五遍地吟诵着这首诗，幻想女招待罗萨里奥全身趴在我上面，请我给她那位失踪了很久的亲爱的家人写一首诗，或者恳求我用那像心脏般跳动的家伙在床上狠狠地操她。

现在我办完了这件事，这才腾出工夫来琢磨这首诗。

我想，“幽黑阴郁的毛发”意义毋庸置疑。第二节的第一句同样并非实指：“当我解开那紧绷的扣眼”，它可能指“幽黑阴郁的毛发”，而且是指把它们揪起来，或者一条一条地捋开，然而“解开”这个动词可能还暗藏着别的含义。

“紧绷的扣眼”的含义也非常晦涩。它难道是指卷曲的阴毛，吸血鬼卷曲的长发，或者人体的洞眼吗——而且是复数？莫非这个人想鸡奸她？我觉得皮埃尔的小说大概还在神出鬼没地蛊惑着我。

11月9日

我决定再赴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看看，我并不是想去找本能现实主义者们，而是想看看罗萨里奥。我已经给她写了几行诗。我描写了她的眼睛和墨西哥无尽的地平线，写了废弃的教堂和通向边界的公路上方的海市蜃楼。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罗萨里奥是韦拉克鲁斯或者塔瓦斯科人，甚至可能是尤卡坦人。没准她提起过，但也可能是我胡思乱想虚构出来的。或许酒吧的名字把我搞糊涂了，罗萨里奥根本就不是韦拉克鲁斯或者尤卡坦人。说不定她就是墨西哥城人呢。我觉得营造一些让人联想到她故乡斜对面（权且假设她是韦拉克鲁斯人，而这似乎越来越不可能）那片大地的诗意会显得更加生气勃勃，至少我希望如此。接下来就比较好发挥了。

今天早晨，我在城里四处游荡，同时思索着自己的人生。未来不见得绝对光明，尤其是我若继续逃课的话。但真正让我忧心忡忡的还是性启蒙。我不可能一辈子都靠手淫度日吧。（同样让我忧心的还有诗歌教育，但一次只能解决一件事情。）罗萨里奥有男朋友了吗？如果真有了男朋友，他要是嫉妒和发起狂来怎么办？她还很年轻，不可能结婚，但也说不准。我觉得她喜欢我，这点是相当清楚的。

11月10日

我终于又看到本能现实主义者了。罗萨里奥就是韦拉克鲁斯人。他们全都给我留了通讯地址，我也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所有的人。他们经常在布卡雷利街的基多咖啡店聚会，就是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稍微过去点的那家，有时也在康德萨区玛丽亚·芬特家或者科约阿坎区的画家卡塔丽娜·奥哈拉家聚会。（玛丽亚·芬特、卡塔丽娜·奥哈拉，这些名字太有刺激性了——可是会令人联想到什么呢？）

此后一切都来得美妙极了，不过差点以悲剧告终。

经过是这样的：八点钟我就到了英克鲁西亚达酒吧。酒吧里拥挤不堪，那群人十分古怪、可怕。在一个角落还真有盲人拉着手风琴唱歌呢。我不停地用胳膊肘开路挤进在酒吧里看到的第一片空地。罗萨里奥没有在那里。我问吧台后面那个姑娘罗萨里奥在哪儿，她那样子似乎在说我问得有点轻浮又自以为是。可她仍然面带微笑，仿佛并不觉得有多糟糕。说真的，我不知道她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后来我又问罗萨里奥是哪儿人，她说是韦拉克鲁斯人。我又问她本人是哪儿的。这儿的，就是墨西哥城人，她说。你呢？我是索诺拉的牛仔，我说。我也纳闷为什么此话竟脱口而出。在真实生活中我可从来没有去过索诺拉。她大笑起来，我们本来可以聊好一阵的，可她得去桌边招待客人了。不过，布里吉达就在那里。我喝第二杯龙舌兰时她走过来，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布里吉达是个看上去眉头紧蹙、表情忧郁、心烦意乱的女人。她跟我记忆中的样子有些许不同，但上次我是喝醉了，这次没有。布里吉达，我说，怎么样啊，好久不见了。我试图展现得貌似友善，甚至兴高采烈。尽管我自己都说不上内心是否真的有那种感觉。布里吉达抓住我的手贴到胸口，这个举动吓了我一跳，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离开酒吧，甚至飞快地逃离，但我还是强忍住了。

“感觉到了吗？”她说。

“什么？”

“我的心啊，傻瓜，你感觉不出它在跳动吗？”

我用指尖恣意探索着那片私属领地：布里吉达的亚麻布上衣和她的乳房，胸罩好像太小了兜不住乳房。可是心跳的声音却杳无踪迹。

“我什么也没感觉到啊。”我面带一丝微笑说。

“我的心，笨蛋，你难道听不见它在跳动，难道感觉不出它在慢慢地碎掉吗？”

“对不起，我什么都没听着。”

“你还指望用手听到什么啊，傻瓜，我只是问你摸到什么没有。你不是在用手指摸索吗？”

“说真的……没有。”

“你的手冷冰冰的，”布里吉达说，“多漂亮的手指啊。我敢说你绝对用不着干活。”

我感觉有人在观察、审视，目光像钻子般扎进来。吧台旁边那些可怕的醉鬼对布里吉达最后那句话听得饶有兴致。我不想正面冒犯他们，大声说她错了，我肯定需要打工给自己挣学费。这时布里吉达抓住我的手，好像要给我看手相。我的兴趣立刻上来，忘了潜在的旁观者。

“别那么谨小慎微的，”她说，“你没有必要跟我撒谎，我什么都知道。你家里很富有，而且娇生惯养。不过你很有野心。而且运气不错。你会随心所欲走得很远。不过，我看出了你要迷几次路，可那完全是你自己的过错，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无论顺利还是背运的时候，你都需要一个女孩的支持。我说错了么？”

“不，太妙了，继续说，继续。”

“不能在这儿说，”布里吉达说，“没有理由让这些吵吵嚷嚷的杂种听到你的运程，这儿行吗？”

我第一次大胆地环顾了一下周围。那四五个可怕的醉鬼还在捕捉着布里吉达的片言只语，其中一个甚至带着别扭的紧张感盯着我的手，好像那手是他自己的。我朝所有的人微笑着，不想招惹他们，只想设法让他们知道这跟我毫无关系。布里吉达掐了一下我的手背。她的眼睛里燃着熊熊烈火，好像马上就要打一架或者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不能在这儿聊，跟我来吧。”

我看见她冲一个女招待轻轻嘘了一声，然后朝我点点头。酒吧里人已经满满当当，烟雾和那个盲人的手风琴乐声从常客们的头顶升起。我看了一下钟表。差不多快十二点了。时间在飞逝，我心想。

我跟着她往前走去。

我们走进一个狭长的储藏室，里面堆满了装瓶子的纸箱和清洁用品（除臭剂、笤帚、漂白粉、一把橡皮扫帚、一堆橡皮手套）。房间深处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布里吉达拉着我向其中一把椅子走去。我坐了下来。那是一张圆桌，桌面上布满了沟沟槽槽和各种名字，大部分已模糊难辨。女招待还站着，离我还不到一寸，像个女神或者捕食鸟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也许她在等我请她就座。在她的羞怯的感动下，我开口了。让我惊讶的是，她直接坐到我的膝盖上。这情景让人有些不舒服，但片刻后我就恐怖地意识到，我的本能，让我的理智和灵魂出窍的本能，乃至我最无耻的欲望，已经让我的那家伙硬得难以掩藏了。布里吉达肯定注意到我的窘态了，因为她站起来，居高临下地打量了我一番后要给我做口活儿。

“什么……”我说。

“用嘴做，想让我帮你吗？”

我茫然地盯着她，但是，真相就像一个孤独亢奋的泳者，在我无知的黑暗海洋中缓缓地迎头前进。她反盯着我。她的眼神既坚决又柔和。她身上有种东西让我觉得她与我此前认识的所有的人完全不同：她永远（无论你人在何处，身在何境，无论正在发生什么）都在拿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你。此刻，我想，谁也抵挡不了布里吉达的凝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

“宝贝，我是说想吸吮你的那家伙。”

我没有工夫回答，那也许是最佳的选择了。布里吉达的目光盯着我，接着她跪下，解开我的裤子……与此同时，她还用右手在我的下腹、肚子和胸脯上游走，以很有规律的间歇性节奏抽打着我，折腾得我遍体伤痕。这种痛苦或许有助于我体验到更微妙的快感，同时又抑制住高潮的到来。布里吉达频频把目光从正在干的活上升起来，不肯放下我的那家伙，然后探索着我的眼睛。后来我索性闭上双眼，随意默诵着《吸血鬼》里的句子。当我回忆这次意外插曲时，发现自己背诵的压根就不是《吸血鬼》里的句子，而是一种毫不神圣的混合品，包括出处各异的诗歌、叔叔的教诲、童年时的记忆、青春期所挚爱的女演员们的脸蛋（例如安格丽卡·玛丽亚脸庞的黑白影像），那完全是一场由连续画面形成的龙卷风。起初，我还想躲避她的抽打，意识到自己的努力纯属徒劳后，我把手伸向她的头发（染成一种明亮的栗色，据我观察并不洁净）和耳朵，那两只耳朵有些小，肉乎乎的，但却僵硬得有点不自然，好像根本就不是血与肉做的，完全是软骨和塑料合成，甚至连这种材料都不是：差不多像锻过的金属，用于制作耳朵上挂着的那两枚巨大假银环的材料。

接近尾声时，为了抑制住不要叫喊出来，我抬起拳头朝沿着储藏室墙壁悄悄爬行的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挥舞着，这时门忽然开了（静悄悄地），有个女招待露了下脑袋，唇间发出一声简短的警告：

“当心！”

布里吉达立刻打住嘴里的活。她站起来，眼神极其痛苦地盯着我，然后抓住夹克拽着我向我一直没注意到的一扇门走去。

“再见了，宝贝。”她把我推出那道门时说，喉音比平常浓重了许多。

我恍惚中发现自己来到酒吧的卫生间，那是一个阴暗的长方形空间。我踉跄了几步，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还一头雾水。闻到一股消过毒的味道，地板湿漉漉的，个别地方还被冲洗过。灯光暗淡到几乎没有。在两个破裂的池槽之间，我看到一面镜子，我左顾右盼地瞧了瞧自己。水银镜里出现了一条人影，顿时吓得我毛骨悚然。我小心避开地上的一摊水，不敢出声，这时才注意到那水是从一个格子间里流出来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再次回过头望着镜子。镜子照出一个黑红色的细长人脸，胡子上沾满汗水。我往后一趔趄，差点摔倒在地。还有人在格子间里。我听到他的咕哝声，好像在咒骂。我想可能是个熟客。这时有人喊了我的名字：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

我看见便池旁有两个人影。他们笼罩在一团烟雾中。两个同性恋，我想。两个同性恋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靠过来点，伙计。”

尽管逻辑和谨慎催促我快点找到门口，然后毫不迟疑地离开酒吧，我还是朝烟雾的方向走了两步。两双明晃晃的眼睛正盯着我，像狂风中豺狼的眼睛（承蒙诗歌的惠允：我还从未见过狼，但见过狂风，而且风其实不会随着罩住两个陌生人的烟雾移动）。我听到他们发出大笑。哈哈哈哈。有股杜松子酒的味道。我这才放松了。

“诗人加西亚·马德罗，你的家伙还亮在外面呢。”

“什么？”

“哈哈哈。”

“你的家伙……它还亮在外面。”

我摸了摸裤子拉链。还果真如此。我一下子羞愧难当，还真给忘了塞回去。我脸色涨得通红，心想骂他们操自个玩儿去，但最后还是忍住了，收拾好裤子，朝他们迈近一步。他们的模样看着挺熟悉，我试图穿透表面的黑暗破译出那两张脸上的密码，但没成功。

接着，先是一只手，然后又是一条胳膊，从缭绕在他们周围的烟雾团中露出来。那只手递给我一根大麻烟把儿。

“我不吸烟。”我说。

“这是大麻，诗人加西亚·马德罗。阿卡普尔科极品。”

我摇摇脑袋。

“不喜欢。”我说。

隔壁房间传来的一阵吵嚷声让我吃了一惊。有人抬高嗓门。男人的声音。这时又听到尖叫。女人的声音。布里吉达。我敢肯定是酒吧老板在揍她。我想过去保护她，可事实上我对布里吉达还没那么一往情深（其实我压根就不在乎她）。正当我回头朝门口走去时，那两个陌生人的手一把抓住我。这时我才看清他们的脸从烟雾中露出来。居然是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

我释然地出了口气，几乎要爆发出欢呼。我说我已经找了他们好几天。我又想过去帮帮那个喊叫的女人，可他们拦住我。

“别自找麻烦，那两个人经常这样干。”贝拉诺说。

“谁啊？”

“女招待和她的老板。”

“可老板在揍那女人啊。”我说。这会儿抽打声来得更响亮了。“我们可不能让他揍人呀。”

“噢，加西亚·马德罗，不愧是个诗人。”乌里塞斯·利马说。

“你说的没错，我们‘不能’让他揍人，”贝拉诺说，“可事情并不总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相信我。”

他们显然对酒吧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我还想问几件事，可不想显得过于轻率。

我从卫生间走出来，酒吧里的灯光猛然间刺疼了我的眼睛。每个人说话时都声嘶力竭。有人在和着那个盲人的乐曲跳舞，那是波莱罗风格的歌曲，或者在我听来像是波莱罗曲子的东西，那首歌曲在咏叹一场绝望的爱情，一场时间永远不能治愈的爱情，仿佛在诉说，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感觉更加屈辱、更加伤心、更加可怕。利马和贝拉诺各带了三本书，他们的模样看上去跟我一样是学生。我们离开酒吧前并肩走到吧台附近，要了三杯龙舌兰一饮而尽，然后走到大街上，放声大笑。要离开酒吧时，我最后回头望了一眼，徒劳地希望看到布里吉达出现在通往储藏室的路上，但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乌里塞斯·利马带的书是：米歇尔·布尔特奥、马修·梅萨吉尔、让·雅克·法索特、让·雅克·尼古恩·赞特、格耶尔·伯特－拉姆－索特热诺以及电子运动派诗人——我们的法国同行（我认为）等合著的《裙边电子宣言》［7］ ，还有米歇尔·布尔特奥的《丝缎般的血》［8］ 、马修·梅萨吉尔的《夏日北方的朦胧诞生》［9］ 。阿图罗·贝拉诺带的书是阿兰·儒弗瓦［10］ 的《完美的犯罪》［11］ 、苏菲·波多尔斯基的《一切都可被允许的国家》［12］ 、雷蒙·格诺［13］ 的《百万亿首诗》［14］ 。（雷蒙·格诺的书是复印本，被折得皱皱巴巴，翻得破旧不堪，看上去简直像朵吓人的纸花，花瓣向四面八方散开。）

后来我们又碰见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他也带了三本书。我求他让我记一下书名，这几本书是布赖恩·帕特［15］ 的《小约翰尼的忏悔》［16］ 、安德烈·亨利的《今夜正午》［17］ 、斯派克·霍金斯［18］ 的《失踪的消防队》［19］ 。

11月11日

乌里塞斯·利马住在起义者大道附近的埃纳华克街一幢楼的顶屋，那里空间促狭，只有十英尺长、八英尺宽，四处堆满了书籍。透过那扇小得像舷窗般的独窗，可以望见邻居的屋顶，照乌里塞斯·利马的说法，那里还在举行着人类的牺牲仪式，这是借用蒙西瓦伊斯的说法。房间地板上只有一张薄床垫，白天或有客来访时就卷起来当沙发用。还有一张小桌，整个桌面被一台打字机占据，另外还有一把单人椅。显然，客人只能席地而坐，甚至站着。今天我们共有五个人：利马、贝拉诺、拉斐尔·巴里奥斯和哈辛托·雷克纳。贝拉诺占了那把椅子，巴里奥斯和雷克纳占了那张床垫。利马始终站着（有时在房间走动），我坐在地板上。

我们不停地谈论诗歌。谁也没有读过我的诗，但大家依然把我当自己人看。同志情谊显得那么亲密和不可思议！

大约九点钟，费里佩·穆勒来了，他今年十九岁，我来之前他是这个圈子里最年轻的。后来我们倾巢出动上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饭后边走边聊文学，聊到凌晨三点钟。我们有个共识，那就是墨西哥诗歌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了。我们不能长此（以我之见）以往，困陷在帕斯和聂鲁达的统治之间，换句话说夹在一块岩石和硬地之间。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问他们上哪儿可以买到那几本书，答案没有丝毫意外：全是从索娜罗莎街上的弗朗西萨书店，以及波兰科区奥拉西奥大街旁那条马尔蒂内斯大街上的波德莱尔书店偷来的。我又请教作者的生平（某个本能现实主义者读的书会很快在这个圈子的其他成员中传阅），他们逐一向我介绍了电子运动派、雷蒙·格诺、苏菲·波多尔斯基和阿兰·儒弗瓦的生平和作品。

费里佩·穆勒问我懂不懂法文。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微不耐烦。我告诉他借助辞典完全可以对付。后来我又问了他，你能说法语吗，伙计？他说不会。

11月12日

在基多咖啡店碰到哈辛托·雷克纳、拉斐尔·巴里奥斯和潘乔·罗德里格斯。大约九点时我看到他们进来了，就打手势叫他们到我这张桌子来。我已经在那里看书、写东西，打发掉了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他们介绍我认识潘乔·罗德里格斯。他的个头跟巴里奥斯一样矮，长着一张十二岁孩子的脸蛋，尽管实际上已经二十二岁了。我们彼此欣赏几乎是必然的了。潘乔总是说个不停。因为他的介绍我得知，贝拉诺和穆勒没有来之前（他们是皮诺切特政变［20］ 后才到墨西哥城的，所以不是这个圈子的创始成员），乌里塞斯·利马出版过一份杂志，发过玛丽亚·芬特、安格丽卡·芬特、劳拉·达米安、巴里奥斯、桑·埃皮法尼奥、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叫马塞罗·罗伯斯的家伙、罗德里格斯兄弟潘乔和莫克特苏马的诗。据潘乔说，他本人是两个最好的墨西哥青年诗人之一，另一个就是乌里塞斯·利马，潘乔说利马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份杂志（总共出了两期，都是1974年发行的）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21］ ，钱全是利马出的。雷克纳（他当时还不属于这个圈子）和巴里奥斯都说，本能现实主义者就是这样起家的。潘乔认为恰恰相反。照他的说法，杂志继续办下去就好了。正要起飞时却收起了翅膀，他说，那时人们刚刚要开始认识我们了。什么样的人们？当然是别的诗人、搞文学的学生、每周参加墨西哥城像鲜花般盛开的数百个作家班的写诗的女孩了。巴里奥斯和雷克纳在杂志问题上产生分歧，不过在回忆时都带着伤感的怀念之情。

“有那么多的女诗人吗？”

“只有傻子才管她们叫女诗人呢。”潘乔说。

“这是你给她们封的诗人头衔。”巴里奥斯说。

“可是有那么多人吗？”

“在墨西哥历史上可谓空前了，”潘乔说，“扔一块石头都能砸中一个在写自己那点小生活的女孩。”

“利马怎么可能一个人出资办那份杂志呢？”我问。

我想这会儿别在诗人问题上过于固执是明智的。

“噢，诗人加西亚·马德罗，乌里塞斯·利马可是那种为诗歌献出一切的人。”巴里奥斯带着梦幻般的神色说。

后来我们又谈起杂志的名称，我觉得取得非常精彩。

“不知道我理解对了没有。照利马说，诗人们都应该像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那样。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潘乔说，“我建议他应该叫《混蛋胡安娜修女》，听上去墨西哥味要更足些，可我们的这位朋友，只要跟外国佬沾点边就会让他神魂颠倒。”

“乌里塞斯以为有一家出版社跟它同名，其实他搞错了，等明白过来后决定还是用这个名字。”巴里奥斯说。

“哪家出版社啊？”

“巴黎的P.J.奥斯瓦尔德，这个社出过一本马修·梅萨吉尔的书。”

“傻瓜乌里塞斯以为那家法国出版社是根据那个刺客取的名字。可那是P.J.奥斯瓦尔德，不是L.H.奥斯瓦尔德，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了，还是决定用原来的名字。”

“那个法国佬的名字肯定是皮埃尔－雅克。”雷克纳说。

“没准是保罗－让·奥斯瓦尔德呢。”

“他家里很有钱吗？”我问。

“没有，乌里塞斯家里没有钱，”雷克纳说，“其实，他惟一的家就是母亲，是吧？至少我没有听说过还有别的人。”

“我认识他全家，”潘乔说，“我认识乌里塞斯·利马比你们谁都早，比贝拉诺还要早，他母亲就是他惟一的家。他一贫如洗，我向你们打包票。”

“他怎么出资来办那份杂志呢？”

“卖大麻啊。”潘乔说。另外两个人默不作声，但也没有否认。

“我不信。”我说。

“真的，钱就是这么换来的。”

“混蛋。”

“他亲自去阿卡普尔科弄来，然后再送给墨西哥城的客户。”

“闭嘴，潘乔。”巴里奥斯说。

“我干吗要闭嘴？那家伙难道不是他妈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吗？我干吗要闭嘴啊？”

11月13日

今天一整天我都跟着利马和贝拉诺。我们先是徒步行走，然后又乘地铁、公交、出租车，接着继续步行，我们自始至终不停地说啊说。有时他俩走进某幢大楼，我就在外面候着。我问他们去干吗了，他们说在作一项调查。可我觉得他们在送大麻。我一路上给他们朗读自己刚写的诗，那是其中的十一二首。我想他们会喜欢。

11月14日

今天我和潘乔·罗德里格斯上芬特姐妹家了。

潘乔出现并邀请我跟他一块儿去芬特家时，我已经在基多咖啡店里待了四个小时，喝掉三杯咖啡，对读书和写东西已了无兴趣。听到邀请后我简直要跳起来。

芬特家住在康德萨区科里马大街上一幢漂亮的二层楼房里，楼前屋后都带着小院。前院乏善可陈，只有几棵小矮树和稀稀拉拉的青草。不过，后院可就截然不同了，树木高大粗壮，巨树的叶子葱绿乌亮，还有一个贴着瓷砖的水塘，但绝对称不上是喷泉（里面没有活鱼，却有一艘电池制动的潜艇，那是小弟弟胡吉托·芬特的私产），还有一幢小房子，与大房子完全分离开来。这幢小房子一度可能用做马车库或马厩，现在是芬特姐妹住的地方。还没到那儿时，潘乔就先介绍开了：

“安格丽卡的父亲有些疯狂。如果你看见有什么离谱之处的话，千万别担惊受怕，我怎么应付你学着就是了，装作什么事儿也没有。如果他要挑事儿，你也别担心。我们会拿下他。”

“拿下他？”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我们俩？在人自个儿家？”

“他老婆会感激不尽的。这家伙可不好对付着呢。前两年还在精神病院待过。不过千万别把这些又说给芬特姐妹听。你非要说，别说是从我这儿听来的。”

“看来他是疯子了。”我说。

“不仅疯子还穷光蛋呢。最近他们才有了两部小车，雇了三个用人，他们家经常举办大型派对。可是，不知怎么，他揍了一个难缠的穷鬼，而且输了。现在他又落魄潦倒了。”

“不过要维持这么一幢楼肯定是很花钱的。”

“这是他们自己的房子。他们全部的家当就剩这个了。”

“芬特先生疯之前是干吗的？”我说。

“建筑师，可并不怎么出色。两期《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就是他设计的。”

“不赖嘛。”

我们按过门铃后一个留着小胡子、神色癫狂的秃顶男子出来开门。

“这就是安格丽卡的父亲。”潘乔轻声向我咕哝说。

“猜得出。”我说。

他大步走到门口，带着极其厌恶的表情死死盯着我们。我庆幸人在栅栏的外侧。他犹豫了片刻，好像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才打开门，然后冲了过来。我往后一跳，但巴勃罗张开双臂热烈地向我们打招呼。接着又站住，伸出一只颤颤悠悠的手，然后放我们过去。潘乔欢快地绕过大房子走到后院，我跟在他后面。芬特先生回到屋里自言自语。我们踏入前后花园之间那条满是鲜花的露天通道时，潘乔说可怜的芬特先生焦躁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女儿安格丽卡：

“玛丽亚已经不是处女了，”潘乔说，“但安格丽卡还没有失贞，她倒是挺想的，老头子清楚得很，这简直快要把他给逼疯了。”

“他怎么知道的？”

“我猜是父性的神秘本能吧。总之，他整天都在苦思冥想将会是哪个婊子养的摧残掉他女儿这朵花，这对一个男人来说简直太煎熬了。说句心里话，我能理解他，假如换了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可是他脑子里已经有人选或者说他怀疑谁都有可能吗？”

“他当然谁都怀疑了，不过有那么两三个人是不参加这场角逐的：同性恋和她姐姐。老头子可不是傻瓜。”

这毫无意义。

“去年安格丽卡获了个劳拉·达米安诗歌奖，你知道，当时她年仅十 六岁。”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奖。据潘乔后来告诉我，劳拉·达米安是个女诗人，死于1972年，还不到二十岁，父母为了纪念她就设了这个奖。潘乔还说，这个奖在“真正的精英”中声誉极高。我瞥了他一眼，好像质问他是哪路白痴，但潘乔没有觉察出来。他好像在等什么人。后来他抬眼朝上望去，我感觉二楼某扇窗户的窗帘动了动。也许那不过是微风在轻拂，可我觉得仿佛有人看着我穿过芬特姐妹小房子的门槛。

家里只有玛丽亚一个人。

玛丽亚显得高挑、黝黑，留着一头直直的黑发，鼻子高挺（绝对高挺），双唇细薄。她看上去人挺不错，不过不难看出一旦她发起脾气来就会没完没了。我们看到她站在屋子中间，时而练习舞步，时而读胡安娜修女的作品，同时又听着比莉·郝乐黛的唱片，心不在焉地描着水彩画，画上两个女人紧握着手站在火山脚边，周围泥石流弥漫。玛丽亚起先对我们颇为冷淡，好像潘乔的出现让她非常不悦，她只是看在妹妹的分上迁就着潘乔，说句公道话，后院这幢小房子也不是她一个人的，属于她们姐妹俩。她甚至都不拿正眼瞧我。

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糕，我还装模作样对胡安娜的诗发表了一番陈词滥调的评论，这进一步加剧了她对我排斥的偏见（拙劣地提到几行著名的诗句：“误入歧途的男人会惩罚/一个原本毫无瑕疵的女人/显然你是在抨击自己的过错”），当我试图再次吟诵如下诗句时把事情搞得更糟了：“请停一停，这稍纵即逝的美好幻影/我赞美这令人销魂的幻景/我情愿为之幸福地死去的幻象/我情愿为之痛苦地活着的憧憬。”

瞬间我们三个人陷入提心吊胆或者沉闷的默然之中，玛丽亚·芬特甚至都不看看我和潘乔，但我偶尔看一眼她和水彩画（或者说得准确些是偷着瞧一眼她和水彩画）。潘乔·罗德里格斯好像对玛丽亚或她父亲的敌意完全无动于衷，专心地浏览着屋里的书籍，嘴里还哼着歌，据我听来这首歌与比莉·郝乐黛正在唱的那首歌毫无关联，安格丽卡出现后僵局才算打破，这时我才明白了潘乔的心思（他也是想摘掉安格丽卡这朵鲜花的男人之一），我对芬特先生的苦衷若有所悟，不过说实话，对我来说贞操这东西没什么大不了。（毕竟我自己还是个处子，如果把布里吉达的口交也算做一种采花行径的话，那我可就不“处”了。可是，那能算是跟女人做爱了吗？如果我同时也舔了她的阴部，能说我们事实上做了爱吗？为了不再守身如玉，如果一个男人把他那玩意儿插进一个女人的阴道而不是她的嘴巴、屁股或者腋窝，才算真正做了爱吗？要说真正做了爱，非得射了精才算数吗？所有这些东西理论起来真是太复杂了。）

但是，我刚才说了，安格丽卡来了，从她对待潘乔的态度判断，显然（至少在我看来）他跟这位折桂诗人有罗曼蒂克的迹象。他把我介绍完毕后就再次把我冷落在那里了。

潘乔和安格丽卡竖起一道屏风把房间划成两半，然后两个人就坐床上了，我听到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我走到玛丽亚跟前，恭维水彩画如何之好。她连头都没有抬。我又试了另一个策略：我谈起本能现实主义和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我还把眼前那幅水彩画当做一幅本能现实主义的作品分析了一番（屏风那边的窃窃私语让我越来越紧张，到了心惊肉跳的地步）。玛丽亚·芬特终于看着我笑了：

“我才不屑于那些本能现实主义者呢。”

“可我想你大概也属于这伙的成员吧。我是说这个流派。”

“你在开玩笑吧？如果他们别取这么个恶心的名字我没准会加入这个团体……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跟内脏之类的本能之物沾边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恶心。”

“那你愿意管它叫什么呢？”

“哦，我不知道。也许会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吧。”

“我想库埃纳瓦卡已经有一个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的团体了。我们正努力在全拉丁美洲范围发起一场运动。”

“在拉丁美洲范围？拜托！”

“嗯，这是我们的长图远谋，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是谁呢？”

“我是利马和贝拉诺的朋友。”

“我怎么从没见过你啊？”

“我是不久前才认识他们的……”

“你是阿拉莫诗歌班上的那孩子吗？”

我的脸色红起来，可我搞不清楚究竟为什么要脸红。我承认是在诗歌班上认识的。

“这么说来库埃纳瓦卡已经有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了，”玛丽亚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我应该去库埃纳瓦卡生活。”

“我在《至上报》看过报道。那是些搞绘画的老人们的组织。我想是群旅行家吧。”

“莉奥诺拉·卡林顿就住在库埃纳瓦卡，”玛丽亚说，“你不想谈谈她吗？”

“嗯，不想。”我说。我还不知道莉奥诺拉·卡林顿是谁呢。

这时我们听到了呻吟声。我立刻断定那不是愉悦的而是痛苦的呻吟。这时我忽然想起过了好一阵子才听到屏风背后传来响动。

“没事儿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

“我挺好的。去散会儿步吧，带上那个家伙跟你一起去吧。”安格丽卡·芬特用闷声闷气的声音回答说。

玛丽亚懊恼和不耐烦地把画笔朝地板上一掷。我从地板砖上的墨迹判断妹妹恳求拥有点小小隐私的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跟我来。”

我跟着她来到后院一个隐蔽的角落，一面藤蔓覆盖的高墙旁边摆着一张桌子和五把金属椅子。

“你觉得他们会……”我说完立刻就对自己的好奇感到后悔了，我本来还指望她也有这份心思呢。幸运的是，玛丽亚气愤得没有太留心我的话。

我们谁也不吭声地坐了会儿。玛丽亚轻轻地敲击着桌子，我好几次把腿跷起又放下，很投入地忙着研究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行了，你还在等什么啊？给我读几首你的诗。”她说。

我读啊读，最后读得一条腿都麻了。读完后我怯生生地问她喜不喜欢。后来玛丽亚请我上大屋子里去喝咖啡。

我们看到她父母正在厨房做饭。他们似乎还挺开心。玛丽亚介绍了我。她父亲的表情没刚才那么癫狂了。他其实对我挺好的，问我学什么专业，要如何在法律和诗歌之间求得平衡，阿拉莫有多么老气横秋（他们好像彼此挺熟悉，没准孩提时代就是朋友呢）。她母亲说的那些没影儿的事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我想她提到科约阿坎举办的一场降神法会，她最近刚去过那里，还提到1940年代一个唱老情歌的歌手灵魂一直无法安息。我都搞不清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看到胡吉托·芬特守在电视机前。玛丽亚既不跟他说话也不介绍我们认识。他只有十二岁，留着长发，穿着像个流浪汉。他管谁都叫做纳科或者纳卡。他对妈妈说，没门，纳卡，办不到。对父亲说，纳科，听我慢慢说嘛。对姐姐说，没错，我的纳科或者纳卡，你简直太棒了。对我说，嗨，纳科，怎么样啊？

据我所知，纳科主要指住在城里的印第安人。胡吉托用这个词肯定别有含义。

11月15日

今天又去芬特家了。

整个过程跟昨天完全一样，仅有些微不同。

我跟潘乔在格劳利塔起义者大道附近一家叫“基塔纳罗的洛托”的中国餐馆碰头，我们喝了几杯咖啡，吃了点主食（我自己掏的钱），然后就去康德萨小区。

我们按了门铃后又是芬特先生来开门，状态跟昨天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距离踏上疯狂之路又近了几步。当他握住潘乔伸出的兴高采烈的手时，两只眼睛快从眼窝里鼓出来，显得冷漠无情，看不出丝毫认出我的迹象。

玛丽亚一个人待在后院的小房子里，她还在画昨天的那幅画，左手拿着同一本书，不过这次录音机里放的是奥尔加·桂洛特［22］ 而不是比莉·郝乐黛的声音。

她的态度依然冷冰冰的。

潘乔依旧重复昨天的老路数，找了把小藤椅坐下等安格丽卡来。

这次我小心翼翼地别对胡安娜进行任何价值评判，我先是全神贯注地欣赏藏书，然后又去欣赏那幅水彩画，站得离玛丽亚很近，但仍然保持着某种谨慎的距离。那幅水彩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观。我记得泥石流旁边的两个女人本来是摆出一种严峻或者至少是很严肃的姿态，现在已经挽着彼此的胳膊，其中一位在大笑或者假装大笑，另一位在哭泣或者假装哭泣。泥石流（显然是泥浆，因为还泛着红色或者朱红色）上漂着洗涤剂瓶、光秃秃的洋娃娃和满是耗子的柳条篮。那两个女人的衣服褴褛不堪或者打满了补丁。天空上（或者至少在水彩画的上半部分）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在画面的下半部分，玛丽亚已经绘制出今天早晨墨西哥城的天气预报图。

这幅画有点杀气腾腾。

后来安格丽卡容光焕发地走进来，又跟潘乔竖起那道屏风。玛丽亚作画的时候我沉思默想了片刻：我脑子里丝毫不再怀疑潘乔拉我上芬特家是为了在他和安格丽卡办事儿时，让我扰乱玛丽亚的注意力。这样干似乎非常不公。之前，在那家中国餐馆里，我曾问过他是不是自视为本能现实主义者。他的回答含含糊糊、啰里啰唆。他谈了一通工人阶级、毒品、弗洛雷斯·马贡、墨西哥革命中的几位关键人物。他说自己的诗肯定将在贝拉诺和利马很快就要创办出来的那份杂志上发表。如果他们不发我的诗，那他们就去操蛋吧，他说。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潘乔一门心思惦记着的事儿就是跟安格丽卡睡觉。

“你没事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跟昨天如出一辙的痛苦的呻吟声又开始了。

“没事，没事，我挺好的。你能去散会儿步吗？”

“可以啊。”玛丽亚说。

我们再次在那片爬满青藤的墙下那张铁桌旁边无可奈何地坐下来。我的心都碎了，没有任何拿得出来的理由。玛丽亚开始给我讲起她们童年的故事，这些故事乏味至极，她讲这些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我装出兴味盎然的样子。什么小学、她们参加的第一次派对、高中、对诗歌的共同挚爱、旅行、周游列国的梦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杂志，她俩都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还谈到安格丽卡获了劳拉·达米安奖……她讲到这儿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停顿了片刻），我问劳拉·达米安是干什么的。这样问纯属本能。玛丽亚说：

“一个诗人，年纪轻轻就死了。”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她死时才二十岁。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怎么没有读过她写的任何东西呢？”

“你读过洛特雷阿蒙的东西吗，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

“没有。”

“哦，你没有听说过劳拉·达米安那就不奇怪了。”

“实在不好意思。我知道自己挺无知的。”

“我没有说你这个的意思。我只想说你还很年轻。劳拉只出过一本叫《缪斯的源起》的诗集，还是自费印的呢。那是本遗作，父母资助印的，父母太疼爱她了，从来都是她的第一读者。”

“他们一定很有钱吧。”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如果他们有能力独立出资设一个年度诗歌奖的话，他们肯定是很有钱了。”

“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给安格丽卡发的奖金并不多。这项奖的意义更多是在权威性上而不在钱的多少。甚至连权威性都谈不上。毕竟，他们只颁给年龄不到二十岁的诗人。

“那是劳拉·达米安去世时的年龄。太恐怖了。”

“不是恐怖，而是伤心。”

“颁奖的时候你在场吗？劳拉的父母亲自来颁发吗？”

“是啊。”

“在哪儿呢？在他们家里吗？”

“不，在大学。”

“哪个系？”

“文学系。劳拉曾经在那个系里读书。”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丝毫可恐怖的。让我说，你才恐怖呢，加西亚·马德罗。”

“你知道吗，你叫我加西亚·马德罗时简直能把我气死，那感觉就像我管你叫芬特。”

“人人都这么叫你，我干吗非要叫得跟别人不同呢？”

“好吧，不说这个了。再给我讲讲劳拉·达米安的故事吧。你没有去角逐这个奖吗？”

“角逐了，但安格丽卡得奖了。”

“安格丽卡之前有谁得过？”

“一个来自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女孩，在国立自治大学学医。”

“再之前呢？”

“再之前没有人得过，因为那个奖还不存在呢。我明年可能会参加，但也说不准。”

“你要得了奖，会拿奖金干吗？”

“也许去欧洲旅行吧。”

我们沉默了片刻。玛丽亚·芬特在考虑还不曾探索过的异国他乡，而我却在想着那些日夜跟她做爱的外国男人。这个念头连我都觉得吃惊。难道我爱上玛丽亚了吗？

“劳拉·达米安是怎么死的？”

“她在特拉尔潘被车撞了。她还是个孩子啊，她的父母彻底崩溃了。我想她母亲甚至都想自杀。这么年轻就死了，一定伤心极了。”

“一定伤心极了。”我说，同时想像着玛丽亚·芬特在一个七英尺高的英国男子的怀抱中，他白皙得简直像个白化病患者，那条长长的粉红色的舌头伸进玛丽亚薄薄的嘴唇里。

“你知道该向谁了解劳拉·达米安吗？”

“不知道，问谁？”

“乌里塞斯·利马。他们是朋友。”

“乌里塞斯·利马？”

“是啊，他们好得难分难舍，他们一起上学，一起看电影，互相借书看。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说。

我们听到小房子里传来一阵噪声，我们坐着听了会儿动静。

“劳拉·达米安死的时候乌里塞斯·利马有多大？”

玛丽亚没有回答。

“乌里塞斯·利马原来并不叫乌里塞斯·利马。”她声音沙哑地说。

“你说那是他的笔名吗？”

玛丽亚点头称是，她凝视的目光迷失在复杂的藤蔓踪迹中。

“那他的真名叫什么？”

“阿尔弗雷多·马尔蒂内斯，好像是这个吧。我想不起来了。不过我见着他的时候并不叫乌里塞斯·利马。这个名字是劳拉·达米安给他取的。”

“噢，真是太好了。”

“大家都说他爱着劳拉。可我觉得他们从来没有一起睡过觉。我想劳拉死的时候还是个处女。”

“二十岁吗？”

“当然啊，谁说不是呢。”

“当然，你说的不会有错。”

“很让人伤心吧？”

“是让人伤心。那当时乌里塞斯或者阿尔弗雷多·马尔蒂内斯多大呢？”

“比劳拉年轻一岁，十九岁，没准十八岁。”

“我想他一定痛苦极了。”

“他大病了一场。听说差点死了。医生不知道他究竟哪儿出问题了，看着他越来越憔悴。我去医院看过他。我去的时候正是情况最坏的时候。但是，终于有一天，他好起来了，那病就如同不知为何得上一样神秘地结束了。后来，乌里塞斯就辍学了，开始办杂志。你看到过那份杂志吧？”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的，看过。”我撒了谎。马上又纳闷，去乌里塞斯·利马的顶楼房间时为什么就没人送我一期，哪怕迅速翻阅一下都成啊。

“一份诗刊的名字起成这样也太恐怖了。”

“我倒很喜欢。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糟糕。”

“感觉挺可怕。”

“换了你会取什么名字？”

“不知道。没准就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

“有意思。”

“你知道整个杂志是我父亲设计的吗？”

“听潘乔说过。”

“装帧可是这份杂志最出色的组成部分。现在人人都讨厌我父亲。”

“人人？所有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干吗讨厌呢？这毫无道理啊。”

“不，不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他工作室别的建筑师。我猜那些人嫉妒我父亲居然跟年轻人处得这么融洽。总之不容他。他们要让他付出代价。全是因为那份杂志。”

“因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当然啊。因为我父亲在工作室给杂志做的装帧设计，现在他们要让他对可能发生的一切负全部责任。”

“可是会有什么事呢？”

“形形色色的事。显然你还不了解乌里塞斯·利马。”

“还真不了解，”我说，“可我在逐渐了解。”

“他可是一枚定时炸弹。”玛丽亚说。

这时，我才忽然发觉天已漆黑，我们只能听见却看不见对方了。

“听着，我得向你老实坦白了。我刚才撒了个谎。我压根就没碰过那份杂志，我想看一眼杂志都快想死了。你能借我一本吗？”

“当然可以。我会送你一本的。我有多余的。”

“你还能借我一本洛特雷阿蒙的书吗？拜托了。”

“可以，但你绝对要还我。他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之一。”

“我保证。”我说。

玛丽亚走进大房子。我一个人留在院里，刹那间，我简直不相信外面居然就是墨西哥城。后来我又听了听芬特姐妹那幢小房子里的声音，一盏灯亮了。我想那应该是安格丽卡和潘乔屋里的灯。我想潘乔很快就会出来到后院找我，可事情并没有如愿以偿。玛丽亚拿着两本杂志和《马尔多罗之歌》回来时，她也注意到小房子里的灯亮了，她凝神等了片刻。忽然，在我最想不到的时候，她问我是不是还是处男。

“不是，当然不是了。”我撒谎说，这是我那天晚上二度撒谎。

“失去纯真那么难吗？”

“有点儿。”我说，稍加思索了一下答案。

我注意到她的声音又变得沙哑起来。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当然没有了。”我说。

“那你是跟谁做的？妓女？”

“不是，我去年遇到的从索诺拉来的一个女孩，”我说，“我们就相处了三天。”

“再没有跟别的任何人做过吗？”

我忍不住诱惑想告诉她跟布里吉达的那场历险，最后我想还是别说为好。

“没有，再没别人了。”我说，这时我感觉痛苦得还不如死了的好。

11月16日

我给玛丽亚·芬特打了个电话。我说想见她。我恳求她能够出来。她说可以在基多咖啡店见我。她到店里时大约七点，几双眼睛从门口一直追随到我等待她的那张桌上。

她显得特别漂亮。她穿了件瓦哈卡［23］ 风格的上装，一条很紧的牛仔裤，一双皮鞋。她肩上背了个深褐色的背包，边上印着若干奶油色的小马，里面放满了书和稿纸。

我请她读首诗。

“别那么无聊了，加西亚·马德罗。”她说。

不知为什么，她那样说让我很伤心。我想自己有一种听到从她的唇间读出一首诗的生理需求。不过可能地点不对劲。咖啡店里说话声、喊叫声、尖笑声动静太大了。我把洛特雷阿蒙的书还给她。

“已经读完了？”玛丽亚说。

“是啊，”我说，“我整宿未睡，读完了。我还读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简直太棒了，不得已停刊，太遗憾了。我喜欢你写的东西。”

“这么说来你还没上床睡觉呢？”

“还没，可我感觉很好。我很清醒。”

玛丽亚凝视着我的眼睛微笑了。一个女招待过来问她喝点什么。什么也不要，玛丽亚说，我们马上就走了。到了外面，我问她是不是想去别的地方，她说不想，只觉得在基多咖啡店里有些不对路。我们沿着布卡雷利大街向雷福马方向走去，然后又穿过雷福马街朝格雷罗街走去。

“这儿是妓女们活动的地方。”玛丽亚说。

“我不知道。”我说。

“挽着我的胳膊，免得别人有非分之想。”

其实，我本来看不出这条街跟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几条街有任何不同之处。这里同样车水马龙，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跟沿着布卡雷利大街上涌动的人流没什么两样。可是后来（也许是因为玛丽亚暗示了的缘故）我开始留心起区别。先是灯光。布卡雷利的街灯呈苍白色，而格雷罗街灯的基调多些琥珀色。又注意到车子：布卡雷利大街上很少有车停泊在路上，格雷罗街边的车却随处可见。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酒吧和咖啡店都门厅大开，灯火通明，格雷罗街上虽然酒吧不少，好像都在孤芳自赏，显得很隐秘或者低调，鲜见可以向外张望的大窗户。最后，不同的还有音乐。布卡雷利大街上压根就听不到。所有的响动声都来自行人或者车辆。在格雷罗街上，你越往里走，特别是走到紫罗兰和木兰花街角，音乐简直把整条街都笼罩住了，从酒吧、从停泊的车辆、从便携收音机里传来各种乐声，甚至从黑洞洞的大楼亮着灯的窗户里都会飘出音乐。

“我喜欢这条街，”玛丽亚说，“总有一天我要住在这里。”

一群雏妓站在人行道上一辆显旧的凯迪拉克轿车周围。玛丽亚站住跟其中一位打了声招呼：

“嘿，你在这儿啊，鲁佩。见到你真好。”

鲁佩显得非常瘦削，头发留得很短。我觉得她的漂亮跟玛丽亚不相上下。

“哇，玛丽亚！老大，好久没见了。”她说，然后拥抱了玛丽亚。

跟鲁佩一伙的几个女孩斜靠在凯迪拉克车头上，目光齐刷刷地落在玛丽亚身上，镇定自若地仔细打量着她。她们几乎不瞧我。

“我以为你死了呢。”玛丽亚忽然来了这么一句。如此冰冷的一句话把我震晕了。玛丽亚话语的老道令人瞠目结舌。

“我还活得好好的。不过差点死了。是吧，卡梅西塔？”

“没错。”那个叫卡梅西塔的姑娘说，她还在研究着玛丽亚。

“是格洛丽亚传染的。你见过她吧，老大，他妈的简直是个人渣，可是没有人受得了她。”

“我没见过她。”玛丽亚说，唇间带着一丝微笑。

“只有警察才拷得住她。”卡梅西塔说。

“就没治了？”玛丽亚说。

“根本不可能，”卡梅西塔说，“怎么着？那婊子什么都知道，连她自己都难以置信，谁都拿她没办法。”

“唉，真可怜。”玛丽亚说。

“说说，上学怎么样？”

“很一般。”玛丽亚说。

“你还弄得那个心急火燎的傻瓜拼命追你吗？”

玛丽亚大声笑起来，迅速瞥了我一眼。

“我这个朋友是学芭蕾的，”鲁佩对另外一个女孩介绍说，“我们是在现代舞蹈学校认识的，就是堂塞莱斯街上的那所学校。”

“没错，我知道。”卡梅西塔说。

“其实，鲁佩在那所舞蹈学校外面站街。”玛丽亚说。

“可她怎么上这种地方来了呢？”始终没吭声的一个女孩问，她是这群姑娘中个子最矮的，差不多是个侏儒了。

玛丽亚看着她耸了下肩膀。

“你愿意跟我们去喝杯咖啡吗？”她说。

鲁佩看了下右手腕上的表然后望着朋友们。

“问题是，我还要工作。”

“一会儿工夫，马上回来嘛。”玛丽亚说。

“那好吧。工作还可以等等，”鲁佩说，“我待会儿再来找你们，姑娘们。”她这就跟玛丽亚走了。我跟在她们后面。

我们到了木兰花街后又左转，拐到耶稣加西亚大街上。接着，我们又向南边的革命英雄广场走去，到那儿后走进一家咖啡店。

“你最近在跟这小子玩儿吗？”我听到鲁佩对玛丽亚说。

玛丽亚又放声笑了。

“只是个普通朋友，”她说，然后又面对我补充了一句，“如果替鲁佩拉皮条的老板找上来了，你可要同时保护我们俩啊，加西亚·马德罗。”

我想她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又想她没准是当真的，而且，坦率地说，那情景似乎显得诱人起来。那时我无法想像在玛丽亚面前还有什么更佳的示好方式。我觉得很开心。我们有一整夜的工夫可以拿来消磨。

“我男人很严肃，”鲁佩说，“他不喜欢我跟陌生人瞎跑。”这是她讲话时第一次直视我。

“可我不是陌生人啊。”玛丽亚说。

“老大，不是指你。”

“你知道我跟鲁佩是怎么认识的吗？”玛丽亚说。

“不知道。”我说。

“在舞蹈学校。鲁佩是帕科·杜阿尔特的女朋友。帕科是西班牙来的舞蹈家，是那所学校的头儿。”

“我每周去见他一次。”鲁佩说。

“我不知道你还上过舞蹈课。”我说。

“不是上课。我去那儿只是为了做爱。”鲁佩说。

“我是说玛丽亚，不是你。”

“我从十四岁就开始学舞蹈了，”玛丽亚说，“太晚了，成不了出色的芭蕾舞演员。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

“你说什么啊？你是个了不起的舞蹈家！就是太怪了，事实上换了谁在那种状态都会半疯不癫的。你看过她跳舞吗？”我说没有。“你会佩服得五体投地。”

玛丽亚摇摇头表示否认。女招待过来了，我们点了三杯咖啡，鲁佩又要了份奶酪三明治，不带豆子的。

“豆子不好消化。”她解释说。

“你的胃怎么样了？”玛丽亚说。

“还好。有时疼得挺厉害，有时我又忘了它还在那儿。主要问题是神经。如果太紧张了，我就吸根大麻烟，然后就好了。你怎么样啊，再没去舞蹈学校吗？”

“不经常去了。”玛丽亚说。

“这傻瓜有一次跟我走进帕科·杜阿尔特的办公室。”鲁佩说。

“我差点笑死了，”玛丽亚说，“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笑起来了。我大概爱上帕科了吧，完全是歇斯底里。”

“拜托，老大，你知道他跟你不合适。”

“你跟这个帕科·杜阿尔特有什么过节吗？”我说。

“还真什么都没有。我只在街上碰到过他一次，他不能来找我，我也不能上他家去，因为他娶了个外国女人，我只能在舞蹈学校见他。不过，我想他喜欢这种方式，那个人渣。在他办公室操我。”

“你的皮条客允许你远离自己的活动范围吗？”我说。

“我的活动范围？你对我的范围了解多少？谁说我有皮条客？”

“抱歉，我不是故意冒犯你。只是刚才玛丽亚说你的皮条客是很暴力的那种，她没说吗？”

“我没有皮条客。你认为我跟你说话了，你就有权羞辱我吗？”

“冷静，鲁佩。没人羞辱你。”玛丽亚说。

“这龟儿子侮辱了我男人，”鲁佩说，“他要听到了，非找你算账不可。小流氓。他不出一秒钟的工夫就能揍扁你。我敢说你会恨不得舔我男人的那家伙求饶。”

“嗨，我可不是同性恋。”

“玛丽亚所有的朋友都是男同性恋，人人都知道。”

“鲁佩，饶了我朋友们吧。鲁佩病了后，”玛丽亚面对我说，“是埃内斯托和我带她上的医院。太不可思议了，有人居然这么快就忘了别人的好。”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我问道。

“是啊。”玛丽亚说。

“他也上舞蹈课？”

“以前常去。”玛丽亚说。

“噢，埃内斯托，我对他的印象太好了。我记得他一把抱起我放进一辆出租车。埃内斯托就是同性恋，”鲁佩给我介绍说，“可他特别强。”

“不是埃内斯托把你弄进出租车的，傻瓜，那是我。”玛丽亚说。

“那天晚上，我满以为自己会死掉。”鲁佩说，“我糟糕透了，忽然就觉得病了，我开始吐血。好几桶血啊。说句真心话，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倒不在乎。我只是心里放不下我的儿子、我未竟的诺言，还有瓜达卢佩圣母。我一个劲儿地喝酒，最后默默地月亮都升上来了，我的感觉太糟糕了，你们刚才看见的那位矮个儿女孩就给了我一些兴奋剂。我犯了个大大的错误。可能是那东西变质了，或许是我本来就不舒服，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倒在圣·弗尔南多广场的那把条椅上奄奄一息，就在这时我的朋友和她的伙伴，那个同性恋天使赶来了。”

“鲁佩，你有儿子了？”

“他死了。”鲁佩说，眼睛盯着我。

“你当时才多大啊？”

鲁佩冲我微笑着。她的微笑显得既开朗又好看。“你觉得我会多大？”

我最怕猜什么了，我没说话。玛丽亚搂住鲁佩的肩膀。两个人对视着微笑或者挤眼，我不明白究竟在干吗。

“比玛丽亚小一岁，十八。”

“我们都是狮子座。”玛丽亚说。

“你是什么星座？”鲁佩说。

“我不知道。我对那种东西从不上心，说实话。”

“哦，看来你是墨西哥惟一不知道自己星座的人了。”鲁佩说。

“你是哪个月份出生的，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问。

“1月，1月6日。”

“摩羯座，跟乌里塞斯·利马一个座。”

“乌里塞斯·利马？”鲁佩说。

我问她是不是认识利马，怕他们又说乌里塞斯·利马也上过那所舞蹈学校。倏忽间，我看到自己踮着脚尖在一个空旷的体育馆跳着舞。鲁佩说她只听过这个名字，说玛丽亚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经常谈到他。

后来鲁佩又说起死去的儿子。那孩子死时才四个月大。他生下来就带着病，鲁佩曾给圣母许愿说如果儿子病好了她就不干这活儿了。她坚守诺言，据说孩子似乎有了点好转，她守了三个月的诺言，可到了四个月，她又开始干活儿了，然后孩子就死了。她说是圣母把儿子带走了，因为她没有信守承诺。鲁佩那时住在圣·卡塔里纳广场附近的巴拉圭街上的一幢楼里，她把孩子交给一个老太太，让她晚上照看。一天早晨，她回到家里，他们说儿子死了。事情就是这样。

“不能怪你，”玛丽亚说，“别迷信。”

“怎么能说不是我的过错呢？谁不守诺言了？谁说她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最后却没有办到呢？”

“圣母没有害死我的儿子，”鲁佩说，“她不过是带走了孩子，那完全是两码事。她把我一个人撇下来惩罚我，带走孩子去过更好的日子了。”

“噢，好吧，既然你这么看，那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是啊，那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有孩子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玛丽亚说，“当时这姑娘正在野跑。鲁佩，我以为你准要死了。”

“如果不是阿尔韦托，我就真的完了。”鲁佩叹息一声。

“阿尔韦托是你的……男朋友吧，我猜，”我说，“你认识他？”我问玛丽亚，她点了下头表示没错。

“是她的皮条客。”玛丽亚说。

“不过他的鸡巴比你小朋友的大多了。”鲁佩说。

“你是指我吗？”我问道。

玛丽亚大笑。“她当然是指你了，傻子。”

我脸色涨红，然后笑了。玛丽亚和鲁佩也笑起来。

“阿尔韦托的家伙究竟有多大啊？”玛丽亚说。

“有他的刀那么大。”

“他的刀有多大啊？”玛丽亚问。

“这么大。”

“太夸张了吧。”我说，我应该换个话题才是。我想打住这个打不住的话题，就说：“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刀。”我感觉糟糕透顶。

“哎，老大，你怎么敢肯定对刀这么了解呢？”玛丽亚说。

“他从十五岁起就带着那把刀，是拉波多约来的一个妓女送的，后来那女孩死了。”

“你拿刀量过他那东西呢还是你猜的？”

“那么大一把刀会很碍事的……”我紧追不舍。

“他自己量的。我用不着量它，我操心这个干吗？他自己量的，他没事就量，每天至少一次，要确保一点都没变小。他说。”

“他担心自己的鸡鸡会缩了？”

“阿尔韦托可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他坏着呢。”

“那干吗还带刀？说真的，我不懂，”玛丽亚说，“再说了，他从来没有伤过自己吗？”

“有那么几次，不过都是故意的。他那把刀玩得熟着呢。”

“你不是说你的皮条客为了好玩在自己那家伙上割过几刀吗？”玛丽亚说。

“没错啊。”

“我不信。”

“真的。偶尔来那么一下，又不是每天都这样。他只是在发神经或者什么事儿都一团糟的时候才会那样干。不过，测量的活儿他可没歇过。他说这样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有好处。他说这是在屋里养成的一个习惯。”

“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操蛋的精神变态分子。”玛丽亚说。

“你的标准太高了，老大。你不会懂的。话说回来，这有什么不妥吗？所有那些傻瓜男人都一个劲儿地量自己那东西。我说的是真的。而且是拿刀来量的。再说，那把刀是他初恋女友给的，那女孩待他简直就像他妈似的。”

“他的家伙果真有那么大吗？”

玛丽亚和鲁佩都笑了。在我脑子里，她们说得越多，阿尔韦托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我得阻止他出现，否则就会为了这两个女孩丢了性命。

“有一回，在阿兹加波扎尔科的一家夜总会搞了场大赛，这个妓女总能赢。谁也做不到像她那样拿嘴把那家伙全吞进去。后来一直坐在桌边的阿尔韦托站起来，说大家稍等，我去办点事。我们这桌的人都说好样的，阿尔韦托，看得出大家都认识他。我在思忖那个可怜的女孩这下恐怕要完蛋了。她的耐性还真强，使出最拿手的好戏。眼看那女孩就要赢了，接着呛起来开始窒息……”

“天哪，你的阿尔韦托简直是个大魔兽。”我说。

“继续说，后来呢？”玛丽亚说。

“其实也没什么，那女孩开始捶打阿尔韦托，想抽开身子。阿尔韦托狂笑着说，哇，姑娘，哇，像骑着一匹跳跃不已的野马，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就好像参加牛仔的竞技表演。”我说。

“我特别讨厌，我大声说放了她，阿尔韦托，你会弄伤她的。可我知道他甚至都听不见我的声音。这时，那女孩的脸色变得通红，眼睛睁得老大，她推着阿尔韦托的大腿，像在扯着他的衣兜和皮带。当然，这根本不管用，每次这女孩试图推开阿尔韦托时，他就揪住女孩的耳朵猛地往回拉。看得出，他胜券在握。”

“她干吗不咬阿尔韦托那东西呢？”玛丽亚说。

“因为参加派对的全是他的朋友。如果咬了，阿尔韦托会要了她的命。”

“鲁佩，你真是疯了。”玛丽亚说。

“你也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疯子吗？”

玛丽亚和鲁佩大笑起来。我还想听听这个故事的尾声。

“也没什么，”鲁佩说，“那女孩实在受不了，马上就要吐了。”

“阿尔韦托呢？”

“他应该是提前抽出来了吧？他知道马上会怎么样，不想把裤子弄脏了。他像只老虎般一跳，不过是朝后一跳，身上一丁点东西都不沾着。全场的人像疯了般地鼓掌。”

“你却深爱着这个疯子？”玛丽亚说。

“爱着，真的那么爱吗？我不知道。我对他真是如痴如狂啊，这是绝对的。换了你，同样会爱他的。”

“他是个真正的男人。”鲁佩说，眼睛望着窗外。她凝视的目光迷失在远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比任何人都懂我。”

“你大概是说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勒索你吧。”玛丽亚说，然后把身子往后一靠，拿手拍着桌子，拍得杯子都跳起来。

“行了，老大，别这样嘛。”

“鲁佩说的没错，”我说，“别那样。人家就是那样生活的。她愿意干吗就干吧。”

“少来，加西亚·马德罗。你完全是在旁观。你压根就糊里糊涂地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你也是旁观！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你不是妓女——对不起，鲁佩，不是故意冒犯。”

“没关系，”鲁佩说，“你就是想冒犯也办不到。”

“闭嘴，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

我听了她的话。我们三个沉默了片刻。后来玛丽亚开始谈起女权主义运动，提到格特鲁德·斯泰因、雷梅迪奥斯·巴罗、莉奥诺拉·卡林顿、艾丽丝·B.托克拉斯（托克拉梅拉，鲁佩说，但玛丽亚没有理她）、尤尼卡·苏尔、乔伊斯·曼索尔、玛丽莲·摩尔，还有一串我记不住的名字。我想，这些都是20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她还提到胡安娜修女。

“她是个墨西哥诗人。”我说。

“也是个修女。我很了解。”鲁佩说。

11月17日

今天我去芬特家了，潘乔没有随行。（我已经不可能整天跟着潘乔转了。）可是，走到大门口时我却紧张起来，担心玛丽亚的父亲会把我赶出去，担心不知道如何对付他，担心他会揍我。我没那个胆量按门铃，于是就在小区随便走了会儿，心里想着玛丽亚、安格丽卡、鲁佩和诗歌。同时，我却无意中想起了叔叔和婶婶，然后想了想自己的一生。我昔日的生活看上去似乎既开心又空虚，我知道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个决心下得我心情痛快极了。接着我迅速掉头向芬特家走去，按响门铃。芬特先生出来开门，打了个手势好像在说稍等片刻，我这就来了。后来又看不见他了，大门留了一道缝。过了会儿，他又出现了，从前院穿过来边走边卷袖子，脸上带着痛苦的笑意。其实，他的状态好多了。他一把打开大门，说你是加西亚·马德罗吧？然后就握我的手。我说你怎么样啊，先生，他说就叫我基姆吧，别叫先生了，在家里我们别来这种繁文缛节。我一时没明白过来他要我叫什么，我说叫吉姆？（我刚读了鲁迪亚德·吉普林的作品）他说不是，叫基姆，是加泰罗尼亚语对华金这个名字的简称。

“那好吧，基姆，”我露出轻松甚至开心的笑容说，“我叫胡安。”

“不，我还是继续叫你加西亚·马德罗吧，”他说，“大伙都这样叫你的。”

我跟他从院里穿过去（挽着我的胳膊）。他松开胳膊之前说玛丽亚把昨天的事儿都告诉他了。

“我很欣赏这点，加西亚·马德罗，”他说，“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整个国家都在沉沦，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是好。”

“我不过是做了谁都会做的事。”我试探性地说。

“甚至连年轻人，理论上是我们变革希望的年轻人，都正在沦为吸毒者和妓女。这些问题根本没办法解决，革命是惟一出路。”

“我完全赞同，基姆。”我说。

“我女儿说你表现得像个绅士。”

我耸了下肩膀。

“她有一些朋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结交，你会见到他们的，”他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倒不为这个烦恼。你需要结识三教九流的人。有时你得亲自体验一下现实的险峻，不是吗？我想这话是阿方索·雷耶斯［24］ 说的。可能不是他说的。但有时玛丽亚做得太过了，不是吗？我没有批评她这样做的意思，不是批评她亲身在现实中去历练，应该历练自己，而不是暴露自己嘛，你觉得呢？因为历练过头就有成为牺牲品的危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

“同意。”我说。

“尤其是如果你交往的朋友，他们——怎么说好呢——都有‘吸引力’的话，就可能沦为现实的牺牲品，你说对吗？天真无邪的人很容易招来麻烦或者引来恶棍。你同意这样说吗，加西亚·马德罗？”

“完全同意。”

“比如那个鲁佩，你们俩昨天见到的那个姑娘。我也认识她，相信我，她来过这里，上过我家，在这儿吃过饭，还跟我们住过一两个晚上。我不是夸张，就一两个晚上，可那姑娘有不少毛病，是吧？她引来很多麻烦。我说的‘吸引力’就是指这个意思。”

“我明白，”我说，“像块吸铁石。”

“正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吸铁石吸引来的可能是坏东西，很坏，可是玛丽亚太年轻了，意识不到这点，看不出危险，她还需要帮助。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她从不考虑可能会卷入危险。一言以蔽之，我女儿需要自己的朋友或者熟人让她放弃目前的这种生活。”

“我知道你在说谁了，先生，噢，基姆。”

“你知道我在说谁了？我在说谁呢？”

“你在说鲁佩的皮条客。”

“太好了，加西亚·马德罗。你可说到点子上了：他是鲁佩的皮条客。鲁佩对他意味着什么呢？是他的谋生手段，他的职业，他的办公室，一句话，他的工作。一个人丢了工作会怎么样呢？告诉我会怎么样。”

“会发火吗？”

“他肯定会发火。他冲谁发火呢？冲让他丢了工作的人发火吗？当然了。这毫无疑问。他不会冲邻居发火，尽管在那种情况下也有这种可能，可是他要找的第一个发火对象自然是让他丢了工作的人。谁会在楼底下远远地看看他就会让他丢了工作呢？当然了，我女儿就是这种人。他拿谁来出气呢？我女儿。这时他还会冲她家人发火呢，你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仇恨感是相当可怕的，而且不分青红皂白。我发誓，有那么几个晚上我做过几次噩梦。”他出声地笑了笑，望着草坪，仿佛在回忆梦境，“那梦会让最坚强的人都毛骨悚然。有时我梦见自己在一个城市，既像又不像墨西哥城，我是说，那是个陌生城市，但我从另一个梦里又认出它——我没有烦着你吧？”

“一点儿都没有！”

“我说了，这是个隐隐约约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我在走不到尽头的街上游荡着，想找家旅馆或者能收留我寄宿的地方。可是我什么也没找到。我只看到一个假装又聋又瞎的人。最糟糕的是，天越来越晚，我知道，如果夜晚降临，我的命将一文不值，是吧？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得全凭造化的仁慈了，这个梦真是可怕极了。”他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

“嗯，基姆，我想看看女孩子们在不在家。”

“那好吧。”他说，可还不松开我的胳膊。

“我过会儿再来跟你告别。”我说，这纯粹是没话找话。

“我很欣赏你昨晚的表现，加西亚·马德罗。我很高兴你那么关照玛丽亚，也没有在妓女面前蠢蠢欲动。”

“天哪，基姆，那可是鲁佩……只要是玛丽亚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说，脸色马上红到耳根了。

“嗯，去找姑娘们吧，我想她们那儿可能还有别的客人呢。那屋子比……还忙碌呢。”他发觉找不到恰当的词，然后哈哈笑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匆匆离开他。

我快走进后院时，回过头发现基姆·芬特还站在那儿，盯着几束兰花暗自微笑呢。

11月18日

今天我又去了芬特家。基姆来开门让我进去，还拥抱了我一下。在小房子里，我见到了玛丽亚、安格丽卡和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他们三个都坐在安格丽卡的床上。我一进去，他们就本能地靠得更近了，好像不让我看见他们正在分享的东西。我想他们以为来人是潘乔，发现是我后脸色才松弛下来。

“你应该养成锁门的习惯，”安格丽卡说，“他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了。”

安格丽卡跟玛丽亚不同的是脸色洁白如雪，但肤色的基调仍然是橄榄色或粉红色，我不知道确切地说应该是哪一色，我想是橄榄色吧。她的颧骨高挺，额头宽大，嘴唇比姐姐的略微厚些。我看见她时，或者毋宁说我看见她在看着我时（别的时候来这儿她可从不看我），感觉好像一只指头修长细嫩却很硬的手在揉捏着我的心脏。我知道，利马和贝拉诺不会喜欢我用这个比喻，可这个说法像手套般跟我此时的感觉很熨帖。

“我又不是最后一个进来的。”玛丽亚说。

“就是你。”安格丽卡的语气非常决然，几乎是霸道了，刹那间，我都觉得好像她是姐姐而不是妹妹。“把门锁上，找个地方坐下。”她命令我。

我照她说的办了。小房子的窗帘拉了下来，透进来的光绿绿的，射进来时还带着黄颜色。我在书柜旁的那把木椅里坐下，然后问他们在看什么。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抬起脑袋仔细打量了我片刻。

“你不是记下我书名的那个人吗？”

“是。布莱恩·帕特、安德烈·亨利，还有个书名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失踪的消防队》，斯派克·霍金斯写的。”

“没错。”

“你还没买啊？”他的语气中略带揶揄。

“还没呢，不过打算要买了。”

“你得去一家专营英语文学的书店。普通书店里找不到。”

“我知道。乌里塞斯给我说起过一家你们都去的书店。”

“噢，乌里塞斯·利马。”桑·埃皮法尼奥说，特别加重了“塞斯”的发音，“他会打发你去波德莱尔书店，那里法语诗集挺多的，可英语诗集不多……‘你们都’到底是指谁啊？”

“‘你们都’？”我不解地问。芬特姐妹盯着我看不见的东西来回传阅。她们不时发出大笑。安格丽卡的笑声像一道汩汩小溪。

“常去书店的人啊。”

“噢，当然是指本能现实主义者了。”

“本能现实主义者？拜托。只有乌里塞斯和他那位智利小朋友读书。别人全是一群跑腿的文盲。我全告诉你吧，他们去书店只干一件事：偷书。”

“可他们偷回去不也要读吗？”我说，略微有些气恼。

“不，你错了。到时他们把书交给乌里塞斯和贝拉诺，这两位读了后再把内容讲给他们听，这样他们就可以四处吹嘘说读了比如格诺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干的只是偷了格诺的书，没有读过。”

“贝拉诺是智利人吗？”我问道，想把谈话内容扭转到别的方向上去，不过我也的确不知道。

“你看不出来啊？”玛丽亚说，连眼睛都没有从正在盯着的东西上抬一下。

“嗯，我倒是注意到他的口音稍微有点异样，不过觉得他可能是塔毛利帕斯或者尤卡坦人，我不知道……”

“你认为他是尤卡坦人啊？噢，加西亚·马德罗，你这个可怜的天真儿。他以为贝拉诺是尤卡坦人。”桑·埃皮法尼奥对芬特姐妹说，三个人同时大笑起来。

我也跟着笑起来。

“看着不像尤卡坦人，”我说，“可也没准。反正我又不是研究尤卡坦人的专家。”

“噢，他不是尤卡坦人。他是智利人。”

“那他在墨西哥生活多长时间了？”我想找点话说。

“皮诺切特政变后就来了。”玛丽亚说，仍然不抬一下脑袋。

“早在政变之前就住在这里了，”桑·埃皮法尼奥说，“我1971年就认识他了。后来他又回智利去了，政变发生后又返回墨西哥。”

“可是我们不知道当时你们两个都回来了。”安格丽卡说。

“那段时间，我和贝诺拉关系非常密切，”桑·埃皮法尼奥说，“我们都才十八岁，是布卡雷利大街上最年轻的诗人。”

“能告诉我你们在看什么吗？”我说。

“我的照片。你可能不会喜欢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看看也没什么。”

“你是摄影师吗？”我说着起身朝床边走去。

“不，我只是个诗人，”桑·埃皮法尼奥说，然后给我让出点空地，“对我来说，有诗歌就足够了，不过，我迟早会干起写小说这种低俗事来的。”

“给你，”安格丽卡把看完的一小叠照片给了我，“你最好按照时间顺序看。”

足有五十或六十张照片。所有的照片都是抓拍的。背景在同一房间，可能在宾馆，两张例外，是在夜晚一条光线暗淡的街上拍的，还可以看到一辆红色野马，里面坐着几个人，脸影模模糊糊。其他照片的主角是一个留金色短发的男孩，十六七岁的样子，也可能只有十五岁，还有一个人是可能比他大两三岁的女孩，然后还有桑·埃皮法尼奥。肯定还有拍照的第四个人，但此人始终没有露面。第一批照片拍的全是那个金发男孩，他穿得衣冠楚楚，越往下看身上的衣服越少。到大约第十五张照片时，桑·埃皮法尼奥和那个女孩出现了。桑·埃皮法尼奥穿一件紫色运动衫。女孩穿一件迷人的晚礼服。

“这是谁？”我说。

“别说话，仔细看完照片再问。”安格丽卡说。

“他是我挚爱的人。”桑·埃皮法尼奥说。

“噢，这女孩又是谁？”

“他姐姐。”

快看到第二十张照片时，那个金发男孩开始穿上他姐姐的衣服。那个有些黝黑、微胖的女孩摆出放荡的姿势，望着给他们拍照的那个不知名的人。此时桑·埃皮法尼奥还能自我控制，至少在第一批照片里是这样，他面带笑容却很严肃，不是坐在扶手皮椅里就是坐在床边。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幻觉，到了第三十张或者三十五张照片时，桑·埃皮法尼奥脱掉衣服（他腿臂修长，身体似乎特别瘦削而且瘦骨嶙峋，比真实生活中要瘦很多）。后面的一批照片上，在男孩姐姐始终警觉的注视下，桑·埃皮法尼奥开始吻金发少年的脖颈、嘴唇、眼睛、后背和勃起的那东西（对外表如此柔嫩的男孩来说，那东西也够抢眼的了），姐姐时而露出全身时而露出半身（只有一条半胳膊、一只手、几根指头、脸的一侧），时而只是在墙上照出个影子。当然了，没有任何人预警过我说桑·埃皮法尼奥是同性恋。（只有鲁佩提到过，但她说我也是个同性恋。）所以，我尽量别流露出自己的感觉（毫不夸张地说，这感觉可是一派混乱）然后继续往下看。我最担心的事出现了，接下来的几张照片上这位布莱恩·帕特的读者开始跟那个金发少年做爱。我感觉自己的脸都红了，想到看完这些照片后该如何面对芬特姐妹和桑·埃皮法尼奥。男孩的脸扭曲得看上去怪怪的，我想那就是所谓的痛苦和喜悦交织的表情。（或者说是虚情假意，不过我是后来才想到这点的。）桑·埃皮法尼奥的脸好像显得非常严峻，就像薄薄的剃刀或者小刀。那位正在欣赏的姐姐的表情五花八门，从暴力的快感到深深的忧伤什么都有。最后几组照片拍的是三个人在床上的镜头，看上去假装要睡觉或者对着摄影师微笑。

“可怜的孩子，看那表情好像是有人逼他去那儿的。”我故意这样说来激怒埃皮法尼奥。

“逼迫他去那儿吗？那是他的主意呢。他是个变态小子。”

“可你全心全意爱着他。”安格丽卡说。

“我是全心全意地爱着他，我们之间也有很多其他交易。”

“比如？”安格丽卡说。

“比如钱。我是个穷光蛋，他是个宠坏了的富家子弟，生活奢华，到处旅行，要什么有什么。”

“可从照片上看他不富有，也没有被宠坏啊。有些照片够残忍的。”我忽然一本正经地说。

“他家里很有钱。”桑·埃皮法尼奥说。

“所以你们去了一家还不错的旅馆。那灯光看着像在桑托的电影里。”

“他是某国大使的儿子。”桑·埃皮法尼奥说，然后向我投来阴沉的一瞥。“千万别告诉任何人。”他又补充了一句，后悔向我坦白了这个秘密。

我把那叠照片还给他，桑·埃皮法尼奥放回衣兜。安格丽卡赤裸的胳膊跟我的左臂仅有一寸之遥。我鼓起勇气朝她的脸上望去。她也看着我，我猜自己的脸又有些红了吧。我的心情好极了。可是很快我又毁了这份开心。

“潘乔今天没来吗？”我像个白痴似的问道。

“还没有，”安格丽卡说，“你觉得这些照片怎么样？”

“赤裸裸的性照。”我说。

“赤裸裸的性照，就这些了？”桑·埃皮法尼奥站起来，然后坐进我刚坐过的那把木椅。他用刀刃般微笑的目光望着我。

“嗯，有那么点诗意。不过，要是我说是因为诗意而打动了我的话，我肯定是在撒谎。这些照片挺奇怪的。我只能管它们叫色情照片。不过没有否定的意思，但肯定是色情照片。”

“人们就是喜欢给自己不理解的东西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桑·埃皮法尼奥说，“这些照片让你兴奋了吗？”

“没有，”我强调说，其实我也说不准，“没让我兴奋，也没让我反感。”

“那么它就不是色情照片了。至少对你来说不是了。”

“不过我喜欢这些照片。”我承认说。

“那么只能这样说了：你喜欢，却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好吧。”

“谁拍的啊？”玛丽亚问。

桑·埃皮法尼奥盯着安格丽卡大笑。

“这还真是个秘密。那人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任何人。”

“如果是比利的意思，谁会在乎拍摄者呢？”安格丽卡说。

看来那位大使儿子的名字叫比利了。很贴切，我想。

不用问为什么，我已经猜出照片是乌里塞斯·利马拍的。我又马上开始琢磨起那个有趣的（对我来说）信息：贝拉诺是智利人。后来我又观察起安格丽卡来。但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多半是趁她埋头读尤金·萨维茨卡亚［25］ 的诗集《痛苦的地方》而没有看着我的时候，她偶尔抬头望一望，然后加入玛丽亚和桑·埃皮法尼奥关于情色艺术的谈话。我又开始琢磨照片会不会是乌里塞斯·利马拍的，同时又想起在基多咖啡店听到的故事，说利马是毒品贩子，我想，假如他是毒品贩子，几乎可以肯定他也染指别的事情。我就想到这么多，然后巴里奥斯挽着一个极其漂亮的美国女孩（她永远都面带微笑）的胳膊出现了，她名叫芭芭拉·帕特森，还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女诗人，叫塞尔维亚·莫雷诺，后来我们所有的人就开始吸大麻了。

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不过跟大麻无关，那东西其实对我没有作用），可是后来又有人引出贝诺拉的国籍问题——也许是我提起这个话题的，我搞不清楚了——然后大家都开始谈起他来。确切地说除了我和玛丽亚，人人都开始贬低起他来，他们有时从肉体和精神上多少跟我们游离开来，但是，即便保持某种距离（也许是大麻所致），我依然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有时谈论利马，谈到他去格雷罗州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搞毒品，然后卖给墨西哥城的作家、画家们。可是利马怎么可能一直跑到这片大陆的另一端去买毒品呢？人们大笑着。我想我也笑了。我想我笑得很厉害。我闭上眼睛。他们说：阿图罗让乌里塞斯干得很辛苦，现在风险更大了，他们的话刻印在我的大脑里。可怜的贝拉诺，我想。后来玛丽亚抓起我的手，我们离开了小房子，就像潘乔和安格丽卡把我们赶出去时那样，只不过这次潘乔没有在这里，没有人赶我们出去。

后来我想我就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三点，我发现自己直挺挺地躺在胡吉托·芬特身边。

我一跃而起。有人脱掉我的袜子、裤子和衬衣。我四处摸索着寻找衣服，尽量小心翼翼地不要扰醒胡吉托。我先是在床脚下的地板上找到了背包，书本和诗稿都在里面。我又在更远的地方找到裤子、衬衫和搭在椅子上的夹克。我在哪儿都找不到鞋子。我爬到床底下去找，可看到的却是胡吉托的几双旅游鞋。我穿戴整齐，想着打开灯呢还是就这样光着脚走出去。我决定不了，于是走到窗前。我撩开窗帘，发现自己在二楼。我向外望着漆黑的后院和芬特姐妹的小房子，它掩映在几棵树木后面，在月光下隐隐闪亮。很快，我意识到照亮那幢房子的不是月光而是就在我窗户下面亮着的一盏灯，稍微靠左一点，就挂在厨房外面。灯光极暗。我试图辨认出芬特家的窗户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到些树枝和影子。我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权衡是否可以回到床上继续睡到黎明再说，可我又想出几条不能这样干的理由。首先，我从来没有不跟叔婶打招呼就在外面过夜；其次，我知道回到床上我也睡不着；第三，我得去看看安格丽卡。为什么？我忘了理由，不过这时我有一种想看看她的迫切需要，看看她睡觉的样子，像条狗或者孩子那样蜷卧在她的床脚下（这情景很恐怖，但却很真实）。于是我悄悄向门口溜去，心里默默地感谢着胡吉托给了我一块睡觉的地方。再见，小内弟［26］ ！脑子里思索着这个词（它源于拉丁语cognatus，congati，即内弟的意思），然后在这个词的坚强支撑下，我像猫一般溜出房间，来到犹如最漆黑的夜晚般黑暗的过道里，像置身于一家充满了凝视的眼睛、所有事物一触即发的电影院，我沿着墙壁摸索前进，最后，历经漫长的煎熬，细述起来让人神经紧张的痛苦之后（再加上我又讨厌细节），终于找到了从二楼通往一楼的那条坚固的楼梯。我像尊雕像般站在那里（极度苍白，双手停在半空，蠢蠢欲动又犹豫不决），两种选择轮流向我袭来。我要么找到起居室和电话，立刻给叔婶打个电话，因为这时他们恐怕已经把不止一个疲惫的警察从床上拽了起来；要么找到厨房，我记得厨房在左侧，紧挨着类似家庭餐室的房间。我把每个计划都思来想去，最后倾向于采用不太扰民的方案，这需要尽快溜出芬特家的大房子。我的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突如其来的意象或者幻觉的支持，我仿佛看到基姆·芬特在黑暗中坐在一把高背椅里，全身笼罩在硫黄燃烧时散发出的那种鲜红的烟雾中。我使出浑身解数，设法让自己冷静下来。房里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可是我听不到任何人像在家里那样的打鼾声。过了几秒钟的工夫，我确信自己头顶没有危险盘桓，或者至少没有近在眼前的危险，于是展开行动。在房子的这一侧，后院的亮光隐隐约约照亮我的去路，我很快来到厨房。进去后，我松弛下有些过分的警戒心，关上房门，打开灯，然后跌坐在一把椅子里，疲惫得好像跑着爬了一英里的山路。我打开冰箱，倒了一大杯牛奶，用牡蛎沙司和第戎芥末做了份汉堡和奶酪三明治。吃完后仍然很饿，然后又做了份三明治，这次是用奶酪、青笋和两三种红辣椒腌制的泡菜。第二份三明治还没有填饱肚子，我决定再去搜些主食来。我在冰箱底层塑料盛器里找到一块吃剩的鸡肉，在另一个盘里又发现了若干米饭。我猜这可能是晚饭吃剩的——接着再找些除了三明治面包以外的地道面包，动手给自己做晚饭。我挑了瓶草莓露露喝了，那味道其实更像芙蓉花。我坐在厨房一声不响地吃着，同时思索着未来。我仿佛看到了龙卷风、飓风、潮汐和大火。接着我把炸锅、盘子和银器都洗了，清除掉碎屑，然后打开通向后院的门。离开前我还把灯熄了。

姑娘们的屋子房门紧锁。我敲了一下，轻轻地唤着安格丽卡的名字。没人应声。我朝后望去，院里的暗影和像愤怒野兽般蹿跃而起的喷泉水阻挠着我不能再回胡吉托·芬特的房间。我又敲了一下门，这次稍微加重了。等了几秒钟后，我决定改换策略。我向左侧走了几步，用指尖在冰凉的窗户玻璃上叩了几下。玛丽亚？我说，安格丽卡？玛丽亚，让我进去吧，是我啊。我又沉默了片刻，看看会有什么动静，可是小房子里面没有任何响动。我怒气冲冲地或者准确地说是怒气冲冲又无可奈何地拖着身子回到门口，然后靠着门慢慢滑坐到地上，眼里一片茫然。我感觉我最终会进去，像条狗一般（一条在这个冷酷之夜里的湿狗！）睡在芬特姐妹的脚下，像我几个小时前愚蠢又恐惧地憧憬的那样。我可能哭了起来。为了清除眼前地平线上的阴霾，我开始琢磨所有应该读的书，所有应该写的诗。后来我忽然想到，假如我睡着了，芬特家的用人会发现我在这里，然后弄醒我，把我从被芬特夫人或者她的某个女儿或者基姆·芬特本人发现的尴尬中解救出来。然而，如果是后者发现了我，我乐观地推论，他可能会以为我为了忠实地守护女儿们，牺牲了一夜甜美的睡眠。如果他们唤醒我，请我进去喝杯咖啡，我分析道，那将毫发无损；如果他们踢醒我，不由分说把我扔出去，那么我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另外，我怎么向叔叔解释说我是光着脚丫子穿过整个城市回来的呢？我想这样的推理可能让我兴奋起来，或者绝望让我无意识中用后脑勺撞击了房门，不管怎么样，我忽然听到小房子里传来脚步声。过了片刻，门打开了，一个昏睡的咕哝声问我在这里干什么。

是玛丽亚。

“我的鞋子掉了。如果能找到，我马上就回家。”我说。

“进来吧，”玛丽亚说，“千万别弄出声音。”

我像个盲人似的伸出胳膊跟着她走进去。立刻就撞上了什么东西。那是玛丽亚的床。我听到她命令我上去，然后看到她顺着原路走回去（姑娘们的房子其实很宽敞），关上还留着一道缝的门。我没听到她折回来。现在这里漆黑一片，但是过了会儿——我坐在床沿上，没有按照她指示的那样躺下——我终于借助巨大的亚麻窗帘辨清窗户的轮廓。接着我感觉有人溜到床上躺下了，然后，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那人又稍稍坐起，也许是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把我拉过去。从呼吸的气息我感觉自己离玛丽亚的脸庞只有一寸之隔。她的手指开始在我脸上游走，从我的下颏走到眼睛，合上我的眼睛，仿佛是邀请我睡觉。她的一只手，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解开我的裤子，抚摸着我的那家伙。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太紧张了，我说睡不着。我知道，玛丽亚说，我也睡不着。接下来的一切逐渐演变成一系列具体的动作、相关的名词、动词，或者犹如花瓣般散乱掉落的解剖手册里的书页，全都凌乱地联系在一起。我在克制的沉默状态下开始探索玛丽亚赤裸的身体，玛丽亚美轮美奂的裸体，我已经喊出声了，舒服地享受着每个角落，我所到之处的每个光滑、无尽的空间，都是那么令人畅快。玛丽亚不怎么克制。她很快就呻吟起来，她的操纵动作，起先还很胆怯或者克制，当她引导着我的手把它放在无论是因为无知还是疏忽还不曾到达的地方时，她变得更加放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词能准确描述此刻的情景）。我不到十分钟就明白了女人的甜心在哪里，明白了如何揉按或者抚弄和扣压，当然，必须保持在温柔的限度内，话说回来，玛丽亚总在不断地超越这个限度，因为我的那家伙，在最初的蹂躏中被温柔款待的它，很快就在玛丽亚双手的折磨中痛苦起来。她那双在黑暗和凌乱的被子中的手，有时让我感觉就像一只猎鹰的毒牙或者小鹰，使劲地在我身上拽着，我担心会把我拉断，有时又像侏儒（她的手指就是可恶的侏儒！）在其间探索着、丈量着，后来（但我先把裤子脱到膝盖上），我爬到了她身上。

玛丽亚的大腿时而勾住我的脊背，时而又放开（我真希望一直那样，让我开心得死了也值得），我却趁机朝床的两边打量。从这个距离，我能瞥见安格丽卡床铺的影子和她臀部的曲线，两瓣屁股的形状就像从一个小岛眺望另一个小岛那样。忽然，我感觉玛丽亚的嘴唇吸着我的左乳，那感觉几乎就像在咬我的心脏。我跳了起来，猛地一用劲，想把她钉在床上（床铺的弹簧开始凶恶地轧轧作响，我只好暂时罢手），同时我以百般的细腻吻着她的头发和前额，还忙中偷闲琢磨着我们弄出如此巨大的声响居然没有吵醒安格丽卡。我甚至连自己到了高潮都疏忽了。

我们俩都忙着喘了会儿气。我问她有了高潮吗，她的回答让我匪夷所思：

“我来了两次，加西亚·马德罗，你没感觉到吗？”她一本正经地问。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她没有，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你还硬着。”玛丽亚说。

“我想是吧，”我说，“我们再做一次好吗？”

“好吧。”她说。

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又达到高潮了。这次我不禁喊出声来。

“现在该我了。”玛丽亚说。

“你还没有到高潮吗？”

“没有，这回没有，可是感觉很舒服。”她抓住我的手，挑出我的食指，引导着它在阴部揉着。“亲亲我的乳头。你还可以咬咬它们，不过开始要轻点，”她说，“然后可以再咬重点。然后搂着我的脖子。抚摸我的脸庞。把你的手指放进我的嘴里。”

“你难道不更想让我……舔你吗？”我说，徒劳地想找到一种优雅的方式表达这个意思。

“不，现在别这样，用你的手指就够了。不过可以亲我的奶子。”

“你的乳房好大啊。”我说不出“奶子”这个词。

我在被子里面把衣服脱了（我忽然开始出汗了），然后迅速开始执行玛丽亚的指令。先是她的喘气接着又是她的呻吟声马上又让我硬起来。她也注意到了，开始用手抚弄我的那家伙，直到手都软了。

“怎么了，玛丽亚？”我对着她的耳朵细声轻语，好像担心会伤了她的喉咙（揉啊，她不停地轻声说，揉啊），又担心把她的一只乳头咬得太重了。

“别停啊，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依然在黑暗中微笑着，然后开始吻我。

当一切结束后，她告诉我她来了至少五次以上。说实话，我死活不肯相信居然会有这么夸张的事情，可是她既然这样说了，我只好相信。

“你在想什么呢？”玛丽亚说。

“想你。”我撒了个谎。其实，我在想叔叔和法学院以及贝拉诺和利马很快就要发行的杂志。“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那些照片。”她说。

“什么照片？”

“埃内斯托的照片。”

“那些黄色照片？”

“嗯。”

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战栗起来。我们的脸紧紧贴在一起还能够聊天和发出声音，这得归功于两人的鼻子创造出的空间，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到她的嘴唇在贴着我的嘴唇活动。

“还想再做一次吗？”

“想。”玛丽亚说。

“好吧，”我说，心里略微不情愿，“如果你在最后一刻改变想法了，请告诉我。”

“改变什么想法？”

玛丽亚轻轻地哼叫起来，我开始在逐渐炽烈的激情中加速运动。

“小心声音别太大了，我不想让安格丽卡听到。”

“你自己小心别弄出声音来，”我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你给安格丽卡服了什么药，让她睡成这个样子？”

我们两个都轻声笑了，我贴着她的脖颈，她把脸埋在枕头里。完事儿后我甚至都没有气力问她舒服了没有，我一心只想着一件事儿，那就是把玛丽亚搂在怀里慢慢地飘进美梦中。可是她却起来让我穿好衣服，跟她去大房子的卫生间。我们出来走到后院时才发现太阳已经升起。那是自从昨晚以来我第一次把亲爱的人看得这么清楚。玛丽亚身穿白色睡袍，袖子上绣着红色图案。她用一个丝带或者发筋把头发朝后扎起来。

我们晾干身子，这时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玛丽亚说叔叔和婶婶肯定还在睡觉，让我过会儿再打。

“那现在干吗呢？”我说。

“现在我们再睡会儿。”玛丽亚说，然后搂住我的腰。

然而，夜晚或者白天还替我保留着最后一份惊喜。在小房子的一个角落，我看到巴里奥斯和他的美国朋友紧紧地搂在一起。两个人还打着鼾。我很想把他们给吻醒了。

11月19日

大家一起共进早餐：基姆·芬特、芬特夫人、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胡吉托·芬特、巴里奥斯、芭芭拉·帕特森和我。早餐有煎鸡蛋、炸火腿片、面包、芒果酱、草莓酱、黄油、鲑鱼头和咖啡。胡吉托喝了一杯牛奶。芬特夫人（她看到我后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做了她称为薄煎饼的东西，但丝毫不像薄煎饼。早餐的其他部分都是用人准备的（我不知道或者想不起她的名字来，实在不可饶恕）。最后我和巴里奥斯负责洗碗。

后来，基姆去上班了，芬特夫人开始安排她的日程（她告诉我她是一家创办不久的墨西哥家庭杂志的撰稿人），我最后决定给家里打个电话。只有婶婶玛蒂塔一个人在家里，她听到我的声音时像个疯婆子般尖叫起来，然后开始大哭。她一个劲地连声感谢圣母，说些关于责任的道理，又零零碎碎地说昨天晚上我“让叔叔伤透了心”，用一种与其说是训斥不如说是共谋的口气警告说叔叔大清早就在认真考虑要惩罚我了，说完这些后，我好不容易才插进一句话，向她保证我一切都很好，我晚上跟几个朋友一块儿玩得“太晚了”就不想回家，因为打算直接回大学。婶婶答应说会在上班时给叔叔打电话，她让我发誓只要我还活着，如果决定在外面过夜的话，就一定要给家里打个电话。有一瞬间我考虑是否自己给叔叔打个电话会更好，最后想想还是没有这个必要。

我跌坐到一把带扶手的椅子里，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好。早晨余下的时光和整个白天都可以由我来随心所欲地处置，也就是说，我很清楚时间在我的掌握中，在那个意义上，我深感时光好像跟别的早晨以及别的白天（那时我就像一个孤魂，在大学里晃悠或者握着自己的处男贞操不放）不同，可是，此刻，面对变化的最初征兆，我却不知所措。我有着太多的可能性可以选择。

酒足饭饱后——芬特太太和芭芭拉·帕特森谈论博物馆和墨西哥家庭时我却像匹狼一般大吃——我略感昏沉，同时再次唤醒了我想跟玛丽亚做爱的欲望（吃早点时我尽量回避正视她，把自己的心思转移到兄弟之爱或者无私的同志情谊这些概念上，我觉得她父亲是很留恋这些概念的，他看到我这么早出现在桌边似乎毫不吃惊），可是玛丽亚已经准备要外出，安格丽卡也打算出去了，胡吉托·芬特已经走了，芭芭拉·帕特森在冲澡，只有巴里奥斯和那个女佣在大房子的宽敞书房里四处转悠，好像一场灾难性沉船事故中的幸存者，我想离他们远点而且急需让内心平复下来，就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后院，到芬特姐妹的小房子里舒服地待着，床铺还没有收拾（这清楚地表明床铺是由那位女佣或仆人或清洁女工——或胡吉托口中的钢铁纳卡——收拾的，这个细节强化了而不是减弱了玛丽亚对我的吸引力，我乐于增添她的轻佻和冷漠感），我回味着走向辉煌之门时依然湿漉漉的景象，我本应该哭泣或者祈祷，可我却躺在其中一张未曾整理的床上（后来我发现那是安格丽卡而非玛丽亚的床）睡着了。

潘乔·罗德里格斯捣醒了我（我想他没准还踢了我呢，但我不敢肯定）。我没有朝他的下巴狠狠地给上一拳来招呼他，完全是因为我的风度使然。寒暄过早上好后我来到后院的喷泉下洗了把脸（证明我还处于昏沉状态），潘乔在我后面含含糊糊地嘟囔着。

“家里没有一个人，”他说，“我只好跳墙进来。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告诉他在这里过夜了（我尽量说得低调，因为我讨厌潘乔鼻孔抖动的样子，然后又加了一句说巴里奥斯和芭芭拉·帕特森也在这里过夜了），后来我们试图从后门、厨房门、前门进入大房子，但所有的门都紧锁着。

“如果邻居看见了，说不定会报警，”我说，“我们怎么解释说这不是抢劫呢？”

“我才不在乎呢。有时我挺喜欢搜索女朋友们的屋子。”潘乔说。

“不过，”我没有理会潘乔的话，“我好像看到隔壁家的窗帘在动。万一警察来了……”

“你跟安格丽卡做爱了吗，恶心鬼？”潘乔忽然问，把目光从芬特家的前窗上掉转过来。

“当然没有了。”我向他保证。

我不知道他相信了没有。不过我们只好又翻过墙，离开康德萨区。

我们走过（默默地穿过西班牙公园，来到帕拉斯街，又穿过圣马丁公园，然后走到特奥蒂瓦坎大街，白天这个时候在那地方活动的主要是家庭主妇、女佣和流浪汉），我想着玛丽亚说的关于爱情的话，她还说爱情让潘乔内心痛苦不堪。我们走到起义者大道时，潘乔的情绪才好了一些，开始谈起文学，向我推荐了几位作家，设法淡忘安格丽卡。后来我们又走到曼萨尼约街，再掉头来到阿瓜斯卡连特斯街，又向南拐进曼特宁街，最后来到泰派吉大街。我们在一幢五层高的大楼前站住，潘乔邀请我上他们家吃午饭。

我们乘电梯上到顶层。

到了那儿，我们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直接走进某间公寓，而是爬上一条通向屋顶的楼梯。在花盆以及蔓延进过道和洗衣间的蓬勃茂盛的花草中，一片如同遭到核武器袭击般灰蒙却明亮的天空映现在我们眼前。

潘乔家住在楼顶的两间屋子里。

“暂时的，”潘乔解释说，“等我们攒够了钱就搬进附近的楼房去。”

他很正式地把我介绍给母亲朵娜·潘奇塔、他的哥哥莫克特苏马，十九岁，卡图卢斯风格派［27］ 诗人和该派别联盟的组织者，还有十五岁的弟弟、高中生诺伯托。

其中一间屋子白天用做餐室和看电视的地方，晚上就用做潘乔、莫克特苏马和诺伯托的卧室。另一间有点像个巨大的壁橱或者衣柜，放着冰箱、厨房器具（白天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可以移动的炉子搬出来放在过道里，晚上又放回去）和朵娜·潘奇塔睡觉用的床垫。

我们就要吃饭时又来了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家伙，他二十三岁，是他们的屋顶邻居，介绍说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我告辞前（几个小时过去，时间快得恍若一瞬）又请教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卢西欧斯·思肯，讲得自然又自信（要比我说胡安·加西亚·马德罗自然和自信得多），我一时还真以为在我们墨西哥共和国的穷街陋巷中果真有人家姓思肯。

吃完午饭后，朵娜坐下来看她喜欢的肥皂剧，诺伯托开始学习，几本书摊在桌子上。潘乔和莫克特苏马在一个池子里洗碗，从那儿可以看到大片美洲公园的风景，后面是医疗中心、儿童医院、总医院抛出的危险废弃物——看着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当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星球。

“住在这里的好处之一，如果你不介意这些近邻的话，”潘乔说，“就是上哪儿都很近，它就在墨西哥城的心脏位置。”

卢西欧斯·思肯（当然，潘乔和他的哥哥都叫他思肯，连朵娜都这样称呼他！）邀请我们去他的房间，他说家里还有点上次举办大型聚会时剩下的大麻烟。

“机不可失啊。”莫克特苏马说。

跟潘乔家占的两间屋子不同，思肯的家简直就是简朴的典范。我看不见放衣服的地方，看不见任何家具，看不见任何书（潘乔和莫克特苏马都很穷，可是在最想像不到的地方，我居然看到埃弗拉因·韦尔托［28］ 、奥古斯托·蒙特罗索［29］ 、胡利奥·多里［30］ 、阿方索·雷耶斯的书，还有前面提到的由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31］ 、海梅·萨维内斯［32］ 、马克斯·奥布［33］ 、安德烈·埃内斯特罗萨［34］ 翻译的卡图卢斯作品），只有一张薄薄的垫子和一把椅子——没有桌子——一只漂亮的装衣服的皮箱。

卢西欧斯·思肯一个人生活，不过，我从他和罗德里格斯兄弟的片言只语中推测出，不久前一个特别困难的女人（和她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他们离开时搬走了大部分家具。

我们抽了会儿烟，望着那片风景（我说过，这片风景基本上由医院以及绵延不绝的这种顶楼，和一片布满迅速向南移动的乌云的天空构成），后来潘乔开始讲起早上在芬特家的历险故事以及跟我相遇的经过。

他们老质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次是三个人同时发问，可他们并不想从我这里掏出我还没有告诉潘乔的故事。有一阵子他们谈起玛丽亚。从我收集的信息看，好像卢西欧斯·思肯和玛丽亚曾是情人关系，而且禁止思肯上芬特家。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说，有一天晚上他俩在小房子里做爱时，芬特夫人走了进来。大房子里正举办一场派对欢迎一位刚到墨西哥的西班牙作家，聚会进行到中途，芬特太太想介绍她的大女儿——当然是玛丽亚——给这位作家——却找不着人。于是她挽着这位作家去寻找玛丽亚。他们走到小房子时那里漆黑一片，他们听到里面传来拍打声：很响亮、很有节奏感。芬特夫人绝对不会想到（如果她先动动脑筋，莫克特苏马说，就该带上这位西班牙佬回去，再独自返回来看看女儿房间究竟出什么事了），可情况却是，她不假思索直接把灯打开，然后吃惊地发现玛丽亚就在那里，在小房子的另一头，只穿了件衬衣，卢西欧斯·思肯正抽打着玛丽亚的屁股。

“抽打得可真凶啊，”卢西欧斯·思肯说，“他们打开灯时我看见玛丽亚的屁股一片通红。我其实挺害怕。”

“可你为什么抽她啊？”我生气地问，担心自己会脸红。

“他可真天真。因为她要那样。”潘乔说。

“难以置信。”我说。

“离奇事儿多了。”思肯说。

“全怪那个法国女孩西蒙娜·达里欧，”莫克特苏马说，“我知道其实玛丽亚和安格丽卡邀请她去参加一个女权主义者的会议，后来她们就谈起性来了。”

“谁是西蒙？”我问。

“阿图罗·贝拉诺的一个朋友。”

“我走到她们跟前。我说了句，怎么样啊，姑娘们，这两个小婊子正在谈论萨德侯爵。”莫克特苏马说。

这个故事接下来的部分不难想像。玛丽亚的母亲想说点什么，可什么也没说出来。那个西班牙佬，据卢西欧斯·思肯说，看到玛丽亚抬起和突出的腰臀时脸色明显变得煞白，以仿佛精神病发作般的焦急劲抓起芬特夫人的胳膊，拽她回去。在小房子骤然而至的沉默中，卢西欧斯·思肯听到他们在后院里说着什么，在匆匆地窃窃私语，那个下流的西班牙杂种在向可怜的芬特夫人支什么坏招，她就斜坐在喷泉边。后来思肯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向大房子的方向逐渐远去，玛丽亚说咱们继续玩吧。

“实在难以置信。”我说。

“我以我母亲的名义发誓。”思肯说。

“你们被打断后，玛丽亚还想继续做爱吗？”

“她就是这样说的。”莫克特苏马说。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被这第二句话弄得更加忧虑。

“我也操过她，”莫克特苏马说，“她是墨西哥城最放荡的女孩，但我从来没有抽过她，绝对没有；我不喜欢那种变态的把戏。可我绝对知道她好这样。”

“我也没抽过她，伙计，事实上玛丽亚太迷恋萨德了，她想尝试一下抽打屁股的感觉。”思肯说。

“玛丽亚可真了不得，”潘乔说，“她读书又特别认真。”

“你们接着又做爱了吗？”我问，我记不得当时是压低了声音还是吼了出来，但我肯定记得自己长长地吸了几口大麻烟，他们好几次请我传递一下，说那不是我一个人专享的。

“没错，我们继续做了，我继续抽打她，不过越来越轻了，不知怎么我不再那么上瘾了。我担心她妈妈过来逮住我，虽然她从此再没有出现过，我也不怎么想操了，好像兴致已经萧索了，我就想出去，想看看派对进行得怎么样，我想可能来了些著名诗人，包括那位西班牙作家、安娜·玛丽亚·迪亚斯、迪亚斯先生、劳拉·达米安的父母，诗人阿拉莫、拉瓦卡尔、贝罗卡尔、阿特米奥·桑切斯，电视演员阿梅丽卡·拉戈斯，当然我还有点担心玛丽亚的母亲会再次出现，然后这次是带着个混账建筑师，这样我就真的玩完了。”

“劳拉·达米安的父母也来了？”我问道。

“那个圣洁女神的父母亲自来了，”思肯说，“还有些别的名流。相信我，我看到了那些东西。之前我曾在窗户外头看过他们，还跟诗人贝罗卡尔打过招呼。我上过几次他开的研讨班的课，但我说不准他还记着我没有。我想自己大概饿得太厉害了，想想他们在另一个房子里大吃大喝，就已让我垂涎。当然我不在乎跟玛丽亚在那里露面，然后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通。我感到精疲力竭，大概是做爱的缘故吧。但说真的我并没有一个劲地想这事儿，你知道吗？我没有想玛丽亚的嘴唇，也没有想她的口水……”

“饶了我们吧。”潘乔说。

“少啰唆。”他的哥哥说。

“别这么慢条斯理了。”我这样说的目的是不想被忽视，事实上我感觉已经被彻底耗干了。

“哦，我就这样跟她说了。我说：玛丽亚，我们下回再做或者改天晚上再来吧。我们一般都是在这里搞，在我住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掌握时间，但她从不过夜，经常在凌晨四五点钟离去，简直痛苦死了，因为我老得送她回家。那个时辰，我不可能让她一个人回家。她回答说继续，别停下来，太好了。我想，她是说我应该继续抽她的屁股。你们知道她这是什么意思吗？（潘乔说差不多吧。）于是我又开始抽她，用一只手抽她，另一只手抚弄她。说真的，我们完事得越早越好。我随时准备着完事。可是，当然，她要不到高潮，我也不会的。这荡妇的要求没完没了，我简直要疯掉，所以我抽得越来越重。抽她的屁股、她的大腿。你们干过这种事儿吗，伙计们？我向诸位推荐。首先是那声音，那抽打的声音，虽然有点不对劲，但会让你神魂颠倒。那感觉就像一盘炖熟的菜里有那么点新鲜的生菜。但是，这时抽打声好像跟你正在做的咬合在一起，那姑娘的呻吟声，玛丽亚的呻吟声，跟抽打声咬合在一起，你打她一下，她就呻吟一声，那呻吟声变得更加响亮，高潮来临的瞬间，你能感觉到她的屁股都燃烧起来，你的手掌也燃烧起来，你那家伙开始像心脏般跳起来，扑通、扑通、扑通……”

“你这牛可吹大了，哥们儿。”莫克特苏马说。

“我发誓说的全是真的。她的身子也跳个不停，她的屁股在跳，她的大腿也颤跳着。我知道，因为每次我抽过她，我都会抚弄她，都会抚摸那里，我注意到了，我实在感觉太刺激了，我得尽量别达到高潮了。她不停地呻吟着，我抽她时，她的呻吟声就更猛烈了。我不抽她的时候，她也一个劲儿地呻吟（我看不见她的脸），可是我抽她的时候，呻吟就更激烈了，我是说那呻吟声，好像她的心都碎了，我成心想折腾她，可是不能这样干，她会疯了的。跟玛丽亚在一起就有这个问题。跟玛丽亚做可能非常刺激，可你得照她的路子来。”

“然后呢？”我说。

“她高潮了，我也高潮了，就这样。”

“就这样了？”莫克特苏马说。

“就这样了，我发誓，我们开始清理——当然了，我是自个清理的，梳了梳头发什么的，她穿上裤子，我们就去看派对进行得怎么样了。后来我们就分开了。跟她分开是我的错误。我开始跟贝罗卡尔交谈起来，他正好一个人在某个角落里。后来诗人阿特米奥·桑切斯跟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走过来，据说那女的是《埃尔瓜约罗特》杂志的副主编，我当场问她杂志要不要诗歌、短篇小说和哲学短文。我告诉她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发表过，我跟她说起我兄弟莫克特苏马的翻译作品，我说话的时候一边还用眼睛的余光搜索着食品供应台，因为我忽然间饿得要死，这时我看见玛丽亚的妈妈又出现了，她爸爸紧跟其后，紧随几步就是那位著名的西班牙诗人，一切就这样结束了：他们把我赶了出去，警告我，永远不要再踏进他们家。”

“玛丽亚就没有任何动作吗？”

“没有。她什么反应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起先还佯装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好像跟我毫无关系，可是，老大，后来就再也装不下去了。形势已经很明朗，他们就是要像条他妈的狗一般轰我出去。让我难为情的是他们当着贝罗卡尔的面这样对待我。说老实话吧，当我被推到门口时，这杂种可能在偷偷地笑呢。我不相信有一阵子我还真有点钦佩他。”

“你钦佩贝罗卡尔？你真是个傻蛋。”潘乔说。

“其实，开始他对我挺好。你不知道那种感觉，你们是墨西哥城人，你们生长在这里，可我到这儿时一个人都不认识，没有一个他妈的比索。那是三年前，我二十一岁。当时一个困难接一个。贝罗卡尔帮了我很多，让我进他的作家班，把我介绍给可能会给份工作提携我的人。我就是在这个作家班上认识玛丽亚的。我的生活就像一首波莱罗舞曲。”卢西欧斯·思肯说，忽然换上一种如梦如幻的声音。

“接着讲：贝罗卡尔看着你笑呢。”我说。

“不，他没有笑，是我觉得他心里偷偷地笑。阿特米奥·桑切斯也看着我，但他完全晕了，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位副主编，我想她一定吓坏了，何况她完全可能被吓坏，因为玛丽亚妈妈的表情足以让你不寒而栗。我发誓，我觉得她恨不得手里抄把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慢慢后退着往外走，因为我还指望玛丽亚出现，指望玛丽亚从客人中间挤出来，走到她父母中间，抓住我的胳膊，然后搂着我的肩膀——玛丽亚是我认识的惟一喜欢搂男人肩膀而不是腰的女人——然后颇有风度地帮我解围，我是说然后跟我一起扬长而去。”

“她过来了吗？”

“过来？没有，至少没有在你所谓的意义上过来。我倒是看见她了。她的头在一群狗屁人物的脑袋和肩膀上方露了一秒钟。”

“她究竟有所表示没有？”

“什么破表示都没有。”

“也许她确实没有看见啊。”莫克特苏马说。

“她当然看见我了。她看到了我的眼睛里，但她就是这样。你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她盯着你，却好像没有看你，有时她能看穿你。后来她就没影儿了。于是我心里对自己说，你失去了这个人，朋友。还是悄悄离开，别再招人眼目了。这次我是真的想走了，我就要走出去时，玛丽亚的那婊子妈妈向我冲来，我以为这女人会踢我的卵蛋，或者至少会抽我。当时我想，很好，撤退得挺有序的，我最好还是跑吧，可就在这时，那婊子凑近我好像要吻我或者咬我，猜猜她对我说什么了……”

罗德里格斯兄弟一言不发。毫无疑问他们早已知道。

“她侮辱你了？”我犹豫不决地问。

“她说：真替你害臊，真替你害臊。就这么句话，她说了至少十遍，距离我只有一寸之远。”

“真是难以置信，那巫婆居然生出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莫克特苏马说。

“离奇的事儿多着呢。”潘乔说。

“你现在跟她还是情人吗？”我说。

卢西欧斯·思肯听到我的话了，却没有回答。

“你们多久做一次爱？”我问。

“我都记不得了。”思肯说。

“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潘乔说。

“我不知道，只是好奇。”我说。

那天我很晚才离开罗德里格斯兄弟家（我跟他们一起吃了午饭、晚餐，甚至还能在那里过夜，他们实在太慷慨了）。我在走到起义者大道公共汽车站时，忽然觉得对家里等待我的那场漫长、复杂的讨论而言，自己的感情还没有坚韧到足以应付的程度，再说我也没有那个兴致。

我应该搭乘的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去，最后我索性从自己坐着想事、看车（或者说观察着打在我脸上的车灯）的路边站起来直奔芬特家。

我到那里之前先打了个电话。胡吉托接的电话。我告诉他找姐姐。片刻后玛丽亚过来接电话。我说想见她。她问我在哪儿。我告诉她在附近的波波卡特佩特尔广场。

“再等几个钟头，”她说，“然后再来。不要按门铃。从墙上翻过来，尽量悄无声息地过来。我会等着你。”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差点告诉她我爱她（但还是没有说出来），然后就挂了电话。因为我没有钱上咖啡店，就在广场待着，坐在一个条椅上写日记，还读了潘乔借给我的一本塔布拉达［35］ 的诗集。两个小时刚过，我就立刻起身向科里马大街走去。

我跳墙前先打量了一番道路两边，然后撑到墙头，跳了下去，尽量不要踩碎了芬特夫人（或者用人）在花园这一侧栽植的花花草草。我在黑暗中向小房子走去。

玛丽亚在一棵树下等着我。我还来不及说话，她就吻住我的嘴，把舌头伸进我的喉咙。她的嘴里散发着香烟和贵重佳肴的味道。我的嘴里是香烟和廉价食物的味道。不过两种食物的味道都挺好。我的恐惧感和悲伤顷刻间化解。我们没有去小房子，就在那里做起爱来，就站在那棵树下。这样不会有人听到我们发出的声音。玛丽亚咬着我的脖子。小房子里安格丽卡睡得很沉，或者假装睡得很沉，我们又做了一次。后来我从床上起来，感到浑身疼痛，我知道，如果说出我爱她，疼痛就会立刻消失，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找遍每个角落，想看看是不是有巴里奥斯和那个叫帕特森的女孩睡着，然而除了芬特姐妹和我没有别的任何人。

后来我们又说了会儿话，安格丽卡醒来了。我们把灯打开，三个人一直聊到很晚。我们聊了诗歌、已故诗人劳拉·达米安、用她的名字命名的诗歌奖、利马和贝拉诺计划出版的杂志，聊到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的生活，还聊到胡兰坎·拉米雷斯［36］ 在摔角竞技场外摘掉面具后的样子，聊到安格丽卡的一位住在代比多的画家朋友以及玛丽亚在舞蹈学校的朋友们。说了很多话、抽了很多烟后，安格丽卡和玛丽亚睡着了，我熄了灯，钻到床上，又开始在想像中跟玛丽亚做爱。

11月20日

政治脉络：莫克特苏马是托洛茨基分子。哈辛托·雷克纳和阿图罗·贝拉诺曾经是托派分子。

玛丽亚·芬特、安格丽卡·芬特、劳拉·郝雷吉（贝诺拉的前女友）曾参加过一个叫做“墨西哥妇女战争之路”的激进女权主义运动。据说她们就是在这个组织里认识西蒙娜·达里欧的，她是贝拉诺的朋友以及虐恋的推动者。

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发起墨西哥第一个墨西哥同性恋无产阶级公社。

乌里塞斯·利马和劳拉·达米安曾计划成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成立宣言的文稿至今还在呢。此前，乌里塞斯·利马十五岁的时候就想加入卢西奥·卡瓦拉斯［37］ 游击队组织的余部。

基姆·芬特的父亲，亦名基姆·芬特，生于巴塞罗纳，在埃布罗河战役［38］ 中阵亡。

拉斐尔·巴里奥斯的父亲是非法的铁路工人工会的积极活动分子，死于肝硬化。

卢西欧斯·思肯的父母生于瓦哈卡州，根据思肯的说法，他们是饿死的。

11月21日

在卡塔丽娜·奥哈拉家聚会。

今天早晨我在电话里跟叔叔聊了会儿。他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来。随时，我说。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他也许没有明白我回答的意思但又不想承认），他问我都跟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瞎混。没有，我说。我希望今天晚上能看到你回自己家，他说，否则请便。我听到玛蒂塔婶婶在他身后哭泣。一定，我说。婶婶说，问问他是不是在吸毒，叔叔说他能听得见你说话，然后问我有没有钱。我说还有坐公交车的钱，然后再没说什么。

其实，我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可是后来事情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到卡塔丽娜·奥哈拉家的有乌里塞斯·利马、贝拉诺、穆勒、桑·埃皮法尼奥、巴里奥斯、芭芭拉·帕特森、雷克纳和他的女朋友郝奇特尔、罗德里格斯兄弟、卢西欧斯·思肯、跟卡塔丽娜共用一个工作室的两个画家，还有其他几个我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的人，他们像条黑水河般涌进来。

我和玛丽亚、安格丽卡到来时门是开着的。我们进去时只看见罗德里格斯兄弟坐在二楼的梯子上分享一根大麻烟。我们打了声招呼然后在他们身边坐下。我想他们正等着我们。随后，潘乔和安格丽卡上楼去，把我们留在那里。楼上传来幽灵般的音乐，充满了鸟儿、鸭子、青蛙、微风、大海甚至人踩在地面或者干草上的脚步声，据说有安抚情绪的作用，然而整体效果却十分可怕，好像是给一部恐怖片配的音效。后来卢西欧斯·思肯来了，吻了吻玛丽亚的脸颊（我看着另一边，望着一堵贴满了女人的照片或者女人之梦的墙壁），然后开始跟我们聊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害羞吧，他们开始聊起来后（卢西欧斯·思肯经常去舞蹈学校，他跟玛丽亚很有共同语言），我渐渐淡出，渐渐沉默，开始出神地回想今天早上在芬特家的离奇经历。

起初什么都很顺利。我坐下来跟全家人共进早餐。芬特夫人愉快地说了声早上好跟我打了个招呼。胡吉托都不瞧我一眼（他还处于半睡眠状态）。女佣到来时客气地向我招了招手。至此，一切都那么美好，这一瞬间我甚至想后半辈子都可以住在玛丽亚的小房子里度过了。这时基姆出现了。只消瞥他一眼就足以让我激灵一下。他那模样看起来好像通宵未眠，像是刚从一间审讯室或者死囚牢里出来，头发乱得一团糟，眼睛血红，胡须也没刮（甚至没冲个澡）。他的手背上涂满了类似碘酒的东西，手指上沾满墨水。当然了，他没有跟我打招呼，尽管我热情地向他说了早上好。妻子和女儿都不理他。几分钟后，我也开始不理他了。他的早点比我们俭朴多了：喝了两杯咖啡，然后吸了一支从衣兜而不是烟盒里取出的皱皱巴巴的香烟，然后表情奇怪地望着我们，像在蔑视我们，又像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吃完早点后，他站起来邀请我一起走走，说有话想跟我说。

我看看玛丽亚，看看安格丽卡，因为她们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不让去的暗示，我就跟着出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基姆的书房，这间屋子的规模让我吃了一惊，它比家里任何一间屋子都要小。墙上钉着些照片和计划表，还有些胡乱散落在地板上。一张书桌和凳子算是惟一的家具了，这两样东西占了一半多空间。书房里散发着类似烟草和汗水的味道。

“我工作了整整一夜，”基姆说，“睡不着，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噢，真的？”我说，心里在想现在该牵扯到我了，心想基姆一定听到我昨天晚上就来了，一定透过书房的一间小窗户看见玛丽亚和我了，现在我马上就要得到证实了。

“是的，看看我的手。”他说。

他把双手放在胸口高度。两只手在剧烈地颤抖。

“在搞项目吗？”我关切地问，望着摊在桌上的稿纸。

“没有，”基姆说，“在设计一份杂志。这份杂志马上就要发行了。”

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想到（或者知道，好像他以前曾告诉过我似的）他是指本能现实主义者办的那份杂志。

“我要拿去给他们看，到时候每个反对过我的人都会说，不错，先生。”他说。

我走到桌边研究了一番图样和构图，慢慢翻着那厚厚的一叠纸。杂志封面是一堆凌乱的几何图形，随意地涂着人名或者字母。显然，可怜的芬特先生已处于神经崩溃的边缘。

“你觉得怎么样？”

“非常有趣。”我说。

“那些傻瓜这下会明白现在的先锋派是什么样子了，对吧？甚至不必读诗歌也能明白个一二。你们写的所有诗歌都将在这里发表。”

他给我看的地方到处都是线条，模仿手写字体的线条，但也有些小图案，好像漫画里的人物在咒骂时吐出的图案：有蛇、炸弹、刀、头骨、交叉腿骨、小蘑菇云。其余的每一页都是基姆·芬特关于平面设计的激进理念的笔记。

“瞧，这是杂志的标志。”

一条面带饥饿、表情痛苦、咬着自个儿尾巴的蛇（看上去仿佛在微笑，但比较可能像是因为痛苦发作而扭曲），目光凝练，犹如投向想像中的读者的一把匕首。

“但现在还没人知道这杂志该叫什么名。”我说。

“这没关系。蛇代表墨西哥，同时象征循环。你读过尼采的著作吗，加西亚·马德罗？”他忽然问。

我歉疚地承认没有读过。后来我又仔细看过杂志的每一页（总共不超过六十页），正当我准备要走时，基姆问我和他女儿之间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我告诉他一切都很顺利，说玛丽亚和我处得一天比一天好，然后就决定封口不说了。

“对为人父母者而言，生活是很艰难的，”他说，“特别是在墨西哥城。你有几天没有回家睡了？”

“三个晚上。”我说。

“你妈妈不担心吗？”

“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过了。他们知道我挺好的。”

基姆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你的模样可不够精神啊，我的孩子。”

我耸耸肩。我们两个在那儿仿佛沉思般站了片刻，一声不吭，他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子，我看着钉在墙上的那些过时的计划表，包括基姆可能永远见不着它们落成的梦想住所。

“跟我来。”他说。

我跟着他走进二楼自己的房间，那间屋子足有书房的五倍大。

他打开壁橱取出一件绿色运动衬衫。

“试一下，看合适不。”

我有些犹豫，但基姆态度决然，好像浪费不起时间了。我脱掉自己的衬衫放在床脚下，那张床非常大，基姆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都曾睡过。我穿上那件绿衬衫。非常合身。

“这是送给你的，”基姆说，然后在衣兜里摸索了一阵子给了我几张钱，“这样你就可以请玛丽亚去喝杯苏打水了。”

他的手抖个不停，伸出的那条胳膊抖个不停，垂在一侧的另一条胳膊也抖个不停。他的脸扭曲出各种可怕的表情，迫使我宁肯朝别处任何地方看，只要别看到他的脸就可以。我谢了他，我说无法接受这样一件礼物。

“奇怪，”基姆说，“谁都从这儿拿钱：我女儿、我儿子、我妻子、我的雇工们。”他用了个复数，但我非常清楚他现在一个雇工也没有，除了那个女佣，而他显然不是指那个女佣。“连我的老板都喜欢我的钱，所以他们都有钱。”

“非常感谢。”我说。

“拿着，放进口袋，讨厌！”

我接住钱收起来。数目不少，但我已经没有勇气去数它了。

“我会尽快还你的。”我说。

基姆任性地往后一仰躺在床上。他的整个身体发出钝闷的声音，接着开始颤抖起来。我一时闹不清那是不是一张水床。

“别担心，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互相帮助。你用我的女儿帮助我，我用些零钱帮助你。管它叫零花钱，可以吗？”

他的声音听上去已经很疲倦，好像精疲力竭和昏沉得就要崩溃了，但他仍然睁着眼睛，紧张地盯着天花板。

“我很喜欢这个杂志的风格，我要让那些杂种好好地谈论它。”他说，但这时他的声音却像在呢喃。

“太好了。”我说。

“嗯，当然了，我是个建筑师，不会白干的。”他说。过了会儿又说，“我们同时也是艺术家，但我们不用这个身份也能设计得很好，不是吗？”

“那是肯定的。”我说。

他好像开始打起鼾来了。我望着他的脸庞：眼睛还睁着。基姆？我说。没有应答。我慢慢走近他摸了摸垫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对我的触摸作出了反应，浮起一个苹果般大的泡泡。我转身离开房间。

后来的时光我在跟玛丽亚追逐欢闹中打发掉了。

下了几次雨。第一次雨刚停就出现了一道彩虹。第二次什么也没有出现，黑云密布，犹如在深夜的峡谷中。

卡塔丽娜·奥哈拉满头红发，二十五岁，有个儿子，离婚了，非常漂亮。

我还见到了劳拉·郝雷吉，阿图罗·贝拉诺的前女友。她跟乌里塞斯·利马失恋的情人索菲娅·加尔韦斯一起来参加聚会。

她们俩都挺漂亮。

不，劳拉要更漂亮。

我喝了很多酒。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四处扎堆，但有多半不过是在校大学生伪装的。

安格丽卡和潘乔老早就走了。

在晚上的某个时候，玛丽亚对我说：灾难即将来临。

11月22日

我在卡塔丽娜·奥哈拉家里醒过来。时晨尚早，陪卡塔丽娜和她上幼儿园的儿子戴维吃早点时（玛丽亚不在，其他人还睡着），我想起昨晚走得还剩几个人后，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说，所有的文学都可以分为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三类。长篇小说总体上属于异性恋，而诗完全是同性恋。我猜短篇小说应该属于双性恋了，虽然他没有这样说。

他从浩瀚的诗歌海洋里区别出各种不同的潮流：男同性恋型、女同性恋型、娘娘腔型、怪诞型、假小子型、妖精型、美人鱼型和博爱型。不过，两个最主要的潮流是男同性恋型和女同性恋型。比如沃尔特·惠特曼属于男同性恋型诗人。帕勃罗·聂鲁达属于女同性恋型。威廉·布莱克肯定属于男同性恋型。奥克塔维奥·帕斯属于女同性恋型。博尔赫斯属于博爱型，或者换句话说他可能一会儿属于男同性恋型，一会儿又成无性别型。鲁文·达里奥［39］ 属于怪诞型，事实上是皇后级的怪诞，怪诞型的祖先。

“当然，这种划分限于我们的语言体系，”他澄清道，“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怪诞型的霸主依然是魏尔伦那个公子哥儿。”

照桑·埃皮法尼奥说，怪诞型更接近疯人院的喧嚣和赤裸的幻觉，而男同性恋型和女同性恋型则步履蹒跚地从伦理学走向美学然后又折回来。塞尔努达［40］ ，亲爱的塞尔努达属美人鱼型，在最痛苦的时刻又变成男同性恋型，至于纪廉［41］ 、阿莱克桑德雷［42］ 和阿尔维蒂［43］ 可以分别看做娘娘腔型、假小子型和女同性恋型。总的原则是，卡洛斯·佩利塞尔 ［44］ 这样的诗人属于假小子型，塔布拉达、诺沃［45］ 、雷纳托·勒狄克［46］ 这样的诗人又属于娘娘腔型。其实，在墨西哥诗歌中男同性恋型诗人的资源是相当匮乏的，当然个别乐观主义者会举出洛佩斯·贝拉尔德［47］ 或者埃弗拉因·韦尔托。另一方面，女同性恋型诗人又特别富裕。从拳击家（虽然我一时听成了匪徒）迪亚兹·米龙［48］ 到杰出的奥梅罗·阿里达吉斯［49］ 。我们必须要回到阿马多·内尔沃（嘘声）找出一位真正的诗人，一个男同性恋型诗人，而不是像那位曾经很叛逆、眼下很著名的波托西人曼努埃尔·何塞·奥顿［50］ ，那可是个空前绝后的乏味家伙。说到乏味的家伙，曼努埃尔·阿库尼亚［51］ 属于妖精型，何塞·华金·佩萨多［52］ 属于希腊森林中的仙女，二者均属某种墨西哥抒情诗里典型的男妓。

“埃弗伦·雷沃列多呢？”我问。

“微不足道的女同性恋型。他惟一可陈之处是，他是第一个，如果不是惟一一个的话，在东京出版过作品的墨西哥诗人，1909年出版的《日本诗集》。当然了，他是个外交官。”

总之，诗坛基本上是一个（地下的）战场，男同性恋型诗人和女同性恋型诗人之间战斗的结果就是要掌握词语的控制权。桑·埃皮法尼奥说，娘娘腔型诗人都是天生的男同性恋型诗人，他们由于柔弱或者出于安逸的考虑，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而且接受女同性恋型诗人的美学和个人特点。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女同性恋型诗人为数众多，他说，一个浅尝辄止的读者可能永远看不出。其实，莱奥帕尔迪［53］ 这样的男同性恋型诗人有时会改头换面成为像已故的意大利三杰翁加雷蒂［54］ 、蒙塔莱［55］ 和夸西莫多［56］ 这样的女同性恋型诗人。

“帕索里尼以同样的方式重新绘制了当代意大利的女同性恋型诗人王国。我们不妨以可怜的桑基内第（我不想从帕韦泽［57］ 说起，他是个可怜的怪诞型诗人，独此一家，也不想举出迪诺·坎帕纳［58］ ，他从来都是单桌独餐，这张餐桌是绝望的怪诞型诗人专用的）为例。更不要说法国了，这个饕餮之国，至少有一百个男同性恋型诗人，从维庸［59］ 到我们喜爱的苏菲·波多尔斯基，用他们的乳汁养育过、依然在养育着而且还将继续养育成千上万的女同性恋型诗人以及他们的伙伴：博爱型、仙女型、假小子型和娘娘腔型诗人以及高傲的文学杂志编辑、伟大的翻译家、小气的官僚、文坛的伟大外交家（如果你能忍受，可以看看《原样》［60］ 杂志上诗人们发表的那些无耻、邪恶的反思文章）。俄国革命时期越是不怎么被提及的男同性恋型诗歌写得越出色。”

“谁啊？”大伙问，“马雅可夫斯基［61］ 吗？”

“不是。”

“叶赛宁［62］ ？”

“不。”

“帕斯捷尔纳克？勃洛克［63］ ？曼德里施塔姆［64］ ？阿赫玛托娃？”

“不可能。”

“快说，埃内斯托，告诉我们，这样吊着会要了大伙命的。”

“只有一个，”桑·埃皮法尼奥说，“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他是谁，他可是个货真价实的人物，一个西伯利亚暴雪般的男同性恋型诗人，一个彻头彻尾的男同性恋型诗人：赫列勃尼科夫［65］ 。”

人可真是各有所好啊。

“在拉丁美洲，我们能找到多少真正的男同性恋型诗人呢？只有巴列霍［66］ 和马丁·阿丹［67］ 。没了。另外，马塞多尼奥·弗尔南德斯［68］ ，算得上吗？其余，女同性恋型有维多夫罗［69］ ，仙女型有阿尔弗索·科尔特斯［70］ （虽然他的个别诗堪称正宗的男同性恋型），假小子型有莱昂·德·格利弗［71］ ，假小子加仙女型有巴勃罗·德·洛克哈［72］ （他的怪诞想法突然发作时能把拉康［73］ 逼疯），娘娘腔型有莱萨马·利马［74］ ，贡戈拉［75］ 诗歌的误读者，还有，包括莱萨马在内的所有古巴革命时期的诗人（如迭戈、比铁尔、可怕的雷塔马尔、可悲的纪廉、令人沮丧的费纳·加西亚），罗赫略·诺格拉斯［76］ ，他是个小可爱，有着玩世不恭的男同性恋型精神的仙女型诗人。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尼加拉瓜的大部分诗人都是像科洛内尔·乌特乔［77］ 这样的仙女型诗人或者怪诞型诗人，他们希望自己属于像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这样的博爱型诗人。墨西哥当代诗人都是女同性恋型……”

“不！”贝拉诺大声说，“吉尔韦托·欧文就不是！”

“其实，”桑·埃皮法尼奥继续不为所动地说，“戈罗斯蒂萨［78］ 的《无尽的死亡》，包括帕斯的诗，就是高度神经质又沉静的墨西哥女同性恋型诗人的《马赛曲》。还可以列举更多的名字：赫尔曼，仙女型；贝内德蒂，女同性恋型；尼卡诺尔·帕拉，仙女型兼有男同性恋型色彩；韦斯特法伦，怪诞型；恩里克·李恩，娘娘腔型；希龙多，仙女型；鲁文·博尼法斯·努尼奥，仙女兼假小子型；萨维内斯，纯假小子型；我们喜爱却可望而不可即的何塞米里奥·P.，怪诞型。我们再回到西班牙看看，回到最初”——嘘声——“贡戈拉和克韦多，女同性恋型；圣·胡安·德拉·克鲁斯和弗莱·路易斯·德·莱昂，男同性恋型。列举结束。现在我们来看看女同性恋型和男同性恋型的区别。前者梦中都渴望着一根十二英寸长的家伙在他们身上耕耘、施肥，可是在关键时刻，为了把他们和自己喜欢的男人弄上床，还得移去种种大山般的障碍。另一方面，对男同性恋型诗人而言，生活仿佛危如累卵，永远搅得他们心神不安，他们在揽镜自赏时（某种既热衷又从内心深处讨厌的举动），从塌陷的双眼中看到的是死神的男人。对男同性恋型诗人和女同性恋型诗人来说，男人是一个可以毫发无损地穿越虚无（或者沉默和差异性）王国的词语。不过，那时，没有什么能阻止女同性恋型和男同性恋型诗人成为好朋友，如果他们真的想要的话，同样什么也阻止不了彼此潇洒地分手，批评或者赞美对方，在这个疯狂又病态的文坛宣传或者埋藏对方。”

“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呢？她属于男同性恋型还是女同性恋型诗人呢？”有人问。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

“噢，塞萨雷亚本身就令人恐惧。”桑·埃皮法尼奥说。

11月23日

我告诉玛丽亚她父亲给我钱了。

“你认为我是个妓女吗？”她说。

“当然不是了。”

“那就别拿老顽固的钱！”她说。

今天下午我们去听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演讲了。在地铁里，玛丽亚对我一句话都不说。安格丽卡跟我们一起去了，我们在演讲场地阿尔弗西纳图书馆遇到了埃内斯托。演讲结束后我们又去了帕尔曼大街上的一家饭店，那儿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老人。饭店叫做“生命的棕榈树”。我忽然有种落入陷阱的感觉。服务员看起来像是随时都会死去；玛丽亚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像已经受够我了；埃皮法尼奥面带意味深长、冷嘲热讽的微笑；连安格丽卡也这样，她总是这样——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完全是场陷阱，好像是对我自身存在的一个幽默注脚。

最要命的是，他们说我根本就没有听懂帕斯的演讲，也许他们说得对。我看到的只是这位诗人的双手，他读诗的时候双手打着节拍来衬托词语的韵律，这也许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的一种痉挛性反应。

“这孩子整个一个无知，”玛丽亚说，“典型的法学院产物。”

我不想反驳。（尽管我已经想好了几种反驳的话。）我当时究竟在想什么呢？想我那件被弄脏了的衬衫，想基姆·芬特给的钱，想劳拉·达米安，如此年纪轻轻就死了。想帕斯的右手，他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拇指和小指，那根小指在图书馆的空气中划舞着，好像我们的生活全仰仗它。我还想到了家和床。

过了会儿进来两个留长发穿皮裤的家伙。他们的装扮像是搞音乐的，其实是舞蹈学校的学生。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好像不存在了似的。

“你干吗讨厌我呢，玛丽亚？我怎么你了？”我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她盯着我，好像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的人在跟她说话。别这么荒唐了，她说。

埃皮法尼奥听到她的回答后讨厌地冲着我微笑。其实，谁都听到她的话了，人人都冲我微笑，好像我疯了似的！我想我闭上了眼睛。我试图插进去说几句话。我想聊聊本能现实主义。那两个伪音乐家笑了。有一刻玛丽亚吻了其中一位，埃皮法尼奥拍拍我的肩膀。我记得我在空中抓住他的手或者手肘，然后盯着他的眼睛说别烦人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我想起玛丽亚和安格丽卡决定跟那两个跳舞的离开。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我大叫了一声：

“我赚了你父亲的钱！”

可我想不起玛丽亚是否在旁边听着，搞不清那里是否只有我一人。

11月24日

我回家了。我又回到大学了（但并不去上课）。我想跟玛丽亚睡觉。我想跟卡塔丽娜·奥哈拉睡觉。我想跟劳拉·郝雷吉睡觉。有时我想跟安格丽卡睡觉，可是她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儿变得越来越深，她每天都更憔悴些，瘦一些，小一些。

11月25日

今天我在基多咖啡店只看到巴里奥斯和哈辛托·雷克纳，我们的聊天十分沉闷，好像马上就要发生无可救药的灾难了。同时，我们又笑个不停。他们告诉我，有人请阿图罗·贝拉诺在“湖畔小屋”做演讲，可是，该到演讲的时候，他却什么都忘了。我想这次演讲的主题本来应是关于智利诗歌的，贝拉诺临时改成聊恐怖电影了。还有一次，乌里塞斯·利马举办一个讲座，没有一个人来捧场。我们一直聊到有人来赶。

11月26日

基多咖啡店里空无一人，我不想在白天枯燥乏味的喧闹声中坐在桌边读书。我沿着布卡雷利大街散了会儿步。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她不在家，后来从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经过两次，第三次时走进去，罗萨里奥就在吧台后面。

我想她可能已经认不出我了。有时我甚至连自己都认不出！但罗萨里奥盯着我微笑，过了会儿，她等侍候熟客时便走了过来。

“我的诗写好了吗？”她问，在我身边坐下。我想说罗萨里奥眼睛幽深，屁股宽大。

“差不多了。”我说，带着得意洋洋不在话下的感觉。

“好吧，那读给我听。”

“我的诗是用来阅读的，不适合朗读。”我说。我想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1］最近提出过类似的主张。

“正好，那就读给我听。”罗萨里奥说。

“我的意思是，最好是你自己读。”

“不，还是你来读，如果我自己读，我怕理解不了。”

我随便选了最新的一首读给她听。

“我不懂，”罗萨里奥说，“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有那么片刻我期待她邀我重返储藏室。可罗萨里奥不是布里吉达，很显然的。这时我又开始思索把诗人和读者分开的那道深渊，我知道我会深深地为之感到沮丧。罗萨里奥侍候好别的桌上的客人后又回到我这儿。

“你给布里吉达也写了几首诗吗？”她问，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大腿蹭着桌边。

“没有，只给你写了。”我说。

“他们告诉我那天发生的事儿了。”

[1]　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José Emilio Pacheco，1939—    ），墨西哥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2005年获颁西班牙格林纳达国际诗歌奖。

“那天发生什么事儿了？”我问，试图显得事不关己。显得有兴致地听着，但不关我的事。

“可怜的布里吉达一直为你哭泣。”罗萨里奥说。

“为什么呢？你看见她哭了吗？”

“我们都看到了。她为你神魂颠倒，诗人先生。你一定对女人有特别的魅力。”

我想自己的脸肯定红了，可同时又觉得很舒服。

“没什么……特别的，”我喃喃地说，“她告诉你什么了吗？”

“她给我讲了很多事情，你想知道她都说什么了吗？”

“好吧。”我说，其实我也拿不准想不想听布里吉达的自白。几乎在顷刻间，我非常蔑视自己。人真是太容易忘恩负义了，我心里说，自私而且健忘。

“但不能在这里说，”罗萨里奥说，“过会儿我就可以暂时休息一个小时。你知道那个外国佬的比萨店在哪儿吗？在那里等我好了。”

我说好吧，然后离开了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外面已经乌云密布，一般强劲的风迫使行人走得比平常更快，有的人在店铺门口找个地方躲起来。我经过基多咖啡店时朝里面瞥了一眼，不见一个熟人。我忽然想再给玛丽亚打个电话，最后还是作罢。

比萨店里很拥挤，大家都站着吃那个外国佬亲自用一把厨师大刀切开的比萨饼。我盯着他观察了片刻。我想这生意的收入一定不错，我很开心，因为这个外国佬人似乎还不错。他什么都亲自干：和面、洒番茄酱和意大利干酪，最后把比萨饼递到围在柜台周围的顾客手中，然后再去做下一份比萨，把刚才那道程序再重复一遍。除了收钱、找钱，其他一切都是他亲自动手。收钱的活儿由一个黑人孩子负责，他大约十五岁，头发非常短，不断低声询问厨师该怎么收好，好像对价格还不是很了解，或者算术不怎么好。没多会儿我就注意到另一个怪异的细节。厨师从不放下那把大刀。

“我来了。”罗萨里奥说，扯了一下我的袖子。

她在街上的样子跟在咖啡店里很不一样。到了外面，她的脸好像不那么紧绷了，样子显得更加清澈、轻盈，似乎到了街上会有看不见她的危险。

“我们走一段吧，然后你请我吃点东西，行吗？”

我们开始向雷福马大街走去。穿马路时罗萨里奥第一次抓住我的胳膊，然后就再也没有松开过。

“我要像你妈妈一样，”她说，“不过别理解错了，我可不是布里吉达那种荡妇，我想帮你，对你好，我想跟你在一起，直到你出了名，亲爱的。”

这个女人一定是疯了，我想，但我默不作声，只是笑了笑。

11月27日

一切变得复杂起来。可怕之事正在光临。晚上我常常在尖叫声中醒来。我梦见一个女人长着一头奶牛的脑袋。它的眼睛盯着我。那目光还带着让人同情的忧伤。重要的是，我跟叔叔进行了一场小小的“男人之间”的谈话。他让我发誓绝不沾染毒品。不，我说，我绝不吸毒，我发誓。绝不？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要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他咆哮起来。我说得很清楚了，你什么意思？请你能说得更精确点，我说，像只蜗牛般缩起来。晚上，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她不在家，但我跟安格丽卡聊了会儿。你怎么样？她说。不是太好，真的，我说，其实，非常糟糕。你生病了吗？安格丽卡说。没有，别紧张。我也不是很好，安格丽卡说，我怎么都睡不着。我想再问她些事儿，以一个前处男对另一个前处女的身份，最后还是没有问出口。

11月28日

可怕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梦、噩梦，我放纵的冲动完全失控。我好像又回到了十五岁的时候，老想手淫。有时一天三次，有时一天五次，没有够的时候！罗萨里奥想跟我结婚。我告诉她我不相信婚姻。好吧，她大笑着说，无论结不结婚，我只是想我“需要”跟你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我说，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吗？是啊，住在同一间屋子里，或者同一个房间，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租房子。最不济可以住在山洞里，她说，我不挑剔。她容光焕发，我不确定那是因为汗水还是绝对的自信所致。我们第一次做爱是在她住的地方，那是一幢破败的出租房，在麦瑟德巴尔布厄纳区，距离维加路不远。屋里到处都是她工作的那个酒吧的明信片和钉在墙上的电影明星照。

“这是你的第一次吗，爷们儿？”罗萨里奥问我。

我说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口出此言。

11月29日

我像一片水藻般漂来漂去。今天我擅自去了卡塔丽娜家。还挺凑巧，她正好在家。她刚回来，眼睛红红的，那是一个不会有错的标志，说明她刚哭过。她一下子没有认出我。我问她为什么哭。男人的问题，她说。我硬是咬住舌头没有说出如果她需要什么人的话，有我在这里，随时准备好应招。我们喝了点威士忌——我需要它，卡塔丽娜说——然后我们又到幼儿园去接她儿子。卡塔丽娜把车开得像个疯子，我都感到恶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她儿子在后座上玩的时候，她问我想不想看看她的画。我说好吧。最后我们喝掉了半瓶威士忌，卡塔丽娜把儿子搁到床上后又开始哭泣。别招惹她，我心里警告自己说，她已是人母。后来我又想到坟墓，想像在一个坟墓上做爱，想像睡在坟墓里。挺幸运，没过几分钟，跟她住同一个楼共用画室的那个画家来了，我们三个开始一起做晚饭。卡塔丽娜的这位朋友也离婚了，但显然她应对得更高明些。我们吃饭时她讲了几个笑话。画家的笑话。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女人能讲这么好的笑话（不幸的是我一个都记不得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她们开始说起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卡塔丽娜的朋友说，有个诗人有六英尺半高，体重超过二百磅，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一个负责人的侄儿，一直想着要揍他们。知道他想找麻烦后，他们就消失了。卡塔丽娜不以为然，她说，我们的朋友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丢失的文稿了，躲在档案馆里，经常逛墨西哥城的旧书店。我在午夜时分离开，出来后忽然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准备把罗萨里奥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既然要说，就干脆把储藏室里跟布里吉达的失败经历也说出来算了），请她原谅，可是电话一个劲地响就是没人接。芬特全家都不在。于是我又向南走去，向乌里塞斯·利马住的楼顶小屋方向走去。到那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我只好又进城，向布卡雷利大街走去。我一到那条街上，还没有走进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就先望了望阿马利罗咖啡店（基多咖啡店已经打烊了）的窗户。我看到潘乔坐在一张桌边。只有他一个人，面前放着一只喝了一半的咖啡杯。他把一本书搁在桌上，另一只手压住书页让书翻开，他的脸因为极度痛苦的表情而被扭曲了。他时不时皱着眉头，透过窗户看进去挺恐怖的。要么那本正在读的书对他产生了极其痛苦的效果，要么他的牙在疼。刹那间，他抬起脑袋，环顾一下四周，好像感觉到有人正在看他。我赶紧躲开。再次朝窗户里面张望时，潘乔还在读书，脸上痛苦的表情已经消失。那天晚上，罗萨里奥和布里吉达在酒吧值班。先是布里吉达凑到我跟前。我从她的脸上感觉到了苦楚和悔恨，同时有种被拒绝了的痛苦。说真的，我对她深感歉疚！人人都很痛苦！我给她买了杯龙舌兰，然后毫不顾忌地听着她给我讲的一切。后来罗萨里奥又过来了，说不喜欢看着我站在吧台边写东西，像个孤儿似的。没有空桌了，我说，然后继续写我的东西。我那首诗的名字叫《人人都很痛苦》。我才不在乎是否有人盯着呢。

11月30日

昨晚发生了真正可怕的事情。我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斜靠着吧台，一会儿写诗一会儿写日记（我能自如地在两种形式之间转换），这时罗萨里奥和布里吉达在吧台后面大声吵起来。很快那几个凶神恶煞般的醉鬼开始选边站了，起劲地怂恿她们吵下去，我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东西，决定悄悄溜掉。

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肯定很晚了，外面新鲜的空气触摸着我的脸庞。我走在路上时又有想写东西的欲望了，如果不是灵感闪现（真有灵感这种东西吗？）那就是对写作的喜爱又回来了。我拐过雷洛奇诺街角，开始朝城堡方向走去，想找个咖啡店继续写。我穿过莫雷洛斯花园，里面空旷又阴森，但我还是瞥了几眼角落里的秘密生活、肉体和戏弄孤单行人（当时好像就冲我而来）的笑声（咯咯）。我又穿过青年英雄街和帕切科广场（那是为纪念何塞·埃米里奥的祖父而建，现在空无一人，人影和笑声都消失了），正当我走到雷维亚希赫多街朝阿拉米达饭店的方向走去时，基姆·芬特忽然出现或是从一个角落变了出来。突如其来的震惊差点要了我的命。他身穿西服，系着领带（可是那西服和领带有点不对劲，弄在一起看着像完全搭配错了），他身后拽着一个女孩，胳膊肘被他牢牢抓着。他们跟我要走的是同一条路，不过对街而已，我花了几秒钟的时间才反应过来。基姆身后的那个女孩不是安格丽卡，我第一眼看见时自然而然地假设是她，可她的身高和体形又让我犯起糊涂。

显然女孩不是特别情愿跟着基姆走，但也谈不上坚决不从。在雷维亚希赫多街往阿拉米达饭店的方向，我走到相当于跟他们并排的位置，禁不住停下望着他们，好像要确认这个夜行人是基姆而不是鬼魂，这时他也看见我了。他立刻认出我。

“加西亚·马德罗！”他大声喊道，“过来，伙计！”

我非常小心地横穿街道，或假装小心（因为这条街上并没有车辆通过），也许是想故意拖延几秒钟跟玛丽亚父亲见面的时间。走到对面街上后，那女孩抬起脑袋盯着我，是鲁佩，我在格雷罗区碰着的那姑娘。她没有流露出丝毫认出我的样子。当然，我的第一反应是基姆和鲁佩正在找旅馆。

我向鲁佩打了声招呼。

“怎么样啊？”她面带那种让我心跳凝固的笑容说。

“我想给这位年轻女士找个安全的地方让她住下，”基姆说，“可这一带找不到一个体面的旅馆。”

“噢，附近有的是旅馆啊，”鲁佩说，“其实你就是不愿花钱。”

“钱不是问题。如果你想要，就会有，不想要，就没有。”

这时我才发现基姆神色特别紧张。一直抓住鲁佩的那只手痉挛地颤抖着，好像鲁佩的胳膊通了电似的。他剧烈地眨巴着眼睛，咬着嘴唇。

“出什么事了？”我问道。

基姆和鲁佩凝视了我片刻后（两个人似乎都要炸了）同时大笑起来。

“我们碰到麻烦了。”鲁佩说。

“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让这位年轻女士躲一躲吗？”基姆说。

以他刚才的紧张，现在可开心得过了头。

“我不知道。”我说，完全是应付的口气。

“我可以借用你住的地方吗？”

“这不可能。”

“干吗你就不让我自个来处理自己的事？”鲁佩说。

“因为谁也休想逃出我的保护，”基姆说，同时朝我挤眉弄眼，“而且，因为我知道你处理不好。”

“我们去喝点咖啡吧，”我说，“然后可以再想办法。”

“我对你期望很高，加西亚·马德罗，”基姆说，“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可是我碰见你纯属巧合啊！”我说。

“噢，巧合，”基姆说，然后像雷维亚希赫多街上的巨人般把空气吸进肺里，“没有巧合这种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注定了的。可恶的希腊人管它叫命运。”

鲁佩瞧着他微笑，那样子就像在冲一个疯子微笑。她穿一件超短的裙子和黑色毛衣。我想这毛衣肯定是玛丽亚的，或者至少味道闻着像玛丽亚的。

我们开始继续往前走，直接从维多利亚街向多洛蕾丝街走去，到了那儿后走进一家中国咖啡店。我们在一个面若死人的男子旁边坐下，他正在读报。基姆侦查了一番这个地方，然后在男卫生间里关了会儿。鲁佩的目光追随着他，刹那间盯着基姆的目光像一个陷入情网的女人。我忽然明白了，他们已经睡在一起了，或者计划很快就要睡在一起了。

基姆回来时洗了下手和脸，在头发上洒了些水。卫生间没有毛巾，他没法擦干，水从太阳穴上直往下流。

“这种地方让我回想起一生最倒霉的时期。”他说。

后来他就不说话了。我和鲁佩也沉默了片刻。

“我年轻时认识一个聋子。其实，他又聋又哑，”基姆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那个聋哑人总是出现在我和几个建筑系的朋友常去的学生咖啡店。我们这帮人当中就有画家佩雷斯·卡马戈。我敢肯定你们听说过这个人或者知道他的作品。在那家学生咖啡店，我们总能看到这个聋哑人在卖铅笔盒、玩具、印着手语字母的卡片。基本上都是些小玩意儿，挣点零花钱。他人挺不错，有时会挨着我们桌边坐下。我觉得有些人都傻到把他看做我们的福神呢，有几个人甚至学会了简单的手语，但纯粹是为了好玩。这个聋哑人可能教过我们，我已记不得了。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一家像这样的中国咖啡店，不过是在纳瓦特区，我又撞上这个聋哑人。上帝知道我去那里干吗。我很少到这个区来消磨时间。我可能刚从某个女朋友家里出来准备回家，不妨说我大概有点烦恼吧，正为某事而沮丧着。夜已很深。咖啡店里空空荡荡。我坐在吧台旁或者靠近门口的一张桌子边。我起先以为这里只有我一个客人。可是当我起来上卫生间时（去办那事或者安静地哭一场！）发现那个聋哑人居然在咖啡店后头像是额外隔出来的房间里。他也是一个人待着，正在看报，没有注意到我。生活中怪事多了。我从他身边经过时他仍然视而不见，我也没有跟他打招呼。我想是自己不想破坏了他的惬意。我从卫生间里出来时一切都变了。我决定走到他跟前去。他还在那儿读报，我跟他打了声招呼，晃了晃桌子让他留意我过来了。这时那个聋哑人抬起头。他一脸快睡着的样子，盯着我却没有认出我，然后开口打了声招呼。”

“天哪。”我说，我脑后毛发悚然。

“你该明白，加西亚·马德罗，”基姆说，可怜地望着我，“我吓坏了。我就想快快逃离那个鬼地方。”

“我都不明白你怕个什么。”鲁佩说。

基姆没有理睬她。

“我能做的就是别在逃离时惊声尖叫，”他说，“我没有逃掉的惟一理由是我知道这个聋哑人还没有认出我，我还需要付账。可是，我已经无法喝完咖啡了，到了街上后我不顾一切地撒腿就跑。”

“能想像得出。”我说。

“那感觉就像撞到魔鬼了。”基姆说。

“那小子肯定能说会道。”我说。

“太对了！他抬起头对我说了声你好。声音甚至非常悦耳，天哪。”

“那不是魔鬼，”鲁佩说，“就算是你也不会知道。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不是魔鬼。”

“拜托，你知道我不相信魔鬼，鲁佩，”基姆说，“只是那样说说而已。”

“那你认为是什么呢？”我问。

“缉毒警，线人。”鲁佩说，笑得嘴都咧到耳朵上了。

“说得太对了。”我说。

“可他干吗要对我们那么好，却又假装成哑巴呢？”基姆说。

“聋哑。”我说。

“因为你们是学生。”鲁佩说。

基姆盯着鲁佩，好像快要吻着她了。

“你可真聪明，鲁皮塔。”

“别取笑我。”她说。

“我是当真的。”

凌晨一点，我们离开那家中国咖啡店，继续寻找旅馆。大约两点钟左右，我们在里奥德拉洛萨街上找到了一家。他们一路上向我解释鲁佩出了什么事儿。皮条客想杀了她。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鲁佩不想下午工作，她想上学。

“祝贺啊，鲁佩，”我说，“你打算学什么呢？”

“现代舞蹈。”她说。

“上玛丽亚去的那所舞蹈学校吗？”

“没错，跟帕科·杜阿尔特学。”

“可是你不用参加考试就能上吗？”

基姆望着我，好像我是从另一个空间来的。

“鲁佩有不少有影响力的朋友，加西亚·马德罗，我们都打算要帮她。她用不着通过他妈的任何考试。”

那家旅馆叫梅迪亚鲁纳，跟我所料恰恰相反，基姆看了一眼房间，跟夜班经理私下说了几句话，然后对鲁佩说晚安，告诫她绝对不可擅自离开。鲁佩在她的房间门口跟我们说了再见。别出来送了，基姆说。我们向雷福马大街走去时，他解释说得给那个当班的一些小费，让他好好照顾鲁佩别问三问四的，说到底就是特别关照他别向外人透露什么信息。

“我担心，”他告诉我，“今晚鲁佩的老板会搜遍墨西哥城的每一家旅馆。”

我提醒他说不定会有警察来管或者至少发个禁令什么的。

“别傻了，加西亚·马德罗。阿尔韦托局子里的朋友多着呢。你以为他经营这些狐朋狗友干吗用？墨西哥城所有的妓女都由警察局控制着。”

“行了。这太离谱了，”我说，“个别警官走歪门邪道受贿还有可能，要说他们全部……”

“警方控制着墨西哥城乃至整个墨西哥的卖淫业，永远记住这点。”基姆说。过了会儿，他又补充一句，“我们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到青年英雄街后，基姆打了辆出租车。上车前，他叮嘱我明天一起来就上他家。

12月1日

我没有去芬特家。跟罗萨里奥做爱终日。

12月2日

在布卡雷利大街与散步的哈辛托·雷克纳不期而遇。

我们上那家外国佬的店里要了两块比萨饼。吃饼时他告诉我阿图罗下令要对本能现实主义进行第一次清洗。

我万分震惊。我问他有多少人被踢出去了。五个，雷克纳说。我想自己大概不在其中，我说。没有，你不在里面，雷克纳说。这个消息让我有种巨大的轻松感。被清洗的人有潘乔·罗德里格斯、卢西欧斯·思肯，还有三个我不认识的诗人。

跟罗萨里奥躺在床上时忽然想到墨西哥的先锋派诗歌正在经历第一次裂变。

终日郁郁寡欢，不过，写作和阅读又像一台蒸汽发动机给我输送着动力。

12月3日

我得承认在床上罗萨里奥比玛丽亚好玩多了。

12月4日

可我究竟爱谁呢？通宵夜雨绵绵。楼外门梯的景观如同尼亚加拉大瀑布。做爱时我不忘记数。罗萨里奥真是让人惊讶，不过为了确保实验不受干扰，我没有告诉她。她高潮了十五次。最初几次，她还不得不捂住嘴巴，害怕吵醒邻居。最后几次，我却担心她会犯心脏病。有时她在我怀里好像马上就要昏厥过去，有时又躬起身子，好像鬼搔脊梁。我高潮了三次。后来我们索性来到外面，在天井洒下的雨水中淋浴了一番。有点奇怪，我的汗水是热乎乎的，而罗萨里奥的却冰凉，而且让人颇感不舒服，带点苦甜兼而有之的味道（我的汗味肯定是咸的）。我们翻云覆雨达四个小时。后来，罗萨里奥替我擦干身子，然后又擦干自己的身子，顷刻间又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个女人的勤劳和踏实真不可思议），接着又睡了，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坐在桌边写一首名曰“15/3”的诗。读威廉·巴勒斯［79］ 作品到天亮。

12月5日

从午夜开始跟罗萨里奥做爱，结束时已凌晨四点半，我又替她记了数。她高潮了十次，我来了两次。这次做爱时间比昨天更长。写诗间隙（罗萨里奥睡着的时候），我做了点运算。如果四个小时高潮十五次，那么在四个半小时里应该高潮十八次而不是十次。这个比率同样适用于我。我们已经开始按部就班了吗？

想玛丽亚了。我每天都会想她。很想去看看她，跟她睡觉，跟她聊天，可是真要去的时候，我又不能朝她家方向挪动哪怕一步。我把自己跟她和罗萨里奥之间的性事进行了一番冷静评估之后，承认跟罗萨里奥在一起更开心。不说别的，我能从罗萨里奥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12月6日

今天下午从三点到五点我都在跟罗萨里奥做爱。她高潮了两次，没准三次，我不知道，我宁肯让确切数字秘而不宣。我来了两次。上班前我给她讲了鲁佩的事儿。我没想到，她对鲁佩、基姆或我均显得非常冷淡。我又提到鲁佩的老板阿尔韦托，让我惊讶的是她居然表示可以理解，只是对他干拉皮条的活儿责备了几句，但也并不那么严厉。我告诉她这个阿尔韦托可能是个相当危险的人物，如果找到了鲁佩，还真会伤人的，她说一个女人抛弃了自己的男人遭受这些折磨是活该。

“不过你用不着担心，亲爱的，”她说，“你不会碰上这样的麻烦。陪伴你的是真心爱人，谢天谢地。”

罗萨里奥的这番表白让我难过极了。我忽然想起那个还不认识的阿尔韦托的样子，他的大家伙，他的大刀，还有那凶狠的面部表情。我想，如果罗萨里奥在街上遇到他，没准会迷上他。想到他不知怎么走在我和玛丽亚中间。想到阿尔韦托用那把厨刀量他的家伙，想到一首歌曲里的隐喻，既刺激又充满了暗示意味，但我却无法描述那感觉，它混合在夜晚的空气中，从窗户（一个邪恶的窗户！）飘进来，所有这一切搅在一起让我心里难过极了。

“别这么垂头丧气，亲爱的。”罗萨里奥说。

我想到玛丽亚跟阿尔韦托做爱的情景。阿尔韦托抽打着玛丽亚的屁股。想到安格丽卡和潘乔（感谢上帝，他已成了“前”本能现实主义者）做爱。想到玛丽亚跟卢西欧斯·思肯做爱。想到阿尔韦托同时跟安格丽卡和玛丽亚做爱。想到阿尔韦托跟卡塔丽娜做爱。想到阿尔韦托和基姆·芬特做爱。在最后这个情景中，正如那位诗人所说，我想像阿尔韦托从一张洒满精液（充满了富有欺骗性的浓度和色彩，因为很像血液和粪便）的肉体之毯爬过，朝我站立的山头爬来，我犹如一尊雕塑，可是我只想逃跑，冲到山的另一边，把自己消融在沙漠中。

12月7日

今天我去了叔叔的办公室，什么都对他说了。

“叔叔，”我说，“我跟一个女人住一起了。我不能再回家睡觉了。不过你别担心，我还会去上课，我打算把学位读完。另外，我挺好。早餐吃得不错。一日两餐呢。”

叔叔望着我，坐在办公桌边没动。

“你打算拿什么生活？找到工作了呢还是让她养活你？”

我说还不知道呢，其实目前是罗萨里奥养着我，不过开销颇低。

他想知道这个跟我住在一起的女人是谁，我告诉了他。他需要了解这个人是做什么的。我告诉了他，可能还对吧女工作的粗陋略作美化。他还想知道这个女孩多大年纪了。从那一刻开始，我虽然想坚决克制，可仍然无谎不撒。我说罗萨里奥十八岁，其实绝对不止二十二了，没准已经二十五了呢，不过这纯属猜测，我从没问过。打探这种事情似乎挺尴尬，除非人家情愿告诉你。

“看来你不想干傻事。”叔叔说，然后给我写了一张5000比索的支票。

我要离开时他让我晚上给婶婶打个电话。

我去银行把支票兑换成现金，然后又去城里逛了几家书店。顺便探访了一下基多咖啡店。第一次发现里面没有客人。我在酒吧吃了饭后回到罗萨里奥的屋子，在那儿读书写东西到很晚。天黑后我又回到酒吧，发现哈辛托·雷克纳在那里无聊得要死。他说，除了他，咖啡店里看不到一张本能现实主义者的面孔。谁都害怕碰上阿图罗·贝拉诺，但他们的恐惧毫无道理，因为这个智利人已经好几天没有来这里了。雷克纳说（他绝对是铁杆本能现实主义者），贝拉诺开始要把更多的诗人踢出这个圈子。乌里塞斯·利马态度比较谨慎，但他显然支持贝拉诺的决定。我问这次又有谁被清洗了。他点了两个我不认识的诗人的名字以及安格丽卡、劳拉·郝雷吉和索菲娅·加尔韦斯。

“他驱逐了三个女人啊！”我惊叫起来，简直不能相信。

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卡塔丽娜和哈辛托本人悬而未决。你，哈辛托？贝拉诺绝不浪费时间，雷克纳说，有点听天由命的味道。我呢？没有，还没人对你有意见，雷克纳说，从语气听不是很有把握。我问他以什么理由开除。他说不知道。他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想法：阿图罗·贝拉诺患上了暂时性癫狂病。他又解释说（虽然我已经知道）布勒东也曾无意中沉溺于类似的游戏。贝拉诺以为自己是布勒东，雷克纳说。其实，所有墨西哥诗歌团体的领军人物都认为自己是布勒东，他长叹一口气。被开除的那些人，他们能说什么呢？他们干吗不自己新成立个组织呢？雷克纳大笑起来。他说，大多数被开除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开除了。知道了的人又都不怎么在乎本能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说阿图罗帮了他们一个忙。

“潘乔也不怎么在乎？卢西欧斯·思肯也不怎么在乎？”

“这两个人也许在乎。别的人就像扔掉一个包袱呢。现在他们可以随便加入农民诗社或者去巴结帕斯了。”

“我觉得贝拉诺的做法好像太不民主。”我说。

“对极了。肯定不能说是民主。”

“我们应该去找他，跟他说说。”我说。

“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和乌里塞斯都失踪了。”

我们透过窗户看了会儿墨西哥城的夜景。

外面人流如梭，比肩接踵，他们看来不像是在等待暴风雨来临，而是暴风雨已经到来了。但是，好像谁也不害怕。

雷克纳又谈起郝奇特尔，他们打算要个孩子。我问准备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弗兰兹。”雷克纳说。

12月8日

因为完全无所事事，我决定去墨西哥城的书店找找贝拉诺和利马。我去过维努斯蒂亚诺街上一家叫费里尼奥埃尔霍温的旧书店。去过堂塞勒斯街上的利萨尔迪书店。去过麦索尼斯和皮诺苏阿雷斯街上的丽贝卡·诺迪尔旧书店。费里尼奥埃尔霍温书店的店员就一个小老头，他阿谀奉承地接待完一位“从墨西哥学院来的学者”后，迅速在书堆旁的一把椅子里睡着了，对我是一副傲慢不搭理的态度。我偷了一本阿方索·雷耶斯作序的马科·曼尼里奥［80］ 诗集《天文学》，又抄走了一本“二战”期间日本作家写的《一个无名作家的日记》。在利萨尔迪书店，我想我看到蒙西瓦伊斯了。我想蹭到他身边看看他在读什么书，可是刚一靠近，他就转过身盯着我，我感觉他脸上带着一丝笑意，他紧紧抓住手里那本书，遮住书名，过去跟店员说什么。我一气之下藏起一本叫奥马尔·伊比·奥尔法雷德的阿拉伯诗人的小书，大学出版社版，又拿了一本城市之光书店出版的美国青年诗人诗选，我离开时蒙西瓦伊斯已经走了。丽贝卡·诺迪尔书店就由丽贝卡本人看管，老太太已经年届八十，双目失明，穿件破破烂烂的白衣服，跟那一嘴假牙倒挺般配，手拄一根拐杖，吱呀作响的木地板就是她的门铃，她会突然出现，向到店里来的每个人自我介绍：我是丽贝卡·诺迪尔，说些诸如此类的话，最后一一询问她“很高兴认识”的文学爱好者的名字，调查他或者她想找什么类型的文学书。我告诉她对诗歌感兴趣，让我惊奇的是，诺迪尔太太说，所有的诗人都是无赖，但在床上的表现却不赖。尤其是他们手头没有钱的时候，她接着说。她又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噢，还是个无用的小东西呢，她大声说。接着又来一句：你不会琢磨着偷我的书吧？我向她保证死也不会。我们随便聊了会儿，我就走了。

12月9日

墨西哥文学的犯罪团伙绝对不敌书店团伙。我又拜访了几家书店：华雷斯街地下室的索塔诺书店，店员们（很多，穿清一色制服）始终严密监视着我，在此条件下我设法掠走了罗克·达尔顿［81］ 、莱萨马·利马、安立奎·李恩［82］ 等人的几本书。在阿兰达大街靠近圣胡安广场的墨西哥人书店，我从三名日本武士般的店员眼底顺走了一本奥顿和一本阿马多·内尔沃（棒极了！）的书，外加一本埃弗拉因·韦尔托的小诗集。玻利维亚和独立纪念日大街上的太平洋书店，我在那里偷了一本阿尔韦托·吉里［83］ 翻译的美国诗选和一本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的书。黄昏时分，经过阅读、写作和片刻男欢女爱之后，来到科雷奥马约尔街上的别霍·奥拉西奥书店，该店由一对双胞胎经营，离开那里时牵走甘博亚［84］ 的长篇小说《圣女桑塔》准备送给罗萨里奥；一本肯尼思·费尔林［85］ 的诗选，由一个叫比拉博士的人翻译并作序，文中比拉博士用一种含糊其辞、疑点处处的方式谈到1950年代费尔林的墨西哥之行，他写道，那是“一次不祥的成果丰硕之行”；还有一本泰莱维萨的探险家阿尔韦托·莫特斯写的论佛教的书，除了莫特斯的书，我更喜欢前羽量级世界冠军阿尔达韦托·雷东多的自传。但是偷书的一个不便之处——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新手来说——就是有时你只能拿到什么算什么。

12月10日

奥罗斯科书店位于牛津街和普拉戈街之间的雷福马大街上，我从该店牵走一本西班牙语诗选《当代九人》、罗贝尔·德斯诺的《肉体与商品》以及博尔赫斯的《布罗迪报告》。在弥尔顿和达尔文街上的弥尔顿书店牵走弗拉基米尔·霍兰［86］ 的《跟哈姆雷特的一夜及其他诗歌》，一本马克斯·雅各布［87］ 选集，一本贡纳尔·埃克洛夫［88］ 选集。从雷奥纳萨斯街的埃尔蒙多书店带走拜伦、雪莱、济慈的诗选，司汤达的《红与黑》（我已读过）以及阿方索·雷耶斯翻译的利希滕贝格《格言集》［89］ ，雷耶斯可是我小小的庇护所。单是读他写的或者他喜爱的作家的书就会让人开心不已，但是这么读书又太过轻松了。

12月11日

以前，我没有时间干任何事，现在却有时间干所有的事了。以前，我把生命全耗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一天得从北到南至少穿越两次城市。现在，我到哪儿去都是步行，读了很多东西，写了很多东西。我每天都做爱。在我们那间出租屋里，一个小型书房在窃书和造访书店的活动中逐渐丰富起来。最近的一次收获是：埃布罗河战役书店，店主是个矮个西班牙老头，名叫克里斯平·萨马拉。我想我们都已经成了朋友。当然，该书店几乎永远无人光顾，克里斯平先生喜欢读书，但又不介意花几个小时跟人聊聊昔日的一切。有时我也需要聊聊。我坦白说自己正在绕遍全墨西哥城的书店寻找两位失踪的朋友，我还说偷书是因为身无分文（克里斯平先生立刻送我一套加里拜神父翻译的波鲁厄版的欧里庇得斯作品），并告诉他我欣赏阿方索·雷耶斯是因为他不仅懂希腊文、拉丁文，还懂法语、英语、德语，然后说我已经不去大学了。我说什么都惹得他大笑一通，说到不去上课时他却不笑了，因为拿个学位还是挺重要的。他不相信诗歌。我说我是诗人时，他说“不相信”这个词不完全恰当，他也认识几个诗人。他要读读我的诗。当我拿出来给出他看时发现他有点犯糊涂了，可是读完后又什么也没说。他只是问我为什么用了这么多听着丑陋不堪的词语。什么意思啊，克里斯平先生？我问道。出现了不少渎神、发誓、诅咒、辱人的词语。噢，这样啊，嗯，我的风格大概本来就是这样吧。那天下午离开时，克里斯平先生又送了我一本塞尔努达的《奥克诺斯》［90］ ，鼓励我认真研究，因为塞尔努达也是个很难对付的诗人。

12月12日

我步行送罗萨里奥到英克鲁西亚达酒吧门口后（所有的女招待，包括布里吉达在内都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好像我成了这个夜总会或者大家庭的一员，她们全都深信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墨西哥文坛上的一个要角），双脚不由自主地带着我朝里奥德拉洛萨和梅迪亚鲁纳旅馆走去，鲁佩还住在那里。

这个只有鞋盒大小的大堂比我记忆中的还要邪恶，墙纸是花朵和淌着血的麋鹿图案，一个腰肥背宽、脑袋硕大的矮胖男人说没有什么鲁佩住在这儿。我提出要看登记册。店员说不可能，登记册是绝对保密的。我争辩说那人是我姐姐，跟我姐夫分手了，我来是想给她带点钱结算旅馆费用。店员也许有个处境类似的姐姐吧，立刻表现出特别理解的样子。

“你姐姐是个黑瘦女孩，用鲁佩的名字登记的吗？”

“没错。”

“稍等。我去敲敲她的门。”

趁这人去找鲁佩的工夫我翻看了下登记册。11月30日晚上曾有个名叫瓜达卢佩·马尔蒂内斯的人住过。同一天，还有叫苏珊娜·亚里汉德拉·托雷斯、胡安·阿帕里西奥、玛丽亚·德·马尔·西门尼斯的女人曾经入住。以我的直觉判断，那个叫苏珊娜·亚里汉德拉·托雷斯而不是瓜达卢佩·马尔蒂内斯的肯定是我要找的鲁佩。我决定不等前台接待员下来，直接上二楼苏珊娜住的201房间去找。

我只敲了一下门就听到里面有脚步声，关闭窗户声，然后是轻嘘声，接着又传来更多脚步声，最后门终于打开了，我跟鲁佩撞了个正着。

我第一次看到她脸上的妆那么浓。她的嘴唇涂成深红色，眼线用铅笔描过，脸颊上涂得油光闪亮。她立刻认出了我。

“你是玛丽亚的朋友。”她惊叫道，带着毫不掩饰的愉快。

“让我进去。”我说，鲁佩回头看了看，然后站在一边。屋里完全是女人服装混乱的集散地，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都塞满了衣服。

我立刻发觉这里还有别人。鲁佩穿一件绿色浴衣，疯狂地吸着烟。我听到浴室里有声音。鲁佩看着我，然后把目光投向浴室，我相信那一定是个嫖客。可我发现地板上扔着一张图纸，那是马上要发行的本能现实主义杂志的设计图样，这一发现让我警觉起来。我有些不合情理地推想，也许是玛丽亚或者安格丽卡在浴室里，我不知道如何向她们辩解自己出现在梅迪亚鲁纳旅馆。

鲁佩始终盯着我，注意到我的发现后大笑起来。

“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她大声喊道，“是你女儿的朋友。”

浴室门打开了，基姆身上裹着一条浴巾走出来。他双目迷离，脸上还带有口红的印迹。他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手里还握着放有杂志设计蓝图的文件夹。

“你瞧，加西亚·马德罗，”他说，“我的工作总是这么辛苦，总是需要聚精会神。”

他问我去过他家没有。

“今天没有。”我说，又想起玛丽亚了，似乎一切都变得龌龊和伤心得令人不堪承受。

我们三个人待在床上，基姆和我坐在床边，鲁佩溜进被窝。

其实，此情此景就很不可思议！

基姆笑了，鲁佩笑了，我也笑了，我们谁也没有先开口。陌生人还会以为我们在这里打算做爱呢。这个念头很怪诞。只是这么一想都让我的肚子痉挛起来。鲁佩和基姆还在笑着。为了讲点话，我打头聊起阿图罗·贝拉诺在本能现实主义组织中发起的清洗运动。

“是时候了，”基姆说，“应该把所有吃闲饭和无能的人都拉出去，这场运动只要内心纯洁的人，像你这样，加西亚·马德罗。”

“没错，”我说，“不过要我说人越多越好。”

“不对，人数不过是个幻觉，加西亚·马德罗。从我们的目标而言，五个人跟五十个人差不多。我就是这样告诉阿图罗的。下马威。把圆圈收缩成一个微型圆点。”

我知道他马上又要跑题发挥了，我一言不发。

“你告诉我，上哪儿可以找到像潘乔这样的白痴？”

“我不知道。”

“你真认为他是个不错的诗人吗？他像个能让你佩服不已的墨西哥先锋派模范成员吗？”

鲁佩一句话都不说。她只是望着我们微笑。我问基姆有没有阿尔韦托的消息。

“我们的人本来就不多，很快会更少。”基姆不知所云地说。我不知道他是指阿尔韦托还是本能现实主义者。

“他们把安格丽卡也开除了。”我说。

“我女儿安格丽卡？老天，这算是个新闻，伙计。我还不知道呢。什么时候的事？”

“我不知道，”我说，“哈辛托·雷克纳告诉我的。”

“一个得到过劳拉·达米安奖的诗人！好大的胆子，过分！我这样说并非因为她是我女儿！”

“我们出去散会儿步好吗？”鲁佩说。

“别说话，鲁皮塔，我烦着呢。”

“别为这种破事痛苦了，华金，你不能让我不说话，我不是你女儿，记住了吗？”

基姆轻声笑了。这是一种兔子般的笑，几乎不会扰动他脸上的肌肉。

“你当然不是我女儿。你做不到准确无误地写出三个单词。”

“什么？你当我是文盲吗？你这个恶心鬼，我当然可以。”

基姆费劲思索了半天后说：“不，你办不到。”他的脸上浮现出愁眉苦脸的表情，让我想起潘乔在阿马利罗咖啡店时的模样。

“拜托，可以考我啊。”

“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安格丽卡。那些杂种戏弄人们感情的方式让我感到恶心。我们该吃点东西了。我感觉胃里挺不舒服的。”基姆说。

“别吹牛了，考我。”鲁佩说。

“也许雷克纳是在夸大其词，也许安格丽卡是被请求自愿离开。因为他们开除了潘乔……”

“潘乔，潘乔，潘乔。那个婊子养的一文不值。他就是个小人物。安格丽卡才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开除他、杀了他或者颁个奖给他呢。他跟那个阿尔韦托差不多。”他又低调地补充了一句，向鲁佩微微颔首。

“别这么气急败坏嘛，基姆，我这样说只是因为他们在一起，不是吗？”

“你怎么说，基姆？”鲁佩说。

“没什么，这事跟你无关。”

“那就考考我，伙计。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根。”基姆说。

“这太简单了，给我纸和笔。”

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连同我的笔递给她。

“我流了这么多泪水。”基姆等鲁佩从床上坐起后说。她抬起膝盖，把纸垫在上面。“流这么多泪水是为了什么？”

“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说。

“你读过劳拉·达米安的诗吗？”他心不在焉地问我。

“没有，从没读过。”

“写好了，看你怎么想。”鲁佩说着把纸递给他看。基姆皱了下眉头说：挺好。“再来一个词，这次要真正很难的。”

“苦闷。”基姆说。

“苦闷？这太简单了。”

“我要跟女儿们谈谈，”基姆说，“我得跟老婆、同事、朋友们谈谈。我得做点什么，加西亚·马德罗。”

“别紧张，基姆，会有机会的。”

“听着，千万不要向玛丽亚透露这件事，好吗？”

“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基姆。”

“这个怎么样？”鲁佩说。

“太好了，加西亚·马德罗，我最想听的就是这句话。过几天我就给你送本劳拉·达米安的书。”

“这个怎样啊？”鲁佩把纸递过来让我看。她的“苦闷”一词拼写得完全正确。

“太好了。”我说。

“衣衫褴褛。”基姆说。

“什么？”

“拼写‘衣衫褴褛’这个词。”基姆说。

“呀，这可真难。”鲁佩说，她立刻开干了。

“这事儿不要向我女儿透露一个字。对她们俩都别说。我会很感激你的，加西亚·马德罗。”

“没问题。”我说。

“你该走了。我还想花点时间给这个笨蛋上上西班牙语课，然后我也就走了。”

“好的，基姆，再见。”

我站起来时床垫往上一弹，鲁佩咕哝了一句连眼睛都没有抬一下，继续在纸上奋笔疾书。我看见上面胡乱涂着几个单词。她写得很辛苦。

“如果见到阿图罗或者乌里塞斯了，跟他说说这样干不对。”

“如果见到的话我会说的。”说完我耸了耸肩。

“这样交朋友可不好。或是笼络朋友。”

我发出类似笑声的声音。

“你需要钱吗，加西亚·马德罗？”

“不需要，基姆，一点都不需要，谢谢你。”

“你知道，我可以随时帮你，我也年轻和鲁莽过。去吧。我们马上穿好衣服然后出去找点吃的。”

“我的笔。”我说。

“什么？”基姆说。

“我要走了。我喜欢那支笔。”

“让她写完。”基姆说，回头望了一眼鲁佩。

“给你看，怎么样？”鲁佩说。

“拼错了，”基姆说，“我应该打你屁股。”

我想了想“衣衫褴褛”这个词。我没有把握一下子就把它拼对了。基姆站起身向浴室走去。他出来时拿了根黑色和金色相间的自动铅笔。他朝我挤着眼。

“把笔还给他，拿这支写。”他说。

鲁佩把笔还给我。再见，我说。她没有应声。

12月13日

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女佣。玛丽亚小姐不在家。她什么时候回来呢？不知道，请问你是谁？我不想告诉她名字就挂了。我在基多咖啡店里坐了一阵子，等着看其他人会不会来，但绝望了。我又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我想去莫特斯街，哈辛托住在那里。家里没人。我在街上吃了份三明治，写完昨天刚开了个头的两首诗。又给芬特家去了个电话。这次是一个不好断定声音的人接的电话。我问是不是芬特夫人。

“不，不是。”这人用一种令人头皮发痒的声音说。

显然不是玛丽亚的声音。也不是我刚才通过话的女佣的声音。只有安格丽卡或者陌生人了，可能是芬特姐妹的某个朋友吧。

“请问你是谁？”

“你想找谁？”

“玛丽亚或者安格丽卡。”我说，感觉自己又傻又慌张。

“我是安格丽卡，”这声音说，“你是谁啊？”

“胡安。”我说。

“你好，胡安。怎么样啊？”

那不可能是安格丽卡，我想，绝不可能。接着我想住在那屋里的每个人都是疯子，所以，这也不无可能。

“我挺好，”我说，浑身开始发抖，“玛丽亚在吗？”

“不在。”这声音说。

“好吧，我待会儿再打来。”我说。

“你想给她留言吗？”

“不了！”我说完就挂上电话。

我摸了下额头，心想可能感冒了。此刻，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家跟叔叔、婶婶在一起，学习或者看电视，但我知道不可能回头了，我只有罗萨里奥和她的那间出租屋。

不知不觉间，我可能哭了。我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子，当我试图确定自己的方位时，已经置身埃纳华克区的一个荒凉地段，周围全是死气沉沉的树木和斑驳的墙壁。我来到泰克萨克科街的一个地方要了杯咖啡。咖啡送来时已经有些温凉。我忘记自己在那里待了多久。

我离开那儿时已经深夜了。

我又用付费电话给芬特家打过去。接电话的又是刚才那个女人的声音。

“你好，安格丽卡，我是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我说。

“你好。”这个声音说。

我觉得有点难受。几个小孩在街上踢足球。

“我见到你父亲了，”我说，“他跟鲁佩在一起。”

“什么？”

“在我们安排鲁佩住的旅馆里。你父亲在那里。”

“他在那里干什么？”这个声音无动于衷，感觉像是跟一堵砖墙说话。

“他在跟鲁佩相好呢。”我说。

“鲁佩还好吗？”

“鲁佩很好，”我说，“你父亲似乎不怎么好。我觉得他哭过，不过我到那儿时他挺好的。”

“嗯，”这个声音说，“他为什么哭呢？”

“不知道，”我说，“也许后悔了吧。也许觉得惭愧。他让我不要告诉你。”

“不要告诉我什么？”

“不要说我看见他在那里。”

“嗯。”这声音说。

“玛丽亚什么时候回家？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在舞蹈学校，”这个声音说，“我马上就要出去了。”

“上哪儿去？”

“去大学。”

“好吧，那再见。”

“再见。”这声音说。

我步行回到苏利文街。当我穿过雷福马街靠近库奥特莫克雕像的地方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举起手来，诗人加西亚·马德罗。”

我回过身，发现是阿图罗·贝拉诺和乌里塞斯·利马，我立刻晕了过去。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罗萨里奥的屋里，躺在床上，乌里塞斯和阿图罗在两边让我喝刚泡的花茶，但没有喝进去。我问发生什么事儿了，他们说我昏过去了，还说我摔倒在地然后一直胡言乱语。我告诉他们给芬特家打电话的事。我说是这个电话让我生病的。他们起初不相信，后来仔细听我讲述了一番最近发生的连串经历，还送上他们的忠告。

他们说，问题是我说话的那人压根就不是安格丽卡。

“你是知道这个的，加西亚·马德罗，这就是你生病的原因，”阿图罗说，“是那个他妈的意外吓的。”

“我知道什么？”

“知道接电话的是别人，不是安格丽卡。”乌里塞斯说。

“不，我不知道。”我说。

“你下意识里知道。”阿图罗说。

“可那是谁呢？”

阿图罗和乌里塞斯笑了。

“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好玩。”

“别折磨我了，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说。

“想一想，”阿图罗说，“来吧，动动脑子。是安格丽卡吗？显然不是。是玛丽亚吗？可能性更小。还有谁呢？女佣，你打电话的那个时间她不在家里，而且你经常跟她说话，应该听得出她的声音，对吧？”

“对，”我说，“肯定不是女佣。”

“还剩谁呢？”乌里塞斯说。

“玛丽亚的母亲和胡吉托。”

“我认为不会是胡吉托，是他吗？”

“不会，不可能是胡吉托。”我承认。

“你看玛丽亚·克丽斯蒂娜会装成那个样子吗？”

“玛丽亚的母亲叫玛丽亚·克丽斯蒂娜吗？”

“这是她的名字没错。”乌里塞斯说。

“不，不会，可又是谁呢？没有别人了。”

“有人疯狂到模仿安格丽卡的声音，”阿图罗说，然后望着我，“那家只有一个人喜欢制造那种变态的吓人把戏。”

我逐一检视了一番，答案在脑子里慢慢清晰起来。

“想想，再想想……”乌里塞斯说。

“基姆。”我说。

“不会有别人了。”阿图罗说。

“那个杂种！”

后来我想起基姆讲的那个聋哑人的故事，想起那些儿童虐待狂，他们本人在童年时就被虐待过。虽然我现在把它写了出来，那个聋哑人和基姆性格之间因果关系的转换似乎还不是那么清楚。后来我冲到街上，消耗了一枚又一枚硬币，徒劳地往玛丽亚家打电话。我跟她妈妈、女佣、胡吉托都说了话，而且很晚后又跟安格丽卡（这回才是真正的安格丽卡）通上话，可是玛丽亚一直不在家，基姆也不再来接电话。

贝拉诺和乌里塞斯陪了我一会儿。我出去打第一拨电话时拿出自己写的诗给他们看。他们说这几首诗写得不赖。本能现实主义清洗活动完全是个玩笑，乌里塞斯说。那些被清洗的人知道是个玩笑吗？当然不知道，如果他们相信了，那可就不好玩了，阿图罗说。这么说谁也没有被开除？没有，乌里塞斯说。

“有个傻蛋想揍我们。”后来他们承认说。

“可你们是两个，他只有一个人。”

“可我们并不来暴力的，加西亚·马德罗，”乌里塞斯说，“至少，我不会，阿图罗也不再用暴力了。”

给芬特家打电话的间隙，我跟哈辛托·雷克纳和拉斐尔·巴里奥斯在基多咖啡店里消磨晚上的时间。我把贝拉诺和乌里塞斯跟我说的又告诉了他们。这两个人一定发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线索了，他们说。

12月14日

没有任何人给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提供任何东西。没有奖学金，没有杂志版面，没有人邀请他们参加书友会或读书会。

贝拉诺和利马就像两个孤魂。

如果在俚语中“西蒙”是肯定的意思，“奈尔”是否定的意思，那“西蒙奈尔”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感觉不佳。

12月15日

克里斯平先生不愿聊西班牙内战。我问他为什么给自己的书店取了这么一个军事意味很浓的名字。他坦承说名字不是自己取的。以前的店主是共和国的一个上校，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那场有争议的战役中的辉煌事迹。我从克里斯平先生的话语中听出讽刺的弦外之音。应他之请，我聊了些本能现实主义的情况。他发表了些评论，诸如“现实主义永远不是本能的”，“本能属于梦幻世界”，我听了感到很沮丧，他总结说，我们这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青年除了先锋文学别无选择。我问他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从未被剥夺过基本权利。至少按照墨西哥城的标准没有被剥夺过。不过后来我又想起我跟罗萨里奥共用的那间出租房，我拿不准他说错了没有。文学上的问题，跟生活上的问题一样，克里斯平先生说，在于人民最后都变成了杂种。现在，我觉得克里斯平先生完全是为谈论而谈论。我在椅子里坐着的这段时间，他一直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搬运书籍或是成捆落满灰尘的杂志。可是，在某个时刻，他转过身来，询问跟我睡一觉需要多少钱。我注意到你缺钱花，这是我冒昧提出这种事的惟一原因。我简直震惊得要晕过去。

“你搞错了，克里斯平先生。”我说。

“别想歪了，孩子。我知道，我老了，所以想来个交易。也可以称之为犒劳。”

“你是同性恋吗，克里斯平先生？”

我勉强说出这句话，然后立刻意识到自己显得挺傻，脸立刻红了。我不想等他回答。你认为我是同性恋吗？你不是吗？克里斯平先生问道。

“呃，呃，呃，我还真有所涉足。请原谅我，孩子，看在上帝的分上。”克里斯平先生说，然后开始大笑起来。

我抑制住从埃布罗河战役书店奔出去的冲动，这曾是我的第一反应。克里斯平让我别离开，因为他笑得那么厉害我都担心他会得心脏病。平静下来后他拼命道歉，求我谅解他是个怯懦的同性恋（别介意我的年龄，胡安托！）还说自己搭讪的技巧已经生疏了，就算这种事早已不再难以理解也很不好说出口。你一定认为我是个恶心鬼，还真是这样，他说。后来他又坦承这样随便跟人睡觉已经有五年的历史了。我离开书店时，他执意要送一套波鲁厄版的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全集以弥补对我的惊扰。我告诉他一点都没有被惊扰到，可是如果不接受他的礼物又显得唐突。生活简直就是狗屎。

12月16日

我真的病了。罗萨里奥让我在床上躺着。她上班前从邻居那儿借来一只暖水瓶，给我留下半公升咖啡。四片阿司匹林。我发着高烧。写了两首诗。

12月17日

今天有个医生来看过我了。他看了看房间，看了看我的书，然后量了下血压，又在我身体的不同部位摸了会儿。后来他在角落跟罗萨里奥说了几句话，声音很轻，用明显的肩膀动作来强调自己的话。他走了后我问罗萨里奥怎么可以不事先问我就请医生来。花了多少钱？我说。没关系，爷们儿，只有你最重要了。

12月18日

今天下午叔叔婶婶开门进来时我正烧得发抖，罗萨里奥紧跟在后面。我想我都出现幻觉了。婶婶扑到床上，四处吻我。叔叔站在旁边纹丝不动等着婶婶镇定下来，后来他在我肩膀上拍了拍。很快威胁、呵斥和忠告接踵而至。他们的基本意思是要我直接回家，否则就上医院，他们想让我彻底检查一番。我拒绝了。最后，威胁又上来了，他们要走时，我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罗萨里奥则在一旁啜泣。

12月19日

今天一大早，雷克纳、郝奇特尔、拉斐尔·巴里奥斯、芭芭拉·帕特森来看我。我问他们是谁透露的地址。他们说是乌里塞斯和阿图罗。看来他们露面了，我说。他们露面了但又消失了，郝奇特尔说。巴里奥斯说他们编了本墨西哥青年诗人诗选。雷克纳大笑。他说没有这事。太糟糕了，顷刻间我以为他们会选我的几首诗。他们现在就想一起赚些钱去欧洲，雷克纳说。怎么一起赚啊？卖大麻吧，还能怎样，雷克纳说。那天我在雷福马大街看到他们，带着满满一背包阿卡普尔科产的大麻。我不信，我说（但我想起上次看到他们确实带着一个背包）。他们给了我一点儿，雷克纳说着取出些大麻。郝奇特尔说我现在这样吸这东西不好。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已经感觉好多了。你可不能吸，雷克纳说，除非想让我们的孩子变成个弱智儿。郝奇特尔说没有理由认为大麻烟会伤害胎儿。不能吸，郝奇特尔，雷克纳说。真正对胎儿有害的是劣质环境、劣质食品、酒精、母亲滥用药物，而不是大麻烟，郝奇特尔说。总之别吸，雷克纳说，以防万一。如果她想，不妨让她吸吧。芭芭拉·帕特森说。操你这个外国佬，少管，巴里奥斯说。等生完孩子，你想干吗都可以，但现在你最好还是别碰，雷克纳说。我们吸烟的时候，郝奇特尔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待着，旁边有些罗萨里奥用来放没有穿过的衣服的纸箱。阿图罗和乌里塞斯并没有攒钱，她说（就算他们保留了一些，有何不可呢），他们是在完成催化人们思想的最后几件工作。我们都看着她，等着她继续往下说。可是郝奇特尔忽然沉默了。

12月20日

今晚跟罗萨里奥做爱三次。现在身体好多了。不过我还在吃她买来的药，主要是为了讨她开心，不为别的。

12月21日

没有什么可记的。生活似乎在原地踏步。每天我都跟罗萨里奥做爱。她上班的时候我就写作和读书。今天晚上，我在布卡雷利大街上的酒吧转了一圈。有时我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待会儿，女服务生们都优先伺候我。凌晨四点时，罗萨里奥回家（她上晚班），我们在屋里吃些简单的东西，一般是她从酒吧带来的食物。然后，我们开始做爱直到她睡着，接着我又动手写东西。

12月22日

今天老早就出去散步。一直打算要去埃布罗河战役书店，跟克里斯平先生消磨到吃午饭的时候，可是我到那儿时书店还关着。我又开始漫无目的地晃悠，享受着早晨的阳光，几乎不知不觉间来到麦索尼斯街，丽贝卡·诺迪尔书店就在那条街上。虽然我初次拜访时就把这家书店从目标名单中排除掉了，我还是决定进去看一看。店里没有一个人。书籍和书架间迷漫着一股令人不舒服的甜丝丝的沉闷气息。我听到有声音从里屋传来，我判断一定是那个瞎老太太在忙着结账。我决定等等，然后开始浏览旧书。看到《残酷的伊菲姬尼》、《倾斜的平面》以及《真实与想像的画面》，此外还看到五卷本的《情感与差异》，都是阿方索·雷耶斯的著作，还有胡利奥·多里的《散落的诗篇》，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叫爱德华多·科林的人写的短篇小说集《女人们》，还有一本塔布拉达的《李白及其他诗选》，雷纳托·勒狄克的《十四首官僚主义诗以及保守派活动》，胡安·德·拉·卡巴达［91］ 的《无理性世界中的美妙事件》，何塞·雷韦埃尔塔斯［92］ 的《上帝在人间》和《尘世的时光》。很快我就厌倦了，在一把小藤椅里坐下。刚落座就听到一声喊叫。我第一个反应以为有人袭击了丽贝卡·诺迪尔，然后不假思索地冲进里屋。等待我的却是令人惊讶的意外。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在桌边全神贯注地研读一本旧书目。我冲进房间后他们抬起头，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真正的惊讶表情。丽贝卡在旁边仰望天花板，好像在思索或沉思默想。她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的确是她在喊叫了，但那是惊讶的喊叫，而不是恐惧。

12月23日

今日无事。就算有什么事我也不想谈论，因为我理解不了。

12月24日

过了一个凄凉的圣诞节。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我终于跟她说上话了！我跟她说了鲁佩的事，她说什么都知道了。你知道了什么？我说。

“哦，她从老板那儿逃走后最终决定上舞蹈学校学习。”她说。

“你知道她住哪儿吗？”

“在一家旅馆。”玛丽亚说。

“你知道是哪家旅馆吗？”

“当然知道了。梅迪亚鲁纳。我每天下午都去看她。她非常孤独，可怜的家伙。”

“不，她绝不孤独，有你父亲替她解闷呢。”我说。

“我父亲是一个圣人，他为了你这种卑鄙的家伙牺牲了自己。”她说。

我想知道她所谓的牺牲自己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告诉我你他妈的想跟我说什么！”

“别叫。”她说。

“我要知道我该坚持什么！我要知道我在跟谁说话！”

“别叫。”她又说了一遍。

她说还有好多事要做，然后就挂了。

12月25日

我决定永远不跟玛丽亚睡觉了，但是圣诞节的假日气氛、城里街上行人释放出的紧张感、可怜的罗萨里奥的计划（她固执地要在一家夜店度过元旦前夕——当然是跟我一起，在那里跳舞），所有这一切让我又想见到玛丽亚，想脱光她的衣服，再一次感受她的大腿圈在我背上的感觉，去抽（如果她要求的话）她那曲线完美、紧凑的屁股。

12月26日

“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宝贝。”罗萨里奥一进屋就大声宣告。

她开始吻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爱我，还承诺每两个星期读一本书，以便“跟我保持同样的水平”，这只能让我觉得难堪，最后她还坦言说从来没有人让她如此快乐过。

我一定是老了，因为她夸张的语言让我大起鸡皮疙瘩。

半个小时后，我们步行去“阿芝台克抄写员”，那是洛伦索波图里尼大街上的一家公共浴室。

真是意外惊喜。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罗萨里奥说，朝我眨着眼。

我真想就在这里抽她一顿，然后转身而去，永不见她。（我的神经病又发作了。）

然而，当我们穿过雾气凝结的浴室玻璃门，前台上方的拱形壁画或者墙画上某种神秘的力量吸引住我的注意力。

这位佚名艺术家画的是一种印第安人写在纸上或者羊皮纸上的线条文字，让人觉得不知所云。显然，这个艺术家就是阿马努恩塞·阿斯特卡。文字后面排列着很多温泉，印第安人和西班牙征服者三人一组成排地在池中沐浴，里面还有殖民时代的墨西哥人，如埃尔·库拉·伊达尔戈、莫雷洛斯、马克西米利亚皇帝和卡尔洛塔皇后、贝尼托·华雷斯身边簇拥着朋友和敌人们，马德罗总统、卡兰萨、萨帕塔、奥夫雷贡，穿着各种制服或者脱了制服的士兵、农民、墨西哥城的工人，还有电影演员如坎廷弗拉斯、多洛蕾丝·德尔·里奥、佩德罗·阿曼达里斯、佩德罗·英方特、豪尔斯·内格雷特、哈维尔·索里斯、阿塞维斯·梅希亚、玛丽亚·弗里克斯、丁坦、雷索特斯、卡拉夫雷斯、伊尔玛·塞拉诺，还有些人我认不出是谁，因为他们在最远的浴池里，而且画得实在太小了。

“很棒吧？”

我双手叉腰站在那里。看得入神。

罗萨里奥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在我们拿着小毛巾和肥皂走进过道前，我发现壁画的每个底边都画着一堵石墙围着温泉。隔着石墙的另一边，在类似平原或者凝固的海洋上，我看到有影子般的动物，也许是动物的鬼魂（或者植物的鬼魂），躺在那里等待着，在沸腾但却静默的包围中不断繁衍。

12月27日

我们又去了趟“阿芝台克抄写员”浴室。很带劲。私人包间都铺有地毯，放着桌子、衣架、沙发和带有淋浴器和蒸汽喷头的水泥隔间。蒸汽喷头齐房顶高，像纳粹电影里那样。大屋和隔间之间的门十分厚实，还装了个令人毛骨悚然、永远蒙着雾气、跟视线平齐的窥视孔（但我还得弯一下身子才能看，因为我比普通人要高，这是给普通人设计的）。这里完全是饭店式服务。我们待在里头，要了些古巴龙酒。先是淋浴，接着蒸浴，然后在沙发上歇着晾干身子，然后又淋了一次。我们在小隔间里，在淹没身体的蒸汽雾云中做爱。我们做爱、淋浴，让蒸汽抚摸着我们。只能看得见彼此的手臂和膝盖，有时能看见颈背或者乳尖。

12月28日

我总共写了多少首诗呢？

从开始到现在：55首。

总页数：76。

总行数：2453。

加起来可以汇编成一本书了。这是我的全部作品。

12月29日

今天晚上，我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等待罗萨里奥时，布里吉达走过来，感叹了一番时间过得好快。

“给我再倒一杯龙舌兰，”我说，“告诉我什么意思。”

我从她的表情中捕捉到的是只能称之为得意的东西，但同时又很伤感，那是一种听天由命的得意，更像死亡的微小兆头而不是生命的信号。

“我的意思是时间在流逝，”布里吉达说着满上我的杯子，“你曾经像个陌路客，现在好像都是个家庭的一员了。”

“我可不在乎这个家庭。”我说，同时又纳闷混账罗萨里奥上哪儿去了。

“我没有故意侮辱你的意思，”布里吉达说，“我不想挑事儿斗嘴。最近我跟谁都不想吵架。”

我站在那里望了望她，不知该说什么好。我真想说你这个白痴，布里吉达，可我同样没心思跟任何人吵架。

“我的意思是，”布里吉达说，望着身后，好像要确认罗萨里奥没有过来，“我也想跟你谈恋爱，相信我，我想跟你一起生活，给你零花钱，给你做饭，你生病的时候关心你，可事不遂人愿。我们得接受这个现实，不是吗？不过这样也挺好。”

“我没法跟别人生活在一起。”我说。

“你还是你，你的鸡巴跟黄金一样贵重。”布里吉达说。

“谢谢你。”我说。

“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布里吉达说。

“你还知道什么？”

“关于你吗？”布里吉达笑着说，这次我猜她是洋洋得意。

“当然是我了。”我说完把最后一口龙舌兰一饮而尽。

“你年纪轻轻就会死掉，胡安，你会让罗萨里奥伤心的。”

12月30日

今天我去了芬特家。今天让罗萨里奥伤心了。

大约七点钟，我老早就起来了，然后去城里的大街上漫游。临走前听到罗萨里奥的声音在说：等等，我给你做早点。我没有理睬。悄悄关上门就离开了房间。

走了很长时间，仿佛来到另一个国家，感觉心里又堵又恶心。走到索卡罗时所有的毛孔终于全都打开。我开始大汗淋漓，恶心感顿时一扫而光。

我忽然感到很饿，然后走进我看到的第一家开着门的咖啡馆。这是马德罗街上的一家小店，名叫新西巴里斯，我要了份咖啡和火腿汉堡。

让我万分惊讶的是，潘乔·罗德里格斯居然在那儿，就坐在吧台旁。他的头发梳得油亮（还湿着），双眼发红。他看到我时毫不惊讶。我问他在这里干吗，离家这么远，又是这么早。

“我找了一夜的妓女，”他说，“想看看我是否已经可以他妈的走出跟某人分手的阴影。”

我想他指的是安格丽卡，我尝到第一口咖啡时想起了安格丽卡、玛丽亚以及第一次去芬特家的情景。我感到很开心。我感觉很饿。可是，潘乔却显得无精打采。为了转移他的情绪，我说已经离开了叔叔和婶婶，跟一个女人住在一间像从1940年代的电影里直接搬出来的出租房里，但潘乔根本就无心听我或者任何人说话。

他抽了几支烟后说想活动下腿脚。

“想上哪儿去？”我问，不过，说句心里话我早已知道答案，如果他不说我想听到的话，我打算动用一切必要手段让他说出来。

“去安格丽卡家。”潘乔说。

“好样的。”我说，然后匆匆吃完早点。

潘乔在前面付了我的账（这可是第一次），我们便走了。腿脚有种飘飘然的感觉。潘乔好像不再那么沮丧，我也不再对未来的生活感到茫然无助。相反的，早晨的阳光又让我们回归自我，精神再次振作起来。潘乔又变得兴高采烈和敏捷起来，妙语连珠，马德罗街上一家鞋店的窗户反射出我内心对自己的期许：高大、表情阳光、既不笨拙又不病态地羞怯，阔步前进，身后跟着一个正在追求真爱或者不管什么的小胖子！

当然，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这一天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

路上的前半段，潘乔显得热情、友好、开朗，可是后半段，快接近康德萨区时他情绪陡变，好像跟安格丽卡奇特的（或者说装腔作势和暧昧的）关系中原本让他忧虑的东西又苏醒了。他又闷闷不乐起来，说所有的问题都与他和安格丽卡两个家庭之间的社会界限有关，他属于低层工人阶级家庭，安格丽卡家是深深地根植于墨西哥城的小资产阶级。为了让他打起精神，我说虽然这确实可能会在最初建立关系时出现难度，然而关系一旦上路，阶级冲突的裂痕会大大缩小。潘乔却反问我关系一旦上路是什么意思，我不屑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我提出另一个问题算是回答：他和安格丽卡真的是两个标准的、典型的、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吗？

当我们坐在从雷福马和华雷斯街口打到的出租车上，正以惊心动魄的速度向科里马大街奔去时，潘乔不开心地说：“不是，我想不是吧。”

我告诉他，我正想对他说这个意思，因为他和安格丽卡都是诗人，如果各属不同社会阶层，那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很大，我告诉你。”潘乔说。

“别这么死板了，伙计。”我说，心里又无端地高兴起来。

没想到出租车司机支持我的观点：“如果你已经追求到了，就不存在界限的障碍了。只要有爱，其他都不重要。”

“明白了吗？”我说。

“不明白，”潘乔说，“还真不明白。”

“去追你的姑娘，忘了工人阶级的那些废话吧。”出租车司机说。

“工人阶级废话是什么意思？”潘乔说。

“你知道，就是那些社会阶级的说法。”

“照你说社会阶级是不存在的了。”潘乔说。

司机说话时在反光镜里望着我们，这时还回过头，右手搭在乘客座的后背，左手紧握方向盘。我们会撞车的，我想。

“事实上不存在。只要真心相爱，所有墨西哥人都是平等的。”

“简直是胡说八道！”潘乔说。

“你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司机说。

潘乔和司机开始从这个话题又引出宗教、政治议题，我盯着窗外，望着外面的风景（华雷斯和北罗马大街上的店面）单调地掠过去。我也开始想玛丽亚以及让我和她分手的东西，那不是阶级原因而是经验问题，想到罗萨里奥和我们的出租房，以及我在那里跟她度过的美好夜晚，可是，为了能跟玛丽亚相处哪怕几秒钟，为了能听到她的哪怕一句话，看到她的一个微笑，我随时准备放弃那些美好的夜晚。我还想到了叔叔和婶婶，甚至恍惚中看见了他们，手挽手走在我们经过的街上，虽然出租车危险地呈之字形拐到其他街上，他们仍然绝不回头望一眼，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孤独中，像潘乔、出租司机和我沉浸在各自的孤独中一样。接着我又觉得最近这些天好像做错了什么，在处理墨西哥新秀诗人或者生活中新结识的女人们的关系上出了差错，但是任凭我怎么琢磨都理不清哪儿出了问题，如果我回过头，那道深渊就在我身后敞开着。可是，我却丝毫不觉得恐惧。这是一道没有恶魔巨兽的深渊，不过是笼罩着黑暗、沉默和空虚这三种让我痛苦的极端事物而已，其实也并不那么痛苦，而是一种胃里的悸动，但这种痛苦有时感觉像恐惧。后来，我把脸紧贴着窗户，车子转入了科里马大街。潘乔和司机不聊了，也许只是潘乔打住不聊了，他好像不肯占什么上风，我的沉默和潘乔的沉默紧紧地箍着我的心。

我们在超过芬特家几英尺远的地方下了车。

“这儿气氛有些不对劲。”潘乔说，出租车司机开心地驶走了，嘴里骂骂咧咧。

乍一看，街上显得一切正常，但我却注意到某些异样，我对这里的记忆曾是那么鲜活。我看见街对面两个家伙坐在一辆黄色雪佛兰中。他们在盯着我们。

潘乔按了下门铃。过了好一会儿还是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动静。

雪佛兰轿车中坐在乘客座的那位下了车，把手肘撑在车顶上。潘乔观察了他一会儿，然后压低声音又说了一遍，这儿气氛有些异样。雪佛兰边上的那个家伙模样很可怕。我想起前几次去芬特家，站在门口盯着花园，感觉呈现在我眼前的花园里充满了秘密。这是不久前的事，可是感觉却像过了若干年。

胡吉托出来让我们进去。

他走到大门口时给我们打了个很令人费解的手势，他望着停放雪佛兰的地方。我们打招呼时他也不回应，穿过大门后他就关上门又锁上。花园看上去已经荒芜。房子似乎也不一样了。胡吉托领着我们直接向正门走去。我记得潘乔满脸疑惑地看着我，我们往前走去时他还回过头扫视外面的大街。

“走啊，伙计。”胡吉托对他说。

基姆·芬特和妻子正在屋里等着我们。

“你来得正是时候啊，加西亚·马德罗。”基姆说，热烈地拥抱了我一下。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这么热情的款待。芬特夫人穿着一件深绿色的长袍和拖鞋，好像刚起床似的，但很快我就得知她头天晚上几乎彻夜未眠。

“这儿出什么事儿了？”潘乔望着我问。

“没有出你想出的事儿。”芬特夫人说，一边抚弄着胡吉特的头发。

基姆拥抱过我后走到窗口，警惕地向外张望了一番。

“没有新情况，爸爸。”胡吉托说。

我立刻想到黄色雪佛兰车里的两个人，隐隐约约明白了芬特家出什么事了。

“我们正在吃早餐，孩子们，你们想喝点咖啡吗？”基姆问。

我们跟着他走进厨房。里面桌边坐着安格丽卡、玛丽亚和鲁佩！潘乔看见她时甚至都不眨一下眼，可我惊得灵魂都快出窍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很难回忆起来了，特别是因为玛丽亚的态度好像我们压根没吵过架，好像我们又重归于好了。我只记得我很客气地跟安格丽卡和鲁佩打了招呼，记得玛丽亚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接着我们开始喝咖啡，潘乔又问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解释，气氛十分热烈，其间，芬特夫人和基姆开始争吵起来。芬特夫人说这是她过的最糟糕的新年假期了。想想穷人，克丽斯蒂娜，基姆说。芬特夫人开始哭起来，离开厨房。安格丽卡跑出去追上她，这迫使潘乔也要有所动作，但最后却不了了之：他从椅子里站起来，看着安格丽卡走到门口，然后又坐下。其间，基姆和玛丽亚，只有他们两人在场时，给我描述了事情的最新进展。鲁佩的老板在梅迪亚鲁纳旅馆找到了她。经过一番混战，细节我就不知道了，她和基姆设法从旅馆逃了出来，又来到科里马大街。这是几天前发生的事。芬特夫人发觉出了什么事儿后马上报警，很快几个警察就乘着巡逻车过来了。他们说如果芬特家想正式报案的话，他们就得回警察局。基姆告诉他们阿尔韦托和另外几个家伙在房子前，警察过去跟这个皮条客交谈了几句。胡吉托在门口听到他们好像根本就是老朋友。据鲁佩说，跟阿尔韦托在一起的那家伙要么也是警察，要么警方得到巨大好处，足以让他们故意不管。于是从那时起芬特家就开始被正式包围起来了。警官们走了。芬特夫人再次给警察局打电话。又来了几个别的警察，结果还是一样。一个朋友在电话里告诉基姆，建议他们尽最大努力坚持到假期结束后包围自会解除。只有胡吉托敢侦察那几个歹徒，他通报说又来了一辆小车，一辆通用汽车停在雪佛兰的后面，阿尔韦托和他的哥们儿，跟刚到不久的包抄者说了几句话后就吵吵闹闹地开车走了，甚至威胁性地让车轮在路面上蹭出尖锐的噪音，使劲按着喇叭。六个小时后，他们又回来了，接替的那辆小车又走了。毫无疑问，这样来来回回就是想折磨屋里的人。芬特夫人怕得不敢出去，她担心被绑架。面对这一新变化，基姆也不敢出门。他说这是为了对家庭负责，可我想他其实是害怕挨一顿揍。只有安格丽卡和玛丽亚曾跨出过门槛，就一次而且是分别出去的，下场十分难堪。安格丽卡被盘问了一番，玛丽亚大胆地从雪佛兰轿车旁走过，结果被摸了一把还被粗鲁对待。我们到那儿时，惟一敢出来开门的人只有胡吉托了。

她们一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后，潘乔立刻作出反应。

他扬言要出去狠狠揍阿尔韦托一顿。

基姆和我试图劝他，但根本不管用。潘乔跟安格丽卡私语了足有一刻钟，然后向外走去。

“跟我一起去，加西亚·马德罗。”他说，我像个傻瓜似的跟在他后面。

我们往外走时，潘乔决心一战的激情有所冷却。我们用胡吉托给的钥匙打开大门。我往回看了一眼大房子，我想我看见基姆在起居室的窗户里看着我们，芬特夫人在二楼的窗户里看着我们。潘乔说，恐怕会很棘手。我不知如何回答他好。谁让他自告奋勇的？

“我完全是为了安格丽卡。”潘乔说，一把又一把地试着钥匙，没有一把能打开。

雪佛兰轿车里坐着三个人，不像之前看到的那样只有两个。潘乔大踏步向他们走去，质问他们究竟想干吗。我在他身后几英尺远的地方磨蹭着，皮条客的身体被潘乔挡住了。我看不见他，他也看不见我。但我听到他的声音了，洪亮得像唱老情歌的歌手，很霸气却不会让人不舒服，完全不似我想像中那样斩钉截铁。相形之下潘乔的声音听上去倒是很冷酷。到后来潘乔开始结结巴巴又讲得飞快，很快就转向辱骂和攻击了。

此刻，从那天早晨听说这件事到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人非常危险，我想告诉潘乔我们还是掉头回去。但潘乔已经向阿尔韦托发出挑战。

“从车里滚出来，伙计。”他说。

阿尔韦托一阵放声大笑。他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见。副驾驶座那边的门打开了，下车的是另一个家伙。他中等个头，肤色黝黑，腰粗肚圆。

“滚开，小孩子。”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在跟我说话。

这时我看见潘乔往后退了一步，阿尔韦托从车里出来。接下来事情发生得太快了。阿尔韦托朝潘乔一靠过来（那样子好像要给他一个吻），潘乔就倒在地上了。

“别管他，孩子。”那个黑脸膛的家伙在小车那边说，身子靠着车头。我没有理他。我把潘乔扶起来，我们向大房子走去。快到门口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两个人又回到黄色雪佛兰里，看样子好像在狂笑。

“你真是好样的。”胡吉托从树丛里跳出来说。

“那杂种带着枪，”潘乔说，“如果我反击的话，他会杀了我。”

“我想也是。”胡吉托说。

我没有看到任何枪，但我没说什么。

胡吉托和我一起扶着潘乔向大房子走去。我们走到通向长廊的石板路时，潘乔说别去那儿，他想去玛丽亚和安格丽卡住的小房子，我们又穿过花园绕过去。后来发生的一切只能用悲惨来形容。

潘乔和安格丽卡关在小房子里不出来。女佣很晚才到，开始打扫房间，把一切都归整好。胡吉托想看看朋友们，父母不让他出去。玛丽亚、鲁佩和我在花园的角落里玩扑克，那是最初我和玛丽亚聊天的地方。我一下子觉得我们又在重复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当时潘乔和安格丽卡也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命令我们出去，只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吃午饭的时候，芬特夫人在厨房桌边说想离婚。基姆笑了，耸了下肩，好像在说老婆简直疯了。潘乔开始哭起来。

后来胡吉托打开电视，他和安格丽卡坐下来看一部有关蜘蛛的纪录片。芬特夫人给我们还在厨房的人端来咖啡。女佣离开前说明天不来了。基姆跟她在后院里交谈了会儿，给了她一个信封。玛丽亚问这信是不是让她去寻找外援。得了，宝贝，基姆说，电话线还没切呢。那是她的年终奖金。

我不知道潘乔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也忘记什么时候决定今晚在这里过夜。我只记得晚饭后基姆把我拉到一旁，对我的态度表示很感谢。

“我对你还是期望很高的，加西亚·马德罗。”他说。

“我愿为你效劳。”我傻乎乎地回答说。

“那我们就彻底原谅咱们之间那桩蠢事，全力以赴保卫这座城堡吧。”他说。

我不明白他指的那桩蠢事是什么。我只知道他说的这座城堡指什么。我决定闭口不言，一个劲点头称是。

“那女孩如果想在这里过夜就最好不过了，”基姆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你知道的。在生死存亡时刻，有必要把兵力集中起来。”

我们两个在所有事上意见都完全一致，那天晚上，安格丽卡睡在客房里，鲁佩睡在起居室，玛丽亚睡在胡吉托屋里。我决定睡在后院的小房子，也许是期望玛丽亚来拜访，我们说过晚安，各回各屋后，我躺在玛丽亚的床上，徒劳地等待着，周围洋溢着玛丽亚的气息，我手捧一本胡安娜修女的诗选，却读不进去，最后实在受不了，索性出去在花园里散了会儿步。从瓜达拉亚拉或者索诺拉大街上的人家传来举办派对的沉闷声音。我走到围墙跟前朝外望去：黄色雪佛兰还停在那里，但看不见里面有人。我又折回大房子。起居室的窗户里还亮着灯，我在门口听到里面传来轻柔的声音，但无法确定是谁的。我不敢去敲门。我绕过去从厨房门走进去。玛丽亚和鲁佩在起居室里，她们坐在沙发上。有股大麻烟的味道。玛丽亚穿一件红色睡袍，我一下子搞错了还以为是件正装，胸口上用绒线绣着一道泥石流、一条岩浆河，还有一个即将毁灭的村子。鲁佩没有穿睡衣，如果她有睡衣的话，我表示怀疑，她穿一条超短裙和黑衬衫，头发凌乱不堪，这让她的表情平添几分神秘和动人的色彩。她们看见我后沉默不语。我很想问问她们在聊什么，但却坐在旁边说阿尔韦托的车子还在外面。她们早就知道了。

“这是我过的最离奇的一个新年了。”我说。

玛丽亚问我们要不要喝咖啡，然后起身走进厨房。我跟着她走进去。在等待水沸的时候我从后面搂住她说想跟她睡觉。她没有回答。这肯定是同意了，我想，我吻了下她的脖子和颈窝。玛丽亚的气息，一种令我再次觉得陌生的气息刺激得我开始恍惚。我立刻放开她。我扶住厨房的墙壁，担心失去平衡或者就此完蛋，我使了很大的劲才恢复正常。

“你的心真好，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端着放了三杯热水的托盘走出厨房时说，盘里还放着雀巢咖啡和白糖。我像个梦游者般跟在她后面。我很想知道她说我的心好是什么意思，可她对我说了这句话后就不理我了。

我迅速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玛丽亚和鲁佩之间还有很多话要说，这些话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她们马上可能就会谈论天气，然后很快又将谈论阿尔韦托，那个恶魔皮条客。

回到小房子后我觉得累极了，连灯都没有打开。

我摸索着来到玛丽亚的床上，全凭从大房子里或者后院、月亮照进来的微弱光线指路，我也搞不清究竟是哪种光在起作用，我衣服也没脱就趴着倒在床上，然后很快就睡着了。

我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我那样睡了多久。我只知道感觉很好，醒来时天还很黑，一个女人正在抚摸我。我花了很大工夫才搞清那不是玛丽亚。接着我又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或者跟罗萨里奥绝望地消失在出租房里。我把这个不管是什么的人拉到跟前，在黑暗中仔细打量了一番她的脸庞。是鲁佩，她像只蜘蛛般微笑着。

12月31日

我们举办了一场所谓的家庭新年聚会。在长达一天的时间里，老朋友们来来去去。参加聚会的人不多。一个诗人，两个画家，一个建筑师，芬特夫人的妹妹，以及已故的劳拉·达米安的父亲。

后者的来访由于举止怪异而神秘让人印象深刻。那时基姆穿着睡衣，胡须也没有刮，正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我打开门，达米安先生进来了，先奉上一大捧红玫瑰，表情羞涩、笨拙地递给我。我把鲜花拿到厨房里，找了个花瓶什么的插进去，这时我听到他在跟基姆抱怨日常生活的艰难。后来他们又聊到社交派对。这些都不如从前了，基姆说。肯定不像从前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你说得对。过去一切都挺好，基姆说。我们都老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基姆的话让人挺吃惊：我不知道，他说，你是怎么过活的。我要是你的话，早就死了。

出现了一阵持续很久的沉默，最后从远处传来芬特夫人和女儿们的声音时才被打断，她们正在后院准备皮纳塔游戏［93］ ，这时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忽然痛哭失声。我很好奇，从厨房走出来，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其实这样的谨慎毫无必要，因为这两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基姆看着好像刚起床，头发也没梳，浑浊的眼睛下带着黑眼圈，睡衣皱皱巴巴，拖鞋随意穿着。他的双脚小巧玲珑，以我看，跟我叔叔的非常不同——而达米安先生满脸泪水淋漓，最后分成两道从脸颊上流下来，两道深深的泪痕仿佛要把他的整张脸都吞没。他双手绞在一起，坐在扶手椅里面对着基姆。我想见见安格丽卡，他说。先擦掉你的鼻涕，基姆说。达米安从夹克兜里取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睛和面颊，然后擦掉鼻涕。生活是很艰辛的，基姆，他说，然后忽然站起，梦游一般向卫生间走去。他走过来时甚至都没有瞥我一眼。

我记得后来我去后院帮芬特夫人准备晚上的聚餐，干了会儿活儿，她打算主持晚上的聚餐，1975年最后一个晚上的聚餐。每次新年前夜我都要设宴招待朋友们，她说，现在已经成惯例了，但今年我只想快点过去，一点聚会的兴致都没有，你也知道情况，但我们还得强打精神。我告诉她劳拉·达米安的父亲来了，阿尔瓦里多每年都来，芬特夫人说，他说我是他所知道的最好的厨师。今晚我们吃什么呢？我问。

“我还不知道呢，宝贝。我想做点巧克力辣沙司鸡肉，然后早早上床睡觉算了。今年不适合庆祝，是吧？”

芬特夫人望着我笑起来，我觉得这女人脑子有点毛病。这时门铃固执地响个不停，芬特夫人站着等了片刻，让我去看看是谁。我经过起居室时看到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在里面，手里各握一只杯子，一起坐在沙发上看另外一个节目。门口站着的客人是个农民诗人。我想他大概喝醉了。他问我芬特夫人在哪里，然后就要直接去后院，她就站在后院的花环和纸制的墨西哥小国旗中，回避着不想看到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制造的凄凉景象。我走到胡吉托的房间，在那儿看到农民诗人用手掌击打着脑袋。

不过，电话还是特别多。先是一个叫洛伦娜的女人，前本能现实主义者，打电话邀请玛丽亚和安格丽卡参加新年前夜派对。后来帕斯阵营的一个诗人又打来电话。接着一个名叫鲁道夫的舞蹈演员打电话要跟玛丽亚说话。但玛丽亚不肯接，还要求我告诉这人她不在家，我机械地照办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装作自己完全不嫉妒（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因为嫉妒对人没有丝毫好处）。再后来基姆工作室的主任打来电话。奇怪的是，他跟基姆说完后又要跟安格丽卡讲话。基姆让我叫安格丽卡来接电话，眼中噙着泪水。安格丽卡讲话或者听话时，基姆告诉我写诗是任何一个人在这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上能做到的最美好的事情。这完全是他的说法。我不想逆着他，表示了赞同。（我想我是这样说的：“太对了，基姆。”这种回答很傻，你怎么看都行。）后来我在姑娘们的小房子里玩了会儿，跟玛丽亚和鲁佩说了会儿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听她们说了会儿话，一边想着那皮条客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结束包围。

昨晚跟鲁佩做爱，整个事件还笼罩在谜团中，但我得老实承认，那已经成为永恒记忆了，因为太让我开心了。下午一点钟的午餐随便对付了下：先是胡吉托、玛丽亚、鲁佩和我一起吃饭，然后一点半的时候芬特夫人、基姆、劳拉·达米安的父亲、那个农民诗人和安格丽卡过来用餐。我洗碗碟的时候听到那个农民诗人威胁要出去跟阿尔韦托干一仗，最后被芬特夫人劝住了，她说：胡里奥，别干傻事。后来我们又齐聚起居室吃小点心。

下午我冲了个澡。

我身上伤痕累累，但不知道是谁弄出来的，不是罗萨里奥就是鲁佩。无论如何不会是玛丽亚，离奇的是这疼痛就像我第一次遇到她时那样，但还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在我的胸脯上，就在左乳下面，有一块李子大小的伤痕。肩骨上有几道细细的彗星尾巴般的搔痕。我在肩膀上也发现了一些印迹。

我洗完澡出来时大家都在厨房里喝咖啡，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玛丽亚让鲁佩讲那杂种阿尔韦托的故事。不时有人打断鲁佩的讲述喊着天哪或者畜生，一个女性的声音（芬特夫人或者安格丽卡）甚至问说这是真的吗，这时基姆正对劳拉·达米安的父亲说：你看到我们必须对付的那种人了吧。

四点钟时，那个农民诗人走了，很快芬特夫人的妹妹又来了。晚饭的准备工作进入高速运作阶段。

五点到六点之间，有一堆电话打来，说他们不能来赴晚宴了，六点半时芬特夫人说她实在受够了，然后开始哭起来，回到楼上自己的卧室关上门。

七点钟，玛丽亚和鲁佩帮着芬特夫人的妹妹摆好桌子并进行晚饭的最后准备工作。但是有几样调料缺了，芬特夫人的妹妹决定亲自去买。她要出去时被基姆叫进书房逗留了片刻。她出来时手里拿了个信封，我猜里面放着钱。我听到芬特先生在书房里告诉她把信封放在包里，否则会有被雪佛兰车里的人偷走的危险，起初芬特夫人的妹妹似乎不把这个建议放在心上，可是当她打开正门要走时，她又听从了忠告。为了强化安全措施，我和胡吉托送她到大门口。雪佛兰车还停在那里，可是，当芬特夫人的妹妹经过那辆车向库尔纳瓦卡大街走去时，里面的人却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九点钟时，我们坐下来共进晚餐。大多数客人都借故没有来，来的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我想可能是基姆的一个堂姐吧，还有一个瘦高男人，介绍说是个建筑师，或者如本人迫不及待指出的是原建筑师，还有两个不知道从哪来的画家。芬特夫人在妹妹陪同下穿着正装从房间出来，妹妹回家后又利用最后的工夫帮姐姐打扮了一番，好像负责晚饭还不够似的。随着新年逐渐来临，鲁佩变得越来越焦虑，说她没有资格跟我们共进晚餐，想去厨房吃，玛丽亚坚决不同意。最终（经一番说实话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劝说后）她还是跟大家同坐一桌了。

晚餐的开始有些非同寻常。

基姆站起来说他想祝一杯酒。我猜那应该是感谢和祝福妻子吧，在这种情况下她表现出不可思议的镇定，但这杯酒却是祝福我的！他提到了我的年轻，我的诗歌，回顾了我与他女儿们的友情（他说这话时盯着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后者不停地点头）以及与他的友谊，说到我们的谈话，我们在墨西哥城大街上的不期而遇，演讲即将结束时——其实很短但对我来说好像会永远讲下去——他请我，现在是直接对我演讲了，长大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熟公民后，对他的评价不要太苛刻。演讲结束时，我难堪得满脸通红。玛丽亚、安格丽卡和鲁佩都鼓了掌。那两个茫然的画家也跟着鼓起掌。胡吉托趴在桌子底下，谁也没有注意到。我迅速瞥了一眼芬特夫人，她的表情跟我一样难看得要死。

开场白虽然生动有趣，年夜饭仍然有些伤感而沉默。芬特夫人和妹妹忙着上菜，玛丽亚几乎没有动一口。安格丽卡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到了无精打采的程度。基姆和劳拉·达米安的父亲总体上也不怎么说话。他们有时留心一下建筑师，他整个晚上都在温和地指责基姆。两个画家互相聊着，偶尔跟劳拉·达米安的父亲（好像他也收藏艺术品）说说话。晚餐开始时玛丽亚和鲁佩似乎很想显得开心些，不时地起来帮着上菜，最后却消失在厨房了。基姆在桌子另一头对我说，世间富贵，瞬息即逝。

这时有人按门铃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玛丽亚和鲁佩从厨房望过来。

“有人叫门。”基姆说，可是没有人挪动一下。

最后还是我站起来了。

花园里一片漆黑，我透过大门只看到两个人影。我想一定是阿尔韦托和他的警察朋友。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毫无理性的想打一架的冲动，于是坚定地向他们走去。但是，当我稍微靠近些时，发现来人是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他们也不解释为什么来这里。看见我时也不吃惊。我只记得自己闪过一个念头：我们有救了！

饭菜不够，乌里塞斯和阿图罗被安排在桌边坐下，芬特夫人给他们上了菜，这时我们别的人不是吃点心就是聊天。吃完饭后，基姆把他们带进书房。劳拉·达米安的父亲立刻跟了进去。

过了会儿，基姆从半开的门口向外望，叫鲁佩进去。我们这些待在起居室的人表情好像在出席一场葬礼。玛丽亚让我跟她去后院。她跟我聊了貌似很长时间，但其实不过五分钟。这是一场陷阱，她说。后来我们两个又走进她父亲的书房。

让人意外的是，主事的已经是阿尔瓦里多·达米安了。他坐在基姆的椅子里（基姆在一角站着）签支票。贝拉诺和利马微笑着。鲁佩似乎很忧虑但也无可奈何。玛丽亚问劳拉·达米安的父亲是怎么回事。劳拉的父亲从支票上抬起头说鲁佩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我要去北方了，伙计。”鲁佩说。

“什么？”玛丽亚说。

“跟这些家伙一起，开你爸爸的车。”

我很快就明白了基姆和劳拉的父亲已经说服我的朋友们带上鲁佩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这样这个家的包围就可以解除了。

最让我意外的是基姆居然允许他们带走那辆雪佛兰英帕拉。这可大出我的意料。

我们离开那个房间时，鲁佩和玛丽亚去收拾行李。我跟着她们去了。鲁佩的箱子几乎是空的，因为从旅馆逃出时她把大部分衣服都扔在那里了。

电视上的时钟倒计时至零点时，我们全都拥抱在一起：玛丽亚、安格丽卡、胡吉托、基姆、芬特夫人、她的妹妹、劳拉的父亲、建筑师、画家、基姆的堂姐、阿图罗·贝拉诺、乌里塞斯·利马、鲁佩和我。

这一刹那我们谁都不知道还会跟谁拥抱，是否能再有机会拥抱同样的人。

十点钟的时候才透过大门看见阿尔韦托和他的打手们的模样。十一点钟时他们已经不在那里了，这时胡吉托才敢出去到花园里，从墙上望过去，扫视一遍整个大街。他们全都不在了。十二点十五分，我们倾巢出动偷偷上路向车库走去，开始互相告别。我拥抱了下贝拉诺和利马，我问本能现实主义将来怎么办。他们没有回答我。我拥抱了鲁佩，让她多保重。作为回报，她在我脸上吻了一下。基姆的小车是辆最新款的白色英帕拉，基姆和妻子很想知道谁来开，好像担心他们临到最后一刻时会变卦。

“我来。”乌里塞斯·利马说。

基姆开始向乌里塞斯介绍这辆车的优点，胡吉托说我们最好抓紧点，因为鲁佩的老板已经回来了。这时每个人都开始用正常的声音说话了，芬特夫人说：真是太丢人了，被逼到这分上。后来我匆忙离开车库向芬特家的小房子走去，去拿我的书，然后又回来。小车的发动机已经启动，大家的表情都僵住了。

我看见阿图罗和乌里塞斯坐在前面，鲁佩坐在后座。

“谁去开一下大门。”基姆说。

我说我去吧。

我走到人行道上，看见那辆雪佛兰和英帕拉的灯都亮了。此情此景还有点像科幻电影。一辆小车离开楼房时，另一辆又靠过来，好像彼此被吸在一起，或者像希腊人说的那样被命运牵在一起。

我听到了人语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基姆的车从我身边开过。我看到阿尔韦托的身影从雪佛兰里出来，跟车里我的朋友们并排站在一起。他的朋友还坐在雪佛兰里冲他尖叫，让他砸碎英帕拉的窗户。乌里塞斯干吗不踩油门呢？我想。鲁佩的老板开始猛踢车门。我看见玛丽亚穿过花园朝我走来。我看见了雪佛兰车里几个流氓的脸。其中一个叼着雪茄。我看见了乌里塞斯的脸和手，这双手正在基姆的小车的变速箱上活动着。我看见贝拉诺的脸无动于衷地盯着皮条客，好像这事与他毫无关系。我看见鲁佩在后座上捂住脸。我想那窗户玻璃经不起再踢一下，我向阿尔韦托靠过去。这时我看见阿尔韦托摇摇晃晃。他浑身散发着酒味。当然，他们也庆祝了新年。我看见我的右拳（这是我惟一能腾得出的一只拳头，因为另外一只手里还拿着书）打中他的身体，这回我看到他倒下了。我朝这家伙的身体踢了几脚。我看见英帕拉终于发动起来。我看见两个流氓从雪佛兰里出来，他们朝我走来。我看见鲁佩在车里望着我，他们打开车门。我想我不是总想着要远走高飞吗，这下机会来了。我钻进车去，刚关上门乌里塞斯就踩下油门。我听到一声枪响，或者类似枪的声音。他们朝我们开枪呢，这些杂种，鲁佩说。我转过身，透过后窗看见街中间有一条影子。这个世界所有的悲伤全汇集在那个影子上了，小车严正的四边形窗户将它定格。那是鞭炮声，我听贝拉诺说，这时我们的小车向前猛跑，把芬特家的房子、流氓们的雪佛兰小车、科里马大街抛在了后面，顷刻间我们已经来到瓦哈卡大道，驶出市区向北方奔去。

[1] Rispetto既指一种意大利托斯卡纳民间诗歌格式，同时又有“尊重”的意思。——编者注，下同

[2] 类似八行诗体前四句的格式，押韵方式为ABAB。

[3]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英国作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摄影家，以儿童文学作品《爱丽丝漫游奇境》闻名于世。

[4] 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本名Isidore Lucien Ducasse，1846—1870），出生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在法国南方的塔布和波城完成中学学业，然后开始文学创作，生前默默无名，年仅二十四岁即去世。他留下的文字除了长篇散文诗《马尔多罗之歌》外，就只有两册题为《诗一》和《诗二》的片段以及几封短信，但他却被公认为现代诗乃至现代文学的最主要先驱之一。

[5] 皮埃尔·娄斯（Pierre Louys，1870—1925），法国诗人、小说家。著有《比利提斯之歌》（Les chansons de Bilitis）。

[6] 埃弗伦·雷沃列多（Efrén Rebolledo，1877—1929），墨西哥诗人。

[7] Manifeste électrique aux paupières de jupes，1971年在巴黎出版，由上述诗人、导演、作曲家等合著，是当时前卫诗歌运动的标志性作品。

[8] Sang de satin，1973年出版。

[9] Nord d'été na.tre opaque，1972年出版。

[10] 阿兰·儒弗瓦（Alain Jouffroy，1928—   ），法国诗人、作家与艺术批评家。与布勒东（André Breton）同属于超现实主义艺术群体。

[11] Le Parfait criminel，1971年出版。

[12] 苏菲·波多尔斯基（Sophie Podolski，1953—1974），比利时女诗人、艺术家。《一切都可被允许的国家》（Le pays où tout est permis，1979年出版。）是她惟一被出版的作品，全书用艺术字体手写而成。

[13] 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1903—1976），法国诗人、小说家和出版家，后现代主义先驱。他是法国实验型文学团体“OULIPO”的发起人之一，他将数学的组合形式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发明了一种组合算法，借助于可能性，可以从句子的有限集合中创作出百万首诗歌。

[14] Cent mille milliards de poèmes，1961年出版。

[15] 布赖恩·帕特（Brian Patten，1946—    ），英国诗人，出生于利物浦。十五岁就辍学，后为一份地区报写流行音乐专栏。他与利物浦诗人罗杰·麦高夫（Roger McGough）以及艾德里安·亨利（Adrian Henri）组成了利物浦三人组，1967年他们共同出版的诗集《默西之声》（The Mersey Sound）在当时非常畅销。

[16] Little Johnny's Confession，1968年出版。

[17] Tonight at Noon，1968年出版，《今夜正午》是安德烈·亨利最著名的诗作，以日夜颠倒的时段，让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反讽残酷的现实。

[18] 斯派克·霍金斯（Spike Hawkins，1943—       ），英国诗人，属于利物浦诗人群体。

[19]   The Lost Fire Brigade，1968年出版。

[20] The Pinochet coup，指智利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2006）于1973年时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流血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阿连德建立军政府。任期内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是同时残酷打击异己。

[21] Lee Harvey Oswald，原是被认为是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Kennedy）遇刺案主凶的名字。

[22] 奥尔加·桂洛特（Olga Guillot，1922—     ），古巴知名女歌手，被誉为“波莱罗舞曲之后”。

[23] Oaxaca，瓦哈卡是墨西哥东南部一州，南临太平洋，居民以印第安人为主。

[24] 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1889—1959），墨西哥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1914年后多次出任墨西哥驻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使节。

[25] 尤金·萨维茨卡亚（Eugène Savitzkaya，1955—    ），比利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26] 原文为cu.ado。

[27] 指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约公元前84—前54）的诗作风格，他以抒情诗著称。继承了萨弗的抒情诗传统，特点是高度的个人化、个性化。

[28] 埃弗拉因·韦尔托（Efraín Huerta，1914—1982），墨西哥诗人。

[29] 奥古斯托·蒙特罗索（Augusto Monterroso，1921—2003），危地马拉作家，2000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得主。他写过一篇世界上最短的短篇小说《恐龙》（El Dinosaurio），全文为：“当他醒来时，恐龙依然在那儿。”卡尔维诺曾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提及。

[30] 胡利奥·多里（Julio Torri，1889—1970），墨西哥作家。擅长小品文、短篇小说、散文诗。

[31] 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1925—    ），尼加拉瓜诗人。生于格拉纳达。青年时期从事政治活动，曾流亡墨西哥，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文学。曾编有《尼加拉瓜新诗选集》，选入20世纪40年代开始写作的诗人作品。

[32] 海梅·萨维内斯（Jaime Sabines，1926—1999），墨西哥最受欢迎的民族诗人，他的诗作，无论政治诗或情诗，都是墨西哥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诗作。

[33] 马克斯·奥布（Max Aub，1903—1972），西班牙作家，因西班牙内战避难墨西哥，生命中最后三十年都居住在墨西哥。西班牙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之一。创作多部小说与戏剧作品。

[34] 安德烈·埃内斯特罗萨（Andrés Henestrosa，1906—2008），墨西哥作家、政治家。

[35] 塔布拉达（José Juan Tablada，1871—1945），墨西哥诗人，1900年曾到日本访问，后来第一个将日本俳句引进西班牙诗坛。

[36] 胡兰坎·拉米雷斯（Huracán Ramírez），1952年一部墨西哥摔角电影主角的名字。

[37] 卢西奥·卡瓦拉斯（Lucio Caba.as，1938—1974），原为墨西哥一名教师，后组织游击队参加革命运动。

[38] Batalla del Ebro，1936—1939年西班牙人民在共和国政府领导下反对国内法西斯武装叛乱，抗击德、意、葡等法西斯国家武装干涉，被称为西班牙内战。1938年的埃布罗河战役是共和军为扭转军事政治形势，使战争进程对共和国有利而作的一次重要尝试。

[39] 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南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奠基人。

[40] 塞尔努达（Luis Cernuda，1902—1963），西班牙诗人。属于西班牙文学史上被称为“二七年代”诗人的一员。著有诗集《被禁止的快乐》、《遗忘的地方》、《云》、《奥克诺斯》等。

[41] 纪廉（Jorge Guillén，1893—1984），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诗人。1976年获得有“西语文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塞万提斯奖，也是该奖项成立后第一位获奖者。

[42] 阿莱克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1898—1984），西班牙诗人，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二七年代”诗人重要成员。主要作品有散文诗集《大地之恋》、诗集《如唇之剑》、《毁灭或爱情》、《天堂的影子》、《独处的世界》等。

[43] 阿尔维蒂（Rafael Alberti，1902—1999），西班牙诗人，风格深受现代主义流派影响。1967曾访问过中国。著有诗集《陆地上的海员》、《紫罗兰的黎明》、《中国在微笑》等。1983年获得塞万提斯奖。

[44] 卡洛斯·佩利塞尔（Carlos Pellicer，1897—1977），墨西哥诗人。早期的诗歌以爱情为主，中后期则转为谴责独裁专制、歌颂民族英雄。著有诗集《大海的颜色》等。

[45] 诺沃（Salvador Novo López，1904—1974），墨西哥诗人、作家。

[46] 雷纳托·勒狄克（Renato Leduc，1897—1986），墨西哥诗人。

[47] 洛佩斯·贝拉尔德（Ramón López Velarde，1888—1921），墨西哥诗人、散文家。

[48] 迪亚兹·米龙（Salvador Díaz Mirón，1853—1928），墨西哥诗人。

[49] 奥梅罗·阿里达吉斯（Homero Aridjis，1940—    ），当今墨西哥在世的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曾在美国多所大学讲授文学及写作课程，并曾担任过墨西哥驻荷兰和瑞士的大使，1997年当选为墨西哥国际笔会主席。

[50] 曼努埃尔·何塞·奥顿（Manuel José Othón，1858—1906），墨西哥诗人。

[51] 曼努埃尔·阿库尼亚（Manuel Acu.a，1849—1873），19世纪墨西哥作家。成名很早，24岁即自杀身亡。

[52] 何塞·华金·佩萨多（José Joaquín Pesado，1801—1861），墨西哥作家、记者、政治家。

[53] 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1798—1837），意大利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开意大利现代自由体抒情诗的先河。

[54] 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1880—1970），意大利隐逸派诗歌重要代表。和另外两位诗人蒙塔莱、夸西莫多一样，也是优秀的翻译家。他译的莎士比亚、拉辛、马拉美等人的作品，得到高度评价。

[55] 蒙塔莱（Eugenio Montale，1896—1981），意大利诗人、散文家、翻译家，197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56] 夸西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1901—1968），意大利诗人，195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57] 帕韦泽（Cesare Pavese，1908—1950），意大利作家、诗人。曾在出版社当过文学编辑，并从事美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包括惠特曼、斯坦贝克、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8] 迪诺·坎帕纳（Dino Campana，1885—1932），20世纪初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代表作为诗集《俄耳甫斯之歌》。

[59] 维庸（Francois Villon，1431—1463），法国中世纪抒情诗人。继承了13世纪市民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市民抒情诗的主要代表。

[60] Tel Quel，1960年由菲利浦·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与让－埃登（Jean-Edern Hallier）共同创办的前卫文学刊物，是一本季刊，自1960年至1982年在巴黎定期发行，总共有九十四期。许多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等都在此发表文章，包括罗兰·巴特、德里达、艾柯等，被认为是领导20世纪60和70年代思想界的杂志。

[61] 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1893—1930），俄国著名诗人、剧作家，重要作品有长诗《穿裤子的云》，戏剧作品《符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与《宗教滑稽剧》。

[62] 叶赛宁（Sergei Esenin，1895—1925），俄国诗人，“白银时代”农村诗人和意向派诗人的代表。著名的作品包括诗集《亡灵节》、《酒馆莫斯科》、《苏维埃俄罗斯》，长诗《安娜·斯涅金娜》、《黑影人》等。

[63] 勃洛克（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Blok，1880—1921），俄国诗人，代表作为长诗《十二个》。

[64] 曼德里施塔姆（Osip Emilievich Mandelstam，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代表作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有《石头集》与《沃罗涅日诗抄》。

[65] 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1885—1922），俄国诗人、俄国未来主义流派创始人。作品，包括长诗《И和Э》、《铁匠》等。

[66] 巴列霍（César Abraham Vallejo，1893—1938），秘鲁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黑色使者》、《特里尔塞》和《人类的诗篇》等。

[67] 马丁·阿丹（Martín Adán，1908—1985），秘鲁诗人。艾伦·金斯堡对他的作品非常感兴趣，曾亲赴秘鲁访问他。

[68] 马塞多尼奥·弗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nández，1874—1952），阿根廷作家、哲学家。与博尔赫斯及其他阿根廷前卫文学家往来密切，他与博尔赫斯的书信集于2000年出版。

[69] 维多夫罗（Vicente García-Huidobro，1893—1948），智利现代诗人。年轻时受西方先锋派影响，后摒弃西方影响，反对一切传统，自称“创造主义”。重要诗集有《水的镜子》、《北极的诗》、《最后的诗》等。

[70] 阿尔弗索·科尔特斯（Alfonso Cortés，1893—1969），尼加拉瓜诗人。

[71] 莱昂·德·格利弗（León de Greiff，1895—1976），哥伦比亚诗人。

[72] 巴勃罗·德·洛克哈（Pablo de Rokha，1894—1968），原名Carlos Diaz Loyola，智利诗人。

[73] 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精神医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独立见解与最富有争议性的欧洲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

[74]   莱萨马·利马（José Lezama Lima，1910—1976），古巴诗人、作家。被称为古巴诗坛的导师，许多优秀诗人都是从他创办的《源》诗刊（Orígenes，1944—1956）开始崭露头角。另著有小说《天堂乐园》（Paradiso）。

[75]  贡戈拉（Luis de Góngora，1561—1627），西班牙诗人，被称为“西班牙的荷马”。主要作品有长诗《孤独》、《比拉莫和蒂斯贝的寓言》。

[76] 罗赫略·诺格拉斯（Luis Rogelio Nogueras，1944—1985），古巴诗人。

[77] 科洛内尔·乌特乔（José Coronel Urtecho，1906—1994），尼加拉瓜诗人，1950年代尼加拉瓜先锋文学运动的主要人物。

[78] 戈罗斯蒂萨（José Gorostiza，1901—1973），墨西哥诗人。长期担任政府官员，诗集《无尽的死亡》（Muerte Sin Fin）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与上面提到的欧文同为墨西哥文学杂志《同时代人》（Los Contemporáneos）的成员。

[79] 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1914—1997），美国当代小说家、社会评论家、画家。与凯鲁亚克及金斯堡均为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核心成员。重要作品有《裸体午餐》（Naked Lunch）。

[80] 马科·曼尼里奥（Marco Manilio，公元前29—公元14），拉丁诗人。著有五卷本诗集《天文学》（Astronómica）献给当时的罗马皇帝提比略。

[81] 罗克·达尔顿（Roque Dalton，1935—1975），萨尔瓦多诗人。

[82] 安立奎·李恩（Enrique Lihn，1929—1988），智利诗人、小说家。他的诗作在当地流行一时，并获得多项文学奖项。曾获得联合国文教基金会以及古根海姆奖学金。

[83] 阿尔韦托·吉里（Alberto Girri，1919—），阿根廷诗人。

[84] 甘博亚（Federico Gamboa，1864—1939），墨西哥作家，墨西哥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圣女桑塔》是其代表作，被称为“拉丁美洲的《娜娜》”。

[85] 肯尼思·费尔林（Kenneth Fearing，1902—1961），美国诗人、小说家。早年以写诗著名，后来晋身小说家行列。1946年出版的《大钟》（The Big Clock）是其代表作。1987年被改编为电影《走投无路》（No Way Out）。

[86] 弗拉基米尔·霍兰（Vladimir Holan，1905—1980），捷克诗人。1940年后即过着隐居生活，专事写作，1964年出版的《跟哈姆雷特的一夜》（A Night with Hamlet，捷克语原文为Noc s Hamletem）是他最知名的长诗。

[87] 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1876—1944），法国诗人、作家、画家、评论家。他曾与毕加索为室友，并因此结识了当时许多重要作家和艺术家如阿波里奈尔、让·科克托、莫迪里亚尼等。

[88] 贡纳尔·埃克洛夫（Gunnar Ekel.f，1907—1968），瑞典诗人，早期诗作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带有浪漫主义的梦想和伤感，后期朝向超现实主义，具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

[89] 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德国启蒙学者、思想家、讽刺作家、政论家。《格言集》（Aphorisms）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90] Ocnos，塞尔努达1942年出版的散文诗集。

[91] 胡安·德·拉·卡巴达（Juan de la Cabada，1901—1986），墨西哥作家、剧作家。

[92] 何塞·雷韦埃尔塔斯（José Revueltas，1914—1976），墨西哥作家，“新墨西哥小说”创始人之一，受高尔基影响，作品多描写贫民生活与社会黑暗。著有多部小说及电影剧本等。

[93] Pi.ata，是墨西哥传统派对庆典中的应景游戏。以铁丝或细布条做骨架，用纸糊成的不同动物或人物造型里面装满糖果，在派对上将其吊在半空中，让小朋友蒙着眼睛拿棍棒轮流敲打直到最后应声破裂糖果撒满地，大家再哄抢地上的糖果。

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

1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亲爱的小伙子们，我说，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进来吧，别有什么拘束，他们鱼贯而行来到厅堂，或者说更像摸索着进来，因为厅堂里很黑，灯泡烧坏了，我没有换（到现在都还没换呢），我走在前面，欢快地跨进厨房，取出两瓶苏西达斯牌的梅斯卡尔龙舌兰酒［1］ ，这个牌子的酒只有奇瓦瓦州生产，当然是限量流通，每年我都通过邮递收到两瓶，直到1967年才中断。我回去时两个小伙子正在大屋里看画、翻书，我忍不住又说了一遍他们来看我，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谁给的地址，小伙子们？吉尔曼、曼努埃尔，还是阿克莱斯？他们听了不解地望着我，其中一个小伙子说是李斯特·阿苏比德。坐呀，我说，找个地方坐下，哈，我的朋友吉尔曼·李斯特·阿苏比德，他这个人是不会忘了我的，那老家伙还那么大块头、魅力无比吗？小伙子们耸耸肩说没错——他的块头肯定没有缩，对吧？可他们齐声说，缩了——我说我们来尝尝这瓶梅斯卡尔龙舌兰酒，我递给他们两只杯子，他们坐在那儿瞧着酒瓶，好像怕从里面蹦出一条龙来，我笑了，可我不是嘲笑他们，纯粹是因为开心而笑，只要有他们坐在这儿我就开心极了，后来一个小伙子问，不知他们听对了没有，这酒是不是真的梅斯卡尔，我把瓶子递给他们，仍然大笑着，我知道这个名字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往后退了一步，想好好瞧瞧他们，上帝保佑，他们可真年轻，长发披肩，手里拿着很多本书——这些书能让人回忆起多少往事啊！——这时一个小伙子说你肯定这东西不会要了我们的命吧，萨尔瓦铁拉先生？我说你所谓的要命是什么意思，这可是健康的精华，生命之水，别怕，喝了吧，为了示范，我给自己的杯子斟满酒，又倒出一半递给他们喝，起初两个淘气鬼仅仅润润嘴唇，后来酒性慢慢发作了，他们这才像男子汉般痛饮起来。嗨，小伙子们，怎么样啊？我说，其中一位，那个智利人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叫苏西达斯的梅斯卡尔酒，我听了觉得这话说得有点放肆，墨西哥至少有二百多种梅斯卡尔酒的牌子，想全知道它们可太难了，你要不是这儿人的话就更不可能，当然了，这孩子没想到这点，另一个说挺好，然后也说我没听说过这牌子，我只好告诉他们，据我所知，这个牌子的酒已经没人做了，工厂已经倒闭，或者烧毁了，或者变卖成了替雷弗雷斯科斯·帕思库尔供应酒瓶的基地，或者新老板觉得这个名字销路不好。有半晌我们谁也不说话，两个小伙子站在那里，我坐着，小口啜饮着苏西达斯，心里在想谁知道什么原因不做了。后来，其中一个小伙子说，萨尔瓦铁拉先生，我想跟您谈谈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另一个说，还想聊聊那份叫《卡沃尔卡》的杂志。这些孩子啊。他们的脑袋和舌头好像是互通的。谁要起个话头，中途打住后另一个又会捡起话茬或者想法继续说下去，好像是他自己开的话头。说到塞萨雷亚的名字时我抬眼望着他们，感觉目光透过一张纱布帘子，准确地说是外科手术用的那种纱布，看着他们，我说别叫我先生，孩子们，叫我阿马德奥好了，朋友们都这么叫我。他们说，好的，阿马德奥。他们又提起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名字来。

佩尔拉·阿维莱斯，列奥纳多·达·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想谈谈1970年。我是1970年认识他的，在波尔维尼尔，那是塔里斯曼的一所高中。我们两个曾在那儿同学过一阵子。他是1968年进校的，刚到墨西哥不久，我是1969年进校的，可我们直到1970年才认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都辍学了一段时间。他是经济上的原因，我想，我呢，是因为内心的骚乱。不过，后来我又复学了，他也回去了，或许是父母打发他回去的，于是我们就认识了。那是1970年，我在班里年龄比谁都大，我已经十八岁，按理说我该上大学，而不是还在高中晃悠，可我却还在波尔维尼尔待着，一天早晨，新学年刚刚开始，他出现了，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他不是新生，有一些朋友，比我小一岁，尽管还留了一级。那时他住在林达韦斯塔区，但几个月后就跟父母搬到那不勒斯区了。我跟他成了朋友。最初，我要鼓起勇气才敢跟他说话，我经常看他在院子里踢足球。他喜欢玩儿。我常常在楼梯上观察他，心想他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孩。高中禁止留长头发，可他却留着。他踢足球时就脱掉衬衫，光着胸膛玩儿。我觉得他很像刊登希腊神话故事的杂志上某位希腊神的样子，别的时候（在课堂上，好像要昏昏欲睡时）又像个天主教的圣徒。我能经常看着他，我觉得这就够了。他的朋友并不多。当然，他认识很多人，他跟每个人都嘻嘻哈哈地周旋（他总是笑声朗朗）、开玩笑，但他的朋友寥寥无几，说不定一个都没有。他在学校表现不佳。化学、物理的成绩很惨。我很吃惊，因为哪门课都不太难啊。只消稍微用点心，略微下点工夫就可以考过去，不过，他几乎从不用功，没准压根就不学，在课堂上，他的思绪信马由缰。有一天，他向我走来，我正在楼梯上读洛特雷阿蒙的书，他问我知道不知道波尔维尼尔的老板是谁。我惊讶极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我张大了嘴巴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我的脸都扭曲了，没准浑身战栗不已呢。他依然光着胸膛，一手拿着衬衫，另一只手提着背包，那个沾满灰尘的背包里塞满了笔记本，他唇间带着一丝笑意望着我，我盯着他在风中或者午后的空气中（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迅速吹干的胸膛上的汗水，这时大多数课都上完了，我不知道自己还在学校干吗，也许在等待什么人，某个朋友，尽管这不大可能，因为我也没有多少朋友，也许我就是想待下来看他踢足球。我记得天空很明亮，带点湿漉漉的灰色，空气有些冰凉，或许是我自己感觉很冷。我还记得当时惟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远处的脚步声、无言的笑声，学校空空荡荡。起先他可能以为我没听清他的话，又问了一遍。我不知道这所学校属于谁，我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老板。当然有老板了，他说，是主业会［2］ 。他一定认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因为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主业会是什么。一个与魔鬼结盟的天主教组织，他笑着说。这时我明白了，我告诉他我不是很关心宗教，我知道波尔维尼尔是所教会学校。不，他说，关键是由教会的哪个门派控制：是主业会。什么人会加入主业会？我问。这时他在我旁边坐下，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让我尴尬的是他始终不穿上衬衣，天越来越冷，越来越冷。我记得他第一次谈话时说到了自己的父母：他说他们很天真，他也很天真，他可能还说他们（他和他父母）都很傻，而且为现在才发觉这所学校归主业会而内疚。你父母知道这里由谁管吗？他问我。我母亲去世了，我说，父亲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个。我也不在乎，我补充了一句，我一心想上高中，然后再上大学。你将来上大学想学什么呢？他问。我说，文学。这时他告诉我他也写东西。真巧，我说，我也写。总之我们就谈了这些。这种聊天没多大意义。当然，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我已经十八岁，他刚满十七岁。他从十五岁开始就生活在墨西哥了。有一次，我邀请他一起去骑马。父亲在泰拉克斯卡拉有点儿地，还买了一匹马。他自称是个不错的骑手，我说这个星期天我要跟父亲去泰拉克斯卡拉，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同去。那一带农村太荒凉了。父亲盖了一间泥草屋，那儿全部的东西就这个了，剩下的无非是灌木和泥土。我们到那儿后他带着一丝微笑环顾了周围，仿佛在说，我知道这儿不会是一个迷人的牧场或者开阔的草原，可是这已经够大了。可我还是对父亲的这块地有些难为情。另外，这里没有鞍子，邻居们替我们养着马。父亲出去牵马时我们在平地上随便走了一阵。我想谈谈我读的书，我知道这些书他肯定没读过，可他几乎不听我说。他边走边抽烟，四周的景致差不多。最后，我们听到父亲的小车鸣喇叭的声音，接着那个替我们养马的人来了，他没有骑着而是牵着缰绳过来。我们回到小屋时父亲已经跟那人乘小车去办事儿了，那匹马系在那儿等着我们。你先骑，我说。不，他说（显然，他的脑子在想着别的事情），你先来吧。我不想再争，骑上马，起步就直接小跑了。我回来时他正坐在地上，靠着小屋的墙吸烟。你骑得不错，他说。接着他起身向马走去，说不习惯骑没有上鞍子的马背，可他一跃而起上了马背，我给他指了指路，告诉他沿着那个方向过去有一条河，或者说那只是一道干涸的河床，然而下雨的时候会溢满河水，而且非常漂亮，接着他便飞驰而去。他骑得极好。我本来就是个不错的骑手，可他跟我不相上下，说不定比我更出色，我不知道。我觉得此刻他骑得比我好。奔跑时不起一丝尘土是很难的，他紧紧贴着马背飞奔，最后淡出视野。我等待的时候数了数他扔到小屋外的烟蒂，弄得我也想学抽烟了。几个小时后，我们乘着父亲的小车回家，他坐在前面，我坐在后面，他说没准我们这块地下埋藏着金字塔呢。我记得父亲把正在凝视路面的目光掉转过来盯着他。金字塔？没错，他说，这里地下深层肯定埋藏着大量金字塔。父亲什么也没说。我问他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念头。他没回答。我们又聊了些别的事，但我始终琢磨着他为什么要提到金字塔。我一个劲儿地想着金字塔。我一直在想着父亲的那片石头地，很多年后，我跟他失去了联系，每次回到那片贫瘠的土地，我都会想起埋藏在地下的金字塔，想起我曾经看着他在金字塔的尖顶上策马飞奔而过，想像他独自一人待在小屋坐在那儿吸烟的样子。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遇到他之前，我在跟塞萨尔谈恋爱，塞萨尔·阿里亚加，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托雷·德·雷克托里亚的诗歌研讨班上，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塞萨尔。我在这个班上又认识了玛丽亚·芬特和拉斐尔·巴里奥斯。我还在这里认识了乌里塞斯·利马。当时他不叫乌里塞斯·利马，或许我不知道，可能当时已经叫这个名字了，但我们仍然叫他真名阿尔弗雷多或者别的什么，我也认识了塞萨尔，我们一见钟情，或者我们自以为一见钟情，我们两个都给乌里塞斯·利马的杂志写诗。这是1973年底，我说不上精确时间。那段时间雨水特别多，我记得，因为我们经常淋得湿湿的去约会。后来我们利用玛丽亚父亲工作的建筑事务所出了杂志《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个名字太棒了。那些午后的时光真是太美妙了，我们经常一起喝酒，我们中总有人会带三明治来，不是索菲娅、玛丽亚就是我。男孩从不带什么来，就算真带了，刚开始还真有人带，带东西的男孩们，比较有礼貌的男孩，后来都退出了杂志，或者至少不再参加聚会。后来潘乔·罗德里格斯来了，然后把一切都搞砸了，至少我是这么看的，但我一直还为杂志工作，总之我还在那群人中晃悠着，主要是因为塞萨尔是他们的一员，同时还因为我喜欢玛丽亚和索菲娅（我跟安格丽卡一直未能成为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并非因为我想发表自己的诗，第一期上我一首诗都没有发，本来有一首叫《莉莉丝》的诗可以在第二期上发，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终还是没有发出来。塞萨尔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上发了首叫《劳拉和塞萨尔》的诗，写得很甜腻，但乌里塞斯把诗名改了（或者说服塞萨尔改的），最后叫《劳拉&塞萨尔》。乌里塞斯·利马就喜欢干这种事。

总之，我先认识塞萨尔的，劳拉“&”塞萨尔就开始约会或者什么的了。可怜的塞萨尔。他长着一头闪亮的栗色头发，个子很高。他跟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在米却肯州），我的第一次成人意义上的性经验就是跟他发生的。或许那其实是我青春期的最后一次性经验。现在想来，也许是倒数第二次。我们经常去看电影，也看过几场戏。那时我又选修了舞蹈学院的课，有时塞萨尔跟我一起去上课。别的时间我们都用来长谈，谈论我们读的书，在一起什么也不干。这样过了几个月，三四个月，甚至九个月，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掰了。我记得很清楚，是我告诉他结束的，但我忘了到底是为什么。我还记得塞萨尔的表现还不错，他说我是对的，他当时就读医学院二年级，我刚上大学，专业是文学。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课，我去了玛丽亚家，我得找个朋友聊聊，我是说需要面对面去聊，不是在电话里，我到科里马区后向玛丽亚家走去，大门敞开着，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她家大门平时总关着，玛丽亚的母亲在这点上有些偏执，我走进去，按了门铃，门打开了，一个从没见过的家伙问我找谁。此人就是阿图罗·贝拉诺。当时他二十一岁，人很瘦，头发挺长，戴着眼镜，那副眼镜挺吓人，但他的眼睛并没有那么差，只不过稍微有些近视，但那副眼镜还是很吓人的。我们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他跟玛丽亚和一个叫阿尼瓦尔的诗人在一起，此人当时对玛丽亚迷恋得快疯了，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出门。

当天我又见了他一次。我跟玛丽亚说了一个下午的话，我想，后来我们又进城买了条围巾，然后继续聊（起先还聊塞萨尔“&”劳拉，后来就无所不谈了），接着我们又上基多咖啡店喝卡布奇诺，玛丽亚约好在那里跟阿尼瓦尔见面。九点左右，阿图罗来了。这次他带来一个十七岁的智利人，名叫费里佩·穆勒，说是他最好的朋友，一个金发高个男孩，几乎从不说话，无论去哪儿都跟着阿图罗。当然，他们跟我们坐一桌。陆续又来了些其他诗人，年纪都比阿图罗稍大些，没有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因为这时本能现实主义还没有诞生出来，像阿尼瓦尔这样的几位诗人早在阿图罗回智利之前就跟他是朋友了，算来从他十七岁时就已经认识他。他们多半为记者和政府官员，属于那种从来没有出过城区或者城里某些社区的可悲之人，活动范围南到查普特派克街，向北最远到雷福马大街，还有《国家报》的职员、《至上报》的校读员、内政部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们下班后会来到布卡雷利大街，伸出他们的触须或者小小的绿色名片。尽管我说他们挺可悲，可那天晚上我们笑得开心极了。我们的笑声简直就没有停过。后来我们又步行到公共汽车站，有玛丽亚、阿尼瓦尔、费里佩·穆勒、贡萨洛·穆勒（费里佩的哥哥，很快就要离开墨西哥了）、阿图罗和我。不知为什么，我们开心得要命，我全然忘记了塞萨尔，玛丽亚仰望着星星，它们像三维投影般奇妙地出现在墨西哥城的天空，连我们正在行走的道路都显得那么优美，我们的行进出奇地慢，好像既前进着又后退着，推迟着必然抵达汽车站的那一刻的到来，我们所有的人一边走一边仰望天空（玛丽亚在数星星）。很久之后，阿图罗才对我说，他没有凝望星星，而是看着韦萨尔莱斯、卢瑟纳或者伦德雷斯街上狭窄的顶楼房里透出的灯火，还说刹那间，觉得没什么比跟我待在这样一间屋里更幸福的了，吃着三明治，喝着从布卡雷利大街某个小摊上买来的酸奶。不过他当时没有告诉我（那样的话我会认为他疯了）这些。他只是说喜欢读我的几首诗，还说两个半球的星星，北方的和南方的，他都很喜欢，然后向我要了电话号码。

我给了他电话号码，第二天他就打给我了。我们见了一面，但不是在城里，我告诉他我离不开现在住的特拉尔潘，我还得学习，他说没问题，我来找你，那样我也可以看看特拉尔潘，我说这儿没什么可看的。你要先搭地铁，然后再乘巴士，然后再换一辆巴士，不知为什么当时我觉得他肯定会迷路，我就说你在地铁站等我好了，我去接他时发现他坐在装水果的柳条箱上，靠着一棵树，其实这是那儿能找得到的最佳位置。你真幸运，我说。是啊，他说，我向来都挺幸运。那天下午他跟我讲了很多有关智利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想说还是我问他了，他说的大部分都凌乱无序，他还提到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他游历过整个拉丁美洲，或者至少去过每个太平洋沿岸国家。那是我们第一次接吻，后来我们相处了几个月，然后就住在一起，接下来就发生了该发生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分手了，我回去跟母亲住在一起，开始学生物学（我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出色的生物学家，特别是生物遗传学方面），后来阿图罗遇上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恰在这时本能现实主义诞生了。刚开始大家都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后来发现不是。觉得不是玩笑时，我们当中有些人追随他成了本能现实主义者，我想那主要是出于惰性，或者因为这个主张太疯狂，反而显得貌似有几分道理；或者出于情谊，为了不至于失去这个完整的朋友圈，但说句心里话，没有人把它太当回事。内心深处并不特别在乎。

这时我在大学陆续结识了些新朋友，我看到阿图罗和他的朋友们的机会越来越少。我想，惟一打电话联系或者偶尔一起出去的就是玛丽亚了，但是跟玛丽亚的友情也开始冷却。不过，我总是或多或少掌握着阿图罗的动向，我想：这是他能想得出的最愚蠢的事儿，他怎么居然会相信这种垃圾呢。一天晚上，我老睡不着，忽然想到他发起的这场运动纯粹是向我传达某种信息。他用这种方式说别离开我，瞧我多有本事，跟我在一起吧。后来，我意识到他是个骨子里很阴险的家伙。欺骗自己是一回事，骗别人就另当别论了。说穿了，本能现实主义这件事完全就是一封情书，像一只笨鸟在月光下疯狂的跳跃，本质上既廉价又毫无意义。

但我不是有意要这样说。

法比奥·埃内斯托·洛西亚科默，《火花》杂志编辑部，独立与路易斯莫亚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3月。

我是1975年11月来到墨西哥的。这时我已经漫游过其他几个拉美国家，只能勉强糊口。那年我二十四岁，开始时来运转。在拉美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只能这样来解释了。我在巴拿马颓废混日时发现自己居然获得美洲之屋［3］ 诗歌奖了。我欣喜若狂。我身无分文，这笔奖金送了我一张去墨西哥的机票，让我有饭可吃。不过，有趣的是，那年我并没有参加美洲之屋诗歌奖竞赛。我对天发誓这是真的。前一年我给他们寄去一本书而他们当时对这本书根本不屑一提。今年，总算走出低潮，我听到自己获奖了，而且还有奖金。我乍听到这个消息心想是不是幻觉。说真的，我一直都食不果腹，经常挨饿的人会有这种反应。我又想可能是另一个洛西亚科默，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巧合也太大了：另一个阿根廷的洛西亚科默，另一个二十四岁的洛西亚科默，另一个洛西亚科默写出一本跟我的书同名的诗集。在拉丁美洲，发生了这样的事，完全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去撰造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特别是如果这样的答案不存在的话。幸运的是我真的获了这个奖，这就够了。后来美洲之屋的人告诉我去年那本书放错地方了，事情就是这样。

这样我才能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城安顿下来，过了阵子，我接到这孩子的一个电话，说想采访我什么的，我想他说的是采访。我当然说同意。说真的，我感到特别孤独和落寞。在墨西哥，我一个年轻诗人都不认识，采访或者不管什么吧，这个主意简直让人欣喜若狂。我们当天就见了面，我到达约定地方时发现来了不止一个诗人，有四个诗人在等着我，他们想搞的不是一场采访，而是一场讨论，一场三方对话，内容打算发表在墨西哥一家顶级刊物上。参加者包括一个墨西哥人（他们中的一位）、一个智利人（也是他们中的一位），一个阿根廷人，就是我。另外两个随行而来的只是在那里听着。主题是拉丁美洲新诗现状。这个话题倒是很精彩。我说太好了，随时奉陪，我们找到一家还算安静些的咖啡店开始聊起来。

他们带来的一台录音机已经处于工作状态，可是在最紧要关头，机子忽然发生故障，然后又从头重来。这次持续了半个钟头，我喝了两杯咖啡，都是他们付的钱。显然，这种事他们还不娴熟：我是说录音机，我是说当着录音机谈论诗歌，我是说组织他们的思想然后清楚地表达出来。总之，我们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我们决定，索性不如每个人把自己想到的不管什么写下来，然后把写下的东西汇总在一起。最后，变成了我和那个智利人的讨论。我不知道那个墨西哥人怎么了。

我们把下午的时间全都用来散步了。我觉得这些孩子很有意思，可能是他们给我买的咖啡的缘故，我觉得他们有点怪，好像既在那里，同时又不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他们是我遇到的第一批墨西哥年轻诗人，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似乎显得怪怪的，可是前几个月，我见到过一些秘鲁年轻诗人、古巴年轻诗人，以及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年轻诗人，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很熟悉年轻诗人，确实有所不同，某些东西很让人怀念，比如同志般的情谊，强烈的共同理想，在任何拉美诗人聚会场合永远弥漫着的那种坦率。那天下午的某个时候，我记得简直像莫名其妙地喝醉了酒，我开始说起自己的那本书和我自己的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起那首叫《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诗，那首诗跟我这次获奖诗集中的其他诗作相比不好也不坏，但最终还是没有收进书里，我们可能还谈了诗的长度、页数，因为那两位（那个智利人和墨西哥人）写的诗都特别长，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我还没有读过呢，我想他们甚至都有一套长诗理论，称之为诗长篇，我想这大概是法国诗人想出来的东西，但记得不太确切了，反正我就跟他们说起了那首《丹尼尔·科恩–本迪特》，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说起这个来，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不收进书里，我说其实是美洲之屋的人决定把它拿掉，那个墨西哥人说，可是他们要征得你的同意啊，是吗，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征得我的同意。那个墨西哥人说他们拿掉了一首诗居然没有让你知道？我说是啊，实情我无法了解。智利人问他们为什么要拿掉？我说美洲之屋的人告诉我，那个科恩–本迪特正好发表过一些反对古巴革命的言论。那个智利人说这是惟一的理由吗？我像个混球似的告诉他，我想是吧，但那首诗并不是很好（那些小子们给我喝了什么让我这样说？）篇幅特别长，但并不怎么好，那个墨西哥人说这些杂种，但他却讲得很温柔，他真的说得很温柔，一点都不尖刻刺耳，好像他深知这伙人肢解我的书之前古巴人经历的一切，好像他内心深处已经不在乎那些蔑视我或者我们在哈瓦那的同志们。

文学并不天真烂漫。我从十五岁的时候就懂得这个道理了。我记得当时就想过这个，但我忘了是否把这个想法讲出来，如果讲过，当时的情景也忘了。后来这次散步（但我需要在此澄清，已经不是我们五个而是三个了，那个墨西哥人、智利人和我，另外两个墨西哥人走到炼狱的大门口时消失了）变成了在地狱边缘的徜徉。

我们三个人都不说话，好像被打成了哑巴，但身体仍在战斗，仿佛某种力量推着我们穿过那片陌生的土地，让我们手舞足蹈，那是一种默默无语、心领神会的散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接着我出现了幻觉，那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穿过的那个停车场面向一片湖泊，这片湖又面向一片瀑布，瀑布又变成一条河流，穿过一个公墓，所有这一切，包括湖泊、瀑布、河流、公墓都呈深绿色，而且悄无声息。这时我想起两种可能性必居其一：要么我可能疯了，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我的头脑向来是很清楚的，要么这些家伙让我吸了毒。后来，我说别走了，歇会儿吧，我感觉不舒服，需要休息，他们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只看见他们靠过来，我慢慢有了知觉，感觉自己在四处张望，想找个什么人，目击者什么的，可是看不到一个人，我们来到一片森林中，我记得我说这是什么森林啊，他们说查普特派克森林，然后带我走到一把条椅那儿，我们坐了片刻，其中一个问我哪儿疼（疼，这个词太对了，太贴切了），我本想告诉他们我全身到处都疼，整个人都在疼，可我却说也许问题出在我还不习惯这个高度，高度跟我过不去，让我看见了某些东西。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拉马·多拉达咖啡店，科约阿坎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4月。

蒙西瓦伊斯最早说过：马里内蒂和特萨拉的门徒们写的那些喧嚣、愤怒、做作的诗不过是在简单的印刷排列世界作战，永远不会超过儿童娱乐的水准。蒙西说的是尖锐派诗人，这个评价用在本能现实主义者身上同样合适。没有人理睬他们，他们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别人。1975年12月圣诞节前夕，我非常不幸在拉马·多拉达咖啡店撞上几个他们的人。店老板内斯托尔·佩思克里亚坚决支持我：这太令人扫兴了。负责的那个叫乌里塞斯·利马，另外一个家伙高大黑胖，叫莫克特苏马或者库奥特莫克，还有一个叫卢西欧斯·思肯。我正好也坐在这个位置，等阿尔韦托·莫尔和他的姐姐，这三个疯子忽然围住我，每边坐了一个，他们说，路易斯，咱们谈谈诗歌吧，分析一下墨西哥诗歌的前景，嘴里全是诸如此类的话。我这个人不喜欢粗暴，当然马上紧张起来。我开始琢磨：他们到底想干吗？他们怎么找到我的？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不得不说，这个国家本身就毫无风度，墨西哥文学同样没有风度，这点也不得不承认。不过，我们还是谈了二十分钟（我从来没有为阿尔韦托和他那势利姐姐的迟到如此恼火过），最后，我们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归根结底，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我们在憎恨着同样的事情。当然，我向来支持帕斯在文学界的地位。当然，他们欣赏的似乎全是自己目前正在做的一切。谢天谢地。我是说，这还算小恶，如果他们宣称是农民诗人的弟子，或者可怜的罗萨里奥·卡斯特拉诺斯的追随者，或者海梅·萨维内斯的门徒（在我看来，有一个海梅就够了），情况会更糟糕。阿尔韦托终于来了，我还活着，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有些话很不中听，这样的举止在拉马·多拉达这种地方显得很不得体，内斯托尔先生会给我撑腰，但顶多如此。阿尔韦托来时我想我已经控制了局面。可是，后来朱丽亚·莫尔又忽然到了，问他们是什么人，晚上有何安排。那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马上说没事可干，还说，如果她有什么想法的话不妨说说，干什么他都愿意奉陪。朱丽亚全然不顾弟弟和我给她使眼色，说我们可以上普雷亚波去跳舞，那是一个粗俗不堪的地方，在玛亚10号小区或者泰皮托，我只去过那么一次，可一直都在使劲忘掉它，我和阿尔韦托都不能逆着朱丽亚，只好出去上了阿尔韦托的车，乌里塞斯·利马、阿尔韦托和我坐在前面，朱丽亚、卢西欧斯·思肯和那个叫库奥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苏马的坐在后面。说实话，我最怕这个了，这些人很不可靠，有人告诉过我，他们在卡萨波尔达的圣波恩让蒙西难堪过，但是因为蒙西答应跟他们喝咖啡，你可以说那是给他们捧个场，他也有一定的错误，人人都知道，本能现实主义者就像尖锐主义者，人人都知道蒙西对尖锐主义者的态度，其实他对后来发生的事不该抱怨叫屈，不过，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虽然我有时忍不住想问他，但是从来没有问过，不想打探或者揭旧伤，再说，他跟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会面时的确碰到事儿了，人人都知道，所有偷偷地爱着和恨着蒙西的人都知道，出现了各种假设和说法，总之，阿尔韦托的车像光一般飞奔或者像蟑螂般爬行着（取决于路况）朝普雷亚波开去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朱丽亚·莫尔跟两个本能现实主义流浪汉在后面聊个不停。我不想给你描述那家俱乐部。我向上帝发誓，我们恐怕不会活着从那儿出来了。我只想透露一点，这里室内装饰和点缀其中的人种几乎就是从李萨尔迪的《脏鸟》以及马里亚诺·阿苏拉的《落水狗》、德尔·帕索的《何塞·特里戈》这些“浪潮文学”中最坏的小说以及20世纪50年代最糟的色情电影（不止一个女人长得像托戈莱勒，我以为她在50年代没有拍过电影，其实应该拍过）中直接抄袭来的。我们就这样进了普雷亚波夜总会，在靠近舞池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我完全不熟悉流行音乐，朱丽亚跳恰恰或者波莱罗或者丹颂舞时，我和阿尔韦托开始聊起什么（我发誓忘记内容了），一个服务员给我们上了一瓶龙舌兰或者老鼠药，我们一声不响要了，可见我们烦闷的程度。在比说出“差异”这个词所需要的更短时间里，我们忽然间就醉了，乌里塞斯·利马开始背诵起一首法语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背诵，但他的确是在背诵，我都没有发觉他在讲法语，也许是英语，我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理查德·布劳蒂甘的译文，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诗人，或许是约翰·吉奥诺的译文，管他是谁，没准是利马本人的替身呢，可是怎么会是法语？我有点意外。不错的语调，流畅的发音，这首诗，不知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很熟悉，但可能是因为我醉得越来越厉害，或者是无情的波莱罗音乐的缘故，我无法确定这是谁的作品。我想到了克劳德，可是我们谁也无法想像利马会背诵克洛岱尔的诗，能吗？我又想到波德莱尔，想到了卡图尔·芒戴斯（我曾给一所大学的刊物译过他的诗歌片段），想到了奈瓦尔。我得惭愧地承认，这些名字都曾涌进我的头脑。为了捍卫，我应该借着酒精的迷糊马上说出来，我自问奈瓦尔与芒戴斯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后来我又想到了马拉美。阿尔韦托也许在玩着同样的游戏，他说，这是波德莱尔的诗。当然不是波德莱尔的诗。我把这首诗写出来。看看你能不能猜出这是谁的作品：

我悲伤的心在船尾满怀怨恨，

烟丝填塞着我的心：

它们往这颗心上喷射着浓汁，

我悲伤的心在船尾满怀怨恨：

这些士兵们嘲弄着

引发一阵哄笑，

我悲伤的心在船尾满怀怨恨，

烟丝填塞着我的心！

阳亢雕塑般的年轻士兵们

他们的辱骂已使他们堕落！

晚祷时分，他们在墙上涂鸦

阳亢雕塑般的年轻士兵们。

喔，不可思议的大海，

捉住我的心，让它得以赎罪！

阳亢雕塑般的年轻士兵们

他们的辱骂已使他们堕落

当他们用尽他们的嚼烟，

该怎么办，喔失窃的心？

这将是纵酒狂欢的军号声

当他们用尽他们的嚼烟：

我的胃将鼓起，

如果我悲伤的心堕落了：

当他们用尽他们的嚼烟

该怎么办，喔失窃的心？

这是兰波的诗。很令人意外。这个意外只是相对而言。真正让人意外的是利马居然用法语朗诵了它。而且，我为自己没有猜出是谁写的略感恼火，因为我对兰波的作品相当熟悉，不过，我也不想因此让自己心烦意乱。又一个共同点。也许我们能活着走出那个地狱般的洞穴。背诵完兰波的诗后，乌里塞斯·利马讲了一个兰波和什么战争的故事，我不知道那场战争，战争这种话题我不感兴趣，但是其中有某种东西，某个共同的主题，把兰波与那首诗、那场战争联系起来，我敢肯定那是一个很污秽的故事，然而，这时先是我的耳朵，然后是我的眼睛又见证了其他一些污秽的小故事（我发誓如果朱丽亚·莫尔再拖我去类似普雷亚波这种喧嚣的地方，我非杀了她不可）、支离破碎的场面，那些垂头丧气的浪荡子与绝望的纯洁女孩或者同样绝望的年轻妓女们在光影反差强烈的急速旋转中起舞，我得承认，这加剧了我的迷醉程度，如果真醉了的话。这时什么地方吵起架来。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有叫骂声。阴影中两个流氓拽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家伙。我记得我对阿尔韦托说我们该离开了，否则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但阿尔韦托还在听着利马的故事不搭理我。我记得我望着朱丽亚跟利马的一个朋友跳舞，我记得自己又跟思肯跳了一曲波莱罗，仿佛是一场梦幻，然而，那也许是整个晚上我第一次感觉好极了，事实上就是整个晚上第一次感觉那么好。后来，仿佛如梦初醒，我记得我对着舞伴的耳朵轻声说，我们的举动也许会冒犯别的舞者和观众。忘了后来发生什么了。有人对我讲了粗话。我不知道，我准备要爬到一张桌子下面或者蜷曲在思肯的胸膛上睡了。可是，有人对我说了粗话，思肯做了一个动作，好像要推开我然后把脸转向说话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好像是女气小伙或者男同性恋什么的，我还不习惯这种语言，尽管我知道应该习惯），可我醉得一塌糊涂，浑身的肌肉都软了，他不能放开我——他要放开了，我会瘫在地上——他只好在舞池中间回骂了一句。我闭上眼睛，试图不要让自己看到这个局面。思肯的肩膀发出汗水的味道，一股奇怪的酸味，好像刚从某个化工厂的爆炸中好端端地逃了出来，后来我听见他在说什么，不是针对一个人而是好几个人，至少两个以上，那几个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后来我睁开眼睛，天哪，我看见那些人不是围住我们两个而是围住我一个，我的胳膊搭在思肯的肩膀上，左臂搂着他的腰，脸颊贴着他的肩膀，我看见了或者我想像自己看见了那些邪恶的表情，那些天生的杀手的凝视，后来，我在完全压倒醉意的极度恐怖中站了起来，我多想就此消失掉。噢，大地，吞噬掉我吧！我祈求让雷电击死我，一句话，我希望自己压根就没有生出来。简直是奇耻大辱。我羞愧得满脸通红，我想呕吐，我挣脱思肯，几乎站不住，我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无情嘲讽的对象，同时又成了攻击的目标。我欣慰的是嘲讽者同时也遭到了攻击。那感觉基本上就像在战斗（乌里塞斯·利马在说什么战斗、什么战争来着？）中遭到了背叛，我恳求正义天使或者世界末日的天使现身送来一场洪水，一场伟大神奇的洪水，快快把我们两派人都一扫而光，把我们所有的人一扫而光，结束这场荒谬和不公正。可是，后来，我透过双眼冰冷的湖波（这是个错误的比喻，因为普雷亚波里面酷热难耐，可我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来描述我想哭的感觉，在“即将”哭出的关键时刻我的想法变了，我使劲克制着，只能说一层变形的液体薄膜还在我的瞳孔中闪亮着），我看见了朱丽亚·莫尔的幻影，好像跟库奥特莫克，或者莫克特苏马或者内特萨瓦尔科尤特尔或者不管叫什么名字的人缠绕在一起，这个人跟思肯反击闹事的人，朱丽亚的胳膊搂着我的腰，问我这些婊子养的是不是向我动手了，然后把我从舞池中拉出来，离开那个令人厌恶的低级夜总会。我们一走出去，朱丽亚就领着我向小车走去，我在大街中间哭起来了，朱丽亚扶我到后座上，我请求——不，是恳求——她跟我坐在一起。我希望我们三个人一块回去，不要管那几个人了，让他们与自己的恶魔同类在一起好了。求求你了，朱丽亚，我说。她说，天哪，路易斯，你把我的这个晚上全毁了，别动。我记得后来我说道或者怒吼道：他们对我干出的事儿比对蒙西恶劣多了。朱丽亚问，他妈的他们对蒙西怎么了（她还问我蒙西是什么意思，她说成蒙茨或者蒙奇，我想不起了），我说：蒙西瓦伊斯，朱丽亚，蒙西瓦伊斯，那个散文家，她噢了一声，似乎毫不吃惊，我的天，这个女人真坚强，我想，然后我想我可能吐了，然后又大笑起来，或者哭起来，接着又吐了——就吐在阿尔韦托的车里！——朱丽亚开始放声大笑，这时另外几个人都从夜总会里走出来，我看见他们照在街灯光线里的影子，我想我都干了些什么啊？我干了些什么？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瘫倒在座位上，缩成一个球，假装睡着了。但我还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朱丽亚说着，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应答着。他们的声音显得挺开心，毫无敌意。接着阿尔韦托进了车子，说他妈的怎么回事，怎么这么臭，我睁开眼睛看着他照在反光镜里的双眼，我说对不起，阿尔韦托，不是故意的，我实在太恶心了。这时朱丽亚坐到乘客座上说，天哪，阿尔韦托，打开窗户，臭死了。我说别介意，朱丽亚，没必要那么夸张。朱丽亚说：路易斯，这味道简直就像你死了一个星期似的，我笑了，声音不太大，但我已经感觉好起来。到了大街尽头，在普雷亚波的灯箱招牌下，几个人影在游荡，但不是冲我们的车而来，这时朱丽亚摇下车窗吻了思肯或者莫克特苏马或者库奥特莫克，但却没有吻乌里塞斯·利马，他跟车保持着一段距离，仰望着天空，接着，思肯把脑袋栽进窗户说，怎么样啊，路易斯，我甚至都不愿回答，只是做了个动作仿佛在说很好，我很好，接着阿尔韦托发动起那辆道奇车，车窗全都放下，我们离开泰皮托，返回各自住的小区。

阿尔韦托·莫尔，皮塔戈拉斯大街，纳瓦特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4月。

在某种意义上，路易斯说的没错。我姐姐完全是个疯子，没错，可是她很有魅力，才二十二岁，比我大一岁，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马上就要从医学院毕业了，她想做个儿科专家。她可不是什么天真无邪的女孩。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必要清楚这点。

其次，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我开车的速度并没有像闪电一般。那天我开的那辆蓝色道奇是我妈妈的，只要开上那辆车，我总是小心翼翼。呕吐的事完全可以谅解。

第三，普雷亚波在泰皮托，后者相当于一个战区，一个三不管地带或者铁幕的背面。最后，舞池里几乎打起来，可我什么也没看见，因为我坐在桌边跟乌里塞斯·利马聊天。据我所知，玛亚10号小区没有夜总会，我姐姐可以作证。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我没有提到波德莱尔。我想，是路易斯说到波德莱尔、卡图尔·芒戴斯甚至雨果的。我什么也没说。我觉得听着像兰波的诗，但我什么也没说。相信你听明白了。

另外，本能现实主义者的行为没有我们担忧的那么可怕。我以前没见过他们，只是听说而已。大家都知道，墨西哥城是个只有一百四十万人的小镇。他们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正面的。那个叫卢西欧斯·思肯的老想调戏我姐姐，可怜的傻瓜。另外那个家伙，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不是库奥特莫克）也使出浑身解数。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他们甚至以为夺得了些许地盘。此景堪哀，但也不无甜蜜之处。

至于乌里塞斯·利马，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高傲，他的法语也讲得不错。他还讲了个很精彩的故事，跟兰波的那首诗有关。他说《失窃的心》是一首自白诗，描写了兰波从查尔维尔到巴黎的一次旅行经历。兰波旅行（徒步！）途中路遇一群醉醺醺的士兵，他们先是嘲笑诗人，然后就要过来对他动粗。坦率地说，这是一个非常粗俗的故事。

不过还不止于此。据利马说，那几个士兵或者至少他们的头目，那句“我的心被一位下士覆盖”里的“下士”，是法国侵略墨西哥的老兵。当然，我和路易斯都没有追问他这么说证据何在。但我对这个故事颇感兴趣（跟路易斯不同，他更感兴趣的是我们身边发生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想多了解一些。后来，利马告诉我，在1865年，李布雷奇上校手下的一支纵队，本来驻扎在索诺拉的圣特雷萨，没有再发回战报失去了联系，因此为在墨西哥东北部执行任务的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的物资集散中心指挥官埃伊多克思上校，向圣特雷萨派出一支三十人的小分队。

这支小分队由劳伦特上尉、罗瓦切中尉和冈萨雷斯指挥，后者是墨西哥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据利马说，次日行军途中，这支小分队来到圣特雷萨附近一个叫维拉维西奥萨的小镇，但始终没有与李布雷奇的纵队取得联系。除了罗瓦切中尉和在这次行动中死掉的三个士兵，剩下的所有的人在镇上惟一的小客栈吃饭时悉数被捕，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后来的“下士”，当时还是一个二十二岁的新兵。那几个囚犯被麻绳捆着带到维拉维西奥萨镇的军队指挥官和镇里的一群头面人物前。这个指挥官是个混血儿，同时对英诺森西奥和埃尔洛克负责。这些头面人物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大多数都光着脚丫子，他们盯着这些法国人审视了会儿，然后就躲到一个角落商量该怎么办。半个小时后，明显对立的两派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他们把这几个法国人带到一个带顶的畜棚里，除掉衣服和鞋子，很快，抓捕者们就来强奸和折磨他们。

午夜时分，他们割了劳伦特上尉的喉咙。冈萨雷斯中尉和两个中士、七个士兵被带到大街上，几个骑着这些士兵带来的马匹的模糊人影借助火把刺死了他们。

黎明时分，那个未来的“下士”和另外两个士兵设法挣脱镣铐，在墨西哥境内四处逃窜。没有人在后面追他们，但最终只有那个未来的“下士”活了下来把这段故事说了出来。他在沙漠游历了两个星期后来到埃尔塔约。他乔装打扮，在墨西哥一直待到1867年，然后随巴萨伊内（或者当时指挥这帮法国兵的什么人）的部队回到法国，他们从墨西哥撤回，扔下那位皇帝自生自灭。

卡洛斯·蒙西瓦伊斯，沿着圣波恩附近的马德罗大街行走，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不存在什么伏击，没有什么暴力事件，没有这种东西。两个年轻人可能还不到二十三岁，都留着极长的头发，比其他任何诗人的头发都长（我可以以每个人头发的长度为证），他们决不承认帕斯有任何优点，洋溢着充满孩子气的固执，不喜欢就是因为不喜欢，全心全意地想否定别人一望而知的特点。有时一念之差（我想是精神上的），他们让我联想到何塞·奥古斯丁［4］ ，想到古斯塔沃·萨因斯［5］ ，但绝没有那两位杰出小说家的横溢才华，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钱付我们喝的咖啡（还得我来付），言之无物，没有原创的思想。不过是两个迷茫的灵魂，两只空空荡荡的容器而已。至于我自己，我想不仅仅是慷慨（咖啡不论）了。有时我甚至建议乌里塞斯（我想不起另外那个的名字了，我想是阿根廷或者智利人）应该写一篇我们一直讨论的帕斯作品的书评。如果真写得不错，我对他说，特别强调了不错这个词，我会发表的。他说好吧，他会写的，他会把文章带到我家里。我说你别带到家里了，我母亲见了你说不定会给吓着的。我不过是开个玩笑。可是他们却满脸严肃地（不带一点微笑）接受了，说会通过邮件寄来。我一直还在等着呢。

2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噢，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我说，你们在哪儿听说她的，小伙子们？其中一个说他们想写一篇关于尖锐主义者的文章，他们走访过吉尔曼、阿克莱斯和马普莱斯·阿尔塞，读遍那个时期所有的杂志和书籍，他们在所有那些名字中，那些赫赫英名，那些不再有任何价值，甚至连不快的记忆都算不上的空名中，发现了塞萨雷亚的名字。真的吗？我问。他们望着我笑了，两个人同时笑了，这两个淘气家伙，好像有一种内在的心灵感应，如果这样说有意义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名字很古怪，他们说，她好像是个独一无二的女人，很多文献都提到她，全都说她是个优秀的诗人。一个优秀的女诗人？我说，你们在哪儿读过她的作品？我们没有读过她写的任何东西，他们说，任何书刊都不曾发表过，这反而激起了我们的兴趣。怎么让你们感兴趣的，小伙子们？来说一下你们的感想。大家都在称赞她或是诋毁她，可是却没有任何人出版过她的作品。那个智利人说，我们读过冈萨雷斯·佩德雷诺的杂志《人类的运作》、马普莱斯·阿尔塞的先锋派作品目录还有萨尔瓦多·萨拉萨尔的杂志，除了马普莱斯的目录，她的名字不曾在任何书刊上出现过。此外，胡安·格拉迪、埃内斯托·鲁维奥和阿达尔韦托·埃斯科瓦尔都在各自的访谈中提到过她，而且用的是由衷的溢美之词。起初我们以为她是个尖锐主义者，一个追随者，那个墨西哥人说，可是马普莱斯·阿尔塞告诉我们，塞萨雷亚从来不曾参加过他发起的那个运动，不过马普莱斯的记忆或许有误，那个智利人补充了一句。我们不相信这种说法，那个墨西哥人说。马普莱斯记得塞萨雷亚不是尖锐主义者，记得她是个诗人，智利人说。夸夸其谈的小伙子。夸夸其谈的年轻人。两个人还挺心有灵犀的。一阵寒战袭遍我的全身。可是在他丰富的藏书里找不出一首塞萨雷亚写的诗支持他的说法，那个墨西哥人说。一言以蔽之，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我们四处打听，我们访谈过李斯特·阿苏比德、阿克莱斯·贝拉、埃尔南德斯·米罗，结果都差不多，谁都对她有点印象，那个智利人说，可谁也没有她写的任何东西可供我们拿来研究。小伙子们，你们的研究具体是什么？接着，我举起手，趁他们回答之前又给灌了些梅斯卡尔龙舌兰酒，然后在手扶椅边坐下，我敢说自己的臀部就像挨在一把剃刀的锋刃上。

佩尔拉·阿维莱斯，列奥纳多·达·芬奇街，米克斯科阿克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那时我没有多少朋友，可我认识他时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我想谈谈1970年代，那时我们俩都在波尔维尼尔上学。其实就是不久之前的事情，这说明记忆都是相对的，就像某种语言，我们以为对它很熟悉，其实未必，记忆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事物拉长或者缩短。我经常告诉他这个道理，可他从不听。有一次我跟他上家里去，那时他还住在学校附近，我碰见了他妹妹。家里没有别人，只有他妹妹，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很快他们就搬到那不勒斯区，后来他就永远辍学了。我常对他讲：你不是想上大学吗？你难道想自动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吗？他大笑着对我说，在大学里学到的跟在高中学到的肯定一样，那就是什么都学不到。可是你这辈子总有个打算吧？我问，你想干什么工作？他说不知道，也不关心。一天下午，我去家里看他，问他是不是在吸毒。没有，他说。从来没有？我问。他说，吸过大麻烟，但那是很久以前了。没吸别的？没有，他说，接着又笑起来。他是在嘲笑我，但我并不在乎。其实我喜欢看他笑。那时他碰到一个著名的电影和戏剧导演。他的智利同胞。有时他跟我聊起此人，说如何在剧院门口接近他，当时剧院正上映这个导演的一部戏，这部戏写的是赫拉克利特或其他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是用这位哲学家的作品大致改编而来，此剧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墨西哥还很封闭，轩然大波跟戏的内容无关，而是因为演到中途时几乎所有演员全裸出场。我当时还在波尔维尼尔上学，身处主业会恶臭的包围中，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和阅读上了（我老觉得自己读书不多），我惟一的娱乐，我觉得有着莫大快感的事就是去他家。我经常在固定时间去见他，但并不常去，我不想惹人讨厌或者显得碍手碍脚。我往往都是下午去，或者等天黑了再去，聊上两三个小时，谈论的基本上都是文学，他也给我讲些跟那位导演交往的传奇故事，语气显然很钦佩，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戏剧，但他酷爱电影，其实，现在想来，当时他读的东西并不多，谈论书的主要是我，我真还读了不少东西，文学、哲学、政论文都看，可他未必读那么多书，他经常去看电影，差不多每天或者每隔三天看一次，非常频繁，真的，还经常去导演家。有一次，我告诉他应该多读点书，他说已经把一切自己觉得重要的著作都读过了。太狂妄了！他有时就喜欢这样说，有时他就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但我一切都原谅他，无论他做了什么，我似乎都觉得很好。有一天，他告诉我跟导演吵了一架。我问为什么，他不想说。或许他说了，跟文学观点的分歧有关，就这么回事。我设法从他那里套出，导演说聂鲁达是狗屎，还说尼卡诺尔·帕拉［6］ 是西班牙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诸如此类的东西吧。当然我不相信两个人会为这种无关紧要的事儿吵架。我们国家，他说，人们经常为这种事情吵架。噢，我说，墨西哥人经常无缘无故地互相残杀，但受过教育的人显然不会这么干。当时我对文化教养的认识多么理想化啊。过了段时间，我去拜访那个导演，胳膊下夹本恩佩多克莱斯的小书。他妻子带我进去，导演本人很快就来到客厅，我们聊起来。他上来就问我从哪儿得到地址的。我说朋友给的。噢，是他，导演说，马上就打听起他怎么样，在干什么，为什么再没有上家里来了。我把闪进脑子的第一个答案告诉了他，然后开始谈起别的事。从那之后，我就有两个人可以拜访了，导演和我的朋友，忽然，我发现自己的眼界不知不觉开阔起来，我的生活逐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那些日子很开心。可是，一天下午，导演再次问过我朋友的情况之后，说出了他们之间争吵的真相。他的描述跟我朋友说的完全不同。那场争吵跟聂鲁达和帕拉，以及他们可敬的诗歌观点的正确性有关，但这种说法又出现了新的信息，导演说（我知道他说的是真情）：他跟我的朋友吵起来，我朋友在绝望地捍卫聂鲁达时说不出话来，竟然哭了。就在这里，在导演的客厅里，像个十岁的孩子般毫不掩饰，可他已经十七岁了。导演说，只有他们两个人时的那场眼泪让我的朋友疏远了导演，因为他大概为自己对这种无聊又不重要的分歧作出如此反应而感到羞愧吧（据导演说）。告诉他来看我，那天下午，要走的时候导演对我这样说。后来，我花了两天琢磨导演说过的话，琢磨我朋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干吗不把整个过程都说给我听。我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他感冒了，在读一本关于圣殿骑士的书，哥特教堂之谜那一类的东西，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读这种垃圾，但说实话，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他读这种书感到惊讶了，有时是惊悚作品，有时又是垃圾科幻，所幸他自己读这些书却从不试图劝服我也去读，所以，只要我读了一本好书，都会马上转交给他，有时我得等上整整几个星期，让他读完那本书，这样我们才能讨论。他躺在床上读着那本书，我一踏进他的房间就开始哆嗦起来。我们聊了会儿，聊了什么我已经忘了。也许我们默默地待了会儿，我坐在他的床脚，他捧着那本书，两个人不时地偷偷看一眼对方，听着电梯发出的声音，那感觉好像待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或者在夜晚的乡村迷了路，就那样听着马鸣的声音。我真想就那样坐上半天，后半辈子都那样坐着。但我还是说话了。我告诉他最近去导演家了，我转告了导演的话，说他应该去看看导演，导演一直都在等着，他说：那就让他坐那儿等着吧，我再也不会回去了。后来他又捧起那本书来读。我争辩说单凭聂鲁达的诗好说明不了帕拉的诗就不好。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我才不在乎聂鲁达或者帕拉的诗好不好呢。那为什么发生那么严重的争执，为什么争吵呢？我还设法探问，但他不肯回答。接着我犯了一个错误。我靠过去一点，坐在他身边，我从自己口袋里取出一本书，那是一本诗集，我给他读了几行。他默默地听着。这首诗写的是水仙花和一片无边无际、住着雌雄同体人的森林。我读完了，他什么也不说。你觉得怎么样？我问。不知道，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呢？我告诉他，我认为诗人都是雌雄同体，他们只有彼此理解。诗人们，我说。我本来想说：我们诗人们。可是他盯着我，好像我脸上的肉都被剥掉了，只剩下个骷髅头，他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别傻了，佩尔拉。来了这么一句。我立刻脸色惨白，浑身开始颤抖，只想设法挪开点，我试图站起来，可是却没能办到，他自始至终坐在那里没有动一下，看着我微笑，好像皮肤、肌肉、脂肪和血液全从我的脸上溜掉了，只剩下黄黄的或白白的骨头。我一下子都不会说话了。后来说了或者咕哝了一句，太晚了，我得走了。我站起来，说了声再见，然后就走了。他甚至都没有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我穿过空荡荡的客厅和过道时，我想我再也不会见他了。不久，我上了大学，我的生活发生了九十度的转折。多年以后，纯属偶然，我碰见了他妹妹，正在文学系散发托洛茨基分子的宣传资料。我从她那儿买了本小册子，后来我们去喝咖啡。我已经不再去见导演了，那时我即将要拿到学位，并且持续写着基本上没人读的诗。我自然问了他的情况。妹妹把他最近的经历详细给我讲了一番，他遍游拉美，回到自己的祖国，经历了一场政变的考验。我自己所能说的只有一句话：太倒霉了。是啊，他妹妹说，他打算在那里定居生活，没去几个星期，军方就发动了一场政变，真是倒霉透了。我们一时不知还聊些什么好。我想像他在一个洁白的空间迷失了方向，在一个变得越来越肮脏和污秽的处女地迷失了方向，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连我记忆中的那张脸也扭曲了，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形象似乎跟妹妹所描述的内容融合在了一起，那荒谬的体力测试，令人恐惧、毫无意义的成人礼，以及我曾经对他的期许显得如此遥远，甚至连他妹妹谈论拉美革命及其带来的失败、胜利、死亡时的声音听着都有些陌生，我连一秒钟都坐不下去了，我说我要去上课，改日再见。我记得有那么两三个晚上，我梦见他了。在我的梦中，他显得很瘦削，简直是皮包骨头，他坐在一棵树下，头发很长，衣服皱皱巴巴的，鞋子也烂了，都站不起来走路了。

卢西欧斯·思肯，泰派吉大街某顶楼房间，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阿图罗·贝拉诺从来就不喜欢我。乌里塞斯·利马倒是喜欢我。一个人能感觉得出这种东西来。玛丽亚·芬特喜欢我。安格丽卡·芬特不喜欢。这无所谓。罗德里格斯兄弟喜欢我：潘乔和莫克特苏马，还有小诺伯托。有时他们也会批评我，有时潘乔说他不理解我（特别是我跟男人睡觉时），但我知道，他们仍然关心着我。阿图罗·贝拉诺则不然。他不喜欢我。哦，我总觉得是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的问题。二十岁之前，在阿图罗去智利说是参加革命之前，他跟阿图罗是朋友，我跟埃内斯托曾是情人，或者照他们说是情人，后来我蹬了他。其实我跟埃内斯托只睡过那么几次，所以，如果别人无缘无故地生气，怎么能说过错在我呢？我也跟玛丽亚·芬特睡过觉，阿图罗·贝拉诺对此有意见。那天晚上要在普雷亚波夜总会跟路易斯·罗萨多睡了，贝拉诺准会把我从这个社团踢出去。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贝拉诺听说普雷亚波夜总会发生的事儿后说，我们不是恶棍和皮条客，而我不过是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而已。我辩解时只好结结巴巴地（断断续续，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说我是个天生的怪物。可是贝拉诺听不懂这个玩笑。在他看来，我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错的。不过当天根本不是我请路易斯·罗萨多跳的舞。那是路易斯无所事事主动找上我的。应该说我喜欢路易斯·罗萨多，但谁也没法跟这位第三世界的安德烈·布勒东解释。

阿图罗·贝拉诺全怪我不好。这挺好玩，因为只要我在他身边，我总想把事情做好了。可是从来就没干妥当过。我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家。能搜到什么我就吃什么。有一回我从湖畔小屋偷了一尊雕塑。那个导演，那个叫雨果·古铁雷斯·维加的恶心鬼说一定是本能现实主义的人干的。不可能，贝拉诺说。他可能脸都红了，他觉得太尴尬了。可他还是支持我。不可能，他说，可是他并不知道就是我干的。（如果他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几天后乌里塞斯告诉他；是卢西欧斯·思肯偷的雕塑。他这么说了，但并非真以为是我偷的，就像在开玩笑。乌里塞斯就是这样。他对这些事儿从不当真，在他看来都挺好玩的。可是贝拉诺却气炸了，说怎么会这样，说湖畔小屋的人给我们安排过几场朗读会，他觉得要对失窃事件负责。好像他是所有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母亲似的。不过，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假装不知道，就这样过去了。

有时我很想把他揍个稀烂。所幸我是个热爱和平的人。而且，大家都说贝拉诺很坚韧，可是我知道不是这样。他很热情，有自己的勇敢方式，但算不上坚韧。潘乔很坚韧。我的朋友莫克特苏马很坚韧。我很坚韧。贝拉诺只是貌似坚韧，可我知道他并不坚韧。可我为什么不在某个晚上揍他一顿让他坚韧一把呢？大概是因为我尊重他。虽然他比我年轻，蔑视我，视我如粪土，从内心深处我还是尊重他，听他的，一直在等着被他认可的信号，我从来没有举手反对过这杂种。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5月。

你看过跳求偶舞的鸟儿在灌木丛中做花园、尖塔和空地的纪录片吗？你知道，只有那些能做出最好的花园、最好的尖塔、最好的空地、会跳最复杂舞蹈的鸟儿才能找到配偶吗？你没有见过那些为了吸引雌性练习跳舞到死的荒唐鸟儿吗？

阿图罗·贝拉诺就是这种东西，完全是一个愚蠢自负的孔雀。本能现实主义是他为我而跳的声嘶力竭的求爱舞蹈。问题是，我再也不爱他了。你可以用一首诗向一个女孩求爱，可是却无法用一首诗来留住她。甚至一场诗歌运动也无济于事。

为什么我还要跟他的那些旧友来往一段时间呢？他们曾经也是我的朋友，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可是不久我就厌倦了他们。我来告诉你。大学是很真实的，生物系是很真实的，我的教授们是很真实的，我的同学们都是很真实的。我是说很具体，目标清楚，计划清楚。那帮人却并不真实。伟大诗人阿里·丘马西罗［7］ （我想此人不该因为取了这个名字而受责备）是很真实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留下的东西是真实的。另一方面，他留下的东西又并不真实。那些被乌里塞斯催眠、然后被阿图罗领到屠宰场的可怜的小老鼠们啊。我还是尽量表述得准确点：最要命的是，他们几乎全都至少二十岁了，可举止行为却好像只有十五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莫尔家的灯光草坪聚会，二十多人，拉斯洛马思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7月。

不知道是违反逻辑还是幸运，我又见到卢西欧斯·思肯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他说，他打电话给《退场线》编辑部，他们把电话号码给了他。尽管常识告诫我要防范（那完全是胡扯，我们诗人谁会遵循这个？）我还是同意当天晚上在起义者广场一家我常去的咖啡店里同他见面。我当然也有过爽约的念头，而且如果看到别人跟他一起来就准备随时转身离开，可是到那儿（晚了半个小时）后，看到卢斯西欧·思肯一个人在那里，几乎是趴在桌上写东西，一股巨大的暖流忽然涌过我的胸口，那一刻之前我的心还是冰凉麻木的。

我要了杯咖啡，告诉他也该要点什么。他直视着我的眼睛，难为情地笑着。他说他是个穷光蛋，没关系，我说，随便点，我请客。他说很饿，想来点香辣鸡肉玉米饼。这儿不做这个，我说，不过可以给你来份三明治。他似乎想了一下，然后说好吧，来份香肠三明治。他总共吃了三份三明治。我本来要给人打个电话或者去看看他们，最后给谁也没打。或许还是打了，我在咖啡店里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要晚点回家，我瞎编了几个去处。

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很多。他的家庭，他的家乡，他早年在墨西哥城的经历，他的梦想。他想成为一个诗人，一个舞蹈家，一个歌手，他想养五个孩子（就像手上的五根指头那样，他说，然后举起手掌，那手指差点蹭到我的脸），他想在楚鲁巴斯科制片厂［8］ 碰碰运气，还说欧瑟兰斯基曾安排面试让他演部戏，他想学绘画（他极其详细地给我讲述了打算创作的绘画的构思）。可是，我们谈话途中，我不禁想告诉他，我对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一点主张都没有，但我还是决定别说的好。

后来他请我跟他一起回家。我一个人住，他说。我开始发抖，问他住在哪里。在南罗马，在伸手可摘星辰的楼顶的某个房间。我说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实在太晚，我该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法国小说家J.M.C.阿西莫鲍尔迪要来墨西哥，我和几个朋友要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首都安排一场观光活动。阿西莫鲍尔迪是谁？卢西欧斯·思肯问。本能现实主义者们实在孤陋寡闻。法国一个知名小说家，我说，不过几乎没有作品翻译过来，我是说翻译成西班牙语，仅有一两部小说在我们阿根廷出版过。这个名字听着不怎么熟悉，他说，他又坚持要我跟他去家里。为什么要我跟你回去啊？我说，直视着他的眼睛。我平常没有这么大胆。我有事要告诉你，他说，你会感兴趣的事。会让我多感兴趣？我说。他盯着我，好像不理解，接着又忽然语带双关地说：什么多啊？多少钱吗？不，我急忙澄清，你要说的事情在多大程度上会让我感兴趣。我只好停下亲自解释清楚了，告诉他别这么傻了。这事跟本能现实主义者有关，他说。噢，我对这个毫无兴趣，我说。我很抱歉这样说，别误会了，我也不是毫不关心本能现实主义（天哪，这叫什么名字啊）。我告诉你的东西你一定会感兴趣，我知道肯定会的，他说。他们的作品总是惊天动地的。你完全搞不清。

我承认，刹那间，我的脑子闪过“恐怖行动”这个念头。我仿佛看见本能现实主义者准备要绑架帕斯，我看见他们撞进帕斯家（可怜的玛丽亚·何塞［9］ 还有被砸碎的瓷器），我看见他们簇拥着帕斯出来，把他高高地举过肩头或者像块地毯般抬出来，我看见他们乘着一辆破破烂烂的黑色凯迪拉克消失在内特萨瓦尔科尤特尔的贫民窟里，帕斯在后备箱里颠着滚着，但我迅速恢复了正常。肯定是我太紧张了，或者从起义者广场上（我们就坐在人行道上聊天）刮来的阵风挖掘着行人和司机内心最疯狂的念头。我再次拒绝了他的邀请，他仍然坚持不懈。我想告诉你的东西，他说，将动摇墨西哥诗歌的基础。他甚至都说到了拉美诗歌的基础。但还没有说世界诗歌的基础。你可以说他狂妄的吹嘘仅限于西班牙语世界。他告诉我的事情会颠覆西班牙语诗歌。好啊，我说，找到胡安娜修女的未刊手稿了？或者发现胡安娜修女写的墨西哥命运预言书了？不是，当然不是，那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曾经找过但永远不会看到的17世纪的失踪藏书。那是什么？我问。到我住的地方才会告诉你，卢西欧斯·思肯说着把手搭在我肩上，好像要把我拉近些，好像又要请我在普雷亚波恐怖的舞池里跳舞。

我开始战栗起来，他注意到了。为什么最倒霉的事儿都让我碰上了呢？我想，为什么我就会吸引那种最阴郁、最缺乏教养、最绝望的人呢？我每年这样扪心自问两次。至今还没有找到答案。我告诉他，我有一个朋友画室的钥匙。我们可以上那儿去，很近，步行可到，他可以在路上告诉我想说的事情，我以为他不肯答应，但他却答应了。忽然，夜色显得很柔美，风不刮了，我们步行过去时只有微风相伴。他开始讲了，但坦率地说，他说的事儿我几乎全忘了。我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希望：那晚埃米里奥别在他的画室（埃米里奥托·拉古纳，他如今在波士顿学建筑，父母受够了他在墨西哥的小资生活，打发他走了：要么去波士顿拿个建筑学位，要么找份工作干），我还希望那里不要有他的任何朋友，后半夜不要有人——天哪——出现在画室附近。我的祈祷应验了。不仅画室里没有人，而且还很干净，好像拉古纳家的用人收拾好后刚刚离去。思肯说这个画室太棒了，这种地方让你不由得想画画，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面对此情此景，我很难过，但又很难为情——比难为情还要糟糕），我开始给他看埃米里奥的画，我想不起还有什么更好的事儿可干，我把这些画布贴着墙竖起来，听着他在我身后喃喃赞赏或者评论（他对油画一无所知），画不断被摆出来，我想最近埃米里奥还真画了不少，谁都会这么想，除非是他的朋友们画的，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我只扫了一眼就发现风格不止一种，特别是几张红色的非常帕伦丽亚·何塞［10］ 风格的画，样式比较固定。可是谁在乎呢？事实上，我对这些画根本不以为然，但我没有这种原创的才华，四壁全摆满埃米里奥的画后，我转过身，汗水淋漓，问思肯觉得怎么样，他面带邪恶的微笑说，我完全没必要费这个劲。说的没错，我想，我这是蒙自己，干完了这个，我全身灰尘，臭汗淋漓。接着，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你流了这么多汗，问我画室有没有卫生间，他去冲个澡。你也需要洗一下，他说。我说，可能声音特别细小，是啊，这儿有淋浴器，但我觉得可能没热水。他说挺好，冷水更好，我经常洗冷水澡，楼顶上是不供热水的。我不情愿地走进卫生间，脱掉衣服，打开龙头，冷水的激流差点把我击晕了，我的肌肉缩了起来，最后竟然感觉全身都是骨头。我闭上眼睛，我也许都喊叫了，后来他也来洗了，用胳膊搂住了我。

下面的细节我不想透露，我至今仍然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几个小时后，我们在黑暗中躺下，我问谁给他取的卢西欧斯·思肯这个名字，如此富于暗示性，如此贴切。这就是我的名字，他说。嗯，我说，挺好，是你的名字，但谁取的？我想了解你的一切。做完那事后你再说这种话就显得有些蛮横和愚蠢。他说：玛丽亚·芬特，接着又不言语了，好像忽然被记忆击溃。在黑暗中，我觉得他的侧影显得很忧伤，心事重重而忧伤。我问，也许语气中带有一丝讽刺意味（也许嫉妒心左右了我，但我也觉得很忧伤），不知玛丽亚·芬特是不是获劳拉·达米安奖的那位。不是，他说，获奖的是安格丽卡，玛丽亚是她的姐姐。他说了更多安格丽卡的事，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内容了。这个问题好像自然从我嘴里迸出：你跟玛丽亚睡过觉吗？他的答复（我的天，思肯的侧影多么忧伤漂亮）令人崩溃。他说：我跟墨西哥的每个诗人都睡过觉。当时我本应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抱住他，但我什么也没有做，而是不断地问他问题，而且问题一个比一个糟糕，每一个问题都无凭无据。早上五点钟，我们各奔东西。我在起义者大街打了一辆出租，他步行向北走去。

安格丽卡·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7月。

这个时代可真奇怪。我成了潘乔·罗德里格斯的女朋友。阿图罗·贝拉诺的智利朋友费里佩·穆勒也爱着我。可我最喜欢潘乔。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最喜欢潘乔。不久前，我获了劳拉·达米安青年诗人奖。我不认识劳拉·达米安。但我认识她的父母，以及许多认识她的人，甚至她过去的朋友。在一次长达两天的派对结束后我跟潘乔睡了。最后那天晚上，我跟他睡了。姐姐说要我当心。可她凭什么给我这个忠告？她现在就跟卢西欧斯·思肯、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潘乔的弟弟睡觉呢。她还跟一个叫吉普的诗人睡呢，一个三十多岁的酗酒者，不过她至少还算文雅，没有带那人上家里来。我实在忍受不了她的那帮情人。你干吗不到他们的猪窝里去操呢？我有一次这样问她。她没有回答，后来就哭了，她是我的姐姐，我爱她，可她缺乏自控能力。一天下午，潘乔谈论起她来。说了那么多，以至于我觉得她跟潘乔也睡过了，当然没有，我熟悉她的所有情人。晚上我常常听到他们在距离我的床不足十五英尺的地方呻吟，光凭他们发出的声音，凭他们的高潮反应，有的很安静，有的很闹，凭他们对我姐姐说的那些话，我就能分出是谁。

潘乔绝对没有跟她睡过。潘乔跟我睡了。不知为什么，反正我选了他，甚至有那么几天我在爱的陶醉中都有点迷失了方向，尽管我从来都没有真正地爱过他。第一次非常痛苦。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疼，但这种疼并不是无法忍受。我们是在格雷罗区的宾馆里做的，一家妓女可能经常光顾的宾馆。高潮过后，潘乔说想跟我结婚。他说他爱我。他说要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望着他的脸，刹那间我想他一定是疯了。后来我意识到他其实怕我，害怕我，这让我很难过。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显得如此渺小，这也让我很难过。

我们又做了几次。再也不疼了，但也不见得感觉有多好。潘乔看着我们的关系像——像什么呢？——眨眼般迅速熄灭，好像一天结束时工厂里的灯全灭了。不，更像一幢办公楼的电灯，渴望融进无名的夜晚。这是一个人为设计出的意象，但却是潘乔自己的选择。这个造作的意象上还附着三言两语脏话。一天晚上，诗歌朗诵会结束后，我想潘乔已经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那天晚上，我说我们分手吧。他的反应并不激烈。我想，有一周时间，他试图把我弄上床，但都没有得逞。后来他又试图跟我姐姐睡。我不知道他得逞了没有。一天晚上我梦里醒来，发现玛丽亚在跟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做爱。行了，我说，我想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平时读着胡安娜修女的作品，可是行为却像个浪荡女。我打开灯，发现跟她在一起的是卢西欧斯·思肯。我让他立刻走人，否则就要叫警察了。玛丽亚的表现非常古怪，并没有抱怨。卢西欧斯·思肯穿上裤子时还说请原谅吵醒了我。我姐姐可不是妓女，我说。我知道自己的举止有些乖戾。不仅我的举止，我的语言也如此。总之一切都很乖戾。卢西欧斯·思肯走后我到姐姐的床上去睡，我搂住她哭起来。后来，我去了一家大学剧团打工。我有一部书稿，父亲想把它寄给几家出版社，但我没同意。我不再参加本能现实主义者的活动。我不想再跟他们有任何关系。后来，玛丽亚告诉我潘乔已经不再是这个群体的人了。我不知道他是被开除了（是不是阿图罗·贝拉诺开除了他）或者他自己离开的，或许他只是对一切都心灰意冷了。可怜的潘乔。他的弟弟莫克特苏马还在这个团伙中。我印象中在一本选集里看到过他的一首诗。但是，他们再也不上我们家了。我听说阿图罗·贝拉诺和乌里塞斯·利马在北方失踪了，父母曾经谈到过这事。母亲大笑。我记得她说：有朝一日他们还会露面。父亲似乎很忧虑。玛丽亚也很忧虑。我不。那时我的朋友中只有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脱离那个团体了。

3

曼努埃尔·马普莱斯·阿尔塞，走在塞罗路上，查普特派克公园，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8月。

这个年轻人，阿图罗·贝拉诺，来采访过我。我只见过他一次。他跟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来的，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几乎不说一句话。女孩是美国人。

我告诉他们，我讨厌录音机，原因跟我的朋友博尔赫斯讨厌镜子一样。你跟博尔赫斯是朋友？阿图罗语带惊讶地问，我觉得有点受辱。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说，遥远的青年时代，可以说是很亲密的朋友了。那个美国人想知道为什么博尔赫斯讨厌录音机。因为他是个瞎子，我想，我用英语告诉了她。眼瞎跟录音机有什么关系？她问。那会让他联想到听觉的危险，我回答。听着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脚步声，敌人的脚步声。那个美国人望着我的眼睛，点点头。我认为她并不了解博尔赫斯。我认为她对我的作品就完全不知道了，尽管约翰·多斯·帕索斯翻译过我的作品。我想她也不怎么熟悉约翰·多斯·帕索斯。

可是我的思路有点混乱了。我这是在哪里？我告诉阿图罗·贝拉诺最好还是别用录音机，能给我一份采访提纲更好。他同意了。他抽出一页纸，趁我带着他的同伙们看房间的工夫写要问的题目。他写完提纲，我拿了些酒出来，我们交谈了会儿。他们已经采访过阿克莱斯·贝拉、吉尔曼·李斯特·阿苏比德。你认为如今还有谁会对尖锐主义感兴趣？我问阿图罗·贝拉诺。当然有了，大师，他说，或者类似那样的称呼。我认为尖锐主义现在已成历史，只有文学史家才会感兴趣，我说。我就感兴趣，我不是历史学家，他说。那好吧。

晚上睡觉前我读了那个提纲。完全是那种无知、热情的年轻人可能会提的问题。当天晚上我就写出答案。第二天我又重抄了一遍。三天后，他如约拿走提纲。女佣让他进来，但按照我的指示，告诉他我不在家。她把我准备好的包裹交给他：有我回答的提纲、两本我的书，我没有给他签名（我想如今的年轻人对这种多情的举动都嗤之以鼻）。那两本书是《内在的断头台》和《大城市》。其实我就在隔壁听着。女佣说：马普莱斯先生让我把这个给你。然后是一片沉默。阿图罗·贝拉诺肯定接住包裹望着。他肯定还翻了翻书。两本书都是很久前出版的。书页（纸张极佳）还没有裁开。又是一阵沉默。他一定在浏览我对问题的回答。我听到他谢了谢女佣就走了。我想，如果他再回来看我，我的大师称呼就名正言顺了，如果某一天他不事先打电话，出现在这里来跟我聊天，来听我谈昔日的故事，递上他写的诗听听我的意见，我就名正言顺了。所有的诗人，哪怕最先锋的诗人，都需要一位前辈。可是这些诗人宁愿做孤儿。他再没有来过。

芭芭拉·帕特森，洛杉·克拉维莱斯宾馆，尼诺·佩尔迪多和胡安德迪奥斯佩萨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9月。

操他妈的那老杂种，一开始就我从他那苍白、疲倦、驴子般的小眼睛里看出了不信任，我心里对自己说，这个恶心鬼会不遗余力地贬低我，操他妈的婊子养的。可是我却很傻，我从来都很傻、很天真，我放松了警惕。这种情况屡屡发生。什么博尔赫斯、约翰·多斯·帕索斯。毫无顾忌的呕吐弄湿了芭芭拉·帕特森的头发。这傻逼居高临下地瞧着我，好像觉得挺歉意，好像在说这些孩子带来这个淡色眼睛的外国佬，就是为了让我啐她，拉斐尔也看着我，这个傻逼矮子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好像已经习惯了我被随便哪个老屎蛋，随便哪个墨西哥文坛患便秘症、个性冲动的大佬侮辱。后来这老杂种索性说他不喜欢录音机，根本不体谅我搞到台录音机有多难，那伙舔屁股蛋的说好吧，没问题，我们这就马上在纸上把问题写出来，史前时代的伟大诗人先生，没问题，先生，他们应该拉掉这家伙的裤子把录音机推到他的屁股上。老东西趾高气扬地列举着朋友的名字（他们全都死了或者形同死了），他一个劲儿地管我叫小姐，似乎这样可以弥补刚才的呕吐，那脏东西弄得我的衬衫和牛仔裤上都是，我能说什么呢，他开始用英语跟我交谈时，我连应答他的气力都没有，一个劲地说着是的、不是，或者我不知道，以我不知道为主，我们离开他那幢别墅房子时，我说，钱从哪儿来，你这个杂种，你从哪儿弄来钱买这幢房子的？我对拉斐尔说我们得谈一谈，可是拉斐尔说他想跟阿图罗·贝拉诺再待会儿，我说你这个杂种，我要跟你谈谈，他说以后吧，芭芭拉，以后吧，好像我是那种他夜夜玩弄于股掌的女孩子而不是比他高出三英寸，至少比他重三十磅的女人（我需要减肥了，可是谁能拿他妈的墨西哥饮食减得了肥呢），我说我现在就要跟你谈谈，这骚球装得像个吮鸡巴的似的，转过身来盯着我说，嗨，宝贝，怎么了？出什么意外了吗？所幸贝拉诺和雷克纳已经走出很远，没听见他说的话。尤其幸运的是他们没看到我，因为我猜我那张烈士般的脸大概已经崩溃了，我其实都已经感觉到它在变化着。总之，我感觉自己的眼睛在致命的仇恨之火中燃烧起来，我说去操你妈，恶心鬼，我不想再说比这还损的话，扭头就走了。整个下午我都泪水涟涟。我来墨西哥是修一门胡安·鲁尔弗的研究生课程，可是在湖畔小屋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上认识了拉斐尔。我们一见钟情。或者至少对我来说如此。拉斐尔的感觉我没有把握。当天晚上我就拉他去洛杉·克拉维莱斯宾馆，我还住在那儿，我们在那儿做爱，都快虚脱了。其实，拉斐尔的精力并不旺盛，而我却充沛无比，我放手让他操，直到阳光洒在尼诺·佩尔迪多大街，那感觉就像狂喜或者被闪电击打，在这个操蛋城市，黎明的到来是如此古怪。第二天我没有去上课，我把全部时间都用来跟这些本能现实主义者们进行无穷无尽的谈话上了。我喜欢他们。他们让我想起垮掉派那帮人。我喜欢乌里塞斯·利马、贝拉诺和玛丽亚·芬特。我不是很喜欢那个狂妄自负的杂种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无论如何我喜欢他们。我想要过得开心，有他们在身边，一切都显得那么朝气蓬勃。我结识了很多人，他们逐渐脱离这个群体。我碰到过一个美国人，堪萨斯（我是加利福尼亚的）来的画家卡塔丽娜·奥哈拉，可我们从不投缘。一个固执己见的婊子，她以为自己发明了轮子呢，装得像个革命家的样子，就因为政变期间她在智利待着。不过，她跟丈夫分手后我开始对她有所了解，所有的诗人都拼了命想操她。连贝拉诺和乌里塞斯·利马也不例外，这二位明显有点性冷淡，但暗地里很兴奋（你知道的，我吮你一下，你吮我一下，就那么一分钟我们就打住），他们好像也被那个混账母牛女孩弄得神魂颠倒。拉斐尔也是。不过我曾经抓住拉斐尔说：如果我发现你跟那个婊子睡了觉，我会割了你的鸡巴。拉斐尔大笑着说，可是，宝贝，你干吗要割了我的鸡巴啊？我只爱你一个人。可是连他的眼睛（那是拉斐尔身上最好看的东西，阿拉伯人式的眼睛，犹如暗室和绿洲）却透露着完全相反的意思。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给我钱付账。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有钱。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现在没有更好的人在一起或者做爱。我说，拉斐尔你这杂种、你这傻球，你这婊子养的，你的朋友们一个个都消失了，我还跟你在一起，我知道这点，当你被人撇下孤苦无助的时候，是我在你身边，是我帮助你。不是什么还活在记忆和文学引述中的老杂种。绝不是你那帮二流导师们（阿图罗和乌里塞斯？他问，他们可不是我的导师，你这个傻老外，他们是我的朋友），照我看没准哪天他们也消失了。他们为什么会消失？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因为他妈的难为情？羞耻？屈辱？不安全？优柔寡断？神出鬼没？没有骨气？我不得不打住，因为我的西班牙语还不够利落。他嘲笑我说你这个巫婆，芭芭拉，继续搞你的鲁尔弗去吧，我要走了，但很快回来。我根本不听他的，倒在床上哭起来。他们迟早会扔下你不管的，拉斐尔，我从洛杉·克拉维莱斯宾馆自己房间的窗户里大喊大叫着，这时拉斐尔已经消失在人群中，除了我，你这个恶心鬼，除了我。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那么，曼努埃尔、吉尔曼、阿克莱斯都说什么了？我问他们。什么他们说什么了？一个小伙子问。当然是关于塞萨雷亚了，我说。很少。马普莱斯·阿尔塞几乎想不起她了。阿克莱斯·贝拉也是。李斯特声称只听说过她。塞萨雷亚在墨西哥的时候，他住在普埃布拉。马普莱斯说她当时还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很安静。他们就跟你们说了这些？就这些。阿克莱斯呢？差不多吧，也没说出什么来。你们怎么找到我的？通过李斯特，他们说，他告诉我们，你，阿马德奥，肯定有更多关于她的信息。吉尔曼是怎么说我的？说你真的认识她，说你加入尖锐主义之前是塞萨雷亚团伙中的人，即本能现实主义者。他还向我们提到一份杂志，塞萨雷亚当时办的一份杂志，他说杂志名叫《卡沃尔卡》。这个吉尔曼，我说着又自己倒了一杯苏西达斯酒。照这个速度，用不着等到天黑我们就会喝光这瓶酒的。干杯，孩子们，干了，别担心，这瓶喝光了我们下楼再去买一瓶。当然，那会跟我们现在喝的这瓶不一样。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噢，他们再也不生产苏西达斯牌酒了，太遗憾了，时间过得真快，真让人不胜伤感，你们不觉得吗？多么遗憾啊，我们都要衰老、死去，一切美妙的事物都将大踏步地离我们远去。

华金·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0月。

既然时光在流逝，如此无情，时光这么无情地流逝，我只能无怨无悔地说，贝拉诺是个浪漫主义者，总是自命不凡，在朋友们眼中他是个不错的朋友，我希望而且相信如此，尽管没人真正懂得他在想什么，恐怕连贝拉诺自己都不知道。另一方面，乌里塞斯·利马更讲情分，更加偏激。他有时就像瓦切的弟弟。有时又像个外星人。他的味道很奇特。我之所以知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两次令人难忘的经历，他在我家里洗过澡。说得更准确些：他的味道不赖，有股奇异的味道，好像从沼泽地里浮出来，同时又像从沙漠里走出来。非常潮湿又非常干燥，既像原味浓汤又像干瘠的平原。这两种东西兼而有之，先生们！那是一种真正毫不紧张的味道！这让我很苦恼，缘由不屑在此一提。我是指他的味道。从性格取向而言，贝拉诺属于外向，乌里塞斯属于内向，换句话说，我与贝拉诺有更多共同之处。贝拉诺知道如何与鲨鱼共泳，比利马更在行，这点毫无疑问。比我在行。他更直率，他懂得如何拿捏很多事情，他更加自律，他会假装得让人心服口服。老好人乌里塞斯是枚定时炸弹，更糟的是，从社交的角度讲，每个人都知道或者能感觉得到他是一枚滴滴响的炸弹。谁也不愿靠他太近，由于显而易见和可以理解的原因。噢，乌里塞斯·利马……他不停地写东西，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写在偷来的书页边上，写在他不断丢掉的废纸片上，他不停地写。他写诗从不一气呵成，而是零星地写上几行，随后再组合成怪异的长诗，如果运气不错的话——而贝拉诺呢，却写在笔记本上……他们两个都欠着我的钱……

哈辛托·雷克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1月。

他们偶尔会消失，但永远不会超过两三天。你问他们去哪儿了，他们就说在做某项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顶多如此。至于什么研究，他们从不透露。当然，我们中有些人，我们中跟他们最亲近的人，知道他们不在的时候在干吗。有些人并不在乎。有些人觉得这样做不对，说那是流氓无产者的行为。流氓无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童年综合征。还有人觉得其实这是件好事，主要是因为利马和贝拉诺花起不法收入来颇为大方。我就是持这种想法的人之一。我的日子过得不好。我的伴侣郝奇特尔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我没有工作。我们住在莫特斯街革命纪念碑附近的一家宾馆，她父亲替我们付房钱。我们有一个带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的屋子，我们至少还能在那里做饭，要比每天去外面吃便宜许多。郝奇特尔的父亲已经租下这间屋子，其实它更像一个套间，早在她怀孕之前，她父亲就把它转给了我们。他大概用那间房子带女人来玩吧。他让我们用，但前提是要我们承诺结婚。我说马上可以办，我想我甚至发誓我们会结婚的。郝奇特尔没说什么，只是望着父亲的眼睛。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那么老气，常被人当成郝奇特尔的祖父，可是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副表情却让你不寒而栗。我绝对不寒而栗了。他体态庞大，宽阔魁梧，挺有趣，因为郝奇特尔矮小瘦弱。可他父亲却长得高大黝黑（在这点上，郝奇特尔没有随他），皮肤皱得一塌糊涂，我每次见到他，他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有时穿一件海蓝色的，有时穿一件棕褐色的。两套西服都挺漂亮，可是并不怎么新。有时，特别是夜里，他又在衣服上套一件军用防水短大衣。郝奇特尔把我介绍给他时，正是我们想有求于他的时候，老人仔细瞧了瞧我后说，跟我来，我想单独跟你谈谈。我想，现在我们正在落难之际，我能怎么样呢？我跟在他后面，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张开你的嘴，他说。我张开嘴，老人瞧着我问怎么掉了三颗牙。在学校打架弄掉的，我说。我女儿认识你时就这样吗？他问。是啊，我说，她遇见我时我已经成这样了。该死的，他说，她肯定是真心爱你了。（我妻子六岁时老人就不在家里住了，她跟姐妹们每月看望爸爸一次。）他接着说：如果你抛弃了她，我会要了你的命。他说这话时目光直视着我，那耗子般的小眼睛——连瞳孔都在脸上发皱了——死死盯着我，然而却并不抬高声音，就像欧罗电影中他妈的黑帮老大，说不定他可能还真是的。我当然发誓说永远不会离开她，特别是她都快要成我孩子的妈妈了。那场私人谈话就此结束。我们又回到郝奇特尔身边，老人把他地盘的钥匙给了我们，还许诺说我们用不着为房租担心，他会解决好的，还给了我们一大叠现金让我们先用着。

他走了后我们顿感释然，释然的原因是我们知道头顶有了遮挡。可是，我们很快发现老人给的那笔钱仅够维持生活。我的意思是，郝奇特尔和我还有若干额外花销，父亲的补贴满足不了额外之需。对我们来说，老穿那么几件同样的旧衣服没有什么难受的，所以我们不在这上头花钱，我们把钱主要花在电影、戏剧、巴士和地铁（尽管住在城里可以步行去任何地方）上了，搭地铁主要是去湖畔小屋或者大学听诗歌讲座。其实我们没有待在学校，那种正式意义上的在校，可是几乎每个讲座都付了钱，一次不落。我们对各种研讨班有点走火入魔。做几块三明治就赶过去了，觉得很开心。我们听诗歌，听评论，有时还发表自己的评论，郝奇特尔说话的机会比我要多。我们听完课然后离开，那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向巴士或者地铁走去或者步行回家，嘴里吃着三明治，享受着墨西哥城的夜晚，我向来觉得墨西哥城的夜景实在美轮美奂，大多数时候夜晚凉爽、清明，但并不寒冷，这样的夜晚就是为散步和做爱准备的，为谈话而准备的，我和郝奇特尔热衷的就是这种事儿，我们谈论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们听说过的诗人、我们正在阅读的书籍。

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诗歌班上认识乌里塞斯·利马、拉斐尔·巴里奥斯和卢西欧斯·思肯的。那是我们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去那个班上课，乌里塞斯是第一次来，讲座结束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一起出去，一起乘巴士，在我听着乌里塞斯·利马说话，他也听我说话的工夫，卢西欧斯·思肯一劲儿地调戏郝奇特尔，拉斐尔不断地对我和乌里塞斯的话点头称是，说真的，我好像找到了一个灵魂的伴侣，一个货真价实的诗人，他能够把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憧憬的和梦想的东西解释得清清楚楚，那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之一，我们回家后都彻夜难眠，我和郝奇特尔，我们一直聊到早上四点钟。后来我又认识了阿图罗·贝拉诺、费里佩·穆勒、玛丽亚·芬特、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所有那伙人，但没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好得超过乌里塞斯。当然，想弄郝奇特尔上床的不止卢西欧斯一个人。潘乔和莫克特苏马也在使最大的劲儿努力呢，甚至连拉斐尔也不免俗。有时我会对郝奇特尔说，你干吗不告诉他们你已经怀孕了？说不定他们就会放手让你安生些。可是她却笑着说她才不在乎求爱呢。那好吧，我说，随你。我不是那种动辄嫉妒的人。可是，一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阿图罗·贝拉诺企图勾引郝奇特尔，我难过极了。我知道她不会跟任何人睡觉的，可他们那种态度让我烦透了。因为我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他们基本上好像对我视若无睹。似乎大家个个都这么想：这女孩不可能喜欢这个豁牙潦倒鬼的。好像牙齿跟爱有天大关系似的。可是阿图罗·贝拉诺却不同。郝奇特尔觉得有人追求很开心，然而这次却不同，对她来说不仅仅是解闷了。我们以前没见过阿图罗·贝拉诺。这是第一次见面。以前常听人说起他，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一直无缘引荐相识。那天晚上他也来了，凌晨时分，这帮人全上了一辆空空荡荡的巴士（满载本能现实主义者），向某个聚会地或者剧院、某人的朗诵会现场开去，我忘了具体去什么场合。在巴士上，贝拉诺就坐在郝奇特尔旁边，整个行进途中他们一直在交谈，我跟乌里塞斯·利马和布斯特曼那小子坐在后排不远处的座位上，我心里焦躁不安，能感觉得出郝奇特尔的脸庞变得有些异样，感觉她这次真的很开心，怎么说呢，她开心的是贝拉诺挨她坐着，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她，而其他所有的人，不过，特别是其他所有尝试勾引她上床的人，拿眼睛的余光观察着事情的进展，像我一样，同时又谈天说地，注视着已经有些荒凉的大街和焚化炉般紧紧关闭的车门，我的意思是说大家该干吗还干吗，然而所有的感觉器官都警惕着郝奇特尔和阿图罗座位上的动静。有那么一瞬间，气氛变得如此令人难受，如坐针毡，我心想，这些恶心鬼们一定知道什么我不知情的事儿，这里在发生着离奇的事儿，这混账巴士像个鬼魂似的绕着城市兜圈子很不正常，没有一个人上车也很不正常，我无缘无故地开始出现幻觉也很不正常。可是我像平常一样强忍着克制住，最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后来，拉斐尔鼓起勇气对我说，贝拉诺不知道郝奇特尔是我的伙伴。我说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就算发生了，那也是郝奇特尔的事，郝奇特尔虽然跟我生活在一起，可她不是我的奴隶，我说。不过现在看来最离奇的是：那天晚上过后，在那个孤独的夜间之旅后贝拉诺完全征服了郝奇特尔（他惟一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吻郝奇特尔的嘴），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来骚扰她了。绝对没有人。好像那些杂种在他们那混账领袖那儿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喜欢亲眼目睹的这一幕。不过我还需要补充一句：贝拉诺的调戏之举，持续时间仅限于那次没完没了的巴士之旅，换言之行为还算纯洁，所以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后排不远处坐的那个豁牙家伙就是他想上的这个女孩的伙伴，可是郝奇特尔是知道的啊，她认可那个智利人献媚的样子跟容忍卢西欧斯·思肯或者潘乔·罗德里格斯这伙人的献媚完全不同。我是说你看得出跟他们是在自娱自乐和寻开心，而且大笑不已，可是跟贝拉诺在一起时，她的脸蛋，那天晚上我能看得见的她的脸蛋的角度，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感情。那天晚上，在宾馆，我觉得郝奇特尔好像显得心事重重，比平常更加冷淡。可我什么也没说。我自以为心里明白为什么。于是我开始聊起别的事儿来了：基本上是我们的孩子，她和我要写的诗以及未来的生活。我也不提阿图罗·贝拉诺或者对我们来说真正悬而未决的难题，比如我去找工作或者我们俩挣足了钱，找个地方养活自己和孩子。这些都没有沾到，我谈的主要还是诗歌，跟我每天晚上聊的没什么两样，谈的仍然是创作活动和本能现实主义，这场与我内心的本质和对现实的感觉完全吻合的文学运动。

那个有点灾难性的夜晚过后，我们几乎天天去见他们。他们上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我想，几乎刚过一个星期，他们就邀我们参加这个团体的一场诗歌朗诵会。我们不错过任何一次聚会。贝拉诺和郝奇特尔的关系也在彬彬有礼的礼节中逐渐转冷，不是失去了某种神秘性（然而这是一种不会在我妻子稳步变大的肚子上投上阴影的神秘性），而是没有进一步发展。事实上，阿图罗就没有真正在意过郝奇特尔。那天晚上在载着我们沿墨西哥城空落、凄凉的大街行走的巴士上究竟发生什么了呢？我不知道。或许一个还看不出怀了孕的女孩跟一个梦游者陷入了几个钟头的情网。看来只能是这样了。

后来的故事非常平淡。有时乌里塞斯和贝拉诺在墨西哥城消失些时日。有些人不喜欢这样。有些人不关心。我认为这是桩好事。有时乌里塞斯会借点钱给我。他们有成堆的钱，多得不是一般，而我总是缺钱花。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搞来这么多钱，我也不关心。贝拉诺从不借钱给我。他们去索诺拉时我有个感觉，预感这个团伙快要分崩离析了。这有点像一个玩笑不再逗人乐了。我好像觉得这也不是件挺恐怖的事儿。我儿子就要出生，我最终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天晚上，拉斐尔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回来了，但马上又要走了。很好，我说，钱是他们的，就让他们随心所欲花好了。这回他们打算去欧洲，拉斐尔说。很好，我说，大家都该去。可这场运动怎么办呢？拉斐尔说。什么运动？我问，望着沉睡的郝奇特尔。房间里很黑，宾馆的标志透过窗户在闪烁，像黑帮电影里的情景。就是在这样的阴影下，我儿子的祖父在干着腌臜的勾当。你说“什么运动”是什么意思啊？本能现实主义啊，拉斐尔说。那本能现实主义怎么办呢？我说。我要问的就是这个啊，拉斐尔说，本能现实主义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出版的杂志怎么办呢，我们所有的设想怎么办呢？他的声音听上去特别可怜，要是郝奇特尔没睡的话我会放声大笑。我们自己出杂志，我说，有没有他们，我们都可以开展活动。有一阵子，拉斐尔什么也不说了。我们可不能脱轨，他咕哝着。又沉默了会儿。在思索呢，我猜。我也没说什么。但我没有思索。我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和应该干吗。就像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从那时起计划要干什么，我也知道拉斐尔最终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压根就没什么可忧虑的，我告诉他，这时我站在黑暗中耳朵扣着电话，已经很累了。我不忧虑，拉斐尔说。我想我们也应该出去。我不想离开墨西哥，我说。

玛丽亚·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小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2月。

我们得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母亲纠正我说是心理诊所，然而有些词你是粉饰不了的：精神病院就是精神病院），那是乌里塞斯和阿图罗从索诺拉回来不久前。我不知道告诉过你了没有，他们扔了我父亲的车。妈妈说，正是这一行为，她称之为卑鄙甚至犯罪的行为，触发了父亲的崩溃。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得保守点，父亲与他的财产、他的房子、他的车子、他的艺术书、他的银行存折之间的关系从来都非常淡漠和模棱两可。父亲似乎总想让自己释下重负，无论心甘情愿还是勉为其难，总想摆脱掉各种事物，可是由于运气太不济（或者太迟钝），他渴望的赤条条的境界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你也许能想像得出，就是这一点最终逼他走上疯狂之路。跟那辆小车没有关系。乌里塞斯和阿图罗回来后，我又看见他们了，那是在基多咖啡店，而且纯属偶然——尽管我似乎处于一个讨厌的情况下，一副刻意在等他们的样子——我说过了，我又见到他们时几乎认不出他们了。他们跟一个我不认识的家伙在一起，这人全身上下都穿着白衣服，柴棍似的脑袋上扣一顶草帽，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们看见我了只是假装没看见。他们坐在靠墙的一个角落里，从那里能够望到布卡雷利大街，挨着那面镜子和写着“烤山羊”的招牌，但他们什么也没吃。他们面前摆着两大杯咖啡，时不时无力地嘬一口，看上去好像生病了或者精疲力竭，不过白衣男子在吃着东西，但不是吃烤山羊（我每重复一次烤山羊这几个字就觉得恶心）而是香辣鸡肉玉米饼，基多咖啡店最著名的便宜菜，他面前还放着一瓶啤酒。我想他们装作没有看见我，他们不可能看不见我，他们变了许多，可我一点儿都没变。他们不愿跟我说话。这时我开始想起父亲的英帕拉车来，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说他们偷走父亲那辆车简直无耻至极，实在不可思议，还说最好去报案把车要回来，我又想到了父亲，每当什么人说起那辆车的事儿来，他就断断续续地语焉不详。看在上帝的分上，基姆，母亲会说，别吚吚呀呀的了，我已经厌倦了来回坐巴士或者出租车了，因为到头来在路上花的费用可大了。妈妈这样说的时候，可怜的父亲就笑着说小心点，否则最后落得个腿瘸了。母亲听不出其中的幽默，可我听得出。我这样说出来可能一点都不好玩，而父亲脱口而出，而且说得比平时更加自信，或者至少语气上显得更加自信，其实是很聪明和机智的。无论如何，我母亲就想报案说英帕拉失窃了，这样我们就能要回那辆车，我的意思是别报警了，因为它会自动回来的（挺有意思的，是吧？）我们只需等待，给阿图罗和乌里塞斯充足的时间让他们回来，把车还了就可以。现在他们就在这儿，在跟那个白衣男子交谈，回到墨西哥城了，他们没有看见我或者故意躲避，所以我有的是时间观察他们，考虑怎么去跟他们打招呼，说父亲在一家精神病院，说他们应该把车还了，尽管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却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坐了多长时间，我桌子附近的人都走空了然后又填满了，那个白衣男子始终不摘掉帽子，那盘香辣鸡肉玉米饼好像永远都吃不完，各种事儿开始在我脑子里纠缠起来，我想说出来的那些词语好像植物，忽然间开始蔫了，凋谢了，死了。看来琢磨父亲关在精神病院里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像要自杀般压抑沮丧，也不愿想像母亲挥舞着威胁或者让警察拘留的横幅，像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拉拉队员一般（她上大学时还真干过这个，可怜的妈妈），因为，忽然间我也蔫了，开始分崩离析，开始觉得（或者毋宁说像个手鼓般不断对自己重复着什么）一切都没有意义，觉得我可以在基多咖啡店的那张桌边一直坐到世界末日的到来（我还上高中时一个老师宣称非常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会怎么办：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也许这只是个玩笑，我不知道，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当整个文明世界消失后，墨西哥还将继续存在，当这个星球蒸发掉或者分崩离析时，墨西哥也会依然如故），或者一直坐到乌里塞斯、阿图罗和那个穿白衣服的陌生人站起来走了。可是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没有发生。阿图罗看见我了，他站起来走到我桌边，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他问我想不想过去跟他们坐在一起，或者要不在这儿等着他们。我说还是等着吧。好，他说，然后又回到那个穿白衣服的人的桌边。我尽量不去看他们，我坚持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望过去。乌里塞斯垂着脑袋，头发盖住半张脸，好像马上就要睡着了。阿图罗盯着那个陌生人，每隔一会儿就看我一眼，两眼同时并用，一眼看着白衣男子，一眼又看着我这桌，两只眼睛都显得心不在焉或者冷漠，好像他早就离开了基多酒吧，只是魂还留在这里，在焦躁不安地游动着。后来（多久以后呢？）他们起身过来走到我这儿。那个白衣人走了。咖啡店里空空荡荡。我没有打听父亲的那辆车。阿图罗告诉我，他们马上就要走了。回索诺拉吗？我问。阿图罗笑了。他的笑声就像在喷唾沫。好像在朝自己的裤子上喷。不，他说，更远。这周，乌里塞斯打算去巴黎。真好，我说，他可以见到米歇尔·布尔特奥了。可以看到那条全世界著名的河了，乌里塞斯说。很好，我说。是啊，不赖，乌里塞斯说。你呢？我问阿图罗。我打算过些时候走，去西班牙。你们还打算回来吗？我问。他们耸了下肩膀。谁知道呢，玛丽亚，他们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显得如此漂亮。我知道这样说听着很傻，但他们确实没有这么漂亮过，这么诱人过。显然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事实上，他们很脏，谁知道他们是多久前洗的澡，多久前睡的觉，他们的眼睛下面都有了黑眼圈，需要刮刮胡子了（乌里塞斯不用，因为他永远不需要刮），但我还是想把他们两个都吻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同时跟他俩上床，操他们，直到大家都奄奄一息，然后看着他们睡觉，然后起来再操。我想：如果我们找个宾馆，如果我们走进一间黑屋子，如果我们拥有这世上所有的时间，如果我把他们脱光了，他们也把我脱光了，一切都将好起来，包括我父亲的疯癫，那辆失去的车，我的忧伤和劲头，那时这些东西几乎要让我窒息了。可我一言不语。

4

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学系，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2月。

我是墨西哥诗歌之母。我认识所有的诗人，所有的诗人都认识我。我认识阿图罗·贝拉诺的时候他才十六岁，还是个不会喝酒的羞怯男孩。我是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人，可是有一天我却来到了墨西哥，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为了谁，怎么来，什么时候来的。1967年，也许是1965年或者1962年，我到了墨西哥城联邦区。我记不清具体日期或者行程了，只知道我到了墨西哥，然后就再没有离开过。我到墨西哥时，莱昂·费里佩（完全是个巨人，完全是一个性情中人）还活着，他是1968年死的。我到墨西哥时，佩德罗·加菲亚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么忧郁）还活着，1967年佩德罗先生去世，这意味着我肯定是1967年以前到墨西哥的。所以，不妨说我是1965年到墨西哥的。我想应该是1965年到的，但我也有可能弄错了，我每天都去见那些博学多才的西班牙人。我跟他们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以一个女诗人、英语陪同和永不疲倦地照料兄长的小妹妹的身份作着激情奉献。他们带着那种古怪的西班牙语口音跟我说话，这种口音老是绕着Z和C打转，把S撇下，让它显得更加孤苦伶仃和放荡不羁：奥克西里奥，别在屋里瞎忙了，奥克西里奥，别管那些稿纸了，女人。尘土与文学从来都是携手而逝的。我告诉他们：佩德罗先生，莱昂（有意思吧！我称呼年纪更大些的、身体更虚弱的那位“你”，而那个年轻些的有点让我畏怯，我不敢漏掉“您”这个字！）这个我来干好了，你做自己的事，只顾写好了，放松，就当我是个隐形女人。他们会大笑。或许只是莱昂·费里佩在笑，不过说实话，你永远搞不清他是在大笑还是清嗓子或者诅咒呢，佩德罗先生不会笑（佩德里托·加菲亚斯，这是一个多么忧伤的人啊）他不会笑，只是用日落时分的湖水般的眼睛望着我，那种藏在山间、无人光临的湖水，那种忧伤平静的湖水，静谧得仿佛超凡脱俗，他喜欢说别麻烦你了，奥克西里奥，或者谢谢你，奥克西里奥。顶多如此。多么可爱的一个人啊。所以，我说了，我经常去看他们，真心诚意，从不爽约，从不带着自己的诗去打扰他们或者有所企求，不过我也有其他事情做。我工作。我尝试着工作。因为在墨西哥城生活很容易，如人人都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或者想像的那样，可是只有当你有钱或者奖学金或者工作时生活才会容易，而我一无所有。通往最明净的地区的旅程耗掉我的许多东西，包括从事什么古老工作的精力。所以我只好还在大学里兜圈子，特别是文学系，干些或许可以称之为自愿服务的工作：某一天我可能帮加西亚·里斯卡诺教授录入手稿，另一天我又可能在法文系翻译些法语文章，再过一天我又像个纠缠者般粘在一伙拍戏的人中。我会花八个小时观看彩排，绝不夸张，弄三明治吃，在镜头前试试手。有时我会拿到一份有偿的活儿干干：某个教授可能会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付给我，让我担任比如助手什么的工作，有时文学系的头儿们会亲自安排或者让系里的教师雇我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干些散活儿，大多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有时秘书们（多么好的女孩子啊）会让她们的老板给我些小活儿，这样我就可以挣几个比索。这是白天的工作。到了晚上，我就跟朋友们过起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生活，这种生活非常容易得手而且实际上也很方便，因为那时我没有几个钱，有时甚至都拿不出足够的钱租间带家具的屋子。不过通常我总能租得到。我不想往坏里夸张。我有钱可以生活下去。我很开心。白天我就生活在系里，像一只小蚂蚁，或者更像一只蝉，从这间小屋窜到另一间，听到的全是流言蜚语，全是骗人的和离婚的话，全是什么计划和项目，到了晚上，我就展开翅膀，变成一只蝙蝠，我离开文学系，像个小鬼似的在联邦区漫游（我更愿意说像个仙女，可这并不真实）、喝酒、聊天、参加各种文学聚会（我熟悉各种团体）、忠告跟我走得近的年轻诗人，尽管后来他们不怎么频频找我了，而且，长话短说，我生活在自己的时间中，我生活在自己选择的时间中，它围着我，颤抖着，流动着，荡漾着，让我开心。后来我就撞上了1968年。或者1968年撞上了我。现在我可以说当时就感觉到了它的来临，在酒吧，在1968年2月或者3月，我已经嗅到了它的气味，可是1968年以前其实已经变成了1968年。噢，想起这个来我就想笑。让我想哭！我哭了吗？我看到了一切，同时又什么也没看到。这样讲有什么意义？军方破坏了大学的自治，窜进校园随便逮捕、杀人时我就在系里。没有。大学没有死多少人。特莱特洛尔科死的人最多。这个名字可能会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可是当军队和狂暴的警察涌进来把大家用卡车运走时我就在系里。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在卫生间里，在那幢大楼某一层的卫生间里，我想可能是四楼吧，我说不准了。我当时正坐在便桶上，高高地提起裙子，像某首诗或者歌曲所描写的那样，读着佩德罗·加菲亚斯优美的诗歌，那时他已经死了有一年，佩德罗先生，多么忧伤的一个人啊，为西班牙以及世界上别的地方而忧伤——谁能想像得到当丑恶、狂暴的警察涌进大学的那一刻我正在卫生间里读诗吗？我跑题了吗？我想生活充满了各种奇妙和神秘的事物。事实上，正是由于佩德罗·加菲亚斯，由于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歌和我长期养成的在卫生间读诗的习惯，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狂暴的警察进来了，军队进来了，而且在拽走他们能找到的每个人。我听到了某种吵闹声。在我灵魂中翻腾的声音！可以说当时吵闹声越来越大，这时我才开始留心起到底发生什么了。我听到隔壁小间有人拉开锁链，我听到门砰地响了一声，听到过道里传来脚步声，听到草坪上升起喧嚣声，那片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像绿色海洋般把系楼围衬得像个小岛，这样的地方从来都是充满喃喃细语和爱意的。这时佩德罗·加菲亚斯诗歌的泡沫爆了，我合上书，站起来，拉开锁链，打开门，大声说着什么，嗨，我说，外面出什么事儿了？可是没人应答，使用卫生间的人都不见了，虽然早知道不会有人应答，我还是说嗨，有人吗？也许你能理解那种感觉。后来我洗了洗手，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看见一个高大、瘦削的金发女郎的样子，那张脸上已经有不少皱纹，太多的皱纹，像佩德罗·加菲亚斯曾对我说的那样，完全是堂吉诃德的女性版，接着我走出去来到过道，到那儿后我忽然意识到出事儿了，过道里空无一人，楼下传来喊叫声，让你震耳欲聋，在创造着历史。我当时怎么办了？我做了任何人都会做的事儿。我走到一个窗户前向下望去，我看到很多士兵，我又从另一扇窗户望下去，我看到很多坦克，然后又从另一扇窗户望下去，这样一直看到过道尽头，我看见了敞篷车，里面圈着被捕的学生和教授，那场景很像描写二战的电影和玛丽亚·弗里克斯和佩德罗·阿曼达里斯表现墨西哥革命的电影交错在一起的画面，一幅黑糊糊的布景上荧光闪闪的小小人影在活动着，就像人们常说的疯子或者处于高度恐惧状态的人眼中看到的情景。我心里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待在这儿别动。不要自投罗网被抓去了，宝贝。待在这儿别动，奥克西里奥，宝贝，别让他们把你写进他们的名单里。如果他们想要找你，就让他们来找好了。然后，我又回到卫生间，这事儿显得有点怪怪的，我不仅回到了卫生间，而且又返回刚刚待过的那个格子间，我又重新坐在马桶上，我是说又撩起裙子，拉下内裤，可是并没有什么内急之需（对此人们有更准确的说法：肠道松弛，但我不属于这种情况），然后打开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不过毫无阅读的欲望，我开始慢慢地读起来，逐字逐句，逐行逐段，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声音，靴子的声音？上过钉的靴子的声音？可是，嗨，我心里说，这不是巧合吧？接着我听到好像有声音说一切都有条不紊，不过也可能是说别的意思，有人，也许就是刚才讲话的那个杂种，打开卫生间的门，走了进来，我像雷诺阿画中的芭蕾女般踮起脚尖，我的内裤掉在瘦骨嶙峋的脚踝上，绊在当时穿的一双鞋上，那是一双非常舒服的黄颜色的软底鞋，我等着那个士兵一个一个搜查小格子间，已经作好了准备，万一他来了，绝不开门，要把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最后的自治堡垒守卫到底——我，一个穷困潦倒的乌拉圭女诗人，跟任何人一样深爱着墨西哥——我这样等待的时候，一种奇异的寂静忽然降临，好像时间发生了断裂，顷刻间朝四面八方飞奔，那是一种纯粹的时间，不掺杂任何语言的色彩，也不带动作或者行动的成分，接着我看见了自己，看见了那个士兵在入迷地盯着镜子，我们两个在文学系四楼的女卫生间里像雕塑般凝固不动，就是这样，然后我听到他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远方，我听到门关上了，我直起的双腿又恢复成原来的姿态，好像完全出于自动。我要说，我那样坐了三个多小时。我记得我从卫生间里出来时天开始黑下来。我得承认，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可我知道该怎么办。我清楚自己的职责。于是我走到卫生间惟一的窗户前向外望去。我看见远处有一名士兵。我看见一个武装好的军车的轮廓或者影子。像拉丁文学里描写的门廊，希腊文学里描写的门廊。噢，我太崇拜希腊文学了，从品达尔 ［11］ 到乔治·塞菲里斯［12］ 。我看见了席卷大学的那股狂风，仿佛在白天最后的光亮中开心不已。我明白自己该怎么办。我明白。我明白必须要坚持。我坐在女卫生间的砖地上，就着最后的亮光，读了三首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然后合上书，闭上眼睛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拉丁美洲乌拉圭公民，诗人，旅行者，坚守下去。就这样。接着我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就像我现在回想着过去那样。我开始回想你不感兴趣的那些事，就像我现在回想阿图罗·贝拉诺那样，年轻时的阿图罗·贝拉诺，1970年，我见到时他才十六岁或者十七岁，当时我已经是那些年轻的墨西哥诗人的母亲，他还是个不胜酒力的孩子，但却很自豪在他遥远的智利故国，萨尔瓦多·阿连德［13］ 赢得了大选。我熟悉阿图罗。我是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一群吵吵嚷嚷的诗人中碰到他的，那简直就是个雪貂窝，形形色色前程美好的年轻人和不再那么年轻的人经常在那里聚会。我跟他成了朋友，我想可能因为我们两个是所有那些墨西哥人中惟一的南美人。尽管年龄悬殊，尽管有着各种可以想像出来的分歧，我们还是成了朋友！我指点他认识了T.S.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庞德。我带他来过一次家里，他病恹恹的，醉醺醺的，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全身的重量都悬在我瘦削的肩膀上，我跟他母亲、父亲以及人很不错的妹妹都成了朋友，他们全家人都很善良。我对她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夫人，我没有跟你儿子睡觉。她说，当然没有，奥克西里奥，不过别叫我夫人，我们其实是同龄人！我成了这个家的朋友。一个1968年移民到墨西哥的流浪的智利人之家。我也是那一年来的。我以客人的身份在阿图罗家一待就是很长时间，有一次待了一个月，还有一次待了两星期，还有一次待了一个半月。因为我那时没有钱付带家具的房子，甚至交不起一间顶楼房的租金。白天我就待在大学里，干这干那，其他时间，晚上，我就过起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我睡在朋友家，把自己可怜的几样东西，衣服、书籍、杂志、照片，扔得到处都是。我是雷梅迪奥斯·巴罗［14］ ，我是莉奥诺拉·卡林顿，我是欧尼塞·奥迪奥［15］ ，我是丽莲·瑟尔帕斯［16］ （噢，可怜的丽莲·瑟尔帕斯），如果说我没有疯狂，那是因为我始终保持着幽默感，我嘲笑自己的裙子，嘲笑自己的烟管裤，嘲笑我自己里面都脱了线的内衣，嘲笑我那巴丽安特王子式的发型，白发正在迅速盖过金发，嘲笑我那偷偷盯着墨西哥城夜色的蓝眼睛，我那听着大学生故事的粉红色耳朵，嘲笑人事的沉浮、羞辱、卑微、奉承、谄媚、假惺惺的赞美，嘲笑在墨西哥城夜空的映衬下重新组装过的破败、战栗的床铺，我如此熟悉的天空，那骚动不安、不可企及、像阿兹特克的大锅炉般的天空，在这样的天空下，我跟所有那些墨西哥诗人和阿图罗·贝拉诺在一起，在绝对的幸福中感动不已，贝拉诺才十六七岁，我看着他开始成长起来，1973年他决定回祖国参加那场革命。除了他的家人，我是惟一去巴士车站为他送行的人，因为他打算走陆路，那是一次漫长的旅程，极其漫长，充满了危险，那是所有贫穷的拉美男孩的起程之旅，要穿越这片荒谬的大陆，阿图罗·贝拉诺从巴士窗户探出身来向我们挥手告别时，不仅他母亲哭了，我也哭了，那天晚上我就在他家里睡了，主要是为了陪陪他母亲而不是别的，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就走了，尽管除了几个常去的酒吧和咖啡店我无处可去，可我还是走了。我不喜欢滥用别人的好客。1974年，阿图罗回来时完全变了一个人。阿连德下台了，他的义务已尽，或许这是他妹妹告诉我时的说法。阿图罗尽了他的责任，他的良心，一个年轻拉美男子可怕的良心，这本身无可谴责。9月11日，他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出来活动。他在一条荒凉的街上站了荒谬的岗。他夜间出去，目睹了很多事情。几天后，他在一个边防检查站被捕。他们没有拷打折磨他，但关了好几天，期间他的表现像个男子汉。墨西哥的朋友们，墨西哥城的夜晚，诗人们的生活在等待着他。可是他回来后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他开始跟其他更年轻的人、鼻涕都擦不净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出去玩，他遇到了乌里塞斯·利马（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发觉这个影响很坏），他开始取笑所有的老朋友，瞧不起他们，看什么都像但丁似的，好像刚从地狱回来，或者不是但丁就是维吉尔本人，这个敏感的孩子，他开始吸大麻烟，那腌臜的毒品，贩卖我甚至都不屑去想的东西。不过，凭良心说，他跟过去一样善良，我知道他依然很善良。所以，我们碰到时（纯属偶然，因为我们经常聚会的已经不是同一拨人了），他会说你好吗，奥克西里奥，或者在布卡雷利大街的人行道上大喊救命，救命！救命！像只猴子般四处跳跃，手里拿一份玉米面豆卷或者一块比萨，总是跟那个叫劳拉·郝雷吉的女孩在一起，这个女孩漂亮极了，可是心肠却比一个黑寡妇还黑，跟他经常在一起的还有乌里塞斯·利马和另外一个智利小男孩费里佩·穆勒，有时我甚至也跑到他们一伙里去，但他们说的全是格里格里科［17］ ，就像《跳房子》里的人那样，你能看得出，他们喜欢我，能看得出他们知道我的分量，可是他们讲格里格里科，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凭这点最终还是把我拒之门外。不让人觉得他们在嘲笑我！他们听我的！可是我不会讲他们的格里格里科，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又不放弃他们的俚语。那些被人遗弃的可怜的孩子。情况是：没有人想要他们。或者说谁也不把他们当回事。或者有时你会有这种印象：他们太高估自己了。一天有人对我说：阿图罗·贝拉诺离开墨西哥了。接着又说：但愿这次他不再回来。对此我实在很恼火，因为我一直都爱着他，我没准还斥责了说这话的人（至少在精神上），可我最关心的是打听他去哪儿了。然而谁也说不准：说去澳大利亚、欧洲、加拿大，什么地方的都有。接着我开始想起他来，开始想到他的母亲，那么宽宏大度，开始想到他的妹妹，想起我们在他家做肉馅卷饼的那些下午，想起那次我做了面条，为了晾干，我们在厨房、在餐室、在亚伯拉罕·冈萨雷斯大街上的那间小小起居室里，到处都挂上了面条。我什么事都忘不了。他们说这是我的毛病。我是所有墨西哥诗人的母亲。1968年，当狂暴的警察和军人开进大学时，我是惟一坚持到底的人。我独自一个人待在系里，关在卫生间里，长达十天、十五天不吃东西，具体几天我想不起来了。陪伴我的只有一本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和背包，穿着一件白衬衣和一条皱巴巴的蓝裙子，在这个世界上我有的是时间想而又想。可当时我却无法回想阿图罗·贝拉诺，因为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我心里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坚持住，你要是出去了，他们会把你投进监狱（或许驱逐你回蒙得维的亚，因为你天生永远收拾不好自己的证件，你这个傻瓜）他们会唾你，会揍你。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坚持下去。抵抗饥饿和孤独。我先是坐在马桶上睡了几个小时，就是这一切开始时我正坐在上面的那个马桶，虽然人已极度虚弱，我还是相信它会给我带来好运，可是睡在马桶上太不舒服了，最后我索性蜷缩在地板砖上睡。我一个劲地做梦。不是噩梦。而是音乐般的梦，透明的质疑之梦，还梦见光亮安全的飞机在寒冷、明媚、湛蓝的天空上横穿拉美大陆。我醒来时人已经冻僵，而且饥肠辘辘。我向窗外望出去，卫生间的那扇小窗户外面，在拼图般的校园残片中，我看到了新一天的清晨。那天早晨我在哭泣和感谢天国的上帝声中度过，在这样的天国，谁也不会断水。千万别生病，奥克西里奥，我对自己说，喝你能弄到的所有的水，但千万别生病。我脊背靠着墙滑到地板上，我又打开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我闭上眼睛。我大概睡着了。后来我听到了脚步声，我又藏进格子间（那个格子间就像我永远不曾拥有过的小卧室，那个格子间就是我的战壕和我的杜伊诺宫，我在墨西哥的主显节）。接着我又开始读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然后我又睡着了。我又从小窗向外眺望，我看见了高高在上的乌云，我想起了奥特尔博士［18］ 的画和《最明净的地区》［19］ 。接着我又开始想些开心的事。有多少诗我烂熟于胸呢？我开始背诵起来。轻吟着我记得的那些诗，我真想把它们写下来，但我却只有一支钢笔没有纸。后来我又想：你这个傻瓜，在这儿你能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纸啊。于是我拿了点卫生纸开始写起来。后来我又睡着了，做起梦来，噢，太荒诞不经了，梦见了胡安娜·德·伊瓦沃罗［20］ ，梦见她的那本1930年出版的诗集《风之玫瑰》，梦见她的处女作《钻石的语言》，多么漂亮、多么美丽的书名啊，仿佛一本先锋派诗集的书名，一本去年刚出版的法国书，事实上那是1919年出版的作品，换句话说那年她才二十七岁。那时她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女人，整个世界就在她脚边，所有的绅士们准备好了优雅地按照她的吩咐去做（那些绅士已经不复存在，但胡安娜还活着），所有的现代派诗人准备为诗歌而献身，所有那些顾盼的眼神，所有那些漂亮的言词，所有的爱。然后我又睡着了。然后我又醒来，一连几个小时，或许好几天，我为流逝的年华，为我在蒙得维的亚度过的童年，为那些至今还困惑着（甚至比过去还让我困惑）、我宁肯不想谈论的面孔而哭泣。我已经忘了自己在那里囚禁了多少天。我从窗户里看着鸟儿、树木，从看不见的地方伸出的树枝、灌木、草丛、乌云、墙壁，我看不见有人，也听不到任何声响，我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待了多久。后来我开始吃卫生纸（部分原因可能是想起了夏洛特），不过，只是一小片，我没有那个胃口吃得更多。后来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了食欲。后来我捡起写过东西的卫生纸，把它们扔进马桶，然后拉了下链子。冲水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想我犯糊涂了。我想：尽管我很聪明，并且付出了很多牺牲，我还是犯糊涂了。我想：毁掉自己写的东西是多么诗意的举动啊。我想：我要是吞了它们就好了，因为我现在糊涂了。我想：写作是徒劳的，毁灭是徒劳的。我想：因为我写作，我才挺住了。我想：因为我毁了自己写的，他们会找到我，抽打我，强奸我，杀了我。我想：这两个行为是互有关联的，写作和毁灭，躲藏和被发现。后来我坐在马桶上闭上眼睛。后来我又睡着了。后来又苏醒了。我的身体禁锢成一团钢筋。我绕着卫生间慢慢地活动，照了照镜子，梳了梳头发，洗了把脸。噢，我的脸太难看了。现在的样子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后来我听到了人声。我想，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了。那感觉就像鲁宾逊在沙地上发现了脚印。不过我的脚印是人声和门砰的关闭声，好像大理石墙忽然像雪崩般倒塌在大厅里。接着弗姆沃纳教授的秘书鲁佩打开门，我们俩站在那儿面面相觑，俩人都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我想，这一震惊让我晕过去了。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人已在里乌斯教授的办公室（里乌斯是一个非常勇敢、英俊的男人！）周围是朋友们和熟悉的面孔，是大学里的人而不是士兵，更奇妙的是我开始哭起来，根本无法连贯地描述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里乌斯不断地鼓励着我，他对我的经历似乎一下子很感动又很震惊。这就是我的经历，年轻的朋友们。这个传奇乘着墨西哥城和1968年的风撒播开来，中间又穿插进死者和生还者的事迹，现在人人都知道了有个女人在那个美丽悲惨之年，在自由惨遭涂炭之际还待在大学里。我已经有很多很多次听别人讲这个故事，在他们的讲述版本中，这个女人关在卫生间里十五天没有吃东西，是个学医的学生或是托雷·德·雷克托里亚的一个秘书，不是没有证件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地方搁一下脑袋的乌拉圭人。有些版本中的主人公甚至不是女人而是个男人，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或者一个患肠胃病的教授。我聆听这些故事，这些有关我的故事的不同版本时，总是一言不发（特别是没有喝醉的时候）。如果喝醉了，我就尽量低调处之。根本没有这回事，我说，这是大学里的传说，是城市传奇，这时他们就盯住我说：奥克西里奥，你是墨西哥诗歌之母。我说（如果喝醉了就会吼叫）：不，我谁的母亲都不是，不过我认识他们所有的人，所有墨西哥城的年轻诗人，那些出生在这里和外省来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乘着风潮从拉美其他地方刮到这里的人，我爱他们所有的人。

5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接着我对他们说：好吧，小伙子们，如果这瓶梅斯卡尔酒喝光了我们该怎么办？他们说：我们下楼再去买一瓶，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别担心。因为心里踏实了，或者至少受到了鼓舞，我美美地喝了一口，把杯子一倾而空。过去他们酿的梅斯卡尔酒醇美之至，在我们国家也算得上最好的了，没错，先生，我站起来，走到自己的藏书前，落满灰尘的藏书——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擦过书架了！——不是我不再爱护那些书，肯定不是，而是因为生活把我们弄得如此脆弱，同时还不断地麻痹我们（几乎让我们难以察觉，先生们），有些人，尽管我没有碰到这种事，甚至被搞得恍恍惚惚，有的最后落得个只剩个从中分裂的左半边大脑，这是描述记忆问题的一种说法，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两个小伙子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我能感觉得出他们在我脖颈背后呼吸的气息，当然这只是形容而已，我没有转过身，问吉尔曼或者阿克莱斯、曼努埃尔说我提到过干什么工作了没有，我靠什么生活。他们说没有，阿马德奥，谁也没有对我们说过任何这方面的事儿。接着我很排场地说，我写作，我想我一定笑了，或者咳嗽长达好几秒，我靠写作为生，小伙子们，我说，我和帕斯是这个可恶的国家仅有的两个靠写作谋生的人。他们呢，当然，依然令人激动地沉默不语，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就像人们说吉尔韦托·欧文那样沉默着。接着，我依然背对他们，盯着我的藏书的书脊说：我就在附近上班，在圣托·多明戈广场里，我主要写诉状、祷词和书信，我又笑了，笑声的力量激起书里的尘土，这时书名、作者以及我放着昔日没有发表的文稿的夹子能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也笑了，一阵短促的大笑从我的脖颈背后扫过去，这两个小伙子挺克制，直到我终于设法找到了要寻找的那个夹子。给你们，我说，我的生平，顺便说一下也是塞萨雷亚平生留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先生们：他们并没有贪婪地扑向文件夹，然后迅速翻阅这些资料，而是站在那里问我写不写情书。我什么样的书信都写，孩子们，我告诉他们，然后把夹子放在地板上，又在杯子里斟满苏西达斯牌酒，母亲给孩子的信，孩子给父亲的信，女人给狱中丈夫的信，当然还有情人的信，情书写来最妙，一来天真烂漫，二来又那么情欲缠绵，简直就像杂货店老板的货架，各种东西无所不包，有时捉刀人还会添加些自己的创意。多美妙的工作啊，两个小伙子说。在圣托·多明戈的拱门下度过三十年后，一切都今非昔比了，我说着打开夹子，开始浏览那些资料，寻找我拥有的惟一的一份《卡沃尔卡》，那份塞萨雷亚怀着极其隐秘和兴奋的心情编辑的杂志。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77年1月。

有些书你无聊的时候可以看。这样的书多不胜数。有些书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可以看。在我看来，这种书最好。有些书你忧伤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开心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渴求知识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绝望的时候可以看。乌里塞斯·利马和贝拉诺他们想写的就是这种书。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不妨以一个普通读者为例，这个人头脑冷静、成熟、受过教育，过着多少还算健康的生活。经常买书和文学杂志。你可以拿他为范例。这种人会读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写的东西，但读其他任何种类的书时都会带着一副批评挑剔的眼光，公正冷静，不会有荒唐或者令人惋惜的共犯之嫌。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希望自己没有冒犯到任何人。我们再来说说绝望型读者，这种人大概是为绝望文学而生的观众。我们会发现什么呢？首先：这样的读者往往是青少年或者还不成熟的成年人，缺乏安全感，神经质。属于那种操蛋白痴（请原谅我这样说），读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后就想自杀。其次：这种读者有局限性。为什么说有局限呢？很简单：因为他只读绝望型作品或者给绝望者写的书，这是一回事，这种人或者变态分子是不可能通读比如《追忆逝水年华》或者《魔山》（以我的愚见，这是镇定、冷静、纯粹文学的典范之作）这种作品的，也不会去读诸如《悲惨世界》或者《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的。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吗？好的。于是，我劝告他们，说服他们，警告他们，提醒他们面临的危险。我这样形同跟墙说话。还有甚者：绝望悲观的读者就像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他们迟早会耗光的！为什么？太显然了！一个人不可能在绝望中过一辈子。最后，身体会背叛的，这种痛苦会变得忍无可忍，最后，透明物体就会从巨大的冷泉中涌出。绝望型读者（特别是绝望型诗歌读者，这种人令人无法忍受，相信我说的）最终的结局就是离书而去。他最终必然会成为一个平庸的绝望者。他也许会恢复正常！然后，作为恢复再生过程的一部分，他开始逐渐回归——感觉就像裹在襁褓里，就像在溶化了的镇静剂的疾雨之下——回归到我所谓的为冷静、平和的读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上来，坚定地把头脑扛在自己肩上。这就是所谓（被我称为，如果没有别人这样说的话）从青春期到成人的过渡。我不是说一个人如果成了头脑冷静的读者就不再阅读为绝望者写的书了。他肯定还会读的！尤其是如果这种东西写得不错、文雅，或者朋友推荐给他的话。但是，最终，这种东西会让他厌倦的！归根结底，那种悔恨文学、充满了利器和遭到凌迟的救世主的作品，不会刺伤他的心脏，就像平心静气的作品，精心构思的作品，技术完美的作品不会刺伤他的心脏一样。我总是对他们这样说。我总是告诫他们。我给他们看技术完美的作品。我警告他们注意那些危险。不要把自己的心血耗尽了！谦卑些！亲自去探索，亲自在陌生的土地上迷失！但是要有一根指南线，哪怕这线用面包屑或白色石子构成！然而我疯了，我被他们逼疯了，被我的女儿们，被劳拉·达米安逼疯了，所以他们不听我的。

华金·巴塞乌斯·阿马拉尔，正行走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校园里，1977年 2月。

不，不，不，当然不是。那个叫贝拉诺的男孩人非常好，特别懂礼貌，绝非满怀敌意。1975年我到墨西哥来发布——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翻译的庞德《诗章》，这本书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顺便说一下，那一版非常漂亮，由华金·默蒂斯出版），贝拉诺和朋友们来参加这个活动，随后，这点很重要，他们留下来跟我交谈，陪同我（如果你初来乍到某种意义上是个外国的城市，你对这种事儿会很感动的），我们来到一家酒吧，我忘了具体是哪家了，肯定是在城区，在贝拉斯美术馆附近，我们谈论庞德一直谈到很晚。换句话说，我在发布会上没有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看到墨西哥诗歌界著名人物的面孔（如果有人来的话，我也认不出来，我很抱歉这样说），我只看到那些孩子们，那些充满了渴望、理想主义的孩子们，你明白吗？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欣赏这点。

我们都聊了些什么？当然是聊这位大师了，聊了他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的时候，聊到那个叫费诺罗萨［21］ 的怪人，聊了汉朝、隋朝的诗歌，聊了刘向、董仲舒、王丕、陶潜（陶渊明，365—427）的诗歌，聊了唐朝、韩愈（768—824）、孟浩然（689—740）、王维（699—759）、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白居易（772—846），聊了明朝、清朝、毛泽东——换句话说，聊了些我们谁也不知道的关于庞德的事儿，甚至连那位大师也不知道的事儿，因为他最熟悉的还是欧洲文学，不过，庞德能够深入到那种谜一般的语言中，这足以表明他的力量何其巨大、好奇心何其广泛，我说得对吗？他对人性是何等坚信不疑，你说对吗？我们还谈了普罗旺斯的诗人们，那些普普通通的诗人，你知道，如安诺杰·丹尼尔、伯特兰·德·博恩、吉劳特·德·波尼尔、赫弗雷·鲁德尔、吉列姆·德·伯克达、马卡布鲁、伯纳特·德·本塔多恩、瑞玛特·德·瓦凯拉斯、库西的城堡主人、杰出的克雷蒂安·德·特罗亚，我们谈了清新诗体流行时代的意大利、但丁的挚友们，如大家经常提到的西诺·达皮斯托亚、基多·卡瓦尔坎蒂、基多·基尼泽尔利、西科·安吉奥列里、加尼·阿尔法尼、迪诺·弗雷斯科鲍尔迪，但是我们主要谈论的还是那位大师，在英国时期的庞德，在巴黎时期的庞德，在拉帕罗时期的庞德，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时期的庞德，从意大利回来后的庞德，在死亡边缘的庞德……

后来怎么了？老一套。我们要求结账。他们坚持说我一分钱都不用掏，不过我毅然拒绝了。我也曾年轻过，我知道在那个年龄维持生活有多么艰难，尤其是，如果你还是个诗人的话，所以，我把钱放在桌上，那些钱足够付我们所有的消费了（我们总共有十个人：包括年轻的贝拉诺和他的八个朋友，其中有两个漂亮女孩，很不幸我忘了她们的名字，然后还包括我），可是，既然我想到了此事就不妨说一说，这是那天晚上发生的惟一离奇的事儿，他们拿起钱又还给我，我把钱放回桌上，他们又还给我，后来我说，孩子们，我跟学生们出去喝酒或者可乐（哈哈），我从不让他们付账，我动情地（我爱我的学生，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会回馈这份感情的）发表了一番小小演说，可他们却说：想都不要想，先生，就这样：想都不要想，先生，那一刹那，我破译（如果我能够的话）这个含义丰富的句子时，观察着他们的脸，七个男孩和两个漂亮女孩，我想：不，他们永远不会成为我的学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其实当时他们那么彬彬有礼，那么善良，可我还是这么想。

我把钱收回钱夹，他们中的一个人付完账，然后我们就出去了。夜色很美，完全没有了白日车辆和人群的挤撞，我们朝我住的宾馆方向走了会儿，像是沿着大街漂流，很轻松就走了很远，我们前行（可是去哪里呢？）途中，有些孩子开始道别，握握我的手就走了（他们跟朋友道别的方式不同，或许只是在我看来如此），这伙人一点一点地稀少起来，期间我们还一个劲地聊着，我们聊啊聊，或许现在想来，可能没有聊那么多，我应该说我们想啊想，可我不信，晚上那个时候不会有人使劲思考什么的，身体已经在乞求休息了。忽然只剩我们五个人毫无目的的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漫步了，也许是在深深的沉默中，在一种庞德式的沉默中漫步，虽然这位大师是最不肯沉默的家伙，难道不是吗？他的语言就像某个部落的语言，不懈地探索着事物的本质，不断探究着，讲述着一切故事。然而它们又是被沉默限制住的语言，被沉默一点点地消融掉，不是吗？后来，我觉得该睡觉休息了，我叫了一辆出租，然后跟大家道别。

利桑德罗·莫拉莱斯，科默西奥大街，莫雷洛斯花园前，阿斯坎顿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7年3月。

是厄瓜多尔的小说家巴尔加斯·帕尔多介绍我认识阿图罗·贝拉诺的。这是一个随心所欲之人，我出版社的一个审稿编辑。一年前，这个巴尔加斯·帕尔多劝我说出版社值得资助发行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可以发挥墨西哥和拉美最好作家论坛的作用。我听了他的劝诱，马上动手实施。他们给了我一个荣誉主任的头衔，巴尔加斯·帕尔多和他的若干羽翼自任为编委会成员。

这本杂志的计划，至少他们向我兜售的计划是推介出版社的书籍。这是最主要的目标。第二个目标才是办一本高质量的文学杂志，要能够很好地反映出版社的水平，内容和撰稿人都要代表出版社的水平。他们跟我提到胡里奥·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这些都是拉美文学的闪耀明星。我从来都很谨慎，虽然还不能说是多疑，我告诉他们，能拉到伊巴奎恩依迪亚、莫特罗索，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蒙西瓦伊斯、埃莱尼塔·波尼亚托斯卡我将很高兴。他们说当然可以啊，用不了多久，大家都会求着想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好吧，让他们求吧，我说，那我们就好好干，但别忘了主要目标：宣传出版社的产品。他们说，那肯定没问题。这个理念将会在每一页或者每隔几页中体现出来，用不了多久这份杂志也会赢利的。我说：先生们，我就把它的命运交给你们了。在第一期杂志上，谁都可以亲眼看到，根本没有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甚至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的影子，但我们发了篇蒙西瓦伊斯的散文，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救了这一期，另外，还有一篇巴尔加斯·帕尔多自己写的文章，还有一篇他的朋友、阿根廷流亡作家的散文，两篇从即将出版的长篇中选摘出来的片段，一篇巴尔加斯无人问津的同乡写的短篇小说。当然还有诗歌，而且诗歌的量很大。评论部分，至少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我们的新书评介上，总体上很不错。记得看完这期杂志后，我跟巴尔加斯·帕尔多聊天时说：我觉得诗歌太多了，诗不好卖啊。我记得他回答说：你说的不好卖是什么意思呢，利桑德罗先生，他说，瞧瞧帕斯和他办的杂志。行了，巴尔加斯，我说，帕斯是帕斯，这有点奢侈，我们别人负担不起。我没有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读过帕斯的杂志了，我也不想纠正使用了“奢侈”这个词，我无意用它来描述诗歌事业，而是指帕斯那无聊的刊物。说到底，我认为发表诗歌不是个奢侈的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愚蠢。不过，这事儿也就到此为止，巴尔加斯·帕尔多又出了第二、三期，然后又出了第四、五期。有时我听人说我们的杂志越来越具有攻击色彩。我想这全是巴尔加斯·帕尔多的错，他把杂志拿来当做攻击他初到墨西哥时对自己势利的人的武器，拿来当做解决旧账（有些作家如此虚荣和敏感！）的完美工具，说真的，我对此毫无意见。对一份杂志来说挑起争端是件好事，意味着会卖得不错，令我震惊称奇的是一份发表了这么多诗歌的杂志会卖得不错。有时我扪心自问这个杂种巴尔加斯·帕尔多对诗歌的兴趣为何如此浓厚。我知道，他自己并不是诗人而是个小说家。那么，他对诗歌的兴趣到底从何而来呢？

我承认，有一度，我作过各种猜测。我怀疑他是同性恋。没准就是。他已经结婚了（顺便说一下，是跟一个墨西哥人），可是你都不知道这事儿。他会是什么类型的同性恋呢？会不会是个在纯文学层面自得其乐、热情而不切实际的同性恋呢？是不是在杂志上发表诗歌的诗人中有“理想伴侣”的绰号呢？我不知道。这得问他本人。我对同性恋没有任何偏见。每天都会有更多的同性恋出现。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墨西哥文学界同性恋的数量达到全盛的最高峰，我认为这可能已经达到极致了。可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我猜问题出在教育制度上，墨西哥人拿自己出洋相的趋势日益流行的缘故，电影、音乐，谁知道都是什么玩意儿。连萨尔瓦多·诺沃有一次都亲口对我说，有些前来拜访他的年轻人的言谈举止让他惊愕不已。萨尔瓦多·诺沃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

我就这样认识了阿图罗·贝拉诺。一天下午，巴尔加斯·帕尔多对我说起他，说他如何攒了本怪异（他用这个词了吗？）的书：拉美青年诗人的权威选集，正在寻找出版社。贝拉诺是谁？我问。他给我们的杂志写过书评，巴尔加斯·帕尔多说。这些诗人，我说，偷偷地观察着他的反应，就像皮条客般拼命地替妓院老板搜罗新的女人，可巴尔加斯·帕尔多压根就不理睬我的话，继续对我说，那本书好极了，属于那种我们（多么有意思啊，用了复数）出版社不出的话，别的出版社就会拿走的书。接着，我又暗暗地打量着他说：带他过来，安排我跟他见个面，我们看看能做点什么。

两天后阿图罗·贝拉诺现身出版社。他穿了件条绒夹克和牛仔裤。夹克袖子和腰的左侧有好几处裂了缝，没有打补丁，好像有人开玩笑拿箭射过或者用矛尖戳过他。裤子呢，如果他脱了的话，那裤子都会自己站直了。那双网球鞋只消瞥一眼就会让人不寒而栗。他长发披肩，也许人本来就瘦骨嶙峋，现在越加显瘦了。那样子好像几天没睡觉了。好个上帝啊，我想，他简直像个失魂落魄的废人。至少看上去那天早晨还冲了个澡。我说：我来看看你攒的这本选集，贝拉诺先生。他说：我交给巴尔加斯·帕尔多了。开场不妙，我心想。

我抓起电话告诉秘书让巴尔加斯·帕尔多上我办公室来。有那么几秒钟的工夫我们谁也不说一句话。真见鬼，如果巴尔加斯·帕尔多再迟来会儿，这位年轻诗人就要当着我的面睡着了。他至少看着不像同性恋。为了消磨时间，我告诉他，我们出过十多本诗集了，他也许知道，但一直卖不动。是啊，他说，是出过十几本。我的天哪，他简直就像个僵尸。有那么一刹那，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吸毒，可谁能看得出来呢？我说，攒一本你这样的拉美诗选很不容易吧？容易，他说，全都是朋友的诗。这个自负的家伙。那么，我说，作者的版权应该没问题了，你拿到了许可。他笑了。或者，我来说明一下，他拧了一下嘴巴或者翻了一下嘴唇，露出几颗黄牙发出某种声音。我敢说他的笑声令人毛骨悚然。怎么描述好呢？不是凡间的笑声？你在一家医院荒凉的过道里行走时听到的笑声？大致差不多吧。过了会儿，笑声结束后，我们似乎又要陷入沉默，陷入两个刚认识不久的人或者一个出版商和一个僵尸（在这种场合正好是同一件东西）之间会出现的那种令人尴尬的沉默，但我不能再次陷入那种沉默，所以就不断地找话说，谈他的故国智利，谈他发表过书评的我的杂志，谈到处理诗集的存货多不容易。哪儿都找不到巴尔加斯·帕尔多（他可能在电话里跟另一个诗人瞎聊上了！）后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好像忽然明白过来了，或者恍然大悟。我想最好还是别出那本选集。我想最好别出这位诗人写的任何东西。让巴尔加斯和他那些精彩的想法都见鬼去吧。如果别的出版社有兴趣，那就让他们跟他接触吧，我不干。在忽然想清楚的瞬间，我意识到出版这孩子的书会给我带来厄运，让这个孩子在办公室跟我面对面坐着，让那双快要睡着的空洞的双眼盯着我，会给我带来厄运，而且这个厄运可能已经像只秃鹰或者墨西哥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般在我出版社大楼的屋顶上盘桓，命中注定会撞毁我的办公室。

巴尔加斯·帕尔多忽然现身，挥舞着拉美诗人们的手稿，我从胡思乱想中醒过来，但醒得很缓慢，起先我甚至都没有听清巴尔加斯在说什么。我只听到他的笑声以及讨厌的嗡嗡声，兴奋得不得了，好像为我工作是他平生多么得意的好差事，简直就是一次来墨西哥城的带薪休假，我记得自己犯糊涂，居然站起来向巴尔加斯伸出手，天哪，我伸出那只混账手好像他是老板或者总经理，我是个打杂的，我还记得我盯着阿图罗·贝拉诺，我记得这个厄瓜多尔人进来时他都没有欠一下身，不仅没有欠身，甚至都不理我们，都不看着我们，你相信吗？看着他毛糙糙的颈背，我刹那间觉得看到的都不是个人，不是个活人，不是像你我一样血管里流着血液、会呼吸的人类，而是一个稻草人，在一个稻草或者塑料做的躯体上穿了堆皱巴巴的衣服，类似这样的东西。这时我听到巴尔加斯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利桑德罗，玛蒂塔马上会把合同拿过来。什么合同？我很吃惊。当然是出版贝拉诺的书的合同了，巴尔加斯说。

我坐了回去说，且慢，且慢，这份合同里写着什么？问题是，贝拉诺只给我们明天一天时间的余地，巴尔加斯说，我们得速战速决。他上哪儿去，要离开我们了？我问。欧洲，去弄个斯堪的纳维亚女人（对巴尔加斯·帕尔多来说，粗俗与坦率甚至诚实是同义词）。他要去瑞典吗？我问。差不多吧，巴尔加斯·帕尔多说，瑞典，丹麦，比较冷的那些地方。我们不能把合同寄给他吗？我说。不行，你知道，利桑德罗，他去欧洲行踪不定，而且他想这次就把事情解决了。那个杂种巴尔加斯·帕尔多向我挤着眼，把脸凑近我（我以为他要吻我了，这个隐蔽的同性恋！）我无法再往后躲，也不知道如何往后躲，可是巴尔加斯·帕尔多只想在我耳边说点什么，几乎是几句咕哝。他说我们用不着预付稿酬，说我应该签字，立刻签了，这样贝拉诺就无法收回这笔买卖，让竞争对手拿走这本书了。我本来想的就是：我才不管竞争对手拿不拿走呢，我倒希望他们来拿走，让他们赶在我们前面破产得了，可是我没有这样说，却鼓足劲用细小的嗓音问道：这孩子吸毒或者什么的吗？巴尔加斯·帕尔多忽然放声大笑。接着又小声咕哝说：有那么点，利桑德罗，有那么点，但不知道究竟有没有，可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书就在这儿，我们还是签了合同，免得晚了。可是这样……明智吗？我尽量咕哝着回应。这时巴尔加斯把他那张大脸从我脸边移开，用正常的声音回答了我，那是一种瓮声瓮气的亚马逊人的声音，他本人就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我陶醉的炫耀口吻这样自称。当然，当然明智了，他说。这时巴尔加斯又走到这位诗人身边，在他背上轻轻拍了拍。怎么样啊，贝拉诺，巴尔加斯说，这个年轻的智利人望望他又瞧瞧我，一丝白痴般的笑容从他脸上绽开，这是那种精神受到伤害的人，那种被切了前额脑叶似的人才会有的笑容，天哪，这时我的秘书玛蒂塔走进来，把两份合同放在我的桌上，巴尔加斯·帕尔多要去找支钢笔让贝拉诺签字，行了，别去了，在这儿吧，可我没有钢笔啊，贝拉诺说，那就给诗人找支钢笔，巴尔加斯·帕尔多说。好像商量好似的，所有的钢笔都从我的办公室里消失了。当然，我的夹克兜里有两支，可我不想提供给他们。别签字了，别弄合同了，我想。可是玛蒂塔从我桌上的文件里四处搜索，终于找到了一支钢笔。贝拉诺签了字。我也签了。我握了握这个智利人的手。我端详了一番他的脸。他还在微笑。他好像马上就要精疲力竭得崩溃了，可还在微笑着。我在哪儿看到过这样的微笑呢？我看着巴尔加斯·帕尔多好像在问他，我在哪儿看到过这种可恶的微笑。那是一种毫不设防的微笑，那种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拖下水的微笑。可是巴尔加斯却已经在跟这个智利人道别。他忠告这位诗人在欧洲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个同性恋还在回忆着他在商船中度过的青春时代！连玛蒂塔听了他的故事都笑了！我看已经无法挽回。这书最终得出了。

我这个向来雷厉风行的出版家，得意的下颌上挨了一记重拳。

劳拉·郝雷吉，特拉尔潘，墨西哥城联邦区，1977年3月。

他走之前来过我家。大概是晚上七点，我一个人在家里，母亲外出。阿图罗告诉我他就要走了，不打算再回来。我祝他好运，可我都没有问他上哪儿去。我记得他问了我的学习情况，我在大学、在生物学方面干得怎么样。我说挺好。他说：我去过墨西哥北部，去过索诺拉，也去过亚利桑那。我想他说到这个，可也拿不准，然后他就笑了。短促、干涩的笑声，孩子似的笑声。不错，他好像很亢奋，而我清楚他其实从不吸毒。乌里塞斯·利马是吸毒的。他想什么都试试，有趣的是你看不出他什么时候处于亢奋状态，什么时候不是。阿图罗就不同了。他从不亢奋。如果说什么人了解这点，这个人就是我。后来他又说要走了。他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我就告诉他这个主意好极了，没有什么比旅游、看世界更美妙的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天空，他说到处的天空都一样，城市会变化而天空不变，我说他错了，我不相信，还说他自己的一首诗里就写到阿特尔博士描绘的天空，在艺术意义上或者地球上天空各不相同。意思大致如此。其实我不想争辩。起初我装作对他的计划、他的谈话、他要向我说的一切不感兴趣，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是真正的不感兴趣，跟他有关的一切都让我乏味得流泪，我真正希望的是他快点走开让我安静地学习，那天下午我有很多功课要做。后来他说要去旅行，去看世界，不能跟我一起去他心里很难过，还说一直在想我会跟他周游天下，他提到什么利比亚、埃塞俄比亚、扎伊尔之类的国家，巴塞罗那、佛罗伦萨、阿维尼翁之类的城市，然后我禁不住问他这些国家跟这些城市有什么关系，他说：关系太大了，相互太有关系了，我告诉他，等我成了生物学家后，我会有时间去看这些城市、这些国家的，也会有钱的，因为我不打算搭便车或者随便睡哪儿去周游世界。他说：我不打算看它们，我打算住在这些地方，就像我在墨西哥这样。我说：这样对你挺好的，我希望你开心，如果你愿意的话，生活在那里然后死在那里，我会等有了钱再去旅游。可那时你就没时间了，他说。会有时间的，我说，你错了，我会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我会用我的时间做我喜欢的很多事情。他说：你那时就不年轻了。他说这话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看着他这副样子，如此痛苦不堪，我恼火极了，大声冲他喊道：我拿自己的生命或者青春干什么，我去哪里旅游，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时他看着我跌坐在一把椅子里，好像忽然明白过来，他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讨厌鬼。他还喃喃地说什么爱我，永远不会忘了我。接着他站起来（顶多在他说完话二十秒钟后）朝我脸上抽了一巴掌。那声音在整个楼里回荡。我们住在一楼，可我却听到巴掌声（这时他的手掌已经离开我的脸颊）从楼道升上去，进入二楼的每个房间，然后透过攀缘的藤蔓落下来，像玻璃珠般在院子里滚动着。我反应过来后把右手握成拳朝他脸上打过去。他几乎纹丝不动。可是他抡起胳膊又飞快地揍了我一下。你这杂种，我说，娘娘腔，胆小鬼，我发起一场笨拙的攻击，又是拳打，又是搔抓，又是脚踢。他甚至都不想躲避我的进攻。操你妈的受虐狂！我冲他尖叫，不停地打他、哭喊，哭得越来越厉害，最后透过眼泪只能看清灯光和影子，却看不清我正在击打的这个身躯的清晰面貌。后来，我坐在地板上一个劲儿地哭。我仰望着旁边的阿图罗。他的鼻子里流着血，我记得一股血从他的上唇流下来，然后又流到嘴角，流到下颌。你打伤我了，他说，这么疼。我看着他，眨了好几下眼。这么疼，他说，叹着气。你干吗不想想怎么对待我的？我说。这时他站起来想摸一下我的脸，我往后一躲。别碰我，我说。抱歉，他说。我恨不得你死了，我说。我也恨不得我死了，他说，然后又来了一句：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他这不是对我说。我又开始哭起来，哭得越厉害越想哭，我一个劲地要他离开我家，快滚，永远不要再踏进这儿。我听到他叹息了一声，我闭上双眼。我的脸越来越灼热，但感觉主要不是疼痛而是羞辱。那两拳似乎伤了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自信、自尊。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原谅他。阿图罗站起来（他一直跪在我旁边），我听到他走进卫生间。他出来时拿一片卫生纸擦着鼻血。我让他快点走，我说永远不想再见到他了。他问我情绪稳定下来了没有。有你在身边我永远稳定不下来，我说。后来他转身扔掉那块带血的卫生纸——像一个吸毒上瘾的妓女用的卫生棉球——走了。我还那样一个劲儿地哭了好几分钟。我试着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的每个细节。我感觉好受些后站起来，走进卫生间，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我的左脸还红着），给自己弄了点咖啡，放上音乐，然后去院子查看大门锁好了没有。后来，我拿了好几本书在起居室坐下。可我根本无法学习，于是又给生物系的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所幸她在家里。我们随便聊了些各种琐事，我现在想不起来都聊了些什么，我想应该聊到她的男朋友，她说话的时候，我忽然又看见阿图罗擦鼻血用过的卫生纸。我看见它还在地板上，皱皱巴巴，红一道白一道，简直像个活物，我顿时感到很恶心，我编了个借口挂掉电话，告诉朋友说我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别去开，她说，可能是小偷或者强奸犯，说不定二者兼备呢！我不会去开门的，我说，我只是想去看看到底是谁。你们家有围墙吗？朋友问。我说围墙很高。我挂了电话穿过起居室向厨房走去。到厨房后我却不知道该干吗。我走到楼下的卫生间。我拿了几张卫生纸回到起居室。那团带血的卫生纸还在那儿，但是，如果发现它这会儿在一把椅子或者餐室桌子底下，我也不会惊讶。我用卫生纸包住阿图罗的血纸，用两根手指捻着，扔进马桶，然后放水冲掉。

6

拉斐尔·巴里奥斯，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7年 5月。

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走了后，我们的本能现实主义活动主要有：自动书写［22］ 、精致尸体游戏［23］ 、没有观众的独白剧、强制写作［24］ 、两只手写作、三只手写作、手淫式写作（我们用右手写东西，用左手手淫，如果是左撇子的话可以换手来做）、抒情短诗、诗长篇、总是用同一个单词结尾的十四行诗、在墙上写三个词的留言（如“这就是它”、“劳拉我的爱”等等）、愤怒日记、邮件诗、反射韵文、对话诗、反诗、巴西人的具体诗（用直接抄袭词典的葡萄牙语写作）、硬派散文（侦探小说，以极其俭省的语汇讲述，最后一句韵文揭示结局或压根没有结局）诗、寓言、神话、荒诞戏、波普艺术、俳句、格言（其实是对卡图卢斯的模仿或者变体，几乎是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的专利）、暴徒诗（西部民谣）、乔治体诗、经验诗、垮掉派诗、由bp尼克尔、约翰·吉奥诺、约翰·凯奇（《从星期一开始的一年》）、泰德·贝里戈、安东尼努斯兄弟、阿曼德·舒韦尔纳（《药片》）等人创作的伪诗、文字主义诗、书法诗、电子诗（布尔特奥、马萨吉尔）、血腥诗（至少写三次死亡）、色情诗（异性恋、同性恋或双性恋，与诗人的个人偏好无关），哥伦比亚的纳代斯塔、秘鲁的贺拉泽尔亚诺、乌干达的卡塔莱普蒂克、厄瓜多尔的坦萨特西科、巴西的食人族们写的伪诗、无产阶级的能乐……我们甚至出了一份杂志……我们不停地行动……我们不停地行动……我们尽力而为……可是到头来不曾做对一件事。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77年3月。

有时我会想起劳拉·达米安。不是经常想起。一天想起四五次。如果失眠了，可能会想起八次或十六次，这是讲得通的，因为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有的是空间容纳众多的回忆内容。但通常我想到她的次数只有四次或五次，每次回忆，每个记忆胶囊，大致有两分钟长，但我也说不准，因为不久前有人偷走了我的手表，由个人自己来掌握时间是很冒险的。

我年轻时认识一个朋友叫多洛蕾丝。多洛蕾丝·帕切科。她还真有办法来计时呢。那时我老想跟她上床。我想让你叫我眼冒金星，多洛蕾丝，有一天我对她说。你认为金星会冒多长时间？她问。什么意思啊？我问。你的一次高潮能持续多久？她问。挺长，我说。究竟多长？不知道，我说。很长一段时间吧。你问的这些问题挺好玩，多洛蕾丝。很长一段时间是多长？她坚持追问。这时我向她坦白从来没有量过一次高潮究竟持续多久，她说现在就可以模拟经历一场高潮，基姆，闭上眼睛，想像你达到高潮了。跟你吗？我说，瞧瞧我行不行。你愿意跟谁都可以，她说，只是想像它好了，行吗？我们来试试，我说。很好，她说，开始时举一下手。我闭上眼，想像开始操多洛蕾丝，随之举起手。这时我听到她的声音说：一个密西西比，两个密西西比，三个密西西比，四个密西西比，我实在抑制不住想笑，睁开眼睛问她在干吗。我在给你计时啊，她说。高潮来了吗？我说不知道，一般时间会更长。别对我撒谎，基姆，她说，绝大多数高潮在数到四个密西西比时就结束了。再来试一次，你就知道了。我又闭上眼睛，起先我还能想像在操多洛蕾丝，接着不管操谁都想像不出来了。相反，我却想像自己坐在一条小船上，在一个洁白干净的房间里，很像我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多洛蕾丝计数的声音从墙壁、从一个隐蔽的扩音器里往下滴：一个密西西比，两个密西西比，好像有人从海滩上给我发送信号，我却不能答复，尽管内心深处很想答复，很想说：你了解我吗？我很好，我还活着，我想醒过来。我睁开眼睛时多洛蕾丝说：你可以用这种方法计算高潮的时间，一个密西西比算一秒，任何高潮持续时间不会超过六秒。多洛蕾丝和我，我们到头来还是无缘做爱，不过成了好朋友，她结婚时（毕业后）我还参加了她的婚礼，我向她道贺时说：愿你的密西西比充满欢乐。新郎跟我们一样都是学建筑的，只是高一届，或者说比我们早一点毕业，他无意中听到我的话，心想我大概是指他们的蜜月，当然他们的蜜月是在美国度过的。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已很久没有想起过多洛蕾丝。她教我怎样计时。

现在我开始记录回想劳拉·达米安用的时间。我坐在地板上干起来：一个密西西比，两个密西西比，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劳拉·达米安的脸庞，劳拉·达米安的长发，在我空白的头脑中停留了五十个密西西比或者一百个密西西比的时间长度，最后实在坚持不下去时我张开了嘴——啊——让自己一下子把所有的气息都呼出去，或者朝墙上唾去。我又成了孤独一人，我变得空空荡荡。密西西比这个词的回音在我的头盖的拱顶里回荡着，被那辆杀人小车毁灭的劳拉的身体形象再次渐渐远去，劳拉在墨西哥城的天空中，不，在罗马小区，在康德萨小区，在华雷斯小区，在库奥特莫克区的天空中，睁开眼睛，劳拉的眼睛照亮了绿色和棕褐色，照亮了科约阿坎所有的砖块和石头的影子。后来我就不计数了，深深地吁了一口或者两口气，好像遭到一场袭击，咕哝着说去吧，劳拉·达米安。去吧，达米安。这时她的脸终于变得黯淡，我的房间已经不再有劳拉·达米安的脸庞，成了一间现代精神病院，有着各种现代化的便利设施，那双凝望着我的眼睛又变成了护士的眼睛而不是劳拉·达米安的眼睛（她后脑勺长着眼睛！），如果说手表的圆脸不再在我的手腕上闪烁，不是因为劳拉拿走了它，不是因为劳拉让我吞了它，而是让那几个疯子偷走了，你能看见他们在这里跑来跑去，我们的这些可怜的墨西哥疯子，这些莽撞地折腾着或者哭喊着却什么也不懂的无知无识的人们。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找到自己的那本《卡沃尔卡》时把它紧紧抱在胳膊里，我凝视着它然后闭上双眼，先生们，因为谁都不是石头做的。我又睁开眼睛不断地翻寻那些资料，无意中发现了曼努埃尔的印在单面大开纸上的《真实1号》，1921年他在普埃布拉的各种墙上张贴过这东西，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墨西哥真实主义先锋派”，听上去有点可怕，是吗？但同时精彩绝伦。他还说“我的疯狂无法用任何预算来计算”，啊，那悠闲的生活，“我的疯狂无法用任何预算来计算”。不过，里面也有很不错的东西，比如他说：“我要号召所有墨西哥年轻的诗人、画家、雕塑家，他们已经被政府闲职位的金饭碗污染，已经被官方曲意奉承的评论、被粗鲁和淫荡的大众喝彩所玷污，他们还在安里克·冈萨雷斯·马尔蒂内斯［25］ 的欢宴上舔着盘子，我要号召他们所有的人用智性精神不变的涓流创造艺术。所有那些怀有美好信仰，所有那些在散发着龙舌兰酒吧臭气以及油炸食品死气沉沉余热的民族主义媒体可怜、恶臭的喧嚣中还没有被粉碎的人们，全都以即将到来、在辉煌队列中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墨西哥真实主义先锋派的名义号召起来……”那个曼努埃尔长着一条银子般的舌头。银舌！现在看来，有些话的意思我已经看不懂了。比如“号召”这个词。他大概想表达召唤、呼唤、聚集甚至指挥的意思，让我瞧瞧，我来查查字典。没错，“号召”还有别的含义。可是你搞不清也有可能是印刷工误排，而且在用“号召”的地方应该用“劝告”，这才更像曼努埃尔的意思，至少像我当时认识的那个曼努埃尔。这也可能是个拉丁词或者新生词，谁知道呢。也可能是一个被误用的术语。我对那两个小伙子这样讲。我说：孩子们，曼努埃尔的散文就是这样子，总是在冲刺，总是在煽动，充满了让我们沸腾和意乱的语言，现在，这样的散文在你们看来也许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在那个时代却鼓舞了革命大众，鼓舞了那些视死如归的硬汉，他们一读到或者听到曼努埃尔的话就会在路上站住，冷冻般凝固住，好像要说这是什么啊，这样的散文让诗歌像大海一般，墨西哥天空下的大海。可我这是在哪里啊？我胳膊下面夹着那份惟一的《卡沃尔卡》，左手拿着《真实1号》，右手端着苏西达斯牌酒，一边喝着一边给他们读着来自遥远的1921年的文字，同时，在朋友们（年轻人永远都是我的朋友）的簇拥中，讨论着文章和梅斯卡尔酒，这种边读边饮的方式何其惬意，如此从容不迫，瓶中酒还剩不多时，我添了最后一轮，心里对我的那瓶陈年丹液说着再见，我读着《真实1号》的最后部分《先锋派目录》，那个时代（显然包括后来，以及从此之后），这份目录让内行、外行、作家、学者们都大吃一惊。目录以拉斐尔·坎西诺斯—阿森斯和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的名字开始。这挺奇怪吧？坎西诺斯—阿森斯和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好像博尔赫斯和曼努埃尔，有着心灵感应式的交流，你们会这样认为吗？（你知道，那个阿根廷人评论过曼努埃尔1922年写的一本叫《绞刑台的本质》的书），接下来的人是：拉斐尔·拉索·德·拉·维加、吉列莫·德·托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克莱奥蒂尔德·路易西（这是何人呢？），温森特·鲁伊斯·维多夫罗。这是你的同胞，我对其中一个小伙子说。赫拉尔多·迭戈、欧亨尼奥·蒙特斯、佩德罗·加菲亚斯、露西娅·桑切斯·绍尼尔·J.里瓦斯·帕内达斯、埃内斯托·洛佩兹·帕拉、胡安·拉雷亚、华金·德·拉·埃斯科苏拉、何塞·德·西里亚—埃斯卡兰特、塞萨尔·A、科梅特、伊萨克·德尔·班多·比尔拉。你们也看到了，只有一个a字。也许又是印刷错误，阿德里亚诺·巴列、胡安·拉斯。这叫什么名字啊。毛里西奥·巴卡里塞、罗格里奥·布恩迪亚、维森特·里斯科、佩德罗·雷达、安东尼奥·埃斯皮纳、阿道弗·萨拉萨尔、米格尔·罗梅罗·马丁内斯、希里克埃·凯塔罗。又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安东尼奥·M.库博罗。华金·爱德华兹。他可能又是我的同胞，其中一个小伙子说。佩德罗·伊莱西亚斯、华金·德·阿罗卡、莱昂·费里佩。埃利奥多罗·普切、普列托·罗梅罗。瞧，我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全是新人的名字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弗兰西斯科·比吉、雨果·马约、巴托尔梅·加林德斯、胡安·拉蒙·希蒙斯、拉蒙·德尔·巴列—英克兰、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堂·何塞出现在这个名单上究竟想干吗啊！阿尔弗索·雷耶斯、何塞·胡安·塔夫拉达、迭戈·里韦拉、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马里奥·德·萨亚斯、何塞·D.弗里亚斯、费尔明·雷韦尔塔斯、西尔韦斯特雷·雷韦尔塔斯、P.埃查瓦里亚、奥特尔，我想可能是那个了不起的奥特尔博士。J.托雷斯－加西亚、拉斐尔·P.巴拉达斯、J.萨尔巴特·帕帕塞特、何塞·玛丽亚·耶诺伊、让·埃普斯泰、让·理查德·布劳克、皮埃尔·布鲁内，你知道他是谁吗？玛丽亚·布兰查德、科尔内奥、法雷，我觉得曼努埃尔在这儿完全像变戏法似的从帽子里取出名字。弗尼尔、里欧，其实，我可以拿自己的生命打这个赌。Mme、吉伊·洛阿曼，他妈的，抱歉。玛丽亚·劳伦辛，现在情况开始好转。杜诺瑟尔·德·塞冈萨克。又糟糕了。哪个法国杂种在拽曼努埃尔的腿？或许他是在杂志上发现这个名字的？洪内格尔、格奥尔格斯·奥里克、奥森凡特、阿尔伯托·格莱塞斯、皮埃尔·雷维迪，终于走出沼泽地了。胡安·格里斯、尼古拉斯·博德恩、威廉·斯派思、让·鲍尔汉、吉列劳梅·阿波里奈尔、西皮恩、马科斯·雅各布、豪尔赫·布拉克、苏巴格、克里斯、特里斯坦·特萨拉、弗兰西斯科·皮卡比亚、豪尔赫·里贝莫特－德塞格内、热尼·杜兰、阿契彭科、索泡尔特、布莱顿、保罗·埃娄瓦德、马塞尔·杜查姆。当着两个小伙子的面，说得客气点，我同意这样说很武断：管弗兰西斯·皮卡比亚叫弗兰西斯科，管格奥尔格·布拉克叫豪尔赫·布拉克，不把马塞尔·德尔·卡波叫马塞洛或者保罗·埃洛瓦德·巴布罗，埃洛瓦德里缺个“娄”字，法语诗歌爱好者没有人不知道。更不要说布莱顿要带个重音。这份先锋派目录继续列举着主人公们的名字，错误也如影随形：弗兰克尔、塞尔内、埃里克·萨蒂尔、埃里尔·弗雷、巴布罗·毕加索、沃尔特·博拉德·阿伦斯伯格、塞利内·阿诺尔德、沃尔特·帕克、布鲁斯，拜托！摩根·罗塞尔、马尔克·查戈尔、赫尔·巴德尔、马科斯·恩斯特、克里斯蒂娜·沙德、利皮奇特斯、奥尔蒂斯·德·萨拉特、科尔雷亚·德·阿劳霍、哈克布森、希科尔德、亚当·费舍尔、费舍尔夫人、佩尔·克龙、阿尔弗·罗尔弗森、耶奥内尔特、皮埃特·蒙德里安、托尔斯泰森、阿里卡夫人、奥斯特罗姆、格利内、萨尔托、韦博、乌斯特、科克迪卡、康定斯基、斯特雷伯格（com.de B.A.de莫斯克）括号里的注释当然是曼努埃尔加的。好像大家都很清楚别人的背景，一个小伙子说。比如，赫尔·巴德尔、科里斯，还有那个科克迪卡，听着像是科克希卡，还有里欧、亚当和费舍尔夫人。为什么要写成莫斯克而不写成莫斯科呢？我大声发出质疑。我们继续往下看着。在这位莫斯卡瓦的专员过后就没有俄罗斯人了。卢那察尔斯基夫人、艾林伯格、塔利内、冈察洛斯基、马察科夫、埃卡斯特尔夫人、韦勒·蒙纳特、马尔维纳、拉里昂诺、贡蒂亚诺娃、贝诺娃、索蒂内，这个名字显然藏在字母n后面。戴布莱特、道斯伯格、雷奈尔、察恩、德里安、沃尔特洛瓦·苏尔=穆克伦。毫无疑问，他是这一批中最好的。或者是她，因为需要知道（至少在墨西哥）沃尔特洛瓦·苏尔=穆克伦是男性还是女性。让·科蒂埃、皮埃尔·阿尔伯特·比罗特、迈特辛格、让·夏洛特、莫里斯·雷奈尔、皮尤克斯、F.T.马里内特、G.P.卢西尼、保罗·布西、A.帕拉柴斯基、安里克·卡瓦茨基欧里、利贝罗·奥尔托马雷，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记忆出现了问题，小伙子们，这个名字我听着像阿尔韦托·萨维尼诺。卢西亚诺·弗格尔，多好听的名字，你们不觉得 吗？在元首的军队里有个伞兵师就叫弗格尔。一群同性恋，让澳大利亚人踢他们的屁股。E.卡尔迪勒、G.卡里尔利、F.曼塞尔拉·芬蒂尼、奥罗·德·阿尔巴、马里奥·贝图达、阿曼多·马萨、M.博西奥尼、C.D.卡尔拉、G.塞威利尼、巴利尔拉·普拉特拉、康朱诺、科尔拉、马利亚诺、博西奥尼，这不是我自己在重复，是曼努埃尔或者那可怕的印刷工干的。费西、塞蒂麦尔利、卡尔利、奥齐塞、利纳蒂、蒂亚·罗萨、圣·波恩特、迪沃尔雷、马蒂尼、莫雷蒂、皮拉德洛、托齐、埃沃拉、阿德高、萨西尼诺、托沃拉托、道布勒、道斯伯格、布洛格里奥、尤特里罗、法夫里、瓦特里格纳特、列戈、诺拉·博尔赫斯、萨沃里、吉米、凡·高、格吕内瓦尔德、德雷恩、科康内特、波辛高特尔、马尔凯、吉尔内斯、弗宾、德劳奈、库尔克、舒韦特尔斯，应该是库特·舒韦特尔斯，其中一个小伙子，那个墨西哥人说，好像刚从莱诺铸排机的地狱里发现了自己失踪的双胞胎兄弟，海尼切、克莱姆，可能是克里。泽内尔、吉诺。简直是中邪了，没有比这更加晦涩的了。高尔利、博泰、西奥卡托、乔治·贝娄思、吉奥尔吉奥·德·齐里克、莫迪格里亚尼、坎塔雷利、索菲思、卡雷纳，目录到这里就结束了，在卡雷纳后面用了不祥的“等等”一词。我读完那份冗长的名单后，两个小伙子跪下或者专注地肃立，我实在想不起是哪个动作，但这并不重要，像士兵般肃立或者像个虔诚的信徒般跪在那里，喝完最后一口酒以示对所有那些熟悉或陌生、被他们的孙子辈们记住甚至被忘记的名字表示致敬，我看着这两个一分钟前还貌似认真的小伙子，专注地肃立在我面前，向那面旗帜或者已经倒下的同伴致敬，我也举起杯子一饮而尽，对我们所有的死者以示敬意。

费里佩·穆勒，森特里科酒吧，塔尔勒斯大街，巴塞罗那，1977年5月。

阿图罗·贝拉诺到巴塞罗那后跟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有病在身。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瘦得特别厉害，看上去就像一具行走的骷髅。

那时我住在胡塔·德·科默西奥大街哥哥的家里，这条街上到处都有智利人。阿图罗的母亲就住在这里的塔尔勒斯，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同样没有淋浴设施，过道也没有厕所。我到巴塞罗那时给她带来一本阿图罗在墨西哥出的诗集。她瞧了瞧书，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什么。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总之是听不懂。她的情况非常不好。因为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缘故，她总是狂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而且经常哭泣。她的眼睛好像都要从眼窝里暴出来了。她的手颤动不已。有时她还会发生哮喘，可是却能每天抽一包烟。她抽的是那种黑色烟草，像阿图罗的妹妹卡门一样，卡门跟母亲住一起，但白天大多数时候都在外面。卡门在西班牙电信公司做保洁，在跟一个安达卢希亚人谈恋爱，该人是共产党。我在墨西哥见到卡门时她是个托洛茨基分子，现在还是，可她却在跟那个安达卢西亚人谈恋爱——那个安达卢西亚人，如果不是个忠心耿耿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很有可能是个忠心耿耿的布雷思内韦派，这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基本上是一回事。无论如何，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死敌，他们之间的故事一定很生动。

我在给阿图罗的信里把这一切都说了。我告诉他母亲身体很不好。我还说他母亲日渐衰弱，没有钱花，这个城市正在要她的命。我有时这样纠缠他是因为不知道还能怎么样，只能告诉他得帮帮母亲，要么寄钱过来，要么把她接回墨西哥。有时阿图罗的答复让你搞不清该不该当真。有一次他回信说：“告诉他们坚持下去。我很快就会过来打点好一切的。可是眼下他们一定要挺住。”太厚颜无耻了。我回信说她（单数）挺不下去了。据我所知，他的妹妹状态极佳，但每天跟母亲吵架，他必须得尽快为母亲做点什么了，否则就会失去这个把他带到人世间来的女人。那段时间我把自己所有的余钱都借给阿图罗的母亲，总共大约两百美元，这是我1975年在墨西哥获得的一项诗歌奖奖金的余额，我用那笔奖金先买了一张去巴塞罗那的飞机票。当然我没有把这个告诉他。不过，我想他母亲可能已经说了。她每隔三天就给阿图罗写一封信：我猜是甲状腺机能亢奋的缘故吧。不过，两百美元足够她付房租了，但房租也很昂贵。一天我收到一封哈辛托·雷克纳的信，其中提到阿图罗从不读母亲的信。这个傻子怪人雷克纳是故意开玩笑的，可那是最后的稻草，我给阿图罗写了封信，只字不提文学，主要内容谈的都是钱的事，还有健康以及家庭问题。我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你由着性子议论阿图罗，可他每信必回）说已经给母亲寄钱过来了，还打算采取更好的措施，给母亲找份工作，因为母亲的问题是，她一直都有工作，觉得自己很无用后会心烦意乱。我想告诉他巴塞罗那的失业率很高，另外，他母亲的形象没法去工作，如果她出去找工作，可能会吓坏老板，因为她太瘦了，瘦得简直可怕，简直就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决定还是让他省点心，也让自己省点心，还是跟他聊聊诗歌：莱奥波尔多·玛丽亚·帕内罗、费里克思·德·阿苏亚、吉姆菲尔、马丁内斯·萨里翁，这些是我和他都喜欢的诗人，还有卡洛斯·埃德蒙多·德·奥里，“后主义”的创始人，我最近在跟此人通信。

一天下午，阿图罗的母亲上我哥哥家来找我。她说儿子寄来一封非常令人费解的信。她把信交给我看。信封里装着阿图罗的信和一封厄瓜多尔小说家巴尔加斯·帕尔多写给加泰罗尼亚小说家胡安·马尔塞的介绍信。阿图罗在信中说需要母亲去找胡安·马尔塞，他就住在萨格拉达法米列附近，然后把巴尔加斯的介绍信交给他。这封介绍信挺短的。上来先问候了马尔塞几句，提到（令人费解）在加里鲍尔迪广场附近一条街上的一次愉快邂逅。接着极其仓促地介绍了下阿图罗，然后，很快涉及到真正最重要的部分：这位诗人母亲处境窘迫，请马尔塞无论如何倾力相助帮她找份工作。我们这就去找胡安·马尔塞！阿图罗的母亲说。看得出她非常开心，为儿子的举动感到很自豪。我有些犹疑。她希望我跟她一起去拜访马尔塞。她说，如果我一个人去，会很紧张的，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可你是个作家，有什么不对的你可以帮我解围。

我对这个提议无动于衷，但答应陪她去。一天下午我们去了。阿图罗的母亲把自己收拾得比平日更精神些，但还是形销骨立。我们在加泰罗尼亚广场乘上地铁，在萨格拉达法米列下了车。我们快到目的地时她感觉哮喘马上就要发作了，只好用上呼吸器。胡安·马尔塞亲自来到门口。我们跟他打了个招呼，阿图罗的母亲解释了来意。她讲得一团糟，不停地在说什么“需要”、“危险关头”、“参与社会的诗歌”、“智利”、“疾病”、“令人遗憾的境况”。我想她可能脑子犯糊涂了。胡安·马尔塞望着她递出的信封让我们进去。你们想喝点什么？他说。不用了，您真好。阿图罗的母亲说。不用了，谢谢您，我说。马尔塞开始读巴尔加斯的信，还问我们是否认识他。他是我儿子的朋友，阿图罗的母亲说。我想他到我们家来过一次，但没有见到他。我说我也不认识他。挺出色的一个人，巴尔加斯·帕尔多，马尔塞咕哝着说。您离开智利已经很长时间了吗？他问阿图罗的母亲。很多、很多年了，多得我都回想不起来了。阿图罗的母亲开始说起智利和墨西哥，马尔塞开始谈起墨西哥，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忽然彼此以“你”相称，大笑不已。我也笑了。马尔塞可能讲了个什么笑话。他说，正好，我认识一个人，他有点事也许你会感兴趣。不是工作而是一份奖学金，一份研究特殊教育的奖学金。特殊教育？阿图罗的母亲说。嗯，马尔塞说，我想应该这样叫吧。跟智力有缺陷者或者智力低下的孩子的教学有关。噢，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阿图罗的母亲说。过了会儿我们就走了。明天给我打电话，马尔塞在门口说。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笑个不停。阿图罗的母亲觉得胡安·马尔塞很秀气，眼睛很漂亮，是个挺有魅力的男人，而且人很好，也挺直率。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她这么开心了。第二天她就给马尔塞打了电话，马尔塞给了她负责奖学金的那个女人的电话号码。一星期后，阿图罗的母亲开始在巴塞罗那的一所学校研究智力缺陷、智力低下的孩子，以及患有唐氏综合征的人的教育课题，学习期间的工作身份是实习教师。奖学金提供为期三年，每年的延续取决于她的成绩。不久她又去医院治疗甲状腺。起先，我们以为她可能得动个手术，但最终没有动。所以，当阿图罗到巴塞罗那时，母亲的情况已经好多了。奖学金虽不丰厚，但够她生活了，她甚至有钱去买各种巧克力，因为她知道阿图罗喜欢巧克力，谁都知道，欧洲的巧克力绝对要比墨西哥的好多了。

7

西蒙娜·达里欧，小马厩街，巴黎，1977年7月。

乌里塞斯·利马到巴黎时，他惟一的熟人就是一个曾流亡墨西哥生活的秘鲁诗人和我。我只见过这个人一次，是在基多咖啡店，那天晚上我跟阿图罗·贝拉诺有约会。我们三个人聊了会儿，只有一起喝杯咖啡的工夫，后来我和阿图罗就走了。

我很熟悉阿图罗，但自那以后就再没见过他，我以为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在墨西哥干什么？研究人类学，这是在理论上。事实上呢，我到处旅游，在这个国家观光。我还参加了很多派对。墨西哥人有那么多的休闲时间，真不可思议。当然，就我的目标而言（我靠拿奖学金生活）那点钱远远不够花，所以我在一个叫吉米·塞蒂纳的摄影师那里找了份工作，我想，我是在伦德雷斯大街一家叫巴斯科·德·基罗加饭店的派对上认识他的。我的财力大为改善。吉米拍些艺术裸体摄影，如他所称，但其实是些软性色情作品，全裸，要摆刺激性姿势，或者脱衣挑逗性系列图片，这一切都在他住的布卡雷利大街一幢楼的顶层工作室里进行。

我现在想不起是怎么跟阿图罗结识的，也许是在吉米住的那幢楼里上完一个摄影课之后，也许是在一家酒吧，也许是在一次聚会上。还有可能是在大伙都叫杰里·刘易斯的美国人开的比萨店里。在墨西哥，人们往往在那些匪夷所思的地方会面。总之，我们相遇了，而且一见钟情，但睡到一块儿差不多是在过了一年之后。

只要是法国的东西，他都兴趣盎然。说到这点，他还真有些天真。比如，他以为，我在研究人类学，必然知道马克斯·雅各布（这个名字很熟悉，但也顶多熟悉而已）的作品，我告诉他不知道，告诉他法国女孩读别的东西（就我而言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时，他就是不肯信。他认为我在开玩笑。可是他喜欢琢磨，我是说，他总是从文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但并不异想天开，你不读雅克斯·里高特［26］ 的作品，他也绝不会小看你，甚至他自己都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有时我们花好几个小时谈论她的某个长篇，重温那些谜局（我的记忆力特别差劲，但他的记忆力非常出色），重构那些不可思议的凶杀案。

我不知道他身上什么东西吸引着我。有一天，我带他到我住的公寓，我跟另外三个学人类学的学生住一起，一个来自科罗拉多的美国人，两个法国女孩，终于，在那天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我们总算上了床。我早就警告过他，我有一个怪癖。我是半严肃半开玩笑地（我们在现代美术馆的花园里大笑着，那儿有很多雕塑，很可怕）告诉他：阿图罗，永远不要跟我睡觉，因为我是个受虐狂。什么意思？他说。意思是我喜欢做爱的时候挨揍，就是这样。这时阿图罗不笑了。当真？他说。绝对当真，我说。你怎么喜欢挨揍呢？他说。我喜欢别人抽我，我说，抽我的脸，打我的屁股之类的。要很重吗？他问，不，不很重，我说。你在墨西哥一定没有做过多少爱，他思索了一会儿说。我说为什么这样讲。伤痕啊，马普尔小姐，他说，我没有看见你身上有任何伤痕的印迹。我当然做爱了，我回答说，我是一个受虐狂，不是一个动物。阿图罗笑了。我想他以为我在开玩笑。所以，那天晚上，或者其实是早晨，我们终于上床后，他对我特别温柔，我都不忍心拦他，如果他想全身上下舔我，轻柔地吻我，我也让他遂心，但我很快就发现他硬不起来，我把他的那家伙握在手里，抚弄了会儿，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后来我问他，轻声地在他耳边细语，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他说没有，挺好，我们又相拥抚摸了更长一会儿，但显然还是兴奋不起来，我说这样不好，别试了，够了，如果你没有兴致，就不会有兴致，他点上一支烟（他抽一种叫巴利的烟，这个名字很好玩），然后说起他刚看过的一部电影，后来他起床在屋子里裸着身子走了几圈，一边吸烟，一边看着我的东西，然后又在床铺旁边的地板上坐下，开始浏览起我的照片，还有些吉米的艺术特写，我不知道为什么保存下来了，也许我太傻了，我问他这些照片是不是让他来劲了，他说没有，但这些照片挺好，我看上去也挺好，你很漂亮，西蒙娜，他说，就在这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让他来上床，趴在我上面，抽几下我的脸颊或者屁股，他望着我说，我不会干那种事，西蒙娜，然后又纠正自己的话：这是又一件我不会干的事儿，西蒙娜，可是我说，来吧，勇敢些，上床来，他上了床，我翻过身子，躬起屁股说：慢慢地，像玩游戏那样，他抽了我第一掌，我把脸埋在枕头里，我没有读过里高特，我说，也没有读过马克斯·雅各布，更没有读过乏味的班维尔［27］ 、波德莱尔、卡图尔·芒戴斯、阔比埃［28］ ，这些必读作家的作品，可我读过萨德侯爵的作品。噢，真的？他说。是，我说，一边抚弄着他那家伙。他开始抽我的屁股，好像是有意的。你读过萨德写的什么？《闺房里的哲学》，我说。《贾斯廷》呢？当然读过了，我说。《朱丽叶特》呢？当然读过。这时我已经湿了，开始呻吟，阿图罗的那家伙已经硬得像根棍子，我翻过身，让他进去，但是别太急，等我发话了再动，感觉着滋味美极了。抽我，我说，抽我的脸，我的脸颊。把你的手指放进我的嘴里。他抽打着我。重些！我说。他抽得更重了。现在可以动了，我说，有那么几秒钟，房间里只听到我的呻吟声和抽打声。接着他也开始呻吟起来。

我们一直做到天亮才休息，完事后他点上一支巴利牌香烟，问我读过萨德的戏剧没有。我说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萨德还写过戏剧。他不仅写戏剧，阿图罗说，还给剧院老板写过很多信鼓励他们演他写的东西。当然，谁也不敢上演他写的任何东西，因为到头来这些人都得下狱（我们都笑了），可是，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位侯爵固执地坚持，在信里做了各种预算，细到服装花多少钱都考虑到了，最令人伤心的是，他把这些数字加起来，非常划算！这些戏会挣钱的。挺色情的吗？我问，不，阿图罗说，充满了哲理，只是带那么点性。

我们做了一阵子情人。准确地说有三个月，是我离开墨西哥回巴黎前的这段时间。我们并没有夜夜做爱。也不是隔晚见一次面。不过我们尽可能多见面。他捆起我，揍我，虐待我。他从不留下伤痕的印迹，只是把屁股打得红彤彤的，也就是说他特温柔。没过多久，我最后适应了他。换句话说，我需要他，最后他也可能会习惯我的方式，但我们都没有给对方时间。我们只是朋友。我们聊萨德、阿加莎·克丽斯蒂，聊人生。我遇见他时他跟任何墨西哥人毫无二致，可是到了最后，感觉他越来越像个外国人。我有一回说：你们墨西哥人像这像那，他说我不是墨西哥人，西蒙娜，我是智利人，说得有点哀伤，这是真的，但他好像很刻意。

所以，当乌里塞斯·利马到我住的地方来说我是阿图罗·贝拉诺的一个朋友时，我简直喜出望外，但是，随后，当我得知阿图罗也在欧洲，甚至没有礼貌性地寄我一张明信片，我心里又很烦躁。那时我在巴黎诺德大学人类学系有一份基本上很乏味、官僚气十足的工作，有乌里塞斯在这里，我至少可以练练西班牙语，现在已经有些微荒疏了。

乌里塞斯·利马住在伊奥克斯街上。一次，只有那一次，我上那儿找过他。我没有见过还有比这更惨的“用人房”，屋里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而且打不开，望出去是一个又黑又脏的通风管道。几乎连放一张床和会晃动的儿童桌的空间都没有。没有衣橱或者壁柜，他的衣服都还放在箱子里，或者胡乱扔在房间，我进去时都感觉要呕吐了。我问他房租是多少。他告诉我后，我才意识到他被某人骗了。不管给你找这个房子的人是谁，他都在骗你，我告诉他，这是一个垃圾房，这个城市好房子多得是。我相信，他说，可是他接着又争辩说不打算在巴黎长住，不想在找好房子上浪费时间。

我们并不经常见面，要见面时多半由他提出。有时他会打个电话，有时他来我住的楼里，问我想不想散步，或者喝杯咖啡，看场电影什么的。我总是说很忙，在学习或者处理系里的工作，但有时我也会同意，一起出去散会儿步。我们一般在拉鲁纳街的一家酒吧前停住，进去吃点意大利面食，喝点酒，谈谈墨西哥。总是他付钱，现在想来这有些奇怪，因为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工作。他读了很多书。他胳膊下面总是夹着几本书，全是法语的，但说真的他还远谈不上精通法语（我说过，我们谈话用西班牙语）。一天晚上，他对我说起自己的计划。他打算在巴黎住段时间，然后去以色列。他告诉我时我惊讶地笑了，不肯相信。为什么去以色列？因为有个朋友在那里。他就是这样说的。这是惟一的原因吗？我怀疑地问道。惟一原因。

其实，他无论做什么事儿好像都没有个计划。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懒散、镇定、有些清高，但并不冷漠。其实，他可能很热情，不像阿图罗，特别强硬，有时好像对谁都很讨厌。乌里塞斯不是这样。他很正派。有时会冷嘲热讽，但很正派。他很能宽容人，似乎从不想侵入你的私密领域，以我的经验论，拉美人可不是这样。

伊波利托·加尔塞斯，马塞尔·普鲁斯特大街，巴黎，1977年8月。

我的哥们儿乌里塞斯·利马到巴黎时我惊喜不已，我向上帝坦白。我是在伊奥克斯街上一间还不错的小屋里找到他的，离我住的地方挺近。从马塞尔·普鲁斯特大街到他住的地方几乎没有距离。朝左转，向热内·博伊莱斯维大街走去，然后拐到查尔斯·狄更斯街，就到伊奥克斯街了。所以，其实像人们说的那样我们算是住在隔壁。我的房间有一个轻便电炉，我每天都自己做饭，乌里塞斯经常上我这儿来吃饭。可我说：你得弄点什么让我来做，那么，他说，波利托，我会给你钱的，别担心，这也显得公平，因为你买来吃的，然后又做好了。你想要多少钱？我则说，就给我一百美元吧，乌里塞斯，这事儿就这样结了。他说他一个美元都没有了，全是法郎，他就给了我法郎。他有现金，是个信得过的家伙。

可是，有一天，他说：波利托，我每天吃得这么差劲，一盘破米饭怎么值这么多钱？我向他解释法国大米很贵，不像在墨西哥或者秘鲁，这儿一斤米贵多了，伙计，乌里塞斯，我告诉他。他看了我一眼，墨西哥人表示狐疑时就经常那样，他说，好吧，但至少买瓶番茄酱吧，我实在受不了吃白米饭。好的，我说，我还会买酒的，我忘了这事儿，实在是太忙了，但你得再给我加点钱。他又给了我一些钱，第二天我煮米饭时加了番茄酱，给他倒了杯红酒，可第二天葡萄酒就没了（我喝了，我承认），两天后番茄酱也用光了，他又依旧吃起平淡的米饭。后来我开始做通心面。瞧，我试图回忆起来。后来我又做了小扁豆，里面含丰富的铁元素，很有营养。小扁豆用完了，我又做了鹰嘴豆。之后我又开始做白米饭了。一天，乌里塞斯站起来半开玩笑地让我吃，波利托，他说，我感觉你在瞎扯。你做着巴黎最平淡又最昂贵的菜。没有，我告诉他，没有，伙计，你根本不清楚东西卖得有多贵，但第二天他就不来吃了。三天过去了，不见他的任何踪影。后来我又找到他的住处，他不在那儿。但我必须要见到他，于是我就坐在过道里等他回家。

早晨三点左右他现身了。他看见我在过道里，在那个狭长幽黑、散发着臭味的走廊里，他站住不动了，在距离我二十英尺左右的地方，双腿撑在那里，好像觉得我要袭击他。有趣的是他也不吭声，一言不语。混蛋，我想，老乌里塞斯，他给吓得尿都流出来了，仿佛想在走廊里跟我干一仗。我想完了，然后待在原地不动。地板上这个影子算什么威胁？我叫了声他的名字，乌里塞斯，哥们儿，是我，波利托。他说，波利托！你他妈的晚上这个时候了还在这儿干吗，波利托？这时我才意识到刚才他没有认出我是谁，我琢磨，这傻逼在想什么呢？他把我想成谁了？我发死誓这时我比前一会儿更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天太晚了，或者走廊太阴暗了，或者我那诗人的想像力随之失控了，事实上我都开始发抖了。我觉得我发现走廊里乌里塞斯·利马的影子后面还有一个影子。说实话，那时我很害怕下到八楼，从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出去。可是我又一心想逃离这儿。刹那间，我害怕一个人待着的感觉更加强烈。我站起来时一条腿都已经麻了，我问乌里塞斯我能不能进屋去。这时他好像才清醒过来，说当然可以，波利托，然后打开门。我们进去后把灯打开，这时我感觉血液又开始在血管里循环起来，然后，我像个无情的杂种一般，给他看了我带的几本书。乌里塞斯一本接一本地看着，说都挺好的，但我知道他死都想要这些书。我带过来是想卖给你，我说。你想要多少钱？他说。我说了个大胆疯狂的总数，看他有何反应。乌里塞斯看着我说没问题，然后就从衣袋里取出钱付给我，站在那里望着我不发一语。好吧，伙计，我说，那我这就走了。明天还要我做一顿美餐等你来吗？不用了，他说，别等我。不过你哪天还会去我那儿吧？记住了，如果不吃饭，你会饿死的，我说。我不会再去了，波利托，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哪儿出问题了。在内心，我实在怕得屁滚尿流（想到要走出去、走进过道然后下楼梯，简直要了我的命），可是一到外面我又开始说话了。操，我忽然开始说话了，听着自己的话语，那声音好像不是我的，而且这个杂种已经自动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说你没有权力，乌里塞斯，我已经花钱买了很多东西，你要是看到我买的这么多好东西就好了，现在我该拿它们怎么办呢？让它们腐烂了？难道让我把这些全吃了，乌里塞斯？你就想让我这样吗？如果我消化不了或者胃痉挛了怎么办？回答我，乌里塞斯，别装作听不见。说的全是诸如此类的话。无论内心说什么，我都对自己说闭嘴，波利托，你太过分了，这是很丑陋的，别这样说，傻帽——在外面，在那种昏沉状态，我的脸和嘴唇都麻木了，我的舌头也松软了，那些话（我绝对不想讲出来的话！）不断脱口而出，我听到自己在说：你算是什么样的朋友，乌里塞斯？我娇惯你的时候，好像你不仅仅是我的小哥们儿，好像就是我的亲兄弟，我的小弟弟，真讨厌，乌里塞斯，现在你却对我这样冷淡。为什么要这样？我只能说我不断地说啊说，而乌里塞斯呢，在屋里面对我站着，屋子显得特别小，简直就像一口棺材，他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我，定定地，绝不做我以为他会做的事儿，我担心会做的事儿，就那样站着好像要让我自己挖个洞钻进去，好像在心里说，波利托还剩两分钟，一分半钟，一分钟，波利托，还剩五十秒了，可怜的家伙，还剩十秒了。我发誓我好像在看着自己身上的每一根毛发，好像我的双眼睁着的时候，另外一双眼睛，那双闭着的眼睛在扫描我的每一寸肌肤，计算着每一根头发，那只闭着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比睁着的眼睛看到的还要多，我知道这他妈的没有任何意义，后来我坚持不下去了，像个荡妇般倒在床上，我说，乌里塞斯，我感觉糟糕极了，乌里塞斯，伙计，我的生活就像一场灾难。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想把一切都做对了，可到头来一切都错了，我应该回秘鲁去，这个城市他妈的在屠害我，我已经跟过去的那个我完全不同了，我不断地说啊说，想让内心折磨着我的一切都排出去，我把脸埋在毯子里，埋在乌里塞斯的毯子里，我不知道这些毯子是从哪儿搞来的，味道难闻极了，不是典型的“用人屋”里没有洗过的味道，也不像乌里塞斯自己的味道，却像别的味道，像死亡的味道，一种忽然蠕动着钻进我脑子的邪恶味道，让我一下子坐了起来，糟糕，乌里塞斯，你从哪儿弄来这些地毯，哥们儿，从停尸间里顺来的吗？乌里塞斯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听我说着话，我想这时是个离开的机会，我站起来伸出手，碰了下他的肩膀。那感觉就像在摸一尊雕像。

罗贝托·罗萨斯，帕西街，巴黎，1977年9月。

我们的阁楼公寓总共有十二间屋子。八间由拉美人占着：一个叫理查迪托·巴里恩托斯的智利人；一对阿根廷夫妇，索菲娅·佩列格里尼和米格尔里托·萨波廷斯基；别的几个全是秘鲁人，都是诗人，彼此处于战争状态。

我们喜欢把这幢阁楼叫帕西公社或者帕西陋室城。

我们总是不停地争论，我们最喜欢的话题，或者说我们惟一的话题，就是政治和文学。理查迪托的房间以前是租给伊波利托·加尔塞斯的，他是秘鲁人，也是个诗人，可是有一天，经过紧急磋商后，我们决定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他妈的本周内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就把你踢下楼去，在你床上放一泡屎，在你的酒里掺耗子药，或者想出更坏的招儿来。幸运的是波利托乖乖地听了我们的话。如果不听的话，我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可是，有一天他走过来，像平常一样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一间又一间屋子借钱（从不还），让人在这儿给他点咖啡喝，在那儿给口马黛茶（索菲娅·佩列格里尼像瘟疫般讨厌他），然后借几本书，说那个星期他读了布赖斯·埃切尼克，或者胡里奥·拉蒙·里贝罗的作品，或者跟西诺斯特罗萨喝茶了。第一次你可能还会相信他说的，第二次可能会大笑，可是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同样的谎言时，你就会觉得厌恶、同情和警惕，因为显然波利托的脑子不对劲儿了。当你寻根问底时不禁会质疑，这是个什么人呢？而且，我们别人谁也没有波利托那样疯狂。

可是，有一天，他过来了，那天晚上大伙差不多正好都在那里（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听到他在敲别人的门，我听出那是他的声音，那个绝对错不了的“怎么样，哥们儿”），过了会儿，他的影子落在我的门槛上，他好像担心不请自来，后来我说——也许我说得太唐突了——你想要什么，他妈的？他笑了，这蠢驴笑了，说啊，罗贝蒂托，好久不见了，哥们儿，很高兴看到你没什么变化，瞧，我这儿有个诗人，想让你见见，一个从墨西哥来的兄弟。

这时我才发现他旁边还有个人。一个黝黑、壮实得像印第安人的家伙。一个有着既清澈又模糊眼睛的家伙，带着医生般的微笑，在帕西公社难得一见的那种微笑，在这里我们的微笑都像民间音乐家或者律师。

那人就是乌里塞斯·利马。我就是这么认识他的。我们成了朋友。巴黎的朋友。当然他完全不同于波利托。如果他像波利托的话，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我不知道他在巴黎住了多长时间。我记得我们经常见面，虽然我们的个性很悬殊。可是一天，他告诉我他要走了。怎么回事，伙计？我问，因为据我所知，他热爱这个城市。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很不好，他说，面带着微笑。可是有这么严重吗？没有，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只是有点麻烦。好吧，我说，那就是不错了，我们喝一杯祝贺一下。为了回墨西哥去！我说着举起杯子。我不想回墨西哥，他说，我想去巴塞罗那。什么意思，伙计？我说。我有个朋友在那里，我打算在他那里待一段时间。他就说了这些。我没有再深问下去。后来我们出去喝了些葡萄酒，在比尔阿凯姆门附近坐下喝着，我对他讲了自己最近的浪漫经历。可是他有些心不在焉，我们换了个话题，开始谈起诗歌来，这是我那些日子越来越不怎么喜欢的话题。

我记得乌里塞斯喜欢法国年轻诗人。我可以证明这点。我们帕西陋室城的人，觉得他们让人倒胃口。都是些娇惯放纵的小子或者吸毒者。你要知道，乌里塞斯，我对他说，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见识过拉美监狱里的真相。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关心诗歌这种东西呢？这杂种什么也不说，只是大笑。有一次他带我去见米歇尔·布尔特奥。乌里塞斯讲一口漂亮的法语，所以我也不得不主要说法语。后来我又见了马修·梅萨吉尔、让·雅克斯·弗索特，以及布尔特奥的朋友阿德琳。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让我一见倾心的。我问弗索特能不能在他工作的那个杂志上发一篇我的文章，这份小波普破杂志，他说得先看看文章。几天后我把那篇文章带给他，他不喜欢。我向梅萨吉尔打听一个法国诗人，“一个伟大的法国文化老人”的地址，在20世纪40年代，据说他有一次去利马旅行见过马丁·阿丹，可是梅萨吉尔不肯给我。他试图告诉我这个诗人对来访的人很警惕。我不是要从他那儿借钱，我说，我只是想采访他，可是这样说根本不管用。最后，我告诉布尔特奥，我想翻译他的作品。他饶有兴致，没有表示反对。当然，我是开玩笑。那时我觉得这个主意可能不赖。事实上，过了几天后某个晚上我还真动手干起来。我选择翻译的那首诗是《丝缎般的血》。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译诗，虽然我也是个诗人，据说只有诗人才能翻译出别的诗人的东西。可是没人翻译过我的诗，我干吗要翻译别人的诗呢？总之，就这样动手干开了。这个点子似乎不赖。这可能跟乌里塞斯有点关系，他的影响致使我又开始质疑那些陈旧的假设。也许只是想找时间干点以前从不曾干过的事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告诉布尔特奥我打算翻译他的诗，打算发表（发表一词很关键）我的译文，在一家压根就不存在的秘鲁杂志上（我编了个名字），这份杂志的投稿人里就有维斯法兰，我这样对他说，他高兴地答应了。但我想他肯定不知道这个维斯法兰是何许人，我也许还说这份杂志发表过瓦曼·波马或者萨拉萨尔·邦迪的东西。总之，我开始动手翻译了。

我不记得那时乌里塞斯已经走了还是仍在那里。我从一上手翻译这首烂诗就出现了麻烦。题目怎么译呢？译成“缎子般的血”呢，还是“缎子之血”呢？我考虑了一个多星期。就在这时，我忽然被巴黎的可怕击溃了，被法语的可怕、诗歌圈、我们这种无所事事的游客的状态以及南美人迷失在欧洲、迷失在世界的那种悲伤、无望状态击溃了，后来我意识到我翻译不出“缎子般的血”或者“缎子之血”，我知道，如果我翻译了，最后无异于在德黑兰街的书房里谋杀了布尔特奥，然后像个不法之徒般逃离巴黎。所以，最后，我决定放过它，乌里塞斯·利马离开之时（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也是我跟法语诗人交道结束之际。

西蒙娜·达里欧，小马厩街，巴黎，1977年9月。

他从来没有找过任何哪怕有些微类似工作的活。说实话，我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他到这儿的时候就有钱，我知道这是真的。我们最初几次见面，总是他付钱买咖啡、苹果白兰地酒、葡萄酒，但很快他就把钱花光了，据我所知，他没有收入来源。

有一次他告诉我在街上捡到一张五千法郎的钞票，他说，从那以后他走路时眼睛老喜欢盯着地面。

没过多久，他又捡到一张钱。

几个秘鲁朋友偶尔给他点活干，那是一群秘鲁诗人，也许只是空有诗人的名头，因为谁都知道，巴黎的生活会把你磨下去的，把你的情趣销蚀掉，如果你那情趣不是铁甲做成的话。这样的生活会让你变得粗糙，会把你逼得湮没无闻。至少我认识的许多拉美人难逃此劫。我不想说乌里塞斯同样如此，但对那些秘鲁人来说绝对千真万确。他们有个做保洁的集体组织。他们给办公室地板打蜡、清洗窗户，干些这种活，这伙人中谁生病了或者离开这个城市时，乌里塞斯就会帮他们干点活。大多数时候，是某人生病时他才来代劳，因为这些秘鲁人并不怎么出去旅行，不过夏季的时候有些人会去胡西雍收葡萄，三五成群地离开，有时仅一人孤单前往，走之前声称去科斯塔布拉瓦休假。我看见过他们三次。他们都是些苦命人。这伙人中不止一个想弄我上床。

有一次我问乌里塞斯，你有什么办法让自己几乎从不饿肚子。你怎么想去以色列呢？有段时间了，他说，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谈到钱。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很难说我们都谈了什么。跟阿图罗谈了些什么从来都清清楚楚（我们基本上以谈论文学和性为主），跟乌里塞斯的谈话界限却很模糊。也许因为我们彼此见面不多（但以他自己的方式忠实着我们的友谊，忠实着我们的电话号码）。也许因为他貌似或者本来就是一个要求不高的人。

索菲娅·佩列格里尼，坐在特洛卡德罗花园，巴黎，1977年9月。

他们管他叫伊奥克斯街上的基督，所有的人都拿他取笑，连罗伯托·罗萨斯也不例外，后者声称是利马在巴黎最好的朋友。大伙嘲笑他，是因为他基本上是个傻子，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只说他是个十足的低能儿，居然让波利托·加尔塞斯骗了三回，但却忘了波利托也骗过他们。伊奥克斯大街上的这位基督。没有，我从来没有去过他的住处。我知道大家都说那里太恐怖了，说那里是个腌臜的洞穴，说那里堆积着巴黎最烂的垃圾：废品、杂志、报纸，他从书店偷来的书，那些东西很快就开始散发出他住处的味道，开始腐烂、风化，变成各种令人发疯的颜色。他们说他可以整整好几天不吃东西，好几个月不去公共澡堂，但我表示怀疑，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显得特别脏的时候。总之，我不是很了解他，我不是他的朋友，但有一天他上我们住的帕西街的阁楼来了，家里没有人，只有我，我的状态很差，我很沮丧，我一直跟男朋友吵架，我的日子过得不好，他来的时候我正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哭，别人都去电影协会或者参加某个政治会议了（他们全是活动分子和政治活跃者），乌里塞斯·利马走进过道，没有敲任何一家的门，好像他早就知道一个人都没有，他直接向我的房间走来，我正坐在床边，盯着墙壁，他走进来（他身上很干净，味道挺好闻），站在我身边，不说一句话，他只说了句你好，索菲娅，就一直那样站着等到我不哭了。所以我记忆中的他很温柔。

西蒙娜·达里欧，小马厩街，巴黎，1977年9月。

乌里塞斯·利马经常上我家来洗澡。我一点都不觉得兴奋。我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毛巾，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在肉体上甚至情感上并不亲密的话，但我还是让他用了我的淋浴器，用完后我就把毛巾都收起来放进洗衣机。这样能让他尽量在我的房间保持干净。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去做，这是值得肯定的。我冲完澡后要好好擦洗一番浴盆，把排水道里的毛发都捡出来。这样的毛发也许微不足道，可是却能把我逼疯。我讨厌看到发团堵住水道，尤其是如果这头发不是我的。然后我收起自己用过的毛巾，叠好，放在坐浴盆上等有时间再放进洗衣机里。最初几次他甚至自带肥皂，但我告诉他不必这样，可以随便用我的肥皂和洗发水，但千万别想碰我的海绵。

他总是一本正经。他总是提前一天打电话问过来是否合适，想证实一下我没有客人或者活动安排，然后我们再确定好时间，第二天他会直接过来，我们聊一会儿，他就走进卫生间。然后不知再过多少天我才会又听到他的声音，有时是一个星期，有时两个甚至三个星期。这期间他肯定去公共澡堂洗澡了。

有一回，在拉鲁纳街的那家酒吧里，他告诉我喜欢上外国人常去的公共澡堂，从讲法语的非洲国家和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来的黑人。我说穷学生也经常上那儿去。他说，没错，不过主要还是外国人。我记得，有一次，他问我是否去过墨西哥的公共澡堂。我当然没去过了。那可是好货色啊，他说。有桑拿、土耳其浴、蒸浴。我告诉他，个别东西这儿也有，可是太贵了。他说，在墨西哥可不贵，在墨西哥这些服务挺便宜的。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墨西哥的公共澡堂。别说你经常去这些地方洗澡，我说。没有，其实并不常去，他说。只去过一两次。

他是个怪人。他经常在书页边上写东西。我很不乐意给他借任何书。为什么？我不喜欢别人在我的书上涂画。你可能不相信，他常常拿着一本书去冲澡。我发誓。他常常在淋浴的时候读书。我怎么知道的？很简单。他的书几乎全都是湿的。起先我以为被雨淋过。乌里塞斯是个步行家。他几乎从不乘地铁。在整个巴黎徒步穿来穿去，天下雨后会淋得湿透，因为他从不停下来等天晴了再走。所以，他的那些书，至少他经常看的那些书，总是有些翅卷，有些僵硬，我想就是因为淋了雨的缘故。可是，有一天，我注意到他带着一本干燥的书走进卫生间，等出来时那本书已经湿了。那天，我的好奇心开始作祟。我走到他跟前，把书抽过来。不仅封面湿了，有几页内容也湿了，包括页边上写的批注，有些甚至都是在喷头下面写的，水把墨汁弄得四处乱流，这时我就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真难以置信，你居然在洗澡的时候读书！你疯了吗？他说就是抑制不住，但至少他只读诗（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只读诗，当时不了解，但是现在知道了：他说他只读两三页，不是整本书），然后我开始笑起来，顺势倒在沙发上，笑得直打滚，他也笑了，我们都不知道笑了多长时间。

米歇尔·布尔特奥，德黑兰街，巴黎，1978年1月。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电话号码的，有一天晚上，大概已经过了半夜，他给我家里打来电话。他要找米歇尔·布尔特奥。我说我就是米歇尔·布尔特奥。他说我是乌里塞斯·利马。沉默了片刻。我说：是吗？他说：很高兴在家里找到你，希望你还没有休息。我说：没有，没有，还没有睡。沉默。他说：我很想见见你。我说：现在可以吗？他说：可以，就现在，我可以去你那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说：你在哪里？可是他却误会我的意思了，说：我是墨西哥人。这时我才隐隐约约想起来，我收到过一份墨西哥寄来的杂志。但是，乌里塞斯·利马这个名字还是不熟悉。我说：你听说过“问号”吗？他说：没有，从没听说过。我说：我想他们都是墨西哥人吧。他说：“问号”？谁是“问号”？我说：当然是一伙搞摇滚的了。他说：他们表演的时候戴面具吗？起先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面具？他们当然不戴面具了。为什么会戴面具呢？墨西哥的摇滚乐队有戴面具表演的吗？他说：有时会有。我说：听着有些荒谬，不过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在哪儿跟我打电话？你住的宾馆吗？他说：不是，在街上。我说：你知道去米罗梅斯尼尔地铁站怎么走吗？他说：当然知道，没问题。我说：二十分钟后见。他说：我这就出发，然后就挂了。我穿夹克时心想：我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墨西哥诗人都是什么样子呢？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只见过一幅帕斯的照片！可是，我感觉这个诗人肯定不像帕斯。后来，我想起“问号”，想起艾略特·默菲尔，想起他在纽约时跟我讲过的一些事儿，想起那个“墨西哥死神之头”，一个大伙叫“墨西哥死神之头”的家伙，我只是在弗兰克林大街和百老汇的一家酒吧里远远地看见过他。“墨西哥死神之头”是个音乐家，可我只看到一个影子，我问艾略特这家伙想给我们表演什么，艾略特说：他就像条蠕虫。长着蠕虫般的眼睛，说话也像条虫子。虫子怎么能说话啊？骗人的嘛，艾略特说。好吧。很显然。为什么管他叫“墨西哥死神之头”？我问。可是艾略特已经不理我或者跟别人聊上了，我只好暂且假设这家伙一定是墨西哥人，或者在生活中某段时期在墨西哥待过很长时间，另外，他瘦得像根木杆。可是我没看清他的脸庞，只看到他的影子从酒吧里穿过来。一个形而上的空影，无法给人任何感觉，一个让人别无希冀的纯粹的影子。我穿上黑夹克，梳了梳头发，出去时还想着给我打电话的这个陌生人和我在纽约见过的“墨西哥死神之头”。从德黑兰街到米罗梅斯尼尔地铁站只需几分钟，我走得特别快，可是得穿过奥斯曼大街，然后走进普尔西尔大街，又走了一段博埃蒂街，晚上那个时候这些街道基本上已杳无人迹，好像从十点开始他们全都用X射线给轰走了，这时我想，在蒙索地铁站跟一个陌生人会面可能会好一点，于是我又朝反方向走去，从德黑兰大街向蒙索街走去，来到罗伊斯达尔大街，然后又到了菲尔多西，这条街横穿蒙索公园，因为晚上这个时候到处都是从另一个世界跳出来的吸毒者、生意人和闷闷不乐的警察。通向多米尼加共和宫的那个公园弥漫着令人疲倦的阴郁之气，这里是跟“墨西哥死神之头”见面的不错的地方。可是我自己选了一条路顺着它走到米罗梅斯尼尔地铁站的台阶上，那儿人流稀少，而且非常干净。我承认，从来没有地铁台阶显得如此令人想入非非，与此同时又如此神秘莫测。其实，它们看上去跟平常毫无二致。我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同意在这样一个恼人的时刻会见一个陌生人而虚构出来的预兆性氛围，平常我是绝不干这种事的。可是我又不习惯漠视命运的召唤。我来了这就比什么都重要。可是除了一个办事的在那里读书而且肯定是在等什么人外，楼梯口没有任何人。我开始往下走。我决心只等五分钟，然后离开，从此再不理这事儿。我拐过第一个弯后迎面碰到一个老女人，裹在破布和纸板里，在睡觉或者假装要睡了。我继续往前走了几步，看着那个像条蛇般的老女人，这时看见一个人，留着长长的黑发，长着你会称之为墨西哥人的五官，其实我并不知道墨西哥人五官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停下来仔细看了看他。他比我矮，穿一件破皮夹克，胳膊下夹着四五本书。他好像忽然醒悟过来，目光死死地盯着我。是他，不用怀疑了。他走过来向我伸出手。他握起手来很特别。我们握手的时候，他好像在发出共济会成员的暗号和墨西哥地下帮会的信号。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令人发痒和姿态特别的握法，好像握着我的这只手没有皮肤或者纯粹是个套子，一个纹过皮的套子。不过千万别在意他的手。我说今晚夜色真美，我们可以到外面走走。感觉好像现在还是夏天，我说。他默默地跟我走着。我一下子担心我和他老不说一句话，我看了看他带的书。其中一本是我的《乙醚嘴》，另一本是克洛德·佩里尤写的，剩下的可能是我没有听说过的墨西哥作家的东西。我问他来巴黎多久了。很长时间了，他说。他的法语很差。我提议说英语，他同意。我们沿米罗梅斯尼尔街向法布街走去。我们大步快步朝前走着，好像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迟到了似的。我是那种不喜欢步行的人。可是那天晚上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走个不停，沿着法布街向波西街走去，来到香榭丽舍大道，从那里又向左拐去，继续沿着丘吉尔大街走去，然后又左转，大宫殿模模糊糊的影子已经抛在身后，我们直接向亚历山大三世桥走去，我们的步子始终没有懈怠，这个墨西哥人偶尔用费解的英语讲个我听不懂的故事，一个谁也没有听说过的失踪诗人和失踪杂志以及作品的故事，也许发生在加利福尼亚或者亚利桑那或者与那两个州交界的墨西哥地区，那是一个真实或者想像出来的地方，被太阳晒得漂白了，湮没在过去，早已被遗忘，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在这里，在巴黎，显得微不足道。我说，这是一个来自文明边缘的故事。他说是的，是的，我想也是。我又说：难道你从未听说过“问号”吗？他说没有，从未听说过。我建议他哪天还是听听，他们的表演很不错，其实我这样说仅仅是因为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

8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说，小伙子们，梅斯卡尔酒喝光了，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否认、不可逆转的事实，你们谁能下去给我买一瓶索查龙舌兰呢？其中一位，那个墨西哥人说：我去吧，阿马德奥，我拦住他说，稍等，这时他已经朝门口走去，你忘带钱了，朋友，他看着我说，你别管这个，阿马德奥，我们自有办法。真是不错的小伙子。他走之前我交待了几句指点性的话：我告诉他上委内瑞拉大街到巴西街，然后右转，再到洪都拉斯街，再到圣塔卡塔里纳广场，然后再左转，一直走到智利街，再右转，继续往前，仿佛是要去拉古尼亚斯市场，到了那儿，在街的左侧，就会看到古尔热瑞瑟酒吧，挨着布恩·托诺五金店，你肯定会找得到，到了古尔热瑞瑟酒吧，你就说是我，作家阿马德奥打发来的，马上去吧。后来，等我看完几页资料后，另外那个小伙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浏览我的藏书。其实，我没有看见他，只是听到他在活动，他走上前抽出一本书，又放回去，我听到他的手指在书脊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可是我看不见他。我又坐下来，把钱放回皮夹，双手颤抖着（你一旦到了某个年龄，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喝酒了），我浏览着发黄的旧稿。我低垂着脑袋，视线模糊，那个智利男孩在我的书房里悄无声息地活动着，我只听到他的食指或者小指的声音，那个男孩多么渴望触摸一切，他的手指闪电般沿着我的大部头巨著的书脊掠过，就像肉体和皮革，皮肤和纸板发出的嗡嗡声，那是一种非常悦耳和诱人入睡的声音，我可能真的睡着了，因为忽然我闭上了眼睛（或许已经闭了会儿），我仿佛看见了圣·多明戈广场的拱形走廊，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洛雷托大街上的埃斯特雷拉斯酒店、胡斯托·西尔拉街上的塞维拉纳咖啡店、皮诺苏阿雷斯街附近米西奥内罗街上的“我的办公室”小酒店，那儿男人们都要穿着制服，不允许狗和女人入内，只有一个女人例外，惟一去过那里的女人，我看见那个女人又走在街上，走在洛雷托街上，走在索莱达街上，走到科雷奥马约尔街上，走到蒙内达街上，我看见她匆匆穿过索卡罗，快得好像担心跟情人会面晚了，或者要去城里的某个店铺做小工，这是一个衣着朴素但却漂亮的女人，头发乌黑，脊背笔直，她的腿并不很长，但像所有年轻女人的腿一样绝对优美，无论瘦削、肥胖还是外观——那双可爱、坚定有力的细腿，还有裹在鞋子里的双脚，那鞋子看不到脚踝或者脚踝露到最低，价廉但却漂亮，而且最关键的是穿着很舒适，好像就是特为快步行走而制，为会见什么人或者去上班而制，但我知道她不是去见任何人，也不是冲着什么工作去的。那么她打算上哪儿去呢？或者她压根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这样走着？这时那个女人已经穿过索卡罗，沿着蒙特皮耶达大街向塔库巴街走去，那儿人群稠密，她不能再那么快步走了，她走到塔库巴街，开始放慢速度，一下子人群遮住了她，但很快又浮现出来，她还在那儿，向阿拉米达走去，也许她在附近什么地方停下了，也许朝邮局走去，因为我现在清楚地看到了她手中的文件，可能是书信，但她并没有走进邮局，而是穿过那条街走到阿拉米达街后就停住了，好像要喘口气，接着又继续往前走，步速没有改变，穿过花园，走到树下，就像有些女人能看到未来，我能看见过去，墨西哥的过去，我看见了这个从我的梦中走出来的女人的背影，我对她说：你这是去哪里啊，塞萨雷亚？你去哪里啊，塞萨雷亚·蒂纳赫罗？

费里佩·穆勒，森特里科酒吧，塔尔勒斯大街，巴塞罗那，1978年1月。

对我来说，1977年是我和女朋友同居的一年。我们都刚满二十岁。我们在塔尔莱斯大街上找到一套房子，然后就搬进去住了。我给一家出版社做校对，她在阿图罗·贝拉诺母亲拿奖学金学习的那所学校作访问研究。其实就是阿图罗的母亲给我们介绍的。1977年也是我们去巴黎旅游的那一年。我们住在乌里塞斯的“用人房”里。我得说，乌里塞斯的情况并不好。那间屋子就像个垃圾场。只有我们，我和女朋友在的时候，我们会略加收拾，但无论如何打扫和清洗，总有东西弄不掉。晚上（女朋友睡在床上，我和乌里塞斯睡在地板上），天花板上方有些发亮，一道光从惟一的那扇窗户（蒙着厚厚的污垢）里照进来，在墙壁上弥漫开，天花板就像一片海草的潮汐。我们回到巴塞罗那时发现两个人都长了疥疮。真倒霉。惟一可能传染给我们的人就是乌里塞斯。他为什么不提醒我们呢？我女朋友抱怨说。我说，也许他也不知道。可是后来回想在巴黎的那些日子，我看到乌里塞斯不停地搔着自己，一边嘴对着瓶子喝酒，一边挠着身子，这个情景说服我承认女朋友的判断没错。他自己知道，可一直在保密。有一阵子，因为疥疮的缘故我挺恨他的，但后来又觉得没什么了，甚至拿这事来开玩笑。我们的遭遇是罪有应得。我们的房间没有淋浴设施，我们至少每天得用硫黄香皂洗一次身体，然后搽上点特用的润肤油萨纳丁。1977年，除了过得挺美好，我们还不断地拜访家里可以洗澡的朋友，每隔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去一次。阿图罗·贝拉诺就是这样的朋友之一。他没有淋浴器，却有一个巨大的猫脚浴盆，刚好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纳三个人洗浴。问题是，阿图罗不是单独住，他跟另外七八个人一起住在一个类似城市公社的地方，而且有些人不喜欢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他们的屋里洗澡。其实，到头来我们在那里没有洗过几回。1977年，阿图罗·贝拉诺在一家营地找到夜间看门人的工作。我还找过他一次。大伙管他叫长官，逗得他开心大笑。我想就在那年夏天，我们两个与本能现实主义决裂了。我们打算在巴塞罗那出一份杂志，一份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几乎没有发行渠道的杂志，我们写了一封信宣告退出本能现实主义。我们没有沽名约誉，我们没有败坏墨西哥的任何朋友，我们只说不再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了。主要是我们工作太忙，还要设法过活。

玛丽·瓦特逊，萨瑟兰园，伦敦，1978年5月。

1977年夏天，我跟朋友休·马克斯去法国旅行。那时我在牛津读文学，靠一笔微薄的奖学金生活。休则靠失业救济金为生，我们不是恋人，只是朋友。其实，那年夏天我们一起离开伦敦是因为各自都结束了一场糟糕的恋爱关系，那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毫无准备。休被一个可怕的苏格兰女孩蹬了。我被大学里的一个男生抛弃了，这个男生身边总是围着很多女孩，而我觉得自己还爱着他。

我们在巴黎花光了钱，但并不准备就此回家，于是出了城搭便车去了南方。快到奥尔良时，我们搭上了一辆露营车。司机是个德国人，名叫汉斯。他也跟妻子，一个名叫莫妮可的女人，以及他们的小儿子去南方。汉斯的头发很长，胡须乱蓬蓬的。他的样子很像金发的拉斯普金［29］ ，他曾周游过世界。

没过多久，我们又载上来自莱斯特的史蒂夫，他在一家护士学校工作，往前走了几英里后又拉上伦敦人约翰，他跟休一样失业了。那是一辆很宽敞的休旅车，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所有的人。另外——我很快就注意到了——汉斯喜欢成群结伙，喜欢结识他谈得来而且也喜欢给他讲故事的人。这么多陌生人在身边，莫妮可似乎不太自在，但她对汉斯言听计从，忙着照顾那个男孩。

我们快到卡尔卡索纳时，汉斯告诉我们他在胡西雍的一个小镇还有点生意，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他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找份好工作。我和休觉得这简直太妙了，毫不保留地表示愿意。史蒂夫和约翰问是什么样的工作。汉斯说在莫妮可叔叔家的一片地里收葡萄。收完她叔叔的葡萄后，我们就可以带着大笔钱上路了，因为打工期间食宿全免费。汉斯说完，我们全都赞同说听上去是个不错的买卖，我们拐出主干道，越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村庄四周全是葡萄园，越往前道路越崎岖，这里就像一片迷宫，我对休说，我害怕和排斥一个陌生环境的地方（原话不是这样）。比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而不是跟休或者史蒂夫和约翰在一起那就糟了。所幸我不是孤身一人。我有朋友们陪伴。休就像一位大哥哥。史蒂夫和我也是一拍即合。约翰和汉斯就不同了。约翰有点像僵尸，我不是很喜欢他，汉斯完全是残酷力量的象征，一个狂妄自大的家伙，然而你可以指望他，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我们到莫妮可叔叔家时发现那个月还没任何活儿可干。汉斯把大伙集中在休旅车里说明这个情况时恐怕已经午夜了。他说，情况不好，但他提出一个应急的解决办法。我们不要分开，他说，我们去西班牙收橘子去。如果这次再成泡影，我们可以等待，不过西班牙什么都要更便宜些。我们说手里已经没钱了，几乎也没吃的了。我们没办法支撑一个月。我们顶多再能撑三天。汉斯告诉我们别为钱发愁。他说大家所有的开支都由他来解决，直到我们都开始工作了为止。以什么为交换呢？约翰说，汉斯没有回答。有时他假装不会讲英语。对我们别的人来说，这真有点像天赐的好事。我们说非常赞同这个主意。这是8月初，我们谁也不想现在就回英国。

那天晚上，我们睡在莫妮可叔叔家一幢空空荡荡的房子里（镇上顶多有三十幢房子，据汉斯说，有一半是莫妮可叔叔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向南行驶。还没到佩皮格南，又上来一个搭车人，一个巴黎来的微胖的金发女孩，叫艾瑞卡，经过几分钟的讨论，她决定加入我们一伙。那就是说，同去巴伦西亚摘一个月的橘子，然后回到偏僻的胡西雍跟我们一块收葡萄。她跟我们一样没有多少钱，所以这个德国人也只好付她钱。艾瑞卡合伙后，车里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了，汉斯说他再也不会为任何搭便车的人停车了。

我们向南行驶了整整一天。我们一伙人兴高采烈，在路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奔波之后，我们最想干的大事就是洗个澡，吃顿热饭，睡上九十个钟头。只有汉斯一个人精力还很充沛，他一刻不停地说话、讲故事，讲述发生在他身上或者熟人身上的故事。车里最惨的位置莫过于前排的副手座，意味着要挨着汉斯，我们每个人轮流上那里去坐，轮到我的时候我们聊起了柏林，十九岁时我在那里住过一年。其实，我是惟一能讲点德语的乘客，汉斯乘机说起母语来。但我们没有谈什么德国文学，这是我觉得最来劲的话题，我们主要谈的是政治，这种话题到头来让我无精打采。

我们穿过边境时史蒂夫跟我换了下位置，我坐在后排的一个座位上，小乌多正在那儿睡觉，我在那儿继续听着汉斯滔滔不绝的谈话，他那些改造世界的计划。我想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陌生人对我如此慷慨，但我又如此不喜欢。

汉斯变得越来越疯狂，而且还是个十分差劲的司机。我们迷了好几次路，翻一座什么山花了好几个小时，又不知道该如何回到把我们带向巴塞罗那的大道。我们终于上了大道时，汉斯坚持说我们去看看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已经很晚了，我们都很饿，根本没有心思看什么教堂，即便很漂亮，但汉斯说了算，开车围着这个城市绕了无数圈后，我们终于到了那里。大家都觉得挺漂亮的（除了约翰，他对任何艺术都不怎么欣赏），而我们显然更想找个不错的宾馆住下来吃点东西。但汉斯说西班牙最安全的吃的东西是水果，他把我们扔在那里，坐在广场的一把长椅上望着圣家族大教堂，然后跟莫妮可和他们的小儿子去搜寻水果摊去了。半个小时过后他还没有回来，我们望着巴塞罗那粉红色的夕阳，休说，没准他迷路了。艾瑞卡说，也可能是他扔下我们不管了。扔在一家教堂前，她又说，就像几个孤儿。不怎么爱说话、一旦说话却总是发布愚蠢言论的约翰说，极有可能此时此刻汉斯和莫妮可正在一家上好的饭店吃着热腾腾的佳肴呢。我和史蒂夫不发一言，但在琢磨着各种可能性，我想约翰的理论最令我们震撼，它最接近真相。

大约九点的时候，我们开始绝望了，这才看到休旅车出现了。汉斯和莫妮可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只苹果、一根香蕉、一只橘子，然后告诉大家，他不停地跟当地土著讨价还价，他建议我们最好推迟计划中去巴伦西亚的行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巴塞罗那城外有些价廉物美的露营地。大家用最便宜的日常花销就可以休息几天，游泳、晒日光浴。不用说，我们一致同意，并且恳求直接去那里。我记得莫妮可从不说一句话。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研究如何出城。期间，汉斯告诉我们，他在部队服役时，在吕内堡附近的一个基地，由于开一辆坦克失控了，上司差点把他送上军事法庭。他说，驾驶坦克要比驾驶休旅车复杂多了，我告诉你们吧，小子们。

我们终于出了城，行驶到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上。露营地集中在一个地区，汉斯说，你们看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路面黑黑的，我们只能看清路两边的工厂和荒芜的土地，再往里一点，几幢高耸、幽黑的大楼似乎随意地搁在那里，看上去好像都是塌成了半成品的废墟。不过，没多久，我们便进入树林，终于看到了第一批营地。

但一切跟汉斯的描述相差甚远，因为由他掏钱，我们就继续穿过林地，最后看见一个标志，上面有一颗孤单的蓝色星星从松树枝中伸出来。我不记得当时是什么时候了。我只知道天色已经很晚，汉斯在一根挡在路上的横杆前刹住车时，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小乌多都醒来了。这时我们看见有个人或者人影提起横杆，汉斯下了车走进营地办公室，那个放我们进去的男子跟在后面。片刻后他又出来靠在司机座的窗边。他带来消息说营地已经没有帐篷出租了。我们迅速算计了一下。艾瑞卡、史蒂夫和约翰没有帐篷。不过休和我都有。我们商量好艾瑞卡和我可以睡一顶帐篷，史蒂夫、约翰、休可以睡另一顶。汉斯、莫妮可和男孩睡在休旅车里。后来汉斯又回到办公室，签了几份协议什么的，然后坐到方向盘后面。那个让我们进去的男子骑着一辆小小的自行车，把我们带到幽灵般的街上，街的两侧全是旧的休旅车，最后来到营地一角。大伙都累得要命，很快就全部睡着了，连澡都没有冲一下。

第二天我们在沙滩上玩了一整天，晚上吃过饭后又上营地酒吧的露台去喝酒。我到那里时，休和史蒂夫正跟我们头天晚上见到的那个看门的聊天呢。我挨着莫妮可和艾瑞卡坐下，打量着四周。酒吧可谓营地的忠实写照，里面空空荡荡。三根巨大的松树从水泥中长出来，有些地方树根把地板都提起来，好像是块地毯。有一刹那我纳闷自己究竟在那里干吗呢。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晚上某个时候，史蒂夫和那个巡夜的开始朗读起诗来。史蒂夫在哪儿找到这些诗的？后来，又有些德国人加入我们一伙（他们给我们买了一轮饮料），其中一个模仿唐老鸭惟妙惟肖。到了那天晚上快结束的时候，我记得看见汉斯与那个巡夜的争论起来。他用西班牙语说着，似乎越说越生气。我看了他们一会儿。有那么一刻我想他都快要哭了。那个巡夜的似乎很镇定，或者至少没有挥舞着胳膊做出疯狂的动作。

第二天我游泳的时候还没有从昨晚的宿醉中恢复过来，我见到他了。沙滩上只有他一个人，他坐在沙子上，穿得严严实实，在读报纸。我从水里出来后向他招了招手。他望着我回应性地招了下手。他样子很苍白，头发乱得一团糟，似乎刚刚睡醒。那天晚上，我们无事可做，就又一块上酒吧了。约翰想在点唱机里选一首歌。艾瑞卡和史蒂夫独自坐在桌子的不远处。昨晚在一块玩的那几个德国人已经走了，我们成了露台上惟一的几个人了。过了会儿，那个巡夜的来了。早晨四点时只剩下休、巡夜人和我。后来休也走了，我和那个巡夜人出去做爱。

他过夜的那个小屋窄得连个孩子或者侏儒都无法躺直了。我们试着坐在膝上做爱，可是特别不舒服。后来我们又试着坐在一把椅子上做。最后连我们都笑了，没有搞成。太阳出来时他陪我走到帐篷前，然后就走了。我问他住哪儿。巴塞罗那，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巴塞罗那，我说。

第二天那个巡夜的早早就来到营地，距他值班的时候还远得很呢，我们一起在海滩上玩了会儿，然后步行去卡斯特戴菲尔斯。那天晚上我们所有的人又齐聚露台，但酒吧很早就打烊了，可能还不到十点。我们看着像是避难者。汉斯开着休旅车去买面包，然后莫妮可给大家做了份意大利香肠三明治。趁着酒吧没关门我们买了啤酒。汉斯把我们召在他的桌子周围说，过几天我们继续往巴伦西亚赶。我在尽力为大伙做事，他说。这个营地快完了，他又说，盯着巡夜人。那天晚上点唱机没有开，汉斯和莫妮可拿出一部卡式录音机，我们听了会儿他们喜欢的音乐。后来汉斯和那个巡夜人又开始争执起来。他们讲的是西班牙语，但汉斯又频频地把他说的翻译成德语给我听，还不时点评那个巡夜人看事物的方式。我觉得这种聊天乏味得令人吃惊，我索性不理他们了。但是，我跟休跳舞的时候，又不时地回头看着他们，汉斯跟昨晚似的好像马上又要哭出来了。

你猜他们在谈论什么呢？休问。可能是些愚不可及的事儿吧，我说。这两个人互相挺讨厌对方，休说。他们几乎不认识，我说，可是后来我又想了想他的话，觉得他说的没错。

第二天早上九点前，那个巡夜的到帐篷里来找我，我们在卡斯特戴菲尔斯乘火车去了西特格斯。我们在那个镇上玩了一天。我们在沙滩上吃奶酪三明治时，我告诉他，去年我给格雷厄姆·格林写过一封信。他似乎很吃惊。为什么给格林写信呢？他问。我说，我喜欢格林。他说，我没有这么想过，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你不喜欢格林吗？我问。我读的他的东西不多，他说。你在信里都对他说了什么？我跟他说了我的生活和牛津的情况，我说。我读的长篇不多，他说，但读了很多诗。他又问格林回我信了没有。回了啊，我说，他的回信很短但挺客气。西特格斯住着一个我们国家的小说家，我拜访过一次，他说。哪位小说家？我问，不过我可能应该省点麻烦，因为我几乎没有读过拉美小说家的东西。那个巡夜的说了一个名字，我忘了，又说这个小说家像格林一样对他挺好。那你干吗去看他呢？我问。我不知道，他说，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实我几乎一次都没有张过嘴。你在那里自始至终一句话都不说？我不是一人去的，他说，我跟一个朋友一块去的，主要是他说。难道你没有向你很喜欢的小说家说一句话吗？你没有向他提任何问题？没有，巡夜人说，他似乎很压抑，而且有点小病，我不想打扰他。我不信你没有向他问一句话，我说。他问了我些什么，巡夜人说，然后好奇地打量我。问了什么？我说。他问我是否看过一部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拍的墨西哥电影。你看过吗？其实，我看过，他说，我碰巧看过这部电影，也很喜欢。问题是我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所以我不知道影片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作。你对他说什么了？我问。我没有告诉他没有读过小说，他说。可是你告诉他看过电影，我说。你认为呢？他说。这时我想像他坐在那位长着格林面孔的小说家对面，我想他什么也没有说。你没有告诉他，我说。我告诉他了，他说。

两天后我们收拾行李去巴伦西亚。我跟巡夜人告别时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见他了。我们驱车出发，该我坐在汉斯旁边，跟他聊天时，我问他们争论什么了？你不喜欢他，我说。为什么？汉斯沉默片刻，这对他来说是很罕见的，琢磨着如何回答我。后来他只说了一句不知道。

我们在巴伦西亚待了一个星期，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来回流浪，睡在休旅车里，在橘园寻找工作，但什么也没找到。小乌多生病了，我们带他去医院。他只是感冒了，有些轻微发烧，由于生活条件的缘故加重了。结果，莫妮可的脾气变得坏起来，我第一次看到她跟汉斯生气。一天晚上，我们谈到离开休旅车，让汉斯和全家继续安静地旅行，但汉斯不许我们擅自离车，我们想他说得对。钱依然是个问题。

我们回到卡斯特戴菲尔斯时，天下着瓢泼大雨，营地发了洪水。那时正当午夜。那个巡夜人认出休旅车后出来迎接我们。我坐在后座的某个位置，看见他朝里面观望，想找到我，然后又向汉斯询问我在哪儿。他说如果让我们撑起帐篷会被洪水冲走，所以把我们领到营地另一头一幢类似砖木结构的小屋里，这个屋子盖得危险极了，至少有八个房间，我们晚上就在那里过了一夜。为了省钱，汉斯和莫妮可开车去了海滩。小屋里没有电，巡夜人去一间储藏清洁用品的屋里找蜡烛。他一支都没有找到，我们只好拿打火机来照明。第二天早晨，他来到小屋前，带着一个五十岁左右、满头卷曲白发的人，这个人打了声招呼，然后跟巡夜人交谈起来。后来这人告诉我们他是营地老板，他可以让我们在这儿住上一个星期。

那天下午，休旅车来了。莫妮可开着车，乌多坐在后排。我们告诉她大家都挺好的，他们应该过来跟我们住在一起，这儿是免费的，有很多房间够每个人用，但她说汉斯已经跟在法国南部的她叔叔电话里谈了，给大家带来的最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可以立即起程去他那里了。我们问汉斯上哪儿去了，她说汉斯在巴塞罗那有生意要处理。

我们在营地又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汉斯来了，告诉我们一切都解决妥了，我们可以住在莫妮可一个叔叔的房子里，一直等到开始收葡萄的时候，这段等待的时间什么也不用做，就是把皮肤晒黑得了。这时他把休、史蒂夫和我拉到一边，说不想让约翰加入我们一伙。他是个变态狂，他说。让我惊讶的是，休和史蒂夫居然同意了。我说我不太关心约翰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可是由谁来告诉他呢？我们一起去说，这样比较妥当，汉斯说。据我所知，这是约翰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决定不参与。他们离开前我说，我要跟那个巡夜人在巴塞罗那待几天。我想一个星期后在那个小镇和他们会合。

汉斯没有反对，但走之前告诉我留心点。他有不祥之兆，他说。那个巡夜人？在什么意义上不祥？在一切意义上，他说。第二天早晨我就去了巴塞罗那。那个巡夜人跟母亲和母亲的朋友住在格兰维亚街上一间很大的公寓里，那位朋友比她年轻二十岁。他们只用公寓两头的房间。他母亲和情人住在后屋一个可以俯视小院的房间，他住在前屋，带一个临街的阳台。中间至少有六间空房，能感觉到在尘土和蛛网中间还有以前住户存在过的痕迹，约翰在其中一间屋子里住了两个晚上。巡夜人问我为什么约翰没有跟其他人一起走，我告诉他约翰总是显得挺有思想的，第二天早晨他就把约翰带到家里了。

后来约翰乘火车回了英国，巡夜人开始只在周末去工作，这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度过。那几天真开心。我们很晚起床，在当地一家酒吧吃早餐，我来一杯茶，他来一杯咖啡或者加点白兰地的咖啡，然后我们又在城里四处闲逛，直到两个人都很累了才不得不回家。当然，棘手的事儿也不少，最主要的是我不喜欢他给我花钱。一天下午，我们走进一家书店，我问他想要什么然后就给他买了。那是我送他的惟一的一件礼物。他选了本西班牙诗人德·奥里的诗集，我居然还记住了那个名字。

十天后，我离开巴塞罗那。他到车站来给我送行。我给他留了在伦敦的地址和我们就要去打工的胡西雍那个小镇的地址，以备他来拜访。可是，我们道别时我差不多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

起初旅途中很长时间只有我一个人，我觉得坐火车旅行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待着很舒坦。我有时间可以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计划，我想做的和不想做的。我几乎刹那间意识到一人待着再也不会让我烦恼了。我在佩皮格南搭上一辆巴士，它在一个十字路口把我放下，我从那儿又步行到普拉内萨斯，我的游伴们说好在那里等着。我在夕阳西落前到了那里，大片连绵不断的葡萄园呈现在眼前，那是一片浓郁的绿褐色，这景致让我心里感觉更加平静，如果可能的话。可是，我到普拉内萨斯时，人们脸上的表情却不再那么好了。那天晚上，休把我不在期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讲了，由于不可知的原因，汉斯和艾瑞卡吵了一架，现在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好几天，史蒂夫和艾瑞卡商量是不是离开，但后来史蒂夫又跟艾瑞卡吵了一架，他们的逃跑计划搁置。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糕，小乌多又生病了，莫妮可和汉斯几乎要为了他打起来。据休说，莫妮可想带他去佩皮格南的一家医院，汉斯反对，声称医院与其说能治愈病人，还不如说会加重病情。第二天早晨，莫妮可的眼睛都哭肿了，不过也可能是汉斯揍的。无论如何，小乌多自动康复了，或者是被父亲给喝的草药治好了。说到休自己，他说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喝酒，因为这儿有大量葡萄酒，全免费。那天晚饭期间，我没有发现有丝毫紧张之兆，第二天，好像每个人都专等着我，开始收葡萄了。我们绝大多数人干的工作主要是剪葡萄。汉斯和休干搬运的活儿。莫妮可开着装葡萄的小车送到附近村子里的合作加工点。除了汉斯的这伙人，还有三个西班牙人和两个法国女孩，我很快就跟他们成了朋友。

工作让人精疲力竭，也许惟一的好处是干完活儿之后，没人想吵架了。还有很多产生摩擦的根源。一天下午，休、史蒂夫和我对汉斯说我们至少还需要两个工人。他表示同意，却说不能再找了。我们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跟莫妮可的叔叔签了合同，只能用十一个人完成收葡萄的任务，不能再增加一个人了。

晚上，大家干完活儿后一般都去河边洗个澡。水很凉，但河流很深，完全可以进去游泳，我们可以通过游泳来活络身体。我们会打上肥皂，洗洗头发，接着再回屋里吃晚饭。那三个西班牙人住在另一幢屋子里，除了我们邀请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平常他们独自待着。两个法国女孩住在邻村（合作社就在那儿），每天晚些时候，她们都骑摩托回家。一个叫玛丽·约瑟特，另一个叫玛丽·弗兰丝。

一天晚上，我们全都喝了很多酒，汉斯告诉大家他曾在一个丹麦公社生活过，那是世界上最大最有组织的公社。我不知道他聊了多久。有时他兴奋了就开始敲桌子或者索性站起来，我们坐在那里看着他体积开始变大，拉长到很夸张的高度，像个食人怪物一般，由于他的慷慨和我们的拮据，我们被这个怪物牢牢地捆住了手脚。又过了一个晚上，大家都睡着了的时候，我听到汉斯在跟莫妮可说话。他们住在我上方的屋子里，那天晚上可能忘关窗户了。无论什么原因，我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他们在用法语交谈，汉斯说他也无可奈何，就是这么回事，他无可奈何，莫妮可说，是吗，他可以的，他得试试，接下来的内容我没听到。

一天下午，我们就要完工时，那个巡夜的来了。看到他我高兴极了，乃至说了我爱他的话，还说他应该多保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样说了，可是看着他走到大街上，我有种感觉，好像某种危险隐隐约约悬在我们头顶。

令人意外的是，他说也爱我，想跟我一起生活。他好像挺高兴。尽管很累——他搭便车差不多走遍整个省，最后终于找到了——却很高兴。那天下午，我记得，除了汉斯和莫妮可，每个人都出去游泳了，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河里，那个巡夜的待在岸上，全身裹得严严的，事实上是穿得太多了，好像无论天多热他都感觉挺冷的。这时发生了一件貌似无足轻重的事儿，但我却感觉到了某种东西的手：命运或上帝之手。我们在水里时，三个流动工人出现在桥上，站在那里长时间地看着我们，看着艾瑞卡和我。他们是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和一个少年，也许是祖父、父亲、儿子关系，穿着破破烂烂的工作服，后来其中一个用西班牙语说了句什么，那个巡夜的回答了他们。我看到他们的脸朝下看着，巡夜的脸朝上看着（天空很蓝），先寒暄了几句后开始交谈起来。三个流动工人和那个巡夜人都很健谈。起先，好像是一问一答，接着像是闲聊起来，三个人坐在桥上，一个流浪汉站在桥下，进行着简单的对话，我们几个，史蒂夫、艾瑞卡、休和我像天鹅和鸭子一般洗着澡，游来游去，期间谈话继续进行着，我们这样理论上是避开这场西班牙语的谈话，但那只是目标的一部分，主要是艾瑞卡和我成了他们视觉享受和憧憬的源泉。可是那几个人很快就走了（不等我们从水里出来），他们说了声再见，当然这句西班牙语我能听得懂，巡夜人也向他们说了再见，此事到此为止。

那天晚上吃晚饭时，大家喝得酩酊大醉。我也喝醉了，但还没有醉到像别人那种地步。我记得休大声地喊着暴君、暴君，我记得艾瑞卡挨着我坐在长桌边，抓住我的下巴在我嘴上吻起来。

我敢肯定就要发生不祥的事情了。

我对巡夜人说我们该上床睡觉了，他没理我。他说个不停，糟糕的英语中混杂着法语，谈论着一个在胡西雍失踪的朋友。你正好可以找找朋友，休说，跟陌生人喝喝酒。你们不是陌生人，巡夜人说。后来他们全都唱起歌来，休、艾瑞卡、史蒂夫和那巡夜人，我想他们唱的是一首摇滚歌曲。过了会儿，那两个跟我们一块儿干活的西班牙人来了。我不知道是谁把他们叫来的。这回我一个劲儿地想：不祥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可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事儿，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阻止它，除了拉着那个巡夜人去我的房间跟他做爱、说服他睡觉。

这时汉斯从自己屋里走出来，晚饭后不久他和莫妮可老早就上床了，他让我们别这么闹了。我记得他这样出来警告了好几次。汉斯打开门，逐一盯着我们，说太晚了，这么闹他老睡不着，我们明天还要工作。我记得没有任何人理睬他哪怕一丁点儿。他出来时大家说好的，好的，汉斯，我们这就不闹了，可是等到门一关，立刻又喊叫大笑起来。然后汉斯又打开门，裸露的身上只穿着一条白色贴身内裤，金色长发乱糟糟的，他说聚会结束了，大家该马上各回各的房间。巡夜的站起来说：听着，汉斯，别那么白痴了，别这样。我记得休和史蒂夫大笑，或者笑汉斯脸上的神情，或者笑他的英语句子说得很别扭。汉斯站了片刻，满脸茫然，接着开始咆哮起来：你够放肆啊？说了这句后就向巡夜的冲来。他们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完全有条件详细地观察他，一个半裸巨人以几乎奔跑的速度穿过房间直接向我可怜的朋友冲来。

可是，随后发生的情景谁都没有料到。巡夜人坐在那里动都没有动，当那团肉横过屋子冲撞而来时，他仍然镇定自若，当汉斯距离他仅有几寸之遥时，一把刀出现在他的右手（在他柔软的右手里，那只手跟一个剪葡萄的工人的手完全不同），这把刀举起来放到汉斯的胡须下面，事实上几乎要挨着胡须的外围了，汉斯冷静了下来，他说，这是什么？这是开什么玩笑？他是用德语说的，艾瑞卡尖叫着，莫妮可和小乌多藏身的那扇门打开一道缝，莫妮可的脑袋匆匆一闪，她自己可能也赤身裸体。这时巡夜人朝前走去，朝汉斯冲过来的方向走去，那把刀，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就在数尺之远，滑进汉斯的胡须，汉斯开始后退，但在我看来他们好像穿过整个房间朝莫尼可藏身的那扇门退去，其实他们只走了三步，也许两步，然后停下，巡夜人把刀放低了，盯着汉斯的眼睛，转过身背对着他。

休后来说，那一瞬间汉斯应该能扭住他，将他制伏，可事实上他站住没动，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史蒂夫走到身边给了他一杯葡萄酒，他简直像吞空气般喝了酒。

这时巡夜人转过身开始辱骂他。他管汉斯叫纳粹，说你想对我干吗，纳粹？汉斯盯着巡夜人的嘴里喃喃自语，握起了拳头，我们都以为他会冲向巡夜人，这次没有什么会拦他，可是他忍住了，莫妮可说了句什么，他转过身应答了一声妻子，休走到巡夜人跟前把他拉到一把椅子里，可能又给他灌了很多酒。

我记得接下来所有的人都离开那幢房子到普拉内萨斯街上去赏月。我们仰望着天空：月亮藏在巨大的乌云后面，可是风又向东吹拂着乌云，月亮露了出来（我们都大声尖叫起来），可是又消失了。在某个时刻我觉得我们个个都像鬼魂。我对巡夜人说：我们回家吧，我想睡了，我累了，可是他根本不理我。

他一个劲儿地说着一个失踪了的人，同时还不停地大笑着，开着谁也听不明白的玩笑。当最后几幢房子抛在我们身后时，我想该回去了，如果现在不回去，明天就起不来了，我走到巡夜人跟前吻了他一下。一个道晚安的吻。

我回到住处时所有灯都熄灭了，而且万籁俱寂。我走过去打开一扇窗户。没有一丝声音。我又回到自己房间，脱了衣服上床。

我醒来时发现那个巡夜的睡在我旁边，我说了声再见就去跟别人一起干活去了。他没有反应，躺在那里跟死人似的。一股呕吐的味道弥漫在房间。我们中午回去时他已经走了。我看到床上留了张纸条，对自己昨晚的行为表示道歉，还说我可以随时去巴塞罗那，只要我愿意，他会在那里等候我。

那天早晨休对我讲了昨晚发生的事，他说，我走了后那个巡夜人简直疯了，他们来到河边，一个劲儿地说有人在呼唤他，那声音就在河的对岸。不管休告诉他多少遍，说那边什么人也没有，只有水的声音，甚至连水的声音都很轻微，可他坚持说有人在下边，在河的对岸，在等着他。我想他是在开玩笑，休说，可是趁我没留心，他在沥青般的漆黑中沿着下坡跑掉了，朝他想像中的那条河跑去，跌跌撞撞地穿过灌木丛和荆棘。休说，这时只有他和我们邀请参加聚会的那两个西班牙人脱了群，巡夜人沿着下坡路往下奔去时，三个人都在后面追着，但速度慢多了，因为天太黑，坡度太陡，绊一跤没准会把骨头跌折了，所以他很快就在视野中消失了。

休认为他可能想跳进河里去。不过最有可能的是，休说，他一头撞到一块石头上，那儿石头多着呢，或者绊倒在一根掉在地面的树枝上，或者一头栽进荆棘丛里。他们来到尽头时，发现巡夜人正在草地上等着他们。这时最离奇的事情发生了，休说，当我走到他身后时，他来了个急转，刹那间我就摔倒在地，他骑在我身上，双手捏住我的喉咙。休说，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他都没有工夫害怕，事实上巡夜人在往死里掐他，那两个西班牙人不知消失在哪儿了，既看不见他的影子，又听不见他的声音，巡夜人的手勒着他的脖颈（这种双手跟我们当时已经伤痕累累的手是那么不同），休发不出任何声音，更不用说喊救命了，已经被惊傻了。

他可能会要我的命，休说，可是巡夜人忽然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然后就放了他，嘴里还说对不起。休看清了他的脸（月亮又出现了），用他的话说，这张脸泪流满面。休的叙述中最匪夷所思的是：当巡夜人放了他还说抱歉时，休也开始哭起来，因为忽然想起离他而去的女朋友，那个苏格兰女孩，他忽然想到没有人（除了父母）在英国等着他，他忽然明白了一直向我解释不清或者只能解释得挺拙劣的那种感觉。

后来那两个西班牙人来了，吸着大麻烟，他们问休和那个巡夜人为什么哭，他们开始笑了，休说，两个体面、正常的西班牙人，什么也不用说就全明白了，把那根大麻烟让大伙传着抽，后来他们四个人一起往回走。

现在感觉怎么样呢？我问休。挺好，他说，准备收完葡萄就回家。你觉得那个巡夜的怎么样？我问。我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你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干完收葡萄的活儿，也就是一个星期后，我跟休回到英国。我本来打算还去南方旅游，去巴塞罗那，可是收割结束后我实在太累了，太虚弱了，我决定最好还是回到伦敦的父母身边，如果可能的话再看看医生。

我在家里跟父母一起待了两个星期，无所事事的两个星期，没有见任何朋友。医生说我“生机消耗殆尽”，开了些维生素，又让我去眼科大夫那里看看。大夫说我需要配副眼镜。过了没多久，我搬到牛津科利路25号，我给那个巡夜人写了几封信。我告诉了他一切：我如何离开法国，医生怎么说的，我现在戴着眼镜，如何想尽快挣点钱计划去巴塞罗那看他，还说我爱他。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给他写了大概有六七封信。后来新学期开始了，我又碰到了别人，于是也就不再想他了。

阿兰·莱伯特，切斯·拉欧尔酒吧，旺德尔港，法国，1978年12月。

那时我好像生活在反抗组织中。我有一间自己的窑洞，常常去拉欧尔酒吧读《解放报》。我并不孤单。还有别人跟我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百无聊赖的时候。晚上，我们讨论政治，玩撞球。有时聊聊刚刚结束的旅游旺季。每个人都会聊起别人干过的傻事，以及给自己挖的陷阱，我们在拉欧尔酒吧的露台上聊得大笑不止，看着航船或者星星，这些亮闪闪的星星在宣布严峻的月份，那些需要辛苦工作和寒冷的月份的光临。然后，在酩酊大醉中，我们独自或者成群结伙地离去。我呢，回到城外的窑洞里，离波莱多岩石山不远的一个地方。我不明白这座山为什么会叫那个名字，我从来没有费神打听过。最近，我注意到自己出现了一个让人讨厌的倾向，那就是随遇而安。总之，我说过了，每天晚上我都一个人回到自己的窑洞里，睡思昏沉地步行过去，到那儿后就点亮蜡烛，方便在里头走动。波莱多岩石山有十个窑洞，有一半住着人，可我从未进错过。我会爬进自己的那只加拿大猛人探险者牌睡袋开始思考人生，思考发生在眼前的一切，那些你时而理解时而不理解（大多数时候）的事情，然后浮想联翩，最后在不知不觉中昏然入睡，在梦中飞翔或者爬行，不一而足。

到了早晨，波莱多就像一个通勤者居住的小镇。特别是夏天。每个窑洞里都住着人，有时达四个或者更多，大约十点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外出，说着早上好，朱丽特，早上好，皮埃罗特。如果你待在窑洞里，躲在睡袋里，就会听到有人在谈论着大海以及今天它有多么明媚，接着会听到锅盘撞击的声音，有人用野炊炉煮水的声音，甚至都能听到打火机的咔嚓声，高卢牌香烟从皱巴巴的烟盒里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的声音，你能听到哈哈声、呵呵声，当然总有白痴在谈论着天气。可是，在那里你真正能听到的全部声音还是大海的声音，波浪扑打到波莱多岩石的涛声。接着，夏季结束，窑洞开始空了，只剩下我们五个人，然后四个，最后只剩三个人，皮莱特、马莫德和我。这时皮莱特和我已经在伊索贝尔号上找到了工作，船长告诉我们可以带上装备，搬进船员宿舍。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但我们不想立刻跟他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在窑洞里有隐私，有自己的空间，而船舱里简直就像睡在棺材里一样，皮莱特和我已经习惯了在露天的空气中睡觉的舒服劲儿。

九月中旬，我们开始去狮子湾出海，有时挺顺利的，有时彻底失败，一般是以赚钱多寡来衡量，如果运气不错，赚的钱足以付我们的饭钱，倒霉的日子，拉欧尔酒吧连牙签也要给我们赊账了。这种萧条期会令人焦躁不安，乃至一天晚上在海上时船长说也许皮莱特是个灾星，一切都是他的错。他走出来这样说，就像人们在谈论下雨了或者饿了一样。接着，另外几个打鱼的说如果真是如此，干吗不把皮莱特就地扔进海里去呢？回港口后就说他喝得醉醺醺的自己跌进海里了。我们聊了会儿这事，半开玩笑半当真。所幸皮莱特喝得太厉害了，搞不清我们别的几个人在说什么。凑巧，那段时间，几个警察杂种到窑洞里来找我。我偷过一家超市的东西要在奥尔比附近的一个小镇受审。这是两年前的事儿了，我只拿了一块面包、一些干酪、一听金枪鱼罐头。可是你仍然逃不掉法律的长臂。每天晚上，我都跟朋友们在拉欧尔酒吧喝得烂醉，诅咒警察（即便我认出邻桌上有警察在喝着茴香酒）、社会以及经常跟你过不去的司法体制，我大声朗读着《艰难时世》杂志里的文章。坐我那一桌的人都是些打鱼的，有职业的也有业余的，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小伙子、城里来的小孩，暑期打工的，来旺德尔港洗盘子，直到被盯上后才不干了。一天晚上，一个叫玛格丽特、我一直想跟她睡觉的女孩，读起罗贝尔·德斯诺的一首诗来。我不知道罗贝尔·德斯诺是他妈的何人，可我那一桌上其他人都知道，那首诗挺精彩，听了很有感触。我们坐在外面一张桌子旁边，镇上人家的窗户里灯光闪耀，可街上连只猫也没有，我们能听到的全部声音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以及在去车站的路上行驶的一辆遥远的小车的声音，只有我们在那里，或者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是却没有看见（或者说至少我没有看见）那个坐在最远的桌子边的家伙。玛格丽特给我们朗读完德斯诺的诗之后——是在你听完某种真的很美的东西后开始沉默的瞬间，那样的瞬间会持续一两秒钟或者一辈子，因为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有些东西对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那个家伙在酒吧对面站起走过来请玛格丽特再读一首诗。他问能否加入我们一伙，我们说没问题，怎么不行呢，他就从自己桌上端过咖啡，从黑暗中（因为拉欧尔总是节电）走出来跟我们一块儿坐下，开始像我们一样喝起葡萄酒来，还请了我们几圈，可是他那样子不像有钱人，不过我们都是穷光蛋，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就让他请了。

大约凌晨四点钟时，我们互道晚安。皮莱特和我回波莱多。在去旺德尔港的途中，我们一路走得很快，边走边唱着歌。这条路逐渐走下去后由大路变成小径，蜿蜒穿过岩石通向窑洞，到这儿时我们放慢了速度，即便喝得醉成这样子了，但还是清楚在这样的黑暗中一步踩错命将玩完，下面便是汹涌的海浪。晚上，平常那条小路沿途闹声不断，可是今天晚上有些特殊，显得特别宁静，有一阵我们只听到脚步声和拍在岩石上轻轻的浪花声。可是后来我却听到一种异样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有人跟在我们后面。我站住转过身望着黑暗深处，什么也没有看见。在我前面几尺远，皮莱特也站住了，站在那里听动静。我们俩都不说话，甚至都不动一下，就那样等待着。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车子的轻鸣声和发闷的笑声，好像驾驶人在犯傻。我们又听不到刚才的声音了，好像是脚步声。说不定是鬼呢，我听到皮莱特说，我们又开始起步走了。这时，窑洞里只有我和他，因为马莫德的堂兄或者叔叔来找他，他去蒙比利埃附近的什么村子帮着收庄稼了。睡觉前我们先抽了一支烟，看着外面的大海。后来我们道过晚安各回自己的窑洞。我想了会儿自己的事儿，不得不去的奥尔比之行、伊索贝尔号的萧条期、玛格丽特和德斯诺的诗、早晨在《解放报》上读的一篇关于巴德尔—迈因霍夫恐怖组织的文章。我快要闭上眼睛时又听到那声音了，脚步声越来越近，然后又停住，发出脚步的影子望着窑洞黑乎乎的入口。不是皮莱特的脚步声，他的声音我很熟悉，我熟悉皮莱特走路的声音，不是他。可是我太累了，又不想从睡袋里爬出，或许我已经睡着了却还听着脚步声，总之，无论如何，我想不管是谁发出的声音，对我都不构成危险，对皮莱特也没有危险，如果什么人想挑衅，我们会发现的，可是想挑事得先进入我们的窑洞，我知道，陌生人是不会进来的。我知道这个人是在找一间自己能睡觉、没人住的窑洞。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了他。他坐在一块像把椅子的平平的岩石上望着大海，抽着香烟。他就是我在拉欧尔酒吧见到的那个陌生人，他看我从窑洞里出来后站起来伸出手。我不喜欢陌生人碰我，在没有洗脸之前。所以我站在那里盯着他，想弄明白他的意图，可我只听懂了零星的几个词：“安慰”、“噩梦”、“女孩”。后来我走到弗兰西内特夫人果园，那儿有口井，他待在原地未动，吸着烟。我回来时他还在吸着烟（他嗜烟成瘾），他看见我时又站起来说，阿兰，我请你吃顿早饭吧。我记得没有告诉过他我的名字。我们离开波莱多时我问他怎么找到窑洞的，谁告诉你这里有窑洞可以睡。他说是玛格丽特，他管玛格丽特叫德斯诺的读者。他说，皮莱特和我走了后他跟玛格丽特和弗朗索瓦又待了会儿，问过他们有没有地方可以过夜。玛格丽特告诉他，镇子外皮莱特和我住的地方有几间窑洞。接下来就很简单了。他马上跑了，跟上我们，然后就选了个窑洞铺开自己的睡袋，就是这样。我问他是怎么穿过这些岩石的，这里道路糟糕得都不能称之为道路了，他说没有那么艰难，有我们在他前面，他只要跟着我们的脚步走就可以了。

那天早晨我们在拉欧尔酒吧喝了咖啡，吃了羊角面包，权当是早点了，这个陌生人说他名叫阿图罗·贝拉诺，在找一个朋友。我问他的朋友是谁，为什么又到旺德尔港来找，他从衣兜里掏出最后几个法郎，要了两份法国白兰地酒，开始聊起来。他说他的朋友跟另一个朋友住一起，他的朋友在等什么，可能是份工作之类的，我记不得了，他的朋友的朋友把朋友赶了出去，贝拉诺听说这个情况后就出来找他。你的朋友住哪里？我问。他没有家，他说。你住哪里啊？我问。在一间窑洞里，他说，但却微笑着说，好像在开玩笑。最后发现，原来他跟科里欧雷的佩皮格南大学的一个教授住在一起，就在附近。从波莱多可以看得见科里欧雷。后来，我又问他怎么知道朋友被赶出去了。他说：我朋友的朋友告诉我的。我又问：是把他赶走的那个人吗？他说没错。我说，换句话说，先是他把人家赶走了，接着他又告诉了你吗？他说：说实话，他害怕得要命。我问：这个所谓的朋友怕什么呢？他说：我朋友可能会自杀。我说：那你的意思是虽然他认为你的朋友可能会自杀，你的这个朋友的朋友还是把他赶走了？他说，没错，我自己没有弄清这层关系。这时我和他都笑了，都已喝得半醉，他走的时候，肩上扛着一个小包，他走了，打算搭便车在附近的那些小镇漫游，这时我们已经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吃过午饭（稍后皮莱特也加入进来），我告诉他，我在奥尔比如何受到法官的不公正对待，我们在哪里工作，天黑下来时他就走了，一个星期后我又见到他。他还没有找到朋友，但我觉得那时他差不多已经放弃寻找了。我们买了瓶葡萄酒，在港口一带漫游，他告诉我一年前干过卸船的活儿。这次他打算只在这里待几个小时。他比上次穿戴得好了一些。他问我在奥尔比的案子进展如何。他又问起我和皮莱特的窑洞。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还住在那里。我告诉他不住了，我们已经搬到船上，太冷不大上那儿住了，其实也并非全然因为寒冷已悄然而至，也有经济上的考虑。我们身上没有一个法郎，在船上我们至少还能吃上热饭。过了会儿，他就走了，据皮莱特说，那家伙喜欢我。你疯了，我说。那为什么他还来旺德尔港？他来这里想干吗？

十月中旬时他又来了。我听到外面有人说我的名字时正挺着身子躺在铺位上做白日梦呢。我走到甲板上时看见他坐在一堆东西中。好久不见了，莱伯特，他说。我走过去说你好，然后两人都点上烟。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有点轻淡的雾气，附近没人。我想，大家都上拉欧尔酒吧了吧，能听到远方一只船装货时绞盘发出的声音。我们去吃点早餐吧，他说。好的，去吃点早餐，我说。但我们谁也不动。我们看见一个人从防波堤那儿向我们走来。贝拉诺微笑起来。操，他说，是乌里塞斯·利马。我们一声不响等着他，直到这人走到我们这儿。乌里塞斯·利马比贝拉诺矮一些，但更结实。他像贝拉诺一样肩上扛一个小包。他们一看见对方就开始用西班牙语聊起来，他们打招呼、彼此问候的样子显得很随意，很平常。我告诉他们我要去拉欧尔酒吧了。贝拉诺说好的，我们稍后就来，我撇下他们在那里聊着。

伊索贝尔号船上的员工全都在酒吧里。他们看上去表情阴郁，完全有理由如此，但照我说当诸事不顺的时候如此沮丧反而是雪上加霜。于是我走进去，打量了一番都谁在，大声开了个玩笑，或者逗他们一乐，然后要了杯咖啡和一个羊角面包、一杯白兰地，开始读起前一天的《解放报》，弗朗索瓦经常读这份报，读完后就扔在酒吧了。我在读一篇写扎伊尔共和国的余余这个地方的文章时，贝拉诺和他的朋友走进来了，向我坐的桌子走来。他们要了四份羊角面包，那位失踪的乌里塞斯·利马把四个全吃了。他们又要了三份火腿和干酪三明治，给了我一份。我记得利马的声音有些奇怪。他的法语讲得比朋友好。我忘记我们都谈了什么，也许谈了扎伊尔的余余，我只知道在谈话途中贝拉诺问我能不能帮利马找份工作。我想笑。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在找工作，我说。不，贝拉诺说，我说的是船上的活儿。伊索贝尔号？可我说的就是伊索贝尔上的员工在找工作啊！我说。这样啊，贝拉诺说。这得有空地啊。其实，有两个伊索贝尔号上的渔工在佩皮格南找了份建筑的活儿，这份工作至少让他们忙碌一个星期。我们得跟船长谈谈，我说。莱伯特，贝拉诺说，我相信你能帮我朋友找份工作。在船上没多少钱，我说。但至少能提供一张床铺，贝拉诺说。问题是，我怀疑你的朋友懂不懂打鱼和船上的事儿，我说。他当然懂了，贝拉诺说，不是吗，乌里塞斯？懂得很多，乌里塞斯说。我坐在那儿望着他们，因为显然不是实话，只要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可是后来我又自问，我是谁居然对别人的事儿如此肯定。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我怎么知道那边渔民们的情况呢？

当天早晨，我就去跟船长说了，我说带来一个新船员给他，船长说：好啊，莱伯特，给他住阿米多的铺，但只能住一星期。我回到拉欧尔酒吧时贝拉诺和利马的桌上放了一瓶葡萄酒，这时拉欧尔端出三盘鱼汤。这是非常普通的汤，但贝拉诺和利马还说法国菜做得多好。我不知道他们是跟拉欧尔或者自己开玩笑呢，还是当真的。我想他们是当真的。接着我们开始吃炸鱼沙拉，然后又来老一套了，恭维厨师，沙拉多棒，普罗旺斯沙拉多经典，显然这样说让这胡西雍人脸上挂不住。可拉欧尔挺高兴，而且毕竟他们付的是现金，他还要怎么样呢？后来弗朗索瓦和玛格丽特进来了，我们请他们坐一起，贝拉诺给每个人要了份点心，又要了瓶香槟，但酒吧没有香槟，他只好又要了瓶葡萄酒，在酒吧的几个伊索贝尔号上的渔民凑到我们这桌来，我把利马介绍给他们。我说：这家伙就要跟我们一块工作了，他是墨西哥来的水手，是的，先生，贝拉诺说，帕茨库阿罗湖的漂泊的荷兰人［30］ ，那几个渔民向利马打了个招呼，握握手，他们会觉得利马的手有些怪，显然不是渔民的手，你立刻就能觉察出来，但他们的想法大概跟我差不多，谁知道一个遥远国度的渔民的手是什么样呢。查普特派克湖畔小屋的灵魂垂钓者，贝拉诺说，就这样聊到下午六点，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后来，贝拉诺付了账，跟每个人道别后就去科里欧雷了。

那天晚上利马跟我们一起在船上睡了。第二天天气很糟糕。天亮时乌云密布，我们花了一早上和半个下午的时间整理设备。利马被安排去清理货舱。底下的味道实在难闻极了，我们都避着这活儿，死鱼臭气刺鼻，能把人给熏倒了，但那个墨西哥人硬是坚持下来。我想船长是在考验他吧。他让这个墨西哥人去清理货舱。我对这个墨西哥人说：假装在干着，然后两分钟内回到甲板上。可利马下去后在那儿一待就是一个多小时。吃午饭时，皮莱特做了鱼排，利马不想吃。吃吧，吃吧，皮莱特说，可利马说他不饿。他坐下歇了会儿，离我们远远的，好像担心如果观察我们吃饭会呕吐，后来他又回到货舱了。第二天，早晨三点的时候，我们起航出海了。几个小时后我们才发现利马压根就没有船上生活经验。只希望他别掉进海里，船长说。大家都望着利马，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同时又看着已经喝醉的皮莱特，我们只好耸耸肩，并不抱怨，但我相信那时他们都挺嫉妒两个在佩皮格南设法找到建筑活儿的工友。我记得那天天色阴沉，夹带着雨的云从东南方翻滚过来，但接着风变了，乌云升起来。十二点时，我们开始收网，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午饭时我们所有的人苦恼极了。我记得利马问我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我告诉他至少有一个月了。皮莱特开了个玩笑建议我们放火烧了船，船长说如果他再听到这样的话，就把他揍得两眼发黑。后来我们又把船向东北方向开去，下午时我们又在一个地方撒下网，以前从来没有在那里打过鱼。我记得，除了皮莱特我们谁也没有太把它当回事，他那时已经彻底醉了，在控制室里胡言乱语着，谈着他扔在什么地方的一支枪，或者长时间地望着一把菜刀的锋刃，然后又环顾四周寻找船长，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大致这个意思吧。

天开始黑下来时，我们发现网开始满了。我们把网拉起来，船里的鱼比前几天的全部收成加起来还多。忽然，我们开始疯了般地工作起来。我们继续向东北方向开去，不断地撒下网去，等再收起来时里面满是鱼。连皮莱特都战果累累。我们接连干了一整夜一整早晨，一直没有睡，追随着向海湾东北尽头移动的鱼群。第二天下午六点，舱里的鱼满满的，以前可从未见过这样丰硕的成果，可是，船长说十年前他见过一次几乎同样丰硕的捕捞。我们返回旺德尔港时，没有几个人相信发生的一切。我们卸了船，睡了会儿，然后又出海了。这次我们没有发现大鱼群，但收获也不少。那两个星期可以说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海上而不是港口。后来，一切又都回到常态，但我们知道发财了，因为工资是按捕捞比例拿的。后来，那个墨西哥人说，他不干了，他现在有了足够的钱去做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就走了。皮莱特和我问他需要做什么。旅游，他说。我挣的钱够买一张去以色列的飞机票了。我敢打赌那儿肯定有个女孩在等着你，皮莱特说。差不多吧，这个墨西哥人说。后来我和他去跟船长说。船长手里还没有钱。鱼加工厂需要一段时间才会付款，特别是捕获量这么大，利马只好又等了几天。可他再也不想到船上睡了。他消失了几天。我们再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去了趟巴黎。他搭便车去了又回来了。那天晚上，皮莱特和我带他到拉欧尔酒吧吃晚饭，接着他又来船上睡了，虽然他知道我们早上四点钟就要离港去狮子湾再去试着找找那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鱼群。我们在海上待了四天，捕获平平。

此后，利马决定还是多待些时间，直到给他付了工资，这期间他就睡在波莱多的一个窑洞里。一天下午我和皮莱特去找他，指给他哪个窑洞最好，那口井在哪里，晚上应该走哪条路才不至于掉到悬崖下面：基本上是些如何舒服地过户外生活的秘诀。我们不出海的时候，就看见他在拉欧尔酒吧待着。利马跟玛格丽特、弗朗索瓦以及一个四十多岁的德国人鲁道夫混成了朋友，鲁道夫在港口一带干些零工，自称十岁时就在维尔马奇特当过兵，得过铁十字勋章。当大家都说不相信时，他拿出勋章给想看的人展示：那是一枚发黑、生锈了的铁十字。接着他在勋章上吐了口唾沫，用德语和法语发誓。他把勋章拿到离脸十寸远的地方对着它说起话来，好像那是个小侏儒，对着它做鬼脸，然后又把它放下，对着十字极度狂躁或者厌恶地吐起唾沫来。一天晚上，我对他说：如果你这么讨厌他妈的这枚勋章，干吗不他妈的把它扔到他妈的海里去呢？这时鲁道夫安静下来，似乎很羞愧，把铁十字勋章收进衣袋。

一天早晨，我们终于拿到工资了，当天早上贝拉诺又出现了，我们为那个去以色列的墨西哥人饯行。午夜时分，我和皮莱特陪他们一起去车站。利马打算搭十二点的火车去巴黎，从巴黎再乘第一个航班去特拉维夫。我发誓火车站没有一个人影。我们在长椅上坐下，一会儿皮莱特就睡着了。唉，贝拉诺说，我感觉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的声音惊了我一下。我以为他是在对我说话，等利马用西班牙语回答时，我才意识到不是。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后来火车到了，火车是从泽贝雷过来的，利马站起来向我道别。谢谢你教我如何在船上干活，莱伯特，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不想弄醒皮莱特。贝拉诺跟他一起向火车走去。我看着他们握了握手，然后火车就离去了。那天晚上贝拉诺住在波莱多的窑洞过夜，我和皮莱特去了伊索贝尔号船。第二天贝拉诺就离开旺德尔港了。

9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后来我听到了说话声。他们在对我说：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你好吗？我睁开眼睛，是那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瓶酒。我说：没什么，小伙子们，我只是出了会儿神。到了我这个年纪，睡意会出其不意地找上来，但是该睡着的时候永远睡不着，我是说午夜时分，等你上了床后却睡意顿消或者不配合，让老人们彻夜失眠。不过我对失眠毫不在意，因为那时我正好可以花几个小时来读书，甚至有时间翻阅那些资料。问题是到头来我会随地犯困，甚至工作的时候，这对我的名誉影响非常不好。别担心，阿马德奥，小伙子们说，如果你想打会儿盹，没关系，那就打吧，我们改天再来。不，小伙子们，我现在好了，我说，我来看看，龙舌兰在哪儿呢？这时其中一个小伙子打开酒瓶，把神灵的甘露倒进我们各自的杯子里，还是我们刚才喝过酒的杯子，有人会觉得这是偷懒的信号，又有人觉得是优雅的极致，因为，我们应该说，杯子被梅斯卡尔酒装饰得熠熠生辉，龙舌兰更令人心怡，就像一个穿着皮大衣的裸体女人。干杯，那就！我说。干杯！他们说。我取出那份还夹在胳膊下面的杂志，当着他们的面挥了挥。两个小伙子同时去争夺，但动作太慢了。这是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卡沃尔卡》，我告诉他们。塞萨雷亚的杂志，如他们所说是本能现实主义的正式出版物。自然了，大多数投稿者并不是这个团体的成员。有曼努埃尔、有吉尔曼，但不见阿克莱斯的东西，还有萨尔瓦多·加尔拉多，瞧：还有萨尔瓦多·诺沃，有帕布里托·莱斯卡诺，有恩卡纳西翁·古斯曼·阿雷顿多，还真有你的。接下来是几个外国人：特里斯坦·特萨拉、安德烈·布勒东、菲利普·苏波［31］ ，是吗？了不起的三人组。后来我让他们从手中拿走杂志，看着两个人把头埋在陈旧的八开本的纸页，塞萨雷亚的杂志中，我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虽然他们那么见多识广，先翻到的还是译文，特萨拉、布勒东、苏波的诗，分别由帕布里托·莱斯卡诺、塞萨雷亚·蒂纳赫罗还有在下我翻译。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那几首诗叫《白色沼泽》、《白夜》、《黎明和城市》，塞萨雷亚想把后者翻译成《白色城市》，但我否定了她的译法。我为什么否定？嗯，因为错了，先生们，黎明和城市是一回事，而白色城市又是别的意思了，所以我要插手干涉，无论当时我多么欣赏塞萨雷亚。其实我不该那么欣赏，我向你们坦白，可我始终真心地欣赏她。我的法语显然差强人意，也许帕布里托还可以。信不信由你，现在我彻底丢了法语，但我们还是翻译了，塞萨雷亚翻得很潦草，如果你们不介意我这样说，她重新改造了那首诗而她认为是合适的，我则像奴仆般地同时拘泥于不可言说的精神以及原文的字母。自然，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那些诗像皮纳塔般被打得伤痕累累，总的来说，相信我，我们加入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比如，苏波和我的诗。简单地说：就我所知，苏波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法国诗人，一个走得最远的诗人，你知道，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听到有人说起他了，但据我所知，他还活着。这期间，我对艾吕雅的情况一无所知，看他走得多远，除了诺贝尔奖，什么奖都拿了，是吧？阿拉贡获诺贝尔奖了？不，我想不会。他们颁给了夏尔［32］ ，我想，可他当时也许并不写诗。圣琼·佩斯［33］ 呢？我对他不予置评。他们不会把这个奖给特里斯坦·特萨拉的。生活经常出现奇异的转折！接着小伙子们读起曼努埃尔、李斯特、萨尔瓦多·诺沃（他们喜爱他！）我（别，别读我的诗，我说，那些诗太悲观了，浪费时间）、恩卡纳西翁、帕布里托的诗来。这个恩卡纳西翁·古斯曼是什么人？他们问道。帕布里托·莱斯卡诺是谁？他翻译特萨拉的诗，文风像马里内蒂，法语大概说得像个法语联盟的访问学者。我好像又恢复了生命活力，好像黑夜停住自己的运行，透过窗帘偷看着说：萨尔瓦铁拉先生，你得到了我的许可，离开这儿，去放声演讲，直到喉咙嘶哑——我的意思是，我想说的是，我没有丝毫睡意了，好像刚喝下去的龙舌兰在肚子里、在黑亮的肝脏中与苏西达斯牌酒不期而遇，而且正在向它降服，这也理应如此，因为某些阶级界限依然存在。我们又倒了一巡酒，我开始给他们讲述帕布里托·莱斯卡诺和恩卡纳西翁·古斯曼的故事。他们不喜欢恩卡纳西翁的两首诗，他们跟我很坦率，那两首诗讲不通，天哪，这恰好与我的想法和信念很接近，我觉得可怜的恩卡纳西翁的东西收进《卡沃尔卡》绝不是因为她有多好，而是因为塞萨雷亚对她的袒护，这是一个女诗人对另外一个女诗人的袒护，可谁知道塞萨雷亚从恩卡纳西翁身上看到了什么，或者她出于为恩卡纳西翁或自己考虑作出了什么样的妥协。发表朋友的作品是墨西哥文学活动中习以为常之举。也许恩卡纳西翁不见得是个优秀诗人（正如我本人也不是），甚至压根就算不上诗人，无论好还是坏（就像我也不是），可她是塞萨雷亚的好朋友。塞萨雷亚愿意从自己嘴里分出点面包或者龙舌兰来哺给自己的朋友们！所以我给他们讲了讲恩卡纳西翁·古斯曼的故事。我说她1903年生于墨西哥城，根据我的推算，大概如此，还说她在一家电影院外跟塞萨雷亚相识，别笑，这是真的，我忘了她们看的是什么电影，但情节肯定很悲伤，里面可能还有卓别林，总之，两人出来时都哭了，互相看着对方又开始笑了，也许塞萨雷亚嗓子有些沙哑，她有自己独特的幽默感，会忽然爆发出来，像一个火花或者迅速一瞥和砰的一声！她会忽然大笑倒在地上打滚，而恩卡纳西翁可能笑得更克制些。那时塞萨雷亚住在克鲁塞斯大街的一幢出租房里，而恩卡纳西翁和姑妈（这个可怜的人既无父亲也无母亲）住在德里西亚斯大街，我想。两个人都工作了很长日子，塞萨雷亚在“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的办公室工作，这位将军对尖锐主义者很关照，但他对文学可谓一窍不通，这是事实，而恩卡纳西翁是尼诺·佩尔迪多街上一家服装店的售货员。谁知道她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从对方身上看到了什么。塞萨雷亚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可是看到她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的女人。恩卡纳西翁则完全相反，她绝对漂亮，总是穿得漂漂亮亮（塞萨雷亚有什么就穿什么，有时甚至披一件农民的大围巾），可是像酒吧混战中的陶瓷小雕像般不安全和脆弱。她的声音，怎么描述呢？很尖细，很轻微，没有丝毫急迫的味道，但为了让别人听得见总要大声说，这个可怜的家伙从孩提时就怀疑自己的讲话能力，基本上是一种很尖细的声音，而且令人极不舒服，多年以后我只听到过一次类似的声音，正好也是在一家影院里看一部动画短片，里面有一只猫或者一条狗或者一只小老鼠，你知道，那些外国佬在做动画片方面何其聪明啊，这只动物说话的声音很像恩卡纳西翁。如果她是个哑巴，我想我们中会有不止一个人爱上她，可是有了那种声音，就不可能了。另外，她毫无才华可言。一天，塞萨雷亚把她带到我们的一次聚会上，当时我们全都是尖锐主义者或其支持者。开始大家都很喜欢她。我是说只要她不说话。吉尔曼可能还逗过她，我也可能逗过。但她始终很生分和羞怯，而且老黏着塞萨雷亚。但是，她及时地变得更自信起来，一天晚上，她开始表达自己的意见了，又是批评，又是提建议。曼努埃尔别无选择，只好告诉她安分点。恩卡纳西翁，他说，你连诗歌的常识都不懂，干吗不安分些呢？这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恩卡纳西翁讲话时在场面上藏而不露、仿佛不在现场的塞萨雷亚从座位上站起，对曼努埃尔说不能这样对一个女人讲话。可是你没有听到她说的那些蠢话吗？曼努埃尔说。我听到了，塞萨雷亚说，她表面上似乎漠不关心，其实没有错过这位朋友和被保护人做的或说的任何东西，但我还是认为你该向她道个歉。好吧，我道歉，曼努埃尔说，但从现在开始她最好闭上嘴。阿克莱斯和吉尔曼同意他的提议。他们提出，如果她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别说了。这样对人不尊重，塞萨雷亚说，剥夺了她的说话权。恩卡纳西翁再没有参加以后的聚会，塞萨雷亚也不参加了。那些聚会并不正式，也没有人怀念她们，至少表面上如此。那次聚会结束后，帕布里托·莱斯卡诺和我走在这个城市中心的大街上，背诵着保守派诗人塔布拉达的诗歌，我才意识到她不在了，同时觉得到自己对塞萨雷亚的了解是多么有限。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79年3月。

一天，一个陌生人来看我。我记得那是1978年。来看我的客人不是很多，只有我女儿和一个女人以及另一个说也是我女儿的女孩，她漂亮极了。这个男子以前从来没有看过我。我在向北的院子里接待了他，虽然所有的疯子们都面朝南或者朝西，我却一直朝北，我就这样接待了他。那个陌生人说，早上好，基姆，今天怎么样呢？我回答说跟昨天一样，也跟前天一样，我问他是不是我以前上班的建筑工作室打发来的，因为他那眼神和说话的方式我隐隐约约有些熟悉。这个陌生人大笑着说你怎么会不记得我了呢，伙计，你是当真吗？我也笑了，为了让他轻松些，我说当然，我的质问是绝对真诚的。这时陌生人说我是达米安，你的朋友奥尔巴罗·达米安。他说：我们认识都好几年了。这怎么可能呢？为了让他放松些，或者别让他太伤心了，我说，嗯，现在想起来了。他笑了（但他的眼神并不开心），他说那就好，基姆，他好像换上了我的医生和护士们的声调和关切态度。他走了以后我想我就忘了他，因为一个月后他又来了，说以前来过这里，我记得这个精神病院，便池还在那儿，这个院子向北。过了一个月，他对我说：我来这里看你已经两年多了，伙计，你就不能试着下点儿工夫记住我？于是我努力了一番，下次他来时我就说怎么样啊，奥尔巴罗·达米安先生，他微笑着但眼神还是那么忧伤，好像看待一切都出自某种深深的悲哀的徒劳角度。

哈辛托·雷克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79年3月。

实在离奇。我知道这纯属巧合，可有时这些东西促使你去琢磨。我跟拉斐尔讲了，他说那纯属我脑子里的幻觉。我说：你发觉了吗，乌里塞斯和阿图罗都不在墨西哥生活了，好像诗人更多了？你说的诗人更多是什么意思啊？拉斐尔说。我们这个年龄的诗人，1954、1955、1956年出生的诗人。你怎么知道的？拉斐尔问。嗯，我说，我四处逛，我读杂志，我参加诗歌朗读会，我读书评，有时还听收音机里的书评。你都有孩子了，怎么还能抽出时间干这么多事呢？拉斐尔说。弗兰兹喜欢听收音机，我说。我一打开收音机，他就睡着了。收音机上朗读诗吗？拉斐尔问。他很吃惊。是啊，我说。收音机和杂志里都有诗。简直就像一场爆炸。每天都会有一家新的出版社爆出，发表新诗人的作品。这一切恰好都是乌里塞斯走了后发生的。不奇怪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拉斐尔说。忽然遍地开花，几百个学校像鲜花般盛开，这是不需要多大理由的，我说。这正好都是乌里塞斯走了后发生的。你不觉得这是个巨大的巧合吗？他们大多是些很差劲的诗人，拉斐尔说，这些人都奉承帕斯、埃弗拉因、何塞米里奥，还有那些农民诗人，完全是垃圾。我不想说他们不是，我说，也不想说他们就是。我感到不解的是他们的数量，出来那么多人，而且如此之突然。有个家伙甚至想攒一本墨西哥所有诗人的作品选集。是啊，拉斐尔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他知道）。他不会收入我的哪怕一首诗，拉斐尔说。你怎么知道的呢？我问。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拉斐尔说，那家伙不想跟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有丝毫关系。我说他讲的根本就不对，因为即便那个攒选集的恶心鬼排除掉乌里塞斯·利马，他也排除不了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芬特或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或者我。他还的确要过我们的诗，我说。拉斐尔没有回答。我们沿着米斯特里奥斯大街走着，拉斐尔盯着地平线方向，他好像并没有真的在看它，虽然那儿有房屋、烟雾、墨西哥城午后的尘埃。这么说你们都会上那个选集了？拉斐尔沉默了很久后说。我不知道玛丽亚和安格丽卡的情况，我说，已经很久没见过她们了。埃内斯托几乎铁定要上了。我铁定上不了。那你为什么不……拉斐尔说，可我没有让他问完就回答了。因为我是本能现实主义者，我说，如果那恶心鬼不想收乌里塞斯的诗，他也就不会收我的。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一间黑暗的办公室，科约阿坎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9年3月。

没错，这确实是个挺怪的现象，不过原因跟哈辛托·雷克纳所说的那些有点天真的理由不同。墨西哥确实出现了一次诗人的人口爆炸。开始时间是很清楚的，如1977年1月或者1976年1月。不过很难确定出一个精确的日子。在各种决定性要素中，最显然的要素有：国家经济增长相对稳定（从1960年到现在），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还有一所学科结构日趋合理的大学，特别是人文学科得到不错的发展。

我们不妨来审视一番这个新兴诗人群体，我也属于其中一员，至少从年龄的标准而言。最大的主体是学生。大部分人在大学或者教育部主办的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第一本书也由跟大学有联系的出版社出版。很多人除了掌握西班牙语外同时精通（只是这么说说）一门第二外语——通常是英语，有小部分人通法语——同时翻译用这些语言创作的诗人的作品，也不乏初出茅庐的译者从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或者德语翻译。有些人把业余编辑的工作与诗歌事业联合起来，这反过来又带动了各种很有价值的出版项目的繁荣。现在墨西哥的年轻诗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是不是意味着如今像三十岁以下的诗人比20世纪60年代这一年龄段的诗人更出色呢？我们能想像在狂飙般涌现出来的当代诗人中找到与贝西拉、何塞·埃米里奥·帕切科或者奥梅罗·阿里达吉斯望其项背的吗？目前还看不到。

不过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的计划让我觉得特别好。是时候了，该出一本墨西哥年轻诗人的选集，堪与蒙西瓦伊斯的《20世纪墨西哥诗选》媲美的高标准的诗选，那本书在很多方面都令人难忘！或是像《运动中的诗歌》也可以，这本由帕斯、阿里·丘马西罗、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和奥梅罗·阿里达吉斯担纲的经典选本。我必须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当伊斯梅尔·萨尔科给我家里打来电话说，路易斯·塞瓦斯蒂安，我想听听你的指教，这时我感到受宠若惊。当然，指教倒在其次，我已经确知自己被纳入这个选集了，这自不必言，你可能会像我的朋友们那样说（我惟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诗被选了多少首），所以我去拜访萨尔科最初只是扮演一个顾问的角色，以防萨尔科疏忽某些细节，具体说来就是不要疏忽了某份杂志、外省出版物、一两个人的名字，那些萨尔科式的一腔热情不允许它们被奢侈地疏忽掉的东西。

可是在接到伊斯梅尔的电话和我去拜访之间那短短的三天里，我无意中获悉了选集计划要收录的诗人数目，无论怎么来看，这个数目都是相当庞大的，倒是很民主，但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有着令人瞩目的实验性，但又像诗歌大杂烩般平庸。这个魔鬼诱惑了我，在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打来电话和我们见面的这几天里，它把各种想法塞进我的头脑，等待过程（那是什么样的等待啊，我的天？）简直就是一场惩罚，我的拜访就像一个人睁开眼睛时刹那间看到了救星那样。那三天我备受各种怀疑的折磨。或者是疑惑。然而，这点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场既带来满足又带来痛苦和怀疑（或者疑惑）的折磨，好像那一道道激情的火焰是痛苦与欢乐的共同源泉。

我的想法，或者我的诱惑是：建议萨尔科把卢西欧斯·思肯也纳入这本选集。我只支持这个数量，但其他一切都予以抵触。这个计划显得如此鲁莽，我承认，乍一看简直是疯了。我这完全是吓唬自己。后来又变得十足可怜了。后来，当我最终保持一段小小的距离，更冷静地审视（当然，这不过是说说而已）时，这个计划既让人觉得崇高又令人伤心，我非常担心自己精神上的安宁。至少，我耍了个手腕或者技巧，没有对主要的利益相关人，换言之就是卢西欧斯·思肯，透露我的计划，我一个月要见他三次或者两次，有时只见一次或者一次也不见，因为他总是长时间不露面，而且露面也是不期而至。从我们在埃米里奥托·拉古纳画室第二次模糊的会面开始，双方关系的发展进程就很不规则，偶尔呈上升态势（特别是据我所知），偶尔又杳无影迹。

我们经常在那不勒斯区我家一间空房里会面，但我们会面的方式要复杂得多。卢西欧斯·思肯会把电话打到父母家里找我，我几乎从不在家，他就留言给我，自称埃斯特法尼奥。我发誓这个名字不是我建议用的。据他说，这是向斯特凡·马拉美致敬，他只听说过（顺便说一下，他几乎对一切都这样）这个作家，但就认为是我的守护神之一，通过他来了解我与之有着什么样的奇怪的精神联系。其实，留言时用的这个名字有点像他想像中我非常珍视的礼物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个假名掩藏起对我或者我的吸引力、欲望、真正需要（我不敢说它是爱），经过几个月的见证以及无穷无尽的沉思，我满怀喜悦地领悟到了这一点。

他留过言后我们就在起义者街一家有机食品商店的入口处见面。随后我们便在这个城市消失，淹没在北边拉维拉附近的咖啡店、酒吧里，那儿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卢西欧斯·思肯也不用惶恐不安地把我介绍给他的男女朋友们，他们往往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他们的表情传达出来的更多像是一个正受到感化教养般的墨西哥而非其他，尽管，正如我试图向他解释的那样，这个其他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卢西欧斯·思肯说，比如圣灵，那个高贵的野蛮人。）夜晚来临时，我们就像两个朝圣者在廉价或者最便宜的旅馆找个隐蔽之所，虽然这些居所也散发出某种华丽（冒着虚假的浪漫主义的危险，我甚至想说散发出某种希望），它们往往在波多耶托或者塔里斯曼的边缘。我们的关系神出鬼没。我不想谈论爱什么的，我也不太愿意谈论欲望什么的。我们只有不多的一些共同之处，如几部电影、若干民间雕塑，他所喜欢的讲述绝望故事的方式，以及我喜欢听这些故事的方式。

有时，他难免会给我一册本能现实主义者出版的杂志。我从未看到上面有他发表的诗。其实，我忽然想到跟萨尔科谈他的诗时，我只有两首卢西欧斯·思肯写的诗，都没有发表过。其中一首是对金斯堡一首拙劣的诗的拙劣模仿。另一首是多里都不会欣赏的散文诗，这是一首奇怪的诗，他隐隐约约谈到旅馆、吵架。我觉得那灵感是从我这儿来的。

去见萨尔科的前一天晚上我几乎失眠了。我就像墨西哥的朱丽叶，陷入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家族之间肮脏的争斗中。我跟卢西欧斯·思肯之间的关系还处于秘密状态，至少在我认为情况还处于可控范围这个意义上。我不是说朋友圈中没人知道我的同性恋倾向，对此我保持沉默而不是藏着掖着。他们只是不知道我跟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纠缠在一起（虽然卢西欧斯·思肯不是别人所认为的那种典型的本能现实主义者）。阿尔韦托·莫尔是怎么得知我在推荐思肯上这本选集的呢？佩平·莫拉多会怎么说？阿多尔费托·奥尔莫会不会认为我疯了呢？如此冷静，如此尖酸，如此洞察一切的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本人，他看不出我的建议泄露了什么吗？

所以，当我去找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把两首我像珍稀宝贝般藏着的诗交给他过目时，我心里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各种诘难。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萨尔科不是傻瓜，他立刻意识到我推荐的人来自他们所谓的错误阵营。所幸（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不是傻瓜，但也不是上帝），他没有把思肯与本能现实主义者联系起来。

我为思肯的散文诗苦苦争取机会。我提出，从收入的已发表作品诗人的数量而言，这本选集说不上有选择性，对他来说是否收进我朋友写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这位选家不肯就范。他打算收入二百多名年轻诗人，绝大多数人仅以一首诗来代表，可就是不选思肯。

我们讨论过程中，他问了我被推荐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我说，这时我已精疲力竭而且羞愧难当。

我再次见到思肯时，在某个没有底气的时刻，我说想把他的一首诗收进萨尔科编的即将出版的一本选集的努力失败了。他那样看着我，我看到了某种类似感动的东西。他问我潘乔和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收进萨尔科的选集了没有。我说没有，我想没有吧。哈辛托·雷克纳和拉斐尔·巴里奥斯呢？他们也没有，我说。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芬特呢？没有。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呢？我摇摇头，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听着不怎么熟悉。乌里塞斯·利马呢？我定定地望着他深黑的眼睛说，没有。如果我也没有收进去那更好，他说。

安格丽卡·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9年4月。

1977年底，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住进医院，为了做一个脑动脉瘤手术，需要在头盖骨上钻个孔。一个星期后，他们又重新做了一遍，显然把什么东西落在大脑里了。医生们对第二次手术不抱太大希望。如果他们不做这个手术，他就会死掉，如果做了，他还是会死掉，但成功的几率会稍好些。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是惟一自始至终陪着他的人。主要是我和他母亲，但他母亲已经无关紧要，每天上医院已经把她变成个隐形女人了：无论什么时候来，她都那么安静，即便她真的走进房间，坐在床边，好像从来不曾跨过门槛，或者从来没有完成过对门槛的跨越，那个被固定在过道白色入口的微小轮廓。

我姐姐玛丽亚也来过几次。还有胡安尼托·达费拉，又名约翰尼，埃内斯托最后的爱人。其他来看望的都是些兄弟姐妹，姑姑姨妈，我不认识的人，他们跟我朋友的联系只是些最微弱的家族纽带。

没有任何作家或者诗人以及前恋人来过。

第二次手术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我在等候室里睡着了，梦见劳拉·达米安。劳拉来看埃内斯托，后来我们俩又去桉树林散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种东西，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桉树林，可是我梦中的这片森林却可怕极了。叶子银光闪闪，擦到我的胳膊时便留下黑糊糊、黏糊糊的印迹。大地很柔软，像松林中铺着针叶的地面，尽管我梦中出现的是一片桉树林。所有的树干毫无例外都腐朽了，而且臭不可闻。

我在等候室里醒来时周围空无一人，我开始哭起来。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怎么就这样孤独地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医院里孤独地死去呢？怎么会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等着某人来通知我他在一场可怕的手术中已经死去或者幸存下来呢？哭完后我想自己又睡着了。醒来时埃内斯托的母亲在我旁边喃喃地说着我不明白的什么话。过了会儿我才反应过来她在祈祷。后来一个护士进来说一切进展顺利。她说手术很成功。

几天后埃内斯托就出院回家了。我从未去过他家，我们都是在我家里或者其他朋友家里见面。但从那时起我开始上他家里去看他。

最初几天他甚至都不说话。他望着周围，只是眨眼睛，却不说话。他好像什么也不想听。但医生建议我们跟他讲讲话，对他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第一天，我在他的书柜里找了本我很有把握地认为他会喜欢的书，大声朗读给他听。这本书是瓦雷里的《海边墓园》，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认出了这本书。我读的时候他就盯着天花板、墙壁或者我的脸，他真正的神儿并不在这上头。我给他读萨尔瓦多·诺沃的诗集时，他的反应也是这样。他母亲走进房间抚摸着我的肩膀。别太辛苦了，姑娘，她说。

不过，他慢慢地开始能辨认声音和人形了。—天他认出了我。安格丽卡，他说，然后微笑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恐怖、凄惨、古怪的笑容。我哭了。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在哭，还一个劲儿地保持着微笑。他像一具尸体。头发还遮掩不住手术后的伤口，头发长出来的速度慢得让人发疯。

不久他又能说话了。他的声音调门很高却很尖细，像笛子的声音。这声音逐渐硬朗了一些，但还是很尖细。无论如何，这不是埃内斯托的声音，他的声音我很熟悉。这声音就像一个弱智少年的声音，一个垂死的无知少年的声音。他的词汇很有限。对他来说，想出什么词语来表达什么东西已经很吃力。

一天下午，我上他家去，他母亲让我进了屋，带我到她房间，氛围如此激动，我起先还以为朋友的情况恶化了。事实上这是母性开心的激动。他好了，她告诉我。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我想她是说埃内斯托的声音或者说他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他是怎么好的？我说，试图让她放开我的胳膊。她解释了半天，但最后却直截了当说了。埃内斯托再也不是同性恋了，姑娘，她说。埃内斯托不是什么了？我问。这时他父亲走进来，问我们在这儿干什么，然后说儿子的同性恋终于治愈了。他不是用这几个词说的，我不想回答，同时什么也不想问，这样我就可以尽快走出那间可怕的屋子。但是，在我走进埃内斯托的房间之前，还听到他母亲说：每朵云都有一道银色的边带。

当然，埃内斯托依然是同性恋，虽然有时候他弄不太清这是什么意思。对他来说性已经显得十分生疏了，他知道这东西让人舒服，令人激动，但已经很生疏了。一天，胡安尼托·达费拉打电话给我说他就要去北方工作了，让我替他跟埃内斯托道个别，因为他不忍心。从此埃内斯托的生活中就再也没有情人了。他的声音有些改变，但不是很大：他不能说话，只会哭泣或者呻吟，他哭叫的时候，除了母亲和我，所有的人——包括他父亲和无数前来礼节性探访的邻居们——都会躲掉，这是一种最终的解脱，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埃内斯托故意号叫，想彻底驱除那种可怕的彬彬有礼。

过了几个月，我探访他的节奏拉得稍微长些了。刚出院的那段时间，我天天去看他，等他开始能说话和在客厅里走动时就去得少了。但我还是每天晚上给他打电话，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疯狂地聊过几次。有时就我一个劲儿地说着，讲着故事，那些真实的故事，但都是浮光掠影，都是我当时所知道的墨西哥城的老套的生活故事，（这也是忘却我们生活在墨西哥的一种办法），比如聚会、我睡过的男人，有时全由他来讲，给我读些他当天从报上剪下的报道（这是他最近培养的一项爱好，也许是治疗专家建议的，谁知道呢），告诉我他吃了什么，谁又来探访了，母亲讲了什么，这个他一般留在谈话的最后说。一天下午，我告诉他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选了一首他的诗收进刚出版的选集了，哪首诗？他用小鸟般的声音问，那声音像吉列刀片般割着我的心脏。那本书就在我手边。我告诉他。我写过那首诗吗？他说。我一怔，以为他在开玩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也许是因为他的声音听上去比平常更深沉。他的玩笑还是跟从前一样，天真无邪，几乎跟他说的别的话没有区别。可他不是在开玩笑。那个星期我挤时间去看他。一个朋友，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开车送我去他家，但自己并不进去。在这儿等我，我说，这个小区挺危险的，要不等我们回来时恐怕就找不到车了。他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说什么。那时，我已经在自己打进的圈子里树立起古怪的良好声名。恰巧，我还说对了：最近埃内斯托住的这个小区在走下坡路。好像他手术的副作用在街上显现出来了，在没有工作的人群中显现出来了，机灵的小偷们晚上七点出来坐在太阳下，像僵尸般（或者像没有带信或者带着一封无法破译的信的使者般）自觉地准备好消磨掉又一个墨西哥城的黄昏。

当然，埃内斯托对那本书几乎毫不在意。他找到自己那首诗后只发出一声：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忽然认出了或者给弄糊涂了，然后开始给我说起电话里聊过的事儿来。

我出来时朋友站在车边吸着烟。我问他我进去的这段时间有什么情况发生。没有，他说，这里死一般寂静。然而不可能那么寂静的，因为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双手抖个不停。

我再也没去看过埃内斯托。

一天晚上他给我打来电话，背诵起理查德·贝尔弗的一首诗。一天晚上我在洛杉矶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跟那个戏剧导演弗朗索瓦·塞古拉或者拉·别哈·塞古拉睡在一起了，他至少比我大二十岁。多刺激啊，埃内斯托说。拉·别哈一定是个很知性的人了。他很有才华，但并不知性，我说。这有什么区别？他说。我坐在那儿琢磨着如何回答。他在等着我说话，有那么几秒钟我们谁都不说话。我多么希望跟你在一起啊，我说再见之前来了这么一句。我也是，那个仿佛从异度空间传来的小鸟般的声音说。几天后他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他死了。死得很安详，她说，他在家里坐在椅子里晒太阳的时候就走了。他像个小天使般地睡着了。什么时候死的？我问。大约五点钟，吃过午饭后。

我是他的老朋友中惟一参加了葬礼的人，那是在城北一个鱼目混杂的公墓里。我没有见到任何诗人、以前的情人或者文学杂志的编辑来，来了很多亲戚和家人的朋友，可能邻居们全到了。我离开墓园前，两个青少年走到我跟前想领我去个地方。我想他们打算强奸我。此刻我才对埃内斯托的死感到愤怒和痛苦。我从包里取出一把刀说，我会杀了你们，你们这些小泼皮。他们跑了，我在那几条阴郁的公墓街上追了他们一会儿。我终于停下时，另一个葬礼又开始了。我把刀放进包里看着他们把棺材抬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预订的位置。我想死者可能是个孩子。但也说不准。后来，我离开墓园跟朋友在城里的一家酒吧去喝酒了。

10

诺尔曼·博尔斯曼，坐在伊迪丝·沃尔夫逊公园的一把长椅上，特拉维夫，1979年10月。

我对别人的痛苦向来敏感，总是设身处地体验别人的痛苦。我是犹太人，一个墨西哥犹太人，我熟悉这两个民族的历史。我想，这样说就足够了。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我只想讲个故事，也许我还想弄明白隐藏其中的机制，那些机制当时我并不懂，现在仍然压在我心头。但是，我的故事并不如本人指望的那样统一连贯。我在其中的角色就像光明与黑暗、泪水与欢笑之间的一粒尘埃般闪烁着，完全像一出墨西哥肥皂剧或者意第绪语的道德剧。

一切都是从去年2月开始的。那天下午天色灰暗得简直像一块裹尸布，那种颜色让特拉维夫的天空不寒而栗。有人在按我们位于哈什默街上的公寓的门铃。我打开门时发现来的是诗人乌里塞斯·利马，一个自命的本能现实主义者的头儿，他就站在我面前。我谈不上认识他，其实就见过他一次，但克劳迪娅经常给我讲他的事儿，丹尼尔给我念过一首他的诗。文学不是我的专长。他的作品质量也许我永远欣赏不了。无论如何，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不怎么像诗人，倒更像一个流浪汉。

我承认，我们见面的开局并不好。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在大学，我还要学习，所以我让他进来，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一分钟后一切恢复正常。我沉浸在马堡学派［34］ 哲学家（纳托普、科恩、卡西尔、朗格）中，同时还看看所罗门·麦蒙的评论，后者间接地拆解着马堡学派的哲学家们。可是过了会儿，大概二十分钟或者两个小时后，我的脑子开始茫然起来，在那种空白状态，乌里塞斯·利马的脸，刚来的这个人的脸开始浮现出来，虽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但是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的五官特征准确浮现出来，我说不上具体用了多久，

我出去时发现他摊在一把扶手椅里睡着了。我站着看了他一会儿。我又回到自己房间想专心学习。我办不到了。我本来要外出，但撇下他一个人似乎不合适。我考虑叫醒他。我想也许该学他的样子也去睡一觉，但我又很担心或者难为情，我说不上是哪种情形。最后，我从书架上拿起一本纳托普的《人文局限的宗教》，坐在沙发上面面对他读起来。

大约十点时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回来了，我两腿发麻全身疼痛。更糟糕的是，我刚才读过的东西不知所云，不过看见他俩进门时我试图把手指举到嘴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也许是因为不想在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开口说话之前扰醒乌里塞斯，也许我已经习惯了听他沉睡时节奏稳定的呼吸声。可是犹豫了几秒后，克劳迪娅看见乌里塞斯在扶椅里时，一切都徒劳了。她上来就骂声他妈的或者哇噻之类的话，因为虽然克劳迪娅生于阿根廷，但十六岁时又来到墨西哥，内心深处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墨西哥人，或者她声称如此，谁知道呢。乌里塞斯慢慢醒过来，他第一眼就看到克劳迪娅在离自己不足一尺的地方微笑着，接着又看见了丹尼尔，丹尼尔也在微笑。真是喜出望外。

那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庆贺他的光临。起初我说实在不能去，我得读完马堡学派的东西，但克劳迪娅不许我缺席。想都别想，诺尔曼，不要另搞一套。晚饭吃得很开心，虽然我很害怕。乌里塞斯给我们讲了他的冒险经历，我们全都笑个不停，他或许主要是对克劳迪娅讲，但无论给我们讲的故事实际上有多悲伤，用如此充满魅力的方式讲出来，逗得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在那个时候你只能大笑。后来我们沿着阿洛左罗夫大街步行回家，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和丹尼尔走在前面，拉开很长一段距离，克劳迪娅和乌里塞斯在后面聊天，仿佛又到了墨西哥城，在这个世界上他有的是时间。丹尼尔让我别走得这么快，问我干吗这么匆忙，我马上改变话题，问他最近在干吗，然后告诉了他对那个疯狂的老所罗门·麦蒙的第一感觉，想尽一切办法延缓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害怕那个时刻。要是能躲掉那个晚上我该多开心啊。我多想这样。

回到房间后我们还有时间喝杯茶。后来丹尼尔看着我们三个说他要去睡觉了。听到他关上门后我也说要去睡觉了，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我熄了灯躺在床上，听到克劳迪娅跟乌里塞斯聊了会儿。接着门开了，克劳迪娅打开灯，问我明天有没有课，然后开始脱衣服。我问她乌里塞斯·利马睡哪儿。沙发上，她说。我问她都跟利马说了什么。她回答什么也没说。我也脱了衣服上床，紧紧闭上双眼。

两个星期里，一种新的秩序开始盘踞我们的屋子。至少我感觉是这样，也许以前太为琐事伤脑筋了，没有注意到。

克劳迪娅先是试图对新情况不理不睬，最终也与现实妥协了，说开始感觉很压抑。第二天早上，乌里塞斯跟我们在一起，趁克劳迪娅刷牙的时候说爱她。克劳迪娅说已经知道了。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你，乌里塞斯说，我来是因为爱你。克劳迪娅回答说他可以写信。乌里塞斯备受鼓舞，写了一首诗，吃午饭时读给克劳迪娅听。我冲动地从桌边站起，不想听，克劳迪娅让我待着别动，丹尼尔也恳求了一次。那首诗基本上是关于一个地中海城市的片段的集子，我猜这个城市就是指特拉维夫，诗里还写到一个流浪汉或者乞讨诗人。我觉得挺美，也如实向他这样说了。丹尼尔表示赞同。克劳迪娅好一阵不说话，表情若有所思，后来她说我们讲得对，自己要能写出这么漂亮的诗就好了。顷刻间我想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大家可以和平共处，我主动提出买一瓶葡萄酒。但克劳迪娅说明天一起来就得去大学，十分钟后她关起门来躲进我们的房间。我和乌里塞斯、丹尼尔聊了会儿，又喝了杯茶，然后各自回屋。大约三点时我起来上卫生间，我踮着脚穿过起居室时听到乌里塞斯在哭泣，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我在这里。我猜他脸朝下趴着。从我站着的那个角度看，他在沙发上好像只是一段身子，一截盖着条毛毯和旧大衣的身段，一个堆积物，一个肉块，一个影子，好像扔在那里，好不凄惨。

我没有告诉克劳迪娅。其实，那时，我已经有很多事情不让她知道了，不让她知道这个故事的片段，向她撒谎。就我们作为学生的日常生活而言，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或者就算改变了，她也会极力不让它们显露出来。乌里塞斯刚到特拉维夫时，丹尼尔是他形影不离的同伙，但是，两三个星期后丹尼尔又认真学习起来，否则就会影响到考试成绩。我慢慢地成了乌里塞斯惟一可利用的人。可是我忙着对付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所罗门·麦蒙，而且脑子里一团糟，因为每天晚上，我起来解手时老看见乌里塞斯在黑暗中哭泣，这还算不上是最坏的，最糟的是，有时晚上我总想，今天我又会看到他哭泣——我是说看到他的脸，因为直到那时我还只是听到哭声，但谁能肯定我听到的就是哭声，而不是比如某人在达到高潮时发出的喘气声呢？我一想到要看见他的脸，就想像它在黑暗中浮现出来，一张泪流满面的脸，一张被从起居室窗户透进来的月光触摸过的脸。那张脸显得如此荒凉，从我在黑暗中起床的刹那间听到旁边克劳迪娅急促的呼吸，它就沉重得像块岩石般压在我心上，我也想哭了。有时我长时间地坐在床上，抑制住冲动不要去卫生间，抑制住冲动不要哭泣，完全是因为害怕那天晚上他会在黑暗中抬起脸，我会看到它。

不要提性了，我的性生活，从他撞进我们公寓门的那一天就没有了。我就是做不了。或者我能做，但不想做。第三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尝试做，克劳迪娅问我怎么了。没有什么，我说，你干吗问这个？因为你安静得像个死人，她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是像个死人而是像个死人世界里的一个不情愿的客人。我只好不吱声。不呻吟，不尖叫，不喘息，在极度压抑中达到高潮。甚至连克劳迪娅的呻吟，过去那么撩拨我欲望的呻吟也变得难以忍受。那呻吟声让我神魂颠倒（但我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让她知道），在我耳边发出吱吱嘎嘎的摩擦声，我想用手或者双唇捂住她的嘴，闷住那声音。一句话，做爱成了折磨，到第三四次时成了我想方设法回避或者推迟的事儿。我总是磨蹭到最后上床。我跟乌里塞斯（他好像从来不知疲倦）在一起，我们无所不谈。我让他给我读当天写的东西，也不在乎这是一首写给克劳迪娅的情诗，把情感表达得何其痛苦不堪。总之，我喜欢这些诗。当然，我更喜欢别的诗，那些谈论自己每天看到的新鲜事物的诗，谈论他独自一人出去漫游特拉维夫、吉瓦特罗卡奇、哈尔沙罗、老港口城贾法的小巷、大学校园、亚昆公园的诗，或者回忆遥远的墨西哥与墨西哥城的诗，以及那些进行形式实验或在我看来是形式实验的诗。所有这些诗我都很喜欢，除了几首写克劳迪娅的。但这并非因为我，并非因为可能会伤害我或者她，而是因为我不想看到他的痛苦，他那骡子般的固执，他那彻头彻尾的愚蠢。一天晚上，我跟他谈了。我说：乌里塞斯，你干吗这样对待自己？他假装没有听见，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这让我回想起，就像至少一百个其他念头从我的脑子里闪烁而过，小时候在波兰科小区养的一条狗的表情，每当我父母快要睡着时它会忽然咬人），接着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好像我没有一句话可说。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趁克劳迪娅睡着的时候跟她做起爱来，当我终于进入完全的情欲状态，这可不容易，我呻吟了，叫喊了。

接下来钱又成了问题。克劳迪娅、丹尼尔和我都在上学，我们每月从父母那里拿助学津贴。丹尼尔的钱只够勉强过活。克劳迪娅宽裕些。我的状况介于二者之间。如果我们把钱集中起来用，可以付公寓租金、选课费和饭钱，还够看电影或者看戏，或者去萨蒙霍夫街上的塞万提斯书店买西班牙语的书。可是乌里塞斯到这儿后一切都让人发愁起来，因为一个星期后，他的钱差不多全花光了，忽然间像社会学家说的那样，我们又多了一张嘴要吃饭。不过，照我说，这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我打算放弃些奢侈的消费。丹尼尔也不在乎，尽管他继续过着跟以前没什么两样的日子。主要问题在克劳迪娅身上。她会怎么想？她对这个新情况恼火至极。开始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既冷静又现实。一天晚上，她告诉乌里塞斯需要去找份工作，要不就让人从墨西哥寄点钱过来。我记得乌里塞斯坐在那里，面带一种很不对称的微笑望着她说，会去找的。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克劳迪娅问他找到工作了没有。还没有，乌里塞斯说。可是你出去找了吗？克劳迪娅问。乌里塞斯正在洗碗碟，身子也没回就说找了，找了但运气不佳。我坐在桌子头上，能看见他的脸部侧影，我觉得那张脸好像在微笑。操，我想，他在微笑，完全是幸福的微笑。那样子好像克劳迪娅是他老婆，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婆，一个对丈夫找工作忧心忡忡的老婆，他喜欢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告诉克劳迪娅别管了，她不理解找工作的处境，他已经很难过了。你指望他在特拉维夫找到什么样的活儿？我说，建筑工？市场搬运工？洗碗工？你懂什么啊，克劳迪娅对我说。

当然，第二天晚上这一幕又重演了一遍，然后下次同样如此，每回克劳迪娅都更专制，劝告他，刺激他，把他往死角逼，乌里塞斯总是用老一套来应付，很镇静，摆出听天由命的样子，当然，他依然很开心。只要我们一去大学，他就出去找工作，四处打听，但一无所获，不过第二天他还会去碰运气。最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吃过晚饭，克劳迪娅就在桌上铺开纸，查找工作信息，然后把它们写在纸上，告诉乌里塞斯得上哪儿去找，坐哪路公交车，怎么步行距离最近，乌里塞斯总是说没有钱乘公交车，克劳迪娅说没必要给他钱，因为他喜欢步行，每当丹尼尔或者我说可他怎么步行去，比如哈阿戈西或者约雷街、佩塔蒂卡瓦、罗希哈因这些地方，那儿需要建筑工，她就说（当着他的面，这时他微笑地望着克劳迪娅，虽说像个受鞭笞的丈夫，但毕竟还是丈夫）利马曾经在墨西哥城四处漫游：怎样从墨西哥自治大学步行到卫星市，而且晚上也会如此，那距离差不多像从以色列的这端走到另一头了。情况持续恶化。乌里塞斯现在一点钱都没了，工作还没着落，一天晚上，克劳迪娅气冲冲地回家，说她的朋友伊莎贝尔·高尔基看见乌里塞斯在北特拉维夫火车站睡大觉，有时还在哈迈拉奇·乔治街或者沿着甘梅尔街乞讨，她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还特别强调了“不可接受”这个词，好像允许在墨西哥城乞讨，在特拉维夫不行，最糟糕的是，她是冲我和丹尼尔说这话的，可乌里塞斯就在现场，在桌边自己的位置上坐着，他听着，好像是个隐形人，后来克劳迪娅又说乌里塞斯向我们撒谎，他压根就没有找工作，我们得决定到底该如何处理此事。

那天晚上，丹尼尔早早就把自己关进屋里，几分钟后我也学他的样子，但不是走进自己的房间（我跟克劳迪娅共用的屋子）而是去外面了，我可以四处晃悠、自由呼吸，远离我热爱的鹰身女妖。我回去时大约十二点，一开门就听到屋里传来音乐声，是克劳迪娅特别喜欢的凯特·斯蒂文斯的一首歌，然后是说话声。这声音让我安静下来决定不要立刻走进起居室。先是听到克劳迪娅的声音，接着又是乌里塞斯的，但不是正常的日常说话的那种声音，至少克劳迪娅不是那种日常的声音，没多久我便发觉他们是在读诗。他们一边听着凯特的歌一边读着短诗，冷漠又忧伤，明澈又晦涩，缓慢又迅捷如闪电，这几首诗描写一只靠着波德莱尔的腿蹭着自己身子的猫，也许跟靠着一个精神病人的腿蹭的是同一只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乌里塞斯翻译的理查德·布劳蒂甘的诗。）我走进起居室时，乌里塞斯抬起头望着我微笑。我什么也没说挨着他们坐下，取出一支烟，请他们继续朗读。我上床后问克劳迪娅怎么回事。有时乌里塞斯简直让我发疯，就是这样，她说。

过了一星期，乌里塞斯离开特拉维夫。克劳迪娅向他道别时流了几滴泪，然后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待了很长时间。一天晚上，甚至还不到三天，乌里塞斯就从沃尔特·舒尔曼集体农场打来电话。丹尼尔的一个堂弟，跟我们一样是墨西哥人，住在那里，集体农场的成员们收留了乌里塞斯。他说在一家橄榄油加工厂打工。你喜欢吗？克劳迪娅问，不是太喜欢，乌里塞斯说，工作实在很乏味。不久，丹尼尔的堂弟来电话说乌里塞斯被开除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干活。我们差点因为他被开除了，丹尼尔的堂弟说。他现在在哪儿？丹尼尔问，其实堂弟也不知道，所以才打电话来，想看看乌里塞斯在哪里，好让他支付在集体农场的商店欠下的一百美元账单。有好几个晚上我们等着乌里塞斯现身，但他还是没有回来。倒是来了一封从耶路撒冷发出的信。我以自己的名誉或者无论什么发誓，那封信完全不知所云。它向我们传递的惟一信息是，证明以色列邮政服务系统何等的出色，它简直无可挑剔。信是寄给克劳迪娅的，但房间号写错了，街道名里有三处拼写遗漏了，寄来的东西像份资料。那是邮件外面的情况。里面更糟。我说了，信难以卒读，而且不是用西班牙语写的，至少这是我和丹尼尔得出的结论。不过很可能是用亚拉姆语写的。关于这点，关于亚拉姆语，我有些奇怪的感觉。那天晚上，我和丹尼尔试图破译信的内容时，克劳迪娅极其冷淡地瞥了一眼信，说这是乌里塞斯很久以前给她讲的一个故事，那时他们还在墨西哥城。克劳迪娅说，据乌里塞斯的说法，那个著名的关于耶稣的寓言，关于那个富人、那只骆驼、那个针眼的故事［35］ ，也许是失误所致。克劳迪娅说，乌里塞斯说过，在希腊语（可乌里塞斯什么时候懂希腊语的呢？）中有一个词叫káundos，骆驼，在这个词中，字母n读起来很像“i”，而káuidos有电缆、线圈、粗绳的意思，其中字母“i”读作i。他开始对此感到不解，因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是在马可福音的基础上写出的，无论任何源自马可福音或者稍晚于马可福音抄本著作的错误或者印刷失误都应更正过来了。让这个说法站不住脚的惟一理由是，克劳迪娅重复乌里塞斯的观点说，熟悉希腊语的路加会纠正这个错误，但是路加懂希腊却不懂犹太世界，他也许以为骆驼通过或者没有通过针眼是希伯来或者亚拉姆语源中的谚语。有趣的是，据乌里塞斯说，这个错误还有其他来路，据伟大的教授品彻思·莱皮德（克劳迪娅说什么名字啊），法兰克福大学的希伯来和亚拉姆语学者说，在加利利人的亚拉姆语中有些谚语，用名词gamta指船的缆绳，如果某个辅音字母书写潦草，这在希伯来和亚拉姆语手稿中很常见，很容易被当成Gamal或者Camel［36］ ，特别是考虑到在亚拉姆语和古希伯来语中元音字母是不用写出来的，只好通过推理来确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克劳迪娅说，乌里塞斯说过，没有多少诗意却更为真实的寓言。船缆或者粗绳穿过针眼要比一个富人进入天堂容易得多。他究竟更喜欢哪个寓言呢？丹尼尔问。我们两个都知道答案，但就等着克劳迪娅说出来。当然是有错误的那个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利马从希伯仑寄来的明信片。后来又收到从死海边的某个地方寄来的一张。第三张明信片发自埃拉特，告诉我们他在一家旅馆找到了当服务员的工作。此后很长时间，我们就什么消息也听不到了。说实话，我知道服务员的工作他也不会干太久，我知道漫无目的地在以色列转悠而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可能相当危险，但我对别人什么也不说，不过我认为丹尼尔和克劳迪娅都很清楚这点。有时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会聊到他。你觉得他在埃拉特干吗呢？克劳迪娅问。他在埃拉特可走运了！丹尼尔说。我们下周去看看他吧，我说。很快我们就巧妙地转换了话题。当时我正在读维特根斯担的《逻辑哲学论》，我看到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突显了自己的虚弱感。我记得自己病了，在床上待了好几天，从来都很敏感的克劳迪娅把《逻辑哲学论》拿走，藏在丹尼尔的屋里，给我换上一本她喜欢读的小说，法国人J.M.G.阿钦博迪写的《无尽的玫瑰》。

一天晚上，我们正吃饭的时候，我开始想起乌里塞斯来，而且几乎没有觉察到几滴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怎么了？克劳迪娅问。我说，如果乌里塞斯生病了，没有任何人照顾他，就像她和丹尼尔照顾我那样。然后我又感谢了他们，情绪低落极了。乌里塞斯壮实得像……疣猪，克劳迪娅说，丹尼尔笑了。克劳迪娅的话，以及她的微笑，很伤我，我问她是不是变得对一切都麻木不仁了。克劳迪娅没有回答，开始给我做柠檬茶。我们都诅咒乌里塞斯该死！我大声说。丹尼尔叫我别夸张了，这时我听到了克劳迪娅手指拿着的勺子的声音，它在杯子里碰撞着搅拌着，在调匀液体和蜂蜜，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了，请她，求她在我说话时望着我，因为我是在跟她而不是丹尼尔说话，因为我要她而不是丹尼尔给个解释或者安慰我一下。这时克劳迪娅转过身，把茶放在我面前，坐在她常坐的那把椅子里说，你要我说什么？我觉得你这样说话太疯了，那些哲学在影响着你的大脑。丹尼尔好像说了声我的天，是啊，最近两个星期来你埋头在维特根斯坦、柏格森、凯泽林（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忍受得了此人）、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那个叫路易斯·克劳德的家伙（他是说路易斯·克劳德·德·圣一马丁，《充满激情的人》的作者），还有疯狂的种族主义者奥托·魏宁格，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你甚至都不碰一下我给你看的小说，克劳迪娅补充了一句。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问她为什么如此麻木。克劳迪娅盯着我时我才意识到把事情弄砸了，但为时已晚。克劳迪娅开始发话时整个房间都动摇起来。她说我永远不许再这样说。她说我再这样说我们的关系就断了。她说不太担忧乌里塞斯·利马的异常行为并不表明麻木。她说她哥哥死在阿根廷，可能遭到警察和军人的拷打折磨，而且非常严重。她说，哥哥加入人民革命军部队，相信整个美洲大陆需要来一场革命，那是很严肃的。她说，如果她或者家人在那场危机中都在阿根廷的话，现在可能全都死了。她说完这一切后开始哭起来。所以，我们两个才能在一起，我说。我们没有像我喜欢的那样拥抱在一起，而是在桌子下面握着手，这时丹尼尔提议出去走走，但克劳迪娅叫他别犯傻了，我还生着病呢，我们最好再喝点茶然后上床睡觉。

一个月后，乌里塞斯出现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大块头的家伙，差不多有六英尺半高，衣衫褴褛，是乌里塞斯在比尔舍巴认识的奥地利人。我们安排两个人在起居室里住了三天。这个奥地利人睡地板，乌里塞斯睡沙发。这家伙名叫海米托。我们不知道他姓什么，他几乎一句话都不说。他跟乌里塞斯说英语，但水平也是勉强过得去。我们从来没见过取这种名字的人，但克劳迪娅说有个作家叫海米托·凡·多德尔，也是奥地利人，不过她也拿不准。乍看上去，乌里塞斯的这位海米托似乎有些弱智，或者处在弱智的边缘。但他们却相处甚欢。

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去机场送行。直到此刻，乌里塞斯似乎还很镇定，对自己控制得不错，表情显得很漠然。现在他忽然伤感起来，但伤感这个词不太贴切。也许更像忧郁。他走的前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我说很高兴认识他。我也是，乌里塞斯说。走的那天，乌里塞斯和海米托通过安检区拐到看不见的地方后，克劳迪娅开始哭起来，有那么片刻，我想克劳迪娅是爱他的——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11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任何聚会上都看不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此事听着有些蹊跷，得承认有些蹊跷，但我们都很想念她。每次马普莱斯·阿尔塞来看迭戈·卡瓦哈尔将军时，都会问塞萨雷亚，什么时候她才觉得不生气了。但这时塞萨雷亚开始装聋作哑。有一次我跟曼努埃尔一起去，我跟她聊了一会儿。我们没有聊文学，聊的是政治和舞蹈，这是塞萨雷亚喜欢的话题。那时，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墨西哥城到处都是舞厅。最大的在中心区，但周边邻近地区塔库巴亚、观星楼区、科约阿坎区，南到特拉尔潘，北到林达韦斯塔区，也有大量的舞厅，塞萨雷亚成了为跳一场舞，从城市这头穿到另一头的狂热者中的一员，但据我所知，她最喜欢中心地区的舞厅。她总是一个人去。那是在她遇见恩卡纳西翁·古斯曼之前。现在人们对这种事不会有任何想法，但那时却会引发各种误会。有一次，我想不起是什么原因了，也许是她邀请我了，我带她去参加一场舞会。那场舞会是在拉古尼亚市场附近的空地上搭建的一个帐篷里举行的，进去之前我就说：你虽然约了我，塞萨雷亚，但别让我跳舞，我不会跳，也不想学。塞萨雷亚笑了，什么也没说。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小伙子们，多么冲动啊。我记得那些小圆桌是用某种轻金属比如铝做的，尽管可能不是铝。舞池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是一个撑起来的木台子，乐队是五重奏或者六重奏，跟波尔卡或者丹颂舞曲一样可以迅速转换成老情歌的旋律。我要了两杯苏打水，我回到我们那一桌时塞萨雷亚已经不在了。她上哪儿去了？我在纳闷。后来我又看见她了。你猜她在哪儿？没错，在舞池里，独自一人跳着，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这再正常不过了，没有一点反常的，时代变了，可在当时，那跟公开挑衅几乎没区别。这样，我需要面对一个严重的棘手难题，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他们问：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阿马德奥？我说，噢，小伙子们，你们要是处在我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办呢？我走进舞池也跳起来。你现学现跳吗，阿马德奥？他们问。嗯，我还真学了，那音乐好像等了我一辈子，等了二十六年，就像珀涅罗珀等着尤利西斯那样，对吧？所有的障碍和顾虑顷刻间烟消云散，我移动着脚步，微笑地望着塞萨雷亚，多漂亮的一个女人啊，她的舞姿多美啊！你能感觉得出，她无时无刻不在跳舞，如果你在舞池里闭上眼睛，可以想像得到她会在家里，在下班的路上，在给自己煮咖啡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都会跳舞，可是我不能闭上眼睛，小伙子们，我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塞萨雷亚，我冲她微笑着，她也看着我微笑着，两个人要多开心有多开心，开心得刹那间我很想吻她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敢这样，因为毕竟我们之间原本的那种感觉就挺好。我从来没有过一门心思的时候。这还只是第一步，像大家说的那样，这就是我来跳舞的原因，小伙子们，这还只是第一步，后来我就欲罢不能了。有一段时间，但那已经是很多年之后，塞萨雷亚失踪之后，青春的狂热已经消退，我生活的全部激情都集中在两周一次去舞厅上。我想说说三十多岁的时候，小伙子们，然后再说说四十多岁，甚至好好说说五十岁的片段。起初我跟妻子一起去。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跳舞，可她还是跟我去了。我们玩得很开心。后来，她死了，我就一个人去。那时我仍然很开心，虽然那些地方的滋味或者余味完全不同了，音乐完全不同了。我去那里绝不是喝酒或者找陪伴，可我的儿子们却这么认为，弗朗索瓦·萨尔瓦铁拉和卡洛斯·曼努埃尔·萨尔瓦铁拉，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律师，两个好孩子我都很疼爱，但并不常见他们，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想也有了一大堆麻烦，但无论如何，我已经为他们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给他们提供了不错的教育，比我父母提供给我的要好多了，现在他们要全靠自己。我这是在说什么啊？是说我儿子们以为我上舞厅是找朋友吧？最终，他们恐怕还是说对了。但是就我的想法而言，我每周六晚出门可不是为了这个。我是去跳舞，在某种意义上是出去找塞萨雷亚，或者毋宁说是找塞萨雷亚的幽灵，她的幽灵还萦绕在那些看上去好像要濒临崩溃的地方，翩翩起舞。你们喜欢跳舞吗，小伙子们？我问。他们说，看情况了，阿马德奥，看跟谁去跳了，不会单独去，这是肯定的。噢，那两个小伙子。我又问他们墨西哥现在还有没有舞厅，他们说还有，但不多了，或者至少他们知道的没有那么多，但还存在。他们说，有些舞厅叫做“肮地儿”，挺古怪的名字，让他们激动的音乐也是流行乐。你们是说外国音乐吧，我问，他们说：不，阿马德奥，是墨西哥音乐家、墨西哥乐队创作的流行乐，小伙子们开始说起他们的名字来，一个比一个古怪。没错，我记住了其中的一些。“克里斯特罗的内在”，这个名字我有充足的理由记住。“火星上的凯法内斯”、“刺客安格丽卡·玛丽亚”、“无产阶级的回旋”，这些奇怪的名字逗得我们大笑起来，议论起来。干吗叫“刺客安格丽卡·玛丽亚”呢，尤其是安格丽卡·玛丽亚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个漂亮女孩？我问。他们说：安格丽卡·玛丽亚是极其漂亮的。阿马德奥，那肯定是一种赞美，不是威胁，我说：“凯法内斯”不是安内尔主演的一部电影吗？他们说：安内尔和玛丽亚·弗里克斯的儿子，阿马德奥，你还挺时尚。我说：我可能老了，但并不傻。恩里克托·阿尔瓦雷斯·弗里克斯，是的，先生，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年轻人。他们说：你的记忆力真他妈的好极了，阿马德奥，我们来为此干一杯。我说：“无产阶级的回旋”呢？他们在家时叫什么名字？他们说：他们是费德尔·维拉斯克斯的混账后代，阿马德奥，他们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在向前工业社会时代致敬。我说：我才不管什么费德尔·维拉斯克斯呢，小伙子们，经常鼓舞我们的是弗罗雷斯·马贡。他们说：干杯，阿马德奥。我说：干杯。他们说弗罗雷斯·马贡万岁，阿马德奥。我说：万岁。想起昔日时光，夜已经很深时，感觉胃里有种刺痛感，那时夜晚已开始潜入黑夜，但从不来得那么突然，那个还亮着余光的墨西哥城之夜，不停地宣告她的到来：我来了，我来了，可是总要等很长时间才来，好像她，这个魔鬼也停下来观看夕阳，观看那无与伦比的墨西哥的夕阳，孔雀般的夕阳，像塞萨雷亚住在这里、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所描述的那样，这时我好像能看见塞萨雷亚在迭戈·卡瓦哈尔将军的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边，眼前放着那台闪亮的打字机，对将军的警卫交代着什么，警卫们不值班的时候总是在这里打发时间，当将军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抬高声音时，他们就坐在扶椅里或者在过道里斜靠着，塞萨雷亚故意让他们忙起来，或者真的需要他们帮忙，打发他们去办事或者在胡里奥·诺迪尔先生的书店里找一本书，因为她要给将军写讲话槁，需要参考一两个说法或者引文，据曼努埃尔说将军的讲话稿通常都由她来捉刀。那些讲话精彩极了，小伙子们，我说，传遍整个墨西哥，印在全国的报纸上，包括莫特雷伊、瓜达拉亚拉、韦拉克鲁斯和坦皮科的报纸。有时我们在咖啡店的聚会上大声朗读。 这些讲话稿都是塞萨雷亚用最特别的方式在将军的办公室里写出来的：一边抽着烟，跟警卫聊着天，或者跟曼努埃尔或我聊着天，边说边在打字机前写，一气呵成。那个女人的才华真了不得，小伙子们。你们这样试过吗？我可试过，但办不到，只有极少数天生的作家或记者才能做得到，比如一边谈着政治，同时写着有关园艺或者扬扬格的六步格诗（我可以告诉你们，小伙子，这种才华是很罕见的）的小文章。她这样在将军的办公室里待了些日子，干完工作，有时夜已很深，她就向所有的人打招呼告别，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然后一个人走了，虽然经常有人提出陪她，有时是将军本人，迭戈·卡瓦哈尔，那个大人物，那个身兼数职的大人物，可塞萨雷亚根本不让：肯定不成，给你检查总长办公室来的文件，将军（她管他叫将军，不像我们别人那样称作“我的将军”），还有韦拉克鲁斯政府的文件，还有哈拉帕的书信，还有明天的讲话稿，然后她就走了，直到第二天才见到她。我跟你们说过“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吗，小伙子们？在我那个时候，他是艺术的赞助家。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们真该见见他。个儿不高，挺瘦，当时差不多已经快五十岁了，但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只身应对国会议员马尔蒂内斯·萨莫拉的枪手们，看到他如何眼睛直视着，绝不从胳膊底下的枪套里去抓那支柯尔特式手枪，其实他的外衣就敞开着，我看着那些枪手在他的盯视下无可奈何，看着他们往后退去，嘴里小声说着原谅我，我的将军，一定是议员搞错了，我的将军。如果有什么人忠于上帝的话，这个人就是迭戈·卡瓦哈尔将军了，这个文学艺术的爱好者，虽然他自称十八岁时才学会读书。他过的什么生活啊，小伙子们！我说。如果要我跟你们讲他的故事，可以说上整整一夜，我们得喝掉更多的龙舌兰酒，我得需要一整箱苏西达斯牌梅斯卡尔酒，才能给你们讲清楚墨西哥天堂的那个黑洞是怎么回事。那个闪耀的黑洞！简直是漆黑，他们说。是漆黑，没错，小伙子们，我说，漆黑。这时一个小伙子说，我这就去再买一瓶龙舌兰。我说别去了，我大概从昔日的回忆中获得了充沛的精力，一跃而起（如闪电般，或者思想的闪电般）沿着我房间黑暗的过道走进厨房，打开所有的橱柜搜寻一瓶不大可能存在的苏西达斯酒，我非常清楚一点儿都不剩了，我嘴里咕咕哝哝地咒骂着，在儿子带给我的汤罐头中间，在没有价值的垃圾中间，翻寻着，最后只好接受了这个痛苦的事实，我大概是鬼迷心窍了。我挑了些零食来充饥：几包花生、一听辣炖豆子罐头、一盒爆米花，我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驱逐舰速度把东西带回去，这艘舰在某条河流或三角洲的迷雾中失踪了，我不知道具体在哪里，总之是失踪了，因为我的脚步其实并没有踏向起居室，而是走向了卧室。看在老天的分上，阿马德奥，我心里对自己说，你一定喝醉了，自己还轻估了，在雾中迷了路，只有一盏小小的纸灯笼挂在我面前的枪炮口上，可我并没有惊慌失措，我一步步找到了出路，摇着我的小铃铛，那艘河上的航船，在历史的河口上迷失方向的战舰，其实那时我走路的样子好像在跳着某种街舞的舞步，别人现在还是否这样跳，我不知道，我希望没有，左脚后跟触着右脚尖，接着右脚后跟又碰到左脚尖，这是一种荒谬绝伦的步子，但那个时代的人都熟悉，别问我什么时候，也许是米格尔·阿莱曼当总统的时候，我在某个时刻走起这样的舞步，我们尽做傻事，接着我听到门被摔上的声音，然后是人声，我对自己说阿马德奥别傻了，向说话的方向走去，用你锈迹斑斑的舰首分开这条河的迷雾，然后回到朋友那儿，我还真这样做了，向正屋走去，我的胳膊里搂满了东西，两个小伙子就在正屋里，坐在那儿等着我，其中一个已经买来两瓶龙舌兰。噢，走进灯光中，即便是暗淡、半亮的灯光中是多么舒服啊，来到明媚的地方多么舒服啊。

利桑德罗·莫拉莱斯，萨埃塔墨西哥人理发店，拉维拉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0年1月。

阿图罗·贝拉诺的书终于出版时，贝拉诺已经成为幽灵作家，我也快成幽灵出版家了。我知道终会有这么一天。有些作家就是灾星，运气太差，你最好把他们弄清楚了，不管你是否相信厄运。即便你是个实证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你也得像躲瘟疫般远离这些人。我想说句发自肺腑的话：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我知道出版那孩子的书无异于在玩火。我被火烧着了，我并不怨天尤人，但略微反思一下错在哪儿绝对没什么不好，因为别人的经验往往也能拿来为他人所用。我现在经常酗酒，经常在酒吧里消磨一天，把车停在远离自己住的地方，回家时总要朝四周打量一番，免得被讨债公司的人吓一跳。

晚上我老睡不着觉，然后就喝得更多。我有些根深蒂固的迷信，总觉得一个雇佣杀手在跟踪我。没准两个呢。我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前就已经是个鳏夫了，感谢上帝，所以，我至少因为让可怜的妻子免受这场磨难而稍感安慰，这场需要穿越在尽头等待着所有编辑们的阴影的旅程。尽管，有时晚上我不禁自问为什么这事会让我碰上，所有的人只有我碰上了，但是从内心深处，我坦然地听天由命。独处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尼采（我1969年出版过他的格言选的平装本，当时可怕的特莱特洛尔科惨案还处于酝酿阶段，顺便说一句，它取得了巨大成功）或者弗罗雷斯·马贡说过这话。我们还出过一本他的篇幅不长的军事传记，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写的，卖得也不坏。

独处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这是冰冷的慰藉，因为就算我想要人陪伴，也没有人想接近我了。那个杂种巴尔加斯·帕尔多不会，他现在在另一家出版社工作，但职位比替我工作那会儿低微，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们，昔日在我光彩荣耀时取暖的文人，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没有人想跟一个活标靶并肩而行。没有人愿意跟一个已经散发着腐肉臭气的人并肩而行。至少现在我明白了以前只是隐隐约约直觉到的东西：每个出版商后面都有一个雇佣杀手跟着。这个杀手可能很高贵，可能是个文盲，但却受最黑暗的利益的驱使。有时——噢，这简直是喜剧性的讽刺——那些利益，显得如此虚荣和愚蠢，就是我们自己。

我对巴尔加斯毫无怨恨。有时我想起他时还充满了某种爱怜。说心里话，我不相信有人说我的公司败落在那本我洋洋得意地抓在手中的杂志上。我知道自己的厄运源于别处。当然，巴尔加斯以其罪恶的天真在我的破落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最终这不是他的过错。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事情，我也不责备他。有时，喝了很多酒时我发现自己在诅咒他，诅咒他和那些忘了我的文人们，诅咒那些在黑暗中等待我的杀手们，甚至排字工人们，在荣耀或者默默无闻中消失，但接着我又释然，不禁放声大笑。你还得活下去，这才是全部。那天我从马拉·森达酒吧出来，在路上碰到一个醉汉这样告诉我。文学不过是垃圾。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80年4月。

两个月前，奥尔巴罗·达米安来看过我，说有事要告诉我。那就告诉我吧，我说，请坐，我听听。那个奖完了，他说。什么奖？我说。劳拉·达米安青年诗人奖，他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跟他相处得不错。为什么会这样，奥尔巴罗，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没钱了，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我很想这样说（我向来是一个坚定的反资本主义者），可我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可怜的人看上去疲惫不堪，容颜忧伤。

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我想我们聊了会儿天气以及从精神病院望出去显得还不错的风景。他说：今天好像挺热的。我说：是啊。然后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有时我一个人唱着歌，他沉默不语，最后他会忽然说（例如）：瞧，蝴蝶。我就说：是啊，这儿有很多蝴蝶。我们这样打发一会儿时间，聊天或者一起读报（但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没有读报），奥尔巴罗·达米安说：我得告诉你。我说：你得告诉我什么，奥尔巴罗？他说：劳拉·达米安奖完蛋了。我很想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要特意告诉我，但接着我又想，很多人，特别是在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尽管我实在无法理解急于分享的那种冲动，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因为聆听没有什么坏处。

后来奥尔巴罗·达米安走了，二十天后我女儿来看我，她说，爸爸，我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个，但我想最好还是让你知道吧。我说：说吧，说吧，我洗耳恭听。她说：奥尔巴罗·达米安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自杀了。我说：奥尔巴罗怎么会干这种可怕的事啊？女儿说：他的生意坏透了，他崩溃了，他其实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说：可是他可以到精神病院来跟我一起过啊。女儿笑了，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她离开时我开始想奥尔巴罗·达米安和劳拉·达迷安奖，这个奖已经完了，我还想到埃尔·雷普索的那些疯子们，这里谁也没有安身之地，又想到四月，灾难的残忍莫甚于此，这段时间我坚信不疑，一切将会变本加厉地恶化下去。

12

海米托·昆斯特，自家阁楼房间的床上，斯图克街，维也纳，1980年5月。

我跟朋友乌里塞斯关在比尔舍巴的监狱里，那儿是犹太人造原子弹的地方。我什么都知道，但又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在观察，我还能怎么样呢？我从岩石堆里观察着，皮肤晒成黑红色，最后又饿又渴，都支撑不住了，后来我使劲拖着身子走进那间沙漠咖啡店，要了一杯可乐和碎牛肉做的汉堡，但只用牛肉做的汉堡并不好吃，我知道，而且这个世界上别的人都知道这点。

一天，我喝了五杯可乐，忽然感到恶心起来，好像太阳透进我的可乐里，我浑然不觉地喝了。我发烧了。我撑不住了，但还得撑着。我躲在一块黄色石头后面等着太阳下去，后来蜷缩成一个球睡着了。我做了一夜的梦。我想有人拿指头戳着我。但做梦不会出现指头，只有拳头，看来一定是蝎子干的了。灼伤的地方还在发疼。醒来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我趁蝎子躲到石头底下前找了半天。一个都没有捉到。更有理由保持清醒和害怕。我就在这么做。可后来我又不得不走开，因为我需要吃饭喝水。于是我又起来，我得双膝跪地才行，然后去了那家沙漠咖啡店，但服务生什么也不给我拿。

为什么不给我拿我点的东西？我问他。我不像别人那样有钱吗？他假装没听见我的话，也许听不见我说的，我这么想。也许因为在沙漠岩石和蝎子中长时间警惕观望的缘故，我嗓子失声了，现在我还真不能说话了，尽管我自己认为还能说话。可是我听到的不是我的声音，又是谁的声音呢？我想。我怎么会被震聋了还能听见自己说话呢？我想。后来他们让我走开。有人朝我脚下吐唾沫。他们试图激怒我。我可不是轻易就能被激怒的。我有经验。我不理他们说的那一套。如果你不卖给我饭菜，阿拉伯人会卖的，我说，然后从容不迫地离开咖啡店。

我找到阿拉伯人开的店，花了好几个小时。好像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了。最后，我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那块黄石头旁边。现在已经是晚上，天很冷，谢天谢地，可我睡不着，我很饿，水壶里已经没有一口水了。该怎么办呢？我问自己。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敬爱的圣母？远处传来犹太人造原子弹的机器发出的嗡嗡声。我醒来时饿得无法忍受。比尔舍巴的犹太人还在他们的秘密设施中工作，可我不能一口面包都不吃老这样监视着他们。我全身都疼起来。我的脖颈、手臂全晒黑了。我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天没有大便了。可我居然还能走！我还能跳，还能像风车般活动胳膊！我起来时，我的影子也跟着起来（两个我在跪着祷告），我又去了那家沙漠咖啡店。我想我开始唱起歌来。我就是这样。我步行。我唱歌。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在监牢里。什么人带上我的背包，把它扔在我的睡袋旁边。我的一只眼睛发疼，我的下巴发疼，我灼伤的地方发疼。有人踢过我的肚子，我想，但肚子却不疼。

水，我说。监牢里很黑。我听着犹太人的机器发出的声音，可什么也听不到。水，我说，我渴。什么东西在黑暗中移动。蝎子？我想。一只大蝎子？我想。一只手抓住我的颈背。这只手用力拽着。我感觉杯子边沿到了嘴唇上，然后是水。后来我就睡着了，梦见了维也纳的河岸大道和阿斯本桥。我睁开眼睛时看到乌里塞斯在另一张床上。他醒着，盯着天花板沉思。我用英语跟他打了个招呼。早上好，我说。早上好，他回答。监狱里给过你吃的了吗？我问。他们给了你吃的，他说。我起来去找鞋子。我本来是穿着鞋的，我决定在牢里走一圈。我决定探查一番。天花板黑糊糊的，被弄黑了。有股潮湿或者发霉的味道。或许二者兼有吧。墙壁是白色的。上面有很多题字，我看见了。我左边的墙上有很多图画，右边的墙壁上写着许多文字。是古兰经？留言？地下工厂的消息？后边的墙上有一扇窗户。窗户的另一面有一个小院。院子的另一边是沙漠。第四面墙上有一道门。这道门是用木栅条做的，穿过栅条是一道走廊。走廊里没有一个人。我掉过头向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走去。我叫海米托，我说，我是维也纳人。他说他叫乌里塞斯·利马，墨西哥城人。

过了会儿，他们给我们送来早餐。我们这是在哪儿啊？我问看守。在工厂里吗？可是看守放下饭菜后就走了。我把自己的那份狼吞虎咽地吃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把他的饭匀了一半给我，我也吃光了。我好像吃一个早晨都不够。后来我又打量起牢房来。我仔细研究了一番墙上的题字。还有图画。令人绝望。破译不了。我从背包里取出一支钢笔，跪在右手的墙边。我画了一个长着巨大阴茎的侏儒，又画了一只乳房，写了几个字：海米托·K。后来我累了，回到自己的床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已经睡着了，我尽量别弄出声音免得吵醒他。我上了床后开始胡思乱想。我想到那些犹太人造原子弹的地下工厂。我想到一场足球比赛。我想到一座大山。那里又冷又下着雪。我想到那些蝎子。我想到满满的一盘香肠。我想到杰克街附近阿尔卑斯花园里的那家教堂。后来我就睡着了。然后又醒来。然后又睡着。我一直睡到听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的声音。后来我又醒了。一个看守把我们推搡到走廊里。我们来到院子。我想太阳一下子认出了我。我的骨头开始疼起来。但不是晒伤的地方在疼，我一边散步，一边做些锻炼。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安静地靠墙坐着，一动不动，我又是甩胳膊又是抬腿。我听到了笑声。几个阿拉伯人，坐在地角大笑。我没有理睬他们，一二、一二、一二。我活动着僵硬的关节，我又瞥了一眼那个阴暗的角落，发现那几个阿拉伯人已经走了。我蹲到地上。我跪下来。顷刻间我就想这样待着。在地上跪着。后来我却趴到地上做了五个俯卧撑。我做了十个俯卧撑。我做了十五个俯卧撑。全身疼痛。起来时发现几个阿拉伯人挨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坐在地上。我向他们走去。慢慢地。脑子里琢磨着。也许他们并不是想伤害他。也许他们是在比尔舍巴迷了路的墨西哥人。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看到我时说：安静会儿。我心领神会。

我挨着他在地上坐下，背靠墙壁，我的蓝眼睛一下子碰上了阿拉伯人的黑眼睛。我开始惊慌起来。我越来越惊慌，居然闭上了双眼！我听到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着英语，但不明白在说什么。阿拉伯人也在讲英语，我同样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笑了。阿拉伯人也笑了。我明白他们笑的含义了，我不再紧张。后来我就睡着了。我醒来时那里只有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和我。一个看守把我们领到牢房。他们给我们送来吃的。顺便给我带来两片药。你发烧了，他们说。我不想吃药。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让我把药扔到洞里去。可是哪儿有洞啊？那就扔到水沟里去，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我怎么知道水沟在哪儿啊？扔到库房里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扔在那张湿漉漉的桌子上的所有东西，无论多微小，都要登记，那该怎么办？我用手指把药片捻碎，把粉末抛出窗户。我们想睡觉了。我醒来时看到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在读书。我问他看什么书。《庞德诗选》。给我读点什么吧，我说。一句都不理解。我不再求了。他们来审问我。他们看了看我的护照。他们问了一些问题。他们笑了。我回牢房后又在地上做起俯卧撑。三、九、十二。后来我坐到地板上，在我右边的墙上画了一个长着巨大阴茎的侏儒。我画完一个后又画了一个。接着我又在一个阴茎上画点东西流出来。我不想再画了，开始研究别人的题字。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我不懂阿拉伯语。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也不懂。可是，我还是读着。我看到几个单词。我使劲琢磨。脖子上的晒伤开始疼起来。词语。词语。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给我递上水。我感觉他的手在我胳膊下面，拉我，拽我。后来我又睡着了。

我醒来后看守带我们去洗澡。他给我们每人发了块肥皂，让我们去洗澡。这个看守好像是乌里塞斯的朋友。他们一起时不说英语。他们讲西班牙语。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那些犹太人老想愚弄你。我为这样的监视感到内疚，可这是我的职责。当什么东西成为你的职责时，你就无可奈何了。我洗脸的时候假装闭上眼睛。我假装要跌倒。我假装锻炼。其实我只做着一件事儿，那就是看一眼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的阴茎。他没有做包皮切除。我很抱歉犯了一个错误，抱歉怀疑他。但我这样做完全是不由自主。那天晚上他们给我们送来汤。炖蔬菜。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把自己的饭菜分了一半给我。你干吗不吃呢？我问。这饭挺好的。你应该自己吃。你还要锻炼身体。我不饿，他说，你吃吧。熄灯后，月亮溜进我们的牢房。我向窗外望出去，小院那边蜥蜴在沙漠里歌唱。那一小群黑黑的、焦躁不安的家伙。比黑夜还漆黑。它们也笑着。我感觉脚上的鸡眼发痒了。别跟我捣乱，我心里想。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他们就释放了我们。说西班牙语的那个看守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到车站搭乘去耶路撒冷的巴士。他们一路聊着。看守在讲故事，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听着，后来乌里塞斯又讲了一个，看守买了份柠檬冰淇淋给乌里塞斯，给自己买了份橘子冰淇淋。后来他看着我，问我要不要来份冰淇淋。你想来份冰淇淋吗？穷杂种？他问。来份巧克力的，我说。我拿到冰淇淋后在口袋里摸索硬币。我用左手在左口袋里摸索着，然后又用右手在右口袋里摸索。我递给他几枚硬币。这个犹太人盯着硬币。太阳融化着他的橘子冰淇淋的尖顶。我回到自己来的那条路。我步行离开巴士车站。我步行离开这条路和那个沙漠咖啡店。离我的石头还有些远。快点。快点。到那儿后，我靠在我的石头上深深地呼了口气。我找了一番地图和画，什么也没找到。只有热气和蝎子在洞里制造出的噪音。嘶嘶响。我蹲下跪在地上。天空没有一丝云。也没有一只鸟儿。除了观察我还能干吗呢？我藏在石头中间，听着比尔舍巴的各种声音，但我只听到空气的声音，一丝灼烧我的面颊的热尘的声音。后来我听到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喊我的声音，海米托，海米托，你在哪儿，海米托？我知道我藏不住了。我本来就不想藏。我从岩石中走出来，一只手提着背包，跟在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的后面，他呼唤我踏上命运已经为我安排好了的那条小道。我们走过很多村庄，很多空空如也的地方。最后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我给维也纳发了封电报要钱。我要求拿到我的钱，我继承应得的钱。我们四处乞讨。在旅馆前。在游人去的地方。我们露宿街头。有时睡在教堂门口的路上。我们喝亚美尼亚兄弟们给的汤，吃巴勒斯坦兄弟送的面包。

我给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讲了我见到的那一幕。讲了犹太人的邪恶计划。他说：睡觉，海米托。后来我的钱到了。我们买了两张飞机票，然后又一点钱都没了。这是我所有应得的钱。撒谎。我写了张明信片从特拉维夫寄出去，要求把属于我的钱全部给我。我们乘飞机走了。我从高空看着大海。大海的表面就像魔术，我想。这是惟一真正的幻景。海市蜃楼，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到维也纳时正赶上天下雨。但我们可不是方糖！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兰德斯格里切特路和里切坦费尔街。到了后，我朝出租车司机的颈背上擂了一拳，然后迅速离去。我们先是沿着何塞夫斯塔德尔路迅速走了一段，然后又走斯特罗西、泽尔特、皮亚里斯特、勒切费尔德、纽鲍、西本斯特等街道，来到斯图克街，我住在那里。后来我们又爬了五层楼。速度很快。可我没带钥匙，我把钥匙丢在内格夫的屋子里了。别急，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看看口袋里有没有。我们搜寻了一番。一个接一个口袋。没有。背包里找。没有。背包的衣服里找。没有。我的钥匙丢在内格夫了。这时我想起还有把备用钥匙。还有把备用钥匙，我说，你知道在哪儿吗？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问。他吃力地喘着气。他瘫在地板上，背靠我的房门，我跪下。后来我站起来想着那把备用钥匙，向过道尽头的窗户走去。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片内部水泥院子和柯尔成街上的屋顶。我打开窗户，雨打湿了我的脸。外面有个小洞，钥匙就在那儿。我把手抽回来时手指上落了几缕蜘蛛网。

我们在维也纳住下来。每天都下点小雨。最初两天我们足不出户。后来我开始出门。但不是很频繁。只是买些面包和咖啡。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睡在睡袋里，不是读书就是向窗外张望。我们主要吃面包。我们只吃面包。我饿得饥肠辘辘。第三天晚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起来去洗脸，梳了梳头发，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了。在费加洛之屋前面，我凑到一个人跟前，朝他脸上揍了一拳。我抓住这个人，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搜了他的口袋。接着我们又沿格拉本购物区向前走去，消失在忙碌的小街上。在贡萨加街的一个酒吧里，我的朋友乌里塞斯要了一杯啤酒，我要了一杯芬达，在酒吧旁的亭子里打了个电话，索要属于我的那笔钱，法律上应该归我拥有的那笔钱。后来我们又想看看阿斯本桥的朋友们，可那儿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又步行回家。

第二天，我们买了些香肠、火腿、馅饼和面包。我们每天都出去。我们总是乘地铁。在罗索尔·兰德站，我们碰到了乌多·莫尔勒。他喝着一瓶啤酒，他盯着我，好像我是一只蝎子。这是谁啊，他说，指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他是一个朋友，我说。你在哪儿遇到他的？乌多说。在比尔舍巴，我说。我们乘车去海里根城，然后又经舒内尔巴恩到赫奈尔斯。他是犹太人吗？乌多问。不是，他没有割包皮，我说。我们在雨中走着。我们向一个叫鲁迪的家伙的车库走去。乌多用德语跟我说着，但目光从不离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在步入一个陷阱，我停下来。这时我才看清他们想杀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站住。我说我忽然想起我们还有事要做。什么事？乌多说。要紧事，我说。买东西。我们快到了，乌多说。不去了。我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只要一分钟就到了，乌多说。不去了！我说。雨水从我的额头上流下来，钻到眼睛里。我用舌尖舐着雨说，不去了。接着我转身告诉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跟我来，乌多开始跟上我们。走吧，马上就到了，跟我来，海米托，只要一分钟。不！

那星期我们把电视和我母亲的闹钟给典当了。我们在纽鲍路走进地铁，沿着斯特凡思普拉茨广场步行了一段，最后在沃加坦或者多瑙河岛站出来。我们经常花好几个小时望着那条河。河流的表面。有时我们看到河上漂着纸盒。我的记忆回到可怕的过去。有时我们在普拉特斯坦下车，在车站附近溜达会儿。我们跟着人流行走。我不会下手。这样太危险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不值得冒这个险。我们总是饥肠辘辘。有时我们一连几天不出门。我开始做俯卧撑：十、二十、三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望着，在睡袋里动也不动，手握一本书。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在观望窗外的风景，灰色的天空。有时我很想念以色列。一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画画时，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问我：你在以色列都干吗了，海米托？我告诉了他。研究，研究。“研究”这个词跟我画的屋子和大象并列在一起。你都干什么呢，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什么也没干，他说。

雨停后我们又开始外出活动。我们在市立公园站盯上一个人，开始跟踪他。到了约翰尼斯街，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抓住他的胳膊，这人正要看是谁抓住他时，我朝他脖子后面砸了一拳。有时我们走进离家很近的纽鲍邮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去寄信。回家的路上，经过伦勃朗戏院，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会花上五分钟时间凝视一番。有时我把他撇在剧院前的一家酒吧，去打个电话。答复照旧！他们还是不给我应得的那笔钱！回去时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还在那里望着剧院。我长舒一口气，然后我们回家吃饭。有一次我们碰到我的三个朋友。我们沿着河岸大道向朱利斯·拉布广场方向走去。忽然，他们就出现在那儿了。他们好像一直隐藏着，直到那一刻才现身。追踪者，打手。他们向我打招呼。他们叫着我的名字。其中一个走到我面前。那是冈瑟尔，最壮实的那个。另一个走到我的左边。还有一个走在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的右边。我们没法走路了，我们可以转身就跑，但却无法向前移动。好久不见了，海米托，冈瑟尔说。好久不见了，海米托，他们齐声说。不！我们来不及了。可我们无处可逃。

我们漫步。我们行走。我们要去见朱利斯警官。他们问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懂不懂德语。他知不知道那个秘密。不懂德语，我说，他不知道任何秘密。可是他很聪明，他们说。他不聪明，我说，他人挺好，他只知道睡觉、读书，他从不锻炼身体。我们想离开。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很忙！我说。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望着他们点点头。现在我像尊雕像般站在那里。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打量着朱利斯的房间，走来走去四处打量着一切。他就是不想一动不动待着。屋里有很多画。冈瑟尔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很忙，我们要走了！我说。这时冈瑟尔抓住乌里塞斯的肩膀，说你怎么像只螃蟹般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别这样！朱利斯说：老鼠紧张了。我的好朋友走开了，冈瑟尔取出他的铜链子。别碰他，我说，我在一周内就会拿到我继承的钱。冈瑟尔把他的铜链子收回口袋，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推到一个角落。后来我们谈起宣传来。他们给我看了一些文件和照片。我也在其中的一张照片里，站在后排。这是我，我说，这是张老照片了。他们又给我看了几幅新照片，新的文件。那是一幅森林的照片，林中有幢小屋，一道平缓的斜坡。我知道这个地方，我说。当然，你知道，海米托，朱利斯说。然后我们又聊了很多，看了更多的文件、更多的照片。都是些老东西！沉默，狡猾。我什么也不说。后来我们就走了，步行回家。冈瑟尔和彼得跟我们同行了一会儿。但我和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始终沉默不语。狡猾。我们走啊走。冈瑟尔和彼得去乘地铁，我和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继续走啊走。不说一句话。回家前我们走进一家教堂。柏格街上的那座乌尔里奇克尔教堂。我走进一家教堂，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跟在我后面，一直监视着我！

我想做个祷告。我试着不想那些照片。那天晚上我们吃了面包，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问到我的父亲，我的朋友，我的旅行。第二天，我们没有出去。但是第三天我们又出去了，因为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得去邮局，我们一出去就决定不回家了，而是去散步。你紧张了吗，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不，不紧张，我说。那你干吗老回头看呢？你为什么左顾右盼呢？保持警惕永远没有坏处，我说。我们又身无分文。我们在艾斯特哈兹公园盯上一个老人。他正在喂鸽子，但鸽子不理睬他的面包屑。我走到这人的身后朝他脑袋给了一拳。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搜了他的衣袋，没有找到一毛钱，只有几枚硬币、面包屑和一个钱夹。钱夹里有一张照片。这个老人像是我父亲，我说。我们把钱夹扔进一个邮筒里。后来，我们两天没有出门，最后家里只剩面包屑了。于是我们决定去拜访朱利斯警官。我们约他出来。我们走进法沃里坦街上的一家酒吧，听他说话。我望着桌子、桌面和洒在上面的可乐。乌里塞斯跟朱利斯警官讲着英语，告诉他墨西哥的金字塔比埃及的多，比埃及的大。我从桌上抬起眼睛时，看到冈瑟尔和彼得在门口附近。我挤挤眼，他们就走了。可是半个小时后他们又来到这我们这一桌坐下。

那天晚上我跟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聊了很久，告诉他我知道乡下有一幢房子，那幢小木屋在一个到处是松树的小山脚下。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见到我的朋友们了。后来，我们又聊起以色列，聊起比尔舍巴的监狱、那片沙漠、那些黄色的岩石、只在夜间出没的蝎子，那时人类的眼睛就看不见它们了。也许我们该回去看看，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犹太人绝对会杀了我的，我说。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犹太人会杀了我的，我说。后来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把一条脏毛巾搭在头上，可是好像还望着窗外。我坐在那里看了他一会儿，琢磨着他怎么知道犹太人不会对我怎么样。我跪在地上双臂交叉。十、十五、二十。我练烦了后又开始画画。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法沃里坦路上的那家酒吧。朱利斯警官和他的六个朋友在那里。我们在陶布斯图蒙街站乘上地铁，在普拉特斯坦出来。我听到有人在吼叫。我们开始跑起来。大汗淋漓。第二天我的一个朋友一直观察着我住的房子。我对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讲了。可他什么也没看见。那天晚上我们梳了梳头发，洗了洗脸，然后就出去了。在法沃里坦路上的那家酒吧，朱利斯警官跟我们聊起尊严、进化论、伟大的达尔文以及伟大的尼采。他的话我都翻译出来，这样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就能听得懂在说什么，尽管我一点都不懂。死人的祷词，朱利斯说。对健康的渴望。危险的好处。遗忘的顽固性。精彩，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精彩，其他所有的人都说。记忆的局限。树木的智慧。寄生物的眼睛。大地的灵性。士兵的仁慈。巨人的聪明。意志的洞穴。了不起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用德语说。很独特。我们喝着酒。我不想喝啤酒，但他们把一大杯啤酒放我面前说，喝，海米托，不会伤着你的。我们又喝又唱。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用西班牙语唱了几句，朋友们狼一般望着他，大笑起来。他们并不懂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在唱什么！我也听不懂！我们又喝又唱。朱利斯警官一个劲儿地说着什么尊严、荣誉、记忆。他们倒上一杯又一杯啤酒放在我面前。我用一只眼睛望着在杯子里颤抖的啤酒，另一只眼睛观察着我的朋友们。他们都没怎么喝。他们喝一杯的工夫，我要喝四杯。喝，海米托，伤不着你的，他们说。他们还买了酒请乌里塞斯喝。喝，小墨西哥人，他们说，伤不着你的。我们不停地喝着。歌唱着乡下的那幢屋子，那幢在小山脚下的屋子。朱利斯警官说：家啊，淳朴的大地，故乡。酒吧老板过来跟我们一起喝。我看见他朝冈瑟尔挤眼。我看见冈瑟尔向他挤眼。我发现他尽量不看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坐的那个角落。喝，海米托，他们对我说，伤不着你的。朱利斯警官笑着，被恭维着，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当然，当然，这没什么，真的。独特性。无情。后来他又说什么：高雅、责任、背叛、惩罚。他们又开始恭维。这次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在微笑。

后来大家一起出去。像一堆虾。像一只钢爪的手指。像风中的一个烛台。可是一到外面，我们就开始各奔东西。团伙变得越来越小。彼此离得越来越远。最后大家都相互看不见了。我们这一伙里有乌多和另外四个朋友。我们朝贝尔维德雷走去。沿着卡罗里内街走了一段，然后又到了贝尔维德雷。有人说话，有人沉默，宁肯看着脚下的地面。手插在口袋里。衣领翻起。我对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干吗吗？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他慢慢明白了。我们穿过尤金亲王路，我问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明白什么了。他说，跟你知道的差不说，海米托，差不多。其他人都听不懂英语，即便有人懂也假装不懂。我们走进公园后我开始祈祷。你在喃喃自语些什么啊，海米托？乌多说，他就在我身边。没有，没有，没有，我说，这时我们拨开的树枝擦着我的脸和头发。我抬起头，看不见一颗星星。我们走进一片空地：这里一切都呈深绿色，连乌多和我朋友们的影子都是。我们安静地站在那里，我的腿矗立在那里，灯光在树木后面摇曳，显得遥远而超然。我的朋友们从口袋里取出铜链来。我们站在那里，没有人说一句话！或许谁说了，我也没有听见。但我认为没有人说。我们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站住，没有必要再说什么！我觉得我们甚至都不互相看着对方了！我觉得都快要叫喊出来了！这时我看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从夹克里掏出什么东西朝乌多冲去。我也跟过去。我抓住一个朋友的脖子，一拳砸向他的前额。有人从后面打我。一下，两下，一下，两下。还有一个人在前面揍我。我的嘴唇都尝到了他的铜链的金属味儿。我设法搂住一个朋友的肩膀，然后以冲刺的速度甩开我背上的一个人。我想我可能把什么人的肋骨打断了。我感到一股热浪冲来。我听到乌多在喊，大叫救命。我打断了谁的鼻子。我们走，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我四处找他，但看不见。你在哪儿？我问。这儿，海米托，这儿，别急。我停手了。空地草坪上有两个人倒在那里。另一个人不在了。我浑身是汗，不知如何是好。歇会儿，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我跪下挥舞着胳膊。我看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走近地上的两个人。有那么瞬间我以为他要割了他们的喉咙。他手里还握着那把刀，我想让上帝决定吧。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并没有举起手中的武器打击倒下的人。他搜索了一遍他们的衣兜，摸了摸他们的脖子，把嘴贴近他们的耳朵说：我们可没有犯下命案，海米托，我们可以走了。我用一个朋友的衬衫擦净脸上的鲜血。我整理了下头发。我站起来。我浑身是汗，像一头猪。我的腿沉得像头大象的腿！可我还是跑啊跑，过了会儿才开始步行起来，终于从公园里出来时，我甚至都欢呼起来。我们沿着杰克街朝雷韦格方向走去。然后又沿着马罗卡内尔街走到音乐厅。然后又沿着李斯特街走到洛斯雷格路。我们在家里独自待了几天。但最后我们还是出去了。一天下午我们看见了冈瑟尔。他远远地看着我们，然后就走了。我们没有理睬他。一天早上，我们又看见了两个朋友。他们在一个角落里，一见到我们就走了。一天下午，在卡特纳尔路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从后面盯上了一个女人，然后向她凑过去。我也看见她了，但没有跟上她。我跟她保持着三十英尺的距离，然后三十五英尺、五十英尺、七十五英尺的距离。我看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喊了一声，把手搭在那女人的肩膀上，她转过身，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了声对不起，那女人继续走她的路。

我们每天都要去邮局。我们散步走到艾斯特哈兹广场或者斯蒂弗茨卡瑟内为止。有时我的朋友们会跟在我们后面。但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一天晚上，我们在舒德克街盯上一个男子，然后跟上他。他走进公园。这是一个老人，穿得衣冠楚楚。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走到他旁边。我朝他脖颈后砸了一拳。我们搜了他的衣兜。那天晚上我们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酒吧里吃了饭。后来我出去打了个电话。我的遗产，我的钱，我说，电话那头有人说，没有，没有，没有。这时一个警察过来，把我们带到班德街站。他们去掉我们的手铐开始审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我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带我去牢房，乌里塞斯不在那儿。第二天我的律师来了。我说，律师先生，你就像一尊遗弃在森林里的塑像，他笑了。他停住笑后说：从现在开始不能再开玩笑了，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在哪儿？我说。你的同犯被捕了，海米托，我的律师说。他一个人吗？我问。当然，律师说，这时我不再颤抖了。如果我的朋友乌里塞斯是一个人的话，他就不会有事。

那天晚上我梦见一块黄颜色的石头和一块黑颜色的石头。第二天我在院子里看见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们散了会儿步。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挺好，经常锻炼，做俯卧撑、起蹲。我在预演如何对付敌人。别预演了。你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他们对我还不错，吃得也好，我说。后来他们又审我了。问题一个又一个。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海米托，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他们说。我就讲了犹太人在比尔舍巴制造原子弹的事，讲了只在夜间才出来活动的蝎子。他们说要给我看些照片，我看了照片后说：他们都死了。这全是死人的照片！我再也不能跟他们说话了。那天晚上我在走廊看到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的律师说：你不会有坏事的，海米托，不可能有坏事的，这是法律，你会到乡下去生活。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呢？我问。他可能要在这里多待段时间。直到他的问题解决了为止。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一块白石头和比尔舍巴的天空，迷离得像水晶球。第二天我在院子里看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院子覆盖着一层绿色薄膜，但我们都没有在意。我们都穿着新衣服。我们可能是兄弟。他说：一切都搞清楚了，海米托，你父亲就要起诉你。你呢？我说。我要回法国，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那个奥地利警察会给我买一张到边境的票。你什么时候还回来？我问。那得等到1984年以后了。他说。老大哥之年［37］ 。可是我们都没有兄弟，我说。看来不一定了，他说。那魔鬼的唾沫是绿色的吗？我忽然问。可能吧，海米托，他说，但我猜可能是无色的。后来他坐在地上，我开始锻炼身体。我又是跑步又是做俯卧撑，做起蹲。我做完练习后，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已经站起来跟另一个犯人交谈了。刹那间我觉得我们像是在比尔舍巴，阴沉的天空完全像犹太工程师制造的魔术。可是接着我开始抽起自己的脸来，自言自语说不对，我们这是在维也纳，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明天就要走了，他可能很长时间不回来，也许我很快就会见到父亲。我回到乌里塞斯身边时另外那个犯人已经走了。我们聊了会儿。他们过来要提他走，他说，多保重，保持好体型，海米托。再见，我说。此后我再没见过他。

玛丽亚·芬特，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1年2月。

乌里塞斯回到墨西哥城时，我正好刚搬到这里。我喜欢上一个在高中教数学的家伙。最初我们之间的关系可是困难极了，因为他是结了婚的人，我想他绝对不会抛下妻子，可是有一天，他给我家打来电话，让我找个地方同居，他实在对妻子不堪忍受，他们快要分居了。他有家室，有两个孩子，他说妻子经常拿孩子来要挟。这次谈话并不让人特别踏实——实际上恰恰相反——但次日早晨我还真开始寻地方了，我们两个能住的地方，哪怕只是临时。

当然，钱是个问题。他有工资，但得交孩子们住的那幢房子的租金，而且每个月要付抚养、教育等各种费用。我也没有工作，所能指望的那点钱是一个姨妈提供的学习舞蹈和绘画的津贴，我还得厉行节约，还得向母亲借，什么都不能买太贵了。三天后，郝奇特尔告诉我，她和雷克纳住的那家旅馆有间空房。我立刻就搬进去了。

房子挺大的，带一个卫生间和厨房，就在郝奇特尔和雷克纳住的房间的正上方。

当天晚上数学老师就来看我了，我们做爱到天亮。可是，第二天，他就再没有现身，我甚至试着给学校打了几次电话，也找不到他。两天后我又看到他了，我接受了他所给的一切解释。我在莫特斯大街最初一两周的新生活大致就是这样。数学老师每隔四天左右来一趟，我们一起待到天亮，然后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就又没影儿了。

当然，我们在一起不纯粹是做爱。也聊天。他给我讲孩子们的事儿。有一次，说到小女儿时他都哭了，后来，他说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什么？我问。他望着我，好像我的话挺傻，好像我还很年轻，理解不了他的意思，就没回答。此外，我的生活多少还是一如既往。我还要去上课，在一家出版社找了份（薪水悲惨）校对员的工作，还经常会朋友，绕着这个城市长距离步行。郝奇特尔和我更亲近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现在成了邻居。晚上，数学老师不来的时候，我就下楼到她房间聊天或者逗那个小男孩儿。雷克纳几乎从不在家（但至少他每晚还是回家的），我经常跟郝奇特尔聊在我们看来挺重要的一些事儿。女人的事儿，有男人在场放不开说的话。第一次聊天的主题自然是那个数学老师，以及他对我们新关系如何发展的奇谈怪论。郝奇特尔说，这家伙归根结底是个没有胆魄的变态狂，怕跟妻子分开。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与他过于敏感有关，他不愿毫无必要地伤害任何人，并不是真的害怕什么。私下，我很惊讶郝奇特尔坚决地站在我这一方而不是数学老师的妻子一方。

有时我们跟小弗兰兹一起去公园。一天晚上，数学老师来了，我请他们吃晚饭。数学老师想单独待一待，可郝奇特尔早就要我介绍认识一下他了，我想这是个绝好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在目前视为自己新家的地方吃晚饭，不过饭菜很简单，备了大盘沙拉，外加干酪和葡萄酒，雷克纳和郝奇特尔准时来出席，郝奇特尔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数学老师想尽量表现得不错，我对此很满意，但不知道是因为饭菜（那时我在节食）太简陋还是葡萄酒太丰盛，这次晚餐非常失败。朋友们走了后，数学老师说他们是寄生虫，说他们是那种让这个社会瘫痪麻木、阻碍国家进步发展的东西。我说我跟他们完全一样，他说不对，我在学习、工作，没有无所事事。他们是诗人，我争辩说。数学老师直视着我，嘴里把“诗人”这个词重复了好几遍。他们就是懒惰的笨蛋，他说，而且作为父母也不称职。哪个父母出去吃饭时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不管？那天晚上，我们做爱的时候，我想到小弗兰兹睡在楼下的房间，父母却在我屋里喝着酒吃着奶酪，感到有些空落和不负责任。没过多久，也许一两天后吧，雷克纳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回墨西哥了。

一天下午，我正看书，听到郝奇特尔叫我，用扫帚敲击着天花板。我把头钻出窗户。乌里塞斯来了，郝奇特尔说，你要下来吗？我下了楼。果然是乌里塞斯。见到他后我并不特别激动。他和贝拉诺对我的意义现在已经很遥远了。他聊了聊自己的旅行经历。我想他的描述中带着太多的文学色彩。他讲述的时候我一边逗着小弗兰兹玩。后来乌里塞斯说他得走了，还要去看罗德里格斯兄弟，又问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我和郝奇特尔望了望对方。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照管孩子，我说。我走之前，乌里塞斯问了问安格丽卡的情况。她在家里，我说，你可以给她打电话。说不上为什么，我的态度总体上很排斥，他们走的时候，郝奇特尔朝我挤挤眼。那天晚上数学老师没有来。我在自己屋里给小弗兰兹喂了吃的，然后带他到楼下，给他穿上睡衣，弄他上床，他很快就睡着了。我从书架上挑了本书开始在窗户旁边读起来，望着从莫特斯大街上通过的小车的头灯。我边读边沉思。

午夜时分，雷克纳回家了。他问我在这儿干什么，郝奇特尔上哪儿了。我说去罗德里格斯兄弟家参加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的聚会了。他看了看儿子，问我吃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忘吃了。不过我让孩子吃过饭了，我说。

雷克纳打开冰箱，取出一只小罐。放在炉子上。是米汤。他问我想不想来点。我实在不想回自己那孤单的屋子，我说来点儿吧。我们说话时放低声音，尽量别吵醒小弗兰兹。你的舞蹈学得怎么样了？他问。你的绘画学得怎么样了？雷克纳只来过我的房间一次，就是一起聚餐的那天晚上，他挺喜欢我的画。都还好吧，我说。你写的诗呢？我很长时间没写过了，我说。我也没有了，他说。米汤的味道好极了。我问郝奇特尔是不是经常这样炖汤，经常吧，他说，这大概是家里的传统了。

我们默默地凝视了对方一会儿，又同时望着窗外，然后又望了望弗兰兹的床和粉刷得很不均匀的墙壁。雷克纳开始说起乌里塞斯和他回到墨西哥的事儿。我的嘴和胃开始发烧，接着感觉脸也烧起来。我以为他会永远待在欧洲，我听雷克纳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时我想起郝奇特尔的父亲，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他正要离开这个房间。我看见他时往后退了一步，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的面目实在太狰狞了。这是我父亲，郝奇特尔说，她看见我脸上露出警觉的表情。他向我点点头，然后就走了。本能现实主义已经死了，雷克纳说，我们应该忘了它，弄点新的东西。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我嘴里咕哝着说。我想喝点什么，我说。我看见雷克纳起来打开冰箱，那道黄光顺着地板铺洒过来一直落到小弗兰兹的床脚。我看见了一只球和几双小小的拖鞋，但鞋子又大得不像孩子穿的，我又想到郝奇特尔的脚，比我的小多了。注意到乌里塞斯有什么新变化了吗？雷克纳说。我喝了口冷水。没觉得，我说。雷克纳起来打开窗户把香烟的雾气放出去。他举止很疯狂，雷克纳说，好像脑子有些失神。我听到小弗兰兹的床上传来响动声。他睡着的时候还说话啊？我问。不，那是外面的声音。灯熄了，我感觉雷克纳的手搂住了我的腰，我没有动。他也没有动。过了会儿，他脱掉我的裤子，感觉他把阴茎放在我的屁股之间。我们始终无语。完事后，我们在桌边坐下点上烟。你会告诉郝奇特尔吗？雷克纳问。你想让我告诉她吗？我说。当然希望你别讲出去，他说。

我早上两点钟才离去，这时郝奇特尔还没有回家。第二天，我上完绘画课回来，郝奇特尔到房间来找我。我跟她一起去了趟超市。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她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和潘乔·罗德里格斯吵了一架。本能现实主义已经死掉了，郝奇特尔说，要是你在那里就……我告诉她，我再也不写诗了，我也不想跟诗人们有任何关系。我们回去后，郝奇特尔请我进屋去。她还没有收拾床铺。昨晚我和雷克纳用过的碗碟也没有洗，堆在洗涤槽里与郝奇特尔和弗兰兹中午用过的碗碟混在一起。

那天晚上，数学老师也没有来。我拿公用电话给妹妹打了个电话。其实，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需要跟什么人倾诉一番。我也不想再去郝奇特尔家了。妹妹正要外出，被我逮住了。她正要去剧院。你需要什么吗？她问。需要钱吗？我们聊了会儿，趁着她还没挂断电话，我问她是不是知道乌里塞斯回墨西哥了。没有听说。她也不关心。我们说了再见就挂了。接着我又给数学老师家里打了个电话。他妻子接的电话。喂？她说。我没有说话。回答啊？你这臭婊子，她说。我轻轻地挂了电话回家。两天后，郝奇特尔告诉我卡塔丽娜·奥哈拉要办一个晚会，到时可能所有的本能现实主义者会欢聚一堂，看看有没有可能再发起一个新的组织，办一份杂志，策划点新的活动。她问我想不想去参加。我说不想，可是，如果她去的话，我就得照顾弗兰兹。那天晚上我和雷克纳又做爱了，很长时间，从那男孩睡着的时刻开始直到凌晨大约三点才结束，有那么片刻，我都觉得他才是我真正爱的人，而不是那个傻瓜数学老师。

第二天，郝奇特尔给我讲了聚会的情况。简直就像一场僵尸电影。照她说，本能现实主义已经完蛋了，这太糟糕了，因为她现在写的诗，她说，才是真正的本能现实主义的诗。我听着她不发一言。后来我向她问起乌里塞斯。他现在成了老板，郝奇特尔说，不过是自封的。从那以后，就再没有过本能现实主义者的聚会，郝奇特尔再也不用让我晚上看管儿子了。我跟数学老师的关系也结束了，但偶尔还会同眠共枕，我还经常给他家里打电话，主要是出于自虐吧，我想，或者更糟，是因为太无聊了。可是，有一天，谈完我们之间正在发生或者不再发生的所有的事儿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他离开时好像很释然。我想从莫特斯大街那间屋子搬走，回家跟母亲住一起。最后我决定还是别搬了，在这里长久住下去好了。

13

拉斐尔·巴里奥斯，坐在自家起居室，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1年3月。

你看过《逍遥骑士》吗？没错，就是邓尼斯·霍珀、彼得·方达和杰克·尼克逊主演的那部片子。当时大家基本上都很喜欢它。但是，在出国去欧洲之前，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尤其喜欢。他们喜欢邓尼斯和他的化身：两个黑人，跑得很快，浑身是劲。不是因为我排斥彼得·方达，而是利马和贝拉诺两个人都不喜欢他。穆勒长得挺像彼得·方达。另一方面，利马和贝拉诺很像邓尼斯，既讨厌又很诱人，我是说对我们这些熟悉他们、是他们的朋友的人而言讨厌和诱人。这算不得对彼得·方达的评价。我喜欢彼得·方达。只要他跟法兰克·辛纳屈的女儿和布鲁斯·迪恩拍的电影在电视上播出，我都会看，哪怕得待到凌晨四点。可这两个人谁也不像他。利马和贝拉诺真正像的是邓尼斯。好像他们在刻意模仿他。两个邓尼斯走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一个邓尼斯先生从东头旋绕到西头，像一片浓黑的云，最后（必然）在城市的另一头消失得无踪无影，消失在无路可走的那一头。有时我看着他们，即便我很喜欢他们，我也会想，这是什么行为啊？这是什么样的诡计或集体自杀啊？一天晚上，临近1976年元旦，在他们去索诺拉沙漠之前，我恍悟这是他们玩政治的方式，是那种不对我的路子而且也不理解的方式。他们的手段可能不错，可能糟糕，也许对了，也许错了，但那就是他们玩政治或者用政治来影响现实的方式，如果我没说明白，很抱歉。最近我觉得自己有些犯糊涂。

芭芭拉·帕特森，自家厨房，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1年 3月。

邓尼斯·霍珀？政治？那个婊子养的！那个狗屁东西！那傻逼懂什么政治啊？我就这样说：搞政治吧，拉斐尔，搞点崇高的事业，该死的，你这个变态分子，那杂种简直视我如粪土，如垃圾。他好像从一个虚构的高度俯视着我，老说：冷静点，芭芭拉，事情没那么简单，然后就去睡觉了，我还得出去打工上学，那时我基本上整天都很忙，现在也很忙，往返大学去打工（我在雷斯顿街上一家饼店当服务员），我回家后拉斐尔已经睡了，碗碟还放在洗涤槽里，地板脏兮兮的，厨房里到处是面包屑之类的东西（但却不给我做饭，这个懒蛋！）整个家像口地窖，像是装狒狒的袋子破了，最后只好由我来收拾干净，打扫、做饭，然后出去买东西存进冰箱，拉斐尔醒来后我问他：写什么了吗，拉斐尔？开始写那部表现奇卡诺人［38］ 在圣地亚哥生活的长篇小说了吗？拉斐尔望着我好像在我脸上看电视似的说：我写了一首诗，芭芭拉。我也就不较劲了，我说，好吧，恶心鬼，给我读读，拉斐尔打开两瓶啤酒，给我一瓶（这杂种知道我不会喝啤酒），然后给我读那首破诗。可能是因为我还爱着他，那首诗居然惹得我哭了，我都几乎没有觉察到（要真这样就好了），拉斐尔读完后我的脸已经湿了，泪光闪闪，他向我靠过来些，我都能闻到他身上的气味，散发着正宗的墨西哥人的味道，这个杂种，我们温柔地相拥了一会儿，然后，不过也许是半个钟头后，我们开始做爱，拉斐尔对我说：我们吃点什么呢，宝贝？我站起来，衣服也没穿就走进厨房给他做鸡蛋、火腿和咸肉，我做饭时还想着文学和政治，回想起我和拉斐尔在墨西哥生活的时候，我们想去见一个古巴诗人，去看看他吧，拉斐尔，我说，你也算众人之中的精英，那个同性恋男人不管是否情愿，都得承认你的才华，拉斐尔说：可我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啊，芭芭拉，我说，别傻帽了，你这该死的傻蛋是本能现实主义，你他妈的一辈子哪怕直面一次现实行吗，亲爱的？我和拉斐尔就去见革命时期的那个伟大的抒情诗人，拉斐尔最痛恨的（也就是贝拉诺和利马最痛恨的）墨西哥诗人大多数都来了，这挺有趣的，我们两个人能通过气味判断出这个来，那个古巴人住的旅馆房间散发出农民诗人的气味，《无产阶级海豚》杂志上的诗人们的气味，韦尔托妻子的气味，墨西哥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气味，每隔两周兑一张政府支票的恶劣的革命者气味，但是，这只是我心里对自己说，对拉斐尔我尽量说：别搞糟了，别搞砸了，那个哈瓦那家伙对我们挺好的，虽然有些疲倦，有些忧郁，但基本上还是挺好的，拉斐尔谈到墨西哥年轻诗人，但却不提本能现实主义者（进去前我告诉他如果提及的话我会要了他的命），我甚至当场策划了出版杂志的计划，我说，圣地亚哥大学会出钱资助，这个古巴人对此兴趣盎然，对拉斐尔的诗也兴趣盎然，对我那个他妈的还不存在的杂志也兴趣盎然，忽然，在我们的拜访即将结束之际，这个已经睡思恹恹的古巴人忽然问起本能现实主义。我不知道如何解释。那个混账旅馆的房间。那具沉默又不友善的电梯。那早先来的客人留下的气味。那个古巴人的眼睛，因为发困或者厌倦或者酒精的缘故已经闭上了。他出其不意的言语，好像一个处于催眠状态的人，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人发出的。我不禁发出一声细微的尖叫，虽然很细微，但却像打了一枪。可能是太紧张了，我告诉他们。我们三个又沉默了片刻，那个古巴人一定在纳闷这个歇斯底里的外国佬究竟是什么人，拉斐尔则在琢磨到底聊不聊这个团体，我心里则一遍又一遍地说你这个傻逼婊子，总有一天你得缝住那张混账嘴。这时，当我想像自己坐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嘴上生了个大疮，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烈火平原》［39］ ，我听到拉斐尔在谈论本能现实主义者，我听到这个混账古巴人一个又一个地提问题，我听到拉斐尔在说着是的说着也许，谈着共产主义阵痛的来临，我听到这个古巴人在发布宣言、告示、改革宣告，更大范围的意识形态的肃清，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张开嘴巴说那个时代已经结束，这时拉斐尔还在自言自语，好像他是个多好的诗人，接着拉斐尔说安静点，芭芭拉，我说别对我说什么安静些，你这个流氓，那个古巴人说，噢，女人们都这样，然后就想用他腐朽的、令人厌恶的大男子主义的胡言乱语插手帮腔。我一个劲儿地说狗屁，狗屁，狗屁，我们想凭自己的本事在美洲之屋出版作品，这时那个古巴人极其严肃地望着我说，当然，美洲之屋从来都出版有独特价值的作家的东西。但要对他们的胃口，我说。拉斐尔说，天哪，芭芭拉，这位大师会误解的，我说这位混账大师随他怎么乱想都成，可过去的毕竟过去了，拉斐尔，你的未来才是你的未来，对吗？这时这个古巴人甚至更加严肃地望着我，眼睛似乎在说：宝贝儿，如果我们在莫斯科，你会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但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这点）他仿佛在想，这有什么关系，疯狂就是疯狂，悲伤也是如此，这天结束时，我们三个都成了美国人，成了凯列班［40］ 的孩子，迷失在美国的大荒野中，我觉得这很让人感动：从那个权势人物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理解的火花，一丝宽容的火花，他好像在说别往心里去，芭芭拉，这些事情我全明白，接着，我像个白痴似的笑了，拉斐尔取出他的诗，五十张活页纸，说这是我的诗，朋友，这个古巴人拿过他的诗还谢了他，然后马上跟拉斐尔站起来，慢慢地移动着，犹如一道闪电或者两道密不可分的闪电，或者一道闪电和它的影子，刹那间，我心想：一切都很顺利，我希望一切都很顺利，我看见自己在哈瓦那的海边游泳，看见拉斐尔在我身旁不远处，对几个美国记者说着什么，几个从纽约、旧金山来的人，谈论着文学，谈论着政治，在天堂的门口。

何塞·“佐皮洛秃鹰”·科林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1年3月。

这是那些游手好闲之徒离政治最近的一次。1975年左右，我在《国家报》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阿图罗·贝拉诺、乌里塞斯·利马和费里佩·穆勒在那里等着胡安·雷亚诺先生召见。忽然，这个长得还不错的金发女郎（我是鉴赏专家）走过来，她径直从那群邋里邋遢、像苍蝇般挤成一堆、坐在胡安·雷亚诺先生工作的那间小屋里的诗人面前走过去。当然，没有一个人抱怨（他们可能没钱，但却很绅士，这些笨蛋，再者，他妈的他们能说什么呢？），这个金发女郎走到胡安先生的办公桌前，把一沓纸给了他，是译文的稿子，我记得听见她说了什么（我的听觉极佳），胡安，上帝保佑他，像他这样的男人真是太少了，冲她露出灿烂的微笑说你好吗，维罗妮卡（这个油腔滑调的西班牙杂种，他对待我们其他人的态度简直视若粪土），你带来什么好东西了？这位维罗妮卡把译文给了他，他们聊了会儿，事实上是维罗妮卡在对这个老头说话，胡安不断地点着头，像被催眠了，后来这个金发女郎拿上她的支票放进包里，启动她的脚跟，消失在肮脏发霉的过道里，接着，别人在唧唧喳喳议论时，乔瓦尼先生又在那里坐了会儿，显得有点迷糊和心不在焉，他对阿图罗·贝拉诺一直很信赖，坐得离他最近，贝拉诺说，这是怎么了，胡安，怎么回事？雷亚诺仿佛如梦初醒或者从他妈的噩梦中惊醒，直视着贝拉诺说：你知道那女孩是谁吗？他讲着正宗的西班牙语，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因为雷亚诺的脾气很坏，他一般讲墨西哥口音的西班牙语，个中原因谁也不知道，可怜的老家伙，归根结底是个挺倒霉的人，可是他却问，你知道那女孩是谁吗，阿图罗？贝拉诺说，不知道，先生，但她看上去不错。她是什么人？托洛茨基的重孙女！雷亚诺先生说，不是别人，是列夫·戴维多维奇的重孙维罗妮卡·沃尔科夫（会是孙女吗，不，是重孙女，我想），后来，对不起，我总是忘了说到哪儿了，贝拉诺发火了，然后紧跟维罗妮卡快步走了，利马紧跟在贝拉诺后面，穆勒那小子待了会儿领走他们的支票，然后像子弹般离去，雷亚诺瞧着他们消失在菲尔斯厅，然后仿佛哑然失笑，仿佛在说恶心的小王八蛋，我想他一定想到了西班牙内战，他那些死去的朋友，他漫长的流放岁月，也许他还想起自己是个共产战士的年代，虽然那与托洛茨基重孙女格格不入，但那就是雷亚诺先生，一个本质上多愁善感的家伙，一个好人，接着他又回到人间，回到《国家报》文化副刊肮脏的编辑部，每个涌进这间沉闷的屋子的人，在黑糊糊的过道里无精打采的人，把他抓回现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拿到了支票。

后来，我跟乔瓦尼先生聊了会儿一个画家哥们儿的作品后就跟两个在报社工作的家伙出去了，大家都准备要早早喝个痛快，我透过一家咖啡店的玻璃看到了他们，咖啡店名字似乎是埃斯特雷拉·厄兰特，但我记不得了。维罗妮卡·沃尔科夫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追上她请她出去喝一杯。我站在人行道上观察了他们一会儿，这时跟我们一伙的别的几个家伙在商量去哪儿。他们似乎很开心，贝拉诺、利马、穆勒、托洛茨基的重孙女。透过窗户，我看见他们大笑着，看见他们对那里欣赏备至，大笑着。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那个叫沃尔科夫的女孩显然是一种社会象征，而那些家伙都是等着进入莱库姆贝里或者恶魔岛监狱的，这全写在他们身上。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出什么问题了，我发誓。我的心肠挺软，科林纳家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心软的。那几个杂种在跟维罗妮卡·沃尔科夫笑着，但他们也在与列夫·托洛茨基笑着。那可能是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们接触距离最近的一次。那可能是他们平生接触到的最近的人。我想到了伊凡·雷亚诺维奇先生，我觉得自己满怀伤感，但也满怀幸福，真该死。这是《国家报》发薪日发生的最匪夷所思的事。

维罗妮卡·沃尔科夫，跟一个女性朋友和两个男性朋友在一起，国际线出境口，墨西哥城联邦区机场，1981年4月。

何塞·科林纳先生说我永远不会再见到那两个智利人阿图罗·贝拉诺和费里佩·穆勒以及他们的朋友、我的墨西哥同胞乌里塞斯·利马，他错了。如果他所描述的事情，事实有待考证，发生在1975年，那么大约一年后我又见到那几个问题青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976年5月或者6月，在一个清爽空旷的夜晚，甚至可以说是明媚的夜晚，是在那种年复一年让墨西哥人和喜爱这个地方的外国游客流连忘返的夜晚，我本人觉得很兴奋但确实又觉得很伤感的夜晚。

没有多少可说的。那是在雷福马大街一家电影院外面，那天有一部影片举办首映式，美国或欧洲的电影，我记不清了。

可能还是个墨西哥导演拍的。

我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忽然，不知怎么就看见他们了。他们坐在楼梯上聊天。他们也看见了我，但没有过来打招呼。其实他们就像几个流浪汉，显得非常扎眼，在电影院门口，在一群衣冠楚楚、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人中间，这些人上楼梯时，尽量靠边走，好像担心谁会伸手偷他们的东西。至少我觉得其中一个好像吸了毒。我想那个人就是贝拉诺。我想，另一个是乌里塞斯·利马，他正在看书，在书边上写着什么，独自嘴里轻哼着歌。第三个人（不，肯定不是穆勒，他个儿很高，而且是金发，眼前的这个又矮又黑）在盯着我微笑，好像他认识我。我没有选择只好点头以示回应，我趁朋友们心不在焉时走过去跟他们打了声招呼。乌里塞斯·利马回了句你好，不过他并没有从楼梯上站起。贝拉诺站了起来，像个机器人似的，可他看我的样子好像已经不认识我了。第三个人说你是维罗妮卡·沃尔科夫吧，他提到我最近在一个杂志上发表的几首诗。只有他一个人想跟我说话。拜托，我的天，我想，可别让他又跟我谈托洛茨基了，不过他没有谈托洛茨基，而是谈起了诗歌，说跟一个共享的朋友（一个共享的朋友？太可怕了！）在一个杂志上发了诗，然后又聊了些别的，我不懂的东西。

我正要走开时——我是那里惟一跟他们待了片刻的人——贝拉诺仔细地看了看我，认出我是谁来。噢，维罗妮卡·沃尔科夫，他说，脸上露出我觉得像是谜一般的微笑。最近诗写得怎么样？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种愚蠢问题，就耸了下肩膀。我听到一个朋友在叫我，我说我得走了。贝拉诺伸出手，我握了一下。另外那个人在脸颊上吻了我一下。我忽然想到他完全可以离开坐在楼梯上的朋友们加入我这一伙。再见，维罗妮卡，他说。乌里塞斯·利马还是没有站起。我就要进入影院时最后望了他们一眼。这时来了第四个人，跟他们聊起来，我想那是画家佩雷斯·卡马戈，但也说不准，总之，他衣着光鲜，油头粉面，好像有什么事儿挺紧张的。后来，我走出电影院时，看见佩雷斯·卡马戈或者像他的那个人，但却没有看见另外那三个诗人，我推断他们在楼梯上是等这个第四者，他们匆匆地见完面后就走了。

阿方索·佩雷斯·卡马戈，托雷多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1年6月。

贝拉诺和利马并不是革命者。他们也不是作家。有时写点诗，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诗人。他们经常卖毒品。主要是大麻，不过他们还存了几个玻璃罐，那种小小的婴儿食品罐，里面藏着一批货，可是乍看上去显得挺恶心的，像一小块粪便在玻璃容器中羊水般的溶液里漂着，最后我们对那些令人恶心的黄色粉末也习以为常了，这是我们经常购买的东西，从瓦哈卡、塔毛里帕斯、韦拉克鲁斯的拉华斯特卡或者波托西产的黄色粉末，总之不管哪儿产的吧。我们在聚会或者在“小组会议”上让这些毒品派上用场。我们是些什么人？像我这样的画家，像可怜的基姆·芬特（其实是他把利马他们介绍给我的，千万不要怀疑我们短时间内建立起的关系，或者至少我愿意这么认为）这样的建筑师。事实上那些孩子全都是精明的商人。我认识他们时（在可怜的基姆家），谈的全是诗歌和绘画。我是指墨西哥诗歌和绘画（还有别的吗？）可是，很快，我们就聊起毒品来。又从毒品聊到生意。几分钟后，他们把我带到公园里，我来到一棵普通的树下，挑拣他们带的大麻。上等货吗？绝对。完全不像我品了很长时间的那种。我就这样成了他们的客户。其间，我免费把他们介绍给各种画家和搞建筑的朋友，他们慢慢都成了利马和贝拉诺的客户。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种进步，甚至让人觉得轻松。他们至少挺“清白”的，我想。跟他们做买卖时你可以谈艺术。我们相信他们不会敲诈或者告发我们。你知道，那些不入流的商人什么狗屁都拿不出来。他们比较谨慎（或许这是我的看法）而且也挺准时，关系很多，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说我明天需要五十克阿卡普尔科极品，我要搞个惊喜派对，他们只问你在哪儿、什么时候，甚至都不提钱的事儿，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从不抱怨，他们提出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我们也不还价，你不觉得这样的客户挺好吗？一切都来得很顺利。当然，有时，我们也难免产生分歧。主要问题在我们。我们太轻信了，谁都知道这点，有些人最好敬而远之。最后，我们的民主精神占了上风，比如每当有个聚会或者极其乏味的会议时，我们就邀请他们参加。给他们灌酒喝，请他们告诉我们更多信息，告诉我们就要吞服或者吸食的东西具体从哪儿来，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问题都很坦率，绝对没有刻意冒犯的意思，他们喝着我的酒，吃着我们的菜，但是——怎么说好呢？——显得漫不经心或者冷淡，好像既在场又不在场，好像我们是些昆虫或者他们每晚榨取乳汁的母牛，让我们觉得应该继续保持让人舒服的距离，不需要半点亲近、温暖或者感情，即使我们经常喝醉或者喝高了，有时烦了他们，强迫他们听我们的话，或者我们的意见，以及我们对他们的真实想法，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从不把他们当真正的诗人看。更不屑说是革命者了。他们是推销员，就是这样。比如，我们尊重奥克塔维奥·帕斯，他们却极端，刻意不理睬。这是无法接受的，你觉得呢？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了些塔马约的话，有点负面的东西，这成了一根导火线，我记不得当时的背景了，其实，我甚至都忘了在哪儿，也许在我家里，也许不在，这并不重要，只记得有人在谈论塔马约和何塞·路易斯·奎瓦斯，我们中一个赞美说何塞·路易斯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散发着坚韧、力量和勇气。还说我们能成为他的同胞和同时代的人该有多么幸运，这时利马或者贝拉诺（他们两个坐在一个角落里，我记得是这样，在一个角落里等着要钱）说奎瓦斯的勇气或者坚韧，或者力量，我忘了是指哪个了，全是骗人的，这个宣言令我们所有的人顿时一激灵，在我们中间激起一股冷冷的愤慨，但愿你能懂我的意思。我们真想把他们给活活地吃了。我是说，有时听他们说话挺有意思。这两个人简直像从外星来的。不过，他们让人觉得舒服些时，当你逐渐了解他们或者更认真地听他们讲话时，他们的那种姿态更像伤感而非别的什么，挺让人烦。他们当然不是诗人，也不是革命者。我甚至都认为他们没有性欲。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只想说他们好像对性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惟一感兴趣的是从我们手里榨出钱来），对诗歌或者政治也没有兴趣，而且他们师法的似乎是年轻“左派”诗人的陈腐范式。性确实激不起他们的兴趣，这点我可以肯定。我怎么知道的？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的，一个想跟他们中一位发生性关系的搞建筑的朋友，也许是跟贝拉诺吧。关键时刻，什么也没发生。这两个软蛋。

14

雨果·蒙特罗，在马拉·森达酒吧喝啤酒，彭萨多尔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2年5月。

有这么一个免费的机会，我心想，干吗不把咱的哥们儿乌里塞斯·利马放进尼加拉瓜访问团里呢？出访活动将在1月份成行，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新的一年也还不赖。另外，我听说利马状态不佳，我想，去这个革命国度来一次小小的户外旅行会让人的精神振作起来。所以我没有咨询任何人就把有关证件办妥了，把乌里塞斯送上去马那瓜的飞机。当然，我不知道我这是在自找死路。如果我早知道的话，绝不会让乌里塞斯·利马离开墨西哥城，可有时我就喜欢那样，很冲动，最终该来的东西还是会来，我们是命运手中的木偶，不是吗？

总之，我就这样把乌里塞斯·利马弄上了飞机，在起飞前，我心里甚至掠过一丝念头，预感到这次小小旅行前方的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我的老板，诗人阿拉莫，是墨西哥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看到乌里塞斯后脸色顿时很难看，把我叫到一边。那个白痴干吗在这里呢，蒙特罗？他问。他跟我们一起去马那瓜啊，我回答。我还是别复述阿拉莫后面说的话了，因为我实在不是个坏人。可我又想：你要是不愿带他出来，你这个懒惰的杂种，干吗不亲自过目一下邀请书呢？你干吗不辛苦点给每个应该来的人打打电话呢？阿拉莫本人还邀请了自己最好的哥们儿呢，所谓的农民诗人帮。后来，他私自邀请了他喜欢的那些马屁精们，还有那些重量级人物，或者说文学界的名人，全是他们各自墨西哥文学流派地方上的拥护者，但是，历来如此，这个国家谁也没有精英感，两三个恶心鬼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程，我就是拿来垫补缺额的人之一，或者像聂鲁达说的那样“把缺席的补上”。这时我就想起了利马。我从一个消息灵通人士那儿听说他回墨西哥了，而且日子不太好过，我恰好属于那种只要有可能就会全力帮助别人的人，墨西哥造就了我的这种性格，就是这样。

现在，当然，我已经丢了工作，有时在情绪还不错，在未消的残酒中醒来，在某个预示着灾难的墨西哥城的早晨，我想自己确实办了件错事，我要是请了别人就好了，一句话，我把事情搞砸了，但大多数时候我并不觉得歉疚。我说了，我们一上飞机，阿拉莫就觉得乌里塞斯非毁了我们这次的旅程不可，我说：别着急，先生，不会有事的，相信我，这时阿拉莫严厉地瞪了我一眼，那是充满责备的眼神，如果这样说听上去不太荒谬的话，说：行吧，蒙特罗，出了事你负责，我们倒要看看你怎么处理。我说：我们墨西哥人会安然无恙的，老板！请稍安勿躁。什么也别担心。那时我们已经在去马那瓜的途中了，穿过夜空中最黑暗的部分，代表团的作家们都在喝酒，好像他们知道、猜到，或者被告诫过飞机会掉下去，我在过道来来回回上下活动，跟所有成员打着招呼，发放印有墨西哥作家宣言的纸张，那是阿拉莫和农民诗人们为了声援他们的姐妹国家尼加拉瓜起草的宣言，我打印的（我不介意想说，我还改正了若干错误），以便不熟悉这个宣言的人，这样的人占大多数，能读一读，以便让那些还没有签名同意的人，签过名的人寥寥无几，在“我们同意”栏下签上他们的大名，或者换句话说在阿拉莫和几个农民诗人，那天启五骑士签名的正下方签上自己的大名。后来，我收集欠缺的签名时想到了乌里塞斯·利马。我看见他蜷缩在座位上，耷拉着脑袋，我想他一定是病了或者睡着了，但无论什么情况，他双目紧闭，表情怪异，像正在做噩梦似的，我想。我觉得这个时候这家伙这个样子是没法签名的，刹那间，飞机开始左右突蹿，大家最坏的担心似乎就要验证了，这时我权衡了一下是不是别请他签名了，是否可以将他完全忽略不计，毕竟，我是出于好意拉他来的，他向来表现不佳，或许别人这样说，这不表示他就得保证效忠某一伙人，但我马上就想到阿拉莫和那些农民诗人会带着一副巨大的眼镜检查“我们同意”栏的，如果把他的名字漏了，我是要负责任的。正如奥东所说，怀疑本身就盘踞在我头脑中。我走到乌里塞斯身旁碰了碰他的胳膊，他立刻睁开眼睛，像个肉体中隐蔽机制被激活了的该死的机器人，他盯着我，装出不认识但却认出了我的样子，如果我这样说讲得通的话（我想讲不通），我挨着他坐下说，瞧，乌里塞斯，还有个事儿需要办一下，所有来的诗人都在这个声称显示他们与尼加拉瓜作家和人民关系有多铁的傻冒文件上签了字，我就缺你的签名了，如果你不想签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我们会处理好的，接着他用一种能碎了我心脏的声音说：我来看看，起先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等明白了后便把宣言文本递给他，我看着他，那句话怎么说，埋头阅读。差不多吧，我说：我马上回来拿，乌里塞斯，我要在飞机上转悠会儿，不知道机长什么时候可能需要我帮忙，这期间，你就坐这儿读着，有的是时间，别有压力，想签就签，不想就算了，说完我就起来回到飞机的前头，是叫机首吧？总之，就是前头部分，我还得花点工夫分发那份混账宣言，跟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文学精英（同行的还有几个流亡墨西哥的外国作家：三个阿根廷人，一个智利人，一个危地马拉人，两个乌拉圭人）喋喋不休地聊个没完，这时他们已经开始流露出喝高了的陶醉迹象，我回到乌里塞斯的座位，在空座上找到那份签过名的宣言，叠得整整齐齐，乌里塞斯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不过又闭上了眼睛，好像非常痛苦，同时又以极大的尊严忍受着痛苦。这是我到马那瓜之前见他的最后一面。

我不知道最初那几天他干吗来着。我只知道他没有参加任何一场朗诵会、聚会或者圆桌讨论会，我不时地想起他，他妈的，想到他缺席了很多场合。如大伙所说，历史的创造过程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聚会。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在文化部接见我们的那天，我记得去酒店房间找利马，可他不在屋里，前台的人告诉我，他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回来了。你能怎么样呢，我心里对自己说，他一定是去外面纵情畅饮了，或者跟尼加拉瓜的什么朋友在一起，谁知道呢，我很忙，得管理整个墨西哥代表团，不能整天去找乌里塞斯·利马，让他参加这次活动，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索性不管他了，日子就这样过去，如巴列霍所说，我记得，一天下午，阿拉莫找到我说，蒙特罗，你那朋友他妈的上哪儿去了？我很久没见到他了。这时我心想：该死，真是的，不是吗？乌里塞斯失踪了。坦率地说，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各种可怕和不那么可怕的可能性的组合，发出沉闷的砰的一声忽然在我面前排列出来。我想：他一定在什么地方，尽管不能说我一秒钟后就彻底忘了他，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搪塞这个问题。可阿拉莫却绝不搪塞，那天晚上，在尼加拉瓜与墨西哥诗人同行举办的一次晚餐会上，他又问我那该死的乌里塞斯·利马上哪儿去了。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卡尔德纳尔的一个他妈的同事曾在墨西哥学习过，认识乌里塞斯，他听说乌里塞斯也在代表团里，坚持要见他，想跟这位本能现实主义之父寒暄一番，他说。他又矮又黑，是一秃顶的尼加拉瓜小矮个儿，我看着他挺面熟，也许几年前我在贝拉斯美术馆组织过他的一场朗诵会，我忘了，我感觉他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主要是他提到本能现实主义之父的那种口吻，好像在调侃乌里塞斯，当着这些墨西哥诗人的面笑得很开心，我得说，诗人们都大笑起来，好像听了一个笑话，连阿拉莫都笑了，半是好玩，半是想附和他人，与尼加拉瓜的人不同，他主要是因为其他人都在笑而笑，或者觉得有必要笑。各种可能性都有，特别是在这种场合。

我终于摆脱所有那些烦人的杂种时已经过了午夜，第二天我得把所有的人圈起来送回墨西哥城，说实话我忽然感觉很累，有些恶心，几乎快要吐了，但还不至于，我决定在饭店的酒吧来点夜饮，在那里喝酒的人要文雅得多，不像马那瓜其他地方，上的东西简直就是毒药，我不知道桑地诺解放阵线［41］ 的人还在等什么不去处理这些事情。在饭店酒吧，我碰到了潘克拉希奥·蒙特苏尔先生，他是随同墨西哥代表一起来的，不过是危地马拉人，另外，没有危地马拉代表团，再说他已经在墨西哥生活了至少三十年。潘克拉希奥看见我在酗酒，起先一言不发，后来靠过来说，蒙特罗，我的孩子，你今晚看上去有些愁眉苦脸，跟哪个女孩出什么麻烦了吗？他问。我说，要是那样就好了，潘克拉希奥先生，我就是太累了，无论怎么说这个回答都很蹩脚，因为劳累要比因为女孩子的事而憔悴好得多，但我就是这么说的，潘克拉希奥大概注意到出什么事儿了，因为我说话比平常语无伦次，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我被他如此敏捷惊呆了——穿过我们之间的空地，来了个优雅的跳跃，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那究竟出什么事儿了？他问。我把代表团一个成员弄丢了，我说。潘克拉希奥望着我，好像我的话很不好理解，然后又要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酒。我们两个默默地在那里坐了会儿，喝着酒，望着窗外黑洞洞的天地，那是马那瓜城，说实话，这是最容易让人迷失的城市，我是说，这个城市恐怕只有邮差可能不会迷路，其实墨西哥代表团已经迷过好多回路了，我发誓。我想，这么长时间来我第一次感觉舒服起来。几分钟后，出现了一个小孩，一个实在瘦骨嶙峋的孩子，他径直走向潘克拉希奥索要签名。他手里有本默蒂斯出版的潘克拉希奥的书，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我听到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就走了。潘克拉希奥用一种阴森恐怖的声音提到他的大批崇拜者。然后又说到一批剽窃他作品的人。最后，又说到成群的批评家们。他还提到加科莫·莫雷诺—里斯奥，那个墨西哥的威尼斯人，他显然不是我们团的成员，但潘克拉希奥说出他的名字时，我感觉自己简直太傻了，莫雷诺就在这里，他刚走进酒吧，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尽管我们代表团有各种不足，却是清一色的左派，而谁都知道莫雷诺是帕斯的追随者。潘克拉希奥提到或者暗示，莫雷诺在煞费苦心地偷偷模仿他，潘克拉希奥。可是，莫雷诺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既高尚又暴力的声音，属于那种典型的困在美洲的欧洲人，为了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被迫做些逞强的虚假姿态。因此，潘克拉希奥的散文，我的散文，潘克拉希奥说，是雷耶斯法定传人的散文，如果他这么说自己，就是顺理成章的与莫雷诺这个冰冷的仿冒品为敌。潘克拉希奥又说：那么，你把哪位作家弄丢了？他的声音吓了我一跳。一个叫乌里塞斯·利马的，我说，感觉自己的皮肤开始起鸡皮疙瘩。噢，潘克拉希奥说。丢了多久了？不知道，我说，也许从第一天起就没了，潘克拉希奥又不说话了。他向值班经理打了个手势，又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毕竟，教育部买单。不，不会是第一天，潘克拉希奥说，他是那种很安静的人，但又是个敏锐的观察家。在这儿住下后第一天我在饭店见过他，第二天也看见过，说明那时他还没有离开饭店，不过说真的，我想不起还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他。他是诗人吗？当然，他肯定是了，他不等我回答就自己说了。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第二天吗？我问。第二天晚上，潘克拉希奥说。没错，是最后一次。现在我该怎么办啊？我说。不必粉饰，潘克拉希奥说，所有的诗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失踪的。向警察报告说他失踪了。桑地诺解放阵线的警察，他指点得很具体。可我没那个胆量报警。不管桑地诺还是索摩查，警察毕竟是警察，而且不管因为酒精还是窗外的夜晚，我都没有勇气让乌里塞斯那样颜面扫地后离开。

这是我后来挺后悔的一个决定，因为，第二天早晨，我们出发去机场之前，阿拉莫忽然想到把代表团全体成员在旅馆大堂集合起来，想来个我们在马那瓜停留的最后总结，但事实上是想在白天最后喝一顿。当我们所有的人毫无疑问与尼加拉瓜人民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就要上路去房间拿行李时，阿拉莫和另一个农民诗人过来问乌里塞斯来了没有。我别无选择，只好告诉他没有，除非在这个关键时刻乌里塞斯正在房间睡觉。现在就解决，阿拉莫说，他走进电梯，我和那几个农民诗人跟在后面。我们看到诗人奥雷里奥·普莱德拉，一个优美的文体家，在乌里塞斯·利马的房间，他说的那些我都已经知道了，刚到的前两天乌里塞斯还在，后来就没影了。你为什么不告诉雨果呢？阿拉莫大声吼叫着。这个诗人的解释含含糊糊。阿拉莫恼火极了。奥雷里奥·普莱德拉说不明白干吗怪他，当时他还得忍受乌里塞斯彻夜的梦话，他觉得倒霉透了。那个农民诗人在应该是混乱之源利马睡觉的床上坐下，开始浏览起一本文学杂志来。过了会儿，我意识到另一个农民诗人的出现让我们松了口气，潘克拉希奥，405房间上演的这场戏剧的默默观察者，站在他背后的门口。当然，我立刻意识到，我已经从墨西哥代表团管理人的角色脱身了。值此关键时刻，这个角色落到胡里奥·拉巴卡的头上了，这位农民诗人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开始以我从自己身上绝对体会不到的充沛干劲接管了整个局面。

拉巴卡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报警，接着又在代表团里召开了一个他所谓的“思想型作家们”，换句话说，就是经常写社论、散文或者政治书的作家们（“创造型作家”则指诗人或者小说家，如潘克拉希奥，还有一类叫“头脑发热型作家”，如奥雷里奥·普莱德拉这样的新手和初学者，也许还包括乌里塞斯·利马本人在内，另有“创造兼思想型作家”，属于人中之龙，这一类型中仅有两个农民诗人入选，拉巴卡绝对算得上）参加的紧急会议，对因这次突发事件导致或者形成的新局面以及事件本身进行了一番敏锐、坦率的评估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说，对代表团最有利的是坚持原计划不变，换句话说万勿拖延，即日回国，把利马事件交由当局有关机构处理。

一个墨西哥诗人在尼加拉瓜失踪可能会引发非同寻常的政治震荡，但是，要记住，知道乌里塞斯·利马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多半没有跟他说过话，这样紧张程度可以有所下降。有人甚至提出他的失踪可以忽略不计。

过了会儿，警察来了，我和阿拉莫、拉巴卡与其中一位自称是探长而拉巴卡很快就称之为“同志”的人聊了一阵子，拉巴卡“同志”这个“同志”那个地叫了半天，不过，像他这么一个警察，其实太善良、太有同情心了，尽管他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讲，这是我们自己想到的。探长问到这位作家“同志”的习惯。当然，我们告诉他，我们不熟悉乌里塞斯的习惯。他想了解乌里塞斯有什么“特点”或者“弱点”。阿拉莫说谁也不知道，这个行当跟人性本身一样纷繁复杂，我们都很清楚，人性就是弱点的大杂烩。拉巴卡又复述了（以自己的方式）一遍阿拉莫的意思，说乌里塞斯可能是个堕落分子，也可能不是。什么意义上的堕落啊？那个探长想知道。这我还说不准，拉巴卡说。说真的，我对他并不熟悉。在飞机上我甚至都没有看见过他。他不是跟我们乘同一班飞机吗？当然了，胡里奥，阿拉莫说。接着阿拉莫又把球扔给了我：你认识他，蒙特罗（话语中带着强忍的愤怒），给我们讲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马上把这件事撇得干干净净的。我又把整个经过复述了一番，从头到尾，直到阿拉莫和拉巴卡听得明显乏味之极，而探长却表现得饶有兴致。我讲完了，他说，噢，你们作家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啊！他又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作家不想来马那瓜观光。都属于个人原因，拉巴卡说。不是因为他们敌视我们的革命吧？你怎么会这样想呢，肯定不是，拉巴卡说。哪些作家不肯来呢？探长问。阿拉莫和拉巴卡对视了一眼，然后又瞧着我。我张开大嘴跟他说了几个名字。噢，你知道，拉巴卡说，马科·安东尼奥也被邀请了吗？是啊，阿拉莫说，我想这个主意不错。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呢？拉巴卡说。我跟埃米利奥说了，他说挺好，阿拉莫说，他很烦拉巴卡当着我的面质疑他的权威。那么，这个马科·安东尼奥是什么人呢？探长问。一个诗人，阿拉莫有气无力地说，什么样的诗人呢？探长想知道。一个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拉莫说。一个超现实主义者，一个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人，拉巴卡说得很具体。一个抒情诗人，我说。探长点了好几下头，仿佛在说我明白了，但我们都很清楚，他屁都不明白。这位抒情诗人不想表达他对桑地诺革命的支持吗？嗯，拉巴卡说，还不好这样说。他只是来不了，我想，阿拉莫说。但你认识马科·安东尼奥，拉巴卡说，他第一次笑了起来。阿拉莫拿出他的德里卡多斯牌烟给大家发了一圈。拉巴卡和我都拿到一支，但探长却没有要，而是点上一支古巴雪茄。这烟比较冲，他说，话中带明显的讽刺意味。他似乎想说：我们革命者抽更冲的烟，真正的男人抽的都是烈性烟，我们这些在客观现实中下赌注的都抽最纯正的烟草。比德里卡多斯牌烟还冲吗？拉巴卡问。这是黑色烟草，同志们，货真价实的烟草。阿拉莫笑了，气喘吁吁地说：很难相信我们走失了一位诗人，其实他想说：你对烟草懂个什么？你们这些愚蠢的杂种！你可以用你的古巴烟草亲吻我的屁股，拉巴卡说，几乎连一只眼睛都没有眨。你说什么，同志？探长问。我是说我才不把古巴烟草当回事呢。只要德里卡多斯烟点着了，其他烟都可以熄灭。阿拉莫又笑了，探长似乎在愤怒得脸色煞白和表情茫然之间犹豫不定。我以为，同志，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他说。那就对了，我知道，你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人会瞧不起德里卡多斯的，拉巴卡说。噢，胡里奥真是个坏小子，阿拉莫嘴里喃喃地说，看着我想掩饰对探长几乎压抑不住的笑。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探长问，他一头的雾水。我发现事情的调子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拉巴卡抬起一只手，在离探长的鼻子几寸远的地方来回扇着，好像要抽他似的。别把烟朝我脸上吹，伙计，他说，行吗？这回探长真的脸色惨白了，好像自己抽的烟草的冲味让他感到恶心。他妈的，稍微尊重点，同志，你快要碰着我的鼻子了。如果你叫它是鼻子的话，拉巴卡对阿拉莫说，简直连眼都不眨。你要是分不出一支德里卡多斯的味道跟一捆粗俗的古巴烟草之间的区别，那你的鼻子就对不起你了，同志，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退一步说，对一个抽烟的人或者警察就非同小可了。你瞧，胡里奥，德里卡多斯就像烟草中的金发碧眼，阿拉莫说，他已经笑得撑不住了。连卷烟纸的味道都挺美，拉巴卡说，这种烟纸只能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找到。加上墨西哥，胡里奥，阿拉莫说。墨西哥当然有了，拉巴卡说。探长极其愤恨地望了他们一眼，迅速把烟掐灭，声音变了调说，他得去整理一个失踪人员的报告，这项工作只能在警察局里处理。他好像准备要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抓起来。我们还等什么呢，拉巴卡说，我们去警察局，同志。蒙特罗，他在出去的路上对我说，替我给文化部长打个电话。好的，胡里奥，我说。探长似乎犹豫了片刻。拉巴卡和阿拉莫来到大堂。探长盯着我，好像在询问对策。我用手腕比画了下戴上手铐的样子，可他不明白。他临走之前说了一句：他们会在十分钟内回来。我耸耸肩走了。过了会儿，潘克拉希奥来了，穿着一件纯白的哈瓦那衫，带了只查普特派克区吉甘特超市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书。问题解决了吗，蒙特罗，我的孩子？我亲爱的朋友潘克拉希奥先生，我说，跟昨晚、前晚一个样。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可怜的乌里塞斯·利马，无论如何，把他拉到这儿来是我的过错。

潘克拉希奥跟平时一样，没有作出丝毫的努力安慰我一下，我们两个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他喝着倒数第二杯威士忌，我双手抱头，用一根草秆吸着台克利鸡尾酒，徒劳地想像乌里塞斯·利马没有钱没有朋友，一个人待在那个备受重创的国家，这时我们听到在附近房间像流浪狗或者受伤的鹦鹉似的流来窜去的代表团成员的喊叫声。你知道对文学来说最坏的事情是什么吗？潘克拉希奥问。我知道，但假装不知道。什么？我问。跟作家成为朋友。这样的友谊虽然弥足珍贵，却也会破坏你的批评感觉。有一回，潘克拉希奥说，蒙特福特·托雷多把这个哑谜扔给我猜：一个诗人在一个即将毁灭的城市失踪了，没有钱，没有朋友，也没有任何人可投靠。当然，他既不想也没有打算投靠任何人。他在这个城市和国家流浪了好几天，什么也不吃，或者吃得很少。他甚至都不写东西了。或许在头脑中继续写着：换句话说，他都出现幻觉了。所有迹象表明死亡向他冉冉而至。他的灾难性失踪已经预示了这一点。然而，最后这个诗人并没有死。他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听上去好像是说博尔赫斯，但我并没有告诉他。作家同行已经把潘克拉希奥折磨得够呛了，说他用巧妙的手法从博尔赫斯这里剽窃一点，然后又用拙劣的手法从别处剽窃一点，像洛佩兹·贝拉尔德说的那样。我就那么听着潘克拉希奥说，然后学他的样子。换句话说，我一直闭口不言。这时一个家伙过来告诉我，带我们去机场的那部厢型车已经停在酒店前了，我说好的，我们走吧，但我得先问问潘克拉希奥的答案，他已经从座椅上下来，面带笑容看着我，好像我已经找到了那个哑谜的答案，但我显然没有找到或者想出、猜出，总之我徒劳无功，我说：你朋友问你的这个哑谜答案是什么，潘克拉希奥先生？这时他看着我说：什么朋友？我说，你的朋友，不管是谁，米格尔·安格尔·阿斯图里亚斯，说的关于诗人失而复活的哑谜。噢，那个啊，他说，好像如梦初醒，其实我也不记得了，不过没事，这个诗人没有死，他失去了一切，但人没有死。

“你所爱的都保留［42］ ”，站在附近偷听我们说话的一个人说，这是个浅色皮肤的家伙，身穿双排扣西服，系着红领带，他是圣·路易斯·波托西的官方诗人，他在那里，这句话就像手枪即将发射，或者已经发射出来似的，立刻引爆了巨大的骚乱，墨西哥和尼加拉瓜作家开始互相在书上签名，厢型车里就更混乱了，所有出发和送行的人都上了车，空间更显窄小，我们只好又叫了三辆出租车提供额外支援。不用说我是最后离开宾馆的。走之前，我打了几个电话，给乌里塞斯留了封信，以备他回来，当然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我在信里建议他直接去墨西哥大使馆，那儿会关照他返回墨西哥。我又给警察局打了个电话，跟阿拉莫和拉巴卡说了话，他们向我保证在机场见面。然后我带上皮箱，叫了辆出租车离去。

15

哈辛托·雷克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1982年7月。

乌里塞斯·利马去马那瓜时我去机场送行，一来我还是无法相信他被邀请了，二来那天早晨我没有别的任何事儿可干，他回来时我也去接了，没有别的意思，就想看到他，然后我们可以痛快地大笑，可是只见出访归来的作家们整整齐齐地排成两列走出，却不见他的影子（这是不会有错的），虽然我看了又看。

阿拉莫和拉巴卡、帕迪尔拉和拜伦·赫尔南德斯、贝拉帕拉塔和我们的老熟人洛西亚科默、萨拉和女诗人卡门·普列托、危险的佩雷斯·赫尔南德斯和高尚的蒙特苏尔都出来了，可就是没有乌里塞斯。

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可能在飞机上睡着了，他很快就会在两个空乘的协助下走出飞机，古老地层般厚实的宿醉。至少我愿意这么去想，因为要我恐慌起来过程是很慢的，但说实话，看见这群知识分子们筋疲力尽又心满意足地回国的瞬间，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雨果·蒙特罗给队列押后，带着好几件沉重行李。我记得我向他挥了挥手，但他没有看见我，或者没有认出我，或许假装不想认出我。所有的作家都走了后，我看见了洛西亚科默，他似乎迟迟不想离开机场，我走过去跟他打了个招呼，尽量不要流露出我多么担忧。他跟另外一个阿根廷人在一起，一个高大、肥实，留了撮小小的山羊胡子的家伙，我不认识。他们在谈钱的事。或者说至少我听到了几次“美元”这个词，后面带着多个颤抖的惊叹号。我打了声招呼后，洛西亚科默的策略是先假装不记得我了，但接着又不得不接受这个无可逃避的现实。我向他问了乌里塞斯的情况。他惊骇地看着我。他的凝视中含着反感，好像我裤扣大开或者脸上长着一个脓疮在机场大摇大摆地晃悠。

这时另外那个阿根廷人说话了。他说：那个恶心鬼当我们是群白痴似的耍。他是你的朋友吗？我看看他，又看看洛西亚科默，他正在等候区找什么人，我不知道该笑呢还是该严肃。那个阿根廷人说：人要有点责任感（他在跟洛西亚科默说，甚至都不看着我）。我要见了他，我非得把他的卵蛋钉到墙上不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我带着最美的微笑（那是我最糟的微笑）嘴里咕哝着。乌里塞斯上哪儿了？那个阿根廷人说了句什么文学流氓无产者。你说什么？我问。这时洛西亚科默说话了，要把我们镇下去，我想。乌里塞斯失踪了，他说。你说他失踪是什么意思？蒙特罗问，我们刚刚发现这事。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搞清乌里塞斯不是在回国途中失踪的（我想像中看见他从座位上起来走进卫生间，把门锁上，然后消失了）而是在马那瓜，在墨西哥代表团出访期间失踪的。整个经过就是这样。第二天，我到贝拉斯美术馆去看蒙特罗，他告诉我因为乌里塞斯的原因，他很快就要丢了工作。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2年 7月。

有人要给乌里塞斯的母亲打电话，要我说这是我们最起码可以做的事儿，但哈辛托横不下心告诉她儿子在尼加拉瓜失踪了，不过，我说也许没有那么严重，你是了解乌里塞斯的，你是他的朋友，你了解他的为人，可哈辛托说他失踪了，事情就这样结束，就像安布罗斯·比尔斯［43］ 和那些死于西班牙内战的诗人以及普希金一样，只不过就普希金的情况而言，他的妻子，我是说普希金的妻子是客观的存在，那个杀死普希金的法国人则相反，圣·彼得堡的雪就像乌里塞斯·利马身后留下的空白，我是说他的了无生气，他的懒惰或者常识感的缺乏，这场决斗的副手是墨西哥的诗歌或者拉丁美洲的诗歌，以代表团的形式，默默地见证了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一个诗人的死亡。

哈辛托这样说，但他还是不想给乌里塞斯的妈妈打电话，我说，我们不妨看看，我们来研究情况，这个女人才不关心自己的儿子是不是普希金或者安布罗斯·比尔斯呢。我可以替她设身处境地想一想，我也是个母亲，如果某一天哪个杂种杀了弗兰兹（上帝不许的），我不会觉得墨西哥（或者拉丁美洲）一个伟大的诗人死了，我会痛不欲生，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文学，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点，因为我也是个母亲，我知道有了自己的孩子后随之而来的那些无眠之夜、恐惧和担忧。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我发誓，就是打电话给她，或者去卫星市看看她，给她讲讲我们所了解的她儿子的情况。哈辛托说：她可能已经知道了，蒙特罗或许已经告诉她了。我说：你怎么就这样肯定呢？这时哈辛托不说话了，我说：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呢，还没有人说什么，好像乌里塞斯压根就没去过中美洲。哈辛托说：那倒是。我说：咱俩做不了什么，因为没人在乎，但我敢肯定他们会听他妈的，他们会告诉她是迷了路，哈辛托说，在她目前境况好些的时候，我们只会让她更加忧心忡忡，更加思来想去，你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会伤着你，他说，然后开始为弗兰兹准备吃的，在屋里走来走去。无知者无害，生活在无知中差不多就像生活在幸福中了。

我说：你说这种话的时候，还怎么自称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哈辛托，你还怎么自称是个诗人？你打算是要跟陈词滥调来场革命是吧？哈辛托回答说，坦率地讲他再也不可能发起一场革命了，但如果某天晚上他正好有兴致，跟陈词滥调作战，也不是什么坏主意，他还说，好像在尼加拉瓜失踪的是我，我如此忧心烦恼，他说，谁说乌里塞斯在尼加拉瓜失踪了，他可能压根就没失踪，他可能决定随心所欲地待在那里，因为，毕竟尼加拉瓜就像我们在1975年梦中向往的那样，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去那个国家生活。我又想起1975年来，那时弗兰兹还没有出生，我试着回想乌里塞斯和阿图罗·贝拉诺那时的样子，可是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哈辛托的脸，他的豁牙天使般的微笑，这让我对他充满了缠绵的感觉，让我马上就想拥抱他，就在这里，拥抱他和弗兰兹，告诉他俩，我很爱他们，可是马上我又想起了乌里塞斯的母亲，我想谁也无权不告诉她儿子在哪儿，她已经很痛苦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我又坚持让哈辛托给她打个电话，给她打个电话吧，哈辛托，把你知道的所有情况全告诉她，可哈辛托却说，他没有这个义务，他不是那种凭借不实传闻妄加推测的人，我说：你跟弗兰兹待会儿，我出去会儿马上回来，他没有吭声，默默地地望着我，我拿起包打开门，他说，至少尽量别大惊小怪。我说：我只想告诉她，她儿子不在墨西哥了。

拉斐尔·巴里奥斯，家中卫生间，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2年 9月。

我和哈辛托偶尔还有书信往来。他告诉我乌里塞斯失踪了。不过是在一封信里说的。他又从朋友埃弗伦·赫尔南德斯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这意味着此事挺严重，或者至少他认为很严重。埃弗伦是个年轻诗人，想师从本能现实主义者从事诗歌创作。我不认识他。他是我搬到加利福尼亚后出现的，但据哈辛托说，他的确是个不赖的作家。我说，寄几首他写的诗过来，但哈辛托只寄来几封信，所以我不知道他写得好还是坏，他写的是不是本能现实主义的风格，当然，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本能现实主义应该是什么风格。也许就是乌里塞斯写的那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墨西哥已经没有人听说过我们了，而且听说过我们的也嘲笑我们（我们成为他们不想走的道路的典范），也许他们不完全是错的。所以，偶尔撞上一个年轻诗人写或者想写本能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总是件好事。这位诗人的名字叫埃弗伦·赫尔南德斯，哈辛托·雷克纳用自己的电话，或者他父母家的电话，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失踪了。我听完故事后说：他没有失踪，他只是决定待在尼加拉瓜，这完全是两码事。哈辛托说：如果他决定待在尼加拉瓜，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我去机场送过他，他没有不回来的意思。我说，冷静点，哥们儿，你好像还不了解乌里塞斯。哈辛托说：他失踪了，拉斐尔，相信我，他甚至都没有告诉母亲，你不知道她母亲到贝拉斯美术馆闹成什么样了。我说：天哪，哈辛托说：她认为那些农民诗人杀了自己的儿子。我说：太牛了。哈辛托说：你说得对。只要有人碰了一个母亲的孩子，她会变成个狮子。至少郝奇特尔是这样说的。

芭芭拉·帕特森，自家厨房，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2年 10月。

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很凄惨，可是当拉斐尔听到乌里塞斯出访尼加拉瓜未归时变得加倍凄惨。

一天，我说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拉斐尔什么也不想干。他不工作，不写作，不帮我收拾屋子，不买东西，他就会冲澡（没有别的原因，拉斐尔是很干净的，跟所有那些混账墨西哥人没什么两样），看电视到天亮，或者出去喝啤酒，跟社区那帮混账奇卡诺人踢足球。我回到家里时，往往发现他早已在门口，坐在台阶上或者地上，穿一件汗水浸透了的美国牌T恤衫，喝着他的泰卡特酒，跟朋友们，这帮脑瘫青少年吹牛，他们管他叫诗人哥们儿（他似乎也不介意），跟拉斐尔待到我做他妈的晚饭才走。拉斐尔跟他们说再见，他们必然会说，诗人哥们儿，再见，诗人哥们儿，我们明天回来看你，诗人哥们儿，这时他才会进家门。

我气得要爆炸了，我真的很生气，绝对很愤怒，我真想给他那可恶的煎鸡蛋里下毒，可我还是克制住了。我要再看看。我心里经常对自己说，他马上就要走出低潮期了。问题是，我知道，这个低潮期持续得太久了，准确地说，已经有四年了，尽管有很多瞬间还是挺美妙的，可糟糕的时候更多，我的耐心几乎快要到极限了。但我还在努力，我有时问他，你的日子过得如何（这个问题真蠢），他会说（他还能说什么？）挺好，不错，还行。我就问：你都跟这些孩子聊些什么？他就说：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传授人生的经验教训。这时，电视开着，我们谁也不说话，专心吃着我们的煎鸡蛋、我们的笋片、我们的西红柿片，我想你能谈什么人生的教训，你这个可怜的杂种，你这个可怜的变态狂，你何曾懂得过人生的教训，你这个可悲的吸血鬼，你这个可悲的失败者，你这个混账恶心鬼，如果不是我，你可能还在一座桥下面睡觉呢。但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望着他，就这样。但是似乎连我瞥他几眼都会让他不高兴。他说：你看什么啊，白人姑娘，你想干吗？这时我就强挤出一丝傻乎乎的微笑，不作回答，开始刷盘子。

16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真好，这两个小伙子不着急回去。我在一张小桌上摆好快餐，我们打开红辣椒罐头，我给大家分了牙签，我们倒上龙舌兰酒，然后几个人的目光相遇了。我们说到哪儿了，小伙子们？我问道，他们说：讲到圣迭戈·卡瓦哈尔将军的全身像，这位艺术赞助者和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老板，外面，大街上警报开始呼啸起来，先是警车的尖叫声，接着又传来救护车的警报声。我想到了死者和伤者，心里想那可能是“我的将军”，突然死了，受伤了，跟塞萨雷亚成了一片空白一样，我成了一个醉醺醺、容易激动的老人。后来我对两个小伙子讲，老板这个词只是说说而已，你们要熟悉塞萨雷亚的话，就会知道她一辈子从来没有过什么老板，也不曾从事过什么所谓的稳定工作。我说过，塞萨雷亚是一个速记员。她就干这个，她是个不错的秘书，可是，她的个性，也许还可以称之为她的怪癖，盖过了她的技能，如果不是因为曼努埃尔替她在“我的将军”那里找了份活儿，可怜的塞萨雷亚将在墨西哥城邪恶的底层随波逐流。后来我又问他们，是不是真的（真正地而且诚实地）没有听说过迭戈·卡瓦哈尔将军。他们说没有，阿马德奥，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干吗的？奥夫雷贡派还是卡萨兰派？是普鲁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将军的人还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我用世界上最忧伤的声音说，但同时又是奥夫雷贡的人。世上没有那么纯粹的事儿，孩子们，别自欺了，生活就是狗屎，“我的将军”忽然间成了一个伤员、死人，但他很勇敢。我开始聊起曼努埃尔给我们描述前卫城市也就是“尖锐城”的规划的那天晚上的事儿来，我们听了曼努埃尔的话后大笑，认为这简直是开玩笑，其实这不是开玩笑，不是，“尖锐城”是（至少在想像力的曲折小径上是可行的）曼努埃尔打算在一个将军的帮助下，在日本建造一座城市，完全可行，迭戈将军将协助我们建造，他说，后来我们有人问他妈的这人是谁（像这两个小伙子那天晚上在这里问我的那样），曼努埃尔就给我们讲了将军的故事，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在我们的革命中奋战并为自己挣得英名的故事，这些人赤裸裸地走进历史的旋风，穿着闪光和可怕的破衣走出来，就像“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那样，他进去时还是文盲，出来时已经坚信毕加索和马里内蒂是预言家，他说不清楚的那些事物的预言家，那些永远说不清的事物，小伙子们，不过我们对自己的任何事情从来都说不太清楚。一天下午，我们去办公室拜访将军。这是塞萨雷亚加入尖锐主义组织前不久。起先将军待我们有些冷淡，始终保持着某种距离。他也不起来欢迎我们，曼努埃尔介绍我们大家时，他几乎一言不发。但他把我们每个人逐个凝视了一遍，仿佛想看透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想：曼努埃尔怎么会跟这样一个人成为朋友的？因为只消瞧上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将军跟在墨西哥城的革命洪流中经受过洗礼的其他战士完全不同，他表情强势、严肃、多疑、凶悍，就是说你不会把他与诗歌联系起来，当然，我很清楚，有强势、严肃、多疑甚至凶悍的诗人，比如迪亚兹·米龙，不过别让我又开始说起他们来，有时我情不自禁地觉得那些诗人和政治家，特别是墨西哥的，都大同小异，或者至少我想说他们都喝着同一个槽里的水。但那时我还年轻，很年轻，而且很理想主义，也就是说我还很纯，那种东西让我一往情深，所以我不能说立刻就喜欢上了迭戈·卡瓦哈尔将军。后来发生了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然后一切都变了。当将军用凝视的目光把我们刺了一遍，坐在那里耐心地听完曼努埃尔的开场白后，显得既疲倦又警觉，他传来一个警卫，一个他叫埃基塔提沃的雅基印第安人，命令他上些龙舌兰、面包和干酪。全部的东西就这些了，将军就是挥舞着这把魔杖赢得了我们的心。我这样说听上去有些傻，连我自己都觉得挺傻，可当时，只消把桌上的文件清理掉，叫我们别不好意思，然后把椅子拉过来，将军便彻底解除了我们可能存有的任何保留或偏见，你不难想像，我们所有的人围着那张桌子开始喝酒，吃起面包和奶酪来，后者，据“我的将军”说，是法国习惯，这时曼努埃尔又在这里（随处）附和将军了，当然，这是一种法国习惯，这种习惯在坦普尔大道外带壁炉的人家，以及圣德尼斯街一带很常见，曼努埃尔和“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开始聊起巴黎，以及巴黎人吃的面包和干酪，巴黎人喝的龙舌兰，你几乎难以置信他们喝的东西有多好，那些跳蚤市场附近的巴黎人喝的东西有多好，好像就跟在巴黎一样，或许我这么认为，他们说的一切都发生在某些街道或者地方附近，但从来没有发生在某条特定的街道或者一个特定的地方，这是因为，我后来才发现，曼努埃尔压根就没有去过这个阳光之城，“我的将军”也没有去过，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对那个遥远和想像中令人陶醉、物品琳琅满目的大都市表现得那么迷恋或者充满激情。既然我们说到这点了，那我就不妨交个底：我和曼努埃尔的友谊渐行渐远之后，一天早晨，我在报上看到他要去欧洲了。文章说诗人曼努埃尔将离开韦拉克鲁斯去阿弗尔。报上没有说这位尖锐主义之父就要去欧洲，或者这位墨西哥先锋派的重要诗人要去旧世界了，而只说到诗人曼努埃尔。也许都没有说是诗人，可能只是说曼努埃尔先生、学者，要去一个法国港口，在那里将继续他的意大利本土之行，搭乘其他交通工具（火车、马车！），担任墨西哥驻罗马大使馆领事或者副领事或者文化专员的职务。嗯。我的记忆力已无法同昔日同比。有些事情我已经忘了，我得承认。但是，那天早晨，我读了几句后才明白曼努埃尔终于就要见到巴黎了，我很高兴，我感觉自己胸中洋溢着某种快乐，虽然曼努埃尔再也不把我当朋友看了，虽然尖锐主义已经死亡，虽然生活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我们在街上已经不容易认得出对方。我想了想曼努埃尔，想了想巴黎，我从未去过巴黎，但梦中去过一两次，我仿佛觉得他的旅行是在向我们辩白，而且，以某种隐晦的方式还我们以公道。当然，“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从未离开过墨西哥。他于1930年被杀害，在一次至今还笼罩在神秘中的伏击中不幸身亡，那是在一家叫“红与黑”的妓院后院，当时这个妓院位于哥斯达黎加大街，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它的后台是内务部一个大佬，或许只是据说如此。死于这场火并的有“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他的一个警卫、三个来自杜兰戈州的枪手、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据说后者是个来自西班牙、名噪一时的妓女。我参加了将军的葬礼，在从公墓出来的路上碰到李斯特·阿苏比德。据李斯特（当时也去欧洲旅行过）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给“我的将军”设了一个陷阱，这与报纸上的说法完全相反，新闻报道倾向于认为，妓院发生了一场小型战斗或者上演了一场与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的激情犯罪。据李斯特说，他本人与这家妓院很熟，“我的将军”喜欢去那间最偏僻的房间搞女人，那间屋子不是很大，好处是在这幢楼的后面，远离喧闹，在院子的喷泉附近。办完事后，“我的将军”喜欢走出去到小院里吸支烟，想着性交后的悲哀，折磨人的肉体烦恼，想着自己还没有读过的书。李斯特说，杀手们守在通向各主要房间的过道里，他们控制了院子的每个角落。这意味着他们非常熟悉“我的将军”的习惯。他们等啊等，等着“我的将军”操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这是业余爱好型妓女，或许这是我的理解，因为她有很多引退的机会，她完全可以选择自由。离奇的事情发生了。据说，那次风流快活漫长而细致，好像小天使和丘比特们想让罗萨里奥和“我的将军”充分地享受一番最后的男欢女爱，或者至少让他们代表墨西哥人最后在地球上待一待。几个小时过去了，萨罗里奥和“我的将军”干着如今的年轻人或者并不那么年轻的人称为打蛋、骑马、扑腾、戳刺、操蛋，或者犁田、草中翻滚或者绕跑道数周的情趣游戏，然而这次长跑却永远地将他们送进了天堂。其间，杀手们一直等待着，都已经等得厌烦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将军”，这位习惯的动物，手枪插在皮带上或者搁在口袋里，或者就别在裤子和肚子之间走进院子。当“我的将军”终于走出来吸烟，这时射杀开始了。据李斯特说，“我的将军”的警卫已经在毫无招架之力的情况下被宰了，所以当这场舞蹈开始时，力量对比是三比一，杀手的优势是乘其不备。但“我的将军”是个纯粹的男人，他的反应仍然极佳，事情办得并没有那么顺利。最初几枪让他吃了一惊，但他还是胆气十足拔枪还击。据李斯特说，“我的将军”本来完全可以把他们逼向绝路，因为，如果说杀手们占据了一个难以攻克的位置，我的将军藏匿的喷泉背后这个位置同样有利，双方都不敢率先动手。然而，这时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却从房间走出，她被外面的响声惊了出来，一颗子弹随即要了她的命。后来的局势就不清楚了：“我的将军”也许跑过去帮她，把她转移到安全之地，或者意识到她已经死了，愤怒盖过了良好的判断力，他站起来提着燃烧的枪向杀手扑过去。这是昔日墨西哥将军们赴死的经典方式，小伙子们，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他们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阿马德奥，这听着像是一场电影。我又想起“尖锐城”，想到它的博物馆、酒吧、露天剧院和报纸，它的学校、收留漫游诗人的宿舍，博尔赫斯、特里斯坦·特萨拉、维多夫罗和安德烈·布勒东睡觉的地方。我仿佛又看见“我的将军”在跟我们聊天。我看见他在制订方案，看见他站在窗户旁边喝酒，看见他在接待拿着曼努埃尔写的一封推荐信走进来的塞萨雷亚，看见他在读塔布拉达的一本小书，也许那本书里就有塔布拉达的诗句：“在可怕的天空下/为了守望那颗孤单的星星/夜莺在歌唱。”我说，小伙子们，这句诗好像在说，我看见了我们的挣扎和梦想在同样的失败中纠缠在一起，那个失败被称为欢乐。

华金·芬特，弗塔莱萨精神病院，特拉尔内潘特拉，墨西哥城，1983年3月。

我处在那些一贫如洗的疯子们的包围之中，所以几乎没有人来看我了。但我的心理分析医生说，我在一天天地好起来。我的医生名叫何塞·曼努埃尔。我觉得这个名字不错。我说不错后他笑了。这个名字很浪漫，我说，是个会让任何女孩都爱上你的名字。真遗憾，每次我女儿过来他几乎总不在这儿，因为探访日是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两天我的医生不值班，除非每月有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值班。我告诉他，你要是看到我女儿，一定会爱上她的。噢，华金先生，他说。可我仍然坚持不放：你要是看见她，会像只受伤的鸟儿般跌倒在她脚边，何塞·曼努埃尔，而且你会对很多不明白的事儿恍然大悟。比如什么事儿呢？他问，尽量装出貌似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彬彬有礼而又无动于衷，可我心里清楚得很，他非常感兴趣。比如什么？接着我不说了。有时沉默的效果反而最佳。那情景好像再次落入墨西哥城的地下墓穴默默地祈祷。这所监舍的各种院子非常适合沉默。有正方形的，有六边形的，好像是伟大的加拉比托设计的，所有的院子以一个空间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大院为中心，周边圈着一条不知名的街道，有当地的巴士通过，到处是工人和游手好闲之徒，只会睁大眼睛盯着穿着医院制服或者半裸着身子或者穿着褴褛的外出服的疯子们在院子里晃悠，后者是刚到不久的，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制服，更不要说合适的制服了，因为这儿很少有人能穿上那么合适的衣服。这个大院是天然的沉默之地，尽管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心想这些疯子的吵嚷和喧嚣可能让人不堪忍受，我犹豫再三才鼓起勇气踏上那片大草原，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如果在弗塔莱萨有任何地方能让声音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迅速弹开，那就是这处被无名街高高的篱笆保护起来的大院子，外面的人们都乘车经过，安全地坐在车里，真正步行的人很少见，但偶尔有些疯子的糊涂家属或者不肯走正门的人在篱笆外待那么片刻，然后继续赶路。在那个院子遥远的尽头，在大楼附近，摆着几张桌子，疯子们一般在那儿跟前来探视的家人待上几分钟，家人带来香蕉、苹果或者橘子。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待很长时间，因为太阳出来后这里会燥热得不堪忍受，刮风的时候，没有家属探视的疯子们会躲在屋檐下。我女儿来探视时我就告诉她，我们在会客室见面，或者来到一个六边形的院子里，尽管我知道她觉得那个会客室和小院让人焦虑而且很邪恶。然而，我不想让女儿看到（我的心理医生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我毫无疑问在康复当中）大院子里发生的那些事情，以及我现在宁肯秘而不宣的事情。总之，我得小心翼翼，绝不能放松警惕。有一天（一个月前），女儿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失踪了。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她说。噢，亲爱的，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我说。可是报纸上根本就没登过这个消息！她说。那么，可能是我梦到的吧，我说。我没有说是两个星期前大院子里一个疯子告诉我的。一个疯子，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大家都叫他曲卓或者曲奇托（他的名字也许叫耶稣，但我宁肯回避所有的宗教暗示，这只是题外话，而且会破坏那个大院子里的寂静），这个曲卓或曲奇托照例向我走来，因为在院子里，我们都向对方走过去然后又退回来，我们那些还浑浑噩噩以及恢复得不错的人，他从我身边经过时嘟嘟囔囔地说：乌里塞斯失踪了。第二天我又见到他（也许我有意要找到他），我向他走去，我放慢脚步，非常耐心，慢得让街上巴士里的人看到时还以为我们凝固不动，其实我们在移动着，我绝不怀疑我们在移动，他看见我时嘴唇开始哆嗦，好像是在看着我发送紧急信息，他从我身边经过时，我听到了同样的话：乌里塞斯失踪了。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他是在说乌里塞斯·利马，我们年轻的本能现实主义诗人，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是1976年刚刚开始没几分钟，他坐在我那部闪亮的英帕拉轿车的方向盘后面，我意识到黑云再次盖住了天空，在墨西哥的白云之上，团团乌云漂泊着，沉重得不可思议，严峻得令人害怕，我得小心点，用伪装和沉默把自己掩护起来。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4年 1月。

我和哈辛托分手时，父亲告诉我，如果哈辛托找我麻烦就告诉他，他会来摆平一切。有时父亲会望着弗兰兹说：他居然是个金发小子，纳闷（我相信他在纳闷，虽然从来没有说出口）这孩子的头发最后怎么会是这种颜色，我们家所有的人头发都是黑色的，哈辛托的也是黑色的。父亲很溺爱弗兰兹。我的金发小子哎，他常说，我的金发小子上哪儿去了？弗兰兹也很爱他。父亲经常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过来，带上弗兰兹出去散步。他们回来后我就给他做杯黑咖啡，他安静地坐在桌边，不是望着弗兰兹就是读报，然后就走了。

我想他觉得弗兰兹不是哈辛托的儿子，有时这让我稍感恼火，有时我又觉得挺好笑。恰巧，我跟哈辛托分手一点阻碍也没有，所以没有什么可对父亲说的了。即便有什么我可能什么也不会告诉他。哈辛托每隔两周来看看弗兰兹。有时他接走孩子又送回来，然后就走了，我们几乎不说话，有时送孩子回来时又待那么一会儿，他会问问我的生活情况，我也会问问他，我们也许会聊到凌晨两三点钟，谈谈遇到的事，读过的书。我觉得哈辛托害怕父亲，所以不经常回来，怕撞上他。哈辛托不知道，那时我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而且凄惨得不可能伤害任何人了。但父亲声名极佳，虽然没人确切地知道他在哪儿工作，他的表情不会有错，仿佛说我在干秘密警察的活儿，所以当心点，我是一个墨西哥警察，当心点。如果说他形容枯槁，那是因为生病了，或者说如果他行动更迟缓了，而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只能让他显得更具威胁性。一天晚上，他留下来吃晚饭。我的情绪非常好，我很想跟父亲一起吃饭，看着他，看着弗兰兹，我想看着他们在一起，说话。我现在想不起来做了什么，我敢肯定，是很简单的一顿饭。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当了警察。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严肃，只是忽然觉得从来没有问起过他，我如果再等一段时间问的话，可能一切都晚了。他说不知道。你没想过干别的吗？我说。当个农民，他说，我笑了，但他走了后我又不禁琢磨起这事儿来，我的好兴致慢慢地没了。

那些日子，跟我走得最近的朋友是玛丽亚。她还住在楼上，但不断地换男朋友（有时晚上我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天花板好像是纸糊的），自从跟数学老师断了后，她一直独居，这种状态（当然是指独居了）给她带来不小的变化。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十八岁起我就一个人住着。但是，回想起来，其实我从来没有独居过，因为我先是跟哈辛托，现在又跟弗兰兹一起住。也许我说的是独立生活，没有家庭的那种。总之，玛丽亚和我变成了更亲近的朋友。或者说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因为在此之前，我们还算不上真正的朋友，我想，我们的友谊建立在另一个人而非我们自己的基础之上。我和哈辛托分开后，我开始沉浸在诗歌中。我开始读诗、写诗，好像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儿。以前，我写过几首小诗，我总以为自己读了不少东西，但当哈辛托走了后，我又开始真正地阅读和写作了。我的时间并不太多，我总是抽时间。

那段时间我在一家吉甘特超市连锁店做收银员的工作，这得感谢父亲，他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在圣拉斐尔小区的吉甘特店里当经理，父亲让自己的这个朋友说的情。玛丽亚在国立贝拉斯美术学院的某个办公室做秘书。白天，弗兰兹去上学，一个赚点零花钱的十五岁的女孩会替我接走他，带他上公园或者在家里照看他，直到我下班回来。晚上，吃过饭后，玛丽亚就下楼到我房间来，或者我上楼去给她读读我当天写的诗，在吉甘特店里或者给弗兰兹热饭的时候写的诗，或者头一天晚上我看着弗兰兹睡觉的时候写的诗。我跟哈辛托一起生活的时候养成了看电视的坏习惯。现在有重大新闻的时候我只是开着它，我只想了解事件进展如何，有时连这个都不想知道。我说过了，我在桌边坐下，那张桌子已经搬到窗边，开始读书写诗，直到困倦地闭上眼睛。我经常十遍甚至十五遍地修改自己的诗。跟哈辛托见面后，他会读读那些诗，给我提些意见，但我真正的读者是玛丽亚。最后，我把这些诗全打印出来，放进一个文件夹，它一天天地厚起来，我觉得满意和开心，因为它就像一个具体的证据，表明我的努力不是徒劳的。

哈辛托走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跟另外一个男人睡了，除了弗兰兹，我惟一的激情就是诗歌。我跟玛丽亚完全相反，她已经不写东西，每周都带个新的情人过来。我见到过其中的三个或四个。有时我会说：你看中那家伙什么了，他不适合你，如果事儿不顺遂，他会揍你的，可玛丽亚说她知道如何应付，其实也是如此，但我不止一次被那叫骂声吓得跑上楼到她房间，告诉她的情人最好立刻走人，否则我给父亲打电话，他可是个秘密警察，接着这人会表现出真的很抱歉的样子。操他妈的警察婊子，我记得有一个人在街道中间冲我们大喊，我和玛丽亚在玻璃这边同时哈哈大笑。不过大多数时候，她不会碰到什么严重的麻烦。诗歌上的麻烦是另一回事，你为什么不写了呢？我有一次问她，听到的回答是不想写了，就这样，她就是没感觉了。

路易斯·塞瓦斯蒂安·罗萨多，一间黑糊糊的书房里，克拉维奥托大街，科约阿坎小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84年2月。

一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阿尔韦托·莫尔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度过了这辈子最糟糕的一个晚上。起先，我以为他在说某一场狂野派对，接着他开始结结巴巴、犹犹豫豫起来，我从他的话语中听出弦外之音。到底怎么了？我问。我过了一个可怕之夜，阿尔韦托说，你真是无法想像。顷刻间，我以为他快要哭了，可是，还没等他再说什么，我忽然觉得哭的应该是我，哭泣的注定将是我。到底怎么了？我问。你的朋友，阿尔韦托说，给朱丽亚带来麻烦了。卢西欧斯·思肯？我问。没错，阿尔韦托，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我问。我一晚上没睡觉，朱丽亚也一晚上没睡觉，十点钟的时候，昨晚十点钟，她给我打来电话，说警察上她住处了，她不想让我父母知道，阿尔韦托说。然后呢？我问。这个国家他妈的简直乱得一团糟，阿尔韦托说。警察根本不干自己分内的事儿，医院、停尸房、殡仪馆都不干自己该干的。那个家伙身上有朱丽亚的地址，警察发神经居然审了她三个多小时。后来呢？我说，最糟糕的是，阿尔韦托说，后来朱丽亚要去看他，她简直疯了，那些该死的警察起先想逮捕她，说可以亲自带她一程去停尸间，他们也许盘算着找个黑巷子强奸她，可朱丽亚简直疯了，谁的劝都不听，我过去时她正要自己去呢，我带着律师（你认识的塞尔吉奥·加西亚·富恩特斯）去了，我说你不能单独去任何地方。警察们恼火极了，又开始审问她。他们想知道的基本上是死者的名字。这时我想到了你，我想你也许知道他的真名，但是，当然了，我什么也没说。朱丽亚也同时想到了这点，但那姑娘是个野东西，她想说什么就说出来了。我想警察不会来找你。接下来呢？我问。警察走了后朱丽亚睡不着，我们三个人都在那儿，朱丽亚、加西亚·富恩特斯和我，走遍了警察局和停尸房，以便确认你朋友的尸体。最后，多亏加西亚·富恩特斯的一个朋友，我们在卡门内斯警察局找到他。朱丽亚立刻认出他，尽管他的脸有一半被打掉了。然后呢？我问。别着急，阿尔韦托说。加西亚·富思特斯的朋友告诉我们，警察在特拉尔内潘特拉的一次枪战中打死了他。警察跟着几个缉毒刑警，在去特拉尔内潘特拉的路上掌握到一个出租房的地址，他们到那儿时房子里的人正在火拼，警察就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杀了，你的朋友也在里面。最可怕的是，他们确认卢西欧斯·思肯的身份时，只从他身上找到了朱丽亚的地址。他没有任何档案记录，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惟一的线索是我姐姐的地址。好像别的罪犯都有名有姓。后来呢？我问。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朱丽亚也忘了，她开始哭起来，她找到了尸体，说这个人叫卢西欧斯·思肯，她当场就在停尸房里尖叫起来让谁都听得见，加西亚·富恩特斯扶着她的肩膀，揽着她，你知道加西亚·富恩特斯一直挺喜欢朱丽亚，后来我也去认尸了，感觉实在不舒服，我可以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卢西欧斯的样子了，因为，虽然没有死去多久，可皮肤已经发灰，全身到处是伤痕，好像被暴打过，从脖颈到裆部有一片很大的伤疤，但他面容表情很平静，当然死者的平静并不是真正的平静，其实什么也说明不了，只不过是一具没有记忆的死肉而已。后来呢？我问。我们离开警察局时已经是早上七点了。他们问我们是不是想自己处理尸体。我说不想，他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毕竟只不过是我姐姐时断时续的一个情人，后来加西亚·富恩特斯给一个警察塞了点什么让他们保证不要再来骚扰朱丽亚。后来，吃早饭时，我问朱丽亚多久见一次这家伙，她说思肯跟我生活了一段后又来找她了。可是他怎么找到你的呢？我问她。好像是从你的通讯录中找到电话号码的。朱丽亚并不知道思肯在贩毒。她还以为思肯靠空气活着呢，靠从像你或者她那样的人接济的钱活着呢。你跟这样的人搅和在一起，最后难免会弄脏手的，我说，朱丽亚开始哭起来，加西亚·富恩特斯叫我别再添乱了，现在事情全都过去了。后来呢？我问。什么事儿也没有了。都过去了，阿尔韦托说，可我没有睡一会儿觉，白天也休息不了，因为我们在办公室忙得应接不暇。

17

哈辛托·雷克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5年9月。

在马那瓜失踪了两年后，乌里塞斯·利马回到了墨西哥。从那以后没有多少人看到过他，如果有人看到了，那几乎纯属偶然，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个人和诗人，他已经死了。

我看见过他几次，第一次是在马德罗大街上碰到了，第二次是去他的住处看他。他住在格雷罗小区的一个出租房里。他只是去那里睡觉。他靠卖大麻为生。他没有多少钱，不多的一点钱也给了跟他同居的那个女人。她叫洛拉，带着一个儿子。这个洛拉厉害极了：她是南方人，来自恰帕斯，或者危地马拉，喜欢跳舞，穿得像个朋客，她的情绪总是很糟。但那个孩子挺不错，乌里塞斯好像挺喜欢讨好他。

一天，我问他这两年一直在哪儿。他说沿着一条连接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河流漫游。据我所知，压根就不存在这么一条河。可他告诉我，他沿着这条河漫游，可以说对它的枝枝杈杈了如指掌。这条河两岸全是树木或者沙地，或者一段树木一段沙地。这是一条失业者的永恒之流，穷苦的人、挨饿的人、吸毒的人、痛苦的人的永恒之流。一条他漂荡了十二个月的乌云之河，他在那里发现了不计其数的岛屿和边区村落，但并不是所有的岛上都有人家居住，有时他很想待下来在某个岛上永远住下去，或者老死在那里。

他探访过的所有这些岛屿中，有两个最有特点。昔日之岛，他说，那里只有过去的时间，居民们都无精打采或者不怎么开心，但是，在那里，幻觉的分量沉重得让整个岛屿每天都一点一点地向河里下沉。另外一个就是未来之岛。那里的时间只有未来，居民们都是计划家和奋斗者，到头来他们很可能会吃掉彼此，乌里塞斯说。

此后，过了很长时间，我又见到了他。我一直想打进不同的圈子，我有了别的兴趣，我得去找工作，我得给郝奇特尔一点钱，我也有了别的朋友。

华金·芬特，弗塔莱萨精神病院，特拉尔内潘特拉，墨西哥城联邦区，1985年9月。

地震的那天我又看见了劳拉·达米安。我已经很久没有产生过这种幻觉了。我能看到事物，看到思想，最主要的是，我能看到痛苦，但我却看不到劳拉·达米安，她的模糊身影，她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的嘴唇，总是说一切都好，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猜她是指在墨西哥挺好，或者在墨西哥的家里挺好，在墨西哥人的头脑中一切都挺好。产生这个幻觉的责任可能在镇静剂，但在弗塔莱萨医院，为了省钱，他们只给每个病号一片或两片，而且那时只给最重的神经错乱者。所以原因可能不是镇静剂。问题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她了，当大地开始摇晃时，我看见了她。灾难结束后我知道一切都很好。或者说也许灾难到来的瞬间，为了幸免于死，一切忽然间自动变好了。几天后，女儿来看我。你听说地震了吗？她问。当然听说了，我说。死了很多人吗？没有，没有那么多，我女儿说，但也挺多的。我们的很多朋友都死了吗？没有，据我所知，女儿说。我们现有的朋友中没有几个需要墨西哥大地震的协助好走向死亡之路，我说。有时，我觉得你真的疯了，女儿说。我没有疯，我说，只是有些糊涂。可是你糊涂的时间也太长了，女儿说。时间只是一种幻觉，我说，我想起那些很长时间没有见过的人，甚至从未见过的人。我会把你从这里弄出去，如果我能够的话，女儿说。不用着急，我说，我又想到了过去以来朝着我们直扑而来的墨西哥地震，踩着乞丐的脚，把人们直接送往来世或者墨西哥的虚无。如果我说了算，我今天就把你从这儿接走，女儿说。别担心，我说，也许你自己的问题还不少呢。女儿直勾勾地盯着我，什么也不说。地震期间，医院的患者都从床上跌了下来，那些被捆住的病人，我说，病房里没有一个人照管，护士都跑到大路上了，有些还回市里去看家里出事儿了没有。那几个小时，疯子们随心所欲地干了些自己想干的事儿。他们都干吗呢？女儿问。也没怎么。有些开始祈祷，有些走到院子里，大多数继续在床上或者地板上睡觉。真幸运，我女儿说。你在干什么呢？我礼貌性地问了一句。没干什么，我来到楼下一个朋友家，我们三个人待在一起。都有谁？我问。我的朋友，她的儿子和我。我们的朋友中没有人死掉吧？没有，我的女儿说。你肯定吗？绝对肯定。我们就完全不同了，我说。为什么？我女儿说。因为没有离开弗塔莱萨医院，我知道，不止一个朋友可能在地震中撞死了。没有死人，我女儿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我们沉默了片刻，望着医院的疯子们，他们像小鸟、六翼天使、小天使那样漫步着，他们的头发上都粘着屎干掉后的硬壳。太令人绝望了，我女儿说，或许我自以为听到她这样说。我记得她开始哭起来，但我尽量不去理睬，我设法不要管。你还记得劳拉·达米安吗？我问。我几乎不认识她，女儿说，你也差不多不认识她。我跟她父亲是很要好的朋友，我说。一个疯子跪下来在一扇金属门边呕吐起来。你是在劳拉死了后才跟她父亲成为朋友的，我女儿说。不，我说，在那场悲剧发生之前我就跟奥尔巴罗·达米安是朋友。噢，我女儿说，咱们别争论这个了。后来她又跟我聊了会儿城里还在进行的救援工作，那些她即将参加，或者参加过或者想参加（或者从某个距离旁观）的工作，她还告诉我她母亲在考虑永远离开墨西哥城。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去哪儿？我说。去普埃布拉，我女儿说。我本来想问问她们打算怎么处理我，但是琢磨起普埃布拉让我忘了问。后来我女儿就走了，我又独自跟劳拉·达米安在一起了，跟劳拉和医院的这些疯子们在一起，她的声音，她看不见的嘴唇告诉我别担心，还说如果我的妻子去了普埃布拉，她会待在我身边，而且不会有人把我弄出精神病院，如果有一天谁这样干了，她会跟我一起出去。噢，劳拉，我叹了口气。这时劳拉问我，假装不知道的样子，墨西哥年轻诗人们的境况，还问我女儿带来他们漫长、血腥征程的消息了没有。我告诉她，大家都挺好的。我撒谎说：他们都挺好，几乎每个人都发表了作品，这场地震将给他们奉上好几年的写作素材。别跟我说地震，劳拉·达米安说，跟我谈诗歌好了，你女儿还说什么了？这时我感觉已经累了，累到心里了，我说一切都挺好，劳拉，所有的人都挺好。人们还在读我的诗吗？她问。还在读，我说。别向我撒谎，基姆，劳拉说。我没有撒谎，我说，然后闭上双眼。

我睁开眼睛时，在弗塔莱萨的院子里溜达的疯子们形成的包围圈已经锁住了我。每个人都惊恐万状地喊叫着，发出哀号般的祈祷声，撕开自己的衣服，像发疯了似的美式足球运动员般跑起来，试图让我在像系不住的星球般旋转的无数双眼睛凝视下逐渐萎靡。但我没有这样做。这些疯子拉成圈把我围住，我像罗丹的思想者般默默地看着他们，后来我望着地面，看见了红蚂蚁、黑蚂蚁，在混战中被锁在一起，我什么话也没说，什么反应也没有。天空很蓝。大地呈淡褐色，地面上有些小石头和树丛。云朵洁白，向西飘去。后来，望着这些四处蹒跚而行、被更加疯狂的命运当做人质的疯子，我又一次闭上了眼睛。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6年 1月。

我居然想发表作品了，真有趣。长久以来，我又是苦写，又是修改、重改，还扔掉了很多诗稿，可是，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已经准备好发表作品，开始给杂志社和报纸的文化副刊投稿。玛丽亚经常告诫我。他们不会答复的，她说，他们甚至都不会读你的东西。你应该亲自去面对面地征求人家的意见。我照她说的办了。有些地方人家都不情愿见我。但也有愿意见的，我就跟副主编或者书评部的头儿谈。他们问我些生活上的事儿，我读什么书，迄今为止都发表过什么东西，上过什么写作班，在大学选修过什么课。我很天真：居然给他们讲了与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交往。跟我谈话的人大多都不知道本能现实主义者是些什么人，不过提到这个组织时会刺激起他们的兴趣。本能现实主义者？他们是什么人？我就简单解释一番本能现实主义的简史，他们笑而不语。有几个还写下个把名字或者记点什么。有几个要我作进一步解释，然后感谢我一番，还说会给我打电话，让我过两周再来，他们会通知我。还有不多的一些人会想起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但记忆已经很模糊。比如他们不知道乌里塞斯还活着，贝拉诺已经不住在墨西哥城了，但还算知道他俩，还记得乌里塞斯和贝拉诺以前创造的那个圈子，在朗读会上与诗人们激战的情景，还记得他们否定一切，还记得他们与埃弗拉因·韦尔托的关系不错，他们说，那么你自己是本能现实主义者吗？这时他们就说很抱歉，不会发表我的哪怕一首诗。玛丽亚说，当我失望日甚转而求助她这是很正常的。墨西哥文学界，也许包括任何拉美文学界，都是这样，这是一种严密的派系组织。体谅是求不来的。但我不想因为任何原因被人体谅，我说。我知道，她说，可是，如果你想发表作品，最好永远别再提本能现实主义者。

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我开始厌倦吉甘特超市的工作了，我想我的诗歌至少还值得略加关注，如果不是受到尊重的话。过了段时间，我又找到了其他一些杂志，不是我想发表东西的那种杂志，而是有些不同，属于那种在一个一百六十万人口的城市中必然会源源不断冒出来的那类杂志。那些出版商和编辑都是些可怕至极的男男女女，都像是从阴沟里爬出来，你只要看看就明白了，属于被开除的官员和痛改前非的杀手的混合品。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本能现实主义，对陈述它的故事毫无兴趣。他们的文学概念止于（也没准是开始呢）巴斯孔塞洛斯，尽管不难想到他们对马里亚诺·阿苏拉、亚内斯、马丁·路易斯·古斯曼满怀钦佩，也许他们只知这些作家的声名。其中有一家杂志叫《塔马尔》，主编是一个叫费尔南多·洛佩兹·塔皮亚的男人。我在这份杂志总共两页的文艺栏里发表了自己的诗歌处女作，洛佩兹·塔皮亚亲自把我挣的钱开了支票给我。那天晚上，把支票兑成现金后，我和玛丽亚、弗兰兹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又在城里一家饭店吃了一通，算是庆祝。我已经厌倦了廉价的饭菜，我要好好招待自个一番。此后，我就不再写诗了，至少写得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开始写有关墨西哥城的散文、轶事，写些有关鲜有人知但还存在的花园的小品文，有关殖民时代建筑的小文章，有关特定地铁线的报道，而且，我写的一切或者说差不多一切全发表了。费尔南多·洛佩兹·塔皮亚尽其所能安排我的文章上杂志，而且，每到星期六，我不再跟弗兰兹去查普特派克公园了，而是带他到杂志办公室，趁他在打字机上梆梆乱敲的工夫，我就帮杂志的工作人员规整下一期的内容，这从来都是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杂志经常很难准时发行。

我学着做些排版和编辑工作，有时甚至需要选挑照片。另外，大家都很喜欢弗兰兹。当然，我的钱还没有赚得多到放弃吉甘特超市工作的地步，就算如此，我也感觉挺好，因为在超市上班时，特别是工作很烦的时候（如星期五下午，或者星期一上午），我就构思下一篇文章，我要写的有关科约阿坎小贩或者拉维拉表演吞火杂技的人或者不管什么的故事，而且时间会过得飞快。一天，费尔南多·洛佩兹·塔皮亚让我写些低级政客的特写，我猜要写的对象是他的朋友们或者朋友的朋友，我拒绝了。我只能写自己感觉有关系的东西，我说。他说：你为什么对殖民时代的那些屋子这么感兴趣？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但仍然态度强硬。一天晚上费尔南多邀请我出去吃饭。我请玛丽亚照顾弗兰兹，我们去了南罗马街上的一家饭店。说真的，我期待有好事发生，更加高级的好事，可我吃饭时却开了很多玩笑，我几乎什么也没吃。那天晚上我跟《塔马尔》杂志的老板睡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任何人有过性关系了，那次完全称不上愉悦的经历。一个星期后，我们又做了一次。过了一个星期又做了。有时，说实话，通宵不眠，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上班，花几个小时像个梦游者般讨论作品，那会相当辛苦。但我想过自己的生活。说心里话，我知道我必须过自己的生活。

一天晚上，费尔南多出现在莫特斯大街上。他说想看看我住在哪里。我把他介绍给玛丽亚，起先她的态度十分冷淡，好像自己是个公主，可怜的费尔南多是个不识字的农民似的。好在我觉得他没有注意到玛丽亚的态度有多不客气。他从来都是个完美的绅士。我喜欢这点。一会儿后，玛丽亚就回自己房间去了，只剩下我、弗兰兹和费尔南多。这时费尔南多告诉我，他来是想看看我，又说想一直看着我。这挺傻的，可我喜欢他这样说。后来我上去找玛丽亚，我们四个一起出去吃晚饭。晚上我们笑笑闹闹很开心。一个星期后我拿了几首玛丽亚的诗给《塔马尔》杂志，他们也发了。如果你的朋友写什么东西，费尔南多说，告诉她，我们杂志的版面随她用。问题是，我很快就发现，尽管玛丽亚在大学学了不少东西，却不知道怎么写散文：我是指恰当地断句、把语法弄正确了，同时没有诗歌的那种矫揉造作。所以，她花了好几天时间试着写一篇舞蹈方面的文章，可是无论如何辛苦努力，我认真帮助，还是写不出来。最后，她写出来的还是一首很不错的好诗，标题是《舞蹈在墨西哥》。她交给我读完后，又跟其他几首诗收起来了，然后就彻底忘了。玛丽亚是个很厉害的诗人，肯定比我出色，但却不知道怎么写散文。真是太糟了，这也就终结了她为《塔马尔》定期撰稿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这对她没有丝毫影响，因为她对这个杂志向来嗤之以鼻，好像在她之下。但这就是玛丽亚，我就喜欢她这种派头。

我跟费尔南多的关系持续了更长一段时间。他是个有家室的人，我从一开始就想到了，有两个孩子，大的那个已经二十岁，他不打算跟妻子离婚（我也不想让他离）。我现在不时地跟他一起吃工作晚餐。他介绍我时总说我是他最多产的作者。我其实也尽量这样努力，有一段时间，一手是吉甘特超市，一手是杂志，我一个晚上差不多平均只睡三个小时。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的状态逐渐好起来，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方向，纵然我不想再在《塔马尔》上发表诗，其实我都接管艺术栏了，在发表哈辛托和没有机会发表作品的其他朋友们的诗歌。我学到不少东西。我在这儿学到的最大的技艺就是如何在墨西哥编辑一份杂志。我学会了安排版面，与广告商谈判，跟画家打交道，跟那些理论上重要的人交谈。当然了，没有人知道我在吉甘特上班。大家都以为我靠费尔南多给的工资生活，以为我是个大学生，而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甚至高中都没念完。这自有其迷人之处。这有点像生活在灰姑娘的故事中，甚至当我不得已回到吉甘特超市又变成一个售货女郎或者收银员时，我也毫不在乎，而且我发现自己有能力把两份工作都干得很漂亮，杂志的这份是因为我喜欢，我能学到很多，吉甘特这份是因为我必须照顾弗兰兹，我得给他买衣服、学校用品，得付我们在莫特斯大街上那幢房子的租金，因为我父亲，那个可怜的人，现在的日子难过起来了，无法再给我提供租金，而哈辛托连自己用的钱都不够。底线是，我必须工作而且完全由自己来抚养弗兰兹。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我不仅写作还在学习。

一天，费尔南多说他有事要跟我谈谈。我进去找他，他说希望我们能一起生活。我想他这是在开玩笑，因为他偶尔会有这样的兴致，想跟世界上每个人一起生活，我满以为也许是指晚上去某家旅馆做爱，帮我租间公寓之类的。可这次他却是当真的。当然，他并不想扔下妻子。至少不会突然离去，而是如他所说逐渐采取一系列行动，我们用了好几天时间探讨这种可能性。毋宁说是费尔南多跟我讲，摆出各种可能性，我听着，认真地思考着。我告诉他不想后，他似乎一下子垮了，好几天对我怒气冲冲。这时我开始给其他杂志投稿了。大多数遭拒，但还是有杂志要发。跟费尔南多的关系变得糟糕起来，我不敢说是为什么。他动辄挑剔、批评我的活儿，我们一起睡觉时甚至对我动粗。有时他又显得特温柔，给我送各种礼物，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怎么嚷嚷，最后分手的那天晚上，他喝得烂醉如泥。

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别的杂志上，我觉得这是件挺大的事儿。这让我有种安全感，我开始自动与费尔南多和《塔马尔》疏远了。刚开始还很不容易，但我已经习惯了世事的艰难，他们也不纠缠我。后来我在一家报社找到一份编辑的工作，辞了吉甘特超市的活儿。最后一天，我邀上哈辛托、玛丽亚、弗兰兹一起共进晚餐以示庆贺。那天晚上，席间，费尔南多过来看我，我没有让他进屋。他在街上叫骂了会儿后就走了。弗兰兹和哈辛托在窗口看着他大笑。他们俩是如此之相像。玛丽亚和我不想观望，我们假装（也许我们装得不那么深沉）气得歇斯底里。其实，我们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无言地诉说着想要表达的一切。

我记得我们熄了灯，费尔南多的叫骂声被屏蔽在外逐渐远去，那是绝望的叫喊，最后什么也听不到了，他走了，弗兰兹说，他们把他弄走了，这时玛丽亚和我凝望着对方，不再假装了，而是显得特别严肃，虽然已很疲惫，但还想继续这样凝视着，几秒钟后，我站起来把灯打开。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后来一个小伙子问我：塞萨雷亚的诗在哪儿？我从“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死亡的泥淖中或者从对他的记忆的滚开的热汤中回过神来，那是一锅不能吃的神秘的热汤，悬浮在我们的命运之上，我似乎觉得如此，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者龙舌兰的广告。我说：在最后一页，小伙子们。我望着他们新鲜、专注的脸，看着他们的手翻着陈旧的书页，然后又偷偷打量着他们的脸，他们也望着我，还说：我们没有浪费你的时间吧，阿马德奥？你感觉好吗，阿马德奥？要我们给你做点咖啡吗，阿马德奥？我想，噢，太可怕了，我一定是醉得比自己想像的要严重，我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到前屋的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庞。我还是我自己。但那个自我已经不是我习惯了的自我，无论是好是坏，但人还是我自己。我说，小伙子们，我需要的不是咖啡，而是来点龙舌兰，他们把我的杯子端过来，满上，我喝了，我还能把自己与镜子里那个倾靠过去、茫然失神、水银般不可捉摸的人物区分开来，或者我想说，我还能把自己的手从那面老镜子（同时，注意到我的指印像十张同时开口说话的小脸似的快速游移着，速度快得我都弄不清它们在说什么）上拿掉。我坐回自己的椅子后又问他们有什么想法，因为这时他们已经面对面地看到了真正的塞萨雷亚本人的诗，他们不提诗，也不说别的任何东西，只是那么瞧着我，然后把杂志放在他们之间，再次扎进1920年代的那片烂泥潭，那只充满了灰尘的紧闭的眼睛，他们说嗨，阿马德奥，你手上只有这一件她的东西吗？这是她惟一发表过的诗吗？我说，或者轻声嘟囔着：是啊，小伙子们，全都在这里了。我又补了一句，好像要掂量他们的真实想法：失望了吗？可我觉得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见我的话，他们把脑袋凑在一起盯着那首诗，其中一位，那个智利人，似乎若有所思，而他的朋友，那个墨西哥人，面上露出微笑。我想没有让两个小伙子的期望受挫，后来我就不再看他们，也不再说什么，我摊开身子，四肢发出咔嚓咔嚓的裂解声，其中一个抬眼听着这声音，望着我，似乎要确证我没有裂成碎片，然后目光又回到塞萨雷亚身上了，我打了个哈欠或者叹了口气，刹那间，那些遥远的影像浮现在我眼前，塞萨雷亚和她的朋友们走在墨西哥城北边的一条大街上，我看到自己也在她的朋友中间，真有意思，我又打个哈欠，这时其中一个小伙子打破沉默，用一种清晰又愉快的声音说，很有意思，另外那个立刻附合同意。不仅仅是有意思，他说，他小时候就看到过这东西。怎么可能呢？我说。在梦中，这个小伙子说，那时我可能还不满七岁，在发高烧。塞萨雷亚的诗？他七岁的时候就看到过？他看得懂吗？他明白什么意思吗？因为那总得有点意思吧？两个小伙子看着我说不，阿马德奥，一首诗不见得非要有意味，除非那是一首诗，不过这一首，塞萨雷亚的这一首，恐怕连诗都算不上。我说，我来看看，我像乞求什么似的伸出手，他们把在这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那期《卡沃尔卡》递到我痉挛在一起的手指中间。我看着那首读过很多遍的诗。

《锡安》

我问两个小伙子，我说，孩子们，你们从这首诗里领会到什么了？我说，孩子们，我已经看了它四十多年，我从来没有搞明白过这个该死的东西。真的。我跟你们说实话。他们说：这是个玩笑，阿马德奥，这首诗是在开一个玩笑，后面藏着更严肃的东西。可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我们来想一想吧，阿马德奥，他们说。当然可以，请吧。我说。其中一个小伙子起身走进卫生间，另一个起身走进厨房，他们像佩德罗·巴拉莫［44］ 般在我这座房屋地狱，或者我的房子变成的记忆地狱漫游时，我则打起盹来，我让他们不要有任何拘束，而我开始打盹，因为这时已经很晚了，我又喝了那么多酒，但我还是总能听到他们走来走去，好像在活动双腿，不时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互相询问和回答着各自知道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些严肃的东西，因为在问答的间隔经常出现长时间的沉默，也可能在说些不那么严肃的事情，因为他们又不时地笑笑，唉，这两个小伙子，我想，噢，多么有意思的夜晚，我已经很久没有喝过这么多酒，说过这么多话，回忆过这么多往事，度过这么多开心时光了。我又一次睁开眼睛，两个小伙子打开灯，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端到我面前。喝了吧，他们说。遵命，我说。我记得喝咖啡时两个小伙子又在我对面坐下，议论着《卡沃尔卡》里的其他作品。好了，我说，谜底是什么呢？这时两个小伙子望着我说，没有什么可神秘的，阿马德奥。

18

华金·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87年8月。

自由就像一枚质数。我回到家时一切都变了。妻子已经不住在这里，女儿安格丽卡跟她的情人、一个比我还大几岁的戏剧导演睡在我的卧室里，其间，儿子接管了花园里的小房子，跟一个有着印第安相貌特征的女孩享用。他和安格丽卡都有工作，但挣的钱不多。女儿玛丽亚住在革命纪念碑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几乎从不来看看妹妹和弟弟。我的妻子似乎又再婚了。那个戏剧导演还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有个朋友在拉·别哈·塞古拉，这人或许是他的弟子，我说不准，他没有多少钱，运气不佳，但却盼着写出一部戏来，有朝一日给自己挣得大名和财富。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他喜欢这样说。儿子的女友几乎不说一句话。我喜欢她。

第一天晚上我睡在起居室。我在沙发上铺了条毛毯躺下，然后闭上眼睛。吵闹声依旧。不对，我搞错了。不知什么东西使这吵闹声显得有点异样，害得我睡不着觉，我这样打发了好几个晚上，开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后来我搬进儿子过去住的房间，我的情绪骤然提起来。我想这是因为房间里还保留着一种幸福的氛围，无拘无束的青春的氛围。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三天后这房子的味道已经像是我的了，换句话说，像老年人和疯子的味道，一切又回到从前的样子，我开始沮丧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我无声无息地在这幢空房子里等着好几个钟头过去，直到我的某个孩子下班回来，我们才交谈几句话。有时会有人打来电话，我就接一下。喂？谁啊？没人认识我，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回家一个星期后我开始在小区周围散步。起初是短距离步行：绕着这个街区转一周，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慢慢地，我变得越来越大胆，起先还是探试性的外游活动把我领向越来越远的天地。这个小区已经变了。我遭到过两次抢劫。第一次是那些带着厨房菜刀的孩子们干的，第二次是稍大的家伙们，他们没有从我口袋里找到钱后就揍了我一顿。可是我已经没有疼痛感了，而且毫不在乎。这是我在弗塔莱萨医院学到的一种本事。那天晚上，我儿子的女朋友洛拉在我的伤口和刮破的地方擦了些碘酒，警告我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我告诉她我不在乎经常挨揍。你喜欢这样吗？她问。我可不喜欢，我说。如果每天挨揍，我肯定不乐意。

一天晚上那个戏剧导演说国立贝拉斯美术学院要给他一个项目做。我们庆贺了一下。我儿子和他女朋友出去买了瓶龙舌兰，我女儿和导演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其实，两个人谁也不会做饭。我忘记他们做了什么菜。反正是食物。我什么都吃。可这顿饭不是很好吃。做饭最拿手的是我妻子，但她现在生活在别处，已经对这种即兴晚餐毫无兴致了。我坐在桌边开始颤抖。我记得女儿看着我，问我是不是生病了。只是有些发冷，我说，这是真话。这些年来我成了那种动辄发冷的人。来一小杯龙舌兰会缓解，但我不能喝龙舌兰或者任何酒类的饮料了。我就那样颤抖着，吃着东西，听他们说话。他们谈论着美好的未来。谈论着傻里傻气的事情，但他们真正谈论的还是美好未来，只不过这未来没有把我儿子、他女朋友或者我纳进去，我们也微笑着，谈论着、制订着我们的计划。

一个礼拜后，本来要提供资助的那个部门因为削减开支关闭了，那个戏剧导演最后什么也没捞着。

我觉得该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还真采取了行动。我给几个老朋友打了电话。起先没有一个人想得起我。你去哪儿了？他们总是这样问。你从哪儿来？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我告诉他们刚从海外归来。我一直在地中海一带旅游来着，住在意大利和伊斯坦布尔。我在观赏开罗的建筑，在建筑方面太有启发性了。启发性？是的，非常有启发性。比如像特拉特洛高塔，可惜绿地太少。比如像卫星城，可惜没有流水穿过。比如像内萨瓦尔科约特尔。我们所有的建筑师们都该毙了。我还去过突尼斯和马拉喀什。去过马赛。去过威尼斯。去过佛罗伦萨。去过那不勒斯。你真幸福，基姆，可是你干吗又回来了？墨西哥城都快变成地狱了。你大概知道这些新闻。没错，我没有停止过关注，我告诉他们。没有少报道。我女儿经常把墨西哥的报纸寄到我住的旅馆。可墨西哥是我的祖国，我想念它啊。这样的地方天底下没有。别跟我胡说八道了，基姆，你太不当真了。我绝对当真。绝对当真？我发誓，绝对当真。有时，早晨，吃过早点，望着地中海人和欧洲人喜欢划的小船，我就会想念墨西哥城，眼里噙满泪水，还会想念墨西哥城的早餐，我知道我迟早是要回去的。我的某个朋友会说：可是，且慢，你不是待在精神病院吗？我就说没错，那是多年以前。其实，我离开精神病院后就出国了。那是遵医嘱。我的朋友们会嘲笑这个那个的托辞，因为我每次讲的这个故事版本都不同，他们会说，噢，基姆，然后我就趁机问他们知道有什么工作可以让我做，某家建筑公司有没有小活儿，什么都行，业余小活儿什么的，这促使我习惯这样一个想法：我得找个全职的工作，这时他们就回答说就业形势非常可怕，一家又一家公司在倒闭，安德烈·德尔·图罗离开家乡去迈阿密了，雷福吉奥·奥蒂斯·德·莫特西诺斯已经去休斯顿开店了，他们说只想让我对情况有所了解，我也明白，但还是继续打电话，滥用他们的耐心，继续讲述着我在这个世界上那些更加快乐的地区的冒险经历。

这份执着终于让某个建筑师工作室绘图员的工作落到我手上了。这个建筑师还是个刚刚出道的孩子，他发现我是个建筑师而不是绘图员时满心欢喜。晚上，我们关了小小办公室的门，来到卡布雷拉大街附近波波卡特佩特里的一家酒吧。这家酒吧名叫“命运”，我们坐在那里谈论建筑、政治（这孩子是个托洛茨基派）、旅游和女人。他叫胡安·阿雷纳斯。他还有一个合伙人，我几乎从未见过，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家伙，也是个建筑师，但瞧着更像个秘密警察，几乎从不在工作室露面。所以，工作室基本上就是胡安·阿雷纳斯和我两个人在维持局面，因为几乎无事可做，我们喜欢聊天，于是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聊天上了。晚上，他就开车送我回家，当我们像在一场逐渐淡然的噩梦中穿过整个墨西哥城时，我有时会觉得胡安·阿雷纳斯就像我本人更开心的化身。

一天，我邀请他上家里来吃午饭。那是星期日。家里没人，我给他做了热汤和煎蛋卷，然后就在厨房吃了。在这儿吃饭比较惬意，听着花园里来啄食的鸟儿的鸣声，看着胡安·阿雷纳斯，一个简单天真、毫不装腔作势的孩子，吃起东西来全心全意。他一个人生活。他家不在墨西哥城，是马德罗城人，有时他觉得待在首都挺失落的。随后我女儿和她的伙伴回家，看到我们在看电视、玩扑克。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胡安喜欢我女儿，从那以后他就经常过来。有时，我会梦见我们一块住在科里马大街这幢房子里，有我的两个女儿、我的儿子、戏剧导演、洛拉和胡安。没有我的妻子。我没有梦到她跟我们住在一起。可是事情绝对不像梦里发生的那样，一天，胡安和他的合伙人关了工作室，从此消失，他们没有说起去哪里。

我又一次得给老朋友们打电话求助了。经验告诉我，最好找个绘图员而不是建筑师的工作，所以我很快又开始勤奋工作了。这次是在科约阿坎的一家公司。一天晚上，老板邀请我去参加聚会。另一个选择是走向最近的地铁站，然后回到必将是空空荡荡的一幢房子里，所以我接受邀请去了。派对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楼里举行。刹那间，我觉得这里似曾相识，感觉以前来过，后来我想应该没有来过，只是因为某个时期某个小区所有房子都设计得大同小异，我这才放松了，然后径直走进厨房去找吃的，早饭后我到现在还没进一口食呢。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然感觉很饿，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很饿、很想喊叫又很开心。

我冲进厨房，里面有两男一女私密地谈论着一个死人。我拿了块火腿三明治吃起来，又喝了两口可乐冲下去。面包有点干硬。三明治味道却很可口，我又拿了一块，这次是干酪三明治，我一点一点地吃着，没有一口吞下去，而是细嚼慢咽，像很多年前那样微笑着。聊天的三个人，两男一女，看着我，看到我微笑，他们也微笑地看着我，我于是向他们靠近一些，我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谈论一具尸体和一场葬礼，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建筑师，他死了，这一刹那似乎不适合说我也认识他。就这样。他们在谈论一个我也认识的死人，后来他们又聊起别的事儿来，我猜想，我不能老待在那儿，于是出去来到花园，这里长满了玫瑰和杉树，我走向铁皮大门，观望着外面的车辆。这时我看见自己那辆1974年产的老英帕拉开过来，因为磨损的缘故，看上去外观很糟糕，漆也剥落了，挡板和门上坑坑洼洼的，它极其缓慢地移动着，好像在爬坡，好像在沿着墨西哥城夜间大街寻找我，我心中顿时因为它而翻江倒海了，我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用手抓住大门免得跌倒，还好，没有跌倒，可是我的眼镜掉了，从鼻头滑出去，落进灌木丛或者树木、玫瑰花丛，我说不上具体落哪儿了，只听到了声音，我知道没有摔碎，我想如果弯腰去捡，我接近英帕拉的机会就将错过，可是我要看不见是谁开着那辆幽灵般的小车，那辆我在1975年最后几个小时和1976年最初几个小时里失去的小车。如果我看不清谁开着那辆车，看见它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了更离奇的念头。我想：我的眼镜早就跌掉了。我想：片刻前，我还不知道自己戴着眼镜。我想：现在我的感觉发生了变化。意识到现在需要眼镜看东西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弯下腰去找眼镜（戴与不戴有什么区别啊！）站起来时英帕拉还在那儿，我觉得自己的动作一定快得只有疯子才能办得到，我看见那辆英帕拉了，我戴上眼镜，这副直到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自己拥有的眼镜，朝黑暗中望去，搜寻着司机的脸，既渴望又惧怕，因为我想可能会看见塞萨雷亚，那个失踪的诗人，在我那辆失踪的英帕拉的方向盘边，我想塞萨雷亚正在从过去冒出来，把我带回到我年轻时最喜爱的那辆小车上，那辆对我意义非同寻常，而我却很少有时间享用它的小车。可开车的不是塞萨雷亚。事实上，压根就没有人驾驶我的那辆幽灵车！或许我认为没人驾驶。接着我意识到小车不会自动行驶，好像是个可怜、矮小、沮丧至极的小男人在驾驶着那辆破烂的英帕拉，我朝大伙聚会的房间往回走去，垂头丧气的样子犹如负载着千斤重压。

可是，走到一半时我忽生一念，我又回过头，但英帕拉已经不在街上了，无论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现在你想看到它，可是又看不见了。大街变成各种遗失的碎片的暗影的拼板，最离奇的是，我也成了其中一块遗失的碎片。我的小车不见了。在某种意义上我还不太明白，我也消失了。我的小车再次回到我的头脑中。我也再次回到我的头脑中。

后来，在无奈和迷茫中，在一声纯粹的墨西哥式的吼叫声中，我明白了，我们都受命运的摆布，我们都会淹死在暴风雨中，我知道，只有那个最聪明的人，我自己显然不在此列，才会在暴风雨中漂泊更长的时间。

安德烈斯·拉米雷斯，金色号角酒吧，阿文尼尔大街，巴塞罗那，1988年12月。

我注定是一个失败者，贝拉诺，请记住我说的话。我是早在1975年的某一天离开智利的，准确地说是3月5日晚上八点，躲在那不勒斯号货船的底舱里。换言之，我是一个普通偷渡者，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目的地在哪儿。我不想细数这次横渡中经历的各种不愉快的细节。这么说吧：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十三岁，在我们圣地亚哥（也就是拉希斯特纳）社区，朋友们都管我叫“太空飞鼠［45］  ”，这个绰号是照那个滑稽可爱、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小动物取的，童年时代，那家伙给我们的午后时光增色不少。简单地说，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已准备要放弃这段艰辛的旅程。至少，照他们的说法，从生理意义而言是这样。饥饿、恐惧、晕船、前方的不确定性，交替不断的昏暗或者恐怖，这一切就不用说了。总有慈悲心肠的人冒险下到舱底给我带来一块面包、一瓶葡萄酒、一小碗意大利番茄牛肉面。另外，在这个世界上我有的是时间用来思索，在我以前的生活中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现代都市，无所事事是奢侈不起的。于是我这才有可能检视自己的童年（当你困在一艘船的底舱时最适合有条不紊地干这种事），没多久我们就到了巴拿马运河。从那时起，或者换句话说，当那艘船载着我们穿越大西洋时（啊，离我可爱的祖国乃至我的那片大陆已经那么遥远，并非因为过去我总能够看到那片大陆，而是内心深处一直深深眷恋着它们），我已经开始解析早已成为自己青春一部分的内容。我认为，一切都必须改变，尽管我那时完全不清楚如何来实现这种改变，或者走什么样的道路来改变。其实，我不过是在消磨时间，在保存力量和精神，因为，经这么多天在潮湿、闷声闷气的黑暗中的生活，我已经快要熬出头了，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我最坏的敌人都不要碰到。后来，一天早晨我们在里斯本的码头靠岸，我的想法有了新的转变。我的第一反应自然是马上就在那里上岸，可是一个偶尔给我点吃的东西的意大利士兵说，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在葡萄牙边境无论走陆路还是水路都会碰上麻烦。所以我还得老老实实待着，那两天简直就像两星期，我只能听着底舱里的声音，底舱像海鲸的大下巴似的张着。在箍桶似的货舱里，每隔一会儿，我就觉得愈加不舒服和烦躁，阵阵毫无规律地袭来的冷气让我颤抖不已。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终于起航了，把那个忙碌辛苦的葡萄牙首都抛在了身后，我发烧时在梦中把它想像成一个黑色城市，那里人们全部身穿黑衣，房屋全用红褐色或者黑色大理石和普通石头建成，也许因为我一直蜷缩在那里，已经奄奄一息处于半睡眠状态，我想到了尤西比奥，在1966年英国举行的那场世界杯比赛中英勇拼搏的那支球队的黑豹，在这场比赛中，我们智利人遭到非常不公正的对待。

回到辽阔的大海上后，我们开始绕着伊比利亚半岛航行，我的病还没有痊愈，病得那么厉害，一天晚上两个意大利人把我带到甲板上，让我吸点空气，我看到远方的灯火，我问那是什么，那灯火属于世界的哪个地方（这个世界似乎非常不友好），意大利人告诉我说是非洲——就像大伙平时说“鸟嘴”或者“苹果”那样——这时我真的开始颤抖起来，发烧的感觉像癫痫发作了，其实不过是发高烧而已，后来意大利人撇下我一个人坐在甲板上，他们走到甲板的另一边，那样子就像离开病室去吸支烟，我听到一个意大利人对另一个意大利人说：如果他死在我们手上，我们最好把他扔进海里，另外那个意大利人说：好的，好的，可他不会死的。虽然我不会讲意大利语，但我听得明明白白，因为，学者们说了，我们的语言同属罗马语系。我知道你也遇到过类似的情景，贝拉诺，所以我不想多说。恐惧或者求生的欲望，活下去的本能，给了我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力量，我对意大利人说我挺好，我不会死的，下个港口是哪儿？后来我强撑着回到底舱，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睡了。

抵达巴塞罗那时我的身体好多了，到港口的第二天晚上，我跳下船，像倒夜班的普通工人般步行走出港湾。我背着自己的衣服，揣着从圣地亚哥带的藏在袜子里的十美元。生活中有很多奇妙的瞬间，它们会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尺寸出现，但我永远忘不了巴塞罗那的大街小巷，那天晚上，它们就像一个你从未谋面但很清楚将是自己一生挚爱的女孩般向我张开了怀抱。我发誓，不出三个小时，我就找到了活儿干。如果一个智利人有双结实的胳膊，而且不懒惰，他随处都可以谋生，我去道别时父亲这样告诫。我真想朝这老杂种的脸砸一拳，不过这又是另一码事了，干吗要再提它呢？关键是，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长途横渡的那种颠簸感消除后，我已经开始洗上盘子了。这个饭馆叫华金娜阿姨，在埃斯库迪勒尔斯大街上。大约凌晨五点时，在疲惫却快乐的心情中，我离开那家酒吧，向孔奇膳宿公寓（什么名字啊！）走去，这是饭馆一个服务员推荐的，那孩子打穆尔西亚来，也住在那个垃圾场般的地方。

在孔奇膳宿公寓待了两天，我很快就被赶走了，因为拿不出有关证件，可能会上警察的名单，我在华金娜阿姨饭馆里待了一星期，直到那个真正的洗碗工严重的流感好了。后来的几天里，我又看了别的出租公寓，看过医院大街、品托·富图尼大街、波克里亚大街等地的房子，最后在胡塔·德·科默西奥大街上找到艾梅丽亚出租公寓，多好听的名字啊，这儿没人管我要证件之类的东西，我跟另外两个人共用一间屋子，警察一来，我就躲进一个没有背板的衣柜里，从不抱怨。

不难想像，在欧洲的第一个星期，我基本上是在找工作和工作中打发掉，因为我每周必须要付住宿费。另外，因为回到踏实的大地上了，我的食欲，横渡期间一直冬眠的食欲，又苏醒了，而且变得比我记忆中的还贪婪。可是，从一个地方步行到另一个地方，比如从出租房出发去上班或者从饭店回出租房的路上，我开始碰到一些从前不曾遇到的事儿。没多久我便意识到这点了。除了谦卑，我向来都很警觉，如果不是别的，我开始留心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儿。这事儿挺简单，不过，得承认刚开始还是挺让我担心。换了你也会担心的。向你透露一点吧：比如，我沿大街走着，尽量显得挺开心，琢磨着一个正常人该琢磨的事儿，忽然，我头脑中会蹦出几个数字来。比如先是1，然后是0，然后是1，然后又是1，然后是0，然后又是0，然后又回到1上。这样循环反复个不停。起先，我以为是困在那不勒斯号的肚子里时留下的残疾。可事实上我感觉挺好，吃喝拉撒都挺好，挺正常，像个婴儿般能睡上六七个小时，我的头一点都不疼了，所以不可能是疾病。后来我又琢磨会不会是因为生活场景变了，也就是说换了国家、大陆、半球、习俗等，一切都变了的缘故。当然，后来我又开始怪怨自己的神经出了毛病。我们家族有过几起神经病的先例，就是说出过几个神经错乱的人，没人是十全十美的。可这些解释没一个有说服力，渐渐地我也适应了。我习惯了这些数字。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纠缠多久，因为答案的到来并非遥遥无期，而且忽然就来了。一天下午，厨房的另一个伙计给了我一张他买的多余的足球彩票。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想在上班的时候填写，我把它带到出租房。那天晚上，当我沿着人流已经稀疏的大街小巷往家里赶时，那些数字又开始出现了，我立即把这些数字与这张彩票联系起来。我走进圣塔莫尼卡大道上的一家酒吧，要了杯咖啡和一支铅笔。这时数字又不闪现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等我出去时，数字又开始出现了。我看到一家还开张的报摊，0，我看到一棵树，1，我看见两个醉汉，2，数字不断地闪现，直到十四个比分都能填全。可我却没有带笔在街上把它们写下来，于是我不再继续向出租房走去，而是走到街道尽头，然后又返回来，我好像刚起床，还有整整一夜的时间在前方等着我用呢。圣何塞市场附近的一个摊主卖给我一支笔。我停下来买笔的时候，那些数字又不出来了，我感觉就像来到一个悬崖边，摇摇晃晃的。后来我又回到那条街，头脑里却一片空白。我告诉你，这种时刻太痛苦了。忽然，那些数字又出现了，我拿出票开始写下来。0是X，你不必是天才也能琢磨得出，1是1，而2这个数字在我的头脑中不论是艰难的浮现或者闪现出的，就是2。很简单，是吧？走到加泰罗尼亚广场地铁站时，我已经把票填好了。这时魔鬼开始诱惑我，我又慢慢地返回圣塔莫尼卡大街，像个梦游者或疯子一般，把那张票放在离我的脸只有一寸之远的位置，检查一直在我头脑中闪现的那些数字跟我写在这张小小的幸运纸上的数字投上了没有。丝毫不差！我像张望夜空那样，看到了数字0，1，2，但顺序变了，这些数字来得更快了，我经过里塞奥时，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数字又闪现在眼前了。我决定不在这上头绞尽脑汁，我回去睡觉了。那天晚上，在黑暗的屋子里脱衣服时，听着我视为室友的两个杂种的鼾声，我忽然觉得自己快要疯狂了，我觉得这太可笑了，我只好坐在床上，捂住嘴别放声大笑出来。

第二天，我把票交上去，三天后，十四个比分全答对的人共有九个，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事非得亲自经历后才会尝到个中滋味——他们不会给我那笔钱的，因为我在西班牙是非法居留。当天，我就去找了个律师，把一切都跟他说了，那个讼棍——他叫马尔蒂内斯先生，是罗拉德里奥人——说恭喜我好运气，然后就一个劲儿地安抚我。他说，在西班牙，一个从美洲来的孩子绝对不是外国人，尽管事实上我是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这个国家的，而这需要想办法解决。他又打电话给《先锋报》的一个记者，这个人过来问了我几个问题，照了几张相片。第二天我已经出名了。我至少上了两三家报纸。偷渡者赢了彩票，他们拿这样的标题说事。我把报道剪下来然后寄到圣地亚哥。我还接受了几次电台采访。不出一星期，我们就摆平了困局，不到三个月，我已经由一个没有档案的外来户变成了一个没有工作许可证的合法居民，马尔蒂内斯还给我讨到更大的好处呢。奖金总数达九十五万比塞塔，在当时，这可是扎扎实实的一笔钱，虽然律师还从我身上揩去二十万，说实话，那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富人了：有钱了，出名了，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刚开始几天，我反复琢磨着想收拾行李回智利去。以我手里的这笔钱，可以在圣地亚哥办个公司，可是，最后，我决定把十万比塞塔兑换成美元，把这笔钱寄给母亲，然后我继续待在巴塞罗那，现在这个城市简直像朵花般向我绽放着，请谅解我这样说。那是1975年，而智利的很多事情还显得丑陋无比，我仔细斟酌了一番自己的疑虑，决定继续待下去。在领事馆，经历了需要我拿出一定手腕和金钱的阻力之后，他们同意发我一本护照。我没有换出租楼，但要了一个更大更亮、属于自己的房间（他们立刻给了我，我还能说什么呢？命运让我成了艾梅丽亚的宠儿），我也不再洗盘子了，开始到处寻找兴趣相投的工作。我的生活过得优哉游哉。我经常睡到十二点或者一点，然后再去费尔南多大街上一家饭店或华金·科斯塔大街上另一个地方就餐，那里有一对漂亮的双胞胎伺候我。饭后我就在巴塞罗那四处晃悠，从加泰罗尼亚广场走到帕塞奥·科隆，又从帕拉莱洛来到贝亚·拉耶塔纳，在路边的咖啡店里喝杯咖啡或者葡萄酒，在酒吧来一盘鱿鱼，读着报纸上的体育版消息，琢磨着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其实，我内心深处已经明白了要干吗，纵然我在智利学校所受的教育（我其实没有上过几堂课）让我把这个思路理清颇为不易。我告诉你，我琢磨这事时甚至想到了那个杂种笛卡尔。我向你透露点。笛卡尔、安德烈斯·贝尔洛、阿图罗·普拉特，那些在我们那片狭长的大地上留下印迹的人们。可你不能无视事实，一天下午，我不再瞎晃悠了，心里承认，我真正想着的是再赢一次足球彩票而不是找工作，要不择手段地再赢一次，但最好是用我最熟悉的手段。别这样看着我，好像我是疯子似的，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希望、梦想，如卢曲·加蒂卡所说，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高度非理性的——瞧，是什么机制或者特有的综合征让那些数字如此清晰地闪现在我头脑中呢？是谁向我口授这些数字的呢？我相信幻觉？我是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一个从第三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来到地中海地区一隅的迷信之徒吗？我眼前正在经历的以及曾经经历过的事儿不过是命运的幸运组合和被一个连上帝都害怕、没有哪家旅行社敢提供的横渡远行逼得快要发疯的人发出的胡言乱语吗？

那是往灵魂深处探索的几天！而且，同时，我得承认，我对什么都看得很淡（这是自相矛盾，可事实就是如此），那几天过去后，我不再读书，也不再理会《先锋报》慷慨提供的工作，尽管自从得了奖（我想是由于这场震撼的原因）后那些数字已经不翼而飞，我还是思索着怎么办，一天下午，我在城堡公园喂鸽子时，我自以为找到了办法。如果那些数字不肯来拜访我，我就追到它们的窝里去，用钩子或者钩形物把它们给拽出来。

我试了好几种方法，出于职业原因我不想告诉你。你说不可能？那好吧，我不向你保留了。我从大街上的门牌号入手。比如，我沿着欧莱古尔大街和卡德纳大街行走的时候就记下我经过的门牌号。我右边的是1，左边的是2，我经过时迎面望着我的脸的人是X。不管用。我又在普林塞萨大街的一家酒吧里自个儿玩起骰子来，在一个目前已不存在、叫作“跨越南方”的地方，那时这家酒吧由一个阿根廷的朋友经营。同样不管用。有时我又躲在床上，头脑一片空白，在绝望中命令这些数字赶快回来，可我无法想像，呼唤不出数字1来，我在疯狂中把它与现金和庇护所等同起来。九十天后，我花了五万五千比塞塔，下了庞大、徒劳的赌注后，终于赢了这次彩票。我得换别的区住。原因很简单。旧城的那些数字全用光了，至少对我来说如此，而且也到该动一动的时候了。我开始在伊桑切一带闲逛，那是一个陌生的小区，直到那时，我还不过是从加泰罗尼亚广场瞥下它而已，从不敢穿过朗达大学的边界，或者至少不会有意越过，因而把自己的感官暴露给这个小区的魔力，毫无戒备地走过去，在所有眼睛的凝视下，毫无防备地，一句话，走过那个专门捕捉各种信息的家伙。

最初几天，我顶多走到帕塞奥·德·加西亚，再走到巴尔梅斯，可是连续几天后，我开始大胆地踏上那些支道，如迪普坦西奥、康塞约·西恩托、阿拉贡、巴伦西亚、马尔洛卡、普罗文萨、罗塞伦、科西嘉等。那些街道的秘密在于看上去令人迷惑，同时顷刻间又让人觉得熟悉和舒适。到达我步行的终点对角线街后，有时我会走一条直线，有时又走无穷无尽的之字形路线。你能想像得出，我看上去不光茫然若失。我的样子简直就像个疯子。幸运的是，那时巴塞罗那对自己的宽容精神引以为豪，现在依然如此。我当然给自己买了新的行头。我当然疯狂，但还没有疯狂到认为自己可以身穿散发着第五区一家出租楼臭气的衣服而被人轻易放过。我外出散步时经常穿一件休闲的白色衬衣，打一条带哈佛标志的领带，穿一件天蓝色V形领汗衫，一条带褶的黑裤子。只有那双软拖鞋是旧东西，因为散步的时候我对舒适的看重甚于优雅。

最初三天，什么也没有出现。像人们常说的，那些数字明显不在场。但我心有不甘拒绝放弃我随机挑选的这个区域。第四天，当我步行到巴尔梅斯时，我抬眼向天空望去，在一座教堂的尖塔上看到这么一段铭文：“祈祷和工作。”我不能很肯定地告诉你是什么把我吸引到那个铭文上的，但我确实感觉到有点异样。我心里有种预感。我知道自己在接近那个诱惑我同时又折磨我的源头，那个我怀着几乎是病态的激情渴望的东西。我步行过去时，看到尖塔的另一面写着：“人生苦短。”铭文旁边的几幅图画吸引住我的眼睛，让我联想到数学和几何。那好像在看着一个天使的脸庞。从那时起，这个教堂就成了我漫游和胡思乱想的核心，但我严禁自己进入其中。

一天早晨，如我所愿，那些数字又回来了。起先序列看似毫无意义，但没多久我就发现了其中的逻辑。那个秘密就要自动闪现了。那个星期我玩了三次足球彩票（用了四组数字），还买了两张乐透彩票，你能想像得出，我对自己的策略没把握。我赢了一次足彩，猜中十三个比分。乐透彩票则彻底失败。第二个星期我又试了一次，这次我只限于玩足彩。这次十四个比分全中，带回家一千五百万。生活迅速发生了改变！顷刻间，我拥有了自己做梦都想不到的金钱。我在卡门大街上买了一个酒吧，然后把我母亲和姐姐接来。我没有亲自去接，因为我忽然间害怕起来。如果飞机失事了怎么办？如果智利的士兵杀了我怎么办？其实，我甚至连离开艾梅丽亚的勇气都没有了，有一个星期我都没出去。我就坐在那里，徒手徒脚地等待着，锁上电话，很少讲话，因为我怕会干出什么傻事，把我打进某家精神病院。最后，我被自己唤起的某种力量弄得神神叨叨的。母亲的到来帮我放松了一些。当你感觉沮丧的时候，没有人能像母亲那样安抚你！另外，母亲很快就跟出租房老板情投意合了，等你知道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在吃烤馅饼和玉米派了，这是母亲做的娇惯我的东西。她太擅长这个了，把所有躲藏在那儿的流浪者们都给惯坏了。他们都是老好人，大部分吧，除了极个别坏种，都是些沉默寡言的家伙，工作挺卖力，总是拿一只充满嫉妒的眼睛盯着我。但我是那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后来我开始做起生意。在卡门街上开了酒吧后，又在马尔洛卡街上开了家饭店，那是个很雅致的地方，本地办公室职员经常来吃早点和午饭。过了阵子，我又开始转而追求更大的利润。家里人在这儿了，我不能继续在出租房里住了，我给自己在塞普尔维达和维拉多马特买了套公寓，而且还搞了个大型暖屋派对。我离开时出租房的女人们都哭了，我发表了一番演讲，欢迎她们上我新家时她们又哭了。母亲简直不敢相信。眨眼的工夫好运连连！我姐姐就不同了。既然钱这么多，于是她的风度也跟从前不同了。也许这些风度她早就有了，我没注意到罢了。我安排她在马尔洛卡街上的那家饭店当收银员，但几个月后我面临窘境，需要在当个毫无希望的势利小人还是留住其他所有员工之间作出选择，更糟糕的是，需要在我的大笔客户份额之间作出选择。我只好把她从那儿弄走，把她安排到鲁纳大街的一家美容院里，离我们这儿很近，就在朗达·圣·安东尼奥的对面。当然，我一直没有松懈搜索那些数字，可是好像我一富有后它们就全没了，我有钱，有事业，最重要的是我还有很多工作，所以我几乎不觉得这有什么损失，至少最初几个月是这样。后来，各种事儿开始尘埃落定，兴奋感逐渐淡化之后，我回到第五区的大街上，那里人们在忙碌着真正的生死大业，我又开始想起那些数字来，我想出最疯狂、最荒谬的假设，试图解释我呼唤到自己身上来的奇迹。可是我的思虑太重了，那样很不好。有那么几个晚上的深夜，我承认，我开始自己吓唬起自己来，所以无论你想出什么都不会离真实很远。

我有这些想法时，我还害怕可能失去，挥霍然后失去自己赢得和通过辛苦工作得来的一切。但我发誓，我更害怕的是追究自己幸运的本质。跟一个善良的智利人一样，出人头地的欲望折磨着我，可是，跟昔日那个“太空飞鼠”一样——说实话，我现在依然还是那个“太空飞鼠”——谨小慎微帮了我。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总在对我说：不要诱惑命运之神，你这个幸运的杂种，开心地安于现状吧。一天晚上，我梦见了巴尔梅斯大街上的教堂，我看见那个小小的启示，这次我想我明白了：“人生苦短，祈祷和工作。”我们在这个世界待的时间不会很长。我们得祈祷和工作，不要用足球彩票求取好运。就这样吧。我醒来时很有把握自己已经悟到了教诲。后来弗朗哥死了，经历了一段过渡期，然后开始实行民主。这个国家开始以有目共睹的速度发生改变了，速度之快你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生活在民主中是如此奇妙的一件事。我开始申请成为西班牙公民，也被接受了，我开始去巴黎、伦敦、罗马旅行。主要是乘火车。你去过伦敦吗？所谓的穿越海底隧道简直是个玩笑。那根本不叫海峡，如果从远处看的话。我想，有点近似佩纳斯海峡。一天早晨，我在雅典醒来，看到帕台农神庙后眼里泪水都涌出了。没有什么比旅游更能开阔视野的了。同时还能培养你的品位。我看到了以色列、埃及、突尼斯、摩洛哥。我旅行完回来后从此对一个道理确信不疑：我们什么都不是。一天，一个新来的厨子到我马尔洛卡街上的饭店工作。她干这份工作有点太年轻了，而且不怎么在行，但我立刻就雇佣她了。她名叫罗萨，接下来，我知道，我会跟她结婚。我想给我第一个儿子取名叫考波里坎，但最后却叫成乔迪了。第二个孩子是姑娘，我们管她叫莫茨尔拉特。我想到自己的孩子就幸福得想哭。女人们都很有意思：母亲对我的婚事一直很担心，最后却和罗萨好得像母女似的。现在，我的生活像他们说的那样完美地步上轨道。那波里号和我到达巴塞罗那的最初几天似乎已经十分遥远——更别说我在拉希斯特纳虚掷的青年时代了。我有了家，有了两个我钟爱的孩子，有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妻子（我抓住第一机会把她从饭店厨房撤下，因为一件好事你可以让它好上加好），有健康、有金钱。仔细想想，我简直无所不有，可是，有时，晚上，我一个人待在饭店里做账，除了某个我信赖的服务员或者洗盘工，身边没有任何人，我看不见却能听到他在厨房卖力地干活儿，开始洗最后一批脏盘子，这时会有一些奇怪的念头袭上心来，那是些很典型的智利人的念头，如果这样说你听得懂的话，这时，我总感觉好像想念着某种东西，我开始琢磨到底是什么，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在头脑中反复打转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总是：我想念着那些数字，我想念那些数字在我眼帘后面闪烁的感觉，那感觉就像我在想念一个目标或者那个目标。或者说总而言之是一件事，至少从我的角度而言：我想弄明白开启了我的财富源泉的原因，那些很久没有在我头脑中闪光的数字，然后像接受一个人般接受那个现实。

就在这时，我做了一个梦，然后开始贪婪地读起书来，不假思索不加鉴别，像个半疯不狂的家伙，形形色色的什么书都读，从自己喜欢的历史传记到神秘玄学或者聂鲁达的诗歌什么书都读。这个梦非常简单。其实，它更像几个单词而不是一场梦，我从梦中听到的单词，那几个单词不是用我自己的声音读出的。那几个单词是这样的：她孵着几千只蛋。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还梦到蚂蚁或者蜜蜂。但我知道那不是蚂蚁或者蜜蜂。那么谁在孵着几千个蛋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一个人在孵蛋，孵蛋的地方——如果我这样说听着有些学究气的话我表示道歉——像在柏拉图的洞穴里，一种地狱或天堂般的地方，那里只有阴影（最近我在读希腊哲学）。她孵着几千只蛋，那个声音说，我知道这听着像是在说她孵着几百万个蛋。这时我明白了我的运气全在这里，隐匿在某只被遗弃——不过是被充满希望地遗弃了，我是说，怀着希望——在柏拉图洞穴里的蛋里。这时我又觉得我可能永远理解不了自己幸运的真正本质，那些像雨一般从天上洒落到我身上的钱是怎么回事。但是，跟一个善良的智利人一样，我拒绝接受这点：认为其中定有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我开始读书又读书，有时通宵不睡也毫不在意。我早早起来去开张酒吧，工作一整天，完全沉浸在真正的勤勉之中，一个人在巴塞罗那朝夕相处的那种勤勉之中（有时这有点令人着迷），我关了酒吧，然后开始清理账目，做完账后就开始读书，很多次我都在椅子里睡着了（就像智利人经常发生的那样），然后清晨早早醒来，这时巴塞罗那的天空几乎一派紫蓝，几乎是紫罗兰色，这样的天空让你想歌唱、想喊叫，仰望会儿天空后，我就继续读书，丝毫不许自己休息，好像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但不肯在没有弄清自己周围、头顶以及脚下发生的事情之前就这样死去。

简单说吧，我这样累死累活地干，但说实话，我却一无所获。见到你不久，贝拉诺，我就给了你一份工作，那个洗碗工生病了，我得雇个替手。我忘记是谁打发你到我这儿来的，也许是别的智利人。正好这段时间，我在饭店要待到很晚，假装整理账目，其实是坐在椅子里想入非非。一天晚上，我过来跟你打招呼，还记得吗？你的彬彬有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显然，你读过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你也经历过艰难时日。我们一拍即合，真不可思议，我向你敞开心扉时，我们见面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在某种意义上，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向任何人敞开过心扉。我向你讲了我的足球彩票（这是常识），但我还告诉了你那些敲进我脑子里的数字，我的最隐秘的秘密。我邀请你上我们家，我在酒吧给了你一份稳定的工作。你接受了邀请（我母亲做了烤馅饼），可是为我工作你却听都不想听。你说你已经很久没有在酒吧工作了，因为跟大众打交道可是个不讨好的活儿，而且玉石俱焚的指数很高。总之，虽然老板和雇员之间总存在摩擦，我认为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尽管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这个时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从来没有与那些数字那么亲近过，或者说至少没有这么有意识地亲近过，从自己身上寻找它们而不是让它们来找我。你在金色号角酒吧的厨房里洗盘子，贝拉诺，我就坐在门口附近的某张桌子旁边，摊开账本和小说，然后闭上眼睛。知道你在这里，我就不会那么恐惧，我想。也许这太傻了。你听说过复活岛的理论吗？根据这个理论，智利就是真正的复活岛。你知道：我们东临安第斯山脉，北接阿塔卡马沙漠，南濒南极大陆，西临太平洋。我们出生在复活岛上，我们的莫埃巨人石雕像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智利人，在迷茫地望着这个罗盘上的四个点。一天晚上，你正在洗盘子，贝拉诺，我想像我还在那波里号货轮上。你一定还记得那天晚上。我感到自己快要死在那艘船的底舱里了，所有的人都忘了我，在最后的癫狂昏乱中，我梦见我来到巴塞罗那，我乘着那些闪光的数字大踏步而来，我梦见我赚了钱，多得足以把我全家人都接过来，我可以稍微放纵点，梦中还出现了我的妻子罗萨，我的孩子和我的酒吧，后来我想，既然梦得这么鲜活生动，一定是因为我快要死了，快要死在那波里号的底舱中，那个密不透风、发臭的底舱，我又开始自言自语说，睁开你的眼睛，安德烈斯，太空飞鼠，睁开你的眼睛！可我说这话是用了一种陌生的声音，说实话，这声音让我害怕，我就是睁不开眼睛，可是，我那太空飞鼠的耳朵听到了你的声音，贝拉诺，你在我的酒吧厨房里洗着碗，我对自己说，看在随便什么的分上，安德烈斯，你不能就此打住，如果你要做梦，继续做好了，你这杂种，如果不想再这么梦下去，就睁开眼睛，别怕。这时我睁开眼睛，回到金色号角酒吧，那些数字像放射物般在墙上咔咔作响，那是一长串没有尽头的数字群，好像一颗原子弹终于落在巴塞罗那。如果我知道它们在那里，我真该再闭会儿眼睛，可我却睁开了眼睛，贝拉诺，我从椅子上起来，走进你干活儿的厨房，我看见你时很想把整个故事讲给你听，记得吗？我摇摇晃晃，汗流浃背，像一头猪，没有人会相信我的大脑运作空前地出色，比现在还好，也许这就是我什么也不说的原因。我给了你一份不错的工作，我给你调好朗姆酒和可乐，把它带给你，向你讨教对一些书的看法，可是我没有告诉你过去发生的一切。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知道，也许我又会赢彩票，有点小运气，可我没有再玩。她孵着几千个蛋，那个声音在我梦中说，其中一只鸡蛋掉到了我身上。我赢的彩票已经够多了。生意也挺好。现在你就要走了，如果你走的时候对我留下好印象，我会很高兴。也许会是个伤感的印象，但毕竟还是个好印象。我要给你付最后一笔薪水了，我给你加了一个月的钱，或者两次带薪休假的钱。什么也别说，已经办好了。你曾声称自己没有多大的耐心，可我认为你说错了。

阿贝尔·罗梅洛，奥尔萨蒂咖啡店，沃吉哈赫街，卢森堡公园附近，巴黎，1989年9月。

那是在圣索沃尔街的维多咖啡店，1983年9月11日。一群粗野的智利人聚会纪念那个阴郁的日子。我们来了二三十人，在咖啡店里四散开来，外面的桌边还坐着一些人。后来，有人，我不记得是谁了，开始谈起邪恶来，谈论起在我们头顶上空展开黑色巨翅的犯罪。拜托！那巨大的黑色翅膀！我们智利人显然对此完全不知情。这时，你能想像得来，爆发了一场争论，甚至面包片开始在桌子之间横飞。在这喧嚣声中一个彼此都认识的朋友把我们介绍给大家。也可能是我们自我介绍的，他好像认出了我。你是作家吗？他问。不是，我说，我曾在古阿顿·荷马萨巴尔手下当过警察，目前在一家公司工作，清扫办公室，擦洗窗户。这工作一定挺危险，他说。对恐高症的人来说是很危险，我说，对别人来说主要是太枯燥。后来我们就跟大伙一起聊了起来。大家都在谈论着邪恶、腐败，我说过，朋友贝拉诺发表了两三个相当中肯的评论。我一言不发。那天晚上，每个人都喝了很多葡萄酒，我们离开酒吧后，不知不觉，我跟他一起步行走了好几个街区。后来我说出在头脑中萦绕了很久的一些想法。贝拉诺，我说，问题的重点是要清楚邪恶（或者原罪、犯罪或者不管你叫它什么）是随机的还是有目的的。如果是有目的，我们就要与之斗争，打败它会很难，但我们仍然有机会取胜，这有点像两个等量级的拳击手之间的对抗。然而，如果是随机的，我们就会有麻烦，我们只好寄希望于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话，让他保佑我们。说到底这才是本质。

19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你们说没有什么可神秘的是什么意思？我问。就是没有神秘之处啊，阿马德奥，他们说。接着又问：你觉得这首诗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我说，没有任何意义。那你干吗还说它是诗呢？噢，因为我记得塞萨雷亚说它是诗。这是惟一的理由，就是因为我听塞萨雷亚说它是诗。如果那女人对我说，她裹在一只购物袋里的一块屎是诗，我也会当真的，我说。多时髦啊，那个智利人说，然后又谈起一个名叫曼佐尼的人来。阿莱桑德罗·曼佐尼［46］ ？我问，一边回想着雷米吉奥·洛佩兹·瓦尔勒翻译的《约婚夫妇》，那是个很正直的绅士，译文于1930年左右在墨西哥发表，具体时间我说不准了，阿莱桑德罗·曼佐尼？可是他们说：皮埃罗·曼佐尼［47］ ！那个“贫穷派”艺术家，曾把自己的屎装在罐子里。噢，你知道的可真多。艺术已经走向疯狂，小伙子们，我说，他们说：艺术从来就是疯狂的。这时我好像在前屋的墙上看到了类似蟋蟀影子的东西，就在两个小伙子的身后，两边都有，那影子从天花板上滑落下来，似乎滑翔着越过墙纸溜进厨房，但最终却扎到地板上，我抹了下眼睛说，好吧，看看你们如何把这首诗给我彻底阐释明白了，因为它已经让我魂牵梦萦了五十多年，这个数字的误差不超过一两年。两个小伙子兴高采烈地搓着手，这两个小天使，然后走到我的椅子旁边。我们先从标题开始说起，其中一个说。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锡安，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我立刻说，也可能指瑞士的西昂城，德语称之为西腾，位于瓦莱斯郡。很好，阿马德奥，他们说，显然，你还是有过思考的。你选择哪个意思呢？锡安山，是吗？我想是吧，我说。很显然，他们说。我们现在来看诗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什么呢？一条直线，上面有个四边形，我说。没错，那个智利人说，这个四边形可以忽略不计，就当它不存在。咱们只看这条直线。你看到了什么呢？

一条直线，我说。还能看出别的什么吗，小伙子们？直线让你联想到什么呢，阿马德奥？地平线，我说。桌子的边沿，我说。平静，其中一个说。没错，平静、镇定。好了，那就是一条地平线和镇定。我们再来看诗的第二部分：

你看到了什么，阿马德奥？我想是一条波浪线吧，还可能看出是别的什么？好，阿马德奥，他们说，你现在看到的是一条波浪线。刚才你看到的是一条直线，让你联想到镇定，现在你看到了一条波浪线。它还让你联想到镇定吗？我想不会，我说，忽然明白了他们的所指，他们想要我看到的东西。这条波浪线让你联想到什么？地平线上的小丘？大海、波浪？有可能，有可能。预示着平静将被打破？运动、变化？我说，地平线上的小丘。也许是指波浪。再来看诗歌的第三部分：

我们看到的是一条锯齿线，阿马德奥，它可能像很多东西。像鲨鱼的牙齿吗，小伙子们？地平线上的山峰？西部的马德雷山脉？还真让人想到很多东西。这时其中一个小伙子说：我小的时候，可能还不到六岁吧，经常梦见这三种线，直线、波浪线、锯齿线。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睡在楼下，或者说至少是在楼梯旁边天花板很低的房间里。可能不在我自己家，也许我们只是在那里待很短一段时间，也许是在祖父家里。每天晚上，我睡着以后，就会梦见直线。那么遥远那么漂亮。那种梦甚至很开心。可是渐渐地，画面开始发生变化了，直线变成波浪线。后来我开始生病，高烧越来越厉害，最后竟然对外物没有知觉了，没有了稳定感，我使劲想重新梦回直线。可是，十有八九，波浪线过后出来的是锯齿线，对当时那种感觉最贴切的描述就是：我好像被撕裂开来，不是从外面而是从内部，那种撕裂从肚子开始，但很快头脑里面、喉咙上都会有这种感觉，我逃脱疼痛的惟一办法就是醒过来，可是醒过来并不容易。这不奇怪吗？我说。没错，他们说，是挺奇怪。真的很奇怪，我说。有时我还尿床呢，其中一个说。天哪，天哪，我说。你现在明白了吗？他们问。嗯，说实话，不明白，小伙子们，我说。这首诗是开个玩笑，他们说，这很容易看出来，阿马德奥，你瞧：再给每个四边形上加一只帆船，就成这样了：

现在我们看到什么了呢？一只船？我说。完全正确，阿马德奥，一只船。标题“锡安”这个词背后藏着航海这个词。就是这样，阿马德奥，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含义，两个小伙子说，我想说他们揭掉了我思想的重负，我就想说这个意思，或者“锡安”可能是“西蒙［48］  ”的前身，这个词在过去的街头俚语中指“对极了”，可我只是说啊啊，然后够着龙舌兰的瓶子给自己满上一杯，然后又满上一杯。这就是塞萨雷亚留下的全部东西，我想，一只在平静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一只在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的小船，一只在暴风雨中航行的小船。我告诉你吧，我的头脑立刻像一片暴风雨中的大海，我都听不到两个小伙子在说什么了，只能捕捉到片言只语，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词句，那些东西也不难猜，我想可能是：魁札尔科亚特尔［49］ 的船，某个男孩或女孩夜间发烧了，阿布船长［50］ 或者白鲸的大脑摄影图，大海表面，鲨鱼的地狱般的大嘴，没有帆的一艘船，也可能是口棺材，四边形的悖论，意识的矩形，爱因斯坦的不存在的矩形理论（在这个宇宙中矩形是不可思考的），阿方索·雷耶斯作品的一页，诗歌的衰落。后来，我又喝了杯龙舌兰，再次满上自己的杯子，也满上他们的杯子，我说我们应该为塞萨雷亚喝一杯，我看着他们的眼睛，那两个该死的小伙子如此开心，当我们的小船被狂风刮得七零八落时，我们三个举起酒杯。

伊迪丝·奥斯特，坐在阿拉米达的一把条椅上，墨西哥城联邦区，1990年5月。

在墨西哥，在墨西哥城，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玛丽亚·莫里洛画廊的外面，在索娜罗莎，上午十一点。我出来到人行道上吸烟，他经过我时停下来打了声招呼。他穿过街说，我是阿图罗·贝拉诺，克劳迪娅向我说起过你。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我说。我当时才十七岁，我喜欢读诗，但没有读过他写的诗。他看上去气色不好，好像熬了一个通宵，但很英俊。我是说，当时在我看来他似乎很英俊，但对我没有吸引力。我喜欢的不是他这种类型。他干吗要跟我说话呢？我好生奇怪。为什么他穿过街道时要在画廊前停住呢？我觉得纳闷。画廊里没人，我请他进去，但他说外面就挺好。我们两个站在那儿，我手里拿着一支烟，他距离我只有几尺之远，在尘雾中望着我。我忘了当时都谈什么了。我记得他请我去隔壁饭店喝咖啡，我说我不能离开画廊。他问我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是临时的，我说，下周就要辞职了。另外，给的钱特少。你卖出不少画了吧？他问。还没有呢，我回答，接着我们就告别了，他走了。我觉得他对我没有吸引力，尽管后来他告诉我，他第一眼看到我的刹那就喜欢上我了。那时我挺胖，或者我认为自己挺胖，我是个极其神经质的家伙。我经常夜里哭喊，有一副钢铁般的意志。我还过着双重生活，或者一种看上去像双重生活的生活。一方面，我在哲学系读书，打些像玛丽亚画廊那样的零工。另一方面，我又是个托洛茨基党的斗士，过着一种混乱的秘密生活，我很清楚这是自己的兴趣使然，尽管我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一天下午，我们向停在路上的小车散发宣传册，我忽然发现自己出现在妈妈开的克莱斯勒车前。可怜的家伙，这一震惊差点要了她的命。我紧张极了，把油印材料递给她说读读这个，然后转身就走，我走远时听到妈妈说，我们回家谈一谈。我们经常在家里谈话。无穷无尽的讨论最后以忠告结束，有医学的、电影的、书籍的、金钱的，政治的，涉及方方面面。

几年后我又见过阿图罗·贝拉诺若干次。第一次是在1976年，第二次是在1979年还是1980年？我记日期不行。那是在巴塞罗那。地点我不会忘记。我在那里跟画家亚伯拉罕·曼苏尔住一起，他是我的伙伴、男朋友、朋友、资助人。此前，我曾在意大利、伦敦、特拉维夫生活过。一天，亚伯拉罕在墨西哥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爱我，打算搬到巴塞罗那来，要我跟他一起住，当时我在罗马，情况不是很好。我告诉他可以。我们本来安排在巴黎机场来个浪漫的会面，然后搭火车去巴塞罗那。亚伯拉罕有一笔资助，或者类似的东西吧，也许父母认为让他在欧洲待一段时间有好处，于是就给了他一笔钱。这个我完全说不准。对我来说亚伯拉罕的脸庞如同迷失在一片愈来愈大的云雾中。亚伯拉罕的情况不错。其实，他从来都比较走运。他跟我完全是同龄（我们同年同月生），我来来回回折腾着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对自己非常有把握，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大，精力跟毕加索似的，他说，不过，有时也会闷闷不乐，或者生病，有什么疼痛，他可以连续工作五个小时、八个小时，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他是我第一个做爱的人。当时我们都十六岁。后来我们就断断续续地在一起，我们一直存在分歧，他从不支持我的政治战斗姿态，我不是说他是右翼，只是说他对战斗姿态不感兴趣，他也许没有时间接触这个，我还有别的情人，他开始跟一个叫诺拉·卡斯特罗·比伦费尔德的女孩约会，好像快要搬到一起住时分手了，我住过几次医院，我的身体有了点变化。于是我搭火车去了巴黎，在飞机场等亚伯拉罕。十个小时后，我发觉他没有来，我哭着离开机场，但只是后来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哭了。那天晚上我住在蒙帕那斯一家廉价旅馆，花了好几个小时深深地思索了一番自己的生活，身体实在不堪忍受时才停止思索，在床上躺下，盯着天花板，后来我闭上眼睛试图睡觉，但怎么也办不到，好几天我都是那个样子，睡不着，躲在旅馆里，只在早上出去，几乎什么也不吃，也不洗脸梳头，得了便秘，头痛得要命，几乎想要寻死了。

好不容易能睡着觉了。后来我又梦见去巴塞罗那旅游，这次旅程神秘而生死攸关，好像从零开始启动了我的人生。我醒来后付了账单，搭上第一趟火车去了西班牙。最初几天，我住在卡普奇诺斯街上的一个出租房里。我心情不错。我买了一只金丝雀，两盆天竺葵，几本书。但我需要钱，只好给妈妈打电话。跟她聊天时才发现亚伯拉罕像疯了似的在整个巴黎找我，家里人以为我失踪了。妈妈问我是不是气坏了。我说在机场等了很长时间，被亚伯拉罕耍了。没有人耍你，亲爱的，妈妈说，是你记错日期了。妈妈这样说似乎有点奇怪。听上去像亚伯拉罕这个故事的官方版。告诉我你在哪儿，亚伯拉罕马上来找你，妈妈说。我告诉了地址，又说给我寄点钱，就挂了。

两天后亚伯拉罕出现在我的出租房。我们见面时氛围相当冰冷。我以为他刚从巴黎来，可事实上他在巴塞罗那待的时间跟我一样长了。我们在巴里·戈提克的一家饭店吃了饭，然后他带我去住处，只有几个街区之遥，在圣豪梅广场附近，是著名的加泰罗尼亚—墨西哥艺术商人索菲娅·特罗帕杜尔的公寓，亚伯拉罕可以在那里愿待多久就待多久，因为此人几乎从不来巴塞罗那。第二天我们就去拿我放在出租房的东西，我搬进公寓。但我们之间仍然有一股冷淡感。我忍受不了亚伯拉罕对巴黎失约的抱怨，也许错误在我，可我开始感觉跟他疏远了，好像我答应做他的妻子，跟他同床共枕，看展览、上博物馆，跟巴塞罗那的朋友们一起共进晚餐，此外就没别的了。这样过了几个月。一天，丹尼尔·格罗斯曼上巴塞罗那来了。他知道阿图罗·贝拉诺住哪儿，几乎天天去找他。一天下午，我跟他一起去了。我们聊了聊。他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二天我就又去他的住处了，不过这次是我一个人。他带我在一家便宜的饭店吃了饭，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我想我把自己全部的人生故事都给他讲了。他也说了不少，告诉我很多事儿，我现在都忘了，不过，主要还是我说。

从那以后我们每星期至少见两次。有一次我请他上家里来，如果可以把特罗帕杜尔在巴塞罗那的房子称为我的家的话，正要走时，亚伯拉罕回来了。我看得出亚伯拉罕很是嫉妒。他跟我们打了声招呼，在我额上吻了一下，然后就关在画室里了，好像那样就可以教训阿图罗一顿。阿图罗走了后我走进他的画室，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答，但那天晚上我们做爱时比平常激烈多了。我想从此以后情况也许就不同了。但是最后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忽然意识到我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完了。我决定返回墨西哥学电影，重新上大学。我对妈妈说了，第二天她就给我寄了一张到墨西哥城的机票。我告诉阿图罗我要走了时看到他眼睛里有种伤感。我想：他是惟一在乎我要走了的人。有一次（但这是发生在我决定离开亚伯拉罕之前），我告诉他我是个舞者。他以为我是在夜总会或者脱衣舞厅里跳舞的。我觉得有趣极了。不是，我说，我倒希望自己是呢，不过我跳的是现代舞。其实，我从未想像过自己在夜总会里跳舞，忍受某个烦人的小会员，在那种让人很不舒服的地方跟那些阴暗的人生活在一起，可是阿图罗有了那个错误想法，并且说出来后，我平生第一次想了想这种职业，这种职业舞者的生活图景（想像的）似乎对我很有诱惑力，甚至有着致命的诱惑力，不过后来我就没再想，因为我的生活已够复杂的了。我在巴塞罗那还有两个星期。我每天都跟他见面。我们经常深谈，谈的几乎全跟我有关。我谈到自己的父母和他们婚姻的破裂，又谈到我的祖父，那个墨西哥内衣大王，谈到我母亲，她继承了祖父的基业，谈到父亲，他是学医的，我很钦佩他。我跟贝拉诺说了青春期时自己的体重问题（他难以置信，因为那时我其实相当消瘦），我在托洛茨基党的战斗姿态，我结交的情人，我的精神分析。

一天早晨，我们去卡斯特戴菲尔斯的一个骑术学校，老板是阿图罗的一个朋友，他给我们分了两匹马，玩了一整天没向我们收取丁点钱。我在墨西哥城的一家俱乐部学过骑马，贝拉诺小时候在智利南部自己学过。我们先同步骑了若干米，后来我说咱们还是比一比吧。道路又直又窄，很快就开始爬坡了，两边全是松树，接着又来到一个干涸的河床上。过了河是一条隧道，出了隧道就是大海。我们骑得飞快。刚开始他让自己的马跟我的马齐头并进，后来，不知忽发什么奇想，我跟自己的马融为一体，开始全力疾驰，把阿图罗抛在后面。那一瞬间，我就是死了也不在乎。我知道，我老惦着一个事实：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告诉他，可能需要告诉他或者应当告诉他，我想如果我骑马的时候死了，或者马把我摔下来，或者松林里的一根枝丫把我打到地上，阿图罗将会知道我没有告诉他的一切，无需从我的嘴里听到也将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当我跨过那道高坡把松树林抛在后面时，我的死亡欲望却化为快乐，为自己正在骑马、正在飞奔而快乐，为风打到脸上的感觉而快乐。过了会儿，我甚至都害怕跌下来，因为坡度比我想像的陡多了，后来我再也不想死了，这不是游戏，我不想死，至少那个时刻我不想死，我开始放慢速度。这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看见阿图罗箭一般从我身边越过，甚至都没有稍顿片刻，我看见他冲我微笑，那样子就像露齿嬉笑的猫，尽管掉了几颗牙齿，这些牙齿曾经跟他一起过着疯狂的生活，不过这没有关系，他和马像子弹般朝干枯的河床冲去时，他的微笑还挂在那儿，他的速度快得让我想到马和骑手都会撞到满是尘土的石头上，想到等我向下走去，从摔倒后激起的尘雾里穿过时，将会看到那匹摔断腿的马和旁边满头是血的阿图罗，他死了，眼睛还睁着，后来我很害怕，继续抽着马往前奔驰，朝那条河骑去，但起先我从尘土中什么也看不见，等尘埃落定时，发现河床上既没有马也没有骑手，什么也没有，只听到远处高速路上有小车经过的声音，隐蔽在一片树林后面，阳光暴晒着河床上干燥的石头，一切都像一场魔术，我跟阿图罗一起只待了片刻，接着又剩我一个了，后来我真的恐惧起来，怕得不敢从马上下来，不敢说一句话，只是打量着四周，看不见他的任何踪影，好像大地或空气已将他吞噬，我差点要哭出来时又看见他了，在隧道口，在阴影中，像个邪恶的精灵般默默地望着我，我抽着马向他奔去，我说你他妈的吓死我了，阿图罗，你这个大变态，他忧伤地看着我，但接着又大笑起来，把那种忧伤掩藏起来，此刻，只是在此刻，我才知道他爱上我了。

离开巴塞罗那的前夜我去看他。我们聊到这次远行。他问我是否很能肯定自己的决定没有错。我说我也说不准。他问谁送我去机场。我说是亚伯拉罕和一个朋友。他说我不应该走。没有人像他这样请求我不要走。我说，如果他想跟我做爱（我说：你要想操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做。这话听着非常陈词滥调。如果你真想操，那我们现在就操好了。现在？他说。就现在，不等他说可不可以，我就脱了内衣，脱得赤条条的。我们没有做爱（也许不做爱就是我们的做爱方式），因为他硬不起来，但我们彼此相拥着，他的手在我的大腿上和大腿之间抚摸着，他的手抚摸着我的小腹、我的乳房，我问他有什么问题时，他说没什么，伊迪丝，我想他可能不喜欢我，那是我的过错，他说不是，不是你的过错，是我有问题，我兴奋不起来，也许他说硬不起来什么的。后来他又说：别担心。我说：你不担心，我就不担心。我告诉他，我已经快一年没有来月经了，我身体有问题，我遭到过两次强暴，我很愤怒，又很害怕，我想去拍电影，我有很多计划，他听我说话的时候不断地抚摸着我的身体，望着我，我忽然觉得告诉他这一切显得挺傻，我想睡了，跟他一起睡，在那个小屋地板的席子上，我很快就睡着了，我睡了很长时间，睡得很深沉很平静，我醒来时晨光已经照进房间惟一的窗户，远处传来收音机的声音，那是一个准备去上班的工人的收音机，阿图罗还在我旁边睡着，微蜷着身子，毯子拉到肋部，我躺着看了他一会儿，想了想如果跟他生活在一起会怎么样，但很快我就想明白了，我必须现实点，不要让各种胡思乱想左右，我小心地从床上起来，然后就走了。

我回到墨西哥后的生活很悲惨。最初我跟妈妈住在一起，后来我在科约阿坎街上租了一间小屋，开始去大学上课。一天，我想到了阿图罗，决定给他打电话。我拨电话号码时感觉都不能呼吸了，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一个声音告诉我阿图罗上班去了，要等到晚上九点才回来，西班牙时间。我挂上电话后第一个冲动是上床睡觉。可是几乎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可能睡不着，于是我又开始读书、打扫房间、清理厨房，还写了一封信，想了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这样消磨到午夜，我又打了一次电话。这次阿图罗接了。我们聊了差不多十五分钟，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每星期互相打一次电话。有时我在他上班的时候打过去，有时他打到我家里来。一天，我请他到墨西哥来跟我一起生活。他说不允许他进入这个国家，墨西哥不会给他护照。我说飞到危地马拉去，我们在那里见面，在那里结婚，那时他就可以进入墨西哥了，没问题。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讨论这种可能性。他去过危地马拉，我没去过。有几个晚上，我都梦到了危地马拉。一天下午，妈妈来看我，我犯了个错误把这个告诉她了。我对她讲了我的危地马拉梦想，我跟阿图罗的电话交谈。一切都毫无必要地变得复杂起来。妈妈提醒我注意自己的健康问题，也许她都开始哭了，但我觉得她没有哭，或者至少我记得没有看到她脸上有泪水。又一天下午，爸妈同时过来求我去一个著名专家那里作个检查。我没有选择余地就听从了，因为他们给我出钱。幸运的是，医生说没事儿。伊迪丝完全康复了，他告诉爸妈。但是，后来几天，我又去看了另外两个著名专家，他们的诊断不是很肯定。朋友们都问我到底怎么了。我只告诉过其中一位说我恋爱了，我爱人在欧洲，不能回墨西哥跟我一起生活。我说到危地马拉。朋友说我回巴塞罗那去要更容易些。这个我还真没想到过，想到这点时觉得自己太傻了。为什么不回巴塞罗那呢？我请父母帮忙。我弄到机票钱。我跟阿图罗说了，告诉他我要过来。我到那里后，他上机场来接。不知为什么，其实我不希望任何人来接。或许我希望来接的人更多些，不是阿图罗一个，也许他可以带些朋友来。我在巴塞罗那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睡觉，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我立刻明白那是阿图罗一个老情人的声音。我管叫她圣特雷萨。她比我大，也许至少有二十八岁了，人们说起过很多关于她的蛮横故事。我又听到阿图罗的声音，轻声说我在睡觉。他们两个继续窃窃私语了几分钟。后来阿图罗问了她什么，他的老情人说可以。过了好大会儿，我才意识到阿图罗在问她是不是想趁我睡觉的时候看看我。圣特雷萨说可以。我假装睡着了。那道把惟一的卧室跟起居室隔开的帘子被掀起，阿图罗和圣特雷萨走进黑暗中。我不想睁开眼睛。后来，我问阿图罗谁来房间了。他说了圣特雷萨的名字，还给我看了她给我买的鲜花。我想，如果你们彼此那么相爱，就应该生活在一起。说实话，我知道阿图罗和圣特雷萨再也不可能生活在一起了。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但对这点却很有把握。我绝对确信他爱着我。我们刚生活在一起的那几天并不顺当。他不习惯跟任何人共用那间小屋，我也不习惯过得这么动荡。好在我们经常聊天，这帮我们顺利地度过白天。我们经常聊到精疲力竭，从起来的刹那到上床的刹那。我们也做爱。最初几天做得既糟糕又拙劣，后来就一天胜似一天。另外，我不喜欢他辛辛苦苦地弄我达到高潮的样子。我说，我只想让你自己好好地享受，如果你想高潮了就高潮，别等我。后来他索性不高潮了（我想这可能怨我），我们可以彻夜做爱，他说喜欢那种不来的感觉，但过了几天，他睾丸疼得很厉害，即便我不高潮，他也只好结束了。

另一个麻烦是我的味道，我阴部的味道，我们做爱时散发出来的味道。对此我总是惭愧难当。当时，那股味道很冲，会弥漫到我们做爱的房间的各个角落。阿图罗的屋子特别狭小，我们做爱又很频繁，我的味道不是待在卧室里，而是渗透进和卧室只有一帘之隔的起居室，然后再渗透进厨房，这个小房间连扇门都没有。最糟糕的是这所公寓在巴塞罗那的中心位置，在老城区，每天阿图罗的朋友不事先打个电话就来看我们，大多数是智利人，但也有个别墨西哥人，丹尼尔就在其中，我搞不清是那些几乎不认识我的智利人来时这味道让我更尴尬，还是墨西哥人来时更尴尬，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我俩共同的朋友。无论属于哪种情况，我都讨厌自己的这股味道。一天晚上，我问阿图罗跟散发那种味道的女人睡过觉没有。他说没有。我开始哭起来。阿图罗又补充了一句，跟他睡觉的女人中从来不曾有自己如此深爱的。我不相信。我说他肯定跟圣特雷萨玩得很开心。他说没错，在性方面是很开心，但他更爱我。他又说他也爱圣特雷萨，但方式不同。她其实很爱你的，他说。所有那种爱让我有种呕吐的感觉。我让他答应，如果朋友过来，这股味道还没消散的话，不许开门。他说就是不再见任何人都无所谓，除了我。当然，我认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了。

我的情绪开始糟糕起来。我们全靠他的工作收入过活，因为我绝不许妈妈寄钱。我不想要那钱。我开始在巴塞罗那找工作，最后教起了私人希伯来语课。我的学生们都是些很奇怪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都在学卡巴拉或者律法，常常从中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简直能把我吓坏。他们一下课就在酒吧喝着咖啡或者在家里喝着茶，给我讲述那些结论。晚上我经常跟阿图罗聊我的学生。有一回，阿图罗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对耶稣的一则寓言有自己的见解，但要么他没有讲好，要么我忘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讲的时候我没有太留心。那时，我想阿图罗和乌里塞斯的关系可能完蛋了。我在墨西哥见过三次乌里塞斯，最后一次，我告诉他我要回巴塞罗那与阿图罗一起生活了，他说我不该去，如果我去了，他真的会想念我。起先，我没明白他想说什么，接着明白过来他爱上了我什么的，我当着他的面大笑起来。可阿图罗是你的朋友啊！我说，然后开始哭了，等抬起头看见乌里塞斯时，发现他也哭了。或许不是哭，我发觉他是努力想哭，强逼着自己流泪，而且一部分泪水已经涌上眼睛。一直这么孤独，我该怎么办啊？他说。当时那个场面显得有些假。我跟阿图罗讲起这事时，他笑了，说不相信，后来开始管自己的朋友叫婊子养的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谈到这件事，但第二次待在巴塞罗那的那段时间，我偶尔会想起乌里塞斯和他的眼泪，想到他说的自己在墨西哥会多么孤独。

一天晚上，我做了红辣酱炖鸡肉，我和阿图罗开着窗户吃饭，因为天太热了，大概是盛夏季节，外面忽然传来巨大的吵闹声，好像整座城市在一场游行中给掀翻了天，其实人们没有抗议什么，而是在庆贺一场足球赛的胜利。我收拾好桌子，辣酱弄得人非常不舒服，但外面的吵闹声大得我们都听不清自己的说话声，我们只好关了窗户。天很热，辣酱的味道又很辛辣。阿图罗汗水淋漓，我也汗水淋漓，忽然一切又崩溃了，我开始哭起来。奇怪的是阿图罗试图搂住我时我怒从心起，开始冲他尖叫。我真想揍他，可是，忽然，我却吃惊地发现我竟然捶打起自己来。我一个劲儿地说：我，我，我，用大拇指在胸膛上击打着自己，直到阿图罗抓住我的手。后来，他说他担心我会弄断指头或者伤着胸膛，或者二者兼有。我终于镇定下来了，我们又去外面散步。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可是，那天晚上街上足有几百万人。大街小巷人潮泛滥。我们看到有些角落扔着大批废弃的锡罐，挡在路上，有些角落里小孩们拼命地拍打着小车。我们看到了很多旗子。人们放声大笑，惊奇地看着我，因为我走路时满脸严肃的表情，推挤着从人群中穿过去，想找到点我渴望的新鲜空气，但空气早已消失，好像整个巴塞罗那变成一个巨大的篝火，一堆充满了影子、喊叫声和足球赞歌的黑色篝火。这时我听到了警报的呜呜声。喊叫声更大了。还有摔瓶子的声音。我们开始跑起来。我想就在这一刻我和阿图罗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晚上，我们常常写东西。他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写日记、诗歌和电影剧本。我们写东西的时候喜欢面对面坐着，不断地喝茶。我们写作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我，或者只是想看看我们能走多远。不写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没完没了地谈论各自的生活，特别是我的生活，但有时阿图罗会给我讲些在拉美游击战争中死去的朋友的故事。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因为我跟托洛茨基分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踏上过墨西哥，但大部分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还继续做爱，但每天晚上我都要疏远一点，完全是出于无意识，没有刻意，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吗。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时或多或少已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只不过现在情况更糟糕了，因为我一无所有。

一天晚上，我们做爱时我对他讲了。我说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这个病症已经伴随我很久了。我说了很长时间。他的反应让我吃惊（这是他最后一次让我吃惊）。他说如果我疯了，他也会疯的，他不在乎跟我一起疯掉。你想以身试法吗？我问。我没有以身试法，他说。我在黑暗中搜寻着他的眼睛，问他是不是当真。当然是当真的了，他说，他把身体压得离我更近些。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晨，我想我得离开他了，越快越好，中午时我在电话局给妈妈打了个电话。那时，阿图罗和他的朋友们打国际长途从不付钱。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我只知道他们的办法不止一种，他们已经骗了电话局数千万比塞塔了。他们找个电话，接上几条线就可以了，他们有连接器。那些阿根廷人最精通这个了，把窍门传了下来，其次是智利人。我还没碰到过一个墨西哥人知道如何骗打电话，也许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现代世界，也许因为那时生活在巴塞罗那的墨西哥人不多而且都有钱，所以没必要违法。那些骗打的电话很容易通过附近拉的线识破，尤其是夜间。最好和最坏的拉美人都挤在那些线上，包括年长的革命者和强奸犯，前政治犯和叫卖廉价珠宝的小贩。我看完电影在回来的路上看到这些电线时，比如，在拉马尔莱拉斯广场的电话亭附近，我会不寒而栗，开始颤抖，一种金属的冰冷感像警棍般从我的脖颈后面窜到脚踝。那些半熟少年、带着还在哺乳的孩子的少妇、老人和女人们：午夜或者凌晨一点，等着某个陌生人结束通话，虽然听不见但却能猜到别人在说什么，因为打电话的那个人要么指手画脚，要么哭泣，要么站在那里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或者摇头，这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那些排队的人在等什么呢？他们只希望快点轮到自己吗，希望警察别出现吗？就想这些吗？无论如何，我自己可不想干这种事。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向她要了些钱。

一天下午，我告诉阿图罗，我准备走了，我们不要在一起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实在无法忍受。我对你怎么了？他问。没什么，我这人经常对自己干些可怕的事儿，我说。我需要一个人待着。最后我们互相冲对方大声吵起来。我搬到丹尼尔那里。有时阿图罗会过来看看，我们聊一聊，可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痛苦。妈妈把钱寄到后我就永远离开那里飞往罗马了。现在我也许应该说说我的小猫。我们住在一起之前，阿图罗的一个朋友或者前情人出乎意料地被迫搬走了，她给阿图罗留下六只小猫，是老猫刚生下来的。她带走了老猫，把小猫留给阿图罗。阿图罗养了一阵子，那时它们还很幼小。后来，他发觉朋友或前情人再也不回来了后，开始给这些小猫找主人。大多数猫都被朋友带走了，剩下一只小灰猫谁也不愿意要，我就要了，亚伯拉罕对这点特别烦，因为他怕猫会抓搔画布。我管小猫叫齐亚，是为了纪念一天下午我在罗马看到的另外一只小猫。我离开那里去墨西哥时，齐亚也跟我一起回国。我再次回到巴塞罗那阿图罗的公寓时，齐亚也跟着我。我觉得她很喜欢坐飞机。我跟丹尼尔·格罗斯曼一起住的时候，当然也带着齐亚。我搭飞机去罗马时，把猫搁在草编袋里放在我的膝盖上。小猫终于就要见到罗马了，她就是从这个城市来的，至少从名字上看是如此。

我在罗马的生活简直是一场灾难。一切都糟糕透顶，更要命的是，或者至少后来别人这样告诉我，我还拒绝求助。我只有一个齐亚，我惟一关心的就是如何照顾齐亚，给她喂食。我还真读了很多东西，可我试着回想读过什么书时，一堵火热、颤抖的墙挡住了思路。也许读过但丁的意大利文著作，也许读过加达的著作。我忘了。我已经读过这两位作家作品的西语版。只有丹尼尔一个人了解我的行踪。我收到过他的几封信。他在一封信里告诉我，因为我的离去阿图罗差点崩溃了，每次见到丹尼尔都要问起我。别告诉他我的地址，我说，因为他会追我到罗马的。我不会给他的，丹尼尔会在下一封信中这样说。我还听他说我父母很着急，不断地往巴塞罗那打电话。我说，别告诉他们我的地址，丹尼尔也答应不告诉。他的信篇幅都很长。我的信则很短，差不多总是发明信片。我在罗马的生活很短暂也很简单。我在一家鞋店上班，住在特拉斯特维雷的鲁西街的一个出租房里。晚上，我回家后就带上齐亚出去散步。我们经常去圣埃吉迪奥教堂后面的一个公园，猫在树林中漫游时，我就打开一本书读起来。我读的可能是但丁，或者吉多·卡瓦尔坎蒂或者切科·安杰奥列里，或者奇诺·达·皮斯托亚，可是我只记得自己读的是一个火热的帘子或者一个在罗马黄昏的微风中飘扬的温暖的帘子，读的只是花草、树木以及脚步声。一天晚上，我撞着魔鬼了。我就记得这些。我撞着魔鬼了，我知道我快要死了。鞋店老板看到我上班时脖子上全是青色的伤痕，他伺候了我一个星期。后来，他想跟我睡觉，我拒绝了。一天，齐亚在公园里走失了，不是圣埃吉迪奥教堂后面的那个公园，而是另一个公园，加里鲍尔迪街上的那个公园，里面没有树也没有灯。齐亚漫游到很远的地方，黑暗吞没了她。

我一直找到早晨七点还没有找到齐亚。找到太阳升起人们开始陆续去上班。那天我没去鞋店。我上了床，把被子拉到下巴倒头就睡。醒来后我又去找。没找到。一天晚上我梦见阿图罗。我们两个都待在一家写字楼的顶层，那种用玻璃和钢筋建造的大楼，我们打开一扇窗户向下望着。那是夜间。我没打算跳楼，可阿图罗却看着我说，你要跳下去，我也会跳下去的。我想骂他白痴，但没有那个勇气羞辱他。

一天，我的房门开了，我看见妈妈和弟弟走进来，弟弟那时已经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士兵，长驻以色列。他们立刻把我送进罗马的一家医院，两天后我又飞回墨西哥。后来我才得知，妈妈先是飞到巴塞罗那，设法从丹尼尔那里弄到我在罗马的地址，起先丹尼尔还不给他们呢。

到了墨西哥，我住进库埃纳瓦卡街上的一家私人医院，医生对我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我自己不好好配合，他们将束手无策。那时我的体重是九十磅，几乎不能走路。后来我又搭飞机去了洛杉矶，住进那里的一家医院。在那儿我遇到了柯勃医生，慢慢成为朋友。我的体重成了七十五磅，下午我经常看电视，大概就这样。妈妈住进洛杉矶城内第六大街的一家旅馆，她每天都来看我。一个月后我的体重又反弹了，回到九十磅。妈妈很高兴，决定回墨西哥城照看生意。妈妈走了后，柯勃医生和我成了朋友。我们聊美食、镇静剂和别的毒品。我们不怎么谈论书，因为柯勃医生只读畅销书。我们也谈电影。他看过的电影比我多多了，他从1950年代就喜欢电影了。下午我就打开电视找些电影来看，这样过会儿就可以跟他讨论电影了，可是服的药让我看到中途就昏昏欲睡了。我跟柯勃医生聊天时，他经常给我讲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我不曾见过的事情，但那时我往往连自己看到过的世事都忘光了。我对那些电影的记忆很奇怪，影像和画面通过我的医生淳朴的激情的透镜给过滤掉了。妈妈经常周末过来。她一般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天晚上再返回墨西哥城。有一次她告诉我，她考虑永久地搬到洛杉矶来住。不是住在这个城市里面，而是到周边某个漂亮的地方，比如科罗纳海滩或者拉古纳海滩。那工厂怎么办？我说。祖父不会让你卖掉它的。墨西哥快要成地狱了，妈妈说，迟早得卖掉。有时她会带上一些我的朋友过来，是她邀请一起来的，因为医生们包括柯勃医生都说，见见我的“老伙计”对我的健康会有好处。又一个星期六，她带着一个我都不认识的家伙来了。一天晚上我对妈妈说，你也应该带些朋友来，学着怎么过得更开心。有时，我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妈妈就笑了，好像不相信自己听到的，有时会哭起来。你没有跟任何人约会过吗？没有男朋友吗？我问妈妈。她承认在墨西哥城见过一个人，一个像她一样离了婚的男人或者鳏夫。我不想太费劲讲得过于明白。我想我其实并不在乎。四个月后我的体重回到一百零五磅，妈妈开始准备把我转到一家墨西哥人开的诊所。那天，我走之前柯勃医生来道别。我把电话号码给了他，让他在适当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要他的电话号码时，他说要搬家，所以不能给我。我不相信，但也不能说他在骗人。

我们又回到墨西哥城。这次我住进布宜诺斯艾利斯区里的一家医院。我占了一个很大的房间，室内光线充足，从一扇窗户望出去一个公园的全貌尽收眼底，还配了台有一百多个频道的电视机。早晨，我经常去那个公园读小说。下午，我就关在房间睡觉。一天，从巴塞罗那回来不久的丹尼尔来看我。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回墨西哥了，他得知我在医院后就来看我了。我问他我看上去怎么样。他说挺好，但有些瘦。我们俩都大笑起来。这时大笑已经心无芥蒂了，这是个好兆头。他临走前我问起阿图罗的情况，丹尼尔说他已经不住在巴塞罗那了，至少他认为不在那里了，不过，他们相互已经有段时间没见面了。一个月后，我的体重达到一百一十磅，我出院了。

然而，我生活上的变化并不大。我跟妈妈住在一起，从不外出，不是因为不能而是不想。妈妈把她的那辆旧车送给了我，一辆奔驰轿车，但我只开过一次，那次还差点出了车祸。任何一点小事都会让我哭泣。一幢远处看到的房子、交通堵塞、困在小车里的人、每日新闻，都会让我伤心。一天晚上，亚伯拉罕从巴黎给我打来电话，他正在筹办一个墨西哥青年画家群体的展览。他想聊聊我的健康，我没配合。他只好聊起自己的绘画，他取得的进步、成功。我们说再见时，我发现自己在克制着尽量不要流出一滴泪。不久，大约在我妈妈决定搬到洛杉矶的同时，我的体重又开始掉了。工厂还没有卖掉，一天，我们乘飞机去了洛杉矶。落户在拉古纳海滩。最初的两个星期我仍然在洛杉矶以前住过的那家医院里度过，进行全面检查，后来我又跟妈妈住进拉古纳海滩林肯街上的一幢小房子里。妈妈以前来过这里，但是观光旅游是一回事，日常生活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一阵子，我们经常很早出门去找别的可能会喜欢的地方。我们去过达纳角、圣克莱蒙特、圣奥诺弗雷，最后选中了一个叫锡尔弗拉多的小镇，如同在电影中，在克利夫兰国家森林公园的边上，我们租了一个两层的楼房，带个院子，还买了一条警犬，妈妈管它叫雨果，是照她墨西哥一个朋友的名字取的。

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其间，妈妈卖了祖父的工厂，我需要定期而且越来越频繁地跟医生们见面。妈妈每月去一趟墨西哥城。她回来后就带些小说给我，她以为我会喜欢读的墨西哥作家写的小说，包括昔日钟爱的作品或者何塞·奥古斯丁、古斯塔沃·萨因斯，甚至更年轻的作家的东西。可是有一天，我发觉自己再也读不下去了，渐渐地，这些用西班牙语写的小说就被扔在一边了。很快，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妈妈开始带着一个朋友出现了，那是一个工程师，名叫卡布雷拉，在瓜达拉亚拉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这个工程师的妻子去世了，有两个比我还大点的孩子，住在美国东海岸。他和妈妈处得挺顺利，看上去他们好像已经住在一起了。一天晚上，妈妈和我谈起性。我告诉她，我的性生活已经完了，跟妈妈讨论了很长时间后，她哭了，拥抱着我说，我是她的小姑娘，永远不会扔下我。另外，我们几乎从不争吵。我们的生活内容主要是读书、看电视（我们从不看电影），每周去一趟洛杉矶，在那里看画廊展览、听音乐。在锡尔弗拉多，除了一对八十多岁的犹太夫妇，我们没有朋友，他们是妈妈在超市认识的，反正她这样告诉我，我每隔三四天就去看望他们一次，一般都上他们家去，妈妈说，看望他们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老人可能随时会遇到意外，如果其中一个突然死去，另一个可能会束手无策，我挺怀疑这个，因为老人在“二战”期间曾被关进德国一个集中营，对死亡早已司空见惯。不过，帮助他们让妈妈感到很开心，这对夫妇叫舒瓦茨先生和夫人，他们管我们叫墨西哥女士。

周末的一天，当时妈妈在墨西哥城，我去看望两位老人。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去他们家，令我惊讶的是我居然在他们家待了很长时间，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我准备了柠檬片，舒瓦茨先生和夫人给自个倒上威士忌，他们说，以他们这个年龄，这是最好的药品。我们聊到欧洲，对那里他们了如指掌，又聊到墨西哥，他们也去过几次。但是，他们对墨西哥的概念不是错误就是浮光掠影。我记得，长谈结束后，两个老人看着我说，你显然是墨西哥人。我当然是墨西哥人，我说。而且，他俩人都挺好，我开始更频繁地去看望他们。有时，他们感觉不舒服就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在超市买些东西或者把他们的衣服带到洗衣工那儿，或者到报摊给他们买份报纸来。有时他们要《洛杉矶时报》，有时要一份本地的《锡尔弗拉多报》，有四页的篇幅，里面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他们喜欢勃拉姆斯，认为他既是一个梦想家，又是个理性主义者，老两口很少看电视，我却完全相反，我几乎从不听音乐，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开着电视。

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后，舒尔茨先生就死了，妈妈和我跟舒瓦茨夫人去参加在洛杉矶犹太人公墓里举行的葬礼。我们坚持让舒瓦茨夫人坐我们的小车去，但她拒绝了，那天早晨她跟在灵车后面，独自坐一辆租来的轿车，至少妈妈和我认为那是租来的。到公墓后，有个四十岁左右的家伙，穿着一身黑衣，头脸刮得干干净净，走下车，扶着舒瓦茨夫人出来，像她的情人似的。离去时，同样的一幕又重演了：舒瓦茨夫人钻进小车，那个秃顶男子也钻进去，然后就走了，妈妈的那辆白色日产车紧跟后面。到了锡尔弗拉多，那辆轿车在舒瓦茨家门口停住，秃顶男子帮着舒瓦茨夫人下了车，然后又回到车里，很快车就开走了。舒瓦茨夫人一个人站在荒凉的人行道上。好在我们跟在她后面，妈妈说。我们停住车，向她走去。舒尔茨夫人似乎有些茫然若失，望着那辆轿车走过的街道。我们扶她回到屋里，妈妈给我们做了茶。直到此刻，舒尔茨夫人才回过神来，可是嘬了一口茶后她就推开杯子，想喝威士忌。妈妈瞧着我。她的眼睛里闪着一丝得意的光芒。我问威士忌放在哪里，然后给她倒了一杯。加不加水呢？要纯的，亲爱的，舒瓦茨夫人说。放不放冰呢？我听到厨房里传来妈妈的声音。要纯的！舒瓦茨夫人又重复了一遍。从那以后，我们更亲近了。妈妈回墨西哥时我就整天待在舒瓦茨夫人家里，有时我甚至还会在那里过夜。尽管舒瓦茨夫人从不吃晚餐，她也会准备好一份沙拉和烤牛排给我吃。她坐在我旁边，威士忌放在手边，给我讲她年轻时在欧洲的故事，她说，那时食品是必需品又是奢侈品。我们也经常听听唱片，议论会儿本地的新闻。

在舒瓦茨夫人孀居的漫长而平静的一年里，我认识了一个锡尔弗拉多的男子，是个管道工，我跟他睡了。这经历并不愉快。管道工名叫约翰，他又想来看我。我告诉他不要来了，一次就够了。我的拒绝他还不死心，开始每天给我打电话。有一次，妈妈接的电话，他们互相责备了一阵。一星期后，妈妈和我决定去墨西哥休假。我们去了海滩，然后又回到墨西哥城。我不知道妈妈脑子里怎么想的，觉得我应该见见亚伯拉罕。一天晚上，他给我打来电话，我们约好第二天见面。这时，亚伯拉罕已经永远离开欧洲住在墨西哥城，他有间画室。他的事业似乎很顺利。画室在科约阿坎，在他住的公寓附近，吃过晚饭后，他要我去看看他最近的画作。我说不上是否喜欢。也许我对这些东西已经很冷淡。这些画布的尺寸都很大，非常像亚伯拉罕崇拜的一位加泰罗尼亚画家的作品，或者他在巴塞罗那时钦佩的一位画家，但说句公道话，这些作品中透着他自己的情感：以前是土黄色和土地色调的地方，现在变成了黄色、红色和蓝色。他还给我看了一组系列画，我更喜欢那批东西。我们又谈到钱，或者他谈到了钱，谈到比索的不稳定，谈到去加利福尼亚生活的可能性，谈到我们再也没见过的一些朋友。

忽然，亚伯拉罕向我问起阿图罗·贝拉诺。我颇感意外，因为他从来不问这么直接的问题。我说不知道怎么样了。我知道，他说，想要我告诉你吗？起先我想说不，但后来我告诉他说说看，我也想知道。亚伯拉罕说，一天晚上，我在巴里奥奇诺看见他了，他先是没认出我。他跟一个金发女人在一起。看上去很开心。我向他打了声招呼，因为我们在一家吵吵闹闹的小酒吧里，事实上我们就在同一张桌上（说到这儿亚伯拉罕笑了），要假装没看见他会显得很傻。他愣了下才认出我。后来他靠过来一点，快把脸贴到我脸上了，我觉得他彻底醉了（我可能也醉了），他还问起你来着。你说什么了？我说你在美国，你挺好。他说什么了？我猜，他说了如释重负之类的话，还说有时候还以为你死了。就这些了。他又掉过头转向那个金发女郎，过了会儿我就和朋友们走了。

十五天后，我们回到锡尔弗拉多。一天下午，我在街上碰到约翰，我告诉他，如果他还一个劲儿地给我打电话骚扰，我会杀了他，约翰道歉说他爱过我，但现在已经不爱了，也不会再给我打电话。那段时间，我的体重维持在一百磅，既不减也不增，妈妈很高兴。她跟那个工程师的关系挺稳定，甚至开始谈论结婚的事，尽管妈妈总是显得并不着急。她在拉古纳海滩开了一家墨西哥手工艺品商店，生意上赚的钱不多，但也不怎么赔，她真正想要的是那种社交生活的氛围。舒瓦茨先生死后一年，舒尔茨夫人又病了，必须住进洛杉矶的一家医院。第二天我就去看她了，当时她正睡着。医院位于城中心的威尔什尔林荫大道，离麦克阿瑟公园不远。妈妈有事得走了，我想待到舒瓦茨夫人醒来。可是车不好办，如果妈妈走了我还留在这儿，谁带我回锡尔弗拉多呢？在走廊里商量了很长时间后，妈妈说她可以在晚上九、十点之间来接我，如果由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耽误了，她会打医院的电话找我。她走之前让我答应不要走动。我不知在舒瓦茨夫人的病房里待了多长时间，我在医院食堂吃过饭，跟一个护士聊了半天。那个护士名叫罗萨里奥·阿尔瓦雷斯，她出生在墨西哥城。我问她在洛杉矶生活得怎么样，她说每天都不一样，有时可能挺好，有时又很糟，不过要是不踏实工作，你怎么出人头地。我问她，离开墨西哥多久了？很长时间了，她说，我没有钱去缅怀故乡。后来我买了份报纸，又回到舒瓦茨夫人的房间。我坐在窗户旁边，在报上寻找博物馆和电影。奥尔瓦莱多街的影院有一场电影，我忽然很想去看看。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电影了，奥尔瓦莱多街离医院不远。可是，我走到售票窗口时又不想看了，然后继续往前走去。人人都说洛杉矶不是个适合散步的城市。我沿着皮科大道向巴伦西亚大街方向走去，然后又左转，沿巴伦西亚大街折回威尔什尔林荫大道，总共步行了两个小时，从从容容，有时在某些乏味的建筑物前停留片刻，有时又仔细观察会儿往来的车流。十点钟时，妈妈从拉古纳海滩回来，我们就走了。第二次去看舒尔茨夫人时，她已经认不出我。我问护士有人来看过她没有。护士说早上有个老妇人看过，我来时她刚走。这次我是开那辆日产车来的，因为妈妈和那个刚到的工程师带着他的车去拉古纳海滩了。据我聊过的那个护士说，舒瓦茨夫人衰弱得很快。我在医院吃了饭，在病房里坐了会儿，沉思默想，直到六点钟。后来我开上日产车绕着洛杉矶兜了一圈风。前座置物盒里有一张地图，在转动打火器的钥匙之前，我仔细地研究了一番。我发动车子离开医院。我知道我走过市政中心、音乐中心、桃乐丝音乐厅。后来我又向回声公园开去，在日落大道上汇到车流里。我不知道这样行驶了多久。我只记得从来没有离开过车，到比华利山后下101高速路，然后沿辅路蜿蜒而行，最后来到圣塔莫尼卡。到了那儿，我又开到10号州际公路或者圣塔莫尼卡高速路，然后驶回城里，然后上11号高速路，驶过威尔什尔林荫大道，但我再往前走了一段，到第三大街才停下。我回到医院后已是晚上十点，舒瓦茨夫人已经去世了。我想问问她去世时是不是一个人，但决定还是什么也别问的好。她人已经不在房间，我在窗户边坐了会儿，喘着气，平抚着圣塔莫尼卡之行带来的紧张。一个护士过来问我是不是舒瓦茨夫人的亲属，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是她的一个朋友，我只想平静一下，就这样。她问我平静了没有，我说好了。后来我就起身走了。我回到锡尔弗拉多时已经是凌晨三点。

一个月后，妈妈跟工程师结了婚，在拉古纳海滩举行婚礼，工程师的孩子们都到了，我的一个兄弟、妈妈在加利福尼亚认识的一些朋友也来了。他们在锡尔弗拉多住了段时间，后来妈妈卖了拉古纳海滩的手工艺品店，去瓜达拉亚拉住了。有一度我不想离开锡尔弗拉多。妈妈不在，家似乎比以前宽敞多了，安静多了，也冰凉多了。舒瓦茨夫人家空了一段时间。每天下午，我就开着日产车去镇上的一家酒吧，喝杯咖啡或威士忌，重读已忘了情节的小说。在酒吧碰到一个在森林服务处工作的家伙，我们很快就睡在一起了，他叫佩里，认识些西班牙语单词。一天晚上，佩里说我的阴部味道异常。我没有理他，他以为冒犯了我。我冒犯你了吗？他问，如果冒犯了，实在对不起。我想的是别的事儿，别的脸庞（如果脸庞可以想的话），他并没有冒犯到我。但是，大多数时候，我都一个人待着。我每个月去银行兑换一次妈妈寄来的支票。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清洁房屋，扫地、擦地，上超市买东西做饭，洗碗，修整小院。我不给任何人打电话，我接到的惟一的电话也是妈妈打来的，另外每周一次接到父亲或者某个兄弟打来的电话。情绪不错的时候，我会在下午去一家酒吧，不好的时候就待在家里，坐在窗边读书。只要抬起眼睛，从我坐的地方就能看到舒瓦茨家那幢空空荡荡的房子。一天下午，一辆小车停在那幢房子前，一个穿着夹克打着领带的男子从车里出来。他有钥匙。他走进屋去，十分钟后又出来。他不像是舒瓦茨家的亲戚。几天后，又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回来看房。他们走了后，其中一个女人打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房出售。后来，隔很多天才有人来看房，但是，一天中午，我在院子里忙的时候，听到有孩子们在喊叫，我看见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妇在一个曾来过那里的女人的带领下走进那幢房子。我马上明白了，他们可能要买下那幢房子，我站在院子里，还戴着手套，像个盐柱似的站着，我想我离开这里的时刻也到了。那天晚上，听着德彪西的音乐，想着墨西哥，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就想起了我的小猫齐亚，最后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让她在墨西哥城给我找份工作，什么都行。我告诉她我可能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一周后，妈妈和她的新任丈夫来到锡尔弗拉多，两天后，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飞回墨西哥城。我先在索娜罗莎的一家画廊上班。挣的钱不多，但工作不那么辛苦。后来我又去了一家叫经济文化基础出版社的英国哲学部工作，我的职业生涯终于安定下来。

费里佩·穆勒，坐在马托雷尔广场的一把条椅上，巴塞罗那，1991年10月。

我几乎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个故事是阿图罗·贝拉诺讲给我的，因为他是我们当中惟一喜欢读科幻小说的人。这篇小说的作者是西奥多·斯特金［51］ ，或者阿图罗声称是此人，但也可能是别人，甚至是阿图罗本人。西奥多·斯特金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这个故事，这个爱情故事，讲述了一个非常富有、非常聪明的女孩的经历，一天，她爱上了自己的园丁或者园丁的儿子或者一个年轻流浪汉，这个人恰好住在她拥有的一幢房子里，然后成了她的园丁。这个女孩不仅富有、聪明，而且固执任性，有点感情用事，一举把这个男子引诱上床，根本不清楚为什么，然后就疯狂地喜欢上了他。这个流浪汉绝对不及女孩聪明，连高中水平都没有，但以其天使般的纯洁弥补了这个不足，他也喜欢上这个女孩了，但自然不带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这场罗曼史的第一阶段，他们住在女孩宫殿般的大厦里，在那里看艺术书，吃精美的佳肴，看老电影，白天大部分时候都用来做爱。后来他们又在园丁的农舍里住了段时间，然后又住到船上（也许是那种在法国的河流上巡航的小船，就像让·维果的电影里出现的那种），再后来他们骑着两部哈雷摩托车在辽阔的美国大地漫游，那是这个流浪汉珍藏了很久的梦想。

这个女孩享受着爱情的同时，事业继续繁荣昌盛，因为以钱生钱，她一天比一天富有。这个没有什么大本事的流浪汉非常正派，经常说服女孩献出自己的部分财富给优秀文艺创作者或者慈善事业（其实女孩经常通过律师和各种基金网络来做这件事，但她没有告诉流浪汉，只是为了让他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听了他的劝告），说完他就彻底忘了此事，因为归根结底，流浪汉对于和他挚爱的人如影随形的巨额钱财的概念有些浑浑沌沌。总之，有一段时间，几个月，或许一两年，这个身价百万的女孩和她的情人幸福得不知怎么说才好。但是，有一天（或者一天晚上），流浪汉病倒了，虽然请来世界上最高明的医生作诊断，但还是无可奈何。他的健康被童年时的不快毁掉了，那是一种顽固的青春期瘟疫，他跟这个女孩度过的短暂时光仅仅让那段焦虑的生活有所缓解或者甜美了一些。虽然科学全力以赴了，但他还是得癌症死了。

有那么几天，这个女孩似乎失魂落魄。她到世界各地旅行，结交各种情人，在阴暗的追求中不可自拔。但最后她还是回家了，而且，显然，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魂不守舍，这时她很快决定实施一个计划，某种程度上，这个计划在流浪汉死之前已经在她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一队科学家搬进那座大厦。在很短的时间里，这幢屋子做了双重改造，把内部改造成一个高级实验室，外面的草坪和园丁的小屋改造成一个伊甸园的复制品。为了挡住一切陌生人的窥视，园地四周建了高墙。然后科研工作开始了。不久这些科学家在一个妓女的子宫里克隆出那个流浪汉，这个妓女得到一笔慷慨的补偿。九个月后这个妓女生出一个男孩，把他转交给那个女孩后就消失了。

这个男孩由那个女孩和一个专家小组抚养。后来科学家们又在这个女孩的子宫里克隆了一个女孩。九个月后女孩生下一个孩子。大厦里的实验室解散了，科学家们消失了，代之以老师、辅导专家，当这两个孩子按照女孩制订的计划抚养时，他们将保持一定距离进行持续观察，这一切安排妥当运作起来后，那个女孩就失踪了。她四处旅游，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一头扎进各种历险活动，四处寻猎情人：她的名字灿若星辰。但每隔一段时间，她就秘密地回到大厦，观察两个孩子的成长，但不让他们发现。克隆流浪汉完全是她热恋过的那个人的复制品，他的纯洁和天真丝毫未损。不同的是现在他的所有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童年时代完全在一个又一个平静的游戏中度过，老师们把需要知道的全教给他。那个克隆女孩完全是这个女孩的复制品，她的老师重复着同样的成功、失败和过去的行为。

当然，这个女孩从来没有让两个孩子看见过自己，不过，那个克隆流浪汉，那个永不疲倦地玩耍的大胆孩子，透过大厦顶楼的花边窗帘看到过她，而且还跑着跟踪过她，但结果总是徒劳。

几年过去，两个孩子长大了，越来越分不开。一天，那个女富豪生病了，不管什么病吧，总之是一种致命的病毒，癌症，经过一番纯属徒劳的象征性的挣扎之后，她屈服了，准备撒手人寰。她还很年轻，只有四十二岁。她惟一的继承人就是那两个克隆人，她给他们准备好了一切，他们一结婚就可以继承她的部分财产。后来她死了，律师和科学家们为她哭得伤心极了。

她的员工读完遗嘱后开了个会，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有些非常天真而且与女富翁的内部圈子离得很远的人问了些问题，作者猜测读者也会问这些问题。两个克隆人不结婚怎么办？男孩女孩相爱，这点似乎无可置疑，但他们的爱永远不逾越严格的兄妹关系怎么办？他们的生活会遭到破坏吗？他们像两个被判了刑的囚犯那样生活在一起时会遭谴责吗？

争执和辩论爆发了。道德和伦理问题出现了。但是，那位最年长的律师和科学家很快就亲自出来澄清了一切疑虑。即便男孩女孩不同意结婚，即便他们不相爱，仍然会拿到应得的那笔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出选择。无论他们的关系如何发展，在一年之内，科学家将会在一个替代身体中再克隆出一个流浪汉，五年后又会复制出一个女富翁的克隆体。当这两个新的克隆人到二十三岁和十八岁时，无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无论他们是像兄妹还是情人般彼此爱着——科学家或者后继的科学家们还会再克隆出两个人来，这样不断地克隆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或者直到女富翁的巨大财富消耗殆尽。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女富翁和流浪汉脸庞的侧影映衬在夕阳、星辰以及无垠的太空中。有点怪异吧？在某种意义上还很崇高，但还是很怪异。像所有疯狂的爱情一样，你觉得呢？如果在无限之上添加无限，最后的结果还是无限。如果把崇高与怪异混合在一起，最终的结果仍然是怪异。对吗？

20

赫塞·伦多伊罗，特雷安诺浴场，罗马，1992年10月。

我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把羊交给狼［52］  ”或者“一支桨划着水，另一支则刮着沙子”：这两种说法对我比较公正。可我更倾向于追随卡图卢斯［53］ 说的：“不要妄想和两个人战斗。”总有一天我的众多优点会得到承认的。

那些日子我云游四方，什么都想尝试。律师业务或者法学专家的工作让我有了不菲的收入，因而我才可以投入大量时间经营高雅的诗歌艺术。“没人会调查别人的财产来源，但财产是必不可少之物。”如果你想献身某项极其隐秘的事业，这是一个基本真理：诗人经常被财富的景观扰得眼花缭乱。

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我所谓的各种尝试吧。最初，这些尝试的内容不过是旅行和四处看看，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潜意识里最渴望到西班牙一游。这才是我渴望获得的东西，正如不朽的贺拉斯所说。很自然，我办了一份杂志。我是出资人又是编辑，是出版商又是著名诗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石头和草木都有诸多价值呢，但语言的价值更大。”

我的刊物也是免税的，就是说负担较轻。干吗要自寻烦恼呢？细节在诗歌中是无足轻重的。我的原则，从来就是如维吉尔所说“让我们咏唱更伟大的事物吧。”你得深入到骨髓，到精华，到本质。我办了份杂志，我还负责一家律师事务所，有很多专办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律师和行家里手，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事务所。每到夏季我经常四处旅行。生活很美好。然而，有一天我心里对自己说，赫塞，你去过世界各地：“新的生命从这里开始”。该到踏上西班牙的阡陌小径的时候了，尽管你不想成为但丁，该到踏上我们这个国家道路上的时候了，它们如此破败不堪，饱受了如此漫长的痛苦，却仍然鲜为人知。

我是一个行动家。说到做到：我买了个旅行车就出发了。你好！再见！我横穿整个安达鲁西亚。格拉纳达太美了，塞维利亚太可爱了，科多巴太崎岖了。但我需要走得更深入，我想溯本求源。找不到对头的路径，我这个法学博士兼犯罪律师的心是不会安定下来的：所谓的“法律乃良善允正之术”，“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事”，这是我心中幻影的根本。一切都始于那个夏天。我心里不断重复着甜美的贺拉斯的话：“说出去的话就像放出去的箭”，一言既出，就收不回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存在漏洞。但对诗人而言却并非如此。我第一次外出旅行回来时兴奋不已，同时又有些怅惘。

不久，我跟妻子离婚了。没有争吵，谁也没有受到伤害，因为，幸运的是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有足够的判断力理解我，特别是大的那个。留着托萨的公寓和房子吧，我说，就此结束了吧。我的妻子接受了，很让人意外。我们把剩下的事情交给几个她信得过的律师去处理。“在公共领域无重于法律者，在个人方面则以遗嘱最可靠。”尽管为什么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意志跟离婚有什么关系？我的噩梦正在将我击败。无论如何，“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这意味着为了求得我们最渴望的宝贵的自由，在法律面前我们都要做奴隶。

忽然，我的精力充沛至极。感觉青春焕发：不再抽烟，每天早上跑步，殷勤地参加了三个法律会议，其中两个是在古老的欧洲大都市举行的。我的杂志也没有萧条，恰恰相反，那些从我的慷慨馈赠中获得活路的诗人，都获得了明显的关注。如同西塞罗说的：“真正的友情才能永久”，我想。后来，仿效一个显然是自信得过了头的先例，我决定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印制费很昂贵，共有四篇文章评论了这本书，除了一篇，其他几篇的评价均属负面。我把一切都归罪于西班牙和我的乐观主义以及永远不变的嫉妒法则。“掀起仇恨犹如点燃烈焰一般。”

夏天到来时我又上了旅行车，前往我先辈的大地漫游，或者换句话说前往翠绿原始的加利西亚。我的心绪极佳，凌晨四点钟，嘴里还喃喃念着那位不朽和晦涩的葛维铎的诗。一到加利西亚，我就开始漫游它的酒庄，品尝葡萄酒，跟当地的水手聊天，因为“从最微小的事物可以窥见自然的伟大”。后来我又进入山区，前往那片神奇的大地，我的意志更加坚强，我的感觉更加灵敏。我一般住在营地，因为一个宪警军官告诫我沿偏僻公路或者乡间道路露宿非常危险，特别是夏天，因为经常会遇到地痞流氓、巡回演出的歌手和参加聚会的人，沿着夜间雾蒙蒙的道路，从这个俱乐部游历到另一个俱乐部。“爱冒险者将毁于此”，而且营地也不赖，在看地图的时候，我很快就估算出在这种地方我可能会发现、观察到甚至可以分类的情感和热情的价值。

正是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漫游期间，发生了我如今视为我的故事的核心的部分。或者说至少只是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我全部忧伤、失败的故事中快乐和神秘的部分。“世人中无人是幸福的”，普林尼说。而且：“幸福对于一个人而言是最好的，对人类的审判者则否。”不过言归正传。我说了，我来到卢戈省卡斯特罗维德附近一个营地，那是在遍地荆棘和灌木的山区。我随时读书、做笔记、积累着知识。“闲暇而无著述便是死亡和死者的入葬。”尽管这听上去可能很夸张。简言之（而且说实话）：我已经无聊得要死。

一天下午，我走进一片无疑会让研究旧石器时代的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地方，我就要描绘的不幸发生了。我看到一群野营者正在往山下走。从他们脸上惊愕的表情看，无须多聪明也能断定出什么不祥的事儿了。我向他们招了招手，示意停一停，告诉我怎么回事。原来他们中一个人的孩子跌到山里的峡谷、深坑或者裂缝里了。作为一个办犯罪案件的律师，经验告诉我，我们得尽快采取行动，“实事求是，勿讲空话”。于是，其中一半人继续往营地赶时，我跟另一拨人攀着陡峭的山峰向他们宣称不幸发生的地方走去。

那道裂缝深不见底。一个营员说这儿叫魔鬼嘴。另一个人说当地人声称这儿其实是魔鬼或者它在地球上的化身的栖息之所，我问那个失踪孩子叫什么名字，一个营员说：埃里法斯。事情已经够离奇了，可是，他的回答让此事变得尤其不祥，因为裂缝并不是每天都吞掉一个名字这么奇异的男孩。真叫埃里法斯吗？我喃喃地问。是叫这个名字，刚才讲过话的一个人说。别的人，多半是些没有太多文化的办公室工人和来自卢高省的政府职员，他们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喜欢沉思默想，但也是个行动家。“不进则退”，我记得。我爬到裂缝的边缘大声喊着男孩的名字。听到的却是可怕的回音：一声喊叫，我的喊叫声，从大地深处折了回来，发出令人血液寒栗的回响。一阵冰凉的激灵穿过我的脊梁，但为了掩饰它，我想我笑了，并且告诉伙伴们这个洞穴非常之深，建议不妨把我们所有人的皮带系在一起，连成一条吊绳，让我们中的某人，当然是分量最轻的那位了，往深坑里吊进去几尺。我们开始合议起来。大家吸着烟。倒是没人否决我的建议。过了会儿，那帮刚才继续朝营地走去的人带着第一批帮手和必要的吊沉工具回来了。“热情而勤奋者全力以赴做所有的事”，我想。

我们把一个从卡斯特罗维德来的结实的年轻人用绳子最大限度地吊下去，让五个壮实的年轻人拉住绳子的另一头，他随身带着一个手电筒开始往下降。他很快就从视线里消失了。我们在上面大声喊叫：看见什么了？从深渊传来细弱至极的回应：什么也没有！“坚韧战胜一切”，我建议道。我们不断地喊话。什么也看不见了，甚至连手电的光也看不见了，但距离地面最近的深渊内壁有零星的短暂的灯光在闪烁，好像那个小伙子把手电举过头顶向上照射，想搞清他下去了有多深。正当我们对灯光议论纷纷时，听到一声超人般的吼叫，我们全跑到洞穴边缘。怎么回事？我们大喊。这时又传来一声吼叫。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找到孩子了吗？不见回答。几个女人开始祈祷。我不知道自己对此该惊骇不已呢还是镇定自若的好。“一切皆充满愚蠢”，如西塞罗所指出的。这位探险者的一个亲戚求我们把他拽上来。那五个拉着绳子的人无能为力，我们只好去帮他们。底下又传来几声喊叫。最后，经过一番卓绝努力，我们设法把他弄到地面上。

那个年轻人还活着，只是牛仔裤有些破烂，胳膊上有几处擦伤，他好像还挺好的。好像为了证实一下，有几个女人还摸了摸他的双腿。骨头没有一点损伤。你都看见什么了？他的亲戚问道。他没有回答而是用手捂住了脸。这时本应由我来主导场面，但处在旁观者的位置，怎么说呢，这种侦探游戏和无意义的举动让我很感兴趣。别的人还在不停问着那个问题，只是问法略有不同。我或许已经在大声地背诵：“事故不会削弱一个人，只会展示其本色。”这个年轻小伙子显然个性羸弱。有人给了他一口干邑白兰地酒，他没有拒绝，仿佛身家性命全赖于这口酒了。你看见什么了？大伙又问。这时他才开始说话，但只有他的亲戚听得清在说什么。这个亲戚又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似乎不敢相信他说的。年轻人说：我看见魔鬼了。

从那一刻开始，援救小组开始迷茫和慌乱起来。“有多少人头就有多少主张”，有人说他们应该给营地的宪警打个电话，最好还是等人来救援。有人询问那男孩的情况，这个年轻小伙子是否瞥到过他哪怕一眼，或者下去后听到他的声音了没有，回答一概是没有。大多数人问的主要还是那个魔鬼长什么样子，小伙子看到魔鬼的全身了还是只看到脸，看上去像什么，什么肤色等等。“提防流言”，我心里对自己说，瞭望着乡村周边的风景。后来那个营地门卫和一群女人跟着营地又一拨人过来了，这群人中就有失踪男孩的母亲，她还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因为她刚才一直在看电视播出的知识竞赛，她逢人就这么说。谁下去洞里过了？那个门卫问。沉默中有人指了指那个年轻人，他还在草地上躺着。那个无助的母亲走到洞穴口大声叫着儿子的名字。没有任何反应。她又叫了一遍。后来洞穴里传来吼叫声，好像那算是回应。

有人脸色开始变得惨白。大多数人从洞口往回退却，担心里面会忽然伸出一只模模糊糊的手把他们拽进深渊。不止一个人说里面肯定有狼。没准是条野狗呢。这时，天色开始暗下来，煤气灯和手电跳着恐怖的舞蹈和山麓那道张开的口子争着成为目光焦点。人们大笑着或者说着加利西亚语，这种语言就像我已切断了与先人的联系般早就从我身上连根拔掉，我已忘了它。大家不停地用颤抖的手指着洞穴口。宪警还没有赶到。现在迫切需要作出一个决定，但这里一切都乱糟糟的。后来我发现那个营地门卫腰上系了条绳子，我想他正准备吊下去。坦白地说，他的行为令我钦佩，我过去向他祝贺。赫塞·伦多伊罗，律师，诗人，我热情地握住他的手时这样自我介绍。他望着我笑着，好像我们早就认识。后来在大家的期待中，他开始沉入那个可怕的深穴。

说实话，我和很多聚集在那儿的人都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那个门卫沉降到绳子能够达到的极限。这时，我们都以为他会又爬上来，有那么片刻，我想，他在下面使劲拽着绳索，我们在上面拉着，搜索工作在一连串不光彩的误会和叫骂声中搁置下来。我尽量保持平心静气，“加一谷盐”。如果我以前没有法庭工作的经验的话，那些愤怒的人早把我头朝下扔进洞穴了。但是，最后，我还是控制住了。我们费了不小的劲设法跟那个门卫沟通，破译分析他在喊叫什么。他让我们把绳子放下去。我们照他说的做了。看到剩余的绳子吞进了深穴，就像一条老鼠尾巴落进蛇的嘴里，很多人感觉心都快停止跳动了。我们相告说门卫应该很清楚自己这样做的后果。

忽然，夜色变得更暗，深穴变得更黑，如果有可能更黑的话，几分钟前还在洞口边缘迅速张望的人已经失去耐心，撤离不看了，因为跌倒然后被裂缝吞没的可能性跟偶尔犯个小罪一样大。里面传来的吼声越来越微弱，好像那个魔鬼带着两个新鲜的捕获品撤退到大地的深处。不用说这个疯狂的假设让我们地面上的人有了放弃的借口。“生命是短暂的，艺术是永恒的，机遇是会飞逝的，试验是危险的，揭露是困难的。”有人不断地看手表，好像时间在这番历险中起着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还有人关照着失踪男孩几位越来越微弱地歇斯底里着的女性亲属。还有人诅咒宪警太拖沓了。忽然，正当我仰望星星的时候，忽然想到所有这一切跟我在萨拉曼卡大学还是个学法律的学生时读过的皮奥·巴罗亚的一篇小说极其相似。那篇小说的标题就叫《深穴》，写一个放羊小男孩在深山失踪的故事。一个年轻人腰上系了根绳子下去搜寻那个放羊男孩，但恶魔的吼叫声把他吓坏了，他没找到小男孩又上来了，尽管看不到小男孩，但他痛苦的呻吟声从外面听得清清楚楚。这篇小说以极其无奈的结局告终，恐惧战胜了爱、责任，甚至血缘的纽带。听完第一个救援的人结结巴巴地讲述了一番洞里的情景后，救援小组中没人（需要交代的是这个小组由鲁莽迷信的巴斯克牧羊人构成）敢下去了，他说看见了恶魔，或者感觉到了，听到了恶魔，我忘了。“狂怒总是充斥自身。”最后，牧人们都回家了，包括那个男孩吓坏了的祖父，整个漫漫长夜（我想是个狂风大作之夜吧），大家就那样听着小男孩从洞穴里发出的哭喊声。那是皮奥的小说。这是一次青春的努力，我想，在这里，他的精彩叙述并没有展翅而飞。但这个故事还是很不错。当我身后人类的激情在沸腾，我的眼睛在数着星星的时候，我心里在想着这些：我身边这个活生生的故事很像巴罗亚的小说，西班牙还是巴罗亚笔下的那个西班牙，换句话说不计其数的裂缝、洞穴仍然没有被堵住，孩子们依然一不小心会掉进去，人们仍然吸着烟，麻木不仁得有点过分，宪警在需要的时候就是不肯露面。

后来，我们听到一声吼叫，这声吼叫不是含含糊糊的那种，而是说着话语，好像在说，嗨，上边的人，杂种们。几个异想天开的人却说，那肯定是恶魔的声音，胃口还没满足，想再带走什么人，我们别的人围聚在深穴边缘，看到了门卫的手电光，好像消失在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头脑的黑暗中的萤火虫微光一般，我们冲着那光问情况是不是还好，但灯光后面传来的声音只说我挺好，我想把绳子给你们扔上去，我们几乎听不到有声音顺着深穴内壁传上来，努力了几番失败后，这声音说要不再扔一条绳子下来，片刻后我们把失踪男孩拽了上来，他的腰上和腋下都系着绳子。他的意外出现让大家高兴得报之以眼泪和笑声的祝贺，我们把男孩身上的绳索解开，然后又把绳索扔下去，那个门卫也爬上来了，之后，现在想来我还挺满意的，晚上举办了一个漫长的派对，“多少黑暗因我们的智慧而走向伟大的幸福”，一场山中的加利西亚人派对，因为露营的人都是加利西亚的公务员或者办公室职员，我也得到了这些地方人们的欢呼礼遇，大伙都管那个门卫叫智利人，因为他就来自这个国家，他也是辛劳苦楚的加利西亚人的后代，他的姓贝拉诺就表明了这点。

我在那里又多待了两天，和那个门卫长谈了几次，主要是我可以跟他交流文学上的疑虑和探索心得。后来我回到巴塞罗那，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交谈，直到两年后他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才又见到他。每次见他的情况都差不多，那次他来依然没有钱，没有工作，我凝视他良久，心里琢磨着应该赶他走呢，“永别”，还是给他一文半分的，最后决定选择后者，我告诉他，眼下只能让他在法学院院刊上写几篇书评，我负责编辑这个刊物的文学版，写好后再来见面。我给了他一本我的最新诗集，告诉他只许评论诗歌，因为小说评论由我的同事豪梅·约塞普代劳了，他是离婚问题专家，资深的同性恋，在远离大街的那些低级夜总会的凡夫走卒中被称作小烈士，大概是考虑到他个头矮小，相对他的厉害职业又显得过于柔弱了。

我想这样说大概不会离谱：我从他的脸上觉察出某种失望，也许因为他希望在我的法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当时这个我还给他提供不起，因为入选作者的标准非常苛刻。人脉都是靠时间积累的。巴塞罗那文学界的精英，诗歌界的大腕，都想在我的刊物上露面，我不可能因为暑期的两天友谊和基本上是泛泛的思想交流，一夜之间面皮软下来。“他认为献祭是荣誉之举。”

不妨可以说，那是我跟阿图罗·贝拉诺第二阶段友谊的开始。我每月见他一次，在我的办公室，在那里，我既要践行文学上的道义，又要与形形色色的官司打交道，在那里（不同时间）西班牙，甚至拉美最有涵养并且著名的作家、诗人前来拜访，后者往往是游览这个城市时顺便来这里致敬的。有那么几次，我记得贝拉诺碰到几个杂志的撰稿人和我的若干客人，那几次不期而遇令我颇为不满。然而，我彻底沉浸在工作和愉悦中，懒得跟他计较，我也没注意到这几次邂逅制造出的背景音，那声音有点像一队小车，一群摩托，宾馆停车场上车辆的噪音，这声音仿佛在说当心点，赫塞，好好过你的日子，照顾好你的身体，生命苦短，韶华易逝。以我的无知，我没有破译出其中的含义或者认为这噪音是冲着他来的与我无关，那种逐渐逼近的厄运的噪音，消失在巴塞罗那无边空旷中的噪音。这些言语跟我无关，实际上，这些言语写出来表达给我听的时候，我想，有关的是他而不是我。“机遇乃人生诸事之主宰。”

说来，贝拉诺与这些作者们的邂逅也不乏妙趣。有一次，我的一个小伙计（他后来放弃写作，现在已成功地踏入政界）想揍他。当然，这个伙计并不是当真，但也吃不准，关键是贝拉诺假装没注意到：我记得他问了些我的作者是否会空手道（他是黑带级别）诸如此类的事儿，还声称自己有偏头痛，拒绝打斗。碰到这样的场合，我就寻开心。我说：拜托，贝拉诺，捍卫你的观点啊，争辩啊，支持这个文学大腕啊，“不是靠着欺骗”，他就说他头疼了，然后大笑着让我付他每月在法学期刊上发的文章的稿费，然后就夹着尾巴走了。

我本该怀疑他的那条尾巴。我本该想想：他夹在大腿间的那条尾巴意味着什么，“不以情绪，不以私利”。我本该问问自己什么动物才会有尾巴。我本该查查有关的书籍和指南，我本该正确地辨认出那条毛茸茸的尾巴，卡斯特罗维德营地前门卫大腿间夹起的那条尾巴。

我却没有这样做，我还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子。“犯错乃人之常情，惟邪恶者蓄意为之。”一天，我上大女儿家，我听到了某种噪音。当然，我有一把家里的钥匙：那其实就是离婚前我们四个人，妻子、两个女儿和我住过的公寓。离婚后我在萨雷亚买了幢房子，妻子在莫林纳广场买了幢阁楼，她跟我的小女儿住一起，我决定把我们以前住的公寓送给大女儿，她本人跟我以及我的杂志的那位主要撰稿人一样都是写诗的。我说了，我有一把钥匙，但并不经常去公寓，要去的话多半也是拿本书什么的，或者在那儿开杂志编辑部会。我一进屋就听到了那种噪音。为了显得与一个父亲和现代男人的身份相符，我朝起居室偷偷打量过去时尽量显得小心谨慎。没看见任何人。那些噪音是从过道里传来的。“想避免被激怒吗？那就不要好奇。”我心里对自己重复了好几遍。我在自己昔日的公寓里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我走过女儿的房间，朝里望了一眼：什么人也没有。我踮着脚走来走去。虽然已近中午，公寓里光线仍然很暗淡。我没有开灯。这时我才意识到那些噪声是从我住过的那个房间里传来的，那间屋子正好还保留着我和妻子离去时的原貌。我把门打开一半，看见大女儿在贝拉诺的怀里。只消瞥一眼，他对我女儿干出的行径简直让我惊愕得无法描述。贝拉诺在我的那张大床的广阔空间来来回回地拽着她，骑在她身上，把她翻来滚去，两个人都在凶神恶煞般地呻吟号叫，叽叽咕咕个不停，那猥亵的浪叫让我直起鸡皮疙瘩。“爱神的千种模式”，我想起了奥维德，可是这声音也太冲了。我没有跨过门槛，站在那里呆住了，一言不语，好像被咒语镇住，好像忽然间回到卡斯特罗维德营地，这个新来的加利西亚门卫再次深入到那个洞穴，我和那些办公室职员再次来到那个地狱的嘴边。“重点在于知晓何时说话，何时沉默。”我什么也没说。我一言不发地顺着原路走回去。但我不能走得离公寓太远，我女儿的公寓，我的脚步带着我走进附近一家咖啡店，有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它的新店主干的，已经把这个店改造成一个非常时髦的地方，里面摆着亮闪闪的塑料桌椅。我在那儿要了杯咖啡，坐下来思索刚才发生的事情。我女儿的幻影像一条摇摇晃晃不断朝我走来的狗，每摇晃一下我就汗流浃背，好像发烧了，于是，我喝完咖啡后又要了杯干邑白兰地酒，想看看有什么更厉害的东西能把我镇住。最后，喝到第三杯白兰地时，我自己控制住了。“酒后的话就像雨后的草。”

然而，我内心酝酿的不是话语或者诗歌，甚至也不是一行整齐的句子，而是一种巨大的复仇欲望，那种报复的决心，那种让那个三流的于连·索雷尔［54］ 为自己的傲慢和恶毒付出代价的坚定决心。“第一杯解渴，第二杯令心愉悦，第三杯是享受，第四杯就是疯狂。”第四杯会引来疯狂，阿普列乌斯说，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那一刻我豁然开朗，这种豁然感现在似乎正向我逼近。那个女服务员，一个跟我女儿年龄差不多的女孩，从吧台里面观察着我。她对面有个女人在喝苏打水，大概是个挨家串户的民意调查员。她们两个在兴高采烈地聊着天，女服务员一次又一次把目光向我这边投来。我抬了下手又要了第四杯酒。我想说，这个女服务员面带同情一点都不夸张。

我决定像只蟑螂般踩死阿图罗·贝拉诺。连续两个星期，我在匪夷所思的时刻摇摇晃晃地出现在自己的旧公寓，我女儿的家里。我碰到他们在一起总共有四次。两次在我卧室，一次在女儿房间，一次在主人卫生间。最后这次我没看见他们，却听到了声音，不过，另外三次我都亲眼目睹了他们可怕的猥亵行径，放荡至极，无耻之尤。“爱和咳嗽都无法避免”，难道这就是他们相爱的感觉吗？我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自己，特别是仿佛在某种神秘力量的驱使下，我有义务见证的那些说不出口的行径结束之后，狂热地从自己的公寓里跑出来，我总是这样问自己。那就是贝拉诺对我女儿的爱吗？那就是我女儿对那个于连·索雷尔的廉价仿冒品的爱吗？“爱是嫉妒的交织”，我说或者喃喃自语着，这时我豁然明白，觉得自己的举动更像个满怀嫉妒的情人而非严厉的父亲。可我不是一个充满妒意的情人。那我到底是什么感觉呢？“爱情使人疯癫。”情人，疯子，柏拉图式的爱人。

为了未雨绸缪，我决定先以自己的方式来个试探，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我害怕的事情终于来了，女儿爱上了这个智利人。你能肯定吗？我问她。当然肯定了，她说。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办？什么也不干，爸爸，我女儿说，在这种事情上，她一点儿都不像我，事实上几乎完全相反。归根结底她像妈妈那样是个实用主义者。不久，我又跟贝拉诺谈了。他像每个月那样如期来到我办公室，给法学院院刊送来一篇诗评，顺便拿他的稿酬。所以，贝拉诺，我让他来到面前时说，我让他坐在一把低椅子里，他已经被我的各种证书的法律重压以及装饰着我那张五十平方英尺的结实的橡木桌子的伟大诗人的银边相框闪亮的重量彻底击溃了。我说，我想你也该来一次飞跃了。他不解地望着我。质的飞跃，我说。我们两个都沉默了片刻，后来我解释了自己的意思。我要他（这是我的希望，我说）由法学院院刊书评人转为我的杂志的定期撰稿作者。我记得他留下的惟一的评论只有一个非常微弱的“哇”字。你最终会明白，我说，这是我肩上的一个重大职责。杂志的声誉日盛一日。撰稿人包括众多著名西班牙和拉美诗人。我想你已经读过了，所以，你应该注意到我们发表过佩佩·德·迪奥、厄内斯蒂纳·布斯卡尔劳和马诺洛·卡西迭戈·希亚雷等人的东西，更不要提我们固定撰稿人团队中的新锐了，如加布里埃尔·卡塔鲁纳，他绝对有希望成为我们都期待的伟大的双语诗人，还有拉斐尔·洛格罗诺，一个非常年轻但很有力量感的诗人，还有伊斯梅尔·塞维利亚，精致而优美，还有埃塞基耶尔·巴伦西亚，既燃烧着炽烈的热情又具有冷静的知性，能写出最狂热的现代十四行诗的当代西班牙诗人，当然，最后需要特别一提的还有我们诗歌评论的两位斗士，几乎从来都那么冷酷无情的本尼·奥尔格西拉斯，以及奥托诺马大学的教授、1950年代诗歌的研究专家托尼·梅利拉。他们全都是人物，我最后总结说，我以他们为荣，他们的名字注定要在我国（你们称之为祖国）文学功勋之列闪光，这个国家向你张开了双臂，你将跟他们一道工作。

后来我就不说话了，我们凝视了对方一会儿，或者毋宁说主要是我凝视着他，从他脸上搜索着能透露出思想活动的蛛丝马迹，贝拉诺看着我的那些照片，我的艺术品，我的证书，我的绘画，我收藏的手铐和脚镣，这些镣铐大多数是1940年以前的东西（这一藏品经常激起客户的兴趣和轻微的恐惧感，我的法律界同仁则拿它们开些无聊的玩笑或者说三道四，前来拜访我的诗人们则欣赏备至），打量着几本放在办公室、精心挑选的著作的书脊，大多是19世纪西班牙爱情小说的初版。我说过，他的目光从我的藏品上溜过去，像只高度紧张的小耗子。你觉得怎么样？我大声问。这时他看着我，我忽然觉得我的问话像落在休耕多年的土壤上了。贝拉诺问我打算给他多少钱。我看着他没有回答。这个一心想发迹的人已经在计算他的进项了。他望着我，等着我回答。我看着他，面上毫无表情。他结结巴巴地问报酬是不是跟法学院的院刊一样。我叹了口气。“应对那些确定能够为你服务的人有所要求。”他凝视的目光完全像一只惊恐的耗子。我不付稿酬，我说。只有那些最伟大的人，声名显赫的人，具有影响力的人才会有稿酬。目前，只能给你布置些书评来写写。这时他摇了摇头，好像在背诵似的说：“公民们，首先要获得金钱，其次是道德。”完了，他说他会考虑的，然后就走了。他关上门后，我用双手捂住脸，保持这个动作待了会儿，想了想。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伤害他。

仿佛在沉睡，仿佛在做梦，仿佛重新发现了真正的自我：我成了一个巨人。醒来后我步行到女儿家，准备来场父女间的长谈。我跟她可能已经有些时日没有交谈过了，没有倾听过她的害怕、她的关心、她的疑虑。“父亲的小惩对大错误是足够的。”那天晚上我们在普罗文萨大街一家不错的饭店共进晚餐，但我们只谈文学，我心中的那个巨人开始完全遵照我的期望代我行事了：它气质优雅，舒泰开心，善解人意，满怀憧憬，热爱生活。第二天我去看小女儿，带她上拉弗洛雷斯塔大街一个朋友家里。这个巨人开车时小心翼翼，不时妙语连珠。分别时女儿在我脸颊上吻了吻。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在内心，在我头脑燃烧的救生筏上，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新态度取得疗效了。“人往往死于自己缺乏生存意志上。”我爱女儿们，但我知道我濒临失去她们的边缘。我想，也许她们孤独的时间太久了，跟妈妈一起度过的时间太久了，那个沉溺于肉体放纵的水性杨花的女人，现在这个巨人需要现形，说明他还活着，在惦念着她们，就是这样。我恼火（也许只是遗憾）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居然没有早点来做。这段时间，这个巨人的出现不仅仅是帮我改善了跟女儿们的和睦关系。我开始注意到自己日常在公司跟客户打交道时也有了显著变化：这个巨人不再害怕任何东西，他大胆无畏，顷刻间就能冒出意想不到的策略，他可以闭着眼毫不畏惧地在棘手的法律难题中驰骋，没有丝毫犹豫。更不要说跟文人们打交道了。这一切全仰仗那个巨人，我意识到这点时感到由衷地喜悦，它崇高、庄严、声若洪钟，肯定和否定永远都那么明确，它是生命之泉。

我不再窥探女儿和她那个倒霉的情人了。“能恨，则恨，否则，爱之。”而且我的权威全部分量在贝拉诺那儿颓然卸却。我又平心静气了。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

现在我又开始琢磨那些自己本该写出来却没有去写的诗歌，这让我立刻既想笑又想哭。不过，当时我并没有一个劲儿地琢磨自己能写出来的那些诗歌：我就那么写着，或者我认为我就那么写着。那段时间我还出了一本书：我找到一家那年头很有头脸的出版社出了我的书。当然，费用全由我自己掏了。出版社只负责印刷和发行。“一个人有多忠心，主要看他有多少钱。”那个巨人并不担心钱。相反，他赚钱飞快，又大肆挥霍，他无畏无惧又毫不羞耻地操纵着金钱，摆出巨人应有的派头。

说到钱，我自然有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记忆像雨中的醉汉或者雨中的病人般刻骨铭心。有一度我的钱成为别人开玩笑和嘲弄的对象，我知道。“银子没有金子贵重，金子没有道德贵重。”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在杂志运营之初，我那些年轻的合作者都嘲笑我的钱的来历。据说，你用从奸商、贪污公款者、毒品贩子、杀害妇女儿童的刽子手、洗钱者、腐败的政客那里得来的钱给诗人付稿酬。我从不屈尊理睬这些诽谤。“过多的谣言是因为人们无法否认它。”总得有人要为杀人犯、诈骗犯、想离婚但不想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妻子的人辩护，总得有人出来为他们辩护啊。我的公司就是为这些人提供辩护的，这个巨人为他们免除罪责，给他们一个公道的价格。这就叫民主，你们这些傻瓜，我告诉他们，你们该到明白的时候了。无论为好还是为坏。我没有用赚来的钱去买游艇，而是办了份杂志。可我知道这笔钱让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某些年轻诗人感到良心不安，我要有闲暇工夫，我会悄无声息地走到他们后面，用指尖轻轻戳一下他们的脊背，我的手指甲修得完美无比（现在不行了，因为我的指甲已经参差不齐），在他们的耳边轻声说：“没有臭味。”这笔钱的味道不难闻。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便池里挣的子儿味道不难闻。在扎拉戈扎的厕所里挣的钱不难闻。在比尔堡的阴沟里挣的钱不难闻。就算有味道，那也是钱的味道。它们散发的是巨人拿自己的钱经营自己梦寐以求的事业的味道。到时候那些年轻诗人终将懂得这个道理并点头称许的，纵然不完全赞同我的话，纵然不理解我刻意要咚咚咚地敲进他们小小的榆木脑袋里的精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训诫的每个细节和标题。如果谁不明白，我对此表示怀疑，等他们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了的时候，等他们闻到刚刚印出的纸页散发出新鲜的味道的时候，等他们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或者目录里的时候，他们自会明白。那时他们才会略微品尝到一点金钱的真正滋味：就像权力，就像一个巨人优雅的风度。那时玩笑就会减少，他们都成熟长大了，就会追随我。

除了阿图罗·贝拉诺，所有的人都会追随我，他不追随我是出于那个自己莫可名状的简单原因。“神强烈报复那些追赶骄傲的人。”那些曾经追随我的人都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事业，或者巩固已经开始但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事业，阿图罗·贝拉诺是例外，他把自己埋藏在一个万物都已发臭的世界，一个万物都散发着屎尿、腐烂、贫穷和疾病的臭味的世界，一个臭得令人窒息和麻木的世界，在那里惟一不发臭的就是我女儿的肉体。我都不想动根指头去结束他们那有悖自然的关系，但我会等待时机。有一天我发现（不要问怎么发现的，我忘了），连我的女儿，我美丽的大女儿，身上都开始散发出那个倒霉的卡斯特罗维德营地前门卫的味道。她的嘴巴开始有味儿了。那股味道已经渗透进那个可怜的营地前门卫住的公寓的墙壁。我的女儿，我不许任何人质疑她的健康状况，开始频频刷牙：起床后刷，上午刷，午饭后刷，下午四点钟刷，七点钟刷，晚饭后刷，上床前刷，但还是摆脱不掉那股味道，无法清除或者掩藏那个门卫散发出的味道，或者嗅着像个被逼到绝境的动物发出的味道，我女儿还在刷牙的间隙用李施德林漱口水来洗牙，但那股味道仍然顽固不去。那股味道消失片刻后又会其不意地出现：凌晨四点钟，在那个门卫的破烂大床上，当他在睡梦中转向我女儿操她的时候。这是一股令人无法忍受的味道，在他的耐心和老练手法之下碎散出来，那是金钱的味道，那是诗歌的味道，甚至可能是爱情的味道。

我可怜的女儿。那是我的智齿在作怪，她说。我可怜的女儿。那是我长出的最后一颗智齿。这才是我嘴里有股味道的原因，面对那个营地门卫日益强烈的冷漠，她常常这样来给自己开脱。她的智齿！“他从不说那是自然的情况，而说是另一种智慧。”一天，我请她吃晚饭。只请你一个，我说，尽管那时她跟贝拉诺几乎不见面了，但我还是讲得很开：只请你一个，宝贝。我们一直散步到凌晨三点。我聊到巨人正在照亮的那条道路，那条通向真正的文学的道路。她说到自己的智齿，说到那颗正在长出的智齿在舌尖上积淀出的崭新的语言。不久，在一次文学聚会上，貌似无意而且好像是顺便，我女儿说她跟贝拉诺彻底决裂了，而且经过深思熟虑，她不能忍受看到把贝拉诺纳入杂志杰出评论家团队后带给他的诱人前景。“真相的获得并不是依靠时间累积的智慧。”

宝贝太天真了！那一刻我多想告诉她，贝拉诺从来就没有进入过这个团队，只要翻翻最新的十期杂志就一目了然。但我什么也没说。那个巨人拥抱了她，原谅了她。生活还要继续。“时间飞逝，日日夜夜。”于连·索雷尔已经死了。

大约在那段时间，阿图罗·贝拉诺永远走出我们的生活几个月之后，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又一次听到卡斯特罗维德营地的那个深穴的嘴里传出的吼叫声。“愤怒总是被自身左右”，如塞内加所说。我醒来时浑身瑟瑟发抖。我记得那是凌晨四点，我没有继续睡，而是从书房找来皮奥·巴罗亚那篇叫《深穴》的小说，完全不知为什么要读这篇小说。太阳出来之前我已经读了两遍，第一遍读得很慢，还笼罩在睡眠的迷雾中，第二遍读得极快，又重温了某些让我茅塞顿开和不太理解的片段。我眼里满含泪水，试着读第三遍，但极度的疲惫向巨人袭来，我坐在书房的椅子里睡着了。

我醒来时已是早上九点，全身的骨头疼痛不已，我至少缩了十英寸。我冲了个澡，抓起皮奥的书，就去了办公室。这里，“未经过艰苦之努力便未能成就人生之伟大。”处理了几件急事后，我传令不许任何人打扰我，然后再次沉浸到《深穴》的孤独之中。我读完后闭上眼，想到了人的恐惧。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爬下去救那个男孩呢？我问自己。为什么连他的祖父都害怕呢？我质疑。如果他们认为孩子已经死了，为什么没有人下去寻找孩子的尸体呢？我问。真是该死！后来我合上书，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狮子般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最后实在无法忍受了，倒在沙发上紧紧地蜷成一团，让自己的律师之泪、诗人之泪、巨人之泪一下子倾泻而出，混着炽烈的浊流倾泻而出，我没有因此而镇定下来，反而把自己推向那个深穴之嘴，那个大张着的裂缝的边缘，那条裂缝我看得越来越清楚，虽然我已泪水涟涟（好像给办公室里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纱布），我把这道裂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与我的心绪并不相投——与一张没有牙的嘴，一张满是牙的嘴，一种凝固的微笑，一个少女张开的阴门，一只从大地深处探望着我的眼睛，联系起来。那只眼睛，从某种黑暗的意义上而言，显得天真无邪，因为我知道，它觉得没人看得见自己，只要它也看不见任何人——这当然很荒谬，因为不可避免：它那样不停地注视时，巨人们或者像我这样的前巨人们也在看着它。我不知道那样躺了有多久。后来我起身走进卫生间洗了把脸，通知我的秘书取消当天的所有会客安排。

此后的几个星期，我仿佛生活在一场梦中，我一如既往，无论做什么都完美到位，但我已经不再沉溺于自我了，相反开始喜欢从旁观的立场审视自己，“考量自己”，怜悯自己，用最严厉的语言批评自己，嘲笑自己荒谬的循规蹈矩、做派和空洞的言辞，我知道这些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实际的意义。

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从前的那些雄心壮志何其徒劳，那些雄心壮志曾经推着法律的金色迷宫以及我所建立的一切，沿着文学的悬崖边缘旋舞。“有时，眼泪拥有语言的重量。”我觉得阿图罗·贝拉诺在见到我的刹那间就看出了：我是一个可怕的诗人。

至少爱情方面还很正常，我是说还能提起兴致，但差不多已经品尝不到性的滋味了：我不想看着自己做爱，我不想看着自己在当时结识的哪个女人无助的肉体上操动（可怜无辜的人啊！）。我很快就摆脱了她。我慢慢开始更喜欢在酒吧或者通宵夜总会里捡来、让我心旌摇荡的陌生人和女孩，最初至少想借此无耻地炫耀我那个年迈巨人的权力。有时，对不起这样说，心想如果这样的人是我女儿多好啊。我不止一次在虚拟的情景中让这一愿望变成现实，我为此痛苦至极，有时真想跑出去号叫、跳跃，尽管出于对邻居的尊重，我从来没有这样干过。无论如何，“爱不喜无用之物”，我跟许多女人睡过觉，让她们开心（我曾经把这种礼物献给年轻的诗人们，现在开始送给那些轻浮放荡的女孩了），而她们的开心又会延缓我不开心的到来，每当要睡觉和做梦，或者梦见自己在做梦，梦见从加利西亚的某个地方的某个洞穴的肚子里传出的哭喊声，我就开始不开心了，而梦中的加利西亚本身就像一头野兽的肚子，这头野兽在燃烧的天空下痛苦地张着一个巨大的绿嘴，而天空是遍地焦土的世界的天空，世界是被永远不会或者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烧焦了的世界，有时还会梦到那匹狼在加利西亚被杀了，有时它的殉难背景又在巴斯克的乡下，在阿斯图里亚斯、阿拉贡、甚至安达鲁西亚！我记得，梦中我来到巴塞罗那避难，那是一个文明的城市，可是即便在巴塞罗那，那匹狼仍然哀号不已，疯狂折腾，天空已被撕裂，一切都难以恢复正常。

谁在折磨着我？

我不休地问自己。

当我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或者陌生的扶椅里时，谁让那匹狼日夜号叫？

“我们遭遇到的不可预料之事总是多于希望之事。”我自言自语地说。

我想是那个巨人。

有一度，我尝试就寝时不必睡着。只闭上一只眼睛。偷偷地溜进梦眠的后街。可是任凭如何努力，我还是被带到那个洞穴的唇边，“没有人想要自甘堕落”，然后站在那儿听着：在焦躁不安的睡眠中发出的鼾声，顺着微风从街上飘进来的遥远的噪声，来自过去的沉闷的响声，那些吓坏了的营员们毫无意义的说辞，那些围着洞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的人们的脚步声，那些宣告营地来了援救力量的声音，一个母亲的哭泣声（有时它竟变成我母亲的哭声），我女儿含混不清的言语，那个门卫下去搜寻男孩时像断头台的刀刃般落下的岩石的声音。

一天，我决定去寻找贝拉诺。我是为了自己才去找他的，为了自己的健康。1980年代，他的祖国大陆经历的灾难性的十年，仿佛不留一丝痕迹地把他吞没了。那个正确时代或者民族的诗人们，那些也许知道自己生活在哪里或者该干什么的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到我杂志的办公室来，但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名字已经淹没无闻。“时间可以淹没一切。”那时已经我宽恕了他和我女儿的事，我在安普尔丹打听一个地址，别人责备地看了我一眼。那是一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住过的房子。在某个绝望到极点的夜晚，我甚至给卡斯特罗维德营地打了电话。这家营地已经关闭。

过了些时日，我想我已经学会跟那个疯狂巨人以及夜复一夜从洞穴里传来的嚎叫声和平相处。在我的社交生活中（我参与了些许，得感谢那些放荡女孩），在杂志的发展过程中，在因为我是一个加利西亚移民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总是给予我某种官方荣誉时，我力求平心静气，如果不是平心静气，那就是心不在焉。“你不喜欢的国家，你便不会把自己交给他。”在跟诗人们打交道并且得到同行认可的过程中，我力求平心静气。可我最终没有找到这种境界。相反，我找到的是孤独和敌意。我找到的是那些脆弱焦躁的女人，她们想得到天鹅绒手套般的待遇（而且都已经五十开外了！），我找到的是来自卡斯特罗维德营地的职员，他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盯着我，面对那桩无法挽救的事件时恐惧万分的加利西亚人，他们只会让我更想哭，我找到的是加入这场冲突的新杂志，它们的存在让我的杂志处于永久的危险之中。我在寻找心灵的宁静，可是却没找到。

那时，我想，皮奥的小说我已烂熟于胸，“对书本亦应有所节制”，可我还是一无所悟。表面上看我的生活好像一如既往还在平庸的现实世界里打发着，但我知道我已步入毁灭之地。

我终于染上一种致命的疾病，并且停止了工作。在为了重新赢得已经丧失的身份进行最后的搏击时，我想确保让他们把巴塞罗那城市奖颁发给我。“多关注名誉，少关注品性。”了解我健康状况的人以为我这是想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获得死后才会得到的承认，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艰难的使命。我只想本色地而不想听着深穴边的动静死去，加泰罗尼亚人只懂得对他们路子的东西。

我立了份遗嘱。我把自己的世俗财产分给了家里的女人和两个我深爱的放荡女孩，这笔财产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巨大。我不愿想像女儿们发现自己必须与两个街头女郎分享我的金钱时脸上露出的那副表情。“一如吸食毒品。”然后，我坐在黑洞洞的办公室里，看着柔弱的肉体和坚强的思想从我面前经过，仿佛出现在一幅立体画中，仿佛彼此厌恶着对方的丈夫和妻子，我又看见坚强的肉体和柔弱的思想手拉手经过，这是另外一对夫妇，我看见他们在一个很像城堡公园（尽管有时它更像丘塞佩·加里鲍尔迪广场附近的加尼科洛公园）的园子里漫步，很疲惫但仍然坚持不懈，迈着癌症病人或者前列腺患者的步子，衣冠楚楚，身上笼罩着可怕的尊严的光环，坚强肉体和柔弱思想从右走向左，柔弱肉体和坚强思想从左走向右，每次交叉而过时他们会互相打招呼，但并不停下来，打招呼是出于礼貌或者别的时候散步时认识了的缘故，那种相识可能很浅淡，可是我想：天哪，聊吧，聊吧，彼此说话吧，对话是打开任何大门的钥匙，“话如泉涌一般”，可是柔弱思想和坚强思想只是点点头，也许他们的配偶只是用眼皮鞠个躬（眼皮是不会鞠躬的，托尼·梅利拉有一天告诉我，但他完全错了，眼皮当然会鞠躬，眼皮还会下跪呢），骄傲得像母狗，柔弱肉体和强壮肉体，一起沉入命运的严峻考验，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这样讲完全不知所云，但是温柔得像在山腰失踪的母狗。

后来我住进巴塞罗那的一家医院，再后来又转到纽约的一家诊所，一天晚上，我内心深处加利西亚人的劣根性油然而起，我拔掉各种管子，穿好衣服，踏上罗马去旅行，在那里住进我朋友克劳迪奥·帕勒默·里兹医生工作（他利用自己有限的业余时间写诗）的英伦医院，经过数不清的化验和侮辱（跟在巴塞罗那和纽约的遭遇一样），诊断结果是我只有几天日子可活了。“谁挖洞，谁便栽进去。”

于是我就到这儿了，再没有力量返回巴塞罗那，也没有勇气永远地离开医院，尽管每天晚上我都穿戴整齐出去，在罗马的月光下散步，很久以前我第一次见识时很欣赏的月光，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那时我天真地以为这月光很开心、永远不会迷茫，而今天我只能用阵阵歇斯底里的怀疑回忆了。我的脚步引领着我，坚定有力，沿着克劳迪娅街走到罗马竞技场，然后沿着黄金宫大街走到梅塞纳特街，然后向左转，经过博塔街，沿着特雷安诺浴场继续走去，就在这里我步入了地狱。“走向了毁灭。”这时我听到好像从那个深穴的嘴里放出的类似阵阵狂风的嚎叫声，上帝保佑，我努力理解其中蕴藏的语言含义，但一无所获，任凭我如何努力。有一天，我跟克劳迪奥谈起这事儿。医生，我说，每天晚上我出去散步，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幻觉。你看见什么了？这位诗人医生问。倒没看见什么，全是幻听。那你听见什么了？这位肃穆的西西里后裔问，看上去心情明显释然。嚎叫声，我说。嗯，考虑到你的健康状况和敏感，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说属于正常。稍安勿躁。

无论如何，我没有把自己经历过和想到的一切全告诉这个无动于衷的克劳迪奥。“无知令人盲信，多识引发恐惧。”比如，我没有告诉他家里人还不知道我的健康状况。比如：我没有告诉他我严禁家人来看望我。比如：我没有告诉他绝对有把握自己不会死在他的医院里，会在某天晚上死在特雷安诺公园里，掩藏在灌木丛中。我能拖着身子，我能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到我最后栖身、满是树叶的隐蔽之地吗？别人，如罗马的恶棍，罗马的妓女，罗马的精神变态狂，会在燃烧的灌木中掩藏掉我的尸体，湮没他们的犯罪证据吗？无论如何，我知道我不是死在浴室就是公园。我知道这个巨人或者巨人的影子将随着从黄金宫释放出来并在整个罗马弥漫开来的嚎叫声收缩掉，那犹如一团不祥的黑云的嚎叫声，我知道这个巨人会说或者喃喃地嘟囔：救救这个孩子，我知道不会有人听到他的恳求。

诗歌就到此为止吧，这个陪伴我多年的靠不住的恶毒皇后耶洗别［55］ 。“闻起来有股燃烧灯油的味道［56］ 。”现在还是讲一两个笑话的好，但此时此刻我只能想到一个，只能想到一个。而且，还是一个加利西亚人的笑话。也许你已经听说过。一个人行走在森林中。比如我，走进一片像特雷安诺公园或者特雷安诺浴场这种地方，但面积比它们大一百倍，而且不曾遭到过破坏。这个人走进森林去散步，我也走进去散步，从这片森林穿越过去，途中我碰到五万个加利西亚人，他们边走边哭。我站住（一个和蔼的巨人，一个最后一次显得有趣的巨人）问他们为什么要哭。一个加利西亚人停下说：因为我们太孤独了，我们迷失了方向。

21

丹尼尔·格罗斯曼，坐在阿拉米达的一把条椅上，墨西哥城联邦区，1993年 2月。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我回到墨西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他的情况，打听诺尔曼·博尔斯曼的消息，想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父母告诉我，他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书，他大量的时间都待在安格尔港附近租的一个地方，那里没有电话，他窝在里面写作、思考。后来我又给其他朋友打了电话。我询问了许多事儿。我常出去吃晚饭。所以我知道他跟克劳迪娅的关系已经结束了。现在诺尔曼一个人生活。一天，我在一个画家那里见到克劳迪娅，我们三个人，克劳迪娅、诺尔曼和我，少年时代就认识这个画家。我推算，那时这个画家顶多只有十六岁。那时我们都说他将来会很了不起。晚餐非常可口，正宗的墨西哥菜，我想这是为了给我接风，为了欢迎我长久别离后又回到墨西哥，后来，我和克劳迪娅走到露台上，我们抱怨着主人，打趣着他。克劳迪娅还是那么迷人。还记得这个傻瓜怎么经常发誓说他比帕伦还出色吗？结果比奎瓦斯还差劲！我不知道克劳迪娅此话是否当真，她从来都不喜欢奎瓦斯，但她经常见这位画家，亚伯拉罕·曼苏尔，亚伯拉罕在墨西哥艺术界已经颇有名气，他的画远售美国，但肯定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前途无量的孩子，那个我和克劳迪娅、诺尔曼在70年代的墨西哥城就认识的孩子，想起他来我们都感觉有些微屈尊，因为那时他比我们还小两三岁，那个年代，作为艺术家的化身或者艺术家的领头人，差几年时间是有区别的。总之，克劳迪娅已经不再那样看他了。我也如此。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不指望他有什么大出息了。看他那圆圆胖胖的样子，不就一个墨西哥犹太小矮个嘛，有很多朋友，很多钱罢了。其实，他跟我这个高高瘦瘦的失业犹太人没什么两样，跟美艳夺目的阿根廷后裔、墨西哥犹太人、在墨西哥城一家最大的画廊做公关的克劳迪娅没什么两样。大家都大睁着眼睛，困锁在一个黑暗的过道口，动也不动，就那么等着而已。当然这样说也许稍嫌夸张了。

那天晚上，至少我没有求全责备或者批评、取笑这位画家，他好心好意邀请我吃晚饭，尽管请我过去纯粹是为了炫耀，席间谈论的全是他在达拉斯或者圣地亚哥举办的画展，听人说这些城市现在差不多已经属于墨西哥了。后来我和克劳迪娅以及她的情人走了，那人是个律师，可能比她大十岁甚至十五岁，离过婚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是一家德国公司驻墨西哥分部的头儿，对一切都显得忧心忡忡的。我忘记克劳迪娅对他的昵称了，不久，他们又分手了。克劳迪娅过去就是这样，现在仍然如故，她的男朋友没一个能维持一年以上的。我们其实很少交流。我们从不说严肃的事儿，从不过问彼此本该过问的事儿。那天晚上我印象最深的是饭菜，吃得津津有味，这位画家和他的朋友们的部分作品散放在巨穴似的起居室里，我还记得克劳迪娅的笑脸、墨西哥城黑暗的街道，以及回父母家的路程，距离没有我想的那么近，我在父母家一直住到诸事都办妥了。

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去了趟安格尔港。我是乘巴士去的，从墨西哥城坐到瓦哈卡，然后又换另一条巴士路线到安格尔港，终于到那儿时我已很疲惫，浑身疼痛，只想倒在床上好好睡一觉。诺尔曼住在城镇的边缘，在一个叫拉洛马的小区里。那是一幢两层的楼房，基底是水泥块，上面是木结构，屋顶铺着瓦，带一个长满枝繁叶茂的九重葛的小院。当然，诺尔曼没想到我会来，但是我们相见时，我感觉他是惟一对我归来觉得很开心的人。自从踏进墨西哥城机场后一直想挥去的那种疏离感，随着巴士不断深入瓦哈卡，在不知不觉间淡化了，我释然地确信自己又回到了墨西哥，而且很多事情都会改变。可是，我还不清楚如果这些变化真的出现了，是好还是坏，但几乎所有的改变都是如此，在墨西哥更是如此。诺尔曼的款待是那么慷慨，我们在海边泡了五天，在后廊挂在钉子上的吊床的阴凉中看书阅读，吊床一点一点滑落下来，最后我们的脊背都触着地板了，我们喝了很多啤酒，绕着拉洛马一个悬崖林立的地带漫步了很长时间，有时还关进海滨森林边的渔民小屋，盗贼随便一脚踢开道墙就能闯进那种小屋。我们敢说这一脚能踏出一个洞或者让整座小屋轰然倒塌。

那些小屋何其脆弱不堪，尽管我只是此刻才忽然想到这点，它让我老觉得很好笑，倒不是因为不安全或者简陋，而是因为某种隐隐约约的关心和预感，我也许没说太清楚。诺尔曼管这儿叫“度假胜地”，可在我逗留期间，没见一个人影上这儿的海边来游泳。那里的水很硬。白天其他时间我们都用来聊天了，特别是聊政治和国事，我们的角度虽然与众不同，但在我们看来现实似乎同样古怪，聊完后诺尔曼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写一篇论尼采的文章，打算在《墨西哥学派》杂志上发表。现在想来，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怎么交谈。就是说我们很少谈论自己。某天晚上我可能谈到过自己的情况。我可能给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在以色列和欧洲的生活，但我们从来没有互相交流着那样聊天。

我在那里待到第六天后，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出发去墨西哥城。星期一诺尔曼得在大学上课，我得找工作。我们开着诺尔曼的白色雷诺牌小车离开安格尔港，这辆小车只有当他去瓦哈卡时才会使用，因为在墨西哥城，他更喜欢乘公交车四处漫游。我们谈起尼采的《道德谱系》，诺尔曼每次重读都会发现（令他感到沮丧）这位哲学家和很快掌握德国政权的纳粹之间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点。我们谈论天气，谈论季节，我们谈论我已经疏远但还想用明信片一次又一次保持联系的人，我说会想念他们，而诺尔曼安慰我说我很快就会忘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聊起了克劳迪娅。我只知道我之所以意识到这点，是因为后来我什么也不说开始听他讲了。他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自从他开始在大学工作后很快就结束了，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分手的痛苦也没有大家预想的那么严重。你也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我说是，我知道。他又说从那时起他跟女人的关系就比较冷淡了。说完他笑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大笑的样子。路上看不到一辆车，只有树木、山丘和天空，以及雷诺车从空气中切穿过去的声音。他说他还跟女人睡觉，或者说他还喜欢跟女人睡觉，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很清楚自己在那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了。都有什么问题啊？我问。多了，很多问题，诺尔曼说。难道兴奋不起来吗？我问。诺尔曼笑了。是吗，硬不起来吗？我说。这只是一种症状，他说，还算不上问题。这等于回答了我的问题，你兴奋不起来。诺尔曼又笑了。他把车窗降下来，风扑吹着他的头发。他的肤色晒得黝黑。他好像还挺开心。我们两个都笑了。有时我确实硬不起来，他说，不过“硬起”这算什么话啊？不，是偶尔硬不起来，但那只是一种症状，有时连症状都不是。有时这不过是个玩笑，他说。我问他这段时间是不是没有找过任何人，这似乎是个自问自答的问题，诺尔曼说找过，在某种意义上找过，但他和这个女人都想再等等，克制着关系不要发展得太快了，这是一种建立在冰上的关系。这女人是个离了婚的哲学教授，带着两个孩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想像她长得很丑，或者至少没有克劳迪娅漂亮。

后来他又谈起孩子来，一般意义上的孩子，特别是安格尔港的孩子，问我觉得安格尔港的孩子怎么样，其实我丝毫不曾想过我们正抛在身后的这个镇子的孩子，我的意思是说，我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时诺尔曼盯着我说：每当想到他们，我就放不下。就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老萦绕着我。我想：他最好盯着高速公路而不要看着我，我又想：会出事的。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没有说：当心点开，我没有说：诺尔曼，然后呢？而是看着风景：树木、云朵、群山、连绵的山丘、回归线，诺尔曼已经在说别的事儿了，克劳迪娅做过一个梦，什么时候？不久前，一天克劳迪娅大清早来电话给他讲这个梦。这说明他们还是挺亲密的朋友。你知道梦见什么了吗？他问。伙计，你为什么要我替你解析这个梦呢？这个梦跟色彩有关，背景是一场战役，一场逐渐平息的战役，怎么解释都可以。但诺尔曼却说：她梦见了我们不曾有过的孩子。去死吧，我说。这就是这个梦的意思。那么照你说，这场逐渐平息的战役就是你们还没有生下来的孩子了？差不多吧，诺尔曼说，那是一场影子战斗。那颜色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残留物，诺尔曼说，一种劣质的残留物的结晶。

后来我又想起那个画家和他的抽象画，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告诉诺尔曼（我肯定在安格尔港跟他讨论过这个）那个恶心鬼亚伯拉罕·曼苏尔在各种小团体中玩得很开，我也许是想换个话题，也许因为当时只能说这个，刹那间，我觉得说什么都没有意义，因为掌握话语主导权的是诺尔曼，我再说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小车速度已经超过八十英里，上了沙漠路。你看到过他的画吗？诺尔曼问。看过一点儿，我说。你觉得怎么样？诺尔曼问，好像我们在安格尔港说过的一切都已忘记。还不错，我说。克劳迪娅觉得怎么样呢？她没有跟我说起过自己的想法，我说。我们这样聊了会儿。诺尔曼开始谈起墨西哥绘画、公路状况、大学政治、梦的解析、安格尔港的孩子们、尼采，我隔很长时间才插句单音节词的评论，问一句，想把基本概念弄清楚，我只想尽快赶回墨西哥，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踏上瓦哈卡了。

这时诺尔曼说：乌里塞斯·利马。你还记得乌里塞斯·利马吗？我当然记得，怎么会忘了他呢？诺尔曼说：最近我老想到他，听上去好像乌里塞斯·利马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我很清楚利马不过是个短暂的插曲，而且当时还是一个恼人的插曲呢。诺尔曼瞥了我一眼，好像在期待着挤一下眼或者会心地看一看他，我却只说了句，看着路面，小心点，因为小车正向左边偏过去，我们已经上了马路牙子，但诺尔曼似乎毫不介意，他猛一打方向盘，又把我们弄到公路中央，继续向前奔驰，我又盯着他说：那时觉得怎么样呢，乌里塞斯·利马跟我们在特拉维夫度过的那些日子？诺尔曼说：你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吗？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这个极端正常的诺尔曼。我说：一切都很正常！因为乌里塞斯就是这样的人，而且我们私下都希望他那样呢。诺尔曼不这样想，他跟乌里塞斯不是朋友，只知道他的声名，而我和克劳迪娅，当时我们想将来会成为作家，而且为了属于那个本质上很可怜的团体，本能现实主义者，愿意献出一切。青春就是一场骗局。

这时诺尔曼说：这跟本能现实主义毫无关系，傻蛋，你什么都不明白。我说，好吧，那跟什么有关系？我松了口气，诺尔曼不再盯着我看了，把注意力在公路上集中了片刻，接着又说：跟生活有关系，跟我们不知不觉失去的一切有关系，跟我们可以重新获得的一切有关系。我们能重新获得什么呢？我问。我们失去的啊，诺尔曼说，我们可以原封不动地重新获得它。要理论起来很容易，但却我打开窗户，让暖风吹拂着头发。树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路边闪过。我们能重新获得什么呢？我想，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的行驶速度越来越快，而直线路段并不多，可我并不担心，也许因为诺尔曼开车向来很小心，他还能讲话，还能看着我，还能在置物盒里找香烟点上，甚至不时地向后面瞥一眼，从不把脚从加速器上拿开。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我们那场游戏，只要我们愿意，我听到他说。你还记得乌里塞斯跟我们在特拉维夫待过的那些日子吗？当然记得，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来特拉维夫吗？该死的乌里塞斯，我当然知道：因为他爱着克劳迪娅，我说。他疯狂地爱着克劳迪娅，诺尔曼纠正我说，疯狂得他都不知道究竟中了什么魔。他什么混账事儿都不知道，我说，其实我都不知道他干吗没去自杀。你错了，诺尔曼说（其实他已经在喊叫了），你错了，你错了，他就是想死也死不了。那么，他是冲克劳迪娅而来，他来找克劳迪娅，我说，这简直太错了。没错，他是为克劳迪娅而来，诺尔曼大笑着说。该死的克劳迪娅，你还记得她有多漂亮吗？当然记得，我说。你还记得乌里塞斯在我们宿舍睡哪儿吗？沙发上，我说。睡在那个混账沙发上！诺尔曼说。那个浪漫爱情的本质所在。门口那块地方。诺尔曼的地盘。这时诺尔曼开始喃喃自语起来，轻微得在公路上呼啸而过的小车制造出的噪声和掠过我的胳膊攀到左脸的风发出的声音的间歇，我得费很大的劲才能弄明白他的话意：有几个晚上，他说，他老想哭。什么？我问。有几个晚上，我起来上卫生间，总是听到他在抽泣。乌里塞斯？是啊，你没有听到过吗？没有，我说，我脑袋一挨枕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多好，诺尔曼说，话虽这么说，可他的口气似乎在暗示我那样挺糟糕，伙计。他为什么哭呢？我问，不知道，诺尔曼说，我从没问过，我正好去卫生间，经过起居室时听到了他的声音，就这样，甚至都不一定在哭，没准只是抽搐，我听到的可能是快感的声音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嗯，多少明白点吧，我说。可是接着他好像又不抽搐了，或者不哭泣了，诺尔曼说。那干吗呢？可能睡着了吧，诺尔曼说，也许那是乌里塞斯梦里发出的声音。他在梦里哭泣？你没有在梦里哭过吗？诺尔曼问。说实话，没有。我说。最初几个晚上，我真有点怕，诺尔曼说，害怕站在起居室，站在黑暗中，听着他的声音。可是，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忽然间我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我问。一切，最关键的东西，诺尔曼说，然后大笑起来。明白乌里塞斯正在梦见的东西吗？不，不，诺尔曼说，小车向前冲去。

真是好蹊跷，这一冲让我想起一个月后跟乌里塞斯一块儿来的那个奥地利巨人，我问诺尔曼：你还记得跟乌里塞斯一块儿来的朋友，那个奥地利孩子吗？诺尔曼笑了，说当然记得，但不是那么回事了，乌里塞斯回到特拉维夫时已经变了，或者说还是同一个人，但晚上不再抽泣了，他不哭了，我一直在观察他，我注意到这点了，或许那个杂种乌里塞斯不再自我放纵了，谁知道。诺尔曼又说：刚开始就那样了，当时他一个人睡在扶椅里。当时那样，后来就不了。当然，肯定是这样，我说。当时他还没有跟那个奥地利人来呢。他什么也没说起过？说什么呢？诺尔曼问。看在他妈的无论什么的分上，什么都可以，我说。这时诺尔曼又笑了，说：乌里塞斯哭泣是因为什么都没个结果，他知道还得重返以色列。遥遥无期的返回？操他妈的遥遥无期的返回！立刻！可是克劳迪娅已经不在以色列生活了，我说。不管克劳迪娅在哪儿生活，在以色列，诺尔曼说，还是在无论哪个混账地方，不管你叫它什么的地方，墨西哥、以色列、法国还是美国、地球，他都不在乎。不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没有，我说，乌里塞斯知道你和克劳迪娅的关系会结束吗？然后他还会再试一试吗？你什么都没明白。我跟这个毫无关系，克劳迪娅也跟这毫无关系。有时连那个杂种乌里塞斯也与这个没关系。那些眼泪就足够了。我想你说得对，我不懂你的意思，我说。

这时诺尔曼看着我，我敢说他脸上的表情就跟十五六岁时一样，我们在高中认识时的那副表情，那时他还很瘦削，长着鸟儿般的脸蛋，留着长头发，眼睛非常亮，那微笑能让你顷刻间就喜欢上他，那是一种今天还在明天就会没有的微笑。就在这时那辆卡车莽撞地向我们冲来，诺尔曼突然转变方向试图躲过它，这时我们就飞起来了。诺尔曼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玻璃飞起来了。最后我们在该完蛋的地方全完蛋了。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普埃布拉的医院了，父母或者他们的影子在病房对面的墙上移动着。后来克劳迪娅来了，吻了吻我的额头，在床边陪着坐了几个小时，或许别人这样告诉我她坐了几个小时。几天后他们告诉我诺尔曼死了。又过了一个半月我出院了，跟父母住一起。常有我不认识的亲戚和已经忘记的朋友来看望。我不觉得烦扰，但还是决定搬出去自己一个人住。我在安苏雷斯区租了幢小房子，带卫生间和厨房，还有一个大屋，我渐渐开始绕墨西哥城长途散步。我一瘸一拐，有时还迷路，但步行对我有好处。一天早上，我开始找工作了。本来没这个必要，父母说他们可以养着我，直到我的身体更结实。我回大学找到诺尔曼的两个朋友谈了谈。他们见到我后好像挺惊讶，说诺尔曼是他们认识的最出色的人之一。这两个人都是哲学教授，库奥特莫克·卡德拉斯的支持者。我问他们诺尔曼怎么看卡德拉斯。支持他，他们说，尽管是以自己的方式，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但还是支持他的。说实话，当时我觉得自己寻找的并不是诺尔曼的政治脉络而是别的什么，究竟是别的什么连我自己都理不清楚。我还跟克劳迪娅吃了几次晚饭。我想谈谈诺尔曼，想告诉她我和诺尔曼从安格尔港回来的路上说了些什么，但克劳迪娅说，谈这些东西让她很伤心。不过，她接着说，你住院的时候，不断地复述着和诺尔曼的最后的谈话。我都说什么了？无非是神志不清的人都会讲的那种话，克劳迪娅说，有时你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现场情景，有时又迅速转变话题，让人不知所云。

任凭我如何努力，还是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一天晚上，我正睡觉时，诺尔曼出现在我眼前，让我不要紧张，还说他很好。后来，但我拿不准是在梦里还是在尖叫中醒来后，我觉得诺尔曼好像上了墨西哥的天堂，而不是犹太人的天堂，更不是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天堂。可那该死的墨西哥天堂究竟是什么呢？幸福的伪装？背后到底有何深意呢？不过是虚妄的姿态？背后到底隐藏着（出于生存的原因）什么呢？不久，我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了。一天晚上喝醉后，我想给在巴塞罗那的阿图罗·贝拉诺打个电话。我试打的那个号码的电话里有人告诉我这里没有住着这个名字的人。我跟阿图罗的朋友穆勒说起这事，他说阿图罗在意大利了。他在意大利干吗？我问。不知道，穆勒说，工作吧，我想。打完这个电话后我开始在墨西哥城找乌里塞斯·利马。我知道我得找到他，问他诺尔曼在最后的谈话中到底想说什么。可是在墨西哥城找人说起来简单，真找起来可不容易。

我来回奔波了好几个月，又是乘地铁，又是挤公交，又是给我不认识也不想认识的人打电话。我被抢劫了三次。起先，没有人听说过也不想听有关乌里塞斯的任何事儿。我聊过的人中有的说他已经沦为酒鬼和吸毒者了。他已经沦为连最亲密的朋友都感到震惊的恶棍。有的人说，他已经结婚了，整天待在家里。有的说他妻子是日本裔或者一个中国家庭的惟一继承人，在墨西哥城拥有众多连锁咖啡店。这些信息全都模糊不清，令人沮丧。

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有人介绍我认识曾跟乌里塞斯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女人。不是那个中国女人，而是更早的一个。

她很瘦，眼睛十分犀利。我们站在一个角落聊了会儿，她的朋友们都在吸可卡因，她说她有个儿子，但是跟另一个男人生的。乌里塞斯一直待他如父。

待你的儿子像父亲一样？大概是吧，她说。对我的儿子像父亲一样，对我也像父亲一样。我仔细看着她。我怀疑她是在跟我开玩笑。除了她的眼睛，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无助感。

后来她开始聊起毒品，也许她觉得这是惟一有讨论价值的话题，我问她乌里塞斯是不是吸毒上瘾。刚开始没有，她说，只是贩些毒品，但跟我在一起后就开始吸了。我问她乌里塞斯写不写东西。她没有理我，也许不想回答。我又问她是否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乌里塞斯，她说不清楚。他大概已经死了吧，她说。

在这一刻，我才发觉这个女人有病，可能病得相当厉害，我不知道还能跟她说什么，我就想快点离开这儿把她忘了。可我居然跟她待到（或者待在她附近，因为只要有她在那里，无论多久都让人无法忍受）天亮聚会结束了。后来我俩甚至一块儿离开，步行了几个街区，走到最近的地铁站。我们在塔库巴亚上了车。晚间那个时候乘地铁的人个个都好像得了病。她去了一个方向，我去了另一个方向。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我们默默地坐了会儿。两个小伙子似乎累了，我也累了。恩卡纳西翁·古斯曼后来怎么了？一个小伙子忽然问了这么一句。这是我最不想听到的问题，但又是惟一能让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的问题。我回答得慢慢腾腾。或许我先用心灵感应的方式作答了，就像一个喝醉了的老人经常干的那样，接着我悍然张开自己的大嘴说：没什么，小伙子们。她没怎么样，跟帕布里托·莱斯卡诺或者我甚至曼努埃尔一样，没怎么样。生活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遗弃在我们想停留或者它方便丢弃的地方，然后就忘掉了我们，这本来也很正常。恩卡纳西翁结婚了。她太漂亮了，很难以一个老处女终了一生。一天下午，她出现在我们邂逅的咖啡店，邀请我们去参加婚礼时，我们都吃了一惊。也许这种邀请只是开个玩笑，她过来其实只是为了炫耀。当然，我们都祝贺了，说太棒了，恩卡纳西翁，太让人惊喜和意外了，后来我们没有去参加她的婚礼，不过也许我们中有一两个去了。恩卡纳西翁的婚礼对塞萨雷亚有什么影响？我想是消极的吧，虽然你永远搞不清对塞萨雷亚来说事情究竟有多糟，但她不高兴，肯定跟这个有关。我们没有发觉，可当时一切都不可挽回地滑向悬崖的边缘。也许这样说太过了。那时我们都开始走下坡路了。没人想再攀回去，也许除了曼努埃尔，他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攀登，但此外没有第二人了。该死的生活是很苦涩的，不是吗，小伙子们？我问。他们说：我想是吧，阿马德奥。后来我又想起帕布里托·莱斯卡诺，不久他也结婚了，我参加了他的婚礼（那是一种市民仪式），我想起了新娘的父亲举办的那场盛宴，在一家会所举办的豪华宴请，这个会所已经不存在了，就在贝伦拱门附近，在德里西亚斯大街上，我想，盛宴前后都有婚礼乐手的表演和致辞，我看见帕布里托的前额被汗水浸得闪闪发亮，他朗诵了一首献给新娘和新娘全家的赞美诗，从那时起这个家就像自己的家，他开始朗读前先看了看我和我旁边的塞萨雷亚，朝我们眨眨眼，好像在说别担心，朋友们，你们永远是我的秘密之家，或许是我这样想，尽管我可能想错了。帕布里托的婚礼举办后没几天，塞萨雷亚就永远离开墨西哥城了。一天下午我们走出一家电影院时在路上不期而遇，其实这纯属巧合，不是吗？我出来时一个人，塞萨雷亚也是一个人，我们步行了一段路，聊了会儿电影。什么电影？我忘了，小伙子们，要是卓别林的东西的话也许会记得更清楚些，但确实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们都喜欢这部影片，能告诉你们的就这些了，还记得电影院在阿拉米达的对过，塞萨雷亚和我先是步行穿过阿拉米达，然后向城中心走去，我记得不知什么时候我问起她的生活来，她说就要离开墨西哥城了。后来我们又谈到帕布里托的婚礼，谈话中又引出恩卡纳西翁。塞萨雷亚参加过她的婚礼，我问她怎么样，说说吧，她说非常精彩，非常感人，就说了这些。而且，跟所有的婚礼一样也很伤感吧，我又补充了一句。不，塞萨雷亚说，我这样告诉两个小伙子，婚礼并不让人觉得伤感，阿马德奥，她说，婚礼都是很幸福的。可说实话我就对谈论塞萨雷亚的情况感兴趣，恩卡纳西翁就免了吧。杂志怎么样了？我问。本能现实主义怎么样了？我问到这个时她笑了。我还记得她的笑声，小伙子们，我说，当时夜幕已经降临墨西哥城，塞萨雷亚笑得像个鬼魂，就像她后来变成的失踪者，那笑声让我的心脏都惊悸了，这笑声让我就想快点逃离她，同时又让我明白了，丝毫不必怀疑，我无处可逃。后来我又想起问她打算上哪儿去。我以为她可能不愿意讲，塞萨雷亚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可她居然告诉我了：去索诺拉，她本来就来自那片大地，她说了出来，就像别人告诉你几点了或者说早上好那样自然。可是，为什么去那里呢，塞萨雷亚？我问，你没想过，如果你现在走了，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吗？你想过索诺拉是一片不毛之地吗？你去那里干什么啊？我问了些诸如此类的话。小伙子们，一个人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时就会问这种问题。我们一边走着，塞萨雷亚一边望着我，说她在这里一无所有。你疯了吗？我说。你糊涂了吗，塞萨雷亚？你在这里有工作，有朋友，曼努埃尔特别欣赏你，我也很欣赏你，吉尔曼和阿克莱斯也很欣赏你，没有了你，将军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是一个尖锐主义者，肉体和灵魂都是。你可以帮助我们建造尖锐城，塞萨雷亚，我说。这时她笑了，好像我在讲一个精彩但她已经听说过的笑话，她说一个星期前就辞了工作，无论如何她从来都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不是尖锐主义者。我也是，我说或者大叫着，我们所有的墨西哥人都更像本能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尖锐主义者，可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尖锐主义和本能现实主义不过是把我们领向我们真正想去的地方的两副面具。领向哪里？她问。领向现代化，塞萨雷亚，我说，领向该死的现代化。这时，就在这时，我问她辞去“我的将军”的工作是否属实。她说当然是真的了。他怎么说的？我问。他几乎疯了，塞萨雷亚大笑着说。然后呢？就这些了，他不相信我是当真的，但如果他认为我还会回来，他最好是坐着恭候，因为要不然他会很累的。可怜的人，我说。塞萨雷亚笑了。你在索诺拉有亲戚吗？我问，没有，我想没有吧，她说。那你怎么办？我说。找份工作，找地方住下，塞萨雷亚说。就是这样了？我问。这就是命运给你准备好的一切吗？塞萨雷亚，我亲爱的？我说，不过我也许没有说亲爱的，我可能只是这样想了。塞萨雷亚看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迅速一瞥，她说找个地方住下，找个地方工作，这是我们人类的共同命运。说实话，你挺保守的，阿马德奥，她说（但说得很怜惜）。我们继续那样聊了会儿。我们好像在争辩，但并没有争什么。我们好像在互相责备，但没有责备什么。忽然，就在我们走到从此要永远分开的那条街上时，我试着想了想塞萨雷亚在索诺拉的情景，但想像不出来。我看见了那片沙漠，或者看见了当时我想像中的沙漠，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小伙子们，我说，我只是在电影或者电视里看见过沙漠，但从未去过那里，感谢上帝，我看见沙漠中一个点在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缎带移动，这个点就是塞萨雷亚，这条缎带就是一条通向一个无名城市或者镇子的公路，接着，我像一只忧伤的秃鹰般猛扑下去，把自己病态的想像力落在一块岩石上，我看见塞萨雷亚继续行走着，但已经跟我熟悉的塞萨雷亚不是一个人了，变成了另外一个女人，一个在索诺拉沙漠的阳光下穿着黑衣的肥胖的印第安女人，我说了或者试图说再见，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本能现实主义者之母，可是出口的却是一句可怜的咕哝声，衷心祝福你好，亲爱的塞萨雷亚，我试图说，代表帕布里托和曼努埃尔，代表阿克莱斯和无动于衷的李斯特，代表恩卡纳西翁和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但出口的却是一阵咯咯声，好像我突然得了心脏病，当然苍天不容如此，或者得了哮喘病，后来我又看到了塞萨雷亚，走在我旁边，依然那么踏实自信、毅然决然、勇敢无畏，我说：塞萨雷亚，好好想想，别犯傻，留心你的脚下， 她笑着说：阿马德奥，我知道自己在干吗，然后我们又聊起政治，塞萨雷亚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已经越来越淡，好像政治和她都已疯狂，她在这个话题上常有逗人之见，比如会说，墨西哥革命将在第22世纪再次出现，这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安抚作用的胡说八道，是吧？我们还谈了文学、诗歌，墨西哥城最近的新闻，文学沙龙里的流言蜚语，谈到萨尔瓦多·诺沃正在写的东西，谈到斗牛士和政客、合唱团女孩的报道，我们在这些话题上机智地保持着意见上的一致，谁也不想细究，或者不想费劲细究。后来塞萨雷亚站住了，好像忽然记起把什么重要的事儿忘了，她一言不发，望着地面或者那时的过路行人，但却视而不见，眉宇紧蹙，小伙子们，我说，这时她盯着我，起先也视而不见，后来才把神儿回到我身上，她笑着说再见了，阿马德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活生生的人。也许很洒脱。于是一切都结束了。

22

苏珊娜·普伊赫，约塞普·塔拉德尔拉斯大街，卡莱尔拉海滨，加泰罗尼亚，1994年6月。

他给我打来电话。我已经好久没跟他说过话了。他说你可以去什么什么海滩，在什么什么日子，在什么什么时间。你到底在说什么啊？我问。你必须要去那儿，你必须得去，他说。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喝醉了？我说。拜托，我真希望你能去那儿，他说，又重复了一遍那个海滩的名字、日期和时间。你就不能上我家里来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这儿谈谈。我不想谈，他说，我再也不想谈了，一切都结束了，再谈已经没有丝毫意义，他说。我很想把电话挂了，但还是没挂。我刚吃过晚饭，正在看电视上放的一部电影，是法国片，记不清片名了，忘了导演或者演员是谁，只记得是讲一个歌手的故事，一个有点歇斯底里的女孩，我想，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倒霉的家伙。我像往常那样调低音量，跟他说话时目光依然盯着电视：房间、窗户、电影里出现的人脸，这些事物的出现完全没有道理。桌子已经清理干净，沙发上放了本书，那是晚上等我厌倦了电影上床后打算开始读的一本小说。你要过来吗？他问。为什么过来啊？我说，其实我心里在想着别的事儿，想着那个歌手何其顽固，想着她的眼泪，抑制不住涌出的眼泪、愤恨的眼泪，尽管我不知道这是否讲得通。因为一个人心怀愤恨是很难哭出来的，很难厌恶让你哭泣的那个人的。这样你就可以见到我啊，他说。最后时刻，最后一次，他还继续坚持着。你在听吗？我问。有那么片刻我以为他挂了电话。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相信他使的是公用电话，完全能想像得出，是用他住的镇子的帕塞奥·马利蒂默街上的一部电话打的，从我这里去那儿坐火车只需二十分钟，坐小车只需十五分钟，不知怎么那天晚上我想起距离问题来了，但他应该没有挂掉，因为我能听到小车的声音，除非我没有把家里全部窗户都关严，听到的是自己住的那条街上的噪声。你在吗？我说。在听着，他说，你过来吗？这简直太痛苦了！如果我们不想谈什么，你要我过去干吗啊？如果我们彼此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让我过去干吗啊？我还真不知道，他说，我可能疯了吧。我也想到这个了只是没说出口。你看到儿子了吗？看到了，他说。他怎么样啊？挺好，他说，长得很英俊，一天比一天大了。你的前妻呢？也很好，他说。你为什么不搬回去一起住呢？别问这样白痴的问题，他说。我的意思是就算当做朋友嘛，她也可以稍微照顾点你。这话好像逗得他感觉挺好玩，我听到他笑出声了，他说妻子（没有说前妻，而是说妻子）现在过得不错，他不想坏了人家的事儿。你还挺体贴人的，我说。她这个人伤透了我的心，他说。太多愁善感了！太敏感了！当然这个故事我已了然于心。

第三天晚上他就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他求我直接往他动脉里打一针安乃近，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往动脉里打一针”，不是静脉注射，这本质上是一回事，但有所不同，当然，我给他打了，立刻就打，打完后就睡觉，但我们还是有很多时间可以聊天，说话的时间一晚比一晚长，就这样他把整个故事都告诉了我。当时我觉得那故事挺伤感的，并不是因为故事本身，而是他讲故事的那种方式。我忘记他在医院住了多久，也许十天或者十二天，没错，我记得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有时我们会痴情地盯着对方，超越了一般病人和护士应有的规矩，但也顶多如此。我那时刚好跟一个实习医师结束了某种关系（其实我觉得那连约会都谈不上），可以说情绪正对头，然而还是什么也没发生。那是他出院十五天后，有一次该我值班，我走进一个房间，发现他又在那里了。我想我可经了世面！我悄无声息地向床铺走去，居高临下仔细看了看。没错，是他。我查了下病历：他得的是胰腺炎，但医护人员却没有给他插胃管。我又回到那个房间（旁边床上那人肝硬化快不行了，需要持续护理）时，他睁开眼睛打了声招呼。你好，苏珊娜，他说。他伸出手。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没握他的手，而是俯身在他脸颊上吻了吻。第二天早晨，另外那个人死了，我又回去了，这时他已经一个人用那间病房。那天晚上我们做爱了。他仍然有点虚弱，还在输液，而且胰腺还疼着，我们还是做了，可是，后来，我开始觉得我太粗心大意了，几乎是犯罪的大意。说实话，我在医院从来没感到如此开心过，至少自从我干这份工作以来，而且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开心，什么也无法跟我们做爱时的那种开心相比。当然，我早知道他结婚了，而且有个儿子（他第一次住院时就亲口告诉过我了），尽管我从未听说他妻子来医院探访过，但是另外那个故事他大体上已经告诉过我了，那个“伤透了他的心”的故事，那个乏味俗气的故事，可他已经忘了。

别的任何人（更有经验，更现实）都知道我们不会长久，顶多维持到他出院前这段时间，可我的期望很高，根本不考虑那些障碍。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我跟一个大我很多（十六岁）的男人上了床，其实，我毫不介意，我还喜欢这样呢，他在床上表现得很温柔，很文雅，有时却狂野得像彻底疯掉了似的，我不介意说出来。但随着时光流逝，那个医院在他的记忆中逐渐淡漠，他好像更加心神不安，回来看我的间隔越来越长。我说过，他跟我一样住在一个海滨小镇，坐火车只需二十分钟，坐小车只需十五分钟，有时他晚上到我住处来，待到第二天早晨才走，因为他不喜欢来我这里，有时我开着车径直从自己家门前过去，直接开到他住的小镇，那更像一次探访狮穴之旅。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我知道。他住在镇子中心的一幢楼里，后墙紧挨着一家电影院，所以，如果上映一部恐怖片或者电影的声音很响时，你都能听得见喊叫声和厨房里传来的很大的回音，特别是如果这部电影你已经看过，你多少知道点情节，他们是不是抓到了凶手，好不容易才会盼到结束。

最后一场放映结束后屋里便沉入深深的寂静中，好像整幢楼忽然陷到一口矿井里，只不过这口井是液体的，一个地下水世界，因为很快我就开始联想到鱼，那些扁扁的、瞎了眼的深海鱼。再者，他的房间完全是一场灾难：地板肮脏不堪，起居室被一张巨大的铺着纸张的桌子给占满了，连放椅子的空间都没有，就是这样。卫生间更恐怖（所有单身男人的卫生间都这样子吗？我希望不是），没有洗衣机，床单质地粗劣，毛巾也一样，厨房的抹布，他的衣服，基本上没有一件不令人恐怖的，想想那时我们都开始约会了，如果我们真的有在约会的话，我告诉他把脏衣服带到我家来，我扔进洗衣机洗好了，我有一台很不错的洗衣机，他也不听，说自己用手洗，有一次我们爬上屋顶，他住在二楼，这幢楼惟一的另一家住户就是一楼的房东，三楼没人住，可是，有那么几个晚上，我们做爱（或者操逼，其实这样说更像）时我听到了响动声，好像三楼有人在移动椅子或者床铺，或者从门口走到窗口，这个人从不打开窗户，一定是风，谁都知道老房子里经常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在冬夜里吱吱作响，总之我们爬上房顶，他让我看了看洗涤槽，一个伤痕累累的水泥洗涤槽，好像什么人，以前的房客在某个下午的绝望中朝它砸了一锤，他说他就是在这儿洗衣服的，当然是用手了，他不需要洗衣机，后来我们站在那里望了会儿镇上人家的屋顶，这个古老小镇的屋顶总给人一种既危险但又好看的感觉，海水、海鸥、教堂的钟塔，一切都呈淡淡的褐色或者黄色，像明亮的大地或者闪耀的沙地。后来，自不必说，我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自己完全错了。你不能去爱一个不爱你的人，你不能完全为了性才跟一个人好。我告诉他我们之间到此为止了，他也没反对。好像他早知道会这样结束。但我们还是朋友，有时，晚上我感到孤独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开上车去找他。我们共进晚餐，然后做爱，但我不会在他住处过夜的。后来我又认识了别人，也没太认真，后来也结束了。

我们争执过一回。为什么？忘了。跟嫉妒没关系，我记得很清楚。他根本就不嫉妒。他好几天没给我打电话，我也不去找他。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我告诉他，该到长大的时候了，应该好自为之，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患有胆管硬化，肝脏指数非常高，溃疡性结肠炎，刚得了甲状腺功能亢进，牙齿还不时地疼痛！）他应该规规矩矩过日子，因为他还年轻，应该忘了那个“伤透他的心”的女人，应该买一台洗衣机。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工夫写了那封信，后来又撕了，然后开始哭起来。没多会儿我就接到了他最后那个电话。

你想见到我但不想跟我谈谈是吗？我问。没错，他说，没错，我们不用谈，我只想知道你在附近，但我们也可以不见面。你疯了吗？没有，没有，没有，他说。很简单。但也不是很简单。长话短说，他就想让我看到他。你不想看到我吗？我问，不，我没法看到你，我都精心策划好了，你可以把车停在加油站的弯道那里，停在马路牙子上面，你从那里就可以看到我，你不用从车里出来。你打算自杀吗，阿图罗？我问。我听到他笑了。不会自杀，至少现在不会，他说。你都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买好了一张去非洲的机票。再过几天我就要走了。非洲，非洲的哪儿啊？我问。坦桑尼亚，他说，我已经打过所有疫苗了。你要去那里吗？他问，这简直不知所云，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很明白啊！他说。可我不懂，傻蛋，我说。你只要把车停在过了加油站后的第一个拐弯处等着就可以了。要等多久？我不知道，五分钟吧，他说。你到了，我自会告诉你，只用五分钟。然后呢？我说。然后再等十分钟，然后就可以走了。就这样。那非洲是怎么回事？我说。非洲是以后的事儿，他说（声音听上去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尖细，带点冷嘲热讽的意味，但毫无发神经的迹象），那是将来的事儿。将来？美好的将来。你打算去那里干吗？我问。他的回答依然含含糊糊。事情、任务、惯例，我想他说了这些吧，或者类似的话。我挂上电话后不知道什么最让我困惑不解，是他的邀请呢还是宣称即将离开西班牙。

约定见面的那天我按他的指示照办了。上了那条公路，把车停到马路边上，在那儿整个海湾的风景差不多可以尽收眼底，海滩并不太大，每年夏天当地的裸体主义者便齐聚这里。我左侧是一片连绵的小山丘和峭壁，不时会看到有房子拔地而起，我右边是铁路，还有点灌木，然后，走过地上一道陡坡就到海滩了。那天天色灰蒙，我到那儿时看不见一个人。海湾的一头是卡拉马雷斯·费里塞斯酒吧，那是一幢涂成蓝色的小木屋，里面一个人影都没有。另一头，岩石遮住若干更小的海湾，公众的目光更难看到，夏天大多数裸体主义者聚集在那里。我比指定到达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我不想从车里出来。但是等了十分钟，抽了两支烟后，觉得在里面快要窒息了，这样说绝不夸张。我打开车门出来，一辆小车停在那家酒吧前面。我仔细观察着那辆小车：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此人留着长长的直发，应该比较年轻，他打量了一下四周（但没有朝我这个方向看），走到酒吧后面便消失了。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紧张。我又回到车里然后关上门。我严肃地考虑要离开时，又一辆小车在酒吧门口停住。一男一女下了车。看到第一辆小车后，那个男子把手放到嘴边大喊或者吹着口哨，我不知道是哪种，因为正在这时，一辆卡车驶过去，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那一男一女等了会儿后向海滩上一条小土路走去。过了片刻先到的那个男子从我看不见的酒吧后面出来，朝那两个男女走去。他们可能互相认识，因为握了握手，那个女的吻了下先到的那个男子。后来，第二个到的男子用手指着海滩的某个地方，那个动作给我的感觉是来得极其缓慢。又有两个男子从岩石中冒出向酒吧走去，他们沿着海浪吞没线走来。虽然离得很远，我还是认出其中一个是阿图罗，不知为什么，我以最快的迅速从车里出来，也许还想着亲自走到海滩上，但马上发现抵达那儿得穿过一个地下人行通道，绕一个大圈子才行，而且等我到那儿后他们可能早走了。于是我就待在车边观察着。阿图罗和他的朋友走到海滩中间后站住。从车里出来的两个男子向他们走去，阿图罗的朋友把一个包裹撂在地上然后打开。他站起来往后一退。第一个来的男子走近包裹，从里面取出什么，又往后一退。接着阿图罗走近包裹，照前一个人的样子取出自己的家伙。这时阿图罗和先来的那个男子手里各自握拿着一把很长的东西。第二个来的男子向第一个来的男子走过去说了句什么。第一个男子点点头，第二个男子让开一点，但有些生气了，因为他向海水方向走去，一波海浪淹过他的鞋子，他跳了一下，好像被食人鱼咬到了般，接着迅速朝相反方向后退。第一个男子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好像很客气地跟阿图罗说着什么，阿图罗活动着左脚，仿佛在听着，似乎要确认什么，一张脸或者几个数字，让他觉得有意思，他把鞋尖扎在湿湿的沙地里。阿图罗的朋友向岩石方向后退了几尺。那个女的站起来向第二个来的男子走去，他正坐在沙地上清理靴子。沙滩中间只剩下阿图罗和第一个来的男子。后来他们举起手里拿的东西击打对方。第一眼瞥去我以为那是拐杖，后来我忍不住笑了，原来阿图罗就让我来看这个：这场恶作剧，古怪的恶作剧，但肯定是在恶作剧。可我又疑窦丛生。如果手里拿的家伙不是拐杖呢？如果是剑会怎么样呢？

吉列姆·皮纳，加斯帕尔·普赫尔大街，安德拉特克斯，马洛卡岛，1994年 6月。

我们是1977年认识的。现在已过去很长时间了。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时我经常每天早上买两份报纸和几本杂志。我无所不读。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我全知道。我们经常见面，一般都是在我的地盘。我想我只去过一次他住的地方。我们经常一起出去吃饭。由我付钱。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巴塞罗那有了许多改变。建筑没有改观，但巴塞罗那变了许多。那时我每天都要画画，不像如今，但那时有着太多的派对，太多的聚会，太多的朋友。生活让人兴奋不已。那时，人人在办杂志，我喜欢这点。我在巴黎、纽约、维也纳、伦敦，举办过几次展览。阿图罗有时会消失好长一段时间。他喜欢我的杂志。我送过他一些过期的，我也送过他一幅画。我送他的那幅画是加过框装裱了的，我知道他没钱去装裱。什么画儿？我始终没有完成的一幅油画的草稿：《另一个阿维尼翁少女》。我经常遇到对我作品感兴趣的商人。那段时间我临摹了三幅皮卡比亚的东西。非常漂亮。我卖了两幅，给自己留了一幅。从临摹伪作中我看到了依稀光明，但它毕竟是一线之光，这是最重要的。有了这笔钱后我买了幅康定斯基的画，还有几件贫穷派艺术的作品，也许同样是外国人的。有时我会搭飞机飞到马洛卡岛。我常去安德拉特克斯看望父母，长时间地在乡下散步。有时我只是看看父亲，他也画画，他带上画布和画夹出去时，我的脑子里会涌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比如大海深处的死鱼或者濒临死亡边缘的鱼。接着我又会想些别的事儿。那时，我在帕尔曼有个画室。我把画搬来搬去。我常常把它们从父母家带到那个画室，然后又从画室带到父母家。后来我厌倦了，就飞回巴塞罗那。阿图罗经常来我家里洗澡。他住的地方显然不能洗澡，他经常用我在卡多纳广场附近莫里奈尔街上那幢屋子里的淋浴室。

我们经常交谈，但从不争论。我给他看我的画，他就说太奇妙了，我很喜欢，诸如此类的话。这样说我总觉得有压力。我知道他是真心的，但还是觉得有压力。后来，他就不说话了，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我就做些茶水、咖啡，或者拿出一瓶威士忌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常常想，我也许做对了，也许意识到了什么。视觉艺术最终是不可理解的。或者说太难以理解了，乃至没有任何人，首先是我本人，会接受显而易见的解读。那时，阿图罗有时也跟我的一个女朋友睡觉。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就是说，他知道我们是朋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介绍过她们，但不知道这人是我的一个女友。他们过段时间就睡一次，比如一个月一次。我觉得这挺好玩。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很天真。我的朋友住在德尼亚大街，离我住处不远，我有一把她房间的钥匙，有时我早上八点去那里，找些上课要用而忘了带的东西，我会发现阿图罗躺在床上或者做早餐。他看着我，那样子像在问自己这女孩是他的朋友还是女朋友？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早上好，阿图罗，我说，有时我强忍着不要笑出来。我也在跟别的朋友睡，但我跟她睡的时间要比阿图罗跟她睡的久。麻烦。生活中充满了各种麻烦，但那时巴塞罗那的生活很美妙，而麻烦也是惊奇的代名词。

后来就开始觉醒了。我在大学教书，在那儿过得很不如意。我不想用理论术语阐释自己的作品。我在教课，我的同事们好像分成两个截然分明的派系：骗子（平庸者和恶棍）以及那些不仅教学而且经常在工作以外的艺术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的人，且不论其好坏。忽然我发现自己两个派系都不属于，我就辞职了。我开始在一所高中教书。那简直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就像从上尉降到中尉？也许吧。说不定降到了下士呢。但我没什么上尉、中尉、下士的感觉，反而觉得就是一个掏阴沟的、铲垃圾的、一个从自己的集体走失或者分开了的倒班工人。现在回想起来，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还真有点严峻、残忍的味道，来得突然又无法挽救，当然了，这一切都是慢慢发生的。我碰到一个百万富翁，买下了我的作品以及我那本因为遭到冷落和自身的无趣而死亡的杂志，我又办了其他杂志，还举办过不少展览。但没有一个存活下来：语言比现实更真实。其实，某一天，这一切终于都结束了，我只剩下皮卡比亚的假画，那是我惟一的指南，惟一握在手中的东西。有些没工作的人会指责我不懂得珍惜幸福，虽然我什么都有过。我可以指责一个杀人犯杀了人，一个杀人犯可以指责自杀者的绝望或者行为令人匪夷所思。事实上，某一天，这一切全结束了，我好好打量了一番自己。我不再买那么多杂志和报纸了。我不再举办展览。我开始在高中教美术，怀着谦卑和严肃的态度，甚至（我不想把它说得多么了不起）怀着某种幽默感。阿图罗很久以前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不知道阿图罗消失的原因。一天他对我朋友气急败坏地发了一通脾气，因为发现她是别人的女朋友，或者因为他跟我的其他朋友睡了，她说了些诸如你这个白痴，你看不出吉列姆的朋友就是他的女朋友吗之类的话，介于神秘和透明之间的床头话。我不知道，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知道他走了，我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他了。这显然不是我的初衷。我试图拢住自己的朋友们。我尽量对人和气友好，尽量不要从喜剧陡然走向悲剧。生活自会有很多妙招。但是，有一天，阿图罗还是消失了。好几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说：猜猜今天晚上谁给我打电话了。我要这样说就好了：阿图罗·贝拉诺。如果我马上猜对的话可能会很好玩，可我却说了别人的名字，然后就放弃不猜了。她说出阿图罗时我仍然很开心。我们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啊？很多年了，多得最好别算了，不要回忆了，但我还是记住了，一下子就说出口。于是一天阿图罗就上我朋友家了，她给我打来电话，我过去看了他。我匆匆忙忙就去了，我几乎是跑着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跑起来了，反正就跑起来了。当时差不多是晚上十一点了，天气很冷，到那儿后我看到了一个跟我一样现在已经四十多岁的家伙，我向他走去时感觉就像《走下楼梯的裸女》，然而我没有任何楼梯可下，不是我想像的那样。

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面。一天，他来到我的画室。我坐在那儿盯着一幅摆在至少有七十平方英尺的画布旁边的小油画。阿图罗看着这幅小画和大画问我画的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我问。尸骨罐。他说。其实是尸骨罐。那时，我几乎不画画了，从未展示过自己的作品。那些跟我在一起时还是上尉的人现在都成了中校或者上校，还有一个，我亲爱的米格尔里托，甚至都到了将军或者元帅的头衔。另外一些人或者因艾滋病，或者因毒品，或者因肝硬化死了，或者只是因为迷茫而放弃了。我还是个掏阴沟的。我知道这本身可以有好多种解释，大多数都很荒谬。可我的情况一点都不荒谬。我有理由感到开心，我一直都很忙碌，我不断地观察着万事万物，我观察自己在观察着万物，我读书，我过着平静的生活。我的产量不大。也许这很重要。另一方面，阿图罗的产量却很大。有一次我走出洗衣房时碰到他。他正要上我家来。你在干吗？他问。你这不看见了吗，我说，我放了几件衣服要洗。你家里没有洗衣机吗？他问。五年前就坏了，我说。那天下午阿图罗走进我们的院子看了半天我的洗衣机。我做好茶水（这时的我几乎戒酒了）然后看着他检查洗衣机。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以为他会修好。好像还不见得，但这已经让我很开心了。最后，我的洗衣机还是依旧坏着。我又给他讲了我遭遇的一起事故。考虑告诉他是因为我看见他眼睛老瞄着我的伤疤。那次事故出在马洛卡岛。是场车祸。我差点失去了双臂和下巴。我身体其他部位都只擦破了点皮。这起事故挺离奇，你不觉得吗？很离奇，阿图罗说。他告诉我，他也住过院，两年里住过六次。在哪个国家？我问他。就在这儿，他说，在希伯伦谷，再以前是在格罗纳的约塞普·特鲁埃塔。那你干吗不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来看你啊。噢，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一次，他问我是否沮丧过。没有，我说，有时我感觉像《走下楼梯的裸女》，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挺好，但沿着比如帕塞奥·德·格拉西亚大街散步时感觉却没那么好，但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有一天，在他最后一次消失前不久，他上我家来说：有人打算写一篇有关我的书的坏评论。我给他倒了杯菊花茶，什么也没说，我想，别人有故事要讲的时候，无论伤感的还是快乐的，最恰当的反应莫过于沉默了。可是他也不说话，我们那样默默地坐了会儿，他盯着茶或者浮在茶上的柠檬片，我在抽着杜卡多斯牌香烟。我想我是为数不多还在抽这个牌子香烟的人，我是说我们这一代人中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连阿图罗现在都抽上棕褐色的烟草了。过了会儿，完全是为了想讲点什么，我说：你今晚打算住在巴塞罗那吗？他摇摇头。他在巴塞罗那过夜时就住在我朋友家（分房睡，虽然这么说很俗气），不会住我这儿。但是，我们还会一起共进晚餐，有时三个人开着我朋友的车去兜风。总之，我问他是否在巴塞罗那过夜时，他说不了，得回到自己住的海边小镇去，去那里坐火车不到一个小时。接着我们又不说话了，我开始想是什么不好的评论，怎么琢磨都搞不清他的心思，我索性也不去想了。我就那么等着，像《走下楼梯的裸女》那样，跟人们想的恰恰相反，而这正是激发某种特别的批评反响的原因。

有一阵子，我只听到阿图罗喝茶时发出的声音，从街上传来的闷钝的声音，电梯上来下去了几次的声音。忽然，当我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听不见时，我听到他又重复了一遍说一个评论家要糟践他。这实在没什么关系，我说。这是一场危险的交易。有关系，他说。以前这种事儿对你来说这绝对没什么关系，我说。现在对我有关系了，他说，我大概越来越中产阶级化了吧。他说自己上一本书跟这本新书有相似之处，都可归入不可破译的游戏范畴。我读过他的那本书，挺喜欢，我不知道他的新书是讲什么的，所以我无话可说。我只好问：有什么相似之处啊？游戏，吉列姆，他说。游戏。那个混账《走下楼梯的裸女》，你的那些皮卡比亚的混账伪作，全是游戏而已。到底出什么事情了？我问。事情就是，他说，那个评论家，一个叫伊内基·埃切瓦内的家伙是个大骗子。他是个很差劲的评论家吗？我说，不，他是个不错的评论家，他说，至少不是一个差劲评论家，可他是个操蛋骗子。你怎么知道他要评论你那本还没上市的新作呢？因为，前天，他说，我去出版社了，他跟公关部的头儿打电话索要我的最新小说。就因为这个吗？我说。我正好坐在那儿，公关部头儿的对面，她说，你好，伊内基，真巧，阿图罗·贝拉诺正好就在我对面坐着，那个杂种伊内基什么也不说了。他应该说什么？至少打个招呼，阿图罗说，因为他什么也不说，你就认定他打算整你？我问。再说了，他就是整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没关系！你瞧，阿图罗说，伊内基最近在跟奥雷里奥·巴卡，那个西班牙文人里的加图在打笔战，你知道加图吗？我没有读过他的东西，但知道这个人，我说。就是因为伊内基写了篇巴卡一个朋友的著作的评论。我不知道评论是否公正。我没读过那本书。我只是确确切切地知道这个小说家让巴卡出面捍卫他。巴卡对那个评论家的攻击简直会让人痛哭流涕。可我没有任何自以为是的强人来捍卫，一个都没有，所以伊内基可以对我为所欲为。连巴卡也不会捍卫我，因为我在自己的书里嘲笑了他，不是马上就出来的那本而是上一本书，不过我怀疑他读过这本书没有。你嘲笑了巴卡？我只是轻微地嘲笑了他一下，阿图罗说，但我怀疑他或者其他任何人是否注意到了这点。我不屑认巴卡为大师，我承认，我觉得连我都忽视了让朋友忧心忡忡的那段话。没错，阿图罗说。行啊，就让伊内基攻击你好了，我说。谁会在乎？这种事儿没什么要紧的。你认识的人都会知道的。我们都是快死之人了，想想来世吧。可伊内基一定是想从别人身上获得快感。阿图罗说。他真有那么邪恶吗？我问。不，不，他很好，阿图罗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跟这没关系，跟肌肉锻炼有关，阿图罗说。大脑肌肉？我问。某种肌肉吧，我就要成为他跟巴卡进行第二或者第八回合格斗时训练用的沙袋了，阿图罗说。我明白了，这是一场由来已久的战斗啊，我说。那你怎么办呢？没什么，我就当沙袋好了，阿图罗说。我们默默地坐了会儿，想着各自的心事，这时电梯又开始上来下去，发出的声音挺像我们没有见面这些年的声音。我打算举行一场决斗向他挑战，阿图罗终于说。你想做我的陪同吗？这才是他要说的意思。我感觉好像什么人朝我胳膊上打了一针。先是针刺，然后液体没有进入动脉而是进入肌肉了，一股冰凉的液体让我不寒而栗。这个建议简直是疯了，而且毫无道理。你不能因为一件别人还没有做的事儿就向人家挑战啊，我想。但接着我又想生活（或者生活的幽灵）从来都冲着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向我们挑战，有时甚至冲着我们想都没有想过要做的事儿向我们挑战。我的回答是可以，但很快我却想到也许来世《走下楼梯的裸女》或者《大玻璃》真的存在或者将会存在。后来我又想：如果这篇评论不错该怎么办呢？如果伊内基喜欢阿图罗的小说该怎么办呢？组织一场决斗向他挑战，那岂不太不公平而且没有必要了吗？

各种问题逐渐纷至沓来涌向头脑，但我认为这个时候不能感情用事。凡事都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先讨论了武器的选择。我建议用充了红色颜料的气球。或者来一场夸张的墨西哥大草帽之战。阿图罗坚持要用匕首。流了第一滴血就停战怎么样？我提议。阿图罗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但内心深处可能大大地松了口气。后来我们开始去找匕首。

我本来打算到一家旅游商店去买，这家店从托雷多产的小刀到日本武士刀什么都卖，但我们必须要说明刀剑的用途，我朋友说她故去的父亲留下两把剑，于是我们又去看了那剑，是一对真家伙。擦得锃亮之后，我们决定就用它们了。后来我们又开始找理想的地方。我建议放在城堡公园，在半夜时分举行，但阿图罗更倾向于去裸体主义者聚集的海滩，位于巴塞罗那和他住的小镇的途中。后来我们搞到伊内基的电话号码，给他打了电话。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相信这不是开玩笑。阿图罗跟他讲了足有三遍。最后伊内基同意了，让我们告诉他日期和时间。决斗的那天下午，我们在圣波尔海滨的一家快餐店吃了饭。炸乌贼和虾。我的朋友（她就陪我们到这分上不打算出席决斗）、阿图罗和我。我得说，这顿饭吃得略微有些沉闷，席间阿图罗掏出一张飞机票给我们看。我以为是去智利或者墨西哥的，在某种意义上阿图罗要告别加泰罗尼亚和欧洲了。但这张票却是去达累斯萨拉姆的，中途在罗马和开罗停留。后来我觉得我的朋友已经彻底疯了，如果评论家伊内基朝他脑袋上给一剑还杀不死他的话，他也会被非洲的黑蚁和红蚁给吃了。

豪梅·普拉内利斯，萨拉姆博酒吧，托尔里豪斯大街，巴塞罗那，1994年6月。

一天早上，我的朋友兼同事伊内基·埃切瓦内打电话来，说他需要有个人陪同参加一场决斗。我还有点宿醉未醒，起先没弄明白伊内基在说什么，而且他几乎从不给我打电话，特别是白天的这个点儿上。他解释完后我以为在开玩笑，我经常跟他在一起，人们总是拿我开玩笑，但我从不介意，伊内基有些怪怪的，虽然有点怪但却很有魅力，是那种女人们真的觉得相貌英俊而男士觉得为人不错的男人，不过稍微有些强势，大家都暗暗地很钦佩他。前不久，他跟马德里伟大的小说家奥雷里奥·巴卡结上了仇怨，虽然巴卡雷霆万钧、呼风唤雨，肆无忌惮地辱骂他，伊内基还是从这种充满敌意的交锋中毫发未损地脱颖而出了，甚至可以说他被巴卡带出了名。

好玩的是伊内基并没有批评过巴卡，而是批评了巴卡的一个朋友，所以你可以想像如果他追随这位大人物会是什么情景。据我所知，巴卡是一个师法乌纳穆诺的作家，当代绝无仅有，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发表演讲，充满了廉价的道德化的东西，属于典型的说教色彩浓郁、怒气冲冲的西班牙式演讲，而伊内基也是那种典型的挑衅型、鲁莽的不顾一切的评论家，喜欢树敌，习惯跳着脚叫骂。他们的冲突是个时间问题。或者说至少巴卡不得不与伊内基冲突，打电话约他，朝他腕子上来一掌什么的。私底下，他们都栖息在我们称之为左派的那个日益式微的幽灵出没之地。

所以，当伊内基向我说到决斗时，我以为他真在开玩笑。即便巴卡的激情彻底脱缰而出也未必如此汪洋恣肆，居然作家亲自出马以如此闹剧的方式来伸张正义。可伊内基说这事与此无关。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迷惑不解，但他说这次情况不同，他必须接受这场挑战（他会提到《走下楼梯的裸女》吗？毕加索遇到这种事儿时会怎么办呢？）我应该跟他说定了，到底陪不陪他去，他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因为决斗就在那天下午举行。

除了答应我还能说什么，我当然会去，告诉我时间地点吧，可是，伊内基挂了电话后我开始想，这样干也许是把自己搅进这堆严肃的狗屎堆里了，我想，我生活多么美好幸福，我像任何正常人那样喜欢不时地开个不错的玩笑，只要不太过分，如此一来也许自寻烦恼踏上了永远难以圆满收场的混乱之旅。关键是，我开始思来想去（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永远不该也不会这样做），得出的结论是，这事儿从一开始就太离奇了，伊内基居然打电话让我做他决斗的陪同，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只是在同一家报社工作，偶尔在贾迪内托或者萨拉姆博或者莱伊尔街上的那家酒吧碰个面，我们实在算不上大家所谓的那种朋友。

离决斗还有几个小时了，我给伊内基打电话看能否跟他同去，可是却没人接，显然，他跟我打完电话就直接出门了，去撰写最后那篇文章还是上最近的那家教堂了，我不知道，确认联系不上他后，我给吉玛·莫尼斯特罗尔打了个电话，那感觉就像我头脑中的一盏灯熄灭了，如果有个女人陪着我，事情不至于变得太丑陋，当然我没有把实情告诉吉玛。我说，吉玛，宝贝，我需要你帮个忙，伊内基·埃切瓦内和我要去见个人，我们需要你陪我们一起去，吉玛说什么时候，我说就现在，宝贝，吉玛说好吧，到科尔特·英格莱斯接我，差不多是这样说的。我挂了电话后想跟两三个朋友联系一下，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有些过度紧张，但谁也不接电话。

五点三十分时我看见吉玛抽着烟站在乌基诺纳和鲍奥·克拉里斯广场的一个角落等着，我开着车来了一个漂亮大胆的掉头动作，把这位大胆的记者接到副手座上。几百个司机冲我们按喇叭时我都能从反光镜里看见一个警察威胁性的身影，我踩了下油门，我们开始向A-19方向开去，朝马雷斯梅方向开去。当然，吉玛问了，我把伊内基藏在哪儿了（此人对女人有一种奇妙的感染力，必须得承认），我只好告诉她，伊内基在卡拉马雷斯·费里塞斯酒吧等着我们，在圣波尔海滨之外，在一个小海湾附近，春夏季节那里就成了裸体泳场。余下的那段路程花了不到二十分钟（我的标致牌小车像闪电般飞驰着），我一路上焦躁不安，听着吉玛讲的各种故事，找不出恰当的时机告诉她我们去马雷斯梅的真正原因。

好像还嫌不够背运，我们又在圣波尔迷了路。据当地人说，我们得走通往卡莱尔拉的那条路，但行驶四分之一英里后在加油站左转，仿佛在朝山区开去，然后再右转，穿过一条隧道——什么隧道呢？——再出来回到一条海滨路上，那儿矗立着一个叫卡拉马雷斯·费里塞斯的酒吧，显得孤单而荒凉。我和吉玛讨论争吵了半个小时。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该死的酒吧。我们到那儿时已经晚了，我闪念想到伊内基不会来了，可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他的那辆红色萨博汽车，事实上我看到的全部东西就是他的那辆红色萨博，停在一片沙地和灌木上，接着又看到了那幢荒凉的屋子、酒吧肮脏的窗户。我把车停在伊内基的车旁，按了几声喇叭。我和吉玛一声不吭，决定待在标致里。很快我们就看见伊内基从酒吧的另一面绕了过来。他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责备我来晚了，他看见吉玛时好像也没有生气。我问他的对手在哪里，伊内基笑着耸耸肩。后来我们三个向海滩走去。吉玛听了我们来这儿的原因（伊内基向她作了解释，讲得清楚又很客观，三言两语，处理了我始终没做成的一件事儿），她好像比刚才还要兴奋，刹那间我确信最终一切都会很顺利。我们三个人大笑了好一阵。沙滩上没有一个人影。他还没来，我听吉玛说，我觉得她的口气听上去有一丝小小的失望。

有两个人从海滩北头的岩石中冒出。我的心开始怦怦地跳起来。我最近的一次打架斗殴是在十一二岁。从那时起我就尽量避免暴力行为。他们来了，吉玛说。伊内基看看我又看看大海，直到此时我才觉得此情此景有一种令人绝望的荒谬感，而且其荒谬性与我在现场不无关系。那两个从岩石冒出来的人沿着海水边缘向我们走来，他们终于在大约三百英尺远的地方停住，近得我们完全能看清其中一位带着一只包裹，两把剑的尖头向外扎了出来。吉玛最好待在这儿，伊内基说。等我们的这位伙伴抗议完后，我们两个慢慢向那两个疯子走去。你真的要把这场荒唐事进行到底吗？我记得我们在沙地上走过去时我这样问伊内基，那么这场决斗真的要发生而不是做做样子？你选中我当这场疯狂举动的见证者吗？就在此刻我才感觉到或者恍然大悟伊内基挑中我是因为他真正的朋友们（如果他有的话，也许赫尔迪·洛维特这样的知识分子算一个）会拒绝无谓地参与这种荒唐事，他很清楚这点，谁都很清楚，除了我这个傻乎乎的家伙，我还想：天哪，这全是巴卡那杂种惹的祸，如果他不攻击伊内基，就不会有这桩事发生，后来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因为我们已经走到另外那两个人跟前了，他们中的一位问：你们谁是伊内基·埃切瓦内？这时我望着伊内基的脸，忽然担心他会说是我（处在我这样的神经质状态，我想像伊内基可能什么都干得出），但伊内基微笑着，好像很开心，说他就是，这时另外那个人看着我，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吉列姆·皮纳，陪同，我听见自己在说：你好，我是豪梅·普拉内利斯，也是陪同，坦率地说我现在想起来简直要吐了或者笑掉屁股，但当时只觉得肚子里有种刺痛感，浑身发冷，因为天忽然间冷了起来，只有那么几丝夕阳照在海滩上，春天时人们来裸泳的海滩，照在小海湾、岩石水湾，那些隐蔽的海湾只有沿着海岸经过的火车里的旅客才会看到，旅客对这片景色往往都无动于衷，你会觉得充满了民主和平民精神，在加利西亚，同样是这群旅客，会让火车停下来，爬下去把那些裸体主义者的卵蛋给割了，总之，这是我打招呼说你好我是陪同豪梅·普拉内利斯时心里想到的一切。

后来这位吉列姆·皮纳打开带来的包裹，两把剑都带着尖儿，我想锋刃似乎还在微微地闪闪发光呢，钢的？青铜的？铁的？我对剑一窍不通，但还不至于无知到认为那是塑料做的，后来我伸出手用指尖触摸了下锋刃，当然是金属的，我再次看到寒光时把手抽了回去，那缕微弱的寒光，好像活了起来，至少伊内基的朋友们会这样来描述，如果他有那个胆或者正气请他们一块儿来，而且如果他们来的话，我想他们不大可能来。我觉得这纯属巧合，或者无论如何太像巧合了：太阳下到山的那一边，剑光闪闪，最后，直到此刻，我才问（谁？我忘了，皮纳，也许伊内基本人）他们是否当真，是不是非常渴望这场决斗，我还大声警告他们，虽然这声音不是很沉着，说我可不怕麻烦叫警察。后来的情景就模糊了。皮纳用马洛卡语说了句什么。后来他让伊内基挑一把剑。伊内基从容不迫，将每一把都拿在手里掂了掂，先看了一把，然后又看了另外一把，而且同时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这辈子除了玩火枪手的游戏外完全无所事事。那两把剑不再寒光闪闪。另外那个家伙，那个表情忧伤的作家（可是这种忧伤冲谁而来，为什么呢？如果那篇该死的冒犯别人的评论都还没有发表的话？）在等着伊内基挑选。天空一片白茫，一团浓雾正从山丘和田野漂向大海。我的记忆有些凌乱。我记得听到吉玛在大叫：上吧，伊内基，说着类似的话。接着，我和皮纳同步往后退去，跟他们拉开一定距离。一波小浪打湿了我的裤腿。我记得我朝下望着自己的软皮鞋，嘴里骂骂咧咧的。我还记得当时有种下流、病态的感觉，因为鞋垫湿了，我走动时发出那种吱吱呀呀的声音。皮纳向岩石方向退去。吉玛站起来向决斗者走过去靠近些。他们的剑开始碰撞起来了。我记得我坐在一个土堆上，脱掉鞋子，用手绢小心地擦掉湿沙，然后又扔掉手绢，望着越来越暗淡的地平线，最后吉玛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个手递给我一个活生生的、湿漉漉的糙硬的东西，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搞清楚自己的手绢又回来了，像个诅咒般回到我身边。

我记得我把手绢放到运动衫的一个口袋里。后来，吉玛说伊内基玩起剑来像个行家，这场格斗从一开始他就占了上风。但我不这样认为。开始时他们势均力敌。伊内基的挥舞显得有些怯怕。他只是在跟对手碰撞剑，而且不断地往后退却，是因为害怕或者在测试对手。相反，他的对手的出击却越来越自信。他还瞅准机会朝伊内基刺了一剑，这是开始决斗以来的第一次，他紧紧握着剑，右脚和右臂往前冲，剑尖几乎挨着伊内基的裤缝了。这时伊内基好像才从这场愚蠢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接着又掉入另一场危险千真万确的梦中。从那一刻起，他的脚步才开始变得更加灵动，动作更加迅捷，不断地往后退却，不是呈直线而是绕着圈儿往后退着，这样我时而看到他的正面，时而看到他的侧身，时而又看到他的后部。别的观众在干吗来着？吉玛坐在我身后的沙地上，不时地为伊内基加油鼓劲。其间，皮纳一直站着，远离剑手们的活动圈，那表情看着仿佛对这种事儿习以为常，同时又好像睡思恹恹。

在理智清醒的刹那间，我坚信大家全疯了。但很快清醒的刹那又被超越清醒的超级刹那所取代（如果我可以这么表述的话），我又想，这一场景不过是我们荒谬生活必然的逻辑结果。它不是惩罚而是新的噱头。它让大家瞥了一眼我们共同人性中的自我。这不是我们毫无价值的负罪感的证据，而是我们奇妙而没有意义的天真的标志。然而肯定不是如此。不是这样。我们是静止的，他们在动着，海滩上的沙子也在动着，不是因为风的缘故，而是他们和我们的举动造成的，我们的举动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过是在观看而已，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噱头，超级清醒的时刻。然后就什么也不是。我的记忆向来平庸，不能胜任记者工作的需要。伊内基攻击一下另外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又攻击一下伊内基，我想没准他们会这样斗上几个钟头，直到手里的剑沉得拿不起才会打住，我取出一支烟，没带火，我找遍所有的衣兜，然后起身向吉玛走去，但又想到她很久以前便戒烟了，戒了有一年或者一万年了。我闪过一念考虑向皮纳借个火，不过那样做似乎有些过分。我坐在吉玛身边看着决斗士们。他们还在做绕圈运动，但速度开始慢下来，我好像觉得他们开始互相搭话了，但海浪的声音把他们说话的声音给淹没了。我对吉玛说，我觉得这完全是场闹剧。你彻底错了，她回答。她说她觉得这样挺浪漫的。那个吉玛，真是个奇怪的女人。我比刚才更想抽烟了。远处，皮纳跟我们一样在沙地上坐着，一绺深蓝色的细烟从他的嘴中吐出。我实在熬不住了。我站起来向他走去。绕了很长一段路，尽量走在决斗者的活动范围之外。一个女人在一座小山丘那儿观察着我们。她斜靠在一辆小车的车头上，双手遮在眼睛上方。我以为她在凝望大海，但接着我发觉她肯定在望着我们。

皮纳一言不发把打火机递给我。我望着他的脸：他正哭着。我本来还想跟他说点什么，可看见他后忽然不想了。我又回到吉玛身边，又看着山顶上那个形单影只的女人，又看着伊内基和他的对手，他们已经不拿剑交手了，只是移动着脚步，目光盯着对方。我在吉玛旁边蹲下时，身体发出沙袋般的响声，我看见伊内基有欠谨慎地或者不顾火枪手电影的告诫那样把剑举得更高一些，我看到对手的剑向他刺来，剑尖距离伊内基的心脏几乎仅有一寸之差，我记得，尽管这不可能，我好像看见伊内基脸色霎时变得苍白，我听到吉玛说了句我的天哪之类的话，我看见皮纳把烟头朝小山方向弹出很远。我看到山头上什么人也没有了，那个女人或者那辆小车也不在了，这时另外那个家伙忽然收回剑尖，伊内基向前跨去，用平平的肩胛骨撞到他身上，我想这是用来报复刚才对手造成的惊怕，吉玛叹了口气，我也叹了口气，向这个邪恶海滩脏乎乎的空气中吐了几个烟圈，这些烟圈还没有来得及飘浮起来，立刻就被风扫掉了，伊内基和他的对手像两个傻孩子般继续斗着。

23

伊内基·埃切瓦内，加迪内托酒吧，格拉纳达·德尔·佩内德斯大街，巴塞罗那，1994年7月。

文学批评与作品一度并驾齐驱，后来批评没落，读者跟了上来。这段旅程或长或短。后来，读者一个一个地死去，作品继续孤独地前行，尽管新的批评和新的读者又沿着作品走过的路慢慢赶来。后来批评也再度，读者也再度死去，作品浑然不觉地走在遍地白骨的羊肠小道上继续它的旅程，走向孤独。靠近作品，尾随其后，是某种死亡的征兆，但新批评和新读者又不知疲倦地无情地谴责作品，而它们又被时间和速度吞没。最终，作品在大千世界的旅程注定要无可挽回地孤独下去。总有一天作品也会死亡，就像万物都必然要死亡和走向终结一样：太阳、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以及人类记忆所能抵达的最遥远的地方都不能例外。一切以喜剧开始者将以悲剧结束。

奥雷里奥·巴卡，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不仅在面对我自己，或者面对镜子，面对死亡来临之时，当然我希望它能慢点到来，而且面对我的孩子和妻子，面对我正在构建的平静生活时，我也会承认：一、在斯大林统治下，我不会在古拉格集中营浪费青春，也不会在脑后挨一枪子儿了却一生；二、在麦卡锡时代我不会丢掉工作也不会在加油站帮人加油；三、但是，在希特勒时代，我可能会选择流亡路线，在佛朗哥统治下，我不曾像许多铁杆民主分子那样，向国家元首或者圣女献制过十四行诗，这一切都是事实。当然，我的勇敢是有限的，然而我愿意忍受的也是有限的。一切以喜剧开始者将以悲喜剧结束。

佩雷·奥多内斯，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过去那些年，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们经常组织群众抗议，来颠覆这个国家、改造它、放火焚烧它、掀起革命。那时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一般出自殷实人家或者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他们一旦拿起笔，就排斥或者嘲讽那种地位：写作是为了否定、为了放弃，有时是为了自杀。这意味着要跟自己的家庭对抗。如今，令人空前忧虑的是，西班牙（包括拉美）的作家们主要来自底层家庭，来自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家庭，他们倾向于把写作当成一种向更高的社会阶层爬升的工具，作为一种为自己开拓空间但又小心地不踏逾界限的途径。我不是说他们受的教育不够。他们受的教育跟前辈作家一样良好。或许不相上下。我也无意说他们工作不够勤奋。他们比前辈作家还要勤奋！但他们仍然很粗鄙。他们的做派跟商人或者黑帮几乎毫无二致。他们绝不谴责任何事物，或者只谴责容易谴责的事物，他们小心翼翼地不去树敌，或者从毫无还手之力的人当中选择敌人。他们会因愤怒和疯狂的逼迫而自杀，但绝不会为了理想而自杀。各种大门一点一点无情地向他们敞开了。于是文学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注定要以喜剧结束。

胡里奥·马尔蒂内斯·莫拉莱斯，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我想对你讲讲我参加图书博览会时诗人们得到的礼遇。我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作家。我还为自己赚得了一个评论家的美名。粗略估计，这里有7×3=22个摊位，事实上比这个要多很多。我们能得到的关注有限。但我还是设法在这次博览会的太阳下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抛在后面的都是破车，写作的局限，3×3=9。这已经不容易。落在后面的是A和E，它们从一个我偶尔在梦萦中回去的阳台上吊下来流血过度而亡。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知道监狱是很微妙的。当然诗歌和监狱从来都是比邻而居。忧郁症是我魅力的源泉。我是在做第七个梦呢，还是真的听到公鸡在博览会的另一头啼叫？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公鸡都是黎明才叫，而我的手表显示现在是正午时分。我漫步穿过博览会，跟同行们打着招呼，他们跟我一样在梦游。梦游×梦游=文学天堂中的一座监狱。游啊。游啊。诗人的礼遇：我们把这首圣歌听成一种苍白的审判。我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盯着展出的书籍在衣兜深处摸索着硬币，希望如同黑夜般渺茫。7×1=8，当我从眼角瞥见那些年轻的读者时心里对自己说，我还看到一个无形的影像犹如一座缓慢的冰山般叠加到他们悠远微笑的小脸上。我们从那个挂着字母A和E的阳台下走过去，它们的血从我们的头顶冲灌而下，彻底污染了我们。然而这个阳台跟我们一样苍白无力，苍白者永远不会攻击苍白者。与此同时，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那个阳台开始跟我们一道漫步了。别的地方管这叫吗啡。我看见一个办公室，我看见一台运转的计算机，我看见一条孤独的过道。苍白者×冰山=一条孤独的走廊，这条走廊因我们的恐惧而有了些人气，因为在走廊的博览会市场漫步的人而有了人气，他们不是找什么书而是寻找某种确定性来填补我们确定性的缺失。因此我们在绝望的谷底时刻来阐释生命。兽群。绞刑吏。手术刀在切割肉体。A和E×图书博览会=其他肉体，轻盈若空气，灿烂耀眼，好像昨晚遭到了我的出版商的侮辱。死亡似乎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回应，布朗修会说。有31×31=962个充足的理由。昨天我们在本城的祭坛上献出一个年轻的南美作家。当他的血滴到我们的野心的浮雕上时，我想的是自己的书和湮没，最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一个作家，我们一旦功成名就，不应该始终拿着作家的派头。应该看上去像一个银行家，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无人照管长大的富人的孩子，一个数学教授，一个狱卒。像一棵树。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们还在漫步。我们的树木形状×阳台的苍白=我们的胜利走廊。年轻人，又名读者们，怎么可能想不到我们是撒谎者呢？只要看看我们就知道了！欺诈在我们的脸上闪闪发光！可他们就是想不到，我们可以这样背诵而不受任何惩罚：8、5、9、8、4、15、7。我们可以四处徜徉彼此招呼（我，至少跟每个人都打招呼，他们中有司法人员、绞刑吏、慈善家和学生），我们赞美娘娘腔放纵异性恋，赞美阳痿男人的阳刚，赞美绿帽男子的无瑕荣誉。不会有人呻吟着说：一点都不痛苦。只有当我们四肢匍匐着爬向有人在某个神秘时刻以不可理喻的决然给我们点亮的火光时，这里只有我们的夜晚般的寂静。我们都受命运的支配，不受偶然性的丝毫干扰。作家必须像审查员那样，我们的前辈说，要把那些奇思妙想追溯到源头上去。作家必须像报纸的专栏作者那样。作家必须像侏儒那样而且必须生存下去。如果我们也不必读书，我们的作品就会像悬在虚无中的一个点，一个意义省减到最小的曼陀罗，我们的沉默，我们用在死亡的遥远一端晃荡的一只脚站立的确定性。缤纷的幻觉。缤纷的幻觉。在已经遗失的过去的羊栏中，我们想充当狮子，其实只是去了势的猫。去了势的猫嫁给割了喉的猫。一切以喜剧开始者终将以一道密码写成的题目结束。

巴勃罗·德尔·巴尔莱，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我想跟你讲讲诗人们的礼遇。有一度，我既没有钱，也不像现在这样有名：我没有工作，名叫佩德罗·加西亚·费尔南德斯。但我有才华而且人挺和气。我认识了一个女人。我认识很多女人，但我最熟悉的只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最好且不提名了，爱上了我。她在邮局工作。每当我的朋友们问起我的女朋友干什么时，我就说她是邮局职员。其实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这样我就不用说她是个女邮递员了。我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我的这位女朋友老早就要出去上班，到下午五点才回家。每当听到门轻轻掩上（她以为我还睡着）发出的细微声音时我就起床，开始写东西。我写的全是阳春白雪的事物。花园、遗失的城堡诸如此类的东西。接着，疲惫了后我又开始读书。读皮奥·巴罗亚、乌纳穆诺、安东尼奥、曼努埃尔·马查多、阿索林这些人的作品。午饭时就出去上一家大伙都认识我的店里就餐。下午，我又修改自己写的东西。她下班回来后，我们就聊一会儿，可是一个文人和一个女邮递员之间能说些什么呢？我会谈谈我写的东西，我计划要写的东西，一篇曼努埃尔·马查多作品的评论，一首表现神圣精神的诗，一篇从乌纳穆诺的作品中提取出来作为第一句话的随笔：西班牙也伤害了我。她会聊些自己走过的街上发生的事情以及要送的信件。她会谈邮票，有些品种还挺稀罕，谈些在漫长的早晨送信过程中碰到的面孔。然后，等我实在受不了时，我就说再见，然后出去逛马德里的酒吧。有时我会参加一些书会，主要是冲着免费饮料和开胃食品而去，不为别的。我会去美洲之屋，听那些洋洋得意的拉美作家们谈天说地。我会去雅典耀听那些心满意足的西班牙作家聊天。然后我就去见些朋友，聊聊我们的作品或者去拜访某位大师。可是在这样的文学闲聊的时候，我却老能听到女朋友悄悄地四处送信时敏感的鞋子发出的声音，她背着黄袋子或者拖着黄色手推车，这取决于那天她得送多少邮件，听到这声音后我就开始心猿意马了，我的舌头，几秒钟前还那么犀利和灵巧，这时却变得笨拙不堪，我开始陷入沉闷、无助的少言寡语状态，好在其他人，包括那位大师把这当做我喜欢沉思默想、具有哲学气质的证据。有时，在我深夜回家的路上，我会在她上班的附近地区顺便看看，重温一遍她走过的路线，我会模仿她，学她的样子，迅捷地来个士兵和幽灵般的正步走。最后我都觉得自己快要吐了，满脸泪水，靠住一棵树，自问怎么会跟这样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我从来不曾想出过任何答案，至少没有想出过我心目中的真正答案。可事实上我没有抛弃她。我们一起住了很长时间。有时，在我写作放松的间歇，我就安慰自己说幸亏她不是个屠夫。她要是个女警察的话我会更高兴，主要因为那会显得更时髦。女警察要比女邮递员略胜一筹。接着我继续写作，不停地写啊写，进入一种愤怒或几近崩溃的状态，慢慢地我开始掌握了这个行当最基本的东西。就这样好多年过去了，期间我全是跟这个女朋友一起度过的。终于，我获得了马德里议会颁发的新声奖，我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拥有了三百万比塞塔并且有了去首都最知名的一家报纸工作的机会。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为我的书写了一篇极尽溢美之词的评论。第一版和第二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销售一空。我上了两次电视节目，不过我觉得其中一家让我上节目是打算出我的洋相。我开始着手写第二部长篇了。我抛弃了女朋友。我告诉她我们两个不合适，我不想伤害她，我希望她好，若有任何需要她随时可以来找我。然后我把自己的书全收进纸箱，把衣服放进一只皮箱就走了。我忘了是哪位伟大作家说过，爱情只会青睐赢家。很快我就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了，在拉巴皮尔斯租了一套公寓，一套我自己付钱的公寓，在这里我不仅快乐而且还多产。我现任女朋友是学英国文学的，也写诗。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在谈论书。她偶尔会冒出一些奇妙的想法。我想我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人们看到我们时都点头称是。我们用某种方式把乐观主义和前程具体化了，这是一种既现实又深思熟虑的方式。但是，有时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对自己的专栏文章做最后的润色工作或者修改几页小说时，会听到街上传来脚步声，我想几乎可以发誓说，那绝对是女邮递员在错误的时间出来送邮件了。我走到阳台上观望，可不见一个人影，也许会看到回家的醉鬼消失在某个街角。不会有错。街上就是没一个人。可是当我回到办公桌前，又会听到脚步声，我又想到那是个女邮递员出来干活了，想到就算我不会看见，她也不至于选这么一个可怕的时间出来活动。这时我就停下专栏文章或某个章节的写作，试着写一首诗或者在晚上余下的时间里来写日记，但却办不到。那双敏感的鞋子的声音始终在我的头脑中回荡。你几乎听不到，我知道怎么赶走它：我站起来走进卧室，脱了衣服上了床，在床上寻找女朋友散发着甜美味道的肉体。我来跟她做爱，时而温柔备至时而狂暴激烈，接着我很快就会入睡，梦见自己被推荐进了研究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其实，有时倒梦见自己被推荐进了地狱。有时什么也梦不着。有时梦见自己去了势，梦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两个小小的睾丸像没有颜色的橄榄般在两腿间长了出来，我既爱怜又害怕地抚弄着，对人秘而不宣。昼日会驱走那些鬼魂。当然这点我对谁都不说。跟女邮递员的关系让我付出了做噩梦和幻听的代价，我不那么敏感就好了，相信不会屡屡想起她。其实有时我迫不及待地想给她打电话，沿着她行走的路线跟踪她，居然产生了想看看她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念头。有时我很想在她住的小区的某个酒吧跟她见个面，那个小区再也不属于我了，然后问问她的生活近况：是不是有了新的情人，是不是送过从马来西亚或者坦桑尼亚寄来的信，是不是还跟从前一样收到圣诞节奖金。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满足于聆听她越来越微弱的脚步声。我满足于思索宇宙的宏大。一切以喜剧开始者终将以一部恐怖片结束。

马科·安东尼奥·帕拉西奥斯，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我也讲讲诗人的荣誉。我十七岁时有一股想当作家的炽烈欲望。我悄悄地作着准备。可是我在悄悄准备的时候并没有坐着无所事事地等待，因为我很清楚，我永远不会无所事事就能出人头地。克制和某种迷人的魅力这是让你如愿以偿的关键。克制：每天至少写作六个小时。每天早上创作，下午修改，晚上像瘾君子般贪婪地阅读。魅力或者迷人：登门拜访作家，或者去书会直接找他们，说他们最想听的话。他们绝对想听的话。同时要有耐心，因为这样做不见得屡试不爽。有些恶心鬼会拍拍你的脊背装出跟你素不相识的样子。那里也不乏冷酷、死硬、恶毒的杂种。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你得有足够的耐心，眼观六路。表现甚佳的是那些同性恋们，但是要当心：要懂得适可而止、清楚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否则到头来从某个放荡的老左派男同性恋那里什么都没捞着还惹来一身骚。女人的情况跟这个差不多：可能会帮你一把的西班牙女作家大多又老又丑。有时完全不值当。最好的是年过五十的同性恋或者渐入老境的男作家，无论抓住什么人，你一定要把关系跟他们弄近了。一定要在这班人吝惜和怨恨的阴影中培植出一个花园来。你得把他们所有的作品都研究透了。这个效力是不言而喻的。每次谈话的时候必须引上三两句。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引用！想听什么忠告吗？永远不要批评你导师的朋友们。你导师的朋友神圣无比，一句有欠考虑的评论会把所有的前程都断送在中途。想听什么忠告吗？要满怀激情地痛恨外国作家。用你全部的能量去恨他们，特别是美国、法国，或者英国作家。西班牙作家都痛恨用其他语言写作的当代同行。对他们的一番负面评论绝对会让你交到很多朋友。同时要闭紧嘴巴睁大眼睛。给自己制订一个明确的计划。早上写、下午改、晚上读，把别的时间都花在训练交际手腕、秘密活动和提升魅力上。十七岁时我想成为一个作家。二十岁时我已出版了两本书。现在我已二十四岁，有时回顾过去让我感到眼花缭乱。我走得太远了。我已经出版了四本书，我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但是说老实话，我的需求从来就不多，只要一张桌子、一台电脑、几本书就可以了）。我给马德里一家右翼报纸写每周专栏文章。我现在忙着吹捧、咒骂和痛斥形形色色的政客（当然都限制在一定的度里）。有志写作事业的年轻人视我为追随的楷模。有人说我是进步版的奥雷里奥·巴卡。我不知道。（西班牙同时伤害了我们，但此时我认为它对巴卡的伤害要更严重。）那些年轻人也许是很真诚的，但也可能想让我放松警戒，让我失去把持。如果是这样，我不会让他们的愿望得逞的：我仍然一如既往地顽强工作，产量仍然很高，还在继续培植朋友。我甚至还不到三十岁，未来正在像玫瑰般绽放，而且还是一朵完美的玫瑰，既芳香又少见。以喜剧开始者将以凯旋的征程结束，你不觉得吗？

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如同一切非常之事，这个故事也从一场梦开始。不到一年前，我经常步行去我们那里最有名望的一家文学咖啡馆，在那里跟各种作家交流我们挚爱的西班牙所面临的种种困局。在司空见惯的喧闹声中，我交谈过的每个人都宣称（不要指望这里会众口同声）尽管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不及其他几本卖得好，但却最有可读性。也许是这样吧。我自己并不关心市场。不过，在赞美的纱窗后面，我却瞥到一线阴影。我经常得到同行的赞美，最年轻的那位甚至视我为伟人——同时他们也以此自勉——可是在吹捧背后我却感觉到了某种莫可名状的东西的气息和日益迫近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一个月后，当时我在机场的登机厅，打算暂别我们可恨的西班牙若干时日，这时三个年轻人向我走来，高大、瘦削、明媚，讳莫如深地告诉我，我的新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说来这有点离奇，但他们绝对不是第一个对我说这种话的人。我开始了漫游的旅程。中途在罗马稍事逗留。在免税商店，一个看着饶有兴致的人老盯着我。他叫赫尔曼·昆斯特，是个出公差的奥地利人（我没有问他是干什么的），自称对我最近发表的那本书迷恋不已。他读的是西班牙文版，因为据我所知目前该书还没有被翻译成德语。他要我签个名。他的一番美言让我无话可说。到尼泊尔后，一个还不满十五岁的侍童问我是不是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我说是的，然后正要给他小费，这时小伙子声称是我作品的热烈崇拜者，几乎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就已经在那本破损不堪的《公牛与天使之间》上签了名，那是西班牙语第八版。准确地说，出版于1986年。不幸发生了一桩憾事，此事无足轻重却未能让我及时询问那位年轻读者借助什么样的命运辗转，让我的这本书到达他的手上。那天晚上，我梦见了施洗者圣约翰。这个无头人影走到宾馆床铺前对我说：去尼泊尔吧，埃尔南多，一本辉煌的杰作将向你打开。可我已经在尼泊尔了啊，我用梦里那种迷迷糊糊的语调回答说。可是圣约翰又重复了一遍：去尼泊尔吧，埃尔南多，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说，好像是我的文学代理人。第二天早晨我就把这个梦给忘得一干二净。在去加德满都山区的路上，我跟一群来自我们备受攻击的西班牙的游客不期而遇。他们认出了我（当然，我是独自一人，在一块石头后面沉思默想），我随即成了问答会的主角，那样子好像我们在电视里做节目似的。我的故国同胞的求知欲极其旺盛、迫切，而且不可遏制。我签了两本书。那天晚上，回到宾馆后，我又梦见施洗者圣约翰。不过这回情景有了显著不同，一个影子陪着他，一个穿着寿衣的人，无头人说话时它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圣约翰说的基本上还是昨晚的那句训言。他催促我赶紧访问尼泊尔，并许诺会有一本伟大著作的美好奖赏，比最美好的作品更有价值。我在东方漫游期间，这些梦一夜又一夜地反复出现。回到马德里，很不情愿地参加了几次无法推辞的访谈后，我搬到一个叫欧雷胡埃拉·德·阿甘达的小山村里去住了，怀揣创作一部作品的坚定志向。我又梦见了施洗者圣约翰。埃尔南多，兄弟，太让人受不了了，我在梦中这样自言自语，只有在严酷的逆境中磨砺过神经的人才会鼓起这样的精神勇气，我设法让自己迅速醒来。房间沉浸在卡斯蒂利亚夜晚浓郁的寂静中。我打开窗户，呼吸着山里纯净的空气，已经毫不怀恋每天抽两包烟的遥远的过去，不过，刹那间我想我再也不想烟了。我好像再也没有时间可失去了般把所有清醒的时间全用在整理资料、写信、准备文章和演讲稿上了，这是一个成功作家必须付出的乏味劳动，那种嫉妒心很强，抱怨不已，一本书卖不掉一千册的作家是永远理解不了这些东西的。接着我跟往常一样上了床，迅速入睡。施洗者圣约翰从一片漆黑中再次现身，如同苏巴朗笔下的绘画，他目光定定地看着我。他点点头说：我就要走了，埃尔南多，但你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看着背景一点点亮起来，好像一阵微风或者天使的呼吸在融开那片迷雾和晦暗，不过应该说，还保留着一丝黎明的丧服色。在这片背景上，在距离我的床有十多尺的一片坚硬的岩层旁边，那个蒙面影子耐心地等待着。你是谁？我问。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想我几乎要哭了起来，在沉睡中，在如此阴郁的早晨，我忽然激动不已。但是，我仍然强自镇定，设法把那个问题又重复了一遍：你是谁？这时那个影子颤抖起来，或者说身体非常吝啬地动了动，摇落清晨的露水，或许那只是我凝视的双眼感觉到那是在颤抖，其实情况不是这样，颤抖结束后，这个影子开始向我的床边走来，双脚似乎并没有着地，但我能听到石头的声音，石头欢快地体会着脚底踩在它们的脊梁上时发出的鸣唱声，这声音忽然又变成一阵沙沙声和叮当声，随之又是一阵喃喃声和轻语声，仿佛那石头是田野里的草，双脚是空气或者水，接着，我使出莫大的劲头从床上坐起，用一只手肘撑着身子问，你是谁，影子，你想要我干什么，你的披肩后面藏着什么？影子继续在铺着石头和灰烬色鹅卵石的田野上行走过来，直抵我的床边，这时它停住脚步，石头们不再歌唱或叹息或咕咕作响，一阵无边的沉默降临我的房间、山谷和山麓，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勇敢点，埃尔南多，你做过的噩梦不少了，然后我又睁开眼睛。这时那个影子摘掉披肩，或许那只是条围巾，圣母玛丽亚站在我面前了，她的光不再让人目眩神迷，正如我的朋友帕特里西亚·费尔南德斯－加西亚·埃拉苏里斯说的那样，他也有过各种类似的经验，那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光，一种与晨光交融和谐的光。我趁着还没有被惊呆说：您想让您卑贱的仆人做什么呢，夫人？她说：埃尔南多，我的孩子，我想让你写一本书。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内容不能泄露。但我都写出来了。我开始投入地干起来，打算不惜流血流汗，三个月后我就写出三百五十页的手稿，放在我的编辑的桌上。书名是《新时代与伊比利亚人的梯子》。他们告诉我，今天，这本书卖了一千多本。当然我没有在所有的书上都签名，因为我不是超人。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注定要以神秘结束。

佩拉约·巴伦多埃，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还是从头说起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吸过毒，抗抑郁病的药都从耳朵里释放出去了，在这个据说不错的图书展会上漫步，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在这里拥有各种各样的读者，还有巴卡，加西亚·莱昂的直接对头，但同样令人敬畏，他也有各种读者，连我的老朋友佩雷·奥多内斯也有一些读者，甚至连我，为什么要绕圈子呢，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连我都占据了若干读者份额，我的读者是那些精疲力竭的人，那些挨鞭打的人，那些头脑中带着小小的锂制炸弹的人，那百忧解药的河流，那埃帕迷尼诺的湖泊，那罗弗诺尔的死海，被德拉基马辛堵塞的深井，我的兄弟姐妹们，那些以吸食我的疯狂来滋养自己疯狂的人们。现在我跟我的护士在一起，但也可能不是护士，而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一个特殊教育教师，甚至是个律师。总之我跟一个貌似我的护士的女人在一起，或者至少从她给我服那些奇妙的药片、那些在我的头脑中炸开阻止我再干任何疯狂之事的炸弹的敏捷程度，可以得出她是一个护士的结论。她走在我身边，我要转弯时她优雅的身影扫刷着我伸展开来的沉重影子。我的影子似乎羞于在她的影子旁边流动，可是你再瞧的时候它又极其开心。我的影子就像第三个千禧年的瑜伽熊，她的影子就像希帕蒂娅的弟子。在那一刻，我挺高兴能来这儿，高兴极了，因为我的护士喜欢看到这么多书汇聚在一起，而且喜欢跟所谓西班牙诗歌或者西班牙文学界这个最著名的疯子并肩散步。这时我发现自己喜欢莫名其妙地大笑，或者轻轻地哼唱。她问我为什么要笑，为什么会唱，我就告诉她，我笑是因为整个这件事对我来说太可笑了，因为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声称是施洗者圣约翰或者圣罗耀拉或者圣埃斯克里瓦太荒谬了，是因为所有这些作家为了得到承认和读者，盘坐在他们各自的隔间里，这些辛苦的搏斗太可笑了。她又望着我问为什么哼唱，我告诉她那是我写的诗，我唱的是我正在构思或者想回忆起来的诗。这时我的护士微笑着点点头对我的答复很满意，就在这样的时候，人群熙熙攘攘之际，碰碰撞撞开始隐隐约约危险起来（我们就在奥雷里奥·巴卡的摊位附近，她告诉我），她的手开始寻找，然后轻易地找到我的手，我们手拉着手慢慢穿过耀眼的阳光和冰一般的阴凉地带，她的影子拖着我的影子，但最关键的是她的身体拖着我的身体。虽然我没有对她说实话（我微笑是为了不要号叫，我歌唱是因为不想祈祷或诅咒），我的解释对我的护士来说简直好极了，不仅赞美了她作为心理医生的高超技巧，更主要的是赞美了她的生活激情，她享受丽池公园灿烂阳光的渴望，她想快乐的顽强欲望。这时我开始从貌似诗意的角度思索起一些事情来，如失业（我的护士刚刚从失业中获救，得感谢我的疯狂），还有消逝的光阴像只红气球般在我眼前升起，飘得越来越高最后让我想哭想喊，这有点像代达罗斯哀伤伊卡洛斯的命运，而代达罗斯自己也在劫难逃，接着我又回到地球上，回到图书博览会上，试图对护士似笑非笑一下，只对她，可是她却不看我，看见我的是我的读者们，那些遭鞭打的人，那些被残杀的人，那些以我的疯狂为食粮的人，那些最终会弄死我或者熄却我的无限耐心的人，还有那些我的评论家们，他们想跟我合影但无法忍受连续八个多小时跟我在一起，还有那些作家兼电视主持人，那些热爱着巴塞罗那、极度疯狂同时又严肃地摇着脑袋的人。她不会明白，她永远不会明白，这个傻瓜，这个白痴，这个天真的人，这个迟来的女人，她对文学感兴趣、对潜伏在肮脏或者纯洁的书页后面的地狱浑然不觉，她喜欢鲜花但却没有发现瓶底藏着一个恶魔，她在图书博览会上徜徉着，在前面拉着我，摄影者把相机对准我时她冲着他们微笑，她拉着我的影子，也拉着她的影子，这个无知的人，这个无依无靠的人，这个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她会活得比我长，这是我惟一的安慰。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最后均以怅惘的挽歌结束。

费里佩·穆勒，森特里科酒吧，塔尔勒斯大街，巴塞罗那，1995年9月。

这是个机场故事。阿图罗在巴塞罗那机场讲给我听的。说的是两个作家的故事。结局有些模糊。机场讲的故事很容易忘掉，除非是爱情故事，但这个不是爱情故事。我想我应该见过这两位作家。至少阿图罗见过。在巴塞罗那、巴黎还是墨西哥见过？我不知道。一个是秘鲁人，另一个是古巴人，但我不敢绝对肯定他们是这两个国家的人。阿图罗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不仅说了他们是哪儿人，还告诉了他们的名字。但我没太在意。我想，至少，我猜，他们跟我是同时代的人，也就是说出生于1950年代。据阿图罗说，他们的命运，这点我倒记得很清楚，很有教育意义。那个秘鲁人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至少他的阅读脉络是：熟悉葛兰西、卢卡斯、胡塞尔。但也读黑格尔、康德，以及希腊人的某些著作。这个古巴人是个很快乐的讲故事的高手。这几个字应该大写才对：一个快乐的讲故事的高手。他不怎么读理论，主要读长篇小说、诗歌、短篇。这两个人，秘鲁人和古巴人，都出身于穷人家庭，一个是工人阶级，另一个是农民。两个人都在幸福、快乐中长大，有一种快乐的天赋。都有想要快乐的本能。阿图罗说这两个人孩提时代可能都很漂亮。我想所有的孩子都很漂亮吧。当然，他们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文学天赋：那个秘鲁人喜欢写诗，那个古巴人喜欢写小说。两个人都信奉革命和自由，像很多出生于1950年代的拉美作家一样。后来，他们长大了，开始尝到成功的激动：他们的书出版了，评论家们异口同声地赞赏，被尊为这片大陆上顶尖的青年作家，一个在诗坛，另一个在小说界，虽然没人说出口，但大家还在等待他们的代表作的问世。可是，后来最优秀的拉美作家或者生于1950年代的优秀作家的履历他们也经历了一遍：青春、爱情和死亡的三位一体呈现在他们面前，仿佛过了一次主显节。这种幻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呢？最初，微妙得几乎难以察觉：就像一块玻璃压在另一块玻璃上轻轻移动那样。只有不多的几个朋友注意到了。接着，他们几乎无法逃遁地走向了灾难或者深渊。那个秘鲁人拿到一笔资助离开首都利马。他在拉丁美洲漫游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去了巴塞罗那，然后又去了巴黎。我想，阿图罗在墨西哥见过他，但是在巴塞罗那他们才亲密起来。那个时代好像一切都青睐流星般的事物，只有很少例外，西班牙的编辑和作家对他们的作品毫无兴趣。谁能说得上是为什么呢？后来他们又去了巴黎，在那里跟秘鲁来的学生圈过从甚密。据阿图罗说，这个秘鲁人一直都是共产主义者，不过是一个游戏和不负责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沙龙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在巴黎设法自我暗示自己是马里亚特吉的化身，不是锤头就是铁钻，我忘了是哪个，鞭笞浪迹拉美的纸老虎们。为什么贝拉诺认为对他的秘鲁朋友来说这纯属游戏呢？他的理由很充分：这个秘鲁人今天可能写几页极富煽动性的宣传文章，第二天又写一篇字迹潦草难辨的论帕斯的随笔，里面充满了对这位墨西哥诗人的奉承和溢美之词。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显然有失严肃性。自相矛盾。其实，这个秘鲁人从来都无望成为一个散文家，如果他想扮演那些精神颓废或者溢美帕斯诗歌的代言人，这没什么关系。但他仍然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偶尔还很好。诗风大胆新颖。一天，这个秘鲁人决定回到秘鲁。也许他觉得全新的马里亚特吉该到回归故土的时刻了，或许他只是想利用手中剩余的资助金去某个更廉价的地方生活，不受干扰地实施自己的新计划。可他并不走运。几乎刚踏上利马机场“闪光道路”就兴起了，好像一直在等着他。忽然，出现了一股需要承认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整个秘鲁危险地蔓延开来。显然，这个秘鲁人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山乡小镇写东西了。从那时起一切都开始乱套了。秘鲁作家们的光明希望成了泡影，代之以日益忧心、日益失衡的人，代之以无法从用巴黎和巴塞罗那代替利马中恢复过来的人，那里只有不蔑视他的诗歌的人才讨厌他是个修正主义者或者不忠的走狗，那里，在警察眼中，他是千年游击队运动中的理论家（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属实）。换句话说，这个秘鲁人忽然发现自己被搁浅在一个会被警察和“光辉道路组织 ［57］  ”都轻易暗杀掉的国家。两派这样做都有充分的理由，两派都觉得遭到了他的文章的侮辱。从那一刻开始，他只有竭尽全力把自己从无可挽回地逼近毁灭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还是长话短说：他无牵无挂地回来了。这位过去欣赏“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人被改造成布莱瓦茨基夫人理论的信奉者。他又重返天主教堂。他成了约翰·保罗二世的狂热追随者和政教分离神学理论令人头疼的敌人。不过警方并不相信他的这种改变，他仍然位列潜在的危险分子的名单。另一方面，他的诗人朋友们，那些对他有所期待的人，仍然相信他，但已经不跟他说话了。不久，妻子也离他而去。但这个秘鲁人坚决不改疯狂，坚持不变立场，牢牢抓住不放。当然他也没有赚到任何钱。他跟父亲住在一起，靠父亲养活。父亲去世后又靠母亲养活。当然，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作，不断有大部头的晦涩著作问世，其中偶尔穿插些精彩的逗人发笑的幽默片段。若干年后，他有时吹嘘自己从1985年以来就不再有性事活动了。另外，他几乎丧失了任何羞耻感，冷静或者谨慎的品质。他赞美别人时经常太过火（明显地过火，因为我们一直谈论的拉美作家都是如此），自我吹捧时绝无荒谬感。不过他仍然不时有漂亮的诗歌出手。阿图罗说：这个秘鲁人相信美洲最伟大的诗人只有两个，就是他和惠特曼。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案例。那个古巴人的故事则完全不同。他是个同性恋，革命领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宽容同性恋，因此，他完成了两部优秀长篇小说（也比较短）的短暂的辉煌期过后，不久便被拖进被说成一场革命的欺骗和疯狂之中。他们逐渐夺去他原本就不多的资源。他丢了工作，没有人愿意发表和出版他的作品。他被迫成了警察的告密者，他被人跟踪，他的邮件被截留，最后他们把他投进监狱。这些革命家似乎设定了两个目标：治愈这个古巴人的同性恋，一旦治愈，又劝服他为国工作。两个目标都是开玩笑。这个古巴人声称。跟所有优秀的（或糟糕的）拉美作家一样，他并不害怕警察、贫困和禁止发表作品。他在这个岛上历经无数风险。最终他活了下来，仍然才情未减。一天，他逃了，逃到了美国。他的书又开始出版了。他开始更加勤奋地写作，只要有可能，可他与迈阿密颇不投缘。他又去了纽约。他得了艾滋病。在古巴，人们都这样说了：你瞧，如果他待在这儿，就不会死了。他又在西班牙待了段时间。他最后那段日子颇为不易。他想把正在写的作品完成了，但已经几乎不能打字。但他最终还是写完了。有时他坐在纽约家里的窗边，思索自己能够做什么，最后又做了什么。他最后的日子充满了孤独、痛苦，对永远失去的一切满腔愤怒。他不想死在医院里。这就是我们等着把那个古巴人从西班牙永远带回来的飞机时阿图罗告诉我的一切。革命的梦想最终不过是一场狂热的噩梦。你和我都是智利人，我告诉他，这不是我们的错。他看着我，没有说话。后来他大笑起来。他在我的脸颊每边都吻了下后就走了。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最后均以一段喜剧的独白结束，但我们已经笑不起来了。

24

克拉拉·卡贝萨，洪帝多公园，墨西哥城联邦区，1995年10月。

我是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秘书。你无法想像我的工作量有多大。需要写各种书信、寻找不知道放在哪儿的手稿、给杂志撰稿人打电话、查找除了一两所北美大学还有收藏外其他地方已经绝迹的书籍。为奥克塔维奥先生工作了两年后我患上了周期性头疼症，经常从上午十一点开始疼到晚上六点才慢慢缓解，服多少片阿斯匹林都不管用。总体上，我还是更喜欢干那些像家务活的工作，如准备早点或者帮助女佣做午饭。我很享受这样的工作，同时对我那备受折磨的头脑来说也算是一种休息。我通常早上七点左右到他家，那时交通还不太拥堵，或者至少没有上班高峰时那么可怕，我会准备好咖啡、茶水、橙汁、两块吐司、一顿简单的早餐，然后把盘子端进奥克塔维奥先生的卧室说，奥克塔维奥先生，醒醒吧，新的一天到了。但玛丽亚·何塞夫人会第一个睁开眼睛，她醒来后总是那么快活，她的声音从黑暗中传出来说：把早餐放在床头桌上吧，克拉拉，我就说早上好，夫人，又是新的一天了。然后我回厨房做自己的早餐，跟夫人一家的早点差不多：咖啡、橙汁、两块吐司，或者两片火腿，完了我就走进书房开始工作了。

你不知道奥克塔维奥先生收到的信简直成捆成堆，而且特别不好分类整理。你可以想像得出，给他写信的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形形色色，有来自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英国、意大利、法国的年轻诗人。我不是说奥克塔维奥先生每封信都需要回复，他可能只回复这些信件的百分之十五或二十，但其他信件也需要归类，别问我为什么，我更愿意把它们都给扔掉。好在归档办法很简单：我们按照国别挑出来，假如某个写信人的国别不清楚（这种情况常发生在用西班牙、英文或者法文写的信上），我们就按语种分类。有时我在翻检邮件时会想到那些流行歌手或者摇滚歌星的助理的日常工作，我想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需要处理这么多的信件呢。也许吧，但我相信他们不会收到这么多语种的信。有时奥克塔维奥先生还会收到中文写的信，通篇都用中文写成。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只好把这些信另外放在一个分开的小堆里，我们管它叫“边缘地带”，奥克塔维奥先生每周会翻检一次。他会说：克拉丽塔，带上车，我们去找找老朋友纳戈希罗。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好的，奥克塔维奥先生，我说，但拜访活动可没他说的那么简单。首先，我会花一个早上的工夫打电话联系这个纳戈希罗，等终于联系上他后我就说，纳戈希罗先生，我们有点东西想让你翻译，然后我们说好在本周的某一天约见。有时我会把这些信件通过邮局或者邮递员寄给他，但如果某件东西挺重要的话，对此我可以从奥克塔维奥先生脸上的表情判断出来，我会亲自送去，守在纳戈希罗的旁边等他给我一个文件或信件内容的梗概，我会把这个梗概速记在我的小小的笔记本上，随后再打印出来放在奥克塔维奥先生的办公桌上，放在桌子的左侧，这样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看一眼，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还有些奥克塔维奥先生的信需要寄出去。这是件真的能把人气死的工作，因为他每星期要写大量的书信，比如十六封左右，寄到世界上许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此事实在令人惊愕，因为你不禁要想问这个人怎么会在这么多不同的地方有这么多朋友，甚至有很多地方的名字张冠李戴，的里雅斯特和悉尼，科尔多瓦和赫尔辛基，那不勒斯和博卡斯德尔托罗（巴拿马），利摩日和新德里、格拉斯哥和蒙特雷。而且他对每个人都要勉励几句，或者写个他经常咕哝的某个想法，以及我认为会让收信人琢磨或者沉思的句子。不宜在此透露他在信里写的内容，所以我只能说他在信中谈的东西多少跟他在自己的散文和诗歌里写的东西差不多：美好的东西、阴暗的事物，以及差异性，后者也是我经常思考的东西，我想就跟许多墨西哥知识分子一样，但却永远理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要做的另一件事儿，也是我乐意为之的，就是充当看护，因为我正好学过些应急处理课程。那时，奥克塔维奥先生也已经不能说是健康无虞了，他每天都得服药，因为他脑子里总有许多别的事情，该到吃药的时候就忘了，但是他在服药方面可谓一团糟，这片应该中午服，那片不能在早上八点服，无论如何，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结束了这种混乱，因为我甚至可以确保自己不在的时候仍然让他服应该服的药，像钟表般精确。为此，我在自己的住处或随便我碰巧去的地方给他打电话，并且询问女佣：奥克塔维奥先生吃了应该在八点钟服的药了吗？女佣会去看一看，如果我在一个塑料瓶里放好的药还在，我就告诉她：把药给奥克塔维奥先生拿去，让他吃了。有时我会直接给夫人讲而不通过女佣，但还是原话：奥克塔维奥先生吃药了吗？玛丽亚·何塞夫人会大笑着说，噢，克拉丽萨，她有时叫我克拉丽萨，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天你会让我嫉妒的，玛丽亚·何塞夫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会有些脸色羞红，我都担心她会看见这种羞红，你能想像得出吗？好像我们在电话里说话时她什么都能看得见！但我还是继续打电话坚持让他准时吃药，否则这些药怎么会对他有益呢？

另外，我还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让奥克塔维奥先生记住日程安排，这里充满了各种社交约会，从派对、会议，到招待、艺术活动开幕式，再到生日聚会、荣誉博士学位的授予，什么都有。其实如果他事必躬亲的话，这个可怜的人将写不出一行诗了，更不用说散文。所以我安排他的日程时，他和玛丽亚·何塞夫人都会精挑细剔，反复推敲，取消很多活动，有时我会从自己恭候的一隅观察他们，心想，这就对了，奥克塔维奥先生，用你的冷漠来惩罚他们。

接着，洪帝多公园时期来了，那个地方真是乏味至极，如果你想听我说实话的话。也许那里曾经不错过，但如今已成了小偷、强奸犯、醉鬼和妓女们聚集的丛林。

整个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早晨，我刚到奥克塔维奥先生家，甚至还不到八点钟，我就发现他已经起床了，在厨房里等着我。他一看见我就说：我想等你来带我去兜兜风，克拉丽塔，坐着你的车。你觉得怎么样呢？好像我曾经拒绝过他的什么请求似的。我就说：告诉我，你想去哪儿，奥克塔维奥先生。可是他什么话也没说就向我走来，我们来到外面。他上了车在我旁边坐好，顺便说一下这是辆普通的大众牌轿车，并不是很舒适。我看见他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心里略感歉疚，觉得没有给他提供更好的交通工具，但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忽然想到如果我致歉的话他会当成一种责备，因为毕竟是他给我付薪水，如果我没有足够的钱买一辆好车，有人会说这是他的过错，而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种事儿的。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尽量把自己的想法成功地隐藏起来，然后发动起车。我们先是随便上了几条大街行驶。后来我们绕过科约阿坎，最后拐入起义者大街。到了洪帝多公园时，他让我把车停在我能停靠的地方。我们下了车，奥克塔维奥先生环顾了一番四周后走进公园，那时公园丝毫不拥挤，但也并不空旷。也许公园让他回忆起什么了，我想。我们越往深里走，公园显得越孤寂。我注意到，由于漠然或懒惰或没有资金或可耻的不负责任，公园完全处于令人震惊的荒芜状态。我们走进公园深处在一把条椅上坐下时，奥克塔维奥先生仰望着树顶或者天空，嘴里喃喃地说着我听不明白的话。出来前我顺手带了药和一小瓶水，因为该到他吃药的时候了，我们坐下后，我就把药给了他，奥克塔维奥先生望着我，好像我疯了似的，但还是痛快地吞下药片。后来他说：你待在这儿别动，克拉丽塔，然后起身沿着一条落满松叶针的小土路走去，我照他说的没动。坐在这里真好，我得承认。有时，在别的路上，我会看到抄近路的女佣以及早上不打算去上课的学生。空气清新宜人，那天的污染不太严重，我记得听到一只鸟儿反复地鸣叫着。其间，奥克塔维奥先生一直在散步。他散步的圈子范围越来越大，有时会离开小径踏入草坪，那些草被反复踩踏之后显得病恹恹的，园丁们大概都不再照管它们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那个人。他也在绕圈散步，他也是沿着那条小路，不过朝相反方向，这样他必然会从奥克塔维奥先生身边经过。我的胸中仿佛突然涌起某种警觉。我站起来，绷紧全身的肌肉以防必要时出面干预，因为我正好跟武志健博士练过空手道和柔道。他的真实名字叫耶稣·加西亚·佩德拉萨，是联邦警察局的一名员工。不过毫无必要如此：这人经过奥克塔维奥先生时甚至连头都不抬一下。我又坐回原位，我看到：奥克塔维奥先生经过那人时会站住，站在那儿若有所思，接着又继续散步，但这回他不再像刚才那样毫无目标或者无动于衷地运动，而是好像精心算计过跟那个陌生人的两条轨道再次相交的时刻。那个陌生人再次从他身边经过时，奥克塔维奥先生转过身站在那里带着由衷的好奇心盯着他。这个陌生人也盯着奥克塔维奥先生，我都觉得他认出了奥克塔维奥，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每个人，我说是每个人时我是确指每个人，都知道奥克塔维奥是谁。回家的路上，奥克塔维奥先生的情绪明显有了变化。他的眼睛格外明亮，兴致更加高昂，好像漫长的清晨散步给他补充了新的力量。我记得在路上不知什么时候他背诵起几句优美的英语诗来，我问他是谁写的，他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大概是个英国诗人的名字，我忘了，接着，好像为了换个话题，他问我刚才为什么那么紧张，我记得我先没有回答，也许我只是喊了声噢，奥克塔维奥先生，后来我又说洪帝多公园非安宁之地，在这里散步和思考还得担心被地痞流氓打劫。这时奥克塔里奥先生望着我，用仿佛直接从一匹狼的内心发出的声音说：不会有人袭击我的，甚至共和国总统也不会。他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都相信他了，琢磨着最好什么也别说。

第二天，我到家时奥克塔维奥先生已经在等着我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就出去了，我开着车，我有些犯糊涂，朝科约阿坎方向开去，但是奥克塔维奥先生注意到后告诉我朝洪帝多公园开，不要再耽误了。情况依旧。奥克塔维奥先生让我坐在一把条椅上别动，自己开始在昨天来过的同一地方绕圈散步。之前，我把药给了他，他痛快地吃了。过了会儿，另外那个人也出现了，奥克塔维奥先生看见那人后情不自禁地从远处望着我，好像在说：你瞧，克拉丽塔，我做任何事都是有理由的。那个陌生人看看我又看看奥克塔维奥先生，有那么瞬间我似乎觉得他在打招呼，他步履蹒跚，行动更加犹豫。但他没有像我开始担心的那样转过身来，他和奥克塔维奥先生又分开了，擦身而过，每次经过时两人都会把目光从地面上抬起来望望对方的脸，我发觉，第二次相遇时两个人彼此都很警惕，但第三次相遇时都沉浸在各自的思考中，甚至交错而过时都不互相看一眼。我想就在此刻，我忽然觉得两个人都不是在说话，我是说，谁也没有咕哝着词语，而是念叨着数字，就是说两个人都在记什么数，也许不是脚步数，而这是我能想到的惟一合情合理的事儿，他们唠叨的更像随机数字，也许在作着加减或者乘除运算。我们离开后，奥克塔维奥先生显得很疲惫。他目光闪烁，那双漂亮的眼睛，可是他就像刚刚参加完长跑比赛下来。我得承认，我立刻担心起来，他真有个三长两短责任可全在我。我想像奥克塔维奥生生突发心脏病，想像他死了，又想像所有挚爱他的墨西哥作家（特别是诗人）在奥克塔维奥先生就诊的医院的会客室里围住我，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盯着我问，究竟对墨西哥惟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干了什么，奥克塔维奥先生怎么会死在洪帝多公园，这种毫无诗意的地方，与我的老板在这个城市经常出没的地方如此遥远。我想像中不知如何解释，只好说明了真相，与此同时我又知道真相是没法让他们信服的，所以干吗劳神费舌呢，最好什么也不要说，当我开着车沿着愈加令人不堪忍受的墨西哥城大街行驶时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我在想像中把自己置身于各种充满了责备和自责的情景，这时我听到奥克塔维奥先生说我去一趟大学，克拉丽塔，我需要向一个朋友问点事儿。这时奥克塔维奥先生气色恢复如常，跟平时一样镇定自若，我仍然摆脱不掉那种恼人的担忧，那种阴暗预兆的压抑。特别是那天下午五点，奥克塔维奥先生叫我去他的书房，让我列一个1950年以来出生的墨西哥诗人的名单，说实话，这个要求不比许多其他要求更奇怪，可是，考虑到要投入的工作量之大，还是觉得相当烦人。我想奥克塔维奥先生觉察到了我有多么紧张，觉察到这个并不特别困难，因为我的双手都在颤抖了。我像一只陷入暴风雨中的小鸟。半个小时后他又叫我，我过去后他望着我，问我是否信任他。这叫什么话啊，奥克塔维奥先生，我说，您怎么会这么想。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话，好像没有听见我说的。当然信任了，我说，再没有比我信任你的人了。他说：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在这里告诉你或者你看到的以及明天会看到的任何事情。能答应吗？我以母亲的名义发誓，愿她安息，我说。这时他做了个手势，像在驱赶苍蝇似的，他说，我认识那家伙，真的吗？我说。他说：多年以前，克拉丽塔，一帮激进的左派疯子想绑架我。我真不敢相信，奥克塔维奥先生，我说，又开始全身颤抖起来。嗯，他们还真打算下手，他说，这是一个公众人物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克拉丽塔，别发抖了，喝杯威士忌或者你喜欢的什么饮料，但要镇定。那个人就是那帮恐怖分子中的一员吗？我问。我想是吧，他说。他们究竟为什么要绑架你，奥克塔维奥先生？我问。我也百思不解，他说，也许他们觉得受辱了，因为我完全不把他们当回事。这倒有可能，我说，很多人由于各种愚蠢的原因受不了那份怨气。但可能不是因为这个，也许只是开个玩笑。一个善意的玩笑。我说。无论如何，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试图绑架我，他说，但他们大肆宣扬，所以我有所耳闻。你知道后采取什么措施了吗？我问。什么也没有，克拉丽塔，我一阵大笑，然后就把他们永远忘了，他说。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去了洪帝多公园。昨晚非常难受，无论如何睡不着，这种神经上的灾难，即便读阿马多·内尔沃的作品也难以平抚（顺便说一句，我没有告诉过奥克塔维奥先生，我一直在读阿马多·内尔沃的作品，当然，我只说在读卡洛斯·佩利塞尔或者何塞·戈罗斯蒂萨的作品，可是请告诉我，你试图放松或者如果幸运的话想要入睡之时，读佩利塞尔或者戈罗斯蒂萨的东西有什么用，其实这时最好什么也不要读，甚至阿马多·内尔沃也不要读，最好是看电视，节目越傻越好），我的眼睛下面有两个很大的黑圈，化妆都难以掩盖，连我的声音都略微有些嘶哑，好像头天晚上抽了一包烟，或者喝了很多酒。但奥克塔维奥浑然不觉，他坐进小车，然后我们就出发去公园了，谁也不说一句话，好像我们对这件事早习以为常了，这种事儿简直让我疯狂，那种人类对任何事物都能快速适应的本事简直让我疯狂。换句话说：如果我停下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理应如此，然后对自己说，我们只去过洪帝多公园两次，这是第三次，可我几乎不能相信，因为我们好像已经来过很多次了，如果我承认我们只到这个公园来过两次，那会难以忍受，因为这让我想尖叫，甚至开着小车去撞墙，所以我必须自己控制好，专心致志地握好方向盘，不能再想洪帝多公园或者那个我们去了他也来的陌生人。一句话，那天早晨我不仅形容憔悴，眼睛下面有两道黑圈，而且还无缘无故地焦躁不安。然而那天早晨发生的事儿却大出我的意料。

到了洪帝多公园。很多东西终于弄明白了。我们走进公园，坐在那把常坐的条椅上，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可我觉得这棵树跟墨西哥所有的树一样病恹恹的。奥克塔维奥先生没有照例把我一人撇在那把条椅上，而是问我是否完成了他昨天交办的任务，我说完成了，奥克塔维奥先生，我列了一个人数庞大的名单，他微笑着问我是不是还记得名字，我盯着他好像在问是不是当真，然后从包里取出那份名单给他看，他说：克拉丽塔，找找那孩子是谁。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像个傻子似的站起来要等候那个陌生人，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散起步来，最后我竟然走上奥克塔维奥先生前两天走过的那条路，后来我站住不动了，我不敢看他，我的目光盯住那个我想确定身份的陌生人会出现的地方。那个陌生人来了，几乎与他前两次出现的时间一样，他开始散步。这时，我毫不迟疑地走过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乌里塞斯·利马，本能现实主义诗人，墨西哥绝无仅有的本能现实主义诗人，说实话，我想说，他的名字并没有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但前天晚上，应奥克塔维奥先生之命，我查遍了近年但不是很晚近出版的十多部诗选，其中著名的萨尔科选集列了五百多个年轻诗人。但他的名字还是听着不怎么耳熟。我说：你认识坐在那儿的那位先生吗？他说：认识。我说：你想跟他一起坐会儿吗？他耸耸肩或者做了一个类似的动作，我理解成同意，我们两个同时向那把条椅走去，奥克塔维奥先生饶有兴致地目光追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走到他跟前时心想不妨作个正式介绍，我说：奥克塔维奥·帕斯，这是本能现实主义诗人乌里塞斯·利马。奥克塔维奥先生一边给利马让座一边说：本能现实主义者，本能现实主义者（好像很熟悉这个名称），不是那个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组织吗？利马在奥克塔维奥旁边坐下叹了口气或者嘴里发出一个奇怪的声音说，没错，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组织也叫这个名字。他们望着对方，沉默了一分钟左右。说实话，这是非常痛苦的一分钟。远处，越过几丛灌木，我看到有两个流浪汉在那儿。我觉得自己有些紧张，这导致我愚蠢地问奥克塔维奥这是个什么组织，他是否认识那些人。我可能还评论了一番天气。这时奥克塔维奥先生用那双漂亮的眼睛盯着我说，克拉丽塔，本能现实主义者们活动的那个时候，我可能还不到十岁，大概是1924年左右，是吗？他面朝利马说。利马说是的，差不多吧，1920年代，但他的口气如此伤心，如此……激动或者动情，我都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伤心的声音。我都觉得自己要生病了。奥克塔维奥先生的眼睛和那个陌生人的声音、这个早晨和洪帝多公园，这是一个多么破败的地方啊，不是吗？如此荒凉，所有这一切让我内心深处感到刺痛，不知怎么，我都无以言表。我决定让他们平静地聊一聊，我离开他们有几尺之远，向最近的那把条椅走去，借口说我得看看明天的安排，我带上从最近几代诗人中整理出的名单，从头到尾又浏览了一遍，我敢说乌里塞斯·利马不在名单里。他们交谈了多长时间？不太长。从我坐的地方看得很清楚，他们谈得很轻松、很镇定、很文雅。后来诗人乌里塞斯·利马起身握了下奥克塔维奥先生的手就走了。我看着他向公园的一个出口走去。我刚才看到的灌木丛中的流浪汉现在变成了三个，向我们走来。我们走吧，克拉丽塔，我听到奥克塔维奥先生说。

第二天，不出我所料，我们没有再去公园。奥克塔维奥先生十点钟起来，着手写一篇打算在他的下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时我很想问问他我们这三天来的小小历险是怎么回事，但内心（也许是我的常识）的某种东西让我放弃了那个念头。事情该怎么就怎么，如果我，这惟一的见证者，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最好还是不知道的好。大约一周后，奥克塔维奥先生和夫人一起去美国的一所大学举办系列讲座，当然，我没有陪他们去。一天早晨，那时他们还没有回来，我怀着希望和看到乌里塞斯·利马再次出现的心情去了一趟洪帝多公园。这次惟一的不同是我没有在大家视野可及的地方坐下，而是藏在几丛灌木之后，但却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奥克塔维奥先生和那个陌生人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等待的最初几分钟，我的心跳个不停。我冷得快要僵住了，但摸了摸脸颊后感觉自己的脸都快要爆炸了。后来的结果很令人失望，但十点钟左右离开公园时，我甚至可以说感觉很幸福。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你。

玛丽亚·特蕾萨·索尔索纳·利伯特，赫尔迪健身中心，何塞普·塔拉德尔拉斯大街，马尔格拉特，加泰罗尼亚，1995年12月。

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但我想起它时却不禁笑起来。我需要在自己的公寓里出租一间房，他是第一个找上门的人，可我对南美人不完全信任，他看上去好像人还不错，我说可以租给他。他给我预付了两个月的租金，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那时我参加加泰罗尼亚举办的每一场锦标赛和示范表演，还在塞壬酒吧当招待，酒吧在马尔格拉特的旅游区，在大海边。我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个作家，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在一家报社工作，那时我对记者特别感兴趣。我决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他住到我那里的头一个晚上，我就走到他房间门口，敲了敲门，邀请他跟我和佩佩一起去吃晚饭。佩佩在一家巴基斯坦人开的酒吧工作。当然，我和佩佩从不去酒吧用餐，偶尔会吃点沙拉，但我们跟店主约翰先生是朋友，这会让我们觉得备受礼遇。

那天晚上我发现他不是在报社工作，而是在写长篇小说。佩佩听了很兴奋，因为他是个侦探小说迷，他们有很多东西可聊。其间，我吃着自己的沙拉观察着他，当他说话或者听佩佩讲时我就揣摩他。他胃口不错，开始时彬彬有礼。后来，你观察得越久，就会发现越不对劲，事情的另一面逐渐显露，就像水变浅时靠近海滩的鱼逐渐滑落出来，你会发现污浊的东西（比水还污浊）迅速从你腿边掠过。

第二天佩佩回巴塞罗那参加加泰罗尼亚奥林匹亚健美先生大赛，没有回来。当天早晨，很早，那个作家和我在起居室里相遇，我正锻炼呢。我每天都锻炼。这是比赛旺季早晨做的第一项功课，因为当时我的时间很紧张，得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所以我就在起居室里锻炼了，在地板上做俯卧撑，他走进来说早上好，特雷萨，然后就走进卫生间，我想我甚至都没有应答他，或许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我不习惯锻炼的时候被打断，后来我又听到他的脚步声，卫生间或者厨房门关上了，过了会儿我听到他问我要不要来杯茶。我说要，然后我们彼此凝视了片刻。我想他从未遇到过我这样一个女人。你想锻炼会儿吗？我问。当然，我这样说纯粹是为了想说点什么。他看上去气色不佳，他已经在吸烟了。如我所料，他说不想。人们是非得住进医院了才会关心自己的健康。他把一杯茶放在桌上然后就关进自己的房间了。过了会儿，我听到他的打字机的声音。这是那天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六点钟时又出现在起居室，而且说要给我做早餐。我在白天早上的这个时候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但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说不要会不好，所以让他又给我冲了杯茶，我告诉他冲茶的时候可以找找橱柜里的一瓶高效氨基酸纤体素，我昨晚应该用过的，但却忘了。什么，我说，你没见过像我这样的女子吗？没有，他说，从来没有。他很诚实，但是那种诚实让你不知道是被冒犯了呢还是受宠若惊。

那天下午，我轮班结束后去找他，说我们可以出去玩玩。他说更想待在屋里写东西。我会请你喝一杯的，我说。他谢了谢说不去了。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起吃早餐。我正在锻炼，心里纳闷他上哪儿了，因为已经七点四十五分了，他还没出来。我开始锻炼时，往往都让自己想入非非。一开始我会想些具体的事，比如工作、比赛之类，接着我的大脑就开始自行其是，会想到一年后我将在哪儿，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想起童年来。那天早晨，我又想起马诺利·萨拉伯特，她去任何地方无论干吗都会赢，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这点的，这时我忽然听到他的门打开了，一会儿我听见他的声音在问我想不想喝茶。当然想了，我说。他把茶端过来时，我站起来，跟他一起在桌边坐下。那次我们可能聊了有两个小时，一直聊到九点半，完了我只好急匆匆地去酒吧上班，因为值班经理，也是我的一个朋友，要我去处理清洁女工的事儿。我们无所不谈。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一本书。我问他是不是爱情小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我又问了一遍，他说不知道。伙计，我说，如果你不知道，谁他妈的会知道？也许这话是我到晚上才说的，当时我们两个已经放松了许多。总之，爱情是我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我们一直谈到我不得不走了。我说我会告诉他一两个爱情故事。还说我跟那个叫纳尼的家伙纠缠不清，那个格罗纳的顶级健身教练，还说有了那次经验后我都觉得有资格开一门课了。他问我们分手多久了。大约四个月吧，我说。他离开你的吗？他问。是的，我承认，他抛弃了我。可是现在你又在跟佩佩约会，他说。我说佩佩是个好人，是个温柔的可人儿，他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可这不是一回事，我说。阿图罗有个习惯，我说不上好还是坏。他喜欢倾听，但不选边站。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我喜欢这样，即便我不同意这些意见。一天下午，我邀请他上塞壬酒吧。他说不喝酒，在酒吧里会显得傻乎乎地无所事事。我会给你做花茶的，我说。他不去，我也不再邀请。我这人很外向也很随和，但不想招人烦。

可是，后来他又上那家酒吧了，我亲自给他做了菊花茶。从那天后他天天来酒吧。另外一个女服务员罗茜塔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了。她说出来时惹得我直发笑。我想了想这事儿，然后笑得更厉害了。我和阿图罗之间怎么会有事儿！但是后来，我无缘无故地又想了一回，发现自己挺想成为他的女朋友。那时我只跟两个南美人有过往来，这两个人基本上都是傻蛋，我没有丝毫的欲望再染指此事了。我不认识任何小说家。眼前这个家伙是南美人又是个作家，忽然我想做他的女朋友了。而且，最好跟男朋友而不是陌生人共用一套房子。但这还不能说是我想成为他女朋友的真正理由。我就是有这个感觉，我不会问自己这是为什么。他也需要一个女朋友，我立刻就看出这点了。一天早晨我要他谈谈自己。从来都是我在那里说。那次他什么也没告诉我，不过他说我可以随便问他我想问的一切。我得知他一直住在马尔格拉特，最近又放弃不住了。他没有说为什么。我得知他离婚了，还有个儿子。他的儿子住在阿雷恩斯海滨。他每周六去看一次儿子。有时我们一起搭那次火车。我去巴塞罗那看佩佩或者健身中心的朋友们，他去阿雷恩斯看儿子。一天晚上，他在塞壬酒吧喝菊花茶的时候，我问他多大了。四十多，他说，但看上去不像。我猜顶多三十五岁，我也这样说了。后来，虽然他没有问，我还是告诉他我多大了。三十五岁。然后他冲我微笑。我一点都不喜欢那种微笑。他看着我微笑的样子好像带着某种复杂心情或者满不在乎的神气。总之，我不喜欢那种微笑。我本质上是个斗士。我总是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事情不见得必然会那么糟糕或者无可作为。那天晚上，看到那种微笑之后，不知为什么，我说我没有孩子，但很想要几个孩子，我也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多少钱，这个一目了然，可我认为生活是个漂亮的东西，一件美丽的事物，而且人应该生活得幸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那种陈腐的套话。我立刻后悔了。自然，他一个劲儿地说当然当然，好像在跟一个笨蛋说话。我们还是经常交谈。而且谈得越来越多。早晨吃饭的时候，晚上他完成了当天的任务去塞壬酒吧的时候，我们都在聊天。或许那只是出来休息一下，因为我想作家总在不停地写着：我记得早晨四点钟我在睡梦中还能听到他的打字机的声音。我们无所不谈。有一次他看着我在举重，问我为什么要健身。因为喜欢，我回答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问。十五岁，我说。是不是看上去很怪呢？不，他说，不过像你这样的女孩还真不多。我告诉你，有时他简直能把我逼疯。我应该告诉他我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女孩，但我却说越来越多的女人在像我这样做。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告诉他两年前的夏天，佩佩建议我们在格拉马内特一家俱乐部表演。他们给我们取了艺名。他们管我叫参孙小姐。我得在跳艳舞用的那种舞台上摆各种动作，还要举重。就这样。可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不是参孙小姐，我是特雷萨·索尔索纳·利伯特，就这样。但这是一次机会，给的报酬不菲，佩佩说给某些特殊爱好杂志寻找模特的家伙晚上可能随时出现。最后谁也没出现，或者出现了也没人告诉我。不过，这也算是份工作，我干了。这份工作有什么你不喜欢的吗？他问我。噢，我说，然后想了想，我不喜欢他们给我取的艺名，我想如果有人想取个别的名字，她总有选择的权利吧。我永远不会管自己叫参孙小姐的。我也不把自己当成参孙小姐。这是一个廉价、劣质的名字。总之，我不会选它的。你愿意是什么样子的名字呢？金，我说。学金·贝辛格的名字吧？他问。我知道他会这么说。不，我说模仿金·奇泽夫斯基。金·奇泽夫斯基是谁？这个行当的一个冠军，我说。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我给他看了一本我收藏的影集，里面有金·奇泽夫斯基和完至极的伦达·默瑞的照片，还有苏·普莱斯、劳拉·克雷瓦尔勒、黛比·马吉丽、蜜雪儿·拉拉贝特、娜塔丽亚·莫尼科韦内等人，后来我们又出去到马尔格拉特一带去散步。没有车真是太不方便了。我们要有车的话就会去别的地方，比如去洛雷特的什么俱乐部，我认识那个俱乐部的很多人。噢，每个地方我都认识很多人。我说过：我喜欢交际，我是个喜欢快乐的人，不在人群中你上哪儿寻找快乐去？于是我们就成了朋友。用朋友一词来描述我们的关系是挺准确的。我们相互尊重，我们各有自己的生活，但每天却花大量的时间促膝交谈。我的意思是聊天成了我们的习惯。通常都是我起的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他是一个作家吧。后来，更加民主了，他也会学我先开口。我对他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妻子离开了，他非常疼爱儿子，从前朋友很多，现在几乎一个都没了。一天晚上，他告诉我跟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女孩有了关系。我耐心地听他讲完后告诉他，人生很漫长，这个世界上有的是女子。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观点上出现重大分歧。他说，不，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多，然后他引用了一首诗，我请他把诗写在我的记事本上，这样我就可以记在心里。这首诗是一个法国人写的。好像说肉体是可悲的，还说他，写这首诗的诗人，声称读过所有的书。我不知作何感想，我告诉他，我没有读过多少东西，但好像还是觉得不管谁，无论读了多少东西，不可能把这个世界上每一本书都读完。书一定是很多了，我不是指每一本书，好的坏的，我是专指好书。应该是成堆了！多得够你每天花二十四个钟头读了！更不要提那些坏书，因为坏书一定比好书还多，至少，像任何事物一样，好的、有阅读价值的书总是少数。后来我们开始聊这个“可悲的肉体。”他这是指什么呢？难道说他已经把全世界的女人都操过了？就像他把世界上每一本书都读了，他也跟每个女人睡过觉了？抱歉，阿图罗，这首诗完全是狗屎。这两种事都不可能发生。他大笑起来，你看得出他觉得跟我说话挺好玩，他说这是有可能的。不，不可能，我说，写诗的这个人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也许什么人都没有睡过，我可以千真万确地告诉你。我相信他不可能读过所有的书，像他吹牛说的那样。我还有话想说，可是要完成这样的谈话可真不容易，因为我总要从吧台后面出来招待客人。我出去时阿图罗就坐在一个凳子上，我会看到他的背影或者脖颈，可怜的家伙，我也会在放着瓶子的架子后面的镜子里寻找他的脸。后来我的班结束了。那天晚上，我凌晨三点才走，我们步行回家。我建议上海滨大道的休闲俱乐部玩玩去，可他说太累了，我们就回家，在路上我问他，好像我已接受了他的说法，如果一个人读完所有的书，睡了所有的人，当然是按这个法国诗人的说法，那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旅行，去远方，我说，噢，说到旅行，你甚至顶多能走到皮内达，他没有回嘴。

真是怪极了，那天晚上后，我总忘不了那首诗。我不是说老想着它，而是想了很多。我仍然觉得它是狗屎垃圾，可还是难以从头脑中清除。一天晚上，乘阿图罗没有上塞壬酒吧来，我去了巴塞罗那。有时我就会这样：情不自禁。第二天早上十点我又回来了，状态差得令人恐怖。我回家时他在自己屋里，门紧闭着。我上了床听着他的打字机的声音睡着了。中午时他来敲我的门，我没有应声他就进来了，问我是不是挺好的。你今天不上班吗？他问。去他妈的工作。我来给你做杯茶吧，他说。他还没把茶端过来我就起床穿好衣服，戴上太阳镜，走进起居室坐下。我以为我快要呕吐了，但却没有。我脸上有块青伤，没法掩饰，我等着他问怎么回事。但他什么也没问。那回我没有被酒吧除名还真是个奇迹。那天晚上我想出去跟朋友们喝点，阿图罗也去了。我们来到帕塞奥·马利蒂默街上一家酒吧，后来还遇上其他一些朋友，我们还在布拉内斯和洛雷特聚了。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我对阿图罗说别再吊儿郎当了，要专心致志地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事情，也就是他的儿子和小说。如果你最在乎这个的话，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说。他既喜欢又不喜欢谈到自己的儿子。他让我看了这个孩子的照片，大概有五岁左右，看着挺像他爸爸的。你这杂种真是太幸运了，我说。没错，我是挺幸运，他说。那干吗要分开呢，傻家伙？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健康冒险呢，你明知那样不好？你干吗不安安心心地待下来、工作，跟儿子开心地生活，找个真正爱你的女人呢？真好玩：他没有喝醉，可是却装成喝醉了的样子，他说是别人的醉态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影响。没准我也醉得很凶了，分辨不出醉了和不醉的区别。

你以前经常喝醉酒吗？一天早上我问他。当然了，他说，跟别人没什么两样，但我通常更喜欢清醒着。我猜也是，我说。

一天晚上，我跟一个家伙吵了起来，是他先惹我的。在塞壬酒吧。那家伙特别粗鲁，我说他想不想出去，有没胆再说一遍刚才的话。我没注意到他那边人不少。这家伙跟着我出来，我来了个锁臂把他摔在地上。他的朋友们跟上来，但我的经理和阿图罗让他们别管闲事。这时我什么也没看见，但看到阿图罗和我的经理时，不知该怎么样想了，只觉得解脱了，这是最重要的，我也有种被爱着、被拥抱和保护的感觉，我觉得别人在乎我，这让我很开心。当天夜里晚些时候，正好佩佩又回来了，早上五点我们做爱了，那感觉真是太好了。幸福极了。我们在床上时，我闭上眼睛想着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暴力事件、美好的事物以及美好事物如何战胜暴力，从而没有引发更大的暴力，我是说那些美好的事物，我一直想着它们，还在佩佩的耳边窃窃私语了些别的事儿，忽然砰地一下，我又开始想起阿图罗来，我听到了他打字机的声音，但看不到现场的情景，没有在心里对自己说：“阿图罗也挺好的，”没有说：“我们大家都挺好的，这个世界还在运转”，我说了，我没有这样去想，我开始想我这位室友和他的精神状态，我决定帮助他。第二天早晨，我和佩佩做力量练习时，阿图罗在一旁看着我们，坐在他常坐的老地方，我继续抨击他。我忘记对他说了些什么。也许说他应该休息一天，因为他的事儿自己说了算，去跟儿子玩上一天。如果我这样说了，我一定很坚持，最后让阿图罗自己都觉得有道理，佩佩说阿图罗可以跟他一块儿去，他捎上阿图罗去阿雷恩斯。

那天晚上，阿图罗没有上塞壬酒吧来。

我凌晨三点回家时在路上碰到他在帕塞奥·马利蒂默街上一家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我远远就看见了他。一群醉醺醺的游人在他旁边的电话亭附近晃悠，那个电话亭好像坏了。一辆小车停在路边，门开着，音乐一直放着，我靠过去时（我跟克丽斯蒂娜在一起），他的模样看得更清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他的脸（他站在那儿后背对着我，挤在电话亭里），我就感觉他在哭或者快要哭了。他是不是喝醉了？他吸毒了吗？我走在克丽斯蒂娜的前面急匆匆地向他走去时心里这样想着。我走到他站的地方时那些游客们古怪地望着我，刹那间我都以为那人可能压根不是阿图罗。他穿一件夏威夷式衬衣，以前从未见他穿过。我拍了下他的肩膀。阿图罗，我说，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住在阿雷恩斯呢。他转过身打了个招呼。接着他挂了电话跟我和克丽斯蒂娜聊起来，她现在已经赶上我了。我发现他忘了拿从投币口里出来的零钱。有一千五百比塞塔。那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问他，阿雷恩斯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挺好。他妻子跟一个巴斯克人住在一起，似乎挺幸福，儿子也挺好。别的呢？我问。就这些了，他说。那你在跟谁打电话？阿图罗盯着我笑了。那个混账安达鲁西亚女孩吗？我说。那个迷住你的婊子？没错，他说。你在跟她说话吗？只说了一会儿，他说，那些英国佬喋喋不休，挺烦人的。如果你不再跟她说话了，你究竟在那里干吗，滞留在电话亭里？我问，他耸了下肩膀。他想了想，然后说打算再给她打一个。可以在这儿打啊，我说。不，他说，我的电话都是长途，那样的话你的电话费支出可要大了。你付你的，我付我的，我温柔地告诉他。不，他说，等电话费的单子出来时我已经在非洲了。天哪，你真是个白痴，我说，继续打吧，我去洗个澡，打完后告诉我一声。

我记得我冲了个澡，然后全身涂上润肤油，还抽空对着卫生间雾气蒙蒙的镜子做了几个练习。我出来时阿图罗坐在桌边，上面放着一杯菊花茶，一杯给我的牛奶，上面扣着盘子免得凉了。你给她打电话了吗？打了，他说。怎么样？她挂了我的电话，他说。这可是她的损失啊，我说。他鼻子里哼了声。为了换个话题我问他自己的书进展如何。挺顺利，他说。我能看看吗？我能去你屋里看看吗？他望着我说可以。他的房间不干净，但也不是很脏。床铺没有收拾，衣服扔在地板上，几本书胡乱撇着。跟我的房间差不多。他把打字机放在窗户旁边的一张小桌上。我坐下来开始翻他的手稿。当然他写的东西我一点都看不懂，不过我也不指望看懂。我知道人生的秘密不在书本里。但我也知道读书有好处，会有启迪教益，或者可以休闲放松：我们都同意这点。他爱读书，我爱读杂志，比如《健身》、《健与美》、《健美》等。后来他开始谈起他的大情人来。我这样称呼她的，为了逗他，你的大情人，一个他认识了很久的女孩，当时她才十八岁，不久前又见过她一次。他每次回加泰罗尼亚都不顺利。第一次，他说，列车差点脱了轨。第二次回来时病了，高烧达一百零四度，在车厢里蜷缩成一团，大汗淋漓，裹了好几条毛毯还盖着外衣。那女孩让你上火车时知道你病了吗？我看他的东西时一边问，他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她不爱你，阿图罗，我想。忘了她吧，我说。我得走了，他说，我得去看儿子。我想去见见他，我说。我给你看过他的照片了，他说。我就是不明白，我说。你不明白什么？他问。我绝不会让一个生了病的朋友带着高烧上火车的，哪怕我没有爱过他，哪怕我已不爱他了，我说。首先，我会照顾他，保证他好了，至少好一点了，然后才会让他走的。有时我觉得特别内疚，我想，可是最奇怪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才会有这种感觉。你是个好人，他说。那你喜欢坏人吗？我说。第一次，她害怕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他说，她才十八岁。打住别讲了，我说，否则你非把我气死不可。那个女孩是个胆小鬼，我想，他也是个傻瓜。这里我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他说。你干吗说得这样夸张？我爱她，他说。别讲了！我说，我不想再听到这种谬论。那天晚上我们谈的主要还是那个混账安达鲁西亚女孩和阿图罗的儿子。你需要钱吗？我问。你离开这儿是因为没钱吗？因为你挣的钱不多吗？我可以借你钱。别付我这个月或者下个月的房租了。等你有钱了再付吧。你还有钱治病吗？你要去看医生吗？你有钱给儿子买玩具吗？我可以借你一笔。我有个朋友在一家玩具店上班。我有个朋友是一家门诊的助理。一切都有办法解决。

第二天早上，他给我把那个安达鲁西亚女孩的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看上去他似乎彻夜未眠。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人在一起了，他说。为什么会是最后一次？我说。你要死了吗，还是怎么了？阿图罗，有时你可真能把我逼疯。

安达鲁西亚女孩的故事很简单。他们是在那女孩十八岁时相识的。这些我已经知道了。后来她跟阿图罗分手了，不过是在一封信里说出来的，他觉得挺好玩，好像他们的关系没有真正结束。过段时间她常打电话过来。这样过了好几年。他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都努力好好生活。后来阿图罗又认识了另一个女人，坠入情网，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然后又离婚了。后来他就病了。他差点死了：他的胰腺有问题，他的肝也坏了，还有结肠溃疡。一天他给那个女孩打了个电话。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那天他可能情绪很糟糕，或者感觉挺伤心，他就打了个电话。很多年过去了，这个女孩的电话号码已经变了，他只好四处查询。没费多大工夫阿图罗就找到了这个女孩的新电话号码，他又跟这个女孩联系上了。这个婊子差不多还是他喜欢的老样子，如果没说错的话。他们又开始联络了。好像时间并没有流逝。阿图罗去了南方。他的病情还在恢复当中，但他决定去看看那女孩。这个女孩的情况基本上没变化。她的身体好好的，但阿图罗到那儿时她正躺在床上，因为她头脑里乱得一团糟。女孩说她快要疯了：她经常看到很多老鼠，还听到老鼠在挠房间的墙壁，她经常做噩梦，无法入睡，她不喜欢出门。她也离婚了。她的婚姻也是一场灾难，她的情人们也如此。他们设法相处了一个星期。就是那次，在阿图罗回加泰罗尼亚的路上，那趟泰尔戈列车差点脱轨了。阿图罗说，司机把车停在途中的某个地方，买了票的人都从火车上下来，沿着轨道步行，最后发现了一块掉落的金属板，是从火车底部掉下来的零件。我实在不明白他们怎么没有提前注意到这个故障。不是阿图罗没有说明白，就是火车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喝醉了。阿图罗说，只有阿图罗自己下了那趟火车后继续沿着铁轨步行。也许检票员正在找从火车底部掉落的金属板或者金属片，也许阿图罗开始发神经了想着逃走。后来灾难到了：在加泰罗尼亚待了五天后，阿图罗开始想着要回去了，或者觉得除了回去别无选择。那次他跟那个安达鲁西亚女孩至少每天要交谈一次，有时多达七次。他们总是争执不休。有时又声称如何想念对方。他在打电话上花的钱太多了。最后，甚至还不到一个星期，他又搭上另一趟火车回去了。无论阿图罗如何粉饰，最后这一趟跟第一趟同样悲惨，如果不是更严重的话。他惟一确定的就是爱着这个操蛋的安达鲁西亚女孩。后来他就病了，回到加泰罗尼亚，或许那个安达鲁西亚女孩蹬了他，或许他实在忍受不了决定回来，反正就是这样吧，但关键是，他病了，那女孩让他带着一百零四度的高烧上了火车，这种事我就是对自己最可恨的敌人也干不出来，阿图罗，我说，虽然我没有任何敌人。他说：我们只好分开了，我们在渐渐地吞噬对方。别给我讲这一套，我说。那女孩压根就不喜欢你。那个女孩脑子有毛病，你也差不多，可是她从来就没有真心爱过你。过了一天，我又在塞壬酒吧看到他了，我对他说：你儿子和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关心关心你的儿子和自己的健康，别再整天弄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么聪明的一个家伙却这么傻。

后来我参加了一场健美比赛，在拉毕斯巴尔举行的一场小型比赛，我得了亚军，我高兴得要命，而且我跟胡安马·帕切科那小子勾搭上了，他是塞维利亚人，是举办这场比赛的俱乐部的保镖，过去也搞健美。我回到马尔格兰特时，阿图罗已经不在那里。我看到门上一张字条说他出去三天。没说去哪儿，但我猜他去看儿子了。后来再琢磨这件事时，我才意识到看儿子用不了三天。四天后他回来时显得很开心，像我过去看见他的那个样子。我不想问他去哪儿了，他也没告诉我。一天他终于上塞壬酒吧来了，我们像早晨刚见面那样聊起来。他在酒吧一直待到打烊的时候，然后我们步行回家。我很想说说话，我提出在一个朋友开的酒吧再喝上几杯，但他更想回家。不过，我们依然走得从容不迫。晚上的那个时候，大街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外面很舒服，微风从海上吹来，几处还营业的地方飘来音乐。我很想聊聊，我跟他讲了胡安马·帕切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完后问。这个名字不错，他说。他的真名叫胡安·曼努埃尔，我说。我猜也是，他说。我想我爱上他了，我说。他点上一支烟，坐在街边的一把条椅上。我在他旁边坐下说个不停。这一瞬间我甚至理解了，或者自以为理解了，阿图罗所有的错乱之举，他干的以及将要干的那些疯狂的事儿。那天晚上，我们看着大海和远方的灯火以及小小的拖捞船时，我也想跟他一起去非洲了，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特别是去那么远的地方。来一场暴风就好了，我说，别这样说，他说，随时会下雨的。我笑了。最近几天你干吗去了？我问他。没什么，他说，思索，看电影。看了什么电影？《闪灵》，他说。多可怕的片子啊，我说，我几年前看过，后来都睡不着觉。我也是几年前看过，阿图罗说，我也一夜未眠。这是部了不起的影片，我说。很好，他说。我们又沉默了片刻。没有月亮，渔船上的灯火已经熄灭。你还记得托伦斯正在写的那部小说吗？阿图罗忽然问。哪个托伦斯？我说。就是电影里的那个坏人，《闪灵》里的，杰克·尼克尔森扮演的那个人。没错，那婊子养的是在写一部小说，我说，但事实上我几乎想不起来了。长达五百多页，阿图罗说，他都冲海滩吐了。我没见他吐过。对不起，我的胃有些不舒服了，他说。别担心，我说。他写了有五百多页，他只干一件事儿，就是无穷无尽地反反复复只写一个句子，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大写、小写、加双线、下划线，永远只写那一个句子，别的什么也不写。这句子是什么来着？你不记得了吗？不记得了，我的记忆力实在太差劲了，我就记得那把斧头，还有影片结束时那个男孩和妈妈得救了。只工作不会玩，聪明的孩子也会变傻，阿图罗说。他疯了，我说，这时我不再看着大海了，转过来面对着身边的阿图罗，他似乎要崩溃了。那可能是一部挺好的小说，他说。别吓唬我了，我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个句子怎么可能会是一部好小说呢？这明显是对读者不尊重嘛。就算不劳神去买那本通篇就写着“只工作不会玩……”的书，生活照样很烂。就像我只喝茶而不喝威士忌一样，这个忠告很虚伪，但也挺粗鄙，你不觉得吗？你的常识感真让我觉得惊奇，特雷萨，他说。你看过我写的东西了吗？他问。没有你的邀请我是不会去你房间的，我撒谎说。后来他又给我讲了一个梦，或许是第二天早上讲的，看着我做每天的锻炼时讲的，他坐在桌边，桌上放着他的菊花茶，脸上那表情好像一个星期没睡过觉似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寓意吉祥的梦，所以还记得。在这个梦里阿图罗变成一个阿拉伯男孩，跟他的小弟弟手拉手去印度尼西亚的边村埋设越洋通讯电缆。两个印尼士兵在焦急地等待他。阿图罗穿着阿拉伯人的服装。梦里的他可能只有十二岁，弟弟大约有六七岁的样子。妈妈远远地看着他们，但后来她就慢慢消失了。只剩下阿图罗和弟弟在那里，不过两个人的皮带上都插着那种宽宽的、短短的弯刀。他们一起拖着电缆，看着像是手工艺品或者自制品。他们还扛着一桶稠密的绿褐色的液体，那是要付给印尼士兵的钱。他们等待的时候，阿图罗的弟弟问他电缆有多少尺长。不论尺，阿图罗说，好几里呢！士兵的小房子是用木头盖的，就在海边。他们等待的时候，另一个阿拉伯人，那个年长些的家伙拦住他们的去路，阿图罗的第一反应是想羞辱他或者至少骂他太粗鲁，先检查了下那把弯刀还在不在原位，那个年长些的阿拉伯人开始对印尼士兵以及其他所有想听的人讲一个故事时，阿图罗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个故事讲的是在西西里的一场聚会。阿图罗告诉我，他和弟弟听了后很高兴，也觉得很可怕，好像另外那个人在背诵一首诗。西西里有一座沙子冰山。一群乌合之众在一个安全距离外看着它，有两个人是例外，第一个人爬上一个山顶，这块冰山就是靠这个小山来平衡的，另一个人站在山脚下等着。后来山顶上的那个人开始在地上走动或舞蹈或踩踏起来，这时冰山的表层开始松软，巨大的沙块滑落下来，朝底下的那人落去。他动都没有动一下。眼看快要葬身沙土的刹那间，在最后紧要关头，他朝旁边一跳，人得救了。这就是那个梦的内容。印尼的天空几乎是绿色的，西西里的天空几乎是白色的。阿图罗已经很久没有讲过这样吉祥的梦了。也许他梦到的印尼和西西里在另一个星球上。我说，照我看，那个梦预示着你的运气要发生变化了。从现在开始，你会事事称心如意。你知道梦里的那个小弟弟是谁吗？让我猜猜，他说。那是你儿子！我说出来时阿图罗笑了。可是，几天后，他又扯出那个安达鲁西亚女孩了。我感觉又不好了，我说滚你的去。现在想来真不应该，即便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我跟他聊了人生的责任，为了生存下去我相信和坚持的东西。我也许表面上对他挺恼火的，其实并没有。他也没有冲我发火。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里来睡。我记得这事儿，因为那天晚上胡安马·帕切科第一次来看我。他每隔十五天就休息一回，他来马尔格兰特想好好地利用一下假期。我们走进我的房间试图做爱。可我做不了。我试了好几次，还是不行。也许是因为胡安马的肌肉的缘故，他离开健身中心这么长时间，肌肉已经松软。无论是什么原因，恐怕主要还是我的毛病。我频频起来去厨房喝水。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走进阿图罗的房间。桌上放着他的打字机和一堆纸。我飞快地翻看那叠稿纸时想起了《闪灵》，这让我一激灵。阿图罗没有疯狂，我知道。后来我又在房间转悠起来，打开窗户，在床上坐下，听着过道里的脚步声。胡安马·帕切科的脸出现在门口。他问我怎么了。没什么，挺好，我说，我在想心事，后来我看见了那几只打包好的箱子，我知道他就要走了。

他给了我四本书，我至今还没有读过。一星期后我们就告别了，我送他去了车站。

25

雅各布·乌伦达，切尔克－米迪街，巴黎，1996年6月。

这是一个说来挺沉重的故事。它貌似轻松，可是稍微深入点表皮，你就会觉得这个故事绝不轻松。所有关于那个地方的故事都很沉重。我每年至少去三次非洲，通常都去那种炎热的地方，每当我回到巴黎，好像还沉睡在梦中，我都醒不过来了，尽管你也许觉得恐惧对拉美人的影响，相对其他任何地方的人而言要小很多，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我就是在那里碰到阿图罗·贝拉诺的，在罗安达的邮局，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时我没什么好干的，除了花巨资往巴黎打电话。他在发传真的窗口，他跟那个派头像经理的家伙讨价还价，后者想多收他钱，我向他伸出了援手。纯属巧合，后来发现我们都是南美人，他是智利人，我是阿根廷人，我们决定一起度过剩余的时光。也许是我提议的，我从来都是那种喜欢交际的人，喜欢聊天，想了解别人，我还算是个称职的倾听者，不过，有时我貌似在听其实却在想着自己的事儿。

我们很快就发现两人之间有着比想像中还要多的共同点。至少我意识到了这点，我猜阿图罗也意识到了吧，我们没有就此交换过意见，或者拍拍对方的肩膀。我们的出生时间差不多，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别离了自己可敬的国家，我们都喜欢科塔萨尔，我们都喜欢博尔赫斯，我们都没有多少钱，我们都会讲很烂的葡萄牙语。基本上，我们都是那种正处于深渊或者崩溃边缘的状态，你愿意怎么描述它都可以，而且在某个非洲国家待得很自在的四十出头的拉美人。惟一的不同是我完成任务（我是供职于拉鲁纳公司的摄影师）后就返回巴黎，而可怜的贝拉诺完成工作后还想在这里继续逗留。

为什么要留下来呢，伙计？那天晚上我找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回欧洲呢？我都打算借钱给他买机票了，如果他没钱的话，当然这种话也就是喝得烂醉时才会说，那里的夜晚不仅有异国他乡的味道而且还很辉煌，非常辉煌，辉煌得稍不留心它会把你吞没，吞没你以及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但那种感觉你们不会明白的，你们这些从来没有去过非洲的人是不会明白的。我太明白了。贝拉诺也很明白。我们两个都是自由职业者。我在拉鲁纳工作，我说过了，贝拉诺是马德里一家报纸的特约记者，他们给他的稿酬低得近乎没有。尽管当时他没有对我说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我们还是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最后被夜晚或者被困乏（这么说，是因为真正的罗安达的困乏能让你跌到帆布床下）带到那个叫霍奥·阿尔维斯、足有两百五十磅重的非洲人开的私人俱乐部里去。在那里我们碰到了几个熟人，有记者、摄影师、警察和皮条客，我们一个劲儿地说着话。也许并没有说。也许我们在那里就分开了，也许我在烟雾中看不见他了，就像为了工作要出来见那么多人，跟那么多人交谈，然后大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就不同了。人们逐渐散去，越来越少，你完全有时间互相道个别，哪怕你不想道别。在非洲就不是这样了。这里人们一个劲儿地说话，向你倾诉他们的麻烦，完了就消失在烟雾中，就像那天晚上贝拉诺的消失，一点预兆都没有。你甚至永远不会考虑在机场再次碰到X或者Y。这种可能是有的，我不是说它不存在，但你别指望。就这样，那天晚上，贝拉诺消失后，我就不再想他了，不再想借钱给他，我继续喝酒、跳舞，后来就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我惊醒时（主要是害怕而非余醉未醒的难受，因为我担心会被抢，而不是不习惯待在类似霍奥·阿尔维斯的这种地方）已经是清晨了，我走出去活动腿脚时发现他也在院子里，吸着烟等我。

没错，这是有点造作。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见面。有时我会请他吃晚饭，有时他又请我吃晚饭。饭菜都挺便宜，他不是那种饕餮之徒。每天早晨他都稍微喝点菊花茶，如果没有菊花了就要些亚麻或者薄荷什么的来泡花草茶，他从不沾咖啡或者黑茶，也不吃任何油炸食品。贝拉诺，有一天我对他说，你简直像个移动药店啊，他发出苦涩的大笑，好像在说别烦我了，乌伦达，我情绪不好。至于女人，据我所知，他身边没有一个。一天晚上，那个美国记者乔伊·拉德马切尔邀请我们在邻近的帕拉参加个舞会庆贺他在安哥拉出差结束。舞会是在一家私宅后面一个拥挤的土院里举行的，最妙的是来了很多女孩。跟那些时髦的人一样，我们带了大量避孕套，除了贝拉诺，他是最后时刻才决定跟我们一起来玩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坚持要他来的。我不想说他不跳舞，因为事实上他是跳的，可是我问他带避孕套了没有，或者是不是需要几只我带的，他断然打断我：乌伦达，我不需要这种东西，或者说了具有类似效果的话，这让我觉得他会仅限于跳舞。

我回巴黎后，他还留在罗安达，打算还往腹地深处再走走，那里还满是持枪荷弹、无法无天的匪帮。我临走之前两个人最后聊了一次。他的故事其实很难凑成一个整体。一方面，我觉得生活对他已经没有意义，感觉他领受这份工作是为了死得绚丽多彩，死得非同凡响，与这那庸常之辈和狗屎们有所不同。我这一代人全都深受马克思和兰波的影响。（我不是以此为借口，至少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在这里不想评判任何人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这点我也迷惑不解，他对自己又呵护有加。他每天像举行宗教仪式般服那些小药片。有一次我跟他去罗安达一家药店找跟优思弗相当的什么药，那是一种熊脱氧胆酸药物，多少有利于硬化的胆管功能，我是这样理解的。干这种事儿时，贝拉诺的举止好像健康对自己来说重要极了。我看着他走进药店，说着糟糕极了的葡萄牙语，目光扫视着货架，先是以字母为序，接着就随意无序了，没有找到可恶的熊脱氧胆酸，我们要离开时，我对他说，贝拉诺，别担心（因为他的表情忧伤极了），我一到巴黎就给你寄些过来，他说：没有处方你是拿不到药的，我开始笑起来了，我想这人还是想活嘛，他不可能谋划着去寻死。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需要药品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光要优思弗，而且还要氨基水杨酸和奥美拉唑，前两种必须每天服用，四片氨基水杨酸治结肠病，六片优思弗治硬化症。没有奥美拉唑关系不大，我吃不准他服这种药是不是治十二指肠溃疡或者胃溃疡或者胃酸过多什么的，但用不着每天都吃这种药。有趣的是，如果这样能说得通的话，他又担心得到药品，担心吃了什么会引起胰腺病的发作（已经发作过三次了，当然是在欧洲不是安哥拉，如果在安哥拉发作的话，可能必死无疑），我是说他其实很担心自己的健康，而且我们交谈的时候，男人之间交谈的时候，我猜你会这么说，这的确听上去有些恐怖，可你能把那样一场阴郁的谈话叫什么好呢？他暗示他去那里是为了把自己给弄死，我想这跟他到那里是杀死自己或者去自杀不是一回事，因为你不会辛辛苦苦地亲自来做这件事儿，到头来这样做照样很麻烦。

我回巴黎后跟西蒙娜——那是我妻子的名字，她是法国人——讲了，她问我贝拉诺长什么样，让我描述一下他的外形，要绝对详细，然后她说完全能够理解。你怎么理解他了？我都不理解。那是我回家后的第二个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关了灯，正是我会把一切都讲给她听的那种时候。那药呢，你买了吗？西蒙娜问。没有，还没买呢。哦，明天一起来我就去买，然后立刻给他寄过去。我会买的，我说，但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在非洲，你经常会碰到各种离奇的事情。你觉得有谁可能旅行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找死吗？我问妻子。这完全有可能，她说。一个四十岁的男子也有可能吗？我问。如果他还具有冒险精神，那完全有可能。我妻子说。跟大多数比较实际和吝啬的巴黎女人不同，我妻子还有股浪漫气质。于是我给贝拉诺买了药寄到罗安达，不久，我便收到一张表示感谢的明信片。我估算，寄的药可以让他用上二十天。这之后怎么办呢？我想他要么返回欧洲，要么死在安哥拉。此事我只能想到这一层。

几个月后我在基加利的大酒店与他不期而遇，我就住在那儿，他隔段时间就来用一下酒店的传真机。我们非常热情地问候了对方。我问他是不是还在马德里那家报社工作，他说还在，又增加了几家南美洲的杂志，这样挣的钱会略微多点。他又不想去死了，同时又穷得回不了加泰罗尼亚。那天晚上我们在他住的屋里（贝拉诺从来不像别的外国记者那样住在酒店，而是在允许他能便宜住下的私人家里租间屋子或者一张床、一个角落）一起吃了晚饭。我们聊起安哥拉。他告诉我他去过万博，漫游过宽扎河，去过奎托夸纳瓦累和威热，他写的文章里已经好好地回顾过了，他是经过罗安达陆路去的，然后继续走到基桑加尼，有时沿刚果河而上，有时沿险峻的森林山路，最后到达基加利，全程不歇地行走用了三十多天。这片大地本身就会令此行几乎不可能实现，更不要说还有政局的影响了。他讲完后，我都说不上该不该相信。从表面上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另外，他又是半带微笑说的，更让你不禁想怀疑。

我问起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在安哥拉得腹泻病倒了，但现在已经痊愈。我说我的照片卖得越来越好。如果他想要，我说，我想这次是当真的，我可以给他借点钱，但他听都不听。后来，我还是情不自禁地问起他那场伟大的死亡探寻，他告诉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说我会看到真正的死亡，那件至关重要的东西，明天就会逼近。怎么说呢，他变了。有段时间他一连几天不吃药。好像平心静气多了。我看见他时也很开心。因为他刚从巴塞罗那收到药。谁寄给你的？我问他，一个女人？不是，他说，一个朋友。他叫伊内基·埃切瓦内，我们决斗过一回。打过架？我说。不，是决斗。谁赢了？我不知道我们谁杀死了对方，贝拉诺说。真是太离谱了，我说。没错，他说。

其间，他显然已经对自己周围的一切掌控裕如了，或者开始裕如了，这点我是永远办不到的。没有人能办得到，其实，除了大型媒体的记者，他们有雄厚的实力，鲜有自由职业者不结交的大量朋友，而只是靠着接近它就能在非洲这种环境里做到操纵自如。

从外形上看，他比在安哥拉时瘦了许多，其实已经皮包骨头了，但看样子却显得挺健康，没有丝毫病态。或许那只是我的观感，可能正在逐渐向死亡边缘走去也没准呢。他的头发更长了，可能是自己剪的。他还穿着安哥拉时穿的衣服，但更脏了，而且快要破掉了。他操着方言，我立刻听了出来，属于那种视性命如草芥的国家的语言，而交谈——连同金钱——最终成为解决一切的关键。

第二天我去了难民营，回来时他已经走了。到宾馆后发现他给我留了张字条，祝我走运，并请我，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回巴黎后给他寄些药来。他的地址写在字条里。我去找他，他人已经不在了。

我把情况告诉妻子后她一点都不吃惊。可是西蒙，我说，我再次见到他的机会可能是百万分之一了。这是有可能的，她就说了这么一句。第二天她问我打算给他寄还是不寄药。我已经寄走了。

那次我在巴黎没有待多久。我又回到非洲，我坚信自己会碰到贝拉诺，但我们的路径已经不再相交，但我还是向那些老资格的记者们打听了他的情况，但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几个认识他的人又不知道他可能去哪儿了。下一程还是如此，再下一程次依然如此。你见到他了吗？我回去后妻子总是这样问我。没见到，我回答说。也许他已经回巴塞罗那或者到家了。也许在别的地方呢，妻子说。可能吧，我说。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最后在利比里亚我总算见到他了。你知道利比里亚在哪儿吗？没错，在非洲西海岸，大致在塞拉利昂和象牙海岸之间。没错。可你知道谁在统治这个国家吗？左派还是右派？我敢打赌你不知道。

四月的时候，我乘一艘船从塞拉里昂的自由城来到蒙罗维亚镇。那艘船是一个人权组织包租的，具体什么机构我现在忘了，使命是去解救几百名欧洲人，他们全在美国大使馆等待着——那里是蒙罗维亚镇原则上惟一安全的地方，据任何到过那里或者掌握那里事态的第一手消息的人说。这些知情人士原来都是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北非人以及那个古怪的英国黑人。其他欧洲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早就撤离了，只留下他们的秘书。对一个拉美人来说，把美国大使馆与安全联系起来本身就有点古怪，这好像是自相矛盾的说辞，但时代已经变了，为什么大使馆就不该安全呢？我想我自己可能最终也要到那里的。然而，这些信息让我觉得是一个不祥之兆，可能是一切要走向错乱的确凿信号。

一群利比里亚士兵，没一个超过二十岁的，护送我们来到新非洲路一幢三层楼里，那是老里兹酒店或者老克里伦酒店的利比里亚翻版，现在由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国际记者组织经营。这家酒店被称作媒体记者中心，是首府为数不多还在营业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得归功于五名美国海军人员的存在。他们现在正在站岗，但大部分时间却在后廊里打发，跟美国电视台的记者们喝酒，为记者和他们雇的一帮去蒙罗维亚激战区，或者很少但心血来潮去首府以外的地区，那些无名的村落（虽然这些地方全都有名字，而且曾经有过大人、孩子和工作）时充当向导和保镖的年轻的曼丁哥士兵牵线搭桥，那些地方据道听途说或者我们每晚从CNN上的报道看，几乎是世界末日、人类的疯狂、潜伏在每个心脏里的恶魔的忠实写照。

那个新闻中心还发挥着宾馆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到那儿的第一天需要登记。轮到我登记时，我已经喝了威士忌跟两个法国朋友聊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翻起登记簿找一个名字。我毫不意外地发现了阿图罗的名字。

他到那里已经有两个星期了。是跟一群德国人同时到的，他们是两男一女，都是法兰克福一家报社的人员。我想马上跟他取得联系，但却找不到他。一个墨西哥记者告诉我他已经有七天没有出现在中心了。如果我想了解他的情况，应该上美国大使馆询问。我想起我们在安哥拉那场遥远的谈话，谈到他对死的渴望，我忽然想到他可能去了却那个愿望了。有人告诉我，那几个德国人已经走了。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我心里清楚别无选择，只好到大使馆去找他了。没有一个人向我提供任何信息，我只拍出几张照片。蒙罗维亚的街道、大使馆的庭院、几张面孔。我回中心的路上遇到一个奥地利人，他认识一个离开前曾见过贝拉诺的德国人。但是，这个德国人整天外出，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着白天的时光，没办法，只有等了。我记得开始跟几个法国同事玩扑克时已经七点左右了，还记得我们都备好蜡烛以防日落时经常出现的断电，或许别人告诉我们会断电。然而灯并没有熄灭，玩家们很快陷入倦怠状态了。我记得大伙一起喝着酒一边议论着卢旺达和扎伊尔以及我们在巴黎刚看过的电影。那个德国人午夜才回来，那时我独自一人在鬼影幢幢的里兹酒店的大厅里待着，担任门卫和值班经理的年轻的雇佣兵（可是在谁出钱的军队里呢？）吉米告诉我，海尔·林克，那个摄影师正往自己房间走去。

我在楼梯追上他。

林克只能讲点最简单的英语，一句法语都听不懂，他的形象正派端庄。我设法让他明白我在探听朋友阿图罗·贝拉诺的消息时，他礼貌地请（尽管他做出的各种表情已经多少有些让人理解了要传达的信息）我在大厅或者酒吧等他，让我知道他需要冲个澡，很快就会下来。他去了大约二十多分钟，再次回来时满身的润肤油和消毒剂的味道。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全凭兴之所至。林克不喝酒，他说因此才注意到阿图罗·贝拉诺，因为那时新闻中心聚集了很多记者，比现在多多了，他们每天晚上在房间里喝得酩酊大醉，包括一些著名的谈话主持人，这些人应该检点行为，做出表率，林克说，最后却索性在阳台上吐了。阿图罗·贝拉诺不喝酒，他们这才有机会交谈过一次。林克回忆说他在中心只待了三天，每天早上出去，正午或者黄昏回来。有一次，不过这次是跟两个美国人结伴，他出去了一夜，打算采访乔治·金赛，罗斯福·约翰逊最年轻也是最血腥的将军，克莱恩族人，但陪同他们的向导却是一个曼丁哥人，这人毫无道理地恐惧不已，在蒙罗维亚东部地区抛下他们不管了，他们花了整整一夜工夫才返回宾馆。林克说，第二天，阿图罗·贝拉诺睡到很晚才起来，两天后他又跟那两个美国人离开蒙罗维亚准备去采访金赛。本来他们打算向北方去。贝拉诺临走之前，林克给过他一小包柏林一家自然产品公司造的止咳液——至少我觉得他想表达这个意思。从那以后林克就再没见过他。

我问他那两个美国人叫什么名字。他只知道一个叫雷·帕斯特尔。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请他再说一遍，我可能都笑了，但这个德国人很严肃。再说，他已经很累，早就开不起玩笑了。他回去睡觉前从牛仔裤后兜里取出一小片纸，在上面给我写下几个字：雷·帕斯特尔。我想他应该是纽约人，他说。第二天，林克就搬到了美国大使馆，打算离开利比里亚，我也跟他一起去了，想看看有没有雷·帕斯特尔的消息，可是这里一派混乱，再坚持下去似乎毫无意义。我离开时，林克正在大使馆的花园里拍照。我给他拍了一张，他也给我拍了一张。我拍的照片里，林克手拿相机站着，望着地面，好像草地上什么发光的东西忽然吸引住他的注意力，把他的眼睛从镜头里移开。他表情平静，忧伤而平静。在他给我拍的照片里，我的尼康相机挂在脖子上，我正盯着相机（我想）。我可能笑了，还做出表示胜利的V字手势。

三天后，我该动身离开了，可我已经走不出去。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告诉我，表面上，形势在趋于好转，但是交通混乱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却成反比关系。我离开了大使馆，根本就不相信这一套。我在四处活动的几百名滞留者中寻找林克但没有发现他。我碰到一群新来的记者，他们刚到自由城，有几个人，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乘直升机从象牙海岸的某个地方来到蒙罗维亚。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已经正在考虑回去，每天都去大使馆看看有没有塞拉利昂的船位。

这时正好无事可做，把能想到的所有东西都写了也拍了，有人提出我们几个人去内陆走一走。当然，大多数人都拒绝了这个建议。《巴黎赛事》杂志的一个法国人同意去。我和一位路透社的意大利人也同意去。这次行程由在新闻中心厨房工作的一个家伙组织，他除了想赚笔钱，还想去看看自己的家乡，他已经有六个月没有回去了，虽然离蒙罗维亚只有十五或者二十英里。旅行期间（我们坐上一辆破败的雪佛兰，由厨师的朋友驾驶，备有一把突击步枪和两颗手榴弹），厨师告诉我他是马诺族人，妻子是奇欧族人，都是曼丁哥人的朋友（司机就是曼丁哥人），是克莱恩族的敌人，他诅咒克莱恩族是食人族，他不知道家人是死是活。混蛋，这个法国人说，我们应该回去，可行程已经过半，我和那个意大利人都很开心，想把最后剩余的胶卷都给消耗完了。

就这样，没有经过任何检查站，我们通过了萨默斯小镇、托马斯河小村，圣保罗河不时地出现在我们左边，有时又从视野里消失了。路况很差。道路时而从森林中穿过，那可能是古老的橡胶种植园，时而又沿着平原展开。在这样的平原上不用看也能猜到会有坡度平缓的山丘从南边升起。我们只穿越过一次河流，那是圣保罗河的一条支脉，从一座非常好的木桥上通过，朝照相机的眼睛自动呈现出的惟一的东西就是大自然，除了翠绿甚或奇异外说不上该怎么形容，不知为什么这让我联想起孩提时代的科连特斯省之行，但我同时也没有少说话，我对路易说：这里挺像阿根廷，我是用法语说的，这是我们三个人的通用语言，《巴黎赛事》的那家伙看着我说，但愿只是看着像阿根廷，这实在让我沮丧，因为我都不是冲他说的，我说了吗？他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阿根廷比利比里亚还要野蛮和更加危险吗？是说如果利比里亚人如果是阿根廷人的话，我们现在早就没命了吗？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他的这句话彻底扫了我的兴，我真想跟他理论个水落石出，但经验告诉我，这种争论你最终会一无所获，再说这个法国人对我们多数人决定不回去已经搞得很恼火了，他也需要找个机会出口气，不会只满足于不停地抱怨只想赚几个美元又能看家人的可怜的黑人。所以我假装没听见，但心里却诅咒他这个猴子操的家伙，我不停地跟路易说话，说来道去，我忘了说到什么时候才打住，总之是解释了比如树的名称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它们跟科连特斯的树一样古老，而且名字也一样，当然肯定跟科连特斯的树不是一回事。从路易的笑声和我们的伙伴们偶尔发出的笑声判断，我猜我如此热情洋溢突现出自己多么有才华，或者至少显得比真实的我更有才华，甚至更风趣，有种轻松自在的同志式的氛围，当然不包括那个法国人让－皮埃尔，他越来越闷闷不乐，我们把跟科连特斯的树如出一辙的树木抛在了后面，开始进入一片没有大树的光秃地带，只看到些零星的灌木丛，这些灌木也病恹恹的，沉默一次又一次被一只孤独的鸟儿打破，这只鸟叫啊叫，却得不到任何回音，后来我们开始紧张起来，路易和我，可是这会儿我们离目标已经那么近了，不可能再返回了，我们只有继续前进。

那个村子映入眼帘后，枪声很快响起来。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枪手，射击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但是等我们从弯道拐过去及时地来到黑溪镇时，我的朋友路易已经死了。新闻中心厨房工作的那个家伙的胳膊开始流血，他轻轻呻吟着，蜷缩在旅客座下。

我们也不由自主地趴到雪佛兰的车板上。

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做了什么：我试图救活路易，给他做了嘴对嘴的急救，然后又做了常规的救命抢救，最后那个法国人拍了下我的肩膀，用一根颤抖的脏乎乎的手指指着意大利人的左太阳穴，那里有一个橄榄大小的洞。这时我才意识到路易死了，后来再没有听到枪声，寂静只有被雪佛兰行驶时冲开的空气以及轮胎碾过通向小镇的路上的石头和沙子发出的声音打断。

我们在貌似黑溪镇主广场的地方停下。向导转过身说要去看看家人。他受伤的胳膊上缠绕着一条用自己的衬衣做成的绷带。我想那可能是他本人或者司机给包扎的，可我几乎想像不出来是什么时候包扎的，除非他们的时间感忽然与我们的断裂了。向导走后不久，那儿出现了四个老人，他们显然是被雪佛兰的声音吸引过来的。几个老人一声不吭地站在那儿盯着我们，躲在废墟中一所房子的屋檐下。他们显得很瘦，走动时带着病人特有的谨慎，其中一个赤裸着身子，就像金赛和罗斯福·约翰逊的克莱恩族游击人员，不过这个老头儿显然不是游击队的人。他们跟我们一样仿佛如梦初醒。司机看见了他们，但坐在方向盘后面没动，他大汗淋漓，抽着烟，偶尔瞥一眼手表。过了会儿，他打开车门，向老人们打了个手势，他们在屋檐的保护下毫无反应，动都没动，接着司机走出小车，开始检查发动机。他回到车上后作了很多让人不明白的解释，好像这车是我们的。他说的基本意思是前部有很多网眼似的洞。法国人耸了耸肩，把路易挪了挪坐在他旁边。我想他的哮喘病快要发作了，但他故作镇定。我从内心很感谢他这样做，我最讨厌歇斯底里的法国人了。后来一个青春少女出现了，她张望着我们，没有停就走了过去。我们看着她消失在通向广场的一条狭窄的街道。她走了后四周陷入绝对的寂静之中，必须使劲听才会听到类似阳光打在小车顶上的声音。没有一丝微风。

我们被骗了，那个法国人说，他说得很客气，于是我就说，射击已经停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是几个人伏击我们，也许是几个土匪跟我们一样被吓着了。真是混蛋，法国人说，这个村子都是空的。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广场上没有别人，觉得这很不正常，这个法国人也许说对了。我心里涌起的不是害怕而是愤怒。

我下了车冲着最近的一堵墙撒了很长一泡尿。我又走到雪佛兰前，看了眼发动机，看不出任何有碍我们离开这里原路返回的毛病。我给可怜的路易拍了几张照片。法国人和司机无言地瞧着我。后来，让－皮埃尔好像经过深思熟虑，请求我也给他拍一张。我痛快地拍了。我给他和司机拍了张，然后又让司机给我和让－皮埃尔拍了张，后来我又请让－皮埃尔给我和路易拍了张，但他却拒绝了，说觉得这样太病态了，我们之间正要萌芽的友谊再次破碎。我想我可能冲着他叫骂起来。我想他也冲我叫骂了。我们两个回到雪佛兰里，让－皮埃尔坐在司机旁边，我坐在路易旁边。我们在那里大概停留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让－皮埃尔和我说了好几次别管那个厨子了，得马上逃离那儿，可司机不听。

在等待过程中，我想我很不舒服地小睡了会儿，但毕竟还是睡了会儿，我可能梦见了路易而且得了可怕的牙疼。这疼痛比这个意大利人确凿无疑死了更令人感到痛苦。我醒来时浑身是汗，我看见让－皮埃尔头靠在司机肩膀上睡着了，司机已经在抽另一支烟了，直视着前方荒凉的广场上阴郁的黄色，步枪横放在膝盖上。

我们的向导终于来了。

他旁边走着一个干瘦的女人，我们乍一看差点当成了他母亲，最后发现是他老婆，还有一个八岁左右的男孩，穿着红衬衫蓝短裤。我们得把路易扔下才能走，让－皮埃尔说，大家都上来，座位就不够了。我们争执了几分钟。向导和司机站在让－皮埃尔一方，最后我也屈从了。我把路易的相机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把他的衣服口袋都腾空了。我和司机把他从车里抬出来放在像是一个茅草棚的东西下面。向导的老婆用自己的土语说了句什么。这是她第一次开口，让－皮埃尔转过身来望着她，请厨子翻译。厨子起先不太愿意，后来他说老婆说最好把尸体放在广场上的某个人家里。为什么？让－皮埃尔和我同时问道。这个女人显得那么沉默和恬静，虽然遭此蹂躏，仍然保持着一种雍容大度的气质，也许只是那一刻我们感觉如此吧。因为狗会吃了他，这个女人说，手指着停放尸体的地方。让－皮埃尔和我面面相觑然后笑了，是啊，法国人说，我们怎么没想到呢，这很有可能。我们又把路易的尸体抬起来，等司机踢开看上去已经脆弱不堪的屋门后，我们把尸体搬进一间地上塞满东西的房间。屋里堆满了席子和空纸箱，味道简直没法闻，我们放下那个意大利人后就立刻跑了出来。

司机发动好小车后我们全都颠了起来，除了那几个老人，他们还在屋檐下望着我们。我们上哪儿去呢？让－皮埃尔问。司机做了个动作好像是说别打扰他，或者在说他也不知道。我们要走另外一条路，向导说。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个男孩：他胳膊搂着爸爸的腿睡着了。我们去他们说的地方吧，我对让－皮埃尔说。

小车在那个小镇荒凉的街上行驶了会儿。我们离开广场后走上一条笔直的街道，接着向左拐去，雪佛兰慢慢向前移动着，几乎要刮着房子的墙壁、茅草屋顶的前檐了，最后，我们进入一片开阔地，那儿有个巨大的只有一层的锌皮货棚，大得像间仓库。货棚侧面写着几个字“泽－雷－帕有限公司”，用巨大的红颜色的字母写成，下面是：“玩具工厂，黑溪和布朗斯威尔”。这个破败的小镇叫布朗斯威尔，不是黑溪，我听让－皮埃尔说。司机、向导和我一直盯着货棚纠正了他。这个小镇就叫黑溪，布朗斯威尔也许在更东一点，让－皮埃尔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坚持说我们就是在布朗斯威尔而不是黑溪，这是个问题。雪佛兰穿过开阔地进入一条穿过密林的公路。现在我们才真正到非洲了，我对让－皮埃尔说，徒劳地想振作起他的精神，但他只是语无伦次地评论了句我们刚刚经过的玩具厂，算是回答。

整个行程持续了只有十五分钟。雪佛兰停顿了三次，司机说，凭这发动机，这算很幸运了，本来我们连布朗斯威尔都走不出去，如果有幸能走出去的话。后来我们很快发现，布朗斯威尔在一块空地上，不足三十户人家。翻越了四座光秃秃的小山后就到了布朗斯威尔。跟黑溪一样，这个小镇也是一片荒芜。雪佛兰的挡风板上写着“新闻”字样，引起仅剩的若干居民的注意，他们从长长的犹如厂房、算是镇上最大的一幢木房子的门口向我们招着手。两个武装人员出现在门槛上冲我们喊话。小车在几百尺远的地方停住，司机和向导下车去交涉。他们朝那幢房子走去时我想起让－皮埃尔对我说过，如果我们想救自己就应该跑进树林里去。我问厨子的女人那是什么人。她说是曼丁哥人。男孩头枕着妈妈的腿睡着，一线细细的涎水从嘴唇间流出来。我告诉让－皮埃尔，我们碰上朋友了，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这个法国人讽刺地回应了一句。但是从外表上，我看到那种镇定（一股暖流般的镇定）把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舒展开来了。我记得这个情景，这让我感觉很不好，但这时我也挺高兴。向导和司机跟那几个陌生人笑着。当向导和司机在刚才那两个人的陪同下向小车走过来时，又有三个人从长房子里出来，也是武装到牙齿，站在那里盯着我们。远处传来几声枪响，让－皮埃尔和我马上低下脑袋。后来我们抬起头，走出小车去迎接他们，其中一个黑人跟我打了声招呼，另外一个人几乎不看我，忙着揭开雪佛兰的车盖检查已经修不好的坏死了的发动机，这时我才觉得他们不是要杀了我们，我向长房子望去，看到六七个武装人员，有两个白人向我们走来。其中一个留着小胡子，拿着两部用像枪套般的袋子装着的照相机，也是个摄影师同行，这是很显然的，但那一瞬间，由于他还在远处，我没有认出这个大家无所不知的名人，我是说像这个行当里所有的人一样，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和作品，却从未见过他本人，甚至在照片上也没见过。另外一个人是阿图罗·贝拉诺。

我是雅各布·乌伦达，我说，声音有些发颤，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

他还记得我。他怎么会不记得呢？可事隔很久了，我拿不准他还记得什么事儿，更不要说我了。我的意思绝不是说他变了。其实他一点都没变。他还是我在罗安达和基加利认识的那个人。也许倒是我变了，我不知道，可问题是我觉得一切都跟从前不同了，包括贝拉诺和他的记忆力。刹那间我的神经差点出卖了我。我想贝拉诺注意到了，他在我背上拍了一把叫出我的名字。我们握了握手。我惊恐地发现自己手上沾满了血。我同样怀着几乎是恐惧的感觉注意到，贝拉诺的手却完美无瑕。

我向他介绍了让－皮埃尔，他又把我介绍给那位摄影师。这是埃米利奥·洛佩兹·洛博，马德里的大牌摄影师，摄影界现存的传奇人物。我不知道让－皮埃尔是否听说过他（让－皮埃尔·博伊林，《巴黎赛事》的，让－皮埃尔说，连根头发都没动，这可能说明他还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或者表示在这种氛围里他才不在乎遇见一个大人物呢），但我听说过他，我是个摄影师，对我们来说，他就像唐·德里罗之于作家，是一个奇才，一个封面特写的追猎者，一个冒险家，一个获得过各种欧洲奖、用相机拍摄下人类的各种愚蠢和鲁莽行为的人。轮到我握他的手时，我说：雅各布·乌伦达，拉鲁纳公司的。洛佩兹·洛博笑了。他很瘦，大约四十岁的样子，跟我们几个年龄相仿，他好像喝醉了，或者精疲力竭，或者快要散架了，或者三者同时兼备。

士兵和平民都集中在那个长房子里。乍看上去，很难区别出他们谁是士兵谁是平民。屋里弥漫的气味既苦又甜，还发潮，那是一种充满期待和疲惫的味道。我的第一反应是出去到外面吸一口新鲜空气，但贝拉诺告诫我最好不要频频暴露自己，因为这儿有些克莱恩狙击手驻扎在山头上，会打掉你的脑袋的。我们还算幸运，他们不再整天监视而且枪法也不是很好，不过这点是我后来才得知的。

那幢房子里有两个长长的房间，只摆着三排风格迥异的架子，有铁的，也有木的，全都空空荡荡。地板上满是尘土。贝拉诺向我们介绍了下我们目前的处境。据士兵们说，克莱恩族正在包围布朗斯威尔，在黑溪袭击我们的人是金赛将军的先头部队，金赛正在布置他的人袭击卡卡塔族和哈贝尔族，然后向还控制在罗斯福·约翰逊手中的蒙罗维亚的邻近地区进军，这些士兵正计划明天早晨离开这里去托马斯河，据他们说，那儿由泰勒手下一个叫蒂姆·厄里的将军驻守。我和贝拉诺都一致认为，士兵们的这个计划纯属绝望之举，毫无意义。如果金赛真的要在这一地区重新集结他的人马，曼丁哥的士兵就绝无生还机会。那些平民似乎受一个女人的领导，这在非洲是罕见的，他们已经制定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有些人打算留在布朗斯威尔等待观察事态的发展。别的大队人马打算在这个曼丁哥女人的带领下向东北方向前进，穿过圣保罗河，进入布雷尔威尔公路。这个方案，也就是平民方案，不是很冒险，然而我在蒙罗维亚常听到在布雷尔威尔和波普鲁之间的路段上常有酣战杀戮。但是死亡地带在最东面，更靠近波普鲁而不是布雷尔威尔。听完他们的介绍，贝拉诺、让－皮埃尔和我决定随他们走。贝拉诺说，如果我们能到布雷尔威尔的话就可以得救，穿过十里地的古老的橡胶种植园，前方等待我们的是热带雨林，那就用不着过河了，但当我们走完这段雨林上了公路后，到布雷尔威尔就只有五里地了，然后，沿一条肯定还在泰勒的士兵手中的公路去蒙罗维亚就只有十五里远了。明天早上，等曼丁哥的士兵朝相反的方向开拔，去面对确凿无疑的死亡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我先跟贝拉诺聊了会儿，后来又跟我们的向导谈了阵子，最后又找贝拉诺和洛佩兹聊了。这时大约已经是十到十一点之间，已经很难在屋里四处转悠了，整个屋子陷入绝对的漆黑之中，只有吸着烟驱散恐惧和昏睡的人的烟头发出的亮光偶尔会打破一下这种漆黑。门口过道上有两个士兵蹲在那里警戒的影子，我走到跟前时他们连头都没有转一下。我还看了看星星和山头的轮廓线，一下子想起自己的童年来。大概是因为我把这个国家与自己的童年联系起来了。后来我又回到屋里，沿着架子摸索着往前走去，可我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这时大约已经十二点，我点上一支香烟，准备睡觉。我知道自己心里很高兴（或者我知道我觉得自己很高兴），因为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回蒙罗维亚了。我知道自己很高兴是因为正在经历一场冒险而且觉得自己还活着。我开始思念妻子和家，开始想起贝拉诺，他的气色太好了，他的状态好像也极佳，比在安哥拉时好多了，那时他还想寻死呢，比在基加利的时候也好多了，那时他已经不想寻死了，但还不愿离开这片上帝遗弃的大陆，我抽完那支烟后又取出一支，其实这已经是最后一支，为了给自己提点精神，我甚至开始轻轻地对着自己或者在头脑中哼起歌来，那是阿塔华尔帕·尤潘克写的歌，我的天哪，阿塔华尔帕·尤潘克，直到此刻，我才发觉自己紧张极了，意识到如果我要想睡着了，得需要跟人聊聊，这时我起身瞎走了几步，先是死一般的寂静（刹那间我想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必死无疑，支撑我们的仅仅是一种幻觉，我有强烈的冲动想从这个散发着恶臭的房子的大门里冲出去），后来我听到了鼾声，还有那些醒着的人在用奇欧或者马诺语、曼丁哥或克莱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说着话，发出细微的咕哝声。

这时在我听来所有的语言都显得那么令人讨厌。

我知道，现在这样说挺傻的。所有那些语言，所有那些呢喃声，都不过是将我们的身份保留到某个不确定时间长度的替代形式而已。最终，事实却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在我听来好像那么令人生厌，也许是因为我以某种荒谬的方式迷失在那两间长房子的某个地方，迷失在我不熟悉的地带，迷失在一个我不熟悉的国家，一片我不熟悉的大陆，在一个陌生、被拉长了的星球上，或许是我因为知道我应该睡会儿但却办不到。后来我摸索着墙壁，在地板上坐下来，睁大眼睛一个劲儿地想看清什么，接着我蜷缩在地板上双眼紧闭，向上帝祈祷（我并不相信它的存在），祈愿我不要生病，因为明天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后来我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可能快到凌晨四点了。

离我几尺远的地方，贝拉诺和洛佩兹·洛博还在说话。我看着他们香烟上闪烁的火光，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起来走到他们那儿去。我想借此舒缓第二天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我想跟这两个我从香烟后面瞥见的影子待在一起，哪怕爬过去或者用双膝蹭过去都可以。可我没有这样做。他们说话的那种语气，他们的影子的角度传达出的某种信息，拦住了我，那两个影子时而挤在一起、然后蹲下，如同在打架，时而又裂成碎片、散了开来，好像投射出影子的身体已经消失。

我克制住自己，假装睡着了，其实在聆听着他们的谈话。

洛佩兹和贝拉诺一直聊到天快要亮了。转述他们的谈话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丢掉我听他们谈话时感觉到的东西。

他们先是谈论着这样那样的人物，说着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那声音听着就像两个密谋者或者角斗士发出的。说话的声音很轻，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意见都完全一致，但贝拉诺的话语处于强势地位，他的说法（我只听到若干片段，仿佛他们说的话有一半被长房子里的某种声流卷走了，或者被一些随意设置的屏障拦掉了）很有挑战意味，而且挺生硬，说什么被人叫洛佩兹·洛博是不可原谅的，被人叫贝拉诺是不可原谅的，但我可能记错了，意思可能压根不是这样。后来他们又谈起别的事儿来：提到城市的名字、女人的名字、书的名字。贝拉诺说：我们都害怕失败。然后他就不说话了，这时我意识到洛佩兹·洛博几乎什么也没说，而贝拉诺说得太多了。我刹那间以为他们就要睡着了，我也装出睡了的样子。这时我全身的骨头都开始疼起来。白昼汹涌而至。这时我又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

刚开始我什么也听不明白，也许是因为换了个姿势或者他们的声音太轻了。我翻了下身子。他们中一个人在抽烟。我又听出了贝拉诺的声音。他说他到非洲后也想寻死。他讲了安哥拉和卢旺达的故事，那些我已经知道了，那些故事这儿的人多少都知道。后来洛佩兹·洛博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他问（我听得清清楚楚）当时为什么想死。我没有听清贝拉诺的回答，但能猜得出，没有多少新意，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知道了。他有些迷茫，他想死，就这样。后来我又听到贝拉诺笑了，我想像他在笑自己的迷茫，自己的巨大失败，在笑自己和别的什么，嘲笑那些我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的事情。洛佩兹·洛博没有笑。我想他说了：噢，看在上帝的分上之类的话。接着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了。

后来，我说不上过了多久，我听到洛佩兹·洛博的声音，可能是在问时间。现在几点了？我旁边有人动起来。有人在睡梦中焦躁不安地动弹着，洛佩兹·洛博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什么话，好像又在问时间，但这次我敢肯定他在问别的事。

贝拉诺说现在是早晨四点。这时我无奈地认了，自己是睡不着了。后来洛佩兹·洛博开始说话了，他的演说一直持续到天亮，偶尔被我听不清的贝拉诺的问询所打断。

他说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妻子，跟贝拉诺一样，跟所有的人一样，有一幢房子和一些书。后来他又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也许是在谈论幸福。他提到街道、地铁站、电话号码。好像他一直在找什么人。后来又是沉默。有人咳嗽。洛佩兹·洛博又重复了一遍说他有一个妻子两个孩子。过着一种总体上还算满意的生活。诸如此类的话。1970年代反抗佛朗哥的行动主义和青春，那个年代不缺性，不缺友谊。他成为摄影师纯属偶然。他不把自己的声名或者特权或者别的任何东西看得多么重要。他结了婚后才开始恋爱。他的生活是那种通常被描述成幸福的生活。一天，他和妻子无意中发现大儿子生病了。他是个很聪明的男孩，洛佩兹·洛博说。他病得很重，是一种热病，当然，洛佩兹·洛博觉得孩子可能是从他身上感染的。而且，做过有关的化验后，医生没有从洛佩兹·洛博的血液中查出这种病的丝毫踪迹。有一度，洛佩兹·洛博在孩子有限的交往圈中寻找这种病的携带者，同样一无所获。最后，他开始举止失常。

他和妻子变卖了马德里的房子去美国生活，带着生病的孩子和健康的孩子。那个男孩的住院费相当昂贵，治疗过程很漫长，洛佩兹·洛博只好又回去工作，妻子陪着孩子，他干些自由职业的活儿。他去过很多地方，他说，但最后总要回到纽约。有时孩子的情况好一些，好像快要战胜疾病了，有时又毫无起色甚至继续恶化。有时洛佩兹·洛博坐在生病孩子房间的一把椅子里，梦到两个儿子，看到他们的脸挨在一起微笑着，显得那么无助，后来，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他，洛佩兹·洛博，再也不能活下去了。妻子在西81大街租了套公寓，那个健康孩子上了附近一所学校。一天，他在巴黎等去某个阿拉伯国家的签证时接到电话说那个生病孩子的情况恶化了。他放下手头的事情，立刻搭上第一班去纽约的飞机。到医院后一切似乎淹没在某种邪恶的正常中，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三天后孩子死了。他亲自处理了火化后事，因为妻子彻底崩溃了。直到此刻，洛佩兹·洛博的描述还是不太清楚。后来只听到单个的句子和一个又一个场景。我试图把它们串起来。

男孩死的当天或者过了一天，洛佩兹·洛博妻子的父母就到纽约了。一天下午，他们争论起来。他们坐在百老汇一家旅馆的酒吧里，在81大街附近，大家齐聚一堂，有岳父母，小儿子，妻子，洛佩兹·洛博开始哭着说他很爱两个孩子，大儿子的死是他的过错。不过他可能什么也没说，也没争论，所有这一切只是发生在洛佩兹·洛博的头脑中。后来洛佩兹·洛博喝得大醉，把孩子的骨灰放在纽约城的地铁车里，然后就回巴黎了，没有向任何人打声招呼。一个月后，他妻子回到马德里提出离婚。洛佩兹·洛博在文件上签了字，心想这一切犹如一场梦。

过了很久，我听贝拉诺的声音在问“那场悲剧”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觉得那声音像是一个智利农民发出的。两个月以前，洛佩兹·洛博说。后来贝拉诺又问起他另一个孩子，健康的那个，后来怎么了。跟他妈妈一起生活，洛佩兹·洛博说。

这时我已经分辨得出他们靠墙坐着的轮廓了。两个人都吸着烟，都显得极为疲惫，不过产生这个印象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很疲惫了。洛佩兹·洛博什么也不说了。只有贝拉诺还在讲，跟刚开始那样，令人意外的是他讲起自己的故事来，一个不知所云的故事，讲过一遍又一遍了，每次讲的都有所不同，都要少一点内容，最后他只说了一句：我想死，但发现不死更好些。直到此刻我才完全明白，洛佩兹·洛博打算明天跟着士兵而不是平民们同行，贝拉诺不想让他一个人去死。

我想我可能终于睡着了。

至少，我觉得睡了片刻。醒来后新一天的光线开始透进屋子。我听着鼾声、叹息声和呓语声。后来我看见士兵们已经准备出发。洛佩兹·洛博和贝拉诺跟他们在一起。我起了床，告诉贝拉诺别去了。贝拉诺耸耸肩。洛佩兹·洛博的表情一点都不消极。他知道自己这是去死，现在他很镇定，我想。这时贝拉诺的脸看着像个疯子的脸：几秒钟间，可怕的恐惧和强烈的幸福感在脸上同时掠过。我抓住他的胳膊，不假思索就拉他到外面去散步。

这是一个灿烂的早晨，那种弥漫着飘渺蓝色的早晨，蓝得让你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洛佩兹·洛博和士兵们看着我们走过去一言不发。贝拉诺面带微笑。我记得我们向那辆没用了的雪佛兰走去，我说了好几遍，说他计划要干的事儿完全是疯狂之举。我听到你们昨晚的谈话了，我承认，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你的朋友疯了。贝拉诺没有打断我：他望着前方的森林和布朗斯威尔周围的山，频频点头。我们走到雪佛兰跟前时，我想起了狙击手，觉得有种恐慌的激动感。这似乎挺荒谬。我打开车门，我们钻进车里。贝拉诺注意到了浸透进布料的路易的血，但什么也没说，我觉得这时作解释很不合适。我们默默地坐了会儿。我双手捂住脸。后来贝拉诺问我注意到了没有，这些士兵多么年轻啊。他们都是些混账孩子，我说，他们像玩儿似的互相残杀。毕竟，这也有好处，贝拉诺说，望着窗外沉浸在雾气和阳光中的森林。我问他为什么要跟洛佩兹·洛博一起去。这样他就不孤独了，他回答说。这些我都已经知道了，我希望有一个不同的答案，某种结论性的回答，但我也没再问。我感到很伤心。我还想说点别的什么，但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我们又从车里出来向长房子走去。贝拉诺取出自己的东西，然后就跟士兵和那个西班牙摄影师走了。我陪他走到门口。让－皮埃尔在我旁边，迷惑不解地看着贝拉诺。士兵们开始准备出发，我们就在那里向他道了别。让－皮埃尔握了握他的手，我拥抱了他。洛佩兹径直朝前走去，让－皮埃尔和我感觉他不想跟我们说再见。这时贝拉诺开始跑起来，好像在最后关头觉得部队会撇下他。他追上洛佩兹·洛博，我感觉他们好像开始说话了，好像在笑，好像要去远游，后来他们穿过这片空地，消失在灌木丛中。

我们返回蒙罗维亚的旅程中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很漫长很艰辛，但没有碰到双方任何阵营的士兵。我们在黄昏时到达布雷尔威尔。我们在那里跟同行的大部分人告过别，第二天一辆某人道组织派出的大篷车把我们接回蒙罗维亚。让－皮埃尔不到一天的工夫就离开了利比里亚。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星期。那个厨师和他的妻子、儿子搬进了新闻中心，我跟那孩子后来关系处得挺好。那女人干些收拾床铺和扫地的活儿，有时我从自己房间的窗户望出去，看到那男孩在跟其他孩子或者守卫宾馆的士兵们一起玩儿。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司机，不过他到蒙罗维亚时还活着，这多少令人欣慰。不用说，我在那里接下来试图寻找贝拉诺，想搞清在布朗斯威尔——黑溪——托马斯河地区都发生了什么，但始终没有得到过明明白白的答案。有人说那片地区现在由金赛的武装排控制，又有人说一个十九岁的将军，我想他的名字叫莱博将军，领导的部队设法重新确定泰勒对卡卡塔和蒙罗维亚之间所有地区的控制，包括布朗斯威尔和黑溪。但我始终未能搞清这是真是假。一天，我去听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一个地方举办的演讲。演讲者是一个叫威尔曼将军的人，他试图以自己的观点解释国家当前面临的形势。最后，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提问。大家都离去或者懒得提那些我们也知道毫无意义的问题时，我问了他有关金赛将军、莱博将军、布朗斯威尔、黑溪镇、西班牙摄影师埃米利奥·洛佩兹·洛博以及智利记者阿图罗·贝拉诺的有关情况。威尔曼将军在回答之前望了我好一阵子（不过，他对谁都这样看好一阵子，也许他是近视，不知道在哪儿能弄副眼镜）。他尽量想三言两语讲完，说根据他获得的情报，金赛将军已经死了一周。莱博的部队打死了他。反过来，莱博将军也死了，他死于蒙罗维亚东部地区一群公路劫匪之手。至于黑溪，他说：“和平统治着黑溪。”讲得清清楚楚。他还没有听到布朗斯威尔的结局，但他假装不是那么回事。

两天后，我离开了利比里亚，从此再没有回去过。

26

埃内斯托·加西亚·格拉哈莱斯，帕楚卡大学，帕楚卡，墨西哥，1996年12月。

先生，我可以万分谦卑地说，我是墨西哥研究本能现实主义者的惟一的专家，如果再夸张点，在世界范围也属独一无二。老天惠顾，我打算出一本有关他们的著作。雷耶斯·阿雷瓦洛教授告诉我，大学出版社可能会出这本著作。当然，雷耶斯·阿雷瓦洛教授从未听说过这些本能现实主义者们。说心里话，他更喜欢出一本关于墨西哥现代主义者的专著或者帕楚卡杰出诗人曼努埃尔·佩雷斯·加拉维托作品的注释本。可是经过坚定不移的努力，我设法说服他，研究我们现代诗歌中某些最极端的流派没什么错。其间，我将把帕楚卡带到21世纪的门口。没错，你可以说我是最早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绝对的权威，但还不能完全这么讲。我可能是惟一关注这个领域的人。几乎没有人还想得起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了。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死了。有些人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命运，但有些人还活着。比如哈辛托·雷克纳，现在是电影评论家，负责帕楚卡电影协会。他是这个群体中第一个引起我兴趣的人。玛丽亚·芬特目前生活在墨西哥城。她一直未婚。她还经常写，但从不发表。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死了。郝琪特·加西亚在墨西哥城的某些报章杂志和星期日副刊工作。我想她已经不写诗了。拉斐尔·巴里奥斯已在美国失踪。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那里。安格丽卡·芬特最近出版了她的第二本诗集，只有三十页，这本书不错，版型优美。卢西欧斯·思肯已经死了。潘乔·罗德里格斯已死。艾玛·门德斯自杀了。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搞政治去了。我听说费里佩·穆勒还在巴塞罗那，结了婚，有一个孩子。他好像过得挺幸福。这里的兄弟们经常发表他写的诗。乌里塞斯·利马还住在墨西哥城。上次休假我还去看过他。他可是一个真正的奇迹。说实话，起初我甚至有些害怕。我跟他在一起的所有时间里，他都喊我教授。可是，伙计，我对他说，我比你还年轻啊，你干吗不直呼我的名字呢？不管你说什么，他回答时都言必称教授。真特别。阿图罗·贝拉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没有，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贝拉诺。没错，见到过几个。我从未见过穆勒、潘乔·罗德里格斯、卢西欧斯·思肯。也没见过拉斐尔·巴里奥斯。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没有，这个名字一点都不熟悉。他从来就不属于这个团伙。我当然确信。伙计，如果我是以这个课题的权威专家的身份这样对你讲，那是因为本来就应该这样讲。他们全都那么年轻。我有他们出的杂志，他们的小册子，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资料。有个十七岁的孩子，但他不叫加西亚·马德罗。让我看看……他的名字叫布斯塔曼特。他只在一本墨西哥城发行的小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诗，那份杂志的第一期印了不到二十份，也就只出了这一期。而且他也不是墨西哥人，是智利人，跟贝拉诺和穆勒一样，是移民的儿子。没有，据我所知，这位布斯塔曼特再没有写过诗。但他属于这一伙。墨西哥城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没错，因为1920年代还出现过另外一个本能现实主义组织。北方的本能现实主义者。你不知道这个？噢，他们存在过。不过说来已经没有资料可研究了。不，这不是巧合。更像是一种致敬。一种姿态。一种回应。谁知道。总之，这里迷宫重重，我希望自己不要迷失其中了。我限定自己只研究手里现有的素材，让读者和学者自己去下结论。我想我的这本小书会表现不俗。最不济，我将把帕楚卡领进摩登时代。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小伙子们，除了我，大家都忘了她，我说。现在，我们都老了，成了明日的黄花，也许现在还有人想起她，可那时大家都忘了她，后来他们也开始忘了自己，当你忘了朋友的时候，也就开始忘了自己。我是例外。也许这只是我现在的感觉。我还收藏着她的杂志，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也许我的生活适合如此。跟许多墨西哥人一样，我也放弃了诗歌。跟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一样，当那一时刻来临时，我也不再写作、不再读诗。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就沿着你能想像得出的最枯燥乏味的道路行进。我什么都干过，我干过我能干的一切。一天，我发现自己在圣托·多明戈广场的拱廊下开始干起写信、草拟不可理喻的文书的工作来了。这是一份跟其他活儿没什么两样的工作，至少不比我干过的其他工作差，可是不久我便发觉自己可能会永远在那儿干下去，离不开打字机、钢笔、白纸。这是一份不赖的工作。有时我甚至会发笑。我什么都写，从情书到申请、诉讼书、财产申明、绝望者寄给国家监狱的申请什么都有。这让我有时间与同事们交流，那些跟我一样顽强的书写员（我们是一种濒危物种），同时也有工夫阅读我们文坛的最新奇作。墨西哥诗歌已毫无希望：有一天我看到我们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位诗人认为“pensil .orido”是一种彩色铅笔，不是花园，或者布满各种鲜花的场所，甚至是一片绿洲。“Pensil”还有垂挂、悬挂、垂吊的意思。你们明白了吗，小伙子们，我说，你们明白了吗，或者我说到点子上了吗？两个小伙子面面相觑说，是的。但他们可能不是说“明白了”。后来我再没听到过塞萨雷亚的消息。一天，在一家酒吧，我跟一个来自索诺拉的老人成了朋友。这个老人很熟悉埃莫西约、卡纳内、诺加莱斯，我问他是否听说过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他说没有。我忘了对他说了什么，但他感觉我在谈论我的妻子、妹妹或者女儿。他这样说时，我觉得我其实并不了解塞萨雷亚。现在，小伙子们，你们对我讲了马普莱斯·阿尔塞说她的那些话。或许是李斯特或者阿克莱斯说的，这都无关紧要。是谁给了你们我的地址？我问。李斯特或者阿克莱斯或许曼努埃尔，这都无关紧要。两个小伙子望着我，他们可能并没有看着我。天马上就要亮了，大街上传来的喧嚣开始进入公寓，这时我看见一个小伙子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但还直着脊背，好像仍然醒着，另一个已经在翻阅塞萨雷亚的杂志，不过那样子也好像快要睡着了。这时我说，小伙子们，好像新的一天来了，好像太阳升起了。睡着的那位张着大嘴说是啊，阿马德奥。醒着的那位没有理我，还在翻着杂志，嘴角半带微笑，好像在憧憬着一个刚刚离去的女孩，眼睛还扫描着墨西哥现存的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惟一的那首诗。因为疲惫和酒精的缘故，我的脑子有点眩晕，我忽然想到是醒着的那位在说话。我说：你会表演口技吗，小伙子？正睡觉的那个说不会，阿马德奥，或许他说的是“错了”，阿马德奥，或者说了“不”，或者“才怪”、“不啊！”，或许他说“不会先生”，或者不大可能，或者没有机会，或许他就说不是。醒着的那个看着我，手里抓着杂志，好像担心什么人会把它从自己手上拿走，他不看我了，继续读杂志，这时，我想塞萨雷亚·蒂纳赫罗那本破烂杂志里好像真有什么可读的。我放低目光点点头。别不好意思了，阿马德奥，其中一个说。我不想看着他们。可我却看了。我看着这两个小伙子，一个醒着，另一个睡着，睡着的那个说别担心，阿马德奥，我们会替你找着塞萨雷亚的，哪怕要翻开北方的每一块石头。我使劲睁大眼睛盯着他们说：我不担心，小伙子们，别因为我而去这样做。睡着的那个说：这不麻烦，阿马德奥，这是一种快乐。我坚持说：别因为我而去这样做。睡觉的那个笑了或者喉咙里发出某种可能是笑声的声音，一种咕哝声，一个扑哧声，或许他快要被窒息了，他说：我们不是为你而做，阿马德奥，我们是为墨西哥、为拉丁美洲、为第三世界、为我们的女朋友而做，因为我们想做。他们在开玩笑吧？不是开玩笑？这时睡觉的那位开始奇怪地呼吸起来，好像在用自己的骨头呼吸，他说，我们马上就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我们马上就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作品。这时我感觉打了个冷战，我看着醒着的那位，他还在研究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惟一的一首诗，我对他说：我想你的朋友可能有什么不对劲了。正在读杂志的这位抬起眼睛看着我，好像我在一扇窗户后面，或者他在一扇窗户的另一边，他说：别紧张，没事。该死的神经质的小伙子们！好像谁在睡梦中呓语没什么了不起！好像谁在睡梦中发誓也没关系！这时我又望着前屋的墙壁、我的书、我的照片、天花板上的污迹，然后又望着他们，我好像是透过一扇窗户看他们的，其中一个睁着眼，另外一个闭着眼，但两人都看着什么，在看着外面？在看着里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好像到了北极，我把这话对他们讲了，睡着的那个很响地喘息着说：更像北极降到了墨西哥城，阿马德奥，他这样说，我问：小伙子们，你们觉得冷吗？这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或者实在的问题，因为如果回答是，我就立马去给他们煮咖啡，但归根结底这本质上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如果他们冷了，就会躲开窗户，我又说：小伙子们，这样做值得吗？这样做值得吗？这样做值得吗？睡觉的那个说“西蒙奈尔”。我站起来（我全身的骨头都咔嗒咔嗒地响动着）走到餐室桌子旁边的窗户前，打开它，接着，我又走到该去的地方，准确地说，走到前屋的窗户那儿，打开它，然后又慢吞吞地走到开关前，把灯熄了。

[1] 梅斯卡尔（Mezcal）是龙舌兰酒的一种，较少在墨西哥以外的国家贩售，在瓶底置有食龙舌兰植物根部的小虫，因此又被称为“带虫龙舌兰”。

[2] 主业会（Opus Dei，或称为“天主事工会”），全名为圣十字架及主业社团，天主教社团之一，于1928年10月2日由圣若瑟玛利亚·施礼华在西班牙马德里创立。

[3] Casa de las Américas，古巴著名艺术机构与同名杂志。时常举办各种研讨会及文学奖带动文学创作风气，成为当时拉美文化的重镇及主要传媒，最积极投入的核心人物包括阿根廷的柯塔萨尔、墨西哥的富恩特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及秘鲁的略萨。

[4] 何塞·奥古斯丁（José Agustín，1944—   ），墨西哥小说家。最著名的作品为《档案视野》（De Per.l），以快速详细的方式描述一个人三天的生活，被认为与乔伊斯的《年轻艺术家的肖像》风格类似。

[5] 古斯塔沃·萨因斯（Gustavo Sainz，1940—   ），墨西哥小说家。著名作品有：《错误》（Gazapo）、《令人着迷的循环时光》（Obsesivos días circulares）、《铁制宫殿里的公主》（La princesa del Palacio de Hierro）。

[6] 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1914—     ），智利诗人。1954年出版诗集《诗歌与反诗歌》，提出“反诗歌”主张，反对以往拉丁美洲诗歌中的陈旧观念，摒弃超现实主义的装

腔作势，提倡格律和使用接近口语与民间诗歌的语言，被认为是当代西班牙语诗歌史上的重大事件。

[7] 阿里·丘马西罗（Alí Chumacero，1918—   ），墨西哥著名诗人。1964年入选墨西哥语言学会院士，诗作风格严谨，著有诗集《梦想的沙漠》、《文字是次要的》。

[8] Estudios Churubusco，南美洲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具规模的电影制片厂之一，位于墨西哥市近郊的楚鲁巴斯科。

[9] 诗人帕斯的妻子。

[10] 帕伦（Wolfgang Paalen，1905—1959），奥地利抽象画家，1939年应芙烈达·卡萝邀请，到墨西哥定居作画。

[11] 品达尔（Pindar，约公元前522—前443），希腊著名抒情诗人。

[12] 乔治·塞菲里斯（George Seferis，1900—1971），希腊诗人，著有长诗《“画眉鸟”号》、《三首神秘的诗》等。196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3] 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智利前总统，智利社会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社会活动家。

[14] 雷梅迪奥斯·巴罗（Remedios Varo，1908—1963），西班牙裔墨西哥超现实主义画家。

[15] 欧尼塞·奥迪奥（Eunice Odio，1919—1974），哥斯达黎加诗人。

[16] 丽莲·瑟尔帕斯（Lilian Serpas，1905—1985），萨尔瓦多诗人。

[17] Glíglico是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在其小说《跳房子》中发明的语言，用来表达一种与外界隔离的感觉。

[18] 奥特尔博士（Dr. Atl，1875—1964），本名Gerald Murillo。墨西哥画家，画作主要表现他个人对墨西哥火山的着迷。

[19] La region más transparente，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小说代表作。

[20 ]胡安娜·德·伊瓦沃罗（Juana de Ibarbourou，1892—1979），乌拉圭诗人。

[21] 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美国东方学家、美学家，深入研究东西方文明、语言和诗，庞德受到他的理论影响，曾在《诗章》中使用汉字。

[22] Automatic writing，一种招魂术用语，指受术者的注意力从表面上看来集中于他物而不由自主地书写，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在受术者的清醒状态。这是一种书写上的超现实主义。另一种说法是由达达超现实大师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发明的非书写策略，被当成是释放创作潜力的手段，用来发掘潜意识内容，而不是用它来产生某种事先计划好的文本或图画。

[23] Exquisite corpses，20世纪巴黎超现实主义作家间流行的游戏，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游戏开始时，第一位成员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第一句话，然后传递给第二位成员，而第二位成员不可以看到第一位所写的全部字句，只可以看最后一个词，后者根据这个词写下新的一句话，依此类推。游戏目的是要打破推理性的思维，展现客观、偶然因素对于写作的影响。

[24] Constraintes，一种写作训练法。

[25] 安里克·冈萨雷斯·马尔蒂内斯（Enrique González Martínez，1871—1952），墨西哥诗人，曾任驻阿根廷、智利和西班牙外交官。

[26] 雅克斯·里高特（Jacques Rigaut，1898—1929），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

[27] 班维尔（John Banville，1945—    ），爱尔兰小说家。小说《大海》（The Sea）获得2005年布克奖。

[28] 阔比埃（Tristan Corbière，1845—1875），法国诗人，善于以现实主义笔法描写航海生活。

[29] 拉斯普金（Grigori Yefimovich Rasputin，1869—1916），被称为俄罗斯的“妖魔僧侣”。原是一名修士，学习过占卜和咒术，因偶然治好尼古拉二世皇子的病而受皇室重用，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后因行为放荡招致其他贵族不满被处死。

[30] 贝拉诺引用了欧洲传说中一艘永远无法返乡的幽灵船“漂泊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的典故，它受到诅咒永远必须在海上航行，无法靠岸。

[31] 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1897—1990），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发起人之一。

[32] 夏尔（René Char，1907—1988），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诗人、超现实主义诗歌代表人物之一。1930年与艾吕雅及布勒东共同出版诗集《施工缓行》（Ralentir Travaux）。

[33] 圣琼·佩斯（Saint John Perse，1887—1975），法国诗人，196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34] Marburg School，19世纪70年代由新康德主义发展出来的学派。似乎乌里塞斯的脸在灯光下变得更黑了而不是更白。

[35] 指《新约·马太福音》中的比喻“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23节。

[36] Gamal是希伯来语、camel是英语的“骆驼”之意。

[37] 这里乌里塞斯引用了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创造的一个词。

[38] Chicano，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或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

[39] El llano en llamas，墨西哥著名小说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1918—1986）的小说。

[40] Caliban，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的半人半兽怪物。

[41] Sandinistas，尼加拉瓜民族解放组织，1961年成立，主要在推翻索摩查独裁政权，后成立桑地诺人民党并多次成为执政党。

[42] 引自庞德《比萨诗章》（Pisan Cantos）第81章。

[43] 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1842—约1914），美国短篇小说家，报纸专栏作家，于1913年前往墨西哥后失踪。有人认为他在1914年及1916年间的墨西哥革命中被杀死。

[44] 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同名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中的主人公名字。

[45] Mighty Mouse，美国1940—1960年的一部动画卡通名称。

[46] 阿莱桑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意大利诗人、戏剧家、作家。早期作品主要是诗歌和戏剧，之后转向长篇小说。

[47] 皮埃罗·曼佐尼（Piero Manzoni，1933—1963），意大利行为艺术家。以1961年的作品《艺术家的粪便》（Merda d’Artista）著称，他将自己的粪便放入九十个小盒子里，并加以密封，每个盒子上都有独一无二的编号及签名。在各大美术馆展出，现收藏在纽约现代美术馆。

[48] 原文Simón，拉丁美洲俚语中“对极了”的意思。

[49] Quetzalcoatl，墨西哥阿兹特克人崇拜的羽蛇神。

[50] Captain Ahab，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著名小说《白鲸记》（Moby Dick）中的主角。

[51] 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1919—1985），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著有《梦见的宝石》（The Dreaming Jewels）、《超人类》（More Than Human）等。曾获得包括雨果奖、星云奖等主要科幻小说奖项。

[52] 原文为拉丁文，本篇引号中的引用均为拉丁名言、谚语以及同时代名人的言论，为方便读者阅读现译成中文。（拉丁文中译者：马晓玲）

[53] 卡图卢斯（Catullus，公元前约87—公元前54），古罗马诗人。他传下一百一十六首诗，包括神话诗、爱情诗等。对后世诗人奥维德、莎士比亚等都有所影响。

[54] Julien Sorel，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主人公。

[55] Jezebel，腓尼基的公主和以色列国王亚哈之妻，行为残忍而放荡。

[56] 原文是Olet lucernam，指叙述起来冗长乏味。

[57] Shining Path，秘鲁游击队组织。

第三部　索诺拉沙漠　1976

1月1日

今天我才意识到我写的昨天的事情其实都是今天记的：所有发生在12月31日的事儿都是1月1日，也就是今天记的；30日的事儿都是31日也就是昨天记的。其实我写的今天的事儿明天才会记，对我来说明天将是今天和昨天，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明天还是看不见的日子。不过这也没关系。

1月2日

我们已经在出墨西哥城的路上了。为了逗朋友们开心，我出了几个游戏题让他们来答，这些题既是难题，又是谜题（特别是在当今墨西哥文学世界），甚至是哑谜。我先说了个容易的：什么是自由诗？我说。我的声音在车里发出回声，好像在对着麦克风讲呢。

“某种没有固定音节数量限制的体裁。”贝拉诺说。

“还有呢？”

“没有韵律。”利马说。

“还有呢？”

“没有特定强调重点。”利马说。

“很好。现在听个难点的。什么是四行体？”

“什么？”鲁佩在我旁边问。

“一种四行诗的韵律体格式。”贝拉诺说。

“字中音省略呢？”

“噢，天哪。”利马说。

“不知道，”贝拉诺说，“被省略的什么东西吧？”

“不对，不对。你们放弃吗？”

利马的眼睛紧盯着反光镜。贝拉诺看了我一眼，目光从我身上掠过。鲁佩也从身后看着我们。我谁也不想看。

“字中音省略，”我说，“就是一个词语内一个或者若干音素的省略。例如：水手长这个词用bosun而不用boatswain表示，用o’er表示over。好了，继续。这次来个容易的。什么是六节诗？”

“六行六节诗。”利马说。

“还有呢？”我说。

利马和贝拉诺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他们的声音好像在车里飘浮。还有其他含义，我说。我说给他们听了。我又问他们知不知道格莱坎诗体（一种用古典韵律写的诗，可定义为含混合韵律、韵脚不完整的四音步音节诗句）、半史诗（在希腊语格律中长短格六步格诗的第一个韵脚）以及音义学（研究一个单词或一首诗的声音要素所蕴含的独立的情感意义）。贝拉诺和利马都不知道答案，更不用说鲁佩了。我又问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换语，我说指含有重复刚才说过的话、用来限定或者修正甚至否定它的逻辑描述，我又问是否知道什么是皮托抑扬格（不知道）、拟仿抑扬格（不知道）、同韵脚（不知道）、语尾加音（知道，他们认为所有墨西哥或大多数拉美诗人都习惯语尾加音），我又问知不知道罕用语或只用过一次的字句，他们说不知道，我就给他们解释了。这是词典编纂或文本批评作品中的专门术语，用来表示在一种语言、全部作品或者文本中只出现一次的说法。这让我们考虑了一会儿。

“问个容易些的吧。”贝拉诺说。

“好。什么是骚结（zéjel）？”

“操，不知道。一点儿都不懂。”贝拉诺说。

“你呢，乌里塞斯？”

“听着像阿拉伯语中的玩意儿。”

“你知道吗，鲁佩？”

鲁佩望着我不说一句话。我不禁大笑起来，也许因为我太紧张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解释了什么叫骚结。我打住笑声后告诉鲁佩我不是嘲笑她或者她的无知（或者没文化），而是笑我们大家。

“好了，什么是拉丁体诗？”

“不知道。”贝拉诺说。

“拉丁体？”鲁佩问。

“什么是交错法？”我问。

“什么？”鲁佩说。

我睁着眼睛，同时打量着每个人，车子沿着公路箭一般地飞奔，在驶离墨西哥城。感觉我们好像飘浮在空气中。

“什么是拉丁体？”利马问。

“很简单。一种古代拉丁文诗体，其诗律原理还不清楚。有人认为是强调数量限定的，有人认为是强调语音的。如果认为可以接受第一种假设，那么这种拉丁诗可以分为短长格的二步韵脚的不完整音步结尾诗和猥亵诗两种，不过也有其他变体。如果认为语音强调说成立，那么就意味着这种诗由两个半句构成，第一个有三个重音，第二个有两个重音。”

“哪些诗人用这种拉丁体创作呢？”贝拉诺说。

“李维乌斯·安得罗尼库斯［1］ 和尼维乌斯［2］ 。这是宗教和纪念性诗体。”

“你懂的还挺多。”鲁佩说。

“真是。”贝拉诺说。

我又忍不住大笑了，笑声立刻从车里弥漫开来。这是孤儿的特征，我想。

“这纯属记忆活儿。我把定义记住了，如此而已。”

“你还没告诉我们交错法的意思呢。”利马说。

“交错法、交错法、交错法，嗯，交错法是两个倒着排列的序列句元素的组合。”

这是夜里。1月1日的夜晚。1月1日凌晨时分。我回头从车里望出去，好像没人尾随我们。

“好了，再来个，”我说，“什么叫四短音步？”

“这是你瞎编的，加西亚·马德罗。”贝拉诺说。

“没有。它是指古典格律中由四个短音节构成的韵脚。没有固定韵律，也许因此被视为一种简单的韵律现象。知道什么是三长音步吗？”

“这个绝对是你瞎编的。”贝拉诺说。

“不是，我发誓。它是指在古典格律中由三个长音节构成的韵脚，通篇有六个节拍。强音可以落在第一个和第三个音节上，或者只落在第二个音节上。必须与其他韵脚一起构成格律。”

“什么叫强音？”贝拉诺问。

利马张开又合上了嘴巴。

“强音，”我说，“是指强拍，某种暂时性的强调。我来说说什么是强音部吧，这是拉丁语韵脚的语音要素，意思是指强音落的那个音节，我们还是接着提问好了。给你们说个简单的，人人都会的。什么是双音节句？”

“一个只有两个音节的句子。”贝拉诺说。

“很好。也跟时间有关，”我说，“双音节的发音时间要更长。这可能是西班牙语格律中很少见同时又是最可能短的诗句。它出现时几乎总是用来连接更长的诗句。现在来个难点的。什么叫阿斯克里皮亚底格式？”

“不知道。”贝拉诺说。

“阿斯克里皮亚底格式？”利马问。

“这个概念源于萨莫斯岛的阿斯克里皮亚底斯，他最喜欢用了，不过萨福和阿乐凯奥斯也没少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阿斯克里皮亚底格式色彩较淡的形式，由十二个音节组成，用两个伊欧利斯节奏单位（或者元素）隔开，前者由一个强强格、一个强弱格和一个长音节构成，后者由一个强弱格、一个扬抑格的不完整音步结尾的二音步诗行构成。阿斯克里皮亚底格式色彩较浓的形式则有十六个音节，由插入在两个伊欧利斯节奏单位之间的音节中一个长短格不完整音步结尾的二音步诗行构成。

我们快要走出墨西哥城了。我们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行驶。

“什么是语句间隔反复？”

“不知道。”我听到朋友们说。

轿车驶进黑暗的大道，穿过没有灯光的街区，来到只有一些妇女和孩子的大街。我们又越过还在庆祝新年的小区。贝拉诺和利马朝公路前方望着。鲁佩的脑袋靠在车窗上。她好像已经睡着了。

“什么是语句间隔反复？”没人回答。“是由在一个句子的诗行或一系列诗行中某个词语在开头和结尾各重复一次的音节形式。比如加西亚·洛尔迦［3］ 的诗：绿色啊我多么爱你绿色。”

我沉默了片刻，眼睛望着窗外。我感觉利马可能迷路了，好在没有人尾随我们。

“接着来，”贝拉诺说，“总会有我们知道的。”

“什么是硬拗？”我说。

“我以前是知道的，可现在忘了。”利马说。

“这是一种比喻，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不再被当做比喻了。比如：针眼、瓶颈。知道阿尔基洛科斯式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我知道，”贝拉诺说，“必然是阿尔基洛科斯用的格律了。”

“那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利马说。

“具体说是什么格律呢？”我说。

“不知道。我可以背一首阿尔基洛科斯的诗，但不知道阿尔基洛科斯式诗是什么东西。”贝拉诺说。

我告诉他们阿尔基洛科斯式诗是两行一节（dystich），可以有各种不同形式。第一种是由一个长短格的六步格诗后面紧随一个长短格的三韵脚的不完整音步结尾的诗行构成。第二种……这时我快睡着了，听着自己说话的声音或者在小车里发出的回音，说着什么短长格二韵脚或者长短格四音步句或者扬抑格二韵脚不完整音步结尾的诗。后来我听到贝拉诺在背诵：

心，我的心，被不堪承受的苦难击得稀烂，

抬起头来，直面憎恨我们的人吧。亮出你的胸膛直面敌人的进攻，把他们击溃。

在寒光闪闪的矛尖中岿然屹立。

不要退却，如果你打败了他们，不要肆意炫耀。

如果他们打败了你，也不要跑回家躺在床上哭泣。

我又使劲睁开眼睛，利马问这首诗是不是阿尔基洛科斯写的，贝拉诺说是西蒙，利马说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或者说真是个他妈的奇妙无比的诗人。再后来，贝拉诺回过头对鲁佩解释（好像她挺关心似的）帕罗斯岛的阿尔基洛科斯是何许人，说他是一个生活在公元前650年左右的希腊诗人和雇佣军人，鲁佩什么也没说，我想这就是最恰当的反应了。我坐着进入半睡眠状态，脑袋靠在窗上，听着贝拉诺和利马在说一个诗人从战场上逃出来，对这一行为带给他的耻辱和名誉上的损害毫不在乎，事实上还炫耀不已。后来我开始梦见有人穿过一个枯骨遍地的田野，这个有争议的人没有脸庞，或者至少我看不见他的脸，因为我是从远处看到他的。我来到一个山脚下，那里峡谷中几乎没有一丝空气。那个人赤身裸体，留着长发，起先我以为那就是阿尔基洛科斯，其实说他是谁都可以。我睁开眼睛时天还没有亮，我们已经离开墨西哥城了。

“我们到哪儿了？”我问。

“在去克雷塔罗的路上。”利马说。

鲁佩也醒来了，她用昆虫般的眼睛望着外面黑乎乎的乡野。

“你在看什么？”我说。

“阿尔韦托的车。”她说。

“没有人跟踪我们。”贝拉诺说。

“阿尔韦托就像一条狗。他能嗅到我的味道，会来找我的。”鲁佩说。

贝拉诺和利马都笑了。

“我们出了墨西哥城后就以每小时九十五英里的速度跑着，他怎么能找到你啊？”利马说。

“太阳出来前就会追上。”鲁佩说。

“行了，”我说，“什么叫黎明曲？”

贝拉诺和利马都没吭声。我想大家可能还在琢磨阿尔韦托，我也开始思索起来。鲁佩笑了。她虫子般的眼睛打量着我。

“行了，无所不知先生，你告诉我prix是什么意思吧？”

“意思是吸一口大麻。”贝拉诺头也不回地说。

“Muy carranza呢？”

“指某种很老的东西吧。”贝拉诺说。

“Lurias呢？”

“我来回答。”我说，因为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提给我的。

“行啊。”贝拉诺说。

“不知道。”我想了想说。

“你知道吗？”利马说。

“我想不知道吧。”贝拉诺说。

“疯狂。”利马说。

“没错，疯狂，jincho呢？”

没人知道。

“太简单了。Jincho就是指印第安人。”鲁佩大笑着说。“La grandiosa呢？”

“监狱。”利马说。

“Javier呢？”

一队五辆载重卡车从左边车道经过，向墨西哥城方向驶去。卡车看上去都像烧坏的胳膊。顷刻间只听到卡车的噪音，只闻到烧焦的肉体的气味。道路随即又陷入黑暗。

“Javier是什么意思？”贝拉诺问。

“警察，”鲁佩说，“macha chacha呢？”

“大麻烟。”贝拉诺说。

“这个由加西亚·马德罗来回答，”鲁佩说，“guacho de ore′gano是什么意思？”

贝拉诺和利马相视而笑。鲁佩的昆虫眼不再看我了，而是盯着后窗外凶兆般显露的影子。

“不知道。”我说，同时想像着阿尔韦托的脸：一个巨大的鼻子跟在我们后面。

“金表。”鲁佩说。

“Carcamán是什么意思？”我问。

“轿车。”鲁佩说。

我闭上眼：我不想看到鲁佩的眼睛，我把脑袋靠在窗上。在梦中，我看到了那辆不停行驶的黑色轿车。阿尔韦托的鼻子和几个不当班的警察坐在里面，准备把我们打个屁滚尿流。

“Rufo指什么？”鲁佩说。

我们没有回应。

“小车。”鲁佩说，然后又笑了。

“好，鲁佩，看看这个，La manicure是什么意思？”贝拉诺说。

“简单。精神病院。”鲁佩说。

我一时觉得自己怎么可能跟鲁佩这样的女孩做过爱。

“那dar cuello是什么意思呢？”鲁佩说。

“不知道，放弃。”贝拉诺说，也不看她。

“跟dar ca.a是同一个东西，”鲁佩说，“但稍有点不同。当你dar cuello时意思是你搞掉了某人，说你dar ca.a时也许是说你正在把某人搞掉，但也可能指你正在做爱。”她的声音里好像带着凶兆，仿佛在朗诵两种诗歌的韵律。

“如果说你day labiada，那是什么意思呢？”利马说。

我又想起跟性有关的东西，想到鲁佩的身体，我只抚摸过还没有看到过呢，想到玛丽亚和罗萨里奥的身体。我觉得我们的时速过了一百一十英里。

“当然，这是为了给某人一个机会。”鲁佩说，看着我，好像猜出我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呢，加西亚·马德罗？”她问。

“De empalme是什么意思？”贝拉诺问。

“某种有趣但却有害的东西，因为它是真实的。”鲁佩说，显得很大胆。

“Chavo giratorio呢？”

“瘾君子。”鲁佩说。

“Coprero呢？”

“可卡因瘾君子。”鲁佩说。

“Echar pira呢？”贝拉诺说。

鲁佩看看他又看看我。我都感觉到有昆虫正从她的眼睛里爬出来，落在我的膝盖上，每个膝头落一只。一辆跟我们开的完全一样的白色英帕拉从旁边窜过，向墨西哥城方向驶去。它从后窗消失时还鸣了几次喇叭祝我们好运。

“Echar Pira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利马说，“我不知道。”

“意思是很多男人强奸一个女人。”鲁佩说。

“轮奸，没错，你还全都知道。”贝拉诺说。

“如果说某人entrado en La rifa是什么意思？”鲁佩说。

“我当然知道了，”贝拉诺说，“是说你有麻烦了，不管你是否情愿都卷入其中了。同时可以用来指某种隐蔽的威胁。”

“但也可以没有那么隐蔽。”鲁佩说。

“你怎么看呢，”贝拉诺说，“我们有麻烦了没有？”

“麻烦没断过。”鲁佩说。

我们后面的小车的灯忽然不见了。我感觉我们几个是那个时刻全墨西哥惟一还在赶路的家伙。但是，几分钟后，我又看见远方的灯了。有两部小车，而且与我们保持的距离在缩小。我望着前方。几只虫子在窗上乱碰。利马双手握住方向盘，车子不停地颠簸着，我们好像拐进一条泥土路。

“Epicede是什么意思？”我问。

无人应声。

英帕拉在黑暗中往前飞驶时我们沉默了片刻。

“告诉我们吧，epicede是什么意思。”贝拉诺头也不回地说。

“是一种挽歌，对死者朗诵的，”我说，“不要跟哀歌混淆了。挽歌用的是合唱对话的形式。格律是长短格dactylo-epitrite，后来演变成悼诗。”

没人应声。

“操，这破路真是太好了。”过了会儿贝拉诺来了这么一句。

“再考我们几个问题吧，”利马说，“怎么给哀歌下定义呢，加西亚·马德罗？”

“跟挽歌差不多，只是不能对着死者朗读。”

“再问几个。”贝拉诺说。

“什么是阿乐凯奥斯四行诗？”我说。

我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怪怪的，好像不是我发出的。

“由四句四音步诗行节律组成的诗节，”利马说，“包括两个十一音节的句子，一个十到十一音节的句子，一个十音节的句子。希腊诗人阿乐凯奥斯经常用，这个名称就是从他的名字得来的。”

“不是两个十一音节的句子，”我说，“是两个十音节的句子，一个十到十一音节的句子，一个长短格的十音节的句子。”

“也许吧，”利马说，“管它呢。”

我看着贝拉诺用车子的点烟器点燃一支烟。

“是谁把阿乐凯奥斯式诗行引进拉丁语诗歌的？”我说。

“伙计，这个可是谁都知道，”利马说，“你知道吗，阿图罗？”

贝拉诺拿着点烟器，盯着看了会儿，而香烟已经点燃。

“当然知道了。”他说。

“谁呢？”我说。

“贺拉斯。”贝拉诺说着把点烟器放进原位，然后摇下窗户。风吹乱了我和鲁佩的头发。

1月3日

我们在库利亚坎城外的一个加油站里吃了早餐，有墨西哥式煎鸡蛋、火腿肠煎鸡蛋、培根煎鸡蛋、水煮鸡蛋。我们每人喝了两杯咖啡，鲁佩喝了一大杯橙汁。我们要了四根火腿和一些奶酪三明治在路上吃。后来鲁佩去了女卫生间，贝拉诺、利马和我去了男卫生间，我们先洗了手脸和脖子，然后去方便。出来时天空一片深蓝，我从没见过这种蓝。很多车是开往北方的。哪儿都不见鲁佩的影子，我们谨慎地等了好一会儿后去女卫生间找她。看见她在刷牙。她瞧着我们，而我们又一言不发地出来。鲁佩旁边有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弯着腰对着洗涤池洗漱，长长的黑发垂到腰际。

贝拉诺提出去库利亚坎城内买些牙刷。利马耸了下肩膀说随便。我说我们浪费不起时间了，其实时间是我们惟一多得有点过度的东西。最后，贝拉诺还是去了。我们在库利亚坎郊外的一家超市买了几把牙刷和可能会用得着的个人卫生用品，然后又掉头回来，没有进城就走了。

1月4日

我们像鬼一样穿过纳沃华、奥夫雷贡城和埃莫西约等城市。我们到了索诺拉，但我感觉好像在锡那罗亚州的时候就已经到索诺拉了。有时我们会看到火龙果、仙人掌或者树形仙人掌在正午的阳光中，在路边亭亭矗立。在埃莫西约市图书馆，我和贝拉诺、利马搜索了一番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踪迹。我们什么都没有找到。我们回到车上时，鲁佩已经在后座上睡着了，有两个人站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她。贝拉诺以为可能是阿尔韦托或他的朋友，我们分开来逐渐向他们靠拢过去。鲁佩的衣服卷过屁股，那两个人手插在裤兜里手淫。阿图罗说，滚开，两人立刻走了，往后退时还回转过身望着我们。我们又到了卡沃尔卡。塞萨雷亚的杂志以此地为名，肯定有什么原因，贝拉诺说。卡沃尔卡是埃莫西约西北部的一个小镇。为了来到这里，我们取通往圣安娜的高速国道，又从圣安娜沿一条柏油路向西开去。我们穿过新普埃布罗和奥尔塔。我们快到卡沃尔卡时看到一条岔路和标着另一个小镇名字的招牌：皮提基托。我们继续行驶，抵达卡尔沃卡后在市政厅和教堂绕了一圈，跟见到的每个人都聊几句，徒劳地想找到什么人能告诉我们一些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情况，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只好又回到车里，因为卡沃尔卡连个我们待一待的住宿房或者小旅店都没有。（即便有我们也找不到。）于是，晚上我们就在车里过了一夜，醒来后又回到卡沃尔卡加油，接着又朝皮提基托方向开去。我总觉得不对劲，贝拉诺说。到了皮提基托，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去参观皮提基托的圣地亚哥教堂，不过是从外面看的，因为鲁佩说她不想进去，其实我们也不想进去。

1月5日

我们沿着一条不错的路继续北上，最远到卡纳尼亚，然后又沿一条泥土路朝南向巴卡鲁奇开去，然后到独立纪念日大街和阿里斯佩街。我没有跟着贝拉诺和利马去东打西听。我跟鲁佩待在车里喝了瓶啤酒。到了阿里斯佩，路况又好了些，我们赶到巴纳米奇和韦帕克。我们从韦帕克又折回巴纳米奇，这次没有停留，然后又返回阿里斯佩，接着又向东沿一条地狱般的土路向洛斯奥约斯开去，从洛斯奥约斯又沿一条不错的路向纳科萨里德加西亚驶去。

出了纳科萨里，路上遇到一个巡逻员拦住我们，问我们要车证。你是从纳科萨里来的吗，警官？鲁佩问他。巡逻员看了她一眼说不是，为什么她会这么以为呢，他是埃莫西约人。贝拉诺和利马笑了。他们从车里出来活动腿脚。鲁佩也下了车，她和阿图罗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另外一个警官也从车里出来，走过去跟他的搭档沟通，后者正忙着验基姆的证件和利马的驾照。两个警官打量着鲁佩，她溜达到离公路几码远的地方，走进一片黄色的乱石地带，那儿有若干黑色斑块，细小的植物绽放出让人恶心的棕、紫、绿等色。长时间盯着这棕色、绿色和紫色看，混成了一片月食般的效果。

你们打哪儿来？另外那个警官说。墨西哥城，我听到贝拉诺说，带着吓死人的微笑。这不太蠢了吗？我想，不过我想的是贝拉诺而不是这个警察，我也想到了利马，他正靠在车头上盯着云朵和白坚木之间的地平线上的某个点。

警察还回证件，利马和贝拉诺向他打听去圣特雷萨的最近的路。另外那个巡逻员回到车里取出一张地图。我们离开巡逻员时还向他们招手挥别。柏油路很快又变成了土路。路上不见小车，偶尔会出现一辆载着货物或者人的卡车。我们穿过分别叫阿里巴比、华奇内拉、巴塞拉克、巴维斯佩的小镇，然后才意识到迷路了。天黑前，一个小镇忽然出现在前方，那个镇子可能叫维拉维西奥萨，也许不叫这个名儿，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在那里找到路。贝拉诺和利马第一次面色紧张起来。鲁佩根本不在乎到这个镇上来。我呢，不知道如何是好：也许觉得有点陌生，也许就想睡觉，也许想做梦，就我所知。后来我们又拐进另一条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可怕的道路。贝拉诺和利马让我考些有难度的题目。我想他们所谓的题目是指格律、修辞和风格方面的吧。我考了他们几个问题后就昏昏入睡。鲁佩也睡着了。我在昏睡中听到贝拉诺和利马在聊天。他们聊到墨西哥城，聊到劳拉·达米安和劳拉·郝雷吉，聊到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诗人，他们笑了，显然这个诗人是不错的家伙，一个好人。他们聊到杂志出版人，据我判断这些人都很淳朴或者不懂世故或者压根就很绝望。我喜欢听他们说话。贝拉诺的话比利马多，但两个人都一个劲地笑着。他们还说到了基姆的英帕拉。有时路上坑坑洼洼的东西挺多，小车就颠簸起来，贝拉诺就觉得这样子不正常。利马说这声音是发动机弄出的，没什么不正常的。在我陷入深眠状态前，我想到这四个人对车全都一无所知。我醒来时已经到了圣特雷萨。贝拉诺和利马一个劲儿地吸烟，英帕拉绕着城中心不停地兜圈子。

我们登记了一家旅馆住进去，华雷斯街上的华雷斯旅馆。鲁佩一个人住一间，我们三个住一间。我们那间仅有的一扇窗户面朝小巷。小巷一直通到华雷斯街，尽头聚集了一群模模糊糊的人影在低声说着什么，而且不断有人谩骂或者毫无道理地喊叫发火，观察了好一阵后，我看见有个影子抬起胳膊指着我正在观察的这扇窗户。小巷的另一端尽头放着一堆垃圾，那里甚至更加黑暗，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然而这些楼房中有一幢很显眼，这幢楼里还隐隐约约亮着光。那是圣埃莱纳旅馆的背后，有个很少人用的小门，不过一个厨师出来过一次，手拿一个垃圾盒，回去时在门边站住，翘首遥望着华雷斯街上的车辆。

1月6日

贝拉诺和利马整个早上都在跑市户籍办公室、人口统计办，还去了几家教堂、圣特雷萨图书馆、大学档案馆、本地仅有的一家报社《圣特雷萨守卫报》的资料库。我们在主广场上吃午饭时才会面，就在一个纪念当地人战胜法国人的古怪雕塑旁边。下午，贝拉诺和利马继续进行他们的搜索活动。他们说，拜见了本地大学文学系的头儿，一个叫奥拉西奥·格拉的怪人，他简直就是（令人惊讶！）奥克塔维奥·帕斯在这个文学系唾沫飞溅的翻版，不过是微缩版，而且，如果你稍加琢磨，连他的名字也有模仿的色彩，贝拉诺说，然后问我，加西亚·马德罗，贺拉斯不是跟恺撒·奥古斯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吗？我说不知道。让我想想，我说。但他们太忙了，又开始说别的事了，他们走了后我又单独跟鲁佩在一起，我考虑带她去看场电影，但利马和贝拉诺带着钱，我忘了向他们要点，我们去不了。我们只好安心在圣特雷萨周围和城中心店铺的橱窗前散了会儿步，然后又回到旅馆，在大堂旁边的一个屋子里看电视。我们在那里遇到两个矮个老太太，她们望了我们一会儿，问我们是不是夫妻。鲁佩说是。我没有选择了，只好顺水推舟，但我一直想着贝拉诺和利马问我的问题，贺拉斯与恺撒·奥古斯都是不是生活在同一时代，我想可能是吧，我的直觉说是，但又感觉贺拉斯绝对不是奥古斯都的支持者，鲁佩一直跟那两个老太太聊天，最后发现这两个老太太很势利，不知为什么，我一个劲地在想奥古斯都和贺拉斯，同时用左耳朵听着电视上的肥皂剧、用右耳朵听着鲁佩和两个老太太的谈话，忽然我的记忆开始膨胀，像一堵正在倒塌的墙壁，我看见贺拉斯为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与奥古斯都或者屋大维打了起来，而卡西乌斯谋杀了恺撒，想重整共和国，乱七八糟，就是服了迷幻药也不会这么荒诞不经，我看见贺拉斯了，在腓力比，二十四岁，只比贝拉诺或者利马大一点，才比我大七岁，那个杂种贺拉斯正望着远方，忽然转过身盯着我。你好，加西亚·马德罗，他用拉丁语说，可我对拉丁语一个破字都听不懂。我是贺拉斯，公元前65年出生于维努西亚，一个自由奴隶的儿子（任何人渴望拥有的最可爱的父亲），布鲁图斯手下任命的保民官，准备开赴战场，参加腓力比战役，这场战役我们会输掉，但我注定要参战，这场腓力比之战，人类的命运在此一役。后来一个老太太碰了下我的胳膊，问是什么吸引我来圣特雷萨城的，我看见鲁佩微笑的眼睛和另一个老太太的眼睛，她观察我和鲁佩时眼睛直冒金光。我说我们在度蜜月，我们的蜜月，大妈，我说，然后起身让鲁佩跟我来，到了她的房间，我们像疯子般做起爱来，好像明天早晨大家就要死了一般，做到天黑时我们听到利马和贝拉诺的声音，他们回自己的房间后就马上聊起来，不停地聊啊聊。

1月7日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有把握了：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就在这里。户籍处、大学、教区档案室、图书馆里没有她的任何踪影，不知为什么，在古老的圣特雷萨医院，现在以革命英雄塞普尔维达将军命名的总医院里还存有她的资料。而且，在圣特雷萨守卫报社，他们同意让贝拉诺和利马理了一遍资料库和1928年的新闻报道，6月6日的报纸上提到一个名叫佩佩·阿韦利亚内达的斗牛士，他在圣特雷萨的斗牛场与来自何塞·弗卡特先生畜养场的两头公牛作战，取得巨大胜利（占了两栏篇幅），报上还配有一张他的侧面像，1928年6月11日的报上还有一篇他的采访录，此外，文中说，佩佩与一个原住墨西哥城、名叫塞萨雷亚·蒂纳赫（原文如此）的女子结伴旅行。这篇文章没有配照片，不过据当地记者描述，她“高挑、有魅力、保守”，但我完全不清楚记者究竟想说什么，除非是强调这个女人和陪同来的这位斗牛士之间的区别，后者被描述成一个有点粗鲁的矮个男人，不足五英尺高，很瘦，脑袋上瘪了一大块，这一描述让人想起海明威式的斗牛士贝拉诺和利马（海明威是一个我不幸还没有读过的作家），典型的勇敢却倒霉的海明威式斗牛士，悲惨至极，死一般的悲惨，但我不敢继续再往下说了，总之，塞萨雷亚·蒂纳赫是一回事，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又是一回事，朋友们拒不承认这点，认为这绝对是印刷失误、手稿不清楚或记者误听所致，甚至出于为塞萨雷亚·蒂纳赫罗考虑，故意省略，把她的名字说错，开个玩笑，用一种不起眼的手法藏起一个不起眼的线索。

这篇文章的其他部分没有多大关注价值。佩佩·阿韦利亚内达谈论的主要是斗牛，说的全是些无法理解或者毫不相干的事情，不过讲得特别平实，听上去没有一点卖弄的意思。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该报7月10日报道这位斗牛士离开本地（不妨假设是跟他的伙伴一起）前往索诺伊塔，将在那里与耶稣·奥蒂斯·帕切科，来自莫特雷的一位斗牛士同台献艺。这样看来，塞萨雷亚和佩佩·阿韦利亚内达在圣特雷萨待了一个月左右，显然无所事事，不是观赏当地的风景就是窝在旅馆里。利马和贝拉诺说，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找到了认识塞萨雷亚的人，对她很熟悉，而且有理由认为这个人还住在索诺拉，不过是跟你永远不了解的斗牛士们住在一起。我提出阿韦利亚内达可能已经死了，他们说我们还可以找到他的家人和朋友们，于是我们又开始寻找塞萨雷亚和那位斗牛士了。他们还讲了奥拉西奥·格拉的一些令人气愤的故事。他们说格拉跟奥克塔维奥·帕斯像极了。考虑到他们跟格拉只相处了那么短时间，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如此了解他呢，可是他们说在索诺拉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连他的助手简直都是帕斯助手的摹本。好像在这个被人遗忘的外省，被人遗忘的诗人、散文家、教授们都在模仿着他们的偶像的外界形象。

他们说，起初，格拉很想了解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兴趣盎然，但是贝拉诺和利马介绍了她的作品的先锋性以及这种先锋性在当时多么稀罕后，他的兴趣就逐渐淡了下去。

1月8日

我们在索诺伊塔一无所获。返回时又在卡沃尔卡停留。贝拉诺坚持说塞萨雷亚以这个地方的名字给自己的杂志命名肯定不会纯属偶然。可我们再次发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位诗人曾到过这里。

不过，在埃莫西约报纸的档案库里，第一天我们翻寻时无意中发现了佩佩的死讯。我们在陈旧发脆的报纸上读到这位斗牛士死在阿瓜普列塔的斗牛场，当他准备发动决定性一击时遭到公牛的袭击，在这方面，佩佩·阿韦利亚内达从来都表现不佳，考虑到他的身材有多矮：无论这头公牛的形体有多大，他必须跃起杀了它，但当他跳起时，短小的身体毫无防范优势，很容易遭到这头野兽哪怕最轻微的冲刺的伤害。

他没有撑多久就死了。阿韦利亚内达在下榻的阿瓜普列塔卓越宾馆房间里流血过度身亡，两天后葬于当地公墓。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市长、市政高官以及莫特雷的那位斗牛士耶稣·奥蒂斯·帕切科出席了葬礼，另有若干目睹阿韦利亚内达之死的斗牛爱好者也参加了，想致以最后的敬意。这条报道又引出两三个不好澄清的问题，促使我们去拜访阿瓜普列塔。

贝拉诺说，首先，这位记者也许是道听途说。当然，可能埃莫西约报社在阿瓜普列塔驻有通讯员，他用电报发来记录这场悲剧事件的文稿，但有一点显然是很清楚的（说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是，这篇报道在埃莫西约被润色、加长、打磨、处理得更文学化。问题是：谁坐在那里守护阿韦利亚内达尸体的？还有个很有趣的细节：斗牛士耶稣·奥蒂斯·帕切科是何人？他的影子似乎总萦绕在阿韦利亚内达身上。他是跟阿韦利亚内达同游索诺拉还是出现在阿瓜普列塔纯属巧合？我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在埃莫西约报社的资料库中没有找到阿韦利亚内达的其他任何消息，好像这位斗牛士一经证实死亡，很快就被彻底遗忘了，毕竟这也很正常。情报线索彻底断了。我们只好又前往位于该市老区、尚有西班牙余韵的家庭酒吧佩纳·皮罗·亚内斯，这里是埃莫西约斗牛术爱好者喜欢聚集的地方。那儿没有一个人了解那个叫佩佩的矮个斗牛士的情况，但是当我们说他活跃于1920年代，又说出他牺牲的斗牛场的名字后，有人向我们提到一个小老头儿对奥蒂斯（又是他）的情况非常熟悉，不过他喜欢的是皮罗·亚内斯，卡沃尔卡（又是它）的苏丹，我们对墨西哥斗牛界迷宫般的羊肠小道一无所知，觉得这个绰号似乎更适合给一个拳击手用。

那个老人名叫耶稣·品塔多，他回想起佩佩，管佩佩叫佩平，他说佩佩从来运气不佳，但也许比索诺拉的绝大多数斗牛士勇敢，也许比锡那罗亚或奇瓦瓦的很多斗牛士都要勇敢，不过他的声名主要是在索诺拉取得的，就是说他是后迁到索诺拉的，如果不是别处的话，然后死在他和奥蒂斯·帕切科、埃弗伦·萨拉萨尔的同场比赛中，1930年5月在阿瓜普列塔举办的盛大狂欢节中身亡。你知道他还有家人吗？品塔多老先生？贝拉诺问。老人说不知道。你知道他跟一个女人结伴旅游过吗？老人哈哈大笑，盯着鲁佩。这些人全都跟女人结伴同游，有时在路边就勾搭上，他说。那个年代，男人都很野，有些女人也一样。你真不知道？贝拉诺问。老人说不知道。奥蒂斯还活着吗？老人说还活着。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可以找到他吗？品塔多老先生？老人说奥蒂斯在埃尔库特罗附近有一个牧场。什么，贝拉诺说，埃尔库特罗是一个小镇，一条路，还是一个饭店呢？老人望着我们，好像忽然醒悟过来我们打哪儿来，然后说那是个小镇。

1月9日

为了让旅途过得更快些，我画了几幅图，那是很久以前上学时老师教给我们的哑谜。这里没有牛仔。没有人戴牛仔帽。这里只有沙漠，以及海市蜃楼般的小镇、光秃秃的丘陵。

“这张是什么意思？”我说。

鲁佩看着图画，好像不情愿玩这个游戏，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贝拉诺和利马也看不懂。

“一首悼诗？”利马问道。

“不是，从高处俯视时看到的一个墨西哥人的模样，”我说，“这个呢？”

“一个叼着烟斗的墨西哥人。”鲁佩说。

“这个呢？”

“一个骑着三轮车的墨西哥人，”鲁佩说，“一个骑三轮车的墨西哥男孩。”

“这个呢？”

“五个墨西哥人同时朝一个便池里撒尿。”利马说。

“这个呢？”

“一个墨西哥人骑一辆自行车。”鲁佩说。

“或者一个墨西哥人在走钢丝绳。”利马说。

“这个呢？”

“一个墨西哥人站在桥上。”利马说。

“这个呢？”

“一个墨西哥人正在滑冰。”鲁佩说。

“这个呢？”

“一个墨西哥人正要掏枪。”鲁佩说。

“天哪，鲁佩，你全知道啊。”贝拉诺说。

“你一个都看不懂。”鲁佩说。

“那是因为我不是墨西哥人。”贝拉诺说。

“这个呢？”我说，先给利马看，然后又让其他人看。

“一个墨西哥人在爬梯子。”鲁佩说。

“这张呢？”

“哈，这个有点难度。”鲁佩说。

朋友们暂且止住笑声瞧着图画，我望着风景。我看到远方出现了个树一般的东西。我们的车经过时才发现那是一株草，一株巨大的死草。

“我们认输了。”鲁佩说。

“一个墨西哥人在煎鸡蛋，”我说，“这个呢？”

“两个墨西哥人骑在一辆双人自行车上。”鲁佩说。

“或者两个墨西哥人在走钢丝。”利马说。

“给个难的让你们猜。”我说。

“不难：一个戴着牛仔帽的秃鹰。”鲁佩说。

“这个呢？”

“八个墨西哥人在聊天。”利马说。

“八个墨西哥人在睡觉。”鲁佩说。

“甚至有可能是八个墨西哥人在看一场隐形的斗鸡赛，”我说，“这个呢？”

“四个墨西哥人在守灵。”贝拉诺说。

1月10日

去埃尔库特罗的行程并不顺利。我们在路上花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先是寻找埃尔库特罗，别人告诉我们这个小镇在高速国道沿线、埃莫西约以北九十英里远，我们到本杰明山镇后又沿一条土路向东左转，在那里迷路后又返回高速公路，这次在本杰明山以南六英里处，我们还以为埃尔库特罗不存在，又在本杰明山拐弯（其实，去埃尔库特罗最好在第一个路口左拐，即距离本杰明山以南六英里处）继续行驶，穿过看上去时而像月球，时而露出绿色田垄、总体上挺凄凉的风景，然后来到一个叫费里克斯的小镇，看到一个人双腿撑地、双手叉腰，矗立在车前咒骂我们，随后又有人告诉我们去埃尔库特罗得走某条路，然后拐到另一条路上，然后再到一个叫绿洲的小镇，这里跟绿洲完全不搭界，看上去似乎把这片沙漠所有的苦难都吸到它的店面里了，后来我们又从高速公路上下来，利马说索诺拉沙漠简直就是屎坑，鲁佩说如果换了她开车我们早到了，利马听了踩住刹车，从车里出来，让鲁佩来掌握方向盘。我忘了后来是怎么收场的，我们全都从英帕拉里出来活动了会儿双腿。我们能看到高速公路就在前方，有些小车在往北行驶，也许是去提华纳和美国，另一些向南开，朝埃莫西约或者瓜达拉亚拉、墨西哥城方向驶去。后来我们开始聊起了墨西哥城，晒着太阳（比较着我们晒黑的胳膊）、抽着烟、谈着墨西哥城，鲁佩说她什么人都不再想念了。她说出这句话后我也意识到，奇怪的是我也什么人都不想念了，但我懒得说出来。后来，除了我，他们全都回到车里，我一个人在那里使劲扔土块寻开心，虽然听到他们在喊我，但我就是不回头，甚至也没有往后挪动一步，最后，贝拉诺说：加西亚·马德罗，你要不上车就待在这里算了，这时我才回过头向英帕拉走去，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开很远，往回走时我心想基姆的车看上去多脏啊，试想基姆透过我的眼睛看着他的车或者玛丽亚透过我的眼睛看着她父亲的车，那情景是有些不堪。车的颜色在层层沙尘的包裹中几乎彻底消失。

后来我们回到绿洲和费里克斯小镇，终于来到埃尔库特罗，来到政府所在地特林切拉斯，我们在那里吃了午餐，又向服务员和邻桌的客人打听是否知道原斗牛士奥蒂斯·帕切科的牧场在哪里，但他们谁都不曾听说过这个人，于是我们决定在镇子周围走走，鲁佩和我沉默不语，贝拉诺和利马一个劲儿地聊着天，但并不是谈论奥蒂斯或者阿韦利亚内达、塞萨雷亚，而是聊着墨西哥城的花边新闻以及他们踏上这次曲折蜿蜒的公路行驶之前读过的拉丁美洲的书籍、杂志以及看过的电影。他们聊的东西基本让我听上去都是些无聊不堪的琐事，鲁佩大概也有同感，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发一语，经过千辛万苦的打听后我们在市场（这个时候没有多少顾客）找到一个人，他带了三只纸箱，里面装满小鸡，告诉我们怎么去奥蒂斯的牧场。我们又回到小车重新出发了。

从埃尔库特罗到特林切拉斯的半途中我们应该向左转，来到在形状像只鹌鹑的小山上盘绕而上的斜坡路，可是我们一拐弯，所有的小丘个个从地面、甚至沙漠上突出尖来，形状像鹌鹑，犹如到处散布了很多鹌鹑，我们盘桓在这些甚至连土路都叫不上的路径中间，小车颠得快要稀烂了，我们也差不多散架了。最后小道终于结束，透过灰尘，一幢看上去像18世纪别墅的楼房忽然呈现在眼前，一个老人出来迎接我们，说这就是斗牛士奥蒂斯·帕切科的牧场“美好人生”，他本人（但他只是很近地观察了我们一会儿后才说）就是斗牛士奥蒂斯·帕切科。

那天晚上我们受到这位老斗牛士的热情款待。奥蒂斯已经七十九岁了，乡野生活让他的记忆力更加出色，照他说是乡野，在我们看来或许是沙漠。老人对佩佩（是佩平，这位我平生所见最忧伤的老人说）记得非常清楚，他还回忆了佩佩在阿瓜普列塔斗牛场遇难的那个下午。是他守的灵，灵堂就在那个旅馆的后院，几乎每个阿瓜普列塔活着的人都去吊唁了，跟他做最后的告别，形形色色的人参加了葬礼，这标志着一个史诗般的狂欢节阴郁地结束了，他说。他自然也回忆起跟阿韦利亚内达一起的那个女人。一个高挑女人，矮个男人喜欢的那种样子，好静，但不是因为羞涩或者谨慎，而是好像别无选择，她似乎有病，不能讲话。她是阿韦利亚内达的情人吗？这点肯定毫无疑问。但不是他的贤内助，因为他已经结婚，而他那分别很久的妻子住在锡那罗亚的洛斯莫奇斯，奥蒂斯说，这位斗牛士每隔一两个月都给她寄钱去（只要他有了钱）。那时，斗牛跟现在不同，现在连新手都可以致富。总之，后来阿韦利亚内达跟这个女人生活在一起。老人想不起她的名字来，但知道她是墨西哥城人，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会打字或者刻蜡板。贝拉诺说出塞萨雷亚的名字时，奥蒂斯说没错，就是它。她是那种对公牛感兴趣的女人吗？鲁佩问。我不知道，奥蒂斯说，也许感兴趣，也许不。但是，一个人跟斗牛士在一起，相处那么长时间，最后总归会喜欢上那个行当的。无论如何，奥蒂斯只见过塞萨雷亚两次，最后一次在阿瓜普列塔，那意味着他们成为情人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她对佩平显然产生了很大影响，奥蒂斯说。

例如，他遇难的前一天晚上，这两个斗牛士在阿瓜普列塔的一家酒吧里对酌，就在他们回旅馆前，阿韦利亚内达开始说起阿斯特兰。起先，他说话的口吻好像在讲述一个秘密，似乎并不心甘情愿地想讲，但是几分钟过去后，他变得越来越兴奋。奥蒂斯甚至都不明白阿斯特兰是什么东西，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于是阿韦利亚内达又从头给他讲起，告诉他这是墨西哥人最早的圣城，传说中的城市，未被发现的城市，柏拉图心目中真正的亚特兰蒂斯。他们回到旅馆后喝得半醉，奥蒂斯想只有塞萨雷亚才会产生这种疯狂的念头。守灵期间，她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独自关在屋里，或者坐在旅馆大堂的某个角落，这里已经变得像葬礼场。没有女人去安抚她，来安慰她的全是男人，而且都秘而不宣，因为逃不过任何人的眼睛，她不过是个情妇。她在葬礼上一句话都没有说。镇上财政总管出面致了悼词，他同时也是所谓的阿瓜普列塔的官方诗人、斗牛协会的主席，不过，塞萨雷亚什么都没有说。奥蒂斯还说，没看到她掉一滴眼泪。不过，她却委托石匠在阿韦利亚内达的墓碑上刻了几句话，至于什么话，奥蒂斯已经回忆不起来了，总之是些稀奇古怪的话，跟阿斯特兰的风格差不多，他似乎又回想起一点了，而且肯定是塞萨雷亚专门为这件事想出来的。想出而不是应邀写出来的，他说。贝拉诺和利马问他究竟是什么话。奥蒂斯想了想，最后还是说忘了。

那天晚上我们就投宿牧场。贝拉诺和利马睡在大屋（里面有很多张床，全都不适合人住），鲁佩和我待在车里。太阳一上来，我就醒了，然后在院子里撒了泡尿，看着第一波悄悄从沙漠上溜过去的淡黄（同时又发蓝）的晨光。我点上一根烟，又看了会儿地平线，呼吸了会儿新鲜空气。我看见远方似乎有一团尘土，接着又意识到那不过是一团低低的云。很低而且静止不动。奇怪的是好像听不到任何动物的声音。可是，每隔一阵，如果你留心的话，就会听到一只鸟的鸣叫声。我一转身，发现鲁佩正透过小车的一扇窗户望着我。她短短的黑发乱成一团，似乎比昨晚瘦了一些，她似乎正在发生着看不见的变化，似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漂亮。

我们一起走进屋子。在大屋里，我们看见利马、贝拉诺和奥蒂斯各自坐在皮质扶手椅里。年迈的斗牛士身上裹一条墨西哥披肩，他还睡着，脸上带着讶异的表情。鲁佩做咖啡的时候，我叫醒朋友们。贝拉诺伸了下懒腰，四肢关节咔咔作响。他说一定过了很长时间，因为他睡得太香了，接着他主动叫醒房东。吃早饭的时候，奥蒂斯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老朋友阿韦利亚内达了吗？贝拉诺问。没有，根本没有梦见他，奥蒂斯说，我梦见自己回到十岁的时候，全家从莫特雷伊迁往埃莫西约。在那个年月，这肯定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了，利马说。很长，没错，奥蒂斯说，不过很开心啊。

1月11日

我们去了阿瓜普列塔，去了当地的公墓。先是从“美好人生”到特林切拉斯，然后又从特林切拉斯到新普埃布罗、圣安娜、圣伊格纳西奥、伊穆里斯、卡纳尼亚、阿瓜普列塔。亚利桑那边界近在咫尺。

边界那边就是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小镇，中间是海关和边界警局。在道格拉斯的另一边，向西北约四十英里处就是墓石镇，那里曾驻扎过最精锐的美国炮兵。我们在咖啡店吃饭时听到两个故事：一个揭示了墨西哥人对万物的价值观，另一个则揭示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阿瓜普列塔人，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则是墓石镇人。

讲故事的男子是个长着灰白头发的家伙，他的头部好像受过伤，他一离开咖啡店，一直听讲的一个男子就毫无缘由地大笑起来，好像需要花上几分钟的时间才能从听到的故事中品出点门道来。其实，这只是两个笑话。第一个笑话是说某监狱长和副手从狱中提出一个犯人，带着该犯人想走得远远地把他杀了。犯人心知肚明，所以多少有点听天由命。时值隆冬，天将黎明，犯人和刽子手都抱怨着这片沙漠的寒冷。但是，在某个时刻，犯人开始大笑起来，狱长说这鬼东西开心个什么，难道不知道自己马上要被处决、埋葬在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了吗？他是不是头脑糊涂了呢？犯人说——这是笑话的关键处——他大笑是因为再过几分钟就不觉得冷了，而执法者却不得不走着回去。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处死瓜达卢佩·桑切斯上校，阿瓜普列塔的天才之子，面对行刑队时，请求吸最后一支雪茄。指挥官满足了他这个愿望。他拿到自己最后一根哈瓦纳牌雪茄。瓜达卢佩·桑切斯平静地、风度悠然地点燃烟，开始吸起来，品尝着香烟，望着初升的太阳（因为跟那个墓石镇故事的情景差不多，这个故事也发生在黎明，没准是同一天上午发生的呢，那是1912年5月15日），嘴里吐着烟圈，桑切斯上校显得如此放松，如此波澜不惊，如此沉着，烟灰粘在雪茄上没有掉落，也许上校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想亲自验证一番脉搏是否加快了，要看看自己的手最后会不会颤抖，会不会茫然失措，可是，他抽完了那支雪茄，烟灰仍然没有掉落。接着桑切斯上校扔掉烟把儿说，开始吧，悉听尊便。

故事的内容就是这样。

那个听故事的人打住笑声，贝拉诺大声问了他几个问题：这个去墓石镇外就刑的犯人是本镇人吗？要么只有狱长和他的副手是墓石镇人？瓜达卢佩上校是阿瓜普列塔人吗？行刑队的指挥官是阿瓜普列塔人吗？为什么他们要像条狗一般处决墓石镇的这个犯人？他们为什么要杀了“我的上校”（原话如此）卢佩·桑切斯呢？咖啡店里每个人都望着他，但谁也不说话。利马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行了，伙计，咱们走吧。贝拉诺微笑地望着他，往柜台上放了几张钞票。后来我们又去公墓想看看佩佩的墓志铭，他可能是公牛用角抵死的，可能因为个儿太矮，剑法太笨，据说墓志铭是塞萨雷亚起草的，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发现。阿瓜普列塔的公墓是我们所见最像迷宫的东西了，修墓老人，惟一知道每个死者所葬确切位置的人，休假外出或者请病假了。

1月12日

这么说你要是跟某个斗牛士相处久了，最后你也会喜欢上这个行当吗？鲁佩问。我想可能吧，贝拉诺说，如果你跟警察在一起时间长了，你最终也会喜欢上警察行当吗？我想可能吧，贝拉诺说。可是如果你跟皮条客在一起时间长了，最后同样会喜欢上拉皮条的行当吗？贝拉诺没有吭声。奇怪，因为他总想什么问题都来回答，即便没有必要回答或者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利马呢，却越来越不怎么说话，满脸心不在焉的表情，驾驶着那辆英帕拉。我们真是太熟视无睹了，我想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鲁佩开始变了。

1月13日

今天我们第一次给墨西哥城打了个电话。贝拉诺跟基姆·芬特通了话。基姆说鲁佩的皮条客已经知道我们在哪儿，一直在追我们。贝拉诺说这不可能。阿尔韦托曾跟踪我们到城边，我们已经设法摆脱他了。没错，基姆说，但他又回到这儿威胁说要杀了我，如果我不告诉他你们上哪儿了的话。我抓过电话说想跟玛丽亚讲几句。我听到基姆的声音。他在哭泣。喂！我说。我想跟玛丽亚说说。是你吗，加西亚·马德罗？基姆抽泣着说。我以为你回家了呢。我在这儿，我说。我想我听到了基姆吸气的声音。贝拉诺和利马小声说着什么。他们离电话远远的，表情忧虑。鲁佩在我身边待着，离电话很近，她好像感冒了，其实没有。她背对我，望着加油站我们停车的地方。马上搭一辆班车回墨西哥城，我听到基姆说。如果没带钱，我寄给你。我们的钱多着呢，我说。玛丽亚在吗？这儿没有别人，只有我一个，基姆抽泣着说。我们两个都沉默了片刻。我的小车怎么样了？这声音好像忽然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挺好，我说，一切都挺好。我们快找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了，我撒谎说。谁是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啊？基姆问。

1月14日

我们在埃莫西约买了几件衣服，又给每个人买了件浴衣。后来我们去图书馆接贝拉诺（他在这儿已经待了一上午，坚信一个诗人总会留下文字痕迹，这个信念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为凭），然后又去了海边。我们在巴希亚基诺的一个旅店里订了两个房间。大海呈深蓝色。鲁佩第一次见识大海。

1月15日

行程如下：我们的英帕拉沿加利福尼亚湾一侧那条路前往提布龙岛对面的普塔曲埃卡，然后继续前往帕托斯岛对面的道拉尔。我们躺在荒凉的沙滩上吸了几个钟头的大麻。普塔曲埃卡——提布龙、道拉尔——帕托斯，当然这都不过是些名字，可是却可怕地注进我的灵魂，阿马多·内尔沃的同时代人喜欢这样说。为什么这些名字让我如此烦恼、忧伤、要命呢，让我盯着鲁佩好像她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女人似的呢？夜幕降临前，我们继续往北开去，奔向正在兴起的戴塞姆基。黑暗弥漫进我的灵魂，我想其实我已经战栗不已。后来我们又掉头，沿着一条漆黑的公路返回巴希亚基诺。载满放声歌唱的渔民的卡车频频从我们身边经过。

1月16日

贝拉诺买了一把刀。

1月17日

回到阿瓜普列塔。我们早晨八点时离开巴希亚基诺。我们的路线是从巴希亚基诺到普塔曲埃卡、从普塔曲埃卡再到道拉尔，从道拉尔再到戴塞姆基，再到埃斯特雷拉斯，再到特林切拉斯。这条可怕的道路总共有一百五十英里。如果我们选了巴希亚基诺——埃尔特鲁夫——埃莫西约这条线，选择从埃莫西约到圣伊格纳西奥的高速公路，然后再走去卡纳尼亚和阿瓜普列塔的公路，几乎可以肯定我们的行程会更舒适，而且到达的时间会更早。但我们一致决定沿车辆不是很多或者压根就没有车辆的公路走会更好，我们也倾向于再到“美好人生”住一宿。可是，我们在埃尔库特罗、特林切拉斯和拉西纳格的三角地带迷路了，最后决定直接到特林切拉斯，改日再拜访那个老斗牛士。

我们把小车停在阿瓜普列塔公墓的大门口时，天色开始黑下来。贝拉诺和利马按了下门铃等修墓人出来。过了会儿，一个看上去脸膛被太阳晒得乌黑的男子出来开门。他戴着眼镜，左脸有一块大疤。他问我们想干吗。贝拉诺说我们找修墓人安德烈斯·冈萨雷斯·阿乌马达。这人看着我们，问我们是谁，找他干什么。贝拉诺说想找斗牛士佩佩·阿韦利亚内达的坟墓。我们说想看看。我就是安德烈斯，修墓人说，这个时候不允许参观墓园。通融下行吗？鲁佩说。如果不介意的话，请问你们为什么对他的墓这么感兴趣？修墓人说。贝拉诺走到铁栅栏前，低声跟这人沟通了一会儿。修墓人点了几下头，然后又返回小屋，带着一把常用的巨大钥匙出来，开门放我们进去。我们跟在他后面沿着墓园的主路走过去，路上排满了松柏和老橡树。我们拐到偏僻的小路上时，看到一些土生土长的仙人掌：朝亚品种、沙胡芴斯品种，还有一两株胭脂仙人掌，仿佛在提醒死者他们身在索诺拉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

这就是斗牛士佩佩的坟墓，修墓人说，指着一个非常荒凉的角落的一个小龛说。贝拉诺和利马走过去想读读墓志铭，但是那个龛位有四层高，而且夜幕已经落在墓园的小路上。除了一个墓前挂着几朵塑料康乃馨，其他所有的坟墓前面都没有摆放鲜花，大多数墓志铭都被尘土掩没了。后来贝拉诺把手指交错在一起，弄成一个小台阶或者蹬子，利马踏上去，把脸贴到阿韦利亚内达照片上方的玻璃上。他用手擦掉上面的蒙尘大声读出墓志铭：“何塞·阿韦利亚内达·蒂纳赫罗，斗牛士，1903年出生于诺加莱斯，1930年逝于阿瓜普列塔。”就这些了吗？我听贝拉诺说。就这些了，利马回答，声音比正常时沙哑。利马跳下来，像贝拉诺刚才那样用双手搭出一个台子，让贝拉诺蹬上去。把打火机给我，鲁佩，我听贝拉诺说。鲁佩走到我的两位朋友构成的凄惨影子跟前，一声不响地把一匣火柴递给他。我的打火机呢？贝拉诺说。没找到，伙计，鲁佩说，操着我还不习惯的甜美嗓音。贝拉诺擦亮一根火柴凑到小龛跟前。火柴灭了，他又点上一根，然后又点了一根。鲁佩靠在他对面的墙上，修长的双腿交叉在一起。她盯着地面，好像在沉思什么。利马也看着地面，但他的脸使劲努着撑着贝拉诺的身量。七根火柴用完了，还有几次烧着指尖，贝拉诺终于放弃跳了下来。我们一言不发地顺着原路向墓园的大门走去。到了门口，贝拉诺给了修墓人一些钱，我们就走了。

1月18日

到了圣特雷萨，我们走进一家咖啡店，吧台后面挂着一面大镜子，这时我才发现我们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贝拉诺已经好几天没刮胡子。利马用不着刮胡子，但大概从贝拉诺不刮胡子开始就不梳头发了。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我平均每晚过床笫生活三次）。只有鲁佩气色不错，甚至比我们离开墨西哥城时还要好。

1月19日

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是已故斗牛士的堂妹吗？还是一个远亲？她让别人在阿韦利亚内达的墓碑上加上自己的姓，是想借此声明这个男人是我的吗？还是在斗牛士的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姓纯属开玩笑？还是想说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也在这里陪着他？这些都无关紧要。今天我们又给墨西哥城打了电话。基姆家里一派宁静。贝拉诺跟基姆通了话，利马跟基姆通了话。我正要说时电话断了，可是我们的硬币还多着呢。我感觉基姆不愿跟我说话，他故意挂了。后来贝拉诺又给父亲打了电话，利马给母亲打了电话，然后贝拉诺又给劳拉·赫雷吉打了个电话。前两通电话时间稍微长点，显得很正式，最后一个很短。只有鲁佩和我没有给墨西哥城的任何人打电话，好像我们压根就不愿意或者没有人可说话。

1月20日

今天早晨，我们在诺加莱斯一家咖啡店吃早餐时看到阿尔韦托在那辆雪佛兰小车的方向盘后面坐着。他穿一件跟小车同样颜色的衬衫，旁边是一个穿皮夹克的男子，看上去像个警察。鲁佩立刻认出来了：她脸色立刻变得惨白，说阿尔韦托来了。她尽量克制住不要流露出恐惧，但我知道，她很怕。利马顺着鲁佩的目光望过去说，没错，是阿尔韦托和他的一个哥们儿。贝拉诺透过咖啡店巨大的窗户看着那辆小车开过去，告诉我们这完全是幻觉。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们马上离开这里，我说。贝拉诺望着我们说不行。我们先去诺加莱斯图书馆，然后再返回埃莫西约继续进行我们的研究，按照原计划行动。利马表示同意。我很欣赏你这种坚定不移，伙计，他说。他俩吃完早点（我和鲁佩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我们就离开了咖啡店，上了英帕拉，把贝拉诺放在图书馆门口，大家千万要沉着，别胡思乱想，他离开前还说了一句。利马望了望图书馆的门，好像在琢磨怎么回答，然后发动起小车。你看见他了，乌里塞斯，鲁佩说，就是他。我想是吧，利马说。如果他发现了我，咱们该咋办？鲁佩说。利马没有回答。我们把车停在一条人流稀少的路上，那是一个中产阶级居住的小区，望过去没有酒吧，没有店铺，只有一家水果摊，鲁佩开始给我们讲她童年时的故事，我也讲起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这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但利马一次口都没有开，拿着一本书在读，仍然坐在方向盘后面，可是你感觉得出他在听着，因为他频频抬起眼睛看看我们，笑而不语。中午时我们去接贝拉诺。利马把车停到一个广场附近，说让我去图书馆，他跟鲁佩待在车里，万一阿尔韦托发现了，他们就迅速离开这里。我走过四个楼区，快步走向图书馆，一路上我始终目视前方。我看见贝拉诺坐在一张很长的木桌旁边，对时间的流逝浑然不觉，面前摊着好几捆诺加莱斯当地报纸的合订本。图书馆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到那儿时他才抬起脑袋，给我让了个位子在他旁边坐下。

1月21日

我从诺加莱斯的报纸刊登的佩佩的讣告获得的惟一印象就是塞萨雷亚跟这位矮个斗牛士牵手在荒凉的沙漠小路上漫步，这位矮个斗牛士奋力挣扎着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继续收缩，拼命地想长大，而且事实上他也在一点点地长大，比如长到了五英尺半，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1月22日

到了埃尔库博。从诺加莱斯到埃尔库博，得先走高速公路到圣安娜，然后继续西行，依次经新普埃布罗、奥尔塔、卡沃尔卡、圣伊西德罗，最后取道索诺伊塔，来到亚利桑那边界，但到达前要先拐到一段土路上，再行驶约十五或二十英里。诺加莱斯的报纸提到“他的忠实伴侣，是埃尔库博的一位热情的教师”。到了小镇后我们走访了那所学校，只消瞥一眼就可断定它建于1940年后。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不可能在这儿教过书。不过我们要是掘地三尺，或许能在这里找到那所旧学校。

我们跟那个教师聊了阵子。她教小孩西班牙语和帕帕戈语，帕帕戈人主要生活在亚利桑那和索诺拉。我们问老师本人是不是帕帕戈人。不，她说不是。我是瓜马斯人，她告诉我们，我祖父是梅奥人。我们问她为什么教帕帕戈语。为了不让这种语言消亡，她说。墨西哥只剩下二百多个帕帕戈人了。你说的对，确实不很多了，我们附和道。亚利桑那差不多只有一万六千人，墨西哥只有二百多人。埃尔库博还剩多少呢？大约二十人吧，老师说，不过这不要紧，我还会继续教下去。她说帕帕戈人不这样称呼自己。他们管自个儿叫奥·欧德哈，皮马斯人管自己叫奥欧布，塞里人管自己叫康卡阿卡。我们告诉她去过巴希亚基诺、普塔曲埃卡、道拉尔，还听到渔民们唱塞里族的歌。老师很惊讶。这里只有二百多个康卡阿卡人，她说，如果是他们，应该不会打鱼。噢，可能是这些打鱼的学会了一首塞里歌，我们说。也许吧，老师说，不过很可能他们逗你们玩呢。后来她邀请我们去家里吃晚饭。她一个人生活。我们问她是不是不喜欢在埃莫西约或者墨西哥城生活。她说不是。她喜欢这个地方。我们又去看望一个住在离埃尔库博只有半里远的地方的老帕帕戈女人。老妇人住的房子还是土坯做的。总共有三间，两间是空的，还有一间她跟牲口一起住着。不过几乎闻不着什么气味，从没有玻璃的窗户透进来的沙漠上的风把异味都吹走了。

老师用本族语告诉老妇人，我们想了解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情况。老妇人听老师讲完后望着我们说：噢。贝拉诺和利马互相瞧了对方一眼，我知道他们是在纳闷老妇人的一声“噢”在帕帕戈语中是否另有含义，是否意味着我们期待的含义。她是个好人，老妇人说。她跟一个好男人生活在一起。两个都是好人。老师看着我们笑了。这个男人是什么样子呢？贝拉诺说着用手势比划着不同的高度。中等个儿，老妇人说，很瘦，中等个儿，浅颜色的眼睛。有这么浅吗？贝拉诺说，从墙边取来一根杏仁色的枝棍。是这么浅，老妇人说。这么高的中等个儿吗？贝拉诺问，伸出食指放在一个水平线上表示了一个高度。中等个儿，没错，老妇人说。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呢？贝拉诺又问。她一个人住，老妇人说，她撇下自己的男人，一个人回来了。她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跟这所学校一样长，是个好老师，老妇人说。有一年吗？贝拉诺问。老妇人仔细打量着贝拉诺和利马，好像看不见他们似的。她充满爱怜地望着鲁佩，用帕帕戈语问了几句。老师翻译说：这里哪个是你的男人？鲁佩笑了。她站在我后面，我看不见她，但我知道她在笑。她说：谁也不是。她也没有男人，老妇人说。有一天她跟一个男人走了，后来一个人回来了。她还教书吗？贝拉诺说。老妇人用帕帕戈语说了几句什么。她还住在学校，老师翻译说，但已经不教书了。情况好多了，老妇人说。不是很肯定，老师说。后来呢？老妇人用帕帕戈语说，连珠似的词语只有老师听得懂，老师望着我们，最后也笑了。她在这所学校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走了，老师说。她好像掉了很多体重，变得非常瘦，但是我不敢肯定，老妇人有时把很多东西混为一谈，老师说。不过，考虑到她没有工作，又没有工资，她瘦了似乎很自然，老师说。她一定没有多少钱买食品。她有东西吃的，老妇人忽然说，我们都吓了一跳。我给她吃的，我母亲也给她吃的。她瘦得皮包骨头。她的眼睛都陷下去了。她的样子就像一条珊瑚蛇。珊瑚蛇？贝拉诺说。索诺拉珊瑚蛇，老师说。有毒。看来你们肯定是好朋友了，贝拉诺说。她什么时候离开的？过了一阵子，老妇人说，没有明说是多久。老师说，对帕帕戈人来说，度量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她离开时怎么样？贝拉诺说。瘦得像条珊瑚蛇，老妇人说。

过了会儿，天黑之前，老妇人跟我们一起去埃尔库博看塞萨雷亚住过的房子。那房子有点像珊瑚，陈旧得马上就要分崩离析，大门的闩木已经腐烂，紧挨着的大概是个工具房，不过现在里面是空的。房子很小，旁边有个荒凉的小院，我们进去时还能看见从惟一的前窗透出的灯光。我们要敲门吗？贝拉诺说。毫无意义，利马说。于是我们又步行回去，穿过几座小丘，回到帕帕戈老妇人家，对她感谢一番后道了晚安，独自回到埃尔库博，真正被孤独地撇下的是这位老妇人。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老师家。吃过饭后，利马躺下读威廉·布莱克的诗集，贝拉诺跟老师在沙漠中散了会儿步，回来后去了她的房间。我和鲁佩洗好碗碟后就出去吸烟，望着星星，然后去小车里做爱。我们回到屋子后，利马手握那本书躺在地板上睡着了，从老师房间传来熟悉的呢喃声，说明她和贝拉诺在后半夜不会再现身了。我们给利马盖上毛毯，又给自己打了个地铺，把灯熄了。早晨八点时老师回房间叫醒贝拉诺。卫生间是后院一间单独的屋子。我回来时，窗户已经打开，餐桌已经摆上了墨西哥风味的咖啡。

我们在外面告别。老师不想让我们捎她去学校。回到埃莫西约后，我感觉自己不仅踏遍了他妈的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而且好像就是这里出生的。

1月23日

我们又先后拜访了索诺拉文化学院、国立印第安学院、民间文化局（索诺拉分局）、国立教育局、教育局档案办公室（索诺拉地区），又去了一趟佩纳·皮罗·亚内斯。只有最后那个地方的人显得友善些。

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踪迹时隐时现。埃莫西约的天空像鲜血般通红。贝拉诺请求调阅乡村教师的旧档案，里面有塞萨雷亚离开埃尔库博后的去向记录，这时，对方要求贝拉诺出示证件，他的证件，贝拉诺拿不出证件。大学的一位秘书告诉他最好自行离境。去什么地方？贝拉诺喊道。回你的国家去，年轻人，秘书说。你是文盲吗？贝拉诺说，你看不出我是智利人吗？你开枪打死我好了！他们要给警察打电话，我们就跑了。我不知道贝拉诺是非法居留。

1月24日

贝拉诺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利马也更加沉默寡言了。今天我们看见了阿尔韦托和他的警察朋友。贝拉诺没有看见他或者故意不想看见他。利马看见他了，但满不在乎。只有鲁佩和我担心（很担心）会与她的前老板免不了要遭遇。没什么了不起的，贝拉诺说，一下子就结束了讨论。毕竟，我们的人比他们多两倍。我紧张得都快崩溃了，开始放声大笑。我不是懦夫，但我也不想自杀。他们带着武器呢，鲁佩说。我也带着呢。贝拉诺说。下午，他们打发我去档案办。我声称在给墨西哥城的一家杂志写一篇有关1930年代索诺拉乡村学校的文章。秘书们一边涂染着指甲说，这么年轻的记者。我发现了如下线索：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任教时期为1930到1936年。她的第一个工作地点在埃尔库博。后又在埃莫西约、皮提基托、巴巴科、圣特雷萨等地任教。此后她就不再是索诺拉州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了。

1月25日

鲁佩说，阿尔韦托已经知道我们在哪儿，住在哪家旅馆，开什么车。他只是在等待恰当的时机来个突然袭击。我们想看看塞萨雷亚在埃莫西约工作过的那所学校。我们打问了许多1930年代的老教师。他们给了我们前校长的地址。他家在原来州收容所的隔壁。那是一幢三层的石楼，附带一个塔楼，比其他哨塔要高，让人平添某种恐怖感。这个建筑作品可谓历史悠久了，校长说。

1月26日

我们驱车前往皮提基托。今天，贝拉诺说最好还是回墨西哥城。利马对于去哪儿都无所谓。他说刚开始很厌倦驾驶，但现在倒有点喜欢上开车了。甚至睡着的时候，他都梦见自己开着基姆的英帕拉在公路上奔驰。鲁佩不提回墨西哥城，只是说最好还是躲一躲。我不想跟她分开。我没有什么打算。那么就继续往前走吧，贝拉诺说。我俯身到前座向他要支烟时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

1月27日

在皮提基托一无所获。我们把车停在去卡沃尔卡的路上，在里面待了会儿，有条岔道通向埃尔库博，我们决定是不是再去拜访一下那个老师。贝拉诺说了算，我们耐心等着，望着公路，望着频频从旁边经过的小车，望着从太平洋吹来的风上飘浮的白云。最后，贝拉诺说，我们还是去巴巴科，利马一言不发开始发动车子，往右一转，我们就掉头走了。

此行旅程很漫长，我们一路见识了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可是，至少我却老觉得这一切都似曾相识。我们从皮提基托开到圣安娜，然后又上高速公路。我们来到去埃莫西约的高速公路。从埃莫西约又朝东向马萨坦开去，从马萨坦又到拉埃斯特雷拉。柏油路在那儿结束了，我们继续沿土路前往巴卡诺拉、萨瓦里帕，然后到巴巴科。到了巴巴科学校，他们又打发我们回萨瓦里帕，那里是政府所在地，我们以为在那里能找到一些档案资料。可是巴巴科学校，这所1930年代的学校，好像被一场飓风刮没了。我们像刚开始出来那样又在车里过了夜。晚上能听到各种声音：野狼、蝎子、蜈蚣、毒蜘蛛、黑寡妇、沙漠蟾蜍的声音。这些动物都有剧毒，全能置于死地。有时阿尔韦托的出现（或者应该说逼近）跟夜间的这些声音一样真实。我们没有特别理由返回巴巴科，然后又出来，睡觉之前，我们无所不谈，就是不提阿尔韦托。我们一直开着车灯。我们聊墨西哥城，聊法国诗歌。后来利马把灯关了。巴巴科也随之变得一片漆黑。

1月28日

要是在圣特雷萨碰到阿尔韦托，我们该怎么办？

1月29日

我们也有收获：一个还在任教的老师说认识塞萨雷亚。她们1936年就认识了，当时我们的这位采访对象年仅二十岁。那时她刚参加工作，塞萨雷亚在那所学校才干了几个月，她们自然而然就成了朋友。她不知道斗牛士或者其他什么男人的故事，塞萨雷亚辞职时有些不解，但最后觉得大概是自己的朋友太特立独行了吧。

塞萨雷亚又消失了一段时间：大约几个月或者一年。可是，一天早晨，这位老师在学校外看到了她，她们仍然是好朋友。那时塞萨雷亚是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这位老师当她是个老处女，不过现在后悔这件事。塞萨雷亚先是在圣特雷萨的罐头厂找了份工作。她住在鲁文·达里奥大街上的一间屋里，当时那里算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区了，很不安全，或者至少不适合一个女子居住。她知道塞萨雷亚是个诗人吗？不知道。她们一起在学校工作时，她经常看到塞萨雷亚坐在空教室里，在一本随身带的厚厚的黑皮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她以为那是日记。塞萨雷亚在罐头厂工作期间，她们经常在圣特雷萨的城中心碰面去看电影或者买东西。她如果迟到了，总是看见塞萨雷亚在一本黑皮本上写东西，跟以前的那本差不多，不过略小一些，有点像祈祷书，朋友纤细的书法笔迹像昆虫足迹般在本子上流过。塞萨雷亚从不给她读一句。有一次她问起在写什么，塞萨雷亚说在写一个希腊女人。这个希腊女人的名字叫希帕蒂娅。后来这个老师在百科全书里查了下这个名字，知道希帕蒂娅是亚历山大的一个哲学家，公元415年被基督徒杀害。她忽然想到，也许是冲动之下，塞萨雷亚自比希帕蒂娅。她再没有向塞萨雷亚问过别的什么，或许即便问了，现在也已经忘了。

我们想了解塞萨雷亚是否经常读书，老师还能想起什么书名。事实上她读了很多书，但老师想不起一本塞萨雷亚从图书馆借的书以及随身带的书的名字。塞萨雷亚在罐头厂从早上八点工作到下午六点，所以，她好像没有多少时间看书，但这位老师想像她是偷借睡觉的时间看书的。后来罐头厂倒闭，有一度塞萨雷亚又失业了。这是1945年左右。一天晚上，看完电影，老师跟塞萨雷亚一起去她住的房间。这时老师已经结婚，不常见到塞萨雷亚。她们以前只去过一回鲁文·达里奥大街的房间。老师的丈夫虽然是个天大的好人，但不乐意她跟塞萨雷亚的关系这么密切。那时，鲁文·达里奥大街简直就像一条臭水沟，圣特雷萨所有的垃圾都在这里过水。有几个酒吧，每周至少有一场恶战以鲜血告终。出租房里住满了失业工人或者刚迁移到城市的农民，没有几个孩子上学受教育。老师了解这个情况是因为塞萨雷亚本人曾带着几个孩子报名上学。那儿还住着一些妓女和皮条客。这条街不适合一个本分优雅的女人（也许就是因为塞萨雷亚住在这里，老师的丈夫才反对与她交往）生活，老师没有意识到这点的话，那是因为她第一次去那里是在结婚之前，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时还很天真无邪。

可是第二次去拜访就不同了。鲁文·达里奥大街上的贫穷荒凉像死亡的威胁般让她震撼。塞萨雷亚的房间非常洁净，不出人们对一位曾经教过书的老师房间的预期，可是从中散发出来的某种东西却让她心里沉甸甸的。这个房间成为她和朋友之间几乎无法逾越的距离的痛苦障碍。不是房间肮脏或味道难闻（像贝拉诺猜想的那样），也不是塞萨雷亚的贫穷超过了斯文的极限，也并非鲁文·达里奥大街的肮脏蔓延进每个角落，而是某种更加微妙的东西，好像现实在那个不为人知的房间遭到了扭曲，甚或更糟，好像有人（除了塞萨雷亚还会有谁？）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知不觉地脱离了现实。而且，最糟糕的是，刻意对现实进行了扭曲。

老师到底看到什么了呢？她看见一张铁皮床，一张桌子上堆满了纸张，足有二十多本黑皮笔记本，摞成两堆。她发现横穿屋子的绳上没有挂几件衣服，有一张印第安式地毯，一个小小的煤油炉放在床头柜上，三本图书馆的书（她想不起书名了），一双平底鞋，几条从床底露出来的黑色长袜，墙角有一只皮箱，钉在门后的一根细杆上挂着一顶黑色草帽。还看到吃的东西：一块面包，一罐咖啡，一罐糖，一根吃了一半的巧克力棒，塞萨雷亚还给了她，她没接受。她还看见了那把武器：一把带羊角把的折叠刀，刀面上刻着卡沃尔卡的字样。她问塞萨雷亚干吗收留一把刀时，她说自己处于死亡威胁之下，然后就笑了，据老师回忆，这笑声从房间的墙上和楼梯回荡过去，一直传到大街上，最后消失在那里。刹那间，老师觉得好像某种精心策划的寂静忽然降落在鲁文·达里奥街上：收音机关了，生命的喧闹声骤然哑了，只剩下塞萨雷亚的声音。这时老师看到或者想像中看见了钉在墙上的罐头厂的平面图。老师听着塞萨雷亚不徐不缓地告诉她这一切时（她以为这些话早已忘却，但现在却记得很清楚，甚至理解了，当然是现在理解了），她的眼睛被工厂平面图吸引过去，塞萨雷亚非常认真地画出了每个细节，其他部分还处于阴影或者模糊状态，边上还配有注释以示完整，但有时字迹难以辨认，有时全用大写字母，甚至加了惊叹号，好像塞萨雷亚在自己手绘的图画中看到了自己，或者看到了一直被忽视的侧面。这时老师只好很不情愿地在床沿上坐下，闭上眼睛听塞萨雷亚说。虽然她感觉越来越糟糕，还是鼓起勇气问塞萨雷亚为什么要画这幅平面图。塞萨雷亚说什么来日会用到，但这位老师自然想到塞萨雷亚把时间花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图画上，纯粹是因为生活太孤独了。塞萨雷亚既然提到了将来，老师为转移话题，问她到底指什么时代，这个时代什么时候会到来。塞萨雷亚说了个日期，大约在2600年的某个时候。2600年左右。后来，老师对这个随便出口的数字忍不住笑了，差不多是尽量压住的轻笑，几乎听不到，塞萨雷亚又笑了，不过这次雷鸣般的笑声只限于自己的房间。

从那一刻起，老师回忆说，塞萨雷亚房间的紧张气氛，或者想像中的紧张气氛悄然消退，最后彻底消弭。后来她就走了，过了两周后才看到塞萨雷亚。这次，塞萨雷亚告诉她打算离开圣特雷萨。她给老师送了件离别礼物，是一本黑皮笔记本，也许是那些笔记本中最薄的一本。你还留着它吗？贝拉诺问。没有，已经不在了。她丈夫读了后就扔了。或者就是没了。她现在住的房子已经不是原来的了，搬家过程中往往会有些小东西丢失。你读过那本笔记吗？贝拉诺问。她说读过。笔记本里写的大多是有关墨西哥教育制度的札记，有些很中肯，有些非常偏激。塞萨雷亚讨厌公众教育部长巴斯孔塞洛斯，但有时那种恨更像爱。里面还有一份全民扫盲计划，老师已经想不起来计划的内容了，因为太混乱，还附了些儿童、青春期、青年时期的阅读书目，如果随便挑剔一下，这些书目立刻显得自相矛盾了。比如，在第一个儿童阅读书目中列有《拉·封丹寓言》和《伊索寓言》。在第二个书目中拉·封丹又没了。第三份书单里有几种反映美国黑帮生活的通俗作品，还有一本书可能（虽然只是可能）适合青春期的少年，但绝不适合儿童阅读，这本书又在第四份书单里消失了，被一本中世纪故事集取代。所有的书单上都有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和马尔蒂的《黄金时代》，不过这位老师认为这两本书最适合青春期少年阅读。

此后，过了很长时间老师才得到塞萨雷亚的消息。过了多久？贝拉诺问。几年吧，老师说。有一天她终于又见到塞萨雷亚了。那是在圣特雷萨的一场宗教狂欢节上，当时整个城市充满了从全州各地赶来的小商小贩。

塞萨雷亚站在一家摊位后面卖草药。老师要直接从她身边经过，但由于是跟丈夫和另外一对夫妇在一起，她耻于打招呼。或许不是出于羞耻而是因为羞涩：她只是拿不准这个卖草药的女人是不是自己的老朋友。塞萨雷亚也认不出老师了。她坐在桌子后面，其实就是一块撑在四只木箱上的方板，正跟一个女人谈打折的事儿呢。她的外形也变了：现在胖多了，而且是巨型的那种胖，老师没看出她的黑发中有一绺灰丝。她的眼圈周围出现了很多皱纹，下面有许多深深的圈道。好像她赶到圣特雷萨、赶到圣特雷萨的狂欢节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第二天老师一个人回去了一趟，又看见塞萨雷亚了。她站在那里，显得比老师记忆中的样子还要高一些。她足有三百磅重，穿一件刚到膝盖的灰裙子，这副穿着更加突出了她的肥胖。她裸露的胳膊像根小木头。她的脖子已经完全消失在巨大的双下巴后面，但脑袋依然是塞萨雷亚式的高贵：很大，角骨峥嵘，头颅呈弧形，前额宽阔而光滑。这次老师向她走去，说了声早上好。塞萨雷亚望着她，已经认不出来，或者假装认不出。是我啊，老师说，你的朋友弗洛拉·卡斯塔涅达。听到这个名字后，塞萨雷亚皱了下眉头站起来。她绕过放草药的案板向老师靠过来，她好像有些近视。她把双手（照老师说是双爪）搭在老师的肩膀上，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老师的脸。噢，塞萨雷亚，你的记忆力太可怕了，老师说，说点什么吧。直到这时塞萨雷亚才笑了（照老师说，笑得很傻），说当然，怎么会忘了她呢。她们聊了会儿，两个人坐在桌案后面，老师坐在一把折叠木椅上，塞萨雷亚坐在一只箱子上，那样子好像两个人共同守着这个小小的草药摊。但是，老师很快就意识到彼此无话可说，她告诉塞萨雷亚自己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还在学校工作，然后又聊了些圣特雷萨发生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后来，她考虑问问塞萨雷亚是否结婚了，有没有孩子，最终没有问出口，因为自己亲眼可以证实塞萨雷亚既没结婚也没孩子，所以就只问了她住哪儿，塞萨雷亚说有时住维拉维西奥萨，有时住埃尔帕里托。老师知道维拉维西奥萨在哪儿，但从来没有去过，而埃尔帕里托却是第一次听说。她问这个小镇在哪里，塞萨雷亚说在亚利桑那。这时老师笑了。她说自己始终觉得塞萨雷亚最后还是会生活在美国。就说了这些。后来她们就分手了。第二天，老师没有再去市场，她琢磨了半天不知道请塞萨雷亚来吃午饭是否适合。她跟丈夫商量了一下，他们还因此吵了一架，她赢了。第三天，她早早就去市场，可是到那儿后发现塞萨雷亚的摊位已经被一个卖手帕的女人占了。老师从此再没见过她。

贝拉诺问她是不是觉得塞萨雷亚已经死了。也许吧，老师说。

就这样了。谈话结束后贝拉诺和利马沉思默想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在华雷斯宾馆开了两个房间。黄昏时，四个人齐聚利马和贝拉诺的房间，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贝拉诺说，首先应该去维拉维西奥萨，到那里后就可以决定是否返回墨西哥城还是继续去埃尔帕里托。去埃尔帕里托的问题是无法进入美国。为什么不能？鲁佩问。因为我是智利人，他说。他们也不会让我入境，鲁佩说，我不是智利人。加西亚·马德罗也进不去。我为什么不能？我问。你有护照吗？鲁佩说。除了贝拉诺，谁也没有。那天晚上鲁佩去看电影了。她回旅馆后说不想再回墨西哥城了。那你怎么办呢？贝拉诺问。要么在索诺拉生活，要么偷渡到美国去。

1月30日

昨晚他们发现了我们。我和鲁佩正在房间做爱，房门开了，乌里塞斯·利马走进来。快穿衣服，他说，阿尔韦托在大堂里跟阿图罗谈判呢。我们二话没说照他的命令办了。我们把东西收进塑料袋，然后下到一层，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音。我们从后门走出去。巷子里很黑。我们快点上车，利马说。华雷斯大街上没有一个人。我们走出旅馆三个街区那么远，向英帕拉停放的地方走去。利马担心已经有人守在那里，但那儿几乎看不到人影，我们发动起车子。我们从华雷斯旅馆前开过去。从街上可以看到大堂的一部分和宾馆酒吧亮着灯的窗户。贝拉诺就在那里，阿尔韦托在他对面。我们没有看到阿尔韦托的警察朋友。贝拉诺也没有看到我们，利马心想鸣喇叭不是个好办法。我们又绕过这个街区。那哥们儿，鲁佩说，可能去我们房间了。利马摇摇脑袋。一线黄光打在贝拉诺和阿尔韦托的脑袋上。贝拉诺在说着什么，阿尔韦托也在说话。他们似乎并没有发火。我们再次开过来时，发现两个人都点上了烟。他们喝着啤酒，抽着烟。两个人像一对好朋友。贝拉诺在说话：他活动着左手，好像在描绘一个城堡或者女人的侧影。阿尔韦托始终拿眼睛盯着他，有时还笑一下。鸣喇叭，我说。我们又开着车在街区绕了一圈。又到了华雷斯宾馆，贝拉诺望着窗外，阿尔韦托把一听蒂卡蒂啤酒放到唇边。一男一女在通向宾馆的大门口外争论着什么。阿尔韦托的警察朋友望着他们，斜靠在三十英尺远的一辆车上。利马按了三下喇叭，然后放慢车速。贝拉诺已经看见我们了。他转过身，走近阿尔韦托说了句什么。阿尔韦托抓住他的衬衫。贝拉诺推了他一把后撒腿就跑。到旅馆门口时，那个警察向他走去，揪住他的夹克。利马又按了三下喇叭，把英帕拉停在离华雷斯宾馆六十英尺的地方。警察掏出枪，贝拉诺还继续奔跑。鲁佩打开车门。阿尔韦托手里拿着一把枪出现在宾馆外面。我宁肯他攥着的是一把刀。贝拉诺冲进车里时，利马很快把车开起来，我们沿着灯光暗淡的圣特雷萨大街飞驰而去。不觉间我们已经向维拉维西奥萨方向驰去，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兆头。早晨三点时，我们彻底迷路了。我们从车里出来活动了下腿脚。哪儿都看不见一丝灯光。我从来没有见过天空中有这么多星星。

我们在车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八点，我们醒来时都已经冻僵了。我们开着车在沙漠上跑啊跑，没有见到一个小镇，甚至连破落的牧场都没见着。有时我们迷失在光秃秃的山梁间。有时公路在峭壁和山谷间通过，然后又进入沙漠。1865年和1866年，皇家军队曾来过这里。只要提到马克西米利亚的部队就足以让我们丧胆。贝拉诺和利马在来这儿前了解点索诺拉的历史，说有个比利时的上校曾想抓捕圣特雷萨。那是比利时一个团的指挥官。我们一下子崩溃了。一支比利时和墨西哥的混编部队。当然，他们最后失踪了，虽然圣特雷萨的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他们被镇子的民兵击败了。很有趣。史称维拉维西奥萨也发生过一场小规模战役，也许是比利时殿后的部队与村民发生了冲突。利马和贝拉诺很熟悉这段故事。他们还在聊着兰波。我们只有凭直觉摸索了，他们说。真有趣。

晚上六点，我们忽然看到公路边有一幢房子。他们给了我们一些面饼和豆子，狠狠地花了我们一笔钱，还给了我们些清水，我们就着一只葫芦喝了。我们吃饭时这些农民一动不动地瞧着。维拉维西奥萨在哪儿呢？在群山的那边，他们告诉我们。

1月31日

我们找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了。与此同时，阿尔韦托和那个警察也发现了我们。一切都比我想像的简单，但这个结局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维拉维西奥萨是个鬼镇。这是墨西哥北方失踪杀手们聚集的小镇，最像阿斯特兰了，利马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更像一个疲倦或者乏味的小镇。

房子都是泥土坯盖的，但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带着前后院，有些院子还是水泥做的，样子怪怪的，跟我们在这疯狂的一个月里见到的别处的房子都不同。据我观察，这里有两家酒吧，一家杂货店，此外就什么也没了。别的全是住家。商业活动都在街上，在广场的边上，或者在镇里最大的建筑物的拱门下进行，那是镇长家的房子，里面似乎没有住一个人。

找到塞萨雷亚并不难。我们一路打听她，被人送到镇子东头的洗衣房。洗衣房是用石头做的，构造是这样：水先从高处流下来，流进一个小小的木槽里，那里足以容纳十个女人干活。我们到那儿时只有三个女人。塞萨雷亚站在中间，我们立刻认出了她。从后面看过去，她俯身对着洗衣槽，毫无诗意可言。她犹如一块岩石或者一头大象。她的屁股很大，捞起衣服拧出来时，胳膊有节奏地运动着，像两根橡树枝。她的头发很长，一直垂到腰上。她光着脚。我们喊她的名字时，她镇定地回过头正视着我们。另外两个洗衣女也转过身。塞萨雷亚和她的同伴望着我们，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右边的那位大概有三十岁左右，但也完全可以说已经有四十或五十岁了。左边的那位不会超过二十岁。塞萨雷亚的眼睛很黑，似乎把院子里所有的阳光都吸了进去。我望着利马，他已经不笑了。贝拉诺挤着眼，好像里面钻进一粒沙子。在某个时候，我说不上准确时刻，我们开始向塞萨雷亚家走去。我记得当我们走到无情的太阳下的小街上时，贝拉诺想作出某种解释或几种解释。我记得此后他就沉默不语了。后来我只知道有人把我们领进一间又黑又冷的屋子，我躺倒在一张席上立刻就睡着了。我醒来时发现鲁佩睡在身边，胳膊和双腿缠绕在我的身体上。我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我听到人声，然后爬起来。塞萨雷亚和我的朋友们在隔壁屋里聊着。我进去时谁也不瞧我一眼。我记得我在地板上坐下，点上一支烟。几捆用剑麻绳束起的草药挂在房间的墙上。贝拉诺和利马抽着烟，但我闻着却不像烟草。

塞萨雷亚坐在惟一的那扇窗户附近，频频向外张望着天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哭，但没有哭出来。我们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不知什么时候，鲁佩走进房间，在我旁边坐下，不声不响。后来，我们五个人都站起来向外走去，来到昏黄、几乎是白色的大街上。这时大概已接近黄昏，但热浪还是不断涌来。我们朝放车的地方走去。一路上我们只看到两个人：一个手拿晶体管收音机的老人和一个吸烟的十岁男孩。小车里面热得会让人晕眩。贝拉诺和利马坐到前面。我被夹在鲁佩和巨人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中间。后来小车沿着维拉维西奥萨的土街吃力地爬行着，我们终于上了公路。

我们一出镇子就看到一辆小车从对面方向开来。这也许是方圆几里惟一的两部小车。我们顷刻间以为就要撞上对方，但利马往侧面一拐，把车刹住。一片灰尘在还没有经历沧桑的英帕拉四周纷纷落下。有人开始祈祷了。大概是塞萨雷亚吧。我感觉鲁佩的身体向我压来。尘土消散后，阿尔韦托和那个警察从另外那辆小车里出来，把枪对准我们。

我感到一阵恶心：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看见他们的嘴在动，我猜是命令我们出来。他们咒骂着我们，我听到贝拉诺说真是见鬼了。这两个婊子养的，利马说。

2月1日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贝拉诺打开他那一侧的门走出来。利马打开他那侧的门走出来。塞萨雷亚望着我和鲁佩说不要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她不是用这些词语说这句话的。但她的意思就是这样。我明白这个是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我说话。别动，她说，然后打开她那一侧的门下了车。

我透过窗户看着贝拉诺吸着烟走上前去，另一只手插在兜里。我看见利马就在他旁边，往后一些是像个幽灵战舰般颠簸的塞萨雷亚舰板似的后背。后来发生的事情一片模糊。我想是阿尔韦托向他们叫骂，让交出鲁佩。我猜贝拉诺让阿尔韦托自己去找，鲁佩归他了。也许这时塞萨雷亚说他们会杀了我们。警察大笑说不会，他们只想拿到这个小荡妇。贝拉诺耸了下肩膀。利马盯着地面。这时阿尔韦托阴沉邪恶的目光盯着英帕拉，搜寻着我们，但是完全无用。我想西落的太阳光遮挡着我们。贝拉诺用握烟的那只手向我们打着手势。鲁佩摇摇头，好像香烟的余火是个微型太阳。他们就在那儿，伙计，全归你了。好吧，我去看看我的女人，阿尔韦托说。鲁佩的身体紧紧地贴着我，虽然我们俩的身体都很柔软，所有的关节却都响了起来。她昔日的老板往前只走了两步。当他从贝拉诺身边经过时，贝拉诺一下子控制住他。

贝拉诺用一只手迅速抓住阿尔韦托的枪把。他的另一只手立刻从兜里取出，握着在卡沃尔卡买的那把刀。两个人滚抱在地，贝拉诺已经把刀扎进阿尔韦托的胸膛。我记得那个警察的嘴张得老大，好像沙漠里的空气顷刻间全没了，好像无法相信几个学生会来这么一场恶斗。接着我看见乌里塞斯·利马抱住了警察。我听到一声枪响后马上趴下。我从后座再次抬起头时，看见警察和利马在地上滚抱成一团，快到路边时才停住，警察骑在利马身上，拿枪对着利马的脑袋。这时我看见塞萨雷亚，庞然大物塞萨雷亚几乎无法跑却在奔跑着，滚到他们身上，我听到好几声枪响，我从车里钻出来。我费了很大劲才把塞萨雷亚的身体从警察和朋友的身上挪开。

他们三个人满身是血，但只有塞萨雷亚一个人死了。她的胸膛上有一个子弹洞。警察腹部的一处伤口不断地流着血，利马的右臂擦伤了皮。我捡起那把杀害了塞萨雷亚、伤了另外两个人的枪，别在皮带里。我拉起利马，看见鲁佩在塞萨雷亚身边哭泣。利马说他的左臂动不了了。我想可能断了，他说。我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那说明没断。阿图罗他妈的上哪儿了？利马说。鲁佩止住哭泣朝身后望去：大约三十英尺之外，皮条客一动不动的身体斜立着。我们看到贝拉诺了。你还好吗？利马大声喊叫。贝拉诺没有回应站了起来。他抖掉身上的灰尘，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他汗渍渍的头发贴在脸上，不停地用手抹着眼皮，因为汗水从额头和眉毛上不停地往下滚，落进眼睛里。他在塞萨雷亚身边跪下时，我才发现他的鼻子和嘴唇还在流血。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在想，但什么也没说。我只是走了几步松弛下僵硬的四肢的麻木感（可是为什么会僵硬呢？）我望了望阿尔韦托的尸体和通向维拉维西奥萨的那条孤独的道路。我听见警察在不断地呻吟，乞求我们带他上医院。

我回过头时看见利马和贝拉诺正在说话，靠在那辆雪佛兰上。我听到贝拉诺说我们把一切都搞成一团糟了，我们找到塞萨雷亚完全是为了把她推向死亡。后来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直到有人拍了下肩膀，让我上车。英帕拉和雪佛兰驶出公路开进沙漠。天快黑之前，他们又停下来，我们下了车。天空上满是点点繁星，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听到贝拉诺和利马在说什么。我听到警察在呻吟，他快死了。后来我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只知道我闭上了眼睛。后来，贝拉诺叫上我，我们两个把阿尔韦托和警察的尸体搬进雪佛兰的后备箱里，把塞萨雷亚的尸体放在后座上。搬塞萨雷亚的身体好像花了我们一辈子的时间。后来我们钻进英帕拉里吸烟或者思索，直到清晨终于来临。

后来，贝拉诺和利马说大家最好能分开走。他们把基姆的英帕拉留给了我们。他们开走雪佛兰，带走那几具尸体。贝拉诺终于放声哭了：一桩很公平的买卖，他说。你们现在想回墨西哥城吗？他问鲁佩。我不知道，鲁佩说。一切都乱套了，我很难过，贝拉诺说。我想他是说给我听的，不是对鲁佩。不过，现在我们要试着弥补，利马说。他也笑了。我问他们准备把塞萨雷亚怎么办。贝拉诺耸了下肩膀。他说，除了把她与阿尔韦托和警察埋在一起，别无选择。除非我们想要在监狱里待段时间，别，别，鲁佩说。你知道我们不想，我说。我们拥抱在一起，鲁佩和我钻进英帕拉。我看见利马想坐到雪佛兰的驾驶员那一侧去，但贝拉诺拦住他。我看他们商量了会儿。后来我看见利马坐到乘客座上，贝拉诺握住方向盘。很长时间没有动静。两部小车停在沙漠中间。你能开回公路吗，加西亚·马德罗？贝拉诺问。当然可以，我说。接着我看见雪佛兰启动了，有些犹豫，两部小车一起颠簸着穿过沙漠。后来我们就分开了。我改变方向去寻找回路，贝拉诺向西折去。

2月2日

我不知道今天是2号还是3号。也许已经4号了，甚至5号、6号了。但对我来说是几号都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哀歌。

2月3日

鲁佩对我说，我们是墨西哥仅剩的最后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我躺在地板上抽着烟，望着她。让我歇会儿，我说。

2月4日

有时我会胡思乱想，我想像贝拉诺和利马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沙漠中间挖出一个坑。然后，等天黑下来后，我想像他们便离去，消失在埃莫西约，把雪佛兰随便放在某条街上。我只能想这么远了。我知道他们计划乘巴士返回墨西哥城。我知道他们还想在那里见到我们。可是我和鲁佩都不想回去。在墨西哥城见，他们说。在墨西哥见，两部小车在沙漠上分路前我这样说。他们给我们留了一半钱。后来，只剩下我们时，我又把一半钱给了鲁佩。以防万一。昨晚我们回到维拉维西奥萨，在塞萨雷亚的家里过了夜。我找到了那些笔记本。它们的样子很普通，就放在我第一次来时睡着的那个房间。屋里没有电。今天我们在酒吧吃的早餐。人们望着我们一语不发。鲁佩说，我们可以待在这里，愿意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

2月5日

昨天晚上我梦见贝拉诺和利马把阿尔韦托的那辆雪佛兰扔在巴希亚基诺的一个海滩上，然后向大海走去，横渡到加利福尼亚。我问他们为什么去那里，他们说为了逃命，然后就消失在一个巨浪后面。我把这个梦给鲁佩讲了，她说太傻了，我不应该担心，利马和贝拉诺可能都挺好的。下午，我们又去另一家酒吧吃饭。又是同样的一群人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提到我们为什么住在塞萨雷亚的屋子里。好像没有人在乎我们在小镇上出没。

2月6日

有时我觉得那场拼杀就像一场梦。我看见塞萨雷亚又回来了，好像百年沉船上再次传来汽笛声。我又一次看到她扑在警察和乌里塞斯·利马身上。我看见她胸部中了一颗子弹。最后我看见她朝警察开了枪或者最后一颗子弹打偏了。我看见她死了，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分量。后来我又浮想联翩了。我想到塞萨雷亚也许跟警察的死毫无关系。然后又想起贝拉诺和利马，一个人在为三个人挖坟墓，另一个人右胳膊上绑着绷带看着干活。我又想像是利马打伤了警察，塞萨雷亚扑过来时警察一时失措，利马看到了机会夺过枪对准警察的腹部。有时，出于好奇，我又试图想像阿尔韦托死的经过，但却勾画不出来。我希望他们把枪也一同埋葬了。不妨把他们的枪埋在沙漠的另一个坑里。无论如何处理，我都希望他们能扔了那两把枪！我记得在把阿尔韦托往后备箱里抬的时候，我检查了他的衣兜。我想找到那把他用来测量自己那家伙的刀。没有找到。有时，出于好玩，我又想想基姆和他的英帕拉，想想这部车他恐怕永远见不到了。有时我会因此哑然失笑。有时又觉得并不好笑。

2月7日

这里的食品很便宜。可是这儿没活儿干。

2月8日

我读了塞萨雷亚的笔记本。我找到这些笔记本后心想迟早要把它们寄到墨西哥城，寄给利马或贝拉诺。现在我不想寄了。这样做毫无意义。索诺拉的每个警察肯定都在追捕我的朋友们。

2月9日

回到英帕拉，回到沙漠吧。我在这个小镇上感到很开心。离开前，鲁佩说我们可以随时回到维拉维西奥萨。为什么？我问。因为这里的人已经接纳了我们。他们全是杀手，跟我们一样。我们不是杀手，我说。这儿的人们也不是杀手，不过是这么一说而已，鲁佩说。总有一天，警察会抓住贝拉诺和利马的，但他们永远不会发现我们。噢，鲁佩，我是多么爱你，可你错得太离谱了。

2月10日

库库佩，图阿佩，梅雷西奇克，奥波德佩。

2月11日

卡尔沃，绿洲，费里克思，埃尔库特罗，特林切拉斯，拉西纳格。

2月12日

巴姆里，皮提基托，卡沃尔卡，圣胡安，拉马拉维拉斯，拉斯卡伦图拉斯。

2月13日

窗外是什么？

一颗星星。

2月14日

窗外是什么？

一张纸。

2月15日

窗外是什么？

[1] 李维乌斯·安得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约公元前284—204），罗马史诗和戏剧的创始人。原是希腊奴隶，后为李维乌斯家成员所释放。

[2] 尼维乌斯（Gnaeus Naevius，约公元前270—200），拉丁史诗诗人、戏剧家，他是依据罗马历史或传奇人物及事件写历史剧的创始人。

[3] 加西亚·洛尔迦（García Lorca，1898—1936），20世纪最重要的西班牙诗人之一，“二七年代”诗人的代表。

译后记

据说罗贝托·波拉尼奥是继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略萨这一辈大师之后的拉美大师级作家。他的作品纷纷被翻译成英文，进入英美读者的视野。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听说我在翻译波拉尼奥的长篇《荒野侦探》后立刻拉我进入她的一个阅读群，这个群的人是专门研读波拉尼奥的另外一部长篇大作《2666》的，群员包括该书的编辑、评论家、作家和相关的爱好者。他们读得很辛苦，还不断讨论。该书可谓长篇巨制，英文版差点到1000页了。据豆瓣网上一篇文章介绍，2007年3月，第四届世界西班牙语大会在哥伦比亚召开期间，该国杂志《Semana》向81位西班牙、拉美文学专家，包括编辑、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记者，发出调查问卷，评出过去25年来一百部最佳西语小说，前四名依次是马尔克斯的《霍乱时代的爱情》，略萨的《山羊的盛宴》，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和《2666》。

《荒野侦探》的结构非常奇特，前124页为第一部分，是十七岁的少年诗人胡安·加西亚·马德罗的日记，从1975年11月2日写到12月31日，主要记叙马德罗与全书的两位核心人物——诗人贝拉诺和利马——以及围绕在他们发起的本能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四周活动的其他诗人的往来情况，他们少不了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部分以两个诗人从墨西哥城出发前往墨西哥北方沙漠地带寻找上个世纪初活跃的一个先锋派女诗人结束。第二部分是全书的核心，某个我们不明身份、也许是研究利马和贝拉诺发起的诗歌运动的人采访了跟这两个诗人相识、甚至只有一面之交、甚至是仇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各自目击或者耳闻的两个诗人的生活片段。极其庞杂、甚至无序的叙述既丰富了同时又模糊了两个诗人的形象。在嘈杂的私语和喧哗声中，复杂的人性矛盾，波澜壮阔但又落实到个人头上的拉美社会变迁的历史逐渐展现开来。 在这部分中，每个人说话的时间和地点都标注得非常具体，时间跨越1976年到1996年，长达20年。这里几乎出现了我们能想到和想不到的各种职业和阶层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遍布欧洲和拉美各个角落，足迹甚至到了以色列。第三部分忽然接上少年诗人马德罗的日记，从1976年1月1日开始，2月15日结束，主要情节是马德罗与两个比他年长的诗人外加一个小妓女在墨西哥北方沙漠寻找先锋派女诗人的经过，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女诗人，可惜大小诗人们却与四处寻找小妓女的皮条客遭遇，最后诗人们合力杀死了皮条客，在残忍的刀枪肉搏中，年迈的先锋派诗人却死去了。

不消说，翻译任何严肃作家的实验之作都是一件极其痛苦的工作。我所遭遇的痛苦不仅在于文字，还在于作家的率性，特别是精心而为的率性。波拉尼奥的野心是要原汁原味地复制生活中的细节，因此，他在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叙述中几乎采用了寻音原稿似的文字，纯粹的口语，有些地方细节得让你崩溃，得让你觉得他根本不把所谓的剪裁取舍章法放在眼里，有些地方又戛然而止。另外，他要让自己的人物泥沙俱下地说个痛痛快快，但骨子里却并不贪恋叙述的快感。他处理性素材的手法也绝不文艺化，几乎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你想让他多来点，他却偏不了。他是一个既铺天盖地又高度节制的作家。这个手不离烟、胡须遍脸、风格硬朗之人关心的是忠于实生活，不靠形容词吃饭。可惜几种毫无节制的不良嗜好摧毁了他的健康，在他厌倦了浪迹天下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后，波拉尼奥在辞别这个世界之前给世人贡献出大量别具一格的作品。

翻译结束了，我当然是惶惶然（形容词），觉得难以尽传原作的风貌。惶然中我要衷心感谢李恒嘉，因为我还给她留下了自己解决不了的很多古怪的名词和说法。另外还要感谢邵艳美，她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我。

杨向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野侦探/（智）波拉尼奥（Bolano, R.）著；杨向

荣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169-1

I.①荒… II.①波… ②杨… III.①长篇小说－智

利－现代 IV.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3115号

策划编辑 李恒嘉

责任编辑 李恒嘉　王　玲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荒野侦探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杨向荣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980毫米 1/16

印 张 38

插 页 2

字 数 492,000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1169-1/I·1081

定 价 59.00元

Los Detectives Salvajes by Roberto Bolan~o

Copyright . Heirs of Roberto Bolan~o, 1998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ugement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ALL RIGHTS RESERVED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Last Evenings on Earth

Roberto Bolaйo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赵德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录

圣西尼

亨利·西蒙·勒普兰斯

恩里克·马丁

一件文学奇事

通话

毛毛虫

安妮·穆尔的生平

“小眼”席尔瓦

戈麦斯帕拉西奥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1978年的几天

在法国和比利时闲逛

牙科医生

邀舞卡

版权信息

圣西尼

我与圣西尼友谊发展的方式，毫无疑问，非同寻常。那时，我二十几岁，穷得赛过老鼠，住在赫罗纳郊外一间破房子里。那是我姐姐和姐夫去墨西哥之后给我留下的。那时，我刚刚丢了巴塞罗那一处营地守夜人的工作。这份工作让我养成了夜间不睡觉的毛病。差不多没朋友。惟一的活计就是写作和下午七点睡醒后开始的遛弯。下午七点是我身体产生类似时差反应的感觉，一种存在于不在、与周围环境保持距离、莫名脆弱的感觉。我拿夏天积蓄的钱维持生活。虽说不大花钱，可一过秋天积蓄越来越少了。也许这就是驱动我参加阿尔科伊 [1] 举办的全国文学征文比赛的原因吧。这种比赛是面向西班牙语作家的，无论国籍和家住何方。奖分三种：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起初本打算参加诗歌比赛。可是把最好的东西送出去跟野蛮人（或者阴险的人）角逐，我觉得有失身份。后来，我想参加散文赛，但是我收到比赛规则时发现文章必须谈到阿尔科伊、周围环境、历史、名人、对未来的展望。这超出了我的掌握范围。于是，决定参加短篇小说比赛，把我最佳作品（那是不多）一式三份投寄出去。然后坐等结果。

评奖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正在一个手工艺品集市（根本没人卖什么手工艺品）上当流动小贩。我获得第三名鼓励奖。阿尔科伊市政府及时地给了我一万比塞塔 [2] 。不久，我收到了获奖作品选集（不乏印刷错误），包括一等奖和六部入围奖作品。当然了，我的小说比一等奖好，这让我怒骂评委，心里想，说到底，这类事经常发生。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在这同一本书里发现了路易斯·安东尼奥·圣西尼——阿根廷作家，获得第二名鼓励奖，作品讲述的是叙述者前往农村，因为儿子在农村垂死挣扎，也许是讲述叙事者之所以去农村，是因为儿子死在城里了，没有说明白，可以肯定的是，在农村，一块平原上，确切地说是荒地上，叙事者的儿子在垂死挣扎，总之，这是一个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的故事，完全是圣西尼的叙事风格，从圣西尼叙事的广阔地理空间一下子缩小到只有棺材大小的体积。作品的质量超出一等奖作品，超出第一名鼓励奖，也超出第三名鼓励奖和第四、五、六名鼓励奖的作品。

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促使我向阿尔科伊市政府索要圣西尼的住址。此前，我读过圣西尼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及发表在拉美杂志上的几篇短篇小说。那部长篇小说属于可以口耳相传的作品。书名叫《乌加特》，说的是胡安·德·乌加特生平某个阶段的故事，此人是18世纪末拉普拉塔总督辖区 [3] 的行政官员。有些评论家，特别是西班牙评论家把《乌加特》说成是殖民时期的卡夫卡之类的人物；但是，这部作品逐渐造就出来自己的读者群。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在阿尔科伊市政府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里发现了圣西尼。这时的《乌加特》已经在美洲和西班牙各个角落拥有了人数不多，但态度热情的读者，他们之间几乎都是朋友或者无端敌对的仇人。当然了，圣西尼在阿根廷或者在现在已经倒闭的西班牙出版社出过其他一些著作；圣西尼属于在科塔萨尔、比奥伊、萨瓦托、穆希卡·莱伊内斯之后，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间的一代作家，他最著名的代表作（至少在那个时候，至少对我来说）是《阿罗多·贡提》，此人在魏地拉 [4] 及其帮凶的独裁政权设立的特别集中营里失踪了。这一代人（也许用“一代人”有些过分）所剩无几，但不乏闪光之处，或口不乏才华；他们追随罗贝托·阿尔特，他们是记者、教师、翻译工作者，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宣告未来的打算，宣告的态度都有些悲凉和怀疑，到了最后他们都一一被这样的情绪所淹没。

我喜欢他们。早年间，我曾经读过阿维拉多·卡斯蒂略的剧作，鲁道夫·沃尔什（也像贡提一样被独裁政权杀害了）的短篇小说集、丹尼尔·莫亚诺的短篇小说集，是片断的、零零碎碎的阅读，是从阿根廷、墨西哥、古巴的杂志上看到的，是从墨西哥城的旧书店里找到的：盗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作品集，可能是本世纪西班牙语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由他们形成的文学一代，而不是博尔赫斯或者科塔萨尔那一代人的文学，后来出现的曼努埃尔·普伊格和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很快把他们那一代人甩在后面去了。但是他们那一代人为读者奉献出了聪明而坚实的力作，作品中有密谋策划的故事，也有欢乐的情绪。不用多说，我最喜欢的是圣西尼的作品，还有就是我以容易冒犯别人和又讨别人喜欢的方式参加了一次省级文学征文比赛的经历，促使我跟圣西尼建立了联系，向他表示敬意，告诉他我喜欢他到了何等程度。

后来，阿尔科伊市政府很快给我寄来了圣西尼的住址——他住在马德里——一天夜里，我吃过晚饭（也许是吃点心），给圣西尼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到了《乌加特》，谈到了我在杂志上看到的他写的短篇小说，谈到了我自己，我在赫罗纳郊外的破屋，谈到了文学征文比赛（嘲笑一等奖作品），谈到了智利和阿根廷的政治形势（两国独裁政权依然稳定），谈到了鲁道夫·沃尔什的几部短篇小说（在喜欢圣西尼的同时，我也喜欢沃尔什），谈到了在西班牙以及普遍的生活状况。出乎预料，刚刚过了一周，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一开头，他感谢我给他写信，接着说他也收到了阿尔科伊市政府寄的获奖作品集。但是，与我不同，他还没时间（后来，情绪比较平静之后再说到这个话题时，他说没有“足够的劲头”）翻阅一等奖和鼓励奖的作品。可是，他就在这几天里阅读了我的小说，认为是佳作，“上乘之作”，他说，“我要保存这封信”；同时，他希望我坚持下去（不是起初我理解的坚持写作，而是坚持参加征文比赛）；他保证他也要坚持下去。接着，他问我眼下有没有什么比赛，委托我一旦有什么消息就通知他一下。作为交换，他给我寄来了两个短篇小说大赛的参赛条件，一个在普拉森西亚，一个在埃希哈 [5] ；一个奖励两万五比塞塔，另一个奖励三万。后来，我从马德里的报刊上弄到了评奖规则：只要一桩罪行或者一个奇迹就行了。这两个评奖的要求都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罗西尼的信结尾处热情洋溢，好像我和他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尽管比赛除去艰苦和无意义之外，还没有尽头。他写道：“振作精神！工作吧！”

我记得当时我心里的想法是：这封信真奇怪啊！我记得又重新阅读了几章《乌加特》。那几天，赫罗纳各个电影院前的广场上，出现一些流动书贩，他们把书陈列在广场四周，大部分是滞销的存货，不久前倒闭的出版社的剩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书，爱情小说，牛仔小说，明信片集。我在一个摊位上发现了一本圣西尼的短篇小说集，立刻买了下来。书像是新的——真是新书，是出版社降价处理给专门收这类书的流动书贩，因为书店和经销商已经不愿意冒险了。那一星期，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圣西尼周。有时再看看他那封信（读了一百遍了），有时翻翻《乌加特》，如果想看看故事情节，就看看他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虽然题材、情节各异，但通常都在这样的舞台上展开：农村、潘帕斯草原，就是早年间说的“马背汉子的故事”。《乌加特》里的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是一种神经外科医生必须有的审慎态度；短篇小说里，一切都是热烈的，是非常缓慢地离开读者的风景（有时带领读者一道远去），是勇士以及四处漂泊的人物。

我没赶上普拉森西亚的比赛，赶上了埃希哈的。我一把稿子（我的笔名是埃罗伊西奥·阿克埃尔）送到邮局，就明白了：如果傻等结果，事情只能越来越糟糕。于是决定再寻找别的比赛，顺便完成圣西尼交办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只要进城去赫罗纳，就忙着搜寻过期报刊上的消息：有些报纸上，社会新闻旁边有个栏目，另外一些报纸设置在社会事件和体育版面之间，最严肃的报纸设在天气预报与讣告之间的位置上，没有一个栏目是在文化版上的。于是，我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杂志上发现：位于奖学金通告、文化交流项目、招工信息、研究生课程的夹缝里，有文学比赛的通告栏目：大部分要求是加泰罗尼亚地区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作品，少部分例外。很快，我有三项比赛在考虑之中，是我和圣西尼都可以参加的。为此，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像之前一样，回信很快就来了。圣西尼的信很短。他回答了我的几个问题，多数与我刚刚买的那本短篇小说集有关系，还附带寄上了另外三个短篇小说比赛规则的复印件，其中一个是由国家铁路部门资助的，头等奖和十名入围奖是每人五万比塞塔，原文上说：不做自我介绍的人不能获奖，请好自为之。我回信说，眼下没有这么多短篇小说参赛（同时参加六个比赛）；然而，我打算碰碰别的话题，信的内容跑题了，我说起了旅行、失恋、沃尔什、贡提、弗朗西斯科·乌龙多，我向他打听赫尔曼（他肯定认识赫尔曼），简短地讲了一下我的人生经历，只要一跟阿根廷人说话，总要掺入探戈和迷宫，很多智利人往往如此。

圣西尼的复信准时而内容丰富，至少在创作和文学比赛方面如此。他在一张对折纸上两面都写，但只写一小块地方，展示关于省级文学奖的通常策略。他说，这是经验之谈。信的开头说，他敬奉这些文学奖（我始终不明白这“敬奉”二字出于什么，是认真的，还是玩笑？），奖金可以聊解无米之炊嘛。谈到赞助单位时（市政府和储蓄所），他说那是“相信文学的好人”，或者是些“纯粹但有点勉强的读者”。反之，对于那些“好人”的报道、对那些可以预料到（或者并非十分预料到）消费那些看不见的图书的读者报道，他不抱任何幻想。他坚持要我尽可能多参加有奖比赛，但是建议我：如果用一篇作品同时参加三个比赛（评奖日期恰好在同一时间）的话，安全起见，要变换参赛作品的名称。他以自己的小说《黎明时分》为例加以解释（这篇小说我没读过），他曾经把《黎明时分》用试验的方式投寄到几个文学比赛，如同用来做新疫苗试验反应的小白鼠一样。《黎明时分》在第一个比赛里（给钱最多），就叫《黎明时分》；在第二个比赛里，改名叫《高乔人 [6] 》；在第三个里，改名叫《在另外一个潘帕草原上》；在最后一个比赛里，改名叫《无悔》。在第二个和最后一个比赛里，都获奖了。用两次的奖金，他支付了一个半月的房租，马德里的房租高人云端。当然了，没人知道《高乔人》和《无悔》是同一部作品，只是改了名字而已，但是被同一拨评委发现的危险总是存在的。评奖在西班牙是由一群从前晚会上获过奖的作家或者二流诗人始终不渝从事的事业。圣西尼在信上说，文坛除去荒唐可笑之外，还是可怕的。又说：即使连续遇到同一拨评委也算不上什么危险，因为这些评委们通常不看交上来的作品，或者翻翻表面上的几页，或者看到一半。他说，另外，谁知道《高乔人》和《无悔》是不是同一个故事呢，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标题。故事相似，甚至非常相似，可是名字不同啊。他在信的末尾强调说，最理想的是干点别的事情，比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和写作，对此，没有太多疑问，但现实就是现实啊，你总得挣碗菜豆吃吧（不知道在阿根廷是不是叫菜豆，在智利叫四季豆），眼下，出路就在于此啊。他说，这就好像在西班牙地理上散步。我马上要满六十岁了，可自我感觉像是二十五岁，这就是他在信的末尾或者是附言处的断言。起初，我觉得这番话像是非常悲伤的声明，但是等我读到第二或第三遍的时候，方才明白：他似乎是在问我：小子，你几岁啊？我记得，我立刻做了回答。我告诉他：我二十八岁，比他大三岁。那天早晨我好像恢复了（如果不能说幸福感）精力，好像被注入了一股活力，使得我的幽默感和记忆都复苏了。

我没像圣西尼建议的那样参加短篇小说评奖。但是，参加了我和他发现的最近那几次比赛。我一个奖也没拿到。圣西尼在堂贝尼托和埃西卡两地的比赛中再次一稿两投，原先的题目是《马刀》，到了埃西卡改名叫《双剑》；到了堂贝尼托，改名叫《利刃》。在铁路公司赞助的比赛里，他获得了鼓励奖，不仅给奖金，还给一张免费火车票，一年内可在全国铁路系统里乘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他住在马德里一处公寓里，有老婆和独生女——十七岁，名叫米兰达。另外与前妻生有一子——不知在拉美的什么地方，或者这是他的猜想，名叫格雷戈里奥，三十五岁，是记者。有时，圣西尼给我讲讲他为了寻找儿子的下落在人权组织或者欧盟的人道主义机构活动的情况。在讲述这些情况的信中，口气是沉重而单调的，好像圣西尼借助书写官僚机构中的迷宫来驱赶心中的幽灵。有一次他告诉我，格雷戈里奥五岁时就不跟他一起生活了。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想到了五岁的格雷戈里奥，想到了圣西尼在一家报社的编辑部里写作的样子，一切都难以避免了。我还想到了格雷戈里奥这个名字的问题，不知为什么我得出的结论是：格雷戈里奥这个名字是在不自觉地纪念格里高利·萨姆沙 [7] 。这个想法，我从来没对圣西尼说过。但是，一说到米兰达·圣西尼立刻就高兴起来：米兰达年轻，野心勃勃，要吞下全世界，有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另外，他说，米兰达美丽又善良。他说，这像格雷戈里奥，区别只是她是女孩（废话），还有不必经受我大儿子身上发生的事情。

后来，圣西尼的信越来越长了。他住在马德里一个乏味的居民区里，公寓有两间卧室，客厅兼餐室，厨房和卫生间。一听说我的住房面积比他大，我吃了一惊，觉得不合理。夜里，圣西尼在餐室写作，“因为夫人和女儿已经入睡”，加之，他抽烟很凶。他的收入来自不定期的编辑工作（我估计是修改译文）以及参加各个省级文学比赛。由于出了很多书，时不时地会有汇款寄来。但是，绝大多数出版社常常忘记支付稿酬，或者是倒闭后无力支付。惟一能给他继续挣钱的是《乌加特》，是由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买下的。不久，我明白了：他生活在贫困中，不是赤贫，而是中产阶级下层的贫困，那种不走运、过得去的中产阶级。他老婆（名字很怪，名叫卡尔梅拉·萨德赫曼）偶尔做些出版方面的工作，私人开设英语、法语和希伯来语的课程，但是不止一次不得不干清洁卫生的活计。女儿一心读书，因为念大学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了。我在一封信里问圣西尼：米兰达是否也搞文学？他在回信里说，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千万别搞文学了。我女儿打算学医。

一天晚上，我写信给他，向他要一张全家福。把信交到邮局后，我才意识到我是想认识米兰达。一周后，照片来了，拍照的地点大概是郊野公园，上面有一位老人、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姑娘：留着直发、瘦高、胸脯丰满。老人露出幸福的微笑，中年妇女在望着女儿的面庞，好像在说什么。米兰达表情严肃地看着摄影者，样子很感人，让我心动。同时，圣西尼还寄来了另外一张照片的复印件。上面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相貌特征明显：嘴唇薄，颧骨突出，天庭饱满，身材肯定高大、健壮，眼神自信地望着镜头（是照相馆里的作品），也许还有点不耐烦。他是格雷戈里奥·圣西尼，是失踪前的照片，二十二岁，比我年轻很多，可是成熟的神情让他显得年纪大一些。

照片和复印件有好长一段时间摆在我工作的案头上。有时，我呆呆地望着两张照片，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有时拿到卧室去，看着看着直到入睡为止。圣西尼也在信中跟我要照片。我没有新照片，就去火车站自动拍照亭照了一张，那个年月赫罗纳只有火车站有那么一处。但是，我不喜欢那些自拍的照片。样子很丑，很瘦，一头乱发。这样一来，寄照片的事就一再拖延下去，花在自动拍照亭的钱就越来越多了。最后信手挑了一张，装进信封里，又放入一张明信片，就寄出去了。复信姗姗来迟。这期间，我记得写了一首长诗，非常蹩脚，里面充满了呐喊和面孔，表面上各个不同，其实就是一个人的脸：米兰达。等到我终于辨认出是她的样子，就说：米兰达，是我，我是你父亲的笔友。她转过身跑了，去寻找她哥哥格雷戈里奥，寻找他在黑暗长廊里闪闪发光的眼睛，长廊里面有拉美恐怖的黑影在悄悄活动。

圣西尼的回信很长，很热情。他说，他和他老婆都觉得我让人有好感，跟他们想像的样子一样，也许有点瘦，但是，模样很好；他俩也很喜欢那张有赫罗纳大教堂的明信片，希望不久的将来，只要经济上稍微宽裕一点、家务事少一点，就来赫罗纳亲眼看看大教堂。信里的意思是，不仅来看我，而且要住在我家里。他顺便提出，如果我想去马德里，也可以住在他家。圣西尼在信中模仿70年代初在南美很有名气的连环画人物（一位高乔人）说：家穷，也不大干净。关于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什么也没说。对那些评奖活动也是只字未提。

一开始，我本打算把长诗给米兰达寄去。但是，犹豫再三之后，决定放弃这个打算。心里想，我一定要疯了，要是把长诗寄给米兰达·圣西尼就不会回信了，而且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没有寄出去。我用了一段时间给圣西尼寻找新的文学比赛。在一封信里，圣西尼告诉我：他担心绳子要断了。我错误地理解了他这番话，以为没有足够的文学比赛可以让他投稿了。

我一再邀请他们来赫罗纳。我说，他们可以住在我家里。我甚至用了几天的时间打扫卫生，擦擦洗洗，因为相信（毫无根据）他们一家随时会进门。我的理由是，圣西尼有那张铁路公司提供的通用票，只要再买两张票即可（一张给老婆，一张给女儿）我强调，加泰罗尼亚地区可以让游客看到许多美景。我说到了巴塞罗那、奥洛特、布拉瓦海岸以及可以肯定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圣西尼在长长的回信里说，感谢我的邀请，告诉我暂时不能离开马德里。他第一次把信写得意思模糊。但是，到了中间，又开始说起了文学比赛（我估计他又获奖了），鼓励我别泄气，继续参赛。写到这里，他又谈到了写作这个行业，谈起了职业。我的印象是，他这些话一部分是说给我听的，一部分是给他自己的备忘录。其余部分，如上所述，意思模糊。我感觉信的结尾处是说家里有人身体欠佳。

两三个月后，圣西尼写信告诉我，有一处最近刚被人发现的乱葬坑，其中一具尸体可能就是格雷戈里奥。圣西尼在信中不大言说痛苦，仅仅告诉我：某月、某日、某时，一群法医和人权组织成员发现了一个乱葬坑，里面有五十多具年轻人的尸体，等等。我第一次不想给他写信了。更想给他打电话，可是估计他没有电话，就算有，我也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于是写了一封短信。我说，真痛心，还大胆表示，他们也并没有肯定那就是格雷戈里奥。

后来，夏天到了。我开始在一家海岸旅馆干活了。那个夏天，马德里举办了许多讲座、短训班、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可是，圣西尼一次活动也没参加。就算他参加了什么活动，我看到的报纸上也没提到他。

到了八月底，我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告诉他，夏天结束后，我有可能去拜访他。仅此而已。等到我回到赫罗纳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中旬了，在门底下不多的信件中，发现了一封圣西尼的，日期是八月七日。这是一封告别信。他说要回阿根廷去了，说民主时期开始了，没人会拿他怎么样了；还说，再待在国外就没有必要了。另外，如果真的想知道格雷戈里奥的归宿，就只能回国。他说，老婆自然是跟他一道回去了，但是，米兰达留下。我立刻给他那惟一的住址去信。但是没有回信。

渐渐地我接受了这样的想法：圣西尼永远回阿根廷了，既然他不从阿根廷给我写信，就可以认为我俩的通信关系结束了。如今回想起来，我曾经有好长时间是在盼望他来信的。但是，圣西尼一直没给我写信。我安慰自己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节奏太快，是爆炸式的，没时间干别的事，能呼吸和眨眼就不错了。我再次给他在马德里的住址写信，盼望有人能把信转交给米兰达。但是，一个月过去了，邮局把信退回来了，说是“查无此人”。于是，我打消了再写信的念头，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忘记圣西尼了。但是，每当我去巴塞罗那的时候，会在旧书店里跑上整个下午，寻找圣西尼的著作，寻找那些知道书名但没有阅读过的作品。可是书店只有《乌加特》和在巴塞罗那出版的那部短篇小说集（那家出版社早就停止支付版税了），这差不多就是发给圣西尼和我的一个信号。

一两年后，我得知圣西尼已经去世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的。也许小是看报纸，而是有人告诉我的，但是，我不记得那个时候跟什么认识圣西尼的人说过话，因此有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他去世的讣告。那讣告很短：阿根廷作家路易斯·安东尼奥·圣西尼，一度流亡西班牙数年，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逝世。我估计消息的末尾还提到了《乌加特》。不知道为什么这消息没有让我很惊讶。不知为什么，圣西尼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死，我觉得合情合理。

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圣西尼和他老婆、女儿的照片以及格雷戈里奥那张照片的复印件与我的其他纪念品一道躺在一个纸箱里休息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烧掉这个纸箱），有人登门来拜访了。时间大约是夜里十二点了。我还醒着。但敲门声还是吓了我一跳。在我赫罗纳的熟人中（不多），除非发生了不寻常事件，绝对不会有人来家里找我的。开门一看，发现是一个女人：长发，身穿黑大衣。她是米兰达·圣西尼。自从她父亲给我寄来了照片，岁月依然没有改变她的模样。她身边站着一位男士：金发，高个子，长发，鹰钩鼻。她笑着对我说：我是米兰达·圣西尼。我说：我知道。我邀请二位进门。他俩是去意大利旅行的。从那里再过业得里业海去希腊。由于钱不多，就采取拦车搭乘的方式旅行。那天夜里，二人就睡在我家了。我给他俩做了点晚饭。男子名叫塞巴斯蒂安科恩，也出生在阿根廷，但从小就住在马德里。他帮助我做晚饭。米兰达则在屋子里转悠。科恩问我：你很早以前就认识她吗？我回答说：从前只见过照片。

晚饭后，我为他俩准备房间，告诉他俩随时可以上床睡觉。我也打算进卧室睡觉，但是我明白就算是能睡，可能也很困难。于是，我估计二人已经入睡后，就到一楼去看电视。我打开电视，音量调得很小，开始想圣西尼了。

片刻后，我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是米兰达。她也无法成眠。在我身边坐下后，跟我要香烟。起初，我俩谈他俩的旅行，谈赫罗纳（整个白天，二人一直在城里，我没问为什么这么晚才到我家来），谈他俩准备在意大利游玩的城市。后来，说起了她父亲和她哥哥。据米兰达说，格雷戈里奥之死一直没能让圣西尼的情绪恢复正常。他回国就是为了寻找儿子，可我们都知道他已经死了。我问她：你母亲也知道啦？米兰达说：人人都知道，就是他除外。我问她，圣西尼在阿根廷过得怎么样？米兰达说：跟这里一样，跟马德里一样，到处都一样。我说，可是在阿根廷大家喜欢他啊。米兰达说，跟这里一样。我从厨房里拿出一瓶白兰地，请她喝一杯。米兰达说：你哭了。我看着她。她转过脸去了。她问：你在写东西？我说：没有。我在看电视。米兰达说：我是说，我和塞巴斯蒂安敲门的时候，你是在写东西吗？我说：是的。她问：写小说？我答：不是。是诗。米兰达说：啊。我俩静静地喝酒，长时间地望着屏幕上的黑白画面。我问她：你告诉我，你父亲为什么要给格雷戈里奥起名叫格雷戈里奥呢？米兰达说：当然是因为卡夫卡了。我说：因为他的作品里有个格里高利·萨姆沙吗？米兰达说：当然了。我说：我早就猜到了。后来，米兰达大致给我说了说圣西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几个月的情形。

离开马德里的时候，圣西尼已经病了。他不顾几位免费为他治疗的阿根廷医生的反对（他们甚至为他在社保医疗的医院里弄到了住院床位），还是走了。重返布宜诺斯艾利斯，既痛苦又高兴。从到达阿根廷的第一周开始，他就忙于奔走调查格雷戈里奥的下落。他愿意回大学教书。但是，层层官僚手续，种种嫉恨、冤仇，都成为他回大学的障碍。他只好为两家出版社搞翻译。他老婆的情况相反，她找到了当教师的工作。到了最后，夫妻都依靠妻子一人的薪水生活了。圣西尼每周都给米兰达写信。据米兰达说，她父亲已经意识到了来日无多，甚至有时还似乎急于索性一次性用尽全部储备去迎接死神。至于格雷戈里奥的消息，没有一个能做结论。据几位法医说，格雷戈里奥的遗体可能就在那堆从乱葬坑里挖掘出来的遗骸中；但是，更可靠起见，应该做DNA检测。可是政府没钱，不想做这种测试，于是一天天拖延下来了。圣西尼还寻找一个姑娘——可能是格雷戈里奥的女朋友。但这姑娘也没露面。后来，病情恶化，只得住院了。米兰达说，他也不写东西了。对圣西尼来说，无论什么情况下，每天写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说，是的，他是这种人。接着我又问她：圣西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参加过什么文学比赛？米兰达瞅瞅我，笑了。当然了，你就是那个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人，他认识你也是在一次比赛里。我想，她之所以有我的地址，道理很简单，因为她有她父亲的全部地址，可是直到这时她方才意识到我是谁。我说：我就是那个参加比赛的人。米兰达又喝了一口白兰地，说她父亲有一年的时间，直说起我。我发现她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我说：我大概让他感到厌烦了吧。她说：哪里！没有半点厌烦的意思。他喜欢您的信，经常给我母亲和我朗读您的信。我不大有信心地说：但愿那些信能让你们开心。米兰达说：非常开心。我母亲甚至给你们起了一个名字。名字？、给谁起名字？米兰达说：给我父亲和你起了名字，叫你们是“枪手”或者“捞奖金的人”，我记不清楚了，要不就是“长发猎人”。我说：我想像得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但是，我认为真正捞奖金的人是你父亲，因为我只不过给他提供出信息而已。忽然间，米兰达严肃起来了，说道：对，他是个专业作家。我问：他获得过多少次奖？她神情恍惚地回答说：大约十五六次吧。她问：你呢？我说：眼下只有一次。只有阿尔科伊那次鼓励奖，就是认识你父亲的那一次。米兰达望着白兰地酒杯说道：知道吗？博尔赫斯给我父亲写过一次信，是寄到马德里的，赞扬他的一篇小说。我说：我不知道。科塔萨尔也写过关于我父亲的文章，穆希卡也写过。我说：因为他是个非常好的作家。米兰达：嘿，他妈的！说罢，她起身去了院子，好像我说了什么让她生气的话。我稍稍等了片刻，拿起白兰地瓶子，跟着她到了院子里。米兰达靠在墙头上，望着赫罗纳的万家灯火。她说：从这里望去，视野开阔。我为她斟满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我俩静静地望着月光下的城市。突然，我意识到我俩已经和好了，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我俩早就和睦相处了，从今以后，事情会令人难以察觉地开始发生变化。仿佛世界真的动起来了。我问她多大岁数，她说：二十二岁。我说，我应该有三十多岁了。甚至连我的声音听起来都有些怪异。

[1] 西班牙瓦伦西亚自治区的城市。——中译注，下同

[2] 西班牙在2002年以前使用的货币。

[3] 拉普拉塔总督辖区( Virreinato del Rio de la Plata)是西班牙于1776年在南美洲建立的总督辖区，包括今天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

[4] 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 Rafael Videla，1925—），阿根廷前总统，于1976-1981年统治阿根廷，被认为通过严酷手段制造白色恐怖。

[5] 均为西班牙中等城市。

[6] 高乔人( Gaucho)，居住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一带草原上的人，一般为混血种，大多从事牧业或过流浪生活。

[7] 格里高利·萨姆沙( Gregor Samsa)，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主人公名字。

亨利·西蒙·勒普兰斯

这个故事发生在不久前的法国，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不久。主人公名叫勒普兰斯，这个名字不知为什么很适合他，尽管他根本不是什么“王子” [1] （那种日渐没落的中产阶级，缺钱，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群体面的朋友），他是作家。

当然了，他是个失败的作家，就是说，依靠巴黎黄色小报苟活，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一些诗（蹩脚诗人认为蹩脚的诗；优秀诗人根本不看的诗）和短篇小说。各个出版社——或者说读者群，那些讨厌的下等人——他不明白为什么，居然会厌恶他。他的书稿总是被否定。他已到中年，独身，已经习惯了挫折。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讲究淡泊。带着骄傲和挑战的意味阅读司汤达的作品。看一些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但是心怀厌恶（或者嫉妒），打心眼儿里厌恶。读阿尔丰斯·都德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慰藉），出于忠于作者的父亲，也读令人遗憾的莱昂·都德的作品（散文不错）。

1940年法国投降后，原来百花齐放、四分五裂的各派作家，风暴后，组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主张抵抗派（又分为少数积极抵抗派和多数消极抵抗派，还有抵抗派的同情分子，还有那些通过失职、危险行动、越权、公道、礼貌等手段进行抵抗的人）和主张合作派，又分为许许多多小派别——都是在七宗罪的重力影响下组成的。在许多人看来，政治报复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学报复。主张合作的通敌分子控制了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勒普兰斯（表面上不参加任何一派，或者自以为不参加任何一派）忽然明白了自己的领土（自己的祖国）是属于笔杆子们的，属于怨天尤人派，属于下等作家们的。

过了一段时间后，通敌分子们企图把他拉过来，天经地义地把他看成是同类。他们对他不仅友好，而且慷概大方。他工作的报社的新社长约见他，给他解释报纸根据新欧洲政治格局制定的新策略，许他一个更好的职位，还有金钱，名望，以及起码的，但是勒普兰斯从未见过的报酬。

那天上午，他终于明白了几件事。此前，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文坛的金字塔处于如此低下的位置。此前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如此重要。经过一宿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拒绝了社长的邀请。

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考验呢。勒普兰斯打算生活和工作一切如常，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但是，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试着写东西，但什么也写不出来。试着重读他心爱的作品，可是书页好像变成了白纸，或者字里行间时时发出神秘的信号。试着读书，但无法聚精会神，无法学习，无法享受阅读的快感。噩梦折磨着他，有时自言自语而不知晓，只要能走，他就沿着非常熟悉的小区街道长时间地漫步，让他吃惊的是，小区依然如故，它们拒绝德军占领和政权更迭。不久，他与抵抗派人士建立了联系，认识了收听BBC广播并且相信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人们。

一开始，他参加和出现在有抵抗活动的地方只有很少几次。他那副谨慎和平静的样子（对于他这个样子，人们的看法不一）常常不被人们察觉。但是，那些抵抗运动的负责人（虽然担着抵抗运动的责任，但仍旧属于作家协会）不久就注意到他，信任他了。这种信任可能与准备去冒险的人少有关系。不管怎么说吧，勒普兰斯进入了抵抗组织内部，他活动的能力和冷静的气质很快就能去完成越来越棘手的任务（实际上，就是一些小小的活动和不十分重要的冲突，当然对于作家协会来说是个例外）。

对于作家们来说，勒普兰斯确实是个谜团和意外。那些在法国投降前有些知名度的人们，那时根本不把勒普兰斯放在眼里，如今常常在各个地方见到他，更为糟糕的是，为了得到勒普兰斯的掩护和完成逃跑计划，还要服从勒普兰斯的指挥。勒普兰斯仿佛来自净界的圣人，出手帮助这些作家，拿出拥有的一切（数量不多）供作家支配，表现得处处合作，积极努力。作家们跟他聊天。谈话的时间是夜里，地点在房间里或者漆黑的过道上，始终是低声交谈。有人建议他写小说、诗歌、散文。勒普兰斯告诉他们：早在1933年他就写作了。作家们希望了解（等待出逃的黑夜漫长而令人心焦，有些人就是想说说话而已）他的作品发表在什么地方。勒普兰斯提了几个糟糕的报刊的名字。仅仅这些名字就让听者感到恶心或者难过。他与这些作家的见面常在黎明时分结束。他把作家送到一个安全住处。作家们说几句感谢的话，握握手，或者迅速拥抱一下，就分手了。那些感谢的话是由衷的。但是，分手后，作家们都想离开勒普兰斯，把他忘掉，好像他是一场噩梦，尽管令人不快，但很容易忘记。

勒普兰斯的在场令人产生一种难以言说、无法界定的反感。虽然他们知道他是来帮助他们的，但骨子里还是百分之百地不肯接受他。也许他们意识到勒普兰斯在那些下流报刊界的炼狱里煎熬了好多年，知道无论人还是动物都无法得救，或者只有那些强壮、有智慧和优秀的人们才能逃脱出来。

当然了，勒普兰斯不具备以上任何一种优点。他不是法西斯分子，也没人过党，不属于任何作家协会。也许这些作家把他看成是“暴发户”，看成是倒过来的投机分子（因为正常的投机分子应该是告密，谩骂抵抗分子，与警察一道参加刑讯拷打，一心一意卖主求荣，与通敌分子合作），突然发疯（作家和记者的常见病）就不知不觉地（好像一种传染病杆菌）站到了正确的一方来了。

比如，迪先生，朗格多克地区热情奔放的小说家，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他觉得勒普兰斯像皮影戏，没加更多评论。其余的人，个别人除外，都不知道勒普兰斯其人。很少有人说到勒普兰斯的形象，没人提及他写过什么作品。这位拯救过他们性命的作家写什么东西，大家懒得打听。

勒普兰斯我行我素，继续在那家报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猜疑）工作，继续写诗。他天天面临的危险越来越超出了为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劳作。他的勇敢往往到了鲁莽的地步。一天夜里，他护送一位受到盖世太保追捕的超现实主义诗人。后来，此人最后进了德国集中营并结束了生命（但不是勒普兰斯的过错）。这位诗人告别时连个“谢谢”都没说：在这位诗人眼里，勒普兰斯只不过做了一个同志该做的事，换作他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也会那么做，他不是同事（可怕的称谓），也不是同一行业的同类人。有个周末，勒普兰斯护送一位评论家到法国和西班牙边境附近的小村庄。这位评论家过去说过一些蔑视他某部作品的话语（也许说得对），但在这关键时刻根本不记得了，无论他的作品还是社会价值实在太渺小，太虚幻了。

有时，勒普兰斯以为自己的长相、文化教养、处世态度、读过的书，是被作家们排斥的罪魁祸首。他利用报社和地下工作的空闲时间，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创作了一首六百多行的诗，一心发掘二流诗人的神秘世界和备受折磨的心灵。长诗（吃了苦头，费了好大力气）写完后，他惊异地发现自己不是二流诗人。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会继续研究下去，可是勒普兰斯对自己缺乏好奇心，他把长诗给烧了。

1943年4月，他失业了。胡乱地活着，几个月来，不停地躲避警察的追捕、告密者的检举和贫困的煎熬。一天夜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躲进了一个年轻的女小说家住处藏身。勒普兰斯感到恐惧。女小说家失眠。为此，二人彻夜长淡。

天晓得勒普兰斯的哪根秘密神经醒了过来，那天夜里他把自己的全部挫折、全部梦想、全部雄心壮志统统倾诉出来了。女小说家像一个法国女人能做的那样，经常出入文学圈的活动，她认出了勒普兰斯，或者自以为认出了他。最近几个月来，她见到他的次数有几百次之多，他总是躲在某位知名，但有危险的作家身后，总是站在某位卷入抵抗运动的戏剧家住宅的前厅，总是扮演外勤人员、秘书、侍仆的角色。女小说家说：您是我那时惟一不认识的人；我那时在想：您在那些人家里做什么呢？她又说：您像是不显眼的人，总是安安静静，总是听人支配。

女小说家的坦率让勒普兰斯高兴，他开始吐露心声。他说起了自己的作品。对方大大地吃了一惊。不可避免地二人谈到了勒普兰斯被边缘化的问题。几小时后，女小说家认为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她说得粗鲁，意思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脸上，说话的方式，眼神，让大多数男人产生排斥感。解决的办法是明摆着的：应该消失，应该秘密写作，应该让自己的作品不再出现自己的面孔。办法是如此地朴实无华，肯定有用。勒普兰斯惊讶地听着，点点头。他明白自己不会听从女小说家的劝告，有些吃惊，也许是有点生气，知道这是第一次有人听他倾诉并理解他。

次日，一辆由抵抗运动组织派来的车把勒普兰斯接走了。告别前，女小说家握握他的手，祝他好运。接着，亲亲他嘴唇，哭了。勒普兰斯什么也没弄明白，慌乱地嘟囔了一句感谢的话，走了。女小说家站在窗前望着他：勒普兰斯转进车子，没有回头看。这天上午的其余时间（勒普兰斯可能在某地以某种方式，也许是在他不寻常的作品想像着）女小说家在一门心思想念他，同他一道想像未来，对他说：我爱你，直到最后困倦压倒了她，就在沙发上进入了梦乡。

后来，二人再也没有见面。

勒普兰斯谦卑而令人反感地活到了战后。1946年隐居到皮卡迪区某个小村庄去当老师。他为一些报纸和文学杂志写稿的数量不多，但是经常会写。勒普兰斯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蹩脚作家的身份，但是也明白和接受了好作家需要蹩脚作家的道理，哪怕后者仅仅是读者和追随者。他还明白自己在营救（或者帮助）某些好作家时就全凭自己的力量赢得了胡乱写稿和出错的权利。他还赢得了在两三家杂志发表文章的权利。当然啦，有时候，他也打算再见见那位女小说家，打听打听她的情况。但是，等他再去女小说家那里时，发现住户已经换了，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勒普兰斯当然还在寻找她，但那已是另外的故事了。实际情况是，他再也没有见到她。

他见到的是那些巴黎作家。不是像他心里希望的那样见过很多面，但是见到他们了，有时还跟他们说说话，他们知道（模模糊糊地知道）他是谁，甚至有人看过一两篇勒普兰斯的散文诗。对于某些作家来说，勒普兰斯的容貌、弱体质、惊人的光辉是个激励或者是个备忘录。

[1] 勒普兰斯( Leprince)，字面上有“王子”之义。

恩里克·马丁

献给恩里克·比拉-玛塔斯

诗人能忍耐一切。这等于说人能忍耐一切。但并非如此：人能忍耐的事不多。说的是真忍耐。反之，诗人可以忍耐一切。我们是凭借这样的信念成长起来的。这第一个议题是对的，但是会导致毁灭、疯狂、死亡。

我认识恩里克·马丁的时间是在我来到巴塞罗那后不久的几个月里。他和我同岁，也是1953年出生的，是诗人。他用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写作，效果基本一样，形式各异。他的西班牙语诗歌很尽心，很伤感，不少的时候，显得笨拙，缺乏独创性。他特别喜爱的西班牙语诗人是米盖尔·埃尔南德斯，是优秀诗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蹩脚诗人喜欢他。（我斗胆提出一个可能不大全面的答案：埃尔南德斯说痛苦，也是从说痛苦起家的。而那些蹩脚诗人如同实验室里的动物一样备受折磨，尤其是在漫长的青春期里。）反之，如果用加泰罗尼亚语写诗，马丁就说些日常现实的事情。惟一看他诗歌的是我们这些朋友们（实际上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他的西班牙语诗歌可能“也”只是我们这些朋友阅读；惟一的区别，至少在读者群上，西班牙语诗歌他发表在我猜测只有我们才翻阅的印数很少的刊物上，有时候，连我们都不看；而他用加泰罗尼亚语写的诗歌则是在酒吧里或者来我们家里做客时朗诵朗诵而已）。但是，恩里克·马丁的加泰罗尼亚语很糟糕——诗人没掌握好写诗的语言，写出来的诗歌怎么能好呢？我估计这个问题应该到青春期秘密的章节里去找。问题是恩里克·马丁连加泰罗尼亚语的基本语法概念都没有；真实情况是，无论用西班牙语还是加泰罗尼亚语，他的诗都写得不好。但我至今还激动地（与我的青春岁月不无关系）记得他几首诗歌。恩里克·马丁“愿意”当个诗人，为此投入了全部力量和毅力。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一种盲目、容易遭人非议的韧性，就像电影里那些蹩脚枪手一样地固执，他们如同苍蝇一样倒在英雄的枪弹下面，但是以自杀的方式坚持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后来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被戴上类似文坛圣人的桂冠——只有青年诗人和老妓女才会赏识。

那个时候，我二十五岁，心想：那些事情我早就干过了。恩里克·马丁不同，打算什么都干，准备用他的方式吞下全世界。第一步他要办杂志，或者办一份文学爱好者刊物，花掉了他的积蓄，他攒了一些钱，从十五岁开始就在港口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办公室干活。到了关键时刻，恩里克·马丁的朋友们（其中也有我的朋友）决定第一期里不放入我的诗歌。此事（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冲淡了我俩的友情。据恩里克说，错在另外一个智利人身上，他老早就认识那人，那人说一份西班牙文学爱好者刊物上，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两个智利人的作品，实在太多了。那些日子，我在葡萄牙呢，回来后就决定洗手不干了。无论刊物和我，还是我和刊物都没关系了。我不接受恩里克的解释，部分原因是懒，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我那被伤害的自尊心，于是不再管刊物的事了。

有一段时间，我俩不再见面。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我经常在老头盔酒吧里见到他们，一直都能简单明了地知道恩里克的最新动向。因此得知刊物（有预见性地取名为《白绳》，我敢保证这名字不是他想出来的）只出了一期，得知他打算把一出戏搬上新区的剧场；得知刚演完第一场就被人打跑了；得知他计划办另外的刊物。

一天夜里，他来我家了。胳膊底下夹着一包诗作，希望我能看看。我俩去海岸街一家餐厅吃晚饭。到了喝咖啡的时候，我看了几首诗歌。恩里克怀着得意又担心的心情等着听我的意见。我明白，假如我说坏，那就永远见不到他了，还要冒着彻夜辩论的危险。我说：觉得写得不错。没露出太多的热情，也小心不露出丁点批评。我甚至说了一句：其中有一首写得很好，有莱昂·费利佩的风格，是一首描写埃斯特雷马杜拉风景的怀乡诗（他从来没在那里生活过）。不晓得恩里克是否相信我的话。他知道那时我在阅读桑李内蒂 [1] 的作品，知道我在现代诗方面认同意大利式的观点（虽然是兼容并蓄的方式），因此我不可能喜欢他那些关于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诗歌。但他装出相信我的样子，装出很高兴我能阅读这些诗歌的样子。后来，他概括地谈起了那出了第一期就完蛋的刊物，于是，我意识到他不相信我的话，可是没有吭声。

这就是全部经过。我俩又继续聊了一会儿，谈谈桑奎内蒂和弗兰克·奥哈拉（我至今还喜欢这位作家，至于桑奎内蒂，我很久没阅读他的作品了），谈谈他打算办的新杂志（他没有请我写稿），后来，我俩在我家附近的地方道别。直到一两年后，我才又见到了他。

那个时候，我跟一位墨西哥女子同居。我和她的关系濒临结束，既威胁着我，威胁着她，又威胁着邻里，甚至威胁着敢于来拜访我俩的熟人。这些熟人得到通知后就不来我家了。那些日子，我俩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我俩很穷（那墨西哥女子虽说属于墨西哥城生活优裕的家庭，但是坚决不要家里的接济）。我俩吵架的特点很有荷马史诗的风格，真是乌云长期压顶。

等到恩里克·马丁再露面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他拿着一瓶葡萄酒和一瓶法国鹅肝酱一迈进门槛时，我就感觉他不想错过我生活重大危机之一的最后一场戏（其实我自我感觉良好；感觉不好的是我女友）。但是，等到他第一次邀请我俩去他家共进晚餐时，他希望我俩认识一下他的女朋友时，我方才明白恩里克·马丁无论多坏，前一次都不是来看戏的，而是让我看他的；如果从最好的方面估计，他好像是敬重我。我知道那一次我没看出来他来访的意义；知道自己一开始对他突然造访是不高兴的；知道我接待他的方式是（或者打算）冷嘲热讽、无所顾忌的，也可能仅仅就是无聊的。说真的，那段日子我跟任何人都不合群。这人人都知道，个个都躲着我。可是，恩里克愿意见我，而且，出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我女朋友很喜欢恩里克和他女友，因此我们一起连着吃了很多次晚饭，得有五次。

当然了，直到我俩恢复友好之前（“友好”这词太夸张），我俩看法一致的事情很少。第一件让我吃惊的是参观他的住所（此前与他分道扬镳时，他还与父母住在一起。后来得知他与另外三个朋友合租一套房子，那地方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没去过）。如今他住在希腊区的一个顶楼上，里面摆满了书、唱片、画册，房子宽大，可能就是有点昏暗，他女友以善变的情趣把房子装饰一番；但是，里面不乏某些令人好奇的细节——最近旅行带回来的物件（去了保加利亚、土耳其、以色列、埃及），有时这些物件超越了旅行者的纪念意义，是为了仿效什么。第二件让我吃惊的是：他已经不再写诗了。说这话的时候是在饭后，当着我的墨西哥女友和他的女友。但是，这话是说给我听的（我正在玩一把阿拉伯短剑，很大，两面有花纹，估计不实用）。我瞅瞅恩里克，他脸上有笑容，意思是说“我是成年人，懂得要享受艺术的话，无需做荒唐可笑的事情，用不着写诗和低三下四”。

我的墨西哥女友（纯粹是个喜欢添乱的人）对于他放弃写诗深表惋惜，要求他讲一讲杂志没发表我作品的故事，最后觉得恩里克为放弃写诗而辩护的理由是理智的，可以站得住脚；她还预言不久的将来恩里克会以焕发的力量重返文坛。恩里克的女友百分之九十九地赞成这个看法。这两个女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恩里克的女人更甚）似乎更坚决认为：恩里克投入到工作里去（前不久他升职了，这让他有时可以去卡塔赫纳和马拉加玩玩、逛逛，至于原因我懒得调查）、投入到收藏唱片、投入到收拾房子和车子，比把时间浪费在模仿莱昂·费利佩，或者说得好听点，学习桑奎内蒂的风格上，更有诗意。我不表示任何意见。恩里克直接了当地问我：想什么呢？（天哪，好像这对于西班牙抒情诗或者加泰罗尼亚抒情诗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回答说：无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他不信。

话题（那天夜里，或者是后来四顿晚餐中某一个间隙）转向了孩子。当然了：诗歌到孩子嘛。我记得（完完全全、清清楚楚记得）恩里克承认他希望有个儿子，有儿子、养儿子是他一字一字说出来的，而不是他女人，就是说，他愿意九个月怀孕，一朝分娩。我记得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惊呆了，两个女人满怀柔情地注视着他。我觉得看到了（正是让我惊呆的事）几年后、不幸的是不多几年后就会发生的事情。这种感觉一过，很快，几乎就是一个火花吧，我觉得恩里克这话就是突发奇想，根本用不着回答。当然了，他们都希望有孩子，我呢，不想要孩子。而如今，我是四人中惟一有孩子的。生活啊，不仅平庸，而且是难以说清楚的。

就是在那最后一次晚餐中，那时我和那墨西哥女友的关系即将破裂，恩里克跟我谈起了他合作的一家杂志。我想：好，对头。他立即纠正道：是他们合作的。换成了“他们”二字提醒我要注意呢。但是，我很快我就明白了：“他们”是指他和他女友。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和墨西哥女子达成一致意见，我俩立刻要求看看他说的杂志。结果是一本那时在报刊亭出售的一种杂志；里面的内容从飞碟到幽灵，从海魂到陌生的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前的文化到用科学方法难以解释的事件。杂志的名字叫《问与答》。我估计至今还有出售。我问（我俩都问）他俩在杂志社里具体做什么事情。恩里克（他女友在那次最后的晚餐中，几乎一言没发）解释说：周末他们前往发现飞碟的地方，采访那些见过飞碟的人们，查看飞碟经过的地方，寻找洞穴（那天夜里恩里克断言：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别的地方的大山里有空洞），钻进睡袋里守夜，身边准备了照相机；有时，他俩单独去，更多的时候是五六个人共同前往，露天的夜晚是愉快的。等到一切结束时，大家写报告，其中一部分用来发表（完整的报告交给谁呢？）在《问与答》上，还附有照片。

那天夜里，晚饭后，我看了一部分署名恩里克和他女友的文章。文笔很差，不灵活，充满伪科学的味道，“科学”一词出现了好几次，口气狂妄得令人难以忍受。他想知道我对文章的看法。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看法对他来说一文不值；我也第一次开诚布公，直言相告。我建议修改，告诉他：应该学一学写作，问他杂志社里有没有文字编辑。

走出他家后，我和墨西哥女子哈哈笑个不停。就在那个星期里，我和她分手了。她去了罗马。我在巴塞罗那又待了一年。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丝毫不知道恩里克的情况。说真的，我想我把他给忘了。那时，我住在赫罗纳一个村庄的外面，陪伴我的只有一条母狗、五只猫，几乎没见过任何一位老熟人，当然偶尔也有什么人在我家落脚，但是，没有超过两天一夜的。不管是谁来，总是谈谈巴塞罗那的朋友、墨西哥的朋友，据我的回忆，从来没人跟我说起过恩里克·马丁。我每天只进村一次，由母狗陪伴，去买食物，看看信箱，因为那里面常常有我姐姐从变化巨大、难以辨认的墨西哥城寄来的信件。其余的信件非常分散，是南美诗人写的，他们迷失在南美洲各地，我和他们的书信往来是不定期的，内容介于暴躁和痛苦之间，忠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些人的真实面貌——不再年轻，开始接受理想破灭的事实。

但是，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怪信。实际上不能说是信。在两页白卡纸上印着请柬，是巴塞罗那一家出版社在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首发式后举行的招待酒会，我没有出席；有人在请柬上画了一些草图，旁边写了一些如下的数字：

3860 + 429777 - 469993 ? + 51179

588904 + 966 – 39146 + 498207856

当然，这封信没有署名。显然，这位匿名信作者参加了我长篇小说的首发式。我当然不打算去破译这些数字：但显而易见的这是由八个字组成的一句话，作者应该是我的某位朋友。也许除去旁边的草图，内容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草图上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一座房子旁边有一棵树，一条分岔的河流，一座桥，一座大山或者小山，一个山洞。一侧有个原始的航海罗盘指示南北。路旁，与大山（我最后判定应是大山）和山洞相反的方向，一个箭头指向通往安普尔丹地区一座村庄的路。

那天夜里，我在做饭时，忽然明白了：这封信肯定是恩里克·马丁写的。我想像着他在出版社酒会上的样子：与我的一些朋友聊天（其中某人肯定给了他我邮箱的号码）；他严厉批评我的小说，手里端着一杯酒走过来走过去，跟大家打招呼，高声询问我是否出席酒会。我觉得他口气里有股蔑视的意味。我认为我是把那件遥远的事件、把我排斥在《白绳》之外一事联想起来了。

一周后，我又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还是那种白卡纸上的请柬（参加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首发式，他大概拿到了好几张），但是这封信上，我发现了几处变化。在我的名字下面有人事先抄录了一句米盖尔·埃尔南德斯的诗，内容说的是幸福与劳作。背面，在第一次的数字旁边，图画有了彻底的变化。起初，我以为没有什么意思，线条很乱，有的地方纯粹是线条和省略号、惊叹号、随意乱画或者添加的素描的交叉。后来，经过无数次的观察以及与前一封信的比较之后，我明白了其中的明显意思：新图是旧图的延续，新图画的是山洞。

我记得那时在想：我们已经不是开这种玩笑的年龄了。我记得，一天下午，我在报刊亭翻阅《问与答》杂志，但是没买。在撰稿人名单里，我没发现恩里克·马丁的名字。过了几天，我再次把他和他的信件给忘掉了。

我想大约过了几个月，三四个月吧。一天夜里，我听见有汽车停在我家附近的动静。我以为大概是什么人迷了路。于是，带着狗出去看看是谁。汽车停在一块欧洲黑莓地旁边，发动机还在运转，车灯亮着。在一会儿的工夫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从我所在的地方，看不见车里有几个人。但我不害怕。那只狗可是在汪汪乱叫，急不可耐地要扑上前去。这时，车灯熄灭了，发动机停了。车里只有一个人。他打开车门出来，口气亲热地问候我。原来是恩里克·马丁。现在想起来，我问候的口气比较冷淡。他开口就问是否收到了他的信。我说：收到了。没人拆信封吗？信封是不是严丝合缝？我一一做了肯定的回答，问他出什么事情了。他一边望着身后的村庄灯火以及山洞那边的采石场，说道：有问题啊。我说：走！进家吧！可他原地不动。他指指灯火和采石场那边的声音，问道：那是什么？我说是采石场，解释道：至少一年有一次，不知原因，要工作到过了半夜才成。恩里克说：真奇怪。我再次请他进家门。可是他没听见，或者装作没听见。他让狗嗅嗅之后，说道：我不想打搅你。我说：走吧！进去喝点什么。恩里克说：我不喝酒。又说：我参加了你小说的首发式，本以为你会到场的。我说：我没去。我本以为，现在恩里克可要批评我的作品了。他说：我希望你帮我藏点东西。这时，我才发觉他右手拿着一个包裹，是一包稿纸，我想，他又写诗了。他好像猜中了我的心思：“不是诗。”说着无助但勇敢地一笑，这样的笑容确实多年不见了，至少在他脸上没看到过。我问：里面是什么？“没什么。我的东西。不想让你看。只想让你保存。”我说：行啊。进去吧。“不了，不了，不想打搅你。再说也没时间了。我得马上离开。”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呢？恩里克说了一个我俩都认识的熟人，就是那个说第一期的《白绳》里有两个智利人就太多了的智利人。我说：这个混蛋怎么敢把我的住址随便给人呢？恩里克问：“你俩不是朋友吗？”我说：就算是吧。但是好久没见了。恩里克说：“那我很高兴他能把你的住址给我。很高兴见到你。”我本该说一句：我也很高兴。可是我没说。恩里克说：“好了。我走了。”就在这个时候，采石场方向传来了轰隆声，像是爆炸，这让他感到紧张。我连忙安慰他说：没事，没事。实际上我也是第一次在夜里这个钟点听见爆炸声。他说：“好啦。我走了。”我说：多加小心啊。他问：能拥抱一下吗？我说：当然可以。那只公狗不咬我吗？我说：是母狗，不会咬你的。

在两年的时间里（为生计而住在村外那座房子里），那包稿纸我始终没动，因为这是恩里克的委托，那包东西是用绳子加胶带捆好的，与旧杂志以及我的稿子（无需多说，那段时间大量增加）放在一起。关于恩里克的惟一消息来自《白绳》的那位智利人，有一次，我跟他谈起了《白绳》，谈起了那些年间的事情，他澄清了他在我的诗没有被刊登这件事中的作用。他断言说：没起任何作用。这事算是弄明白了，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毫无意义了。通过这位智利人，我得知恩里克在希腊区有家书店，就在几年前我和那墨西哥女友五次造访过的那所房子附近。通过这位智利人，我得知恩里克已经离婚，已经不与《问与答》合作了，他前妻跟他一道在书店干活。他告诉我，他们不住在一起了，就是朋友关系，恩里克给她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她失业了。我问：书店怎么样？智利人说：很好。他好像从那家年轻时就工作的公司拿到了一大笔补偿费。他说：他还住那个地方。书店里面有两间房，不很大。后来我得知两个房间面朝一个有阳光的院子，恩里克种了天竺葵、橡胶榕、勿忘我、白百合。书店有两扇门，到了晚上，拉下铁帘，上锁，此外还有一扇通向大楼走廊的小门。我不想问他地址，也不想问他恩里克是不是还写诗。不久，我收到有恩里克签名的长信，告诉我：他在马德里（我以为这封信是他在马德里写的呢，不敢肯定）参加了著名的世界科幻小说家大会。不对，他不写科幻小说（他用的是缩写SF）。他去那里的身份是《问与答》的特派记者。信的其余内容乱七八糟。他说起一位法国作家（我从来没听说过）断言：咱们都是外星人，恩里克说，就是说，地球上活着的人都是流亡者，是被放逐到地球上来的。后来，又说到这位法国作家得出如此可笑的结论走了怎样的道路。这个部分难以卒读。他还提到了“智力警察”，对“时间隧道”做了推测，文字混乱，就像他过去写的那种诗。信的结尾处是一句神秘兮兮的话：“智者得救。”最后是例行的问候和怀念。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我写信。

关于恩里克随后的消息，还是那位智利朋友提供的，十分偶然，平平常常，因为我去巴塞罗那的次数越来越多，一次在那里遇到了那位智利人，我俩就一起吃了午饭。

恩里克已经死了两个星期了。事情差不多是这样的：一天上午，他前妻（如今是店员了）来到书店门前，发现门是锁着的。这让她感到奇怪，但也不特别奇怪，因为恩里克有时会在里面睡着。为对付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她自己有一把钥匙。她先开了铁帘上的锁头，然后打开书店的玻璃门。接着，走到书店里面去，进了卧室，发现恩里克吊在卧室的房梁上了。看了此情此景，她差点吓死，但她克制住了，赶忙打电话报警，然后关闭店门，坐到人行道上边哭边等候（这是我猜测）。后来，第一辆警车来了。等她再回卧室时，没想到恩里克还在房梁上吊着呢。警察问了她一些问题。她发觉墙壁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数字，有的是用标签机画的，有的是用气雾剂罐喷上去的。他回忆说，警察们给那些数字（659983 + 779511 - 336922，一些难以理解的玩意儿）拍了照片，还给从高处用毫不尊重人的眼神看着大家的恩里克拍了照片。前妻兼店员认为：那些数字是积累的欠款数额。的确，恩里克是有外债，但不太多，还不至于因此有人追杀他，但的确有债务。警察问她：那些数字前一天是不是已经出现在墙壁上了？她说：没有。后来又说：不知道。后来又说：不会有的。她老早就不进那个房间了。

警察检查了几扇门。通向大楼走廊那扇门是从里面上了锁的。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能说明门是从外面强行撬开的。除去前妻兼店员的那串钥匙，惟一一串钥匙是在收银机旁边找到的。法官来到以后，警察把恩里克从房梁上放了下来，尸体运走了。解剖的结论是自杀，悬梁自尽在巴塞罗那发生在许多人身上。

在很多个夜晚，在安普尔丹那个村外孤独的房子里（后来我就离开了），我经常思考恩里克之死。我很难理解一个希望生儿育女，而且是自己分娩的男子，会那么不文雅地让前妻兼店员发现自己上吊的样子——是裸体吗？是穿好了衣裳？是睡衣？也许是吊在卧室中央摇来晃去的样子——对那些数字的猜测，我觉得可能性很大。我很容易想像出恩里克整夜从事密码研究的样子，他从书店八点关门开始，一直干到清晨四点。这可是自杀的好时间。当然，我也提出了一些可以说明他死亡的假设。第一个假设直接与最后那封信有关系：他的自杀好像是返回他故乡星球的车票。第二种假设从两个方面考虑有他杀的可能性。但这两个方面都过分夸张。我会想起我和他在我家对面最后那次见面的情形：他很紧张，好像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或者是在追捕他。

后来我去了巴塞罗那，我把我掌握的恩里克的情况与别的朋友进行核对。在他生前，没有人发觉他有什么特别的异常；他没把手画的草图和手稿交给过别人。而我发觉这里面有矛盾和疑问，正是他在《问与答》活动时候的事情。有人说恩里克很久以前就与《问与答》杂志没有任何联系了。有人说，他死之前一直为《问与答》定期撰稿。

一天下午，我在巴塞罗那办完几件事后，没别的事情了，就去了《问与答》编辑部。社长接待了我。我本来以为会遇到什么奸人，结果不是，社长像个卖保险的，样子与—切杂志社社长相同。我告诉他：恩里克死了。他不知道此事，吐出几句悲痛的话，等着我说下去。我问他：恩里克是不是经常给杂志撰稿。正如我所料，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提醒他说，不久前在马德里举行了世界科幻小说家大会，是否派人参加了？他同答说：没派人前往，他解释说，《问与答》不搞科幻小说，而是从事科研报道。他还说：他个人很喜欢科幻小说。我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那恩里克是自费参加大会的。社长说：应该是吧。至少不是为本社工作的。

就在大家还没有忘记恩里克之前，就在大家——他的朋友们——还在想念已经去世的恩里克之前，我弄到了他前妻兼店员的电话号码。我给她打了电话。她费了好大力气才记得是我。我说：我是阿图罗·贝拉诺，去过你家五次。那时我跟一个墨西哥女子住在一起。她说：啊，想起来了。接着，就沉默了。我以为电话出了什么毛病呢。但她还在。我说：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她说：恩里克参加了你的作品首发式。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她说：他想见见你。我说：我俩见面了。她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见你。我说：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她说：太晚了。我说：是太晚了。

我和她又谈了一会儿，我记得说到了她的不安和焦虑。后来，我的硬币用完了（我是从赫罗纳打过去的），电话断了。

几个月后，我出门了。那只狗跟我一道走。那儿只猫留在邻居家里了。出门前一天夜里，我打开了那包恩里克托付给我的书稿。我本以为可以找到数字和草图，那可能是可以说明他去世的信号。书稿有五十页，装订得很整齐。任何一页都没有数字和草图，主要是模仿米盖尔·埃尔南德斯写的诗，还有儿首是模仿莱昂·费利佩的，几首是模仿布拉斯·德·奥特洛的，几首是模仿加布里埃尔·塞拉亚的。那天夜里我不能成眠。如今轮到我迅速离去了。

[1] 爱德华多·桑奎内蒂（Edoardo Sanguineti，1930-2010），意大利诗人。

一件文学奇事

B写了一本书，嘲笑某些作家，确切地说，是嘲笑某些作家的原型。有个故事里涉及了A的形象。A与B同龄，不同的是A有知名度，有钱，有读者，有更大的抱负，是在这个领域里一个文人能拥有的抱负。B没名气，没钱，他的诗作发表在少数人看的杂志上。但是，B与A之间并非完全不同。二人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或者说都来自比较安逸的无产阶级家庭。二人同属左派，都有共同的求知欲，都缺乏系统教育。但是，A的一举成名赋予他作品一种虚假的神态。这让B（一位如饥似渴的读者）难以忍受。起初，A在报刊上，后来更多地在自己作品的字里行间，武断地发表一切关于生存、人类和神的看法，口气沉重得如同院士，心态如同那种争取高升、赢得别人尊敬的文学家；还站在新贵的宝塔上，抨击可能玷污那面如今审视自己和世界的镜子的一切。概括起来说，在B眼里，A已经变成了伪君子。

大家都说，B在写一本书，其中一章是嘲笑A的。这嘲笑没有血腥味（尤其是考虑到是在一本大书里的一章里）。B塑造了一个人物，名叫阿尔瓦罗·梅迪纳·梅纳，是位成功的作家。B借助梅纳的嘴巴说出对A的看法来。背景有所变换：A乱批色情文学，梅纳乱批暴力；A攻击当代艺术中的唯利是图，梅纳列出种种理由批判色情文学。梅纳的故事与别的故事相比并不突出，书中多数故事较好（就算写得不很好，组织结构不错）。B的书一出版——这是B首次在一家大出版社出书——就听到了评论。起初，他的书被人忽略了。但不久，国内一家大报上，A发表了一篇绝对是赞誉和热情的书评，一下子就吸引了别的评论家出来说话了，把B的作品变成了较为成功的畅销书。B当然有些坐卧不安了。至少是开头如此。后来，就像常常发生的事情那样，他觉得A夸奖他的书也正常（或者至少合乎逻辑）；这本书肯定在不止一个方面是出类拔萃的；就本质而言，A肯定不是一位坏评论家。

但是，两个月后，在一篇刊登在另外一家报纸（不像发表书评的那家报纸重要）的访谈中，A再次提到了B的作品，除去赞扬之外，还特别推荐此书是“一面没有被玷污的镜子”。但是，B从A的口气中发现字里行间有这样的信息，好像这位著名作家在说：“别以为你把我给骗了；我知道你给我画了像；我明白你在嘲笑我呢。”B想：他把我的书拾得高高的，然后摔得狠狠的。要不然夸奖这本书是为了没人能把他跟梅纳这个人物对号入座。要不然就是他什么也没意识到，我俩之间的作者一读者相遇就是幸会而已。他觉得所有上述任何可能性都是不祥的。B不相信什么幸会（就是说单纯幸运的见面），开始设法要亲自见见人。B内心知道A已经发现自己被描绘成了梅纳这个人物。至少B有充足的理由相信：A已经把书看完了，其阅读方式正是他希望的那样。那么，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提到他呢？为什么赞扬别人嘲笑你的东西呢？（现在B认为嘲笑得不仅有些过分，或许还有点不近情理了。）他说不清楚。惟一说得过去的就是A至今没发觉这是嘲笑，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因为A越来越愚蠢（B每天看A的文章，自从那篇赞扬性的书评后出现的A文章，他都读；有些上午，要是可能的话，他真想给A一拳，给A那张越来越温和、越来越充满神圣真理、充满了义愤的面孔一拳，仿佛A自以为是乌纳穆诺 [1] 金身再造或者类似的什么神圣）。

于是，B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A。但是，不成功。二人住在不同的城市罩。A经常外出旅行，不能保证一定在家。电话总是占线，或者是自动答录机接待呼叫。只要是答录机的声音一响，B连忙挂上话筒，因为他害怕这种玩意儿。

过了一段时间，B决定再也不找A了。B打算忘掉A，几乎就真的忘记了。他又写了一本书。书一出版，A第一个出来写书评。B想，他速度可真快啊，简直打破了任何一种读书纪录。新书是周四寄给评论家们的。周六，A的书评就发表了，至少有五页之多。另外，文章的内容表明：A做了深层阅读，追问情理，洞察力强，甚至对B本人都有启发，因为A看出了B此前忽略的方面。起初，B心怀感激之情和得意。后来，觉得可怕。突然意识到A不可能在出版社寄书给评论家之日和报纸发表他文章之间的一天里阅读他的新作：周四寄书，按照西班牙邮局的做法，即使在最快的情况下，也要下周一才能寄到。B想出来的第一种可能性是：A没读书就写了书评，但是他很快就否定这个想法。A肯定看了他的新书，读得很深入。第二种可能性比较说得通：A是直接从出版社拿到新书的。B给出版社打电话，与销售部女经理通话。女经理不记得有此事（但她看了书评，表示满意），答应调查。B几乎是跪下了（如果谁能把这个姿势通过电话传递出去），恳求女经理当天晚上给他回电话。由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不多，他就胡思乱想，而且越发离奇。晚上九点钟，女经理从家里打电话给他。其实，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在B的新书上市前儿天，A碰巧来过出版社，拿走了一本，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安安静静阅读和写书评。女经理这个消息让B恢复了平静。他本打算做晚饭，可是冰箱里空空如也。于是决定去外面吃饭。带上了那份有书评的报纸。起初，漫无目的地走在空空荡荡的街道上。后来，找到一家他从来没有去过的饭馆，门是开着的。他进去了。所有的餐桌都没人。他在一张靠近窗户但旁边有壁炉（大概是饭馆取暖用的）的角落坐下来。一个姑娘前来问他要点什么。B说要吃饭。姑娘很漂亮，留着长发，没有梳理，像是刚刚起床。B点了一个汤和一盘青菜炒肉。饭菜没来之前，他又看了一遍书评。心想：应该见见A。应该告诉他：我很后悔啊。他想：本来不想玩这个游戏。但是书评没有伤人之处：说的内容都是后来别的书评家要说的话，只是A写得更好些（B不高兴地，也许是无可奈何地想到：A很会写文章）。饭菜里有股土腥味、腐烂味、血腥味。饭馆里冷得深入骨髓。夜里，他胃痛。次日，尽量拖着身子到了医务所。接待他的女医生给他开了一些抗生素，嘱咐他一周内吃清淡食物。B不想出门，卧床休息，决定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说这个故事。一开始，他在犹豫：打给谁好呢？他想：要不要打电话给A ?给他说说怎么样？不行。即使是最佳的情况下，A会把一切说成足偶然，而且会立刻把他的故事推翻。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不予理睬。B最后决定：不给任何人打电话。很快他心里又冒出另外一种担心：某位匿名读者可能早就发觉了阿尔瓦罗·梅迪纳·梅纳就是A的写照。情况既然已经如此，那就太可怕了。他想，如果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在两个以上，那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了。可是，有能力发现阿尔瓦罗真实身份的潜在读者会是谁呢？从理论上说，他作品第一版三千五百册只能送到寥寥读者手中，他们是些A的铁杆读者，是些喜欢玩猜字谜的人，像他一样，早就听厌了千年末日的道义和道德说教。但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发现这个秘密，B又能做什么呢？他不知道。他考虑了几种可能性：从写一篇高度赞扬A下一部著作的书评开始，到写一本“小书”评论A的全部著作为止（包括那些该死的报刊文章）；从打电话和摊牌（什么牌呢？），到夜里登门拜访、把他堵在门厅到强迫他坦白交代为什么要死死纠缠他的作品，居心何在，这态度背后究竟要求什么补偿。

到了最后，B什么也没做。

他的新作获得评论界好评，但销量不佳。A对他寄予厚望，没人奇怪。实际上，A不写对西班牙文学（和政治）的评论时，对脱颖而出的新作家是相当宽宏大度的。过了一段时间后，B把整个事情给忘记了。可能由于在两家著名出版社出版了两本书而对未来充满想像，可能出于自己莫名的种种担心，可能出于多年来劳作又默默无闻的折磨，神经衰弱，所以忘却可以自我安慰。因此忘记了一切，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件事的确就只是记忆深处的区区小事了。但一天，有人邀请他参加在马德里举行的新文学座谈会。

B高高兴兴地前往。他另外一部作品要完成了，他想，此次座谈会可以为他的新书首发式铺路。当然了，旅费和住宿费都有人掏钱。B希望利用在马德里逗留的时间参观博物馆和放松放松。座谈会为期两天。B出席开幕式，第二天当观众。座谈会结束后，全体作家一起前往巴哈蒙特斯女伯爵家中做客。这位女伯爵是位女才子和各种文化活动的赞助人。她办了一本诗歌杂志，可能是首都范围内最好的诗歌刊物，还赞助成立了一项用她名字命名的文学奖。B在马德里没有熟人，就前往参加女伯爵府举行的闭幕式晚会。晚会前有晚宴——清淡可口的饭菜，有自家酿造的美酒。晚会一直持续到黎明时分。起初，参加晚会的人数没有超过十五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们都来了，其中不乏作家，但是也能看见电影导演、演员、画家、电视节目主持人、斗牛士。

在某个特定的时刻，B特别荣幸地被引见给了女伯爵，后者把B单独领到一个可以俯视花园的露台的角落里。女伯爵面带微笑，用下巴点点花园的凉亭（四周种植着香蕉、棕榈树、松树），说道：“有位朋友在下面等您呢。”B不解地望望女伯爵。心里想，女伯爵在早年间一定是个美人，但如今就是一团活动的骨肉罢了。B不敢问那位“朋友”的身份。点点头，答应马上下楼去，但是没有动弹。女伯爵也没动弹。刹那间，二人都没说话，面面相觑，好像从前见过（或者爱过或者恨过）。突然间有别人在找女伯爵。她去了。剩下B自己。他担心地看看楼下的花园和凉亭。过了一会儿，他看出来亭里有个人，或者说有个人影在里面晃动。心想，大概是A吧，很快又得出来合乎逻辑的结论：A可能带着枪吧。

起初，B想逃走。很快就明白了：他知道的惟一出口就在凉亭附近。为此，要想逃走，惟一的好办法就是藏在女伯爵府上的某个房间里（多得不计其数），等候天亮。B想，不过也可能不是A，也许是某位希望认识我的杂志主编、出版人或者作家。B几乎是在不知不觉间就离开了露台，拿了一杯酒，下楼到花园里去了。一进花园，他点了一根烟，不慌不忙地向凉亭走去。走进凉亭，没发现有人，但他相信肯定有人来过，他决定等候。一个小时后，他等烦了，回楼上去了。他向那为数不多的几位客人（像梦游患者一样晃悠，或者像独幕剧里慢镜头一样走动的演员）打听女伯爵在哪里。谁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一位侍者（也有可能是女伯爵请来的客人）告诉他：女主人肯定回自己房间去了，众所周知，年龄不饶人，这是她的习惯。B点点头，心想，确实年龄不允许过于疲劳。后来，他告别了侍者，二人握握手，走了，回旅馆去了。路上用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B没有乘飞机回自己的城市，而是用上午的时间换到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来，好像要在首都逗留很长时间的样子。下午，他不断地给A家打电话。前几次，他只听见自动答录机的声音。里面是A和一个女人的声音，二人先后喜气洋洋地说道：不在家，过一会儿回来，请留言，如果事情重要，也请留下电话号码，我们会同电话的。经过几次拨打后（没留言），B对A和他女伴的陌生存在形成了一些想法。首先是那女人的声音。她年轻，比A和B都年轻，可能精力旺盛，准备在A的生活里占据一席之地并且得到尊重。B想：可怜的白痴！然后是A的声音。极其沉静，是那种卡顿 [2] 的声音。B想，这小子比我小一岁，可是听起来好像比我大十五岁甚至二十岁。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口气是喜气洋洋的？为什么他俩会认为：如果电话重要，打电话的人就不再打了而只是留下号码呢？为什么说话的口气好像在演戏？难道是为了说明那里住着两个人吗？抑或为了表明他俩同居生活幸福？当然，B的上述问题都不会有答案的。但是，B继续呼叫，每半个小时一次。大约到了晚上十点钟，在一家便宜餐馆的投币电话间里，他终于打通了，是个女人接的。起初，B吃了一惊，不知说什么好。女的问：您是谁？她重复问了几次，接着不说话了，但是没挂电话，好像在给B是否说话的选择。后来，女子挂了电话，好像动作缓慢而又在沉思。半小时后，B从一条街上的电话亭里再次拨打。提问和等待回答的还是那个挂了电话的女子。B说：我要见见A。他本应该说：我想找A谈谈。至少，那女子明白了这个意思，也让他觉察出来了。B没回答他是谁，只说“对不起”，坚持要见A。女子问：您是谁？B说：我是B。女子迟疑片刻，好像在想：B是谁呢？过了一会儿，说道：好吧。请您稍等。B想，她的声音和口气没有变化，没有流露出害怕或者受到威胁的意思。从电话里判断，那女子大概把话筒放到小桌或者椅子上，或者挂在厨房的墙上了，他听见有人在说话。B想：那些声音——实际上听不清楚——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就是A和他年轻的女伴吧。但是，后来又有一个另外声音参加进来了，是个男的，声音低沉得多。起初，他们好像在谈话，内容非常有趣，以至A不能离廾，哪怕只是短暂的一小会儿。后来，B认为他们更像在争论什么问题。或者是在A最终不得不拿起话筒之前，他们很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等待或者踌躇之间，有人喊了一声，大概是A吧。后来，突然冷场了，好像有个无形的女子一下子用蜡堵住了B的耳朵眼。后来（十块钱的硬币都花完了），有人悄悄地、满怀同情心地把话筒给挂上了。

那天夜里，B睡不着觉了。他怪自己什么事情也没办成。起初，他想坚持呼叫下去。后来，出于迷信，他决定换一换电话间。接下来，他找到的电话间都被人破坏了，（首都缺乏管理，脏、乱、差）。等到终于找到一个能用的电话间，在投币时发觉双手在发抖，好像突然抽搐起来。看见双手这个样子，他很难过，险些放声大哭。他想，这在情理之中，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力气，为此，最好办法就是进酒吧。于是，上路，片刻后，开始一一否定几家酒吧，理由各异，有时互相矛盾，最后选中一家小店，那里已经有三十多人挤在一起了。他很快感觉到小店里的气氛兄弟般的亲切友好，热热闹闹。他突然发觉自己竟然在跟完全陌生的人谈话，通常情况下（在自己的城市，日常生活里）与生人绝对是保持距离的。小店里正在庆祝本地一支足球队的胜利或者是在举行某人的单身汉生活告别会。天亮时分，B回到了旅馆，因为没有继续坚持打电话，有种朦朦胧胧的羞愧感。

第二天，B没去找吃饭的地方（毫不吃惊地发现自己可以不吃东西），直接进了一条相当吵闹的街上，找了一个电话亭给A打电话。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女子。出乎B预料，他的声音立刻被对方辨别出来了。女的说：A不在，但是他愿意见你。沉默了一下，她又说：我们为昨天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B坦诚地问道：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女的说：我们让你等了半天，可是又把电话给挂了。就是说，我把电话给挂了。A想跟你说话，可我觉得时间不合适。B问：为什么不合适？说话的口气完全丢下了谨慎小心。女的说：原因有好几个，A的身体不太好……一打电话就特别激动……他正在工作，打断他不合适。B觉得女子的声音已经不年轻了。实际上，她在撒谎：根本不想找个更有说服力的谎言；再说，那个声音低沉的男子，她根本没提。尽管如此，B觉得她还是蛮可爱的。她像一个被宠爱的女孩一样撒谎，她事先就知道我会原谅她的谎话。另外，她保护A的方式让她更有魅力。女的问他：你在马德里还要待多久？B说：见到A之后，我就走。女的说：好，好，好。（B听了以后毛骨悚然），悄悄地想了一会儿。B用着几分几秒的时间想像着对方的长相。结果模模糊糊，相当混乱。女的说：最好今天晚上来这里一趟。有地址吗？B说：有。女的说：很好。晚上八点，我们等你吃晚饭。B说：行。声音很轻。挂上了电话。

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B到处闲逛，像个流浪汉或者精神病患者。当然了，他没进博物馆，但是，进了两家书店，买了A最近出版的新书。接着，钻进一处公园里，读书。新书很吸引人，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哀伤。B想：A真是个好作家。想想自己的作品，被冷嘲热讽玷污，比起A的新作来差得很多。后来，晒着太阳，他睡着了。醒来时，公园里到处是乞丐和瘾君子。初看上去，他们好像在动弹，其实没动，但是也绝对不敢肯定他们是老老实实的。

B回旅馆去了。洗澡，刮脸，穿上来马德里第一天时的衣裳，因为是最干净的了，接着，再次上街。A住在市中心一座五层的老楼房里。他用门上的对讲机说话，一个女子的声音问他是谁。B说：我是B。女的说：请进！开门声一直响个不停，直到B进了电梯为止。甚至电梯上行的过程中，B都觉得开门声还在响个不停，仿佛自己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蜥蜴或者蛇的尾巴。

到了A住的楼层，A站在开门处等着他呢。A高大，苍白，比照片上略胖。笑容里带着些许羞怯。B立刻觉得支撑他来A家的全部力气顷刻间消散了。喘喘气，努力微微一笑，伸出手去。心里想：一定要避免别扭的场面，尤其是避免伤心落泪。终于，A说出一句：你好吗 ? B说：很好。

[1]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 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著名诗人和领袖。

[2]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 Carlos Fuentes，1928 - 2012)的化名，他青年时期是电台的播音员，声音沉静、优美、幽默。

通话

B爱上了x。当然是一场不幸的爱情。B在一生的某个时期曾经准备为x献出一切，差不多跟一切热恋的男人所想、所说的一样。x跟B吹了。是用电话跟他说分手的。起初，当然啦，B难受啊。可是时间一长，像通常那样，就恢复正常了。正如电视剧里常说的，生活继续。岁月流逝。

一天夜里，B无事可做，打了两次电话后，跟x联系上了。他和她都已经不再年轻，从西班牙一头到另外一头的电话声音里就可以听得出来。再次萌发了友情。二人决定几天后再见面。双方都已经离婚，都有病，都有失意之处。B上车前往x所在的城市时，还谈不上爱情。见面的第一天，二人关在x家里谈各自的生活（其实，说话的是x，B只管倾听，偶尔提个问题）。但是，到了晚上，x邀请B同床共枕。B打心眼里不想跟x睡觉，但是，接受了邀请。B次日醒来时再次爱上了x。但是，他爱上了x吗？还是爱上了这个恋爱的想法呢？这种关系有问题，而且很紧张：X每天都有自杀倾向，她正在进行精神病治疗（吃药，吃很多药片，但是不管用）；常哭，而且无缘无故。于是，B要照顾X。他的照顾热情而无微不至，但是方法很笨。他的照顾是模仿真正爱人的照顾。B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试着要x摆脱精神压抑的状态，但结果把x领进了死胡同，或者x认为是死胡同。有时，B一人独处或者望着x的睡态时，心里也想：这真是死胡同啊。他试着把回忆失恋的往事当做解毒药，试着说服自己：没有x照样活下去，自己也能得救。一天夜里，x要求他离开。B上了火车，离开了那座城市。x还去车站为他送行呢。送别是亲热和绝望的。B坐的是卧铺，但是一直到很晚方才入睡。终于睡着以后，他梦见有个雪猴走在荒原上。那猴子走的路与他国接壤，可能失败。但他并不知晓，把机灵变成了意志：走夜路，寒冷的星星照耀荒原时才上路。B醒来时（列车已经驶入巴塞罗那地区的桑特斯站），以为理解了梦的意思（就算它有意思的话），他能怀揣着一点点安慰回家去了。当天夜里，他给X打了电话，讲述了梦中的故事。X听了以后什么也没说。第二天B再次给X打电话。次日又打。X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好像B每打一次电话，就距离过去越来越远。B想：我正在逐渐消失。她正在把我从心中抹去，她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干。一天夜里，B打电话给X，威胁说要上火车，第二天就到她家门口。X说：想都别想！B说：我马上动身。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通话了。我要见到你，望着你的脸说话。X说：我不会给你开门的。说罢就挂了电话。B什么也没闹明白。B在很长的时间里思索：一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怎么可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呢？后来，他借酒浇愁或者到书里寻求安慰。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半年后，一天夜里，B给X打电话。X用了好长时间才听出他的声音来。她说：啊，是你。X的冷淡简直叫人心寒。但是，B觉得X有话要说。B想，她听我说话的样子，好像岁月没有流失，好像我俩昨天刚刚说过话。B问：你好吗？说点什么事听听。X极其简单地问答一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B蒙了，又重新拨号。可是等到有声音回答时，B偏偏不说话。电话那一头是X的声音：喂，哪位？这一头不说话。那一头：请讲话！这一头沉默。时间——把B和X分开而B始终不明白的时间——在电话线里游走，缩小，拉长，B可以看到时间的部分特征。B不知不觉哭了起来。他明白X知道打电话的人是他。后来，他悄悄挂上了电话。到此为止，这个故事平淡无奇，令人遗憾，但平淡无奇。B明白永远也别给X打电话了。一天，有人敲门。进来的是A和Z。他们是警察，要问他几个问题。B打听为什么要询问他。A执意不肯说。Z笨拙地兜了一圈子，说出了理由。三天前，在西班牙的另一头，有人杀死了X。起初，B精神崩溃，极度痛苦，后来才明白：自己是嫌疑人之一，生存的本能迫使他警惕起来。两个警察问他有两天的时间具体做了什么。B想不起来做了什么，那两天见过什么人。他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自己寸步没离开过家门，可是他没有证据。警察把他给带走了。那一夜，B是在警察局里度过的。在询问的过程中，他以为警察会把他转移到x所在的城市去呢，奇怪的是，他觉得这想法有诱惑力。但最后没有转移。他们让他按下指纹，要他抽血和验血。B同意了。第二天放他回家。按照官方的说法，B并没有被逮捕，只是被请来与警方合作查清一桩杀人案。他一回到家中，立刻上床，很快就入睡了。他梦见了一片荒原，梦见了x的面孔。醒来之前，他明白了两个梦是一回事。很容易就推测出：自己在荒原里迷路了。

晚上，他把一两件衣裳塞进旅行袋里，向火车站走去。到了那里，登上了一列开往X所在城市的火车。途中，从西班牙一端到另外一端，他无法成眠，决定想一想此前自己能做什么而没做，想一想本来可以给X的而没给的东西。他还想：如果是我死了，X会不会也坐火车去看我呢？还想：因此活着的恰恰是我。途中，由于失眠，他还第一次欣赏X的实际身高，再次对X产生爱慕之心，很瞧不起自己，尽管不乐意，尽管是最后一次。到站后，天很早，他直接去X的弟弟家里。X的弟弟吃了一惊，有些慌乱，但是，还是请他进门，请他喝咖啡。X的弟弟刚刚洗过脸，正在穿农裳。B发现他并没洗澡，只是洗洗脸，头发上抹抹水。B接受了咖啡，告诉对方：自己刚刚得知X被害的事情。还说警察传讯了他。他请对方讲讲发生了什么事情。X的弟弟一面在厨房里煮咖啡一面说道：“事情很糟糕。可是我看不出这一切跟您有什么关系。”B说：警察以为我可能是凶手。X的弟弟哈哈笑了。他说：“你的运气一向不好。”B想：真奇怪，他怎么跟我说这个呢！活着的恰恰是我。不过，他还是感谢对方相信他是清白的。后来，X的弟弟要去上班了。B就留在他家了。片刻后，他感觉筋疲力尽，就沉沉入睡了。X自然而然又出现在了他梦里。

醒来时，他以为自己知道谁是凶手。他看到了那张脸。当天夜里，他跟着X的弟弟出门去喝酒。进了一家又一家酒吧，说些家长里短，无论多么想一醉方休，就是没醉。二人在回家的路上，街道上空空荡荡。B说，他给X打过电话。可他没说话。X的弟弟说：你为什么这么干？B说：我就打了一次。但当时我就明白了：X经常接到这种电话。B说：她以为是我。明白吗? X的弟弟问道：凶手就是那个打匿名电话的人吗？B说：正是。当时，X以为是我。X的弟弟皱皱眉头，说道：我认为凶手是我姐姐从前的哪个情人。追求我姐姐的人很多。B想：还是不答为好（他觉得X的弟弟什么也没弄明白）。二人默默地一直走到家中。

在电梯里，B想吐。他说：我想吐。X说：忍一忍！很快穿过走廊，X的弟弟开了房门。B飞也似的蹿进去找卫生间。但是，到了那里以后，他又不想吐了。他在冒汗，胃痛，可是吐不出来。马桶盖是掀开的，像是一张大嘴在嘲笑他。洗把脸，照照镜子，发现脸色白得像纸。那一夜剩下的时间几乎没睡着，试着看看书，一面听着X弟弟的鼾声。第二天，二人道别。B回巴塞罗那去了。他想：再也不来这座城市了，因为X不在这里了。

一周后，X的弟弟打电话告诉他：警察抓住了凶手。弟弟说：那小子经常打匿名电话骚扰我姐姐。B没吭声。X的弟弟说：是她过去的情人。B说：知道这事我很高兴。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接着，X的弟弟挂上了电话。B孤独一人了。

毛毛虫

他头戴草帽，嘴上叼着一根巴利牌香烟，看上去像条毛毛虫。每天上午我钻进克里斯塔尔书店乱翻书时，总是看见他坐在白杨树大街旁边的长凳上。每当我抬头看看玻璃窗外的时候，他总是在那里，在树丛中，静静地望着天空。

我估计我们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我每天上午八点半到达。他总是老早就坐在一条长凳上了，无所事事，抽烟，看天。从来没看见他手里拿着报纸、点心、啤酒、书。从来没看见他跟什么人说话。有一次，我从法国文学书架旁边看看他，心里想：他大概睡在白杨树大街的什么长凳上，或者临街的某个屋檐下。但是，后来我推测，他穿得干干净净，不可能睡在大街上，估计住在什么附近的小公寓里吧。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跟我一样，是个习惯性的动物。我习惯早起，跟父母、姐姐一起吃早饭，假装去上学，搭乘一辆去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上午的前半段看书和闲逛，下半段看电影，带点性爱的影片。

我常常在克里斯塔尔和索塔诺两家书店买书。如果钱少，就去克里斯塔尔，因为那里总有特价书。如果钱够，就去索塔诺，因为那里总有新书。如果没钱（常有此事），就不管哪一家，偷书。总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去这两家书店是“必修课”。（索塔诺就是地下室的意思，位于白杨树大街对面的一处地下室里）。有时候，书店还没开门，我提前到了，就找一个流动小贩子，买一个火腿饼和一杯芒果汁，等候商店开门。有时，我在白杨树大街旁的一条长凳上坐下，就是那种隐蔽在树丛中的长凳，开始写东西。所有这些活动大约持续到上午十点半。这之后，市中心几家电影院的早场就要开演了。我爱看欧洲电影，有时灵感一来，也不歧视新的墨西哥色情片或新的墨西哥恐怖片，场合反正都一样。

看得最多的电影，我想还是法国的一部吧。故事说的是两个姑娘一起居住在郊外。一个金发；一个红发。金发姑娘刚刚被未婚夫抛弃，就在痛苦的同时，还有身份问题没解决：她认为自己爱上了室友。红发姑娘比较年轻，比较天真，比较不负责任，就是说，比较幸福（尽管那时我也年轻，也天真，也不负责任，可是却感到极不幸福）。一天，有个逃犯悄悄溜进了她俩的家门，把她俩给绑架了。奇怪的是逃犯闯入的时候，恰恰是金发和红发做爱之后，金发决定自杀的那个晚上。逃犯是从一扇窗户钻进室内的，他手持刀子，悄悄走遍了整个单元，最后闯入红发的房间，压倒了她，捆上了手脚，问她房子里一共住了几个人。红发说：只有她和金发。逃犯堵住了她的嘴巴。但是，金发不在她自己的房间。逃犯开始搜查，时间越长他越紧张，终于他在地下室里发现了金发正躺在地上，已经昏迷，显而易见的是她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这个逃犯不是杀人犯，至少不是杀害女人的家伙。他救下了金发姑娘：强迫她呕吐出来，给她煮了一大杯咖啡，强迫她喝牛奶，等等。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两个姑娘和这个逃犯开始亲近起来。逃犯给她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抢过银行，蹲过监狱，同伙把他的妻子给杀害了。这两个姑娘是歌舞厅的演员，不知道是一天下午还是一天夜里了，她俩拉上窗帘，给逃犯表演：金发姑娘身穿漂亮的熊皮；红发姑娘假扮女驯兽师。起初，狗熊是听话的，但是后来造反了，动手动脚，一点点剥光了红发姑娘的衣裳。最后，红发全裸，被打倒在地，狗熊扑了上去。不是要杀死她，而是做爱。接着怪事来了：逃犯看完表演后，没爱上红发，而是爱上了金发，就是说爱上了狗熊。

结局可以预料，但不乏些许诗意：一个雨夜，逃犯杀死了以前的两个同伙，带着金发姑娘逃跑了，目的地不详。红发姑娘坐在扶手椅上看书，给逃犯和金发姑娘足够的时间走远，然后才报警。等到我第三次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才发现红发姑娘看的是加缪的《堕落》。我还看过一些风格差不多的墨西哥电影：被凶狠但骨子里善良的人绑架的女子；绑架了年轻富婆的逃犯，经过一夜情后，被乱枪打死；美丽的女用人从零开始，经历了各种犯罪阶段，进入了权贵高层的领域。那个时候，丘鲁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几乎都是色情惊悚片，但是也不乏色情恐怖片以及色情喜剧片。恐怖片一直遵循墨西哥50年代建立起来的经典路线，这条路线如同墨西哥壁画艺术派一样深深地植根于墨西哥大地上。他们崇拜的偶像从圣徒、科学狂人、乡下的吸血鬼到无辜女孩（打扮成现代裸体模特，特别由北美、欧洲、阿根廷不知名的女演员演绎出来，性交的场面差不多都加以掩饰，残酷的程度都在滑稽可笑的范围内，有些地方是难以避免的）。我不喜欢色情喜剧片。

一天上午，我在索塔诺书店里找书的时候，发现白杨树大街里侧在拍电影。我出去看热闹。我立刻认出了演员里面有雅格丽娜·安德莱 [1] 。她独自一人，望着左侧的树丛，几乎一动不动，好像在等候什么信号。在她周围竖起了几盏聚光灯。不知为什么脑海里突然闪出要她签名的念头，可从前我对名人签名一直不感兴趣。我等着她拍完电影再说。有个家伙走到她身边。二人说话（那家伙是伊格纳西奥·洛佩斯·塔尔索吗？）。那家伙嘟囔了几句什么，然后从白杨树大街旁边的一条路走远了。雅格丽娜犹豫了一下，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她刚好冲我这个方向走来。我也迈步向她走去。走到中间，我俩相遇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很简单：没人拦住我的路，没人对我说什么，没人插在我和雅格丽娜中间，没人问我在那里干什么。雅格丽娜在与我相遇前，停步，回头，看看摄制组，好像在倾听什么，其实，没有技术人员跟她说话。随后，她继续前进，神情依然悠闲自得，方向是美术馆。我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停步，问好，请求签名，一发现她即便穿着高跟鞋也身材矮小的时候，连忙掩饰起我的惊讶。刹那间，周围只有我和她，心想：完全可以绑架她嘛。仅仅一想这种可能性就吓得我毛骨悚然了。她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她的金发里有我不熟悉铅灰色（大概是染发的结果），眼睛很大，很甜蜜，呈杏仁褐色。说甜蜜不对，应该说宁静，令人惊叹的宁静，仿佛吸了毒品，或者像是做了脑电图，或者是个外星人。她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

她说：笔，签名用的笔！我在外衣口袋里找到了一支圆珠笔，请她把名字签在《堕落》的首页上。她把书拿过去，看了一会儿。她两手很小，很瘦。她问：怎么签？签“阿尔贝·加缪”还是签“雅格丽娜·安德莱”？我说：随你便。尽管她视线没离开《堕落》，我发现她在笑。她问：你是学生？我答：是的。那你不去上课，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想永远也不会回去上课了。她问：你多大了？我答：十六。父母知道你不上课的事吗？我答：当然不知道了。她说：有个问题你还没回答呢。说着视线从书上抬起来盯着我的眼睛。我问：什么问题？她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又说：我年轻时逃学是为了去弹子房或者保龄球场。我说：我是看书和看电影。再说了，我这不算逃学。她说：你已经逃学了。这一次笑的人是我。她问：这个钟点看什么电影？我答：什么都有。也有你主演的影片。这话好像她不爱听。她又看看书，咬咬下嘴唇，瞅瞅我，眨眨眼睛，好像眼睛在疼。后来，她问我的名字。她说：好吧。那就签名吧。她是左撇子。她写的字很大，不清楚。她把书和笔递给我说：我得走了。我俩握握手。她转身沿着白杨树大街，朝着摄制组的方向走去。我呆呆地望着她的身影，看见有两个女人从五十米开外向她靠近。那两个女人身穿修女服，像是墨西哥修女，她俩把雅格丽娜拉到一棵杉树下去了。后来有个男子走过去说话。接着，四个人从白杨树大街旁边的一条小路上走远了。

雅格丽娜在《堕落》的第一页上写道：“给阿图罗·贝拉诺，一位被解放的学生，雅格丽娜吻你。”

忽然间，我感觉在书店里没劲，看书没劲，闲逛没劲，看早场电影没劲（尤其没劲）。首都市中心上空出现了一大片船头形的云，与此同时，城北响起了头一阵雷声。我明白雅格丽娜正在拍摄的电影已经被迫在眉睫的雷雨给打断了。我感觉孤独。片刻间，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向何处去。就在这个时候，“毛毛虫”过来跟我打招呼了。我猜测，多日以来，他也一直在注意着我。我转过身去。他依旧坐在老地方：那条长凳上，清晰可见，头戴那顶草帽，身穿那件白衬衫，绝对真实可信。摄制组的人员一走，我吓了一跳，发现原来的舞台有了微妙但根本性的变化：如同海平面敞开一个口子，现在可以看到海底世界了。空空荡荡的白杨树大街就是海底，“毛毛虫”就是海底的珍宝。我也冲他招招手，大概我还说了一句空泛的评论。大暴雨下来了。我俩一起离开了白杨树大街，朝着伊达尔戈大道走去，后来沿着拉萨罗·卡德纳斯大街走到秘鲁大街。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模糊不清了，好像望着雨水冲刷街道的情景，同时看起来又特别自然。那家酒吧名叫“山茶花”，里面挤满了玛丽阿芝乐队的队员和女歌手。我要了一些玉米辣椒肉馅饼和一瓶啤酒。“毛毛虫”要了一瓶可口可乐。过了一阵子（时间不太长），他从一个流动小贩手里买了三个大海龟蛋。他想谈谈雅格丽娜。很快我吃惊地发现，“毛毛虫”不知道雅格丽娜是电影演员。我告诉他：她恰好就在这里拍电影呢。可是，“毛毛虫”一点也想不起来什么摄制组人员什么道具了。雅格丽娜出现在“毛毛虫”所在的长凳位置的小路上的情景，把一切都给抹掉了。雨停后，“毛毛虫”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交了钱就走了。

第二天，我俩又见面了。从他一见到我时的表情上看，我以为他还没认出我来，或者是不愿意跟我打招呼。不管怎样吧，我还是走过去了。虽然他是睁着眼睛的，看上去像是睡着了。他很瘦，除去四肢外，肌肉显得松软，甚至软塌塌，如同那些不再锻炼的体育运动员一样。不管怎么说吧，他的松弛是精神多于肉体。骨架小，但结实。很快我得知他是北方人，或者是在北方住过很长时间，实际上是一回事。他说：我是索诺拉地方的人。我觉得奇怪，因为我祖父也是那里的人。“毛毛虫”对此感兴趣，想知道我祖父是索诺拉哪个地方的人。我说：圣特莱莎的。“毛毛虫”说：我是比利亚维西奥萨的。一天晚上，我问父亲是不是知道比利亚维西奥萨。我父亲说：当然知道。距离圣特莱莎没有几公里。我让父亲讲讲比利亚维西奥萨。父亲说：是座很小的村庄，住户大概超不过一千人（后来我知道不到五百人）。相当贫困，生计来源很少，没有工厂。我父亲说：这个村子注定是要消失的。我问：怎么消失？我父亲说：因为移民，人们纷纷去圣特莱莎、埃莫西约这样的城市，或者去美国。我把这话说给“毛毛虫”听，他不说同意，其实，对他来说，“同意”或者“不同意”没任何意义。“毛毛虫”从来不跟人争论，也不表示看法，但并非那种不尊重别人的人，只是倾听，存在心里，或者也许仅仅是倾听，随后，由于注意到了与别人不同的领域，就忘记了听见的话。他的声音柔和而单调，但有时也抬高嗓门，于是就像模仿疯子的疯子。我一直弄不明白他是有意为之、是他自己才能明白的一种游戏的组成部分呢，还是他不得不如此，抬高嗓门仅仅是心情乱糟糟的一部分。他坚信比利亚维西奥萨是那个古老村庄的延续；他还相信周围经济的落后与对这座村庄的侵害、就是我父亲说的对这座村庄的存在构成的威胁。这个道理我是后来才弄明白的。

他不是个好奇的人，但很少有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有一次，他看看我抱着的一摞书，一本一本地翻阅，好像很吃力，或者像是不认字。后来，他对我手中的书再也不感兴趣了，尽管每天我都拿着新书出现。有时，也许他拿我当老乡了吧，就谈谈索诺拉，其实我不大熟悉那里，仅仅为给祖父送葬才去过一次。他历数那里的村镇，什么纳格萨利、巴格阿切、富隆特拉斯、伊达尔戈镇、巴塞拉克、巴维斯佩、黑水村、纳克。对我来说，它们有着同样的含金量。他还说到小纳克萨利和巴卡的瓦切地区已经消失的村庄，在边境附近，靠近奇瓦瓦州。说着，不知为什么，他捂住了嘴巴，好像要打喷嚏或者打哈欠。看样子他走过和露营过所有的山脉：帕洛马斯山、谢内基塔山、吉哈斯山、拉马德拉山、圣安东尼奥山、西部塔山、杜马卡高丽山、协力塔山（已经属于亚利桑那州地界）、古爱娃山、奥奇塔吴爱卡山（奇瓦瓦的东北部）、拉珀拉山、拉斯塔布拉斯山南部，通向锡那罗亚州、拉格洛里亚山、埃尔比那卡特山西北方向，像是要去下加利福尼亚州 [2] 的样子。他熟悉整个索诺拉州，从加利福尼亚湾的瓦塔万博和恩帕尔梅，到消失在沙漠里的小村庄。他会说印第安人的亚基语和帕帕戈语（一种通行于索诺拉和亚利桑那州的语言），能听懂塞利语、比马语、马友语和英语。他的西班牙语说得斩钉截铁，发音是经过训练的，有时与眼神矛盾。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像个无依无靠的影子，在你爷爷（愿老人家安息）的家乡兜了好几圈。

每天上午我俩见面。有时，我打算假装没看见他，也许是想独自闲逛，想看早场电影。可“毛毛虫”总是在老地方，坐在白杨树大街的长凳上，安安静静，嘴里叼着一根巴利牌香烟，头戴草帽，遮住半个前额（白毛毛虫一样的前额）。我钻在书架里，不免看到他，盯着他看一会儿，到了最后还是得去找他。

我很快就发现了他是带着枪的。起初，我以为他是个警察，或者有什么人在追捕他。但后来得知他显然不是警察（至少现在不是了）。我还很少见过什么人是不在乎旁人的：他从来不回头看，从来不环顾左右，很少有时候是看着地面的。我问他为什么总是带枪。他说：习惯了。我立刻就相信了。他的枪别在身后，腰间。我问他：这枪，你常用吗？他好像做梦一样地说道：对，常用。“毛毛虫”的枪让我着迷了好几天。有时，他掏出枪来，拿掉弹夹，让我仔细看看。像是老枪，很沉。通常，我总是看一下就立刻还给他，要他藏好。有时，坐在白杨树大街的长凳上跟一个带枪的男人聊天（也许是他独自）让我有顾虑，不是说他能拿我怎么样，因为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和“毛毛虫”会成为朋友，而是因为担心让联邦警察看见，担心警察会对我俩搜身，会发现“毛毛虫”身上的枪，会最后把我俩送进大牢里去。

一天上午，“毛毛虫”病了，还跟我谈比利亚维西奥萨。此前，我是从书店里看见他的，表面上他跟以前一样，可是我走近前一看，发现他衬衫是皱皱巴巴的，好像是和衣而睡的样子。坐到他身边以后，发觉他在颤抖。片刻后，他浑身越发抖得厉害起来。我说：你发烧了，应该卧床休息。尽管他一再说“不”，我还是送他回到他常住的小公寓。我说：上床躺下。“毛毛虫”脱下衬衫，把手枪放到枕头下面，好像立刻就睡着了的样子，但眼睛还望着天花板。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床头桌、一个破衣柜。我看见衣柜里有三件跟刚才脱下来那件一样的衬衫整整齐齐地放着，两条颜色一样的长裤挂在衣架上。我看见床下有一个高级皮箱，就是那种好像保险箱一样、有锁的皮箱。没看见房间里有报纸杂志。房间里散发着消毒液的气味，跟公寓楼梯里的气味一样。我说：给我点钱，我去药房给你买药。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给我，又一动不动了。他时不时地浑身打着冷战，好像要死的样子。但仅仅是偶尔发作。有一阵工夫我想：还是找大夫看看为好。但我明白“毛毛虫”不喜欢看医生。等我拿着药、抱着可口可乐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我让他服下大剂量抗生素和退烧药。又让他喝下去半瓶可口可乐。我还事先买了一些薄饼，放在了床头桌上，让他饿了吃。我正要离开时，他睁开了眼睛，谈起比利亚维西奥萨。

他讲起细节来丰富多彩。他说：比利亚维西奥萨的住户超不过六十户，有两家酒馆，一家食品店。他说住房是砖坯的。有些院落里是水泥地。他说，院子里散发出一股臭味，有时令人难以忍受。他说，心里难受，甚至没心肝的人也会难受，甚至没嗅觉的人也受不了。他说，所以有些院落里铺了水泥。他说，这个村子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本地人给人当杀手和保镖。他说，杀手不害杀手，怎么害呢，就像蛇咬自己的尾巴一样。他说，有那种自己咬自己尾巴的蛇。他说，甚至有自己把自己整个吞下去的蛇，要是你看见自己吞自己的蛇，那赶快跑开，因为早晚会发生坏事，就像现实生活里的爆炸事件一样。他说，村边有条河，因为水黑，所以名叫黑河。黑河一靠近坟地，形成了三角洲。他说，村人有时呆呆地望着地平线，望着渐渐消失在蜥蜴山后面的太阳，看见地平线是肉色的，像是垂死者的脊背。我问：他们盼着什么出现在地平线上？我问话的声音吓了自己一跳。他说：不知道。又说：一个鸡巴。接着又说：也许是风和尘土。后来，似乎平静下来了。片刻后，我以为他睡着了。我轻声说，明天我上午来。想着吃药，别起床。

我悄悄地走了。

第二天上午，在去“毛毛虫”住的公寓之前，我像往常一样，进克里斯塔尔书店看看。我正要走出书店的时候，透过大玻璃窗看见了他。他坐在往常的长凳上，穿了一件干净整齐的白衬衫和雪白的长裤。草帽遮住了他半张脸。嘴唇上叼着一根巴利牌香烟。他一如往常，望着前方，看上去是健康的。到了中午，我俩要分手的时候，他粗鲁地递给我几张钞票，说了几句前一天给我添了麻烦之类的话。钱很多。我说：你不欠我什么，为了任何一个朋友，我都会这么做的。“毛毛虫”坚持要我收下。他说：这样你可以买几本书了。我回答说：我有很多书。他说：至少在短时期内，你可以不偷书了。最后，我从他手里接过钱来。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具体多少钱已经记不得了，墨西哥比索多次贬值，只知道这笔钱买了二十本书和两张大门乐队的唱片，对我来说那可是一笔巨款。那个时候，“毛毛虫”不缺钱。

后来，他再也没跟我说起过比尔亚维西奥萨。在长达一个半、也许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俩每天上午见而，中午分手，因为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就坐公共汽车回家。有时，我请他看电影。他从来都不愿意去。他喜欢跟我坐在白杨树大街旁的长凳上聊天，或者在附近的街道上闲逛，时不时地顺便走进酒吧找找有没有卖大海龟蛋的小贩。从来没看见过他喝酒。就在他突然永远消失之前的几天里，他忽然跟我说起雅格丽娜来。我明白这是他怀念她的方式。我谈到她那铅灰色的金发，把她在影片里显露出来的浅金色头发做了这样和那样的比较。“毛毛虫”轻轻点头，视线盯着前方，好像要把雅格丽娜留在视网膜上，或者好像是第一次见到她。有一次，我问他：喜欢哪种女人？这是一个没话找话说的少年提出的愚蠢问题。但是，“毛毛虫”认真对待，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他想了又想。最后说道：安静的女人。后来又补充说：可只有死人才安静啊。过了一会儿，又说：就是死人也不安静。这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一天上午，他送我一把折刀。在骨制的刀把上，刻着镍银的漂亮字母：“卡波尔卡”。我记得我对他再三表示感谢。那天上午，无论是在白杨树大街旁聊天还是沿着市中心的街道闲逛，我不断地打开、合上刀片，欣赏刀把，试试在我手心里的分量，对它恰到好处的尺寸表示惊叹，那天其余的事情与平常都是一样的。第二天上午，“毛毛虫”就不在了。

两天后，我去他住的公寓找他。有人告诉我，他去北方了。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

[1] 墨西哥著名女演员，主演《叶塞尼亚》。

[2] 下加利福尼亚州（Baja California），墨西哥最北部的州，北面与美国加州接壤。

安妮·穆尔的生平

从1943年到1945年，安妮·穆尔的父亲在太平洋的一艘医疗船上，为民主而战。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就在航行在菲律宾海面上的时候，他的长女苏珊出生了。后来，他回到了芝加哥。1948年安妮出生。但是，穆尔大夫不喜欢芝加哥。三年后，他和全家去了蒙大拿州的大瀑布城。

安妮是在大瀑布城长大的。童年平静，但也有怪事发生。1958年，她十岁的时候，看见了现实中的“煤脸”，被土地染黑的面孔（她不加区别就下的定义）。她姐姐有个男朋友，名叫弗莱德，十五岁。一个星期五，弗莱德来到穆尔家，说他父母外出旅行去了。安妮的母亲说，扔下一个男孩（勉强算个少年）一人在家里不妥当。安妮的父亲认为，弗莱德已经是个小伙子了，会照顾好自己的。那天晚上，弗莱德在穆尔家吃的晚饭。后来在门廊跟苏珊和安妮聊到十点钟。走前，他跟穆尔太太道别。那时，穆尔大夫已经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苏珊和安妮坐弗莱德父母的车去公园兜了一圈。据安妮对我说，弗莱德的情绪与前一天夜里的表现大相径庭。一副沉思的样子，除去蹦出一两个单词外，一言不发，看样子是跟苏珊吵架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三人在车里沉默不语，什么事也没做。弗莱德和苏珊坐在前排，安妮在后排。后来，弗莱德提出去他家。苏珊不吭声。于是，弗莱德发动车子。三人在安妮不熟悉的一个贫民区兜圈子，好像弗莱德迷了路，或者是虽然邀请她俩去他家，但是心里并不情愿。安妮记得，途中，苏珊一次也没看弗莱德。她一直望着车窗外面，好像缓缓退后的房屋和街道是惟一可看的画面。弗莱德始终注意前方，也一次没看苏珊。二人始终一言不发，也不看看后排的安妮。但是，安妮（那时还是个小姑娘）捕捉到弗莱德从后视镜快速瞥过她一眼的闪光。

终于到家了。弗莱德和苏珊都没有下车的意思。甚至弗莱德连停车的方式（停在马路牙子上，而不是车库里）都意味着活动的临时性，意味着连续活动中的一个暂停。安妮回忆说，他停车的方式意味着给我俩，同时也让他自己额外有时间想一想。

后来（安妮不记得过了多久），苏珊下了车，吩咐妹妹也下车，拉起妹妹的手，走了，不辞而别。走了几米远之后，安妮回头看看，看见了弗莱德的后脑勺：他还在原地，坐在方向盘前。安妮说，好像还在开车的样子，盯着前方，但也有可能闭着眼睛，或者可能眯缝着，或者可能看着地面，或者可能在哭泣。

她俩是走着回家的。不管妹妹怎么追问，苏珊就是不肯说明她这么做的原因。那天下午，安妮没有在自家花园里见到弗莱德，她并不感到奇怪。在此之前，她也目睹了姐姐和弗莱德吵架的情景，赌气的时间从来不长。但是，那个周六，弗莱德依然没有露面。礼拜天没有。星期一，弗莱德也没去上学，这是苏珊后来说出来的。星期三，警察逮捕了弗莱德，原因是酒后驾车，地点在大瀑布城的下区。经审讯后，警察去弗莱德家，发现了他父母的尸体：母亲在卫生间里，父亲在车库里。父亲的尸体裹了一半毛毯和硬纸板，好像弗莱德准备几天后就去抛尸。

一向沉着、冷静的苏珊，自从这桩凶杀案发生后就精神崩溃了，在后来的几年中常常要去看精神科医生。相反地，虽然这件事也断断续续对安妮后来的生活产生阴影，但她一如既往。眼下，她甚至没有梦见过弗莱德，就算梦见了，她也有所提防：只要一醒来，立刻忘掉了。

到了十七岁，安妮去旧金山读书了。苏珊在两年前就先去学习了，攻读医学，地点在伯克利大学。苏珊与另外两个女大学生合租一个公寓，地点在奥克兰南部，圣莱安德罗附近。她时不时地总给父母写信。安妮来到后，发现姐姐的状况非常可悲。苏珊不念书，白天睡大觉，夜里不知去向，直到天亮才回宿舍。安妮读英语文学，还上印象派绘画的课程。下午，在伯克利一家咖啡馆里打工。最初几天，她就住在姐姐的房间里。本来，她可以这样无限期地住下去。苏珊白天睡觉，而这个时候安妮正在大学里。晚上，姐姐很少回宿舍。安妮甚至没必要另外搭床铺。但是，一个月后，安妮搬到哈吉特大街去了，就在伯克利，距离她打工的咖啡馆很近，这样就见不到姐姐了。但是，她还是经常打电话给姐姐（安妮记得接电话的总是她的室友），想问问她的情况，想把大瀑布城的消息说给她听，想问问她需要什么东西。安妮跟苏珊能说上话的寥寥几次里，姐姐都是醉醺醺的。一天上午，有人告诉安妮：你姐姐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安妮连续十五天在整个伯克利寻找姐姐。没有找到。最后，一天夜里，安妮给在大瀑布城的父母打电话。接电话的人竟然是苏珊。安妮大吃一惊。她在某种程度上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苏珊说，她彻底不读书了，打算在一座安静、整洁的城市重新开始生活。安妮回答说，你无论做什么都会做好的，其实她心里认为，姐姐的状况很糟糕，此前把好端端的时光白白浪费掉了。

不久以后，安妮认识了保罗，是个画家，祖辈是俄国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安妮和保罗同居了。保罗有座两层小楼。一层是保罗的画室，里面堆满了永远没完成的大画。二层是客厅兼餐室兼卧室，面积很大，还有一个很小的厨房和卫生问。保罗当然不是她第一个上床的男友，此前她还跟印象派绘画课上一个男生交往过，正是这男生把她介绍给了保尔。此前，在大瀑布城，她还有个男友是篮球运动员，还有个男友是在面包房干活的小伙子。有一段时间，她以为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他叫雷蒙德，面包房是他父亲的。实际上，雷蒙德的祖辈们都是面包师，可以连续追溯到好几代人。雷蒙德半工半读。但是，他毕业后决定成为全职的面包师。在安妮看来，雷蒙德不是优秀的人，但也不坏。她记得雷蒙德最多的事情，是在那几年里，一说到面包行业、他家族的行业，就露出自豪的神情。那个地区的人们自豪的事情很多，但是不会以当面包师为荣。

安妮和保罗的关系很特别。那时，安妮十七岁，很快要满十八岁了，保罗二十六岁。从一开始，二人就在床上不是很和谐。夏天，保罗常有阳痿的毛病，冬天早泄，秋天和春天又对做爱没兴趣。这是安妮说的。安妮还说，她从来没见过像保罗这样聪明的男人。保罗什么都会，会画画，懂美术史，知道文学和音乐。有时，他简直让人受不了，但是他懂得什么时候能让人受不了，于是，他能关在画室里，在整个让人受不了的时间里画画。等到又成为往常的保罗时，让人喜欢、健谈、热情的时候，他就停笔，走出画室，跟安妮去看电影，或者看戏，或者去听讲座，或者参加诗歌朗诵会，那时伯克利举行这些活动似乎是要培养人们将来以对付关键岁月所需要的精神。起初，二人依靠安妮在咖啡馆赚的钱以及保罗拿到的奖学金生活。但是，有一天，二人决定去墨西哥旅行。安妮辞了工作。

二人到过的地方有：蒂华纳、埃莫西约、瓜伊马斯、古里安干、马萨特兰。到了马萨特兰后，二人停了下来，在海滩附近租了一间小屋。天天上午下海游泳，下午保罗画画，安妮读书，晚上去一家酒吧，那里惟一的美国酒吧，名叫“青蛙”。经常光顾那里的人有加州的游客和大学生，他们在那里一直喝到深夜，和通常可能根本不搭话的人们争论不休。在“青蛙”二人从一个总是身穿白衣的墨西哥瘦小子手里买大麻。有人不让这小子进酒吧，他就把车停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在一棵枯树旁边等候买主。枯树那边没有建筑物，一片漆黑，是海滩和海水。

瘦小子名叫鲁本。有时用磁带交换大麻，他就在车里试试磁带的质量。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一天下午，保罗正在画画的时候，瘦小子来到小屋前，保罗请他摆了个姿势。从此以后，保罗和安妮就再也不用花钱买大麻了。但是，有时瘦小子上午来，直到深夜才离开，这让安妮感到厌烦，因为除去要多做一个人的饭之外，而且按照安妮的说法，这个墨西哥人闯进了他俩设计的天堂般生活中的私密空间。

起初，鲁本只跟保罗说话，好像意识到了他的出现让安妮感到不快。但是，几天过去以后，三人成了好朋友。鲁本能说些英语。安妮和保罗就跟他练习初级西班牙语。一天下午，安妮和鲁本下海游泳的时候，安妮觉得鲁本在水下触摸她的大腿。保罗在海滩上瞅着他俩。鲁本浮出水面后望着她的眼睛，说道：我爱上了你。就在那一天（后来得知），有个常去“青蛙”的小子（此前他们还跟这小子说过几次话）溺水身亡。

不久后，保罗和安妮回到了旧金山。对保罗来说，那是个好时期。他办了两次画展，卖了几幅画，与安妮的关系比从前稳定多了。到了年底，二人去大瀑布城旅游，在安妮父母家过圣诞节。保罗不喜欢安妮的父母，但是与苏珊和睦相处。一天夜里，安妮醒了，发现保罗不在床上。走出卧室去找他，听见厨房里有声音。一下楼，她就听见保罗和苏珊在谈论弗莱德。是保罗在倾听和发问。苏珊在讲述她与弗莱德之间发生的事情：在大瀑布城里的贫民区里乘车兜风。她讲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变换着讲述的角度。安妮记得，姐姐与保罗之间的谈话让她觉得特别不自然，好像翻来覆去地在讲述电影故事情节，而不是生活中的真事。

第二年，安妮退学了。一心一意给保罗做全职伴侣。为他采购画布、画框、颜料，做饭，洗衣裳，打扫卫生，洗刷盘子，做一切能做的家务事，让保罗有一个利于创作的清静地方。她的性生活不尽如人意。保罗的性功能越来越差。安妮在床上已经毫无感觉了，她甚至以为自己是同性恋。那时，他俩认识了琳达和马尔科。琳达像马萨特兰的那个鲁本，依赖卖毒品过活，有时也写写儿童故事，但从来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马尔科是诗人，或者至少是，琳达的说法。那个时期，除去偶尔的例外，马尔科整天待在家里听广播或者看电视。通常上午，他上街买三四种报纸，有时去大学里看看，因为那里有老同学，或者听听著名诗人顺访伯克利时的一两堂课。据安妮回忆，马尔科的其余时间都关在家里，如果琳达有客人，他就钻进自己卧室，听广播，看电视，一心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出乎安妮预料，保罗的绘画事业突然停滞不前。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先是失去了奖学金，后来是旧金山湾区的画廊老板对他的画作失去了兴趣，最后他放弃了绘画，开始研究文学。通常下午，保罗和安妮要去琳达和马尔科家。在那里，一说起越战和外出旅行来，会花去好几个小时。虽说保罗和马尔科始终没能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二人能在一起长时间互相朗诵诗歌（安妮记得，保罗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写诗的，模仿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以及肯尼斯·雷克斯罗斯，二人在帕洛阿尔托听过雷克斯罗斯的诗歌朗诵），喝酒。相反地，安妮和琳达的友谊则不知不觉但牢固地发展着，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基础。安妮喜欢琳达的自信、独立、对既定规则的蔑视，对别的规则的尊重、兼收并蓄的生活方式。

琳达怀孕后，她和马尔科的关系突然结束了。琳达搬到多那孙大街一个公寓去住，直到分娩前的几天（也许是几小时前，安妮记不清楚了）还在干活。马尔科留在老房子里，越发得自闭起来。起初，保罗继续拜访马尔科，但不久意识到他俩之间无话可说，就不再去看马尔科了。安妮则相反，与琳达越发密切，有时甚至留在琳达那里过夜，通常是周末，帮她照看孩子。琳达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接待顾客，不可能想跟孩子待多久就多久。

在保罗和安妮第一次去墨西哥之后又过了一年的时候，二人又回到了马萨特兰。这一次的旅行与上次不同。保罗本想还租下海滩的小屋。但是，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二人只好凑合住进一座平房，距离海滩有三个街区之遥。一到马萨特兰，安妮就病了。腹泻，发烧。三天不能起床。第一天，保罗留在家里照顾安妮。但是，后来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有一天夜里，甚至不回家过夜。倒是鲁本来看望她。安妮明白了：保罗夜复一夜地去看鲁本，一开始，她恨这个墨西哥小伙子。但是，到了第三夜，她感觉好一些了。凌晨两点钟，鲁本出现在屋子里。二人一直聊到凌晨五点。后来，上床做爱。安妮仍然感觉体虚，刹那间觉得保罗在虚掩着的门口望着他俩，或者是从窗户外面观察。但是，后来她把一切都给忘记了。她说，面对柔情似水的鲁本和长时间的做爱，忘记了一切。

第二天，保罗露面后，安妮把发生的一切都说给他听了。保罗骂了一声：妈的！没再多说一句。在随后的一两天里，保罗打算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写点什么（这个本子从来不让安妮看），但是，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打算，跑到海滩上去喝酒睡觉。有几个夜晚，他跟鲁本出去闲逛，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有些夜晚，他留在家里，打算跟安妮做爱，结果留下很多遗憾。安妮再次跟鲁本做爱。一天夜里是在海滩上，另外一次是在家里，那时保罗正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两天后，安妮发觉鲁本开始嫉妒保罗了。鲁本的嫉妒常常发生在三人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在安妮和鲁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但从没发生在鲁本和保罗夜里出去逛马萨特兰的酒吧之时。安妮记得，那个时候二人像兄弟。

到了动身回国的日子，安妮决定留在墨西哥。保罗表示理解，什么也没说。分别时很难过。她和鲁本帮助保罗打点行李和装车，二人送给保罗礼物。安妮送的是一本老相册，鲁本送的是一瓶龙舌兰酒。保罗没礼物可送给他们，但是他把剩下的钱分了一半给安妮。后来，只剩下安妮和鲁本了。二人关在小屋里，连续做爱三天。不久，安妮的钱花光了。鲁本再次回“青蛙”酒吧门前贩卖毒品。安妮离开了小屋，搬到鲁本家里去住，那是城里的一个小区，看不见大海。房子是鲁本奶奶的。奶奶跟长子住在一起。长子是单身，四十岁。另外就是她孙子鲁本了。事情很快就变得别扭起来。奶奶不喜欢安妮在家里半裸着走来走去。一天下午，她正在卫生间，鲁本的大伯突然进来，提出要跟她上床，答应给她钱。安妮当然拒绝了，但是不够坚决（她记得是不想让大伯生气）。第二天，大伯再次提出给钱睡觉的要求。

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鲁本，没意识到会引起什么连锁反应。当天夜里，鲁本从厨房拿起一把刀，要杀死大伯。安妮记得，他们的喊叫声大得能把左邻右舍都吵醒。但奇怪的是，似乎没人听见。幸亏，大伯力气人，有打斗经验，很快就夺下了那把刀。但是，鲁本不肯罢休，冲着大伯的脑袋砸过去一个花瓶。大伯一闪，躲过了花瓶。恰恰在这个时候，奶奶走出了卧室。她身穿一件大红的睡衣，安妮从来没有见过。糟糕的是，花瓶打在奶奶的胸口。大伯打了鲁本一顿，立刻把母亲送到医院去了。母子俩回来后，鲁本的大伯不敲安妮和鲁本的门就闯了进去，要他俩在两小时内滚出家门。鲁本浑身是伤，几乎动弹不得，可是他实在太怕大伯了，只好在两小时内把行李装进了汽车。

鲁本有亲人在瓜达拉哈拉。他带着安妮去了那里。二人在瓜达拉哈拉最终待了四天。第一天，睡在鲁本姐姐家中。房子很小，孩子多，吵闹得厉害，热得让人受不了。他俩跟三个小孩一个房间。第二天，安妮决定搬到旅馆去住。可是没钱。不过，鲁本还剩下一点大麻以及本打算在瓜达拉哈拉卖的迷幻药。第一次尝试失败了。鲁本不熟悉瓜达拉哈拉，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摆货，疲倦地回到了旅馆，一分钱也没挣到。那天夜里，二人谈到很晚，出于一时的受挫，鲁本问安妮：要是弄不到房钱和油钱，那该怎么办？安妮说（显然是开玩笑）：她可以卖身。鲁本没理解成玩笑，给了她一个嘴巴。这是她第一次挨男人打。鲁本说：那我宁可抢银行。说罢，把她扑倒在床上。安妮记得，那是她一辈子最奇怪的性爱之一。旅馆的墙壁好像是肉做的。是准备烧烤的牛肉，无一例外。她一面做爱，一面望着墙壁，看见了有些东西在活动，它们在不规则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好像约翰·卡朋特的恐怖片，其实我一点也不记得那些片子的情节了。

第二天鲁本卖掉了剩下的大麻。二人去了墨西哥城。他俩住在鲁本母亲家中，地点在维亚镇的居民区里，距离我那时住的地方不远。很久以后，我对安妮说：要是那个时候我见到了你，肯定会爱上你的。安妮说：天晓得。她又说：要是那时候我是个男孩子，我也不会爱上自己。

有一段时间，大概两三个月吧，安妮以为自己爱上了鲁本，准备跟他永远住在墨西哥。但是，一天，她给父母打电话要钱买机票，跟鲁本说了一声“永别了”，就回旧金山去了。她在找到做服务员的工作之前，一直住在琳达的公寓里。有时，安妮下班回来的时候，琳达还没睡，二人就聊天，一直谈得很晚。有些晚上，二人说起了保罗和马尔科。保罗独自生活，已经重新拿起了画笔，但是时间比从前少了许多，对展览自己的作品丝毫不抱希望。据琳达说，问题在于保罗的画很糟糕。马尔科仍然关在家里，整天听广播，看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几乎不和朋友往来。安妮记得，过了几年后，马尔科出版了一本诗集，在伯克利的大学生里获得成功，举行了几场朗诵会，参加了几次讲座。如果那个时候他认识什么女孩并且同居，倒是合适。可是传言过后，马尔科仍然关在自己家里，后来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后来，琳达跟一个名叫拉里的家伙同居了。安妮就在咖啡馆附近租了一个小房间，地点在伯克利。表面上，事情正常，其实安妮明白自己要崩溃了。梦里她能感觉到，梦境越来越奇怪，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忧伤，情绪在变化，越来越任性。那些日子，她跟两个男人交往，但经历都令人沮丧。有时，她去看看保罗，但是很快就不去了，因为开头还好，但最后总是以粗暴的场面结束（保罗撕画），或者嚎啕大哭，自责，难过。有时，她也想念鲁本，嘲笑自己以前怎么那么天真。一天，她认识了一个名叫查尔斯的男人。二人成了情侣。

安妮记得，查尔斯与保罗完全不同，尽管本质上一模一样。查尔斯是黑人，没有任何收入。喜欢聊天，善于倾听。有时，二人彻夜做爱，聊天。查尔斯喜欢说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似乎他领会到了过去曾经忽略的秘密。安妮则相反，喜欢说说此时此刻生活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她还想说说心中的担忧、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爆发的危机。安妮记得，像往常一样，床上的关系总是不如意。开头几天，可能是新鲜吧，感觉还算愉快，有一天夜里，甚至觉得销魂，但是后来的一切就变成老样子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安妮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从某种角度说）。她把现在床上的事情、从前跟男人睡觉的感觉，统统说给查尔斯听。起初，查尔斯不知说什么才好，但几天后，他建议，既然已经没什么感觉了，那至少可以从眼下的情况捞点物质好处。安妮几天后才明白查尔斯是在暗示她去卖淫。

她可能在那个时候还喜欢他，接受了建议。或者因为她觉得试一试会很刺激。或者因为她估计卖淫可能加快危机的爆发。查尔斯给她买了一条红裙子和一双红色高跟鞋，给自己买了一把手枪。他对安妮说，他认为，拉皮条的没枪是不行的。二人准备开车从伯克利前往旧金山的时候，安妮拉开车里的小物箱找什么东西，大概是香烟吧，看见了那把枪，吓了一跳。查尔斯安慰她说：用不着害怕，手枪是用来给她和他保命的。后来，查尔斯指给她看应该把嫖客带进去的旅馆。接着，在那个小区里带着她兜了两圈，然后把她放到男人经常寻找女人的酒吧门口。他走了，可能是去另外一家酒吧，找他的朋友们开心去了，但他对安妮说：他会随时在暗中保护她。

安妮记得，一走进酒吧，一在柜台前坐下来，她就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羞愧，因为她知道，自己在钓第一个客人，明白酒吧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她要干什么。她恨那条红裙子，恨那双红色高跟鞋，恨查尔斯的手枪，恨即将爆发，但迟迟不来的危机。但她有足够的力气要一杯双料马提尼酒，有足够的勇气开口跟酒保说话。二人说起了厌倦、无聊的情绪。这个问题，酒保好像知之甚多。不久，加入谈话的有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很像她父亲，就是个子矮一些，胖一些，安妮不记得他的名字，也许始终就不知道，但是就管他叫杰克吧。杰克付了安妮的酒钱，然后邀请她出去。正当安妮要从吧椅上下来，酒保过来，告诉她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安妮以为他关于厌倦的情绪想起了什么悄悄话要说。果然，酒保从柜台里面探出身子，在她耳边说：永远也别踏进这家酒吧的门。当他回到柜台里面以后，他和安妮对视了一下。接着，安妮说：行。就走了。那个像她父亲的男人在外面的人行道上等着她。二人坐着男人的车前往查尔斯事先指过的那家旅馆。短短的途中，安妮不停地望着街道，好像一个游客。她不抱什么希望，等着看到某处能有查尔斯的身影。但是，无论门口还是巷口都没看见查尔斯。于是，安妮估计查尔斯大概还待在某家酒吧。

与那个像她父亲的男人的做爱时间很短，让安妮惊喜的是，那人还挺温柔。那人走后，安妮搭上一辆出租车，回家去了。当天夜里，她对查尔斯说，一切都结束了，她再也不想见到他了。安妮记得，那时查尔斯很年轻，从表面上来看，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个妓女。他虽然要哭，可态度还好。过了一段时间，安妮在伯克利一家咖啡馆上夜班的时候，再次见到了他。他跟一些朋友在一起，他们都笑她。这让安妮很恼火，生气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前几次吵架。查尔斯穿着低档的衣服，看来很有可能没有继续干拉皮条的勾当，但安妮宁可不打听。

安妮记得，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段时间，她跟几位朋友住在马尔蒂斯湖畔的一座小木屋里，重新与保罗同居，在大学里上了一门文学创作课。有时，给大瀑布城的父母打电话。有时，她父母也来旧金山，和她在一起过上几天。苏珊已经跟一位药剂师结了婚，住在西雅图。保罗在卖电脑。有时，安妮问他：为什么不重新开始画画呢？保罗不肯回答。她还出国旅游几次。有两次到了墨西哥。一次，她开了旅行车和几个朋友到了危地马拉，警察拘留了她二十四小时。有一个朋友挨了打。五次去加拿大的温哥华地区，住在一位女友家，她像琳达一样也写儿童故事，希望远离尘世。但是，她最终还是回旧金山。在那里，她认识了托尼。

托尼是韩国人。在一家制衣公司工作。里面的多数工人是非法移民。托尼是保罗朋友的朋友，或者是琳达朋友的朋友，或者是伯克利那家咖啡馆同事的朋友。安妮记不清楚了。她只记得二人一见钟情。托尼很温柔，很真诚，是安妮认识的第一个真诚的男人，他实在太真诚了，刚一走出电影院（是看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是第一次在一起看电影），就大大方方、毫不尴尬地说，电影太无聊了。他至今还是处男。但是，二人第一次上床的时候，托尼的表现让她大喜过望，赛过此前她认识的所有情人。

不久，二人就结婚了。此前，安妮一直没考虑过结婚。但是，她结婚了，为的是托尼在美国的身份可以合法化。可二人的婚礼不是在加州举行的，而是动身去了台湾，因为托尼在台湾有亲戚。婚礼是在台湾举行的。后来，托尼回韩国探亲。安妮去菲律宾看望一个大学时的同学，后者几年前定居在马尼拉，跟一位菲律宾大律师结了婚。托尼和安妮再回到美国时，定居在西雅图，因为托尼在那儿有亲戚，托尼用自己和安妮的储蓄，加上父母给的钱，开了一家水果店。

安妮记得，与托尼在一起如同生活在风平浪静的海湾。外面的世界，天天有暴风雨，人们生活在时时会发生亲历地震的担心中，大家都在谈论集体宣泄情绪。而她和托尼一头扎进平静的洞穴里。安妮说，平静是短暂的，但是可能的。

一件怪事是：托尼喜欢看色情电影，常常带安妮一起去看。此前，她当然没想进这种影院看这种电影。色情影片里，让她难以接受的是，为什么男人总是射在女人的胸上、屁股或者脸上。开头几次，她走进这种影院感到很难堪。托尼似乎没有这种感觉；他认为，既然这种影片是合法的，你就用不着感到难堪。到了最后，安妮拒绝陪他去看这种电影了。托尼自己照看不误。另外一件怪事：托尼特别勤劳，比安妮从前认识的任何一位男友都勤奋。还有一件事：托尼从来不生气，从来不吵架，似乎认为极力让别人赞成自己的观点是无用的，似乎认为众人皆迷失了方向，一个迷路的人还给别人指路，实在是太自以为是。而且那条路不仅没人认识，更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一天，安妮不再爱托尼了。她离开了西雅图。她回了一趟旧金山，又跟保罗上床了，又跟别的男人睡觉了。还在琳达家里住了一段时间。托尼急得要命。每天夜里给她打电话，想知道她为什么要抛弃他。每天夜里，安妮都给他解释原因。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仅此而已，爱情结束了，也许让他和她结合在一起的根本不是什么爱情，而是别的什么。托尼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地给安妮打电话，问她到底为什么离婚。有一次，托尼的姐姐给安妮打了电话。安妮记得，他姐姐态度非常谦卑地恳求她：再给她弟弟一次机会吧。托尼的姐姐告诉她，已经给她大瀑布城的父母打过电话了，说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听了这个消息，安妮惊呆了，但是觉得此人太热情了。最后，托尼的姐姐哭了，为深夜打电话道歉，然后就挂了电话。

托尼两次去旧金山，打算劝说安妮回家。电话已经打了无数次了。到了最后，似乎托尼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他继续打电话给她。他喜欢说他们的那次台湾之行，说他们的婚姻，说二人看见的事情。他问安妮菲律宾怎么样，然后他再给她讲讲韩国的事情。有时，他后悔没有陪同安妮一道去菲律宾。安妮不得不提醒他，那是她自己乐意的事。安妮问到他水果店，问生意怎么样，托尼三言两语作了回答，迅速转移话题。一天夜里，托尼的姐姐再次给她打电话。起初，安妮只听到一阵低语，于是请求对方声音大一点。托尼姐姐提高了嗓门，但是不大，说托尼上午自杀了。接着，她问安妮（声音里听不出来丝毫怨恨的意思），是否打算参加葬礼。安妮说：参加。第二天上午，安妮没坐去西雅图的那班飞机，而是上了一架飞往墨西哥的飞机。几小时后，她到了墨西哥城。时年二十二岁。

在安妮到达墨西哥城的那段日子里，我得以再次见到她并爱上了她。但是，安妮怀疑此事。她回忆说，那些日子不像真的，好像生活在梦里，但实际上，她利用全部时间观光，就是说，参观首都的所有博物馆、几乎所有的哥伦布来到新大陆前的遗址（至今依然坚持屹立在楼群和车流两侧）。她打算去找鲁本。但是没找到。两个月后，她搭乘一班飞往西雅图的飞机，去给托尼扫墓。到了墓地，她险些晕倒。

在随后的几年里，时间过得飞快。经历了太多的男人，从事了太多的工作，一切都太多太多。一天夜里，她正在咖啡馆工作的时候，与拉尔夫和比尔兄弟交上了朋友。当天夜里，她与兄弟二人上床。但是，与拉尔夫做爱时，她看着比尔的眼睛，而与比尔做爱时，她闭上眼睛，但仍然看得到比尔的眼睛。次日晚上，比尔出现在咖啡馆，但是独自一人。当天夜里，二人上床，但不仅做爱，更多的是聊天。比尔是建筑工人，看待世界有勇气，也有悲伤，其方式差不多与安妮一样。二人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都出生在1948年，甚至长得有点像。没过一个月，二人就决定同居。那时，安妮收到苏珊一封信：她已经离婚，正在接受戒酒治疗。信中说，她每周一次（有时更多）参加匿名戒酒会。这为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安妮用一张旧金山的风景明信片回了信，说了一些实际上并没有感觉到的事情。但是，一写完明信片，她想起了比尔，想起了她自己，觉得她终于找到了生活里的什么东西，她自己的匿名戒酒会，找到了她可以抓住的结实东西，找到了她可以锻炼身体、施展才华的高枝。

在与比尔的关系里，惟一让她感到不快的就是拉尔夫。有时已经半夜了，拉尔夫会来，酩酊大醉，把比尔从床上拉起来，说些奇怪的事情。二人说起北达科他 [1] 的某村庄，那是他俩少年时去过的地方。二人说起死亡，说起死后有什么。拉尔夫说，死后一片虚无；比尔说，连虚无也没有。二人说起男人的一生，就是念书，工作和等死。有时候（这种情况后来逐渐减少），安妮参加谈话，她不得不承认，拉尔夫在发现别人话中的弱点时表现得聪明或者机敏，这让她高兴。但是一天夜里，拉尔夫要跟她睡觉，从此二人的关系就变得疏远了，后来拉尔夫就不再来她家了。

安妮和比尔同居六个月后，搬到西雅图去了。安妮在一个家电经销公司找到了工作；比尔在一处正在兴建的三十层大楼工地上找到了工作。二人的经济状况明显好了起来。比尔建议买房，在西雅图定居。但安妮则希望买房的事以后再说。于是，二人在一座楼房里租下一个单元聊以自慰，楼房里只住了三户，共享一座漂亮的花园。安妮记得，花园里种着一棵橡树、一棵欧洲山毛榉，楼房的墙壁上爬满了蔓生植物。

安妮记得，那几年是她在美国度过的最平静的岁月。但是，有一天，她病倒了。医生们诊断说：病情严重。那些日子，她情绪变得易怒，忍受不了比尔说话，不愿意见他的朋友们，甚至不愿意看见他每天回家的样子：身穿工地上那套衣服。甚至也受不了自己的工作。于是，有一天，她辞了工作，把几件衣服放进行李箱，去了西雅图机场，但是还没决定去哪里。在某种程度上，她想回大瀑布城，回老家，跟当医生的父亲谈谈，父亲肯定会给她一些建议的。但是，真的到了机场，她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在西雅图机场的五个小时里，她坐在那里思考自己的生活和疾病，二者都很空虚，像构思巧妙的恐怖片，那种电影一开始并不可怕，但是最后总是把人吓得叫出来，还得闭上眼睛。她很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她掉头，回西雅图的家去了。她等着比尔下班。比尔一进门，她就把那天发生的一切说了，请他发表意见。比尔说：一头雾水，但是他会支持她的。

但是，一周后，事情再次发生变化。她和比尔都喝醉了。二人争吵，做爱，开车去陌生的居民区兜风，但是安妮对那些地方有些模糊的记忆。安妮记得，那天夜里，有好几次可能会出车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事情越来越糟糕。几个月后，安妮做了手术，但是没有最后的结果。病情暂时抑制住了。但是，安妮必须坚持吃药，经常接受医生的检查。据安妮说，如果复发，可能致命。

关于那几个月，值得记下来的事寥寥。安妮和比尔费在马德里待了三天。接着来到巴塞罗那。在巴塞罗那，她手里有保罗一个朋友的住址。但是，电话打过去没人接。她等了一周的时间，天天打电话给保罗那位朋友，上午打，下午打，晚上打。还长时间漫步在城市街头，总是独自一人，或者坐在城市公园的长凳上。她住在兰博拉步行街的一家小旅馆里。吃饭时，去老城区一家便宜餐馆。失眠的毛病不知不觉就消失了。一天下午，她给比尔打电话（对方付费）。人不在。后来，打电话给父母，也不在。走出电话局，在市内电话亭里再次打给保罗的朋友。没人接听。一瞬间，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她已经死了。但是，她立刻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孤独是一回事，死亡与孤独迥然不同。安妮记得，那天夜里，她努力要阅读一本关于薇拉·凯瑟生平的书，那是旅行前琳达送给她的。但是，睡意战胜了她。

第二天，她给保罗打电话（让对方付费）。保罗在。她把联系不上保罗那位在巴塞罗那朋友的事情说了。但是，没提自己的经济状况。保罗想了一会儿，后来想出一个主意来：让她给一个熟人（这个说法有些夸张）打电话。这位朋友住在马略卡岛，但是在赫罗纳有一套房子。她名叫格洛丽亚，过了四十岁才开始学音乐，如今在帕尔马交响乐团之类的地方演奏。保罗说，很有可能你找不到她，或者至少安妮记得的意思是如此。后来，她给在大瀑布城的苏珊打电话，求她寄钱到巴塞罗那来。苏珊答应当天就办。她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好像电话铃响时，她在睡觉，或者是喝醉了。这后一种可能性吓了安妮一跳，因为苏珊有可能会忘记寄钱的事情。

那天夜里，安妮从步行街的电话亭里给格洛丽亚打了两次电话。第二次打通了。安妮讲了自己的处境。二人谈了十五分钟。最后，格洛丽亚告诉她，可以住到她在维拉德穆尔斯的那套房子里。维拉德穆尔斯是班有莱斯附近的一个小村，著名的班有莱斯湖就在那里。不必担心房租，等你有了工作以后再支付好了。安妮问她，如何进家门。格洛丽亚回答说，那里还住着另外两个美国人呢。估计你到了那里以后，其中一个会在家里。安妮记得，格洛丽亚的声音不热情，不做作，有一点新英格兰口音，但她立刻猜出对方不是新英格兰人。那声音不偏不倚，很像琳达（鼻音没有琳达重），是那种特立独行的女子声音。这个形象与西部片一致，尽管那里有少数女人是特立独行的，但这是安妮运用的形象。

于是，安妮在巴塞罗那又等了两天，直到收到苏珊寄来的钞票为止。她交付了小旅馆的房钱，前往维拉德穆尔斯。那个小村冬天的住户不超过五十人，夏天二百多人。正如格洛丽亚所说，有个美国人正在家里等她。那人叫丹。他在巴塞罗那教英语，但是每个周末都返回维拉德穆尔斯，正在写侦探小说。那个冬天，安妮除去上巴塞罗那看医生，没有离开过小村。周五晚上，丹就回来了。另外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的美国女人也回来了。很少有别的人来这里。即使来人，多数也是美国人。一般情况下，丹和克里斯蒂娜来这里是为了清静。丹是带着书稿的，克里斯蒂娜带着手上的毛活。从周一到周五，安妮写信，看书（格洛丽亚的书房里有大量英文书），打扫卫生，或者修理老房子需要经常修理的一切。春天开始后，克里斯蒂娜在赫罗纳语言学校为她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开头几天，安妮本来和一个英国女人及一个美国女人同住，但是后来有了稳定的收入，便决定在赫罗纳租一套房子。但是，周末她还是回到维拉德穆尔斯。

那个时期，比尔曾经来看望过安妮。那是比尔第一次出国。他用一个月的时间游览欧洲。他不喜欢欧洲。安妮记得，他也不喜欢维拉德穆尔斯的氛围，尽管丹和克里斯蒂娜平易近人，实际上，丹很像比尔。丹也曾经在建筑行工作过，也有类似比尔的经历，自认为是条硬汉子（毫无根据）。但是，比尔不喜欢丹。可能丹也不喜欢比尔，尽管他没有表示出来。安妮记得，她和比尔的重逢美好又凄凉。她又说，“美好又凄凉”这五个字几乎不能给这难以下定义的事下定义。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安妮。那时，我在赫罗纳林荫道的一家咖啡馆里，就是拉阿尔喀达咖啡馆。我看见比尔进来了，接着看见了安妮。比尔高大，皮肤黝黑，头发全白。安妮瘦高，颧骨突出，头发栗色，很直。二人在柜台前坐下来。我的视线很难离开他俩。好久没见过如此漂亮的一对男女了。二人非常自信。非常傲慢和令人不安。我想，整个咖啡馆都似乎应该给他俩下跪才成。

不久，我再次见到了比尔。那时，他正走在赫罗纳一条街上，当然已经不再显得那么漂亮。更像是在做梦，好像有急事。几天后，我正在从家里（位于采石厂大街）出来，看见了安妮。我下坡，她上坡。我俩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安妮记得，那个时候她已经离开了语言学校，当私人英语老师，收入颇丰。比尔已经走了。她住在奇想咖啡馆对面，对面还有歌剧电影院，位于赫罗纳老城区。

我认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安妮经常见面。虽说此前没说过话，但是互相认识。我估计，如同小城市居民的习惯，在某个时刻，我俩互相打了招呼。

一天上午，我正在步行街跟赫罗纳一位老画家（名叫贝普·克罗梅尔）聊天，安妮停下来，第一次跟我说话。我不记得我和她都说了什么，大概是姓名国籍之类，最后，我邀请她晚上来我家共进晚餐。那是圣诞节，也许差几天，我准备了比萨饼，买了一瓶葡萄酒。我俩聊得很晚。就是在那一次，安妮告诉我她多次到过墨西哥。总的来看，她的冒险经历与我极相似。安妮认为，一种生活，或者一种青春生活，总是与另外一种相似，尽管客观上有所不同，甚至对立。我则认为，我和她在某种程度上走过了同样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战争、冲突，接受了同样的情感教育。到了凌晨五点钟，也许更晚些，我俩上床，做爱。

突然之间，安妮就变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开头的两周里，性爱是个托辞，后来我明白了：超越我俩性爱之上的是友谊在互相吸引对方。那个时候，我经常晚上八点去她家，那时她已经下了最后一节课，我俩一直聊到深夜一两点钟。其间，她准备一些点心，打开一瓶葡萄酒，听听音乐，或者下楼去奇想咖啡馆喝酒，聊天。在这家咖啡馆门口常常聚集着赫罗纳很多瘾君子，而且看见本地一些坏小子在周围转悠也并非怪事。但是，安妮常常回想起旧金山的坏人，真正的坏蛋。我常常回想起墨西哥的坏人。于是，我俩哈哈大笑，但说真的，至今不知道在笑什么，也许因为庆幸自己还活着吧，仅此而已。凌晨两点，我俩分手。我回采石厂大街高地的住处。

有一次，我陪安妮去巴塞罗那德赛乌丝诊所看医生。那段时间，我常常跟另外一个女孩交往。安妮跟赫罗纳的建筑师走动。一走进候诊室，安妮轻声对我说，他们可能把你当成我丈夫了。这话听起来并不奇怪（让我高兴）。有一次，我俩一起去维拉德穆尔斯。安妮希望我认识一下格洛丽亚。但是，那个周末格洛丽亚没露面。但是，在维拉德穆尔斯，我发现了此前一直仅仅是怀疑的事：安妮可能与众不同，也可能是另外一种人。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周末。安妮不停地喝酒。丹不加解释地进进出出他的房间（他正在写作）。而我则不得不忍受着克里斯蒂娜或者丹从前的一个女学生的存在——巴塞罗那或者赫罗纳典型的白痴，比美国人还美国人。

第二年，安妮去了美国。她要去大瀑布城看父母和姐姐，然后打算去西雅图看比尔。我收到一张来自纽约的明信片。后来，又收到一张来自蒙大拿的明信片。但是，没有西雅图的。后来，收到一封来自旧金山的信，她告诉我，在西雅图与比尔的会面糟透了。我想像着她在琳达或者保罗的住处写这封信的样子：喝着酒，也许还哭着，虽说安妮不常哭泣。

等安妮再回西班牙的时候，她带回来几件美国的东西。一天下午，她让我看看那些东西：是日记，她从到旧金山不久开始写起，直到第一次与比尔和拉尔夫见面不久之后为止。一共三十四本，每本不到一百页，两面都写，字体很小，写得很快；里面不乏图画、设计图（我第一次看见这些设计图的时候，问她是哪里的图，她回答说是理想的住宅、想像中的城市规划图或是居民区设计图、一个女人应该走的路线图道路图，还有语录。

那些日记本放在客厅的一个抽屉里了。我当着安妮的面，一本本翻阅，后来我的拜访成了十分奇怪的事情：进门后，我坐在客厅里，安妮放音乐，或者开始喝酒，我静悄悄地埋头阅读日记。我俩偶尔说几句话，通常都是我问她看不明白的地方，什么短语啊，生词啊。当着日记作者的面前，埋头阅读那些文字，有时感觉非常痛苦（真想放下日记，跑到她身边去拥抱她），但更多的时候备受鼓舞，尽管无法细说是哪一类的鼓舞。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不知不觉中浑身在发烧。真想大喊，或者闭上眼睛。但是，安妮的文字有种力量，能让你闭上嘴巴，能给你眼皮上下支上火柴棍，让你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第一批日记中有一本是专门谈苏珊的，用“可怕或者姐妹之情”等字眼都不能概括它。有两本是在托尼自杀后写的，内容是对青春、爱情和死亡的质问和探究，还有对台湾和菲律宾景物的模糊描写（托尼没跟她去菲律宾），还有西雅图的街道和影院以及墨西哥特有的晚霞。有一本日记中叙述了她和比尔初期的交往。我没敢看。当然了，我的意见微不足道。我对她说：你应该发表这些日记。后来，我想我只是耸了耸肩膀而已。

那些日子，安妮常常提起的话题之一就是年龄、岁月，还差几年就满四十岁了。起初，我以为她是在撒娇（一个像安妮这样的女子怎么会担心快到中年的事呢？），但是，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担心有实际意义。有一次，安妮的父母来西班牙。当时我不在赫罗纳。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三口已经去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了。

不久，安妮和那位建筑师的关系就非常文明地结束了。她开始跟一个过去的学生，机器进口公司的技师来往。那人不爱说话，个子矮小，对安妮来说就太矮小了，二人的差距，如果说得附庸风雅些，可以说不仅在于身材而且是形而上的，但是，我认为如果非要说出来，那就太无礼了。我想，那个时候安妮三十八岁，那技师四十岁。他比她大，这是主要的优点。一天，我彻底离开了赫罗纳。等我再回来时，安妮已经不住在歌剧电影院对面的房子里了。我没大在意，因为她知道我的新地址，可是有好长时间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在我没有见到安妮的那几个月里，她在欧洲和非洲旅行，出过一次车祸，甩了那位机器进口公司的技师，接待了保罗的来访，接待了琳达的来访，开始跟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同居，手臂上由于神经方面的原因，有过感染，阅读了几本薇拉·凯瑟、尤多拉·韦尔蒂、卡尔森·麦卡勒斯的作品。

终于，有一天，安妮来我家了。那时，我正在院子里除杂草，忽然，我听见了她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果然是她。

那天下午，我俩做爱，好像是用它来掩饰再度相逢的快乐。几天后，我去赫罗纳看她。如今她住新城里了，是一间小阁楼。她告诉我，邻居是位俄罗斯老人，名叫阿列克谢，她从来没见过如此温柔和有教养的男人。他头发很短，丝毫不掩饰白发。我问她那一头漂亮的披肩发怎么不见了。她说，剪掉了，现在像个老嬉皮士了。

她就要去美国了。这一回，陪同她的是那位阿尔及利亚人。我估计他俩要在巴塞罗那的美国领馆去拿签证，恐怕有麻烦。我说，这下子事情严重了。她没吭声。她说，领事馆的人以为这位阿尔及利亚人打算永远留在美国。我问：难道不是吗？她说：不，不，不是这样的。

后来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已经不记得我俩说了一些什么，互相通报了什么情况，大概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吧。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见到她。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她一封信，是用西班牙语写的，地点是美国大瀑布城。她告诉我，她姐姐苏珊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药自杀了。她父母、姐姐的伴侣（一位米苏拉地方的木匠）都崩溃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她说，我宁可沉默，痛上加痛没有意义啊，或者说，痛上再加三个有缺陷的闷葫芦，没有意义啊。好像痛苦还不能成为足够的疑问，或者说，痛苦还不足以回答所有的疑问。她说，在离开西班牙前不久，接到了比尔打来的几次电话，以此为苏珊之死画上了句号。

据安妮说，比尔白天想打电话就打电话，几乎每次总是以骂她告终，几乎总是以互相对骂结束。在最后几次通话里，比尔威胁说，要去赫罗纳杀了她。她说，荒谬的是，跑到西雅图的却是她，而仔细想一想，在西雅图她实在没什么朋友可看望的。关于那位阿尔及利亚人，她什么都没说。但是，我推测，那人已经到了美国，就在她身边，或者，这宁愿是推测，免得做噩梦。

后来我就没有安妮的消息了。

几个月过去了。我搬了家。搬到海边去了，住到了一座60年代胡安·马尔塞 [2] 捧上天去的小村庄里。我工作很多，问题很多，很难做点什么与安妮有关系的事情。我记得后来我就结婚了。

终于，有一天，我乘火车回到了灰色的赫罗纳，回到安妮住过的小阁楼。正如我想像的那样，给我开门的是一位陌生的女子。她当然想不起来那位老房客是谁。临走前，我问她楼里是否住着一位俄罗斯老先生。那陌生女子回答说，是的；她让我去敲二楼的一个门。

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先生为我开了门。他费力地拄着一根特别引人注目的圣栎木拐杖走路，看上去更像是一件武器。他记得安妮。实际上，他记得几乎所有在20世纪发生的事情，但他承认，这并不值得夸奖。我解释说，好久没有安妮的消息了。我来找他，就是听听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说，消息不多，只收到几封美国来信，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很想在美国多生活一段时间。他趁机简要告诉我他在纽约度过的岁月以及在大西洋城当赌场总管的经历。后来，他想起了那些信，赶忙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花工夫去找信。终于，老人拿着三张明信片回来了。他说，都是从美国寄来的。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我才明白他完全疯了。在一切范围里，我觉得都是合乎逻辑的。我觉得合情合理，提前走到尽头，心身放松下来了。

那位俄罗斯老人从热茶上方递给我三张明信片。是按照到达的时间排列的，用英文写成。第一封来自纽约。我认出那是安妮的字。说了一些家长里短，最后希望老人多多保重，天天吃饭，她保证一定会想念他，亲吻他。明信片上的照片是纽约第五大道。第二张明信片来自西雅图。是港口的空中俯瞰图。文字比第一封简短，更加难以看明白。我看懂的是说到了流亡和犯罪。第三张来自伯克利，是放荡不羁的伯克利的一条平静的街道。根据图片上的说明，安妮用明快的文字写道：我正在看望老朋友和结识新友人。最后的结束语与第一张相同：劝告亲爱的阿列克谢：多多保重，别忘记每天要吃饭，哪怕吃得很少。

我怀着伤心又好奇的心理看看那位俄罗斯老人。他则用亲切的眼神看看我。我问他：您听从她的劝告了吗？老人回答说：当然，我一向听从尊贵女士的忠告。

[1] 北达科他州( North Dakota)，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

[2] 胡安·马尔塞（Juan Marse，1933— ），西班牙著名作家。

“小眼”席尔瓦

献给罗德里格·品脱、玛丽亚和安德烈斯·布莱耶怀特

这事真稀奇：毛里西奥·席尔瓦，人称“小眼”，总是想逃避暴力，哪怕被人骂做胆小鬼。可是，暴力，真正的暴力是不可能逃避的，至少我们这些出生在50年代的拉丁美洲、阿连德牺牲时近二十岁的人们是无法逃避暴力的。 [1]

“小眼”的问题有范例效应，有典型性，重新回忆一下也许并非无用，尤其是已经过去了许多岁月以后。

那是1974年1月，政变发生后四个月，“小眼”席尔瓦离开了智利。首先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接着，邻国的形势逆转 [2] 。“小眼”不得不来到墨西哥。在这里，他生活了两年。在这里，我认识了他。

“小眼”与那时大多数住在墨西哥城的智利流亡者不同：不拿参加过一场虚幻多于真实的抵抗运动吹牛，不常去流亡者聚会的圈子。

我和他成了朋友，至少每周在布卡雷利大街的哈瓦那咖啡馆，或者在凡尔赛大街我和母亲、妹妹的住处，见面一次。起初几个月，“小眼”席尔瓦依靠打零工度日。后来，在墨西哥城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摄影师的差事。我不记得是哪家报社了，也许是《太阳报》吧，如果墨西哥有过这样名字的报社，也许是《世界报》，我更希望它是《民族报》，该报的文化副刊主笔是西班牙老诗人胡安·莱哈诺，但不会是《民族报》，因为我在《民族报》工作，可我从来没看见“小眼”在编辑部里出现过嘛。但他的确在一家墨西哥报社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起初不明显，因为“小眼”早就习惯了简朴的生活。但是，只要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他经济状况改善的迹象。

比如，我记得他刚到墨西哥城的时候是穿着运动衫的。可是后来他买了衬衫，甚至还看见过他打领带——我们这些人，就是说我和诗歌界的朋友们，是不打领带的。结果，在哈瓦那咖啡馆我们这些人中，惟一打领带的就是“小眼”。

那一阵子，有人说“小眼”是同性恋。我的意思是：智利流亡者的圈子里有这样的传言，一部分原因是有人爱说别人坏话，另一部分原因是来个新绯闻可以给流亡者烦人的日子来点“调料”，左派和那时控制着智利的右派，对裤腰以下的想法完全—样。

有一次，“小眼”来我家吃饭。我母亲欣赏他。“小眼”回报这份感情的办法就是时不时地给我们拍张全家福：我母亲、我妹妹、我母亲的一个朋友，还有我。一次，他告诉我：人人都喜欢他的照相。我觉得都一样，或者这是我的想法。不过，“小眼”说这话的时候，我想了想他说的话，最后认定他是对的。他说，只有几个印第安人不喜欢拍照。我妈认为，“小眼”指的是马普切人 [3] 。但实际上，他说的是印度的印度人。后来，印度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国家。

一天夜里，我在哈瓦那咖啡馆见到了他。那个时候，差不多没有顾客了。“小眼”坐在面朝布卡雷利大街的窗前，桌上摆着一大杯牛奶咖啡，哈瓦那咖啡馆才有这种粗制大玻璃杯，别的咖啡馆我还真从来没见过呢。我在他身边坐下。我俩聊了一会儿。他好像是半透明的。这是我那时的印象。“小眼”像是玻璃制作的。他的脸和他眼前的牛奶咖啡玻璃杯好像在交换信号，仿佛在广阔的宇宙中两个互相不理解的现象刚刚相遇，以更多的意愿而不是希望，要找到共同语言。

那天夜里，他坦白告诉我：他是个同性恋，这跟流亡者们的传言一致。他还说，要离开墨西哥。刹那间，我以为他离开墨西哥是由于同性恋。但并非如此。有个朋友在巴黎一家摄影社为他谋得一份工作。这差事可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啊。他想说话。我洗耳恭听。他说，多年以前他就有同性恋倾向。痛苦吗？小心翼翼地吗？尤其是因为他自认是左派，而同志们对同性恋者可是有些偏见的。我俩说到了“性倒错”（如今不用这个说法了），它像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孤寂的风景，还说到了colisa [4] 。我说里面有个s。“小眼”说，是个z。

我记得聊到最后，我俩信口开河，大骂智利左派。我记得，我还为“漂泊在外的智利斗士”干杯，为一部分“拉美漂泊在外的斗士”干杯，这是孤儿们的幻想，漂泊者就是四处漂流的意思，在世界各地为出价最高的人服务，而出价最高者往往是最坏的家伙。我俩哈哈大笑。随后，“小眼”说，他不喜欢暴力。他说：你喜欢暴力，我不喜欢。那口气很悲伤，那时我不理解。他说：我讨厌暴力。我向他保证：我也讨厌。后来，我俩谈起别的事情来，什么书啊，电影啊。从此以后，我俩再也没见面。

有一天，我得知“小眼”已经离开了墨西哥。告诉我这事的是他报社的一个老同事。他不辞而别，我并不奇怪。“小眼”从来不跟什么人道别。我也从来不跟什么人说“再见”。我的墨西哥朋友们也是如此。可我妈妈认为，不辞而别，没有教养。

两三年后，我也离开了墨西哥。我到了巴黎。找过他（不是十分起劲）。没找到。时间一长，我就把他给忘了，甚至连模样也不记得了。但是，我脑海里始终有个他走过来的样子、站立的姿势、从较远的地方发表看法的样子，还带着些许哀愁，让我联想到“小眼”席尔瓦、一个没有面孔的“小眼”席尔瓦，或者是一个脸隐没在阴影中的“小眼”，但精气神还是他的，或者还记得他某个动作——一种几乎是抽象出来的本质，里面容不下安静。

岁月过去了。过去了好多年。有些朋友去世了。我结了婚，有了儿子，出了几本书。

一次，我不得不去一趟柏林。最后一夜了，与海因里希·冯·贝伦贝格和他一家人共进晚餐之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之前都是海因里希每天夜里开车送我回旅馆）。在没到达旅馆前，我要司机停车，因为我想散散步。出租车司机（一位上了年纪的亚洲人，正在听贝多芬的音乐）在距离旅馆有五条街之遥的地方停了车。街上行人已经不多了，但时间并不太晚。我穿过了一座广场。“小眼”坐在一条长凳上。起初，我没认出他来。是他喊住了我。他叫我的名字，然后问我：你好啊。于是，我才转身。瞅了他好一会儿，不知他是谁。“小眼”仍然坐在长凳上，瞅瞅我，瞅瞅地面，或者是瞅瞅两侧、柏林这座小广场周围的大树以及身边的树影，其关注的程度超过对我的注意（这是我的感觉）。我回身朝他走去，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毛里西奥，席尔瓦。我问：是智利人？“小眼”席尔瓦吗？他点点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看见他的笑容。

那天夜里，我俩差不多聊到天亮。几年前“小眼”就住在柏林了。那里能找到整宿开门的酒吧。我问他生活如何。他大致给我描绘了一下自由摄影师的经历。他早就在巴黎、米兰买下了房子，如今又在柏林买下了存放图书的简易房——长期闲置不住。直到我俩迈进第一间酒吧的门后，我才看出来他的变化有多大。他瘦多了，头发已经花白，满脸皱纹。我发现他的酒量可比在墨西哥大多了。他想知道我的情况。当然了，我俩的相逢也绝非偶然。我的名字早就出现在报刊上了。“小眼”看到过，或者是什么人告诉他：你有个同胞在举行讲座或者报告会，而他不能参加，于是打电话问主办单位。这样就拿到了我住的旅馆地址。他说，我在小广场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消磨时间，盼望着我的出现。

我笑了。心里想，重新见到他是一件喜事。“小眼”还是那副怪模样，但是可以亲近，不是那种让人望而生畏的人，是那种你可以在晚上随时随地跟他说“再见”、他跟你说“晚安”的人，绝对不会责怪你，不会骂你。他是一种有理想、生活简朴、和蔼可亲的智利人，是楷模，这种人在智利可从来就不多，但是在智利以外的地方也不可能有。

重读上述文字，我知道自己犯了说话不准确的毛病。要是让“小眼”看了这段文字，他肯定不同意这么笼统的说法。不管怎么说吧，我俩到了一个又一个酒吧，喝了威士忌和不带酒精的啤酒，与此同时，我俩的谈话基本上是在回忆往事中展开的，就是说，是一种带忧伤色彩的情况汇报。谈话，实际上是独白，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俩在回旅馆路上、凌晨两点钟时，他讲述的故事。

就在我俩穿越几小时前见面的那座小广场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开始讲述起来了。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很冷，忽然间听见“小眼”对我说，他愿意给我讲一件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的事。我看了他一眼。“小眼”的视线落在了广场上那些用瓷砖铺就的弯曲小径上。我问他，是什么故事啊？他很快回答说，是一次旅行中的事。我问，旅行中发生什么事了？这时，“小眼”停下脚步。有一阵工夫，他好像只是为了欣赏那些德国树冠以及树冠上方蓝天与白云活动的碎片而存在似的。

“小眼”说，是可怕的事。他问：你还记得我在离开墨西哥城之前咱们在哈瓦那咖啡馆里的谈话吗？我说：记得。他说：我告诉你我是同性恋，对吗？我说：你说了你是同性恋。“小眼”说：咱们坐下说吧。

我敢发誓：我看见他坐的地方还是原来那条长凳，仿佛我还没有到达广场，而他还在等我、还在思考人生以及命运或者偶然性迫使他给我讲述的那个故事呢。他竖起大衣的领子，讲了起来。我点了一支香烟，站着听。“小眼”的故事发生在印度。是工作，而不是旅游者的好奇心把他带到了印度。他必须在印度完成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典型的都市生活报道，是一种玛格丽特·杜拉斯与赫尔曼·黑塞的混合物。我和“小眼”都笑了。他说，就有这种喜欢在《印度之歌》与《悉达多》之间看印度的人。那你就满足出版商的要求吧。于是，第一篇报道就是照片，上面有殖民时期的房屋、破败的花园、各式各样的饭馆，以下等餐厅或者家庭餐厅为主，看上去有些下九流，都是印度人开的；还有郊区的照片，真正的贫民窟；随后是交通线、公路、铁道铁轨站、公共汽车、进出城市的火车；也没忘记隐藏在四周的自然景观，一种与西方冬眠概念无关的冬眠状态，与欧洲不同的树木、大河与小溪、耕地或者干涸的田野。“小眼”说，这是圣徒们的天地。

第二篇报道是关于印度某座城市妓女区的，区名我始终不知道。

从这里开始才真正是“小眼”的故事。那个时候他住在巴黎。他那些照片是给一位著名法国作家的作品做插图用的，该作家是专门研究卖淫社会的。实际上，“小眼”的报道仅仅是包括世界各地红灯区或者容忍卖淫区系列报道中的第一篇。每个红灯区有不同的摄影师拍摄，但是所有的文字说明都由那位作家一人完成。

我不知道“小眼”去的是哪座城市。可能是孟买、加尔各答，可能是贝拿勒斯或者马德拉斯。我记得问过他此事。他不予理睬。实际情况是，“小眼”独自到了印度，因为那位法国作家已经写好了报道，“小眼”惟一的任务就是给报道插图。他去了报道指定的地区。随即开拍。按照他的计划——以及出版商的计划——工作期限（含在印度逗留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周。他下榻在一个安静小区的旅馆里，住的房间有空调，有一扇窗户面向不属于旅馆的院落，那里有两棵树，树之间有一眼泉水。还有一块露天地，有时有两个女子身前身后跟着一群孩子出现在那里。两个女子的服装是印度式的，或者在“小眼”看来如此，但是那几个孩子，有一次他却看见他们打领带。到了傍晚，“小眼”去红灯区走走，拍些照片，跟妓女聊一聊。有几个妓女年龄很小，非常漂亮。另外一些妓女年纪大些，或者说老一些，样子有些发胖，不爱说话。那里的气味，起初让他感到不快，但是后来就喜欢了。拉皮条的家伙（他没看见几个）态度友善，尽量表现得像西方皮条客，或者也许是西方皮条客从印度皮条客那里老早学会的手势和表情（但这是“小眼”在回到有空调的旅馆房间后想出来的）。

一天下午，拉皮条的邀请“小眼”跟一位妓女上床。他有礼貌地婉拒了。那皮条客立刻就明白了“小眼”是个同性恋。到了第二天夜里，就把他拉到了有男妓的妓院里去。当天夜里“小眼”就病了。他望着柏林公园的暗处，说道：我是在印度啊，怎么就不明白呢。我问他：你怎么办了？他说：毫无办法。我什么也没做。瞅一瞅，笑一笑。如此而已。那时，有个年轻人想到：也许这位客人愿意看看别的场所。这是“小眼”猜测出来的，因为几个年轻人之间是不讲英语的。于是，大家离开那家妓院，穿过几条狭窄、肮脏的小巷，来到—处小房子前。那里面是一个过道、小房间以及暗处时不时会突出一座佛龛或者祈祷室组成的迷宫。

“小眼”望着地面告诉我，印度有些地方有这样的风俗：把小孩献给神灵，神灵的名字不记得了。我不合时宜地一时冲动，提醒“小眼”：你不仅忘记了神的名字，也忘记了那座城市的名字，甚至故事里任何一个人物的名字。“小眼”看看我，微微一笑。他说：我是故意忘掉他们的。

那时，我担心还会有更糟糕的内容。我在他身边坐下来。有一阵子，我俩竖起大衣领子，默默地坐着。他看看昏暗的广场，好像担心有陌生人走来，随后又继续讲起故事来：他们要把一个男孩献给神灵，我不知在多长时间里，那男孩就是神的化身。可能是一周，可能是在有宗教游行的那几天里，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一年，我不清楚。反正是一种野蛮的节日，印度法律是禁止的，但人们照旧庆祝。节日期间，那男孩的父母收到了一大堆礼物，欢天喜地，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平时过的都是穷日子。节日一结束，男孩被送回家，或者送回他住的脏窝里，等一年后再重新开始。

从表面上看，这种节日像拉美的迎神游行，只不过显得更快乐，更热闹，可能参加的人明白自己的身份而感情更强烈。只有一点不同。在节日来临前，那男孩要被阉割。节日期间化作男孩的神要求男孩的身体不得有半点男性特征——尽管男孩还没过七岁。但是，男孩的父母就把儿子交给了几个节日医生或是节日理发师或是节日祭司。这些人就把男孩给阉割了。等到男孩的伤口愈合之后，节日就开始了。节日持续几周或者几个月之后，等都结束的时候，男孩就回家了。但是，他已经被阉割了。父母不让他进门。孩子最后流落到妓院里。“小眼”叹息一声，说道：妓院有各式各样的。那天夜里，他们拉我去的是最糟糕的一家。

有一阵子，我俩没说话。我点了一支香烟。后来，“小眼”描绘了那家妓院，像是描述一座教堂。天井里有屋顶。走廊是敞开的。两侧的小房间里有人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有人给他领来一个可能不到十岁的男孩。“小眼”说，那孩子像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女孩。吓坏了，可是又强作笑颜。他问我：能明白吗？我说：想像看吧。我俩又不吭声了。等到我又能开口的时候，我说：不行，想不出来。“小眼”说：我也想像不出来。谁也想像不出来。无论受害者、害人者，还是旁观者都想不出来。只有一张照片说明了问题。

我问他：你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小眼”好像浑身一颤。他说：我拿出了照相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我知道这样做会永远感到自责的，可我还是拍了。

不知道我俩默默地坐了多久。我知道天冷，因为有一阵子浑身发抖。有两次，我听见身边的“小眼”在啜泣，但故意不看他。我看到有一辆车开着灯驶过广场一侧的大街。透过枝叶，有一扇窗户里面亮着灯光。

后来，“小眼”继续说了下去。他说，那男孩冲他一笑，后来就顺从地溜进了那迷宫之家的什么地方去了。有一阵工夫，一个皮条客对“小眼”说，如果觉得没意思，那就离开吧。“小眼”没有接受建议。他不能走。原话是这样说的：我现在还不能走。这是真心话，虽说他不清楚是什么在阻拦他永远离去。可是，那皮条客明白了他的意思。二人要了茶水或者类似的仆么难闻的饮料。“小眼”记得，他和那皮条客席地而坐，也许是坐在一块席子上，或者是一块破旧的地毯上。光线来自两支蜡烛。墙上挂着一张有那位神的肖像画。“小眼”看看那位神，起初有些害怕，后来感到生气，也许是仇恨吧。

他一边点烟，吸了一口，吐到柏林的夜空里去，一边说道：我从来没恨过什么人。

就在“小眼”望着那张神像的同时，一直陪着他的那几个人都消失不见了。陪着他的只有一个男妓，二十几岁，说英语。过了一会儿，有人击掌后，那男孩又露面了。我以为我哭了，“小眼”说，或者是那个男妓以为我在哭，但都不是真的。我故意面带笑容（是一张不属于我的脸，是一张像树叶一样被风卷走了的面孔）。可是心里惟一想的是策划点什么。不是计划，不是朦胧的公正样子，而是一种意愿。

后来，“小眼”、男妓和男孩起身，走过一条光线昏暗的通道，又走过一条光线更糟糕的通道（男孩走在“小眼”身边，冲着他微笑，男妓也冲他微笑。“小眼”点点头，慷慨解囊），来到一个房间。那里面有个医生在打盹。身边有个男孩，皮肤比那被阉割的男孩要黑，年纪要小，六七岁的样子。“小眼”听医生（也许是理发师，也许是祭司）详细讲解何为传统、民间节日、特权、领圣餐、醉酒和神圣。他能看到那天黎明或者次日准备给男孩阉割用的外科器具，不管怎么说吧，男孩已经到了庙宇或者妓院；他能明白有一项预防感染的措施、一项卫生措施；男孩已经饱饱地吃了饭，仿佛已经化作神灵，其实“小眼”看到的是一个半睡半醒正在哭泣的孩子；“小眼”还看到了那个已经被阉割的男孩——在他身边，寸步不离——半开心半恐惧的眼神。于是，“小眼”变成了不是别的而是“妈妈”的角色。

他说了“妈妈”之后，出了一口长气。这就是结果：“妈妈”。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反反复复发生的事情，就很普通啦：就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暴力。就是我们这些出生在50年代拉美人的命运。当然了，“小眼”没有什么太大信心地要试一试对话，试试行贿，试试恐吓。惟一确凿的是有过暴力事件。不久，他就离开了那红灯区的大街小巷，样子像做梦，像大汗淋漓。他清楚地记得离开时精神上升起的激情，越来越强烈的快感——似乎是威胁着某种清醒意识的感觉，但实际上不是（也不可能是）清醒的。还有感觉到自己的身影以及两个男孩的影子——他牵着他俩的样子投射到了破落的墙壁上。要是换了别的什么地方，他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在那时和那地，没人注意到他。

故事情节的剩下部分就是一条旅游路线了。“小眼”回到旅馆后，把东西装进箱子，带着两个孩子走了。先乘坐出租车到了郊区一个村庄，也许是小区。从那里乘坐公交车到了另外一个村庄，换乘另外的公交车，又到了另外一个村庄。在逃走的过程中，有时还上过火车，坐了整整一宿外加部分白天时光的火车。“小眼”记得两个孩子望着晨光照耀下车窗外面景物的面部表情：灿烂和恭顺，好像那神秘列车的窗外风景从来没有那么真实过。

后来，三人又乘坐公交车、一次出租、一次大巴、一次火车。“小眼”说，我们甚至挥手拦车。他说话时，望着柏林的树影，实际上，他脑海里想着别的树影、别的无名树影、不可能见到的树影。最后，三人到达印度某个村庄，租下一间房，休息。

两个月后，“小眼”已经身无分文了。于是，走到一个村庄，他发信给一位在巴黎的朋友。十五天后，他收到一张汇款单；但是需要去另外一个更大的村庄兑现——不是他发信的村庄，更不是他租房的村子。两个男孩情况很好。他俩跟别的孩子一起玩耍，不上学。有时，带着左邻右舍送的食物、蔬菜回家。两个孩子不叫他“爸爸”，免得引起好奇者的注意，这是他为了安全采取的措施之一，而是叫他“小眼”，跟我们的叫法一样。但是，“小眼”在邻居面前说他俩是他儿子。他编造说，孩子的母亲是印度人，不久前去世了，他不愿意回欧洲。这故事听起来像真的。但是，夜间做噩梦时，“小眼”梦见印度警察半夜突然出现了，逮捕了他，罪名很丢脸。常常醒来时浑身发抖。于是，走到两个孩子睡觉的席子旁，一看见两个孩子的模样，他浑身又有了可以继续上路、休息、起身的力气了。

他当上了农民。种了一小片果园，有时为村子里的富农打工。说是富农，其实也是穷人，只不过比别人的日子稍微好一些罢了：工余时间，他用来教两个孩子学习英语、一点数学，看着他俩做游戏。两个孩子说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有时候，他看见他俩停止游戏，去田野上转悠，好像突然之间变成了梦游患者。他高声招呼他俩回来。有时，他俩假装没听见，继续往前走，直到他看不见为止。有时，他俩回头冲他微笑。

我吃惊地问“小眼”：你在印度逗留了多长时间呢？

“小眼”说，一年半。但准确的时间他也不知道。

一次，他那位巴黎的朋友到了那个村庄。“小眼”说，他还对我有感情呢，虽说我不在巴黎期间他已经跟雷诺公司的一个阿尔及利亚机械师同居了。“小眼”说完这话就笑了。我也笑了。“小眼”说，一切都太令人伤心了。他朋友是乘坐一辆布满尘土的出租车进入村子的。那时，那两个男孩在干燥的灌木丛中追一个小虫。清风似乎送来了或好或坏的消息。

不管那位法国朋友如何苦苦相劝，“小眼”就是没回巴黎。数月后，“小眼”收到了法国朋友一封信，告诉他：印度警察已经不再追捕他了。看来那家妓院的人也没有报警。这消息没能阻止“小眼”不再做噩梦，只是梦中追捕和嘲笑他的那些人物改头换面了而已：不再是警察，而变成了那位去势的神灵宗派的打手。“小眼”说，最后的结果更加可怕，不过我早就习惯于噩梦了，总是可以这样、那样地知道：这是梦里，不是现实。

后来，瘟疫进村了。那两个男孩都死了。“小眼”说，我也想死，可命不该绝。

“小眼”养病的地方是座每天都在让雨水毁坏的茅屋，痊愈后，他离开了那座村庄，又回到了原来认识两个孩子的城市。他稍稍有些吃惊地发现：那座城市并不像他想的那么遥远，他们三人的逃跑路线是螺旋式的，返城就快多了。他回到城里的当天下午就去了那家阉割男孩的妓院。那里的房间已经变成了一家又一家拥挤在一起的住所。他记忆中空空荡荡、凄凄惨惨的过道里，如今云集着还几乎不会走路的娃娃以及无法动弹和匍匐在地的老人了。这景象简直像天堂！

当天夜里，一回到旅馆他就流泪不止，为两个死去的男孩哭泣，为那些不曾相识的被阉割的男孩哭泣，为自己失去的青春岁月哭泣，为一切已经不再年轻的年轻人哭泣，为英年早逝的年轻人哭泣，为保卫阿连德的斗士们哭泣，为害怕保卫阿连德而战的人哭泣，接着，他给巴黎那位朋友打电话。现在，这位法国朋友与一位保加利亚前举重选手同居了。“小眼”请法国朋友寄一张机票和一点支付旅馆费用的钱过来。

法国朋友说：行。当然。马上就办。还问“小眼”：那是什么声音？你哭了？“小眼”回答说：是的。哭个不停。不知怎么回事。已经哭了好几个小时了。法国朋友于是说：好啦，好啦，别哭了！ “小眼”哭着说，照办，照办。然后就挂上了电话。可是随后仍然痛哭不已。

[1] 1973年9月11日智利总统阿连德在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中殉职，死因有多种说法。

[2] 指阿根廷庇隆政府被推翻。

[3] 马普切人( Mapuche)，南美洲南部主要印第安部落之一，主要分布在智利和阿根廷。

[4] 西班牙语，在智利俚语中指同性恋男子。

戈麦斯帕拉西奥 [1]

我去戈麦斯帕拉西奥的时候正是一生中最倒霉的时期之一。那时二十三岁，知道自己在墨西哥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我的朋友蒙特罗，在文学美术馆工作，为我在戈麦斯帕拉西奥文学工作室谋得一个差事。戈麦斯帕拉西奥这个城市的名字真可怕。这份工作包括先要跑一遍文学美术馆系统分布在那个地区的各个工作室。可以说这样的出差是一种愉快的上岗方式，蒙特罗对我说，先到北方各地玩一玩，然后去戈麦斯帕拉西奥上班，就把什么都给忘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同意了。那时我明白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不会在戈麦斯帕拉西奥定居的，知道自己不会在墨西哥北部任何一个偏僻村镇领导什么文学工作室。

一天早晨，我乘坐一辆满载旅客的公交车离开了首都墨西哥城，开始出差之旅。我到过的地方有：圣路易斯波多西、阿瓜斯卡连特斯、瓜纳华托、莱昂，我说的这个顺序是混乱的，不清楚先到了哪座城市，也不知道逗留了几天。后来到过托莱昂和萨尔蒂约。到过杜兰戈。

最后，到了戈麦斯帕拉西奥，参观了文学美术馆的办公室，认识了我未来的学生们。天很热，可我一直发抖。馆长是位鼓眼泡、丰满的中年妇女，身穿大印花布长裙，上面有本地几乎各种花卉图案。她把我安置在郊外一家汽车旅馆里——一家不通向任何地方的公路旁边的旅馆。

她总是上午亲自来接我。她有一辆大轿车，天蓝色的。她驾车的方式也许属于鲁莽型的，但总的来说技术尚可。那车是自动挡的，她双脚几乎不碰踏板。我俩一成不变地要先去路边一家餐厅，从那里可以远眺我的汽车旅馆，一个在黄蓝地平线上泛红的突出物。我俩喝橘子汁，吃墨西哥式煎蛋，喝几杯咖啡。我估计女馆长从来不用现金，而是拿美术馆的代金券买单。

随后，她靠在椅背上，说起自己在那座北方城市的生活和诗歌创作。她已经在由本州文学美术馆赞助的一家小出版社里出版了诗集。她还谈到丈夫，既不懂诗歌创作，也不懂写诗本身承载的痛苦。她一面说话，我一面一支接一支地抽巴利牌香烟，同时望着窗外的公路，心想这就是我生活中的灾难。之后，我俩再上车，向文学美术馆在戈麦斯帕拉西奥的总部进发。总部设在一座二层楼里，毫无魅力可言，但有个院落，只种着三棵树；还有座废弃或未完工的花园，里面聚集着毫无生气的少年：他们学绘画、音乐、文学。初次到那里，我几乎没注意那座院落。第二次，我感到战栗。心想，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啊，可是内心深处明白这是有意义的，即令人心碎之意，这表达方式似乎有些夸张，但我不认为夸张。也许那时我把意义与需要混淆了。也许就是神经紧张而已。

到了晚上，很难成眠。做噩梦。上床前，为了让自己放心，我把房间的门窗都要关严。口干舌燥，惟一的办法就是喝水。连续不断下床，去卫生间打水喝。既然下了床，那就趁机再查查门窗吧。有时忘记了害怕，就站在窗前看看沙漠里的夜空。然后，再回到床上去，闭上眼睛。可是因为喝水太多，很快再次起床，是去撒尿。既然起床了，那就再次检查门窗，再次听一听来自远方沙漠的动静（南来北往的车辆声），或者看看窗外的夜空。这样折腾到天亮，才能连续睡上两三个小时，最多也不过如此。

一天上午，我和女馆长吃早饭的时候，她问我眼睛怎么是红的。我说，因为睡觉太少。她说，是的，眼睛红了。随后，改变了话题。那天下午，她送我回汽车旅馆的时候，问我是否愿意开一会儿车。我告诉她，我不会开车。她笑了，把车子靠路边停下来。有一辆冷藏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去。我看见白色的车身上写着蓝色的大字：“帕迪亚寡妇肉铺”。是从蒙特雷伊方向开来的。我觉得那司机的目光很放肆。女馆长开了车门下去。她说：你坐到司机位子上来！我照办了。扶着方向盘的时候，我看见她从车前方绕了一圈。然后，坐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命令我开车：咱们走！

沿着连接戈麦斯帕拉西奥与我住的汽车旅馆的灰色高速路，我开了好大工夫。到了汽车旅馆的时候，我没有停车。我瞅瞅女馆长，她笑笑，不介意我再开一会儿。起初，我俩一直静悄悄望着公路。离开汽车旅馆后，她开始说起她的诗歌、工作、理解力差的丈夫。等到没话时，她打开磁带放音机，放一盘兰切拉民歌。女歌手的声音悲伤，她总比乐队伴奏的速度快两拍。女馆长说：她是我朋友。我没听明白，便问她：什么？女馆长说：我是这女歌手的好朋友。啊，明白了。她说：她是杜兰戈人。你到过杜兰戈，对吧？我说：是的，去过杜兰戈。她问：那边的文学工作室怎么样？我说：不如这里。尽管这是客套话，她好像不赞同。她说：她是杜兰戈人，可是住在华雷斯城。有时，她回家看母亲，就给我打电话。我不管多忙，也要抽出时间来去杜兰戈跟她住几天。我说：好。视线不离开公路。女馆长说：我住在她家，就是她母亲那里。我俩睡在同一个房间里，聊天和听她的唱片，一下子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我俩中有一个去煮咖啡。每次去她家，我总要带上快慰牌饼干。她最喜欢这种饼干了。于是，我俩吃饼干，喝咖啡。我俩从十五岁就认识。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看见地平线上有些山丘，公路就消失在那些山里。东边已经发黑。几天前，我在汽车旅馆里曾经想：沙漠里的夜色是什么颜色呢？这是一个愚蠢的修辞问题，里面寄托着我的未来，或许不是未来，而是我忍受心中痛苦的能力。一天下午，在戈麦斯帕拉西奥文学工作室里，有个小伙子问我为什么要写诗，打算写到什么时候。女馆长不在场。工作室有五人，都是学生，四个男孩，一个女生。两个男生衣着极寒酸。那女生又矮又瘦，打扮俗气。提问的小伙子本来应该上大学，却在一家肥皂厂当工人（可能是本州惟一的大肥皂厂）。另外一个男生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当服务生。头两个男生准备读预科。那女生不念书，不工作。

我回答说：出于偶然。有一阵子，我们六人都不吭声。我盘算了一下在戈麦斯帕拉西奥工作和长期生活的可能性。此前，我在院子里见过两个学美术的女生，我觉得还漂亮。如果走运的话，也许能跟其中一个结婚呢。她俩中比较漂亮的那个像是最传统的那种女人。我没想出一种漫长又复杂的恋爱期。设想出一套昏暗、空气新鲜的房子以及种满了植物的花园。那个制造肥皂的小伙子问道：您打算写到什么时候为止？本来我可以随意回答。但还是选择了最简单的，我说：不知道。我问他：你呢？他说：老师，我写诗是因为诗歌让我感到更加自由；我永远不会放弃的。他面带笑容，难以掩饰自豪与决心。这样的回答染上了含糊的毛病，总想慷慨激昂。但是，在这答话后面，我看到的是一个肥皂工，不是看他现在，而是看他十五岁或者十二岁的样子；看见他飞跑或者行走在戈麦斯帕拉西奥的街道上，头上的天空像有石头落下。我还看见了他的伙伴：我觉得他们能活下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活下来是最理所当然的。

后来，我们念诗。他们中惟一有才华的是那个女生。但我已经什么也不能肯定了。下课后，女馆长在等我，她身边站着两个家伙，结果竟然是杜兰戈州府的官员。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以为他们是警察，是来抓我的。学生们跟我说了“再见”。那瘦姑娘跟一个男孩，还有另外三个男生都走了。我看见他们穿过了一条墙皮剥落的过道。我跟在他们身后，到门口，仿佛有话忘记了说的样子。在门口，我看见他们分别消失在戈麦斯帕拉西奥那条大街的两头。

这时女馆长说了一句：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接着就不吭声了。公路已经不是笔直的了。从后视镜里，我看到了我们离去的城市有一道大墙。后来我才发现那是夜幕。放音机里传出来那女歌手咿咿呀呀地演唱的另外一支歌曲。歌词说墨西哥北方有个偏僻的村庄，人人都幸福，只有她除外。我觉得女馆长在哭。悄悄在哭，很有尊严地哭，但抑制不住地哭。可是我无法证实。我眼睛紧紧盯住公路，一秒钟也不离开。后来，女馆长掏出手帕，擤擤鼻子。我听见她用最低的声音对我说：请打开车灯！我继续驾驶。

她又重复了一次：请打开车灯！不等我回答，她就俯身到仪表盘上，亲自打开了车灯。片刻后，她用更加坚决的口气说：减速！与此同时，那女歌手已经唱到最后几个音符了。我没话找话地说：这是一首很伤感的歌曲。

车子停靠在路边了。我打开了车门，下车。天还没全黑，但已经不是白天了。我周围的土地、公路两侧的山丘，已经是深黄色，我从未见过的深黄。仿佛那亮色（不是亮光，而是颜色）满载着我不知道的什么东西，但很有可能是永恒的什么。很不好意思联想到了某种相似的玩意儿。我舒展一下两腿。有辆汽车按着喇叭从我身边驶过。我挥手骂了一句：他妈的！也许不仅是挥手。也许喊了一句：操你妈！那司机看见我了，或者听见我的声音了。但这在这整个故事里是不可能的。另外，一想到那司机，我惟一看见的是他那面后视镜里我僵硬的形象：长发，消瘦，身穿结实的棉布夹克衫，戴着大眼镜、令人恶心的眼镜。

那辆车在前面几米的地方刹车，停住不动了。没人从里面下来。车子也没后退。我也没听见喇叭再响。但是，那辆车的出现似乎充实了我们眼前以某种方式占有的空间。我谨慎地向女馆长的位子走去。她落下车窗，问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她眼睛鼓胀得更加厉害了。我说，不知道。她说，那是个男的。然后，她挪到了驾驶座位上来。我上去坐到她腾出来的位子上。位子上还是热的，潮乎乎的呢，好像女馆长发烧了。从车窗望去，我看见那是个男的身影，某人的后脑勺，他像我们一样，正在望着开始向山丘蜿蜒伸展过去的公路线。

女馆长好像自言自语似的望着前面停着的汽车，说道：那是我丈夫。接着，她把磁带的另一面放好，调大音量。她说：我那位女友去陌生城市巡回演出的时候，有时给我打电话。有一次，她从马德罗市打给我，那天夜里她整宿都在石油工人俱乐部演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凌晨四点钟。还有一次，她从雷诺萨打来。我说：她人真好。女馆长说：不好不坏。就是打电话而已。有时，她有这个需要。只要我丈夫接电话，她就挂上。

有一阵工夫，我俩谁都没说话。我想像着女馆长的丈夫手持电话的样子。他拿起电话，说一声“喂”，“谁呀？”一听对方挂了电话，他也就挂上了，好像条件反射。我问女馆长是不是想要我下车去对那辆车的司机说点什么。她说，没必要。这回答我觉得合情合理，但实际上，这回答里有火气。我问她：既然他真是你丈夫，那你认为他会怎么样？女馆长说：他会待在这里等到咱们开车。我说：既然如此，那咱们最好马上开车吧。女馆长好像陷入了沉思中，而实际上，后来我很久才猜出来：她惟一做的就是闭上眼睛，表面上在全神贯注地倾听她那位杜兰戈女友歌声的结尾。后来，她发动车子，缓缓驶过前面几米处那辆停着的轿车。我从车窗望去。那驾驶员刚刚好转过身去。我没能看见他的脸。

等到那轿车再次消失在群山方向的时候，我问她：你肯定那是你丈夫吗？女馆长说，不能肯定。说完大笑起来了。我认为不是。我也笑了。在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中，她说道，车子像他的，但我觉得人不是他。我问：你仅仅是觉得吗？女馆长说：除非他换了车牌子。这时我才明白原来都是玩笑。于是，我闭上了眼睛。后来，我们驶出群山，进入沙漠。向北或者开向戈麦斯帕拉西奥的车辆灯光扫射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天已经黑了。

女馆长说：咱们就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了。她就是这么说的：“特别的地方。”

她说，我一直希望你看看这里。这是我家乡让我最喜欢的地方。车子离开了公路，驶入一个休息区，其实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停靠卡车的大片空地。远处，可能是村子或者餐厅的灯光闪烁。我俩没下车。女馆长指指一个不清楚的地方。那是一段公路，距离我们停车点的距离大约有五公里左右。她还用手帕擦擦前玻璃窗，让我看得更清楚些。放眼望去，我看见许多车灯，因为那边可能是弯道，车灯转向的缘故。后来，我看到了沙漠和一些绿色的东西。女馆长问我：看见没有？我说：是的，看见灯光了。女馆长看看我，她那鼓起的眼睛熠熠生辉，很像是杜兰戈州、戈麦斯帕拉西奥荒郊野外的小动物的眼睛。接着，我再次向她指着的地方张望：起初什么也没看到，只是一片漆黑，只有那个村镇或者陌生餐厅的灯火。后来，过去了几辆汽车，它们的灯光以令人恼怒的缓慢速度剪开了夜幕。

那速度慢得令人生气，但是已经对我们没有影响了。

后来，那辆汽车或者运输卡车一经过那个地方之后过了几秒钟，我看见那车的灯光如何转了一圈，一道像是吸气般的绿光，冲破种种束缚，转瞬之间通过反射作用生动地悬挂在空中，那是一道类似大海、像海浪一样摇晃的光线，但仍然保持着土地的易碎性，像是绿色的波纹、奇特非凡、离群索居；那弯道上有什么东西，大概是一块招牌，破旧的屋顶，摊放在地上的硕大塑料布发出来的光线；但是，由于距离我们相当遥远，那光线像梦境，像奇迹，说到底，二者是一回事嘛。

后来，女馆长发动汽车，转了一圈，回我住的汽车旅馆去了。

次日，我就应该回墨西哥城去。到了汽车旅馆，女馆长下车，送我一程。没等到进房间，她握握我的手，与我告别。她说：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荒唐言行。归根到底，咱俩都喜欢看诗嘛。我感激她没有说咱俩都是诗人。进房间后，开了灯，我脱下夹克衫，直接从水龙头那里喝凉水。后来，走到窗前。她的轿车还在汽车旅馆的停车场上。一打开房门，一股沙漠风迎面吹来。那轿车里没人。稍远一些的地方，靠近公路旁，女馆长如同欣赏外星风光那样或者望着河水一样，双臂微微举起，仿佛与空气对话，或者在朗诵，或者像一个年轻女孩那样玩木头人游戏。

睡得不好。天亮后，女馆长来接我。她一直送我到汽车总站，对我说：如果最后决定接受文学工作室的差事，永远欢迎你。我说，我得想想。她说，那好吧，应该好好想想。接着，她说：拥抱一下吧！我俯身抱了她一下。我应该坐的位子在另外一侧，所以她离去时没能看见她。我依稀记得她的身影：站在那里望着公交车，或者是在看手表。后来，我不得不坐下来了，因为别的乘客要走通道，或者要在旁边的位子上落座。等到我再看她时，她已经不在了。

[1] 戈麦斯帕拉西奥(Gomez Palacio)，墨西哥中北部大城市。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情况是这样的：B和B父去阿卡普尔科 [1] 度假。一大早，清晨六点，父子俩就要出发。那天夜里，B睡在父亲家里。没梦，或者就算有梦，一睁眼也忘了。听见父亲在卫生间。向窗外望去，一片漆黑。B不开灯，穿衣裳。等走出卧室的时候，父亲已经在桌旁看前一天的体育报纸了。早饭已经做好了。咖啡，牧场煎蛋 [2] 。B问候父亲后，走进卫生间。

B父的汽车是1970年的福特野马。六点半，父子俩上车，开出城市。城市就是墨西哥城联邦区。B和父亲出城短暂度假的那一年是1975年。

一般来说，旅行总是愉快的。父子俩离开联邦区时有点冷，开始进入格雷罗州的炎热地区，热起来了，他们不得不脱下毛衣，打开车窗。起初，车外的风景完全吸引了B的注意力（他觉得令人感到惆怅）。但是，几小时后，群山和森林变得单调乏味了。B决定还是看书为好。

在到达阿卡普尔科之前，B父把车停在了路旁的一个饭摊前。摊子上在出售绿鬣蜥。B父问儿子：咱们尝尝，好吗？B父走近绿鬣蜥，看见它们还活着，微微动弹。B靠在野马车的挡泥板上，看着父亲。B父不等儿子回答，就要了一块绿鬣蜥肉。到了这个时候，B才离开野马车，向露天饭摊走去。就是四张餐桌和一个清风吹得微微摇动的遮棚而已。他在距离公路最远的位子上落座。B父要了啤酒。父子俩卷起了袖子，敞开了怀。父子俩穿的是白衬衫。为父子俩服务的男子则相反，身穿长袖黑衬衫，好像炎热并不影响这位服务员。

服务员问：是去阿卡普尔科吧? B父点点头。父子俩是这饭摊上仅有的食客。公路上，车辆来来往往，不停车。B父起身，向饭摊后面走去。起初，B以为父亲是去解手的，但很快就明白了：父亲是钻进厨房去看如何烹饪绿鬣蜥的。服务员悄悄跟在B父后面。开始讲话的是B父，接着是那服务员，最后是个女子的声音。但B没有看见她。B满头大汗。眼镜又湿又脏。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擦擦。等到再把眼镜戴好的时候，发现父亲正在从厨房那边望着他。实际上，他只看见了父亲的脸和肩膀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被一块有黑点的红门帘挡住了。有一阵子，B觉得红门帘不仅分开了厨房和饭摊，还分开了两个时代。

于是，B转移视线，回到书上来。书在餐桌上，是打开的。是本诗集。是法国超现实主义的作品选，译者是阿尔多·贝叶格里尼，阿根廷超现实主义诗人。两天前，B开始阅读这本书。他喜欢。喜欢里面诗人们的照片。有于尼克、德斯诺斯、阿尔托、克勒维尔的照片。书很厚，有个透明的塑料封皮。包书皮的不是B（他从来不包书皮），而是一位特别讲究细节的朋友。这时，B转移了视线，偶尔翻翻诗集，他看到了居伊·罗塞的照片和诗作。等到他再抬头找父亲的时候，父亲不在那里了。

真热得喘不过气来。B很想回首都去，但是不走，至少现在不走，他心里明白。过了一会儿，父亲来到了他身边。二人吃起辣酱绿鬣蜥肉来，喝更多的啤酒。黑衬衫服务员为父子俩打开了半导体收音机。于是，朦胧的热带音乐与树林的沙沙声以及公路上过往的车辆声混合在一起了。绿鬣蜥肉有鸡肉的味道。B不大肯定地说：比鸡肉柴。父亲说：味道很好嘛。又要了一块。父子俩喝加了肉桂粉的咖啡。端来绿鬣蜥的是黑衣服务员。但是，送来咖啡的却是厨娘。她年轻，像B一样年轻，身穿白色短裙和带白花的黄色衬衫。B认不出那是什么花，也许根本不存在吧。喝咖啡的时候，B感觉不舒服，可是没说什么。他抽烟，看看微微摇动的遮棚，好像有一线水丝下雨后挂在遮棚上不动了。B想：这不可能啊。父亲问他：你瞅什么呢？B说：遮棚。像是静脉，B这么想，可没说出口来。

黄昏时分，父子俩到了阿卡普尔科。二人在临海的街道上闲逛了一会儿。车窗已经落下，海风吹乱了父子俩的头发。他俩把车子停在一家酒吧旁边，进去喝点什么。这一回，B父要了龙舌兰酒。B想了想，也要了龙舌兰酒。酒吧很现代，有空调。B父跟侍者聊天，问他海滩附近有什么旅馆可住。父子俩回到野马旁边的时候，天上已经有了星星，B父看上去一天以来第一次有了倦容。但还是跑了两家旅馆，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父子俩都不满意。到了第三家方才看中。第三家名叫“清风”，不大，有游泳池，距离海滩只有三五步之遥。B父喜欢。B也喜欢。由于气温低，旅馆空空荡荡，价位可以接受。父子俩的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以及带淋浴的小卫生间；惟一的窗户面朝旅馆庭院，那里有游泳池。B父本希望窗户面对大海才好呢。二人很快发现空调没开。但是，房间里相当凉快，因此没投诉。于是，安顿下来，打开各自的行李箱，把衣服放进衣柜。B把书放在床头桌上。开始换衣服。B父去洗冷水澡。B只是洗洗脸。洗漱完毕后，父子俩出去吃晚饭。

在旅馆服务台，他俩看见一个矮个，长着兔牙。是个年轻人，看上去态度友好，建议父子俩去一家旅馆附近的餐馆吃饭。B父向他打听什么地方好玩。B明白父亲的话。那服务员不明白。B父说，就是有活动的地方。B说：就是能找到姑娘的地方。服务员说：啊，明白了。片刻间，父子俩没动，没说话。服务员弯腰，消失在柜台后面去了。再露面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卡片，递给了B父。后者看看卡片，问这地方是不是安全可靠。问完之后，掏出一张钞票。服务员立刻抓了过去。

但是，那天夜里，晚饭后，父子俩还是直接回旅馆了。

第二天，B醒得很早，悄悄淋浴后，刷牙，穿上泳衣，离开了房间。旅馆食堂没人。B就决定在外面吃早饭。旅馆所在的街道向下直通海滩。那里只有一个少年在出租冲浪板。B问一小时收费多少。少年说了一个数。B觉得价格合理。于是，租了一个冲浪板之后，就下海了。海滩对面有座小岛。B踏着冲浪板向那里进发。起初，有些费力，但很快就掌握要领了。这个钟点的海水清澈透亮。到达小岛前，B觉得冲浪板下有红鱼，长约半米，成群结队地涌向小岛。B也冲向小岛。从海滩到小岛全程需要刚好十五分钟。B不知道，他没表，觉得时间很长。游到小岛，他觉得遥遥无期。就要到达小岛之前，意外的大浪拦住了他的去路。小岛沙滩的沙子与旅馆前的沙土大不相同。后者的沙土也许是早晨的缘故，是金褐色的（但B并不觉得如此）；小岛的沙子是雪白的，闪闪发亮，看时间长了，感觉刺眼。

B于是停止划水，不管风吹浪打，纹丝不动。海浪缓缓地把他从小岛附近推开。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冲浪板已经退到了半路中央。B算计了一下距离，决定返回。这一次，回头路愉快多了。到了海滩，出租冲浪板的小伙子问他是否有问题。B说：没有。一小时后，B还没有吃早饭，回到了旅馆，看见父亲坐在食堂里，眼前摆着咖啡和一个有剩余面包片和鸡蛋的盘子。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过得相当混乱。开车瞎转，从车里看人；有时下车，喝冷饮，吃冰激凌。下午，B父卧在躺椅上睡觉的同时，B重读居伊·罗塞的诗歌、生平简介。

一天，一群超现实主义者来到法国南部。他们打算弄到去美国的签证。德国人占领了法国北部和西部。南部在贝当政府保护下。美国领馆日复一日拖延办理签证的时间。在这群人中，有重要的诗人，例如，布勒东、特里斯坦·查拉、佩雷，但是也有次要的诗人。居伊·罗塞就属于次要诗人。B想，从照片上看，他属于次要诗人。居伊人丑，但衣着讲究，像个部委低级官员或者银行职员。B想，到此之前，虽说有不和谐音，一切正常。每天下午，这群超现实主义者们都在港口附近一家咖啡馆里聚会。制订计划，聊天。居伊场场必到。但是，有一天（B觉得是黄昏时分）居伊失踪了。起初，没人想起他来。他是个次要诗人，这些人常常被人忽略。但几天后，大家开始找他了。在他居住的旅馆里，没人知道他的情况。他的行李、书，没人动过。为此，如果说居伊不交房钱就走了，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蓝色海岸地区的有些旅馆里，也是常有的事。朋友们在找他。大家走遍了医院和宪兵拘留所。没人知道居伊的情况。一天上午，签证下来了。大部分人上船去美国了。留下的人是那些永远拿不到签证的人。大家很快忘记了居伊，忘记了居伊的失踪，个个忙于找个安全的地方，因为那年月群体性失踪和被杀事件是家常便饭。

晚上，在旅馆吃了饭后，B父提出去个有活动的地方看看。B瞅瞅父亲。父亲是金发（B是黑发），灰眼睛，身体还很结实。样子很快活，准备快乐快乐。B问：什么样的活动啊？其实，他很清楚父亲的意思。B父说：一如既往吧，酒和女人。B一时没吭声，好像在想如何答话。父亲瞅着他。可以说眼神里有期望，但实际上，只有父爱。最后，B说，对那档子事没兴趣。B父说，不是那种事，而是去看看，喝喝酒，跟朋友聊聊天。B问：这里咱们谁也不认识，哪来的朋友？B父说：幽会的场所总能交上朋友的。“幽会场所”的说法让B想起了马交配的地方。七岁时，父亲给他买过一匹马。B问：我那匹马是什么地方的?B父不知道儿子说的什么，吃了一惊。他问儿子：什么马?B说：我小时候，在智利，你给我买的那匹马。父亲说：啊，是萨法兰桥 [3] 。父亲又说：是一匹奇洛埃马，奇洛埃省出产的。想想之后，B父又说起了妓院。B想，从父亲回想往事的样子看，大概说的是舞厅。但后来两人都不吭声了。

那天夜里，父子俩什么地方都没去。父亲睡觉的时候，B去游泳池旁边的旅馆露天茶座看书。茶座只有他一人。茶座干净，空空荡荡。B从座位上可以看到服务台的一部分。昨天夜里那个服务员站在柜台前正在阅读什么，或者是在算账。B看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的诗歌，阅读居伊·罗塞。说心里话，他不喜欢罗塞。喜欢德斯诺斯和艾吕雅远远胜过罗塞；但是，到了最后还是回过来再读罗塞，再看他的照片——一张读书照，罗塞显得痛苦又孤独，眼睛很大，目光呆滞，系着一条像是要勒死他的黑领带。

B想，他肯定自杀了。罗塞一听说永远拿不到去美国或者墨西哥的签证，就决定在当地了却一生。B想像，或者说努力想像法国南部一座海滨城市的样子。B还从来没去过欧洲呢。他走遍了几乎整个拉美，但是没到过欧洲。因此，他脑海中的某座地中海城市的形象就直接受阿卡普尔科印象的影响了。炎热，一家廉价小旅馆，金沙滩，白沙滩。远处传来的音乐。B不知道自己脑海里的形象缺少声音，或者说缺少决定性的声音：每座海滨城市常常用来拴住小船的绳索声。尤其是在小城市，就算海水安静得像汤盆，这种声音也清晰可闻。

忽然，有人进了露天茶座。看身影是个女子，在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坐下了，身边有两个立式大花瓶。过了一会儿，那个服务员端着饮料向那女子走去。随后，服务员没回服务台，而是来到了B身边。B是坐在游泳池旁边的。服务员问B:您和您父亲过得怎么样？B说：很好啊。服务员问：喜欢阿卡普尔科吗?B说：很喜欢。服务员问：圣迭戈怎么样?B不明白这问话的意思。圣迭戈？刹那间，他以为服务员在问旅馆，可是他立刻想起来旅馆不是这个名字。B问：什么圣迭戈？服务员笑了，说道：就是有妓女的夜总会。B于是想起来服务员给他父亲的那张名片来了。他说：我们还没去呢。服务员说，那地方可靠。B点点头，那意思怎么解释都可以。服务员说，它在修宪大街上。同一条街上，还有一家夜总会，名叫拉马达，不可靠。B重复道：拉马达，一面看看角落里的那个女子：一动不动地待在两个大花瓶中间，花瓶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细，一直到隔壁的桌子下面；她的饮料好像没动。服务员说：最好别去拉马达。B没话找话地问道：为什么？其实，两家夜总会，他哪一家都不想去。服务员说：不可靠。他雪白之极的兔牙在突然笼罩了露天茶座的昏暗中闪闪发亮，好像有人从服务台那边关掉了一半的灯。

服务员走了以后，B再次打开诗集，可是看不清字母了。于是，放下书，闭上眼睛，没听见绳索声，听见了空中的风声，热浪落在旅馆、落在旅馆周围树木上的沙沙声。他很想下游泳池。刹那间，他以为可以下水。

这个时候，那角落里的女子起身向茶座与服务台相连的石头台阶走去，但走到半路上停住了，好像不舒服的样子，一手扶着没有花只有杂草的花坛。

B注意观察她。身穿一件宽松的白色衣裳，是薄料子的，袒胸露臂。B以为女子会继续走下去。但是，她没动，手扶着花坛，目光低垂。于是，他起身，拿着书，走过去。一看见她的脸，先吃了一惊。B估计她有六十岁，但是如果从远处看，会以为她只有三十多岁。是个美国人。他一靠近，她就抬起头来了，冲他一笑。她说：晚上好！声音有些不连贯。B问：有什么事吗？她不明白他的话。B只好重复一遍，但这一次说的是英语。女人仍然笑着说道：我只是在想事。B在几秒钟里想女人刚说的话。想啊，想啊，想啊。突然，他明白了她的话里有一种威胁。从海那边靠近的威胁。是穿过阿卡普尔科海湾无声无息的乌云带来的威胁。但是，他没动，丝毫不想打破这迷人的魅力。这时女人看见他左手里的书，问他在看什么。B说：诗集。在看诗集。女人注视着他的眼睛，总是面带微笑（B越来越紧张地想到，这笑容既灿烂又苍老），说道：过去她也喜欢过诗歌。B纹丝不动地问道：喜欢哪些诗人呢？女人说：不记得了。接着又陷入只有她一人能欣赏的场景中去了。可是B以为她在努力回忆，因此就静静地等着答案。过了一会儿，她再次注视他的眼睛，说道：朗费罗 [4] 。随后，她就朗诵起一段过分亲热的抒情诗，B觉得像儿歌，不管怎么说，距离他阅读的诗人作品太远了。女人问他：您知道朗费罗吗？B摇摇头，但实际上他看过朗费罗的作品。女人仍然笑容可掬地说道：我在学校学过。接着，她又问：您不觉得天太热了吗? B说：太热了。女人说：可能暴风雨要来了。对这话，她很自信。这时，B抬头望天：没有看见星星。看见的只有旅馆的几盏灯。他看见自己房间的窗户上有个身影在望着他和女人，这吓了他一跳，好像热带暴雨骤然天降。

起初，他什么也不明白。是他父亲站在窗内，身穿一件蓝色的睡衣，家里带来的睡衣，B不认得。总之，不是旅馆的睡衣。父亲在注意看着他和那女子。但是，等到B发现时，父亲已经后退到房间里面去了，好像被蛇咬了一样（胆怯地挥挥手），就消失在窗帘后面去了。

那女人说：这是亚瓦查 [5] 之歌。B瞅瞅她。女人说：是朗费罗创作的诗歌，题为《亚瓦查之歌》。B说：啊，是吗？

那女人道了“晚安”就慢慢走开了：先是登上石头台阶，进了服务台，停了片刻，跟什么人说了几句什么。B看不见那人。最后，那女人进入过道后，消瘦的身影出现在一扇又一扇窗户后面，随后拐入走廊就不见了。

半小时后，B回到自己房间，看到父亲睡着了。进卫生间刷牙之前，他站在床脚处看看父亲（他站得笔直，像是准备战斗）。他说，爸爸，晚上好。B父没有动静，好像没听见。

在阿卡普尔科逗留的第二天，B和父亲准备去看悬崖跳水 [6] 的表演。他们有两个选择：或者从露天平台上看表演，或者进入可俯瞰拉克布拉达的那家酒吧餐厅看表演。B父打听价钱。被问到的第一个人不清楚。B父坚持要问个明白。终于问到了一个从前跳水的老人。后者正在闲逛，说了两个价位。如果坐到酒吧餐厅的暸望台去看，那收费比在露天平台上贵六倍。B父不再犹豫。他说：去酒吧餐厅！那里要舒服些。B跟着父亲进了餐厅。一进酒吧，父子俩的衣着与美国或者墨西哥观光客的打扮不协调。后者的衣着显然是来消夏的。B和父亲的衣着是地地道道首都打扮，像是从一场无休止的梦境里出来的人。侍者们意识到了，他们知道这种人给小费很少，因此不及时上来招待。更糟糕的是，从他们坐的地方看不清楚跳水表演。B父说：要是坐在平台上，可能好得多。不过，这里也不赖。B点点头。看完表演之后，父子俩每人喝了两杯苏打威士忌，走到外面，商量余下的时间做什么。这时，平台上已经没人了。B父看见那位跳水老人坐在一段护墙上，便走了过去。

跳水老人矮个子，宽肩膀，正在读一本西部牛仔小说，直到B父子二人到了他身边方才抬起头来。他认出了父子俩，问感觉表演如何。B父说：不赖，但是在悬崖跳水中，要想有正确的判断，必须有更多的经验。先生是运动员吗? B父琢磨一下这个问题后，说道：从事过体育活动。跳水老人猛然站起来，仿佛再次来到悬崖边上准备跳水的样子。B想，老人大约有五十多岁，不比父亲大多少，但是，脸上的皱纹——好像带伤——增加了老态。跳水老人问：两位是出来度假的吗? B父笑着点点头。可以知道您从事过什么体育项目吗? B父说：拳击。老人说：啊，肯定是重量级的吧?B父笑得更加灿烂了，说道：是的。

B不知怎么回事，发现父亲和老人还有自己是在朝着停放“野马”的地方走去。接着，三人上车。B好像听收音机一样听见老人在给父亲作指示。有一阵工夫，“野马”奔驰在米盖尔·阿雷曼大街上；但是，后来转向内陆，旅游区的旅馆和餐馆就变成了热带城市一景了。然而，“野马”继续爬坡，逐渐远离阿卡普尔科的U形黄金海岸，沿着沥青铺得很差或者没有沥青的街道前进，一直来到一座类似饭馆的房子面前（B想，要是普通餐馆，这地方又显得太大了）停在布满尘土的人行道上。老人和B父立即下车。途中，这二人不停地说话，在人行道上等候B的时候，继续聊天，还比划着什么。B磨蹭了一会儿才下车。B父说：咱们去吃饭吧。B说：好的。

饭馆内部很黑，只有四分之一的地方摆放了餐桌。其余部分像是舞池，还有乐队舞台，用粗木栏杆围住。B一进门，由于明暗反差，一时什么也看不见。后来，他注意到有个男人很像跳水老人，正向他和父亲走过来。听了那人一番介绍（B没听懂）之后，那人握握父亲的手，又把手伸给B。后者伸手握住了那陌生人的手。那人说了一个名字，用力握住了B的手。表情是友好的，可用力太过粗暴。那人没笑。B也不笑。B父与老人已经落座。B在二人身边坐下。很像老人的那人，结果是老人的弟弟，站在一旁，听候指示。老人说，这位先生是他们国家的重量级冠军。那人问：那你们是外国人? B父说：智利人。老人问：有红鲷鱼吗？那人答：有。老人说：上一条格雷罗地方风味的红鲷鱼！B父说：给大家，也给您，上啤酒吧。那人低声说，谢谢，一面拿出一个小本，费力地写下菜名。可B觉得，一个小孩都能很容易地把菜名记下。

老人的弟弟送来啤酒的同时，还带了一些咸饼干和三盘（不大）牡蛎。它们很新鲜，老人说着，边给三盘牡蛎都抹上了辣酱。老人说：真怪，对吗？这种辣椒叫“智利”！说着，指指那瓶装满红辣椒酱的瓶子。B父随和地说：的确，让人觉得奇怪。又说：我们智利人一直觉得很奇怪。B用难以觉察的怀疑眼神看看父亲。直到红鲷鱼上来之前，谈话始终围绕着拳击和悬崖跳水展开。

后来，B和父亲离开了那家饭馆。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他们上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钟了。老人也跟着上了“野马”。起初，B以为他和父亲甩不掉这老人呢。但是，车子到了阿卡普尔科市中心，老人在一家台球馆下了车。只剩下父子二人的时候，B父说吃红鲷鱼花钱不多，味道很好。要是咱俩在海边旅馆吃海鲜，价格贵得能吓死人。同到房间，B换上泳衣，去海滩了。在海里游了一阵子，打算借助晚霞看书。看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什么也看不懂。一个平和又孤独的人面临死亡。一群形象，都是受伤的。这是他惟一看明白的地方。实际上，那些形象像落日一样逐渐淡出，剩下的只有伤痕。一个二流诗人在等候去新大陆的签证时失踪了。一个二流诗人滞留法国地中海边某村镇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失踪了。没人去调查。没发现尸体。B正要阅读多马尔的作品时，夜幕降临到海滩，他合上书，慢慢回旅馆去了。

晚饭后，父亲建议他出去玩玩。B婉拒了。B建议父亲自己单独出去走走，他不想玩，只想留在房间看电视、电影。B父说，真难以置信，你这么年轻像个老人。B看看父亲——已经洗了澡，正在穿干净衣裳——就笑了。

父亲走之前，B说：注意安全！父亲站在门口看看儿子，说，就是喝两口而已。还说：你也注意安全。然后，轻轻关好了门。

室内只剩下自己了，B脱下鞋子，找香烟，开电视机，重新上床躺下。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梦见自己住在一座巨人城里（也许是参观）。梦中只有不停地走来走去，走在黑乎乎的长街上，他记得别的梦里也有这些长街。梦里有一种姿态，他知道清醒时没有过这样的姿态——一种站在楼群前的样子，它们之间巨大的影子好像互相冲撞；不一定是什么有意义的姿态，更像是冷淡。

片刻后，就在电视剧结束时，B突然醒了，仿佛被火焰烤醒的。他起床，关掉电视机，去窗户那里看看。露天茶座上，那美国女人还坐在昨天夜里那昏暗的角落里，眼前摆着一杯酒或者是果汁。B看了一眼，没有兴趣，离开窗户，在床上坐下来，打开那本超现实主义诗人作品集，打算看下去。可是不行。于是，打算想点什么，为了能想点什么，再次上床躺下，闭上眼睛，胳膊伸直。他以为很快能入睡呢。甚至能看到一条梦中的斜街。但很快就明白了他只是在回忆梦境。于是睁开眼睛，呆呆地望着房间的天花板。随后关掉床头灯，再次来到窗前。

那美国女人仍然在那里一动不动。两个花瓶的影子延长到了旁边的桌子下面。游泳池水闪烁着来自服务台的灯光。与露天茶座相反，服务台灯火辉煌。忽然，有辆汽车在距离旅馆门前几米处停下来了。B以为是父亲的“野马”。但是，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没人出现在旅馆门口。B以为自己错了。恰恰在这个时候，他认出了父亲的身影正在登上石阶。先是头，接着是宽宽的肩膀，然后是腿，最后是一双白帮皮鞋，B平时很不喜欢的鞋子，但现在却有一种亲切感。他想，父亲走进旅馆的样子像是舞蹈。父亲像是从守灵仪式回来的人，感觉继续活着真好。但最奇怪的是，父亲在服务台稍一露面，就转身向露天茶座的方向走去：走下台阶，绕过游泳池，在美国女人附近的座位上落座。终于，服务台那边来人送来一杯饮料，B父给了钱，不等服务员完全离去，就起身，端着杯子走到美国女人桌旁，站在那里说话，比比划划，喝饮料。最后，那美国女人打个手势，B父就在她身边坐下了。

B想，对父亲来说，她太老啦。随后，B回到床上，躺下，很快就意识到脑海里储存的梦境都消散了。但他不愿意开灯（尽管很想读书），不愿意父亲以为（哪怕是一分钟）儿子在监视他。有好大工夫，B用心在想。想女人，想旅游。最后睡着了。

夜里，他有两次惊醒过来。父亲的床铺是空的。第三次醒来时，天亮了。这时，他看见了父亲的脊背：睡得很香。于是，开灯，有好大工夫没下床，抽烟，看书。

那天上午，B再次去海滩，租了一个冲浪板。这一回，没任何问题就到了对面的小岛上。上去后，喝了一杯芒果汁，在海里（没人）游了一会儿。然后返回旅馆前的海滩，把冲浪板还给那小伙子（满面笑容地望着他），溜达了一圈回去了。在旅馆餐厅里，他看见父亲在喝咖啡，便在他旁边坐下。父亲刚刚刮了脸，皮肤上有一股B喜欢的廉价须后水味。父亲的右边脸颊上显出一道从耳边到下巴的抓痕。B打算问问父亲昨夜出什么事了，但到最后决定还是不问为好。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过得稀里糊涂。有一段时间，B和父亲去了机场附近的一处海滩。那海滩很大，四周有大量用芦席天棚搭盖的茅屋，里面存放着渔民的渔具。大海在翻腾：有一阵子，B和父亲欣赏着撞击侯爵港湾的浪涛。旁边有个渔民告诉父子俩：天气不好，别下海游泳。B说：对。但是，他父亲下海了。B在沙上上坐下来，支起膝盖，看着父亲迎着海浪深入海水。那渔民一手举到前额，说了一句什么。B没听懂。有那么一会儿，B父的头部、划水的双臂从B的视野里消失了。那渔民身边这时来了两个孩子。他们都站在那里看海。B除外，仍然坐着。这时，天上飞来一架民用客机，样子特别安静。B不看海了，看天上那架飞机一直飞到青山绿茵之后。B回想起一次梦醒的经历：那刚刚好是在一年前的事，就是在阿卡普尔科机场。他从智利来，在阿卡普尔科中间停留。他记得自己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一道橘黄色光线，里面有紫蓝色，像老影片，颜色正在淡化。于是得知已经到了墨西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脱险了。此事发生在1974年，那时B不满二十一岁。如今，他二十二岁。他父亲大约四十九岁。B合上了眼睛。海风吹得渔民和那两个孩子的惊叫声变得模糊不清。沙土是凉的。睁开眼睛时，看见父亲正在上岸。B又合上了眼睛。再睁开时，父亲的大手湿漉漉地放在了他肩膀上。父亲说：走！去吃海龟蛋吧。

B萎靡不振地想，有些事可讲，有些事不可讲。从眼下起，他明白那灾难临近了。

但是，在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里，用B父的话说，过得真有“度假的概念”：平和，愉快。（B不知道父亲是在笑他呢，还是认真的。）父子俩每天去海滩，在旅馆餐厅或者洛佩斯·马特奥斯大街一家便宜饭馆吃午饭；下午，租上一条船——一条橡皮艇（小型的），驶过旅馆附近的海域，驶过出售小玩意儿的商贩跟前——他们在木筏或者浅水小船上像走钢丝的演员或者木偶一样从一处沙滩到另外一处沙滩推销商品。在回程的路上，父子俩吃了一点苦头。

B父划的小船距离岩石太近，结果翻船了。当然，这点事故无关紧要。父子俩都会游泳，游得相当好。小船的构造不怕翻船，不费力气就可以翻转过来，再爬上去就行了。他们就是这么干的。B想，无论怎样都不会有危险的。可是，父子俩回到船上后，B父发现钱包没了，就对儿子说了。父亲拍拍胸口：钱包没了。接着，毫不犹豫就一猛子扎进了水里。B不由得哈哈一笑，但随即趴在船上，望着水面，没看见父亲任何动静，刹那间想像着父亲潜水，或者是更糟地直落海底，但眼睛是睁开的，闯过一处深海洼地；水面上则是小船摇晃的位置，B已经从笑到惊慌了。于是，B直起身子，先看看小船另外一侧，没发现父亲的动静，随后准备下潜，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B下水；B父上来。二人都睁着眼睛（可以说几乎擦肩而过）。B父右手拿着钱包，与儿子相遇的时候，互相对视一眼。但是，两人都无法立即改变游泳的方向，结果父亲默默地向上游去；儿子默默地向下潜水。

对于鲨鱼，对于大部分鱼类（飞鱼除外）来说，水面是地狱。对于B来说（对于大多数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有时就是地狱。B在与父亲留下的尾波相对下潜的同时，心想，恰恰此时此刻更有理由哈哈大笑。到了海底，不是他预想的那样有沙子，而是看到岩石，只有岩石，层层叠叠的岩石，好像这个地区的海岸地貌就是一座下沉的大山，从下潜一开始，他就在山顶上呢。后来，他转身向上面回游，从下面看小船，它时而轻飘飘的，像是飞翔；时而要沉船，带着坐在船中央的父亲一道下沉，而父亲正在努力吸一支受潮的香烟。

随后，这令人愉悦的四十八小时结束了。其间，他们到了几家酒吧，睡过海滩，吃了，喝了，甚至乐了；接着一个冷冰冰的时期、一个正常时期开始了，但这个时期是由几位冷冰冰的神统治的（而这些神却丝毫不干涉阿卡普尔科的炎热），要统治几个小时，要是在过去，比如小的时候，B会说“烦人的时期开始了”。但如今，绝对不会这么说了，而是称之为“灾难来临”、一种特别的灾难、一种压倒一切、会让B离开父亲的灾难，是父子俩为生存而付出的代价。

一切始于跳水老人的出现。B立刻就意识到老人是来找他父亲的，而不是找他，哪怕父子二人是一家子。姑妄说之吧。B父邀请老人到露天茶座喝上一杯。老人说有个地方比这里更好。B父瞅老人一眼，笑了，说了一声：行啊！上路后，天色开始暗下来。有一瞬间，B觉得身上有种无名的刺痛，认为要是留在旅馆里就好了，让父亲独自去玩。但是为时已晚。“野马”奔驰在修宪大街上。B父从口袋里掏出几天前服务员给的那张卡片。他说，那地方叫圣迭戈。老人说那地方太贵了。B父说：我有钱。从1968年起我就住在墨西哥城。这是我第一次出来休假。B在父亲身边坐着，想从后视镜里看看老人的表情，没看出什么。于是，三人先去圣迭戈。接着就是吃饭和跳舞。每跳一次，需要给舞女一张舞票（事先在柜台买好）。起初，B父只买了三张。他对老人说：这套办法有点不实在。但后来他兴奋起来了，一下子买了整整一叠。B也跳了。第一个舞伴是个瘦姑娘，模样像印第安人。第二个是个丰乳的女子，样子忧心忡忡或者为B永远无法得知的什么事情而生气。第三个是个快活的胖丫头。跳了一小会儿，她就在B耳边说她吸毒了。B问：吸的什么？女的说：迷幻剂。B笑了。B父也在跳舞，是跟一位印第安人模样的姑娘。B时不时地看看父亲。那舞女笑起来很漂亮。父亲在和舞女说话（其实一直说话）。但B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后来，父亲不见了。B走到柜台旁，跳水老人在那里呢。二人聊了起来。聊过去的年代。聊勇气。聊海水冲刷的悬崖。聊女人。这些话题，B都不感兴趣。至少那个时候不感兴趣。但是在聊。

半小时后，父亲回来了。金发是湿的，刚刚梳理过（梳向脑后），面色发红。笑一笑，什么也没说。B看看父亲，什么也没说。B说：该吃饭了。三人向“野马”走去。他们走进一家餐厅吃海鲜，那地方又深又窄，像一副棺材。吃饭的时候，B父看看儿子，像是寻找什么答案。B顶住了父亲的眼神。对父亲的眼神有心灵感应，心说：没答案，因为问题不成立。这问题是愚蠢的。后来，B不知怎么的就跟着父亲和那老人（路上一直在谈拳击）来到了阿卡普尔科郊外一个地方。那建筑物是砖木结构的，没有窗户，室内有个自动点唱机，播放着鲁恰·比利亚和洛拉·贝尔特兰 [7] 的歌曲。忽然，B感觉恶心。只是这时，他才离开了父亲，去找卫生问或者后院或者出口，方才意识到自己喝多了。还发现另外一件事：有人伸手表面上好客地拦住他不许上街。B想，有人担心他会逃跑。接着，在一个敞开门的院子里（那里堆放着成箱的啤酒，有条拴着链子的猛犬），他连着呕吐了几次。肚子里轻快了一点之后，他抬头看看星星。很快他发觉身边有个女子。她影子很黑，但是衣裳很白。这让B一下子就辨认出来了。她问：舒服舒服？声音显得年轻但沙哑。B呆呆地望着她，不明白什么意思。那女子跪下，解开了他的裤子扣。B明白了，让她去做。完活以后，B觉得发冷。女子站起来了。B拥抱了她。二人看夜幕。B说要回到父亲身边，女子没跟着。B拉住她的手，说道：走吧！她拒绝了。这时，B才发觉自己没看清楚对方的长相。这样更好，他想，我只抱了她一下，可还不知道她的模样呢。进入室内前，回头看到那妓女走到狗身边，摸摸狗头。

室内，B父正围着一张桌子，坐在跳水老人和另外两名男子中间。B走到父亲身后，在他耳边轻声说：咱们走吧！父亲正在玩牌，说道：我正赢着呢。不能走。B想：这几个人要把我们的钱全都骗走了。接着，他看看那几个女人，后者也正在看他和他父亲，眼神里有着可以感觉到的怜悯。B想，她们知道我们要发生什么事情。父亲要牌的时候，问他：喝醉啦？B回答：没有，没有。父问：嗑药啦B:没有。父亲于是笑了，要儿子去买一杯龙舌兰酒。B起身去柜台。他从柜台方向发疯般地注视着那犯罪的舞台。此时，B明白了这是他和父亲最后一次旅行了。他睁开眼，又闭上眼。那几个妓女好奇地望着他，其中一位请他喝酒，他摆摆手拒绝了。有时，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父亲手持双枪正从一扇门后出来，而那个地方是从来不会有门的。但是，父亲从那里出来了，动作很快，灰眼睛发亮，头发没有梳理。B想，再也不能跟父亲一道旅行了。就是这么回事。自动点唱机里正在放鲁恰·比利亚的歌。B想起了居伊·罗塞，那位在法国南部失踪的二流诗人。B父在发牌，在笑，讲故事，听故事，一个比一个下流的故事。B回想起1974年从智利回来，去看父亲。此前，父亲足部骨折，正在卧床看报，一份体育报。父亲问他旅行怎么样。他说了一路上的经历。简而言之：拉美发生的战争。他说：我差点被打死。父亲瞅瞅他，笑了。问他：有几次? B答：至少两次。此时，父亲正在大笑。B极力想弄个明白。他想，居伊·罗塞自杀了；他想，也许是被杀害的。尸体是在海底。

B说，来一杯龙舌兰酒。一个女的递给他半杯酒。她说：年轻人，别又喝醉了！B很清醒地说：不会的，我很好。很快，有两个女人走了过来。B问：两位想喝点什么？其中一个年轻的，黑黑的长发，也许就是刚刚为他口交的那一位，说道：您父亲和蔼可亲，很友好。B回忆（或者是努力回忆）一些表面上一些不连贯的场景：第一次当着父亲的面抽烟；那时他十四岁，烟是总督牌的。他和父亲在父亲的卡车里等候货运列车的到来；外面天很冷；武器，匕首；家事。两个妓女在喝掺可乐的龙舌兰酒。B问：我在外面吐了多长时间？一个妓女说：像是发疯。你来一点吗？B问：来点什么？他觉得浑身冷得像冰块。那女人大约有三十岁，像她同伴一样也长发，但是染成了金黄色。B喝了一口龙舌兰酒，问道：是阿卡普尔科黄金 [8] 吗？与此同时，那两个妓女又靠近他一些，摸摸他的后背和大腿。金发女郎说：是，可以用于镇静。B点点头，接下来他记得的就是一道黑烟把他跟父亲给分开了。一个女人说：您很爱您的父亲。B说：不是很爱。黑发女人问：怎么不是很爱呢？柜台里服务的女子笑了。B透过黑烟发现父亲扭头在望着他呢。他想，他望着我的样子严肃得要死啊。金发女郎问道：喜欢阿卡普尔科吗？只是到了这个时候，B才发觉这里面已经空了一半。一张桌子旁边有两个男人在静静地喝酒。另外一张桌子就是他父亲、跳水老人和两个陌生男子在玩牌了。其余的餐桌全都是空的。

院门开了，进来一个身穿白色衣裳的女子。B想，这是那个给我口交的女人。她样子有二十五岁，但实际上肯定小得多，也许十六七岁。跟所有的妓女一样，也是长发，脚蹬很高很高的高跟鞋。走过室内（她去卫生间）的时候，B仔细研究她的鞋子：白色，很脏，两边有泥巴。B父也抬头看了她好一会儿。B看看那妓女（已经推开卫生间的门），又看看父亲。他闭上了眼睛，等到再睁开的时候，发现妓女不在了，父亲已经聚精会神地玩起牌来了。一个女子在他耳边说：最好把您父亲带走。B要再来一杯龙舌兰酒。她说：不行。那女人把一只手伸进他肥大的有夏威夷图案的衬衫里。B想，她这是在检查我带没带枪啊。女人的手指头向上摸着他的胸膛，到了左边乳头处打圈。她捏捏乳头。B说：喂，干吗？女人间：不相信我啊？B问：会出什么事？女人：坏事。B:比如多大的坏事？女人：不知道。我要是你，早就跑了。B笑笑，第一次注视着她的眼睛，说道：你跟我们一起走吧！说罢喝了一口龙舌兰酒。女人：我还没疯呢！B于是回想起，有一次，在他去智利之前，父亲说：你是艺术家。我是工人。他纳闷：这话是什么意思？卫生间的门开了。那个白衣妓女又露面了。这一次，高跟鞋一尘不染。她穿过整个房间，一直走到玩牌的桌子旁边停下来，在一个陌生男子身旁站立。B问：为什么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呢？那女人瞥他一眼，没回答。B想，有些事情可讲，有些是不能讲的。他闭上了眼睛。

好像在梦里一样，他又回到了酒吧的后院。那个染了金发的女人拉着他的手走路。B想，这事我已经干过了。我醉了。永远也离不开这个地方了。重复一些动作：那女人在一把散了架的椅子上坐下，为他解开了裤子扣；像致命毒气一样的夜幕笼罩在空啤酒箱子上面。但是，有些东西不在：比如，那条狗不在；东边的上空没有悬挂着月亮，只有几丝黎明前的光线。二人办完事后，那条狗来了，也许是被B的呻吟声吸引来的吧。狗在距离二人几米远的地方停下，冲着他俩龇牙。女人说：它不咬人。女人起身，整理整理衣裳。狗拱起脊背，嘴巴里淌出一缕透明的口水。女人反复说：老实点！刺头！老实点！刺头！二人一面向门口退去，B一面想：它会咬人的。后来的事情就混乱了：父亲玩牌的桌子旁边，人人都站了起来。一个陌生人扯着嗓子大喊一声。B立刻就明白了那家伙在骂父亲。为采取预防措施，B去柜台要了一瓶啤酒，咕咚咕咚喝下去，噎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向父亲那边走去。B想，父亲看上去很镇静。父亲身边有一大堆钞票，他数数以后装进口袋里。那陌生人喊道：这钱你别想拿走！B看看那位跳水老人。想从老人的表情上看出他站在谁一边。B想，大概站在陌生人那边吧。啤酒正在顺着他脖子流下来。于是才明白自己在发热呢。

B父把钱数完了，瞅瞅眼前这个男人和那个白衣女子。说道：好啦，先生们，走吧！又说：儿子，来！站在我身边！B倒掉剩下的啤酒，攥住瓶颈。B父问：儿子，你干什么？B听出父亲的声音里有责备的意思。B父说：咱们安安静静地出去。然后，转身问那几个女人他该付多少钱。柜台里面那个女人拿出一张纸，报了一个很高的数字。那金发女郎（正走在牌桌到柜台的半路上）说了一个数字。B父掏出钱来，给那金发女郎，说道：给你的。这是洒水钱。然后，又额外加了两张钞票：小费。B想：该走了吧。那两个陌生男子拦住了他们的去路。B不想看那白衣女子，但是看了：她正坐在牌桌前的空位子上检查散乱的纸牌。B父低声说：别妨碍我！B很慢才明白父亲是在对他说话。那跳水老人双手插在口袋里。那陌生人再次谩骂B父，硬要他回牌桌去再玩。B父说：不玩啦。有一阵子，B一面看着那白衣女子（第一次觉得她很美），一面想起居伊·罗塞：无声无息、温顺得像绵羊一样失踪了，同时响彻云霄（天空如血）的是纳粹的进行曲，想像着自己就是居伊·罗塞，一个被埋葬在阿卡普尔科荒郊野外的居伊·罗塞，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这时，他听见父亲在斥责那跳水老人，方才明白：与居伊·罗塞不同，他可不是独自一人。

后来，B父有些驼背地向出口走去。B让出足够的空间，为的是父亲可以随意活动。B快活地想：明天我们就走了，明天我们就回首都墨西哥城去了。这时他们动手打起来了。

[1] 墨西哥面向太乎洋的海滨城市。

[2] 牧场煎蛋（ranch-style egg），墨西哥传统风味早餐。

[3] 马的名字有吵吵嚷嚷之义。

[4] 亨利·华兹华斯·朗费岁(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5] 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6] 阿卡普尔科一项吸引游客的表演活动，起源于1934年。最有名的地方在拉克布拉达( La Quebrada)，表演者从不同高度的悬崖纵身跃人大海。

[7] 二人都是墨西哥著名女歌手。

[8] 一种鸡尾酒，色泽金黄，在龙舌兰酒中加入热带水果的果汁调制而成。

1978年的几天

有一次，B在欧洲参加了一次智利流亡者聚会。B刚从墨西哥来，大部分与会者不认识。与B估计的相反，聚会是家族式的：客人们不单单是友人，而且还有亲戚。兄弟们与表姐妹共舞；姨妈们与外甥们共舞。葡萄酒流水般地传送。

在某个时刻，大概是黎明吧，有个年轻人随便找了一个借口，要跟B争论。看样子这场争论不可避免，也会是令人遗憾的。那人名叫U，一味地炫耀他博览群书，但是，他把马克思说成是费尔巴哈，把切·格瓦拉说成弗朗兹·法依 [1] ，把罗多 [2] 说成马里亚特吉 [3] ，把马里亚特吉说成安东尼奥·葛兰西 [4] 。另外，争论的时间也不十分合适，巴塞罗那曙光初上往往让一些熬夜的人发疯，让另外一些夜游神会态度冷漠。B想到此，心里说：这不是我说的；因此答话就冷冰冰，就有讽刺意味，就足以成为U想吵架的开战理由。但是，眼看就要吵起来的时候，B起身，拒绝迎战。U拍桌子（也许是拍墙壁）瞪眼，骂人。一切都无济于事。

B不予理睬，扬长而去。

本来说到这里故事可以结束了。

B讨厌巴塞岁那的智利侨民，尽管不可避免地他也是其中一员。是巴塞罗那智利侨民中最穷的一个，可能也是最孤独的一个。或者这是他的看法。在记忆里，那次要发生的争吵更像是小学生打架。但是，U的粗暴态度让B得出一些痛苦的结论，因为U当过兵，也许还入过党——是B那个时候看好的左派政党。现实生活再次向他表明：蛊惑性宣传、教条主义的说教和愚昧无知并非某个具体集团的专利。但是，B忘记或者努力忘记那次争吵，继续活下去。模模糊糊，如同大家说起某个故人那样总是定期有关于U的消息传到B耳中。B打心眼里不想知道任何消息。但是，既然你与某些人经常往来，就不可能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事情或者人们认为发生的事。于是，眼下B就知道了U拿到了西班牙国籍，或者一天晚上U和妻子看了智利民间歌舞团的演出。还有，B刹那间想像着U和妻子坐在某个观众陆续上座的剧院里，等候着大幕拉开民间歌舞团上台的时刻，团员们个个留着长发和胡须，有些像U的样子。他还想到U的妻子——只见过她一次，觉得还漂亮，有点令人惊讶，是个在另外场合的女人，是在另外场合打招呼的（就像在那次聚会上跟B打过招呼一样），她望着尚未拉开的大幕，望着丈夫，那是在另外的场合，一个被她温和、愉快的大眼睛透视过的不定形的地方。B想，可那女子怎么能有温和、愉快的眼睛呢？没有答案。

但是，一天夜里，答案来了。但不是B希望的答案。B与一对智利夫妻共进晚餐时，得知U进了一家精神病医院，因为他企图杀妻。

也许B那天夜里喝得太多了。也许那对智利夫妻讲述的故事夸张到了讽刺漫画的水平。但实际情况是，B特别高兴地听了U身处逆境的故事；然后，不知不觉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一种非理性、阴暗的胜利感，种种怨恨和失望的阴影纷纷出场亮相。B想像着U在智利（或许拉美）一条什么大街上疯跑的样子：一路咆哮或者喷吐着叫骂，与此同时，街道两侧的建筑物在冒浓烟，持续不断地冒烟，尽管无论什么时刻都无法分辨出有一点火焰。

于是，从此，B每当与那对智利夫妻见面，就一定会打听U的情况，仿佛那些消息为了悄悄满足他的愿望就每隔两周或者一个月给他斟满酒，这样，他就逐渐得知U已经离开了疯人院，得知U已经不再工作，得知U妻没有抛弃丈夫（B觉得真是女英雄之举），得知U和妻子有时说起回智利的事。当然，在那对智利夫妻朋友看来，回智利的想法是很吸引人的。B觉得无法忍受。但是，B问：U不是左派吗？不是左派革命运动组织成员吗？

B同情U的妻子，但没说出口。为什么这样一个美人会爱上那样一个家伙呢？有时，他甚至会想像着二人做爱的情形。那家伙身材高大，头发金黄，孔武有力。他想，要是那天夜里真和他动手打起来，自己恐怕要吃亏了。U妻苗条，纤细，黑发。B在想：她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呢？是碧眼。一双很美的眼睛。有时，B一想起U和U妻就生气，如果有可能，真想把那对夫妻永远忘掉（仅仅见过一面啊！）。可实际上，那对夫妻的形象出现在那样一次令人遗憾的聚会，却神秘地永远存留在他的记忆中了，仿佛他俩在他脑海里要对他诉说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无论B任何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是什么。

一天晚上，B在林荫大道的步行街上散步，偶然与那对智利夫妻朋友相遇。同行的还有U和U妻。B不得不跟四位打招呼。U妻冲B微微一笑，她的问候可以看做是热情的。U则相反，几乎不跟B说话。片刻间，B想，U假装不好意思，或者假装心不在焉。但U的态度里没有丝毫咄咄逼人之处。实际上，那样子好像U与他初次见面。U在假装？冷淡的样子是自然流露抑或精神病症状的苗头？U妻好像有意要引起B的注意，说起一本刚从步行街书亭买来的新书。她拿出书让B看，问他对作者的看法如何。B坦率地说，没看过。U妻说：你应该看看。接着又说：我看完，如果你想看，可以借给你。B不知说什么才好，耸耸肩膀而已。低声说了一句不置可否的“行”。

分手时，U妻亲吻B的面颊。B握握她的手。说了一句：回头见。

剩下B自己的时候，他想，U好像也没在那次聚会上那么高大、强壮了，实际上，只比他高一点点。反之，U妻的形象变高了，光彩照人，不容置疑。当天夜里， B很难成眠，原因与这次相遇无关；失眠的某个时候，再次想起U。

B想像着U在圣博伊精神病院的样子，想像着U被捆绑在椅子上，狂怒地扭动着身躯。与此同时，几个医生（或者是医生的身影）在U头部使用电极。B想，这种性质的疗法很可能会让高个子变矮。一切都显得荒唐。入睡前，他意识到自己与U的恩怨已经结清了。

但是，这个故事没有结束。

B知道没有结束。还知道，他与U的故事不是一个平常的恩怨故事。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起初，B怀着一种类似自我毁灭的冲动，企图找到U和U妻。为达此目的，他走访（此前从未这样干过）认识的家住巴塞罗那的智利侨民，倾听他们的诉说，怀着一种隐藏在假装关心的眼神下的恐惧与冷漠混杂的情绪，倾听他们关于日常生活的问题。但是，U和U妻一直不在，没人见过这对夫妻，当然，大家都有话可讲，都对这对夫妻身上的不幸有相关的看法。但是，经过几天的家访，B最终得出的结论是，U和U妻避免与智利同胞来往。后来，这股冲动没了尽头，疲惫了，B就恢复了往日的习惯。

但是，一天，他在河口市场看到了U妻。老远就看见了她。她身边有个B不认识的姑娘。她俩站在一个出售外国水果的摊位前站着。B一面向她俩靠近，一面注意到U妻的表情深沉了许多。她不仅美丽，而且如今显得深沉有趣。他上去打了招呼。U妻的回应相当疏远，好像没有认出他来。刹那间，B想，她真的没认出他来。于是做了自我介绍。他提醒她：最近见过面，她给他还推荐了那本书。他甚至说到了他们相识的那次倒霉的聚会。U妻对B说的一切都点点头。但是，从她表情上可以看出她越来越不耐烦，好像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走开。B有些慌乱，仍然站在她俩身边，但是，心里明白：最好赶快说“再见”。实际上，B在等待什么，等待一个信号，一句证明自己错误的话。但是，对方不发信号。U妻就是不想见他。而另外那个姑娘则仔细地望着他。B抓住这个眼神，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那姑娘名叫K，不是智利人，而是丹麦人。西班牙语说得不好，但是可以听懂。住在巴塞罗那的时间不长，对这座城市基本不熟悉。B自告奋勇愿意做介绍。K同意了。

于是，当日晚上，B与丹麦姑娘见面，二人在哥特式建筑区散步（B不大明白自己正在干什么。那姑娘很高兴，她有点喝多了，因为二人连着进了两家老酒铺），聊天。K让B注意看二人在老城墙上和砖石铺路的街道上留下的身影。可说，影子也有自己的生命。一开头，B没大在意。后来，仔细看看自己的影子，也许是丹麦姑娘的影子，突然感觉到那长长的黑影在斜视着他。这让他吃了一惊。后来，三个或者四个影子都沉没到无形的黑暗里去了。

当天夜里，B和K睡在一起了。这丹麦姑娘与U妻一道攻读人类学。但U妻不能算是她的亲密朋友（实际上，仅仅是大学同学）。天亮时，她说起了U妻，可能因为U妻是他和她惟一的熟人。谈话后，B弄明白的事很少。K提供的情况都是大路货。K说，U妻是个好人，总是愿意给人帮忙，是个聪明学生（B从来没上过大学，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尽管这话惟一的根据是她那女性的直觉，可她没根据地断言：问题多多。B问：哪类的问题? K说，不知道。各式各样的问题吧。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B不再去巴塞罗那智利流亡者的住处寻找U和U妻了。每两三天，他与K见面一次，做爱，但是不再谈U妻，个别时候K提到U妻，B佯装糊涂，或者努力保持距离或者不感兴趣的样子听K说到这话题，努力做客观状（对他来说这无需费力），仿佛K在谈社会人类学或者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鱼。然后，他回到经常性的话题上来，这是一种说法，就是回到他发疯状态或者自己烦闷的状态。另外，跟K在一起的时候，不参加社交活动，这样就可以不参加一切他不愿意或者命运安排的会晤了。

有一天，那是经过长时间没去看那对智利夫妻朋友之后，B身不由己地去那对朋友家里了。

B希望单独见那对朋友，B希望与那对朋友共进晚餐，为达此目的，去的时候，他带了一瓶葡萄酒。到那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那对朋友之外，还有一位智利女士，年龄有五十多岁，以用塔罗纸牌算命为生。还有一位大约十六岁的姑娘，面色苍白，神情冷漠，在智利流亡者的圈子里有杰出人物之称（后来得知这个称谓没有根据），是一位被军事独裁政权杀害的工人领袖之女。还有这姑娘的男友，一位加泰罗尼亚地区共产党领导人，比这姑娘至少大二十岁。还有U妻，面色通红，眼睛里有哭过的痕迹。还有U，他坐在客厅里的扶手椅上，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样子。

B的第一个冲动就是马上带着那瓶葡萄酒离开。但是，他好好想想（尽管说实在的，找不到可以留下来的理由），他还是留下来了。

那对朋友家里的气氛是凄凄惨惨的。室内的氛围，人们的动作，都有秘密集会的特点，不是一般形式的秘密集会，而是小型会议，或者是三三两两在不同房间的密谈，仿佛大家一起开会是被人人遵守的难言之隐给禁止掉了。家里的女主人和那位算命“女仙”躲进了男主人的书房里。那位脸色苍白的姑娘、男主人和U妻关在厨房中。白脸姑娘的男友和女主人关在卧室里。U妻和白脸姑娘关在卫生间。算命“女仙”和男主人关在过道。这太夸大了。B在大家来来往往的过程中，竟然发现自己跟女主人还有白脸姑娘关在客房里，同时又透过板墙听见“女仙”对U妻发出的尖声警告，这两位居然在板墙外面的后院！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惟一在客厅里坐在扶手椅上岿然不动的就是U，好像他来自世外桃源。B听了大量就算不是互相矛盾但也相当混乱的情况介绍之后，也向客厅走去。B从这些介绍里惟一弄明白的就是，那天早晨，U企图自杀。

在客厅里，U对B打招呼的样子不能说是友好的，但也没有敌意。B在U对面的一把扶手椅上坐下来。有一阵子，二人都保持沉默，眼睛望着地面，或者注视着别人来来去去。最后，B才发现U前面有台开着的电视机，没声响，U好像对节目感兴趣。

B想，从U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有任何自杀的迹象或者企图自杀的样子。恰恰相反，从U的表情里可以感受到一种陌生（或者至少是B感到陌生）的平静。留在B记忆中的U面孔，仍然是聚会那天的样子：通红，充满了恐惧与愤怒；要么就是那天在步行街遇到U的样子：没有表情的面具（也不能说眼下有什么特别的表情），那后面隐藏着恐惧与愤怒的鬼脸。他觉得眼下这张脸是洗过的。好像U曾经一连几个钟头或者几天躺在流水湍急的河床上。只有那台无声的电视机以及U仔细跟随屏幕上来回动作的无神眼睛，让B确信那里的确正在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与此同时，室内，智利人徒劳地低声议论再次把U送进疯人院的可能性）。

后来，人们表面上漫不经心地行动起来了（确切地说是——行动起来），明显是条件反射性的动作：B从座位上看到片刻前还在三三两两议论纷纷的每个人，都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进入男女主人的卧室。只有那白脸姑娘（被害工会领袖之女）例外，不知道她是出于叛逆呢，还是厌烦，抑或担任监视任务，而留在客厅里，坐在距离U看电视不远的椅子上。卧室门关上了。窃窃私语声结束了。

B想，或许这是离开的好时候。B没走，而是打开一瓶葡萄酒，递给那姑娘一杯。后者，不动声色地接了过去。递给U一杯。U抿了一口，似乎表示对B的尊重，但实际上，他并不想喝，也不能喝。于是，三人一面喝酒或者装作喝酒，白脸姑娘侃侃而谈，给两位男士讲述刚刚看过的一部电影。她说，特糟糕。后来，她问二人，是否看过什么好影片，推荐推荐。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没话找话。提这问题时，白脸姑娘同时在暗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还算谨慎。这问题本身就隐含着意志（她的意志，一种高人一等的意志，与大家无关，但个别例外），认定B和U属于同一等级，有同为一体之意，包括眼下这种环境。

U第一次开口，他说有很长时间没看电影了。与B预料的相反，U的嗓音完全正常。抑扬顿挫，透出淡淡的哀愁，是智利口音，有穿透力的声音，不会让白脸姑娘感到不快。如果关在卧室里的人们有机会听见U的声音，也不会不快的。B也没有不快的感觉，U的声音让他联想起一些奇怪的回音，一部黑白默片：影片中，突然间，所有的人以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震耳欲聋地喊叫起来了。与此同时，在片子的中央，一个红色的凹纹越来越深，越来越向银幕四周发展。如果可以称之为视线或者预感，它让B感觉紧张得很，结果不由自主地张开嘴巴，说了一声“是的，最近看过一部影片，很不错的电影”。

立刻（尽管打心眼里他想起身离开客厅，离开这座房子，离开这个居民区）讲起这部影片来。他讲给白脸姑娘听。她在听，脸上的表情是不乐意和感兴趣（仿佛不乐意和感兴趣是不可分离的）。实际上，B是讲给U听的，或者这是B在笨拙但快速的讲述过程中意识到的。

他记得这部影片的标志是火焰。至今他还能记得小细节。那时，他刚看过不久，因此讲述起来应该是生动的。影片讲述的是中世纪俄罗斯一位画圣像的修士故事。B滔滔不绝地说出了封建领主、东正教神父、农夫、被烧毁的教堂、嫉妒与无知的人们、彻夜狂欢、怀疑的情绪与时代、对艺术的肯定、难以避免的流血事件。其中有三人是中心人物，就算在影片中不是，那在这智利人讲述的故事里也变成了中心人物。这智利人在一对智利夫妇家中，在巴塞罗那一个温暖的春日下午，给一个自杀未遂的智利人讲述道：第一个人物就是那位画家修士；第二位是讽刺诗人，实际上是个垮掉的一代，是个行为放荡的教士、一个愚昧的穷鬼、一个小丑、一个迷失在俄罗斯辽阔土地上的维庸 [5] ，画家修士借助士兵无意中逮捕了这位讽刺诗人；第三位是个少年，铸造铜钟匠人之子，此人经历了一场瘟疫之后，声称继承了父亲铸造术的秘密。修士是位全面的艺术家，为人正直。那位行吟诗人是宫廷小丑，但是脸上总是愁眉不展、脆弱无比。那少年、造钟匠之子，就是兰波，就是说，是孤儿。

影片的结尾——追根溯源——是铸造铜钟的过程。那位封建领主想要一座新钟。但是，一场瘟疫消灭了居民点。铸造工匠死了。封建领主的人去寻找那工匠。但是，找到的仅仅是一间破屋和惟一的幸存者：匠人的孩子。这少年极力说服他们：他知道如何造钟。领主的那些爪牙有些疑惑，随后把少年带走了，但是警告他：如果造钟失败，要他拿命来偿。

那位画家修士，已经自动放弃了绘画，立下了哑誓，时不时地去铸造铜钟的工地上转转。少年有时看见了修士，就嘲笑修士（这小子嘲笑一切）。他提一些修士不回答的问题。他笑话修士。在那座有大墙围起来的城市附近，铸造铜钟进展的同时，在工人们的脚手架周围逐渐形成了一种群众性的庙会。一天下午，那位画家修士在别的修士陪同下从那儿经过。他停下来听一位诗人说话。那诗人就是垮掉的一代。多年前由于画家修士的过错，诗人被捕入狱了。诗人认出了画家修士，当面责骂后者过去的行为，用粗暴和孩子气的语言给画家修士讲述了吃过的苦头，死神如何日益逼近他身边。画家修士由于立下了哑誓，不回应诗人的责骂，但从修士看诗人的眼神判断，人们会发现，无论该不该修士担待的，他都承担责任并且请求诗人原谅。周围的人们瞅瞅诗人和画家，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都央求诗人继续讲故事，别打搅画家了，接着让大家开心。诗人正在哭泣，等到面对听众时，又恢复了好情绪。

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有时，封建领主和贵族们来到临时铸造铜钟的工地上，看看工作情况。他们不和少年说话，而是找一个充当中介的领主爪牙。画家修士也从那里经过，兴致勃勃地观看造钟的工作。修士的兴致连修士自己也不明白由来。另外，听从少年指挥的工匠班子在为少年担心。他们都给他打气，让他开心。天长日久都有了感情。终于，伟大的时刻来了。铜钟吊起来了。挂钟的木制脚手架（也是将来首次敲钟的地方）的周围，大家聚在一起。全村的人都来到了大墙这一边。那位领主和贵族们，甚至还有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大使（他觉得俄国人野蛮），都在等待。还有那位画家修士也混迹于人群里在等待。开始敲钟了。钟声完美。铜钟没有裂纹，声音洪亮。众人纷纷向领主道喜，包括那位意大利大使。村民一片欢腾。

等到一切都结束后，原来是庙会的地方，如今成了一大片废料堆积地，只有两个人站在那废弃的铸造工地上：少年和画家修士。少年坐在地上，痛哭流涕。修士站在少年身边看着。少年望着修士，说道：父亲是个醉鬼，从来没有传授给他铸造铜钟的技术，老爹宁可把秘密带进棺材里去。那技术是少年自学的，说罢看看修士。接着还哭。这时，画家修士俯身对少年说（打破了哑誓）：走！跟我去修道院！我要重新拿起画笔。你给教会铸造铜钟吧！别哭了！

影片到此结束。

B说完后，U正在哭泣。

那白脸姑娘还在椅子上坐着呢，瞅瞅窗外的什么，也许就是夜幕而已。她说，可能是好片子，继续看着窗外的什么。B看不见。这时，U喝了一口杯中酒，冲白脸姑娘微微一笑，又冲B一笑，双手抱住脑袋。白脸姑娘起身走了，等到她回来的时候，身边多了U妻和家中的女主人。U妻在U身边跪下，摸摸U的脑袋。男主人和那算命的女人在过道里露面了，没说话，后来，算命的女人看见了桌子上有一瓶被忘记的葡萄酒，拿起来倒了一杯。

此举如同一声发令枪响。大家纷纷出来倒酒。算命女人举杯祝酒。男主人祝酒。白脸姑娘祝酒。等到B来倒酒的时候，就没了。男女主人于是对大家说：再见吧！B于是动身。

只是到了门廊（漆黑一片）和大街上，B才意识到没有给U讲电影故事，而是说给自己听的。

这个故事应该到此结束了，但是，实际生活可比小说艰苦多了。

B再也没见到U和U妻。实际上，B已经不再需要U了，也不需要U潦倒的形象留下的明亮幽灵。但有一天，B得知U去巴黎拜访一位党内老同志。走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出发时，U有个智利人陪伴。二人坐火车旅行。快要到巴黎前，U从卧铺上起来，什么也没说，出去后，再也没回卧铺。列车开动后，U的旅伴睡醒了。找U，没有找到。跟列车员说过此事后，旅伴的结论是：U已经在前一站下了车。在黎明的这同一时刻，U家的电话铃响了。等到U妻终于被铃声吵醒之后，起床，去客厅，电话又不响了。不久，一位朋友家的电话响了。还不错，这位朋友及时拿起了电话筒，与U说上了话。U说他在法国一座陌生的村庄里，本来准备前往巴黎的，但是，忽然之间没了兴致，现在准备返回巴塞罗那。那位朋友问他是否有钱。U做了肯定的回答。据这位朋友说，U似乎很平静，甚至因为下了这样的决心而“轻松”。这样一来，原来U乘坐的列车继续向北，开往巴黎的同时，U开始从那座村镇出发向南步行，仿佛此前忽然睡着了，现在才愿意梦游回巴塞罗那。

U没有再打电话。那座村庄旁边有一片森林。夜里的什么时候，U离开了正路，一头钻进了森林。第二天，一位农民发现U吊在一棵树上了。U用的是自己的皮带。看起来，此举并非易事。U的各类证件：护照、驾驶证、保险存折，是巡警找到的，都一一远离尸体的位置，好像U一路走在森林里一路抛撒证件，或者好像故意隐藏证件。

[1] 弗朗兹·法依(Frantz Fanon，1925-1961)，法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

[2] 何塞·恩里克·罗多（Jose Enrique Rodo，1871-1917），乌拉圭诗人。

[3]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e Carlos Mariategui，1894 - 1930)，秘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创始人。

[4]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意大利作家、政治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

[5] 弗朗索瓦·维庸（Francois Villon，1431-1463），法国中世纪著名诗人。

在法国和比利时闲逛

B进了法国。在法国转了五个月，花光了手中的钱。宗教礼仪，无偿活动，无聊的事情。偶尔，写写笔记，通常不写东西，只是看书。看什么？阅读法文的侦探小说。他刚会点法文，这让他觉得那些侦探小说更加有趣。即使如此，他也总是在结尾之前就能发现谁是杀手。此外，法国的危险系数低于西班牙。B需要感受一下什么是危险系数小的地区。实际情况是，B进了法国，手里有钱，因为刚刚卖掉了一部没写完的书稿。百分之六十的稿酬打入儿子的银行账户之后，他就去了法国，因为他喜欢法国。仅此而已。B坐火车离开巴塞罗那前往佩皮尼昂。他在佩皮尼昂火车站转悠了半小时，应该听懂的话，他都懂。后来，他去城里一间餐厅吃饭，又去一家电影院看了一部英国影片。后来，夜幕降临时，他乘上一列火车，直奔巴黎去了。

现在到了巴黎，他下榻在圣雅克大街上一家小旅馆。第一天参观卢森堡花园，坐在花园的长凳上看书。然后，返回圣雅克大街，找一家便宜餐馆吃饭。

次日，看完一部杀手住在养老院（但很像刘易斯·卡罗尔 [1] 的《魔镜》）的小说，B决定去逛旧书店，终于在老哥伦布路上发现了一家。在书店里，他发现了一本叫做《月亮公园》的旧杂志，是第二期，专门刊登手绘图和手写符号，图文并茂（或者说文图并茂），作者有：罗伯特·奥特曼、费德里科·巴尔、罗兰·帕尔特、雅各·卡隆、卡尔弗德里奇·克劳斯、米尔塔·德米萨奇、克里斯丁·都特雷蒙、皮埃尔·居约塔、波里温·吉辛、亨利·勒菲弗以及索菲·波多尔斯基。

在马克·达奇倡议下，这本杂志每年出版三期，由TRAN-SedITION在布鲁塞尔出版，杂志社位于亨利·范·苏里大街59号。罗伯特·奥特曼一度是个有名的艺术家。B想，如今还有谁记得罗伯特·奥特曼。卡尔弗德里奇·克劳斯也是如此。皮埃尔·居约塔一度是著名小说家。但“著名”，不一定“难忘”。实际上，从前，B希望当个居约塔那样的作家，那时B还年轻，正在阅读居约塔的作品。那时的居约塔已经谢顶，但强壮有力。那个居约塔随时准备在黑暗的女佣房间里跟随便什么丫头上床。他不记得那个米尔塔·德米萨奇，但是这个名字耳熟，可能是个美人，几乎百分百肯定是个高雅女士。索菲·波多尔斯基是位女诗人。B和他朋友L早在墨西哥城就给索菲很高评价（甚至可以说爱上了她），那时，他和L住在墨西哥城，岁数不过二十出头。至于罗兰·帕尔特，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关于都特雷蒙，消息模模糊糊，可能在某本破烂的诗集里看过都特雷蒙的作品。波里温·吉辛一度是布胡格斯的朋友，后者就是那个给小丑出主意的人。最后一位是亨利·勒菲弗。B一点也不了解勒菲弗。这是B惟一不了解的作者。勒菲弗的名字在这家旧书店里忽然像一根蜡烛那样照亮了黑暗的房间。至少B是这样感觉的。他更希望勒菲弗能像松明火把一样照亮什么。不是黑暗的房间，而是一座山洞。而实际上，勒菲弗这个名字是以那样而不是别样的方式微微闪光。

这样，B就买下了这本杂志，走进了巴黎街头，漫步在大街小巷，看一看如何度过时光，虽说B对这逝去时光的印象就是一个阳光充足的写照，但这个形象闭合起来了，仿佛这本旧杂志（装帧设计很好，虽然岁月久远、尘封的时间很长，却依然保存如新）引发了一次日食。B明白，这日食就是勒菲弗。这日食就是勒菲弗与文学的关系。确切地说，就是勒菲弗与写作的关系。

漫无方向地走了好几个小时之后，B回到了旅馆。感觉很好。休息好了，很想念书。此前，他在路易十六中心广场中央的小花园里的长凳上，打算破译勒菲弗文字之谜，没有成功。此事很难。勒菲弗画出来的语言，就像草屑。话语仿佛在风中飘动，是东风，是高低不平的草原，是一个正在破碎的锥体。就在B看（因为第一道关就是看文字）这些文字的同时，想起了少年时，好像看电影一样，在南半球的荒野里，漫不经心地寻找有四片叶的三叶草 [2] 。后来，他觉得这样的回忆可能真的是电影里的事情，而不是实际生活。另外，勒菲弗的真实生活朴实动人：出生于马尼·圣—让，时间是1925年。1973年于布鲁塞尔去世。就是说，他去世那年正是智利发生军事政变的那一年。B于是回想起1973年的事情了。没用啊。他走的路太长了，虽说休息过来了，可是仍感觉疲倦，眼下需要睡觉和吃饭。但是，B不能睡觉，出去吃些东西吧。穿上衣裳（光着身子呢，可是不记得什么时候脱下的了），梳头，下楼到大街上。在学校大街一家餐馆吃饭。在他餐桌旁边，有个女子也是独自吃饭。二人相视一笑。饭后，一起走出餐馆。他邀请她去旅馆房间。女子大大方方地接受了邀请。她说话。B好像雾里看花似的望着她。尽管他注意听，可听懂的不多。她提到一些互不相干的事情：一群孩子在公园里荡秋千；一位老太太缝补衣裳；云彩飘动；物理学家说，外部空间一片宁静。她说，那是没有声音的世界，连死亡也是寂静的。有一阵工夫，B没话找话地问她：您做什么工作啊？她回答说：我是妓女。B说：啊，很好。但是，这话是没话找话呢。其实，都一样。等到那女子终于入睡后，B寻找那本《月亮公园》，在地上呢，几乎就是床下了。他看到亨利·勒菲弗，出生于1925年，1973年去世，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地点在比利时深绿色的原野上。后来，父亲死了。母亲名叫朱丽亚·尼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又嫁人了。继父性格开朗，给亨利起名叫梵高。自然并非继父喜欢梵高，而是为了嘲笑这个继子。勒菲弗决定自谋生路。但不久就又回到了母亲身边，直到1973年6月母亲逝世为止。

母亲死后两三天，人们在勒菲弗的写字台旁边发现了他的尸体。死因：过量服药。B下床，开窗，看街道。勒菲弗死后，人们发现了十五公斤的书稿和画稿。文献目录上的短评说：“可出版的作品甚少。”实际上，勒菲弗生前仅仅发表过一部著述：《安德烈·迪·布歇诗作分期》，用的是笔名：亨利·德马尼，刊登在1962年3月的《综合》杂志第190期上。B想像着勒菲弗在老家马尼·圣—让的情景。想像着勒菲弗十六岁的样子：一艘德国运输船，上面只有两名德国士兵在抽烟和看信。那是亨利·德马尼，就是亨利·马尼·圣—让的亨利。在他转身的时候，那女子正在翻阅那本杂志。她说：我得走了。说话时也不望着他，不停地翻阅那本杂志。B不抱很大希望地说道：你可以留在这里啊。女子不说“好的”，也不说“不行”。但是，片刻后，她起床，开始穿衣裳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B漫步在巴黎街头。有时，走到什么博物馆门前，但是从不进门。有时，走到某个电影院门前，看看海报照片，走了。买书，翻一翻，从来不读完。在陌生的餐厅吃饭，饭后在桌边度过的时间很长，仿佛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农村，最惬意的就是吸烟和品尝甘菊茶。

一天凌晨，仅仅睡了两个小时之后，B乘坐火车去布鲁塞尔。那里他有一位朋友，是个黑人姑娘，父亲是智利流亡者，母亲是乌干达人。但他决定不给她打电话。他在布鲁塞尔市中心逛了好几个钟头。后来，向市北区走去，最后找到一家小旅馆，那条街上除去这家小旅馆好像没有别的什么。旅馆旁边有一堵矮墙，保护着一片荒地，那里面有野草和垃圾。旅馆对面有一排房屋，像是被轰炸过。大部分是没人住的。有些房屋，玻璃已经碎了，门摇摇晃晃，好像风把门上的钉子早已经拔掉。B想，可是那条街上几乎没风啊，这时他正站在自己窗前向外张望。他还想：也许应该租一辆车。又想：我不会开车。第二天，他决定去看那位朋友。她叫M。眼下一人生活。看见她的地点是在她家里。她身穿牛仔裤和衬衫，光脚。她一看见B，在最初的几秒钟里，没有认出他来。不知道他是谁，她说的是法语，她望着他的那个样子，好像知道B会伤害她，而她并不在乎。

犹豫片刻后，B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他说的是西班牙语。他说：我是B。于是，M想起来了，冲他一笑，但不是因为见到他而表示高兴，而更多的是困惑，好像B的突然造访不在她的计划之内，觉得这意外见面十分有趣。于是，邀请B进门喝点什么。二人落座，面面相对，有一阵工夫，B打听她母亲的情况（父亲早已经去世了），询问她在比利时读书和生活的情况。M没直接回答，而是用问B的健康、写书、在西班牙的生活代替了回答。

到了最后，二人无话可谈，沉默起来。M觉得不说话很好。她二十五岁左右，又高又瘦。眼睛是碧色的，跟父亲一样。甚至M的黑眼圈，十分明显，都很像B很久前认识的那位智利流亡者的黑眼圈，认识那人有多久了？不记得了，也没关系，那时M是个大约两岁的女孩，她父母（母亲是攻读政治学的乌干达大学生——中途辍学）分文无有来到法国和西班牙，住在朋友们家中。

刹那间，B想像着M的父母和两三岁的碧眼M，三人身边是吊索桥。B想，实际上，我从来就不是M父的好朋友。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桥，没有什么吊索。

B临走前把旅馆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给了M。当天夜里，B走在布鲁塞尔市中心，想找女人，但遇到的只是一个个鬼怪般的身影，好像银行的官员和职员推迟了走出办公室的时间。回到旅馆时，他不得不等了很久才有人来开门。看门人是个干瘦的年轻人。B给了他一点小费。然后，沿着黑乎乎的楼梯爬上自己房间。

第二天上午，M的电话吵醒了他。邀请他共进早餐。B问：去哪里？M说：随便什么地方吧。我去接你，然后找地方吧。B穿衣服的时候，想起了勒菲弗的母亲朱丽亚·尼斯，给儿子最后写的文章做过插图。B想，他们母子二人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啊——布鲁塞尔这个居民区的某栋楼房里。脑海里一闪，隐隐约约出现了记忆中的居民区房屋。刮完脸后，他到窗口前向外张望，看到了对面的建筑物。一切和昨天一样。街道上走着一位中年妇女，可能比B大几岁，推着一辆还是空的购物小车。几米前的地方有一只狗是拴着的，扬着狗头，眼睛像储钱罐的狭缝，注视着旅馆的某扇窗户，说不定就是B这一扇窗吧。B一面穿上白衬衫、黑西装，一面想，一切和昨天一样。然后，下楼，在旅馆的过厅里等候M。

二人上了轿车后，B指着《月亮公园》杂志上勒菲弗的几页文章，问M：你认为这是什么呢？（M答：像串串葡萄。明白里面的文字吗？M说：不明白。她再次看看勒菲弗的文字，说道：也许，仅仅是也许，说的是生活方式吧。）那天早晨，实际上是M在谈生活方式。她说，生活就是一系列错误；说她病得厉害（没说是什么病），讲述了纽约之行，简直就是下地狱啊。M的西班牙语里面掺杂着一些法语词汇，说话期间，面无表情。有时，为了强调某种情况的荒谬，或者说，她觉得荒谬(B也觉得有些荒谬)，才微微一笑。这是B心里的想法。

二人一起在东方街的一家咖啡馆吃早饭，那儿离圣母大教堂很近。M似乎很熟悉那座教堂，好像近几年来她已经变成了天主教徒。后来，她说带他去参观自然博物馆，地点在利奥波德公园旁边；还要参观欧洲议会大厦。B觉得这不是互相矛盾嘛。但是，为什么矛盾？他不知道。可M说，她得先回家去换衣裳。B对看任何博物馆都没有兴致。另外，他觉得M没必要换什么衣裳。他把这想法说了出来。M哈哈一笑，说道：我像个瘾君子吧。

M换衣服的时候，B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开始翻阅《月亮公园》，但很快就厌倦了，仿佛《月亮公园》和M的小单元房水火不容，于是起身，去看墙上挂着的照片和图画。后来，又去看客厅里惟一的书架，上面摆放的书籍不多，西班牙语的很少，他认出来其中有M父的著作，M肯定从来没有读过，那些著作是政治论文，有一本政变史，有一本关于马普切社会的著作。这些书让B难以相信地笑笑，还有一种不大理解的微微的震撼，可以说是柔情或者恶心或者简单的预感：情况不妙。后来，M突然出现在客厅，或者确切地说是穿过客厅，是从卧室出来的，那道门可能通向浴室，或者通向晾衣服的洗衣间。B望着她半裸穿过客厅。他觉得这一切加上M父的旧书是个信号。什么信号呢？他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是个可怕的信号。

二人走出M的住处时，M身穿紧身黑裙子（长及膝盖以下）、白衬衫，上面的几个纽扣没系上，乳沟依稀可见，脚踏高跟鞋，这让她比B至少高出两公分。走在前往博物馆的路上，M说起了自己的母亲，指指一座路过的建筑物，但没有停步。直到走出五条街以外的地方，B方才明白M母、那位智利流亡者的遗孀就住在那座建筑物的某个单元房里。本来他想问问M母的情况，但没问，而是说，实际上没兴致参观一个主题是自然科学的博物馆，他讨厌这样的主题。但是，他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只好被M牵着走。M突然间变得朝气蓬勃，尽管有点冷冰冰的模样，最后来到博物馆门前。

那里还有让他感到惊奇的事呢。M买了入场券后，在博物馆咖啡厅等着他，一面读报，眼前摆着一杯牛奶咖啡，双腿交叉，姿势优美，同时又显得孤单，这让B（转身去看她的时候）产生自己衰老的感觉。后来，B进入大厅内，最后来到一间有波浪形机器的房间。他一面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感觉胸口微微疼痛，一面想：M会出什么事情呢？很想吸烟，但那里禁止。疼痛越来越强烈。B合上了眼睛，那些机器的侧影像胸口疼痛一样地持续存在，那些机器也许不是机器，而是不可理解的雕塑，是人类走向虚无的苦笑。

B返回博物馆的咖啡厅，M还坐在那里，双腿交叉，用一支银色圆珠笔在报纸上画着什么，大概是招工栏吧。B一露面，M就小心地合上了报纸。二人在贝基内斯大街一家餐厅吃饭。M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几乎没说话。等到开口时，只说可以一起去公墓看看。她说，这一带街区，我常来。B瞅瞅她，明确表示：任何公墓都不想看。但是，刚一走出餐厅，他就打听公墓的位置。M没理他。二人上了轿车。没过三分钟，她用手（B觉得秀美）指指城堡、摩伦贝克公墓以及有网球场的体育中心。B笑了。相反地，M保持严肃，不动声色。但是，B想，她心里在笑呢。

她送他回到了旅馆，问他：你今天晚上干什么？B答：不知道，也许看书吧。有一刹那，B以为M想要说点什么。但她最终没说话。的确，B那天夜里想要读一本没有丢在巴黎的小说。看了几页之后，他泄气了，扔到了床脚下。下楼，出了旅馆。走了好大工夫之后，漫无目的地走进了一个有色人种很多的居民区。心里这样想着，也就睁大了眼睛，发现自己走在那些街道上。他一直不喜欢“有色人种”这个说法。为什么这样的字眼会出现在脑海里呢？黑人，亚洲人，阿拉伯人，对，他想，不能说有色人种。片刻后，B走进一家有女招待的酒吧。他点了一杯甘菊茶。女招待看他一眼，笑了。是个美女，三十来岁，金发，修长。B也笑了。他笑着说：我病了。女招待为他沏上了甘菊茶。那天夜里，B带回一个爱说梦话的黑人女孩睡觉。B记得那女孩的声音柔和、优美，说梦话时低沉而急促，好像夜里的某个时刻（B没有了时间概念）女孩的声带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正是女孩的声音吵醒了他，好像有人用锤子敲了他一下。后来，意识到是身边睡觉的女孩在说梦话，方才直起身子听她说什么，最后决定叫醒她。他问：梦见什么了？女孩说：梦见不久前去世的母亲了。B在床上躺好，想：死人安静了。女孩仿佛猜中了他的心思，反驳说：生前和死后都安静不了。她百分之百地肯定说：无论哪一朝哪一代，人人如此。这话说得让B想哭，可没哭，而是睡着了。再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了，女孩走了。他没吃早饭。没走出房间，一直念书，直到清洁女工问他能不能整理床铺。就在他坐在旅馆门厅时，M来了电话。问他打算干什么。没等B明白过来，M说：我去旅馆接你。

正如B事先猜到的那样，那天二人参观另外一座博物馆，后来在一家餐厅吃饭，位于一座公园旁边。公园里面有一群孩子在滑旱冰。M问他：你准备在这里待多久啊？B回答说，打算第二天离开。不等M问他去哪里，他就回答说：去马尼·圣—让。她说不知道这个村子位于比利时的什么地方。B说：我也不知道。M说：要是距离这里不远的话，我可以用我的车送你去啊。你那边有什么朋友吗？B摇摇头。等到二人终于在旅馆门口分手以后，B向小区里走去，最后找到了一家药房。他买了避孕套。后来去了前一天夜里去过的有女招待的酒吧。但是，无论他怎么转悠（好几次迷路），就是找不到。第二天，他和M在公路旁边一家餐厅吃早饭。M告诉他：有时她难过的时候，就开车出来胡乱兜风，仅仅为了在活动中好受一点。她说：有一次，我到了德国的不来梅港，可是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仅仅知道是在德国，仅仅知道上午就离开了布鲁塞尔，眼下已经是夜里了。B尽管猜到了答案，还是问她：你后来怎么办的？M说：掉头回去了。

到了马尼·圣—让，二人看到了母牛群。看到了树林。看到了休耕地。看到了活动板房。看到了三层的住宅。B请M向一位卖菜和明信片的老太太打听一下朱丽亚·尼斯家在什么地方。老太太耸耸肩膀，但后来哈哈一笑，随即滔滔不绝地说出来一大堆话。B是从车窗里听见的。看着M和老太太打手势说话的样子，好像是说天气或者雨情。这是B的判断。尼斯家在科隆比大街，有座疏于管理的大花园和改造成车库的大棚。墙壁是黄色的；有—棵树荫很大、很长时间无人修剪的参天大树，左边全是树影；墙壁上没有窗户。M说，这老太太疯了，尼斯家可能在这里，也可能是别处。B下车，叫门。院内响起来一种铃舌敲击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她身穿牛仔裤，头发湿漉漉的。M问她：这里是不是朱丽亚·尼斯和她儿子亨利的住所。姑娘说：这里住的是马尔托夫妇。B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姑娘说：一直住在这里。M问：你在洗头发？姑娘：我在染发。她俩又继续了短暂的对话。B听不懂。但是，M穿着高跟鞋站在栅栏这一边，姑娘身穿牛仔裤站在那一边，很像一幅油画上的两个主要人物：表面上平和，实际上令人感到深深的不安。后来，二人从村子的北边到南边，又从南边到北边，跑了两趟，最后驶入像是图书馆的地方。亨利会来这里看书吗？好像不大可能。图书馆是新的。勒菲弗大概去过战前的那座图书馆吧。M说，亨利那个图书馆加上这个图书馆，至少有两座图书馆。M似乎很熟悉比利时的公共服务设施。吃饭时，B吃牛排；M吃了一半沙拉。M惆怅地说：你朋友去世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B说：他不是我的朋友。M微微一笑，嘲讽地说道：可是你已经出生啦。B说：他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外面旅行呢。

后来，二人吃饭的餐厅只剩下他和她坐在靠近窗户的位子，M在看《月亮公园》第二期，翻到最后一页停下来了，上面有第三期或者第四期（如果能出版的话）的撰稿人名单。她高声念出未来撰稿人的名字：让—雅克·亚伯拉罕斯、皮埃雷特·贝尔图、西尔瓦诺·布索提、威廉·巴洛斯、约翰·凯奇，—直念到亨利·勒菲弗、朱丽亚·尼斯和索菲·波多尔斯基。M嘲笑道：个个都是名人啊。

B想：都已经去世啦。

后来，真遗憾，M不再总是微笑了。

他说：你笑得真美。M注视着他的眼睛，问他：你想引诱我？B嘟囔着说：没有，没有，上帝保佑！

下午的时光过了多一半，二人才离开餐厅，回到车上去。M问：去哪儿？B说：回布鲁塞尔。M想了想，最后说：这主意不错。立即发动车子。B说：这里我已经没什么要做的了。这句话在返程中一直像幽灵般的车灯那样萦绕在他脑海里。

一到布鲁塞尔，B想回下午离开的那家旅馆。M觉得她家里有一张沙发床可用，为那么短短的几个小时乱花钱，太愚蠢了。车子停在M家附近，二人在车里说了一阵子。最后，B同意在她家过夜。他打算第二天一大早出门乘坐开往巴黎的头班火车。晚饭，二人是在一家素食餐厅吃的，经理是一对巴西夫妇，清晨三点打烊。二人又是最后离开餐厅的人。

晚饭时，M谈起了自己的生活。有那么一阵子，B甚至以为M在分析一生的经历呢。并非如此。她只说说少女生活，说说来去纽约的经历，说说她的不眠之夜。不说男朋友，不说工作，不说疯狂的生活。M喝酒。B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有时，二人不望着对方，而是看看窗外驶过去的车子。回到家中，M帮助B打开沙发床。然后，她就关进自己的卧室里去了。B没脱衣服，看着看着一本好像用外星人语言写的小说，就睡着了。M的声音把他给吵醒了。B想，就像那天夜里一样，那个女人说梦话把他给吵醒了。但是，没等他打起精神下床去叫醒做噩梦的M，他又睡着了。

次日，他上了一列开往巴黎的火车。

他仍然下榻在圣雅克大街上那家旅馆，但是换了房间。开头几天，跑旧书店，寻找安德烈·杜·布歇的随便什么著作。一无所获。布歇如同亨利、那个马尼的亨利一样，已经从地图上被抹掉了。到了第四天，他不再上街了。他让服务台把饭送到房间里，但几乎不吃。他看完了买来的小说之后就扔到字纸篓里去。睡觉，做噩梦，醒来时确信没说梦话。第二天，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淋浴之后，出去逛卢森堡花园。后来，下了地铁，在皮加勒站下车。在拉布鲁大街一家餐馆吃饭，后来在纳瓦林大街一家小旅馆跟一个妓女睡觉。她后脑勺的头发剪得很短，前面很长。女人说，她住在四楼。没有电梯。到了那里，显然没人居住。那里有一间不属于某个具体个人的房间，而是那女人和她女友们共用的屋子。

二人做爱的时候，女人给他讲笑话。B笑了。他用蹩脚的法语也给她讲了一个笑话，但她听不懂。办完事后，女人进了卫生间，她问B是不是愿意洗澡。B说：不。早晨洗过了。但他还是进了卫生间，去吸烟，看看她淋浴的样子。

没有意外的惊喜（或者至少是只能隐约可见），他看见她如何摘下假发，然后放在马桶盖上。她里面是光头，头皮上明显地可以看出两个新伤痕。B点了一支烟，问她这伤痕是怎么回事。女人在喷头下冲澡，没听明白。B不再问了。但也没离开卫生间。而是斜靠在白瓷砖墙上，望着从塑料拉帘一侧冒出来的热气，感觉惬意和放松，最后连假发套、马桶盖、拿香烟的手都看不清楚了。

二人走出楼房，已是夜色沉沉。分手后，B不慌不忙地走起来，一直不停步，走了一条还算熟悉的路线，从蒙马特公墓走到皇家大桥，中间经过圣拉扎尔火车站。走进旅馆，他照照镜子。以为会看到一条丧家犬，但看见的是一个中年男子，比较瘦，走路出了汗，刹那间，躲开了那寻寻觅觅的眼神。第二天，他给布鲁塞尔的M打电话。本来不指望M来接电话。不指望有人接电话。但是有人接了。B说：是我呀。M问他：你怎么样啊？B说：很好。M问：找到亨利·勒菲弗了吗?B想：可能她刚才还在睡觉呢。接着，他说：没找到。M笑了。笑声好听。她笑着问道：你为什么关心他？B说：因为没人关心他。还因为他是好人。立刻，他想：这话不该说。又想：M要挂电话。他咬紧牙关，面部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但是，M并没有挂上电话。头，头皮上明显地可以看出两个新伤痕。B点了一支烟，问她这伤痕是怎么回事。女人在喷头下冲澡，没听明白。B不再问了。但也没离开卫生间。而是斜靠在白瓷砖墙上，望着从塑料拉帘一侧冒出来的热气，感觉惬意和放松，最后连假发套、马桶盖、拿香烟的手都看不清楚了。

二人走出楼房，已是夜色沉沉。分手后，B不慌不忙地走起来，一直不停步，走了一条还算熟悉的路线，从蒙马特公墓走到皇家大桥，中间经过圣拉扎尔火车站。走进旅馆，他照照镜子。以为会看到一条丧家犬，但看见的是一个中年男子，比较瘦，走路出了汗，刹那问，躲开了那寻寻觅觅的眼神。第二天，他给布鲁塞尔的M打电话。本来不指望M来接电话。不指望有人接电话。但是有人接了。B说：是我呀。M问他：你怎么样啊? B说：很好。M问：找到亨利·勒菲弗了吗？B想：可能她刚才还在睡觉呢。接着，他说：没找到。M笑了。笑声好听。她笑着问道：你为什么关心他?B说：因为没人关心他。还因为他是好人。立刻，他想：这话不该说。又想：M要挂电话。他咬紧牙关，面部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但是，M并没有挂上电话。

[1] 刘易斯·卡罗尔( Lewis Carroll，1832-1898)，英国数学家，代表作为《爱丽丝梦游仙境》。

[2] 在西方传说中，四片叶的三叶草象征好运气。

牙科医生

他不是兰波，只是一个印第安小孩。

我认识他是在1986年。那一年，我在墨西哥的伊拉普阿托待了几天，原因不便说，或者眼下我觉得无关紧要。伊拉普阿托是草莓之都。我住在一位牙科医生家里。这位朋友那时正处于危难之时。实际上，那时倒霉的是我（未婚妻突然决定中断我俩多年的关系）。但是，我到了伊拉普阿托之后，本以为可以有时间静下心来想想未来，却看到我的牙医朋友（一向为人小心谨慎）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进门十分钟后，他就告诉我：他杀了一位女病人。由于我根本想不到牙医还能杀人，就请求他：别着急，慢慢把故事全都讲出来。故事很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从我朋友没条理的讲述中，我推断出：谁的死也归罪不到他头上。

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很奇怪。我的朋友除了在一家私人牙科诊所工作之外（收入颇丰），还在一种类似医疗合作社的地方工作，合作社是为穷人和贫困家庭开办的，穷人和贫困家庭好像是一回事，但是我朋友，尤其是从事卫生福利机构的思想家们，认为不是一回事。这家合作社只有两名牙医，工作很苦。由于合作社里没有牙科诊室，两位牙医只好在各自的诊所看病，在非商业时间接待患者（这是那位朋友的用词），大部分时间是在夜间，由牙科大学生志愿者做助手。这些志愿者大部分是左派，很想实习一下。

死者是个印第安老太太，一天夜里，前来看牙床脓肿。我的牙医朋友自己没有开刀。但手术是在他诊所里做的。主刀的是个大学生。老太太休克了。大学生立刻紧张起来。另外一个大学生立即打电话给我的牙医朋友。等我的朋友到达诊所后，方才得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只笨手切开了牙床上的肿瘤。很快他就意识到：没有办法了。大家把老太太送进了伊拉普阿托总医院。一星期后，老太太去世。

根据我朋友的讲述，这种案例相当稀少，可以说万分之一吧。任何一位理智健全的牙医都不希望遇上这种情况。我对他说，这事我懂，其实我什么也不懂。那天夜里，我俩出去喝酒。我俩走遍了城里的酒吧，确切地说，是中上等酒吧。一路上，我不停地在想那位印第安老太太，想她牙床上的肿瘤。

我朋友再次给我解释那个故事，做了一些重要改动，我估计原因是我俩喝了酒。后来，上了他的大众牌汽车，前往位于郊区的一家小饭馆吃自助餐。环境大变：此前我俩周围是工商专业人士、政府职员，眼下是工人、失业人员、流浪汉。

此外，我朋友的忧伤越发加重了。到了夜里十二点，他开始骂卡维尔纳斯了。这是一位画家。几年前，我朋友购买了卡维尔纳斯两幅作品，是铜版画，悬挂在家里客厅的显要位置。一天，他偶然撞上了那位多产画家，地点在另外一个牙医在自己玫瑰区住宅里举办的晚会上。如果我没记错，后一位牙医是专事修补墨西哥第七艺术（我朋友的说法）明星们笑容的。我朋友想要跟画家谈谈。

据我朋友说，起初画家不仅同意谈谈，而且向我的朋友吐露了一些生活里的隐私。那天夜里的某一刻，画家建议与我朋友共同分享一个小姑娘的爱慕。这丫头不合常理地爱上了牙医而不是画家。我朋友完全不在意那丫头的追求，并且让对方知道了自己的态度。他不要什么三人共度良宵，而是再购买画家一幅铜版画，不要中介，直接从画家手里买进，随便哪一幅，随便什么价位，随便什么时候，只要画面上有画家的题词即可，例如“献给潘乔，纪念疯狂的一夜”之类的字样。

从那一刻起，画家卡维尔纳斯的态度变了。我朋友说，他开始用生气的眼神望着我了。他对我说：牙医不懂什么狗屁艺术。他问我：是不是个纯粹的同性恋，或者是不是恰恰相反，就是一时的轻浮？我朋友没有马上意识到画家这是在骂人。等到我朋友反应过来，准备向画家说明他的仰慕之情仅仅是一位艺术品爱好者对一位没有被世界画坛理解的天才的崇敬而已，卡维尔纳斯已经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我朋友才找到画家。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在考虑应该对画家说什么。他远远看见画家在住宅的阳台上，身边有两个歹徒模样的家伙。画家看见他过来了，就对身边的人说了一些什么。我的牙医朋友笑了一笑。画家身边的人也笑了一笑。我朋友喝醉的程度超过他的想像，超过他的记忆力。实际情况是，画家骂了他，身边人揪住了他胳膊和腰部，把他悬空举了起来。我朋友吓昏了。

他懵懵懂懂记得画家又叫他同性恋，记得举着他的人在笑，记得一些轿车停在天上，记得那灰色天空很像塞维利亚大街。确信“你死了，你无谓地牺牲了，你愚蠢地完蛋了，确信你的生命、就要丧失的生命”等等的声音是一堆蠢话，是屁话。最后，确信这些话毫无尊严可言。

上面这番话是我俩在喝龙舌兰酒时，他对我说的，地点就在那家自助餐饭馆里（当然没有出售酒精类饮料的许可证），位于伊拉普阿托的下等区里。接着，话题延伸，中心议题是对艺术的怀疑。我知道，卡维尔纳斯的铜版画还挂在他家客厅里呢，没听说我朋友有什么要卖画的打算。我试图指出他和卡维尔纳斯的买画交易属于私事，而不是艺术故事，因此这样的私事可以用来怀疑人性，而不是艺术家，更不能用来怀疑艺术。我朋友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他说，艺术是私事的一部分，比真正的艺术史要早远得多。他说，艺术就是私事。这是惟一可能的私事。是私事，同时又是私人史的母体。我问：什么是私人史的母体呢？立刻，我想到：他会说，就是艺术本身。我还想，这是一种亲切的想法；我还想，我俩醉了，该回家了。可是我朋友说：私人史的母体就是秘史。

有一阵工夫，他望着我的眼睛发亮。我以为那位有牙床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之死，比我原来想的对他的打击要大很多。

我朋友问我：你大概在想什么是秘史吧？告诉你，秘史就是咱们永远无法了解的，就是咱们以为天天生活其中，以为一切在掌控之中，以为身边忽略、无关紧要的事情。但是，傻瓜，一切都很重要啊！问题是咱们没意识到。咱们以为艺术走在这条人行道上，生活，咱们的生活走在另外一条人行道上，没有意识到：这是欺骗。

他问我：一条人行道与另外一条人行道之间有什么？我大概答了一句什么，不记得了，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朋友看见一位熟人，冲他招手，所以就不管我了。我记得我俩待的地方人越来越多。我记得那里的墙壁是绿瓷砖的，好像是公共小便池；原来没人的柜台处，现在挤满了面带倦容或者笑容或者恶相的人们。我记得有个盲人在角落里演唱一首歌曲或者那首歌是关于一个盲人的。本来没烟，现在我们头顶上烟雾缭绕。这时，我朋友打招呼的那位朋友走到我们餐桌旁边来了。

那位朋友十六七岁。面少。个子比较矮，样子很结实，圆墩墩，没棱角。穿着寒酸，但衣服肥大，有动感，好像衣服从各个方位同时在说些什么。脚蹬一双磨损厉害的网球鞋，这样的网球鞋如果是在我朋友圈子里，确切地说是在我朋友儿子们的圈子里，早就被扔进衣柜或者垃圾箱里去了。

那位朋友在我们餐桌旁坐了下来。我朋友说：想要什么，你就点吧。那位朋友第一次微笑。不能说他笑得多么甜美，而是恰恰相反：是那种不信任人的微笑，那种不指望别人会带来好事而都是坏事的微笑。就在那位朋友坐在我们身边，露出冷笑的时候，我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我朋友本来是个不可救药的单身汉，几年前定居在首都，而此前是不愿意离开老家伊拉普阿托的，可能那时成了同性恋，或者一向就是，恰恰就在我们说到印第安老太太之死、说到牙床肿瘤的这个夜晚，全然意外地露出来一个真相、掩盖多年的真相。但是，很快我就推翻了这个想法，聚精会神地注意这个刚刚坐下来的小伙子，或者也许是小伙子的眼睛（此前我没注意）迫使我丢下我的疑虑（一想到我朋友有可能是同性恋，哪怕这种可能十分遥远，就让我感到害怕），还迫使我去注意观察那个介于可怕童年和少年之间的人物。

他的眼睛，怎么说呢，有力度。这个说法是突然冒出来的，显然说明不了他内心深处反映在眼神里的印象，那是眉宇间的痛苦表情，可是我找不到更好说明我心境的词汇。如果说（前面说过）随着年龄增加他肯定会发胖，眼睛会向锐利的目光发展，是一种动态的“锐利”。

我朋友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小伙子名叫何塞·拉米雷斯。我伸手过去（不知为什么我不会这些繁文缛节，至少不是在夜间的酒吧里）。他伸手过来的时候有些犹豫。握住他的手时，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我本以为他会像任何少年的手一样应该是柔软和犹豫的，右手上却有一层老茧，像是铁手。实际上，他的手不大，如今想一想，如今再回忆那伊拉普阿托郊外的夜晚，眼前出现的是一双“小”手、一双酒吧光线昏暗下装点出来的小手，从一个陌生地方冒出来的小手，如同闪电的触须，但是坚硬，坚硬之极，是铁匠铺里锻炼出来的手。

我朋友在微笑。是那天我第一次看见他脸上出现的喜气，仿佛何塞·拉米雷斯的出现（圆滚滚的身材、锐利的目光、坚硬的双手，都是可以感知的）可以驱散那位牙床上有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的怪罪、由于回忆起画家卡维尔纳斯而引起的烦恼。仿佛猜到了我可能提出问题，但出于礼貌教养而不会提，我朋友说，他认识何塞·拉米雷斯是职业原因。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说的是看牙。这时，小伙子说话了，那声音就像他的眼睛和手一样与身体其他部分不协调：他给我免费看病。我朋友说：在合作社的诊所里，我给他补了七颗牙，做得很细。何塞·拉米雷斯点点头，低下头来。好像再次变成了本来面目：十六岁的小伙子。我记得后来我们又要了更多的饮料。何塞·拉米雷斯吃了一盘辣烩饼（不肯吃别的，尽管我朋友一再坚持要何塞随便要些什么，坚持他请客）。

我们待在饭馆里的那整段时间里，他俩一直在谈话。我置身事外。零零星星听到这样一些话：艺术；就是说，我朋友又捡起卡维尔纳斯的故事来，把印第安老太太随意掺和进来，说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备受可怕病痛的折磨，或者也许并非如此，而是注射了麻醉剂，可能什么人给她用了常规剂量的吗啡，但形象是这样的：印第安老太太，缩成一团，躺在伊拉普阿托医院的病床上无人照看；还有卡维尔纳斯的笑声和他的铜版画，安装画框之后，悬挂在牙医家客厅的墙壁上，年轻的何塞·拉米雷斯访问过的住宅客厅，这是我推测出来的；何塞见过卡维尔纳斯的那些铜版画，那是私人画廊的珍品，他喜欢。

后来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饭馆。我朋友付账。他带头向出口走去。他醉得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厉害，用不着建议他我俩调换座位，不必由我来开车。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些地方，逗留的时间都不是很久。最后，我记得有一大片荒地，有一条没有沥青的路，最后伸向田野。到了那里，何塞·拉米雷斯下了车，与我俩道别，没有握手。

我说，这小伙子住在这种地方，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没有房屋，只有黑暗，也许只有一座山丘的轮廓在远处，月光下有个模糊的剪影。我说，咱们送他一段吧。我朋友（说话时不瞅着我，手扶方向盘，一副疲倦，但平静的神态）回答说，用不着送他，不必担心。那小子非常熟悉这里的路。随后，他发动车子，打开车灯。在他倒车前，我看见了一幅黑白影片里才有的不真实画面：枯树、杂草、马车道、垃圾堆的混合物以及墨西哥典型的农村风情。

没有任何那小伙子的踪影了。

后来，我俩就回家了。入睡很费劲。客房里有一幅伊拉普阿托某位画家的作品，是一幅印象派画作，画面上有一座城市和一个山谷，黄色占据主导地位。我认为那幅画有点邪。我记得自己辗转反侧，疲倦，不能成眠：记得窗外射进一线微光，确实是“点燃”了画上的风景，让景物起起伏伏。不是佳作。不是那种让我着迷的作品：不是那种让我睡不着觉的画面；不是那种让我充满莫名而无可救药的悲伤作品，尽管我甚至试图下床去把它摘下来，把画面对着墙壁；甚至想当夜返回首都去。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直到午饭才看见我的朋友。家中只有那位每天来打扫卫生的女人。我决定最好出门去城里转转。伊拉普阿托不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是，没人能否定城市街道的魅力，没人能否定市中心的平静

气氛。在市中心，伊拉普阿托人装成十分操心的样子，我们首都人觉得纯粹是在消磨时光。我没事可做，在咖啡馆喝了一杯橙汁后，开始读报。与此同时，从我身边过去了中学生，或者是善于偷懒和闲聊的公务员。

自从我开始这次旅行到如今，我第一次感觉到，我那些多愁善感的问题显得多么遥远。那座伊拉普阿托的广场上甚至还有鸟群。后来，我进了一家书店（费好大力气才找到一家），买了一本埃米利奥·卡兰萨带插图的作品，卡兰萨是出生在埃尔奥斯皮塔尔的一位风景画家，在距离伊拉普阿托不远的村庄里。这本书我打算送给我的牙医朋友，估计他会喜欢的。

我俩约定下午两点见面。我去诊所找他。女秘书客气地请我等一等，因为医生有临时来访的客人，很快就会空闲下来的。我在会客室坐下来，开始看杂志。室内无人。寂静不仅笼罩着我朋友的诊所，而且还有整座大楼。在一瞬间里，我以为刚刚女秘书说的是谎话呢，以为我朋友不在诊所，以为出了什么坏事，以为他匆忙离开前的明确指示就是别让我惊慌。起身，朝着会客室里面走了几步，当然了，我觉着很荒唐。

那位女秘书已经不在接待室了。我想拿起电话，打出去，这完全是自发的冲动，因为在这样一个我举目无亲的城市里，打给谁呢：后悔之极，千不该万不该来到伊拉普阿托，咒骂自己的感觉迟钝，决心只要一回到首都，就立刻找一个美丽、聪明，尤其是讲究实际的女子，跟她迅速恋爱，免除过分的表示，举行婚礼。在女秘书的位子上坐下来，努力镇定、镇定。有一阵工夫，我望着打字机、会客簿，放着铅笔、夹子、橡皮（似乎都摆放得井然有序）的木盘，我觉得不可能有谁头脑清醒的话会整理这些东西（摆放铅笔和橡皮有可能，夹子不可能），直到看见我的双手在打字机上发抖，才一跃而起，才毫不犹豫地去找我朋友（但心跳剧烈）。

但是，教养往往比突发的神经紧张更有力量。就在我一路推开一扇扇房门，一路高声呼喊着我朋友的名字，一路向诊所内部前进的同时，我记得，一路在想如果找到我朋友说些什么才好。直到今日，我也不知道那个下午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是我从首都带出来、到了伊拉普阿托就开始消散的烦恼与悲伤，最后一次对外宣泄吧。

我朋友当然是在自己的诊所里面了。他旁边有一位女患者，三十多岁，身材苗条。还有他的女护士，一个矮个子、混血模样的姑娘，此前我没有见过她。对于我的出现，三人没有任何惊讶的表现。我朋友笑着对我说：马上就完啊。

后来，我给我朋友说明我在他诊所里的感觉（即疑惧、恐惧、失控的不安）后，我朋友声称，他常有这事，是发生在表面上无人的大楼里。我明白朋友这番话是在好意安慰我。于是，尽量不再想这事。可我朋友一旦开口，就谁也拦不住他了：整个吃饭期间，从下午三点到六点，没完没了地就是这个话题：表面上无人的大楼，就是说，你以为大楼里面没人，你之所以这样认为，因为没听见任何动静，但实际上，并非无人；即使听觉和视觉告诉你无人，你知道也并非如此。于是，焦虑，恐惧，不是由于你认为的原因产生的，就是说，不是由于你待在空楼里，不是由于你真的被关在、禁闭在空楼里，而是由于你知道，内心深处就知道没有空楼，所谓的破烂空楼里总有人躲避我们的视线而不闹出动静来，而是我们并不孤单，我的牙医朋友这样说道，而是由于种种合理迹象表明：就是我们独处的时候，也并不孤单。

后来，他说：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孤单吗？我说：是在人群里，因为我想到了这样可以跟上他的思维。但不是在人群里（我该想到这话），而是在死后，那是墨西哥惟一的孤独，伊拉普阿托惟一的孤独。

那天夜里，我俩都喝醉了。我把礼物给了他。他说，不认识这个卡兰萨。我俩出去吃饭，都喝醉了。

我俩从市中心的酒馆开始喝起，然后去郊外，就是前天夜里我们去过的地方，就是我们遇见年轻的拉米雷斯的地方。我还记得，就在我俩古怪的活动期间，我以为我朋友是在寻找拉米雷斯呢。我把这想法说了出来。他说：不是。我说，你可以向我坦白交代，无论你说什么，只有你知我知。他说，他对我一向坦诚相见，片刻后，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补充说，绝无半点隐瞒。我信了他的话。可是，他寻找拉米雷斯给我留下的印象依然存在。那天夜里，我俩睡得很晚，直到清晨六点方才上床。此前什么时候，我的牙医朋友还回忆起我俩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念书时的情形，那时我俩都盲目热情地钦佩萨尔瓦多·埃利松多 [1] 的作品。那时，我在文学、哲学系学习；他在攻读牙科。我俩相识在我们系的电影俱乐部里，时间是在看完一部玻利维亚影片之后的座谈会上，导演好像是桑希内斯。

座谈会上，我朋友起立发言。不知道他是否是惟一一个，但肯定是第一个说不喜欢那部电影的人，还说了为什么不喜欢。我也不喜欢那部影片。但那时绝对不承认。我俩的友谊自然而然地就建立起来了：当天夜里，我得知他敬佩埃利松多，我也崇拜埃利松多。到了第二个夏天，我俩想效法《纳尔达或夏天》 [2] 中的人物，在马萨特兰 [3] 附近的海边上租一个小房子，就算马萨特兰不是意大利海边，稍稍想像一下，也可以像是意大利海滩 [4] 了。

后来，我俩年龄大了。年轻时的冒险活动显得比较讨厌了。我们这些中产阶级上层的青年注定要模仿萨尔瓦多·埃利松多（而埃利松多则模仿无法模仿的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 [5] ，或者慢慢经商发财，或者从政当官，或者轻率地搞什么暧昧的左翼组织、暧昧的慈善机构。从埃利松多（已经不再阅读他的作品了）到画家卡维尔纳斯，折磨我们的是没完没了的饥饿，每吃下一口东西，我们就越发贫困，越发瘦弱，越发丑陋，越发荒唐可笑。后来，我朋友返回伊拉普阿托，我留在了首都。我俩都以某种方式努力对各自生活的缓慢失败、对美学、对伦理、对墨西哥、对我们的破碎理想不感兴趣。

但是，我俩的友谊保持了下来，这很重要。尽管已经相当醉了，我俩还在聊我们的青春生活。忽然，我朋友想起了那个死于牙床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想起了我俩关于艺术史、私人史的谈话；他说起了那上下两条人行道（这话题我几乎给忘记了），最后来到自助餐厅，在那里遇到了何塞·拉米雷斯，那恰恰是他想要去的地方；他问我对他的看法，问得奇怪，我不知道这个“他”是指谁，是他自己呢，还是何塞呢？为了稳妥，我对他说，我什么也没想。或者也许我有了什么表情。立刻，我朋友问我是否以为，是否想过他和何塞之间有什么事、什么不言而喻的事，这是很可怕的墨西哥人的表述法。我说，没有想过，向上帝保证；哥们儿，亏你想得出来啊，别折磨自己！也许现在我说得夸张，记忆力夸张，也许没夸张，也许那时真的黑洞开了，就是此前我在那并非无人的建筑物里预感到的那种黑洞，就是那个印第安小伙子来到我们身边之前我见到的那个黑洞，恰恰就在那时我俩正在或者他正在说到了那个印第安老太太、那具越来越小的尸体；于是，一切从我脑海里闪过，可能是酗酒的原因吧，闪过我俩往昔的青春岁月，闪过我俩阅读埃利松多（民族的荣誉）的《纳尔达或夏天》的情形，闪过我俩想像出来的马萨特兰的夏天，闪过我的未婚妻（突然改变她处事谨慎的风格），闪过岁岁月月，闪过卡维尔纳斯，闪过我朋友的私人画廊，闪过我的伊拉普阿托之旅，闪过伊拉普阿托如此宁静的街道，闪过我朋友在他出生的城市定居、行医的神秘决定，而如果一切都正常的话……

这时他说道：你必须认识何塞。他特别强调“认识”二字。你必须认识他！还说：我不是、不是那种人。你是知道的。我不是。随后，他说起了那位死去的印第安老太太，说起他在合作社的工作。他说：我不是。当然不是。对吗？我说：对。接着，我俩换到别的酒吧去。路上，他说：明天。我知道：这不是醉话，明天他会想起来的，说话算话，对吧？对。于是，我俩寻找别的话题。我说，有一次，是小时候，我被关在我们大楼的电梯里了。我说，那可真是孤独一人了。我朋友面带微笑地听着，大概心里在想：嘿，你怎么这么傻。在首都待了那么多年、念了那么多书、研究和教授了那么多学问，都干什么用了？可我还是坚持说下去。我孤独一人。待了很久。至今有时我还有当时我在电梯里的感觉（很少啦，还要多少真话啊！），知道为什么吗？我朋友摇摇头，表示宁可不知道。我照样说下去：因为是小孩。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回答。他转过身去，寻找停车的地点。他说：蠢话。明天你就看见什么是真正的好话了。

第二天，他什么都没忘记。恰恰相反，他还记得我已经忘掉了的事情。从他说到何塞·拉米雷斯的方式看，好像是何塞的保护人。我记得那天夜里我俩打扮成要寻花问柳的样子：他穿上一件栗色灯芯绒夹克，我穿上一件打算去郊外旅行穿的皮夹克。

先是在市中心走了一圈，喝了两次威士忌，是个散发着润肤膏气味的场所。后来，我俩直奔何塞·拉米雷斯常去的地方。我俩到了两处吵吵闹闹的咖啡馆、自助餐饭馆（打算吃饭，尽管不饿）和一家名叫“天空”的酒家。没有半点何塞的身影。

就在我俩以为这一宿白白浪费的时候（奇怪的是我俩一直没说话），我俩看见了何塞，或者是猜出来何塞正走在一条光线昏暗的街道上。我朋友按按喇叭，来了一个大胆的转弯动作。何塞站在街角静静地等着我俩呢。我摇下车窗，跟他打招呼。我朋友从我上方探出头去，请他上车。何塞没说话就上了车。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我记得是愉快的。不假思索地说是愉快的。好像我俩是在给这位小伙子过生日。我俩像是他的父辈人物。我俩像是在为他拉皮条。我俩像是在为一个难以理解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当保镖的伤心白人。我们哈哈笑。我们喝酒，大笑。没人敢过来嘲笑我们，因为即使我朋友不杀人，我也会动手的。

我俩听何塞·拉米雷斯讲故事或者是故事的片断。故事让我朋友很兴奋；过了开头困惑的几分钟，我也兴奋起来了。但是，后来，随着到了下半夜（坡的诗歌里说是“夜幕陌生的一面”），故事逐渐模糊起来了，仿佛何塞的话语在我俩的记忆中无依无靠，因此几乎记不得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我记得他说参加过诗社活动，那是一个不收费的诗歌创作室，差不多和穷人的医疗合作社一样，只是谈文学而已。何塞一首诗也没写过。这话让我朋友笑弯了腰。而我是不理解的，不觉得好笑。后来有人告诉我，何塞是写小说的。写短篇小说，不写诗。于是，我问：为什么不加入小说创作室呢）我的牙医朋友说：因为根本没有小说创作室。明白吗：这个操蛋村子只是免费教人写诗。明白吗？

随后，何塞说起了他的家庭，或者也许是牙医说起了何塞的家庭。关于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了。明白吗？没别的了。大部分听不懂，可是为了不当局外人，我说起了空楼和假象。但我的朋友打个手势，让我闭嘴。没什么可说的。农民们。饿死了很多人。半点消息也没有。明白吗？我点头称是，为的是不惹人生气，其实什么也不明白。后来，我朋友断言：身边这位年轻人写出来的东西，很少有人写。百分之百真话：很少有人写。从这一刻起，他开始解读这个让我感到惊愕的何塞·拉米雷斯。

他说：何塞比所有的人水平都高。墨西哥小说家，如果跟这个微微发胖、不善言辞、有着因为在地里干活而有粗硬双手的小伙子比，顶多就是吃奶的婴儿。我问：什么地里？我们周围的地里。牙医用手一挥说道。他的手挥成一个圆圈，好像伊拉普阿托是开进蛮荒之地的先锋，是印第安领土上的堡垒。于是，我斜了一眼那小伙子，看他时我心里有点害怕，看见他在微笑。后来，我朋友开始讲何塞写的短篇小说，说的是有个男孩有很多需要照顾的小弟弟。故事就是这样的，至少起初如此。后来情节转了方向，成了碎块，小说变成了一个教师自闭在瓶子的记忆；还变成了一个关于个人自由的故事；还出现了别的人物：有两个更像地痞的小贩子、一个二十几岁的吸毒女孩、一个读萨德作品的家伙，住在公路边一辆废弃的汽车里。我朋友说：所有这些内容都在一部短篇小说里。

我如果出于礼貌本可以说“写得好”、“听起来有意思”，可是我却说：需要读读作品才能形成完整的意见。我就是这么说的。可如果不这样说，也许就没了麻烦。这时，我朋友站起来，对何塞·拉米雷斯说：咱们去找作品！我记得，何塞看看他，没有站起来，然后又看看我，二话没说，就站起来了。本来我可以反对。本来我可以说“没必要啦”。可那时我呆住了，一切都无所谓了。但是，打心眼里说，从内心深处说起，我看到了我们的姿态，看到了近乎超自然完美地谱写出的姿态。但是，我明白这些姿态推动我们前行的方向没有真正危险；还明白我们正以某种方式进入易受攻击的领域，如果不交痛苦或者惊讶的买路钱、今后永远会抱怨的买路钱，是无法离开这个领域的。

可是，我什么也没说。三人出了酒吧，上了我朋友的汽车，驶入标志着伊拉普阿托边界线的街道——只有警车和夜间公交车来来往往。据我朋友（情绪兴奋地开着车）说，何塞·拉米雷斯每天夜里或者黎明时分，干完城里的活计之后，徒步走过这些街道回家。我不想多言，一心望着照明昏暗的街道以及车灯闪光投射到工厂到墙上的车影，或者是投射到工厂废弃仓库墙上的车影，这些工厂和仓库如今是城市一度企图工业化的历史遗迹。后来，我们进入一个小厂，好像是那些废弃建筑群的补充。街道变窄了。没有路灯。我听见狗们在叫。牙医问：有点像《桑切斯的孩子们》 [6] ，对不对？哥们儿。我没回答。我听见了身后的何塞在说话：右拐！再直行！

车灯扫射到两间简陋的茅屋，外面有木头和铁丝网栅栏，还有一条土路。转瞬间，我们就到了像是田野又像是垃圾山的地方。从这里开始，我们鱼贯而行，何塞·拉米雷斯开路，牙医居中，我殿后。我看见远方有一条公路，看见串串车灯漠然地从我们前方经过，但是，我从远处车辆的活动中发现了一种与我们的目的形似之处（是难以忍受的相似之处）。我看见一座山峦的轮廓。感觉到灌木丛中有什么黑乎乎的东西在活动，毫无疑问，肯定是老鼠了，当然完全有可能是鸟群。后来，月亮出来了。我看见山坡上有些孤零零的小房子。再过去一些，是黑黢黢的庄稼地，一直延伸到公路的转弯处为止，那里仿佛人造的突起，是一片森林。忽然，我听见那小伙子在对我朋友说些什么。我们停住脚步。黑暗中出现了何塞的家，一栋黄色或者白色墙壁的房屋，屋顶很矮，模样与伊拉普阿托郊外的破旧房屋一样。

片刻间，我们三人一动不动，可以说中了魔法，呆呆地望着月亮，或者是难过地看着小伙子的破茅屋，或者努力区分堆放在院子里的物品：我只认出来有一只木板箱。后来，我们走进了一间有烟熏气味的低矮房间。何塞·拉米雷斯开了一盏灯。我见到一张桌子、一些靠在墙壁上的农具、一个睡在扶手椅上的男孩。

牙医瞅瞅我。眼里闪烁着激动的亮光。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不该做这事：仅仅为了欣赏别人的不幸而消磨夜间的时光。我想这是欣赏别人同时又是自己的不幸。何塞·拉米雷斯拉过来两把木椅，接着消失在一扇像是斧凿出来的木门后面。很快我就明白了：那是一间最近添加上去的小屋。我俩坐下来等侯。何塞回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一摞纸，足足有五公分多高。他神情专注地在我俩身边坐下来，把稿纸递给我俩。他低声说：随便看吧！我看看我朋友。牙医已经从稿纸中拿走了一部短篇小说，正在小心翼翼地整理页码呢。我说，应该把稿子带走，回到他家舒舒服服地去看。可能话不是这样说的。但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无法用别的方法看问题，于是说道：最好走吧，等回到环境好点的地方再看吧。牙医用死刑犯般的凶狠目光盯住我，命令我：快点！随便挑一篇小说看看就是啦！

我照办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选了一篇小说，开始阅读。小说有四页。可能正因为它短小，才选中它吧。但是，读完之后，觉得看完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瞅瞅何塞·拉米雷斯。他面对着我们，正在打盹。我朋友也随着我的目光，看到了何塞的样子，于是低声说：这位年轻的作家每天起得很早。我点点头，拿起了另外—部作品。再看何塞时，他已经头枕着胳膊睡着了。此前，我也感到困倦，但是这时完全清醒了，完全冷静下来了。我朋友递给我另外一篇小说，小声说：看看这篇吧！我接过来，先放在一旁。把手中的读完，才开始阅读牙医刚才递给我那篇。

就在我要读完那天夜里看的最后一篇的时候，那扇门开了，出来一个年龄与我俩相仿的男子，但是面相老得多，踮着脚走出房外之前冲我俩微微一笑。我朋友说，他是何塞的爸爸。我听见室外一阵罐头盒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的脚步声、什么人在露天撒尿的声音。这要是换了别的场合，我会警觉起来，会全神贯注地去破解和用什么方式破坏外面的响动。但我仍然在读稿子。

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即使每本书总有读完的时候，如同我们不会停止生活，即使死亡必然来临。但是，为了说明白点，在某个时候，稿子看完了。我朋友已经有一阵子不看稿了。他脸上露出了倦容。我说，咱们可以走了。起身前，我俩看看何塞·拉米雷斯的甜蜜睡容。走出屋门，我俩看见了黎明的曙光。院子里没人。四周的田野像是荒原。我在想何塞的父亲在什么地方。我朋友指指轿车，让我注意看：奇怪的是轿车在那个环境里并不显得怪异。这是一幅无与伦比的画面，他说道，声音已经不再低沉。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嗓子哑了，好像一整宿都在大喊大叫。他说：去吃早饭吧！我点点头。他说：谈谈发生的事情吧。

但是，离开那偏僻的地方之前，我明白关于那天夜里的经历我俩能说出来的甚少。我俩感觉很快活，但是毫不怀疑地知道（无需多说）对于我俩这番经历的性质没有能力思考或者识别。

到家后，睡觉前，我在给两个杯子里斟上威士忌的时候，我朋友呆呆地在看墙上的卡维尔纳斯的作品。我把他那一杯放在桌子上，就在扶手椅上躺下了。我一言不发。牙医先是叉腰看那些铜版画，接着是一手托腮，最后是摇摇脑袋。我笑了。他也笑了。刹那间，我以为他会摘下画来，一点点把它撕碎。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在我身边坐下来，喝威士忌。后来，我俩就睡觉去了。

睡的时间不长。有五个小时吧。我梦见了何塞·拉米雷斯的家。我看见他家的房子盖在荒地、垃圾堆和墨西哥的不毛之地上，光秃秃，没有任何装饰。正如在那归根到底还是文学之夜的氛围里我早就见到的一样。我立刻明白了这艺术的秘密、艺术的秘密性质。但后来，在同一个梦境里，出现了那位死于牙床肿瘤的印第安老太太的尸体。我把一切都给忘记了。我估计人们在何塞家里为老太太守灵呢。

起床后，我把梦境或者记得的部分说给牙医听。他说：你脸色不好啊。实际上，脸色不好的是他，但我宁可不说出来。忽然，我发现他愿意独自一人待着。我告诉他我要进城转一圈，看见他脸上露出松快的表情。下午，我去看电影，看到一半睡着了。我梦见我俩要自杀，或者是强迫别人自杀。回家后，我朋友在等着我呢。我俩出去吃晚饭，打算谈谈昨夜发生的事情。没谈成。最后说起首都一些朋友来，我俩以为认识那些人，其实根本不认识。晚餐与种种预测相反，是愉快的。

第二天是个周六，我陪我朋友去他诊所。他得为穷人医疗合作社工作两小时。我俩上车的时候，他无可奈何地对我说，这是我对社区的贡献，是我自觉自愿的工作。我打算礼拜天回首都。我心里说，要跟朋友尽可能多待几个小时，因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他了。

在很长时间里（我不敢计时），我们三个：牙医、一位牙科大学生和我，等候患者出现。但是，没人来。

[1] ]萨尔瓦多·埃利松多( Salvador Elizondo，1932-2006)，墨西哥诗人，作家。

[2] 埃利松多的短篇小说集。

[3] 墨两哥海岸。

[4] 埃利松多笔下的人物在意大利海边租房。

[5] 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 Pierre Klossowski，1905-2001)，法国作家、画家，著有《尼采与恶性循环》等作品。

[6]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xvis）于1961年出版的作品，主要记录了居住在墨西哥城一个贫民窟的桑切斯一家的牛活。另有基于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于1979年上映。

邀舞卡

1．我母亲在基尔布埃、考克内斯、洛斯安赫莱斯给我们朗读聂鲁达的诗歌。 [1] 2．就是惟一的一本书：《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6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封面有聂鲁达的画和告知：这是一百万册纪念版。是1961年已经印了一百万册《二十首情诗》吗？还是指聂鲁达的全部作品数量呢？我估计是前者，但这两种可能都存在，都令人不安。3．在这本书的第二页写着我母亲的名字：玛丽亚·维多利亚·阿瓦洛斯·弗洛雷斯。不管种种迹象，仅从表面观察，我的结论是：写这串名字的人不是我母亲。也不是我父亲。也不是任何一位熟人。那是谁写的呢？仔细看看这年久模糊的签名，就算有所保留，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母亲的笔迹。4. 1961和1962年我母亲的年龄比我现在的年龄要小一些，还不到三十五岁，在一家医院工作。她年轻，有胆量。5．我那本《二十首情诗》走了许多路。先是经过了智利南方的一些村镇，后来到过墨西哥城一些住宅，后来到过西班牙三座城市。6．当然了，书不是我的。起初，是我母亲的。她给了我姐姐。我姐姐从西班牙赫罗纳去墨西哥的时候，把书给了我。在我姐姐留给我的书中，我喜欢的有：科幻小说和曼努埃尔·普伊格 [2] 全集；本来是我送给她的，于是我又重读一遍。7．那时我已经不喜欢聂鲁达了。更不喜欢那本《二十首情诗》了！8. 1968年我家迁居到墨西哥城。两年后，1970年，我认识了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 [3] 。对我来说，他真正代表有威望的艺术家。我去一家剧院门口等他（那时他在导演《查拉图斯特拉》，与以塞拉·维嘉合作）。我对佐杜洛夫斯基说：我想当电影导演，请他教我。从那以后，我就变成了他家常客。我觉得我不是好学生。佐杜洛夫斯基问我：每周在买烟上花多钱？我说，相当多；一直像个车夫一样抽烟。赫多罗夫斯要我别再吸烟了，把省下来的钱用到高田大师教的禅宗上去吧。我说：行啊。我跟高田上几天课，但是到了第三课时，我决定不上了，因为不适合我。9．正在上着禅宗课，我就要离开高田。高田（日本人）就挥舞着木棍朝我猛扑过来。凡是提要求的学生他一律用棍子回答。就是说，如果学生要求离队，他就送上一顿棍子，敲打声在香火缭绕的昏暗房间里震耳欲聋。10. 日本人没给我提供拒绝挨打的机会。他的攻击迅猛而响亮。当时，我旁边有个女孩站在门口。日本人位于房间里头。我原以为他闭着眼睛呢，心想如果我拔腿就走，他是听不见的。谁知那鬼子听见了我的动静，大喊一声“万岁”之类的禅机冲我扑过来了。11. 我父亲一度是重量级拳击冠军。他长胜不败的天下局限于智利南方。我一直不喜欢拳击，但是从小就学会了打拳。无论在智利还是墨西哥，家里常有一副拳击手套。12. 那鬼子喊叫着朝我扑过来的时候，可能并不想伤害我，也没有料到我会主动起来自卫。他用木棍敲打通常是为了解除弟子们麻木的神经。可是，我没有麻木的神经啊，我只不过是一走了之。13. 既然你认为有人要攻击你，你就会自卫，这是天经地义的，尤其是在十七岁的时候，尤其是在墨西哥城。高田却天真得像聂鲁达。14. 据佐杜洛夫斯基说，是他把高田引进墨西哥的。有一段时间，高田在墨西哥瓦哈卡地区的丛林里寻找瘾君子（大部分是美国人），那些人由于幻觉出走而无法回家。15．另外，与高田在一起的体验并没能计我戒烟。16．我喜欢佐杜洛夫斯基原因之一是，他一说起（通常是批评）智利知识分子的时候，总要把我包括在内。这提高了我的自信心，尽管我当然没有半点想当智利知识分子的打算。17. 一天下午，不知为什么我俩说起了智利诗坛。他说，最伟大的诗人是尼卡诺尔·帕拉 [4] 。立刻，他朗诵起尼卡诺尔一首诗，接着又是一首，最后又是一首。佐杜洛夫斯基很会朗诵。但那些诗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那时，我是个特别敏感的年轻人，但也荒唐，也傲慢。我声称：智利最好的诗人当然是巴勃罗·聂鲁达了。我又说，别的人都是侏儒。争论大约持续了半小时。佐杜洛夫斯基摆出来葛吉夫 [5] 、克里希那穆提、布拉瓦茨基夫人 [6] ；后来又谈到克尔凯郭尔和维特根斯坦；后来又说到托波尔 [7] 、阿拉巴尔 [8] 和他自己。我记得他说尼卡诺尔·帕拉前往某地时顺便在他家住过。从他的话里，我隐约看到一种幼稚的自负，从那以后我不断地在大部分作家身上都能感到这种毛病。18．在巴塔耶 [9] ，什么文章里，他说：眼泪是交际的最后手段。于是，我放声大哭，不是正常的哭法，即让眼泪缓缓流下面颊，而是粗野的哭叫，泪如雨下，跟梦游仙境的爱丽丝差不多，要淹没一切。19. 离开佐杜洛夫斯基家之后，我明白今后再也不去他家了。这让我很难过，如同他说的那些话一样。我一路走一路哭。我还明白——不过方式比较阴暗——将要失去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一位戴白手套的窃贼、一位高级骗子。20. 但是，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态度：居然为巴勃罗·聂鲁达辩护，其方式可悲又缺乏理由，但毕竟是辩护了，而我仅仅读过《二十首情诗》（那时我无意中觉得它很滑稽）和聂鲁达的第一部诗集《黄昏》，其中的《告别》可以说是装腔作势之极。但是，如今我对这首诗却感到一种坚不可摧的忠诚。21. 1971年我读了巴列霍 [10] 、维多夫罗 [11] 、马丁·阿丹 [12] 、博尔赫斯、奥肯多·阿玛特 [13] 、巴勃罗·德·罗卡 [14] 、希尔贝托·欧文 [15] 、洛佩斯·贝拉尔德 [16] 、奥里维洛·吉隆多 [17] 。甚至读了尼卡诺尔·帕拉。甚至读了巴勃罗·聂鲁达。22．那时的墨西哥诗人（我的朋友们，我们一起玩闹和读书）大体上分为巴列霍派和聂鲁达派。毫无疑问，我是孤立的帕拉派。23. 但是，必须消灭父辈，这个诗人是纯粹的孤儿。24. 1973年我经过海上和陆地跋涉，历尽艰辛，回到了智利。结识了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后来很快席卷中美洲的烈焰这时已经在我朋友们的眼里闪烁了，他们说起死亡来，如同讲述电影故事一样。25. 1973年8月我来到智利。我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买的第一部诗集是帕拉的《厚书》。第二部是《装置》，也是帕拉的。26. 我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享受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当然啦，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什么建设。那时，我是个天真的帕拉派。27. 看了一个展览会，见到了几个诗人。令人惊奇。28. 9月11日我志愿参加所在居民区的惟一行动支部会议。主任是一位工人共产党员，微胖，神情茫然，但准备斗争。他老婆好像比他勇敢。我们大家都挤在铺地板的饭厅里。主任讲话的时候，我注意到餐具柜上有书。数量不多，大部分是西部牛仔小说，跟我父亲读的书一样。29. 9月11日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流血的场面，而且还是一场幽默滑稽戏。30．我在一条空空荡荡的街道上站岗。忘记了我的口令。我的同伴们或者只有十五岁，或者是退休老人，或者是下岗工人。31. 聂鲁达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到了穆尔琴 [18] ，跟我叔叔、婶婶、堂兄堂弟在一起。11月，在从洛斯安赫莱斯到贡赛普西翁的旅途中，我在一处车辆检查站被捕入狱。我是惟一被拉下公交车的人。我以为会当场被杀呢。我在牢房里听见了检查站站长（一个年轻的警察，长着一副龟儿子样，披着一张绿皮）跟贡赛普西翁领导的谈话。他说：抓住了一个墨西哥恐怖分子。后来，他知道错了，改为外国恐怖分子。他提到我说话的口音、身上的美元、衬衣和裤子的牌子。32. 我的曾祖父母、弗洛雷斯家族的先辈们曾经妄图驯服阿劳科人 [19] （但连驯服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为此，可能就成了过分夸大的聂鲁达派；我外祖父罗贝托·阿瓦洛斯·马蒂当过上校，多次被派遣到南方军营，直到早早地悄悄退休为止；这让我想起来外祖父是个穿蓝白军装的聂鲁达派；我祖父母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和加泰罗尼亚，把命丢在了智利的比奥—比奥省，他俩在写景技巧和慢工细活方面是聂鲁达派。33. 在贡赛普西翁，我被关押了几天。后来，把我给放了。没有折磨我（原来有这个担心），也没偷我的东西。但是，也没给我食物和夜间的被盖，为此，我只好依赖难友的好心施舍活命：他们分给我食物和被褥。黎明时分，我听见有难友受拷打的声音，没法入睡，没有书可看，只有一本不知谁丢下的英语杂志，里面惟一有趣的文章就是诗人狄兰·托马斯住过的房子。34．帮助我摆脱困境的是两名警探，他俩是从前我在洛斯安赫莱斯男子中学的同学；还有我的朋友费尔南多·费尔南德斯，他二十一岁，比我大一岁，其冷酷的神情肯定可与英国人的理想形象媲美，这样的形象是智利人特别渴望又难以企及的。35. 1974年1月我离开了智利，再也没回国。36.我这一代智利人是勇士吗？是的，是勇士。37. 在墨西哥，有人给我讲述了一个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姑娘事迹：军警把活老鼠塞进了她的阴道。这姑娘终于逃了出来，流亡到了墨西哥城。她住在这里，越来越感到难过，终于因伤心过度而死。这是有人说的。我本人不认识她。38．这不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我们知道有许多危地马拉妇女惨遭蹂躏的事。这个故事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它的普遍性。在巴黎，有人告诉我，有个智利女子到了那里，此前也受过类似的蹂躏。这个女子也曾经是左派革命运动组织的成员，跟墨西哥的那个智利女子同岁，这女子跟那女子一样都因为过度伤心而死。39. 不久以后，我又听到了一位住在斯德哥尔摩的智利女子的故事，年轻，也曾经是左派革命运动组织成员，1973年11月也被老鼠那一套糟蹋过，让照顾她的医护人员吃惊的是，她死于伤心、忧郁症。40．伤心能死人吗？能。伤心能死人。饥饿能死人（但很痛苦）。甚至厌世也能死人。41．这个陌生的智利女子、备受折磨和死亡的囚徒，是同一个人呢？抑或尽管是同党的同志，尽管同样美丽，也还是三个不同的女子呢？据一位朋友说，是同一人。按照巴列霍诗里的说法，她虽然死了，却可以变成多人。（实际上，在巴列霍的诗里，那位死者没有变成多人。是那些不愿意死者去世的人们、苦苦哀求上帝的人们变得越来越多了。）42. 从前有位比利时女诗人，名叫索菲·波多尔斯基。出生于1953年，1974年自杀。只出版过一本书，题目是《一切都可被允许的国家》（法国蒙福孔研究中心，1972年出版，280页影印本）。43．热尔曼·努沃( 1852-1920)，兰波的朋友，晚年以流浪乞讨为生。人称“受辱者”（1910年出版《受辱者诗歌》），住在各个教堂的门洞里。44．一切都是可能的。每个诗人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45. 一次，有人问我：你喜欢的智利青年诗人有哪些？也许说的不是“青年”，而是“当代”。我说，我喜欢罗德里格·里拉，但他不可能是“当代”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但肯定年轻，比我们大家都年轻）。46．智利新诗的舞伴们：聂鲁达的数学后裔和维多夫罗的残忍后代；米斯特拉尔的喜剧传人与巴勃罗·德·罗卡的谦卑弟子，帕拉之骨与林恩 [20] ，双眼的继承人。47. 我坦白：一读聂鲁达的回忆录，我就难受得要命。里面简直矛盾重重啊！要掩饰和美化那张扭曲的面孔需要费多大力气啊！丝毫不大度，没有半点幽默感！48．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幸福时光：经常可以看见希特勒从我家门前走过。希特勒只是在走廊前来来去去，他从我卧室门前走过去的时候，根本不瞅我。起初，我以为他是魔鬼(还能是别的什么吗？），以为我疯得不可救药了。49．十五天后，希特勒没了。心想：下一个出现的可能是斯大林吧。但斯大林没出现。50. 在我走廊里落户的是聂鲁达。不是像希特勒那样是十五天，而是三天，相比之下时间少多了，表明我的抑郁症减轻了。51．相反的是，聂鲁达有动静（希特勒安静得像一块浮冰），怨天尤人，嘟嘟嚷囔，说些别人不懂的话语，双手伸出，皱着眉头，呼吸着走廊的空气（那种欧洲走廊的冷空气），他那痛苦的表情和第一天夜里乞丐似的举止渐渐改变，到最后幽灵打扮成一个有尊严和庄重的宫廷诗人。52．到了第三天夜里，聂鲁达从我门前走过，停下来，瞅瞅我（希特勒从来不瞅我），这是最不寻常的事了，他想开口，可是无法张嘴，他拍拍无能的嘴巴；最后，在与曙光一道消失之前，他冲我微微一笑（是不是想告诉我：任何交际都不可能了，但尽管如此，总该试试吧？）。53．我在很早前认识了三位阿根廷兄弟，他们后来在拉美不同的国家试图闹革命而牺牲。老大和老二互相背叛，顺便出卖了老三。老三没背叛任何人，据说是喊着哥哥们的名字死的，但很有可能是悄然去世的。54. 西班牙勇士的子弟们，鲁文·达里奥 [21] ，这位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说。惠特曼、何塞·马蒂、维奥莱塔·帕拉 [22] 的子弟们被伤害、被遗忘，被扔到乱葬坑，被扔进海底，他们如特洛伊人命运一般交错的尸骨使幸存者感到惊骇恐怖。55．这些日子，就在我想念这些人的时候，当年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老兵们游览西班牙，这些老人举着拳头从长途汽车上颤巍巍地下来。当年他们有四万人之多，今天来西班牙的只有三百五十人多一点。56．我想念贝尔特兰·莫拉雷斯 [23] ，想念罗德里格·里拉 [24] ，想念马里奥·圣地亚哥 [25] ，想念雷伊纳多·阿雷纳斯 [26] 。想念那些死于刑讯台上的诗人们，想念那些死于艾滋病、吸毒过量的人们，想念一切相信拉美有天堂而死于拉美地狱的人们。我在想念他们的作品，可以让左派脱离耻辱和徒劳泥坑的作品。57．我在想我们空洞而僵化的脑袋壳。我在想伊萨克·巴别尔的惨死。58．等我长大以后，我想当个合作共进方面的聂鲁达。59．睡前要提问的是：聂鲁达为什么不喜欢卡夫卡？聂鲁达为什么不喜欢里尔克？聂鲁达为什么不喜欢德·罗卡？60．他喜欢巴尔布塞吗？一切都会让人想到他喜欢那位法共作家。还有肖洛霍夫。还有阿尔贝蒂 [27] 。还有奥克塔维奥·帕斯 [28] 。炼狱之旅由这么一群人陪伴真是怪事啊。61．可是他还喜欢艾吕雅，此人也写爱情诗。62. 如果聂鲁达生前是个吸食可卡因或者海洛因的瘾君子，假如1936年马德里被包围时，一块碎砖砸死了聂鲁达，假如聂鲁达是洛尔卡的爱人并且在洛尔卡死后自杀身亡，历史就得改写了。其实大家并不了解聂鲁达，的的确确不了解他啊！63. 在称之为“聂鲁达作品”的地窖里，埋伏着乌戈利诺 [29] 准备吞食自己的孩子。64. 他丝毫不感到内疚啊！毫无恶意啊！仅仅就因为他饿了！就因为他不想死。65. 他没有孩子，可是人们爱他。66. 难道我们非得要转过身来面对聂鲁达跪下，膝盖流血，哭得撕心裂肺，就像我们对着十字架跪下时一样？67. 将来我们的名字已经毫无意义，聂鲁达的名字依然闪光，依然盘旋在一种想像出来的文学、所谓的“智利文学”上空。68．于是，所有的诗人将生活在被称为监狱或者疯人院的艺术家公社里。69. 我们想像的家园，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均为智利城市名。

[2] 曼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1932-1990），阿根廷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蜘蛛女之吻》等。

[3] 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towsky，1929—），智利裔剧作家、电影导演，导演作品有《凡多与丽丝》、《鼹鼠》等。

[4] 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1914—），智利著名诗人，2011年获得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

[5] 乔治·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1877-1949），俄国第四道修行团领袖。主张质疑一切，亲身体验。

[6] 布拉瓦茨基夫人( Madame Blavatsky，1831-1891)，俄国19世纪“女预言家”。

[7] 罗兰·托波尔（Roland Topot，1938-1997），法国画家，作家。

[8] 费尔南多·阿拉巴尔·特兰（Fernando Arrabal Teran，1932—），西班牙艺术家

[9]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 -1962），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10] 塞萨尔•巴列霍（Cesar Vallejo，189，-1938），秘鲁著名诗人。

[11] 维森特·加西亚—维多夫罗·罗·尔南德斯( Vicente Garcia - Huidobro Fcrnandez，1893-1948)，智利著名诗人。

[12] 马丁·阿丹（Martin Adan，1908-1985），秘鲁先锋派诗人。

[13] 卡洛斯·奥肯多·德·阿玛特( Carlos Oquendo de Amat，1905 - 1936)，秘鲁先锋派诗人。

[14] 巴勃罗·德·罗卡( Pablo de Rokha，1894 -1968)，原名Carlos Diaz Loyola，智利诗人。

[15] 希尔贝托·欧文·埃斯特拉达( Gilbetto Owen Esttada，1904 - 1952)，秘鲁先锋派诗人。

[16] 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 Ramon Lopez Velarde，1888-1921)，墨西哥著名诗人。

[17] 奥里维洛·吉隆多( Oliverio Girondo，1891-1967)，阿根廷著名诗人。

[18] 智利南方城市。

[19] 智利印第安人，即马普切人。

[20] 恩里克·林恩(Enrique Lihn，1929-1988)，智利著名诗人，曾获多项文学大奖。

[21] 鲁文·达里奥（Ruben Dario，1867-1916），尼加拉瓜著名诗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领袖。

[22] 维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1917-1967)，智利女艺术家，智利新民谣运动的倡导者。

[23] 贝尔特兰·莫拉雷斯（Beltran Morales，1945-1986），尼加拉瓜诗人、散文家。

[24] 罗德里格·里拉( Rodrigo Lira，1949-1981)，智利诗人。

[25] 马里奥·圣地亚哥（Mario Santiago，1953-1998），墨西哥诗人。

[26] 雷伊纳多·阿雷纳斯( Reinaldo Arenas，1943-1990)，古巴诗人，小说家。

[27] 拉斐尔·阿尔贝蒂·梅雷洛(Rafael Albeti Merello，1901-1999)，西班牙著名诗人。

[28]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墨西哥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9] 乌戈利诺·德拉·盖拉尔斯(Ugolino deLla Gherardesca, 1220 - 1289)。意大利比萨13世纪时的贵族，传说他在牢狱中因饥饿难耐而啃食自己子孙。

版权信息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著

赵德明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1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www. ewen．ce）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100013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吴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x 1168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宇 数 139.000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208-11202-5/1-1087

定 价 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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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EVENINGS ON EARTH by Roberto Bolaйo

Copyright© 1997,2001,The Heirs of Roberto Bolaй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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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3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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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献给马里奥·圣地亚哥· 帕帕斯基亚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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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献给马里奥·圣地亚哥· 帕帕斯基亚罗 [1]

（墨西哥城，1953—1998）

我们好可怜啊！本想求人帮助，可是谁也不来帮忙！—— 佩特罗尼乌斯 [2]

[ 1 ] Mario Santiago Papasquiaro ，真名何塞· 阿尔弗雷多· 森德哈斯· 皮内达（José Alfredo Zendejas Pineda），墨西哥诗人，与波拉尼奥等十五位诗人开创了先锋派文学运动之一的“本能现实主义”。——中译注，下同

[2] 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古罗马文学家、政治家，生于大约公元14 至27 年间，卒于65 年。他讲究文风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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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个恐怖故事。一个谋杀、侦探、黑色的恐怖故事。但实际上不是。之所以不是，是因为讲故事的人就是我。我就是说故事的人，因此不会是这样的。可实际上，这是个讲述一桩残忍罪行的故事。

我是所有墨西哥人的女友。可以这么说吧：我是墨西哥诗坛之母，但不说为好。我认识所有的诗人，他们也都认识我。因此我或许能这么说。我可以说什么诗坛之母，因为几个世纪来就流行着吹牛之风嘛，但还是不说为好。比如，可以这么说：我认识阿图罗· 贝拉诺，那时他十七岁，是个腼腆的大男孩，正在写剧本和诗歌，不会喝酒；也许这是一句废话，大人用皮鞭、用铁棍教导过我：废话是多余的，只要告诉我情节就足够了。

对，我能说出来的就是自己的名字。

我名叫奥克西里奥· 莱科图雷，女，乌拉圭人，出生在首都蒙得维的亚，虽然现在葡萄酒上了头，这酒真怪，我说了我是沙鲁瓦人 [1]  ，两者差不多吧，虽然并非如此，就像墨西哥人和其他拉美人很难辨别一样。

但重要的是，某月某日我到了墨西哥，不很清楚为什么要来，目的是什么，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

我到达墨西哥城的时间大约是1967 年，也许是1965 年，也可能是1962 年。我记不清年份了，也不记得旅行的经过，惟一知道的就是到了墨西哥，不再走啦。来，稍稍回忆一下。咱们把时间拉长一点吧，就像整形外科医生在手术室里拉伸一位麻醉患者的皮肤那样。瞧瞧吧。我来到墨西哥的时候，莱昂· 费里佩 [2]  还活着呢——他真是个巨人，孔武有力。莱昂· 费里佩是1968 年去世的。我来到墨西哥的时候，佩德罗· 加菲亚斯 [3]  还活着呢——他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多愁善感。1967 年去世。也就是说，我应该是在1967 年之前来到墨西哥的。就算是1965 年吧。

说到底，我认为是1965 年来到墨西哥的（不过也许我会搞错，我是个常常出错的女人）。我常常去看那些走遍世界的西班牙人，天天去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怀着一个女诗人的激情，怀着一个英国女护士无限的献身态度和一个关心哥哥们的妹妹的钟爱心情去看望他们，因为他们像我一样漂泊不定，虽说他们流亡的性质与我决然不同，没人把我从蒙得维的亚驱逐出境，只不过是某一天就决定出走，我跑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个月后，也许有一年吧，我决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继续旅行，因为那时我已经明白目的地是墨西哥，我知道莱昂· 费里佩住在墨西哥，不大肯定佩德罗· 加菲亚斯是不是也住在墨西哥，但是心里感觉他在。也许推动我旅行的是狂热。本应是狂热。那时我认为狂热就是文化。当然，有时文化就是狂热，或者包括某种狂热。也许是因为缺乏爱迫使我出走。也许是因为过分热情洋溢的爱。或许那就是狂热。

惟一确定的是1965 年我来到了墨西哥，落脚在莱昂· 费里佩和佩德罗· 加菲亚斯家中。我说，我来这里是听从你们调遣的。而我给他俩的感觉大概还算可爱，因为我这个人不令人反感，虽然有时也烦人，但绝对不讨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扫把打扫地面。接着又擦窗户。一有可能，我就要钱，去给他俩购物。他俩说的西班牙语很特别，像是爱发脾气的腔调，他俩一直改不了这口音，好像他俩说的z 和c 总是绕来绕去，好像永远也不说那些带s 的孤苦伶仃和好色的单词。他俩说：奥克西里奥，别搬来搬去了！奥克西里奥，放下那些书稿吧！女人啊，要知道尘土与文学是和睦相处的。我呆呆地望着他俩，心里想他俩的话有多少道理呢？永远有尘土，永远有文学。由于那时我喜欢寻找词义中的细微差别，就想像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悲惨场景，想像着安安静静躺在书架上的图书，想像着来自天上的尘土，它们飘进图书馆，慢慢悠悠，不屈不挠，一副势不可挡的架势。于是，我明白了：书上容易落土（明白，但不能接受）。我想像着扬尘、那具象成我脑海里潘帕草原的扬尘，它们向着墨西哥城推进。我心中特有的草原上的扬尘，那也是大家的草原，尽管很多人拒绝看看大草原。于是，一切都蒙上了灰尘，我从前读过的书籍、现在打算看的书籍统统蒙上了灰尘。于是，无能为力了，不管你如何使用扫把和抹布，尘土绝对不会离去，因为这些尘土就是图书固有的一部分。它们按照它们的方式生活，仿效类似生命的东西。

这就是我在脑海里看到的一切。这就是在只有我才能感受到的寒战里看到的一切。后来，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了墨西哥城的天空。心里想：我是在墨西哥啊，可不寒而栗的感觉还没有完全消失。心想，我就在这里啊。然后，我立即忘记了尘土。我看见了窗外的天空。我看见了墙壁，首都的阳光在墙上移动。我看见那两位西班牙诗人以及他们发亮的图书。于是，我说：您，佩德罗；你，莱昂（嘿，真奇怪，我对年老和备受尊敬的人用“你”称呼；对年轻的那位反而用“您”，因为这年轻人让我害怕，不能不对他称“您”！）。我的事我来管，你们的事你们管，安安静静写作吧！假装我是个无形的女人！他俩笑了。确切地说，是莱昂· 费里佩笑了，老实说，我不明白那人是在笑，还是在干咳，抑或在骂人，他像是一座火山。而佩德罗· 加菲亚斯则不同，他瞅瞅我，然后移开视线（十分难过的视线），不知落在什么地方，那个花瓶上或者摆满图书的架子上（那种十分忧伤的目光）。这时我想，花瓶上有什么呢？或者说，书脊上有什么呢？为什么让他如此伤感？有时，佩德罗不在房间的时候，或者不注意我的时候，我就会沉思起来，甚至也看看那个花瓶，或者那些图书，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表面上不会伤害人的物件，背后隐藏着地狱，或者什么暗门（这结论很快就被推翻了）。

可有时候，佩德罗发现我在注视着他的花瓶或者书脊，就会问我：奥克西里奥，你看什么呢？而我会说：啊？什么？或者装糊涂，或者假装没睡醒。但另外的时候，则是我问他别的事情，是与他问话无关但经过我深思熟虑、显得十分重要的事情。我说，唐佩德罗，您什么时候有这个花瓶的？是什么人送给您的吗？它对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他注视着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或者只说一句：一个花瓶而已。或者说：没什么特别意义。我本想反问他：那是什么原因让您望着它，好像那里面隐藏着什么地狱之门？可我没问。只是“哈哈”一笑，天晓得这方法是什么人传授给我的，我来墨西哥才几个月就学会了。但我的脑子仍然运转，不管嘴巴里发出多少“哈哈哈”。有一回（一想起这事，我就想笑），我一人在佩德罗的书房里，就看起佩德罗十分伤心地注视的那个花瓶。我心里想：也许他注视花瓶的原因是那里面没花，几乎从来没有过花。我走过去，从各个角度近距离看花瓶。那时（我越来越靠近花瓶，尽管靠近的方式——靠近观察对象的方式——好像行进了一个螺旋形路线）心里想：我要把手伸进黑乎乎的瓶口里。这就是我的打算。我看见自己如何举手，如何将手伸向瓶口，如何靠近上了瓷釉的边缘。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心里有个轻轻的声音响起：嘿，亲爱的，奥克西里奥，疯子，干什么呢？这声音把我给救了，因为胳膊不动了，手悬在瓶口上方，那姿势像定格的女舞蹈演员，距离地狱黑洞仅有几厘米。从那以后，我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知道的确没发生任何事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你有危险。真的。你有危险，哪怕在最难以置信的地方，也要受命运的摆布。

看花瓶那一次，我哭了。确切地说，不知不觉中流泪了，只好在扶手椅上坐下来，那是佩德罗房间里惟一的扶手椅。要是我不坐下来，可能就会昏倒在地。至少可以这样肯定：那一瞬间，两眼发黑，双腿发软。坐下以后，我浑身就颤抖起来了，抖得很厉害，好像犯了心脏病。更糟糕的是，那时候我惟一的担心就是佩德罗可别进来，看见我那副可怜的样子。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想那个花瓶、那个我想避而不见的玩意儿，尽管我明白（我还不是彻头彻尾的傻瓜）花瓶就在房间里，摆在架子上，那里还有一个银质蟾蜍，它的皮肤好像把墨西哥月亮的全部狂热都吸收干净了。后来，尽管我还在颤抖，却站起身来，再次靠前，我想我是怀着善良的愿望，打算抓起花瓶，朝着地面、朝着地面上的绿色瓷砖摔下去。这一回，我不是迂回前进，而是直奔那恐怖的目标，是的，一条直线，对，尽管相当犹豫，但毕竟是直线。在距离花瓶半米的地方，我又一次停了下来，心里说：就算那里没有地狱，也有噩梦，有人们迷失的一切，有造成痛苦的一切，应该忘却为好。

于是，我想：佩德罗知道花瓶里面隐藏着什么吗？诗人们知道自己花瓶的无底洞里隐藏着什么吗？如果他们知道，那为什么不把花瓶打碎呢？又为什么不能自己承担起这个责任呢？

那天，我无法去想别的什么事情。我离开那里的时间比平时要早，沿着查普特派克森林公园散起步来。那是个美丽安静的地方。但是，不管如何散步和欣赏怎样的美景，我却不能不想佩德罗书房的那个花瓶、那些图书以及他那忧伤的眼神——时而落在一些不会伤人的物件上，时而落在非常危险的东西上。这样，一方面是划过眼前的宫殿大墙——马克西米利亚诺大公和卡尔洛塔的皇宫 [4]  ，或是倒映在查普特派克湖水上的树影，一方面在我脑海里想像的只是一位西班牙诗人，他在望着花瓶，似乎带着包含了一切的伤心的表情。这让我生气。确切地说，开头让我生气。我心里纳闷：为什么佩德罗对这事没有任何动作？为什么这位诗人只是呆望着花瓶，而不是向前两步（穿着他那米黄色亚麻长裤走上两三步肯定很潇洒），双手捧起花瓶，摔到地上去呢？但后来我火气下去了，开始冷静思考。与此同时，查普特派克森林的清风（正如诗人曼努埃尔· 古铁雷斯· 那赫拉描写的那样：“来自风景如画的查普特派克”）吹拂着我的鼻尖，最后我才明白：有可能佩德罗早就摔碎过很多花瓶，一生中打破过许多神秘的物件，不计其数的花瓶啊，而且是在欧美两个大陆！因此我有什么资格责备他呢！哪怕仅仅是在心里责备他面对自己书房中摆设的花瓶的被动态度。

由于情绪已经平静，我甚至在为花瓶的存在寻找更多的理由，的确想出不止一个理由来，可是干吗要计算有多少个理由呢！有什么用处啊！惟一确凿的是花瓶还在原地，虽说也可能在蒙得维的亚一个敞开的窗户前，或者在我父亲的写字台上。父亲已经过世多年，我几乎把他给忘记了。那写字台就在我父亲——莱科图雷博士——的老宅子里。遗忘柱就倾倒在一座宅子和一张写字台上。

这样，惟一确切的是我那时经常光顾莱昂· 费里佩和佩德罗· 加菲亚斯的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俩，比如，清除图书上的灰尘，打扫地面。他俩要是阻拦我，我就说：别说了，忙你们的吧！我来管后勤。莱昂就会笑，佩德罗不会，他的神情真忧伤啊，没有笑容。他的眼神像晚霞时的湖水。那些湖水位于山里，没人去看，悲凉而平静，太平静了，简直不属于这个世界。佩德罗会说：奥克西里奥，别麻烦了！或者说一句，谢谢你，奥克西里奥。再也没别的话了。真是正人君子。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给我道谢。干吗说这么多呀，有这两句话我就满意了。因为我知足。明摆着的嘛。莱昂则说：奥克西里奥，美人，你是个宝贝。他总是要给我钱。但他一掏钱，我就大喊大叫（千真万确）。我对他说：莱昂，我做这些事情出于心甘情愿。我是满怀敬仰地为你俩做事的。莱昂呆呆地想想这“敬仰”二字。于是，我把他给的钱放回他桌子上，继续干活。我常唱歌。干活的时候，我会唱歌。白干还是给钱，我无所谓。事实是，我更愿意义务劳动（当然了，我也不会虚伪地说给钱让我不快）。但是，我更愿意给他俩白干。跟他俩在一起，哪怕是自己掏腰包，我也愿意自由自在地在他俩的图书和稿件中间来来去去。我经常接受他俩的礼物。莱昂送我墨西哥泥塑，不晓得他是从什么地方弄到的，因为他家里也没有几件。我估计他是特意买来送给我的。泥塑很漂亮，但面带愁容，都是些美丽的小姑娘。泥塑身上没有地狱或者天堂之门，就是印第安人制作的泥人，卖给去瓦哈卡收购的二道贩子，后者在首都的市场上或者街摊上高价出售。佩德罗则送给我书籍，是哲学书。我至今仍记得，其中有一本是何塞· 高斯 [5]  写的。我试着看看，但不喜欢。何塞· 高斯也是西班牙人，也死在墨西哥。可怜的何塞，恐怕要给我打打气才行。何塞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我估计是1968 年，跟莱昂一样。不对，应该是1969 年。那很有可能是死于悲伤。佩德罗1967 年在蒙特雷逝世。莱昂死于1968 年。莱昂送给我的泥人一个个丢失了。如今应该在什么结实房屋的书架上，或者在那不勒斯小区或者罗马小区或者女伯爵赛马小区的带屋顶平台的房间里。就是那些没被摔碎的泥人。而那些碎了的泥人大概已成为墨西哥城尘土的一部分了。佩德罗的书籍，我也弄丢了。最初送的哲学书，后来送的诗集，都不幸丢失了。

有时，我着迷地想这些书籍和泥人总是这样那样在陪伴着我。但心里纳闷：如何陪伴着我呢？莫非在我周围飘浮？莫非在我头上转悠。我丢失的那些图书和泥人真的变成墨西哥城的尘土了吗？有可能。漆黑的夜幕笼罩了首都的大街小巷，横扫着一切。这里几乎听不见歌声了，可是从前处处是歌声。扬尘破坏了一切。先是摧毁了诗人，接着是爱情，等到好像满足了破坏的欲望而要消失之时，扬尘又来了，落在你城里的最高处，或者你心里的最高处，用它不想活动的神秘表情对你言说。

[ 1 ] Charrúa ，原生活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北部的土著居民。又称乌拉圭人。

[2] 莱昂· 费里佩（León Felipe，1884—1968），西班牙诗人，后流亡到墨西哥居住。

[3] 佩德罗· 加菲亚斯（Pedro Garfias，1901—1967），西班牙二七一代诗人，后流亡到墨西哥。

[4] 查普特派克公园的一部分，一度是奥地利大公、墨西哥皇帝，实际上是法国侵略军的傀儡马克西米利亚诺夫妇的居所。

[5] 何塞· 高斯（José Gaos，1900—1969），西班牙哲学家，马德里大学校长。1930 年代流亡墨西哥。

2

如上所说，我经常光顾莱昂和佩德罗的家，忠心耿耿，从不中断，从不用我写的诗歌打搅他俩，也不向他俩倾倒苦水，只是要极力帮助他俩。但是我也有别的事情要做。

我有自己的生活。除去寻找来自两位深孚众望的西班牙作家的温暖之外，我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我有别的需要。我做几份工。尽量找活干。跑来跑去，很是绝望。众所周知，或者如大家想像的那样，在首都生活很容易，但你有钱才会容易，或者有奖学金，或者有家庭，或者至少有一份薪水微薄的临时工作。可我一无所有。这趟带我到达最明净的地区之旅，耗尽了我很多东西，其中也耗尽了在什么地方干活的必要精力。于是，我就在大学周围兜圈子，确切地说，就是哲学系和文学系，打点零工，也可以叫做志愿工。比如：某一天，给加西亚· 里斯卡诺教授打印教材。某一天，给法语教研室做翻译。这个教研室里真正掌握莫里哀语言的人很少。我并非想说我的法语呱呱叫，问题是与这个教研室的人相比，我的法语就算是很好的啦。某一天，我缠住了一群演戏的人，跟着他们度过了八小时：毫不夸张地说，彩排重复了无数遍，我给大家拿点心，试着操作灯光，还背诵每个演员的台词，声音低得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也只有让我自己感到快活。

有时（次数不多），我弄到一份有薪水的工作：某个教授从给他助教的补贴里掏点钱给我，让我打下手。有时，教研室主任们设法让教研室或者系里雇我十五天、一个月，或是一个半月，担任含糊不清的什么工作，多数都是没有名堂的；还有那些女秘书，真是些可爱的姑娘，都是我的好朋友，纷纷告诉我她们爱情中的痛苦和希望，她们设法张罗让主任们给我临时的工作，让我挣点钱。我白天就干这些。晚上，我跟墨西哥诗人们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甚至也很便利，因为那时我缺钱，不是总有钱住宿舍公寓。但通常情况下，还是有几个小钱的。我不愿意夸张。我能生活。墨西哥的诗人们会借我看墨西哥文学作品，起初是他们自己的诗集，诗人嘛就是如此；然后让我看必读之作和经典作品。这样一来，我的花销就很少。

有时，可以整整一周分文不花。我很幸福。墨西哥诗人们慷慨解囊，我就幸福。就是那个时期，我开始一一结识他们大家；他们也认识了我。我们变得难分难舍了。白天，我生活在系里，像个蚂蚁，更准确地说像只蝉，跑来跑去，从一个小房间到另外一个小房间，倾听各种流言蜚语、各种对爱情不忠和离异的故事，倾听各式各样的悲剧。比如，米盖尔· 洛佩斯· 阿斯卡拉特教授的悲剧，他被老婆甩了，可米盖尔· 洛佩斯无法忍受痛苦；我知道这事情的全部情况，女秘书们告诉我的。一次，我站在系里的走廊上，听一群人在谈论奥维德 [1]  的什么问题。可能诗人博尼法斯· 努尼奥 [2]  在场，小说家蒙特罗索 [3]  也在场，还有两三位年轻诗人。可以肯定米盖尔· 洛佩斯教授在场，他一直等到最后才开口，

（谈起古罗马诗人，惟一公认的权威是博尼法斯· 努尼奥。）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呢？圣母，说了什么啊？我不记得了。只记得话题就是奥维德，博尼法斯· 努尼奥则说个没完没了。他好像在批评一个翻译《爱的艺术》的新手。蒙特罗索笑着点头。那几个年轻诗人（也许就是大学生，可怜的年轻人）也跟着点头。我也点头。我伸长脖子，向里面张望，不时地喊上一声，越过大学生们的肩膀，好像给安静的现场增加点什么。不知什么时候（肯定有我无法想像的什么时候），米盖尔· 洛佩斯教授开口了。他张嘴的样子好像正缺少空气，仿佛系里的走廊突然进入到一个陌生维度。他说的是奥维德的《爱的艺术》。这让博尼法斯· 努尼奥吃了一惊，好像让蒙特罗索特别感兴趣。年轻的诗人或者大学生听不懂。我也听不懂。接着，米盖尔脸红起来，好像缺少空气已经让他忍无可忍了；几滴眼泪（不多，五六滴吧）流下面颊，挂在胡须上；是黑胡须，尖端开始发白，中间的颜色很奇怪，好像斑马条纹，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但还是黑胡须，可是不该留在那里，应该拿剃刀或者剪子来，让人觉得只要多看上米盖尔几分钟，就立刻能明白那斑马线条不正常，脸上有这种反常的东西，结果肯定不好。

一周后，米盖尔· 洛佩斯教授吊死在了一棵树上。这消息如同一只惊慌失措的动物般传遍了全系。传到我耳中时，一下子把我给击倒了，我浑身发抖，惊讶万分。这消息当然是坏消息，但又特别令人惊讶，仿佛这一现实在你耳边说：我还能办大事，我还能让你吃惊；傻瓜，让每个人都吃惊；只要我喜欢，可以惊天动地。

但是，到了夜晚，我得娱乐消遣，又自信起来，变成了蝙蝠，离开系办公室，在首都的街道上闲逛，像个精灵（我更想说像个仙女，可是不够诚实）；我喝酒，聊天，参加文学聚会（我认识了所有聚会的人），给从那时开始前来找我咨询的青年诗人们出主意，那时来的人不像如今这么多，我给大家总要说上几句。什么几句呀！一说就是上百句或者上千句。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个个都像洛佩斯· 贝拉尔德 [4]  的孙子，萨尔瓦多· 迪亚斯· 米龙 [5]  的重孙子。他们个个苦恼，人人都是首都夜晚的忧郁青年。这些年轻的小伙带着自己折叠的手稿，用旧的书籍和肮脏的笔记本，在24 小时开放的咖啡馆或者世界上最压抑的酒吧里落座。我是那里惟一的女性，有时我是丽莲· 瑟尔帕斯 [6]  的幽灵（关于丽莲，后面我还会说到）。这些年轻人给我朗读他们的长诗、短诗以及绕口的译文。我拿起那些稿子，背靠餐桌，默默地阅读。那些年轻人围着餐桌在干杯，都焦急地装出有才智或者能讽刺或者愤世嫉俗的样子，这些可怜的天使啊，我专心致志地看那些辞藻（我本喜欢说语言流畅，可是它们并非如此，那里面没有什么流畅的语言，只有结结巴巴的单词）并且深入其中。片刻间，我独自面对那些被年轻人的忧伤和青春闪光弄得磕磕巴巴的词汇；我独自面对那些破镜子的碎片；我张望着，确切地说是寻找那些廉价的水银。我看见了自己！我奥克西里奥就在那破碎的镜片里：零零散散的奥克西里奥，蓝眼睛，金黄夹银白色的头发，发型是“勇敢王子”式的，瘦长脸，额头有皱纹。这个样子让我震撼，陷入了成堆的疑惑中，让我怀疑什么前途、什么导弹般速度临近的岁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确信自己生活在自己的时代里、生活在自己选择的时代里，生活在颤抖、变化、丰饶、幸福的环境里。

这样，我就到了1968 年。或者说1968 年来到了我身边。如今我似乎可以说我早有预感。现在似乎可以说我有过强烈的预感，没有让我感到手足失措。我有预感，有直觉，有猜测，有警觉，从1 月的头一分钟就感觉到了；从尽情欢乐的元月头一天（直到最后一天）我就预感到了要出大事。假如这还不够，那或许可以这么说：我在1968 年2 月和3 月的酒吧里就闻到了出大事的气味；我在书店、在流动食品车旁，就感觉到了出大事前异常的宁静，那时我在圣伊尔德丰索大街吃肉饼，一面望着西耶纳圣卡塔利纳大教堂，望着1968 年真正变成68 年之前那梦呓般旋转的黄昏景色。

唉，一回想起来就让人感到可笑。真想哭上一鼻子啊！我是不是在哭？整个事件全都看见了，与此同时，我又什么也没看见。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所有诗人之母，我不允许（命运也不让）那场噩梦打垮我。现在，泪水从我麻木的面颊流下来。1968 年9 月18 日那一天，我在系里。那一天，军队践踏了大学自治权，冲进了校园，见人就抓，见人就杀。不对。大学里死人不多。死人多的地方是特莱特洛尔科。这个广场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可军警冲进校园抓人的时候，我在系里。真真令人难以置信啊。我正在卫生间，在系里楼上的洗手间里，大概是四楼吧，记不清了。我正坐在马桶上，裙子卷起，正像诗歌里说的那样，我正在阅读佩德罗· 加菲亚斯优美的诗句（佩德罗这时已经过世一年了，他可是西班牙，甚至全世界最最忧郁、悲伤的诗人了），他怎么能想像得到我正在厕所里阅读他的诗歌呢，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无耻的特种警察冲进了大学校园。对不起，请允许我说几句离题的话。我认为生活里充满了许多令人费解、仅仅在等候让眼皮接触（即我们的视线），然后在一系列偶发事件中发生的小事，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角度，这些事件让我们感到惊吓。事实上，多亏了佩德罗· 加菲亚斯、多亏了他的诗歌、多亏了我在卫生间看书的坏毛病，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特种警察冲进校园的人，知道警察践踏了大学的自治权，知道了就在我注视着那位已故流亡诗人诗句的同时，士兵和警察正在抓人，搜身，打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什么身份，无论教授、讲师还是助教，全然不管什么错综复杂的大学等级世界。

可以说我听见了一片喧哗。

灵魂里的喧哗。

就是说，后来喧哗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时候我已经注意到外面的动静了。我听见旁边有人拉动了马桶的铁链；听见一声摔门的声音、走廊里的脚步声以及来自花园里的呼喊声、来自那片草地（文学系四周、如同绿海包围的岛屿、随时准备为秘密与爱情服务的草地）的呼喊声。于是，佩德罗的诗歌泡沫破碎了，我合上书起身，推开门，高声喊道：嘿，有人吗？外面怎么啦？没人回答。上厕所的人早就走光了。嘿，没人吗？喊叫之前，我就知道没人回答。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明白那种感觉，如同恐怖影片里的感觉一样，但不是那种女人都是傻瓜的片子，而是那种女人很聪明和勇敢的电影，或者至少有一个女人是聪明、勇敢的，突然之间就剩下她独自一人，突然之间她就走进一幢冷冷清清的大楼，或者废弃的住宅；她问道（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进去的建筑物是已经废弃的）：有人吗？接着，提高嗓门，又问：怎么回事啊？尽管她明明知道问了也白问。因为她是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咱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女性不可能不问，无论生活里遇到什么情况，无论站住还是前进，都会这样发问。显然，没人回答她的问题。于是，我那时的感觉跟那女人一样，尽管不知道我是那时晓得的，还是现在才明白。我像她那样向前迈了几步，好像走在一大块冰面上。后来，我洗洗手，照照镜子，看见镜子里有个瘦高个女人，面部已经有了太多的皱纹，简直就像女版堂吉诃德，这话佩德罗在什么场合也说过。后来，我来到走廊，立刻意识到一定出事了：走廊上空无一人，只剩一片模糊不清的乳白色，从楼梯传来令人晕头转向、能载入史册的叫喊声。

那时我干了什么呢？我像别人一样，跑到窗户前张望，发现楼下有大兵，接着又跑到另外一扇窗户前，看到了一些轻型坦克，然后，又跑到一个窗口——走廊尽头的那个（一路小跑，像是在阴间跑跳）。我看到了几辆厢式货车，特警和便衣警察正在把被捕的师生塞进车厢里，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场景，又掺杂了玛丽亚· 弗里克斯 [7]  和佩德罗· 阿尔曼达里斯 [8]  主演的墨西哥大革命题材的影片镜头，那是一块黑色布景上磷光闪烁的人物影片，如同人们说的看见了一些疯子或者突然受到惊吓了的人群。后来，我看见一群女秘书，其中有我认识的好友（实际上，我一一辨认出了她们是谁）。她们鱼贯而出，一面整理衣裳，一面拿着或者挎着提包。接着，我看见一群教师也按顺序出来，至少是形势所迫、按要求的顺序出来。我看见有些人抱着书本，有些人拿着文件夹和打字纸，有些纸片散落到了地上，他们弯腰捡起来。我看见有些人是被拖出来的；有些人走出系里的时候是用白手帕捂着鼻子的，鲜血很快就染红了手绢。于是，我心里说：奥克西里奥，你别动！宝贝儿，别让他们把你抓走！别动！别掺和到这场戏里去！如果他们非要你进去，那也得让他们费点力气。

然后，我回到了卫生间，真怪，我不仅重回卫生间，而且还重返了刚才蹲过的马桶间，就是说，再次卷起裙子，再次褪下内裤，尽管没有内急（据说，这时候容易大小便，可我不是）。我手捧佩德罗的诗集，虽然不想看，可我还是阅读起来了。起初，慢慢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句一句地读，但不久后速度就加快了，最后甚至快得发疯了，诗句快速飞过去，结果分不清哪行是哪行了，字母落到字母上，不晓得如此垂直降落般地阅读能否让佩德罗的诗歌承受得了（有些诗人的作品耐读，大部分不行）。我正在读诗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是皮靴声吗？是带钉子的皮靴？可是，亲爱的，这也太巧合了吧，不是吗？天啊，带钉的皮靴！我想，就差冷风了，最好再有顶贝雷帽落在头上。这时，我听见有人说话，意思是：长官，一切就绪。也许是别的什么话。片刻后，有人（也许就是那个说话的家伙）推开了卫生间的门，走了进来。

[1]  奥维德（Ovid ，公元前43 年—公元17 年），古罗马诗人。著有《爱的艺术》《变形记》等。

[2]  博尼法斯· 奥（Bonifaz Nu.o，1923 —　），墨西哥诗人。

[3]  蒙特罗索（Augusto Monterroso，1921—2003），危地马拉著名小说家和散文家。

[4] 洛佩斯· 贝拉尔德（López Velarde，1886—1921），墨西哥诗人，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有民族诗人之称。

[5] 萨尔瓦多· 迪亚斯· 米龙（Salvador Díaz Mirón，1853—1928），墨西哥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驱者。

[6] 丽莲· 瑟尔帕斯（Lilian Serpas，1905—1985），萨尔瓦多女诗人、文艺沙龙主持人。

[7] 玛丽亚· 弗里克斯（Maria Felix，1914—2002），墨西哥著名电影女演员。

[8] 佩德罗· 阿尔曼达里斯（Pedro Armendáriz，1912—1963），墨西哥著名电影演员。

3

我真可怜，我听见了类似风吹纸花时发出的“刷刷”声，听见了一种空气和水的抖动声。我悄悄举起双脚，就像雷诺阿笔下的芭蕾舞女，好像要分娩（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准备分娩什么或者将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内裤铐住了我瘦瘦的踝骨，与脚上的无带皮鞋纠缠在一起，那是一双非常舒服的黄皮鞋。一面等候着那士兵搜查马桶间，一面做好了心理准备：到时候，绝对不开门，要坚决捍卫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自治权的最后一块阵地。我，一个乌拉圭女诗人，热爱墨西哥，像大家一样热爱这个国家。我等候着。外面死一样的寂静、一种无论音乐还是哲学辞典都描绘不了的寂静，仿佛时光已经破碎，飞向四面八方，那是一种纯粹的时光，没有话语，也没有表情和动作。这时，我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看见了那个在对着镜子里出神的士兵，我俩的映像嵌在一个黑色的菱形体里，或者说沉浸在一片湖水中。我打了一个冷战，唉，因为我知道数学法则暂时在保护我，因为我知道苛刻的宇宙法则（与诗律相反）在保护我。那士兵可能还在出神地照镜子，我可以听见他的动静和想像到他的样子。但是，我在这独特的马桶间里发呆。从那一刻起，我俩的独特性就构成了一枚钱币的两面，残酷得像死神一样。

说得明白些吧，我和那大兵如同泥塑一样静静地待在哲学文学系四楼的女厕所里，就是全部内容。随后，我听见他走出厕所的脚步声，听见了关门声。我高举的双腿（好像自动举起来的）重新恢复了原状。

分娩已经结束。

我估计，自己在马桶间里大约待了三小时。

我意识到走出马桶间时夜幕降临了。我四肢抽筋。胃里沉甸甸的，胸口疼痛。眼睛上好像蒙了一层雾。耳蜗或者心里好像有蜜蜂或者马蜂在嗡嗡叫。浑身痒痒，又很想睡觉。但实际上，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我承认，情况变了。但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于是，我登上卫生间里惟一的窗台，朝外望去。我看见有个大兵向远方走去。我看见一辆坦克的轮廓或者黑影，但后来我开始思考，也许我看见的是树影。那是拉丁文学教研室的门廊，也是希腊文学教研室的门廊。哎呀，我非常喜欢希腊文学，从萨福 [1]  到乔治· 塞弗里斯 [2]  。我看见清风吹过校园，好像在享受白日最后的余晖。我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我知道。我知道应该反抗。于是，我在女厕所的瓷砖地上坐下，利用最后一点亮光再阅读几首佩德罗的诗歌。随后，合上诗集，闭上眼睛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你这个乌拉圭女公民，拉美人，诗人，旅行家，反抗吧。

就这样。

接着，我开始思考自己的过去，就像现在思考过去那样。接着，追溯从前的日子，那菱形体在追忆的空间里绝望地破碎了，那些破碎的映像从湖底浮上水面，那个无论阳光还是月光都照耀不到的可怜湖底。无论谁或任何东西也阻拦不住那些映像浮上来，时间像一场梦折叠起来又打开。1968 年变成了1964 年，变成了1960 年，变成了1956 年。还变成了1970 年、1973 年、1975 年和1976 年。仿佛我早已经死去，是从一个新角度观赏上述年份那样。我想说：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历史，如同思考自己的现在、将来和过去一样，一切都搅拌和沉湎于一个温暖的蛋里，不知是哪个内陆的大鸟（是不是始祖鸟啊？）的巨蛋，正躲藏在冒烟的瓦砾巢穴中。

比如，我开始回想那些掉了的牙齿，但1968 年9 月时牙齿还都在，仔细看上去并不显得怪异。但是，我在想自己的牙齿，在连续几年里掉的四颗门牙，因为没钱看牙医，也不想去看，更没有时间去看。奇怪的是我会想念那些牙齿，因为一方面我并不在乎少了这四颗女人最重要的门牙，可另一方面虽说少了牙齿又深深地伤了我的自尊，这伤心难过，必要又不必要，有点荒唐。直到今天，一想起这事，我还不理解。总之，在墨西哥，我掉了牙，如同在墨西哥丢失了别的东西一样；尽管时不时朋友们会友好地劝告，奥克西里奥，安假牙吧，奥克西里奥，大家凑钱给你买假牙，我却知道这没有牙齿的空缺直到长出新肉之前会一直是空缺。我没太在意他们的建议，但也没直截了当地回绝。

掉牙后我慢慢养成了新习惯。从此，只要开口说话，或者开口笑，我就用手捂住嘴。据我所知，这动作不久就在一些场合普及开来。牙齿虽然掉了，可我依然小心、谨慎，仍很得体。众所周知，约瑟芬皇后 [3]  牙有巨大的黑色龋齿，可这丝毫没有减少她的魅力。她经常用手帕或扇子遮挡口唇。我比较世俗，是墨西哥城下层百姓，用手掌捂嘴笑，也在墨西哥漫长的黑夜里随意说话。在刚刚认识我的人眼中，我长得像阴谋家或是怪模怪样的生物：一半像干鱼一半像患白化病的蝙蝠。但我无所谓。诗人们说：奥克西里奥在这里呢。我就坐在一位患有震颤性谵妄的小说家桌旁，或是一位有自杀倾向的记者身边，谈笑风生，说悄悄话，传流言蜚语，没人能说什么：我看见了那个乌拉圭女人的破嘴；我看见了那女人光秃秃的牙床，她可是1968 年9 月特警冲进大学时惟一躲藏下来的人。人们可以说：奥克西里奥说话像阴谋家，鬼鬼祟祟，捂着嘴巴。他们可以说（一面笑着）：奥克西里奥怎么能一手拿书一手拿龙舌兰酒杯，还能自然而然地抽出手来捂住嘴巴呢？她双手的戏法秘密何在啊？朋友们，我可不想把这秘密带进坟墓（去那里不要携带任何物品）。秘密在于神经。当碰触到友谊和爱情的边缘时，神经会忽紧忽松。哪怕友谊和爱情的边缘锋利刺手。

我的牙齿是在活人献祭的祭坛前丢失的。

[1]  萨福（Sappho ，公元前约630 年—前592 年），古希腊著名女抒情诗人。

[2] 乔治· 塞弗里斯（George Seferis，1900—1971），希腊现代诗歌的领军人物，1963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转折》、《神话与历史》等。

[3] 指拿破仑之妻。

4

但是，我不仅想念我那些牙齿（那时还没丢失），而且想着别的事情，比如，想念年轻的阿图罗· 贝拉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十六岁或者十七岁，那是1970 年，我已经是墨西哥青年诗人之母了，而他还是一个不会喝酒的小伙子，但是他为自己遥远的祖国智利让萨尔瓦多· 阿连德赢得了大选而自豪。

我认识他的地点是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那里是个诗人聚会的场所，现场的嘈杂声震耳欲聋，地方又小又脏，有时聚会的人很杂，有年轻人，也有不很年轻的人。在这群有望成功的年轻人中间，贝拉诺是最年轻的一个。另外，他是惟一在十七岁就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的人。后来，这部小说丢失了，也许是被大火吞噬了，也许是被扔进了首都郊外的垃圾堆里。但是，我读了这部作品，开始持保留态度，接着就高兴起来，不是因为写得好，不是的，快活的原因是，它的每一页都让我看到了一个少年持之以恒的苗头，这是令人感动的恒心；作品不怎样，但人好。于是，我跟他做了朋友。我认为之所以能成为朋友，是因为我俩是这群墨西哥人中间仅有的南美人。我成了他的朋友，走到他身边，捂着嘴巴跟他说话。他直视我的目光，看着我的手背，不会问我为什么要捂住嘴巴。但我想他与众不同，他立刻猜到了原因，就是说猜到了主要原因——自尊心让我捂住了嘴巴。而且他并不在意。

那天夜里，我成了他的朋友，尽管有年龄的差异，而且各个方面都有差异！几周后，我给他讲解：谁是埃兹拉· 庞德，谁是威廉· 卡洛斯· 威廉姆斯，谁是艾略特。有一回他喝醉了不舒服，我背着他回家，尽管我也瘦弱。我还成了他父母、妹妹的朋友，他们全都非常可亲可爱。

我开门见山就对他母亲说：夫人，我没和你儿子上床。对真诚坦白的人，我喜欢开门见山（虽然这个老习惯给我带来了无数烦恼）。我举起双手，笑了笑，放下手，说了上面那番话。他母亲望着我的那副样子，好像我刚刚从她儿子某个笔记本里走出来似的。而实际上，那小子还在自己的被窝里醉后酣睡。他母亲说：你当然不会。奥克西里奥，别叫我夫人，因为咱俩差不多同岁呢。我皱皱眉头，用最蓝的那只右眼注视着她，心想：亲爱的，你说得对，我和你应该是同岁，也许我比她小三岁，或者两岁，或者一岁，但基本上属于同一代人。惟一的区别是，她有家，有工作，每月有薪水，而我没有；惟一的区别是，我跟年轻人在一起，阿图罗的母亲跟同龄人在一起；惟一的区别是，她有两个儿子，我一个也没有。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因为那时候，我按照自己的方式，有了几百个儿子。

于是，我就成了阿图罗一家人的朋友。这家人是1968 年从智利移民到墨西哥的。我的那个1968 年。有一次，我对阿图罗的妈妈说：你知道吗，就在你们准备出国的时候，我正藏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哲学文学系四楼的女厕所里。他妈妈说：奥克西里奥，这事我知道。我问她：你觉得奇怪吗？她说：当然奇怪了。就这样，我俩可以谈上好长时间，在晚上，还听音乐，说闲话，十分开心。

我成了这家人的朋友。多次接受这家人的邀请留宿在那里，有时一个月，有时十五天，有时一个半月，因为那个时候我没钱住公寓或者租阁楼，日常生活已经变成了闲逛，任凭夜风吹拂，漫步在墨西哥城的大街小巷。

白天，我在大学里干一大堆事情；晚上，过放荡不羁的生活，睡在男女朋友家中，把我那点可怜的物品、衣服、图书、杂志、照片（我和雷梅迪奥斯· 巴罗、我和莉奥诺拉· 卡林顿、我和欧尼塞· 奥迪奥、我和丽莲· 瑟尔帕斯——可怜的丽莲，我应该说说她的事情）都分散在朋友家中。当然，到了一定的时候，我那些朋友们就厌烦我了，请我搬走。我就会离开。开个玩笑，走了。我尽量看淡这事，然后离去。我会低头弯腰，但是会走。我亲亲他们的面颊，道一声谢，走了。有些喜欢诽谤的人说我没搬走。瞎说！他们一开口，我就走了。可能有时候我躲进了卫生间，流泪去了。有爱嚼舌头的人说，卫生间是我偏爱的地方。大错特错！卫生间是我的噩梦，虽说从1968 年9 月起我觉得噩梦不奇怪了。无论什么，你都习惯它吧。现在我喜欢卫生间。我喜欢朋友们的卫生间。我像大家一样，喜欢淋浴，喜欢干干净净地开始一天的生活。我还喜欢睡前洗澡。阿图罗的妈妈说：奥克西里奥，我给你准备一条干净毛巾。可我从来不用毛巾擦干身体，不喜欢用毛巾。宁可身体湿漉漉地穿上衣裳，宁可用自己的体温烘干水滴。别人常觉得这挺有趣，我也觉得好玩。

不过，也许是我发了疯。

5

我之所以没变成疯子，原因是我一向有幽默感。

我常常笑话自己的裙子、瘦腿裤、条纹长袜、白色短袜、勇敢王子式的发型（金黄色日益减少、银白色越来越多），笑话自己眺望首都夜空的眼睛，笑话自己粉红色的耳朵（倾听大学里的故事，升迁、降职、瞧不起别人、贬低别人、阿谀奉承、虚报成绩、在首都星空下安装和拆卸吊床的声音）。我熟悉首都的天空，它像阿兹特克人使用的小锅，热气腾腾，不可触及。在星空下，我和墨西哥所有的诗人以及十七八岁的阿图罗· 贝拉诺（我看着他一天天长大）因幸福而从容地生活着。他们可都在我的关注下长大的啊！就是说都是在墨西哥的风吹雨打下、在拉丁美洲气候的影响下长大的，这是最大的气候影响，因为它是最分裂和最令人绝望的气候影响。我的目光在这样的气候影响下像月光一样闪烁；我的视线停留在塑像上、表情恐惧的画像上、由身影组成的许多文化小圈子上、除去话语的乌托邦而没有内容的身影上，另外，这是一种相当悲惨的话语。悲惨的？对，相当悲惨。咱们就认可这种说法吧。

我跟他们在一起，原因是我也一无所有，除了记忆。

我记得很多事情。我曾经躲藏在文学系的女厕所里，经历了1968 年9 月的事件，因此才可能成为没什么激情的观察者，尽管偶尔我也玩玩激情和爱情。因为并非我所有的情人都是喜欢精神恋爱。我跟一些诗人上过床。不多，有几位。表面看，我是女人，但不是圣女。没错，我是跟几位诗人睡过觉。

大多是一夜情。我把喝醉的诗人拖拉到一张床或者房间某个角落的躺椅上，而隔壁房间则传来可怕的音乐——现在宁可不去回忆它。少数是不幸的爱情关系，超过了一夜，或是一个周末，我的角色更多时是心理治疗师，而不是情人。别的方面，没什么可抱怨的。由于掉了几颗牙齿，接吻时我是有顾虑的。如果不亲嘴，那爱情还能维持多久？无论如何，我也心甘情愿做爱。对，心甘情愿，就是这个说法。做爱就需要心甘情愿。当然还得有机会，但是首先需要心甘情愿。

这方面，有个那几年的故事，或许应该讲讲。我在系里认识了一个姑娘。那个时候我迷上戏剧。那姑娘很有魅力。她已经念完了哲学课程。她很有教养，也很文雅。当时，我正在系里的小剧场（实际上不是剧场）睡觉，正梦见童年或者外星人吧。她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当然了，剧场里空空荡荡，舞台上有寥寥数人正在彩排加西亚· 洛尔卡 [1]  的作品。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醒的，那时，她说：“你是奥克西里奥吧？对吗？”她口气十分亲切，立刻赢得了我的好感。她声音有点低沉，头发乌黑，不长，向后梳去。后来，她说了一句逗乐的话，或者是我说的，我俩都笑了，声音很低，不会让导演听见。1968 年时那导演曾经是我的朋友，后来变成一个糟糕的导演，他自己也知道，因此总是对大家发火。后来，我和那个姑娘去逛首都的大街了。

她名叫艾蕾娜，请我喝了咖啡。她说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她说老早以前就想结识我。在走出系门口时，我发现她是个瘸子。虽然不太严重，但还是瘸子。艾蕾娜是个达观的姑娘。她有一辆德国大众轿车，拉着我去了起义者南大街一家咖啡馆。此前，我从没去过。那地方很漂亮，消费昂贵，可艾蕾娜有钱，很愿意找我聊聊。可是到后来，说话的只剩了我自己。她听着，笑着，似乎对生活感到幸福，但她说话不多。分手时我想：她本来要对我说什么？会愿意跟我谈点什么吗？

从此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在系剧场或者系走廊见面，几乎总是在黄昏时分夜幕开始降临到大学的时候，人们也纷纷走到天晓得什么的地方去了。我找到艾蕾娜，她邀我去喝点什么或者去起义者南大街的某个餐厅吃饭。有一回，她请我去了她家，地点在科约阿坎大街，房子不大，很漂亮，很有女性味道，也很有文化，室内摆满了哲学和戏剧类图书，艾蕾娜认为哲学与戏剧关联密切。一次，她说到这二者的关系。我差不多一个字也没听明白。在我看来，戏剧与诗歌有关，而在她看来，戏剧与哲学有关。双方各执一词。忽然有一天，我看不见她了。不知道这事发生了有多久。也许有几个月吧。我当然要去问系里的女秘书们了：艾蕾娜怎么了？是不是病了？是不是外出旅行去了？知道不知道关于她的消息？谁都说不出准确消息。一天下午，我决定去她家找她。可是迷了路。我可是第一次出这样的怪事！从1968 年9 月起，我在墨西哥城的迷宫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此前是迷过路，时不时迷路，不是特别经常，但会迷路。之后就没有发生过了。这一回，到了那里，我找啊找，找不到她的家。我想真是咄咄怪事，奥克西里奥，宝贝儿，睁开眼睛，注意细节！当然也别忽略这个故事里最要紧的部分。我那时就是这样做的。睁大眼睛，漫步在科约阿坎大街，一直走到夜里十一点半，越走越迷糊，越走越盲目，仿佛可怜的艾蕾娜已经不在人世或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就这样过去了一段时光。我放弃了剧场雇员的职位。重新去找那些诗人。我的生活又走上了说不清的道路。惟一确凿的事情是我离开了那个1968 年时认识的导演朋友，并非因为他导得不好，尽管这是事实，而是由于厌倦，因为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和四处漫游，因为我的心要我去寻找另外的烦恼。

一天，出乎意料，我又遇到了艾蕾娜。那是在系里的咖啡间。我正在那里搞一个临时问卷调查：何为大学生之美？忽然间看见了她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起初，我觉得她还是老样子，我一边靠近她（不知为什么靠近的过程中在每张桌前都走走停停，跟熟人说些简短的话，这过程因而显得很长），一边注意到她身上有变化，但那时无法确定发生了什么变化。等她看见我的时候，可以肯定地说，她像从前一样热情友好地问候我。她的样子嘛……怎么说呢。也许是瘦了一些，但实际上，没有瘦多少。也许是不爱说话了，可是仅仅过了三分钟我就发现并非如此。也许是眼皮有点肿。也许整个脸庞有点肿，好像服用过可的松。但并不是这样。我的眼睛不会上当，她还是老样子。

那天晚上，我俩没有分开过。在咖啡间坐了一会儿。师生们陆陆续续离去。最后只剩下我俩、一位清洁女工和一名中年男子——一个和蔼但忧伤的人，负责照看吧台。后来，我俩起身（她说，到了这钟点，咖啡间显得凶险。我没说自己的看法。但是现在不明白为什么没能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应该告诉她：我觉得这个钟点的咖啡间好极了，既实用又庄严、既可怜又自由，又有墨西哥中央谷地的残阳正照进来；咖啡间在悄悄挽留我，要我朗诵一首兰波的诗歌；这咖啡间值得为它洒下眼泪）。之后，我俩钻进她的轿车，行驶了好长一段路后，她说拉我去见一位不寻常的人。她就是这么说的：不寻常的人。她说：奥克西里奥，我希望你认识认识这个人，然后说说你的看法。我立刻就明白了：她其实并不在乎我的看法。她还说道：我给你介绍完之后，你就走开。我需要跟他单独谈谈。我说：艾蕾娜，行啊，当然可以。没问题。你介绍完之后，我就走开。对明白人，这不用多说。再说，晚上我有事。她问：什么事？我说：去布卡雷利大街见几位诗人。于是，我俩就笑了，像傻瓜一样，笑声几乎要冲破轿车。但我心里在想啊、想啊，越想越觉得艾蕾娜神情不对，但无法弄清楚究竟是什么让我觉得如此。

就这样，我俩到了玫瑰区一个地方，是家酒店，名字我不记得了，位于华沙大街上，专卖奶酪和酒品。我第一次去这种地方，我的意思是说这么高级的地方。说实话，忽然间，我食欲大振。虽然我是瘦子中的瘦子，可是提到吃饭，我能与南美洲最贪吃的狼獾比赛，就像暴食症的艾米莉· 狄金森；或者更甚，假如摆在我面前的是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奶酪以及各类令人浑身震撼的名酒。我不知道自己的表情如何。但艾蕾娜同情地看看我，说道：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吧！但私下里她用胳膊肘碰我一下，意思是说：先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你就随风散去吧。于是，我跟他们吃了饭，喝了酒，品尝了十五种不同风味的奶酪；我自己还单独喝了一瓶西班牙里奥哈葡萄酒，认识了那位“不寻常”的男子汉。他是意大利人，路过墨西哥城。据他说，在意大利，他是乔尔焦· 斯特雷勒 [2]  的朋友。我应该给他的印象很好，或者说现在想来那时肯定是这样，因为在我第一次说“我得走了”的时候，他说：奥克西里奥，别走！着什么急啊！第二次说“我得走了”的时候，他说：别走！你是个健谈的女人（他就是这么说的）。天还早呢。等我第三次说“我得走了”的时候，他说：行啦，奥克西里奥，别这么忸怩！莫非我和艾蕾娜得罪你了？这时，艾蕾娜在桌子底下又用胳膊肘碰碰我，声音平静又悦耳地说：奥克西里奥，留下来吧！回头我顺路送你去要去的地方。我看看他俩，点点头，因奶酪和美酒而陶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走？还是不走？不明白艾蕾娜这许诺是要我留下呢，还是有别的意思。面对这样的选择，我决定留下来听听他俩说些什么。于是，我留了下来。

这个意大利人名叫保罗。我想就凭着这个名字已经说明了一切。他出生在都灵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身高至少有一米八，长着栗色长发，还是个美髯公。无论艾蕾娜还是随便什么女子都有可能轻易落入他张开的情网。他研究现代戏剧，但是来墨西哥不是研究什么墨西哥戏剧表现形式。实际上，他在墨西哥惟一的事情就是等待去古巴采访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签证和成行日期。他已经等候好久了。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会拖延这么长时间。他说，古巴人首先要研究他这个人的情况。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接近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

此前他已经到过古巴两次。据他说（艾蕾娜也作证）这引起了墨西哥警方的怀疑。可是，我从来没发现有警察在他身边转悠。艾蕾娜告诉我：要是能被你发现的警察，那肯定是蹩脚货。是秘密警察在监视保罗。这话显然证实了我的看法，因为众所周知，秘密警察就是那些最容易被人认出的人嘛。比如交通警察吧，他脱去警服，就会像是个工人，有些人甚至会像工人领袖，可是秘密警察永远只像秘密警察。

从那天晚上起，我们三人就成了朋友。周末就去湖畔之家看免费戏剧。保罗喜欢那些在露天剧场演出的业余剧团。艾蕾娜坐在中间，脑袋靠在保罗怀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艾蕾娜不喜欢看业余剧团的演出。我坐在艾蕾娜右边，说实话，我不大注意舞台上的表演，而是用大部分时光悄悄观察附近是否有秘密警察。我真的发现了便衣，而且不止一个。我把这情况说给艾蕾娜。她哈哈笑起来。她说：奥克西里奥，这不可能。可我知道自己没错。后来，我明白了真相。每到周末，湖畔之家的的确确挤满了特工，但并非个个都是监视保罗的，多数是盯着别人的。在被盯梢的一些人里面，我们知道有大学里的或者独立戏团里的人。我们常跟他们一一打招呼。别的人，我们则一点也不熟悉，只能同情他们并想像他们被追踪的路线。

不久，我就明白了艾蕾娜在热恋着保罗。一天，我问她：他要是最后去了古巴，你可怎么办啊？她说：不知道。从她那张墨西哥姑娘的娃娃脸上，我似乎看到了一种光亮，或者以前看到过的一种凄凉孤独。我知道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爱情从来不会带来什么不好的东西。爱情总会有更好的结果。不过，如果你是女人，如果你生活在本大陆（西班牙人发现本大陆的时候不对，迷失了方向的亚洲人在错误的时间定居在本大陆），那么好结果往往意味着更糟。

这个问题，我早在1968 年9 月被迫躲在哲学文学系四楼女厕所的时候就思考过。我想到了那些穿越白令海峡的亚洲人，想过美洲的孤独状态，想过这个向东方而不是向西方迁徙的怪现象。我傻，也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但是没人能在这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否定：向东方迁徙就等于是向漆黑的深夜迁移。这是我那时的想法。那时我坐在地面上，背靠墙壁，目光迷茫地望着天花板上的斑点。亚洲人是在向东方迁徙。那是夜幕来临的方向。可后来我又想：东方也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啊。这取决于迁徙者动身的时刻。于是，我恍然大悟（轻轻拍拍前额，因为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浑身无力）。我看见艾蕾娜走在罗马小区一条冷清的街道上；看见艾蕾娜身穿漂亮衣裳，向东边走去，向着最黑暗的夜幕里走去，独自一人，一瘸一拐；一看见她，我就大喊，艾蕾娜！可我的嘴唇没吐出半点声音来。

艾蕾娜转身看看我，告诉我，她不知如何是好。她说，也许会去意大利。也许等他再回墨西哥来。她笑着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可我知道她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并且不在乎结果如何。而那位意大利人则随心所欲，终日在墨西哥城闲逛。我已经记不得我们三人去过多少地方了。去过维亚镇、科约阿坎、特莱特洛尔科（那一次我有事没去成，他俩去的）、波波卡特佩特尔山坡、特奥蒂瓦坎。无论去哪里，那意大利人总是高高兴兴的，艾蕾娜也是一副快活的样子，我也高兴，因为我一向喜欢闲逛，喜欢和快乐的人们在一起。

一天，我们在湖畔之家竟然遇到了阿图罗· 贝拉诺。我把艾蕾娜和保罗介绍给贝拉诺。我告诉保罗和艾蕾娜：贝拉诺是个十八岁的智利诗人。我说，贝拉诺不仅写诗还创作剧本。保罗说：真有意思。艾蕾娜没说话，因为那时候她惟一感兴趣的只有她跟保罗的关系。我们去一个名叫“墨西哥开端”的地方喝咖啡，地点在东京大街。那时还有这个咖啡馆，后来关闭了。不知为什么我还会记得那个下午，那个1971 或者1972 年的下午。最奇怪的是我从1968 年那个走廊上就开始记忆了。从我的瞭望台，从我乘坐的流着鲜血的地铁车厢，从我冒雨的那天起开始记忆。从哲学文学系的四楼女厕所里——我乘坐的时间飞船里——能观察到我奥克西里奥· 莱科图雷可能活着的每个时期，不长，但是在我活着的各个时期。

我记得阿图罗和那意大利人谈到了戏剧，谈到了拉美戏剧。艾蕾娜要了一杯卡布奇诺，她更多的时候保持着沉默。我则看着“墨西哥开端”的墙壁和地面。很快，我注意到一点怪事，有些事情很难逃过我的感官，比如，嘈杂声、风声或者从咖啡馆水泥地面偶尔掠过的叹息声。就这样，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了：阿图罗和保罗在谈戏剧，艾蕾娜沉默着，我则东张西望追随着各种各样不仅掠过咖啡馆地面而且也掠过全城的嘈杂声，仿佛提前几年或者推迟几百年来通知拉美戏剧的命运、沉默的双重特性以及这似幻非真的声音往往就是报信使者的集体灾难。这些似幻非真的声音和乌云就是报信的使者。这时，保罗不跟阿图罗说话了，而是告诉大家，那天上午，他去古巴的签证已经下来了。这就是全部内容。嘈杂声停止。沉思中断。我们忘记了拉美戏剧，包括阿图罗，本来他什么也没忘记，突然间就忘记了，尽管他喜爱的并非拉美戏剧，而是贝克特和让· 热内的作品。于是，我们说起古巴来，说起保罗要去采访的菲德尔· 卡斯特罗。到此就结束了。在雷福马大道，我们道别了。先离开的是阿图罗· 贝拉诺。接着是艾蕾娜和她的意大利情人。我留在原地，呼吸着大道上吹来的清风，望着他俩远去的身影。艾蕾娜比平时显得更加一瘸一拐。我想着艾蕾娜。深呼吸，浑身颤抖起来。望着她在保罗身边渐行渐远的样子，忽然间，我只能看见她一人。那意大利人渐渐消失了，变成了空气。所有在雷福马大道上的行人都变成了空气。只剩下艾蕾娜和她的大衣还留在我痛苦的瞳仁里。于是，我心里说：艾蕾娜，坚持住！我还想，追上她！抱住她！可是她要体验最后的爱情之夜了，我不能去打搅她。

从那天以后，过去了好长时间，我一点也没有艾蕾娜的消息。没人知道她的情况。有个她的朋友告诉我：在运动中失踪了。另有人说：她好像去普埃布拉她父母家了。我知道艾蕾娜还在墨西哥城。一天我去她家找她，结果又迷了路。又有一天，我弄到了她在大学里的住址。我坐出租车前去，结果没人开门。我又找那些诗人去了，恢复了我的夜生活，忘记了艾蕾娜的存在。可有时还是梦见她，看见她行走在国立自治大学无边的校园里。有时，我趴在四楼女厕所的窗户前，看见她在一片透明的旋风里姗姗靠近文学系大楼。有时，我就在地面的瓷砖上睡着，听见了艾蕾娜上楼来的脚步声，好像是来营救我的，好像是来对我说：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半死半活地睁开了眼睛，说道：哎呀，艾蕾娜，妙啊！是那种我从来不说的墨西哥切口，因为我觉得那切口很可怕。妙啊，妙啊，妙啊。真可怕！墨西哥切口是性受虐者说的话。有时，施虐受虐者都会说。

[1] 加西亚· 洛尔卡（Garcia Lorca，1898—1936），西班牙著名诗人、戏剧家。

[2] 乔尔焦· 斯特雷勒（Giorgio Strehler，1921—1997），意大利戏剧艺术家。

6

我说：小朋友们啊，爱情就是这样的。我一度作为全体诗人之母这样说。爱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切口就是这个样子的，大街就是这个样子的，十四行诗就是这个样子的。清晨五点钟的天空也是这个样子的。反之，友情不是这个样子。你有了友情就不会感到孤独了。

我曾经是莱昂· 费里佩和佩德罗· 加菲亚斯的朋友。但我也是那些青少年的朋友，他们生活在寂寞的爱情和孤独的切口中。

青少年中的一位就是阿图罗· 贝拉诺。

我认识了阿图罗，成了他的朋友，他是我喜爱的或说宠爱的青年诗人，虽说他不是墨西哥人，而“青年诗人群”或者“青年诗歌界”或者“新一代诗人”等名称基本上使用在这样一些墨西哥青年身上：他们打算接何塞· 埃米略· 帕切科 [1]  的班，或者接瓜纳华托州著名希腊人 [2]  的班，或者接替那个在政府办公厅工作的胖子——等候任命驻外大使的职位或者某个领事的位置，或者接替农民诗社的位子；我不记得他们是四五个还是六七个聂鲁达说的那种灾难中的乡下人。阿图罗· 贝拉诺虽然是最年轻的一个，虽然在那个时候年龄最小，但不是墨西哥人，因此没有进入所谓的“青年诗人群”或者“青年诗歌界”。这个诗歌界是一群朝气蓬勃但不像样子的乌合之众，他们的目标是掀翻红地毯，或者来个翻天覆地，因为那片富饶的土地养肥了像何塞· 埃米略· 帕切科、那著名的希腊人、那办公厅里的胖子，他们个个像雕像；岁月已经把那位胖子变成了善于逢迎上级的“油子”（诗人们也往往如此）；农民诗社变得越来越强大，越发站稳了脚跟（我说什么来着！他们从一开始就在行政部门和文坛上安营扎寨、钉牢在官僚岗位上了）。而青年诗人们或者新一代人追求的是搞乱天下，时机一到，捣毁那些雕像，何塞· 埃米略· 帕切科除外，因为他是惟一好像在真正写作的人、惟一不像当官的。但实际上，年轻人也是反对何塞· 埃米略· 帕切科的。

他们骨子里必须反对一切。因此，当我对这些年轻人说：可是何塞· 埃米略· 帕切科真的很有魅力啊，真的温柔可爱，真的迷人啊，另外他可是真正的绅士，墨西哥那些青年诗人（阿图罗也在其中，但不属于他们一伙的）的眼神仿佛在说：这疯婆子在说什么啊？这个直接从哲学文学系四楼女厕所的地狱里跑出来的鬼魂在说什么呢？你面对这样的目光简直无话可说。当然，我这人例外，我是他们大家的母亲，我绝对不会让步。

有一次，我给这些年轻人讲了一个我从何塞· 埃米略· 帕切科那里听来的故事。帕切科说：要是鲁文· 达里奥 [3]  不英年早逝（不到五十岁），维森特· 维多夫罗 [4]  就能认识他，差不多就像埃兹拉· 庞德结识威廉· 巴特勒· 叶芝那样。想想吧：维森特给鲁文当秘书！但这些年轻的诗人太年轻，不懂得权衡老叶芝与小庞德会晤对于英语诗歌界（实际上对全球诗歌界）的重要意义，因此也不会意识到鲁文与维森特可能的见面、可能的友谊、种种失去的机会对我们西班牙语诗歌有什么重要性。我说，因为假如鲁文认识了维森特，那么前者可以教会后者很多东西；后者也可以教会前者很多东西。他俩的关系正是，师生互教互学。这当然是设想了。我认为，帕切科也这么认为（这正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之一，就是发自内心的热情）：鲁文本来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那样就能结束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就能开创新流派，但不是先锋派那样的东西，而是可以接近先锋派、可以称之为一座介于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间的岛屿，现在可以说始终不存在的岛屿，只可能是一种设想（这已经设想得太多了），只能是在鲁文和维森特相识之后才有可能的存在；而维森特如果成功地结识了鲁文，那有可能创立一种更加有活力的先锋派、一种今天我们称之为有名无实的先锋派，而如果有名有实，那对我们就大不相同了，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些墨西哥青年诗人正说帕切科坏话的时候，我开口说了上述这番话（阿图罗· 贝拉诺也在场）。可是他们不好好听我讲，或者只听故事中的趣闻，例如，鲁文的旅行、维森特的出行、他们住院的情形、健康状况的差异，并未像拉美许多早夭的事物那样英年早逝。

于是，我沉默下来。他们继续说墨西哥诗人的坏话，还骂娘。我在想去世的鲁文· 达里奥和维森特· 维多夫罗，在思考他俩始终没能发生实现的会面。说实话，我们的文学史上有很多不能如愿的相识。我们没有庞德，没有叶芝。但我们有鲁文和维森特。我们有我们的诗人。

有几个晚上，我的朋友们甚至准备拉绳子上吊，打算化作故去的诗人们。我除外。化作那些五岁或者十岁就去世的拉美诗人，甚至刚出生几个月就死了的诗人，很难扮演，再说也没用，但是月光如水的夜空让我看清了他们那长不大的娃娃脸。我看见这些小天使埋葬在拉美被遗忘在鞋盒或者小小的白木棺材里。有时我想：这些年轻人是拉美的希望。但有时又想：会是什么样的希望呢？这些只会说何塞· 埃米略· 帕切科坏话的年轻酒鬼、这些善于待客而不懂诗意的年轻醉汉能有什么希望呢？泡沫状的希望吗？

于是，这些墨西哥的年轻诗人开始朗诵，声音低沉但有不可原谅的稚嫩；他们朗诵的诗歌随风飘荡在首都的街道上。我哭了。他们说，奥克西里奥喝醉了。容易上当的家伙们，喝得再多我也不会醉倒的。他们说，奥克西里奥醉了，因为某某抛弃了她。我让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要不然就跟他们打架。要不然就骂他们。要不然我会起身就走，不付酒钱，因为我从来或者几乎不埋单。我是那种眼望过去的人。望着过去的女人们是从来不付账的。我也眼望未来，对，这种女人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有时那代价就是生命或者理智。因此我想像自己付了钱，一晚接着被遗忘的另一晚，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我就为所有的人支付了几巡酒的花销，为未来的诗人以及可能永远不会成为诗人的青年人付了钱。

我走了，好像没付钱。没付钱是因为我看见了过去的旋风刮过首都的街道，仿佛喷吐着热气，打碎了建筑物的玻璃。可是我从四楼女厕所的黑洞里也看见了未来，为此，我正在用生命埋单。就是说，我走了，付了钱，但无人察觉！我付了自己的账单，也支付了墨西哥青年诗人们的账单以及我们所在的酒吧里无名酒鬼们的酒钱。沿着墨西哥城的街道，我磕磕绊绊地走着，跟随着我那躲躲闪闪、孤独和哭泣的身影，感受着地球上最后一个乌拉圭女人才可能有的感受，虽然我并非是那最后一个，嘿，真够自负！我走过的成百个月亮照耀下的火山口，不是地球上的，而是墨西哥的，看似一样，其实不同。

一次我觉得有人在跟着我。不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可能是维亚镇附近的酒馆，也可能是格雷罗区的某个小房子。不记得了。只知道走在路上，穿过了废墟，没太在意身后的脚步声，直到夜间的照明忽然熄灭，我不哭了，打个冷战回到现实中来，才明白跟踪我的人是想要我的命。要我死啊。是想要我洒在这可恶现实——有时如同我们不利的语言一样可恶——上面的眼泪。于是我停住脚步，等待。我身后的脚步声也停了下来，也等着。我望望四面的街道，找找什么熟人或者生人，好躲在人家身后叫喊，抓住人家胳膊，恳求人家陪着走到地铁，或是找一辆出租车。但是，我谁也没看见。也许周围没人。我看见了一点东西。闭上眼睛，再睁开，我看见了四楼女厕所的白瓷砖墙。又闭上眼睛，听见了风声极谨慎地扫过文学系外面的校园。我想：这就是历史吧，一个短暂的恐怖故事。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有个黑影从距离十米开外同一侧的墙壁上下来，朝着我的位置过来。我伸手到手提包里，嗨，什么手提包啊，就是瓦哈卡州人使用的挎包罢了，找刀子，总是随身携带的那把刀子，防身用的，可是指尖、发热的手指头只摸到纸片、书籍、杂志和干净内衣（手洗的，不用肥皂，像在随处可见噩梦般的四楼洗手间里，凭借毅力和清水洗出来的）；可是，没找到刀子。哎呀，朋友们呐，又是一阵非常拉美式的恐怖感觉：你找自己的武器，却找不到，你在本来放下的地方找它，但并不在那儿。

我们经历的就是如此。

我能经历的就是如此。但正当那要我命的黑影，就算不让我死，至少要我痛苦，要羞辱我，开始逼近我藏身的门廊下面的时候，有些人出现在那条险些变成我噩梦的街道上，他们大声喊叫：奥克西里奥！奥克西里奥！救人啊！救救奥克西里奥！奥克西里奥，你在什么地方？在这些喊声中，我辨认出忧伤、聪明的胡利安· 戈麦斯的声音。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可爱的声音，阿图罗· 贝拉诺的声音，他是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这时，那个要我命的黑影停住脚步，看看身后，继续前进，从我身边过去了。那家伙是个普通的墨西哥人，好像刚从地狱里上来。他身后带着一股温暖、潮湿的空气，令人想起不稳定的几何体，想起人间的孤独、精神分裂症和大屠杀。那家伙，婊子养的，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后来，我们三个去了市中心。胡利安和阿图罗继续谈论诗歌。到了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又有两三位诗人加入进来，他们也许只是记者或者未来的预科老师。大家都继续谈论诗歌，谈新诗。我不说话。我在听自己的心跳，那个从我身边过去的人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那人影，我只字未提。不知不觉中，谈诗的人们争吵起来，接着争吵变成了叫喊和谩骂。后来，酒吧老板派人把我们轰了出来。于是，我们漫步在凌晨五点钟的首都街道上。接着，大家陆续散去，各自回家。我也回家，那时候，我住在罗马北区大马士革街上的一座阁楼里。阿图罗· 贝拉诺因为住在华雷斯区韦萨尔莱斯街，我俩一路同行。但根据《童子军手册》所说，他必须绕路向西，向起义者大街街心花园或者玫瑰区方向前进，因为他住的地方刚好在韦萨尔莱斯街与柏林街交叉的地方，而我得继续向南。可是，阿图罗宁可绕弯儿陪我走上一段路。

深夜这个时候，说真的，我俩都没心思开玩笑。尽管也说到了英克鲁西亚达酒吧里的争吵，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走路，呼吸空气，好像首都黎明的空气可以净化身心似的。忽然，阿图罗用非常担忧的口气说，他一直担心住在维亚镇陋室的我（小镇就是小镇嘛）。于是，我问他为什么担心，他说因为看见过那个跟踪我的黑影。真是我可爱的天使！我不由自主地看看他。一手捂着嘴巴一面说道：那是死神的阴影。这时，他笑了，因为他不相信什么死神的阴影。虽然这是种不信鬼神的笑声，可在某种程度上有攻击性。他的笑声仿佛在说：奥克西里奥，你真信耶稣受难吗！你对这个黑影的理解真糟糕！我再次捂住嘴巴，停下脚步，说道：要不是你和胡利安救我，现在我已经在阴间了。阿图罗听我说完这句话，拔腿就走。我跟上去。就这样，我俩走走停停，时而说话，时而走路，不知不觉来到了我居住的楼门口。就是这些。

1973 年，阿图罗决定回智利搞革命。除去他家里人之外，我是惟一给他送行的人，送他上长途汽车，因为他要走陆路。这个长途旅行，危险重重，是拉美穷孩子的初涉艰难之旅——要走过这个我们不大理解或者干脆不理解的大陆。阿图罗从长途车的小窗户向我们挥手道别的时候，他母亲哭了，我也哭了，说不清道不白的，我热泪盈眶，好像这小伙子是我的儿子，我担心今后再也见不到他了。

那天夜里，我就睡在他家，起码是要陪陪他母亲。我记得，我和她聊到很晚，聊女人的事情，当然话题也不都是典型的女人问题。我俩谈长大成人的儿女去广阔的世界游戏，谈儿女们离开父母后去找陌生天地的生活。接着，我俩谈到了广阔世界本身。对我们来说，广阔世界并不广阔。后来，阿图罗的妈妈用纸牌给我算命。她看看纸牌，说你的生活要改变了。我说：嘿，太好了！你不知道这个时候来点变化对我会有多好。后来，我去厨房煮咖啡。不知道那时有几点钟了。肯定很晚。我俩大概都很疲倦，但是并没有显露出来。等到我回到客厅时，发现阿图罗的妈妈正在发牌，纸牌摆在客厅里的一个小桌子上。我一言不发，静静地注视着她。她坐在沙发上，一副全神贯注的表情（聚精会神的后面可以看出她有点困惑）。与此同时，她不大的双手挪动着纸牌，好像与自己身体无关。我立刻就明白她是在给自己算命。那牌上的结果很可怕，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些难于识别。重要的是她独自一人，她在等着我，她也并不害怕。

那天夜里我要是比现在还聪明就好了。那个时候我真想给她一些安慰。相反地，我那时惟一能做的就是为她送上咖啡，跟她说别担心！一切都会变好的。

第二天，我就走了，虽说那些日子我无家可归，只能去系里、往日的酒吧、咖啡馆和餐厅。但是，我还是离开了，我不愿意过分麻烦别人。

[1] 何塞· 埃米略· 帕切科（José Emilio Pacheco，1939 —　），墨西哥诗坛领袖之一。

[2]  影射某黑帮头子。

[3] 鲁文· 达里奥（Rubén Darío，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拉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最重要的领袖。

[4] 维森特· 维多夫罗（Vicente Huidobro，1893—1948），智利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创造主义诗歌领袖。

7

1974 年1 月阿图罗返回墨西哥，但人完全变了。阿连德总统倒下，阿图罗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是他妹妹给我讲的：阿图罗尽职尽责了，他的良心，拉美男子汉的可怕良心，从理论上讲，是无可指责的。

阿图罗回到墨西哥以后，他所有的朋友都觉得他非常陌生，只有我除外。因为我一直去他家打探消息，经常在他家，悄悄地出现在他家。我不住在他家，仅仅是路过，和他母亲、妹妹聊上一会儿（不和他父亲谈话，因为他父亲不愿意），然后就走了，到月底再去。因此，我知道阿图罗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住在他朋友曼努埃尔· 索尔托家中很长时间，索尔托也是我的朋友）、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的冒险经历。在巴拿马的时候，他为一点小事跟一个黑人打了一架。哎，看了他写给妹妹的信，我们大笑了一番。据阿图罗信上说，那黑人身高一米九，体重约有一百公斤。而他一米七，体重不过六十五公斤。后来，他从克里斯托瓦尔港上船，经太平洋东岸，先后到达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最后是智利。

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后，墨西哥举行了第一次大游行。我是在游行队伍里见到阿图罗的妹妹和他妈妈的。那时候她们一点也不知道阿图罗的消息，我们都担心发生最坏的事。我至今还记得那次大游行，可能是拉美获悉阿连德总统倒下后人们举行的首次游行。在队伍里，我看见了自1968 年起就熟悉的面孔，看见了文学系一些激进分子，尤其是看见了慷慨助人的墨西哥青年。但是，我还看见了另外一些东西：一面镜子。我伸头去照镜子，看见一片没有人烟的大谷地。一看见这片谷地，我立刻热泪盈眶，部分原因在于我总会为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流泪。但我看见的这片谷地可不是无关紧要的。我不知道它是幸福谷还是不幸谷。但是我见到了它，然后就看见自己被关在女厕所的情景，便回想起那时候就梦见过的这片谷地，从那梦里醒来时我哭了，也可能是眼泪弄醒了我。1968 年9 月的梦出现在1973 年9 月了，这肯定意味着什么，没人能从意外事件的相互联系、变换和安排中毫发无损地逃出来。我想：阿图罗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这个荒无人烟的谷地就是死亡的象征，因为死神就是拉美的拐杖，拉美没这根拐杖就无法行进。但那时阿图罗的母亲挽住了我的胳膊（我那时好像在打瞌睡），我们一起前进，一路高呼“团结的人民必胜”。哎，一想起此情此景，让我又哭了起来。

两周后，我和阿图罗的妹妹通了电话。她对我说阿图罗还活着。我松了一口气。太好了！但我应该继续前进。我是前进中的母亲。我是行者。生活把我卷进了别样的故事里。

一天夜里，我一面靠着龙舌兰酒桶观看一群朋友在安苏莱斯区一家花园打破糖果罐 [1]  ，一面想起这个日子适合给阿图罗一家人打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阿图罗的妹妹。她的声音听上去像在打瞌睡。我问候她：圣诞快乐！她回答：圣诞快乐！然后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朋友家里。我问：有阿图罗的消息吗？她告诉我：下个月他会回墨西哥城。我问：哪天？她说：还不知道。我说：我想去机场接他。接下来，有段时间我俩都沉默起来，听着耳边传来花园里的热闹声音。她问我：你感觉怎么样？好得出奇。好哇，她说，这对你来说正常。我说：平常没这么好。一般情况还行吧。阿图罗的妹妹沉默了一下，接着说道，感觉出奇好的是她。我问：为什么？这个问题纯粹是没话找话。说实话，我和她都有充足的理由感觉好得出奇。我不记得她是怎么回答的了。再次互道“圣诞快乐”后，我们挂了电话。

没过几天，1974 年1 月，阿图罗从智利回来了，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的意思是：人还是那个人，可骨子里有变化，或者发展了，或者既有变化同时又有发展。我的意思是：他的朋友们开始对他另眼相看，其实他还是从前的他。我的意思是：大家都用某种方式希望他开口，听他讲述恐怖镇压的新闻。可他始终保持沉默，仿佛别人的希望已经化作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或者他只是认为别人的希望与他毫无关系。

那时候，阿图罗最要好的朋友不再是墨西哥青年诗人，他们都比阿图罗年长。阿图罗开始找墨西哥更年轻的一代诗人了，他们都比他小，都是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十七八岁的姑娘，好像个个都是从首都地铁里钻出来的，而不是文学系的学生，个个有血有肉。我常常看见他们出现在布卡雷利咖啡馆和酒吧的窗户后面，仅仅看上他们一眼就让我打寒战，仿佛他们不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直接从特莱特洛尔科的伤疤里出来的一代，不是蚂蚁、蝉、脓水，因为他们没到过特莱特洛尔科，没参加过1968 年的斗争，他们还是孩子，可我1968 年9 月那时正在大学里被关在卫生间，他们那时甚至连高中还没开始上呢。这些人就是阿图罗的新朋友。那时我并不是对美无动于衷的人。如今我也不是对任何美都无动于衷。可那时我意识到（一看见这些孩子我就浑身发抖）他们使用的语言与我不同，与青年诗人不同。这群可怜的孤鸟，他们说出来的话连最近的小说家何塞· 奥古斯丁 [2]  也听不懂。连那些谩骂何塞· 埃米略· 帕切科的青年诗人们也听不懂。帕切科（一直幻想鲁文· 达里奥与维森特· 维多夫罗能见面）也听不懂。没人能听懂这些孩子们的话。他们在说：我们不属于墨西哥城，我们来自地铁、首都的地底、下水道网；我们生活在最黑暗、最肮脏的地方。就是青年诗人中最有毅力的人去了也只能呕吐。

从好的方面理解，这很正常：阿图罗要找年轻人，逐渐离开那些上年纪的朋友。他们是来自下水道的孩子。阿图罗从前也是下水道里的孩子。

但是，他有个老朋友并没有离开他。这人名叫埃内斯托· 桑· 埃皮法尼奥。我是先认识阿图罗的，后来才认识了埃内斯托，那是1971 年的一个月夜。那个时候，阿图罗是这群人里最年轻的一个。后来，埃内斯托加入进来，他比阿图罗还要小一年或几个月。这样，阿图罗就失去了这个模糊发亮的荣誉席。但是他俩之间没有任何性质的嫉妒，当1974 年1 月阿图罗从智利回来以后，埃内斯托仍继续做他的朋友。

他俩之间发生的事有点奇怪。我是惟一能讲出来的人。那段时间，埃内斯托好像生了什么病。他几乎不吃食物，浑身剩下了一把骨头。到了夜晚，首都的夜晚，他得披上好几层毛毯，只喝水，几乎不说话。大家走到街道上，他东张西望，好像在害怕什么。等到朋友们问他怎么了，他也什么都不说，要不然就引用一句奥斯卡· 王尔德的话。王尔德是他喜爱的作家之一。但是，就在他可以显露才华的时候，他早已有气无力；从他嘴里吐出的王尔德语录，无法令人深思，只能让人产生困惑和怜悯之情。一天夜里，我告诉他阿图罗的消息（此前我已经找过阿图罗的妹妹和母亲），可他听我说话的样子仿佛生活在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就本质而言，这并非坏事。

阿图罗在刚刚回来的头几天里，整天关在家中，几乎足不出户。除我之外，大家都以为他还没从智利回来呢。但是，我去他家，找他谈话，得知他被捕过，还蹲了八天牢狱，虽然没受刑讯，却表现得像个勇士。我把上述情况说给朋友们听了。我说：阿图罗回来了。我用史诗调色板上的各种颜色描绘了阿图罗的归来。等到有一天阿图罗出现在布卡雷利大街基多咖啡馆里的时候，他的老朋友、那些青年诗人们，都用另外一种眼神望着他，与从前的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在他们眼中，阿图罗如今已是近距离见过死神的人，属于硬汉之类型；这在拉美绝望的男子汉等级观念中，就是一张毕业证、一枚不可小看的奖牌。

实际上，应该指出的是，没人认真对待此事。就是说，那神话已经从我口中（手掌捂着嘴巴）说出，虽然本质上我说的他在家中的全部情况都是真的，但无论谁说的，人们都不会特别相信。拉美的事情就是如此。我是母亲，他们相信我，但也不会相信我说的每个字。可是埃内斯托拿我的话句句当真。在阿图罗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前几天里，埃内斯托要求我反复讲讲阿图罗在智利的冒险经历。他是越听热情越高涨。就是说，我编造和讲述那些冒险故事的同时，埃内斯托的消沉情绪逐渐减少，伤感的状态渐渐消失，或者说消沉与伤感受到了震撼，抖掉了灰尘，他感到了宽慰。于是，当阿图罗再度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人人都想见他。埃内斯托也一样，他参加大家的聚会，但谨慎地待在二等地位。老朋友们欢迎阿图罗的方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邀请他在基多咖啡馆喝啤酒，吃肉馅玉米饼，显然就是个简单的聚会，但符合大家的经济实力。散场后，埃内斯托仍依靠在英克鲁西亚达酒吧柜台前（这时我们已经不在基多咖啡馆内了，而是转移到这里）。与此同时，阿图罗则独自与他心中的幽灵在一起，从桌旁望着最后一点龙舌兰酒，仿佛杯子里面正在发生荷马史诗中那样的海难，这个样子无论怎么看都与一个不满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不相称。

这时，奇事发生了。

我亲眼所见。可以作证。我正坐在另外一张餐桌前，跟首都一家报纸文化版的新手记者聊天。我刚刚买下丽莲· 瑟尔帕斯一幅画。丽莲· 瑟尔帕斯把画出售后，冲我们神秘地一笑（可“神秘”二字不足以描绘出她深渊般黑暗的笑容），随后消失在首都的夜幕里。我在给那位记者介绍谁是丽莲· 瑟尔帕斯，我告诉记者，那幅画不是她的，而是她儿子的作品。我把关于这个女人进出布卡雷利大街酒吧和咖啡馆的点滴情况说给记者听。就在我跟记者谈话，阿图罗在隔壁餐桌前欣赏他龙舌兰酒杯里联想出来的漩涡时，埃内斯托离开了柜台，在阿图罗的餐桌前坐了下来。有一瞬间，我只能看到他俩的脑袋以及垂落在二人双肩的长发：阿图罗是卷发，埃内斯托是直发，颜色更黑一些。在他俩谈话期间，英克鲁西亚达酒吧的夜游神们陆陆续续走光了。那些匆忙离去的人，站在门口都会喊一声“墨西哥万岁！”，那些醉醺醺的人们都来不及从椅子上站起来。

那时，我站了起来，像小时候我喜欢的玻璃塑像那样站在阿图罗和埃内斯托身边。我听见埃内斯托正在讲述一个关于格雷罗区男妓王的可怕故事。这个男妓王控制着首都著名的亲密小区的男妓活动。据埃内斯托说，男妓王买下了他的肉体，如今他的灵与肉都是属于男妓王的（你如果不小心让人买了去，结果就是如此）。假如他不服从男妓王的传唤，那男妓王的审判和震怒就会降临在他和他家人头上。阿图罗倾听着埃内斯托的话，时不时地从龙舌兰酒杯里的漩涡中抬头看看对方的眼睛，好像在纳闷，埃内斯托怎么会如此愚蠢，怎么会一头扎进这样的故事里呢。埃内斯托仿佛看出了朋友的心思，说，墨西哥所有的男同性恋在生活的特定时刻都犯下过这种不可救药的错误。接着，他又说，现在没人可以求助，假如事情继续恶化下去，他就得给格雷罗区的男妓王当奴隶了。这时，阿图罗（这个我在他十七岁时就认识的大男孩）开口道：你想要我帮助你走出这个操蛋困境？埃内斯托回答说：这个困境没有出路。不过，要是你能帮助我，也许结果会好一些。阿图罗问他：你要我干什么？杀掉男妓王？埃内斯托说：不要你杀人。你能陪我走一趟去告诉男妓王，让他永远别打搅我，就行了。阿图罗说：你他妈的怎么不能自己跟他说呢？埃内斯托说：如果我一个人去说了这话，男妓王的所有保镖都会冲我开枪，然后把我的尸体喂狗。阿图罗说：嘿，真他妈的混蛋！埃内斯托说：可你是大能人啊！阿图罗说：别起哄！埃内斯托说：我已经起过哄了。我的诗作即将载入墨西哥诗歌史册。要是你不愿意陪我去，就别去。实际上，你是对的。阿图罗说：对什么？然后伸个懒腰，好像此前他一直在睡觉。接着，他俩说起了格雷罗区男妓王手中的权力。阿图罗问他凭什么会有这样的权力，埃内斯托说，凭借唬人。凭借吓唬人就有了权力。阿图罗问：那我应该怎么办？埃内斯托说：你天不怕地不怕。是从智利回来的。男妓王能欺负我的那一套，你在智利见过成千上万遍了。埃内斯托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没看见阿图罗的面部表情，但是我猜，他此前一直有些迷惘的样子肯定由于一点难以觉察的皱纹而变色，而人们的种种恐惧正集中在这皱纹里。接着，阿图罗笑了。随后，埃内斯托也笑了。他俩清脆的笑声很像在那个钟点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充满烟尘上空飞翔的各类鸟群。接着，阿图罗站起来，说道：咱们走！去格雷罗区！埃内斯托起身，跟着他走了。半分钟后，我也飞快地追了出去，离开了那半死不活的酒吧。我跟在他俩身后，保持适当距离，因为我知道如果被他俩发现，肯定不让我一同前往，因为我是女的，女的不掺和这种讨厌的事情；还因为我已经是成年人，成年人已经没有二十岁年轻人的劲头了，因为在这黎明的朦胧时刻，阿图罗· 贝拉诺接受了给这个下水道儿童安排的命运，出去寻找童年的幽灵。

但我不愿意他单独行动，也不愿意埃内斯托单独行动。于是，我跟在他俩身后，保持一定距离。我一边走路，一边在挎包里寻找那把走运的刀。这一回，没费力气就找到了。我把刀子放进百褶裙（灰色的，两侧各有一个口袋，很少穿，是艾蕾娜的礼物）的一个口袋里。那个时候，我没去想这样的行动会给我或者卷进来的别人带来什么后果。我想到了埃内斯托。他那天夜里身穿一件紫丁香颜色的上装，里面是硬领、深绿色长袖衬衫，我想到了这样做的后果。我还想到了阿图罗。他突如其来并非情愿地升任屡经战火的老兵角色，天晓得出于什么动机，他就接受了如此糊涂事带来的责任。

我跟在他俩后面，看见他俩快步沿着布卡雷利大街走到雷福马大道，又看见他俩不等红灯变绿就横穿过雷福马大道。看见他俩的长发不停地摇动，因为在这个钟点夜风穿过空中吹拂着雷福马大道，让大道变成了一根玻璃管道，变成了一个楔形肺，想像中的城市哈气正从中流过。接着，我们沿着格雷罗街前进。他俩的速度比刚才慢了一些，我比刚才情绪消沉一些。这时的格雷罗居民区特别像凌驾万物之上的一座坟墓，但不像1974 年的公墓，也不像1968 年的陵园，也不像1975 年的坟场，而是像2666 年的丧葬之地——一个遗忘在死者或未降生之人眼皮下的公墓，一个想忘却一点什么、结果却遗忘了一切的死亡眼皮下的公墓。

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穿过阿尔瓦拉多大桥，隐约见到了在圣费尔南多广场暗处活动的最后一批人群。那时，我明显开始紧张起来，因为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真的进入男妓王统治的天下了。温文尔雅的埃内斯托（还是个首都受苦受难的劳工阶级子弟）是真的非常害怕男妓王啊。

[1] 一种节日游戏。

[2] 何塞· 奥古斯丁（José Agustín，1944 —　），墨西哥作家，记者。

8

小朋友们，于是，墨西哥诗坛之母，口袋里装着一把刀就到了那里，继续跟随两位不满二十一岁的青年诗人，穿过那条熙熙攘攘的大街——格雷罗街，它不像亚马逊河，干吗要夸张呢，但是像格里哈尔瓦河 [1]  ，就是埃弗拉因· 韦尔托 [2]  歌颂过的那条河流（如果没记错的话），但夜间的格里哈尔瓦河就是格雷罗街，它从远古时期起就已经失去了原来纯真的样子。就是说，那条在夜间流淌的河流，在种种外表的掩护下，是条该死的河，河水里流动着死尸或者死尸的简介、时隐时现的黑色汽车，或者汽车低沉和发狂的轰鸣，仿佛这条地狱之河是循环流动的，如今想想，可能就是这样。

可以肯定的是，我走在他俩身后。他俩深入到格雷罗街后，转入马格诺利亚大街。从他俩的手势来看，估计是交谈甚欢，尽管这个钟点以及这个地方都不适合聊天。从大街两边的酒吧（没几家）里传出阵阵要人们冥思而不是聚会或者跳舞的热带音乐；还时不时传出来一声高叫。记得那时我在想这条街道很像一根鱼刺或是射入格雷罗街肋骨的一支箭。这个比喻要是让埃内斯托知道了，他不会不高兴的。后来，他俩在三叶草旅馆门前的霓虹招牌前停了下来。这家旅馆有其可爱之处，因为它是或者我觉得它像（当时我很紧张）位于柏林大街上一家商店——名叫巴黎商店。他俩好像在讨论对策：我的印象是，埃内斯托在这最后关头要打退堂鼓，打算尽可能离开那个地方；阿图罗则相反，准备继续前进，完全认可自己要承担的硬汉角色（我赋予他的角色）。在那个甚至缺少空气的黑夜里，他接受了这个角色，当成是苦肉圣饼，可没人有权利吞下去。

于是，两位英雄迈进了三叶草旅馆。阿图罗在前，埃内斯托随后。两位墨西哥城打造出来的诗人，跟在他俩身后的是我，当过西班牙诗人莱昂· 费里佩的清洁工。我打碎过佩德罗· 加菲亚斯的花瓶。1968 年9 月特警冲进校园破坏大学自治权的时候，我是惟一留在校内的人。旅馆内部一眼望去，让我非常失望。那场合就像是你闭着眼睛跳进了火坑，然后又睁开眼睛。我跳了进去，睁开了眼睛。所见到的一切没什么可怕的。一个小小的大堂，两张沙发（已经被磨损得不像样子），一位头发乌黑的矮胖服务员，天花板上吊着一个荧光灯管，绿瓷砖地面，楼梯上铺着肮脏的灰色塑料地垫。这是个档次很低的旅馆，尽管对格雷罗区的某些地方而言，这家旅馆还相当豪华。

两位英雄跟服务员交谈后登上了楼梯。这时，我已经进了旅馆，便对服务员说：我跟那两人是一起的。矮胖子眨眨眼睛，想说什么。我没等他开口，就上楼去了。眼前出现的是一片消毒液的迷雾，透过昏暗的光线，我看见一条光秃秃的走廊，大概从盖这房子的第一天起，它就是光秃秃的吧。有扇房门刚刚关上，我把它推开了。进去后，作为不显眼的目击者，我目睹了格雷罗区男妓王的王室。

当然啦，小朋友们，国王不是孤身一人。

房间里有张桌子，上面铺着绿色台布。可是房间的主人们不是在玩牌，而是在算账，在计算一天或是一周的收入，在那桌子上摊开的是写有名单和数字的纸张，还有钱。

看见我进来，房间里没人吃惊。

男妓王很强壮，大约三十岁。头发是栗色的，墨西哥人戏称（或者正经地说）是白皮金发。他身穿微微汗湿的白衬衫，让现场观众不经意间就欣赏了他多毛、肌肉发达的胳膊。国王身边坐着一个小胖子，留小胡子和特大的鬓角，可能是王国的财务总监。房间尽头，阴影下有张床。第三个人在床上监视着我们，一面听我们说话，一面晃动着脑袋。最初我以为此人身体不好，但几分钟后，我的担心变成了怜悯：我想那斜靠在床上的人（那姿势一定需要很大力气支撑）只能是个病人，也许是弱智，也许是男妓王弱智或者被下了镇静剂的侄子。

于是，这让我想到不管情况有多糟糕（具体而言，就是埃内斯托的处境），总会有人比他更糟。

我还记得男妓王说的话。记得他一看见埃内斯托时的笑容；一看见阿图罗就露出疑问的神色。记得男妓王打个手势请来访者停步，而且立刻把钱抓起来放进了口袋里。后来，他们说起话来。

男妓王提到有两个晚上是埃内斯托自愿沉沦的；他说起无论白干还是偶然收费都得自己承担责任。他说起了心脏。他说男人的心脏会像女人一样流血（我想他的意思是指月经），这迫使真正的男子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论什么人。他还谈到了债：最讨厌的欠债人就是那种到期没有偿还能力的家伙。他就是这么说的。他不说欠债不还，而是说没偿还能力。随后，他就沉默了，等待来访者开口。

先开口的是埃内斯托· 桑· 埃皮法尼奥。他说，他不欠国王的钱。他说，他惟一干了的事情就是跟国王连续睡过两宿（确切地说是疯狂的两夜），也许明明知道自己上了国王的床，却没有权衡这一行为本身包含的危险和“责任”，但干这事他可是天真无辜的（此言一出，埃内斯托就忍不住紧张地一笑，因为可能与这个自我判定的“天真”说法抵触），仅仅出于欲望和冒险，而不是悄悄打算给国王当奴隶。

国王打断他的话，说道：你就是性奴！房间尽头那个小伙子或者男子说：我就是你的性奴。他声音很尖，令人有刺痛感，吓了我一跳。国王转过身去，命他闭嘴。埃内斯托说：我不是你的性奴！国王瞅瞅埃内斯托，一面露出有耐心但是带着恶意的微笑。他问埃内斯托：你以为你是谁？埃内斯托回答说：我是墨西哥同性恋诗人，一个同性恋诗人，一个诗人，一个（国王一点也不明白）……他又补充道，他有权利（不可剥夺的）想跟谁睡就跟谁睡，而不因此就成为某人的性奴。这事要不是特别伤感的话，真可能让人笑死了。国王说：那就笑死吧，别等着给你发勋章了。这时他的声音已经变得粗暴起来。埃内斯托脸红了。我一直从侧面看着他，发现他下嘴唇在颤抖。国王说：我们要让你殉道！王国的财务总监说：我们要把你剁成肉酱！国王说：我们要给你打上烙印，甚至在你肺部烙上纹章！甚至在你心上烙纹章！可是，奇怪的是二人说出这番话时并不张嘴，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埃内斯托筋疲力尽地说：别再打搅我了！

那可怜的弱智小伙子蒙上毛毯，浑身在颤抖。很快我们就听到了他那沉闷的呜咽声。这时，阿图罗说话了：那是谁？国王问：什么那是谁，蠢货？阿图罗指指床上的那

团东西，那人是谁？财务总监朝着房间尽头瞥去探询的一眼，然后瞅瞅阿图罗和埃内斯托，脸上挂着假笑。国王并没有转过身去。阿图罗再问：那是谁？国王问：你他妈到底是谁？

毛毯里的小伙子在发抖。好像在来回翻滚。无论他是蜷成一团还是闷死在里面，就算有人能看见，也说不清楚他是脑袋靠近枕头，还是靠近床脚。阿图罗说：他病了。这不是提问，也并非肯定。这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同时又好像显得有气无力。真奇怪，这时我听见了阿图罗的声音，但我没去想他说了什么，也没想那小伙子的病症，而是纳闷阿图罗恢复了的智利口音（其实也没丢），他回智利好几个月呀。立刻，我想假如我回乌拉圭，会怎么样呢？当然这只是假设。我还能恢复乌拉圭口音吗？会不会慢慢地就不再是墨西哥诗坛之母了？我这个人就是如此：在最糟糕的时候想一些不合时宜的怪事。

毫无疑问，那个时候就是最糟糕的。我甚至想到，男妓王会把我们都干掉而完全不受法律制裁，把我们的尸首拿去喂狗，喂格雷罗区的哑巴狗群，或者对我们干出更坏的事情来。但那时阿图罗干咳一声（或者是我的感觉），一屁股坐到了国王对面的空椅子上（可是此前好像并没有那把椅子）。他双手蒙脸（好像头晕，或是害怕摔倒）。国王和财务总监好奇地望着阿图罗，仿佛从来没见过这样软弱无力的寻衅者。接着，阿图罗开口道（双手依然捂脸）：今天晚上你们无论如何要彻底解决埃内斯托的全部问题。国王的好奇目光从脸上消失了，好奇的目光总是如此：一有变化就会转化。消失，但没有消失完毕，留下了痕迹，好奇心的路程是漫长的，虽然去程短（因为我们事先有预感），但回程却无尽无休，好似一场无休止的噩梦。那天夜里，国王的目光就忠实地反映了这个道理：这场无休止的噩梦，他真想借助暴力逃离出来。

但是，接着阿图罗开始说起别的事情来。他说起那个床上有病的小伙子，说这小伙子也要跟我们一道离开；说到死亡；说到那个在发抖的小伙子（其实这时已经不再发抖了），那小伙子正抓住毛毯的边缘露出面部，望着我们。阿图罗说到死亡，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到死亡，说来说去还是回到死亡这个话题上，好像是要告诉格雷罗区的男妓王：说到死亡，他毫无竞争力可言。那时我想：他又在堆砌辞藻编造故事了，他说的都是假话。那时，好像阿图罗猜出了我的心思，稍稍一扭身，肩膀一动，命令我道：把刀子给我！同时伸出右手来。

我把已经打开的刮脸刀递到他右手掌上，他说了一声谢谢，又转过身去。那时，国王问他是不是喝醉了。阿图罗回答说：不是。也可能是。但不是那么醉。国王又问：埃内斯托是不是你铁哥们儿？阿图罗说：是的。这清楚地表明他根本没醉，确实在瞎编。于是，国王打算站起来，也许是要对我们说声晚安，送我们出门。但是，阿图罗喝道：别动！小混蛋！都别动！双手老实点！放在桌子上！令人吃惊的是男妓王和财务总监都照办了。我估计那个时候阿图罗意识到这一架他打赢了，或至少赢了一半，或是第一回合；可能还意识到了如果拖延下去，他仍然会输。就是说，打斗如果是两个回合，那么胜算的可能性很大。但如果是十个、十二个，或者十五个回合，那么失算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因此，他乘胜追击，同时吩咐埃内斯托去瞧瞧床上那个小伙子。埃内斯托瞅了他一眼，好像是说：哥们儿，别太过分！但是由于当下容不得讨论，他就服从命令了。埃内斯托走到房间尽头，看了看说：这小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完蛋了。我看见埃内斯托绕着房间转了半圈，走到床前，掀开那年轻奴隶的毯子，摸摸他，也许是掐了他胳膊一下，在小伙子耳边嘀咕了几句，然后把耳朵凑到小伙子唇边，接着咽了咽口水（我看见他弯腰在那张既像沼泽又像沙漠的床铺前咽口水），随即又说，这小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完蛋了。阿图罗说：要是这小子死在咱们手里，回头我宰了你！然后，我在那天晚上头一次开口说话了：咱们带这小子走吗？阿图罗回答说：带上！而埃内斯托这时还在房间尽头呢，接着他一屁股坐到了床上，仿佛突然间就完全泄了气，他说：阿图罗，你亲自过来看看吧！我看到阿图罗摇摇头。他不愿意看那小子。于是，我瞧瞧埃内斯托。刹那间，我觉得这房间的尽头带着那张像放倒了的船帆似的床铺在逐渐脱离这间屋子，离开了三叶草旅馆的建筑，漫游在一片湖水上，而湖水则漫游在非常晴朗的天空上——一片由奥特尔博士 [3]  绘出的墨西哥谷地的天空。这个幻象是如此清晰，里面就差我和阿图罗站起来举着双手喊再见了。我从来没觉得埃内斯托会那样勇敢。那个带病的小伙子也是如此。

我动了，动了。先是心动。接着是身体。那带病的小伙子瞅瞅我，哭了。他的确病得厉害。但我还是不想告诉阿图罗。阿图罗问他：你的裤子呢？男妓王说：床下边吧。我找找床下。什么都没有。找找两侧。我看看阿图罗，似乎是告诉他，我没找到。怎么办？这时，埃内斯托忽然想起应该找找床上。他从毯子下面掏出一条半湿的裤子和一双名牌网球鞋。我说：让我来吧！我让带病的小伙子坐到床沿，给他套上牛仔裤，穿上网球鞋。接着，扶他站到地面上，看看他能不能走路。能走。我说：咱们走吧！阿图罗没动。我心里说：阿图罗，醒醒吧！我要给国王陛下讲最后一个故事。他说，你们先出去！在门口等我！

我和埃内斯托架着带病的小伙子下了楼梯。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在三叶草旅馆入口处等着。片刻后，阿图罗出现了。在我的记忆里，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而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的夜里，夜空好像被一头巨兽吞噬因而模糊起来。有时，我看见北方远处有巨大的雷暴逼近首都的市中心，但记忆告诉我，那晚根本没有什么雷暴。尽管墨西哥的高空降低了一些，这是真的，越来越感到呼吸压抑，空气干燥，对喉咙有害。我还记得埃内斯托和阿图罗在出租车里的笑声——一种令人回到现实生活中的笑声，或者他俩所谓的现实。我还记得旅馆外面人行道上和出租车里的空气，好像有仙人掌的气味，墨西哥数不清的各种仙人掌的气味；我记得说了一句，呼吸费劲和把刀子还给我，还有说话费劲，还有咱们这是上哪儿去。我记得我每说一句，阿图罗和埃内斯托就大笑一声。到了最后，我也笑了，跟他俩一样，或者比他俩还厉害，大家都笑了，只有出租车司机例外。他时不时地瞅瞅我们，好像一整夜没干别的，就是在拉我们这样的乘客（这是在首都，这当然完全正常）。没笑的还有那带病的小伙子，他已经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我们就是这样进出男妓王的领土的——它位于格雷罗区沙漠中央；那时埃内斯托二十岁，或者十九岁，一个是出生在墨西哥城的同性恋诗人（他曾经跟乌利塞斯· 利马 [4]  同为当时的最佳诗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利马）；阿图罗，二十岁，异性恋诗人，出生在智利；胡安· 德· 迪约斯· 蒙特斯（也叫两个蒙特斯· 胡安，或者手指· 胡安），十八岁，在好旺角区一家面包房当学徒，似乎是双性恋者；还有我——奥克西里奥，年龄永远无法确定，诗坛之母，喜欢读书，出生在乌拉圭或曰东岸共和国，目睹过铺天盖地的干旱。

由于我对两个蒙特斯· 胡安没什么可说的了，就不再开口，至少可以这么说吧，胡安的噩梦结束了。

有一段时间，胡安住在阿图罗父母家，后来又在几个不同的楼里转悠。最后，我们几个朋友为他在罗马区一家面包房找了个住处，之后他就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至少是表面上如此。他喜欢抽兴奋剂。性格忧郁，十分忧伤。他主张禁欲。有一次，我在洼地公园看见他了。我问他怎么样，他说：特好。几个月后，在埃内斯托获得萨尔瓦多· 诺沃奖学金而举办的聚餐会上（阿图罗没去，因为诗人们老打架），我告诉埃内斯托：在那个几乎已经被遗忘的黑夜里，我们本以为男妓王他们要杀的是你，其实是胡安· 德· 迪约斯。埃内斯托说：对，我得出的结论跟你们的一样。要死的人正是胡安。

我们的秘密企图就是阻止杀人的事发生。

[1] 发源于危地马拉，流经墨西哥东南部，注入墨西哥湾的坎佩切湾。

[2] 埃弗拉因· 韦尔托（Efraín Huerta，1914—1982），墨西哥著名诗人。代表作：《黎明的人群》（1944）。

[3] 奥特尔博士（Dr. Atl，1875—1964），真名赫拉尔多· 穆里约，墨西哥画家、作家、政治家、火山学家。

[4]  乌利塞斯· 利马（Ulises Lima），墨西哥青年诗人，阿图罗的朋友，共同创建本能现实主义。更多细节可参见《荒野侦探》一书。

9

后来我回到了现实世界。我悄悄想：别玩冒险游戏了。冒险啊，冒险。我亲身体验了诗歌界的冒险故事，那总是事关生死。但是，后来我回来了，回到了墨西哥的街道上，回到了日常生活中来，我觉得很满意。夫复何求？干吗要自欺欺人呢？日常生活是一张静止的透明画，转瞬即逝。于是，我回来了，看看日常生活，任凭日常生活的裹挟。我说过，我是诗坛之母。坦率地说，我不认为恐怖片适合我。于是，日常生活像个肥皂泡一样膨胀起来，但是它横冲直闯，结果破了。

我又一次回到了1968 年9 月在哲学文学系四楼待过的女厕所。我在想那些冒险经历，想雷梅迪奥斯· 巴罗 [1]  。如今记得雷梅迪奥斯· 巴罗的人很少。那时，我不认识她。说心里话，假如说我认识她，我会很高兴，但真实情况是我不认识她。我认识一些神奇的女性，她们强壮得像高山，或者说像海潮，但我不认识雷梅迪奥斯· 巴罗。不是因为羞于登门拜访，不是因为不欣赏她的作品（打心眼儿里喜欢），而是因为雷梅迪奥斯· 巴罗在1963 年就去世了，而我在1963 年还待在那遥远、亲爱的蒙得维的亚。

虽然有些晚上月光照进女厕所，我还醒着，心想：不对，1963 年我已经到了墨西哥城；记得佩德罗· 加菲亚斯先生全神贯注地倾听我的要求：我需要雷梅迪奥斯· 巴罗的住址。佩德罗与雷梅迪奥斯不经常交往，但是他很尊敬她。接着，佩德罗动作迟缓地走到写字台前，拿出一张纸片，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日记本，从衣袋里掏出钢笔，彬彬有礼地用漂亮的书法写下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找到那位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女画家。

我向雷梅迪奥斯· 巴罗的住宅飞奔而去。她家在伯兰科区，可能吗？要么是安苏莱斯区，可能吗？还是特拉斯帕纳区？记忆给我捣乱的时候，下弦月像个蜘蛛一样定位在女厕所里。不管怎样吧，我要赶快去那条条相连的墨西哥街道上走一遭，随着距离巴罗家越来越近，街道的样子慢慢在变化（每个变化都以前面的样子为依据，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最后，来到一条大街，所有的房屋都像是坍塌的城堡。随后，我按下一家门铃，等着，心里怦怦跳（因为我是傻人，每每要去见我敬仰的人时，心跳就会加快）。后来，我听见有轻轻的脚步声。门开了，里面是雷梅迪奥斯· 巴罗。

她五十四岁，就是说，还有一年的寿命。

她请我进去。她说：我不大接待来访。我走在前面，她跟在我身后。她说：请进，请进！我穿过一条灯光昏暗的过道，来到一间大客厅里，里面有两扇朝向内院的窗户，挂着紫丁香色的厚重窗帘。客厅里有一把扶手椅，我坐下了。桌面下装有火盆的小桌子上，放着两杯咖啡。我看到有个烟灰缸里有三个烟头。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这家里还有第三个人。雷梅迪奥斯· 巴罗盯着我的眼睛看，笑着说：只有我一个人。

我说，非常仰慕她。我谈起了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谈起了加泰罗尼亚超现实主义作家，说到了西班牙内战。我没说她丈夫邦雅曼· 佩雷，因为在1942 年他和她就分手了，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想念他什么的。对，我说到了她去巴黎、流亡法国、辗转来到墨西哥、她和莉奥诺拉· 卡林顿 [2]  的友谊。这时我发觉自己在给雷梅迪奥斯· 巴罗讲述她的生平；发觉自己的表现像个面对不存在的讲坛背诵功课的小姑娘。于是，我的脸红得像西红柿。我说：对不起。不知说什么才好。我问，可以抽烟吗？我在衣袋里翻找那包美味牌香烟，可是没找到。于是我问：您有香烟吗？雷梅迪奥斯背对着一幅用旧裙子（很长，大概是个女巨人穿的）遮盖起来的图画，说她已经不吸烟了，因为如今肺功能很弱，但她外表看不出气色不好的样子。但是，我知道她见过许多坏事：魔鬼上天堂、白蚁对生命之树没完没了地献殷勤、启蒙与黑暗或者帝国统治或是等级王国之间的斗争；无论如何，这黑暗的等级王国都可以并且应该称之为非理性污点，它企图把我们变成野兽或机器人，并且从一开始就反对启蒙运动（这是我的推测，估计任何拥护启蒙运动的人都不会认可）。我知道她见过那些很少妇女意识到自己见过的事情；我知道现在她看见了自己的死期近在一年之内；我知道她家里还有别人，对，是抽烟的，那人不希望撞见我，这让我想到，无论他是谁，我都应该认识。

于是，我叹息一声，望着下弦月照耀在四楼女厕所瓷砖上的投影，用一个战胜恐惧和疲倦的手势，伸手指着问道：那用女巨人长裙遮盖的是什么画作？雷梅迪奥斯· 巴罗笑着看看我，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有一阵工夫在琢磨那幅图画，但并没有拿掉那长裙——闲人免看的长裙。她说：这是最后一幅画。又说，也许是倒数第二幅。她话语的回音撞击在月光爬行的瓷砖上，因此“第二”被回音给吞噬了。哎，雷梅迪奥斯· 巴罗的全部画作，在那因斗争而失眠的时刻，像月光洒下的眼泪或是我蓝眼睛的泪水那样流淌而过。坦率地说，注意细节或者明晰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的界线是困难的。于是，雷梅迪奥斯· 巴罗掀起了女巨人的长裙。我得以看到一条大峡谷，从高山俯视的大峡谷，一条棕绿色的峡谷。这样的风景仅仅看上一眼就让我感到紧张不安，因为如同我知道房子里还另外有人一样，知道这位女画家向我展示的是“前言”，是舞台，台上即将展现一出会给我烙下火印的戏，也许不会用火，这个时候不会用火印了；直觉告诉我，很可能是冰人，用冰块制造的冰人；他会走到我身边，亲吻我的嘴唇，没门牙的嘴唇；我会看见他冰冷的眼睛就在我眼前；我会像胡安娜· 德· 伊瓦沃罗 [3]  那样昏倒在地；我会轻声低语，为什么是我？这样的卖弄风情也许会得到原谅的。那冰人眨眨眼睛，睫毛翻动。在他眨眼之际，我会看到一场暴雪，刹那间，仿佛谁推开了窗户，随即因为后悔连忙关闭，嘴上说着还不行，奥克西里奥，你该看到的东西将来会看到的，并不是现在。

我知道这片风景、带有文艺复兴背景的淡淡气氛的大峡谷，正在等待。

可是等待什么呢？

后来，雷梅迪奥斯· 巴罗用那长裙盖住了画面，请我去喝咖啡。我俩谈起了别的事情，例如，日常生活，但也夹杂着一些没有上下文的话语，比如，耶稣基督的再次降临；比如，安神丸；比如，电击疗法。后来说起了某位不久前绝食的人，我无意中说出，一星期不吃东西就不会再饿了。雷梅迪奥斯· 巴罗瞅我一眼，说道：这可怜的丫头。

正好在这个时候，那沉重的紫丁香色的窗帘晃动起来。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无法思考加泰罗尼亚女画家刚刚说的话（也来不及思考）。我靠近窗户拉开窗帘，发现了一只小黑猫。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雷梅迪奥斯· 巴罗在我身后微笑，可能在琢磨我是什么人呢。窗户外面是一座内院小花园，有五六只猫在打盹。这么多猫啊！都是您的吗？雷梅迪奥斯· 巴罗说：差不多吧。我看了她一眼，小黑猫卧在她怀里。雷梅迪奥斯· 巴罗对小猫说：帅哥，是你吗？帅哥，我可找了你好几个钟头啦 [4]  。

你想听音乐吗？

这话是问我吗？还是问小猫呢？估计是问我，因为她对小猫说的是加泰罗尼亚语，虽然乍一看谁都能发现这是一只墨西哥猫，墨西哥街头的流浪猫，其家族至少有三百年历史，虽然这时月亮在走，像是迈着猫步，从女厕所的一侧瓷砖墙走到另外一侧，可我在想：西班牙人来到这里之前，墨西哥是不是有猫啊？我不动感情、客观，甚至带点冷漠的口气自己回答了自己：没有。原来没有猫。是第二批或者第三批移民潮带来的猫。于是，我用梦游症患者的声音（因为这时我在想那些墨西哥有梦游症的猫咪）回答说：想听。雷梅迪奥斯· 巴罗走到留声机旁边（留声机是旧的，这毫不奇怪，因为现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62 年，东西都是旧的，东西都得用手捂着，就像我为了不惊叫出声或者捂住不合时宜的隐私脱口而出一样！），放上一张唱片，对我说道：这是萨尔瓦多· 巴卡里塞 [5]  的小提琴协奏曲。我是第一次听这位西班牙作曲家的作品。我又哭了起来。与此同时，月光从一块瓷砖移动到另外一块上，像慢动作镜头，仿佛是我在导演这部影片，而不是大自然的力量。

巴卡里塞这首曲子我听了多长时间呢？

不知道。只知道什么时候雷梅迪奥斯· 巴罗停止了留声机唱片的转动，音乐会结束了。随后，我走到她身边（我得承认，我不想离开），脸很红，自告奋勇地要为她洗刷我们用过的杯子，要扫地，要除去家具上的尘土，要让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闪闪发亮，要出去为她购物，要为她整理床铺，要为她准备洗澡水。但是，雷梅迪奥斯· 巴罗笑着说：这些活计我已经不需要人帮助了。不需要任何帮助。瞎说！怎么会不需要帮助呢？在她送我到门口的路上，我这样想到。

我到了门厅外面，她还在门里，一手扶着门把手。我有很多事情想要问她。第一，想问我能不能再来看她。这时，像白酒一样的阳光洒在空空荡荡的整条大街上。阳光映照在她脸上，染上了一抹惆怅和勇气。好。一切都好。我该走了。我不知道要不要握握手或者亲吻她的面颊。据我所知，我们这些拉美女人只吻一下，吻一边面颊。西班牙女人亲吻两下。法国女人亲吻三下。我年轻的时候以为法国女人亲吻三下的意思是：自由、平等、博爱。现在明白了并非如此。但是我仍然喜欢这样的想法。于是，我吻了她三下。她瞅瞅我，那眼神说明她也曾经在某个时候跟我想的一样。左边吻一下，右边吻一下，最后一下回到左边。雷梅迪奥斯· 巴罗看看我，那眼神告诉我：奥克西里奥，别担心！你不会死的！你不会发疯的！你在高举大学自治的旗帜。你在挽回我们美洲大学的荣誉。你最糟糕的是可能急剧消瘦，瘦到可怕的程度；糟糕的是你会产生幻觉；糟糕的是你会被人发现。但是，无需多虑！坚持下去！看看可怜的佩德罗· 加菲亚斯的诗歌吧！（傻女人，你本来可以带上另外一本书的。）让心灵在时空中自由流动吧！从1968 年9 月18 日起，到1968 年9 月30 日止，一天也别多，这就是你应该做的一切。

接着，雷梅迪奥斯· 巴罗关上了大门。她投下的最后一瞥与我的目光相撞，我立刻明白，她已经死了。

[1] 雷梅迪奥斯· 巴罗（Remedios Varo，1908—1963），西班牙裔墨西哥女作家、画家。文学上主张超现实主义，政治上支持无政府主义。

[2] 莉奥诺拉· 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1917—2011），英国超现实主义女画家，定居在墨西哥。

[3] 胡安娜· 德· 伊瓦沃罗（Juana de Ibarbourou，1892—1979），乌拉圭女诗人，以“美洲的胡安娜”闻名。

[4] 此处原文为加泰罗尼亚语。

[5] 萨尔瓦多· 巴卡里塞（Salvador Bacarisse，1898—1963），西班牙著名作曲家。

10

走出雷梅迪奥斯· 巴罗的住宅，我感觉比梦游症患者还糟糕，因为梦游症患者终归还能回到家里去。而我明白雷梅迪奥斯· 巴罗的家我是回不去了。我知道自己醒来的地方是在露天地，是夜晚，或是天在放亮，这无所谓，就是那些我老早出于爱或恨而选择的城市中的某处。

围绕1968 年9 月那无助的岁月前前后后的思绪，轻声细语、结结巴巴地告诉我：我决定等待，在清水般阳光的照耀下等待，站在街角倾听墨西哥城的各种嘈杂，一直等到房屋的影子像被追捕的野兽刚刚逃离了动物标本制作者的巢穴一样出现在我眼前。

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不知多少，因为我的感觉被别针固定在空间而不是时间里了，最后雷梅迪奥斯· 巴罗的房门开了。我看见了那个一直躲藏在巴罗家卧室或卫生间或者窗帘后面的女子。

那个女子双腿细长，但个子比我矮，我一面跟踪她，一面打量她的身高。按照墨西哥人的标准，她算高个子，可是我比她还高。

从我跟踪的角度，只能见到她的脊背和大腿，我说过了，她瘦高，栗色头发，微微卷曲，垂落到肩下，虽然疏于梳理（可能如此，但不敢说她邋遢），却不乏美感。

说真的，她整个人都很迷人，浑身都有可爱之处，尽管我很难准确说出她美在哪里，因为她穿着普通，没人敢说她服装打扮有过人之处，仅仅是很旧的黑裙子、很旧的乳白色坎肩，用几块钱就能从小摊贩那里买到的东西。她穿着高跟鞋，鞋跟不很高，可是别具一格，这双鞋与服饰整体很不协调。胳膊上挎着一个装满纸张的提包。

出乎我的意料，她没在汽车站停留，而是继续向市中心走去。片刻后，她进了一家咖啡馆。我留在外面，透过玻璃窗观察里面。我看见她走向一张桌子，从提包里掏出了什么展示着：一张纸，又一张纸。是些图画或者图画的复制品。坐在桌旁的一男一女看了看纸页，摇摇头。她冲那二人一笑。又去隔壁餐桌旁重复刚才的一幕。结果依然如故。她毫不气馁，继续去下一个餐桌，再一个餐桌，最后找遍了咖啡馆里所有的顾客。她终于卖掉了一幅画。拿到寥寥几块钱。这让我想到画品定价取决于买主。后来，她去了柜台，跟女服务员聊了几句。她说，女服务员听。看样子她俩认识。女服务员转身去煮咖啡的时候，她抓住机会跟柜台边的一些男人说话，拿出画品给他们看。这一次，她没离开座位，只是说话。一两个男人走到她身边，漫不经心地瞅瞅她手中的“宝贝”。

她大概已满六十岁。日子过得很不好。也许还不止六十岁。这事儿发生在雷梅迪奥斯· 巴罗逝世十年后，也就是1973 年，而不是1963 年。

那时，我打了一个寒战。这个寒战告诉我：亲爱的奥克西里奥，（寒战是乌拉圭的，而不是墨西哥的）你跟踪的这个女人，这个突然离开雷梅迪奥斯· 巴罗住宅的女人，是真正的诗坛之母，不是你，是这个被你跟踪的女人，而不是你，不是你。

我想，那时我开始头疼，闭上了眼睛。我想，已经缺牙的牙床也开始疼了起来。我闭上了眼睛。等到我睁开眼睛，她还在柜台旁边，但是彻底独自一人，坐在一个高凳上，在喝牛奶咖啡，翻看着杂志（可能是她藏在提包里的），手边是她可爱儿子的画作。

先前照顾她生意的那个女人（距离她有两米之遥），双肘撑在柜台上，做梦般地望着窗户外面某个不确定的点（位于我头上什么地方）。有些顾客已经离去。另外一些顾客在忙自己的私事。

那时，我知道自己此前无论醒着还是梦中一直在追随的是丽莲· 瑟尔帕斯，记得她的故事或那些知之不多的故事。

有一个时期，我估计是50 年代，丽莲差不多是个有知名度的女诗人了，是个绝色美女。她的姓瑟尔帕斯来源难以确定，似乎是希腊人（我觉得像是），可听起来是匈牙利人，也有可能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地区的古老姓氏。但是，丽莲这个名字却是墨西哥的。她一辈子几乎都生活在墨西哥城。据说，年轻时，追求她的男人成群结队。但丽莲不愿意要男朋友，只要情人，也的确有过不少情人。

那时要是我有机会的话，可能会对她说：丽莲，别搞那么多情人！对男人别抱什么希望，他们就会利用你，用完了就把你扔到大街拐角去了。可我那时像个发疯的处女，而丽莲的性生活则是随心所欲的，紧锣密鼓，一心投入到肉体快感和那些年代她写的十四行诗里。当然，结果不好。也许不错。我怎么有资格说这话呢！她有很多情人。我几乎没有。

但有一天，丽莲爱上了一个男人，生下一子。那人名叫科芬 [1]  ，可能是美国人，可能是英国人，也可能是墨西哥人。问题是她跟他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卡洛斯· 科芬· 瑟尔帕斯 [2]  。后来成了画家。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科芬先生失踪了。也许是抛弃了丽莲。也许是她抛弃了他。也许这样更为浪漫：科芬去世后，丽莲以为自己也要死了，可是还有孩子呢。于是，她克制了丈夫去世后的落寞。后来别的男士填补了空白，因为丽莲风韵犹存，仍然喜欢跟男人上床，喜欢快感产生的叫喊声，一直叫喊到太阳出来。与此同时，卡洛斯· 科芬· 瑟尔帕斯逐渐长大，从小他就经常接受母亲的熏陶。人们都对这孩子的聪慧程度感到惊奇，预言他会在动荡的艺术世界里大展宏图。

丽莲带着儿子经常光顾什么样的氛围呢？她经常去的地方有：首都市中心的咖啡馆和酒吧间，失意的老记者和西班牙流亡者经常在那里聚会。这些人都很和蔼可亲，但在我看来，不是那种适合艺术敏感的孩子去的地方。

那几年丽莲的工作很多：当秘书，做时装店店员，还在报社工作过，甚至在一家名声不好的广播台干活。每个地方干的时间都不太长，因为据她亲口对我说（口气有些伤感），她是诗人，喜欢夜生活，因此无法正常工作。

当然，这话我理解，同意她的看法，但我表示赞同的口气和表情可能不知不觉带有一种令人作呕的高高在上的姿态，仿佛在说：丽莲，我同意你的看法。可是说真的，丽莲，这太孩子气了。我不否认，这很可爱，也很好玩。可是我绝对不会去体验的。

好像就因为我常走乱哄哄的布卡雷利街（去往大学之路）就比她高一等似的。好像就因为我不仅认识失意的老记者，而是常常与青年诗人们见面，就比她强似的。实际上，我不如她。说实话，青年诗人往往会成为失意的老记者。大学，我亲爱的大学，恰恰在下面，在布卡雷利街地下的下水道里等着机会的出现呢。

丽莲告诉我，一天夜里，她在基多咖啡馆认识了一个南美的流亡者，二人一直聊到打烊。他们后来去了丽莲家，悄悄地上床，免得吵醒卡洛斯· 科芬。那南美人是切· 格瓦拉。我说：丽莲，我没法相信你的话。丽莲说：真的就是切· 格瓦拉。那说话的口气跟我认识她的时候一样：声音细细的，像破碎的洋娃娃，如同玻璃硕士 [3]  的声音，假设她得过硕士或者至少学士头衔，那么在不幸的西班牙黄金世纪的巅峰期也可能疯癫而又极聪慧。 [4]  我急于想知道的是，切· 格瓦拉的床上功夫如何。丽莲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我问：什么？什么？什么？丽莲说：正常。视线迷失在她手边台布的皱褶上。

这可能是瞎说。我认识丽莲的时候，她似乎只对出售儿子画作的复制品感兴趣。对诗歌漠不关心。她常去基多咖啡馆，总是很晚，在青年诗人们或者失意的老记者们（都是她的老情人）身边坐下来，倾听大家的老生常谈。要是有人请她说说切· 格瓦拉，她就说，正常人。仅此而已。另外，在基多咖啡馆，有不止一位失意的老记者见过切· 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在墨西哥期间，记者们经常采访他，因此丽莲说格瓦拉是正常人，他们并不觉得奇怪，也许他们不知道丽莲已经跟切· 格瓦拉睡过觉了，以为丽莲只是跟他们上床以及和那些不会在夜里去布卡雷利街的大款睡觉吧。其实情况是一样的。

我承认那时候我很想知道切· 格瓦拉的性交本领如何。正常，当然正常啦，怎么正常法呢？

一天夜里，我对丽莲说：这些小子有权知道切· 格瓦拉的性功夫啊。我真是在乱来，但这话还是脱口而出。

我记得丽莲望着我的样子像她那受过折磨、带着皱纹的洋娃娃面具，像是海神带着隆隆的雷声渐渐浮出海面的样子。但是，那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她说，这些小子、这些小子啊······ 然后看看基多咖啡馆的天花板。两个小伙子正骑在便携式梯子上粉刷油漆。

这就是丽莲，这就是我从雷梅迪奥斯· 巴罗（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大画家）家中的梦想里出来开始跟踪的女人，一直跟踪到首都街道尽头的梦里；那里经常发生像是有人私语或者叫喊或者朝你啐唾沫的事情；而这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1973 年我再次来到基多咖啡馆，也许是1974 年初。我看见丽莲在晚上十一点穿过咖啡馆的烟气和勾勒轮廓的灯光走了进来。她像从前一样裹着烟气，她身上的烟气和咖啡馆内部的烟气，汇成一团之前，很像蜘蛛的样子；咖啡的浓香压倒了烟气，因为基多咖啡馆里有一台咖啡烘焙机；另外基多咖啡馆在布卡雷利街上绝无仅有，店里有台意大利浓缩咖啡机。

那时，我的朋友们，墨西哥青年诗人们没有起身问候，只说，晚上好，丽莲· 瑟尔帕斯，或，你好吗，丽莲？甚至连头脑最迟钝的家伙也会说晚上好，丽莲· 瑟尔帕斯，好像通过问候，仿佛女神就从基多咖啡馆上空降临了（两个勇敢的年轻工人在工作，正极力在空中保持平衡，我看很悬），仿佛她为诗人们一一在胸前挂上诗歌荣誉勋章，而实际情况则是（我只是想想，没说出口）他们这样打招呼的同时，惟一在做的事情正是把自己年轻、糊涂的脑袋放到了刽子手的案板上。

丽莲停了下来，好像有点耳背似的，她寻找诗人们所在的餐桌（我也在其中）。她一看见我们，就过来打招呼，顺便推销她手中的复制品。我望着别处。

为什么望着别处呢？

因为我熟悉她那里面的故事。

因此我望着别处，与此同时，丽莲或站或坐，跟大家轮流打起招呼。通常这个时候会有五六个年轻诗人随便围坐在一张餐桌四周。等丽莲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不再望着地面，慢慢转身向上看去（慢得令人生气，但我没办法转得更快了），顺从地说了一声“晚上好”。

就这样，时间慢慢过去（丽莲没向我们推销画作，因为她明白我们没钱，也不会有兴趣买的。但是，她允许愿意看画的人看画。那是些怪怪的仿制品，不是印在普通纸上，而是在一家印刷厂用蜡光纸印制出来的，这说明一点问题，至少表明了卡洛斯· 科芬或者他母亲有罕见的商业才干，虽然他俩不过是隐士或者乞丐，但母子在某个灵感来到的时候——我宁可不加想像——决定只依靠自己的艺术活下去）。渐渐地人们开始离开或者换到别的餐桌，因为在基多咖啡馆，到了晚上某个时候，人人差不多都互相认识，都希望跟熟人说上个三言两语的。这样一来，在大家不停地轮流交换位子的过程中，我成了孤家寡人，呆呆地望着只有半杯的咖啡。接着（在毫无过渡的情况下），一个躲躲闪闪的人影（躲闪得厉害似乎能引起咖啡馆所有人影对她的注意，那躲闪的样子仿佛是引力场只对静物产生引力）移动到我餐桌旁边，在我身边坐下来。

丽莲· 瑟尔帕斯的幽灵问我：奥克西里奥，你好吗？

马马虎虎吧，我说。

就在这个时候，时间再次停步，无论哪里都会有这样众所周知的意象，因为时间要么永远没有停步，要么就一直处在静止中；于是，我们可以假设，时间的连续性遇到了寒战；或者我们设想：时间打开了青年诗人小集团的圈子，弯腰，低头，钻到腹股沟处，从胯下看看我，挤挤抽风的眼睛；或者我们假设首都的满月或上弦月或下弦月或者没有月亮，再次移动到哲学文学系四楼的女厕所瓷砖墙上；或者我们假设基多咖啡馆里出现了守灵般的宁静，我只听到了丽莲随从们的低语声；我又一次不清楚自己是在1968 年还是1974 年或是1980 年，或者无论如何我是不是像沉船的影子那样，靠近我永远见不到的，幸福的2000 年。

不管怎样，时间出了事。我知道时间出了事，不是指空间。我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另外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虽然只要谈及时间，一切都是首次发生，这里没什么经验可谈，这样更好，因为经验往往会骗人。

这时，丽莲（这个故事里惟一安然无恙的人，因为这一切她都经受过了）请我帮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求我帮忙。

她说：天晚了。她说：奥克西里奥，你真漂亮！她说：奥克西里奥，我常想起你。我看看她，看看基多咖啡馆的天花板。两个睡意蒙眬的工人还在高高的、搭建的马马虎虎的脚手架上干活，或者做干活状。随后，我再看看丽莲。她说话时没瞅着我，而是望着她那个粗大的牛奶咖啡杯。我一只耳朵听她说话，一只耳朵听基多咖啡馆老顾客冲脚手架上的工人喊叫，那些话成为一种男子启蒙仪式，我推测，或是想表示亲热的句子，但实际上仅仅是一场灾难的前兆，不仅会席卷那两位油漆工（或管道工或电工，不得而知，我只是看见了他们，在月光疯狂地穿过女厕所的每块瓷砖的时候，我仍然看见了他们，仿佛月亮前进的方向包含着种种可能的颠覆，这让我害怕），而且还会席卷那些喊叫的人们、出主意的人们——我们。

这时，丽莲开口道：你得去我家一趟！她说，今天晚上我不能回家了。她说，你得替我跑一趟，告诉卡洛斯我明天早晨回去。我闪过的第一个想法是：完全拒绝。但那时丽莲注视着我的眼睛，冲我微笑（无论说话还是微笑，她都不像我那样捂嘴，即使该捂也不捂）。我无话可说了，因为我面前是墨西哥诗坛之母、墨西哥诗歌界最糟的母亲，但归根到底是惟一真正的母亲。于是，我说，要是不远的话，给我地址，我去吧。我会告诉画家卡洛斯· 科芬· 瑟尔帕斯，他母亲在外面过夜了。

[1] 美国画家。

[2] 卡洛斯· 科芬· 瑟尔帕斯（Carlos Coffeen Serpas），1958 年出生在墨西哥城。大学攻读美术，有大量作品。

[3]  塞万提斯短篇小说中的人物。说话声音很轻。

[4] 这个典故出自塞万提斯的短篇小说《玻璃硕士》。

11

小朋友们，那天夜里，我在前往丽莲· 瑟尔帕斯家中的路上，心里被一种神秘感所驱动，这种神秘感有时像首都的风、一种充满呈几何形黑洞的风，有时像首都的宁静、一种乐于助人的宁静，它惟一的特性就是能变成一座海市蜃楼。

也许你们会觉得奇怪，可那时我不认识卡洛斯· 科芬· 瑟尔帕斯。实际上，没人认识他。或者确切地说，只有寥寥数人认识他，恰恰是这几个人早就散布了关于卡洛斯的传说，这个疯画家的小小传说：幽居在母亲家里；那里装饰着布满尘土的沉重家具，好像刚从马克西米利亚诺皇帝的某个追随者坟墓里出土的东西；另外的时候则像是附近邻居的房屋、布龙一家人 [1]  的住房（祝愿上帝保佑这无敌的布龙家族，永世长存。我到达墨西哥城听到的第一句奉承话就是：你很像博罗拉· 塔谷切。这话离实际情况不远）。实际情况令人忧伤地习以为常，房子恰恰不好不坏：既不是颓败的深宅，也不是附近的普通住房，而是一座四层旧楼，位于萨尔瓦多共和国大街上，旁边就是圣费里佩· 内里教堂。

那个时候，卡洛斯· 科芬· 瑟尔帕斯大概四十多岁。除我所知，此前很久没人见过他。怎么评价他的画作？我不大喜欢。这是真话。他笔下的人物总是瘦瘦的，又总是像病人，这就是他画的东西。这些人物或飞上天空或埋进地里，有时注视着看画人的眼睛，还常常打出什么手势。比如，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请安静！或是蒙住自己的眼睛。或是伸出一个没线条的手掌。就是这些吧。不能多说了。艺术方面，我不大懂。

事实是，我到了丽莲家门前，一面在想她儿子的画作，可以肯定在墨西哥艺术市场它们不大值钱。我还在想科芬开门后我该说些什么。

丽莲住在最高一层。我连续按了几次门铃。没人回答。刹那间我以为科芬大概在附近哪家咖啡馆里，因为他也有酒鬼之称。我正要离开的时候，某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可能是直觉吧，也可能是天性的好奇心，因为走路和夜晚而被刺激起来了，迫使我伫立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四楼的窗户没有灯光，但是片刻后我以为看见了有个窗帘在晃动，仿佛没从首都街道刮过去的风溜进那黑乎乎的住宅里去了。这太不可思议了。

穿过马路，再次按动门铃。不等里面开门，我又回到对面人行道上，注视着四楼的窗户。我看见有扇窗户的窗帘拉开了。这一次，我看清楚了，里面有个人影，是个男人的身影，他在楼上看我，也知道我在看他，而且这一次他并不在乎我看他。于是，我清楚了，此人就是卡洛斯· 科芬· 瑟尔帕斯，他在看我，在猜我是谁，夜里这个钟点我在干什么，要什么，会带来什么坏消息。

有一阵工夫，我以为他不会给我开门。大家都知道丽莲的儿子，他不见人。也没人愿意见他。这情形不管人们怎么看，总是很奇怪。

我向他招了招手。

接着，我不再看楼上的窗户，再次穿过马路（已经是第四次或者第五次了），装出一副有把握的样子。几秒钟后，大门咔哒一声开了，响声回荡在门厅里。我小心翼翼地登上了四楼。楼梯的灯光很暗。到了四楼平台上，卡洛斯· 科芬· 瑟尔帕斯在半开的门后边正等着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把应该说的话告诉他，然后就转身回家。科芬个子很高，比他母亲高，可以猜出他年轻时挺瘦，虽说现在发胖或说浮肿，但身材很好。额头大，但不是那种睿智型的天庭饱满，而是像战场上的开阔地；从前额开始，就已处处失败：稀疏、病态的头发遮住了耳朵，脑袋不圆，有凹陷，望着我的明亮眼神中掺杂着不信任的厌烦。不管怎么说，让我感觉还是挺有魅力的（我看人的态度天生就乐观）。

我对他说：我很累。看了我几秒钟后（其间他没有请我入内），问我是谁。我告诉他：我是丽莲的朋友。我叫奥克西里奥，在大学里工作。

说实话，那段日子我在大学里没干任何工作。客观地说，我再次失业了。但是，站在科芬面前，我觉得说在大学工作比坦白说失业更让人放心。让谁放心呢？让我俩都放心。让我放心是因为我造出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可以让他放心，是为了别把我看成他亲爱和暴躁妈妈的替身，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承认这个问题有点让人伤心。这我知道。可这就是我对他说的话。接着就等他给我让路，一边目不转睛盯着他的眼睛看。

于是，科芬只好问我愿意不愿意进去坐坐，那样子就像不情愿的未婚夫问突如其来的未婚妻。当然愿意。走进房间，看见丽莲屋内的灯光还亮着。迎面是间小客厅，到处摆满装她儿子画作复制品的纸匣。接着是一个过道，很短，很黑暗，通向大客厅，那位老女诗人和那位老画家生活的贫困状况是无法掩饰的。但是，我对贫困并无反感。在拉美（智利人除外），没人因为自己是穷人而感到自惭形秽。只是这里的贫困现象有深海的特点，好像深入到丽莲家中就等于深入到了大西洋海沟。在海底，在并非十分宁静的环境里，烧焦后覆盖着苔藓或者浮游生物的残骸注视着这个深入到海沟的闯入者；这些浮游生物从前也是生命、家庭、真实而不是随便瞎说的母与子，如同在夸张的氛围里编造出我收养的儿子那样；它们是从墙壁上掉下来的盘点清单或者细致的存货单据，它们轻声细语地说着什么，仿佛刚从丽莲的情人黑洞里走出来一样，刚从小卡洛斯· 科芬的小学校里走出来一样，刚吃完早饭和晚饭，刚做完噩梦和刚看到阳光射进丽莲拉开窗帘后的窗户；要是遇到这个一向勤快的人，早就摘下来这很脏的窗帘，在厨房的水池里用手洗干净了；但是我没摘下来，因为我不愿意做任何莽撞的事情，不做半点可能搅乱那位画家视线的事情；随着一分一秒的流逝和我保持安静的样子，画家目光中的沉重有所减轻，好像暂时同意我出现在这个最后的堡垒里。

现在，我不能多说了。那个时候我愿意留下来。我站着不动，保持沉默。但是，我的眼睛把一切都一一记录在案了：塌陷落地的沙发，放满了纸张、餐巾和肮脏杯子的矮桌，挂在墙上、布满了灰尘的科芬画作，任性鲁莽又毫不留情地通向母亲卧室和儿子卧室以及卫生间的通道，得到科芬自己跟自己以及科芬2 号和3 号的商量和允许后，我向卫生间走去，那里与客厅毫无区别；我走在过道的时候（丽莲家的过道都是黑暗的），错误地揣测里面没有镜子；我错了，卫生间里有镜子，尺寸大小和悬挂的位置都很正常，就在洗手池上方；撒完尿后，我没完没了地照镜子，照照瘦脸、勇敢王子式的金发以及缺牙的笑容；于是，小朋友们，我待在丽莲· 瑟尔帕斯家的卫生间里，这个卫生间肯定有好长时间没人光顾了，它让我想到了什么是幸福，就是这样，想到了可能隐藏在丽莲家满是污垢外壳下面的幸福；如果你感到幸福或者预感到幸福就在你身边，那就照照镜子，毫无保留地照照，尤其是当您感到幸福，感觉即将体验到幸福的时候，您会降低防御能力，会接受镜子的反映，我说那是出于好奇心，或者因为感觉到了自己有张皮很高兴，蒙得维的亚的亲法分子就是这么说的：愿上帝保佑您健康。于是，我反复在丽莲和科芬的卫生间镜子里照来照去；小朋友们啊，我从镜子里看到的影像在我心里产生了相反的感觉，因为一方面我原本会开怀大笑，看上去很好嘛：由于这个钟点以及喝酒的缘故而脸色发红，但是眼睛相当清醒（我一熬夜，眼睛就会变成储钱罐上的窄缝，从这窄缝进去的不是省下来的小钱，而是燃烧着未来的纸钱，那就没什么意思了），相当清醒和明亮的眼睛，但不是用来欣赏科芬的夜间画展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看见嘴唇、自己可怜的嘴唇在颤抖，难以察觉地颤抖，仿佛在对我说：奥克西里奥，别发疯！你脑海里转悠的都是些什么念头啊，马上回你那阁楼里去! 忘掉丽莲！忘掉她那恶魔般的儿子！忘掉这条萨尔瓦多共和国大街！忘掉这座住宅！它是建立在反生命、反物质、墨西哥和拉美黑洞、过去曾引领人走向生活而现在只走向死亡的一切东西之上的。

于是，我不再照镜子了，两三颗眼泪从泪囊里滚落下来。哎，后来我用了多少个晚上来思考这些眼泪呀，可是想明白的东西很少。

后来，我回到客厅。科芬仍然站在那里，继续望着空中某个点；甚至听见我离开卫生间的脚步声（好像什么人走出了太空船），也仅仅是回回头，瞅了我一眼；但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不是看我——这个不速之客，而是外面的生活——此前他不予理睬的生活，这种生活正在活活地把他吞噬下去，尽管他装作自己是个无私的君

主。于是，我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这样做更多是凭借毅力而不是情愿）；不等邀请，我就在那张破沙发上坐下，把丽莲的话重复了一遍，今天晚上，她不回来了，别担心！明天一大清早她就会回来。我也补充了一些自己瞎编、不合时宜的话，那种对诗人和画家住宅的空泛评论：让人着迷的地方，距离市中心很近，但是又处于一条安安静静的街道上；另外，我觉得应该顺便告诉他有些人对他的画作感兴趣。我说，他的画作（通过他母亲我得以见到）很有意思，“有意思”是不像形容词的形容词，既可以用来描绘一部我们不想承认它讨厌的影片，又可以用来指明某个女性的尴尬。但“有意思”也可能包含什么奥秘。于是，我谈起了奥秘。说心里话，这才是我说的话题。我想科芬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他用那流亡者的眼神看看我之后，拉过一把椅子来（刹那间我以为他要用椅子砸我），双手扶着椅背，双腿跨坐在椅子上，像是一个极简抽象派艺术 [2]  的囚犯。

我记得，从那一刻起，好像我老早就听到了来自远方禁猎期结束的枪声，把想起来的一切统统说了出来。直到话语全部倒空为止。科芬时而像是睡着了，时而又绷紧了指关节，仿佛要爆裂，或者好像他的椅子背要脱离底座，要粉碎，要解体。但我说过了，到了特定时刻，我的话全说完了。

我想天很快就要亮了。

这时，科芬开口了。他问我是否知道厄里戈涅的故事。谁是厄里戈涅？不，不知道。可我撒谎说：听说过。一面担心可别出丑。片刻间，我感到伤心，觉得他要说起过去的爱情了。咱们人人都有旧情可谈，但是天快亮了，什么也谈不成了。可是结果厄里戈涅不是科芬的旧情人，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埃葵斯托斯 [3]  的女儿。这个故事我知道。早就知道。阿伽门农统率大军出征特洛伊，而克吕泰涅斯特拉成了埃葵斯托斯的情妇。阿伽门农从特洛伊回家时，那对狗男女把他给杀害了。阿伽门农的女儿和儿子决定替父报仇，收复失地。姐弟二人杀掉了埃葵斯托斯和自己的亲生母亲。真恐怖。我只能到此为止。科芬走得更远。他说起了厄里戈涅，俄瑞斯忒斯的同母异父姐姐。他说，厄里戈涅是全希腊最美丽的女子，不无道理的是她母亲是美人海伦的妹妹。他谈到了俄瑞斯忒斯的复仇行动。他说：这是一场精神浩劫。你知道一场浩劫意味着什么吗？我把这话看成是一场核战，因此宁可一言不发。但是，科芬坚持要说下去。我说了：一场灾难，大灾大难。科芬说，不，浩劫是指一口气宰杀一百头牛，做祭祀用。这来自希腊语的hekatón ，意思是一百头牛。虽说古代史上记载过有宰杀五百头牛的事。他问：你能想像得出来吗？我回答说：能。无论怎样都能想像得出来。牺牲一百头牛，牺牲五百头牛，血味冲天，老远就能闻到。参加屠杀的人在血泊中感到头晕目眩。我说：对，我想到了。科芬说：俄瑞斯忒斯的复仇行动也是如此，是杀母的恐怖行为；他说，复仇和恐怖，在杀母行为中难以避免。在那场恐怖行动中，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埃葵斯托斯的女儿厄里戈涅在场，厄里戈涅美丽而又纯洁，注视着聪明的厄勒克特拉和英雄俄瑞斯忒斯如何行动。

他说的是聪明的厄勒克特拉和英雄的俄瑞斯忒斯吗？一时间，我以为他在拿我寻开心。

但丝毫没这个意思。实际上，科芬说话的样子好像我并不在场：随着他每句话出口，我越来越远离这座萨尔瓦多共和国大街的住宅。尽管似乎是悖论，我越来越像就在现场，好像远离现场反而肯定了我在现场，或者好像是厄里戈涅纯洁的特征正在剥夺我不在现场的特征，或者现实破坏了这些特征，因此一方面我能逐渐消失，另外一方面在我消失的同时，我的影子带着厄里戈

涅的特征（对，厄里戈涅在场）变形为丽莲家狼狈不堪的客厅；厄里戈涅在场是因为科芬一连串说出的那些话，而且说话的时候还带着喋喋不休和爱管闲事的样子（可能胡利奥· 多里 [4]  也会这样说话，他肯定喜欢这些故事）；科芬全然不理睬我担忧的眼色，因为即使那天夜里我不愿意离开科芬家，也意识到了有人入室一事可能仅仅是科芬神经危机的序曲，由于母亲不在家而严重，又或者因为我的意外出现却不能代替他母亲而加剧。但是，科芬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于是，得知埃葵斯托斯被杀后，俄瑞斯忒斯宣布称王。埃葵斯托斯的追随者纷纷流亡国外。但厄里戈涅依然留在国内。科芬说，厄里戈涅岿然不动。她面对俄瑞斯忒斯迷茫的眼神，毫不动摇。只是她那惊艳的美色暂时平息了她同母异父兄弟的杀人狂怒。一天夜里，俄瑞斯忒斯精神失控，上了姐姐的床铺，把她给强奸了。

第二天拂晓，俄瑞斯忒斯醒了，走到窗前张望：阿尔戈斯地方的月色证实了他的预感。他爱上了厄里戈涅。科芬望着我的眼睛，带着一丝坏笑，对我说：杀害母亲的人是不能爱上任何人的。俄瑞斯忒斯明白，对他来说，厄里戈涅就是一服毒药，同时她血管里还流淌着埃葵斯托斯的血液，这种种迹象也足以把她送去牺牲。白天，俄瑞斯忒斯的追随者去追杀埃葵斯托斯的部下。晚上，俄瑞斯忒斯像个瘾君子或者醉汉那样（都是科芬的明喻）去厄里戈涅寝室做爱。最后，厄里戈涅怀孕了。厄勒克特拉闻讯来见哥哥，请他考虑后果。厄勒克特拉说，厄里戈涅会生下埃葵斯托斯的外孙。现在阿尔戈斯地区已经没有任何男子身上流淌着埃葵斯托斯那个暴君的血液了。难道俄瑞斯忒斯还要让自己亲手砍断的树根上长出新芽来吗？俄瑞斯忒斯回答说，可那也是我的儿子啊！厄勒克特拉坚持说，那他可是埃葵斯托斯的外孙啊。于是，俄瑞斯忒斯接受妹妹的劝告，决心杀掉厄里戈涅。

尽管如此，俄瑞斯忒斯还希望跟厄里戈涅最后再睡上一次。那天夜里，他要去看望她。厄里戈涅没起疑心，毫无顾虑地献身给他。她虽然年轻，但没费多大力气就学会了对待这位新国王疯狂行为的办法。她叫他哥，哼哼着说，我的哥哥；她一会儿装出看见他出现她寝室的角落里，一会儿装作只看见了他孤独的身影躲在角落里（莫非科芬就是如此解读性爱中的昏厥吗？）。没等天亮，丧失了理性的俄瑞斯忒斯吐露了行动计划。他请厄里戈涅作出抉择。当天夜里厄里戈涅必须离开阿尔戈斯地区。俄瑞斯忒斯将为她提供向导，把她带出城池，送到远方。厄里戈涅要吓死了，望着黑暗中的俄瑞斯忒斯（二人分别坐在床铺两端）；她怀疑俄瑞斯忒斯的话里隐藏着对她的死亡判决：她哥哥说的那位向导就是将来执行死刑的刽子手。

恐惧迫使她开口：我宁愿留在城里，在你身边。

俄瑞斯忒斯不耐烦了。他说：你要是留下，我就宰了你! 众神已经让我心神不宁了。他再次说到了自己的罪恶；说到了厄里倪俄斯 [5]  ，说到了等一切他都弄明白时，甚至明白之前要过怎样的生活：四处漂游，与朋友皮拉德斯要走遍希腊，让自己成为传奇。当垮掉的一代，不被束缚在固定的什么地方，把生活变成艺术。可是，厄里戈涅不懂俄瑞斯忒斯这番话的意思，害怕这一切都是头脑聪明的厄勒克特拉建议的计划，是一种安乐死的方式，一种不让年轻的国王双手染上鲜血就可以走出黑夜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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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urrón family ，墨西哥画家创作的连环画故事，1948 年问世，2009 年结束。布龙出身贫寒，是个理发师，娶了一个美人，名叫博罗拉· 塔谷切，生下一儿一女，又收养了一个男孩，还养了一条狗。这个家庭演绎了许多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人间喜剧。其中人物在墨西哥家喻户晓。

[2]  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出现的一种艺术流派。

[3]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与克吕泰涅斯特拉通奸，谋杀了后者丈夫阿伽门农。

[4] 胡利奥· 多里（Julio Torri，1889—1970），墨西哥作家。

[5] 希腊神话中三位复仇女神的总称。俄瑞斯忒斯后来受到复仇女神的追捕。

12

小朋友们啊，厄里戈涅的不信任态度震动了俄瑞斯忒斯。这是科芬对我说的。他注视着我的眼睛，告诉我或者轻声对我说，好像她的话就是薄饼的边缘、手术刀的刀锋；接着又说，只是从那一刻起，就是说，从受到震动后起，俄瑞斯忒斯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让厄里戈涅摆脱阿尔戈斯地区四周埋伏的危险：主要是他疯狂的行为、杀人的狂怒、难堪、后悔以及俄瑞斯忒斯所说的一切与俄瑞斯忒斯的命运安排，那一切只能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这样，俄瑞斯忒斯整夜都在跟厄里戈涅谈话，那一夜，他完全敞开了心扉（前所未有）。最后，到了天亮前，厄里戈涅终于被如此之多、发挥得如此之好的理由所说服，同意接受俄瑞斯忒斯提供的向导，披着黎明的霞光出了城。

俄瑞斯忒斯站在一座塔上看见了厄里戈涅渐行渐远的身影。随后，他闭上眼睛。等到再睁开的时候，厄里戈涅已经不在了。科芬说完这些话就闭上了眼睛。这时，我看见月亮（无所谓满月、下弦月还是上弦月了）缓缓地在1968 那安然无恙的一年，在哲学文学系四楼女厕所的瓷砖上移动。那时我会想，现在依然这样想，该怎么办啊？不等他睁眼就离开这所正在时间隧道里坍塌的房子吗？等着他再睁开眼睛去问他希腊神话的那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如果有意思的话）吗？留在原地不动？我也闭上眼睛？哪怕有这样的风险，就是说，等到睁开眼睛时，看见的不是什么科芬和他那些布满尘土的画作，而仅仅是9 月里月亮沿着大学校园闪烁发光照耀的那些瓷砖？莫非自己告诉自己：玩火已经玩够了，睁开眼睛，说晚安或者早安，然后永远离开这座迷失在墨西哥闭着眼睛的地平线上的房子？还是伸出手去摸摸科芬的脸，用我的眼神告诉他：我早就明白了这个故事（此事绝对是假的），然后步履坚定地向厨房走去烧茶或者最好沏上两杯椴树花茶。所有这些事情，我本来都可以做。但最后我什么也没干。科芬睁开了眼睛，看看我。他说：就是这些了。他想笑，可没笑成。或者也许这副怪相或者神经性痉挛正是他微笑的方式。这个故事的其余部分大家已经相当熟悉了。在皮拉德斯陪伴下，俄瑞斯忒斯出去旅行了。有一次，在旅途中，他遇到了自己的妹妹伊菲革涅亚 [1]  。他有很多冒险经历。名声传遍整个希腊。他提到伊菲革涅亚的时候，我差点说出要是俄瑞斯忒斯早些远离那些姐妹们就好了，她们纯粹是毒药。但我没说。后来，科芬站起来了，好像是让我明白，太晚了，他该继续工作或者睡觉或者在客厅某个角落回忆希腊英雄们的业绩了。问题是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想厄里戈涅，忽然间发现了从前没有察觉到的历史的什么问题。是什么呢？什么呢？可是是什么呀？

这样，科芬就在他邀请我离开的表情里愣住了。我待在沙发上，目光扫视着地面、家具、墙壁、科芬这个人的形象：带着种典型的那种马上要回想起什么的神情，嘴边上某个人名，在雷鸣闪电、血流成河时开始孕育的想法，但仍留在黑暗中或者保持无形的状态，害怕自己或者害怕那启动思想的齿轮装置，更害怕齿轮装置不可避免会产生的“后果”；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不能推迟会晤、出去的时间，仿佛厄里戈涅重复的话是为了从尖声怪叫、不由自主的笑声以及别的愚蠢勾当里夹出来而形成的一种产钳。

于是，正当我还不知道自己回忆起什么或是想到了什么的时候，科芬说：天太晚了。我看见他紧张地在客厅里走动，灵巧地躲闪着习惯的摆设，而那些物件在过去是丽莲家的舒适用品和豪华用具。

我说：克罗诺斯[2]  。我想到了克罗诺斯的故事。你知道这个故事吗？我问科芬，口气尖锐，尖锐的程度好像要超过对拉普拉塔河不大可能的残存旧情，好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科芬说：我当然知道克罗诺斯的故事。他的眼睛被一种有溶解力的物质蒙住的故事。为了赢得时间，我说：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这个故事。科芬说：这与俄瑞斯忒斯毫无关系啊。啊哈。说着我在寻找墙上的科芬画作中有感染力的东西：画中有个男人正在路上走，星星们望着他。坦率地说，这画糟透了。坦率地说，毫无感染力可言。坦率地说，我感到思路中断了，刹那间我觉得（好像有人举起了照明板，看清了背后的东西！）科芬是俄瑞斯忒斯，我是厄里戈涅，意味着那黑暗的时刻可能变成永恒，就是说我可能永远见不到白天了，因为日光被丽莲之子的阴暗眼神给破坏了，就在我推测和担心的同时，光线逐渐明亮起来了，甚至照亮了一棵长高（不长宽）的白桦或者橡树的轮廓，那是黑夜里的大树，是潘帕草原上长在孤独中的惟一大树，它睁开了眼睛，看到厄里戈涅消失在广大的时空里，它望着我，起初像是困惑，或者是陌生，是落到陌生人身上的那种目光，或者是落到偶遇者身上的眼神，但后来渐渐地变成了一种承认的目光，以前的困惑变成了仇恨、愤怒、杀人的怒火。

于是，我明白了，立刻捉住了过去我忽略了的东西。

我说：停！我说，现在我想起来了。因大批昆虫飞舞而变得稀薄的空气明亮起来。科芬瞅瞅我。我正望向一座没人没飞机的机场：那里只有无影飞机库和降落跑道，从那里起飞的只有梦和幻觉。那是醉鬼和瘾君子的机场。接着，机场消失了，代替机场的是科芬的眼睛，那眼神是在问我回想起了什么事情。我回答说：什么也没有，胡思乱想罢了。我起身表示要离开。对，这是我的决定，这一夜的事到此为止。可是科芬一只手按住我肩膀，不让我走。我想：听天由命吧。我可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女性，但这是我那时的想法。我还想：我见不到新一天的曙光了；这听起来有些附庸风雅，但是一想到是在那个时刻，听起来就像神秘之门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在响。这事叫人吃惊：我那时的感觉不是恐惧而是松了一口气，仿佛突然意识到过去忽略的厄里戈涅故事中的东西，把我给麻醉了一般，虽说丽莲家的客厅与手术室毫无相似之处，我却觉得好像有人把我拖入手术室。我想：我是在哲学文学系的女厕所里啊，我是最后留在大学里的人啊。我向手术室走去。走向历史的分娩时刻。我还想（因为我并不傻）：一切都结束了，特警离开了学校，大学生们死在了特莱特洛尔科，大学又开学了，可我仍然被关在四楼的女厕所里，仿佛在我锲而不舍地抓挠那洒满月光的瓷砖后，一扇门打开了——并非持续时间意义上的悲伤之门。他们都走了，只有我除外。他们都回来了，只有我除外。后面这个说法很难让人接受，因为实际上我谁也没有看见。假如大家都回来了，那我应该可以看见的。实际情况是，如果我稍稍努力，我惟一可以看见的是科芬的眼睛。但是依然模糊难以确定。与此同时，我躺着的担架车在走廊里跑动，那是一条绿色通道，一段是军用伪装绿，一段是酒瓶绿，通向一座在时空里延伸的手术室；与此同时，历史大声喊叫着它即将分娩，医生们则低声宣布我得了贫血症。我纳闷：怎么会因为贫血就给我动手术呢？我费了好大力气才说出这么一句话：大夫，我要有儿子了吗？医生们戴着强盗面具似的口罩从上面望着我，回答说：没有！与此同时，担架车飞快地在一条蜿蜒如体外循环的血管一样的通道里跑动。我问医生们：我真的没有儿子吗？我不是怀孕了吗？他们瞅瞅我，又说：没有，夫人，我们只是送您去参加历史的分娩仪式。我说：大夫，干吗跑这么快？我头晕！医生们仍然用回答弥留之际病人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口气回答道：因为历史的分娩时刻不容等待，因为要是咱们迟到了，那您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只剩下废墟和烟雾、一片空空荡荡的景色，就算您每天晚上跟随您那些诗人朋友喝得烂醉，也将永远孤独一人。我说：那咱们就快跑吧！麻醉效果到达我的头部，如同奇特的琼浆涌上心头，于是我（暂时）不提问了。我注视着天花板，耳边只有担架车胶皮轮的晃动声、别的患者低沉的叫声、别的接受麻醉药注射的病人的嘟囔声（这是我想出来的）；最后，我感到了一种轻微的热乎乎的舒适感缓缓地从冰凉的骨骼里爬升上来。

一进手术室，我的视力模糊起来，感觉疲劳，视力下降，眼前一片黑暗，接着一道光亮打破了碎片，接着，风把尘埃带进一片虚无中，或者带进墨西哥城里。

应该睁开眼睛了，不管说点什么，该对科芬讲话了。

后来我说：天晚了，我该走了。科芬看看我，仿佛此前也看到了平时只能在梦境里见到的东西；然后，突然移开了视线。我说：你母亲明天早晨就回来了。科芬没有看我，说道：我明白。

他送我出门。我下到第一段楼梯转弯处时，转过身来看看。他还站在平台上望着我，房门没关。我用手捂住嘴巴，开始说了一句什么，但立刻意识到我是在吐出不连贯的单词。好像突然我就老糊涂了一样。于是，我就捂住嘴巴望着他，但找不出话要说。最后，科芬做了一个合乎情理的手势，表示担心和疲倦之后，就关上了房门。我一动不动地伫立片刻。接着，楼梯的灯光熄灭了，我在黑暗中缓缓走下楼梯，始终都摸着栏杆。

到玻利维亚大街，我上了一辆出租车。

在回家的路上（那时我住的阁楼位于阿斯坎顿区），我哭了。出租车司机瞥了我一眼。他看上去像只蜥蜴。他大概以为我是个妓女，这一夜过得很糟。他说：金发美人，别哭！不值得。你会看到明天太阳照样升起。我回答说：少来这套！好好开你的车吧！

下车的时候，眼中已没了泪水。

我沏了一杯茶，上床看书。记不得看的是什么了。肯定不是佩德罗· 加菲亚斯的诗集。最后，放下书，在黑暗中喝完了茶。后来，曙光再次来到了墨西哥城。

[1] 阿伽门农的女儿。

[2] 希腊神话人物。巨人。天神和地神之子。篡夺了父亲的王位，被其子宙斯废黜。

13

于是，我知道了这样的感觉：一种脆弱、颤抖的快乐来到了我的生活里。

晚上与墨西哥青年诗人一道出门让我感到疲惫、空虚，或是想哭。我又搬了家。在那不勒斯区住过，在罗马区住过，在阿特诺尔· 撒拉斯区住过。我的书籍丢了，衣服丢了。但不久后又有了别的图书，慢慢地又有了别的衣裳。大学给我一些无关紧要的临时工作，后来又收了回去。每天，除去不可抗拒的因素之外，我都去大学里，看看没人注意的东西。看看我敬爱的哲学文学系，看看那些佛罗伦萨人的仇恨以及罗马人的复仇行动。在基多咖啡馆或布卡雷利大街的什么酒吧里，我时不时地能见到丽莲· 瑟尔帕斯；我俩当然互相打招呼，但是此后再也没谈起过她可爱的儿子（尽管有几个夜晚如果丽莲再次求我去她家告诉她儿子她要在外面过夜，我也是会去办的）。终于，有一天，她不再像旋风一样出现在我经常光顾的场所了。没人打听她，连我也不查找她的下落，这就是她在我心中的脆弱地位，对她缺乏好奇心，这恰恰是我的性格特征之一，去年更明显。

不久以后，我迷上了睡觉。以前从不这样睡觉。这是墨西哥诗歌患上的失眠症，什么都读，什么都赞美，凡是有祝酒的场合必到。但是有一天，就是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过科芬之后的几个月的某一天，我在前往大学的公车座位上睡着了。直到有人搂住我肩膀、来回晃动我好像要启动钟摆一样，我才醒过来。我是被惊醒的。吵醒我的人是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一个大学生。一看见他的模样，我强忍着才没哭起来。

从那天起，睡觉变成了一种陋习。

我不愿意想科芬，不愿意想厄里戈涅和俄瑞斯忒斯的故事。不愿意想自己的故事，也不愿意想剩余的岁月。

这样，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睡觉，一般情况下是我独处的时候（我讨厌独处，每当一人独处的时候，我就会立即进入梦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陋习变得难改了；我甚至在有人陪同下，依靠在吧台上，或者大学剧场演出时的座椅中，都能酣然入睡。

到了晚上，守护我梦境的天使对我说：亲爱的奥克西里奥，你已经知道了咱们拉丁美洲的年轻人的结局。我回答说：闭嘴！闭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年轻人？我一点也不知道。天使于是低声说道：唔……或是某个类似的声音，仿佛不大相信我的回答；然后我说：我至今还在哲学文学系的女厕所里，月光一块又一块地熔化了女厕所墙上的瓷砖，最后烧出一个窟窿，意象穿越而过：那些关于我们的影像，读的书，还有我们不该看到的，光速般流逝的未来。

后来，我常梦见那些愚蠢的预言。

那轻轻的声音问我：亲爱的奥克西里奥，你看见了什么？

我回答说：未来。我能看见20 世纪书中的未来。

你能预言吗？那声音问我，口气有点神秘，但丝毫没有嘲讽的意味。

预言，预言，通常人们说的那种预言，我不会。但是，我可以指出这样或者那样的先兆来。我睡意蒙眬地答道。

那明显热情的轻声说：说说吧！说说吧！我用女高音的嗓门好像等人来请求似的说道：我在哲学文学系的女厕所里，可以看到未来。梦里那个声音说：这我已经知道了，知道了。你就从我这里记下的预言开始吧！我用男中音的口气说道：那些声音没有记下任何东

西，甚至没人听见那些声音。那些声音只会说话。

你错了。不过也一样。把你该说的说出来吧！力气大点，说清楚。

于是，我鼓起勇气，稍稍有点犹豫，放平心态，最后说道：我的预言如下。

2150 年马雅可夫斯基会重新时髦起来。2124 年詹姆斯· 乔伊斯会转世化身为中国小孩。2101 年托马斯· 曼会变成厄瓜多尔药剂师。

从2033 年之后，马塞尔· 普鲁斯特将进入令人绝望而漫长的遗忘期。2089 年庞德的作品将从一些图书馆消失。2101 年林赛 [1]  将成为大众诗人。

2045 年塞萨尔· 巴列霍 [2]  的作品是人们的地下读物。2045 年博尔赫斯的作品将是地下读物。2101 年维森特· 维多夫罗将成为大众诗人。

2076 年弗吉尼亚· 伍尔夫将转世化身为阿根廷女小说家。2094 年路易－费迪南· 塞利纳 [3]  将下炼狱。2101 年保尔· 艾吕雅 [4]  将成为大众诗人。

轮回转世。诗歌不会消失。诗歌的“无为”会以别样的形式显现出来。

2034 年切萨雷· 帕韦泽 [5]  将变成预言者和观看者的保护神。2100 年皮埃尔－保罗· 帕索里尼 [6]  将变成赋格

曲守护神。2167 年乔治· 巴萨尼 [7]  将走出坟墓。

2099 年奥利维老罗· 吉隆多 [8]  将找到青年作家的位置。2102 年罗贝托· 阿尔特 [9]  会看到自己的全部作品上

了银幕。2105 年阿道夫· 比奥伊· 卡萨雷斯 [10]  会看到自己的全部作品上了银幕。

2085 年阿尔诺· 施密特 [11]  会复活。2101 年卡夫卡的全部作品会在拉美的地下受到追捧。2098 年贡布罗维奇 [12]  将在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享有盛誉。

2113 年保罗· 策兰 [13]  将走出坟墓。2071 年安德烈· 布勒东将从镜子里复活。2059 年马克斯· 雅各布 [14]  的最后一位读者去世。

2059 年谁将阅读让－皮埃尔· 都布雷 [15]  的作品呢？谁读加里· 斯奈德 [16]  的书？谁读伊拉利· 沃隆卡 [17]  ？这是我思考的问题。

谁还会读希尔贝特· 达拉斯 [18]  ？谁还会读罗道夫· 威尔克[ 19]  ？谁还会读阿雷桑德勒· 尤尼克 [20]  ？

但是，2059 年将在智利广场竖起尼卡诺尔· 帕拉 [21]  的塑像。2020 年奥克塔维奥· 帕斯 [22]  的塑像将在墨西哥建成。2018 年埃内斯托· 卡尔德纳尔 [23]  将在尼加拉瓜有座塑像，但不高大。

但是，这些塑像都会由于上帝的干预或者人为的爆炸而飞上天去，就像海涅的塑像那样。为此，咱们还是别太相信塑像吧。

尽管如此，2100 年仍然会有人阅读卡森· 麦卡勒斯 [24]  的作品。2100 年阿莱杭德娜· 皮扎尼克 [25]  将会失去最后一位读者。2050 年阿尔丰希娜· 斯托尔妮 [26]  将转世化作猫或者海狮，这我无法确定。

至于安东· 契诃夫的情况会有所不同：2003 年会投胎转世，2010 年会投胎转世，2014 年会投胎转世。2081 年会最后一次出现。此后就不会了。

2017 年爱丽思· 谢尔登 [27]  会成为大众女作家。

2058 年阿方索· 雷耶斯 [28]  彻底被害，但实际上，是他杀死了杀手们。2035 年玛格丽特· 杜拉斯将生活在成千上万名女性的神经系统里。

那个轻轻的声音不停地说：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啊！你说的有些作家的作品，我没读过。

我问她：比如哪一位？

比如那个爱丽思· 谢尔登，我一点都不知道她是谁。

我笑了。笑了好长时间。那声音问：你笑什么？我回答：发现你太有文化了。她说：文化，文化，不知道什么是人们常说的文化，但是我看过很多书。真是奇怪！我说道，仿佛梦境来了个180 度大转弯，而我现在处于一个寒冷地区，属于波波卡特佩特尔和伊斯塔克斯瓦特莱斯火山多发地带。她问：是什么让你感到奇怪？我是乌拉圭人，可是做了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梦，里面有个天使。她说：可这是很平常的事啊。我冷得发抖，说道：爱丽思· 谢尔登用笔名出书：小詹姆斯· 提普垂。她说：我没读过她的作品。我说：她写短篇小说，写科幻长篇。她说，我没看过，我没看过。我能清清楚楚听见她牙齿如何捉对打架的声音。我吃惊地问她：你有牙齿吗？

她回答说：人们说的那种牙齿，我没有。但是，如果跟你在一起的话，我会牙齿打战，就是你缺的那几颗牙。我怀着些许亲切但没有怀念的口气想：我的牙齿！我的守护天使问我：你不感觉这冷让人难以忍受吗？我说：是的，特冷，特冷。那声音问我：咱们离开这个冰凉的地方怎么样？我说：好极了，可不知道如何办到啊。要是不跌破脑袋就能离开这里必须得是登山运动员。

为了远眺首都，我俩沿着冰面滑动。

那声音说：这让我想起卡斯帕· 大卫· 弗里德里希 [29]  的一幅画作。我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她问：你想暗示什么？我答：没有，没有。

后来，大约过了几小时或者几个月，那声音对我说：咱们只好步行离开这里了，没人会来营救咱们出去。我说：不行，会摔破脑袋的（确切地说是我会摔破脑袋）。再说，我已经习惯了寒冷，习惯了这里干净的空气，这就好像假如咱们再回奥特尔博士笔下最明净的地区，那会活得像野兽一样。她的声音冲着我，听起来像兰波的诗，既悲伤又透亮：你已经习惯了。

后来，那声音在沉默了数月后对我说：你还记得你那些发生空难的同胞们吗？我问：什么同胞？我已经讨厌那个总是打断我好梦的声音了。那声音说：就是那些跌入安第斯山脉的人们，为了不至于饿死，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吃死尸。我说：他们是橄榄球队员。她说：是橄榄球队员吗？谁说的，我一直以为是足球队员呢。好啊，这么说，你记起来了，对吗？我说：对，记起来了，他们是安第斯山脉里吃人肉的橄榄球队员。那声音说：你应该模仿他们。

我一面寻找那个响亮得如同鲁文· 达里奥的《胜利进行曲》的声音，一面问她：你让我吃谁呢？那声音说：不能吃我。我是不能吃的。我问：那我能吃谁呀？这里只有我自己。我一边走在雪地里，寻找地平线上拉美那最大城市的什么标志，一边问她：这里只有你和我，只有成千上万个波波卡特佩特尔和伊斯塔克斯瓦特莱斯的山头以及寒风。可那个混蛋首都联邦区根本不见影子，实际上，我需要的是再入梦乡。

于是，那声音开始说起胡里奥· 科塔萨尔 [30]  一部长篇小说的结局。书中有个人物梦见自己在电影院里，这时进来一个人，要他醒醒。接着，那声音说起马尔塞· 施沃布 [31]  ，说起耶日· 安德热耶夫斯基 [32]  ，说起了塞尔西奥·皮托尔 [33]  翻译安德热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34]  。我说：打住！别唠叨了！这些事我都知道。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么我的问题不是醒来，而是别再入睡，这事不大可能，因为我的梦很好，没人愿意从好梦里醒来。针对那声音答话时所用的心理分析行话来看，清楚地表明她是港口 [35]  人而不是蒙得维的亚人。于是我对她说：真奇怪！我的不寒而栗常常是乌拉圭式的，可我梦中的守护天使却是阿根廷人。那声音用专业人士的口吻纠正我的说法：应该是阿根廷女性。

接着，我俩沉默了。与此同时，风不时地扬起冰片，悬在空中几秒钟随后消失。我俩扫视清晰的地平线，看看能不能找到首都的身影，但是说真的，没抱希望。

后来，那声音又说：亲爱的奥克西里奥，我想我得走了。我问：去哪儿？她答：去另外一个梦里。我问：什么梦？她答：随便哪一个。这里太冷，我要冻死了。这话她说得很真诚，我不由得想看看她雪中的脸蛋。终于，看见她的小脸时，她的声音像罗伯特· 弗罗斯特 [36]  的诗歌一样响亮，说起了大雪和寒风。这让我感到难过，因为那声音说的是实话，她真的冻坏了，这可怜的人儿啊。

于是，我把她搂在怀中，让她暖和暖和。我对她说：你想走就走吧！没问题。本来我想说得更多，可是只冒出这么一句干巴巴的话。那声音在我怀中轻轻晃动，犹如安哥拉兔毛衣上的绒毛，轻得几乎没有分量，还哼哼着就像雷梅迪奥斯· 巴罗花园里的猫群。等到她暖和起来后，我说：走吧！认识你我很高兴。快走吧！别再冻僵了，走吧！那声音从我怀里走了（可好像是从我肚脐眼里出来似的）。她什么也没说，没道别，没说“再见”就不告而别了，像梦中的阿根廷守护天使那样走了。再次剩我独自一人，像个疯子一样胡思乱想，而结果就是这么惟一一点：最终，那声音从我嘴里套出去的只有一堆傻话。我对自己高声（或说企图高声）道：

你表现得像个傻瓜。

我说“企图高声”是因为的确企图高声说话，企图在孤寂的雪原上提高嗓门；但是，太冷了，连颌骨都动不了。因此我认为，实际上要说的只是脑子里想的，但我必须承认，脑子里乱哄哄的像雷鸣（或雪域高原的感觉就是如此），好像寒冷既要我的命又要我入睡；与此同时，又要把我变成一个喜马拉雅山的雪人，一个有肌肉、头发和声音的女雪人；但我的确明白，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想像的舞台上，没有什么肌肉和毛发能抵御的暴风雪，更没有什么声音化作本身存在的宏亮音响；

我惟一做到的就是提出了一个空空洞洞的失眠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直到冰墙出现了裂纹，轰隆一声倒塌为止，接着新墙立起，好像是为了挡住倒塌引起的扬尘，这样一来就没办法干别的事情了，一切都是不能改变的，一切都是不可疗治的，一切都是没用的，包括哭泣，因为在雪域高原上，人们不哭，只是提问，我惊讶地发现了这个现象；在秘鲁的马丘比丘高地，人们不哭，或者是因为寒冷影响了泪腺调节泪水，或者就因为在高原上甚至连眼泪都是无用的，不管您怎么看吧，这都令人惊奇。

这样，我就在大雪中摇来晃去，准备死去，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听到有滴水的声音。我心想：这不可能啊。我大概又一次产生了幻觉，喜马拉雅山上不会有水滴落，一切都冻僵了。这点水声足以不让我完全入睡了。我睁开了眼睛，寻找水声的来源。我想：莫非冰川解冻了？周围几乎一片黑暗，但很快发现只是我的眼睛很久才能适应环境。后来，我看见月光停留在一块瓷砖上，仅仅一块，好像是在等着我。我坐在地上，背靠墙壁。我站起来。女厕所某个洗手池的龙头没有关紧。我把龙头完全打开，洗了洗脸。这时，月光换到下一块瓷砖上去了。

[1] 林赛（Vachel Lindsay，1879—1931），美国诗人。

[2] 塞萨尔· 巴列霍（César Vallejo，1892—1938），秘鲁诗人。

[3] 路易－费迪南· 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法国著名作家。

[4] 保尔· 艾吕雅（Paul Eluard，1895—1952），法国著名诗人。

[5] 切萨雷· 帕韦泽（Cesare Pavese，1908—1950），意大利著名诗人。

[6] 皮埃尔—保罗· 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22—1975），意大利著名作家。

[7] 乔治· 巴萨尼（Giorgio Bassani，1916—2000），意大利著名作家。

[8] 奥利维罗· 吉隆多（Oliverio Girondo，1891—1967），阿根廷著名诗人。

[9] 罗贝托· 阿尔特（Roberto Arlt，1900—1942），阿根廷著名作家。

[10] 阿道夫· 比奥伊· 卡萨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1914—1999），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好友。

[11] 阿尔诺· 施密特（Arno Schmidt，1914—1979），德国作家、翻译家。

[12] 贡布罗维奇（Gombrowicz，1904—1969），波兰作家。

[13] 保罗· 策兰（Paul Celan，1920—1970），罗马尼亚诗人。

[14] 马克斯· 雅各布（Max Jacob，1876—1944），法国作家。

[15] 让—皮埃尔· 都布雷（Jean-Pierre Duprey，1930—1959），法国诗人。

[16] 加里· 斯奈德（Gary Snyder，1930 —　），美国诗人。

[17] 伊拉利· 沃隆卡（Ilarie Voronca，1903—1946），罗马尼亚裔、法国诗人。

[18] 希尔贝特· 达拉斯（Gilberte Dallas，1918—1960），法国诗人。

[19] 罗道夫· 威尔克（Rodolfo Wilcock，1918—1978），阿根廷作家。

[20] 阿雷桑德勒· 尤尼克（Alexandre Unik），智利诗人。

[21] 尼卡诺尔· 帕拉（Nicanor Parra，1914 —　），智利著名诗人。

[22] 奥克塔维奥· 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墨西哥著名诗人。

[23] 埃内斯托· 卡尔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1925 —　），尼加拉瓜著名作家。

[24] 卡森· 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1917—1967），美国女作家。

[25] 阿莱杭德娜· 皮扎尼克（Alejandra Pizarnik，1936—1972），阿根廷女作家。

[26] 阿尔丰希娜· 斯托尔妮（Alfonsina Storni，1892—1938），阿根廷女作家。

[27] 爱丽思· 谢尔登（Alice Sheldon，1915—1987），美国女作家，擅长写科幻小说。

[28] 阿方索· 雷耶斯（Alfonso Reyes，1889—1959），墨西哥著名作家。

[29] 卡斯帕· 大卫· 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德国浪漫主义画家。

[30] 胡里奥· 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阿根廷作家、学者。

[31] 马尔塞· 施沃布（Marcel Schwob，1867—1905），法国作家。

[32] 耶日· 安德热耶夫斯基（Jerzy Andrzejewski ，1909—1983），波兰作家。

[33] 塞尔西奥· 皮托尔（Sergio Pitol，1933 —　），墨西哥当代作家、翻译家，长期在欧洲当大使。

[34] 指《天堂之门》。

[35] 指布宜诺斯艾利斯。

[36]罗伯特·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20 世纪美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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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决定下山。决定不饿死在女厕所里。决心别发疯。决心不要变成乞丐。决心说真话，哪怕千夫所指。开始下山了。我只记得那刺骨的寒风和明亮的月光。那里有岩石磊磊，有道道悬崖峭壁，有后核子时代的滑雪道。但是，我继续下山，不十分理睬那些东西。天空上什么地方正在孕育着一场雷暴，但我没大注意。我继续下山，心里想着快乐的事情。比如，想着阿图罗· 贝拉诺，他回到墨西哥城就开始跟别的小伙子一起闲逛，而不是原来那些青年诗人们；那些小伙子比他岁数小，是些十六、十七、十八岁的毛头小子。后来，他认识了乌利塞斯· 利马。他开始嘲笑老朋友了，包括我在内。开始宽恕老朋友们过的生活，开始审视一切，仿佛他是但丁，刚刚从地狱里回来，是但丁啊，好像他本人就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一个非常敏感的小伙子。他开始抽大麻，普通大麻；开始狂吃营养品（我宁可不去多想）。但不管怎样，据我所知，他本质上依然是和蔼可亲的。这样一来，我俩在偶然相遇的时候，因为他都不再跟从前的人混了，他会问我：奥克西里奥，你好啊！或者站在布卡雷利大街对面的人行道上，一手托着肉饼或者比萨，像猴子一样蹦着跳着，朝我喊叫：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那个劳拉· 郝雷吉，他的未婚妻，一个大美人总是陪在他身边，她很漂亮，但比谁都傲气。陪着他的还有乌利塞斯· 利马以及另外一个智利人费里佩· 穆勒。有时，他甚至给我打气，拉我加入他们那一伙，可是他们都说格里格里科[1]  ，虽然看得出来他们喜欢我，看得出来知道我是谁，可是他们却说格里格里科，这样就很难谈得深入和复杂，因此到最后我还得继续行走雪中。

但是，别以为他们会笑话我！他们可是听我的话的! 但我不说格里格里科，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又不能放弃他们的俚语。这些可怜的弃儿。因为他们的处境就是如此：没人喜欢他们。或者说没人认真对待他们。或者有时人们的印象是他们自己对自己太认真了。

一天有人告诉我：阿图罗· 贝拉诺离开墨西哥了。

还说：但愿他这一次别再回来了吧。这话让我很生气，因为我一直喜欢他。我记得我可能骂了（或者至少心里骂了）那个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但是，我还能冷静地问那人贝拉诺去了什么地方。他们都说不清楚：是澳大利亚、欧洲、加拿大，这三者之中的某地。于是，我开始想念贝拉诺了，想他母亲，想他妹妹，想我们在他家做馅饼的下午，想那次我在他家做面条的光景：为了把面条晾干，我们把面条晒在他们在亚伯拉罕· 冈萨莱斯大街住处的各个地方，厨房、餐室、小客厅。

我什么也不能忘记。有人说，我的问题就在于此。

我是墨西哥诗人之母。1968 年特警和军队冲进国立自治大学的时候，我是惟一坚守下来的人。我独自留在了文学系，躲在厕所里，饿了十多天、十五天还多，从9 月18 日到9 月30 日，我已经记不得了。

我身边有一本佩德罗· 加菲亚斯的诗集，还有提包，身上穿着白衬衫和天蓝色褶裥裙，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思考。可那时候没能想到阿图罗· 贝拉诺，因为还不认识他。

我要求自己：奥克西里奥，你要坚持住！如果你出去，他们就会抓住你（可能把你放逐到蒙得维的亚去，这很合乎逻辑，因为你没有合法证件嘛，傻瓜！），他们会啐你，拿棍子揍你。我准备坚持下去。准备挨饿，准备克服孤独。开头几小时，我坐在马桶上睡觉，就是一开始我占据的那个马桶。在无依无靠的感觉中，我觉得有马桶还算幸运。但是，就是在宝座上睡觉也很不舒服。最后，我还是蜷缩在瓷砖地上了。有梦，不是噩梦，是带音乐的梦境，梦里有些透明的问题，有从寒冷、明亮的蓝天上飞过整个拉美的漂亮和安全的飞机群。我被冻醒了，成群的饿鬼把我给吵醒了。我从窗户向外张望，从厕所的小窗户向外看，看见新的一天清晨来到了破碎的（像拼图游戏的碎片）校园里。那第一个上午，我就是哭个没完，但也感谢天使没有断水。我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可别病倒了！尽量喝水，就是别病了！我背靠墙壁，坐在地上，再次打开佩德罗· 加菲亚斯那本书。眼睛闭上了。大概又睡着了。后来，我听见了脚步声，马上躲进了马桶间（这是我的马桶间，从来没有过的小房间；这个马桶间是我的战壕，是我的杜伊诺宫，是我的墨西哥主显节）。后来，读佩德罗· 加菲亚斯的书。后来睡着了。再后来从小圆窗向外看，看见了高高的白云，想起奥特尔博士的画，想到了最明净的地区。后来，开始想些美好的事情。

那时，我能背诵多少诗歌？开始背诵。低声说出记得的诗句。真想记录下来那些诗歌，可是有笔，没纸。后来，我想：傻瓜，你现在有世界上最好的纸张可用啊。于是，我撕下卫生纸，开始写起来。后来睡着了。哎，真可笑，我梦见了胡安娜· 伊瓦沃罗，梦见了她1930 年问世的作品《风之玫瑰》，还梦见了她第一部作品

《钻石的语言》，多美的书名啊！太美了，差不多就是先锋派著作了，像是去年法国才出版的，可是胡安娜早在1919 年就发表了《钻石的语言》啊，就是说，那年她才二十七岁。那会儿她肯定会是人人感兴趣的女子，人人听她的吩咐，每个绅士都愿意风度翩翩地为她效劳

（即使今天胡安娜还在世，那也没有绅士了），一切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诗人都愿意为诗歌献身，怀着那样的青睐，用大量漂亮的言词，怀抱着满腔的爱去献身。

后来，我醒了。我想：我就是一个纪念品。

我那时想的就是这个。后来，又睡着了。然后，又醒了，在几个小时也许几天里，我为浪费的时间、为蒙得维的亚的童年、为至今还让我感到慌乱的面孔（今天甚至比从前更加慌乱）而哭泣，对此还是不说为好。

后来，我不再计算躲藏的天数了。从小圆窗，我看见了鸟群、树木，或者从看不见的地方伸过来的枝头，看见了灌木、杂草、云彩、墙壁。但是没看见人，也没听到动静。不再计算躲藏的时间了。后来，我吃起卫生纸，也许我回想起了夏洛特；只是吃了一小片，胃口也容不下更多。后来，我发现已经不饿了。后来，捡起那些写有文字的卫生纸，扔进马桶，拉动了铁链。水声吓了我一跳，我想我完蛋了。

我想：即使我再机灵，即使我作出了全部牺牲，我还是完蛋了。我心想：什么样的诗意行为才能毁掉我的文字呢？我心想：还不如吞咽下去呢，现在可完蛋了。我心想：写东西空虚，毁灭也空虚。我心想：因为我写了，我才能坚持。我心想：因为我毁掉了文字，他们会发现我的，他们会揍我，会强奸我，会杀了我。我心想：写作和毁灭、躲藏和被发现，都是有关联的。后来，我坐到马桶上，合上眼睛。我睡着了。后来，又醒了。

我全身都在痉挛。缓缓地在厕所里动一动。照照镜子，梳梳头发，洗了脸。哎，那脸色可真难看！想想吧，那脸色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后来，我听见有人说话。我想已经有好久没有听见任何声音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鲁滨逊在沙滩发现了足迹。可这足迹是一种声音，是突然关门的声音，足迹是从走廊突然传来的石子落地的声音。后来，弗姆沃纳教授的女秘书露比塔开了门，我和她互相对视半天，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估计是因为激动，我晕了过去。

等我再度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里乌斯教授的办公室里（里乌斯真帅，真勇敢，那时和现在都如是），周围是朋友和熟悉的面孔，是大学的人，而不是士兵。这可太好了，我高兴得哭了起来，激动得无法连贯地讲出我的故事来，尽管里乌斯一再请求我讲讲；他好像对我所做的一切既震惊又感激。

小朋友们，这就是全部。这个传奇借助首都的风传播开来；它在1968 年的风里与生者和逝者融合在一起。如今大家都知道，在那个美丽而不幸的1968 年有个女子在大学自治遭到破坏的时候依然坚守在校园里。我还继续活着（但缺少点什么，一些我见过的事情）；我多次听见有人讲述我的故事，说那个女人十三天没吃东西，关在大学的卫生间里，说那人是个女大学生，医学系的，或者说她是校长办公楼里的女秘书，而不是没证件、没工作、没立锥之地的乌拉圭女人。有时，甚至有人说这人不是女子，而是男子，是毛派大学生或者患胃肠病的老师。我听见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故事的种种版本的时候，通常情况下（特别是没喝酒的时候）会一言不发。要是我喝醉了，就说那事没什么了不起！我对大家说：那事没什么了不起，那是大学里的民间传说，那是首都的民间传奇，这时，他们就会瞅瞅我（谁在瞅我呢？），说道：奥克西里奥，你是墨西哥诗坛之母啊。我（如果喝了酒，就喊着）说：不，我不是墨西哥诗坛之母，谁的母亲都不是；但是，不错，我认识大家，认识所有首都的青年诗人，认识那些在这里出生的、来自外省的以及移民潮从拉美各地带来的人们；我喜欢他们所有人。

于是，他们瞧瞧我，沉默了。

我假装糊涂，小心地等一会儿，再瞅瞅他们，心里纳闷他们为什么不说话。虽然我的视线打算落到别的东西上：大窗户外面的往来交通，走来走去的女服务员们，或是从柜台什么地方冒出来的烟雾，但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观察他们的动静，他们正陷入无休止的沉默里；我想，这么长时间不说话真不正常。

那时，不安、胡乱猜测、睡意和刺骨的让四肢麻木的寒冷再次袭来。于是，我不停地动弹。动动两腿和双臂。深呼吸。给血液输送氧气。我对自己说：我可不想死，我才不去死。于是，我动弹着，与此同时，如果有飞鹰的话（其实没有），会看见我在白雪皑皑的山崖上活动着，在雪域高原上活动着，在一望无边的雪地里活动着，那雪地就像白鲸的化石脊背。我继续走着。走着。走着。时不时地也停下来，心里说：奥克西里奥，醒醒啊！这事没人能受得了。但我知道我必须经受住。于是，我命名右腿为“意志”，命名左腿为“需要”。我忍住了。

我忍住了。一天下午，我把那无边的雪域留在了身后，远远地望见了一个峡谷。我坐下来，望着峡谷。它很大。像在什么文艺复兴绘画中见过的背景，但充满野兽的气味。空气很冷，但不刺脸。我在峡谷的高处停下，坐在地上。累了。想呼吸。不知道会不会活下去。我推测，也许系里会给我一份临时工作。深呼吸。空气里有新鲜的气味。黄昏近了。太阳西下，要落入别个鲜为人知的峡谷里去，也许要比我发现的这条峡谷小得多吧。但是，浮动在万物之上的亮光足以照亮一切。我心想：只要稍稍有些力气就开始下山；天黑前，一定要进那条峡谷。

起身。双腿打战。重新坐下来。几米开外的地方有一条舌状的雪地。走到雪地旁边，以雪洗面。再度坐下来。脚下不远处有棵树。枝头上有只麻雀。接着，一个绿色花斑飞来。我看到了一只大咬鹃 [2]  。一只麻雀和一只大咬鹃。这两只鸟落在同一个枝头。我的嘴唇翕动着，同一枝头。听见了自己的声音。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万籁俱寂正笼罩在峡谷上空。

起身，向那棵树靠近。一路小心翼翼，不想吓跑那两只小鸟。从那里看去，视线很好。但是，还要看着地面，小心走路，因为有碎石，滑倒的可能性很大。等我走到树旁，那两只鸟已经飞走了。于是，我发现了峡谷的另一头，西方，有一条无底的深渊。

我心想：我是不是正在变成疯子？莫非这就是亚瑟· 戈登· 皮姆的疯狂和恐惧？难道我正在以令人头晕的速度恢复理智？这些话在脑海里劈啪作响，好像有个高大的女子正在我心里呐喊，但是外部世界一片寂静。西边的太阳正在落山；峡谷的黑影正在向下延伸。以前是浅绿的东西现在成了深绿；棕色的成了深灰或者黑色。

这时，我看到峡谷东边有一片不一样的黑影，好像乌云迅速移动时在草地投下的影子，但这片黑影上空没有任何云彩。我纳闷：这是什么呢？看看天空。再看看那棵树。发现麻雀和大咬鹃又飞回原来那个枝头，一动不动地享受着晚霞的宁静。再看看那深渊。我害怕。想不出什么样的峡谷会有类似的断层。实际上，这时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在高原台地，而不是峡谷上方。但是，不对。这里不是高原台地。从地理条件说，这样的高原台地缺少天然的大墙。我心里想，峡谷不会陷入到无底的深渊中。当然，可能有个别峡谷会有断层。再看看那片黑影正在沿着另外一头扩散，前进，好像也是从雪域里出来的，只是与我的地点不同罢了。远处，在几个火山口之上，正静悄悄地酝酿着一场雷暴。此时得知，那只麻雀和大咬鹃落在距离我一米半远的枝头上，是整个峡谷惟一的鸟儿。我还意识到那片在大草地上移动的黑影是一群年轻人，是向什么地方进军的无数青年。

我看见了他们。离他们太远，辨别不出模样。但是，我看到他们了。不知道他们是活人还是幽灵。但是，我看到他们了。

可能是幽灵吧。

但是，他们在走，而不是飞。人们说幽灵是飞的。因此有可能不是幽灵。我还发现，他们虽然在一起走路，但不构成通常所说的群体：他们的目的不是层层叠叠地罗列在一个共同的思想上。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仅仅是自身的勇气和慷慨。我推测（双手捧着脸）：他们也曾经在雪山徜徉，正是在雪山上，他们相遇和逐渐走到了一起来，最后形成一支大军，现在缓缓地走在草地上。他们在一侧，我在另外一侧。我看见阿尔卑斯山脉像形成了一面镜子，镜子的两面废除了物理法则，我从镜子的一面出来，他们从另外一面出去。

他们正朝着那深渊走去。我想，自从我一看见他们就知道会如此。这群孩子的身影不可避免地在向那深渊走去。

随后，我听见黄昏的寒气从山坡和峭壁方向传来的沙沙声。我吓得目瞪口呆。

他们在唱歌。

那些孩子们，年轻人在唱歌，一面向着深渊走去。我捂住嘴巴，好像要压住叫声；我伸出另外一只手，伸展的手指在颤抖，看看能不能摸到他们。脑海里想要回忆起一篇关于孩子们唱着歌去参战的文章，但是想不起来了。脑子颠三倒四。穿越雪地之举已经把我变成了一副皮囊。也许我一向如此。我从不是很聪明的女人。

我伸出双手，好像恳求苍天拥抱他们；大声叫喊，可是喊声消失在我所在的高地上，传不到峡谷。消瘦、满脸皱纹、浑身带伤、心在流血、眼在流泪的我，在寻找那两只鸟，仿佛可怜的鸟儿能在这四周漆黑的时刻帮助我。

那枝头上空空如也。

我推测那两只鸟儿是个象征，故事的这一部分里，一切都是简单、朴素的。我推测那两只鸟儿是那些小伙子们的标志。不知道还能推测出来什么别的。

那时，我听到了他们的歌声，如今我已经不在峡谷高地，却依然听见他们在唱歌，声音很低，是几乎听不见的沙沙声，那里面有拉美最漂亮的小伙子，有营养不良的孩子，有健康的孩子，有的人应有尽有，有的人一无所有；他们唱出来的歌声多优美啊！他们真漂亮，真美啊！尽管正在肩并肩地走向深渊。我听见他们在唱歌，我成了疯子；我听见他们在唱歌，我无法阻止他们停下来；我距离他们太遥远，没力气下山站到草地中央去对他们说：停下来！你们正在向死亡走去啊。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站起来，浑身发抖，倾听他们最后一息的歌声，希望能永远听到他们的歌声，因为即使深渊吞噬了他们的身体，歌声依然会在峡谷上方飘荡，会在黄昏时分从谷底向山坡和峭壁升起的迷雾中飘荡。

就这样，那些幽灵般的小伙子穿过了峡谷，跌入了深渊。那是一个短暂的过渡。因为他们那幽灵般的歌声或者说幽灵般歌声的回音，如同空谷回音一样，依然按照他们从前的步伐前进，在我的耳朵里，那是勇敢和慷慨的脚步声。那是一首勉强可闻的歌、一首战歌和一首情歌，因为孩子们一定是奔赴战场，但是他们的做法令人想起了爱情至高无上的戏剧姿态。

可是，他们能了解哪种爱情呢？我想着峡谷无人后，只有他们的歌声依然在我耳边回响时的问题。爱父母，爱自己的猫狗，爱自己的玩具，但尤其是在他们之间、欲望和快感之间的爱情。

虽然，我听见歌声里谈到了战争，谈到了整整一代拉美牺牲掉的青年人之英雄伟业，我却明白最重要的是说到了勇敢、镜子、欲望和快乐。

而这歌声就是我们的护身符。

1998 年9 月完稿于西班牙布拉内斯

[1]  阿根廷作家胡里奥· 科塔萨尔在《跳房子》里造出来的一种语言。

[2] 中美洲特有的羽毛色彩斑斓的鸟。

译后记

译完《护身符》后，有几件事需要记录在案。

波拉尼奥从写完《护身符》到2003 年初步完成皇

皇巨著《2666 》经过了五年的时间。《护身符》里已经明确提出了2666 年的象征意义——人类毁灭之年。《护身符》的结局——青年人高歌行进，走向深渊，与《2666 》的主人公的消失是一致的。这是否意味着凤凰

涅槃呢？有可能。

《护身符》里从头至尾影响着女主人公心境的是1968 年墨西哥城发生的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影响直接改变了墨西哥的社会发展方向。它造成的伤痛至今犹存。不仅存在于墨西哥人心中，也存在于拉美人心中。波拉尼奥是有良心的作家。他虽然是智利人，但没有狭隘的地域观念，他想到了天下许多善良的人们和披着人皮的恶人。这在《2666 》里有充分表现。

波拉尼奥是诗人和小说家，对文学情有独钟。《护身符》里用浓墨重彩描绘了青年诗人们的痛苦生活，其中也有作者生活的影子——阿图罗· 贝拉诺的遭遇及其性格变化。其中详细描写了反动军警在镇压学生运动中给文学青年造成的精神创伤。这是波拉尼奥亲身经历的生活。特别是他在墨西哥的遭遇：贫乏的物质生活和郁闷的心境。

波拉尼奥对西方文学知识可谓熟烂于胸。《护身符》有作者对许多西方著名作家的精彩点评，值得欣赏。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全球爆发各种危机的今天，许多人在寻找可以辟邪的“护身符”，例如宗教信仰，例如用毒品麻醉自己，甚至用自杀了断残生。而《护身符》的作者却用歌声——优秀的文艺抵挡全球的奢靡、恶俗、贪婪之风。优秀文艺作品中的真情、大爱、大善就是物欲横流中的诺亚方舟，是为热爱真善美的人们提供的避难所。

最后，波拉尼奥创作《护身符》时四十五岁，正是才思敏捷的好岁数。从他的叙事风格和技巧的娴熟程度上，可以看得分明。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护身符》女主人公的叙事口气：时而清醒，时而混乱；时而像梦呓，时而像回忆往事；有时思维逻辑颠颠倒倒，有时浮想联翩充满诗意……整个作品像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需要一读再读，才能品味出其中的万千思绪。

以上几点仅供读者参考。

赵德明　　　2013 年2 月16 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护身符/（智）波拉尼奥（Bolano，R.）著;赵德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Amuleto

ISBN 978-7-208-11306-0

I.①护… II.①波…②赵… III.①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IV.① 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6423号

策划编辑 李恒嘉责任编辑 王　玲装帧设计 陆智昌

护身符[智利] 罗贝托· 波拉尼奥 著赵德明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5.25

插 页 4

字 数 80,000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1306-0/I·1107

定 价 36.00元

AMULETO by Roberto Bola.oCopyright . 1999, Roberto Bola.o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and Bardon Chinese-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门迪鲁塞家族

埃德米拉·汤普森· 德·门迪鲁塞

胡安·门迪鲁塞·汤普森

露丝·门迪鲁塞·汤普森

易变的英雄们或曰镜子的易碎

伊格纳西奥·苏维塔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戈麦斯

先驱与反对启蒙运动的人们

马特奥·阿吉雷·本戈埃切阿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

路易斯· 丰泰那·达·索萨

埃内斯托·佩雷斯· 马松

被诅咒的诗人

佩德罗· 冈萨雷斯·卡雷拉

安德烈斯·塞佩达·塞佩达，绰号“贵族骑士”

有学问的女士和女旅行家

伊尔玛·卡拉斯科

达妮埃拉· 德· 蒙特克里斯托

两个德国人在天涯

弗朗茨·茨威考

维利·舒尔霍尔茨

幻象，科幻

J.M.S. 希尔

扎克·索邓斯坦

古斯塔沃·博尔达

巫师，短工，穷人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

亚马多·库托

卡洛斯·埃维亚

哈里·西贝柳斯

千面马克斯·米雷巴莱斯马克斯·米雷巴莱斯，别名马克斯·卡西米尔，马克斯· 冯· 豪普特曼，马克斯·勒·格勒，雅克· 阿尔蒂博尼托

美国诗人

吉姆·奥巴侬

罗里·朗

雅利安兄弟会

托马斯· R.默奇森，外号“得克萨斯人”

约翰·李·布鲁克

传奇的斯基亚菲诺兄弟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绰号“油球”

拉米雷斯·霍夫曼，无耻之徒

献给魔鬼们的后记

1. 一些人物

2. 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地方……

3. 一些作品

如果河水流速缓慢，又有好自行车或者马匹，那倒是可以在同一条河里洗澡两次（根据每人卫生需要，甚至洗上三次）。

—奥古斯托·蒙特罗索 [1]

[1]  奥古斯托·蒙特罗索（Augusto Monterroso，1921—2003），危地马拉作家，长期生活在墨西哥。主要作品有《黑羊及其他寓言》和短篇小说等。—中译注，下同

门迪鲁塞家族

埃德米拉·汤普森· 德·门迪鲁塞

Edelmira Thompson de Mendiluce

（1894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3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她十五岁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献给爸爸》。这让她跻身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女诗人的大排行末位。从那时起，她就成为席美娜·圣迭戈以及苏珊娜·莱斯卡诺·拉菲努尔—20 世纪初拉普拉塔河两岸高雅抒情诗的两位女霸主—家中沙龙的常客。正如人们所料，她早期的诗表达亲情、宗教思想和花园。有时冒出想当修女的念头。学会了骑马。

1917 年认识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牧场主兼实业家。让大家吃惊的是二人相识仅寥寥数月就结婚了。根据那时的历史资料证明，门迪鲁塞瞧不起文学，尤其是诗歌，他缺乏艺术感觉（虽然也常常去看歌剧），说话的水平与他农场里的雇工和工厂里的工人在同一水平线上。他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但说不上漂亮。不管怎样，他拥有无限的财富是毫无争议的。

埃德米拉·汤普森的朋友们都说，这是一门有利可图的婚事。但实际情况是她因爱情而成婚。是一种无论是她还是他都一直说不清楚的爱情，让他俩白头到老。

许多早期成名的女作家往往因为结婚而结束了创作生涯，但埃德米拉相反，婚事让她下笔更加熠熠生辉。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办了自己的文艺沙龙，与两位女霸主的沙龙一争高下。她保护了一批年轻的阿根廷画家，不仅购买他们的作品（到了1950 年，她的阿根廷雕塑艺术画廊，不能说是最好的，但的确是阿根廷共和国收藏最多、内容最奇特的画廊之一），而且常常带着青年画家们去她位于阿苏尔 [1]  的农庄，让他们远离闹市并且提供一切生活所需，安安静静地作画。她创办了南方油灯出版社，该社出版了五十多部诗集，其中许多作品是献给她的，称赞她是“土生白人文坛的善良仙女”。

1921 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我的一生》， 是一部田园牧歌般稍嫌平淡的自传，没有闲话，有大量的景物描写和诗论。与作者的期待相反，《我的一生》平平淡淡地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家书店的橱窗里。埃德米拉感到沮丧，遂在两个小儿子和两个女佣的陪同下，拉着二十多个行李箱，动身去欧洲了。

她参观了卢尔德和一些大教堂。教皇接见了她。她乘坐帆船周游了爱琴海列岛，在一个春天的正午到达了克里特岛。1922 年，她在巴黎出版了法文和西班牙文儿童诗集。后来回到了阿根廷。

但是，形势发生了变化，埃德米拉感觉在自己的国家里不舒服。有一家报纸对她新诗集（《欧洲的1923 年》）采取了指责的态度，说她华而不实。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路易斯·恩里克·贝尔马尔博士说她是“闲极无聊的幼稚的贵妇人，应该把精力花在慈善事业上，花在那些在祖国大地上乱跑的小叫花子的教育上”。埃德米拉回击批评的方式是，以文雅大方的姿态邀请贝尔马尔博士和别的评论家参加她的沙龙聚会。出席聚会的只有四位饿死鬼式的专栏作家和负责社会新闻的记者。受到冷落的埃德米拉于是跟少数几位忠诚的追随者躲进了阿苏尔的农庄。她在安静的农庄一面听着穷苦勤劳的人们说话，一面创作新诗，准备回击那些诋毁她的评论家。《阿根廷时刻》（1925 ）从问世之日起就掀起了争执不下的轩然大波。在新诗里，埃德米拉一反往日静默沉思的风格，发动了进攻。她攻击评论家，攻击女文人，攻击文化生活中充斥的堕落现象。她主张回到本源：农活和荒蛮的南方边境。她不再写缠绵的情话。埃德米拉要写史诗、史诗般的文学作品，到了歌颂祖国的时候，她绝对不会手软。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本书都是成功的。然而为了表示谦虚，刚刚品尝了作品被认可的甜蜜滋味不久，她就再次动身去欧洲了。陪同她的有两个儿子、两个女佣和作为私人秘书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哲学家阿尔多·卡罗索内。

1926 年她在众人的陪伴下周游了意大利。1927 年门迪鲁塞加入了进来。1928 年他俩的第一个女儿在柏林出生，取名露丝·门迪鲁塞，一个四公斤半重的可爱女孩。德国哲学家豪斯霍费尔答应为露丝做洗礼教父，参加洗礼仪式的有德国和阿根廷的文化精英，连续庆祝三天，最后在拉特诺[2]  附近的森林里为答谢豪斯霍费尔举办一场小鼓独奏会，由音乐大师蒂托·巴斯克斯表演，轰动一时。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迫使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返回阿根廷的时候，埃德米拉和她的几个孩子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后来，希特勒抱了小露丝，还说：“真是一个绝妙的女孩。”）他们合影留念。这位帝国未来的领袖给阿根廷女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告辞时，埃德米拉送给希特勒几本她的作品以及一册精装的《马丁·菲耶罗》 [3]  。希特勒表示衷心感谢，请她当场翻译一首她自己的诗。

在卡罗索内的帮助下，她得以完成这件事情。希特勒听了表示满意。这些诗句完美无瑕，意义深远。埃德米拉很高兴，希望希特勒出出主意：她的两个大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才好？希特勒推荐了一所瑞士寄宿学校，但补充说最好的学校是生活本身。接见结束后，埃德米拉和卡罗索内都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做个坚定的希特勒分子。

1930 年是旅行和冒险的一年。埃德米拉在卡罗索内、小女儿（两个男孩已经寄宿在伯尔尼的一所贵族中学里了）以及两个来自潘帕斯草原的女佣陪同下，游览了尼罗河，参观了耶路撒冷（她经历了一次“神秘体验”或者说神经发作，迫使她在旅馆里卧床三日）、大马士革、巴格达……

她脑海里翻腾着好几个计划：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准备成立一家新出版社，翻译欧洲思想家和小说家的作品；她梦想研究建筑学，设计宏伟的学校，将来建在阿根廷那些尚未开化的地方；她希望创办一个为家贫而有艺术才华的姑娘们能实现艺术理想提供帮助的基金会，以纪念她的母亲。渐渐地一部新书开始在她心中成形。

1931 年她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落实上述计划。办了一本杂志，取名《现代阿根廷》，由卡罗索内领导，发表新诗和新散文，但也不排斥政治文章、哲学随笔、电影评论和社会问题研究。这本杂志的问世适逢她新作《新泉》出版。《现代阿根廷》用了一半的篇幅介绍《新泉》。这本新书一半是游记，一半是哲学论述，是对当代世界尤其是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命运的反思，同时发出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文明产生威胁的警告。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非常多产：写了一些新书，交了一些新朋友，多次外出旅行（走遍阿根廷北部，骑马穿越玻利维亚国境线），在出版方面有大举措，在艺术方面有新感受（1935 年写出了歌剧台本《被救赎的农妇安娜》，从而在哥伦布剧场首演时舆论界褒贬不一，在观众间引发了言语和肢体冲突），画出了一系列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风景画，与乌拉圭戏剧家文塞斯劳·哈塞尔合作把三部剧作搬上了舞台。

1940 年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逝世。“二战”的爆发让埃德米拉旅欧之梦未能实现。她痛不欲生，亲自撰写讣告，阿根廷各大报纸以整版的篇幅加以刊登。讣告的下方署名：门迪鲁塞的遗孀—埃德米拉。正文很自然流露出她那时精神状态的不稳定。这引起了人们的嘲笑和讽刺，更引起了阿根廷文化界多数人的蔑视。

她再次遁入农庄，陪伴她的有小女儿、永不分离的卡罗索内和青年画家阿蒂略·弗兰凯蒂。上午，她或写或画。下午，她或独自散步，或者用几个小时读书。读书和善于描绘内心世界的才干成就了她的新作—最佳作品《坡的房间》（1944），它预先展示了“新小说”和后来许多先锋派作品的特点，并且为门迪鲁塞的这位遗孀在阿根廷和西班牙美洲文坛上赢得了声名。故事是这样的：埃德米拉阅读了埃德加·爱伦·坡的《家具的哲学》。这部作品让她兴奋，觉得在装饰问题上找到了知音。围绕这话题，她与卡罗索内以及弗兰凯蒂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弗兰凯蒂严格遵照坡的指示，作了一幅画：一个长约30 英尺、宽25 英尺的椭圆形客厅，有一扇门，另一端有两扇窗户。家具、墙纸、窗帘、帷幕都由弗兰凯蒂极精确地绘制出来。但是，精确不精确，埃德米拉觉得无所谓，重要的是再现坡房间的本色。为达此目的，她派人在农庄的花园里按照坡所描绘的那样建造一个房间；接着，派遣她的代理人（古董商、家具商和木匠们）去寻找《家具的哲学》中描写的器具。寻找的结果仅仅完成了如下一半：

—落地大窗，安装在深深的凹槽里。

—深红色窗玻璃。

—宽大的红木窗框。

—凹槽内侧代替窗帘的是银丝制成的椭圆饰物，它与窗户的形状一致，呈小皱褶状，松松地悬挂着。

—凹槽外侧，有非常厚的深红色丝质窗帘，镶有金丝网边，衬里有银丝套，构成外层的帷幕。

—帷幕的褶子沿着天花板与墙壁的交界线下走遍整个金色的屋檐。

—帷幕的拉开与关闭由一条粗粗的金色绳子操作，绳子松松地垂在一边，顶端是个简单的绳结；没有钉子和类似的什么装置支撑。

—帷幕和帷幕缘饰的颜色，就是说深红加金色，大量地出现在各处，决定了房间的“性格”。

—萨克森 [4]  地毯有半英寸厚，底色也是深红色，突出了金绳的颜色（与帷幕边缘的金绳相似），在底色的基础上金色微微凸起，构成一系列不规则的交叉曲线。

—壁纸为银灰色，布满了小小的阿拉伯式图案，也以深红为主，但没有那么浓艳。

—画很多。主要是风景画，富有想象力，例如，斯坦菲尔德画的仙女洞，或者查普曼画的迪斯默尔沼泽的湖。但是，也有三四个轻飘飘的美女头像，是萨利 [5]  风格的画像。所有画品的色调都是暖色的，但有阴影。

—没有小幅作品。因为小画会给一个房间带来“污点”，会给这些精心润色的漂亮艺术品增添瑕疵。

—画框宽大，没有纵深；做工精雕细刻，透亮而精美。

—画品全部巧妙地贴在墙壁上，不用绳索悬挂。

—一面不大不小的椭圆镜悬挂在无论谁坐在什么位子上都映照不出身影的地方。

—座位是两张蒙着红丝绸的红木长沙发，红绸上面绣着金花；还有两把同样是红木的轻便椅子。

—还有一架同种木料的钢琴，没有罩丝绒套，琴盖是打开的。

—沙发附近有一张漂亮的大理石八角桌，镶有金边。桌子上没有任何桌布。

—四个塞夫尔生产的大花瓶，里面露出美丽的鲜花，占据着房间椭圆形四角。

—一座高大的枝形烛台，安装着香油古灯，竖立在一把躺椅附近（躺椅是坡的朋友、漂亮房间主人睡觉的地方）。

—带有金边的轻巧搁板用带有金色流苏的深红绸带吊起来，上面放着两三百本精装书。

—除去一盏阿尔甘灯 [6]  （有红色透明玻璃灯罩）用一条精美的金链悬挂在高高的拱顶上之外，没有别的陈设了，只剩下灯亮儿投射在所有物件上平静而魔幻般的光线。

阿尔甘灯并不难购得。购置窗帘、帷幕、地毯和躺椅也不难。壁纸有些问题，但门迪鲁塞的遗孀拿出弗兰凯蒂特别设计的样图直接交给工厂生产也就解决了。斯坦菲尔德和查普曼的画作难以觅得，但是画家弗兰凯蒂和画家的朋友阿图罗·贝拉斯科— 一位年轻有为的艺术家—联手作画，满足了埃德米拉的愿望。红木的钢琴也有些麻烦，但后来也都一一解决了。

房间大功告成，埃德米拉认为应该动笔了。《坡的房间》的第一部分描写房间的细部。第二部分简要介绍内部设计的高雅风格，以坡的某些观念为出发点。第三部分是房子修建在阿苏尔的农庄花园草坪上的过程。第四部分详细描写寻找家具的经过。第五部分再次描写房间重建的过程，与坡描写的房间相似但有区别，特别强调光线、深红色彩、每件家具的来源和保存的状态、画作的质量（埃德米拉对每幅作品逐一描述，不吝笔墨，不忽略细节）。第六部分是最后也是最短的部分，描绘了坡的那位朋友、那位睡觉的先生的模样。有些评论家也许过于敏感，认为那位朋友就是刚刚过世的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

这部作品出版后的反应平平淡淡。但是，这一次，埃德米拉对自己写的内容非常自信，那些表示不理解的意见几乎对她没有影响。

1945 到1946 年间，她的对手们说，她常去无人的海滩和秘密的小海湾，那里是阿根廷欢迎秘密游客的地方，那些人去找德国舰队司令指挥的潜艇残骸。有人还说，《阿根廷第四帝国》杂志以及后来问世的同名出版社的资金都是埃德米拉提供的。

1947 年《坡的房间》增补修订版问世。这一次书中插入了弗兰凯蒂画作的复制品：从门口角度看房间。只能看到那位睡觉朋友的半张脸。那人的确有可能是塞巴斯蒂安·门迪鲁塞，或者也有可能只是个魁梧的男人。

1948 年在保留《现代阿根廷》杂志的同时，她又创办了新杂志《土生白人文坛》，但是把领导权交给了儿子和女儿—胡安和露丝。不久，她去了欧洲，直到1955 年方才回国。有人说她是因为与埃娃·庇隆结怨甚深不得不长期住在国外。但是，那个时期的许多照片显示埃维塔与埃德米拉经常合影，有时在酒会上，有时在招待会上，有时在庆祝生日的晚会上，有时在首演之夜，有时在体育运动会上。埃维塔可能从来没翻阅过（或者最多读了不过十页）《坡的房间》。埃德米拉则肯定不认可这位总统夫人的社会背景。但是，的的确确有第三方的文件和信件证明这两位女士都参与了共同的计划，比如，创建一座大型博物馆（由埃德米拉和年轻的建筑师乌戈·博西设计），用于展览当代阿根廷艺术，为参展的年轻和并不年轻的现代画家们提供全部食宿服务，这是世界上的大博物馆中见所未见的设施，也避免了阿根廷艺术家移民到巴黎或者纽约去。有人还说到了一份由这两位女士共同撰写的电影剧本，是关于一位年轻花花公子（将由乌戈·德拉卡里尔主演）的生平与不幸事件，但是这个剧本就像别的很多东西一样丢失不见了。

实际情况是埃德米拉直到1955 年才回到阿根廷，那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坛冉冉升起的明星是她女儿露丝·门迪鲁塞。

埃德米拉后来出版的作品并不多。1962 年她的《诗集》第一卷问世；1979 年第二卷出版。1968 年出版了她的一部回忆录《我所经历的这个世纪》，是与她忠实的朋友卡罗索内合著的；1972 年出版了一本短篇故事集《欧洲的教堂与公墓》，展示了她杰出的判断力；还有一部她青年时期未发表的诗选《热情》（1985）。这样就收齐了她晚年创作的全部作品了。

尽管岁月不饶人，她对艺术事业的鼓动与提携新人的工作始终没有减少。在不计其数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位门迪鲁塞遗孀写的序言和后记，或者给某人的汇款；同样还有不计其数的初版著作的出版费用是由她支付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78 年胡利安·里科·阿纳亚写的长篇小说《古老的心和年轻的心》，这部作品在阿根廷国内外都掀起了热议；还有卡罗拉·莱伊娃的诗集《无形的修女》，它给阿根廷某些小圈子围绕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以来诗歌的徒劳争论画上了句号。在资助出版的著作中，不能不提到《阿根廷港口的孩子们》， 这是一部关于马岛战争有些夸张的回忆录，作者是当过兵的豪尔赫·埃斯特万·彼德罗维奇，他以此跻身于阿根廷文坛。还有就是《镖与风》，一本作品选，作者是一位家境优裕的青年诗人，它的美学追求就是不使用同音重复、不和谐音以及日常粗话，该书由胡安·门迪鲁塞作序，出乎意料地畅销。

埃德米拉的晚年是在阿苏尔的农庄度过的，有时关在坡的房间里打盹，梦回过往，有时在主楼的宽大阳台上埋头读书，或者欣赏风景。

她直到临终前头脑依然清醒（用她经常说的话是“狂怒”）。

[1] 阿根廷城市，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三百公里。

[2] 德国东部城市。

[3] 阿根廷经典史诗。

[4] 德国城市，出产品质优良但价格昂贵的地毯。

[5] 托马斯·萨利（1783—1872），美国最佳肖像画家之一。其风格雅致，富于浪漫激情，强调形式与色彩的简练。

[6] 阿尔甘灯，1784 年由瑞士人A. 阿尔甘在英国获专利的第一盏结构科学的油灯。这是数千年来在灯具上的一个根本革新，它的原理适用于以后的气灯。

胡安·门迪鲁塞·汤普森

Juan Mendiluce Thompson

（192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1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胡安·门迪鲁塞是埃德米拉·汤普森的第二个儿子。他从年轻时就知道一生可以为所欲为。他尝试从事的活动有：体育（网球打得尚可，赛车玩得极糟）；赞助文艺活动（他与放荡不羁的人及犯罪分子交往，于是父亲和强壮的大哥给予口头警告并拳脚相加，强行要他退出）；攻读法律和文学。

二十岁时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自私的人们》， 一部推理和歌颂青春的故事，发生地点在伦敦、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故事围绕一个表面上无意义的事件展开：一个平日温文尔雅的家长突然大声要求老婆带着孩子们逃跑，或者躲到一个房间里去并且锁上房门。他本人也立即钻进了卫生间。一小时后，老婆从丈夫下令躲藏的房间里走出来了。她去卫生间一看，发现丈夫已经死了：他手里握着刮脸刀，颈部有刀口。这桩表面看去明白无误的自杀却引起一名热衷招魂术的苏格兰场警官和死者儿子的关注。办案持续了十五年以上，并由此带出了一连串人物，包括一名年轻的法国新保皇主义者，一个德国纳粹青年，作者让这些人物大量说话，并且有意让他们为自己发声。

这部小说获得了成功（到1943 年已销售一空，在阿根廷再版四次，在西班牙、智利、乌拉圭和其他拉美国家成为畅销书）；但是，胡安·门迪鲁塞却放弃了文学创作，从事政治活动去了。

在一段时间里，胡安自认为是长枪党党员，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 [1]  的追随者，反美，反资本主义。后来转为庇隆分子，甚至在科尔多瓦省和首都联邦区担任政府高级职务。他在政府部门的作为是无懈可击的。庇隆政权倒台后，胡安的政治倾向发生了新的转变：亲美（实际上，阿根廷左派指责他在自己主持的杂志上刊登介绍美国中央情报局二十五名特工的情况，无论怎么看这个数字都有些夸张），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有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的合伙人；后来还被任命为阿根廷驻西班牙大使。从马德里回国后，他出版了长篇小说《阿根廷骑手》，书中抨击了人们缺乏精神信仰的现象，批评了人们缺乏同情心和怜悯心，批评当代小说（尤其是法国小说缺乏理性和粗野轻率）不能理解人们的痛苦，因此无力创造人物。

他被人们称作是阿根廷的加图 [2]  。为了控制那份家族杂志，他跟妹妹露丝·门迪鲁塞打架。他赢了，继而试图向缺乏感情的当代小说开战。适逢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马德里之春》问世，书中攻击亲法分子，攻击暴力崇拜者，攻击无神论和外来思想。《土生白人文坛》和《现代阿根廷》成为他发难的平台，提供阵地的还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类报刊，它们欢迎或者是震惊于胡安能抨击胡里奥·科塔萨尔，骂他不真实又嗜血；抨击博尔赫斯，说他写出来的故事是“拙劣而又拙劣的仿制品”，故事里造出来的人物都是英法文学中那种毫无生气的角色，一种衰落中的文学，“情节不断重复，令人听了厌烦”；他抨击的范围越来越大，波及了比奥伊·卡萨雷斯、穆希卡·莱内斯、埃内斯托·萨瓦托（认为此人是暴力和无端侵犯的崇拜者）、莱奥波尔多·马雷查尔等人。 [3]

后来，他又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青春的热情》是对1940 年阿根廷国情的反思；《巴塔哥尼亚地区的小佩德罗·萨尔达尼亚》是一部兼具史蒂文森和康拉德风格的南半球历险记； [4]  《发光的黑暗》，讲述有序与无序、正义与非正义、上帝与虚无的关系。

1975 年他为投身政治活动而再次放弃文学创作。依然效忠于庇隆政府和随后的军政府。1985 年长兄去世后，他承担起家族事务。1989 年他把职责转交给自己的侄子和儿子。他本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没有完成。卡罗索内的儿子埃德米罗·卡罗索内将这部未完成之作以评注版出版，题为《下沉的岛屿》，有五十页。小说是关于形象模糊的几个人物之间的谈话以及对江河与海洋的混乱描写。

[1]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1903—1936），西班牙独裁者里维拉之子。长枪党创始人。

[2] 即老加图，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又称监察官加图。

[3] 以上均为20 世纪阿根廷著名作家和重要代表人物。

[4]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与约瑟夫·康拉德都曾以自己的游历为题材创作过著名的游记小说。

露丝·门迪鲁塞·汤普森

Luz Mendiluce Thompson

（1928 年生于柏林，1976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露丝·门迪鲁塞是个漂亮健康的女孩，是个丰满忧郁的少女，也是个酗酒和不幸的女人。除此之外，她还是家族所有作家中最有才华的。

那张希特勒怀抱着一个几个月大女孩的照片，陪伴着她走完一生的道路。照片装进了一个精美的银相框，悬挂在家中大客厅里，两侧是几幅阿根廷画家为她（童年和少女时）画的肖像画，通常总有母亲陪同。她家虽然有些名画，但如果发生火灾，露丝·门迪鲁塞宁可先抢救这张照片，也不管别的东西，包括未出版的文稿笔记。

如有来客对这张照片的出处产生兴趣，她解释的版本有几种。有时她说那女孩只是一个孤儿，拍照的地点是孤儿院，那是政治家们为了拉选票和造知名度所拍的照片之一。有时她说那是希特勒的外甥女，是个勇敢和不幸的姑娘，十七岁时在苏军围攻柏林时英勇战死。有时她直截了当地说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她，希特勒怀抱的就是她，甚至在梦里她还能感觉得到希特勒有力的臂膀和在她头上呼出的热气；还说也许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这些话不无道理。

她是个早熟的诗人，十七岁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十八岁就已经有了三本出版的著作，那一年她实际上已经独立生活，决定跟阿根廷的年轻诗人胡里奥·塞萨尔·拉库蒂尔结婚。虽然男方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诸多不合适的地方，婚事还是得到了女方家庭的许可。拉库蒂尔年轻、文雅、有教养、有少见的阳刚之美，但是身无分文，写出来的诗也很平庸。蜜月去了美国和墨西哥。露丝·门迪鲁塞在墨西哥城举办了诗歌朗诵会。问题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拉库蒂尔嫉妒老婆的才华。他报复的手段是玩别的女人。在阿卡普尔科的某个晚上，露丝四处找他。拉库蒂尔正在小说家佩德罗·德·梅迪纳家中。白天的时候，那里为欢迎女诗人露丝·门迪鲁塞举办过烧烤会；晚上则成了欢迎女诗人丈夫的妓院。露丝找到拉库蒂尔的时候，他身边有两名妓女陪伴。起初她还保持平静，在小说家的书房里喝了两杯龙舌兰酒，陪同她的有主人佩德罗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人奥古斯托·萨莫拉。这两人试着劝她平静下来。他们说到了波德莱尔、马拉美、克洛代尔、苏联诗歌、保罗·瓦莱里和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 [1]  。一提到索尔·胡安娜的名字便点燃了导火索。露丝发作了，她随手拿起身边一个东西，回到了丈夫所在的卧室里。拉库蒂尔酩酊大醉，正忙着穿衣裳。那两个妓女身穿内衣，站在房间一角望着他。露丝忍受不了此情此景，把雅典娜女神的铜像砸在丈夫的脑袋上。拉库蒂尔被打成重度脑震荡，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十五天。随后两人双双回到了阿根廷，但是四个月后就分手了。

婚姻的失败让露丝感到绝望。她上酒吧喝酒，找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个最不堪的人寻欢作乐。她那首著名的诗作《跟希特勒在一起我幸福》就是这时候问世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不理解作品的意思。母亲打算送她去欧洲但她拒绝了。那时，她体重九十公斤（身高才一米五八），习惯每天喝一瓶威士忌。

1953 年，斯大林和迪伦·托马斯 [2]  逝世，露丝出版了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里面除去收录了修订的《跟希特勒在一起我幸福》之外，还收入了部分她最好的诗作：《斯大林》是一首介于伏特加酒瓶和难以理解的叫喊之间混乱的寓言诗；《自画像》可能是阿根廷20 世纪50 年代最令人痛苦的诗作之一；《露丝·门迪鲁塞与爱情》是前一首诗的续篇，但是增加了讽刺和黑色幽默的元素，读起来不太痛苦；《五十岁启示录》描述她到了那个年纪保证会自杀。认识她的人都说她过于乐观，以她那种生活方式，三十岁恐怕就到头了。

一个以露丝为核心的小圈子逐渐形成。对露丝母亲来说，这些作家都太过怪异，而在她哥哥看来，他们太激进了。在纳粹分子和不满分子眼里，在酒鬼们和在性别或者经济上被边缘化的人们眼里，《土生白人文坛》杂志变成了硬性的参照点；露丝·门迪鲁塞变成了人们的伟大妈妈以及阿根廷新诗的女教皇。这把作家协会吓坏了，非要灭了他们不可。

1958 年露丝再次恋爱。这一回选中的对象是一位二十五岁的画家，金发，蓝眼，愚蠢到了令人无言以对的程度。二人的关系持续到1960 年。这一年画家去了巴黎，拿着露丝通过哥哥胡安弄到的奖学金走了。情场上的再次失意成为她孕育大作的动力。她出版了长诗《阿根廷绘画》，分别从收藏者、艺术家的妻子、早年当模特的角度，回顾了她与阿根廷画家不大和谐的关系。

1961 年结束第一段婚姻之后，她与诗人毛里西奥·卡萨雷斯结婚。此人是《土生白人文坛》的撰稿人，是自己命名的“新高乔诗歌” [3]  的创始人。这一回露丝接受了教训，立志做个模范妇女。她把《土生白人文坛》交给丈夫打理。（这个安排引发了与胡安·门迪鲁塞的许多争执，他骂卡萨雷斯是窃贼）。她放下了写作，一心一意要当贤妻。由于卡萨雷斯主编《土生白人文坛》，纳粹分子、愤青、问题青年很快纷纷成为“新高乔诗歌”派。胜利让卡萨雷斯冲昏了头脑。有一阵子，他甚至以为再也不需要露丝和门迪鲁塞家族了。他认为机会到了，便对胡安和埃德米拉发难。甚至敢蔑视自己的老婆了。很快一批新的缪斯女神出现了，拜倒在强劲的

“新高乔诗歌”主张下的年轻女诗人们吸引了卡萨雷斯的注意。一度表面上不在意丈夫活动的露丝，突然再次爆发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大报纸对此有详尽记录。此事的结果是卡萨雷斯和《土生白人文坛》杂志社的一名编辑受了枪伤，住进了医院。编辑受了轻伤。卡萨雷斯住院一个半月。露丝的遭遇也不见得有多好。她冲着丈夫和丈夫的朋友开枪后，躲进卫生间，一口吞下了小药箱里全部药片。这一回，欧洲之旅的确势在必行了。

1964 年露丝住了几家疗养院之后，再次给了她为数不多但十分忠诚的读者一个惊喜—新诗集《如同飓风》问世，里面有10 首长诗，计120 页，由女诗人苏西·达马托作序（几乎不懂露丝的诗句，但她是露丝所剩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之一），由墨西哥一家女权主义出版社出版。出版者很快因为不该寄希望于一个“著名的极右分子”而后悔不迭，他们不了解她真正的党派所属，尽管露丝的诗行里不影射政治，然而某些比喻总是不合时宜地出现（比如：“内心深处我是最后一名纳粹”）。这本诗集一年后在阿根廷再版，获得一些好评。

1967 年露丝终于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一个神秘的光环罩在她头上。在巴黎，朱尔·阿尔贝·拉米斯翻译了她的全部诗作。露丝身边有个年轻的西班牙诗人，名叫佩德罗·巴尔维罗，给她当秘书。露丝叫他小佩德罗。这个小佩德罗与她的阿根廷前夫和情人完全不同，他殷勤，办事专心（也许有点粗鲁），最重要的是忠诚。露丝重掌《土生白人文坛》大权，还领导一家名为“受伤的老鹰”的新出版社。很快就有一群追随者围在了她身边，歌颂她的所有想法。此时她体重100 公斤。长发留到了腰间，很少梳洗。衣服很旧，常常是衣衫褴褛。

她的感情生活平静了许多。也就是说露丝已经不再为感情痛苦了。她有情人，酗酒，有时吸毒过量，但心灵上的平衡使之安然无恙。她为人严厉无情。那些对她的文学述评又怕又爱的作家都惬意地期盼着自己不被她那富有才智的苛评所伤害。她坚持与某些著名的阿根廷诗人（都是男人，都是名人）进行尖锐的论战，狠狠地挖苦他们是同性恋者（露丝公开反对同性恋行为，但是私下里她有一大堆这类朋友），骂他们低下的社会背景或者共产主义信念。阿根廷许多女诗人欣赏她，阅读她的作品，尽管不是所有人能认可她的观点。

与哥哥胡安为争夺《土生白人文坛》的控制权（这份杂志使她投入了大量心血，也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二人大打出手。她输了，带走了所有的年轻人。住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套公寓里，有时住到巴拉那州的庄园里。她把那里变成了艺术家公社，那是她的王国，在那里没有人反对她。在巴拉那河边，这些艺术家聊天，睡午觉，喝酒，绘画，全然不睬外面世界的政治变幻。

但是，没有世外桃源。一天下午，克劳迪娅·萨尔达尼亚来到了庄园。她年轻，是个诗人，长得漂亮，陪着一位朋友来到这里。露丝对她一见钟情。她命大家都来见见克劳迪娅，对克劳迪娅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克劳迪娅在庄园里过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第二天准备回她住的罗萨里奥市。露丝为她朗诵自己的诗作，给她看自己已经翻译成法文的作品，请她看那张幼年时与希特勒的合影，鼓励她写作，请求她拿出诗作来给大家看看（克劳迪娅说刚刚开始写诗，写得很差），坚持把她的客人无意间拿起的一个小木雕送给了她。最后她企图把她灌醉，使她卧床，不让她离去。但是克劳迪娅还是走了。

两天后（露丝觉得度日如年），她发现自己坠入了情网。感觉自己像个小女孩。她弄到了克劳迪娅在罗萨里奥市的电话并打过去。她早晨起来以后仅仅喝了一口水，几乎难以克制心中的激动。她约对方见面。克劳迪娅答应了：她们可以三天后在罗萨里奥市见面。露丝不满足，希望当天就见面，至少也是第二天。克劳迪娅暗示说，她还有别的承诺，不可推卸的承诺。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再说马上约会也办不到。露丝无可奈何但是高兴地接受了对方的条件。当天夜里，露丝又哭又跳又喝酒，直到昏了过去。毫无疑问，这是她第一次对某人产生了这样的感情。她对小佩德罗坦白地说：真爱上了。小佩德罗点头称是。

在罗萨里奥市的约会并不像露丝设想得那样美妙。克劳迪娅明白而坦率地陈述了二人之间发展亲密关系的诸多障碍：她不是同性恋，年龄差距太大是根本问题（露丝比她大二十五岁还多），二人的政治观点就算不是对立的，也是大相径庭的。克劳迪娅难过地说：“你是我的死敌啊。”这个说法让露丝感兴趣。（如果是真爱，同性恋不同性恋无所谓。而年龄就是一种假象罢了。但是，“死敌”的说法引起了她的好奇心。）为什么是死敌呢？克劳迪娅回答：“因为我是托洛茨基分子，而你是个臭法西斯分子。”露丝挨了骂，但是笑了。由于爱得发狂，她仍然问道：“没救了吗？”克劳迪娅回答：“没救了。”露丝问：“那诗歌呢？”克劳迪娅回答：“这种时候，诗歌在阿根廷能做的事情寥寥可数。” 露丝听了几乎要哭出来，但是承认：“也许你说得对。但是也许你搞错了。”分手是难过的。露丝开了一辆天蓝色阿尔法·罗密欧跑车。肥胖的身躯让她钻进车门时颇为费力，但她态度坚决，面带微笑地努力着。克劳迪娅站在二人相会的咖啡馆门口一动不动，静静地望着她。露丝动作加快了。后视镜里的克劳迪娅的身影始终未动。如果换了别的什么人处在露丝这个位置上早就泄气了。可露丝不是随便的什么人。文如泉涌般的冲动占据了她的心头。从前她在热恋或失恋的时候，会长时间辍笔休耕。如今，她发疯似的写作，也许因为预感到了命该如此。每天晚上她都给克劳迪娅打电话，二人聊天，争论，给对方念诗（坦率地说，克劳迪娅的诗作的确糟糕，但是露丝小心翼翼地不说出来）。每天晚上，露丝都坚持要求再次约会。她还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建议：二人从阿根廷出走，逃到巴西或者巴黎去。这计划引得克劳迪娅哈哈大笑，笑声里没有恶意，也许带点伤感罢了。

很快，露丝觉得巴拉那的农庄和艺术家公社令人窒息，于是决定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了首都，她试着恢复社交生活，去拜访朋友，去电影院或者剧场。但不成，她仍没有勇气去罗萨里奥看望克劳迪娅，没后者的许可。于是她写出了阿根廷文学史上最怪异的诗作之一：《我的女孩》，长750 行，充满了爱、悔恨、嘲讽。她仍然每夜给克劳迪娅打电话。

如果设想一下多次谈话之后二人之间产生了真诚友好的情愫，也不算不合理。

1976 年9 月，露丝满怀绵绵情意地驾驶跑车飞速开往罗萨里奥市。她打算告诉克劳迪娅，她准备改变政治立场，实际上她正在变化之中。开到克劳迪娅的家门口，进去一看，发现她父母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原来是一群陌生人绑架了克劳迪娅。露丝立即找朋友们帮忙，找母亲的朋友们、大哥二哥的朋友们帮忙，闹得翻天覆地，最后毫无结果。克劳迪娅的朋友们告诉她：克劳迪娅在军人手里。露丝不信，什么话都不相信，她要等下去。两个月后，克劳迪娅的尸体出现在城北的垃圾堆里了。第二天，露丝驾车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途中跑车撞进了一家加油站。爆炸声震天。

[1]  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Juana Inés de la Cruz， 1648 或1651—1695），墨西哥女诗人、学者、修女。大才女，有“第十个缪斯”之称。

[2] 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威尔士著名诗人。

[3] 高乔诗歌是表现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生活的流派。代表作《马丁·菲耶罗》。

易变的英雄们或曰镜子的易碎

伊格纳西奥·苏维塔

Ignacio Zubieta

（1911 年生于波哥大，1945年卒于柏林）

伊格纳西奥·苏维塔是波哥大最优裕家庭之一的惟一男孩，他的生活方向似乎从一开始就指向了顶峰。他是好学生，出色的体育运动员，十三岁就能正确地说和写英语和法语，身材修长健美，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显得十分出众，他举止落落大方，熟谙西班牙古典文学（十七岁时自费出版了一本关于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诗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研究专著，受到哥伦比亚文学界一致好评）。他是一流的骑手，同代人中的马球冠军，优秀的舞蹈演员，穿着无可挑剔（稍稍偏好运动装），书迷，爱玩儿但没有恶习，他身上的一切都预示着成就辉煌或者至少会为国为家带来好运。但是，他赶上（和选择）的可怕时代或者机缘不可避免地摧毁了他的前途。

十八岁时他出版了一本贡戈拉 [1]  风格的诗作。评论界认为有价值，有意义，但是丝毫无助于那时的哥伦比亚诗歌的发展。苏维塔明白个中缘由。六个月后，在好友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陪同下，他前往欧洲。

在西班牙，他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人们爱上了他的青春、可爱、聪明以及那时他修长身材上方笼罩的悲情意蕴。据说（那时波哥大报纸的花边新闻专栏里的说法），他与巴哈蒙特斯公爵夫人过从甚密。这位夫人孀居，富有，比他大二十岁。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这件事。他在卡斯特亚纳大街的住处是诗人、剧作家和画家聚会的地方。他着手研究16 世纪冒险家埃米略·恩里克的生平和著作，但没完成。写诗，但不发表，很少有人看到。去欧洲和北非旅行，不时地给哥伦比亚的杂志写些游记，画些风景素描。

在1933 年，有人说他险些闹出丑闻。他离开了西班牙，在巴黎作短暂停留，游览俄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苏联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矛盾和神秘的：在不定期给哥伦比亚报纸的投稿中，他赞美莫斯科的建筑，赞美辽阔的雪原，赞美列宁格勒的芭蕾舞演出。对政治的看法他很谨慎，或者说没有看法。他把芬兰描绘成一个玩具王国。觉得瑞典妇女都像滑稽可笑的农妇。认为挪威的峡湾里没有自己的诗人（易卜生令人恶心）。六个月后，他回到巴黎，在埃乌丝大街一套舒适的公寓里安家落户。不久，他那位密友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与他会合同住。此前，费尔南德斯由于患上肺炎不得不留在哥本哈根养病。

苏维塔的巴黎岁月是在马球俱乐部和艺术家聚会中度过的。他对昆虫学有了兴趣，去巴黎大学听安德烈·蒂鲍教授的课程。1934 年，他去柏林旅行，陪同者有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和一位年轻的新朋友、画家菲利普·勒梅西埃，他画过一些令人头晕目眩的风景画和“世界末日场景”。苏维塔用某种方式保护他。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不久，苏维塔和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去巴塞罗那旅行，后来又到了马德里。在此逗留了三个月，拜访了为数不多没有逃走的几个朋友。后来，让不少熟人大吃一惊的是他俩进了佛朗哥的占领区，作为志愿者加入了佛朗哥的军队。苏维塔在军队里升迁很快，作战英勇，获得不少勋章，但也不是总能得到。少尉升中尉，后来几乎没有停留就又升到了上尉；据说，他参加了占领梅里达小块地区的行动，参加了北方战役，参加了特鲁埃尔战役。但是战争结束时，他是在南方的塞维利亚，在行政部门服役。哥伦比亚政府非正式地任命他为驻罗马的文化参赞。他谢绝了。他骑白马参加了1938 和1939 年韦尔瓦者的朝圣活动，活动办得平平淡淡，但是还算喜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和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正在毛里塔尼亚旅行。整个战争期间，波哥大报界仅仅收到两篇他写的文章。尽管苏维塔就是那些正在发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得天独厚的见证者，他却没有在文章里提及。在第一篇文章里，他描写了撒哈拉大沙漠里的各种昆虫。第二篇写的是阿拉伯马，与哥伦比亚驯养的纯种马做了比较。丝毫没有提及西班牙内战，没有提及笼罩在欧洲上空的灾难，没提文学，没提自己。可是，他的哥伦比亚朋友们依然翘首盼望着苏维塔的大作问世，因为此人命中注定是个大才子。

1941 年应好友狄奥尼西奥·里特鲁埃豪之约，他第一批参加了西班牙志愿师，老百姓称之为蓝师。在德国训练期间（他觉得乏味得要命），与密友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一道翻译席勒的诗歌，后来同时发表在卡塔赫纳 [2]  的《现存的诗歌》杂志和塞维利亚的《诗学与文学灯塔》上。

在俄罗斯，他参加了沃尔科夫河流域的军事行动，参加了波萨德和克拉斯尼耶– 波尔战役，由于表现英勇获得了铁十字勋章。1943 年夏天独自回到巴黎，因为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受伤在里加的军队医院养病。

在巴黎，苏维塔恢复了社交活动。经常与作家和艺术家见面。在画家勒梅西埃的陪同下去西班牙旅行。据说，他再次见到了巴哈蒙特斯公爵夫人。马德里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他翻译的席勒著作。他听到许多赞美之声，应邀出席一些聚会，受到上流社会宠爱；但是，苏维塔已经不是当年的苏维塔了：一张严肃的面纱罩在脸上，他仿佛预感到了死神的提前到来。

同年10 月蓝师被遣返回国，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也回到了西班牙。二人在加的斯重逢。他俩加上勒梅西埃，三人一道去了塞维利亚。后来去了马德里，举办了席勒诗作朗诵会，地点在大学剧场，与会者来自四面八方，非常热情。接着，三人去了巴黎，并最终在那里定居下来。

在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前的几个月里，苏维塔与卡洛马格诺旅[3]  的军官们有所接触，但是法国党卫军组织的档案里没有苏维塔的名字。苏维塔佩戴着上尉军衔，重返俄国前线，仍然有密友费尔南德斯－戈麦斯陪同。勒梅西埃于1944 年10 月收到了苏维塔从华沙写来的信，其中有一部分后来成为苏维塔的文学遗产。

加入了顽强的法国党卫军之后，在第三帝国的末期，他所在的营被围困在柏林。据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的日记记载，苏维塔死于1945 年4 月20 日的柏林巷战中。当月25 日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把苏维塔的部分文稿以及他自己的一盒文稿材料交给了瑞典驻德国大使馆，1948 年该大使馆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了哥伦比亚驻德国大使。苏维塔的文稿最后转交到了他家属手中。1950 年波哥大出版了精美的苏维塔诗集，由勒梅西埃画插图。这位画家最终定居在这个美丽的南美洲国家。这本诗集题为《鲜花十字架》。每首诗不超过三十行。第一首题为《白纱十字架》；第二首题为《鲜花十字架》；以下都是各类十字架（倒数第二首是《铁十字勋章》；最后一首是《废墟十字架》）。无需赘言，这些作品归根到底都有自传性质，但是经过了神秘的语言处理后都带上了朦胧的色彩，对于那些试图从中钩沉出苏维塔生活经历的人来说，它们晦涩难懂，神秘的色彩总是笼罩在侨居生活、选择前途、显而易见的无意义死亡上。

苏维塔的其他作品鲜为人知。有人断言，没有其他作品了，或者说，只有一些令人失望的讽刺短文。有一段时间，人们推测苏维塔有过一本500 多页的隐私日记，让他母亲付之一炬了。

1959 年波哥大有一群极右分子获得了勒梅西埃的许可但未经苏维塔家属同意（后者把勒梅西埃和出版商告上了法庭）出版了《铁十字勋章：一位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的哥伦比亚人》（显然，苏维塔对这正副标题都不能负责）。这部长篇或者说中篇小说（80 页，有五张苏维塔身穿军服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在巴黎一家餐厅里，面带冷笑，展示铁十字勋章—可能是“二战”中惟一颁发给哥伦比亚人的）是对袍泽之谊的赞美，是这类文学中无论如何都会出现的主题之一。那时有位评论家把这部作品界定为斯文·哈塞尔 [4]  与何塞·马里亚·佩曼 [5]  的混合物。

[1] 贡戈拉为西班牙黄金时期伟大诗人，诗作用词怪僻夸张，含意晦涩艰深。

[2] 哥伦比亚城市。

[3]  法国支援德军的志愿兵部队。

[4]  斯文·哈塞尔（Sven Hassel，1917—2012），丹麦作家，出身士兵，写以“二战”为背景的自传体小说。

[5]  何塞·马里亚·佩曼（José María Pemán，1898—1981），西班牙著名记者、诗人和剧作家，皇家语言学院院士。系西班牙保守派阵营的首领之一。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戈麦斯

Jesús Fernández-Gómez

（1910 年生于卡塔赫纳，1945年卒于柏林）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的生平和创作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他死后三十年阿根廷第四帝国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部分作品为止。其中一部长180 页的自传体小说《一个美洲长枪党人在欧洲斗争的岁月》是作者在里加军队医院养伤时用了三十天写出来的；书中讲述了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及在俄罗斯作为250 师（著名的西班牙蓝师）志愿兵的惊险故事。另外一部著作是长诗，题为《新秩序宇宙起源学》。

先从《新秩序宇宙起源学》说起吧。全诗有三千行，写于1933 至1938 年，分别在哥本哈根和萨拉戈萨 [1]  写成。这部带有史诗野心的长诗讲述了两个平行发展又不断相互穿插的故事。一个是一位日耳曼武士必须杀掉一条毒龙；另一个是一位南美学生必须在恶劣的环境里表现自己的生存价值。日耳曼武士一天夜里梦见自己杀掉了那条毒龙，在毒龙原来的王国里建立了新秩序。南美学生梦见了自己必须杀人，必须服从杀人的命令，必须弄到枪并潜入被害人的房间，他一进房间只看到“大量让他永远失明的镜子”。日耳曼武士醒来之后，满怀信心地去搏杀，最后死于搏斗中。南美学生失明后，在一座寒冷的城市街道上漫步，直到死去为止，那造成他失明的闪光反而让他精神振作了。

《一个美洲长枪党人在欧洲斗争的岁月》开篇处回顾了作者在自己的故乡卡塔赫纳，在自己“贫穷但诚实和幸福”的家庭里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讲述了最早的读书体验和最早的诗作。接下来讲述自己与苏维塔在波哥大一家妓院相识的经过，讲述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友谊、共有的雄心壮志以及周游世界和冲破家庭束缚的愿望。第二部分记录了在欧洲的岁月：住在马德里一套公寓里，新结识的友人，他和苏维塔最初的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堕落的老男人和老女人，无法在家里工作的原因，长时间躲在国家图书馆，那些大部分时候颇愉快但有时也不顺的旅行。

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对自己的青春年华感到惊奇：他说到了自己的身体、性功能、阴茎的长度和酒量（他讨厌喝酒，喝酒是因为要适应苏维塔的习惯），说到了自己连续几天不睡觉的本事。他还对自己在遇到困难时能够轻易地回到内在世界感到惊奇和高兴；文学创作给他带来安慰，他希望写出伟大的作品，能让他“感到有尊严，会洗涤一切罪孽，赋予他生活和牺牲的意义”， 哪怕对这“牺牲”的性质感到一头雾水。他想说说自己，而不是苏维塔，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苏维塔的影子“紧紧地绕在他脖子上，如同强制要求打上的领带，或者如同要命的忠心”。

他未在书中涉及政治话题。他认为希特勒是欧洲的恩人，别的不再多说。但是，能具体接近权力让他感激涕零。书中大量描写了这样一些场面：陪同苏维塔一道参加社交晚会或者礼仪活动、领奖、阅兵、做弥撒和舞会。对于那些位高权重的人—通常总是将军或者教会的权威人物—都有详尽的描写，行文的口气如同母亲描写儿女那样充满爱意和唠叨。

西班牙内战对他来说是个重要时期。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热情和勇敢地参战，但是他立刻明白了苏维塔在身边是个沉重的包袱，并且把这个想法写进了书中。对1936 年马德里战事的再现是逼真和生动的（他和苏维塔像活动在幽灵中的幽灵，寻找那些逃避红色恐怖的朋友，或者去拉美使馆打听消息；接待他俩的那些外交官令人失望，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提供有用的情况）。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很快就适应了这特殊环境。军旅生活，前线的艰苦，行军和撤退都没有影响他的精神状态和情绪。他有时间读书、写作、帮助苏维塔（处处依赖他）、思考未来和制订回哥伦比亚的计划（始终没能完成）。

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与苏维塔的关系更加密切，几乎没有过渡就转而参加了蓝师去俄国的冒险行动。他用令人震惊的现实主义手法，没有半点抒情诗的痕迹，叙述了波萨德战役。描写被炮火打得血肉横飞的身体偶尔令人想起弗朗西斯·培根 [2]  的画作。书的末尾说到了里加军队医院的悲惨情景，袒露了他这位战后武士卧床休息、没有朋友时的孤独心情，以及他只能沉湎在波罗的海令人惆怅的黄昏里，悲哀地将此情此景与远方的卡塔赫纳的黄昏作比较。

《一个美洲长枪党人在欧洲斗争的岁月》虽然未经修订，却因为是在切身经历的范围内写出来的作品而有力量，另外它对苏维塔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侧面有着丰富多彩的具体说明。因为涉及私密，就不多说了。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躺在里加的病床上对苏维塔多有指责，我们就只记录他关于翻译席勒诗作中二人纯文学的关系吧。不管怎么说吧，两位好友又重逢了，尽管有第三者（画家勒梅西埃）在场，三人与那个有争议的查理曼大帝师重新上路了。很难说清楚究竟是谁把谁拖进了后来的冒险活动中。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色情小说《布拉卡蒙特女伯爵》（不管它是否是真的最后一部）， 是由哥伦比亚卡利城奥丁出版社于1986 年出版的。有见识的读者会轻而易举地辨别出故事中的女主角就是巴哈蒙特斯公爵夫人，书中两青年就是时刻不分离的苏维塔和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小说里不乏幽默感，尤其是对1944 年巴黎那个时代的描写。可能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的笔墨有些夸张，他笔下的布拉卡蒙特女伯爵三十五岁，而不是人们猜测的巴哈蒙特斯公爵夫人四十挂零的年纪。在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的小说里，那两个哥伦比亚青年（名叫阿吉雷和加尔曼迪雅）与公爵夫人共度良宵。白天二人或睡觉或写作。作品对安达卢西亚地区各种花园的描写既细致又生动。

[1] 西班牙城市。

[2]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英国画家，擅长以扭曲的肢体表达精神困境。

先驱与反对启蒙运动的人们

马特奥·阿吉雷·本戈埃切阿

Mateo Aguirre Bengoechea

（188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 年卒于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 [1] ）

马特奥·阿吉雷·本戈埃切阿在阿根廷丘布特省拥有一座大庄园。他亲自管理，很少有朋友能进入那里。他过的日子很神秘，有时是田园式的静修生活，有时又像大力神化身般的活跃。他喜欢收集手枪和匕首，喜欢佛罗伦萨画派但是讨厌威尼斯画派。他十分熟悉英语文学，虽然定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欧洲的书店订购图书，但是藏书没有超过一千册。讲究独身生活，对瓦格纳的音乐、某些法国诗人（科比埃尔、卡蒂勒·孟戴斯、拉弗格、班维尔）的诗和某些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奥古斯特– 威廉·施莱格尔、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谢林、施莱艾尔马赫）的著作充满热情。在他写作和处理庄园事务的房间里，摆满了地图和农具；墙壁和书架上各类字典和实用手册和平共处，同时存在的，还有阿吉雷祖先的老照片以及他的那些获奖动物的光彩照片。

一生写过四部长篇小说，恰如其分地分布在以下各个时期：1911 年《暴风雨和年轻人》；1918 年《魔鬼之河》；1928 年《安娜与武士们》；1936 年《瀑布之魂》。还写过一本诗集，抱怨自己生不逢时，出生在一个太年轻的国家里。

书信往来很多，这是不可缺少的。与他通信的是欧美各种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家，他一一认真读他们的作品，但是从来没有以“你”相称。

他以高贵的品位坚决地反对阿方索·雷耶斯 [2]  。

去世前，他在一封写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友人的信中预言：人类将进入一个光辉的时期，一个全新黄金时代将胜利降临；他在思考阿根廷人能否有资格进入那样的时代。

[1]  阿根廷城市。

[2]  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1889—1959），墨西哥诗人、作家、教育家、外交官。他所受的古典主义教育和人文主义思想使他的作品十分典雅。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

Silvio Salvático

（1901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4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年轻时曾提出多项主张：恢复宗教裁判所；恢复当众体罚制；长期对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进行战争，把这种战争当成国民的体育训练；实行一夫多妻制；为避免阿根廷种族异化而消灭印第安人；削减有犹太血统的公民的权利，大量吸引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让国民的皮肤逐渐变白（因为西班牙人与土著人多年混血后皮肤已经发黑）；提供终身文学奖学金；免除艺术家的所得税；建立南美洲最强大的空军；开发南极洲；在巴塔哥尼亚地区建设一批新城市。

踢过足球，当过未来派诗人。

1920 到1929 年期间，写作并出版了十二部诗集，其中有些作品获省、市级文学奖；经常出入文艺沙龙和时尚咖啡馆。从1930 年起，一桩极糟的婚事和众多子女套在了他脖子上。他在首都几家报社当编辑和花边新闻专栏作者，时常出入低级酒吧，研究小说艺术总是不得要领。出版过三部小说：《荣誉场》（1936 ）说的是在鬼魅般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存在着的半公开决斗活动；《法国贵妇人》（1949 ）讲述几位善良的妓女、探戈歌手和侦探的故事；《凶手的眼睛》（1962 ）奇怪地预言了七八十年代才有的精神病杀手电影。

他死于路罗镇的养老院里，仅有的家当是一个装满了旧书以及未发表手稿的行李箱。

他的作品从未再版。未表发的手稿可能被养老院的看护扔进了垃圾堆或者付之一炬了。

路易斯· 丰泰那·达·索萨

Luiz Fontaine Da Souza

（1900 年生于里约热内卢，1977年卒于里约热内卢）

青年时期著有《驳伏尔泰》（1921），赢得了巴西天主教文学界好评。鉴于该作品篇幅宏大—640 页，加入了丰富的评论和书目资料，作者又如此年轻，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赞美。1925 年似乎为了延续他第一部著作的光辉前景，《驳狄德罗》问世了，这部作品长达530 页；两年后，《驳达朗伯 [1]  》出版，长达590 页。这三部著作使他成为巴西天主教哲学界的魁首。

1930 年出版《驳孟德斯鸠》，长620 页；1932 年出版《驳卢梭》，长605 页。

1935 年他在佩特罗波利斯 [2]  一家医院住了四个月，治疗精神病。

1937 年出版的《巴西问题备忘录之后的欧洲犹太人问题》，如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也是一部煌煌巨著（552 页），阐明了如果巴西的混血现象普遍化，那么潜在的种种危险会接踵而至（混乱，滥交，犯罪）。

1938 年出版了《驳黑格尔，首先简要地驳马克思和费尔巴哈》（635 页），许多哲学家，包括某些读者，都认为这是狂人之作。丰泰那是无法驳斥的，他熟悉法国哲学（因其精通法语），德国哲学则不然，他不通德语。他对黑格尔的“驳”，常常把黑格尔与康德等人混淆，更糟糕的是与让·保罗、荷尔德林 [3]  、路德维希·蒂克 [4]  混淆，据评论家们说，此事令人遗憾。

1939 年他出版了一本言情小说，让人们大吃一惊。在短短的108 页里（篇幅短小也令人吃惊），讲述了一位葡语文学教授追求新汉堡 [5]  一位几乎是文盲的有钱女子的爱情故事。小说题为《对手的搏斗》，勉强售出了几本，但是作品优美的风格、敏锐的感觉以及完美简洁的结构，都没有被评论家忽略，他们毫无保留地大加赞扬。

1940 年他再度住进佩特罗波利斯疗养院，三年后才出院。在疗养院的漫长时间里（即使偶尔由于过圣诞节或者与家人度假而外出，也总是有一名女护士严格护理），写了《对手的搏斗》续篇《阿莱格里港的黄昏》， 副标题为“新汉堡启示录”，阐明这部作品的整体意思。故事的起点正是《对手的搏斗》的中断处。《阿莱格里港的黄昏》放弃了优美的风格、敏锐的感觉以及完美简洁的结构，从几个视角讲述这座巴西南部城市的一个漫长而又快速消失的黄昏时光，与此同时，在新汉堡（由此引出《新汉堡启示录》这个副标题），那位富有但不识字的女继承人的仆人们、亲属和随后赶来的警察，在女继承人卧室中巨大的四柱床下，发现她已死于乱刀之下。按照作者家属的吩咐，这部小说直到60 年代很晚的时候才得以出版。

后来，经过一段漫长的沉寂时期，直到1943 年，他才在里约热内卢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篇反对巴西参加“二战”的文章。1948 年，他在《巴西妇女》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帕拉州、特别是塔帕若斯河与欣古河流域之间花卉与民间传说的文章。

这样到了1955 年《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第一卷（350 页）问世，只谈《存在与虚无》“导言”中“对存在的探索”的第二和第三节。即“存在的现象和现象的存在”和“反思前的我思和感知的存在”；在他的诋毁中，丰泰那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一直讲到卓别林和巴斯特·基顿 [6]  的电影。1957 年第二卷问世（320 页）， 涉及萨特“导言”的第五节，即“本体论证明”，以及第六节，即“自在的存在”。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悄悄地从巴西哲学界和学术圈溜过去了—鲜为人知。

1960 年第三卷问世。在整整600 页里，谈及了《存在与虚无》第一卷《虚无的问题》的第一章（“否定的起源”）的第三、四、五节（即“虚无的辩证法概念”、“虚无的现象学讨论”、“虚无的起源”）以及第一卷第二章（“自欺”）中第一、二、三节（“自欺和说谎”、“自欺的行为”和“自欺的‘相信’”）。

1961 年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连出版人也打不破）， 第四卷问世（555 页），内容针对《存在与虚无》第二卷（《自为的存在》）第一章（“自为的直接结构”）中的五节（“面对自我的在场”、“自为的人为性”、“自为和价值的存在”、“自为和可能的存在”和“自我和唯我性的圈子”）以及第二卷第二章（“时间性”）的第二和第三节（“时间性的本体论A”、“静态时间B”，此外还有“时间的动力”、“原始的时间性和心理的时间性：反思”）。

1962 年第五卷问世（720 页），里面跳过了第二卷第三章（“超越性”），第三卷（“他人的存在”）第一章的几乎全部小节以及第二章（“身体”）的全部，浓墨重彩地谈及第一章的第三节（“胡塞尔、黑格尔、海德格尔”）以及第三卷（《为他》）第三章中的三节（“对待他人的第一种态度：爱、语言、受虐色情狂”、“对待他人的第二种态度：冷漠、情欲、憎恨、性虐待狂”以及“‘共在’[mitsein] 和‘我们’”）。

1963 年，就在他写第六卷的时候，他的兄弟和侄子们不得不再次把他送进疗养院治疗精神病，他一直住到1970 年。从此没再拿笔。七年后他猝死在里约热内卢雷布隆大街的舒适公寓里，当时他正在听阿根廷作曲家蒂托·瓦斯克斯的唱片，正在向窗外张望，看着里约的夜晚降临、过往的车辆、人行道上闲谈的人们、闪烁明灭的万家灯火和关闭的窗户。

[1] 达朗伯系18 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他创立了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2] 巴西东南部城市。

[3]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著名诗人。他最成功之处是把古典希腊诗文的形式移植到德语中来。

[4] 蒂克（1773—1853），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的作家、批评家，一个天生的讲故事者。

[5] 巴西城市。

[6] 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1895—1966），美国默片时代的电影演员和导演。

埃内斯托·佩雷斯· 马松

Ernesto Pérez Masón

（1908 年生于马坦萨斯 [1] ，1980 年卒于纽约）

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小说家，颓废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崇拜者，创作了二十几部作品，以优秀的中篇小说《无情》（1930 年于哈瓦那出版）开启了文学生涯，小说讲述了受卡夫卡影响的怪梦，那个时候加勒比地区很少有人知道卡夫卡的作品；最后一部著作是《唐璜在哈瓦那》（1979 年于迈阿密出版），这部散文内容充满怨气，语言刻薄，行文嘎吱作响。

马松是《起源》杂志相当特殊的成员，他与莱萨马·利马 [2]  为敌的故事传播甚广。他三次向利马挑战，要与他决斗。第一次是在1945 年，他把决斗的地点定在比那尔德里奥 [3]  郊外农村，关于那个地方他写过大量文章，说当地主是如何如何幸福，还从本体论的角度把那说成是命运的安排。莱萨马·利马当然不理睬他的这一挑衅。

第二次是在1954 年，决斗地点选在哈瓦那一家妓院的后院，选择的武器是军刀。莱萨马再次不予理睬。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挑衅发生在1963 年。马松选中的地点是安东尼奥·诺阿拉尔特博士家的后花园，那里正在举行诗人和画家聚会。方式是搏击，这是传统古巴式决斗。莱萨马这回刚好在现场，在埃利赛奥·迭戈和辛蒂奥·魏铁尔帮助下得以逃脱。这一次，马松虚张声势的结果很糟糕。半小时后警察来了，他争辩了几句就被带走了。到了警察局事情变得更糟。据警方说，马松打伤了警察一只眼。据马松说，那是莱萨马和卡斯特罗政权精心设计的圈套，作家和政府不同寻常地勾结在一起找机会陷害他。结果是他被拘禁十五天。

这可不是马松最后一次身陷囹圄。1965 年他的长篇小说《穷人的菜汤》问世。无懈可击的艺术风格媲美肖洛霍夫，故事讲述的是1950 年哈瓦那一个大家庭的苦难。这部作品共有十五章。第一章这样开始：“黑姑娘佩德拉回来了……”；第二章是：“她特立独行，胆怯但执拗……”；第三章是：“胡安是勇敢的……”；第四章是：“她满怀爱意地扑到他怀中……”；很快跳出来一位有经验的审查官。发现每章的第一个字母可以组成一句话，结果是：“希特勒万岁”。这乱子可大了。马松用轻蔑的口气自我辩护道：纯属巧合。一批审查官动手查阅，又有了新发现：每章第二段的字母可以组成一个句子：“混蛋小国”。每章第三段开头字母可以组成：“我们期待”。每章第四段开头字母可以组成：“给你们每人一堆狗屎”。这样一来，由于每章一成不变地都有二十五段，审查官和一般读者很快就可以发现二十五个藏头句。后来他说，我搞砸了，做得太容易了。我真要是弄得复杂些，那谁也发觉不了。

闹乱子的结果是入狱三年。但是最后在大墙里面蹲了两年。期间他用英语和法语出版了他的早期长篇小说。一部是《巫婆们》，讲述某人如何厌恶妇女的故事，里面故事很多，故事里又套故事，作品的结构或说根本没结构很像雷蒙·鲁塞尔 [4]  的作品。一部是《共济会的奇才》，一部玩弄词形变化又吊诡的作品，因为无法确切知道马松真正要说的是他先祖思维敏锐呢，抑或是一群共济会成员的才智。 [5] 19 世纪末时他们在糖厂聚集，策划古巴革命以及随后的世界革命。后来（1940 年）赢得了维尔吉利奥·皮涅拉 [6]  的赞扬，认为这是古巴版的

《巨人传》。再一部是《绞刑架》，讲述一个晦涩的故事，写法上是黑暗的、加勒比式的哥特风格，流露出对共产党人的恐惧（奇怪的是第三章集中讲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柏林战役的英雄朱可夫元帅的军事生涯；这章本身虽然与作品的其他内容毫无关系，却成为20 世纪上半叶拉美文学的华彩篇章之一），对同性恋的厌恶，对犹太人和黑人的仇恨，这招致了皮涅拉的反对，但皮涅拉始终承认这部作品像一只沉睡的鳄鱼，有着令人害怕的力量，它很可能是马松最好的作品。

直到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前，马松一直在哈瓦那一所高等学院里担任法语文学教授。50 年代时曾经试图在他那故事里常说的比那尔德里奥乡下的一亩三分地上种植花生和山药，后来新政权把他的土地收归国有了。关于他出狱后在哈瓦那的生活，故事成堆，但多数是瞎编。据说，他成了警察的线人，说他为政府里一位著名政治家写了许多演讲稿，说他成立了一个有法西斯倾向的诗人和杀手的秘密帮会，说他练巫术，说他访遍了作家、画家、音乐家，请大家为他在当局面前说情。

他说，我只想工作，只想干活，只想做我惟一会做的事情，就是写作。

出狱时，他已经写完了一部200 页的小说，没有哪家古巴出版社敢出版。作品讲述古巴60 年代扫盲运动初期的情况，故事写得无懈可击。审查官们在字里行间徒劳地寻找晦涩的信息，结果白费力气。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出版。马松把仅存的三份手稿付之一炬。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这部作品从头到尾就是一部“绝密”密码手册；但是已经没有作品能证明了，他这一说法就算可信，在迈阿密的流亡者圈子里也遭冷遇，他们指责他早期急急忙忙地赞美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和切·格瓦拉。马松回击的办法是写了一部色情小说（以阿贝拉尔多·德·鹿特丹的名义出版），口气凶狠地反对美国政府，把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巴顿将军写成主人翁。

1970 年，据他的日记所述，他打算成立一个“反革命文学家和艺术家”组织。加入这组织的有画家阿尔西德斯·乌鲁希亚和诗人胡安·何塞·拉萨·马尔多内斯，可是没人知道这两人的情况，可能是马松虚构的人，除非是亲卡斯特罗政权的作家化名，在某个时候成了疯子或者想玩两面派手法。这个组织的大写缩写字母是G.E.A.C ，据某些评论家分析，暗藏着“古巴雅利安作家组织”的意思（或许是加勒比地区？），详情直到马松在纽约安逸地定居后方才在回忆录中说出。

他被政府孤立起来的岁月已经属于传说了。也许有过二次入狱的事情发生，也许没有。

经过多次失败后，他终于在1975 年离开了古巴，定居纽约。在那里，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写作和参加辩论会。五年后逝世。《古巴作家辞典》（哈瓦那1978 年版）对卡夫雷拉·因方特 [7]  忽略不提，却令人吃惊地选收了马松。

[1]  古巴西北部城市。

[2] 何塞·莱萨马·利马（José Lezama Lima，1910—1976），古巴著名作家，对拉美文学影响深远。创办有《起源》杂志，许多作家正是通过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作品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

[3] 古巴一省会。

[4] 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1877—1933），法国作家，以独特的写作风格影响了20 世纪的法国文学。

[5] 西班牙语中“马松”与“共济会成员”均是“Masón ”。

[6] 维尔吉利奥·皮涅拉（Virgilio Pi.era，1912—1979），古巴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7] 卡夫雷拉·因方特（Cabrera Infante，1929—2005），古巴著名流亡作家。

被诅咒的诗人

佩德罗· 冈萨雷斯·卡雷拉

Pedro González Carrera

（1920 年生于智利康塞普西翁，1961年卒于瓦尔迪维亚）

关于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为数不多的一些赞扬性的传记资料，一致认定他的著作辉煌，他的生平灰暗，也许其中不无道理。他出身寒门，小学教员，二十岁成家，生有七个子女；命途多舛，长期在山村小学教书，家庭不幸或者个人受辱让经济拮据的状况雪上加霜。

他早期的诗作是对坎波阿莫和埃斯普龙塞达等人不成熟的模仿。[1]  二十一岁在《南方花卉》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诗。这家杂志专门宣传“农业、畜牧业、教育和渔业”；编委会由一群康塞普西翁和塔尔卡瓦诺两市的小学教员组成，其中的重要角色弗洛伦西奥·卡波是诗人的发小。据为冈萨雷斯作传的作家们说，他在二十四岁时打算在《圣地亚哥教育学院杂志》上发表第二首诗。

卡波那时已经迁居到首都，是杂志的撰稿人，据他自己说，没看冈萨雷斯那首诗就介绍给了杂志。那首诗发表了，同时发表的还有二十首其他诗人的作品，他们有的是首都的老师，但绝大多数是外省的，他们也是这本杂志的核心读者群。此事虽然仅限于国内教育界，但立刻成了丑闻，而且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首诗完全摆脱了坎波阿莫式的甜言蜜语。冈萨雷斯这首三十行干净利落的诗要求为元首 [2]  被唾骂的军队恢复名誉，为意大利人的勇气恢复名誉（那个年代，无论拥护同盟国还是轴心国的圈子都一致认定意大利人是胆小鬼；一位圣地亚哥的政治家说到一旦与意大利化的阿根廷人发生边境冲突，智利政府只要派遣一个连的纯种智利警察就可以击败阿根廷的一个师，此言传遍全国）；同时，他的诗自然而然地就否定了意大利必败的说法，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最后的胜利“一定会秘密地、出其不意地”来到意大利人手中。

那场风波（冈萨雷斯那时在圣巴巴拉附近一个小村里教书，是通过三封信得到消息的；其中一封信是卡波写的，他反对了冈萨雷斯的立场，重申了友谊，开脱了责任）帮助《铁心》杂志与他建立了联系，也使得教育部把他的名字列入潜在的法西斯第五纵队名单上。

接下来，他在1947 年才又开始发表作品。发表了三首诗，是抒情与叙事的混合，是现代主义与超现实主义隐喻的混合，使用的意象有时令人困惑：冈萨雷斯眼里的男人们都穿着盔甲，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墨洛温 [3]  王朝的人”，他们行走在没有尽头的木制走廊里；他眼里的女人们都是金发女郎，她们睡在露天的小溪边，溪水腐臭；他眼里的机器好像只在夜间运转，反射出的闪光像“犬牙做成的头饰”。看见人们的动作（没加描写）令人恐惧，但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诗中的地点不是地球，而是一个平行宇宙，在那里“意志和恐惧是一回事”。

1948 年他在《铁心》杂志上又发表了三首诗。那时他已经迁居到蓬塔阿雷纳斯 [4]  去了。这三首诗与前三首在场景和氛围上保持一致，稍稍有些变化而已。冈萨雷斯在1947 年3 月8 日致卡波的信中，在抱怨工作艰难和家庭经济拮据的同时，认定自己写诗的灵感产生于1943 年夏天。那一年外星的墨洛温王朝的人们第一次来访。但究竟是梦中来访呢还是真的来访，冈萨雷斯没有说明。在致卡波的信中，话题拓展到了言语的混乱、耶稣显灵、隧道尽头的神奇意象。信中说，他在小学校里工作到深夜，感觉又困又饿，打算起身回家。没站起来，或者是没完全站起来，信中未说清楚。后来，一小时后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附近的荒地上，脸朝上，天上繁星遍布，于是，所有的诗从头到尾都在他的脑子里。卡波不仅收到了信，还同时收到了冈萨雷斯寄的《铁心》杂志，读完之后他回信说：应该赶快搬家，否则在那样孤独的环境里人是会发疯的。

冈萨雷斯听从了关于迁居的劝告。但是仍继续固执地要开发自己的诗歌富矿。在随后发表在圣地亚哥一家报纸文化副刊上而不是《铁心》杂志（那时已经不存在了）上的三首诗中，他放弃了对超现实图像的歌颂，放下了象征主义的包袱，放弃了对现代主义怪癖的追求（应该指出的是，冈萨雷斯对上述几个流派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如今他的诗句简洁明快，意象简单；在上述六首诗中常用的形象经受了巨大的改造：那些墨洛温王朝的武士变成了机器人；那些女人在意识的臭水河边垂死挣扎；那些无缘无故开垦土地的神秘拖拉机变成了来自南极的秘密船只，或者变成了神迹（“神”是大写的）。这一回，他用对比的方式描绘了一个形象：作者自己的形象，迷失在祖国无边原野的模样：像个法律公证人一样注视着奇迹的出现，但总之一句话，他不知道为什么奇迹会出现，不懂得这一现象学理论，不懂得奇迹的终极目的。

1955 年冈萨雷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了巨大的牺牲，出资在马乌莱省会考克内斯市一家印刷厂自费印刷了一本只有十二首诗的小册子。那时他已经搬到该市居住了。小册子名叫《十二》，封面是作者亲自设计的。如果要谈谈冈萨雷斯为了给自己的诗配插图（都是亲自作画，这些画作直到他死后方才被人们了解），那么封面上的是第一幅，值得多说一句：封面上“十二”这两个字下方是老鹰的爪子抓住一个火焰中的万（卐）字饰。万字饰下面依稀可见一片起伏的海浪，像是孩子的画。海浪中，可以清楚地看见有个孩子在哭喊：“妈妈，我害怕。”这句话用模模糊糊的对话框表现。孩子和大海下方，有些线条，有些污迹，不知道是火山还是印刷缺陷。

这十二首新诗为以前的九首增加了新形象和新风景。在机器人、意识流和船只的基础上，现在添加了“命运”和“意志”，这两者的化身是躲藏在船舱里的两个偷渡者；还加上了“疾病机器”、“语言机器”、“记忆机器”（从远古开始就有破损）、“虚拟机器”、“精准机器”。以前诗中惟一的人（就是冈萨雷斯）现在加上了“残忍律师”— 一个有时说话像一般智利人（或是小学老师标准上的“一般”人），有时说话像女预言家或希腊预言家的怪人。这十二首诗的场景依然和以前的一样：深夜里的旷野，或者是设立在智利腹地的大型剧场。

这个小册子完全被人们忽视了，尽管冈萨雷斯不遗余力地给首都和外省各个报纸寄送样书。瓦尔帕莱索一个花边新闻专栏作家写了一篇讽刺性的书评，题目是《咱们也有了一位乡下的儒勒·凡尔纳》。在一份左翼报纸上，有人著文说智利的文化生活正在法西斯化，例证之一就是这本小册子。其实，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没人看这小册子，更谈不上支持它，也许卡波例外，但他在远方，二人的友谊也因为《十二》封面上的插图而被冲淡了。在考克内斯市，有两家文具店让小册子陈列了一个月。后来就交还给了作者。

冈萨雷斯顽强地继续写作和画画。1959 年他给圣地亚哥两家出版社寄去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两家后来都退稿了。在致卡波的信中，他谈到了这部长篇小说，说是一部科学著作，汇总了他传给后代的科学知识，但众所周知并且显而易见的是，他的物理、天体物理、化学、生物和天文知识都是一片空白。乔迁到瓦尔迪维亚附近的小村后，本来已经虚弱的身体终于垮了。1961 年6 月他在瓦尔迪维亚省立医院逝世，终年四十岁。被葬在乱坟岗。

多年以后，多亏了爱斯基尔·阿兰西维亚和胡安·艾琳·拉索两位操心—他俩熟悉冈萨雷斯发表在《铁心》上的诗作，开始对冈萨雷斯的作品进行搜寻和严肃的研究工作。幸运的是，冈萨雷斯的遗孀在先，一个女儿在后，保存了冈萨雷斯的大部分文稿。最后是弗洛伦西奥·卡波，他于1976 年献出了老朋友写给他的信。

这样，1975 年由阿兰西维亚编辑和注释的《冈萨雷斯诗全集》（350 页）第一卷问世。

1977 年第二卷也是最后一卷出版（480 页），附有1945 年冈萨雷斯编制的创作总计划的说明以及数量众多且具有更多创意的图画，是作者用来帮助自己理解那个“困扰我心灵的最新灵感”的来临。

1980 年长篇小说《残忍的律师》问世，献词很是奇怪：“献给我那位意大利朋友、陌生的士兵、可笑的牺牲者”。作品（150 页）邀请读者小心翼翼地翻阅：不追随风潮（冈萨雷斯身居马乌莱省也很难了解文学风潮），不对读者迁就，不对自己迁就。阿兰西维亚在前言中给这部作品下的定义是：冷酷但迷人。

最后，1982 年《书信全集》—一本90 页的小册子问世。里面有他恋爱时写的情书、给好友卡波的信（是本书的主体）以及给杂志主编、同事、教育部官员的信件。关于他的创作说得不多；关于他不得不经受的苦难说得不少。

如今，在考克内斯市郊区，靠近瓦尔迪维亚北部被拆掉的广场附近，多亏了《南半球评论》策划和编辑们的倡议，有几条小街用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的名字命名。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在纪念谁。

[1]  均为西班牙19 世纪浪漫主义诗人。

[2] 这里指墨索里尼。

[3] 墨洛温（486—751），法国第一个封建王朝。

[4] 智利最南端城市。

安德烈斯·塞佩达·塞佩达，绰号“贵族骑士”

Andrés Cepeda Cepeda, llamado el Doncel

（1940 年生于阿雷基帕 [1] ，1986 年卒于阿雷基帕）

塞佩达的起步阶段深受阿雷基帕诗人和音乐家马科斯·里卡多·阿拉尔孔·查米索的良好影响。他俩经常在“安第斯山凤尾船”餐厅联手写诗，消磨下午时光。1960 年塞佩达出版了小册子《皮萨罗大街的命运》，副标题为“无尽的门”，预想在新大陆纵横着一系列“皮萨罗大街”，其功能一旦被发现（因为“皮萨罗大街”通常是隐藏的）将给“美洲概念”提供一个新框架，其中的

“意志”和“梦想”会融合在一种对现实的新看法—一种“美洲的觉醒”—里。《皮萨罗大街的命运》中有十三首诗，均用相当模糊的十一音节诗行组成；评论界持冷漠的态度。只有阿拉尔孔·查米索例外，他给《阿雷基帕先驱报》写了评介文章，特别赞扬了作品中的音乐感，那种“埋藏在热烈语言背后的音节神秘感”。

1962 年塞佩达开始为双月刊《全景》杂志撰稿。出版地点在利马。主编是著名的大律师、能言善辩的安东尼奥·桑切斯·卢汉。塞佩达认识这位大律师的地方是阿雷基帕扶轮社为欢迎大律师而举办的晚宴上。他的笔名“贵族骑士”就是那时诞生的。从此，无论是政治赞美诗还是影评和书评都署名“贵族骑士”。1965 年他把为《全景》撰稿与为《秘鲁晚报》每日的专栏文章结合起来。该报的业主是面粉和海产大亨、卢汉的干亲，名叫佩德罗·阿尔戈特。那时塞佩达正处于少数的光辉时刻：他的文章像约翰逊博士那样五花八门，招致人们长期的反对和怨恨。无论什么问题，他都发表意见，自认为能解决万事。然而却连连出错，连连被起诉，连连输官司。1968 年就在他的首都生活变成了混乱的漩涡时，他再版了《皮萨罗大街的命运》，在原来十三首诗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新创作的五首，正如他在自己的专栏文章里（《诗人的劳作》）坦白的那样，这些诗花费了他八年的艰苦努力。这一次，尽管有“贵族骑士”的名气，这本诗集仍未能免遭讨伐，那是最尖锐的抨击。在评论家们使用的形容词里，挑几个最刺耳的吧：史前纳粹之作，次品，资产阶级拥护者之作，资本主义傀儡之作，中央情报局特工之作，白痴诗人的蹩脚之作，抄袭埃古伦 [2]  之作，抄袭萨拉萨尔·邦迪 [3]  之作，抄袭圣—琼·佩斯 [4]  之作（这个指责的提出者是圣马可大学里一位特别年轻的诗人，他在大学范围里还引发了追随与反对圣—琼·佩斯之间的论战），从阴沟里爬出来的狗腿子之作，廉价的预言家之作，强奸西班牙语之作，替魔鬼写诗者之作，落后教育的产物，暴发户之作，神志不清的乡巴佬之作，等等，等等。

但是，《皮萨罗大街的命运》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最明显的差别有以下几处：阿雷基帕版有十三首诗，献词是写给阿拉尔孔老师的；利马版有十八首，没有献词。原来的十三首中，只有第八首、第十二首、第十三首经过润色和小改动，有些同义词（困境代替困难、才智代替理智、多样代替混杂）与原意小有区别。而新增加的五首新诗则似乎按照同一个模子炮制出来：都是十一音节诗行，刻意追求一种有气势的腔调，刻意追求一种神秘性，创作手法平平淡淡，时不时来点穿凿附会，毫无创意可言。但这后五首诗补充了一些意思，或者是对前十三首诗阅读后的深入思考或者启发性说明。有了这五首，从前神秘、模糊、老一套的借助神话人物的办法，变成了明白无误、是非清楚的思想。那么这位“贵族骑士”追求什么呢？他赞成什么？赞成回归铁器时代，那应该是在皮萨罗 [5]  统治时期吧。他主张秘鲁种族对抗（那时只说到秘鲁，而这一点也许比他的种族斗争论重要，为此，另外有两首诗他取消了种族斗争论，现在他包括了智利、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后来，他主张秘鲁与阿根廷（阿根廷包括乌拉圭和巴拉圭）对抗，对此，他命名为卡斯托耳与波吕丢刻斯之争 [6]  。胜负难料。预测双方的失败将在3033 年。在最后三首诗里，他不遗余力地提醒一个金发婴儿将诞生在一个死一般的利马的废墟里。

作为诗人的塞佩达的声望持续的时间不到一个月。

“贵族骑士”的文学生涯要长一些，但他风光的时刻已成往事。由于塞佩达公开批评了某部部长的无能（这是众所周知且公认的），由于他批评了一位印第安血统的啤酒业大亨，为了平息权贵人物的震怒，《秘鲁晚报》拿他当替罪羔羊，先是骂他无端诽谤他人，接着请他走人。

他再也没出版过任何书。

余生靠给《全景》杂志撰稿度日，有时在广播电台打零工。偶尔也给报社做做校对。起初，他身边还有些欣赏他的人，他们自称“贵族骑士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小撮人也就逐渐散去了。1982 年他重返阿雷基帕，开了一家小小水果店。1986 年春天，因脑溢血猝死。

[1] 秘鲁城市。

[2] 何塞·埃古伦（José María Eguren，1874—1942），秘鲁著名诗人。

[3] 萨拉萨尔·邦迪（Salazar Bondy，1924—1965），秘鲁著名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4] 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1975），法国著名诗人。

[5]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5—1542），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印加王国。

[6]  希腊神话中的两兄弟，前者善骑，后

有学问的女士和女旅行家

伊尔玛·卡拉斯科

Irma Carrasco

（1910 年生于普埃布拉 [1] ，1966 年卒于墨西哥城）

伊尔玛是墨西哥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女诗人，喜欢用生僻词。二十岁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为你憔悴的声音》，表达了对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作品热心乃至狂热的阅读。

她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支持波菲里奥·迪亚斯[2]  ，她大哥是神父，反对执行宪法中有关宗教问题的条款，在1928 年的战乱中被枪毙。1933 年，她发表了《妇女之命运》，承认自己热爱上帝、生命和墨西哥的新曙光；她不加区别地称之为“复活、觉醒、梦想、恋爱、宽恕和婚姻”。

她性格开朗，既出入墨西哥上层社会的沙龙，又参加新潮艺术聚会；和蔼可亲，态度坦率，这立刻赢得了革命诗人和画家的好感，尽管他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她思想保守，可是依然高高兴兴地接纳她。

1934 年伊尔玛出版了《云的悖论》，有十五首十四行诗，都是贡戈拉的风格；出版了《火山组图》，是一些宣泄内心的情感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天主教教义下的女权主义先驱思想。她的创造力旺盛。乐观主义态度有感染力。情趣高雅。美貌动人，内心宁静。

1935 年恋爱五个月后伊尔玛就结了婚，这在那个时代就显得过于匆忙了。丈夫名叫加维诺·巴雷达，建筑师，是索诺拉州埃莫西约人，半秘密状态下的斯大林主义者，公开状态下的花花公子。蜜月是在索诺拉沙漠里度过的，那里孤寂的氛围给伊尔玛和巴雷达都带来了创作灵感。

回家后，夫妻俩定居在科约阿坎市一处殖民时期的老宅子里。巴雷达改造了老宅子，使得它成为第一处拥有钢板加玻璃墙的殖民时期的房子。外表上，夫妻俩令人羡慕：年轻，富有，丈夫是标准的杰出且有理想的建筑师，对于建设美洲大陆新市镇有宏大的构想；妻子是典型的美人，自信、自豪而聪明、理性，艺术家婚姻的组成需要这样一个优秀的舵手。

但实际上，日子不是那么回事，伊尔玛不无失望感。巴雷达经常鬼话连篇，找下流女歌手鬼混。巴雷达对她毫不客气，几乎每天都揍她。巴雷达经常公开在朋友和陌生人面前蔑视她和她的家族，说他们是“混蛋基督徒”或者“该死的臭肉”。有时，实际生活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1937 年二人前往西班牙。巴雷达去拯救西班牙共和国，伊尔玛去拯救自己的婚姻。在马德里，佛朗哥的飞机在轰炸这座城市，伊尔玛在斯普林多尔饭店304 号房间里挨揍，那是她一生中经受过的最野蛮的暴打。次日，伊尔玛二话没说，离开了西班牙首都，前往巴黎。一周后，巴雷达出去找她。但她已经不在巴黎了：已经进入佛朗哥占领区，住在布尔戈斯 [3]  ，是天主教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女院长（她的远亲）帮助了她。内战期间，她生活得像一部传奇。据说，她在前线救护站当护士；据说，她给士兵们自编自演宗教剧；据说，她与哥伦比亚天主教诗人伊格纳西奥·苏维塔和赫苏斯·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相识并成为好友；据说，穆尼奥斯·格兰德将军一见到她就哭了，因为将军立刻就明白了：她绝对成不了他的女人；据说，长枪党的年轻诗人们给她取了一个亲热的绰号叫“战壕女神”或者“战壕天使”。

1939 年她在萨拉曼卡 [4]  出版了《美德的胜利或曰上帝的胜利》，是一本有五首诗的小册子，用字斟句酌，对仗工整的诗句庆祝佛朗哥将军的胜利。1940 年定居在马德里，出版了另外一本诗集《西班牙的礼物》和一部剧作《布尔戈斯的平静之夜》，后者很快就被成功地搬上了舞台，后来还上了银幕，讲述一个即将出家的见习修女如愿以偿的幸福生活。1941 年由德国文化部赞助，与一群西班牙艺术家一道在欧洲各国做凯旋式巡回宣传。访问了罗马和希腊、罗马尼亚（进入恩特雷斯库将军府，结识了将军的未婚妻、阿根廷女诗人达妮埃拉·德·蒙特克里斯托，立刻产生反感，后来她在日记中写道：“种种迹象表明此人是个婊子……”）和匈牙利，乘船游览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恢复了由于缺乏刺激或者缺乏爱情或者由于滥情而遮蔽的才智的闪光。这一才智的恢复让她萌生了从事一个充满激情的新行当的念头：新闻工作。写文章，写政界或者军方人物的简介，用生动的风景如画的细节描写访问的城市，关注巴黎的时尚，关注罗马教廷的问题和利益。她写的报道发表在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报纸杂志上。

1942 年墨西哥对轴心国宣战。尽管伊尔玛觉得此举简直就是胡闹，或者说得好听一点，也是一个荒唐的玩笑，但她毕竟是个墨西哥人，遂决定回西班牙，等待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1946 年4 月的一天，她的剧作《她眼中的月亮》在马德里大剧院首演获得初步成功后（评论界和观众审慎地表示好感），有人敲响了她在拉瓦比耶斯大街朴素但舒适的公寓大门。结果，出现的竟然是巴雷达。

这位如今住在纽约的建筑师是来复婚的。他进门便下跪求饶，信誓旦旦地保证做到伊尔玛希望听到的一切。这位墨西哥女子敏感的心再次燃起了旧情。

二人回到了美国。巴雷达的确变了。在横渡大西洋的途中，他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爱护老婆。从欧洲起航的轮船把二人送到了纽约。巴雷达在纽约第三大道住所里，的确为迎接伊尔玛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夫妻俩又过了一次蜜月。在纽约，伊尔玛体验到了什么叫巨大的幸福。他俩决定尽早要小孩。但是，伊尔玛没能怀孕。

1947 年夫妻俩回到了墨西哥。巴雷达重新恢复了与老朋友们的每日交往。这些老友或者是墨西哥的空气，再次把巴雷达改造成了复婚前那种可怕的样子：脾气暴躁，酗酒，找女歌手，既不听妻子的话，也不跟她说话，一开口就是骂骂咧咧的。一天夜里，伊尔玛当着一些朋友的面，为佛朗哥政权的诚实态度和建设成就辩护。巴雷达当众揍了她。

继家庭暴力复发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几乎每天发生的虐待。但是，伊尔玛在创作。这救了她的命。她忍受着拳打脚踢、谩骂以及种种侮辱，把自己关在科约阿坎的家中，就是不放下笔杆子。与此同时，巴雷达酗酒，参加墨西哥共产党无休止的讨论会。1948 年她完成了剧作《胡安·迭戈》，这是一部奇怪而巧妙的作品；两位演员塑造了瓜达卢佩地区一位印第安人和他经过炼狱时的保护天使，其过程似乎没完没了，作者好像要告诉人们：炼狱是永恒的。《胡安·迭戈》首演后，萨尔瓦多·诺沃 [5]  到化妆室去向伊尔玛表示祝贺，亲吻了她的手，互相说了一些恭维话。与此同时，巴雷达与几个朋友谈话，或者是假装谈话，但视线始终没离开老婆。他显得越来越紧张，伊尔玛的形象在他眼里越来越高大。他满头大汗，说话结结巴巴。最后失去理智：推推搡搡地走到诺沃身边，大骂这位著名的散文家，当众给伊尔玛几个耳光。这让大家目瞪口呆，人们迟迟才把夫妻二人分开。

三天后，巴雷达被捕。一道被抓的还有党中央的一半委员。伊尔玛再次获得自由。

然而她没有抛弃巴雷达。她去探监，给丈夫送去建筑方面的书和侦探小说。她操心丈夫的饮食，与辩护律师多次长谈，担负起丈夫未了的生意。巴雷达在莱昆贝里蹲了六个月，与共产党同志们吵架。这些人在牢房里有机会亲自验证此人的脾气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他差一点儿被自己的同志私刑处死。出狱后他退党，公开宣布退党，与伊尔玛一道去了纽约。种种迹象表明，夫妻俩可能再次开始新生活。远离墨西哥后，伊尔玛相信夫妻生活能恢复幸福，恢复和谐状态。实际上并非如此：巴雷达一肚子怨气，她只能为丈夫受过。二人在纽约的生活（曾经幸福过）如今变成了地狱。终于，一天早晨，伊尔玛决定放弃一切，上了第一班公交车，三天后回到了墨西哥。

直到1952 年夫妻俩才重新见面。那时，伊尔玛已经又完成了两部剧作：《墨西哥皇后卡洛塔》和《巴拉尔维约的奇迹》，两部宗教剧都进行了首演。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秃鹫山岗》也问世了。内容是她惟一的哥哥晚年的生活。小说引起了墨西哥评论界截然对立的意见。一些人认为，伊尔玛就是要墨西哥回到1899 年 [6]  ， 认为这是挽救这个已经濒临灾难的国家的惟一办法。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是一部启示录式的长篇小说，书中隐约可见民族未来的灾难，无人能够阻挡或制止。作品给出的题目《秃鹫山岗》，就是作者哥哥华金·马里亚神父被枪毙的地方；他的回忆和思考构成作品的主体；刑场意味着墨西哥未来的地形，它荒芜，孤寂，将成为更多罪行的完美舞台。行刑队队长—阿尔瓦雷斯上尉—代表着革命制度党，即造成灾难的执政党。行刑队员代表着被欺骗和去基督教化的墨西哥人民，他们不动声色地出席自己的葬礼。首都一家报纸的那个记者代表墨西哥知识分子，他们空虚、不信神、只对金钱感兴趣。那位化装成农夫远距离观察行刑场面的老神父代表着教区教堂的态度：面对人类的暴力行为厌烦而恐惧。那位希腊行商尤尔格斯·卡兰多尼斯在村子里听说了行刑的事情，出于好奇上山去看，仅仅为了消磨时间，他代表希望：华金·马里亚神父被子弹射中的时候，卡兰多尼斯跪下痛哭。最后，是那群在小山另外一侧背对着刑场的地方，在玩投掷石子的孩子们，他们代表着墨西哥的未来：内战和无知。

她对妇女杂志《家务》的记者说：“我百分之百相信的惟一的政治制度就是神权治理，虽说佛朗哥将军的独裁统治也不算太糟糕。”

墨西哥文坛上的人们无一例外地不理睬她。

1953 年她与巴雷达破镜重圆。这时的巴雷达已经成为著名建筑师。夫妻俩去东方旅行：夏威夷、日本、菲律宾、印度为她提供了新的灵感，其新诗《亚洲的圣母》，是触及现代性伤口的辛辣十四行诗。这一次，伊尔玛主张回归16 世纪的西班牙社会。

1955 年她因多处挫伤和骨折住院治疗。

如今主张绝对自由的巴雷达，现在的声望如日中天：已成为国际上承认的著名建筑师；他的工作室里堆积着来自世界各地要求设计的项目书。伊尔玛则相反，放弃了戏剧创作，一门心思管家务，与丈夫一道参加社交活动，努力完成一部直到她去世后才能面世的诗作。1960 年巴雷达首次提出离婚。伊尔玛运用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加以拒绝。一年后，巴雷达终于抛弃了妻子，离婚的事务交给律师们去办理。这些律师给伊尔玛施加压力，以切断经济来源威胁她，用公开她家丑闻恐吓她，借助她的常识和善心（与巴雷达在洛杉矶同居的女子已经怀了他的孩子）打动她。但是都没用。

1963 年巴雷达最后一次看望了妻子。伊尔玛病了，估计这位建筑师还有同情心或者好奇心或者类似的什么心理，是完全可能的。

伊尔玛穿上最好的衣裳，在客厅里接待他。巴雷达拉着两岁的儿子进门。外面的车里坐着他情妇：一个美国女子，比伊尔玛年轻二十岁，怀着六个月的身孕。这次见面（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很紧张，在某些时刻甚至有点戏剧性。巴雷达关心她的健康，还关心她的诗作。他问：还写诗吗？伊尔玛严肃地点点头。巴雷达的儿子让她感到不安，起初她感到拘束。后来克制住自己，用一种逐渐变得讥讽和暗藏的逼人口气说些冷漠的话。等到巴雷达一提到律师和离婚的必要性时，伊尔玛直勾勾地盯着他（还有他儿子）的眼睛，再次断然加以拒绝。巴雷达没再坚持说下去。他说：“我是作为朋友来看你的。”伊尔玛口气威严地问：“你，作为朋友？”她声明：“你不是我朋友，而是我丈夫啊。”巴雷达笑了。岁月磨平了他粗暴的性格，或者他在装蒜，或者也许觉得伊尔玛无关紧要了，根本用不着他生气。那小孩站在那里不动。伊尔玛可怜孩子，胆怯地劝孩子去院子玩耍。房间里剩下二人了，巴雷达提到有必要让孩子们在婚姻健全的家庭里长大。伊尔玛反驳说：“你懂得什么！”巴雷达承认：“是啊，我懂什么。”二人喝酒。巴雷达喝萨乌萨牌的龙舌兰酒。伊尔玛喝蛋奶酒。那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伊尔玛的女佣差不多也还是个孩子，于是二人一起玩耍。在光线昏暗的客厅里，巴雷达喝着龙舌兰酒，泛泛地评论这所宅子保存的状况。后来，他说该走了。伊尔玛没等他起身，飞快地给他斟满酒，说道：“干杯吧。”巴雷达说：“为咱俩走好运干杯。”二人对视一下。巴雷达开始感觉不舒服了。伊尔玛嘴巴一咧，一副既像蔑视又像发怒的怪相，把蛋奶酒杯扔到了地上。杯子碎了。白色的瓷砖地上流淌着黄色的液体。巴雷达还以为她要把酒杯摔到他脸上，因而吃惊和慌张地望着她。伊尔玛说：你揍我吧，来，揍我吧，揍呀，说着，把脑袋伸过去。叫喊声越来越大了。但是，院子里，那男孩和女孩继续在玩游戏。巴雷达瞥了一眼孩子。他们好像沉浸在别样的时间里，不，是别样的空间里。然后，再看看伊尔玛，刹那间，他有一种朦胧的恐惧感（立刻就忘记了）。他走了，在抱着儿子穿过院门时，觉得听见了伊尔玛低沉的叫喊声。她留在客厅里，站在那里，除去这最后一幕婚姻场景，对一切都无动于衷；除去自身温柔的反复邀请或驱邪或作诗的声音之外，一切都听不见。那是一首去掉皮囊的诗，比塔布拉达 [7]  的任何一首俳句都要短小，那是她惟一的实验性作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没有什么诗了，没有什么蛋奶酒了，只有死一般的寂静，直到死神来临为止。

[1] 墨西哥城市。

[2] 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1830—1915），墨西哥总统，独裁者。

[3] 西班牙北方城市。

[4]  西班牙城市。

[5] 萨尔瓦多·诺沃·洛佩斯（Salvador Novo López，1904—1974）， 墨西哥著名散文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和语言科学院院士。

[6] 指波菲里奥独裁时期。

[7]  胡安·何塞·塔布拉达（Juan José Tablada，1871—1945），墨西哥著名诗人。喜欢仿照日本的俳句作诗。

达妮埃拉· 德· 蒙特克里斯托

Daniela de Montecristo

（1918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年卒于科尔多瓦 [1] ）

关于达妮埃拉早期在欧洲时（1938—1947 ）的传闻，内容不但不一致还相当矛盾。她有着传奇般的美貌，身上总是笼罩着一圈神秘的光环。据说，她是几位德国和意大利将军的情妇（其中就有意大利的秘密警察头子、臭名昭著的沃尔夫）；据说，她爱上了一位罗马尼亚将军，他名叫欧金尼奥·恩特雷斯库，1944 年他被自己的士兵钉上了十字架；据说，她化装成了西班牙修女，逃离了布达佩斯包围圈；据说，在三名战犯陪同下她偷越奥地利– 瑞士国境线时，把满满一箱子诗稿给弄丢了；据说，她于1940 和1941 年受到教皇接见；据说，一位乌拉圭诗人和一位哥伦比亚诗人因为得不到她的爱而自杀；据说，她左臀上有文身，是个黑色的万字饰；据说……

她的文学作品，如果不把丢失在瑞士雪峰上的青年时期的诗以及永远不为人所知的作品计算在内，那只能构成一部书，名字宏大的书—《亚马孙人》，是阿根廷鹅毛笔出版社出版的；由门迪鲁塞的遗孀作序，她的溢美之词可说是毫无保留（有些段落仅仅凭借女性的直觉就把丢失在阿尔卑斯山的诗稿与胡安娜·伊瓦武鲁 [2]  以及阿尔丰西娜·斯托尔尼 [3]  的作品相提并论）。

这本大书激流般地触及所有的文学类型：爱情小说、间谍小说、回忆录、戏剧（某些章节甚至有先锋派写作的影子），还有诗歌、历史、政治短论。故事情节围绕着作者、祖父母、曾祖父母的生平展开，有时会上溯到亚松森 [4]  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建城后不久的岁月。

有些篇章是原创的，尤其是描写关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女子第四帝国”和在巴塔哥尼亚建立训练营的文章，或者怀着乡愁、依靠一些伪科学知识写成的关于一种能分泌爱意的腺体的文章。

[1] 西班牙城市。

[2] 胡安娜·伊瓦武鲁（Juana de Ibarbourou，1892—1979），乌拉圭女作家。

[3 ]  阿尔丰西娜·斯托尔尼（Alfonsina Storni，1892—1938），阿根廷女作家。

[4] 巴拉圭首都。

两个德国人在天涯

弗朗茨·茨威考

Franz Zwickau

（1926 年生于加拉加斯[ 1] ，1971 年卒于加拉加斯）

弗朗茨·茨威考旋风般地扫过自己的一生和文学生涯。父母是德国移民。他很好地掌握了父母的语言和他自己出生地的语言。那时的新闻报道将他形容为一个拒绝长大的有才华而不信权威和传统的少年（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有一次说弗朗茨是“委内瑞拉最好的校园诗人”），老照片呈现的形象是这样的：年轻，高个子，金发，运动员的体格，具有杀人犯或空想家的目光，或者说二者都有。

他出版过两部诗集。一部是《摩托车手》（1965），

包括二十五首节奏和格律都很另类的十四行诗，都是青少年感兴趣的题材，例如，摩托车、绝望的爱情、性意识觉醒和渴望纯洁。第二部诗集，题为《战犯之子》（1967），标志着弗朗茨诗作的根本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委内瑞拉那时诗歌的变化。这是一本要命的、令人毛骨悚然而且写得很糟的书（关于修改诗作，弗朗茨有个奇怪的理论，这在一个开始写诗就写十四行诗的人身上是有点不寻常），里面充满了责难、诅咒、谩骂、绝对瞎编的自传细节、诽谤性地嫁祸于人以及噩梦，等等。

有些诗令人难忘，例如：

《与赫尔曼·戈林在地狱里对话》，诗人骑在他早期十四行诗中提到的黑色摩托上，来到委内瑞拉海岸一座废弃的飞机场，那里距离马拉开波不远，叫做地狱；他发现了帝国元帅的身影；二人谈起了各种话题，例如，空军、眩晕、命运、无人居住的房子、勇敢、正义、死亡。

《集中营》则相反，幽默中不乏些许的柔情，讲述作者在首都一中产阶级小区从五岁到十岁的童年生活。

《祖国》（350 行）用一种西班牙语和德语的混杂语言—夹带俄语、英语、法语和意第绪语—像法医经历了连环凶杀案后在夜晚的停尸间里工作的冷漠语言来描写自己身体的隐私处。

《战犯之子》是一首长诗，口气慷慨激昂，夸张，作者恨自己晚生了二十五年，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自己的语言能力，让心中的仇恨、情绪及生活中的无望释放出来；作者用自由诗体（此前委内瑞拉诗坛少见），把一种残酷、难言的童年搬上台面，把自己与1858 年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个黑孩子比较；他唱歌，跳舞，手淫，举重，梦见寓言般的柏林，背诵歌德、荣格尔的诗，批评蒙田、帕斯卡（熟悉这两位作家），采用了阿尔卑斯山登山运动员的口吻，采用了农妇口吻，采用了一个1944 年12 月死于阿登省的德国贝蓓尔旅坦克兵的口吻，采用了一个在纽伦堡采访的美国记者的口吻。

这部诗集，无须赘言，就算不是被评论界按照惯例阴险地遮盖起来的话，也是被忽略了。

有一阵子，他出入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的文学圈子。后来他积极参加了雅利安天然主义公社，结果写出了惟一的中篇小说《土牢野营地》，书中多次嘲笑公社的创建者（很明显以卡马乔—平原上的罗森贝格 [2]  为原型），还嘲笑卡马乔的弟子们为纯种混血儿。

他与文坛上的人一直很难相处。只有两部委内瑞拉诗选收录了他的作品：一部是1966 年由阿尔弗雷多·古埃尔沃编辑的《诗坛新声》；一部是由范尼·阿雷斯帕科切阿编辑的《1960—1970 年委内瑞拉青年诗人》， 问世后引起争议。

在骑摩托车从洛斯特格斯去加拉加斯的途中，车子摔下了悬崖，那时他还不满二十五岁。直到去世后，人们才知道他用德语写过诗，收集起来有一百五十多首，充满了田园气氛，题为Meine Kleine Gedichte [3]  。

[1] 委内瑞拉首都。

[2]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纳粹德国政府核心幕僚之一，宣扬种族理论。

[3] 德文，意思是“我的小诗”。

维利·舒尔霍尔茨

Willy Schürholz

（1956 年生于智利新生移民镇，2029年卒于乌干达坎帕拉）

新生移民镇距离特木科 [1]  四十公里。表面上看，它是这个地区诸多大庄园之一。然而细看就能抓住某些重大区别。首先，在新生移民镇有小学校、门诊部、汽车修理部和一整套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从而无需依赖智利人所谓的“智利的现实社会”，或者干脆说“现实社会”。可能过于乐观了。新生移民镇生财有道。它的存在让外界感到不安：秘密过节，只限于自己人参加，不邀请外边的人，无论穷富。有人死了，那就埋葬在自己的公墓里。最后一个区别的理由，也许无关紧要，但是很容易引起外界人或者为数不多客人的注意，那就是镇上的居民，无一例外，都来自德国。

居民采取公社式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雇佣农工，不转租土地。从表面上看，他们很可能被认为是一群德国新教徒，由于逃避教会的迫害和服兵役而移民到美洲来。但他们不是什么教派，来到智利的时间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每隔一段时间，镇上的活动或者说掩盖活动的迷雾都成为国内报纸上的消息。据说，镇上有异教徒的纵欲狂欢、性奴和秘密处决。一些不十分可信的目击者发誓说，庭院里不升智利国旗，而是白圈里饰有黑色万字形的红旗。据说，艾希曼、博尔曼、门格勒 [2]  都曾经在镇上躲藏过。实际上，惟一在镇上待过几年的战犯（全心全意种蔬菜）就是瓦尔特·劳斯。后来，有人故意把皮诺切特政权初期的刑讯拷打与此人联系起来。真实的情况是，劳斯死于心脏病，发病时他在看1974 年联邦德国举办的足球世界杯：两德对抗赛。

还据说，镇上由于近亲通婚，生下了畸形儿和弱智儿。周围的农民说，夜间有开拖拉机的白化病人种地；那时的杂志上，有些经过技术处理的照片，让吃惊的智利读者看到一些不知疲倦地从事农业劳动的脸色苍白、表情严肃的人。

1973 年皮诺切特发动政变之后，新生镇不再是新闻了。

维利·舒尔霍尔茨是五兄弟中最小的，直到十岁后才学会正确说西班牙语。十岁前，他的广阔天地就是新生镇用铁丝网圈起来的土地。他的童年有着严格的家规，下地干活，有优秀的教师，既讲授国家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又让他相信科学，所有这一切养成了他一种孤僻而固执的性格，且极端自信。

一个偶然的机会，家长送他去圣地亚哥攻读农艺学。在首都，他很快发现自己真的有诗才。他可以打出任何一种牌而不怕轰然失败：他最早期的诗作中都有一种自成一格并且坚持到死的美学路线。舒尔霍尔茨是一位实验诗人。

他早期的诗是一种散乱的句子加上新生镇地形图的混合物。没有标题，难以卒读。诗作不指望读者理解，更不希望读者参与。有位评论家以为可以把这些作品看成是逝去的童年时代的藏宝图之类的东西。有位评论家含沙射影地说，这是秘密墓穴的图纸。他那些先锋派的诗友，通常是反对军政权的，亲热地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藏宝图”，但最后发现舒尔霍尔茨的政治信仰与他们大相径庭。可发现得太晚了。舒尔霍尔茨根本就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

他在圣地亚哥的日子很穷，很孤独。举目无亲，不交女友，避免与人交往，当德语翻译得来的小钱用来支付每月的房租和饭费。食物就是麸皮面包。

他第二个系列的诗在天主教大学文学系一间教室里展出，是一组很晚才被人们破解的大平面图，附有诗句，用少年时的细致书法写成，给出了位置和使用的相关说明。这些作品晦涩难懂。据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意大利文学教授说，这是特莱辛、毛特豪森、奥斯威辛、贝尔根– 贝尔森、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的地图。这次诗展持续了四天（本来准备展出一周），没有引起广大观众的注意。看过诗展并且理解内容的人们也意见分歧：一些人说，这是在批判军政权；另外一些受舒尔霍尔茨那些先锋派诗友影响的人说，这是认真而罪恶地建议在智利重建那些集中营。这种意见范围虽小，而且是秘密的，但足以给舒尔霍尔茨罩上“被诅咒的诗人”的黑色光环，并且陪伴他走完一生的道路。

《思想与历史》发表了他两组麻烦较少的图文。有些评论家认为他是那位神秘且销声匿迹的拉米雷斯·霍夫曼的惟一弟子；但是这位弟子缺乏霍夫曼的恣意妄为：他的诗艺讲究条理，主题单一，内容具体。

1980 年在《思想与历史》的支持下，他出版了第一本书。该杂志主编费希勒打算写一篇序言。舒尔霍尔茨婉拒了。书名是《几何》，展示了铁丝网圈地的数不清变种，背景是用诗行密密缝连起来的空白。从空中俯瞰这片圈地清晰而美观。旁边的文字轻声细语地诉说着抽象的痛苦、阳光和头疼。

后来的作品题为《几何II 》、《几何III 》，等等。依然坚持老话题：在新生镇地图上设计的集中营平面图，或者是在一座具体城市（施图特霍夫和瓦尔帕莱索、迈达内克和康塞普西翁）地图上设计的集中营，或者是建立在一个空旷的乡下的集中营。纯文字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牢固和明晰起来了。不连贯的句子变成了关于时间、关于风景的谈话片段，变成了一段段剧情，表面上看剧情里没发生什么事情，只有岁月的流逝，岁月的缓缓流逝。

1985 年他突然走红，此前仅限于智利文学界、美术界的大圈子里，这时由于一些智利和美国企业家的支持，知名度达到顶峰。一支挖掘队支持他在阿塔卡马沙漠开垦理想中的集中营土地：从地面上看就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直线，但如果从直升机或者飞机上俯瞰，那就变成了一幅优美的曲线图。文学部分写明了五个元音字母，是诗人亲自在肮脏的沙土上随心所欲地分布和用镐头雕刻出来的。此举很快在夏天的智利文化界里引起了轰动。

这次经历后来稍加某些有意义的变化又在亚利桑那沙漠和科罗拉多一块麦田里重演。给他赞助的人们十分起劲，准备为他在天上绘制集中营提供一架小型飞机。但是，舒尔霍尔茨拒绝了。他理想中的集中营应该从空中俯瞰，只能画在地面上。与拉米雷斯·霍夫曼一争高下的机会再次失去了。

很快人们就发现了舒尔霍尔茨根本不想跟谁竞争，也不想飞黄腾达。一次，纽约一家电视台采访他，他竟然呆若木鸡。嘟嘟囔囔地声明，关于视觉艺术他一窍不通；相信有一天可以学一学。如此谦虚的态度，开头很迷人，很快就令人讨厌了。

1990 年，让他的追随者们惊喜的是，他化名加斯帕尔·豪泽尔出版了一本儿童短篇小说集。短短几天后，所有评论家都知道了豪泽尔就是舒尔霍尔茨。书中的儿童故事一一被加以冷漠的审查或者无情的剖析。作者在这些短篇小说里可疑地把童年理想化为失语、失忆、听话、沉默的样子。他的目标似乎是让人物变得无形。尽管批评的意见很多，可是卖得很好。作者笔下的主要人物“无名氏”成了智利少儿文学中的新“帕贝鲁乔” [3]  。

不久，在某些左翼人士的抗议声中，政府任命他为智利驻安哥拉使馆文化参赞。舒尔霍尔茨接受了。在非洲，他找到了心仪之地。从此不回智利了。余生依靠摄影和给德国游客当向导过活。

[1] 智利南方城市。

[2] 三人均为德国纳粹分子。

[3] 相当于中国的流浪儿三毛。

幻象，科幻

J.M.S. 希尔

J.M.S. Hill

（1905 年生于托皮卡，1936年卒于纽约）

一支昆特里尔游击队率先走在五百名骑兵前面，正在穿越堪萨斯州，骑兵们人人举着画有早期万字符号的旗帜，他们个个都是绝对不屈服的战士，计划穿越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艾伯塔省和西北地区，从而到达大熊湖；一位拥护南方同盟 [1]  的哲学家梦想在北极圈附近建立一个理想化的共和国；一次远征，途中由于人类和大自然的围追堵截而失败，最后只有十二名骑手筋疲力尽地到达大熊湖，下马……这些可能就是希尔于1924 年在“幻想故事丛书”里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

从那时起直到他十二年后英年早逝为止，出版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五十多篇短篇小说。

他书中的角色常常以内战的人物为原型，有时甚至用他们的名字（尤厄尔将军变身为《厄尔利英雄传奇》中失踪的探险者厄尔利，《毒蛇世界》中的记者李则以年轻的杰布·斯图尔特为原型）； [2]  故事发生在一种扭曲的现在时里，表面上是虚无缥缈的；或者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在一座座废弃的城市，有着可怕的寂静风景，很多方面类似中西部那些城市。情节里多有天赋异禀的英雄和疯狂的科学家；在特定时刻会冒出来与别的隐蔽部落斗争的秘密部落；聚集在茫茫草原牧场上的身穿黑衣的秘密团体成员；需要寻找在别的星球失踪者的私人侦探；被劣等种族偷走的儿童—为的是让他们成人后控制和引导该部落充当祭品；隐藏并且贪吃的动物；发生突变的植物；无形忽然变成有形的星球；陪葬的少年；只有一个居民的冰城；天使探视过的牛仔们；沿途毁灭一切的移民；挤满武士的地下迷宫；准备刺杀美国总统的种种阴谋计划；放弃火焰中的地球去开发木星的宇宙飞船；有心灵感应的杀手团体；在黑暗和寒冷的大院里独自成长的孩子们。

他的文学作品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他笔下的人物说起话来很像1918 年的托皮卡人。行文中的高度热情掩盖了偶尔出现的话语瑕疵。

希尔的父亲是圣公会牧师，属于主张统辖教会权力的应该是主教团而不是教皇的派别，他有四子，希尔是老幺。希尔的母亲待人亲切，喜欢幻想，结婚前在老家的电影院当售票员。希尔几乎一辈子独身。只恋爱过一次，不幸失败。偶尔谈到自己的时候，他说，首先他是个专业作家。私下里，他吹牛说纳粹的部分制服和装备是他设计的，但毫无疑问这可能性很小。

他的长篇小说里充满了英雄和巨人。景色孤寂、辽阔、寒冷。写过西部和侦探题材的作品，但是最优秀的还是科幻小说。然而在他作品中看到三种小说元素的混合也不足为奇。从二十五岁起，他住在纽约一个小公寓里，六年后离开了人世。人们在属于他的物品中发现了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是虚构的历史题材，题为《特洛伊陷落》，直到1954 年才得以出版。

[1]  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南方派。

[2]  　尤厄尔与杰布· 斯图尔特均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

扎克·索邓斯坦

Zach Sodenstern

（1962 年生于洛杉矶，2021年卒于洛杉矶）

扎克·索邓斯坦是非常成功的科幻小说作家。他创作了《冈瑟·奥康纳传奇》和《第四帝国传奇》；这两部传奇合二为一，成为第三部传奇，或者说叙述冈瑟·奥康纳从西海岸的犯罪分子变成政界领袖时，他成功地进入美国中西部第四帝国地下世界的传奇故事。

他有不止十部长篇小说是写第一和第二部传奇的；有三部（其中一部未完成）写第三部也是最后一部传奇。其中有些故事的确值得注意。《纳帕城的小屋》（是《冈瑟·奥康纳传奇》的开端，1987 年问世）用生硬的语言描写一个恣意妄为的世界：青少年走向暴力犯罪，其中没有道德说教，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部长篇小说表面上看是一连串事件，种种令人不快的情节和侵害的行为直到完结时才中断叙述。乍看不像科幻小说。只有少年冈瑟·奥康纳的梦境或者幻觉才给作品抹上了一点预言和幻想的肤浅知识。字里行间没有太空飞行，没有机器人，没有高科技成果；恰恰相反，书中描写的社会似乎在文明的等级上倒退了。

《坎德西》（1990 ）是冈瑟·奥康纳传奇的第二部。少年奥康纳已经变成二十五岁的青年，决心改变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小说讲述冈瑟·奥康纳当建筑工人的种种意外，讲述他爱上了一个名叫坎德西的女子，她年龄稍大，嫁给了一个腐败的警察。开篇时，奥康纳的一条狗上场，是一条变种的德国牧羊犬，有心理感应能力，带着纳粹倾向。到了最后五十页，读者明白了：加州发生了大地震；美国有过一次政变。

《革命》和《玻璃大教堂》是这部传奇的第三和第四部的名字。《革命》主要记录了奥康纳和牧羊犬（名叫福利普）的对话以及坍塌的洛杉矶城里边缘群体的极端暴力行为。《玻璃大教堂》讲述上帝、原教旨主义传道人和人生的终极意义。作者把奥康纳描绘成一个心平气和但喜欢沉思的人，总是带着最心爱人的头盖骨（坎德西在第二部里被丈夫杀害），把它装在小口袋里捆在腰间；总是怀念电视剧（不可思议地记得各种细节）以及能成为他惟一朋友的牧羊犬。牧羊犬越来越占据主角地位：牧羊犬的冒险活动和思想感情成为这部小说中的重要支线。

《头足纲动物》和《南方武士》给《奥康纳传奇》画上了圆满句号。《头足纲动物》记录了奥康纳和牧羊犬在旧金山（完全被男女同性恋者控制）的旅行和冒险活动。《南方武士》讲述了加州地震幸存者与几百万墨西哥饥民（从南边出发沿路吞食一切）之间的冲突。这令人想起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与蛮族的冲突。

《控制地图》是《第四帝国传奇》的第一部。作品里充满了附录、地图和难以理解的人名索引，意在展示一个互文性作品，但有理智的读者大概不会读这种东西。故事主要发生在丹佛和中西部一些城市里。没有主要人物。虽说整部作品不混乱，但很像任意拼凑起来的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朋友B》和《普韦布洛[1]  的废墟》继续走第一部的路子。人物都用字母或者数字命名，内容不像是混乱的拼图游戏，而像这种游戏里的碎片。《丹佛的第四帝国》虽然被当作小说卖，实际上它是前三部的导读。《辫子》是《第四帝国传奇》与《奥康纳传奇》合为一体之前的最后一本书，是一篇反对美国黑人、犹太人和拉美人的地下宣言，充斥着各种矛盾的解释。

索邓斯坦被认为是有文化教养的作家，有些作品被搬上了银幕。他在最后三部作品里讲述了奥康纳在美洲大陆中部地区最初的旅行以及后来与第四帝国神秘领导人的会晤。《蝙蝠大盗》讲述奥康纳和牧羊犬穿过落基山脉的故事。《阿妮塔》记录了年老的奥康纳与一个酷似老情人坎德西的少女恋爱，实际上是作者索邓斯坦那时的情感说明，作者那时像个小伙子一样爱上了一位洛杉矶大学女生。《A》讲述奥康纳最终打入第四帝国内部，后来还被选为帝国领袖的故事。

在索邓斯坦的写作计划中，《奥康纳传奇》和《第四帝国传奇》原来准备由五部长篇小说组成。但人们只找到了最后两部的草稿，还有难以破解的名单。第四部原打算取名叫《到达》，准备讲述一个不眠之夜：奥康纳、阿妮塔和牧羊犬以及第四帝国的成员等待新救世主的诞生。第五部没有书名，可能打算讲述新救世主出生后给世界带来的后果。在索邓斯坦电脑的一个文件里，暗示说新救世主可能是牧羊犬的儿子，但一切都让人以为这个注释无关紧要。

[1] 美国科罗拉多州城市。

古斯塔沃·博尔达

Gustavo Borda

（1954 年生于危地马拉，2016年卒于洛杉矶）

博尔达是危地马拉最伟大和最不幸的科幻小说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农村度过。父亲是月桂树庄园的工头。东家的图书馆让他读到了出生后的第一批书，也受到了最初的羞辱。读书和羞辱后来伴随了他一生。

喜欢金发女郎，性欲难以满足的传言，成为谈论他的大批笑料的来源。惯于恋爱和自爱，一生的确是不断受辱，他能像受伤的野兽一样沉着对待。加州盛传着大量关于他的奇闻趣事（而在危地马拉则很少，尽管在一段时间里，他被认为是危地马拉最伟大的作家）：说他是好莱坞所有施虐狂偏爱的靶子；说他至少爱上了五个女演员、四个女秘书、七个女服务员，但她们都拒绝了他，严重伤了他的自尊；说他不止一次被兄弟、朋友或者他所追求女子的男友暴打；据说，朋友们喜欢把他灌醉，然后把他随便扔在什么地方；据说，他被文学经纪人、房东、邻居骗过（邻居名叫阿尔弗雷多·德·马里亚，是墨西哥科幻小说家和电影编剧）；据说，他一出席美国科幻小说家大小会议就成为众人嘲讽、蔑视和挖苦的对象（博尔达与大部分同行相反，他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他在天文学、天体物理、量子理论、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无知程度尽人皆知）；总之一句话，仅仅由于他活在世上就能让那些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与之邂逅的人立刻产生龌龊和下流的本能意识。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切能让他感到沮丧。他在日记里把一切都归咎于犹太人和高利贷主。

博尔达身高只有一米五，肤色发黑，黑发平直，大牙雪白。而他笔下的人物则相反，个个高大，金发碧眼。他作品里出现的宇宙飞船都是德国名字。船员也都是德国人。太空殖民地分别叫新柏林、新汉堡、新法兰克福、新哥尼斯堡。他笔下的宇宙警察穿着打扮和举止行动就像盖世太保，而他们将存活到22 世纪。

此外，他书里的情节都是大路货：首次旅行的年轻人，迷失在浩瀚太空里的孩子们遇到了非常有智慧的老飞行员，与魔鬼签订条约的浮士德式的故事，能找到青春永驻源头的星球，秘密存在的古代文明……

他在危地马拉城和墨西哥生活过，干过各种工作。早期作品无人理睬。

在第四部长篇小说《力量之城的悬案》被译成英文后，他成了专业作家。后来迁居到洛杉矶，再也没离开过。有一次，他被问及为什么在一位中美洲作家的作品里，故事中总有那么奇怪的日耳曼元素，他回答说：

“有人对我干下了太多背信弃义的事情，有人总是唾弃我，有人多次欺骗我，让我惟一生活和写作下去的方式就是让我的灵魂转移到一个理想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我就是一个困在男人体内的女人……”

巫师，短工，穷人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

Segundo José Heredia

（1927 年生于加拉加斯，2004年卒于加拉加斯）

他是个感情冲动、容易发脾气的人。青年时期有个外号叫苏格拉底，因为喜欢没完没了地争论各种问题。他则自比理查德·伯顿 [1]  和T.E. 劳伦斯 [2]  。埃雷迪亚像这两位先生一样也写了不少冒险故事，以下述三部开始:

《军官P》（1955），讲述一个前德国纳粹党卫军士兵的故事，此人迷失在委内瑞拉的丛林里，他在那里是去帮助一群修女的。这些修女长期与政府发生冲突，与印第安人发生冲突，与丛林里大批冒险家发生冲突。《夜间信号》（1956），是一部讲述委内瑞拉空军创建初期的小说。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他不仅学会了驾驶轻型飞机，还学会了跳伞。《罗斯的供词》（1958），故事放弃了对国家巨大空间的描写，集中描写一家精神病院的内部生活，甚至描写病人脑海里的事情，大量使用内心独白、多视角的叙事手法，使用了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医生和侦探圈子里的行话。

在随后的几年里，他数次周游世界，导演了两部电影，加拉加斯的文艺青年都围着他转。他们创办了一份双月刊杂志《第二回合》，既关注艺术，也关注一些体育项目（登山、拳击、橄榄球、足球、马术运动、棒球、田径、游泳、打猎和捕鱼），写文章的人都是埃雷迪亚能召集起来的好手，大家都从文学和冒险的角度着墨。

1970 年他出版了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自认为是鸿篇巨制的《纵情狂欢》，讲述两位年轻朋友的故事：他俩用了一周的时间在法国旅行，目睹了从未见过的残忍事件，不大清楚是梦境还是现实。书中不乏对人满为患的监狱中的强奸、性虐待、劳动虐待、乱伦、桩刑（把人钉在尖桩上）、活人祭祀的描写；不乏模仿柯南·道尔的复杂之极的凶杀案；不乏对巴黎每个居民区真实而生动的描写；不乏对一位女性的崇拜—她叫艾莉森达，是这两个年轻人的对头，是20 世纪下半叶的委内瑞拉叙事文学中塑造得最成功、最令人震撼的女性形象之一。

《纵情狂欢》（有一段时间在委内瑞拉是禁书）由南美的两家出版社再版过。后来就被遗忘了，作者不愿意再提到它了。

埃雷迪亚60 年代在瓜里科州卡拉沃索附近创办了雅利安天然主义公社（诽谤他的人说是“裸体主义公社”），结果昙花一现。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埃雷迪亚几乎不重视日常生活，根本不碰文学创作。

[1] 理查德·伯顿（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1821—1890），英国东方学专家和冒险家。

[2]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 E. Lawrence，1888—1935），英国军人。在“一战”期间受命前往阿拉伯地区从事活动而屡建奇功，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根据其自身经历写成的《智慧七柱》是著名的战争传记文学。

亚马多·库托

Amado Couto

（1948 年生于巴西茹伊斯－迪福拉，1989年卒于巴黎）

库托写过一本短篇小说集。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手稿丢失了。后来他进了暗杀小组干活，绑架，参与折磨人，看别人如何杀人。但是，他自己一心惦记着文学，更确切地说，是考虑巴西文学需要什么东西。巴西文学需要先锋派，需要实验文学，有活力的文学，但是不要那种平淡乏味的教授（甘波斯兄弟）作品，他感觉无聊；也不要奥斯曼·林斯 [1]  ，坦白地说，看不下去（可是为什么出版奥斯曼·林斯的作品，而不出版他的小说呢？）。要点现代的玩意儿，最好是自己感兴趣的比如犯罪小说（不要美国那种，要巴西特色的），说得明白些，要继承鲁本·丰塞卡 [2]  的路数。丰塞卡写得好，尽管有人说此人是婊子养的，但库托不管。有一天，库托开车在一片荒地上等候的时候，忽然想到绑架丰塞卡，迫使丰塞卡干点什么，这主意不赖。他把这想法说给头目们听了。头目们听了之后没有照办。把丰塞卡放入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心脏里，这想法让库托的梦境忽明忽暗。头目上面还有头目，丰塞卡这个名字在头目们的链条上什么地方消失了，不存在了。但是，私下里，在库托心中的链条上，这个名字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有威信，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能让他“进入”，仿佛丰塞卡这三个字是个伤口，库托是把刀。于是，库托读丰塞卡的作品，要读懂这个“伤口”，直到它出脓为止。后来，库托病倒了。其他杀手送他进了医院。据说，库托发高烧，说胡话：他看见肝胆科病房里有一部巴西犯罪小说大作，看见了作品中的细节、故事、高潮和结尾；觉得自己在埃及沙漠里，自己像浪花（自己就是浪花）一样扑向正在建设的金字塔。于是写了小说，出版了。书名叫《无话可说》，是一部犯罪小说。书中的英雄名叫保利诺，有时给几位先生当司机，有时当侦探，有时像个骷髅一般，站在走廊里一面吸烟一面倾听远方的呐喊。这个骨瘦如柴的家伙可以出入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做不到，但是可以出入中产阶级或者赤贫人家的住处）。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什么人。这部长篇小说是列入“黑手枪丛书”里出版的，这套丛书包括美国、法国和巴西犯罪小说，但是，巴西当地作品近来较少，因为钱都花在购买外国版权上了。他的杀手同事们看了这部小说，但是谁也看不懂。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再驾车外出绑架或刑讯拷打什么人了，不过还是有人偶尔杀人。库托在什么地方这样写道：“我必须脱离这伙人去当作家了。”可是很费力气。有一次，库托打算去见丰塞卡。据库托说，二人见面了。他想，丰塞卡太老了，已经不是能治疗自己的曼德拉草了，什么也不是，但如果自己能变成丰塞卡，哪怕是一周也值。他还想，丰塞卡的目光可比他冷酷。他写道：我生活在水虎鱼里；可尊敬的丰塞卡先生是生活在形而上的鲨鱼缸里。他给丰塞卡写了一封信，没回信。于是，库托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题目是《遗言》，被收入黑手枪系列。他再次把保利诺搬上了舞台；其实，骨子里库托像是站在丰塞卡面前脱衣服，还毫无羞涩，仿佛告诉丰塞卡：我就站在这里，独自一人，带着水虎鱼，与此同时，我的同事们正在黎明时分游走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像是用背包带走孩子的男人， [3]  这些都是文学的秘密。尽管他可能知道丰塞卡绝对不会看他的作品，仍然继续写作。《遗言》里再次出现了骨瘦如柴的人。保利诺差不多整天都像一具骷髅。保利诺的客户们也都是骷髅。与保利诺谈话、上床、吃饭的人们（通常保利诺独自吃饭），也是骷髅。第三部长篇小说，题为《小哑女》，里面的巴西主要城市好像放大的骷髅；村镇像小孩骷髅；有时，甚至连词语也变形为骨头了。他再也不写东西了。有人告诉他，其他那些杀手一个个开始失踪。这让他感到害怕，甚至可说是恐惧之极，深入骨髓。他打算回身去寻找熟悉的面孔，但是就在写作的时候，一切早已经改变了。有些陌生人开始谈他的小说了。其中一人可能是丰塞卡，但实际上不是。就在库托像梦一样消失之前，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把他捏在了手里。后来，他去了巴黎，在希腊饭店的某个房间里悬梁自尽了。

[1] 奥斯曼·林斯（Osman Lins，1924—1978），巴西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忠诚和石头》和《希腊监狱皇后》等。

[2] 鲁本·丰塞卡（Rubem Fonseca，1925— ），巴西作家。代表作有《囚犯》《莫雷尔事件》和《新年快乐》等。

[3]  此比喻源自恶名昭著的海地“国家安全志愿军”，当地人称为“背包叔叔”的秘密警察组织，作用是镇压反对派，任意绑架、监禁人民。

卡洛斯·埃维亚

Carlos Hevia

（1940 年生于蒙得维的亚，2006年卒于蒙得维的亚）

埃维亚写过一部不朽的但大部分是编造的圣马丁 [1]  传记，其中有个说法：圣马丁是乌拉圭人。他写过不少故事，收集在《海洋与办公室》里；还写过两部长篇小说：一是《哈松的奖品》，是个寓言故事，提出地球生活是星系间电视竞赛的失败结果；一是《蒙得维的亚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关于友情的小说，充满各种彻夜长谈。

他的一生与电视新闻业密切相关，干过次要工作，偶尔当过制片主任。

在巴黎住过几年，了解了《现代史评论》的各种理论，这对他产生了终生影响。喜欢并且翻译法国哲学家艾蒂安·德·圣艾蒂安的著作。

[1] 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1778—1850），阿根廷民族英雄，南美洲独立战争时期的领袖之一。

哈里·西贝柳斯

Harry Sibelius

（1949 年生于里士满，2014年卒于里士满）

促使哈里·西贝柳斯写出他那个时代最复杂、内容丰富而难懂、可能也就无用的作品之一的原因，就是他读了诺曼·斯宾拉德 [1]  和菲利普·K. 迪克 [2]  的作品，也许还有就是后来他对博尔赫斯一个短篇小说的一点想法。这部长篇小说不是史书，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他是这样假设的：德国与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维希政府结成同盟，在1941 年秋天打败了英国。1942 年夏天四百万大军进攻苏联。1944 年苏联投降，只有西伯利亚还有少量小规模抵抗。1946 年春天，欧洲联军从东边、日本人从西边进攻美国。1946 年冬天，纽约、波士顿、华盛顿、里士满、旧金山、洛杉矶先后陷落；德国步兵和装甲车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加拿大人撤退到内地；美国政府迁都到堪萨斯城，各条战线都在溃败。1948 年美国投降。阿拉斯加、加州的一部分和墨西哥的一部分划归日本。美国的其余部分由德国人占领。所有这前一部分，哈里·西贝柳斯在十页的导言里不大情愿地做了解说。这个导言（实际上是为了让读者尽快理清故事里的历史参照点而给出的“关键日期”）题为《飞鸟》。1333 页的长篇小说《约伯的真子》就从这里开始讲述了；内容是阿诺德·J. 汤因比 [3]  的《希特勒的欧洲》的黑色写照。

《约伯的真子》的结构以汤因比的著作为样板。第二个导言（其实是真正的前言）题为《历史难以捕捉》， 与汤因比的前言恰恰一样；汤因比的话是这样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总是受限制的，在各个方面受制于他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而由于时间和空间总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在这个主观意义上，任何历史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故事，不可能为各个时代的读者都接受，更不可能被地球各处接受”，这话成为西贝柳斯前言围绕思考的主题之一；当然了，西贝柳斯的意图有别于汤因比。这位英国历史学家著述的目的是为了人们不要忘记人类的罪恶。而西贝柳斯那时似乎认为，人类的罪恶在某个“时间和空间”已经取得了胜利，因此要清点一下。

汤因比的《希特勒的欧洲》的第一部分题为《希特勒的欧洲之政治结构》；西贝柳斯的第一部分题为《希特勒的美洲之政治结构》；这两本书都由六章组成；但是，汤因比说的是事实，而西贝柳斯说的是现实在一团混乱的故事里的扭曲反射。西贝柳斯笔下的人物有时好像是直接从一部俄国小说里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是他心爱的作品之一），有时是从动画片里摘下来的，尽管许多时候毫无连续性可言，却活动、说话、生活在反小说的各个章里，比如第四章《行政管理》，作者用冗长的笔墨设想：（1）合并区的生活；（2）民政长官管理区的生活；（3）附属地区的生活；（4）占领区的生活；（5）“行动区”里的生活。

他用二十页特意给读者介绍人物的体貌特征、精神状态、饮食和体育爱好、雄心与灰心就不奇怪了；同样不奇怪的是，这个人物在以后的故事里不再出现了；同样不奇怪的是，另外一些他仅仅是顺便提起的一些人物却一再出现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的工作里，这些地方和工作并没有明显排斥和对立之处。他对官僚机器的运作写起来毫不留情。第二部第四章《交通》，又细分为（a） 《战争爆发时德国和美国的交通状况》；（b）《关于德国和美国交通军情变化后果》；（c）《德国对整个美国的交通管制办法》；（d）《德国对美国交通的组织安排》，一共250 页，任何一个非专业读者都会感到厌烦。书中的故事并非都是原创的，所有的人物几乎都不是。在第二部第三章的《工业与原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明威笔下的哈里·摩根和罗伯特·乔丹以及罗伯特·海因莱因 [4]  笔下的人物，还有《读者文摘》的情节。在第七章《金融》的第二节里—《德国对外国的开发》—有经验的读者会（有时西贝柳斯竟然不怕麻烦地改了他们的名字！）辨认出福克纳笔下的几个人物：沙多里斯、本博和斯诺普斯（在《德意志信贷银行》中）；辨认出沃尔特·迪斯尼笔下的班比；辨认出戈尔·维达尔 [5]  笔下的迈拉·布雷肯里奇和约翰·凯夫（在《没收黄金和外国财产》中）；辨认出郝思嘉和白瑞德，同时还有格特鲁德·斯泰因 [6]  笔下的赫斯兰家族和邓宁家族—这让一位尖刻的批评家发问：西贝柳斯是否是惟一读过《美国人的成长》的美国人—（在《占有成本以及其他税收》中）；还可以辨认出约翰·多斯·帕索斯 [7]  笔下的人物，同时还有杜鲁门·卡波特笔下的霍莉·戈莱特丽，还有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笔下的雷普利、查尔斯·布鲁诺和盖·丹尼尔·海恩斯（在《清算协定》里）；还能认出哈米特的萨姆·斯佩德和冯内古特的埃利奥特·罗斯瓦特、霍华德·坎贝尔和波克农（在《操纵汇率》中）；还能辨认出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艾默里·布莱恩、盖茨比和门罗·施塔尔以及罗伯特·弗罗斯特和史蒂文斯诗中的人物，就是说，比较抽象、隐晦、黑白混合的人物（在《德国控制美国银行》里）。

在《约伯的真子》里，他笔下的故事无缘无故地交叉在一起，不遵循任何准则，不追求整体观（纽约一位评论家把它与《战争与和平》进行比较之后荒唐地这样批评）。西贝柳斯笔下的故事发生了就发生了，无缘无故，它是释放出自身潜力的偶然产物，自己做主，置身于人类的时间和空间之外，处于新时代的曙光里，那里的时空观开始变形，甚至消失。西贝柳斯说到了新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很难看懂。他客观明白地谈到了宗教、种族、司法、工业新法令。他的专长是行政管理。但是，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借来的与否，他的故事，无论是借来的与否，只要侵占并凌驾于官僚机器（是他费了好大力气建造起来的）之上，于是，就登上了叙事艺术的顶峰。故事越混乱（这是难免的）西贝柳斯就越出色。

至少在文学方面，西贝柳斯是独一无二的。《约伯的真子》出版后，他同来的时候一样，悄然隐退了。他还在美国各种战争游戏杂志和发烧友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参与过多款游戏的设计：一款以安提塔姆战役为背景，一款以钱斯勒斯维尔战役为背景，盖茨堡战役战棋游戏，以怀尔德尼斯为背景的战略游戏，还有夏洛伊之战，布尔溪之战…… [8]

[1] 诺曼·斯宾拉德（Norman Spinrad，1940— ），美国科幻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

[2]  菲利普·K. 迪克（Philip K. Dick，1928—1982）， 美国科幻小说家。

[3] 阿诺德·J.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代表作《历史研究》共12 卷。

[4] 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1907—1988），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

[5]  戈尔·维达尔（Eugene Luther Gore Vidal，1925—2012 ）美国作家、散文家、编剧、政治活动家。

[6]  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作家、诗人。

[7]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1896—1970），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美国》三部曲。

[8] 均为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著名战役。

千面马克斯·米雷巴莱斯马克斯·米雷巴莱斯，别名马克斯·卡西米尔，马克斯· 冯· 豪普特曼，马克斯·勒·格勒，雅克· 阿尔蒂博尼托

Max Mirebalais, alias Max Kasimir, Max von Hauptman,

Max Le Gueule, Jacques Artibonito

（1941 年生于太子港，1998年卒于莱凯）

他可能叫马克斯·米雷巴莱斯，但他的真名实姓无法得知。他如何进入文坛的是个秘密：突然有一天，他出现在一家报社的编辑部办公室里，然后他就满大街乱跑去找新闻了，或者，更多情况下，他为上司办差和送信。他的学徒生活备受海地新闻界的奴役和慢火煎熬。锲而不舍的精神让他两年后登上太子港《箴言报》社会版助理编辑的岗位；借助这个工作，他眼花缭乱、倍感困惑地目睹了首都高级住宅里的聚会和社交活动。毋庸置疑，从最初的一刻起，他就想置身于上流社会。很快他就明白了，要想进入上层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通过公开的暴力手段，这招不行，因为他性格温和，还容易紧张，看见血就恶心；二是通过文学创作，因为文学是一种隐秘的暴力，是获得名望的通行证；在某些新兴国家和敏感地区，它还是那些一心往上爬的人用来伪装出身的画皮。

马克斯选择了文学，选择了逃避艰苦的学徒生活。他最初发表在《箴言报》文化副刊上的几首诗，是艾梅·塞泽尔 [1]  作品的仿制品。太子港某些知识分子看了以后嗤之以鼻，公开讥笑这位年轻的诗人。

从后来他抄袭的作品来看，他学会了这门功课：如今他模仿的诗人是勒内·德佩斯特 [2]  ，其结果虽然没能赢得一致喝彩，倒是得到了某些评论家和教授的首肯，他们预测这个初出茅庐的作家前途光明。

他本可以继续追随德贝斯特雷的脚步，可马克斯不是傻子，他决定博采众长：他以工匠般的耐心、废寝忘食地抄袭安东尼·费尔普斯 [3]  和达维迪格 [4]  的作品；取了第一个笔名马克斯·卡西米尔，那是他堂弟的名字，他把自己初期遭人嘲笑的诗作统统归到卡西米尔名下。那些嘲笑他的人中有海地文学团体的创建者：菲罗克忒忒、毛利赛奥和莱加内乌。遭到相同待遇的还有诗人卢辛·莱莫内及让·迪奥多那·卡松。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变成了善于拆解别人的诗作而后变成自己作品的老手了。很快，他洋洋得意地要试着冲击世界文学了。法国诗歌为他提供了广阔的狩猎场，但是他决定从海地周围入手。他在笔记上写好了计划：要把黑人文化富有表现力的全部作品用完。

于是，先榨干二十几个作家的作品（很难找到，但是阿波利奈尔法文书店免费提供给他）之后，决定把马提尼克岛诗人乔治·德斯波尔特斯和埃杜阿尔特·克里桑特的作品归到米雷巴莱斯名下，把马达加斯加的诗人弗拉文·拉纳伊沃的作品、塞内加尔的诗人利奥波德– 塞达尔·桑戈尔归到马克斯·卡西米尔名下。在抄袭桑戈尔的作品时，其手段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

没人发觉马克斯·卡西米尔发表在1971 年9 月第二周《箴言报》上的五首诗，竟然是桑戈尔在《黑色圣餐饼》（1948 年瑟伊出版社出版）和《埃塞俄比亚人》（1956 年瑟伊出版社出版）中的内容。

政界注意到了他这个人。这位社会版的记者继续满怀热情地写好关于太子港的社交活动。但是，如今活动的东道主们接待他了，把他同样介绍给大家（让非文学界的客人感到困惑），说他是“我们尊敬的诗人马克斯·米雷巴莱斯”，或者说是“我们亲爱的诗人马克斯·卡西米尔”，或者按照一些不拘礼节的军人习惯，说他是“我们的宝贝诗人卡西米尔·米雷巴莱斯”。给他的报酬很快来了：任命他为驻波恩文化参赞。他去了欧洲，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结果，国外的生活可怕之极。没完没了地生病，在医院里住了三个多月之后，他决定再取一个笔名：马克斯·冯·豪普特曼，当个半德国半海地诗人。这一回，他模仿的是作家费尔南·罗兰 [5]  、皮埃尔·瓦瑟– 德克罗斯 [6]  和朱利安·迪尼拉克 [7]  的作品，他认为海地很少有人了解这三位诗人。他把他们的作品摆弄、化装和改头换面之后，树立起一个这种形象的诗人来：他寻找和歌颂雅利安人和马萨伊人 [8]  同样辉煌的作品。巴黎一家出版社退稿三次后，决定出版他这些诗。冯·豪普特曼立刻获得了成功。于是，就在米雷巴莱斯消磨使馆工作造成的无聊，或者不得不接受没完没了体检的同时，巴黎的一些文学圈子开始认为他是加勒比地区另类版本的佩索阿。当然，没人发现（甚至被他抄袭的那些诗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可能看过冯·豪普特曼的作品）他的骗人行为。

当个纳粹诗人而又不放弃黑人文化学者的角色，让米雷巴莱斯兴奋不已。他决定深入提高冯·豪普特曼的创作水平。他从说清—也许是搅浑—个人经历入手。冯·豪普特曼不是米雷巴莱斯的笔名。米雷巴莱斯是冯·豪普特曼的笔名。他说，他父亲当过邓尼茨潜艇舰队的军官，在海地海岸遇上海难，成了被敌对国抓住的鲁滨逊，受到几个马萨伊人的保护，他们把他当成朋友。后来，他父亲娶了马萨伊人中最美丽的姑娘。1944 年他出生（谎话，他出生于1941 年，为了成名成家，他让自己年轻三岁）。法国人自然不相信他的话，可是也没觉得这样的荒唐言行有什么不好。所有的诗人都编造自己的历史嘛，法国诗人尤甚，无人能及。海地诗人中对此反应不一。有些人骂他是不要脸的废物。有些人突然之间也编造说自己的父亲或者祖父是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遇上了海难或者是被遗忘在海地岛上某个角落里的冒险家。一夜之间，米雷巴莱斯·冯·豪普特曼之风像病毒一样蔓延到整个权势阶层。冯·豪普特曼在太子港出版诗集，马萨伊人的说法（海地岛上可能根本没有马萨伊人的后代）加上传说和家史花样翻新，甚至有两个基督教新教的牧师助手大显身手，去抄袭那位抄袭者的作品，但不很成功。

但是，冯·豪普特曼的名气在海地没有维持多久。等到他从欧洲回国时，那股风已经被人遗忘。有权势的人们—杜瓦利埃王朝、少数富豪和军人—有比推举理想的混血形象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被海地阳光照耀得眼花缭乱的米雷巴莱斯痛苦地发现，建立秩序和反共要比日耳曼民族、马萨伊民族以及二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命运要重要得多。但是，他没有被吓退，准备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再向世人抛出一个笔名。于是，马克斯·勒·格勒这名字诞生了，他是抄袭术之花，剽窃魁北克、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黎巴嫩、喀麦隆、刚果、中非和尼日利亚诗人的作品（除了马里诗人西里曼·西索科和几内亚诗人凯塔·佛代巴之外，这二人的作品是阿波利奈尔法文书店忽冷忽热的老经理热情借给他的，他进入这些作品时热情之极，放下时浑身战栗）。

剽窃的结果是乐观的。读者没有反应。

至于米雷巴莱斯的爱情生活，他在《箴言报》社会版工作的几年里处于休眠状态，那里的工作量太少而且不稳定，他在海地电话公司找了一个兼职的小活计，因为报社的工作无法维持生计。

流亡国外的岁月也是学习的时光。米雷巴莱斯的诗作数量增加了，卡西米尔的诗作增加了，冯·豪普特曼的诗作增加了，勒·格勒的诗作增加了。这四位诗人变得深沉起来了；四人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冯·豪普特曼是日耳曼民族的歌颂者，坚决主张混血纳粹；勒·格勒特别讲究实用主义，主张铁腕和拥护军人掌权；米雷巴莱斯是个抒情诗人，主张爱国主义，高举以下三位独裁者的旗帜：杜桑·卢韦杜尔 [9]  、德萨利讷 [10]  、克里斯托夫 [11]  ；卡西米尔则相反，是歌颂黑人文化、故乡、非洲歌舞的诗人）。四人也有相近之处：都十分热爱海地、秩序和家庭。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四人的分歧在于：勒·格勒和米雷巴莱斯是天主教徒，对待别的信仰相当宽容；卡西米尔则信仰伏都教；冯·豪普特曼则是个马马虎虎的新教徒，不宽容。分歧使得四人吵架（尤其是冯·豪普特曼和勒·格勒二人像斗鸡），也能妥协。四人互相采访。《箴言报》刊登过某一篇此类采访报道。如果想一想米雷巴莱斯也许某天晚上梦见他独自一人就以自己的灵感和雄心支撑起当代海地诗坛，那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米雷巴莱斯在诗情画意方面（所有被海地官方审查的文学都可说是诗情画意）打算对名利场做最后一次冲击。

他认为，人们对以19 世纪为支柱的文学已经不感兴趣了。诗歌正在死去。小说还没有，可他不会写小说。有几个晚上，他气哭了。后来决定想办法，不找到办法决不罢休。

早在他当社会版记者的漫长经历中，就认识了一位非常年轻而出色的吉他手；据说此人是一个上校警官的情人，在太子港贫民窟艰难度日。二人成了朋友，起初，米雷巴莱斯并没有什么计划，纯粹喜欢听他弹奏罢了。后来，他建议组一个乐队。乐手接受了。

这样一来，米雷巴莱斯最后一个笔名诞生了：雅克·阿尔蒂博尼托—作曲兼主唱。他写的歌词抄袭自上沃尔特 [12]  的诗人纳克罗·阿里度、德国诗人戈特夫里德·本、法国诗人阿尔芒·拉努的作品。曲子就是那吉他手（名叫欧斯塔切·德莎内）自己的，他愿意无偿放弃著作权。

这对歌手的经历可不同寻常。米雷巴莱斯没有歌喉，却执意唱歌；没有节奏感，却偏偏要跳舞。二人录了唱片。欧斯塔切用一种深知一切的温和态度对米雷巴莱斯言听计从，更像机器人，而不是吉他手。二人走遍海地的四面八方：从太子港到海地角，从戈纳伊夫岛到莱奥甘。两年后，二人只能在海地最肮脏下流的地方演出了。一天夜里，欧斯塔切在与米雷巴莱斯同住的旅馆房间里自尽了。米雷巴莱斯在监狱里蹲了一星期，直到最后查明是自杀才得以出狱。出来后很快收到了恐吓信。欧斯塔切的那位上校朋友公开宣布要教训米雷巴莱斯。《箴言报》已经不愿意聘用他当社会版记者了。朋友们纷纷离他而去。

米雷巴莱斯处于孤独之中。干各种最下等的杂活，继续默默无闻地从事他称为“我仅有的那些朋友的创作”，就是卡西米尔、冯·豪普特曼和勒·格勒的诗，无论是出于匠人的纯粹自豪，还是出于这个时候难以克服的厌烦情绪，他拓展抄袭来源，诗作毫无疑问已经变形。

1994 年他去探访一位热情回忆起米雷巴莱斯的社会纪实文章以及冯·豪普特曼诗作的宪兵军官的时候，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和一群准备出国的军人正打算绞死他。米雷巴莱斯气急败坏，躲到南方省会莱凯去了，在酒吧间里朗诵诗歌以及在仓库码头充当中间人。

就在他用几个笔名写身后著作的时候，死神降临了。

[1] 艾梅· 塞泽尔（Aimé Fernand David Césaire，1913—2008）， 马提尼克岛诗人，政治活动家。

[2] 勒内·德佩斯特（René Depestre，1926— ），海地著名诗人。

[3] 安东尼·费尔普斯（Anthony Phelps，1928— ），海地诗人、小说家。

[4] 达维迪格（Davertige，1940— ），海地诗人。

[5] 费尔南·罗兰（Fernand Rolland，1920— ），法国当代艺术家、诗人。

[6] 皮埃尔·瓦瑟– 德克罗斯（Pierre Vasseur-Decroix），法国当代诗人。

[7] 朱利安·迪尼拉克（Julien Dunilac），法国当代诗人。

[8] 非洲一个游牧民族。

[9] 杜桑·卢韦杜尔，1801 年海地总督。

[10] 德萨利讷（1758—1806），海地皇帝，1804 年宣布海地独立。

[11] 克里斯托夫（1767—1820），1807 至1810 年任海地总统，1811 至1820 年自封皇帝，后被推翻，自杀而亡。

[12] 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的旧称。

美国诗人

吉姆·奥巴侬

Jim O’Bannon

（1940 年生于梅肯，1996年卒于洛杉矶）

吉姆·奥巴侬是美国诗人和足球运动员，既喜欢武力又渴望得到娇嫩易损的东西。他早期尝试性的文学作品有着明显的“垮掉的一代”的美学痕迹，他的第一部诗集《梅肯之夜》（1961 年）可以为证，出版地点为梅肯，收在昙花一现的《燃烧的城市》丛书里。作品献给一大堆诗人：艾伦·金斯伯格、格雷戈里·科尔索 [1]  、杰克·凯鲁亚克、斯奈德 [2]  、劳伦斯·弗林格蒂 [3]  。他与这些诗人不曾谋面（此前从未离开过佐治亚州老家）；但是，至少与其中三位诗人保持热情而内容丰富的书信往来。

1962 年他搭顺道车前往纽约旅行，与金斯伯格以及一位黑人诗人在村里 [4]  一家旅馆会面。三人谈话，喝酒，高声朗诵诗歌。后来，金斯伯格和那位黑人建议他们一起做爱。奥巴侬起初没听懂。后来，一位诗人给他脱衣服，另一位开始抚摩他，可怕的事实降临到了他身上。一瞬间，他不知该如何是好了。随后，他将两位诗人暴打一顿，遂扬长而去。后来他说：“我之所以没有踢死他俩，因为他俩让我伤心啊。”

金斯伯格虽然挨了揍，还是把奥巴侬的四首诗收进了“垮掉的一代”诗人作品集里，一年后在纽约出版。奥巴侬这时已经回到佐治亚州，打算起诉金斯伯格以及那家出版社侵权。律师们都劝他不要这样做。于是他决定回纽约，当面教训金斯伯格。在几天的时间里，奥巴侬毫无结果地在纽约城里跑来跑去。后来，他以此为题写了一首诗，题为《步行者》，写一位天使步行穿越纽约，找不到一位好人。他还写了一首与“垮掉的一代”决裂的长诗，作品带有启示录的意味，把读者带入不同的历史场景或者人的内心（借助谢尔曼的力量进入亚特兰大，写一个希腊小羊倌的垂死挣扎，小城镇的日常生活，住满同性恋、美国黑人、犹太人的洞穴，以及悬在每个人头上的用镀金与合金铸成的救赎宝剑）。

1963 年他获得了丹尼尔·斯通促进青年艺术家发展奖学金，前往欧洲旅行。在巴黎，他拜访了艾蒂安·德·圣艾蒂安，觉得此人肮脏，爱发脾气。在巴黎，他还结识了朱尔·阿尔贝·拉米斯—法国新古典主义伟大诗人，美国文化的崇拜者。二人成了永远的好朋友。奥巴侬租了一辆车，去游览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用完奖学金后，奥巴侬决定留在法国。朱尔·阿尔贝·拉米斯帮助他在迪耶普一家旅馆（拉米斯家族产业）找到一份工作。结果，他觉得这家旅馆“很像一处公墓”；不过，这份工作让他有大量空闲时间可以写作；英吉利海峡灰蒙蒙的天空给他插上了灵感的翅膀。到了1965 年底，亚特兰大一家几乎不知名的出版社终于同意出版奥巴侬的第二部诗集。奥巴侬对这部诗集表示非常满意。

但是他没回美国。一个下雨的傍晚，一位来自佐治亚州不伦瑞克市的女游客出现在旅馆里。她名叫玛格丽特·欧甘。二人一见钟情。两周后，奥巴侬离开旅馆，跟随欧甘小姐（后来成了他第一任妻子和惟一的缪斯）游览西班牙的名胜古迹。六个月后，在法国首都，二人举行了公证婚礼。激动、惆怅、善于演说的拉米斯为这对年轻人主持了婚礼。那时，奥巴侬的作品已经在美国媒体里受到评介了，反应不一。有些非正式的“垮掉的一代”比正式的“垮掉的一代”人物还要起劲，面对那位从前的“垮掉的一代”诗人奥巴侬的攻击，他们用公开使对方名誉扫地的办法加以反击。另外一些人，其中有金斯伯格，表现冷漠。诗集《勇士之路》把一种罕见的自然观（一个空空荡荡到不可思议的、没有生物、混沌、至高无上的大自然）与一种喜欢骂人、诽谤和抨击的倾向结合在一起，还不算每首诗里的威胁口气以及各种大话。有人说这是民族复兴，也不乏热情的读者说这些诗里有20 世纪下半叶卡尔·桑德堡 [5]  的影子。亚特兰大的诗人圈子反应冷漠。

与此同时，奥巴侬在巴黎加入了官员俱乐部，这是拉米斯主持的文学社；拉米斯的弟子们都以专门方式加入了该组织，其中有两位在翻译《勇士之路》，后来不久就在给拉米斯出书的那家出版社里出版了《勇士之路》的法译本。这为奥巴侬在美国诗歌评论界（一向关注大洋彼岸的动向）获得好名声奠定了基础。

1970 年奥巴侬回美国。他的作品开始每年定期在书店橱窗里展览了。继《勇士之路》后，又出版了《未耕地》、《诗歌救火云梯》、《与吉姆·奥布莱迪交谈》、《楼梯上的苹果》、《天堂和地狱的梯子》、《重访纽约》、《吉姆·奥巴侬最佳诗选》、《河流及其他诗》、《美国黎明中的吉姆·奥布莱迪子女》，等等。

他在美国各地举办讲座和诗歌朗诵会，以此为生。四次结婚，四次离婚，尽管他总是坚持最爱的就是玛格丽特·欧甘。岁月软化了他的文学批评：从《约翰·布朗的负面影响》流露出的生硬、粗暴、爱挖苦转变为《纪念蔓藤街上的一条狗》中的病态和高傲，确有天壤之别。直到晚年依然保持对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的歧视，但是对美国黑人开始可以接受时，死神已经来到他身边了。

[1] 格雷戈里·科尔索（Gregory Corso，1930—2001），美国诗人。属于“垮掉的一代”。

[2]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 ），美国诗人、散文家。属于“垮掉的一代”

[3]  劳伦斯·弗林格Lawrence Ferlinghetti，1920— ），美国诗人、出版家。“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发起人之一。

[4] 指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曾是垮掉派作家的聚集之地。

[5] 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1878—1967），美国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民俗学者。两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

罗里·朗

Rory Long

（1952 年生于匹兹堡，2017年卒于拉古纳海滩）

罗里·朗的父亲是诗人马库斯·朗，后者是查尔斯·奥尔森 [1]  的弟子和朋友。奥尔森一年总有几天要去朗的家中住。朗的家位于亚利桑那州的锯木厂新村，近凤凰城。马库斯·朗在大学讲授美国文学。在某位得意门生陪伴下度过一些快乐时光。这会让人联想到奥尔森也会对小罗里非常有好感，他（当然还有马库斯）真正教会了小罗里读懂诗，亲自给小罗里讲解什么是“投射诗”和“非投射诗”。还有一种可能性：小罗里躲在门廊外面偷听父亲和奥尔森的谈话，与此同时，亚利桑那的黄昏景色定格在永恒状态。

总之，肤浅地说，“非投射诗”是传统的作诗法，写内在“封闭性”的诗，其中总是可以看到市民诗人某些吝啬表现，一面作诗，一面拍拍肚皮或者睾丸或者吹嘘自己的欢乐与不幸；反之，“投射诗”—有时通过埃兹拉·庞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作品表现出来—就是“开放性”的诗，“能量移动”的诗，以近似于“在场中构成”的手法写成。一句话，为了咱们别像奥尔森那样迷路，“投射诗”就是“非投射诗”的反面。

或者说，小罗里就是这样理解的。“封闭性”诗就是多恩 [2]  ，就是埃德加·爱伦·坡，就是罗伯特·勃朗宁，就是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 [3]  ；“开放性”诗就是庞德和威廉斯的作品（并非全部）。“封闭性”诗属于个人，从诗人到读者，都属于个人。“开放性”诗是无人称的，从回忆部落生活的猎手（诗人），到倾听这一回忆以及未来记忆的接受者（读者）。罗里认为圣经就是“开放性”诗歌，活动在或者说爬行在圣经阴影下面的人，就是理想的读者，就是渴望得到睿智“话语”的人们。当罗里建构起这个宏大空洞的体系时，还不到十七岁。但他那时浑身是力气，即刻动手开工了。应该开发体系，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一本圣经，因为在家里没有找到。于是，后来他开始背诵圣经的段落，一段又一段地背下去；他发现里面的每句话都直接说到心坎上了。

罗里到了二十岁，在美国真殉道者教会保护下成了布道师，出版了一本诗集，没人阅读，包括他父亲，因为他父亲有启蒙运动思想，看到儿子跟那些活动在大书 [4]  阴影下爬行的人一道爬行感到羞愧。但是，任何失败也不能吓倒罗里。那时他已经像飓风一样走遍了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堪萨斯、科罗拉多、犹他；然后再从新墨西哥开始逆时针走一圈。这差不多就是他的感觉，逆反的感觉，推心置腹地说，奥尔森让他感到失望（但不是那“非投射诗和投射诗”）， 他很晚才读到奥尔森的作品—诗论和自己的无知让他感到困惑，奥尔森的诗是个骗局（看到《最高级的诗歌》时，他呕吐了三个小时）；美国真殉道者教会让他失望，该教会的成员看到了圣经的表面，但是没看到它的离心力，看到了地面，没有看到火山群和地下河流；70 年代让他感到失望，因为到处是伤心的嬉皮士和悲哀的妓女。他甚至想自杀！但没动手，仍然读书。继续写作：书信、歌曲、剧作、电视脚本、电影剧本，继续写没完结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动物寓言故事、连环漫画故事情节、传记、经济和宗教方面的小册子；尤其是写诗，把上述各种文学形式都混杂在一起了。

他试图用无人称写作：给阅读圣经的人写导读，给找不到圣经真谛的人写指南。他给自己做了两处文身：一处在右臂上，是颗破碎的心，象征着自己在寻找；一处在左臂上，是一本火中书，象征着自己的职业。他试着写口头诗：不是呐喊，不是模拟的声音，不是与圣经平行的某个部落那丧尸般的人们的语言游戏，不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也不是回忆童年和初恋的农夫絮语，而是一个热情洋溢、亲切熟悉的声音，如同世界末日来临时的电台主持人。接着，他成了主持人的朋友，打算看看自己能不能学点什么，看看能不能听出来传遍美国的声波是不是无人称的。那是戏剧性的说话声调。一个全心观看的人到处寻觅，最终找到一个全心聆听的人。于是， 年复一年，人们看见他从一座教堂到另外一座教堂，从一户人家出来到另外一户，别人出书的时候，他不出书，不改变地位，而是继续写作，继续在奥尔森等人的理论泥淖里探究，浑身疲惫，但是睁大了眼睛，无论如何，他没有愧对那位诗人父亲。

等到从泥淖里钻出来的时候，他好像变了一个人。更瘦了（身高一米八五，体重六十公斤），更老了，但是他已经找到了可以很快通向金光大道的捷径。那时，他在为得克萨斯末日教会宣讲教义和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前是混乱的，现在已经明晰）。他认为美国有必要复活，认为自己了解这一复活的特征（有别于此前试验过的一切特征）；相信美国家庭的力量，认为美国家庭有权利得到各种真实信息，有权利不受犹太复国主义的信息或者美国联邦调查局操控信息的毒害；相信杰出人物，认为美国有必要重整旗鼓再上航天之路；认为一种致命的疾病正在吞噬美国的大部分肌体，因此有必要做手术。他忘记了奥尔森，忘记了父亲，但是没忘记诗歌（出版了一本集短篇故事、诗和种种“思想”为一体的题为《诺亚方舟》的文集，大获成功），在西南地区从事宣传自己教义的工作，也很成功。成功的渠道有广播和录像，事情很简单。尽管往事越来越迅速地模糊难辨，有时他纳闷：此前怎么花了这么大力气才找到了正路呢？

他发福了（体重到了一百二十公斤），赚到了钱，很快就光顾只有有钱人才光顾的地方。他去加州，创建了加州基督徒灵恩会。追随他的信众实在太多了，传播福音实在太容易了，因此他还有时间写诗，写讽刺诗，写幽默诗：这些作品让他自己都笑了，笑容让他在干净的镜子里变了模样，他独自一人待在一个得克萨斯人的房间里，或者待在一群像他一样发胖的陌生人中，那些人自称是他朋友、他的传记作者、他的代理人，他们聚集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慈善晚宴上。比如，他写了这样一首诗：莱尼·里芬施塔尔 [5]  与恩斯特·荣格尔 [6]  做爱。一位是百岁男士，一位是九十高寿的女士。做爱就是一堆行将就木的皮包骨的碰撞。罗里在他散发着臭味的书房里叹道：老天爷啊，老恩斯特不客气地骑在她身上，那位德国老妓女要求：“使劲！使劲！再使劲！”是一首好诗啊：一对老男女眼睛发亮，熠熠生辉，令人羡慕；二人互相亲吻，衰老的下巴骨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一面动作细致地给读者上课，一面斜眼看读者的反应。这堂课上得明明白白。民主应该结束了。这些纳粹分子为什么如此长寿？瞧瞧赫斯 [7]  吧：要是不自杀，如今能到一百岁了。是什么让这些纳粹分子长寿的呢？是什么让他们几乎长生不老？是流血？是圣经的传播？是提高了觉悟吗？ 加州灵恩会转为地下了。那是一座迷宫，恩斯特和莱尼在里面一再做爱，很难将他们分开，就像牧场里两只激情如火的牧羊犬。那是一群失明的羊吗？是一群被催眠的羊吗？罗里想：我的声音把它们给催眠了。可什么是长寿的秘诀呢？是纯洁，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千年的研究、经营和创造。有几个夜晚，他以为用指尖触摸到了“新人类”的身体。瘦了二十公斤。恩斯特和莱尼在天上为他性交。他明白了那不是普通（它炽烈如火）催眠术疗法，而是真正的火焰圣饼。

那时，他完全疯了，诡计在他身体的各个角落里安家落户了。他有钱，有名气，有一群大律师。有广播电台、报社、杂志社、电视台。在美国参院里有朋友。直到2017 年3 月某一天中午之前，还有钢铁般的健康。那天中午，一个名叫鲍德温·罗恰的黑人青年把他的脑袋给炸飞了。

[1] 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1910—1970），美国前卫派诗人，文学理论家，“黑山诗派”创始人，该诗派主张诗是诗人把“能量”传递给读者的东西，要以顺应呼吸的“音乐片语”代替传统诗律中的节拍，强调诗的自发性和口语化。

[2] 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诗人，玄学派代表人物。

[3]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1892—1982），美国诗人，普利策诗歌奖得主。早期诗作受艾略特和庞德影响。

[4] 指圣经。

[5] 莱尼·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德国女导演，主要作品有《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等。

[6] 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1895 —1998），德国小说家、短论作家。

[7] 鲁道夫·赫斯（Rudolf Walter Richard Hess，1894—1987），纳粹副元首，在纽伦堡被判无期徒刑，后自缢于狱中。

雅利安兄弟会

托马斯· R.默奇森，外号“得克萨斯人”

Thomas R. Murchison, alias el Texano

（1923 年生于得克萨斯州克鲁塞斯市，1979年卒于俄勒冈州沃拉沃拉市的监狱）

默奇森一生与牢狱结缘。诈骗，盗车，投机，贩毒，玩儿遍了各种犯罪项目，没有专攻一行，没有特别具体专业。并非意识形态让他走进了雅利安兄弟会，而是在狱中服刑和强烈的生存欲望使然。体质弱，性格不好动武，这就需要团体，如果他还想活下去的话。他从来没当过头目，但是有幸为这个被他称作“愁容骑士”的团体办了第一本文学杂志。1967 年在弗吉尼亚州克劳福德监狱里，《铁窗文学》第一期问世了。编委会由马库斯·帕特森、罗杰·泰勒和默奇森组成。这份杂志有四页纸，版面很小，除去提供书信、监狱内部和克劳福德当地的消息之外，还刊登一些诗（确切地说是歌词）和三个短篇小说。小说作者署名“得克萨斯人”。作品受到广泛赞许。特点是既嘲讽又幻想，主人公是囚徒，或者是与恶势力斗争过的教友会的前囚徒；恶势力的化身则是腐败的政客，或者是巧妙化装成人类的来自太空的外星人。

这份杂志获得了成功。尽管有些官员态度有所保留，但还是传到了别的监狱。默奇森漫长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走运的犯罪生涯，使他得以为大部分监狱文学杂志撰稿，这时他已经成了编委会的重要成员，或者是其他监狱的特约记者。

在他少有的自由日子里，几乎不看报，尽量不与教友会有关的老囚犯联系。在狱中，他读赞恩·格雷 [1]  的作品以及别的西部小说。最喜爱马克·吐温的作品。有一次，他这样写道：我的密西西比就是牢房。默奇森死于肺气肿。作品散见于一些杂志中，计有五十多部短篇故事和一首七十行诗，是献给一只雪鼬的。

[1] 赞恩·格雷（Zane Grey，1872—1939），美国作家，擅长写描绘美国西部生活的浪漫主义小说。

约翰·李·布鲁克

John Lee Brook

（1950 年生于加州纳帕市，1997年卒于洛杉矶）

这位后来被看成是雅利安兄弟会中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和20 世纪末加州最杰出的诗人之一的约翰·李·布鲁克，是十八岁时在一所监狱冰凉的教室里学会读书和写字的。入狱前，他的生活道路可以定义为“连续小偷小摸，无章无法，出身于加州下层白人家庭的少年”； 家庭破碎：没有父亲，母亲在怀孕的时候还只是个孩子，工作收入微薄。扫盲后，布鲁克的犯罪生涯来了一个九十度转弯：介入贩毒生意、买卖白人妇女、盗窃豪华轿车、绑架、杀人。1990 年被控杀害了杰克·布鲁克及其两名保镖。审判期间，约翰自称是无辜的。但上台后十分钟，他突然打断检察官的话，接受全部指控，还承认四桩没破的凶杀案（此前已经被人们遗忘）：杀害色情小说家阿道夫·潘托利亚诺、色情电影女演员苏西·韦伯斯特、男演员丹·卡迈恩以及诗人阿瑟·克兰，前三桩案子发生在四年前，最后一桩发生在1989 年。

约翰·李·布鲁克被判处死刑。加州文学界有影响的人士支持他上诉，结果维持原判。1997 年4 月被执行死刑。据目击者说，约翰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从容不迫，万分镇定，静静地读着自己的诗。

他的作品有五卷，内容充实，受到惠特曼潜移默化的影响，对话形式很多，非常接近叙事诗，但并不忽视美国抒情诗的其他流派。他偏爱的题材（在他所有的诗作中多有重复，有时十分痴迷）有白人居民区中的赤贫现象，美国黑人和监狱中的性侵犯，总是描写成小鬼或者神秘厨师的墨西哥人，女人的稀缺，被视为继承了边境精神的摩托俱乐部，街头和监狱中黑社会的等级，美国的衰落，孤独的武士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诗作有：

《约翰·李·布鲁克要求恢复名誉》是一系列长篇累牍作品中的第一部，作者常常说这些作品是“文字流”，里面的诗一定要超过500 行，他称之为“打碎的小说”。这部作品中的约翰·李·布鲁克已经成为诗人，尽管写这部作品时他才二十岁。这首长诗说的是青春病以及惟一能治疗这种病的方法。

《无名街道》是一部把麦克利什以及康拉德·艾肯 [1]  的语录与奥兰治县监狱菜单以及一个每周二、四去监狱给犯人讲课的文学教授的鸡奸梦结合在一起的作品。

《我和桑地诺》是诗人和洛·桑地诺的谈话片段，后者是布鲁克的假释官。二人的话题包括体育（美国最棒的体育项目是什么？）、妓女、电影女明星们的生活、监狱里的著名人士以及这些名人在监狱内外的道德权威。

《查尔斯》（正是一位监狱名人）不是表面和具体描写查尔斯·曼森 [2]  而是写他的内心世界。约翰于1992 年认识了他。

《女伴》写一次主显节聚会，参加的人有精神病患者、连环杀手、鬼迷心窍的人、痴迷于美国梦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梦游病人和偷猎者。

《坏人》写一种近似于天生杀手的人；约翰·李·布鲁克是这样描写那些坏人的：“恶人/ 随心所欲的孩子/ 在一座铁制的迷宫或者沙漠里/ 脆弱得如同狮笼里的猪……”

《坏人》写完的日期是1985 年，收录在他第三本诗集里（《孤寂》，1986 年出版），《南加州心理月刊》和《伯克利大学心理学杂志》分别刊登了两篇研究文章，观点截然相反。

[1] 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1889—1973），美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2] 查尔斯·曼森（Charles Milles Manson，1934— ），邪教组织“曼森家族”创立人。被判终身监禁。

传奇的斯基亚菲诺兄弟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

Italo Schiaffino

（1948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82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至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至少在他赶上的年代，恐怕没有第二位诗人比他更能坚持写诗了。但是，后来一颗新星升起了，盖住了他的光辉，那就是他的弟弟、诗人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

家境贫寒，生活里他只热衷两件事：足球和文学。十三岁辍学，十五岁时他已经在堂埃尔科莱·马桑托尼奥的五金店里干了两年杂工了，成了恩索·劳尔·卡斯蒂略内帮的成员，追捧博卡青年队。

他进步很快。1968 年卡斯蒂略内入狱后，伊塔洛当上了头目，写出第一首诗（至少是人们记得的第一首诗）和第一篇宣言。诗的题目是《发抖吧，猎犬们》， 有300 行，其中有些段落帮里的朋友们能背诵下来。基本上是一首战斗诗；用伊塔洛的话来说，就是“献给博卡队小伙子的一首《伊利亚特》”。有了订阅费之后，这首诗于1969 年出版，印刷1000 册。佩雷斯·埃雷迪亚博士写了序言，文中欢迎这位新诗人登上阿根廷诗坛。那篇宣言的内容则不同。在五页的文字里，伊塔洛阐述了阿根廷足球的形势，抱怨危机在即，指明了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不能培养优秀球员的犹太富豪统治以及把国家拖入衰败的赤色知识分子），说明了危险的性质以及排除危险的各种方法。宣言题为《阿根廷青年的时机》，用伊塔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需要一群土生白人按照冯·克劳塞维茨 [1]  的思想来唤醒祖国最激动不安的心灵”。这篇宣言很快就变成了卡斯蒂略内帮的必读物，至少在最铁杆的圈子里是如此。

1971 年伊塔洛拜访了门迪鲁塞的遗孀；但是，没有留下来照片和文字的记录。1972 年伊塔洛发表了《荣耀之路》，沿着四十五首诗留下的足迹，回顾了博卡青年队另外一些球员的生涯。诗集中包括了《发抖吧，猎犬们》以及佩雷斯·埃雷迪亚博士亲切的序言，还包括博卡俱乐部副主席的《无异议》。此次出版的费用是由伊塔洛帮的成员们资助的，印数事先预订了，多余部分在周日的赛事中卖给体育场附近的观众。这一次，专业评论家们打破了沉默：两家体育报介绍了《荣耀之路》， 佩斯塔洛齐博士主持的电台节目《足球百分百》里邀请作者去做客，请伊塔洛对处于危机关头的阿根廷足球问题发表意见。做节目时（体育界名人荟萃），伊塔洛表现得稳重谦恭。

1975 年又一部诗集《像凶猛的公牛》送去印刷。如果在他的诗作里听到了何塞·埃尔南德斯 [2]  、里卡多·吉拉尔德斯 [3]  以及卡列戈等高乔诗的声音，那是不足为怪的；伊塔洛时而讲述，时而细致描绘他所领导的一帮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各地以及两次前往科尔多瓦和罗萨里奥去助阵的情况，结果是他们取得胜利、球迷们声音嘶哑以及数次肢体冲突（没有发展成巷战，但是教训了“敌方”孤陋寡闻的群众）。《像凶猛的公牛》尽管口气特别好战，却是最成功的作品，风格比较自由而自然，读者能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位年轻的诗人艺术完美，善于把自己与“祖国最纯洁的空间”联系起来。

同样，还是在1975 年，他把奥内斯托·加西亚帮、胡安·卡洛斯·伦蒂尼帮与他自己的帮派整合在一起，随后创办了季刊《与博卡队同在》，从此这份刊物就成了他表达和传播自己思想的工具了。他在1976 年第一期上发表了《犹太人滚蛋》，当然是指滚出球场，而不是阿根廷，尽管如此，仍然让人对他产生了许多不理解和敌意。同样，在当年第三期《不满球迷的回忆》中，他假装河床队的球迷，对这支布宜诺斯艾利斯敌对俱乐部的球员和球迷极尽调侃之能事；随后在1977 年第一期、1977 年第三期和1978 年第一期上，分别刊登了《不满球迷的回忆》之二、之三和之四，受到《与博卡队同在》读者的一致好评。退休上校佩尔西奥·德拉·富恩特博士在一篇研究土著白人话语和俏皮话的论文中引用了上述作品的话，这篇论文发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语义研究》杂志上。

1978 年是伊塔洛的荣耀之年。这一年阿根廷首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帮派成员们上街庆祝。这时的大街变成了特大狂欢节通道。这是“为小伙子们干杯”的一年，写讽刺、狂放诗的一年；他把国家想象成一个庞大的足球流氓团伙，迎向自己的命运。也是在这一年里，他多次“体面”而“成熟”地登台亮相：他的诗作得到广泛评论，不仅限于体育杂志；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电台邀请他做特约评论员；一家亲政府的报纸邀请他每周为青年写专栏文章。伊塔洛全都接受下来，但是，很快他那支热情而烈性的笔就与大家发生了冲突。无论电台还是报纸，人们很快就发现，在伊塔洛心中，最重要的是当博卡帮的头目，而不是什么雇员。冲突的结果就是肋骨断了，玻璃碎了，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下大狱。

如果没有他的捐助人的支持和保护，伊塔洛的抒情血液似乎就要凝固了。1978 到1982 年间，他几乎完全投入到了啦啦队和维持《与博卡队同在》的发行工作上了。他继续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攻击足球和阿根廷的弊病。

他在球迷中的影响依然未减。在他领导下，博卡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他的威望，即便是秘密和隐蔽的，也是无可匹敌的：家庭相册中至今保存着博卡队的领队和球员们与伊塔洛的合影。

1982 年伊塔洛因突发心脏病而猝死，生前正在收听关于马岛战争最新战况的广播。

[1] 18 世纪普鲁士将军，著名的军事思想理论家。

[2] 何塞·埃尔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1834—1886），阿根廷高乔诗最重要的诗人。代表作长诗《马丁·菲耶罗》。

[3] 里卡多·吉拉尔德斯（Ricardo Guiraldes，1886—1927），阿根廷高乔小说的代表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堂塞贡多·松勃拉》。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绰号“油球”

Argentino Schiaffino, alias el Grasa

（1956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15年卒于底特律）

阿亨蒂诺的生涯在不同时期可以同文学和体育一起变化，有时是对立的形象进行比较。因此，1978 年，一个名叫帕利托·克鲁格尔的人在第三期《与博卡队同在》中著文说：阿亨蒂诺的生平和创作与兰波差不多；1982 年这份杂志另外一期上，有人著文称，可以把他比作土生白人中的狄奥尼西奥·里德鲁艾霍 [1] ；1995 年，冈萨雷斯·伊鲁霍教授在《阿根廷神秘的诗人》诗选中作序，把阿亨蒂诺与巴尔多梅罗·费尔南德斯 [2]  相提并论；阿亨蒂诺的几位好友写信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几家报纸，盛赞阿亨蒂诺是一位可与马拉多纳相比的公民；2015 年，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塞尔玛一家报纸上刊登的一则简短讣告中，约翰·卡斯蒂亚诺把阿亨蒂诺比作林戈·博纳韦纳 [3]  那样的悲剧人物。阿亨蒂诺在生平与创作中的沉浮，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他的同类人当中很有代表性。

的确，他是在哥哥的庇护下长大的。哥哥让他爱上了足球，迷上了博卡队，对作诗的秘密产生了兴趣。但兄弟二人的差别是明显的。伊塔洛身材高大，健壮，专横，性格冷漠，缺乏想象力；那模样令人敬畏：瘦高，结实，神情相当阴郁，但从二十八岁以后开始危险地发胖了，大概是荷尔蒙失调所致，后来肥胖要了他的命。阿亨蒂诺则是中等偏下身材，微胖（绰号“油球”由此而来并陪伴他终生），想象异常丰富，性格平易近人，有胆量，尽管不大专横，却颇有领袖气质。

阿亨蒂诺十三岁开始写诗。就在哥哥的《荣耀之路》获得成功的时候，他冒险自费油印了五十册第一本诗集，由三十多首讽刺短诗组成，题为《阿根廷最佳笑话选》。他亲自卖给博卡队的球迷们。一周内销售一空。1973 年4 月，继续用老法子，出版了短篇小说《智利入侵》，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讲述一场阿根廷和智利之间假想的战争（有的地方像充满血腥暴力的电影剧本）。同年12 月，发表了题为《我们烦了》的宣言，批评裁判不公，说他们体力不好，有时吸毒。

1974 年初诗集《钢铁青春》问世（油印版五十册）， 里面有内容厚重的诗或曰军人进行曲；该诗集惟一的功劳就是作者第一次离开感情自然流露的框框—足球和幽默的框框。随后，他创作了一个剧本，题目是《各国元首会议，或曰怎样才能走出黑洞？》，五幕喜剧，内容说美洲几个国家的元首在德国一座饭店里开会，讨论如今拉美足球在欧洲全方位足球的威胁下如何恢复它传统和自然的主宰地位。剧本很长，令人想起先锋派戏剧的某些场景—从阿达莫夫 [4]  、热内、格洛托夫斯基 [5]  到科皮 [6]  和萨瓦里 [7]  的作品，尽管“油球”是否真的会专门研究他们的作品值得怀疑（但并非不可能）。下面引出几幕供大家欣赏：1、委内瑞拉文化参赞关于“和平”与“艺术”词义的独白；2、尼加拉瓜总统、哥伦比亚总统和海地总统在饭店某个卫生间轮奸尼加拉瓜大使；3、阿根廷和智利两国总统跳探戈；4、乌拉圭大使单独朗读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预言 [8]  ；5、各国总统组织手淫比赛，三种取胜的方式：粗细、长短和射精。厄瓜多尔大使最粗，巴西大使最长，阿根廷大使射精最多。6、后来，哥斯达黎加总统生气了，他认为这种比赛是“低级下流，污秽不堪”的；7、德国妓女来了；8、大打出手，一片混乱，筋疲力尽；9、曙光来了，“粉红色的霞光让这些大人物感到格外疲倦，他们终于承认自己失败了”； 10 、阿根廷总统独自吃早饭，放了几声响屁之后，上床睡觉。

同年他又发表了两部作品。一篇短小的宣言发表在《与博卡队同在》上，题为《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演绎《各国元首会议》。他建议，拉美回击欧洲全方位足球的办法就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最优秀的球员，比如克鲁伊夫、贝肯鲍尔等人。他又油印出版一本新诗集，印刷了一百册，题为《天空景象》， 是些短小轻快的诗，歌颂博卡青年队里历史上一些球星，与伊塔洛那本受到称赞的《荣耀之路》有相似之处。话题一样，作诗的方法近似，有些比喻相同，但是哥哥作品里的严谨和刻意规定故事范围的愿望，在弟弟作品里则是寻找意象和韵脚，其中不乏对古老神话的喜爱，减轻了沉重感、话语的威力以及时而出现的华丽色彩。人们会觉得在这本诗集里阿亨蒂诺写得更好。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安静地创作。1975 年结婚并开始在一家汽车修理部干活。据说，这段时间，他靠搭顺风车的办法去巴塔哥尼亚地区旅行，读了到手的所有书，一门心思研究美洲史，用精神治疗药物做实验；其实，他每个礼拜天都跟哥哥的博卡帮在一起。他在帮里的威望越来越高，有时在博卡队的主场，有时在客场上，为球队打气加油。还有人说，那几年里，他积极参加安东尼奥·拉库蒂尔上尉的暗杀小组，当驾驶员和汽车修理工，地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上尉的庄园里，但是无法证实。

1978 年阿根廷举办世界杯。“油球”拿出一首长诗，题为《冠军们》（油印1000 册，亲自在体育场各个出入口售卖）。作品很难阅读，有时写得很乱，不加任何过渡就从自由体转向了亚历山大体 [9]  ，转向了对句，转向了押韵两行体，有时甚至转向不完全音步（钻研阿根廷国家队复杂隐蔽的各个方面时，他采用加西亚·洛尔卡的《吉卜赛谣曲》的调子；研究对手球队时，他能从老比斯卡恰 [10]  的拉迪诺语 [11]  告诫用到曼里克 [12]  在《民谣》中的先见之明）。长诗在两周内卖完。

再次进入长时间的默默创作期。1982 年，据他在自传中说，打算当志愿兵，参加马岛战争，没能如愿。不久后，他前往西班牙旅行，跟着一群疯狂的球迷去看世界杯。阿根廷输给意大利后，他在巴塞罗那一家旅馆被捕，被指控在公共场所企图杀人、偷盗和制造混乱。他和五名阿根廷球迷一起在巴塞罗那模范监狱蹲了三个月。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回国后，博卡帮拥戴他当新头领，这个头衔他不感兴趣，而是慷慨地让给了莫拉桑博士和建筑师助理斯科蒂·卡维略。但是，他在精神上对哥哥的追随者的影响却持续了一辈子，对于一代代新球迷来说，他的生平事迹却越来越具有传奇色彩。

1983 年，尽管莫拉桑博士一再反对，《与博卡队同在》杂志还是停刊了。此事剥夺了“油球”惟一的表达渠道，但是后来成了好事。1984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政治—文学读物小出版社黑与白出版社印制了一本《一段未收复的记忆》，尽管文坛普遍表现冷漠，但它却是阿亨蒂诺走出自费油印之外的第一部著作。这是一本有明显自然主义影响的短篇小说集。最长一篇作品没有超过四页，回忆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区里玩儿足球的日日夜夜；里面的人物是四个孩子，自称是“启示录四高乔” [13]  ，从传记中可以看到伊塔洛和阿亨蒂诺兄弟的童年身影。最短的一篇不到半页，用诙谐幽默的口气和大量布宜诺斯艾利斯俚语，描写某个远方的无名人士在某个下午得了什么病或者突发心脏病或者忧伤的心情。

1985 年，还是那家小出版社为他出版了《疯子们的粗话》，是本比上一本书还要单薄的小书（仅有56 页），乍一看，像是上一本书的附录。这一次，有人注意到了这本书，写了书评。其中有一篇说作者是白痴。另外一篇把书批得体无完肤，但没有对阿亨蒂诺的语感有所指摘。另外两篇（一共就这么四篇）多多少少地公开热情赞美他。

不久，黑与白出版社倒闭了。阿亨蒂诺像往常一样，似乎不仅沉默了，而且处于隐匿的状态。有人说，黑与白出版社的一半股份或者大部分股份属于阿亨蒂诺，这似乎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消失。至于阿亨蒂诺从什么地方弄来钱办出版社，仍旧是个谜。有人说，那些资金是军政府时期从被盗窃和隐蔽的国库里弄出来的，从神秘而不可告人的渠道提供的。但是，这无法核实。

1987 年阿亨蒂诺再度出山领导博卡帮。此时，他已经与妻子离异，如今在科连特斯市中心一家餐厅当服务生；他那家喻户晓的幽默感很快让所有顾客感到亲切可爱。到了这年年底，油印了三篇小说，每篇不超过七页，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优秀餐馆小说》。他不摆架子，亲自卖给自己的顾客。第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黎巴嫩人打算把全部积蓄投入到一笔可靠的生意里去。此人爱上了一位当肉贩的阿根廷姑娘。二人决定一起办一家专营各类肉食的餐厅。本来诸事顺利，后来黎巴嫩人的穷亲戚纷纷露面了。最后，卖肉姑娘把那些亲戚一一消灭了，从而解决了全部问题。给她当助手的是一个绰号叫“小猴子”的帮厨。她和“小猴子”有婚外情。故事的结尾是一片表面的田园风光：卖肉女及其丈夫和“小猴子”三人去乡下度假一天，准备在祖国的蓝天白云下吃烤肉。第二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有权势的餐厅老板，这个老头子打算寻找一生中的最后爱情；为达此目的，他跑遍了夜总会、妓院和有大姑娘的友人家等处。等到终于找到了梦中情人的时候，他发现竟然是在自己的第一家餐厅里，女方是个二十岁的探戈歌手，生来是盲女。第三个故事讲述一群朋友的晚餐，他们聚会的地点是其中一位的餐馆，这里特意为了聚餐而打烊。晚餐开始时似乎是为告别独身生活的聚会，后来为了庆祝某位朋友的什么成就，后来为了悼念某人去世，后来就是单纯为了品尝阿根廷佳肴而会餐，最后成了大家或者是几乎所有人为一个叛徒设下的圈套，但是书中没有交代那所谓的叛徒究竟背叛了什么：只是朦朦胧胧提到信任、永恒的友谊、忠诚、荣誉。这个故事内容模棱两可，仅仅靠食客们的对话支撑；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情绪越来越坏，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狠毒，或者相反，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刻薄。遗憾的是，故事的结尾是在预料之中的，除去没有必要之外，还特别凶残：那个叛徒在餐厅的卫生间里被分尸了。

属于1987 年的作品还有长诗《孤独》（640 行）， 出版费用是莫拉桑博士支付的，这位博士还为《孤独》写了序言；博士的侄女贝尔塔小姐还为长诗用泼墨手法做了四幅插图。这是一首怪诗，绝望的诗，骚动的诗，它有助于澄清作者生平中一些空白：诗的发生地是1986 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还有阿根廷。时间是世界杯期间。阿亨蒂诺是长诗的绝对主角，他思考“冠军们的孤独心情”，这些球员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似乎是被遗弃在辽阔的潘帕斯大草原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后来，读者看到阿亨蒂诺乘坐阿根廷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墨西哥，陪同他的是“两个黑人保镖”，很可能是帮内成员，或者是具有震慑力的人物。在墨西哥逗留的故事发生在下等酒吧里，在那里证实了不同文化混合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但表面上他与“那些墨西哥酒鬼”相处得很好。那些墨西哥人把他看成一位“蜗牛王子，拥有一座被毁坏的城堡”；那里还描绘了他为跟踪蓝白军团而流动居住的城市和旅馆。阿根廷队最后获得了胜利，受到广大球迷一致好评：阿亨蒂诺看到一个像飞碟那样巨大的光团飞临阿兹台克体育场 [14]  上空，还看见有透明物体从光团中脱离出来，物体后面有长着人脸和皮毛着火的一群小狗跟随，物体用金属链条牵引着它们。他还看见一个“约有三十米长”的手指头告诫性地指示着什么，大概是方向，或者指示广阔的天空中一片乌云。欢庆胜利的队伍沿着墨西哥首都“冻土般”的街道前进；队伍里迷迷糊糊的“油球”最终筋疲力尽，重新回到了墨西哥旅馆的孤独中去了。

1988 年阿亨蒂诺用复印办法印刷了五十册短篇小说《鸵鸟》，这是纪念发动军事政变的那些阿根廷军人的作品，公开赞扬秩序、家庭和祖国，但是仍然有辛辣狠毒、言语污秽的讽刺笔墨，同时那些文字风格又是肆无忌惮、滑稽可笑、戏谑模仿的，是登峰造极的阿亨蒂诺的文风。1989 年出现了一本题为《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最佳作品选》的书，没有出版社的名字，没有日期，里面收入了阿亨蒂诺的诗、短篇小说和政论文章。明白人很快就猜到这是阿根廷第四帝国出版社出版的作品，这家像秘教组织般的出版公司，1965 到2000 年期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界多次出现又消失。

阿亨蒂诺的形象在阿根廷新闻传媒界越来越有知名度。他参加一个专门讨论足球流氓问题的电视节目，第一个出来为足球流氓的暴力行为恢复名誉，搬出来的理由诸如荣誉、正当防卫、团队精神、街头打斗的纯粹和简单愉悦性质。被告变成了原告。参加电台和电视台的辩论，谈及更多种类的问题：财政政策、拉美年轻的民主制度的衰败、探戈在欧洲音乐舞台上的未来、布宜诺斯艾利斯歌剧现状、难以接近的时装、阿根廷各省的公共教育、大部分阿根廷人对国土范围的不了解、国产葡萄酒、重要工业的私有化、一级方程式大奖、网球和象棋、博尔赫斯、比奥伊·卡萨雷斯、科塔萨尔和穆希卡·莱内斯的作品（他发誓一辈子也没看过上述作家的作品，但是敢于发表结论性意见）、 [15]  罗贝托·阿尔特 [16]  的生平（钦佩阿尔特，尽管站在各自严重对立的派别互相恶斗）、边境骚乱、彻底解决失业问题、斯文犯罪和街头犯罪、阿根廷人天生的独创性、安第斯山脉脚下的锯木厂以及莎士比亚的作品。

1990 年前往意大利举办的世界杯赛场，他和另外三十个阿根廷足球流氓团伙被认为是具有潜在危险的来客。此前，“油球”已经表示他打算会会英国足球流氓，搞一次和解性活动，即为马岛战争牺牲者们举行一次弥撒祈祷，然后办露天烤肉聚餐。尽管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意向性声明，这个消息却闹得天翻地覆；阿亨蒂诺回国后名声大震。

1991 年他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热调味汁》（作者自己出版，四十页，印了100 册），是对卢贡内斯 [17]  和鲁文·达里奥 [18]  拙劣的模仿，有的地方干脆就是直接生硬地剽窃，很少有人能说清他为什么要写这种东西，尤其是写完了还要发表；另外一本是《铁船》（栗子出版社出版，五十页，印刷500 册），由三十首散文诗组成，中心议题是男人之间的友情现象。作品推断出友谊是在危险中考验出来的这种老生常谈的结论，这似乎预告了“油球”未来几年的生活。1992 年他率领一大群帮内成员在大马路上伏击河床队的球迷们，枪击造成两死数人受伤的结果。法院下达了通缉和逮捕令。阿亨蒂诺消失不见了。他打电话给一些电台，声称自己是无辜的；然而根本不谴责对河床队球迷的伏击行为。但是，有许多目击者（其中包括不止一个后悔的成员）出来证明案发时阿亨蒂诺就在现场。在媒体上他很快被认为是伏击的主谋和教唆者。从此开始了“油球”生涯的幽灵时期，开始了出现各种猜测和把他生活神秘化的最佳时期。

他是逃犯，从他让人拍的照片上得知，他到过体育场，像球迷一样给自己的球队加油。博卡帮，帮内的小圈子，那些从一开始就跟他哥哥和他本人在一起的成员，纷纷热情地保护他。他出逃的生活激起年轻人对他的敬佩；有些人读他的书；有些人模仿他，追随他的文学道路。但这个“油球”是无法模仿的。

1994 年美国举办世界杯期间，他接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体育杂志的采访。“油球”在什么地方呢？在波士顿。此言一出，闹剧可就大了。阿根廷记者们从安保措施上猜出来，美国警方防范的对象就是他们，他们认为这有损自己的职业尊严，于是嘲弄美国警察的安全措施；拉美其他国家的记者，再加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记者，都积极响应这个嘲弄美国警察的活动；这个消息，加上此事引发的很多故事，闹得翻天覆地。波士顿警方加上联邦调查局开始行动。但是，“油球”不见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人知道“油球”的下落。博卡帮公开承认：不晓得老大的去向。直到斯科蒂·卡维略在狱中收到一封长信，贴着美国邮票，里面是“油球”的诗《地是空虚混沌》，是从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寄出来的。这首长诗（莫拉桑博士急忙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球迷们进行征订出版）一开篇就用有韵律的自由诗体，把美国和阿根廷的空间做了对比，一个在新大陆南边，一个在北边，接着详细回忆了一些监狱的情况— 是“热情和无知迫使作者和朋友们下了牢房”，这是指斯科蒂眼下正在服刑两年的监狱；长诗的结尾是一片混乱，既有种种威胁的话，又有回忆童年的田园生活场景（母亲，新鲜意大利面的香味，餐桌旁兄弟姐妹们的笑声，荒地变成了足球场，大家玩儿塑料球直到天黑）， 还有亵渎神明的下流玩笑，这是阿亨蒂诺最后诗作的特别之处。

一直到1999 年，大家都不知道“油球”的更多消息。博卡帮保持着绝对且也许是真诚的沉默。虽然莫拉桑博士有所暗示，说了些真心实意的隐语和模棱两可的话，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阿根廷没人知道“油球”的去向。一切都是推测，即便如此，在1998 年，最执拗的几个人前往法国看世界杯的时候，仍坚信一定会找到“油球”，认为他会一如既往地给蓝白军团助阵。实际上并非如此。“油球”在这段时间里，告别了他热衷的足球，投身到读书和写作中去了：读手头所有的书，尤其是历史、侦探小说和畅销书，学习英语（始终没能超过初级），跟一个名叫玛丽娅·特雷莎·格雷科的美国女子结了婚，她是新泽西人，比他大二十岁，这样他就加入了美国籍。他住在佛罗里达南部的一座小城贝里斯福德，在一个古巴人开的餐厅里当吧台经理。他从容不迫地准备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500 多页的惊险小说，故事发生在好多国家，时间持续好几年之久。他的生活习惯变了，变得井井有条，在某些方面，他像个和尚。

如上所述，到了1999 年，他再度有了活动的迹象。这时，斯科蒂已经出狱，几乎完全退出了博卡帮和足球的旋涡，他收到的不是信，而是“油球”打来的电话。这让斯科蒂大吃一惊。“油球”的声音没有变化，一连串说出种种计划、项目、复仇的打算，热情一如既往，这吓了斯科蒂一跳，仿佛时间停住了脚步。他告诉“油球”，博卡帮的头领已经换人，“油球”并不感到扫兴。他要下令，请斯科蒂执行：一、通知小伙子们他还活着；二、大张旗鼓地宣传“油球”要回去了；三、开始找一个能出版他写的伟大的美国长篇小说的西班牙语版的人……

斯科蒂一一照办，只有最后一条除外：阿根廷没人对“油球”的文学作品感兴趣。没有履行诺言的是“油球”，在不多的追随者里营造了他回国的气氛之后，他再度怪异地沉默起来了。

2002 年日本举办世界杯期间，有些阿根廷球迷在大阪体育场用望远镜四处寻找，以为在南边附近的看台上发现了“油球”。等到喜忧参半地过去见面，他已经走了。三年后，坦帕 [19]  的海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个阿根廷人的回忆录》（350 页），里面有很多强盗、驾车追逃的警察、光彩照人的女子、未侦破的杀人案、私人侦探和正派警察聚会聊天的酒吧、黑人住宅区的冒险经历、腐败的政客、受到威胁的电影明星、伏都教仪式、工业间谍，等等。这本书相对比较成功，至少在美国南部讲西班牙语的居民中如是。

此前，“油球”已经成了鳏夫，后来再次结婚。有人说，他和三K 党联系上了，与美国基督教运动和振兴美国组织接上了头。但真实情况是他在经商和创作，在迈阿密地区拥有两家烤肉店，仍在锲而不舍地撰写一个大部头，但他拒绝回答相关问题。

2007 年“油球”自费出版了一本散文诗集，题为《懊悔的骑士们》，尽管带有混乱的色彩或者说故弄玄虚，却讲述了一些在美国的冒险经历，从他当逃犯起，到认识伊丽莎白·莫雷诺—他的第三任妻子—为止，这本书就是献给她的。

终于到了2010 年，其一再许诺和令人期盼的长篇小说问世了。书名简洁，让人产生联想—《宝藏》。故事情节伪装成阿亨蒂诺在回忆往事：讲述他过去的生活，掰开揉碎地分析，考量利弊，寻找解释的理由。读者看完535 页后，逐渐了解了作者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侧面，有些地方的确令人吃惊，但总的情况是，作者披露出的内容仅限于家长里短：例如，我们知道伊丽莎白和他不能生育，于是就领养了一个名叫托米的六岁爱尔兰男孩儿和一个名叫辛西亚的四岁墨西哥女孩儿；按照“油球”的愿望，他俩又给辛西亚改名为辛西亚—伊丽莎白。政治上，他清清楚楚，是按照他的方式清清楚楚。

他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既有黑人做朋友，也有三K 党人做朋友（书中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在后院烤肉时拍摄的；所有的食客都着三K 党的服饰：身穿长袍、头戴风帽；只有“油球”例外，他身穿厨师工作服，头戴风帽，他还多备了一个白色风帽，用来擦汗）。他反对各种垄断，尤其是对文化的垄断。他相信家庭，但也相信“男子汉天生有爱玩儿的脾气”。对美国有信心（已经加入美国籍），但也罗列了一大串（很长，没有意义）应该改善的地方。

用在描写他在阿根廷的生活，尤其是突出他在帮派间举足轻重的地位的章节，如果与评注他在美国的经历比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有伪造历史的毛病，但是这样的伪造如同胡乱的隐喻一样，是在掩盖某些真相。比如，他说他参加过马岛战争，起初是普通一卒，后来由于在几次战斗中表现出色而获得了圣马丁勇敢奖章和上士军衔。他对鹅绿湾一役的描写有大量黑色幽默式的细节，但从严格的军事方面来说，有似真非真的毛病。关于他长期领导博卡球迷啦啦队的事情，落墨很少。他总是抱怨阿根廷从来不大注意他的作品。反之，他在美国的生活，无论是真的还是想象的，都讲述得活泼生动，细致入微。书中有很多章节是写女人的。其中，他的第二任老婆占据荣誉席，“这位亲爱而又令人思念的伴侣”为他打开了“私人图书馆的大门”。关于体育，他只对拳击和围绕拳击活动的人们感兴趣，他们是他的第一手材料：意大利人、古巴人、忧伤的老黑人，都是他的朋友，他让他们都开口说话，讲述了大量故事。

《宝藏》出版后，他的生活似乎最终进入了正轨，实则并非如此。财产管理不善，或者说一群狐朋狗友把他领上了破产之路。两处餐厅都输光了。接着就是离婚。2013 年，他离开了佛罗里达，迁居到新奥尔良，当上了阿根廷农庄餐厅领班。到了年底，他在新奥尔良自费出版了最后一本诗集《在德尔塔听到的故事》，荟萃了既非伤感又非肆无忌惮的一些笑话，写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佳诗句。2015 年，他离开了新奥尔良，原因不详。几个月后，一个或者几个陌生人在底特律一处秘密赌场后院把他杀害了。

[1]  狄奥尼西奥·里德鲁艾霍（Dionisio Ridruejo，1912—1975）， 西班牙作家，第一代战后诗人。佛朗哥长枪党政治家。

[2]  巴尔多梅罗·费尔南德斯（Baldomero Fernandez，1886—1950）， 阿根廷著名诗人。

[3] 林戈·博纳韦纳（Ringo Bonavena，1942—1976），阿根廷重量级拳击手。在美国被害。

[4] 阿瑟·阿达莫夫（Arthur Adamov，1908—1970），法国荒诞派戏剧奠基人之一。

[5] 耶日·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1933—1999），波兰戏剧家。“贫困戏剧”理论的提出者。

[6] 阿根廷剧作家劳尔·迪亚曼蒂·博塔纳（Raul Damonte Botana， 1939—1987 ）使用的笔名。

[7] 热罗姆·萨瓦里（Jér.me Savary，1942—2013），阿根廷当代剧作家。

[8] 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1566），法国星占学家、医学家、预言家。1555 年出版预言集，题为《百诗集》。

[9 ] alexandrine ，诗歌韵律的一种，每行诗含抑扬格6 音步。

[10]  《马丁·菲耶罗》中的人物。

[11] 一种犹太语。

[12] 豪尔赫·曼里克（Jorge Manrique，1440—1479），西班牙诗人。

[13] 《新约·启示录》中有四骑士的故事。

[14] 世界著名体育场，位于墨西哥城。曾举办多项重大赛事，包括1986 年世界杯决赛。

[15] 以上均为阿根廷著名作家。

[16] 罗贝托·阿尔特（Roberto Arlt，1900—1942），阿根廷著名作家。

[17] 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Leopoldo Lugones，1874—1938），阿根廷著名诗人。

[18] 鲁文·达里奥（Ruben Dario，1867—1916），尼加拉瓜著名诗人，拉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领袖。

[19] 美国佛罗里达州城市。

拉米雷斯·霍夫曼，无耻之徒

卡洛斯· 拉米雷斯·霍夫曼

Carlos Ramírez Hoffman

（1950 年生于智利圣地亚哥，1998年卒于西班牙尤莱特 [1] ）

拉米雷斯·霍夫曼这个无耻之徒，他的职业生涯大约开始于1970 或者1971 年，就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当智利总统期间。

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在康塞普西翁参加过胡安·切尔尼亚科夫斯基文学工作室。那时大家叫他埃米利奥·史蒂文斯，写过一些切尔尼亚科夫斯基并不责备的诗。但工作室里的明星是玛丽娅和玛达蕾娜（孪生姐妹，姓贝内加斯），是纳西缅托当地的女诗人，十七岁，也许十八岁，一个攻读社会学，一个攻读心理学。

那时埃米利奥在泡（这个词让我起鸡皮疙瘩）玛丽娅。实际上，他和这对孪生姐妹经常一起出去看电影，听音乐会，看话剧，听讲座，仅此而已，有时三人坐贝内加斯家的车—一辆白色大众甲壳虫—去海滩看太平洋晚霞，一起抽大麻；我估计这对姐妹也跟别的男孩出去玩耍；估计埃米利奥也跟别的女孩出去；那个年代，大家都跟别人出去玩耍；人人以为自己知道别人的一切。这种自以为是相当愚蠢的，很快就证明了什么叫愚蠢。为什么这对姐妹会跟他泡在一起呢？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秘密，一件平常事。估计这个所谓的埃米利奥·史蒂文斯是个帅哥，聪明，敏感。

1973 年9 月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一周后，在一片混乱中，贝内加斯姐妹离开了康塞普西翁的住处，回纳西缅托老家去了。姐妹俩跟一位姑妈住在一起。姐妹俩的父母都是画家，在她俩还不满十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给她俩在比奥比奥省留下了房子和土地，因此她俩生活得还不算拮据。姐妹俩常常说起父母，经常拿父母当做她们诗中的人物，想象着父母迷失在智利南方，陷入一种不抱希望的创作和不抱希望的爱情之中。有一次，仅仅那么一次，我有幸看到了那对夫妻的一张照片：男的又黑又瘦，面带忧伤和困惑，是比奥比奥河流域的人们常有的长相；女的比男的高，微胖，面带甜蜜随和的微笑。

这样，姐妹俩去了纳西缅托，整天关在自己家中—村里最大的房子之一，位于城郊，两层木结构小楼，原本是父亲家族的产业，里面有七八个房间，还有一架钢琴。姑妈跟她俩住在一起，她那高大的身躯可以保护两姐妹不受任何伤害，尽管她俩并非人们说的那种胆小的姑娘，恰恰相反，非常勇敢。

有一天，估计是两周后吧，也许是一个月后，埃米利奥·史蒂文斯来到了纳西缅托。应该是这样。一天夜里，也许早一点，大概是黄昏时分，就是仲春时节南方那种令人惆怅的黄昏，有人敲门。原来是埃米利奥·史蒂文斯。姐妹俩看见他很高兴，向他提了一大堆问题，邀请他吃晚饭，又告诉他可以留下来过夜。吃饭后点心时，姐妹俩朗诵了诗。史蒂文斯没有朗诵，他什么书也不愿意看，说是正在准备新玩意儿，微微一笑，摆出神秘兮兮的样子，或者根本没笑，只是干巴巴地说不。姐妹俩点点头，以为理解他的意思了，她俩太天真了，其实什么也没懂，可是以为明白了，于是读了自己的诗，很好的诗，内容丰富而难懂，混杂了维奥莱塔、尼卡诺尔·帕拉、恩里克·林恩， [2]  好像这样混杂在一起是可能的；是一种由乔伊斯·曼苏尔 [3]  、西尔维亚·普拉斯 [4]  以及亚历杭德拉·皮萨尼克 [5]  掺和在一起的鬼酒 [6]  ，是可以跟白天说再见的完美鸡尾酒，那是1973 年必定要过去的一个白天。到了夜里，埃米利奥·史蒂文斯像个梦游症患者一样起床，也许他是跟玛丽娅睡在一起的，也许不是；但实际情况是他像梦游症患者那样很自信地下了床，向姑妈的卧室走去，与此同时，耳边传来汽车引擎越来越近的声音；后来，他就割了姑妈的喉咙。不对，他在她心口上扎了一刀，干净利落，捂住她嘴巴，用匕首捅了捅；后来，他下楼开门。于是，进来两个男人，迈进了胡安·切尔尼亚科夫斯基文学工作室两位女明星的家门。这该死的黑夜进了家门，几乎立刻又出去了，黑夜进入，黑夜离开，敏捷而迅速。

没有尸体，或者说有尸体，有一具，一具多年后出现在乱葬坑里的尸体。是玛达蕾娜的，仅仅这么一具，好像是要证明埃米利奥是人，而不是神。那些日子，有很多人失踪了。那位南方的犹太诗人胡安·切尔尼亚科夫斯基失踪了；而大家都认为这个赤色分子失踪是很正常的。但是后来，切尔尼亚科夫斯基，如同他那位传说中的俄国犹太叔叔一样，又重新出现在拉美所有的动荡地区，切尔尼亚科夫斯基成了传奇人物，成了智利飞人的楷模，他到过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一手举枪，一手举拳，仿佛在说：婊子养的！我来了！他是智利南方丛林地区最后一名犹太布尔什维克，直到有一天彻底失踪了，可能牺牲在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中吧。康塞普西翁另一个诗人，马丁·加西亚也失踪了。他在医学系办了一个诗歌工作室，是切尔尼亚科夫斯基的朋友和对手。二人总是在一起谈论诗歌，哪怕智利天塌地陷也不在乎。切尔尼亚科夫斯基高个子，金发；马丁·加西亚矮个子，黑头发。切尔尼亚科夫斯基活动在拉美诗坛上；马丁·加西亚在翻译法国诗人的作品（除他之外无人知晓）。这事让很多人感到愤怒，这么一个又矮又丑的印第安人[7]  是怎么翻译阿兰·茹弗鲁瓦 [8]  、德尼·罗什 [9]  、马塞兰·普莱内特 [10]  的作品，并且还跟这些法国诗人书信往来呢？天啊！米歇尔·比尔托、马蒂厄·梅萨热、克劳德·佩利乌、弗兰克·维纳尔、皮埃尔·蒂尔曼、丹尼尔·比加又都是些什么人呢？这个什么乔治·佩雷克 [11]  到底有什么特别？德努埃出版社出了他的书，加西亚总是带着那几本书到处给人看。自命不凡的混蛋。没人想念马丁·加西亚。也许很多人听说他死了还会高兴呢。现在写写他的事情，简直是瞎说。可是，马丁·加西亚跟切尔尼亚科夫斯基（再也没见过此人）一样，却在欧洲出现了，他先是流亡到了东德，后来趁机离开了，到了法国，依靠教授西班牙语和翻译拉美前卫作家的作品给小出版社过日子，那些拉美作家大多出生于20 世纪初，痴迷数学或者色情问题。后来马丁·加西亚也被害了。但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就在人民团结阵线政权 [12]  被人拆台的日子里，我也被捕了。把我抓进拘留所的情况，就算不是荒唐的，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让我看到了拉米雷斯·霍夫曼（埃米利奥·史蒂文斯）第一次搞诗歌表演的情景，尽管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拉米雷斯是何许人也，也不知道玛丽娅和玛达蕾娜姐妹的命运如何。

事情发生在一天黄昏—拉米雷斯喜欢黄昏，那时我正在跟别的犯人在贝尼亚体育中心—位于康塞普西翁郊区，差不多属于塔尔卡瓦诺的地界了—我们的临时监狱院子里玩象棋消磨时光。天空本来是晴朗的，突然开始有了向东方飘去的乌云。那云彩有的像笔，有的像香烟，先是灰色的，后来成了玫瑰色，最后成了发亮的紫红色。我觉得望着天空的囚犯只有我一个。慢慢地乌云里出现了一架飞机，是老式飞机。开头，它是个比苍蝇体积大不了多少的黑点，静悄悄地飞着。是从大海那边飞来的，渐渐向康塞普西翁上空靠近。方向是城市的中心，给人的印象是它飞得像乌云一样慢。等它飞到我们头顶上的时候，它的轰鸣声像是一台破旧的洗衣机。后来，它又向高空升起，达到一定高度后，已经飞临康塞普西翁的上空了。于是，在那样的高空，飞机开始写诗了。黑灰色的文字出现在湛蓝的天空，让看它的人感觉眼睛刺痛。我念出来了，那是青春…… 青春。我的印象—百分之百地肯定—那些字母是印刷体。这时，飞机再次向我们飞过来，再次盘旋，再次飞了过去。这一回，留下的诗句要长得多，这就要求飞行员有更加娴熟的技巧：IGITUR PERFECTI SUNT COELI ET TERRA ET OMNIS ORNATUS EORUM [13]  。有一阵工夫，飞机好像消失在安第斯山脉的方向了。但它又回来了。有个犯人，名叫诺尔贝托，简直要发疯了，他打算登上将我们与女犯人隔离开来的院墙，同时大喊起来了：“是一架梅塞施米特 [14]  式战斗机啊！纳粹德国的军用机！”所有犯人都起身抬头张望。在通向晚间我们睡觉的体育馆大门处有两名警察，他们也停止了交谈，眼睛望着天空。那个发了疯的诺尔贝托抓住墙头，哈哈大笑着说，“二战”又回到地球上来了，应该轮到咱们智利人欢迎大战啦！那架飞机又飞回到康塞普西翁上空来写下了一行字：死神面前人人好运！我费力地读懂了这句话。那时我想，假如诺尔贝托想要离开，恐怕没人能阻拦他。除去诺尔贝托，大家都没有动弹，人人都面对天空。在此之前，真没看见过如此悲伤的场面啊。飞机再次盘旋回来了，完成一个圆圈，升高之后，再回到康塞普西翁来。诺尔贝托说着：

“好样的飞行员，简直就是汉斯·马赛 [15]  转世！”我看见了这样一些字：DIXITQUE ADAM HOC NUNC OS EX OSSIBUS MEIS ET CARO DE CARNE MEA HAEC VOCABITUR VIRAGO QUONIAM DE VIRO SUMPTA EST [16]  。最后几个字母朝着东方而去，消失在比奥比奥河上空的云彩间。片刻后，飞机也跟着从天空中完全消失了。好像那一切只不过是海市蜃楼，或者一场噩梦。我听见有个罗塔矿山的工人在问：伙计，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有人回答说：想不出来。另一个说：瞎胡闹呗。但是声音发抖。体育馆门口的警察人数已经增加到四个了。诺尔贝托在我前面，双手勾住了墙头，低声说：这只能是闪电战，要不然就是我疯了。后来，他沉重地叹息一声，似乎安静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飞机又回来了，从大海方向过来的。此前，我们并没看见它转弯子。诺尔贝托说：老天爷啊，饶恕我们的罪孽吧！声音很高。别的犯人以及警察都听见了，也都笑了。但是我明白，其实人人心里都不想笑。飞机从我们头顶上方飞过去了。夜幕正在降临，云彩已经不是紫红色的了，而是黑色。当飞机飞到康塞普西翁上空时，几乎看不清它的影子了。这次它只写了一句话：向火焰学习吧！字母很快在夜空里变得模糊不清了。接着就消失了。有几秒钟的工夫，没人说话。最初做出反应的是警察，他们命令我们排队，开始报数，每天在把我们关进体育馆之前都要清点人数。我们一面向体育馆内走去，诺尔贝托一面对我说：波拉尼奥，我对上帝发誓，这是一架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我说：肯定是。诺尔贝托说：那是用拉丁文写的。我说：对，可我一字不懂。诺尔贝托说：我懂，说的是亚当和夏娃，还有圣徒维拉戈，还有我们脑海里的花园，还有祝愿咱们大家好运。我说：是个诗人。诺尔贝托说：对，是个有文化教养的人。

多年以后，我得知，这首诗或者说这个玩笑，让拉米雷斯·霍夫曼在牢房里蹲了一星期。他一出狱就绑架了玛丽娅和玛达蕾娜姐妹。在1973 年底的节日里，他再次做了空中写诗表演。在神鹰军用机场上空，他画了一颗星星，与黄昏后第一批星星混杂在一起；接着，又写了一首诗，他的空军上司里没人能看懂。有一行诗句说到了玛丽娅和玛达蕾娜姐妹。如果有谁能完全看明白的话，会以为姐妹俩已经死了。在另外一行诗句里，提到了一个什么帕特莉西亚。说她们都是学做烟火的学徒。观察他放烟写字的将军们以为那几个女子是他的未婚妻或者女朋友，要么就是塔尔卡瓦诺当地几个妓女的名字。相反，有几个朋友知道拉米雷斯·霍夫曼写出来的是死去的几个女子的名字，祈求她们显灵。那段时间，他还参加了另外两次空中飞行表演。有人说他是那一届飞行员里最聪明也是最容易感情冲动的家伙。他能毫无困难地驾驶猎鹰式战斗机或者作战直升机，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驾驶老式装载烟雾的飞机登上祖国的晴空，用巨大的字母写下他的噩梦—也是我们的噩梦，再让清风吹散它们。

1974 年，他说服一位将军一同向南极圈飞去。飞行很困难，中途多次着陆，但是，他在每次着陆前都在空中写诗。欣赏他的人们说，对于智利人来说，那是预示着一个新铁器时代即将到来的诗。他没有半点儿那个文学上孤僻动摇的埃米利奥·史蒂文斯的影子。拉米雷斯·霍夫曼为人自信而勇敢。从智利南端的蓬塔阿雷纳斯飞到阿图罗·布拉特南极基地，一路充满了危险，险些丢了性命。回来后，记者们问他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他回答说：是穿越寂静的天空。合恩角的巨浪舔到了飞机的肚皮，浪很大，但没有声音，像无声电影。他说，寂静如同尤利西斯的美人鱼之歌；但是，你要是勇敢地穿越寂静的空中，那也不会发生什么坏事。在南极一切都好。拉米雷斯·霍夫曼写下了南极是智利这行字。然后摄像和拍照。随后他独自一人驾驶着一架小飞机飞回了康塞普西翁，据此前那个疯子诺尔贝托说，那是一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

那时他正处在巅峰时期。圣地亚哥下令他去首都做点响亮的事情，做个精彩表演，以表明新政权对先锋派艺术的关怀。拉米雷斯·霍夫曼高高兴兴地赶去了。他住在同班同学的公寓，白天他去林德斯特伦上尉机场训练，晚上在住处自费张罗一个摄影展，开幕的时间恰好赶在他空中写诗的日子。住处的主人多年以后声明：一直到最后一刻也没看到拉米雷斯·霍夫曼打算展出的照片。关于照片的种类，主人说，拉米雷斯·霍夫曼打算来个惊喜，只是提前对他说了一句：是一种直观的实验的诗、纯艺术，会让大家都喜欢的东西。邀请的范围当然是很小的了：飞行员，有文化的年轻军人（最老的不超过少校），三个记者，一小撮非军人艺术家，某个年轻高贵的夫人（据说，看这个展览只有这么一位女性：塔蒂亚娜·冯·贝克·伊拉奥拉），还有拉米雷斯·霍夫曼的父亲（住在圣地亚哥）。

一开始就很糟糕。空中表演那天早晨，天一亮就有厚厚的乌云压境，从中央谷地一直压向南边。有些长官劝他停飞，拉米雷斯·霍夫曼不听劝告，他飞上去了。观众更多地怀着忧虑而不是惊奇，想看到他来几个前奏性的直立旋转。后来，他跃上一定高度之后，就消失在缓慢向城市上空移动过来的云团里面了。他已经离开机场很远，到了圣地亚哥郊区。于是写下第一句诗：死亡是朋友。后来飞到一些铁路仓库上空，那里像是废弃的工厂，写了第二句：死亡是智利。然后向市中心飞来，在总统府上空写下了第三句：死亡要讲责任。有些行人看见这句话了。阴暗的空中出现了潦草的字母。只有很少几个人破译了这句话。风在几秒钟之内就吹散了字母。在返回机场的途中，他写下了第四句和第五句：死亡是爱和死亡是成长。一看到机场，他又写下了：死亡是交流。但是，没有哪个将军和将军夫人，或者军队、地方和文化当局的高官能看明白这句话。空中正在孕育着一场雷电风暴。指挥塔上，一位上校命令他迅速着陆。拉米雷斯·霍夫曼说：明白。但是又向高空升起。这时，在圣地亚哥另外一边，一道闪电落了地。拉米雷斯·霍夫曼写下：死亡是扫除。但是写得摇摇晃晃。气象条件非常不利观看，几个观众开始从座位上站起来，打开了雨伞，寥寥几个人明白了文字的意思。空中只剩下了几缕细丝，像小孩子胡乱涂画的线条。但是，几个真正懂得文字意思的人认为拉米雷斯·霍夫曼可能疯了。下雨了，人群作鸟兽散。在一个飞机库里，已经临时办起了一个酒会；那个钟点，由于阵雨的缘故，人人又渴又饿。烤面包不到二十分钟就被吃光了。几个官员和夫人说那个飞行员诗人真是奇怪。但是，多数客人在谈论和关注国内国际大事。与此同时，拉米雷斯·霍夫曼继续在空中与天气搏斗。只有一小撮朋友和两位记者（空闲时写写超现实主义诗的人）还在由于雨水而反光的跑道上—站在一个酷似“二战”影片的场景里—追踪那架仍在暴风雨里的小飞机的变化。飞机在写（也许是想写）：死就是我的心。后来又写：拿走我的心吧！后来又写：咱们的变化，咱们的好处。后来没烟雾可写了，可还是写下了：死亡就是复活。地面上的人们什么也看不懂，但是明白拉米雷斯·霍夫曼在写什么东西，明白这位飞行员很有毅力，还知道即使什么也不懂，可还是亲历了一件对未来艺术影响重大的事件。

后来，拉米雷斯·霍夫曼顺利着陆。一名负责塔台指挥的军官狠狠地骂了他一顿，几个在酒会上转悠的高级指挥员也批评了他。他走了，要回去准备他的圣地亚哥演出的第二幕。

前面的事情大体如此。也许并非如此。可能智利空军的那几位将军没带老婆。也许林德斯特伦上尉机场根本就没举办过什么空中诗会。也许拉米雷斯·霍夫曼在圣地亚哥空中写诗，没向任何人申请批准，没通知任何人，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也许那天圣地亚哥根本没下雨。也许整个事情发生的方式完全不同。可是，在他住处举办的摄影展却是千真万确的，正如下面所表述的：

晚上九点，头一批客人来了。到了十一点，二十几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喝醉了。至此还没有一个人走进客房卧室，那里是拉米雷斯·霍夫曼睡觉的地方。根据朋友们判断，霍夫曼会把照片展示在墙上。古尔西奥·萨巴莱塔中尉（几年后出版了一本题为《绞索套在脖子上》的书，作品对自己在军事政变初期所作所为进行了自我痛责）说，拉米雷斯·霍夫曼表现正常，招待客人的样子好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问候很久没见面的同班同学，跟着大家一起议论上午发生在机场的事情，开玩笑，也心甘情愿地忍受着这种聚会上大家开的玩笑。他还时不时地躲进卧室里，但缺席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终于，到了夜里十二点整，他请求大家安静，说吸收一点新艺术的时刻到了（据萨巴莱塔中尉说，原话如此）。他打开了卧室的门，把客人一个一个地放进去。先生们，一次进一个。智利艺术不允许拥挤。据萨巴莱塔中尉说，拉米雷斯·霍夫曼说这话的时候，语调是诙谐的，一面瞅瞅父亲，挤挤左眼，再挤挤右眼。

第一位走进室内的是塔蒂亚娜·冯·贝克·伊拉奥拉，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室内灯火通明。没有什么蓝色或者红色的灯，没有什么特别营造的氛围。室外，过道处，再远些的客厅里，大家继续聊天，或者以年轻人和胜利者的放纵态度喝酒。过道处乌烟瘴气。拉米雷斯·霍夫曼站在卧室门外。两位中尉在卫生间门口谈论什么。在排队的人群里，拉米雷斯的父亲是少数表情严肃认真的人之一。据萨巴莱塔中尉自己说，他踱来踱去，很紧张，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那两位超现实主义记者在跟房子的主人聊天。萨巴莱塔断断续续听见了几句话，他们在说旅行、地中海、迈阿密、热带海滩和热情奔放的女人们。

塔蒂亚娜·冯·贝克从进去到出来没过一分钟。出来后，面部苍白，脸色很坏。她看了拉米雷斯·霍夫曼一眼。她本打算到卫生间去，结果没办到，在过道上就呕吐起来了。后来，在一位军官（自告奋勇陪伴她，尽管她一再表示拒绝）帮助下，走到室外。第二位进去的是一个上尉，没有马上出来。拉米雷斯·霍夫曼站在半敞开的门边，在微笑，感到越来越满意。客厅里有人在问：什么鬼玩意儿咬了塔蒂亚娜？有个萨巴莱塔不熟悉的声音说：她喝醉了。有人放上了一张平克·弗洛伊德的唱片。你们怎么能在没有女人在场的时候跳舞？这像是同性恋聚会，有人说。那两个超现实主义记者在窃窃私语。一名中尉建议立刻召来妓女。可是过道里几乎没人在聊天，好像那儿是一个牙科诊所或者噩梦中的候诊室。拉米雷斯·霍夫曼的父亲推开人群，进了卧室。房子的主人跟了进去，他几乎立刻就出来了，与拉米雷斯·霍夫曼面面相对，刹那间好像要揍拉米雷斯，后来一转身向客厅走去，要喝点什么。从这一刻起，所有的人，包括萨巴莱塔，都进了那间卧室。那位上尉坐在床上，边抽烟边看着一些说明，似乎安安静静地沉浸在阅读中。拉米雷斯·霍夫曼的父亲正在欣赏几幅照片，它们只占装点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的几百张照片中的一小部分。一个士官生—萨巴莱塔中尉不明白此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哭了，骂人。大家只好把他拖出去。那两位超现实主义记者脸上露出不高兴的样子，但是态度冷静。忽然间没人说话了。萨巴莱塔中尉记得只有一名没走进拉米雷斯卧室的中尉（喝醉了）在客厅里打电话的声音。中尉在跟未婚妻争论什么，话语不连贯地为不久前什么事情道歉。其余的人静悄悄地回客厅去了。有几个人马上就不辞而别了。

后来，那个上尉请别人都离开卧室，只让拉米雷斯留在房间。二人关在里面有半小时之久。据萨巴莱塔中尉说，整个公寓只剩下了八个人。拉米雷斯的父亲好像不是特别激动。房主躺在一张扶手椅上，愤怒地盯着拉米雷斯的父亲。这位父亲说道：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把我儿子接走。房主说：不用。您儿子是我朋友，咱们智利人懂得珍惜友谊。他完全醉了。

两小时后，来了三名情报局的军人。萨巴莱塔中尉以为他们要逮捕拉米雷斯。结果，他们只是把卧室里那些照片都给清理走了。那个上尉跟着情报局的三人走了。有一阵子大家不知说什么才好。后来，拉米雷斯从卧室里走了出来，站在窗边抽烟。萨巴莱塔记得，那时的客厅很像一座大屠宰场被掠夺之后的冷库。房主最后问道：你会被拘留吗？拉米雷斯背对着众人说：估计会的。说着望望窗外圣地亚哥的灯火，圣地亚哥稀稀拉拉的灯火。他父亲缓缓地向儿子走过去，动作慢得让人恼火，好像不敢去做要干的事情，但还是拥抱了儿子。抱得很轻，儿子没有回应。超现实主义记者之一靠在没火的壁炉上，说道：这太夸张了。房主说：我上当了。一名中尉问：现在怎么办？房主回答说：睡大觉。萨巴莱塔中尉再也没看见拉米雷斯。但是，他的形象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乱糟糟的大客厅里，一群脸色苍白神态疲倦的人，拉米雷斯站在窗户前面，状态很好，一手举着威士忌酒杯，并不发抖，一面望着窗外的夜景。

从那天夜里起，关于拉米雷斯·霍夫曼的消息混乱而自相矛盾；他的名字在智利摇摆不定的文坛上时隐时现，他的身影总是在云里雾里，像一条龙那样飘逸洒脱。传闻他被开除了军籍，离开了智利空军。他那一代里思想最荒唐的人声称看见他漫游在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康塞普西翁，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参加各种怪异的艺术活动。他改名换姓了。跟他有联系的不只一家短命的文学杂志，那种杂志刊登一些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件，或者可能是秘密发生的事件消息。一本戏剧杂志刊登了一位署名奥克塔维奥·帕切克（无人知晓此人）的短剧。它特别怪异，故事发生在一个只有连体双胞胎生活的世界里，那里的人们玩SM 简直就是儿童游戏一般。有人说，拉米雷斯在当飞行员，飞南美洲到远东某些城市的航线。无党派诗人塞西利奥·马卡杜克，鞋铺工人，曾经是切尔尼亚科夫斯基文学工作室成员，借助在国立图书馆意外发现的一个信箱，他在一直跟踪拉米雷斯·霍夫曼的足迹：那里有埃米利奥·史蒂文斯发表的最后两首诗，有拉米雷斯·霍夫曼空中写诗的照片证据，还有发表在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和智利各种杂志上的文章以及署名奥克塔维奥·帕切克的短剧。让马卡杜克大吃一惊的是，他至少找到了七本1973 年至1980 年间的智利杂志，是他没有听说过的。还找到了一本薄书，褐色封皮，八开本，上书《胡安·萨乌埃尔访谈》。书是阿根廷第四帝国出版社出版的。这个胡安·萨乌埃尔接受采访时回答的问题谈到了照片和诗的事，于是，他明白了这个胡安就是拉米雷斯·霍夫曼。他在回答问题中概述了自己的艺术理论。马卡杜克觉得令人失望。但是，在智利和南美的某些圈子里，拉米雷斯在诗坛上以其闪电式的经历变成了读者崇拜的对象。但是，很少有人能对他的创作有个完整的印象。最后，拉米雷斯·霍夫曼离开了智利，离开了公众社会，失踪了；尽管他人不在场（实际上，他一向都缺席），却没有中断人们对他的猜测，中断对他作品引发的阐释，人们继续热情地在寻找他的作品。

他的文学之旅留下一道血淋淋的痕迹和由哑巴提出的一些问题。还留下了一两个无言的答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并没有被遗忘，而是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的主张也有了更多的追随者。拉米雷斯·霍夫曼的足迹消失在南非、德国、意大利；有人甚至说他充当加里·斯奈德的黑色替身去日本了；可是，他仍然保持沉默。但世界新风气在呼唤他出山，要求他恢复创作；不乏有人认为拉米雷斯是先驱。几位热情的年轻作家出国去找他。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失败了，两手空空地回国了。拉米雷斯的父亲有可能是惟一知道儿子下落的人，但于1990 年去世了。

于是，智利文学界有了其实是自我安慰的想法：拉米雷斯·霍夫曼“也死了”。

1992 年拉米雷斯·霍夫曼的名字出现在司法部门调查的受刑讯迫害和失踪人员的名单上。1993 年，有人把他跟一个“独立行动小组”联系起来了；这个小组应该对康塞普西翁地区和圣地亚哥几个大学生的死负责。1995 年萨巴莱塔中尉的书问世了，其中有一章讲述了摄影展的事。1996 年塞西利奥·马卡杜克在圣地亚哥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著，是关于1972 年至1992 年间智利和阿根廷法西斯杂志问题，其中最神秘和灿烂的明星毫无疑问当属拉米雷斯·霍夫曼了。当然，肯定有人出来为之辩护。军情局一位军官出来声明：拉米雷斯·霍夫曼中尉为人有些古怪，做事并不专一，常常出人意外地感情冲动；但是在反共斗争中却屡建奇功。有个在圣地亚哥跟拉米雷斯一道参加过镇压群众活动的军官走得更远，声称拉米雷斯·霍夫曼说过，如果你先对某个囚犯进行了刑讯，那就不应该让他活着，这话百分之百有道理；并说拉米雷斯：“他的历史观是历史与自然都处在永恒的运动中，自然居万象中心，吞噬一切再重生，这让人眩晕，但是又灿烂得像个奇迹，先生……”

司法部门不抱任何希望地传唤拉米雷斯到法庭作证。有些法院发出传票，指控他有罪。康塞普西翁一位法官试图发出通缉令，结果没了下文。寥寥数次开庭审判都是在拉米雷斯·霍夫曼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智利共和国的事情太多，哪里有精力关心一个多年前就失踪了的连环杀手在何方呢。

智利把拉米雷斯给忘了。于是，阿维尔·罗梅罗登台亮相了。于是，我再次登台亮相了。智利也把我俩给忘记了。罗梅罗在阿连德执政时期是最有名的警探之一。我依稀记得他的名字跟比尼亚德尔玛 [17]  发生的一桩杀人案有关系。用罗梅罗自己的话说，那是一桩“经典的密室杀人案”，让他干净利落地破了案。尽管他一向在警局重案组工作，却也手持双枪进入卡门庄园“解救”了被自我绑架的一位上校，当时上校由几名祖国与自由组织 [18]  的打手保护。那次行动的结果让罗梅罗获得了阿连德总统亲自颁发的勇敢奖章，这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情。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后，他被捕入狱三年。后来去了巴黎。如今在寻找拉米雷斯·霍夫曼的踪影。我在巴塞罗那的地址是马卡杜克提供给他的。我问他：我能帮您什么忙？他答：诗歌方面的事。拉米雷斯是诗人，我是诗人，而他不是，因此为了找到一位诗人，他需要一位诗人的帮助。我告诉他：在我心中，拉米雷斯不是诗人，是罪犯。他说：好啦，好啦，也许在拉米雷斯或者随便什么人心里，您也不是诗人，或者是个坏诗人，而他们或者他则是诗人。一切都看具体情况，您不这样认为吗？我问他：给我多少钱？他说：这就对了，我喜欢开门见山的人。报酬很高。雇用我的人很有钱。于是，我俩成了朋友。第二天，罗梅罗来我家了，带来满满一箱子文学杂志。我问：是什么理由让您觉得拉米雷斯人在欧洲？他说：我对这个人已经做了全面研究。四天后，罗梅罗来了，抱着一台电视机和一盘录像带。他说：这是送给您的。我说：我不看电视。他说：这样不好，您不看，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就错过了。我说：我看书写作。罗梅罗说：这是明摆着的。他立刻补充说：别误会，我一向尊敬神父和一无所有的作家。我说：这样的穷作家，您肯定认识很少吧。他说：您是第一位。接着，他解释说：在他住的福尔多尼画家大街公寓里安装电视机不可能，也不合适。我问他：您认为拉米雷斯是用法语还是德语写作？他说：都有可能。他是个有文化教养的人。

在罗梅罗给我留下的许多杂志中，有两本我认为可以看出拉米雷斯·霍夫曼的手笔。一本是法国杂志；另外一本是一群在马德里的阿根廷人出的杂志。那本法国杂志（顶多不过是同人刊物）是一个叫做“野蛮写作运动”的官方杂志，倡导者是巴黎一个老看门人。这个组织的活动之一就是举办祭鬼活动，其中包括毁坏经典著作。老看门人开始活动的时间是1968 年5 月。就在大学生们搭建街垒的同时，老看门人关在德奥斯大街一幢豪华大楼的门房里，用雨果和巴尔扎克的书手淫，冲着司汤达的小说撒尿，朝着夏多布里昂的书上抹屎，把福楼拜、拉马丁和缪塞的漂亮著作剪成碎片，涂上鲜血。据他说，这样就学会了写作。加入“野蛮写作运动”的人有店员、肉铺工人、保安、锁匠、小公务员、助理护士、临时演员。马德里那本杂志则相反，水平很高；撰稿人不仅限于某个文学倾向或者流派。我在这本杂志里看到了专门研究精神分析的文章、关于新基督教义的论文、卡拉班切尔监狱的犯人写的诗—前面还有一篇聪明甚至奇特的社会学导读。其中有一首诗，肯定是最好的，也是最长的，题为《死神的摄影师》，神秘兮兮地说是“献给探险者”的。

在法国人办的那份杂志上，我觉得好像看到了拉米雷斯·霍夫曼的影子，那是在一篇评论文章里发现的，文章赞扬从事“野蛮写作”的作家们作品。文章的署名者是个什么儒勒·迪佛，声嘶力竭地鼓吹文学创作要由与文学无关的人们来进行（政治也应该这样，正像眼前发生的事情 [19]  一样，为此表示祝贺；搞政治的人就应该与政治无关）。迪佛随后说道：即将到来的文学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废除文学本身。到了那个时候，就是非诗人来写诗，非读者来读诗。我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写诗，任何一个想把世界烧掉的人都能写诗；但是，我有一种预感：那个巴黎老看门人的领导就是拉米雷斯·霍夫曼。

卡拉班切尔监狱的囚诗从另外一个视角提出了问题。马德里那本杂志上并没有拉米雷斯·霍夫曼的文章；但是有一篇文章里谈到了他，尽管没有指名道姓。那个《死神的摄影师》题目，可能借用了鲍威尔 [20]  或者皮斯伯格 [21]  某部老电影的名字，记不清是哪一个了，但是也可能是拉米雷斯·霍夫曼早期爱好的暗示。从根本上说，尽管主观情绪束缚了他的诗，风格还是朴素的：一位在世界上漂泊的摄影师，说到摄影师用镜头记录的犯罪行为，说到星球上突然出现的空白状态，说到摄影师的厌倦心情，说到自己的理想（绝对理想），说到他在陌生土地上的流浪生活，说到自己对付女人的经验，说到在那无尽的黄昏和夜晚欣赏爱情的种种表现：一对情侣之爱，“三人行”、群交。

我把上述情况告诉罗梅罗之后，他要求我看他带来的四盘录像带。他说：我认为咱俩已经找到拉米雷斯先生的下落了。听了这话，我有点害怕。我和罗梅罗一起看了录像带。是些小成本的色情片。看到第二部中间，我对罗梅罗说：连续看四部我可受不了。他离去时说：今天晚上你自己看吧。我问：需要在演员里找出拉米雷斯·霍夫曼吗？罗梅罗没回答。他神秘地笑笑，临走前，他把我选出来的杂志地址记下来了。五天后，我再次见到了罗梅罗。这期间，我把录像带都看完了，看了不止一遍。无论哪一部都没有拉米雷斯·霍夫曼的影子。但是，每一部片子后面，我发觉都有他在。等到我和罗梅罗再次见面的时候，他解释说：这很简单嘛。拉米雷斯中尉是在摄影机后面的。后来，他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一群人在塔兰托海湾一处别墅里拍摄色情电影。一天早晨，所有的人都死了。一共是六人。三名女演员，两名男演员，还有摄影师。有人怀疑是导演兼制片人作案。他被捕了。被捕的还有别墅的主人—科里利亚诺当地的一位律师，此人牵涉暴力色情的灰色产业：真实展现暴力场面的色情表演。二人都有不在场证明，都被释放了。拉米雷斯·霍夫曼跑哪里去了呢？还有另外一个摄影师，某个名字缩写为R.P. 的人，他一直下落不明。

罗梅罗问我：要是您再见到拉米雷斯·霍夫曼，能认出他来吗？我回答：不知道。再次见到罗梅罗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的事了。他告诉我：我找到儒勒·迪佛了。咱们走吧。我二话没说就跟他出门了。我有好长时间没出巴塞罗那了。出乎我的想象，我俩上了海岸线火车。我问他：谁给您的钱？一个智利同胞。罗梅罗回答说。他眼睛一直望着窗外的地中海。海面很快从废弃工厂的夹缝露了出来，随后是马莱斯美区的第一批楼房。我问：给得很多吗？他答：相当多。又说：是位发了财的同胞。他叹息一声：看来智利有很多人在发财。我问：您拿这笔钱打算干什么？他说：回国，用来重新创业。那个雇用过您的人不会是塞西利奥·马卡杜克吧？（忽然，我想起马卡杜克以前没离开过智利，如今每两年出一本书，为整个美洲大陆的杂志撰稿，还时不时地在美国一些二流大学讲课；刹那间，我想起马卡杜克除了是成名作家之外，还是富翁。我刹那间有点愚蠢，出于羡慕吧。）罗梅罗回答说：不，不，不是他。我问：找到拉米雷斯·霍夫曼以后，您打算怎么办？他说：啊，朋友，波拉尼奥，您得先把他认准。

我们下车的地点是布拉内斯 [22]  。我们从火车站乘坐公交车前往尤莱特小镇。春天刚刚开始，但是小镇上已经有成群的游客聚集在旅馆门前了，或者漫步在镇中心的街道上。我俩向只有公寓楼的小区走去。拉米雷斯·霍夫曼住在其中一幢楼里。我问：您会杀了他吗？这时已经走进一条幽灵般的街道上了。旅游商店要到一个月后才开门营业。罗梅罗说：别提这种问题。他由于痛苦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而满脸皱褶。我说：行。不问了。

当我俩从一幢八层的楼房前（表面上看没住人）经过时，没有停下脚步。罗梅罗说：拉米雷斯·霍夫曼就住在这里。我有些害怕。罗梅罗训斥我：嘿，别回头！我俩继续朝前走。往前走了两条街后，有一家酒吧是开门的。罗梅罗送我到酒吧门口。他说：过一会儿，具体我也说不清楚，他会来喝咖啡。您仔细看看他，然后告诉我。坐下！别动！天黑以后，我来找你。分手时，我俩笨拙地握握手。他问：没带本书看看？我说：带了。那就再见吧。想一想：时间过去二十多年了。

从酒吧的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见大海和湛蓝的天空以及在近海作业的几只渔船。我要了一杯牛奶咖啡，希望别走神。酒吧里几乎是空的：有个女人坐在桌边看杂志；两个男人在跟吧台里的人聊天。我打开胡安·卡洛斯·比达尔翻译的《布鲁诺·舒尔茨 [23]  全集》。打算看书。看了几页后发觉什么也没看明白。书上的字母看不懂，像是小孩乱画的线条。没人走进来。室内没人动弹。时间仿佛依然停留在过去。我开始感觉不舒服了：海面上的渔船忽然幻化成了帆船，海岸线成了灰色，整齐划一；时不时地有人走来走去，或者骑自行车的人蹬着车子上了空空荡荡的大道。我要了一瓶矿泉水。这时，拉米雷斯·霍夫曼来了。他在窗户旁边坐了下来，距离我有三张桌子远。我觉得他老了。衰老的程度可能跟我差不多。不对。他显得更老些。胖了，脸上皱纹多了。我想，他显得至少比我大十岁，其实他只比我大三岁。他望着大海，抽着烟。样子跟我相同，发现这一点，我连忙掐了烟，装成看书的样子。布鲁诺·舒尔茨的词语刹那间有了巨大的空间，大得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等到我再看拉米雷斯的时候，他已经侧过身去了。我认为他像个硬汉，如同某些拉美人那样—一过四十岁—只能成为硬汉了。这样的硬汉有别于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是一种悲哀和不可避免的生硬和冷漠。可是，拉米雷斯的外表不像是悲哀的样子，而这恰恰是一种无尽的悲哀。像是“成熟”了。但我立刻知道，这不是成熟。像是镇定自若。他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法则内，管他别的什么，他比安静的酒吧内所有的人都镇定自若。他比此时此刻在大街上走路或者忙着准备迎接旅游旺季的人们都更加镇定自若。他冷漠，一无所有，或者有也不多，似乎一切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他似乎正处于倒霉的时刻，脸上的表情是那种善于等待而不是精神错乱或者善于梦想的人的样子。不像诗人。不像智利空军的军官。不像传说中的杀人犯。不像那个曾经飞越南极在空中写诗的人。根本不像，一点不像。

夜幕降临时他走了。突然，我觉得心情愉快，也饿了。我要了面包夹西红柿和火腿片以及一瓶无醇啤酒。

过了一会儿，罗梅罗来了，我俩离开了酒吧。起初，我俩走的方向好像距离拉米雷斯的住处越来越远，其实仅仅兜了一个圈子。罗梅罗问我：是他吗？我说：是他。你确定？我确定。我本想多加一句。可是罗梅罗加快了步伐。拉米雷斯住的那座大楼在月光下露出了侧影。它被1973 年冒出来的一个魔杖触及以后，因而变得特立独行，相较之下，别的楼房便显得模糊不清了。罗梅罗指给我看街头公园里的一条长凳。说道：在那儿等我吧。你会杀掉拉米雷斯吗？长凳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罗梅罗脸上有个表情，可我看不清楚。在这里等我，要不然你就去布拉内斯火车站，上头班车走人。我说：求您别杀他。那人已经害不了什么人了。其实我心里也不信自己这话。他说：肯定还会害人的。咱们人人都可能伤害别人。我马上回来。

我坐下来，看着黑黢黢的灌木丛，罗梅罗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二十分钟后，他回来了，胳膊下夹着一个文件夹。他说：咱们走吧。我俩上了尤莱特驶往布拉内斯火车站的公交车。直到返回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广场火车站之前，我俩都没说话。罗梅罗送我回到家门口。他给了我一个信封。说道：给您添麻烦了。我问他：您怎么办？他答：今天夜里就回巴黎，我坐十二点的航班。我叹息一声，或者说是气呼呼地咆哮一声：真他妈的丑恶！我没话找话地骂道。罗梅罗说道：是啊，这都是智利人干得出来的事情。我看着站在门廊外的他，罗梅罗在微笑。他肯定有六十岁了。多保重，波拉尼奥。说完，他走了。

[1] 西班牙地中海东南沿岸小镇。

[2] 以上三位都是智利20 世纪著名诗人。

[3]  乔伊斯·曼苏尔（Joyce Mansour，1928—1986），英国女诗人。

[4] 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美国女诗人、小说家。

[5] 亚历杭德拉· 皮萨尼克（Alejandra Pizarnik，1936—1972）， 阿根廷著名女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

[6] 智利民间自酿的葡萄酒。

[7] 指马丁·加西亚。

[8] 阿兰·茹弗鲁瓦（Alain Jouffroy，1928— ），法国作家、诗人、艺术家。

[9] 德尼·罗什（Denis Roche，1937— ），法国作家、诗人。

[10] 马塞兰·普莱内特（Marcelin Pleynet，1933— ），法国诗人、散文家、评论家。

[11] 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1936 —1982），法国当代著名先锋小说家。代表作《物》、《生活使用说明》。

[12] 即阿连德总统的政府。

[13] 拉丁文。意思是天堂里的一切像大地一样完美。

[14] 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使用的飞机。

[15] 汉斯·马赛，纳粹空军王牌飞行员。

[16] 拉丁文。意思是：亚当说，这人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应该称为英雄，送往东方。

[17]  智利瓦尔帕莱索港口旁边的小城市，旅游胜地。

[18] 智利右翼组织，支持皮诺切特反对阿连德总统政府。

[19]  指巴黎红卫兵上街。

[20] 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1905—1990），英国著名电影导演。

[21] 艾默力·皮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1902—1988），匈牙利出生的英国籍电影导演、制片人。

[22]  西班牙城市，位于巴塞罗那附近。

[23]  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z，1892—1942），波兰作家、艺术家。被德国法西斯杀害。

献给魔鬼们的后记

1. 一些人物

马科斯· 里卡多·阿拉尔孔· 查米索（Marcos Ricardo Alarcón Chamiso），1910 年生于阿雷基帕，1977 年卒于阿雷基帕。诗人，音乐家，画家，雕塑家，数学爱好者。

苏西·达马托（Susy D'Amato），1935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01 年卒于巴黎。阿根廷女诗人，露丝·门迪鲁塞的朋友。晚年在法国首都出售拉美手工艺品。

巴哈蒙特斯公爵夫人（Duquesa de Bahamontes）， 1893 年生于科尔多瓦，1957 年卒于马德里。公爵夫人，科尔多瓦人。仅此而已。她的情人（柏拉图式的）多达数百人。她排尿有麻烦，无性快感。晚年是个出色的园丁。

佩德罗·巴尔维罗（Pedro Barbero），1934 年生于西班牙莫斯托莱斯，1998 年卒于马德里。露丝·门迪鲁塞的秘书、情人和亲信。参加右翼人民党后化名米盖尔·埃尔南德斯。写过几首无产阶级式的十四行诗。

加维诺·巴雷达（Gabino Barreda），1908 年生于埃莫西约，1989 年卒于洛杉矶。著名的建筑师。起初赞成斯大林主义，晚年成了萨利纳斯分子 [1]  。

塔蒂亚娜· 冯· 贝克· 伊拉奥拉（Tatiana von Beck Iraola），1950 年生于圣地亚哥，2011 年卒于圣地亚哥。女权主义者，艺术馆女主人，记者，观念雕塑家，智利文化生活的积极推动者之一。

路易斯· 恩里克· 贝尔马尔（Luis Enrique Belmar），1865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评论家。曾断言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 [2]  一钱不值。对埃德米拉·汤普森·德·门迪鲁塞做过激烈批评。

乌戈·博西（Hugo Bossi），192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1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筑师。主持设计一座酒店式博物馆，承认灵感来自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所耶稣会学校的寄宿生活。酒店式博物馆除了当做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之外，还为穷艺术家提供住处，有几条地下跑道，一条自行车道，一座电影院，两个剧场，一座小教堂，一家超市以及一个隐蔽的小警亭。

杰克·布鲁克（Jack Brooke），1950 年生于新泽西，1990 年卒于洛杉矶。是与贩毒和洗钱有关系的艺术品贩子。业余朗诵诗歌和演戏。

毛里西奥· 卡萨雷斯（Mauricio Cáceres），1925 年生于特雷斯阿罗约斯，1996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露丝·门迪鲁塞的第二任丈夫。社会上称他为“启示录的马丁·菲耶罗”。担任过一段时间《土生白人文坛》杂志社社长。

弗洛伦西奥·卡波（Florencio Capó），1920 年生于康塞普西翁，1995 年卒于圣地亚哥。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的朋友和亲信。尽管喜欢他的这位朋友，却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能有身后之名。

丹·卡迈恩（Dan Carmine），1958 年生于洛杉矶，1986 年卒于洛杉矶。色情电影演员，智力超常，阴茎长29 厘米。眼睛在他那一行里最蓝。在阿道夫·潘托利亚诺执导的几部影片里工作过。

阿尔多·卡罗索内（Aldo Carozzone），1893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82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享乐主义哲学家，埃德米拉·汤普森的私人秘书。

埃德米罗·卡罗索内（Edelmiro Carozzone）， 194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27 年卒于马德里。阿尔多·卡罗索内的独生子。出生前，父亲打算给他取名叫阿道夫（为纪念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在关键时刻，他给儿子取名叫埃德米罗，表示对女东家和恩人的敬意。孩提时代经常爱大惊小怪，时而也露出快活的样子。给门迪鲁塞家族当过秘书。

约翰·卡斯蒂亚诺（John Castellano），1950 年生于莫比尔，2021 年卒于塞尔马。 [3]  美国作家。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称他是“亚拉巴马州元首”。

恩索·劳尔·卡斯蒂略内（Enzo Raúl Castiglioni）， 194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02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支持博卡青年队的博卡帮老大。他入狱后，伊塔洛·斯基亚菲诺被推选为老大。据他的同代人说，他长得特别像老鼠。另外一些人说，像是老鼠和火鸡杂交的产物。家里人则说，他是个不幸的可怜虫。

胡安·切尔尼亚科夫斯基（Juan Cherniakovski）， 1943 年生于瓦尔迪维亚 [4]  ，1984 年卒于萨尔瓦多。诗人。在中美洲打过游击。苏联将军伊万·切尔尼亚科夫斯基的侄子。

阿瑟·克兰（Arthur Grane），1947 年生于新奥尔良，1989 年卒于洛杉矶。诗人。写过几部有分量的著作，其中有《同性恋者的天堂》和《儿童行为准则》。他放任自己的自杀倾向，经常出入下流场所，和来历不明的人交往。那些人每天抽三包烟。

欧金尼奥·恩特雷斯库（Eugenio Entrescu），1905 年生于罗马尼亚巴克乌，1944 年死于乌克兰基什尼奥夫。罗马尼亚将军。二次大战期间，在攻占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包围战、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表现出众。阴茎勃起时足有30 厘米长，比色情演员丹·卡迈恩长将近两厘米。曾任第二十师师长、十四师师长以及第三步兵军团司令。他的士兵们在基什尼奥夫附近一座村庄里把他送上了十字架。

阿蒂略·弗兰凯蒂（Atilio Franchetti），1919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0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画家。参加过“坡的房间”设计。

佩尔西奥·德拉·富恩特（Persio de la Fuente）， 1928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4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校，阿根廷杰出的符号学专家。

奥内斯托·加西亚（Honesto García），195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13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卡帮老打手和老头领。死于乞讨生活，生前高声唱探戈，哭泣，在德沃托镇的一条偏僻小街上，把屎拉在裤子里。

马丁·加西亚（Martín García），1942 年生于智利洛斯安赫莱斯，1989 年卒于佩皮尼昂。智利诗人，翻译家。他设在康塞普西翁医学系的文学工作室是世界上最龌龊的事情之一，穿过两步之外的走廊，就是医学院学生解剖尸体的手术室。

玛丽娅·特雷莎·格雷科（María Teresa Greco）， 1936 年生于新泽西，2004 年卒于奥兰多。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的第二任妻子。据见过她的人说，她又瘦又高，皮包骨，一副鬼魂的样子，或者是意志的化身。

文塞斯劳·哈塞尔（Wenceslao Hassel），1900 年生于乌拉圭潘多，1959 年卒于蒙得维的亚。戏剧家。著有《美国内战》、《如何做人？》、《阿根廷女人在巴黎》等；他的作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和智利圣地亚哥的剧场深受观众欢迎。

奥托·豪斯霍费尔（Otto Haushofer），1871 年生于柏林，1945 年卒于柏林。纳粹哲学家。露丝·门迪鲁塞的教父。几个歪理邪说的创立者：地球是空心的，宇宙是实心的，各种文明原始就有，雅利安部族来自外星。被三个喝醉酒的乌兹别克士兵强奸后自杀身亡。

安东尼奥·拉库蒂尔（Antonio Lacouture），1943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99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军人。打赢了国内战争，打输了国外战争（马岛）。是使用“潜水艇”和高压电棒的专家。 [5]  发明了一种用到老鼠的游戏。他手下的女俘一听见他的声音就发抖。荣获过几枚奖章。

胡利奥·塞萨尔·拉库蒂尔（Julio César Lacouture）， 1927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84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露丝·门迪鲁塞的第一任丈夫。著有《圣马丁颂》和《奥希金斯颂》， [6]  两次获得市级文学奖。

胡安·何塞·拉萨·马尔多内斯（Juan José Lasa Mardones），古巴诗人，人生是个谜团。人们仅仅了解他一些零散的诗作。是不是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编造出来的角色呢？

菲利普·勒梅西埃（Philipe Lemercier），1915 年生于讷韦尔 [7]  ，1984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国风景画家。为伊格纳西奥·苏维塔出版过遗作。

胡安· 卡洛斯· 伦蒂尼（Juan Carlos Lentini）， 1945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08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曾经的足球流氓团伙老大。去世前是阿根廷联邦政府职员。

卡罗拉·莱伊娃（Carola Leyva），1945 年生于马德普拉塔 [8]  ，2018 年逝世于马德普拉塔。阿根廷女诗人。追随埃德米拉·汤普森和露丝·门迪鲁塞。

苏珊娜·莱斯卡诺·拉菲努尔（Susana Lezcano Lafinur），1867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文艺沙龙积极推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化生活。

马库斯·朗（Marcus Long），1928 年生于匹兹堡，1989 年卒于凤凰城。他的诗作很像查尔斯·奥尔森、罗伯特·洛威尔、W.S. 默温、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和劳伦斯·弗林格蒂 [9]  的作品。文学教授。罗里·朗的父亲。

塞西利奥·马卡杜克（Cecilio Macaduck），1956 年生于康塞普西翁，2021 年卒于圣地亚哥。智利作家。喜欢写怪异作品，重视细节和沉重气氛的描写。在读者中和评论界有很高威望。三十三岁前一直在鞋铺当店员。

贝尔塔·马乔·莫拉桑（Berta Macchio Morazán）， 196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29 年卒于马德普拉塔。

业余插画家。莫拉桑博士的侄女，据说也是该博士的情妇。还做过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的情妇。做姑娘时极度敏感。跟上述二人的关系导致她进入疯人院，数次企图自杀。莫拉桑博士喜欢把她捆绑在床上或者椅子上。阿亨蒂诺则喜欢比较传统的扇耳光或者在她胳膊和大腿上摁灭烟头。她还是斯科蒂·卡维略的情妇，偶尔也给博卡帮老卫队的八九个成员当情妇。莫拉桑博士总是说爱她赛过女儿。

阿尔弗雷多· 德· 马里亚（Alfredo de María）， 1962 年生于墨西哥首都，2022 年逝世于比利亚维西奥萨。科幻小说家。在漫长的两年里，在洛杉矶与古斯塔沃·博尔达 [10]  为邻。消失在索诺拉州比利亚维西奥萨— 一个杀人的村庄。

佩德罗·德·梅迪纳（Pedro de Medina），1920 年生于瓜达拉哈拉 [11]  ，1989 年卒于墨西哥城。墨西哥小说家，擅长写革命和农民题材。

塞巴斯蒂安· 门迪鲁塞（Sebastián Mendiluce）， 1874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百万富翁。埃德米拉·汤普森的丈夫。

卡洛斯·恩里克·莫拉桑（Carlos Enrique Morazán），194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04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伊塔洛·斯基亚菲诺死后，担任博卡帮头目。十分崇拜伊塔洛的弟弟阿亨蒂诺。诡异心理学博士。

伊丽莎白·莫雷诺（Elizabeth Moreno），1974 年生于迈阿密，2040 年卒于迈阿密。古巴咖啡馆女服务员。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

阿道夫·潘托利亚诺（Adolfo Pantoliano），1945 年生于加州瓦列霍，1986 年卒于洛杉矶。色情电影导演兼制片人。作品有《发情的兔子》、《操我屁眼吧》、《前科犯》、《发情少女》、《三个三个来》、《奥里恩对科里纳》，等等。

奥古斯丁· 佩雷斯· 埃雷迪亚（Agustín Pérez Heredia），1935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05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体育界有关系的阿根廷法西斯分子。

豪尔赫·埃斯特万·彼德罗维奇（Jorge Esteban Petrovich），196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27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作家。著有三部长篇小说，集中写马岛战争。后来当广播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朱尔·阿尔贝·拉米斯（Jules Albert Ramis），1910 年生于鲁昂 [12]  ，1995 年卒于巴黎。法国获奖诗人。贝当政府官员。修正主义分子。偶尔从事英语和西班牙语翻译。国民议会议员。业余哲学家。艺术赞助人。创办了官员俱乐部。

胡利安·里科·阿纳亚（Julián Rico Anaya），1942 年生于阿根廷胡宁，1998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带有极端天主教倾向的阿根廷民族主义作家。

鲍德温·罗恰（Baldwin Rocha），1999 年生于洛杉矶，2017 年卒于比奇湖。用冲锋枪射杀了罗里·朗。三分钟后死于自己的保镖枪下。

阿维尔·罗梅罗（Abel Romero），1940 年生于智利蒙特港，2013 年卒于圣地亚哥。前智利警察，长期流亡在外。回国后，他开了一家成功的殡葬公司。

艾蒂安·德·圣艾蒂安（étienne de Saint étienne）， 1920 年生于里昂，1999 年卒于巴黎。法国修正主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创办了《现代史评论》杂志。

克劳迪娅·萨尔达尼亚（Claudia Salda.a），1955 年生于罗萨里奥 [13]  ，1976 年卒于罗萨里奥。阿根廷女诗人。未曾发表过任何著作。被军政府杀害。

席美娜·圣迭戈（Ximena San Diego），1870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38 年卒于巴黎。对妮娜·德·韦拉德 [14]  进行了僵化和落后的描述。

洛·桑地诺（Lou Santino），1940 年生于圣贝纳迪诺 [15]  ，2006 年卒于圣贝纳迪诺。约翰·李·布鲁克的假释官。有人说，布鲁克在他们中间是圣人；另外一些人说，布鲁克是无耻的龟儿子。

赫尔曼·斯科蒂·卡维略（Germán Scotti Cabello），1956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2017 年卒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莫拉桑博士的左右手；无条件钦佩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

安德烈·蒂鲍（André Thibault），1880 年生于尼奥尔 [16]  ，1945 年卒于佩里格。哲学家、查尔斯·莫拉斯 [17]  的追随者。被佩里戈尔地区一群地下游击队员枪毙。

阿尔西德斯·乌鲁希亚（Alcides Urrutia），古巴画家，缺少更多资料。很可能是卡斯特罗监狱里的客人。会不会是又一个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创造的人呢？

蒂托·瓦斯克斯（Tito Vázquez），1895 年生于罗萨里奥，1957 年卒于里约热内卢。阿根廷音乐家。创作有两部交响乐，几首室内乐曲，三部进行曲，一首哀乐，一首小奏鸣曲，八支探戈曲，这些作品让他晚年过上体面的生活。

阿图罗·贝拉斯科（Arturo Velasco），1921 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83 年卒于巴黎。阿根廷画家。开头是象征派画家，晚年模仿胡里奥·勒帕克 [18]  。

玛丽娅·贝内加斯（María Venegas），1955 年生于纳西缅托，1973 年卒于康塞普西翁。智利女诗人。被军事独裁政权杀害。

玛达蕾娜·贝内加斯（Magdalena Venegas），1955 年生于纳西缅托，1973 年卒于康塞普西翁。与玛丽娅是孪生姐妹。被军事独裁政权杀害。

苏西·韦伯斯特（Susy Webster），1960 年生于伯克利，1986 年卒于洛杉矶。色情电影女演员。为阿道夫·潘托利亚诺执导的几部片子工作过。

古尔西奥·萨巴莱塔（Curzio Zabaleta），1951 年生于圣地亚哥，2011 年卒于比利亚德尔马尔。智利空军退休上尉。修道士。写过几本田园生活和生态环保的著作。

奥古斯托·萨莫拉（Augusto Zamora），1919 年生于圣路易波多西，1969 年卒于墨西哥城。耕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但是私下里写超现实主义诗。是同性恋者，但一辈子不得不假装是个爷们。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地让他的同事们以为他懂俄语。1968 年10 月在莱昆贝里地方监狱露面。出狱后一个月，走在大街上突发心脏病逝世。

[1]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领导人，1988 年当选为总统。

[2] 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nández，1874—1952）， 阿根廷著名作家、诗人、小说家。

[3] 均为美国亚拉巴马州城市。

[4] 智利城市。

[5] 为两种刑具。

[6] 圣马丁和奥希金斯均为拉美独立战争中领导人，开国元勋。

[7] 法国城市名。

[8] 阿根廷城市名。

[9] 劳伦斯·弗林格蒂（Lawrence Ferlinghetti，1920 —　），美国诗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在旧金山发起“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

[10] 古斯塔沃·博尔达（Gustavo Borda，1948— ），哥伦比亚诗人，外交官。

[11]  墨西哥城市名。

[12] 法国城市名。

[13] 阿根廷城市名。

[14]  妮娜·德·韦拉德（Nina de Villard，1843—1884），法国著名女诗人、演员、钢琴家。

[15]  美国城市名。

[16] 法国城市名。

[17] 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1952），法国作家、政治理论家。主张极端的民族主义。

[18] 胡里奥·勒帕克（Julio Le Parc，1928— ），阿根廷现代先锋艺术家。

2. 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地方……

受伤的老鹰出版社　露丝·门迪鲁塞创办。《加利福尼亚曙光》　雅利安兄弟会杂志。《现代阿根廷》　埃德米拉·汤普森创办的月刊；早期由阿尔多·卡罗索内主持。黑与白出版社　阿根廷极右出版社。南方油灯出版社　埃德米拉·汤普森创办。存在时间为1920 至1946 年。没有赚到一分钱。栗子出版社　专门出版阿根廷歌谣集和大众作品。

《核心集团》　雅利安兄弟会刊物。燃烧的城市出版社　梅肯专门出版诗歌的出版社。官员俱乐部　由朱尔·阿尔贝·拉米斯成立的形而上学和文学团体。《指挥部》　战争游戏杂志。哈利·西贝柳斯曾经为它撰稿。雅利安天然主义公社　1967 年由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成立，地点在瓜里科州卡拉波索附近的一座庄园里。弗朗茨·茨维考带领几个有雅利安血统的委内瑞拉青年到过那里。

《与博卡队同在》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创办的杂志。存在时间为1976 年至1983 年。

《铁心》　智利纳粹杂志，狂热的推销者本打算让它存在于南极潜水艇基地里，结果却在蓬塔阿雷纳斯出现了。

阿根廷第四帝国　是最奇特、有胆量、锲而不舍的出版社之一，这样的出版社在美洲大陆很多，对于那些濒临疯狂、接近非法和愚蠢的行当来说，这里有沃土。这家刊物创办的时刻正值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在这危难时刻，它及时拿出第一期杂志的全部篇幅去驳斥纽伦堡审判的合法性。第二期中，在一些彻底被遗忘的德国作家的作品中间（其中有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一首赞美栀子花的诗，此人曾任希特勒青年团的头目，那时因反人类罪正在纽伦堡受审），读者还能找到恩斯特·荣格尔三篇不同题材的文章。第三期、第四期仍坚持纽伦堡审判的主题，还给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些著名的长枪党或者庇隆主义者诗人们做了简短的选辑。第五期拿出全部篇幅（100 页）有理有据地提醒人们：布尔什维克威胁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欧洲惟一真正的威胁。第六期改变了风格：刊登描写老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区、港口、拉普拉塔河、传统、民间文艺的文章。第七期出于一时冲动，刊登写布宜诺斯艾利斯未来的文章，既写城市建设（专门由年轻的建筑师乌戈·博西负责，写出了新颖的无情曙光，后来让他闻名遐迩），又写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的文章。第八期重新回到了现实生活，通篇揭露纽伦堡法庭的谎言以及犹太财团对报业的完全控制。第九期回到了文学：在《今日欧洲文学》的标题下，蜻蜓点水地提到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瑞士、立陶宛、斯洛伐克、匈牙利、比利时、拉脱维亚和丹麦的诗人和作家作品。第十期由于警察下了禁令未能出笼。这份杂志成了非法刊物。杂志社变成了出版社。它出版的一些书，有些带有第四帝国的标志，大多数没有。它奇特古怪的毛病一直保持到2001 年。始终无法知道谁是社长。

《白人种族神奇的冒险经历》　雅利安兄弟会的刊物。

《文学诗论明灯》　塞维利亚杂志。存在时间为1934 至1944 年。

《将军》　战争游戏杂志，哈利·西贝柳斯为它撰稿。

《猛士饭店》　雅利安兄弟会杂志。加州基督徒灵恩会　罗里·朗于1984 年创办的教会。

美洲真殉道者教会　罗里·朗担任布道师的教会。

得克萨斯末日教会　罗里·朗担任布道师的教会。

《钢铁花园》　雅利安兄弟会杂志。

《土生白人文坛》　双月刊，埃德米拉·汤普森创办，存在时间为1948 至1979 年。由胡安和露丝·门迪鲁塞共同掌管，引起兄妹二人多次吵架。

《铁窗文学》　雅利安兄弟会杂志。

《思想与历史》　智利专业杂志，最初几期刊登了欧美军事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论文。君特·费希勒担任总编期间—毫无疑问就是最富有和雄心勃勃的时期— 他打算把一系列日耳曼后裔的智利小说家（阿谢尔·奥谢罗德、巴西利奥·罗德里格斯·德拉·玛塔、赫尔曼·奎托·鲍威尔、奥托·蒙森、罗多福·埃内斯托·格鲁贝尔等人）的作品推向市场，成绩虽然不小，但投入多产出少；后来成了人人皆知的惨败：其中只有二人过了二十五岁以后还仍然坚持写作，一人直接用德语写作，当然是在德国。第一任总编J.C. 霍夫勒在出版了《一战秘史》之后，又出版了《二战公开史》，还第一次严肃地用西班牙语翻译了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诗选》。1979 至1980 年期间，沃纳·门德斯·梅尔担任总编，此人是激进的未来派艺术家，曾经用拳头解散了编委会和杂志的赞助人；此人著有《拉米雷斯·霍夫曼中尉的可靠消息》，立刻引起争议，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把它看成是近似于精神分裂症一样的大笑话。第三任总编（1980—1989 ）是君特·费希勒，创作了巨著《太平洋战争史》，内容是智利与秘鲁– 玻利维亚同盟之间发生于1879 年的冲突，是一本雄心勃勃的巨作（740 页），详细描写了从双方军服到战略、战役、战术计划的细节。这部巨著引起了国家文学奖的注意，1997 年这项大奖就落到了作为历史学家的费希勒头上了，毫无疑问，他是这家杂志社历任总编中最受尊敬的一位。卡尔– 海因茨·里德勒上任后，开始了公开修正方针的时期。里德勒深受法国哲学家艾蒂安·德·圣艾蒂安的影响，这位颇有争议的法国哲学家兼里昂大学教授试图从科学角度证明（包括那些允许犹太肉铺营业的可疑执照）“二战”期间在全部集中营里仅仅死掉三十万犹太人。遵照圣艾蒂安的教导，费希勒这部作品是一种妙文杂记，他运用那套列举– 历史– 数学的方法推出最后结论。在费希勒时已经出现的衰败景象，最后落实到了安东尼奥·卡皮斯特拉诺头上（1998—2003），此人是田园风格诗人，从前与《南半球文学杂志》有联系，关于他，人们都说他是个能干的管家。到了21 世纪初，已

经没钱了，已经没日耳曼后裔智利人的热情了，那些毫无保留支持他的人还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继续拼搏。黑手枪出版社　里约热内卢专门出犯罪小说的出版社，为大量形形色色的巴西作家提供了出版园地。《活诗》　西班牙卡塔赫纳地区的文学杂志。存在时间为1938 至1947 年。

《白种人起义者》　雅利安兄弟会杂志。

《南半球文学杂志》　《思想与历史》的同代刊物。埃斯基维尔·阿兰西维亚和胡安·艾琳·拉索这一冒险行动的企图是，除去给读者增加一种选择之外，智利文化学者要回答日耳曼文化学者的问题。在阿兰西维亚和拉索提出的问题里，《思想与历史》的人员占据着德国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土，而意欲集结在《南半球文学杂志》的人员将占据掌权的位子。具体到阿兰西维亚，他主张意大利式的唯美加吹牛的法西斯主义；艾琳·拉索则主张西班牙式的天主教加长枪党及何塞·安东尼奥 [1]  主义加上反资本主义。政治上，二人一向支持皮诺切特统治，但是在“内部批评”上，都多次批评皮诺切特的经济政策。文学上，他俩只欣赏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的作品，为他出了全集。与《思想与历史》的日耳曼文化学者不同，他俩并不歧视巴勃罗·聂鲁达和巴勃罗·德·罗卡，他们系统研究了这两位大诗人的自由体诗、长诗和具有强劲张力的诗，多次举例说这两位诗人是战斗诗的楷模：只是应该换掉一些人名即可，把斯大林换成墨索里尼，把托洛茨基换成斯大林，稍稍调整几个形容词，改掉几个名词，宣传诗的理想模式就准备好了；他俩公开推崇这种模式是出于历史卫生的需要，但从没想过要将这种诗推上诗歌艺术的宝座。反之，他俩痛骂尼卡诺尔·帕拉和恩里克·林恩的诗作，认为这两人的作品言之无物、颓废堕落、冷酷无情、令人绝望。他俩是优秀的翻译家，把大批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佛兰德语、瑞典语甚至南非白人语（据他朋友们说，一本词典加上三次南非之行就能让他学会南非语言）鲜为人知的诗人的作品介绍到智利来。在初期，他俩打算仅仅推介在政治和文学上观点相近的作家，对于有别的倾向的作家保持一种好战的态度。他俩在各省发动组织诗歌朗诵会和作品研讨会，包括那些最偏远和缺乏文学传统的省份（文盲率之高能吓退没有热心办此事的人们）。他俩创立了“南半球诗歌奖”，历届获奖者有：艾琳·拉索、德梅特里奥·伊格莱西亚斯、路易斯·戈耶内切·阿罗、埃克托·克鲁斯、巴勃罗·桑胡安等人。他俩打算在智利作协内部为年老的和经济困难的作家设立养老基金。作协普遍表现出冷漠和吝啬，这个创意泡汤了。阿兰西维亚的文学作品集中在三本小诗集里，还有一本关于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的专著。在阿兰西维亚的作品里，由于他热情和无限的好奇心，还应该加进他为了寻找那个幽灵般的拉米雷斯·霍夫曼的下落而做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欧洲和南非之旅。胡安·艾琳·拉索著有几部诗集，几部不同种类的剧作，还有小说三部曲，讲述美洲有一种以爱情为基础的新感觉正在孕育和诞生。拉索晚年主持这本杂志的工作时，试图敞开大门，面向几乎所有的智利作家，结果仅仅局部实现。他获得了国家文学奖。《南半球文学杂志》的第三任总编路易斯·戈耶内切·阿罗著有十多部诗集，但是纵观整体，仅仅是第一部的变种；他上台后，打算走艾琳路线，结果收效甚微。他在任期间的工作是该杂志社最为平庸的。接任者巴勃罗·桑胡安，是阿兰西维亚的弟子，冈萨雷斯忠实的崇拜者，他打算改变航向，让杂志社这条船驶向旧有的理想去，但是又不放弃对其他声音和思想的开放政策，而过去他曾多次直接删减别样的思想，因而引发不少冲突和争吵。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要交朋友，但是结果有的只是敌人。

《第二回合》　文学与体育杂志，由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创办，集合了一大批委内瑞拉年轻又忘恩负义的作家在自己周围。《战略与战术》　战争游戏杂志，哈利·西贝柳斯为它撰稿。

《弗吉尼亚战争游戏》　战争游戏杂志，哈利·西贝柳斯为它撰稿。

[1] 何塞·安东尼奥（1903—1936），西班牙长枪党创始人。

3. 一些作品

《A》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12 年版。《献给爸爸》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09 年版。《凶狠的律师》　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著　圣地亚哥1980 年版。

《无形的修女》　卡罗拉·莱伊娃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 年版。此书献给埃德米拉·汤普森，实际上是对露丝·门迪鲁塞诗作厚颜无耻的抄袭。

《瀑布之魂》　马特奥·阿吉雷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36 年版。

《曙光》　罗里·朗著　凤凰城1972 年版。

《亚马孙人》　达妮埃拉·德·蒙特克里斯托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 年版。《被救赎的农妇安娜》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35 年版，歌剧台本。

《安娜与武士们》　马特奥·阿吉雷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8 年版。

《阿妮塔》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10 年版。

《阿根廷最佳笑话选》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 年版。

《一个美洲长枪党人在欧洲斗争的岁月》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 年版。

《力量之城启示录》　古斯塔沃·博尔达著　墨西哥城1999 年版。

《绞刑架》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哈瓦那1958 年版。

《诺亚方舟》　罗里·朗著　洛杉矶1980 年版。

《青春热望》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 年版。

《阿莱格里港的黄昏》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64 年版。

《鸵鸟》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8 年版。

《铁船》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91 年版。

《为小伙子们干杯》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 年版。

《巫婆们》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哈瓦那1940 年版。

《后悔的骑士们》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迈阿密2007 年版。

《特洛伊的陷落》　J.M.S. 希尔著　美国托皮卡1954 年版。

《荣耀之路》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 年版。

《冠军》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 年版。

《土牢野营地》　弗朗茨·茨威考著　加拉加斯1970 年版。

《荣誉场》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36 年版。

《棒球场》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5 年版。

《坎德西》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0 年版。

《墨西哥皇后卡洛塔》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剧本，1950 年在墨西哥城卡尔德隆剧场首次公演。

《纳帕小屋》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87 年版。

《玻璃大教堂》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5 年版。

《头足纲动物》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9 年版。

《发送中心》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7 年版。

《威尔·吉玛丁热情的智囊》　J.M.S. 希尔著　纽约1934 年版。

《男孩们》　色情小说，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化名的阿贝拉尔多·德·鹿特丹著　纽约1976 年版。

《热调味汁》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91 年版。

《血腥耻辱部落》　J.M.S. 希尔著　纽约1929 年版。

《警惕性俱乐部》　J.M.S. 希尔著　纽约1931 年版。

《秃鹫山岗》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墨西哥城1952 年版。

《如同猛牛》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 年版。

《如同火山》　露丝·门迪鲁塞著　墨西哥城1964 年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 年最后一版。

《绞索套在脖子上》　古尔西奥·萨巴莱塔著　圣地亚哥1993 年版。

《元首会议》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 年版。

《布拉卡蒙特女伯爵》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著　哥伦比亚卡利1986 年版。

《罗萨供词》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著　加拉加斯1958 年版。

《控制地图》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3 年版。

《与金·奥博拉蒂谈话》　吉姆·奥巴侬著　芝加哥1974 年版。

《古老的心和年轻的心》　胡利安·里科·阿纳亚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 年版。

《书信集》　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著　圣地亚哥1982 年版。

《新秩序宇宙起源说》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 戈麦斯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7 年版。

《世界生物》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巴黎1922 年版。

《力量之城的悬案》　古斯塔沃·博尔达著　墨西哥城1991 年版。

《评〈存在与虚无〉》第一部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55 年版。

《评〈存在与虚无〉》第二部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57 年版。

《评〈存在与虚无〉》第三部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60 年版。

《评〈存在与虚无〉》第四部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61 年版。

《评〈存在与虚无〉》第五部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62 年版。

《鲜花十字架》　伊格纳西奥·苏维塔著　波哥大1950 年版。

《铁十字勋章》　伊格纳西奥·苏维塔著　波哥大1959 年版。

《丹佛的第四帝国》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02 年版。

《四位海地诗人：米雷巴莱斯、卡西米尔、冯·豪普特曼和勒·格勒》　马克斯·米雷巴莱斯著　太子港1979 年版。

《欧洲犹太人问题》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37 年版。

《法国贵妇人》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 年版。

《皮萨罗大街的命运》　安德烈·塞佩达·塞佩达著阿雷基帕1960 年版。利马1968 年增订版。

《妇女之命运》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墨西哥城1933 年版。

《十二》　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著　智利考克内斯1955 年版。

《痛苦和意象》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2 年版。

《唐璜在哈瓦那》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迈阿密1979 年版。

《自私的人们》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 年版。

《孩子们》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巴黎1922 年版。

《采访胡安·萨乌尔》　可能是拉米雷斯·霍夫曼的自我采访录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 年版。

《天堂和地狱的梯子》　吉姆·奥巴侬　洛杉矶1986 年版。

《点燃诗歌的梯子》　吉姆·奥巴侬　芝加哥1973 年版。

《写在空中》　拉米雷斯·霍夫曼空中诗作照片集　圣地亚哥1985 年版，未经作者同意而出版。

《天堂景色》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 年版。

《我们是穷光蛋》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宣言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 年版。

《可恶的远征》　J.M.S. 希尔著　纽约1932 年版。

《铁路与马》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5 年版。

《热情》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5 年版。她青年时代的诗不包括在《全集》　中。

《家具的哲学》　埃德加·爱伦·坡著　收入《散文与评论》，胡里奥·科塔萨尔译。

《一种朴素的哲学》　罗里·朗著　洛杉矶1987 年版。

《蝙蝠侠》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04 年版。

《几何学》第一卷　维利·舒尔霍尔茨著　圣地亚哥1980 年版。

《几何学》第二卷　维利·舒尔霍尔茨著　圣地亚哥1983 年版。

《几何学》第三卷　维利·舒尔霍尔茨著　圣地亚哥1984 年版。

《几何学》第四卷　维利·舒尔霍尔茨著　圣地亚哥1986 年版。

《几何学》第五卷　维利·舒尔霍尔茨著　圣地亚哥1988 年版。

《南方的武士们》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01 年版。

《坡的房间》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44 年版。后多次再版，译成了外文，命运各有不同。是埃德米拉·汤普森最重要的作品。

《热带一间房》　马克斯·冯·豪普特曼著　巴黎1973 年版。1976 年于太子港出版增订版。

《与美洲说话》　罗里·朗著　洛杉矶1992 年版，附带密纹唱片CD 光盘。

《战犯之子》　弗朗茨·茨威考著　加拉加斯1967 年版。

《金·奥布拉迪的子女们在美洲的曙光中》　吉姆·奥巴侬著　洛杉矶1993 年版。

《在德尔塔听到的故事》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新奥尔良2013 年版。

《阿根廷时刻》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5 年版。

《欧洲时刻》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3 年版。

《青春年华》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宣言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 年版。

《海滩足迹》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2 年版。

《欧洲的教堂与公墓》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 年版。

《共济会的奇才》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哈瓦那1942 年版。

《智利入侵》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 年版。

《下沉的岛屿》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6 年版。遗作。

《阿根廷骑手》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 年版。

《胡安·迭戈》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剧本，1948 年在墨西哥城女伯爵剧场首演。

《耶罗的青春》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 年版。

《业力爆炸：流星》　约翰·李·布鲁克著洛杉矶1980 年版。

《盗窃指纹的人们》　J.M.S. 希尔著　纽约1935 年版。

《到达》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22 年版。长篇小说遗作。

《对手的搏斗》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

1939 年版。《明暗》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 年版。

《眼中的月亮》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1946 年在马德里大剧场首演。《梯子上的苹果》　吉姆·奥巴侬著　亚特兰大1979 年版。

《海洋与办公室》　卡洛斯·埃维亚著　蒙得维的亚1979 年版。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最佳作品选》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9 年版。

《吉姆·奥巴侬最佳诗选》　吉姆·奥巴侬著　洛杉矶1990 年版。

《一个阿根廷人的回忆录》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坦帕2005 年版。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录》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纽约1977 年版。

《我的小诗》　弗朗茨·茨威考著　加拉加斯1982 年版，柏林1990 年再版。

《我的伦理学》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4 年版。

《巴拉尔维约的奇迹》　伊尔玛·卡拉斯科的剧作1951 年在墨西哥城瓜达卢佩剧场首演。

《蒙得维的亚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人》　卡洛斯·埃维亚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98 年版。

《摩托车手》　弗朗茨·茨威考著　加拉加斯1965 年版。

《阿根廷港口的姑娘》　豪尔赫·埃斯特万·彼德罗维奇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4 年版。虚构的战争冒险故事。

《小哑女》　亚马多·库托著　里约热内卢1987 年版。

《罗斯科·斯图尔特的荒野世界》　J.M.S. 希尔著　纽约1932 年版。

《毒蛇世界》　J.M.S. 希尔著　纽约1928 年版。

《新力量之城的诞生》　古斯塔沃·博尔达著　墨西哥城2005 年版。

《无话可说》　亚马多·库托著　里约热内卢1978 年版。

《比德尔盖斯丢失的船只》　J.M.S. 希尔著　纽约1936 年版。

《不眠之夜》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1 年版。

《梅肯之夜》　吉姆·奥巴侬著　美国梅肯1961 年版。

《布尔戈斯平静的夜晚》　伊尔玛·卡拉斯科剧作，1940 年在马德里大剧场首演。

《曙光在前》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9 年版。

《布宜诺斯艾利斯优秀餐馆小说》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7 年版。

《我们的朋友B》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6 年版。

《重访纽约》　吉姆·奥巴侬著　洛杉矶1990 年版。

《新泉》　埃德米拉·汤普森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31 年版。

《T.R. 默奇森全集》　西雅图1994 年版，几乎包括了默奇森发表在兄弟会杂志上的全部短篇小说和散文。

《凶手的眼睛》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2 年版。

《伤心的眼睛》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9 年版。

《和风国度》　马克斯·米雷巴莱斯著　太子港1971 年版。

《疯子们的粗话》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5 年版。

《发抖吧，猎犬们》　伊塔洛·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 年版。

《云的悖论》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墨西哥城1934 年版。

《死亡通道》　约翰·李·布鲁克著　洛杉矶1995 年版。

《巴塔哥尼亚的小佩德罗·萨尔达尼亚》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 年版。

《走运的母狗》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3 年版。

《阿根廷绘画》　露丝·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 年版。系1500 行的长诗。

《上帝的诗歌》　马克斯·卡西米尔著　太子港1974 年版。

《机械论的诗歌》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8 年版。

《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诗全集》第一卷　圣地亚哥1975 年版。

《佩德罗·冈萨雷斯·卡雷拉诗全集》第二卷　圣地亚哥1977 年版。

《埃德米拉·汤普森诗全集》两卷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2 和1979 年版。

《阿根廷神秘的诗人》　费德里科·冈萨雷斯·伊鲁霍编选和评注的“怪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95 年版。

《哈松的奖品》　卡洛斯·埃维亚著　蒙得维的亚1989 年版。

《马德里之春》　胡安·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 年版。

《伟大的第一共和国》　马克斯·卡西米尔著　太子港1972 年版。

《一段未收复的记忆》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4 年版。

《减速器》　J.M.S. 希尔著　纽约1933 年版。

《驳伏尔泰》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21 年版。

《驳狄德罗》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25 年版。

《驳达朗伯》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27 年版。

《驳孟德斯鸠》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30 年版。

《驳卢梭》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32 年版。

《驳黑格尔，首先简要地驳马克思和费尔巴哈》　路易斯·丰泰那著　里约热内卢1938 年版。

《西班牙的礼物》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马德里1940 年版。

《返回力量之城》　古斯塔沃·博尔达著　墨西哥城1995 年版。

《约翰·李·布鲁克要求恢复名誉》　约翰·李·布鲁克著　洛杉矶1975 年版。

《火山组图》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墨西哥城1934 年版。

《革命》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1 年版。

《魔鬼之河》　马特奥·阿吉雷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18 年版。

《河流及其他的诗》　吉姆·奥巴侬著　洛杉矶1991 年版。

《普韦布洛的废墟》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1998 年版。

《厄尔利英雄传奇》　J.M.S. 希尔著　纽约1926 年版。

《健康与力量》　罗里·朗著　洛杉矶1984 年版。

《决定性的圣马丁》　卡洛斯·埃维亚著　蒙得维的亚1972 年版。

《军官P》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著　加拉加斯1955 年版。

《纵情狂欢》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著　加拉加斯1970 年版。

《猛士的小路》　吉姆·奥巴侬著　亚特兰大1966 年版。

《夜间信号》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著　加拉加斯1956 年版。

《我所经历的这个世纪》　埃德米拉·汤普森与阿尔多·卡罗索内合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 年版。

《辫子》　扎克·索邓斯坦著　洛杉矶2003 年版。

《无情》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哈瓦那1930 年版。

《无题》　扎克·索邓斯坦长篇小说遗作　洛杉矶2023 年版。

《关于那颗迷失的星星》　约翰·李·布鲁克著　洛杉矶1989 年版。

《孤独》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87 年版。

《孤独》　约翰·李·布鲁克著　洛杉矶1986 年版。

《失踪儿童的影子》　J.M.S. 希尔著　纽约1930 年版。

《穷人的菜汤》　埃内斯托·佩雷斯·马松著　哈瓦那1965 年版。

《戴安娜之梦》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20 年版。

《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　露丝·门迪鲁塞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53 年版。

《暴风雨和年轻人》　马特奥·阿吉雷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11 年版。

《地是空虚混沌》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布宜诺斯艾利斯1996 年版。

《宝藏》　阿亨蒂诺·斯基亚菲诺著　迈阿密2010 年版

《未耕耘的土地》　吉姆·奥巴侬著　亚特兰大1971 年版。

《我的一生》　埃德米拉·汤普森的第一部自传，1921 年出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献给阿根廷的三首诗》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著布宜诺斯艾利斯1923 年版。

《美德的胜利或曰上帝的胜利》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萨拉曼卡1939 年版。

《遗言》　亚马多·库托著　里约热内卢1982 年版。

《水星上最后一条运河》　J.M.S. 希尔著　纽约1934 年版。

《山洞里的牛仔们》　J.M.S. 希尔著　纽约1928 年版。

《约伯的真子》　哈里·西贝柳斯著　纽约1996 年版。

《雪地上的游客》　J.M.S. 希尔著　纽约1924 年版。

《生活马马虎虎》　维利·舒尔霍尔茨化名卡斯帕尔·侯赛著　1990 年出版于圣地亚哥。

《亚洲的圣母》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墨西哥城1954 年版。

《半人马座β上的来客》　J.M.S. 希尔著　纽约1928 年版。

《为你憔悴的声音》　伊尔玛·卡拉斯科著　墨西哥城1930 年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洲纳粹文学/( 智) 波拉尼奥(Bolano,R.) 著；赵德明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091-4

I. ①美… Ⅱ. ①波… ②赵… Ⅲ.①长篇小说－智利－现代 Ⅳ. ① 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3677号

策划编辑 李恒嘉责任编辑 陈欢欢装帧设计 陆智昌

美洲纳粹文学[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赵德明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00毫米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143，000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091-4/I·1229

定 价 45.00元

LA LITERATURA NAZI EN AMéRICA by Roberto Bola.oCopyright . 1996, Roberto Bola.oAll rights reserved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by Horizon Media Co., Ltd.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throug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and Bardon Chinese-Media Agency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星辰/(智)波拉尼奥(Bolano,R.)著；张慧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552-0

Ⅰ.①遥…Ⅱ.①波…②张…Ⅲ.①长篇小说-智利-现代Ⅳ.①I7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5580号

书名：遥远的星辰

作　　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译　　者：张慧玲

责任编辑：王　玲

转　　码：南通众览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2552-0/I·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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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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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维多利亚·阿瓦洛斯和劳塔罗·波拉尼奥

什么是悄然坠落无人见之？

——威廉·福克纳

小说《美洲纳粹文学》的最后一章讲述了智利空军中尉拉米雷斯·霍夫曼的故事，单也许讲述的方式过于笼统（不超过20页）。这个故事是我的同胞阿图罗·B.给我讲的。他是一名老兵，经历过那场恢宏的革命战争，在非洲自杀了。他对最后的结局并不满意。《美洲纳粹文学》的最后一章作为小说的结尾，相对于前面有趣的故事来说或许有虎头蛇尾之嫌，而阿图罗希望看到一个更长的故事，不是别的故事的镜像或深入挖掘，而是这个故事本身的镜像和深掘。因此，我们俩手里拿着最后一章，关在我位于布拉内斯的家里一个半月，根据他的梦想和梦魇，完成了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说。我的作用仅限于端茶倒水，查查书，与他和越来越活泼的皮埃尔·梅纳德的鬼魂讨论讨论很多重复的章节是否有必要。

1

我初次见到卡洛斯·维德尔是在1971年，抑或是1972年，当时萨尔瓦多·阿连德还是智利总统。

那时他管自己叫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他有时候会去胡安·斯泰因的诗社，在康塞普西翁，被称为南方首都的那城市。我不能说那时候自己很了解他。我每星期能见到他一次，倘若他去诗社就能见到两次。他不怎么说话，而我却颇为健谈。来诗社的人大部分都很健谈：我们不只谈论诗歌，也谈政治，谈各自的旅途（彼时没人能想到我们后来的旅途会是那般模样），谈绘画、建筑、摄影，谈革命和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将会带给我们一种崭新的生活和一个崭新的时代，但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它就像一个梦，或者更确切地说，像一把开启梦想大门的钥匙——梦想啊，那是唯一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尽管那时我们已经依稀知道梦想往往会变成梦魇，但我们也并不在意。我们的年龄都在十七到二十三岁之间（我那时十八岁），而且除了加门迪亚姐妹和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之外，大家几乎都是文学系的学生。加门迪亚姐妹学的是社会学和心理学，而鲁伊斯–塔格莱，据他自己有一次说的，他是自学成才的。在1973年以前的智利关于自学成才者有很多说法。说实话他不像自学者，我的意思是，从外表上看他不像一个自学者。在智利，在70年代初，在康塞普西翁这座城市里，自学者们不像鲁伊斯–塔格莱这样穿衣打扮。他们都是穷人。但他说起话来倒的确像个自学者。他说话的方式在我看来就像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现在的说话方式一样（他说起话来就像是住在一朵云里一样）。但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踏入过大学校园的人来说，他穿得实在是太好了。我不是说他优雅——虽然他确有其自身的优雅之处——也不是说他有某种特定的穿衣方式；实际上他的穿衣风格是多变的：有时穿西装打领带，有时又一身运动装，他也不排斥蓝色牛仔裤和T恤衫。而不管是哪一类服装，鲁伊斯–塔格莱穿的都是昂贵的衣服，都是名牌货。总之一句话，鲁伊斯–塔格莱是优雅的，而我那时并不相信总是在精神病院和绝望无助之间挣扎的智利自学者会是优雅的。有一次他说他的父亲或祖父是蒙特港附近一处庄园的庄园主。他说，也可能是我们听贝洛尼卡·加门迪亚说的，十五岁的时候他决定放弃学业，从此以后就一边干农活一边在父亲的图书馆读书自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去胡安·斯泰因的诗社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个优秀的骑手，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骑马。实际上，我们关于鲁伊斯–塔格莱的所有猜测都是建立在我们对他的羡慕或者说嫉妒之上的。鲁伊斯–塔格莱面貌英俊，身材修长而充满力量。在比维亚诺·奥赖恩看来，他是个面容过于冷峻而非英俊的家伙—当然，比维亚诺是后来才这么说的，是作不得准的。我们大家为什么嫉妒鲁伊斯–塔格莱呢？说大家都嫉妒是夸张了，感到嫉妒的其实是我。也许比维亚诺也和我一样感到嫉妒。原因嘛，当然是出在加门迪亚姐妹——那对同卵双胞胎，诗社里当之无愧的明星身上。她们俩如此耀眼夺目，有时候我们（我和比维亚诺）觉得斯泰因就是为了她们两个才开这个诗社的。而她们，我必须承认，确实是最优秀的。贝洛尼卡·加门迪亚和安赫利卡·加门迪亚这对双胞胎姐妹，在某些日子里是如此地相像，几乎达到令人无法辨别的地步，而另外一些日子里（尤其是另外一些夜晚）又那么地迥异，彼此间纵然不是敌人，也像是两个陌生人。斯泰因很喜爱她们。他，还有鲁伊斯–塔格莱，是唯一总能区分出谁是贝洛尼卡而谁又是安赫利卡的人。提起她们我几乎口不能言。有时候她们出现在我的噩梦里：和我一样的年纪，也许还要大上一岁，一副那个时代的时髦女郎的样子，有着修长苗条的身材，棕色的皮肤，长长的黑发。

加门迪亚姐妹几乎是立刻就和鲁伊斯–塔格莱交上了朋友。他是在七一年抑或七二年加入斯泰因的诗社的。而在这之前，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没人见过他。斯泰因也没有问他来自哪里，他要求他读了三首诗，然后说还不错。（斯泰因只会盛赞加门迪亚姐妹的诗作。）就这样他留在了我们中间。开始的时候其他人不怎么搭理他，但是当我们看到加门迪亚姐妹和他结交以后，我们也开始和鲁伊斯–塔格莱结交了。彼时他的态度一直是真诚而疏离的。只有和加门迪亚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在这点上他像斯泰因）他才显得平易近人，而且非常殷勤周到。对其他人，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他用一种“真诚而疏离”的态度对待我们，也就是说，他会和我们打招呼，对我们微笑，当我们读自己的诗作时他会做出谨慎而有分寸的评论，而当我们抨击（我们通常都很毒舌）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却从来不为自己辩护：当我们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只是听着，神情专注——现在我再也不敢用“专注”这个词来形容他那种神情了，但是当时我们确实觉得他是在专注地倾听。

鲁伊斯–塔格莱明显不同于其他人。我们彼此之间会用隐语或者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像曼德雷 [1] 那样说话（我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左派革命运动党或托洛茨基派的成员或同情者，虽然我觉得也有人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或者共产党抑或基督教左派某个政党的成员）。鲁伊斯–塔格莱说西班牙语，那种智利某些地方（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更是主观概念上的地方）——那些时间似乎停止了的地方——特有的西班牙语。我们同父母住在一起（我们这些来自康塞普西翁的）或者住在简陋的学生宿舍里。鲁伊斯–塔格莱却独自一个人住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套公寓里。公寓有四个房间，房间里的窗帘永远是拉上的。我从来没有去过这所房子，倒是后来比维亚诺和胖妞波萨达斯和我说起过关于这所房子的一些事，但是彼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并且已经受到了该死的维德尔传奇的影响），因此我也不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是该相信我的老同学还是将之归咎于他的想象。我们手里几乎从来就没有银子（现在写下银子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很有趣：它闪闪烁烁好似暗夜里的一只眼睛）；而鲁伊斯–塔格莱却从来不缺钱花。

关于鲁伊斯–塔格莱的公寓比维亚诺和我说了些什么呢？他着重谈到了公寓里的空旷；他觉得那所房子是早有准备的。唯有一次他是单独一个人去的。他经过那里，忽然就决定（比维亚诺就是这样的）邀请鲁伊斯–塔格莱去看电影。他才刚刚认识他就决定请他去看电影。当时上映的是伯格曼的一部电影，我不记得是哪部了。比维亚诺之前已经去过他家两次了，都是陪着加门迪亚姐妹中的某一个去的，而那两次拜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预约好了的。因此，在那两次陪同加门迪亚姐妹的拜访中，他觉得屋子都是早有准备的，为面对来访者的目光而作好了准备。房子里太空了，有些地方明显少了点什么。在信里——他写给我的谈及这些事情的那封信（是很多年以后写的一封信）——比维亚诺说他当时的感觉和《罗斯玛丽的婴儿》 [2] 里的米亚·法罗第一次去邻居家（和约翰·卡萨维兹一起）的感觉一样。少了点什么。在波兰斯基的电影里少的是画，为了不吓到米亚和卡萨维兹而被谨慎地取了下来的画。在鲁伊斯–塔格莱家里少的是叫不上来名字的东西（或者是几年后的比维亚诺——那时他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或者知道了事情的很大一部分——觉得叫不上名字的，但可以感觉到确实存在的），就好像是主人把自己的住宅截成了几部分，或者说这房子就像是一个组合玩具，针对每位来访者的期许和特点而随意组合。当比维亚诺独自去他家的时候这种感觉愈发明显。显然，鲁伊斯–塔格莱没想到他会来。他没有马上开门，似乎是没有认出比维亚诺来，然而比维亚诺却发誓说鲁伊斯–塔格莱开门的时候是面带某种微笑的，而且一直保持着这种微笑。但就像比维亚诺自己说的，当时天有点暗，因此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在描述时多大程度上接近了事实。无论如何，鲁伊斯–塔格莱打开了门，断断续续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过了一会儿才明白比维亚诺是来邀请他看电影的），他又关上了门。当然，关门之前他没忘记对比维亚诺说请他等一下。过了几秒钟他开了门，这次他请比维亚诺进去了。屋子里很暗，有一股浓重的味道，就好像鲁伊斯–塔格莱在前一天晚上做了一顿加了很多香料、很油腻、口味很重的晚餐一样。在某一刻比维亚诺相信自己听到某个房间传来了声音，他猜测鲁伊斯–塔格莱之前是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他正打算道歉然后告别离开的时候，鲁伊斯–塔格莱却问他想去看什么电影，比维亚诺说是伯格曼的一部，在劳塔罗剧院上演。鲁伊斯–塔格莱又微笑起来——那种比维亚诺觉得很神秘而在我看来是自得乃至自负的微笑。他道歉，说已经和贝洛尼卡·加门迪亚有约了，而且，他解释道，他不喜欢伯格曼的电影。那时比维亚诺已经确信在这个房子里有另外一个人了，那人一动不动地躲在门后偷听他和鲁伊斯–塔格莱的谈话。他想那应该是贝洛尼卡，否则怎么解释鲁伊斯–塔格莱，通常是如此谨慎的一个人，单单提到了她的名字呢。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我们的女诗人会做那种事情。贝洛尼卡和安赫利卡·加门迪亚都没有藏在门后偷听。那么，是谁呢？比维亚诺直到现在也不知道。或许在那个时候，他唯一知道的是他想离开，想和鲁伊斯–塔格莱说再见，然后再也不回那个赤裸裸、血淋淋的房子里了。这是他的原话。虽然，就像他所描述的，那所房子无法更干净更整洁了。墙壁雪白，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个金属书架上，扶手椅上套着南方的那种椅套。在一个木凳子上放着鲁伊斯–塔格莱的莱卡相机，就是有一天下午他给诗社里的所有成员照相用的那架相机。厨房，比维亚诺从虚掩的门看进去，也是很正常的样子，没有独自在外生活的学生家里常见的那种堆满脏盘子和锅的现象（但鲁伊斯–塔格莱不是一个学生）。总之，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那声音，而那声音也完全有可能是旁边的公寓弄出来的。据比维亚诺说，鲁伊斯–塔格莱说话的时候给他的感觉是他并不希望他走。他与他聊天恰恰是为了把他留在那儿。这种感觉，没有任何的客观依据，却使我朋友的紧张感达到了——据他自己说——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最奇怪的是鲁伊斯–塔格莱似乎是在享受着这种情况：他明明注意到了比维亚诺脸色越来越苍白，汗出得越来越多，而他却依然说着（关于伯格曼的话题，我猜），笑着。屋里很安静，鲁伊斯–塔格莱的说话声只是愈发地加强了这种安静的气氛，却从来没能打破它。

他说什么了？比维亚诺问自己。我应该记起来，这很重要，他在信里写道，但是我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事实是比维亚诺忍耐到无法再忍，然后他磕磕巴巴地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在楼梯上，他刚要走到大街上的时候，碰到了贝洛尼卡·加门迪亚。她问他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能发生什么事呢？比维亚诺说。我不知道，贝洛尼卡说，但是你的脸色苍白如纸。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句话，比维亚诺在信里写道：苍白如纸。还有贝洛尼卡·加门迪亚的脸，一张陷入爱情中的女人的脸。

贝洛尼卡爱上了鲁伊斯–塔格莱，承认这一点很令人伤心，但这是事实。甚至有可能安赫利卡也爱上了他。有一次——很久以前了——比维亚诺和我谈到了这件事。现在想想那时候让我们痛苦的其实是加门迪亚姐妹没有一个爱上我们，甚至对我们没表示出一点儿兴趣。比维亚诺喜欢贝洛尼卡，而我喜欢安赫利卡，但尽管我觉得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我们却从来没敢对她们提过一个字。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诗社的其他男性成员没什么不同，所有人，有的多点，有的少点，都爱着加门迪亚姐妹。但是她们，或者至少她们中的一个，却被这位风度翩翩的自学成才的诗人迷住了。

自学者，的确是，但却是勤奋向上的自学者：当我和比维亚诺看到他出现在迭戈·索托的诗社时，我们产生了这个认知。那是康塞普西翁大学另一个顶尖的诗社。虽然斯泰因和索托当时被称为是——我猜现在依旧——灵魂上的朋友，但是在伦理和美学上它同胡安·斯泰因的诗社是竞争关系。不知道为什么，索托的诗社开在医学系一个通风极差、设备简陋的房间里，与学生们上尸体解剖课的阶梯教室只隔着一条走廊。那个阶梯教室，可想而知，充满了甲醛的味道。有的时候甚至走廊里也有甲醛味儿。有的夜晚——索托的诗社是每周五八点到十点开，但一般都会持续到午夜十二点后——房间里充满了甲醛味儿，我们只能徒劳地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来试图遮盖这股怪味。除了我和比维亚诺·奥赖恩，常来斯泰因诗社的人都不去索托的诗社，反之亦然。实际上，我们两个在长期的逃课期间不仅去诗社，而且也去城里举办的所有的诗歌朗诵会或者文化和政治集会。因此某天晚上看到鲁伊斯–塔格莱出现在那儿我们感到很惊讶。他的态度差不多和在斯泰因的诗社里一样。他倾听着，他的评论简短而有分寸，而且总是语气委婉、彬彬有礼，他淡漠疏离而漫不经心地读着自己的作品，对哪怕是最难听的评论都是一声不吭地听着，就好像我们批评的那些诗作不是他的一样。这一点不只我和比维亚诺注意到了；有一天晚上迭戈·索托对他说他是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写诗的。不像是你自己的诗，他对他说。鲁伊斯–塔格莱面不改色地承认了这点。我在寻找，他回答。

在医学系的诗社鲁伊斯–塔格莱认识了卡门·比利亚格兰并和她成为了朋友。虽然没有加门迪亚姐妹那么优秀，但卡门也是一名很出色的诗人。（最好的诗人或有望成为诗人的都聚集在胡安·斯泰因的诗社。）他还认识了马尔塔·波萨达斯，外号叫胖妞波萨达斯的姑娘，并和她成为了朋友。马尔塔是医学系的诗社里的唯一一个学医的学生，一个皮肤很白、很胖、多愁善感的、爱写散文诗的女生，梦想成为——至少是当时的梦想——文学评论界的马尔塔·阿内克尔 [3] 。

他不和男性交朋友。在斯泰因和索托的诗社我们每周都有大约八九个小时的时间是一起度过的，但是他看到我和比维亚诺的时候，只是礼貌地打招呼，从来不会流露出哪怕是一点点的熟悉亲近之意。他对男性似乎一点都不在意。他独自一人生活，住在有点古怪的房子里（比维亚诺之语），他也没有其他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所抱有的那种小孩子一样的骄傲，他不仅是我那个时代里最美丽的女孩子（加门迪亚姐妹）的朋友，还征服了迭戈·索托诗社里的两位女性，总而言之，他是比维亚诺·奥赖恩嫉妒的对象，也是我自己嫉妒的对象。

然而没有人了解他。

胡安·斯泰因和迭戈·索托，我和比维亚诺眼中康塞普西翁最聪明的人，对此也毫无所觉。加门迪亚姐妹也没有，相反，有两次安赫利卡还在我面前赞扬过鲁伊斯–塔格莱的人品：严肃，正派，头脑清楚，善于倾听。我和比维亚诺厌恶他，但是我们也没觉察出什么来。只有胖妞波萨达斯捕捉到过真正隐藏在鲁伊斯–塔格莱背后的东西。我还记得我们谈话的那个晚上。我们刚去过电影院，电影结束后我们进了市中心的一家餐馆。比维亚诺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斯泰因和索托诗社的人的诗作——这是为了他那没有一家出版社肯搭理的第十一本康塞普西翁青年诗人诗选而搜集的。我和胖妞波萨达斯翻看着那些纸张。你要选哪些人的作品？我问，心里很清楚自己是入选者之一。（否则我和比维亚诺的友谊有可能在第二天就会破裂。）当然选你，比维亚诺说，马尔蒂塔 [4] （胖妞）、贝洛尼卡和安赫利卡，还有卡门，然后他又提了两个诗人，一个是斯泰因诗社的，另一个是索托诗社的，最后，他提了鲁伊斯–塔格莱的名字。我记得胖妞当时沉默了一会儿，她的手指（上面总是染着墨汁，指甲也不怎么干净——这在一个学医的学生身上似乎是很奇怪的，尽管胖妞说起自己专业的时候总是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让人觉得她大概永远都拿不到学位）在那堆稿件中翻着直到找到了鲁伊斯–塔格莱的那三张纸。别加上他，她突然说。鲁伊斯–塔格莱吗？我问，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胖妞是极为崇拜他的。比维亚诺却什么也没说。那三首诗都很短，没有一首超过十句：一首是讲景的，描述了一片风景，树，一条土路，一座远离路边的房子，木栅栏，小山丘，云；比维亚诺觉得“很日本”；而在我看来这好像是豪尔赫·泰列尔 [5] 得了脑震荡后会写的东西。第二首诗说的是从一所石头房子的缝隙间穿过的空气（诗的题目就叫《空气》）。（这首诗就像是泰列尔患了失语症却仍坚持自己的文学追求——对此我并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那时候，在七三年，泰列尔的徒子徒孙中至少有一半得了失语症却依然在坚持着。）最后一首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在某个时刻突兀地（或者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出现了一把刀。

为什么你觉得不应该加上他？比维亚诺问，他一条胳膊横在桌子上，头枕在上面，一副以胳膊为枕以桌子为床的架势。我以为你们是朋友，我说。我们是朋友，胖妞说，但是我一样不会把他加进去。为什么？比维亚诺问。胖妞耸了耸肩说，那些诗就好像不是他的，我的意思是真正他自己的，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你解释一下吧，比维亚诺说。胖妞看着我的眼睛（我在她对面，比维亚诺在她旁边，好像睡着了一样）说：阿尔韦托是一个不错的诗人，但是他还没有开垦出来。你是说他还是处男吗？比维亚诺说；但胖妞和我都没理他。你读过他别的东西吗？我问，他写什么了？怎么写的？胖妞自己笑了一下，好像她自己也不相信即将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一样。阿尔韦托，她说，将会引发智利诗歌的革命。你读过什么还是说这只是你凭直觉说的呢？胖妞鼻子里哼了一声，沉默下来。有一天，她突然说，我去了他家。我们没说什么，但我看到比维亚诺斜趴在桌子上，面带微笑，温柔地看着她。当然了，我是临时起意的，胖妞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比维亚诺说。那次阿尔韦托和我很坦诚地谈了一次，胖妞说。我想象不出来鲁伊斯–塔格莱和人坦诚交流的样子，比维亚诺说。大家都以为他爱上了贝洛尼卡·加门迪亚，胖妞说，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这么和你说的？比维亚诺问。胖妞微笑了一下，好像藏着一个大秘密一样。我不喜欢这个女人，我记得当时我这么想。她也许很有才华，也许很聪明，她是我们的伙伴，但我不喜欢她。不，他没有说这个，胖妞说，虽然他确实告诉了我一些没告诉过别人的事。你想说的是别的女人吧，比维亚诺说。对，别的女人，胖妞说。他和你说什么了？胖妞想了一会儿才回答：说了新诗，嗯，还能是什么呢。他想写的新诗？比维亚诺怀疑地问。他要作的新诗，胖妞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吗？因为他的意志。她停了一下等着我们问下去。他有钢铁般的意志，她补充道，你们不了解他。天很晚了。比维亚诺看了看胖妞，然后站起来去付钱。既然你那么相信他为什么不想让比维亚诺把他加入诗集里呢？我问。我们把围巾围到脖子上（我后来再也没用过那么长的围巾），迎着街上的冷风走了出去。因为那些不是他的诗，胖妞说。你怎么知道？我恼怒地问。因为我了解人们，胖妞看着空荡荡的街道，语调悲伤地说。你还可以更自负一点，我心想。比维亚诺跟在我们后面走了出来。马尔蒂塔，他说，我只对很少的事情感到有把握，而其中的一件就是鲁伊斯–塔格莱不会引起智利诗歌的革命。我觉得他甚至都不属于左派，我加上一句。令人意外的是，胖妞居然同意我的看法。对，他不是左派的，她说，声音听起来更悲伤了。有那么一刻我觉得她都要哭出来了，于是我试着改变话题。比维亚诺却笑了：有你这样的朋友，马尔蒂塔，谁还需要敌人呢？当然，比维亚诺是在开玩笑，但胖妞可不这么想，她掉头就想走。我们陪着她回家。在公交车上我们谈论了电影和政治形势。在与我们告别之前她眼睛盯着我们说她得要求我们向她做出点保证。什么保证？比维亚诺问。今天谈过的任何事情你们都不要对阿尔韦托提起。可以，比维亚诺说，我保证，我们不会对他说你要求我把他排除在我的诗歌选集里。没人会给你出版的，胖妞说。这很有可能，比维亚诺说。谢谢，比比，胖妞说（只有她是这样称呼比维亚诺的），又在他脸上亲吻了一下。我们什么都不会告诉他的，我发誓，我说。谢谢，谢谢，谢谢，胖妞说。我想她是在开玩笑。你们也不要告诉贝洛尼卡，她说，不然她过后会告诉阿尔韦托，你们知道的。不，我们不会告诉她的。这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胖妞说，能保证吗？保证，我们说。最后胖妞转过身去，开了门，我们看着她进了电梯。在消失之前她还挥了挥手和我们再见。多么特别的女人，比维亚诺说。我笑了。我们走着回到了各自的住所，比维亚诺回了他住的宿舍而我回了我父母的家。智利诗歌，比维亚诺那天晚上说，将会在我们能正确解读恩里克·里恩 [6] 的那天改变，而在这之前，绝无可能。也就是说，要等很久以后了。

几天后就发生了军事政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

有一天晚上我给加门迪亚姐妹打了个电话，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只是想知道她们怎么样了。我们要走了，贝洛尼卡说。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什么时候，我问。明天。顾不得宵禁，当天晚上我就坚持去看了她们。姐妹俩单独居住的公寓离我家不是很远，而且，我也不是第一次违反宵禁了。我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了。令人意外的是，加门迪亚姐妹正在一边喝茶一边看书（我原本以为会看到她们忙乱地整理行李和逃跑计划）。她们对我说她们要走了，但不是去国外而是去纳西缅托，一个离康塞普西翁只有几公里的镇子，她们父母的家。太好了，我说，我还以为你们要去瑞士之类的地方呢。哪有那么美的事，安赫利卡说。然后我们谈起了那些从几天前开始就再没见过面的朋友，推测着当时可能发生的事情：肯定有人被捕了，有的人可能已经转入地下了，有的人正在被搜捕中。加门迪亚姐妹并不害怕（她们没有理由害怕，她们只是学生而已，除了同几个成员，尤其是社会学系的几个人之间的私人友谊，她们与当时那些所谓的“极端主义者”并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她们还是要去纳西缅托，因为康塞普西翁已经无法居住了，也因为，她们承认，当“现实生活”变得丑恶和残酷时，她们总想回到父母的家。那么你们现在就应该走了，我说，因为我觉得我们正在参加一场丑恶和残酷的世界杯冠军赛。她们笑了，然后说我应该走了。我坚持再待一会儿。那个夜晚作为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凌晨一点的时候贝洛尼卡对我说我最好还是留在那儿睡觉吧。我们都还没吃过晚饭，因此三人就钻进厨房，做了洋葱炒蛋，烤了新鲜出炉的面包，还泡了茶。我突然觉得幸福，非常幸福，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尽管我知道当时我所信仰的一切都永远地沉没了，而且很多人，其中不止一个是我的朋友，正遭到迫害或经受着严刑拷打。但是我却想唱歌跳舞，那些坏消息（或者是种种不祥的猜测）只能给我的快乐火上浇油——请允许我用这么一个附庸风雅但却恰能表达我的精神状态的词，我甚至敢肯定那也是加门迪亚姐妹的精神状态，是很多在1973年9月时年龄在二十岁上下的人的精神状态。

清晨五点的时候我在沙发上睡着了。四个小时之后，安赫利卡叫醒了我，我们在厨房里安静地吃了早餐。中午她们把两个行李箱塞进汽车，一辆六八年的柠檬绿雪铁龙，然后驶向了纳西缅托。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

她们的父母，一对画家夫妇，在孪生姐妹还没满十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好像是死于一场交通事故。

有一次我看到了他们的照片：他皮肤黝黑，很瘦，颧骨很高，带着出生在比奥比奥大区 [7] 南边的人特有的忧伤和困惑的表情；她比他高，或者说看起来比他高，有点儿胖，脸上是甜美自信的微笑。

他们死的时候给孪生姐妹留下了纳西缅托的房子和穆尔钦附近的几块土地，让她们能宽裕地生活。房子位于镇子郊外，是三层的木石结构，最顶层的阁楼被用来当了画室。加门迪亚姐妹时常谈到她们的父母（在她们看来胡利安·加门迪亚是他那一代最好的画家之一，虽然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听到过他的名字），在她们的诗歌中经常出现迷失在智利南部、陷入绝望境地和绝望爱情中的画家。胡利安·加门迪亚绝望地爱着玛丽亚·奥亚尔顺？回想起那张照片我觉得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是我却完全相信在智利，在60年代，会有人绝望地爱着别人。虽然这样的爱情让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这种爱情就像是遗失在巨大的影片资料馆里一个被人遗忘的架子上的一部电影。但我相信真有这样的爱情。

从这儿开始我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猜测了。加门迪亚姐妹去了纳西缅托她们那所位于郊区的大房子，那里只住着她们的姨妈—一个叫埃玛·奥亚尔顺的，是去世的母亲的长姐——和一个叫阿玛丽亚·马卢恩达的老女仆。

于是，她们去了纳西缅托，过起了关门闭户的日子，直到那一天，姑且说是两个星期以后吧，或者是一个月以后（虽然我不认为有过了那么长时间），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出现了。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黄昏，一个南方那种生气勃勃却又带点儿忧伤的黄昏，一辆汽车出现在土路上，但是加门迪亚姐妹并没有听到，因为她们正在弹钢琴或者正在菜园子里干活抑或是正在和她们的姨妈以及女仆一起在屋后搬柴火。有人在敲门。敲门声响了几下后女仆去开了门，门外站的是鲁伊斯–塔格莱。他问加门迪亚姐妹在吗。女仆没让他进来，只说她去叫姑娘们。鲁伊斯–塔格莱坐在宽阔的门廊下那个柳条编的扶手椅上耐心地等待着。加门迪亚姐妹一看到他就热情地同他打招呼，责备女仆说怎么不让他进来。头半个小时鲁伊斯–塔格莱被问了很多问题。姨妈肯定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相貌俊美，彬彬有礼。加门迪亚姐妹感到很幸福。理所当然地，鲁伊斯–塔格莱被邀请留下吃饭。她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宴来款待他。我无意猜测他们吃的是什么。也许是嫩玉米糕，也许是包子，不，他们吃的应该是别的东西。理所当然地，她们邀请他留下来住一晚。鲁伊斯–塔格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饭后闲聊的时候——他们一直聊到深夜，加门迪亚姐妹念了自己的诗。姨妈听得很入迷，鲁伊斯–塔格莱也配合着做出一副安静倾听的姿态。当然，他自己什么都没念，他说在这么好的诗作面前他的诗上不了台面，姨妈坚持，请吧，阿尔韦托，给我们读点儿您的大作，而他却态度坚决，说他刚要完成一首新的，说在没有完成并修改好之前他不想透露，他微笑着，耸耸肩膀，说不，很抱歉，不，不，不。加门迪亚姐妹站出来为他解围，姨妈，你别逼人家了，她们以为自己懂了，可怜的姑娘们，她们其实什么都不懂（“智利新诗歌”即将诞生），而她们还以为自己明白了，还读了自己的诗，读了她们那些优秀的诗篇，鲁伊斯–塔格莱表情愉悦（他一定闭着眼睛以便更好地倾听）地听着，而姨妈某些时候却显得有点不安，安赫利卡，你怎么能写这么荒唐的东西，或者，贝洛尼卡，亲爱的，我什么都没听懂，阿尔韦托，您愿意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隐喻是什么意思吗？于是鲁伊斯–塔格莱就殷勤地谈起了符号和所指，谈起了乔伊斯·曼苏尔 [8] 、西尔维亚·普拉斯 [9] 、亚历杭德拉·皮萨尼克 [10] （虽然加门迪亚姐妹在旁边抗议说不，我们不喜欢皮萨尼克——实际上，她们想说的是她们不像皮萨尼克那样写作），姨妈专注地听着，不时地点头，而鲁伊斯–塔格莱已经谈到了比奥莱塔·帕拉 [11] 和尼卡诺尔·帕拉 [12] （我认识比奥莱塔，在她的帐篷里，真的，可怜的埃玛·奥亚尔顺说道），然后他又谈到了恩里克·里恩和平民诗歌，倘若加门迪亚姐妹稍微注意一点，就会发现鲁伊斯–塔格莱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嘲讽的光芒，平民诗歌，我会给你们平民诗歌的。最后，他又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豪尔赫·卡塞雷斯 [13] ，那位死于1949年的二十六岁的智利超现实主义诗人。

于是加门迪亚姐妹起身，也可能起身的只是贝洛尼卡，去父亲留下的大图书馆里找了找，找到了卡塞雷斯的一本书，《通往极地大金字塔的路上》，是诗人只有二十岁的时候发表的。加门迪亚姐妹，也许只是安赫利卡，某次曾经提过想重新编辑出版卡塞雷斯—我们这一代的神话之一—的全集，因此不难理解鲁伊斯–塔格莱为什么会提到他（虽然卡塞雷斯的诗和加门迪亚姐妹的诗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她们受到了比奥莱塔·帕拉的影响，受到了尼卡诺尔的影响，但是没有卡塞雷斯什么事儿）。他也提到了安妮·塞克斯顿、伊丽莎白·毕肖普和丹尼丝·莱维托夫（她们都是加门迪亚姐妹喜爱的诗人，姐妹俩还曾经在诗社翻译并朗读过她们的作品，并因此得到了胡安·斯泰因的赞扬），然后大家都被什么都不懂的姨妈逗得直笑。他们吃着自制的饼干，弹着吉他。有人在悄悄地观察着女仆阿玛丽亚，而阿玛丽亚也在观察着他们，她站在那儿，在走廊的阴影里，不敢进来，姨妈对她说进来吧，阿玛丽亚，别一个人待那儿。被音乐和欢闹所吸引，女仆于是往前走了两步，却再也不肯再多走哪怕一步。然后夜幕降临，晚宴结束。

几个钟头之后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从此刻起应该称呼他为卡洛斯·维德尔了——起身了。

所有的人都在沉睡。他也许是和贝洛尼卡·加门迪亚同床共枕的。这并不重要。（我的意思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而在当时，这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卡洛斯·维德尔像梦游症患者那样镇定地起身，静悄悄地在房子里走了一圈。他在找姨妈的房间。他的影子穿过挂着胡利安·加门迪亚和玛丽亚·奥亚尔顺的画像的走廊，画像旁边挂着当地的陶瓷盘子。（我记得纳西缅托的瓷器或是陶器很有名。）总之，维德尔非常小心地打开一扇扇的门，最后终于找到了姨妈的房间：在一楼，厨房旁边。对面也许是女仆的房间。正当他要悄悄进入房间里的时候，他听到有一辆汽车开了过来。维德尔露出微笑，加快了动作。他右手拿着一把弯刀，一跃跳到床头。埃玛·奥亚尔顺正在安详地睡着。维德尔抽掉她的枕头，用它捂住她的脸。

紧接着，只用了一刀，他就划开了她的脖子。这时候汽车停在了房子前面。维德尔已经出了姨妈的房间，现在他进了女仆的屋子里。但是床上是空的。有那么一瞬维德尔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他想狠狠地踢两下床，想把一个堆着阿玛丽亚·马卢恩达衣服的旧木头衣柜劈成碎片。但一切只是一秒间而已。很快他就出现在了大门口，面色平静，连呼吸也不曾紊乱。他给到来的四个人敞开大门。他们微微低头向他行礼（其中难掩尊敬之意）。他们目光下流地逡巡着黑乎乎的屋子里面、地毯、窗帘，好像从一开始他们就在寻找并估量着哪些地方适合躲藏。但他们不是那些想躲藏起来的人，他们是在搜捕那些藏起来的人。

黑夜跟在他们身后漫进了加门迪亚姐妹的房子里。十五分钟后，也许是十分钟后，当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黑夜也随之离开。瞬息之间，黑夜来了，黑夜走了，高效而快捷。从来没有人找到过她们的尸体，不，有一具尸体，只有一具，几年后出现在一个公共墓地的一具尸体，安赫利卡·加门迪亚的尸体，我令人倾心的、举世无双的安赫利卡·加门迪亚，但是只有这一具，证明卡洛斯·维德尔是一个人而非神。

2

那些日子里，当人民阵线的最后几艘救生艇沉没的时候，我被捕了。我被捕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奇特之处，说起来甚至是有点好笑的。但因为被关在那儿，而不是在街上，或者某个咖啡店，抑或待在房间里不愿起床（这是最有可能的），让我有幸目睹了卡洛斯·维德尔的首场诗歌表演，尽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谁是卡洛斯·维德尔，对加门迪亚姐妹已经遭遇的命运也一无所知。

那是一个傍晚——维德尔喜欢黄昏，我和其他一些被捕的，大约六十个人，在位于康塞普西翁郊外的拉培尼亚体育中心打发无聊的时光（这地方已经快到塔尔卡瓦诺了）。大家在院子里下国际象棋，或者只是随便闲聊。

半小时前还万里无云的天空开始向东扯出一些云彩；这些形状像别针和香烟的云彩刚开始还是灰白色的，然后它们继续向海岸飘来，一直来到城市上空，变成了粉红色。最后，当它们抵达河流上方时已经变成了鲜艳明亮的朱砂色。

在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感觉，觉得自己是唯一在观望天空的囚徒。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只有十九岁吧。

慢慢地，在云层间出现了一架飞机。刚开始它只不过是一个不比苍蝇大多少的小黑点。我猜它是附近空军基地的，沿海岸巡航后正要返回。渐渐地，像在空中滑翔一般，它轻轻松松地飞临了城市上空，在飘浮于高空的圆柱状云朵和被风撕扯着几乎贴上屋顶的别针形状的云朵之间忽隐忽现。

飞机给人一种飞得和云一样慢的感觉，但很快我就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种视觉效应。当飞机掠过拉培尼亚体育中心上空时，发出巨大的如同一台破洗衣机一样的轰鸣声。从我所在的地方可以看到驾驶员的身影，有一瞬间我相信看到了他冲我们招手并说了句再见。然后机头抬起，飞机冲上高空，在康塞普西翁市中心上空盘旋。

在那儿，在那个高度，飞机开始在天空写一首诗。开始我还以为飞行员疯了，这也不奇怪：在那些日子里发疯的并不少见。我想飞机是因为绝望才失去理智地在空中翻滚的，一会儿它就会撞到城里某栋建筑物或坠落到广场上。但随后，就像是自己冒出来的一样，天上出现了一些字，用灰黑的烟雾在粉蓝色天幕上完美绘就、令正在观看的人目瞪口呆的字。太初……上帝创造……天地 [14] ，我读着这些字，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我觉得——我希望——这是一个广告宣传。我自个儿笑了一下。正在这时，飞机朝西方，即我们所在的方向飞了回来，然后又开始翻转，最后盘旋而去。这次留下的句子更长，一直延伸到城市南边的郊区：大地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15]

有那么一刻飞机好像就要消失在天边，朝着沿海山脉或者是安第斯山脉的方向飞去，朝着南方，朝着森林的方向飞去。但它最终还是回来了。

那时候拉培尼亚体育中心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仰望天空。

一个囚犯，一个叫诺韦尔托的、快要疯了的囚犯（至少这是另一个被关押的人，一位社会党的精神病专家的诊断，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名专家在身体和精神完全正常的情况下被枪毙了），企图爬上隔在男囚和女囚的院子之间的栅栏，他大声喊这是一架梅塞施米特109，一架德国空军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1940年最好的战斗机。我看着他，看着他和其他所有的囚犯，感觉一切都沉浸于一种透明的灰色中，就好像拉培尼亚体育中心正消失在时间长河中一样。

在体育馆门口——我们晚上躺在那儿睡觉——两个看守早已停止交谈，正仰望着天空。所有的囚犯都站着，仰望着天空，忘了棋局，忘了计算可能还剩下的日子，忘了刚才的密谈。疯子诺韦尔托像只猴子一样扒着栅栏，不停地笑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回到了地球，那些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他说，他们错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轮到我们，我们智利人，多么幸运的民族啊，去迎接它，欢迎它了，他说着说着口水—一溜洁白的口水，与周围灰暗的色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洁白口水—顺着下巴流了下来，弄湿了他的衬衫领子，最后在他的胸口形成一大摊的湿迹。

飞机侧向一翼，掉头向康塞普西翁市中心飞去。上帝命令……要有光……光就出现 [16] ，我艰难地读着，也可能压根就是猜的、想象的或幻想的。在栅栏的另一边，女囚们手搭凉棚，带着一种令人感到心情沉重的平静，也在专注地看着飞机的各种举动。有那么一刻我想如果诺韦尔托想要逃走的话没人会阻止他。除了他，所有人，无论囚犯还是看守，都面朝天空，一动不动。在那以前我还从没见到过如此浓重的哀伤（或者我只是在那一刻这样认为；现在我觉得童年的某些清晨要比1973年那个迷失的黄昏更加令人感到哀伤）。

飞机又重新掠过我们的头顶。在海上画了一个圆圈，爬升，然后回到了康塞普西翁。多牛的飞行员，诺韦尔托嘟囔着，加兰德或鲁迪·拉德勒本人也没法干得更漂亮了，汉娜·赖奇也做不到，安东·沃尔格也做不到，卡尔·海因茨·施瓦策也做不到，塔尔卡的布莱梅之狼也做不到，库利科的斯图加特的碎骨也做不到，即使汉斯·马赛重生也做不到更漂亮了。之后，诺韦尔托看着我，冲我挤了挤眼睛。他的脸红通通的。

在康塞普西翁的天空留下了如下的字句：上帝看到……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 [17] 。最后的字母消失在东边那些飘到比奥比奥上空的针形云彩里。某一刻，飞机垂直爬升，逐渐飞远，直到完全消失在天空中。就像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海市蜃楼或一场梦魇。伙计，它写了什么，我听到一个来自洛塔 [18] 的矿工问道。在拉培尼亚体育中心一半的囚犯（男女都有）都是洛塔的。不知道，有人回答，但似乎挺重要的。另一个声音答道：蠢话，但他的语气中透着害怕与惊奇。体育馆门口的武装守卫增加了，现在是六个人，都在互相窃窃私语着。诺韦尔托站在我前面，双手钩在栅栏上，两只脚搓来搓去，好像要在地上碾出一个坑，他小声嘟囔：这要么是闪电战复兴，要么是我彻底疯了。你安静点，我说。我没法更安静了，我正飘浮在云端呢，他说。然后，他深深地叹了口气，似乎真的安静了下来。

这时，随着一声奇怪的咯吱声——就像有人压扁了一只巨大的昆虫或是一块很小的饼干——飞机又出现了。它再次从海上飞了过来。我看见脏兮兮的袖子下很多只手高举着指向它，我听到了叫喊声，但也可能只是空气而已。事实上，没人敢说话。诺韦尔托用力闭了下眼睛，然后又睁开，睁得大大的。我的主啊，他说，我在天的父，原谅我们兄弟姐妹的罪，原谅我们的罪。我们只是智利人，主啊，他说，我们是清白的，清白的。他的声音清晰而有力，无丝毫的颤抖。毫无疑问，我们所有人都听到了。有的人笑了起来。我听到有人在我背后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我回过身，用目光寻找说话的人。囚犯和看守的脸就像嵌在命运的轮盘上，旋转着，苍白而憔悴。诺韦尔托的脸却被固定在了轮盘的中央。这是一张正在沉入地下的可爱的脸庞，一个时而跳动几下的身影，就像一个参加弥赛亚——很久以前就已被预言的弥赛亚——的降生的倒霉预言家。飞机呼啸着从我们头顶飞过。诺韦尔托抱紧双臂，一副快要冻死了的样子。

我看到了飞行员。这次他没有打招呼，像一座石雕一样关在驾驶舱里。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夜幕很快就要覆盖一切，云彩不再是粉红色的，而是黑色的，夹杂着缕缕红丝。飞机飞到康塞普西翁上空时，那对称的机身看上去很像罗尔沙赫氏墨迹测验 [19] 里的一团墨。

这次它只写了一个词，比以前的字都要大，我估计那字恰巧位于城市的正中心：学习 [20] 。随后飞机好像摇摆了一下，就开始下降，机头朝下往某个建筑物的屋顶平台坠落了下来，就像是飞行员已经把发动机熄了火，为他所指的“学习”，或是要求我们的“学习”做出第一个范例。但很快，当最后一个字母在夜幕和晚风中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飞机停止下坠。然后它就消失了。

大家沉默了几秒钟。栅栏的另一侧，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哭泣声。

诺韦尔托面色平静，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和两个年轻犯人聊着天。我觉得那两个犯人是在向他咨询。我的上帝，他们向一个疯子咨询。我听到在背后有一些听不懂的议论。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过。两个教授在谈论一个教堂的宣传活动。哪个教堂的？我问他们。还能是哪个教堂，他们说，然后转身走了。他们不喜欢我。接着守卫清醒了，把我们赶到院子里进行最后的人数清点。在女囚们的院子里也传来集合的哨声。你喜欢吗？诺韦尔托问我。我耸了耸肩说，我只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注意到那是一架梅塞施米特了吗？如果你说是，我就信，我说。那是一架梅塞施米特飞机，诺韦尔托说，我相信它来自另一个世界。我拍了拍他的背对他说肯定是这样的。队伍开始动起来，我们回到了体育馆。他写的是拉丁文，诺韦尔托说。对，我说，但我一点儿都不懂。我懂，诺韦尔托说，我几年排印师傅不是白当的，他说的是世界的起源、意志、光和暗。Lux是光，Tenebrae是暗，Fiat是形成，要有光，明白吗？我听着菲亚特（Fiat）像是一个意大利的汽车牌子，我说。不是这样的，老兄。另外，在最后，他还祝我们大家好运呢。你这样想的？我说。是的，祝所有人，没有例外。一个诗人，我说。对，一个有教养的人，诺韦尔托说。

3

卡洛斯·维德尔在康塞普西翁天空的首场诗歌秀立马为他博得了智利一些好事者的赞赏。

很快他便被叫去做另外几场空中写诗秀。刚开始还有点遮遮掩掩的，但随后他们便坦率了起来，那种官兵们特有的坦率——他们即便不懂得欣赏却是最能慧眼识珠的。维德尔在各种活动和庆典上露面的次数因而成倍增加。在拉斯滕卡斯机场，就在夜幕即将覆盖一切之前的几分钟，在携家人观看表演的高级军官和商人——他们待嫁的女儿们爱死维德尔了，已经出嫁的则伤心得要死——的仰望下，维德尔画了一颗星，我们国旗上的那颗星，孤独地在逐渐逼近的地平线上熠熠发光。几天后，在埃尔孔多尔军用机场，在豪华凉棚里宛如集市般来来往往的各界观众的注视下，维德尔在天空中写了一首诗，一位好钻研而博学的观众将其归为“字母派”。（更确切地说：这首诗有一个伊西多尔·伊苏 [21] 绝对会赞同的开头和一个前所未有的足以被称为“大杂烩” [22] 的结尾。）其中有句诗隐晦地提及加门迪亚姐妹。他把她们称作“孪生姐妹”，用了狂风和红唇这些字眼。虽然后来有些自相矛盾之处，但能完美地解读这首诗的人还是可以看出来她们已经死了。

另一首诗里提到了一个叫帕特里斯娅和一个叫卡门的人。卡门可能就是诗人卡门·比利亚格兰，她在12月初失踪了。根据她母亲向教会调查组提供的证言，她对母亲说与一位朋友约会，然后就再没回来。她母亲追上去问与她约会的是谁。卡门在门口回答是位诗人。几年后，比维亚诺·奥赖恩调查了帕特里斯娅的身份；据他讲，帕特里斯娅就是帕特里斯娅·门德斯，十七岁，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文学社的成员，她与卡门·比利亚格兰同期失踪。这两个人的差别很明显，卡门读法文原文的米歇尔·莱利斯 [23] 的作品，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而帕特里斯娅·门德斯更年轻一些，而且是巴勃罗·聂鲁达的信徒，出身无产阶级。尽管她渴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学习教育学，但她不像卡门一样上过大学；另外，她在一家家用电器商店工作。比维亚诺拜访过她的母亲，还在一本旧的习字簿上读到了帕特里斯娅写的几首诗。在比维亚诺看来，这些诗写得很不怎么样，类似于聂鲁达最差的诗，介于《二十首情诗》和《呼吁惩办尼克松》之间的一种大杂烩，但从其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一些东西。清新，惊奇，生存的欲望。无论如何，比维亚诺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诗写得不好而被杀害，何况她还不满二十岁。

在埃尔孔多尔机场的空中表演中，维德尔写道：火之学徒们。我猜，在跑道的检阅台上观望的将军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的女朋友们或女性朋友们的代称，抑或是塔尔卡瓦诺某些妓女的绰号。然而一些跟他关系亲密的人知道维德尔是借此提及死去的女人们。但这些人对诗歌一窍不通，抑或是他们自个儿认为自己不懂。（当然，维德尔对他们说他们懂诗，比很多人，比如诗人、教授、绿洲或荒无人烟的沙漠里的人都要懂，但是他的皮条客们并不懂他的意思，或者最好的情况也仅是他们宽容地认为，维德尔中尉这么说只是拿他们开开玩笑罢了。）对他们而言，维德尔驾机所做的事情不过是一次危险的表演，各种意义上的危险，但不是诗歌上的。

那些天，维德尔还参加了另外两场空中诗歌表演，一场在圣地亚哥，他在那儿又写了几节《圣经》和《智利重生》的诗，另一场是在洛斯安赫莱斯（比奥比奥省），在那儿他与另外两名飞行员共同上天，不同的是，另外两名飞行员是民航飞行员，而且，他们比他年纪要大很多，长期从事空中广告宣传飞行。维德尔与他们一起在天上画了一面巨大的（不停晃动的）智利国旗。

人们纷纷说（在一些报纸和电台中）他能创造更伟大的英勇业绩。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他在学院的指导员表示，维德尔天生是当飞行员的料，老练，直觉力强，开战斗机和轰炸机一点问题都没有。他的一个朋友——少年时期维德尔曾在他家的庄园度过几个假期——爆料说，维德尔曾未经允许驾驶一架很大的老式派珀飞机，并把飞机降落到了一条狭窄的到处坑坑洼洼的乡镇公路上，让他的父母惊怒不已。那个夏天，可能是在1968年（在这个南半球的夏天过后没几个月，“野蛮文学”在巴黎一处简陋的门房里诞生了，这一文学运动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产生决定性影响），维德尔是在没有父母的照看下度过的。这是一个勇敢而羞涩（在他同学看来）的少年，无论什么事情，无论多么荒唐的行为，无论什么样的爆发，都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同时，他也很招周围人的喜欢。我的母亲和外婆就很喜欢他（他同学说），据她们讲，维德尔总是像刚从暴风雨中走出来一样，苍白无力，被雨水淋得骨子里都湿透了，却又很惹人喜爱。

然而，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也不乏污点：狐朋狗友，不法分子，经常出入警察局或者下流社会的寄生虫，维德尔有时会和他们一起出去——通常是在晚上——喝酒或者是到一些声名狼藉的地方鬼混。但仔细想想，问题也不过如此：一些并不明显的污点，一点都不影响他的性格和风度，更不要说影响到他的行为举止了。有些人还推测，上述某些行径在他探求知识和真理的文学道路上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一条在那些天，那些空中表演的日子里，得到了智利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肯定的道路（这点从文学价值上来讲几乎没什么意义，但在智利，从阿列塔 [24] 时期起，却是意义重大）。这位评论家就是尼卡西奥·伊瓦卡切，一个古董商，一个虔诚的每天做弥撒的天主教徒，也是聂鲁达的朋友，以前是维多夫罗 [25] 的朋友，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26] 的笔友、巴勃罗·罗卡 [27] 钟爱的攻击对象，尼卡诺尔·帕拉的伯乐（据他自己说的），总之，这是一个懂英语和法语的家伙，在70年代末死于突发性心脏病。伊瓦卡切在他的《水星报》每周专栏里写了一篇关于维德尔的特色诗歌的评论。这篇文章评论道，我们（智利的读者）看到了新时代的伟大诗人。接着，就像伊瓦卡切一贯的作风，他公开给维德尔提了一些建议，用晦涩的时而缺乏连贯的语言滔滔不绝地对《圣经》的各个不同版本进行了评论——由此我们知道了，维德尔在康塞普西翁和拉培尼亚体育中心的首次空中诗歌表演用的是拉丁文《圣经》——正如维德尔本人在一次晚间电话长谈中亲口对他说的，伊瓦卡切说——，这个版本由尊敬的费利佩·斯西奥·德·米盖尔 [28] “根据圣父和天主教释经者的旨意”翻译成西班牙语，由加斯帕尔和罗伊格出版社于1852年在马德里分卷出版。伊瓦卡切在电话里问他为什么不用尊敬的斯西奥神父的翻译版本，维德尔的回答是：拉丁文能更好地镶嵌在天空中；而事实上，维德尔应该是用了“砌入”这个词，拉丁文能更好地砌入天空。然而这也并未能阻止他在其后的一些空中表演中使用西班牙语。他也没忘了博尔赫斯提及的几个《圣经》版本，甚至还提到了雷蒙多·佩列格里翻译成西班牙语并于1875年在瓦尔帕莱索出版的《耶路撒冷圣经》，伊瓦卡切说这个《圣经》版本不好，它预言了那场几年后爆发的智利与秘鲁和玻利维亚联军对峙的太平洋战争并使之提前爆发。关于建议，伊瓦卡切提醒年轻的诗人“过早获得荣誉”的危险，以及先锋文学的欠缺之处——它“有可能混淆诗歌与绘画和戏剧，或者更确切地说，与造型艺术和戏剧艺术的界限”。他还提醒诗人必须时刻不忘提高自身的素养。总之，伊瓦卡切建议维德尔不要停止阅读。要多读书，年轻人，他好像是这么说的，读英国诗人，读法国诗人，读智利诗人，读奥克塔维奥·帕斯 [29] 。

伊瓦卡切的赞文，这位丰产文学评论家关于维德尔的唯一的一篇文章，配有两幅照片。第一张上可以看见一架飞机，也许是一架轻型飞机，飞行员站在跑道中央，隐约可见周围很简陋，可能是军用机场。照片是远距离拍摄的，因此维德尔的面容有些模糊不清。他身着带毛领的皮外套，戴着智利空军的大盖帽，穿着牛仔裤，脚蹬一双与裤子配套的靴子。照片标题为：卡洛斯·维德尔中尉在洛斯穆雷洛斯空军基地。第二张照片中可以看到——因为并不清晰，更多的是猜测——诗人在洛斯安赫莱斯勾画出壮观的智利国旗后写在天空中的一些诗句。

不久前我已经从拉培尼亚体育中心出来了，如同在那儿待过的大多数人一样，被无罪释放。头几天我待在家哪儿也没去，宅到甚至让父母感到不安的地步，还遭到了我两个小弟弟的嘲笑，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是胆小鬼。一个星期后，比维亚诺·奥赖恩来看我。当我们两个单独在我房间的时候，他告诉我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大学把我们开除了。坏消息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失踪了。我对他说他们可能被捕了或者离开了，就像加门迪亚姐妹一样，去乡下了。不是，比维亚诺说，孪生姐妹也已经失踪了。说到“孪生姐妹”的时候他嗓音沙哑。接下来的事情很难解释（尽管在这个故事里一切都很难解释），比维亚诺突然扑到我怀里（字面意义上的）——当时我坐在床脚——在我胸前失声痛哭起来。一开始我还以为我给了他某种打击。但很快我就意识到，毫无疑问，我们再也见不到加门迪亚姐妹了。然后比维亚诺站起来，走到窗边，很快恢复了镇静。所有一切都是猜测，他背对着我说。是，我答应着，不知道他指什么而言。还有第三个消息，比维亚诺说。好的还是坏的？我问。你想不到的，比维亚诺答道。说吧，我说，但马上我又跟了一句：别，等等，让我吸口气——就好像说让我最后看一眼我的房间，我的家，还有我父母的脸。

那天晚上我和比维亚诺去看胖妞波萨达斯。乍一看她好像跟从前一样，甚至更好，更加地兴奋。她异常活跃，不停地走来走去，搞得和她待在一起的人也神经紧张。她没有被学校开除。生活还是老样子。必须找点事做（为了不让自己发疯，做什么事都行，比如半个小时内把花瓶换五次位置），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找到事情积极的一面，也就是说，一个一个地面对各种情况，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同时面对所有情况。要成熟起来。但很快我们便发现胖妞其实是在害怕。她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恐惧。我看到阿尔韦托了，她对我说。比维亚诺点了点头，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但我觉得他对事情在某些方面的真实性存有疑问。他给我打过电话，胖妞说，他想让我去他家看他。我对他说他从来都不在家里。他问我怎么知道的，然后就笑了。我在他的话语中能觉察到他的闪烁其词，但阿尔韦托从来都有点神秘，我对此也就没太在意。我去看了他。我们约了个点儿，然后我就到了那儿，准时到的。房子是空的。鲁伊斯–塔格莱不在？在，胖妞回答道，但房子里空荡荡的，一件家具都没有。你在搬家，阿尔韦托？我问他。是的，胖妞，他说，看得出来吗？我当时非常紧张，但我强作镇定，跟他说最近所有人都在离开。他问我所有人指谁。迭戈·索托，我说，他离开康塞普西翁了，还有卡门·比利亚格兰。我也提到了你（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你躲哪儿去了，还有加门迪亚姐妹。你没提我，比维亚诺说，关于我你什么都没有说。没有，关于你我什么都没说。阿尔韦托对你说什么了？胖妞看了我一眼，那时候我才注意到她不光聪明，而且很壮实，我还注意到她受尽了折磨（不是因为政治问题，胖妞受折磨主要是因为她那超过八十公斤的体重，因为她从一个与舞台隔离的包厢里观看了那场演出，那场关于性和鲜血，还有爱情的演出，与世隔绝，身陷牢笼）。他说耗子总是在逃跑。我不确定自己刚才是否听到了这句话，就问他：“你刚才说什么？”然后阿尔韦托转过身，脸上带着大大的微笑看着我。这一切都结束了，胖妞，他说。那时候他让我感到害怕，我和他说别神神秘秘的，给我讲点有趣的东西。别说蠢话了，操你妈的，和你说话的时候你得回答我。我从来都没这么粗俗过，胖妞说。阿尔韦托像条毒蛇一样。不，更像埃及的法老。他只是笑着并继续盯着我看，虽然我几度觉得他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走动。但他既然安静地待着又怎么能走动呢？加门迪亚姐妹都死了，他说。比利亚格兰也死了。我不信，我说。为什么她们会死呢？你是想吓唬我吗，混蛋？所有的女诗人都死了，他说，这是事实，胖妞，你最好相信我。我们当时坐在地上。我坐在角落里，他坐在客厅中央。我发誓我当时觉得他会扑过来打我，突然地，出其不意地抓住我，扇我的耳光。有那么一刻我想我都要失禁了。阿尔韦托的目光一直盯在我身上。我想问他想对我做什么，张开口声音却无法挤出来。你别再编故事了，我嘟囔着。阿尔韦托没有听我说话，好像还在等谁一样。我们有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不知不觉地，我已经合上了眼睛。当我睁开眼的时候，阿尔韦托就倚在厨房的门上，注视着我。胖妞，你睡着了，他对我说。我打呼噜了？我问他。是的，他回答，你打呼噜了。到那时我才发现阿尔韦托感冒了。他手里拿着一条很大的黄手绢，还用它擤了两回鼻涕。你感冒了，我笑着冲他说。你可真坏，胖妞，他说，我只是着了点凉。是可以离开的时候了，于是我起身对他说我已经太麻烦他了。对我来说你从来都不是麻烦，他说，你是为数不多的能理解我的姑娘之一，胖妞，我应该感谢你。但今天我没茶没酒也没威士忌，什么都没有。你都看见了，我正在搬家。当然，我说。我摇了摇手和他表示再见——这是我在室内不常用的告别方式，只有在外面的时候才会用，然后我就离开了。

加门迪亚姐妹到底怎么了？我问。我不知道，胖妞从回忆中回过神来回答道，你怎么会觉得我知道呢？为什么他对你什么都没做？比维亚诺问。因为我们确实是朋友吧，我猜，胖妞回答。

我们又继续聊了好一会儿。Wieder（维德尔）这个词，据比维亚诺和我们讲，是“再一次”、“重新”、“第二次”的意思，在某些上下文背景中有“一次又一次”的意思，在指将来的句子中有“下一次”的意思。而根据他的朋友，前康塞普西翁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学生安塞尔莫·圣胡安对他说的，从17世纪开始，副词Wieder才和宾格前置词Wider在正字法上区别开来，以便更好地区分其词义。Wider，在古代德语中写成Widar和Widari，是“反对”、“面对”的意思，有时候也有“对于”的意思。他随便举了几个例子：Widerchrist，“反基督”；Widerhaken，“钩子”，“铁钩”；Widerraten，“劝阻”；Widerlegung，“辩护”，“反驳”；Widerlage，“堤岸”；Widerklage，“反诉”，“反检举”；Widernatürlichkeit，“怪异”，“离谱”。所有这些词他觉得都很能说明问题。言归正传，他甚至说，Weide有“垂柳”的意思，We.den意思是“放牧”和“照料吃草的动物”，这让他想起了席尔瓦·阿塞韦多 [30] 《狼和羊》的诗，以及一些人力图在这位诗人身上挖掘出来的预言家身份。甚至We.den也指在观看激起我们的性欲和/或我们的性虐倾向的物体时的那种病态的兴奋。当时比维亚诺看着我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们俩也看着他，三个人都安安静静的，手握在一起，好像在思索或祈祷一样。接着，他又回到了维德尔的话题上，万分疲惫，万分恐惧，似乎时间如同地震一样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他指出飞行员维德尔（Wieder）的爷爷应该是想给他取名Weider的，而本世纪初移民局办公室的一次书写错误把Weider变成了Wieder。这很有可能，当然，前提是他不叫Bieder，“正直”和“谦虚”的意思，因为唇齿音“W”和双唇音“B”听起来还是容易混淆的。他还想起来名词Widder有“白羊座”和“白羊宫”的意思，到此大家可以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

两天后，胖妞打电话给比维亚诺说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就是卡洛斯·维德尔。她从《水星报》的照片上认出他来了。但就像比维亚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后指给我看的，这事儿相当不靠谱，因为照片很模糊，可信度不高。胖妞是基于什么认出他来的？基于第七感，我觉得，比维亚诺说，她坚信从姿态上认出了鲁伊斯–塔格莱。不管怎样，那时候鲁伊斯–塔格莱已经永远地消失了，我们唯有维德尔来让我们悲惨的日子有点儿意义。

那时比维亚诺找到了在一家鞋店当售货员的工作。鞋店位于靠近市中心的一个街区，生意不好不坏，附近有些廉价书店，都逐渐干不下去关门了，还有一些便宜的小饭馆，里面的招待员在大街上拉客，那忽悠人的话说得是天花乱坠，另外还有几家灯光昏暗的狭长的服装店。当然，我们再也没有文学社可去了。有时比维亚诺会跟我谈谈他的计划：他想用英文创作流传在爱尔兰原野上的寓言故事，还想学法语，至少能读原文的司汤达的作品，他幻想着把自己关在司汤达的世界里，任岁月流逝（尽管他自己也自相矛盾，说用这样的方式读夏多布里昂 [31] ——19世纪的奥克塔维奥·帕斯——还有可能，但读司汤达是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最后，他还想写本书，一本美洲纳粹文学选集。一本巨著，有一次我去鞋店门口找他的时候他说，它将涵盖我们这个大陆上纳粹文学的所有表现形式，从加拿大（在那儿魁北克人引起了很大反响）到智利——在这个国度他肯定能找到不同风格的各种潮流。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卡洛斯·维德尔，他如同集邮爱好者那样，满怀热情一心一意地把所有出现的与维德尔及其作品相关的资料收集了起来。

如果我记得没错，1974年就这样溜走了。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里，我们从报上得知，卡洛斯·维德尔在一些私人企业的赞助下正在进行一次南极之旅。旅途很艰难，中途停了很多次，每降落一地维德尔都会在天空写上他的诗。他的崇拜者们说，对智利种族而言这是新铁器时代的诗歌。比维亚诺时刻关注着这次旅程。老实讲，就我个人而言，我对那个空军中尉会做什么或不再做什么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有一次，比维亚诺给我看了张照片：这张比原来胖妞认出来鲁伊斯–塔格莱的那张要清楚很多。确实，维德尔和鲁伊斯–塔格莱长得很像，但我那时一门心思地想离开智利。有一点毫无疑问，无论是照片还是宣言，那个如此慎重、如此克制、如此招人喜欢的捉摸不定（甚至是如此有自学者特征的）的鲁伊斯–塔格莱已经没有丝毫痕迹了。维德尔是信心和勇敢的化身。他谈论诗歌（不是智利诗歌或拉美诗歌，只是诗歌而已），其权威性足以折服任何对话者（虽然我必须指出来当时维德尔的谈话对象是拥护新制度的记者，他们没有能力和一个智利空军军官作对），虽然从他的谈话笔录可以看出这篇讲话里面充满了新词，很多语言表达方式也很笨拙，而这在我们尚不完美的语言里是很自然的，但可以看出来这也是一篇充满力量的讲话，其措词纯正，明快自然，体现出了一种坚定不移的意志。

开始最后一段行程之前（从蓬塔阿雷纳斯 [32] 到阿图罗·普拉特南极基地），大家在这座城市的一家餐厅为他举办了晚宴。据说，维德尔喝多了，打了一位水手的耳光，因为这个水手没有对一位女士保持应有的尊敬；关于这个女人流传着很多种说法；大家能达成一致的一点是晚宴组织者没有邀请她，参加晚宴的人也没人认识她；她能出现在那儿唯一讲得通的理由是她是自己溜进来的或是和维德尔一起来的。维德尔称她为“我的夫人”或“我的小姐”。那女人二十五岁左右，高个，黑头发，身材匀称。在晚宴中，可能是在上饭后甜点的时候，她冲维德尔喊：卡洛斯，明天你会死！这让所有人都觉得真是太鲁莽了。后来就发生了水手事件。然后是讲话致词，第二天早晨，在睡了三四个小时后，维德尔飞到了南极。飞行中意外频发，不止一次那位陌生女人——客人们再也没有见过她——的话就要应验了。当回到蓬塔阿雷纳斯以后，维德尔表示最大的危险是寂静。在故作惊讶或真感到惊讶的记者面前，维德尔解释说，奥尔诺斯角的海浪是寂静的，它们朝机腹伸出巨舌，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它们就像巨大的梅尔维尔的白鲸或是无数断掉的触手，不停地试图触碰到他，但它们始终是寂静的、沉默的，就好像在那样的纬度，声音只是人类特有的。寂静好像麻风病，维德尔说，寂静好像共产主义，寂静也像一面有待填满的洁白屏幕。如果你填满这面屏幕，那么任何坏事都不会降临到你头上。如果你是纯洁无瑕的，那么任何坏事都不会降临到你头上。如果你无所畏惧，那么任何坏事都不会降临到你头上。按比维亚诺的说法，那是在描写一个天使。一个极具人性的天使？我问他。不，他妈的，比维亚诺回答，我们厄运的天使。

在阿图罗·普拉特空军基地明澈的天空上，维德尔写下了“南极是智利”这句话，并被摄像和拍照留念。他还写了其他一些诗句，关于白色和黑色，关于冰，关于神秘，关于祖国的微笑，一个率真、优雅、精心描绘的微笑，一个像一只眼睛一样的微笑——实际上，它在看着我们。随后维德尔回到了康塞普西翁，再后来他去了圣地亚哥，在那儿上了电视（我被迫看了这个节目，比维亚诺住的公寓里没有电视，就到我家来看了），是的，卡洛斯·维德尔就是鲁伊斯–塔格莱（他可真不要脸，给自己起名叫鲁伊斯–塔格莱，比维亚诺说，他倒是找了个好姓），但他又不像是鲁伊斯–塔格莱，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我家的电视是黑白的（我父母很高兴比维亚诺能来家里看电视并和我们共进晚餐，好像他们预感到我要走了，不会再有他这样的朋友了），因而卡洛斯·维德尔在电视上是一副苍白的样子（一种镜头上的苍白），看起来很像曾经的鲁伊斯–塔格莱的影子，也像很多其他人的影子、其他人的脸庞，像其他的飞行员的鬼魂，他们驾驶着疯子诺韦尔托在深沉的夜幕下所说的梅塞施米特型战斗机，从“二战”中逃出的梅塞施米特飞行小队，也从智利飞往南极，又从南极飞回智利。但我们知道，维德尔并没有编队飞行。维德尔驾驶着一架小飞机，独自飞行。

4

胡安·斯泰因，我们的文学社社长，他的经历就像那些年的智利一样离奇夸张。

他生于1945年，政变发生时他已经出了两本书，一本在康塞普西翁（500册）出版的，另一本在圣地亚哥（500册），两本书加起来不超过50页。他的诗很短，就像他那一代大多数的诗人一样，受到了尼卡诺尔·帕拉和埃内斯托·卡德纳尔 [33] 的影响。此外，尽管比起豪尔赫·泰列尔他更愿意推荐我们读里恩，但是他本人却受到了泰列尔的家园诗的影响。他的品位很多时候与我们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他不欣赏豪尔赫·卡塞雷斯（我们非常崇拜的智利超现实主义诗人），也不喜欢罗萨梅尔·德尔·巴列 [34] 和安吉塔 [35] 。他喜欢佩索阿·贝利斯 [36] （他甚至能背诵佩索阿的某些诗篇）和马加良斯·莫雷 [37] （因其轻浮，读者需经常读布劳略·阿雷纳斯 [38] 的诗来调节一下），还有巴勃罗·德·罗卡的关于地理和烹饪的诗歌（我们——当我说我们的时候，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只是指比维亚诺·奥赖恩和我，至于其他人，我早已忘记了他们在文学上的爱与憎——就像躲避深坑一样能躲则躲，也因为一直以来我们更爱读拉伯雷的作品），以及聂鲁达的爱情诗和《大地上的居所》（这本书让我们，我们这些从很幼小的童年时起就感染了聂鲁达炎症的人，皮肤过敏甚至长湿疹）。前面提到的帕拉、里恩和泰列尔是我们都喜欢的诗人，虽然对他们的某些作品中的某些方面我们之间也存在细小的差别或者持保留意见（《器械》的出现让我们感到很兴奋，斯泰因却感到生气和困惑，他甚至为此给年老的尼卡诺尔写了一封信，指责他在拉美革命斗争那样一个关键的时刻讲的一些笑话；帕拉在印有《器械》的明信片背面作了答复，告诉他别紧张，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没人会去读这首诗。据我所知，斯泰因精心保存着这张明信片），我们还喜欢阿曼多·乌里韦·阿尔塞 [39] ，贡萨洛·罗哈斯 [40] 和一些与斯泰因同代的诗人，即生于40年代的那些诗人，我们与他们的交往更多是缘于现实距离上的接近而不是美学观念上的一致，但他们也许是给我们影响最大的人。胡安·路易斯·马丁内斯 [41] （在我们看来他好似一个迷失在国内的小小的指南针），奥斯卡·哈恩 [42] （他生于30年代末，也属于这代诗人），贡萨洛·米连 [43] （有两次他在诗社给我们朗诵他的诗，都很短，但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诗），克劳迪奥·贝尔托尼 [44] （他几乎可以算是我们这一代的了，生于50年代的这一代），海梅·克萨达 [45] （有天他和我们喝酒喝醉了，就跪在地上，醉醺醺地大声祷告），瓦尔多·罗哈斯 [46] （他是最先远离当时很流行的“简单诗歌”——帕拉和卡德纳尔的牙慧——的人之一），当然，还有迭戈·索托。对斯泰因来说，索托是他那一代中最好的诗人，对我们来说，他是最好的两个诗人之一。另一个是斯泰因。

我和比维亚诺去过斯泰因家很多次。那是一所位于火车站附近的小房子，斯泰因还是康塞普西翁大学的学生时就租了下来，当他成了这所大学的老师后，他还是保留了这处房子。房子里到处都是地图，而不是书，这是我和比维亚诺的第一个感觉。房子里书很少（相较而言，迭戈·索托的家就像一个图书馆），却有非常多的地图。智利地图，阿根廷地图，秘鲁地图，安第斯山的地图，一张我后来再没见到过的由一个美国新教教堂出版的中美洲公路地图，墨西哥地图，征服墨西哥路线图，墨西哥革命路线图，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地图，一张英国铁路图和一张英国文学之旅的火车线路图，希腊和埃及地图，以色列和近东地图，古耶路撒冷和现代耶路撒冷城市地图，印度和巴基斯坦、缅甸、柬埔寨地图，一张中国山川河流地图和一张日本神道庙宇地图，一张澳大利亚沙漠地图和一张密克罗尼西亚地图，一张复活节岛地图和一张智利南部城市蒙特港地图。

就像那些热切期盼旅行却又从未踏出过国门的人一样，他有很多地图。

在地图旁边，有两张镶在镜框里的照片挂在墙上。两张都是黑白照。一张是一男一女坐在家门口。男的像胡安·斯泰因，淡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周围有着深深的黑眼圈。他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父母。另外一张是张肖像——一张证件照——一位叫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苏联红军大将。斯泰因说他是“二战”时期最杰出的将领。比维亚诺对这些事比较了解，提到了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瓦杜丁、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但斯泰因坚持己见：朱可夫太锋芒毕露而且冷酷；科涅夫不近人情，可能是妓女的儿子；罗科索夫斯基本身有才干但更多是依靠朱可夫的鼎力相助；瓦杜丁是个好将军，但也比跟他对阵的德国将领好不到哪儿去；马林诺夫斯基可以说和他差不多；反正没人能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相媲美（如果把朱可夫、瓦西列夫斯基和装甲部队那三位最优秀的指挥官合成一人还差不多）。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有天赋（如果在战争艺术上也有天赋这一说的话），他受到所有属下的拥戴（他们给了他作为士兵能够给予一位将军的最大的爱戴），此外，他很年轻，是当时指挥军团（在苏联称为“方面军”）作战的将军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牺牲在前线的少数几个高级指挥官之一，那是在1945年，苏联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当时他才三十九岁。

很快我们就明白了，联系着斯泰因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不仅仅是前者对这位苏联将军战略和战术才能的崇拜。一天下午，我们聊起政治，我们问他，作为托洛茨基分子，他如何能低声下气地向苏联使馆索要将军的这张照片。我们是玩笑似的打趣他，但斯泰因没听出来这是个玩笑，他真诚地坦白说这张照片来自他母亲的礼物，他母亲是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堂妹。作为英雄的直系亲属在很多年前向苏联使馆要了这张照片的人是她。当他离家来康塞普西翁上大学时，母亲给了他这张照片，除此之外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说。然后他谈起了苏联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家族，他们是非常贫困的乌克兰犹太人，命运使他们散落到世界各地。我们也弄明白了：斯泰因的母亲的父亲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的父亲的兄弟，因此他是将军的外甥。我们原本就很崇拜斯泰因，甚至可以说是无条件地崇拜他，而自从得知了这些之后，我们对他更是崇拜得无以复加。而关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曾任一个装甲师的师长，他指挥的坦克第28师在波罗的海沿岸和诺夫哥罗德 [47] 等地进行了艰苦的防御战，然后被授命指挥一个军团（在苏联军事术语中等同于一个师），在沃罗涅日地区战斗，该兵团隶属第60集团军（在苏联军事术语中等同于一个军团），直至1942年在纳粹德国的进攻中该集团军指挥官被免，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受命指挥该集团军，成了最年轻的指挥官，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与不快。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在他尊敬和景仰的瓦杜丁（当时指挥沃罗涅日方面军，在苏联军事术语中等同于一个集团军，我想我已经说过了）麾下作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第60集团军打造成一部常胜的战争机器，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前进再前进，随后又踏足乌克兰国土，英勇向前，无人能敌。1944年，他被擢升为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在1944年的进攻中，苏军主要是因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才得以摧毁包括四个德国集团军在内的中央军团，这也许是德国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最重的打击，这打击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或者诺曼底登陆还要严重，比眼镜蛇行动或第聂伯河战役（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也参加了那场战役）还要严重，比阿登反击战或者库尔斯克会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也参加了那场战役）还要严重。我们还了解到，在参加巴格拉季昂行动（摧毁了德国中央军团）的苏联军队中，远途奔袭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表现突出，该军狂飙突进，其行军速度和纵深挺进前所未见，是第一支抵达东普鲁士的军队。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幼年父母双亡，寄居在不是自己家的家里，和不是自己家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像其他犹太人一样遭受嘲弄和屈辱，但最终他向看不起他的人证明了，他不仅和他们一样，而且比他们要好得多。童年时，他亲眼目睹了彼得留拉（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追随者在韦尔博沃村（那是个小山村，白色的小房子三三两两地散落在柔缓的小山坡上）严刑拷打并企图杀害他父亲。他的少年时期遭受的苦难可以媲美狄更斯和马卡连柯的遭遇。战争中，他失去了他的兄弟亚历山大，大家把这一噩耗对他隐瞒了整整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因为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当时正在指挥他的另一次进攻。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一条公路上。他获得了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过一枚列宁勋章，四枚红旗勋章，两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一枚一级库图佐夫勋章，一枚一级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以及无数的、数也数不清的奖章。在苏联政府和党的倡议下，在维尔纽斯和文尼察竖立了很多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纪念碑（在维尔纽斯的纪念碑今天肯定已经不存在了，文尼察的可能也已经被损毁了）。前东普鲁士的因斯特堡市现在为纪念他，改名为切尔尼亚霍夫斯克。位于托马舒夫斯基区韦尔博沃村的集体农庄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今天甚至都已经不存在集体农庄了）。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将军，位于切尔卡塞地区乌玛斯基区的奥克沙尼诺村竖起了一座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青铜半身像（我用一个月的工资打赌那座青铜像已经被换掉了；现如今的英雄是彼得留拉；谁知道明天又会是谁呢）。总之，就像比维亚诺引用帕拉的那句话所说的：世间荣耀竟如此下场，荣耀没了，世界没了，连个可怜的香肠三明治都没了。

但确确实实，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肖像，用一个华丽的镜框装裱着，被挂在那儿，在胡安·斯泰因的家里，这一点可能比他那些半身雕像和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俄罗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和无数坑洼不平铺着柏油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路更为重要（我甚至敢说要重要得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珍藏这张照片，斯泰因对我们说，肯定是因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位有点重要性的犹太将军，也因为他悲剧性的命运，最大的可能还是因为这是我离家时母亲送给我的——就像一个谜语：我的母亲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送了我这张照片。她这样做是想告诉我什么？照片作为礼物是一个宣言还是对话的开始？等等诸如此类。对加门迪亚姐妹来说，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照片给她们的感觉更多的是可怕，她们更愿意看到挂上一幅勃洛克 [48] 的肖像，她们觉得这位才是真正的好小伙，或者挂一幅马雅可夫斯基 [49] 的照片——那是一个理想的情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一个在智利南部教文学的外甥应该干什么呢？有时候，尤其是喝醉了的时候，斯泰因会问自己。有时候斯泰因也说要用那个相框来放他手里一张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 [50] 穿着乡村医生行头的照片。照片上的威廉姆斯手里提着黑色手提箱，像双头蛇一样突出来的听诊器几乎就要从破旧却舒适御寒的外套口袋里掉出来。他走在一条长长的寂静的人行道上，两边是漆成或白、或绿、或红的木栅栏，木栅栏后面隐约可见一个个小院子或者一小片一小片的草坪——上面还有一台割到一半扔在那儿的刈草机。他戴着一顶黑色的窄檐帽，牙齿很干净，几乎可以说是闪闪发光了——一种既不过分也不极端，既不非常欢乐也不过于悲伤，而是高高兴兴的（也许是因为他穿着外套走路暖暖和和的，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他即将诊治的病人不会死亡）光亮，安静地走在一个冬日的六点时分。

但斯泰因从未用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照片换下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照片。至于这张威廉姆斯的照片是不是真的，诗社的一些成员，包括斯泰因本人有时也持保留意见。加门迪亚姐妹认为，较之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照片上的人更像是乔装打扮（不一定是扮成医生）的杜鲁门总统在家乡的街道上微服私行。比维亚诺则认为这不过是一张手法熟练的合成照片：脸是威廉姆斯的，身体是另一个人的，也许确实是一位乡村医生的，背景则是七拼八凑成的，木围栅来自一张照片，草坪和刈草机来自另一张，还有栅栏和刈草机上的小鸟，黄昏亮灰色的天空，所有这一切来自八九张不同的照片。斯泰因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尽管他承认这些猜测都很有可能是真的。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把它称为“威廉姆斯医生的照片”，并没有撕毁它（有时他也把它叫做诺曼·罗克韦尔医生的照片或威廉·罗克韦尔医生的照片）。毫无疑问，这是斯泰因最珍爱的物品之一，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斯泰因很穷，他拥有的东西很少。有一次（我们在讨论美与真），贝洛尼卡·加门迪亚问他既然他已经几乎可以肯定照片中的人不是威廉姆斯，那么他看重的是照片中的什么呢？我喜欢这张照片，斯泰因坦诚地说，我愿意相信照片中的人就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但我尤其喜欢的是，过了一会儿他补充道——当时我们已经专注于葛兰西 [51] 了——照片中的宁静，还有那种确信，确信威廉姆斯正在做他的工作，正在安静的小路上不慌不忙地走着去工作。后来，当我们谈论法国诗人和巴黎公社的时候，他甚至还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他小声地嘟囔着，我想没人能听见他这句话。

政变后，斯泰因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比维亚诺都以为他死了。

事实上，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布尔什维克犹太混蛋遇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一天下午，我和比维亚诺到了他家附近。我们害怕去敲他家的门，因为我们固执地认为他家会被监视，甚至觉得会出来一个警察给我们开门，请我们进去，然后再也不让我们出来。于是我们在他家门口逡巡了三四次，因为没有看到灯光，我们就带着沉重的愧疚感和隐秘的轻松感离开了。一星期后，我们俩沉默着，再次经过了斯泰因的家。我们敲了门但没人开门。一个女人从隔壁房子的窗户飞快地瞥了我们一眼，这场景让我们想起几部电影里模糊的片段，斯泰因家和整条街道带给我们的孤独和被抛弃的感觉也愈发强烈。第三次我们去的时候一位年轻女子为我们开了门，她身后跟着两个不超过三岁的孩子：一个能走了，另一个还在爬。她和我们说，现在她和她丈夫住在那儿，她不认识之前的房客，如果我们想了解情况可以去找房东。这是位和蔼的女士，她把我们让进屋并要给我们倒茶，我和比维亚诺婉拒了。不打搅了，我们说。地图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照片都从墙壁上消失了。是你们很要好的朋友，突然就走了，没有通知你们？女人微笑着问。对，我们回答，差不多是这样。

不久之后我永别了智利。

我不记得当我收到比维亚诺的一封非常短的信时是住在墨西哥还是法国了，这封像电报一样的信写得像谜语，甚至可能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快乐的比维亚诺），信中附了一则剪报，也许是圣地亚哥的某份日报。剪报影射了几个“智利恐怖分子”，他们经哥斯达黎加进入尼加拉瓜和桑地诺阵线的军队协同作战。其中一个就是胡安·斯泰因。

从那时起，斯泰因的消息就从未断绝过。他像个幽灵一样，在所有发生战斗的地方，在那些拉丁美洲人——绝望的、高尚的、疯狂的、勇敢的、可恶的拉丁美洲人——最后一次（却注定失败）努力摧毁，重建，然后再次摧毁现实的地方，出现又消失。我在关于攻占尼加拉瓜南部城市里瓦斯的一部纪录片中看到了斯泰因，他的头发剪短了，乱糟糟的，比以前更瘦了，穿着半像军人半像大学教授的夏装，抽着烟斗，眼镜也断了，用一根金属丝绑着。比维亚诺给我寄了一张剪报，上面说斯泰因和另外五名原智利左派革命运动党的成员正在安哥拉参加抵抗南非的战斗。后来，我收到两页某份墨西哥杂志的影印件（当时我肯定在巴黎），上面谈及在安哥拉的古巴人同几个国际主义团体之间的区别，其中提到了两位智利冒险家，他们是一个叫“飞行智利人”团体唯一的生存者（这是他们自己的话，与记者的谈话肯定是在罗安达的一间酒吧里，因此我猜他们当时应该都醉醺醺的了），这个团体的名字让我想起了“人鹰”马戏团和他们每年在智利南部没完没了的巡回演出。当然，斯泰因是这个左派革命运动党幸存的成员之一。我猜他是从那儿去的尼加拉瓜。在尼加拉瓜他几度踪迹全无。他曾是中尉，在游击队的一名神父指挥官手下，那位神父在攻占里瓦斯的战斗中牺牲了。后来他指挥着一个营或一个旅，担当个什么副首领，抑或是负责在后方训练新征召的年轻士兵。胜利进驻马那瓜的那群人中没有他。他一度再次失踪。据说他是巴拉圭谋杀索马萨团伙的领导成员之一。据说他在哥伦比亚打游击。甚至有人说他回到了非洲，在安哥拉或莫桑比克或纳米比亚打游击。他始终身处险境，就像牛仔电影中那样，只是尚未中弹倒下。但他还是回到了拉美，在马那瓜定居了一段时间。据比维亚诺说，他的笔友，一位阿根廷诗人，曾和他描述，他（一个叫迪·安赫利的）在马那瓜文化中心组织的一次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诗歌朗诵会上，有位参会者，“一个金发、高个、戴眼镜的家伙”，针对智利诗歌以及他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些诗歌来诵读（包括迪·安赫利在内的一些组织者，因政治原因拒绝把尼卡诺尔·帕拉和恩里克·里恩的作品包含在内）发表了评论，总之，他对朗诵会组织者很不满，起码是对智利抒情诗部分很不满，当然他语气很和平，并不激烈，可以说是——迪·安赫利说——带着嘲讽还有一点的疲惫和忧伤，谁知道呢。（顺便说一下，这个迪·安赫利是比维亚诺从他在康塞普西翁的鞋店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无数书信渠道中，最无耻、犬儒和有趣的家伙之一；这是个典型的左翼野心家，然而，他时刻准备着为他的各种疏忽和过分的行为道歉；按比维亚诺的说法，他的过失包罗万象，他的悲剧人生在斯大林时代无疑都够得上作为流浪汉小说巨著的原型了，而在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却仅此而已，悲剧的生活，充满微不足道的人和事，一些甚至都没有恶意的行动。如果在右派的话他应该能混得更好点，比维亚诺说，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迪·安赫利之流在左翼阵营中数不胜数；至少，他说，他还没有染指文学评论。但一切都会朝前走。果真，在可怕的80年代，我重新浏览了某些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杂志，找到了几篇迪·安赫利的评论文章。我想他已经成功了。在90年代我没有再看到过他的文章，但我阅读的杂志也在日益减少中。）问题是斯泰因回到了美洲。比维亚诺说，就是那个康塞普西翁的胡安·斯泰因，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那个外甥。有段时间，也就一声长叹的时间吧，他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如上述提到过的南锥体国家诗歌朗诵会上，画展上，和埃内斯托·卡德纳尔一起（两次），在剧场的文艺演出上。后来他消失了，没人再在尼加拉瓜看到过他。他走得不太远。有人说他参加了危地马拉游击队，另一些人肯定他在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下战斗。我和比维亚诺一致认为，以此命名的游击队值得拥有斯泰因在其中效力，即使斯泰因可能真的亲手杀了（距离让他的残暴和冷酷被夸张和扭曲了，就像是好莱坞电影中的人物一样）害死罗克·达尔顿 [52] 的主谋。你怎么能在同一个美梦或噩梦中协调好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外甥、智利南部丛林中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和那些趁着罗克·达尔顿睡觉时杀害了他（只是为了结束争论，觉得这样有益于他们的革命）的婊子养的家伙们之间的关系呢？这不可能。但事实是斯泰因确实在那里。他参加了几次进攻和偷袭，然后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里，他失踪了，这次是永远的失踪了。那时候我已经移居西班牙，做着一份无聊的工作，没有电视，也不常买报纸看。比维亚诺说，在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阵线最后一次进攻中他遇害了，这次进攻占领了圣萨尔瓦多市多个街区，被媒体广为报道。我记起在巴塞罗那的酒吧里吃饭或喝酒时曾看到了这场遥远战争的几个片断，但当时虽然大家看着电视，酒吧里谈话的声音和此起彼伏杯盘碰撞的声音却让人什么都听不见。甚至记忆中留存的那些影像（战地记者拍下的画面）也都是模糊不清的片段。我记得清楚的只有两件事：圣萨尔瓦多街道上的街垒，简单异常，与其说是街垒不如说是射击点；还有一位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司令矮小、黝黑、健壮的身影，他让大家称呼他为阿基里斯司令或尤利西斯司令，在接受电视媒体采访不久后就遇害了。比维亚诺说，所有指挥那场没有希望的进攻的指挥官都以希腊英雄或半神为名。斯泰因的名字会是哪个呢？帕特罗克罗斯司令、赫克托尔司令还是帕里斯司令？我不知道。肯定不会是埃涅阿斯，也不会是尤利西斯。战斗结束后，在搜集尸体时，有一具是金发高个的。在警方档案中载有一段简单的描述：臂部和腿部有疤痕，均属旧伤，右臂有刺青，是一个探爪的雄狮。刺青文得很好，上帝作证，真是一件艺术品，这在萨尔瓦多是做不出来。在警方调查局，这位陌生的金发男人名字叫哈科沃·萨沃汀斯基，阿根廷公民，前人民革命军成员。

很多年后，比维亚诺去蒙特港找寻胡安·斯泰因的老家。他没找到叫这个姓氏的人，接近的有一个叫斯通的、两个叫斯泰纳的以及三个属于同一家族的叫斯泰恩。他马上就排除了斯通这个姓氏，拜访了那两位叫斯泰纳和三个叫斯泰恩的。斯泰恩家能给他提供的信息很少，他们不是犹太人，没听说过什么斯泰因家族或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他们问比维亚诺他是不是犹太人，还问回答了问题给不给钱。我想，那个时候蒙特港彻底进入了经济增长期。斯泰纳家族倒是犹太人，但他们家族来自波兰而非乌克兰。头一个斯泰纳是位体格魁梧、体重超标的农艺工程师，对他没什么帮助。第二位斯泰纳是第一位的姑姑，是中学钢琴老师，她记起一位叫斯泰因的寡妇，在1974年时已经搬去延基韦定居了。但钢琴老师说，那位夫人并非犹太人。带着些许困惑，比维亚诺去了趟延基韦。他想，那位钢琴老师肯定是因为斯泰因夫人从不去教堂做祷告而误以为她不是犹太人。只要了解胡安·斯泰因和他家的先辈（苏联红军里的将军舅舅），就不会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而感到奇怪了。

在延基韦比维亚诺没费很大劲就找到了寡妇斯泰因的家。这是一所位于市郊的绿色小木屋。当他绕过围栏时，一条白色带黑点的、像条小母牛般的狗友善地出来迎接他，他摁了一下响起来像个大钟——也许就是一个钟——的门铃，过了一会儿，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开了门，这是比维亚诺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

比维亚诺问那儿是否住着一位叫斯泰因的寡妇。住过，但已经是很久以前了，那女人乐呵呵地回答。太遗憾了，比维亚诺叹道，我从十天前就一直在到处找她，而很快我就要回康塞普西翁了。那个女人于是就让他进屋，对他说她正准备用点点心，他愿不愿意一起吃点儿，比维亚诺说好的，当然愿意。随后那女人告诉他，斯泰因寡妇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那女人突然悲伤了起来，比维亚诺心想这是他的错。那女人认识斯泰因寡妇，尽管两人从来就不是朋友，但她对斯泰因寡妇评价不错：一个有点强势的女人，那种性格方方正正的德国妇女，但骨子里是个好人。我不认识她，比维亚诺说，事实上我找她是为了告诉她她儿子去世的消息，但也许这样更好，告诉别人她死了儿子总不是什么好事。这不可能，那女人说。她只有一个儿子，当她去世的时候她儿子还活着，我和她儿子可以说是朋友。比维亚诺突然觉得鳄梨面包卡在了喉咙里。只有一个儿子？是，一个独身的非常不错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结婚，我猜他是太容易害羞了。那我应该是又弄混了，比维亚诺说，我们说的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斯泰因家族。那个寡妇的儿子已经不在延基韦住了吗？他去年在瓦尔的维亚的一家医院去世了，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我们是朋友，但我从来没去医院探望过他，我们的友谊还没到那份儿上。他死于什么病？我想是癌症，那女人看着比维亚诺的手说。他是左派人士，对不对？比维亚诺挤出了一句话。可能吧，那女人说，她突然又高兴了起来，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比维亚诺描述，我从来没见过谁的眼睛如此明亮。他是左派，但从来没参与过什么组织，他是沉默的左派，就像从1973年以来的很多智利人那样。他不是犹太人，对吧？不是，那女人说，谁知道呢，我对那些宗教问题还真没什么兴趣，但他们不是，我不觉得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德国人。他叫什么名字？胡安·斯泰因。胡安尼托 [53] ·斯泰因。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大学老师，虽然他的爱好是摆弄发动机，拖拉机、收割机、钻井机，或者随便什么机器的发动机，他在摆弄发动机上真的很有天分，靠这个赚了不少外快，有时他还自己制造零配件呢。胡安尼托·斯泰因。他葬在瓦尔的维亚吗？我想是的，那女人答道，她又悲伤了起来。

于是比维亚诺去了瓦尔的维亚的公墓。整整一天，他都由一位负责守墓的人陪着——他给了他一笔可观的小费——努力找寻那个高个、金黄色头发，但从未离开过智利的胡安·斯泰因的墓，而他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

5

在1973年年底，或是1974年年初，胡安·斯泰因的好朋友和对手迭戈·索托也失踪了。

他们形影不离（虽然我们从未在一个人的诗社里看到过另一个），哪怕智利的天塌下来变成碎片，他们也总是在就诗歌问题争论不休。斯泰因高个、金发，索托矮小、黑发；斯泰因魁梧健壮，索托骨骼纤细、已经可以预见其将来的圆润和柔软；斯泰因研究的是拉美诗歌这一块，而迭戈·索托则致力于在智利尚无人了解（恐怕至今仍无人了解）的法国诗歌的翻译。很自然地，这让很多人感到恼怒。怎么可能是这样一个矮小丑陋的印第安人来翻译阿兰·儒弗瓦、德尼·罗什、马塞兰·普莱内的作品并和他们书信来往呢？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谁又是米歇尔·布尔特奥、马修·梅萨吉、克洛德·珀琉、弗兰克·维纳依、皮埃尔·蒂尔曼、丹尼埃尔·比加？那个叫乔治·佩雷克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值得让索托那个自命不凡的混蛋拿着他在达诺埃尔出版的书整天晃来晃去。当再也看不见他那胳膊底下夹着本书，衣着整齐（与总是穿得像个流浪汉的斯泰因完全相反）地行走在康塞普西翁的大街小巷上，或是在去医学系的路上，或是在某个剧院和电影院排队的身影时，总之，当他蒸发消失在空气中时，没人想念过他。许多人甚至还会为他的死而感到高兴。并非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因素（索托同情社会党，但仅此而已，只是同情，都算不上忠实的选民，要我说的话他是一个悲观的左派分子），而是出于审美情趣的差异，出于一种看到比你更聪明、更有文化，而又不善低调处世的人死去的幸灾乐祸的心理。现在这样说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索托的敌人甚至能原谅他的犀利和尖刻，但他们永远无法原谅的是他的冷漠。他的冷漠和聪慧。

但是和斯泰因一样（顺便说一句，他再也没见过斯泰因），索托也重新出现了，他流亡到了欧洲。他先是到了民主德国，在经历了一些不愉快事件后，他找机会离开了那里。根据那些令人心酸的流亡生活的民间传闻—其中半数以上的故事都是杜撰的，或者只是对真实事件的捕风捉影，据说，一天晚上，索托被另外一个智利人死命棍击了一顿，结果他头部受到重创并断了两根肋骨，被送进柏林一家医院。后来他移居巴黎，以教授西班牙语和英语为生，同时也将一些拉美杰出作家的作品翻译成非流通版本，几乎都是20世纪初的作家，他们崇尚奇幻和色情题材，其中包括已经被人遗忘的瓦尔帕莱索小说家佩德罗·佩雷达，其作品既有奇幻色彩又十分色情，他曾写过一部很吓人的小说，里面有个女人浑身上下逐渐长出或者更恰当地说是逐渐张开了性器官和肛门，她的家人自然惊恐万分（这个故事发生在20年代，但我想至少它在70年代或90年代应该能引起同样的惊喜），把她送进了北方一家妓院，一家为矿工服务的妓院。她被关在妓院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直到最后变成了一头丑陋而野蛮的发情怪兽。她杀死了妓院的老鸨、其他的妓女和那些惊恐万分的嫖客，然后逃离了妓院，深入到沙漠里（佩雷达没有写明她是走着还是飞着进去的），直至空气把她吞没。

索托还试图翻译那个在二十一岁时自杀的比利时年轻女诗人苏菲·波多尔斯基（最终没译成）和小说《伊甸、伊甸、伊甸》《淫》的作者皮埃尔·居约达（也没译成）的作品，以及乔治·佩雷克的侦探小说《失踪》，这部小说通篇没用字母“e”，索托想把它翻成西班牙语（只完成了一半），这种写法曾经在半个世纪前哈尔迪埃尔·庞塞拉 [54] 在一个故事中用过，里面缺了上面提到的这个元音字母。但写作不用“e”是一回事，翻译中不用“e”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我们俩都在巴黎期间我从没见过索托。那时候我也没心情与老朋友会面。另外，我听说索托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他还和一个法国女人结了婚，后来我得知他们有了一个儿子（那时我已经在西班牙了，如果需要准确说明的话），他定期参加一些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智利作家聚会，在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的诗歌杂志上发表作品，我记得他甚至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马德里出版过一本书，后来我通过一位女性朋友得知他在一所大学教文学，这让他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还有时间来阅读和搞研究，那时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一儿一女。他对回智利不抱任何希望。我猜他很幸福，按理说是很幸福的。我不难想象出他在巴黎一所舒适的公寓或是在郊区某个小镇的别墅里，待在隔音效果很好的书房里安静地读着书，孩子们在看电视，他老婆在做饭或熨衣服，因为总得有个人去做饭，不是吗？或者情况可能更好一点，熨衣服的是用人，一个葡萄牙或非洲妇女，这样索托就可以不用因为不做家务而感到内疚了，他可以在安静的书房中读书，也许是写作，虽然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他老婆则在她自己的书房里，这间书房靠近孩子的房间，或在大厅角落一张19世纪的小书桌边，改着试卷，或者计划着夏天的旅行，或者心不在焉地翻阅着电影广告，思量着晚上看什么电影好。

比维亚诺说（他与索托保持着较为通畅的书信往来），不是索托变得资产阶级化了，而是他一贯如此。比维亚诺认为，与书为伍除了要能坐得住，一定程度上的资产阶级化也是必要的，否则你看看我，比维亚诺说，在另一个社会等级上，在一个我也不知道是愈发令人生厌还是愈发让人喜爱的鞋店工作，还住在原来那个陋室里，可我做的事（或者让自己做的事）和索托做的事差不多。

总之一句话：索托是幸福的。我相信他已经摆脱了诅咒（或者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而索托自己，我觉得，他从来都不相信诅咒之说）。

就是在那时他收到了在阿利坎特举行的西班牙美洲文学和批评研讨会的邀请信。

那是冬天。索托讨厌坐飞机旅行，他一生中只坐过一次飞机，就是1973年年底从圣地亚哥赴柏林的那次旅程。因此他选择了坐火车参会，经过一晚他抵达了阿利坎特。研讨会开了两天，是在周末举行的，但索托没有在星期天晚上立即返回巴黎，而是在阿利坎特多待了一天。推迟返程的理由无从了解。星期一早晨，他买了一张去佩皮尼昂的火车票。旅途很顺利。到了佩皮尼昂火车站，他查了晚上从佩皮尼昂去巴黎的火车车次，买了一张凌晨一点的火车票。下午剩余的时间他逛了逛市容，进过酒吧，逛了一家旧书店，在那儿买了一本格劳乌·德·卡雷拉的书，这是一位法国—加泰罗尼亚先锋派诗人，死于“二战”时期。为了打发剩下的时间他开始读那天上午在阿利坎特买的一本侦探小说口袋书（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的？还是胡安·马德里的？），虽然在从阿利坎特到佩皮尼昂的旅途中他像个贪吃的孩童般沉浸于阅读之中，但是那本书他也并没能读完，一张折页显示他读到了155页。

到了佩皮尼昂他在一家比萨店吃了饭。很奇怪他没去一家好一点的餐馆，去尝尝颇负盛名的罗塞隆名菜，但他确实就是在比萨店吃的饭。法医的报告很清楚，毫无疑点。索托晚饭吃了蔬菜沙拉，一盘量很大的意大利面卷，一份很大份（真的很大份）的巧克力、草莓、香草和香蕉冰激凌，两杯黑咖啡。他还消费了一瓶意大利红酒（红酒配意大利面也许不太合适，当然我对红酒一无所知）。吃晚饭时，他还看了那本侦探小说和《世界报》 [55] 。大约在晚上十点他离开了比萨店。

多份证据证明，他大约在半夜时出现在火车站，当时距火车发车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在火车站咖啡吧的吧台喝了杯咖啡。他挎着旅行包，另一只手里拿着卡雷拉的书、侦探小说，还有那份《世界报》。给他上咖啡的服务员说他当时没喝醉。

他在咖啡吧里待了不超过十分钟。一位店员看见他在站台溜达，慢悠悠的，但步子很稳当。有点儿醉了的样子。也许他迷失在了达利所说的那些空旷而崎岖的地方了。那可能正是他想要的：在那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迷失在宏伟壮观的佩皮尼昂火车站里，沿着达利想象的隐而未藏在车站边界的路线（数学的，天文学的，神话的？）走了一圈。实际上，他就像一个旅行者。自从离开康塞普西翁，索托就一直是这样一个旅行者了。拉丁美洲旅行者，既迷茫又看不到希望（戈梅斯·卡里略是我们的维吉尔），但归根结底是旅行者。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很清楚。索托迷失在像教堂亦如巨大电台的佩皮尼昂火车站。尽管凌晨一点开往巴黎的火车已临近发车，但在那个时刻，又那么冷——还是冬天——，车站里还是空空荡荡的。大部分乘客都在咖啡吧或主候车大厅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听到了什么声音，索托去了一个僻静的大厅。在那里他看见了三个年轻的新纳粹分子，在地上有个包裹。那些年轻人使劲踹着那个包裹。索托在门口停住，直到他发现那包裹在蠕动，那堆破布里伸出一只手，一条脏得没法看的手臂。是个流浪者，一个女流浪者，她喊着别再打我了。这声叫喊完全没人听见，除了这位智利作家。也许当时索托眼中充满了泪水，是自我哀怜的泪水，因为他凭直觉知道这是他的宿命。在泰凯尔 [56] 和乌力波 [57] 之间命运已作出了抉择并注定了结局。不管怎样，索托把旅行包和书往门口一丢便冲向了那帮年轻人。在开打之前，索托用西班牙语痛斥他们。智利南部的并不完美的西班牙语。那些年轻人用刀把索托砍翻在地，然后逃跑了。

这一消息出现在加泰罗尼亚的报纸上，只是一则很短的简讯，我则是通过比维亚诺一封很长的信得知的，这封信就像一份侦查报告，也是他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一开始我还为不再收到比维亚诺的信感到不快，但随后我就意识到我极少回信，也就释然了，不再对他抱有怨气。多年后我知道了一段很想对比维亚诺讲述的故事，尽管那时我已经不知道该往哪儿给他写信。这是佩特拉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它之于索托就像两个胡安·斯泰因的故事之于我们的胡安·斯泰因一样。佩特拉的故事应该像讲童话故事一样来讲述：从前有个贫穷的智利小男孩……他叫洛伦索，我记得大概是这个名字，但也不是很确定。我忘了他的姓，但肯定会有人记得。他很淘气，喜欢爬树和高压电线杆。一天他爬上了一根电线杆，结果触电，致使他失去了双臂。他不得不被从肩膀处截肢。就这样洛伦索在智利长大，没有双臂，这本身已经让他处境相当不利了；尤其是他还成长于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这足以让任何不利处境变成让人绝望的处境；但这还不算，很快他发现自己是个同性恋，这更是让他绝望的处境变得苦不堪言。

鉴于上述因素，洛伦索成为艺术家便不足为奇。（除此之外他还能成为什么呢？）但在第三世界国家，如果一个人很穷、没有胳膊而且还是个同性恋，他要成为艺术家很难。因此洛伦索有段时间不得不从事其他工作。他不断地研究和学习。在街头唱歌。还谈了恋爱，因为他是个顽固的浪漫主义分子。但最终他的幻想破灭（这么说是为了避免提及他所遭受的屈辱、轻蔑和歧视），失望至极，一天——一个白石标志的日子 [58] ——他决定自杀。一个异常忧伤的夏日午后，当太阳藏到太平洋里的时候，洛伦索从一块专门用来自杀的岩石上（在智利各处大家喜欢的海岸边不缺这样的岩石）纵身跳入海中。他像块石头一样沉下去，双眼睁着，看着颜色越来越深的海水和从嘴里冒出的气泡，接着，随着两腿不自觉的动作，他又漂浮起来。海浪让他无法看到沙滩。只能看到远处的礁石和游艇或是渔船的桅杆。然后他又沉了下去。这次他也没闭上眼睛：他镇静地晃了晃头（被麻醉了一样的镇静），用眼光找寻着什么，随便什么，但应是美丽的事物，以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记住它。但黑暗遮蔽了一切随他沉入海底的物体，他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就像传说中的那样，他的生命历程如同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有些片断是黑白的，另外一些是彩色的。他可怜的母亲的爱，他可怜的母亲的骄傲，夜晚当智利那些贫穷落后的村镇的一切似乎都悬于一线的时候他可怜的母亲拥抱着他时的疲惫（黑白的），地震，他尿床的那些晚上，医院，那些目光，那些目光交织成的动物园（彩色的），患难与共的朋友，慰藉心灵的音乐，大麻，恍如梦境般的地方所展现的美丽（黑白的），如贡戈拉的十四行诗般完美而短暂的爱情，以及生命只有一次的醒悟（以及对命运的愤怒）。突生的勇气让他决定不再轻生。他对自己说要么现在努力活下去，要么完蛋，然后他浮出了水面。上升的过程似乎没有尽头，他努力浮在水面上，都快撑不住了，但最终他成功了。这天下午他学会了没有手臂的游泳，就像一条鳗鲡或一条蛇一样。他说，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形势下，自杀很荒谬而且多余。最好是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诗人。

从那时起他开始画画（用嘴和脚），开始跳舞，开始写情诗和情书，开始演奏乐器和写歌（有张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他用脚趾弹钢琴的样子，这位艺术家微笑着看着镜头），他还开始为离开智利攒钱。

他费了很大周折，但最终离开了智利。当然，在欧洲的生活也并不很容易。有一段时间，也许是几年（尽管洛伦索比我和比维亚诺都年轻，跟索托和斯泰因相比更是年轻得多，但他却是在流亡潮退却的时候才离开智利的），他靠在荷兰（他很景仰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城市街头唱歌跳舞谋生。他住在小客栈里，住在马格里布人、土耳其人和非洲移民聚居的城区，有时候他也能幸福地住到情人的家里，但结局无一例外是他抛弃了这些情人或是被他们抛弃。每天街头卖艺结束，或者在同性恋酒吧喝了几杯之后，或者在电影院看完通宵电影，洛伦索（或者洛伦莎 [59] ，他也喜欢人家这么叫他）就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专心绘画和写作。他生命的很多时候都是独自一人度过的。一些人把他看作是隐居的杂技演员。朋友们问他在拉完屎后如何擦屁股，如何在水果店付账，如何放钱，如何下厨做饭。天啊，他一个人是怎么生活的。洛伦索总是有问必答，而他的答案也几乎总是那句话，靠的是才智。有了才智，一个人，无论男女，总有办法做好一切。举例来说，如果只有一条胳膊的布莱兹·桑德拉尔 [60] 能在拳击中打倒最厉害的拳击手，为什么他就不能在大便后擦干净——而且是非常干净——自己的屁股呢。

在德国，这片奇怪，但经常令人感到恐惧的土地上，他买了一对假肢。那对假肢就像真的手臂一样。他喜欢这对假肢，主要是因为戴上它们后走路时的那种科幻的、自动化的、变成机器人的感觉。远远地看去，例如在紫色的地平线上迎面向一个朋友走去，他就好像真的有了双臂一样。但上街卖艺和会情人的时候，他会摘掉假肢。对那些不知道他戴的是假肢的人，他对他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没有双臂。甚至有些人更喜欢他这样，没有手臂。

在盛大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前夕，一位来德国旅行的加泰罗尼亚男演员，或是女演员，也可能是一群加泰罗尼亚演员，看到了他在街头——也可能是在一个小剧场——的表演，并将之告知了正在寻找能扮演佩特拉的演员的负责人，佩特拉是马里斯卡尔 [61] 设计的吉祥物，更确切地说是马上要举行的残奥会的标志。据说，当马里斯卡尔看到他被套上佩特拉的行头，像一位波修瓦舞蹈团 [62] 的有精神分裂症的舞蹈演员一样双腿灵活地做出各种动作时，他表示：这就是我梦想中的佩特拉。（都说马里斯卡尔就是这样简单直接。）接着他俩交谈的时候，着了迷的马里斯卡尔向洛伦索提供了他的工作室让他来巴塞罗那绘画、写作，或干他愿意干的事。（都说马里斯卡尔就是如此慷慨。）实际上，洛伦索或者洛伦莎在巴塞罗那残奥会举办期间不需要马里斯卡尔的工作室就已经非常幸福了。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成为各大报纸的宠儿，各种采访应接不暇。看起来佩特拉的风头已经盖过了科比。那段时间我正因肝脏问题在巴塞罗那巴列·埃博隆医院住院治疗，每天都要读两三份报纸，从中获悉了他的成功、他的玩笑和他的轶事。有时读着他的访谈，我会忍不住哈哈大笑，而有时我又会禁不住地落泪。我也能在电视上看到他。他表现得非常得体。

三年后我得知他死于艾滋病。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不知道他是死在德国还是南美（他不知道洛伦索是智利人）。

有时候，当我想起斯泰因和索托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也想起洛伦索。

有时候我觉得洛伦索是个比斯泰因和索托都要优秀的诗人。我常常会想起他们，而且会在心里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

6

让我们回到最初，回到卡洛斯·维德尔和1974年。

那时候维德尔正处于巅峰时期。继在南极和智利那么多城市的天空取得胜利之后，他被叫去首都搞点大动作，搞点能引起轰动的东西，向全世界表明新制度和先锋艺术绝非对立关系。

维德尔高高兴兴地去了。他住在圣地亚哥的普罗维登西亚城里一个同届同学的公寓里。白天的时候他去林德斯特伦上尉机场训练，去军人俱乐部玩或者随朋友去他们的父母家里拜访，从而认识了他们的姐妹、表姐妹和其他女性朋友（或者说他是被介绍认识了她们，在这点上他总有点被逼无奈的感觉），她们惊奇于他优雅的举止、温文的气质和脸上所流露的羞涩，也惊奇于他的冷漠和他眼中隐约可见的疏离，正如皮亚·巴列所说：似乎在那双眼睛后面藏有另外一双眼睛。到了晚上，终于自由了，他就自个儿躲在公寓里，在他所住的客房的墙壁上捣鼓，准备在空中诗歌表演那天也搞一个摄影展。

公寓主人在几年之后声称直到最后一刻他才见到维德尔计划展出的那些照片。当时得知维德尔的计划后他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把起居室，甚至整所房子提供给他以便他能摆放开所有的照片，但是维德尔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解释说照片需要一个像他住的房间那样的精确而有限的空间。他说天空写作之后空中诗歌的后记部分定在诗人的老巢里是最合适的——也是矛盾的，令人高兴的矛盾，不是吗？关于照片的性质，公寓主人说维德尔希望这是一个惊喜，只对他透露过是视觉诗歌，实验诗歌，最精华的、纯艺术的、会让所有人都觉得有趣的东西。他还让他保证开幕那天晚上之前不会有人进入他的房间。公寓主人对他说要是他愿意的话可以在一个壁橱里找到那个房间的钥匙把门锁起来，这样他就可以更放心了。维德尔说不需要，说有他正式的保证就够了。于是公寓主人，很郑重地，发了誓。

当然，被邀请来参加普罗维登西亚盛典的人是精挑细选的：几个飞行员，几名年轻（最老的也还不到司令的级别）、文雅或至少有理由被怀疑是文雅的军官，三个新闻记者，两个造型艺术家，一个右派老诗人——此君曾属于先锋派，在军事政变之后似乎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某位身份高贵的年轻女士（要知道只有一名女性来到了表演现场，即塔蒂亚娜·冯·贝克·伊拉奥拉）和卡洛斯·维德尔的父亲——他住在比尼亚德尔马 [63] ，身体一向不太健康。

一切从开始就很糟糕。空中表演的那天清晨大片厚厚的乌云从山谷下来往南飘去。有的长官劝他别飞了，维尔德却并不理会这些不祥的征兆，据说他在一个飞机库的阴暗角落里同人发生了争执。然后他的飞机就起飞了。怀着期望与赞赏的心情，观众们观看了开始的几个跳跃。他做了一个贴地飞，翻了一个筋斗，然后来了一个高空大翻转。但是没有烟。军队里的军官们和他们的女人们很高兴，也有空军高级军官彼此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飞机突然开始爬升，消失在一大片灰色的云里，这片云慢慢地飘过城市上空，似乎是在引导着那些蕴含暴风雨的乌云。

就好像霍纳斯在巨鲸肚子里 [64] 一样，维德尔在云层的内部飞翔。有那么一会儿现场的观众们还在等待着他呼啸着重新出现。少数几个人觉得不自在了，飞行员似乎故意放了他们的鸽子，让他们干坐在那儿，坐在林德斯特伦上尉机场临时搭建的看台上，面对着一片只会给他们带来大雨而非诗歌的天空。而另外一些人，绝大部分，则是利用这段插曲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活动活动自己那把老骨头，伸伸腿，打打招呼，加入到临时形成的小圈子聊聊天——这些小圈子组得快散得也快，总在有人话被堵在口中还来不及说出来的时候就散了——，他们聊着最新的传闻、新职位和新的任命，以及国家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些更年轻的，更有激情的，则谈起了最近的突袭和最新的爱情八卦。甚至维德尔的那些无条件支持者也没有安静地等待飞机的再次出现或者是用一百种不同的方法来解读那片不祥的空白天空，而是也加入了这些家长里短的闲聊，偶尔才稍微涉及点智利诗歌和智利艺术。

维德尔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机场，来到了圣地亚哥外围的一个社区。在那儿他写下了第一句诗：死亡是友谊。然后他在几个铁路仓库和似乎已经废弃了的工厂上空滑翔——虽说是废弃了的，但是他还是能认出在大街上有人拖着大纸箱子，和爬上墙头的小孩子和狗。在左侧，九点钟方向，他看到了分别位于火车道两侧的两个巨大的蘑菇形社区。他写下了第二句诗：死亡是智利。然后他转向三点钟方向，朝市中心飞去。很快出现了宽阔的林荫道，颜色沉闷的或笔直如剑或蜿蜒如蛇的交织在一起的城市街道，浩荡的河流，动物园，和那些圣地亚哥人引以为傲的可怜建筑。这个城市的鸟瞰图让维德尔本人在某个地方亦成为注解，就好像是一张破碎的照片，其碎片，出人意料地，趋于分离：像一张失去联系的面具，移动的面具。在拉莫内达宫上空，他写下了第三句诗：死亡是责任。有几个行人看到了他，一片阴沉沉的昏暗的天空上，有一个金龟子形状的黑色剪影。没几个人能解读出他的字：没过几秒钟风就把它们吹散了。某一刻有人试图通过广播与他联系，但维德尔没有回应。在地平线上，十一点的方向，他看到了正朝他飞来的两架直升机的轮廓。他转着圈飞着等着它们靠近，然后用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就摆脱了它们。在回机场的路上他写下了第四和第五句诗：死亡是爱情和死亡是成长。当他能遥遥望见机场的时候他写道：死亡是圣餐。但是没有一个将军、将军夫人、将军子女、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和行政官员、教士和文化界人士能看清楚他写的字。天空中正迅速酝酿着一场暴风雨。一个上校在指挥塔上要求他快点着陆。维德尔说明白，回头却再次冲向高空。下面的人一度以为他又要钻进云里去了。一个没有坐在贵宾看台上的上尉评论说在智利所有的诗歌仪式都以灾难而告终，大多数，他说，只是局限于个人或家庭范围的灾难，但是有些却最终变成了国家的灾难。那时候，在圣地亚哥另一端但是从林德斯特伦上尉机场的看台上完全可以看见的地方降下了第一道闪电，而卡洛斯·维德尔却写道：死亡是洁净，但是他写得如此模糊，天气情况又如此不利，只有极少的观众——他们已经开始陆续从座位上站起来并打开伞——看明白了他写的东西。天空中残留着一缕缕如破布条似的黑烟，像是楔形文字、象形文字，或是小孩子潦草的涂鸦。虽然也有几个人确实看明白了，但他们觉得卡洛斯·维德尔已经疯了。开始下雨了，大家一窝蜂地离开了看台。在其中一个飞机库里已经临时准备好了一场鸡尾酒会，而在那个时间点，外面又下着大暴雨，大家都是又饿又渴。长背靠椅不到十五分钟就坐满了。后勤部新兵充当的侍应生来往穿梭着，其迅速敏捷的身手让其中的几位女士都感到嫉妒了。虽然也有几个长官谈论了那个诗人飞行员的奇怪行径，但是大部分客人谈论和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甚至是国际大事）。

与此同时，卡洛斯·维德尔依然在天空中同大自然作斗争。只有他的寥寥几个朋友和两个在闲暇时写超现实主义（或者“超过现实主义” [65] ，他们习惯用这种其实挺傻的西班牙词语）诗歌的新闻记者还在水光粼粼的跑道上（这场景挺像是在拍“二战”影片），继续关注着那架小小的飞机在暴风雨下的演绎。至于维德尔，或许他还没注意到他的观众已经那么少了吧。

他写道，或者他以为自己在写：死亡是我心。然后继续写道：拿走我的心吧。之后是他的名字：卡洛斯·维德尔。他并不害怕大雨和闪电，也丝毫不担心字词之间的连贯问题。

后来他已经没有可以用来写字的烟了（在这之前从飞机上冒出来的烟给人的印象已经不像是写字，而是在喷火焰，溶于雨中的火焰），但他还是写道：死亡是复活，这时候下面的那些忠实追随者已经什么都看不清了，但他们明白维德尔正在写着什么东西，他们明白或者他们自以为明白飞行员的愿望，知道虽然他们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正在出席一场独一无二的活动，一场对于未来的艺术至关重要的盛事。

然后卡洛斯·维德尔就平平安安地着陆了（看到他的人都说他大汗淋漓，就好像刚从桑拿房里出来一样），他受到了指挥塔上的长官和几个还游走在鸡尾酒会剩下的人之间的高级指挥官的严厉训斥，然后他站着喝了一杯啤酒（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对于大家提的问题也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就回普罗维登西亚的公寓去准备他的圣地亚哥专场秀的第二场活动了。

之前所有这一切也许就是如上所述，也许不是。

也许智利空军的将军们没有带夫人，或许在林德斯特伦上尉机场从来没有上演过这么一出空中诗歌朗诵会，也许维德尔未经任何人的允许也没有通知任何人就在圣地亚哥的天空写下了他的诗，虽然这是最不可能的。也许那天圣地亚哥根本就没下雨，虽然有证人（那些坐在某个公园长椅上抬头看天的闲人，那些从窗户里探出头去的孤独寂寞的人）还记得天空中的那些诗句和后来的那场将之净化的雨。但是也许一切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发生的。幻觉，在1974年，从来都不少见。

然而，公寓里的摄影展，却是正如我们下面所讲述的那样发生的。

第一批客人在晚上九点的时候就到了。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发小，并且很长时间没有聚在一起了。到十一点的时候有二十个人左右，大家都醉了，这很正常。还没有人进入过维德尔住的那间客房，他想展示给朋友们看的照片挂在那间客房的墙壁上，也还没有人见过。胡里奥·塞萨尔·穆尼奥斯·卡诺中尉——几年之后他出版了《颈上缚索》一书，这是一本类似于自传性质的书，在书里他对自己在军政府头几年的行为进行了自我检讨——写道卡洛斯·维德尔那天晚上的行为很正常（抑或是不正常的：他比平时要安静得多，甚至有点低声下气，脸一直像是刚洗过一样），他招待着客人们，好像房子是他的一样（他所表现出来的友情太完美了，太深厚了，太理想了，穆尼奥斯·卡诺写道），他亲切地向好久不见的同届同学打招呼，顺着他们谈论起那天上午在机场发生的小插曲，一副对那些小事故和他自己的表现并不在意的样子，他对那些在这种聚会上常见的玩笑（有的口味很重，有的粗俗不堪）都很大度地包容下来。他不时会消失一会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现在房间确实是用钥匙锁上的），但是他消失的时间从来不会很长。

终于，十二点整的时候，他站到客厅中间的一把椅子上请大家安静，说（下面是穆尼奥斯·卡诺的原话）是时候开始欣赏欣赏新艺术了。他又变成了一直以来的那个维德尔，强势，自信，眼睛似乎脱离了身体，从另一个星球上看了过来。然后他在前面开道来到了他的房间门前，让他的客人们一个一个地进去。一个一个来，先生们，智利艺术不允许一堆人挤在一块儿。说这句话的时候（据穆尼奥斯·卡诺说）他语调诙谐，还看了看他的父亲，朝他挤了挤左眼，然后又挤了挤右眼。就好像是重新回到了十二岁同父亲共享一个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秘密。父亲面色平和，朝儿子微笑了一下。

身为女性，而且是性格相当冲动任性的女性，塔蒂亚娜·冯·贝克·伊拉奥拉顺理成章地成了第一个进去的人。塔蒂亚娜，穆尼奥斯·卡诺写道，是一位很独立的女性，她是军人的孙女，女儿，姐妹，偶尔有点儿疯狂，总是想一出是一出，拍拖的时候也是看谁顺眼就选谁，想法离奇古怪，很多时候甚至自相矛盾，但有时也有其新颖独到之处。几年后她和一个儿科医生结了婚，他们去了拉塞雷纳定居，生了六个孩子。那天晚上的塔蒂亚娜，穆尼奥斯·卡诺用带着点恐惧的伤感语气回忆道，是一个漂亮而自信的姑娘。她走进了那个房间，满心以为自己会看到英雄的肖像或无聊的智利天空。

房间里的照明跟平常一样，没有一盏多余的灯，也没有多加一个聚光灯来增强照片的视觉效果。房间不像是一个艺术展览馆，而恰恰就只是一个房间而已，一个借来的地方，一个年轻人暂时的居所。当然也没有有的人猜测的彩色灯光或藏在床底下的收录机里放出来的鼓点音乐。这是一个临时的、正常的、没有任何突兀之处的地方。

外面，欢乐还在继续。年轻人开怀畅饮，纵酒狂欢。笑声是传染的，穆尼奥斯·卡诺现在还记得，那笑声里没有任何恐惧，也没有任何阴影。在某一个角落有三个人勾肩搭背地开始唱歌，其中一个人弹着吉他伴唱。还有的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靠在墙壁上，谈论着未来或者爱情。大家为自己能在那儿，在诗人飞行员的晚会上而感到高兴；他们都为出现在当场，成为卡洛斯·维德尔的朋友而感到高兴，即便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他，即便他们察觉到了存在于他们和他之间的差异。排在过道里的队伍每时每刻都在解散又重组；有些人的酒喝完了，于是他们就离开队伍去拿酒，还有的人被拉着去重申他们永远的友情和忠诚——像被包围在浪花里一样，他们被簇拥着再次回到客厅，再满脸通红地从客厅里晕晕乎乎地回来，回到他原来在队伍中的位置。屋子里，尤其是在过道里，烟味很大。维德尔一直站在门轴边儿上。两个中尉在过道尽头的卫生间里争吵，还推推搡搡的（但是动作并不激烈）。维德尔的父亲属于队伍里少数严肃而坚定的人之一。穆尼奥斯·卡诺本人，据他自己坦言，一直在来来回回地反复折腾，心里万分紧张而且充满不祥的预感。两个超现实主义（或超过现实主义）记者与房主说着话。在某次往返的时候穆尼奥斯·卡诺的耳朵捕捉到了几个词：他们在谈旅行，地中海，迈阿密，热带海滩，钓鱼船，以及丰满的女人。

不到一分钟塔蒂亚娜·冯·贝克就出来了。她面容扭曲，脸色苍白。所有的人都看着她。她看了一眼维德尔——似乎想对他说点什么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词——然后她直奔卫生间。没等走到那儿，在过道里她就吐了，然后，她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公寓，一个不顾她的反对坚持要送她回家的军官陪着她，尽管她更想独自一个人离开。

第二个进去的是一个上尉，他曾经是维德尔在学院里的老师。他进去就没出来过。维德尔站在紧闭的门边（上尉进去的时候是把门半开着的，但他又把它关上了），露出越来越满意的微笑。在客厅里有人问塔蒂亚娜到底是为了什么会那么难受。她那是醉了，一个穆尼奥斯·卡诺不认识的声音说。有人放上了一张平克·弗洛伊德 [66] 的唱片。有人说男人之间没法跳舞。这看起来像是同性恋才会做的事，一个声音说。有人回答他说平克·弗洛伊德的音乐是为了让人听的而不是伴舞的。超现实主义记者们在窃窃私语。一个中尉建议马上出去找妓女。在那个时刻，穆尼奥斯·卡诺写道，他有种置身户外的感觉：在漆黑的夜空下，身处荒野中，至少那些声音听起来像是从旷野中传来的。过道里的气氛更沉闷了，大家就像是待在一个牙医的接待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但是你在何处见过一个牙医的接待室里腐烂的牙齿们（原文如此）是站着等的呢？穆尼奥斯·卡诺问自己。

维德尔的父亲打破了魔咒。他叫着队伍里排在他前面的那些军官的洗礼名，很有礼貌地请他们让一让，然后走进了房间。房子的主人跟在他后面。房主几乎是立刻就从里面出来了，他站在维德尔面前瞪着他；他抓住他的领子，有那么一刻他似乎就要打他了。但最终他转身走向客厅去找口酒喝。从那一刻起所有人，包括穆尼奥斯·卡诺，都很想进那间卧室去看看。在那里面，他们看到了上尉，他坐在床上，吸着烟，读着先前从墙上扯下来的一些打印好的注释。虽然香烟的灰已经撒在他的一条腿上，但是他看起来还很平静。维德尔的父亲欣赏着装饰着房间的墙壁和部分屋顶的几百张照片中的几张。一个士官生——没人知道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也许他是某个军官的弟弟——放声大哭并开始咒骂，大家不得不把他拖出去。超现实主义记者的表情也不怎么愉快，但是他们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据穆尼奥斯·卡诺说，在几张照片上他认出了加门迪亚姐妹和其他的失踪者。大部分是女人。这些照片上的场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因此他猜测是同一个地方。那些女人看起来像木偶一样，有些是被肢解、被剐碎的木偶，穆尼奥斯·卡诺不排除其中百分之三十的照片在拍照的那一刻她们还活着。那些照片，虽然给人的印象绝对强烈，其质量却普遍很差（据穆尼奥斯·卡诺说）。照片展出的顺序也不是随意的：而是顺着一条线、一个动机、一段经历（时间的，精神的……）、一个计划排列的。天花板上贴着的照片好像（据穆尼奥斯·卡诺说）地狱，但是一个空荡荡的地狱。四角贴（用图钉）的照片像主显节，一个疯狂的主显节。其他几组照片的主调则是挽歌式的（但是在那些照片里怎么会有思念和忧伤？穆尼奥斯·卡诺问自己），象征很少但却很有说服力。一张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德·迈斯特（约瑟夫·德·迈斯特 [67] 的弟弟）的一本书的封面照片：《圣彼得斯堡的晚宴》。一张似乎消失在空气中的年轻金发女子的照片。一张被丢在裂了缝的灰色水泥地面上一截断指的照片。

在刚开始的震惊喧哗之后所有的人都突然安静了下来，就好像是高压电流从房子里穿过而后留下了我们这些脸色难看的人，穆尼奥斯·卡诺某一刻在他的书中写道（难得的亮点之一）。我们互相看着，互相辨认着，但是实际上我们好像彼此并没有认出对方，我们似乎是不同的，我们又似乎是相同的，我们痛恨着自己的脸，这张脸上的表情和梦游症患者或者白痴脸上的表情一模一样。陆续有人不打招呼就离开了，而选择留下的人之间开始升起一种奇怪的兄弟情谊。有意思的是，穆尼奥斯·卡诺补充道，就在那个尤其微妙的时刻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看到房主并没有去接的意思，最后是他接了电话。一个苍老的声音找一个叫卢乔·阿尔瓦雷斯的人。喂？喂？请问卢乔·阿尔瓦雷斯在吗？穆尼奥斯·卡诺没有回答，而是把电话递给了房子的主人。有人认识一个叫卢乔·阿尔瓦雷斯的人吗？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问。那个老人，穆尼奥斯·卡诺猜，可能在说别的事情，问一些可能和卢乔·阿尔瓦雷斯有关的问题。没有人认识他。有人笑了一声；很紧张的笑，声音听起来出乎意料地大。这儿没有住着这么一个人，房子的主人又安静地听了一会儿后说，然后挂了电话。

除了维德尔和上尉，挂照片的房间里已经没有人了，而在公寓里，据穆尼奥斯·卡诺说，只有八个人留下了，其中还包括维德尔的父亲，他看起来并没有特别受影响（他的态度就好像是正在参加——也许不是很情愿——一个因为某个他未能察觉或者控制不了的原因而没能开成的士官生聚会）。房子的主人从少年时期就认识他了，此刻却努力别开眼不去看他。其他留下来的人互相聊着天或是窃窃私语着，但是每当他靠近的时候他们却总是沉默下来。维德尔的父亲不停地给大家上酒和热饮，他还独自一人在厨房安静地给大家做三明治，试图借此来躲开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沉默。您别担心，堂何塞，一个军官看着地面说。我没有担心，哈维尔里托 [68] ，维德尔的父亲说。这在卡洛斯的职业生涯中，另一个人说，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水坑罢了。维德尔的父亲看着他，似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对我们很和善，穆尼奥斯·卡诺回忆道，他已站在深渊边上却不自知或者不在意或者他心知肚明却以一种少有的完美伪装了一切。

然后维德尔离开房间和他父亲在厨房里谈了一会儿，没有人听到他们谈了什么。但五分钟之后他们就出来了，两个人手里都拿着酒杯。上尉也出来喝了一口，然后把自己重新关在挂照片的房间里，并警告大家说别人都不要进去。其中有一个中尉，在上尉的指示下，将所有出席过这次聚会的人列了一个名单。有人发了誓，还有人说大家应该谨言慎语，维护绅士的荣誉之类的话。绅士的荣誉，一个似乎睡着了的人说。有人觉得被冒犯了，抗议说应该受到怀疑的不该是士兵而是平民——他在影射那两个超现实主义记者。这两位先生，上尉回答说，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超现实主义者们赶紧附和，肯定地说在那儿，在那里面，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大家都是见过世面的，都知道这一点。然后有人泡了咖啡，很久之后，但离天亮还早，出现了三名军人和一个警察，他们说自己是情报局的人。当时还待在普罗维登西亚公寓里的人给他们打开大门，以为他们是来逮捕维德尔的。开始的时候大家对情报局的人的到来还抱着恭敬甚至有点战战兢兢（尤其是两个记者）的态度，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面对他们的沉默，聚会的幸存者们不再关注他们，就好像他们是几个不顾场合地前来打扫卫生的员工。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太长了，情报局的人和上尉同维德尔关在房间里（维德尔的一个朋友想进去“给他精神上的支持”，但是一个穿便衣的对他说别犯傻了别打扰人家工作）；然后，透过紧闭的房门，他们听到几声咒骂，其间愚蠢这个词被重复了几遍，然后就是一片寂静。又过了一会儿情报局的人就如同他们来时那样静悄悄地走了，手里拿着房子主人提供的三个鞋盒子，里面装着这次展览的照片。好了，先生们，上尉在跟着他们走之前说，你们现在最好稍微睡一觉，忘记今晚所发生的一切。有两个中尉立正听令，但是其他人都太累了，没有作出应有的回应，甚至连句晚安（或者是早安，因为天已经快亮了）都没说。在上尉用力摔上门——没人注意到这个传达情绪的细节——离开的时候，维德尔从房间里出来了，他没有看任何人，径直穿过大厅来到窗边。他拉开窗帘（外面天还是漆黑一片，但是在遥远的尽头，在山脉的方向，已经能看到一点微弱的曙光），点燃一支烟。卡洛斯，发生什么事了，维德尔的父亲问。他没有回答。有那么一阵儿似乎没人要说话（所有人都一副马上要睡着了的样子，但他们的目光却无法从维德尔身上移开）。客厅，穆尼奥斯·卡诺回忆道，好像医院的候诊大厅一样。你被捕了吗？最终房子的主人问道。我想是的，维德尔说，他背对着大家，看着圣地亚哥的光芒，圣地亚哥那稀少的光芒。他的父亲走向他，他走得很慢很慢，就好像他不敢去做即将要做的事，但最终他还是拥抱了他。一个没有获得维德尔的回应的短暂的拥抱。人们总是很夸张，其中一个超现实主义记者说。闭嘴吧，房子的主人说。那我们现在干什么？一个中尉问。醉后酣睡，房子的主人说。

穆尼奥斯·卡诺再也没见过维德尔。然而，他留给他的最后印象是令人难忘的：一个杂乱的大厅，到处是酒瓶子、盘子和堆得满满的烟灰缸，一群苍白疲惫的人，而卡洛斯·维德尔站在窗边，姿态完美，一只手上端着一杯威士忌—那只手肯定没有丝毫的颤抖，看向窗外的夜景。

7

从那夜起关于卡洛斯·维德尔的各种消息就再也难辨真假而且往往互相矛盾。他包裹在一团迷雾中的身影在不同版本的智利文学选集里时而出现，时而消失。据说他在一次秘密的夜审中被驱逐出空军，他应该是穿着军人礼服出席审判的，虽然无条件支持他的人更愿意把他想象成是穿着一件黑色哥萨克短大衣，戴着独目镜，嘴里衔着一个长长的象牙嘴儿烟斗的形象。他那一代里最爱胡思乱想的人看到他出没于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和康塞普西翁，干着不同的行当，参与各种怪诞的艺术事业。他改了名字。他被和不止一本的存在时间不长的文学杂志联系在一起，他在这些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偶发艺术 [69] 的想法，这些想法从未被付诸实施或者他秘密地将它们变成了现实（这样更糟糕）。在一本戏剧杂志上刊登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署名为奥克塔维奥·帕切科的小小的独幕剧。该剧极为奇特：故事发生在一个连体人世界，在那儿虐待和受虐是儿戏，只有死亡才会遭到惩罚，而关于死亡——关于不存在，关于虚无，关于此生之后的彼生——是作品中的连体兄弟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每个人都致力于在一段时间内（或者一个周期）折磨他的连体兄弟，过了这段时间之后被折磨者就变成了折磨人者，反之亦然。但是要让事情如此发展则必须使折磨“痛苦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想象得到，对于那些残酷的手段剧本并没有对读者有任何的隐瞒。情节发生在连体人的家里和一个超市的停车场，在那里他们还遇到了另一对身上布满大大小小、五颜六色伤疤的连体人。剧本并没有如读者期待的那样以其中一个连体人的死亡而告终，而是开始了新一轮的痛苦折磨。它的论断也许过于简单：只有痛苦才能拴住生命，只有痛苦才能够彰显生命。在一本大学杂志里出现了一首题为《零形嘴巴》的诗。这首看起来像是模仿克勒伯尼科夫的诗旁边附着作者的三幅插图以解释“嘴巴呈O型的时候”（即用一个尽可能张大的嘴巴画一个零或一个字母O），署名还是奥克塔维奥·帕切科，但是比维亚诺·奥赖恩偶然在国家图书馆的档案室里发现了一个作者专架，在那里，维德尔的空中诗歌和帕切科的剧作放在一处，和它们放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三四个署名的文章，这些名字常出现在几本流通量不大的杂志上，这些杂志中有些明显不合规格，制作简陋，另外一些却印刷精美，用的纸张质量很好，附有大量照片（其中一本上按照年月顺序印刷了维德尔所有的空中诗歌），设计也还过得去。杂志的发行地也各不相同：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杂志的名字也颇具战略意义：海伯尼亚，日耳曼，风暴，阿根廷第四帝国，铁十字勋章，别再夸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爱好者杂志），元音和音节融合，奥丁，歌手的诅咒 [70] （里面百分之八十的作品都是用德语写的，在1975年第二季度第四期，刊登了对一位名叫K.W.的智利科幻小说作家的“政治—艺术”专访，在采访中作家透露了他下一部，也是第一部小说的部分情节），选择性攻击，兄弟会，田园诗和都市诗（哥伦比亚杂志，也是唯一一份有点意思的杂志：狂野，具有破坏性，骑着摩托车的中产阶级青年们的诗，他们在玩儿双SS符号、吸毒、犯罪、模仿某些美国垮掉诗的韵律和布景），火星上的海滩，白军，堂佩里科……比维亚诺惊喜异常：在这些杂志中他找到了至少七本智利1973至1980年间的杂志，连他这个本以为对智利文学舞台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人都不知道这些杂志的存在。在其中的一本杂志《胖向日葵》1979年4月第一期里，维德尔，用“政信”这个化名（这个名字的目的是让人联想到日本画家奥村政信［1686—1764］而不是日本武士），谈了幽默，幽默的意义，以及文学上血淋淋的和不血淋淋的笑话（都很残忍），谈了个人和公众的幽默，谈了所有那些令人发笑的，谈了无用的傲慢。最后他总结说没有人，绝对没有任何人，能自视为这种诞生自嘲讽、在嘲讽中发展、在嘲讽中灭亡的小文学的审判员。所有的作家都是可笑的，维德尔写道，所有的作家都是悲惨的，包括那些出生在小康家庭里的作家，甚至于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比维亚诺也找到了一本薄薄的、棕色封皮、32开本、题为《胡安·索尔访谈录》的书。书上有阿根廷第四帝国出版社的标志却没有出版年月以及其他出版信息。很快他就确定了：在采访中回答了关于摄影和诗歌问题的那个胡安·索尔，就是卡洛斯·维德尔。在回答中，在那些离题万里的独白里，他大概地讲了他的艺术理论。据比维亚诺说，这本书是令人失望的，就好像维德尔正处于情绪低落期，怀念起了一种他从未享受过的正常状态，那才是“被国家保护着（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文化）”的智利诗人应有的状态。这本书也是令人作呕的，足以让人相信那些关于维德尔在瓦尔帕莱索卖袜子和领带的说法。

有一段时间比维亚诺一有机会就极为谨慎地去看图书馆那个被人遗忘的架子。很快他就确认了架子上的书有更新（虽然往往令人失望）。有几天比维亚诺觉得自己掌握了遇到神龙不见首尾的卡洛斯·维德尔的关键，但是（他在一封信里向我坦白道）他害怕，他的脚步很谨慎很胆怯很容易被误认为寸步未动。他希望遇到维德尔，希望能看到他，但是不希望维德尔看到他：他最可怕的噩梦就是哪天晚上维德尔遇到他。最后比维亚诺战胜了恐惧，见天埋伏在图书馆。但维德尔没有出现。比维亚诺决定去问问一个图书馆员工，一个最大的乐趣就是打听所有智利作家（无论其作品出版了还是没出版）的生活和奇迹的小老头。他告诉比维亚诺不定期丰富维德尔架子的很可能是他的父亲，一个已经退休了的比尼亚德尔马人，作者通过邮局把自己所有的作品寄给他。被这个结果照亮心扉的比维亚诺重新翻弄着维德尔架子上的那些杂志，并得出一个结论：有几个作者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是维德尔的化名，但实际上绝对不是：那都是真实存在的作家，或者也是化名，但是另外一个人的化名，不是维德尔的。总之要么是维德尔一直在用不属于他的作品欺骗他的父亲，要么他的父亲一直在用陌生人的作品欺骗自己。这个结论（临时得出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终的结论，比维亚诺解释道）让他很难过而且有不祥的感觉，从此以后，为了情绪上的平和与身体上的完整，他虽然依然关注维德尔的事业，但也记得保持距离，再也不试图亲自靠近他了。

他不难获得维德尔的消息。维德尔的传说像泡沫一样在几个文学圈子里迅速膨胀起来。据说他已经成了玫瑰十字会会员，一群约瑟芬·佩拉当 [71] 的追随者试图联系他，《科学家在露天剧场之死》的某几页的密码解读预示或预言着他闯入了“遥远南方的某个国家的艺术和政治圈子”。据说他逃亡到了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女人的庄园里，并在那里投身到阅读和摄影中。据说他偶尔会（而且从不提前通知）参加雷韦卡·比瓦尔·比万科的沙龙。雷韦卡·比瓦尔·比万科 [72] 更多地以VV夫人这个名字而广为人知，这是一个女画家和极右分子（在她看来，皮诺切特和他手下的军人是一群心慈手软的家伙，最终会把共和国奉送给基督教民主党），位于艾森省的艺术家和士兵公社的推动者，拥有智利最古老的家庭财富之一的败家子，最后大约在80年代中期时进了疯人院（在她那些稀奇古怪的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为武装部队设计的新军服和一首为十五岁的青少年成年礼而创作的持续二十分钟的音乐诗，而这个成人礼，据VV夫人说，根据少年们的出生日期、守护星等情况，应该在北方的沙漠中、高山上的积雪里或南方阴暗的丛林里举行）。大概在1977年底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关于太平洋战争 [73] 的游戏（一个战略性战争游戏）。该款游戏没有做很大的广告，悄没声息地就投放到了早期的国内市场。其设计者，据知情人员说（比维亚诺·奥赖恩没有否认）是卡洛斯·维德尔。这款战争游戏有十五关，涵盖了从1879年开始的智利和秘鲁—玻利维亚联军之间的全部战争，广告说这是一款比“大富翁”还有趣的游戏，而玩的人很快就明白了这款游戏有两种或三种游戏模式。第一种模式很难，到处都是棋子，是传统的战争游戏的玩法。第二种神奇地突显了战争中对抗的指挥官的身份和性格：比如，它问（还附加了那个时期的照片）阿图罗·普拉特 [74] 是否能化身耶稣（它所提供的普拉特的照片，实际上，同某些影视作品中的耶稣形象很相似），紧接着它又问阿图罗·普拉特—耶稣是否是一个偶然，一个象征或一个预言。（然后它继续问撞击“瓦斯卡尔号” [75] 的真正意义，问普拉特的战舰“绿宝石号”的名字的真正意义，问战争双方——智利人普拉特和秘鲁人格劳——实际都是加泰罗尼亚人 [76] 的真正意义。）第三种游戏模式围绕着普通人和在利马建立智利种族而展开。普通人扩大了智利的胜利之师，这支胜利之师将保持常胜直至利马。而在利马，在一个殖民时期的小小的地下教堂里秘密举行的集会上，他们将建立一个智利种族（好几位作家都曾呼吁过这件事，他们的运气有好有坏，但都给人一种可笑的感觉）。对于游戏的制作者（可能是维德尔）来说，智利种族于1882年的一个深夜建立，帕特里西奥·林奇 [77] 是占领军总司令。（也附有林奇的照片和一连串的问题，从林奇这个名字的含义到他成为总司令之前和之后的一些战役背后隐藏的原因——中国人为什么崇拜林奇？）这个游戏，不知道是怎么通过审查并最终上市的，非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反而拖垮了出版社的老板：尽管他们已经预告了同一作者的另外两款游戏，但最终还是宣告破产了。那两款游戏一个是关于与阿劳科人 [78] 的斗争的，另一个不是战争游戏，而是发生在一个大概可以认出是圣地亚哥但也可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大圣地亚哥或一个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侦探游戏，但里面亦不乏精神因素，一种人类灵魂和本性的“科尔迪茨 [79] 大逃亡”。

这两个从来没有发行上市的游戏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比维亚诺·奥赖恩的执念。在停止给我写信之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和美国最大的私人游戏租借馆取得联系，看看这两个游戏是否在那儿上市了。他们给他寄回来一份30页厚的最近五年在美国发行的所有“战争游戏”类的游戏目录，但是里面没有他要找的那个游戏。而关于大圣地亚哥的侦探游戏，已经是属于更大的范畴，更是无迹可寻，因此他们一个字也没提。

另一方面，比维亚诺在美国的调查不只限于游戏世界。我从一个朋友那里（我也不知道事情是不是真的）得知比维亚诺联系上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州格伦·艾伦镇的菲利浦·K.迪克协会的稀有文学收藏家——姑且这么叫吧。这是一个热衷于“文学、绘画、戏剧和电影界秘闻”的家伙，比维亚诺看样子把卡洛斯·维德尔的故事告诉了他的这个收藏家笔友。此位美国人认为那样的一个标本性人物迟早会在美国出现的。这家伙叫格雷厄姆·格林伍德，他坚决相信恶——绝对的恶——的存在。在他奇怪的神学理论中地狱是各种偶然的交错或其链接。他将连环凶杀案解释为“偶然的爆发”，把无辜者的死亡（所有那些我们的脑子拒绝接受的）解释为那个爆发了的偶然的语言。魔鬼的家是命运，是天命，他说。他出现在地区电视节目上，在西海岸或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和得克萨斯的一些小电台上宣传他的犯罪观。为了同恶作斗争他建议学习阅读，一种包含数字、颜色、符号和细小物品的排列、晚间和早间的电视节目，以及被遗忘的电影等的阅读。然而，他不相信复仇：他反对死刑，赞同对监狱进行彻底的革新。他总是全副武装，捍卫公民携带武器的权利，认为这是预防国家法西斯化的唯一手段。他不认为同恶的斗争只能局限在地球范围内——在他的宇宙论中地球有时候就像是一块罪行的殖民地：在地球以外的某些地方，他说，存在一些还没有被偶然侵入的尚且自由的地区，在那儿痛苦的唯一来源是记忆；它们的居民被称为天使，它们的军队被称为军团。不像比维亚诺那样只关注文学，他以更加彻底的方式打探着他所熟知的那个奇怪世界的一切。他交友很广泛：侦探，保护少数群体利益的团体的成员，流亡在西部的汽车旅馆里的女权主义者，和他一样过着孤独而冲动的生活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制作一部电影的电影制片人和导演。菲利浦·K.迪克协会的会员，一些虽然充满激情但通常行事谨慎的人，看他就像看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无害的疯子，一个好人，而且还是一个很出色的迪克作品研究者。于是，有一段时间，格雷厄姆·格林伍德一直在等待着，他密切关注着维德尔经过美国时可能会留下的痕迹，但最终却毫无结果。

另一方面，他在各种版本的智利诗歌选集上留下的痕迹也越来越淡了。一首署名为“飞行员”的诗，发表在一本存在时间很短暂的杂志上，第一眼看去像是无耻地剽窃了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一首诗。另一首诗，更长点，出现在一本有点名气的阿根廷杂志上，是关于一个逃跑的老印第安女仆的。她饱受惊吓，从主人家逃走了，从一个诗人的目光下逃走了，从一种新的爱情方式下逃走了。据比维亚诺说——他不知疲倦地对这首诗作着解读，这个女仆指的是阿玛丽亚·马卢恩达，加门迪亚姐妹被绑架那天晚上消失的马普切女仆。几个协助天主教调查失踪事件的人发誓说在穆尔钦或者圣巴巴拉附近见过她，她住在山麓下的茅屋里，在侄子们的庇护下，并且绝不再和任何智利人说话了。这首诗（比维亚诺给我寄了一份复印件）很有意思，但是并不能证明什么，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是维德尔写的。

一切都让人相信他已经放弃了文学。

然而，他的作品却依然流传着，以孤注一掷的姿态（正如或许他会喜欢的那样），但依然流传着。有的年轻人读着他，重新创造他，追随着他，但是怎样追随一个一动不动的人，一个试图把自己隐形起来而且似乎成功了的人呢？

最终维德尔放弃了智利，放弃了那些小量杂志，在那上面他曾经用名字的首字母或者其他别名陆续发表了他最后的创作——一些不经意的作品，读者不能理解的仿作。他消失了，然而他的缺席（事实上，他一直是缺席的）并没有终结各种猜测和他的作品引发的各种截然不同的热情解读。

1986年，从聚集在去世的评论家伊瓦卡切骨灰周围的那些人里传出消息说有一封据推测是维德尔的一个朋友寄出的信（这个消息没多久就人人皆知了），通知说维德尔已经死了。信里含混地谈到了文学遗嘱执行人的问题，但是伊瓦卡切圈子里的人，有意保持他们清洁的名声和他们老师的名声，断然守口如瓶，不作应答。据比维亚诺说，消息是假的，可能是已故的评论家的追随者们自己编造的，他们和他们的老师一样，已经年老昏聩了。

然而，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一本伊瓦卡切去世后出版的书名为《我的阅读的阅读》的书，里面提到了维德尔。这本书，一本书单和趣闻轶事集，很可能是不足为信的。它用故作轻松亲切的语调，记录了那些伊瓦卡切在漫长的评论家生涯中充满热情或讨好之意评论过的作家的重要阅读经历。于是，书里评论了下面这些人的阅读经历——以及他们的图书馆：维多夫罗（出人意料的），聂鲁达（意料之中的），尼卡诺尔·帕拉（维特根斯坦和智利民间诗歌！或许是帕拉和被骗的伊瓦卡切开的一个玩笑或者是伊瓦卡切和他未来的读者开的一个玩笑），罗塞梅尔·德·巴列，迪亚斯·卡萨努埃瓦，以及其他一些作家。里面没有出现他的死敌恩里克·里恩。年轻作家中最年轻的是维德尔（这说明伊瓦卡切对他的信任），而恰恰是在评论维德尔这一节里伊瓦卡切的文字——通常是充满过分雕琢或含糊其辞，而这也是这位说到底总有点咬文嚼字的报刊短评家的特色——回避了这些，并逐渐地（但是毫无停顿！）放弃了对待其他偶像、朋友或者同党时的那种风趣——熟稔的语气。伊瓦卡切，在他孤独的研究中，试图确定维德尔的形象。他努力地挖掘自己的记忆，试图弄明白维德尔的声音，他的精神，他在某一个电话交谈的长夜模糊的脸，但是他失败了，而且这失败显而易见，在他的笔记中，在他从泼辣到一本正经（拉丁美洲报刊专栏作家的通病）再从一本正经到忧伤和困惑的文章中可以轻易觉察到。伊瓦卡切列举的维德尔阅读的书涉及方方面面，而且这些列举出来的书单可能更多的是属于评论家的任性和错位，而不是遵循事实：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西蒙尼德斯，阿那克里翁，卡利马科斯，奥内斯托·德·科林托。他还拿维德尔开玩笑，指出有两本诗集是以维德尔为首的：《宫廷诗选》和《智利诗选》（虽然，如果认真地想一想，这也许不是一个玩笑）。他强调维德尔——那个从电话线另一头传来的声音像下雨、像暴风雨的维德尔（这句话来自一个古董商人，因而应该被一字不差地看待）——读过《一个绝望的人同自身灵魂的对话》，而且还认真读过《可惜她是个妓女》，约翰·福特的作品全集，包括那些合著的，他甚至详细地作了注解。（据比维亚诺说，对此他本能地觉得不可信，最有可能的是维德尔只是看了在福特剧本基础上改编的意大利电影，在拉丁美洲这部电影是1973年上映的，其最大或许也是唯一的成就就是里面出现了一个不安分的年轻女人夏洛特·兰普林。）

关于这位“前程远大的诗人卡洛斯·维德尔”的评论章节戛然而止，似乎伊瓦卡切猛然注意到他正行走在一片虚无中。

但这还不是全部：在一篇关于太平洋海岸边墓地的文章里—一篇被重新收录在一卷名为《蚀刻画和水彩画》的书里的啰里巴嗦甜得发腻的文章——在拉斯文塔纳附近的一个墓地和另外一个瓦尔帕莱索附近的墓地之间，不知道为什么伊瓦卡切突兀地描写了在一个黄昏，一个无名小镇里，一个鬼影憧憧空荡荡的广场上的一个人的侧影。那人年纪轻轻，穿着深色的华达呢风衣，脖子上围着围巾或是窄披巾，遮住了他的一边脸。伊瓦卡切和这个陌生人说了一会儿话，但是两个人之间始终隔着一道，一道来自路灯的长方形的光线，两个人都没想去跨过这条线。他的声音，虽然隔着一段距离，依然很清晰。陌生人有的时候会说一种和他清脆的声音形成强烈反差的生硬的行话，但是谈话的两个人基本上还是用正确的语言说话的。这次需绝对隐秘的会面因为一对被狗追赶的恋人出现在夜晚的广场上而结束。叹息间或眨眼间，谈话中断，广场上只留下了伊瓦卡切一个人，拄着拐杖，沉思着这件怪事和命运。这次会面，就实际结果来说，也可以说是以两个带卡宾枪的士兵的出现而告终的。在广场上无人照料的草木里，在其阴影中，陌生人逐渐消失。那是维德尔吗？还是评论家的幻想呢？谁知道呢。

岁月的流逝和各种不利的消息，有时甚至是没有任何消息，不但没有使他淡出人们的视线，反而更加肯定了维德尔神话般的形象。有热情高涨者出发去满世界找他，打算找到他后，即使不能把他带回智利，至少也要和他合张影。但一切都是徒劳。维德尔的踪迹消失在南非、德国、意大利……在长时间的朝圣之后——人们会将之称为一个、两个或三个月的旅游，这些去找他的年轻人囊中空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卡洛斯·维德尔的父亲，很可能是他落脚点的唯一知情人，1990年去世了。他的墓穴——没人去拜祭过——位于瓦尔帕莱索的市政公墓最简陋的区域之一。

渐渐地，在智利文学界有了一个说法，说卡洛斯·维德尔实际上已经死了。这个消息并没有掀起什么大波浪，因为时代已经开始变了。

1992年，他的名字在一份关于刑讯和失踪事件的司法调查上被提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出现在文学之外的事情上。1993年他被指控是一个杀害了几个康塞普西翁和圣地亚哥学生的无党派行动小组的成员。1994年出现了一本一个智利新闻记者团体关于失踪事件的书，书里又一次提到了他。也出现了已经离开了空军的穆尼奥斯·卡诺的书，书中有一章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虽然穆尼奥斯·卡诺的文章有的时候过于激动，差一点儿就歇斯底里了）在普罗维登西亚的公寓里举行的照片展。几年前比维亚诺·奥赖恩在一家专门出版小开本诗集的不大的出版社出版了《巫师的重新回归》一书。这本书获得了成功，印刷量大大出乎出版社的意料。《巫师的重新回归》是一本诙谐有趣的杂文集（在写作上它与我和比维亚诺在康塞普西翁的时候读的那些侦探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同），是关于1972至1989年之间南锥体国家的法西斯文学运动的。其中不乏神秘或奇形怪状的人物，但是主要人物，在弥漫在那个该死的年代的一片迷惘和犹疑中唯一冉冉升起的人，毫无疑问是卡洛斯·维德尔。他的形象，正如在拉丁美洲大家常说的——更多地是在反面意义上，闪烁着自己特有的光芒。比维亚诺写维德尔的那一章（全书最长的一章）标题是“探测极限”，在这一章里，远远不同于他通常的那种客观而有分寸的语气，比维亚诺谈的恰恰是他的光芒；可以说他在讲一部恐怖电影。在某一时刻，绝非偶然地，他把他比作了威廉·贝克福德 [80] 笔下的瓦泰克，并引用了博尔赫斯的话：“我肯定这确是文学界最残忍的地狱。”他的描写，他因为维德尔的诗歌艺术而引发的思考显得犹豫不决，好像维德尔的出现令他混乱并且失去了方向。实际上，一向无拘无束地嘲讽阿根廷和巴西施暴者们的比维亚诺，当面对维德尔的时候却束手束脚起来，用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形容词，还滥用各种秽言秽语。他试图不眨眼睛，让他的人物（飞行员卡洛斯·维德尔和自学者鲁伊斯–塔格莱）不消失在地平线上，但是没有人，至少在文学界，能在那么长的时间不眨眼，于是维德尔也就永远地消失了。

只有三个老战友为他辩护。这三个人已经退伍了，对真理的热爱和无私的利他主义指引着他们站了出来。第一个，是一个少校，说维德尔是一个感情细腻、学识丰富的人，是那些在以共和国的命运为赌注的钢铁般年月里的又一个受害者。第二个人，一个军队情报局军士，说的更多的是对日常事务的看法；在他眼中维德尔是一个精力充沛、爱开玩笑、很能干——你看有那种什么都不干的长官——的年轻人，他对下属总是尽心尽力的，他对他们，我不能说是像对儿子那样，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比他还老，但是可以说是像对弟弟那样，我的小兄弟们，维德尔这么对他们说（有的时候甚至是在并不合适的场合），脸上带着一个大大的幸福的微笑——但是为了什么而感到幸福呢？第三个，一个曾经陪他去圣地亚哥办过一些事的军官———不多的一些事，他急着澄清道—说这位空军中尉只是做了那些所有智利人都必须、应该或者想要做却不能做的。在内战中囚犯是一个麻烦，这是维德尔和其他一些人的行为准则，而谁，在历史的地震中，又能责怪他过分地履行了职责呢？有的时候，他沉思着补充道，一颗解脱的子弹更是一种慰藉而不是最后的惩罚：卡里托斯 [81] ·维德尔似乎是从一个火山上看着这个世界，先生，他好像从非常遥远的地方看着你们大家和他自己，请原谅我的直率，我们对他来说就好像一些可怜的小虫子；他就是这样的；在他的历史书里大自然并不是消极被动的，恰恰相反，它是运动着的，它鞭打着我们，虽然我们，可怜的无辜者们，通常把这些鞭打归咎于厄运和命运……

最后，一个一贯悲观却勇敢的法官把他作为被指控有罪者列入了受审者名单，虽然这个案件最后也没能继续审理下去，因为维德尔，很显然，没有出现。另一个法官，这次是康塞普西翁的，在审理安赫利卡·加门迪亚被谋杀和其姐其姨母的消失一案时，将他作为主要嫌疑人传唤了他。阿玛丽亚·马卢恩达，加门迪亚姐妹的马普切女仆，出人意料地，出庭做了证人。整整一个星期她的出现对于记者们来说都是新闻大卖点。逝去的时光似乎挥发掉了阿玛丽亚的卡斯蒂利亚语。她的话里充斥着马普切词句，两个年轻的基督教教士充当着保镖寸步不离地保护她，同时还负责替她翻译。在她的记忆里，案发的那天晚上已经融合成为一个充满凶杀和不公的长篇故事，以一组英雄史诗为主线贯穿在一起。听的人大感惊讶，却也明白这一方面是她的故事，公民阿玛丽亚·马卢恩达——加门迪亚姐妹家的老仆人——的故事，另一方面这也是智利的故事，一个恐怖故事。因此，当她讲到维德尔的时候，这个中尉似乎同时化身为许多人：一个闯入者，一个恋人，一个战士，一个恶魔。当她讲到加门迪亚姐妹的时候她把她们比作空气，比作漂亮的花木，比作小狗崽儿。当她回忆起案发的那个不幸的夜晚时，她说她听到了一首西班牙曲子。当被要求详细说明“西班牙曲子”这句话的时候，她回答：纯粹的愤怒，先生，纯粹的无能为力。

没有一起案件能审理到最后。虽然国内有很多问题牵扯到了他，但这个很久以前就消失了的身负几起谋杀案的身影依然越来越模糊。

智利遗忘了他。

8

就是在那时候阿维尔·罗梅罗粉墨登场，我也重新登场。智利也把我们遗忘了。

罗梅罗是阿连德时期最有名的警察之一。现在他已经五十多岁了，矮矮的个子，皮肤黝黑，非常瘦，黑头发，上面抹着发蜡或发胶。他的名声，他的小小传奇，与两个当时轰动一时的案件联系在一起。第一个是一起谋杀案（一个智力游戏，罗梅罗说），发生在瓦尔帕莱索，在乌加尔德街上一个小旅馆的房间里。受害者额头上中了一枪，房间的门反锁着，还用一把椅子从里面堵着。窗户是从里面关着的，而且，任何人如果从那儿出去，都会被人从街上看到。犯罪凶器就在死者旁边，因此开始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自杀。但是经过初步验证后，颇具科学精神的警察们证明受害者自己并没有射出一发子弹。

死者名叫皮萨罗，并没有什么敌人；他过着很有规律，乃至孤独的生活，没有工作或其他的赚钱渠道，后来查证他的父母，一个南方的小康家庭，每月都寄给他一笔生活费。这个案子引起了新闻界的好奇心：凶手是怎么从受害者的房间里出来的？从外面把门锁上，依在旅馆其他房间做的试验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把门锁上而且还要把椅子放到圆锁头上把门堵上，更是不可思议。人们又研究了一下窗户：每十次有一次，如果从天花板上把窗子干脆精准地关上，插销能自动插上。但是要从那儿逃走必须有走钢丝的人的那种平衡能力，而且也要没有人那么倒霉地在街上抬眼看到他，而在凶杀案发生的时间段街上通常有很多人经过。最后，在没有其他方案和可能的情况下，警察得出了凶手是从窗户逃走的结论，凶手因而被媒体称为“走钢丝者”。于是，上级从圣地亚哥派了罗梅罗来负责这个案子，而他只用了二十四个小时就破了案（另外八个小时的审讯时间——他没有参与——足以让凶手在一份离下面的调查结果差得不远的审讯记录上签下名字）。事情，如罗梅罗后来和我讲的那样，是这样发生的：遇害者，皮萨罗，和旅馆主人的儿子，一个叫恩里克·马丁内斯·科拉莱斯，外号恩里基托 [82] 或者亨利的，有某些方面的交往。恩里基托爱好比尼亚德尔马的赛马场，在那个地方，据罗梅罗说，聚集着一群生活贫困或者维克多·雨果——他的《悲惨世界》是罗梅罗坦言年轻时曾经读过的唯一“世界文学的明珠”，虽然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除了沙威的自杀他最终完全忘记了书的内容（关于《悲惨世界》后面我会再讲的）——笔下的那些不幸的人；这个叫恩里基托的人似乎身上背了债务并且以某种方式把皮萨罗也卷进了他的赌业里。在一段时间里，恩里基托厄运连连，两个朋友患难与共，亏空则靠遇害者父母寄来的钱填补。但是有一天，旅馆主人的儿子开始转运了，他就想甩掉皮萨罗。皮萨罗觉得自己被骗了，两个人就吵了起来，嘴里互相威胁着。一天中午恩里基托带着一把手枪去了皮萨罗的房间。他的目的是吓唬他一下，而不是杀了他，但是就像是三流肥皂剧一样，当恩里基托用枪指着皮萨罗脑袋的时候，枪走火了。怎么办？在那一刻，身处最可怕的噩梦中，恩里基托爆发出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急智。他知道如果他什么都不做就逃走的话，那么怀疑很快就会落到他头上。他知道如果不布置一下皮萨罗被害现场的话，那么怀疑很快就会落到他头上。因此，他需要给这起谋杀披上一件华丽得不可思议的外衣。从里面把门锁上，把椅子放到门锁那儿堵上门，把手枪塞到死者手中，关紧窗户，当他确信已经布置好一个自杀场景的时候他就钻进衣帽间等着。他很了解自己的母亲，也很了解其他的租房者——那时候他们正在吃饭或者在客厅看电视，他把一切都考虑到了，他相信他们不等警察赶到就会把门推倒。实际上，门确实被强行打开了，而恩里基托，他甚至都没有关上衣帽间，就平静地加入到旅馆剩下那些惊惧万分地看着皮萨罗尸体的人之间。案子很简单，罗梅罗说，但是它给了我名不副实的名声，使我后来不得不为之付出巨大代价。

让他名声更显的是一起发生在拉斯卡门斯的绑架案的破解，就在民主时代结束前没几个月的时候。案子的主角是克里斯托瓦尔·桑切斯·格兰德，国内最富有的大企业主之一，他失踪了，据推测是被一个左派组织绑架了，该组织要求政府支付一大笔赎金来换取他的自由。有好几个星期警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罗梅罗当时属于三个寻找桑切斯·格兰德的行动小组之一，他突然想到很有可能是桑切斯·格兰德自己主导了这起绑架。他们跟踪了一个祖国和自由阵线的年轻人好几天，直到这个年轻人，毫无防备地，把他们带到了拉斯卡门斯庄园。在那儿，当他手下的一半人包围主屋的时候，罗梅罗带着剩下的三个射击手，双手各拿一把手枪，在一个名叫孔特雷拉斯的非常年轻的侦探——他是所有侦探里最勇敢的一个——陪伴下，摸进了房子内部并抓住了桑切斯·格兰德。在冲突中死了两个保护桑切斯·格兰德的祖国和自由阵线的暴徒，罗梅罗和其中一个负责房子后部的警察受了伤。因为这次行动让他获得了阿连德亲手颁发的勇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痛苦多于快乐的一生——在职业上获得的最大荣耀。

当然，我记得他的名字。那是一起曾经轰动一时的事件。通常出现在犯罪报道上，在体育版面之前还是之后来着？在那些我们当时认为是可耻的地名旁边（那时候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可耻是什么），一个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六七十年代的犯罪现场：简陋的平房，大片的荒地，昏暗的休闲别墅。我曾经从阿连德手里接过勇敢者奖章。奖章被我弄丢了，他难过地说，我已经没有任何一张照片证明我得到过它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是昨天才颁给我那枚奖章一样。他看起来依然像警察。

政变后他被囚禁了三年，然后他去了巴黎，在那儿他做着各种临时工。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都是些什么工作，但是他在巴黎的最初那几年什么都做过，从贴广告到给办公室地板打蜡，这是一份夜工，当办公楼都关了的时候——此时往往容易让人思绪联翩——才上工的夜工。神秘的巴黎办公楼，他这样称呼那些办公楼，晚上当所有的办公室都暗下来，只有一间还亮着，然后那间也熄了灯，另一个房间又亮了起来，然后又熄了，如此这般依次亮起又熄灭。如果夜行人或者贴广告的人长时间不动的话往往能看到有人从那些空荡荡的办公楼里的一间探出头来，或吸烟或双手叉腰欣赏城市的夜色，直到很长时间之后才离开。那是一个上夜班的男清洁工或女清洁工。

罗梅罗结婚了，有一个儿子，他计划回智利开始新的生活。

我问他有什么事（当时我已经让他进了我的家，烧上热水准备给他泡茶喝），他说他正在追寻卡洛斯·维德尔的踪迹。比维亚诺·奥赖恩给他提供了我在巴塞罗那的地址。您认识比维亚诺？他说不认识。没见过面。我给他写过一封信，他回了我，然后我们打过电话。很像比维亚诺的做事风格，我说，一边试图想起我有多少年没见过他了：几乎二十年了。您的朋友是一个好人，罗梅罗说，而且他似乎非常了解维德尔先生，但是他觉得您更了解他。他说得不对，我说。有帮忙费，罗梅罗说，如果您帮我找到他。他说那话的时候打量着我家似乎在评估具体多少钱能够买动我。我想他应该不敢再继续那个话题了，因此我决定保持沉默等他开口。我给他倒了茶。他加上牛奶，似乎很享受地喝着。他在我家坐着，看上去比实际上要瘦小得多。我可以付您二十万比塞塔，他说。成交，但是我能帮您做什么呢？

帮我做诗歌方面的事，他说。维德尔是诗人，我是诗人，他不是诗人，因此为了找到一个诗人他需要另一个诗人的帮助。

我说对我来说卡洛斯·维德尔是一个凶手，不是一个诗人。好吧，好吧，罗梅罗说，我们别这么小气量了，或许对维德尔或者其他随便一个人来说您也不是诗人或者是一个不好的诗人而他或者他们是优秀的诗人，正如洛佩·德·维加所说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看它们时透过的那块玻璃，你不觉得吗？二十万比塞塔现金，现金支付？我问。二十万比塞塔一次性付清，他掷地有声地说，但是请记得从现在开始您是为我工作而我想要结果。他们付您多少钱？相当多，他说，雇我的那个人很有钱。

第二天他来到我家，带着一个装了五万比塞塔的信封和一个装满文学杂志的行李箱。剩下的等他们把钱汇给我我再给您，他说。我问他为什么相信卡洛斯·维德尔还活着。罗梅罗微笑了一下（他笑起来很像黄鼠狼和田野里的老鼠）说相信他还活着的是他的客户。那么是什么让您认为他在欧洲而不是美洲或者澳大利亚？我研究了他一下，他说。然后他邀请我去我住的那条塔耶斯街上的（他住在奥斯皮塔尔街上一家体面的中档旅馆，离我家只有几步路）一家饭店吃饭，席间我们谈到了他在智利的那些年，谈到了我们共同回忆起的那个国家，谈到了智利警察，罗梅罗（我非常惊讶）把它归到世界上最好的警察行列里。您可真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吃饭后甜点的时候我对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是因为爱国才这么说的，他说，我在警队的时候没有破不了的案子。进入罪行调查组的小伙子们都是素质最好的，人文学科成绩优秀，然后又和最好的老师上了三年课。我还记得犯罪学专家冈萨雷斯·萨瓦拉——安息吧冈萨雷斯·萨瓦拉博士——说世界上最好的两支警察，至少在凶杀案方面，是英国和智利的。我说别逗了。

下午四点的时候我们出来了，肚子饱饱的，还喝掉了两瓶葡萄酒。西班牙葡萄酒，罗梅罗说，比法国的好。我问他是不是有点不喜欢法国。他的脸似乎黯淡了下来，说他只是想离开，如此而已，已经太多年了。

我们在森特里克酒吧一边喝咖啡一边聊着《悲惨世界》。罗梅罗认为一会儿变成马德兰一会儿变成割风的冉·阿让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物，在拉丁美洲杂乱无章的城市里随处可见。相反，他觉得沙威是特别的。那个男人，他说，就好像一个心理分析案例。我很容易就弄明白了虽然罗梅罗极为推崇心理分析，但他从来没做过。沙威，维克多·雨果笔下的警察，他同情他崇拜他，对他来说就像一件奢侈品，一种“我们偶尔才能享受到的舒适”带来的感觉一样。我问他是否看过那部电影，法国拍的，很古老的。没有，他说，我知道伦敦正在上映一部音乐剧，但是我也没看过，应该是像《藤蔓花架》 [83] 一样的吧。我已经说过，对那本小说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沙威确实是自杀的。我不是很肯定，或许在电影里他没有自杀。（回想起这部电影的时候只有两个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1832年的街垒，其后有很多革命学生和流浪儿来来回回，以及被冉·阿让救了之后的沙威，站在一个下水道口处，目光迷离地看着远处的地平线，伴着泻入塞纳河的污水如瀑布般——确实很壮观——的巨大声响。当然很有可能我把电影弄混了或者压根儿就弄错了。）现在，罗梅罗一边品尝着最后几滴卡拉赫约 [84] 烈酒咖啡一边说，至少在美国电影里，警察们通常只是离婚而已。相反，沙威，他是自杀了。您注意到其中的区别了吗？

后来他陪我爬了五层楼梯到了我家，他打开行李箱，把里面的杂志放到桌子上。您慢慢读，他说，我要趁这机会去旅游一番。您给我推荐什么博物馆？我记得我大概告诉了他怎么到毕加索博物馆，再从那儿去圣家堂 [85] ，然后罗梅罗就出发了。

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天了。

他给我留下的杂志都是欧洲的。有西班牙的，法国的，葡萄牙的，意大利的，英格兰的，瑞士的，德国的。甚至还有一本波兰的，两本罗马尼亚的和一本俄国的。大部分都是发行量很小的发烧友杂志。其印刷情况，除了几本看得出比较专业并且有雄厚资金支持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杂志之外，从激光复印到滚齿轮刻写模版复印（一本罗马尼亚的）都有，而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极差的质量，廉价的纸张和乱七八糟的设计无不说明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文学。我把所有杂志都翻看了一遍。据罗梅罗说，其中有一本应该是与维德尔合作的，当然，是用另一个名字。这些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右派文学杂志：其中四本是“光头党”出的，两本是不定期的足球球迷杂志，至少七本用了一半多的篇幅刊登科幻小说，三本是“战争游戏”俱乐部的，四本是专门研究神秘学的（两本意大利的，两本法国的），而这四本中的一本（意大利的），公开崇拜魔鬼，至少十五本是公开的纳粹杂志，大约有六本可以归到“修正主义”的假历史派里（三本法国的，两本意大利的和一本用法语写的瑞士杂志），还有一本，那本俄国的，至少从那些漫画（非常多，好像它那些未来的俄国读者突然间都变成了文盲，但是对于不懂俄语的我来说却是正合适）看来，是前面所有的加起来形成的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几乎所有杂志都有种族主义和仇犹太人倾向。

读到第二天我就开始真正地感兴趣了。我一个人住着，没有钱，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已经很久没有发表过文章了，最近甚至都不动笔了。我觉得自己命途多舛，前景可悲。我觉得我已经开始习惯自我怜悯了。罗梅罗的杂志，所有的都一起堆在我的桌子上（为了不挪动它们我决定在厨房里站着吃饭），根据国别、出版日期、政治倾向或者文体类别堆成一小摞一小摞的，有效地防止了我染上恶习。读到第二天我觉得身体不舒服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种不舒服是由于缺少睡眠和营养跟不上引起的，因此我决定下楼到街上走走，买一个西班牙夹奶酪面包然后睡觉。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六个小时，我已经休息过来了，觉得很清醒很想继续阅读或者重读那些杂志（抑或是连蒙带猜，这取决于杂志所用的语言），我越来越被带进维德尔的故事中，这也是别的什么东西的故事，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一天晚上我甚至做了一个与此相关的梦。我梦到自己正在一艘大木船上，也许是一艘古西班牙大帆船，我们正横穿大洋。我身处艉楼甲板的聚会上，正看着大海写一首诗，也许是一页日记。突然有人，一个老头，大声喊起来：龙卷风！龙卷风！但他不是在帆船上而是在一艘快艇上或是在防波堤脚下喊的。和波兰斯基的《罗斯玛丽的婴儿》里的一个场景一模一样。正在那时帆船开始沉没，所有的幸存者都变成了海难者。在海里，我看到了卡洛斯·维德尔，他抓着一个装酒的木桶漂在海面上。而我则抓着一根腐烂的木头漂着。在那一刻，当海浪把我们分得越来越远的时候，我明白了，维德尔和我，我们曾经在同一艘船上旅行，只不过他曾出力促使它沉没而我却没有为避免它的沉没而努力做点什么或者做了但很少。因此当罗梅罗三天之后回来的时候，我几乎像接待一个朋友一样接待了他。

他没去毕加索博物馆也没去圣家堂，但是他参观了诺坎普博物馆 [86] 和新水族馆。他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如此近地看过鲨鱼，很令人震撼，真的。当我问他对诺坎普有什么看法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一直都认为那个体育馆是欧洲最好的。真遗憾去年巴塞罗那败给了巴黎圣日耳曼。您可别告诉我，罗梅罗，您是culé [87] 。他不知道这个词。我给他解释了一下，他觉得很有趣。有那么一会儿他好像走神了。我是暂时的culé，他说。在欧洲我喜欢巴塞罗那，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属于科洛科洛 [88] 的。我们能怎么办呢，他难过又骄傲地补充道。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在巴塞罗内塔区的一个酒馆吃了晚饭，饭后他问我读过那些杂志了吗。正读着呢，我对他说。第二天他拿着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出现了。是给您的，没别的意思，这是一个客户给我的礼物。我不看电视，我说。那不好，您不知道您正在错过多少有趣的事。我厌恶那些竞赛节目。有些是很有意思的，罗梅罗说，他们都是些简单的人，同全世界对抗的自学者。我记起来维德尔曾经是或者想要成为，在他在康塞普西翁的那段遥远的时光里，一个自学者。我读书，罗梅罗，我说，现在是看杂志，有时候我写作。这看得出来，罗梅罗说，然后他马上又加了一句：您别往坏里想，我一直很尊敬那些什么都没有的神甫和作家。我记得保罗·纽曼的一部电影，他说，是一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坦言在那些年里他是靠用笔名写侦探小说养家糊口的。我尊敬那类作家，他说。您认识的大概不多，我用嘲讽的口气说。罗梅罗没注意到。您是第一个，他说。然后他和我解释说把电视安装在他住的旅馆不合适，而我需要看他带来的三盒录像带。我觉得当时我纯粹因为害怕而笑了一下。我说：您可别告诉我维德尔在里面。在这三部电影里，是的先生，罗梅罗说。

我们把电视安装上，在接上录像机之前罗梅罗试着看了看能否连上某个台，但这是不可能的。您得买一个天线，他说。然后他把第一盒录像带放了进去。

我没有站起来，依然在桌子旁边挨着杂志坐着。罗梅罗坐到了客厅里唯一的一张扶手椅上。

这些电影都是低成本制作的色情电影。第一部电影到一半的时候（罗梅罗带上来一瓶威士忌，正一边看电影一边小口地撮着）我对他坦言我没法连着看三部色情电影。罗梅罗一直等到了最后然后关了录像机。今天晚上看完它们吧，您一个人，慢慢看，他一边把威士忌瓶子放到厨房的一个角落一边说。我得从这些演员中认出来维德尔吗？他走之前我问。罗梅罗神秘地笑了。重要的是杂志，电影是我的主意，例行公事罢了。

那天晚上我看了剩下的两部电影，后来我又重新看了第一部，然后我又把另外两部重新看了一遍。维德尔没有出现在任何地方。我想关于电影是罗梅罗开的一个玩笑。然而，那种维德尔出现在我家墙壁间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好像这些电影在召唤他一样。不要想太多，罗梅罗有一次对我说。但我依然觉得我的整个生活正在走向毁灭。

罗梅罗回来的时候穿着一身新西装，刚买的，还给我带来一件礼物。我强烈希望不是一件衣服。我打开包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本小说——我已经看过了，虽然我没有告诉他——和一双鞋。试试这双鞋，他说，希望号码合适，西班牙鞋子在法国评价很高。令人惊喜的是我发现鞋子正合我的脚。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色情电影的奥秘吧，我说。您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不合常理的、引起您注意的地方吗？罗梅罗问。从他的表情我察觉电影，杂志，一切，也许除了他全家回智利的计划，对他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唯一可说的就是我每天都越来越执着于维德尔这个混蛋了，我说。那是好还是坏呢？别开玩笑了，罗梅罗，我说。好吧，我给您讲个故事，罗梅罗说，中尉在所有这些电影里，只是他在镜头后面。维德尔是这些电影的导演？不是，罗梅罗说，他是摄影师。

然后他给我讲了一群在塔兰托湾的一个花园别墅拍色情电影的人的故事。一天早晨，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他们被发现都死了。全部，六个人，三个女演员，两个男演员和摄影师。导演兼制片人受到怀疑并被捕。他们也逮捕了别墅的主人，一个科里利亚诺的律师，他也被牵扯进了这部露骨色情犯罪片，即含有真的犯罪情节的色情片。但这两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所以被无罪释放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案子就结案了。在这件事里卡洛斯·维德尔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还有一个摄影师。一个叫R.P.英格利希的，意大利警察从来没能找到过他。

英格利希是维德尔吗？罗梅罗开始调查的时候觉得他们就是同一个人，于是有段时间他跑遍了意大利去寻找能认出英格利希的人，给他们看一张维德尔的老照片（那张维德尔靠在他的飞机旁边的照片），但是他没有找到任何还记得那个摄影师的人，就好像这个人没有存在过或者没有能让人记起的脸。最后，在尼姆的一个诊所里他找到一个曾经和英格利希一起工作过还记得他是什么样的女演员。女演员叫乔安娜·希尔韦斯特里，是一个大美女，罗梅罗说，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我向您保证。比您的夫人还漂亮吗？我问，存心想刺他一下。咳，我老婆已经上了年纪了，不算数，罗梅罗说。我也上了年纪了，他几乎是马上就加了一句。问题是这真的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准确地说：最漂亮的姑娘。一个在她面前必须脱帽致敬的女人，相信我。我问他她长什么样。金黄色头发，高挑个儿，能让人回到童年的目光，天鹅绒般的目光，闪烁着悲伤和坚定的光芒。另外她的体形也很曼妙，皮肤很白，带着地中海到处都有的那种茶青色调。一个让人只能做白日梦的女人，但也是一个能一起生活共患难的女人。她的身体，她的皮肤，她睿智的目光，罗梅罗说，都在证明着这点。我从来没见到她站起来过，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她站起来应该像一个女王。诊所并不豪华，但是带着一个小花园，下午有很多病人去那儿，大部分是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最后一次，当我们处久了熟了点儿的时候，我邀请她下去走走（也许是害怕她觉得和我在一起，两人单独待在房间里无聊）。她对我说她下不了床。我们用法语聊但是偶尔也插入几句意大利语。那句话她是用意大利语说的，我的朋友，她看着我的脸用意大利语说她下不了床，让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无能最该死最可怜的男人。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当时甚至想要哭了。但是我控制住了自己，努力继续和她谈和我来的目的相关的话题。她对我是智利人并且在寻找这个英格利希这一点觉得很好奇，这位智利侦探面带微笑给我讲述着，她好像一只猫一样，缩在床上，抱着手臂，背靠着几个枕头。她毯子下的双腿起伏的曲线好像一个奇迹，但不是令人迷惑的那种奇迹，而是那种像空气一样拂过让你感到安宁的奇迹，我是说，比以前更宁静。轻拂过竹笛，多么美妙，罗梅罗突然说。她病了吗？她要死了，罗梅罗说，她比狗还要孤单，至少我在诊所过了两个下午后得出了这个可怕的结论，而尽管如此她却依然镇静而清醒。她喜欢说话，看得出来有客来访时她是兴奋的（来访的客人应该不是很多——天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她总是在读书或者写信或者戴着耳机看电视。她读最新的杂志，女性杂志。她的房间很整洁，味道很好闻。她也是。她和她的房间都很干净好闻。我猜在接待访客之前她会用梳子梳头发，在脖颈和手上喷上古龙水或香水，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想象而已。我见她的最后那一次，在告别之前，她打开电视找一个意大利语台，里面不知道在播什么。我担心那是她的一部电影。我向您发誓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好，我的整个人生很可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电视里播的是一个访谈节目，里面有她的一个老朋友。我握了握她的手然后就走了。到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她。她已经把耳机戴在耳朵上了，看起来像个军人一样，您看多奇怪，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描述，就好像病房是一艘航空飞船的指挥间，而她则是那个沉稳自信的船长。最后怎么样了？我问，已经不想去笑话罗梅罗了。没怎么样，她回忆起英格利希并向我很好地描述了他，但是根据那个描述在欧洲能找到几千个，她也不能在那张飞行员的老照片上认出他来，当然了，已经是二十多年了，我的朋友。不是，我说，乔安娜·希尔韦斯特里怎么样了。她死了，罗梅罗说。什么时候？我去看过她之后几个月，我在巴黎的时候看到了消息，在《自由报》的讣告上。您从来没看过她演的电影吗？我问。乔安娜·希尔韦斯特里的？没有，咳，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从来没有。哪怕是纯粹因为好奇？哪怕是好奇也没有，我是一个已经结了婚上了年纪的老男人了，罗梅罗说。

那天晚上是我请他吃的晚饭。我们在里埃拉街上，一家便宜的家庭式饭馆吃的，然后我们就漫无目的地在小区里走着。经过一个音像店的时候我对罗梅罗说跟我来。我不想租她的录像带看，我听到他在我背后说。我不相信您的描述，我对他说，我想看看她有一张什么样的脸。色情电影占据了店铺里面的三个架子。我想以前我只进过一次音像店。虽然内心里烈火如焚，但我很久没有感觉这么好过了。罗梅罗找了一会儿。我看到他的手，一双黝黑粗糙的手，在那些录像带盒子上划过，仅仅这个场景已经让我感觉很好了。就是她，他说。您说得对，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们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音像店是小区里唯一一家还营业的商店。

第二天，当罗梅罗来到我家的时候，我对他说我应该已经确认卡洛斯·维德尔的身份了。要是您再看到他，您能认出他来吗？我不知道，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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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是我从怪物横行的星球上传递的最后的信息。

我再也不愿浸淫于文学这肮脏的海洋。从此以后我将低调地写我的诗，找份工作糊口，再也不打算出版我的作品了。

在我桌上堆积如山的杂志堆里有两份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他杂志里的都是各种类型的变态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只有这两份还能给人带来点冲击，其特立独行吸引了卡洛斯·维德尔。两份都是法国杂志：《埃夫勒文艺报》第一期和《阿拉斯守夜者杂志》第三期。两本杂志上我都看到了一个叫儒勒·迪佛的评论文章，尽管在《文艺报》上，纯粹是偶然的，他采用了韵文的形式。但在此之前我得先谈谈拉乌尔·德洛姆和“野蛮作家”这一流派。

拉乌尔·德洛姆生于1935年，在找到去巴黎市中心一处楼房看门的固定工作前（这份工作对于在军队服役期间患上了轻度脊椎病的他来说更合适），拉乌尔·德洛姆曾当过兵和屠宰场的售货员。1968年，当学生们设置街垒，那些法国未来的小说家用砖头敲碎学校的窗户或者第一次做爱的时候，他决定创立“粗野作家”流派或者说运动。为此，当一些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占路时，这位老兵把自己关在德若街狭小的门房里，开始构思他的新文学。学习是看起来简单的两个步骤。隐居和阅读。第一个步骤需要买够一周的食粮或者斋戒。为避免不必要的来访，也有必要通知大家某人不便接待访客，或者要外出一周，或者患上传染病。第二个步骤更为复杂。根据德洛姆的想法，必须与伟大作品融合起来。这种融合通过相当奇怪的方式来获得：在司汤达的作品上拉屎，用维克多·雨果的书页擤鼻涕，通过手淫让精液流淌在戈蒂埃或班维尔的作品上，在都德的作品上呕吐，在拉马丁的作品上撒尿，用剃须刀的刀锋切割身体让血溅到巴尔扎克或莫泊桑的作品上，总之，是把所有这些经典作品亵渎一遍，德洛姆将之称为赋予人性的过程。经过一周的“野蛮”仪式后，结果是公寓或房间里到处是破碎的书、充斥着污秽和恶臭，文艺学徒悠闲自在地苟延残喘着，赤身裸体或仅着短衫，肮脏不堪，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或者更确切地说，像第一条跳出来想去水外面生活的鱼那样抽搐着。按德洛姆的说法，“野蛮作家”因源于经验而壮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受过一定的写作艺术训练，一种通过对经典的“真实靠近”和“真实领会”（德洛姆是这么叫的）而获得的智慧，一种打破所有文化、学院和技术所强加的壁垒的身体接触。

不知怎么的，很快他就有了一批追随者。都是一些像他一样的人，没有学历，社会地位低下，从1968年5月开始，每年他们都会闭关两次，单独一人或是两人、三人乃至四人一起，关闭在狭小的阁楼、门房、旅店房间、郊区小屋、店铺后面或药铺里间，为新文学的到来而准备着。这是一种可以属于所有人的文学，德洛姆说，但实际上，它只属于那些能跨过火桥的人。与此同时，他们乐此不疲地印制发烧友期刊，自个儿在法国街头和广场随处可见的旧书和杂志市场随便找个地方设摊兜售。当然，“野蛮作家”多为诗人，虽然有人也写短篇小说，还有人尝试写点儿戏剧小品。他们杂志的名字或平凡无奇或奇幻无比（在《埃夫勒文艺报》上列了这一文学运动的期刊表）：《内海》《普罗旺斯文艺报》《托隆文学艺术杂志》《新文学流派》等。在《阿拉斯守夜者杂志》上（这实际是由一个阿拉斯守夜者协会出版的）上载有一部相当详细的“野蛮文学”文集；在“当爱好成为职业”的副标题之下是德洛姆、萨布里纳·马丁、伊尔莎·克劳乌尼茨、梅·保罗、安托万·迪贝克和安托万·马德里的诗；除了德洛姆和迪贝克分别有三首和两首诗之外，每人都只有一首代表作。似乎是为了强调诗人们“爱好”的程度，他们的名字下面和一些类似证件照的照片旁边，在括弧里向读者说明了他们日常的工作，于是大家就知道了克劳乌尼茨是施特拉斯堡一家疗养院的护士助理，萨布里纳·马丁是巴黎好几个家庭的家政工，梅·保罗是个卖肉的，安托万·马德里和安托万·迪贝克在巴黎一条中心大道上各自的报亭里卖报为生。德洛姆和他的那群追随者的照片里有些不易为人察觉的东西：首先，所有人都定定地看着镜头，因此在读者眼里就好像是都陷入了幼稚（或者至少是无用的）的催眠中；其次，所有人，无一例外地，看起来都相当自负且自信，他们尤其显得自信，面对嘲讽和怀疑毫不动摇。仔细想想，在法国文学上也许这也很寻常。他们年龄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也无从谈起“野蛮作家”的年代划分问题。德洛姆已满六十岁（尽管看起来没这么老），安托万·马德里肯定不超过二十二岁，他们之间至少差了两代。无论是在这本还是那本杂志上，所有文章之前都有段一个叫哈维尔·鲁伯格写的《野蛮写作的历史》和德洛姆自己写的题为《爱好写作》的宣言。德洛姆的文章更多是卖弄学问，而且表述笨拙，可令人称奇的是，鲁伯格的文章却相当娴熟、优雅（一篇很短的人物简介，也许是他自己撰写的，把他介绍为前超现实主义者、前共产党员、前法西斯分子，一本关于“他的朋友”萨尔瓦多·达利的题为《达利对世界歌剧的反对与支持》的书的作者，现退隐于普瓦图），两篇文章都介绍了“野蛮文学”形成及其常处地下且跌宕起伏发展历程中的几个里程碑。如果不是鲁伯格和德洛姆的介绍，很容易就会把他们当成郊区某个工人社区文学社的积极分子（或许比起“积极分子”这个词，“执着的追求者”更合适他们）。他们的外貌很普通：萨布里纳·马丁看上去三十岁左右，有点忧伤；安托万·马德里有社会底层居民的那种沉默谨慎的样子，是那种习惯于与其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的人；安托万·迪贝克是个秃头，近视眼，有四十多岁；克劳乌尼茨，在一副年龄不确定的办事员外表下，好像蕴藏着一股巨大的不安定的能量；梅·保罗有个大头，一张枣核脸，头发剃成刷子形状，鼻子长而露骨，耳朵紧贴脑壳，喉结突起，有五十岁上下；而德洛姆，作为头儿，恰如其身份，就是一个前军士和具有强大意志的家伙。（但那个男人怎么会想到通过亵渎图书来提高法语口语和书面语呢？他生命中的哪个时刻定义了他的“仪式”中的主要概念？）与鲁伯格（《阿拉斯守夜者杂志》的编辑称之为新文学运动的胡安·包蒂斯塔）文章一起刊出的还有儒勒·迪佛的文章。在《守夜者杂志》上是一篇随笔，在《埃夫勒文艺报》上是一首诗。在随笔里，他以一种断断续续而强硬的风格支持与文学无关的人进行文学创作（正如政治应由与政治无关的人来搞——而事实也确是如此，且作者为此而感到高兴——一样）。接下来迪佛说，文学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是文学的消亡。当“诗歌”是由一些非诗人的人来创作由不是读者的人来阅读的时候。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这么写，我想，包括鲁伯格本人（但鲁伯格的文风走了两个极端，可以看出，他的文章老到、讽刺和毒辣，而他曾经是优雅的，是欧洲的，文学，对他来说，是可航行的河流的形状，是危险的河渠，但毫无疑问，是条河流而非从地球遥远处看到的飓风）或者德洛姆自己（假设他在把几百本法国19世纪的文学书籍开膛破腹之后终于学会了写散文，当然这得做很大胆的假设才行），或者任何想焚毁这个世界的人，都可以这么写，但我有个预感，那个前巴黎看门人的头就是卡洛斯·维德尔。

关于诗歌（恕我冒昧，一首叙事诗让我想起约翰·凯奇诗歌日记的一些片断，日记中夹杂着一些像是朱利安·德·卡萨尔或者马加良斯·莫雷的诗句，这些诗句被一个情绪暴躁的日本人翻译成了法语）可说的很少。这是卡洛斯·维德尔最终的幽默。也是卡洛斯·维德尔的严肃和认真。

10

直到两个月后我才又见到了罗梅罗。

当他回到巴塞罗那时更加消瘦了。我找到儒勒·迪佛了，他说。他一直就在这附近，紧邻我们，他说，挺不可思议的，对不对？罗梅罗的笑容让我害怕。

他更加消瘦了，像条狗一样。我们走，他回来的当天下午就命令道。他把他的手提箱放在我家，出门前还检查了一下，确认我已经用钥匙锁上了门。我没想到一切都这么快，我这才来得及说句话。罗梅罗从楼道里看着我，说准备一下，我们要进行一次小小的旅行，我会在路上告诉你一切。我们真的找到他了吗？我问。我不知道为什么用了复数词“我们”。我们找到了儒勒·迪佛，他边说边以一种可以代表很多含义的神态模棱两可地摇了下头。我像个梦游症患者一样跟在他后面。

我想已经有几个月、也许是几年我都没有出过巴塞罗那了，加泰罗尼亚广场火车站（离我家几米远）让我觉得非常陌生，车站灯火通明，有很多我不知道用途的设施和装置。我本来没办法像罗梅罗那样高效而快速地行动，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预料到了我这样的游客肯定会很笨，于是带着我一路穿过各种机器来到了站台。在几分钟的沉默等待后，我们搭乘了一列通往近郊的火车，一路沿着马莱斯梅，穿过了托尔德拉河，直到布拉瓦海岸的起始点布拉内斯。出巴塞罗那的时候，我问他雇他的人是谁。一个同胞，罗梅罗说。我们穿过了两个地铁站，然后出城到了郊区。突然出现了海。一轮暗淡的太阳照在沙滩上，这些沙滩一个接一个像一串项链上的珠子，只是这项链没挂在脖子上而是悬在虚空。一个同胞？他怎么对这些有兴趣？这你最好还是别知道，罗梅罗说，但你可以猜猜看。他付了很多钱吗？（如果他付得很多，我想，那么这次调查的最终结果只会有一个。）相当多，是一个最近几年发了财的同胞，他叹了口气，但不是在国外，而是在智利本国，看看这就是生活，好像智利很多人都富了起来。这我听说过，我试着用一种嘲讽的语气回答，但听上去却只剩悲哀。您想用这笔钱干吗，您还想着回去吗？是，我要回去，罗梅罗说。过了会儿他补充道：我有个计划，要做一门肯定错不了的生意，我在巴黎研究过，肯定错不了。是什么计划？我问道。一门生意，我要自己做生意。我默然无语。大家都是打着做生意的主意回去的。从车窗我看到一座很漂亮的房子，一个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花园里耸立着高高的棕榈树。我要成立一个殡仪公司，罗梅罗说，刚开始规模会很小，但我相信会做大的。我觉得他在开玩笑。别耍我了，我说。我说的是认真的：秘诀在于给穷人一个体面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讲究（这方面，相信我，法国人是世界第一）的葬礼，为小资产阶级提供大资本家的葬礼，为无产阶级提供小资产阶级的葬礼，这就是一切的诀窍所在，这不仅仅是殡仪公司的诀窍，也是整个生活的诀窍！善待亲人，他随后说，让他们感觉到亲切和等级，还有无论谁死都能获得的心理上的优越感。开始的时候，他说，——这时候火车已经把巴塞罗那抛在了后面，而我开始想我们将要做的事是真的，是必然的——，我只要弄好三个地方就行了，一个是办公室，也是给死者整容的地方，另一个是灵堂，最后一个是配椅子和烟灰缸的等候厅。最理想的是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租一栋两层的房子，楼上住宿，楼下是殡仪馆。生意是家庭式的，我老婆和儿子可以帮忙（虽然儿子是否同意我还没把握），但也有必要雇一个女秘书，她除了工作上要认真负责之外，还必须年轻而且谨慎，您知道在守灵和葬礼中年轻人的贴身拥抱安慰是多么令人感激。当然，老板也得经常露面（或者他不在的时候则换成任何一个助手）给死者的家人和朋友端上皮斯科酒或其他什么饮料。这些要做得亲切周到。不用装作死者是你的亲戚，但要表明你对此也是不无感触的。应该小声说话，避免激动，懂得握手然后用左手把住对方的肘，应该知道拥抱谁，何时拥抱，应该参与聊天，无论是政治、足球还是笼统的关于生活的话题或者关于七宗罪，但不能站队，应该像个退休的好法官一样不偏不倚。棺材的利润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我在圣地亚哥有个当兵时候的朋友，他是做椅子的。我有天和他电话聊起这事，他说从做椅子到做棺材仅一步之遥。第一年我用一辆黑色小型货车就可以应付了。这份工作，你别怀疑，对人的天赋比对体力的要求高。如果有人在国外生活了那么多年，而且有那么多东西可说……在智利人们渴望了解这些东西。

但我已经没在听罗梅罗的说道了。我在想着比维亚诺·奥赖恩，想着胖妞波萨达斯，想着我眼前的这片海。有那么一会儿我想象着胖妞在康塞普西翁的一家医院里工作的情景，她已经结婚了，应该过得很幸福。她曾经违背本心成为魔鬼的知己，但她活下来了。甚至我还想象她有了孩子，变成一个谨慎稳重的读者。然后，我看到了比维亚诺·奥赖恩，他留在了智利，追随着维德尔的脚步，我看到他在鞋店工作，给犹豫不决的中年妇女或纯真的孩子试穿高跟鞋，一手拿着鞋拔子，一手拿着一双质量很差的Bata鞋的鞋盒子，脸上微笑着，但思绪早已飘远，三十三岁的年纪，和耶稣一样，不多也不少，然后我又看见他出版了畅销书，在圣地亚哥的书展（我不知道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书展）上签名售书，他还时常应邀在美国的大学里当教授，意兴所至就跑去做一场关于智利新诗歌或者当代智利诗歌（说意兴是因为严肃这样的字眼是用在小说上的）的学术报告，他还提到了我，虽然只是在一串名单中的最后几个，纯粹是出于厚道或怜悯：一个奇怪的诗人，迷失在欧洲的工厂里……我看到了他，我说，像个夏尔巴人 [89] 一样向着他人生的顶峰行进，越来越受尊敬，越来越知名，越来越有钱，完全有能力与过去作个了断。我不知是否是由于突来的忧郁还是思乡之情抑或是善意的嫉妒（在智利，它同最强烈的嫉妒是同义词），我突然想到在罗梅罗身后的可能就是比维亚诺。我把这个想法跟他说了。你的朋友没聘我，罗梅罗说，他甚至连让我开始的钱都不会有。我的顾客——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讲一件很秘密的事，然而听起来却并不真实——是“真”有钱，明白吗？明白了，我说，文学是多么悲哀啊。罗梅罗笑了起来。看看海，他说，看看田野，多美丽。我透过车窗往外看去，一边是像一汪油潭一样的海，另一侧，在马莱斯梅的果园里，一些黑人在忙碌着。

火车在布拉内斯停了下来。罗梅罗说了句我没听明白的话，然后我们下了火车。我感到腿像抽了筋一样。在车站外一个看上去像圆形但实际是方形的小广场上，停着一辆红色公共汽车和一辆黄色公共汽车。

罗梅罗买了口香糖，看到我憔悴的脸色，我想他是为了调动我的情绪，问我我认为我们该上哪辆车。上红色那辆，我说。完全正确，罗梅罗说。

公共汽车把我们放在了略莱特。时值干旱的仲春，没有很多游客。我们走了段下坡的街道，然后又爬了两条挺陡的街道，来到一片夏季避暑公寓区，大部分公寓都空着。寂静得出奇：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动物的叫声，仿佛我们在一个牧场或农庄边上。卡洛斯·维德尔就住在这些乏善可陈的楼房中的某一栋里。

我怎么到这里的？我思索着，我走了多少条街才来到这条街的？

在火车上我问过罗梅罗是不是费了很大工夫才找到德洛姆的。他说没有，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仍在巴黎工作，还是看大门，对他来说，所有的来访都是宣传的渠道。我假装记者混进去的，罗梅罗说。他信了吗？他当然信了，我跟他说我要在哥伦比亚一家报纸刊登“野蛮作家”的整个发展历程。德洛姆去年夏天在略莱特，他说。事实上，迪佛现在住的楼房就属于“野蛮文学”流派的一位作家。可怜的迪佛，我说。罗梅罗看着我，好像我刚才说了句蠢话。对我来说那种人不值得可怜，他说。现在那栋楼房就在那儿：高高的、宽宽的，很普通，典型的旅游迅速增长年代的建筑，阳台都空荡荡的，楼房的正面没有任何标识而且明显失修。那儿肯定没人住，我断定，夏天过后还滞留在此的人肯定寥寥无几。我坚持想知道维德尔即将面临的命运。罗梅罗没有回答我。我不想有血，我咕哝道，就好像害怕有人听到我的话，尽管我们两个是当时唯一走在街上的人。那一刻我没去看罗梅罗，也没去看维德尔住的那栋楼，我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里。当我醒来时，我想，我妈妈会给我准备好一个香肠三明治，然后我去上学。但我不会醒来了。他就住这里，罗梅罗说。这栋楼以及整个小区都空空荡荡，等待着下一个旅游旺季的到来。有一瞬间我以为我们要进去，当快要跨进维德尔家的楼房门厅时，我停下了。继续走，罗梅罗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就像一个知道生活总会不如意不值得为此而激动的男人的声音。我感到他的手碰了碰我的胳膊。直走，他说，不要回头看。我想我们俩构成了一个奇怪的组合。

大楼就像一只石化的鸟。我一度觉得卡洛斯·维德尔的眼睛透过所有的窗户在看着我。我越来越紧张了，我对罗梅罗说，能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我的朋友，您表现得很好。罗梅罗很平静，这也让我逐渐镇定了下来。走过了几条街，我们在一个酒吧门口停了下来。这似乎是这个街区唯一还开门营业的地方。酒吧的名字颇具安达卢西亚风情，看得出来酒吧里面也在尽力营造那种典型的塞维利亚酒馆的氛围，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反而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罗梅罗陪我到了门口。他看了看表。过一会儿，我不知道几点，他会来喝咖啡。如果他没出现呢？他每天都来，罗梅罗说，这点我很确定，今天他也会来。但如果今天恰好不来了呢？那我们就明天再来，罗梅罗说，但他会来的，你别怀疑了。我点了点头。仔细看看是不是他，然后告诉我。坐下别动。让我一动不动很难，我说。尽量吧。我对他笑了笑，只是开个玩笑，我说。应该是因为你很紧张，罗梅罗说。天黑时我来找你。我们俩有点儿傻地用力握了握手。您带书来看了吗？带了，我说。什么书？我给他看了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罗梅罗突然有点犹豫地说，可能拿本杂志或者报纸更好。别担心，我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罗梅罗最后看了我一眼说：那么一会儿见，要想着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从酒吧的落地窗里可以看到大海，蔚蓝的天空，几艘捕鱼的小艇在岸边忙碌着，我要了杯加奶咖啡，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心脏好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酒吧里几乎没人。一个女人坐着在一张桌子边看杂志，两个男人和吧台的服务员说着或是争论着什么。我打开书，这是本由胡安·卡洛斯·比达尔翻译的《布鲁诺·舒尔茨作品全集》。翻了几页后我意识到自己什么也没看懂。我读着但那些文字就像是莫名其妙的金龟子在一个令人费解的世界里爬来爬去。我又想起了比维亚诺，想起了胖妞。我不愿意想起加门迪亚姐妹，已经太久远了，也不愿想起其他女人。但我还是想起了她们俩。

没人进酒吧，没人走动，时间好像停滞了。我开始感到不舒服：海里的渔船变成了轻快的帆船（因此我想应该是起风了），海岸线是灰暗的一条，很久才能看见人影，或走路或在空旷的人行道上骑着自行车。我估计走路的话大约五分钟就能走到海滩上了。所有的路都是下坡。

天空几乎看不见云。多么美妙的天空，我想。

这时卡洛斯·维德尔到了，他坐到了靠窗的位置上，和我隔了三张桌子。有一瞬间（我觉得浑身都瘫软了）我看见自己几乎贴上了他，就像可怕的连体人双胞胎一样，从他的肩膀上看过去，看着他刚打开的那本书（一本科普书，一本关于地球变暖的书，一本关于宇宙起源的书），我离他这么近，他不可能没注意到，但是，正如罗梅罗预言的那样，维德尔没有认出我来。

我发现他老了。肯定是和我老得一样快。但是不对，他老得更厉害。他更胖，皱纹更多，看上去至少比我大十岁，而实际上他只比我大两三岁。他望着海，抽着烟，不时看一眼面前的书。我不安地发现他的动作和我一样，于是我熄灭了烟，努力把自己融进书页里去。某一刻布鲁诺·舒尔茨的文字突然延展变大，大到让我几乎无法忍受。我感觉到维德尔暗淡无光的眼睛在审视着我，同时，在我翻动的书页中（也许是我翻得太快了），以前像金龟子的字母变成了一只只眼睛，布鲁诺·舒尔茨的眼睛，一次次地张开又合上，一双双明亮如天空、闪亮如海面粼粼波光的眼睛，在一片漆黑中一次次睁开，眨呀眨的。不，不是完全的漆黑，而是在一片乳状的黑暗中，就像是在乌云的内部。

当我再看向卡洛斯·维德尔时，他已经侧身坐了。我想他看上去像一个饱经风霜的家伙，只有一些拉丁美洲人才会刚过四十就这副模样。一种与欧洲人或美国人完全不同的沧桑，一种不可避免的可悲的沧桑。但维德尔（那个至少加门迪亚姐妹中的一人曾经爱上过的维德尔）看上去并不可悲，而这恰恰是无尽悲哀的所在。他看上去很成熟。但我马上知道这不是成熟。他看上去镇定自如。无论如何，他坦然自若，比那个安静的酒吧里所有的人都要镇定。也比当时在沙滩边经过的人或者那些看不见的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作准备的人更镇定。他饱经沧桑，他一无所有或所有甚少，但这对他来说好像并不太重要，就像他只是正走霉运而已。有些人总是善于等待，他们从不慌乱，也不做漫无边际的美梦，而他就有这么一张善于等待的人的脸。他看起来不像一个诗人，不像一个前智利空军军官，不像一个传奇杀手，也不像那个曾经飞到南极在空中写诗的人。远远不像。

当夜幕降临时他起身走了。他在裤兜里找了一枚硬币，把它放到桌上作为微薄的小费。当我感觉到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我不知道是该放声大笑还是放声大哭。我松了口气。自由的感觉和问题得到了解决的感觉是那么的强烈，我都害怕会引起酒吧里的人的好奇。那两个男人仍在吧台那儿低声说着什么（看样子是在争论），完全忘了时间的流逝。服务员的嘴里叼着一支烟，看着那个不时从杂志上抬起视线冲他微笑的女人。那个女人三十岁左右，面部轮廓很漂亮，像个沉思的希腊人一样，或者一个脾气不好的希腊女人。我突然觉得很饿很幸福。我冲服务员做了个手势，要了一份夹火腿面包和一杯啤酒。当他给我端上来的时候我们交谈了几句。然后我想继续看书，但总也看不下去，于是我决定一边看着窗户外面的大海一边吃饭，等罗梅罗回来。

过了一会儿，罗梅罗到了，我们便一起离开了。开始的时候看上去我们似乎远远离开了维德尔住的楼，但实际上我们只是绕了一圈。是他吗？罗梅罗问。是，我对他说。确定？确定。我还想补充点什么，比如关于时间流逝的道德和美学思考（很愚蠢的想法，因为在维德尔身上时间就像一块岩石）之类的，但罗梅罗加快了脚步。他正在工作，我想到。我们正在工作，我害怕地想到。我们沉默地在大街小巷里转着圈子，直到维德尔住的楼在月空中显出轮廓。这栋楼很特别，不同于其他在它面前似乎逐渐缩小乃至消失的楼，它像是被一根魔法棒或者巨大的孤独点了一下。

突然，我们进了一个公园，公园很小但草木茂盛，像一个植物园一样。罗梅罗指了指一张几乎藏在枝叶间的长凳。在这儿等我，他说。一开始我老老实实地坐下了。随后我就在黑暗中寻找他的脸。您会杀了他吗？我嘟囔着。罗梅罗做了一个我看不见的表情。在这儿等我或者去布拉内斯火车站坐头班火车，我们之后在巴塞罗那见。您最好别杀了他，我说，这种事会毁了我们的，您和我，再说也没必要，那个家伙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了。这事不会毁了我，罗梅罗说，相反，会给我带来资本。至于说他不能再伤害任何人，我能对您说什么呢，事实是我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您和我都不是上帝，我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仅此而已。我看不清他的脸，但从声音（从一个一动不动的身体里发出的声音）上我知道他正努力让自己的话听起来令人信服。不值得，我坚持说，一切已经结束了，现在谁也不会伤害谁了。罗梅罗拍了拍我的肩。你最好别插手这事了，他说，我很快就回来。

我坐在那儿看着漆黑的灌木丛，枝条随风摇摆相互缠绕交织出了一幅画。罗梅罗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我点了根烟，开始想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时间，地球变暖，越来越遥远的星辰。

我试图想起维德尔，想象他独自在家里——我很客观地选了空荡荡的八层高大楼里的四楼作为他的家，在看电视或坐在椅子里，喝着茶，此时罗梅罗的身影快速滑向他身边。我努力去想象维德尔的样子，但我不能。或者我不愿意。

半个小时以后罗梅罗回来了。他胳膊底下夹着一个装着纸的文件夹，那种学生用的文件夹，用橡皮筋绑着。里面的纸鼓了起来，但鼓得并不厉害。文件夹是绿色的，就像公园里灌木的颜色，已经旧了。

这就是所有了。罗梅罗没什么变化，跟刚才比不更好也不更坏，他的呼吸也毫无困难。看着他我觉得像是看到了爱德华·G.鲁宾逊，就好像爱德华·G.鲁宾逊刚进了绞肉机，出来的时候发生了变化：更瘦，皮肤更黑，头发更多，但有一样的嘴唇，一样的鼻子，尤其是一样的眼睛。知晓一切的眼睛。相信一切可能但同时亦知一切已无法挽回的眼睛。我们走吧，他说。

我们坐上从略莱特去布拉内斯火车站的公共汽车，然后坐火车去巴塞罗那。旅途中，罗梅罗有两次试图说话。一次是赞美西班牙火车“确实很现代化”。另一次是说，很遗憾不能去诺坎普球场看一场巴塞罗那的比赛。我什么都没说或者只简单地嗯一下。我不想交谈。我记得那个晚上，从火车的窗户里看出去，美丽而宁静。有的站点上来了一些小伙子和姑娘，就像在玩一样他们又在下一个镇子下了车，或许是被便宜的价格或者如此近的距离所吸引去了附近的歌舞厅。他们都未成年，有的人看上去很像英雄。他们看起来很幸福。之后火车抵达一个更大的车站，上来一群工人，可能是他们的父母。然后，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穿过了几条隧道，当车厢的灯灭了的时候，有人，一个小女孩，喊了起来。我当时看了看罗梅罗的脸，他看起来和平常一样。最后，当我们抵达加泰罗尼亚广场车站时，我们才得以交谈。我问他情况最后怎样。这样的事，当然了，罗梅罗说，很困难。

[1] 指李·福克（Lee Falk）1934年创作的漫画《魔术师曼德雷》（Mandrake the Magician）的主人公，是美国最早的超级漫画英雄之一。—中译注，下同

[2] 美国恐怖片，波兰斯基导演，1968年上映。也译为《魔鬼圣婴》或《失婴记》。

[3] 马尔塔·阿内克尔（Marta Harnecker，1937—　），智利女作家、社会学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4] 马尔塔的昵称。

[5] 豪尔赫·泰列尔（Jorge Teillier，1935—1996），智利著名诗人，家园诗歌（Poesía Lárica ）代表人物。

[6] 恩里克·里恩（Enrique Lihn，1929—1988），智利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

[7] Bío-Bío：智利的一个行政大区，首府是康塞普西翁市。

[8] 乔伊斯·曼苏尔（Joyce Mansour，1928—1986），埃及超现实主义女作家。

[9] 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美国女作家、诗人、自白派代表人物之一。

[10] 亚历杭德拉·皮萨尼克（Alejandra Pizarnik，1936—1972），阿根廷女诗人，杰出的超现实主义诗歌代表人物之一。

[11] 比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1917—1967），智利女诗人、民间艺术家。

[12] 尼卡诺尔·帕拉（Nicanor Parra，1914—　），智利著名诗人。

[13] 豪尔赫·卡塞雷斯（Jorge Cáceres，1923—1949），原名Luis Sergio Cáceres Toro，智利诗人。

[14] 原文是拉丁文：IN PRINCIPIO…CREAVIT DEUS…COELUM ET TERRAM。

[15] 原文是拉丁文：TERRA AUTEM ERAT INANIS…ET VACUA…ET TENEBRAE ERANT…SUPER FACIEM ABYSSI…ET SPIRITUS DEI…FEREBATUR SUPER AQUAS…。

[16] 原文是拉丁文：DIXITQUE DEUS…FIAT LUX…ET FACTA ESTLUX。

[17] 原文是拉丁文：ET VIDIT DEUS…LUCEM QUOD…ESSET BONA…ET DIVISIT…LUCEM A TENEBRIS。

[18] 智利城市，隶属康塞普西翁省，产煤。

[19] 指把被测试者对10种标准墨迹的解释作为情感、智力机能和综合结构的检测方法。

[20] 原文是西班牙语中的第三人称复数（ustedes）的命令式：APRENDAN。

[21] 伊西多尔·伊苏（Isidore Isou，1925—2007），法国诗人，字母派的创始人之一。

[22] 原文saranguaco没有大写或加引号，本意是“大杂烩”，但是智利著名的“反诗歌”诗人尼卡诺尔·帕拉曾写过一首题为saranguaco的诗。

[23] 米歇尔·莱利斯（Michel Leiris，1901—1990），法国作家。

[24] 阿列塔（Hernán Díaz Arrieta，1891—1984），智利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

[25] 维多夫罗（Vicente Huidobro，1893—1948），智利诗人。

[26]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1889—1957），智利著名诗人，194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7] 巴勃罗·罗卡（Pablo de Rokha，1894—1968），智利著名诗人。

[28] 费利佩·斯西奥·德·米盖尔（1738—1796），西班牙塞戈维亚主教，教育家和《圣经》翻译家。

[29]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14—1998），墨西哥著名作家、诗人，199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30] 席尔瓦·阿塞韦多（Silva Acevedo，1942—　），智利诗人。

[31] 夏多布里昂（Fran.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历史学家。

[32] 位于智利南部，是麦哲伦海峡的重要港口城市，也是进入南极的门户。

[33]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1925—　），尼加拉瓜政治家、诗人。

[34] 罗萨梅尔·德尔·巴列（RosameldelValle，1900—1965），智利诗人。

[35] 安吉塔（Eduardo Anguita，1914—1992），智利诗人。

[36] 佩索阿·贝利斯（Pezoa Véliz，1879—1908），智利诗人。

[37] 马加良斯·莫雷（Magallanes Moure，1878—1924），智利诗人。

[38] 布劳略·阿雷纳斯（Braulo Arenas，1913—1988），智利诗人。

[39] 阿曼多·乌里韦·阿尔塞（Armando Uribe Arce，1933—　），智利诗人。

[40] 贡萨洛·罗哈斯（Gonzalo Rojas，1917—2011），智利诗人。

[41] 胡安·路易斯·马丁内斯（Juan Luis Martínez，1942—1993），智利诗人。

[42] 奥斯卡·哈恩（Oscar Hahn，1938—　），智利诗人。

[43] 贡萨洛·米连（Gonzalo Millán，1947—2006），智利诗人。

[44] 克劳迪奥·贝尔托尼（Claudio Bertoni，1946—　），智利诗人。

[45] 海梅·克萨达（Jaime Quezada，1942—　），智利诗人。

[46] 瓦尔多·罗哈斯（Waldo Rojas，1944—　），智利诗人。

[47] 俄罗斯西北部历史名城。

[48] 勃洛克（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Blok，1880—1921），俄国诗人、戏剧家。

[49]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俄国诗人。

[50] 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美国近代诗人、小说家。

[51] 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领袖。

[52] 罗克·达尔顿（Roque Dalton，1935—1975），萨尔瓦多诗人，作家。他是被人民革命军（他当时是其成员）以通敌罪内部处死的，后来证明该罪名不成立。而当时的人民革命军领袖有的后来成了马蒂·法拉本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

[53] 胡安的昵称。

[54] 哈尔迪埃尔·庞塞拉（Jardiel Poncela，1901—1950），西班牙作家。

[55] 法国第二大全国性日报。

[56] Tel Quel的音译。Tel Quel是法国作家索莱尔斯于20世纪60年代创办的一份文学杂志，又译为《如此》。

[57] OULIPO的音译。OULIPO是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作家雷蒙·格诺等人创办的文学创作团体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的简称，直译为“潜在文学社”。

[58] 古希腊风俗，以白石标志意为有喜事，黑石标志意为有忧事，此处含嘲讽意味。

[59] 在西班牙语中以o结尾的人名一般是男名，如Lorenzo（洛伦索），而以a结尾的一般是女名，如Lorenza（洛伦莎）

[60] 布莱兹·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1887—1961），法国著名诗人、作家。

[61] 西班牙著名设计师，1950年2月生于瓦伦西亚，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吉祥物科比和残奥会吉祥物佩特拉的设计者。

[62] 俄罗斯著名芭蕾舞团。

[63] 智利城市，属于瓦尔帕莱索大省，是濒临太平洋的海滨城市，因其大片的绿地和温泉旅馆，有“花园城市”的美称。

[64] 阿根廷电影《霍纳斯与粉红鲸》（Jonás y la ballena rosada）（1995）。

[65] 含义同超现实主义，一般很少用。

[66] 英国摇滚乐队。

[67] 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法国哲学家，作家。

[68] 原文Javierito的音译，是西班牙人名Javier的昵称。

[69] 原文是happenings，是借自英文的一个词汇，又称“机遇剧”，通常指要求观众参与的即兴自发的艺术表演。

[70] 原文是德语：Des S.ngers Fluch。

[71] 约瑟芬·佩拉当（Joseph Peladan，1858—1918），法国神秘小说作家，创建了象征主义艺术沙龙“玫瑰+十字架沙龙”。

[72] 原文为Rebeca Vivar Vivanco，所以此处说该人以“VV夫人”广为人知。

[73] 此处的“太平洋战争”不是指“二战”时期的太平洋战争，而是指1879—1883年间发生在智利、玻利维亚、秘鲁之间为争夺阿塔卡马沙漠地区而爆发在太平洋上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是为争夺该地区丰富的鸟粪资源和硝石矿藏而引起的，所以亦被称为“硝石战争”。

[74] 阿图罗·普拉特（Arturo Prat，1848—1879），智利海军将领，民族英雄，曾参加1865—1871年的智西战争和1879—1883年间的硝石战争。在硝石战争中他指挥轻型护卫舰“绿宝石号”参与了伊基克海战，并在战争中牺牲。

[75] 秘鲁军舰名称，参加过太平洋战争，其指挥官是米格尔·格劳·塞米纳利奥（Miguel Grau Seminario）。

[76] 西班牙东北部自治区，首府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人民族意识十分强，此处暗指无论智利人或秘鲁人，实际都是加泰罗尼亚人后裔。

[77] 帕特里西奥·林奇（1824—1886），曾任智利海军中将，智利驻秘鲁占领军总司令。

[78] 智利土著居民。

[79] 德国莱比锡附近的一座城堡，“二战”期间德军用它来关押盟军战俘。

[80] 威廉·贝克福德（Wiiliam Beckford，1760—1844），英国小说家。

[81] 卡洛斯的昵称。

[82] 恩里克的昵称。

[83] 智利女作家伊西多拉·阿吉雷（Isidora Aguirre，1919—2011）的戏剧作品，此处指由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德尔·坎波（Francisco Flores del Campo）改编的音乐剧。

[84] Carajillo，西班牙一种热饮，主要成分是咖啡加烈酒。

[85] 即圣家族大教堂，位于巴塞罗那市中心。

[86] 巴萨球队的博物馆。

[87] 意思是“巴塞罗那俱乐部的球迷”。

[88] 指科洛科洛竞技俱乐部，智利最大的足球俱乐部。

[89] 山地民族，主要居住在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以“喜马拉雅山上的挑夫”著称。

Table of Contents

2666

版权页

引言

本书作者遗产继承人说明

第一部分 文学评论家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

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

第三部 索诺拉沙漠 1976

译后记

第二部分 阿玛尔菲塔诺

第三部分 法特

1

2

第四部分 罪行

3

4

5

6

7

8

9

10

第五部分 阿琴波尔迪

初版附言

译后记

附录 《2666》初探

荒野侦探

第一部 迷失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 1975

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

第三部 索诺拉沙漠 1976

译后记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圣西尼

亨利·西蒙·勒普兰斯

恩里克·马丁

一件文学奇事

通话

毛毛虫

安妮·穆尔的生平

“小眼”席尔瓦

戈麦斯帕拉西奥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1978年的几天

在法国和比利时闲逛

牙科医生

邀舞卡

版权信息

护身符

献给马里奥·圣地亚哥· 帕帕斯基亚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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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美洲纳粹文学

门迪鲁塞家族

埃德米拉·汤普森· 德·门迪鲁塞

胡安·门迪鲁塞·汤普森

露丝·门迪鲁塞·汤普森

易变的英雄们或曰镜子的易碎

伊格纳西奥·苏维塔

赫苏斯·费尔南德斯－戈麦斯

先驱与反对启蒙运动的人们

马特奥·阿吉雷·本戈埃切阿

希尔维奥·萨尔瓦蒂科

路易斯· 丰泰那·达·索萨

埃内斯托·佩雷斯· 马松

被诅咒的诗人

佩德罗· 冈萨雷斯·卡雷拉

安德烈斯·塞佩达·塞佩达，绰号“贵族骑士”

有学问的女士和女旅行家

伊尔玛·卡拉斯科

达妮埃拉· 德· 蒙特克里斯托

两个德国人在天涯

弗朗茨·茨威考

维利·舒尔霍尔茨

幻象，科幻

J.M.S. 希尔

扎克·索邓斯坦

古斯塔沃·博尔达

巫师，短工，穷人

塞贡多·何塞·埃雷迪亚

亚马多·库托

卡洛斯·埃维亚

哈里·西贝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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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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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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